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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6008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7～13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11 【 标 题 】论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中的制度约束 【 作 者 】曹阳 【作者简介】曹阳，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二元双重的制度结构向一元一重的现代制度结构转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特殊制度背景。乡镇企业与小 城镇的发展，在保留小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之上去谋求非农就业更大的收益，务工经商但不彻底离农离土，是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广大农村居民在现行制度约束下，面对制度给定的“选择集”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作出的理性选择，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式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关 键 词】农业劳动力转移/制度约束 【 正 文 】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大幅度的下降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配第―克拉克定理明确地揭示了这一基本趋势；库兹涅茨教授则以大量的统计数据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结论。不过，我们仍须看到，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式、途径、规模及速度并非一律。不仅发达国家过去的模式不能照样地移植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不同的发达国家和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转移的进程中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各个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式、进程之所以不同，概而言之，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决定不同“国情”的因素很多，其中制度结构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何谓制度，从广义理解，制度可以定义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旨在约束经济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制度结构，用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主诺思（North,D.C.）教授的话说，也就是制度框架，而正是“这种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注：D・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5页。）。在现代化进程中， 不同的国家如何选择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式、进程，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在制度结构限定的“选择集”中去选择。因为各国的制度结构不同，所以人们面对的“选择集”也不同。同时，制度结构决非一成不变。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就是典型的制度转换，即制度变迁。这里的制度变迁，“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注：D・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5页。）。 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必然导致社会就业结构的转换，带来国民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并引致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经济变量及经济流程发生巨大变化。这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一个方面。把握一个国家制度变迁的特殊规律，是理解该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特殊方式与特殊进程的关键所在。一刘易斯教授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时，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该模型表明，在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力被现代部门吸纳是这种转变的核心环节。虽然刘易斯被普遍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大师，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转换理论不仅包含有结构的转换，同时也包含有制度的转换。在刘易斯模型中，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有着显然不同的制度结构，这是传统部门的工资决定方式与现代部门截然不同的基本原因。正如费景汉与拉尼斯所说，“在欠发达经济的农业部门中，决定收入分配的整个一系列非经济的习俗和关系居于统治地位”，因此，传统部门“农业工资的决定必须从其它的即制度的力量方面去寻找”（注：费景汉、G・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在这里，制度差异是工资构成差异的根源。刘易斯曾指出，现代部门不仅要雇佣从传统部门转移出来的过剩劳动力，现代部门还要“使传统部门的观念与制度现代化”（注：W・A・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力剩余的发展中大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完成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现代经济的转变。除此之外，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还面临着另一种类型的制度变迁和制度转换，这就是要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双重体制转换为一重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面对的特殊制度变迁，即二元双重的制度结构向一元一重的现代制度结构的转变。二元经济与双重体制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这不仅与新古典的理论假设不符，而且与古典理论的假设也不符（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主要在亚洲和东欧）生活在与古典理论相符而不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相符的条件下”（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第47页）。）。在中国，农业部门、农村地区理应属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的传统经济部分，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的农村地区则最早挣脱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实现了微观经济组织的创新，在市场导向的改革中争取到了一定时期内的“体制优势”；相比之下，理应属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现代经济部分的城市工业，尤其是城市工业的主体部分国有制工业企业，则受到传统计划体制更加严密的控制，不仅就业扩张乏力，而且自身还有极为沉重的冗员（即在职失业）负担难以解脱。寄希望以城市现代工业的就业扩张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力的“刘易斯设想”，在中国现有的制度结构约束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宏观制度结构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实质性的突破，主要得益于广大农民在市场机制推动下的自身创造力，而不是单纯依赖城市工业部门的就业扩张。然而，农村地区浓厚的自然经济成份毕竟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不能相容。农村地区的现代市场经济因素虽然在成长之中，但还没有成为“普照之光”而覆盖整个农村经济。就商品经济发育程度与社会化生产程度而言，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相比较存在明显的“制度劣势”，因此，农村经济不仅面临着传统计划体制向现代市场体制的转轨，而且还面临着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后一种转轨任务更加艰巨。由于中国实行“渐进式”的改革战略，双重经济体制的并存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现象。虽然现代市场经济的因素在日益增长，但传统计划体制，特别是几十年已经形成的传统计划思维和习惯性的运作方式还有着很深的根基，不可能很快消失。双重经济体制并存还会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回顾1979年以来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也极其鲜明地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制度的这种“双轨制”特色。这包括工业化的双轨推进和城市化的双轨推进。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城市根深蒂固，根据边际推动、先易后难的改革方针，市场导向的改革首先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但自然经济成份较为浓厚的农村地区取得突破。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这一微观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是农村市场经济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石。自主的农民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渴望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迁移的内在动力，但由于城市国有制企业改革滞后，再加之以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绝的利益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得不另寻出路。这导致了农村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迅猛发展。农村乡镇企业，而不是城市国有制企业；小城镇，而不是大城市，在这近二十年间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发展，的确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式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这种创新是自主农民在面对双重体制并存的制度约束“选择集”所作出的理性选择。把握制度约束的“选择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很显然，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推动，没有农村的改革使得生产要素具有可流动性，如果农民还被人民公社制度和计划指令紧紧地束缚于有限的耕地，那么，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迅猛发展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整个社会经济已全部处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城市工业与城市经济没有被传统计划体制所束缚与压抑，如果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没有制度方面的重重限制，城乡劳动力市场没有被户籍管理制度所分隔，那么，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也未必会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作为主渠道。二亚当・斯密“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假定被公认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是把握微观经济主体在经济生活中如何行为的钥匙。但是，“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用于分析传统社会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合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有着很大的争论。相当一批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社会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反常的、非理性的，因此“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不具有普适性，它只能用于解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主体行为。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获主西奥多・舒尔茨（Schultz,T.W.）教授在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对这一流行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以大量的实证性观察资料论证了传统农民那些看来是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在传统社会的制度约束下恰恰是合理的经济选择，是理性的经济行为。这就是说，传统社会的农民与现代社会的微观经济主体一样，有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他们面对的制度约束下的“选择集”不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也必然不同。在舒尔茨教授之后，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J）教授在其《短缺经济学》一书中，事实上也论述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在短缺的经济环境中，国有制企业又是如何在制度结构的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些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看来是反常的、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例如囤积倾向、投资饥渴等等，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结构中，则是国有制微观经济主体面对制度约束下的“选择集”极为正常的理性选择。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主贝克尔（Becker,G.S. ）教授把理性行为假定的分析进一步扩展到家庭、婚姻等众多的非经济领域，“在家庭范畴全面应用了传统上只用于研究企业及消费者的分析框架”（注：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公共选择学派则把理性行为假定应用到了所谓政治市场的分析，“把经济人范例扩大到个人在面临‘非商品’选择时所采取的行为和态度”（注：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128页。）。 理性行为假定分析的扩展， 使得现代经济学有理由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基本前提不仅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而且也适用于古代传统的以及非市场的经济”（注：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页。）， 甚至还适用于众多的非经济领域。当然，“这并非说人类行为的表现在不同的经济中没有不同，而是说人类的行为所以表现不同，不是它的‘理性’有所不同，而是制度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造成可供他们选择的方案不同所致”（注：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页。）。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微观经济主体（转移者）的经济行为也是在制度环境、制度结构的约束下，面对已经给定了的“选择集”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收益―成本的比较分析方法可作为分析转移者转移动机、转移方式的基本方法。就这一点而言，明特（Myint,H.）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当我们加上了制度的维数时，要素比例的新古典分析（它毕竟是类化了的需求和供给分析）变成了万能工具，能够延伸到发展经济学的其它领域”（注：H ・迈因特（明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3～154页。）。最早分析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敏锐地观察到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产业部门的基本原因是比较利益的差异，“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注：王亚南主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4页。）。从比较利益入手，确实抓住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关键。转移者之所以要转移，正是因为看中了转移带来的边际收益。尔后对此问题展开分析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都继承了这一基本的分析思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尤为重视过剩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用刘易斯的话说，传统部门是低收入经济，现代部门是高工资经济，“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注：W・A・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这种工资（收入）差异使得高工资的现代部门能得到来自低收入的传统部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一旦工资（收入）差异消失，刘易斯的二元经济也就过渡到了现代一元经济。费景汉、拉尼斯、乔根森（Jorgenson,D.W.）、马伯若（Mabro,R.）、钱纳里等人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和修正，但都坚持了二元经济的工资（收入）差异是引致过剩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基本动因这一核心观点。托达罗（Todaro,M.P. ）在此基础上引入了预期的因素，他强调预期的收入差异，而不仅仅是现实的收入差异。中国的农民之所以有强烈的转移动机，归根到底也是因为这种悬殊的相对收入差异。据有关资料测算，1981年我国每个农业就业人员提供的净产值，分别只及矿业的15％，制造业的14％―64％，初级基础设施部门的17.8％和服务业的37.1％。平均而论，每向非农产业转移一名农业劳力，可增加1979.4元净产值。另外，采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江苏省1975―1982年农村总产值与农村各业劳动力之间投入产出关系作回归分析发现，在其它各业劳力投入不变的情况下，种植业每增加一个劳力可增产值444元，林牧副渔业每增加一个劳力可增产值2762元， 农村工业每增加一个劳力可增产值5522元（注：周志祥、范剑平：《农村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页。）。 另据国际经验的比较，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0美元时，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4.02倍，我国是4.13倍（注：陈吉元主编：《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如此悬殊的差异是相对收入差异悬殊的基础。诚然，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相对收入的差异也会逐步缩小，但这将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看，相对收入的差异，不仅包括货币收入的差异，也包括非货币收入的差异；不仅包括物质收入的差异，也包括非物质收入的差异。在中国，由于传统计划体制的种种制度设计，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化、货币化程度受到极大的抑制，实物供给制、等级制、身份制还有相当的市场，所以，非货币收入、非物质收入在社会的利益结构中还占有相当的比重。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以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所界定的身份制而形成的非货币收入差异。据有些研究者的研究，持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在粮食供应、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分配、生产资料供给、子女教育、就业安排、医疗及养老保险、劳动保护、复员军人安置等诸多方面享有农村居民（农业户口）不能享受的优惠待遇，只是在生育问题上城市居民有更多的约束（注：郭书田、刘纯彬等：《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因此，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差异远远高于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收入差异。诚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生活货币化、市场化进程的拓展，传统制度设计的城镇居民的隐蔽性非货币收入已有相当部分被清除，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有所降低。但是，只要户籍管理制度不作根本性的改革，这种非货币收入的差异依然会存在。例如，时至今日，城市大多数机关的正式工作岗位仍然只面对具有城市户口的人员；相当一部分中专、技校仍然只招收具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失业救济金也只覆盖城市失业者。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会给转移者带来转移收益，同时也需要转移者支付转移成本。这包括转移者可能要舍弃的务农收益，从事非农产业而增加劳动时间所失去的闲暇享受，外出务工经商带来的生活不安定以及经营风险，从事非农产业所需要的“适应成本”与“学习成本”，严格的工厂纪律约束，对外接触带来的心理不平衡等等。在扣除了转移成本之后的转移纯收益才是转移者从转移过程中能得到的实际收益。转移纯收益越大，转移者的转移动机也就越强。在不同的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收益与转移成本就构成方式看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影响到转移的规模、速度，尤其是转移的方式。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约束的差异，人们面对着不同的“选择集”。农村土地制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及转移方式有极强的制约。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15世纪末至18世纪，以“圈地运动”为主要标志的英国土地制度变革使得独立的小农阶层基本上被消灭，大农场租佃制在英国农业中占据统治地位，这加速了英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进程。到1821年，英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下降到32％，1851年进一步降到16％，1871年则降至12％（注：樊亢、 宋则行主编： 《外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与此同期，“法国和德国的农民在封建土地关系的牢固统治下，不能大批地从农村游离出来，正是这一时期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注：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也是这两个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例如，法国的小土地占有制把农民长期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限制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限制了自由劳动力的形成，也限制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直至19世纪60年代末，法国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的2／3以上。农村土地制度不仅制约着农业劳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同样制约着转移的方式。一般而言，盛行大农场制的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式往往以“全分离”为主，转业离土离乡三位一体，农业劳力占社会总劳力的比重下降迅速，而且绝大部分转移劳力都流入城市谋求生路，导致城市化比重大幅度上升。与此相反，在那些盛行小块土地自耕农所有制的国家，例如二战后的日本，由于存在一个广泛的独立的小农阶层，农业劳力转移往往有着典型的“半分离”性质，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例如，日本1988年兼业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高达85.5％。此外，在小块土地自耕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并不一定要迁居到城市，城市化进程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更进一步的分析，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起重要制度约束作用的，不仅有现行的土地占有制度，而且还有动态的土地继承制度，这包括土地所有权的继承制度和土地经营权（租佃权）的继承制度。在那些土地占有实行平均继承权的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口压迫耕地、农民滞存于耕地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相对缓慢。而在那些奉行长子继承权的国家，制度则内生有一种转移的推力。由于土地只能由长子一人继承，其他子女被迫在农业以外寻求生路。封建时代，他们往往充当武士或手工业者；封建制度解体以后，他们则成为工商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从历史的比较分析看，那些过去实行土地长子继承权的国家（例如英国和日本），比那些过去实行土地平均继承权的国家（例如中国），更有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也更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注：日本“《明治民法》规定的家产继承制度，是长子继承制，或者说一子继承制，即将全部家业交给继承者。这与多子均分制比较，有利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由于实行长子继承制，不继承家产的人可以在外面通过受较高的教育而‘爬上去’，改善其社会地位。这种‘流动性’和不继承家产的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相比，可以说是第二种流动性。第一种流动性是劳动力的流动，第二种流动性则是社会阶层、人才的流动。这两种流动性结合在一起，成了促进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8页，第381页））。我国现今的农村土地制度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土地占有制。1949年以后的将近半个世纪，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第一次重大变迁是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建立了事实上的土地自耕农占有制。第二次重大变迁是农业的集体化运动。自耕农占有制尚未站稳脚根，就被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迅速取代。第三次重大变迁是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它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崩溃。在农村土地仍然保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就全国大范围而言，广大的农户获得了自主的土地经营权（承包权，实质上等于租佃权）。严格地说来，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事实上是土地的社区所有制，土地权益归社区内所有成员共同享有，因此，它必然导致土地经营的均分承包以及土地经营权在社区范围内（并非家庭范围内）的平均继承。“允许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不变，而分离出土地的使用权归农户。在这样一个理论构架上，土地的产权主体是集体。但是，什么是‘集体’？抛开‘三级所有’的逻辑混乱不谈，集体似乎就是农村社区（或一个自然村即生产队或一个行政村即过去的大队）中全部人员的集合。由于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传统早已经把农村社区内的人口与特定经济组织成员这两种不同的概念高度合而为一了，因此，每个农村人口同时就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成员。在这个条件下，原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就等于要保持社区全体人口与耕地的权利关系天然平等。每个社区成员不需要任何代价（如出资购买）和资格条件，就可以分享社区土地的收益或平分社区土地的占有权。要害问题是，社区人口通常是一个增大着的变数，而耕地则差不多是一个常数（或一个减少着的变数）。因此，它本身不仅包含着按人口均分使用权的法则，而且包含着不断以变化着的人口重新分配固有耕地的内在逻辑”（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土地课题组，《湄潭：一个传统农区的土地制度变迁》，载何康、王郁昭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7页。）。 在这种制度背景中，农村社区居民的主要权益是土地的均分承包权及子女在社区内对土地经营的平均继承权，再加之农村居民在城市永久性就业与定居的重重制度性限制尚未消除，土地事实上还有着不可替代的就业保险功能。因此，在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转移的农业劳动力还很难彻底放弃土地，即便土地无偿转让给他人耕种，也不会完全放弃土地的承包权。在保留小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去谋求非农产业更多的收益，务工经商但不彻底离土，这是广大农民在现行制度约束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诚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土地制度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面对的“选择集”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农村社区居民也必须根据调整了的制度，参照变化了的“选择集”去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农村土地的社区所有而非农户私有为这种制度调整提供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这可以解释在一些发达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者又为什么会愿意彻底放弃土地的承包权，实现彻底的劳力转移。城市就业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有极强的约束。我国“改革”、“开放”前，在以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利益格局的约束下，广大农村居民要想在城镇就业，即便是短暂性的就业和季节性的就业都十分艰难，除非他们通过升学、招工等极为狭窄的渠道实现了“农转非”，即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因此，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主要依赖于当时极不发达的社队企业及多种经营。“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有了极大的松动，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就业，特别是进入城里人不愿从事的领域就业，已较少行政的干预和限制；再加之城市非国有制经济发展迅速，为农村居民在城市就业也开拓了一块较为广阔的空间。但是，农村居民要想在城市短期性就业容易，要想永久性就业、尤其是永久性定居则依然十分困难。许多在城市已就业多年的劳动力转移者，其子女在城市入托、上学都非易事，他们也极难进入城市的社区生活。许多城市实施的失业救济、医疗保险、最低生活补贴、养老保险也只给予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在这种城市就业制度的约束下，农村转移者努力发展乡镇企业，建设以自己为主导的小城镇，决不轻易地放弃耕地的经营承包权，都是情理之中的必然选择。三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与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也是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变的关键性环节；但除此之外，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还面临着另一种类型的制度转换。这就是要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双重体制转变为一重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二元双重的制度结构向一元一重的现代制度结构转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特殊制度背景。（2）在中国现有的二元双重制度结构约束下， 不能把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城市工业的就业扩张。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发展，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式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是获得自主权的农村居民在双重体制并存的制度约束下面对既定的“选择集”所作出的理性选择。（3）在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中， 微观经济主体（转移者）的经济行为是在制度、环境的约束下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扣除转移成本之后的转移纯收益是刺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4）在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 由于土地的均分承包和土地承包权在社区内的平均继承，再加之农村居民要想在城市永久性就业与永久性定居还有严重的制度性限制，土地事实上还有着就业保险的功能，因此，在保留小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之上去谋求非农就业更大的收益，务工经商但不彻底离农离土，走兼业化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道路，是广大农村居民在现行制度约束下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然选择。收稿日期：1998―06―08 * 本文是笔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研究”的一部分。【责任编辑】邓宏炎 【参考文献】 〔1〕W・A・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2〕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3〕曹阳：《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基于体制变迁的分析》，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陈吉元主编：《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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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30 【原文出处】中州学刊 【原刊地名】郑州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30-37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陈岩 【复印期号】199608 【 标 题 】中国农业增长和制度变迁 【 正 文 】 （陈岩 南开大学经济系博士生）1978―1994年的中国农业增长可以分为1978―1984年的高速增长和1985―1994年的低速增长。本文拟对这种态势的原因及制度变迁进行分析，并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定位和如何发展作些初步探讨。一“自我实施”〔1〕的分析主要是从个人或农民社员角度的分析。在中国农业增长中不可忽视的是政府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并且，中国1978年以来的农业增长作为制度变迁中的增长，制度而不仅仅是组织在其中起着决定的作用。首先对1978―1984年中国农业的高速增长进行分析。这一增长的起点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9 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前者将农业发展定位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后者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初步确立了农业增长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1）明确了人民公社、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自主权、经营权、农民的按劳分配权及其不可侵犯。规定：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执行国家政策、法律、法令，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的前提下，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都有权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任何单位和个人绝对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土地、牲畜、机械、资金、产品和物资。国家各部门在农村举办各种企事业（农民自愿举办的各种企事业不在内），除了国家有法律、法令规定的以外，决不允许给集体和社员增加任何负担。（2）向农业倾斜的比较利益。 规定提高粮食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价格提高70％；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粮食销价不变，其它农副产品销价基本不变，提价的要给消费者适当补贴。规定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并从1979年起减少50亿斤；水稻地区口粮在400 斤以下的，杂粮地区口粮在300斤以下的一律免购。可见， 这些使农业变成了一个国家保证市场的获利行业，特别是相对产品价格未提高的工业而言。（3）向农业倾斜的国家投入和贷款。规定：今后三、五年内， 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18％左右，农业事业费和支援社队的支出在国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8％左右，地方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农业和农用工业。 对农业的贷款，从现在起到1985年，要比过去增加一倍以上。笔者认为制度相当于一个正式（或隐含）的合同，上面内容中的“一定五年”。“今后三、五年内”、“从现在起到1985年”实际上是给出了合同中一些条款的时间限制。两次全会不仅为农业定位和初步确立了农业增长制度，而且为发展农业生产力而寻找生产关系新形式即农业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可能。这是因为，首先界定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自主权、经营权和分配权，而对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的强调实际上是隐含着允许农民创新制度，努力发展生产力；其次，由于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集中力量发展农村生产力，并且，特别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从本质上鼓励从农业实际出发可以提高生产力的制度创新。这样尽管四中全会文件规定了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规定了不许分田单干，但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可以按定额记工分，按时工分加评议；规定了不要包产到户，但却允许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包产到户。这也就是说，从规定本身可以引出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等形式的出现。包产到户就是在这种制度环境中结合安徽省少数洪、旱之灾严重地区的农民要吃饭以及其路径依赖〔2〕的情况，由安徽省这些地区的少数生产队， 先是秘密地，尔后在地方政府同意后开始尝试将土地、其他资源及产出定额承包给单个农户的“地方尝试性制度按排”，很明显这是从农户间非正式制度按排得到地方政府的肯定而变迁过来的。一年后，这种“地方尝试性制度按排”产生了显著的提高生产力的效应。包产到户这一新的“地方尝试性制度按排”的巨大生产力效应使得其它地区模仿者不断增多。中央在1980年9 月召开的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对包产到户的家庭责任制给以肯定和完善，作出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正式制度按排，这样就使包产到户这一农民的非正式制度按排经地方尝试性制度按排变迁到中央正式制度按排。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中央正式制度按排既是四中全会制度按排的延续，又经过了地方尝试性制度按排的修正，这表现在它不只是原来的分工到组，而且可以到劳力、特别是到户（原来明确不允许的），到农业中各业、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各项作业，生产队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只要方便生产，有利于农业经营就行。不难发现，这一中央正式制度按排包含了各地地方政府只要方便生产，有利于农业经营的尝试性制度按排，并将其正式化、合法化。这个会议的特别意义，在于它使得各地方尝试性制度按排更直接地体现在中央正式制度按排中，同时它也使得制度实施成本比中央下达到地方实施的成本要节约，这是后来专业联产计酬承包制得以强有力推动的原因之一。它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可以使原有的“中央→地方”的制度按排的外部收益内部化，以后的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制度，地方政府“预算外”帐目等的“块块经济”制度按排都是对此路径依赖的扩展。对包产到户的完善，不仅是政府，而且是农民自己。1981年在多数地方，比包产到户发更快、更多的是包干到户，就是按户承包田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包干到户的受欢迎主要是群众觉得办法更简单，利益更直接。至此包干到户家庭责任制这一新的制度按排得以确立，它与向农业倾斜的比较利益、国家投入及贷款共同构成了农业增长制度。与农业增长制度确立相联系的是技术变迁。四中全会《决定》初步确定的技术选择，首先是“迅速增加化肥、农药、农用塑料和各种除草剂的生产”，其次是“积极选育、引用和推广良种”，最后是“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机械化。”技术选择的顺序是：化肥、良种、机械化，并且机械化是因地制宜地进行，这就强调了化肥、良种是更好的技术选择。这是对我国农村人口日益增多，土地日益稀缺的反应，是“节约土地型”的技术选择。对于1978―1984年的中国农业高速增长，笔者认为它是由农业增长制度和新的技术选择中所包含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增长机制所决定的。这一经济增长机制是在国家向农业倾斜比较利益、投资和贷款及保证市场的条件下，农村社队和家庭责任制农户作为两个增长主体，且社队向家庭责任制农户转变，即农村社队低增长路径向家庭责任制农户高增长路径跃迁，且在这种增长和跃迁中，家庭责任制农户和政府的推动使得化肥、良种等技术的潜在利润得以内生化。为对这一农业高速增长进一步说明，笔者提出产权分割下产权一致性努力效率假说，其内涵是在产权分割为多个子产权（此处借用数学集合论中的全集和子集的概念）时，各子产权的生产性努力方向一致，那么整体产权是呈高效率的；相反，各子产权的努力方向不一致，甚至互相侵犯，则整体产权是呈低效率的。中国农村的产权由中央政府产权、地方政府产权及社队和农户产权所组成，产权的分布为中央政府有对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财税权、价格权和农产品收购权、土地在各地、各地中的社队横向间有明确的产权边界，在这种地区或社队的产权边界内地方政府有明确的可将土地发包给农户的发包权及代理国家完成粮食收购、将国家所付钱物分发给农民和进行地方或社队提留的权力。家庭责任制未实行的社队有直接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实行家庭责任制的社队，这种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转给了承包农户，和原社队一样，农户的种植权和收益权也受限制，并且，由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社队和农户不严格委托―代理的纵向产权隶属关系，使得各子产权纵向边界不明确，子产权纵向有交集。1979―1984年农业发展定位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农业产权分割下，各子产权的努力方向都是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因此，1979―1984年的农业高速增长是符合产权一致性努力效率假说的增长。二下面对1985―1994年中国农业的低速增长进行分析。增长的转变在于农业高速增长机制和产权一致性农业生产方向努力的变化。1984年农村的生产队基本上都实行了家庭责任制，因此，高速增长机制中，从生产队低增长路径向家庭责任制高增长路径的跃迁终止。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修正农业的定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1979―1985年的正式合同到期。1985年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十项政策”（以下简称“十项政策”）。从此农业增长制度发生如下变化：（1 ）农产品国家保证市场向自由市场转变。“十项政策”规定农产品统派购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定购之外的粮食、棉花和其它农副产品自行上市。这是1983年以来国家根据农产品供给增多逐步退出农产品收购市场的继续，国家的退出是以减少统派购农副产品种类，开放和建设集贸市场和批发市场来推进的；1992年又取消粮票制度，1993年大部分地区粮油价格放开。现在全国粮食的情况是，国家通过粮食企业定购取得80％左右的商品粮，这主要由地方政府掌握，80％左右城镇居民到集贸市场买粮。有的地方政府在完成粮食定购之前，基本上关闭地方粮食市场。国有粮食企业有双重身份，既经营粮食，又参与粮食储备调控。与以前的国家保证市场相比，国家政策多变，各地方政府市场放开的时间、步骤不同，小生产的农户又是通过流通专业户等与大市场联结，再加上市场不成熟，地方封锁和农户不能根据市场变化自由种植，这就使得农户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大大增加。另外，农户市场权力极低，无力阻止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这又使得农户的生产成本大大增加。实际上家庭责任制只是解决了生产的激励问题，并没有解决市场信息和农户市场权力的问题。（2）向工业倾斜的比较利益。 “十项政策”规定国家粮食定购按“倒三七”比例定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棉花定购，北方按“倒三七”；南方按“正四六”比例定价。粮棉的原统购价和原超购价是1979年的。1989年和1994年国家两次大幅度提高粮棉定购价格。而工业品价格从1984年就超前农产品价格放开，尽管生产资料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但是其市场轨要比农产品市场部分大得多，到1994年生产资料基本都市场化了，而商品粮的80％仍是国家定购。1989年和1994年粮棉定购价格的两次调整，也是在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已经超前粮棉价格上涨幅度过大两、三年后才作出的。可见，与农产品相比，比较优势明显地倾斜工业品。实际上，在80年代初一度缩小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在80年代末又开始逐步加大。（3）向工业倾斜的投资、 土地、制度创新和技术选择。农业投资与整个国有单位投资的比重由80年代初期的5％降至80年代中后期的3％左右，到1994年前11个月仅占1.7 ％。从1978―1993年中国人口净增2.2亿，但耕地面积却净减6432万亩，人均耕地面积由1978年的1.6亩急剧下降到1993年的1.2亩，粮食播种面积已减少到16.5亿亩以下〔3〕。1985年以后除投资，土地、贷款、 财政支出明显向工业倾斜外，农村制度创新和技术选择也是向工业倾斜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并行推进是这个时期农村制度创新的重心。“十项政策”中有七项是推进乡镇企业发展的〔4〕。 国家第一次对乡镇企业的正式界定是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作出的，且将乡镇企业定位为“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强调对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这是以前国家对社队企业、城镇劳动者合作经济和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按排的累积〔5〕，不妨称之为“渐进式制度按排”。进入90年代，国家对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集团分别作出制度按排，同时着手将乡镇企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6〕。 小城镇建设是国家“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政策的重要内容，它是首先由中央领导提出的，而后一直得到国家的鼓励。国家城市建设的方针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1989年12月26日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国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松动。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政府推动相比，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是在“大稳定、小调整”的框架下进行的。“大稳定”是指国家将土地承包期从5年延长到15年，到30年， “小调整”是指在局部地区乡村政府或农户的调整。这种“小调整”的制度创新包括适度规模经营，“两田制”和“三田制”，“四荒”使用权拍卖，农产品流通组织的创新，以及贸工农一体化（产业化经营）。这些制度按排主要是地方政府，特别是村政府和农户自己所作出的，中央政府对此的态度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稳定现有承包关系的前提下，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允许积极稳妥地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国家对此的诱导、鼓励和对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的积极推动和正式制度按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考虑到农业制度按排的区城性“小调整”和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全国范围的推动，明显可见，农村的制度创新倾斜于工业等非农产业。与此相联系的是技术选择向工业的倾斜。（4 ）产权非一致性农业努力和分利（集团）者。1985―1994年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在全国是工业和城市，在农村是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这样在农村产权中各子产权的工业和小城镇建设方向的努力增强，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乡村政府的这种努力要强于农户；农户尽管有工业和城镇方向的努力，但是，大多还是为农业生产而努力，这样各子产权的农业生产方向的努力是不一致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权工业和小城镇努力方向确定后，因为各子产权在整体产权中的权力“势能”不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势能”大于农户的，这就使得整体产权的重心从农户产权向政府和乡村产权转移；又由于转移中政府对农户产权保护功能的降低和各子产权纵向边界的不明确，这就使得权力“势能”较大的政府和乡村产权对农户产权的侵犯成为可能；政府和乡村产权的模糊性和“委托―代理”关系中模糊的委托人对代理人监督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全，这就使得一些代理人借用委托人的权力不仅侵犯委托人的利益，而且侵犯农户的利益。对委托人利益的侵犯如将集体资产私分或其它形式的侵吞，对公款的贪污、挪用。对此中央政府曾多次严加限制，但由于中央政府权力下降，农户软弱无力和地方基层政府权力的增大使得中央政府限制的效果甚微。从上不难看出，农村产权的非一致性农业努力和分利（集团）者对“委托人”利益和农户产权的侵犯，这是产权非一致性努力假说的低增长部分。1985―1994年的农业低增长与此是相符合的。三我们转向对中国农业发展出路的探讨。农业发展的定位是首要问题。从1978―1994年中国农业增长来看，农业应该有一个产业间的合理定位，那就是农业和工业间要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我认为，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比（年增长速度的比值）应保持在1：（3.0±0.5）比较适宜。 有的学者指出应为1：2.5―3.0，在这里，本文是考虑到90 年代中国经济进入了加速增长阶段，即GDP年均增长速度10％左右，才把比值略调高一些的〔7〕。在这种平衡中，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将比较“健康”地减少。经验表明，如果农业所占份额年下降2.5―3个百分点，农业就要调整，甚至衰退。农业还有一个国际定位问题。有的学者根据目前中国的主要粮食品种市场价格已经接近于国际市场价格，指出农业已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应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中国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时候到了〔8〕。 这种观点看到了中国粮食比较优势的现状，但却忽视了中国粮食的潜在比较优势。从化肥利用率、土利用率、种子、技术推广及制度创新来看，中国的粮食生产都有很大的潜力〔9〕，因此， 不能绝对地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没有比较优势，而应该是对现有国际粮食比较优势的利用和对国内粮食潜在比较优势的挖掘同时进行，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利用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如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的挖掘同时进行。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利用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如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弥补粮食的比较劣势，由调来进口等，这是中国粮食市场和国际粮食市场如何衔接的问题。说到这种衔接，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象日本这样的国家都不愿开放自己的粮食市场，而宁可维持比国际市场价格要高得多的国内价格，在西欧一些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这是由于农产品粮食“国家、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础作用所决定的，这使得农产品市场尽管开放，也不能象工业品市场那么开放。因此，中国粮食等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必须注意对国内粮食生产的保护。农业发展的定位需要相应的制度按排给予支持。1.由市场决定国内工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中国国内工农产品比较优势向工业的倾斜主要是由渐进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中的“重工主义”所决定的。中国有一个工农产品价格调整周期，每次都是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后，或几年后，上调一次农产品价格，后随着农产品价格上升，工业产品价格也上升，构成“比价回归”；而工业品不仅仅是到此截止，而是继续领先农产品价格上涨。这源于政府对农产品的“合同收购”管制和对工业品的“放任”，尽管国家对农用生产资料限价，但是，由于其它工业品不限价，这一限价就很难限得住。造成了比较优势向工业品的倾斜和工农产品间比较优势的扭曲，而解决这一问题就在于逐步取消“合同定购”，让市场来决定工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这样也会减少经济的波动；而不能供大于求时，把农民推向市场，供不应求时强行收购，或者象有的地区定购时关闭市场，定购后开放市场。一个不被人为压抑，而是由市场决定比较优势的形成机制是绝对必要的。有的学者认为粮食不能再提价，〔10〕我认为这是欠妥的，原因就是粮食提价往往是工业品价格上涨带动的，实际上工业品也面临着提价的问题，还是让市场来决定吧！2.催熟农产品市场。其一是市场主体问题。国有粮食企业应分为政策性企业和商业性企业，这是由于同一企业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是很难分开的。对于个体运销户追逐高额暴利，过于低价买、高价卖，应给以法的限制。针对农户因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难以成为“事实上”的市场主体，应鼓励、推动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的农户合作流通组织的成立，以此来提高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防止生产收益过分外流。另外“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不仅仅是组织问题，更重要的是个信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市场组织的完善，但是政府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政府可以沟通市场，利用电视、报纸、乃至比较大的批发市场间交易信息联网，村中可以办个信息栏，也可以鼓励成立农产品市场信息咨询公司：应该看到的正是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失真，使得农户信息闭塞，而在讨价还价中失去自己利益的。其二是市场建设问题。要建设一个可以形成比较合理价格的，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市场。现在在粮食主产区或主销区，还没有建立比较健全的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市场体系。现在的批发市场大多是在原集贸市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地重复建设明显，这使得商品流通半径小，市场辐射能力差，市场的价格发现、资源配置等功能发挥得很不充分。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按照市场演进的规律，促进各类市场的边际替代，建设好市场硬件，鼓励农产品交易到批发市场去，并且扩展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的联系，使得批发市场及商品流通半径加大；同时有必要鼓励市场间的竞争，即在市场建设中引入竞争机制，以此促进市场体系的建设。其三是政府对农产品市场的调控。首先是调控主体要纯且通过市场直接调控。1992―1994年粮价上扬，国家按固定平价将一千万成吨专项储备粮按计划分配到各地既有调控任务，又有经营业务的国有粮食企业，由于国有粮食企业身兼二职，调控之机是其赢利之时，吞的是平价的，吐的是高价的，没平抑粮价，反而是推波助澜。鉴于此，我认为应从国有粮食企业中独立出一部分调控企业来，调控也不用粮食平价进国有粮食企业后，再进入市场，而应直接进入市场。考虑到现在市场的地方性分割，目前要强调中央和地方合力调控，从长远看应着力全国统一市场的培育和实行统一的调控。其次是周期性管理和图表形态分析。中国的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周期为4―6年左右，政府有必要对此进行周期管理，防止农业生产的大起大落。3.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与乡镇企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出现了吸纳劳动力递减的现象，南方一些省市的农民开始“造城”。我认为在中国沿海地区，政府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政策已经面临着挑战，而应该采取从小城镇到推进“中小城市化”即“离土离乡，建厂又建城”的政策转变了。乡镇企业的界值，从产业上来看，在于第三产业及城市化跟不上，且第一产业又不能保持适度的增长对它给以推进。从小城镇建设来看，大规模地兴建小城镇，表面上看起来投资较低，但它是以难以再生的土地的浪费和低标准建设为昂贵代价的，投资分散，建设重复，达不到规模收益，实现不了区域――产业聚集经济。许多乡镇企业不只是分布在小城镇，而是分布在各个村，这是由对社队企业的初始路径依赖和土地、厂房等使用的不计价，或计价过低，以及可以凭集体所有便于变耕地为企业用地和可利用劳力在家吃饭、住的方便性，也就是生产成本的节约所决定的。这种分散的城镇化和村乡镇企业不能使潜在的象与第三产业的分工和产业的分工得以进一步的柘展，也阻止了“技术培训”这些人力向生产系统的扩展。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有这种分散化的趋势？必须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分散化的同时是信息网络化。就整个世界经济来看，现在正处于新一次长波的上升波的开始，而这次长波现在显示的技术是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可能成为主导技术。因此，中国新一代城市的建设应该考虑在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特别是信息化）中推进，乡镇企业不能仅局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应向知识密集型的微电子产业和重工业转变，如果从现代起在沿海地区推进“中小城市化”，不难预见在国家“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政策框架下，在未来20年内现在的小城市可能会超过中等城市。4.农业生产制度的创新和技术、投资、信贷的选择。农业的制度创新包括生产制度创新，流通制度创新和工业、城镇化制度创新，三者紧密相联。后两者前面已作说明，下面着重分析生产制度的创新。我认为，应该抓住农户产权这个根本，农户产权由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三者组成。现在土地使用权的期限经过了5年到15年，又到30 年的政府规定，下一步是不是50年呢？趋势是明显的，那就是土地使用权长期化，与土地使用权期限延长并存的制度按排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有助于限制土地频繁调整，而十多年农村土地承包的教训之一就是土地随人口变动的频繁调整是土地预期不稳的重要原因，而预期的不确定阻碍农户对农业的投入，这一政策是让“增”的人努力向农业外转移，它也可以促进“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这一政策中“增”的人并不一定是可以转移到农业之外的人。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引导，甚至采取必要的政策，防止形成大量无地又转移不到农业之外的人口产生。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土地制度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土地使用权长期化，同时强调国家，地方政府对农户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不可侵犯〔11〕，对此不能仅局限于政策，而应该逐步变成法律规定。这样对于国家征地和集体占地来说，应该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只要明确这一点，土地使用权转让市场就会逐步成长起来。我认为这是实现传统纵向产权序列转型的根本点，它不仅清晰了各子产权的纵向关系，而且能促进产权冲破纵向序列而横向流动，有利于减少分利者，有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归根到底，有利于农业的增长与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这也可以弥补家庭责任制要素不能流动的缺陷。对于各地区制度创新的按排，应根据各地制度约束的差异而进行。但是，不管是农民联办，还是集体代办，都要特别尊重农户的意愿。考虑到中国制度变迁中政府的特殊地位，农户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可能形成比较大一些的制度供给不足，加上农户对政府制度供给的依赖性强，政府就有必要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对制度创新给以推动。在集体的制度安排中，要建立比较完善的财务制度和监督机制，严防集体组织中的“内部人控制”，从而构成对集体中多数人的侵犯，要保证农户有“退出”的权利。对中部地区实行比较多的“两田制”应鼓励向适度规模经营的“两田制”转变，当然，这要随着中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来推进，而对“动帐不动地”的“两田制”针对其仅在于增加集体收入，应该强调集体收入取之于农用之于农。对中西部地区的“五荒”拍卖也存在这个问题。另外，对于一些地区实行贸工农一体化（产业化）应给以鼓励，这是企业纵向一体化，但要尊重农户意愿，保证其有合法的退出权。对于技术选择，由于农业“大稳定”，所以良种、化肥特别重要，应将育种的极大增产潜力〔12〕现实化；而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将机械化的潜在利润内部化。再看投资和信贷，目前国家向农业倾斜投资是必要的，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应制定一个最低线，以利于保护农业。贷款目前应注意向农业一定的倾斜，而农村金融市场化是其最终的选择。5.消灭分利者或分利集团，已从产权给以说明，另外就是农业的税费要简单明了，一次性征收，几年不变，给农民一个底。随着粮食全部市场化、合同定购的逐步取消，可以将货币税结合实物税转为全部以货币税来征收。国家的政策要让农民知道，政府要取消非正式编制的机构，加强反腐败，允许农民自我保护的农协组织的成立。＊注：〔1〕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2年版，第7―8页。〔2〕安徽省的一些地区在1956 年和1960年曾实行过包产到户。〔3〕国家统计局“形势・问题・对策”《人民日报》1995年1月20日。〔4〕“十项政策”中指出：有些合作经济采用了分股经营，股金分红的方法，资金可以入股，经营所得利润的一部分按股分红，这种股份式合作，不改变入股者的财产所有权，可以把分散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较快地建立起新的经营规模，积累共有财产。这种办法值得提倡。――这可以理解为国家允许“股份合作制”的最早的制度规定。〔5〕参见1983年4月13日“国务院关于城镇劳动者合作经营的若干规定”，1983年4月14 日“国务院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营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6〕参见1991 年农业部“股份合作制条例”，1992年1月《乡镇企业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暂行办法》，1992年11 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7〕对于农业和工业间的平衡，还可以考虑建立投资贷款，土地的产业间分布的综合指标体系来确定。〔8〕〔10 〕樊纲“论解决我国粮食供给问题的长期战略与短期对策”《中国农村观察》1995年第5期。〔9〕参见曲冠杰“粮食：国脉所系”《光明日报》1996年1月5日。〔11〕对于收益权的国家保护现在为政府制定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但是它由于没有使用权和转让权硬化的配合，而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对农户“三权”的保护与现在城镇土地国有，法人或居民个人长期拥有土地使用仅，收益权和转让权如同一辙。〔12〕参见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研究课题组“我国粮食单产潜力和科研优先序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5年第3期。（责任编辑 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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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研究与发展JOURNAL OF COMPUTER RESEARCHAND DEVELOPMENT1999年 第36卷 第12期 Vol.36 No.12 1999并行重构程序中过程调用的优化技术冯晓兵 张兆庆摘 要 过程间分析技术是提高编译器目标码效率的重要技术.在分布式存储的并行系统中，数据分布的好坏对应用程序的性能有重要影响.但是仅做过程内的数据对齐和分布推导难以获得良好的全局数据分布模型，而且会使过程调用的开销难以控制，因而如何处理过程调用，以及数据分布信息在过程调用点的收集与传播对生成高效率的目标码是极其重要的.文中应用过程调用实例化技术，减小过程调用的开销，并能很好地满足数据局部性要求.关键词 并行编译器，数据局部性，实例化，数据分布模型中图法分类号 TP311A METHOD FOR PROCEDURE CALL OPTIMIZINGFENG Xiao-Bing and ZHANG Zhao-Qing(Center of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Abstract Global data distribution analysis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parallel compilers. Compiler should let computing and data used by these computing locate at the same processor, otherwise, the performance of applications will be very poor. Interprocedure analysis is necessary for global data distribution analysis. When mapping functions of a formal array and actual array associated with this formal array are not compatible, the cost of this procedure callsite will be very high. Two issues must be solved: ① how to process procedure calls; ② how to collect array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and transfer the useful information among procedures. In this paper, a method for solving these two issues is introduced. All callsites of a procedure are classified into patterns according to their calling contexts, with each pattern calling a special body of this procedure. Information used to classify the callsites can be applied for pattern body's parallel optimizing, too. This is called instantiation.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decrease the cost of procedure call and to obtain a global optimizing data distribution model.Key words parallel compiler, data locality, instantiation, data distribution model1 引 言并行处理系统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并行编译器的研究，如何提高并行编译器的性能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对于具有分布式并行处理系统，应用程序的数据空间在分布式存储中的映射形式严重地影响着程序的执行效率.如何确定应用程序的全局数据分布与计算分割模型，以取得更好的数据局部性，这是提高应用程序性能的一个关键因素［1～3］.全局优化的数据分布与计算分割模型的推导不能回避过程调用的处理.过程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程序体，过程在被调用时获得的形式参数或全局量的信息将约束着过程的动态行为，而过程对参数或全局量的操作以及返回值也反过来影响着调用者的行为.由于调用者对于被调用过程内部的信息是模糊的，编译器不得不在程序分析、优化时做保守估计，从而使得很多的优化、并行化工作无法完成，严重地影响了并行优化效果.特别是对于分布式系统上的并行程序，如果不做过程间优化措施，可能使得过程调用的开销大大提高.例1.过程调用可能导致大量数据通信program sample subroutine f(c)real a(100,100),b(100,100) real c(100,100)… integer I,Js1: f(a) do I = 1,100… do J = 1,100s2: f(b) c(I,J) = I×3+J… enddoend returnend在上例的FORTRAN程序中，过程f中的两层循环都是可以并行的，f在主程序中被调用了两次，f在调用点s1获得的实在参数是数组a，在调用点s2获得的实在参数是数组b.如果经过并行编译器的分析得出数组a的第一维被分布了，而数组b得第二维被分布了，此时如何确定过程f中形式参数数组c的数据分布模式呢？如果对过程f不做特殊处理，由于f的两次调用时实参数组的数据分布模式是矛盾的，对f的两次调用必然导致数据重映射（remap）或大量的数据通信，而这些操作可能会大大加大过程调用的开销.对于如何处理程序中的过程调用，一般有3种方法［1，4，5］：(1)过程嵌入（inline）的方法：该方法是在过程被调用处直接嵌入过程体的一个副本，在进行程序分析、优化工作时可以全面地获得调用者和被调用者的信息.但这种方法会导致程序体的过度膨胀；而且系统不能在任何上下文的环境中都将一个调用点所调用的过程嵌入进来；最后，采用过程嵌入的方法有可能对数据依赖测试等环节是无效的.(2)过程间的数据流分析技术：在分析一个过程时，其入口的信息是指所有调用点信息的综合，每个调用者所获得的被调用过程的信息将是一致的.为了程序分析的正确性必然会在某些环节采用保守估计，影响程序分析、优化的效果.(3)过程繁衍：根据过程调用的上下文对同一过程的不同调用点进行分类，每个类对应了过程的一个实例.源程序中的一个过程可能裂变成为几个副本，但这种裂变是有选择的.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一个过程间分析、优化的算法框架，以完成全局数据分布和计算分割模式的推导，以降低过程调用开销，提高并行程序的性能.核心技术是根据调用点的上下文信息对过程调用进行实例化.我们的工作背景是一个Fortran语言并行编译器，但其基本原理可以应用于C语言并行编译器的开发.2 数据分布映射的变换数据分布模式在过程间的收集、传播、比较，这是本文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判断一个过程的两个被调用点是否可以共用同一个过程实体，依据是这个过程所涉及的参数数组或全局数组等的数据分布模式是否相同.另外，由于某些数组的数据分布信息对于全局优化的数据分布和计算分割模式的推导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需要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进行扩散，所以在过程调用处可能将调用者的数据分布信息传递给被调用者，也可能将被调用者的数据分布信息反馈给调用者.2.1 几个概念首先，我们说明一个概念：形参数组的分布模式.在Fortran标准［6］中规定形式参数数组并不占据实际的内存空间，所有对哑数组的操作都是操作的与之结合的实参数组.因而在我们提及“形参数组的分布模式”时，并不意味着形参数组被分布了，而是指在形实结合后，与形参数组结合的实参数组在以形参数组的形(shape)出现时，其所对应的分布模式.定义1.分布模式一致.在形参数组与实数组包含相等的数组元素个数的前提下，在过程的两个不同调用点与同一个形参数组C的相结合的实数组A和B，分别具有数据分布模式DA和DB.数组A在与形参数组C做形实结合时，将其分布模式DA传播给C，形式为DC1.数组B在与形参数组C做形实结合时，将其分布模式DB传播给C，形式为DC2.如果DC1和DC2相同，则称在这两个调用点处，形参数组C的分布模式是一致的.对于全局数组以及Fortran语言中的公共量做同样的约定.定义2.调用点一致.对于一个过程F的两个调用点F1，F2，如果：①对于被分布的形参数组，其“形”是相同的；②各个相应的形参数组的分布模式是一致的；③若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公共量，则各个相应的公共数组的分布模式是一致的；④若这个过程所引用了全局数组，则各个相应的全局数组在两个调用点处是一致的；⑤若这个过程调用了其它的过程G，F1调用G的实体G1，F2调用G的实体G2，G1和G2是一致的；则称调用点F1，F2是一致的.此时，这两个调用点调用这个过程的同一个实体.否则，这两个调用点应归属于不同的类，调用不同的实体.2.2 对公共量分布的一些限制及其处理在Fortran语言中，COMMON语句和EQUIVALENCE语句指定了不同的数据对象的对齐关系，指明了存储结合［6］的关系.例2.存储结合的例子SUBROUTINE f1 SUBROUTINE f2COMMON/com1/a(100),b(20,20),c(50),d(150) COMMON /com1/x(100),y(400),z(200)REAL e(100) …EQUIVALENC (a(51), e(1)) END…END在例2中，数组a，b，e，x，y共享同一存储序列，因而f1中的a，b，c这3个数组分布模式的推导要统一考虑，不能分开.同样由于数组c，d，z也共享同一存储序列，因而对数组c，d的分布模式也要统一考虑.否则，可能使得数组z在同一时刻对应了两种数据分布模式.借鉴HPF［7］的经验，对公共、等价变量的数据分布模式的推导做一些限制.定义3.集合变量组是一组变量的收集，这些变量各自的存储序列是一个唯一存储序列的一部分.集合变量组的大小是指这个集合变量组包含的所有存储单元的个数.定义4.如果在一个集合变量组中，有一个成员的存储序列恰好可以覆盖这个集合变量组所包含的所有的存储序列，则称这个成员为这个集合变量组的集合覆盖子.在例2中，数组a，b，e，x，y构成了一个集合变量组，其大小为500个实数，这5个数组都不是这个集合变量组的集合覆盖子；数组c，d，z构成了一个集合变量组，其大小为200个实数，其中数组z是这个集合变量组的集合覆盖子.一个公共块包含了一系列的成分(component)，每个成分或者是一个集合变量组，或者是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合变量组的变量.在例2中，公共块com1包含了两个成分，均为集合变量组.在处理集合变量组的成员时，把每一个集合变量组当作是一个模板数组，这个模板数组显然是这个集合变量组的集合覆盖子.将程序中出现的集合变量组的成员变量按集合覆盖子及偏移量做换名处理，这样就可以保证在同一时刻，一个集合变量组只对应于一种分布模式.2.3 分布模式变换的方法我们约定一个数组在其生存期内只对应一个数据分布模式.由于Fortran语言中的公用数组在各个过程中的形可能不一致，因而需要做变换.由于相结合的形参数组和实参数组都有可能从自己所属的作用域中获得数据分布模式，需要对相结合的形、实参数组的数据分布模式进行比较或变换.分布模式变换的基本原则是要满足串行程序语义所决定的存储结合顺序.即如果形参数组的一个元素与实参数组一个元素在非分布状态下存在结合关系，则当两个数组都分布了，这两个元素仍应满足结合关系.对于对应的形参数组和实参数组，其中一个数组已知数据分布模式，不失一般性，可以假设实参数组的数据分布模式已知，需要导出形参数组的分布模式.首先，确定实参数组分布的数据块的大小，即实参数组被分布后，被分布到同一个处理节点上的连续的数据块的大小；其次，根据分布的数据块的大小确定形参数组的哪一维要被分布，即寻找形参数组的某一维，假定是第j维，它满足第j维的跨距（stride）小于或等于被分布的数据块的大小，但第j+1维的跨距不小于被分布的数据块的大小；然后，根据该维元素长度和被分布的数据块的大小，确定该维的分布模式.如果不能精确地确定分布模式的变换，则相关过程的调用点作为一种特殊实体，在调用点的前后加入动态调整参数数组分布模式的机制.采用如下的方法比较两个数组的数据分布模式是否一致：数组A具有分布模式DA，数组B具有分布模式DB，可以假定认为A和B是对应的形参数组和实参数组，其中A的分布模式（DA）已知，根据前面的方法求得B的分布模式DB′，如果DB和DB′相同，则认为A和B的数据分布模式是一致的.3 优化过程调用的算法在上节介绍的数据分布映射的变换基础上，我们构造以下优化过程调用的算法：①初始化：展开调用图，一个静态调用点对应调用图中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标记为未被分析，并依据其静态估计的计算量、调用次数等，确定其权值.对每个过程，初始化一个pattern的集合，每个过程对应了一个集合.在本阶段，每个集合均为空.②自顶向下扫描调用图中的每个节点{//基本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根据上节的介绍自顶向下传播已知的数据分布信息；将过程中的公用量根据2.2节的介绍进行分类标记；记录：(a)与数组形相关的形参标量；(b)形参数组的分布形态；(c)全局数组（公用数组）的分布形态.这3种信息是对调用点进行分类的重要依据.将这个调用点加入相应的pattern集合中，收集到的信息标记在这个节点上.}③根据每个节点权值，从大到小，依次选取各个节点进行分析{根据这个节点已被标记的信息，查询这个过程已被分析的调用点；如果有一个调用点p的信息与这个节点一致（参见定义2），且那个节点已被标记为“已分析”，则将这个节点标记为“复用”，且指明复用节点p.否则{根据已收集到的信息，对过程进行过程内分析优化［4］.标记这个调用点为“已分析”.收集在分析过程中新获得的信息，沿调用路径向上、下传播新收集的信息{如果这个调用点的前驱或后继节点尚未被分析，则将新的信息加入到这个节点的信息集合中；如果已到根节点或前驱节点的标记是“已分析”或“复用”，则终止向上传播；向下传播的终止条件是已到叶节点或后记节点已被处理过；如果向上传播不是终止于根节点或向下传播不是终止于叶节点，而是终止于某一节点q，{如果q的标记是“复用”，则将这个调用点标记为“已分析”，复制其原复用节点的过程内分析信息；如果q的标记是“已分析”，且有其它的调用点复用这个调用点，将该过程的过程内信息复制，选择一个复用q的节点，将其标记为“已分析”，将过程内的信息挂在那个节点上，并令所有复用节点q的调用点复用那个节点.}}}}④以逆拓扑序依次处理每个过程的pattern集合{对于每个pattern集合π，利用小节2中介绍的思想对其元素作划分，相互一致的调用点被分在同一个子集中.每个子集是过程的一个实例，子集中的调用点调用这个实例.}⑤在代码生成阶段，根据上述生成的子集将过程实例化，并对相关的调用点做换名处理.调用图中的每个节点主要有两组数据项，一组是记录过程内的数据分布信息，另一组记录与过程调用点分类相关的数据信息.前一组的数据项并不是每个节点都填充的，只有标记为“已分析”的节点才会填充这组数据项，以减少存储开销.我们暂不考虑“数据再分布”的问题，因此一个数组如果被分布了，则该数组只具有一个数据分布映射函数.在算法的第②、③两步中，数据分布模式的传播主要是指参数数组的数据分布模式的传播.Program fDimension a(100,100),b(100,100)C distribution a(BLOCK,*), b(*,BLOCK)… …s1: call g(a,…)… …s2: call g(b,…)… …s3: call h(a,…)… …endsubroutine g(c,…)dimension c(100,100)… …s4: do m=1,100s5: do n=1,100c(m,n)=…enddoenddo… …endsubroutine h(d,…)dimension d(100,100)… …s6: call g(d,…)… …end在步骤②结束后，每个过程的pattern集合收集了这个过程的所有静态调用点.由于在数据和计算划分的推导中，对结果产生影响的是在分析开始时参数数组和全局数组（公用数组）等所具有的数据分布模式，只要这些信息确定了，对于同一过程体的数据和计算划分推导所得的结果也是确定的，因此只要判定一个未被分析的调用点已具有的数据分布信息与同一过程的某个已分析的调用点相同，就可以认为这个调用点可以复用已分析获得的信息.这种处理方法可以减少过程内分析次数，提高编译器分析的效率.所以在步骤③中，对一些节点标记为“复用”，而不再作进一步的分析.而且在文献［8］中的过程内算法中，一个数组只要出现在被并行分割的循环中，这个数组必然被分布了，因此在步骤③中对新获得的数据分布信息的传播，采用遇到已处理过的过程调用点就终止的方法.因为如果一个调用点已被处理过后，对应过程的某个数组仍未被分布，表明该数组在这个过程中不出现在任何被并行分割的循环中，由于其它调用点的分析以及数据分布模式的传播而导致这个数组可能被分布，这对提高目标程序的效率并没有意义，因此算法使得分布模式的传播在此终止，而在相应的调用点处加入通信，以维护数据分布的一致性.在步骤④中，特别强调一点是：若一个过程p的两个调用点分别对应于不同的两个实例，则p的这两个调用点所在的两个调用者q1和q2也必是不同的过程，或是分别对应于同一过程的不同实例，除非p的这两个调用点处于同一过程体中.由定义2可以容易地得到这个结论.4 应用举例右例是一个Fortran程序，其对应的展开的程序略图如图1所示.图1 展开的调用图假设应用程序员指定主程序f中数组a的第一维被以BLOCK的方式分布，数组b的第二维被以BLOCK的方式分布.这个程序中对过程g的调用共有3处：s1，s2和s6，在调用图中分别以g1，g2，g3代表.进一步假设g中的循环s4和s5都是可并行循环.通过分析，在调用点s1处，g的形参数组c获得的数据分布模式是（BLOCK，*），在调用点s2处获得的数据分布模式是（*，BLOCK），在调用点s6处，与g的形参数组直接结合的是h的形参数组d，d的数据分布模式继承与主程序中的调用点s3处的数组a，可以计算出在s6处，形参数组c所获得的数据分布模式是（BLOCK，*），与s1处相同，因而调用点s1，s6可以归为一类（如果在这两个调用点，所有其它影响分类的信息是一致的），对应的g的实体中，循环s4将被分割；调用点s2是单独的一类，对应的g的实体中，循环s5将被分割.因此，在目标程序中过程g有两个过程实例，3个调用点根据上述的分析分别调用这两个实例，从而得到好的性能.而过程h被调用一次，因此只有一个过程实例.5 结 论综上所述，本文所介绍的方法根据过程调用点的上下文的不同，将过程调用进行分类，不同的类调用该过程的不同实例，一方面由于不需运行时在调用点处处理数据映射变换的问题，从而可以显著减小过程调用的开销.在另一方面，由于每个过程实例都是针对一组确定的相容的上下文，因而对这个过程实例进行的过程内并行优化分析可以更精细，从而取得更高的并行执行效果.过程调用实例化的技术对于提高并行编译器的性能是有重要意义的.本课题得到国家“八六三”高科技计划基金项目和国家高性能计算基金项目资助.作者简介：冯晓兵，男，1969年11月生，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编译技术.张兆庆，女，1938年11月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并行编译及工具环境.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高性能中心 北京 100080参考文献1 Chau-WenTseng. An optimizing fortran D compiler for MIMD distributed-memory machines［Ph D dissertation］, Rice University, Houston Texas, USA, 19922 Lam M S. Locality optimization for parallel machines. In: Third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 on Vector and Parallel Processing, 19943 Ken Kennedy. Compiler technology for machine-independent parallel programm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rallel Programming, 1994，22(1)：79～984 Cooper K D, Hall M W, Ken Kennedy. A methodology for procedure cloning. Computing Language，1993，19(2)：105～1175 Cooper K D, Kennedy K, Torczon L. The impact of interprocedural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in the Rn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ACM Trans Programming Language Systems, 1986，8(4)： 491～5236 Fortran 工作组. 标准Fortran 90语言程序设计.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Fortran Group. Standard of Fortran 90(in Chinese). Beijing: Xueyuan Press, 1994)7 High Performance Fortran Forum, High Performance Fortran Language Specification, Version 1.0. Houston: Rice University, 19938 林 进. 并行处理系统的循环分割和数据分布技术研究［博士论文］.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1998(Lin Jin，Research on loops and data distribution for SIMD system［Ph D dissertation］.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998)原稿收到日期：1999-02-10；修改稿收到日期：1999-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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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541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325 【原刊页号】⑸ 【分 类 号】K91 【分 类 名】中国地理 【复印期号】199706 【 标 题 】历史上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利用（上） 【内容提要】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从远古时代起，黄河就孕育了灿烂的文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治理与利用黄河是治国兴邦之大事。在几千年的实践中，我国形成了丰富的治河理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生态平衡与黄河安澜息息相关，这是历史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真理。保持生态平衡，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吸收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把黄河治理好，利用好，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 正 文 】 主持人：马宝珠（本刊主编）特邀学者：史念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朱士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袁仲翔（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编委会总编辑、编审）主持人：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大江大河星罗棋布，而黄河、长江犹如两条巨龙横亘其间，在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古往今来，人们讴歌黄河，赞美长江，称它们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时，人们对黄河、长江的认识、治理与利用，犹如这两条大川的水流，不曾中断。20世纪末的今天，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即是有力的说明。而历史上对黄河、长江的治理与利用是怎样一种情况？它为今天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仍是许多人关心的事情。本期与下期的“学术话题”，我们将分别就历史上黄河、长江的治理与利用进行讨论。黄河孕育了中原文化史念海：从远古时起，黄河就孕育了我国的文化，黄河两岸及其流域发现繁多的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就是证明。见于文献记载的当推《尚书・禹贡篇》。它涉及的方面很多，举凡物产、土壤等都有记载。黄河流域的黄壤被视为最上等的土壤。黄壤分布的地区就是现在的黄土高原。《禹贡篇》尤其注重于利用水道的交通。据其所述，黄河上下游的贡赋，都可由黄河输到都城所在地的黄河中游。如果说这样的记载似乎有些笼统，不够具体，那么凿成于战国时期的鸿沟就可以作为补充说明。鸿沟是引用黄河水流的运河，它联系着黄河和淮水之间的许多较小的河流，形成一个庞大的交通网，使当时许多诸侯国相互往来更为便利。这个交通网可以称为鸿沟系统。从秦始皇始建统一的国家时起，其后一些王朝都以关中为都城。那时候关东各地提供的漕粮大都利用黄河运到关中。黄河下游如此，黄河中上游也没有被忽视。北魏前期的刁雍、唐代中叶的哥舒翰，在这方面的致力，都曾见诸史册。刁雍利用黄河运粮，用现在地理来说，乃是由宁夏绕过河套，运到陕北。哥舒翰也是利用黄河运粮，则是由青海东部，一直运到陕西潼关；再由渭水上运，运到当时都城长安。交通运输只是一个方面。在农田灌溉方面更是多所致力。前面说到鸿沟系统的灌溉功效，就是最大的设施。鸿沟系统分布在黄河下游，黄河上游的利用也还不少。现在宁夏的贺兰山下，从秦汉时期起就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俗话所说的：“天下黄河富宁夏”，就是指此而言。历来利用黄河灌溉农田，对于其支流也不放松。为世人所艳称的战国时西门豹治邺（今河北临漳县），引漳水灌田事，以及秦汉时期关中引泾水开凿的郑国渠和白渠，都是明显的例证。郑国渠凿成时，秦国尚未统一六国。白渠的开凿却在西汉的中叶以后。所谓“郑国在前，白渠在后”，大抵是白渠遵照郑国渠的成规而稍有改动。以后不仅渠道时有改动，连渠名也频繁更易。可是一直到现在，灌区仍然兴旺。正是人们能够充分利用黄河，再加上黄河流域优良的自然环境，才促使文化的不断发展，并为世人所称道。应该说，那时候中原文化能够有飞跃的发展，应归功于黄河的赐予。治国兴邦之大事主持人：黄河养育了中华民族，润泽着山川原野。然而，历史上黄河泛滥带给人民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也是巨大的。“黄河宁，天下平”便成为历代人们的企盼。那么，历史上是怎样对待黄河治理的呢？朱士光：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也是我国历史上北宋以前政治与经济的重心所在。然而，黄河又是忧患。历史上其下游区域不仅水灾频繁，而且涉及范围大，北至今京津，南达淮河，华北平原上广达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均受到它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其下游河道，不仅因泥沙淤积严重而导致频频决溢泛滥，还往往导致移徙改道。史载，自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决溢1593次，大的改道26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因此，我国自古以来就对黄河的利用与治理十分重视，成为历代王朝治国兴邦中的一件大事。翻阅史籍文献，这类事例比比皆是。例如，据古史传说，远古时之氏族部落首领大禹奉帝舜之命治理黄河洪水，即“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士”，历时十三年，劳身焦思，终平水土，“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史记・夏本纪》）。战国时，地处黄河下游的齐、赵、魏等国，为了各自利益，均沿河修建堤防壅防百川，以邻为壑。秦始皇削平六国后，统一政令，始“决通川防”（《史记・秦始皇本纪》，使下游地区修建河堤中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得以消除。除修建堤防之外，战国时，位于黄河下游的魏国在荥阳（今河南荥阳县北）以东修成鸿沟渠系，引河水东南流，沟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等地；西门豹在漳水上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民田，以富河内。而雄踞黄河中游关中一带的秦国，在嬴政继承王位后不久，就接受韩国水工郑国的建议，修成三百余里长的郑国渠。这些大型水运灌溉工程，都是发挥国家功能所取得的成果。西汉武帝时，国家富强，更是以国都长安所在的关中为中心，在黄河流域大兴水利。除在关中先后修复并建成郑白渠、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灵轵渠、成国渠、ｗéｉ＠①渠外，还在朔方、西河、河西等地，即今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此外，汉武帝还亲临黄河下游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市西南），“令群臣从官将军以下皆负薪ｚｈì＠②决河”，终使溃决二十余年的决口堵复，使饱受水患的梁楚之地（即今豫东南、鲁西南及苏、皖北部一带）复归安宁（《汉书・沟洫志》）。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朝廷即派王景率卒数十万，修治已泛滥达六十年的黄河下游河道。通过修渠筑堤，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历时一年，就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修建了一条长达千余里的河道（《后汉书・循吏列传》），且一直沿用至北宋中期之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才被废弃，时近千年。北宋之后，因河道淤积日甚，不仅河势愈险，水患益多，且因元、明、清等王朝建都北京，粮食财税仰赖运河自东南地区运至京城，黄河与运河交汇，问题更形复杂。为了保运，必须治黄。为此，各王朝均设置了主管黄河河防的机构与官员，督导治河防洪事务。这一举措足见对治理黄河的重视。丰富的治河理论和措施主持人：我国古书上河渠、沟洫、五行、地理志的记载中有很多内容是关于黄河的治理与利用。通过几千年来的治河实践，我国形成了丰富的治河理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请概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袁仲翔：远在史前时期，我国人民就开始了与黄河自然灾害的斗争。几千年来，虽然由于社会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未能解决黄河的严重灾害问题，但治河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却十分丰富。特别是防洪、引黄灌溉和开凿运河，取得了许多成就，在世界水利史上放射出了灿烂的光辉。我国历史上治黄典籍之多，为世界各大河之冠，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其中有许多颇有影响的治河理论与措施值得认真总结。原始社会晚期，大禹治水传说是采用“疏”和“分”的方法，将洪水疏导为九河入海。西周时，把大禹疏导的九河，堵塞了八支，修了堤防，对防止洪水泛滥起了重大作用。堤防的出现，是治河史上一大进步和发展。秦汉时，泥沙淤积，河床逐渐抬高，形成悬河，河患增多。这时人们已能根据成灾原因制定防御方案了。西汉后期形成了分疏说、改道说、水力冲沙说，以及实行放淤、改土、通漕等措施，使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安流时期。这一时期，在修堤疏河的技术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当时已开始使用石料修堤，以桩料铁石堵口，用裁弯取直的办法来整理河道，从水文、地理位置及工程材料方面来考虑治理方案。同时，黄河流域的灌溉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黄河干支流上修建了很多大面积的引水灌溉工程。汉代还吸收了4000多年以前的水土保持措施，将四川田发展为代田。这些方法可以称为我们祖辈在水土保持上的一项伟大创造。隋朝时期利用黄河水系开凿的大运河，贯通了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的航运，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条运河，在世界水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王安石倡导引黄放淤，引黄河浑水，改造两岸低洼瘠薄之地，成效显著。宋代还根据植物生长的过程或开花的时节，来记述洪水到来的时间，把一年分成“凌汛”、“桃汛”、“伏汛”、“秋汛”四个汛期，并掌握了简单的报汛方法。随着治黄理论研究的进展和黄河频繁决溢，宋代在治河技术和治河措施上也获得了不少成就。当时，抢险、堵口和保护堤岸的“埽工”已广泛应用。这种“埽工”以后发展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水工建筑物。金元时期，提出了“疏、浚、塞”并举的方针，并在堵口技术方面有所成就。特别是采用沉船堵口法能在大汛期间堵住一个夺溜十分之八的口门，说明当时在治河技术上已有了相当高的造诣。明清时期，朝廷为保漕运，寻求治河之策，各种主张纷呈。有分流论、北堤南分论、束水攻沙论、放淤固堤论、改道论、疏浚河口论、汰沙澄源论、沟洫治河论等。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人认识到治河从中上游着手，才是“正本清源”之策。明代后期，潘季驯提出“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和“蓄清刷黄”的良策，并为之大力实施，对后世治河影响较大。“束水攻沙”方针的提出，不但在治河理论上是一个进步，并且在防洪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清朝陈潢在当时缺少资料的情况下，能认识到黄河洪水及泥沙主要来自上、中游，比较正确地分析了洪水的成因与来源，这是难能可贵的。民国期间，著名治河专家李仪祉针对我国古代治河偏重下游的情况，提出治黄应该上中下游并重，防洪、航运、灌溉、水电等应该统筹兼顾。本世纪30年代，著名治河专家张含英主张治理黄河必须就全河立论，应该上中下游统筹，本流与支流兼顾，以整个流域为对象进行治理。他的治黄思想对当代治河也颇有影响。治理利用与生态平衡主持人：看来，历史上治理与利用黄河的理论与措施非常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时至今日，黄河的治理与利用仍为人民所系念。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哪些是历史上形成的，值得今人注意？史念海：每当秋水时至，波涛汹涌，举国上下都会为之不安。对此，历来论者很多，论法不一。我认为，就河治河、就河论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历史上，每当河患发生时，只注重堵塞，以为决口合龙，就可以岁岁安澜。其实，黄河是一条流长数千里的大河，众多的支流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其间，自然环境各具特色。它们会因时而异，对黄河起到一定的影响，导致河水的涨落，促成溃决的灾害。如果我们就河论河，就不易作全面的调整和控制，更谈不到防患于未然。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黄土疏松，容易被水侵蚀，随水流入黄河。黄土高原又逼近沙漠。流沙也容易混入黄河。泥沙夹杂流下，河水因之浑浊，呈现黄色。可是远在春秋之时，人们说到黄河只是说它不清，还没有说到浑浊。那时这条大河只是称为河水，并没有黄河这个名称。黄河的名称在西汉初年才偶尔见到，直至唐代才通用起来。那时黄河中上游各地，森林郁茂。森林之外，草原又复广阔。森林草原覆盖于黄土高原之上，侵蚀不甚显著，河水中夹杂的泥沙不多，自然不甚浑浊。由于泥沙不多，下游河床没有很厚的淤积，还不至高出两岸的平地，河身显得稳定，不遇特大洪水，也就不至于频繁的泛滥。秦汉时期，黄河中上游人口日渐增多，森林草原动辄受到破坏。黄河有一条称为泾水的支流，在西周春秋时期，是以清澈见底闻名遐迩的，这时竟然也浑浊到一石水中“其泥数斗”。泾水如此，整条黄河就更难得说起。特别是西汉中叶及其以后，河患之多竟成了常事，以致汉武帝都要亲自去堵塞决口。那次决口虽然合龙了，河患并未终止，后来不久还导致了黄河的改道。东汉初年，王景治河，取得很大的成就，黄河一直安澜畅流了八百年。这应是历史上的奇迹。这期间，黄河中上游不断有显著的变化，由于邻近地区从事游牧的人们陆续迁入，草原增多，森林破坏减少，生态平衡，侵蚀不甚显著，黄河挟带的泥沙不多，下游河身趋于稳定，决口泛滥也就很少发生了。主持人：看来，生态平衡对黄河水患的抑制作用是十分重大的。那么，此后黄河河患的日益严重是否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呢？史念海：是的。大致到了距今五百年前，也就是明代的中叶，黄河中上游的森林，已经剩余不多，低丘高岭，大都成了濯濯的童山，山下的草原到处都被开垦，生态平衡皆已失调，与此相应的却是黄河下游的河患愈益频繁，甚至还不断出现改道。另一方面，人为地破坏黄河流域的土地也是原因之一。改草原为农田，本来无可厚非。不过在广种薄收的前提下到处开垦，却导致了无穷的隐患。明代防边兵士，备战之暇，还要垦田。有的地方规定，每一兵士须垦田百亩。一夫垦田如此之多，怎么能说上精耕？当地农人为了增加收入，也极力广种。实际上，是愈广种，愈薄收，反来愈广种。这样恶性循环，结果是无地不垦，山坡上，沟凹下，都大量种植，这就更容易促成侵蚀。陕北农民说，一场雨冲掉一犁土。到处都成了坡地，能不加速侵蚀？远古之时黄土高原大体是平整的。许多地方也都以原相称。本来，原都是广大的。由于到处开垦，加速侵蚀，平整的原面就被冲成沟壑。随着岁月的增长，原面愈侵蚀愈小，沟壑愈冲刷愈多。有的地方甚至沟壑纵横，难得有多少平地。被侵蚀的土壤都随水流到黄河里。一部分堆积到下游的河床上，一部分随流入海。流到海的泥沙促成黄河入海口的海岸向外伸延。堆积到河床上的泥沙，就使河身不断抬高。河身抬高，就容易溃决。几千年来治河的要务都是在河岸筑堤，不使泛滥。河身愈高，筑堤也愈高，河患也愈多。可以说，黄河的危害是人为造成的。如何去掉害河这样的名称，争取常期安澜？我认为应该改革历来治河的成规，不再就河论河，就河治河，应该极目阔望，从调整这个流域的生态平衡着眼，恢复森林，扩大草原。同时，还宜讲究精耕细作，精耕不到的土地，就可以植树造林，长草放牧。以这样一些措施，延缓侵蚀，使黄河中夹杂的泥沙大为减少，下游河床也不至于多所抬高，就是秋水时至，也不必有劳全国上下都时相悬念了。历史教训牢牢记取主持人：历史上，治理利用黄河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对于黄河这样重大的自然资源，我们应当备加爱护与开发，使之更好地造福于人民。我们应当从历史中吸取哪些教训、得到哪些启示呢？朱士光：历史上比较重视对黄河的治理，虽有力地推动了治黄工程，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封建制度的制约与封建统治集团思想认识上的局限以及各统治集团间矛盾利益的冲突，给黄河治理带来了不少消极的影响与人为的障碍，主要表现在：1.在分裂时期或战乱期间，各统治集团均专力于攻城掠地，夺取政权，无心顾及治河；甚至为战胜对方，不惜以水代兵，人为溃堤决河，制造河患。这类事例，自战国时期以来就时有发生，给本已多灾的黄河增添上不少人为的惨祸。2.有的封建王朝为了自身政权的巩固，使治黄方略从属于其内外大政方针，甚至明知逆河之性使治河工作更加困难也在所不惜，因而使黄河治理蒙受重大损失。如北宋统治集团中有人将治河与御敌防边掺合在一起，给制定治河方略的工作增加了复杂因素。明、清治黄，以保漕运为主，这从保证京师粮食供应及朝廷需求上看虽有它的理由，但却给治黄工作增加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同时也使治黄工作局限于下游一隅及仅只进行修堤防洪方面，不能从全河着眼进行全面综合治理。3.统治集团内部有些实力人物为一己之私利或局部地区利益所驱使，不能从全局利益考虑治河方略，甚至阻挠治河。如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铜瓦厢决口后，李鸿章代表皖、苏地方利益，不同意堵复决口，主张使黄河继续北溢注入渤海，而山东巡抚丁宝祯则代表山东地方利益，要求塞河南流，复入淮河流入黄河。双方争执不下，治河因此被延误。直至二十年后到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才开始筑堤，至次年才形成今日之黄河下游河道，使山东一带群众蒙受到深重的灾难。由此可见，祖国统一、社会稳定、着眼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全局利益是黄河治理与利用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当牢牢记取。袁仲翔：治理黄河的历史表明：治河的指导思想及指导技术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经过历代有识之士的不断总结，对黄河洪水泥沙运行自然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刻，深知黄河泛滥、决口和改道的根源在泥沙淤积。因而，从古代人们所提出的治河主张来看，其治河思想和治理活动大都未能超出在下游送走洪水，送走泥沙的范畴。实践证明，不采取统一规划和综合治理的措施，单用这种思想来指导黄河的治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河的问题的。只有在劳动人民获得解放、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历史阶段以后，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为黄河的治理和利用开辟广阔的道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我们的前人所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出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利用规划，开展了大规模的人民治黄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我们相信，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会越来越强，黄河的治理与利用会写出时代的新篇章。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氵加韦＠②原字为置的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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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777 【原文出处】财经论丛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5～9 【分 类 号】F11 【分 类 名】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200003 【 标 题 】西方经济学中的范式演变 【 作 者 】金戈/张冰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 正 文 】 托马斯・库恩（T.S.Kuhn）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释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所谓范式，就是指科学家之间围绕假设、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致看法，以及最终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概念体系。因此范式可以说是作为一种学科探讨基础的思想、技术和方法论的“模子”，其实质是一种语言方式。在同一学科中，可以有若干个对立的范式，绝对客观的科学是没有的。科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各种范式接替的历史，各种范式根据它们接近被观察现象的实质的最大效率而相互接替。但是，谁也不能肯定，在某一时期形成科学核心的范式永远不会被另一种竞争力更强的新范式所替代。例如在物理学中，牛顿的经典力学是一种范式，相对论是一种范式，量子力学又是一种范式。近年来霍金和彭罗斯（R. Penrose）致力于建立物理学的大一统理论，希望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其实质也是用一种新范式来代替另外两种旧范式。将范式的观念运用于经济学，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经历着范式的演变。一、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建立经济学最初的范式是由亚当・斯密（A. Smith）建立起来的。斯密建立起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标志是1776年《国富论》发表）。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注：转引自陈冬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1.经济人假设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斯密将其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努力”。其实斯密并非只看到个人私利而不重视人类的道德伦理（可以参见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他也是在反复思考了“经济人”和“道德人”后，才确认经济人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并且更有利于建立经济科学。2.看不见的手假设斯密认为个人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个人经济自由，而非干涉市场。3.社会分工假设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促进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4.研究对象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经济、政治以至各种上层建筑，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继承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而非范式的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A. Marshall）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 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其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 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得狭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脱去了“政治”两个字，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可以概括为两条。1.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实际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理性人假设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进行选择，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总是能够使效用达到最大化。2.市场均衡假设在给定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市场总是能达到均衡（瓦尔拉斯均衡），而此时的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以价格为核心，研究市场如何配置资源。三、凯恩斯革命――范式的革命从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的范式发生了继承和延续，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是由凯恩斯（J. M. Keynes）来进行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力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经济学家无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一场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 并成功地解释了大萧条。 这一革命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为标志。凯恩斯理论的范式可以概括为3点。1.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萨伊定律）。2.工资刚性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3.市场无法自动出清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价格的迅速变化总是能使供需自动达到均衡，因此反对国家干预市场。由于大萧条的出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再有效，而凯恩斯的范式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凯恩斯的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因此称为宏观经济学。他的追随者在他建立的范式上发展完善了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四、新古典综合派――新旧范式的结合所谓新古典综合，就是指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两种不同范式的结合。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1937年，希克斯（J. R.Hicks）画出了最早的IS－LM曲线，其中运用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的开端。（注：参见赵汉平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1948年，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经济学》出版， 标志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1961年，《经济学》第三版中，萨缪尔森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他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而如果充分就业（均衡）实现了，那就恰恰满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范式）。因此他将凯恩斯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 放在同一本教科书中。 他本人也成为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 School）的代表人物。 新古典综合的实质是为了更有效地解释经济现象，而将经济学的新旧两种范式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并没能取消两者的矛盾，只是掩盖了矛盾。五、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第二次革命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理论的范式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重新向往自由市场。在这种背景上，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展开了。以弗里德曼（M.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者首先对新古典综合派发起攻击。他们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藉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者的国家干预政策， 提倡经济自由。 理性预期学派（School ofRational Expectations）的卢卡斯（R.Lucas）走得更远。他借助于理性预期的假设，并通过运用现代数学，推翻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范式――有效需求不足、工资刚性以及市场的无法自动出清，从而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卢卡斯的结论是稳定的政策都能被预期到，而能被预期到的政策是无效的。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市场失灵现象实际上是变化不定的政策造成的。这是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全面反动，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在更广的范围内，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得以恢复和发展。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 ）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布坎南（J.Buchanan）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都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将研究对象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了非经济领域，包括政治、婚姻、家庭、犯罪等各种不同领域。在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对范式的革新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企业的出现，也不能解释制度的变迁。于是他们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重新解释了产权。新的范式是将人们的交换行为设想为一系列谈判过程，而谈判是需要谈判者付出代价（即交易费用）的。因此理性的人就需要在交换（收益）和交易费用（成本）之间进行选择。产权实际上是交换的前提，而制度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手段。在这个范式上，科斯（R.Coase）和诺斯（D.North）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注：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理论真正起源于1937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但其获得实质性发展是在80年代以后，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则主要是在60年代以后起步。）等等。八十年代以来，由纳什（J.Nash）、泽尔腾（R.Selten）、海萨尼（J.Harsanyi）领导的博奕论开始应用于经济学。博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在后者的范式下隐含了两个基本假定。一个是假定市场参与者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另一个是假定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在现实中，市场参与者是有限的，在有限人数下，人们的行为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同样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也常常是不对称的。在假设参与者行为相互影响的范式上，博奕论的研究得以展开。 而在不对称信息的范式上， 以维克瑞（W.Vickery ）和莫里斯（J.Mirrless）为代表人物的信息经济学（实质上是非对称信息博奕论）也得到了发展。（注：参见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我们看到，这是经济学上一次浩浩荡荡的运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重新接替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和革新。同时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们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注：本文所提及的，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均已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曼（1976），舒尔茨（1979），布坎南（1986），科斯（1991），贝克尔（1992），诺斯（1993），纳什、泽尔腾、海萨尼（1994）， 卢卡斯（1995 ）， 维克瑞， 莫里斯（1996）。）他们的理论汇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六、杨小凯的工作――第二次综合最后我将提及澳洲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正在试图创建一门新的经济学，他自称为新兴的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其中他引入了当年亚当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上，他通过运用现代数学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进行了重新描述，并且希望在此过程中，将宏、微观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奕论等各种理论体系整合在一起。（注：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这将是经济学范式上的一次大综合，其意义可能超过新古典综合。因为后者的综合只是将两种相互矛盾的范式简单地合在一起，并没能取消矛盾。而前者是通过一种新的范式来解释原先不同的范式，因此原先的矛盾在新范式里被取消了。当然新的范式仍将面临新的矛盾，仍可能被另一种更新的范式所替代。七、结论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演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建立――继承――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不同的范式根据它们对客观经济现象解释的有效性而相互接替，或者说是根据它们接近被观察现象实质的程度而相互接替。在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运动中，我们看到这不仅是一场对宏观经济经济学的革命，还是一次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全面复兴、发展和革新。同时，从研究范围的扩大（进入政治、家庭等非经济领域）以及杨小凯对社会分工的研究中，我们又看到经济学正在进一步向它的古典时期（亚当斯密时代）回归。从古典――新古典――凯恩斯――新古典――古典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能体会到经济学范式演变中的辩证规律（正、反、合）？【责任编辑】王寿春 【参考文献】 ①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③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④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⑤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⑥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⑦杨小凯：《当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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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888 【原文出处】岭南学刊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701 【原刊页号】27-32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704 【 标 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 论农业产业化 【 作 者 】梁荣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 正 文 】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经济当前重大的现实和理论课题，但它自产生之日起至今其内涵和本质仍没有一个规范统一的界定，学术界正在进行热烈的探讨。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和本质进行科学的界定，探讨农业产业化的实施，既是实践的急需，又是理论工作者目前一个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一、农业产业化是我国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的新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在我国出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有：农业单干，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下的生产队大排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农业单干→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大排工→家庭联产承包制，均是农业生产关系的形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原因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但不排除存在人为拔高的现象。家庭联产承包向新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同样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家庭联产承包制一方面打破了大锅饭大呼隆的生产经营方式，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另方面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一是经营规模小，粗放经营，适应不了社会劳动的进一步分工协作的需要，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不能获得平均利润，从而使我国农产品总量和质量难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增加和提高；二是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经常出现农产品卖难的现象；三是科技应用程度低；四是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造成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农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于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便产生了，这就是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的形式主要有：农户＋公司（企业）、农户＋专业市场、农户＋基地（市场）、农户＋各种协会、家庭农场＋专业市场等等，农业产业化是我国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家庭联产承包制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１）前后继承的关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目前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这种承包制自改革开放初期出现已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但由于这种承包制是按农民人口的多少来平均分配土地，农民对土地承包耕作，很大程度上属于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农民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生存问题，另一部分作为实物地租交给国家，再有剩余用来市场交换，剩余的农产品量比较少。因而，一家一户的超小型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必然要加以改变，否则就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不适合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推行。农业产业化正是把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加以继承、改造的较好的新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农业产业化这种新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一方面可以保留原有承包制中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等等的优点，另方面可以克服其生产规模小、生产力水平低、与市场较脱节、比较利益低等弱点，使直接从事农业的生产经营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交换而生产，承包更多的土地，使农业在更大的范围上、更高的层次上与第二、三产业中的部分发生直接的联系，进行跨行业的生产经营。土地的所有权可以不变，但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从过去的承包者转到新的承包者去。因此，农业产业化就是市场经济和集约化条件下与第二、三产业联结一起的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新的农业承包制，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的新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２）承包制与农业产业化是相互容纳的关系。农业产业化包含了承包制的内容，承包制在农业产业化的各种形式中进一步提高承包的层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承包的内容。（见图一）（附图 {图}）从图一农业产业化几种形式可以看到，农业产业化都有农户（或家庭农场）作为最基础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是农业产业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承包制都被包含在农业产业化之中，两者是相容的关系。实施农业产业化不是取消农业承包制，而是逐步改变目前一家一户平均分配土地的承包耕作的方式，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逐步集中，进行适应规模经营，对土地规模承包，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农业承包制。因此，实施农业产业化，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实施新的农业承包制。另外，在农业产业化的各种形式中，应还有一个土地的所有者――村集体，因此，农业产业化的形式是：土地承包者＋土地所有者（村集体）＋公司（企业）＋专业市场＋基地（市场）＋各种协会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其主要作用有：一是重点搞好水利等各项农田基本设施；二是为承包者提供某种社会化服务，以弥补公司为农户提供的社会化服务不足的方面。这是农业合作制的内容。在目前和将来较长的时间内，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一般不涉及土地所有权，因而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不用改变。当村集团阻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时，才去改变其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三者相加就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的新体制，表现为“农业承包者＋合作制＋公司”，可称为“农业承包合作公司制”，简称为“农业承包公司制”。二、农业产业化是跨产业的市场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１．跨产业、市场化、集约化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１）跨产业。农业单干、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大排工、家庭联产承包制，所有这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都是在第一产业――农业内部中进行的，没有超出第一产业的范围，农业经常被第二、三产业剥夺了平均利润，成为不盈利或少盈利的“弱质”产业，使广大农民收入较低，造成了工农差别，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业产业化却超出了第一产业的范围，与第二、三产业中的部分紧密连结，既有农产品加工，又有农产品销售网络，还有某个区域的农产品消费者群体，跨产业经营，重新组合成为产业的杂交优势，释放出产业杂交优势的能量，农业夺回了平均利润，农业成为盈利的产业。因此，农业产业化就是跨产业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２）市场化。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农业产业化中的市场化是指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的产业结构、农业管理体制、农产品等等按市场需求在国家宏观指导下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行，这种市场化就是社会化。而要实施农业产业化，必须使农业生产资料、资金、劳动力、农业科技等生产要素市场化。管理体制的市场化，也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的管理方式。也要求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农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连结成一个产业链。这样的农业经营方式必然要求农业生产、加工、流通、资金供给各个环节协调，要求改革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分割的部门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部门管理方式转变，向社会化的管理方式转变。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农产品的市场化，按市场需求，在国家宏观指导下，农业的产业结构适时地、恰当地进行调整，使农产品的总量和质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农产品的市场化既包括农产品结构按市场需求来调整，农产品的销售畅通无阻，也包括农产品价格能够准确地反映其稀缺度，按价值规律来定农产品价格，取消统购统销的农产品价格，使农业能获取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从而促进农产品总量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３）集约化。农业产业化中的集约化包括两个涵义：一是指同一单位生产要素相对投入少，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使劳动生产率高，产出多，质量好，效益高；二是指对农业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科技、资金，精耕细作，科学管理，使农产品总量增加、质量提高、效益提高。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缺一不可，共同组成农业产业化中的集约化。２．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是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农业产业化的本质就是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使农业获取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进而增加我国农产品总量和提高农产品质量。三、农业产业化是两个根本转变在农业上的载体和内容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是通过两个根本转变（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农业的贯彻而实现的。农业产业化是两个根本转变在农业上的载体和内容。首先，农业成为可以盈利产业。跨产业、市场化、集约化是农业产业化使农业提高比较利益而成为盈利产业的三大法宝。传统农业是投资大、收益低、盈利极少的产业。按照规模经营的理论，经营者必须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所得的收益才是最大的。搞农业产业化，必须要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达到一定的土地经营数量。这是农业产业化中集约化的第一个要求。通过规模经营，节省了劳动力，降低每一农产品所含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数量，从而提高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的数量，增加产出，大大减少生产农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经济收益，达到规模经营所需求的规模效益。这样，为农业成为盈利的产业打下良好基础。同时，在农业产业化中，市场化、社会化的程度高，第二、三产业中的不少部门直接参与农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农业的生产、加工、销售、消费成为一条产业链。农产品作为商品，不仅顺利完成了“惊险的跳跃”，实现了价值，而且农业作为一大产业，也与其他产业一样，获得平均利润，提高农业利益，成为一个盈利性的产业。农业产业化使农业成为盈利性的产业，实际上是首先从规模经营的角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其次是从跨产业的角度获取平均利润；再次是从市场化的角度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可见，跨产业、市场化、集约化是农业产业化使农业提高比较利益而成为盈利产业的三大法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的驱动，农业成为盈利产业，必然诱动资本、人力、物力、科技等向农业倾斜，进而有效地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增加农产品的总量，从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另外，农业产业化的规模经营，促使一家一户的土地的使用权、承包权向经营者集中，经营者向土地所有者和原来土地的承包者、使用者交纳地租，使经营者取得了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带来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引起了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土地制度，从而在农业上促使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可见，农业产业化是两个根本转变在农业上的载体和具体的内容。其次，农业产业化能够形成良好的农业投入机制。农业实现两个根本转变需要资金基础，没有资金的投入，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就会成为空话。不论是农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不管粗放经营还是集约经营，都离不开农业投入。对农业的投入，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经营者投入机制，政府财政的投入也是需要的，但不应主要靠政府。目前，我国农业经营者自身的投入，扩大再生产规模，取得显著效益的例子很多，但都与农业产业化有关。例如，浙江省义乌市有４０余个工商户投入８６００万元资金，对６３００余亩荒山荒坡荒地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平均每亩投入１．３６万元，其中一户叫孙荣福创办的甲鱼养殖场在１０１亩地上已投资２０００万元，１９９３年的年利润达８００万元，超过当地任何一家企业的经营效益。另有一个庄园实业公司，经营土地４２９亩，投资１３００万元，产供销一条龙，１９９６年产值将超过１０００万元，利润可达２８０万元。（龚辉武，《工商业主的新热门：农业综合开发》，《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６年８月。）这种投入是农业经营者自觉的大投入。也只有这种大投入才能解决我国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可见，农业产业化形成良好的经营者投入机制，是解决我国农业投入的主要出路。只有这种投入，农业才能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当然，政府财政投资和其他投资也是很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应主要用在农业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及调节农业的关节点上。另外，农业的投入更要讲经济收益，若没有经济效益或低收益的投入，这种投入是会萎缩的。农业产业化中的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经营者，为交换而生产，他们注重于农业的投入，更注重于投入得到的高收益，于是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链：高效益的大投入→大规模的产出→高效益的大投入……。可见，农业产业化是解决农业投入机制的良好途径，为两个根本转变的实现提供资金基础。再次，农业产业化大量容纳先进的农业科技与生产工具。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实际上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较低层次的表现形式向另一种较高层次的表现形式的转变。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两种层次不同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也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相联系，容纳不同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计划经济时期的农业生产队大排工，农民生产积极性不能发挥出来，存在大量潜在剩余劳动力，不大需要多少先进科技及先进生产工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解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但超小型的地块分割的一家一户的承包制经营方式，却没有能力容纳现代大型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完善成熟的农业产业化，不仅需要而且能够大量容纳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于是，形成了下列的四组对应关系。（见图二）：图二计划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经济体制↓ ↓ ↓生产队大排工→超小型的地块分割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农业产业化↓ ↓ ↓不大需要先进→无能力容纳先进――――――――→需要且能大量容纳生产工具科技 生产工具和科技 先进生产工具和科技↓ ↓ ↓粗放经营―――――→粗放经营―――――――――→集约经营四、农业产业化的实施我国农业产业化产生的时间不长，目前，在我国全面实施农业产业化，至少受到七个条件的制约：一是两个根本转变在农业的贯彻实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二是土地实施规模集约经营之后，丢开土地的大量的农民的生计如何解决；三是实施农业产业化后如何解决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四是政府财力十分有限，难以拿出大量资金去办企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五是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与在农业的广泛应用有一个过程，六是我国工业化仍没有步入较高的阶段，对农业反哺要有一个过程；七是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个过程，因而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也有一个过程。因此，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在时间安排上不应操之过急。笔者认为，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在时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９６年起，用３至５年时间，进行农业产业化的试点与逐步推开工作。第二阶段：用３至５年的时间总结、改进。第三阶段：用３至５年的时间进一步完善、提高、发展，在全国初步建立起农业产业化的网络。也就是说，全面实施农业产业化从开始到进一步完善、提高、发展，最短用９年，最长用１５年的时间。实施农业产业化的方法主要有：第一，示范带动。一是试验示范。农业产业化是我国继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的一次农业革命，各地区一开始不可全面铺开，只有做好试验示范，才能带动其他，逐步推广。二是典型带动。到目前为止，我国不少地方出现了农业产业化的成功典型例子，各地可以认真总结、研究、分析其经验，加以推广。可选择一些龙头骨干企业、农业生产大户作典型，选准当地的农业项目来发展，取得成绩以作示范带动。第二，互利主动。农业产业化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只有让参与农业产业化的各个企业、各个农民都基本上获取平均利润，获得较好的收益，才会有人主动愿意去干，否则就不会长久，不会有好后果。即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搞，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互利才能主动，主动才有好效果。第三，政策诱动。农业产业化的推广，政府应制订相应的政策，以诱动各主体去主动从事农业产业化的工作。包括对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企业、农民物质上奖励，精神上鼓动，资金上扶持，税收上优惠，项目上支持，提供各种服务，搞好道路、市场、通讯等基础设施等等。用政策诱动，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第四，引资促动。农业产业化需要巨额的资金，引资渠道主要有：一是积极引外资。目前国外游资很多，可以积极引进外资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二是引第二、三产业的企业资金。我国从事工业、建筑业、商业等的企业，有不少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可以积极引导其中的一些企业向农业产业化投资。三是引群众手中的资金。到１９９６年８月止，我国居民储蓄达３６７０５．８亿元，如果能吸引十分之一投入农业产业化中去，就有３６７０多万元。吸引的方法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如国家或地方可发行农业产业化债券，可通过人民银行批准搞农业产业化集资、搞股份制等等。第五，市场策动。农业产业化离不开市场，一个农产品专业市场可以策动一个地方推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广东省化州市和新会市的北运菜批发市场和水果批发市场等等就带动了该市及周边市县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责任编辑】李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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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42 【原文出处】农业经济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199709 【原刊页号】16-18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李贵卿 【复印期号】199710 【 标 题 】国外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背景、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 【 正 文 】 一、国外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产生的背景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从19世纪起商品性生产迅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开始运用于农业，新式农具逐步推广，化肥施用量不断增长，农业机器也在一些地区使用，农业与工商业的联系日益增多，但这种联系几乎都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有很大的自发性和不稳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技术进步和农业的高度商品化，农户中使用的机器、化学肥料、农药等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多，需加工、贮藏、运销的农产品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与农业相关部门也发展起来。按照这些部门在农业再生产过程中的顺序，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为农业前部门，包括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部门、为农业提供技术服务的部门；另一类称为农业后部门，包括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部门。本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农业中的就业者与农业前、农业后部门就业者的比例为1:3；在美国，本世纪70年代为1:3.5；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前和农业后部门就业者比重也很大。现代化农业的高度发展受农业相关部门的制约越来越大，农业相关部门的存在和发展受农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完全依靠自发的不稳定的市场来维持他们之间的联系已经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便逐步发展起来。按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纯依赖市场交易的形式来维持，产生了用非市场组织代替市场交易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作为满足这种需求的制度供给，它的存在就有极大的经济合理性。二、国外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环境特征1.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西方国家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基础环境西方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历程上经历了自由市场经济、垄断竞争和现代市场经济三个时期。长期的经验积累，使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越来越走向完善和成熟，其重要标志就是由初期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的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它给西方国家的经济带来飞跃发展。概括起来，西方国家的市场无论是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以及资本市场，都十分发达。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也较为健全和有效，它们有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政策和法规。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来看，在农业领域西方国家基本实现了区域布局专业、生产单位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农业中的微观经济单位基本上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它们有较为发达的市场服务体系和中间机构，有较为发达的产品销售渠道和资金融通渠道。从市场范围来看，它们不仅有国内大市场，更有广阔的国际市场。2.以工补农是西方国家发展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政策环境西方国家大量补贴农业，鼓励一体化经营。政府对于为农业提供低息贷款的金融机构予以补贴。1983年美国政府支付的农业信贷利息补贴达60多亿元。除利息补贴外，在比利时、瑞典、荷兰等国家，政府对于合作社和私人银行所发放的农业贷款，广泛提供担保。政府鼓励一体化经营，对加入一体化经营的农场运用较低的边际税率，因而，加入一体化后，生产者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另外，美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补贴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和福利，帮助兴修水利和实现电气化，为农民免费提供农用输助设备。3.高科技进入农业领域是西方国家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技术环境二战后，电子、动力、化学、机械等工业迅速发展，而专业化、一体化经营恰恰是利用这些现代装备的特有形式，农业现代化得益于此，战后西方国家农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现在西方专业化农场已进入生产综合机械化和部门自动化阶段，农业已经变成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部门，这种现代化的部门必然和其他部门之间实行现代的社会分工和经济联系。在农业一体化机构中，农场的经营管理是按照领导这个综合体的工业部门的现代化原则来进行的，工商企业把一体化结构中的农场及其加工等所有部门控制在自己的技术装备之下，通过一体化结构实现工业对农业的改造，同时协调农业、食品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实践表明，这是目前提高农业效率的最有效办法。另一方面，工商部门为适应农场的发展需要，自身也随时调整和改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4.工业资本寻求新的投资热点是西方国家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又一特征长期以来，认为农业投资周期长、产出率低是我们对农业的固有观念，但是如果以从“田头到饭桌”的产业化全程来看，农业是获利较高的产业。因此，国外大型工商企业把投资农业作为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途径。目前在全球排在前10位的大型企业财团中，有4个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食品企业集团。在西方许多国家中，工商企业直接开办农业公司。在美国，该类企业早在1978年就占到农产品销售额的22%。三、西方国家农业一体化经营发展背景和环境特征对我国的启示1.大力推动农业市场化是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历史时期，大力发商品经济，实现农业的市场化，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实现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前提。农业的市场化就是改变农村几千年来传统小农经济的封闭式的经营方式，建立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和农产品销售市场体系，使农业生产的各要素和农产品全部进入市场。农产品流通是当前阻碍农业发展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理顺农业产品流通的关键是建立平等竞争的多元流通主体，特别是要培育农民自己的或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流通中介组织。同时，要逐步建立起结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初级农产品市场网络体系，并在通讯、交通、邮电、金融、信息等方面加强配套建设，使之成为运行成本低、效率高、触角延伸到农村每个角落的大市场。应当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是由市场带动的。农业要发展，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环境。市场化不仅是农业一体化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是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前提条件。2.积极创造工业向农业适度倾斜的政策环境是农业产业一化经营的重要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从宏观上要创造一种政策环境，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能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这是实现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重要基础。首先，要坚决控制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年扩大趋势。改变长期以来“吸农兴工”的作法，实行“返工保农”的政策，逐步缩小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从根本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失。各级政府在抓农村工作时，要把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抓城市“米袋子”和“菜蓝子”时，必须首先考虑要抓好农民“田园子”和“菜园子”，同时还必须确保农民的“钱夹子”不受较大的影响。要把从前的“贡献型农业”逐步改变成“富裕型农业”，使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其次，从政府投入方面来看，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要建立健全国家、集体和个人相结合的农业投入机制，稳定和完善对农业的保护政策。要对粮食实行保护价制度，通过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和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减少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价格风险，确保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坚决制止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行为。再次，从产业指导方面来看，工业的发展要适当向农业倾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工业要大力发展直接为农业服务的生产资料，包括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二是在制定工业发展战略时，优先发展与农业关联的产业，诸如食品工业、轻纺工业、机械工业等。这样，不仅可以刺激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工业的不断发展。3.大力推广和应用科学技术是实现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有效途径当工业走向现代化大规模生产之时，我国广大农村由于受到城乡分割体制和自身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经济方式的限制，并没有随之走向规模化和现代化，产业水平依然极低。我国农村经济由于经营规模狭小，使农业灌溉、排涝、病虫害防治、良种培育和推广应用受到极大影响。从质量上看，我国的农产品无论在品种、外形、还是在颜色、口感等方面都与国外有很大差距。我国出口香菇每吨仅8740美元，日本的香菇则卖到29377美元。从数量上看，种植条件并不好的台湾亩产芒果可达1000多公斤，而最适宜芒果生长的海南省，每亩才产100来公斤。在以色列，一亩地可产西红柿30吨，有我国就人能产2-3吨。科学技术在我国农业领域的推广应用还很不充分，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增产潜力远未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水平急待提高。据估计，我国科技在农业的增长中所占的份额不到30%，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一半。约2/3的科研成果没有全面推广。全国近半数农区仍靠传统技术维系，现有的耕地中有40%是中低产田。我国的农产品大都是老品种，品质差，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很低而且缺乏竞争力。这说明农业通过科技获得发展的潜力很大。我们要不断地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中的应用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农业的真正转变，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实现规模化、一体化经营。4.积极引导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1995年3月，三九企业集团总裁联合23位全国人大代表在八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组织“神农计划”的建议，受到政府部门和理论界的关注，部分工商企业开始进入农业领域。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最具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是“两个新突破”：一是突破了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只局限于农业内部的农工商综合经营，实现了工业、商业、农业三大产业之间真正的真正联合；二是突破了部门利益和地区封锁导致的狭隘经济，在企业与农业的有机结合中，形成了新的良性经济循环。因此，这是转变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增长方式，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为积极引导更多的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政府要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政府对进入农业领域的工商企业除一般倡导外，有必要在信贷、利率、税收、国内融资等方面赋予必要的政策优惠，同时要制定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的产业指导政策和相应的产业扶持政策。另外还要积极为大型工商企业创造其它的必要条件。（作者单位：西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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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5期 Vol.19 No.5 1999贯彻ISO-10012国际标准加强计量管理工作张 军摘 要 学习ISO-10012国际标准，加强计量管理工作，确保产品质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关键词 ISO-10012 计量确认体系 溯源 计量意识Carrying ou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10012 and StrengtheningMetrological ManagementZhang JunAbstract Study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10012,strengthen metrology management,ensure the quality of product and enhance the social economical benefit.Key words ISO-10012,Metrology affirmation system,Traceability,Metrology conciousness引言计量工作是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质量管理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技术基础工作，是评价武器装备的技术指标，是确保军工产品质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和科学依据。计量工作不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而且是质量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企业中，计量保证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对企业各种计量数据信息的形成、传递及其作用的管理，为企业的产品生产和经营活动提供一种保证；因此，企业强化计量管理的措施越得力，计量保证的作用就越大。计量工作在保证量值统一的条件下，通过测试技术，制定标准化技术文件，以及组织管理措施等手段，提供各种数字和信息，并使之达到所要求的准确性，使企业的各项工作建立在可靠的科学数据基础上，从而保证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新形势下与国际接轨，使产品投入国际市场，就必须贯彻ISO9000系列标准，开展军工产品质量保证体系的认证工作，强化质量意识，突出质量工作的重要性，用可靠、准确、安全的计量工作，确保产品质量。下面针对贯彻ISO-10012国际标准、建立科学有效的计量确认体系、加强计量管理等工作的具体实施谈一些看法。1 建立科学有效的计量确认体系，保证测量的准确度计量确认体系是ISO-10012对企业计量工作引入的新概念。它包括三个方面：①计量检测设备的管理，包括设备的配置、储运、管理以及准确度等计量性能的分析等；②计量检测设备的确认，指计量检测设备校准、调试、修理等的方法、程序、记录、标记、间隔、封印等的管理；③计量检测设备的使用，指计量检测设备在使用时的环境条件、人员资格、不确定度累计的影响与修正等。该体系要求：供方应建立和保持一个包括计量标准在内的计量检测设备的管理、确认和使用有效的文件化的体系，以保证是否满足所规定的要求，这种体系的设计应保证所有计量检测设备的运行符合预计要求，并保证一旦出现问题就能迅速发现并能及时采取措施，保证计量检测设备产生不合格误差的风险控制在允许范围内。建立和保持计量确认体系是一项复杂而又具有相当难度，并且工作量较大的系统工程。ISO-10012要求把所有计量确认体系中各个环节都写成程序文件。程序文件一旦规定，企业上下都要严格执行，它在企业内部具有一定的法制性。计量确认体系通过程序文件，将各个部门的工作联系起来，明确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发挥其整体效益，使测量设备处于一种满足预期使用要求的工作状态，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可靠。2 加强计量器具管理，树立溯源意识我所对计量器具的计划采购、验收入库、保管、调度、使用维护、奖惩、事故处理直到报废的全过程实行统一管理。具体方法如下：1)对本所仪器仪表实行了分类管理的办法，划分为A、B、C三类：A类为所最高计量标准和用于量值传递的计量器具，国家列入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用于工艺控制、质量检测的关键计量器具；B类为用于工艺控制、质量检测及有计量数据要求的计量器具，是使用比较频繁、精度要求较高且量值容易改变的计量器具；C类为性能稳定、可靠性高、量值不易改变、精度要求不高的计量器具，或使用环境恶劣、寿命短、易损耗及一次性使用的计量器具。2)检定周期的确定。强制检定的仪器仪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其它根据我所实际情况和要求决定，A、B类计量器具必须制定周检计划，严格进行检定，检定周期为12个月；C类计量器具检定周期定为36个月。计量检定程序完成之后，应在计量器具表面或机壳上贴上相应标识。根据ISO-10012要求，树立溯源意识。用于计量确认的所有测量标准都应按溯源链溯源到国家基准或国际基准，溯源链中的每一级校准的执行情况都应有文字说明，在确认各台(件)测量标准和测量设备时，要考虑各级校准中所累积的不确定度的影响，如果超过了允差范围，则应采取相应的修正措施，“量值溯源”说明了计量检测设备的校准是企业生产经营自身的要求，它具有较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灵活性。我所根据生产任务及发展的需要，建立了20项高于工作计量器具的最高计量标准，计量标准器具都依法进行强制检定。根据标准稳定性、用途和使用的频繁程度，标准的检定周期定为12个月，并且确保检定周期的周检率、合格率达到100％。3 培训计量人员，提高计量意识计量工作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息息相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必须加强和提高计量技术的管理水平。在ISO9000系列标准的各种质量保证模式中，要求制定并坚持计量人员培训和考核所要求的程序，要求计量检定(校准)人员应做到持证上岗，相应的培训、考核、计划和成绩要予以保存。测量设备的计量确认体系ISO-10012则是针对测量设备控制而制定的要求和实施指南，是ISO9000系列标准的支持性文件。我所计量管理部门每年负责制定和执行培训计划，明确责任要求。要求计量人员要熟悉并认真贯彻国家计量法规、法令、方针政策。并经常组织计量人员对新规程的学习和技术交流活动，提高计量水平和能力。计量检定人员必须取得上级计量部门的考核合格证，方能独立从事检定测试工作。在企业质量体系建设中，要认真学习国际标准ISO-10012――计量确认体系，进一步完善检测手段，提高检测人员素质，强化监督，优化服务，提高质量，为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4 结束语计量管理和计量检测水平，是企业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及其可信度的反映，也是衡量企业素质的重要标志。“向管理要效益”、“向技术要效益”，无论是管理还是技术，都离不开计量工作的加强与提高。我们学习ISO9000、ISO-10012国际标准，不但要了解标准中对计量工作的要求，更重要的还要联系计量工作的实际，学习国际通行做法的新观念、新意识，认识企业计量工作的作用，从而指导我们的工作，使企业计量工作走上新台阶。作者简介：36岁 女 工程师作者单位：中原电子技术研究所，河南省郑州市，4500051999-05-13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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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161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32-33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 作 者 】高放 【复印期号】199605 【 标 题 】开拓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社区政治 ――评介《新视角下的政治：关于社区政治发展的专题研究》【 正 文 】 一、什么是社区和社区政治？政治学是近十几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刚恢复研究的一门新学科。由于多数人仍然把政治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国家政权的范围内，因此在国家政权以外的政治现象，就很少有人涉猎。关于社区政治这个未曾开垦的处女地，现在有山东社会科学院的王振海、王存慧等五位“而立”之年的年轻学者首先涉足拓荒，取得可喜的收获，合力写成《新视角下的政治：关于社区政治发展的专题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值得向读者推荐。究竟什么是社区政治呢？这首先就要从社区讲起。“社区”这个很普通的名词，据我所知，在我国古书中居然未曾有人使用过，它是30年代我国的一些社会学研究者用以翻译西方文字的新词汇。 社区英文为community，14世纪才有这一词汇，它源于中世纪英文communete和法文communite，指一定地区人们形成的村社、乡镇、公社等共同体。 此词最早源于古拉丁文communitas，意为共同的、亲密的伙伴关系。到19世纪初，西方的社会学者才开始对社区进行学术研究，第一部系统论著是德国人斐・滕尼斯于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esellchaft）； 该书后来由美国人罗密斯译成英文，定名为Community nd Society。英国人罗・麦奇维于1917年初版《社区》（Community）专著，迅即再版、三版，1928年又出美国版。总之，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社区”在欧美已形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和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1932年北平燕京大学邀请美国社会学家派克来华讲学，社会学系师生始将Community译为“社区”， 吴文藻教授于1935年在《社会研究》第66期发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一文。从此，“社区”一词和对社区的研究才在我国逐步推广开来。应该说，“社区”一词译得甚为恰切，其意为社会的一定区域。社会是人群的集合体，社区是指居住、生活在一起的一定人群的社会地区。构成社区的要素主要有4个：1．一定的人口；2．一定的地域；3．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的社会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机构；4． 维护共同生活所必需的行为规范和制裁制度。社区活动包括生活福利、文化娱乐、公共卫生、集体安全等各个方面。那么，什么是社区政治呢？它与地方政治有什么区别呢？本书所探讨的社区具体而言，在农村为自然村，在城市为居民区。作者正确地指明：“所谓社区政治，是指存在于一定地域的以同质性人口为主体的人群生活共同体的政治现象与政治关系。”地方政治涉及的主要是围绕政权机构而展开的政治权力关系，社区政治则强调政权以外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关系。二、本书的理论体系和突出优点全书构建了崭新的理论体系，采用虚―实―虚的三段论模式。上部为理论基石，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探源，进而说明社区与社区政治理论。社会发展到出现私有制和对立阶级时才产生国家。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阶级统治的工具和管理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决定国家，社会的发展使国家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国家又作用于社会，社会必须接受国家的引导与治理。作者把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总体追求概括为“衡定协和”四个字。衡即平衡，意指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平衡；定即稳定，意指国家与社会都处于自身的位置上，戒除各自属性的变异扭曲，或者互相侵蚀干犯；协即协调，意指二者力量与作用的相向，和即和谐，意指二者关系与相处的融洽。从一时和局部来看，国家与社会可能达到衡定协和，但是国家既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是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工具，从长远和总体来看，它与社会就不可能实现衡定协和。只有到了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之后，取代国家而得到广泛、高度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够与社会真正达到衡定协和。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社会基层就是社区。书中分析了社区政治所包括的社区政治结构、社区权力结构、社区政治参与、社区政治环境、社区政治发展等内容。然后落实到中国社区政治，指出了目前中国社区发育水平低，“与农村社区相比，我国城市的社区色彩显得更弱，发育不全。”中部为微观透视，这是全书的核心。作者从社区主体的政治分层入手，把我国农村和城市社区各个阶层区分为不关心政治层、关心政治层、热心政治层和参与政治层，进而分析他们各自的政治心态与行为，找出影响社区主体政治发育的各个因素，主张要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教育水平、培育社区政治组织、加强政治学习等途径来促进社区主体的政治发育。作者还考察了社区政治权力和社区政治组织，指出：由于我国的政治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和国家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性，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意识淡薄，所以社区政治权力的结构不合理，运行也不健全。要优化社区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就要使国家组织适当放权于社会组织，积极增强社区民主机能，加强社区的权力监督机制。下部是回溯超越，这是作者在回顾我国几千年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对发展社区政治的展望。我国历史传统中固然有尊礼重义、讲求伦理协和等必须继承的精华，但是宗法政治与泛家族主义、专制政治与专制文化、全能政治与他制他律、官僚政治与拜权主义等等糟粕都要铲除干净，才可能沿着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使社区政治逐步得到大发展。作者正确指明：“社区是民主的第一个操场。每个人都生活于一个具体的社区中，……公民个人民主权利的行使与保障，单元民主、基层民主、区域民主的实现，都是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组成部分，社区民主是社会民主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民主的基石，通过社区，民众可以实现对社会与国家的具体的、实际的第一步的占有。”通读全书感到，作者对社区政治的论述自成体系。从理论到实际，对社区政治的由来、内容、主体、权力模式和运行机制等等作了系统的分析。既扼要评介了外国关于社区政治的研究成果，又结合我国国情着重阐述了我国社区政治的现状；既回顾了我国历史的发展，区分了政治文化传统的精华与糟粕，又展望了未来社区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视野开阔，视角崭新，思考深邃，立意创新，溶中外古今于一体，探社区政治的真谛，绘未来发展的蓝图，开社区研究的先河，这些可以说是本书的主要成就和优点。三、本书的意义和不足本书以中国为取材背景和价值指向，以理论对现实社会的携引为出发点，能达到目前这样的水平，诚属不易。它可以视作从下而上推导的大众政治学，又可以说是自上而下延伸的行动政治学，为社区政治学提供了框架和轮廓，或可称之为社区政治学引论。这是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成果。它为社区政治研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不少具有开创性的、有价值的见解。由于我国的社区政治还处于萌芽状态和童稚时期，加以前人对此研究尚不充分，青年作者不免还带有稚气，因此本书难免还有欠缺。有的论点值得商榷。例如作者认为：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只有到资本主义时代才“破除了国家对社会的强行控制，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进程。”实际上应该说从国家诞生时起，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与社会就是分离的、对立的二元结构，不论国家采取专制或民主的统治形式，其实质不变。即便在资本主义民主制下，国家仍然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对社会的强行控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则改变为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实行对社会的强行控制。社区政治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是非国家形态的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国家形态民主政治与非国家形态民主政治两种政治现象。彼此的性质虽然迥异，发展趋势虽然相反，但是实际上却是长期共存，互相消长。将来随着国家形态的民主政治日渐弱化，非国家形态的社区民主政治才可能愈益强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将转变为社区与社会的一体化。人类社会的前景将是社区社会化与社会社区化的衡定协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责任编辑：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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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伯杯赛中国队胜荷兰队新华社名古屋５月２６日电（记者梁金雄第十三届尤伯杯羽毛球赛今天在名古屋进行了小组第二轮比赛。中国队轻松地以５：０战胜荷兰队，从而以两战两胜的战绩稳获Ａ组的出线权。中国队今天出场的阵容与２５日一样。３盘单打比赛的结果是，唐九红以２：０（１１：０和１１：１）胜库讷，黄华以２：０（１１：７和１１：２）胜范迪克，周雷以２：０（１１：６和１１：１）胜梅琳克。其中唐九红第一局比赛从对手手中夺来发球权后，仅用３分钟就连得１１分。两盘双打比赛的结果是，姚芬/ 赖彩勤以２：０（１５：３和１５：１２）胜库讷/ 范迪克，关渭贞/ 史方静以２：０（１５：２和１５：８）胜梅琳克/ 博埃尔。今天另外３场比赛的结果是，英格兰队３：２胜丹麦队，印度尼西亚队５：０胜日本队，南朝鲜队５：０胜瑞典队。Ａ组，由于中国队和南朝鲜队均是两战两胜，荷兰队和瑞典队均为两负，因此，实际上中国队和南朝鲜队已获得参加第二阶段比赛的资格。Ｂ组，印度尼西亚队两战两胜，已获出线权；丹麦队两负，出线无望。日本队和英格兰队均是１胜１负。这个小组另外一个出线名额２７日将在这两个队中产生。中国队２７日将和南朝鲜队交锋，争夺小组第一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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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3期 No.3 1998科技期刊叶尖间隙智能气动密封技术研究张学仁* * 聂景旭 张驰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摘要】 利用形状记忆合金的特性发展了一种新型压气机叶尖间隙智能密封技术，可以根据发动机工作状态的变化，自适应地控制压气机叶尖间隙。本文介绍了控制叶尖间隙的原理和方案，进行了智能气动密封环的结构设计，并对密封环进行了变形计算与分析。 主题词： 叶轮机械 形状记忆合金 间隙型密封分类号： V232.41 引 言燃气涡轮发动机的叶尖径向间隙对其工作性能有十分显著的影响，间隙增大会使压气机和涡轮的效率下降，从而导致发动机推力减小，单位耗油率增大。目前，压气机和涡轮的气动设计技术已相当成熟，进一步改进设计提高效率的难度较大，相对来说改进密封技术仍有相当大的潜力。有研究表明，为了得到相同的性能改善，改进压气机和涡轮级气动设计的成本将至少是改进密封技术的4～5倍［1］。因此研究叶尖间隙控制技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最成熟的间隙控制技术是利用冷却空气控制机匣的热膨胀。这种方案利用环绕在压气机和涡轮机匣外面的冷却气管向机匣喷气进行冷却，从风扇和压气机处抽气，由全权限数字式电子控制器按确定的调节规律通过开环控制一些阀门来调节冷却空气的温度和流量，从而控制机匣的热膨胀，维持所需的合适间隙。此方案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要从风扇和压气机抽气，从而抵消了部分由间隙减小带来的性能收益。本文利用形状记忆合金的特性发展了一种新型压气机叶尖间隙智能密封技术，可以根据发动机工作状态的变化，自适应地控制压气机叶尖间隙，从而提高发动机的效率。2 利用形状记忆合金控制叶尖间隙的原理和方案2．1 叶尖间隙的变化特点及控制要求燃气涡轮发动机的结构十分复杂，影响叶尖间隙的因素也就十分繁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加工和装配误差；(2) 转、静子的热膨胀不匹配；(3) 工作载荷的变化。如图1所示是一图1 典型工作循环中的叶尖间隙变化个典型工作循环中的叶尖间隙变化情况。由图1可见，最小间隙出现在过渡状态。在设计压气机的冷态装配间隙时，要保证在过渡工况下的最小间隙大于某一安全值以避免发生转、静子间的碰摩，这一安全值的确定主要考虑的是重力载荷、陀螺载荷、安装节载荷、椭圆度、外罩载荷等引起间隙减小。这样，在最大状态或巡航状态时的叶尖间隙就比所需要的安全值大得多。发动机长时间工作于最大或巡航状态，因此对此时的间隙进行控制，即消除间隙中大于所需安全值的多余部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2．2 形状记忆合金的主要特性形状记忆合金(SMA)是指某温度以下发生形变后，通过加热到一定温度以上能够恢复到原有形状的合金。SMA的这种现象称形状记忆效应(SME)，也称回复效应。而具有双程记忆效应的形状记忆合金既可以记忆其母相(高温相)的形状，又可以部分或全部记忆其马氏体相(低温相)的形。在恢复到“被记忆”形状的过程中，合金若被约束,将产生强大的回复力,这一特点可被用来实现驱动功能。2．3 采用形状记忆合金补偿环的原理采用形状记忆合金制成的封严环(或称SMA间隙补偿环)可以达到控制叶尖间隙的目图2 采用SMA间隙补偿环的间隙变化的，这种封严环应具有双程记忆效应。当发动机起动工作时，压气机的气流温度逐渐升高，封严环受热升温至其材料的马氏体逆相变温度AS后，开始发生马氏体逆相变，试图恢复较小的直径，于是封严环的收缩抵消了机匣的部分径向热膨胀，这样可以通过设计使发动机在巡航状态或最大状态的叶尖间隙减小为最小所需间隙(见图2)。而当温度降低至该材料的马氏体相变温度MS后，封严环又试图恢复较大的直径，从而避免了发动机在其他工况时叶尖间隙小于安全值。通过合理选择材料的相变温度，过渡状态下所需的最小间隙是完全可以保证的。3 补偿环的结构设计3．1 形状记忆合金类型的选择现有SMA的基本类型有：NiTi SMA、铁基SMA、铜基SMA等。其中NiTi类的性能最好，但其相变温度一般在100℃以内，且加工较难；而铜基SMA价格便宜、加工容易，其相变温度可通过改变合金成分来调节，相变终了温度可达350℃，因此其适用温度范围大。压气机各级的温度不同，应采用不同相变温度的SMA，因此采用铜基SMA是适宜的。另外补偿环的载荷并不大，铜基SMA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因此，研究中选用了铜基SMA。3．2 SMA补偿环的主体结构及安装形式SMA间隙补偿环的结构和在机匣上的安装形式需要根据具体发动机的机匣结构来确定。目前的设计是整个补偿环用SMA制作，根据控制的要求，SMA应具有双程记忆效应。铜基SMA通过训练可以获得双程记忆效应，但稳定循环的次数有限，不能满足应用要求。因此，设计了SMA加偏置弹簧的结构来实现SMA的双程作用。如图3所示即为弹性环加SMA环的补偿环复合型主体结构方案，其主体由两个过盈配合的同心环组成，外环与内环的材料完全相同，均为铜基合金；但热处理工艺的不同使前者具备形状记忆效应，而后者不具备。通过调整弹性环的尺寸即可精确地控制封严环组件的收缩与膨胀量值。弹性环的存在解决了铜基形状记忆合金双程记忆效应的循环寿命问题，提高了相变温度，减小了相变滞后。图3 SMA间隙补偿环的结构 图4 SMA控制转子间隙的结构方案图4示出了补偿环的一种安装形式。每个环由6个均布径向螺钉销固定，限定了轴向位置，加热冷却时沿径向可以有位移。6个径向销起定心作用。3．3 补偿环的变形计算与分析利用形状记忆合金材料的本构关系模型［2］，对图3所示的补偿环进行了变形计算与分析。补偿环的结构和材料特性参数可参见文献［3］。SMA环的预应变为0.6％时，计算出的SMA间隙补偿环内径变化与温度的关系如图5所示，其周向应力与温度的关系如图6所示。由图中图5 补偿环内径变化与温度的关系 图6 补偿环周向应力与温度的关系可以看出，在加热过程中，当温度小于SMA环材料马氏体逆相变起始温度AS时，由于SMA环与弹性环的线膨胀系数相同，若假设二者温度均匀，则无热应力产生，应力保持为装配应力不变，间隙控制环内径因热膨胀而随温度提高缓慢增大；当温度高于AS时，应力随温度提高迅速增大，SMA环开始收缩压迫弹性环，内径随温度提高迅速减小，这正是由于SMA环的形状记忆效应所引起的；直至温度升到SMA环马氏体逆相变终结温度Af时，应力和收缩量均达到各自的最大值；当温度高于Af时，由于马氏体逆相变已经完成，SMA环材料完全回到母相状态，应力不再随温度增长，间隙控制环内径又由于热膨胀继续随温度提高而缓慢增大，直至加热过程结束。在冷却过程中，当温度高于马氏体相变起始温度MS时，应力保持不变，间隙控制环内径随温度降低缓慢减小；当温度降到MS时，SMA环开始膨胀，内径随温度降低迅速增大，直至温度降到马氏体相变终结温度Mf时，应力重新回到装配应力的水平，间隙控制环内径也达到最大值；当温度继续降到Mf以下时，应力维持在装配应力的水平不再变化，内径随温度降低缓慢减小直至冷却过程结束。4 结论与展望由上述计算分析可见，在一定的范围内，随着温度的升高SMA补偿环能够收缩从而抵消了机匣的径向热膨胀，这样可以通过合理设计使发动机在巡航状态或最大状态的叶尖间隙减小为最小所需的间隙。而温度降低时封严环又恢复较大直径，这样封严环的膨胀避免了发动机在其他工况时叶尖间隙小于最小安全值。通过合理选择材料的相变温度及预变形量，过渡状态下所需的最小间隙是完全可以保证的。因此，利用形状记忆合金的特性发展的SMA智能气动密封环可以控制压气机叶尖间隙。有关实验验证将在下一步进行。据文献［4］，美国NASA刘易斯研究中心与Memory公司合作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其方案与本文类似，并按该方案正在T55涡轴发动机的压气机上进行试验，具体试验结果尚未见到。但据设计者称，经过计算分析，若T55压气机的轴流式压气机全部7级均应用此技术，压气机整体(7级轴流＋1级离心)效率将提高约0.8%，单位耗油率将降低0.2%～0.4%。他们认为这是控制压气机叶尖间隙的最理想的一种新技术，决心大力加速研究。可以预计，此项技术的成功应用将是叶尖间隙控制技术的一大突破。参 考 文 献1 Steinetz B M,Hendricks R C.Engine Seal Technology Requirements to Meet NASAs Advanced Subsonic Technology Program Goals.AIAA 94-26982 Liang.The Constitutive Modeling of Shape Memory Alloys.Ph.D. Dissertation, VPI&SU, 19903 张弛明．利用形状记忆合金控制压气机叶尖间隙的技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74 Potlock L E,Schetky L M,Steinetz B M.Shape Memory Alloy Adaptive Control of Gas Turbine Engine Blade Clearance.AIAA 95-2762（责任编辑 王震华）1997年2月收稿；1998年4月收到修改稿。 *本文系博士点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95C51042* *男 29岁 博士 讲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05教研室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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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制预防作物虫害疫苗新华社华盛顿５月１８日电美国科学家研制出一种预防虫害的农作物疫苗。据《纽约时报》报道，这种疫苗含有被称之为内生植物的细菌。科学家对这种细菌进行了遗传性的改变，并把它嵌入到植物的种子中，使其所有能自然产生具有杀虫能力的蛋白质。美国科学家皮特・卡尔逊用他发明的这种作物疫苗在玉米种植中进行了两年的实验。在玉米生长时，内生植物便把杀虫蛋白质扩散到作物的各个部位。当玉米螟虫爬到玉米茎上蛀食时，食下这种蛋白就会被杀死。报道说，通过实验表明，这种疫苗是安全的，内生植物及其有毒的蛋白质对作物本身没有害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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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593 【原文出处】调研世界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8～10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6 【 标 题 】要积极稳妥地实施农业产业化 【 作 者 】牛若峰 【 正 文 】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等立题研究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总的感觉是发展较快，但炒得过热，有的在理解和运作上有偏差，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盲目性。因此，有必要重申我们的一些观点，进一步强调农业产业化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深远意义，供作参考。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关于农业产业化的定义、内涵和标准，我曾多次发表看法（见《农业经济问题》1997年第2期、《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5期），把农业产业化定义为“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我们首先把农业产业化看作是农业由传统的生产部门转变为现代产业的历史演进过程，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再生产诸环节的形体联结和多元参与者主体共同利益的实质性联结的统一。只有形体上的联结而无实质上的联结，还不能认为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从功能和实质上说，农业产业化是引导分散的农户及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效组织形式，市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立发展的运转机制，其核心内涵是多元参与者主体自愿结成利益共同体。产业化经营多元主体之间不是一般交易关系，而是由一体化利益机制相联结的休戚相关的特殊关系。有人特别强调“企业和农户之间仍然是一种买卖关系”，不承认“利益共享”，显然他并未弄懂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本质内涵。企业与农户之间一般的买卖关系，一次买断再无共同利益，虽然这对于农户是需要的，但是这样水平的交换还没有发展成为产业化经营。各地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农户面临的市场不同，具体需要也不同，实施产业化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也不相同。有的地方、有的产品急需解决运销问题，有的地方、有的产品迫切需要组织加工＋运销。这样，产业链条有长有短，经营一体化程度也不是划一的，可以是“生产―加工―运销”一体化，也可以是“生产―运销”一体化，因产品不同和市场需求不同而异。象其他经济范畴一样，农业产业化也有其外延特征和多种组织模式。我们通常把生产专业化、经营集约化、企业规模化、服务社会化、产品商品化、流通市场化和产业一体化等看作是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外延是内涵的反映，但是不要把外延与内涵等同起来，也不可以把某个侧面、或一种模式等同于农业产业化。目前，农业产业化尚处于初始阶段，占的比例很小，不要把它等同于整个农业发展，更不可因抓产业化而减小农业发展面上工作的力度和安排。我曾提出判断某个经营实体是否产业化经营的标准。核心标准是多元参与者主体是否结成利益共同体。这个标准的合理尺度是平均利润和“趋利”返还。标准是实施产业化的行为指南，由不规范到规范化，需要一个过程，先发展后规范。标准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逐步到位，因具体情况不同和产品不同而有差异。同样，农业产业化发展类型和组织模式选择，因情况不同，安排也就不同：“龙头”与农户的联结程度可以是松散型，也可以是紧密型；松散型可以发展为紧密型，也可以长期是松散型，均由具体需要而定，由相关主体共同自主选择。“龙头”企业是一个宽泛概念，公司企业、专业协会、合作社、专业化市场、“产学研”联合组织等具备条件的都可以做“龙头”。“龙头”企业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官封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较量中形成的。即使政府指定一些公司做“龙头”企业，如果它们不和参与者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没有能力成为产业化经营的组织者、市场开拓者、营运中心、信息中心和服务中心，发挥不了中枢作用，同样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龙头”企业。我们在解释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涵时辟头就说“以市场为导向”，因为适应市场需求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生命线。但是有些地方不着力研究和开拓市场，不知道市场需求，盲目发展，结果产品无销路，却浪费了资源，苦不堪言。二、农业产业化：真正的农村产业革命从经济社会深层次上看，农业产业化是继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是一场真正的农村产业革命，包含着农村生产力的飞跃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其深度广度及其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未来命运的影响是新中国以往任何变革与发展所不能比拟的。通过这场革命，连同初级阶段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步改变现在我国农业人口占多数和广大农村仍然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局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结构一元化。1.农业由传统的生产部门转变为现代产业。严格地说，农工商、供产销分离状态下的农业不是完整的产业，只是国民经济中一个传统色彩很浓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它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和封闭性，即自给或半自给的产品经济，是在自我封闭的自然经济国内循环进行的，很少参加现代产业间的经济大循环。农业产业化是现代产业概念。在市场需求拉动下，农村社会劳动分工逐步展开，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和供产销一体化日益深化，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使农业开始由一个传统的生产部门转变为技术现代化、产品商品化、流通市场化、服务社会化的完全开放的现代农业产业，直接参加国内国际市场经济大循环，从而大大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并借助于产业化经营系统内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的作用，能使农业再生产各环节获得平均利润，最终使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获得大体同等收入。农业产业化所追求的这两个目标，是在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结果，当然要经历很长的演进过程。2.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由生产型组织结构转变为多元主体自由联合的新型产业组织结构。农业经营体制第一次改革时构建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式生产型组织结构，是以村队社区为依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作为微观基础，没有解决农户经营与市场经济接轨问题。由于我国国情所决定，农业产业组织的创新必须以家庭承包这一基本制度为基础，既能创造规模经济，又能避免产生新的垄断之弊病。这种新型产业组织就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作为广大农户通向市场经济的桥梁和中介，是以多元参与者主体共同的交易利益为纽带自由联合和直接连结市场的产业组织，不受社区、部门和所有制的限制，具有充分的开放性，“龙头”在其中作为组织者、市场开拓者、营运中心、信息中心和服务中心，起着中枢作用，但它不是垄断者。“龙头”具有资金、技术、管理、交易方面的优势，凭借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和配套的运行机制，做到系统内“非市场安排”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将农户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结合起来，创造聚合规模经济，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形成有效的竞争状态又不产生新的垄断，在显著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的基础上，使多元参与者主体合理分享加工和运销增值交易利益，共同致富。3.由传统的技术结构转变为现代技术结构。传统农业是靠世代相传的经验来进行，所需生产资料――种子、有机肥料、畜力等是靠农业内部提供，技术结构变化十分缓慢。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条件下，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为着共同的利益，通过系统内“非市场安排”和提供系列化服务，不断将市场信息、技术、资金、设备等传递给参与者农户，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将现代投入要素和现代科学技术普遍应用于农业再生产过程，从而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改善产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为了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资源型农业向科技型农业转变、粗放数量型增长向集约效益型增长转变，国家、地方和企业都必须增加科技发展投资，以新的科技革命带动农村的产业革命。要积极发展“产学研”联合，条件成熟时组建科教农工贸集，大型集团公司要建立自己的专业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同时切实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形成高起点、高效率和高效益的现代科技成果推广运用体系。从而缩短科学技术推广周期，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各类“龙头企业均须实施名牌战略，科技领先，不断创新，推出优胜品牌，以质取胜，并且实行综合经营，做到多元互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4.农村由单一的农业社会向现代产业和现代文明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转变。农业产业化从建立高效农业体系起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适度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要稳妥有序地向农区转移，尽量以制成品供应城市，要比以原料供应城市经济得多，还为农村提供较多的发展机会。要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将农业产业化进程与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剩余劳动力向集约化种养业、乡村工业、城镇服务业转移，促进产业间、城乡间要素的合理有序流动和交换，促进农村由单一的农业结构向现代产业和现代文明综合发展转变，逐步使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接近城市经济社会结构，最终实现城乡结构一元化。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产业革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性转变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三、农业产业化的演进方式和政府角色从上述可以看出，农业产业化是全面性完整的市场农业发展思想，是市场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有效途径，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而是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1.农业产业化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农业产业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所引致的由自发到自觉的整体创新，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并非政府强制实行的变革，更非谁人的主观臆造。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所引致的产业进步，通常是由少数开拓创新者开始并由多数人模仿，整个产业进步的速度取决于多数人对少数先行者创新行为的效法程度和市场需求推动作用的扩张程度。许多因素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首先是市场规模决定农业产业化程度。市场规模大小决定于农品商品消费人口及其消费能力、市场发展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以及国内市场统一化程度和对国际市场的开拓程度。2.农业产业化是市场行为。广大农户、公司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产学研”联合组织及其他中介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行为主体，政府及其各个部门是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者主体。归根到底，农户是企业化经营的微观基础，农户和其他相关经营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产业化发展的动力，政府支持和推动是它发展的助力。据了解，有些地方急功近利，沿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办法“推进”农业产业化，规定产业化发展进度，要求2000年和2010年“化”到什么程度，覆盖到多大宽度，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的收入要达到多大比例，有的要求各县（市）在限期内发展几个支柱产业和多少个“龙头”企业，甚至把农业产业化进步列入干部政绩考核内容，如此等等，这就难免“一哄而起”，招致不良后果。影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国内国际市场需求，而非行政推动。尽管政府推动对于农业产业化是必需的和重要的，然而毕竟不是谁想快就一定能快得了的。政府作为国家和地方政权的行政机关，要摆对自己的位置，政企分开，自己不做市场主体，要超越一切经营主体，不要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经营活动。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的责任是支持、引导、协调、规范和服务，提供信息、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着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刺激市场需求适度增长。政府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转变观念，转换职能，由直接的部门管理转变为间接的宏观调控，改革农业的宏观管理体制，废除对农业的歧视政策，要大力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社经济组织，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引导，加强农业法制建设，由经验治农转变为以法治农，促进全国统一市场形成。3.农业产业化是非均衡渐进演化过程。农业产业化是长期战略，由点到面，从起步到普及，要经历相当长的非均衡渐进演化过程。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产业化起步时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同，侧重面不同，往后的发展一般是差别演进过程，不是划一的短促推进过程。因此，绝对不可用行政命令“加速推进”，不要“一哄而起”、搞“一切刀”，而要从长计议，因地制宜，稳妥实施，循序前进。农业产业化已经或正在起步的地方，在全方位开拓市场的同时，应当着力进行产业化组织和制度建设，完善运行机制，尤其要建立和完善“龙头”企业与参与者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真正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此乃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农业产业化是新事物，我们都须学习和研究，并且保持清醒头脑，切勿发热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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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13卷 第1期科技期刊航空发动机仿真模型参数自适应校正西北工业大学 谢光华** 曾庆福 张燕东【摘要】 采用修正因子方法建立自适应仿真模型，运用改进的共轭梯度算法求解 非线性规划问题，依据发动机台架试车和空中试飞测量数据，对发动机仿真模型的部件特性参数进行校正，使模型的计算输出与试验测量数据吻合。应用本文方法对某型双转子加力涡喷发动机仿真模型进行校正，获得了满意的仿真精度。主题词： 航空发动机 仿真 参数 自适应控制 非线性规划分类号： V233.7１ 引 言发动机模型的精度，一方面决定于模型算法的简化程度，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部件特性参数的准确程度，这决定于部件试验是否充分。部件试验耗资大、周期长，而且部件试验得到的数据在整机共同工作情况下，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这使得发动机仿真模型的检验和校正、自适应仿真及其应用一直是受到重视的研究课题［1-3］。本文通过建立发动机自适应模型，根据测量数据校正部件特性参数，从而提高发动机仿真模型的精度。２ 发动机仿真模型修正因子方法发动机的气动热力学模型以一组非线性方程描述，其数值解一般采用牛顿迭代方法(包括拟牛顿方法)，由预解向量构造误差方程，若用误差向量E=｛ei，i=1，…，n｝构造代价函数，其中ai为大于零的权系数，则非线性方程组解等价于非线性规划问题解：(1)其中预解向量与误差向量是同维的。当模型计算输出与试验测量有较大误差时，设Pact为发动机部件的实际特性值，Pref为由相应部件特性线族求得的特性值，定义修正因子mf=Pact/Pref，则构造如下代价函数：(2)其中bi为大于零的权系数，Qmi为测量结果，Qci为相应的发动机模型估算结果。上述代价函数也可表示成预解变量xi和修正因子mfi的函数，且(1)式非线性规划问题变为：(3)其中，n为发动机模型数值解中预解向量的维数，l为修正因子向量的维数，m为发动机测量与模型估算误差向量的维数，在本文研究问题中n+l＞n+m。通过对(3)式的求解即可在保证各部件匹配关系的前提下，求得所需的修正因子值。运用求得的修正因子值进行仿真计算，将使测量数据与仿真结果之间的误差接近最小。３ 模型参数自适应校正图1为发动机自适应模型的结构框图。以某型双转子加力涡喷发动机为例，其仿真模型是准一元绝热流动、考虑变比热影响的部件级气动热力模型，模型数值解中预猜如下6个变量(n=6)：(1)低压压气机增压比πLP；(2)高压压气机增压比πHP；(3)高压压气机转速NH；(4)主燃烧室出口温度T4；(5)高压涡轮进口质量换算流量cw4；(6)低压涡轮进口质量换算流量cw4A。图1 自适应模型的结构框图该发动机自适应模型中部件特性采用如下10个修正因子(l=10)：低压压气机mf1=(cwLP)act／(cwLP)ref mf2=(η*LP)act／(η*LP)ref高压压气机mf3=(cwHP)act／(cwLP)ref mf4=(η*HP)act／(η*LP)ref燃烧室mf5=(ηb)act／(ηb)ref高压涡轮mf6=(dhHT)act／(dhHT)ref mf7=(η*HT)act／(η*HT)ref低压涡轮mf8=(dhLT)act／(dhLT)ref mf9=(η*LT)act／(η*LT)ref加力燃烧室mf10=(ηaf)act／(ηaf)ref其中cwLP，η*LP和cwHP，η*HP分别为低、高压压气机的质量换算流量和绝热效率，ηb为主燃烧室燃烧效率，dhHT，η*HT和dhLT，η*LT分别为高、低压涡轮单位焓降和绝热效率，ηaf为加力燃烧室燃烧效率。测量参数Qmi为高压转子转速NH，主燃烧室进口总温T*3，总压P*3，加力燃烧室进口总温T*6和主燃油流量wf，模型估算相应参数Qci为NHref，T*3ref，P*3ref，T*6ref和wfref，定义误差：εi=Qci-Qmi i=1，…，m (m=5) (4)再加上发动机模型的平衡检验误差ei，i=1，…，n(n=6)，于是(2)式的代价函数：(5)因自适应仿真模型中解向量的维数(n+l=16)大于误差向量的维数(n+m=11)，故本文求解非线性规划问题时，采用改进的共轭梯度算法(LMINN算法)进行非线性寻优。该算法在构造搜索方向和步长时对共轭梯度算法作了有效的改进。搜索方向构造如下［4］：(6)迭代序列xk+1=xk+αkpk，其中αk和γk+1均为最优步长，即f(xk+αkpk)=minαf(xk+αpk) ， f(wk+1+γk+1pk)=minγf(wk+1+γpk)LMINN算法的初始步长，要求并不象其它算法那么严格，在整个计算过程中，只是在搜索α0和β1时作为初始步长使用，当k≥1时，搜索αk，γk和βk+1的初始步长则取为βk。预解变量的初值仍按发动机模型的常用数值解法进行选取，修正因子的初值取为1.0。代价函数的梯度向量f(xk)的各个分量，按中心差分求得：(FC)/(xi)=(FC(x(k)i+△xi)-FC(x(k)i-△xi))/(2△xi) (i=1，…，n)(FC)/(mfj)=(FC(mf(k)j+△mfj)-FC(mf(k)j-△mfj))/(2△mfj) (j=1，…，l)算法收敛的精度控制为：‖f(xk)‖≤1.0e-6。４ 模型校正结果本文应用上述方法建立某型双转子加力涡喷发动机自适应模型，代价函数按(5)式构造，加权系数ai分别取｛2.0，2.0，2.0，2.0，2.0，2.0｝，bi分别取｛1.0e-4，0.1，1.0e-3，1.0e-3，5.0｝。这样选取的目的是：该发动机仿真模型计算时，使代价函数中参数误差项处于同一个数量级，同时，对保证发动机各部件匹配关系的发动机模型平衡的检验误差项的权加重。ai和bi可以根据模型最终的精度要求和测量参数的数值范围来选取。图2 高空转速特性主燃烧室进口总温 图3 高空转速特性主燃烧室进口总压图4 高度特性加力燃烧室进口总温 图5 高度特性主燃油流量在采用LMINN算法求解非线性规划问题时，算法中的初始步长取为0.01，当迭代达到一定次数后，LMINN算法趋于一阶收敛，为了提高收敛速率，本文用k＞16作为算法重新启动准则，用最速下降方向重新构造共轭方向进行搜索。根据发动机试验记录的4千多个状态点数据，本文由自适应模型求出发动机部件特性的修正因子，对某型双转子加力涡喷发动机模型部件特性参数进行了校正，校正后的仿真模型用试验测量数据进行了检验。图6 台架加速过程高、低压转子转速图2和图3分别为高度特性加力燃烧室进口总温和主燃油流量校正前后模型计算结果与测量数据间的比较。飞行马赫数Ma=0.90，低压转子转速NL=100.5%。图4和图5分别为高空转速特性主燃烧室进口总温和总压校正前后模型计算结果与测量数据间的比较。飞行高度H=4.96 km，飞行速度v=407 m/s。图6是经过校正后的特性线参数用于台架加速过程计算所得高、低压转子转速与测量数据间的比较。试验时大气条件为压力86320 Pa，温度21℃，记录数据的采样间隔为20 ms。5 结束语本文研究部件特性参数的校正，校正点是发动机的各稳态工作点，而各特性线皆以相似参数描述，在整个飞行包线内，这些校正点分布在发动机共同工作线的周围。由于测量噪声，使得到的修正因子有一定的分散度，因此试验数据愈充分，并采取滤波处理，则对特性线的校正愈有效。本文方法将模型的简化和特性的不精确都归结于修正因子，若模型简化到不能反映发动机的气动热力过程，或特性线偏差很大，或测试数据偏差很大，都将导致算法的不收敛或修正因子偏离1.0太远，算法中对修正因子的大小作了一定限制，并将那些超出范围和发散的校正点数据予以剔除。当得到校正点修正因子后，对各部件特性加以调整，调整后的特性用于过渡过程的仿真，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能得到满意的吻合。文中对某型双转子加力涡喷发动机的部件特性参数进行校正后，模型输出参数与试验测量数据之间地面稳态误差最大不超过1.0%，地面动态和空中误差最大都不超过2.0%，提高了发动机模型的仿真精度。自适应方法在较精确地估计发动机的状态及发动机状态监控、传感器故障诊断等方面有发展潜力。男 27岁 博士研究生 西北工业大学573信箱 710072参考文献1Stamatis A,Mathioudakis K,et al.Adaptive Simulation of Gas TurbinePerformance.ASME Paper 89-GT-205,19892Stamatis A,Mathioudakis K,et al.Gas Turbine Component Fault Identificationby Means of Adaptive Performance Modelling.ASME Paper 90-GT-376,19903Mathioudakis K,Stamatis A.Compressor Fault Identification from OverallPerformance Data Based on Adatpive Stage Stacking.ASME Paper 92-GT-28,19924LE D.A Fast and Robust Un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Method RequiringMinimum Storage.Mathematical Programming,1985,(32):41-681996年11月收稿；1997年5月收到修改稿。（责任编辑 王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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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633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 【原刊地名】合肥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40～43 【分 类 号】K3 【分 类 名】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811 【 标 题 】捻军历史分期问题的再研讨 【 作 者 】郭豫明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 正 文 】 轰轰烈烈的捻军起义，前后历时16年，加上其酝酿时期在内，则达一个世纪之久。这是近代史上北方地区一场长期持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在当时全国人民反抗斗争高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场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以至世界历史上，都具有典型意义。为了更好地理解与掌握捻军的历史，很有必要对其历史分期问题再作研讨。从50年代起，史学界就曾对捻军的历史分期问题进行过讨论。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彼此意见不尽一致，从分期的标准到具体主张，均有不同。关于分期的标准，有的学者认为捻军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一部分，太平天国对捻军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建议以此作为划分的根据（注：祁龙威：《关于捻军史分期问题的商榷》，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有些学者主张既要考虑到太平天国的作用与影响，又要考虑到捻军本身的发展规律，并从中找出捻军史的各个阶段及其具体特征（注：江地：《捻军史论丛》第309 ―31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罗文博：《捻军史的分期问题》， 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有的学者则提出应该以革命队伍在各个时期中根据当时的历史主客观条件所确定的革命目的作为主要依据（注：郭因：《我对捻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 期。）。虽然如此，但大都是以太平天国和捻军历史上的重大军事事件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的。至于具体的分期主张，分歧较大。有的学者提出分成六个阶段：一是捻的诞生阶段（1804―1813年）；二是捻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的阶段（1814―1853年）；三是捻响应太平天国在长江以北四处起义的阶段（1853―1855年）；四是捻党起义统一领导建立大汉称号阶段（1855年秋―1856年冬）； 五是以张洛行为首的捻党起义军加入太平天国阶段（1857―1863年）；六是改变了地方性起义队伍的性质，在天京失陷之后，由遵王赖文光编练为正规军，在长江以北，继续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阶段（1864年冬―1868年夏）（注：罗尔纲：《捻军分期考》，《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第119―147页，三联书店1981年版。）。有的学者经过多年研究与改正之后提出分成九个时期：一是从1797年捻党产生至1853年6月7日北伐军占领皖北雉河集前夕，这是捻军的先驱――捻党时期；二是从1853年6月7日北伐军占领雉河集到1855年8 月雉河集会议召开前夕，这是初期捻军起义时期；三是1855年8 月雉河集会议召开起到1857年3月4日两军会师霍丘，这是捻军起义由分散走向集中时期；四是从1857年3月4日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起到1861年12月25日张乐行率部离开定远回到颖上为止，这是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时期；五是1861年12月25日张乐行北归到1863年3月24日雉河集失守， 张乐行就义，这是初期捻军战争结束时期；六是从1863年3月24日起到1864年10月30日西北太平军和捻军联合部队大败于霍山黑石渡为止，这是捻军战争由初期向后期转变时期；七是从1864年10月30日起到1866年10月23日东西两支捻军在河南许州分军为止，这是捻军战争的复兴时期；八是1866年10月23日起到1868年8月16 日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南镇之役前后覆灭止，这是捻军战争的末期；九是1868年8月16日以后起到1900 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为止，这是捻军起义的尾声时期（注：江地：《捻军史论丛》，第309―314页。）。有的学者建议分为三大段：一、从1853年到1856年是响应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二、从1857年到1864年是和太平军联合作战时期； 三、 从1864年到1868年是继承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注：祁龙威：《关于捻军史分期问题的商榷》，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有的学者提出分捻军史为四个时期：一是康熙至嘉庆年间―1851年，发生时期；二是1851―1856年，发展时期；三是1856―1863年，壮大时期；四是1864―1868年，衰亡时期（注：罗文博：《捻军史的分期问题》，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有的学者提议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755―1855年，以劫富济贫为职志，没有政权要求的低级斗争时期；二是1855―1868年，以推翻清政权为目的，有了政权要求的高级斗争时期，包括准备独立自主进行反清斗争（1855―1857年）、协助太平天国进行推翻清廷的斗争（1857 ―1864 年）和作为太平天国主力军进行复国斗争（1864―1868年）（注：郭因：《我对捻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期。）。此外， 外国学者也曾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注： 伊里・穆考夫：《也谈捻史分期问题》 一文提出分为三段：一是1755―1851年，二是1851―1864年，三是1864―1898年（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期）。H・K ・契卡洛夫：《关于捻军起义的历史分期问题》，《安徽史学》1960年第2期。）。学者们的这些见解尽管各异，然而通过交流，将会使捻军历史分期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从这些见解中，笔者深受教益。现就捻军历史分期问题，也谈点自己的粗浅想法。关于分期的标准，似宜从捻军起义的性质出发，依照这次农民战争发生发展起伏变化成功失败的客观规律，分辨各个阶段及其不同特征，同时它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考察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注意太平天国对它所起的影响作用。只有全面进行剖析，才能使分期较为切合其历史的实际状况。关于具体的分期，似可分为酝酿时期、起义时期与余波时期，起义时期又可划分为兴起阶段、扩展阶段和苦斗阶段。其详情分述如下：一、自约1807年至1853年，即从捻党产生之后到捻军广泛起义之前，为捻军运动的酝酿时期。捻党始于何时，史载歧异，学者意见也不相同。根据较为可靠的史料记载，是在1796年至1804年的收元教与混元教起义之后，究竟是在何年，由于史料缺乏，难以确定，从档案看，最早有活动记载是1807年，据此判断， 大约是这年或在此之前一至三年 。上述1755年、1797年或1804年等说，似欠准确，因为缺少必要的史料依据，其中1797年之说，虽说根据马杏逸《捻逆述略》（注：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见《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3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可能由于标点的原因，理解似不确切，从上下文意观之，1797年这一时间指的是收元教与混元教起义的时间，并非捻党产生的年代（注：关于捻党的起源问题，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此处不再赘述。）。至于下限年代，虽然1851年之说有《涡阳县志》等史料为据，《剿平捻匪方略》从这年编起，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也在此年，捻党活动是年明显增加等，但是不能以1851年这一年作为下限年代，因为捻党活动加多尚未达到广泛起义的质变，金田起义对捻党活动产生影响也不及北伐军抵达皖北、河南等地后的影响那样直接和强烈。所以，下限年代还是以1853年为宜。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捻党人数由少到多，力量不断壮大，其活动从零星分散渐渐聚集拓展，而以获取财物为主要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武装反抗的次数才逐步多起来。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捻军起义才酝酿成熟，可见捻军起义的根基深厚，倘若没有太平天国运动的波及，他们的起义也会爆发的。《粤氛纪事》曾言：“皖之养痈同于西粤，即使金田不起，而厝薪伏莽，江、淮之间，亦未必能晏然无事。”（注：谢山居士： 《粤氛纪事》第5卷第24页，清同治八年（1869年）江苏刊本。）可以清楚说明这一点。二、自1853年至1868年，即从捻军广泛起义之后到西捻军覆没起义失败，为捻军运动的起义时期。1853年北伐军的到来，给捻党以强而有力的推动，促使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酝酿已久的捻军起义遂告爆发。下限年代为1868年，这一年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边被清军消灭，标志着捻军起义的失败。虽然西捻军余部后来仍在陕西、安徽、河南等地活动，但毕竟力量弱小，影响不大，不能以此否认主力已经覆灭的史实。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捻军展开规模巨大的武装斗争，取得过不少胜利，予清军以沉重打击；他们同太平天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直至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指出，他们仍然保存自己的领导系统与组织体系，不能因为他们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及与太平军余部结为一体，便认为他们是太平军的一部以至成为太平天国的正规军，似乎捻军已经不复存在。）这一时期是捻军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根据其发展变化的状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自1853年至1857年， 即从捻军广泛起义到雉河集失守后捻军主力南下与太平军会师之前，是捻军起义的兴起阶段（前期）。在北伐军的直接影响下，1853年各地捻军竞相起义，非常分散。随着斗争的展开，捻军各部趋向联合，于是1855年举行雉河集会盟。这次会盟，使各部捻军初步联合起来，推动了斗争的发展，不过这是一个松懈的联盟，捻军的分散状态仍未根本改观；他们建号“大汉”，也只是此前自称王侯的延续，并非一个国家政权的实体。所以，似可不以此作为一个阶段的标志。这一阶段的下限年代是1857年春，由于雉河集失守，主力被迫向南转移以求同太平军合作，捻军放弃了本拟独自发展的图谋，此后走上了同太平军合作的道路。因此，以这一时间作为下限年代较为适当。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他们相继分别在各地开展武装斗争，打击当地清军，并自称王侯，又有建号，树起一帜，自行发展。清人文集写道：“捻匪初起，亦自张旗鼓，不屑附于长发也。”（注：黄恩彤：《捻匪刍议》，见《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409页。）反映捻军独立自主谋求发展的意图。他们同太平军的关系是相互支持配合，共抗清军。2、自1857年至1864年， 即从捻军主力同太平军会师淮南起到捻军撤离淮北基地同西北太平军会合之前，是捻军起义的扩展阶段（中期）。1857年春，捻军主力同太平军在安徽霍丘、六安交界处会师，从此两军联合作战，表明一个阶段的开始。至于这一阶段的下限，能否以张乐行率部离开定远、返回淮北的1861年12月为界？似乎不能。因为两军在淮南一道战斗固然结束，但两军的联合作战并未就此中断，而是继续进行，只不过是地点改变而已。所以，下限年代应是1864年春。由于捻军遭受重大损失，基地失守，首领牺牲，突围外出的捻军虽然杀回，也无力恢复基地，重整旗鼓，他们只得转至外地继续斗争。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捻军的武装斗争在较为广阔的区域展开，捻军主力战于淮南，淮北捻军除了在当地作战外，还连续远征河南、苏北和山东等地，战斗较前激烈，且打了不少胜仗；他们同太平军的关系较前密切，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同太平军并肩作战，只是他们保存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没有并入太平军，不能称他们为太平军某部而取消其原有称号。3、自1864年至1868年， 即捻军同返师援京的西北太平军会合及至与其余部结为一体起到西捻军战败，是捻军起义的苦斗阶段（后期）。1864年春，西北太平军为救援天京返师东下，捻军前往会合，共同作战，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捻军和西北太平军余部组成新捻军，从而开始了斗争的又一阶段。至于这一阶段的下限年代，尽管1866年新捻军由于战略要求分为东、西两部，战场也分为两个，然而并未引起内部组织结构和战略目标的变化，不应以这一年作为下限年代，下限年代仍如上所述，是西捻军覆没也即捻军起义失败的1868年。这一阶段如果以为是由捻军改编而成的太平天国正规军继续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阶段，显然欠缺历史事实的根据。因为天京陷落标志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是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连作为坚持斗争的领导人赖文光也认为其作战是“复国”的战斗；由太平军余部和捻军组合而成的部队其主体是捻军而不是太平军也是不能更改的实际状况，连其敌人也视他们作“捻匪”而非“粤匪”并将其史事编入《剿平捻匪方略》之中。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捻军易步为骑，又有若干新式武器，运用流动战术，迎战强敌，武装斗争的规模更加扩大，地区更广，战斗越发迅猛，得到的战绩尤为显著，而其作战也因处于全国反清斗争低潮而愈加艰难；他们同太平军的关系更加紧密，两者互相结合，为复兴太平天国事业而奋斗，使他们的斗争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在北方的继续。三、自1868年至1899年，即从西捻军覆没败灭之后到涡阳起义失败为止，为捻军运动的余波时期。1868年西捻军覆灭后，斗争转入另一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年代，虽有1900年之说，而提及的河南晏得仁等的反清起义（注：江地：《捻军史论丛》第384页。）， 据《光绪朝＠①批奏折》与《清实录》等资料看来，似是江湖会组织发动的，不属捻党斗争的范围（注：笔者另有考释，不再详注。）。因此，下限年代应是1899年，这一年涡阳起义失败，表明捻党活动的终结。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捻军余部重新聚集队伍，在局部地区坚持斗争或者发动起义，由于力量弱小，孤立无援，不久就遭清军镇压，而且每次起义相隔时间越来越长，终至停息。这样的分期，似能较全面与准确地反映捻军起义的历史进程，对于捻军历史的理解与掌握，也许有所裨益。【责任编辑】施立业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石右加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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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13 【原文出处】文艺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109 【原刊页号】⑤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构建中国学派的文艺鉴赏美学 ――２１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视角【 作 者 】魏饴 【 正 文 】 一、为什么要构建文艺鉴赏美学文艺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存在形式，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而且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文艺鉴赏对于自身健康发展乃至兴邦治国的重要价值。《乐记》中说：“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这里即是将“乐”（音乐）与“礼”（道德）、“政”（行政）、“刑”（法）等教育形式一并提出的。孔子在《礼记》中又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又表明了文艺审美对人格塑造的直接作用。在西方，席勒是较早地系统研究文艺审美的著名学者，他在《美育书简》中，将人性的发展分为自然的人、审美的人和道德的人三个阶段，同时指出从自然的人发展为道德的人，必须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它途径。这些观点大致都是不错的。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文艺之被确认，又只能借助于良好的鉴赏者的反映，不为鉴赏的文艺并不可能存在。问题也正在这里，我们并不都是好的鉴赏者，同时，关于文艺鉴赏美学的研究也相对滞后，这显然是不利于提高人们的文艺鉴赏水平的。文艺鉴赏美学研究滞后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文艺鉴赏美学乃至于更高一层的美学一直就有人否认它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这在黑格尔《美学》“全书序论”中就曾列举过种种言论（参见《美学》第1卷第6―8页）； 二是过去的资产阶级学者们长期以来把文艺鉴赏看得非常神秘，过于强调“以心会心”，似乎文艺鉴赏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的赋予。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文艺鉴赏这种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的普及又必须建立在相对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因而在过去漫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它就难以真正走进平民百姓的生活中。直至近代，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虽明确将美育定为其新式教育方针的内容之一，但它如同席勒的美育观一样，仍然只能落入空想。在那样一个令人诅咒的时代，广大民众的生存权都不能有基本的保障，人性的充分展现，美育包括文艺鉴赏的全面普及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也有一段重视文艺鉴赏的历史，可惜很快就被“文革”的狂澜给冲刷掉了。进入新时期以来，百废俱兴，文艺鉴赏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八十年代初，上海辞书出版社即陆续推出《唐诗鉴赏辞典》等系列鉴赏辞书，更是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文艺鉴赏的热潮。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的今天，社会物质文明大幅度提升，人们对于高品质精神生活的追求已日益迫切。墨子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求美”、“求丽”正成为目前人们高品质生活的广泛需求，进而也就要求我们尽快构建属于普通大众的文艺鉴赏美学。我以为，社会的真正进步应当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党中央早就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宏伟构想，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应是一个创举。江泽民同志指出：“要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办法。”这正是基于两个文明建设的同步关系提出的，而如何引导大众进行积极有效地文艺鉴赏则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值得重视的“新思路”和“新办法”。21世纪对人类的精神文明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切不能老是用过去的“政治思维”来思考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好象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各级党委与政府职能部门的事，而应当注意探讨“新思路”、“新办法”，把精神文明建设搞活、做实、抓强。二、文艺鉴赏美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文艺鉴赏美学作为文艺美学中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至今尚在探索之中。在国外，探讨文艺鉴赏美学的虽然不乏其人，而且也出现过一些很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如直觉主义、结构主义、格式塔理论、符号理论等，但基本上都仅仅停留在文艺鉴赏的某一方式或途径的层面，对整个文艺鉴赏活动缺乏全面而系统的观照，因而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文艺鉴赏美学学科。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康士坦茨大学的尧斯、伊瑟尔等人又曾提出过“接受美学”的主张，以重视读者作用、强调读者的能动接受并重视文艺接受过程的考察为该主张的理论基石，基本上形成了以接受者为主体和以作品为客体的理论体系，从而对文艺鉴赏美学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足的是，接受美学又仅仅注意了从宏观上（作者→作品→接受者）去构建文艺鉴赏美学的理论大厦，而忽视了对文艺鉴赏的方式方法研究，尤其是微观上的诸如对各门类文艺作品鉴赏的不同方式等几乎没有涉及，因而也不是完整的“接受美学”。我国的文艺鉴赏美学研究在历史上未能形成自己的学科，甚至也谈不上什么理论派别，对美学的基本问题与文艺鉴赏的研究都散见于一般的文艺理论著作。然而，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家们都十分重视文艺鉴赏和文艺创作中主体的审美经验，强调主体的直觉感悟与整体把握，因而也提出了很多具有独特意义的文艺鉴赏理论，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如“兴观群怨”、“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无达诂”、“知音论”、“六观论”等。直到20世纪后期，我国学者受“接受美学”的启示，才算真正开始了对文艺鉴赏美学的研究，并有朱立元的《接受美学》，刘衍文、刘永翔的《古典文学鉴赏论》等著作出版，但作为文艺鉴赏美学均有待深入研究。三、文艺鉴赏美学的学科构建文艺鉴赏美学研究的任务，从根本上来说，它同美学的任务是一致的，都是关于人的科学，或者说是关于人类审美的科学。文艺鉴赏美学不是要去培养几个文艺家或生产出几幅伟大的艺术品，它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人们掌握文艺审美活动的规律，确立健康的文艺审美情趣和崇高的文艺审美理想，从而铸造人们丰富的、完美的个性，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以期使得整个社会走向稳定、协调和进步。马克思所说的人按美的规律来建造，不仅是指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同时也应包括对人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人类的整个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人类自我塑造、自我完善的历史。然而，人类在改造自我的过程中，并不是都能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去进行的，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文艺鉴赏或审美，应当就是为实现这一转变所做的精神洗礼。所以，文艺鉴赏美学所担负的任务是极其庄重与严肃的，这也就决定了文艺鉴赏美学在哲学人文科学中的重要地位。文艺鉴赏美学的本质，小而言之是与鉴赏者的人格修养息息相关的，大而言之，则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越是在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里，就越是需要高品质的文艺鉴赏活动以求得平衡，就越是需要对文艺鉴赏美学进行深入研究。文艺鉴赏的特征是体验性、审美性和创造性。文艺鉴赏的主体是读者，客体是作品。文艺鉴赏的过程是作用←→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交互反映，缺一不可，但读者的反映则是起决定作用的。文艺鉴赏的方法有适合于所有文艺作品的共性方法，也有适合于不同类别文艺作品的鉴赏的个性方法。我们将围绕文艺鉴赏三环节（作者、作品、读者），文艺鉴赏三阶段（直觉、体验、认识）和文艺作品诸类型（音乐、美术、诗歌等）的不同特点，对各门类作品的鉴赏规律与方法进行认真地揭示和总结。类型鉴赏，深识堂奥，是文艺鉴赏的一条重要美学原则。四、文艺鉴赏方法的共性与个性以前的文艺美学，主要侧重在理论的层面，或对文艺美的现象做形而上的探索，如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研究；或对文艺鉴赏过程做现象描述，如距离说、移情说、愉悦说等；另有一大部分成果则是重在揭示文艺作品的美学规律与法则等等。然而，这些都尚未真正进入到文艺鉴赏本身。我以为，文艺鉴赏美学更多地则是体现在实践的层面，属于实践美学范畴，重在揭示文艺鉴赏的方法以及如何运用的问题。鉴赏文艺还需要什么方式方法吗？这或许是为很多文艺鉴赏者所不屑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看过什么鉴赏方法之类的书，但好象仍然可以照样鉴赏。殊不知，因为人的生活阅历、文艺素养和运用的方法不同，其鉴赏的水平高低却大不一样。这好比是人们看戏，“看热闹”与“看门道”虽都是在看，但看的效果无论如何也不能相提并论。从文艺鉴赏美学的学科构建看，虽可分为一般原理及鉴赏规律与方法两个部分，但原理的阐述也是立足于后面的方法论。无论是讲本质、讲主体，还是讲过程，其核心都是在讲方法。文艺鉴赏的方法有共性与个性之别。文艺鉴赏方法的共性是指鉴赏各门类文艺作品所通用的或一般的方法，个性是指我们鉴赏不同形态的文艺作品所采取的具体的类型方法。共性方法是文艺鉴赏的基本方法，而且从总体上来说也占有较大的比重。比如围绕文艺鉴赏三环节的方法论均围绕文艺鉴赏三阶段的方法论均是可以通用的方法。然而，文艺鉴赏毕竟是一种个体性极强的精神活动，我们这里强调鉴赏的通用方法或共性方法是否会有碍于鉴赏的这一特性呢？事实上，运用文艺鉴赏的通用方法并不影响鉴赏者的自由向度，而往往会因接受者鉴赏时的切入点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鉴赏效果。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如果是强调以读者为核心的鉴赏，不同的读者完全可以“见仁见知”得出很多鉴赏结论来。有的说此诗是表现人都在互相“看”，互相“装饰”，流露出一种人生虚无的怅然。又有人说此诗表现的是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是一首深入浅出的哲理诗。等等。这种“见仁见知”的以读者为中心的鉴赏方法，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青睐。所谓“断章取义”、“不求甚解”等，无不是在强调为“我”所用。尧斯等人的接受美学，同样也在肯定读者对作品阐释的决定作用。但是，如果运用以作者为核心的鉴赏方法，对《断章》的理解又大不一样。它则要求鉴赏者尽力探求作者的创作初衷，如美国学者赫施、却尔等人都是作者决定论的积极倡导者，认为“唯一正确”的一解就是“作者的意图”。即如《断章》诗，卞之琳认为是表达一种相对的、平衡的观念，这当然是最权威的解释了。另外，假如我们再运用以作品为核心的鉴赏方法，如俄国形式主义方法、英美新批评方法等，强调对文本的语言解构，对文本进行客观的、科学的形式分析，同样这也应是别有意义的鉴赏。所以，一样的作品，鉴赏者完全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去鉴赏，即使是采取同样的共性方法也可能是“各以其情而自得”。个性方法是对共性方法的补充。因为所有的文艺作品既有鲜明的共性特征，同时也因文艺的不同形态而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差别，所以，文艺鉴赏如果仅仅只运用一些通用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近几年，笔者致力于研究、总结不同形态文艺作品的鉴赏差别，努力探索鉴赏各类文艺作品的类型鉴赏方法，深感这对大众的文艺鉴赏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譬如，对绘画艺术的鉴赏，我们在运用一般鉴赏方法的同时，就还得注意从读画品韵、重在旨趣；次看笔墨，识得骨法；后观象形，求其真实等方面去进行类型鉴赏。而对戏剧艺术的鉴赏则又强调运用抓住关键、把握冲突；分析人物、观其言行；玩味表演、细察“门道”等个性方法。鉴赏音乐又得注意因声求意，循音得情；把握主题，渐入佳境；勤学练耳，多听善悟等等，这些类型鉴赏方法，基本上都是不能通用的个性方法，而且它对文艺作品的深入鉴赏十分重要。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曾提出“观位体”的鉴赏观。何谓“观位体”呢？即指对文艺作品要进行类型分析与鉴赏，或对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采取相应的鉴赏态度与方法。遗憾的是，类型鉴赏法至今尚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般人们谈到文艺鉴赏，往往只是浅层地涉及一些共性的方法，或者顶多再谈一点不同形态文艺作品的体裁知识，显然，这于高质量的文艺鉴赏极为不利。五、文艺鉴赏美学的中国学派特色我们之所以要打出文艺鉴赏美学中国学派特色的这面旗帜，并非是要有意地自我标榜，而是有感于本学科研究的无序状况以及影响巨大的尧斯等人所创立的“接受美学”的不完整性。为此，我们将竭尽全力做到融汇、借鉴古今中外文艺鉴赏美学的丰富成果，理清脉络、考衡得失、穷源竟委，从而构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方法为指导，以本质论、主体论、历史论、客体论、过程论、方法论为体系，以注重作者←→作品←→读者三者间的交互反映为核心，以揭示类型鉴赏方法为特征的具有中国学派特色的文艺鉴赏美学。这种特色，可以用以下“三性”来概括：1、整合性。虽然，文艺鉴赏美学还是一门较为年青的学科， 但文艺鉴赏与文艺创作一样历史悠久。早期的文艺鉴赏美学研究犹如散金碎玉， 内容已涉及到文艺鉴赏美学的方方面面，如何将这些丰富的内容纳入到现在的这个体系中，是我们着重考虑的。譬如说，关于文艺鉴赏的共性方法，自古以来人们提出了不少，象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法，刘勰的“六观法”、周济的“见仁见知法”、菌加登的现象学方法、俄国形式主义方法、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费希等的读者反映批评、苏珊・朗格的符号学方法、荣格等的原型批评，等等，等等。这些方法的最初提出，往往是为了抵制或不满已有鉴赏批评方法的偏颇而另辟蹊径，再强化某一个方面，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方法。因此，当我们再回过头来把这些方法进行宏观的比较，就会发现它们除了部分方法尚比较公允通行以外，大部分则是互相排斥矛盾的，甚至有一些方法本身就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如俄国形式主义方法，它强调对文本的阐释、以期形成较为客观的批评方法，并没有错，但它忽视文艺与社会的联系，反对对文艺进行社会学鉴赏批评就不对了。那么，我们现在应如何看待这些方法？是因它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片面而将其束之高阁？我以为，既然文艺鉴赏是一种“各以其情而自得”的精神活动，人们就有理由对文艺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鉴赏，尽管这样的鉴赏结果是各不一样的，但也正是这种没有“达诂”的文艺鉴赏倍添了鉴赏的情趣，或许它也正是文艺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奥秘之处。所以，我们将这些丰富的方式方法，按照文艺鉴赏过程的三个环节和三个阶段尽可能地将其融汇在一起，扬其所长，剔其片面，为“我”所用，从而显示出极大的整合性。这种整合，也体现在对一般鉴赏理论的吸纳，从本质论、历史论、主体论、客体论到过程论，这不仅是文艺鉴赏美学学科必须要回答的，而且也较为全面地含盖了文艺鉴赏美学的一般原理。2、类型性。文艺鉴赏不是一种乏乏的精神活动， 它必须面对具体的文艺作品，采取相应的鉴赏态度和类型鉴赏方法，才有可能深识堂奥，探骊得珠。虽然，在西方学者的美学著作中也曾经常谈到类型鉴赏的问题，正如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人所编《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说：“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自古希腊以来，尤其是在新古典主义时期），人们认为，如果一个人知道某部文学作品属于哪一种类型，他对这部作品本身就有了相当的了解”（见该著第348页）。 这与我国刘勰所提出的“观位体”的主张基本一致，但问题是都未指出如何根据不同的文艺类型而遵循自身的审美规律去进行有效的鉴赏。当然，也未能引起后人的注意。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著名学者胡经之先生首倡“文艺美学”，并指出“美学要掌握文学艺术的全部特性和规律，势必要层层剥笋，步步深入”，要求人们不仅要掌握文艺的普通审美规律，还要掌握“文学艺术的不同样式、种类、体裁之间相互区别的更为特殊的个别规律”（胡经之：《文艺美学・绪论》）。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文艺鉴赏的特殊规律，遗憾的是，人们以后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未能投入足够的精力。正因为此，我们在以上的学科构建里，即专列“围绕文艺作品诸类型的方法论”一章，着重回答文艺鉴赏的方法个性问题，并努力揭示出书法、绘画、文学等种种不同文艺作品的类型鉴赏方法。应该说，这是我们所倡导的文艺鉴赏美学的另一特色。3、实践性。 我们将文艺鉴赏美学看成是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目的也即在于将文艺鉴赏美学是定位在实践的层面。它不是作品美学，也不是美的哲学，而过去的文艺鉴赏美学常常都是将它们混为一谈，这自然就迷失了文艺鉴赏美学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文艺鉴赏美学要研究的基本范畴是各类文艺作品鉴赏的规律、方法与特点，以及从事文艺鉴赏主客体之间的审美效应关系。我们始终认为不应将文艺鉴赏美学弄得玄而又玄，如同有些现代学者那样热衷于“形而上”的研究。鉴赏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对鉴赏的研究就必须得从实践出发，即使是对鉴赏原理的揭示也不能搞成一种纯理论的东西。另外，既是实践问题，就必须得讲究方式方法，因而，我们所倡导的文学鉴赏美学即用一半的篇幅来阐述方法论。虽然，对方法论的研究，常被一些学者视为“形而下”而不屑一顾，事实是，它对我们进行深入的文艺鉴赏则是必备的轻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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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461 【原文出处】法学评论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703 【原刊页号】49-54 【分 类 号】D411 【分 类 名】宪法学、行政法学 【 作 者 】杨允中 【复印期号】199704 【 标 题 】“一国两制”――现代宪法学与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一大创造 【 正 文 】 由八十年代初“一国两制”这一陌生词汇的出现，到今天它已成为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专用术语，经历了理论界的认识深化过程，也经历了港澳两地的现实实践过程。本文谨就这一划时代的构思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意义提出一些基本分析，不妥之处望专家学者指正。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概念和特征“一国两制”(One Country,Two Systems)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就是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的同时，容许在发展背景特殊的局部地区和局部范围内保留原有资本主义，以利于在大范围内壮大发展社会主义。“一国两制”具有以下三个内容：(1)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国”。“一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并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在台湾和平统一和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后，都要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两者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垂直隶属性质。(2)“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即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不变；它的立法机关、政府由当地永久性居民组成。香港、澳门、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3)“一国两制”的“两制”是具有不同性质、地位和作用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这是在各个方面，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等都不同。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实行于不同地区。与此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性或趋同性因素，如居民同属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传统一致，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是共同性目标。因此，大陆人民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香港、澳门、台湾不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具有现实可行性。“一国两制”的基本特征包括：(1)统一共处性。“一国两制”构想产生于80年代，即国际范围内出现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以发展为压倒一切的大目标，不管原有基础如何，大陆、港澳台都面临继续发展的新形势，唯统一共处方可化解矛盾，把握时机，加速发展，以统一带动共处，以共处促进统一。(2)主次从属性。“一国两制”一方面意味着作为国家主体部分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允许香港、澳门、台湾三个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意味着体现国家主权的是中央人民政府，而特别行政区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域。(3)辩证科学性。“一国两制”是有同有异的关系，首先是“一国之同”，即属于一个主权的国家，这个主权的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次是“两制之异”，即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三地社会制度虽不同，但四地都是中国领土，其居民都属中华民族。“两地之异要服从一国之同”，在“一国之同”的前提下，保持“两制之异”。通过基本法的原则性规定，既维持了国家主权，又确保高度自治，两者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体现了高度科学性。(4)法律认同性。体现“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文件，已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成为国家意志并具有法律效力和保障。中英、中葡政府就香港、澳门问题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是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法律文件，港澳两部基本法的制定更表明“一国两制”构想已进入具体实践阶段，受到中外越来越高的赞誉。(5)长期稳定性。“一国两制”的实行，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长期目标。在1997年和1999年后收回香港、澳门主权以及将来大陆同台湾和平统一以后，这种状况至少50年不变，因而，具有较高稳定性。“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在国内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在国际上形成了极大的震撼力量，这一模式将有可能发展成为解决更多国际争端的可行办法。(6)过渡性。“一国两制”的推行尽管具有较长时间的稳定性，但按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将会为“一国一制”所取代，至于如何取代，何时取代则决定于相关各方的自我完善程度。总之，“一国两制”构想具有解决国际争端的和平性和两种制度结合的突破性、保持稳定繁荣的可靠性、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工的协调性、国家组织形式创新性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特征。二、“一国两制”理论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一国两制”的完整构想是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逐步形成的。其基本出发点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体现中国各族同胞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澳门和香港的历史和特殊地位，作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决策，同时又公开表明了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我国不承认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将在适当时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严正立场。这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并存两种社会制度的萌芽。”[1]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首次宣布“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同年1月，邓小平提出“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讲话，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包括：在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2]等，明确表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正式提出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来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同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样，“一国两制”的构想便获得宪法的依据，成为中国政府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运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继之运用于澳门问题的解决。按“一国两制”的方针，1984年12月19日和1987年4月13日，中国政府先后与英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圆满解决了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分别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两个联合声明分别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将依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1985年和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分别起草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经过5年的努力，两次广泛征求包括香港地区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意见。于1990年4月4日，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经过约四年半的起草与咨询过程。于1993年3月31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两部基本法的结构大同小异，基本内容大体一致。体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国两制”的构想进入法制化新阶段。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准备工作正密锣紧鼓地进行，而澳门距成立特别行政区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短，这进一步标志着港澳的主权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具体实施，已进入倒计时的阶段。国际上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都高度重视和认真评价这个战略构想，认为“这是20世纪世界战略史上从来没有攀登过的新高峰”，并指出：“这个战略构想是从邓小平的一贯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点派生出来的”，“这个构想抓住了人心，经济实力是当代世界吸引人心的最大的磁场。今后全世界进入以经济实力为中心，进行大较量、大竞赛的时代。谁抓住了经济发展的这个内核，谁就能成为时代的俊杰。”[3]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由于“一国两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做法得到解决；国际生活中的分歧能够通过保持有关社会的自治和特性得到解决。[4]一些国际闻名学者表示，“在一个国家内保持两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设想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设想”，“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可以为未来的政治哲学开一新纪元”。[5]美国一些高级专家更认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从战略的全局来看，其作用与意义可能超过“星球大战”，可构成超级战略。三、“一国两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一）对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和国家学说的发展1.对国家社会属性的再认识“一国两制”是中国几代领导人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伟大构想。“这既是祖国和平统一的需要，又是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需要；它既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又有利于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人民的现实利益；既有利于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又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稳定繁荣。”[6]因此，它决不是某一时期或某位领导人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现实和发展的根本需要。在和平发展时期，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中华民族总体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充分发挥国家在建设方面的重要职能，并通过“一国两制”的模式，充分调动海峡两岸两种社会制度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共同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调动两种社会制度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无疑是符合关于国家社会属性的思想的。2.对国家基本功能学说的创造性运用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处于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所面临的现实是，大陆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和澳门广大居民现在还不能接受；用资本主义方法，全面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同历史发展背道而驰，也违反中国大陆亿万人民根本意愿。实行“一国两制”，就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充分发挥国家作为社会调节器的作用，便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和冲突保持在宪法和法律的“秩序”范围之内，用和平的方法调节和解决各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缩小差异性，扩大共同性，达到民族振兴繁荣、国家兴旺发达的目标。3.国家结构形式的新突破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国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迄今2000多年，一直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一个主权国家，只能是一种国体。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或者是实行单一制，或者是实行联邦制；不论是实行哪一种国家组织制度，其根本的社会制度是单一的。“一国两制”突破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一般的单一制国家模式，允许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部，在特定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这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是实行兼有复合制某些特征的单一制国家。“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世界上一种崭新的国家结构形式，它既不同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也不同于复合制国家结构形式，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这将是有史以来国家结构形式的新创造。两部基本法的通过，使“一国两制”这种新的国家结构形式由理论开始变为现实，从而保证了在国家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同时，又保证了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二）对和平共处理论的发展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形势和社会实践的新特点时，明确地指出：“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统一问题，也是一种和平共处。”[7]这无疑是对和平共处理论的最新发展。基于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互相之间不宜采取以大吃小或以小吞大的解决办法，不宜诉诸武力，强行解决。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可以避免在亚太地区以至国际社会引起政治动荡，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振兴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因而，“一国两制”便为仍处分裂状态的国家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了一条途径和崭新的模式。“一国两制”的和平共处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特点。第一，用和平手段而不诉诸武力解决一切争端。第二，属一个国家内部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的和平共处在外部是以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为前提和先决条件的。第三，“一国两制”的和平共处具有特殊的法律保证。总而言之，“一国两制”的和平共处，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澳门、台湾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共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域内，并存、共处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新型和平共处体制。（三）对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统一战线思想是过去中国取得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统一战线也出现了新形势、新格局。“一国两制”的构想，使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在性质上大大不于过去。爱国、民族统一，成为统一战线的旗帜。“未来香港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一国两制”充分反映和体现了这种民族要求，从而使大陆人民和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在“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指导下，爱国统一战线既包括大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动者、爱国者，也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可以说，包容了一切有爱国心的炎黄子孙。这样，“一国两制”就为如何加强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新的可行方式。（四）对利用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8]香港、澳门在实行“一国两制”后，具有超级经济特区性质。香港作为具有巨大引力场和幅射力的多功能国际经济中心，其运作影响将继续加强。澳门虽小，但发挥与其他地位相称的特殊作用也是不容怀疑的。通过香港、澳门、台湾这些“窗口”、“桥梁”，可以更好地直接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可以扩大原料、材料和产品的出口贸易，可以大规模地培养训练现代化的管理人才。当前港台澳已分别占中国引进“外资”的第一、二、八位，对大陆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四、“一国两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包容性扩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并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解决了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包括“一国两制”在内的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方针政策，并取得相当的成效。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较长时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新创造。“一国两制”构想的丰富内涵包括“一国两制”与中国改革开放和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关系问题，关于必须在坚持维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问题，关于“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两制”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改变对方，河水井水互不相犯的问题，关于高度自治与保留中央的一定权力的关系问题，关于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问题，关于必须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推行适合于港澳情况的民主政制以保持港澳稳定的问题，等等。这就使得“一国两制”的构想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并构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一国两制”对中国和国际法学界、政治学界提出全新研究课题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现实地反映了争取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现时代本质特征，是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新思维、新视野。“一国两制”的产生，只能放在争取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一全球大背景下考察，才能有一个合乎时代和历史逻辑的正确命题与正确解释，并使历史的逻辑同理论的逻辑达到前所未有的和谐与统一。“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深思熟虑的科学构想，不仅对于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经验、新方法，具有现实的国际意义，它属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内容和理论突破，是政治学探索与研究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和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也是现代宪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全新课题和重要组成部分。注释：[1][6]鲁平：《基本法――澳门新时代的蓝图》，在澳门基本法研讨会上的讲话，1995年5月26日。[2]参见《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日。[3]转引自《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页。[4]《人民日报》1984年12月4日。[5]梁厚甫：《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明报》1984年6月15日。[7][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4页、第41页。（责任编辑 赵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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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1期 No.1 1999第3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国女子体操的优势和差距韩 华 (山东济宁师范专科学校，济宁 272125)摘要：通过对第3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俄罗斯、罗马尼亚两支强队及其优秀选手与中国女队各项比赛成绩、个人全能各项比赛成绩、各项动作难度及完成情况的统计、对比与研究，系统分析了中国女子竞技体操的优势和差距。中国女队总体技术实力与俄、罗两队相当，个别项目编排有欠缺，完成动作的稳定性及比赛表现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关键词：体操∥女子∥世界锦标赛∥33届∥实力分析∥中国∥俄罗斯∥罗马尼亚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Chinese Women's Gymnasticsin the 33rd World Gymnastice ChampionshipHan Hua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systematically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Chinese women's gymnastic team through comparing the match result, movement difficulty and performance of it at 33rd World Gymnastic Championship with other two powerful teams of Russia and Romania.We think that the Chinese team's overall strength is equal to the Russia and Romania team,but Chinese women team was deficient in the routine arrangement of some events and had a certain disadvantage in the aspects of movement stability and contest performance abilities.Key words：gymnastic∥women∥World Championship∥33rd∥strength∥China∥Russia∥Romania1 前言第3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是奥运会新周期执行新评分规则的首次国际大赛。在本次比赛中罗马尼亚和俄罗斯两队实力相当，并驾齐驱，分别获得团体冠、亚军，并包揽了个人全能和4个单项的所有金牌，是世界上两支最强的队。中国女队虽然以五老带一新的队伍参赛，但团体仅获第3名，单项获2银、2铜，个人全能最好成绩也仅获第5名。团体成绩虽较1996年奥运会第4名的成绩有所进步，但相比之下，要超越俄、罗两队还需付出极大的努力。赛后，专家评论认为：中国女队的实力表现“也只能是第3名”。那么，中国女队具体存在哪些优势?又有哪些不足而必须进行改进呢?为此，本文依据实况录像，对俄、罗两队优秀选手的比赛情况及中国选手的场上表现进行对比、分析与研究。2 研究方法对获得团体决赛前6名的队，4个单项的比赛积分和获得个人全能决赛排名前8名的6位外国选手，及中国参加全能比赛的3名选手，在4个项目上的积分，分别进行统计、分析与对比。统计、整理个人全能和单项两种决赛排名前3名中的外国选手(共4位)，4个项目上的比赛动作中C组以上难度及比赛成套动作的起评分，并与中国女选手比赛动作难度、起评分进行对比。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3项对既参加了全能赛又参加单项决赛的选手，其一个项目上的两套动作因是“一套动作完成了两次”，选择得分高的一次统计。跳马以两次跳的平均起评分对3种决赛分别进行统计。对只参加了部分单项决赛的选手，其没有参加决赛的一些项目，以团体决赛中使用的一套动作难度统计。依据国际体操联合会颁布的《1997～2000年女子体操评分规则》，对中、外女选手比赛动作的编排及成套动作完成情况进行分析与比较。3 结果与分析从本届大赛运动员完成的动作看，优秀选手的3种决赛，每个项目完成的一套动作都体现出“互衬性”，即全能各项所表现的成套动作，既作为团体赛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作为其参加单项的资本。而单项中所表现出的特长，也是其参加团体赛和全能赛的重要武器。表1 第3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前6名各项成绩对比一览表第1名第2名第3名第4名第5名第6名罗马尼亚俄罗斯中国乌克兰法国美国跳 马38.23637.99837.65536.99238.86037.687高 低 杠38.34838.27438.77438.17437.04936.212平 衡 木38.47538.25038.11137.26236.64936.636自由体操38.66138.67537.46138.37537.81137.362分析表1可看出，团体成绩排名前6名的队中，罗马尼亚和俄罗斯两队4个项目上的积分均在前3名之内，而中国队只有高低杜、平衡木进入了前3名，尤以高低杠积分最高，超过罗马尼亚和俄罗斯两队排名第1，且有积分上的明显优势，但其它两项均排在第5位，且积分较低。跳马尚不如法国、美国，自由体操不如乌克兰、法国。尽管跳马取得了单项决赛的银牌，成队积分也优于自由体操，但从比赛全方位表现的实力看，仍是中国最差的一个项目。表2 第3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各项成绩对比一览表第1名第2名第3名第4名第5名第6名第7名第8名第11名霍尔金娜阿玛娜尔普罗斯诺娃高基安孟 菲谢里梅塔刘 旋普斯赛肯奎缓缓跳 马9.5499.6759.4129.6189.4189.2569.6489.4439.487高 低 杠9.859.3879.6879.3759.6379.6379.6758.9378.937平 衡 木9.5629.759.759.89.3759.3489.4129.6759.612自由体操9.6759.7759.79.759.6129.5759.5379.6629.262由表2分析发现，全能成绩排名前4位的优秀选手其4个单项的积分，均有3个单项排在前4位之内，而中国队获得全能最好成绩(第5)的孟菲，仅有1项进入了前4位。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获得4个单项金牌的3位优秀选手，均是全能赛各单项中排名前2位的选手，获得高低杠银牌的刘璇，全能赛中该项成绩也排在了第2位。由此可见，比赛中真正能够显示威力，战胜对手而取得金牌的选手，靠的是强项，一个运动员的强项越多，就越有利于在比赛中取胜。中国队的实力不佳主要表现在有较多的弱项上。以高难度结合巧编排来获取稳定的高起评分，是本届大赛各国教练员和运动员都在关注的问题。新的规则也要求运动员必须掌握全面的技术，且在各项上完成多种高难度动作及连接，才能得到1.0的加分，否则就不能完成规则对难度的要求，更不能在比赛中取得高分。表3 参加第3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外选手(女)跳马二跳平均起评分对比一览表霍尔金娜阿玛娜尔普罗斯诺娃高基安孟 菲刘 璇奎媛媛莫慧兰周 瑞Ⅳ9.859.859.89.89.79.79.859.759.65Ⅱ9.859.859.89.89.659.79.85△△Ⅲ9.9※9.85△9.8△△9.85△9.85注：“※”只跳一次，“△”没参加该项比赛。跳马项目的得分高低主要取决于运动员完成动作的起评分和质量，而起评分又相对较为重要。本届大赛，中国男队之所以能够战胜俄罗斯队，就是因为以10分起评的项目和人次多。而女队与世界强手相比(表3)，只有奎媛媛3种比赛和周瑞的单项决赛两跳平均起评分达到9.8分以上，其它3位选手的跳马动作起评分均相对较低。另外，中国女选手比赛中的失误扣分相对较多，体现出腿部及腰腹部的力量不够强。因此，中国女选手应增加完成动作的难度，提高起评分，同时注重落地稳定性的强化训练。在高低杠和平衡木两个项目上中国女队无论是技术，还是难度编排都得到了国际裁判很高的评价，但并不意味着很完美。就难度与世界强手相比(表4)，高低杠难度相当，而且中国选手比赛中完成的动作有自己的特点，几位主力选手也有自己的绝招。平衡木成套动作难度也超过4位世界强手，普遍使用了E组的高难度动作及连接，但在上、下法的难度上，不及4位外国选手，其上法均是D，下法有3个D、1个E。而中国4位主力选手的上法只有2个D、1个C和1个B，下法均是D。两项动作的编排尽管也达到了规则的要求，但严格地讲，仍没有找到最恰当、最合理的编排。如高低杠一些双脚蹬杠动作，都是在新规则中被淘汰的，而我们仍有几位选手在使用。平衡木一些动作的编排也不够精巧、聪明，虽然难度大，但完成比较低级，不能获得相应的加分，使成套动作的起评分降低。这与罗马尼亚和俄罗斯两队优秀选手仅以D组动作的精巧连接就能达到稳定10分起评的比赛成套动作相比，中国女选手的动作编排冒的风险太大。因此，合理调整比赛动作的难度，以最合理、最恰当的动作编排，去求得比赛中稳定的10分起评，是中国女选手亟待解决的问题。表4 参加第33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外选手(女)C组以上难度，成套动作完成起评分对比一览表霍尔金娜阿玛娜尔普罗斯诺娃高基安孟 菲刘 璇奎媛媛莫慧兰毕文静高低杠比赛种类ⅡⅡⅡⅡⅡⅡⅡⅣⅢ难 度6D2C5D2C3D4C4D3C1E3D4C5D4C1D7C1E4D3C△起评分10109.89.710109.51010平衡木比赛种类ⅢⅡⅡⅢⅡⅡⅢⅣⅣ难 度4D2C4D3C2E3D3C4D4C2E3D4C2E3D3C1E3D4C2D5C△起评分101010109.89.7109.79.9注：“△”实况转播缺。从获得自由体操单项前3名的4位外国选手比赛完成的成套动作看，使用直体后空翻2周出场的有2人，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和团身前空翻2周接团身前空翻出场的各1人，且她们的中串动作也都有D组难度的连接，有2人还完成了E组的高难动作，结束动作除普罗斯诺娃使用了屈体后空2周外，高基安采用了单腿起跳团身跳，一腿前伸至水平转体720°，霍尔金娜表演了立转720°接跳起转体540°成俯撑的高难体操串，阿玛娜尔则完成了A+E的高难间接空翻串。而参加该项比赛的5位中国选手，除奎媛媛比赛动作因转播缺少没有统计外，其余4人有2人分别使用了直体后空翻2周和B+D的体操串出场，另外两人分别采用了C组直接和E组的间接空翻。中串4位选手均使用了D组难度的动作连接，也有2人完成了E组的高难度动作。结束动作则有3人完成了屈体后空翻2周，1人完成了C+A的直接空翻串。分析看出，中国选手的中串动作难度及编排与世界优秀选手相比基本相当，出场动作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差异，但从获得加分因素考虑，其实质效果是一样的。若从新规则“轻单个动作、重动作连接”来分析，其动作编排尚优于4位外国优秀选手，然而，中国选手的结束动作难度相比之下有欠缺。从比赛动作看，罗马尼亚和俄罗斯两队总体动作完成稳定，比赛士气高且能力强。团体赛中俄罗斯队曾以“4项不失误”而计满4个最高的得分，预赛排名第1，而罗马尼亚则在决赛是以“几乎不失误”的极高成功率最终夺得女子团体冠军，而且两队中的一些优秀选手，还在自己的主项表现了出场不败的纪录。如霍尔金娜的高低杠和平衡木、普罗斯诺娃和高基安的自由体操，阿玛娜尔的跳马等连续4场比赛动作完成的质量几乎一样。相比之下，中国女队团体赛中的失误相对较多，仅决赛中4个项目上0.5分的扣分就达5人次之多，单项决赛也有2人次，全能决赛1人次，另有1人次0.3分的失误。中国女队之所以在本届大赛未能获得1枚金牌，就是因为几位主力选手在自己的主项上失误造成的。中国女队的强项，虽然具有问鼎金牌的技术实力，但在完成动作的稳定性和比赛能力方面与罗、俄两队均有一定的差距。另外，中国女队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差，这主要表现在对临时改变出场顺序不适应上。心理素质不稳定，个别选手想赢怕输的心理负担较重，考虑问题太多，使比赛时动作放不开，也是导致比赛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4 结论与建议1.中国女队的团体技术实力与俄罗斯和罗马尼亚两队相当，中国几名选手4个项目上的实力不均衡，弱项与4名世界优秀选手相差较多，个别选手个别项目动作编排有欠缺，完成动作的失误过多，是本届大赛中国女队未能获得更好成绩的主要原因。2.中国女队的强项是高低杠和平衡木，弱项是跳马和自由体操。强项动作应在“巧”字上下功夫，进一步改进“费力不讨好”的动作编排，适当调整成套动作完成难度，以求得比赛动作的稳定，提高竞争力。弱项应在难度上多下功夫，同时加强专项素质训练，并依据规则要求及每个运动员的具体情况，合理提高动作难度，使之变成强项或不弱的项目，以提高比赛的对抗实力。3.成功、稳定在现代体操比赛中非常重要，中国的几名主力选手，在自己的强项上有实力，但稳定性差、心理素质较差，不能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因此，平时应多进行模拟训练和多参加实战训练，且对于不够稳定的高难度动作还应进行必要的强化训练。参考文献1 国际体操联合会.女子竞技体操评分规则(1997～2000).国家体委训练竞赛四司，19972 吴晓红.从女子竞技体操评分规则的修订看竞技体操的发展方向.体育与科学，1997，(6)：34～373 韩 华.世界体操发展新趋势，中国体育科技，1998(6)：9(收稿日期：199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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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930 【原文出处】美术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80～81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研究 【复印期号】199802 【 标 题 】当代德国艺术状态 ――联接两个世纪的文化策略及多媒体视讯网络建设【 作 者 】单增 【作者简介】单增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德国柏林美术学院硕士，现旅居德国。 【 正 文 】 随着两德的合并与欧洲一体化的迭进，德国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策略越来越明显地实施到社会中的各个领域。早在东西对峙的冷战时期，西德就不遗余力地鼎助从前东德流入西方的青年艺术家，象格奥哥・巴塞利茨（Georg Baselitz）、盖哈特・里希特（Gerhard Richter ）等就是其中在西部成长起来的战后德国绘画艺术中最重要的两位代表人物。前西德的文化政策伴随着其日益强盛的经济实力把战后的青年艺术家们推上了欧洲及世界的艺术舞台，这群艺术家，在30岁左右就具有名利双收的成绩，令今天新一代青年艺术家们望尘莫及。德国的文化政策除了造就与其政治观念相符的艺术家们之外，更重要的是营造了其独一无二的艺术氛围：以西部科隆、杜塞尔多夫为主的鲁尔区艺术中心，以慕尼黑、斯图加特为轴心的南部艺术中心，以及中部法兰克福，北部汉堡和当时的孤岛西柏林都是艺术非常活跃的地区，像科隆、法兰克福的艺术博览会的国际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被称为艺术奥林匹克的卡塞尔文献展自1955年第一届举办以来，一直是当代艺术动向的晴雨表。事实上，当初的这些艺术活动是在其经济实力并不殷实的景况下展开的，今天，德国作为欧洲最重要的艺术活动场所，吸收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们与观众。柏林，自联邦议会决定成为统一后的首都，这个德国最大都市的国际色彩逐渐显现出来。满城的建筑工地正在慢慢地把曾经一分为二的城市牢固地缝构在一起，接连不断的大型文化艺术活动也在为重振柏林的辉煌积砖备瓦。统一后的德国，并未因肩负着沉重的东部包袱和其困扰朝野的长年居高不下的失业人数而阻碍艺术文化投资。动辄几百万马克的展览费用，在欧洲其它国家是不多见的。一些重要的展览活动除了策划人非同一般的能力外，也与国家和各种财团、商社的热衷支持密不可分。而且，按德国建筑――艺术法规，建筑费用的2 ％必须用于与之相关的艺术项目。到2000年，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师基本上都将有新作品耸立于柏林，而仅国家政府机关的建筑费用就是30亿马克，其中用于艺术方面将不少于6千万马克。新首都的重建带动了其文化复苏的浪潮，西部一些艺术机构，文化基金会及一些重要的艺术策划人、画廊老板已纷纷向柏林迁徙；除了整修一些旧博物馆外，1996年11月，由一座废弃的火车站改建的柏林当代美术馆即汉堡火车站开馆，这是柏林140 座博物馆中艺术气象最新的一座，八千平方米展出面积除了展示典藏， 象约瑟夫・波依斯（JosephBeuys）、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 安塞姆・基佛（AnselmKiefer ）、 理查德・朗（Richard Long ）、 马里奥・迈兹（MarioMerz）的大型作品外，也不定期举办一些专题展；此外，柏林第一届艺术论坛博览会（1996年）的成功举办，使1997年的第二届吸引了占参展单位60％的22个国家的画廊参加，经专家评委筛选出的参展画廊不仅保证了其国际水准也增强了收藏者的信心。各种迹象透视出西部艺术中心正呈现逐渐东移的趋势。目前，在原东柏林市中心的中心区（Mitte ）正在形成类似于纽约的“苏荷”和“东村”式的艺术区，各种画廊如雨后春笋， 聚集在此处的画廊占了柏林的半数。 哈克斯琴・霍芬（Hacksche Hofe）曾是20年代德国共产党中央总部所在地， 目前成了这一中心的核心区域，院落相连的楼群里集中了影剧院、画廊、专业艺术书店、时装首饰店、饭馆、酒吧及艺术基金会等，并且正在不断的扩建中，作为文化景点，每天直至深夜吸引着大量的艺术家、评论家、策划人、艺术经济人、艺术爱好者和游客。特别是碰到月初、月末上百家画廊联合开放日，观众更是熙熙攘攘。1997年5月成立于此，具有240多平方米展览空间的亚洲艺术画廊（Asian Art Now！）， 在亚里山大・奥克斯（Alexander Ochs）的主持下，其中已成功地举办了几次生活在海内外的中国艺术家象徐冰、单增、邱萍、王劲松、洪浩等人的作品展。1997年，欧洲的艺术活动此起彼伏，光是德国的几次重量级展览就值得品味。象明斯特“雕塑展”、 卡塞尔“第十届文献展”、 柏林“20世纪艺术进程展”和“另一种现代展”以及“柏林亚太文化周”呈现在柏林观众面前，这些艺术活动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部分主持人还走访世界各地收集展品，力求完美，特别是目前正在柏林举办的由六个部分组成的《德国形态――国土被分裂过的艺术展》，自总统的关怀到财团巨子的倾囊，使60年来，特别是战后两德最重要的近108 位艺术家的450件作品汇聚一堂，除此之外， 各种与之相配的文艺活动及一些当代德国著名画家如斯格马・波尔克（Sigmar Polke）大型个展“绘画中的三个谎言”等为97年德国的艺术活动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进入90年代，全球意识的增强和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与应用，特别是近年来，融图、数、声色为一体的多媒体全球视讯网络系统的建立与完善，使艺术的概念与内涵在新材料与形式的应用中得到了扩充，某种迹象已预示出传统的艺术概念的终结走向和新艺术观念雏形的创建势头，不容置疑，传统艺术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威胁。时代发展是无法阻挡的，1997年卡塞尔第十届文献展与1992年的不同之处是不在于“展示”，而是通过全球多媒体视讯网络、“记忆的传播”与“现实地交流”实实在在地让“艺术家――作品――观众”、艺术与人类生活融为一体，虽然很多艺术家与观众还不习惯于接受这种信息时代的平等和开放意识。比文献展所展示的更为实际的是遍及全德国的多媒体计算机及网络化的普及、教育与应用。1997年10月18日，经过近十年岁月， 投资一亿六千四百万马克， 位于德国南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市， 由一家弹药厂改建而成的艺术与媒介技术中心ZKM （Zentrumfur Kunst und Medientechnologie）开幕， 这是继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二个、目前德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集博物馆、学院、工作室、展览与研究为一体的高科技与艺术研究中心。其长312米，宽56米， 高25米的五层楼楼群围成的十个大型加玻璃顶盖组成的封闭式院落，提供了四万二千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在同一空间里，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当代大师的架上绘画、装置作品，也可以进入多媒体时空，在经过数据图像复原的古城中漫游，同时也可以体会到最新的高科技视像、戏剧舞台、电子数据音乐试验成果，中心的“全方位文化环境”思想被舆论界称赞为：“通向未来的中转枢纽”和“数码包浩斯（Digitales Bauhaus）或“第二个包浩斯（Zweiten Bauhaus）”。通过“枢纽”， 世纪末的文化悲观论似乎来不及思考。正如中心的创建者，被德国《艺术》杂志称为“幻想与现实合而为一的先知”的亨里希・克洛茨（HeinrichKlotz）先生所言：“艺术并没有结束，现代也没有消亡”。不难看出，有着200年艺术教育传统的德国， 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对各种艺术样式与现象的宽容与研究，特别是面对高新技术所做出的人文反应，艺术与技术作为“媒介”在信息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与角色之探索已裸露出下一个千年纪元，即科技与艺术相辅相成的“艺术”走向和“生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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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JOURNAL OF GEOLOGICAL HAZRDS AND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1999年 第10卷 第3期 vol.10 No.3 1999四川某水库大坝左坝肩边坡变形破坏机制及整治对策探讨*王士天摘 要： 以现场考察和变形监测资料为依据，探讨一个下部有软弱基座，上部为硬脆性坡体的“二元结构”边坡的变形破坏问题，揭示这类边坡的变形总是以下部软弱岩体的不均匀压缩流变为先导，进而引起上部硬脆性坡体的拉裂与倾倒，最终通过渗入水的作用，使下部承载状况已进一步恶化了的软弱岩体，沿剪应力集中带发生剪切破坏而导致整个变形坡体的下滑。关键词： 二元结构边坡；不均匀压缩流变；拉裂与倾倒；剪切破坏中图分类号： P642.22 文献标识码： ARESEARCH ON THE DEFORMATION MECHANISMAND TREATMENT MEASURE OF THE LEFT ABUTMENTSLOPE AT A DAMSITE IN SICHUANWang Shitian(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btained from field observations and deformation monitoring,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deformation and failure of a double-decked slope composed of soft rock strata in its lower part and hard-brittle rock strata in its upper part.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eformation of this kind of slopes is always initiated by the non-homogeneous rheological compression of the lower soft rock strata,leading to the tension fracture and toppling of the upper hard rock strata, and at last the sliding of the whole deformed body will be caused by the shear failure along the stress-concentration zone in the lower soft rock mass under the actions of the gravitational loading and infiltration water.Key words： double-decked slope；non-homogeneous rheological compression；tension fracture and toppling；shear failure1 前言四川某水库位于川中威远地区，于70年代末建成蓄水后已运行多年。经监测发现，自1995年初以来左坝肩山体发生了明显变形，且近年来变形有加剧的趋势。为了查清此边坡岩体的变形机制、稳定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以便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保证大坝的安全运行，笔者应主管部门的邀请，于1998年11月赴现场对其进行考察咨询。鉴于边坡的变形很有典型意义，且监测资料又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新情况，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特撰写本文，将笔者通过现场考察和分析监测资料所得出的主要认识加以总结，可供研究同类问题时的参考。2 工程及左坝肩边坡概况水库设计总库容4 570×104 m3，属具有多年调节性能的水利枢纽工程。水库大坝为浆砌条石单曲拱坝，最大坝高52.8 m，坝顶高程488.8 m。大坝左坝肩边坡由三叠系上统须家河组的近水平地层组成，地层总体以4～7°的倾角缓倾山里偏上游。边坡岩体具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以高程496～497 m为界，下部为页岩，厚约8 m；上部为厚层砂岩，厚28～32 m。边坡坡形，以492.38 m高程的进坝公路为界，下部稍缓(60～70°)，上部则十分陡峻(80～90°)。下部有软弱基座，总长60～70 m的这段边坡，又被平行于坡面的贯通性后缘裂隙和多条垂直于坡面的纵向裂隙所切割。后缘贯通性裂隙大体于距坡肩约15 m的部位通过，其总体产状为N28～30°W/NE∠60～70°。共有纵向裂隙5条，将边坡岩体分割为4块，其中，由L1，L2和L3所切出的两块危岩体(B1和B2)，恰位于大坝左坝端的正上方，对大坝的安全运行构成直接威胁(图1)。图1 左坝肩变形边坡地质剖面示意图Fig.1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deformed slope at the left dam abutment① 后缘拉张裂缝；② 潜在剪切破坏面3 边坡变形的基本特征3.1 监测资料揭示的变形特征为及时掌握大坝和两岸边坡岩体在运行过程中的变形情况，在大坝建设过程中即布设了较完善的监测系统。作为整个监测体系的一部分，当时在大坝左坝肩边坡上共布设了4个监测点，其中：R1和R2位于边坡上部(接近坡肩处)的同一高程上，但分别分布于上游侧块体(B1)和下游侧块体(B2)上；而R3和R4则位于比R1，R2低约8 m的同一较低高程上，也分别分布于B1和B2两个块体上。监测系统从1980年7月29日开始投入运行，每年施测4次，分别于1，4，7，10四个月份的上、中旬进行。直到1995年元月份之前，一直未观测到上述两块体的明显变形，但从1995年4月开始，发现两块体产生了量级不断变化的变形现象。表1列出历年来的监测结果。表1 左坝肩边坡变形监测结果Table 1 Results of the slop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at the left dam abutment序号日 期(年.月.日)气温(℃)监测前半月降雨量 (mm)不同测点垂直于坡面、朝向坡外的累计变形量 (mm)R1R2R3R411995.1.115.610000024.913.663.27.03.12.33.937.1324.8130.816.310.313.28.8410.1018.231.88.63.27.97.151996.1.228.98.58.85.13.41.764.717.441.24.74.91.51.077.824.074.88.07.45.43.3810.1117.853.06.72.53.40.291997.1.185.811.74.71.71.50.1104.1218.012.45.32.51.20.0118.1627.099.614.612.38.68.01210.1021.218.49.99.38.33.5131998.1.99.60.710.96.95.44.0144.930.010.021.518.112.88.8157.1031.4152.516.912.010.87.81610.2816.61.014.613.811.77.9粗看起来，表1中变形数据的大小变化不定，似乎毫无规律可循，致使最初曾错误地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可能是测量误差所引起，说明监测资料的可信度很低。但通过作图对4个点的监测资料及其与气温和降雨等环境因素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综合分析(图2)后，终于认识到以下4点基本事实。图2 大坝左坝肩边坡变形监测曲线及降雨量、气温变化曲线Fig.2 Slop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curves and variation curves of rainfalls and temperatures(资料由主管单位提供)(1) 4个点的变形曲线(图2)无论从形态，还是从高峰与低谷的位置来看，都是基本一致的，反映了边坡变形的总体规律，这表明监测资料是可信的，可以作为边坡变形分析的依据。(2) 4个点所反映的边坡变形，明显地包括两个部分，即可恢复的变形和不可恢复的变形(永久变形)。可恢复的变形所反映的，看来主要是由气温和降雨变化所引起的岩体胀缩变形，而永久变形所反映的才是边坡真正的破裂变形。(3) 从4个点的永久变形来看，边坡的变形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1995～1997年间所有点的永久变形都较稳定地保持在很小的量级上，而从1998年1月起，4个点的永久变形均明显地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表2)。(4) 边坡上部监测点(R1，R2)的变形量，均明显大于下部监测点(R3，R4)，表明现阶段边坡的变形整体具有倾倒性质。表2 4个监测点的永久变形统计表Table 2 Magnitudes of the permanent deformationsat four monitoring points监测点编 号1995～1997年永久变形量 (mm)1998年1月后永久变形量 (mm)R15～5.510～15R22～37～14R31～25～11.5R40～0.54～93.2 现场考察中观察到的变形现象现场考察中所观察到的变形现象，主要包括：(1) 从上游侧壁观察发现，后缘裂隙明显张开，开口上部较大，向下逐渐变小，而且这种自上而下发展的拉张变形，目前显然已下延到砂、页岩交界面附近，但在坡顶有较厚残坡积物分布的后缘裂隙通过部位却未见有地表裂隙发育；(2) 沿分割B1和B2两块体的纵向裂隙，见有明显的不均匀张开现象，且在该纵向裂隙出露于坡顶地表部位处，所铺设的水泥地面上也见有新产生的拉张沉陷裂缝发育，表明近期两相邻块体有不均衡的相对运动；(3) 在边坡前缘砂、页岩交界面附近，见有多处显示雨季有地下水流出或渗出的痕迹，且在该界面上的砂岩体内，见有垂直于坡面方向的新鲜细微拉张裂缝发育。4 边坡变形破坏机制及发展趋势分析通过对上述现场考察和监测资料的综合分析，以及与已有类似条件下的边坡变形实例的对比，对大坝左坝肩边坡的变形破坏机制和发展趋势，得出如下主要认识：(1) 从岩体力学角度来看，边坡是一个下部有软弱基座，上部为硬脆性坡体的二元结构边坡类型。下部软弱基座的力学强度低，流变性能强，抗风化能力差，且又处于受力最大之处，是整个坡体内的最薄弱部位。因此，这类边坡的变形，基本上是以软弱基座的变形为先导(突破口)，进而引起上部坡体变形的相继发展，最终再通过软弱基座的破坏而导致整体失稳。(2) 在坡体应力、卸荷、风化和水的长期作用下，坡面附近的软弱基座岩体将首先产生伴有侧向粘性流动变形的压缩流变，但由于下述两方面原因，即： ① 坡体应力以σ1大体垂直于层面方向作用在软岩上，且其量值于坡面处最大，向内逐渐减小为主要特征；② 在风化、卸荷和水的作用影响下，软弱基座岩体力学强度的弱化有由内向外逐渐增强的趋势，故这种压缩流变必然是不均匀的，具有由边坡内向坡面逐渐增大的特征。软弱基座的这种不均匀压缩流变，必将导致其上部厚层砂岩的倾倒和沿后缘已有结构面的拉裂变形，而且随着作用的进行，这种拉张裂缝将不断向深部发展，直到抵达下部砂、页岩的交界面为止(参见图1)；同时，下部软岩如果有横向上的不均匀压缩变形，还会导致上覆砂岩的横向解体，这就是边坡变形发展的第一个阶段。(3) 上述变形的发展，必将导致以下两方面重要后果，即：① 上部砂岩变形体完全与母体分离，其荷重因而将全部转移作用到下部软岩上，使这部分软岩内的应力相应增大，且往往因此而形成一定的剪应力集中带。在通常情况下，由于软岩面上所承受的是偏心荷载(偏于里端一侧)，故其中剪应力集中带及由其所控制的潜在破坏面的分布，必然具有“从砂岩变形体底面的里端开始，向下向外呈一定的弧形延伸，并最终于一定部位出露于坡面”的总体特征(参见图1)。② 直达下部砂、页岩界面的后缘拉张裂缝的形成，明显改善了下部软岩接受降水补给的条件。此后，每当雨季都会有大量降水渗入后缘裂缝中并形成水头，且在其作用下渗入到软岩中，特别是渗入到沿剪应力集中带发育的微裂隙中去，恶化其力学性状，从而导致剪切破裂变形沿剪应力集中带自上而下发展，使边坡变形的发展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当这种剪切破裂变形向下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在一次强降雨过程中产生突发性的大滑动，对大坝的左坝接头及附近的建筑设施和人员造成重大危害。(4) 根据前述的现场调研和监测资料判断，目前左坝肩山体的变形极有可能已开始进入第二变形阶段，但尚处于其初期。鉴于近期其变形的发展明显加剧，已严重威胁到大坝的安全运行，故对其进行及时的工程处理是十分必要的。5 整治对策建议基于上述认识，建议对该变形边坡进行综合整治，整治措施包括：(1) 封闭高程496～497 m以下的页岩，防止其进一步风化和掏蚀；(2) 设置地面排水系统和封堵地表裂缝，防止雨水继续入渗；(3) 适当削坡减载，或采用锚固方法对其进行加固处理。主研方向：区域构造及工程岩体稳定性研究。已出版专著及教学用书10余部，国内外发表论文70余篇。作者简介： 王士天，男，67岁。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主编。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学院工程地质研究所，成都 610059参考文献［1］ 王士天，詹铮，刘汉超.洒勒山高速滑坡的基本特征及动力学机制［J］.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1990，1(2).［2］ 张倬元，王士天，王兰生.工程地质分析原理［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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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08 【原文出处】深圳特区报 【原刊期号】20000817 【原刊页号】⑦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200009 【 标 题 】深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作 者 】褚可邑 【作者简介】褚可邑 深圳大学教授 【 正 文 】 深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一、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的能力提高。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深圳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的三项主要指标（GDP、深圳人均GDP和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都较为稳定，并呈稳定逐步放缓趋势，这实际上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表现，即经济增长已经开始逐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宏观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产GDP，1980年至1985年都在1.3左右，1986年至1989年，这个指标上升到1.8左右，最高达2.45，最低为1.43。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指标值保持在2.0-2.6之间。表明九十年代花同样的投资，可以带来更多的GDP。2.人口与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在八十年代中，有两年低于1，即人口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七五”期间，弹性系数平均值为1.87，而“八五”期间提高至3.59，其中1995年高达7.93，即人口增长1%，GDP可以增长7.93%，而其他年代则相对稳定在2、3左右。投资效率的提高以及人口与GDP增长弹性系数的提高，都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单纯增加低素质的人力投入和增加投资的方式转向增加高素质人力资本投入和提高投资效率的方式。三、大、中型企业规模效应有很大提高。全市工业企业中的大中型企业，1989年仅68家，九十年代初也只有78家，而1994年已发展至119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型企业发展更快，从1993年的31家，增至1994年的60家，一年就将近增加一倍。大中型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占工业从业人员的比重，1994年为25.29%，比1993年增加4个百分点，而且这4个百分点都属于大型企业的增加。大中型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94年为45.5%，其中，大型企业占39.3%，比1993年提高近10个百分点，中型企业占6.2%，比1993年下降2个百分点，这说明企业规模在不断扩大。这些大中型企业成了深圳经济的支柱，并由它们带动了深圳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批大中型企业中，有相当数量的骨干、龙头企业，它们生产产品的科技含量高，技术先进，使深圳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约达到了31%。四、科技进步对深圳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深圳市从1980年到1996年每年的科技进步速度为17.5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25%，劳动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8.09%，这些数字表明，从这16年平均来说，科技进步对于深圳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较低，资金与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70%，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扩大外延再生产实现的，带有粗放式增长的特点，但十几年的平均数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动态，若对深圳经济发展进行分期，再分别计算各个时期的科技进步速度、科技进步贡献率、资金贡献率、劳动力贡献率等数值。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从1995年以来，科技进步对于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现在深圳的经济增长已主要靠科技进步来推动了，深圳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初步实现了由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变。这说明深圳市的经济发展已经跨上了一个相当高的台阶。五、高新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从现实情况来看，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绝对值与上海不相上下。1992年以来，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以年均58.56%的速度增长，1997年，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474.46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308.57亿元，比上年增长30.9%，而1998年在全市工业总产值1848亿元中，高新技术产业总值900亿元，高新技术产品总值655亿元。1999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更加突飞猛进，增加至800多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40.5%。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机电一体化、激光等五大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其中尤以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已成为深圳市高新技术支柱产业。如今，特色鲜明、别具一格的技术创新体系已在深圳形成。深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内外力推动的必然结果2一、内动力的推动一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效益较差问题的迫切要求。在实际经济工作中，速度与效益这一矛盾的主次地位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在一定的时期内，速度的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发展的重心是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一旦速度问题解决以后，效益问题就突出出来，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经济效益差的问题更显得突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效益差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就必须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把经济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的外延扩张转变为靠提高有机构成及要素的使用效益来实现。二是资本成长势头放缓。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是资源投入量扩张，而资源投入量的扩张主要依靠资本的成长，所以资本成长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主要支柱。一旦资本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粗放型增长方式对我市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有所减弱。然而，1993年、1994年统计显示，资本的增长势头已有所趋缓。主要因为：(1)我市GDP基数大，所需投资增长来维持原有速度是较困难的。深圳的GDP1995年已为715亿元，有关部门测算显示，从1996年到2000年五年中，若GDP按平均每年25%左右的惯性速度增长，则需投入大约1600亿元人民币的基本建设资金。如果加上企业对于日益增长的生产性、经营性流动资金的迫切需求，则深圳对发展资金的需求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内、外投资深圳的增长已有所减缓。首先，随着特区政策优势的消退，深圳因政策落差形成的资本成长必然受到抑制。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深圳的政策优势显著消退，各地出现了许多甚至比深圳更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导致深圳吸引外资的能力大大减弱，资本成长受到抑制。其次，国际大资本在深圳的直接投资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深圳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主要是靠中小资本的推动，这种以短、平、快为特征的中小资本给深圳整体经济蒙上了一些不稳定的色彩，这对于深圳急盼引进的、希望做长期、稳定投资的国际大资本来说是一种制约力。二是深圳目前的产业发展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缺乏骨干、龙头产业。国际大资本的进入缺乏大型产业的对接，从而抑制了国际大资本对深圳的投资选择。再次，投资结构的不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深圳资本成长的效率。基本建设投资中非基础建设投资比重偏大；国内外投资特别是外商投资仍偏重工业项目；外商直接投资占绝对优势，达99.8%，海外间接投资数量极少；近年来资金投资仍没有扭转十几年来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最后，深圳的资金积累能力呈下降态势，对资本成长和经济发展造成直接威胁。进入九十年代后，深圳市资金积累率的平均水平降至只有36%，这不仅低于同期广东全省38%的平均水平，更明显低于同期京津沪近50%的水平。与积累率下降成反方向变动的是深圳的消费率正在快速上升。进入九十年代，深圳市的工资增长率实际上已经接近国民收入的增长率，1993年更已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深圳资本成长放缓，粗放型经济增长也相对放缓，要使经济增长进入另一个高速时期，那么就必须靠转为集约型增长来达到目的。三是由九十年代深圳外向型经济模式嬗变的趋势推动。深圳特区经济是外向型为主的经济，所以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嬗变，必然会影响特区经济的发展。进入九十年代后，深圳加快了改革开发的步伐，由八十年代奠定基础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在跳跃式的嬗变中向成熟型的方向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已显示出它的基本走向：(1)深圳的产业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在确定主导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吸引国际企业集团来深圳投资。这些国际企业集团都是主要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的大财团。这就意味着，尽管深圳现有的“三来一补”及中小型三资企业仍将在深圳外向型经济模式中发展其应有的作用，但从深圳外向型经济整体战略角度看，产业的发展已经面临不可避免的升级换代，以高科技产业作为龙头产业，实现规模经营。(2)实施“三点一线”的外向型发展战略。(3)鼓励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成为跨国集团。九十年代，当深圳的整体经济实力已大大提高，不少企业已积累了丰富的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一些产品已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份额、闯出一定名气的情况下，深圳有必要考虑通过收购或合资等形式，建立自己的海外企业，开拓自己的国际市场领域，造就自己的有影响的跨国公司。深圳外向型经济要向成熟型的方向发展，就必须进行产业的升级换代，大力发展高科技和高效益企业。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经济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为其奠定坚实的基础。二、外动力的冲击：深圳特区的竞争优势减弱，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1)政策趋向。深圳特区之“特”正在淡化。所谓政策趋同，是指各地区特殊的优惠外商的经济开放政策差别趋于缩小。这并不是说目前不同地区的特殊经济政策不存在了，也不是说各地的经济政策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了，而是从发展的趋势而言的。从发展角度看，各地区政府为推进本地区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争先制定优惠的对外经济政策，这缩小了特区与其他地区间的政策差别。优惠政策趋同使经济特区依靠政策落差吸收外商投资和内地投资都遇到了困难。(2)体制趋同。深圳特区走在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列，使她可以在九十年代初仍能利用体制落差加速本地的发展。随着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的推进，经济特区的体制优势被淡化，深圳企业的机制创新能力将被削弱，这也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如果深圳企业不能长期保持高于内地的机制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没有领先于周边地区的发展势差，就无法向周边地区传播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带动周边地区的技术进步。(3)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竞争优势减弱，使深圳特区的经济发展放缓。由于近年来经济特区的个人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价格快速上涨，特别是消费品价格上涨，生活费用提高，直逼港澳，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不复存在，房地产价格猛涨，导致投资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下降。特区的竞争优势正趋于减弱，由此导致特区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正是由于受到上述内外动力因素的冲击作用，特区若还处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上，就得不到发展优势，经济增长就会停滞不前或减弱，所以要获得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增长方式就必须向集约型转变。深圳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应从两方面去突破3一、再创体制优势。深圳只有在实现了体制的再创新之后，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特区，而深圳再创体制新优势在于：率先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率先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二、在结构优化升级中，增强竞争力优势，其关键在于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也就是加快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重点是高新技术产业化。为此，必须根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战略，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推动深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一、继续加大体制改革创新的力度。集约型经济增长必须具有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特区内外和国内外资源都能自由公平地交易，合理地配置和流动，因此，首先建立健全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经济运行机制、体制和法律体系，努力加大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完善所有制资本运营价格、中介服务、社会保障及市场法规和行政管理体系。其次，要按照经济市场化的运行规则，界定政府的职能，能运用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去办，政府工作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上来。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深圳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才能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市场、技术、人才、信息，才能融进国际经济之中。三、大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深圳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龙头和辐射源，要保持区域经济的龙头地位，就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抢占经济新增长点。同时，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特征，政府要为其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支持。深圳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突破口，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促进其发展，这样才能实现集约式的经济增长。四、扩大产品出口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要下大力气改变靠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进行竞争的局面，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首先，运用现代化设备改造出口优势行业，提高产品档次。其次，积极培育新的出口产品增长点，如：通信产品、电子产品和生物产品。三是确立名牌意识，扩大名牌产品规模，以名牌产品为核心，组建企业集团，提高创汇的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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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06 【原文出处】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047-053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 作 者 】张介明 【复印期号】199509 【 标 题 】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中 ――汉语现代书面语演变的历史和现状【 正 文 】 【内容提要】 在汉语现代书面语的演化过程中蕴含着外来文化渗入的方方面面。虽然汉语现代书面语的源头白话由来已久，但“五四” 前后，随着西学的大规模引进，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词汇、语法等无疑对汉语新的词汇系统、词法系统和句法系统的出现具有重要影响。而近代以来引入的印欧语法体系、西方语言学研究方法对现代汉语的定型和规范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汉语现代书面语的发展也有地区差，大陆与港台之间就因隔绝等因素呈现各自不同特点。关键词 汉语现代书面语 外来文化 演化BORROWED CULTURE AND THE CHANGEOF MODERN WRITTEN CHINESEZHANG JiemingAbstractSome infiltrating elements of borrowed culture have made themselves felt in the change of modern written Chinese.Long asit is the source of the Chinese vernacular,alongside the large―scal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th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of various languages in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exercise an unquestionab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upon the a【编 者 按】earance of new Chines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s and syntactic ones.Apart from that,the role performed by the mod rn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nguistics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the formation and regulation of modern Chinese.However,regional discrepancies can be obser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ritten Chinese:the separation of the Mainland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is,among others,a key factor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se different places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written Chinese.Key Words modern written Chinese borrowed culture change现代以来，外来文化对汉语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象上海等吴方言的口语中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直保有诸如“派司”（通过）“道盘儿”（两次）这样的外来语，当代又有几乎通行全境的“拜拜”“打的”“大巴”“中巴”这样的外来口语，但就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来说，外来文化对汉语书面语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口语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汉语是以表意・形声文字而不是以标音文字作为语言符号之故，因此它在语言上有很大的时空局限。外来文化尽管对较为开放的沿海地区有所影响，但就大部分地区来说方言的传统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口语除了受到书面语的一定影响外主要还是按照各区域的方言自身的内部规律发展变化着。另一方面，汉语书面语与口语发展的不同步，历史上由于历代掌握文字的只是少数上层阶级，现代则由于文盲与半文盲在总人口中的仍占有相当的比例，因此，由于方言的作用，现代推广普通话，走拉丁化拼音的道路也无法扭转从汉代以来就开始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分家。而汉语书面语则不同，如果说，在明清以前它是以发展缓慢的文言形式而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的话，那么，到了现代随着门户开放和外来文化的引入，它则反以日新月异的变化而独立于相对稳定的各地方言之外。在短短的数十年历史中，随着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现代书面语的发展是惊人的，王力先生曾说“拿现代书报上的文章用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词语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时代的文章用语相比较，恐怕也占四分之一以上。”［（１）］岂只是词语，外来的语言形式可以说已渗入到包括相对比较稳定的语法等汉语的每一个环节中，今天的人们已不记得１９３４年沈雁冰、叶圣陶等人针对“欧化文”的倾向而发起的大众语运动，我们也已经很少能够辨别哪些语言形式是中国古有的，哪些是舶来品，无怪乎，王力先生在说了上述那段话后又接着说：“谁还能觉察到呢？它们和汉语原有词汇已经水乳交融了”。是的，时至今日，欧化语文已经深入到汉语的血脉之中了。鉴于此，作为研究对象的外来文化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主要是指外来文化对现代汉语中的书面语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只有书面语才是超方言的，它与文字的结合使其始终成为涵盖全部汉语使用者的通用语言，还因为现代书面语确实蕴含着外来文化渗入的方方面面，具有这一研究课题的本体属性。二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主要源头是白话。现代人们一般都认为宋元话本及其以后的小说已具有现代汉语书面语主要特征。［（２）］但若寻根究底，或许还有更早一点的，六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１９世纪末在敦煌发现的大量的唐代讲唱文学变文都已见有明显口语性质的白话的端倪。但现代汉语书面语真正形成和发展则是与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晚清时期，在西方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下，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内忧外患的刺激下，广大有志之士要“开民塞，启民智”，兴“洋务运动”的同时，也出现了以梁启超、黄遵宪等为首的白话文运动，竭力推行“新文体”，黄遵宪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３）］主张“我手写我口”裘廷梁、陈荣衮则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４）］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的冲击则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文言文作为书面语的统治地位，为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书面语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五四”以来现代书面语的得以确立，其过程固然充满着与文言文的此长彼消的斗争：就对立的人物来说，当时就有林纾、严复等顽固派，五四以后，又有学衡派胡先啸、梅光迪、吴宓和甲寅派章士钊等为代表的复古派。就对立的领域来说，文艺领域首当其冲，报章文、应用文和学校教育领域也都有过激烈的斗争。但一如汉语的变化发展从来就与历史上历次中外文化交流和汉民族与周边其它民族的融合以及佛教的东传是分不开的，外来文化对“五四”前后的现代书面语的形成也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明末清初和清末两次西学东渐，随着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陆续传入中国，大量西方语言成分被汉语吸收；延续到“五四”前后，源自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词汇、语法成分随着西学的大规模引进形成了“五四”后有明显欧化倾向的汉语新的词汇系统、词法系统和句法系统。黎绵熙后来曾回忆：“五四以后，风气突变，不论教育性的书刊，文艺文和理论文，白语文都成了正宗货。又陆续出了大量的白话翻译作品，吸收了许多外来语和欧化的造句法，新的语言形式和新的思想内容是互相伴随着而来的”。［（５）］从词汇系统看，这一时期的汉语增加了大量源于日语、英语、俄语、法语、德语的有关哲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上的名词术语。这种名词术语尤以借用日译和自造意译词居多。借用日译有的是日语把古汉语词借去，给予新的涵义，用以翻译印欧语的术语。如“思想”（王朝《与许文休书》：“闻消息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想”原意悬想），“同志”（《国语・晋语》：“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今义）。有的是日语借用汉字又符合和接近汉字的原义的。如“哲学”“宗教”“民族”“调整”等。这些借用日译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构词和汉语相同，意义多半可以从汉字上求得解释。至于自造意译词，又有借用汉语旧词予以新义的。如“价值”“总统”“医生”等。还有用外语本词相同的构成方式拼成汉语新词的“摹借”法，如“铁路、机关枪”“足球”等。除此以外，此期的外来音译词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多，成为现代汉语书面语重要的一族。语文教材中如夏衍《包身工》中就有“拿摩温”（工头）等音译词用法。［（６）］总之，“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７）］从词法系统看，主要是受欧化的影响复音词数量的据增。其中有把外来词翻译成并列结构双音节词所致的，如Consider“考虑”，action“行为”等；有词组的词汇化倾向所致，即先把西洋的一个单词译成汉语的一个词组，以后又凝固为词汇，如animal“动物”、truth“真理”等。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是循着单音词到复音词的道路前进的，而“中国语自欧化之后，由某一意义说，它已经失去了单音语的资格了”。［（８）］此外汉语代词“性”（他、她、它）的分化，名词、代词“数”（们）的发展，动词“体”（着、了）的发展，缩语、简称的频繁使用，副词和连词的来源和用法的扩大等都是印欧语和翻译的影响所致。在句法上，则是在欧化的影响下主语、判断词的增加，并列成分、并行结构、插语补足语的频繁运用，它既引起句子结构延长，关系复杂化；也同时产生了句子结构的简练化。这一切，都使现代汉语的句子结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性。并都以大量的国外各种著述和文艺作品的译介为媒介，影响了几代人的书面表达，并逐渐溶入到传统的汉语方式中，不易被人察觉了。然而，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过来的，在其书面语的形成过程中文言文的影响也从未消失过，相反现代书面语吸收了很多文言文中有生命的有表现力的东西，最突出的就是表现在对成语的利用和改造上，如“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词“务实”―“务虚”与此同）。最近十年来，在学术论文里，为了表述的简练和“雅”，同时也受海外华文的影响，文言有所增多，如“如是观”“是书”把英语in other words“换句话说”普遍写成“换言之”和与此相似的“简言之”、“质言之”等。而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方言也已逐渐成为司空见惯的书面语，如上海方言的“垃圾”“货色”等，北京方言的“摆色”“棒”“甭”，东北方言的“哭鼻子”“耷拉”“唠嗑”等。国内的中学语文教材如孙犁的《荷花淀》、老舍的《在列日和暴雨下》（《骆驼祥子》节选）、周立波的《分马》（《暴风骤雨》节选）［（９）］多有此类方言词汇。正是多方因素的滋养，才使现代汉语书面语跟上了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步伐，适应现代人表达和交流的需要。三如上所述，外来文化对现代汉语书面语影响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以往常常被忽视，这就是近代以来引入中国的印欧语法体系、西方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对现代汉语定形和规范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一直被认为是“奠定中国现代语法学体系和方法的开山祖”。马建忠是一个与洋务派干系很深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的《马氏文通》中他虔诚地模仿整个拉丁文法来构筑汉语语法体系。他的这种以“西体”改造“中体”的文化探索，虽然在当时及以后都招致不少反对，但此后出现的各种文法著作也大致走的与马建忠相似的道路，陈承泽、杨树达的语法书和马氏体系放在一起“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至亲”，［（１０）］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等一、二十种文法书也大多照搬英语语法。四十年代，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赵元任《国语入门》，到五十年代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大多取法叶斯丕森、布龙菲尔德、勃吕诺，房德里耶斯及描写语言学等西方学者的理论。张志公先生积一生汉语语法研究和教育的切身体验一语中的：“从《马氏文通》直到今天，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１１）］五四前后，这一现象与白话文运动相伴作为文言文的对立面，它冲破的是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这一传统语言学的统治地位，具有革命和进步意义，故革命领袖孙中山和后来的左派知识分子如翟秋白、鲁迅都支持引入欧化方法。孙中山说：“中国向无文法之学……自《马氏文通》出后，中国学者乃始知有是学”［（１２）］鲁迅曾说：“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１３）］。因此，中国现代的语言学也就肯定对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欧化倾向产生了反作用。“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使语言理论带有科学和民主色彩而为人所崇尚，汉语自身意蕴丰富而缺乏形态和制约的特点又为欧化语法词汇大量涌入提供了有利条件，对汉语来说不合理的句法编码由于其本身的极大弹性而得以容忍。一代代语言学家套用西方各种语法模式来分析汉语，其对整个语文界的导向是使汉语日趋精密化、逻辑化，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句法的严密化”一节的结尾虽说：“现代汉语句子结构的严密化，并非单纯地由于西洋语法的影响……如果说没有西洋语法的影响，今天汉语可能会产生另一些新的结构，那是不错的；但如果说没有西洋语法的影响，汉语的句子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严密，那就不对了。”［（１４）］但其在此前所述的汉语句子结构严密的基本要求恰恰又肯定了西洋语法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我们知道，传统汉语并不符合“主谓二分法”，无主语、多主语、动词集结是随处可见的常态，而王力先生却说：“五四以后，汉语的句子结构，在严密性这一点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基本的要求是主谓分明，脉络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仂语（即词组）、每一个谓语形式、每一个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职务和作用，都经得起分析。”［（１５）］五四以来诸如词的“性”“数”和“体”，指代词“那”和疑问词“哪”及助词“的”“得”“地”的分化和规范，都是首先由外来语影响，后由我国语言学家分析、鉴别并逐渐规范，并最终为现代汉语书面语所通用。而这些，我们今天已感觉不到它们的“舶来”的历史了。可见，语言研究和理论的导向不可忽视。当年人们也许并不习惯“她是来享受，她不能，不肯，也不愿，看别人的长处”（老舍《骆驼祥子》）这样成分共用法，这在英语、俄语中都极为普遍，而语法学家对汉语中出现类似句式，或标以“省略法”或标已“简练化”［（１６）］加以肯定，今天我们看到象“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将是”“爱过和正在爱着”“已经证明并必将继续证明”等句式见怪不怪了。这是否就是傅东华当年那句“只要不是叫我们的语文去迁就文法”的话不幸言中了？君不见近年来就有人自造汉语例句来适用英语语法分析吗？―这是不足取，但理论对实践的影响又是母庸讳言的。四近十年来，随着大陆的开放政策，港、澳、台以及新加坡等海外华语区的汉语与大陆的汉语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人们已经注意到彼此虽同源却因多年的隔绝而存在语言上的差异。但回顾历史，由于政治的原因，今天我们所见的彼此语文上的差异，并非全自４９年以后开始。早自三十年代开始，白话文在苏区和以后的解放区就与当时当局统治的地区出现了分流，无论语文教材和报章政论及公文、应用文，前者似乎都比后者更注重白话文的应用的推广。有人曾就“五四”以来四十年报章的语言变迁和从梁启超新文体―大公报社论―新华社社论的语言作了比较考察，看出其中白话增长和文言减退的总趋势。［（１７）］但这种总趋势是因总的政治倾向相悖而不平衡。４９年以后，港台语言与大陆语言的差异，也许正是过去就存在的差异的延续。４９年以后，大陆努力使白话文书面语规范化；一方面并不排斥吸收文言文中有生命力的成分，但文言文主要已经作为祖国的文化遗产，退到语文的基础教学中去了，日常应用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对外来词力求译名的统一，新的借用日译的现象已基本消失，除专用名词以外尽可能将原有的音译词汇改成意译词。同时又新造了大量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相关的外来词和意译词。但港台的汉语在这一时期基本上是自然地延续了４９年以前大陆的汉语的现状。但似乎也不能把香港（澳门）与台湾一概而论，虽然港澳地区在保留文言文和对外来语的处理上总的趋势与台湾相似，如香港报章、公文、公函使用文言文的频率要比大陆高得多。香港函件中的类似“敬启者”等用语常为大陆年轻一代所不解。对外来词中大量沿用音译词（士多store）和音译加类名词（保龄球bowling）也与大陆除专用名词外尽量用意译不同。但香港毕竟一直与大陆保持着交往和联系，近十多年来，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整个东南沿海随着与港澳的交往增多，语言中也出现了相互吸纳的现象，香港和广东的词语日趋融合，有些原产生于香港的译词和新词语，开始在粤方言中流传，继而传播到全国，如译词：托福（TOEFL原合于香港盛行的“美好音译法”，有祈求好运之意）、T恤（shirt）；新词：举报、共识、心态等现都为大陆通用。而台湾的情况就与香港不同。４９年以后与大陆隔绝四十年固然是台湾与大陆语言差的主要原因，但台湾还有其自身的历史和地域方言的特殊性。甲午战争以后，台湾被日本占领，从此和大陆往来中断了五十年。日据时代，日本对汉语、汉文加以限制，并企图以日语、日文取而代之，故台湾直到１９４５年光复后（１９４６年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才推行国语，起步晚。尽管如此，但台湾的国语推广成绩斐然，到１９５９年“国语推行委员会”撤消时，国语在台湾基本普及。至今据说台湾９５％以上的人口都能用国语讲话和书写。［（１８）］在这一点上，台湾要远远超过港澳地区；甚至超过大陆许多地区。在大陆，方言跟普通话越接近的人越不愿学普通话；四川人走遍天下总是讲一口“标准”的四川话。但由于分离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同使台湾和大陆的书面语虽彼此能读懂仍差异明显，其中尤以词汇最显而易见。具有浓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词语自不待言，就总的趋向来说，台湾国语在词汇上显示了更多传统性，对外来语的处理也与大陆不一致。具体表现为：（一）台湾书面语中保留了较多国语旧词大陆普通话的词汇，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式上已有了部分改变，过去使用的词语，现在已被新词所取代。台湾的国语虽也是以三、四十年代北方官话为基础，但由于当时印刷、出版业的中心在上海，一流现代作家江浙人不少，因此留存在文学作品中的吴方言，台湾仍有不少沿用至今，如：幼稚园 级任老师 新闻纸 原子笔 劲道 拉倒 笃定灵光 娘娘腔 爹声爹气台湾国语中还有些大陆不用或词意已改变的词汇如：先生 太太 国语 塑胶 大少爷（大陆有贬意） 爱人（大陆指配偶） 书记（大陆指党团负责人）（二）台湾书面语中保留较多的文言词语大陆许多文言词语已逐渐被现代汉语新词代替，但台湾国语词汇中，仍保留大量的文言词语或带有文言色彩的词语，如：于归（出嫁） 执柯（做媒） 貌寝（其貌不扬） 社会公器（新闻事业） 异数（待遇异于一般）还有半文半白的词语，如：罄 目瞑 鞋履 午寐 成效不彰即使是外国电影的译名，台湾也常用文言作意译，如把海明威的“The sun alsoRises”（大陆译为《太阳照样升起》）译成《妾似朝阳又照君》。（三）对外来词缺少统一规范，处于自然和混用状态。首先，台湾保留大量日据时代遗留下来日语词汇，有的是音译词，有的是直接借用，如：欧桑（太太） 奥巴桑（祖母、老太太） 阿吉桑（老大爷） 便当（盒饭） 塌塌米 野球（棒球） 电球（电灯泡）卒业（毕业） 车掌（售票员） 料理（饮食） 福祉（福利） 坪（土地面积） 课长（科长） 族（们、人们；“暴走族”、“上班族”）文学作品也常出现借于日文的词汇的含义，如“这个月的业绩落后了些，下个月要加点油呀？”（许芗君《迎―野阳光》）这个“业绩”与大陆的“成绩”同。其次是对外来人名的翻译尽量采用汉姓，并有趋简化的倾向，这一点，似乎比大陆处理得更显传统。如：余契尔夫人（撒切尔夫人） 史达林（斯大林） 施诺汉（西哈努克） 谢瓦纳兹（谢瓦尔德纳译） 史考克罗（斯考特罗夫特） 艾森豪（艾森豪威尔）再次是对外来生活性词汇直译和音译，如作秀（表演show，“秀”在港台有广泛使用，另有所谓“脱衣秀”“脱口秀”Talk show）、新鲜人（freshman大一学生）、康密勒（Commission佣金）、迷思（myth神话）。此外，台湾国语中产生大量的缩略语，本质上也是受外来语的影响。王力先生《中国语法理论》中说把“军事委员会”简称为“军委会”把“粮食管理委员会”简称为“粮管会”，这种“简称法是中国本来所罕见的”１８，都是欧化后受西文里简称法的影响所致。大陆也有不少缩略语如“三包”（搞卫生，门前三包），“四化”（四个现代化）。而台湾的缩略语不仅有与大陆缩略不一致的情况，如震央―震中（大陆），现况―现状（大陆），彩视―彩电（大陆）等，而且在运用上要比大陆普遍得多，如：关爱（关 爱护，大陆黄伯荣等主编的《现代汉语》第１３页把它作为生造词）、汰换（淘汰更换）、掌珠（掌上明珠）、商誉（商业信誉）、主因（主要原因）商展（商品展览）、训勉（训导勉励）、美备（优美完备）、光昌（光明昌盛）还有目前已在大陆流行的：共识（共同的认识）、体认（体验与认识）等都属缩略语范围。至于台湾现代国语语法上的特殊主要是受台湾当地方言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比大陆汉语多一些象“仔”“啦”“哇”这样的词尾和语气词及诸如ABB、ABCC、AABB重叠式，还有象“比较”“刚刚”等副词的一些特殊用法，在此不再详述。附注［１］王力：《白话文运动的意义》，见《中国语文》，１９７９年第３期，第１６２页。［２］［１３］［１７］北京师范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编著：《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商务印书馆，第２、１５页，第二章。［３］转引自唐ｔāｏ愧僦鞅啵骸吨泄现代文学史》（一）１９７９年，第３页。［４］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见《中外大事汇记》，《论说》卷三，１８９８年，广智报局。［５］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序》，１９５２年商务印书馆，第１页。［６］中学《语文》，高中第二册，１９９１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第１０页。［７］［１４］［１５］：《汉语史稿》下册、上册，１９８０年，中华书局，第５２５页。第４８４、４７９页。［８］［１８］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下册，１９５４年，中华书局，第２６８、３３７页。［９］中学《语文》，初中第三册，高中第四册。［１０］陈望道：《“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１９３８年《语文周刊》，第２０期。［１１］张志公：《关于建立新的教学语法体系的问题》，见《教学语法论集》１８２年，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２］孙中山：《建国方略：以作文为证》，见《孙中山选集》上卷，１９５６年，人民出版社，第１２９页。［１６］见《中国语法理论》第３３４页，《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第１６２页。［１８］周有光：《中国语文纵横谈》，１９９２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第３０页。本文来稿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０日字库未存字注释：愧僭字弓右加山下再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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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育 科 学TIYU KEXUESPORT SCIENCEJournal of China sports Science Society1998年 第2期 No.2 february 1998科技期刊运动训练学运动竞赛项目的竞赛方法学分类研究王 蒲(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北京 100088)麻雪田 (北京体育大学)摘要 以揭示竞赛方法的共性特征、本质联系及内在规律为目的，以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及学校体育中所有竞赛项目为对象，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问调查法、逻辑分析法，对竞赛项目进行分类研究。研究深入具体项目的比赛过程，抓取不同种类项目用作比较的参照系的共仅属性，并以参照系的共仅属性作为分类标准，实现了运动竞赛项目分类，提出了“竞赛项目分类体系”和“运动竞赛项目体系”。关键词 运动竞赛 竞赛项目 竞赛方法学 分类Study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Sports Events by way of CompetitionMethodologyWang Pu et al1998，18(2):46(Beijing Teachers'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ijing, China 100088)Abstract Taking all the sports events in competitive sport, social sport and school sport as objects, aclassification was made on sports events by ways of literature documentation,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and logistic analysis, to approach the common features, natural and internal relationship in competition ofthe events. The competition process of different sports events were studied. The only common nature ofdifferent events was taken as consultation system and classification criterion, thus to put forward the“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ports events” amd the “sports events system”.Key words classification, method, competition, sport1 选题依据与研究目的体育的本质属性是运动，运动的显著特征是竞技。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共同构成竞技运动的两大支柱。运动竞赛是竞技运动最精彩、最活跃的表现形态，是体育运动最具挑战性，最富生命力，最有凝聚力的重要环节。深入认识运动竞赛的内在规律及其与其它学科的相互联系，是体育运动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世界体育运动空前兴旺，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加强对运动竞赛的研究，更具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运动竞赛作为一种体育形态的实践活动，可溯源到原始社会，其历史悠久。然而运动竞赛作为一门体育学科的自觉研究，却为时甚晚，至今“在我国乃至世界上尚处刚刚起步阶段”［1］。当前，运动竞赛的理论研究仍明显落后于运动竞赛的实践和需要。运动竞赛研究广泛涉及竞赛原理、竞赛体制、竞赛管理、竞赛方法等诸多范畴。其中，竞赛方法与竞赛实际的联系最直接，结合最紧密，是运动竞赛研究的前沿。因此，竞赛方法的研究不仅需要较高的理论性，而且要求很强的实践性。竞赛方法寓于竞赛项目之中，没有竞赛项目便没有竞赛方法。欲揭示竞赛方法的共性特征、本质联系及内在规律，其前提必然是对竞赛项目进行科学分类。只有建立在科学分类基础上的竞赛方法研究，才能真正揭示竞赛方法的共性特征、本质联系及内在规律。为此，拟以揭示竞赛方法的共性特征、本质联系及内在规律为目的，对竞赛项目进行科学分类，从而为深入系统开展运动竞赛方法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为正确建构运动竞赛方法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依据。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包括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及学校体育中的所有竞赛项目。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法、访问调查法、逻辑分析法。3 竞赛项目的竞赛方法学分类“分类是划分的特殊形式。”［2］分类实际上是根据对象的本质属性和显著特征，对对象进行划分，以揭示各对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分类的关键在于，把握对象的本质属性，抓住对象的显著特征，建立科学的分类标准，遵循划分的基本规则。3.1 若干概念的界定剖析竞赛项目的本质属性，捕捉竞赛项目的共性特征，确立竞赛项目的分类标准，首先需要明确有关概念，这是展开讨论的前提。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体育以人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以人类自身为作用对象，其本质功能是强身、健心、育人。体育的形态可归为三类，即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运动是体育内涵的核心，“没有运动就没有体育”［3］。人体运动离不开身体动作，身体动作是构成人体运动的“细胞”。若干身体动作在特定目的、特殊要求下的有机结合，形成运动项目。运动项目是开展体育运动的“单元”，是实现体育功能，达到体育目的的基本方式。运动的形态反映为两种，一种是竞技运动，一种是非竞技运动。竞技运动是在严格的竞赛规则约束下，运动者以战胜对手夺取优胜为直接目的的运动形态。非竞技运动不受竞赛规则的制约，是运动者以娱乐、健身、康复等为目的的较为自由的运动形态。由此，作为运动单元的运动项目，亦相应区分为竞技项目和非竞技项目两类。竞技项目与非竞技项目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竞技体育中，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是较为成熟的竞技项目；在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中，既有竞技项目也有非竞技项目，既有传统的运动项目也有不断新生的运动项目。“竞技”是体育运动的显著特征，竞技运动是体育运动的精华。竞技运动呈现“训练”和“竞赛”两种形态。运动训练是提高竞技能力的过程；运动竞赛是展示竞技水平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没有训练，便无从竞赛；没有竞赛，则无需训练。训练与竞赛是竞技运动的基本矛盾，竞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竞赛是竞技运动的基本形态，是竞技运动的有力“杠杆”。竞技项目与竞赛项目的涵义极为相近，但并非毫无区别。竞技项目依托“运动”而论，竞赛项目针对“竞赛”而言。竞赛项目必然是竞技项目，而竞技项目则只有当它被指定为某次竞赛活动的项目内容时，才被称作该次竞赛活动的竞赛项目。竞技项目的外延相对稳定，竞赛项目的外延不时变换。本分类研究将所有竞技项目均作为竞赛项目加以考查，因而本分类研究中的竞赛项目即竞技项目。运动竞赛以竞赛项目为基本单元，或是单个项目的完整竞赛过程，或是若干项目完整竞赛过程的集合。在竞赛实践中，竞赛活动的竞赛项目有多寡之别，大小之分，因而运动竞赛表现出规模和层次上的差异。既有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那样的包含若干项目的“综合性运动竞赛”；也有田径锦标赛、乒乓球锦标赛那样的包含若干小项的“项目性运动竞赛”；还有男子马拉松冠军赛、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赛那样的只含单一小项的“单一性运动竞赛”。综合性运动竞赛是若干项目性运动竞赛的集合；项目性运动竞赛是若干单一性运动竞赛的集合。个别竞赛项目只有大项，不分小项，如棒球、橄榄球等等。这类竞赛项目的项目性竞赛即单一性竞赛，单一性竞赛即项目性竞赛。比赛是参与双方或多方在特定的范围内，在裁判人员的主持下，为战胜对手争夺优胜而展开的竞技过程。比赛是运动竞赛过程中具有实质性胜负意义的“单位”。比赛由竞技者、竞技目标、竞技场、竞技裁判四个要素构成。竞技者是比赛的主体。竞技者或是个体，或是偶体，或是集体，或是团体。任何比赛的竞技者都必须为两方或两方以上，否则就形不成竞技，构不成比赛。竞技目标是竞技者要努力实现的企望，是参赛各方所共同争夺的。比赛的竞技目标十分明确，即战胜对手，夺取优胜。竞技场是竞技者展开较量的舞台，任何个体、偶体、集体或团体，只有进入竞技场才能参与比赛，成为竞技者。竞技场受比赛规则的严格约束，比赛规则对比赛的空间、时间、条件、行为、程序等各个方面均有明确规定，竞技过程必须无条件遵守比赛规则的各项规章。竞技裁判是比赛活动的组织者，比赛规则的执法者，比赛结果的判定者。按照比赛的不同需要，竞技裁判有各种分工。各类裁判人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裁判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判决，是竞技场中的最后判决。竞技者、竞技目标、竞技场、竞技裁判是构成比赛的四大要素，四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成其为现实的比赛。竞赛以项目为“单元”，以比赛为“单位”。比赛是在局部范围内区分胜负；竞赛是在整体范围内选优排名。只有一个“单元”内所有比赛的全部集合，才能称得上一次完整的竞赛，例如，男子足球甲A联赛，每两支球队在绿茵场上的捉对较量为“比赛”，12支球队所有比赛的全部集合即“竞赛”。又如，奥运会女子100 m短跑，每组多名运动员在橙色跑道上的奋力争先为“比赛”，不同组别、若干赛次所有比赛的全部集合即“竞赛”。竞赛与比赛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在特定条件下甚至浑然一体。譬如，只有两队参加的以一场比赛决定胜负的一次足球对抗赛；只有不超过8人参加的以一组比赛决定名次的一次100 m冠军赛，则比赛即竞赛，竞赛即比赛。3.2 竞赛项目的分类在明确了体育与运动、运动与项目、竞技运动与非竞技运动、竞技项目与非竞技项目、竞技项目与竞赛项目、竞赛与训练、竞赛与比赛等一系列重要概念的基础上，下面进一步讨论竞赛项目的分类问题。考察运动竞赛，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加以剖析。一种是从参与竞赛的角度，即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考察运动竞赛；一种是从组织竞赛的角度，即从运动竞赛学的角度来考察运动竞赛。毋庸置疑，为揭示竞赛方法的共性特征、本质联系及内在规律而展开的竞赛项目分类研究，只能立足于组织运动竞赛和研究竞赛方法的需要，即必须从运动竞赛方法学的角度来考察整个竞赛过程。从组织竞赛的角度来看，运动竞赛的目标是合理比较参赛者的竞技水平，公正排定参赛者的竞赛名次。换言之，竞赛的目的是“排名”，竞赛的手段是“比较”，竞赛的原则是“合理”、“公正”。由此可见，运动竞赛的实质是“选优”，运动竞赛的过程是“优选”，运动竞赛的关键在“比较”。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没有比较便没有鉴别。运动竞赛毫不例外，要鉴别参赛者的竞赛名次，就必然要比较参赛者的竞技水平。为鉴别而展开的比较，必须是有根据的比较，讲效率的比较。运动竞赛实践中，展开比较的根据，是竞赛项目的内在矛盾；提高比较效率的途径，是健全和完善竞赛方法。不同的竞赛项目需要不同的比较方式，不同的比较方式要求不同的竞赛方法。比较是竞赛项目与竞赛方法之间本质联系的枢纽，紧紧抓住这一本质联系的枢纽，一定能够对竞赛项目作出科学分类，为展开竞赛方法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石。比较参赛者的竞技水平，需要确立一个参照系作为评价的标准，参照系是展开比较的必要条件。竞赛项目的本质联系，是参照系赖以确立的根据；经受住长期竞赛实践检验的参照系，是竞赛项目本质联系的反映。因此，我们可以深入各个具体项目的比赛过程，抓取不同种类项目用作比较的参照系的共仅属性，以其共仅属性作为分类标准，去实现竞赛项目的科学分类。深入考察各种竞赛项目用作比较的参照系可以发现，运动竞赛优选过程的比较方式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以时空参数作为参照系的“静态”比较方式；一种是以参赛对手互为参照系的“动态”比较方式。依据竞赛过程比较方式的不同形态，竞赛项目可归为两大门类：一类是尽可能使参赛者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去达到某种时空参数，以获得时空参数的大小来遴选优胜、排列名次的“竞争类竞赛项目”；一类是让参赛者在尽可能机会均等的条件下，相互之间捉对较量，以比赛的胜负来区分高低、选优排名的“对抗类竞赛项目”。依据两大门类竞赛项目用作比较的参照系的不同属性，可以对竞赛项目作进一步划分。竞争类竞赛项目用作比较的参照系是时空参数。竞争类竞赛项目用作比较的参照系包含时间、距离、重量、分数四种不同属性的时空参数。依据时空参数的不同属性，竞争类竞赛项目可相应划为四个大类，即“时间竞争类项目”、“距离竞争类项目”、“重量竞争类项目”和“分数竞争类项目”。在竞争类竞赛项目的比赛过程中，参赛者对达到时空参数呈现两种不同取向：一种是奋力达到较大值的时空参数；一种是竭力达到较小值的时空参数。依据对时空参数的不同取向，时间、距离、重量、分数竞争类项目均可进而分出两个小类。时间竞争类项目可分为“取小时间竞争项目”和“取大时间竞争项目”。前者如100 m 短跑、400 m跨栏等径赛项目，达到的时间参数愈小愈好；后者如航空模型的自由飞行项目，达到的时间参数越大越好。距离竞争类项目可分为“取大距离竞争项目”和“取小距离竞争项目”。前者如跳远、标枪等争夺水平距离的项目，跳高、撑竿跳高等争夺垂直距离的项目，1小时越野跑、航海模型耐久赛等固定时间争夺距离的项目，达到的距离参数越大越好；后者如射击、射箭、定点跳伞等项目，达到的距离参数愈小愈好。重量竞争类项目可分为“取大重量竞争项目”和“取小重量竞争项目”。前者如举重、力量举等项目，达到的重量参数越大越好。后者目前尚难找到具体项目，但随着体育运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伴随高新科技在体育运动领域的开发应用，这类竞赛项目的出现并非毫无可能。譬如，让运动员身着特制服装高台跳水，看谁入水时受力较小；让运动员从高处跳下，落在特制的场地上，比谁对地面的冲力较小，等等。分数竞争类项目可分为“取大分数竞争项目”和“取小分数竞争项目”。前者如体操、跳水等项目，获得分数越大越好；后者如健美、障碍赛马等项目，获得分数愈小愈好。对抗类竞赛项目互为比较的参照系是参赛对手。对抗类竞赛项目互为比较的参照系包含个体、偶体、集体、团体四种不同属性的参赛对手。依据参赛对手的不同属性，对抗类竞赛项目可相应划为四个大类，即“个体对抗类项目”、“偶体对抗类项目”、“集体对抗类项目”和“团体对抗类项目”。在对抗类竞赛项目的比赛过程中，参赛者的捉对较量呈现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整个赛场彼此共用，对抗双方同场交锋；一种是整个赛场等分为两个赛区，对抗双方隔区对垒。依据捉对较量的不同方式，个体、偶体、集体、团体对抗类项目均可进而分出两个小类。个体对抗类项目可分为“同场个体对抗项目”和“隔区个体对抗项目”。前者如击剑、拳击、摔跤等项目；后者如网球单打、羽毛球单打、乒乓球单打等项目。偶体对抗类项目可分为“同场偶体对抗项目”和“隔区偶体对抗项目”。前者如牌类的对式赛、地掷球的双人赛等项目；后者如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的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等项目。集体对抗类项目可分为“同场集体对抗项目”和“隔区集体对抗项目”。前者如足球、冰球、水球等项目；后者如排球、藤球、毽球等项目。团体对抗类项目可分为“同场团体对抗项目”和“隔区团体对抗项目”。前者如击剑团体赛、棋类团体赛等项目；后者如羽毛球团体赛、乒乓球团体赛等项目。4 竞赛项目分类结果分析从横向上看，竞赛项目分类结果的结构有着惊人的对称性，几乎到了整个竞赛项目分类结果可以从左至右反复对折的地步。这种惊人的对称性，绝不是研究者主观的刻意追求，而是以运动竞赛优选过程中参照系的种种属性为分类标准的自然结果。可以说，这种惊人的对称性是人类体育亘古数万年文化积淀的结晶。透过这种惊人的对称性，使人所感受到的已不仅仅是运动竞赛的千姿百态，而是体育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人所领悟到的已不单单是竞赛项目的广袤无垠，而是人类智慧的不可穷尽!在几近完美的竞赛项目的分类结果中，十分刺眼地显露出一块引人深思的空缺――取小重量竞争项目。有理由认为，取小重量竞争项目在竞赛实践中的空缺，既不是因为它自身缺少运动价值，也不是由于运动项目形成过程中前人在建构时的疏忽或取舍上的偏见，其症结在于手段上的力不从心。有根据推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体育运动的发展，取小重量竞争项目的空缺迟早会被填补。“客观事物是永恒发展的”［4］，运动竞赛绝无例外。竞赛项目分类结果所反映的，只不过是竞赛项目的现状，它绝不是竞赛项目的未来，更不是竞赛项目的终极。伴随人类的进步，体育运动方兴未艾，竞赛项目层出不穷。可以断言，未来体育运动的内容将大大扩展，其层次会更为丰富，其结构定更加复杂。尤其值得提请注意，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分别于1996年2月和1997年5月，与重达1(1)/(3)t. 的庞然大物――“深蓝”电脑展开了两次国际象棋“人机大战”［5］。“人机大战”对人类体育预示着什么?“人机大战”给运动竞赛将带来什么?对此，绝不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从纵向上看，竞赛项目分类结果的层次具有高度的对等性。两大门类竞赛项目的分类结果，由上至下一一展开，层层对应，构成了竞赛项目的分类体系。竞赛“项系”作为最大的类概念而成为分类体系的上限；具体“项目”作为单独概念而成为分类体系的下限。在上限与下限之间，包含项类、项群、项簇3个不同量级。整个分类体系自上而下，从大到小依次为“项系――项类――项群――项簇――项目”5个不同层次。竞赛项目分类体系是一个彼此联系的双向链。项系可分为若干项类；项类可分为若干项群；项群可分为若干项簇；项簇可分为若干项目。反之，若干项目可归为项簇；若干项簇可归为项群；若干项群可归为项类；若干项类可归为项系。由项系向项目的推演，是限制的过程，可以将认识引向深入；从项目向项系的推演，是概括的过程，能够使认识具有广度和高度。竞赛项目分类体系如图1所示。图1 竞赛项目分类体系“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着的物质世界。”“在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中，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6］竞赛项目分类研究，正是将整个竞赛项目作为“系统”加以考察，旨在确定竞赛项目这一系统的范围，揭示竞赛项目这一系统的内在联系。竞赛项目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分类，其结果一定是竞赛项目这一系统的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的正确反映。在科学分类所得到的结果中，每一具体竞赛项目都能够找到一个确定的位置。每一具体项目能够在竞赛项目科学分类所得到的结果中找到一个确定的位置，这正是深入开展竞赛方法研究的需求。为此，在综合归纳竞赛项目分类结果、竞赛项目分类体系等系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运动竞赛项目体系”(图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7］。本研究所提出的“运动竞赛项目体系”的正确性，至少需要接受两个方面的检验：其一是具体竞赛项目能否遵循划分规则被一一定位的检验；其二是经分类所得到的各项类、项群、项簇，在其竞赛方法上是否具有共仅属性，是否存在本质联系的检验。鉴于篇幅所限，姑且不作展开。图2 竞赛项目分类体系5 结论5.1 体育的本质属性是运动，运动的显著特征是竞技。深入认识运动竞赛的内在规律及其与其它学科的相互联系，是体育运动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运动竞赛研究广泛涉及诸多范畴，竞赛方法是运动竞赛研究的前沿。竞赛方法寓于运动竞赛项目之中，欲揭示竞赛方法的共性特征、本质联系及内在规律，其前提必然是对竞赛项目进行科学分类。5.2 运动竞赛的实质是“选优”，运动竞赛的过程是“优选”。“比较”是竞赛项目与竞赛方法之间本质联系的枢纽，紧紧抓住这一本质联系的枢纽，一定能够从竞赛方法学的角度对竞赛项目作出科学分类。5.3 “参照系”是竞赛过程中展开比较的必要条件。竞赛项目的本质联系是参照系赖以确立的根据；经受住长期竞赛实践检验的参照系是竞赛项目本质联系的反映。本研究深入各个具体项目的比赛过程，抓取不同种类项目用作比较的参照系的共仅属性，并以参照系的共仅属性作为分类标准，实现了运动竞赛项目分类，提出了“竞赛项目分类体系”和“运动竞赛项目体系”。5.4 竞赛项目分类体系是一个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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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419 【 版 号 】11 【 标 题 】献给孩子们一份礼物 【 作 者 】徐汉明 【 正 文 】 《配画古典诗词选读丛书》在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了。本套丛书现在顺利出版，作为本套书的责任编辑来说，算是完成了心上的一件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历来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和广为传诵。我从小喜爱古代诗词，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一点古代诗词，了解古代文化遗产，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我每当工作之余，总喜欢找一些唐诗教他读教小儿背诵，每次东找一首，西找一首，很希望能有一本适合他阅读的唐诗课本，这样便产生了编一本有绘图的唐诗选读本的想法。在出版社的支持下，我开始了这套《配画古典诗词选读丛书》的编纂工作。这套丛书是为孩子们编写的，因此我们在思想上很重视，小丛书要编出高水平，阅读对象是小读者，但我们所邀请撰稿的人却是大学者大专家。他们长期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参加撰稿的共有１７人，参加绘画的共６人，都有高级职称。这些专家乐意为孩子服务，为献给孩子们一份文化礼品，他们精心地写作和绘画。在设计这套丛书的时候，是按照文学史的发展顺序来进行编排的，共分为古诗、唐五代词、唐诗、宋诗、宋词、元曲、明清诗词等八册。每位作者有简要介绍，每篇之后有通俗的注释，每篇还有赏析式的阅读指导，能帮助读者对作品的正确理解。依据诗意，每篇还绘有一幅精美的图画。诗画结合，这是继承了中国儿童读物的传统，更适合儿童的心理特征，一方面可以提高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帮助对诗意的理解。一册在手，可以学诗，可以学画。在选择篇目的时候，我们要求撰稿人既要注意思想性，又要注意艺术性，尽量选那些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名家名作的短篇及容易绘画的诗。所选诗词，有的描写大自然美好风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有的咏史咏物歌颂英雄人物，有的抒发爱国激情，有的反映人们的友情和对故乡的热爱，有的表现古代征战和边塞生活。这些作品，写景豁人耳目，言情沁人心脾。通过阅读作品结合赏画，陶冶读者性灵，培养读者高尚的情操，提高读者文化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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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04 【原文出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赣州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81-86 【分 类 号】G1 【分 类 名】教育学 【 作 者 】何重仁 【复印期号】199505 【 标 题 】教学幽默漫议 【 正 文 】 一教学是一门艺术，而幽默又是一种普遍应用的艺术手法，因此，教学中需要幽默。富有幽默的教学，不仅能活跃课堂的气氛，引人入胜，而且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培养兴趣，启迪思维，给学生以美的享受。如果教师缺乏幽默感，便会使学生感到死气沉沉，冷冷冰冰；如果教学没有幽默，就会使学生感到单调枯躁、产生沉闷压抑的心理，使学生昏昏欲睡。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批评过的：“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瘪三么？”在国外，往往把有无幽默感作为评价一个教师教学能力的标准之一。美国保罗韦地博士通过调查，概括出好教师的十二种素质，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有幽默感，因为“每天她会带来少许的欢乐，使得课堂不致单调。”因此，我们提倡把教学与幽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教学中巧妙地运用幽默，是重视教学艺术的一种体现。由于课堂教学环境的特殊性，教学幽默有别于生活中艺术中的幽默。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生活中的幽默主要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它常常是人们处理困难和尴尬境地时，自我解脱的一种方法。艺术中的幽默是一种高尚的情趣，一种对事物的矛盾性的机敏反映，一种把普通现象喜剧化的处理方式。教学中的幽默既有生活中的幽默和艺术中的幽默的一般特点，又有其特殊的规定性，即在教学中的教育性。可以说它是形神兼备的－－其“形”是幽默，而“神”则是教育。例如，有位数学教师发现某女学生数学解题过程中，计算错误较多，有一次作业中有三个地方出错误都是计算错误，教师在作业本上给她写了一句话：“一错二错连三错，错错都是计算错”。并幽默地对她说，在你的作业本上有我送给你的礼物。下次作业交上来时，那女学生也写了一句话：“早算晚算天天算，算算不会再错算”。还写了横批：“走着瞧”。后来她的计算能力有了提高，在期中考试时，数学成绩进入班上前三名。综上所述，我们把教学幽默归纳为教师运用各种奇巧的、出人意料的语言、动作、表情、物件，以其引起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启迪学生的智慧，让学生在和谐的气氛中掌握知识经验的心理过程。二教学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教学幽默类别的多样性。按结构的繁简的不同，教学幽默可分为复杂的教学幽默和简单的教学幽默。复杂的教学幽默是指教师经过精心设计的有开头、有经过、有结尾的过程完整的教学幽默。其结构包括引起悬念、渲染铺垫、反转突变三个阶段。所谓引起悬念阶段，是指教师运用奇语，巧设“迷宫”，避实就虚地设置引人入胜的悬念，使学生对此产生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集中注意来捕捉有关的信息。所谓渲染铺垫阶段，是指教师运用夸张、比喻等叙述手法，反证、反驳等议论手法，陈述、引用等证明手法，别具匠心地进行扣人心弦的渲染“迷宫”，使学生眼花缭乱，产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之感，急于走出“迷宫”，积极求索问题的答案。所谓反转突变阶段，是指在学生“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关节点上，教师却运用妙语“忽然一闪”，使学生疑团顿释，豁然开朗，走出“迷宫”，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收到引人发笑又令人深思的艺术效果。现用一例来说明。一位教师教李白的《赠汪伦》诗时，先给学生讲故事，李白是我国赫赫有名的大诗人，可是他上过一次大当，受过一次“骗”。这个骗他上当的人就是汪伦。汪伦是安徽径州的一个隐居的人，他非常羡慕李白的诗，崇拜李白的人，知道“李白斗酒诗百篇”，了解李白“一生爱把名山游”。于是写信给李白，信中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千里桃花。先生好酒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本与汪伦素不相识，接信后，连忙赶到汪伦那里，汪伦解释道：“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没有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并没有一万家酒店。”后来，李白与汪伦谈得很投机，李白离开时，汪伦同村里人一同送行，李白很受感动，就写了这首诗。李白要是不上当，就没有这首好诗了。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诗事懂了，诗句也记住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的教学幽默的实例。不过，实际教学中此种情况不多见，因为教学内容本身不是都能构成这样一个完整的教学幽默。简单的教学幽默泛指教师一个幽默的动作，一种幽默的表情，一句或几句幽默的话。从结构来说是不完整的，有的只有两个阶段，如从悬念到突变；也有的只有突变一个阶段，如象在讲述中出人意外地转个弯而获得幽默的效果。教学中大量需要的和实际存在的多是这种简单的教学幽默，它调节并活跃着课堂气氛，把本来艰苦的劳动变得轻松，使学生和教师双方都得到愉快的享受。按表达的方式的不同，教学幽默又分为语言的教学幽默、非语言的教学幽默。语言的教学幽默又有口头语言的和书面语言的之分。口头语言指的是教师口头运用比喻、夸张、婉曲、双关、反语、拈连等一般手段及伸缩、断词等特殊手段，或者运用笑话、故事、歇后语、打油诗、故错、快板等表达方式而进行教学幽默。例如双关，在教学中可能出现一种特意的语言环境，教师有可能利用词的多义、同音或同形的条件，用一个词同时去关联两种不同的事物，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而产生幽默感。又如故错，一位教师教文言文《芋老人传》中的“何向者之香而甘也”“尚何芋是甘”“是芋是乃妇也”几句时，自己分别先译为“为什么姓向的人那么香甜？”“和尚为什么说芋是甜的”“这是芋看望他的老婆去了”等语，学生听后立刻哗然，群起而纠正之。在这轻松愉快的纠正错误过程中，收到了于乐施教的效果。书面语言指的是在黑板上或者在批改作业中或办墙报中，运用批注、打油诗、语录、格言等实施的教学幽默。例如有位教师的儿子在他所任课的班级学习，在默写“子曰：学而时习之”时，把“而”写成“儿”。他便在儿子的作业本上批道：“而”有“却”“但”意，表转折；“而”又有“而且”意，表递进；“而”没有“儿”意，我儿学“而”应仔细。这种批语的幽默能激发学生改掉粗心大意的毛病。非语言的教学幽默又有动作的、表情的和物件的之分。动作的是指教师利用手势、头势、体势而实施的教学幽默。例如魏巍写的《我的老师》中的蔡老师用教鞭在学生们头上晃了一下，但并没有打下去，学生们笑了，魏巍多年还铭刻在心，可见其感染力之大，这便是动作的幽默。表情指的是教师利用面部、眼神的变化而实施的教学幽默。三著名教育家斯维特洛夫曾说：“教育家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是幽默。”许多优秀教师也认为，良好的教学幽默可以收到别的教学手段所难以收到的教学效果。那么，教学幽默为何有这样的奇效呢？这是因为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心理功能。教学幽默具有活跃课堂心理气氛的功能。教学的理论与实践都表明，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堂课的教学效果的优劣，直接受课堂心理气氛的影响，所谓课堂心理气氛，是指课堂的心理情境。在愉快的情境中，学生容易产生快乐感、自信心。在紧张沉闷的情境中，学生则容易感到压抑、痛苦。良好的课堂心理气氛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而教学幽默具有快速弥漫性和情绪感染力，恰能有效地活跃课堂心理气氛，使学生人人精神愉快，个个情绪激活。在这愉快、欢乐的课堂心理气氛中，学生不仅会受到教师情绪的感染，和教师产生情感的共鸣，而且能使师生认识方面的信息交流畅通无阻，教师的才干、学识、教学技巧很容易转化为学生的智慧。辽宁省特级教师魏书生明确地向自己提出，每堂课都要让学生有笑声。国外有的学者也认为，幽默能打破沉闷的局面，缓解紧张的情绪，活跃课堂气氛，学生在这种气氛中能激发起更大的学习热情。几声片刻即逝的笑声，能填平人们的地位或看法之间的鸿沟，产生一种平衡的影响作用。有经验的教师都看重教学幽默的这一作用，鲁迅在教学中就常用这一方法。一次他在讲《中国小说史略》中《西南荒径》时，说有一种“讹兽”，人吃了就要说谎话。这时，他很自然地插上一段生动的问路故事。说是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向人问路，谁知甲说向东，乙说向南，丙说向西，三人回答了三个方向，令人啼笑皆非。随之鲁迅幽默地说：“大概他们都食过讹兽吧！”于是哄堂大笑。学生在哄然的笑声中，既清除了疲劳，舒展了一下紧张的神经，又加深了对“讹兽”的理解，接受了严肃的思想教育，并且情绪高涨，直想往下听。可惜，有的教师却忽视幽默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板着面孔平淡无味地照本宣科，这种干巴巴的、令人窒息的课堂教学，不仅会压抑学生的智慧，而且容易使学生厌倦，漫不经心，甚至反感，其教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教学幽默具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功能。学习兴趣是推动学生努力学习的内部动力，它可以使学生产生极大的热情，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教学幽默本身就象“激发剂”，能使学生始终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这是因为教学幽默本身具有新异刺激性、生动活泼性、便于接受性等特点，使教学获得感染力、吸引力和控制力，能够较好地满足学生认识心理的需要。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发现学生眼神有些呆滞，或注意力不集中，或神色怠倦，只要讲个幽默的小故事，或引用一句幽默的话语，或做点幽默的小动作，便能引导学生精神饱满地、愉快地上好课。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用幽默可以治疗大脑两半球神经细胞的委缩－－惰性和虚弱，正象用体育锻炼可以治疗肌肉的萎缩一样。因此，教学幽默如同知识的火花，能点燃学生心中的火星。如果数学教师善于运用教学幽默，便会有许多学生喜爱数学；如果语文教师善于运用教学幽默，就会有许多学生喜爱文学。如果每一门学科的教师都善于运用教学幽默，那么学生对所有学科都喜爱，整个学生的智力生活就会出现生机蓬勃的景象。教学幽默正是开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方式之一。教学幽默有启迪发展学生智慧的功能。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常人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一件事上，而不被其它思想打扰的最长时间只有１１秒，而在课堂教学中间来点幽默，犹如“兴奋剂”，可以调节学生的情绪，增强学生的注意力。在国外，有人曾进行过一次精心的实验：给２８５名小学生播放一组视听材料后清楚地发现，学生对含有幽默色彩的内容记忆得最深刻。调查表明：如果在叙述一个概念时紧跟着举一个幽默的例子，然后再解释概念，学生的考试成绩就会提高，史密斯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十分枯燥的学科考试中加进一些幽默的试题，能大大减轻学生厌倦心理，从而提高考试的成绩。可见，教学中的幽默，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提高学习效率。正如有的学生说：“笑一笑，记得牢”。教学幽默可以使教学的内容趣味化，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使之对自己的学习更加充满信心。笑是教学幽默的特征之一，但教学幽默的笑决非无意义的插科打诨，而是一种智慧启迪的笑。因为教学幽默本身就是一种对所授知识的超然作用，奇巧安排，是一种智慧的结晶。正如恩格斯所说：幽默是具有智慧、教养和道德的优越感的表现。幽默大师卓别林也认为，智力越发达，喜剧愈成功。未开化的人很少有幽默感。究其幽默的思维特点，不外乎是横向、逆向或多向的联系。之所以幽默，是因为思维与众不同。有位语文教师在教学生运用字形结构规律分析“告”字时，出现如下的情景：教师说，“告”这个字比较难分析，谁会？学生甲说“告”上边是个牛字，下边是个口字。学生乙说“告”上边是个牛字，牛可没有牛尾巴。学生丙说，一口咬掉个“牛尾巴”就是告字。全班学生哄堂大笑。从这里可以看到，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积极地思考，也能创造幽默，从而发展了学生的思维灵活性和想象的创造性。在教学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学生犯同样错误的现象，教师多次纠正还是效果不佳。有位教师发现学生屡次把得数小数点后的尾数“０”留下来，当学生又一次板演写成３．９４＋２．１６＝６．１０时，教师突然拿出一把剪刀，并对学生说“谁知道我要用剪刀做什么吗？”学生都楞住了，教师接着说：“我要给这个得数剪尾巴了。”这时，学生们恍然大悟，在笑声中几乎同时消除了病根。可见，教学幽默使学生在愉快中就纠正了思维的错误。教学幽默具有陶冶学生情操性格的功能。教学幽默对学生影响不是强行给予的，而是根据学生的心理自由设定的，因而更易被学生接受并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实践中常常可以见到，每当教师以生动幽默语言进行教学时，学生直接感到教学过程本身的幽默诙谐，享受到轻松愉快的情绪体验，从而摆脱了苦学的烦恼，进入乐学的境界。因为幽默产生的时刻，也正是人的情绪处于坦然开放的时刻。在喜悦而开怀的大笑后，心灵受到震荡和洗涤，常常会感到精神舒坦，以新的眼光去看待现实，对自己和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信心。教学幽默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是美感的外在表现，也是道德感的自然流露，理智感的具体反映，教师人格美的示范。它集中地体现了智慧美，给学生以美的启迪，美的熏陶，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学生不知不觉地在塑造自己美的心灵和美的情操。教学幽默还有一种奇妙的力，它能把教师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传播给学生，使之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学生对教师本人持积极的态度，那么他们就会追随教师的爱好，模仿教师的学问，加速性格的强化或改造。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表明，幽默还会促进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生物化学物质的分泌，消除各种因素的困忧，甚至对诸如孤独症、自负症、厌学症具有一定的疗效，增进心身健康。教学幽默具有消除学生心理疲劳的功能。有句谚语说：“笑是力量的亲兄弟”。具有幽默感的教师，往往使学生觉得他更有力量，更值得信赖，从教师那里可以获得更多慰籍，因而他对学生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和说服力。人类学家研究成果表明，幽默在人类社会中可以起到缓解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安全阀作用，它可以冰释误会、释解责难、和缓气氛、淡化矛盾、减轻焦燥。因此，教师的幽默感能使学生感到教师的性格之美和人情温暖，从而缩短师生间的心理距离，消除师生间的心理障碍。在课堂上，学生注意力涣散，不稳定，不能专心听讲，注意力的范围窄，注意转移困难等现象时有发生，教师常常需要进行组织教学，时时抓住和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教学幽默可以助教师一臂之力，说几句幽默的话，做一个幽默的动作，可让学生舒缓一下心理的疲劳，有利于学生下一个“注意”。某教师上课时发现一名学生总是左顾右盼不注意听讲，教师目示警告仍然无效，随即幽默地说：“我们学校经济条件有限，一些‘三只腿’凳子没有来得及修理，因此有的同学没有坐稳，受了罪，象×××同学就是这样。”那名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立刻改正了缺点。可见，幽默的适当运用对于消除学生的注意障碍具有特殊的功效。教学幽默也能帮助学生克服情绪障碍，鼓舞学生的勇气，教学中常常出现学生回答不出教师的问题或错误回答问题等，使学生陷入窘迫难堪的情况，教师用幽默的语言可以点燃学生勇气的火花。使学生克服失意情绪，提起精神，以轻松的心情改变现实的不利地位，在沮丧中反败为胜。四同样是幽默，有的教师运用后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另有教师运用后却适得其反。究其原因，不只是运用的技巧问题，还有心理、态度等问题。一般来说，要使教学幽默的运用达到预想的效果，应做到以下“四要”。一要态度真诚。教学中幽默的运用，也是教师态度的一种反映。教学幽默本意是为了教育学生，因此教师在运用过程中，出发点应该是真诚善意的，这样才能涣起学生的亲切感、温暖感、真挚感和信任感，使学生愉快地接受教育，其乐融融。相反，如果教师虚伪矫饰，卖弄做作，学生便会产生冷漠、疑虑、惶惶不安等消极的情绪和情感，学生对教师的教育便会抱否定的态度。此外，教学幽默要受教学目的、内容的制约，幽默必须注意思想性，即幽默的内容应该是健康的，不能用低级庸俗的幽默去侮辱学生的人格，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更不允许借机搞人身攻击，打击报复。二要时机恰当。时机是指时间性的机会，抓住时机就是抓住时间，抓住关键。教学幽默的运用是要有时机的。当学生对教学的重点、难点难于理解时，当课堂中出现偶发事件时，当学生的精神疲倦时，当课堂纪律涣散时，当师生处于窘迫状态时，当学生情绪紧张时……总之，当教学需要时，教师适时地运用教学幽默，便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须有较强的时效观。某教师在教曾几的《三衢道中》这首诗时，当讲到“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时，一个男学生竟学着黄鹂的鸣叫吹了一声，顿时，教室里气氛紧张，全班同学等着教师发“脾气”。然而教师却幽默地说：“他情不自禁地吹起了黄鹂的叫声，是受诗中描写的环境和作者思想感情的感染啊！说明这里描写得真好！大家从他的表现中能知道作者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是一种什么心情吗？”霎时，教室里的气氛缓和下来，这首诗的重点、难点也轻易得到了解决，省去好多时间，那位学生也笑眯眯地听起课来。这一幽默的运用就恰到时机，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如果时机未到或时机已过，施用幽默便失去了它的价值，还会严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生拉硬扯、画蛇添足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就幽默本身而言，也有时机问题。只有在铺垫和渲染得充分时，再反转突变，才能收到幽默的效果。古人就很重视“笑候”，即引笑时机，因为它是幽默机制是否奏效的关键。正如笑星鲍伯・霍普所说，题材有出色和平庸之别，但我知道如何通过时间的控制，来使普通的笑话变成很棒的笑话。三要分寸适中。分寸是指运用幽默的限度。限度不及或不好，就不能激起学生心理上的波澜，课堂教学仍停留在呆板、生硬、沉闷的状态中。超过了限度更不好，教学中滥用幽默，就不能保持适当的学习气氛，学生笑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课堂成了娱乐场。学生便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教师幽默的语言、动作或表情上，而不是他们应该学习的内容上。教学幽默具有两重性，它使一些学生感到有趣，可能使另一些学生受到伤害，从而产生戒备心理，使师生间树起一道情感上的屏障。人们发现，过分的幽默，会使学生怀疑教师所讲的话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教师本人也会被学生看成令人讨厌的丑角式人物。正如老舍所说：“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时候，讨厌是不可免的。”国外也有人说，采用幽默形式犹如在崎岖山道上行车，要冒风险。与人亲近的姿态，也许可能被人家看成是一个挑衅性的、令人气愤的举动。因此，运用教学幽默要谨慎从事，适可而止，在量上：宜少不宜多；在质上：宜精不宜粗；在度上：宜淡不宜浓。概括地说，要服从教学活动的需要，要以教学效果作为衡量运用幽默分寸适中的重要依据。四要方式有别。教学幽默的接受者是学生。学生的认识水平、情感状态、个性、性别、年龄、经历和文化程度的差异性，决定着教学幽默的方式必须多样性。不能只有一个模式，一刀切。只有针对学生的具体实际，与之相适应的幽默方式，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随时注意了解掌握各个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思想状况。性别不同的教师在幽默内容的选择上是有明显的倾向性，布朗特等人的研究发现，涉及性别内容的幽默对异性听众更具有吸引力，而那些自我嘲讽性的幽默则对同性伙伴更具有吸引力。他们指出，女性教师应该避免涉及性别内容的幽默，而男性教师则不应开自我嘲讽之类的玩笑。这种情况对不同性别的学生，也是适用的。教师在实施教学幽默时，要特别注意学生心理发展的特征。美国罗埃・塔玛希罗的研究表明，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使他们一般只对象发自身体的声音、体型上的装模怪样等较低级的东西感到兴趣，而少年也只能欣赏一些简单的传统双关语的幽默，只有进入了青年期后，由于智力迅速发展，才能建立起异乎寻常的“奇特”的联想，理解较深刻的寓意，其幽默感才开始成熟起来。如果幽默的内容过难，超过了学生实际水平，使学生感到茫然不知或无动于衷，是不能取得教育的效果。因此，对儿童一般不用或少用内容较复杂的幽默，尽量选用声、形等具体直观的材料作为幽默的内容；对处在敏感期的少年学生也要做到宜少不宜滥，防止“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只有对较成熟的青年学生，才可适当多佐加点幽默的内容。（本文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收到）责任编辑 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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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251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142～154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07 【 标 题 】艺术实践本性论纲 【 作 者 】王元骧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杭州大学中文系 【 正 文 】 现在，在文艺理论界愈来愈多的人几乎都毫无异议地认为：艺术如同“文学是人学”这个口号所表明的那样，它不仅以人为对象而且以人为目的了。但是，若要在理论上达到对艺术的这一性质作科学而深入的说明，恐怕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其中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头脑中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纯认识论的思维惯性在作祟。所以，我认为要使我们的文艺理论在对艺术性质的理解上真正有所开拓、有所突破，恐怕还得要在对传统的认识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这个范畴。实践是通过改造客观对象来满足主观需要，在对象世界实现主观目的的一种对象化的活动。所以，把实践的观点引入文艺理论，也就意味着抓住了文艺活动与人的自身需要、价值意识和行为准则的内在联系；这样，也就把文艺活动中人的位置给突出起来了。这表明，要是离开了实践的观点，艺术的“人学”性质，也就无从谈起，更难以获得真正科学而深入的阐明。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几乎是完全没有认识的。这是因为我国现代文艺理论是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学习西方文化这一思潮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对西方文论的一种无批判的体系性的大移植。这工作自然是有成绩的；但现在看来，它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因为西方文艺理论是在以知识论为基础的西方传统的哲学文化的背景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重视理性而轻视感性，重视认识而轻视情感与意志，重视抽象思辩的研究而轻视对文艺与人的实际生存状态的联系。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文艺理论研究中那种鲜明的纯认识论的和唯科学主义的倾向。而作为“人学”的整个文艺，它与其他意识形态不同，就在于都与人的实际生存状况紧密相关，不论是文艺活动的主体还是客体，都不属于知识论哲学把握到的那种抽象的、非现实的普遍存在，而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作为感性的个体，都是从知、意、情统一的意义上与世界发生联系的；这就决定了文艺作品也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的形式，同时还是以体验为途径所表达的艺术家对人生意义的一种追寻和探求；它不仅服务于人的认识，而且同时还服务于人的实践。所以，要改变传统文艺理论的上述片面性，使之对文艺问题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把握，最关键的一点，我认为就应该突破纯认识论研究的偏颇，把文艺看作知识与价值、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体，并通过从实践论视角的研究来加以丰富和充实。实践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历史上看，各家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有的理解为伦理学的概念，有的理解为存在论的概念；由此而引发出来的，有的理解为个体的生存活动，有的理解为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有的理解为是内部立法的意志，有的理解为外部执行的意志。由于对其内涵认识之不同，所以它在各家哲学中的地位也不一样。这些理解在我看来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其正确和合理的成分，但都只是从某一具体学科和具体视角着眼，这显然是不够全面而完整的。若要从哲学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立论，我认为它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一种人的活动。如果说，认识是客体向主体的运动，是观念化的活动；那么，实践就是主体向客体的运动，是对象化的活动。因此，我认为凡是确立目的，并通过意志努力，采取一定手段，使之在对象世界得以实现，从而达到主客体统一的活动，都应是实践所涵盖的领域，因而它自然毫无疑义地应包括以上各种不同的理解在内。所以，我们也应该按照这样丰富的涵义来理解艺术的实践本性，这是我们在研究艺术的实践本性之前所首先应达成的共识。实践的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首先由亚里斯多德提出。他把真理分为“理论性的真理”和“实践性的真理”两种，认为前者是探求真假，后者是分辨善恶。这表明，在他那里，实践是属于研究人的行为准则的学问，是“应如何”的问题。但由于亚里斯多德把哲学的任务看作只是探求世界存在的本原与基质的问题，所以他认为存在的首要意义是实体，是“是什么”，它与“应如何”无关（注：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Ⅶ.1。）。这样，他就把实践归属到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并认为它是比认识低一级的学问。这一哲学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文艺观上很自然地接受了他的老师柏拉图视文艺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的见解。所以，对于文艺活动来说，实践也就被降低为只不过是一个制作、技艺和修辞领域中的问题，在他的诗学中自然也只能居于附属的地位。这就开创了西方文艺理论史上的知识论文艺观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近代又在笛卡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笛卡尔把哲学完全归结为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一个知识的问题、真理的问题，并认为只有那些为我们“十分明白、十分清楚地设想到的东西”，才是“真的”（注：笛卡尔：《谈方法》，Ⅳ。）。这些思想虽然推动了近代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但是却把人给分解了、割裂了，展现在他们意识中的人也就成了只是一种认识的工具，一种没有意志、情感的仅仅是“在思维的东西”（注：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三个沉思》。）。这样一来，“真”也就成了评价一切精神现象包括文艺在内的唯一的标准。就像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所提出的“只有真的才是美，只有真的才可爱”（注：布瓦洛：《书简诗》，第9条。）。因而在他们的思想中， 文艺实际上也就与科学完全合流了。但是，近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证明了科学只能为人类创造物质文明却并不能解决生活的目的和信仰的问题。所以，在卢梭等思想先驱的启示下，康德对于长期以来被哲学家所忽视、甚至遗忘了的实践的问题进行的新的思考。他把世界分为“现象界”与“物自体”即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两部分，认为前者为认识所及，而后者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达到。并主张哲学不应该只是为了求得知识，还应该服务于人的行为、为人的行为确立准则。这样，也就打破了长期以来统治西方哲学的知识论的传统，真正把实践提到了哲学的高度来进行阐发。由于实践、价值、人是三位一体的，所以，把实践的概念引入到哲学的领域，那就不仅在哲学中把人的问题现实化并全面地展开了，而且也为我们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找到了文艺与人生联系的纽带，表明我们不能再把文艺的价值仅仅看作是一种知识的形式，而更主要的应理解为一种对信仰的探求和对行为准则的厘定（所以康德认为“美是道德的象征”），是人们从认识过渡到实践的一道中介桥梁。康德的思想不仅在哲学领域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直接启发了意志哲学、生命哲学（亦译“生活哲学”）、价值哲学以及存在哲学的诞生；而且还间接地影响到了当时的文艺理论研究。在康德启示下所出现的德国浪漫主义诗论，首先对传统文艺观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它们不再把文艺看作只是对生活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而是看作是对人生意义的追问，是对生存价值思考的表达。它们提出了“诗与人生合一”的口号，主张把“人为的诗和自然的诗”掺杂和渗和起来，“赋于诗以生命力和社会精神，赋予生命和社会以诗的性质”（注：弗・斯雷格尔：《断片》。）。因而文艺也就从服务于认识开始转变为服务于实践。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文艺理论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不仅还可以从当今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而且还可以从许多“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看到这一影响的存在。不过，他们在接受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的时候，对于实践的这种片面的理解却比他们的前人走得更远。主要表现为：一、没有解决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康德根据他的“现象界”与“物自体”二元对立的哲学观，与之相应地也把理性分为“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两部分：前者属于认识、知识、规律性的领域，后者属于意志、信仰、目的性的领域。虽然他试图通过“判断力”想把认识与意志、知识与信仰、规律性和目的性沟通起来；但由于他所说的“判断力”只是一种主体先验的认识和审美的能力，自然也就不可能对两者的关系作出真正科学而辩证的解决。在康德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学派，不仅没有克服康德留下的这一理论上的矛盾，反而进一步对它作了片面的发展。他们几乎都是把认识论混同于实证主义弃之一旁，离开认识论的前提来谈论实践、意义、价值的问题。这样，对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也就失去了客观的、现实的、科学的根据而陷入到相对主义。二、这种把实践与认识分割，离开了认识的前提来研究实践，实际上也等于否定了客观世界的优先地位以及它对实践活动的制约关系。所以在实践的问题上，他们虽然与机械论不同，比较重视实践的内部环节的研究；但由于离开了主观需要与客观条件、目的性与规律性、选择性与决定性的统一原则，把实践活动看作只是一种批判活动，一种基于个人心理体验基础之上的自由选择，一种在主体内心领域达到对个人生存危机的自我超越，这样就使得他们的“批判理论”都以文化、心理的批判取代了物质、政治的批判，并进而对选择的客观制约性持否定的态度。如萨特认为，人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完全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不像物质活动那样是受客观规律约束的，所以他宣称：“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否则，就是“物本主义”，就是“宿命论”（注：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就把实践的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的两个环节完全分割开来了，这样一来，实践也就成了一种不为客观现实所规定的与感性物质活动无关的主观精神活动，一种纯粹个人的意志和欲求，这就把实践引向了唯心主义。三、也正是由于他们所理解实践是一种不为现实关系所制约的个人的自由选择的行为，因此，在他们那里，个人实践与社会实践是完全对立的。他们不仅不理解推动个人实践的需要、动机、目的，都是在一定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是受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而且也不认识实践活动的开展还必须以掌握在人类社会中历史地形成的一定文化成果（如工具、手段）为前提和条件。因此，他们把实践、价值、意义一般都归之于一个人生论、价值论的概念，而没有同时看作又是社会历史科学的概念。这样也就限制了他们的理论视野，使他们在思考实践、价值以及人的问题时都缺乏一种恢宏的历史眼光，因而不仅不可能对个人实践的性质作出科学的说明，而且反而陷入到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都表明：自康德以后所出现的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和“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学派对于实践问题的阐释在理论上所产生的影响是二重的；它既推进了文艺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使文艺的人学的内涵在理论研究中获得更进一步的展示和阐发；又违背了唯物辩证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文艺理论中的许多根本问题包括它的人学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都作了主观的、唯心的、非理性的解释。所以，对于这份理论遗产，我们也只有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才能对它作出科学的评价并为我们所吸取和利用。正是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从实践的视角来研究文艺的性质时，首先就要求我们对于实践的概念有一个准确而全面的认识，要求我们必须对前面所提及的西方人本主义对实践的理解中所存在的三个问题作出我们自己正确的分析与回答。一、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的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首次提出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219页。）的命题， 现在正遭到不少人的怀疑和否定，这是缺乏具体分析的。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作如何理解，如果我们把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看作只是主观符合客观（求真），这当然也就成了只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如果我们同时也理解为客观符合主观，这就不仅只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因为在认识过程中，客观事物只有经过主观认识结构的选择、整合和同化才反映到意识中来的，所以它总是主观符合客观和客观符合主观两者的有机统一），而且也是一个实践论的问题（求善）了。我觉得正确的理解就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因为人认识世界不是为知识而知识，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使之符合人自身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在认识活动中，人不仅按照事物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去认识事物，而且还同时按照事物与人自身的关系，即事物对人的意义和价值来认识事物。前者所把握的是“是什么”，后者所把握的则是“应如何”。“应如何”与“是什么”不同，它不只是判明真与假，而且还要辨别善与恶和美与丑，这决定了它不可能通过一般的思维活动，即概念、判断、推理就能获得；而必须在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经过主体的评价和选择活动才能形成。选择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是“一种经过考虑的欲望”，它是在主体的目的、意志、愿望的支配下进行的。所以，它“既是一种肯定，又是一种追求”。这样，它就必然要指向实践，并要求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亚里斯多德把“实践性的真理”看作是一种“德性”而不是一种“知识”。他不赞同苏格拉底的“德性就是知识”的观点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在知识中，只要一个人知道知识是什么，就可以成为知识的专家。但在德性中，这种结果是不会出现的。 因为知道公正的人不会马上变得公正”（注：亚里斯多德： 《大伦理学》，Ⅰ。），它根本上是属于一个人的行为的问题，是要通过人的行为才能达到。尽管如此，但他还是认为一切恰当的选择决不纯粹是主观愿望的产物，它“离不开理智和思维”（注：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 说到底是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为基础的。因而亚里斯多德以及后来的康德、黑格尔又都把它看作为“真理”（“理性”或“思维”）的一种形式，借以表明“实践的真理”必然同时带有意志与认识双重的性质，是意志与认识的结合物，是一种“有所为理智”。唯其这样，实践才不同于一切无目的冲动而获得普遍性的品格。由此可见，实践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那就不只有赖于实践主体的智慧和能力，而同时还要看这种价值意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在主观目的与客观规律之间能否达到有机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世界不仅对于认识活动，而且对于实践活动都是具有优先的地位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的整个活动过程中。认识与实践总是互相渗透、互相规定、互为前提、辩证统一的。不仅实践中介着认识，而且认识也中介着实践。离开了实践来研究认识，就必然回到直观主义；而离开了认识来研究实践，则必然陷入到唯意志主义。这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二、同实践与认识互相渗透、互相规定、互为前提直接相关的，是实践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关系问题。我们通常把实践看作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表明我们所理解的实践既不同于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劳动，也不同于当今西方人本主义所认为的一种基于个人心理体验基础之上的自由选择，一种在内心世界所达到的对个人生存危机的自我超越；而是通过意志努力，改造物质世界，以求最终在对象世界实现自己的主观目的的对象化的活动。所以它必然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这认识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若是因此看不到实践活动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双重性质，甚至为了与唯心主义的实践观划清界线，把被唯心主义抽象地、片面地发展了的实践中的主观的、精神的因素也给否定了；只是就感性物质活动方面来理解实践，那就等于把实践混同于盲目的冲动或机械的劳作，这都是对实践的一种曲解。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表明人的活动和自然运动不同，自然运动是自发的，它只有规律性而没有目的性；而人的活动则是有意识的，它以确立一定目的为前提，它不仅受客观规律而且还受人自身的主观目的所支配。所以在人的整个活动过程中，目的作为人所期望的活动的结果，始终在意识的领域支配、控制、调节着人的行动。这就是自亚里斯多德直到马克思之所以都十分重视和强调实践中的理性、思维和精神因素作用的原因。但由于这种理性、思维和精神因素作为一种“实践性的真理”或“实践的理性”，既然是指向行为、并为了在行为中“使自己达到定在的思维”（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2页。），而一切意志的行为都有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因而要使实践获得成功就少不了需要有一种情感，一种激励与推动人去克服困难的驱动力。这样，才有可能促使人们奋发蹈厉、排除万难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亚里斯多德把“实践性的真理”又说成是“实践的德性”，表明它与苏格拉底的“德性就是知识”的观点不同的理由之二，还在于当苏格拉底“在把德性看作知识时，取消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因而也取消了激情和性格”（注：亚里斯多德：《大伦理学》，Ⅰ。）。这说明，“实践性的真理”作为实践活动的内部环节，它与“理论性的真理”的不同就在于它本身就是知、意、情三者的有机统一。唯其这样，才有了可能使之从观念领域转化为行为领域。所以一个完整的实践过程作为一个活动的动力系统，就应该包括内部与外部、动机与执行这样两个环节。因此，批判地吸取的“实践性的真理”与“实践的理性”的概念，不仅对于我们改变过去对实践理解的那种粗浅化、机械化的倾向，全面、深入地理解实践的涵义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实践在哲学上提供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三、由以上两个问题派生的，还有实践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问题。同以上两个问题一样，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实践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也一直作分割的理解而没有看到它统一的一面。总的说来，从亚里斯多德、康德直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和思想家，主要是从伦理学、价值论的角度探讨实践的，由于伦理学、价值论的主体是个人主体，所以着眼点都在于实践的个人性；与之不同，马克思是在黑格尔的实践是绝对理念在外部世界中实现自己的自我运动思想的启示下来理解实践的，把实践主要看作是人的社会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因而着眼点也就转移到实践的社会性。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就因此否定了实践的个人性。明证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针对黑格尔等人的思辩形而上学把人抽象化、把个体融化在概念中的倾向，明确地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所以，与黑格尔把实践看作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劳动相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首先把实践看作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并认为历史就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产物。感性的物质活动总是对应于个人主体而言的，因为只有在对个人这一主体的关系的意义上来说，客体才是单个的感性的对象。所以，把实践看作是感性的物质活动，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否定实践的个人性，而且还把这种个人的实践看作是社会实践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就不应该排斥从伦理学和价值论的内容而应该包括这些内容；而只不过强调在所有人的实践活动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注：毛泽东：《实践论》。）罢了。其他的实践形式说到底都是由这一基本的实践形式所派生出来并由这基本的实践形式所决定的。这自然也包括一切个人的实践活动在内。所以我认为从最宽泛的意义上，亦即从元哲学的意义上来说，凡是确立目的，通过意志努力，改变对象世界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对象化的活动，都可以理解为实践，包括一切文艺活动在内。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非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区别，在我看来不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实践，而在于对个人实践作如何理解。与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西方现当代人本主义把个人实践与社会实践对立起来，排除社会实践来谈论个人实践的不同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凡是人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并总是这样那样地受着一定社会关系所制约，就其性质来说总是社会的。因而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和前提下，个人的实践才能得到准确而科学的解释。这表明个人实践与社会实践两者不是彼此分割（也不可能分割），而是有机地统一的。以上分析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仅是一个存在论（即：“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与认识论（即“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论和社会历史科学的问题；不仅是为了在对象世界实现自己目的的一般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而且也是在一定现实关系支配下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历史的活动。这样，通过对实践的全面考察，就把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观、历史观等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了。所以，在实践的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防止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由于把实践只看作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忽视其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前提，而使之成为只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因而与价值论失去了应有的内在联系而导致对实践理解的外在化和粗浅化；另一方面，我们肯定了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从价值论角度来解释实践的合理性的时候，又要反对它们离开对实践观念性前提和社会关系制约性的研究而导致对实践理解的个人化、主观化和非理性化。这就是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虽然非常贴近文艺，但最终却不能对于文艺的性质、特点、功能作出科学解释的原因之所在。根据以上我们对实践这一概念的内涵的分析和理解，我觉得要全面地认识艺术的实践性质，就应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首先，从艺术创作的对象来看。我们以往都把艺术界定为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观点目前在文艺理论界正受到严峻的挑战。艺术创作不可能完全凭空虚构，它总是根据现实生活所提供的材料提炼、加工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毫无疑问是对生活的一种反映。问题在于对于“反映”我们应作如何理解。与旧唯物主义那种以直观的观点来理解反映不同，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在反映活动中，主客体之间总是以实践为中介而建立联系的：就客体方面来说，反映的对象并不是那种自行存在的、游离于人的活动之外而独立的自在之物，而是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主客体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为我之物，亦即只有通过实践，当外界与人发生了一定关系以后，它才有可能成为人们反映的对象。所以它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带有人的实践活动的印记。再就主体方面来说，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也不是镜子式的，它必须以一定的心理活动与媒介为中介，即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反映对象，也只有通过主体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形成表象、概念等心理形式，并经由一定媒介的同化和整合，才有可能为主体的意识所掌握。这决定了一切反映都不只是一个主观符合客观的过程，同时也是客观符合主观的过程。因此，一切微观意义上的反映活动不仅都受到个人主体所能同化的范围的限制，而且还必然带有各自按照自己的心理结构对于事物进行理解的特点。而这种主观条件，并不像康德所说的是先验的，它同样是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因为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在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愿望通过改造世界来满足自身某种需要的同时，还使人们不仅从对象世界，而且从别人那里获得了关于世界的各种经验和知识，从而使得自己的心理结构也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改造。因此，在反映过程中，当人们以自己的心理结构出发去整合材料、同化对象的时候，也就必然会把自己通过实践所获得的经验同时体现在自己意识活动的成果之中。这样，就决定了任何心理映象都不只是某一特定客体在主体意识中反映的产物，同时还必然带有主体整个文化心理的印记。以上，我们还只是从哲学层面上对于实践在创作对象形成中的作用所作的一种粗略的说明，若要从创作论的角度来对它作更加具体的深入的研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把它放到心理学的层面上来进行考察。这是因为艺术创作对生活的反映不同于科学研究，它不是光凭人们的观察、分析、判断、推理就能掌握世界，还必须通过艺术家的亲身体验才能占有对象。体验作为一种情感活动与认识活动的不同就在于：由于认识所要掌握的只是事物的实体属性，因而对于具体的认识主体来说，这些事物是外在于他而独立存在的。这决定了在认识过程中，主体对于客体的态度总是冷静的、超拔的；而对于体验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它所把握的乃是事物的一种价值属性，价值作为一种主体性的事实是不能离开人的需要而独立的。需要是一个与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知意情相统一的渴求系统，所以，在体验过程中，只有当主体把自己全身都调动起来，投入到对象中去，才能有所体察、有所领悟。这决定了体验虽然也是一种经验，但又与一般的经验不同。因为经验有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之分，它不一定都是在主体直接参与下获得；而作为体验，却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主体的直接介入。所以狄尔泰非常强调体验的“亲历性”和“当下性”，认为一切体验不仅直接在主体心理层面上发生，而且不像经验那样可以以过去时的形态储存在记忆里；在主体意识中，一切都仿佛像是当即发生的那样。即使以往曾经有过的体验，要使它得以唤醒，也不是单靠记忆，而还必须使之重新发生才能达到。就像演员表演那样，第一千次演来也仿佛是第一次。唯其这样，他才会有真切、生动、新鲜而独特的创造而不至于陷入机械的重复。体验的这些特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艺术掌握生活的奥秘乃是至关重要的。但必须说明，我们强调体验在创作中的重要，当然不是说艺术创作的对象只限于艺术家本人所直接经历过的生活。若是这样，艺术作品岂不完全等同于艺术家个人的自传？事实上艺术作为一种创造的美，毕竟是艺术家想象活动的产物。想象是一种以表象材料为依据的心灵的自由活动。而在想象活动中，艺术家不仅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刹那间使在现实生活中原为时间和空间所分割的事物联结为一体，凝聚于笔端，而且还可以通过对感性材料的分解、组合，创造出在现实世界所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但不论怎样，它总是以艺术家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为依据，从艺术家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得的经验出发去推测别人；所以它无不包含着艺术家本人的身影在内，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都是他们自己生活经历和心灵生活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必然带有艺术家本人自传的性质。正是因为这样，艺术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一切，总是为他自己所特有的，是从他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提取出来的。如同冈察洛夫所说：“我只写我体验过的东西，我思考和感觉过的东西，我爱过的东西，我清楚地看见过和知道的东西，总而言之，我写我自己的生活和与之长在一起的东西。”（注：冈察洛夫：《迟做不如早做好》。）若是离开了体验，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他的艺术风格。但是，我们在指出体验在艺术家的创作题材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的时候，又不能仅仅限制在从心理学的层面进行理解。这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文艺学的重大分歧之一。狄尔泰虽然正确指出体验在构成一切精神文化产品对象的前提，但是他把体验看作是“一切个人生命经验的基础”，认为“宗教思想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是在体验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注：狄尔泰：《哲学的本质》，第4章，第2节。），因而体验在精神文化生产中也就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这一思想后来为现象学、存在哲学所继承和发展，成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文艺学对艺术创作作唯心主义解释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上的失误在我们看来除了不认识体验“只是产生在意识系统的表面上的一些现象，……它们的真实功能只是在于使主体针对它们的真实源泉，在于它们报导着主体生活中所发生事件的个性化涵义”（注：列昂节夫：《活动意识个性》，第112页。），未必就能达到对客体的本质状态真实反映之外；还因为它把意识（心理）活动层面与物质活动的层面互相混淆，并进而以意识活动层面的研究来取代物质活动层面的研究。而在我们看来，体验在艺术创造中的意义尽管重大，但它作为一种人的心理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归根到底，是在感性物质活动的基础上产生，是外部世界对于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在主体的心理和意识层面所生的一种反映。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它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亦即首先有了外部的感性物质活动，然后才会有内部的心理体验活动。体验这一对于精神文化生产、特别是艺术创造来说，原本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但它在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实践中之所以没有获得应有的成效，而反而使创作的题材愈来愈窄，以致像诺瓦利斯那样，完全“堕入到自己内心世界无益的深渊中去，堕入到‘人生的命运之谜’，爱与死的思想中去，――堕入到只能用‘思辨’、直觉的方法来解决的谜之中去”（注：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脱离了外部的感性物质活动去寻求内心体验的缘故。这表明，在艺术创作中，体验的意义不论怎样重要，但它对于创作题材的获得来说，它只有认识论的意义而并没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在艺术创作中，作家创作题材的形成，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还是要通过实践活动来进行解决。若是一定要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来探寻形成题材的主观原因，那也只能说是实践，是通过实践实现来达到对生活的占有。因而，只有当作家深入实际，投身于现实生活，他才有可能获得深刻的生活体验，才会凭着这种体验找到自己的创作对象，写出深切感人的艺术作品。就像鲁迅先生在谈到法捷耶夫的《毁灭》时所说，当中“可以宝贵的文字”，都是作者“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注：鲁迅：《〈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附记》。）。所以，也只有当我们在理论上坚持了作家的生活、实践是构成他的创作题材的基础这一点，我们才能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狄尔泰的体验理论进行改造而引入到我们的理论体系中来，并赋予这一理论以新的理解和解释，从而克服其心理主义的倾向而使之与社会历史的观点获得有机的结合。这我认为是我们探讨艺术的实践本性所首先应该确立的观念。其次，从艺术创作的过程来看。由于传统的艺术理论从纯认识论的观点出发把艺术当作只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创作自然也就被归结为只是一种意识的活动，一种从客观向主观运动的观念化的活动。这样理解创作中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完整的，因而也不能充分而全面地揭示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从实践与认识统一的观点看来，在创作活动中，创作主体的地位和作用除了我们前面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认为艺术家对生活的反映都是通过自己的心理结构的整合和同化所作出的，所以反映不仅按照对象的方式，同时还按照着主体的方式，即主体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来反映世界；还在于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与世界所发生的关系不仅仅只限于观念化的活动，而且还是在一定的创作意图支配下，通过对现实世界所提供的感性材料加以分解、组合、加工、改造，从而使艺术家自己的主观目的在他创造的对象世界中得以体现的对象化的活动。所以，这里不仅包含着从客体向主体的运动，而且还包含着主体向客体的运动，是观念化活动与对象化活动、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两者的有机的统一。这又可以从以下两个环节来看：先从构思活动来看。构思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艺术家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在意识中“从真的自然所提供给它的素材里创造出像似另一个自然来”的活动。这呈现于意识中的“另一个自然”不同于“真的自然”，就在于它已经透渗了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和目的，是客观现实与艺术家主观意识的统一的产物。因为想象虽然根据联想律而进行，但又不同于无意识状态下的自由联想，它总是在一定目的意识支配下进行的。这样，通过想象，就使得感性材料在艺术家的意识中不断地超越经验而趋向与观念的结合，这就是康德把想象力看作是“作为生产性的认识机能”（注：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2节，第6节，第5节，第59节。）的原因。当然，想象力不是艺术家的专利，在科学研究中，也同样需要科学家有丰富的想象力，否则就很难跳出事实的圈子发现事物的规律。但是由于科学所研究的只是一种关系中的客体，是事物的客观属性，即“是什么”，所以想象力在科学研究中主要也只是作为一种认识的机能发挥作用，它所承担的是一种逻辑推理的任务；而艺术所反映的则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和价值，是“应如何”，它不但要指出真与假，而且还要判明善与恶和美与丑。因而想象在艺术创作中就不仅作为一种认识的机能，而同时作为一种评价和选择的机能在发挥作用。这样，体现在艺术家意识深处所形成的新表象中的就不是一般的理性观念，而是一种美的理想。由于审美理想不只是反映，而是经过艺术家评价和选择所形成的。而评价和选择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不仅是一种肯定，而且还是一种追求，所以它与一般的理性观念不同就在于总带有某种意向和愿望的性质，是为艺术家意识所把握的一种理想人生的图景，因而也就成了不仅是在创作中，而且也是在生活实践中为艺术家的意志活动所追求的对象。为什么艺术史上许多优秀的作品都不是在艺术家春风得意的时候，而往往是在穷困潦倒、经受着种种痛苦、挫折和磨难的时候而创作出来的？这就是因为在生活中愈是不能获得满足的东西，就愈能引发起艺术家的希冀与渴求，就愈能促使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去赞美这种希冀与渴求。就像罗曼・罗兰在谈到贝多芬的作品时所说的：“他在痛苦中歌唱欢乐”（注：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凡是听过他的《田园交响乐》的人，恐怕没有人不为他在“溪边景色”中所描绘的那种微风轻拂、林稍低语、流水潺潺、百鸟和鸣的意境所感动和陶醉的，这就是因为他不是在模仿自然，而在于表达希冀，所创造和描绘的是一个对他来说在生活中已不复存在的，而只是为他所渴求的理想中的世界。唯其如此，它才会显得那么深切感人！与之相反，一旦当艺术家在生活中一切都获得满足的时候，他对理想人生的追求也就随之淡化了，作为审美意象的最可宝贵的思想内涵也就随之消失。而这种体现于审美意象中的理想人生，作为艺术家所创造的、以观念形态所存在的人们所追求的对象，是服务于人生实践的，是一种实践的意识。这就是艺术不同于科学的自身独特的一种内在品格之所在。要是像以往人们所理解的那样艺术只是向人们提供知识，服务于人们的认识，那么，它与科学又有什么性质上的区别呢？再从传达活动来看，艺术家创造审美意象的目的并不只是在意识领域给自己赏玩，而是为了与别人在思想情感开展交流。所以第一步工作就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和形式把它传达出来，使之获得一定物质的形态，成为一种可供读者欣赏的客观的存在。而媒介和形式不像传统理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到了物化阶段才开始考虑的事情；根据内容与形式统一原则和要求，在艺术家构思过程，它就参与其中了。这不仅因为外部世界通过人的感知和体验向意识所提供的东西当初往往都是含糊不清的，只有借助一定的媒介才能使之获得定形并为意识所掌握，而且还由于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家创造的一种美，不能只限于对现实生活（包括表象世界和情绪世界）的一种简单的复制；还须按照美的形式对生活的原始形态加以改造和提升。这就要求艺术家在构思审美意象时必须同时考虑到它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只有严格按照这种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的法则和规律去对现实生活所提供的材料经过一番加工和改造之后，它才有可能被纳入到一定的艺术形式并进而从构思过渡到传达。而对于艺术媒介和形式的性能的理解及其运用，虽然有一个认识的问题，如果你完全不懂得它的特点和性能，你就不能予以掌握；但若要在实际运用中达到熟练自如，那就不是只凭认知，而更主要是通过实践才能解决。这就需要经过艺术家长期的学习，反复训练才能应付裕如。所以黑格尔认为：“艺术家的才能和天才虽然确实包含有自然的因素，这种才能和天才却要靠思考，靠对创造的方式进行思索，靠实际创作中的练习和熟练技巧来培养。因为除才能和天才以外，艺术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艺术外表的工作，因为艺术作品有一个纯然是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业，……这种熟练技巧不是从灵感来的，它完全要靠思索、勤勉和练习。”（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2―33页。）但这还只是从艺术家活动一极来看，由于作家创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与读者开展交流，所以传达的工作从严格意义上说就不只是把通过构思活动在艺术家头脑中形成的审美意象加以物化以使之成为客观的存在为满足，它同时还力求凭借媒介来与读者开展对话。因此，对于媒介，我们就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传达审美意象的工具和手段，还应该同时看作是艺术家与读者开展交往的途径和中介。它如同伽达默尔在谈到讲话时所说的“不只是属于‘我’，而是属于‘我们’的领域”，它所要达到和完成的是一种对话的功能。因此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也如同日常生活中的交谈那样，“不论提问还是回答，都是无限的对话，一切说出的东西都处于这个语境之中”（注：伽达默尔：《人和语言》。）。这就决定了在开展对话时，读者作为其中的一方，不仅像日常生活中的听话者那样，对于谈话者所发出的信息不会是只作消极接受的；而且由于审美体验所引发的读者积极参与和投入的特点，更使得读者仿佛觉得“艺术品与每个人讲话时都好像特地对他而讲”（注：伽达默尔：《解释学与美学》。）。这就更促使他以一个自觉的对话者的身份把自己的一切感觉都调动起来，从特定的对话语境中来对作品加以理解、作出解释。因此，每个人从艺术作品中所接受的东西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它总是由听话者在特定的语境中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创造出来的。这决定了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都不可能不受到特定的语言环境的制约。但不论怎样，在这当中，作家作为谈话者总居主导的地位。所以对于谈话来说，他总是力求使自己的谈话能在听话者那里有所反应，并进而通过自己的谈话来达到改变听话者的思想和行为的目的。所以，奥斯丁认为谈话可以“以言取效”，“可以完成一个行为”（注：奥斯丁：《记述式与完成行为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确是如同萨特所说的是向读者发出的一种“吁求”，作家的意志所向就是使自己的思想意图通过与读者所开展的对话化为“实际存在”。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作家的语言行为也像是一切实践活动那样，总是在对象世界追逐着自己的目的，并通过改变读者的思想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就这一点来说，其它艺术媒介也都同样在承担着语言的功能，这也是我们把一切艺术媒介又称之为艺术语言的原因之所在。这都表明，艺术创作不仅是一种认识性的活动、观念化的活动，同时也是实践性的活动、对象化的活动。它在反映世界的时候，同时还使自己的目的通过改变对象来求得实现。这里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反映的对象，二是接受的对象。前者是在创作活动中所能直接完成的；后者只有通过读者的接受活动才能实现。这样，就需要我们对艺术的实践性的认识必须从作家创作活动进一步推及到读者的阅读活动，从对作品本体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到对作品功能的研究。因而也就需要我们在方法上改变传统的那种静态的考察而向动态的分析深入。正是由于这样，所以，我认为要全面完整地理解艺术的实践性质，最后还需要我们联系艺术作品的功能来看。我们之所以强调联系作品的功能来看待艺术的实践性质，乃是因为艺术创作和接受也如同一切生产与消费一样：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所以“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也就是说，“只有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同样，艺术作品也只有当它被读者所阅读、欣赏的时候，它才是现实的艺术作品；若是藏之名山，束之高阁，它也就没有现实的意义了。而反过来说，消费也是一种生产，如果说，“人吃喝就生产自己的身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94页。）， 那么，艺术欣赏则“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注：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2节， 第6节，第5节，第59节。）， 生产出人自身的精神和人格。只有到了这时，艺术家生产的目的才最后得以实现。所以，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也就成了对于艺术实践本性的最终的验证。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接受艺术的实践的性质才能获得验证，自然不能简单地按照实践的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认为艺术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通过阅读就能直接转化为读者的行动。这是因为艺术所提供的毕竟不过是一种只是供人“观照”的对象，而“观照”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强迫我们去赞许”（注：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2节， 第6节，第5节，第59节。），仅仅以其感性形式唤起人们的审美愉悦而不引发实践的冲动；否则，读者也就已从审美的境界里走出，对作品不再取观照的态度了。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又怎么看待从艺术功能上体现出来的艺术实践性的品格呢？这就需要我们突破目前流行的把实践仅仅看作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的片面认识，而着眼于从实践的内部环节、实践的思想前提来理解。而正是在充实和强化实践的内部环节的意义上，艺术往往起着其他意识形态所起不到的作用。前面说过，实践作为确立目的，经由意志努力，通过改造对象世界来实现主观目的的活动，它与无目的、无意识的冲动性的行为不同，就在于它有一个以目的为核心的内部环节在起着支配、驱使和调节的作用。而目的作为以观念形态所显示的人所设想的活动的结果，虽然由主观选择而确立，但又不完全是由主观自决，而总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这里，规律性以扬弃的形式体现在目的性中。规律作为事物内部的本质的联系，它具有稳定性和可重复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实践活动除了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之外，同时还必然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品格。即使以个人活动的形式而出现，但就其性质来说也同样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行为，因而只有当它与社会和历史的规律达到一致的时候，它的行为才能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确实如同恩格斯所说的“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所以，他认为黑格尔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观点是正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因此在实践中，只有当我们把这种客观规律性作为确立我们行为准则的最终依据，使我们的行为达到主客观的有机统一时，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就是康德之所以把实践理性看作是普遍而自由的行为准则的原因之所在。而阅读活动对于确立读者的实践理性的意义之重要，那是因为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审美鉴赏虽然与一切审美活动一样，都是在感性层面上与作品建立联系的，但由于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描绘直接或间接向读者提供的是一种应是人生的图景，一种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人生境界，是属于一种“没有概念的普遍性”的东西；这样，在阅读过程读者从作品中所接受的也就超越了单纯从感官印象中所获得的愉快，如同康德在解释审美判断力时所说的，“它在一个这样纯粹的愉快的诸对象的关系里赋予自己以规律，类似理性在欲求机能物关系里那样做的”。因而美的评定的主观的原理就必定被表征为普遍的，就像道德的客观原理被说明为普遍的那样，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这样一来，通过鉴赏活动也就把感性的愉快提高到了理性的欲求，“使感性刺激渡转到习惯性的道德兴趣成为可能而不需要一过分强大的跳跃”（注：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2节，第6节，第5节，第59节。）。 尽管这里康德主要是从审美判断的量的方面来说的，并没有涉及到这种判断的质方面的内容；但至少向我们说明了艺术欣赏在提高人自身生存的自我意识方面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因为人毕竟与动物不同，他是经由社会塑造的，是社会的存在物。所以，动物凭着自己的生命活动就能生存，而人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才能生活，而且也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潜能和价值才能得以发展和实现。这就使得人生的全部问题都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展开的，同时也决定了人们在实践中能否获得成功，首先就要看他能否正确处理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关系，把个人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真正统一起来、融为一体而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普遍性的意义。所以黑格尔认为，“就人是有思想的来说，他是一个有普遍性者，但只有当他意识到他自身的普遍性时，他才是有思想的。……动物并不能意识到它自身的普遍性，而总是感觉到它的个别性。”（注：黑格尔：《小逻辑》，第24节。）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强调自我意识在人的活动中的重要。因为只有凭着这样一种自我意识，一种自觉反思和寻求自身生命活动意义和价值的意识，他才有可能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从感觉提升到自觉，即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同时作为自己认识和评价的对象。这样，他在生活中才有可能确立自己正确的目标，向自己提出正确的要求，才有可能真正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摆脱琐屑、平庸，获得对自我的超越。我们强调实践不同于自发的、盲目的行为，它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品格，就是由于它有这种自觉的目的意识为前提的缘故。所以，读者通过阅读从艺术作品中所感受到的这种美，这种应是人生的理想，无疑将会提高自己人生实践的目的意识和自觉程度。特别在当今这种物欲横流、信仰泯灭的世风之下，使人在生活实践中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和品格，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艺术的审美价值不仅使读者通过阅读把感性的享受上升为一种理性的追求，而且还因为这种追求作为一种实践的理性，就像我们前面曾经指出的它与一般的真理形式不同，主要不属于认识领域而是属于行为的领域。这就决定了构成这种实践理性的成分除了认识的因素之外，还必然包含着动机的因素，如情感、意志等引发和推动人的行为的驱动力量。因此，即使就实践的内部环节而言，我们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仅仅从理性的层面上把它等同于目的，而应该理解为由知、意、情，理性层面与非理性层面相互渗透所形成的一个整体结构。这样，实践也就成了由需要、目的、情感、意志和动作等环节的有机联系所构成的一个动力系统。而这当中，感情则起着沟通目的和行为的一个最主要的中介。它一方面使实践主体在理性上通过认识、评价和选择所形成的活动目的，经过自身的情感体验而获得加深和巩固，使之内化为人们矢志不移的信念和目标；而另一方面，这种信念和目标由于有了情感体验的激发和强化，又反过来转化人们行动的内在动机，推动着人们为实现这一信念和目标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正是出于对情感所具有的这种动力作用的深刻认识，列宁才认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注：《列宁全集》第20卷，第255页。） 这样看来，读者的阅读虽然是属于一种“观照”的活动，它并不直接引发人的实践意志。但由于这种审美观照是在人的情感活动中发生的，所以它又像卡西尔说的不会是一种“斯多葛式的漠然”（注：卡西尔：《人论》，第189页。）。因此， 当人们通过阅读活动接受了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之后，那就不只是获得一种局部的认识的提高或情感的陶冶，而必然还会使得人的整个人格结构、整个对待社会人生态度、倾向以及整个活动的动力系统都发生变化。这样，就使得在阅读中，美的评定的主观原理所表征的普遍又与一般的理性欲求所说明的普遍不同，它必然会使人格中的理性的层面与非理性的层面、意识的层面与无意识的层面、自觉的层面与自发的层面达到有机的沟通和融合。而一旦当人的行为摆脱了理性和自觉意识的强制而达到非理性、无意识的自发的境界，那么，他的活动也就意味着完全进入到了自由的状态。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反过来也就是说，只有当人在活动中真正进入到自由自觉的境界时，他的类本质才能达到真正的实现。鉴于艺术接受能够对于读者的行为所产生的这种特殊的效应，这就说明了，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了艺术审美价值所包含的实践理性的内涵之后，我们对于艺术的“人学”本质才会有真正深刻的揭示，对于艺术性质的理解也将会是全面而准确的。【责任编辑】周惠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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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97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200006 【原刊页号】48～54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3 【 标 题 】自然审美、艺术制作与环境保护 【英文标题】Esthetic Enjoyment of Natur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ENG Qiong (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 作 者 】成穷 【作者简介】成穷，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副教授，四川成都610064 【内容提要】生态危机亦即物的危机。物的危机深蛰在人对物的活动方式之中。当人普遍地、唯一地把物揭示为“抽象物”特别是“有用物”的 时候，就遮蔽了物“自身”。生态危机就是这种遮蔽所带来的一个显见后果。环境保护根本上是对物的保护。最好的保护就是要使受到如此遮蔽的物重新作为“自身”来存在。而自然审美正好昭示出一条使物回到“自身”的道路，正好公开出物作为“自身”存在的现象实情。这正是一种本然意义上的自然保护。普遍持有这样的态度和方式，乃是通向危机消除、缓解的第一步。【英文摘要】Ecological crisis is the crisis of things. The crisis of things lies in the way people deal with things. When things are generally or exclusively revealed as "abstract ones" or "useful ones",these things themselves are "covered" .The so- called ecological crisis is an evident outcome of such"covering".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is alsothe protection of things themselves,and the best protection is toenable things thus covered to exist as themselves. Esthetic enjoyment of nature points out the way for things to turn back to themselves,and reveals the truth that things should exist as themselves.This is the genuine protection of nature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term. Such an understanding , when generally held, proves to be the first step for the amelioration and even elimination of crises.【关 键 词】生态危机/环境保护/自然审美/物自身/揭示/遮蔽 ecological crisi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esthetic enjoyment of nature/things themselves/reveal/covering【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 B8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2000）06―0048―07 这里的“环境”，主要指人类生活其中的自然大环境，不包括社会及其所含的具体环境，如政治环境、投资环境等等。一谈到“环境保护”，人们想到的也许首先是自然保护区的划定、动物的禁捕禁杀、空气的净化、污水的处理等这类直接对改善环境有所裨益的举措。这样想是不错的。至于说审美和艺术也与环境保护有关，人们可就犹豫了。它们似乎只是一些涉及心灵方面的活动，与环境保护能有什么样的联系呢？一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自然为一由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所组成的有机系统。这一系统由于其固有的调节能力而总是处于某种平衡状态。所谓生态危机，即指这个和谐有序的生命系统由于外力的干扰特别是人的活动而出现的严重失衡。其具体表现为：环境特别是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气温升高与气候反常；基本资源（如森林、矿藏、河流、土壤等）的衰减、枯竭与变质；动植物种类和数量的急速下降；……。与过去相比，从近代开始到20世纪末迅速加重的这场危机具有全球性、全面性、深度性、不可逆性等特点。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危机，已经极大地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危机就是“物”的危机。但什么是“物”？广义的物指以某一方式存在的任何东西，即一切非无的东西。此种意义上的“物”把理念也包括进来了，如“灵魂”、“上帝”等等。我们谈的不是这种“物”，而是作为感性存在的东西即“有貌象声色者”（列子）。这种“物”是有“质料”的，即占有一定的空间。符合这种定义的“物”有两种：自然物与人工物。器具属人工物，艺术品也属人工物。它们都是人为了某种目的而利用自然物加工形成的东西。自然物的产生则无待于人，它是自主的、无目的的。我们所说的“物”即这种狭义的自然物。这主要包括矿物、植物与一般的动物。生态危机是物“远离”人的一种表现。本来，人与“物”之间有一种原始的亲密关系，不仅人要依靠物来谋生，而且人的身体也是一种物性存在，其功能也与自然物相应相呈：没有光，就没有眼睛和眼睛看的能力；没有空气，就没有肺和肺呼吸的能力……。然而，自人从自然中突现出来之后，人与物的关系就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当人把天然的石块打磨成粗糙的石斧、石刀用以打击野兽时，“文明”就诞生了。其后的每一“进步”，都是与人类不断地把自然物转变为人工物（特别是工具）分不开的。近代以降，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人在对自然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开始得到确立。人不再像在原始时期那样受物的挤压，也不再对物保持过去所怀有的那种虔敬，而开始以“主人”的身份对物发号施令。愈到后来，人愈加变得颐指气使，几乎到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物的地步：“在自然与人的表象不相适应的地方，人就重新构造自然。人在缺乏新东西的地方，就制造新东西。人在事物打扰他的地方，就改变事物。人在事物使他离开他目的的地方，就调整事物。人在要夸耀东西可供购买与利用的时候，就把东西摆出来。”[1] 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中，物却开始把自己锁闭起来。物扭身而去。时至今日，可说物已离人很远了，尽管这种“远离”也是人与物可能拥有的一种关系。说人远离了物，这似乎显得奇怪。谁不知道人类发展至今，已靠生产实践尤其是科学技术极大地征服了自然、征服了物。人从地下开采出各种矿物，又将它们冶炼锻铸为人所需要的各种用品；人利用河水来发电，给工厂提供动力，给生活提供照明；人砍伐森林，取得用途广泛的木材；人在大地上耕耘，栽培人所需要的食粮、蔬菜和水果；人还将空气加以分解，提取人所需要的氧气和氢气。人不仅能利用已有之物造出地球上未有之物，而且还深入到远离地球的地方去认识和利用物。月球上的泥土早已被宇航员带了回来加以研究。人还向遥远的星球发射出载有各种精密装置的探测器。在这种情况下，能说人远离了物吗？事情显得是：物离人更近了，近到人玩物于股掌之中的程度。然而，正是在这种把物呼来唤去的“亲熟”中，物却悄然远去。“远去”的意思不是说，由物充斥我们周遭的情况一变而为一无所有的空空荡荡，而是说，即使物似乎还一如既往地环围着我们，我们也鲜能把它们作为物来感受和理解了。人们眼中的物不过是些具有这种那种性质因而可派这样那样用场的东西：或是已被制成器具而供我们使唤，或是作为“储备”而处于待命之中。所以“远离”指的毋宁是“遮蔽”：物隐去“自身”而只现相为有用之物来与人遭遇。二物是如何被遮蔽的呢？是人的“揭示”（enthüllen）。物乃是自行涌现和自行绽放者。但这一涌现和绽放有其机缘，这首先便是人的“在世”。物源初的涌现和绽放（sein）还不是“什么”（etwas）。物作为什么来存在， 是与人的进一步揭示亦即规定（stellen）分不开的。在人的繁忙操持活动中， 有两种基本的揭示方式把物规定为“什么”，从而也同时遮蔽了作为本身而存在的物。这两种基本的方式就是科学性的认识与技术性的实践。但人类文明与进步特别是近代文明与进步不是主要靠它们才取得的吗？它们作为创造世界的基本动力一向倍受赞扬与肯定。在何种意义上说它们造成了物的遮蔽与远离呢？在这种意义上：上述性质的认识与实践把物揭示为某种“特别之物”，这个特别之物恰好遮蔽了刚还不是什么的物本身，从而使人把“物”等同于这个已成为“什么”的东西。这种揭示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使物敞现为具体的“什么”，另一方面又使如此规定“物”的“人”本身得到规定，即敞现为相应的“作为……而存在”的人。这里，两者的存在样态是相互生成并且对等的；人把物揭示为什么也就同时把自己揭示为相应的什么。物的遮蔽也是人的遮蔽。姑且让我们扼要地描述一下这两种揭示方式的特点以及物与人在其中的存在样态。如果抽象地看，实践即一种“做”。为了得以做，须有多种因素的配合。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目的因”。目的就是所要做成的那个东西的何所用。这个目的既规定了做的动作的方向和程序，又规定了作为“动力因”的做者和作为“质料因”的被做者的存在样态。例如，为了取得金属，我们需要矿物。矿物何来？由开采得之。这里有两个因素值得特别注意：作为开采者的人和作为原材料的物。其间，一般还有用来进行这种开采的或简陋或精良的工具。所谓实践，在这里就表现为人运用自己的体力（加上工具）作用于作为原材料的物，使之发生预期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对物和人的规定是：物在此是有用之物，即为某种用途而把自己“敞现”为相应材料或资源的物；人在此是作为感性之人，即具有体力并运用体力来工作的人。这是一个双重“化”的过程：一方面是物的“质料化”；他方面则是人的“动力化”。物的“质料化”，是说物要能成为上手操作的东西，必须把自己“敞现”为材料（物≠材料）；人的“动力化”，是说人为了得以作用于这样的物，必须把自己“采取”为相应的身体（人≠身体）。在这一过程中，工具和技术的介入只意味着人的能量的加强而不是取消。它们无改于人在这一方式中的存在样态，却只会在另一方面进一步促进物的畸变。无论人在这一过程的终端是否实现了他的目的，也无论这个目的对其欲望的满足具有何种意义，物和人都先行将自身手段化了。自然物变为材料或资源，变成了单纯的有用物；人则把自身降为自然力（动力）并使自己从属于“给他的动作的方式和方法规定了法则”（马克思）的有限目的。于此可见，物的“人化”（有用化）和人的“物化”（动力化），即双方各以片面的方式限定自己的存在，就是物和人在实践方式中所敞现出来的基本形态。再看认识。抽象言之，认识即一种“看”。这种看不是无所用心地随便看看，而是要看出点“什么”。但这个“什么”又不是物的感性的、特殊的方面。它对这个不惑兴趣。它所要看到的，乃是物之被扬弃了感性的、特殊方面的一般抽象本质。“在我思考某一对象时，我就把它变为一种思想，并把它的感性的东西除去，这就是说，我把它变成本质上和直接上是我的东西。”[2]。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把物敉平为相同的东西，从而“使得一种作为对物的本质性规定方式的普遍同一的尺度也即一种数字式测量成为可能”[3]。在力学中， 一切物体都被视为运动中的质点，只呈现在时空点上，显示在质量和作用力的大小中。在化学中，一切物质都被视为由原子和分子在某种条件下反应而生成的东西。这样的看法在把物揭示为抽象的概念或符号的同时，也对人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人在此是作为知性存在的人，即具有抽绎能力并运用这种能力的人。这也是一个双重“化”的过程：一方面是物的“概念―符号化”，他方面则是人的“知性化”。物的概念、符号化，是指物从与自身同一的状态中被抽象出来，变为可由知性来加以规定和描述的“概念”或“符号”（物≠概念或符号）；人的知性化，是指人从与物共在的状态中抽身出来，变为站在对面打量、思考物的“头脑”（人≠头脑）。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只有这样，两者的身份才对等，才能发生所谓的认知关系。然而，物变为由理性来加以规定和描述的概念和符号，不就是物和物性的遮蔽和失落吗？人把自己降为单纯的认知能力，不就是完整的人向片面化的人的嬗变和僵固吗？诚然，物在科学认识中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尚不同于它在技术性实践中所发生的实际改变。物的这种遮蔽与失落在此也许还暂时保持在抽象的思想领域内。但须注意的是，科学认识的旨趣并不纯粹。不仅它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实践的需要，而且它的成果也多半会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地被转化到实践中去。科学认识为现代技术的广泛采用廓清了道路，而技术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又呼唤科学认识的新突破。这是一个相持相长的加速过程。之所以如此，说到底是因为认识与实践本来就是谋生活动的两个互渗的环节。谋生自有其看待、对待物的特殊方式。可见，无论在技术实践的方式中还是在科学认识的方式中，物都有所遮蔽和失落。在前者中，物受到感性的强求（Herausforden）并最终成了欲望的单纯满足物：树木只是造纸和家具业的原材料，河流只是航运业和电力工业的水资源，大地只是食品工业的生产基地……；而在后者中，物受到理性的强求并最终成了抽象的规定物：“石头在重量中，颜色在波长中，声音在频率中”（张志扬）。物受规定变成这样的东西，也就为生态危机的发生埋下了伏笔。或许要问，实践和认识难道不是人赖以为生的基本手段吗？这种手段难道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并将一直存在下去吗？诚然也是。但却有本质的不同。在古代，由于人口稀少，人们对物的消耗有限，而且多以顺乎自然的方式进行。人为了建造房屋也需要木材，但却懂得“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的道理。人为了得到粮食，也要在大地上耕种，但这种耕种“尚意味着照料与看护，农夫的劳作不对土地的土壤有所强求”[4]。这完全不同于现今把农业变为机械化的食品工业的做法。 古人为了提高效率，也使用风车那样的装置。但风车的叶片只是受风的自然支配而转动，“并不是为了储存能量而将之从气流中释放出来”[4]。 再有，在古代，人对物的认识、利用是与揭示的其他方式如宗教等等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绝不进行单纯的认识和生产，而总是把他们的活动与收获联系于某种更高的神秘力量[5]。而近代以来， 认识和实践特别是作为它们结合产物的技术，已日益成为普遍的、甚至是唯一的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加以规定的力量。这样，物在从前于实践和认识中本来就发生着的缓慢变化，现在则由于科技的广泛介入而被加速地推到了极端。三在把物揭示为“有用之物”与“抽象之物”的同时，就培养着一种这样看待物的不祥方式，也潜伏着通向生态危机的可能性，而其他因素（例如人口的增长、工业化运动、资源的过度开发与使用、化学物品的制造与使用、经济体制与政府政策、军备竞赛与现代战争等）的相继出现或同时配合，则使这种可能性展开为现实性。今天，人们对这种危机的种种表现已有了深切的感受，并正在采取各种手段来消除这些威胁。在这一背景下，“环境保护”的理念被提出来了。但环境保护说到底，不就是对物的保护吗？具体说来，不就是对林木、水土、空气、动物等等的保护吗？保护是要使被保护者不受触动（侵害）地处于安全之中。再没有比处于自身之中更安全的了。所以，保护的要义尚不在绝不与物打交道，而是要在这种交道中尽量让物以自身的方式来存在。为了保护物，人们采取了种种手段，其中也包括技术的手段。这些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过是要使已遭损害的物恢复原样，使未遭损害的物保持旧态。在人的活动方式中，有两种在形态上与实践和认识相似但在功能上却与它们相反的方式，能够让物不受搅扰地安于自身。它们本然地具有保护的功能。这就是自然审美和艺术品的制作。前者“看”而不抽象物，后者“做”而不伤害物。上已表明，在认识这一看的方式中，物失去自身而敞现为由概念和符号来加以表征的理性规定物。自然审美也是对自然物的一种看，但这种看所看到的，却不是抽象的特征、性质和规律，而是自然物本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看呢？究竟应当怎样看才能看到本然的物呢？这是一种最自然、最纯真的看。最自然，是说这种看总是不经意发生的，最纯真，是说这种看并不怀抱任何功利目的。它仅止于看看而已，别无他求。这种看法困难吗？一点也不。但如果看者不能一洗利害计较之心，那就难以获得这样的看法。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去看的经验，尽管有可能并不纯粹。为了进一步把这种经验展示出来，让我们举陶渊明的《饮酒》之五为例。在我们看来，这首诗所记录的正是诗人对本然之物的一种经验。该诗如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该诗包含着丰富的阐释可能性。但就我们的意图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因为这两句已把上述看的性质以及在其中呈现的物的性质充分展示出来了。请注意这个“悠然”。“悠然”说的什么？说的固然是：诗人不是处于知性的算计中，更不是处于实践性的操作中，而是处于自由的身态与心态中。但说的更是：诗人与“南山”的相遇完全是不经意的。诗人原本在“东篱”下“采菊”，只是不经意地抬头一瞥，瞥见了南山而已。这种与“南山”的邂逅，既不需事先的安排，也不需刻意地求索。但正是在这不经意的一瞥中，“南山”才摆脱了算计加于它的种种规定而回到自身。此时的“南山”既不是作为认知对象（地理学、地质学中的“什么”）的南山，也不是作为资源开发对象（林矿资源、旅游资源）的南山，而是作为物本身的南山。这不是一种很平凡的经验吗？在面对自然物时，只要我们暂时“悬置”实践的、观念的兴趣，我们就有可能获得这样的经验。但需指出的是，光有这样的悬置尚不够。这还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自然加以“人化”：或把我们的心情意绪（喜怒哀乐等）移到它们身上；或把我们的道德品质（仁义智勇等）投射到它们身上，即把我们作为人所具有的诸“本质力量”捺在自然物上，那我们也还回不到物本身。因为我们这时在物身上看到的仍是“什么”，而且是“人”的什么。自然物在此也还只是一种载体、中介或符号。这些方式会使自然审美的初衷半途而废，它虽通过“物”但最终又返回到“人”。在此，自然物成了“预示人格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自然美只是心灵美的反映”（黑格尔）。诚然，这也是对自然的一种“审美”方式，而且是一种最常见的方式。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审美“对象”却应是不受这类“人化”干扰的物本身。鲜花滴露开眼前，不必因为象征了少女的姣容才动人，小鸟歌唱在枝头，不必因为类似人的歌喉才动听。我们欣赏岩石，也无须从中联想到人的坚毅无畏的品质或从中看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尺度”。我们仅仅因为它们“本身”而喜爱它们。在这些情形中，美的辉光不是从人的情感涂抹中、性格比附中，而是从物的守身自持中绽放出来的。从上引的陶诗中，我们可以想象，诗人专注于采菊，只是不经意地掉头向南，根本不及想到要移什么“情”，要比什么“德”，“南山”的美就猝然出现了。由此可见，为了确保自然物向“自身”的真正回返，不仅要悬置观念的或实践的态度，而且也要避免主观性的“移情”或“比德”（注：美学中的“移情说”、“比德说”即可视为对此种审美活动的理论说明。但严格说来，这类审美的真正对象尚不是自然物本身，而是对象化了的人自己；不是物的美，而是人的美。物至多只是中介而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唯对无功利、无情欲的人绽放。这是一种双重的“还原”。但这种各自向自身的返回不是拉开了人与物的距离吗？不。反倒是泯灭了距离。泯灭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出现了一种“物我不分”、“神与物游”的境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在这种合一中，物的物性和人的人性，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都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四发生在自然审美中的这种对物的保护，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艺术作品的制作中。有两种制作：有用产品的制作与艺术品的制作。这两种制作都离不开物。与一般有用产品或器具的制作一样，艺术品的制作也离不开作为物的某些原料。绘画需要“色彩”，音乐需要“声音”，雕塑需要“石块”。然而，物在这两种制作方式中的命运却很不相同。产品制造出来是为了满足各种欲望。欲望绝不可能让对象自由（不受搅扰）存在，它的实现就是要消灭对象的独立和自由。所以，物的物性不惟经常在产品的制作中畸变着，而且也在产品的消费中消隐着：产品的技术含量愈高，它就愈可能受到人为的改变；产品愈合用，它就愈不被使用者注意，愈是消磨耗损。反之，物在艺术品的制作中一般都不会受到大的改变。同时，作品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观赏。观赏绝不消耗作品，作品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立和自由。所以，物在作品的这种观赏中总是突显着、还原着。想一想色彩这种东西吧。我们的世界是有色的。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色彩？是天空的色彩，树木的色彩，房屋的色彩，服装的色彩，汽车的色彩，商品的色彩……。总之，是作为某种性质附着于某个对象之上的色彩。有没有一种东西，为我们保留了纯粹的色彩即色彩“本身”？有。这就是绘画作品。在绘画中，色彩首先作为独立的东西对我们的眼睛呈现出来，而我们也才知道色彩到底为何“物”。同样，我们的周围世界充满了各种声音。但这是什么样的声音呢？是鸟的鸣叫声，水的流淌声，人的喧闹声，汽车的喇叭声，机器的轰鸣声，……总之，也是作为一种伴生性质附着在某一对象之上的声音。有没有一种东西，能使声音摆脱这种附属性而成为纯粹的声音？有。这就是音乐作品。在音乐作品的演奏中，声音不仅变得悦耳动听，而且首先作为独立自主的东西对我们的耳朵呈供出来。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专注地把声音作为声音“本身”来把握。雕塑中的石块也是这样。消失到有用性之中，是石块通常的存在方式：作铺桥修路之用的石块，作隧洞砌拱之用的石块，作冶炼金属之用的石块，作生产水泥之用的石块……。当石块服务于这些用途时，它本身的物性就趋于隐匿了。然而，在雕塑作品或建筑作品（如神庙）中，石块的物性却充分显露出来。人们或许有这样的经验：只是在观赏雕塑作品时，我们才更加注意到石头的块面、凹凸、坚硬度、力量与可表现性。这些在有用性中消隐着的东西现在却变得触目惊心了。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曾这样谈到作为希腊神庙承载者因而已与神庙连为一体的岩石：“矗立在那儿的这座建筑坐落在岩石上。这件作品的此一坐落，使它从岩石中把岩石之粗糙而又富于支承性的秘密揭示出来了。耸立在那儿的神庙面对肆虐在上空的风暴巍然不动，并由此使风暴在其狂暴中显现，岩石光彩闪烁，尽管它本身只是凭阳光而放光，但它首次使白昼出现，使宽广的天空出现，使夜晚出现。巍然屹立的神庙使不可见的竟成为可见的。此神庙的坚固性恰与击岸波浪形成对照，并以宁静安详映衬出大海的咆哮。树与草，鹰与牛，蛇与蟋蟀首次现出它们的形状，并因此而成其所是。”[1]（36 页）海德格尔这里主要说的是物的“拢集”作用，即物能形成和带出人的“周围世界”。但同时也把作为艺术作品（神庙）之内容和背景的岩石的物性充分揭示出来了。在文学、书法这类艺术作品中，甚至连作为人造物的“文字”（符号）也突破了交流工具的局限，从而成为为了自身之故而存在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文字的音、形、义及其之间的关系才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至关重要的。诗歌不仅因意思而美，而且也因字形、韵律而美。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如真、草、隶、篆），而每一种写法（如联系到不同的人则更是多姿多彩）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我们观赏文学作品和书法，并不是在识认作为交流工具的字符，而是在欣赏得到艺术表现的这些字符本身的美。单单这一点，就是对文字作为交流手段的突破和补救。自从这地球上有了人，物也从其隐蔽状态中纷纷走出来与人照面。从此而展开了一部两者关系及其命运的历史。人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不能不对物有所作为，其中就包含着必得把物揭示为抽象之物和有用之物的那样一些活动方式。“危机”只是在这些揭示方式成为普遍的乃至唯一的规定力量时发生的。危机的消除和缓解需要多种救援力量的配合。自然审美与艺术创作也是这些力量之一。它们虽无法直接插手环境的整治与改善，但却能向人们昭示一条使物回到自身、持守自身的道路，从而公开出物作为“自身”存在的现象实情。这不正是一种本然意义上的自然保护态度吗？当人们普遍持有这样的态度，再辅以包括技术在内的其他手段，环境保护的工作也许就会做得更好一些。【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诗学文集[M].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2.100.[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6.871.[4]海德格尔.追问技术[A].人文艺术[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274.[5]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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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5-348 【原文出处】《东南亚》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1～7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200009 【 标 题 】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 作 者 】朱振明 【作者简介】朱振明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 正 文 】 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出现急剧变化的十年，其变化势必对21世纪亚太地区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将围绕这十年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作一些探讨。一、90年代前期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特点随着80年代末冷战的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受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和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也出现了明显变化。90年代前期东南亚在政治方面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主导下，“热点”问题基本解决，发展经济成为东南亚各国的首要任务。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原有的“东盟”和“印支”两个对立集团消逝。柬埔寨问题曾是80年代东南亚的“热点”，随着柬埔寨和平的实现，东南亚地区的“热点”不复存在，虽然1993年柬埔寨大选后，柬埔寨国内仍不安宁，但是柬埔寨问题已由国际问题变为国内问题，对东南亚局势的发展并未产生重大影响。8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场终于变为开展经贸活动的商场。发展经济成为东南亚各国的首要目标，并由此出现新的发展趋势。第二，国家安全战略已从防内转向防外。在冷战时期，大多数东亚国家把防范国家内部的颠覆、动乱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目标。冷战后，东南亚国家把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防止外敌入侵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并竞相扩充军备，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90年代以来，东南亚地区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出现“逆裁军”现象，受到世界关注。第三，加强政治合作，维护自身利益。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逐步摆脱冷战的影响，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加强相互间的政治合作。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被吸收为东盟成员。东盟的扩大使东南亚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份量增加。随着“大东盟”的形成，东南亚国家的力量得到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有所提高。东南亚国家以一种声音说话，依靠集体力量，维护自身利益的趋势日益明显。第四，推行对大国的平衡外交，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入90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普遍推行全方位外交，注重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注重以和平方式解决相互间出现的纠纷。同时，以东盟作为整体，推行大国平衡外交，与亚太地区大国保持平衡关系，依靠大国的相互牵制和保证，保障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建成东亚和平自由中立区。第五，东南亚地区内的非法移民和跨国犯罪增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艾滋病蔓延等等，成为东南亚国家面对的新问题。在经济方面反映出来的特点是：第一，90年代前期经济呈高速增长态势。从80年代后期起，东南亚国家经济开始持续高速增长。1991～1995年间，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8%，远远高出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4.3%和发达国家平均3%的增长水平，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形成了鲜明对照。第二，经济发展不平衡。多年来，东南亚国家经济一直呈阶梯性发展，东南亚10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层次明显不同。第一层次为新加坡，已成为新兴工业国。第二层次为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为中等收入国家。第三层次为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正处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其中的越南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水平明显提高，但其它三国尚处于落后状态。第三，东南亚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出现新的发展。90年代以来，东南亚地区出现多个“增长三角”经济合作机制。这些“增长三角”主要是邻近国家的毗连或接近的部分地区开展的经济合作，它通过资源、技术、资金的互补，促进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有成效的是新、马、印尼之间的“增长三角”和泰、马、印尼的“增长三角”。1995年以来，东盟把目光转向了更大范围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例如，东盟提出的修建从马来西亚到昆明的泛亚铁路计划和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基本框架，这两个合作计划虽属次区域经济合作性质，但随着东盟的参与，实际上已把所有东南亚国家纳入了合作范围。第四，加紧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调整，制订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进入90年代后，为了适应世界和东亚地区经济形势的变化，东南亚国家纷纷进行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调整，重新制订面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新加坡确定了立足本地，向海外发展的新战略。马来西亚把实现2020年宏愿作为发展战略。越南制订了在2020年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泰国制订了1997～2001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等等。各国制定的新发展战略已经开始实施，有的并取得初步成效。这些战略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即在21世纪20年代前后将本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第五，随着对科技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东南亚各国更加重视发展科技，增加对科技的投入。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正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新加坡从1996年开始启动旨在发展信息产业的“智慧岛”计划。按照计划，到2001年时，新加坡将成为世界上信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于1996年下半年正式宣布在三年内建成“多媒体超级走廊”。这项计划耗资达20亿美元，将在750平方公里的地带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信息中心。泰国也在加紧发展电子工业。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看，新加坡等国已显示出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较强的科技竞争力。马来西亚和印尼计划到2000年时用于科技开发研究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泰国把科技作为第八个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四个重点之一。越南制订了2000年科技发展计划。缅甸政府于1996年10月正式成立科技部，以推动本国的科技发展。“科技热”正在东南亚地区升温。但目前东南亚的科技事业仍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总体看，东南亚国家科技水平偏低，科技力量严重不足。科技人才，特别是研究、开发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东南亚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二、金融危机的发生及东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1997年7月，以泰国货币贬值为开端，东南亚爆发了震撼国际社会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多年来执行的泰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改行浮动汇率制后，泰币急剧贬值。东南亚国家很快发生连锁反应。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甚至长期稳定的新加坡都出现货币贬值情况。东南亚金融危机不断扩散、蔓延，11月即冲击到工业基础雄厚，被认为已进入先进工业国家行列的韩国，使韩国陷入金融危机。韩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又牵连到日本。1998年8月，金融危机波及到俄罗斯。俄罗斯货币贬值，股市暴跌，导致全球金融动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东欧、拉美国家都相继出现股市动荡。俄罗斯发生严重金融危机表明，金融危机已超出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或“亚洲金融危机”的范围，成为冲击全球经济的祸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未曾预料到的深刻影响。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首先，从经济方面看，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东南亚各国，特别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经济严重衰退。其一，各国经济大滑坡，东亚经济奇迹一夜之间梦幻般的破灭。据设在新加坡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发表的报告，1998年印尼经济负增长约14%，泰国负增长7%，马来西亚负增长5%，新加坡保持了1%的增长。（注：法新社吉隆坡1998年11月11日电讯。）这些数字表明，东南亚地区出现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其二，由于经济形势恶化，东南亚国家生产经营困难，造成巨大损失。从1997年7月至同年12月19日，印尼盾贬值51%，泰国泰铢贬值46%，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34%，菲律宾比索贬值33%，新加坡元贬值14%。（注：戎殿新、谈世中主编：《劫后余波―东亚金融风暴的重新审视》，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年9月，第4页。）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轻的越南、老挝、缅甸等国也未能幸免。其中，老挝基普因与泰铢挂钩而贬值80%，越南盾虽未受直接冲击，但政府为促进出口，而将越币贬值10%。泰国泰铢贬值后，根据泰国政府的调查，从1997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到1998年第一季度，泰国的经济损失以货币计，达56500亿铢（以1美元兑40铢算，约合1412亿美元），（注：泰国《中华日报》，1998年5月11日。）泰国多年积累的财富，几乎被耗尽。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出，由于金融危机，马来西亚的经济倒退了10年。（注：美联社吉隆坡1997年9月18日电讯。）其三，银行瘫痪，大批公司、企业破产倒闭。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有56家金融公司被宣布永远停业。这些被停业的金融公司占泰国金融公司的一半以上，存款额占全国金融业存款额的三分之二。印尼在1997年11月关闭了16家私人银行。菲律宾的4家银行也在1997年倒闭。除银行业外，许多公司企业因货币贬值，资金短缺，无法经营而破产。泰国大批员工被解雇，加入到失业队伍中。据1999年2月的调查，全国失业人数达175万。（注：泰国《世界日报》，1999年5月14日。）在马来西亚，1998年1月至8月就有5万人被解雇，而1997年全年被裁人员只有1万人。（注：《人民日报》，1998年9月18日。）其四，对外贸易萎缩。对外贸易在东南亚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的货币大幅贬值，从理论上讲，有利于提高东南亚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然而，由于东南亚国家仍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出口工业所需的生产设备、材料、配件、中间产品都要依靠进口，因此，货币贬值带来的益处被进口所抵销。其五，外债负担沉重，加剧了经济的困难。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几个“重灾国”都有大量的外债。有资料显示，1996年泰国的外债就已达799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菲律宾外债达402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3%，印度尼西亚的外债更高达1093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马来西亚的外债达364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5%。（注：泰国《盘谷银行每月评论》，1997年第10期。）1997年金融危机后，各国货币贬值，美元的比价越高，各国的债务越沉重，各国外债又有增加，泰国达900多亿美元，印尼达1400多亿美元。泰国的统计数字表明，由于金融危机，泰国人均债务上升34%。（注：泰国《曼谷邮报》，1999年9月8日。）大量的债务，使东南亚国家经济面临重重困难。总之，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中断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使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出现逆转。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主要是原先的东盟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受到了挑战，进而引起人们更多的思索。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使东南亚经济陷入困境，而且还引发了东南亚国家的社会、政治问题，其中，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对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泰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民对政府克服经济危机的能力失去信心。1996年11月才上台执政的差瓦立政府执政不久就陷入危机，多次改组内阁也未能控制经济大滑坡的局面，执政的多党联盟也发生矛盾，加之反对党加强攻势，最终导致执政仅一年的差瓦立政府垮台。1997年11月，川・立派政府上台执政。新政府上台伊始泰国东北部农民即向首都进军，要求政府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后虽经政府官员出面与农民代表协商没有发生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因经济危机而诱发的社会问题增多，对社会安定造成威胁。印尼早就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的发生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发展。1998年5月初，印尼政府为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笔援助条件而大幅度提高电力、运输、交通收费时，引起全国上下的不满，导致政局剧烈动荡。全国许多地方出现骚乱。首都的大学生走出校园，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扩大到其他阶层，抗议示威逐渐演成暴乱，并出现针对华裔公民的暴行。从5月13日至15日的短短50小时内，首都雅加达地区有5000多家华人商店和住房被烧毁，近1200人被残害，统治印尼达32年之久的苏哈托宣布辞职，黯然下台。哈比比上台后，社会继续动荡。在1999年的大选中，瓦希德政府上台执政。但在此前后，印尼一些地区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众间的冲突增加；各地的分裂势力在东帝汶获得独立后乘势兴风作浪；加上军队与新政府的矛盾时隐时现，使印尼的政局更趋复杂。马来西亚陷入金融危机后，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激化。1998年9月初，马来西亚政坛第二号人物、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因涉嫌贪污、性丑闻被解职，接着又被逮捕，并被控上法庭。安瓦尔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波动。安瓦尔的支持者组建反对党，频频向政府发起挑战，要求马哈蒂尔总理下台。执政党内围绕对安瓦尔的处理及对政府采取的经济危机的措施等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巫统”内部在领导人更替方面矛盾增多，这些都使马来西亚政府面临新的政治考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但使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局动荡，而且使东南亚国家间的分歧增加。例如，在如何应付金融危机方面，东盟各国各持己见，虽然召开了多种会议，结果因各国更多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却未能形成统一意见。马来西亚原副总理安瓦尔曾提出“建设性干预”主张，以代替东盟长期实行的“不干预内政”原则。围绕是否实行该建议，东盟国家发生了分歧。更值得注意的是，东盟成员国中，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矛盾，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反而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发展。比较突出的是，在马来西亚发生“安瓦尔事件”之后，菲律宾、印尼领导人公开发表谈话，对马来西亚政府对安瓦尔的处理表示不满，致使马来西亚与菲律宾，马来西亚与印尼关系出现风波。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也常发生龃龉。东盟成员之间的矛盾增加，大大削弱了东盟的凝聚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三、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如前所述，金融危机已经对东南亚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可低估这一影响对未来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冲击。从目前情况看，如何克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使经济尽快复苏，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将是东南亚国家今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课题。从当前东南亚地区内外因素分析，未来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呈如下走势：第一，从总体上看，东南亚政治形势仍会保持稳定。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打破了东南亚的政治宁静。但到目前为止，除印尼出现严重动乱，引起政局动荡外，东南亚其它国家政局基本保持稳定。印尼的严重动乱并未在东南亚地区引起连锁反应。虽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印尼关系中出现一些龃龉，但各当事国都相互克制，未使事态升级。这些都反映出东南亚各国求稳定，渡难关，要发展的心态和愿望，这也是东南亚地区在遭受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后，没有出现地区性政治动乱的重要原因。未来东南亚的政治形势将会继续沿着这条主线发展。原因是：(1)东南亚各国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复苏，将会更加关注国内问题，并把解决经济问题作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首先政策，谨慎处理国内矛盾，力求使国内政局保持稳定。(2)在国家关系上，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原东盟6国之间有着多年合作的基础，各国在处理相互之间存在的麻烦问题上，已有较多的经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东南亚各国政府的主要精力都将放在国内经济问题上，而尽量避免卷入与他国的纷争，这使东南亚国家之间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3)东盟机制对东南亚政治形势的稳定已经并将继续发挥作用。东盟长期奉行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平等协商的原则，有效的解决和防止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一些摩擦和矛盾，维护了东盟的团结。(4)对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有着较大影响的亚太地区大国也希望东南亚保持稳定。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事实表明，东南亚如果长期陷入危机或动荡不已，不但对东南亚是灾难，而且对与东南亚有密切关系的亚太地区大国也有害无益。大国支持东南亚稳定的态度，有助于未来东南亚政治形势的稳定。第二，东盟的团结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并更加重视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东盟的凝聚力减弱，在国际上的发言份量降低。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东盟已意识到，其优势在于团结，只有加强团结，增强凝聚力，才能使东盟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1998年东盟首脑会议所通过的《河内宣言》、《河内行动计划》是东盟在金融危机后决心增强东盟凝聚力的宣示，反映了东盟促进团结、加强合作、谋求稳定、维护和平与长期发展的决心。东盟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更加重视自身的团结，进一步加强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合作，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东南亚地区仍存在着冲突的阴影，但不至失控。东南亚政治形势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甚至有引起冲突的可能。其中东南亚地区的大国印尼局势发展令人忧虑。印尼国内的民族、宗教、社会矛盾尖锐，瓦希德总统执政后积极推进民主改革，并尝试打破军人专制统治的旧体制。但苏哈托统治印尼长达30多年，其势力盘根错节，对印尼政治发展仍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印尼的改革力量与旧势力还将反复较量，其结果还难以预料。印尼政局若出现动荡，势必对东南亚的政治稳定造成威胁。例如，印尼难民大量外流就可能波及邻国；印尼内部分裂势力制造麻烦也将影响印尼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马来西亚因安瓦尔事件的发生，一些潜伏的矛盾开始发展，再加上某些国家力图插手，使安瓦尔问题成为马来西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隐患，如果发生突变，这一问题有可能造成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的不和。此外，东南亚地区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领土、领海纠纷，特别是东南亚海域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海洋权益争端最多的海区之一，潜伏着冲突的阴影。东南亚国家之间一些跨国界社会问题，如非法移民、毒品和其他物品的走私、传染病、环境污染等问题正成为影响东南亚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突出因素。这些问题将会随着国际气候的变化而起伏不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遏止中国，加强对东南亚的控制，有可能制造事端，使东南亚局势复杂化。但东南亚国家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在处理相互关系中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尽量避免对抗，因而在未来发展中，东南亚国家之间不大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即使有些摩擦也不至于失控。第四，经济复苏速度加快，但全面复苏还有不少障碍。金融危机发生后，东南亚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摆脱危机，发展经济的措施，主要有：改革金融体制，推进金融自由化；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公共开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企业兼并和裁判冗员；寻求国际援助等等。这些措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复苏起了积极作用。在外因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稳定增长，日本经济逐步好转；西方投资者信心增强，对东南亚的投资增加；中国的人民币不贬值；国际社会对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等等，也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外部原因。在国内和区域间的有利因素带动下，东南亚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势头，“而且复苏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出乎经济学家们先前的预料”（注：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千野忠男语，载《光明日报》，1999年12月22日。）。新加坡经济1999年取得5.6%的强劲增长（超过贸工部预测的5%及市场预测的5.1%至5.5%），（注：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2000年1月3日。）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则在4.5至6.5%之间，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已从整体上恢复；泰国经济1999年增长3%，马来西亚增长4.3%，金融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达1%。（注：日本《读卖新闻》，1999年12月25日。）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也在恢复和好转。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东南亚国家能在两年多的时间，克服种种困难，迈上复苏道路，反映出该地区具有灵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并能巧妙地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当然，这与东南亚国家经过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经济已有相当的基础和规模，人们勤奋工作，注重储蓄，低税收，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开放的市场，较好的基础建设，以及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观等因素有关。而这些正是东南亚国家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重要原因。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促进东南亚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并非已经失灵。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98年3月号发表的长篇调查报告认为，东亚地区的危机是由金融问题引起的暂时现象，与“亚洲模式”关系不大，今后仍有可能强劲发展。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东南亚国家来说，既是一场灾难，也是一种潜在的机遇，促使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金融及其它方面的改革。在解决一些弊病之后，东南亚经济有可能重新出现快速增长形势。但是，从目前东南亚国家内外经济形势看，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全面恢复增长还需时日。就东南亚国家自身的因素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但目前东南亚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缓慢，企业改革因债台高筑而举步维艰。至于金融改革，难度更大。一些迫不得已的改革措施又带来新的问题，如泰国的商业银行为了增资巩固银行地位，加强了对放贷的控制，许多中小企业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又借贷无门，纷纷倒闭或减产，使生产进一步萎缩。由于金融机构资本薄弱、吊账严重，难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金融改革。大量的外债对一些东南亚国家来说仍是个难解的结。就债务偿还而言，泰国的外债虽然已由原来的900多亿美元减少到700多亿美元，但偿还这笔外债对泰国经济的恢复仍构成相当大的压力。印尼仅民营部门所借外债就已达800多亿美元，大半已到期，即使再延长时间也难以偿还。这些国家为了偿还债务，被迫削减国内需求，减少进口或通过贬值以促进出口来改善贸易状态，以获得更多的外汇，这又增加了经济困难。东南亚国家的外贸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存在产品单一，出口市场集中等问题，难以摆脱国际市场变化的牵制。这些问题又都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还有，目前东南亚地区的失业大军将近2000万，要消化这支庞大的失业队伍，也非短期所能解决。再从国际因素说，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有着直接影响。东南亚国家大部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而美国、西欧、日本占东南亚国家出口市场的50%，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好坏直接影响东南亚经济的复苏。美国在经历了长期增长后出现了经济下滑的趋势。1999年底在美国召开的2000年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会议上，美国学者指出，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从1999年的3.9%降至2000年的3.5%，2001年再降至3.2%，进口增长速度将从目前的11%降至2001～2002年的6%。（注：《ｌｉàｏ＠①望》，2000年2月14日，第60页。）日本经济的下滑虽然在1999年得到遏制，但仍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存在着某些对经济增长的潜伏威胁。东南亚国家要实现经济全面复苏和持续发展，避免出现W型反复，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由于这些因素，东南亚地区要实现经济全面复苏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目加（僚去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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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885 【原文出处】人民教育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9～14 【分 类 号】G3 【分 类 名】中小学教育 【复印期号】199806 【 标 题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 《光明日报》文艺部《人民教育》编辑部联合召开“加强中小学艺术教 育，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座谈会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是时代的呼唤【 作 者 】陈晓光/程淑华 【作者简介】本刊记者 陈晓光 程淑华 【 正 文 】 十五大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改革的深入给学校艺术教育注入了活力。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时代的挑战，是当前我国学校教育工作的紧迫任务，同时也为学校艺术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最近，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光明日报》文艺部和《人民教育》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座谈会，在京的部分艺术教育专家应邀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围绕当前学校艺术教育的形势、任务和存在的问题，就如何进一步重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和怎样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开展艺术教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座谈会上，教育部总督学柳斌就艺术教育问题作了专门讲话。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宋尽贤到会介绍了今年学校艺术教育的重点工作，如中小学音乐、美术和高中艺术教育课程的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和开展中小学的课外艺术教育活动等方面的工作。《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沈卫星介绍了联合举办此次专家座谈会的情况以及召开座谈会的意义。《人民教育》编辑部副总编辑翟福英在座谈会开始时，首先介绍了《人民教育》近几年来，在宣传学校艺术教育工作方面的经验和刊物在面向基础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她感谢到会的专家前来教育部，一同探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相信通过这种形式的交流能为学校艺术教育提供很好的借鉴，促进这项事业的发展。我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迅速，形势喜人，但也还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杨瑞敏：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迅速，形势喜人。突出地反映在3 个方面：一是确立了艺术教育在教育中的地位。二是艺术教育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势头。三是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为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央领导对艺术教育的重视，是艺术教育形势大好最集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体现，为艺术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定坚实的基础。1994年6月，党中央、 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李鹏同志在开幕式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小学的美育对全面提高学生素质，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应该切实加强。李岚清副总理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指出，要重视美育，不仅小学、初中要开好音乐、美术等课程，高中、大学也应开设艺术欣赏课，教会学生欣赏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书法等。目前，全国中小学音乐、美术开课率，已从80年代的不足50％提高到80％以上。其中大中城市小学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开课率接近100％， 农村学校开课率约70％左右。普通高中艺术欣赏课的开设，填补了建国以来我国高中不开艺术课的空白。通过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培养培训师资，中小学校艺术师资奇缺的状况得到初步缓解，教师素质有所提高。课外、校外艺术教育活动蓬勃兴起，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广，都是以往所不及的。曹理：我们最近对北京市部分区县的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834名学生进行了音乐问卷调查，从调研中发现音乐师范教育与中小学音乐教育还有些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思想认识与精神面貌不适应；教学内容及教法不适应；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不适应。许多学生希望毕业后能出教育口。有些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对教师的职责认识不足，组织教学能力弱，教法单调，教学缺少吸引力，不能很快适应教学需要。目前部分音乐师范院校存在教学分解过细、知识结构单一、教学内容陈旧、实用性差等问题，例如，视唱练耳与基本乐理分科设课；和声教学与键盘类乐器等伴奏配置、合唱编配、小型乐队乐曲编配教学脱节；缺少中小学音乐课内器乐与课外乐队、教学人才培养的有效措施；一些前沿课程如当代音乐、电脑及电化教具在音乐教学中的设计与应用只有少数学校能够开设；音乐教育理论与教法课程与国外相比亦有较大差距。张援：我认为学校艺术教育落后在科研上，相对于其它学科显得薄弱和落后，差距反映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学科基本建设的薄弱，目前虽有了对古今中外艺术教育史料的初步整理，但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其次是学科基本理论仍处于空白或半空白状态，很少有可与其它学科相匹配的力作。另外，对艺术教育实践缺乏研究，捕捉国内外相关的热点问题不准确或理解不到位等，但根本差距是队伍的基本素质。周荫昌：现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不仅课时少，教学内容又严重不足，仅有的一点教学内容里能够切入音乐艺术、切入素质教育本质的东西少得可怜。此外为了“窗口效应”或达到某些教育以外的功利目的，让学校去做一些违背艺术教育和素质教育规律的事情也普遍存在。王安国：在当前中小学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对师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艺术专业的师范院校如何为基础教育服务尤为重要。我们培养的学生还不适应要求，特别是在“一基础三专长”（一基础就是教唱歌和识谱；三专长即组织并指导合唱队能力，组织并指导民乐队和小型吹管乐队或混合乐队的能力，能上好高中艺术欣赏课的能力）问题较突出。现在“严进宽出”现象仍普遍存在，培养的学生实际工作能力较低，不少学生刚走向社会就想回校进修。尹少淳：美术教育的要素主要是学生、教师、教材和环境。我国美术教师主要是通过师范院校培养的，从数量上看，大中城市已基本趋于饱和，农村师资的培养是主要问题。从质量上看，学生的美术知识和技能不适应中小学的教学实际，学生缺乏起码的美术教育教学知识和能力。我国的教科书发展很快，但缺少实践反馈的信息，以促其及时调整和改革教学内容，使之适合不同地区学生的实际和符合美术的学科特征。要通过各种方式使社会、学校和家庭进一步认识美术教育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改善教学条件与设备。姚思源：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由于基层学校对音乐教师的急需，把师范性看得过于简单，在一些学校的课程设置上，表面看来是改革和联系实际，但实际是违背艺术教育规律的。拿即兴伴奏来讲，基本练习都没有，规范练习也没有，一年级开始就即兴伴奏，导致实用主义的倾向。二是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对为基础教育服务的认识很差，总是千方百计地摆脱师范教育的目标，这种倾向不可低估。总之，没有真正的艺术，没有学术，就不会有高水平的师范教育，因此，必须解决好这两种倾向性问题。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美育能塑造人的心灵，它的作用是其它教育不能取代的，没有美育就没有完全的素质教育柳斌：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一、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美是无处不在的，但美育并非无处不在。尤其在应试教育思潮影响很广、危害甚烈的情况下，对美育是重视不够的。从主观上明确地反对进行美育，这样的人是不多的。但是由于物质利益的导向，或者说是升学竞争机制的导向，常常把美育挤掉，使美育处于十分薄弱的地位。《教学大纲》中规定的音乐、美术课时常被挤掉，尤其是毕业年级。要解决美无处不在，但美育并非无处不在的问题，必须加强舆论宣传，加强领导，创设一个开展美育、实施素质教育的良好大环境。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对美育重要性的认识。我们的校长、教师、家长并不是都重视、都了解美育的重要性。美育的缺失是教育工作结构性的缺失。它的功能是其它教育所不能取代的。当然，美育除了它自身的重要性以外，还对其它各育起促进作用，比如可以以美辅德、以美益智、以美健体、以美促劳。二、没有美育的教育是苍白无力的教育。教育总要有力量，作用于人们的感情，有感化人的力量。如果只有知识的传递，而没有感情的激励，这种教育是苍白无力的。美育的过程，既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又是一个情感体验和情感发展的过程。尤其情感过程应该看作是美育的特色。以情感人、以情动人，起到教化的作用，这是艺术教育的重要的特点。现在很多教育苍白无力，只是起到了一个知识传递的作用，没有起到教人做人、升华其精神境界的作用。三、没有美育的教育是枯燥乏味的教育。这一点很容易忽视。有人会问，教育还要有什么味啊，教育本来就是艰苦的事情。很多人喊出的口号是：学生苦读，家长苦帮，干部苦干，教师苦教。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是不敢苟同的。提倡刻苦精神是需要的，但刻苦精神与一个枯燥乏味的、苦涩的教育过程是毫不相干的。把学习过程变成一个苦、苦、苦，苦海无边、苦不堪言的过程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效果？北京一师附小、上海一师附小搞愉快教育，我去看了。我赞成把学习的过程变成愉快的过程，这样才能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学有所成。这与刻苦精神不是对立的。学习是愉快的，只有愉快，他才能去刻苦。如果学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他怎么能产生刻苦学习的精神呢。而要使教育过程、学习过程变得愉快起来，美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四、没有美育就没有完全的素质教育。我们提倡把美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切入点。要重视美育，就要重视音乐课、美术课。学生在学校里主要时间在课堂上，把课程作为开展艺术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保证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这两门课开好。当然仅仅是把音乐课、美术课开好还是不够的。要重视美育，还要重视其它课程中美育的因素，还要重视语文课、史地课、数学课、物理课、化学课、生物课、体育课以及劳技课中的美育因素。美是无处不在的，各门学科都有美育的因素，而且只有重视其中的美育因素，才能把这门课教好。像数学中，函数图像的对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中的空间想象都是美的；制图学中的各种图案都是美的；物理变化、化学变化中很多现象是美的。体育更是这样，强调形体美。各门学科中美育的因素是很丰富的。但是我们很多人视而不见，很多地方有美，但没有美育。要真正重视美育，除了开好音乐课、美术课之外，还要重视其它各门学科中的美育因素。兰宏生：美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美育是其它教育不可替代的。美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它对陶冶人的思想情操和提高人的审美情趣有特有的功能。美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感情，达到以情动人、以情感人的教育目的。学生对老师、对父母、对家乡、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的培养，美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北京市有位小学教师，改革音乐教学，主旨是以情激情，教育学生以情对待真善美和假恶丑，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美育对学生思想品德起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同时对学生智力开发也有一定的作用。美育可以塑造健全的人格，提高人的文化修养，使人变得文明和高雅，使人全面和谐地发展，从而推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ｋūｎ＠①：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对青少年尤为重要。艺术对人的影响是不分时间和地点的。在有声有色的现实生活中，不管你主动还是被动，都无法拒绝客观艺术现象对你的影响。艺术教育对人的培养和塑造具有伟大的力量，但它是潜移默化的，需要一个较长时间，几年甚至几十年才显现出教育效果。北京青龙桥小学一位家长反映，她的女儿从小有多动症，没有一个动作能保持3秒钟的。 老师讲课，她在下面做小动作，连心理医生也没找到解决的方法。孩子二年级开始学古筝，她被美妙的古筝音乐给迷住了，放学回家居然能安坐在古筝前练琴。起初是20分钟，慢慢地半个小时，半年后竟然能坐1～2小时，神情专注。她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不仅克服了多动症，而且学习成绩有很大提高，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学生。艺术教育的魅力，不仅仅帮助学生分辨艺术的高低、美丑，更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素质，塑造美的心灵。上海少管所善于用艺术对少年犯进行心灵上的教育，他们成立了回春艺术团，有舞蹈队、军乐队、合唱团等。他们表演的舞蹈《悔恨》，用自创的舞蹈语言，描述他们对犯罪的悔恨，扣人心弦。几年以后，上海少管所出现了一个奇迹，凡参加过回春艺术团的少年犯期满出所后，上百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二进宫”的。靳尚谊：美渗透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除了表演、声音以外，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就如这个屋子，它的室内装饰，在座的服饰，全在美术范围内，都反映审美意识。美术的作用尽管没有音乐，特别是电影那么强烈明显地对人的情感产生刺激作用，但它是经常性的、无时无刻不在给你视觉上的一种感觉。现在我们在视觉艺术上比较落后，水平比较差，但大家却感觉不到。因此，我们要呼吁人们对美术的重视。不能小看美术，它会影响人的文化修养、品位、情绪……学校的美术教育要通过绘画、手工来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小学美术与中学的美术、普通大学的美术欣赏，要求不一样，怎样对不同层次、不同文化和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去提高审美修养，提高美术素质。不是教给学生一点画画的技术，不是让他们模仿某一种风格，而是通过一些活动来提高他们的审美修养，激发他们的兴趣，塑造他们美的意识。素质教育离不开学校艺术教育，美育在推进素质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周荫昌：艺术教育对人的素质的影响，特别是对人的思想品德、人格境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其它教育所不可替代的。因此，重视艺术教育同重视素质教育、重视全面教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良好而充分的音乐教育，可以使人学得并逐渐掌握音乐艺术――人类重要的文化精华。音乐不仅仅是一些专业性的知识、技巧，音乐就是生活，就是历史，是人类创造世界、完善自我的灿烂成果和辉煌历程。音乐教育是培植高尚而丰富的情感，建设充实的内心世界的利器。它可以有效地丰富和发展人的想像力和创造精神，促进人的大脑两半球以及眼、耳、手、肢体和全部心身的协调发展，养成专心致志、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良好习惯。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进程中，我们应该重视真正的艺术教育。这是指在开展艺术教育时，应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本质，遵循其自身特点与规律，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学校音乐教育不是单纯的音乐知识和技能教育，必须以育人、塑造人的灵魂为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以素质教育为目标。普通学校的音乐课，在本质上不应是以讲述为主的教学，也不应是理论化的教学，而应带领学生参与和投入到音乐艺术中去，接受艺术的感染、熏陶，在情感上、精神上获得实际体验和滋养的教学。单纯的、不适当的知识和技能教育，会把活生生的音乐教育扭到应试教育的方向上去。曹理：从我们问卷调查的情况看，音乐教育在中小学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如，从音乐审美态度看，喜欢和非常喜欢音乐的中小学生占被调查总数的82％， 认为人一生离不开音乐的学生从8岁～18岁分别占43％～100％；从音乐审美动机看， 多数中小学生参加音乐活动的目的，依次为：提高自身素质、情感需要、消遣娱乐；从学生业余生活看，如果有2小时空闲时间最愿意用于听音乐与看电视、 电影的人数持平，均在50％以上，其次才是阅读课外读物；从学生喜欢的音乐教学内容和方式看，喜欢安静地听音乐的占68.6％，喜欢唱歌的占56.5％，喜欢参与性的音乐教学的占54.1％，上述3 种被认为是最佳的方式；从学习音乐的途径看，第一是学校音乐课；从学生喜欢与不喜欢的音乐教师特征看，教学方法灵活、幽默诙谐、唱得好、知识渊博、耐心平易近人的最受学生欢迎，而脾气不好、没耐心、讽刺打击人、教法少、讲课死板、知识面窄的最不受学生欢迎。吴斌：素质教育的提出，为音乐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从各地中小学普遍开始重视艺术课程及艺术活动现象可以说明，艺术教育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但许多同志包括学校的领导干部对音乐教育在学生全面发展教育中应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缺乏认识。前些日子，湖北一所县级中学的一位音乐教师打电话来，提出了对当前学校进行音乐教育的几点困惑。她说：“我们现在增加了大量的艺术活动，学校让所有学生都参加，我们也更忙了，我似乎觉得抓素质教育就是搞艺术活动了。可家长们却提出，学校能否再抓一下文明礼貌教育。我们这里由于重视了艺术活动，相关的艺术用品如电子琴、画板等很是畅销，好像是促销活动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偏颇了。”这段话恐怕在第一线工作的许多老师都会有同感。当前一些学校的做法从主观上来讲是应该给以肯定的。但仅从开展音乐活动就以为进行了有效的音乐教育了，或者说，以强迫的方式让学生学习音乐，是否是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误解呢？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足，也带来了音乐教育在教学实践中某种不正确的做法。音乐教育的教学目的，最重要的应是音乐教育自身对人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如：审美能力与情操的培养，创造能力的培养，以及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我们反对单纯的技能技巧训练及枯燥的理论知识讲授。体现素质教育思想的音乐教学内容应该包括：充分揭示作品的表现力；阐述音乐要素及表现手段在塑造音乐形象中的作用；发展学生对旋律、和声、节奏、音色等的感受能力及对乐谱的理解、掌握能力，音乐发展的脉络等。杨力：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根据柳斌同志对素质教育内涵的概括，我认为它至少包括3 个方面内容：第一，面向全体学生。明确地说，学校艺术教育不仅要面向城市学生，也要面向农村学生；不仅要面向有艺术天赋的学生，也要面向没有艺术天赋的学生；不仅要面向喜爱艺术的学生，也要面向不喜爱艺术的学生。第二，学校艺术教育着重培养的是艺术教育所特有的，能对学生今后一生的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的、稳定的、基本的能力和素质，如审美能力、审美情感、审美理想、想像力、创造力等，而非从事艺术专业所必需的专门技能和知识。第三，学校艺术教育应遵循审美教育的特有规律进行，在群体的和共性化的教育中，按照审美教育所特有的注重情感体验和个性的特点，因材施教，使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学习。 这3个方面，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会对艺术教育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姚思源：美育是德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美育和德育的关系，现在的争论和过去的一样。如革命时期讲的美育和德育是亲姐妹，叶圣陶讲是大圈圈和小圈圈的关系。德育是大圈圈，美育是小圈圈，美育包含在德育之中。有两个值得引起重视的倾向：一是什么是美，这是美学课题，而不是美育。对“美育”的涵盖过于宽大，阐述比较多的是“美育”外延的那些东西。二是对美育本质属性研究得少，深入得不够。夸大了它的智力作用的一面。社会上幼儿园办什么（小提琴、手风琴）都是打着开发智力这一旗帜号，这是误导。音乐有没有开发智力的功能，当然有！但是，它不是主要的功能。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举措与建议柳斌：重视美育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转变教育思想。忽视美育主要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为了对付高考，智育被放在第一位，其它各育被挤到次要地位。应试第一，考分至上，这种思想观念对美育冲击很大。要真正重视美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解决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转变的问题。二、要改变评价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标准。老是用考上多少大学生、高考升学率高低去评价一所学校，就必然会把方向引偏。改变评价标准不是下一纸公文可以解决的，需要用正确的舆论来引导整个社会正确评价学校质量、评价教师教学效果和校长治校的效果。三、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尤其要加强教师队伍中艺术教育师资的建设，要培养数量足够的音乐、美术教师。要重视全体教师艺术素质的提高，与此同时要让所有的教师具有比较高的艺术素质，使他们有能力去开发各门学科的美育内涵。许多好教师讲课十分吸引人，听他们讲课津津有味，是一种艺术享受。各科教师都要有这种本领，不仅传授知识，还要使学生从中受到美的熏陶。杨力：对当前学校艺术教育的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以素质教育为目标，以科研为先导，以法规建设为基础，以教学工作为核心，以队伍建设为主要任务。一、确立教学工作为学校艺术教育的核心，是加强学校艺术教育的迫切要求。艺术课教学与课外、校外艺术活动及比赛是学校艺术教育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并相互补充。当前，在中小学艺术教育尚没有普及，教学质量普遍低下并缺少应有重视的情况下，以全体学生为对象的教学工作理应作为学校艺术教育的核心而予以加强。学校艺术课教学工作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小学校必须按课程计划开齐开足音乐、美术必修课和活动课；二是努力开展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今后，教育部体卫艺司将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指导和督促检查，使之得到切实加强。二、抓好艺术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是加强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加强队伍建设，一是要抓好中、高等艺术教育教学改革，端正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办学指导思想，以培养数量足够的中小学艺术教师；另一方面是抓好中小学骨干教师和教研员的培训。三、加强艺术教育法规和规章制度建设，是加强学校艺术教育的基础和制度保证。通过法规和完善的规章制度，使素质教育的各项要求，成为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工作的目标与任务，使艺术教育管理逐步纳入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上。四、充分发挥科学研究的先导作用，是加强学校艺术教育的必然条件。随着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我们面临着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解决。如艺术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素质教育的艺术教育的性质、内容、形式及其规律等。因此，切实改变科研滞后的状况，充分发挥其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中的先导作用，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予以加强。侯令：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提高美术教育的水平。如举办有针对性的培训班。培训班针对不同对象可以举办为了转变教育行政领导观念的、协助教研部门提高教学质量的，或者是为了培养骨干教师的。培训内容要系统、科学，不可随意性太强。举办各种层次的研讨活动。如，艺术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的作用；艺术教育是文化教育，而不是专业人才教育，在教学上应当有什么变化；艺术教育中的技能、技巧问题。加强教育资源的建设。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教育观念上的巨大变化。观念变了，教学大纲、教材、资源配置都应当变，否则就不会实现完全的转变。因此，希望尽快地颁布新的教学大纲，编写新的教材。第一线教师希望加强幻灯片、磁带、录像带、教学挂图的编辑出版工作。应当把这些工作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关部门应当抓紧来做。曹理：我对改进音乐师范教育有几点建议：1.转变观念，从中小学音乐教育实际需要出发，调整教学目标。2.逐步改革完善音乐师范教育的教学体系，全面正确地领会教育部高、中师音乐教育专业教学计划，加强教育类课程与教学实践的联系，针对中小学教学实际需要调整课程内容，增设或试开一些新课程。另外根据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的需要调整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3.建立、健全音乐师范教育的教学基地。王安国：加强艺术教育科学性的问题非常重要。有两个命题非常好。一个是加强民族艺术的地位问题；另一个命题是改变重“技”轻“基”的问题。重“技”轻“基”是不对的。音乐教师不仅要唱得好，也要说得好，应该提倡的是在既要唱得好、也要说得好的基础上来表达艺术与文化相结合，这样才是科学的。但是，如果批判重“技”轻“基”，而不要“艺术”，那就没有载体了，学生用什么来感受美呢？所以在研究一种倾向时要注意另一种倾向。张援：提高学校艺术教育学科整体水平需要“整合性”和“开放性”。“整合性”――呼唤系统工程。艺术教育的学科建设，需要系统工程的规模效应，需要整体的建设。这种建设，需要教学、科研、管理等各方面紧密配合、协作。“开放性”――立足高的起点。首先，要借鉴世界各国艺术教育的有益经验和全部文化遗产；其次，应全面吸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应该关注高科技成果的发展和应用；再次，要积极引进、吸收其它学科的理论研究人才关注或直接投入到艺术教育科研中来，并虚心向他们学习，提高艺术教育队伍整体的理论素质和科研能力。周荫昌：要真正重视艺术教育起码包括三点。第一，不光在口头上，而且要在思想上、认识上、实践上、教育教学工作的部署安排上，真正重视艺术教育，把它摆到应有的位置上来，不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学（考）起来不要”。第二，不光在表面上，而且要从艺术教育对人的素质的形成与提高，对国家、民族的发展与未来的重要影响的大视野上，深刻理解并切切实实地重视艺术教育。第三，不是一时一阵、时冷时热，而是“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最后，《人民教育》副总编辑翟福英作总结：今天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围绕学校艺术教育工作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反映了专家们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也使大家明确了今后一段时间里艺术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工作目标。这对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是大有益处的。《人民教育》作为教育部的机关刊物，要大力配合教育部的中心工作，做好宣传，为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应有的努力。我们殷切期望，中小学艺术教育工作能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落到实处，在培养跨世纪人才中发挥积极作用。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方方加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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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6期 Vol.17 No.6 1999种子封样保存不同处理对发芽率的影响王建平 孙家柱 张静梅 苏瑞萍摘 要 通过对3种作物种子：小麦、大豆、玉米封样进行不同处理，并比较种子发芽率在保存1年后各处理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樟脑球及抽真空处理的小麦和大豆发芽率均显著高于对照。对于这3种作物来说，樟脑球及抽真空均是有效的保存封样种子的处理方法。关键词 种子 贮存 发芽率种子在销售过程中，除了当时检测发芽率之外，通常还需要进行封样保存，以便所售种子田间生长与所提供的检验结果不相符时而用于核对。由于封样种子来样分散、量少，对于没有冷库及相应贮存设施的单位，则需对种子封样进行处理后再置于常温保存一个生长季。本实验对几种处理方法对种子发芽率的影响结果进行了比较，以筛选方便有效的种子封样保存方法，为大量种子贮存提供依据和参考。1 材料与方法1.1 材料来源当年收获的3个小麦品种：京冬6号、京冬8号、京411；2个玉米品种：3063、唐抗五；2个大豆品种：中黄7号、丰南。各品种含水量均在安全水以下。每个品种随机平均分为6份，每份均多于600粒，分别放入方底牛皮纸口袋，并取其中1份于1997年11月测发芽率，记为品种原始芽率。1.2 方法1.2.1 处理方法处理1：－20℃冰箱冷冻7天。处理2：加樟脑球(北京产，每个2g)2个。处理3：在－20℃冰箱冷冻7天后，再加2个樟脑球(北京产，每个2g)。处理4：将牛皮纸口袋用针刺数十个小孔后，放入塑料袋中抽成真空。CK：不做任何处理，留做对照。以上3种作物共计7个品种(系)的5种处理，于常温12℃(冬天)至26℃(夏天)、黑暗、通风透气条件下存放12个月后再测发芽率。1.2.2 发芽实验每个品种的每种处理随机数取300粒(个别的虫蛀粒记为杂质)，以100粒为一重复，参考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测发芽率。2 结果2.1 小麦种子封样保存发芽率变化从小麦种子封样保存前后的发芽率结果比较(见图1)可以看出，未经任何处理的种子保存1年后，京冬6号和京冬8号发芽率均下降20个百分点，京411下降10个百分点，表明品种基因型不同耐贮存能力也有所不同。各处理之间做方差分析，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多重比较结果(见表1)表明，单放樟脑球、抽真空及冷冻处理后再放入樟脑球处理其小麦发芽率与原始芽率之间差异不显著，但均与对照之间差异极显著，说明这3种处理方法能有效保存小麦种子活力。经－20℃冷冻处理的种子保存1年后发芽率有较大下降，显著低于其他3种处理方法和原始芽率，尤其是京冬6号和京411经冷冻处理后，其芽率比对照还要低(见图1)，而冷冻处理后再放入樟脑球，芽率几乎没下降。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但冷冻处理不好对发芽率保持有害是可以结论的。图1 小麦3个品种不同处理的芽率表1 小麦、大豆种子发芽率各处理之间的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结果(0.01水平)处理小麦大豆平均发芽率邓肯类群*平均发芽率邓肯类群*原始芽率0.9756A0.8317ACK0.7922B0.6067B处理10.7189C0.6417B处理20.9867A0.8567A处理30.9544A0.8388A处理40.9722A0.8900A*邓肯类群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2.2 大豆种子封样保存发芽率变化大豆种子不做处理保存1年后，不同品种其发芽率均有较大程度的下降，丰南由于硬实太多，发芽率均较低，但不同处理之间的变化趋势与中黄7号较为一致。2个品种的各处理间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表明，冷冻处理后再放樟脑球、单放樟脑球及抽真空处理其发芽率与原始芽率之间差异不显著，而与对照之间差异均极显著，说明这3种处理方法对大豆同样能达到有效保存种子活力的作用。而低温处理后，其发芽率和对照之间差异不显著。可见对于大豆低温处理效果和小麦是相似的，短时的低温并未能保存种子的活性(见图2)。图2 大豆2个品种不同处理的芽率2.3 玉米种子封样保存发芽率变化玉米对照种子的芽率比原始芽率仅下降了3%，差异在5%水平上的显著。另外4种处理的种子发芽率与原始芽率水平基本相同，方差分析结果差异并不显著。可见对于玉米种子的保存，放樟脑球、抽真空及低温处理均是有效的处理方法。在相同条件下，玉米较小麦和大豆易于保持芽率，而且处理间差异不大(见图3)。这个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和解释。图3 玉米2个品种不同处理的芽率总的来看，樟脑球及抽真空处理对3种作物的保存效果均很好。3 讨论种子保存过程中，发芽率下降主要原因是种子呼吸消耗了胚内的营养活性物质，同时由于种子呼吸产生热量引起了发霉、虫柱而使种子活力及发芽率下降。目前种子保存主要还是通过降低种子含水量和贮存环境温度来控制种子呼吸作用而达到保持种子发芽率的作用。本实验结果发现，种子里放入樟脑球，可有效保持种子发芽率，除了樟脑球能杀死或抑制蛀虫防止发霉外，它很可能同时也抑制了种子本身的呼吸作用，其确凿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种子抽成真空后，就是将种子置于了一个无氧的环境中，种子呼吸作用自然受到了抑制，同时其他的霉菌、蛀虫也无法在真空状态下滋生。因此不失为一个种子贮藏的好方法，对于大量种子贮藏也有可借鉴之处。如果能制造一种大的防渗透袋(软种子库)放入种子后用真空泵抽去内部空气，密封贮存，这样种子贮存成本相对于低温冷库将会大大降低。低温处理7天后保存种子对玉米较为有效，对于小麦和大豆则没有保存种子活性的作用，－20℃低温可以杀死或抑制部分附着于种子表面的有害虫卵，但冷冻7天后又恢复正常室温，对于种子贮存过程中的呼吸作用不可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冷冻后再加入樟脑球处理的小麦和大豆保存1年后发芽率均很好，可能低温抑制或损害了小麦胚内的活性物质，而樟脑球激活了小麦胚内的活性物质，或者说，后者对前者的伤害有某种补偿愈合作用。这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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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4期 VOL.4 No.17 1999韩国蔬菜育种及种子生产概况柴 敏 耿三省 崔艳玲1997年笔者参加了在韩国农业科技中心水源市召开的“蔬菜杂交育种现代技术及其种子生产研讨会”。本文将了解到的韩国蔬菜育种及种子生产方面的概况作一介绍，以供参考。1 蔬莱育种的历史及现状在1945年以前，韩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蔬菜种子生产体系，因此其蔬菜种子几乎全部靠从日本和我国的东北进口。直到1948年，一位以人工合成十字花科作物双二倍体品种而著名的蔬菜育种家回到他的祖国后才开辟了蔬菜育种事业。这位专家发现，朝鲜半岛西南部特别适于蔬菜种子的生产。他致力于教育培养本国的育种人才，同时也培育出F1代杂交种，并且把亲本品系发放给私人种子公司。至此韩国的蔬菜育种及种子产业开始得到迅速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育种的主导力量发生着变化，即育种由国家研究机构起主导作用，逐步过渡到由私人种子公司发挥主导作用。1960年以前，国有育种研究机构起着主导作用，以选育地方品种、常规品种并负责基础原种生产。私人种子公司主要生产常规品种的商业用种。60～70年代，国家育种机构主要是发展和选育F1杂交种及育种技术，培育有战略意义的品种，同时开始把培育杂交种的任务转交给私人种子公司。此时的私有种子公司仍以生产常规种子为主，并开始生产一些如大白菜、萝卜等少数蔬菜作物的F1种子；同时开始尝试培育F1代杂交种。到了80年代，国家研究机构则以研究发展如花药培养，抗病性鉴定筛选技术及无性繁殖蔬菜如草莓等的育种为主。而此时私人种子公司已能够选育绝大多数蔬菜作物的F1代杂种，其育种目标是提高产量，改良品质和商品性。进人90年代以来，国有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继续选育有战略意义的品种；研究发展育种技术如近红外品质分析方法；无性繁殖蔬菜大蒜、草莓的育种；培育中间亲本材料；研究生物技术。私人种子公司的任务是培育各种蔬菜杂交新品种，发展开拓蔬菜种子海外市场；商品种子海外生产基地的建立及生产；通过种子加工提高种子附加值。目前在韩国从事蔬菜育种研究的人员总计223人，他们大多数是从事与育种有关的生物技术研究。私人种子公司的育种人员128人，占总数的57%，发挥着主导作用。1996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韩国种子协会注册的私人种子公司有46个，其中规模较大的公司有14家，注册的商业品种种子超过11个蔬菜作物；中等规模的公司5家，注册了5～10个蔬菜作物的品种；而超过总数58%的27家小公司仅注册了少于5个蔬菜作物的品种。2 蔬菜种子生产及种子市场的变迁1945～1960年15年的时间里，蔬菜种子全部靠从日本和中国的东北进口的局面得到彻底扭转。在适宜种子生产的地方建立蔬菜种子生产基地，开始生产常规种种子，以满足国内市场的要求。1960年以后，由于蔬菜F1代杂交种的育成，开创了杂种优势的新时代。从199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国注册的1505个14种主要蔬菜的新品种中，F1品种数量是1451个，占总数的94%，可见杂交一代品种在韩国蔬菜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自交不亲和性普遍用于十字花科蔬菜杂交新品种的选育及种子生产和率先攻克辣椒雄性不育，使韩国在上述蔬菜新品种的选育及种子生产方面具有了较强的优势。部分蔬菜种子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出口到日本、印度、中国、美国、西班牙等十多个国家。就目前韩国蔬莱种子生产总产量来看，1996年14种主要蔬菜种子总产量是3079L，国内生产所需种子为1265L。菠菜、萝卜为直播蔬菜，需种量最大，分别为425L和360L。在种子产业中，蔬菜种子出口占有一席之地。1993年14种蔬菜出口种子330L，创汇46.8万美元；1996年出口种子254L，创汇865.7万美元；此两年相比，1996年虽然种子出口量减少30%，但创汇增收多达17倍以上。这主要受益于通过种子包衣等加工技术，提高了种子质量和商品性。据1995年的统计结果：日本是进口韩国萝卜和大白菜种子最多的国家，印度是从韩国进口辣椒和甘蓝种子最多的国家。中国从韩国进口的大白菜、西瓜、黄瓜和萝卜种子分别占其该种子出口量的17.5%，25.7%，41.7%和100%。在韩国，萝卜、大白菜、辣椒、甜瓜、西瓜等蔬菜的育种和种子生产具有较强优势和竞争力。这些作物的种子除满足国内蔬菜生产需要外，还能向国外出口。而菠菜、洋葱、大葱、番茄的育种是其弱项，国内市场仍有较大缺口，需从国外进口种子。1996年进口蔬菜种子849L，花费850万美元，其中洋葱、菠菜种子进口量最大，分别为27L和644L，花费分别为250.7万和239.7万美元。80年代后期，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量的农村青年涌人城市就业。农村劳动力变得紧缺、昂贵，迫使一些大的私人种子公司到海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建立蔬菜种子生产基地。进人90年代到国外繁殖生产蔬菜种子的趋势更加明显，1992年韩国包括萝卜、大白菜、辣椒、大葱等14种主要蔬菜的种子年总产量是4303L，在本国生产的种子2968L，约占69%；海外基地生产种子1335L，占31%。1996年韩国蔬菜种子年产3079L，在国内生产的种子仅1000L，占32%；在海外生产的种子达2079L，占68%。作者单位:(北京蔬菜研究中心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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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82 【原文出处】特区经济 【原刊地名】深圳 【原刊期号】199711 【原刊页号】48～49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与开发区经济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汕头经济特区二次创业与农业产业化 【 作 者 】吴巧鹏 【作者简介】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策划与管理系列化 地址：武昌 邮政编码：430064 【 正 文 】 一、农业产业化概述农业产业化也称农业产业一体化，具体内涵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加工企业为依托，以广大农户为基础，以科技服务为手段，通过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是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可见，发展农业产业化主要是建立一个产业群，这个产业群是一种由性质各异，但相互间具有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的细分化产业、行业的集合，通过内部的分工协作，即专业化的加强，进而节约生产成本，提高效率。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龙头”带动，将小农户与大市场联结起来，实行产、加、供、销一条龙作业，减少中间环节；一体化体系内部“非市场安排”与社会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使外部经济内部化，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依靠共同体一体化经营产生新的经济增量，形成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运转机制，最终实现“两个转变”。遵循这一发展思路发展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有着共同的特征：一是生产专业化。围绕某种商品生产、形成种养加、产供销、服务网络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系列。做到每个环节的专业化与一体化协调相结合，使每一产品都将原料、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制成最终产品投到市场。二是布局区域化。每个主导产业按区域比较优势原则，设立专业化小区，按小区进行资源要素配置，安排商品生产基地布局，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三是经营一体化。各有关环节联结成“龙”形成产业链，实行“农工贸一体化”综合经营，使外部经济内部化，从而降低成本。四是服务社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需要有各方面的条件，要有科技机构提供新生产技术、培养新品种的生物技术，还要有信息、资金、经营、管理方面的服务才能促进各种要素直接、紧密、有效地结合。五是管理企业化。特别是“龙头”企业按照现代企业模式实行公司制度，以法人身份出现。二、汕头经济特区发展农业产业化有其必然性1、必要性分析作为世界农业的共同趋势，农业产业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农业商品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首先，农业产业化是将外部商场交易转化为内部安排的一种制度，它有利于减少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若不属于一个企业架构的组织体系，要通过市场交易来进行相互交换，增加了许多中间费用。相反，把它们统一到一个企业内，上述行为转为内部交易行为，不仅减少各环节交易费用，而且使资源配置有序、有计划性，提高资源利用综合效率。这也是现代生产的要求。其次，农业产业化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追逐平均利润的必然，是现代工业技术渗透农业的主要成果。因此，农业产业化往往在一个国家工业化之后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展开。在资本进入农业的同时，现代工业技术、管理技术也进入农业，这必然会形成庞大和完备的农用工业体系及农产品加工运销体系，把农业生产变成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车间和一个操作流程。再次，农业产业化符合现代消费趋势和现代市场营销方式变化。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和科技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方式在不断改变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讲求食物的安全，卫生、营养、方便和美食。这对农产品供应、包装、保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市场营销逐渐讲求包装化、规模化、标准化。只有把各方面都结合起来，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和市场营销的要求。农业产业化体现了从市场消费出发、反馈到产品供应、再加到产品生产的市场经济的内在必然性。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汕头经济特区要完成“二次创业”，保持优势就有必要选择发展农业产业化这种新兴的、符合经济发展趋势，又是高效率的生产经营方式作为促进汕头特区经济发展的方式。2、可能性分析农业产业化是在工业化后的农业现代化中展开的，也就是说农业产业化不只是依靠发达的工业水平，还要有先进的农业为基础，特别是起步阶段。因此应该在工业水平高，农业基础雄厚的地区率先发展农业产业化。汕头经济特区的工业水平自不必多说，同其他几个经济特区相比，它还有着更加雄厚的农业基础。以汕头为首的潮汕地区地处南海之滨，全区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潮汕平原面积3207平方公里，平原只占四成，另有六成的丘陵，这样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适应多种经济林木、水果蔬菜的生长。潮汕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吨亩田”、“吨谷市”，而且有“水果之乡“的美称，出产多种享有盛名的品种。如茶叶有“凤凰单从”，“岭头白叶单丛”、“乌龙茶”；水果有潮州柑、潮汕杨梅、林檎（又称蕃荔枝）：蔬菜有南畔洲萝卜、潮州大叶芥菜、澄海包心芥菜，腌制菜有汕头卤咸菜、贡菜、乌橄榄菜等。它们畅销国内、港澳和东南亚，市场销路一向看好。另外，发展前景广阔的条件还有长达265.6公里的海岸线，沿海还有南澳岛、海山岛、南澎列岛等大小岛屿100多个，其岸线有123.7公里，拥有广阔的海域、大陆架、渔场、滩涂、沙滩……依靠海洋开发的海洋渔业、养殖业又为发展农业产业化创造了更多优于内地的条件。近些年，饶平、澄海、南澳等地利用沿海沙滩养蛤，澄海和汕头市郊利用沿海滩涂养鳗，南澳县的网箱养殖业，都获得成功。如果再有政策的诱导，做“海”的文章将会是汕头农业产业发展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汕头经济特区除了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雄厚的农业基础外，和内地相比，还有着侨乡优势。农业产业化经营也是一种面向国际的经营方式，广大的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不但会给有发展前景的农业产业化带来大量的投资，也是农业加工产品的广阔市场。潮汕籍华侨、港澳台同胞对家乡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家乡的发展都非常关心支持，特别是对有着潮汕特色的产品都情有独钟，这将会成为汕头发展农业产业化的一种高效“催化剂”。可见，汕头经济特区有着发展农业产业化所必需的工业、农业及其他优于内地的条件，再加上特区十多年创业经验和特区人的创业精神，潮汕人特有的心灵手巧，汕头经济特区完全有可能迅速发展农业产业化并且会走在全国前列。三、实施农业产业化的几点建议1、大力宣传，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虽然潮汕地区农业比较发达，但大多数人的重工轻农，重商轻农的思想比较严重，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汕头经济迅速发展，人们更加轻视农业的地位。政府在实施农业产业化的初期应做好宣传，让人们，特别是广大农民知道什么叫农业产业化，同一般农业生产的区别在那里，让人们从“就农抓农”的小圈子里跳出来。2、培养市场。市场是主导，它引导着农业产业化的方向。对汕头来说，要从两方面培养市场。对内，通过市场连结广大农户。前两年，一场改革把同属潮汕地区的揭阳、普宁、揭西等县划出汕头独立成市，使得出现了“经济壁垒”现象。但广大农户是最现实的，只要政府有决心建立市场体制和有促进发展的市场政策，在现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下这个问题会迎刃而解。对外，要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农业产业化是一种面向国际的生产方式，汕头又是特区，培养国际市场有优越条件，同时产业国际化又是发展必需的条件。3、发展中介组织。要使外部经济内部化就要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这里的中介组织主要是指社会服务体系。先是科技服务，不但要服务于对农产品的加工，而且要服务于对新品种的培育。其次是信息服务，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对广大相对闭塞的农民来说尤为重要。再次是交通运输、仓储等服务。4、选准和培育好主导产业。选择主导产业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立足当地资源和基础条件，突出特色，形成规模。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汕头资源相当丰富，而且都可以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但笔者认为，在发展初期应以海产品的养殖和加工为主导产业。理由在于它现在发展基础最好，而且潜力极大，多数海产品制品都有着地方特色。5、大力扶持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中有关键作用，实践已证明，建起一个龙头企业，就能带动一种或几种农业产品的开发。在龙头企业建设中要注意培养规模大、带动面广、关联性强、技术水平高和外向型的企业。特区政府现在可采取办法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造、扩建或者实行联合、兼并，形成集团规模优势。6、抓好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农产品商品基地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只有基地源源不断提供农产品，才能保证农业产业化的顺利进行。汕头地区主要基地可以分为三层次：一是丘陵地区，最主要的是茶树的种植，可以把潮州凤凰山地区和饶平县发展成多个茶叶基地。二是平原地区，主要是水果和蔬菜的种植。潮汕地区各县，甚至各镇在种植水果和蔬菜上都各有特色，这更便于把它们分成片，形成基地。三是沿海岸各地，各个渔场、适于养殖的海滩都可以成为基地。7、完善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一、二、三产业生产、加工、销售之间，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搞好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非常重要，因为于农业产业化是新问题，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也必须有所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方利益分配合理，特别是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产业化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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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728 【原文出处】农业经济问题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8 【原刊页号】50～52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探讨 【 作 者 】赖景生/王京安 【作者简介】西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重庆 ６３０７１６ 【 正 文 】 在经历了８０年代初农村改革带来的高速发展之后，到８０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业中隐含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严重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集中表现为：农业生产后劲严重不足，农业利益流失，比较利益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外部宏观环境趋于恶化，农业和农民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农业的弱质产业特征表现得更加突出。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从１９９４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转向“农业产业化”。但无论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实践，还是学术界的有关讨论，对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内涵、经营组织形式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不尽相同。本文将对农业产业化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一、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和内涵在产业经济学中，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大至部门，小到行业，从生产、流通，到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可以称为产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按照产业集合的阶段性，大致分为三个层次：（１）以经济活动的阶段为根据，将国民经济划分为若干大部分，形成不同的产业，比如我们熟悉的克拉克三次产业分类法；（２）以技术和工艺相似性为依据划分的产业；（３）生产具有紧密替代关系的商品的生产者在同一市场上的集合。〔1〕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农业产业化，我们认为可以从考察经济发展的总体过程入手。专业分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在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上面提到的三个层次的产业概念依次出现，使总体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产业集合的不断细分化和产业之间关系不断向更高阶段演进的过程。具体到农业而言，一方面表现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区域、经营单位和生产经营过程专业化的不断深入，产业集合不断细分；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的提供，生产技术服务等越来越多地依靠本经营单位、本行业之外，生产经营活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表现出社会化趋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原来属于农业部门生产经营范围的活动逐渐转到由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来完成，与之相应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农业部门，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农业发展在农业及相关国民经济部门的产业结构、产业联系和产业组织关系演进过程上的表现。应该说农业产业化是一个动态概念，作为一个过程系统，它一直进行着。纵向上，农业产业化以产品加工链为脉络向第二、第三次产业延伸，形成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业关联群，扩大农业生产的外部规模，取得外部规模效益，而且在农业内部，以生产过程专业化为基础，农业生产进一步细分化形成不同产业，同时农业内部形成的各产业之间又紧密联系，构成农业内部各产业的外部规模问题；横向上，以品种为基础，形成农业生产的区域专业化和经营专业化，表现出生产同一商品的生产者在同一市场上的集合的产业特征，即产生了产业组织问题。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在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由于各地资源禀赋不同，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不同，各地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具体形式因而呈现出多样性，但其基本形式可以归结为“市场＋中介组织＋农户”〔2〕依据中介组织的发展，可以把具体的经营组织形式分成三大类：（１）“企业＋农户”型。以某种或某类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或公司与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农户以契约形式缔结成产、加、销一体化的经济实体，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利益一体化的倾向。在这种形式下，企业向农户提供一定的扶持或服务，如提供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指导等，按事先约定的价格和形式向农户收购农产品；农户享受企业提供的服务，则必须履行合同义务。这样，企业可以获得稳定原料来源，农户可以得到稳定的收入，从而降低了双方的经营风险。（２）“合作组织＋农户”型。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带有“俱乐部”性质。合作组织无论是社区性的，还是专业合作性质的，其成员都拥有各自明晰的产权，在集中某些可共有权利的基础上，统一进行某些生产、销售活动或活动安排。成员的加入、退出，权利、义务及决策机构、程序在组织章程上进行明确。一般来说，合作组织由农民控制，能够真正体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要求。（３）“批发商＋农户”型。出现这种形式的地区，市场发育较为完善，竞争充分，农民素质较高，有能力把握市场动向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批发商无法左右市场，谋取暴利，已成为农产品从生产者到零售市场的一个中间环节。应该说农户在这种形式下是直接面向市场的，他们把农产品卖给批发商就算完成本次交易，至于下次交易的细节，一般不在本次交易中考虑，不存在长期合同、合作等关系。批发商在进货时，也总是选择品质－价格比最优的货源，有时还会把市场信息反馈给农户，以调节农产品产出的品种、时间等，这也是从自身商业利益出发的，而不以支持农户的生产发展为目的。三、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选择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实际上是选择适当的形式来联系农户与市场。这种形式既要能够体现农业产业化对生产、交换行为的要求，又要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最终达到参与者的利益目标。至于哪种形式更为有利，这一方面取决于市场效率，另一方面还要看组织的效率如何，两者从根本上规定了市场与组织的边界。市场效率的高低主要是由市场的完善程度决定的。然而在现实中，完善的市场是不存在的，信息不完善、不对称是随处存在的客观现实，特别在中国目前市场发育程度还很低，进一步地完善还要很长一段时间，这就要求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发展高效率的农业组织。在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组织制度安排主要是处理中介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在“企业＋农户”型中，企业和农户的根本利益是不一致的，双方都有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如果把农户看成小型农业企业，那么双方的关系就是企业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合作能否顺利地延续下去，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防止双方投机行为的发生，而这取决于双方对于守约或违约，欺诈或诚实信守等行为的成本一效益预期。如果企业和农户的违约、欺诈等类似行为的成本（如受罚）常常小于其利得，违约、欺诈行为发生的频率就会很高；相反，如果违约与欺诈得不偿失，就没有谁会主动选择这类行为，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建立和完善约束、激励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条思路是使双方利益趋同：企业收购土地，再把土地交给农户经营，使农户成为企业的一部分，这样企业就必须考虑农户生产积极性对效率的影响，但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可能导致企业的规模不经济；或者企业与农户订立长期合同以解决可靠性和稳定性问题，但与短期合同类似，都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督者保证合同的执行；还有就是农民控制企业，无论企业是合作性质的，还是以盈利为目的，只要农民以某种方式控制了企业，就可以达到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趋同。“合作组织＋农户”型表现出合作组织与农户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我们现在发展合作组织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它是农民在追求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愿组合。在内容上更注重生产力发展，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体现出不同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和要求。这类组织在不改变农户原来经营规模的同时，扩大了整体规模，从而提高了农民的谈判地位，而且有利于农户生产行为的外在性内部化，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形式。但从现在合作组织情况看，其发育尚不成熟，许多地区的合作组织中“官办”色彩还很浓，与规范的合作组织形式相去甚远，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发展和完善。出现“批发商＋农户”型的地区市场发育一般较为成熟，批发商、农户利益目标的实现及资源配置优化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其中批发商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般人认为，农产品从生产者直接列消费者，中间环节最少，因而费用最低，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有利的。那么，真的是中间环节少，费用就一定少吗？不，这样不符合社会分工的原则，只会增加交易成本。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善长的并不是市场交易，如果让他们直接面对市场，他们必须为小批量的交易搜集信息，寻找和等待交易机会，进行谈判。而批发商专门从事市场交易，舍得花成本搜集信息，而且其交易批量大，从而降低了单位交易成本，还可以减少市场盲目性。此外批发商采购中总是选择品质―价格比最优的货源并把市场信息反馈给农户，无形中也起到了优胜劣汰的作用。因此，在这类地区发展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应当鼓励批发商的发展，并保证市场有序运行。总之，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经营组织形式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市场发育程度起着关键性作用。随着市场的发育，农业产业化中联系农户与市场的方式基本上是两个发展方向：其一，通过市场力量，各经营单位（农户或企业）自行调整其在社会生产中的位置，从而形成合理的产业间关系，这样各经营单位分散决策，相互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市场完成：其二，在原来市场发育程度低的地区，依靠某种组织形式或者政府力量，调整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有可能形成规模较大的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农业公司，这些组织的基本发展方向应该是成为农民控制的公司。以上两条道路是并行不悖的。注释：〔1〕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16]〔2〕丁力：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形式和政策，《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７．２，Ｐ３０。【责任编辑】殷学美 【参考文献】 ［1］陈吉元：农业产业化；市场经济下农业兴旺发达之路，《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６年第８期。［2］李静：产业化：农业发展的新课程―农业产业化问题研讨会综述，《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６年第１０期。［3］茅于轼：中间批发商是多余的吗，《改革》１９９７年第１期。［4］张春霖：《企业组织与市场体制》，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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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 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10卷 第10期 Vol.10 No.10 1999关联规则的开采与更新周海岩摘要 对关联规则的增量式更新算法――IUA(incremental updating algorithm)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一个改进的算法NEWIUA(new IUA).NEWIUA算法对已存在的和本次更新时新产生的频繁项目集都加以充分的利用,因此,在保证算法有效的同时提高了效率.文章提出了3种关联规则开采的并行算法,并对各算法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关键词 数据开采,关联规则,增量式更新,频繁项目集,并行算法.中图法分类号 TP311Data Mining and Incremental Updating on Association RulesZHOU Hai-yan(Taiyuan Teachers' College Taiyuan 030001)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ncremental updating algorithm (IUA) on association rules, points out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esents an improved algorithm, NEWIUA (new IUA), which takes full use of already existing and the current updated new frequent itemsets, therefore the efficiency is increased besides guaranteeing the validity of the algorithm. Three parallel algorithms for data mining on association rules are presented,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each algorithm are also presented.Key words Data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incremental updating, frequent itemsets, parallel algorithm.数据开采(data mining)是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DD(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的核心步骤,是一种从大规模数据库或数据仓库中提取隐藏的预测性信息的新方法.此方法的提出让人们有能力最终认识数据的真正价值,即数据中潜在的可用信息和知识.数据开采是目前在国际上数据库、数据仓库和信息决策领域最前沿的方向之一,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工商业界的广泛关注.国际上许多研究机构和实验室都在这个领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研究.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有关的方法论、理论工具,以支持从大量数据中提取有用的和让人感兴趣的知识、模式和规则.在数据开采的研究领域,对于关联规则开采的研究开展得比较积极和深入.关于关联规则开采的一般对象、主要应用领域及关联规则在实际问题中的含义在文献[1~3]中均有详细叙述,在此不再重述.本文第1节给出了问题的详细描述.第2节指出了IUA(incremental updating algorithm)算法存在的问题,对IUA算法的效率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一种改进算法.第3节提出了3种关联规则开采的并行算法,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与讨论.第4节作出总结.1 问题描述为了使行文方便和完整,将关联规则开采问题的形式化描述如下[1,2].设I={i1,i2,...,im}是m个不同项目的集合,给定一个事务数据库D,其中每一个交易T是I中一些项目的集合,即Tì I.每一个交易T都与一个唯一的标识符TID相联.如果对于I中的一个子集X,有X T,我们就说一个交易T包含X.一条关联规则(association rule)就是一个形如X Y的蕴涵式,其中X,YI,而且X∩Y=φ.X称作规则的前提,Y是结果.一般把一些项目的集合称作项目集.在一个项目集中所含项目的个数称为该项目集的长度,即X为项目集,X的长度│X│=X中项目的个数.对于XI,如果D中包含X的交易数目为s,则称s为X的支持度.若用Support(X)表示X的支持度,则Support(X)=s.关联规则X Y的支持度定义为Support(X Y)=Support(X∪Y),而一个关联规则也有其衡量标准,称其为“置信度”(confidence),定义为Confidence(XY)=Support(X∪Y)/Support(X).关联规则的开采问题就是在D中筛选出所有具有用户指定的最小支持度和最小可信度的关联规则,即这些关联规则的支持度和可信度分别不小于最小支持度和最小可信度.关联规则的开采问题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子问题:① 筛选出事务数据库D中所有具有用户指定的最小支持度的项目集(itemset,I的非空子集).具有最小支持度的项目集称为频繁项目集,反之就称为非频繁项目集.② 利用频繁项目集生成所有的关联规则.对每一个频繁项目集A,找出A的所有非空子集a,如果比率Support(A)/support(a)>minconf,就生成关联规则a(A-a).其中minconf为用户指定的最小可信度.由于子问题②相对来说较为容易,因而目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第①个子问题上.2 关于关联规则的增量式更新算法在关联规则开采的过程中,为了发现事先未知的关联规则,用户必然需要通过对最小支持度和最小可信度这两个阈值的不断调整来逐步聚焦到那些真正令其感兴趣的关联规则上去,这将是一个动态的交互过程.因此,迫切需要高效的更新算法来满足用户对较快的响应时间的需求.传统的关联规则的更新问题考虑的是,当基础数据库或数据仓库中数据发生变化时,如何高效地进行规则更新而勿需从头做起,而本文及文献[1]所考虑的是数据库D中数据保持不变,当用户所给定的阈值(主要指支持度)改变时关联规则的更新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对关联规则增量式更新算法IUA不作详细介绍,详情见文献[1],并且下文中所用符号及其含义除非特别说明,均与文献[1]相同.2.1 IUA算法存在的问题IUA算法与Apriori算法(见文献[3])的主要区别在于iua_gen函数,但是在iua_gen函数的第2步修剪中,会将Ck3中由L1中的k- 1个项目与L1＂ 中的一个项目所构成的k-项目集和由L1＂中的一个项目与L12 中的k- 1个项目所构成的k-项目集全部修剪掉.这样导致关联规则在更新时会使一些频繁项目集以及一些有效规则开采不出来.例:设数据库D有4次交易为T1={A,B,C},T2={A,B,D},T3={A,D,E},T4={A,B,C,D}.设旧的最小支持度s=3,与之对应的所有频繁k-项目集(即长度为k的频繁项目集)所构成的集合记为Lk(k=1,2,...,m1),这里m1为所有频繁项目集中的最大长度,于是L1={{A},{B},{D}},L2={{AB},{AD}},此时m1=2.设新的最小支持度s￠ =2.用IUA算法来进行关联规则更新得:L1={{A},{B},{D}}, L1＂ ={{C}}, L11=L1, L12=L1＂, L13=φ , L1＇ =L1∪L1＂ , C21=apriori_gen(Lk-11)-Lk=apriori_gen(L11)- L2={{BD}}(此处k=2),C22=apriori_gen(L12)=φ.执行iua_gen函数来求C23,执行iua_gen函数的第1步拼接得C23={{AC},{BC},{DC}},执行iua_gen函数的第2步修剪,取{AC}∈C23,因为{A}是{AC}的k-1=1个元素的子集,但{A}∈L13=φ,则{AC}在C23中被删除,同样地,{BC},{CD}通过iua_gen函数的修剪都将在C23中被删除,最后得C23=φ .于是得L20={{BD}},从而L21=L20∪L2={{AB},{AD},{BD}},因为C22=φ ,C23=φ ,则L22=,L23=φ ,从而得L2＇=L21∪L22∪L23={{AB},{AD}, {BD}},C31=apriori_gen(L21)- L3={{ABD}}(L3=φ),C32=apriori_gen(L22)=φ (因为L22=φ ).执行iua_gen函数第1步拼接得C33={{ABC},{ADC},{BCD}},经iua_gen函数的修剪最后得C33=φ (因为L23=φ ,任取c∈C33,则c的任意一个有两个项目的子集c＇ 均有c＇L23故应在C33中将c删除),于是得L30={{ABD}}.从而L31=L30∪L3={{ABD}},L32=φ (因为C32=φ ),L33=φ (C33=φ ),所以L3＇ =L31∪L32∪L33=L31= {{ABD}}.这样,由IUA算法所得到的数据库D在最小支持度s＇=2下的所有频繁项目集为{{A},{B},{C},{D},{AB}, {AD},{BD},{ABD}},而实际上数据库D在最小支持度s＇=2下的所有频繁项目集为{{A},{B},{C},{D},{AB}, {AC},{AD},{BC},{BD},{ABD},{ABC}},IUA算法没有把频繁项目集{AC},{BC}及{ABC}开采出来.由上例知,IUA算法不能将大量的频繁项目集以及许多有效规则开采出来.故此算法不是关联规则的增量式更新的有效算法.2.2 IUA算法效率分析基本性质1. 一个频繁项目集的任一非空子集必定也是频繁项目集.① IUA算法与Apriori算法一样主要利用了上述基本性质1.根据这一基本性质可知,对于任一项目i,如果i不是任一j(j<k)项目集的元素,则i一定不是k-项目集的元素,而在IUA算法的第⑥～⑧步(见文献[1])的循环中,每调用一次iua_gen函数,通过该函数的拼接将会使一些已明显不是频繁k-项目集的k-项目集成为候选k-项目集Ck3中的元素,从而给iua_gen函数中的修剪增加运算量,因此增加了算法的时间复杂性.② IUA算法在关联规则更新时,对k-项目集的开采,只是注意到利用已存在的频繁k-项目集的集合Lk,没有注意基于基本性质1在本次更新时,对新产生的频繁(k- 1)-项目集的集合Lk- 1￠ 加以利用.这在IUA算法中对Ck3的产生以及由Ck3来确定Lk3完全能够体现这一点.另一方面,由以上对IUA算法的分析及iua_gen函数存在的问题,于是PIUA算法也将失去其意义.基于上述对IUA算法的分析和讨论,下面给出IUA算法的改进算法.2.3 增量式更新算法NEWIUA给定事务数据库D,一个项目集的支持度可以认为就是所有包含该项目集的交易的数目.设旧的最小支持度为s,Lk为数据库D在最小支持度s下对应的长度为k的所有频繁项目集所构成的集合,k=1,2,...,m1,此处m1为所有频繁项目集的最大长度.对于新的最小支持度s＇ ,设Lk＇为对应的所有频繁k-项目集的集合,k=1,2,...,m2,同样地,m2为所有具有最小支持度s'的频繁项目集的最大长度.对于每一个项目集都有一个域count用来保存它的支持度计数.当最小支持度发生变化时,只有两种情况:① s＇ >s,② s＇ <s.对于情况①,文献[1]中已得到较完美的处理,故NEWIUA算法只对情况②作出处理.NEWIUA算法的基本框架与IUA算法和Apriori算法一致,对k=1,2,...,m2,采用某种策略来生成候选k-项目集的集合Ck,然后扫描数据库来确定Ck中哪些k-项目集是频繁项目集.NEWIUA算法与传统的增量式更新算法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① 因为有s＇<s,所以,原来所有在旧的最小支持度s下的频繁k-项目集在新的最小支持度s＇ 下仍是频繁k-项目集,因此在每一趟扫描数据库D计算候选k-项目集的支持度计数时,就没有必要对Lk中的项目集重新再计算一次.因此NEWIUA算法在生成候选k-项目集的集合Ck时不含Lk中的项目集,这在下列NEWIUA算法的基本框架描述中的第(1)步、第(8)步和第(8)＇步中能够体现这一点.② NEWIUA算法在生成候选k-项目集的集合Ck时,不但利用了已存在的频繁k-项目集的集合Lk,而且注意到,基于基本性质1对本次更新时新产生的频繁(k- 1)-项目集的集合Lk- 1＇ 加以充分利用.这一点由NEWIUA算法中的第(9)～(12)步来体现.IUA算法的改进算法――NEWIUA算法的基本框架描述如下.记Lk＂=Lk＇ - Lk,Ck为所有候选k-项目集所构成的集合.NEWIUA算法(s＇ <s).(1) C1={all 1-itemsets c of I}- L1(2) for all transactions t∈D do begin(3) Ct=subset(C1,t); /* C1中包含于交易t的候选1-项目集构成Ct */(4) for all candidates c∈Ct doc.count++; /* Ct中候选1-项目集的支持度记数加1 */(5) end(6) L10={c∈C1│c.count3 s＇ }; L1＇ =L10∪L1(7) for (k=2; Lk- 1＇ ≠φ ; k++) do begin(8) Ck=apriori_gen(Lk- 1＇ )- Lk(9) for all itemsets c∈Ck do /* 对Ck进行修剪 */(10) for all (k- 1)-subset s of c do(11) if (sLk- 1＇) then(12) delete c from Ck;(13) for all transactions t∈D do begin(14) Ct=subset(Ck,t) /* Ck中包含于交易t的候选k-项目集构成Ct */(15) for all candidates c∈Ct do(16) c.count++; /* Ct中候选k-项目集的支持度计数加1 */(17) end(18) Lk2 ={c∈Ck│c.conut3 s＇ };Lk＇ =Lk2 ∪Lk;(19) end(20) Answer=∪kLk＇我们也可以将上述算法的第(8)步改为如下形式:(8)＇Ck＇ =∪c(c∈Lk- 1＇ );Ck={all k-subset c of Ck＇ }- Lk.在NEWIUA算法中选用(8)或(8)＇ 要根据数据库D的特点来确定其优劣.在上述算法中,第(1)步用来生成候选1-项目集C1;第(2)～(5)步计算所有候选1-项目集的支持度计数;第(6)步生成新的所有频繁1-项目集;第(8)步生成所有候选k-项目集的集合Ck;第(9)～(12)步对Ck进行修剪;第(13)～(17)步计算所有候选k-项目集的支持度计数;第(18)步生成新的所有频繁k-项目集;第(20)步是结论.3 关联规则开采的并行算法数据开采问题的主要挑战性在于数据量巨大,因此算法的效率是关键.为了提高数据开采的效率,可有两种途径来解决此问题:一种是产生高效率的算法,另一种是计算机系统结构的改进.在目前的情况下,后者更具有吸引力.于是我们采用多处理机并行计算模型来进行关联规则的开采.所采用的多处理机并行计算模型是这样的:各处理机有各自的内存,事务数据库D储存于一个各处理机都能共享的大外部存储器中.在计算机互连网高度发达,高性能工作站通过局域网互连而构成工作站机群系统的今天,提出以上并行计算模型是很有意义的.以下所提出的各关联规则开采并行算法的基本思想与NEWIUA算法一样.对于k=1,2,...,首先采用某种策略来生成候选k-项目集的集合Ck利用一些技巧对Ck进行修剪,然后扫描数据库确定频繁k-项目集的集合Lk,最后给出结果∪kLk.3.1 多趟扫描数据库的并行算法当处理机数远小于数据库的项目数时,采用以下的并行算法来进行关联规则开采.不妨设有两台处理机P1,P2.设给定最小支持度为s,关联规则开采的基本框架如下.并行算法1.处理机P1并行执行如下步骤:(1) C1={ all 1-itemsets s of I }(2) for all transactions t∈D do begin(3) Ct1=subset(C1,t) /* C1中包含于交易t的候选1-项目集构成Ct1 */(4) for all candidates c∈Ct1 do(5) c.count++; /* Ct1中候选1-项目集的支持度记数加1 */(6) end(7) L1={c∈C1│c.counts}(8) for (k=3;Lk- 2≠φ ;k=k+2) do begin(9) C1=∪c (c∈Lk- 2)(10) Ck={all k-itemsets s of C1 }(11) for all itemsets c∈Ck do /* 对Ck修剪 */(12) for all (k- 2)-subsets s of C(13) if (sLk- 2) then(14) delete c from Ck;(15) for all transactions t∈D do begin(16) Ct1=subset(Ck,t) /* Ck中包含于交易t的候选k-项目集构成Ct1 */(17) for all candidates c∈Ct do(18) c.count++; /* Ct1中候选k-项目集的支持度计数加1 */(19) end(20) Lk={c∈Ck│c.count3 s}(21) end理机P2并行执行如下步骤:(1) C2={all 2-itemsets s of I}(2) for all transactions t∈D do begin(3) Ct2=subset(C2,t) /* C2中包含于交易t的候选2-项目集构成Ct2 */(4) for all candidates c∈Ct2 do(5) c.count++; /* Ct2中候选2-项目集的支持度计数加1 */(6) end(7) L2={c∈C2│c.count3 s}(8) for (m=4; Lm－2≠φ ;m=m+2) do begin(9) C2=∪c(c∈Lm- 2)(10) Cm={all m-itemsets s of C2}(11) for all itemsets c∈Cm do(12) for all (m- 2)-subsets s of C(13) if (sLm- 2) then(14) delete c from Cm;(15) for all transactions t∈c do begin(16) Ct2=subset(Cm,t) /* Cm中包含于交易t的候选m-项目集构成Ct2 */(17) for all candidates c∈Ct2 do(18) c.count++; /* Ct2中候选m-项目集的支持度计数加1 */(19) end(20) Lm={c∈Cm│c.count3 s}(21) end当P1,P2各自都完成计算后,由其中一台处理机计算Answer=∪kLk,则算法全部结束.并行算法1采用的方法是处理机P1,P2并行执行.P1用来产生所有长度是奇数的频繁项目集,P2用来产生所有长度是偶数的频繁项目集,然后由其中一台处理机计算出最后结果.设数据库D在最小支持度s下所有频繁项目集中最大的长度为m1,则Apriori算法需扫描数据库m1次或m1+1次.这种情况下,在并行算法1中,两台处理机分别并行地扫描数据库最多[m1/2]+1次,故并行算法1与Apriori算法相比,执行效率提高将近1倍.而并行算法1也可以增加处理机的数量,以提高数据开采的速度.但在并行算法1中,并非处理机数量越多越好,这是因为当处理机数量增加时,会将很多根本不可能是频繁项目集的项目集添加到对应的候选项目集中,于是就增加了无谓的计算量.因此,在采用并行算法1进行关联规则开采时,应适当选用处理机数目.3.2分部分扫描数据库的并行算法设有n台处理机P1,P2,...,Pn,我们可以采用下列并行算法来进行关联规则的开采.并行算法2.(1) 将数据库D均匀地分为n个部分D1,D2,...,Dn;(2) 处理机P1生成I的所有1-项目集构成候选1-项目集的集合C1;(3) 处理机Pj(j=1,2,...,n)并行扫描数据库D的对应部分Dj,计算候选1-项目集的支持度计数;(4) 根据各处理机的计算结果,处理机P1计算出所有候选1-项目集的最后支持度计数,并生成L1;(5) 循环(k=2;Lk- 1≠φ;k++) do begin(6) 由处理机P1生成候选k-项目集的集合Ck,即Ck=apriori_gen(Lk-1);(7) 各处理机Pj(j=1,2,...,n)并行地扫描数据库D的对应部分Dj ,计算候选k-项目集的支持度计数;(8) 根据各处理机的计算结果,处理机P1计算出所有候选k-项目集的最后支持度计数,并生成Lk;(9) 循环结束;(10) 处理机P1最后生成Answer.注:各处理机在并行执行时由处理机P1负责同步.并行算法2扫描数据库的趟数与Apriori算法相同,但在每一趟扫描数据库时,由于各处理机分别并行地扫描数据库的一个部分,故从理论上讲,并行算法2扫描数据库的效率是Apriori算法的n倍.即并行算法2比Apriori算法的效率提高了近n倍.本文提出的并行算法2,在当前大规模并行计算机中以及互连网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是一种非常实用和有效的算法.在分布式数据库中进行关联规则的开采,并行算法2也是一种有效的算法.在并行算法2中,扫描数据库以计算项目集的支持度计数的执行效率是非常高的,而此算法所面临的是在并行计算模型中的消息发送与接收的速度问题.若在一个消息发送与接收高效的系统中,利用并行算法2来对数据库(或分布式数据库)进行关联规则的开采则是非常高效的.3.3 两趟扫描数据库的并行算法设有m台处理机,分别为P1,P2,P3,...,Pm.与数据库D的项目数相等时,一种最简单明了的算法是:处理机Pj(j=1,2,3,...,m)并行地执行如下操作:(1) Cj={all j-subsets s of I}, /* I的所有j-项目集所构成的集合作为候选j-项目集*/(2) 扫描数据库D,计算各候选项目集的支持度计数,(3) Lj={c∈Cj│c.count s}.当所有处理机都完成计算后,由其中一台处理机计算Answer=∪kLk,则算法结束.采用上述算法虽然各处理机并行地扫描一次数据库即可完成关联规则的开采,但是此算法的计算量是非常大的,要计算I的2m- 1个非空子集的支持度.但是若事先已知I的某一项目所构成的集合不是频繁1-项目集,则只计算I的2m- 1- 1个非空子集的支持度,运算量下降了1倍.在实际的关联规则开采时,一般情况下有下列两个特点:① 在由m个项目组成的项目集I中,所有项目构成的1-项目集不可能全是频繁1-项目集.② I中所有项目所构成的m-项目集不可能是频繁项目集.根据上述两个特点,为了减少计算量,我们提出以下并行算法.并行算法3.(1) 各处理机Pj并行地扫描数据库,计算1-项目集{ij}的支持度,最后根据各处理机的计算结果由其中一台处理机确定出L1,并计算C=∪c(c∈L1)或(1)＇由其中一台处理机计算出L1,并计算C=∪c(c∈L1).设L1中频繁1-项目集的数目为mp,则mpm;(2) 各处理机Pj(j=1,2,...,mp- 1)并行执行以下操作:① Cj+1={all (j+1)-subsets s of C}; /* 产生候选(j+1)-项目集 */② 扫描数据库D,计算各候选集的支持度;③ Lj+1={c∈Cj+1│c.counts}; /* 确定频繁(j+1)-项目集 */(3) 由其中一处理机计算Answer=∪kLk.一般情况下,经过并行算法3的第(1)步处理后,在执行算法的第(2)步,各处理机并行执行所产生的候选项目集数目的总和要比2m- 1少得多.这样,在各处理机分别并行地扫描数据库D以计算各候选项目集的支持度计数时,计算量会大幅度下降,加之并行算法3用于关联规则开采时仅对数据库扫描两次,从而大大提高了关联规则开采的效率.在处理机数量非常多的并行计算模型中,对数据库进行开采时,本文提出的并行算法3是一种高速算法.此算法是以某些处理机执行无用的计算(即计算那些明显不是频繁项目集的支持度)为代价来换取速度的.以机器的数量换取数据开采的速度,这在计算机硬件大幅度降价的今天,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方案.本文提出的并行算法3可以有下列两种改进方案.(1) 当处理机数量不增加时,在并行算法3中,当对数据库第2次扫描时,由于有些处理机已处于空闲状态,这时可以让那些空闲的处理机去分担那些计算负荷较大的处理机的计算任务.这需要在算法中采用动态分配处理机的方法.(2) 当处理机数量是项目数量的若干倍时,我们可以将并行算法2和并行算法3结合起来,将数据库分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利用并行算法3进行项目集的支持度计算.对于本文提出的关联规则开采并行算法,都可以根据本文提出的关联规则更新算法NEWIUA中所提供的方法,修改成效率较高的关联规则更新的并行算法.4 结束语大量数据的产生和收集导致了信息爆炸,要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或知识,达到为决策服务的目的,成为非常艰巨的任务.数据开采方法正是为此目的而提出的.数据开采所面对的是大型数据库或大型数据仓库,其任务是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或知识.因此,数据开采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计算效率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产生高效的数据开采算法与并行处理,而两者之间的结合更具有引吸力.也就是说,随着现代社会的信息量的急剧增长,迫切需要高效的并行数据开采算法的产生.注释：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太原师范专科学校科研基基金资助。作者简介：周海岩：1957年生,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数据开采，信息存储，计算机算法，数据库理论作者单位:太原师范专科学校 太原 030001参考文献1 冯玉才,冯剑琳.关联规则的增量式更新算法.软件学报,1998,9(4):301～306(Feng Yu-cai, Feng Jian-lin. Incremental updating algorithms for miningassociation rules. Journal of Software, 1998,9(4):301～306)2 胡侃,夏绍玮.基于大型数据仓库的数据采掘:研究综述.软件学报,1998,9(1):53～63(Hu Kan, Xia Shao-wei. Large data warehouse-based data mining: a survey. Journalof Software, 1998,9(1):53～63)3 Agrawal R, Srikant R. Fast algorithms for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In:Proceedings of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ery Large Databases.Santiago, Chile, 1994. 487～499收稿日期:1998-08-10修稿日期;199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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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信 息 探 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Research1998年 第1期科技期刊提高柑桔生产效益的几点浅见湖南省宁远县农业局 黄瑞芳文 摘：针对柑桔生产中的效益问题，在如何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本收益率、商品利润率等方面，提出了六点建议。关键词：柑桔 生产效益80年代以前，我国柑桔处于卖方市场，俏销价高，除产量之外其它效益方面的问题考虑得很少。80年代以后，柑桔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面积和产量迅速增加。80年代后期，柑桔销售市场发生逆转，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促使各级领导和柑桔生产者开始考虑柑桔生产的效益问题。进入90年代后，水果市场日趋活跃，使柑桔销售市场出现持续疲软。在柑桔销售价格因竞争而趋下降的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却在迅速上升，导致柑桔的年生产成本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现在，许多果农已感到种柑桔无效益而丧失了桔园开发和管理的积极性，有的甚至放弃管理，这种情况如不采取措施加以扭转，必将影响柑桔业的长远发展。为此，笔者从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本收益率，商品利润率等方面考虑，提出一些提高柑桔生产效益的浅见，供商榷。一、由粗放栽培向集约栽培转变，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率我国的柑桔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平均每公顷产果6000公斤左右。1994年全国柑桔面积112.41万公顷，总产680.6万吨，每公顷不到6000公斤。如此低的产量，以一年作为一个周期，土地的产值产出率已低于粮食等其它作物。其实，我国各地都有一些高产典型，有的甚至连续数年每公顷产7.5万公斤以上。这些高产典型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行资金、技术的集约投入、专业化生产，通过加强综合管理，精管多收，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实行集约栽培是柑桔生产走向现代化、实现高效的基本条件。凡管理不善的低产低效益桔园，应通过经营权转移，向经营素质好、技术水平高的专业户集中，集中技术、资金和人才，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提高管理水平。只有采取集约栽培的桔园才能在激烈竞争中生存并得到不断发展。二、由数量型生产向质量型生产转变，以质量引导消费，提高柑桔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销售是实现柑桔生产效益的最后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柑桔只有销售出去之后才能实现其生产效益。现在柑桔销售不仅在柑桔业内部各主产区之间和各品种之间存在竞争，而且柑桔与其它水果也在激烈争夺市场。从现实情况看，虽然柑桔的绝对消费量在缓慢增加，但其在水果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呈下降的态势，其比较价格也呈下降的趋势。分析其原因，质量是竞争的关键。有质量就有市场，必须提高其果品质量：一是改良品种，发展适地宜栽名特优稀柑桔。二是加强综合管理，采用高品质化栽培技术，生产外表光洁美丽，大小均匀适中，内质高糖适酸，少污染高营养的优质果品，从而不断提高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三、由低效率劳动消耗型栽培向高效率省力化栽培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桔园应逐步排除繁琐操作，以既简便又能优质丰产的技术通过省力省成本来提高柑桔生产效益。如用大枝修剪代替精细修剪，一次性配方施肥代替多次施肥，生草覆盖免耕法代替清耕法，化学控梢代替人工抹捎，病虫生物综合防治代替连续化学防治，机动喷药代替手动喷药等。四、由个体生产者的分散独自经营向联合协作产业化经营转变分散的家庭式个体小规模生产有利于责、权、利的统一，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存在难以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问题。小生产者可采取联合协作组成生产者协会等方式加以解决，如大型农机具由协会购买会员低偿使用，或合股购买；农业生产资料集体进货，统一进货渠道可保障质量并降低价格。更高的形式则是采取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格局。产业化服务组织有完善的服务手段，为生产者提供农资、技术、信息、果品商品化处理和销售等多种服务。五、由传统销售模式向现代销售模式转变，提高单位果品的价值量和利润率柑桔的传统销售模式是一种卖方心态，以自我为主体，被动销售。具体体现在：一是下树后不分等不分级统货直接销售，不仅无法适应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也难以优质优价。二是包装简陋，在贮运中造成果实斑痕累累，腐损率高，商品性低下。三是等客上门，缺少广告意识。现代销售模式是以买方为主体，全方位服务，进行主动性销售，应在采后先进行商品化处理，洗果、消毒、打蜡、分级、包装后再上市。二是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消费需求，创意新的消费形式，开拓新的消费市场。如带叶销售、不同规格精美礼品化包装等。三是创名优品牌，通过建立商誉形成无形资产，提高销售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六、由非成本管理向效益核算、科学投入转变，提高资本收益率柑桔生产作为一种农业投资应引入企业的成本管理办法。一是实行资本预算管理，确保生产资金的可靠来源，减少资金投入的随意性、盲目性。二是加大肥料、农药、劳力等变动成本的投入，压缩非生产性固定成本的投入，提高资本投入的有效性。三是合理安排变动成本的比例。据有关研究，在肥料，农药、人工的投入中，以肥料的增产能力最大。因此，在有限的资本投入中应加大肥料资金的投入比例。收稿日期：1997年6月17日 作者单位邮编：4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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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105 【 版 号 】7 【 标 题 】科学家选出２０种最濒危动物 【 作 者 】姜岩 【 正 文 】 新华社伦敦１月３日电 （记者姜岩）设在英国剑桥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监测中心日前公布了该中心选出的２０种最濒危动物，中国的大熊猫、白鳍豚和扬子鳄名列其中。该中心指出，致使生物物种加速灭绝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列入２０种最濒危动物的还有：一种称为林牛的公牛，它生存于东南亚，目前约有１００―３００头；一种称为鹦的不会飞的鹦鹉，生存于新西兰，目前约有４７只；圣海伦娜大蠼螋，目前约有１００条；世界最大的蝴蝶亚历山德拉女王鸟翅蝶，其翼展达２８厘米，生存于新几内亚；地中海僧海豹，约有６５０头；生存于巴西的金刚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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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2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39～140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江泽民文艺理论理论研讨会”综述 【 作 者 】张燕鹰 【 正 文 】 2000年6月22日，北京市艺术研究所在湖广会馆举办了“江泽民文艺理论研讨会”，着重学习和讨论了江泽民总书记不久前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会者首先就江泽民文艺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论述。黄楠森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进行过系统论述。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考虑问题，江总书记最近在“三个代表”中特别突出地提到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整个社会实践，应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要来源和动力。陈尚志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江泽民同志的文化理论。首先，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并把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并列为党的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项重大突破、充实和创新。第二，强调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突出了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讲，就必须把文化提高到与生产力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并代表其发展发展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必须确定文化建设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必须使所有文化活动都做到符合“二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必须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强调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目前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涂途认为：江泽民同志在我们面对新时代、面临新问题的情况下，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生产力、文化和广大人民利益三个内容，是新世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在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社会科技化的时代、在政治多极化的时代提出“三个代表”，具有全球意义。社会生产力是生产关系中最活跃，最富革命性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最终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并非决定社会变革的唯一因素。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对生产力有积极的反作用，它们之间有着辨证的关系。“三个代表”的提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徐世丕在发言中指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提出，是在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江泽民同志的很多有关文化的论述，如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指导着新形势、新时代下对“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征。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在“三个代表”中第一次从执政党建设的高度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创新特征。周传家认为：“三个代表”的提出，给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首先要对文化的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每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和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应该为先进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王能宪认为：江泽民同志关于文化的论述有三个特性。第一是民族性，江泽民曾多次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能够独立，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文化积淀。第二是世界性，江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吸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第三是当代性，这表现在先进性和实践性两个方面。江泽民在最近提出的“三个代表”中特别提出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提到文化时，又总是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程曼珍认为：“三个代表”的思想十分重要，但社会上有很多人并不理解，甚至有人曲解，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进行认真的研究，进行积极的宣传，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同时，对不良思潮应从理论上予以批评。不但要重视理论研究，也要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北京市艺术研究所所长秦华生感谢与会者从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提出的“三个代表”出发，结合十五大报告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与当前的文化艺术现状，就江泽民文化理论形成的过程，及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对新世纪中国的重要指导意义，对文化艺术的发展，对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发扬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他说：新千年伊始，面对全球化浪潮，世界性共产主义实践，人类的进步与面临的难题，江泽民同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高瞻远瞩，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高层建瓴，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既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人调整思路，不固守成规，敢于理论创新，善于总结经验，又勇于实践探索，一定会在21世纪创造奇迹，出现“东方的文艺复兴”，再现“贞观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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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5期 Vol.23 No.5 1997一种基于小波逼近的稳定直接自适应控制算法1)刘 山 吴铁军摘 要 针对一类未知不稳定非线性系统，基于小波逼近理论，提出了一种直接自适应控制算法，并由Lyapunov理论证明了整个控制闭环系统的稳定性.关键词 直接自适应控制，Lyapunov稳定性，小波逼近.A WAVELET BASED STABLE DIRECT ADAPTIVECONTROL APPROACHLIU SHAN WU TIEJUN(National Laboratory of Industrial Control Technology,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Abstract Based on the wavelet approximation theory, a novel direct adaptive control algorithm is proposed for a class of nonlinear model-unknown systems. The stability of the closed loop is proved by using Lyapunov theory.Key words Direct adaptive control, Lyapunov stability, wavelet approximation.1 引言60年代以来，自适应控制理论和设计方法的研究已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重要领域［1，2］.然而，由于自适应控制系统常常兼有随机、非线性和时变等特性，内部机理相当复杂，分析比较困难［1］.特别对于非线性系统的自适应控制的研究，大多数方案都是基于线性化处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2］.80年代中后期迅速兴起的小波(Wavelet)分析理论［3-5］是Fourier分析理论的一大突破，弥补了Fourier分析方法不能处理信号的局部特性的弱点，为处理非线性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工具，而且物理意义明确，小波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日益活跃已引起了控制界的关注［6，7］.本文采用小波逼近作为直接自适应控制器，结合Lyapunov稳定性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不需要进行系统辩识的在线的连续直接自适应控制算法.对一类未知非线性系统，本文提出的算法能够保证闭环系统的稳定性.2 问题的描述在非线性控制领域研究得较多的一类非线性系统是所谓仿射非线性系统，它一般可由下述方程表示(1)其中u(t)是控制输入，f,g是未知非线性函数，且f,g∈L2(Rn).有很大一类非线性控制问题可以表示成或转化成(1)式表示的形式.记系统的状态为期望轨迹为控制目标是使状态能够跟踪期望轨迹定义跟踪误差为原控制问题即为设计控制律u(t)使得当t→∞时，3 基于小波的直接自适应控制定义1［3］.一个函数Ψ∈L2(Rn)称为基本小波函数，如果它满足其中是Ψ的Fourier变换，上述条件等价于Ψ(x)是一个具有衰减性且在空间域和频率域都是局部非零的紧支函数，它通过伸缩和平移，可以得到一族小波(2)适当选取d和Tn，可使上述小波族满足框架条件，即对于任意f∈L2(Rk),有(3)引理1［3］.记满足框架条件的小波族的伸缩和平移指标(m,n)的集合为Ω，则对于任意f∈L2(Rn)，存在框架展开系数Wmn，满足(4)这里，Ψmn(x)=Ψ(Dmx-Tn).定义2［1］.一个具有实系数的有理传递函数G，如果对于Res＞0，有ReG(s)≥0,那么称G为正实(PR)传递函数，如果对于某个实ε＜0，G(s-ε)是正实的，则称G为严格正实(SPR)传递函数，其中Res表示s的实部.引理2［1］.设线性时不变误差模型(5)e=Cx(6)的传递函数G是严格正实的，G表示如下：G(s)=C(sI-A)-1B,θ为输入参数，uc为指示信号，那么参数调整律：(7)使输出误差e趋向于零，式中常数r为正.基于引理2，希望找到控制律u(t),使得跟踪误差的动态方程满足(8)(9)且G(s)=kT(sI-A)b满足严格正实条件.实际上，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是按照下述一阶微分方程［2］(10)来选取式(8)，(9)中的参数A，b,k，其中，λD为取定的正实数.下面将利用Lyapunov稳定性理论导出一种新的基于小波逼近的直接自适应控制算法.微分式(9)，并由式(1)得到(11)其中c=［0,k0,…，kn-2］T，注意到k是在设计控制器时选取的.因此，可以令kn-1=1,因此有(12)其中令h(x)=g-1(x)f(x),结合式(10)，可设计u(t)u(t)=-λDy(t)+h(x(t))-g-1(x(t))s(t).(13)由推导可知，这样设计的控制器能够保证控制闭环系统的稳定性.然而，由于系统的模型是未知的，h(x)和g-1(x)也是未知的，因此用小波逼近来代替，并在控制中自适应地调整参数，从而易于在实际中应用.分别考虑h(x(t))和g-1(x(t))的两个小波逼近(14),(15)用小波逼近代替(13)式中的h(x(t))和g-1(x(t))，由此可设计控制为(16)基于小波逼近的直接自适应控制的结构如图1所示.图1 基于小波逼近的直接自适应控制系统假设g-1(x)满足条件(17)在控制式(16)中取λD满足针对上面的控制结构，给出使闭环系统稳定的参数的自适应调整律为(18)(19)其中η1,η2为正常数，关于该算法的Lyapunov稳定性，有如下定理：定理1.考虑非线性系统式(1)，在假设条件式(17)下，如果控制输入为式(16)，参数的调整律由式(18)，(19)给出，其中η1,η2为调整率，则1)该闭环系统是Lyapunov渐近稳定的；2)3)存在且有界.证明.不失一般性，假设g(x)＞0.由引理1知，存在Pmn和Qmn使得(20),(21)取系统的Lyapunov函数为(22)其中故有(23)记将式(16)代回式(12)，可得(24)将式(24)代入式(23)，有(25)将参数调整律(18)，(19)代入上式，并由条件(17)可以得到(26)由此可知该闭环系统一致渐近稳定.由闭环系统一致渐近稳定立即可得由(26)式可得即V是有界的，因此由V的定义可得和存在且有界.故定理结论成立.4 仿真例子例1.假设未知的非线性系统由如下的方程决定：(27)控制的目标是使系统的输出x(t)能够跟踪设定的期望轨迹.在仿真中，采用的基本小波函数为(28)同时，取D=2I,Tn=n,λD=10,η1=1.0,η2=1.0,系统的初始状态和逼近参数的初值都是任意的，参考设定值为正弦函数和方波的仿真结果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图2 跟踪轨迹为正弦函数时的仿真结果图3 跟踪轨迹为方波时的仿真结果本文提出的基于小波逼近的直接自适应控制算法不需要进行系统辨识，结构简单，易于应用，与一般的自适应控制方法相比，它需要的关于系统的先验知识较少.同时，这种算法是一种在线的连续控制算法，可以用硬件实现.本文对该算法进行的稳定性分析保证了它的实用性.1)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防科技预研基金资助.作者简介：刘 山 1970年生，1992年获中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1995年获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工学硕士学位.现在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目前研究领域为：自适应控制，非线性控制及其在工业过程中的应用.吴铁军 1950年生，1988年获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博士学位.现为该校工业控制技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当前研究领域为：智能控制，非线性控制及其在复杂工业过程中的应用.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杭州 310027参考文献［1］ Astrom K J, Wittenmark B.Adaptive Control. New York: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89.［2］ Narendra K S, Annaswamy A M. Stable Adaptive System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89.［3］ Daubechies I. The wavelet transform, time-frequency localization and signal analysis. IEEE Trans. IT. 1990, 36(5):961―1005.［4］ Mallat S. A theory for multiresolution signal decomposition: the wavelet representation. IEEE Trans. PAMI. 1989,11(7)：674―693.［5］ Mallat S. Multifrequency channel decomposition of images and wavelet models. IEEE Trans. ASSP. 1989, 37(12):2091―2109.［6］ Zhang Q, Benveniste A. Wavelets networks. IEEE Trans. NN. 1992, 3(6):889―898.［7］ Elias-Juarez A, Kantor J C. On the application of wavelets to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In: Proc. 1992 Automatic Control Conf., Chicago, IL. 1992, 1582―1586.收稿日期 1995-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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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522 【原文出处】《装饰》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3 【原刊页号】4～6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比翼连理――探听艺术与科学相呼应 【英文标题】A Couple Pairing off Wing to Wing――Inquire about Art and Science Echoing Each Other 【 作 者 】吴冠中 【作者简介】吴冠中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 正 文 】 科学揭示宇宙物质之一切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深层奥秘。揭秘工作，其艰苦、欢乐当相似。我中学时代在浙江大学高工学电机科，后改行学艺，觉得拐了一百八十度的弯，从此分道扬镳，与科学永不相干了。近几年听李政道教授多次谈论科学与艺术的相互影响，促使我反思在艺术实践中的甘苦，感情的甘苦，而这些甘苦正是剖析艺术中科学性的原始资料。有关这方面的探索和感受，我曾发表过一些短文，引起不少争议，在此我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教于科学家和艺术家。一、错觉法国浪漫派大师热里柯(GRICAULT1791-1824)的“赛马”早已成为世界名画，人们赞扬那奔腾的马的英姿。然而照相发达后，摄影师拍摄了奔跑的马的连续镜头，发现热里柯奔跑的马的姿势不符合真实。画家笔底的马的两条前腿合力冲向前方或一同缩回，而拍摄出来的真实情况却是一伸一缩的。画家错了，但其作品予人的感受之魅力并不因此而消失。当看到桂林山水重重叠叠，其倒影连绵不绝，我淹没在山与影联袂挥写的线之波浪中了。拿出相机连续拍摄数十张，冲洗出来，张张一目了然，却都只记录了有限的山石与倒影，或近大远小的乏味图像，比之我的感受中的迷人胜影，可说面目全非了。我所见的前山后山、近山远山、山高山低，彼此间俯昂招呼，秋波往返，早就超越了透视学的规律。往往，小小远山，其体形神态分外活跃，她毫不谦逊地奔向眼前来，而近处傻乎乎的山石不得不让步。这“活跃”，这“让步”，显然是作者眼里、作者情怀中的活跃与让步，于是不同作者的所见及其不同的情怀营造了不同的画面。绘画与摄影分道扬镳了。其后，摄影也进入了艺术领域，作者竭力将主观意识输入机器，命令机器，虐待机器，机器成了作者的奴才。也可以说，摄影师想引诱机器出错觉。画家写生时的激情往往由错觉引发，同时，也由于敏感与激情才引发错觉。并非人人都放任错觉，有人所见，一是一，十是十，同照相机镜头反映的真实感很接近，而与艺术的升华无缘。从艺六十余年，写生六十余年，我深深感到“错觉”是绘画之母，“错觉”唤醒了作者的情窦，透露了作者品位的倾向及其素质。儿童画的动人之处正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天真的直觉感知。直觉包含了错觉。所谓视而不见，因一味着眼于自己偏爱的形象，陶醉了，便不及其余。“情人眼里出西施”“六宫粉黛无颜色”，别人看来是带偏见，但艺术中的偏见与偏爱，却是创作的酒曲。陈老莲的人物倔傲、周ｆǎｎｇ＠①的侍女丰满、杰克梅蒂骨瘦如柴的结构、莫迪里阿尼倾斜脖子的惑人韵致――统统都是作者的自我感受，源于直觉中的错觉。据说现在学画的年轻人大都不爱写生了，方便的照相机替代了写生的艰苦。我欣羡时代的前进，也用相机辅助过写生，但在拍回的一大堆照片素材中，往往选不出有用的资料，甚至全部作废，反不如寥寥数笔的速写对创作有助。因高质量的速写之诞生是通过了错觉、综合、扬弃等等创作历程，其实已是作品的胚胎了。我期望绘画工作者仍用大量功夫写生，只有身处大自然中，才能发生千变万化的错觉，画对已定型的照片，感受已很少回旋余地。错觉，是被感情驱使而呈现之真形，是艺术之神灵。但别忘了打假，由于缺乏基本功，根本掌握不准形象，自诩变形，错觉被利用作伪劣假冒的幌子。“对称”被公认为是美的一种因素，我国传统艺术处理中更大量运用对称手法。但对称中却隐藏着错觉，即对称而并非绝对对称才能体现美。弘仁(1610-1664)一幅名作山水基本运用了几何对称手法，李政道教授将这幅作品劈为左右各半，将右半边的正、反面合拼成一幅镜象组合，这回绝对地对称了，但证实这样便失去了艺术魅力。李政道教授大概是揭开了科学中对称含不对称的秘密而联系到艺术中的共性原理。错觉的科学性，应是艺术中感情的科学因素。二、艺与技石涛（1642－约1718）十分重视自己的感觉，竭力主张每次依据不同的感受创造相适应的绘画技法，这就是他所谓“一画之法”的基本观点。别人批评他的画没有古人笔墨，他拒绝将古人的须眉长到自己的脸面上，凡主张创新的人们都引用他的名言：笔墨当随时代。他珍视艺术的整体效果，画面的局部绝对服从全局的需求，他大胆用拖泥带水皴、邋遢透明点，有意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万点恶墨图”。艺术规律没有国界，不分古今，只是人们认识规律有早晚，有过程，有深浅。威尼斯画家弗洛内兹(VERONESE 1528-1588)以色彩绚丽闻名，有一次面对着雨后泥泞的人行道，他说：我可以用这泥浆色调表现一个金发少女。他阐明了一个真理：绘画中色彩之美诞生于色与色的相互关系中。某一块色彩孤立看也许是脏的，但它被组建在一幅杰作中时，则任何艳丽的色彩都无法替代其功能。同样，点、线、面、笔墨、笔触等等技法优劣的标准，都不能脱离具体作品来作孤立的品评。缘此，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笔墨等于零”，强调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笔墨、宣纸或绢、国画颜料，其材质具独特的优点，同时有极大的局限，难于铺覆巨大面积。我自己长期探索用点、线、面、黑、白、灰及红、黄、绿有限数种元素来构成千变万化的画面，展拓画幅，在点、线的疏密组合中体现空间效应。我有不少作品题名“春如线”“点、线迎春”，都缘于想凭这些有限元素的错综组合来抒写无限情怀。不意，物理学中复杂性对简单性正是一个新课题，自然中许多极复杂的现象却由最简单的因素构成。就因那次复杂性对简单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李政道教授选了我这方面的一幅作品用作招贴画，令我听到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呼应。最近在清华大学生物研究所看微观世界，那些细菌、病菌、蛋白等等各类原始生命状貌被放大后映在屏幕上，千姿百态，繁杂而具结构规律，仿佛是出人意外的现代抽象艺术大展，大都很美，远胜于装腔作势的蹩脚美展。讲解的生物学教授们也感到很美，他们发现了深藏于科学内核的艺术世界，引起他们捕捉、分析科学中艺术身影的欲望。看完细菌、病毒等形象，大家有同感：美诞生于生命，诞生于生长，诞生于运动，诞生于发展。舞蹈和体育之美主要体现在运动。艺术创作之激情就因身心都已处于运动之中，“醉后挥毫”早就是中国传统中的经验之谈。激情中创作的作品必然铭记了作者心跳的烙印，所以从笔触、笔墨之中能够按到作者的脉搏，从其人的书法或绘画中可感受到此人的品位，这躲不过心电图的测试。我们看到的病毒包括癌症、艾滋病等诸多恶症，单看它们活跃之美，并不能认识其恶毒的本质。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我们为之提倡，但实际上，这三位一体的典型并不多，美的并不一定是善的，剧恶的艳花岂止罂粟，这当是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课题了。新的艺术情思催生出新的艺术样式，新的艺术技法。但材质、科技等等的迅速发展却又启示了新的艺术技法，甚至促进了艺术大革新，这个严酷的现实冲击不是死抱着祖宗的家传秘方者们所能抵挡的。技、艺之间，相互促进，但此艺此技必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我写过一篇短文“夕阳与晨曦”，谈到夕阳与晨曦的氛围易混淆，然而人生的晨曦与夕阳却是那么分明，会有人错认青春与迟暮吗？由此感受我作了一幅画，画面乌黑的天空中有月亮的各种身影：满月、月半、月如钩――想暗示时间流逝之轨迹。处处闪烁着星星，但画面最下边却显露出半轮红日，谁也无法确认她是夕阳或晨曦。李政道教授见此画后，谈到屈原在“天问”中已发现地球是圆的，这促使我将此画改作成“天问”，以参加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自己并写了画外话：月亮嬗变脸，多姿多态。千里共婵娟，千里外的月亮倒都是同一面貌。夕阳矣晨曦，今天的晨曦本是昨天的夕阳，原来只有一个太阳。夜郎自大，我们先以为太阳绕着地球转，其实地球一向绕着太阳转。李政道教授发现屈原在“天问”中已感知地球是圆的，椭圆的。屈原推理：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隔隈多有，谁知其数――就是说假定天空的形状是半球，若地是平的，天地交接处必将充满奇怪的边边角角。因此，地和天必不能互相交接，两者必须都是圆的，天像蛋壳，地像蛋黄（其间没有蛋白），各自都能独立地转动，这天地的转动间当构成无尽美妙的图画。三、诗画恩怨大漠孤烟直，表现大漠空无所有，只须一线横跨画面；无风，孤烟上升，形成一道纵直线。长河落日圆，长河是一道弯弯的长曲线，落日是一个圆圈。王维这两句诗书写大漠有苍茫、浩瀚且华丽，发挥了形式美中直与曲的对照魅力。苏东坡品味出王维的诗中画和画中诗，但王维的画上却从不题诗，诗不是画的注脚，画不是诗的插图。后世在画面上直接题诗了，所谓诗画相得益彰，但，从何处相得？她们难得彼此知己，相逢对饮千杯少？遗憾多数情况却是同床异梦，话不投机半句多。画上题诗绝不等于画中有诗，甚至是诗画相悖，媒约婚烟，彼此缺乏了解，谈不上水乳交融的爱情。贾岛以苦吟闻名，他的诗中潜藏着形式美感，他之苦吟也许苦于极难找到诗与画的交汇点。他的推敲之苦成了后人钻研艺术的一盏明灯。鸟宿池边树，鸟宿，是收缩的形象，近似一个圆圈；僧推月下门，推开门是一道线状的展开，展开的线状与收缩的圈状是形象对比，是绘画之美。僧敲月下门，敲门出声响，则联想到鸟宿悄无声，是动与静的对照，属音乐之美的范畴了。故推之敲之的问题是采用绘画美还是音乐美的选择，贾岛自己当时也许并未意识到这种区别，因而为之彷徨，推敲。诗、书、画三绝是传统中追求的目标，三绝结合在同一幅画中更属综合型的艺术珍品，但这样的珍品实属凤毛麟角。其反面，倒是画上乱题诗，诗情非画意，或误导了画境。画面题跋中也是精辟之论不多，废话不少。绘画是分割和利用平面的科学，画中任何一块面积都价值连城，不可轻易浪费。马蒂斯说画面上没有可有可无的部分，如不起积极作用，必起破坏作用。故传统绘画中的空白部分亦系整体构成中的组成因素，所谓计白当墨。如果要题诗，这诗和题诗的面积都早设计在整体布局中，而习惯性的为补白而题诗、题款，都缘于画面已铸成缺陷。不依赖文字的阐释，造型本身的诗和意境如何表达，这是美术家的专业，这个专业里的科学性须待更深的挖掘。德国的莱辛(LESSING 1729-1781)通过对雕刻“拉奥孔”和诗歌“拉奥孔”的比较，明确前者属空间构成，后者系时间节律。我感到这亦是对画与诗作出的血淋淋的解剖。结语人类生活在科学与艺术中，这两者的关系本来是和谐一体的，典型的例子是达・芬奇。徐霞客是文学家？科学家？都是。隋代李春建造的赵州桥是科学创举，更是艺术杰作。梁思成先生讲中国建筑史时，曾猜测河底里可能还有另一半拱形建筑，与水上的拱形合成一个鸡蛋，因而这个椭圆结构特别坚固。梁先生的这一思考本身就十分引人入胜。据科学家们说当他们掌握大量客观素材后，往往会突然觉察其间的特殊规律，一朝明语，因而发现新的科学论据，这情况正如艺术家一时灵感的喷发，其实都缘于长期积累，一朝呈现，证明了真理的普遍性。不如从什么时候起，艺术与科学逐步远离，对峙，尤其在中国，两者间几乎河水不犯井水，老死不相往来。错了，变了，新世纪的门前科学和艺术将发现谁也离不开谁。印象派在美术史上创造了划时代的辉煌业绩，正缘于发现了色彩中的科学性；塞尚奠定了近代造型艺术的基石，当获益于几何学的普及。模仿不是创造，而创造离不开科学，其实创造本身便属于科学范畴。中国几百年来科学落后，影响到艺术停滞不前，甚至不进则退。传统画家中像石涛、八大山人、虚谷等等，才华和悟性极高，但缺乏社会生活中的科学温床，其创造性未能获得更翻天覆地的发挥。这次艺术与科学的国际作品展及研讨会是盛大的联姻佳节，新生代将远比父母辈更壮健，智商更上层楼。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日右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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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鲜群众举行反政府和反美示威新华社平壤５月１９日电汉城消息：５月１８日，南朝鲜各地１０多万群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活动，纪念光州人民起义１０周年。各地群众在示威中呼喊反对现政权以及反美口号，烧毁美国国旗，要求美国停止干涉南朝鲜内政，并号召人们开展抵制美国商品的运动。南朝鲜当局为了封锁和镇压这次示威活动，出动了上万名警察。在一些地区，警察同示威者发生了武力冲突，据说各地有６００多名示威者被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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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4期 No.4 1998科技期刊新型可动外环挤压油膜阻尼器减振特性研究赵 杰唱场￡添绿谩≈扈鞲 邓剑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摘要】 提出了一种新型可动外环挤压油膜阻尼器(MRSFD)，并从理论和实验上研究了MRSFD对刚性转子系统稳态运转时的振动控制能力，结果表明，与传统挤压油膜阻尼器(SFD)相比，MRSFD能明显抑制双稳态跳跃等非线性振动现象的发生，具有良好减振特性。 主题词： 阻尼器 转子 动力学 减振分类号： TH113.11 前 言挤压油膜阻尼器(SFD)的不平衡量超过其限度，很容易产生双稳态、锁闭等严重有害现图1 可动外环挤压油膜阻尼器(MRSFD)结构简图象，不仅导致减振失败，甚至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从改善转子系统等效支承刚度入手，作者提出了图1所示的可动外环挤压油膜阻尼器(MRSFD)，图中o为轴承座中心，ob为外环中心，oj为轴颈几何中心。将阻尼器的外环设计成弹性外环或带有弹性支承，相当于将外环弹支与油膜阻尼器串联，则系统等效支承刚性由SFD时的k′e=k0+k变为MRSFD的ke=k0kb/(k0+kb)+k，k0为油膜刚度，k为定心弹支刚度(定心弹支与阻尼器并联)，kb为外环弹支刚度。取kb为适当数值，使当ε较小时k0kb，有ke≈k0+k，而当ε较大时，因k0kb，有ke≈k0+kk0+k，从而ke基本处于一个增长率较低的线性(或拟线性)变化区内。同时，MRSFD的油膜阻尼与SFD一样是ε的非线性增函数，因而在过一阶临界时仍有较大的油膜阻尼。与SFD系统相比，MRSFD临界转速更低且临界转速区很窄。2 MRSFD，SFD刚性转子系统稳态动力特性研究研究右端用刚性支承，左端用弹支与SFD或MRSFD并联的刚性转子支承系统。假定外环弹支刚度为线性变化且径向对称，阻尼为粘性阻尼。参考图1，由达朗贝尔原理可以得到刚性转子支承于弹支MRSFD的运动方程如下：其中cb和cj为外环和定心的弹支阻尼，e为轴颈相对外环的偏心距，e1和e2分别为外环和轴颈径向位移，m为该系统在左端的等效质量，mb为外环质量，pr和pt分别为油膜压力的径向和切向分力，pu为不平衡激振力(=mUcω2 )，xi和yi为外环(i=1)或轴颈(i=2)水平、垂直位移，ω为转子转速。当外环弹支刚性kb→∞时，e1=0，(1)式只剩后两式，即SFD系统运动方程。在对刚性转子MRSFD、SFD系统进行稳态响应分析时，轴颈及MRSFD弹性外环相对于轴承中心作正同步进动，对方程无量纲化，得：稳态情况下油膜刚性力和阻尼力短轴承解的无量纲形式为：Pr=2Bε2Ω／［(1-ε2)2δ］，Pt=BεΩπ／［2(1-ε2)2/3δ］ (5)(4)和(5)两式中，B=μRL3／mωcrc3为轴承参数，c为半径间隙，Cb=，Cj=cj／为轴颈相对外环偏心率，Kb=Yi=yi/c，(1,2)，刚性转子弹支时的临界转速ωcr=，转速比δ=ω／ωcr，δm=mb/m。ε为轴颈相对外环的偏心率，它与轴颈和外环位移都有关，见(2)～(4)式。将(5)式代入(4)并进行数值求解，可得系统稳态运行时轴颈、外环及轴颈相对外环的位移及相位角。系统传递率定义为MRSFD、SFD作用下的外传力(F)与转子不平衡力之比 ，即：T=F/(mUcω2crδ2)。图2 SFD刚性转子系统不平衡响应曲线图2为B=0.20，不平衡量U=0.25，0.40及B=0.40，U=0.40，0.48时SFD刚性转子支承系统的轴颈振幅ε和传递率T响应曲线。B=0.20时，对于较小的不平衡量U=0.25，SFD有良好的减振效果，但当U增至0.4时，出现了典型的双稳态现象，且振幅相应增大。B值增至0.4，与B=0.2时相比，在U=0.4时没有双稳态，但在很宽的转速范围内振动响应都很大。当U=0.48时，双稳态出现的转速比达到δ=5.7，轴颈振幅和传递率在很大范围内随δ增加而持续增长，使转子很难通过临界转速。图3 MRSFD刚性转子系统不平衡响应曲线Kb=1，Cb=0.25，δm=0.05图3中B和U值与图2相同。此时，MRSFD没有出现双稳态现象，能在较低转速下迅速通过一阶临界而达到振幅和传递率都很小的稳定状态。其临界δ=1.3，随U变化不大，临界转速区也很窄。由于外环可动，其轴颈和外环振幅的的一阶临界峰值相对SFD较大，但仍具有较大的油膜阻尼，则其绝对值很小。在不超过弹性极限时，外环弹支可以相当长时间安全工作，而不必考虑其疲劳问题。从图3(d)可见：参数相同时，越过临界转速区后，MRSFD的传递率总小于SFD的T值。由于系统外传力正比于δ2，而MRSFD的临界转速很低，因而过一阶临界时其实际外传力并不是很大，在高转速工作区则更低于SFD系统，尤其是在大不平衡量下。所以从幅频特性来看MRSFD明显要优于SFD转子系统。3 实验研究实验采用一端刚性支承，一端支承于弹支图4 SFD刚性转子系统轴颈振幅响应的三维瀑布图(B=0.411，U=0.261)SFD或MRSFD的刚性转子系统。转子质量为22 kg，弹支处折合质量约为7.8 kg。供油压低，两端不封油。记录分析仪器为HP3566/67频谱分析仪。其它参数为：B=0.411，U=0.261、0.750，Kb=4.2，δm=0.115。图4～6为测得的MRSFD和SFD系统的轴颈振幅响应的三维瀑布图。当U=0.261时，二者都能顺利通过一阶临界转速并达到稳定工作状态，其临界转速分别为4850 r/min和5910 r/min，MRSFD明显低于SFD。而在U=0.75下，SFD出现了典型的双稳态现象：相比之下，图5 SFD刚性转子系统轴颈振幅响应的三维瀑布图(B=0.411，U=0.750)图6 MRSFD刚性转子系统轴颈振幅响应三维瀑布图(kb=2.45E6 N/m，B=0.411)MRSFD系统仍能在低转速下迅速通过临界而保持正常运转。二者的外传力在U较小时基本相当，在大不平衡量下MRSFD同样远小于SFD的，限于篇幅，未给出图。4 结 论本文研制的MRSFD，由于其外环带有弹支，使系统的等效支承刚度基本呈线性变化，对于较大范围的不平衡量，都能保持良好的减振效果，不会发生SFD系统那样的双稳态跳跃等非线性振动；同时由于系统等效刚度较低，能使转子在较低低转速就迅速通过一阶临界而达到稳定工作状态。减振特性远优于SFD。参 考 文 献1 张世平，晏砺堂．高效多孔环挤压油膜阻尼器的减振特性研究．航空动力学报，1993，8(3)：225-2332 祝长生，汪希萱．结构参数可控的挤压油膜阻尼器对柔性转子振动的控制．浙江大学学报，1994(6)：3 Kirk R G and Gunter E J.Stability and Transient Motion of a Plain Journal Mounted in Flexible Supports. ASM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Industry, 1976：576-592（责任编辑 王震华）1997年8月收稿；1997年10月收到修改稿。* *男 28 博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05教研室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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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MEASUREMENT TE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4 1999提高LXJ―40离心机光栅测速系统信号质量的方法龙祖洪+啊≌胖久瘛×蹩讼取《雪明摘 要 分析了LXJ―40离心机光栅测速系统的特点，并从测速信号质量要求出发，分析了出现稳速系统锁相环“滑相”现象及在高速(180～202 r／min)中“飞车”现象的原因，提出了提高LXJ―40离心机光栅测速系统信号质量的方法。关键词 离心机 光栅 测速系统 信号The Means for Improving the signal Quality of Centrifuge Optic GratingMeasuring Speed SystemLong Zuhong,Zhang Zhimin,Liu Kexian,Dong Xueming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 the character of optic gratings measuring speed which is used for the Model LXJ-40 precision centrifuge.According to speed control system's signal quality,we obtained why the precision centrifuge's speed is out of control and the control speed system's PLL (Phase Locked Loop) unlocked.We put forward the means to improve the signal quality of LXJ-40 Centrifuge optic gratings measuring speed system.Key words Centrifuge,Optic gratings,Measuring speed system,Signal前言LXJ―40精密离心机是我国现有离心机加速度最高标准装置，自建标以来使用过程中，经常发生稳速系统锁相环“滑相”现象及在高速(180～202 r／min)中“飞车”现象，经分析其原因是光栅测速系统测速信号质量不高，相位变化太大，从而引起稳速系统锁相环“滑相”，导致转速误差变大，离心机测量不确定度降低；而光电信号转换、处理部分的频率响应太低造成了“飞车”现象。1 LXJ―40离心机光栅测速系统光栅测速系统是LXJ―40精密离心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光栅光学系统、光电转换器、信号放大器和整形电路组成(见图1)。当离心机转动时，主、副光栅产生莫尔条纹，由光栅读数头中的光电转换器接收莫尔条纹信号，经放大、整形后产生频率为f1的方波信号。f1＝nk／60式中，n为离心机实际转速(r／min);k为光栅刻线数，LXJ―40精密离心机测速光栅刻线数为32400条.图1 光栅测速系统框图离心机稳速系统工作时，光栅测速系统的转速信号频率f1与给定转速对应的频率f0＝Nk／60(N为离心机给定转速)在鉴相器中进行比较，当f1与f0同相时，鉴相器输出为零，当f1、f0相位超前或落后时，鉴相器输出不同极性与相位差成比例的电压信号，该信号通过控制电路，用脉宽调制的方式稳定离心机的转速。因为给定信号f0由高精度晶振分频后产生，频率非常稳定，所以当使f1与f0维持在一定的相位差之内，就能保证f1有相当高的精度，从而保证离心机的转速有相应的不确定度。光栅测速系统的输出转速信号频率f1的不确定度不仅由转速不确定度确定，而且由光栅的刻划误差、光栅读数头安装误差、光栅信号放大处理电路误差决定。为了使f1与f0的相位差的变化更能反映离心机的实际转速与给定转速之差，必须提高光栅测速系统输出信号的质量，即减少光机的刻划误差、光栅读数头安装误差、光栅信号放大处理电路误差等。光栅测速系统输出信号的质量直接关系到LXJ―40精密离心机稳速精度及其工作可靠性，它对LXJ―40精密离心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2 LXJ―40光栅测速系统的特点光栅测速系统与其它光栅系统的光学部分是相同的，但光栅测速系统有其独特的特点。2.1 输出信号的频率范围宽LXJ―40光栅测速系统的转速范围为7～202 r／min，与之相对应的光栅信号的频率范围为3.8～110 kHz，这要求使用响应时间小于1×10－6s的光电接收器件、截止频率大于150 kHz的小信号放大电路及上升时间小于1×10－6s的电压比较器。如果光栅测速系统的光电接收器、放大器、电压比较器不能满足频响要求，那么转速信号会变成高电平或低电平，而不是方波信号，这时稳速系统会认为离心机的转速为“0”，那么稳速系统会使离心机转速不断提高，直到最高速度，即出现“飞车”现象。“飞车”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它不仅可损坏离心机，还可能损坏被校准的加速度计，造成巨大损失。2.2 输出信号的相位要求稳定由于光栅测速系统输出的频率为f1的方波信号是稳速系统的速度反馈信号，LXJ―40离心机稳速系统采用电流环、速度环和锁相环三环控制，而离心机转速的不确定度是靠锁相环来保证的，即保证f1与f0维持在一定的相差之内，因此要求光栅测速系统信号相位要稳定，即要尽量减小光栅误差、光电接收器、放大器、电压比较器给测速信号的相位带来的误差。如图2所示，假设光栅测速系统没有误差，同时转速n为常数时，光栅信号与转速给定信号应该是频率相等、相位差恒定的，但由于测速系统存在光栅刻划误差、均匀性误差及其它干扰，那么在一定时间T内，尽管测速信号的平均频率f1等于给定频率f0，但测速信号与给定信号存在变化的相位差，使得锁相环不能正常工作(即滑相)，从而不能满足离心机转速不确定度的要求。2.3 与光栅测角系统的区别图2 光栅信号与转速给定信号(a)转速给定信号；(b)光栅测速系统没有误差；(c)光栅测速系统有误差光栅测速系统与光栅测角系统的区别在于测速系统的信号不需要进行细分或细分数很小，因此对光栅测速系统的光栅原始信号的正弦性、正交性要求不高。3 提高光栅测速系统测速信号质量的方法在LXJ―40精密离心机的光栅测速系统中，主、副光栅的刻划误差、安装误差均满足设计要求，因此这里不对光学系统再进行更多的讨论，而是着重分析光电信号转换、放大器、滤波器等部分与测速系统信号质量的关系。根据上节的分析，解决LXJ―40精密离心机“飞车”和“滑相”等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光栅测速系统的频率响应及产生相位稳定的测速信号，因此分以下四个方面对LXJ―40精密离心机的光栅测速系统进行改进。3.1 更换光电转换器件原LXJ―40精密离心机的光栅测速系统频响低的原因之一是使用硅光电池作为光电转换器件。尽管硅光电池的光谱响应率较高，但其响应时间长(见表1)，表1 几种光电器件响应时间及光电流的比较光电器件硅光电池(2CR21)光电二极管(2CU5C)光电三极管(3DU51C)响应时间／μs100～5000.01～0.15～10光电流／mA(I＝1000 Lux)＞5.0＞0.01＞1.0从图3中可以看出，当转速为20 r／min(对应频率f1为10 kHz)时，硅光电池的输出峰值开始下降，当转速为186 r／min(对应频率f1为100 kHz)时，硅光电池的输出峰值已降到原值的15％，而且信噪比太低，经放大器放大后，不能满足比较器的比较电压要求，使比较器输出变成高电平或低电平，而不是方波信号，这时稳速系统会认为离心机的转速为0，那么稳速系统会使离心机转速不断提高，这时硅光电池的输出峰值继续下降，离心机转速继续提高，直到最高转速，因此硅光电池的频响低是造成“飞车”的主要原因之一。图3 光电三极管和硅光电池在不同转速下的输出峰值变化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更换光电转换器件，响应时间短的光电器件有光电三极管和光电二极管，从表1可知：尽管光电二极管的响应时间比光电三极管短，满足响应时间小于1×10－6s的要求，但它在相同光强下的光电流大大低于光电三极管。如果使用光电二极管，那么必须使用高增益的放大器，但放大器的增益提高时，其截止频率会下降，因此选用光电三极管作为光电转换器件。从图3中可以看出，尽管光电三极管的响应时间为5～10 μs，不能满足响应时间小于1×10－6s的要求，但当转速为160 r／min(对应频率f1为86 kHz)时，光电三极管的输出峰值开始下降，当转速为202 r／min对应频率f1为110 kHz)时，光电三极管的输出峰值已降到原值的60％，这时光电三极管的输出峰值为30 mV，经差动放大100倍后输出峰值为6 V，波形非常稳定，满足LXJ―4精密离心机转速要求。3.2 重新设计放大器原光栅测速系统的信号放大器是以运放LM318为主放大电路，其－3 dB截止频率为56kHz，当转速为150 r／min时，其增益降至－6 dB，因此放大器频率响应低也是造成“飞车”的原因之一。现改用以仪表放大器AD521为主的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为100，其－3 dB截止频率为300 kHz。图4为以LM318和AD521组成的不同放大器的频率响应。改进后的放大器，把截止频率提高到300 Hz，在LXJ―40精密离心机的整个转速范围内，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保持不变，减小了放大器引起的光栅测速系统误差，从而减小了对稳速系统的影响。图4 以LM318和AD521组成的不同放大器的频率响应3.3 增加带通滤波器由于光栅存在的均匀性误差，所以光电三极管的输出信号中，直流分量也会产生波动，即V＝A0(1＋sin(2πLnt／60))＋Asin(2πKnt／60)式中,A0sin(2πLnt／60)是光栅均匀性误差引起的变化;L为光栅在一周内透光率变化的次数，LK.所以,输出信号中直流分量的波动是一低频信号，这个低频信号会引起转速测量信号相位不稳定，很容易引起“滑相”现象。同时，由于其它高频干扰，放大器的输出信号上会带有毛刺。因此，有必要在放大器后加一个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对由于光栅均匀性误差引起的低频波动信号和高频干扰信号进行滤波，从而提高光栅测速系统测速信号的质量。由于低频信号A0sin(2πLnt／60)与转速有关，所以，为了保证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的低边截止频率大于Lnt／60，同时必须小于Knt／60，实际滤波器的电容、电阻参数由计算机根据给定转速进行控制，从而根据转速改变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低边截止频率和高边截止频率。4 结束语通过对LXJ―40精密离心机原有光栅测速系统进行分析，针对它设计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改进。使用光电三极管作为光电转换器件，更换光栅信号放大器，提高了光栅测速系统信号响应频率；增加信号带通滤波器，减小了光栅均匀性误差引起的相位波动。改进后的光栅测速系统在一年多的使用中，基本解决了光栅测速系统信号频响和相位波动的问题，彻底解决了“飞车”现象和“滑相”现象，提高了LXJ―40精密离心机的可靠性，提高了LXJ―40精密离心机转速的稳定度、精度，降低了转速的波动度。通过对光栅测速系统的改进，从技术上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光栅测速系统的信号频响和相位波动的问题，突破了“光栅不能用于高转速测量”这一传统观念。作者简介:+31岁 男 高级工程师作者单位: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北京市，100095参考文献1.张善钟等.计量光栅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02.缪家鼎.光电技术基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收稿日期: 1999-04-26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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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33 【原文出处】人口学刊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30～33,36 【分 类 号】C5 【分 类 名】人口学与计划生育 【复印期号】199904 【 标 题 】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生存状态初探 【 作 者 】张仕平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人口所研究生 【 正 文 】 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是指以从事经济活动为手段，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从农村流入城市，但不改变农村户口的流动人口。本文以下的叙述即是严格按此定义展开的。8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以加速化的迅猛之势席卷大江南北，引起政府、社会及媒体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也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但此前的研究多从流动人口的结构、流量、流速、动因等人口学特征及其对城乡社会影响的角度展开。把流动人口特别是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作为人口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其生存状态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拟在这方面作点努力，但因统计资料的有限，本文只能侧重于定性的、粗略的、初步的研究。一、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之势不可逆转，并将成为中国21世纪上半叶面临的严峻人口问题。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对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我们没有理由不予以特别的关注。据统计，目前我国长年飘泊在外的流动人口已达8000万（注：辜胜祖、成德宁：“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城镇化”，《经济经纬》1998.1。）。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增长，流动人口数量仍将增长，20世纪末达到9000万左右，估计到2010年将达到1.2亿（注：李竞能：“21C中国人口理论展望”，《人口研究》1998.2。）。相当于整个德国或日本的人口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同时，流动人口进城已有从个体化变为家庭化的倾向，在一些大城市已形成“移民社区”雏形。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经济社会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首先，为流入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弥补了城市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据调查，早在1995年，上海市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已约占本市职工总数30％，在建筑、纺织行业的一线工人中，约40％以上是外来民工（注：李维平：“流动民工体制外在生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5.5。）。而在中国最大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之一的珠江三角洲，流动民工在当地劳动力构成中占的比重还要更大些。其次，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为流入地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据江苏无锡市测算，每个民工一年创造的价值，除去工资以外，约为地方和企业挣下4000元利税。据此推算，全国8000万流动民工为所在地创造的利税将高达3200亿元（注：李维平：“流动民工体制外在生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5.5。）。第三，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以其灵活多样的服务，丰富了市场，便利于市民的生活。第四，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以其特有的压力方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不仅如此，笔者认为更主要的是，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通过对城市的冲击，沟通了城乡关系，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对于这个规模巨大，恒常变动，对城市发展、社会稳定举足轻重的特殊人口群体，他们自身的生存态势如何，我们没有理由不予以关注。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客观地对待这个群体，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二、简陋拥挤的住宿，温饱型消费，单调枯燥的业余生活；工作劳动强度大，报酬相对低，工作稳定感差，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与流入地市民交往隔绝，不能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生活；长期漂泊在外，季节性往返流迁；现实与希望反差强烈，内心处于常态失衡，他们被称为“盲流”、“民工潮”、“边缘人”、“两栖人”、“候鸟型人”。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虽以其汹涌如潮之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虽然在流入地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在城市的处境十分艰难。1.基本生活状况衣、食、住和文化娱乐等无疑是基本生活状况的主要内容。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用工单位提供的住房，出租房屋及自建棚屋内。其中以用工单位提供住房为主。据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调查组1996年调查显示，79.9％的外来务工者享受免费住宿（注：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课题组：“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6.1。）。但用工单位提供的宿舍及建筑工地临时房大多简陋拥挤；出租屋和棚户区则卫生条件普遍较差，并潜藏着火灾、违法犯罪等许多不安全因素。衣、食方面倾向于温饱型消费。经济型流动人口流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挣钱，因此其收入的40％以上被节省下来，在吃、穿方面的标准是谋求温饱。业余生活方面，据调查，即使在象浦东新区这样比较规范，发展较快的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业余生活亦比较单调枯燥，以住家娱乐为主要活动方式，看电视则是娱乐活动的主项，娱乐消费水平较低，流动人口本身对目前业余生活的满意度评价亦很低。2.职业生活状况我们可以从就业途径、工作领域、工作报酬、工作稳定性及劳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考察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生活状况。目前，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其就业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1）有组织的劳务输出；（2）通过“包工头”；（3）通过职业中介机构；（4）通过劳动力市场；（5）通过私人关系。上述途径中除用工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现场招聘及私人关系外，其余途径都是有偿服务。据估计，为谋到一份工作，往往需要支付一百到数百元甚至更多的服务费用；如果中介机构违法经营，在付出高额中介费后，就业仍不能落实。就工作领域来看，在流动初期，农民工多集中于劳动力较少，劳动强度大的生产第一线及苦、脏、累、毒、险等工种。随着产业的发展及结构的调整，以及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浦东等发展较快地区，流动人口的工作出现向技术性工作延伸的趋势。在工资和待遇方面，如果以其在农村的收入为参照看，一般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都偏高；但若是与其劳动付出比则存在着“多劳少得”的情况；与当地市民比则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据调查，上海浦东新区外来人口中有42.1％的人抱怨报酬稍低或远远低于作出的贡献，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认为与上海人同工种的活，自己拿的比上海人低（注：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课题组：“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6.1。）。另据马西恒分析，在国有某些企业中，固定工的月工资收入是同工种同岗位农民工的1.5―2倍（注：马西恒：“关于中国入城农民工就业问题分析”，《江海学刊》，1996.1。）。同时，流动人口在职务升迁、奖罚标准、劳动保障等方面也受到区别对待，面临狭窄空间。工作的稳定性是考察外来人员职业生活状况又一重要内容。据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调查组的调查，在回答“认为您的工作是否稳定”时，认为“讲不清，不稳定，很不稳定”的占38.9％（注：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课题组：“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6.1。）。如果考虑到浦东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及此次调查是以外来流动人口比较稳定的住居地和工作来进行抽样的话，感到工作不稳定的实际情况可能还高。劳资关系是流动人口职业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由于社会的行政、经济组织给予民工的帮助甚少，民工间无法形成紧密的联系渠道及社会网络，加上自身素质所限，民工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一般比较顺从，遇到不公平待遇，敢怒而不敢言。即便如此，在一些地方，民工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亦时有发生，如拖欠工资。据广东省执法大检查（1996.12.25―1997.1.15）的结果， 拖欠工资的企业占被查企业的65.4％，拖欠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注：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课题组：“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6.1。刘德骥、郑国墨、李新：“四川民工输出和管理面临的新情况及对策”，《社会科学研究》1997.5。）。又比如，任意延长工时，强迫民工无偿加班加点，不重视民工劳保，不办理人身伤害、医疗保险，民工生病，因工致伤，老板仅应付性处置一下，恶劣的甚至置之不理。在执法检查中，被查2572家企业，违法加班加点74.3％，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36.8％。东莞市1996年因工致伤民工500多人， 由于企业未按规定办事，上诉1645人次（注：刘德骥、郑国墨、李新：“四川民工输出和管理面临的新情况及对策”，《社会科学研究》1997.5。）。3.社会生活状况由于政策、经济、心理、语言、文化、地域等方面的差异，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市民实际上处于近乎隔绝的状态。流动人口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同乡或亲属，与当地居民交往的频率较低，交往的面较狭，仅限于同事关系和邻里关系。由于交往的隔绝，以及基于二元社会结构的身分地位的不平等，流入地市民对流动人口存在歧视倾向。如一项上海市民对外来人口的心理接受能力的调查显示：78.2％的居民能够接受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公平竞争就业岗位，但认为外来人口同工报酬应等同于居民的仅占53.7％（注：丁金宏等：“论外来人口与城市社区整合――上海市民对外来人口的心理接受力调查”，《人口研究》1996.2。）。在社会生活与组织上，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离开原来的家庭、社区、行政等社会系统到就业地，除“干活有人管”之外，他们在就业地往往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以外。在户口、饮食、子女上学等方面缺乏社会安排；个人无法正常参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享有应有的权利；同时也得不到组织的教育、监督，没有社会的约束，也缺乏保护。由于与流入地市民的隔绝，长期游离于流入地主流社会以外，为寻求帮助和心理上的归宿，流动人口的团体性和帮派性便显性化。来自同一源地或从事同一职业的外来民工，常由一至二人领头，集居在一起，相互关照，同操家乡方言，形成具有一定人口数量、共同的利益和某些集体的意识行为的“外来民工社区”的雏形（注：徐长乐、罗祖德、袁雯：“上海市民工潮的形成机制及预测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96.1。）。4.生活的稳定程度由于乡城经济社会“推拉”效应的恒常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城市化完成及二元社会结构消失之前会恒常地流入城市。但由于阻碍和制约因素的存在，他们始终不能融入城市，这就决定了流动人口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特征，长期飘泊在外，季节性往返流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短则三、五月，长则数年。但由于他们的社会身份始终无法改变，他们的户口仍留在乡村社会，没有割断与土地的脐带，因此，长年的飘泊岁月被季节性的回流分割成一个个片断，整个生活缺乏稳定，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据部份城市调查，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平均在外滞留195天，其中从事家庭服务业307天，建筑施工297天，其他雇工236天，小商小贩225天，各项修理业207天（注：李梦白：“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对策”，《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23。）。5.内心常态失衡据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社会学》一书中的分析，“良好的品行、健康的精神，还有其他看上去象个人品质的东西，实际产生于社区结构中，产生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而并不是基于个人本身的。”（注：〔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上）刘云德、王戈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6。）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后，既脱离了其原来的乡村社会，又无法融入其现存的城市社会，因而其心态平衡便失去了良好的社区和人际关系基础，内心处于常态失衡。这种失衡表现在：不能融入城市社区及获得良好发展的挫折感；受到来自市民社会的主观上和客观上不平等对待的被剥夺感；生活的飘泊不定及主观上疏离乡村生活，客观上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无归宿感；基于上述内心感应的反抗意识和报复心理以及茫然卑弱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一些城市刑事犯罪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居高不下看作这种心态失衡的外在表现。三、社会结构不开放是民工不能平等地融入主流社会的根源；观念上不平等意识强化了流动人口与市民社会相互认同的难度；流动人口融入市民社会的自身条件尚不成熟。上述制约因素长期存在，使得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目前的生存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建国初期，城市对农村人口是开放的。1958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后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辅助性的行政措施，如城市人口“定量商品粮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条例》为核心，其它辅助性措施为补充的户籍管理制度。（注：辜胜祖、成德宁：“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城镇化”，《经济经纬》1998.1。）这种户籍制度把全体公民划分为农业人口的农村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城市户口，从而人为地形成了彼此分割的不平等的两大社会集团，强化了二元社会结构，从而使农村人口流入并融入城市受到阻碍。由于传统户籍管理制度将户口与社会地位和福利直接挂钩，使户口成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分的象征。市民社会对农村社会的不平等意识由此而生，而且由于其具有相对滞后性，即使在户籍管理有所松动甚至根本变革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意识仍可能延续，因此，流动人口与市民社会的相互难以认同便强化了。农村与城市的长期隔离，使得农村人口与市民在文化素质、思想意识、生活习性、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据浦东新区流动人口的课题组调查，浦东新区流动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达81.5％（注：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课题组：“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6.1。）。思想意识、生活习性等带有浓厚的源地农村社会色彩。在与当地人交流中普遍存在语言障碍。这一切在客观上都阻碍了流动人口融入市民社会。由于传统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尚需时日，观念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滞后性，以及全面提高流动人口素质尚有诸多困难，因此，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四、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中孕育着流动的无序及流入地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为此应逐步改革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强正面宣传教育，淡化城尊农卑的不平等意识；采取措施全面提高流动人口素质，谋求流动人口生存状态的改变，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由于流动人口不能被流入地主流社会所接纳，其流动的动因便简化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谋求更高经济利益的心态和信息不畅等因素作用下，流动便呈现出无序状态；乡城往返迁移无序；对流入地的选择盲目无序；在流入地择业时无序――频繁的就业和失业。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的无序流动，其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因素。由于流动人口与市民社会不能整合，在双方互动的过程中，便会产生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流动人口由于在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得不到公平对待，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内心处于常态失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的提高，自身组织能力的增强以及在流入地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劳资冲突和磨擦将会逐渐增多，与市民的矛盾也会增加。另一方面，外来民工多以籍贯而居，以职业合伙，具有一定的团体性和帮派性，易形成具有一定人口数量，具有共同利益和某些集体意识行为的“流动人口社区”，这种社区往往具有反主流社会的倾向，如北京的“浙江村”等。如果上述矛盾和倾向得不到缓解和扼制，势必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改变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1）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逐步消除流动人口融入市民社会的政策性壁垒。目前一些城市如重庆等的户籍制度改革开始启动，其特点是为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提供更大的自由度。（2）加强正面宣传教育，淡化不平等意识。 改变过去简单地把违法犯罪、超计划生育等与流动人口紧密联系的研究、宣传模式，加强正面宣传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流动的积极意义和平等对待流动人口这个特殊群体的思想，从而淡化不平等意识。（3）采取措施提高流动人口各方面的素质。 利用各种形式对流动人口进行法制、道德、城市生活知识的教育，提高他们各方面的素质，引导他们遵纪守法，维护社会秩序，正当致富，逐渐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生活。总之，笔者认为，与流动人口有关的社会问题都与其生存状态有关。认真关注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这个特殊的群体，研究其生存状态，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谋求其改变，如此，则近可缓解与流动人口有关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远可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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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B小波和阶跃谱分析在缺损频谱成像中的应用骆建华 姚敏摘 要 提出一种用于频域的快速B小波变换方法和阶跃谱分析理论，并把它们用于磁共振缺损频谱数据中提取高频频谱、恢复完整频谱,重建图像.在此方法中，首先用快速B小波变换方法，从低频磁共振数据中提取、恢复缺少的高频分量的特征信息；然后用阶跃谱分析理论，由这些特征信息构成高频磁共振频谱、恢复完整频谱数据；最后用FFT(fast Fourier transform)重建磁共振图像.实验和模拟结果都表明,重建图像质量优于现有方法.关键词 阶跃谱分析,信号奇异点,信号奇异度.中图法分类号 TP391Application of B Wavelet and Step Spectrum Analysisin Truncated Data ImagingLUO Jian-hua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YAO Min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propose a fast B wavelet transform method in spectrum domain and step spectrum analysis theory for extracting completed magnetic resonance(MR) spectrum data from the MR truncated dat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image. In this method, the feature information is abstracted from the available low-frequency MR data using B wavelet method, and then high-frequency components are exerted from the feature information and whole spectrum data is recovered by using step spectrum analysis theory(SSAT), at last MR image is reconstructed from the recovered completed spectrum data by FFT(fast Fourier transform).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gives much better reconstructed image than the available method.Key words Step spectrum analysis, signal fantastic points, signal fantastic degree.在医学成像领域里，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e,简称MRI）技术是一种日益令人瞩目的医学图像诊断手段.但因其成像时间长、信噪比很难提高，从而导致MRI设备十分昂贵，每套在20万～200万美元之间，严重制约着它的广泛应用.信噪比是衡量图像质量最重要的指标.噪声增大使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简称MR）图像上组织交界部分变得模糊不清.提高信噪比的方法有：(1) 提高设备性能指标，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设备成本；(2) 信号叠加平均，原因是在叠加过程中，有规律的信号得到加强.例如：n次叠加，按统计学观点，信噪比提高倍,但采集信号时间增加n倍.采集信号时间要受到病人的承受能力的限制和活性组织运动对信号带来的不利影响［1］.MRI时间可表示为t=n×m×t0，其中n是叠加次数，m是一幅图像的扫描行数（一般就是图像的象素行数），t0是单行扫描所需的时间.所以,减小m意义十分重大.减小m，出现了只采集MR的低频部分频谱数据，以减少扫描行数.这就是MR缺损频谱成像.MRI系统扫描仪输出的频谱数据不具有复埃尔米特性质，即它不是实数的数字图像的频谱，所以,不能用傅里叶变换的性质节省扫描行数［2］.MR缺损频谱图像重建的现状是把未采集到的频谱数据用零补充，然后用傅里叶反变换成像，这种方法叫做补零法（例如,深圳安科公司生产的MRI设备）.其缺陷是图像中有伪影.为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国际医学成像领域正展开热烈的研究.主要的方法是用采得的低频频谱数据训练Backpropagation或Multilayer神经元网络，然后用神经元网络外推这些MR高频频谱数据，从而恢复其缺损高频分量［3,4］.这种方法有一定效果，但其主要困难是MR图像频谱数据量很大，训练神经元网络时间较长，与满足医学临床应用相距较远.本文用阶跃谱分析和小波分析理论相结合，从低频频谱信号中提取隐含的高频分量，恢复MR缺损频谱的高频分量.这是当前国际MR成像领域中所没有的，是先进的.本文第1节介绍阶跃谱分析理论；第2节介绍MR缺损频谱的奇异点及奇异度析取；第3节介绍B小波和阶跃谱分析重建缺损频谱MR图像的实现及讨论;第4节是结论.1 阶跃谱分析理论阶跃谱分析理论认为，信号的频谱由信号的各个奇异点和奇异度完全确定.信号的奇异点是信号上的导数不为零的点，信号的奇异度也叫信号的奇异性程度，是信号上的奇异点的导数大小.下面我们证明，任何信号都可以用信号的奇异点和奇异度线性表示出，并且信号频谱也由信号的各奇异点和奇异度完全确定.任何信号都可以用信号的奇异点和奇异度线性表示出来.设x=［x1,x2,...,xN］T表示一个数字信号，它是N维线性空间EN中的一个向量，其中EN是一个N×N维的单位矩阵.那么x可以表示为其中ei=［ei1,ei2,...,eiN］T , j=1,2,...,N;i=1,2,...,N.定义1. i∈{1,2,...,N}和j∈{1,2,...,N}，如果向量ei=［ei1,ei2,...,eiN］T,其中,那么，向量组SB={e1,e2,...,eN}叫做N维线性空间的阶跃基.其矩阵形式是信号x=［x1,x2,...,xN］T在阶跃基SB下的坐标用y表示，即x=SB*y.因此有y=.x,其中由容易看出，它是一个差分变换矩阵，我们称它为阶跃变换,记作“S”.y非零分量表示信号的奇异点上的奇异度.我们把y的非零分量记为ybi，其中i∈{1,...,Q}，Q是y中非零分量的个数,即奇异点个数，是信号在阶跃基上所体现的一种复杂程度的表现.所以，我们定义信号在阶跃基上的复杂度η为.其中log2N是归范化因子，N是信号向量的维数.例如，对x=［0,0,1,1,1,1,0,0］T,奇异点个数是2，复杂度是2/3，奇异点分别是b1=3和b2=7,奇异点上的奇异度分别是yb1=1和yb2=-1.信号x在阶跃基上的表示为x上式就是信号用其奇异点和奇异度表示的形式.我们对两边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其中F(ebi)是阶跃基上的第bi个向量的频谱，bi是奇异点，ybi是bi的奇异度.所以，任何信号的频谱可以由信号的奇异点及其奇异度唯一确定.2 MR缺损频谱的奇异点及奇异度的析取将阶跃谱分析和小波分析理论相结合，从低频频谱信号中提取隐含的高频分量，由缺少高频分量的缺损MR频谱重建出与完全频谱重建一样的MR图像.按照阶跃谱分析理论，获得信号的奇异点及其奇异度就等价于获取信号的频谱数据.如果能从MR低频频谱分量中析取MR图像的奇异点和奇异度，那么就能从MR低频频谱分量中恢复出MR高频频谱分量,从而使缺损频谱成像中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的思路是,先选用恰当的正交小波函数，将已有MR低频频谱转换为小波变换系数；再通过调整尺度参数，测定小波系数(变换值)的极点，即数字图像信号的奇异点［5,6］；最后修正奇异性强度.设在实直线IR上的平方可测函数的空间记为L2(IR)，Ψ∈L2(IR)是二进正交小波，则f∈L2(IR)的小波系数cj,k是其中Ψj,k(x)=2j/2Ψ(2jx-k).如果f∈L2(IR)，那么f的Fourier变换定义为(ω):=(Ff)(ω).类似于Fourier级数的Parseval恒等式，在L2(IR)中，函数与它们的Fourier变换之间关系的Parseval恒等式为〈f(x),Ψ(x)〉=〈(ω),j,k(ω)〉,其中(ω)和j,k(x)分别是f(x)和j,k(x)的Fourier变换.则小波系数cj,k可由下式求出.cj,k=〈(ω),j,k(ω)〉.对于N维离散信号情况，容易证明,小波系数cj,k可以写成(1)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信号的频谱求出信号的小波系数.我们取ｖj,k(u)为正交二进B小波（简称B小波）的傅里叶变换.它是由B-样条函数经过正交化，得到正交尺度函数，再由正交尺度构成正交二进小波［7］.设m阶基数B-样条记为Nm(t)=Nm-1(t)*N1(t)，m>2,其中N1(t)是区间［0，1)的特征函数.其傅里叶变换为对式(1)正交化得到正交尺度函数的傅里叶变换(2)其中Fm(.)是关于Nm的广义Euler-Frobenius Laurent多项式.由正交尺度传递函数构造的正交小波Ψ(x)的傅里叶变换是(3)其中z=e-iω/2.任给一个j,k∈整数集，Ψ(x)线性张成的二进正交小波Ψj,k(x)=2j/2Ψ(2jx-k)的傅里叶变换是j,k(ω)=2-j/2e-i2-jkω(2-jω).(4)定义上式就是m阶B小波变换的傅里叶变换.由于信号能量大部分集结在低频部分，所以由一定量MR频谱数据的低频分量求出的小波系数可以用来确定MR图像信号的奇异点，比如，用小于二分之一截止频率的低频分量.当图像在某点出现奇异点时，则该点将是小波变换系数的模的极值，并且这个模的极值将随着尺度的增加而增加［8］.若是噪声引起的小波变换系数的模的极值，将随着尺度的增加而减小［8］.据此就可确定奇异点，且受噪声影响少.奇异度通过奇异点方程组来计算.设由信号x=［x1,x2,...,xN］T频谱的低频分量测得的奇异点为bi,i=1,2,...,Q.设奇异点强度为ybi，记(u):=(Fx)(u)和bi(u):=(Febi)(u)分别是信号x和基向量ebi的频率分量，则它们的关系可以写成我们设Q个奇异点的奇异度组成的向量是：y=［yb1,yb2,...,ybQ］T，选Q个低频频谱分量组成一个频谱向量：Q=［(q1),(q2),...,(qQ)］T，Q个奇异点就可以组成矩阵形式Q元奇异点方程组：Q.y=Q,其中解这个方程组得y=-1QQ.从确定奇异度的角度讲，对于复杂度为η的信号，只要有ηlog2N个信号的低频频谱分量就可以完全恢复信号的高频分量.但是,低频分量太少可能引起信号奇异点的漂移，所以,低频分量要足够多才能确定奇异点.3 实现及讨论我们把用阶跃谱分析，从MR低频频谱分量恢复到高频分量，再重建图像的缺损MR数据成像方法叫做阶跃谱分析成像方法.这种重建算法的测试是在一台586/133的微机上进行的.为了充分认识阶跃谱分析成像方法的效果，我们用3种方式把用这种方法和用补零法重建的图像进行了比较:(1)图像直接比较,(2)线图比较［9,10］,(3)进行保真计算［9,10］.算法测试所用的两种数据是实际磁共振缺损频谱数据和计算机模拟磁共振缺损频谱数据，计算机模拟数据的样本图像是人头模型，图像尺寸是128×128个像素，如图1(a)所示.实际磁共振缺损频谱数据是由深圳安科公司提供的核磁共振人头截面频谱数据，图像尺寸是256×256个像素.缺损频谱截取原频谱数据的低频部分，数据量是原总频谱数据量的一半.(a) (b) (c)(d) (e) (f)图1 计算机模拟频谱数据重建的图像与线图在图1中，(b)、(c)是计算机模拟缺损频谱数据分别采用直接傅里叶变换和阶跃谱分析成像出来的图像.图1(d)～(f)分别是图1(a)～(c)的第42行线图.表1是在归一均方误差、归一化绝对误差和图像重建时间3个方面，对补零法、模糊多准则优化法（缺损的频率分量用零代替，再用模糊多准则优化法［10］）和阶跃谱分析成像进行比较的结果.其中归一均方误差、归一化绝对误差计算都是以图1(a)为标准图像.表1 算法比较算法归一化均方误差归一化绝对误差相对成像时间补零法0.239 878 20.490 902 41模糊多准则优化法0.017 939 70.035 427 82.56阶跃谱分析成像法0.000 016 30.000 031 72.56图2(a)是完整频谱数据用直接傅里叶变换重建的图像.图2(b)、(c)是实际缺损频谱数据分别直接用傅里叶变换和阶跃谱分析成像出来的图像.图2(d)～(f)分别是图2(a)～(c)第85行线图.表2是在归一均方误差、归一化绝对误差和图像重建时间3个方面，对补零法、模糊多准则优化法和阶跃谱分析成像法进行比较的结果.其中归一均方误差、归一化绝对误差计算都是以图2(a)为标准图像.表2 算法比较算法归一化均方误差归一化绝对误差相对成像时间补零法0.303 366 20.515 402 71模糊多准则优化法0.018 687 60.039 221 42.56阶跃谱分析成像法0.009 063 40.015 821 12.56从图像比较看，图1(c)比图1(b)更清晰，截断纹影较少，更接近图1(a)；图2(c)比图2(b)更清晰，伪影较少，更接近图2(a).从线图看，图1(f)比图1(e)截断纹影要少得多，图1(f)的波纹已基本消失，很接近图1(d);图2(f)比图2(e)截断纹影少，也有类似结果;从保真度指标看，表1和表2表明，阶跃谱分析成像的图像两项指标都优于补零法和模糊多准则优化法.这说明阶跃谱分析成像的图像比缺损频谱补零法重建的图像更接近完整频谱重建的图像.阶跃谱分析成像的均方误差和绝对误差比补零法的均方误差和绝对误差低两个数量级.(a) (b) (c)(d) (e) (f)图2 实际频谱数据重建的图像与线图阶跃谱分析成像法之所以比常规的补零法重建的图像更好是因为补零法对未采集的频谱直接用零代替，尽管高频部分图像信息少、能量小，但毕竟还有小量图像信息隐含其中，尤其高频信息损失严重.毫无疑问，补零法完全放弃了这部分图像信息.而阶跃谱分析成像却不一样，它根据缺损频谱对应图像的边缘特性，对那些未采集的频谱数据进行恢复.这就补救了部分本属丢失的图像信息和能量，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由于频谱不足带来的对图像质量的影响.尤其在奇异点个数较少的情况下，重建图像的误差仅由计算工具精度来决定，即从理论上讲，高频分量可以准确恢复.4 结 论就当前情况讲，磁共振成像经常要遇到缺损频谱数据的图像重建问题.缺损频谱数据的补零法图像重建是以图像质量（如伪影，图像变粗糙）为代价换取成像时间缩短.而传统的补零法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阶跃谱分析成像，不论对实际的NMR缺损频谱数据，还是对计算机模拟的NMR缺损频谱数据的实践结果,都表明了阶跃谱分析成像是一种高精度的图像重建方法，保证重建的图像与原始图像有很大的相似性或接近性,图像的质量大大优于用传统方法重建的图像.重建速度能够满足临床应用要求.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基金和浙江大学曹光彪高科技发展基金资助.作者骆建华,1958年生,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医学图像重建.姚敏,1954年生,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医学图像重建.本文通讯联系人:骆建华，上海200030,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系作者单位：骆建华：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系 上海 200030姚敏：杭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杭州 310028E-mail: jhluo@mail1.sjtu.edu.cn参考文献［1］Bottomley P, Pykett I L. Biological and medical imaging by NMR. Journal of Magnetic Resonance, 1978,29:335～340［2］Shepp L. Computerized tomograghy and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Tomography, 1980,4:94～101［3］Hui Y, Smith M R. MRI reconstruction from truncated data using a complex domain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In: IEEE Pacific RIM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 Computers, and Signal Processing. NewYork: IEEE Press, 1995. 513～516［4］Yan Hong, Mao Jin-tong. Data truncation artifact reduction in MR imaging using a 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 IEEE Transactions on Medical Imaging, 1993,12(1):73～77［5］Mallat S, Hwang W L. Singularity detection and processing with wavelets. IEEE Transactions on IT, 1992,IT-38(2):617～643［6］Mallat S, Zhong S. Wavelet transform maxima and multiscale edges. IEEE Transactions on PAMI, 1992,PAMI-14(7):710～732［7］Chui Charles K. An Introduction to Wavelet. Boston: Academic Press, 1992［8］Mallat S G, Hwang Wen Liang. Singularity detection and processing with wavelet.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1992,38(2):617～634［9］Luo Jian-hua, Lu Wei-xue. Fuzzy multicriterion image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hinese Journal of Computers, 1996,19(8):609～615［10］Luo Jian-hua, Lu Wei-xue. Fuzzy multicriterion NMR image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cta Electronica Sinica, 1996,24(7):1～6（1998-03-24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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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1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30～33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199905 【 标 题 】从抓依法治国入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作 者 】吴玉宗 【作者简介】吴玉宗 作者 西南民族学院管理系教授成都市 610041 【内容提要】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源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依法治国抓起。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 正 文 】 党的十五大和九届人大对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深刻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划，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进步，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契机和强劲的推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注：参见《半月谈》，23页，1997(18)。）这是我党第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机地统一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的崭新制高点上抓住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解决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切入点，规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道路。可以预见，在十五大和九届人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指导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它将会迈开坚实有力的步伐，走上依法前进的有序的道路。（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已有20年的历程了。但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却一直处于探索的过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加强民主和完善法制的方针，中共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主要议题，深刻揭露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十三大规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目标模式确定得都是正确的，然而，这些目标又都是很含糊，不易把握的。什么是高度民主，什么是法制完备，这些都没有量的规定性，使人们在理解上容易生出分歧。高度民主是不是很快就应把直接选举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甚至国家主席、总理，法制完备是不是指法制达到毫无空隙、没有疏漏的境地。须知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和法制也要发展，达到高度和完备都是不可能的，最多也只是相对而言的。作为根本任务是不适当的。要明确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确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必须弄清我国政治体制弊端之根源。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发端于我党我国人民对那场深重的民族灾难――“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和深入研究。经历了那场劫难之后，人们在思索：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为什么会在国家政治决策上连连失误，为什么会酿成那场全国性的灾难？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全国有识之士都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这场反思的结论就是：“这场悲剧的发生，是同我们相当长时间内忽视民主、轻视法制分不开的。”（注：洪韵珊：《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200页，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5。）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健全的民主，没有完备的法制。他认为从制度上讲，缺乏民主是因为我国的“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从法律上讲，缺乏民主是因为我国还处在制度“因领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人治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35～136页。）这种人治状态的形成又是“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律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的结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92页。）其实，法制问题我党认识得是较早的，党的八大决议就指出：“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让其继续存在，甚至拖得太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注：洪韵珊：《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215页，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5。）八大就决定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但是，由于我们高度集权的体制赋予了毛泽东同志太大的权力，毛泽东同志又忽视法制，因此，国家政治生活仍是人治的因素起主要作用。这样，健全法制并未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但八大的推断却在中国不幸而言中了，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错误。邓小平同志借鉴历史，强调指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87页。）。邓小平同志在这儿已经抓住了我国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端：不民主和缺法治。实际上就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任务就是健全民主制度，实行法治。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加强民主与法制的方针，开始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逐步走上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源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依法治国抓起，必须首先摒弃人治，实行法治。只有实行法治，确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排除人治因素的干扰，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成果才能得到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从依法治国抓起，把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党的十五大的崭新思路，是对中国建国以来政治体制正反两方面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升华的结果。因为它抓住了我国旧有政治体制的根本症结，提出了根治这种症结的基本方法，规定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明确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我国治国的基本方略和根本原则，确立了宪法和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权威地位，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制度和政策“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状况。只有贯彻依法治国，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我们才能在法治的道路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才能改变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问题。改革旧有政治体制，解决其根本症结都集中体现在能否依法治国，是否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了。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会不会影响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化，这是人们容易担心的问题。然而这是勿庸置疑的。因为现代法治本身就是以维护广大公民权利，维护人格独立、人身自由和社会平等为基础原则的，它本身就是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我们知道，法治本身就是对专制制度下形成的人治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专制制度的否定，它是以维护人民民主为宗旨的。法治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没有反对独裁的民主政治运动，不可能产生法治。同时，法治又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在法治的基础上，人民的权利得到保障，人民的民主得到维护和发展。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里，宪法和法律都是用民主的方法和公开的程序由人民或人民代表制订的，就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它们都是民主的结果。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就是民主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也只有依靠法治才能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十五大以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强调健全民主和完备法制，但是没有把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目标，也没有把依法治国提到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十五大则明确地确定了这个目标，它将会极大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建设法治国家，是人类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优秀成果，是我们发现的可以克服专制主义、独裁政治的政治方略，是克服人治、保证国家稳定发展的治国形式”（注：蒋彬、吴玉宗：《强化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04页，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增刊）。）。确立依法治国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才真正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指明了光辉的未来。（二）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有效的切入点，这就是从依法治国抓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凡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法律化了的，这种成果都保留下来了，并且得到了发展。相反，凡是这些成果没有用法律来肯定的，都未能得到保障或者未起很大的作用。例如1982年宪法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改革选举方法和程序，实行首长负责制，扩大地方权限等，都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得到了保障和落实。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方面更是成果显著。这又证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依法治国抓起，否则，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深入，难以保障其成果。为什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依法治国切入呢？首先，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来看，要推进政治民主化，要促进政治体制走向民主，就必须建立和实行现代法治。我们知道，民主政治是在与专制政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反对专制政治的斗争中，才产生了现代法治意识和现代法治国家。专制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死敌，专制政治的核心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他想怎么治理国家就怎么治理，不受任何限制。这种专制政治的表现形式就是人治。民主政治正是要用宪法和法律作为治国的根本准则和基本方略，任何统治者都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都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专制和独裁。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是推进政治民主化，这种推进就是要逐步消除专制政治的影响，消除人治的影响。因此，抓依法治国，抓法治是找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切入点。因为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民主，也不可能推进民主。其次，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文化环境来看必须从抓法治切入才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政治体制在许多方面都留有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在列举了我国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后，就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94页。）。所谓封建主义色彩实质上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就是人治的残余。我国是个封建专制政治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曾经发展到极致，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还沉淀在人们深层次的意识中，封建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极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对领袖的无限崇拜、对清官的渴求，对权力的热衷和畏惧，对个人权利的淡漠，对法律的无知都是封建政治文化传统深厚的表现。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在这样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负下，发展政治民主是极其困难的，民主政治体制纵然建立起来也很难发挥作用。民主政治体制要有效，依赖于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依赖于对法律的崇拜，依赖于公民敢于利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权利。从依法治国抓起，确立法律的权威，把法律作为治国的唯一准则，百姓才会树立起法律意识，才会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才会积极有效地参与到民主政治中去，才会充分有效地去保证民主政治体制机能的发挥。否则，任何民主的政治体制都可能变形或功能萎缩，任何民主权利都可能被滥用。最后，从政 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应从依法治国切入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是民主化，其起点是针对我国高度集权的带封建专制色彩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项成果，都必须法律化，否则，这种成果就没有稳定性，也没有权威性。如果没有抓依法治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如何法律化？抓依法治国，就从基础上切入了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依法治国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法治条件和法治环境。任何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依法进行，都应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像脱缰的野马，说不定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式的瞎折腾。在中国这个小农经济仍很强大的国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深厚的。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法治基础，就会造成混乱。其次，依法治国保证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能稳妥有序地推进。有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依法进行。而依法进行就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按照民主的方法来做。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就必须进行长时间的论证，最后还要由全国人大讨论、批准，才能实施。这样就会进行得稳妥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有序推进。最后，依法治国可以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法律化，使之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历程中，我国也探索出了一些好的办法。例如解放初我国的政治协商，八大强调的集体领导。但这些均未能巩固下来，一则是没有将其法律化，二则是纵然法律化了，但未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未以宪法和法律作为治国的根本准则，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而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后，上述两点均可克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就能得到保证。【责任编辑】石本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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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研究与发展JOURNAL OF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999年 第36卷 第11期 Vol.36 No.11 1999结合句法组成模板识别汉语基本名词短语的概率模型赵 军 黄昌宁摘 要：文中首先给出了汉语基本名词短语(baseNP)的形式化定义，并通过抽取baseNP句法组成模板，显示了这个定义的可操作性.文中指出，句法组成模板只是识别baseNP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仅靠句法组成模板并不能解决baseNP识别中的边界模糊歧义和短语类型歧义问题.据此，把体现baseNP内部组成的句法组成模板与体现上下文约束条件的N元模型结合起来，形成了汉语baseNP识别的新模型.实验证明，该模型的性能优于单纯基于词性标记的N元模型.关键词：自然语言处理，语料库，基本名词短语中图法分类号；TP391A PROBABILISTIC CHINESE BASENP RECOGNITION MODELCOMBINED WITH SYNTACTIC COMPOSITION TEMPLATESZHAO Jun and HUANG Chang-Ning(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Abstract A formal definition of Chinese baseNP is proposed 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manipulatability of the definition is shown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hinese baseNP annotation specification oriented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he extraction of the syntactic composition template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yntactic composition templates are only necessary but not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baseNP recognition, so the boundary ambiguity and phrase-type ambiguity could not be solved depending merely on the syntactic composition templates. On the ground of this view, the basic templates embodying the baseNP composition and the N-grams modeling the contextual constraints are organically incorporated into a new probabilistic model for Chinese baseNP recognition.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e model is superior to the N-gram model based on part-of-speech information.Key word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orpus, baseNP1 引 言基本名词短语(baseNP)识别是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和机器翻译领域的基础研究.Church将英语baseNP定义为“非嵌套的名词短语”，将baseNP的识别看做是baseNP左右边界标记的标注问题，并利用N元模型来实现［1］.有关汉语baseNP的研究还未见报道，只有文献［2］利用N元模型进行汉语最长名词短语识别的研究.实验表明，单纯依靠词性信息的N元模型对于汉语名词短语识别是不充分的.本文将表示baseNP内部组成的基本模板与表示上下文约束的N元模型结合起来，形成结合句法组成模板识别汉语baseNP的新的概率模型，获得了较高的识别正确率.2 汉语基本名词短语的定义和识别策略2.1 汉语baseNP的定义在汉语语言学中，名词短语的定语分为3种类型，即限定性定语、描写性定语和区别性定语［3］.本文从限定性定语出发给出汉语baseNP的形式化描述.定义1. 基本名词短语（以下简称baseNP）：baseNP → baseNP + baseNPbaseNP → baseNP + 名词|名动词baseNP → 限定性定语 + baseNPbaseNP → 限定性定语 + 名词|名动词限定性定语 → 形容词|区别词|动词|名词|处所词|西文字串|（数词+量词）由此，名词短语可以分为baseNP和～baseNP（非基本名词短语），以下举例说明.表1 baseNP和～baseNP示例baseNP～ baseNP甲级联赛产品结构空中走廊下岗女工复杂的特征这台计算机对于形势的估计太空旅行自然语言处理第四次中东战争11万职工高速发展的经济研究与发展2.2 汉语baseNP的识别策略从baseNP的定义可以看出，baseNP应该符合一定的句法组成规则，本文称之为句法组成模板（简称模板）.但是符合句法组成模板只是构成baseNP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一个符合模板的词语序列可以不构成baseNP，有以下2种情况.(1) 边界模糊歧义：在句子中，某些符合模板的词语序列可能是语法形式，也可能是非语法形式.本文将这种歧义情况称为边界模糊歧义.例如：N+V是baseNP的一个模板，在例1中词语序列“技术 改造”符合该模板并构成baseNP；在例2中的词语序列“公司 宣布”也符合该模板，但不构成baseNP，而是非语法形式.例1. 技术/N 改造/V 是/V 国营/N 企业/N 走出/V 困境/N 的/U 出路/N.例2. IBM/X 公司/N 宣布/V 全面/A 降低/V 个人/N 电脑/N 的/U 销售/V 价格/N.(2) 短语类型歧义：在句子中，某些符合模板的词语序列是语法形式，但可能是baseNP，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短语.本文将这种歧义情况称为短语类型歧义.例如：V+N是baseNP的一个模板，例3中的词语序列“就业形势”符合该模板并构成baseNP；而例4中的词语序列“降低利率”也符合该模板，但不构成baseNP，而是动词短语.例3. 今年/T 大学/N 毕业生/N 的/U 就业/V 形势/N 严峻/N.例4. 中国/N 人民/N 银行/N 今天/T 宣布/V 降低/V 利率/N.本文分两步来识别baseNP.①从标注了baseNP的语料中抽取baseNP模板，将文本中符合这些模板的词串作为候选的baseNP；②利用上下文约束条件来判断候选词串是否为真正的baseNP.3 baseNP句法组成模板的抽取第2.1节给出了baseNP的形式化定义，但它是一个递归定义.为了识别的需要，首先将它转换为线性的模板.这一工作分2步进行：①建立人工标注baseNP的语料库；②根据语料库的统计信息，对初始模板集合进行过滤，整理出基本模板集合.本研究用于抽取baseNP模板的训练集规模为10万字，在对它进行自动分词和词性标注的基础上(词性标注集见附录)，进行baseNP的人工标注.从训练集中统计得到407个baseNP句法组成模板，其中出现次数大于5的有64个，覆盖了语料库中98.6%的baseNP，本文称为基本模板，本文的研究只考虑基本模板.表2列出一些常用的基本模板，其中每个句法标记由词性属性部分（字符串）和音节数部分（数字）组成.例如：模板“NG2+VN2”表示“双音节普通名词和双音节名动词的组合”.表2 baseNP基本模板示例模板示例模板示例B2+NG2甲级联赛 国产冰箱A2+VN2+NG2精确设计方案 模糊检索理论VN2+NG2教育理论 调查报告NG2+NG2+VN2产品结构调整 住房制度改革VGO2+NG2下岗女工 促销手段NG2+VN2+NG2情报检索方法 概率标引模型统计显示，如果将文本中所有符合模板的词串全部标注为baseNP，召回率是98.6%，而精确率只有48.5%.显然，只利用基本模板来识别baseNP是不够的，还需要充分利用词串出现的上下文环境信息进行baseNP的确认.4 baseNP标注模式的排歧4.1 问题描述在经过baseNP模板的初步识别之后，一个句子可能有多种标注模式，本文称之为baseNP歧义标注模式.baseNP标注模式排歧就是从中选出正确的标注模式.例如，例5有如下4种标注模式，baseNP的识别就是利用上下文信息从歧义标注模式中选出正确的标注模式（模式4），本文称之为baseNP标注模式的排歧.例5. 句子“科学/NG 研究/VNN 推动/VGV 了/UTL 生产力/NG 发展/VNN.模式1：科学/NG 研究/VNN 推动/VGV 了/UTL 生产力/NG 发展/VNN.模式2：（科学/NG 研究/VNN） 推动/VGV 了/UTL 生产力/NG 发展/VNN.模式3：科学/NG 研究/VNN 推动/VGV 了/UTL （生产力/NG 发展/VNN）.模式4：（科学/NG 研究/VNN） 推动/VGV 了/UTL （生产力/NG 发展/VNN）.设句子，S=w1/t1,w2/t2,…,wN/wN,其中wi是词，ti是wi的词性标记，S有N种baseNP标注模式{M1,M2,…,MN}，baseNP歧义标注模式排歧问题可以用概率模型描述如下：(1) 为该句的每一个候选标注模式M指派一个概率p(M|S)；(2) 搜索最可能的标注模式M*，使得假设句子S的baseNP识别只与S的词性标记序列T有关，而与词语序列W无关.则S可以表示为t1,…,tN，简写为tN1,，于是，baseNP歧义标注模式排歧的概率模型表示如下：设M={BNj1i1,…,BNjkik,…,BNjsis，其中BNjkik表示将tjkik标注为baseNP，则baseNP歧义标注模式排歧的概率模型为(1)4.2 N元模型方法文献［1］、［2］用N元模型实现名词短语的识别，因为N元模型考虑的是连续N个词语之间的一种线性同现关系(目前实用的N元模型只有二元和三元模型)，而自然语言最重要的特征是结构性和层次性，表现为词语之间的长距离依存关系，因此N元模型用短距离的词语同现关系表示长距离的词语依存关系并不恰当.例如，例6中“打击/VGN”和团伙/NG”之间存在长距离依存关系，而二元同现或三元同现都不能表示这种依存关系.例6. 国家/NG 严厉/A 打击/VGN（吸毒/VGO 贩毒/VNO 团伙/NG）.根据依存语法，在句子中向心短语的功能可由其中心词来表示.根据这一思想，如果将句子中的baseNP归约为其中心词，则归约后词语的同现关系比归约前更能真实地反映词语间的依存关系，表现为baseNP的中心词与其左邻（或右邻）的同现比baseNP的定语与其左邻（或右邻）的同现更具合理性，即经过baseNP归约后，词性之间的同现概率更大.例如，例6有以下2种baseNP标注模式：模式1：国家/NG 严厉/A 打击/VGN（吸毒/VGO 贩毒/VNO 团伙/NG）.模式2：国家/NG 严厉/A 打击/VGN 吸毒/VGO 贩毒/VNO 团伙/NG.如果用二元语法，则归一化后模式1和模式2的词性标记同现概率分别为根据统计语言学知识，p(M1)比p(M2)的概率值更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利用上下文进行baseNP标注模式排歧时，利用一个归约机制将baseNP模板融入N元模型中，从而较好地解决了baseNP识别中的词语长距离依存问题.4.3 基于归约的N元模型定义对公式（1）作如下变换：假设构成baseNP的词性标记串tj1i1,…,tjkik,…,tjsis相互独立，最佳标注模式的计算公式简化为假设对于给定的非终结符BN（表示baseNP），它产生的词性标记串只与BN本身有关，于是最佳标注模式的计算公式变换为：(2)以下先给出归约句的定义，然后给出归约后的N元模型.定义2. 归约句：设C是句子S的一种标注模式，将S中所有候选baseNP用它们的中心词取代而得到的序列Sd称为S的归约句.例5有4种baseNP标注模式，对应的归约句分别为归约句1：科学/NG 研究/VNN 推动/VGV 了/UTL 生产力/NG 发展/VNN。/.归约句2：研究/VNN 推动/VGV 了/UTL 生产力/NG 发展/VNN。/.归约句3：科学/NG 研究/VNN 推动/VGV 了/UTL 发展/VNN。/.归约句4：研究/VNN 推动/VGV 了/UTL 发展/VNN。/.设标注模式为M时S的归约句为Sd，它所对应的词性标记序列为t1′,t2′,…,tL′(L≤N)，根据归约句的定义，由（2）式变换并经归一化处理后得到如下归约后的最佳标注模式计算公式：(3)其中L是归约句的长度，s是该标注模式中的候选baseNP数.定义3. 内概率(inner probability)：如果已知一个成分构成baseNP，则该成分的句法是tji的概率称为baseNP的内概率，表示如下：β(Nji)≡p(tji|baseNP)根据内概率的定义，最佳标注模式计算公式变换为(4)根据三元语法，有于是归约后的baseNP识别模型为(5)在应用以上概率模型(公式(5))对S进行歧义标注模式排歧之前，需要对公式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即从标注了baseNP的训练集中估计词性标记的同现概率和模块的内概率，本研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5 结合句法组成模板和概率模型识别baseNP在利用句法组成模板进行了baseNP的初始标注之后，可以利用参数已知的概率模型进行baseNP歧义标注模式的排歧.这个问题可以看作一个最优路径的搜索问题.定义4. 搜索路径：句子中的每一种baseNP标注模式称为一条搜索路径；每一条路径的概率可以近似地估计为归约后该路径上的所有词性标记同现概率和模板内概率的乘积；定义5. 最优路径：一个句子的搜索路径中具有最大路径概率的那条路径称为最优路径.例如：以下所示的句子有4条路径，其中的最优路径是第1条路径.算法. baseNP的识别算法输入：经过正确分词和词性标注的句子；①用baseNP模板对句子进行初始标注，形成具有歧义标注模式的句子；②对于句子的每一条搜索路径：*针对该路径的baseNP标注模式，对句子进行归约；*对于归约句，计算该搜索路径的概率；③将具有最大路径概率的搜索路径作为最优路径，并根据相应的baseNP标记抽取baseNP.图1 最优路径示意图6 实验和分析6.1 数据准备及测试指标训练集为经过分词、词性标注和人工标注baseNP的10万字语料，用于模型的参数估计；测试 集为① 封闭测试集：熟语料中的1万字语料；② 开放测试集：训练集以外的1万字语料.性 能评估指标为 baseNP识别的精确率和召回率，公式如下：精确率召回率其中a是模型识别出的正确的baseNP的个数，b是被模型识别为baseNP的词串总数，c是测试集中的baseNP总数.6.2 与基于词性标记的N元模型的性能比较为了对单纯基于词性的N元模型［2］和本节提出的融入句法组成模板的新概率模型加以对比，以下分别列出二者的性能指标.从中可以看出，新模型的精确率和召回率均明显高于单纯基于词性的N元模型.从测试结果分析，影响baseNP识别精确率的主要因素是本模型仅考虑了词语的句法属性，而没有考虑词汇语义特征.表3 两种模型的性能比较测试类型基于词性的N元模型融入句法组成模板的新概率模型精确率（%）召回率（%）精确率（%）召回率（%）封闭测试74.278.584.893.0开放测试70.577.082.091.57 结束语本文提出了一个语法规则和统计方法相结合的汉语baseNP识别模型，该模型利用bas eNP组成成分的词性信息、音节信息以及baseNP上下文句法信息，将baseNP句法组成模板融 入概率模型中，其性能明显优于单纯基于词性标记的N元模型.该模型的不足之处是对上 下文句法特征不明显的baseNP识别的精确率较低.*本课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编号69433010）.作者简介：赵军，男，1966年生，现在香港科技大学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计算语言学和中文信息处理.黄昌宁，男，1937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计算语言学和中文信息处理.作者单位：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实验室 北京 100084参考文献1 Church K．A stochastic parts program and noun phrase parser fo r unrestricted text. In: Proc of the Second Conf on Applied Natura l Language Processing, Austin, Texas, 1988. 136～1432 李文捷，潘海华等．基于语料库的中文最长名词短语的自动抽取．见：陈力为， 袁琦编：计算语言学进展与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119～125(Li Wenjie, Pan Haihua et al. Corpus-based maximal-length Chines e noun phrase extraction. In: Chen Liwei, Yuan Qi eds. Advances and Application s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in Chinese).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9～125)3 张卫国．三种定语、三类意义及三个槽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6, 4： 97～ 100(Zhang Weiguo. Three attributes, three senses and three slots. Journal of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in Chinese), 1996, 4: 97～100)4 马真，陆俭明. ‘名词+动词’词语串浅析. 中国语文，1996, 3: 183～188(Ma Zhen, Lu Jianming. Elementary analysis to ‘noun + verb’-type w ord strings．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in Chinese), 1996, 3:183～188)5 邵敬敏．双音节V+N结构的配价分析．见： 郑定欧编.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Shao Jingmin. Valency analysis to bi-syllables V+N structures. In: S hen Yang, Zheng Ding'ou eds．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Valency Grammar(in Chines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5)原稿收到日期：1997-12-01；修改稿收到日期：199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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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艺技术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1999年 第3期 No.3 1999外加间歇交变纵向磁场对GTAW焊缝中气孔的抑制*Investigation on the Inhibition of Porosities in GTAW Weld with Longitudinal Intermittent Alternative Magnetic Fields贾昌申 罗 键 贾 涛 李海刚 殷成青［摘要］ 针对LD10CS铝合金焊接接头易产生气孔的现象，采用外加间歇交变纵向磁场的GTAW焊接技术，选用合理的焊接规范，有效地抑制了焊缝中气孔的产生，并探讨了外加间歇交变纵向磁场抑制气孔的方法和机理。关键词： 纵向磁场 钨极气体保护焊 铝合金 气孔［ABSTRACT］ For the porosities of LD10CS Al alloy welds, with adopting GTAW with longitudinal intermittent alternative magnetic fields and applying the optimal welding parameters, the porosities of weld are controlled. The control method and mechanism of porosities with longitudinal intermittent alternative magnetic fields are discussed.Keywords: Longitudinal magnetic fields Gas tungsten arc welding Al alloy Porosity高强铝合金LD10CS在航天航空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铝合金中铝与氧的亲和力很大，所以在空气中极易与氧结合生成致密结实的Al2O3薄膜，且Al2O3的熔点高，密度大。氧化铝薄膜阻碍了金属间的良好结合，且还会吸附水分，因此，焊接时易造成夹渣并且在焊缝中易生成气孔。铝合金焊缝中的气孔严重影响了焊接接头的塑、韧性，增加裂纹的敏感性。由于它在航天航空等重要领域应用，所以焊缝中的小气孔将会造成重大的事故［2，4，5］。传统的铝合金焊接方法(一般采用钨极气体保护焊)虽能满足一般的生产要求，但也存在许多问题［1，2］。本文采用外加间歇交变纵向磁场电弧焊方法，利用电磁搅拌焊接的一系列优点［3，4，6］，研究了它对焊缝中气孔产生的影响，为改善焊缝质量、提高接头性能寻找一种高效的焊接方法。1 气孔形成的原因氢是铝及其合金熔焊时产生气孔的主要原因，弧柱气氛中的水分，焊丝及母材表面氧化膜吸附的水分，都是焊缝气孔中氢的主要来源。氢之所以能使焊缝形成气孔，是和它在铝及其合金中的溶解度变化特性有关。在凝固点时，氢的溶解度降低约20倍(由69ml/g降至3.6ml/g)，这就是氢很容易使铝合金焊缝产生气孔的主要原因之一；况且，铝的导热性强，焊缝冷却速度快，不利于气泡浮出，易产生气孔［2，5］。氢气孔是在结晶过程中形成的，相邻树枝晶的凹陷处便是氢气泡的萌生场所。枝晶晶体的交互生长使气泡的成长受到限制，且不利于气泡的浮出，因而小气孔沿结晶的层状线均布形成，称为“结晶层气孔”。铝合金中还有另一类气孔――“皮下气孔”。在熔池高温液态金属的降温过程中(高温熔池在凝固点以上)，若冷却速度比较大，降温过程中的溶解度差所造成的气泡数量虽然不多，但可能由于来不及逸出，而在上浮途中被“搁浅”形成粗大的孤立的气孔。2 电磁搅拌对焊缝中气孔的抑制2.1 试验试验时应选择适当的焊接工艺参数，焊接采用直流正极性(DCSP)不填丝钨极氦弧焊，钨极直径d=4mm，弧长(钨极至工件距离)l=1.0～1.5mm，焊接速度v=300mm/min，气体流量qv=18L/min，焊接电流I=140A，板厚δ=6mm，并严格控制电弧电压。在此基础上利用He+0.5%H2作为保护气，验证电磁搅拌对LD10CS铝合金焊缝气孔形成的影响。自然电弧状态下，焊缝中形成大量气孔如图1所示。电磁搅拌焊接时，保持磁感应强度B=0.04T不变，频率f=2，5Hz时，焊缝中尺寸较大的圆球状连续型气孔被针离散型气孔所替代，并且，气孔数量也减少，如图2(a),(b)所示。当频率进一步增大至15Hz时，气孔数量及尺寸反而增大，如图2(c)所示。图1 自然电弧焊接时焊缝气孔形成(B=0)Fig.1 Porosities formation in weldwhen natural arc welding图2 电磁搅拌焊接时焊缝气孔形成(B=0.04T)Fig.2 Porosities formation in weld whenelectromagnetic sturr welding可见，磁场参数影响焊缝中气孔的形成。经试验发现，磁场参数对焊缝中气孔的影响规律是：在f=1～5Hz，B=0.02～0.05T范围内，焊缝中气孔数量相对较少。2.2 机理焊缝中气孔的产生分气泡的萌生和长大两个阶段，熔池中气泡萌生的最小稳定尺寸由经验公式决定［2］：…(1)式中：σ――熔融金属的表面张力(相间张力)；Fa――吸附力的作用面积；F――气泡的表面积；θ――气泡核与现成表面的浸润角；K1，K2――比例系数；ΔCliq,ΔCsol――液体和固体金属中气体饱和度；Pg――气泡内的气体压力；Pliq――气泡上部液体压力。电磁搅拌电弧焊时，液体金属中气体过饱和度是方程中主要可变参数，熔池金属结晶过程中，液态金属的最大过饱和度可能发生在结晶线前沿附近，大量气泡在此处萌生。在磁场作用期间，焊接熔池的强制搅拌导致结晶区域浓度集中程度减弱，使熔池结晶线前沿溶质浓度降低。而焊接熔池中所含气体在结晶过程的行为类似于分布系数小于1的杂质，那么，在杂质浓度降低时，结晶线前沿附近液态金属中气体浓度也降低，与此相应，也就降低了液态金属中气体的饱和度，生成气泡的可能性也就减小。另外，在外磁场作用下产生由液态金属强制循环引起的附加流体动压力，增大了抑制气泡萌生的外部压力，使形成气孔的几率下降。气泡的萌生和长大还取决于结晶界面凸入到液体中的枝晶尺寸。在相邻树枝晶的凹陷处，吸附力的作用面积最大，形成气泡核的几率也最大。电磁搅拌电弧焊时，在脉冲磁场作用期间，由于结晶区域温度梯度的增大，使凸入到液体金属中的枝晶被重新熔化，一方面使凸出体的尺寸减小，另一方面使已经形成的气泡核因枝晶重熔而消失。同时，结晶线前沿稳定性提高，结晶界面向前推移速度降低，这有助于减少气泡核形成几率，并利于气泡从焊缝表面逸出。并且，在脉冲磁场休止期间，结晶线前沿的浓度过冷程度加大，气体来不及在结晶线前沿重新聚集，形成气孔的尺寸也下降了。2.3 工艺方法上述试验证明，电磁搅拌可以减少焊缝中的气孔。但另一方面，电磁搅拌焊接时，存在磁场对电弧的扰动，有可能破坏保护气流的稳定性［3］，这种情况下，即使采用适当的磁场参数，焊缝中的气孔数量也会增加。因此，必须讨论用电磁搅拌抑制气孔的焊接工艺方法。本文最初的试验是将激磁线圈装在喷嘴上，虽然焊缝金属一次结晶组织得到细化，但接头的冲击韧性值与自然电弧焊时的接头性能相比，并无明显提高。通过观察冲击试样断口，发现用电磁搅拌焊接的接头中，存在窝状气孔和微气孔，而自然电弧焊接的接头中只存在个别气孔。由此可断定，该磁场使电弧保护气流的稳定性变差，焊缝气孔数量增多，甚至使焊缝金属发生氧化和氮化，从而影响了接头的冲击韧性值。为避免磁场对电弧的扰动过大，将激磁线圈安装在工件下面，并与焊接电弧同轴；在对接焊时加大保护气流量，并严格控制弧长。在此条件下的电磁搅拌焊接可基本抑制焊缝中的气孔。电磁搅拌虽然有利于焊缝中气孔的消除，但它的作用是有条件且是相对的，在对接焊中，必须严格清除带有吸附水分的氧化膜，尤其是接缝根部及焊丝表面的氧化膜。焊丝表面氧化膜按照焊丝参与形成焊缝金属的比例，其表面积约为母材的5～10倍。因此，它所吸附的水分最多，焊接时对气孔产生的影响最大。接缝根部氧化膜所吸附的水分常常是产生焊缝气孔的主要原因，这种氧化膜提供了氢的来源，并且在根部未熔合的情况下，水分受热分解萌生气泡。由于气泡附着在残留的氧化膜上，不易脱离浮出，易形成根部“隧道式”或密集形式的气孔。即使采用电磁搅拌焊接，这类气孔也不容易消除。因此，LD10CS铝合金焊缝中气孔的消除，关键是采用合理的焊接工艺，其次是消除铝合金及焊丝表面的氧化膜。3 结束语(1)采用外加间歇交变纵向磁场的GTAW焊接技术，选用合理的焊接规范和工艺方法，有效地抑制了LD10CS铝合金GTAW焊缝中的气孔。(2)外加间歇交变纵向磁场GTAW焊导致LD10CS铝合金焊接熔池被强制性地搅拌，使熔池结晶线前沿溶质浓度降低，也降低了液态金属中气体的饱和度，进而使生成气泡的可能性减小，且使气泡容易溢出。(3)用电磁搅拌消除LD10CS铝合金焊缝中的气孔，关键是采用合理的焊接工艺，其次是消除铝合金及焊丝表面的氧化膜。在本试验条件下，磁场频率f=1～5Hz，磁感应强度B=0.02～0.05T范围内，焊缝中气孔数量相对较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参考文献1 朱正行，杨君仁，倪纯珍.钨极氦气保护电弧焊电弧行为的研究.焊接学报，1984，5(1)：37～412 Абралов М А， Абдурахманов Р У， Йулдатев А Т． Влияние Электромагнитно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На свойства и сгруктуру сварных соединений сплава 01420．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ая Сварка， 1997，（5）：21～24，293 贾昌申，殷咸青.纵向磁场中的焊接电弧行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94，28(4)：7～134 殷咸青，李海刚，罗 键.用电磁搅拌抑制LD10CS铝合金焊缝热裂纹的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98，32(5)：91～955 周振丰，张文铖.焊接冶金与金属焊接性.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7.100～1126 Kou S,Le Y. Improve weld quality by low frequency arc oscillation. Welding Journal, 1985,64(3):51～55(责编 小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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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研究RESEARCH OF ENUIRONMENTAL SCIENCES2001 Vol.14 No.2 P.48-50,53生化-氧化偶合絮凝法处理含季铵盐高浓度有机工业废水潘碌亭 肖锦 朱云摘 要：采用厌氧-好氧-氧化偶合絮凝工艺处理特种有机废水，研究了在不同运行参数条件下处理废水的效果。结果表明，在进水COD为2500～3000mg/L范围内，经厌氧-二级好氧处理，COD总去除率可达95%，再通过氧化偶合絮凝处理，出水COD可降至80mg/L以下，COD总去除率可高达97%以上，达到工业废水排放标准。关键词：有机废水； 生化处理； 氧化偶合絮凝分类号：X78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929(2001)02-0048-03Treatment of High Strength Quaternary Ammonium Salt-Organic Wastewater with Biochemical-Oxidation and Flocculation ProcessPAN Lu-ting（College of Paper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XIAO Jin（College of Paper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ZHU Yun（College of Paper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Abstract：The effect of applying A/O-oxidation and flocculation process to treat special organic wastewater in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influent COD was 2 500～3 000 mg/L, after being treating by A/O/O the total COD removal rate is 95%, and by oxidation and flocculation the effluent COD can be reduced to below 80 mg/L. The total COD removal rate is up to 97%, meeting the wastewater discharge standard.Keywords：organic wastewater; biochemical treatment; oxidation and flocculation作者简介：潘碌亭(1964-)，男，安徽蚌埠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作者单位：潘碌亭（华南理工大学 造纸与环境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肖锦（华南理工大学 造纸与环境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朱云（华南理工大学 造纸与环境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参考文献：［1］ 杨军，陆正禹，胡纪萃，等.抗菌素工业废水生物处理技术现状与展望[J].环境科学，1997，18(3)：83～85.［2］ 潘碌亭，肖锦，朱云.厌氧-好氧法处理特种有机工业废水的动态模拟实验[J].中国环境科学，2000，20(2)173～175.［3］ 杨健，王士芬，郭长虹.水解酸化-好氧工艺处理异丙醇工业废水[J].重庆环境科学，1999，21(4)：26～29.［4］ 王凯军.低浓度污染水厌氧-水解处理工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231～236.［5］ 周平，钱易，李炳伟，等.厌氧-好氧-混凝工艺处理抗生素废水[J].中国给水排水，1996，12(2)：4～6.［6］ 薛正琴.缺氧-好氧工艺处理高浓度废水的应用[J].化工排水设计，1998，(1)：3～8.［7］ 国家环保局《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编委会.水和废水监测方法[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456～459.收稿日期：2000年5月22日出版日期：200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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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6016 【原文出处】农业技术经济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9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12 【 标 题 】农业保护政策的比较研究 【 作 者 】潘盛洲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 【内容提要】本文在界定农业保护政策和模式的基础上，对美国、欧共体、日本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市场 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内容和手段，以及农业保护的政策体系。【 正 文 】 一、农业保护（政策）的涵义和界定关于农业保护的涵义，国内有许多学者已作过界定：对此，本文给出以下定义：所谓农业保护，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为确保农业发挥基础作用，使农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相适应，以便实现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保护与支持农业的政策措施的总和。在对农业保护概念内涵的理解上，要把握两个重点：第一，农业保护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政府行为，它是指政府作为主体，着眼于经济运行全局，运用政策手段对农业发展进行干预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农业保护的内容比较宽泛，从再生产的角度看，既包括对生产环节的保护，又包括对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保护；从保护的对象看，既包括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市场规范和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保护，又包括对农业生产者利益的保护；从保护的范围看，既包括国内保护，又包括边境保护。从上述对农业保护涵义的界定中可以看出，农业保护的核心是政府的有关政策措施，或者说，农业保护的本质内容是政府的保护政策。目前国内学者提出三种不同的农业保护模式。第一种模式主要强调一个国家通过采取诸如关税、进口配额、差价进口税、出口管制等贸易措施，来提高本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自给率，从而达到维护自身食品安全的做法，因此，可称其农业保护模式谓“国际贸易的农业保护模式”。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分析，实施农业保护必然或在很大程度上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隔离开来，使国外竞争者无法进入国内市场，由此必然造成以下后果：一是提高了消费者和纳税人的负担；二是造成了低效率、难以自立的农业经济，并妨碍产业结构的变化；三是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维持政府实行扭曲政策的惯性；四是扭曲了产品和要素价格及资源配置的信号；五是造就了既得利益集团，后者逐步成为经济发展中制度变革的障碍。第二种模式主张的是一种“收入增长的农业保护模式”。该观点认为，农业保护是一个经济规律，因为它“反映了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与基础性弱质性农业产业之间内在的联系，它是隐藏在农业生产、自然灾害、农产品收购、农资供应、农民负担以及其他农业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背后的一种无声的自然必然性。”因此，这种保护模式强调的主要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应维护农业产业的地位和利益，对农业和农民不能再多“取”少“予”了，相反，应反哺农业，固本强农，全国上下建立并张大对农业的“保护伞”，增加农民收入。笔者对该观点的农业保护政策也不敢苟同，因为：（1 ）按照该观点的农业保护政策实际上只包含国内的支持政策，不包括国际贸易的保护政策，这显然是不完整的。（2）即使是国内的支持政策，该定义所界定的也仅仅是一些经济手段，而未提及行政、法律等其他手段。另外，农业保护的范围也并不只是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还有其他方面，如保护基本农田和改善生态环境等。第三种农业保护模式即：所谓农业保护，指的是政府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发展、社会安定和良好生态环境而采取的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的总称。换句话说，农业保护政策指的是一种政策体系，它由不同层面上、不同环节上的各种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府政策所组成（在此，我们也引入农业正保护政策和负保护政策的概念：凡是从直接意义上讲对农业发展有利的政策皆为农业正保护政策；凡是从直接意义上讲对农业发展不利的政策皆为农业负保护政策。这样，我们所定义的农业保护政策实际上就是全部农业正保护政策之和了）。笔者赞同第三种模式。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其范畴界定在：（1 ）政府在一定的时期内为保护本国农业而采取的一系列国际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2 ）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促进农业与其它产业协调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与保护农业的措施。国内有的学者在研究农业保护问题时采用了“农业保护与支持”的提法，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本文也和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一样，使“农业保护”这一概念来涵盖政府对农业保护与支持的全部内容。二、农业保护的国际比较农业保护是一种国际现象，它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各种类型的国家。但由于各国的自然禀赋条件、经济发展阶段、国内市场规模、文化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制度不同，实施保护政策的目标也不尽相同。下面我们将对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中实行农业保护主义最具典型意义的三个国家（国家集团）：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即现在的欧盟）和日本，以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进行比较分析，以探求农业保护政策体系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特征。（一）当今美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 美国政府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是在不断调整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自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以后，经过60多年的调整和充实，发展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复杂的政策体系。笔者非常赞同徐更生先生对美国农业政策体系的结构分析，即从整个上看，美国农业保护政策体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保护农业资源和促进农业科技发展的政策，另一类是直接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在第一类政策中，保护资源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有效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制止对水、土等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保护水、土资源、维护农业生产和人类及其生物的生存环境。促进农业科技发展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推进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以及三者的有机结合，培养能掌握现代科技和管理技术的农业劳动者，用先进科技把农业武装起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第二类政策已成为美国农业保护政策体系的核心部分。该类政策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农业价格和收入政策，（2）农业信贷政策，（3）农业税收政策，（4）农产品对外贸易政策， （5）国内食物援助政策。政策的基本框架是：在生产领域，通过调整生产面积来控制产量，以保持市场供需平衡和价格稳定，主要措施是实行减耕计划和水土保持计划，使一部分耕地退出生产；组织政府机构、合作社和私人的借贷资本及时地向农场主提供各种生产用资本；向农场主提供农作物灾害保险；同时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流通领域，通过价格补贴使农场主取得比较稳定的、可以与其他行业投资者大体相当的利润率，从而达到稳定生产，扩大出口，增加农场主收入和稳定农业经济的目的。主要措施是价格补贴和“扩大出口计划”。该类政策的精髓是把生产控制与价格支持扭在一起使用。美国《1996年联邦农业发展与改革法》对以前的农业政策体系作出了重大的修正，主要体现在：（1）提出在今后7年内将逐步取消对农场主有关价格和收入支持方面的一切补贴，即政府将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农产品计划”，停止目标价格和差额补贴的做法；（2）作为过渡，新法律设立了一种“生产灵活合同补贴”以代替价格支持补贴，为取得这种新的补贴和对主要农产品的贷款，农场主必须答应在今后的7 年内继续执行现有的农业资源保护计划和沼泽地保护条款。这就意味着，凡是以前参加过政府计划的农场都有资格取得一份补贴，但这种补贴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已没有任何联系；（3）取消了作物耕种面积的限制，农场主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自己决定种植什么和种植多少，但市场风险完全自己承担；（4）新法律保留了基本的无追索权贷款， 但要求农场主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作为从政府那里取得贷款的抵押。对不同品种的贷款率也作了调整；（5）取消了农场主拥有的储备计划；（6）提高了1个百分点的政府贷款利率。（二）欧洲共同体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 根据1957年罗马条约而成立的欧洲共同体，现在已发展成包括德国、法国、爱尔兰、丹麦、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12个成员国的国家集团（目前的名称为欧洲同盟）。其农业保护政策体系的主要构成就是所谓的“共同农业政策”。根据《罗马条约》，共同农业政策要达到五个方面目标：（1 ）提高农业生产率；（2）保证农业生产者享有公平的生活水平（收入）；（3）稳定市场；（4）保障食品供应；（5）保证以合理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农产品。所谓共同农业政策指的是为实现上述五大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市场、价格政策部分和结构政策部分。其中市场、价格政策在共同农业政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我们分析讨论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同农业政策主要是通过操纵价格来实施的。在共同体内部市场上，其作用机制是，对绝大部分农产品，每年年初经过成员国协商后，由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确定农业生产者可望得到的最高生产者价格，即目标价格。这种价格以期望求得市场价格平均值为依据。为防止农产品供给和需求不稳定给生产者造成损失，特别是在供给超过需求时，农产品价格（包括谷物、食糖、牛奶、橄榄油、油菜籽和向日葵籽）如果低于目标价格后继续下跌，跌到某一临界点的价格就是干预价格。对于共同体以外的农产品市场，则限定门槛价格和进出口补贴，在共同体外部建立起一种保护性的“闸门制度”。由于共同体规定的农产品目标价格一般都高于世界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为防止进口农产品按低于目标价格水平出售，共同体就把进口的农产品价格提高到大致相当于共同体规定的同类产品目标价格的水平。这样门槛价格实际上就是国外农产品能够进入共同体的最低价格。当世界市场价格低于门槛价格时，要征收不同的“差价税”。出口补贴则与门槛价格相反，在世界市场价格低于共同体内的市场价格的条件下，为保证共同体农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共同体向出口者提供补贴。出口补贴从共同体保证基金中支付。随着生产过剩和财政负担压力的不断加大，以及来自美国的威胁，欧共体从1985年开始对其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到了1992年5月，采取了一些更为彻底的改革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控制生产。主要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刺激消费和冻结15％的谷物耕种面积。二是支持收入。对那些冻结了15％的耕种面积的农业生产者，以不同地区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为基础，根据种植面积给以补贴；对粗放经营的畜牧业生产者也增加补贴。三是维持农业人口，保护并开发环境。对生态脆弱地区的农业生产者提供补贴，以减少有害肥料和农药的施用；为植树造林提供补贴；对55岁以上农业生产者实行提前退休制度，以便安置农业青年。1994年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达成协议后，欧共体与美国双方同意将出口补贴的预算支出和补贴产品的出口量在1991―1992年的基础上分别削减36％和21％；国内支持总额在1986―1988年基础上减少20％，但产量控制计划中的直接支付款项却不在减少之列。此外，还同意将非关税壁垒措施关税化，并将其在1986―1988年平均关税等值的基础上平均降低36％。（三）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 日本政府保护支持农业的政策措施很多，主要由价格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组成。1.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日本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保护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直接管理价格。这项政策是针对稻米和烟草实行的。稻米的收购和销售基本上由国家控制，其价格由政府决定和管理。二是间接支持价格，即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对价格进行支持保护。有以下几种做法：（1）对生丝、猪牛肉和蚕茧等，规定其价格的上限和下限， 其价格只能在设定的价格带内浮动。如果市场价格低于下限价格，市场上的产品全部由政府的代理机构――畜产振兴事业团和蚕丝事业团按规定的下限价格买进；反之，当市场价格超过上限价格时，上述机构将其存货售出，必要时还可以扩大进口。（2）对大豆、油菜籽、乳制品等， 规定一个基准价格，当销售价格下跌到基准价格以下时，农民可以获得基准价格与市场价格间的差额补贴；（3）对甜菜、麦类、土豆、薯类、 甘蔗等，只规定价格的下限，当市场价格下跌到这个下限价格以下时，产品全部由政府按下限价格买入；（4）对蔬菜、仔猪、蛋类、 水果等价格波动较大的农副产品，则建立了稳定基金制度。政府除通过调整生产者团体的生产额度来谋求价格稳定外，在市场价格低于一定水平时，由政府、农协和生产者共同组织的基金协会提供补助。（5 ）对发展畜牧业必需的饲料，则采取了抑制价格的做法，即政府只规定饲料价格的上限，当市场价格超过上限时，政府通过扩大进口的办法抑制饲料价格的上涨。2.财政补贴政策。日本农业财政补贴的开支项目比较繁多，主要有：（1）农田水利建设补贴。凡治理河流、兴建水利工程、 修筑公路等“公共事业”，其工程费用的70％―80％，由各级政府以补助费的形式承担。（2）农业现代化设备补助。 凡是农民集体和公共团体购买属于共同利用的机械设备和设施的费用，30％―50％由政府以补助金形式承担。（3）农业贷款利息补贴。农民为扩大再生产、 改进生产技术和抗击灾害而需资金时，或由政府金融机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给予长期低息贷款，或由政府予以担保并给予利息补贴，由私人银行提供贷款。3.金融政策。为保证农林渔业同其它产业协调发展，政府一方面建立了农林渔业金融机构，即所谓的“制度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扶持下，农林渔业团体建立了民间性的金融机构，即所谓的“组合系统金融机构”。两种金融机构都对农业发放扶持性贷款。其做法除了上面提到的由政府提供利息补贴外，还通过发放低息贷款来诱导农民贯彻国家的农业政策，特别是引导农民改善生产条件、采用先进技术，扶持“自由经营农家”和发展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以达到对小农经济体制的保护和利用。面对乌拉圭回合后的新形势，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也作了相应调整：（1）实施“关连政策”，调整财政与金融政策。（2）强化农业基础建设，扶持农业生产。（3）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4）调整农业外贸政策。（5）更加重视农业的科研与推广。（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除中国）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几乎都经历了一个由剥夺农业到扶持农业的转变过程，即由负保护逐步向正保护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以下特点：1.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初期，国家通过财政、信贷等部门把农业部门创造的剩余产品转而投向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同时稳定城市粮食零售价格，为工业生产保证廉价劳动力；还对进口消费性工业品征税，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保护。2.亚洲和拉丁美洲多数国家在70年代、非洲国家在80年代开始实施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比较普遍的做法是：（1）增加农业投入，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东盟各国政府除了鼓励个人对发展农业进行投资以外，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额都有较大的增加。投资多用于土地开发、水利建设和进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2 ）实施垦殖计划，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东盟国家除新加坡外，都曾为扩大耕地面积进行过很大的努力。拉美的一些国家则进行了“土地改革”，把一部分国有土地（或大地产主的闲置土地）分给农民耕种；（3 ）在信贷和税收上给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一定的优惠。如亚洲国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低息贷款、价格比较优惠的高产品种种子、化肥、某些农机具等，并进行技术指导；（4）加强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事业、 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3.制订新的农产品价格政策，对农业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7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价格政策开始转向适当保护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如马来西亚对稻谷、烟草、橡胶等实行“最低价格保证制度”，凡农户销售这些产品，如市场价格低于保证价格，政府给予补贴；如市价高于保证价格，出售农产品所得高出部分收入归农户所有。（五）中国农业保护政策体系 我国目前实行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可归纳为表1。表1 中国目前农业保护政策体系分类农业正保护政策1.支援农业生产支出2.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国家宏观支农政策 3.农业科研支出4.农业部门事业费5."三西"农业专项资金6.农业扶贫资金1.最低保护价格2.生产及市场管理市场价格保护政策 3.关税4.进口配额5.出口补贴1.农业灾害补贴2.农产品预购定金利息补贴收入支持政策 3.农村救济费4.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5.农作物保险补贴其他政策农业负保护政策国家宏观支农政策 1.工农业投资过度向工业倾斜2.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1.定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2.出口税市场价格保护政策 3.进口补贴4.出口配额5.出口管制1.农业税2.农业税附加收入支持政策 3.农民不合理负担其他政策 汇率高估(前些年)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业保护的主要内容和手段（一）我国农业保护的内容 农业保护是一种政府行为，其载体是政府的有关政策措施，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农产品贸易出现新格局的条件下，农业保护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主要内容；政府中既有中央政府又有地方政府，它们各自的责任分别是什么，显然，搞清这些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从理论上讲，农业保护分两个方面，一是边境保护，二是国内保护。边境保护指的是通过关税、进口配额、本国含量条例、包装和商标条例、海关卫生检查、差价进口税等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在乌拉圭《农业协议》已经生效以及新世界贸易体系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边境保护的作用虽然受到一定限制，但目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仍在使用边境措施保护本国的农业，只不过使用的范围和力度的大小有所差别罢了。我们在考虑我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时，当然也应该设立边境保护措施。重点应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特别是粮食市场免受外国农产品的过度冲击，确保国内粮食安全。农业的国内保护范围较广，可以说覆盖了农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但从当前的国情看，我们认为，我国农业保护的重点应放在农业的生产环节和农产品交换环节上，即放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农业资源和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科技进步以及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即改变农业的国内贸易条件）等方面。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加投入，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其本质含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和一定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由农业生产诸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可以相对稳定地达到一定水平的农业综合产出的能力。影响和决定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规模、农业物质投入强度和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二是通过健全市场体系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对农产品流通环节实行适度保护。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完善农业宏观体系，已成为促使农业持续增长的迫切要求。当然，农村市场体系并不仅仅包括农产品市场，还包括生产要素市场，诸如生产资料市场、土地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但这些市场的发育更为落后。而这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如果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保护农业，进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无异于一句空话。三是通过立法和政府调控，对农业资源和环境进行有效保护。不论是农业资源还是农业生态环境，如果遭到损害或破坏，都会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因此，对其实行保护非常必要。从长远看，对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整个农业保护的基础。在实施农业保护的过程中，为了防止中央政府的“越位”和地方政府的“推诿”，使各级政府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必须划清中央与地方在农业保护方面的具体职责。1.中央政府对农业保护的责任。中央政府作为农业保护的首要主体，一般说来，凡属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和综合性方面的内容都应由中央政府承担。这些方面包括：（1 ）制订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与计划，确定一定时期内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点，在国民经济中为农业定好位，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全国农业保护的方针和政策，包括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信贷政策、价格政策、外贸政策、投资政策、科技政策和环境政策等，并负责监督和检查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2）制订并颁布有关农业保护的法律、法规、依法治农、 依法管农；（3）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直接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 财力用于农业保护；（4）规划并参与构建农产品市场网络， 重点是中央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督和管理农产品期货市场，并制订市场规划，维护市场秩序；（5）采集、分析、发布市场信息， 重点是农业生产资料供求信息和农副产品价格、流通、收益成本等信息；（6 ）建立和实施重要农产品的储备制度和与储备制度相配套的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 （7）提供农业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包括跨省的大型水利工程、交通干线、通信设施等的建设，扶持以基础性研究为主的农业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教育服务；（8）保护农业资源，维护生态环境；（9）推动农业国际贸易发展，主要是制订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法律、条例，负责农业对外贸易的管理。2.地方政府对农业保护的责任。对于省、地市级政府来说，其农业保护的主要责任是：（1 ）根据中央政府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计划，制订本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中长期规划和计划，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中长期规划，以及本地区的农业经济产业布局细则，确定本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点；（2）贯彻、落实、 执行中央政府确立的农业保护方针、政策，并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前提下，制订更加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农业保护的补充性政策； （3）与中央政府对农业保护的投入相配套，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农业，特别是应加强包括农田水利、通信交通、土地改良等在内的基本建设；（4）鼓励和支持地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 支持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引导发展各种农民专业协会、公司（企业、基地）＋农户的中介组织，建立多层次、多内容、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技术、营销等多种方面的服务；（5 ）建立并实施省级农产品储备制度和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调控好本区域内的农产品市场；（6）扶持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的农业科学研究， 组织和支持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进行农业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和普及，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7 ）投资兴建跨县和跨地区的大中型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包括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发展地方农用工业，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对于县级政府来说，其在农业保护中的主要职责是服务，即通过自身的活动，解决一家一户农民所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具体问题。基本内容包括：（1）切实贯彻、 执行上级政府制订的各项保护与支持农业的政策；（2）根据自己的的财力，并通过各种措施， 引导多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效益；（3）支持建立农业专业技术协会、 股份合作制等各类连接农民与市场的中介组织，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指导、产品加工和储运等多种服务，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牵线搭桥；（4 ）切实执行中央和各级政府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杜绝对农业的各类摊派，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5）保护农民的生产经营决策权、生产资料的处置权、 农产品的处置权以及政策上的民主权和经济上的管理权、监督权；（6 ）实施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二）中国农业保护的主要原则和手段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有着巨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此，应该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和手段。第一，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与支持必须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实施农业保护政策虽然是一种政府行为，但决不是要取代市场或否定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与缺陷。这种弥补功能在当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弥补市场无法主动承担的公共性、公益性社会职能，容易造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缺陷，通过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弥补在农业比较效益偏低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可能引起的农业资源利用不充分、甚至外流等缺陷，通过政府牵头建立一种社会化的农业利益补偿机制，提高农业比较经济效益。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对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三是弥补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通过政府的有效调控，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第二，实施农业保护战略必须以国内产业保护与支持为主、国际贸易保护（或边境保护）为辅。应该说，在乌拉圭《农业协议》签置生效之前，边境措施是保护国内生产和市场的有效手段。但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世贸组织的诞生，降低农业保护水平特别是关税壁垒的水平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边境保护不宜作为我国农业保护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在目前的形势下，边境保护的恰当做法是应充分利用《农业协议》中规定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按照我国的承诺水平向关税化调整，同时设计与关税化税率相适应的、比较合理的关税配额额度（即准入量）。而农业国内的保护与支持措施则应明显加强。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农业基础脆弱，各方面特别是投入方面的历史欠帐太多，更因为乌拉圭《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为加强国内保护与支持政策提供了机会。按照《农业协议》规定，政府对农业科研、培训、推广与咨询服务、病虫害控制、市场促销、基础设施服务、结构调整和环境与资源保护以及自然灾害救济等方面的支持政策，都可免予减让承诺，而这些方面的保护与支持政策恰恰是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所迫切需要的，这也与国际上通行做法相一致。第三，在实施农业保护政策时，必须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并力求方式、方法多样化。先行工业化国家对农业实行全面保护时，大多都已基本完成本国的工业化，产业结构也开始向高级化过渡。此时国家的财政实力已经达到可以全面扶持农业发展的程度了。而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工业结构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加速转移，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资源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可能大量地从工业乃至非农产业中筹集资本和其他资源来扶持农业，不可能把保护与支持的程度提高到与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此外，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实行农业保护政策不象发达国家那样是多数人保护少数人，通过实行以高于市场的均衡价格的支持价格来增加农业生产者的收入，而只能实行一种产业式的保护，即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使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为主要目标的保护模式。把支持的重点放在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开发和新技术推广、生态环境保护、农用工业建设等方面。在具体支持方式上，应更多地与农业优惠贷款、农业保险事业、农产品储备制度、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社区建设和扶贫计划等结合起来。第四，在确定具体的保护对象时，必须有所侧重，突出重点。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呈现出以下格局：粮食、棉花、羊毛和奶业等已经或即将失去竞争优势，而油料、糖料、水果、水产品、肉类和蔬菜等则仍具备竞争优势（冯海发，1997）。所以，就我国当前一个时期的情况而言，农产品保护的具体对象应该是粮食、棉花、羊毛和奶业，其中重要程度最高的是粮食。这不仅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吃饭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还因为粮食是养殖业的基础，没有粮食为主体的饲料，养殖业难以有大的发展。在粮食序列中，不论从生产量方面还是从消费量方面看，大米、小麦和玉米三个品种所占份额都超过了95％。因此，就具体产品而言，大米、小麦和玉米成为我国农业保护的重点对象。第五，在实施农业保护时，必须采取以“绿箱”政策为主的间接方式。根据对农业的支持措施是否可以直接转化为农民的收入，农业保护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两种。凡是能直接转化为农民收入的保护措施，都属于直接方式。属于这类方式的保护措施主要有：价格支持，即以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购买农产品；投入补贴，即以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价格向农民出售农用生产资料和以低于市场均衡利率的利率向农民提供信贷等等；出口补贴，即对农产品出口提供直接的财政补贴。凡是不能直接转化为农民收入的保护措施，都属于间接保护方式。属于此类方式的保护措施主要有：政府的公共性服务，作物保险与收入安全计划，环境保护和贫困地区的援助等。很显然，直接保护方式的保护措施，都位于WTO规则的“黄色”区域， 因而都在被限制之列。而间接保护方面中的保护措施，基本都位于WTO 规则中的“绿色”区域，不与WTO规则抵触。因此， 为了我国农业保护政策得以顺利实施，我国农业保护的方式必须选择以间接方式为主，以直接方式为辅。实施农业保护的基本手段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当前应主要采用经济手段，特别是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针对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新趋势和世界农业新科技革命浪潮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业提出的新要求，我国必须从现在起就着手研究、制定和实施对农业保护的新政策。我认为，我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必须是全方的，至少包括：对外贸易政策，宏观支农政策，市场调控政策，农民收入支持政策，农业科技政策和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等。（一）对外贸易政策 在乌拉圭《农业协议》已经生效以及新世界贸易体系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对外贸易政策的要点是在WTO 农业框架及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下，合理设定一套关税及配额结构， 达到既能有效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特别是粮食市场免受外国农产品的过度冲击，又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解决国内农产品供需平衡问题的双重目的。（二）宏观支农政策 宏观支农政策的核心是在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采取必要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调动和引导社会资源及时足额地流向农业及相关的产业部门，以确保农业和其他产业进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属于这类政策范畴的具体政策有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支农政策和农业信贷政策等。（三）市场调控政策 市场调控政策的目标是要通过促进农村市场体系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的建设，实现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适度保护。为此，市场调控政策涉及的范畴不仅包括具体的市场调控措施，还包括市场主体、市场组织和市场体系自身的发育等。（四）农民收入支持政策 根据国际经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两类：一是直接给予农民以补贴，如收入补贴、灾害补贴、农产品储备补贴等；二是间接补贴，如提供农业优惠及贴息贷款、投入补贴、农业保护计划等。对直接补贴，WTO农业框架中是有数量约束的，但对间接补贴政策的要求却相对较宽松。因此，农民收入支持政策的目标就是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国家财政实力状况， 尽可能多地增加农民收入，使国民收入的结构合理化。（五）农业科技政策 农业科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六）资源环境保护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目标是切实保护好耕地、水等农业自然资源，努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建立起可持续的资源再循环系统，达到农村资源、环境与农业生产的整体良性循环。【参考文献】 〔1〕蔡坊.论农业保护及其替代政策，农村经济与社会，1993 （2）〔2〕郭玮.农业保护的形势与对策，经济学家，1997（2）〔3〕徐更生.美国农业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冯海发.未来15年我国农业适度保护的政策选择（课题报告），1997〔5〕朱希刚.借鉴国际经验，促进农业补贴由消费者向生产者的转变，农业经济问题，1992〔6〕潘盛洲.建立适合国情的农业保护体系.中国农业年鉴，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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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723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616 【分 类 号】F62 【分 类 名】金融与保险 【复印期号】200009 【 标 题 】２１世纪论坛：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 【 正 文 】 戴相龙在“21世纪论坛”午餐会发表演讲迎接金融全球化挑战6月15日中午，在“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午餐会上，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以《迎接金融全球化的挑战》为题发表了演讲。戴相龙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金融的全球化。但金融全球化也使国际资本的流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导致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20世纪90年代，世界爆发了三次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的产生，是国际货币金融体制和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预料，类似的货币金融危机，今后也很难避免。不仅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也会发生在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发展中，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都是我们的共同的敌人，都应该群起而防之，群起而治之。第一，要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应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国际流动性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并不排斥区域经济一体化，我们希望美元汇率保持稳定，欢迎欧元的启动，赞同东盟十国和中、日、韩在泰国清迈签定的关于建立货币互换的协议。第二，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国际社会应尽快建立必要的制度和标准，抑制短期国际资本无序流动，对对冲基金、高杠杆机构和离岸金融中心实行有效监管。第三，改进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我们欢迎20国集团非正式对话机制的建立。中国将继续支持和积极参与20国集团的活动，并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为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制作出自己的贡献。第四，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吸取多次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点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预警，从而尽可能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二是在出现危机苗头的时候，及时根据各国实际提供流动性支持。关于新世纪的中国金融业，戴相龙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采取负责的态度，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鼓励出口，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国已经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他指出，中国即将进入第十个五年发展计划，中国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在不久的未来，中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过五年的过渡，中国要对外国的企业，特别是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这些都将给外国投资者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投资的机会，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也将进入新阶段。为此，今后几年，我们将做好以下工作：第一，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央银行要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努力提高货币政策操作水平，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第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第三，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通过多种渠道，及时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试将有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支持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同时，加强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监管当局的协调与合作。第四，进一步完善1994年制定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将稳步推进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工作进程。第五，扩大金融开放，提高开放水平。在平等竞争、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加强各国之间、亚洲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积极探讨亚洲地区货币金融稳定机制，为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并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条件。亚洲与中国的机遇――加强区域合作是大势所趋吴绮敏6月15日下午，“21 世纪论坛”的话题集中到经济全球化对亚太地区和中国的影响上。引起与会者共鸣的观点是，加强区域合作是大势所趋。说起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关系，与会者不约而同地论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他们大都认为，尽管创巨痛深，但是亚洲国家还是要抬起头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说，东亚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前数十年经济快速增长，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东亚金融危机又是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表现。但全球化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变化趋势，它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机遇与挑战。中国政府所作的积极而慎重地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决定，就充分考虑了经济全球化的各种益处和风险。经济全球化不可回避，因而应对这股潮流的能力将决定各国未来的命运。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张毅君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地区经济联合可以看作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在地区经济集团内，由于各国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相似的文化传统，因而彼此间的矛盾较易调和与妥协。在区域合作的大框架内，各国可以找到更好的出路，确保自身的经济安全。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举足轻重。菲律宾前众院议长、基督教民主和人民党国际副主席维尼西亚指出，在全球性组织中，中国一直是一个模范“公民”。中国通过融入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加入全球各重要国际组织，并参与制定全球性规则，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发言者一致认为，只要各国致力于经济合作，建立起牢固的互信关系，保持地区的和平，亚太地区就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继续保持发展和繁荣。“二十一世纪论坛”召开专题讨论会企业家看经济全球化由全国政协主办的“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6月15 日上午围绕中外企业家看经济全球化的专题进行讨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新日铁株式会社社长今井敬、海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瑞敏、瑞典爱立信公司董事长阮魁森、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李毅中、盈科拓展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泽楷、新浪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王志东等11位中外企业家，分别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战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以及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各位企业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论述可谓简短而精辟。今井敬说，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条件下，日本企业对于国境的概念已经日趋淡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将是企业选择国家，而不是国家选择企业。他希望中国加入WTO后， 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对外资开放。中国著名企业家张瑞敏介绍了海尔走向全球的经验之谈。他说：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进入世界市场不难，但具有国际竞争力却很难。海尔是通过质量国际化、产品的差异化、企业的本土化、网络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一体化5个阶段立足国际市场的。在谈到加入WTO后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时，大众汽车集团董事兼亚太事务总裁罗伯特・比希霍夫说，加入WTO将使整个中国的汽车工业面临挑战。 但每个挑战都会带来新的机遇。中国在向国际商业敞开大门的同时，也会建立起一条双向的通道。一方面是国际竞争者将很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是中国工业将进入全球市场。经济实现全球化，信息网络是先导。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刘鹤说：网络将像阳光和高速公路一样，成为人类未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李泽楷认为，网络不仅为小企业的快速发展插上了翅膀，也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亚洲国家的因特网普及率除日本达到14％以外，其他国家均为2％。发展的空间和前景非常可观。讨论会上，张瑞敏、王志东、阮魁森等还就新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如何发展、如何树立企业的核心文化等进行了探讨。加强合作 应对挑战――访韩国世界经济研究院院长吴迎春韩国世界经济研究院院长司空壹是韩国著名学者。12年前，他曾任韩国政府财政部长和总统经济事务高级秘书，是当时韩国政府重要的经济政策制定者。离任后他创办了世界经济研究院，研究亚洲和世界经济。他说，“经济全球化”给亚洲国家带来影响，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们要趋利避害。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司空壹先生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比如说流感到处蔓延，有的人被感染得病，有的没有得病，什么原因？得病者因为体弱，身体强壮者没事。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它像流感，从泰国迅速蔓延到韩国等国，这是因为泰国和韩国的金融体制和经济结构有问题，就像体弱的人，无法抵挡金融危机。因而，我们要抵抗它，必须有健康的机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一些国家各自为战，被迫将本国货币贬值，造成地区货币贬值风潮，结果给国际货币投机商可乘之机。“各自为战难以面对大的金融风暴和挑战，合作是必要的。”“依你看，应该如何进行区域合作呢？”司空壹显然胸有成竹，他不慌不忙道来：“现在的10（东盟10国）加3（中国、日本、 韩国）就是很好的区域合作形式，它们曾在泰国清迈签订关于建立货币互换协议，就是合作成果；另外，关于货币汇率方面，一国采取行动，将会影响邻国，因而，如果某国要调整汇率时最好能告诉其邻国；其三，地区或国际社会应找到相应的办法和制定相应的机制将全球金融震荡降低到最低限度；其四，在打破旧的国际金融格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东亚地区国家需要协调立场，用一个声音说话，反映它们的要求，等等。谈到最近发生的韩国对来自中国的大蒜征收高额关税引起双方的贸易争端，他感到遗憾。他认为这是韩国政府在农民的压力下采取的措施，他说明，在推进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会不时发生一些问题，他希望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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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19卷 第1期 Vol.19 No.1 1999矿山土复垦利用试验卞正富 张国良摘要：利用分层随机取样法取得开滦矿区范矿南矸石回填复土区不同复土方式、不同复土年份、不同土地利用形式及不同深度的矿山土样品,对矿山土的养分状况、酸性污染与重金属污染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矸石回填复土区完全可以种植白菜、白薯、大豆、葡萄、紫穗槐等植物;此类矿山土的酸性污染可以通过条带式复土、全面复土方式得到有效地控制,而穴植法效果不佳,养分状况可通过种植紫穗槐或牧草得到改善;重金属元素含量没有超标,但试验点的矿山土培肥及表土受空气与粉尘污染造成表土的重金属元素含量高于30cm处土壤.关键词：矿山土；复垦与利用；酸性污染；重金属污染；煤矸石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6923(1999)01- 0081- 04Recla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soils experiment.BIAN Zheng-fu, ZHANG Guo-liang (Institute of Land Resource,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008,China).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19(1)：81～84Abstract：Stratified random pattern is employed for sampling minesoils at Fan coal mine. Minesoils samples are taken at different locations, including three kinds of pattern of covering soil, four different land reclamation times and five kinds of land utilization. Nutrient condition, acidic pollution and heavy metals pollution of minesoils are studi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claimed land by filling coal mining wastes into subsidence basin can be used for planting Chinese cabbage, sweet potato, grape, false indigo and so on. Acidic pollution can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appropriate pattern of covering soil, such as overall-covering and strip-covering, but bunch planting can’t control acidic pollution well. Nutrient condition can be improved by planting false indigo and forage grass on minesoils. The contents of heavy metals in minesoils do not go beyond the standard limit, but the contents of heavy metals in surface soil are higher than in buried soil beneath a depth of 30 cm.Key words：minesoils；reclamation and utilization；acidic pollution；heavy metal pollution；coal mining wastes矿山土是指以采矿业等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为母质,经人工整理、改良,促使其风化、熟化而成的一类土壤[1].露天矿排弃的岩土、井工矿矸石及粉煤灰排放场一旦用于种植,即为矿山土[2].土地复垦的任务之一是要构造理想的矿山土,从而达到恢复植被目的.国内外实践表明,矿山固体废弃物回填复垦场地的适种性研究是矿山土复垦中首先要研究的课题,而矿山土的养分状况、酸性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状况是影响复垦场地适种性的主要因素,目前国内外对矿山土的这些特性,尤其是重金属污染程度的研究很少[1,3].本文以开滦矿区范矿南塌陷坑充填煤矸石复垦为例,说明矸石充填料作为矿山土的一种类型,在复垦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规律.1 试验场地与研究方法范矿建于1958年,1964年正式投产,原设计能力为180万t/a,1990年改扩建后生产能力达400万t/a.30多年的开采使工业广场南北两侧形成两个塌陷积水坑,积水面积约300hm2.试验场地选为南塌陷积水坑,水面约200 hm2,积水深度最深达7.1m,水面标高25.5m,平均积水深2.0m以上.该试验点所用回填方式称为全厚充填法,即一次充填至设计标高,矸石堆积深度达11m,充填后田面高出塌陷坑水面4～6m,高出周围未沉陷土地2～3m.该区于1990年3月～1992年10月由开滦矿务局实施工程复垦项目并进行先锋植物筛选.采取分层随机取样法[4]对4个不同复土年份(1991,1992,1993,1995年)、5种不同土地利用形式（白菜地,白薯地,葡萄园,紫穗槐地和洋槐地）及3种不同复土方式(全面复土30cm,条带式复土30cm及穴植法)的试验田按表层和30cm深两种取样深度在10hm2范围内布置15个取样点,对每个样点的pH值、全量N、P、K、速效N、P、K、有机质及Hg、Pb、Cd、Cr、Cu、Mn、Zn等重金属元素含量进行测试,测试工作委托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心实验室完成.2 结果与讨论2.1 强酸性矸石充填区适宜的植物品种试验区土壤和矸石养分本底值如表1所示.自1990年起,试验点在矸石回填区上复土种植各类树木242856株,其中乔木18156株,灌木224700株,大面积种植的树木有紫穗槐、桑条、洋槐、臭椿、山海关杨等品种.还进行了桃、梨、苹果、山楂、沙棘、泡桐、毛白杨、火炬树、葡萄等树种的筛选种植试验;试验种植的蔬菜和农作物品种有大豆、白薯、玉米、韭菜、西红柿、大葱、黄瓜、青椒、茄子、白菜等;试验种植的牧草有苏丹草、铁扫帚等.表1 土壤和矸石养分本底值Table 1 Background value of nutrient of soil and coal mining wastes项 目pH值全量 (%)速效(mg/kg)有机质(%)NPKNPK土壤8.00.070.040.03137.61.5845.60.5矸石3.70.230.0751.341964.516.418.3中等生产能力 50～1007～2060～1001.0～1.4几年的种植试验表明,洋槐、臭椿、火炬树、泡桐、紫穗槐的成活率分别为85%、95%、100%、95%、100%,就其耐贫瘠、抗风寒性能分析,洋槐、臭椿、火炬树和紫穗槐为最适宜酸性矸石排放场的乔灌木品种.试种的蔬菜品种中,除青椒、茄子的重金属含量(Pb、Cd、Cu、Zn)超标外,其余均适宜种植[5].2.2 不同复土方式对复垦土壤酸性和养分状况的影响据1996年10月对1991～1993年复垦土地的监测,3种复土方式土壤的pH值和养分指标如表2所示.复盖土来源为沉陷前的表土.表2 不同复土方式的复垦土壤pH值和养分指标Table 2 pH value and nutrient conditions of reclaimed soil in different way to cover soil复土方式土地利用形式复土种植时间(a)pH值全量(%)速效(mg/kg)有机质(%)NPKNPK穴植洋槐19914.380.0680.0371.98135.662.962.210.143条带式葡萄*19916.690.0250.0282.2583.546.359.50.863紫穗槐19938.390.1490.0881.98224.916.8137.35.887全面复土白菜*19928.230.0460.0722.2342.8439.548.81.247白薯*19918.730.0450.0392.10103.5310.655.91.340注：* 种植葡萄、白菜、白薯前都曾种过牧草或紫穗槐由表1,表2对比可以看出,矸石酸性通过条播和全面复土得到较好地控制,而穴植对矸石酸性不能达到有效控制.通过对穴植区周边裸矸测定得到,裸矸风化后的pH值为2.81,呈强酸性,所以可以得出穴植区土壤呈酸性是由降雨淋溶及表层土壤水侧向渗透作用引起的;矸石充填区复垦利用后经生物作用,其营养状况得到明显地改善,尤其是速效N和有机质已达到中等生产力水平;复垦土壤养分的改善主要靠初期种植牧草、紫穗槐等实现.2.3 复垦土壤pH值和养分随复土年份的变化表3为1993、1995年不同复土年份复土区土壤pH值和养分状况.由表3看出,1993年复土种植紫穗槐地块的土壤速效N、P、K及有机质含量均较1995年复土地块高,说明紫穗槐在改良矸石充填复垦区土壤养分状况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通过此试验,本地已积累矸石充填复垦区的种植经验,即回填后复土种植紫穗槐或牧草3～4年后,再改种粮食作物或蔬菜.在种植粮食作物、水果或蔬菜时,应采取间作等养地措施,因为1991、1992年复土种植紫穗槐后又改种白菜、白薯和葡萄的土地养分状况较1993年低(见表2).表3 不同年份复土区土壤pH值和养分状况Table 3 pH value and nutrient conditions of reclaimed soil in different year to reclaim复土年份取样位置用地形式pH值全量（%）速效 (mg/kg)有机质（%）NPKNPK1993年表土30cm深紫穗槐8.395.570.1490.0490.0880.0331.982.03224.91110.676.83.2137.3161.725.8871.8271995年表土30cm深紫穗槐6.787.360.0210.0130.0210.0192.582.4953.55103.531.82.454.9643.185.2380.0662.4 复垦土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分析矿山土重金属污染可能是由于矿山固体废弃物母质本身具有的,在种植过程中,重金属从母质中释放出来,影响植物生长,或被植物吸收进入食物链;也可能是外界输入的,如汽车、电厂排放的废气、废渣及灌溉和土壤改良过程对土壤产生的污染;矿山土培肥过程也会导致重金属污染,如磷酸盐岩肥中Cd、Cr、V的含量较高,猪粪肥中含较高的Cu,生活污水和城市污泥中含较高的Pb、Zn、Cr、Ni和Cu[3].表4为表层风化矿山土与掩埋矿山土样品中的金属元素检出量.关于重金属污染问题,国内外研究均不是很深入,尤其是国内尚没有评价重金属污染的绝对量标准,一般是用检测的含量与本地区土壤中重金属背景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来评价其污染的程度,比如用背景值的2～3倍衡量污染水平,文献[3]总结了一些国家对复垦土地规定重金属含量允许范围.参照文献[3]可得出该复垦区矿山土不存在重金属污染问题,但表层矿山土与掩埋矿山土对照可发现,表层矿山土除Mn含量较低外,其它元素均高于掩埋矿山土的含量,这一现象不能从矸石风化程度得到解释.进一步的实验证明,这一现象与大气污染及人类耕作有关.表5列出了不同土地利用形式不同深度矿山土中的金属元素含量,除个别元素外,表层土金属元素含量显著高于30cm深处土的金属元素含量,这与耕作施肥及表层土受空气与粉尘污染有关.表4 表层与掩埋的矿山土样品中金属元素检出量(mg/kg)Table 4 Metals’ content checked in samples of surface minesoil and buried minesoils (mg/kg)项目HgCuFeCrZnMnPbF*Cd表层土0.41637.563069767.2368.2781.2047.05202.920.53掩埋30cm深处土0.31622.061758141.9049.21236.5238.02190.250.22注:* F污染类似于重金属污染表5 覆盖土不同深度的金属元素含量(mg/kg)Table 5 Content of heavy metals in covered soil in different depth(mg/kg)土地利用形式与深度HgCuFeCrZnMnPbFCd白菜地表层30cm深差值*0.0500.0170.03314.9811.883.10145619476.15084.928.2220.347.8835.97204.11-168.14319.33223.6695.6719.9414.605.34590.179141.22448.960.150.020.13葡萄地表层30cm深差值*0.0180.032-0.01414.8511.553.30136451272891726.0920.096.0032.6338.82-6.19250.40318.07-67.6721.4817.034.45134.23406.46-272.230.150.040.11紫穗槐表层30cm深差值*0.1420.0440.09829.2414.5914.651932114781454036.6133.103.51103.7537.1066.65323.03270.9752.0643.4619.7123.75174.64176.63-1.990.240.040.20注：* 表层土的金属元素含量与30cm深处土的金属元素含量之差表6列出几种不同用地形式的表层土的重金属(包括F)的含量.参照文献[3],可得出不同用地形式的表层土的重金属含量均未超标.但若与本底值相比,1991年白薯地的Hg与1993年紫穗槐地Hg、Pb、F的含量相对较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土壤的重金属含量未超标不等于种植的作物果实与可食部分的重金属含量也不超标,尚需对作物果实与可食部分作进一步跟踪监测.表6 复垦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mg/kg)Table 6 Heavy metals’ pollution of reclaimed soils( mg/kg)用地形式复土时间(a)HgPbCdFCrCuMnZn白薯19910.10726.320.02204.0327.5613.95268.9539.95白菜19910.05019.940.15141.2228.2214.98319.3335.97紫穗槐19930.14243.460.24174.6436.6129.24323.03103.75紫穗槐19950.01313.440.04604.7329.6011.49305.7126.71葡萄地19910.01821.480.15202.9226.0914.85250.4032.63河北省本底 0.04227.911.05327.5 1.503 结论3.1 煤矸石回填复土区完全可以种植大豆、白薯、玉米、韭菜、大葱、黄瓜、茄子、白菜、洋槐、臭椿、火炬树、泡桐、紫穗槐等植物.3.2 矿山土的养分状况可通过种植紫穗槐和牧草等得到改善,为保持复垦区矿山土具有持续利用能力,在复土种植过程中需采取间作轮作等养地措施.3.3 矿山土的酸性可通过适当的复土方式得到有效地控制,如全面复土和条带式复土.穴植法对酸性污染的控制效果不佳.3.4 开滦矿区范矿复土种植区不存在重金属污染问题,但试验点矿山土培肥及表土受空气与粉尘污染造成表土的重金属元素含量高于30cm处土壤.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49771040)和江苏省青年科技基金资助项目(BQ98044)作者简介：卞正富(1965-),男,中国矿业大学国土资源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矿区环境与土地复垦教学和科研工作.完成土地复垦方面的科研课题10余项,其中采煤沉陷地非充填复垦与利用技术体系研究课题199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另有3项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95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孙越崎优秀青年科技奖,1998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青年科技标兵.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国土资源研究所,江苏 徐州 221008）参考文献：[1] 赵景逵.矿区土地复垦技术与管理 [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2] 卞正富.复垦土壤的理化特性及其改良 [A].青年学术文集 [C],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3.[3] Martin J Haigh. Soil quality standards for reclaimed coal- mine disturbed lands: a discussion pap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rface Mining [J]. Reclamation and Environment, 1995,9:187-202.[4] LR Hossner. Reclamation of surface mined lands [M].Volume II.Florida: CRC Press, Inc.,1998.204-206.[5] 张春霞. 范各庄矿南塌陷区的复垦实践 [J].土地复垦技术, 1992,3-4:2731.收稿日期：199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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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125 【 版 号 】7 【 标 题 】电脑换名片 只在握手间 【 作 者 】新华社 【 正 文 】 据新华社波恩１月２３日电 一位活跃的政治家或企业家，在一天社交活动中会收到一大叠名片，到了晚上自己还需整理分类，这实在是一项不轻的负担。美国科学家现在研制出了一种自动交换电子名片的计算机，为人们带来方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设计的这种微型计算机，可装在主人的鞋后跟里，靠主人行走时磨擦所产生的电流驱动。一旦两人见面握手，接通电流，微型计算机就会交换“名片”，包括主人的姓名、地址、电话、传真号等，甚至还可提供一张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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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659 【原文出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期号】199901 【原刊页号】47～53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199904 【 标 题 】略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实现方式 【 作 者 】廖生明 【内容提要】按劳分配的本质要求一是社会总产品要在社会公共需要和个人消费之间分配；二是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 费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报酬应当高于劳动力的价值，这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使劳动者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国家集中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利润，在全社会范围内按劳动者的劳动量进行再分配；另一种是工资完全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国家通过法定最低工资、失业保障等措施使劳动力价格高于价值。后一种方式不仅可行，而且有利于提高效率和兼顾公平。【关 键 词】按劳分配/劳动力价值/劳动工资/法定最低工资 【 正 文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按劳分配方式的改革着力点在于两点。一是缩小分配范围，克服“一大二公”的弊端，让企业逐步成为分配主体。二是把劳动报酬和劳动成果联系起来，逐步把依据劳动能力与劳动时间确定劳动量变为主要依据劳动成果确定劳动量。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定额上缴国家和集体部分，剩下全部归自己。工商企业实行奖金制、承包制。奖金制把劳动报酬部分（奖金部分）与劳动成果挂钩，完成任务好、成果显著的可以拿更多奖金。承包制则是用合同形式规定劳动报酬与承包指标的关系。它使劳动报酬与劳动成果更紧密地挂钩。劳动者报酬的多少取决于完成指标的情况。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非常成功。企业的奖金制、承包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实践中也存在着确定承包基数主观随意性过大，造成苦乐不均以及包盈不包亏等问题。应当指出的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承包制是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唯一选择，而且较为合理。无论承包的是产量、产值、增加值或利润，它都和劳动量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国家主要依据产品包含的劳动量定价，而且政府可以根据企业生产条件确定承包基数。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作用增强，计划定价逐渐变为市场决定价格。承包产量产值已经失去意义，利润成了主要的承包指标，并取消了主观确定承包基数的做法。由于企业资源占有条件、技术水平不同及市场因素的影响，利润相差很大。不同行业、企业间劳动者收入差别过大问题逐渐地显露出来。承包制也未能完全克服企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倾向。一、“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论的缺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按劳分配？教科书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个人劳动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劳动者只能通过各自所在企业向社会提供劳动，而每个企业集体的劳动仍然是局部劳动；只有通过产品的市场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实现其价值。按劳分配主体只能是各个市场主体，主要是企业。各分配主体按照劳动者提供的社会劳动量付给相应的货币作为报酬。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不仅取决于个人提供多少劳动量，而且取决于企业个别劳动转化为多少社会必要劳动，即转化为多少价值。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把这种按劳分配方式称作“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持上述观点的人还认为，在私有企业、三资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只能获得劳动力价值。我认为，国有企业采用“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既不符合其全民所有的财产性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效率原则。1.“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会导致劳动者收入差距过大。企业个别劳动可以转化为多少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要受到下列客观因素的影响：（1）资本有机构成（c∶v反映生产的技术水平）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商品价格不是围绕价值（ c＋v＋m）波动，而是围绕生产价格（生产成本＋平均利润，即c＋v ＋p）波动。资本有机构成越高，v＋p∶v的比值就越高。反之， 资本有机构成越低，v＋p∶v的比值越低。 它表现为：等量劳动在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或企业比在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或企业可以转化为更多的价值。（2）资源占有条件的影响。 资源条件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或产品质量。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等量劳动在资源条件优越的企业比在资源条件差的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更高质量的产品，因此可以转化为更多价值。（3）供求关系的影响。商品供不应求， 价格升到生产价格之上；反之，则相反。生产企业可以因此增加或减少收入。垄断会使价格高于或低于生产价格，垄断企业可因此增加收入（获得超额利润）。上述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表现出等量劳动在不同企业可以转化成的价值量存在很大差别。“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会把这种差别变成不同企业间劳动者收入的差别。生产经营条件好的企业，特别是垄断性企业，劳动者的报酬可能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数倍。生产经营条件差的企业，劳动者的报酬不仅大大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并可能低于劳动力价值。2.“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无法在实际中坚持到底，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企业内部的平均主义无法克服。“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会使一些企业劳动报酬高于劳动力价值，有些企业劳动报酬等于劳动力价值，有些企业劳动报酬低于劳动力价值。在劳动报酬低于劳动力价值的企业，劳动者生活，特别是劳动能力低的人的生活陷入困难。为了使每个劳动者都可以生存下去，企业会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在劳动报酬高于甚至大大高于劳动力价值的企业，劳动者会认为超出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报酬是由企业生产条件较优越而产生的，更倾向于采用平均主义的办法分配那部分价值。他们可能采取的第一种办法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和平均分配相结合，即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分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进行分配，对超过劳动力价值部分采取平均分配。第二种办法是直接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因为分配的结果是劳动报酬大于劳动力价值，所以，即使那些人付出较多劳动而没有得到较高报酬而相对“吃亏”的人，也不愿意离开企业去另谋出路，相对于本企业外的劳动者，他并不吃亏。劳动报酬高于劳动力价值成了平均主义存在的物质基础。第三种办法，企业依靠其优势地位雇用大量临时工，只付给他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而企业原有职工脱离生产劳动，依靠对临时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平均主义分配，取得收入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这种分配是对剩余价值的平均主义分配。3.“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违反国有企业财产的全民所有性质，挫伤劳动者积极性。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劳动者对国有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劳动者个人不能行使对国有企业财产的处分权。现阶段，国有企业还不可能为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国有企业的生产条件、生产力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劳动者对国有企业财产的平等所有权不能通过对财产占有、使用或处分权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对国有企业财产收益权来实现。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者对国有企业财产的平等所有权是通过包就业和全国统一工资标准来实现的，现在我们已抛弃包就业和统一工资标准的政策。“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论者想当然地认为：应当承认劳动者因占有、使用国有财产的不同而带来的收入差别，承认劳动者由于所在国有企业资源占有、生产技术条件不同带来的收入差别。这实际上把国有企业等同于集体企业，使劳动者对国有企业资产的平等所有权无法通过平等地享有收益权来实现。他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他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和占有、使用权是可以分离的，劳动和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是可以区分的。实现劳动者对国有企业财产平等所有权的途径是区分劳动和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由劳动贡献形成的收入可以直接分配给本企业劳动者，由生产要素贡献形成的收入应属于要素所有者――社会全体劳动者。如果承认劳动者由于对国有企业财产占有、使用权不平等带来劳动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就势必引发劳动者对国有企业财产占有和使用权的争夺，即对生产经营条件好的国有企业就业岗位的争夺。国有企业招收录用员工，实质上是对国有企业财产占有、使用权的分配。拥有分配权的厂长、经理可能以此谋取私利，招收录用员工上的腐败难以避免。承认由这种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的合理性，是对按劳分配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必然对劳动者的积极性造成伤害。4.“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不利于正确处理企业管理人员与工人的分配关系。企业集体劳动能够转化为多少社会必要劳动除了受企业的资源占有条件、生产技术条件制约外，还受到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制约。经营管理者的职责是进行有效的经营管理，节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使产品适销对路，使企业劳动顺利转化为社会劳动。当企业因经营决策失误，管理无方，企业劳动不能顺利转化为社会劳动时，“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要求由企业的全体劳动者共同承担决策失误的后果。企业经营管理者仍然要依照其提供的活劳动量（虽然这种劳动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应的劳动）参与按劳分配。这对工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同样，当企业因经营管理者的特殊贡献减少了劳动耗费并使产品紧销，高于其价值出售，由企业全体劳动者共同享受由此带来的利益。它对经营管理者来说同样是不公平的。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利于调动经营管理者的劳动积极性。5.“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阻碍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引导劳动力流向最需要的地方。为了节省工资成本，企业必须最合理地使用劳动力。为了收入最大化，劳动者必须到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地方工作。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还会使稀缺人才工资上涨，从而引导劳动者学习技艺，实现动态的优化配置。“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使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劳动者的工资由所在企业资源占有条件、生产技术条件和商品供求关系决定，而不是由劳动力市场价格决定。因此这部分劳动力无法通过市场进行配置。权力对国有企业劳动力的配置起了主导作用，这就缩小了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范围。在劳动报酬高的国有企业，即使是学非所用、无所事事的人也可以拿到高工资，他就不愿意离开这个企业，无法通过市场价格引导他发挥更大的作用。6.“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不利于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的平等竞争。“企业实现价值按劳分配”的结果是一些国有企业的劳动报酬高于劳动力价值，另一些国有企业劳动报酬低于劳动力价值。当劳动报酬低于劳动力价值时，劳动者就会离开这些企业，另谋出路。因此，从总体看，国有企业劳动报酬高于劳动力价值，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利润减少，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减弱。长期竞争的结果是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二、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实现方式的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方式，既要符合按劳分配的本质要求，又要符合市场经济的特殊要求。按劳分配的本质要求有两点，首先，要求把社会总产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一部分用作个人消费品；其次要求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根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要求，劳动者获得的消费品在量上应超过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包含一定的享受和发展资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劳动报酬应当高于劳动力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通过市场实现生产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通过市场决定劳动力价格，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重要的内容和环节。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应如何实现？首先，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部分的产品不是从社会总产品中作直接扣除，而是以物资消耗成本提取、税收、利润形式存在。若从个别企业来考察，这里的利润也包括负利润（亏损）。公有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具有取得利润的权利，也负有承担亏损的责任。不能靠把劳动者工资压低到劳动力市场价格或价值以下的方法，使公有制企业成为只盈利不亏损，只生不死（不破产）的企业，否则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就难以实现。其次是必须通过劳动力的“买”和“卖”，通过劳动力市场价格来实现按劳分配。采用这种按劳分配方式不在于使劳动报酬与劳动付出相一致。买者与卖者的讨价还价，不同买者与卖者之间的竞争自然会形成等量劳动获得等量工资的结果。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将得不到任何东西。平均主义将失去存在的基础，劳动计量将变得简单；长期困扰我们的按劳分配的各种阻力将不复存在，为克服这些阻力而设计的各种按劳分配模式及论证这些模式合理性的各种理论都变成过时的东西。新的难点在于如何使劳动报酬（工资）高于劳动力价值。第一种方法是，通过劳动力的“买卖”使劳动者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国家集中国有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在全社会范围内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工资）进行分配，作为劳动者的附加工资，作为劳动者的享受和发展资料。这种办法在技术上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资金的集中和分配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确定分配范围，查明每个劳动者工资也存在很大困难；企业还可能借机压低工资，使国家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努力失败。第二种办法是，劳动者工资完全由劳动力市场价格决定。国家通过法定最低工资、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等措施使劳动力价格高于价值，使劳动者获得超过劳动力价值的报酬。这是间接式的按劳分配。间接式的按劳分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行的。既要通过市场决定劳动力价格，又要使劳动力价格高于价值。这好像违背了价值规律。根据价值规律，当一种商品的价格高于价值时，给生产者带来超额利润，就会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这种商品的生产，增加了这种商品的供给，从而使价格回落到相当于价值的水平，要使一种商品的价格长期高于价值是不可能的。但劳动力商品供求关系的特殊性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使劳动力价格高于价值成为可能。劳动力商品供求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人们生儿育女并不是为了赚钱。劳动者不会为工资高，就生育更多子女；反而有可能因工资高、有更多积蓄以养老，就减少生育。当今世界呈现出人口增长与工资水平成反比的趋势。而且，国家还可以通过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稳定劳动力供给。这就使国家提高劳动力价格的措施能够取得成功。我们正在建立法定最低工资、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制度，但只是把它当作社会保障制度来看待，而不是作为实现按劳分配的手段和工具来运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保障制度也可以作为提高劳动力价格的手段和工具――作为按劳分配的手段和工具来运用。设实行法定最低工资前，劳动者的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实行法定最低工资后，不仅那些原来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人的工资提高到劳动力价值以上，而且可以把那些原工资已经高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工资提高到劳动力价值以上。甲是一级搬运工，原月工资150元，恰好等于其劳动力价值，即W＝V[,0]＝150元，这150 代表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现在法定最低工资200元，甲的工资因此提高到200元，200－150＝50元，高出劳动力价值50元。乙是二级搬运工，乙的劳动强度是甲的1.5倍， 为恢复体力需要消费更多的生活资料，乙的月劳动力价值是甲的1.5倍。乙原来月工资225元，恰好等于其劳动力价值。这225元可以分为两部分，即W＝V[,0] ＋V[,1]＝150＋75，75元是因为乙比甲劳动强度大而必须多耗费的生活资料价值。实行法定最低工资后，乙的工资至少应提高到275元，否则，乙比甲多耗费的生活资料价值75元将得不到补偿。乙不会满足于275 元工资。在乙看来，他的劳动强度，完成的劳动量是甲的1.5倍， 工资也应达到甲的1.5倍即300元。对雇主而言，当乙的工资低于300元时， 雇用乙比雇用甲更合算，可以节省工资成本，因此会多雇用二级工少雇用一级工。这会使二级搬运工的工资上涨，一直涨到300元时止， 300 －225＝75（元），高出劳动力价值75元。丙是一级电焊工，原月工资225元，恰好等于劳动力价值，即W＝ V[,0]＋V[,1]＝150＋75。实行法定最低工资后，乙的工资升高到300 元时，丙要求把工资提高到300元，否则将改当二级搬运工。 雇主要继续雇用丙，就必须把丙的工资提高到300元，300－225＝75（元）， 高出劳动价值75元。丁是工程师。工程设计是复杂劳动要耗费更多的脑力，而且工程师需要专门训练，教育费用也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工程师的月劳动力价值是一级搬运工月劳动力价值的2倍。丁原工资300元恰好等于其劳动力价值。这300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W＝V0＋V1＋V2＝150＋75 ＋75，（150＋75 ）代表丁（包括应抚养人口）必须耗费的生活资料价值（和乙、丙相等），另75元代表工程师所需的培训费用。实行法定最低工资后，丁的工资应提高到375元。否则，丁比乙、丙多付出的75 元培训费用将得不到补偿。丁的培训费用得不到补偿，将使社会上的人不愿学当工程师，引起工程师供给的减少。供给的减少会使工程师的工资提高，一直到把丁的工资升高到375元时止。375－300＝75（元）， 高出劳动力价值75元。当然，雇主也可能用解雇相威胁，压制劳动者提高工资的要求。因此，要充分发挥法定最低工资抬高劳动力价格的作用，还要有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后盾。当劳动者获得的失业金或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时，就不怕雇主的威胁；雇主不把工资提高到劳动力价值上，他就不愿意工作。这就迫使雇主接受劳动者的合理要求，把工资提高到劳动力价值以上。采用间接式按劳分配会不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失业人数增加？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劳动力需求是由生产资料数量和资本有机构成决定的。增加就业的途径：一是增加生产资料的数量，二是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工资会减少企业利润，并可能引起投资增长减缓，也就是说改善人民生活与发展生产之间存在着矛盾，不管采用哪种按劳分配方式，这种矛盾都同样地存在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所反映的是劳动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是非对抗性矛盾。从短期看，增加投资会影响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从长远看它又为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创造物质条件。同样，从短期看，提高工资使企业利润减少、投资增长减缓；从长远看，它使劳动者身体文化素质提高，为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利润创造了条件。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还会增加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解决这一矛盾，合理确定工资水平，使劳动力价格高于价值，并且使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就业需要相适应。同时也有能力对投资方向进行有效的调控，实现对劳动力需求的有效调控。如果单从市场决定工资这一点看，间接式按劳分配与资本主义工资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在本质上存在巨大差别。资本主义工资反映的是剥削关系，剩余产品归剥削者所有；间接式按劳分配反映的是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用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劳动者个人生活需要，不存在剥削。资本主义工资在量上等于劳动力价值。间接式按劳分配要求工资高于劳动力价值。间接式按劳分配通过市场这一媒介把劳动报酬与劳动付出紧密地挂钩起来，从而使自己与平均主义分配和按需分配区别开来，体现出按劳分配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式按劳分配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有一些特殊优点。第一，有利于实现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间接式按劳分配虽然是通过国家干预市场“抬高”劳动力价格来实现，但并没有改变市场决定劳动力价格的原则。劳动力具体价格仍由市场决定，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市场价格仍可以引导劳动力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二，简单易行，有利于国家对劳动工资水平的宏观调控。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供求状况，灵活地确定最低工资、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水平，实现对工资水平的有效调控，并通过这种宏观调控正确处理劳动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劳动力供过于求时，把法定最低工资、社会保障水平定得相对低一些，以利于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反之，就定得相对高一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第三，有利于促进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间接式按劳分配使劳动者无论在何种所有制企业工作，工资都通过市场价格决定并且高于劳动力价值，在社会范围内实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工资，实现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公平。间接式按劳分配还迫使私有企业、三资企业付给工人高于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限制了剥削程度，缩小了私营企业主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劳动者的工资高于价值是相对意义上的“富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富裕的程度也会逐步提高。间接式按劳分配实质上扩大了分配的范围，弱化了工人与企业经营成果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但不会重新回到吃“大锅饭”。间接式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等量劳动获得等量工资，没有付出劳动就不能得到工资。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是劳动力的“买卖”关系，一定量的劳动和一定量的工资相交换。劳动者不努力工作，就会被降低工资或解雇。第四，有利于分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的责任，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间接式按劳分配要求劳动者必须而且只须对自己劳动质量负责。劳动者只依照自己劳动数量和质量获得工资，不承担由别人失职造成的后果，也不能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工人不承担由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决策失误造成的后果，也不享受经营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特殊贡献创造的收入。这就分清了经营管理人员、工人、技术人员的责任，有利于调动他们各自的劳动积极性。分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之间的责任并不是否认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国有企业工人仍然可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且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劳动也可以获得报酬。第五，有利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间接式按劳分配使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私有企业一样按劳动力市场价格付给劳动者工资，消除了由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按劳分配，而私有企业、三资企业按劳动力价值付报酬所产生的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工资成本的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利润水平和竞争能力的差别。这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了条件。第六，体现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要实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就必须突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只能按劳分配，不能按资分配的观念，正确区分劳动和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间接式按劳分配正是建立在严格区分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的基础上。这种区分既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又发挥了市场作用。间接式按劳分配集中体现了由劳动贡献形成的收入实行按劳分配，由其他生产要素贡献形成的收入归要素所有者的精神。它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责任编辑】沈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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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7-560 【原文出处】《东欧中亚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3～13 【分 类 号】D3 【分 类 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复印期号】200004 【 标 题 】苏共政治控制衰变探析 【 作 者 】黄立ｆú＠① 【作者简介】黄立ｆú＠①，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内容提要】本文从政治行为对政治控制结构与功能的影响及二者互动的视角，通过历史动态分析对苏共政治控制衰变的内涵、政治控制衰变发 生的时间以及引起政治控制衰变的事件进行了探讨。论文分为三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中，讨论了政治控制衰变的定义，即一个政权实施政治控制的主体结构和基本功能遭到根本破坏。而后对苏共政治控制进行了结构与功能分析。指出苏共政治控制结构分为五个层面，其中共产主义指导理论与苏共一党制、等额选举制、“议行合一”制三个层面构成了结构的主体，依托这个主体产生了苏共政治控制的两个基本功能：集权、政治一元化这是本文的理论框架。在第二个层面中，分析了苏共19次代表会议对苏共政治控制结构与功能影响的深度。指出这次代表会议及会议后修改宪法两个举措虽然奠定了苏共政治控制向衰变转折的基础，但是由于转折仅限于苏共政治路线以及政治制度的原则层面，还没有根本触及政治控制的结构和基本功能，故而苏联政治体制及苏共的改革仍然存在着停滞抑或逆转的可能。换言之，苏共政治控制真正的转折还没有开始。在第三个层次中笔者强调，苏共改革的后两个步骤――1989年春夏进行苏联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和召开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与前述两个改革举措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后两个步骤启动了竞争性选举和分权制衡制度，使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到了政治控制结构与功能的层面：政治控制主体结构中“等额选举”制与“议行合一”制遭到根本破坏，“一党制”独立难撑，苏共政治控制发生了难以逆转的衰变。【关 键 词】苏共政治控制/结构/功能/衰变 【 正 文 】 苏联剧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苏联剧变不仅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的挫折，而且对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解体以后，对苏联剧变进程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但是，对苏联剧变进程中苏共执政能力衰变的专题研究给予的注意似还不够。苏共曾是一个强大、成熟、成功的执政党，苏共领导下的政府和国家的政治活动十分有序和有效，因此曾被西方政治学家认为，它可与美、英国家政治之发达和有效的程度相媲美（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页。）。苏共强有力和有效的领导使苏联国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间，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但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苏共政治控制迅速发生衰变，经过短短六年，苏共历史就划上了句号。从根本上说，苏共政治控制衰变是苏联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积弊未能及时革除的结果，也是20世纪80年代当苏共领导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却未能及时、正确地进行改革的结果，但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将聚焦苏共政治控制衰变的过程，探讨下述问题：苏共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其政治控制何时、因何事发生了衰变？因为这是苏共迅速走向崩溃和瓦解的开端，准确地揭示和剖析它，不仅对于客观地再现苏共兴亡的历史十分必要，而且对于探寻引起苏共瓦解的原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迄今发表的有关苏联兴亡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与苏共政治控制衰变相关联的苏联改革进程失控的问题。邢广程在《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一书中指出：“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个转折点……1988年的改革把苏联推上了不归之途” （注：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165页。）。江流等主编的《苏联剧变研究》中概括道：“1988年中……，苏联的改革重点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导致改革进程的逐渐失控”；周尚文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中认为：“19次代表会议是苏联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苏联社会进入了动荡多变的新时期”。也有个别研究已经触及到关于苏共政治控制衰变问题的边缘，例如江流等主编的《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认为，“苏共19次代表会议后，苏联社会危机不断加深，苏共领导节节让步和反社会主义势力不断崛起……”（注：参见江流等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周尚文等主编：《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0页；江流等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上述研究的对象虽然不尽相同，既有苏联改革进程也有苏联共产党，但是对苏共19次会议以后的形势使用“失控”、“动荡多变”、“不归之途”、“危机加深”等进行概括，表现出一个共识：苏共19次代表会议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是苏联形势失控的转折点。俄罗斯研究苏联兴亡问题的学者关于苏联剧变进程分期的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对苏共19次代表会议引起苏联改革形势发生转折却表现出共识（注：参见〔俄〕斯・维・契什科：《苏联的解体》，莫斯科1997年版第46页；〔俄〕阿・达尼洛夫，德・克拉西里尼克夫：《祖国史过滤时期的政权与政党》，彼尔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俄〕阿・尼・萨哈罗夫等主编：《20世纪俄罗斯历史》，莫斯科1996年版，第585～586页。）。这些研究无疑为探讨苏共政治控制衰变提供了准确的切入点。继续沿着这个切入点考察，我们注意到，在召开19次代表会议的时候，苏共仍然强有力地控制着局势，换言之，苏共19次代表会议只是提供了苏联改革以及苏共政治控制转折的基础，而真正难以逆转的转折和衰变还在其后。因而提出一个问题：19次代表会议以后什么时间，由于发生了哪些事件，苏共政治控制衰变才真正发生了？本文拟从政治行为对苏共政治控制结构与功能的影响及其二者互动的视角，通过历史动态分析对苏共政治控制的衰变作出回答。苏共政治控制的结构功能分析笔者认为，采用过程描述性的评价，似难以透彻地解答苏共政治控制衰变的问题。为此，首先需要界定政治控制以及政治控制衰变的内涵。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统称政治控制，用以指称执政党对国家其他政治主体――国家政权机关、社会组织、民众等政治行为进行支配的政治关系、机制及其制度的总和。政治控制需要从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考察。政治控制结构指执政党依托国家政治制度对政治运行各种内在因素制度化的组织，主要包括对国家制度理论的认定，国家政治权力获得方式的规定；横向上对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力）的划分；纵向上对国家与社会（政党、社会组织和群众）之间关系的规范；对暴力机关的建设。政治控制功能指政治控制结构各个层面协同作用产生的机制的总和（注：参见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4、175～183页。）。政治控制衰变是指政治控制结构与功能被根本破坏。为了使“根本破坏”有一个尺度，引入政治控制主体结构的概念。政治控制主体结构是指在政治控制结构中几个基础的部分结合形成的组织，由这个结构产生政治控制的基本功能，并使这种政治控制区别于另一种政治控制。例如由“君权神授”理论、统治者世袭、君主集权制度构成中世纪国家政治控制的主体结构，产生专制的基本政治控制功能，区别于以“人民主权理论”、领导者民选、三权分立制度为主体结构，产生民主政治控制基本功能的近现代西方国家政治控制。本文将以政治控制主体结构存在的状况作为衡量政治控制破坏程度的重要标准。在一个政权政治控制遭到冲击的情况下，如果其政治控制主体结构和基本功能还保持着，不能算作政治控制发生衰变。相反，如若政治控制的主体结构遭到根本破坏，基本的政治控制功能缺损大半，则可以判定这个政权的政治控制已经发生衰变。十月革命以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犹如资本主义汪洋包围中的一个孤岛，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和遏制，生存条件险恶。为了生存与发展，苏（俄）共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确立了一党执政、“议行合一”的政体。20年代末以后逐渐形成斯大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此间至80年代中期，苏共建立了一套完整发达的政治控制结构，它包括五个层面。在制度层面，通过宪法规定了苏联国家的理论基础、社会制度以及各个权力载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规定“共产主义”理论和社会制度是苏联人民的指导思想以及苏维埃国家的奋斗目标，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7年中文版，第9页。），该层面简称共产主义指导理论和苏共一党制层面。在政权结构层面，通过实际上的等额选举制组建党和政权机关，同时在党的领导结构中设置了庞大的与政府平行的部门，形成了党“重”苏维埃“轻”的政权结构。在权力划分和运行层面，建立了苏共集权“议行合一”的决策模式与运行机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建立了严格的信息检查、惩罚制度，对群众组织和结社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制度。在政治强力层面，建立了强大的警察、军队、监狱等。苏共政治控制结构产生了苏共控制国家与社会的功能。具体说，苏共从共产主义理论获得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源泉；从一党制获得执政合法化的制度保障；从等额选举制度等组成的政权结构层面获得组织资源保障；从“议行合一”制和对社会严格的控制获得控制国家决策、决策实施进程以及社会支持的机制保障；从强力层面获得政治控制强力后盾的保障。在苏共政治控制结构的五个层面中，共产主义理论与一党制是整个结构的基础与轴心，它决定了其余四个层面功能的设置。在后四个层面中，等额选举制、“议行合一”制直接拱卫苏共一党制，三者一体构成结构的主体，苏共依托这个主体获得了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政治控制的两项基本功能：集权与政治一元化。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与基本功能的根本破坏1.制度层面：苏共19次代表会议及其后修改宪法奠定了苏共政治控制衰变的基础苏共政治控制结构自形成以后至80年代下半期以前，在运行中一直没有遇到大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改革实行公开性、民主化方针以后，苏联社会出现意见多元化，苏共对社会意识的控制受到挑战。苏联社会意见多元化虽然已经开始冲击苏共政治控制，但是它远没有引起后者的根本变化――因为苏共政治控制结构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苏共政治控制结构的根本变化，是在苏共19次代表会议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以后发生的。1988年，苏联经济改革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但是仍然裹足不前，戈尔巴乔夫认为，苏共集权这个已经患了“重疾”的政治体制拖了经济改革的后腿，因而决定对它施行“政治手术”（注：〔俄〕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1988年6月召开了苏共19次代表会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生平与改革》中将这套方案的核心概括为：“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即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的手里”（注：〔俄〕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与此相适应，方案提出了三方面主要内容：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关系，贯彻将权力重心转向苏维埃体系，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使“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不能越过苏维埃加以解决”。改革政权结构：依据党政分开的原则精简和改革党的领导机构，组建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改革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组建方法，通过平等地提出候选人，差额竞选产生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指望汲取竞争性选举与分权制衡的原则给苏共集权的政治体制注入生机，这种改革思路之于苏联共产党人可谓地道的“离经叛道”。竞争性选举与分权制衡两个原则是先前被苏联官方严厉地斥之为“虚伪民主”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原则。民主制是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关于民主制的含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有鲜明的分野。上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巴黎公社原则以及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论述苏维埃国家管理理论时，共同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其内容主要包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组织活动的民主集中制，（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合一制（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国家政权机关活动的合议制等。17～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在同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过程中建立了近代西方民主制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等的学说中吸收的人民主权、代议制、三权分立等项原则。西方国家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运用了这些原则，分权制衡制度等成为西方民主制最鲜明的标志之一。20世纪中叶，西方民主制理论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42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批判了传统民主制理论依据政权权威的来源和目的是否代表“人民的意志”等来界定民主、造成民主概念含混，使民主在很多情况下成为溢美之辞的缺陷，提出了将人民参与和竞争性选举政治领导人两点规定为民主的本质（注：〔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理论界曾就民主制的内容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直至70年代熊彼特的理论占了上风，“选举是民主的本质”“得到了普遍地承认”（注：〔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从而奠定了民主制概念的现代内容。十分明显，苏共19次代表会议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制的根本理论原则，依照现代西方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勾画了改造政治体制的蓝图，这个政治上改弦易辙的改革方案，甚至令西方政治家咋舌。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小杰克・F・马特洛克看到构想后曾惊讶、兴奋不已。他在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中谈到，“新内容比比皆是”，“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注：〔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39页。）。19次代表会议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纲领开始付诸实践。1988年底根据纲领的精神对1977年宪法中关于苏维埃体制和选举方法的条款作了重大修改，通过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苏共19次代表会议和修改宪法这两个改革举措意义深远，因为二者奠定了根本改变苏共政治控制的政治路线和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苏共政治控制开始了转折。然而，还有必要考察这种转折对苏共政治控制结构与功能的影响。如果从这个视角考察，苏共政治控制的转折不过从政治路线的原则层面深入到了政治制度的原则层面，而政治控制的结构和功能还未受到根本的触动。换言之，苏共政治控制在结构与功能层面的转折还没有真正开始。由于苏共仍然有力地控制着局势，当时政治体制改革还存在着继续推进抑或停滞甚至逆转的不确定性。当时，许多人疑虑重重。苏共真的能进行公正的差额竞选吗？真的能遵守修改后的宪法把权力移交给苏维埃吗？还是将宪法束之高阁，流于形式？2.政权结构层面：苏联人民代表差额选举使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政治成分开始多元化笔者认为，苏共改革的后两个步骤，1989年春夏进行苏联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和召开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与前两个改革的步骤，召开苏共19次代表会议和修改宪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苏共的这种做法使政治控制主体结构开始遭受根本的破坏，并导致政治控制功能真正出现衰变。这种转折是从实行差额选举开始的。改革以前，苏联通过等额选举组建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这种选举制度产生两个互相关联的功能：实际上由苏共上级党委授意指定等额候选人并监管选举活动，保障了选举过程中社会政治意识一元化和社会选择的确定性，从而保持了国家政权机关成分的一元化。但是，差额选举制意味着直接摈弃了等额选举制度，它从三个方面向苏共发出了挑战。首先，由于参选候选人政治成分多元化，出现了与苏共面对面的竞争对手。其次，选民具有进行政治选择的自主权，可以不受意识形态限制，将信任自己的人推举到国家政权机关。再次，所有候选人必须平等地经历竞争淘汰选拔机制的筛选。这三个挑战，给予在野的政治派别通过政治竞争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苏共分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席位的机会。苏共第一次面对在竞选中不能通过群众的检验、落选后失去政权机关席位的风险。因此，竞选实际上成为苏共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以广大选民为争夺对象、围绕国家权力再分配展开的政治斗争。如果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主流力量意识到竞选的性质、风险和深远的政治意义，理应采取积极竞争，以获得广大群众支持的竞选策略。然而苏共主流派以执政党自居，他们所持的良好愿望是，通过差额竞选吸纳社会上支持改革的力量进入政权机关，遏制高层领导中的传统力量。同时，为了塑造党在竞选中的民主形象，采取了放任的竞选措施。一方面继续推动了在“公开性”、“民主化”方针下对国内新闻和出版已大大放宽的控制进程，直至有些电视台也开辟了专门的栏目，用来进行竞争辩论（注：〔俄〕阿・亚・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另一方面，苏共为了与以前在选举中由上级领导包揽一切的做法划清界限，对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参与竞选活动采取了放手的态度。当时的苏共中央组织部长格・拉祖莫夫斯基曾多次亲自向州委、边疆区委打电话下达不要干预的指示（注：〔俄〕阿・亚・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竞选开始以后，苏共地区和基层缺乏统一的步调，有些党组织盲目自大，懈怠竞选，有些党组织胆怯萎缩，躲避竞选。总之，苏共多数地区基层组织仍然停留在等额选举的政治“惯性”中，基本上没有进入政治竞争的状态。激进改革力量采取了与苏共完全不同的竞选方针。他们深知竞争对手的强大和政治机会的价值，对竞选进行了极为认真、周密的准备。竞选演说是竞选代表争取选票的最好渠道，一般情况下，激进派人士周围都自动聚集起了强大的竞选班子（注：〔俄〕加・波波夫《重新在野》，莫斯科“加巴科基卡”国际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他们分析了民众的心理，挑选了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70年以来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竞选纲领，阐述改革的主张。竞选演说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正；主张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建立“法制国家”（注：〔俄〕阿・亚・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页。）。竞选开始以后，苏联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公园、礼堂、行人密集的地铁站、汽车站到处摆开了竞选的舞台。激进民主派努力采取积极生动的方式评击苏共的错误，勾画美好的改革蓝图，使竞选运动成为苏联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否定执政党合法性的宣传运动。如前所述，共产主义理论是苏共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合法性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以国家权威的正当性及其社会所接受的程度为研究对象（注：时和兴：《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自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首先提出合法性概念以后，西方社会学以及政治学各个重要的学派，如结构功能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现代规范政治学派的著名学者都对这个概念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丰富了合法性理论。所谓合法性用来指称“基于某些社会共同价值而对统治者及其活动的拥护（注：S.N.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因此，合法性是指在非暴力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权统治的自愿认同和服从。一般而言，合法性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合法性基础。它提供合法性的来源，说明统治者进行统治、人民服从统治的理由，“只有当存在一种用以提供统治正当资格的普遍信仰时，合法性才能得以实现”（注：参阅卡尔・弗里德里齐：《人及其政府》，纽约麦克格罗希尔图书公司1963年版，第237页。转引自《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第208页。）。从古至今，宗教信仰，传统观念，社会制度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西方的“人民主权”学说等），成为不同类型国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2.合法化，即借助于法律程序使统治者的统治制度化的过程。因为一个政治体系只有求助于合法化，才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性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服从”（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189页。）在苏联，民众认同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自觉自愿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认可苏共不断进行政治体制建设推进领导合法化的进程。但是，民众认同共产主义理论不能一劳永逸，苏共需要不断取得政绩，持续地证明共产主义理论是正确的，加强合法性基础。在这种逻辑制约下，苏联社会认可苏共的政绩，成为继续信仰共产主义、延续苏共领导合法性的关键。而问题恰恰在于，改革以后，苏共历史上的政绩已经受到质疑，在现实中也陷入政绩困境。实行民主化、公开性以后，在封闭的意识形态模式下被掩盖了的问题暴露在社会面前，过去被宣传得完美无瑕的苏共政绩露出了大面积瑕疵。后来，“填补历史空白点”的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全面否定苏共和社会主义的热潮――苏共历史上政绩实在性被否定，共产主义理论是否正确受到怀疑，群众对苏共领导的信任开始动摇。戈尔巴乔夫改革四年以来，苏共基本上没有做出新的政绩，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的许诺不能兑现。群众对苏共继续领导国家的能力已经置疑。在竞选中，由于社会上大张旗鼓地抨击苏共的错误，加之苏共地区和基层组织在竞选中有种种不高明的表现，加速了群众对苏共的不满和失望，这些情绪甚至演化为“厌倦”和“厌恶”苏共；与此相反，老百姓对许诺可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激进民主派人士开始信任和崇拜，期望着激进改革给予艰难、缓慢地推进的经济改革以“有效的补偿”（注：〔俄〕维・茹拉夫列夫等主编：《当代俄罗斯历史》，莫斯科捷拉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40页。）。在苏联大中城市的竞选中，群众这两种对立的情绪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形成了三个引人注目的场面，对于这些场面，苏联和西方的政治家在回忆录中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提到了它们：竞选者“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谁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就拥护谁（注：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位英雄”（注：〔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据苏联各派政治家的回忆录，在从1989年1月至3月近百天的竞选中，每一个候选人都要进行上百场、甚至数百场的演说。随着竞选在苏联全面推开，“社会公正”、“法制国家”、“自由经济”的口号响彻在苏联许多地方的上空，并成为无数听过这些演讲的老百姓心中的梦想。在大中城市的选举中，广大民众积极支持民主派候选人（注：〔俄〕加・波波夫《重新 在野》，莫斯科“加巴科基卡”国际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苏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对社会政治意识和政治选择的控制。在苏联民主派力量薄弱的许多农村和边远地区，选举进行得比较平静，苏共地方组织提出的候选人照例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例如在北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和中央黑土地区，90%的选民支持由地方党组织提出的候选人（注：〔俄〕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1989年3月26日，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如期举行。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了人民代表2250名。按照新的选举方法选出的苏联新一届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成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在当选代表中，有88.1%是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中，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占87%；第二，参加竞选的党员干部，约有20%落选，其中包括国家30个重要地区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尤・索洛维约夫、该市市委书记阿・格拉西莫夫以及莫斯科市、基辅市市长、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乌克兰5个州的第一书记及全国1/3小型城市的市长都在选举中落选；第三，许多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当选为人民代表，如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后来的莫斯科市市长、经济学家加・波波夫，后来的列宁格勒市市长阿・索布恰克，勃列日涅夫时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安・萨哈罗夫，如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还有众多反政府政策宣言与出版物的主要起草人，历史学家谢・斯坦凯维奇，街头游行示威和公众活动组织者、如物理学家阿・穆拉谢夫等。应该如何评价苏共在竞选中的表现呢？选举结果公布以后，多数政治局委员情绪沮丧，但是戈尔巴乔夫情绪高昂地认为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因为有80%的代表是共产党员（注：〔俄〕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426页。）。雷日科夫反驳了这种看法，指出许多共产党员之所以当选，恰恰是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表面上是30个重要地区党的领导人落选，“实际上落选的是整个苏共”（注：〔俄〕尼・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雷日科夫的估计是正确的。差额选举是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政权结构的层面”遭到破坏的开始――一批党的中高级干部落选，削弱了苏共政治控制的组织资源，许多激进民主派当选为人民代表，使国家政权机关政治成分出现了分裂，苏共实施一元化政治控制的组织基础遭到了根本的破坏。还应提及的是，在选举之前，1988年9月30日曾召开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根据第19次全苏党代会决议成立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改组苏共中央机关的决定》。该决定取消了原苏共中央下设与政府平行的23个部，代之以6个委员会，使苏共领导机构大为削减并剪断了“以党代政”的组织纽带。与这一事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5月份新建了庞大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党“重”苏维埃“轻”的政权结构开始成为历史的一页。3.权力划分和运行层面：在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前后“议行合一”的决策模式开始被打破，苏共政治决策进程开始失控，苏共权力中心衰落，苏维埃权力中心崛起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出现创伤以后，立即反映到苏共政治控制的功能上来，使苏共集权、控制政治一元化的功能均随之受到削弱，同时，两者强烈互动，加速了结构被破坏和功能向衰变的转折。这种互动是在苏共权力向人民代表大会的转移中发生的。根据修改后的宪法，人民代表选举以后将召开人代会，启动权力转交人民代表大会的进程。由于许多激进民主派当选为人民代表――他们有明确的民主政治的抱负，许多人有高度的专业训练，而且经过激烈的竞争走上政治舞台，富于战斗性――致使这个进程表现出三个特点：苏共权力转移的启动者不是苏共而是进入人代会的激进民主派代表；苏共被裹挟着被动地跟进；权力转移从地方自发地开始向中央推进。权力转移的进程中充满着日益尖锐的冲突。第一个冲突发生在人代会召开前夕。当时各派政治力量都在为影响大会做着某种准备，因为会议按照何者的意愿召开将关系到如何重塑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冲突发生在地方，矛盾的焦点是：党是否有权力指挥新当选的人民代表。加・波波夫在其回忆录《重新在野》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选举结束后不久，俄罗斯联邦就有数十个地区的州党委会按照习惯，召集了人民代表，以便向他们指明，如何参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做什么。莫斯科市党委会也准备这样做，波波夫认为这是可笑的，问题在于，“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后来，莫斯科的人民代表商定，去参加市党委会召集的会议，如果党委哪个人开始训示代表，则马上离开会场。“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独立的人民代表”（注：〔俄〕加・波波夫《重新在野》，莫斯科“加巴科基卡”国际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在列宁格勒选举结束后不久，人民代表被邀请到州党委员会。当时的州委第一书记尤・索洛维约夫开始给新当选的人民代表“上课”，向他们交代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方案。代表们不客气地打断第一书记的话，认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方案应该由代表来制定。索洛维约夫碰了钉子。会见结束后，在阿・索布恰克建议下，列宁格勒的人民代表自行召开了会议，商讨组成人代会列宁格勒议会团的事，这个工作会议一直持续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注：〔俄〕阿・亚・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在人代会召开之前发生的第二个冲突集中在干部任命制上。5月23日，即大会召开前两天，政治局全体成员会见俄罗斯人民代表，向他们通报了刚刚结束的中央全会内容和国家重要职务人选提名。这些提名中包括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法院院长等。以往，这些提名肯定会得到批准，征求意见只是走形式。但是这一次，俄罗斯人民代表中的专家以被提名干部缺乏专业水平为由据理力争，否决了中央全会提出的除雷日科夫外其他所有的国家重要职务人选提名。迫使政治局史无前例地又召开一次新的中央全会，提出了新的候选人名单（注：〔俄〕阿・亚・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4页。）。新人民代表在上述事件中对党桀骜不驯的态度表明，苏共权力向苏维埃转移已从地方上自发地发轫，“议行合一”的决策模式已经出现裂缝，不仅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开始遭受第二个强力的撞击，而且苏共集权的政治控制功能也遭遇了直接的挑战。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组建最高苏维埃领导机构，启动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会议始终冲突迭起，“议行合一”的决策模式不断地受到民主派代表的猛烈冲击。会议伊始，在审议会议议程时，一位里加代表突然出人预料地要求追查第比利期事件（注：1989年4月初在第比利斯出现民族分立主义示威集会。9日凌晨在当地政府请求中央同意下军队对示威集会进行清场，出现人员死伤。）的责任，并提议为死难者致哀，会场哗然。紧接着，以第比利斯事件为契机，传统派与激进派代表在中央、当地政府和军队何者应该为此承担责任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舌战。党中央对此缺乏思想准备，大会马上失去控制。第比利斯事件的争论一直贯穿着大会，冲击了大会的部署。虽然最后传统派占了上风，但民主派代表有所收获。大会决定成立第比利斯事件调查委员会，并选举民主派代表索布恰克担任主席。人代会距选举虽然已过去两个月，但是在会上，新当选的人民代表竞选时的政治激情未减。他们自动聚集，研究斗争策略，并争相在麦克风前阐述自己的观点，因而使会议的每一个议程都充满着对抗的复杂形势。在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时，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针锋相对，在经济、政治、国家体制方面都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针。在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时，各派代表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经过民主派艰难的努力，叶利钦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时，许多代表虽然赞成戈尔巴乔夫，但是向他提出了应该辞去总书记职务专心于苏维埃工作、妻子赖莎不要干政以及他是否在克里米亚建高级别墅等令他尴尬的问题。使苏共最感不安的是，6月9日，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代表安・萨哈罗夫提出了废止保障苏共执政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动议（注：〔俄〕维・茹拉夫列夫等主编：《当代俄罗斯历史》，莫斯科捷拉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46～47页。）。在2000多名代表出席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会议议程和内容被代表修改，党确定的领导方针受到人民代表全面抨击，党的最高领导人遭遇诘问和责难，苏共一党制受到公开挑战，在苏联历史上是史无前例和无法想象的，党在这些冲撞中表现出的被动和手足无措改写了“党与人民代表的关系”。索布恰克形容道：“所有的代表都已意识到：会场上就座的再不是驯服的羊群，主席台上就座的也再不是颐指气使的牧人。”（注：〔俄〕阿・亚・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苏共领导虽然控制住了大会的局势，但已经是吃力的。据时任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的瓦・博尔金回忆，为了控制大会，“政治局委员的聚会越来越频繁。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惊慌不定的面孔和焦虑的议论，政治局会议分析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况，拟定稳定局势的措施，提出反措施”。“这些人第一次不能控制进程，无力改变局势……大部分人明白，苏维埃的大门已经打开，涌进来形形色色的人，其响彻全国的声音，既令他们害怕又使他们无力反抗”（注：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采取了电视直播的形式，因而“这个声音也使千百万公民感到不安，他们坐在电视机旁，看到的是一片混乱”。苏联人代会进程中的局部失控和混乱与以前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照本宣科的有序场面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这种失控与混乱反映了民主派代表对国家决策进程的强烈影响。从政治控制的结构考察，苏共权力向苏维埃转移的进程已经从地方扩展到中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在以独立立法机构的形象出现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分权制衡的模式开始取代“议行合一”的模式。从苏共政治控制的功能考察，与苏共对立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异军突起，苏共权力中心开始衰落，苏共对国家集权、政治一元化的控制已开始瓦解，苏联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4.苏共一党制层面：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后公开反共的政治组织纷纷涌现，形成事实上的多党制，苏共一党制开始解体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是一个由三个层面相互支撑组成的整体，结构中的等额选举制、“议行合一”制两个层面遭到破坏以后，开始联动另一个层面――苏共一党制层面坍塌。这种联动是通过苏共政治控制功能削弱，苏共异己社会力量迅速扩展对政治控制结构的强烈冲撞实现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前，苏共实行一党制。几十年以来，苏共对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严格控制和严厉惩治的政策致使社会意识形态一元化，社会组织政治一元化，官方异己的思想没有公开的传播空间和发展空间。60年代以后，苏联虽然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但是运动发展得极为有限。1980年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说，“持不同政见者和群众之间实际上是没有联系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没有真正的群众”（注：〔苏〕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强大的国家机器遏制了不受国家制度约束的社会进程的形成（注：〔俄〕萨哈罗夫等主编：《20世纪俄国历史》，莫斯科1996年版，第569～570页。）。改革以前，苏联社会无法想象自下而上改变政治体制的可能。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苏联社会已经出现了社会意见多元化，而在差额选举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开始形成了社会政治多元化。民主派在竞选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中挑战的成功，对广大民众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广大民众对政治体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开始不再惧怕国家机器，甚至有了改革国家政治体制的勇气和信心。马特洛克在其回忆录中对竞选以后广大民众心态的变化也进行了形象的描述：“有为数不少甚为独断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大选中惨败……它传给广大公众的信息是，只要你认真尝试，你就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官方提名的候选人……突然间，人们不再惧怕直抒胸臆了”。“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开始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注：〔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苏联广大群众政治参与的性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群众继续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此同时批评苏共改革路线和要求进行激进改革的潮流日益扩大。并且这些群体政治参与的方式也随之变化，由需要激进派宣传、鼓动，被动的选择激进派路线开始变为主动参与其活动；由个体参与变为地区内和跨地区的群体参与；由通过政治体制内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渠道的常态参与，变为组成未经国家批准的非正式组织的非常态参与。民主派代表跨地区联合，带动了社会上要求激进改革的力量。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来自各个城市互不相识的民主派代表为了协调行动，壮大力量，已经形成了“跨地区议员小组”。其主要成员是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如安・萨哈罗夫、尤・阿法纳西耶夫、加・波波夫、阿・索布恰克以及叶利钦等。大会结束以后，小组继续活动并扩大为“跨地区议员团”（注：〔俄〕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页。）成为苏联第一批重要的跨地区的非正式组织之一。此间前后，苏联重要的抨击政治体制的非正式组织也脱颖而出。“跨地区议员团”连同其他非正式组织到1989年底达到6万多个，重要的非正式组织多数打出了批判苏共、批判社会主义、甚至反对苏共，要求实行多党制的旗号。在东欧剧变，共产党纷纷落马的大环境下，这些组织活跃地进行街头政治活动，向苏共施加政治压力，在苏联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制，实际上瓦解着一党制，成为半年以后苏共放弃一党制的重要推动力量。简短的结论通过对苏联政治运行的分析不难发现，苏共19次代表会议奠定了苏共政治控制衰变的基础。1988年底至1989年春夏，举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和召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对苏共政治控制衰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由于疾速地启动竞争性选举和分权制衡制度，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从政治路线和制度的原则层面迅速深入到体制的结构与功能层面。由于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中“等额选举”制、“议行合一”制遭到根本破坏，一党制宪法条款独立难撑，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趋于解体；政治控制主体结构的坍塌使得依托它的政治控制基本功能损失大半：苏维埃权力重心的崛起和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正在取代苏共的集权，国家和社会政治多元化取代着政治一元化，事实上的多党制使苏共一党制趋于瓦解。由于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和基本功能均已遭到根本破坏，苏共政治控制的衰变和苏联国家政权的解体已经难于逆转。对于1989年初以后苏联政治的这种发展趋势，俄罗斯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斯・维・契什科教授曾进行过概括：1989年初以后在苏联改革中出现了不受国家控制的进程，“政权逐渐成为形式，单一中心的政治体系开始变为多元的体系，最后改革被社会崩溃所代替”（注：〔俄〕：斯・维・契什科：《民族国家还是民主社会》，载《苏联科学院公报》1990年第1期，第46页。）。原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政府总理尼・雷日科夫置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当时对苏联国家前途绝望的情绪也反映了苏共政治控制衰变已不可逆转。雷日科夫写道：“1989年……正是从这一年起，我不论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还是作为国家总理的一切希望都开始破灭”（注：〔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艹下加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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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430 【原文出处】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005-011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 作 者 】李慧 【复印期号】199511 【 标 题 】云南人民抗战的历史地位 【 正 文 】 提要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次胜利。云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先后派出３个军２０余万人出征前线作战，屡建奇功；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毗邻，是中国内陆西部连接国外的必经之地，抢修的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交通线，起到“抗日输血管”的伟大作用；滇西军民英勇抗战的胜利，加速了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并为国统区抗日爱国民主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关键词 云南人民 抗日战争 历史地位 六十军 滇缅公路 滇西抗战民主堡垒 西南联大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战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云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前仆后继，共赴国难。先后派出２０余万英雄儿女出征前线作战，屡建奇功，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国家毗邻，国境线长达４千多公里，是中国内陆西部连接国外的必经之地，又是我国大西南的门户和抗战的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和盟军开辟东南亚印缅战区。云南地位尤为重要，它的西部地区，首当其冲地成为抗击日军的前沿阵地和反攻基地，使云南人民的抗战具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出动三军 保疆卫国 战功卓著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云南省主席龙云等一批爱国的地方实力派，积极组织军民起来抗战。蒋介石这时在南京被迫召开“国防会议”，商讨抗战大计，龙云应邀赴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云南出兵的问题，龙云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出兵２０万，“先派出一个军出发，跟着再编一个军出去”［（１）］。会后，龙云回到云南，从云南原有的９个旅中抽出战斗力较强的６个旅１２个团组编为六十军。卢汉为军长，下辖３个师，即一八二、一八三和一八四师。师长分别由安恩溥、高阴槐和张冲担任。每个师设两个旅四个团，“全军四万余人”［（２）］。官兵年富力强，装备精良，多数排长、班长及一部分士兵都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连长以上军官大都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打过多年仗，具有一定的指挥作战能力。１９３７年９月初，六十军在昆明南郊的巫家坝举行誓师大会，各族各界人民献旗表示欢送。会上高呼“誓灭倭寇，保卫祖国”的口号，气氛热烈。部队９月中旬先后离开昆明，开往抗日前线。１９３８年春节到达武汉待命。在武汉期间，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专程拜访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叶剑英、罗炳辉将军，双方既是友军又是老乡，谈话很融洽。当时，张冲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本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要求八路军办事处能派一批政治和军事干部到一八四师工作。”叶剑英、罗炳辉对第二点要求立即表示同意。随后派了“张天虚、周时英、杨华等同志到一八四师工作，并在师中建立了中共的党支部”［（３）］。对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文艺宣传和军容风纪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张冲的领导下，一八四师成为六十军的模范师。１９３８年４月，日军坂垣第五师团和矶谷第十师团向鲁南的台儿庄再次进攻，直接威胁到徐州，形势危急。六十军奉命开往台儿庄作战，归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正当六十军向指定的地点集结时，与突入之敌不期而遇，在第一线作战的汤恩伯部队已经转移的困难条件下，滇军将士英勇顽强，不断挫败敌人的进攻，稳住了阵脚。一０八团二营为狙击敌人坦克，有的战士抱着捆好的手榴弹向敌人坦克匍匐前进，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冒着敌人炮火，跃上敌人坦克与敌人展开英勇的剌刀拚搏。尹国华营的全体官兵５百余人全部壮烈牺牲；旅长陈钟书率部冲入敌阵，与敌人短兵相接，身受重伤倒地后，仍不断呼唤冲锋！前进！直至阵亡［（４）］。团长莫肇衡，率领官兵向敌群冲杀时，不幸中弹受伤，在送往后方医院途中，他撕开包扎的伤口，血书于道路旁的石板上：“出师未捷身先死”，因失血过多而与世长辞。另一位连长黄人钦阵亡后，从他的衣袋中发现临战前写给新婚妻子的遗书，其中说：“倭寇深入国土，民族危机严重，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一不幸，希汝改嫁，幸勿自误。”［（５）］官兵奋勇善战，遏止了敌人正面突破台儿庄的阴谋，迫使敌人改变作战计划，向徐州迂回前进。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６日，六十军重新调整战线，把主力一八四师移至禹王山，这是台儿庄的制高点，是座肘形的石头山，地形险要，是凭藉固守的战略要地。全军确保禹王山为重点，以阻止日军渡过运河为目的。日军多次强攻禹王山，却久攻不下。山上硝烟弥漫，张冲师长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士兵们在他冷静、沉着的指挥下，无不英勇作战，打退敌人无数次冲锋，坚守阵地２０天，战线无一处被突破。禹王山岿然不动，台儿庄巍然屹立，并缴获日军大量战利品，如机枪、步枪、战刀、望远镜、文件等。其中有“一把日本天皇赏赐给百川一义大将的指挥刀，鲨鱼皮包裹着刀鞘，刀锋异常锋利，寒光闪闪”［（６）］。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７）］然而，全军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过半，仅余二万余人，旅长伤亡二人，团长阵亡四人、负伤三人，团长以下伤亡更多。全军缩编为一个师，即一八四师，五个团”［（８）］。一八二、一八三师保留建制，回云南重建。５月１８日，六十军出色地完成坚守台儿庄阵地的任务，奉命撤到运河以西集中整训。六十军因战功卓著，受到当时国府的传令嘉奖。蒋介石特拍电表扬：“宥西电悉，贵部英勇战斗，嘉慰良深。查敌困苦缺食，较我尤甚。盼鼓舞所部，继续努力，压倒倭寇，以扬国威。”当时直接领导六十军的孙连仲集团军总司令也电贺：“贵军此次在台儿庄仓卒遇敌主力于大平原中，以血肉之躯与敌之机械化部队奋斗，前仆后继，奋战八昼夜，初不以伤亡甚众稍形气馁，不仅使台儿庄固若磬石，抑且使战局转危为安，忠勇奋发，足资楷模，……。”［（９）］１９３８年７月，一八四师奉命参加武汉保卫战，紧接着云南又新组建五十八军和新三军，分别由孙渡和张冲升任军长。滇军随即改编为第十军团，卢汉为军团司令；下辖六十军、五十八军和新三军，以安恩溥升任六十军军长。［（１０）］这样，滇军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出动了３个军开往前线作战。兵力达２２万余人，再加上其它杂项兵源的补充，“云南在抗战期间总兵力约达３０万”［（１１）］。而且装备、给养大半自筹，对于当时仅有９百万人口的云南来说，实为不易之事。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气象。”［（１２）］滇军在台儿庄的英勇作战，正是毛泽东同志这一论述的写照。抢修滇缅公路国际通道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云南与东南亚国家毗邻，是中国内陆西部连接国外的必经之地。自古以来，人民之间友好相处，特别是中缅两国商人和使者，早以通过便道往来不断，说明开辟滇缅公路已具备一定条件。由于云南地形错综复杂，山地高原约占全省面积的９４％，高山深谷自西而东布满全省，历来交通极为落后，要在云南开辟交通大道困难甚多。抗日战争爆发后，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０日，日本海军省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口岸，阻止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境内。当时国民党军队使用的重型武器、汽车、汽油、医疗用品等军用物资是靠外国进口，主要通过沿海口岸进入国内。沿海受阻，国民党政府面临军用物资的枯竭，严重威胁到中国的抗日力量。在这危难之际，１１月，“国民政府随即下令修筑滇缅公路，拨款贰佰万元，限期一年通车”［（１３）］。云南省主席龙云，是一位爱国的地方实力派，他立即组织动工，并提前４个月完成修路工程。在筑路过程中，云南省政府采取非常时期的动员办法，要求滇西各县政府征集民工，限令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动工，１９３８年８月全线顺利通车。此期，２０余万民工同时上阵，沿县县长亲自监工督修，并由滇黔绥靖公署派出官员分赴工地监督施工。滇缅公路全长１１４６公里，起自昆明，终至缅甸的腊戍，分东西两段。东段由昆明至下关，长４３４．８公里，１９３６年前已通车。西段由下关至畹町，长５２４．６公里，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动工，到１９３８年８月全部完成，随后又修通畹町至缅甸腊戍一段，长１８６．６公里。这条唯一的国际通道，是云南人民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抢修的。在《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雄壮、悲愤的歌声中，人人奋不顾身，日以继夜地奋战在工地；包括不到应征年龄的大理、永平等县的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就是一例。很多民工离家较远，自备粮食、自带被服和工具。没有任何机械设施，用的全是锄头、铁镐、扁担、箩筐等工具，在悬岩峭壁之上和深谷急流之中辟山开路。民工们在高山之上忍饥受寒，日晒雨淋，餐风露宿，战胜了惊心动魄的天险。沿途又流行疟疾，由于缺医少药，疾病和工伤死亡的人数约达二三千人。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１日的《云南日报》曾报道说：“曾经有不少的征服自然的男女战士粉身碎骨，血肉横飞，可怕的死于无情岩石底下，怪凄惨的牺牲于无情的大江之中，还有不少的开路先锋则死于恶性疟疾的暴力之下。”［（１４）］充分反映了千里滇缅路，是云南人民，特别是滇西人民忍受巨大的痛苦和艰辛，用鲜血和生命筑成的抗日路。全线完工通车时，仅西段就使用“１２３３万立方的土石方，大中桥梁７座，小桥５２２座，涵洞１４４３道”［（１５）］。１９３８年８月３１日全线通车。国际上赢来了一片惊呼和赞扬。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到。”英国外交部派二等秘书莫里新，于当年８月冒雨考察了滇缅路，他指出工程的艰巨并赞扬工程的伟大。美国总统罗斯福电令驻华大使詹森取道滇缅公路视察回国，报告说：“滇缅公路工程浩大，中国政府能在短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与精神，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公路，物质条件异常缺乏，第一缺乏机器，第二纯属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其工程之艰巨宏伟，“可同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媲美”［（１６）］，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表示十分敬佩。１９４０年滇越铁路被日寇切断后，滇缅公路就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对于争取外援、完成援华物资的输入、加强中国军力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军用物资６千余万吨，几经周折于１２月初，经滇缅公路运到昆明。这是从内陆交通线输入外国援华物资的开始，此后，滇缅公路主要承担美国援华物资的运输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其中自１９４２年５月至１９４４年９月，滇缅公路中断），“通过滇缅公路运输中国的军用、民用物资达４９万余吨，运进汽车一万余辆，并担负过远征军出国作战的运送任务。”［（１７）］这些援华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条件。滇缅公路即起到“抗日输血血管”的伟大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犯东南亚国家，直至１９４２年５月占领缅甸。从缅北入侵云南的滇西地区，进而威胁中国的大后方。这时更加显示了云南重要的战略地位，既是前线，又是后方。滇缅公路随之被日军切断后，我国又在原有公路的基础上，修筑以印度东北阿萨姆邦的利多为起点，贯穿缅北，进入滇西，与旧滇缅公路相接的中印公路，即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开始动工，１９４５年１月通车，全长７３４．４公里。滇缅、中印这两条公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滇西军民的英勇抗战 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于１９４２年５月，分东西两路撤退，东路撤回云南，西路撤往印度。日军第５６师团以装甲车为前锋，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至５月１０日，滇西重镇约３万平方公里的云南国土沦陷于敌手。日寇切断了滇缅公路这条陆上国际通道后，企图占领怒江之上的惠通桥，然后沿滇缅公路而进，威胁昆明和抗战的大后方。为了阻止日军过桥，十一集团军三十三师宋希濂部，奉命炸毁惠通桥，形成东西夹怒江相对峙的局面，西面成为敌占区，滇西军民即开始了两年多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日军侵入滇西，沿途烧杀抢掠，对失散的士兵一律残杀，对老百姓野蛮扫射。日寇所至，尸骨遍野，一片废墟。在腾冲、龙陵等地，杀人方法极为野蛮、残暴，已丧失了人性。除常见的抢杀、刺刀捅、活埋外，还有上甩杆、锯子解、油锅烹、滚水沸煮等酷刑。日军在滇西的罪孽罄竹难书，但等待他们的是人民强烈的反抗怒火。滇西各族人民，为捍卫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独立，奋勇抗击日寇的野蛮屠杀。腾冲县人民，在爱国知识分子张问德的领导下，首先在界头镇正式成立腾冲县政府。张问德任县长。他以抗日为己任，虽年近六十，却为民众抗日斗争日夜操劳。他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并与远征军预备二队联办腾冲青年抗日培训班，训练腾冲沦陷区的男女青年，培养战起宣传抗日的政治工作人员、卫生人员和护理人员。时间为一个月，结束后分配到各个单位，在抗日斗争中，均起到骨干作用。张县长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抗日根据地。在这位抗日爱国老人的领导和影响下，群众积极支持拥护抗日，腾冲抗日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十余个支队。他们经常袭击敌人的运输队和巡逻队，打得腾冲日军胆颤心惊。１９４３年秋季，驻腾日军“行政院长”田岛，邀请张县长谈判，妄图诱降。但张问德均义正词严地拒绝，并严厉谴责日军的罪行。他在９月１２日的回信中指出：“田岛阁下：来函以腾冲人民痛苦而言，欲藉会晤长谈而谋解除。……余虽不知阁下解除之计划究将如何，然以余为中国之一公民，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之一官吏，由于余责任心及良心，对于阁下所将提出之任何计划，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痛苦之腾冲人民将深切明了彼等应如何动作，以解除其身所遭受之痛苦。故余关切于阁下及其同僚即将到来之悲惨末日命运，特敢要阁下作缜密之长思。”［（１８）］张问德从斗争策略考虑，斯斯文文地拒绝谈判。长了人民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其领导的抗日政府，一直在高黎贡山腹地进行游击战争，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直至腾冲反攻胜利。龙陵和潞西县的民众，也积极组织了龙潞区游击队，在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司令部所在地的芒市周围袭击敌人。在盈江县，以傣族土司刀京版为首组成了滇西边区自卫军；在西部山区，李扎弄组织了景颇族的抗日游击队，在盈江两岸打击敌人。在瑞丽县的景颇山区，景颇族和汉族，组成三户单干游击队，支援我军的反攻。在怒江上游泸水县的六库、片马等地的傈僳族、怒族、白族人民，配合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的谢晋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为巩固滇缅北部防线，作出重要贡献［（１９）］。滇西沦陷两年多的时间里，各族人民始终坚持游击战争，并配合正规军的作战部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使敌人忙于应付。敌人加之它战线长、运输困难，语言不通，地形不熟，到处杀人放火，遭到人民的强烈反抗，被迫龟缩在芒市、龙陵、腾冲等重要据点内。滇西军民的英勇抗战，牵制了敌军大量兵力，使中国远征军赢得反攻缅甸的准备时间，为反攻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日军从缅甸被吸引到滇西后，即陷入了滇西人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远征军驻滇南各部队，利用这一段时间进行整训，补充新兵充实各师，以提高官兵的军事技能和攻坚作战能力。同时，为了培训干部，１９４２年８月，在大理三塔寺成立了“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为滇西和缅甸的反攻作准备。训练团主要由龙云和李根源等领导，重点招收滇西青年学生和缅甸回国华侨青年千余人。受训一年结束，派到部队担任下级军官［（２０）］，为滇缅战区的反攻加强干部力量。１９４３年春，中国驻印军两个军五个师约１０万人，以史迪威为总指挥，郑洞国为副总指挥，从印度的雷多向缅北反攻。官兵在“打回祖国去，光复全中国”的坚定信念和爱国精神的鼓舞下，英勇奋战，顽强进攻，于８月３日攻克缅北战略要地――密支那。１９４５年３月，在英、美盟军的配合下，缅甸反攻取得了最后胜利。由于战争的需要，修通中印公路，恢复滇缅公路，中国后方的陆上交通线又得以畅通，使抗战物资源源不断运入抗战前线，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战区的反攻能力，加速日本法西斯的最后败亡。在缅北反攻的同时，１９４４年５月，驻滇西的中国远征军，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对占领滇西的日军发动全面反攻。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滇西人民出动不下“三十万民众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给军队运送粮食、弹药和救护伤员等”［（２１）］，使反攻不断取得胜利。１９４４年５月收复腾冲；１０月收复松山；１１月收复龙陵和芒市；１２月收复遮放；１９４５年１月收复畹町。参加作战的部队达１６万人。经过半年多的奋战，终于取得了滇西抗战的伟大胜利。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７日，中国远征军驻印度方面部队和驻滇西方面两支部队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会师”［（２２）］，标志着滇缅抗战从失败撤退走向反攻胜利。滇西人民抗战经历了艰难的历程。据《大公报》记者当时报道腾冲的情况时说：经过４７天苦战，使蒙受８５８日“亡国之痛”的腾冲，终于在９月１４日上午１０时重见光明。我军攻入城后，历数日寇在城内的堡垒，不下三百多座。发现腾冲城内不仅找不到几片好瓦，连青树叶也一片无存。由此可看出，“每一寸土地，都是浴血搏斗得来的”［（２３）］据不完全统计，“人员伤亡达９０５８１人，财产损失达三万亿余元”［（２４）］，为抗战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滇西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早的胜利之一，它鼓舞了全国人民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当时昆明出版的抗日的《民主周刊》发表评论说：“失地收复，实滇省为最早。”［（２５）］反映了滇西抗战的胜利，对中国抗日战争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八年抗战中，当时仅有９百万人口的云南，无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开始后，随着京、沪、武汉、广州大片国土沦陷，许多内地学校、工厂、机关纷纷迁入滇，大批沦陷区人民涌入云南，加上国民党驻滇部队，总计１百余万人。粮食一向不能自给的云南，靠多年的储备粮和人民节衣缩食，才保证了在滇人员的供给。据龙云后来回忆，抗日战争“云南涌来的军民不下百余万人。滇越铁路又早已中断，粮食没法进口。在这样的情况下，滇省粮食能供应不缺，积谷实在起了不小的作用”［（２６）］。支援滇西战场反攻，供给积谷达２２０万石，其中８０％是保山提供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仅美军进驻昆明就达２万余人。云南人民为保证驻滇美军的物资供应而竭尽全力。至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的４年中，总计供给美军“肉猪８．７６万头，菜牛５．８４０万头，鸡蛋约８７６０万斤，面粉２１．９万袋，蔬菜１７５２万斤”［（２７）］。这些巨大的统计数，是云南人民节衣缩食，为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并有力地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为国统区的抗日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国统区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云南是抗战的大后方，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央和南方局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精神，集中主要精力，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充分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有利条件进行工作。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使昆明逐步成为以西南联大为核心的民主堡垒，对提高民族抗战意识，动员全省人民积极投身抗战，起了重要作用，并成为大后方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抗日战争初期，战场离云南较远，即是抗战的大后方。北方相继沦陷，许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先后迁到昆明。特别是１９３８年４月，清华、北大、南开迁入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后，发扬了三校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学风。昆明呈现一片生机，民主空气进一步活跃。省工委加强对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先后成立群众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成立“云南学生抗日救国会”，“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云南各界抗敌后援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等公开和秘密的组织，成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另外，还组织了“云南妇女抗敌后援会”、“云南青年职工抗敌后援会”等，开展广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其组织除了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提高学生觉悟，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外，还到社会上进行广泛的群众宣传活动。学生利用假期到工厂、农村和街头进行演讲和教唱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还在街头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当兵去》、《仁丹胡子》等［（２８）］。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深受群众欢迎。同时，还相继出版了多种抗日刊物《救亡》、《火山》、《南方》等，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内容。《云南日报》，在我党的影响下，不断刊登“新华社”的消息，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群众喜爱读，由每日发行三千份，猛增到二万份［（２９）］。对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一些重要著作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的单行本，在新华、生活、北门几家书店一经发行，群众争先恐后地购买阅读。这些进步书刊的发行，给后方人民的抗日运动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也为昆明地区的民主运动指明了方向，更激发了云南人民的抗日热情，男女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入伍，要求到前线去杀敌。女青年随后组织战地服务团随军做宣传和后勤工作。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和中共地下党的积极工作，使云南省主席龙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由于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龙云对民主进步的言论和活动，即采取支持的态度。只要不涉及和影响地方政权的权益，一般都不加干涉，这样，抗日民主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民主的倒行逆施开展了有力的揭露和斗争。１９４１年３月，国民党反动势力深入昆明，特务头子康泽率领大批特务分子到昆明侦捕革命人士，遭到龙云的抵制，反革命阴谋未能得逞。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民盟云南省支部创办了《民主周刊》，刊登民盟对时局的主张和有关抗战与民主的各种文章。发行很广，深受昆明各阶层群众欢迎。云南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与进步书刊的大量发行，得到龙云多方保护，使之获得“民主堡垒”之光荣称号。这对推动滇缅抗战、滇西抗战和全国抗战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与１９４４年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相较，云南无愧于国统区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责任编辑 张映庚）注释：（１）（７）（８）《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１９８页，２０９页，２０３页。（２）（４）（５）（９）《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１～２页，４０～４１页，１４页，８９～９０页。（３）（６）（１０）《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６９～７０页，７３页，１４０页。（１１）（２３）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近代史》４８９页，４８７页。（１２）《毛泽东选集》第三卷１９９１年版１０３７页。（１３）（１５）（１６）（１７）《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２７页，１页，３０页，３页。（１４）《中共云南地方史简编》１０９页。（１８）周文林著：《中国远征军》２０５页。（１９）（２１）《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１～２０页，１２页。（２０）《远征印缅抗战》５０页。（２２）《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３１１页。（２４）《德宏史志资料》第八辑２５２页。（２５）《民主周刊》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３日。（２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５６页。（２７）《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４４页。（２８）《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１１～１４页。（２９）马曜著：《云南简史》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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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研究APPLICATION RESERCH OF COMPUTERS2000 Vol.17 No.1 P.47-49CORBA安全参考模型蔡建宇 滕猛 王怀民 邹鹏摘 要 CORBA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分布式计算技术。安全服务是CORBA的一项重要公共对象服务。简要介绍了CORBA安全服务，着重讨论了CORBA安全服务的安全参考模型，对认证、安全联系、访问控制、代理、审计、安全策略、域等概念进行了解释。关键词 CORBA安全 安全参考模型 安全策略 域1 前言CORBA标准是OMG(对象管理组织)制定的关于分布计算环境的标准，其核心内容是ORB，即对象请求代理。它将对象技术和Client/Server模型有机地结合起来，总结了对象技术的最新应用经验，改进并发展了传统的Client/Server模型，使分布计算技术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遵循此标准编制的软件产品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非常强的互操作性，可实现多语言、多厂家环境、异构硬件平台、异构操作系统和异构网络条件下的互操作。分布式系统具有网络化和异构化的特点，因而比传统系统更易受到攻击。在分布式系统中，安全是一个重要而普遍的问题。CORBA系统具有分布式特征，象其它分布式系统一样面临着以下威胁：□ 用户获得他无权见到的信息。□ 用户A假冒成用户B进行操作。在分布式系统中用户可以授权给其它对象，这增加了权利被过分广泛代理的威胁，又导致了未经授权访问的威胁。□ 安全控制被旁路。□ 监听通讯线路获取机密数据。□ 篡改对象间的通讯―修改、插入和删除数据。□ 缺乏可说明性，例如用户标识不充分。针对这些安全威胁，CORBA安全服务提供的保护措施有：。认证：对主体进行身份鉴别和验证。主体是在系统中已注册和可信任的用户或系统实体。。授权和访问控制：决定一个主体是否能够访问某个对象，可以根据主体的属性和目标对象的控制属性(主体为调用具体对象实现的指定操作而必须得到的某种认可)来决定。。安全审计：使用户对自己与安全相关的活动可负责。。对象之间的安全通信：经常建立在非安全的底层通信基础上。这要求通过客户与对象之间的身份验证建立安全联系。它还包括对象间信息传输的完整性保护和机密性保护。。代理机制：主体的访问控制信息可以委托给其它对象，使受委托者能够在指定的条件下代表它。。防否认：提供活动的不可辩驳证据，避免活动的发起者否认这一活动的发生。。安全信息的管理：例如安全策略的管理。安全策略规定系统安全服务必须提供的保护。2 CORBA安全参考模型分布式协同操作的系统是OMG的OMA(对象管理体系结构)的最终目标，它必须支持多种安全策略。为此CORBA安全服务规范[2]提出了安全参考模型(SRM)。SRM提供了实施多种安全策略的框架。本文后续部分将在CORBA安全服务规范的基础上对SRM进行讨论。2.1 认证、标识和特权CORBA安全服务SRM所关注的实体是主体。主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认证。主体最常用的方法是口令验证。主体的认证信息(如长期密钥)需要跟对象联系起来。主体的属性集表示了CORBA安全服务需要的信息。CORBA安全服务利用这些信息决定是否允许主体做某件事。SRM规定了两类属性：标识属性和特权属性。标识属性用于主体承担责任、签发信息、某些形式的访问控制和对象实现使用管理。根据系统策略，主体的每次应用都有不同的标识或它在所有应用中只有唯一的标识。特权属性为CORBA安全服务的访问决策提供了基础。系统施加的访问策略和对这个主体预先规定的访问限制确定哪些特权属性对主体可用。在SRM中主体并不是真正的对象，但是表示主体的系统信息封装在Credentials(凭证)对象中。图1显示了Credentials对象的创建过程。User Sponsor(例如在认证用户时调用CORBA安全服务接口的代码)代表主体请求Principal Authenticator对象执行认证主体的操作，操作需要使用主体的安全名、认证信息和特权属性。图1 CORBA安全服务认证体系结构2.2 安全联系和信息保护CORBA系统中只有客户和对象能处理操作请求并对这些请求作出应答。在这个过程中ORB在客户和对象之间维持着牢固的连接。CORBA安全服务在这种连接之上建立安全联系。建立安全联系就是在客户和对象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和协商它们之间信息传输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全联系是客户和对象之间关于信息保护的类型和强度的公共协议。建立安全联系的技术和系统由此而具有的特性由客户和对象各自的管理和技术安全策略以及他们的公共安全机制而定。CORBA安全服务规范为设置客户和对象的安全联系策略定义了一组管理接口和可选的名字。CORBA安全服务提供的信息保护包括：机密性保护和完整性保护。客户与对象之间的安全联系决定了它们之间信息传输保护的质量。一般信息保护由ORB信息层提供。但在某些时候，保护可以在ORB信息层以下提供。例如，依靠安全套接字层(SSL)或物理手段进行信息保护。2.3 对象调用访问控制在OMA分布式对象系统中访问控制基本分为两个级别：对象调用访问控制和应用访问控制。对象调用访问控制在对象调用时由ORB自动实施，而应用访问控制由应用自己实施。对象调用访问控制服务是基于对象调用访问策略实现的。对象访问控制策略控制代表当前主体的客户是否能调用目标对象上的操作。对于所有的应用，不管它们有无安全意识，对象调用访问控制策略由ORB和ORB使用的安全服务实施。对象调用访问控制策略中Access Decision功能实现。当被要求检查访问是否被允许，Access Decision函数只提供yes或no回答。客户方访问判定函数用于判断客户能否调用目标对象上指定的操作。目标方访问判定函数判断对象是否接受调用。某些系统可能只支持目标方控制，甚至仅把它们用于某些对象。CORBA安全服务访问策略通过主体的特权属性和目标对象的控制属性表示。主体的特权属性封装在CORBA安全服务的Credentials对象中，目标对象的控制属性封装在CORBA安全服务的Access Decision对象中。概念上对象调用访问控制服务通过截获对象调用(如请求)实现。截获可能发生在客户和目标两方。一旦ORB截获到对象调用，ORB就咨询Credentials对象获取客户对象拥有的特权。然后这组特权作为Access Decision对象的access_allowed操作的参数，由这个操作判断是否继续对象调用。2.4 安全审计安全审计记录系统发生的安全相关事件，帮助审查系统危害。各个系统对安全相关事件的定义并不一致，因此CORBA安全服务SRM和规范都包括安全审计策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事件应被审计。审计策略分为两类：一是系统审计策略，控制ORB和CORBA安全服务事件的审计；二是应用审计策略，控制发生在应用范围事件的审计。安全审计策略确定是否审计某事件基于以下几点：。事件类型(如方法调用完成、所做的访问控制检查和安全联系的建立等)。。事件的成功或失败(只审计失败事件)。。被调用的对象和操作。。代表请求调用的主体的审计ID。。日期、时间。CORBA安全服务规范提供了完备的系统审计策略。系统审计策略在所有应用中都是自动实施的，即使对没有安全意识的应用也不例外。另外规范还规定了一种特殊应用审计策略，根据事件的类型、事件的成功或失败确定是否审计此事件。CORBA安全服务模仿CORBA事件服务，规定由审计事件生产者把事件发送到审计通道。但是规范中没有说明审计通道的消费者如何处理通道中的记录。2.5 代理在CORBA系统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客户调用目标对象执行某一操作，但是目标对象自己不能完成这个操作。于是目标对象就请求其它对象执行这个操作。这样形成了对象之间的请求链，使得系统的访问控制复杂化了。从访问控制的立场来看，问题变成了从客户到目标的对象请求链中某一请求的后续请求能用哪些特权。针对这一问题，CORBA安全服务规范提出了特权代理的概念。在特权代理中启动主体(请求链中第一个客户)的特权属性以某种形式委托给中间对象直到传到最终目标对象。目标对象依靠收到的特权属性作访问决定。CORBA安全服务规范给出了如下五类代理策略。。无代理―这种情况下中间对象只能利用自己的特权属性，而且不能把属性委托给其它对象。。简单代理―中间对象使用启动主体的特权属性代替自己的特权。目标对象收到的只是启动主体的特权，不知道中间对象是哪个对象。。复合代理―中间对象能够使用客户的凭证，还能把这个凭证委托给其它对象。客户和中间对象的特权都传递给目标对象。所以目标对象可分别检查客户特权和中间对象的特权。。混合特权代―客户同意中间对象使用它的特权。中间对象把客户的特权转化为凭证并与自己的凭证结合起来。这种情况下目标不能区别特权分别来自哪个主体。。跟踪代理―实际上是复合代理的扩展。在请求链中每个中间对象都把自己的特权和收到的特权传递下去。这样最终目标就能跟踪代理的序列并就任何中间对象特权作出访问控制判断。2.6 防否认在相当多的应用中都有防否认安全服务的需求。防否认服务为每次发生的活动产生不可辩驳的证据。根据不同的安全机制和策略，防否认需要一个或多个可信任的第三方参与。CORBA防否认服务为有安全意识的应用而设计，不在标准CORBA安全服务或ORB中使用。CORBA的防否认服务不但可生成仅在使用防否认服务的应用上下文中相关的证据，而且可生成与信息的创建(起源)和接收(发送)相关的证据。防否认服务不提供成功执行对某对象的请求的证据。因为这种情况需要在ORB中使用防否认服务。图2 ISO（CORBA安全服务）防否认模型CORBA安全的防否认服务只提供国际标准组织(ISO)防否认模型中证据产生和验证的功能(见图2)。这意味着它只为应用提供以下操作：①产生活动的证据。②验证活动的证据。③请求发送消息的证据。④接收对收到信息证据的请求。⑤分析活动的证据。⑥收集需要长期保存的证据。2.7 安全管理在CORBA系统中分别管理每个对象的开销太大。因此CORBA标准提出了域的概念。域是具有一定的公共特征并遵守一定的公共规则的对象集。为管理安全相关对象，CORBA安全服务定义了三类有关安全的域：。安全策略域―实施安全策略的作用域。。安全技术域―使用相同技术实现安全服务的对象或实体的集合。。安全环境域―在域内策略的实施可通过基于环境的手段而不是在对象系统中完成。例如，所有网络连接线路加密可以解除CORBA安全服务确保信息机密性的职责。CORBA安全服务规范着重讨论了安全策略域。彻底解决管理CORBA安全服务需要管理安全策略域的以下三方面：①管理安全策略域本身，包括创建，删除域和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②管理域的成员对象，包括在域之间迁移对象的能力。③管理每个域实施的策略。不仅为域指定策略，还要设置安全策略的细节。现有CORBA安全服务规范虽然在上述①、②方面只规定了最低限度的服务，但是对第③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它包括了管理安全策略的框架和如何管理特殊策略的细节，如指定域中信息保护缺省质量、代理凭证和审计事件的策略。访问控制方面的策略管理是不明确的，因为管理访问控制策略的方法依赖于策略的类型。例如，基于ACL(Access Control List)的策略和基于分类的策略需要不同的管理。但是标准域访问策略是明确规定的。访问策略可以使用权利为访问控制操作分类。CORBA安全服务规范包括了权利到操作的映射的管理。像这样权利到操作的映射用于标准域访问策略，也用于其它访问策略。3 总结本文通过讨论安全参考模型对CORBA安全进行了论述。现有的CORBA安全服务规范已是1.5版，综合了上一版和其它关于安全的规范，对更广泛的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解决方法。它给出的安全模型和体系结构都是可扩充的。本文给出的CORBA安全参考模型仅仅是设计实现CORBA安全系统的指导方针。根据系统实际需要CORBA安全服务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实现方案。随着安全技术的发展和众多CORBA安全服务产品的出现，CORBA安全服务规范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实现更安全的CORBA系统。蔡建宇（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长沙 410073）滕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长沙 410073）王怀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长沙 410073）邹鹏（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长沙 410073）参考文献1The Object Management Group, The 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Architecture and Specification, Version 2.2, Feburary 19982The Object Management Group, Security Service Specification, Version 1.5, March 19993TECS: Papers: A Quick Tour of the CORBA Security Service, July 1998收稿日期：1999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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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34 【原文出处】中国农村经济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5 【原刊页号】37-39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徐观华 【复印期号】199608 【 标 题 】试论农业产业化 【 正 文 】 一所谓农业产业化，可以定义为：围绕一个或多个相关的农副产品项目，组织众多主体参与，进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活动，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新的产业体系的过程。其中，经济利益是各方主体追求的共同目标。在相互合作参与过程中，各方结成了较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这是农业产业化最为本质的东西。如何建立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内部合理利益机制呢？有必要先认识一下农业产业化组织建设过程的一般规律。农业产业化体系的组织建设就是围绕一个或几个农副产品项目的生产经营而组织各方主体参与的过程。因此，农业产业化从形式上看是不同经济主体的合作。它不仅是不同生产经济活动的组合，也是各经济利益主体的组织结构的重新组合。制度经济学认为，任何经济结构的发育都是由各利益集团谋求利益的活动促成的。在经济结构发育的可能性中，永远都存在潜在的经济利益。如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交易额的增加、新技术在生产上的成功运用，都会使某些成本的增率递减，或者在成本方面作等量的投资可以引起收入有更大程度的增长。这就要求变革现存的经济组织方式去获取潜在的利益。于是，主体利益集团中一些人看到了这些潜在的利益，具有创新精神的一些人（或是个人、集团，也可是政府部门）组成行动集团，根据最大利润原则进行几种创新方案的比较选择，并充分估计到预期成本后开始制度创新。这就是农业产业化形成原因的最好注解。农业产业化按组织结合的特点分有三种表现形式：一为松散式，二为过渡式，三为紧密式。松散式表现为，农户和龙头的结合没有任何经济约束，某一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是通过纯粹的、偶然的市场活动进行的。这种关系既不稳定也互相不负责任，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交易的对象随时可能变化。过渡型表现为各经济主体通过某种经济约束或协议进行交易活动，这些约束常常是合同或契约，期限可长可短。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协约由各方协商，经营和管理职能仍保持在各个相互独立的经济主体之内，但龙头企业起制导作用。紧密式的产业化除具有上述过渡式的特点外，参与的各方不仅有经济约束，更重要的是各方经营管理的独立性已经丧失，作为共同的出资方，组成新的企业主体，各自的经营管理权部分或全部丧失，生产计划、组织管理、经营策略、利益分配等为总公司或集团决定，各方进行统一的活动。在农业产业化刚刚起步时，很多经济联系都只是简单的甚至是无任何约束力的协议。但随着农业产业化的逐步发展，这些经济关系都必须按照规范方式进行规定，以理顺经济责任和权利。同理，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也必将促使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由松散式向过渡式、紧密式发展。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有着必然要求。在产业化中，各利益群体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很难自动地取得相互间的利益平衡。在利益总和既定的前提下，各利益群体将依据其所处的地位对利益进行分割，而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农民的竞争力总是最弱的。这就决定了各种以减少农民以外的利益群体拥有的利益来增加农民利益的办法，肯定会遇到种种阻力。因此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化建立和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平衡工具或者手段往往是以利益在各环节上的分配是否合理为依据的。利益机制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如何创造，二是利益如何合理分配。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是依据；后者对前者有促进作用，是利益机制的关键。创造利益的最直接主体，分为农户和加工、运销企业两级，他们都为整个体系的利益形成做出了贡献，都有必要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生产水平，创造更多的利润。在农业产业化初期，在产业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龙头企业对广大缺技术、少资本的农户的培训、扶持尤为重要。龙头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和规模的不断壮大是整个产业发展乃至生存的关键。但影响体系利益规模的还有其他外部的因素，如市场环境、产业风险、经济区位等。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由于农户处于出卖原料的地位，作为价格的接受者，一般难以得到正常的利润，常常需要对其进行保护。加工和运销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资金投入多，周转快，利润较大，资金利润率常高于农业生产。为扶持农户生产，与之签定经济合作协议是分配利益时常常采用的方法。在这里，通过协调渠道或中介组织进行相应的监督，对于协议的公平合理是必要的。关于其他相关的经济技术服务部门如畜牧部门，其参与利益分配的方式常常是与产业化的结合方式有关。在松散式或过渡式的产业化形式中，服务费用往往是直接向农户收取，农户把它计入生产成本并转入农产品收购价中；或者是龙头企业与之签定协议，按协议收取费用。而在紧密式的产业化中，服务部门的服务支出作为一种投资入伙，按协议或按股份分取所得利益。另一方面，在利益的分配上，除了要求公平合理外，还要求从产业整体出发，使得一定规模的利益刺激能够产生规模效益，使整个系统创造的效益最大化。这其中应该还包括为提高经济效率而相互寻找代表更高生产力的主体，并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结合活动，这就是效率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在发展之初，龙头企业资金报酬率是最高的，而农户与各服务环节的资金报酬率相对要小，这是由工业化生产和农业生产的一般生产率水平差异决定的。所以在此阶段，利益分配偏向于加工厂，而当加工厂达到一定发展水平时，其边际报酬率会下降。为稳定生产基地和服务体系，利益分配就应向农户和各服务组织倾斜。这是一体化建设中利益分配总是难以平衡的根本原因。二任何成熟的农业产业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许多共同性，即：以市场为导向，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龙头企业按照市场需求，与农户签定产销合同，建立生产基地，提供配套服务；农民按合同生产、交售，企业按合同收购、加工，把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利润在各个环节合理分配，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沾的经济共同体或农工贸一体化。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以下几项是关键性的工作：1.明确各主体的职能和义务，划分各方权、责、利在农业产业系统中的关系。从性质上划分，所谓主体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政府部门。组织发动一个项目，特别是在当地商品经济尚不发达，龙头企业十分缺乏，国营农副产品加工销售单位经济力量薄弱的时候，政府的领导和协调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作用表现在：①组织有关部门就某一项目进行市场分析和可行性论证，资金、信贷、人员的安排和计划；②对项目进行重点扶持和管理，在龙头企业建设与管理、基地建设、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给予财税支持；③作为产业化体系各方利益的监督者和协调者，对一体化内部各组织间的经济协议和利益分配提出建议，对经济纠纷进行公正的裁决；④对职能部门进行相应改革，为产业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需要指出的是，用政府行政命令组织服务组织会使产业内部交易费用过高，这已被相当多的实践所证实。所以，政府部门的角色、作用必须慎重处理。当农业产业化充分发展，或者跨越行政区域时，政府部门的这些行政性作用将逐步被觉悟的、有经济能力的各“经济人”之间的理性协作所取代。企事业单位。作为投资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其经营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单位本身，而且影响到从事这一行业的广大农户和其他企事业单位。加工厂在努力提高经营水平、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原料供应者――农户的生产也进行相应扶持，以取得农户的长期信任，获得稳定的货源。农户。作为原料生产的主体，迫切要求与加工销售企业结成利益分配公平合理的共同体关系。2.不断改革，进行组织创新与产权改革，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所谓龙头企业可以是除政府部门以外的所有主体。他们与其他主体结合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结合类型。如，以专业大户或农户联合体为主体的，即“农户＋农户”的形式；以加工企业为主体的，即“加工＋农户”的形式；以运销企业如供销社、外贸企业等专业销售单位为主体的，即“贸易＋农户”的形式；以国营大型生产单位为主体的，如“农场、养殖场＋农户”的形式；以技术服务组织为主体的，如“畜牧站＋农户”的形式等。这些类型代表着不同情况下结合形式的经济合理选择。其中，第一种受龙头主体的经济实力限制，一般只能带动部分农户。而后几种龙头力量较大，更适应农村生产力水平，可以更快地促进一体化的发展。各方产权主体及中介组织（如律师所、会计师所，也可以是政府部门等）构成了产业化系统。这些主体在产业体系中有着不同的作用：政府部门不仅对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实施扶持，同时参与协调各服务主体与农户、龙头企业等的经济关系。各服务组织在提供服务的同时收取一定的报酬。农户、加工企业、运销企业是生产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交易的关系，利润由运销企业实现。中介组织对整个体系进行公证、约定及协调。各生产主体和服务主体虽有不同的活动内容，但利益矛盾客观存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在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需要在中介组织的帮助和指导、监督下，通过各方达成利益分配的协议或契约，以形成良好的一体运行环境。3.确立产业体系中各方主体的产权，完善市场主体。特别是在过渡型或紧密型的农业产业化形式中，合伙、合作、租赁、股份合作等各种经营方式的采用不可避免。资产评估、民主决策、利益分配等都要求在产权上首先进行明确的细分，保证各方主体的利益完整、平衡。（作者单位：农业部办公厅）（责任编辑：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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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626 【 版 号 】7 【 标 题 】国际禁毒的先驱――林则徐玄孙谈“虎门销烟”（８） 【 作 者 】果永毅 【 正 文 】 在世界近代史上，曾经被毒品害得最苦的民族，可能要数中华民族了。因此，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被历史学家普遍看作是国际禁毒事业的开拓性壮举。“国际禁毒日”前夕，记者走访了林则徐的嫡系玄孙、我国著名外交家凌青。谈起先祖林则徐，凌青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论及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就不能不提及林则徐的伟大历史影响。各国史学界浩繁的论著中，都对林则徐的历史地位作过应有的评价。就连当时作为敌国的英国，也在伦敦蜡像馆树立过林则徐的蜡像。原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曾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开始日“６月３日”定作“国际禁烟日”加以纪念。因为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数量之大、时间之长，在世界史上都是空前的，而其影响之深远，更是前无古人的。凌青介绍说，虎门销烟，并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将查获的鸦片付之一炬。因为如果只是简单地将鸦片焚烧，烟毒会渗入土中，不法之徒会挖走烧过的焦土，仍可再提炼，供烟客吸食。为此，林则徐在虎门特制了销烟池，将鸦片倒入池内，再加进石灰水等溶剂，使鸦片起化学反应而失效。最后，将池中的废弃物倾入大海。因销烟池容量有限，销毁两万多箱（１００多万公斤）鸦片，共耗时２３天之久。林则徐的受命禁烟，是在外临强敌，内对奸臣的两面夹攻背景下进行的。在这一严峻的历史关头，他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表现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大无畏爱国主义精神，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敢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他的业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前赴后继地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而殊死斗争。凌青说，在虎门销烟这一历史壮举过去１００多年后的今天，国际禁毒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１９９０年联合国将本世纪最后１０年定为“国际禁毒十年”，足见问题的严重程度。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和我国国务院总理李鹏指出的，现代社会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根治毒品问题，必须加强国际禁毒合作。为此，作为国际禁毒先驱林则徐的后代和中国资深外交家，凌青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由联合国出面召开一次世界禁毒问题各国首脑会议，以便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更有效地加大打击力度，以尽早实现世界各国人民根除毒患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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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13卷 第2期科技期刊涡轮导向叶片变截面针肋通道内空气流动和传热过程数值模拟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刘 东唱场」宋藻 刘文艳航空工业总公司624研究所 邓化愚【摘要】 应用紊流k-ε模型、三维适体座标网格结合SIMPLEST算法，对涡轮导向叶片尾部变截面针肋通道内空气流动和传热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该模拟同时考虑了流场、压力场、温度场和物性变化之间的相互耦合作用，可压缩和变物性的影响以及叶片壁内三维导热效果，采取对流―导热耦合传热问题的整体求解法进行数值计算。计算结果与实验符合良好，证明本文建立的数值模型是正确的，可为叶片的优化设计提供一定的依据。 主题词： 叶片 冷却 传热 数值模拟分类号： TK124 V231.11 前 言由于叶片内部冷却流道几何尺寸复杂、压力变化大，故数值模拟研究刚起步。为数有限的研究报告［1，2］均未采取变物性的耦合传热解法。本文旨在克服以往研究报告中的缺陷，采用适图1 实验模型剖面图体座标下可压缩和变物性的三维对流―导热耦合传热模型(流动过程采用紊流k-ε双方程模型和壁面函数法)结合实验验证，对涡轮导向叶片尾部变截面针肋通道内空气流动和传热过程作尝试性研究，以期建立一个初步的涡轮叶片尾部冷却的数值模型。2 理论模型和控制方程的求解实验模型如图1所示，内部由14 mm长的平直流道(进口段)和66 mm长收缩角为5°的流道组成；其中焊有叉排的7排针肋(共38根)和6块出口挡块。四壁均为2mm厚，材料为不锈钢1Cr18Ni9Ti。2块镍铬电加热片和38对热电偶分别敷设在实验模型的上下表面，两侧面绝热。由压缩机引出约23℃的冷却空气在实验模型内部绕流针肋并吸热后从7个出口排出。由于实验模型的几何尺寸和边界条件具有对称性，故取其1/4部分作为计算区域。为了描述三维、稳态、可压缩、变物性的紊流流动与对流―导热耦合传热过程，采用雷诺时均形式、三维椭圆型对流扩散通用控制方程，其物理空间下的守恒形式的张量表示式如下：担éujφ）／xj＝（／xj）［Γφ（φ／xj）］+Sφ(1)其中φ=1,u,v,w,t,k和ε时，分别表示了三维雷诺时均形式的质量守恒方程、动量守恒方程、能量守恒方程、守恒形式紊流动能和紊流耗散率方程。Sφ和Γφ为相应方程的源项和广义扩散系数。表1列出了本文数值计算中的Γφ和Sφ的具体形式。在数值计算中使用PHOENICS将该方程以及边界条件变换为适体座标系统下的相应形式，为节省篇幅，这里不再赘述。表1 Γφ和Sφ的具体形式φΓφSφ100uiμeff-p／xi+担xj［μeff（uj／xi）］ ， μeff＝μ+μttμ／Pr+μt／Prtui（p／xi）+Φ ， Φ为粘性耗散函数kμ+μt／σkμt（ui／xj）［ui／xj+uj／xi］-ρε ， μt＝Cμρk2／εεμ+μt／σεε／k［c1μt（ui／xj）（ui／xj+uj／xi）-c2ρε］压力与速度的耦合关系隐含在质量守恒方程中，由该方程导出“压力修正方程”，用SIMPLEST算法求解流场。考虑到粘性的作用，在压力修正系数中加入了粘性对动量传输的作用。偏微分方程的离散采用混合差分格式。因为模型厚度远小于长和宽，代数方程组采用全场迭代法，将厚度方向与另外两个方向的影响系数同时考虑在内以便加快收敛。此外，因为针肋对空气流动的阻滞作用，如果进行块修正会产生较差的初始值，影响线性求解器的效率，所以在x-y平面内不能进行块修正。数值计算中进行了一些特殊处理。这里仅对有代表性的3点简要阐述如下：(1)在PHOENICS内部控制流量的变量是压力(单位：Pa)。为了不使迭代计算的舍入误差接近压力值的增量，将大气压力值存放在PRESS0中，而把动压头存储中p1内。这样所求解的“压力”实际上是表压值。此外，一方面因为流道内部结构复杂，空气流动和耦和传热过程只能运用整体求解法；另一方面因为收缩流道对冷却空气有限制体积膨胀的作用(压缩)，所以只在收缩段的固体网格内，压力值异常大，而所有气体网格内的压力值均保持正常。故设置压力值的范围，VARMAX(p1)=1020和VARMAX(p1)=-1020来避免PHOENICS误认为计算发散。只要能准确地分清每一个固体与气体网格，并且计算固体网格内的密度时不用其存储的压力值p1，而计算气体网格内的密度时使用其存储的压力值p1与PRESS0之和，就不会引起任何收敛困难，更不会导致计算发散。实际上固体网格内的密度保持恒定，在设置那里的速度为零之后，只要规定出那里密度的合理值就可以，而这个合理值对结果影响很小。在本文中该值取为较接近空气密度的值1，经反复数值实验发现可以较快地得到收敛解。(2)在满足各变量精度要求的前提下，每个变量的计算精度对整个计算过程收敛速度的影响不同。在强制对流耦合传热中，速度分布(又称流型)至关重要；同时，压力修正方程控制着质量守恒是否得到满足。因此，投入到求解速度分量和压力上的时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值得的。在复杂的流动与传热问题中，通常速度场需要一定的计算时间后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速度场未充分发展之前，再精确地得到的温度场也会在速度发展后改变，因此过多的温度场的计算是一种浪费。为了节省迭代时间，本文设置外循环中压力的参考残差RESREF(p1)=10-7，其他变量的RESREF(φ)=流量(kg/s)×10-4；在内循环中，压力的最大迭代次数LITER(p1)=200，速度的LITER(V)=200，其他变量的LITER(φ)=50；压力的迭代终止判据ENDIT(p1)=10-9，速度的ENDIT(V)=10-9，其他变量的LITER(φ)=10-5。(3)在PHOENICS主程序EARTH里重要的FORTRAN子程序―GROUND中作了适当改动并加入了自编的计算物性变化的子程序。在PHOENICS中几乎所有用于计算的实数都存储在“F-array”数组上。在每一个网格上计算物性都要先在F数组上拾取该网格上诸如温度、压力、密度等的旧值；然后代入标准GROUND子程序中没有的而由本文加入的特殊子程序中进行计算，这是因为PHOENICS的标准GROUND子程序中提供的物性变化计算模型很有限，难以满足本文的特殊要求；最后再送回F数组中原来的位置。本文同时考虑了多个物性的变化并结合紊流k-ε模型计算了紊流粘度。此外，第14号存储位置上的变量的单位设置为比热的倒数，以便加入因PHOENICS进行方程组和边界条件转换而产生的内部源项。进口边界条件按照进口物性给出，出口边界条件按照流动方向座标局部单向化处理。近壁区域采用壁面函数法，第一个内结点与壁面间的无量纲距离满足x+p≥11.5或y+p≤200。紊流k-ε双方程模型中的系数为：Cμ=0.09，C1=1.44，C2=1.92，σk=1.0，σs=1.3，Prt=1.0。冷却空气的密度遵循理想气体状态方程ρ=p/(RT)，其他物性的变化规律为：导热系数： w/(m・K)(2)a1=2.64638×10-3 ， a2=245.4 ， cp=287.114i=0(biTi)J/(kg・K)比热：b0=3.688426 ， b1=-1.642285×10-3 ， b2=4.196653×10-6b3=-2.986517×10-9 ， b4=7.194228×10-13(3)动力粘度：(4)紊流粘度：νt=0.09k2/ε(5)普朗特数：Pr=μcp/λ(6)模型材料1Cr18Ni9Ti的物性变化规律为：导热系数：λ=14.4+0.016t w/(m・K)(7)比热：cp=D1/(1+D2T) J/(kg・K) ； D1=474.45 ， D2=1.9×10-4(8)计算网格的固体区域(下标s)：u=v=w=0， k=ε=0(9)ρ=ρs ， cp=cps ， λ=λs(10)对称条件：(12)实验模型上表面恒热流(各工况不等)：(13)实验模型出口截面热损失：(14)L为出口截面高度。3结果分析与讨论 在文献［3］中作者改变热流和空气流量，共进行了11个工况下的实验和数值模拟以及二者的对比验证，图2(a)～(c)是其中的3个工况。测温点4，8，16，24处温度在所有工况下均远高于对称点。这是因为模型上下板未加工对称，略有侧倾。上述点均处于同一边最外侧，流道尺寸明显变小，阻力变大，故传热较差。绝大多数点的实验与计算值吻合良好，表明本文的数值模型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图2 数值模拟与实验结果的验证(a)热流24322 w/m2，(b)热流31347 w/m2，(c)热流32843 w/m2因为耦合传热整体求解的需要和具有38根针肋的收缩流道几何尺寸的复杂性，划分到圆图3 计算网格柱体针肋内部的网格目前还无法与针肋外部通过结构网格完全嵌套衔接起来，只得采取以方柱体代替圆柱体针肋的简化措施。计算网格使用PHOENICS三维线性插值法生成，如图3所示。由于针肋是以等节距(x/D=4和y/D=3)叉排的，故x和y方向为均分网格。z方向是传热的主要方向，采用均分和非均分的组合网格。在等厚度的上板内，采用均分网格是为消除因网格数不同而引起的误差。在流道内采用非均分网格是为了准确地反映收缩流动和传热的特性。数值计算分别使用了20×10×10，40×19×10和80×38×10三种网格来验证结果的网格独立性，结果与实验值最大相差在12%以内。采用上述简化措施使得流阻增大。对传热的影响分析如下：(1)正方柱体针肋的四条边成为附加的紊流脉动源，增大了紊流脉动，强化了流道内部的换热；(2)绕流脱体区大于圆柱体针肋，脱体区的扰动强化了下游的换热；(3)截面积大于圆柱体针肋，故占据了更多的内流道空间，使得空气额外加速，强化了传热。所以从各测温点温度平均值来看，所有工况下的计算值均略低于实验值2～3℃。图4是流道内靠近上板内壁IZ=5截面上速度矢量分布图。收缩流道使空气沿流向逐渐图4 IZ=5截面速度矢量分布图 图5 IZ=1截面等温线图图6 IZ=5截面等温线图加速。图中可见空气绕流针肋形成的对称尾流，它们能增大紊流度，有利于传热。图5是IZ=1截面上等温线图，中部是通过镜象绘制整图时形成的对称线。在空气与固壁接触面上温度梯度较大，所以等温线密集，尤其是针肋周围。这不仅说明针肋强化传热作用明显，而且表明增大针肋的长径比以便增加传热面积仍然会对强化传热有效。图6是IZ=5截面上等温线图。由于靠近上板内壁，空气温升较快，从进口就出现温度梯度。但针肋周围的等温线不如图5密集；靠近出口处针肋和挡块内等温线尤其不密集。这是因图7 Ix=c截面平均Nu与Re关系 图8 各工况平均Nu与Re关系为出口壁面受到射流卷吸空气的冲刷冷却而温度较低。图9 各工况摩擦系数Cf与平均Re关系图7是在垂直于流向上并与针肋并排的各测温点对应处的Nu数平均值与Re数平均值的关系。测温点1～3对应处的Nu数平均值最大，8～11次之，30～33最小。离入口越近Nu数越大，越远则越小。与针肋不并排的各测温点对应处亦呈现此规律，说明长径比大的针肋传热性能优于小的针肋。图8是11个工况下实验模型内冷流道Nu数平均值与Re数平均值的关系。与Dittus-Boelter公式相比，传热强化了约2.5倍，这与其他资料比较接近。图10 IZ=5截面温度分布三维视图在图9中，随着平均Re数的增大，各工况下实验模型的总体摩擦系数减小。图10是图6的三维视图。进口段空气温升显然不如收缩段，该截面上针肋和侧壁的温度远高于附近空气温度，所以形成了38个小山峰和两侧的高坡。4 结 论(1)设置针肋的收缩流道可显著强化传热，平均Nu数大约是无针肋通道的2.5倍，但这需要以更多的压力损失作为代价。通过这11个工况得出该变截面针肋通道的传热和阻力计算公式如下：Nu=0.05724Re0.7984；Cf=0.1701Re-0.02094。(2)在实验验证范围内，长径比大的针肋传热性能优于长径比小的针肋。(3)收缩流道确实使空气加速流动，对传热有利。(4)本文建立的变截面针肋通道内空气三维、可压缩、变物性流动与传热的数值模型，经过与实验对比证明是正确的，可用于涡轮叶片冷却过程初步简化分析。男 28 博士 北京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参 考 文 献1 Han J C,et al.A Computer Model for Gas Turbine Blade Cooling Analysis.ASME 82-JPGC-GT-62 Dawes W N,et al.The Solution-Adaptiv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3D Viscous Flow in the Serpentine Coolant Passage of a Radial Inflow Turbine Blade.ASME-92-GT-1933 刘东，顾维藻．弦向进入弦向排出变截面针肋通道内空气流动和传热的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研究报告，1996（责任编辑 杨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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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63 【原文出处】比较教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1-5 【分 类 号】G1 【分 类 名】教育学 【 作 者 】王义高 【复印期号】199504 【 标 题 】教师的益友――“问题教学”理论 【 正 文 】 前苏联教科院院士M・II・马赫穆托夫创立了一个反映当今时代需要的“问题教学”理论。本文对此做一简单介绍和分析。一、“问题”及“问题教学”的界定俄语中的“Нроъпема”和“Вопрос”一般都被译成汉语中的“问题”。俄语中的这两个词在词形、词义上都有区别，但把它们译成汉语中的“问题”之后，词形、词义上的区别都消失了。这样，当读者遇到“问题”一词时，就无法知道到底是源于哪个俄语词的“问题”。这就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加之，俄罗斯人自己也常把这两个词混为一谈，所以马氏在论述“问题教学”的时候，不得不经常插入说明，以界定两个俄语词的区别，并强调“问题教学”中的“问题”指的是“Нроъпема”而非“Вопрос”。１、“问题”不同于“问话”（“发问”、“提问”）。根据马氏的解释，笔者认为，宜于把“Вопрос”译成汉语中的“问话”、或“发问”、或“提问”。它是思想的语言表达形式，是思想的语言外壳，或曰，提问是问题的语言－逻辑表达形式。课堂上的提问，是学习性问题的语言表达形式。但不是任何提问都包含问题。例如：教师提出两问：①是否存在关于火星上有生命的推测？②火星上是否有生命？对第一问可以不加思索地肯定回答：存在这种推测。对第二问则可予肯定回答，也可予否定回答，但都需加以证明。可见，第一问与第二问的区别在于“问题性”，即前者是非问题性的，后者才是问题性的。这种区分很重要，它可以避免一种误解，似乎只要在课堂上提问，就是进行问题教学。实则远非一回事。它应包括由以下一些用语所表达的诸多环节。２、“问题情境”的创设。马氏对“问题情境”有专门论述，包括问题情境得以产生的条件，问题情境的类型和功能，创设问题情境的方式、方法等。那么，教师创设问题情境的基本方式有哪些呢？他根据实验成果概括为如下几条：①让学生面临要加以理论解释的现象或事实。例如，在物理课上学习《离心力》时，学生们从教师的实验中看到，飞轮转动时它上面的胶泥环箍是怎样向四周飞散的，于是引起了问题情境，因为这种现象与学生们已学过的向心力现象有矛盾。②引导学生在完成实践性作业时产生问题情境。例如，在学习《截锥体的体积》之前，给学生布置如下家庭作业：在周围生活中找出利用截锥体的例子并试着确定它的体积。次日上课伊始，学生们列举了许多关于截锥体的实例，但谁都无法确定其体积，于是产生了问题情境以及寻找解决具有实践意义的那种问题的办法的内在需要。③布置旨在解释现象或寻找实际运用该现象的途径的问题性作业。例如，就《机械振动与振波》这个课题布置如下作业：某院士发现，如果海上狂风怒吼，则在海岸上，挪近耳边的橡皮球测锤会引起耳朵里疼痛。试解释这一现象，并说出，实际运用该现象的途径有哪些。这其中就首先出现了问题情境。④激发学生们分析生活中的事实或现象，亦即让他们遇到关于这些事实的日常观念与科学概念之间的矛盾。例如，学生们已拥有这样的知识概念：钢的密度比水的密度大７－８倍，按阿几米德定律，任何不含气孔的钢体定会沉入水底。而当学生们学习《液体的表面张力》时，从实验中看到一个现象：钢质剃须刀片或钢针都能浮在水面上。钢为何不沉底？于是引起了问题情境。⑤提出假想，概述问题，并对结论加以检验。例如，学习《电流在电解质中的性质》时，首先做实验，结果表明：蒸馏水不导电，干盐不导电，而自来水导电。于是学生提出假想：溶液是导体。可是当做溶液实验时，发现糖溶液并不导电！于是产生了问题情境。⑥激发学生们比较和对照事实、现象、定则、行为，由此引起问题情境。例如，在学习《毛细作用》时，让学生们比较如下现象：煤油灯燃着，墙壁发潮，墨水在吸墨纸上散开，植物吸收养分，……是什么作用引起这些现象？⑦让学生们对比已知事实与新事实，并独立作出概括。例如，学习《罗马奴隶制共和国的崩溃》时，教师问：为什么罗马共和国崩溃了？学生们根据原有知识答曰：因为奴隶主们打击了共和国。但当他们发现这个结论跟奴隶主本身统治着罗马的事实有矛盾时，便引起了问题情境。⑧给学生们介绍那种似乎无法解释却是科学史上曾导致提出科学性问题的事实。例如，在学习《光线的折射》时，教师援引了如下一段报导：一位西伯利亚摄影师拍下了一张天空中有三个太阳在同时发光的照片，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于是产生了问题情境。⑨组织科际联系。有时教学科目的材料在训练技巧、复习已学知识等场合中无法保证造成问题情境。这时就应当利用其他科目中那些与所学教材有联系的事实或资料，以便创设问题情境。总之，问题情境是问题教学的重要概念之一，而创设问题情境的办法极多。３、“问题的提出”马氏发现，“问题的提出”虽然对哲学、科学和教学从来都是至关重要的，却至今才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因此有必要对其作出深入研究。依马氏看，问题的提出分三个阶段：①分析问题情境；②“看出”问题的实质；③用语言概述问题。分析问题情境是独立认识活动的头一个阶段。只是由于详细分析了问题情境，明确划出了已知成分与未知成分，才“看出”问题所在，才在学生的头脑里产生问题，并继而用语言概述出问题来。问题是复杂的逻辑形成物，其构成因素就是由浅入深的、各种层次的发问－－从一般到具体、到反映其实质的发问。例如，教师首先给学生创设了如下一个问题情境：根据对流规律，凉水总是下沉，暖水总是上升的。可是，冬天在一些深水库里，＋４C的暖水却处在靠近底部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对此，学生们先后作出了不同层次的发问：①为什么会这样？②为什么暖水处在靠近底部的位置上？③为什么＋４C的水处在最底部？④为什么＋４C的水不向上升？⑤为什么暖水层不受冷水层的排挤而发生对流现象？（这里用上了冷水比暖水密度大的知识。）⑥那么暖水就可能重于冷水？（这里设想了第５问的答案。）⑦水温在＋４C时密度是多大？－－这里的６、７两问就属于问题的提出，它包含在教师所给矛盾信息中的那个新知识的实质。以上就是提出学习性问题的内部逻辑机制。４、“问题的解决”继问题情境的分析和问题的提出之后，就是问题的解决，它由若干阶段或环节构成：①拟订问题的解决计划。解决计划的先决基础是：解决途径应当或是分析性的，或是启发性的，或是二者的结合。二者都必须首先确定以前的经验、原有的知识及原先的解决方式能被用在眼前场合的程度，并制约于主体已掌握的知识、要掌握的知识、掌握的过程等三个因素。头脑内的或书面的问题解决计划是由包括分析上述因素在内的众多掌握“步子”构成的。问题解决计划的拟订还必须包括解决方案的优选。②提出推测并论证假想。用实倒来说明，当学习《大洋中水的运动》时，学生们对自己概述出的“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大洋里的水运动？”这个问题提出了四个推测：①大洋的底部不平，所以水从浅处向深处流动；②大海接近陆地，因而高于大洋，故此水从大海流向大洋；③流入大海和大洋的河水引起海洋中水的运动；④风引起海洋中水的运动。经过论证（讨论），①、②、③的推测都不成立，只有④的推测似乎成立从而成为假想，只有经过论证认为成立的那个推测才能视为假想。③证明假想。继而进行上述假想的证明过程。教师问：总是变向的风能不能引起水的流动（而非原地波动）呢？有的学生答道：能。接着，教师引进《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中借助一只漂向海岸的、装有遇险报告纸条的瓶子的故事。然后引导学生回答：瓶子怎么会漂向海岸呢？究竟是什么风能引起水朝一定的方向流动呢？经过讨论学生们说：有那样一种风，它永远朝一个方向吹，就是它引起水也朝一个方向流动。为了确证学生们的结论，教师引用了贸易风（即信风）的例子来加以证实。证明过程至此结束。④检验问题的解决结果。这里，检验的手段和方式在自然科学课程和人文科学课程中可能各不相同。前一场合中可通过计算、解典型习题、进行观察和实验等来检验。在人文科学课程中则采取另外的方式，诸如把问题的目的、要求跟所获结果加以对比，将理论性结论跟实际运用进行对照等。⑤重温和分析解决过程。解决问题就意味着教给学生顺利解决问题的方式。为了使学生更清楚地掌握即定问题的解决方式并把它作为同类问题的规范解法牢牢记住，就必须重复和分析走过的路子。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问题”绝非简单的“问话”，“问题教学”绝非简单的“问答”，它包括问题情境的创设、问题的提出、问题的解决等复杂有序的过程。二、问题教学的理论依据１、问题教学的认识论依据 马赫穆托夫认定，马列主义认识论及其反映论和矛盾论是问题教学的方法论基础。传统教学论也用反映论解释教学过程，但它是片面地理解反映论，即只强调感性反映的一面，而忽视理性反映的一面。这就导致片面地强调“生动而直观”，认为每个新概念的掌握都应从直接感知开始，从直观入手。结果就对直观性、具体－形象思维的作用估价过高，而对逻辑思维、概括－抽象思维的作用估价过低，即贬低概括性知识的意义和演绎推理的作用。传统教学论首先注重的是，如何在复现、记忆的基础上掌握知识、技能、技巧，而不曾论述与理性反映即创造性反映相联系的人的思维创造积极性。其实，逻辑层次上也发生反映。科学认识绝不总是从感性开始，人也能依据概念、范畴、原理、规律来对客观现实作出理性反映即创造性反映。而此种创造性反映的基础就是矛盾，矛盾又表现为“问题性”，即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在人的脑海中。就是说，客观对象的辩证矛盾经过认识过程本身可以被人感知为逻辑思维中的矛盾，即被感知为理论性问题。逻辑矛盾在哲学文献中被称之为二律背反，二律背反式问题，或干脆就是问题。解决逻辑矛盾就是解决二律背反式矛盾（即问题）的过程。可见，问题教学是有其反映论和矛盾论依据的。２、问题教学的心理学和逻辑学依据 马赫穆托夫认定，传统教学的心理学依据是“联想”理论，而问题教学的心理学依据则是“问题性思维”理论，或曰“创造性思维”、“能产型思维”理论。他解释说，人常常面临活动条件与其要求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境，即人需要解决某个问题，但现有条件没有为他提示解决问题的办法，过去的经验中也没有经受过验证的解决方案。要摆脱这种处境，人就必须拟出以前未曾有过的、新的活动策略，亦即完成创造性活动。这种情境就被称之为“问题情境”，而借以解决包含在其中的问题的心理过程，则叫做“问题性思维”，或曰“创造性思维”和“能产型思维”。人在这种思维活动中既使用推论方法，即逻辑论证法，也使用非推论的直觉法（或曰“顿悟”法）。直觉思维是直接的、非形式化的、非言语化的；推论思维则是间接的、形式化的、言语化的，含有一定的思维活动方式和逻辑操作程序。因此，问题性（创造性、能产性）思维活动分两类：一是分析型或逻辑型，二是直观推断型。解决问题时总有两类思维活动的结合，但由于问题的内容及其他因素所致，可能以某一类为主。以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获取新知识的这种问题性思维过程分以下阶段：产生问题情境，分析情境并提出问题。试着用已知方法解决问题（此乃“封闭式”解决问题的阶段），寻找新的行动原则和解决方法（此系“开放性”解决问题的阶段），实施寻得的原则和方法，检验解法。这些阶段可以用下图来表示：（附图 {图}）３、问题教学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依据马赫穆托夫试图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描绘问题教学过程，并用图示之：（附图 {图}）如图中所示，这里有两个司控主体，即教师与一定程度上自己调控自己的活动的学生。教师有两个受控客体；一是学生，二是学生的活动。在问题教学条件下的师生系统中，控制过程的形成取决于教学过程的逻辑－心理内容。如果采用控制论的术语，则问题教学的算法式规程就拥有如下周期结构：①指令。即教师创设问题情境（通过提问、布置任务或作业等形式实现之）。②完成指令。这时学生概述问题，提出解题的假想……等等。③反馈联系。包括外部和内部的（如图所示）。④新的外部或内部指令，或二者交错出现。这里，学生的活动不仅受教师外部指令，而且也受自己内部指令所驱使。可见，问题教学拥有自控系统的特征。控制以上系统的手段，对教师来说就是问话、任务、作业、直观，对学生来说则是受这些问话、任务、作业、直观所制约的独立工作。以上就是问题教学的三部分理论依据，即认识论（反映论、矛盾论）依据、心理学和逻辑学依据、控制论和信息论依据。三、问题教学的实施方法针对问题教学（而非传统教学），马赫穆托夫从不同的角度，陈述了两个系列的教学方法。第一个系列从讲授与学习这对双边关系出发，开列了如下三套问题教学方法：１、讲授的指导实践法与学习的能产型实践法 讲授的指导实践法，就是指教师对学生的实践性工作加以指导的方法。它多用于图画课、体育课、劳动课、实践性学习活动。与此相对应，学习的能产型实践法包括：①练习实践性技能（如物品的制作或加工等技能）；②从事构造、发明、合理化建议方面的活动；③完成具有组织性质和实践性质的社会委托任务。２、讲授的解释兼激励法与学习的部分探索法 讲授的解释兼激励法，就是教材部分由教师讲解，部分地以问题型任务、作业、提问的形式交给学生，从而激励他通过“发现”新知识来独立地掌握。与此相对应，学习的部分探索法就是：学生把感知教师的讲解与他完成独立工作方面的探索（创造）性活动结合起来，这些独立工作要求独自通过（经历）认识过程的全部阶段或部分阶段。３、讲授的激励法与学习的探索法 讲授的激励法，主要指教师向学生布置问题型任务、作业或提问，亦即组织他们从事带有研究性的独立活动，或曰激励其从事独立的创造性活动。与此相对应，学习的探索法（亦称研究法）的特点是，学生不用教师的重大帮助而通过提出并解决学习性问题来独立地发现及掌握新知识，或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以上三套方法能程度不同地保证问题教学思想的实现。第二个系列从问题教学是发展性教学［①］的主导部分出发，开列了如下五种既适于问题教学、又符合发展性教学的方法：１、独白性的问题式阐述法 它跟信息通报式阐述法的区别，与其说在于是否提问（好的信息通报式阐述法也可能偶然提问），不如说在于前者结合运用成体系的信息性提问和问题性提问，并吸引学生围绕提问展开讨论。它是讲授上的信息通报法和解释法与创设问题情境这一方式的有机结合。２、示范性的问题式阐述法 这个方法借以建立的基础是，把独白性的问题式阐述跟直观示范结合着进行。学生跟随教师的阐述进程主要通过仿效示范来掌握科学探索的范例。这其中有独立活动成分，但不充分。３、对话性的问题式阐述法 这是问题教学的重要组织方式之一。其本质特点是，教师在阐述教材时吸引学生概述问题并探索其解决途径，最后共同得出结论和“发现”定律、规则等。在此场合下，教师的活动特点是做问题性发问并布置能造成高度问题性的那类作业，即创设问题情境并操控学生的活动，让其积极参与分析、概括及作出结论的活动。以上三个方法中，教师的阐述、讲解都占主要地位，学生独立活动的比重随着独白式向对话式的升迁而加大。并且这里的对话式犹如一个阶梯，由它升入以下更高层次的、组织问题式学习的方法。这就是：４、启发性探索法 教师布置问题性任务、作业或提问，在启发性（探索性）的谈话、讨论、实验进程中由学生独立完成（解决）。新定律、新规则等的“发现”，是在教师启发、帮助、指导下由学生自己实现的。５、研究性探索法 这是由教师运用具有高度问题性的、理论型和实践型的研究性作业体系来组织的教学过程。这时学生独立“通过”（经历）认识过程的所有阶段，主要使用学习上的能产型实践法和探索法。研究性探索不同于启发性探索的地方是：“发现”或“发明”是在分析和概括了事先在实践工作进程中（在观察时，在实验中等）独立收集到的实际材料之后才获得的。这里，研究性作业（工作）有别于一般认识性任务，前者要求从事完整系列的独立学习活动：从收集信息到对它作出分析，从独立提出问题到对它作出解答，并检验答案和在实践中运用新知识。这种当代意义上的研究性工作（作业）也不同于二十年代苏联学校运用过的那种研究性工作，前者摆脱了实用主义性质。以上五种方法中，前三种多用于人文科目和低年级，后两种多用于理科和高年级。以上两个系列的教学方法就构成了问题教学的方法体系。它显然不同于传统的教法体系。四、问题教学的新意真正意义上的问题教学是当代才问世的，因此可以从整个世界教学论史的角度来评价马氏问题教学的划时代意义。问题教学又根本区别于近、现代传统教学，所以又可以从这两者的比较中看前者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且问题教学也是当代前苏联发展性教学流派之一，故此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评价其特殊贡献。还因问题教学有其本身的历史渊源，由此可以溯源察新。限于篇幅，这里仅从最后这个角度来略加考察。问题教学的渊源可以先后追溯到：①古代希腊苏格拉底的对话式辩论；②近代美国杜威的“通过解决问题进行学习”的思想。如果说，苏格拉底的方法仅对问题教学理论的创立有所启发，那末，杜威的思想可说是问题教学理论的“近亲”。笔者同意马赫穆托夫对杜威思想的如下评价：１、杜威于１９０５年发表的《我们怎样思维》（《How We Think》）一书（该书的俄译本被译者改名为《思维心理学和教育学》，先后于１９１５、１９１９、１９２２年在苏俄多次再版）含有问题教学的构想，书中引进了“问题的解决”（“Problem solving”）这一术语，作了把心理学家们关于思维就是解决问题的结论用于教育学的尝试。但杜威的构想未能以完整理论的形式出现，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问题教学理论。就范畴体系而言，当时英语中根本没有“问题教学”这个术语：“Prlblem solving”的意思只是“问题的解决”（或倒译为“解决问题”），而不是“问题教学”。开始时，杜威的构想获得广泛传播，因它反对传统的教条式教学，提倡学生从事独立解决问题的实践活动。但杜威建议取消除此之外的其他一切形式和类型的教学，贬低教师的作用，而代之以仅仅通过解决问题的独立学习，并且重心是从事学习性的实践活动。这种对实用的一面的过于热衷，导致了对理论知识的忽视，杜威实用主义地理解思维，便使他得出了关于在教学过程中经验主义地再现科学史和社会史的思想。继实用主义哲学之后，把行为的生物学规律也机械地搬用于教学论，由此又把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机械地照搬于教育学。总之，杜威的这种以儿童中心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教学构想曾遭到美国教育界的批评，并一度退出历史舞台，因而也无法用来创立问题教学理论。２、杜威在１９３３年再版的《我们怎样思维》的修订本中，对“解决问题”在教学中的作用做了重新估价。该书仍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但加强了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的份量。其中值得肯定的是杜威关于反射性思维过程的五阶段论。但该书的缺点是明显的：它断言，学生们的天赋智力乃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基础，因而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拥有反射性思维能力，尤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学会这种思维。此外，它忽视有系统的知识，只主张在实践活动中接触大量杂乱无章的科学事实。可见，杜威的构想不曾获得哲学上、心理学上、教育学上的可靠论证，它是一种狭窄的解决问题的理论，而不是完整的问题教学过程理论。３、杜威的追随者B・伯顿的《教学的原则与教学的组织》一书，把教学过程的本质跟“心理的本性”混为一谈，把全部教学归之为简单的和复杂的反应，忽视社会环境和教育条件对学生的影响，并贬低教师的应有作用。该书的俄译本（１９３４年出版）的第五章（共５页篇幅）被译者标为“问题教学”，然而里面并无问题教学理论。总之，在杜威及其追随者关于通过解决问题进行学习的构想中，作为其方法论错误和一般理论错误的是实用主义哲学，是儿童内在发展观，是极端的儿童中心论。就体系而言，它不是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问题教学理论。相比之下，马赫穆托夫创立的问题教学理论，显而易见有马列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和矛盾论作为哲学基础，并建立在现代心理学、逻辑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基础之上，还具有相对完整的教学论体系，因而具有无与伦比的时代新意。既然如此，它也不乏借鉴意义。（作者单位：北师大外教所）下注：① 发展性教学即具有发展功能的教学，包括发展智力和能力等。前苏联赞科夫、达维多夫、马赫穆托夫各自的教学论亚体系均属发展性教学理论总体系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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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研究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UTERS2000 Vol.17 No.2 P.79-81一个支持进化式软件开发的集成环境：MHSC/IDE吴明晖 应晶 何志均摘 要 简要地介绍了MHSC方法论(Methodology of High-level SpecificationConstruction)，并提出了它的集成开发环境MHSC/IDE。文中详细介绍了MHSC/IDE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利用该环境，进化式原型系统的开发得到了有效地支持。关键词 IDE 可执行定义 变换方法 进化1 引言由于软件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不仅仅是偶发的复杂性)，使得软件开发，特别是大型复杂软件系统的开发陷入一种失控状态。研究表明：软件工程领域存在着需求分析的瓶颈问题[1]。传统的瀑布式开发方法因其假设需求的不变性使其难以满足用户要求，在不明白需求工程的原理时盲目采用面向对象技术和CASE工具都使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事实上软件系统只有到可执行状态才能被证实，而在开发后期的变更，特别是需求变更将因其影响范围过大而导致项目失控，可见在需求阶段的早期能够检测出错误是很重要的。作者提出以一种可执行定义语言为需求分析的中间语言，为它提供一个集成开发环境，通过基于知识的变换和求精，可以形成一个可执行的软件原型，通过原型系统的演示，就能够实现对需求定义的验证，从而实现在定义层和实现层上的一致性。通过原型的不断进化，最终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2 背景为实现软件需求的早期验证和定义层与实现层间的一致性，作者根据多年来知识处理技术与软件工程相互结合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种支持软件定义高层构造的方法论MHSC[2～4]，方法论从软件开发的需求分析和定义层入手，提出一种宽谱的支持多维语义描述的软件定义语言，运用语言来构造实际领域的合一化功能模型，以此为需求分析的中间结果通过进化方法(基于知识的变换方法、基于可视技术的求精、基于模拟机制的软件定义和系统功能验证)，逐步过渡到设计阶段的软件实现，以支持软件的自动开发过程，从本质上改变现有软件生产过程，达到需求定义层到设计层的平滑过渡。整个开发流程可由图1来说明。图1 支持MHBC方法的开发流程根据MHSC方法论，目前，主要针对实时系统领域，通过对PSDL语言[5～8]的扩展和运用，我们建立了一个支持原型进化的集成开发环境MHSC/IDE。3 MHSC/IDE作为一个集成开发环境，MHSC/IDE为一个软件系统的需求获取、设计和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尤其因为MHSC方法论自身的特点，使得系统需求的变更和维护处于一种有序状态，减小了项目失控的可能。整个环境如图2所示，可分为六个部分，但它们之间并不完全独立，而是相互作用的。下面加以讨论。图2 MHSC/IDE3.1 协同支持环境大型复杂软件系统的需求分析和设计实现过程不是个人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它必然是多个人协同工作的结果，其设计过程就是参与者们共同讨论并解决问题的一系列过程。基于此，H.Rittel提出了IBIS(Issue-Based Information System)模型[9]且有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扩展和运用，如gIBIS模型等。根据MHSC方法论及其开发流程，我们对IBIS模型进行了如下扩展：●基于网络、分布式环境，支持多人协同并行工作。●多重视图的表示形式(图形、描述文本、可执行定义语言)。●引入基于知识的推理系统，提供参照机制，实现节点冲突检测、归并能力。●多级权限、版本控制机制。整个协同开发环境不仅包含传统的Email、文档共享、多媒体信息等电子会议方式的信息协同，最主要的是为项目的并行开发提供了支持。在我们的开发环境中，系统的生成实际上就是组成系统的各个角色(或称为构件，有着原子和组合两类)的产生及其间相互关系的建立。我们采用如图3所示的层次化网状结构作为系统的体系结构，构成图的角色根据其属性通过接口程序转化成相应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以Client/Server模式支持分布式计算，数据的并发、共享和一致性和安全性经规则约束由DBMS控制。图3 体系结构示意图3.2 重用库管理系统软件重用思想自1968年Mcllroy在NATO软件工程会议上提出后就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软件重用技术能够利用以前开发软件系统的各种资源和成果，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提高了软件的开发效率和质量，这也使得它成为快速原型系统开发中不可或缺的手段。重用是MHSC方法论的重要组成，当为重用提供了相对完备的环境时，某个特定领域的软件生产将可能实现自动化。在MHSC中重用的对象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库函数，还有PSDL描述模块、基于CORBA或COM标准的组件和设计模式、体系结构等。为有效地支持重用，主要针对PSDL描述模块，我们开发了重用库管理系统，该系统为构件的获取、加入、分类、检索及组装提供了支持。在MHSC/IDE中，重用库分为两类：公共库和私有库，公共库中存放的是经过严格测试的成熟产品，为所有开发人员只读共享，完全控制权由系统管理员掌握。私有库则由每个开发人员独立控制。一般当开发人员认为某个部件有重用价值时，他就可以将其加入私有库并可向公共库管理小组推荐，经测试完善后可加入公共库。构件的分类以刻面分类法[10]为主，主要包括应用领域、应用平台、生成语言、功能描述和关键字等。检索时把检索条件按刻面填入并设置刻面的优先权值，选择检索模式(完全或是模糊)，结果将按匹配程度列出。根据构件间的相互关系，本系统还支持导航式查询。构件的组装、进化和版本控制由进化控制系统和装配系统实现。3.3 知识库管理系统系统的进化过程是通过基于知识的变换和求精来实现的，只有在领域知识相对完备的情况下软件自动化才成为可能。领域知识和推理公式存放在推理数据库(DDB-Deductive Data Base)中。领域知识的获取主要由领域专家和以前系统的开发设计人员实现，随着领域知识的积累，为原型系统的开发所提供的决策支持和自动化程度也就越高。3.4 过程控制系统由进化控制系统和装配系统组成。系统的生成过程是一个进化过程。每个开发人员可以负责一个或多个构件的生成，但由于构件间的相互作用(组合、引用、进化)，使得一个构件的变动可能会影响到其它构件，导致了相关构件的相应变换，这就是变动相关性的级联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进化式的开发模型MHSC/DM，根据变换的类型确立了构件的状态转移和版本控制规则[11]。该模型从需求分析开始，以数据图的模式记录了软件进化过程中的各环节、实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通过AffectedBy、Scope、Induce等规则的建立和应用，能自动追踪因需求变动而诱发的变动构件集合，根据领域知识和推理机制，为变动方案的选择提供了决策支持并实现了级联变动的自动或半自动的完成，同时，对项目的计划、调度、构造管理等方面提供了自动支持。装配系统提供了原型系统的变换归并。由于分布式团队开发，可能有多个开发小组对同一版本的构件同时进行变换以满足各自的需求。但最终系统装配时这些变换需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版本的构件，这样就必须对每个小组的变换进行检测分析，消除矛盾冲突，归并冗余。最终目标系统可视为这些归并后构件的组合，为系统分解的逆过程。3.5 多维视图编辑系统系统提供多种形式的编辑工具，包括用户界面编辑器、PSDL编辑器和C++编辑器。用户通过编辑系统输入，最终通过执行支持系统来生成可执行原型。用户可以通过图形或是文本两种方式来完成对目标系统的PSDL描述，并可以自由地在这两种方式之间切换。下面我们以PSDL图模式编辑器为例加以讨论。如图4所示，PSDL图模式编辑器以图元来表示PSDL语言中的类型，主要有：操作(Operator)、入口(Entry)、出口(Exit)、流(Stream)、定时器(Timer)等。通过对图元的拖放操作，设置它们间的关系、属性和约束，将其实例化，经过翻译器就可以生成符合PSDL语法的定义框架。组成PSDL描述框架的构件一般有两种来源：直接由用户设计产生或通过对构件库的检索引入符合要求的可重用构件。在系统开发初期前者居多，但随着重用库的充实，后者所占比例将逐步增大。图4 PSDL图模式编辑器3.6 执行支持系统执行支持系统包括两级翻译系统(PSDL图模式和PSDL文本模型间的转换、PSDL语言到C++语言的转换)、C++的编译系统及模拟调度系统。由用户定义生成的PSDL语言定义可能是不完备的，甚至是有矛盾的，这就需要根据领域知识自动或半自动的进行处理。通过PSDL到C++的转换器，可以生成C++的代码框架，当所描述的细节充分时，产生的C++代码经过编译后将形成可执行系统。模拟调度系统在MHSC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实时系统中，当用户完成对目标系统PSDL描述时，一般不会对具体细节加以填充，只是一个高层的设计。这时确定系统间的资源分配和时序关系能否满足假定约束是很关键的。我们实现了一个基于扩展Petri网的定义模拟调度系统，利用网图对各组成构件进行冲突检测并提供相应的报告，指出关键问题所在，为解决问题提供参考方案。当这个高层设计通过检测后，就可以进一步求精，直至用户满意的目标系统生成。4 小结针对支持可执行定义的进化式软件系统开发，根据MHSC方法论，本文给出了相应的集成开发环境MHSC/IDE。该环境为大型复杂软件系统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实现了软件需求的高层构造和早期验证，较好地实现了需求定义层到实现层的平滑过渡。本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69703005)资助本项目获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No. 697006)资助吴明晖（浙江大学计算机系 杭州 310027）应晶（浙江大学计算机系 杭州 310027）何志均（浙江大学计算机系 杭州 310027）参考文献1，Pei Hsia, et al. Status Report: Requirement Engineering, IEEE Software, Vol.10, No.6, Nov.19932，Ying Jing, He Zhijun, Wu Zhaohui et al. A Methodogy for High-level Software Specification Construction. ACM Software Engineering Notes, April 1995, 20(2):48～543，应 晶. 一种新的软件系统开发方法论研究[博士论文]. 浙江大学, 19954，应 晶, 何志均, 吴朝晖. 支持软件开发的可执行定义方法. 软件学报, l997(5), 350～3595，Luqi. A Graph Model for Software Evolution. IEEE Trans. Software Engineering, Aug, 1990, 917～9276，Luqi, et al. Software Evolution Through Rapid Prototyping. IEEE Software, May, 19957，V.Berzins, Luqi. Using Transformations in Specification-based Prototyping. IEEE Trans. Software Engineering, May,19938，Luqi,et al. A Prototyping Language for Real-time Software. IEEE Software, Oct, 19889，J.Conklin and M.Begeman. gIBIS: a Hypertext Tool for Exploratory Policy Discussion. ACM Trans. Office Inform. Syst., Vol.6, Oct, 1988,303～33110，吴明晖, 应 晶, 何志均. 支持可执行定义的进化式软件开发模型. http:\\www.ise.zju.edu.cn\papers11，杨芙清, 梅 宏, 李克勤等. 支持构件复用的青鸟Ⅲ型系统概述. 计算机科学, 1999(5)收稿日期：1999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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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04 【原文出处】现代日本经济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905 【原刊页号】1～5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01 【 标 题 】近期日本经济展望 ――兼论小渊惠三的“自由经济贸易构想”【 作 者 】金洪云 【作者简介】金洪云，中国人民大学 100872 【 正 文 】 日本目前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经济衰退长达8年之久， 国内市场景气继续低迷与徘徊，至今看不到缓解的迹象。长期的不景气，已使日本经济大伤元气。几年来，历届内阁均将恢复景气作为政府头等重要的施政目标，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届小渊内阁自上台以来，也把“恢复景气”作为对国民许下的“最大承诺”，作为能否继续执政的关键，全力采取了以财政金融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景气对策。然而， 从今年前4个月的情况分析，尽管这些政策措施部分地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日本经济的衰退局面，难度还很大，前景不容乐观。一、小渊内阁的“景气公约”与＠①屋太一的“景气胎动论”如上所述，自从小渊内阁上台以来，把重建经济、恢复景气上升作为最紧迫的施政课题。今年2月，小渊惠三向新闻界宣布：我坚信1999 财政年度经济将取得明显的正增长。他说，政府将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以便4 月开始的99财政年度实现0.5％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落实新的经济计划。 这就是说，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美、欧势力要求日本尽快恢复景气的强大压力下，小渊首相已向国内外做出承诺，不得不公布上述“景气公约”，要在新的一年里，使经济增长率摆脱几年来的负增长，达到正增长。小渊惠三的这一承诺究竟能否实现，关键要看今年下半年的日本经济运行态势。从目前情况看，可说是凶多吉少。与小渊惠三不同，目前日本企业界人士对日本经济的前景并不乐观。那么，国际经济界对小渊惠三的这一“景气公约”又持什么态度呢？今年4月7日世界银行发表了1999年世界经济预测，在这份预测中，把日本1999年的GDP实际增长率预测为－0.9％。这一数字比该行去年第3 季度做出的预测低0.7个百分点。关于日本GDP实际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世行认为，目前日本政府所实行的有限的财政刺激政策，尽管暂时支撑着经济的正常运行，但由于银行与企业普遍采取紧缩经营的方针，恢复经济尚需时间，谈景气上升还为时过早。与小渊惠三的“景气公约”相呼应，前不久，著名的经济评论家＠①屋太一提出了他的“景气胎动论”。＠①屋太一是畅销书《知识价值革命》一书的作者，后进入政界，在本界内阁中出任经济企画厅长官一职。他对日本经济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常被人们所注目，广为日本新闻媒体所引用和报道。＠①屋太一于去年12月曾提出“景气胎动论”，认为由于去年一年的景气对策开始奏效，日本经济开始出现“变化的胎动”。他对去年一年各个时期景气状况的判断认为：1月为“停止不前”；4月为“景气停滞，严重性加剧”；12月为“恶化与改善同存，有发生变化的胎动。”而在今年3月，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 虽然由于民间需求低迷依然极为严峻，但有迹象表明景气正在停止滑坡。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首先工矿业生产指数从1月份起连续两个月呈现上升趋势；其次， 在个人消费方面，实际消费额支出增加，主要表现在轻型汽车与电脑销售量开始增加。另外，1月份公共事业施工费总支出比上一年同月上升13. 9％（注：〔日〕《朝日新闻》1999年3月17日号。）等。二、结构性矛盾是日本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战后以来，每当经济萧条，出现危机局面时，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惯用做法就是，以财政金融政策为杠杆推动景气上升。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日本经济一路上升，出现战后第一次高速增长，但到1965年，股价暴跌，日本经济遇到了挫折，出现了危机。作为对策，日本政府发行了巨额赤字国债，以此制造需求，刺激景气上升，渡过了危机。而在1974年日本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时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对策，也大体相同，运用财政金融政策作为主要手段，恢复景气上升。小渊内阁为了恢复经济，促进景气上升，于去年10月正式提出战后规模最大的紧急经济对策，其财政支出总额达239000亿日元，其中包括79000亿日元的公共事业费支出及60000亿日元的减税，试图以此摆脱战后日本经济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经济衰退。（注：〔日〕《东方时报》1998年10月20日号。）该对策还包括：大幅度增加传统性公共事业投资；修正上届桥本内阁制定的经济计划；增加科研和技术开发费支出，重点支持信息通信产业，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等。日本政府在1998财政年度里，由于对陷入低谷的经济形势估计不足，曾制定“紧缩型预算”，而到1998年4月，推出综合经济对策， 追加了166000亿日元的财政支出。尽管如此，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于是到98年10月，再增加财政预算支出，提出上述“紧急经济对策”。而在新的财政年度，日本政府将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公共事业费支出，增加幅度大约为10％，此即所谓的“超积极型财政预算”。另一方面，日本的中央银行受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压力，在原有的超低利率基础上再次降低利率，以至目前日本的银行利率接近于零，即实行了空前的“零利率政策”。上述庞大的财政预算和超低银行利率，其目的不外乎是以此来推动景气上扬，把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转入复苏的轨道上来。但究竟其效果如何，应当说仍是一个未知数。据对企业的问卷调查，日本大约有60％以上的企业对近一二年的日本经济前景持悲观的看法。日本有些经济学家也认为，政府的这些经济对策尽管在短期内会产生一些制造需求的作用，但不会持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局限性将会显现出来。从目前情况看，有些产业部门和部分大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一些改善。由于政府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采取了大量投入公共事业费及住宅减税的政策，建筑业、房地产业及以轻型汽车为主的汽车行业的经营状况略有好转，石油及煤炭产品的销售额也有所上升。经济企画厅长官＠①屋太一关于景气“停止下滑”的说法，也主要是以此为根据的。但不能由此断定说，日本经济已到了谷底将转入复苏阶段。为什么呢？股票行市，是经济运行态势的一种反映。东京股票市场的行市长期停留在低水平上，反映了日本经济的不景气。然而，今年3月16日， 东京股票市场的平均股票价格在时过7个半月之后重新突破16000日元大关。这是由于日本银行2月12日决定将利率进一步下调到极限， 即实行“实质上的零利率”政策的缘故。此外，纽约股票行市的暴涨与外国投资家对日本经济前景的投机心理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股市的回升，日本个人投资者纷纷重返股市，大量购进成长潜力股，致使成交量大幅度增加。尽管如此，日本的一些证券分析家认为，目前东京股市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股市的大幅度回升是由于对日本经济的期望值过高而引起的。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日本经济来说，今年的下半年是关键。这就是说，只要对经济前景的期望值下降，或目前日本政府用财政手段勉强维持着的景气暂时稳定的局面一旦发生变化，东京股票市场的股票行市有重新出现震荡的可能。判断景气的另一标志是劳动市场的状况。目前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形势依然严峻，失业人数有增无减。据日本内阁总务厅今年3月30 日发表的《劳动力调查报告》，2月完全失业人数为313万人，完全失业率达到创记录的4.6％，而1月份完全失业者为298万人，完全失业率为4.4％，这就是说，日本劳动力就业状况在继续恶化。日本大企业多数计划大量削减人员，比如在今年发表的裁减计划中，大映集团为3000人，索尼集团为17000人，日本电气（NEC）集团为15000人等等。 （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4月3日号。）就业状况恶化，势必使个人消费减少，进而影响景气的上扬。然而，由于企业经营普通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预计日本各大企业仍将进行“紧缩经营”，继续裁减人员，致使日本政府所标榜的“扩大内需”将成为只是一句给别人看的漂亮口号。日本传统的用财政手段对付危机的做法正在面临挑战。另外，高速增长时期行之有效的“政府护航”式宏观管理和终身雇佣制，也逐渐失去它曾特有的效力。目前日本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是恢复市场景气的最大障碍。首先，整顿银行金融体制是当务之急。据报道，目前日本大商业银行急待处理的不良债权额，估计约有9万亿日元以上， （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1月13日号。）由于这些因素，银行股价一直低迷， 反过来它又促使银行的资金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且也波及到其它产业。企业很难从银行手里借贷到必要的资金，从而加重了企业的困难。于是，去年12月，日本成立了《金融重建委员会》。《金融重建委员会》的第一项任务，是投放巨额“公共资金”，协助八大都市银行及兴业银行、信托银行等15家大银行改善其资金状况，总投资额达74500亿日元。 这仅仅是第一步。从根本上整顿旧的银行金融体系，将要提到日程上来。今年3月26日日本银行总裁速水对《朝日新闻》记者说， 要重新组合现有的银行体系，要改变长期进行的“经营上的横列体制”，每个银行要有自己的特色，各银行间要相互补充，要鼓励银行间的合并或业务联系，以适应国际金融界中日趋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目前日本企业有待处理的“过剩设备”已达到很大的数量，据经济企画厅初步测算，1998年7至9月，日本企业现存的过剩设备，其价值相当于1997年度设备投资总额的99.4％。（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4月5日号。）那么，1999财政年度日本的经济增长率究竟会怎样呢？下面是日本各经济机构所做的预测数字，可供参考。（％）年度增长率 1999 2000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 -1.3 0.1大和总研 -1.8 0.9日兴研究中心 -1.4 0.0从上表可知，年初小渊惠三提出的要保证经济增长率达到0.5 ％的目标，和民间经济研究机构的预测数据，是有一段距离的。三、日本最引人注目的举动――积极倡导与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圈”新年伊始，日本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做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举动，提出了要同一向被它看成是贸易竞争对手的韩国建立“日韩自由贸易圈”的构想。无疑，这是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日本不得已而采取的战略构想，很值得我们品析一番。本来韩国从它的经济实力上说，明显地不如日本。日本是老字号的工业发达国家，而韩国仅仅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起发展起来的中等发达国家，虽然它已是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俱乐部――OECD的成员国，但它的工业化水平与日本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尽管如此，在某些产业领域如钢铁、造船、半导体、家用电器等方面，韩国仍是日本在产品出口中一个较难对付的竞争对手，尤其近几年在北美与欧洲市场上，日本与韩国的竞争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却积极靠近韩国，要求同它建立区域性“自由贸易圈”，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内阁首相小渊惠三今年3月出访韩国，会见韩国总统金大中， 重点讨论了在新经济形势下，日韩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的问题。小渊3 月20日在高丽大学发表了以“新世纪的日韩关系创造新的历史”为题的演讲。他说：“今天日本与韩国的贸易额增加到500亿美元， 几乎与英法两国间的贸易额相等。日韩两国加强合作，可以为领导亚洲和世界奠定基础，也可以使两国的经济增强活力。”目前，日本对其在亚洲与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深感不安。很显然，小渊惠三之所以积极主动要同昔日的竞争对手韩国建立贸易联盟，是由于北美与欧洲已建立起强大的地区性经济联合并同日本的贸易摩擦不断的形势下，日本渐感孤立的结果。为了恢复与改善它在世界经济中日趋减弱的经济强国的地位，日本就要与经贸环境比较接近的韩国结成联盟，以抗衡北美自由贸易圈和新成立的欧元圈。在此次的演讲中，小渊还强调要以日韩两国为核心，争取建立一个其经济实力能与EU相匹敌的亚洲地区自由贸易圈。日本的用意在于，通过同韩国建立经贸伙伴关系，要在亚洲确立自己的“盟主”地位。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之前，对亚洲各国的金融危机一直持观望态度的日本，于去年10月由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提出“宫泽构想”。按这一构想，日本要拿出300亿美元的资金，支援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 这个构想正在开始付诸实施，同亚洲各国分别签定了具体的支援框架协议。截止今年3月，其具体款额分别为：韩国83.5亿美元、泰国18.5 亿美元、菲律宾25.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4.0亿美元、马来西亚15.0亿美元。（注：〔日〕《朝日新闻》1999年2月18日号。）尽管处于景气低迷之中，日本仍是一个经济大国。譬如1997年的名义GDP超过4万亿美元，大约等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总和的2倍。不可否认，即使在目前情况下，日本仍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几年日本对亚洲金融危机反应冷淡，大有隔岸观火之嫌。而如今它一反过去的做法，是因为已经越来越感到亚洲各国经济的恢复，同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而支援这些国家，其实就是要挽救自己。日本一方面看到同日本经济关系极为密切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久拖不解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使日本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同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锐减，使日本经济不景气局面愈益加深；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如不采取某种应急措施，将影响日本在这些国家中的形象，影响力也将减弱，从而加深日本在全球战略中的孤立地位。小渊访韩期间，日本与韩国公布了“日韩21世纪课题”计划。这项计划由五方面的内容组成：第1，早日缔结日韩投资协定， 以促进投资，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方面的障碍；第2， 早日将租税条约的有关条款付诸实施；第3，日韩双方相互承认对方国家的工业规格；第4，确定对特许权、著作权的统一审查标准；第5，在下一轮WTO交涉中，日韩两国协调双方立场，采取统一步调。（注：〔日〕《读卖新闻》 1999年4月10日号。）日本与韩国的新的租税条约，是去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时双方签署的，但有待两国国会的批准。现行的租税条约，是早在70年代韩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同日本签定的。根据这项条约，韩国有权在更大的范围内对韩国境内日资企业进行课税，而在新的租税条约中，韩国境内的日资企业可按向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纳税相同的比率缴纳税费，这样就大大减轻了日资企业的租税负担。关于相互承认对方国家的工业规格问题，就是要日韩两国企业向对方国出口产品时，其产品的工业规格是否合乎对方的工业规格，可由出口一方国的相关机构进行检验，而进口一方国即要予以认可。此项规定的目的在于，双方降低产品的出口成本，以促进产品的出口。关于在下一轮WTO交涉中日韩双方协调立场的问题，日方认为， 由于在下一轮WTO交涉中，美国将会要求日本降低现行进口税率， 尤其要求降低对美国农产品及服务领域的进口税率，并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其国内市场，因此在这些方面，有必要同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韩国建立联盟，以抵制来自美国的压力。由于在农产品贸易中，美国的农产品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无论是日本或韩国，都无法抵挡美国农产品的倾销，也就是无法接受美国的要求，实行国内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在这一点上，韩国和日本的厉害关系是一致的。另外，日韩两国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也都受到美国的“反倾销诉讼”，以至日本与韩国的钢铁很难扩大在美国的市场。为了改变这样一种局面，日本只好把日韩两国昔日的竞争关系，变为合作伙伴关系，以增强自身的实力和地位。然而，日韩两国的经济界对小渊惠三的“自由贸易圈构想”的反应不尽相同。先看日本方面的反应。日本经济界对此计划基本上表示赞同，《朝日新闻》等新闻媒体也积极鼓吹。但持谨慎态度的也大有人在。部分产业界人士主要担心，如果日韩两国消除关税，日本农业、水产业及建筑业将面临韩国相关产业的严重挑战，担心韩国的有些产品会像潮水般涌入日本，占领日本市场。日本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此举利大于弊。如1999年3月11 日《朝日新闻》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要签定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文章认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推动多边自由贸易的发展，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文章还指出，要把中国圈进国际经济网络之中，否则，东亚有可能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美韩贸易体制”，而日本极有可能被挤出这个体制之外。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日本极担心它在亚洲经济中的“雁首”地位会由于中国经济的振兴而被削弱，甚至被取而代之。另一方面，韩国的反应则有些不同。韩国通商部长官韩直洙表示，积极支持小渊首相的区域性“自由贸易构想”， 但要把重点放在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提下如何积极推动地区性自由贸易上面。韩国对日本提出的“自由贸易圈构想”，除官方表示支持外，企业界人士与部分学者则表示，要慎重对待。据韩国报纸报道，有些国会议员指出，日本与韩国的企业在有些产业部门中依然是竞争的关系，向日本企业完全放开大门，韩国国内产业将遭受极大的损失。高丽大学教授朴英哲认为：日本一反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正在策划积极参与亚洲的经济事务。日本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有明显的危机感。多年苦心惨淡经营的东南亚这块“农田”，与正在崛起的“中国龙”相比，显然是一块满目创痍、杂草丛生的荒地。他强调指出，尽管日本目前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它深知已无力与中国争夺亚洲经济中的主导权，因此，为了牵制中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拉美国在亚洲地区同中国保持势力均衡，以保持它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他接着说，小渊惠三所提倡的日本与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圈”的构想，是在这一政治经济背景下抛出来的；作为当事国一方，韩国要从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一方面要对这一构想采取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要更多地考虑本国的利益，要多多致力于同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注：〔韩〕《韩国时报》1998年12月20日。）【责任编辑】佟桂先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土右加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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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料：世界著名古城遗址巴比伦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０日电国际资料：世界著名古城遗址巴比伦记者牟珍华凡是到过伊拉克的国际友人及游客，都会去参观巴比伦，以饱览其文明历史，增长见识。巴比伦是世界著名古城遗址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９０公里处，幼发拉底河右岸，建于公元前２３５０多年。巴比伦意即“神之门”，由于地处交通要冲，“神之门”不断扩展，成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重镇。公元前２０００年至公元前１０００年曾是西亚最繁华的政治、经济以及商业和文化中心，还曾是古巴比伦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的首都。巴比伦城垣雄伟、宫殿壮丽，建筑精华之一的“女神门”，高１２米、宽近２０米；门墙镶嵌着形象生动的釉彩动物图案，还有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的“空中花园”，引人注目的人与狮子搏斗的石刻雕像。《汉穆拉比法典》则以世界上第一部法典而载誉史册。然而，这座名扬天下的古城，由于沧桑多变，于公元前四世纪末逐渐衰落，到公元二世纪竟变成一片废墟；当年“女神门”内庆典大道两旁的１２０尊石狮已荡然无存，而今断壁残垣中仍依稀可见一些名胜的遗迹，从中可推想出当年这里的堂皇与华丽。为了发展旅游业，１９７８年，伊拉克政府制定与实施了一项修建巴比伦遗址的计划，使这座古城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去年９、１０月间，第３届国际艺术节在修复后的巴比伦露天剧场举行。修葺一新的古城，淡蓝色的城墙高数丈，气势雄伟，令人赞叹不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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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189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406 【原刊页号】017-032 【分 类 号】K3 【分 类 名】中国近代史 【 作 者 】戚其章 【复印期号】199502 【 标 题 】论乙未割台的历史背景 【 正 文 】 乙未割台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研究者颇不乏人，成绩斐然可观。今年６月，我应邀赴台北参加台湾师范大学主办的“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听到一种说法，认为前此的研究“无法真正究明事件性质及解释当时社会实况”。何以致此？“重要的原因乃是由于反日心理（或谓民族主义情绪）而来的对史料利用之恣意性及简单化”。此说认为：“研究者首先必须适度地压抑感情性的反日情绪，才可能对乙未改隶史事及当时的社会实况做出比较中肯的描述。”［（１）a］甚至把日本割台说成是台湾“被遗弃的历史”［（２）a］。聆听高论之余，不胜骇异，实难苟同，深感对乙未割台的历史背景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俾便对上述见解进一步深入探讨。一、日本割台方案的出笼论者称：“甲午战争的结果，清帝国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但是这样的战争‘结果’，却不能被逆方向地理解，即将之理解为日本从事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在割取台湾，或是战争发动之初日本即已经有割取台湾之野心。日本之能够在战后的和约中割取台湾，其实是在战争开始后，由于战场上的战事发展，逐渐形成的。”［（３）a］乍看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稍作深入的考察，便可知此说之似是而非了。确实，日本的割台方案不是一下子出笼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时间。据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透露，起初在日本政府内部，对割台问题的意见颇有分歧。陆军方面主张：“辽东半岛是我国军队流血牺牲夺取来的，这和我国军队足迹尚未踏及的台湾不能相提并论。”海军方面则主张：“与其割取辽东半岛，不如割取台湾全岛。”［（１）b］其实，这只是表明日本陆海军在割地问题上各有侧重，并不意味着陆军方面反对割取台湾。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日本报纸所反映的社会舆论看，“把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早就几乎成为日本各阶层人士的普遍要求。当时，有一位英国人士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日本觊觎台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地理上看，地理学家可能这样说，台湾是日本以琉球群岛为终点的岛链上继续延伸的一部分，健全这条岛链对组成日本帝国十分必要。从感情上说，三百七十多年前，在中国人获得任何立足之地以前，日本已试图在台湾岛上培植一块殖民地。若不是荷兰冒险者凭诡计占有了这块殖民地，并把日本人驱逐出去，日本本来可以长期占领整个岛屿的。从经济上说，台湾岛对日本将来的潜在价值几乎是不可估量的。再就战略而言，日本不用多少年就能够在岛上建成军事基地。万一将来中国恢复了足够的国力，并试图为目前遭受屈辱而对日本进行报复时，该基地不仅对包括汕头、厦门、福州等重要而富裕的城市在内的整个中国南海岸构成真正的威胁，而且将使经过台湾海峡的中国南北口岸之间的海岸贸易线可能随时被切断。这样，日本南有不亚于旅顺的海军基地的台湾岛，北有派驻精兵把守的辽东半岛，就再也不用担心中国东山再起。无论其未来的命运如何，日本都可以高枕无忧了。”［（２）b］这一分析鞭辟入里，说明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割取台湾，并非是出自其当政者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长久的思想根源的。日本政府之所以到是年１０月才提出割台方案，是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使日本有了割取台湾的可能性，完全不能以此否定“战争发动之初日本即已经有割取台湾之野心”。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向陆奥宗光报告：“欧洲的舆论，只要不影响欧洲的利害或中国的存亡，不论提出任何条件均无异议。”［（３）b］驻俄公使西德二郎进一步向陆奥建议：“既然我得此机会不能不索取土地，依本官之见，莫如以军费赔偿之一部指望于台湾，因此岛今后可给我以重大利益，且久被清国搁置，让之，对其国运之兴衰并无重大影响。即使对于俄国，亦无任何关系。虽可推知英国有所举动，然若俄国不加反对，恐英国亦必不强争之。”［（４）b］西德二郎在建议中的分析切合实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被陆奥所采纳，在《媾和预定条约》草稿乙案的第二项列入了“中国将台湾全岛割让予日本”［（１）c］。到１１月底前后，陆奥宗光考虑了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的意见，在草稿的基础上，按通常的条约形式，正式写出了《媾和预定条约》第一稿。此稿凡十条，其第三条曰：“清国将台湾全岛及……岛之主权，并该地方所有堡垒及官属物件永远割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清国军队即从该地方撤退。自本约批准交换日起，日本国得任便占领上述地方。”以“赔偿军费”的名义割让台湾，可以避免采用武力攻取的方式，这种如意打算明显地是来自西德二郎的建议。又到１２月，日本政府已经探知，俄、英等国对日本割台不会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在《媾和预定条约》第二稿中对“将台湾全岛及……岛之主权”等字样仍保持不动。其中的删节号显然是暗指澎湖列岛，因日本当局一时尚摸不准法国的态度，故暂时空了起来［（２）c］。可见，割取台湾也好，割取澎湖列岛也好，日本在何时提出方案，主要是根据西方列强的态度而定，并不能以割台方案形成的时间早晚来证明日本不是“战争发动之初即已经有割取台湾之野心”，这是不言而喻的。在陆奥宗光准备《媾和预定条约》第二稿的同时，伊藤博文提出了日本陆海军作战的新方略。他主张，在进攻威海卫的同时夺取台湾。并且指出：“虽时有谓占领台湾必更再次招致列国物议之虞者，此不过一己之臆断耳。列国中虽有垂涎台湾而欲乘机染指者，见我军之占领而抱不快之念，然我既不妨害其通商，又不假以保护其商民之口实，此与我军席卷直隶，使彼陷于无政府境地，招来列国之联合干涉，不可同日而论也。……是故非坚信扼渤海之锁钥乃为至要之同时，必须南向获取台湾为大计不可。”这进一步证明，日本当权者是在权衡国际形势于己有利之后，于１８９４年冬决定对垂涎已久的台湾下手的。对此，伊藤本人在一次演说中谈到割取台湾问题时有一段自供：“英国的政略是一点也不反对的，以前英国全权大使也只说过，好久以来就等待着在台湾占有根据地的时机的到来。首先，现在在占领台湾的问题上还没有看到另外从哪个方面有带来什么障碍的情况。如果早一点干会很顺利地结束，可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保证不会发生什么故障。”［（３）c］这就很清楚，日本早就想占据台湾，只是担心“发生什么故障”才迟迟未能下手而已。认为日军“在１８９５年３月下旬登陆澎湖，使台湾地区实际上成为日本占有优势的战区后，日本才在‘自然’的状态下于媾和谈判中提出割取台湾的要求”［（４）c］，起码是忽视了日本对台湾的蓄之已久的侵略野心。如果稍微回顾一下日本侵台的历史，这个问题就更加清楚了。从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在日本国内便不断有人发出“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１）d］，“先取台湾”［（２）d］之类的叫嚣。到１８７４年，日本真的发兵侵台了。在此以前，日本的某些政府要员即提出：“取此地为我有，永镇皇国之南门”［（３）d］，并且还制订了《台湾蕃地征伐要略》，其第五条写道：“土蕃之地……可视为无主之境。”明治天皇睦仁甚至特别发布诏谕：“于平定后，其目标应为逐步诱导开化土人，终至使土人与日本政府之间，能兴办有利之事业。”这道诏谕充分暴露了日本企图占领台湾的野心。当时的《日本每日先驱报》便透露了此中的消息：“日本的目的，欲在台湾岛东部开辟居留地，永久占领。”［（４）d］论者完全忘掉了这段历史，置前此日本侵台的史实于不顾，从而否认日本早有割取台湾的野心，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二、西方列强对日本割台问题的态度在日本的割台方案出笼前后，西方列强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有论者分析，“日本割取台湾，得逞与否的关键在于英国和法国”，“要他们援助中国，使台湾免于割让，虽有困难，却非绝对不可行。”那么，为什么英、法不肯援助中国呢？论者认为：“法、德两国争相拉拢俄国，达成三国还辽的暂时联合。法俄同盟的目标是反英，德国假定英国不应加入三国同盟，以免破坏均势，所以推行孤立英国的政策，要使英国尝到孤立的可怕，迫英国就范。这应是求英援失败的最大原因。”而求法援失败，则“在于中国配合日本要求，迅速议结和约，致使台湾割让尘埃落定，法国失去着力点”［（５）d］。这种对请求英援和法援失败原因的分析，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英国的“孤立”是俄德法三国同盟造成的吗？否。事实并非如此。俄国政府在确定干涉还辽时，担心此举能否成功，首先考虑与英国联合行动。亚洲司司长克卜尼斯特即提出：“要与所有欧洲国家一起行动是困难的，类似的企图只有预先得到最强的海军国家英国的肯定允诺后，才有成功的可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也首先考虑到采取联合英国的策略。他上奏沙皇称：“日本所提和约条件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地的半岛。此种占领，会经常威胁北京，甚至威胁要宣布独立的朝鲜；同时由我们的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实。假使我们决定要求日本放弃此种条件时，将发生一个问题：假使他们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们是否采取强迫措施，抑或在此种情况，能指望和其他强国共同行动？”这里所说的“其他强国”首先指的是英国。所以，他在稍后的奏文中又解释说：“和其他国家一起，主要是和英国一起，设法不使日本由于目前的战争而特别强大起来。”［（１）e］事实上，不仅是俄国，也还有德国和法国，都期待着英国加入到干涉的行列里来［（２）e］。当德皇威廉二世得悉英国拒绝联合时，亲自在电报上批道：“照这样，英国已与日本有密约”，并气愤地写下这样几句话：“不要改我的指示。英人的短见，将使他们大吃其亏！”［（３）e］可见，说三国在当时采取孤立英国的政策，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英国之所以拒绝参加联合干涉，采取自我孤立政策，一方面是基于其抵制俄国南下政策的远东战略，其外交政策重心越来越移向日本，另一方面，也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不足。英国内阁相信日本政府一定会拒绝三国的抗议：“像俄国政府建议的那种策略，是女王政府所不能采取的，因为不知道若日本不屈从它们的要求，几个大国将考虑采取何种最终措施。而女王政府认为，日本几乎是一定会拒绝的。”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还试图通过英国驻俄大使拉塞尔斯做说服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的工作：“假若女王政府支持俄、德、法三国公使昨天在东京对日本政府的通报，坚信日本一定会让步，决不会存在必须采取敌对行动的危险；相反，如果女王政府拒绝参加这次通报，战争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而金伯利不为所动，对拉塞尔斯发出了支持日本的电训：“我相信，日本政府会严肃地权衡整个事态。用不着我多说，女王政府是按照对日本极其友好的感情行事的，并不想看到日本对中国的合理的胜利果实被剥夺。”［（４）e］于此可知，英国的“孤立”乃其自身的外交政策使然，而绝非俄、法“反英”和德国“推行孤立英国的政策”的结果。视此为“求英援失败的最大原因”，显然是难以成立的。认为中国“迅速议结和约，致使台湾割让尘埃落定，法国失去着力点”，是“求法援失败”的原因，则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说法。应该看到，法国不是对台湾不感兴趣，恰恰相反，它早就对台湾垂涎不已。法国驻日公使哈尔曼在一次谈话中曾经透露：“日本若作为媾和条件要求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法国就会抗议侵犯了其利益。”当时传说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有这样的警告：“假如日本触动台湾，那就惹着我们了！”［（５）e］所以，龚照瑗致唐景崧电有“法有保台、澎不让倭意，与瑗言甚切”［（６）e］之语，并非空穴来风。但是，法国的意图，既得不到俄国的支持，又遭到德国的暗中反对［（７e］，更主要的是，法国自己感到力不从心。当时，俄国《新时代》的一篇评论提出：“法国为巩固其太平洋上的势力，不但已耗费大量的兵力和资金，而且目下还一心从事马达加斯加岛之远征。所以，共和国政府无决心同时创建两处的殖民事业。台湾虽为该国政略家垂涎已久之地，但在日本舰队出没于其近海之今日，法国各报对此未出一言之争辩。”［（１）f］显而易见，法国不是不想染指，无奈力不从心，最后只好退而求其次，与俄、德协商，要求日本政府宣布：“承认台湾海峡为公共航路，并不归日本管辖，亦非日本所得独自利用，且不将台湾及澎湖列岛让与他国。”［（２）f］阿诺托对龚照瑗所说“正在筹画，适闻中日新约批准，事势既定，动多掣肘，一切布置，徒费苦心”［（３）f］等语，分明是既保持面子而又自我标榜的外交辞令，论者竟信以为实，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论断呢？那么，求英援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颇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必须看到，随着中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英国政府也在不断考虑台湾的价值及对日本占有台湾所应采取的方针。起初，在１８９４年年底，有一个居住在台湾的英国商人朗佛德（Longford）致函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专门论及台湾的价值及日本割占该岛将对英国产生的后果。他认为，日本取得台湾后扩大种植原棉和蔗糖将会严重影响英国的东方贸易和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首先，据前两年的统计，“印度从英国进口原棉平均价值为四百万元，为英国运输业提供了大量赚钱和工作机会，而且可能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但当日本在其势力范围内凭借本国轮船得到足够的供应时，英国的这些利益将全部损失。”其次，“日本的炼糖业将再次进行尝试。人们确有把握地预计，日本炼糖业会以低于目前实际上垄断中日炼糖供应的香港产品的价值卖出。其结果，使香港丧失在该特产贸易方面的全部价值－－对日贸易额年均超过六百五十万美元（且不说对华贸易额）。”复次，“台湾对英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几乎不言自明，日本将在台湾西海岸或靠近现已投产的煤矿北面建兵工厂，对香港或远至中国北部的英国运输业都是很大的威胁。日本已经表明它具有强大的海军。日本从中国得到的偿金将大部分用于自身的发展，几年后将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舰队。……到那时，实力增强的日本舰队将迫使英国在香港不断扩充保卫部队和防御工事，或许还要增加驻泊于新加坡和中国的英国舰队力量。”［（４）f］英国外交部很重视以上情报，致函军事情报局询问台湾的经济及战略价值。主持该局工作的查普曼将军复函外交副大臣柏提称：“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情报充分证实了朗佛德的报告。该岛的自然资源为发展提供了保证，其限制主要取决于能否为产品找到市场。假如日本人一旦打开了市场，不仅仅是棉花贸易，还有大米、蔗糖、靛青及茶叶等产品，都将对印度或香港市场产生影响。此外，据报告说，该岛蕴藏着煤、硫磺、石油及相当数量的黄金。”查普曼肯定了台湾的重要经济价值，但又认为：“在中日战争的目前阶段，发表日本占领台湾将在战略上对英国产生某种影响的意见，未免为时尚早。”［（１）g］到１８９５年３月间，日本割取台、澎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金伯利从法国驻英大使柯赛处获悉，“法国将不反对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却坚决反对割让澎湖列岛”，便又就澎湖的战略价值征询海军部的意见。海军部的答复是：“列岛拥有许多好的停泊点，而且马公岛还有一个良港。由于附近的台湾岛缺乏理想的海港，它的价值大大增加了。另外，列岛所处的地理位置提高了对中国大陆和台湾怀有侵略野心的海军强国心目中的重要性。看来，澎湖列岛肯定会被拥有绝对海洋优势的强国所占领或利用。但是，是否值得把马公港变成一个永久性的海军基地还有待考虑。由于其陆地地势较低，容易从多方面受到来自海上的袭击，所以加强该港的有效防御会难度很大，将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２）g］据此，英国政府经过权衡，决定采取听任日本割取澎湖列岛的政策。迄于此时，英国政府还未对日本割取台湾问题确定明确的方针。４月以后，欧洲国家出现了反对日本割台的呼声。不仅法国认为日本割台侵犯了其利益，而且德国也对英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不满。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警告英国驻德大使马来特说：“从长远看，日本据有澎湖列岛、台湾和旅顺港，对欧洲在东方的商业利益构成真正的威胁。现在正是列强应该发出一致呼声之际。如果丧失了这一时机，恐怕此后欧洲会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３）g］于是，英国不得不慎重考虑对日本割取台湾采取何种方针。但是，英国海军部对台湾的军事地位评价并不高，认为：“从海军的眼光看，台湾不象科隆那样拥有真正的良港，唯一可考虑的海港却受东北强风影响，而且过于暴露。”［（４）g］英国商业部从发展贸易的前景分析，认为日本割取台湾等处将使英国受益：“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盛京省之一部，会给日本在这些地区带来管理的好处，但日本的贸易本身并不很大，而且即使在它占领后有所增长，也不会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据《泰晤士报》的电讯，长江和广州河流将对所有国家开放，这倒大有文章可做。看来，在条约的所有条款中，这一条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将按最惠国条款得到好处。”［（５）g］这就十分清楚，谋求英援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是英国政府根据自身利益确定支持日本割台的方针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由上述可知，当时欧洲的几个主要强国，虽然对日本割台问题态度不一，但基于各自的利害关系，全面权衡得失，最终都采取了支持日本割取台、澎的方针。论者认为要列强援助中国“使台湾免于割让，虽有困难，却非绝对不可行”的观点，不过是主观臆断罢了。三、中国朝野抵制日本割台的活动论者称：“一百年前，中国的当权者为了自己的或中国的利益，无暇计及台湾人民的愿望与感受。对台湾人而言，外援交涉失败的历史教训，与被遗弃的历史教训同样深刻。”［（１）h］这种说法完全抹煞了中国朝野为使台湾免于割让所做的种种努力，是极不妥当的。早在１８９４年冬，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听到“倭索台湾”的传闻，即致电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台湾万不可弃，从此为倭傅翼，北自辽，南至粤，永无安枕，且中国水师运船终年受其挟制，何以再图自强？台湾每年出产二百万，所失更不可数计”，提出：“与其失地赔费求和与倭，不如设法乞援于英、俄，饵以商务利益”。他分析此策的利弊说：“英、俄本强，我虽吃亏于英、俄，而不屈倭，中国大局尚无碍，兵威亦尚未尽损，犹可再图自强雪耻之策，似与古语远交近攻之义相合。总之，与倭和而能不索地最妥；如必索地，则无论他事中国如何吃亏，总胜于弃台湾与倭矣。”［（２）h］此开赂列强以保台之策的先河。到１８９５年２月，日本提出的一个主要议和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派出有商让土地之全权的大臣。在清廷内部，为割地问题，枢府诸臣焦思苦虑，而皆计无所出。李鸿章奏称：“ｙíｎ＠②⑤＠ｙíｎ②⑤争执，尤在让地一层，惟论形势，则有要散。”［（３）h］所谓“散”，当然是指台湾。军机大臣翁同ｈé＠③⑤坚持反对割让台湾，认为“台湾万无议及之理”［（４）h］。其实，李鸿章何尝甘心将台湾割给日本！他连日奔走于各国使馆，意在寻求支持，只是不得要领罢了。当时，在西方列强中，李鸿章对英国期望尤殷。他密访英国公使欧格讷，询问道：“日本来电，中国大臣非有商让土地之权勿往议和。割北方领土会影响俄国，割台湾则会影响英国。中国拟抵制割地要求，是否能得到英国的某种支持？”［（１）i］欧格讷根本不作正面的回答。于是，李鸿章便向欧格讷出示了一份《中英同盟密约草稿》。此稿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草拟，自称为“救急之法”，由张之洞奏明，奉旨“不妨一试”［（２）i］。《草稿》共四项内容：一、中国同英国建立联盟。英国应确保中国的完整，中国应在英国与另一国作战时帮助英国。二、中国陆军、海军、财政及民政管理事务的改革应征询英国的意见。英国将推荐合适的官员由中国任用；中国也有权雇用其他国家的官兵。三、中国准备在公允的条件下予英国臣民以修筑并经营铁路、开发并经营煤矿、铁矿和其他矿山，以及在通商口岸设立并经营各类工业企业的特权。关于铁路、矿山和内地工厂，中国可在二十五年之后按当时的合理市价收回。四、中国将本着友好的精神，考虑英国增开新口岸的要求，以及发展商业和调整税收的建议，在不影响岁收的原则下发展对外贸易［（３）i］。概括起来，《草稿》的主要精神是：“英国政府应代表中国政府同日本交涉，即由英国出面结束战争，挽救中国，使之不丧失任何领土。中国政府为报答这一援助，将实际上在若干年内将整个国家的管理权移交给英国，并由英国独揽改组和控制陆海军、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而且还为英国通商增开几个新的口岸。”［（４）i］从李鸿章对欧格讷的谈话可以知道，《草稿》是经过光绪皇帝同意的。可见，为了不割让土地给日本，清政府是被迫出此下策的。而欧格讷则对《草稿》不屑一顾，劝李鸿章“不失时机地开始和谈”，并警告说：“眼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尽可能避免日本人占领北京；否则，局势就更加困难和危险了。”［（５）i］李鸿章在密访欧格讷的同时，还电令驻英公使龚照瑗速赴英国外交部密商。龚照瑗拜访金伯利，转告李鸿章的口信：“倭电非有商让土地之权勿往，上意不允；允之，北则碍俄，南则碍英、法。”［（６）i］金伯利听后，反而主张中国应该割地：“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李鸿章应得到就所有问题，包括割地问题，进行谈判的全权。中国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有可能签订和约显然是有利的。授权给一位全权大臣就割地进行谈判，完全不是丢人的事情。欧洲列强曾有过在战败之后以此为前提求和的事。”龚照瑗又问：“阁下是否能对割让中国东北或台湾发表意见？”金伯利则回避说：“我暂时不能发表意见，因为我认为现在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７）i］在英国公使和外交大臣两处碰壁，时间又不能久拖，于是枢府亲王大臣等上奏慈禧太后：“现在勉就和局，所最注意者，惟在让地一节。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利害相悬，无烦数计，臣等前日恳请召见，旋奉传谕，命臣等请谕旨遵办。皇上深维至计，洞烛时宜，令臣等谕知李鸿章，予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轻重，与倭磋磨定议。”［（１）j］其实，光绪皇帝并不同意割地，慈禧太后密召李鸿章，允“以辽东或台湾予之；如不肯，则两处均予”［（２）j］。这样，割地之议名义上“出自宸断”［（３）j］，才定了下来。李鸿章领下全权敕书后，返津候轮东渡，在割地问题上仍幻想英国能够给予支持。他先已电令龚照瑗以亲递国电的名义觐见英国女王，托其对日“设法力劝，总以公道议和为望”［（４）j］。而英国政府则以“为接受政治信件之故，君主接见外国使节或公使，不符合一般外交惯例，也不合乎英国宫廷之习惯”［（５）j］为由，拒绝龚照瑗觐见女王。李鸿章是在寻求列强支持无望的情况下赴日和谈的。《马关条约》签订后，割让台湾已成为现实，中国朝野还颇有人把保台的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其办法是设计了一项抵押台湾的计划。此计划的倡议者也是张之洞。早在１８９５年２月底，他在推荐李提摩太的同时，另提出一项“权宜救急之法”：“即向英借款二三千万，以台湾作保。台湾既以保借款，英必不肯任倭人盘踞；英必自以兵轮保卫台湾，台防可纾。借款还清，英自无从觊觎台湾，其权在我。如照此办法，英尚不肯为我保台湾，则更有一策，除借巨款外，并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此乃于英国家有大益之事，必肯保台湾矣。”［（６）j］光绪皇帝一心保台，对张之洞的建议颇为重视，谕曰：“台湾作押借款藉资保卫一节，有无确实办法，著详细电复。”［（７）j］但是，当时押台的活动并未取得任何效果。条约签订的当天，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已得到“割辽、台已画押”的消息，急电总理衙门，重提张之洞的“押台”保台计划。电称：“查外国近年或联二三国为同盟密约，我可急挽英、法为同盟，许其保辽、保台，即以赔倭之款与英、俄，或请各国从公剖断，不可专从李鸿章办法。割台，臣不敢奉诏。”［（８）j］他还约见英国驻淡水领事金璋，向他介绍一批当地名绅。绅士们提出：“愿把台湾交给英国，中国保留主权和地税，英国取得行政权和各种捐税。”［（１）k］但是，英国外交部认为：“接受巡抚的建议是一种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只能给两国关系带来麻烦。”［（２）k］这当然是一种巧妙的外交辞令，用来作为再次拒绝抵押台湾方案的借口。事实上，抵押台湾的方案是得到朝廷同意的。《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内外的反对声中，清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悔约再战；一是批准条约。而对清政府来说，悔约再战，则缺乏胆略和信心；批准条约，则又于心不甘。于是，在两难之中，只能寄希望于押台方案。总理衙门大臣奕ｋｕāｎｇ＠③⑥、孙毓汶、荣禄不惜亲自造访欧格讷，询问对押台方案的意见，并毫不隐讳地说明：“通过这一方式，中国将继续保持对该岛的主权。”而欧格讷的回答却使奕ｋｕāｎｇ＠③⑥等感到失望：“这一主张若在战前提出，情况会大不一样。现在看来，就像为一块已经抵押出去的地产筹集贷款，即使得不到青睐，也不足为怪。我认为，中国政府及为此筹划的两江总督大人在列强之间兜售类似之建议，是极不明智的。”即使如此，奕ｋｕāｎｇ＠③⑥等仍向欧格讷表示：“希望能转达贵国政府的任何有关答复。”［（３）k］李鸿章是《马关条约》的签订者，一般认为他是情愿割让台湾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从日本回国后，也参加了游说抵押台湾计划的活动。在奕ｋｕāｎｇ＠③⑥等造访欧格讷的几天后，他同英国驻天津领事宝士德也有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他对宝士德大发牢骚，把对英国的不满发泄得淋漓尽致，并尖锐地指出了英国政府为防俄而采取的倾向日本的政策。随后便把话题转到台湾问题上来。李鸿章提起抵押台湾的方案，用话激宝士德说：“法国想得到台湾，但它很难对付。英国若不采取行动，法国就要抢先了。我私下跟你谈论此事，并非异想天开，问题是英国应该有所行动了。”他继而补充道：“请函问欧格讷先生，贵国政府若感兴趣。最好英国公使能来天津同我具体商谈。总理衙门人员太多，在那里磋商使人心烦。欧格讷先生同我在这里会很快达成协议。”［（４）k］此时，欧格讷已经接到了金伯利的机密电训：“上峰已经作出允许日本占领台湾的暗示。”［（５）k］清朝官员的这些活动，当然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在多方争取外援未能奏效之后，台湾绅民才被迫采取自主保台的应急措施，即成立了台湾民主国。应该看到，台湾民主国在反割台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６）k］。有论者称：“台湾民主国应该被认识为三国干涉还辽的延长，也就是清帝国的相关人士用以翻悔《马关条约》的一种设计，而不是台湾史的本身。”［（１）l］其理由大致有三：（一）台湾民主国的计划是在北京产生的，根据总理衙门的指示建立的；（二）台湾民主国只是清帝国官员的一种设计，与民意无关；（三）台湾民主国对抗日保台并未起过作用。我认为，这些说法也都有大可商榷之处。台湾民主国方案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可以肯定，它绝不是来自北京。论者或根据张之洞转给唐景崧的一封京电，认为是北京的一种暗示。电报中有“英尤惜台，有质台之议，枢不受”、“诏合肥有‘画押之后，台即属倭，台或不从，于中无涉’之语”、“台能自保，不累中矣”［（２）l］等语。于是，论者断言：“这些信息，一方面透露了清朝中央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一方面也可对台湾暗示了一些可能的做法。”［（３）l］其实，所谓“有质台之议，枢不受”，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诏合肥”之语，也是查无实据的。至于“台能自保，不累中矣”，只是发电者个人的认识和建议。发电者即使是沈曾植，也不过是总理衙门的一位章京，他怎么代表“清朝中央”对台湾暗示“可能的做法”呢？论者还引用当时在台湾的某些外国人的记述，推断成立台湾民主国“是总理衙门的指示”［（４）l］。这主要是指淡水关税务司马士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一份报告，内称：“我秘密获悉据说是总理衙门致巡抚密电的内容，令台湾独立。”［（５）l］在这里，马士特别点出是“据说”，乃是来自传闻，而论者却断定为总理衙门指示的证据，就未免有欠严谨了。许多材料可以证明，台湾民主国方案是台湾省内外的官绅共同酝酿而成的。《马关条约》割台条款的消息传出后，台湾绅民愤恨已极，众皆认为：“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全台生民百数十万，地方二千余里，自立有余。”［（６）l］所以，４月２０日唐景崧致电张之洞称：“台本未失，今民又不服倭，皆公法所可争者。”［（７）l］翌日，张之洞复电，称：“西人言普法议和，普索法两省地，法以两省人不愿属普，普不能驳，中国可援例，听台湾民自便”［（８）l］，表示赞同唐景崧的意见。２９日，唐景崧电称：“台民自主，可请各国保护。”［（９）l］到５月１６日，台湾绅民在事难挽回的情况下，决定要自主保台。据马士报告：“１６日以嘉义进士丘逢甲为首的一个台中士绅代表团来谒巡抚，与他密谈。……这个代表团自巡抚衙门的电报局发电请两江总督上奏朝廷，台湾既被割弃，台民决意自立岛国。”［（１０）l］同日，唐景崧一面电告总理衙门：“此乃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其拒倭与中国无涉”［（１１）l］；一面电张之洞称：“民主之国亦须有人主持，绅民咸推不肖，坚辞不获。惟不另立名目，终是华官，恐倭借口缠扰中国；另立名目，事太奇创，未奉朝命，似不可为。如何能得朝廷赐一便宜从事准改立名目不加责问之密据？公能从旁婉奏，此亦救急一策。”而张之洞复电则云：“朝廷未必肯给密据，恐为倭诘。如事至万不得已时，只可由尊处自奏。”［（１）m］由此可见，唐景崧还担心为成立台湾民主国而获罪，怎么可能是奉总理衙门指示行事呢？台湾民主国既然是由台湾省内外的官绅倡导成立的，那么能否说它不能反映“民意”呢？当时在台湾的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大卫生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在《台湾岛的历史概观（１４３０－１９００）》（The Island of Formosa:Historical View From １４３０ to １９００）一书中写到台湾民主国时，是这样描述的：“这件事情，不论是由唐景崧及其僚属或大陆上的官吏所发起，人民实在毫无所知，始终是由官吏包办的。……官吏虽然鼓励人民抵抗日本人，人民则无意赞助他们的任何措施。岛内是否有一千人知道‘民主’这个名称的意义，是很可疑的。”论者据此认为：“台湾的一般人对于台湾民主国的出现，显然是冷漠的。”［（２）m］仅据大卫生一人之言就引出这样的结论，有违孤证不立的原则，也是需要重新斟酌的。大卫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个著名的亲日分子，当日军占领基隆而尚不明台北情况时，他曾亲到水返脚日营，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因此，日据台湾后，他便被美国国务院任命为驻台湾领事。大卫生对中国怀有明显的偏见，对他的记述需要加以认真的分析，是不可尽信无疑的。另一位外国人马士的记述则比较客观。如他写到有的士兵流露：“我们并不想打仗，要打的是这些老百姓。”再如，一面称：“台北居民虽然不甘心作日本人民，但也不像准备为此打仗。”一面又指出：“如果群众运动还有力量的话，它是来自彰化和嘉义方面的强悍居民。”［（３）m］当事人洪弃父也记述当时的情况说：“唐抚军有伯理玺天德事，称台湾大总统，建号民主国，立蓝地黄虎旗，有誓死不去意，百姓大欢。中南路又先发兵铲土匪劫掠者，百姓亦大定。全台各局，复争拥总统，固守地方。帮办大臣刘永福守台南，尤民望所归。自安平至旗后各港，重重布置，百姓咸恃以无恐。”时人诗中有“局面翻新自主裁”［（５）m］，“覆舟得援溺，黔首喜欲狂”［（６）m］诸句，皆是写实之作，反映了台湾民众对成立民主国的振奋心情。所有这些，岂是“冷漠”二字所能概括！至于大卫生所说“岛内是否有一千人知道‘民主’这个名称的意义，是很可疑的”，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大卫生自己弄混了“民主”的含义。大卫生用西方的民主观来看待台湾民主国之“民主”，理解为“泰西民主”，把二者混为一谈，肯定是错了。事实上，当时台湾所用的“民主”有其特定的涵义，与“泰西民主”是两码事儿。试看台湾民主国本身的文献：台民布告：“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全台绅民电禀：“伏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暂行自主，死守不去，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唐景崧布告：“当此无天可吁，无主可依，台民公议自主为民主之国。”唐景崧致总署电文：“台民闻割台后，冀有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唐景崧致淡水关公文：“我全台绅民不肯俯首事仇，屡次恳请朝廷反对割让，而中国欲昭大信，未允改约。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以自保乡土。”刘永福盟约书：“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刘永福告示：“照得倭寇要盟，全台竟割，此诚亘古变异，为人所不忍闻、所不忍见，更何怪我台民发指眦裂，誓与土地共存亡，抗不奉诏，而为自主之国。”［（１）n］于此可知，所谓“民主”，分明即“台民自主”之义，与大卫生所说的“民主”无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论者不察，引以为据，竟以讹传讹，殊觉不够慎重！论者还对台湾民主国的历史作用做出了否定的评价，称其“虚有其表”，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具有实质内涵的国家，而只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外交设计”，所以它“不是台湾史的本身”［（２）n］。说台湾民主国“不是一个具有实质内涵的国家”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已经早有许多时贤论列，在此无庸烦渎。主要的问题在于：能否根据台湾民主国“不是一个具有实质内涵的国家”就说它“不是台湾史的本身”？我认为，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台湾民主国是否台湾史的本身，并不决定于什么人的主观臆断，而是决定于它在台湾史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十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归纳台湾民主国的积极作用有四：其一，“台湾民主国适在局势危急的情况下成立，对维系人心、稳定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台湾已成为朝廷‘弃地’的情况下，有台湾民主国作为号召抗敌的旗帜，对开展全台范围的反割台斗争是有利的。”其二，“割台明文下达后，台湾的府、道、厅、县官员大都内渡，而台湾民主国一成立，便立即任命新的官员以填补空缺，使台湾抗敌的新体制得以形成。……台北的民主国政权瓦解后，其地方政权仍在领导抗日斗争。”其三，“民主国是台湾义军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并建立了义军与清军联合作战的体制，为当时的抗日斗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四，“台湾民主国虽然覆亡了，但是它播下了反抗的种子，很快便发展为席卷全岛的抗日武装斗争。……台湾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火种，是在民主国时期就播下了，终至燃成了永难扑灭的抗日烈火。”［（１）o］凡此等等，都说明台湾民主国在台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怎么能说它“不是台湾史的本身”呢？论者为否定台湾民主国的历史作用，找出了两条理由：一是台湾民主国的计划来自北京，是硬加给台湾的；一是台湾的抗战与台湾民主国根本无关。对于第一条理由，前文已详论其非，不再赘述。关于第二条理由，论者提出的根据是：“淡水河以南、彰化八卦山以北的保台抗日行动，对日军有较强的打击作用。这些桃、竹、苗一带的游击战争，使日军满尝苦头，甚至决定自国内增派大军投入战斗行列。”从而断言：“乙未抗日保台战争是一场地域乡民的保卫乡土的战争。”［（２）o］其实，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见解。不错，“淡水河以南，彰化八卦山以北的保台抗日行动，对日军有较强的打击作用”，但是，当时的作战队伍又是那些呢？主要有两支：一是苗栗秀才吴汤兴领导的义军，称新苗军；一是清军副将杨载云指挥的防军，称新楚军。吴汤兴是经丘逢甲荐举，由唐景崧颁给台湾府义军统领关防的。故其布告称：“缪蒙前抚宪唐委统全台义民。”［（３）o］后由台湾民主国所派的台湾府知府黎景嵩允准，将苗栗县钱粮作义军粮饷，并发给军装。杨载云乃湖北人，从军来台，积功至副将。台北沦陷后，曾奉黎景嵩之命，率一营北上御敌，后添募一营，并以练军二营隶之，共成四营，称新楚军，以杨载云为统领。“历两月有余，载云出队十余次，有胜无败，杨统领之名大震于中路，敌人闻之，皆有惧心。”［（４）o］这是见诸当时的记述，绝非杜撰之言。后来，杨载云在头份之战中壮烈牺牲后，其英勇事迹还在当地广为流传，被赞为“血性奇男子”［（５）o］。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在新竹、苗栗一带抗日的主力，是新苗军与新楚军组成的抗日联军，不可以说纯是“台湾的当地居民”。而且，这支抗日联军是在台湾民主国的体制下建立，并由台湾民主国的官员领导的。此后，台湾民主国建立的义军与清军联合作战体制还在坚持，并继续发挥作用。在彰化保卫战中，义军与清军协同作战，表现相当突出。先是帮办军务刘永福派营务处吴彭年率部北上，到达彰化。吴彭年乃浙江余姚人，以县丞赴任台湾，刘永福延为记室，并参赞军务。此时，他命吴汤兴率义军两营与黑旗军两营共守八卦山，自驻茄冬脚指挥。吴汤兴勇战阵亡，八卦山遂陷敌手。吴彭年亲自乘马率队夺山，“卒至身中数枪，与马同阵亡”［（１）p］。彰化失守后，刘永福曾派前署台湾镇总兵杨泗洪反攻台中。杨泗洪乃江苏宿迁人，随刘铭传赴台。至是，刘永福命其节制黑旗前敌诸军及各地义军。杨泗洪一举收复大莆林，但在追击逃敌时被伤阵亡。仅据此数例，便可知道，论者所谓“乙未抗日保台战争是一场地域乡民的保卫乡土的战争”的说法，未免离历史事实太远了。要之，乙未割台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研究者必须从坚实的史料出发，并坚持严格的历史态度，才有可能引出正确的结论来。日本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是割台的罪魁祸首。为了“压抑感情性的反日情绪”，反倒谴责当时中国的当权者“遗弃”台湾，这就不仅是对历史的颠倒，而且完全是非不分了。（责任编辑：张亦工）〔作者戚其章，１９２５年生，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１）a（３）a台湾大学历史系吴密察副教授在台北“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所作报告《乙未台湾史事探析》，见打印稿第３、４页。（２）a台湾中山大学共同科叶振辉教授在台北“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所作报告《台湾割让前的外援交涉》，见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系编印《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４３７页。（１）b〔日〕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１４页。（２）b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es E,Vo1.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Bethesd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34.（３）b《蹇蹇录》，第１１５页。（４）b《日本外交文书》第２７卷，日本国际联合会，东京１９５３年版，第８３７页。（１）c《蹇蹇录》，第１０６页。（２）c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５８－３９５、３６５页。（３）c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７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２８、１７０页。（４）c吴密察：《乙未台湾史事探析》，打印稿第６页。（１）d〔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２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７页。（２）d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１卷，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４页。（３）d〔日〕井上清：《日本历史》第２０卷，东京中央公论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３００页。（４）d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９、６３、４１－４２、４６页。（５）d叶振辉：《台湾割让前的外援交涉》，《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４３６页。（１）e（３）e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７册，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３０６、３０８、３１０、３４９页。（２）e拙著《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０２页。（４）e（５）e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es E,Vo1.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Bethesd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9,P P.225--226p.252.（６）e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６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９９页。（７）e拙著《甲午战争史》，第５１５页。（１）f《日本外交文书》第２８卷，日本国际联合会，东京１９５３年版，第６２８号。（２）f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７册，第３９２页。（３）f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６册，第６００页。（４）f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es E,Vo1.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Bethesd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p.35--36.（１）g（２）g（３）g（４）g（５）g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es E,Vo1.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Bethesd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40,pp.143--1.212--213.p.179 PP.216--217.（１）h叶振辉：《台湾割让前的外援交涉》，《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４３７页。（２）h《张文襄公全集》（海王村古籍丛刊）第１３９卷，中国书店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１－－３２页。（３）h《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７９卷，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４７页。（４）h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４册，第５４０页。（１）i（３）i（４）i（５）i（７）i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es E,Vo1.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Bethesd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America,1989,p.92PP244PP.234--235,p.93.（２）i《张文襄公全集》（海王村古籍丛刊）第７７卷，第１４页。（６）i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６册，第５９１页。（１）j《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７９卷，第５０页。（２）j《张文襄公全集》（海王村古籍丛刊）第１４３卷，第４页。（３）j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３４卷，１９３２年版，第１９页。（４）j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６册，第５９２页。（５）j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es E,Vo1.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Bethesd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107.（６）j《张文襄公全集》（海王村古籍丛刊）第７７卷，第１７页。（７）j《张文襄公全集》（海王村古籍丛刊）第１４３卷，第１２页。（８）j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６册，第３８４页。（１）k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２２页。（２）k（３）k（４）k（５）k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I,Series E,Vo1.5,Sino-Japanese War and Triple Intervention,1894--1895,Bethesd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p.261.pp.402--403.404--405.p.406.（６）k见拙文《关于台湾民主国的评价问题》，《北方论丛》１９８４年第４期；又见拙著《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３０、３２７--３３０页。（１）l（３）l（４）l吴密察：《乙未台湾史事探析》，打印稿第６、９、１１页。（２）l（７）l（８）l《张文襄公全集》（海王村古籍丛刊）第１４４卷，第３０、２８、２７--２８页。（５）l（１０）l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四），第２２９页。（６）l《台海思痛录》，《近代史资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９）l《张文襄公全集》（海王村古籍丛刊）第１４５卷，第７页。（１１）l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６册，第３９２页。（１）m《张文襄公全集》（海王村古籍丛刊）第１４５卷，第２２、２３页。（２）m吴密察：《乙未台湾史事探析》，打印稿第１５页。（３）m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四），第２３０－－２３１页。（４）m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６册，第３３４页。（５）m黄家鼎：《补不足斋诗钞》，见《中东战纪本末续编》第２卷，上海广学会刊行第２０页。（６）m洪弃父：《台湾沦陷纪哀》，见《民族英雄吴汤兴文献》，《台湾风物》第９卷第５－－６期。（１）n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１册，第２０２－－２０４页；第６册，第３９２－－３９４、４５１页；《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２３１页。（２）n吴密察：《乙未台湾史事探析》，打印稿第６、１５页。（１）o见拙文《关于台湾民主国的评价问题》，《北方论丛》１９８４年第４期；又见拙著《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第３２７－－３３０页。（２）o吴密察：《乙未台湾史事探析》，打印稿第１５、１６页。（３）o拙著《甲午战争史》，第５２８页。（４）o《台海思痛录》，《近代史资料》１９８３年第１期。（５）o吴德功：《让台记》，《近代史资料》１９８１年第１期。（１）p吴德功：《让台记》，《近代史资料》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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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艺技术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1999年 第1期 No.1 1999型材随动切割机研制成功一种用于碳钢、不锈钢、铝型材等辊压线在运行中实现自动切割的专用设备日前在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研制成功，并通过专家验收，现已投入使用。该设备采用超硬质合金大直径圆盘薄片锯切割，切割过程用程序控制，能够实现辊压线在运行过程中不停机，按预先设定的切割长度自动切割，从而改变了过去辊压线一直使用人工砂轮切割型材的落后状况。切割效率比人工砂轮切割机提高3～5倍，环境污染大大降低。该设备最短切割长度为600 mm，最长切割长度为3 000 mm，最大公差小于2 mm，切割进刀速度为30 mm/s。(杨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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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222 【原文出处】《党建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6 【原刊页号】24～26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108 【 标 题 】提高党驾驭民主政治的能力 【 作 者 】杨ｙù＠① 【作者简介】杨ｙù＠①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 正 文 】 随着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逐步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一步加快，我们党事实上面临民主政治的考验，需要提高驾驭民主政治的能力。这无疑是解决我们党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应当有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广泛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之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早在极其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就为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在宪法中确立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民主基本原则，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进入一个新的、更好的发展阶段。但是，勿庸讳言，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是由民主的特点和我国发展民主的环境决定的。(1)民主有不同的性质，并且与根本社会制度紧密相关。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处心积虑地要用资产阶级民主取代我国的人民民主，如果我们把握不好，确实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生变质的危险。(2)民主权利是经济利益在政治上的反映，往往涉及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怎么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如果把握不好，就极易使社会矛盾表面化和情绪化，出现突发性事件。国内外的无数历史事件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利于稳定，民主发展进程把握不好也不利于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党不仅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也要提高驾驭民主政治的能力。掌握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所谓驾驭民主政治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如何保证民主既充分、又有秩序地发展的问题。关键是要把握好民主政治的三个因素：(1)把握好民主的性质。我们讲的发展民主政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不是西方那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我们在发展民主政治过程中，要坚持人民民主，决不搞西方那种“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2)把握好民主的度。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上说，凡是应该由人民行使的民主权利要全部交给人民，真正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精神。这就要逐步扩大人民参与决定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渠道，保证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但是，由于我国缺乏民主传统，人民缺乏民主政治的实践锻炼，扩大人民参与程度的理想目标不能一步实现，因而要纳入有序轨道，有步骤、分阶段实施。(3)把握好民主发展的速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放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的确需要加快，但根据历史经验，这要以不导致社会动荡为前提。坚持正确的民主发展道路。从本质上说，要保证我国民主政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关键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正确理解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扬人民民主的关系。从历史选择来讲，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民主；从现实国情来看，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发展人民民主。在中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民主才能得到健康、稳步的发展。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既能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又能使民主政治顺利发展，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从过程上说，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走渐进式发展道路。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是逐步提高的，特别是中国缺乏民主传统，所以民主发展进程不能大起大落。其次，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渐进式道路，与此相适应，民主政治建设也应走渐进式道路；第三，民主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控制全局的，若过急过快，极易失控，引起全局动荡。所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绝不能搞“大跃进”，人民的政治参与要在有引导、有控制、有秩序中扩大，要分步实施，逐步推进，切忌急躁冒进。从途径上说，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应从保障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的民主权利做起，走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这才能更扎实，更有效，更有利于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不是抽象的东西，只有当它和人们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才会受到人们的珍视。因此，发扬民主就要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之所以成功，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抓住群众普遍关心的村务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使农民得到切实的好处。这是实实在在的民主。就是说，只有能够使人民群众真正获得当家作主地位、能够解决他们关心的实际问题的民主，才能真正在群众中扎下根来。选择正确的发展时机和策略。从总体上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循序渐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匀速前进，在某些时候可以适当加速推进，在另一些时候也可以适当放缓进度。这就需要掌握好节奏，选择好时机。根据历史经验，加速推进民主进程最为有利的时机是国内外形势较为稳定的时候。一是要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推进，而不能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推进。经济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如果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加快民主政治建设，必然会引起更大的不稳定。二是要在国内外形势较为稳定，社会矛盾较小的时候推进，而不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进行。国内外形势稳定，群众的情绪一般都比较顺畅，发展民主也会比较顺利；国际或国内出现不稳定局势，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群众的情绪产生影响。在群众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民主参与，难免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动荡。因此，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科学把握民主发展的时机和进度，实际上最有利于民主的发展。找准民主发展的突破口。要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首先要发扬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在整个国家中起着主导和示范作用。不可想象，没有健全的党内民主，会有健全的人民民主。毛泽东对发扬党内民主有着深刻的论述。他在1938年10月就指出：党内“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的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选集》，第2卷，529页）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一些单位重大问题决策一个人拍板，选拔任用干部个别领导说了算，党内监督效果不佳等等，症结都在于缺乏党内民主，解决这些问题最关键的办法就是扩大党内民主，不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上有重大突破，就不能从根本上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也很难有大的进展。因此，必须把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作为今后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点。党内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适当扩大党内民主，不会发生混乱。发扬党内民主，重点应加强和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委内部民主决策制度。通过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和规范党员的民主权利，重点是完善自下而上的党员民主选举；通过加强党委民主决策制度来保证决策的民主化。提高领导干部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有一部分领导干部民主意识不强，不善于运用民主方式实施领导，这既不能适应加强党的领导的需要，更不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所以要提高党驾驭民主政治的能力，当务之急是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民主意识和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1)提高民主意识。要教育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发扬民主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正确认识发扬民主与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正确认识发扬民主对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的重要意义，使他们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2)改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要提高对民主程序重要性的认识，善于运用协商、对话、讨论等民主方法实施领导，坚决摈弃那种独断专行、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3)增强正确引导群众情绪的能力。群众的民主要求对民主的发展至关重要。要正确估计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要求，科学确定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对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既要积极保护，又要正确引导，防止自发性和情绪化；既要增强群众的参政意识，又要提高他们的参政素质；既要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又要保证这种参与的健康有序，防止极端民主化。(4)提高与群众沟通的能力。民主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紧密相联的，所以，要提高干部的政策沟通能力，使群众正确理解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干部的利益沟通能力，处理好群众之间以及群众与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提高干部的感情沟通能力，真正形成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健全法律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离不开法制，发展民主必须法制先行。只有使民主在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中运行，才能保证民主政治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所以，提高驾驭民主政治的能力，关键在于提高运用法制的能力。一要加强有关民主政治建设的立法工作。二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实现形式，也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最好形式。但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人大的决策水平、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和加强。三是要继续探索民主政治的具体实现形式。村民自治和村务公开是这方面的重大突破。继村务公开之后出现的厂务公开、政务公开等，都为完善民主监督开辟了有效途径。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或字钩上加两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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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1 【原文出处】天津社会科学 【原刊期号】199506 【原刊页号】58-65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 作 者 】刘忠世 【复印期号】199603 【 标 题 】人类历史：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研究单位 ――兼评近年来社会形态划分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正 文 】 当走出“五种社会形态说”作为历史分期理论的法定的唯一形式的限制后，国内学术理论界在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对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的研究、评价出现了许多分歧和争议。有意思的是，这些争议多援引马克思本人及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便使争议本身带有经典阐释学的味道。然而，综观近年的研究状况，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于对马克思本人的个别论断的释义上的差别，也不仅仅在于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否完整准确（这当然重要），而是有些前提性问题需要解决。本文想对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的研究单位这一问题加以探讨，进而对近年的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看法做些评析，并从研究单位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五阶段分期理论的有关问题。一任何合乎科学方法的研究，都必须确定自己的合理的研究单位，历史研究也如此。关于“历史研究的单位”，比较明确地加以界定的是英国现代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在《历史研究》的“绪论”中开篇便讨论了这一问题，称“研究单位”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汤因比据此得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历史研究》上册第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他所说的“社会”是特指有一定空间和时间界限的“单位”，即他所说的“文明”，如希腊罗马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等。实际上，历史研究的单位并非绝对同一的。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和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它受多种因素制约因而有所不同。这些因素包括：实际研究的理论目标、实践目的和价值观念、与研究单位和理论目标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等等。但共同之处在于，这个研究单位要能成立，必须“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由此也提出了如下必须注意的问题：1.在这一范围中，提供了理解问题并得出结论的必需的材料；2.一定的结论只能在这一范围内得到较充分的印证；3.超出或缩小这一范围，不仅无法说明问题，也抽掉了结论可以成立的根据。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涉及了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社会形态，但作为一种哲学层次上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包括历史分期理论，却是以整体上的或总体的“人类历史”为研究单位的，并不象许多对“五阶段”划分予以否定的论者所说，仅限于欧洲社会的历史概述。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是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单位的，这对他来说是很明确的。在此仅举出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创立时期的一些看法并略加分析。在写于1845年3 月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他提出“从与肮脏的买卖利益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工业”，认为工业是“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他认为，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57页。以下简称《全集》）。这一“观点”， 也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所说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19页。 以下简称《选集》）这一“完全不同的观点”或“立脚点”，至少有如下几点与本文论题相关：第一，马克思将“市民”和“人类”两个概念加了着重号并将前者加了引号以进行对比和强调，表明，“市民”社会在这里特指资产阶级商业社会，即“肮脏的买卖利益的观点”，这是旧唯物主义的狭窄视野，而新唯物主义则关注整个“人类社会”。第二，观点或立脚点的不同还表现在，旧唯物主义停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仅仅“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缺乏超越的、历史的眼光，因而也就只是“解释世界”，“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选集》第1卷47页）， 从而导致对现状的认可和辩护。与之不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同上）。因此，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现存的世界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引导这一批判的作为理想社会的价值目标，就是“社会化了的人类”，亦即后来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第三，这一立脚点还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目的相关，而马克思为自己的理论所确立的实践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显然，实践目的和价值目标、理论任务，都必然要求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要以整个“人类历史”为研究单位。在对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前予以说明时，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选集》第1卷31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且不说这里强调了自己的理论只是“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而非先验的逻辑或万能的药方，这里也已明确指出了这些“抽象”的研究范围是“人类历史”。与此相一致，当马克思对历史过程作出阶段划分时，仍然说，“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选集》第1卷363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分期理论的实际结论来看，其所涉及的范围，也是以整个的“人类历史”为研究单位的。无论是早期马克思还是晚期马克思，都在既探索人类的原始历史形式、“最初的历史关系”（尽管早期的探索因缺乏必要的材料，其结论不太确切），也关注人类的未来发展，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中的历史过程，开始于人类脱离动物界，而经一系列过渡阶段，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而非“终结”。显然，这种人类历史观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有一重要的区别：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作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从东方王国开始，经希腊、罗马，到日耳曼王国――绝对的终点。不仅“世界历史”终结于日耳曼王国，而且，“历史所关涉的，只是过去而不是未来”（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96页， 三联书店1956年版）。而在马克思那里，对现存的事物总是从其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否认现存事物的终极性，因而被资产阶级学者视为永恒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如果缺少了“未来”，那就根本不是马克思的完整的历史理论。这是指时间范围方面。在空间范围方面，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停留在对人类活动和人类历史的思辨上，而是力图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们的现实加以实证的描述，但他的历史观及其历史分期理论却不是仅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而是相反，将民族、国家、地域的人们的生活历史纳入“人类历史”的范围。在前引评李斯特的著作的那篇文章中，他在阐明如何看待工业的“不同观点”之后，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主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这种发展，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全集》第42卷257页）请注意这段话。 这里体现了马克思建立自己历史分期理论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各民族的历史是被纳入“人类历史”并作为“人类历史”的某些方面（阶段）来考虑的。另外，这里的一个观点是：各民族的特殊发展正是构成丰富多采的人类历史的前提，完全相同的发展观恰恰是荒谬的。可见，马克思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在晚年研究了东方社会后才提出所谓“多线”发展论的。在范围上，马克思的“人类历史”观念，与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有相通之处。康德的作为哲学考察对象的“历史”，也是“人类及其表演的整体”或“人类行动的汇合体”（何兆武译、康德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14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这位批判哲学家“所爱好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终极的目的乃是要达到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并且他希望哲学的历史家能从这个观点着手为我们写出一部人类史，揭示人类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里曾经接近这个终极的目的或者是脱离这个终极的目的各到什么地步，以及要达到这个终极的目的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哥达学报》1784年第12期载“简讯”中摘录的康德的谈话，见上书第1页注）。 这里“终极目的”在揭示以往人类历史发展时代时，是一重要的参照。对马克思来说，如果缺少了未来的理想社会或“真正的”人类历史，就象康德少了“终极目的”，对以往历史发展阶段的揭示、把握，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尺度。而康德“渴望”的“一部有关未来的时代的历史，因而是一部预告性的历史”（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45页）， 虽然由于黑格尔的“日耳曼王国”而宣告“终结”，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而“产生”――这就是一部包括对未来时代的预告的“历史”。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观中的“历史”不是时间上的过去，而是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共产主义学说是包括在他的历史观中的，并作为总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彻底摆脱了空想性。二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当然是人类历史而不是自然历史，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单位，岂非多此一举？其实，“人类历史”在这里主要不是用来与自然史相区别，而是表明一个完整的、不可以随意转换为地域的或民族的历史的独立单位。考察近年来的研究就会发现这并非毫无必要。近年来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研究中的争论，主要围绕“五形态”和“三形态”展开。研究者都认为，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存在较大差别，多数（有的说“少数”）民族、国家并非依次全部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几个阶段，而是出现了“跨越”。在这一前提下，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仍坚持“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同时又用“特殊道路”或“具体道路”来描述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不具有普遍性，因而主张用“三形态”代之，认为“三形态”对各民族来说是普遍必经的。不过在划分的角度、各阶段的内涵的说明等方面，也有一些差别。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五形态”和“三形态”划分都是马克思的观点，都可以成立。持这种观点的论者也有一些差别：一是争论哪种划分更根本；二是主张相互补充，相互包容，三是提出大形态和小形态之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的研究中，个别论者也已涉及了“五形态”理论的研究单位问题。如叶险明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划分为三个层面：“生产的国际关系、生产的民族内部关系和生产的民族间关系”，并从这三个层面分别存在着的“研究单位”展开论述，认为，“当马克思从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的角度上，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来加以考察时，人类社会分‘五阶段’循序递进发展的‘总轮廓或总脉络’便清晰地纳入他的理论思维的视野中来了。”（叶险明《世界历史时代与“跨越”问题》，《哲学研究》1989年第9 期）叶险明提出“研究单位”问题，是一很有意义的思路，尽管他对不同的“研究单位”的界说不无可商榷之处。另外，肯定“五形态”划分的合理性的许多论者，虽未明确提出并区分研究单位问题，但大多认为，马克思的“五形态”理论是以人类总体为视角的，而不是以民族和国家为视角。此举几例：刘广明认为，“从社会动力学说的角度分析社会结构及其历史阶段，并不是对一个封闭的国度发生的历史状况的研究，而是将人类的所有历史活动看作一个整体过程，所以，历史发展阶段的逐步展开是以人类的全球活动为其大背景的。”（刘广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形态理论考评》，《南京大学学报》哲社人文版，1991年第3期）江丹林等认为， “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是马克思着眼‘世界历史’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江丹林《社会形态演进规律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哲学研究》1988年第9期）“历史是整个人类的历史， 而不是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只有在各个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得到体现”（江丹林《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1990年第2期）。 “对人类社会五种所有制形态依次更替过程及其规律的把握，只能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总体或‘类’出发，而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规律”。因此，存在着一个“人类社会更替的普遍规律和各个民族特殊道路的关系”问题（江丹林、孙麾《论社会形态更替的普遍规律和各个民族国家的特殊道路》，《哲学动态》1993年第2期）。万斌认为， “若以世界历史进程的总和和全过程作为观察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发展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又是确定的，社会历史的总趋势是必然的，其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也是确定的。”（万斌《马克思社会历史进程理论考评》，《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孙显元也认为， “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中的‘历史’，并不是指‘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而是指‘世界历史’。”“马克思根据世界历史的系统演化，曾预言人类社会发展必将经历五种社会形态，它们的依次更替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中的“世界历史”范畴》，《攀登》1993 年第3期）。相似的说法还有不少。我之所以摘引这么多肯定“五形态”分期形式的看法，一是因为我认为作为人类历史分期形式之一，“五形态”（以称为“五阶段”为宜）是合理的、必要的，有方法论意义的；二是要论证“五阶段”划分的成立，除确定其视角、内涵等之外，必须弄清前提性问题即“研究单位”，因而就需要对这许多肯定“五形态”的看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予以辨析，如此，方能回答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因为，正是这些必要的批评促使研究的深入和准确。（1）关于“生产的国际关系”。 前引叶险明文中说：“在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中存在着的研究单位，是社会有机体整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系统。这一特定的研究单位要求人们在方法论上必须顾及到：各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是一个总的整体，这个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各种方式或形式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者的这一观点的首要缺陷在于没有分清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前后的不同，错把进入“世界历史”后的人类历史的某些特征当作全部人类历史的特征。且不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的“未来”是一个“各民族和国家”已不复存在的“人类社会”，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前，“有限的交往”（见《选集》第1卷24 页）的条件下的“各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否能成为一个“关系系统”、“一个总的整体”呢？那些在相互隔绝、封闭的环境中相对孤立地发展着的各民族、国家之间，又如何能构成一个“社会有机体整体”呢？正是作者对“世界历史”范畴理解上存在的这一问题，所以才得出如下让人费解的判断：“‘五阶段论’的划分单位是世界历史时代，而不是民族和国家。”“世界历史时代”这样一个过程概念，看来是很难与“民族和国家”这样的共同体概念取得逻辑上的对应关系的。已有批评者指出，“叶文把世界性历史总体的资本主义阶段所具有的特性错误地看成是世界性历史总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具备的东西。”（洪承得、吴起云《应该从国际交往的作用理解“跨越”问题》，《哲学研究》1990年第3期）其实， 问题仍在“研究单位”的确定上，以及在进入“世界历史”之前的“人类历史”尚未形成“一个总的整体”，但又需要在思维上作为整体予以把握和如何把握的困难上。（2）关于“世界历史”。如前所述， 肯定“五形态”的论者多是强调“从‘世界历史’角度概括出来的”；而批评者也正是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出发来反驳的，认为“‘世界历史’的角度”当以世界历史的形成为前提。也许正是鉴于这一点，肯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论者在后来的文章中，已较少提及“世界历史”角度，而代之以“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总体或‘类’出发”（见《哲学动态》1993年第2期江丹林、孙麾文）。显然， 批评或调整所涉及到的“角度”问题，实则仍是“研究单位”问题。然而，否认“世界历史”的“角度”，绝不意味着否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对其历史分期理论的意义。为说明问题，有必要重提一下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点的一些基本规定：1.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世界历史”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以往的历史是各个地区、民族相对孤立地发展的历史；2.大工业和交往的普遍发展，造成了各民族国家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世界连成一体，历史才进入“世界历史”；3.生产力和普遍交往的发展，为新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前提，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4.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才产生了“世界历史性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它消除了民族局限性，并成为“解放全人类”的物质力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思想的形成，对他把整个人类历史作为其历史理论的研究单位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和消除了民族局限性的无产阶级代言人，才具有宽阔的眼界，从主观上注目全人类；要为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提供理论世界观，必须探索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去、现在、未来；而只有世界连成一体的“世界历史”时代，才为研究、把握整个人类历史，提供了现实的客观可能性，而在前“世界历史”时代，无论思想家个人的才能、观念如何，他的视野总是被客观的有限的交往范围所限制，难以触及全人类的历史；也正是认识到“世界历史”时代与前“世界历史”时代的不同，才出现了如何把原来相对孤立发展的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纳入“人类历史”范畴加以把握的问题。最后这一点，是理解马克思的“五阶段”分期理论形成的方法论的关键点之一。三对“五阶段”划分的批评，最有力的证据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看，在世界各国中，全部按照五个阶段循序递进的国家固然也有，但多数国家都曾逾越某个阶段”。因此，“五阶段”依次递进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薛永应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哲学研究》1988年第2期）。在理论上， 要肯定“五阶段”划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的确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应该看到，肯定者为解决这一难点所付出的包括上述“角度”问题在内的努力，但也留下了一些引起异议的漏洞，如“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一语即是。以下试从“人类历史”这一研究单位的方法要求出发，对一些异议作些探讨。（1 ）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的关系问题。而这又包括两方面：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问题，以及与进入“世界历史”前的关系问题。在“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国家在普遍交往中连成一体，这已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整体，即“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选集》第1卷51页）。但在前“世界历史”时代，各地区、民族、 国家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中发展着，即全人类尚未成为一个“社会有机整体”。对于前者，可把“世界历史”作为整体，把各民族、国家作为整体中的“要素”加以系统把握和描述。而对于后者，显然不可能简单地用“系统”和“要素”的关系来处理。对前“世界历史”时代的“人类历史”，只能把它作为“思维的整体”（《选集》第2卷104页）加以把握，从中“抽象”出一些可以“指导研究工作的结果”来。这是马克思的重要的整体思维的方法。当然，这种整体思维不是脱离对象的性质而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事物硬行拉扯在一起，它仍要基于对象自身的可能性。前“世界历史”时代的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之所以可以作为“人类历史”整体来把握，主要不在于它们都是作为同类的人的生活群体，而在于它们在历史上是“向总体发展的”，是因其发展过程而构成了“总体”的要素（见《全集》第46卷，上册，236页）。 正是作为向总体发展的过程中的要素，它们中的一些典型类型或形式，才可以用以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标志。这正是马克思划分历史阶段的一种方法。我认为，马克思之所以用亚细亚的、古代的（希腊罗马的）、封建的（日耳曼的）等带有地域的或民族的名称的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标志，正是基于上述方法。必须充分注意马克思这种典型形式的方法，才能正确理解其历史分期理论。典型形式的方法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过程中运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具体地说，就是解剖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最典型的英国社会，因为“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资本论》第1卷784页）。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中，“典型形式”的方法却常常被人们忽视或误解。“典型形式”的方法所揭示的只是最成熟、最充分的形式，而不是普遍的形式，更不是其它民族国家必须“遵循”的模式。因为，这种方法所要做的，并不是对各个民族国家的共同性的概括。就是被提出“是否具有普遍性”的疑问的论者当作走着统一道路的“西方社会”，也存在着千差万别：英国的道路不同于欧洲大陆，普鲁士的道路不同于美国，西班牙、葡萄牙不同于法国，如此等等。但这仍不能否认英国的典型意义，即作为对象的典型意义和作为方法的典型意义。这也适用于历史领域：典型的对象可供研究者对同类形式作一般的把握，而由此得出的“一般的结果”，又可以“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选集》第1卷31页）， 即在研究具体对象时、研究其它民族国家时，提供思维框架和参照系。正是由于有了对希腊罗马的典型奴隶制的一般把握，才有可能谈论其它民族是否有过奴隶制，才能谈论“东方的普遍奴隶制”、印度公社所带有的“奴隶制度的标记”、美洲“赤裸裸的奴隶制”、欧洲大陆“隐蔽的雇佣奴隶制”。用典型形式或类型来标志人类历史的前“世界历史”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无疑是基于“每个民族都为其它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这一思想。而马克思完成的“五阶段”典型标志划分形式，其方法无疑与黑格尔的四个王国的划分有较大的一致之处。当然，一致也仅在典型形式的方法方面，差别是多方面的。典型形式的方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有时是必需的。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典型形式不等于普遍形式，典型性不是普遍性。许多论者也许就在这里出了问题。（2）如前所说，肯定或否定“五阶段”划分的论者， 都看到并非每个民族国家都依次经过这“五阶段”，因而否定者认为不能称其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肯定者虽使用各民族的“特殊（具体）道路”的说法，但也仍未放弃将“五阶段”（或“五形态”）称之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其实，问题不在各民族是否都经过“五阶段”，而在于我们自己把问题混淆了。显然，当否定者质疑“五阶段”（或“五形态”）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的看法，而论证“三形态”是“普遍规律”时，他们心目中的“人类社会”其实只是各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或至多扩展到“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实际上，这只是将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研究单位，寻找它们的共同性，即那些能够“普遍适用”的东西。例如，有的论者说：“历史已经证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单线的、按照严格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逻辑序列来完成的。”（秦庆武《马克思社会发展形态理论的再探讨》，《江苏社会科学》1991 年第3期）作者所论其实是各民族、国家而非“整个人类社会”；还有这样的提问：“人类社会是否普遍经历过‘奴隶社会’”（吕丹《人类社会是否普遍经历过“奴隶社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2期）。 作者在文中明明讨论的是各个“民族”是否都经历过“奴隶社会”的问题，但又要说成“人类社会”，显然是把“人类社会”理解为“民族社会”了。其实，硬要把在“人类历史”范围内认识到的“依次发展的阶段”，放到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去验证，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不同研究单位得出的研究结论，只能在该研究单位的范围内才能证明。或者说，不同的命题，只在不同的逻辑界面中才能成立。例如，按照许多论者所肯定的一种看法，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的规律。但这一“必然规律”如果从“人类历史”移到民族历史，就难说是“必然规律”了，人类历史中有许多民族，就不是向前发展而是消亡了，如美洲的玛雅人、澳洲的塔斯曼尼亚人等等；即如论者所认为“普遍必经”的“三形态”，对所有民族来说，是否“普遍必经”呢？论者不是列举了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从原始公有制末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了吗？与否定者的质疑如出一辙，许多肯定“五形态”的论者仍将其称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因而就总是漏洞难补。因为，既然称之为“普遍”规律，就无法避免列举统计和简单归纳，因而也就难以避免否定论者从“各个民族是否都经过”的角度加以反驳。也许肯定论者会说，这里说的“人类社会”是人类总体而不是民族、国家。既然如此，那就不能将其称为“普遍”规律。须知，对于一个唯一性的“人类总体”的历史阶段，是不能用“普遍”一词的。否则，“普遍规律”要么引起误解，要么引向以民族、国家来验证“普遍”与否。肯定“五形态”的一些论者并非没有注意到典型形式的方法，但由于仍在追求“普遍”，结果便自相矛盾。如有的论者既说“五种社会形态只是典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又说“整个人类历史必然要依次经历五个社会形态的发展，这是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逻辑。”（王伟光《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理论初探》，《学术论坛》1994年第5期）所以， 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单位，对这一过程进行历史分期即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绝不是在寻求普遍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公式，而是在把握“人类历史”总体的发展过程。由于这个研究单位是唯一的，因而所得出的理论“抽象”，也不能称之为“普遍”规律。（3 ）要正确理解“人类历史”作为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的研究单位，理解马克思在划分人类历史阶段时对各民族历史的安排，还必须对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的真义及其作用有一正确的理解。肯定“五阶段”（或“五形态”）的论者大多指出，马克思是运用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但历史在何种意义上与逻辑相统一，则语焉不详。故否定者就有了“与历史实际不符”的说法。历史过程中各种事物之间，存在着两种相互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次序：“自然次序”和“历史发展的次序”（见《全集》第46卷，上册，45页）。这两种次序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不一致。所谓不一致，即是许多历史现象在自然次序方面是同时的，而在历史发展次序方面就可能不属同一历史阶段；另外的情形也可能相反：自然次序上是先后的，但在历史发展次序上却又是同时的或颠倒过来。如马克思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全集》第45卷223页）“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 资本起初零散地或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全集》第46卷，上册，514页）。 他还说过，在各国孤立状态中，“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得到完全的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继续存在下去。”（《选集》第1卷79 页）至于马克思说过的旧的社会形式以萎缩了的、漫画式的形式继续存留在新的社会机体中，就更说明问题了。这些本属耳熟能详的，但若要从哲学的角度把握人类历史并划分阶段，就不能不注意：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究竟与什么意义上的“历史”相统一？划分人类历史时期的理论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和次序，只能与历史发展次序相一致，反映历史发展次序，至于是否与自然次序相一致，是否反映自然次序，则是无关紧要的。相比较而言，自然次序的展现和把握，按事件产生先后，用描述的方法就可实现一种“历史叙述”，但对历史发展的次序，仅靠事件先后的描述则难以把握，故必须用逻辑的方法。就是说，逻辑不仅要有历史的基础，历史更需要逻辑的表达。理论的逻辑环节与历史发展的次序的统一，才是真正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具体到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方面，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封建的）几种生产方式，并未否认且描述了它们在自然次序方面的同时存在，如他曾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全集》第46卷，上册，104 页）“凡是这种自由劳动者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这种关系日益扩展的地方，旧的生产方式，即公社的、家长制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等等，就处于解体之中，并准备了真正雇佣劳动的要素。”（同上书，第468 页）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明确意识到，当具有交换价值的生产、雇佣劳动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各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尚不同程度地同时存在着。然而，这种同时存在只是表明它们的自然次序而非历史发展次序。看不到前者就会无视具体历史状况，甚至导致以“逻辑”取代现实；但如果仅仅看到前者甚或用前者取代后者，就会模糊了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例如，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西欧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作了并列处理，将它们处于同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上”（辛敬良、胡承槐《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术月刊》1993年第8期）。 如果说这里多少看到了前资本主义各生产形式曾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存在还是正确的话，那么，说马克思对它们仅只“作了并列处理，将它们处于同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上”，则是无视它们各自所体现的“历史发展的次序”的不同阶段性，因而也就昧于马克思“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法”。如此把它们看作“同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人类历史”的前资本主义时期是否还要作阶段划分？如果要，是作“并列处理”，还是作“序列”处理？所以，必须看到对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的形成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以逻辑的形式把握和表达“历史发展的次序”（而这又需与“典型形式”的方法相补充）。从这种观点看，如果不计较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不是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那么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排列，恰恰反映的是“人类历史”（而非地域或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这条线索表达了所有制关系的共同体的“外观”（见《选集》第1卷69 页）或“共同体基础”（见《全集》第46卷，上册，484 页）的瓦解过程和现代“纯粹私有制”（见《选集》第1卷69页）的产生， 因而也表达了人类历史上从生产中产生的对抗形式的历史发展次序。当然，“序言”中的这种划分仍然突出了“典型形式”的方法，而且也因“亚细亚生产方式”不能作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的一种而引起异议，因此我们理解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五阶段”划分，还应看到另一种更抽象、更概括的形式，即从生产的社会方式或劳动的社会性质所作的划分：共同劳动、奴隶劳动（奴隶制）、农奴劳动（农奴制）、雇佣劳动、个性劳动（即社会劳动）。这种划分之所以成立，就在于它反映了人类劳动的历史形式、劳动者的历史发展、人在对立中的发展以及从生产条件中产生的对抗形式的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消除过程。在方法上之所以必要，则在于只有从这些理论范畴角度，才能准确揭示具体的生产过程的历史的、社会的性质。放弃“五阶段”划分而坚持“三形态”或“三阶段”的论者，又用什么范畴去解释前资本主义时代各民族、各地域的劳动性质，如何把握各民族的“具体道路”的历史时代性呢？总之，无论理解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中的哪种划分形式，都应将其置于“人类历史”这一研究单位中。而且应该看到，它们只是“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是“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选集》第1卷31、32页）。至于斯大林和前苏联式教科书将方法变成公式， 要求各民族、各地域的历史都必须与之符合、“普遍适用”，甚而要求“普遍遵循”，那是与马克思的本意背道而驰的，是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我们的研究者在用各民族是否“普遍经历”去验证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的所有形式时，是否从另一方面陷入与之相同的思路，却是值得深思的。（本文作者：刘忠世 青岛大学《东方论坛》杂志社副编审）责任编辑：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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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420 【 版 号 】5 【 标 题 】长江拉响警报―― 长江中下游航道采访录（专题报道）【 作 者 】杜若原 【 正 文 】 （本报记者 杜若原）今年１月８日傍晚６时，江西省彭泽县马湖堤段突发特大崩岸。几分钟内，９６０米长的长江大堤轰然坍陷江中。令人震惊的是，崩岸竟然向内延伸２００多米，使数十间民房、造纸厂码头趸船及卸货船顷刻沉入江底，造成近３０人死亡、５人重伤。连同１月３日在下游紧邻处发生的长２４０米的崩岸，崩坍长度共１２００米。如此大范围的严重坍岸，为建国以来所未有，在长江的坍岸史上也属罕见。如果将时间上推一年，人们就会记起１９９５年２月发生在湖北省石首市境内的长江碾子湾阻航事件。碾子湾上游江水发生自然裁弯，带来的大量泥沙在主航道由南而北的过渡段形成淤积。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一艘轮船在碾子湾搁浅。此后的２２天里，共有２６５艘客轮、３１１个船队阻航。航道部门紧急行动，调动大量疏浚队伍和设施，全力以赴，才使阻航船只缓缓通过碾子湾……这一事件经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一时成为众人关注的热点。长江究竟怎么啦，黄金水道发生了什么变化？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长江用她特有的方式，向我们拉响了警报！河道游移日久成患无论碾子湾阻航，还是彭泽大崩岸，直接诱因都是河道的改变。“３０年河东，４０年河西”，生活在荆江两岸的人民，以世世代代为江患所累的经历，这样概括河道的往复变化。有资料显示，长江中下游在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南北最大摆幅竟达几公里甚至２０公里。长江科学院河道专家罗海超说，长江主流大摆动常伴生突发性的强烈崩坍。解放前，长江崩岸极为普遍，导致良田大量坍失，居民家园被毁，不得不迁徙流离。据传，安徽省宿松县沿江一个村庄，某年大洪水时，全村民舍一夜之间坍入江中，仅有外出探亲的母女俩幸免于难。１９４７年，南京下关马路坍陷８８米，死亡４０多人。在专家眼里，长江是水与沙的混合体。从上游裹挟而来的泥沙，到宜昌时达到每立方米水含沙１．２公斤；由于水带不动超量的沙，江水往下流便沿途“丢”泥沙，到武汉时含沙量为０．６１公斤／立方米，到下游的大通减为０．５３公斤／立方米。区间输沙的不平衡，或抬高河床，形成浅险水道；或聚为边滩，改变河道和航槽。长江航道局航道处李矩海告诉记者，迄今，长江中下游共有浅险水道３４处。其中，“九曲回肠”的荆江分布最多，达１５处；武汉至南京河段１３处；南京至吴淞口亦有６处。这些浅滩绝大多数没有得到治理，成为航道通畅、开发长江的首要障碍。经费短缺，航道维护捉襟见肘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水运日趋兴旺发达。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林云卿告诉记者，“八五”期间，长江货运量比“七五”增长２３％；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外贸吞吐量分别增长１１．６％和１１３．９％；集装箱吞吐量增长１７倍；有近万艘次外轮进出长江。可是谁会想到，托起长江这幅繁荣风景的河道和航道职工，正处于何等窘困之中。长江航道局担负着开发、建设、维护管理长江航道的重担，管辖上起四川宜宾合江口、下至江苏浏河口２６８７公里的主航道，加上７条支流航道、副航道等，总维护里程４１５８公里，共有职工１．２万人。进入９０年代，经费严重短缺，已使长江全线航道正常维护难以为继。截至１９９４年，国家用于长江航道维护的专项费用只有１．５亿元，这仅相当于２０公里高等级公路的投入。从某种角度看，碾子湾阻航正是航道基础建设落后的总暴露。数千公里的长江航道，除了每月的正常维护外，每个枯水季节都有大量的疏浚工程。为了保证航道畅通，处理突发灾害，航道局一次次压缩支出。据悉，全局职工人均居住面积仅２．８平方米，无房户１８００户。近年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疫情蔓延，长年工作在航道一线的职工感染严重，武汉、南京航道分局职工感染面达５２％。江水滔滔奔流，仿佛在为不堪重荷的航道呼吁，也仿佛在向世人诉说航道工人的艰辛！黄金水道何日成通途长江中下游是我国重要的经济走廊，这里不仅工业重镇群集，还是粮棉油鱼的生产基地。而长江的运输能力，相当于１３条铁路干线。随着浦东开发、三峡工程开工，长江流域被视为腾飞的巨龙。如果一座大厦建在松软的沙土上，后果可想而知。长江水文专家郭一兵、邹家忠提醒说，受气候周期变化的影响，长江又进入了枯水期，汉江已连续１０年枯水。据悉，长江枯水周期曾长达２５年（１９５５年―１９７９年），水量减少将使长江航道面临更多困难。因此，加快治理航道已迫在眉睫。然而直到１９９４年，长江中下游河道整治才真正拉开序幕。洪湖境内的界牌水道，１００年前还是单一河道，后来泥沙淤起沙洲，１９３１年变成分岔河道。这里航槽变化频繁，上提下移的范围长达１４公里，几乎年年靠爆破、挖泥才勉强通航。１９９４年秋，交通部、水利部批准界牌治理工程开工，包括１５座丁坝、一处新淤洲洲头守护工程等１８个单位工程，总投资８５５０万元，分四个枯水期实施。这是长江中下游第一个大中型治理工程。一期枯水工程于１９９５年４月完成后，经受了当年特大洪峰的考验，新淤洲洲头守护工程岿然不动，为今后中下游整治的全面开展积累了经验。正当记者采访之际，从北京传来喜讯：国家“九五”期间拟投资５０亿元治理河道，其中很大部分将用于长江航道整治；同时，长江水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正在制订长江中下游干流河势控制规划，准备选择３０个重点河段实施综合治理。据悉，有关部门已在起草《航道法》，航道管理将由过去不被重视、单兵作战、零敲碎打走向多方配合、系统作战。长江，愿你早日变成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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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810 【原文出处】百科知识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7 【原刊页号】43-44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 作 者 】杨龙 【复印期号】199708 【 标 题 】目前改革中的政治问题 【 正 文 】 （杨龙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 副教授）经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社会政治稳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改革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经过改革初期的震荡与摸索，中国的改革已经深入到制度层次。在这个时期遇到的问题中有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后果，有的只能通过政治途径才能解决。经济发展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地区发展差距加大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近年来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地区发展差距导致大量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从中西部和边远地区涌向东南沿海和大城市，与此同时，大量发达地区的工业品和消费品以其质量和价格优势涌进不发达地区，挤占了当地的产品市场。人才、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双向流失使得不发达地区有可能陷入“落后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为了防止发展资源的外流，不发达地区往往采取保护措施，限制人才流动，不准某些物资出省，禁止外地某些产品进入。结果不仅限制了本地工业水平的提升，而且造成自己与发达地区的关系紧张，使地区间的矛盾出现，如果不发达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还有可能导致民族关系紧张。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是一项政治任务。在我国承担这项任务的主要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直接能够做的主要有财政支持、增加投资和政策优惠等措施。再有就是动员发达地区和其他社会力量帮助不发达地区，扶贫的各项活动一般不能得到即时的经济效益，其中很多项目可能没有经济上的收益，比如财政帮助、社会捐赠等等。从经济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非效率的投资。但从政治上看，这是一笔不得不付出的“安定团结费”。另外，中央政府扶贫工作有效的前提是中央财力的增加，否则中央无力向不发达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要求地方把一部分收入让给中央，这意味着地方也要在权力分配上做出让步。实际上认同中央缩小地区差别的政策就是承认中央的权威，政治上地方与中央的一致成为扶贫战略的一项重要前提。国有资产的流失 我国是个大国，拥有巨额国有资产。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放松了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地方各级政府、各类企业等多重权力主体都具有了支配国有资产的权力。而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国有资产的责任者不明确。多重主体都可以支配国家资产，但却难以确定最后责任者，结果使得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十分严重。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中均有发生，其中既有直接损失，又有间接损失，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合资过程中，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在引进设备或项目建设中，都有浪费或侵占国有资产的现象。有的干部巧立名目大肆挥霍公款，或是私设“小金库”，把“计划外”收入私分或用于国家禁止的财政支出。另外，偷税和漏税也使国家财产在收入上受到巨大损失。如果把侵吞和浪费国家财产的种种行为全部包括的话，我国这些年来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十分惊人的。在这段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规范真空”和“所有者缺位”的状况，趁此机会，各种权力主体都向国有资产下手，国家利益被分割为小集团的利益，其中很多被转化为个人所得。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的背后是人们对政府权威的忽视。如此众多的权力主体敢于明目张胆地侵犯国家财产，说明政府权威正在受到挑战。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会导致群众对政府的效能产生怀疑，进而对政府的权威失去信心。因此当前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应提高到关系政治稳定的高度来认识。更进一步讲，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格局下，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国有资产能否实现保值和增值，对于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稳固社会主义制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决不仅仅是保护国家财产，而且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大事。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雷同 1997年初的统计表明，我国28种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有四成以上闲置，其中小型计算器的利用率仅为3 ％。在基本建设方面，重复建设现象相当普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200 平方公里内，建成或正在兴建共5个国际机场，其中将有4个不能充分利用。目前，这种低水平重复投资和产业结构趋同的趋势仍然得不到遏止，在“九五”规划中，又有20多个地方把汽车列为本地的支柱产业，而我国目前已有大小汽车厂家2000多个，其产量全加起来还不到国外一个大型汽车厂产量的一半。这将在已经造成很大浪费的情况下，继续造成新的浪费。造成重复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地方利益的驱动。地方利益中既有地方领导人追求政绩的冲动，也有地方老百姓改善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但首先是政治领导方式的导向作用。地方领导人的政绩主要标准之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国家要在本世纪末经济实现“翻两番”，各地怎么办？至少不能低于这个速度，而且是能超过最好，超过得越多越好。为了实现高增长，地方领导把目光都盯在了那些高附加值和产值高的行业。80年代是电视机、电冰箱，90年代是汽车制造、民用航空，各地的领导人都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搞几个大的项目，把增长速度提上去，而这些项目的投资方向基本一致，其结果可想而知。其次是对外延式增长方式的过度追求。外延式增长主要靠追加投资，建设新的工厂或工程来实现。从产值的角度，增加投入可以直接加快经济增长。与下功夫提高经济的效益相比，扩张外延更容易在短期内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正是这些因素促使地方领导人竞相上项目，铺新摊子。结果自然是造成各地产业结构雷同，生产能力过剩，投资无效益。第三个原因是地方利益的非正常发展。自实行“让利放权”和“财政分灶”的改革措施以来，地方的自主权越来越多，地方利益随之形成。各地在经济方面的竞争也开始出现，在原料、市场、资金来源等方面都出现了地方之间的竞争。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各地在上述几个方面都倾向于采取保护政策，运用行政手段阻止外地的产品进入本地，或不让本地的原料外运。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消极的保护措施，是竞争能力低下的表现。它保护的是落后，限制的是先进。各地经济的相互隔绝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各地经济的低水平重复。解决这类问题必须从确定地方利益的合理界限和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两方面入手，同时还要改变地方政府的领导方式。确定地方利益的界限实际上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而权力的分配属于政治领域。中央宏观调控要求地方在产业政策、投资走向、信贷规模等方面服从中央的安排，做到这一点，必要时要运用意识形态的力量。改变领导方式首先要改变对地方行政首长政绩的评价标准，突出提高经济效益的地位，对地方的计划增长速度中央应该有权否决，以便引导地方政府不再把经济增长永远放在首位。下岗职工失业 国有企业改革是目前改革的难点之一，其中一个困难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出现的职工下岗和在岗“失业”问题。1994年失业人口为104万，1996年则上升到261万，国有企业中的富余人员达到15％。失业给一个人的打击是全面的。首先是收入中断，生活难以为继，其次是社会地位下降，难以维持原来的社交生活，再有是生活方式改变心理难以适应。因此，处于失业状态的人情绪不好，容易诱发极端行为。失业人口，特别是非自愿失业的人口大量存在，始终是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之一。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其原因首先在于工人阶级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最高。《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企业法》规定工人是国有企业的主人。很多工人无法把自己的政治优越感和被解聘或不能上岗一致起来，有严重的受挫感。另一个原因是计划体制时代无失业的就业政策造成了很多工人对企业和政府具有依赖心理。当企业不景气，发不出工资时，他们倾向于消极地，而且是理直气壮地等待政府的帮助，而不是积极地采取自救措施。如今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就业事项全部包下来，而是开始把就业交给市场，这部分职工一下子又不能适应市场择业方式。生活水平下降和失业给他们带来的焦躁便指向政府，近年来企业职工到当地政府请愿或示威，要求给工作、发工资的事时有发生。虽然没有引起反响，但这已经是直接向政府表示压力的行为，其政治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除了以上问题之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为灾害增多和犯罪率上升、腐败行为与社会风气相互影响等也是这段时期我国社会中的政治问题。它们的解决同样需要从政治的高度出发，运用意识形态，进行政治说服，借助政府的权威，采取政治手段。我们有理由认为，我国改革中所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它们涉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集团或不同地区的利益冲突，仅靠经济手段，比如说金钱补偿，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政治权威进行政治协调，或对社会利益进行重新分配。（责任编辑：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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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3期 Vol.17 No.3 1999冬小麦冻水与起身水效应研究进展郭晓维 赵春江 梁振兴 康书江 王纪华小麦不同生育阶段的水分运筹是获得高指标经济产量的关键。到目前为止，关于冻水对冬小麦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方面，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1]。冻水的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用水零度结冰的物理性质，防止麦苗在越冬期间被冻死；另一方面的作用是在小麦返青后保证有较多的土壤水分，以满足早春小麦正常生长发育的需要[2，5]。于玲研究认为冻水在冬小麦整个越冬期间都可以表现出明显的保温效应，同时还有封实地面减少风袭、防止细胞过度脱水，有利于受冻麦苗早春恢复等多种效应。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利于形成上虚下实的良好土壤结构[2，3]。目前在我国北方大面积小麦生产上，冻水仍作为越冬保苗的一项基本措施[1～3]。而且大量资料表明，冻水时间适宜，技术得当，保苗效应非常显著。我国北方各地冬小麦越冬气候条件有较大差异[3]，因此冻水的管理方式也有所不同[1，4～6]。诸德辉、宋秉彝等[1，2]认为，北京地区常年条件下，冬小麦在越冬前必须浇足冻水，造成越冬期间底墒充足上虚下实的良好环境以保证小麦安全越冬，这是小麦高产的基本条件之一，谢传森等[7]从北京地区节水灌溉角度研究分析了冻水的灌溉方法，认为在底墒水60m3/亩一次浇足的情况下，冻水只浇40m3/亩即可安全越冬，可以使产量达到350kg/亩。郑大玮、孙荣姿等[3，11]在对北京地区不同水文年冬小麦灌溉制度的研究中指出，在任何类型水文年里，冻水对小麦越冬保苗和争取较高产量均是至关重要的，冻水水量可保持在30～40m3/亩[6]。王俊英等[9]在对北京地区喷灌条件下的灌溉制度研究中也同样指出，任何节水灌溉制度都要保证冻水，使越冬期土壤相对含水量保持在70%以上。在河北省灌溉中心针对本地区研究建立的节水灌溉模式中，也提倡浇冻水，浇水水量在不同水文年保持在40～50m3/亩[10]。关于冻水效应的研究，许多学者均是侧重安全越冬、保苗保蘖达高产的一面，而冻水对小麦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影响却研究较少[5，11，12]。李雁鸣等[5]对河北省不同生态条件下冬小麦高效灌水技术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浇底墒水、拔节水、抽穗水和灌浆水的条件下，冻水比返青水具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如果再增加一次起身水，则冻水的增产效益更明显，而如果同时增加返青水和起身水，则造成减产。但该研究没有涉及不同冻水水量对产量的作用和冻水对产量形成过程及增产条件下的机理研究。张艳敏等[12]对河北省不同类型麦区冻水、起身水在小麦分蘖发生的作用方面分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冻水推迟了中低位蘖的发生，越冬后明显地降低了这些分蘖的数量，而相应地增加了冬后分蘖的比例，分蘖成穗率略有降低。试验同时表明，冻水不利于春季根系的发生和干物质积累，不利于早发壮根；而且浇冻水后分蘖节中可溶性糖含量降低，降低了其内因抗寒性。因此在高产栽培、足墒播种的前提下，不提倡浇冻水。山东省农业大学亓新华[13]对高产节水灌溉制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浇足底墒水的前提下，冻水可以不浇。中国农科院农田灌溉所在河南商丘地区研究认为，在不浇冻水情况下，只浇拔节水和抽穗水，亩产可达355kg[14]。中国农科院农业气象室对山西晋东南地区的降水分布、土壤水分动态进行了研究，认为不浇冻水只浇拔节水即可获得较高产量。而山西省农科院对临汾地区的研究结果表明，要达到400kg/亩的产量水平，首先要灌好冻水[15]。西北水科所对关中地区的研究结果表明，冻水是小麦高产的关键水之一[16]。不同地区就冻水对冬小麦产量影响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气候类型不同，特别是冬季温度的差异，造成冻水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差异。前人的研究结果说明，冬季气温较高地区，小麦越冬期冻水可以少浇或不浇，以利于分蘖的发生、成穗数的提高、春季根系的生长及干物质的积累等，对产量表现出促进作用；而在冬季气温较低或严寒地区，冻水就要求浇足，以防止越冬死苗或死茎，保护冬前蘖，同时为早春小麦生长提供较充分的土壤水分，有利于产量的提高。但在浇足底墒水的前提下，如何确定冻水水量，以及不同水平的冻水水量对小麦产量及其形成的影响尚缺乏研究。在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下，浇足底墒水后，不同水平冻水水量对小麦产量形成的影响及其在合适的范围里如何实现对产量的调节，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关于起身水对冬小麦产量、产量形成及生长发育的作用方面，已积累了大量材料[1，4～6，9，17]。冬小麦起身期正适春3叶迅速生长，第一节间开始伸长的时期，在北京地区，对群体够数、植株健壮、叶色正常小麦，该期主要是蹲苗，以防止基部节间和上部叶片徒长而引起倒伏[1]。宋秉彝[2]研究认为，冬小麦起身期是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同时加快生长，对水肥、气温和光照最敏感的时期，即分蘖的高峰期，又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此期浇水可以增穗，但造成倒伏的危险性大，因此除弱苗外要避免浇水[6]。孙荣姿等[11]在研究北京地区小麦灌溉制度时指出，在平水年、干旱年或特旱年，起身水对高产稳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河北省总结认为，在少水条件下主要矛盾是群体不足，增加穗数是增产的主要途径，因此在干旱年份，以浇起身水为好，可兼顾攻穗、扩展中部叶片和保证临界期需水[18]。王树安等[19]在河北省吴桥地区对晚播小麦春季灌水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起身水可明显推迟小麦生育进程，提高子粒灌浆期旗叶的光合强率；增大起身后各期的叶面积系数、群体生长率和干物质生产量。起身水对小麦增穗作用最大，其次表现增穗粒，而千粒重略有下降，但最终使产量提高。兰林旺等[20]在同一地区对晚播冬小麦起身水及其灌水组合效应进行了研究，认为起身水具有明显的增穗作用，但同时也增加了物质向叶片和叶鞘的分配比例，向茎和穗的分配比例减少，而且此期叶片和叶鞘向子粒转移的物质总量降低，这可能是造成起身水对增穗粒和粒重作用不明显的原因之一，但最终产量仍表现增加。周殿玺、李冰等[20～22]在有关的研究中也持相同的观点。张艳敏等[12]研究结果表明，起身水只能促进高位蘖的生长，对主茎和一级大蘖的作用很小；在高产栽培条件下，被促进的高位蘖大部分不能成穗，即使有少部分成穗，穗部性状也很差，对产量贡献很小，而且恶化了群体中期的光环境，加剧了茎蘖间的竞争；相反，在起身期不浇水则可促进根下扎，控制群体适度发展，对小麦高产节水十分有利。许多学者在对不同地区小麦灌溉制度的研究中，根据当地的水资源，不同年份的水文特点和小麦产量形成的需求，对起身水的管理方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4～6，8～11，14～16，18]，但对起身水增蘖增穗的作用均持相同的观点。前人关于冬小麦起身水的研究已积累了大量资料，包括起身水单因子效应的研究，起身水与起身期后灌水组合效应的研究，以及相当一部分在灌溉制度方面涉及到起身水作用的研究，虽然在起身水对小麦的增穗作用方面均保持相同的观点，但关于起身水在相同条件下对产量的影响却有不同的看法，这可能是由于起身水对成穗的促进作用与增穗后对穗粒数或千粒重提高的抑制作用之间的平衡有关，这个平衡结果是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方面是起身水水量；另一方面是起身水与其后期水的组配方法。关于冻水与起身水组配效应方面的研究很少[12，21]。周殿玺等[21]在河北省吴桥地区对晚播冬小麦冻、起、拔、抽、灌五水与拔、抽、灌三水(每次水量为75m3/亩)进行了对比性研究，结果表明，冻水、起身水使子粒灌浆期旗叶光合速率提高、根量增大、生物产量提高，但叶片、茎和叶鞘对子粒的物质贡献率降低；冻水、起身水可明显地提高单株成穗数，对增穗粒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千粒重降低，因此该研究认为冻水、起身水对产量无明显影响。迄今为止，关于冬小麦冻水、起身水及两者组配效应的研究，有以下几方面尚未涉及到：(1)不同水平冻水水量对冬小麦产量及其形成的单因子影响；(2)不同水平起身水水量对产量及其形成的单因子影响；(3)冻水与起身水在不同水平上的组配对冬小麦产量及其形成的作用。那么在冬小麦浇足底墒水条件下，如何确定冻水水量及不同水平冻水水量对冬小麦产量及其形成的影响，在春季统一浇足拔节水、抽穗水和灌浆水前提下，不同水平起身水水量对产量及其形成的影响，以及冻水与起身水的组配效应和调控方法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不但可为冬小麦冻水与起身水的灌溉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为越冬期和起身期的水分管理提供不同目标下的灌溉方案。作者单位：郭晓维 赵春江 康书江 王纪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 100089）梁振兴（中国农业大学）参考文献[1] 诸德辉等.北方冬小麦栽培技术.中国小麦学，1996，595～650[2] 宋秉彝.现代化吨粮技术与实践.1995[3] 郑大玮等.小麦抗旱防冻地生产技术.1992，1[4] 董全才.淮北易旱麦区小麦节水栽培技术.江苏农学院学报(增刊)，1996，17：189～195[5] 李雁呜等.河北省不同生态条件下冬小麦高效灌水技术的研究.江苏农学院学报(增刊)，1996，17：184～189[6] 梁振兴等.京郊平原区冬小麦喷灌溉决策系统研究.小麦产量形成的栽培技术原理，1994，318～384[7] 谢传森.喷灌条件下冬小麦田间水分管理理论和技术研究.北京水利，1994，3：48～56[8] 王勤等.冬小麦田高效限水方式.河北农作物研究，1991，1：35～40[9] 王俊英等.喷灌条件下土壤水分动态及小麦合理灌水方案的研究.北京农业科学(增刊)，1992，46～52[10] 王拴庄.河北省干旱地区不同类型区冬小麦的节水灌溉制度.干旱地区农业研究，1991，2：85～93[11] 孙荣姿等.北京地区不同水文年冬小麦的灌溉制度.北京水利，1987[12] 张艳敏等.前期灌水对小麦分蘖发生及生长的影响.第一届全国青年作物栽培作物生理学术会文集，1993，103～108[13] 亓新华.中高产麦田水分变化规律及其节水灌溉方案的研究.中国小麦栽培研究新进展，1992，498～511[14] 唐全虎等.旱地冬小麦产量与水分及施肥量的模拟研究.旱地农业研究，1994，12(3)：69～73[15] 段玉田等.限水灌溉对冬小麦产量和水分生产效率的影响.山西农业科学，1994，22(1)，16～19[16] 陈玉民等. 华北地区冬小麦需水量评价研究.水利学报，1989，(11 )：10～20[17] 北京市水利局. 北京市平原区节水型农业示范研究论文集. 1996，3[18] 王志军. 河北省冬小麦优化灌溉技术探讨. 河北农业科学，1993，3，27～29[19] 王树安等. 小麦节水高产栽培技术研究报告. 小麦节水高产研究，1995，4～16[20] 兰林旺等. 晚播冬小麦起身水及其灌水组合效应的研究. 小麦节水高产研究，1995，30 ～44[21] 周殿玺等. 晚播冬小麦拔节及其灌水组合效应的研究. 小麦节水高产研究，1995，44～ 56[22] 李冰等. 水分胁迫对粘土地晚播冬小麦生育及产量形成影响的研究. 小麦节水高产研究 ，1995，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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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733 【原文出处】中国农村经济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11 【原刊页号】15～20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重新认识合作经济在农业产农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 作 者 】王西玉 【作者简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 正 文 】 在我国进行经济体制转换的今天，如何看待合作经济，产业化和合作经济是什么关系，在推进产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发展合作经济，这是一个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特别是在政策含义上作了初步探讨，以期引起重视和讨论。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本质特征是，把农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农业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合作社正是通过不同农业生产环节的联合和合作，实现农业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并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基本的和有效的载体。目前，社会上对农业产业化问题，存在着某些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属于对产业化概念的界定和表述方式上的差异，就其本质内涵来讲，是比较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即农业产业化，是把被分割的农业产业链条连接起来，实现农业生产、加工运输、储藏、销售等环节的一体化经营，并借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解决分散的农户同市场衔接问题。产业化经营的方式多种多样。目前正在兴起的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实行“公司＋农户”，被认为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典型形式，还有把产加销、贸工农连接起来的各种联合体，提供不同程度服务的协会、研究会等。这些组织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连接产业链条和农民进入市场问题。值得重视的是，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最有效的组织载体――合作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合作社是劳动者的经济联合组织，并为其生产经营和生活服务。合作社的功能和产业化组织的功能可以说是一致的。产业化经营要解决的问题，诸如农产品加工、运输、储藏、销售等，合作社都可以承担，甚至连“公司＋农户”无法解决的金融、信贷、保险等服务也可以解决。世界上合作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农业产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生产环节或经营项目就有什么样的合作组织为其提供服务。美国农产品由合作社加工的占到８０％，合作社提供的化肥、石油占４４％，贷款占４０％。法国由合作社收购的牛奶占５０％以上，谷物占７１％；在食品出口中，通过合作社出口的谷物占４５％，鲜果占８０％，肉类占３５％，家禽占４０％。原西德农业合作社控制了全国奶制品市场的７９％，谷物市场的５５％，蔬菜市场的４２％。合作组织渗入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一个农户往往同时参加几个合作社。在日本，“农协”几乎和农村是同义词，“农协”即农村合作社，网络遍布全国各地，业务范围不仅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环节，还包括互济保险、医疗保健和文化体育活动等生活服务。我国由于经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不仅没有发育起来，甚至“谈合色变，视合作社为异己。但是，在农业生产中把各个环节联系起来，建立产业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要求尤其明显。而当合作社没有发展起来的时期，相应的替代组织必然应运而生。如９０年代初兴起的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热潮，和这次兴起的农业产业化热潮，就是这种客观规律（要求）的反映。诚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业产业化组织与农业合作组织不能完全等同，合作社不可能涵盖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产业化组织的全部，如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服务、企业服务，产业化经营中“公司＋农户”等。但是，合作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适应产业体系发展的要求，终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载体。应该说合作社产业化是一对“伴生兄弟”，互有需要，互相促进。合作社是产业化的重要载体，产业化是合作社发展的经济基础，两者共同完成农业商品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反过来看，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低，有多种原因，而合作经济不发达，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产业化步伐，必须十分重视合作经济的发展，积极引导农民发展自己的合作组织。二、合作社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基本载体，不仅有广泛的适应性，能够满足农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需要，而且在维护农民利益方面有待殊的重要意义，能够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防止农业利益流失。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这在产业化发展初期具有必然性：一是眼下主要矛盾是，农产品出现“卖难”以及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如何把农业生产的链条连接起来，把小农户同大市场衔接起来，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促使生产持续发展。只要能解决“链条”和“市场”问题，各种办法都应采用，即使不完善，不规范。二是由于我国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没有发育起来，农民自己的农产品加工销售组织更少，这就为其它产业和组织进入这个领域提供了可能。三是不同地方或同一地方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对产业化组织的形式要求也不一样。由于上述原因，产业化组织的具体形式，必然出现多种选择的格局。但是，从长远看，当产业化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第一，要在多样化基础上逐步进行规范，并进入立法程序，以便于自身的运作和国家的管理，保护其合法权益。第二，在多样化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出现具有制度稳定性和对农民最有利的组织形式，应给以引导和支持。在众多的产业化组织形式中，如果我们作一简单的比较，就不难看出，合作社在产业化经营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以目前发展比较快的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和协会、研究会为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在解决了农产品加工和市场问题的同时，还增加了农业投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形式。但是，①企业特别是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首要的目的是赚钱，分享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这意味着农业利益的流失。②企业和农户是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双方在组织功能上的不对等，一旦经营不善，或因外部因素，企业利益得不到满足或发生亏损时，企业就可能不顾农民利益，甚至有意转嫁风险。③目前我国市场发育不健全，缺乏监督制衡机制，双方发生利益摩擦时，受损的往往是分散的小农户。单方毁约、停止原料收购等，在现实生活中已不是个别现象。另一种比较多的形式是各种协会、研究会。这些组织作为市场中介组织和服务组织，在推进产业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性质是社团法人，内部缺乏有效的经济利益制约，组织也比较松散，有的协会则存在政企不分问题，同时承担着某些政府行政职能，甚至协会的负责人由政府官员担任。一般来说，协会的主要功能是代表和维护其成员利益、研究探讨本行业共同性问题，组织相应的活动，为成员提供某些经营咨询或技术服务等。他们如果在产业化中参与加工、销售等经营活动，则与其组织功能不相符，也没有法律依据，无法规范其经济行为，特别是无力承担经营风险。合作组织则是另一种情况。合作社作为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可以说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发展的产物，因此，它在产业化经营中具有其它形式无法替代的长处。（１）在农民自己建立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合作组织中，实行分户生产，合作加工，农民既是农产品的生产者，又是加工、销售企业的主人。这就意味着农产品加工、销售、购买都控制在农民手里，从而保证了农产品附加值都归还于农。（２）合作组织除了为农户提供加工、销售服务外，还可以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有利于聚集农民手里的闲散资金甚至消费资金投入生产。这就有利于利用互助合作的力量抵御灾害，减低风险。（３）合作社不仅对内是非盈利性的，而且可以享受国家的某些减免税收待遇，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比较效益。（４）合作社是农民在自愿基础上联合起来的独立经济法人。合作社办加工、销售企业，一方面有利于吸收农民手里的闲散资金，消化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农民由于是推进产业化的主人，更容易作到从实际出发，防止“刮风”和产业猛烈扩张，从而降低成本，规避风险。三、在推进产业化经营中，发展合作经济可以一举两得：在解决农产品加工增值和市场问题的同时，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未来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废除人民公社，确立农户经营主体地位，克服了过去“统”得过死的弊病，但同时也带来了小规模分散经营的问题，这不仅使农户在生产经营上遇到一些困难，也不利于国家的宏观管理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未来的微观经济组织的基本模式是什么样的，十几年的改革发展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理论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社区为基础发展类似华西村、窦店村、刘庄大队式的集体经济，虽然有一些成功的范例，但没有普遍意义。各种专业协会、研究会，终究不是生产经营组织，不是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公司＋农户”式的产业化组织也不能代替农民自己的组织。因此，可以说，对未来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模式或基本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人们还没有形成共识。合作社作为劳动者的联合，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已成为世界各国最受农民欢迎、最普遍的组织形式。它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适应性和渗透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既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列宁讲，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途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使生产力高度发展，而且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正好利用合作社组织，帮助农户进入产业化生产，促进社会管理的有序化和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稳定。因此，农业生产在家庭分户经营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应是我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主导形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合作社已成为农业生产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而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组织还没发展起来，应该说这是不正常的。诚然，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一种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模式是永恒不变的。合作社也是如此。今天，在合作社发源地的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合作社原则面临着新的挑战，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市场竞争的环境。主要表现在：资本报酬的有限性，使农民不愿意向合作社投资，导致了合作社资金来源的困难；一人一票和一致性原则使少数有效率的大农场在合作社中处于屈从多数低效率的小农场的地位，导致合作社决策不合理，风险承担不平等；成员开放原则，使合作社无法按照经济有效的规模组织生产，经常出现设施投资规模过大，生产超过需求的情况；合作社不可分割的集体积累越多，则脱离社员控制和监督的财产就越多，使社员不再关心合作社的发展等。这说明，在新的条件下，传统的合作社原则可能需要作某些修改和完善。但是，这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合作社已有一百多年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出现某些新的矛盾；合作组织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规模和组织体系，甚至在某些产品上足以垄断市场；资本市场发育成熟度越高，资本越要追求更高的利润；参加合作社的成员已经不是小农户，而是有一定规模的农场，并且农场之间大小差异悬殊，这些是出现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对我国来讲，则是另一种情况。在我国农村，农业产业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市场发育尚不健全，市场经济许多最基本的东西还在试验和建立之中；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很低，特别是我们面临着两亿多小规模分散的农户，需要有一种对农民最有利、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引导他们进入市场。因此，传统的合作社原则在我国还是适用的。当然，在发展合作事业中，不排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股份合作社就是在保持合作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吸收股份制长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合作组织。同时，在以合作社为主要经济组织的前提下，也可以鼓励其它联合组织、中介组织和服务组织的发展；允许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合伙经济的发展，形成多样化的组织结构，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社会条件发展的需要。四、“谈合色变”是左倾路线的后遗症，需要正本清源，转变观念，端正对合作经济的认识，为合作社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改革开放以来，“恐合病”象一块阴影，不时地出现在人们的头脑里，不仅农民怕，干部也怕，似乎建立合作社就是恢复“大锅饭”，就是倒退，就是否定改革。人们把合作社同“大锅饭”、“大帮哄”等同起来，这是天大的误会！众所周知，合作社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处于弱者地位的独立劳动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自愿联合起来的一种经济组织。其鲜明的特征是自愿、自主、自治。合作社按其经营内容划分，一般可分为四种类型：农业保险及信贷合作社；采购、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等流通合作社；共同使用农业设备、种子、技术、信息、兽医等服务合作社；农业生产过程联合的生产合作社。不论哪一类合作社都没有改变农户独立自主的地位，都实行公认的国际合作社原则。实行门户开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一人一票），按业务量分配利润（股金分红受到限制），非盈利原则（对内）等原则，从而使合作社长盛不衰，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国际经验看，普通的、大量的是前三种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数量极少，成功的更是风毛麟角。我国５０年代建立的初级社和高级社都是一种生产合作社，后来的人民公社已经不是合作社，而成为一种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社合一组织。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要不要建立合作社，建立什么样合作社，服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全面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服从于政府对生产要素的高度集中和行政管理。在发展合作事业上不仅指导思想出现了偏差，方法也采取了行政强制手段，在全国不分地区差异和产业类别，一慨实行了统一僵化的模式。它否定了家庭经营方式，否定了股份分红，否定了产前产后的服务合作，也否定了劳动者的自愿、自主、自治原则，行政命令之风盛行，平均主义盛行。这种合作，当然要侵犯农民利益，伤害农民的感情。因此，时至今日，一讲合作经济，农民仍心有余悸，“谈合色变”，这是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不起来的主要障碍。现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联合起来为自己提供产前产后和产中服务已成为一种现实需要。首先，由于我国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是世界上最小的，不只是农产品加工销售困难，独立完成生产过程也很不经济。其次，农业生产已经由自给半自给转向了以商品生产为主，产品能否销售出去已成为实现再生产的关键。第三，农村社会总产值的９５％已经转入或正在转入市场轨道，小农户直接面对大市场遇到许多新的困难。如果说５０年代个体农户有发展合作经济的积极性的话，今天的农民更有双倍的积极性。那时主要是解决“三条驴腿”问题，现在除了克服生产困难外，更重要的是为了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实现产品的价值。８０年代中期农村出现的联合热，自发产生的各种经济联合体、协会、研究会、股份合作社等，就是这种积极性的反映，尽管多数还不是真正的合作组织，却是合作社的初级形式，是未来合作社的基础。这说明真正为农民服务的合作社，农民不仅不怕，而且欢迎。生产发展需要，农民群众欢迎。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端正认识，转变观念，实行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五、农业经济转型和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极好机会。应该利用这个契机，使我国农村合作组织有一个新的发展，并由此而推动产业化进程。１．基本上坚持按国际通行的合作社原则处理好合作社内外部的关系，使合作社真正成为农民自愿参加，民主管理，为农民服务的经济组织。这种合作社在组织制度上，一个突出特点是不改变现有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不改变土地公有，平均承包，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格局。在合作内容上也有两个特点，一是专业性，即生产同类产品的农民的合作，并且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合作社可以跨村、跨乡、跨县或更大的范围。二是服务性，是产前产后的服务合作。根据生产需要，一个农民可以同时参加几个合作社。合作社是独立的经济法人，受法律保护，独立行使民事权利。２．在方法上循序渐进，水到渠成。鉴于我国农村缺乏合作传统及历史上留给人们头脑里的“恐合病”，发展合作事业不能急于求成。首先要通过宣传和典型实例，解决认识问题，消除人们头脑里的“恐合病”。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其次，应该坚持试验、示范的原则，作出样子来，让农民亲眼看到，自己来鉴别。第三，合作社的建立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采取一些中间形式或过渡措施，然后逐步规范。对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具有服务或经营功能的各种专业协会、研究会及联合体，要积极支持，视其不同情况加以引导和规范。其中大部分都可以办成服务性的专业合作社。３．政府要积极支持和参与。从国际经验看，合作社历来是作为一种运动来推动的，特别是在合作社的开创时期，总是有一批合作事业的先驱者，为其奔走呼号，组织、倡导。这说明“自愿”并不是放任自流，更不是消极等待，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合作组织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引导农民走合作经济道路更是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政府的支持和参与主要是，创造适应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舆论环境和政策环境；总结推广经验，正面引导和支持；普及合作知识，培训合作干部。４．加快恢复供销社和信用社的合作性质。供销社和信用社本来是农民自己的服务性合作组织，由于历史的原因基本上变成了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的基层组织。在新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改革。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或者正式成为国营商业机构及国家银行的基层组织，或者还合作经济面目，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否则，农民不会认可，还混淆了合作经济的概念，影响了合作经济的声誉。５．尽快制定《合作社法》。其目的在于：其一，使合作社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其二，使合作社能够按法律进行规范和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要有公认的运作规则，而且市场主体的性质、功能和法律地位也必须有明确的界定。目前的状况是：有些实际上是合作社性质的经济组织（尽管还不规范）不叫合作社；有的称作合作社，又不按合作社原则管理，名不符实。这些都为正常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国家的宏观管理带来困难。在改革初期，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已到了适当规范的时候了！制定《合作社法》和相应的条例、章程是改变这种状况起码的和必要的举措。【责任编辑】张庆忠 【参考文献】 1.《中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和问题》 姚监复 １９９５．５．2.《对合作经济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 韩元钦 １９９５．１１．3.《合作社：农民的公司――瑞典考察报告》 刘文璞等 １９９７．２．4.《论农业合作经济》 刘振邦 １９８５．４．5.《美国的农业合作社》 张健 王伟 １９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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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86 【原文出处】教育发展研究（上海高教研究） 【原刊期号】1999 【原刊页号】3～5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199907 【 标 题 】知识经济与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浅析 【 作 者 】雒保军 【作者简介】雒保军，新乡医学院教务处 （新乡 453003） 【 正 文 】 知识经济正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知识经济的兴起，对我国知识分子来讲是一件幸事，因为无论是知识经济的特点，或是知识经济对知识、人才的空前重视和需求，都决定了知识经济必将推动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水涨船高”。同时，知识经济也为我国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知识经济的兴起及特征知识经济的兴起，标志着那种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时代已近尾声，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兴起，并非一件很久远的事情。自从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报告中系统地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概念之后，知识经济方在世界各国引起反响。1998年，世界银行也把其经济展望报告命题为《知识促进发展》。到目前为止，知识经济尚不是一个严格的说法，但它被提出来之后，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且在世界范围的信息网络上以光的速度传播开来。我们说，知识经济可能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发达的网络技术以传播编码化的知识；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不断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建立有效的国家保障体系和国际间共识的标准以保证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同时，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也为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开拓广阔的天地。不仅如此，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还主要基于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所创产值已经达到相当高程度的事实。知识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比， 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1）在知识经济中，知识代表着财富和资源的转移，财富逐渐表现为对知识的占有程度；（2）科学技术不再被排斥在经济体系之外， 而是系统之内的关键生产因素；（3）人力资源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资源， 因为只有人才能创造知识，传播和运用知识；（4 ）社会劳动力结构将发生根本性转变，科技知识的生产、交换和使用所需要的脑力劳动日益增多，体力劳动的比例迅速下降；（5）教育不再被看成是一种消费投资， 而是生产性投资，教育是在培养创造知识的“工具”，即有知识、有创造力的人；（6）知识经济对人类传统观念提出严峻挑战， “按岗位付酬”将被打破，“按业绩付酬”正在兴起。上述特征，决定了未来社会知识和人才的弥足珍贵以及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性、紧迫性。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提出及实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提出，不仅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关，而且很大程度上也包含有对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等一系列错误思想和行为所进行的坚决斗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早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亟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科学水平、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与管理干部，而这样的人才与干部却极为缺乏的现实。1950年8月， 作为主管国家全面建设的周恩来总理在中华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51年8月， 周恩来总理在向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又指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1955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特别强调：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信任的中心问题是尊重他们。而在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则集中阐述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思想，同时宣布了一系列在政治上、工作上充分信任、支持、关怀知识分子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政策措施。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还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尊重甚至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遗憾的是，1957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党内对知识分子作出错误估计，认为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对象。这一错误的判断，导致反右斗争扩大化，把55万人打成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更被视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并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仅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反而遭到空前践踏。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在抓教育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时，尖锐地提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并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至此重见天日，大放异彩。1977年，邓小平同志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以后，首先抓了教育、科学领域的拨乱反正，严词驳斥“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重申周恩来总理1956年初关于我国知识分子政治状况和阶级属性的科学论断，同时深刻论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关系，号召全党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阐述要“一心一意搞建设”时强调：“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1985年3月的讲话中，他把人才视为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强调要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条件，并且提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成熟的主要标志。改革开放2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同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经蔚然成风，然而，我们仍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人才的占有量以及社会对知识人才的重视度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着现代化和知识经济的双重挑战。因此，我们对发展知识经济应有紧迫感，早动手，早准备，争取有所突破。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知识分子不仅要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而且还要为提高自身的地位而奋斗。广大知识分子只有抱定千难万险不回头的献身精神，才能实现整个阶层的“涅磐”。三、知识经济为提高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提供绝佳机遇今天，如果说社会主流仍是财产拥有者、权利拥有者和资源拥有者的社会，那么，未来社会必定是知识拥有者占主流的社会。到那时，不需要再提什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因为社会现实已使知识分子不但在精神文明上，而且在物质财富上居于社会主流的地位。因而，可以这样给知识分子和未来社会下定义：未来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财富（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的创造和取得都将通过知识，知识的拥有者――知识分子将在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1.知识愈来愈受到重视。由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因此，知识作为资本来发展经济，知识将成为生产要素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将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以知识为基础，所有财富的核心都是知识，所有经济行为都依赖于知识的存在。在所有创造财富的要素中，知识是最基本的要素，其他生产要素都必须靠知识来更新，靠知识来装备。知识经济时代的这种独特的生产要素――知识，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土地、资金相比，一是具有无限性，可以源源不断地发明创造出来，并且可以重复使用；二是具有快捷性，其更新速度非常之快；三是具有波及性，每一项发明创造都可以惠及全人类。因此，未来社会，对于掌握新知识多、接受新知识快且对社会贡献力大的知识分子而言，必将会受到全社会的尊崇。2.人才愈来愈炽手可热。未来社会，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还在于人才的竞争。我们说，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的第一资源，而智力资源的拥有者则是人才。因此，在未来社会里，掌握最新知识的劳动者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而没有知识的劳动者将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负担。党的十五大曾明确提出，培养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将沉重的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全面提高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面对知识经济的新形势，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创造性拔尖人才，在科技和经济的最前沿参与国际竞争，乃是我们跨世纪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努力方向。而早在1985年5月， 邓小平同志就高瞻远瞩地讲：“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因此，无论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或是现代化建设的角度讲，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其中包括具有熟练技能的人员，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员，创造型科研和教学人员，高素质的管理人员等各类知识型人才，是国家、地区和组织进行竞争的优势源泉。3.教育愈来愈成为关键。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面对科技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严峻形势，他再次动员和号召“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他着重强调：“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他还特别要求“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教育和科研战线上努力开创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的生机勃勃的新局面。”这些重要论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大力发展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所发出的新的动员令。它不仅标志着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也为提高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总之，发展知识经济，重视知识、人才的开发和培养，对于我国知识分子来讲有百利而无一害。我国知识分子只有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才能真正实现质的飞跃。这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都期盼已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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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4 1999水网藻(Hydrodictyon reticulatum)对富营养化水样中氮磷去除能力的研究王朝晖 江天久 杞 桑 骆育敏 齐雨藻摘要 研究了水网藻在天然水体水样中的生长及对氮磷(N，P)的去除能力，结果表明水网藻在富营养化水库水及重营养化的湖水水样中均生长良好；富营养化水库水(含TN 3.34―5.15mg/L、TP 0.10―0.19mg/L)及重营养化湖水(含TN33.86mg/L、TP 1.939mg/L)经水网藻(1g/L)处理2d、4d、6d后，对氨氮(NH4N)、总氮、总磷去除率均在70%以上.关键词 水网藻，氮，磷，富营养化.Studies 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removal capacity of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 in eutrophic freshwater samplesWANG Zhaohui,JIANG Tianjiu,QI Sang,LUO Yumin,QI Yuzao(Institute of Aquatic Ecoscience,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Abstract The growth and nitrogen(N),phosphorus(P) uptake of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 in eutrophic freshwater samples were studied unde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Results showed that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 can grow well in eutrophic reservior water samples (with TN 3.34―5.15mg/L,TP 0.10―0.19mg/L) and high eutrophic pond water samples (with TN 33.68mg/L,TP 1.94mg/L).The uptake rates of ammonium (NH4N),total N(TN) and total P(TP) in the samples were all over 70%,and the uptake rate of NH4N was up to 90% after treated by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 for 2―6 days.It implicated that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 can grow well in natural water with different range of N and P concentration,and may be served as a means to control water eutrophication.Keywords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eutrophication,nitrogen uptake,phosphorus uptake.水体富营养化是水环境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在经济发达地区水体富营养化问题尤为严重，影响了饮水卫生和水产养殖业.目前处理水体富营养化已有多种途径，利用水生高等植物净化富营养化水体是重要途径之一.研究表明，凤眼莲、芦苇、菱等对水体中的氮磷均有较强的富集能力，可降低水体中的氮磷含量，减轻富营养化程度［1］.有关藻类对污水中氮磷等营养物的去除作用的研究也有大量报道［2―4］.严格来说，所有水生单细胞藻类及高等植物，其生长过程需吸收外界营养物质，因而均对水体有一定的净化作用.水网藻是一种大型的网片状或网袋状绿藻，肉眼可见，广泛分布于池塘沟渠等处.其繁殖能力很强，在生长过程中，能吸收大量的NH4N、NO3N及无机磷等［5,6］，从而降低富营养化水体中的氮磷水平.而且水网藻藻体较大，可通过收获而间接去除水体中部分氮磷，同时水网藻生长的温度范围较广［7］.但利用常见的水网藻治理水体富营养化我国至今尚未见有报道.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水网藻对富营养化水体中氮磷的去除能力，以探讨水网藻在我国热带、亚热带富营养化水体中生长及作为水体富营养化防治植物的可能性，从而为富营养化的防治提供一种新的生物手段.1 材料方法1.1 藻种收集及培养试验用的水网藻于1996年3―5月采自广州市东郊菜地沟渠中，分离纯化后进行单种培养.将成熟的水网藻置入新鲜的培养基中，在7天之内即会长出小水网藻，4天之后小水网藻便可用于试验.1.2 培养条件培养温度为23℃±1℃，光照强度为5000Lx,光暗比为12∶12.试验用培养基为经改良的BBM培养基(mBBM)[8]，培养基中的N、P浓度分别设定为41.25mg/L NaNO3N,0.69mg/L K2HPO4P,2.06mg/L KH2PO4P，其余营养元素与BBM培养基相同.1.3 试验水样本试验水样采自广东省某一水库和暨南大学南湖，水样经滤膜抽滤后，便可用于试验，水样中的N、P含量见表1.表1 试验水样中的N、P含量(mg/L)Table 1 Content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in the tested water samples水库水样Ⅰ水库水样Ⅱ水库水样Ⅲ湖水水样NH4＋N1.954.072.8826.48TN3.345.154.0333.85TP0.120.110.191.93N∶P27.8346.8221.2117.541.4 试验设计水网藻小集结体(0.95―1.05g(湿重))置于含有500mL试验液的1000mL三角瓶中，试验连续进行6天，每隔2天测定水网藻湿重及水样中N、P含量.每个试验组设有3个平行组，而且设有不含水网藻的空白水样组.1.5 生长率计算特定生长率(μ)由以下公式计算［9］：μ(%/d)=[ln(Wt2/Wt1)]/(t2-t1)其中Wt2和Wt1分别为t2和t1时的湿重.1.6 N和P的测定NH4＋N、NO3-N、TN及TP分别采用纳式比色法、酚二磺酸比色法、过硫酸钾硝解法及钼蓝比色法测定.2 结果与讨论2.1 水网藻在富营养化水库水样及重富营养化湖水水样中的生长图1 水网藻在富营养化水库水样中的生长Fig.1 Special growth rate of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 in entrophic water samples图1表明，水网藻在富营养化水库水样和重富营养化湖水水样中均生长良好，并且比在mBBM培养基中长势更好［10］.在水库水样中水网藻的最大生长率均达50%/d以上，而在湖水水样中则接近70%/d.其生长曲线一般呈二项式曲线，生长率在接种的第4天达到最大值.作者在水库现场实验的结果也表明，水网藻在天然水体中的最大生长率可达160%/d，而且能较长时间保持旺盛的长势.这是由于天然水体中含有较为丰富全面的营养成分，更加适合植物生长的需要.单细胞浮游植物的生长曲线与细菌相似，在接种的4―5天生长率达到最大值，然后会出现一个生长率相对稳定的平稳期.而本实验所研究的水网藻的生长则无平稳期阶段，在接种后的第4天达到最大生长，此后生长迅速下降.Laurie［9］等研究石莼(Ulva fenestrata)的生长时也发现，无论是在高N高P、低N低P或者是其它培养基中，石莼在接种后的第5天生长率达到最大，而到第6天后生长则迅速下降.这说明大型藻类与单细胞浮游藻类也许有不同的生长趋势.水网藻属于绿藻门(Chlorophyta)绿球藻目(Chlorococcaceae)，为定型群体，其唯一的繁殖方式为动孢子繁殖，水网藻幼体的生长只是由于细胞大小的加大，而不是细胞数目的增加.接种后的4―5天后，由于水样中的营养物的消耗，水网藻的生长受到限制，有的则停止生长，转为动孢子繁殖，因此在本实验中水网藻的生长在第4天后也出现下降的趋势.在水库水样中，水网藻在水样Ⅲ(含4.03mg (N)/L,0.19mg (P)/L)中生长较好，最大生长率达61.3%/d.水样Ⅲ中虽然TN含量不高(见表1)，但N∶P为21.2，较适合藻类生长.而在水样Ⅱ中，虽然水样中TN含量较高(5.15mg (N)/L)，但N∶P达46.8，已大大超出藻类生长的N∶P.对浮游植物来说，N∶P在10―20之间较适合于生长，N∶P小于10表明N限制，大于20表明P限制［11］.2.2 水网藻对水样中N、P的吸收能力富营养化的水库水及重营养化湖水经过水网藻处理后，其NH4＋-N含量迅速下降，6天内的去除率均在80%以上(图2)，水库水样中的NH4＋-N含量从原来的1.95―4.07mg/L均降至0.5mg/L以下，湖水水样中的NH4＋-N则由26.48mg/L降至4.21mg/L，而水样中NH4＋-N的自然消失率大多在30%以下.水网藻对NO3-N的吸收则无一定的规律，经水网藻处理后，对NH4\++N吸收较好的水库水样Ⅰ中NO3-N含量也较低.重营养化湖水经水网藻处理后，NH4＋-N含量下降较快，NO3-N含量却下降不多，特别是第4天，NNH4＋-N含量下降较快，而此时NO3-N含量略有回升，原因不明，有待进一步研究.Tam［2］在研究小球藻、栅藻对污水中N、P去除能力时，也观察到了NO3--N含量回升的现象.水网藻对水样中TN、TP(图2―图4)也有较强吸收能力，6天内的吸收率均达75%以上.水库水经水网藻处理6天后，TN、TP含量已分别由3.34―5.15mg/L、0.11―0.19mg/L降至1.0mg/L、0.04mg/L以下，重富营养化湖水中TN、TP含量也分别由33.58mg/L、1.93mg/L降至8.94mg/L和0664mg/L.图2 水网藻处理后水库水样Ⅰ、Ⅱ、Ⅲ及湖水水样中N的现存量Fig.2 Residua of nitrogen in reservoir water sample Ⅰ、Ⅱ、Ⅲ and pond water sample after treated by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图3 水网藻处理后水库水样中P的现存量Fig.3 Residua of phosphorus in reservoir water samples after treated by Hytrodiotycn reticulatum图4 水网藻处理后湖水水样中P的现存量Fig.4 Residua of phosphorus in pond water sample after treatment by Hytrodictyon reticulatum许多研究报道了藻类去除氮的过程和机理.Matusick发现藻类可优先利用NH4＋-N和其它还原态氮［3］，但不论以NH4＋-N还是以NO3--N为氮源，大部分藻类的最大生长速率相近，水网藻也同样如此［12］.本研究也发现水网藻在3组水库水样中的生长与水样中NH4＋-N含量无明显的相关关系，仅与水样的N∶P有关(图1)，水库水样Ⅱ中NH4＋-N含量虽达77.8%，但由于水样的N∶P已超出藻类适合生长的比值，因此水网藻的生长也不及含N量相对较少而N∶P较合适的其余2组水样.本研究结果同时表明水网藻对水样中NH4＋-N的去除率较大，而对NO3--N的去除则相对较小，在处理的第4天还略有回升(图2).在NH4＋-N含量较少的水库水样Ⅰ(见表1)，由于水网藻对水样中NH4＋-N的去除量较大，处理6天后NNH4＋-N含量已降至0.07mg(N)/L(图2)，因此水网藻对水样中NO3--N的利用率也较高，6天内NO3--N的现存量下降了80.9%，这说明水网藻能优先利用NH4＋-NTam［2］将小球藻、栅藻分别培养在污水一级、二级出水中，发现小球藻对氮磷的去除效果较好，对N、P的去除率在培养的第一周即达70%以上.本试验结果也表明水网藻在2天内对N、P的去除量与6天内的去除量相差不大，在4天内可以去除大部分N、P.本试验中重营养化湖水的TN含量与Tam[2]试验所用污水一级处理出水的TN含量相近，TP含量略低，而水网藻对湖水中N、P的去除效果均大于小球藻和栅藻等对污水的去除效果.水网藻(1g/L(湿重))处理6天后，能将湖水中的TN含量由33.85mg/L降至8.94mg/L，TP含量由1.93mg/L降至0.64mg/L；而小球藻处理7天后，将污水中的总无机N含量由37.58mg/L降至12.0mg/L，对总无机P的去除率也只有50%左右.这说明水网藻对重富营养化水体的污水一级、二级处理出水仍有较强的净化作用.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水生态科学研究所 广州 510632)参考文献1 金相灿，屠清瑛编.湖泊富营养化调查规范.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2 Tam N F Y,Wong Y S,Liong E.Algal growth and nutrient removal in Hong Kong domestic wastewater.Environ Pollut,1989,58:19―343 Matusiak K,PrzytockaJusiak M,LeszczynskGerula K et al.Studies on the purification of wastewater from the nitrogen fertlizer industry by intensive algal cultures.Ⅱ.Removal of nitrogen from wastewater.Acta Microbiol Pul,1976,25:361―3744 PrzytockaJusialk M Duszota M,Matusiak K et al.Intensive culture of Chlorella vulgaris/AA as the second stage of biological purification of nitrogen industry wastewaters.Wat Res,1984,18:1―75 Stary J,Zeman A,Kratzer K.The uptake of ammomium nitrite and nitrate ions by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Acta.Hydrochim.Hydrobiol,1987,15(2):193―1986 Stary J, Kratzer K, Zeman A. The uptake of phosphate ions by the algae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Acta Hydrochim Hydrobiol,1987,15(3):275―2807 Hawes L,Smith R.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growth in culture of a New Zealand strain of the fastspreading algae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water net).J of Applied Phycology,1992,5:437―4458 Creed I F,Havas M,Trick C G.Effects on absenate on growth of nitrogenand phosphoruslimited Chlorella vulgaris(Chlorophyceae) isolates.J Phycol,1990,26:641―6509 Laurie D S,Hoffmann J P,Cook P W.Seasonal succesion of algal periphyton from a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y.J Phycol,1990,26:611―61710 王朝晖，骆育敏，林秋奇等.环境条件对水网藻生长的影响.应用生态学报，1999，10(3)：345―34911 Rhee G Y,Gotham I J.Optimum N∶P ratios and coexistence of plankfonic algae.J Phycol,1980,16:486―48912 Stary J,Kratzer K.Radiochemical determination of intracelluar ionic concentrations in algal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Radional Nucl Chem Letters,1986,103:187―1981998-01-19收到原稿1998-05-13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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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6期 Vol.19 No.6 1999广汉市生活垃圾生命周期评价徐 成 杨建新 王如松摘要 简要介绍了生命周期评价（LCA）的概念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1997年颁布的ISO14040环境管理体系“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对城市生活垃圾的不同处理方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LCA评价.结果表明，焚烧、简单填埋、卫生填埋及综合处理的环境影响潜力分别为5.1×10-2、3.8×10-2、2.6×10-2和1.7×10-2，处理成本分别为39.2元/(人.年)、21.3元/(人.年)、27.8元/(人.年)和8.5元/(人.年).综合法处理垃圾在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都优于其它3种方法.关键词 生活垃圾；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Guanghan cityXU Cheng YANG Jianxin WANG Rusong (Department of System Ecology,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CAS)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life cycle assessment and framework issued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ISO) in 1997,the LCA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s in Guanghan city was accomplishad.The result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incineration,open-dump,sanitary landfill and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is 5.1×10-2,3.8×10-2,2.6×10-2 and 1.7×10-2 respectively,and the treatment cost is 39.2 RMB(capita.year),21.3RMB(capita.year),27.8RMB(capita.year) and 8.5RMB(capital.year) respectively.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method is better than others in environmental benefit and economic benefit.Keywords life cycleassessment;municipal solid wastes;Guanghan city.传统的环境影响评价仅局限于对单个开发建设项目、区域开发建设以及发展规划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由于污染物可能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中转移,使得评价结果往往具有片面性.生命周期评价（LCA）作为一个面向产品的环境管理工具,通过对一产品系统或服务系统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原材料获取、生产及产品的制造、产品使用直至最终处理)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避免了由于传统环境影响评价的局限性而导致的片面结论［1，2］.LCA的应用已覆盖了整个工业社会,涉及到工业产品及生产工艺的设计、评价及环境政策制定、废弃物管理等各个方面,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制定工业发展战略的首选工具［3］.本文根据LCA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框架，对广汉市不同生活垃圾处理方案进行了较为系统的LCA评价.1 LCA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生命周期评价源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展的一系列针对包装品所进行的资源、环境分析.经过20多年的发展至90年代初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概念和理论框架［4］.1990年“国际环境毒理学与化学学会(SETAC)”首次将其定义为：一种对产品、生产工艺及活动的环境压力进行评价的客观过程,它是通过对物质、能量的利用以及由此造成环境排放进行识别和量化进行的,其目的在于评估能量和物质的利用以及废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寻求环境改善的机会以及如何利用这种机会［5］.宝洁（P&G）公司则将废物管理的生命周期定义为从生产工艺的废物产生点开始到加工、处理或作为有害废物进行最后处置的全过程［6］.生命周期评价的研究框架分为目标与范围确定、清单分析（Inventory Analysis）、影响评价(Impact Assessment)和结果解释4个有机联系的部分.199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ISO14040环境管理体系“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正式将这4部分纳入其理论框架［5，7］.2 广汉市生活垃圾处理的LCA评价2.1 研究目标和范围本文以四川省广汉市生活垃圾处理为例，通过对卫生填埋、简单填埋、焚烧回收部分热能及综合处理4种处理方案中的物质、能量的输入与输出，及其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研究的功能单位是该市人均年排放的生活垃圾量.评价内容涉及了处理人均年排放生活垃圾的成本、能源消耗、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研究的范围包括了从垃圾产生开始,经过收集、运输直至最终处理整个过程,其系统边界如图1.在本研究的综合处理方案中，由于可回收物质的数量很少，在模型中未单独考虑.图1 广汉市城市生活垃圾LCA系统边界Fig.1 System boundary for LCA of solid waste in Guanghan city2.2 清单分析清单分析中数据的获得主要通过以下3种途径：广汉市环卫局及广汉市垃圾综合处理厂现场调查；取样分析及生产工艺数据的测定；文献数据的计算和估计.利用P.R.White 等人开发的综合固体废弃物管理-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模型［9］,计算得出通过卫生填埋、简单填埋、焚烧、综合处理4种方式,处理人均年排放生活垃圾的成本、能源消耗及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相应排放量（表1）.卫生填埋、简单填埋、焚烧和综合处理的成本分别为27.8元/（人. 年）、21.3元/(人.年）、39.2元/(人.年）和8.5元/(人.年）.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解决垃圾堆肥销售困难的问题，广汉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在堆肥中添加其它一些有机物和一定比例的氮、磷、钾，生产有机无机复合肥，使得在综合处理方案中，有机垃圾堆肥可获得10.4元/(人.年）的净效益.在能源的消耗方面，卫生填埋和简单填埋相比，由于前者对甲烷气体进行回收利用，可获得92MJ/（人.年）净能源.焚烧处理虽然回收了部分热能，但由于广汉市垃圾热值偏低，需要添加辅助燃料，仍然需要一定的净能量投入.在气体排放中，填埋排放的气体主要以甲烷和二氧化碳为主，卫生填埋的甲烷排放量为8.04kg/(人.年)，简单填埋的甲烷排放为13.4 kg/(人.年)，前者较后者降低了40%；焚烧处理和综合处理排放的气体主要以二氧化碳为主，其所占比例皆在99%以上.卫生填埋和简单填埋中COD的含量分别为1.94×10-2kg/(人.年)和6.48×10-2kg/(人.年)，后者是前者的3倍多.另外，填埋法较焚烧和综合处理占用较多的土地，简单填埋占地为4.08×10-2m3/(人.年)，分别是焚烧和综合处理的9倍和14倍.2.3 影响评价根据清单分析结果，将生活垃圾的环境影响类型分成全球变暖、酸化和富营养化三种，并分别以CO2、SO2和NO-3为参照物，根据的各环境影响因子与参照物之间的当量关系［10］（表2），计算出每种影响类型的环境影响潜力.然后对其进行标准化和赋权,得到总环境影响潜力.赋权评估中权重大小的确定，EDIP通常采用“目标距离”法，即某种环境效应的严重性用该效应当前水平与目标水平（标准或容量）之间的距离来表征.权重的计算可通过下式获得：WF（j）=ER（j）90/ER（j）T2000，ER（j）90为1990年标准化基准；ER（j）T2000为2000年标准化基准.表1 广汉市生活垃圾清单分析结果Table 1 Life cycle inventory of solid wastes in Guanghan city卫生填埋焚烧收集、运输填埋收集、运输焚烧填埋总成本,元/(年.人)20.27.620.218.40.57能源消耗,MJ/(年.人)1.15×102-9.2×1011.38×1022.09×1023.90×10-1CO, kg/(人.年)5.42×10-28.2×10-35.46×10-21.59×10-12.32×10-4CO2, kg/(人.年)6.603.67.012.98×1022.66×10-2CH4, kg/(人.年)08.04000NOx, kg/(人.年)7.20×10-21.80×10-57.52×10-21.83×10-12.97×10-4SO2, kg/(人.年)2.43×10-22.85×10-52.71×10-25.13×10-18.83×10-5HCl, kg/(人.年)8.80×10-51.50×10-31.05×10-47.66×10-23.32×10-7HF, kg/(人.年)7.76×10-52.70×10-47.87×10-53.07×10-23.32×10-7H2S, kg/(人.年)2.84×10-64.10×10-32.79×10-600NH3, kg/(人.年)1.36×10-74.85×10-92.68×10-71.05×10-50COD, kg/(人.年)1.89×10-41.94×10-25.36×10-41.13×10-53.10×10-4占地，m3(人.年)02.9×10-2004.4×10-3简单填埋综合处理收集、运输填埋收集、运输堆肥焚烧填埋总成本，元/(人.年)20.21.118.5-1.04×102.50×10-11.50×10-1能源消耗，MJ/(人.年)1.15×1021.20×10-11.38×1027.51×102.93×106.78×10-1CO, kg/(人.年)5.42×10-24.31×10-45.46×10-22.76×10-32.24×10-24.32×10-4CO2, kg/(人.年)6.603.01×107.014.08×104.47×101.56CH4, kg/(人.年)01.34×100006.7×10-1NOx, kg/(人.年)7.20×10-21.66×10-57.52×10-29.78×10-32.58×10-25.27×10-4SO2, kg/(人.年)2.43×10-23.34×10-52.71×10-21.98×10-27.24×10-21.57×10-4HCl, kg/(人.年)8.80×10-52.22×10-31.05×10-401.08×10-21.11×10-4HF, kg/(人.年)7.76×10-54.40×10-47.87×10-57.91×10-84.32×10-32.28×10-5H2S, kg/(人.年)2.84×10-66.82×10-32.79×10-6003.41×10-4NH3, kg/(人.年)1.36×10-76.56×10-92.69×10-73.88×10-61.48×10-60COD, kg/(人.年)1.89×10-46.48×10-25.37×10-41.6×10-26.02×10-73.27×10-3占地,m3/(人.年)04.08×10-20-02.9×10-3表2 各环境影响因子与参照物的当量关系Table 2 Classify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categories影响类型全球变暖酸化富营养化影响因子COCO2CH4NOxSO2HClHFH2SNH3NOxNH3COD参照物CO2SO2NO3-当量值21250.701.000.881.601.881.881.353.640.23权重的大小反映了针对1990年的标准化基准要削减到多少才能达到2000年的削减目标.权重愈大，说明削减的愈快.杨建新等［11］采用目标距离法计算出我国全球变暖、酸化和富营养化的权重因子分别为0.82、0.73、0.74.影响评价的结果表明，广汉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简单填埋、焚烧和综合处理的总的环境影响潜力分别为2.6×10-2、3.8×10-2、5.1×10-2和1.7×10-2.卫生填埋和简单填埋相比，由于前者对填埋场的甲烷气体及渗沥液进行收集利用，使得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对全球变暖和富营养化两种环境影响类型的贡献较简单填埋分别降低32.4%和36.0%.与填埋处理相比，焚烧处理中绝大部分物质燃烧后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释放到环境，对全球变暖产生一定影响.同时焚烧还产生一些酸性气体，如氮氧化物和硫化物等造成酸化，焚烧处理对酸化的贡献分别是卫生填埋、简单填埋、和综合处理的10倍、6倍和4倍.综合处理法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的焚烧、堆肥和填埋处理，易被微生物分解的有机物通过堆肥转化成腐殖质，从而减少了垃圾的焚烧量和废气的排放，其环境影响潜力也相应为最小（表3）.表3 广汉市城市生活垃圾LCA影响评价Table 3 Life-cycle impact assessment for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Guangha city影响类型环境干扰因子参照物质排放量(kg/人.年)环境影响潜力基准值kg(当量)/(人.年)标准化权重赋权后环境影响潜力总环境影响潜力卫 生 填 埋全 球变 暖COCO2CH4CO21.3×10-14.3×1012.0×1022.4×1028.7×1032.8×10-20.822.3×10-22.6×10-2酸 化NOxSO2HClHFH2SNH3SO25.0×10-22.4×10-21.3×10-35.6×10-47.7×10-32.6×10-78.4×10-23.6×1012.3×10-30.731.7×10-3富 营养 化NOxNH3CODNO3-6.8×10-25.0×10-74.5×10-37.3×10-25.5×1011.3×10-30.749.6×10-4简 单 填 埋全 球变 暖COCO2CH4CO21.1×10-13.7×1013.3×1023.7×1028.7×1034.2×10-20.823.4×10-23.8×10-2酸 化NOxSO2HClHFH2SNH3SO25.0×10-27.2×10-22.0×10-38.3×10-41.3×10-22.7×10-71.4×10-13.6×1013.9×10-30.732.8×10-3富 营养 化NOxNH3CODNO3-9.7×10-25.2×10-71.5×10-21.1×10-15.5×1012.0×10-30.741.5×10-3综 合 处 理全 球变 暖COCO2CH4CO21.6×10-19.4×1011.7×1011.1×1028.7×1031.3×10-20.821.1×10-21.7×10-2酸 化NOxSO2HClHFH2SNH3SO27.8×10-21.2×10-29.7×10-37.1×10-31.1×10-56.5×10-42.1×10-13.6×1015.8×10-30.734.3×10-3富 营养 化NOxNH3CODNO3-1.5×10-12.1×10-54.5×10-31.5×10-15.5×1012.7×10-30.742.0×10-3焚 烧全 球变 暖COCO2CH4CO24.33.1×10203.1×1028.7×1033.6×10-20.823.0×10-25.1×10-2酸 化NOxSO2HClHFH2SNH3SO21.8×10-15.4×10-16.7×10-24.9×10-25.2×10-62.0×10-58.2×10-13.6×1012.3×10-20.731.7×10-2富 营养 化NOxNH3CODNO3-3.5×10-13.9×10-52.0×10-43.5×10-15.5×1016.4×10-30.744.7×10-3*全球变暖、酸化、富营养化的环境影响潜力的单位分kg(CO2当量)/(人.年)、kg(SO2当量)/(人.年)、kg(NO3-当量)/(人.年)3 结论(1) 与填埋和焚烧相比，综合法处理垃圾的优点在于将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与对其中资源的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减少了垃圾焚烧和填埋量，既降低了污染，又节约了处理成本.(2) 填埋法处理垃圾的关键在于对填埋产生的渗沥液进行收集处理，防止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对产生的甲烷气体收集利用，避免甲烷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5%―10%而引起爆炸.广汉市垃圾处理厂建成以前，生活垃圾主要采用简单填埋的方法进行处理，填埋场无甲烷的收集和渗沥液的处理设施.清单分析的结果表明，与这种简单填埋相比，采用卫生填埋法可使甲烷气体)进行回收利用.(3) 对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气体进行净化处理是焚烧法成功与否的关键，特别是垃圾产生的二f是一种剧毒、致癌物，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危害.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CO2气体及NOx和SOx等酸性气体会影响到全球变暖和酸化，在排放前应给予适当的净化.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系统生态室，北京 100080参考文献1 Mary Ann Curran.Environmental life cycle assessment.Cincinnati: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96.1―32 Mary Ann Curran.Broad-based environmental life cycle assessment.Environmental Sciences Technology,1993,27(3):18―273 Thmos D Foust.Environmental life cycle assessment.Cincinnati:The McGraw-Hill Commpanies.1996.5―154 杨建新.生命周期评价的回顾与展望.环境科学进展，1998，6(2)：66―735 SETAC.Guidelines for life-cycle assessment:a `code of practice. Brussel: SETAC. 1993.96 White PR,Frnk M,Hindle P.Integrate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 Life cycle inventory.London:Chapman&Hall.19967 ISO 14040.Environmental Management-life cycle assessment-principles and framework.19978 Graedal T E,Allenby B R.Industrial ecology.NewJersey: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19959 White P R.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LCA and its practical use sustainable waste management through life cycle assessment.Environment Agency Seminar.199810 Wenzel H,Hauschild M Alting L.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products. London: Chapman & Hall.199711 Yang Jianxin.Nielsen Per H.Chines normalization reference and weighting factors-according to the EDIP method,proceeding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Banance.Tsukuba.1998.81―841998-09-24收到原稿1999-04-30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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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与防治ENVIRONMENTAL POLLUTION & CONTROL1999年 第21卷 第6期 Vol.21 No.6 1999空气中多环芳烃的研究进展*沈学优 刘勇建摘 要 介绍了国内对大气中气态、颗粒态PAHs的研究概况，室内外空气中PAHs污染与城市交通间的相关性，PAHs总量代表物，硝基PAHs及人体接触PAHs的生物指标。关键词 多环芳烃 室内外空气 污染Research progress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the atmosphereShen Xueyou， Liu Yongjian.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Abstracts:Advances on the research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 in atmosphere were reviewed in detail with 51 references.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vapor and particulate PAHs' survey in atmosphere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AHs pollution of indoor and outdoor air and city communication were discussed emphatically.The sampling and clean-up method of PAHs,the indicator of total PAHs, the research of nitro-PAHs,the biological indicators of human exposures to PAHs and risk assessment of PAHs in atmosphere were simply evaluated.Keywords: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door air Outdoor air Polltion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是指两个以上苯环以稠环形式相连的化合物，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致癌性有机污染物。大气中PAHs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1)天然源，陆地和水生生物的合成、森林、草原火灾、火山爆发等均可产生PAHs；(2)人为源，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及木材、烟草等有机物的不完全燃烧、汽车尾气等也可产生PAHs。环境中PAHs的存在形态及分布受其本身物理化学性质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空气中PAHs以气、固两种形式存在，其中分子量小的2～3环PAHs主要以气态形式存在，4环PAHs在气态、颗粒态中的分配基本相同，5～7环的大分子量PAHs则绝大部分以颗粒态形式存在，但在一定条件下两者间可以相互转化［1］。空气中PAHs可与大气中的O3、NOX等反应，生成致癌活性或诱变性更强的化合物。对大气中PAHs的研究，国外开展的工作较多，研究范围也较广。早期人们主要研究吸附在大气飘尘上的大分子量的颗粒态PAHs，特别是空气中强致癌物质苯并(a)芘(BaP)的浓度、粒径分布及其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等［2，3］；由于小分子量的气态PAHs同样具有危害性，故逐渐对大气中气态PAHs的存在形态、分布、迁移转化等进行了研究［4，5］。近年来又对城市、乡村、交通干线，固废焚化及室内外空气中［6，7］PAHs的含量、来源、分布形态、影响因素、PAHs总量代表物等开展了研究。我们曾对国内外空气中多环芳烃的研究现状作过综述［8］，本文将重点介绍国内对大气中气态、颗粒态PAHs的研究进展、国外1996年以来对大气中PAHs的研究近况，室内外空气中PAHs污染与城市交通间的相关性，简单叙述空气中气态、颗粒态PAHs的采集及前处理方法等。1 大气中PAHs的采集及前处理大气中PAHs具有浓度低、成分复杂、性质不稳定等特点。因此，在监测空气中PAHs时选择一种能全面、高效地采集空气中痕量气态、颗粒态PAHs的采样方法尤为重要。在早期的环境监测中，常用玻璃纤维滤膜(GF)、银膜等收集空气中颗粒态的PAHs。后来有研究表明，在用GF采集颗粒态PAHs的过程中，可透过GF的气态PAHs达21种［9］。因此，人们选择收集效率高、吸附容量大、空白值低、回收率高的固体吸附剂XAD-2、Tenax、聚氨基甲酸乙酯泡沫(PUF)等来采集空气中挥发性的气态PAHs。张淑芳［10］对空气中气相PAHs的采样方法、吸附剂的选择、采样系统性能进行了讨论，提出采用PUF作为吸附剂采集气相PAHs具有较好的采集效果，并设计制作了大气中全量PAHs采样器，用GF和PUF同时采集了空气中气态、颗粒态PAHs，取得了较好的效果，Eskinja［7］等用XAD-2采集了Croatian地区城市和乡村中的气态PAHs。空气中PAHs的监测分析，样品的提取和富集非常关键。常见的样品提取方法有索氏提取法、真空升华法、超声提取法等，其中超声提取法最常用。姚渭溪等［10］认为超声提取样品中苯并(a)芘(BaP)具有操作方便、提取迅速等优点。由于传统的提取方法需消耗大量的有机溶剂，样品经多次转移造成的分析误差较大，且耗时较长。超临界流体萃取(SFE)作为一种新兴的样品前处理技术，在提取样品中痕量有机物时具有速度快、溶剂用量小、样品不需浓缩和净化、易与其他分析方法在线联用等优点，因而得到了较多的运用。高连存等［11］研究发现用二氯甲烷和丙酮作溶剂，收集效率较高，并采用毛细管超临界流体色谱测定了焦炉降尘中的PAHs。游静等［12］采用离线超临界流体萃取―气相色谱―质谱的方法分析了兰州市大气中的痕量有机污染物。2 大气中气态、颗粒态PAHs的污染现状及来源分析2.1 大气颗粒物中PAHs的分析我国能源结构主要以燃煤为主，在煤炭、石油等的燃烧、热解过程中形成的大量PAHs大多随着烟尘被排放到大气中，造成城市大气中PAHs的污染。张月英等［13］研究发现在燃煤排放的PAHs中，致癌物占35 %～65 %。以苯并(a)芘(BaP)为代表的致癌性PAHs广泛分布在空气中，有的本身凝结成极小的颗粒逸散在空气中，有的则以分子状态吸着在颗粒物上，在空中飘浮。因此，研究空气中PAHs在颗粒物中的含量、粒径分布及变化趋势，探讨颗粒物的组成与PAHs浓度间的关系，对于全面、准确地监测PAHs，评价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是非常重要的。早期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气中颗粒物上PAHs尤其是BaP的浓度、分布特征、季节性变化及燃烧源排放规律等。姚渭溪等［14］研究发现燃煤锅炉排放的飘尘内集中了大部分高环的PAHs，烟气内则集中了大部分低环的PAHs。崔文?等［15］认为各PAHs在气、固两相中的分配与其本身的蒸汽压特性一致，燃煤烟气中分子量低的PAHs含量高，且大部分PAHs集中在对人体危害较大的细颗粒物上。张兰英等［16］发现在焦炉烟尘中，随分子量的增大，PAHs在颗粒物上的吸附比例加大。大气中颗粒态PAHs主要来源于矿物燃料的燃烧排放。因此，其在大气中的含量、变化与燃料消耗量密切相关，与周围环境条件的变化也有一定的相关性。钟晋贤等［17］对大气飘尘中PAHs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大气中飘尘和PAHs浓度都是采暖期高，非采暖期低；一天内早、晚高，中午和午夜低。蒋亨光等［18］也研究发现，空气中BaP含量的季节变化与燃料消耗量呈正相关，其日变化趋势与气象条件的日变化规律有关。大气中的颗粒物是由不同粒径的粒子组成的，不同粒径的颗粒物在人体呼吸器官内的沉积部位及相对沉积量也不相同。因此，考察空气中颗粒物粒径分布、研究不同粒径范围颗粒物中PAHs的含量是十分重要的。Westerholm等［19］采集了粒径在0.05～4 μm范围内且经过分离的气溶胶，发现PAHs 85 %以上都存在于空气动力学直径<0.12 μm的颗粒物上。Allen等［67］研究发现城市气溶胶中的六环PAHs大部分集中在积聚模(0.3～1.0 μm)，少部分集中在细模(0.09～0.14 μm)中。Shui等［20］对公共汽车站周围大气中颗粒态PAHs的测定表明，粒径越小，总PAHs的含量越高，在亚微米范围(0.056～0.32 μm)内，单个PAHs粒径分布均有其峰值。蒋亨光等［21］研究发现粒径<7 μm的可吸入粒子中所含PAHs约占总量的95 %，其中粒径<1.1 μm的微小粒子所含PAHs占总量的60 %～70 %，大气中BaP浓度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或接近对数正态分布。大气中颗粒物上PAHs的含量不仅与其粒径大小有关，与其物质组成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Sheu等［22］的研究表明，大气中粒径小的颗粒物中有机碳含量高，PAHs含量也高。成玉等［23］测定了广州市不同功能区中PAHs的含量，结果表明，大气颗粒物中PAHs含量与空气中碳球、有机质碎屑、微粒有机质等三种物质的百分含量呈正相关；与无机矿物的含量关系不大。在这3种物质含量高的工业区大气中，测得PAHs浓度也相应地高于其他功能区。2.2 气态PAHs的分析大气中气态PAHs主要是一些分子量小的低环化合物，种类较多。但由于性质不稳定，挥发性强，容易和空气中其他物质反应生成强致癌的甲基、硝基衍生物等，对人体健康危害较大。因此，研究空气中气态PAHs的种类、浓度、变化趋势等对于人体健康和环境保护都是十分重要的。Feng等［24］曾研究了PUF采集气态PAHs时，PAHs的挥发性对采集效率的影响。Gundel等［25］对环境烟雾中PAHs在气固两相中的分配进行了研究。Simcik等［26］认为，PAHs在气、固两相中的分配和样品的液体蒸汽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高春梅等［27］的研究表明，四环以下的PAHs大都存在于气态中，且由于温度等因素的影响，夏季PAHs在气态中所占百分率比冬季高。3 城市交通与室内外空气中PAHs污染的相关性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汽车的数量越来越多，由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城市大气污染也越来越严重，Westorholm等研究发现，汽车排放尾气中的PAHs包括燃料中含有的不燃烧的PAHs和在燃烧过程中形成的PAHs，轻载汽油车主要排放大分子量(M>228)的PAHs，载重柴油车主要排放小分子量(M≤228)的PAHs，柴油车每行驶1km约释放出PAHs 35～430 μg，汽油车为124～286 μg［28，29］。同时，由于无铅汽油的使用推广，使得原先的大气污染示踪剂Pb、Br不能再被使用。有研究表明，可采用PAHs作为新的大气污染示踪剂［30］。因此，研究城市交通排放PAHs的现状、迁移转化及其对城市大气及室内外空气中PAHs污染的贡献率等对于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具有现实意义。Miguel等［31］研究了Caldecott公路隧道中10种PAHs的浓度与车流量、车的类型间的关系。朱利中等［32］分析了杭州市空气中PAHs污染与城市交通的相关性，认为城市空气中PAHs主要来自于汽车尾气的排放。Nielsen［33］的研究结果表明，哥本哈根市空气中PAHs昼夜浓度的变化为上午8∶00～10∶00、下午14∶00～16∶00 PAHs浓度最高，中午12∶00～14∶00浓度最低。空气中由柴油车排放的PAHs占总量的2/3以上。汽车尾气排放对城市大气中PAHs的贡献率在周末为60 %，工作日为90 %。Ando［34］等比较研究了东京和北京室内外空气中PAHs的污染现状，发现室内空气中PAHs的浓度和其在室外的浓度呈正相关。戴树桂等［35］的研究表明，燃煤和吸烟是室内环境中PAHs排放的主要污染源。室内燃煤污染同燃煤型大气源排放PAHs具有相似组成含量特征，而室内烟草烟雾污染源的PAHs组成含量特征则与室外燃煤型和燃油型均有显著的区别。4 空气中PAHs总量的代表物大气中PAHs的污染现状、形态分布等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希望找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PAHs，以便通过监测分析空气中该种PAHs浓度和存在形态来反映总的PAHs浓度，制订相应的防治对策。在各种PAHs化合物中，BeP和BaP由于性质较稳定、毒性大、容易测定、且比较常见，故经常被用作PAHs总量的代表物。Nielsen［36］用Bep作为PAHs总量的代表物估算出交通排放PAHs对城市大气中PAHs的贡献率为80 %。钟晋贤等［37］提出可用BaP作为总PAHs的代表，并把Bap/COR及COR/PAHs作为识别污染类型的标志。郑大威等［38］通过对北京市交通干线路口大气中PAHs的污染分析，发现BaP浓度与PAHs总量间有密切的相关性。朱利中等［32］研究发现，空气中BeP浓度和总PAHs浓度间的相关系数r=0.90，比BaP(r=0.70)具有更好的相关性。5 空气中硝基PAHs的研究Ames试验证实硝基PAHs有直接致突变活性。因此，近年来分离和鉴定硝基PAHs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39］。徐晓白等［40］把硝基PAHs还原为相应的氨基衍生物，从北京市大气飘尘中检出了数种硝基PAHs，在国内首次测定了大气飘尘中直接致突变物1-硝基芘的含量(30～300 pg/m3)，研究了硝基PAHs的致突变性和代谢机理，分析了其浓度随季节的变化规律，初步讨论了硝基PAHs的主要排放源。并提出了分析碳黑和复杂样品的硝基PAHs的方法。6 人体接触PAHs的指标在评价人体接触PAHs的水平时，选择一个合适的生物监测指标对于监测人体接触未知的有遗传毒性的化学物质或复杂混合物是极为重要的。最常用和有效的途径是对体液的尿或血液样品进行分析。在PAHs污染严重的各种职业环境空气中，芘是一个有代表性的PAHs化合物，它在空气中的浓度和其他PAHs浓度间有很好的相关性。因此，选用尿中芘的代谢产物1-羟基芘作为人体接触PAHs的指标，可间接推算人体摄入PAHs的量。赵振华等［41］用尿中1-羟基芘作为人体接触PAHs的指标，采用不同的方法，测定了不同城市、不同职业人员尿中1-羟基芘的含量，分析了测定值与职业暴露的关系、PAHs的产生源、季节性变化及影响因素等，提出居民接触空气中BaP的限值为6.0 μg/100m3。德国国家环保局提出大气中BaP年均浓度为10 ng/m3的限值［1］。7 小结综上所述，国内对空气中PAHs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颗粒态PAHs的测定、分析等。对于如何提高PAHs样品的采集、提取效率及对各PAHs的存在形态、在气固两相中的分配、PAHs总量代表物的确定、室内外空气中PAHs污染与城市交通间的相关性、PAHs排放源的标识等方面开展的工作都较少。对人体接触PAHs的指标、健康风险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浙江省科技计划资助项目(No.97-2-087)作者简介：沈学优，男，1958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化学系。现任职于浙江大学环科系，副教授。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环境科学系， 杭州 310028参考文献1 Halsall C.J. et al.Environ. Sci.Technol.，1994,28,2380～23862 Takada H.et al.Environ.Sci.Techmol.,1990,24,1179～11863 Harkov R.et al.Environ.Sci.Technol.,1984,18,287～2914 Vaeck L.V.et al.Environ.Sci.Technol.,1985,19,707～7165 Mcdow S.R.et al.Environ.Sci.Technol.,1994,28：2147～21536 Allen J.O.et al.Environ.Sci.Technol.,1998,32：1928～19327 Eskinta I.et al.Intern.J.Environ.Anal.Chem.,1996,63：251～2688 朱利中等.环境科学进展，1997，5(5)：18～299 张淑芳.环境科学丛刊，1991，12(4)：11～2010 姚渭溪等.环境科学，1982，3(1)：18～2111 高连存等.环境化学，1997，16(3)：284～28912 游静等.环境化学，1998，17(6)：588～59313 张月英等.中国环境科学，1990，10(3)：161～16514 姚渭溪等.环境科学，1987，8(3)：68～7215 崔文?等.环境科学学报，1993，13(3)：317～32416 张兰英等.分析化学，1997，25(11)：1264～126917 钟晋贤等.环境化学，1985，4(5)：70～7718 蒋亨光等.环境化学，1988，7(6)：68～7119 Venkataraman C.et al.Environ.Sci.Technol.,1994,28：563～57220 Shui J.C.J.Environ.Sci.Health-Environ. Sci. Eng. Toxic Hazard Subst Control A,1997,32(6):1781～180521 蒋亨光等.环境科学，1985，6(2)：18～2222 Sheu H.L.et al.Environ.Pollut.,1997,96(3)：369～38223 成玉等.中国环境科学，1998，18(2)：136～13924 Feng Y.et al.Environ.Sci.Technol.,1984,18：330～33325 Gundel L.A.et al.Environ.Sci.Technol.,1995,29：1607～161426 Simcik M.F.et al.Environ.Sci.Technol.,1998,32：251～25727 高春梅等.环境科学，1994，14(5)：79～8128 Westerholm R.et al.Environ.Sci.Technol.,1994,28：965～97229 Westerholm R.et al.Environ.Sci.Technol.,1988,22：925～93030 Daisey J.M.et al.J.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Association,1986,36(1)：17～3331 Miguel A.H.et al.Environ.Sci.Technol.,1998,32：450～45532 Nielsen T.Atmos.Environ.,1996,30(20):3481～349033 Ando M.et al.Atmos.Environ.,1996,30(5):695～70234 戴树桂等.环境化学，1996，15(2)：138～14535 Nielson T.Sci.Total.Environ.,1996,189/190：41～4936 钟晋贤等.环境化学，1983，2(4)：22～2737 郑大威等.北京工业大学学报，1997，23(1)：30～3438 Lofroth G.Science,1980,209：1037～103939 Xu X.B. et al.Anal.Chim.Acta.,1982,136：163～16740 徐晓白等.环境科学学报，1984，4(3)：296～29941 赵振华等.多环芳烃的环境健康化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1993，1(收到修改稿日期：199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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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64 【原文出处】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28～29 【分 类 号】D421 【分 类 名】中国青少年研究 【复印期号】199904 【 标 题 】面向市场经济的共青团工作 【 作 者 】倪水梅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广东青年干部学院 邮编：510507 【 正 文 】 深圳市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现有345.51万人口，平均年龄26.8岁，这是个以青年为主体的年轻城市，在深圳创业、发展的17年里，深圳共青团的工作也同样创造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他们成功的工作经验为全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青团工作规律提供了发展思路。一、共青团工作要面向市场1.根据市场经济的供求平衡规律，团的工作建立了“供求”关系。十几年来，他们从实际出发，以需求为导向，始终坚持以党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广大青年的需要来确定干什么，怎么干。使团的工作改变了“有求无供”和“有供无求”的脱节状况，真正实现了“有求必供”，“供适于求”。例如，1986年，针对外来青年的文化娱乐生活极其贫乏，而外来青年渴望多彩的生活，工作之余，需要有娱乐，需要有交往，团市委创造性开展了“大家乐”的活动，“大家乐”以“自荐自演、自愿自费、自娱自乐”的形式，吸引了不少外来青年，得到了深圳青年的广泛认同，并历经十年而不衰，被誉为“特区平民夜总会”，“打工族心中一片蔚蓝的天”。2.根据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开展了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的系列活动。1998年，团深圳市委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青少年权益保护部，1990年成立了维护青少年权益服务中心，专门负责处理青少年的投诉，使100％的投诉都有回复，98％的投诉都得到合理的解决， “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已帮助近4000名外来青年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根据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开展了团干部公开竞选活动，把青年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团的工作岗位上来，增强了团工作的后劲。此外，他们还根据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开展了团工作讲求“质量”，创出“名牌”的系列活动等。二、共青团工作要注重服务1.为青年成长成才服务。为了推动特区建设的蓬勃发展，满足深圳建设发展对人才的巨大需求，为深圳的跨世纪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团深圳市委坚持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为青年成长成长服务的活动。如开展青年思想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建立“青年工人岗位成才奖励基金”等活动。2.为青年就业服务。团深圳市委于1994年3 月设立了“圳市青年人才劳务交流中心”，开展了正常化人才推介服务和组织人才交流活动，现已拥有三个办事处，至今帮助三万名外来青年找到了工作。此外，团市委还举办了“人才自荐台”、“人才劳务夜市”、“人才劳务需求信息栏”等系列为青年就业提供服务的活动。3.为丰富青年文化生活服务。团深圳市委大力推广普及“大家乐、大家读、大家议、大家学、大家创”的“五大”工程活动；积极为青年创办文化娱乐阵地，到目前为止，全市已建起了青少年活动场所229 座；积极发展青少年群众文化社团，如：市青年艺术团、义工联艺术团等。4.为青年的婚恋服务。早在1986年，团深圳市委与工会、妇联等单位联合开办了深圳市婚姻介绍所，通过举办各种婚前和联谊活动，至今已为10多万名青年提供婚恋服务，成功率达31％。三、共青团工作要敢于创新1.首创团员证制度。1985年，针对“团员流动快，团组织易瘫痪”的情况，团市委创建并试行了团员证制度，卓有成效地加强了团员管理，巩固和发展了团基层组织。团中央书记处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推广了这一制度。2.建立了中国大陆上第一个青年志愿者组织义工联。1990年6 月16日，团深圳市委面对特区日益突出的青少年问题，建立了中国大陆上第一个青年志愿者组织“深圳市青少年义务社会工作者联合会”。这支原来70多名会员的志愿者队伍现已发展到有会员1.5万多人。 市义工联以“服务社会，传播文明”为宗旨，八年来，分别开展了青少年服务、特困人士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等。义工联不仅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而且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和思考。1993年12月，团中央向全社会发出了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号召，并把它作为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3.成立了第一个社区团委。团深圳市委针对传统的以条条为主的团组织设置被新型经济组织不接受，大量的团员流失在组织之外，而又渴望归属的状况，成立了社区团委。社区团委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八卦岭模式，即在深圳市引进外资和技术最早建成的大型工业区之一八卦岭工业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社区团委，其职能主要是对工业区暂时没有条件或根本无法建立团组织的企业内的团员青年实行直接的管理。另一种是南岭村模式，即在南岭这个行政村建立了村级团委，开创了依托村团委，推动“以村带厂，以厂促村”的团建工作新路子，较好地解决了新时期农村基层团组织的设置问题。四、共青团工作要有法制保障1.加快有关青少年法律法规的立法进度。一方面，他们在根据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客观要求，主动积极地向有关方面反映青少年的呼声，提出青少年发展的需要，争取有关方面在制定法规时，能考虑到照顾青少年的特殊利益和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他们紧紧抓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人保护法》颁布实施的有利时机，努力推动和积极参与青少年工作专门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建立。争取在2000年前完成《深圳经济特区青少年社会教育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青少年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并力争由市人大通过及颁布实施。2.加大已有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团市委一方面加大对《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已有的法律法规来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为了依法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先后成立了维护青少年权益保护部和维护青少年权益服务中心，每年团市委都要协同有关部门进行劳务用工大检查，督促用工单位依法雇用、管理和使用务工青年，并依法查处虐待、殴打青工、拖欠、克扣工资等侵害务工青年合法权益的活动。3.加强青少年的法制观念。为了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意识，团市委每年都要广泛开展“学法、知法、守法”的教育宣传活动，努力做好青少年的普法教育。近年来，全市各级团组织举办法律知识竞赛50多次，法律专题讲座130多场，开展法律咨询宣传260多次，印发学法资料60多万份。五、共青团工作要社会化1.团的组织机构设置社会化。团的组织机构设置社会化，是团工作社会化思路得以实施的最重要的保证。其具体设置方式是：通过实行行业建团和社区建团，较好地解决了团的工作社会化与青工职业流动快“三资”企业建团困难的矛盾；通过在农村实行与村建团委为核心，以支部进厂和厂外建团办网点的以村带厂，以村促村的设置方式较好解决了团的工作社会化与深圳市农村股份制经济及村办企业迅速增加以后青年分布急剧改变的矛盾。2.团工作运作机制的社会化。为了从运作机制上适应团的组织机构设置社会化的需要，团深圳市委无论是在工作计划、工作决策以及计划、决策的实施和工作效益的评价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社会机制。如，在工作计划、工作决策中坚持需求引导，主题先行；在计划、决策的实施过程中依托阵地，系统运作等等。3.团工作的内容、方式社会化。团工作社会化的思路丰富了团工作的内容和团工作方法。在团工作内容上，团深圳市委坚持以党的需要，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变革的需要，特别是广大青年的需要来确定团工作内容，并把服务青年列为团工作的宗旨。在团工作方法上，不仅采用行政方法，诱导方法，法律方法，而且十分注意运用和借鉴市场经济的规律、方法来开展团的工作。使团工作的方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融合。4.团工作资源配置社会化。主要体现在：通过依托社会财力资源来改善团工作条件，以满足团工作需要；通过依托社会的人力资源来发展和壮大团工作队伍，增强团工作的力量；通过依托社会的信息资源有关青少年工作的政策法规来优化共青团工作的社会环境，以形成开发社会资源的坚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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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总统抵达东京新华社东京５月１３日电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扎耶德今天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４天的正式访问。据报道，扎耶德在访问期间将会见日本天皇明仁，还将同海部首相就两国关系和日本与海湾产油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等举行会谈。据透露，在扎耶德访问期间，日本方面将提出一些加强两国关系的建议，内容包括邀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治家、经济专家和新闻记者访日，派遣日本学者、专家访问阿联酋以及召开专题讨论会等。扎耶德在结束正式访问后，将继续在日本逗留到１９日，然后前往印度尼西亚访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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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083 【原文出处】农业经济问题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4-8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彭建强 【复印期号】199607 【 标 题 】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 正 文 】 中国国情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农业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要长期稳定不变，深化农业改革，主要是在具体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上下功夫。随着农业走向市场，农业经营组织创新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要作好这篇大文章，必须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满足家庭经营需要出发，培育和发展以实现服务职能为主的农业经营组织。一、小农户经营弊端是困扰农业发展问题的症结作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功绩已是举世公认的。然而我国农业的家庭经营同发达国家的农业家庭经营有很大区别。首先，受人地矛盾制约而形成的高度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格局是现行中国农业家庭经营体制的显著特点；第二，中国农民素质低，作为独立经营者的能力不足；第三，中国农业关联产业发育不足，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低，家庭经营缺乏有效的环境支持。这是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由此产生了现实农业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由小农户的自然地位、经济地位和素质所决定，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对封闭的带有严重自然经济色彩的农业生产单位，难以掌握市场信息，也难以对农业生产进行科学计划 农业市场化虽赋予农民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为农民提供了“什么赚钱种什么”的理论原则，但在农民不知道“究竟种什么赚钱”，更不能把握市场变化的情况下，这一原则又失去了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农户生产安排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市场的调节，而这又正是以牺牲农户利益和加剧生产波动为代价的。（二）小规模农户经营一方面造成户有农业固定资产的重复购置和低效率使用，一方面又在客观上阻碍了大中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 虽然大部分农田作业都能由活劳动和小农具来完成，但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实现农业机械化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必然趋势。普通农户负担不起大机器所需要的巨额的投资，而且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土地也不利于开展机械化作业。（三）小规模农户经营不利于技术进步 与过去的集体农业相比，分散化的一家一户经营为农业技术推广增加了组织上的难度；与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化的资本主义农场相比，我国小规模农户又缺乏吸纳现代科技的内在动力，有时也不具备采用现代技术的能力和条件。仅就某一时期来看，小规模农户通过劳动密集型经营也能实现较高的土地生产率，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其缺乏技术进步机制，因而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和成长的能力。这是目前我国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农业技术进步缓慢的主要原因。（四）农户流通能力不适应中国国情和农业商品化需要 由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相对滞后的国情决定，农产品贸易主要发生在空间上隔离的城市和农村之间，以及农产品种类互补的不同农业区域之间。中国地域广阔，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了丰富的潜在市场，但也增加了流通的难度。作为单个农户，由于产品数量很少，没有足够的热情去关注市场，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向相对较高的流通成本挑战。所以说小规模农户经营格局客观上也制约了中国农业商品化的进程。（五）农产品的买方与卖方在组织形式上的差别，使得农民在市场上难免处于不利地位 农民作为卖主构成一个庞大群体，其中每一位卖主又相互独立，它们是同行又是“冤家”，是竞争对手，而且其中每一位卖主由于拥有产品数量有限都不可能影响供求和价格，更不可能操纵市场。相反买主（中介流通组织对农民来说也是买主）一般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相对集中，与卖主相比，更能影响和操纵市场。在这种市场较量中，吃亏的只能是农民。二、农业经营组织创新的两种基本思路结构决定功能，这是自然界与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则。中国农业要解决上述问题，也只能依赖于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思路之一：从生产组织着手，主要是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 在保持农业家庭经营形式不变的前提下，把农户发展为农业企业，并以此扩展其经营职能，使小农户所面临的问题迎刃而解。它不仅可以提高规模效益，推进技术集约化经营水平，而且还可以使农户摆脱或缓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增强其参与市场的能力，更有助于推进农业商品化进程。这种思路更多的是从纯经济理性出发，是解决小农户经营弊端的最直接的方式，所以在以效益为中心的政策环境下，这一思路曾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推动力。80年代后期以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不仅是农经理论界所热衷探讨的焦点问题，而且成为农村改革中的现实热点问题，全国不少地方在实践中进行了积极探索，虽然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绩，但总的来看还不尽如人意，实践的进程和效果较之理论预期都有一定差距。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土地的分配方式首先表现为“耕者有其田”，由于农村产业结构发育不足，大部分农民仍以农业经营为主或以农业为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再薄也是经济生活之“家”，是从事多种经营的回旋余地。所以大部分农民不愿放弃自己的承包地，这是土地流转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客观障碍，而且它在农村居于主要矛盾的地位而影响着农业经营改革的全局。在发展初期，规模经营农户不仅受到农业比较利益低的一般制约，而且还受到群体庞大的小规模农户所围攻。由于小农户经营成本低，产品商品率低，所以更能接受较低的价格，因缺乏组织而形成的不利于所有农业生产者的市场环境，是少数规模经营农户所不能改变的。这样在技术水平没有大发展而形成显著差距的情况下，规模经营的效益也难有较大提高。另外在发展规模经营的方向和原则上把握不当，在实践过程中有工作上的偏差，也影响了实际效果。这主要是指人为因素干预太多，靠行政手段强行推进，甚至有些地方把新形势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又搞成了过去的集体化，因而使这种经营组织不适应市场机制而难以生存和发展。实践中的问题促使人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澄清认识。发展规模经营符合一般农业经济学规律，但却受到中国国情的制约，这种国情制约并不主要取决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相对滞后，以及在这种宏观发展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农村人地矛盾，所以中国目前的小农户经营格局主要是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认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既不会违背经济理性而否定规模经营这一长远目标和趋势，也不至于忽视中国农村现实矛盾而盲目推进之。这种形式的经营组织改革可以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条件成熟的地方可适度发展，但从总体看还不能有面上的发展，远不能解决现阶段中国农业发展的问题。思路之二：从服务组织着手，改革、发展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满足家庭经营的需要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商品化、生产专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农业商品率越高、专业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也越完善。例如美国农业的高度现代化，与其具有发达完善的产业化的服务体系密切相关。日本农业虽然也受到小规模经营的限制，但同样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这除了高度发达的工业支持以外，日本农协发挥了重要作用。农协的组织机构遍及全国各地，同广大农户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经济联系，为农民提供供销、技术、信贷等良好服务，这是日本农业再生产顺利进行，农业生产得以长足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说以服务为目的创新农业经营组织，不仅是解决目前小农户经营弊端的现实要求，而且对于农业商品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有长远意义。我国现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仍以从计划经济体制中继承下来的农业服务组织为基本框架，它已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经营的需要。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首先要进一步改革政府与集体所属的农业服务组织。其次，广大农户成为生产主体以后，由于自身条件、经营类别、区域环境等方面的差别，对服务的要求也多种多样，并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农业服务组织来充实。三、改革政府和集体所属的农业服务组织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尽管农业改革起步较早，但由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弱质性特点，农业的市场化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目前形势下，政府和集体所属的农业服务组织依然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两支基本力量。世界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和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健全有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业再生产的良性运行都离不开公共的服务组织。在公有制条件下，政府和集体的服务组织当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新的形势迫切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的农业服务组织也要实行深刻的变革。主要是：政府职能部门要实行政、事分开或政、企分开；通过改革组织关系和协调权责利关系，调动政府专业部门和服务组织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服务方式改行政手段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或以经济手段为主；政府的农业服务组织还应是国家对农业实行宏观调控的渠道和形式，因此，改革后的组织运转应能体现国家农业政策，如维护农产品价格和市场秩序，引导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今后政府所属的农业服务组织应以公益性强的基础部门和业务职能为重点，把发展农业教育、科研、技术推广、交通、信息和市场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改革农村集体服务组织是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进一步深化农业经营改革，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在为农业服务的各种成分和形式的组织中，农村集体服务组织是目前解决高度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在生产领域所遇到的问题的主要形式。例如集体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协调和统筹人力物力财力，对土地实行统一规划，率先采用大中型农业机械，在分户管理基础上进行耕种、植保等环节的联合作业，特别是对兴办农田水利，搞好农业基本建设，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更能起到其他组织不可比拟的作用。农村集体服务组织的改革应重点突出双层经营形式的要求，实现“统”的职能，以土地公有为纽带，以集体积累为条件，以统一规划和组织协调为手段，以为农户和农业生产服务为目的。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经营组织创新模式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改革政府和集体农业服务组织的基础上，必须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成分的以实现服务职能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根据国外经验和国内发展趋势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农业生产者自服务合作组织 从世界范围看，随着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民以合作制方式组织起来，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趋势。这种合作组织的形成有两个前提，一是商品农业的发展，二是相同类型且经济上相互独立的经营者的广泛存在。目前我国农业家庭承包制和农业的市场化进程，不仅为发展合作组织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且为其创造了必要的现实条件。农业生产者自服务合作组织是新形势下从事同种经营的农户，以共同的经济要素为纽带，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目标而联合起来，开展自我服务的合作组织。在这里称之为合作组织。在这里称之为合作组织，而没有冠之以通常所说的合作社，是为同中国过去的合作社和发达国家合作社相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是指它还没有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和不同层次的社会化系统组织，而是还处于起步和零星发展阶段，而且已有组织的合作形式、服务职能、运营机制还很不规范。但它毕竟是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创新形式之一，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其特点是：（1 ）以产前、产后流通服务和产中技术服务为主，生产环节仍由独立的农户自行负责，这既顺应了农业生产适宜于家庭经营的特点，同时又克服了单家独户闯市场、求技术的难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生产者自服务合作组织是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中间商剥夺，保护自身利益，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的最好形式。（2）严格遵循合作制原则。一是自愿的原则，农户可以根据需要自愿加入一个或几个合作组织，也可以自愿退出合作组织；二是相对独立的原则，合作组织成员除了在服务要求上有共同利益外，其自有资产和生产经营活动均保持独立，它们是有自身利益的不同的经济实体；三是商品交换的原则，因不同农户的特点和要求不同，合作组织为其各个成员提供服务的质和量可能有较大差别，只有坚持商品交换的原则才能在合作组织内部关系中既体现这种差别，又不损伤整个组织或其他成员的利益，真正做到不吃“大锅饭”；四是民主管理的原则，合作组织的负责人要民主选举或推荐，经营和财务要公开，成员对组织的运营有监督权利和参与管理决策的权利。只有严格遵循上述原则，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场机制，合作组织才有生机和活力。现阶段这种合作组织还以为农业某一环节或专项业务服务为主，随着商品农业发展和组织自身的发展，将逐步走向综合化，从而实现服务职能上的升级，从组织规模来说，自下而上逐层发展，形成系统化的社会组织，从而实现组织体系上的升级。（二）不同部门力量联合形成的科、农、工、贸一体化经营组织一体化经营能有效地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又能更好地协调产供销的关系，并实现技、财、物服务与生产的有机结合。这种经营组织以其内部的组织关系来看，主要有两种结构。一是农业不同部门力量结合在一起，融为一个企业，它把农业的生产过程同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加工、销售等过程和环节纳入同一个经营体内，内部实行统一核算，形成一体化综合经营。一般来说这种一体化经营组织是在农业专业化高度发展，农业实现高度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我国农村实践中还较为少见，而且在目前形势下，还为市场体制不完善、各种经济成分和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不尽协调的客观矛盾所制约。二是经营组织内部是一种合同契约关系，它也遵循上述合作制的一般原则，组织内部的各方成员按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这是目前我国农村一体化经营组织的主要结构形式，“公司＋农户”正是这一形式的首创。这种一体化合作经营组织，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农户一般处于被动地位，多是农业关联企业和服务组织以自身利益为主观要求，而积极同农户联合，并实现共同发展，所以一般都是龙头带动农户。依龙头类型不同，这种合作组织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以加工企业为龙头。 围绕企业原料基地建设，把农户组织起来，企业以自有力量或联合购销，或联合技术部门力量，为农户提供产前物资服务、产中技术服务，农户按企业要求进行生产，产品由企业收购。这是加工企业从生产链上的向前延伸，农户类似于企业的“车间”。加工企业因此而巩固了原料供给，农户因此为产品找到了出路。（2）以销售公司为龙头。 销售公司为了稳定农产品收购来源，在自愿的基础上把农户联合起来。这种组织在商品率高但生产与购销不稳定的产品上较为多见。销售公司以此巩固和增加了自己的营业数量，尤其是在多家竞购、货源紧张的情况下更有实际意义。农户则主要是为了稳定产品销售渠道，较之自身直接面临风云变幻的大市场来说，参加这种合作组织更有保障。（3）以专业技术组织为龙头。从政府职能部门分离出来的技术力量或民办科技组织，围绕某一产业在一定区域内把农户组织起来，以期有效地实现科技商品化，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种组织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求效益，为了使经济效益得以具体实现，它一般都在技术服务的同时兼营供销服务，较之加工企业和购销公司兼营技术服务更为普遍。这种合作组织不仅使农业技术找到了市场，而且提高了农民科学种田水平和农业生产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科技服务的有效形式之一。以上只是三种主要形式，实践中还有以生资、信贷等部门牵头的合作组织。但不管是哪种形式，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即把生产与服务有机结合起来，而且每一类型的组织中都发展或联合了多种专业力量，尽量为农户提供系列化综合配套服务。（三）专门为农业提供服务的民营经济实体 游离于市场的民办民营服务实体是国营和集体农业服务组织的必要补充，它以服务为经营内容，它与所有的服务对象之间都是一般的市场交换关系。随着农业商品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的产前、产后以及为产中服务的部门逐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行业。目前发达国家农业服务行业规模已远远超过了产中部门。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处于向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个体或联合体形式的专门化服务实体应运而生，在农机服务、农产品运销、良种技术、生资供应等方面已涌现出众多专业户和民办民营企业。这种经济实体因不同的服务职能而多种多样，并具有专业化程度高、运转灵活快捷、工作效率高、更适应农户特殊要求的特点。但由于它们完全以追逐经济利益为活动轴心，其服务范围、内容、地区分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它们对农户是否提供服务以及服务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是否获利和获利多少，在目前我国经济秩序特别是经济法制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还容易发生以牟利为目的而坑农害农的事件。但这些弊端将通过深化改革来克服，以实现健康发展。由于这种经济成分更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并顺应农业分工和农民从业分化的趋势，从长远看，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农业服务行业的一支主力军。（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石家庄 050051）责任编辑 殷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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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461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304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199903 【 标 题 】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在京开幕 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李瑞环宣布大会开幕，江泽民李鹏朱ｒóｎｇ＠①基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到会祝贺【 正 文 】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来自各族各界的2000多名委员济济一堂，履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大会主席台正中悬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两边是十面鲜艳的红旗。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209人，实到2013人，符合法定人数。下午3时，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宣布大会开幕， 乐队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赵朴初、钱伟长、卢嘉锡、任建新、宋健、李贵鲜、陈俊生、张思卿、钱正英、丁光训、孙孚凌、霍英东、马万祺、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白立忱、经叔平、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王文元，秘书长郑万通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ｒóｎｇ＠①基、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在李瑞环主席主持下，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程。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受常务委员会委托，在会上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回顾了过去一年政协常委会的工作。叶选平说，过去的一年，是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开展工作的第一年。常委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共十五大精神，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许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叶选平从8 个方面回顾了过去的工作：围绕国家大局参政议政；专题调研活跃深入；积极参与和支援抗洪救灾；认真反映社情民意；加大提案办理力度；开展对港澳台侨的联谊活动；扩大对外友好交往；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叶选平说，1999年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隆重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中国政府将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在国家工作的总体布局上，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切实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保社会政治稳定。他强调，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抓住机遇、知难而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建国50周年。叶选平提出，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1999年度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围绕改革、发展与稳定中的重要问题，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立论，献计献策，进一步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多做增进团结、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建国50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为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作出积极贡献。委员们对叶选平的报告多次报以热烈掌声。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丁关根、田纪云、李长春、李铁映、吴邦国、吴官正、张万年、罗干、姜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菊、温家宝、曾庆红、刘华清、邹家华、王光英、布赫、吴阶平、彭ｐèｉ＠②云、何鲁丽、周光召、成克杰、曹志、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肖扬、韩杼滨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参加了今天的开幕大会。各国驻华使节应邀旁听了开幕大会。开幕会议结束后，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叶选平、杨汝岱、王兆国、陈俊生，秘书长郑万通会见了新增补的全国政协委员。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铁的左半部右加容＠②原字为王右加佩的右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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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2000 Vol.11 No.3 P.342-345多Agent系统的几种规范生成机制王一川 石纯一摘要 HCR(highest cumulative reward)是多agent系统中的一种规范生成机制,但在该机制下，系统的规范不能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文章建立了规范的定义,分析了规范的稳定性,给出了用于规范生成的HAR(highest average reward)和HRR(highest recent reward)机制,适于规范的演化,并比HCR机制有更好的收敛速度.关键词 多agent系统,协调,规范,突现行为,演化.中图法分类号 TP18Strategy-Selection Rules for Developing Conventions in Multi-Agent SystemWANG Yi-chuan SHI Chun-yi(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Abstract Highest cumulative reward (HCR) is a rule for developing conventions in multi-agent systems.But it will keep system maintaining an emerged convention from evolving to more rational ones while conditions of system are developing.In this paper,the notion of conventions is defined,and the stability of them is analyzed.Furthermore,two rules called highest average reward (HAR) and highest recent reward (HRR) are introduced.They both guarantee the evolving process of stable conventions,and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them is better than that of HCR.Key words Multi-Agent system,coordination,convention,emergent behavior,evolution.行为规范是agent协调机制的一种.Agent在交互时,根据行为规范在多个可能的行为之间直接作出选择,从而减少通信和协调开销.行为规范可以由设计者事先规定,也可以在某种机制的约束下由系统在运行中生成［1,2］.后者又可分为两类,一类由中央控制结点来确定行为规范,另一类不存在中央控制的特权结点.各agent地位平等,在交互过程中逐渐生成规范,具有灵活、实现简单等优点.下面的分析只针对后一类.MAS中的规范有生成、稳定和演化等过程,前者涉及行为策略的传播和行为的传播,后两者与系统达到规范状态后的变化有关.规范形成后,当某些agent为获得更高的短期收益而违反规范时,遵循规范的其他agent收益发生变化,此时，规范可能表现出保持稳定、产生波动或者解体的变化,这是规范的稳定过程.与之相似,当系统中未知行为被发现,使得系统中出现更优的行为策略时,规范向新行为策略的转化是规范的演化过程.规范的生成过程从局部来看,也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此外,采用规范的目的是在保证优化的同时减少协调开销,因而要求最终在全局范围内agent行为策略相同［3,4］是不必要的.以往提出的规范生成机制可分为价值机制［3,5,6］和其他机制［7］,两者都未能考虑到规范的稳定过程和演化过程.文献［3］在对策论的框架下定义了社会规范,用HCR(highest cumulative reward)机制来保证在各种情形下生成有效的规范,agent以历次交互中的各行为策略的累积收益为选择行为的依据.HCR机制的缺点是不利于演化,同时，agent必须预先知道行为策略集.文献［6］在HCR的基础上研究了agent交互的局部性和权威性对于规范生成结果的影响,以及在树型或层次型组织结构下规范的生成过程.这种方式仍有HCR机制的缺陷,并且组织结构中不同层次的agent计算能力由设计者预先设定,不能在动态过程中保证其合理性.文献［7］利用模仿机制研究了agent规范生成过程与收敛性、收敛速度有关的几个参数.Agent记录每次交互时对方的行为策略,并根据历史信息来选择当前策略,其缺点是系统只会收敛到初始概率较高的策略.文献［5］研究了行为策略的传播过程,并比较了不同的传播方式的效率和可行性,但未涉及agent个体对行为策略的评价和取舍过程.1 规范的定义我们先给出几个必要的概念：E=（e1,e2,...,en）,其中ei是给定的第i个agent交互时所处的场景,ei与ej(i≠j)可能是相等的；C为E中所有不同元素构成的集合；A=｛a1,a2,...,ap｝为交互中可选行为集；F=｛f1,f2,...,fq｝为行为策略集,其中fi：C→A.效用函数u：An→Rn,u(αi1,αi2,...,αin)=(ui1,ui2,...,uin),其中uij为参与交互的agent在场景ej下实施行为αij得到的收益；总效用函数U：An→R,U(αi1,αi2,...,αin)=ui1+ui2 +...+uin.F上等价关系“≈”,fi≈fjU(fi(e1),fi(e2),...,fi(en))=U(fj(e1),fj(e2),...,fj(en)),由此得到F集上的一个划分｛F1,F2,...,Fs｝,不妨设其系统效用依次递增.定义F集上相容子集Fc：对任意fi1,fi2,...,fin∈Fc,有U(fi1(e1),fi2(e2),...,fin(en))≡UFc,UFc为一常数.显然,相容集中各f等价.令F上所有相容集的集合为FC.定义规范：Conv∈FC,即规范是F上任一相容子集,相容性用以保证行为策略间不发生冲突.如果Conv是最优等价集上的相容子集,则称该规范是全局优化规范.假定agent在交互中机会均等,则在一次遵循规范Conv的交互前,agent对自身收益的期望为eu=UConvn,此时全局优化的规范也满足agent的个体利益.为了分析规范的稳定性,我们定义行为策略f对相容集Fc的优超：若存在k∈［1,n］,fj1,fj2,...,fjn∈Fc,f∈F,有u(fj1(e1),fj2(e2),...,fjn(en))=(uj1,uj2,...,ujn),u(fj1(e1),fj2(e2),...,f(ek),...,fjn(en))=(uj1′,uj2′,...,ujk′,...,ujn′),且U(fj1(e1),fj2(e2),...,f(ek),...,fjn(en))<UFc和ujk′>ujk,即实施行为策略f的agent在损害整体收益的同时增加自身收益,此时称f优超相容集Fc.若对于某相容集F不存在这样的f,则Fc是稳定的；若存在某个f,对任意fj1,fj2,...,fjn∈Fc都有U(fj1(e1),fj2(e2),...,f(ek),...,fjn(en))<UFc和ujk′>ujk成立,则Fc是不稳定的；其他的情形介于稳定和不稳定之间,并可根据被优超的情况定义其稳定程度.显然,相容集在稳定性上优于其真子集.2 HAR和HRR算法HCR机制不能够满足演化的要求,因而在基于传播的规范生成过程中不能保证收敛.我们给出HAR(highest average reward)和HRR(highest recent reword)机制来消除累积效应,适合于规范的收敛和演化.HAR以历史信息中各行为策略的平均收益作为选择当前行为策略的依据,用平均值来替代HCR中的累积值.HRR在累计历史信息时利用归一化后的加权系数,给予越近发生的收益以越高的权值,由于归一化而消除了HCR的累积效应.但对于潜在规范不稳定的情形,HAR和HRR也不能使系统收敛到规范.下面给出算法HAR和HRR.设C={e1,e2,...,em},A={a1,a2,...,aq},并假设agent初始时知道所有可行行为.算法1.HAR定义收益数组reward［m］［q］,用来累积在某场景下采用某行为的收益；当前策略curStr［m］,用于记录当前策略中m场景下所对应的行为;交互次数数组times［m］［q］,用于记录在某场景下采用某行为的次数.(1) 初始化reward［m］［q］所有元素值设为某较大值,使得在各场景下不同的行为都有机会被执行.curStr［m］随机初始化为［1,q］区间上的任意值.times［m］［q］各元素初始化为某正常数.其直观含义为agent对自身判断的信任程度.(2) 每次交互,执行以下几步：(a) 根据当前场景ei,得到当前策略下的对应行为acurStr［i］；(b) 执行行为acurStr［i］,得到收益 cur－u；(c) reward［i］［curStr［m］］增加 cur－u;times［i］［curStr［m］］增1；(d) 如果cur－u<reward［i］［curStr［m］］times［i］［curStr［m］］,则重新选择在场景ei下应采取的行为aj,使得对任意k∈［1,q］,有reward［i］［j］times［i］［j］≥reward［i］［k］／times［i］［k］；令curStr［i］=j.算法2.HRR定义收益数组reward［m］［q］用于记录累积加权收益；当前策略curStr［m］含义同算法HAR；取定weight∈［0,1］为加权比.(1) 初始化reward［m］［q］所有元素值设为某较大值,使得在各场景下不同的行为都有机会被执行.curStr［m］随机初始化为［1,q］区间上的任意值.(2) 每次交互,执行以下几步：(a) 根据当前场景ei,得到当前策略下的对应行为acurStr［i］；(b) 执行行为acurStr［i］,得到收益 cur－u；(c) reward［i］［curStr［m］］= reward［i］［curStr［m］］×weight+cur－u×(1-weight)；(d) 如果cur－u<reward［i］［curStr［m］］,则重新选择在场景ei下应采取的行为aj,使得任意k∈［1,q］,有reward［i］［j］≥reward［i］［k］；令curStr［i］=j.3 实验分析3.1 实验说明实验背景由100个agent组成,agent两两随机交互,用于检验行为规范生成机制的收敛性和演化性.收敛的标准是连续1 000次交互中按规范进行的次数大于950次,并以其最早出现的时刻为收敛时刻.每个实验限定交互次数为8 000次,各做1 000回.实验1.正值收益情形下各机制的收敛性E=(e1,e1)；A={a1,a2}；u(a1,a1)=u(a2,a2)=(4,4),u(a2,a1)=u(a1,a2)=(1,1)；F={f1,f2},f1(e1)=a1,f2(e1)=a2.初始时每个agent知道全部两种行为.HRR中取weight=0.8.实验2.不同初始概率下各机制的收敛性E=(e1,e1)；A={a1,a2}；u(a1,a1)=(4,4),u(a2,a2)=(1,1),u(a2,a1)=u(a1,a2)=(-1,-1)；F={f1,f2},f1(e1)=a1,f2(e1)=a2.初始时每个agent只知道一种策略,该策略是f1的概率，为P,agent在交互中相互传播策略.当P较小时,系统向f1的收敛过程也是一个规范演化的过程.HRR中取weight=0.8.HCR中已知而未尝试的行为策略在选择时有优先权.3.2 实验结果在实验1中，HAR和HRR算法在1 000回中全部收敛,而HCR算法均不能收敛.实验2的结果见表1,表中内容为在标定交互次数内1 000回测试所收敛的回数.可以看出,当P不同时,HCR的收敛性的变化很大,P越大，收敛性越好.HAR和HRR算法对不同的P都有很好的收敛性.Table 1表11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HCR P=1/2997999999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HCR P=1/3650778811820830831834836HCR P=1/4178284328345357363365367HCR P=1/6929353838404040HCR P=1/2500000000HAR P=1/2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HAR P=1/25954976976976976976976976HRR P=1/2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HRR P=1/259779779779779779779779773.3 结果分析当agent知道效用函数所确立的映射时,可以将整个收益的计算平移到零值左右,此时,HCR机制仍可能起作用.但在实际情况中,agent很难预先知道由系统决定的效用函数,实验1的意义就在于指出HCR机制对agent认知能力的这种要求,而HAR和HRR机制没有这个限制.实验2中,HCR机制的收敛性与P值有关,P越大,收敛性越好；P值较小时,初始策略为f2的agent能够在互相交互中积累足够的收益来阻碍f1的再次被选取,同时也使当前策略为f1的agent互相交互的可能性减少.4 结 语本文以无冲突为基点建立了多场景下规范的一般模型,通过分析规范的生成过程,给出了两种基于价值选择的规范生成机制,并通过分析实验比较了几种机制在简单情形下的收敛性.本文没有讨论agent对于场景的识别而假定agent内在具备识别场景的能力,但在一些情形下,场景的识别与行为的收益有关,和规范的生成互相影响,使得规范的生成过程更加复杂.实验中不存在优超行为策略,因而没有检验规范生成机制的稳定性.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69773026,69733020)资助.王一川,1973年生,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分布式人工智能.石纯一,193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应用基础.王一川(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100084)石纯一(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100084)参考文献1，Ephrati E,Pollack M E,Ur S.Deriving multi-agent coordination through filtering strategies.In:Mellish C S ed.Proceedings of the 14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 1.San Mateo,CA: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1995.679～6852，Goldman C V,Rosenschein J S.Emergent coordin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cooperative state-changing rules.In:Proceedings of the 12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 1.Cambridge,MA:MIT Press,1994.408～4133，Shoham Y,Tennenholtz M.On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conventions:modeling,analysis,and simulations.Artificial Intelligence,1997,94(1～2):139～1664，Tennenholtz M.On stable social laws and qualitative equilibria.Artificial Intelligence,1998,102(1):1～205，Luo Yi.Agent model and solving method in multi-agent system ［Ph.D.Thesis］.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1996(罗翊.多Agent系统中Agent模型和求解方法［博士学位论文］.北京:清华大学,1996)6，Kittock J E.The impact of locality and authority on emergent conventions:initial observations.In:Proceedings of the 12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 1.Cambridge,MA:MIT Press,1994.420～4257，Walker A,Wooldridge M.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of conventions in multi-agent systems.In:Lesser V,Gasser L eds.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Agent Systems.Cambridge,MA:MIT Press,1995.384～389收稿日期：1998-12-01修稿日期：199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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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537 【原文出处】《中原文物》 【原刊地名】郑州 【原刊期号】200103 【原刊页号】47～50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洛阳汉代彩绘陶壶装饰艺术 【 作 者 】郭画晓 【作者简介】郭画晓(1963.5)，女，河南省洛阳市人，洛阳博物馆馆员。洛阳博物馆，河南 洛阳 471000 【内容提要】洛阳地区出土的汉代彩绘陶壶数量多，图案精美，题材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本文从造型、图案和色彩三个方面分析了彩绘 陶壶的装饰艺术风格。【英文摘要】The painted pottery vases unearthed in Luoyang have theexquisite designs,and rich contents.The article analyses t hedecorative art style of the vases by checking their shapes,designs and colour.【关 键 词】洛阳/汉代/彩绘陶壶/装饰艺术Luoyang/Han dynasty/painted pottery vases/decorative art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731(2001)03-0047-04彩绘陶是在烧成的陶器陶坯上先涂一层白垩或黄衣作底色，然后再在上面墨勾线条，填色涂绘而成。它一般制作精美，多为殉葬明器。我国的彩绘陶始于春秋时期，战国以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产量大，形制多样，而且彩绘线条流畅，图案优美，色彩也较前代更为丰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93年河南洛阳西工区战国墓出土的多件彩绘陶器中窥见一斑（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西工区东周墓》，《文物》1995年第8期。）。汉代彩绘陶器在继承战国传统的基础上达到了极盛，这和汉代“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注：《后汉书・光武本纪》。）的厚葬之风是分不开的。文帝时，又规定殉葬之物“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注：《汉书・文帝本纪》。），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彩绘陶器的发展。洛阳素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注：《读史方舆纪要》。）之美誉，“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严阻，扶二崤之崇山”（注：东汉・傅毅《洛都赋》。）。汉高祖刘邦慕其形势天成，以为“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注：《汉书・娄敬传》。）。西汉末，王莽篡权，称洛阳为“中市”。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洛阳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两汉的400多年里，洛阳一直是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的云集之地，也是他们的安身长眠之地。唐王建诗曰：“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这也许就是洛阳出土众多彩绘陶器的历史缘由。解放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洛阳烧沟、中州路、涧西等地发掘了2000余座汉墓，出土了众多的彩绘陶器，其中尤以彩绘陶壶最为精彩。彩绘陶壶是“汉墓盛装粮食等物品的一种随葬陶器”（注：苏健：《洛阳汉代彩画》，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它大致可分为粉绘、朱绘和彩绘三种。其造型敦厚、朴实，图案精美，色彩绚丽，表现题材也极为丰富、多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想象混沌而丰富，情感热烈而粗豪的浪漫世界”（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下面就从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造型、图案和色彩三个方面来谈谈它的艺术特色。一、彩绘陶壶的造型艺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品都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洛阳汉代彩绘陶壶在造型上抛弃了秦代造型艺术中拘谨呆板的风格，而将楚艺术中生动的一面与北方朴实气质相融合。它既饱满又宏厚，体现出汉代社会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和审美风范。我们知道，线条是任何器物造型的基本元素，即由线组成面，由面构成体，而各种线条（如直线、曲线、弧线、折线）和体面的组合与变化，空间的虚实与体量的大小又共同构成了器物的整体造型美。就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器形演变来看，汉武帝时期的壶，形制多为盘口，壶颈近乎直筒，鼓盖大于口部，圆腹上下作两道凸弦纹，足作束腰覆盘状。昭帝以后壶的形制不尽相同，但外轮廓线多呈弧圆状，壶形似一个束腰葫芦，有一种充盈扩张之势。如1992年洛阳西工区邮电局372号汉墓出土的四神纹彩绘陶壶（注：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邮电局372号西汉墓》，《文物》1994年第7期。），通高46.5厘米，口径16.8厘米，腹径30.4厘米，底径17.6厘米。折沿，口外敞，筒形高颈，球形腹，折曲状假高圈足。该壶腹部庞大，接近圆球形，器身显得丰满硕壮。（图一）而构成该壶腹部两侧的曲线，则是采用了一条富有韵味的自由曲线，它贯穿整体，气势连贯，强调了壶形的整体感和优美感。同时，在造型结构上表现出的形体比例适宜，空间虚实对比和谐，整体体量对比匀称，使得整个器物形体之间充满了力度，隐含着一种扩张力和收缩力的平衡。附图{图}图一 四神纹彩绘陶壶二、彩绘陶壶的图案艺术1.纹样的分类与内容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纹样主要有几何纹、云气纹、鸟兽纹、狩猎纹、人物车马和神怪形象等。几何纹包括三角纹、S形纹、菱形纹、点纹、锯齿纹、波折纹，具有较强的形式感；云气纹有卷云纹、流云纹、锐角云纹、涡云纹和变形云气纹。鸟兽纹主要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狩猎纹有猎牛、猎虎图。洛阳西汉墓（编号CIM35）出土的狩猎纹彩绘陶壶（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主体纹饰以朱、墨二色绘骑马戴冠武士二人，一人张弓搭箭，射一＠①牛，一人举弩待发，瞄一猛虎，间有花鹿和大雁，形象生动，富有意境。（图二）图中人兽相戏的画面是艺术家“乘物以游心”的自由追求，也是艺术家把美置于人与动物、天地之间的真实写照。此壶是目前国内已发表资料中的唯一一件，足见其珍贵。人物车马出行虽然在汉代壁画中经常作为表现的内容题材，但出现在彩绘陶壶上还是首次发现（注：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金谷园小学IM1254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9期。）。洛阳金谷园小学IM1254西汉墓出土的1件车马出行彩绘陶壶，通高49厘米，口径18.4厘米，腹径33.6厘米，底径19厘米。（图三）主体纹饰丰富，壶盖及壶身通体用红、黄、紫、绿、褐等色绘制成9组图案。其中，一局部为一红鞍绿马和一红鞍紫马，均四蹄腾空，飞奔向前，车上有一绿衣御手，面容漫漶不清。神怪形象主要有人首兽身、人首鸟身。如洛阳烧沟M126出土的人首兽身朱雀纹彩绘陶壶、洛阳市29工区M425出土的人首豹身青龙纹彩绘陶壶。（图四）此类形象可能就是《山海经・中山经》所说的伊洛一带的神怪，其似虎身且有翼的人首兽身形象与传说中的“马腹”、“化蛇”极为相似，有辟邪、守护之意（注：宫大中：《洛都美术史迹》，湖北美术出版社，1990年。），是汉代升仙思想的具体体现。又如1958年洛阳专区粮库2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仙人戏龙虎陶壶；腹上主体纹饰为二仙人分别戏一龙一虎和人面兽、人面鸟各一，并间以流云纹，同样是汉代神仙思想的反映。附图{图}图二 狩猎纹彩绘陶壶局部纹样附图{图}图三 车骑出行彩绘陶壶附图{图}图四 人首豹身青龙纹彩绘陶壶局部2.装饰图案的组织结构洛阳汉代彩绘陶壶装饰图案的整体结构通常采用一种比较固定的构图格式：器壁一般是用多条平行线环绕并作横带分层，以红色或黑色线条作为组与组之间的分隔，在平行线上下填绘二方连续纹样和主题纹样。纹样每组一种，组数少至四组，多达九组，通常以腹中部的一组最大。彩绘陶壶这种以横带分层的结构形式，既与器物造型相得益彰，加强了器物造型的美感，又在装饰形式上建立了一种令人悦目的视觉样式，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图案组织主要有二方连续纹样、四方连续纹样、适合纹样以及单独纹样等组织形式。二方连续纹样多为横式左右连续，最多见的基本组织形式为S形、折线式、几何式、散点式等，其单位纹样的构成主要有对称和平衡两种。四方连续纹样的基本构成方式有散点式和斜方连缀式。适合纹样运用的也比较多，其构成有三分回旋式和十字形四分结构，主要用在彩绘陶壶的器盖上。而单独纹样多为壶的主题纹样，或作青龙、白虎、朱雀相追逐于云气间；或作人面兽身羽翼的神异形象遨游于彩云中；或猎虎、猎牛，或车马出行。总之，洛阳汉代彩绘陶壶图案组织的连续、重复、回旋、辐射等方式，体现了我国装饰艺术的对立与统一、均齐与平衡、节奏与韵律、协调与秩序的内在原则。3.装饰图案的构图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构图美主要表现在构图的完整性和画面空间的节奏与韵律。构图的完整性，是指既要求整体结构是一完整的统一体，又要求画中的形象特别是主要形象，在画面内完整地表现出来。这在汉代彩绘陶壶的适合纹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陶壶壶盖纹饰，其主体纹样为漩涡云气纹，其骨架结构由三组单个云气纹呈回旋式组成，云纹抽象而几何化。整个图案自身结构严谨，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又如西汉墓出土的狩猎纹彩绘陶壶高43.50厘米，口径18.50厘米、腹径34厘米。纹样上下共分为四组，一、四两组为锯齿纹，二组为云气纹，三组为猎牛、猎虎纹主题纹饰。主题纹饰所表现的武士与＠①牛、猛虎展开搏斗的惊险场面，扣人心弦，气势非凡。极富表现力的形象塑造，使得画面上形成了一个视觉中心，突出了画面构图的完整性。另一方面洛阳汉代彩绘陶壶的装饰图案又具有节奏感和韵律美。以二方连续的涡云纹为例，它以涡云纹为基本单元，以二条长平行线作为单元涡云纹的起始和结尾的连接线，并以此平衡地挑起了飞动的涡云纹。它左右伸展，连续出现，既显示出变幻多端、圆润流畅的云纹的神韵，又展示给人一种特有的节奏。而洛阳烧沟出土的西汉云纹霏雨纹彩绘陶壶，壶体纹饰由折线式云纹、S形云纹、锯齿纹和霏雨纹组成，它们上下有序地排列展开，显示出汉人对韵律的深刻感受。同时，图案中那反复出现的曲折盘卷或流动飞舞、粗细相容或刚柔相济的直线、曲线、折线和弧线，如同音乐一般，构成了一个自由奔放、飞动的气韵旋律。三、彩绘陶壶的色彩艺术色彩作为绘画的本体语言，可以说是构成洛阳汉代彩绘陶壶艺术风格的基本要素。洛阳汉代彩绘陶壶除沿用战国彩绘陶的红、黄、黑、白四色外，还增加了橙、赭、青、绿、灰、褐等色，从单纯的原色扩大为复杂的间色的配置，加强了色彩之间的对比关系，使画面色调更加丰富和谐。如在白色底上，用黑色勾画轮廓，红色作点缀；或用红色作主纹，以黑色框外缘；或以黑色为主纹。如洛阳烧沟出土的白虎云气纹彩绘陶壶，以暖色为主调，间施部分石青色，与暖色形成强烈的对比。其间的褐、棕、红、棕黄等大面积邻近色与同类色的运用，更使得彩绘陶壶的色调明亮而又富于变化，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层次和多姿多彩的视觉效果。此外，以黑色为地的彩绘陶壶，纯朴典雅，颇具神秘色彩，也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方性。洛阳汉代彩绘陶壶以其独有的造型，绚丽华美的色彩，飞扬流动的线条和丰富的想象力，展示出了汉代以大唯美，非写实因素浓重的艺术风格，渗透着汉代特定的社会思潮。众所周知，汉代国家富庶，国力强盛，汉人的自信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与此同时，汉代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逐步形成了无拘无束的文化心理。在文化领域内，汉人仍保持了楚文化特有的乡土本色。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支配下，“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也日渐濡染侵入文艺领域和人们观念中，逐渐溶成一种独特的南北文化的混同合作。楚地的神话幻想与北国的历史故事，儒学宣扬的道德节操与道家传播的荒忽之谈，交织陈列，并行不悖地浮动、混合和出现在人们的意识观念和艺术世界中”（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因此我们认为，洛阳汉代彩绘陶壶在艺术风格方面既保持了楚文化中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色彩的遗风，又延续了楚艺术中的一些奇异怪诞内容，造就了一种人神共处、人神共乐的梦幻图景。同时，楚文化的因素又纳入到中原本土文化之中，使得洛阳汉代彩绘陶壶富于地方特征，表现出磅礴的气势，充满着自信和力量。收稿日期：2000-07-05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封下加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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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士兵袭击巴勒斯坦难民营新华社开罗５月５日电据来自耶路撒冷的消息，以色列士兵５日袭击了两座巴勒斯坦难民营，逮捕一名巴勒斯坦人。一些身着便服的以色列士兵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并逮捕了１９岁的巴勒斯坦青年伊赫迈德。据称，这位巴勒斯坦青年杀死了６名以色列政府的合作者。伊赫迈德被捕后，在设法逃跑时被以色列士兵开枪打伤，伤势严重。以色列军队还摧毁了位于耶路撒冷以北８公里处的一座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两间房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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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532 【原文出处】财会月刊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3～5 【分 类 号】F101 【分 类 名】财务与会计 【复印期号】199905 【 标 题 】论成本计算对象“时空观”与成本要素“经济用途观” 【 作 者 】易庭源 【作者简介】中国成本研究会顾问 【 正 文 】 所谓成本计算，是将汇集于某一成本计算对象的总成本，除以产量，求出单位成本，它的高低标志着企业经营的好坏。为了搞好这项工作，一要有成本计算对象“时空观”，二要有成本要素“经济用途观”，三要掌握费用汇集规律，四要有成本核算“矛盾观”。本文先说明前两个问题。一、成本的经济本质产品生产时，一要计算厂房、机器设备等劳动工具磨损的价值，称为“物化劳动C[,1]”；二要计算原材料、燃料等劳动对象消耗的价值，称为“物化劳动C[,2]”；三要计算劳动力消耗的价值， 这一部分价值是按当时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所需生活资料价值计算的，以等级工资形式按劳分配，称为“生产者必要劳动V”。 还有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m”，由于在生产过程之中，无须垫付资金，故尚未计算。 所以马克思说：“如果我们从这个产品价值中减去剩余价值m，那么， 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30页）由此可知，产品成本是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者，千千万万生产同一产品的企业，其产品单位成本不同，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生产同一产品的单位成本也不同。所以， 产品成本是“C＋V个别价值”。二、成本计算“时空观”产品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生产出来的，因此，成本计算对象由什么空间、什么时间、什么产品三因素组成，要有“时空观”，不能只有“产品”观念。现根据生产特点说明三种成本计算对象与方法。1.分批法在小批单件复杂生产的企业（如服装业、造船业，或自制设备、新产品试制、修理作业等）中，是按客户或企业内部某单位规定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和交货日期进行生产，因此，应以一批或一件产品的“生产周期”（从开工日到完工日）作为成本计算的“时间”范围，以便考查合同执行情况；又由于不要求按步骤计算半成品成本，故以“全厂（或某一封闭车间）”作为成本计算的“空间”范围。其成本计算对象可图示如下：全厂 生产的 某一批或某一件 产成品── ─── ─────── ───↓ ↓ ↓┌────┐ ┌────┐ ┌────┐│什么地点│ │什么时间│ │什么产品│└────┘ └────┘ └────┘（开工到完工）按这种成本计算对象，汇集一批或一件产成品的总成本与产量，计算单位成本的方法，称为“分批法”。这一方法，抓住了“时间”范围的特征，可惜人们往往忽视了“空间”范围。2.分步法在大量大批的连续式或装配式多步骤复杂生产的企业（如纺织业、机械业）中，为了划清各步骤（车间、班组）的责任，加强成本管理，应以生产步骤作为成本计算“空间”范围；以各步骤半成品及最后步骤产成品作为成本计算“实体”；又由于是大量大批生产，不断投入产出，不可能一件一件地计算其成本，也不能等该产品停产后才计算其成本，而只能人为地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时间单位，作为成本计算“时间”范围，习惯上以日历“月份”作为成本计算期。可图示如下：各步骤 某月份 生产的 半成品及最后步骤的产成品─── ─── ────────────↓ ↓ ↓┌────┐┌────┐ ┌────┐│什么地点││什么时间│ │什么产品│└────┘└────┘ └────┘按这种成本计算对象，分别汇集各步骤半成品的总成本与产量，算出半成品的单位成本，并逐步结转半成品成本，最终算出产成品单位成本的方法，称为“分步法”。这一方法，抓住了“空间”范围特征，可惜人们往往忽视其“时间”范围。3.简单法在简单生产（即大量大批单步骤生产）的企业（如采煤业、水力发电业）中，是以“全厂某月份生产的产成品”作为成本计算对象，称为“简单法”。图示如下：全厂 某月份 生产的 产成品── ─── ─── ───↓ ↓ ↓┌────┐┌────┐ ┌────┐│什么地点││什么时间│ │什么产品│└────┘└────┘ └────┘简单生产的企业采用“简单法”，是顺理成章的，它和分批法、分步法一样，都是由生产特点决定的。但由于其空间范围是“全厂”，时间范围是“月份”，没有特征可抓，致使人们完全忽视其时空范围，因而有人主张改称“品种法”。然而这样一改，就完全与生产类型脱钩，很不恰当。分批法与分步法也要算出各品种的单位成本，如果将简单法改称品种法，则难以区别三种成本计算方法，容易节外生枝，造成不必要的混乱。至于个别小型分步生产企业，管理上不要求按步骤计算产品成本时，也可采用简单法，这是权宜之计，不能因此而否定“简单生产采用简单法”这一基本前提。现将三种成本计算方法比较如下：工艺过程 行业 管理要求 生产组织简单生产 发电 大(单步骤生产) 采掘 量复 连续式 水泥 不要求按 生杂 装配式 钟表 步骤核算 产生 连续式 纺织 大量产 装 机械 生产(多 配 仪器 大批生产步 服装 小批生产骤 式 造船 单生 重型 件产 机修 生) 产成本计算对象 成本计算空间范围 时间范围 实 体 方法简全厂 某月份 产成品 单法半成品 分各步骤 某月份 及 步产成品 法全厂(或 一批产品 分某一封闭 生产周期 产成品 批式车间) (从开工 法到完工)4.分类法不是独立的成本计算方法有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品种规格繁多，为了简化成本计算手续，可将品种相同而规格不同的产品，归为一类，作为成本计算实体，人们称它为“分类法”。但是它只规定了成本计算实体，尚未规定成本计算时空，所以还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成本计算方法。实际上，如果是简单法的时空，即以“全厂（或某一封闭车间）某月份生产的某一类产成品”作为成本计算对象，就是“简单分类法”；如果是分步法的时空，即以“各步骤某月份生产的某一类半成品”作为成本计算对象，就是“分步分类法”；如果是分批法的时空，即以“全厂（或某一封闭车间）生产一批某类产成品”作为成本计算对象，就是“分批分类法”。总之，分类法是简单法、分步法、分批法的简化，而不是在三种成本计算方法之外的一种独立方法。5.附带声明定额比例法是将分步法、简单法汇总的成本，分配于产成品及在产品的方法；而定额法（标准成本会计）是在分步法、简单法、分批法基础上，进行成本控制的方法，是更高层次的方法。现在有的教材将所有方法不加区别地并列起来，造成混乱，有待改进。三、成本要素“经济用途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采用了“制造成本法”，产品成本只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三项成本要素（成本项目），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作为“期间成本”转入本期损益。这是和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的重要步骤；但是国内外许多人误认为前两项为直接费，后一项为间接费，必须纠正。1.直接材料≠直接费“直接材料”的原意是“直接”用于工艺过程的材料，即“直接”构成产品实体或有助于产品形成的材料，不包括车间管理和组织生产用料（机物料等）。把耗用的材料区分为“工艺过程用”与“车间管理用”两部分，是从经济用途角度划分的，以便根据不同用途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而不是从直接费、间接费角度划分的。“直接材料”不仅没有“直接费”的意思，而且还可能是间接费。例如，某厂生产甲乙两种产品，先是分别领用钢板，既是“直接”用于工艺过程的材料，又是直接费，当然要分别记入甲乙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项目，这是没有问题的。后来为了充分利用材料，领来的钢板，套裁了甲乙产品的零件，则属间接费，但并未改变其经济用途，仍然是“直接”用于工艺过程的材料，仍然是“直接”构成产品实体的材料，所以按一定比例分配于甲乙产品后，仍然分别记入甲乙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项目中，这样，便于比较先后耗用钢板的业绩。现在许多人将后来耗用的钢板记入“制造费用”的“间接材料”子目中，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样就忽略了经济用途这个根本问题，忽略了控制工艺过程用料（产品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不断降低成本的远大战略目标。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最好将“直接材料”成本要素改为“工艺过程用材料”，以明确表明其经济用途。2.直接人工≠直接费“直接人工”成本要素的原意是“直接”从事生产工人的工资，不包括车间管理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工资，也毫无“直接费”的意思。计件工资是直接费，固然要分别计入甲乙产品的“直接人工”项目中；而计时工资则往往是间接费，要按一定比例分配于甲乙产品的“直接人工”项目，也不能记入“制造费用”的“间接人工”子目中。为了避免发生误会，也最好改为“生产工人工资”要素。3.制造费用≠间接费“制造费用”成本要素，是各车间管理生产而耗用的机物料、车间管理人员和勤杂人员工资、机器折旧费、修理费、照明费等等，也是按经济用途设置的。当企业生产两种以上产品时，制造费用肯定是间接费，要按一定比例分配于各种产品；但当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时，制造费用也是直接费。所以，其中的“间接材料”子目应改称“一般消耗材料”，“间接人工”改称“车间管理人员及勤杂人员工资”，以明确其经济用途。4.按经济用途确定成本要素的重要意义应指出，按经济用途设置成本要素（成本项目），其目的是为了针对不同用途，采用不同的成本控制方法。具体说，对于“直接材料”（工艺过程用材料）与“直接人工”（生产工人工资），要根据不同工艺过程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科学技术（包括管理方法）。一片钥匙开一把锁，一项一项地降低其成本；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因此，我们应当不断创造发明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不断降低其成本。对于“制造费用”（车间为管理生产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则可通过编制年度预算和月度预算来进行控制。总之，按经济用途进行成本控制，就能算好科技进步帐，当好军师，指挥事前（建厂、扩建改建、产品设计）、事中（供、产、销）各经济责任中心努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富国富民，这是一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工作。至于直接费、间接费的划分，则是人们按成本计算对象、按成本要素汇集各项费用时所遇到的问题，是另一层次的一项核算技术工作，其重要意义远不如按经济用途设置成本要素的工作；而且这三个成本要素都有可能是直接费，也都有可能是间接费，永远不可能把某一成本要素归属为直接费或间接费。因此，不能把两个层次的工作混为一谈。5.要贯彻重要性原则有些在工艺过程“直接”耗用的辅助材料，例如装配甲乙产品耗用的螺钉，一般都是领来存放于车间甲乙产品共用，因其金额小，可将其记入“制造费用”的“一般消耗材料”子目，月终和其他各项制造费用一起，按统一分配率分配于甲乙产品的“制造费用”要素中。甲乙产品共用的钢板，坚持个别分配，分别记入甲乙产品的“直接材料”要素中，而甲乙产品共用的螺钉，却记入制造费用的“一般消耗材料”子目，统一分配于甲乙产品的“制造费用”要素中。同是“直接”在工艺过程耗用的材料，同是“直接”构成产品实体的材料，为什么处理方法不同？这是按重要性原则办事。如果对工艺过程耗用的各种各样的金额较小的辅助材料，都要一一分配到各种产品，将不胜其繁，就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只有分清主次，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才便于人们集中精力，抓主要材料的节约，这正是成本要素（成本项目）设置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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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队在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中难唱主角戏新华社马德里５月２０日电（肖梓树）西班牙足球队目前已飞抵意大利北部城镇达尔维西奥，踏上了第十四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征途。西班牙颇具影响的《体育世界报》预测本国球队在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赛中的表现时断言，西班牙队将是一支唱不了“主角戏”的球队。现已确定参加意大利世界杯赛的２２名西班牙队队员，是主教练苏亚雷斯从国内１２２名优秀职业球员中严格筛选的精英。全队平均年龄２３・５岁、平均身高为１米７８。在这２２名球员中，只有门将苏维萨雷塔和米歇尔、琴多、布特拉格诺、萨利纳斯参加过上届世界杯足球赛。苏亚雷斯在谈到他对这届世界杯赛所采取的战术时说，他认为“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基于这种考虑，苏亚雷斯挑选了８名后卫队员，为其确定的防守战术服务。西班牙体坛舆论指责苏亚雷斯的这种单纯的防守战术思想与全攻全守的现代足球的发展潮流不相径庭。与西班牙队同在第五组的比利时队和乌拉圭队是两支令其他世界强队都感到惧怕的球队。乌拉圭队两度称雄世界杯赛、１３次夺得南美洲杯赛桂冠。此次参加世界杯赛的乌拉圭队队员中大多数是效力意大利甲级俱乐部队的成员，他们对意大利的赛场条件和比赛气氛比西班牙人更为适应。比利时队是绿荫狂飙中的“红魔”，球风泼辣、勇敢善战，是西班牙队在这届世界杯赛中要首先相遇的对手。这两支球队往日有过多次交锋，西班牙队每次都俯首称臣。西班牙足球协会主席安赫尔・比亚尔对本国球队能否顺利获得小组出线权同样忧心忡忡。他说，南朝鲜队有一定的实力，不能轻视，但西班牙队最危险的对手还是比利时队和乌拉圭队。西班牙《体育世界报》对西班牙队的明确断言和足球协会主席安赫尔・比亚尔对其球队能否出线把握不大，无疑有一定的依据。世界杯足球大赛已举行了１３届，西班牙队虽然７次跻身决赛圈，但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它在世界杯赛中的总积分只能排在第十二位，属于国际足坛中居中游水准的球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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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 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10卷 第10期 Vol.10 No.10 1999基于最佳并行度的任务依赖图调度杜建成 黄 皓 陈道蓄 谢 立摘要 基于最佳并行度的任务依赖图调度策略充分利用编译时刻所得到的全局信息,采用横向和纵向任务合并,处理节点预分配,静态调度和动态调度相结合、集中式调度和分层调度相结合等措施,是一种简单的、具有较高效率的实用化调度方案.该调度方案能够在尽量压缩调度长度的情况下节约系统资源.关键词 层次任务图,任务依赖图,静态调度,动态调度,最佳并行度.中图法分类号 TP311Optimum Degree of Parallelism-based Task DependenceGraph Scheduling SchemeDU Jian-cheng HUANG Hao CHEN Dao-xu XIE Li(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Novel Software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Abstract Optimum degree of parallelism-based task dependence graph scheduling scheme fully utilizes the glob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at compile-time, employs the techniques such as task merging i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rections, processors pre-allocation, combination of static and dynamic scheduling, and integration of centralized scheduling and layer-scheduling. It is a simpl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scheduling method which addresses the problem of how to both reduce the execution time of programs and economize on processor resources.Key words Hierarchical task graph, task dependence graph, static scheduling, dynamic scheduling, optimum degree of parallelism.编写并行程序是一件相当复杂和困难的事情,自动并行编译的出现为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形式的并行体系结构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在进行串行程序的任务并行性分析时,首先要将整个程序划分成若干个模块或任务,然后分析这些任务的读写集,判定是否存在读写冲突,若无冲突,则二者可以并行执行.我们根据模块的自然边界进行任务的划分,这种划分往往可以提供较好的数据局部性.结果得到层次任务图HTG(hierarchical task graph).下一步的工作便是在并行环境中调度执行HTG中的任务.无论是在共享存储环境还是在分布存储环境,都常常采用动态调度和静态调度相结合的方法.静态调度是指在编译时刻所进行的调度,有时也称为预调度,可以利用编译时得到的全局信息进行调度优化.动态调度是指在程序执行过程中所进行的调度,具有较多的灵活性.图1是该系统的框架结构.其中:(1) 数据/控制依赖关系分析:分析程序中各个模块之间的依赖关系,分析结果是层次任务图HTG;(2) 任务粒度和通信代价预估:对各个任务的执行时间和任务间的通信量进行评估,并确定复合任务粒度的上限UL.图1 系统框架HTG的归一化:将任务粒度大于UL的复合节点的HTG图嵌入到初始HTG中,最终形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依赖图TDG(task dependence graph).TDG的分层化:用先广搜索的方法对TDG进行分层处理,使得同层任务之间没有依赖关系,可以并行执行,有依赖关系的节点分布在不同层中.结果形成分层任务图LTG(layout task graph).任务的合并:由于最佳并行度和可用的处理节点的限制,并且为了实现任务粒度的均衡化,对同一层中的某些任务进行横向合并,同时,为了消除不必要的通信,在不同层中进行纵向合并.任务的包装:在每个任务中添加必要的成分,使之成为可以独立编译和运行的单位.处理节点预分配:让每个任务尽量分配在其前导节点所在的处理节点上,以便压缩通信开销.分层调度:在程序运行时刻,接受前导任务发来的消息,将下一层的所有任务调度激活.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们采用了静态调度和动态调度相结合的方法,静态调度(预调度)部分包括TDG的分层化、任务的合并和处理节点预分配,分层调度属于动态调度.1 相关工作一般形式的优化调度问题都是NP难题[1],因此,实用的调度算法都是经验算法.文献[2]给出了一些算法,如HLF(high level first),CP(critical path),LPT(largest processing time),但是这些算法都基于共享存储模式,不考虑通信代价,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分布存储系统.文献[3]给出了一个可伸缩的调度算法SSS(scalable schedule scheme).SSS给出一个阈值,在调度长度和并行度之间取得折衷.其中的处理节点竞争算法仅考虑一个前导任务的若干个后继任务竞争处理节点的情况,而没有考虑一组前导任务的若干个后继任务相互竞争的情况.文献[4]给出了共享存储模式下任务依赖图的调度.它将任务分为并行任务和串行任务两类,串行任务比并行任务具有更高的优先级,以便于消除调度中的瓶颈,但在分布存储系统中,动态调度并行任务很困难.本文力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尽量压缩调度长度的情况下节约系统资源.本文给出最佳并行度的概念,在调度及通信开销与程序并行性之间取得折衷,通过合并达到任务粒度的均衡化,通过后继任务间处理节点的分配算法来压缩通信开销.实验表明,当存在大量的并行小任务的情况下,本文的调度方案实现了上述目标.2 预调度2.1 几个约定(1) TDG和LTG的约定. TDG和LTG均是无环有向图(directed acirclic graph,简称DAG)..前导任务与后继任务之间的先后或依赖关系用通信来表达,send原语为非阻塞通信原语(nonblocking),receive原语为阻塞通信原语(blocking)..任务是非严格的,即后继任务可以在前导任务结束之前被调度,但若后继任务未完全获得所需要的依赖信息,将处于通信等待状态.(2) 执行环境的约定分布存储系统中的各个节点同构,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通信速率相同.(3) 任务模型一个任务由以下4个部分组成,如图2所示.图2 任务模型.receive区:接受来自前导任务的消息.. 计算区:任务的主体,完成本任务的所有计算..调度区:向调度器发出消息,指示调度器将后继任务调度激活..send区:向其后继任务发送消息.并不是所有的任务都包含这4个区,例如TDG的首任务没有接受区,尾任务没有发送区,LTG中的每一层只需一个任务有调度区,因为调度器一次可以将下一层的所有任务激活.(4) 调度模型采用动态调度和静态调度相接合的策略,动态调度采用集中式方法,由一个调度器利用静态调度的结果,随时接受来自某一任务调度区的消息,对LTG实施调度.调度器每次调度LTG的一层中的所有任务,直至尾任务执行完毕.2.2 TDG的分层化为了便于进行任务的合并和调度等后继工作,首先将TDG分层化,使同层中的任务之间没有依赖关系,进而可以并行执行,有依赖关系的节点分布在不同层中.节点p依赖于q,则称q为p的前导节点,p为q的后继节点.没有前导节点的节点为首节点,没有后继节点的节点为尾节点.算法1采用先广搜索的方法对TDG遍历,给每个节点一个标记,该标记指出节点的层号,这样就完成了TDG的分层化,结果形成分层任务图.算法1. TDG的分层化procedure LTDGQ=nil;l=0;for I=1 to nL(ni)=l;Q=Q∪{nfirst};L(nfirst)=l;while (Q<>nil){l=l+1;q=a node from Q with indgree equal 0;Q=Q- {q};for (all nodes n adjacent to q){L(n)=max(L(n),1);Q=Q∪{n};delete all arcs incident to this node;}}end2.3 任务的合并2.3.1 最佳并行度考察如下结构的简单TDG,如图3所示.Ti(1in)依赖于T0,T0执行完之后,Ti可以并行执行.可以申请的处理节点数大于等于n+1,当T0执行到调度区时,向调度器发送消息,调度器接受到消息,将Ti(1in)全部调度激活,然后调度器向T0发送消息,报告Ti(1in)所在的位置,T0进入发送区,向Ti(1in)发送消息,Ti(1in)接受到消息便立即开始执行.T0,Ti(1in)和调度器执行时的时序关系如图4所示.图3 简单的TDG 图4 任务执行时序图T0与Ti(1in)之间的通信代价Ci=I+S*Di,I为通信启动代价,S为发送单位数据量的通信代价,Di为T0与Ti(1 i n)之间的通信量.调度一个任务的平均开销为SH,T0与Ti(1i n)的执行开销分别为t0与ti(1 i n).为简单起见,假定D,ti分别为常数D,t,Ci为常数C=I+S*D,T0与Ti(1i n)之间的通信开销始终存在,则Ti(1i n)的调度次序不对TDG的执行时间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图3中TDG的执行时间为(1)然后将T0的n个后继任务Ti(1in)均匀合并为m个任务T＇i(1im),mn,m|n,此时,每个新任务T＇i(1im)包含n/m个原任务,因此每个新任务的执行时间相同,均为t＇ =t*n/m,T＇i(1i m)与T0的通信代价C＇ =I+S*D*n/m,故合并后TDG的完成执行时间为(2)由式(1),(2)可得:当t/(SH+I)mn,且m|n时,CT＇ CT(3). (3)下面求使得CT＇最小的m值.为此,先对式(2)针对m求导:(CT ＇)＇ =(SH+I)- t*n/m2当(CT ＇)＇ =0,即(SH+I)- t*n/m2=0时,CT＇ 最小,此时.结合结论(3),我们给出如下定义:满足t/(SH+I) m n,m|n,且最接近的m为最佳并行度,记为pm,同时定义最佳粒度pt=n*t/pm=.以图3为例,若n=60,任务粒度相等,均为t=12,平均调度开销SH=2,任务起动时间I=1,t0=10,D=1,s=1,求得最佳并行度为15.事实上,通过表1也可以看出,当m t/(SH+I)=4时,CT＇CT,当m=15时,CT＇ 最小.表1 并行度与TDG的执行时间m60302015121054321CT ＇262184166163166172229262319436793以上为了简单、方便起见,假定任务粒度和通信开销均相同.在实际应用中,情况不会是这样,但当并行任务数较多,且通信开销小于任务执行开销时,仍然可以近似地认为通信开销均相同,让t取任务的平均粒度,简单地定义最佳并行度pm=.总之,最佳并行度给出了调度、通信开销与并行性之间的一个折衷.需要说明的是,最佳并行度指出了在任务可以并行执行情况下“最好的”并行任务个数,它不能决定任务并行执行是否一定比串行好.这也解释了pm的计算公式中没有出现任务通信量的原因.2.3.2 任务的合并由于特定执行环境中调度和通信开销的存在,使得任务粒度不能太小.而在原来的LTG中常常存在大量的小任务,因此有必要进行任务的合并.我们的任务合并包括两步,先在同层内进行横向合并,然后在不同层间进行纵向合并.横向合并时,对LTG中的每一层,判定该层任务是否存在最佳并行度pm,若存在,则按pm进行任务的合并,如果可申请到的处理节点数ap小于pm,则按ap进行任务的合并.合并后的任务粒度应尽量趋于一致,使得该层中的任务并行执行时间最短.由于任务的均匀合并是一个NP问题,因此我们给出一个简单的经验化算法,如算法2所示.该算法对LTG进行操作,任意节点v的权为cw,表示v的执行开销,任意边e的权为(c,s,d),其中c表示通信内容,s为消息源,d为消息目的.纵向合并时,对LTG中任一节点,若其出度为1,并且与之相联系的后继节点入度为1,则将这两个节点合并成一个节点.这种合并方法具有简单、可伸缩性好的优点,并且不会破坏原有的LTG结构.任务合并的一个极端情况是,整个LTG图被合并成一个节点,这代表了如下一种情况:虽然在串行程序中存在着并行性,但由于可并行任务粒度太小,使得在特定执行环境下并行执行没有意义,因此本系统指示其依然按照串行方式执行.在进行任务横向合并时,需要知道每个任务的粒度.在编译时刻进行任务粒度分析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5].但是决定任务大小的一些参数并不都能在编译时刻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进行保守估计.保守估计的不精确性表现在将一些实际上的小任务估计为大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并后的任务均衡性.我们采用的补救措施是:为LTG中某一层提供若干个可能的合并方案,当系统将要执行该层任务时,在大部分情况下关于该层的任务大小信息已经明朗了,系统可以较为容易地选择更加合适的合并结果去执行.2.3.3 处理节点预分配LTG在被执行时所需申请的处理节点的个数由LTG中“宽度”最大的层中的并行任务确定,设为pnum,可使用的处理节点的集合记为P.当任务vi与其某个前导任务vij分配在同一个处理节点pk(1 kpnum)上时,记为(p(vij),vi),p(vij)=pk,其通信开销将减少,因此在调度时应使每一个任务尽量分配在其前导任务所处节点之上,称为任务分配的亲近性.由于一个后继任务可能有若干个前导任务,一个前导任务可能有若干个后继任务,因此在给LTG中某一层的所有任务分配处理节点时,就存在选择与竞争两种情况.设合并后的分层任务图的第t层有k个任务v1,v2,...,vk,vi(1i k)位于t- 1层的前导任务集PS(vi)={vij|1jni},称为最近前导任务集.算法3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解决t层中任务的处理节点预分配问题.对LTG中各层依次采用算法3进行任务的处理节点预分配.图5为LTG的一部分,a,b,c,d这4个节点的分配方案如表2所示.图5 LTG的一部分表2 处理节点预分配表排序PS(d)={d＇ }PS(a)={a＇ ,b＇}PS(c)={a＇ ,b＇ ,c＇}PS(b)={b＇ ,c＇ ,d＇ }(p(d＇),d)PS(a)={a＇ ,b＇}PS(c)={a＇ ,b＇ ,c＇}PS(b)={b＇ ,c＇ }重排序PS(a)={a＇ ,b＇}PS(b)={b＇ ,c＇}PS(c)={a＇ ,b＇ ,c＇}(p(b＇),a)PS(b)={c＇}PS(c)={a＇ ,c＇}(p(c＇),b)PS(c)={a＇}(p(a＇),c)3 分层调度分层调度部分可以在编译后端,程序运行前进行,但我们将它推迟到运行时刻,这有以下几个原因:(1) 一开始将执行条件得不到满足的任务调度到各个处理节点上去,浪费大量的存储空间;(2)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尽管这些任务被激活时,发现执行条件得不到满足会立即放弃对CPU的占用,但进程间的反复切换开销不容忽视,尤其在任务很多的情况下;(3) 由于很多信息都在预调度部分计算出来,因此分层调度本身的开销很小.算法2. LTG中任务的合并Procedure LTGmerge{for i=1 to m{t=第i层所有任务执行开销之和ac/第i层任务数tn;pm=;rp=min(ap,pm);at=ac/rp;if (tn>rp) {Q=第i层所有任务按执行开销c的降序排列;Q＇ =Q的末尾的tn- rp个元素;Q=Q- Q＇;do {q=Q的首元素;if (wqat) Q=Q- {q}else break; }while(Q<>nil);while(Q＇ <>nil){q＇ =Q＇的首元素;Q＇ =Q＇ - {q＇ }lq=Q的尾元素;lq=merge(lq,q＇ );if (wlq<at)将lq插入Q,使Q保持执行开销c的降序排列;}}}}Function merge(v,v＇ ){for (每一个指向v＇ 的边e(c,s,v＇ )){让e指向v;修改e的权为e(c,s,v);}for (由v￠ 发出的边e(c,v＇ ,d)){让e由v发出;修改e的权为e(c,v,d);}修改v的权为v(cv+cv＇ );从LTG中删除v＇ ;return(v);}我们的调度模型采用集中式模式,因为集中式调度器的设计较为简单,调度器每次调度LTG的一层中的所有任务,调度时刻由上一层中最先结束的任务决定(在2.1节中提到,我们的任务是非严格的,这一点允许后继任务在前导任务结束前得到调度.)无论是集中式调度还是分布式调度,都存在着瓶颈问题,但是可以通过仔细的设计来消除这种瓶颈.任务合并和分层调度的结合可以较好地消除这种瓶颈,其中任务合并实现了负载平衡,而分层调度大大压缩了LTG与调度器的通信次数,事实上,如果LTG有m层,则LTG只需向调度器发出m-1次调度请求.算法3. 同层任务处理节点预分配Procedure proallocate(t){Q=v1,v2,...,vk,按最近前导任务集数目增序的对列;P=P- {t- 1层中使用的所有处理节点};while(Q<>nil){v=Q的首元素;Q=Q- {v};If (PS(v)<>nil){If (vj∈PS(v)&&v与vj之间的通信开销最大)(P(vj),v);}else {p=P中的一个空闲处理节点;P=P- {p};(p,v);}for (Q的每个元素v＇ ){if (vj∈PS(v＇ )PS(v＇ )= PS(v＇ )- {vj};}对Q中元素按最近前导任务集数目增序排队;}4 实例研究为了测试以上调度算法的性能,需要较多的处理节点,由于条件所限,我们主要采用模拟的方法.我们在一台RS6000工作站上用21个进程模拟21个处理节点,每个进程具有相同的优先级,为了使它们能够分得相同个数的时间片,当一个进程“空闲”时,即未被调度器赋予计算任务时,也让其处于计算状态,借助PVM来完成节点之间的通信,通过这种方式来模拟一个同构的计算环境.在该环境中,调度一个任务的平均开销为30112m s,通信启动时间为239m s.我们设计了两组实验,第1组用来对最佳并行度进行测试,第2组对整个调度算法的性能进行评估.实验1. 两个N*N的浮点矩阵AB差乘(float matrix multiply,简称FMM),并行执行时的任务图如图6所示.表3～6分别是60*60,80*80,100*100,120*120的矩阵差乘结果,时间以μs为单位,取10次执行结果的平均值,以下均同.图6 FMM任务图表3 60*60FMM并行任务个数1(串行)235610执行时间955 703597 312382 280227 547220 543455 095加速比11.62.54.24.32.1理论pm5实际pm6表4 80*80 FMM并行任务个数1(串行)246810执行时间2 262 9601 432 227685 733435 176348 141452 584加速比11.63.35.26.55.0理论pm8实际pm8表5 100*100 FMM并行任务个数1(串行)2451020执行时间4 428 9802 952 6541 342 1151 029 995560 630820 188加速比11.53.34.37.95.4理论pm12实际pm10表6 120*120 FMM并行任务个数1(串行)4610121520执行时间7 229 9852 259 3701 390 380860 712777 418860 822881 705加速比13.25.28.49.38.48.2理论pm15实际pm12从以上几组实验可以看出,理论pm和实际pm吻合得较好,说明最佳并行度能够反映并行性与调度及通信开销的折衷,这一点从图7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图7 并行任务数与加速比的关系实验2. 为了对整个算法的性能进行评估,我们设计了塔形任务依赖图,如图8所示.图中每一层均比上一层多两个任务,相邻两层形成一个完全二分图,任务的粒度控制在5*104～21*104m s之间,任务间的通信量控制在1～5k byte之间,整个任务依赖图包括6层,共计36个任务.对该任务图的一种简单调度方法(SS)是:尽量利用可以得到的资源,即为每一个可以执行的任务分配一个处理节点,由于处理节点数21(一个节点被调度器占用)大于最大的任务宽度11,故该条件能够得到满足.我们针对该任务图做了20组实验,表7给出了3组实验结果,每组实验将基于最佳并行度的调度方法(optimum degree parallelism-based scheduling,简称OPBS)与上述的简单调度方法(SS)作了比较.表中可用p表示允许使用的处理节点数,实用p表示实际使用的处理节点数,均不包括调度节点.任务的串行执行时间等于该任务图中任务粒度之和.从表中可以看出,OPBS方法要比SS方法效率高,并且可以尽可能地节约处理器资源.附带说明一下,两种调度算法的加速比随处理节点个数的增多提高不大,主要是因为任务粒度不均匀,某一层任务的完成时刻常常由最大粒度任务的完成时刻所制约.而在实验1中,由于任务较为均匀,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加速比随处理节点个数的增多而提高很快.图8 塔形任务图（前3层）表7 塔形任务图的调度结果实验组别串行执行并行执行可用p实用p执行时间加速比OPBSSSOPBSSSOPBSSS148429364441 992 3252 466 7852.431.9648429366661 971 0232 337 8022.452.1748429368781 968 5992 308 8422.462.094842936117111 967 9432 084 3552.462.32261245334442 662 8403 310 5582.301.8561245336662 617 3212 958 7112.342.0761245338782 171 8202 902 6222.722.116124533117112 164 5452 551 8892.832.39354072654442 128 8442 457 8472.512.2054072656662 032 8062 340 8072.662.3154072658781 945 0572 207 0432.782.455407265117111 952 0812 216 0922.772.445 结束语本文提出的基于最佳并行度的任务依赖图调度算法,首先确定并行任务的最佳并行度,通过合并算法达到同层任务粒度的均衡化,通过处理节点的预分配压缩通信开销,实现在尽量压缩调度长度的情况下,尽量节约系统资源的目的.实验表明,在存在大量的并行小任务的情况下,本文的调度方案实现了预定目标.注释：本文研究得到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基金资助。作者简介：杜建成：1971年生，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并行编译黄皓：1957年生，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网络计算陈道蓄：1949年生，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并行计算，分布式处理谢立：1942年，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并行计算，分布式处理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南京 210093参考文献Graham R L, Lawler E L, Rinnooy Kan A H G. Optimization and approximation in deterministic sequencing and scheduling: a survey. In: Annals Discrete Mathematics. Amsterdam, Netherlands: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9.287～326Wang Q, Cheng K H. List scheduling and parallel task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Letters, 1991,37(5):78～87Pande S, Agrawal D R, Mauney J. A scalable scheduling scheme for functional parallelism on distributed memory multiprocessor systems. IEEE Transactions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1995,6(4):388～398Polychronopodlos C D. Parallel Programming and Compiler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Group, 1988. 83～111Liu Y A, Gomez G. Automatic accurate time-bound analysis for high-level languages. Technical Report, TR508, Indiana University, 1998收稿日期：1998-06-30修稿日期：199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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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和平的彩虹联欢会在京举行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４日电（记者邵建武）３０多位中外文艺工作者今天在京欢聚一堂，歌唱友谊、赞美和平。优美的歌声，动人的舞姿和诙谐的小品、相声不时博得满堂掌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既表演了西洋风格的芭蕾舞、歌剧片断，也表演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相声、京胡独奏；来自１０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既表演了他的初学乍练的中国话剧片断，也演唱了他们自己民族的歌曲。艺术成了彩虹，成了桥梁，成了纽带，把他们联接在一起，把他们和观众联接在一起。这次题为《友谊・和平的彩虹联欢会》是由厂长经理报社和天马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主办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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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42 【原文出处】未来与发展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31-35 【分 类 号】G1 【分 类 名】教育学 【 作 者 】李嘉瑶 【复印期号】199601 【 标 题 】面向２１世纪话教育 【 正 文 】 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的大门，虽然人类历史并不是在世纪之交必然产生质的突变，但是，正象人们在岁末年初之际，总要对来年进行思考、议论、预测并寄托着某种期盼一样，人们，特别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战略家、学者以及未来学的专家们，早已开始对21世纪的事进行讨论了。作为一个国家战略问题之一的教育，也不能不成为这种讨论的热点之一。这里，笔者拟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说一说个人对21世纪的教育的某些看法。一、21世纪的重要特征及中国的潜在优势对于21世纪的特征，从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出发，可以作出多种多样的表述。我认为，从教育的角度看，有两个特征值得特别重视。一个是“21世纪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纪”，一个是“21世纪是一个信息迅猛发展的信息化的世纪”。它们与21世纪的教育发展密切相关，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共识。对于第一个特征，不管这种竞争是在什么领域，不管是战是和，是打大战，还是局部战争，谁掌握了智力，谁就握有优势和主动权。这已为大量的实践所证明。正如钱学森同志在《要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事业》一文中所说的：“在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关紧要并有决定性的，是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水平高的占优势，水平低的处劣势，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就是智力战”。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最近写了一本新书《War and Anti-war》，书中认为，知识已成为核心的资源，是一种弹性的生产要素。他认为，第三次浪潮的经济体系真正革命性的一点就是：土地、人工、原料，甚至资本都可以视为有限资源；但是知识，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用知识可以生产更多的知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人力资源在世界上处于第一位。可以设想，如果12亿人民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用知识武装起来，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做到了12亿神州尽舜尧，那么人口多这一历史重压，恐怕就不仅仅是一种沉重负担了！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得非常明确，他说：“我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我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可以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我理解这里小平同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公式，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智力资源的优势＝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第二个特征，教育在这样的世纪中，其地位与在工业化的世纪里将会有重大区别。其作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础地位将会更加突出出来。因为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在这样的时代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正如美国学者莱维斯在其《21世纪的教育》一文中所说的，“教育在工业化时代只是一种陪衬，而今则是信息时代的基础”。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潜在的优势在人才资源，或者换一句话说，潜在的优势在教育。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都把教育放在战略地位的理由之一。当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教育的这种战略性地位，决不仅仅是纯生产力意义上的。因为，它不仅在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里，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且，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将会面临社会角色和岗位的多次调整，而教育就意味着获得新的社会岗位和角色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问题，这些都是政治性的。二、21世纪，教育给受教育者什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同样是多样化的。从最一般和宏观的角度看，教育要教给受教育者的是：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创造。可以说，这三个“学会”已经成为世界教育界的共识。它很可能将主导着未来的教育思想，并对未来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及方法产生深刻影响。1.学会生存。这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具体表现在学会正确处理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作为社会的人，必须懂得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并以此为准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有利于保障和改善人们的社会生存条件。这本质上也是一个学会作人的问题。人不是独来独往的老虎，人类决不会永远容忍弱肉强食的动物生存模式。现在存在着两种不同而对立的生存价值观：一个是个人第一，社会第二；一个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一个是大写的人――社会，一个是小写的人――个人。被西方发达国家极力鼓吹的个人第一的生存价值观，连鼓吹者自身也正在咀嚼着他们所种下的苦果。1994年8月26日德国《经济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阴冷的气候》。这篇文章综述了欧洲一批学者和政党领袖近期发表的一些观点。用保守政论家阿希姆・费斯特的话说就是：“工业社会受到疲惫、价值观低落和个人主义的威胁。”社会科学家迈因哈德・米格尔则说得更直截了当。他认为：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最后会自己毁灭了自己。这可能就是他们感到“阴冷气候”的原因所在。新加坡的政治家李光耀先生想必是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94年9月16日接受美国报刊联合采访时，明确告诉采访者，他主张“社会第一，个人第二”。李还指出：这种靠损害社会而过分尊重个人的作法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混乱，给公众带来痛苦、不安全感和使他们失去安乐感。我们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吗？我们说：不！”。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制度之所以先进，在我看来，标志之一就是我们扬弃了西方国家一再要人们仿学的那个“神圣的”个人主义生存价值观和生存模式。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个人”价值观和生存模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作为自然的一分子，要学会正确处理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关系。要在掌握改造自然的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切实保护小小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给后代留下更好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未来的100年中，现在我们正在大量消耗着的许多资源将面临枯竭，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占地球人口的少数，却消耗着人类的大部分资源；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环境意识淡薄，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正日益恶化。学术界已经提出“别让地球失去耐心”的警告（见《ｌｉàｏ＠①望》杂志1994年40期），而教育在这方面，却仍然是苍白无力的。这难道不是教育的悲哀吗？2.学会学习。21世纪的社会将是学习化的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的结构性大调整，作为人类进步标志之一的学校教育，越来越变为普遍的基础教育。据估计，在目前的工业发达国家，一个人进入社会之后，平均要更换4至5种工作岗位。这就意味着人必须有多次的知识和技能的补充和更新，才能胜任新的社会角色的需要。就是“从一而终”的社会岗位，人们原来具有的知识和技能也面临这种迅猛变化的挑战。学习，将成为一个人的终身需要和过程。教育也将从传统的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信息科学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将为学习化社会提供越来越充分的保证，从而进一步确立21世纪终身教育思想的地位。3.学会创造。创造是人类的特征之一，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手段。如果不会创造而只会重复，人类就不可能进步，就不可能有更高更好的生存条件和质量。如果人类只停留在享用前人所创造的成果，那将是人类向动物的回归，是人类的一大悲剧。所以，教育的责任之一在于开发人的创造思维，教给人们更有效的创造。不难看出，要想正确理解这三个“学会”的思想、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社会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技术基础是正在迅猛发展着的计算机及多媒体技术，而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浪潮，将为我们提供日益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造的民族，她那悠久的生存发展史已经为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如果教育真正地、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这三个“学会”的问题，那么可以预期，21世纪将是东方文明再造辉煌的世纪。我想这是必定无疑的。三、21世纪人才模式走向及高等教育的专业化如前所述，21世纪将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一个人进入社会之后多次转换社会岗位和社会角色的趋势将会加剧。人才模式的走向是“复合”与“综合”。这种能够较快地适应新岗位新角色的人才，在未来社会肯定是占优势和“吃香”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有同志曾经对60年代大学毕业的学生进行过抽样调查研究。结果是，约70%的人是在非原专业的岗位上工作，这有没有“规律”意义呢？特别是在今后个人选择余地越来越大的社会背景下，这个比例很可能还会增大。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现在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通的基础教育，现在意义上的普通基础教育正在向高层次延伸。本科教育的过分专业化是不可取的。在21世纪教育出来的毕业生，应该具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迅速转移业务岗位的能力，过分强调专业对口，同样是不可取的。钱学森同志在谈到中国21世纪的人才素质时，曾经指出：“学科的分隔不但对院系的设置会造成麻烦，而且在今天和今后，学生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所面临的工作都不是单一的，总是综合多方面的，所以，出来的硕士（钱老认为，21世纪，中国全体公民应受到硕士水平的教育，引者注），如果其知识只限于一个学科，不知其他，那将是书呆子，教育就失败了。”（《教育研究》1989年第7期）。大家知道，失败的教育其损失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所以说，培养会生存、善学习、敢创造的复合型和综合型人才，将成为21世纪人才模式的基本走向。这里还有两个问题，涉及到教育价值尺度问题，一个是“学而优则仕”，一个是“个人设计”问题。关于“学而优则仕”，把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价值观，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但是，如果从社会主义条件下教育和用人的价值尺度来看，我看未必是完全错误的。它与我们用干部的“四化”标准并不矛盾，社会主义的“仕”总得有人去做，我们总不能“学而劣则仕”吧？现在，我们不是主张“双向选择，择优录用”吗，优在哪里？学而优恐怕是优中之一。须知，这些仕是掌握着国家各级权力的人，学而不优能胜任吗？何况，学而优则“士”（包括院士、博士、硕士、学士）是理所当然的。从教育的角度看，一个学校的学生中，多出了几个仕，甚至出了几个“大仕”，于国于民于己又有什么不好？我看，这是一件光荣的事。关于“个人设计”问题。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个人设计与个人主义曾经是等价的。正象把个人利益与利己主义等价一样。其实，在实际生活中，作为一种思想，谁都有这样那样的个人设计，作为这种思想的外在行为表现，就是所谓个人选择，这是我们历来所提倡的，比如我们常说的，“出身不能自己选择，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很多出身并不好的革命志士，正是拒绝了家庭、亲友为他们进行的“他人设计”而走上革命之路的。可以说，他们都是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经过慎重而认真的个人设计，自己决心走上革命之路的，可见，个人设计与个人主义并不是等价的。更抽象一点讲，设计和选择的能力，恰恰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才争得了人类不断扩大和改善了的生存空间和条件。所以，问题不在于人们有没有个人设计，而关键在于在个人设计时的价值取向。是看这种设计是顺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而前进，还是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是以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为基准，还是以自我利益为基准，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产生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个人设计。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教育者的责任在于正确地引导和指导个人设计，使这种设计与社会发展方向相吻合，从而把个人的志趣与对社会的责任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做，可能更有利于培养各个领域的突出人才。四、21世纪教育科学将面临重大的挑战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科学，但是，毋庸讳言，教育科学相对于其他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某些门类而言，仍然是相当落后的一个领域。当许多关于物质世界的学科门类已大踏步走入科学殿堂的时候，教育科学却仍然在经验领域中摸索前进。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教育是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对这样的巨系统我们还缺少解决的方法；其次，它的研究对象不只是物而与人直接相关，而关于人、人脑、人的思维、人的性格等的内在机理和本质还知之不多；第三，教育与一定的社会相联系，这大大增加了教育研究的复杂性。这些，决定了教育科学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它的进步有赖于其他科学的进步，它需要向其他科学学习，拜其他科学为师，利用其他科学的成果。在教育实践中也存在着两个巨大的难题。第一是因才施教问题。现代学校教育，无疑在大规模、大批量地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对所谓“因才施教”则可能造成负面影响。除少数门类的人才培养，如艺术、体育方面外，大都是用“大锅煮”的办法，这显然不利于特异人才的培养。而对大多数人才而言，也大都采用“考试”这个唯一的单色“过滤器”进行筛选；它象一个没有知觉、没有感情的机器，无视人的多彩的个性差异，貌似公正地运转，而实践证明，由它筛下去的相当一部分是“冤枉”的。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到现在也没有走出这个“魔鬼大峡谷”。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学校教育的一种无奈和困惑。其次，还有一个难题或教育的无奈和困惑，就是如何对待与日俱增的知识量。据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估计，一个人生下来到他活到50岁的半个世纪里，知识量将增加32倍。教育如何把这样巨大知识量有效地传给后人，就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现代的学校教育对策是“分兵把口”，于是专业越分越细。而现代及未来科学发展及相应的人才模式却是要“复合”和“综合”。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如何解决，现在还没有理想的办法。这些，都是教育科学面对21世纪的重要课题。它们的解决，我认为与四方面的学问的深入研究有密切关系，一个是人性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它有可能揭示人的个性特征的本质并给予科学的考查、测度。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代表之一是美国哈佛大学E.O.威尔逊，他著有《社会生物学》。一个是脑科学和思维科学的研究，它可能使我们真正掌握人的思维的内在机理，包括伴随思维的物理、化学和生理过程。再一个是最近由钱学森同志提出的“大成智慧学”的研究。它是用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人类各门类科学进行综合集成从而获得智慧，它将大大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大大节省人们的学习精力（见《光明日报》，1994年5月5日）。最后是信息科学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它将会影响未来的教学方式、方法以及教育管理模式，给教学带来革命性变革。可以预期，在21世纪的100年里，这几个方面的科学研究肯定会有很大发展，并获得突破性成果，利用它们的研究成果，就有可能使我们把大规模的学校教育与因才施教有机地结合进来，把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可以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教给受教育者最系统、最有用的东西，从而大大提高教育效益，培养出成批的出类拔萃的人才。以这些科学作为桥墩，我们的教育科学之桥就会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真正成为宏大的科学建筑群中的辉煌建筑之一。五、21世纪中国高校管理改革的出路是“两个办学”一个“联合办学”，一个“自主办学”，是我国面向21世纪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两大发展趋势。这两个办学，可以使我国有限的教育资源逐步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从而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而难点也恰恰在这两个“办学”方面。联合办学的基础是互补互利，共同发展，使联合各方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得到共同提高。联合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方式。可以是学校与学校的整体联合；也可是学校之中的局部联合；可以是比较松散的联合，也可以是紧密的联合；当然，联合办学也不是容易的事，它受到社会因素、利益机制、财政乃至社会心理上的制约，也需要一定法规上的规范。在联合的路上每走一步都是困难的。但从大教育观及21世纪学习化社会的大趋势看，通过联合办学，形成全社会的学习化网络，将是21世纪的时代潮流，这应该说是教育的一大进步和飞跃。自主办学，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主办学，问题还很多。我看目前也只能算开了个题。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自主，按我的理解，它首先是受一定法律规范保障的行为规则和权力的界定。国家法律将成为管理学校的最高的“婆婆”，其次,是学校的举办者和投资者。其次，就学校内部而言，它意味着适应于上述规则和界定的学校管理运行机制。第三，建立适应于上述运行机制的组织结构和保障体系，如稳定的财政支持等。这些，应该是自主的起码内涵，缺了一条，特别是缺了第一条，所谓自主办学，恐怕是自主不起来的。不管联合办学也好，自主办学也好，都需要试点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同时，它也呼唤着相应法规的早日出台。21世纪正在呼唤我们从旧的有序向更新更高层次的有序迈进。而两个办学的实现，正是这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有序的体现之一。人类社会走向21世纪的进程已经开始倒计时，跨入21世纪的大门前夕，人类应该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教育的诸多怎么办正摆在我们的面前，勇敢地迈上前去，历史定将作出应有的回答。李嘉瑶 研究员，中国航空教育学会秘书长，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教材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协会委员。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目加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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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838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199404 【原刊页号】032-040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 作 者 】钟华 【复印期号】199502 【 标 题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文化历史探源 【 正 文 】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文化历史根源提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假说：以“荒诞”为中心范畴的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直接根源，是对世界、历史、人生的普遍而强烈的“荒诞感”的体验；这种“荒诞感”的产生又根源于对世界、历史、人生的价值意义“虚无感”的认识。而这种“虚无感”的产生又根源于作为价值意义的最后根据的“上帝”和作为价值意义的直接载体的“人”之不可挽回的“死”；“上帝之死”的根源又在于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理性精神的蒙难和以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信仰精神的坍塌。“人之死”的根源则在于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中人的普遍失落与异化。关键词 西方现代主义 希腊文明 希伯来文明 理性崇拜 信仰至上荒诞 虚无 异比歌德曾以“浮士德”与“海仑”的“愉快而和谐”的结合，表达了这样一种美好的理想：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联姻，理性精神与信仰精神统一，美与崇高结合。然而对这个理想之能否实现，实现后能否长期维继，似乎连他本人都预感到希望渺茫。所以，他苦心经营出来的“欧福良”―一浮士德与海仑所生之子―一最终竟不可挽回地夭折了。紧接着，海仑飘然而逝，浮士德到头来也在“靡菲斯特”的使者们的掘墓声中倒地身亡了［（１）］。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也是歌德关于西方文化历史走向的一个沉重的预言。事实确实如此，浪漫主义的“狂飙”刚刚吹过，一股更为强劲的飓风―一否定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反叛理性精神和信仰精神、摧毁美与崇高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思潮―一接踵而至，给西方传统文化艺术带来了灭顶之灾。从此，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劫难”与痛苦“涅ｐáｎ＠①”，在整个现代西方世界中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那么，为什么现代主义思潮必然会在西方崛起并骤成汪洋恣肆，其文化历史根源何在？对此，我提出这样一种假说，它主要包括这样几层意思：以“荒诞”为中心范畴的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直接根源，是对世界、历史、人生的普遍而强烈的“荒诞感”的体验；这种“荒诞感”的产生又根源对世界、历史、人生的价值意义的“虚无感”的认识。而这种“虚无感”的产生又根源于作为价值意义的最后根据的“上帝”，和作为价值意义的直接载体的“人”这不可挽回的“死”；而“上帝之死”的根源就在于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理性精神的蒙难和以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信仰精神的坍塌，“人之死”的根源在于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中的人的普遍失落与异化。让我们来逐层剥解这个异常复杂而又兴味盎然的问题吧。一、上帝之死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一切，最终却死在了自己的造物手中。这，也许也是一种宿命。（一）理性的蒙难上帝首先是全知全能的理性的化身，上帝之死首先在于理性的蒙难。理性的蒙难，是在劫难逃的宿命。因为，理性蒙难的根源不在别的，正在于理性自身。正是西方两千多年“理性崇拜”的历史，最终导致了对理性的普遍失望、普遍怀疑和普遍反叛。１．悠久的“理性崇拜”传统大家知道，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手中始终高举着一面鲜艳的旗帜：“崇尚理性”。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开始，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了凭借理性探寻世界万物的“始基”或形而上的“存在”的本体论哲学。而柏拉图探寻现象世界背后的永恒本体的“理式论”，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工具论》中对逻辑的研究，则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开创了雄霸西方两千多年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在中世纪黑暗的千年王国中，虽然曾经产生过德尔图良式的“信仰骑士”，但象厄里根纳、阿伯拉尔等大神学家却都强调理性独立于神启之外且高于神启。而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神学家”们，更企图以理性的方式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借以编织自己严密系统的神学体系。而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回到古希腊”的呼声，众所周知，其实质就是要重新扛起古希腊“崇尚理性”的大旗，以人反对神，以理性反对迷信，以实用科学反对宗教神学。文艺复兴为伟大的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准备了条件。理性主义自不必说。而“启蒙”的前提就是理性的觉醒，“启蒙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在哲学上确立理性的无上权威。诚然，在十七―一十八世纪中，以培根、贝克莱、休谟为代表的“英国归纳主义经验派”，与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沃尔夫为代表的“大陆演绎主义唯理派”之间，虽然发生过一场规模空前的跨世纪的的论争，但他们论争的焦点只不过是知识究竟是源于“感觉经验”，还是源于“天赋观念”，在崇拜理性这一点上却完全一致。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总结阶段。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思辨哲学，把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推向了顶峰。尤其是黑格尔那包罗万象而又精致堂皇的哲学大厦，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勿庸赘言，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理性崇拜”曾经拥有一段多么辉煌的历史！然而，中国道家圣贤早就警告过：“反者道之动”。理性的无限膨胀终于为自己掘下了坟墓，过分悠久和过分辉煌的理性崇拜的历史，终于导致了对理性的普遍怀疑和反叛。２．对理性的怀疑与反叛早在古希腊，就兴起过以皮浪为代表的“怀疑主义”潜流，但它始终未曾动摇理性的无上权威。直到十五世纪，正如文化哲学家胡尔夫所说，西方人都还“毫不怀疑理性的力量可以把捉外界的实在，可以在相当限度内认识一切事物。”可是，十七―一十八世纪那场跨世纪的“同室操戈”，毕竟还是使理性主义哲学大伤元气。交战双方相互揭短、相互攻讦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英国经验派以休谟为代表，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大陆唯理派以莱布尼兹为代表，则陷入了同样不可自拔的“独断论”和“机械的形而上学”。就在这时候，“哲学巨人”―一康德出现了。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康德明确宣布：“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逃避这批判……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康德不但把这种“批判”、“审视”的目光指向了躲在神圣背后的宗教和躲在尊严背后的法律，而且还把它转向了理性自身。在这本关于认识论的巨著中，康德首先追问的不是“何为先天综合判断”，而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里的“先天综合判断”，按李泽厚先生的理解，就是“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的真理”。［（２）］这就是说，在康德看来，在追问真理为何物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问题是：我们的理性是否具备，以及在何种范围与何种程度上具备认识真理的能力？接下去，康德一刀把世界劈为两半儿：“现象界”和“物自体”。并把理性牢牢拘限在“现象界”，禁止它越入不可知的“物自体”。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了他深刻的“二律背反”的思想，并把经不起“纯粹理性”检验的“上帝”、“自由意志”、“灵魂不朽”等，统统逐出了他的认识论。康德之后，费希特以他的“自我”、谢林以他的“同一”、黑格尔以他的“绝对理念”，都企图“吃掉”康德这种竟然不能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因而让人无法忍受的“物自体”。尤其是黑格尔，不但把全部精神世界，而且把全部物质世界、人、历史等，统统硬塞进了他那“绝对理念”的思辨运转的奇妙的哲学圆圈之中。正当西方人全部陶醉在黑格尔体系的富丽堂皇和精巧完美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却跳出来阴沉沉地说：别高兴得太早了！世界的本质绝不是表征人的理性的“绝对理念”，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生命意志”。这种永不满足的“生命意志”把我们每个人都推上了旋转着的火轮上忍受永恒的熬煎！他，就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同事，自称是康德哲学的忠实传人的叔本华。叔本华的一生是充满悲剧和喜剧色彩的。当他年少轻狂，迫切需要名誉和地位的时候，《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却被当作痴人呓语而备受讥讽；时间仅过了数十载，当他不再年轻、不再需要理解与崇拜而只对世界和人类充满绝望和仇恨的时候，西方人却开始狂热地崇拜起叔本华来，叔本华思想以及他所代表的哲学方向―一怀疑理性、限制理性和反叛理性的方向―一在西方现代世界中大获全胜！这股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如此强烈，以致于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怀特在《分析的时代》中指出：“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复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德国教授（指黑格尔―一笔者注）的观点开始的。”３．理性蒙难的必然性非理性思潮的崛起和理性的蒙难并非偶然，它是过分悠久和过分辉煌的“理性崇拜”历史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第一，纷繁复杂、变化莫测的现象世界背后有一个简单纯粹、按人的理性法则运动变化的“终极本质”；第二，人的理性力量是无限的，它最终能彻底认识这个“终极本质”，抵达“绝对真理”的彼岸。很显然，这两个基本假设背后真真实实地掩藏着人类狂妄自大的“理性崇拜”意识。人类的理性力量是否真的象人类所期望的那样无边无际、全知全能呢？看来有些令人沮丧。第一，世界并非万物在空间中的总和，而是一切事实在时间中变化的过程［（３）］。换句话说，现象世界背后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纯粹、万古不变的绝对的“终极本质”（Being），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永远开放的“生成过程”（Becoming）。这无异于说，用人类的理性去追赶世界的本质，永远只能是重复“夸父追日”的悲剧神话。第二，即使这世界背后真有一个所谓的“终极本质”，是否人类的理性力量就能认识它、抵达“绝对真理”的彼岸呢？太难说！首先，人的理性凭借的逻辑的力量，认识的可能建立在逻辑的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可是，世界万物的发展变化是否有义务必然遵循人类设定的逻辑规律呢？谁也不知道。当然，人们尽可以象康德那样为世界“普遍立法”，可是，这个该死的世界是否知道，或者知道了是否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我们为它所立之“法”呢？谁也无法保证。其次，人类理性所凭借的认识工具归根结蒂不外乎两种：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可它们能否保证认识的“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呢？也不能。大家知道，归纳逻辑要受其归纳对象的代表性和数量多少的限制，归纳推理是一种“或然推理”，因此，它不能保证认识的“普遍必然性”；演绎逻辑虽然具有“普遍必然性”，但它最终必须依赖于所谓大前提的“自明性”，这种经常被冠以“公理”、“天赋观念”的“自明的”大前提，看上去是不证自明的，而事实上却是逻辑自身无法证明的（即使在号称“科学之母”的数学中，这种“公理”也比比皆是，如平面几何学中“两点之间以直线距离为最短”）。我们之所以能接受它，并不是因为我们能确证它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们确信它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演绎逻辑最终是建立在人的某种信仰基础上的，因此，它无法保证认识的“客观有效性”。也正因为如此，休谟最终必然陷入不可自拔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莱布尼兹、黑格尔必然会陷入“独断论”和“机构的形而上学”。再其次，人永远无法直接面对客观世界，因此，人类借以认识世界的工具的局限性，就必然成为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所以，所谓“终极本质”、所谓“绝对真理”，都不过是美丽的空中楼阁，统统应该象胡塞尔所说的那样高高地“悬搁”起来，“存而不论”；或者象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对它们免开尊口，“保持缄默”；到了波普尔那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去“证伪”了。于是，作为全知全能的无限理性的化身的上帝之死，就是不可挽回的了。（二）信仰的坍塌上帝既是全知全能的无限理性的化身，更是至爱至善的绝对信仰的本体。上帝之死的直接根源在于信仰的坍塌。信仰的坍塌，是另一种无法抗拒的劫数。因为，信仰坍塌的根源也不在别的，而在于信仰自身。正是过分漫长的“信仰至上”的历史，最终导致了对上帝的普遍怀疑和反叛。１．漫长的“信仰至上”历史众所周知，公元一世纪由迦南希伯来民族创立起来反抗罗马侵略者的基督教，三百年后竟戏剧性地成了罗马帝国人人必奉且唯一能奉的“国教”。加上罗马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幅员辽阔，威震四方，基督教借了政治的强力迅速而普遍地传播开来，并逐步成为了整个西方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早在公元二、三世纪，西方就开始产生德尔图良这样的“信仰骑士”。他宣称，基督教虽是神圣的愚蠢，却比人类最高深的哲学理智更聪明；“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却是肯定的”。基督教教义是“对上帝的认识”，因而是真理，但这种真理却不可能被理解，只可能被信仰。这简直是蛮不讲理的“撒野”！但它却被公元３２５年的第一次基督教全体会议确立为正统教义［（４）］。与德尔图良相比，奥古斯丁似乎更象一个循循善诱的牧师。他更看重的是诱惑的力量。他推出的是一个美丽的承诺：每一个“尘世之城”的子民只要虔心向善，最终会被上帝“拣选”到“上帝之城”享受永乐。此后，安瑟伦率先开始了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到托马斯・阿奎那堂皇精致的《神学大全》的编织，基督教教义渐趋完备并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公元十一、十二世纪，以教皇为中心的基督教会已成为凌驾于欧洲所有封建帝国之上的国际中枢神经。那时基督教会的权势有多大，我举个小例子就能说明。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因得罪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而被开除出教时，不可一世的亨利四世竟然吓得屁滚尿流，再也顾不得国王的尊严，在针砭肌骨的暴风雪中跪了三天三夜绝望地忏悔，苦苦哀求教皇的宽恕。权倾强国的君王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在那时，“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经济上，教会“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除利用土地和各种迷信活动对农民进行残酷盘剥外，还向所有居民征收“什一税”；而一切思想文化领域都不过是基督教神学的旁系分支，任何“异端邪说”都会受到“宗教裁判所”严厉的禁止和残酷的迫害。而基督教教义则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人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正如黑格尔所说：“它们所以对我们说来是真理，乃因为它们是被当做戒律由一种权威吩咐给我们了，而我们又不能不使我们的信仰听从于这种权威……它们不管我们承认其为真或不真，总得视之为真理，它们即使从来没被人认识过，即使从来没有人承认它们是真的，也仍然是真理。”这是一种多么蛮不讲理的宗教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它的过分悠久和过分辉煌的历史，终于导致了对它的普遍怀疑与反叛。２．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与反叛。至迟到了公元九世纪，当西方“经院神学家”们企图把神学理性化、系统化的时候，对基督教义无条件的信仰已开始遭到怀疑与动摇。厄里根纳关于“四种自然的划分”中，推出了世界即上帝的彰显、上帝即上帝的创造与造物的“泛神论”思想；又从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和绝对自由无限的神的正统神学思想中，推出了上帝乃是一种超本质、超存在、超善恶、超真理的“虚无”异端邪说。他甚至公然宣称，理性是与神启同等甚至更高的获得真理的手段；理性不来自权威，但真正的权威却只能来自真正的理性所发现的真理；如果理性与神启万一出现了类似矛盾的时候，我们应当选择理性。十一、十二世纪的唯名论神学家阿伯拉尔不但针对安瑟伦“信仰后才能理解”的谬论，提出了“理解后再来信仰”，而且还提倡一种大胆的“怀疑精神”，反对任何未经理性检查的盲目信仰。此外，他还对“三位一体”、“原罪说”等正统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全新的阐释。如果说厄里根纳和阿伯拉尔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异端”倾向，那么，从安瑟伦到托马斯・阿奎那的“正统”经院神学家们又怎样呢？我们知道，这二位大神学家都以殚思竭虚“证明上帝的存在”而著称。可他们是否想过，如果上帝的绝对存在和对上帝的绝对信仰真的如他们所说是超理性、至高无上和不容置疑的，那么它们为什么还需要借助人的有限理性去进行蹩脚的论证呢？这一论证本身不就是对上帝的绝对存在和无上权威的一种怀疑和动摇吗？接下去，三百年的人文主义思潮不用说了，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更给予了基督教以毁灭性的冲击。伏尔泰宣称，天主教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言”基础上的，而那些宣扬神学教义的教皇、主教们则是“文明的恶棍”、“两足禽兽”、“反复无常的小人”、“卑鄙的流氓”、“社会的败类”、狄德罗认为，“一切宗教都三倍地被证明是假的”；霍尔巴赫更进一步指出，“崇拜上帝无异于崇拜人的想象创造的虚构物，或者简直就是崇拜乌有的东西。”不仅如此，上帝和宗教还真真确确地给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上帝”不过是“一个独夫、一个民贼、一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暴君”，而宗教则不过是“一口潘多拉的箱子”。到了十九世纪德国思想家们那里，对基督教的批判就更为系统，也更为深刻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他明确指出，上帝（神）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不是上帝创造了人，恰恰相反，而是人创造了上帝。这就是说，上帝并非我们的什么“神圣天父”，而是从我们这里逃到天国去的一个不孝子孙！尼采为了建立以“强力意志”为基础的“超人哲学”，从而认定“宗教、道德和哲学都是人的颓废形式”。现代社会里，不但个人颓废了，而且整个现代文明都患上了颓废症。而上帝，正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颓废的总祸根！因此，尼采借一个疯子之口终于喊出了那句惊人之语：“上帝死了！”就这样，尼采的呼声伴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天大火，终于使雄踞西方两千年的基督教大厦土崩瓦解了。３．信仰坍塌的必然性基督教信仰的坍塌不是偶然的。首先，宗教信仰的根基在于超越于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之外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随着理性的觉醒和科学的进步，它必然遭到猛烈的震撼和冲击。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近代批判理性和自然科学确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当然，基督教信仰坍塌的最内在、最深刻的根源，还在于它自身存在的无数二律背反：如果说基督教义是经验世界中的事，那它凭什么要凌驾于经验世界他事物之上？如果说它是超验世界中的事，那它有什么权利干涉经验世界？如果说上帝是感性的，那它为什么总是藏头盖脸不出现？如果说上帝是一种理性存在，那它为什么无法容忍也经不起理性的检验？如果说它是超理性的，那为什么它的神圣存在还须借助人的有限理性去证明？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那它就应该知道它所创造的世界和人类将会堕入深重的罪孽之中。如果上帝明明知道这一点仍坚持要创造世界和人类，那么应该忏悔和赎罪的就不是人类而是上帝自己！当然，如果上帝连自己的造物的未来命运都不知道，又怎能说它是全知的呢？如果说上帝是博爱的，那它为什么会挑起无数残害生灵的宗教战争？如果说上帝是至善的，那它为什么要在人世间创造那么多罪过与邪恶？如果说上帝是至正至公的，那它为什么要让那些昏庸无道的暴君、阴险狡诈的官吏、心如蛇蝎的盘剥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而那些善良、无辜、驯服、克己的平民百姓却劳顿惨怛、苦海无边……于是，作为全知全能、至爱至善的信仰本体的上帝，岂不是死有余辜？二、人将不人做完上帝的葬礼之后，等待人类自身的命运又是什么呢？（一）人的失落：“人是什么？他何以存在”？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曾郑重地警示人类：“认识你自己！”但这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因为向人追问“人之谜”的司芬克斯，反而被塑造成了人面狮身的恶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是什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是一个不屑于回答的十分幼稚乃至愚蠢的问题，甚至根本就不构成一个问题。但到了二十世纪哲学家海德格尔那里，“何为此在？此在何以本真地在？”却被作为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摆到了每一个人面前［（５）］。“人是什么，”当它被作为一个严重的哲学问题提出来时，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人“失落”了、“异化”了，人的意义晦暗不明了。二十世纪以前，西方人有两根强大的精神支柱：希腊文明为源的理性精神；希伯来文明为源的信仰精神。不幸的是，由于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恶性发展，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强烈震撼，它们都无可挽回地崩溃了。１．“理性英雄”的幻灭从古希腊一直到黑格尔，西方人从来都以“理性的动物”而自居，并以自己拥有高贵的理性而感到分外自豪和自信。他们坚信，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别于且高于其他万物，之所以理应成为宇宙的主宰，就因为人拥有高贵的理性。对于这一点，即使是中世纪最虔敬的神学家也深信不疑，因为人以拥有神圣的理性而肖似于上帝。文艺复兴自不必说。在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家们那里，理性甚至成了人的存在及存在意义的前提与基础。正如马、恩所说：“一切都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然而，建立在高贵的理性基础之上的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却总是随着理性的沉浮而受到严重的冲击。其中最厉害的至少有三次：一，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迫使狂妄自大的人类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万能而仁慈的“天父”居然忘了把拥有高贵理性的人类安排到宇宙的中心！二，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迫使人类不得不承认另一更为严酷的事实：拥有高贵理性的人类居然与卑污野蛮的禽兽同宗！三，弗洛伊德“本能说”的建立，更无情的扒光了人类身上的一切神圣而华丽的外衣：一向以高贵的理性自我标榜的人类，居然无时无地不受到无意识的本能冲动的驱使！随着二十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崛起，理性的太阳坠落了，人类“理性英雄”的美梦破灭了。２．“信仰骑士”的破产自中世纪到尼采，西方人始终沐浴在上帝的恩庞与福泽之中，感到人生的意义完满而充实。他们坚信，只要人人都皈依上帝，向往天国，追求灵魂的永恒与不朽，得到上帝的宽恕与祝福，再丑恶的世界，再黑暗的历史，再苦难的人生，最终都能获救。可是，几近两千年过去了，人们惊恐地发现：上帝的承诺似乎只是一张永无兑期的空头支票，因为人世间的一切邪恶与罪过依然如故，现实人生的苦海依然无边；而上帝的惩罚似乎也只对虔敬的信徒构成威慑，对所有恶人的孽迹却鞭长莫及、束手无策。不仅如此，而且恶人往往比善者多福多寿，好人却一生灾难坎坷！爱总是恨的牺牲品，善却成了恶的墓志铭……“上帝死了！”尼采终于忍不住了，宣布了上帝的死讯，“信仰骑士”破产了。就这样，阿波罗的光辉消失了，耶和华的神殿坍塌了，人，双重地失落了。（二）人的异化：“你是谁？谁又是我？”如果说我们前面的分析还主要停留在思辨层次上，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则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的现实。马克思・韦伯指出，西方近代史的主要过程，就是将人类生活不断地理性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社会高度理性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提供了科学的生产秩序、畅通的流通渠道和合理的消费体系，造就了人类空前优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残酷地摧毁着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吞噬着人类一切属人的本质属性，使人异化成为非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使单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产生了内在的深刻的矛盾，从而悖离了自己的社会群体本质，成为一种孤立的、毫无意义的存在物。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大量相互敌对的社会利益集团和各自孤立的个人，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他们彼此剑拔弩张、弱肉强食。世界犹如一个阴森、死寂的巨大的“荒原”［（６）］；每个人都仿佛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人与人之间可以隔膜到夫妻好比陌路［（７）］；可以对立到“他人，就是地狱！”［（８）］人人都只能象“犀牛”［（９）］般地生活在这个严酷而冷漠的世界中。二是使人的生活完全机器化、外在化，从而悖离了自己的自由个性本质，“物化”成“物”。高度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总是最大限度地把人置于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和无数社会规范之中，把人变成庞大的社会大机器中一个完全合格的、可有可无的“零件”。每个人都只能以一种“社会功能”而存在，作为自己的影子而存在。人和人的生活不再是充满生命灵光的诗，而成了干瘪枯燥的应用文。同时，过分繁荣的物质文明和过分优裕的物质生活使人的生活完全外在化，他们竞相追逐一切可能追逐的东西，而宁愿让自己的心灵世界成为一片荒漠。“权力”、“股票”、“别墅”、“小汽车”……充斥了人们的整个头脑，吞没了他们内在精神中一切人之为人的需要，使他们的眼光死死盯着外在的“物”，而忘却了“人”本身，成了不再有心的“稻草人”、“机器人”，甚至自己的“局外人”［（１０）］。“人死了！”尼采福柯终于凄厉地惊呼道。三、虚无的胜利与荒诞的产生“上帝死了”、“人死了”，这两句话说起来是那样轻松，可我们掂量过它们真正的份量吗？（一）虚无的胜利：“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何处去？”上帝不能拯救我们，我们当然有权宣判他的死刑。然而，上帝的死讯是否就等于我们获救的福音？上帝死了，但苦难的深渊依旧，我们又如何能将苦海之水吸干？上帝死了，世界的第一支点和推动力没有了，我们生存的星球会不会坠落？上帝死了，前方的地平线和航标被抹去了，我们生命的小舟又将驶向何处？上帝死了，照耀我们旅途的星辰已经隐去，当我们穿过无边的黑暗时，我们的灵魂会不会迷路……这一切的一切真是太可怕了！因此，在《快乐的知识》中还很快乐的尼采，在《权力意志》中却沉重地预言：“虚无主义的胜利”将构成“未来两个世纪的历史！”是的，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价值意义的最后根据和直接载体都已不复存在，剩下的除了无边的“虚无”还能有什么呢？上帝死了，理性和与理性相关的一切都成了虚无，原来如此熟悉的世界如今是那样地陌生：它不再明朗、不再可知、不再具有井井有条的法则秩序，它是那样地动荡不安、神秘莫测、不可理喻；上帝死了，信仰和与信仰有关的一切也都成了虚无，原来如此神圣的历史和人生如今却是那样渺小卑微，毫无意义……上帝死了，一切都失去了判断的依据，一切都不再泾渭分明，一切都无可而无不可。这种无根的自由使所有西方人惶惑不安、无所适从。理性的蒙难，使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了温馨的家园；信仰的坍塌，使他们在彼岸世界里失去了灵魂的归依。他们只好撑一叶孤舟，在无边的虚无中四处漂泊……尼采在《查拉图斯物拉如是说》中写道：我处处找不到家；我漂流于所有城市，我走过所有城门。现代人于我是陌生人……我从父母之邦被放逐。何处是―一我的家？我叩问，我寻觅，寻觅而不得。啊，永恒的苍茫！啊，永恒的空漠！啊，永恒的空漠！啊，永恒―一虚无！（二）荒诞的产生自信的西方人忙乎了两千多年后得到的却是过于严酷的嘲弄：他们殚思竭虑去追求理性的社会，到头来却被这太理性的社会一个个抛了出去，成了真正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汉。他们绞尽脑汁去创造物质文明，到头来这太过丰裕的物质文明却反过来使他们成了物的奴隶；他们以可知的信念辛辛苦苦地为世界立法，到头却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是如此变幻无端，不可理喻、他们以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对待世界、历史和人生，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甚至滑稽可笑。上帝生前，他们认定上帝是万恶之源因而咬牙切齿要杀死他；上帝死后，他们又惧怕虚无的深渊因而重新迫不及待地涌入教堂高唱“我主耶和华，您为至大！”他们抓破头皮要求自由，但当他们接过自由后却又感到无根的自由令人无所适从因而又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切的一切简直都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多么荒谬的生存境遇！荒谬的生存境遇终于使现代西方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荒诞感。“荒诞”是什么？荒诞派戏剧大师尤金・尤奈斯库说：“荒诞是指缺乏意义。……和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论的根源隔绝之后，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１１）］简单地说，“荒诞”有两个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内蕴：“悖谬”和“虚无”。所谓“悖谬”，就是“非其所是”或者“是其所非”；所谓“虚无”就是“空乏”或者“阙如”。理性的蒙难、信仰的坍塌、人的失落和异化，使人与人的世界、人与人的历史、人与人的生活等一切方面的关系，和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等一切性质的关系，都发生了背离，基至根本就失去了关系；而与此相应地，世界、历史、人生及人自身的存在对于人类来说也就不再具有什么价值或意义。我们前面所说的“悖谬”，就是指这种关系的悖谬；所说的“虚无”，就是指这种价值意义的虚无。关于这种关系的悖谬，当代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写道：“人在现代社会里受到威协的不只是人的一个方面或对世界的一定关系，而是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一切理性的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移向缥渺的远方，留下的只是陷于绝对的孤独和绝望之中的自我。”［（１２）］那么，为什么“理性的知识和信仰”崩溃后，就必然产生价值的虚无感和生存的荒诞感呢？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指出：“一个能用理性解释的世界，不管有什么毛病，仍然是人们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宇宙里，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他的境遇就象一种无可挽回的终身流放，因为他忘却了关于失去了的家乡的全部记忆，也没有乐园即将来临的那种希望。这样一种人与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实地构成了荒诞的感觉。”“荒诞”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整体文化大风格和中心范畴，“荒诞感”作为一种生存体验一产生，现代主义思潮的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注释：［（１）］歌德《浮士德》。［（２）］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３）］维特根斯坦《名理论》。［（４）］全增嘏《西方哲学史》。［（５）］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６）］T・S・艾略特《荒原》。［（７）］尤金・尤奈斯库《秃头歌女》。［（８）］萨特《禁闭》。［（９）］尤金・尤奈斯库《犀牛》。［（１０）］加缪《局外人》。［（１１）］《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１２）］《当代西方哲学主潮》，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般下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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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SPORT SCIENCE1999年 第1期 No.1 1999粤澳地区体育社团组织要素研究梁俊雄 李志强 许仲槐摘要 为探求广东和澳门两地现阶段体育社团实体化的主因及其结构体系，运用文献资料研究法、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研究了两地区体育社团组织要素的认同程度及重要性的取向，并通过R型因子分析，选取规划管理、开拓自主经营等8个综合主因，构成以建设实体化为中心的体育社团的因子结构体系。为此，提出了成员的主体化、纲领的务实化、组织管理的一体化、物资的实力化、经济的实体化等对策建议。关键词 体育社团 实体化 因素结构 综合主因 对策建议1 引言社会群体或团体是社会生活的具体单位，是人们通过一定社会关系组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集体。本文所研究的体育社团是指规模不大的小群体。它所具有的联系纽带、共同活动、群体规范、群体意识等特征是实现国家对体育事业近期总要求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立社会化的群众组织网络，……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体育事业的格局，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体育社团以它具有的特征和功能，可担负着联络、组织、协调本地区、本行业体育工作者和参与者的重大职责，因而其是国家和地区兴办体育的重要辅助力量。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影响下，构成各地区体育社团实体化的组织要素是十分繁杂的。为探求其较重要的主因，并紧扣其组织要素的主因，建设实体化的体育社团的组织结构，是体育社会化、实体化亟待研究的热门课题。2 研究方法首先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和专家访问法，参考有关社会学中“社团要素”章节的阐述，制定了《体育社会团体基本因素调查表》。邀请从事理论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专家对其中26个条目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进行了咨询与鉴定后，用Pentium 200MHZ with MMX计算机进行了信度检验和其它各项数据处理。以广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的两期35名学员先后相隔3天填写的上述问卷表为检验数据，得出问卷信度为0.87951,P<0.01。这说明有较高的可信度。1997年12月至1998年5月，对粤、澳地区的体育社会学者和管理体育社团的组织工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兰斯.利克特(R.Likert)量度和五级评分法作了数据处理。本文的研究还采纳了实地考察的资料。3 研究结果与分析3.1 粤、澳两地区体育社团组织因素的重要性(价值)取向粤、澳两地区体育社团组织因素的重要性取向，以平均数的大小来排列序号是：占前9位的依次为：开展全民健身、团结支持者、管理制度、广开经费来源、吸纳爱好者、开拓自身产业、高效率组织动作、培养后备人才和配置干部等。从上述两地区体育社会学者和实际组织工作者的认同程度的排列顺序看来，基本上包含体育社会学阐述的组织的4个系统要素。属组织的成员的基本要素有3个条目：即F2(团结支持者)、F1(吸纳爱好者)、F5(培养后备人才)。属组织的纲领的基本要素有1个条目，属组织的章程的基本要素有1条目；属组织的管理体制的基本要素有4条目。其中属有关领导实体、组织实体各占1条目外，属物质实体的条目有2条目，即F21(广开经费来源)和F22(开拓自身产业)，这充分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时期，两地理论和组织工作者对物质实体的基本要素的高度认同取向。3.2 粤澳地区体育社团综合主因的选取为进一步探索两地区体育社团组织要素的多维结构和内容体系，结合考虑两地体育社团组织要素的重要性取向趋势，笔者对两地区体育社团组织要素的调研数据进行了R型因子分析。通过R型因子分析，从上述26个原始变量中选取8个综合主因。它们的因子方差分别为19.64%、10.67%、8.26%、6.96%、6.17%、5.48%、5.18%、4.39%，其总方差累计为66.73%，参见表1。在第1综合主因中，因子负荷较高的有F15、F20、F8、F21、F16。这表明第1综合主因除与推介、宣传规划要素保持最为密切的相关(0.7433)外，还与管理制度(0.6737)、自主经营机构(0.6397)、广开经费来源(0.5948)、组织运作(0.5777)等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笔者对它们称之为“规划管理综合主因”，详见表1。第2综合主因与其因子负荷较高的F10(产权隶属关系0.6466)、F9(自主经营机构0.6313)、F22(开拓自身产业0.5026)等因素有密切关系，故可称之为“开拓自主经营综合主因”。第3综合主因同F26(临时经济来源0.5643)、F1(吸纳爱好者0.5176)、F2(团结支持者0.4583)等因素关系密切，故可称之为“发展财源与人才综合主因”。第4综合主因同F19(配置干部0.5603)、F20(管理制度0.4446)等因素关系密切，故可称之为“干部配置管理综合主因”。第5综合主因同F25(稳定经费0.7293)、F22(开拓自身产业0.4527)等因素关系较为密切，故可称之为“稳定经费来源综合主因”。第6综合主因同F5(培养后备人才0.5111)、F2(优惠会员0.4828)、F19(配置干部0.4352)等因素关系密切，故可称之为“培养人才综合主因”。还有称之为“竞赛项目综合主因”的第7综合主因和称之为“管理临时经源综合主因”的第8综合主因。据此，笔者构建了两地区体育社团组织要素的因子结构体系，参见图1。3.3 粤澳地区体育社团因子结构体系的中心和总目标本文研究的宗旨在于粤、澳地区体育社团的实体化，这一因子结构体系的中心是围绕体育社团的实体化而构架的。实体是作为一切外部表现的基础的某物。实体性是指物质的基本属性，是具有事物的实在本质或本性的东西。从这一定性分析的角度出发，笔者设计了并经同行专家讨论、确认的粤澳地区体育社团实体化的建设总目标是：建立紧密团结会员、具备开展活动的能力、掌握现代灵通信息、办事效率高、实现实体化、社会化的现代社会体育团体。接着，通过两地74份问卷调查和R型因子分析，经定量分析后构建了图1的因子结构体系。这一因子结构体系将是两地实体化的体育社团的实质和形式的聚合体。它在实践中实施后将是由实质和形式结合而成的现存实体，将可区别于它的偶然的东西、虚构的设想物、有名无实或依附挂靠单位的影子机构。这一实实在在的独立实体不仅是可触知的，而且是有形的现存实体。3.3.1 反映总体19.64%(贡献率)水平的第1综合主因规划管理在结构体系中占了首位。这说明了要使体育社团实体化首要的工作是长远而周密的规划与管理，以及把相关的自主经营机构、经费来源、组织运作等进行综合管理。管理出效益的道理就体现在这个因子结构体系中。管理出实效，管理出实体，是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之一。因而，正如伍绍祖所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着一个‘经营和管理的时代’今天决定命运的是管理，管理搞好了，各项事业就可上去。”表1 体育社团要素结构的综合因子载荷矩阵 主因子数M=8，样本数N=74，变量数P=26因素号因 素 内 容主因1主因2主因3主因4主因5主因6主因7主因8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吸纳爱好者的必要数量团结体育的支持者优惠于会员的管理制度合适发展项目吸引会员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影响力的宗旨与上级明确的关系能体现法人实体的职责自主经营机构明确的产权隶属关系完备的社团登记手续操作性强的章程体育交往的规划体育信息交流的策划周密长远的推介、宣传规划高效率的组织运作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组织基层竞赛活动配置专职或兼职干部科学的管理制度广开经费来源开拓自身产业发挥经济造血功能稳定的经费来源占2/3稳定的经费来源占1/3以下临时性的经济来源0.10420.18850.39350.49320.49080.45090.27930.63960.35600.40290.25890.45440.45850.40270.74330.57770.32090.06690.25170.67370.59480.47480.51460.54610.28970.1783-0.0278-0.1961-0.23500.09290.0409-0.4403-0.36660.26160.63130.6466-0.5855-0.2828-0.4780-0.5003-0.08590.09240.2657-0.26500.14560.08460.18580.52600.05070.26440.08690.02940.51760.4583-0.1376-0.0909-0.0563-0.4148-0.2109-0.2789-0.3399-0.3002-0.0871-0.3566-0.0757-0.0826-0.12000.12900.45280.05570.09370.06000.4027-0.01630.33400.25160.28530.56430.3937-0.7120.16940.0052-0.17040.23840.3843-0.03490.13380.14280.46530.1795-0.2508-0.3185-0.2633-0.1242-0.28340.19820.56030.4446-0.00140.02070.23910.1876-0.20200.29510.2181-0.12770.1367-0.2957-0.1209-0.19780.0283-0.0681-0.1387-0.01880.09570.10070.02240.3233-0.0429-0.3745-0.30810.4134-0.0952-0.1141-0.01290.45270.16350.17920.7293-0.0686-0.0502-0.48280.1179-0.13270.5111-0.1679-0.0461-0.2069-0.03600.25530.0975-0.34480.00290.13750.22120.00400.11580.21880.43520.1180-0.2480-0.2206-0.2048-0.14860.10170.33290.3093-0.3785-0.2525-0.64620.11340.2221-0.02480.0258-0.1460-0.17670.05490.3336-0.1663-0.00560.1852-0.00530.0101-0.4598-0.09270.2063-0.04040.21450.00750.03790.01120.12050.30220.1159-0.5700-0.0163-0.0142-0.01730.3427-0.1713-0.0956-0.1104-0.25140.02800.28690.08710.0079-0.1824-0.3000-0.05460.2787-0.14770.02980.0512-0.1027-0.06280.04050.3779因子方差19.64%10.67%8.26%6.96%6.17%5.48%5.18%4.93%总方差 66.73%图1 粤澳地区体育社团组织要素的因子结构体系示意图3.3.2 反映总体6.17%(贡献率)水平的第4综合主因以及分别与第1、2、3、8等4项综合主因密切有关的稳定经费来源在因子结构体系的基础地位是十分显著的。任何体育社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设法增加收入是必不可少的举措。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自主沉浮，关键就在稳操自身经济命脉。某经济发达市的最近决定，“养起来的”科研所要“断奶”，3年的过渡期后政府将不再拨款。这是给“扶起来、拉起来、养起来、挂起来的”体育社团的“警钟”，那些仍是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的单靠政府拨款的机构必然要改制，迟早要进入非改不可的地步。3.3.3 反映总体6.69%(贡献率)水平的第4综合主因干部配置管理和反映总体5.18%(贡献率)水平的第6综合主因培养人才，是体育人才的用养并重的两个重要方面。社会体育、社区体育的发展，体育社团的实体化建设，最终取决于体育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及其使用与培养两方面，这是决定其发展和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按系统论观点，任何一种系统必须有输出和输入的过程，两者缺一必丧失应有的功能，无法维持系统的运转。干部的配置使用是该系统的输出过程。同时应重视人才的才能输入、人才的继续教育(包括社会体育的指导理论与方法、组织竞赛的知识和技能、体育产业经营开发的理论与方法、科研能力、专题调研、学术交流等)，以及后备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对新会员、青年会员的培养。3.3.4 反映总体5.18%(贡献率)水平的第7综合主因竞赛项目在该因子结构体系中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因为竞赛项目和竞赛活动是检查和促进身体锻炼和业余运动训练的重要手段，对发展社团的体育活动起杠杆作用。竞赛具有的竞技性、兴奋性是吸引会员投入体育活动的强大磁场。为此，各社团要选择合适的发展项目，组织小型多样的竞赛活动，着力开展趣味性、家庭式的小竞赛。4 结论与建议4.1 结论4.1.1 现阶段两地区关于体育社团组织要素的取舍选择是东西方体育文化、体育价值观长期相互影响与兼容的意识产物，与两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及政治、文化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和发达程度密切相关。4.1.2 两地区的体育社团组织要素的认同程度及重要性的取向，位于前9位的排序依次是：开展全民健身、团结支持者、管理制度、广开经费来源、吸纳爱好者、开拓自身产业、高效率组织运作、培养后备人才和配置干部等。4.1.3 粤澳地区体育社团组织要素的结构体系通过R型因子分析，它是由规划管理、开拓自主经营、发展财源与人才、干部配置管理、稳定经费来源、培养人才、竞赛项目、管理临时经源等8个综合主因构成。4.2 体育社团实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4.2.1 成员的主体化 社团要从宣传、规划、项目、安排、优惠等方面，使吸纳和团结的社团成员活跃、积极，让他们以体育自主意识投入健身、身体娱乐活动。4.2.2 纲领的务实化 社团纲领或章程的宗旨要有影响力与号召力。要通过目标具体化才能成为社团成员行动的指南。为此，具体的目标制订要务实，力求可行，以便发挥目标的指向作用、激励作用、考核作用和凝聚作用，使社团章程的具体性、可操作性增强。4.2.3 组织管理的一体化 为有效地实现体育团体的实体化、社会化、现代化的总目标，使某一社会环境的人与人的活动，即社团的成员、财产、物资、时间、信息等管理因素合理组合，实现相对静态的某一体育社会实体单位与动态的组织、实施活动过程的统一。4.2.4 物资的实力化 体育物资是体育经费的实体状态，是发展体育事业，保证开展社团活动的必不可少的基本物质条件。社团的场地、器材配置与建设要体现实力，力争有雄厚实力的基础设施，并力求发挥物力资源的最大效用，保障体育物质的完整和安全使用，提高体育管理的综合效益。4.2.5 经济的实体化 社团的经济基础要实体化，力求财源的多元化，以保社团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在1/3左右。这方面对投入市场经济运行尚属初级阶段的广东地区尤为重要。广东的体育社团开拓自身产业，提高自身收入经济指数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这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国城市管理由“单位小社会化”、“政企(事)不分”向“政企(事)分开”；我国体育事业由体委包办体育向管、办体育分开的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举措。作者单位：梁俊雄(湛江师范学院，湛江 524048)李志强(广州市体委)许仲槐(广州体育学院)5 主要参考文献[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羊城晚报，1996，3，20[2] 黄捷荣、李泽润主编. 体育社会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3] 许仲槐.因素分析法在运动训练中的应用，国外体育科技，1979，(21～22)：25～27[4] 孙汉超等主编.体育管理学教程.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5] 赵仲炜.“养起来的”科研所要“断奶”.羊城晚报，1998，6，6责任编辑：马宣建1998-04-02收稿，1998-06-20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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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8年6月第18卷第6期科技期刊中日高等环境教育比较研究邓南圣 袁福环 韦进宝 杜予民(武汉大学环境科学系，武汉 430072)摘要 对80年代、90年代初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后3个时期日本的本科生、研究生环境教育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并与我国高等院校的环境教育作了初步的比较.日本大学环境教育的特点是专业设置学科分布广、专业多元化，强调多学科知识教育，注重全球环境意识教育和环境与资源统一观的教育，这些特点可供我们在改革高等院校的环境教育工作中借鉴.关键词 中国；日本；大学；环境教育.A COMPARATIVE STUDY ON HIGHE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JAPAN AND CHINADeng Nansheng,Yuan Fuhuan,Wei Jinbao,Du Yumin(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or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in Japanese universities for 1980s,early 1990s and after the UN Environmen & Development Conference was researched and analyzed,and compared with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The fe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Japanese universities were comprehensiveness of specialties distribution and diversity of installed specialties,and that the knowledge education of the various disciplines is emphasized,the educ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on global environment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unity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s laid stress on.The features is consulted for the re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our universities.Keywords China,Japan,university,environmental education.当今，日本环境污染已基本得到控制，环境质量得到较大提高.日本环境状况为什么能如此迅速改善，这与其大学环境教育与人才培养有何关系，他们的经验有何启示?为此，我们对80年代、90年代初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3个时期日本的大学环境教育进行了调查，对3个时期内学科建设和专业的设置，以及本科生与研究生培养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与我国的高等环境教育作了初步的比较.本报告的目的是为我国高等环境教育的建设提供基础资料，以及为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1 80年代日本国大学环境教育80年代，日本国的大学总数达460所，其中162所设立了研究生院.在此期间，有51所大学部及研究生院设立了环境类的学科与专业，占学校总数的11.1%.这些专业有些是从传统母学科独立出来的，有些则是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而新设立的，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环境教育得以较快发展.1.1 本科生的环境教育图1 日本大学中专业的学科分布Fig.1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specialties in Japanese universities在460所大学中，有34所设置了环境类专业，占学校总数的7.4%，专业的设置见表1.从表中可知，34所大学共设置了22个专业，专业数达31，专业数与学校数之比为0.91.这些专业分属工、理工、农理科、医学、艺术、社会7个学科，各学科的专业占学科总数的比例见图1.出现频率最多的有资源开发工程、环境工程、资源工程、资源化学、环境化学和环境设计6个专业(见表1)，占专业总数的48.6%，分属工科、理科、理工和艺术4个学科.1.2 研究生的环境教育在460所高等学校中，有42所研究生院设置了环境类专业，占学校总数的9.13%，学科与专业设置的情况见表2.从表中可知，共设置了35个专业，专业总数达50个，专业数与学校数之比为1.19，此比例较本科生增加了30.8%.这表明日本大学在研究生培养阶段，更注重对学生进行环境与资源方面的专业训练.表1 日本国大学本科生教育设置的环境类专业统计表(80年代)Table 1 Environmental specialties of Japanese undergraduate course education (during the 1980s)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1资源化学工程1工3.212环境计划1理工3.22资源开发工程3工9.713环境化学工程1理工3.23资源化学2理工6.514环境保护1工3.24环境化学2理6.515环境绿化1理工3.25环境保护学1理工3.216海洋环境工程1理工3.26化学环境工程1工3.217资源应用化学1工3.27畜产环境学1农3.218环境设计2艺术6.58环境工程3理工9.719生活环境1社3.29居住环境1工3.220环境畜产1农3.210资源工程3工9.721环境保健1医3.211环境建设工程1工3.222环境安全工程1工3.2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表2 日本国大学研究生教育设置的环境类专业统计表(80年代)Table 2 Environmental specialties of Japanese graduate course education (during the 1980s)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1资源开发工程3工6.019资源增值1水产2.02环境保护3理工6.020海洋环境工程1理工2.03化学环境工程2工4.021资源循环化学1理工2.04环境工程4工8.022环境系统1医2.05人类环境学1理2.023大气水圈科学1理2.06畜产环境学1农2.024居住环境1社2.07生活环境2艺术4.025环境保护1理工2.08生活环境1社2.026环境构造学1理工2.09资源工程3工6.027社会环境学1社2.010居住环境学1工6.028环境计划学1社2.011环境建设工程1工2.029资源化学1理工2.012环境开发工程1工2.030环境治理工程1理工2.013环境科学3理2.031服装环境学1社2.014资源生物科学1理工2.032环境生态学1医2.015环境化学工程1工2.033资源生物1理工2.016环境生态系统3医2.034海洋资源1理工2.017环境生态系统1理工2.035人类生物系统1理工2.018环境绿化1园艺2.0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图2 日本大学中专业的学科分布Fig.2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specialties in Japanese universities80年代，日本国大学为研究生设置的环境类专业所属学科分布见图2.图中可知与本科生的专业设置一样，专业的分布并与学科的分布不完全一致，出现最多的专业分别为环境工程、环境保护、资源工程、环境生态系统、资源开发工程、化学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生活环境占专业总数的46%，分布在工科、理工、理科和艺术4个学科.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环境与资源类的学科比本科生的更分散，有利于培养更多类型的专门人才.1.3 大学环境教育的特征80年代，日本国大学的环境教育特点表现为：(1)开设环境类专业的学校有较大的增加，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环境类专业的学校分别达到7.36%和9.13%.(2)设置的专业多，分布范围广为本科生开设的专业有22个，分布在工、理、理工、农学、艺术、社会等7个学科，为研究生开设的专业有35个专业，分布在工、理、理工、农学、医学、文科(艺术)、社会、水产和园艺9个学科.(3)专业的设置注重适应社会的需要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是日本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社会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为适应社会的需要，日本大学开设了环境工程、环境化学工程、环境保护等专业，而且这类专业在总的专业数中占的比例较大，例如本科生的占32.3%，研究生的占30.0%.图3 中国大学中专业的学科分布Fig.3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specialties in Chinaese universities(4)资源物质科学与环境类专业开始相结合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因而很重视资源有效和持续利用，注意把资源物质科学与环境类专业的教育相结合.例如，为本科生开设有资源化学工程、资源开发工程、资源化学、资源工程等专业(见表1)，为研究生开设了资源开发工程、资源工程、资源生物科学、资源循环化学等专业(见表2)，这类专业分别占总专业数的32.3%和24.0%.1.4 中日大学环境教育的比较80年代，中国大学的环境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在1075所大学中共有86所设置了环境类的学科和专业，占学校总数的8.0%，而日本为11.0%.1.4.1 本科生环境教育的比较 中国大学为本科生设置的专业见表3.在1075所大学中有86所设置了环境类专业，占学校总数的8.0%，比日本的(7.4%)稍高；设置了30个专业，专业总数为119个，专业数与学校数之比为1.4.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大学为本科生设置的专业数比日本的稍多一些.中国大学为本科设置的30个环境类专业分布在工、理、农、林、医、文(艺术)6个学科，这些专业绝大部分在工科(占学科总数的43.3%)和理科(26.7%)，农学为20%，林学、医学、文科各占3.3%.专业的学科分布见图3.比较图1和图3可看出中国大学本科生的专业设置比日本集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是环境工程，为30.3%，其次为环境化学工程(9.2%)、生态学与环境生物学(9.2%)、环境监测(5.9%)、环境化学(5.0%)，而日本大学出现频率最多的为资源开发工程(9.7%)，资源工程(9.7%)、环境工程(9.7%)，其次为生态学与环境生物学(9.2%)，资源化学(6.5%)，环境化学(6.5%)，环境设计(6.5%)(见表1)，这表明，80年代，我国的环境教育专业的设置还局限于污染治理与控制方面的专业，日本国大学环境教育专业的设置已开始趋向多元化.表3 中国大学本科生教育设置的环境类专业统计表(80年代)Table 3 Environmental specialties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 course education (during the 1980s)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1环境化学6理5.016环境艺术设计1艺术0.842水文学水资源利用1工0.8417电厂环境工程1工0.843环境工程36工30.318环境卫生工程1工0.844环境监测7工5.919环境医学2医1.75环境治理化学工程4工3.420农业环境保护2农1.76农业环境保护1农0.8421大气物理与大气环境5理4.27农业建筑与环境保护1农0.8422环境规划与管理2理1.78环境保护学2工1.7623农业水资源利用与管理2农1.79环境保护工程1工0.8424野生植物资源1农0.8410环境科学2理1.725环境监测与分析1工0.8411环境化学工程11工9.226水资源规划与利用4工3.412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1林0.8427大气环境科学1理0.8413环境治理1工0.8428自然资源管理1理0.8414水资源与环境4理3.429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5农4.215大气监测与环境评价1理0.8430生态学与环境生物学11工9.2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4］图4 中国大学中专业学科分布Fig.4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specialti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80年代，日本大学已开始注重对本科生进行资源方面的专业教育，开设的专业共有10个，占专业总数的32.3%，而在这一时期，中国大学关于资源方面的教育才刚刚开始，共设置6个专业，占专业总数的5.0%.1.4.2 研究生环境教育的比较 中国大学为研究生设置的环境类专业见表4.在1075所大学中有60所设置了环境类专业，占学校总数的5.6%，而日本为9.1%.设置专业11个，专业总数达72，分布在理、工、农、医、文(法)4个学科，专业学科属性见图4，比较表2与表4以及图2与图4可看出，中国开设的专业少，学科集中于理、工科，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中国与日本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表4 中国大学研究生教育设置的环境类专业统计表(80年代)Table 4 Environmental specialties of Chinese graduate course education (during the 1980s)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1环境化学6理8.37环境保护学1法1.42环境工程13工18.18环境地学5理6.93工程水文与水资源17工23.99环境生物学1理1.44环境化学工程5工6.910农业环境保护4农5.65放射性废物处理1工1.411农业建筑与环境1农1.46环境卫生学18医25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5］2 90年代初日本国大学环境类教育图5 日本大学中专业的学科分布Fig.5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specialties in Japanese universities90年代初，随着公众与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深入了解，随着公民的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人们对环境保护与改善的要求日益增加，从而使日本国大学的环境教育向更高层次发展.就在1990―1992年3年间，在所调查的473所大学中，有70所设置了环境类专业，占大学总数的14.8%，比80年代增加了34.5%.2.1 本科生的环境教育在70所大学中，有46所的大学部设立了环境、资源类的专业(表5)，设置的专业有39个，专业总数达58个，专业数与学校数之比为1.3.设置专业的学科分布见图5.从图5可知，所设置的学科分别为工、理工、理科、农、文、园艺、社会和水产8个学科，出现最多的专业分别为地球科学、生物资源科学、环境工程、生物资源化学、环境信息学、土木环境工程和生物资源学、生物环境学和资源开发工程(见表5)，这些专业分别分布在工科、理科和农学3个学科，占专业总数的48%.表5 日本国大学本科生教育设置的环境类专业统计表(90年代初)Table 5 Environmental specialties of Japanese undergraduate course education in the early 1990s)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1资源开发工程2工3.421环境设计工程1工1.72畜产环境科学1农1.722生物资源科学4农6.93生物资源化学2农3.423生物资源利用1农1.74环境工程3工5.224环境计划1工1.75地球科学9理15.525地域开发科学1农1.76生物资源1农1.726生物资源学2农3.47建设环境工程1工1.727环境设计学1园艺1.78农业生产环境工程1农1.728资源工程1工1.79环境信息学2文3.429环境化学1工1.710土木环境工程2工3.430生产环境学1农1.711资源素材工程1工1.731生理环境1社1.712生物环境学2农3.432生物资源开发学1农1.713资源生物科学1农1.733生物资源管理学1农1.714农业环境工程1农1.734生活环境学1文1.715环境化学工程1工1.735海洋资源学1理1.716绿地和环境科学1园艺1.736海洋科学1理1.717生物生产科学1园艺1.737矿物资源工程1理工1.718环境科学1文1.738环境设计1工1.719环境资源学1农1.739生活环境1社1.720资源管理1水产1.7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2.2 研究生的环境类教育在70所大学中，有53所大学院设有环境和资源类学科，学科的设置见表6，设置专业58个，专业总数达84个，专业数与学校数之比为1.6.表6 日本国大学研究生教育设置的环境类专业统计表(90年代初)Table 6 Environmental specialties of Japanese graduate course education (in the early 1990s)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1资源开发工程4理工4.830环境设备工程1工1.22环境构造学1理工1.231环境计划学1工1.23社会环境学1理工1.232资源生物科学1理1.24环境保全学1理工1.233居住环境学2社2.45环境保全学1农1.234生活环境1社1.26环境计划学2理2.435资源循环化学1工1.27畜产环境学1农1.236生物生产学1理1.28人类生态学1医1.237生物资源生产学1农1.29化学环境工程2工2.438环境工程2工2.410地球科学6理7.139生物资源利用学1农1.211资源化学2工2.440生物环境保护学1农1.212生物资源科学2农2.441生活环境研究1艺术1.213生物资源科学1理1.242生活环境研究1社1.214生物环境科学2农2.443遗传资源发展工程1农1.215资源工程2工2.444大气及海洋环境系统1理工1.216资源化学工程1工1.245海洋资源学2工2.417环境生态学8医9.546环境建筑工程1工1.218地域研究1文1.247生物资源利用1农1.219环境化学1工1.248生物资源保全学1农1.220环境化学工程1工1.249水产资源科学1农1.221生物环境科学1理工1.250自然系统科学1理1.222环境绿化1园艺1.251环境物质科学1医1.223环境保护学1农1.252生活环境学1社1.224资源环境学1农1.253被服环境学1社1.225资源管理学1水产1.254资源生物学1农1.226人类环境学1文1.255海洋科学1理1.227环境科学3理3.656生态与环境医学1医1.228能源与环境工程1工1.257资源与材料工程1理工1.229环境学1医1.258环境科学与工业生态学1医1.2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图6 日本大学中专业的学科分布Fig.6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specialties in Japanese universites设置专业的学科分布图见6.所设置的学科分别为工、理工、文、理、农、医、艺术、社会、水产和园艺10个学科，出现最多的专业分别为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资源开发工程、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计划学、化学环境工程、资源化学、生物资源科学、生物环境科学、资源工程、居住环境学、海洋资源学(见表6)，分别分布在工科、理科、医、社会和农学5个学科，占专业总数的47.8%.2.3 大学环境教育的特征综上所述，在90年代初，日本的高等环境教育有以下的特点：(1)开设环境专业的大学进一步增加80年代，日本开设环境类专业大学(学部和大学院)的比例为11.0%，而90年代初(1990―199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4.8%，增加了34.5%，而同一时间，大学数量的增长率为20%.(2)注意对学生进行全球环境科学的专业教育90年代以来，人类除了面临局部环境问题外，还存在全球性环境问题.为适应这一需要，日本国大学的环境教育开始增加对学生进行全球环境科学教育的专业.例如，为本科生开设了地球科学(占专业总数的15.5%)，环境科学(占1.7%)，这两个专业占专业总数的17.2%.为研究生开设了地球科学(占总专业数的7.1%)、环境生态学(占9.5%)、环境科学(占3.6%)、人类环境学(占1.2%)、环境学(1.2%)、大气及海洋环境系统(占1.2%)，自然系统科学(占1.2%)，这些专业占专业总数的1/4.(3)注意对学生进行综合教育人们从治理环境污染问题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类生产、消费的非持续发展模式造成的，要解决环境问题，单靠技术科学是不行的.为有效地保持环境，除了应用科学技术手段外，人类还必须应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对自身的社会行为进行管理.因此，日本大学环境教育注意对学生进行综合教育，设置的专业更多，学科分布更广.例如，为本科生开设的专业达41个，比80年代(31个)增加了32.2%，为研究生开设的专业达58个，比80年代(35个)增加了65.7%.2.4 中日大学环境教育的比较由于缺乏90年代初中国大学本科生方面的资料，本文仅就研究生的环境教育作一比较.90年代初，中国有70所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15个环境类的专业，专业总数达92个.专业设置见表7.表7 中国研究生教育设置的环境类专业Table 7 Environmental specialties of Chinese graduate course education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类型所占比例，%1环境化学16理17.49环境卫生学13医14.12环境地理1理1.110环境法学2文2.23环境海洋学3理3.311大气环境2理2.24环境工程16工17.412环境生物学5理5.45水文学与水资源8工8.713环境地质2地学2.26环境化工12工13.014农业生物环境工程3农3.37核环境工程1工1.11.5渔业资源3水产3.38农业环境保护5工5.4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图7 中国大学中专业的学科分布Fig.7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specialti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由表7可知，这些专业分布在理、工、农、医、文、水产、地学7个学科，工科和理科最多，各占学科总数的33.3%，其它5个学科各占6.7%，专业的学科属性见图7.出现频率最多的专业是环境工程(17.4%)、环境化学(17.4%)、环境卫生学(14.1%)和环境化工(13.0%)，这4个专业占专业总数的61.9%，专业相对集中，而日本大学专业频率出现最高的也只有环境生态学(9.6%)，可见，到90年代初，中国研究生环境教育专业的多元化格局仍未形成.另外，90年代初，日本大学对研究生已注重进行全球环境科学的教育，如开设了人类生态、地球科学、人类环境学、大气及海洋环境系统、自然系统科学等(见表6)，而中国对此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3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日本大学的环境教育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形成的重要文件《21世纪议程》(Agenda 21)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更明确，世界各国的环境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适应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大学的环境教育有不少变化，环境教育专业的设置作了较大的调整，为了解这种变化与调整的情况，我们对日本20所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东北大学，北海道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农工大学，筑波大学，神户大学，金 大学，冈山大学，广岛大学，爱媛大学，德岛大学，新泻大学，崎玉大学，山形大学，岩手大学，琉球大学，静冈产业大学，就其环境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人才培养作了调查.尽管这次调查局限在这些大学的研究生院或学部，不是全体，但以上大学在日本是具有代表性的，通过调查，可看到日本在1992年之后大学环境教育的概貌.近4年来，日本大学环境教育发展更快，专业设置更多，被调查的20所大学共设置了41个专业，专业总数在65(见表8)，专业数与学校数之比达3.3，平均每个学科开设3个专业，比90年代初增了51.5%.通过对这20所大学环境教育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后，日本大学环境教育与以往相比有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表8 日本国大学环境类专业设置统计表(计20所大学)Table 8 Environmental specialties in Japanese university eduetion (including 20 universities)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1海洋环境仪器工学122水保护工学12环境计测化学123地圈环境科学23环境化学工业324生态环境科学34建筑都市环境工学125大气海洋圈环境科学15都市环境史126地域社会环境学16建筑环境学127国际社会环境学17环境控制物理学228环境科学38人类环境学429国际经营环境学29文化地域环境学130生物环境学310国际地域环境医学131生产环境学3续表8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编号专业名称专业数11地域环境农学132自然环境学112地域环境工学133生物环境保护学313环境卫生学234生物环境情报系统学114水域环境工学135社会环境设计学115都市环境安全工学136水资源工学216环境情报工学237资源物质科学117环境地球工学138资源环境学318环境工程学239资源环境政策学119环境设计学140资源再生学120环境热工学141资源学121大气污染控制1资料来源：参考文献［7―15］3.1 区域与全球环境科学并重发展十分明显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定，更明确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对环境人才的需要相应有所变化，因此反映在环境类专业设置的调整和扩充，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如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于1993年将原有的环境科学研究科(以研究地域环境为主)发展为地球环境科学研究科的独立研究生院.下设4个专业：地圈环境科学；生态环境科学；物质环境科学；大气海洋圈环境科学.如德岛大学于1994年在原有综合科学部(本科)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扩大为研究生院下属的人类环境科学研究科，分人类环境和自然环境两个专业.3.2 资源物质科学专业与环境类专业相互结合日本资源贫乏，更重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在大学的环境教育体现为环境类和资源类专业相互结合，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在专业设置中得到重视等方面.尤以环境科学研究科，工学部、农学部最为常见.如东京农工大学专门设立了环境资源科学系，下设环境保护学和资源物质科学专业.前者教育、研究领域为：大气环境学，水环境保护学，无机地球化学，环境微生物学，环境毒性学，环境土壤学，社会地球化学.资源物质科学教育、研究领域为：分子物理化学，分子动力学，植物资源形成学，植物材料物性学，植物资源加工学，再生资源科学，居住环境材料学，资源复合功能学，植物纤维化学，生物分解控制学.这反映了日本向全面性环境人才培养方向发展.我国人口多、资源相对紧缺，环境状况严峻，因此尤其要重视持续发展问题，确立环境资源统一观是十分必要的，应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3.3 环境科学强调综合性发展被调查的20所大学中有3所大学专门设立了环境科学专业，它们都强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交叉综合性，纯理科性质“环境科学”专业，还未看到.如筑波大学研究生院，环境科学研究科必修课为：人类环境概貌理论课和实习.共同课：统计学，环境伦理，情报处理等.专门课分自然环境，生物环境，生产环境，环境改善技术，环境计划，环境政策6个领域，其特征是技术色彩比较弱而强化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色彩.在20年办学过程中，该校确立了环境科学独立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建立了环境科学的方法论；强调学问的综合化；提出环境科学独立的手法；培养高素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人才.环境科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更应突出其综合性的特点，这在日本的环境类专业设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发展与我国现在要求“加强基础、拓宽口径”，以综合整体化为主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有利于学生的就职，也有利于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3.4 专业设置更趋多元化3.4.1 量多面广 被调查的20所大学，每所大学均设有环境类专业，其中环境类研究生专业有19所，本科生专业有17所，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专业分布面广(见表8).而我国现行本科生目录中(1993)环境类专业仅7个：环境工程，环境监测，环境学，环境规划与管理、农业环境保护、环境医学.无论经是从专业设置的数量还是专业涉及学科的广度，我国也大大低于日本.由于环境学科在日本的高度发展以及日本公民和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社会对环境类人才需求的增长，从而在大学环境类专业设置上出现了数量多和多元化的特点.3.4.2 人文社会科学类的专业比例增大 从统计资料得知，日本环境类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在日本环境类专业设置中占有较大的比例，35个专业中有9个，占有25.7%.出现了如人类环境科学，文化地域环境学、社会环境设计学、环境伦理学、国际经营环境学、资源环境政策学等.目前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是进行“三废”治理，并有相当一部分人把之简单看作是一项“技术工程”，未能看成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系统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环境保护中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导致在我国高等环境教育的人才培养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类的专业比例偏少.参考文献1 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事局.世界各高校名录编写组编.世界各国高校名录(下册).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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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1226 【 版 号 】11 【 标 题 】关于“精品意识”的思考 （学习六中全会《决议》．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作 者 】孙荪 【 正 文 】 创造文学艺术精品，是近年谈得很多的一个话题，并且逐步形成若干共识：它是读者大众的殷切期望，是党和政府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文艺发展的新的战略要点，也是真正的文艺家追求的目标。现在，这一思想，写进了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可以说，是以新的语言，表述了文学艺术发展的战略方针，同时对文学艺术进一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决议》这样强调提出：“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在文学艺术各门类中，努力创作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统一，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带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全面繁荣。”这一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作为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尤其应当深刻领会，并且贯彻于自己的创作活动中。其中的关键，是深刻理解“精品”的内涵和要义，树立对精品的自觉意识。去粗取精，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有文明史以来创作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汗牛充栋，如恒河沙数。但是，真正留下来的，又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孔子以前的诗歌创作仅存３０５篇，虽不免因为孔子的偏见而有遗珠之憾，但历史又基本认可了他的编选。即使这３０５篇，后来真正为群众喜欢而广为流传的，不过是十五国风的那一部分。唐代诗歌记录收集下来５万多首，真正在后世读者中，脍炙人口广为传颂的，不过数百首。中国古代文学历经唐、宋、元、明、清千几百年，被大家称颂的也就是四部小说、十数部戏剧。外国有人统计，文学作品的淘汰率当年在９０％，１０年在９９％。实际上，只怕还要高于此数。比如近年来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大约在每天一部到一部半，中篇小说在千部以上，试想：能够在读者口中流传、进而在心中记住的，有几部几篇？虽然不能绝对说，流传下来的就一定是精品，被淘汰淹没的就一定是劣品。但是，我们把这种选择大体上称作去粗取精的过程，恐怕是基本准确的。在这一意义上说，读者是无情的，时间是无情的，历史是无情的。优秀作品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平庸的作品如泥牛入海，粗劣的作品则只能如满天飞舞的蚊蝇。但是，精品又是最有情的，最鼓舞人心的。文艺创作是以质取胜的。那些真正的文艺精品，完全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而生长，而增值，甚至与人类相终始，成为人类永久的教师、宠儿、伴侣甚至情人。文学史的世界，是专门留给精品的创造者光耀驰骋的舞台。几乎可以说，文学史是一只去粗取精的筛子，是一条急浪淘沙的大江，是一座座峰峦峙立的大山。你若有志于此，若想在文学的海洋上做弄潮儿，企望攀登文学的高峰，而不仅仅是在这块田地里讨碗饭吃，那就必须有精品意识，有精品追求，换言之，你必须拿出精品。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理所当然地要求文艺精品的产生。文艺生产，自觉地纳入意识形态范畴和社会整体建设的系统工程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和优点之一，而且是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充分具有这一特征和优点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对影响社会风俗、塑造人的灵魂、提高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至流传于子孙后代，文艺所起到的作用，是别的任何思想和意识形式都不能代替的。正因为这样，它必然对文艺产品有很高的要求。要它为现实服务，成为推动生活前进的健康因素和鼓舞力量；要它为人民服务，起到灵魂工程师的作用，起码要对读者有益，进而要求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它不能够允许不好的、低劣的、有害的所谓作品生产和流通。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作品的产量很大，却有相当多是平庸的、粗制滥造的，甚至是腐化人的心灵、毒化社会空气的。所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问题，此为一个重要的表现。针对这种状况，一方面要依法管理，进行禁毁查办；但从根本上说，精神的东西还是要用精神的方式去解决。在文艺领域，还是要靠精品与粗、劣、坏的作品竞争。靠精品去获得读者，占领市场，占据文化空间，最终战而胜之，取而代之。这样，创造精品，就既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使命。既是一种应战，也是一种挑战。它成了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不容辞的了。否则，就是失职。就是缺乏觉悟。就是愧对时代和人民。就有负于灵魂工程师的称号。精品的创造，有自己的独特规律和思路。精品可贵，但精品的产生和生产非常不易。决不是表表态，喊喊口号，下下决心，就会有精品出来。首先要有精品意识和精品追求；同时要有创作精品的条件。一方面可以说，像任何优秀作品的产生一样，精品的产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又得说，它是可以通过“求”而“可遇”的。这就要求加大“求”的力度，增加“求”的质量。这话，说起来很复杂，一部或者几部大书也说不尽。古往今来的文艺理论都在说的这一个事情。但择其要者，有这样三点：一是在思想上，要能站在时代的前沿。作为时代的精神反映和人类生活与情感的表达的文学，不能不代表那个时代以至人类的思考和意向。精品之作不能不在思想上有所“破”有所“立”，奏响时代的强音，给予读者以思想冲击和精神营养。中国古人讲“炼意”，就是要熔炼出一个民族以至人类许多人心中所有但口中笔下还未曾有的思想。这是大作品之被称为大作品的关键。大作家往往在这上头投入巨大的精力。考察当代文坛，某种程度的忽视文学的思想性，使得一些作品，思想贫弱、肤浅以至荒谬，成为一个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创作精品所必须特别解决的问题。强调文学的思想性，并不是要求文学仅仅作为某种哲学思想哪怕是正确的哲学思想的文学证明；也不是简单地作时代精神的号筒，现行政策的概念图解；更不是生吞活剥、拾人牙慧，或者重炒一些传统思想的片断，以故弄玄虚，或者贩卖一些“洋”思想的破烂，哗众取宠，糊弄读者。我们需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吸收一切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而又回到自己脚下的生活基础，以现代意识深刻地而不是表面肤浅地理解现实，溶解、升华和发展传统，前瞻未来，从而在对历史和人类生活与生命的把握和体悟上，有所发现，给读者以警策、启悟和鼓舞，给现实生活以推动。二是进入生活的深部和人的精神的深层。奏响时代的黄钟大吕，开发出我们民族生活的万紫千红和错综复杂的大气象，摸准人心的走向和脉搏的律动，展现出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和生动，这是精品在内容上的特征。为此，作家必须特别重视对生活的发现和开掘。在这个世纪交替和历史转型的时代，无论是乡村和城市，无论是人物和事物，也无论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可以说都不再是或者不完全是原来的“状态”，而是日“新”月“异”。变化频率极高，人们的评价尺度、褒贬好恶，差异也极大。对文艺家来说，这是数十年而一遇的“机遇”：诱惑、刺激、冲击、振动、震撼、振奋。但是，过去未曾经验过的“困难”也很多：矛盾、犹疑、冲突、比较、选择。精品来自文学的富矿、深井。富矿、深井，存在于生活之中。抓住“机遇”，克服“困难”，都必须依靠深入生活。依靠老的生活经历、经验，去创作精品，显然是不行了。不去深入生活，一切都谈不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最大、最根本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人的变化上。文艺作品的中心集中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古人说：涉浅水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无论是表现对象的形象、血肉、精气神，抑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包括上面所说的思想，都必须由深入生活来获得。面对新的历史时期，作家应当在深入生活上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路，新的进步。三是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和成熟。人们欣赏文学艺术，归根结底必然要欣赏艺术。深刻的思想内容、丰富的人物，必须通过完美精湛的艺术表现出来。作品是不是对读者和观众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感染力，因而受到广大群众欢迎，能不能为读者一读再读三读，甚至百读不厌，这是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检验，更是对其艺术性的检验。要认真研究和善于运用艺术的规律，使创作植根于深厚的文艺传统之中，同时，适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读者和观众的审美需求，努力求新求变，出新出彩，创造具有民族特色和现代风貌的新文学、新文艺。传统凝结着长期以来经过反复淘洗冶炼的艺术结晶，积淀着丰富的大众审美经验，蕴蓄着巨大的艺术能量，不了解、不理解、不会运用传统的人，不可能创造出为本民族大众欢迎的艺术精品，不可能使一种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臻于成熟。同样，“文变染乎世情”，不了解当代的审美趋向，不理解当代人的精神要求，也不可能以新鲜和陌生的新形式新手法，表现新内容，满足新要求，也难以创造出具有这个时代鲜明特色的精品。毋庸讳言，精品是属于艺术品位高的“阳春白雪”式的作品。但是，这不等于说，它是以曲高和寡、拒绝大众相标榜的所谓“先锋”文学。相反，我们党所提倡的精品，肯定应当是能够、而且必须为大众所喜欢和接受的优秀作品。所谓吸引力和感染力，都不只是对“小众”而言，而是对“大众”而言的。重要的是，今天的文艺接受者，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个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今天文艺家的群众观点所包含的内容，也与那时不同了。今天的文艺家要真心为群众，就要拿出代表时代水平的精品力作贡献给人民。当然，今天的文艺家创作的精品力作，也必然带着改革开放的时代特点，它必然敢于吸收现代世界文学中的成功经验和新鲜技巧，同时，大胆吸收所谓“下里巴人”式的通俗文艺的精华。因为在艺术的深层规律看来，所谓外国和中国，高雅与通俗，是没有固定的界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绝对的中和西，雅和俗，只看运用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妙。这种中外之间、大俗大雅之间的互相映衬和转化，是现代艺术的重要秘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问题在于，根据表现对象和接受对象的需要，找准继承与创新、高雅与通俗的最佳结合点。这就要看由作家的综合素质所形成的悟性和实践中的造化了。创造文艺精品，是个富有巨大魅力的目标，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愿我们为此目标而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围绕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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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矿劳模举行“光荣在于奉献”报告会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９日电（记者张超文）“光荣在于奉献”成为今天地质劳动模范报告会的主旋律。在由全国妇联、团中央、地质矿产部和中国煤矿地质工会共同举办的地质工作者“光荣在于奉献”报告会上，五位全国劳动模范介绍了他们几十年踏遍青山、默默奉献的动人事迹。这五位报告者是：在南极冰川发现铁矿，为我国南极考察做出重大贡献的女科学家金庆民；３５年坚持在野外第一线，揭开贵州找金序幕的地质工程师张宣华；研究生毕业后主动下基层，并在生产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孙金龙；在生产一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和国家发明奖励的高级工程师杨杰；为国家提交１２０吨黄金储量的功勋地质队队长干凤林。他们的事迹赢得了广大听众的由衷赞赏和阵阵掌声。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地质矿产部的负责同志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出席了今天的报告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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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航 学 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8年 第3期 No.3 May 1998科技期刊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伺服系统控制与补偿方法研究徐立新(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北京*100081)王常虹 庄显义(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工程系*哈尔滨*150001)摘 要 本文从两个角度提出使用神经网络模型提高伺服系统的控制精度。首先,分析了扰动力矩对精密伺服系统的影响。提出使用神经网络方法建立扰动力矩的数学模型,并根据全补偿原则设计补偿环节,实现扰动力矩的动态补偿。进而考察一类非线性伺服系统对象,研究使用神经网络模型实现对象逆动态模型的在线辩识和控制,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了神经网络伺服系统补偿控制的实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这种新的补偿方法对提高伺服系统的精度十分有效,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主题词 伺服系统 神经网络 扰动力矩 逆系统 实时控制CONTROL AND COMPENSATION FOR NONLINEARSERVO SYSTEMS BASED ON NEURAL NETWORKSXu Lixin(Department of Automatic Control,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100081)Wang Changhong Zhuang Xianyi(Department of Control Engineering,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150001)Abstract Neural network is used for servo systems design in two ways.The affection of disturbing moment in servo systems is discussed at first,we use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 to build the mathematic model of disturbing moment,and design transfer function for compensation.Then,the schemes of training inverse dynamic model is provided.By means of neural networks model,the control properities of the servo system with unknown parameter are improved greatly after online learning course.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method is effective in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servo systems.Key words Servo systems Neural network Disturbing moment Inverse systems On-line control1 引 言精密伺服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航天控制领域,如惯性导航设备中的测试转台,导弹半实物仿真中的仿真转台,红外目标背景模拟装置中的光学随动系统等等。但是,在伺服系统的控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伺服系统精度的提高受到以摩擦力矩为主的扰动力矩的限制。扰动力矩造成伺服系统的死区非线性,使角分辨率及重复精度降低,甚至影响伺服系统的低速特性。其次,当被控对象非线性严重,特别是当一部分非线性模型参数未知时,要满足高精度、高频响等性能,常规的控制算法受到一定的局限。因此,研究提高伺服系统控制性能的新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近年来,神经网络理论及应用的研究展示出它在表达非线性系统方面的灵活结构和能力,以及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的特点。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控制方法显示出较好的性能,在机器人、倒摆等领域中取得了成功的应用［1］。本文以神经网络模型为出发点,首先应用神经网络技术建立扰动力矩模型,使用补偿环节实现扰动力矩的动态补偿。进而考察一类非线性伺服系统对象,研究使用神经网络模型实现对象逆动态模型的在线辩识和控制。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了神经网络伺服系统补偿控制的实验研究。2 理论准备2.1 扰动力矩分析精密伺服系统中的扰动力矩主要是摩擦力矩,此外还有负载阻转力矩。摩擦力矩的大小与电机结构,润滑特性,负载大小和速率有关。负载阻转力矩主要与负载有关。由于扰动力矩是提高伺服系统精度的主要障碍,已有许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2,3］。1)分段线性模型。(1)其中MS与MC分别为最大静摩擦力矩和库仑摩擦力矩,MF为转台运行过程中对应速率ω所测得的摩擦力矩。2)慢变常值模型,即认为摩擦力矩在一定范围内是常值。(2)文献［3］根据上述摩擦力矩模型设计状态观测器,使用不变性原理进行前馈补偿,切实提高了转台系统的静态跟踪精度。但是,文献［2］中仅考察了常值阻转力矩作为扰动力矩。文献［3］给出摩擦力矩的分段线性模型。由于近似模型比较粗糙,不能如实反映摩擦力矩的真实情况,当摩擦力矩处于过零和零附近的过渡过程状态时,难以获得有效结果。综上所述,能否同时考虑摩擦力矩和负载阻转力矩并建立较为精确的摩擦力矩和负载阻转力矩模型是提高伺服系统精度的关键问题。2.2 逆动态模型存在性考察一般非线性动态系统(3)其中状态x∈Rn,控制u∈Rm,输出y∈Rr,f(* , *)h(* , *)为相应维数非线性函数。定义1［4］对于由式(3)所表示的系统∑:u→y,若存在一个相应的系统∏:r→w使得当r(t)=y(t)时,有等式w(t)=u(t)成立,则称系统∏是系统∑的左逆系统,称系统∑是左可逆的,简称可逆。定义2［4］对于单输入、单输出系统,即式(3)中m=1,r=1,系统的相对阶数a(Σ)是能使下式成立的最小正整数。引理1［4］对于单输入、单输出系统Σ,m=1,r=1,系统为可逆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相对阶数a(Σ)≤n。根据上述定义和引理,可以得到定理1:对于由(4)描述的单输入、单输出非线性伺服系统,其中R(*)＞0,其逆动态系统一定存在。证明:令x1=θ,x2=则,式(4)的状态方程描述为即有 a(Σ)=2=n由引理1可推出系统式(4)可逆。证毕。3 扰动力矩的动态补偿3.1 扰动力矩建模方法本文设计较为简单的前向网络,利用其逼近非线性函数能力,建立起扰动力矩的数学模型。由于扰动力矩主要是摩擦力矩和恒值负载阻转矩,忽略随机扰动力矩影响,可认为当系统和负载一定时,扰动力矩F(ω)是速率(ω)的非线性函数。显然这是一静态过程。使用前向神经元网络建立起这一非线性模型。为使训练方便,分别对于正转(ω＞0)和反转(ω＜0)建立神经网络模型。由于分别逼近较为简单的非线性函数,网络权值训练容易收敛。选用多层前向网络实现,设计每个网络含一个输入节点,一个输出节点,根据样本数量,选用8个隐节点。隐节点激励函数为双曲正切函数tanh(x)=(1-exp(-2x))/(1+exp(-2x)),输出节点激励函数为线性函数。网络结构建立以后,设计试验获得输入为速率,输出为扰动力矩的数据样本。给定某恒值角速率ω,测量电机电枢电流I。已知电机力矩平衡关系式:其中KM为转矩常数。因速率为定值,(dω)/(dt)=0,即有KMI=F(ω)。即可由电枢电流换算出扰动力矩F(ω)。这样就得到一组数据样本(ω,F(ω))。以cccccccc此作为教师训练多层前向网络权值。为保证训练网络的有效性,训练样本数据应覆盖较大范围。3.2 补偿装置设计网络权值经离线训练后,即获得扰动力矩的神经网络模型。与摩擦力矩分段线性模型相比:低速段表现为光滑的非线性曲线,高速段接近线性关系。伺服系统及补偿环节设计如图1所示。实时采样测速反馈信号,通过神经网络模型计算扰动力矩的大小,为实现扰动力矩的全补偿,计算补偿环节传函为:图1 扰动力矩补偿系统结构若使用硬件电路网络实现,可在原传函基础上增加一个具有较小的时间常数的惯性环节。本文中,由于神经网络模型及前馈补偿均在计算机中以软件实现,传函φ(s)容易由编程实现。4 控制对象逆动态模型建立及控制4.1 建模方法采用多层前向网络来建立系统逆动态模型,对象的角位置θ,角速度,角加速度作为网络输入,用网络输出U逼近控制输入量Ud。从系统辩识的角度来考虑,用作网络学习的样本集合最好由白噪声激励系统而产生,但是为了限制网络的规模(即隐层的数量与隐层神经元的数目)和减少网络的学习时间,这里选用多个不同频率正弦信号相复合的方式作为网络学习的预期位置信号。考虑到对象是一个如式(4)所示的实际伺服系统,其中参数未知,1～4Hz为主要工作频带,从原理上讲,预期位置信号应覆盖这个频带范围,同样为了具体实现的方便性,只选用两个信号频率复合成预期位置信号,对于更复杂的预期位置信号,只需更复杂的网络结构和更长的训练时间即可以实现。预期位置信号频率为f1=2Hz,f2=3.33Hz,幅值均为18°,则预期位置信号可写作:θr=18°sin(2π*2*t)+18°sin(2π*3.33*t)将θr信号加入到网络闭环训练结构中,可获得系统实际信号:位置信号θ,测速信号,控制信号u。用y,v,a来表示θ,,,这样网络训练样本由对象的位置信号y,速度信号v,加速度信号a及控制信号u构成,其中y,v,u可直接测得。a可直接对速度信号微分获得,但是由于测速机实际信号噪声很大,引起加速度计算严重失真,而且,现场也缺乏加速度计等设备,本文使用“跟踪-微分器”［5］来获取加速度信号。需要指出的是使用“跟踪-微分器”获取加速度信号,可以离线进行,也可以在线递推实现,因而是一种较好的获取加速度方法。不足之处在于,不同情况下需要反复调整、验证其参数R和δ。4.2 逆动态控制系统组成结构图2(a) 控制系统组成结构图2(b) 控制系统对f=2Hz正弦信号响应控制对象是一个实验系统,将包含测速机在内的速度环视作广义对象,实验不要求确切知道对象的模型结构和参数,只须对象可逆即可。控制系统的组成如图2(a)所示。其中位置传感器采用电位器,角位置传感器满量程输出为5V,对应180°位置,最小电压分辩率为0.01V,控制信号和位置传感器信号经过HY-1232数据采集板进出计算机。接口板提供32路单终端的数据采集通道,其性能达到±0.03%的精度和12位的分辩率。此外,此板还带有一个12位分辩率的模拟输出通道,可插入计算机扩展槽,直接与PC总线交换数据。本实验研究中使用中断来处理数据采集和实时控制。因为神经网络参与控制律的计算,因此必须保证在一个采样时间内完成大量的计算任务,所以,选用计算机为486/DX-66,程序中采样时间为10ms。不须辩识伺服对象模型,直接使用PID法整定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对f=2Hz,幅值18度(0.5V)的正弦信号响应如图2(b)所示。4.3 反馈误差学习控制原理及改进反馈误差学习控制是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自适应控制方法。最早由kawato［6］提出并应用。它使用闭环系统的反馈误差量调整神经网络权值,目标是极小化反馈误差,从而在线辩识对象逆动态模型,实现高精度的位置控制。反馈误差学习控制结构如图3所示。图3 反馈误差学习控制结构其由神经网络逆动态前馈控制器,控制对象,及常规反馈控制器组成。常规反馈控制器作为一般的反馈控制器以保证在学习期间系统的渐近稳定性,常规控制器输出作为误差信号用来调整神经网络权值。(5)反馈误差学习控制是一种在线控制方法。在学习过程中,由反馈误差不断调整的神经网络前馈控制器逐渐取代常规反馈控制器而发挥主要作用,当反馈误差趋近于零时即实现了输出完全跟踪输入的理想逆动态控制。反馈误差学习控制在控制的同时又进行学习,并且利用学习获得的信息进一步实现优化控制。当对象模型较稳定时,反馈误差学习控制可进一步提高辩识的逆动态模型精度;当对象发生摄动或系统受到持续扰动时,反馈误差学习方法能够有效调整网络权值,自适应辩识逆动态模型参数。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反馈误差学习控制是一种先进的、强鲁棒性的控制方法。采用式(5)给出的权值调整方法,在实验中发现有两点不足。首先,梯度方法的局部极小问题有时出现,使得学习过程陷于停止状态。其次,每次调整权值的计算量偏大,计算时间较长,占用过多系统资源。为此,采用启发式随机训练算法［7］改进权值调整方法式(5)。令Wij为神经元i和神经元j间的连接权,在第k步迭代:其中(6)δ为一小正数。概率Pij（k)为(7)其中Cij(k)定义与原算法不相同,在此,(8)其中这里,网络逼近误差与权值变化的相关量为Cij(k),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随机权值调整方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训练算法,能够切实降低系统反馈误差,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实时计算。5 实验结果5.1 扰动力矩补偿试验结果由于扰动力矩主要影响伺服系统的低速跟踪特性及定位精度,本文重点考察补偿前后这两个指标的变化情况。设计试验使系统跟踪恒定速度信号,并考察其定位精度。试验以红外目标背景模拟装置中的光学随动系统为对象,采用对比方法,对引入扰动补偿前后的误差进行比较。首先选择区间［-0.5,0.5］内的20个均匀分布的速率样本(单位rad/s)训练网络权值,测试信号为速率0.1rad/s的低速斜坡信号,比较补偿前后系统的跟踪精度,在跟踪过程中再给出定位信号,试验结果如图4(a)和图4(b)所示,其中,图4(a)是补偿前的误差曲线,图4(b)是补偿后的误差曲线。在每条曲线中,前半记录了对于斜坡信号的跟踪误差,后半段为定位误差,其中较大跳跃是由于试验状态切换引起的。试验结果表示:图4(a) 补偿前误差曲线图4(b) 补偿后误差曲线1.跟踪误差由于0.3mrad减小到低于0.1mrad。2.稳态误差由0.1mard降低到接近无静态。此外,对于神经网络模型补偿范围内的其他速率信号,补偿控制均可明显降低跟踪误差,降低系统死区电压。试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补偿方法切实提高了伺服系统的低速跟踪精度和定位精度。5.2 逆动态在线学习控制实验结果5.2.1 模型逼近设计神经网络逆动态模型输入层含3个节点,分别表示对象的位置θ,角速度和角加速度。输出层只含一个节点,表示系统控制量u,隐层含15个隐节点,隐节点激励函数为在已获得的数据中截取200个作为网络训练样本,对样本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设归一化处理后的样本表示为{θ1,1,1,u},其中图5 逆动态模型逼近结果由于控制量u本身比较小,在±2范围变动,故不须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对网络权值训练非常重要,其能够有效提高网络学习速度,减少训练时间。将训练样本归一化处理后,经过长时间学习后,网络的逼近结果如图5所示,其中u1(k)为实际控制作用,用点线表示。u2(k)为网络逼近输出,以实线表示。5.2.2 单一频率信号的在线学习控制考察正弦信号f=2Hz,幅值0.5V,采用反馈误差学习控制,经在线学习1000次后的控制结果如图6所示。图6(a) 图6(b)]图6(c) 图6(d)图6(e)图6 f=2Hz正弦信号在线学习控制结果其中图6(a)为在线学习后的系统响应,yr(k)为理想输出,y3(k)为系统响应。图6(b)为在线学习后的跟踪误差,将图6(a)与图2(b)相比较,可以发现经过在线学习后系统输出对给定输入几乎没有相位滞后,跟踪误差由峰峰值0.5V减小到0.23V(图6(b))。由于加到对象的控制作用由两部分组成,即神经网络逆动态前馈控制器输出和常规反馈控制器输出,在线训练前后二者比较如图6(c)和图6(d)所示。其中un1(k)和un2(k)表示在线训练前后神经网络前馈控制器输出,up1(k)和up2(k)表示常规控制器输出。比较图6(c)和6(d)可见,在学习过程中,神经网络前馈控制器逐渐取代常规反馈控制器的作用,真正实现了逆动态控制的目的。使用启发式随机训练算法的在线训练误差曲线如图6(e)所示。显然按算法获得了较为理想的学习效果。5.2.3 复合频率信号的在线学习控制选择理想位置信号θr=9°sin(2π*2*t)+9°sin(2π*3*t)图7 复合频率信号在线学习控制结果经2000次在线学习后结果如图7所示。对图7进行分析,虽然在线学习进行了2000步,但对象跟踪结果较单一频率信号情况要差很多,说明复合频率信号在线学习是比较复杂的,需要花费数倍的学习训练时间。其次,由于权值要对两个信号进行调整,增加了权值调整变化的复杂性。6 结 论本文从两个角度提出使用神经网络模型提高伺服系统的控制精度。给出了神经网络在伺服系统中应用的实验室结果。首先,用神经网络方法建立起扰动力矩的数学模型,与以前的分段线性模型和常值型相比,更能够真实反映扰动力矩的变化过程。然后依据全补偿原则设计补偿环节传递函数,补偿环节结构简单,容易实现。试验结果表明这种新的补偿方法是可行和有效的。若用其补偿更精密的伺服系统,效果会更加显著。本文所述方法同样适用于其它类型扰动力矩(如负载偏心力矩)的动态补偿。其次,针对伺服系统模型未知情况,进行了基于前向网络的逆运态模型训练和伺服系统逆动态实时控制器设计,给出了神经网络应用的实验室结果。研究表明本文所给出的神经网络学习控制是一种先进,可行的控制方法,其能够有效拓展系统频带,显著改善控制系统跟踪性能。但是,本文中未考虑随机扰动力矩的影响。实际伺服系统中,扰动力矩也是角位置和时间的随机函数。较大的随机波动将严重影响伺服系统的精度。此外,最优激励信号和更加快速实用的学习算法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参考文献1 Kawato M,Furukawa K,Suzuli R.A Hierarchical Neural Network Model for Control and Learning of Voluntary Moment.Biological Cybernetics.1987,57(2):169-1852 高龙,熊光愣,梁德全.状态观测器在调速系统中的应用.清华大学学报,1980,20(4):33-463 杨元恺,郎需英.精密转台中摩擦力矩的动态补偿.自动化学报,1983,9(4):248-2524 李春文,冯元琨.多变量非线性控制的逆系统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pp30-945 韩京清,王伟.非线性跟踪―微分器.系统科学与数学.1994,14(2):177-1836 Kawato M,Gomi H.Neural Metwork Control for A Closed-Loop System Using Feedback-Error-Learning.Neural Networks.1993,6(6):933-9467 徐立新,王常虹,庄显义.神经网络训练的一种随机算法.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1997,29(3):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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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探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TUDY NONGYEXINXI TANSUO1999年 第3期 No.3 1999抓基础 明主导 兴龙头 调结构 建基地陈印军文 摘：为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全国农民早日步入小康，文章提出五点建议，一是抓基础，即抓好环境保护与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名、特、优、新品种的选育，市场开拓与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以及基层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二是确立和培育主导产业；三是激励一批龙头企业的兴起；四是对农业结构进行适时调整；五是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发挥规模效益。关键词：基础 主导产业 龙头企业 结构调整 农产品基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明显提高。然而，随着农产品由过去的全面短缺发展为现在的多数产品相对过剩，农村经济由几年前的快速发展转为缓慢增长，农民步入小康的步伐也随之放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而言，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产业。因此，确保农业持续发展是全国农民早日步入小康的基本保障，也是全国人民实现小康和全国社会经济稳定的基本保障。正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指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如何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对此，提出如下建议：一、抓基础(一)抓环境保护与建设，重点抓大气和水污染的综合防治，为发展优质农产品，特别是绿色食品及旅游农业打基础在国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另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外向型农业的地位将日趋提高，然而外商对出口产品产地的环境质量非常重视。因为在严重污染的环境条件下，不可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旅游农业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而发展旅游农业必须有良好的环境条件。(二)抓农田基本建设，为发展高产高效农业打基础众所周知，我国人多，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短缺，并且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非农占用导致耕地减少的现象日益突出，只能靠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而提高单产的基础是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当前农田基本建设的重点是坡地梯田化、灌排网络化、防护林网化。(三)抓名、特、优、新品种的选育，为发展多品种特色农业打基础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趋向优质化和多样化。特别是出口创汇产品，往往是名、特、优、新品种占有明显优势。为了开拓市场，我们应充分发挥我国物种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名、特、优、新品种的选育，同时加强新品种的引进筛选。(四)抓市场开拓与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为农产品流通畅通无阻打基础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与流通对农业经济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如江苏省如皋市通过抓吴窑山羊市场建设，带动了如皋市羊产业的大发展，从过去的单一养羊卖羊，逐步发展成为养羊业、贩运业、屠宰业、肉食品与毛皮加工业相配套的产业链，扩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门路，促进了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另外，许多地方农产品优势不能转变为商品优势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开拓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政府部门应该把工作的重点从抓农产品生产转向抓市场开拓与流通体系建设。(五)抓基层服务体系建设，为农业稳产高产打基础在各地考察中了解到目前还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只管一级一级地下达农业生产计划，却不提供技术服务，结果虽然完成了种植任务，却形成不了效益。作为分散的农户，很难掌握各种复杂的生产技术，为此基层政府部门应重视基层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各地实践表明，哪里的基层技术服务体系完善，哪里的农业生产发展就快，就稳定。二、明主导明主导，即确立和培育主导产业，为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主导产业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部门，不但本身有很高的增长率，而且能带动其它产业增长。根据罗斯托主导产业选择标准，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应把握三个效应：一是回顾效应，即主导部门能带动向自身提供资料的部门发展。如果农产品加工业可以带动果品种植业的发展。二是旁侧效应，即主导部门可以带动周围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可以带动运输业及销售服务行业的发展。三是前瞻效应，即主导部门可以促进新产业形成与发展。根据筱原三代平主导产业理论，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应考虑二个基准：首先是收入弹性基准，即收入需求弹性越大越好。如粮食的收入需求弹性很小，不宜作为主导产业。其次是生产率上升基准，即生产率上升速度越快越好。生产率上升速度的快慢，一般反映了科技含量的大小，科技含量越高的产业，其发展速度越快。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化，技术进步的作用日显重要。三、兴龙头围绕产品资源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激励一批龙头企业的兴起，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作为一个优秀的龙头企业，不仅是农产品深加工中心，还应该是信息中心、科研中心、服务中心，具有开拓市场、深化加工、提供全程服务的综合功能。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龙头企业，应具备“高、大、强、多”等四大特点，即：一是技术水平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使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设备，不断创新，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是企业规模要大。只有规模大，才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三是企业带动力与辐射力强。企业具有强大的带动力和辐射力，才有可能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兴“龙头”，应采取原有企业改造、扩建和中小企业联合的方式。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调结构市场需求是变化的，所以结构调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应根据市场需求和当地资源环境优势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适时调整。然而结构调整并非一件简单之事，涉及到农民的传统习惯、经济与技术实力、市场需求与流通等多个方面。所以结构调整应注意：一是因地制宜，因需而宜，不强求一致；二是先典型示范，再面上推广；三是注意项目贮备(包括技术贮备、品种贮备等)，为适应市场变化做准备。当前，大部分地区对项目贮备并不重视，往往是当一种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时，才想到寻求新的结构方案，当新的方案付诸实施时，市场需求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结果结构调整赶不上结构变化。五、建基地围绕主导产业、龙头企业及市场需求，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以发挥规模效益优势。基地建设是主导产业与“龙头”企业发展的基础，只有建立完善的生产基地，才有可能确保质量与数量稳定的农产品原料来源，才有可能确保主导产业与龙头企业的稳定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基地应坚持发挥资源优势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原则。过去，我们在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时，往往仅强调资源优势，结果常常是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市场优势。目前，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过分强调市场需求，而忽视资源优势的现象，结果因产品质量问题，或因生产成本高昂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基地建设应着重做到四点：一是布局区域化。即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围绕主导产业与龙头企业形成与资源特点相适应的区域经济格局。二是经营集约化，使基地的生产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相结合，以提高经营集约化程度，扩大商品批量和商品率。三是服务系列化。四是基地保护法制化。作者单位：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 副研究员、副室主任单位地址：北京 邮政编码：100081收稿日期：1999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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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2期 No.2 1999专用瞄准设备自动检定系统*郭晓松啊』葡认楝啊〔獭∶摘 要 介绍了专用瞄准设备自动检定系统的系统配置、工作原理及软件设计，并对系统的测量不确定度进行了分析和评定。关键词 专用瞄准设备 自动检定 软件设计 不确定度Automatic Verification System for Special-purpose Aiming EquipmentGuo Xiaosong,Huang Xianxiang,Cai Meng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system configuration,operation principle and software design of the automatic verification system for the special-purpose aiming equipment.It analyses and evaluates the uncertainty of measurement also.Key words Special-purpose aiming equipment,Automatic verification,Software design,Uncertainty引言专用瞄准设备的定期检定工作是航天发射中的重要技术保障环节，多年来，这项工作一直采用人工作业方法，不仅技术难度大、操作时间长、计算繁杂，而且检定结果的准确度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不便于计量检定工作的开展；因此，研制专用瞄准设备自动检定系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专用瞄准设备自动检定系统为背景，重点介绍了系统的组成、原理和软件设计，并对测量不确定度进行了计算和评定。1 系统组成工作原理1.1 系统组成系统主要由PC―610工业控制计算机、T2002电子信息经纬仪、专用信号转接箱及接口、HP34401 A万用数表、HP54602 B数字存储示波器、HP5316 B通用计数器、HP3314 A函数发生器、专用信号源、打印机和交流稳压电源等组成，如图1所示。图1 系统组成结构图1.2 工作原理T2002通过RS232接口和数据电缆与主控计算机相连，对专用瞄准光学设备的检定数据，可以经接口直接输入计算机进行计算、显示和储存。各HP智能测试仪器通过GPIB接口与主控计算机相连，计算机通过数字量输入输出板和多路数据采集板控制专用信号转接箱内的PCLD―788多路转换板和PCLD―785继电器板。其中，控制PCLD―788，可以选择被检仪器和被检项目；控制PCLD―785可以选择不同的HP测试仪器。通过这种灵活的逻辑控制，可以使不同的被检仪器和被检项目与相应的HP测试仪器对应起来。系统工作时，计算机按规定的检测程序，控制PCLD―788和PCLD―785依次沟通被测仪器检测点与测试仪器的信号通道，实时测量该检测点的工作状态，测量数据经GPIB接口和数控电缆送入计算机进行处理，经分析计算和比较判断，显示记录检测结果，从而实现了多点位、多通道、多状态的实时检测。2 软件设计系统软件采用VB(Visual Basic 3.0)语言编程，在Windows3.2操作平台支持下运行。用VB编写Windows应用程序，就是以制作必要的窗体、控制及专用控制作为对象，根据需要布置好，然后根据对象、相应的事件编写该事件的执行程序，并将各对象按一定的功能要求连接起来。编写应用程序的关键，在于确定选择对象及其响应事件，实现各对象之间的逻辑连接。系统设计了封面窗体、主控窗体、项目检定窗体以及数据查看、证书打印、总体评定等窗体。2.1 封面窗体软件最初的人机界面，用来引导用户进行下一步操作。通过FormKeyPress()、FormClick()或FormDubleClick()事件来调用FormUnLoad()卸载封面窗体，启动下一个窗体。2.2 主控窗体显示系统的主控界面，用户在其中可以完成系统的退出、检定设备的选择、总体评定、证书打印及数据查看等操作。2.3 检测项目窗体完成各仪器检定项目的检定方法提示、数据输入、数据处理和结果显示等。通过Form.Show方法调入显示该窗体，使用单旋钮列出该仪器的所有检定项目。当选中某一项时，该项单旋钮的Value值被置1，通过控制Visible属性显示该项目的操作提示、数据输入、结果显示等。2.4 总体评定窗体根据各个仪器各项目的检定结果，按各项目的指标对瞄准总精度的影响程度，对整个瞄准设备的总体性能进行综合评定。2.5 数据查看及打印窗体每个被检仪器对应一个数据查看窗体。该窗体内设置用Foxpro2.5制作的数据库，并创建相应的结合控制显示出各段的参数，用户可方便地查看检测数据，并按规定格式打印检定结论。图2表示各窗体的数据流程图。图2 窗体间数据流程图3 不确定度评定3.1 专用光学设备检定不确定度将T2002和23面棱体的标准偏差，按方和根合成的方法求出合成不确定度，并乘上因子k(k＝3)，得到光学设备检定扩展不确定度U。(1)T2002标准不确定度uB1：0.5″;(2)23面棱体标准不确定度uB2：uB2＝0.2″／3≈0.07″。合成不确定度uc及扩展不确定度U分别为uc＝(u2B1＋u2B2)1／2＝(0.52＋0.072)1／2＝0.503″U＝kuc＝3×0.503″≈1.51″3.2 专用电子设备检定不确定度根据专用电子设备的实际工作情况和被检范围，重点对交直流电压、电流参数的测量不确定度进行测试、评定和计算。系统不确定度主要由以下四部分组成：(1)HP34401A测量不确定度uB1；(2)转接箱转接损耗引入的不确定度uB2；(3)经转接箱后的随机不确定度uA；(4)阻抗不理想造成的测量不确定度uB3。以上四部分的合成不确定度为uc＝(u2B1＋u2B2＋u2B3＋u2A)1／2扩展不确定度U为U＝kuc(k＝3)表1给出了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计算的实际结果。表 11～25 V2～25 V(175～500 Hz)100 mA0.8 A(4.8 kHz)uB139.72×10-6～64.00×10-610.39×10-4～12.13×10-43.20×10-48.70×10-4uB21.33×10-6～3.63×10-63.03×10-6～13.81×10-68.60×10-52.60×10-4uA0.68×10-6～6.26×10-66.44×10-6～11.18×10-66.40×10-64.40×10-6uB34.39×10-6～50.40×10-64.11×10-5～8.57×10-56.60×10-61.30×10-5uc40.47×10-6～81.55×10-610.43×10-4～12.14×10-40.33×10-30.09×10-2U12.15×10-5～24.47×10-531.29×10-4～36.42×10-40.99×10-30.27×10-2选取最大值作为交直流电压、电流测量的扩展不确定度，即UDCV＝24.47×10-5;UACV＝36.42×10-4;UDCA＝0.99×10-3;UACA＝0.27×10-2。4 结束语该系统不仅可以完成专用光电瞄准设备的自动检定，还能根据检定结果综合分析评定设备的总体性能，并按规定的格式打印检定证书和有关数据、曲线等，大大降低了检定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系统采用的“模块化、积木式”的总体结构设计，确保了系统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经济性。只需改变部分硬件接口和相应软件，便可以方便地将系统应用到其它型号瞄准设备自动检定中，应用前景十分广阔。*该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郭晓松：36岁 男 教授作者单位：郭晓松啊』葡认(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机电工程系，陕西省西安市，710025)蔡 萌(西北工业大学计算中心，陕西省西安市，710072)参考文献[1] Hewleet-Packard Company.HP Standard Instrument Control Library User's Guide for Windows[2] Hewleet-Packard Company.Using the HP-IB Interfa-ce with Microsoft Windows.1995.1[3] Hewleet-Packard Company.HP34401A Multineter,1992.61998-04-17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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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98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6 【原刊页号】89～97 【分 类 号】J8 【分 类 名】影视艺术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夏衍电影艺术与理论 【 作 者 】会林/绍武 【作者简介】会林，1934年生，绍武，193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夏衍在电影剧作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杰出成就。在电影剧作方面，分析了夏衍在时代感、真实性、抒情性、民族性方面的追 求和特色。在电影理论方面，文章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角度，以其前驱性、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成就评析了夏衍的独特贡献。【关 键 词】夏衍/中国电影/真实性/民族性/抒情性/前驱性/批判性/建设性 【 正 文 】 “夏衍”的名字，在中国现代化史册上，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国电影史册上，更是举足轻重的。本文仅就他在中国电影领域取得的不同凡响的独特成果、他对于中国电影事业所作的不可替代的杰出奉献，进行论述与解析；并期望以夏衍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中国电影在严峻的世界性挑战面前有所裨益与启示。一作为我国享有盛名的老一辈电影剧作家，夏衍从30年代初期开始，一生约有20余部电影作品问世。其间经历了旧中国、新中国两大历史阶段，历时30余年。至今，我们回过头，重新认真学习夏衍的电影剧作，仍然会惊喜地发现其中蕴蓄着丰沃深厚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与艺术的宝藏。我们以为，至少可以在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进行纵向或横向的剖析与比较。编剧是一门艺术，它有自己应当遵循的独特规律。而自1905年诞生的中国电影，其发展与世界电影同样，由献片到声片，起始是没有剧本可言的。夏衍创作于1932年的《狂流》，正是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面世的电影剧本，被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他根据茅盾著名短篇小说、创作于1933年的《春蚕》，则是中国新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第一次尝试。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经过五十载春秋之后，在八十年代意大利都灵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这部影片得到了许多西方电影评论家的赞美。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夏衍电影作品在内容方面的独特之处，其反映生活的真实特色。打开夏衍的电影剧作，立即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不论是他的处女作《狂流》，还是他的收山作《烈火中永生》；不论是直面社会的《上海二十四小时》，还是况味人生的《憩园》；等等。他的确时刻不忘时代，自然也就不忘政治。他曾毫不避讳地直陈过：“我对电影是外行，只因当时为了革命，为了搞左翼文化运动，为了要让一些新文艺工作者打进电影界去，运用电影来为斗争服务，才逼着我们去学习一些业务，去摸索和探求。我们不是‘为电影而电影’，我们搞电影有一个鲜明的目的性。”（注：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但重要的一点更在于，在他时刻没有忘怀政治与时代的同时，又十分清醒而自觉地注意到，决不让这些内容与影片的情节、人物发生隔阂、游离，而使作品的艺术魅力受到损害。他总是运用自己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手法，通过来自生活的、本质意义上的真实，将二者有机地糅合起来，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有的艺术风格，由此而构成了夏衍电影独到的艺术张力。其中的奥秘，可能就在于夏衍在创作生涯中反复强调、并严格遵循的原则：真实。夏衍的第一部电影剧作《狂流》，以“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波及十六省的空前大水灾的真实事件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封建地主豪绅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压迫，及广大农民奋起反抗的情景。影片生动而切实地把当时的社会氛围跃然现于银幕之上，却没有一句说教的语言，一切都是真实的艺术再现。浓烈的抗争烽烟与浓郁的生活气息交相辉映，深化并丰富了作品的主题。作为30年代初期的中国默片，这部电影显示了很强的思想性，又展现了较高的艺术性。因此，影片放映后在浦江两岸引起了轰动，报纸上好评如潮，有的专门出版了《狂流》特辑，誉之为“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的最光明的开展”。（注：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姚苏凤发表于《晨报・每日电影》的专评《新的良好的收获》中，由《狂流》的出现概括出“中国的电影从业员已经相当的觉醒了，中国的电影事业也已经相当地抓住了时代的意义了。”他还特别指出“它的可贵的一点，就是编剧者能够把这一角落的描写来代表地说明了‘人祸’的主音，那一种勇敢的、反抗的精神，毕竟是有力地被启示着了。”因此，“显出它的前进的意识与圆熟的技巧，而使我们承认着这是中国影片的新的良好的收获”。他热情地呼吁“希望整个的中国电影事业随着这《狂流》冲向光明中去。”（注：载1933年7月6日上海《晨报・每日电影》。）我们以为，当年《狂流》之所以受到观众的喜爱、舆论的认同，正是在于它以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反映了时代的真实，表达了当时广大中国民众的心声，因而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使看腻了陈套滥调的电影观众感到豁然开朗，耳目一新；也使电影公司的老板尝到了左翼电影为观众欢迎因而有名利可图的甜头，进而为左翼电影运动迅速扩大阵地打开了局面。这里面，可以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当年左翼电影无权、无线，只有统治当局的政治高压与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面对着残酷的“文化”、“武化”围剿，为何却能够独立潮头？其所以能占领相当广阔的电影市场而立于不败之地，是否就在于适应了广大观众的需要，给予他们以心灵的鼓舞与慰藉，从而领导了电影艺术的时代潮流？这也许正是它对于当今中国电影的现实意义。此外如完成于1933年的《春蚕》，以一个小小的序曲、一组迅速变换的画面：从小学教科书中记载的我国盛产蚕丝的光荣历史，到黄浦江埠头堆积如山的外商人造丝；到停工的中国丝厂、失业的丝业工人；其中又穿插了人造丝输入及华丝输出的统计表。短短的几个镜头，极为简洁的笔墨，便勾勒出浓重而鲜明的时代背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压迫得中国民族工业濒临绝境，江南农村赖以存身立命的蚕茧业处于死亡的边缘。又如创作于同年的《上海二十四小时》，通过一个童工受伤致死的事件，集中于一昼夜之间，以两极对比的犀利笔锋，暴露出现实社会的贫富悬殊、死生异路。再如公映于1936年的《压岁钱》，通过一块压岁钱的流转，不仅生动地展现了五光十色的大都市生活，展示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地位，以及隐藏在一元钱后面的复杂社会关系；并进而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黑暗腐朽的本质与分崩离析的趋势。这一切也是真实的再现。新中国建立后，夏衍继续保持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貌。改编自鲁迅名著的《祝福》，从影片开始时一段苍劲的旁白；到全片故事情节的编排、重点段落的渲染、人物形象的增删，通过生动的画面、强烈的动作，强化了人物关系，深化了阶级关系，“因而使得这影片的政治教育的意义，在自然合理的艺术形式之下，终于完成了。”（注：许杰：《生活规律和艺术效果》，1956年11月2日《文汇报》。）改编自茅盾名著的《林家铺子》，则根据时代的巨大变迁，对主人公林老板的性格做了必要的改动，加重其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并告诉观众，在旧中国，像林老板这样的资本家，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里最困难的、也是影片中十分精彩的，就是人物分寸的把握，既要写出其值得同情与怜悯的处境，又要揭示他潜藏的、包含着善与恶的复杂内心。这便是夏衍作为一位时刻不忘时代精神、而又孜孜探寻生活内质的艺术家的贡献。夏衍剧作中浓郁的时代风貌，与真实的艺术再现融为一体，构成了他的艺术创作特性。他从来十分重视“真实”二字。因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其中弥漫着艺术家的情感、好恶、信念和审美的独特性。关于夏衍电影剧作的艺术内容，我们以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饱含着人性、人道与人文关怀的精神。其中，既有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更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五四”运动时，夏衍如饥似渴地吸纳着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潮。他自幼入私塾，习古文，进小学，读《论语》等经典及“算术”等新型学科，也大量地接受着中华文化的熏陶。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人”的关注，是始终存在的。《说文解字》关于“人”的注释是：“天地间性最贵者也。”夏衍的作品，充盈着对于人、特别是人文的关怀，爱护人的生命，关注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健康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些主要体现于他的人物刻画之中。这一特色在他的《祝福》里，可见于对祥林嫂再婚的铺排。祥林嫂对贺老六初始以死抗拒、继则感受到他善良的人性而接受、而后有了一段短暂的相依为命的幸福生活的故事演绎，来自满含着作家深情的“加工”。夏衍自云是为了“让祥林嫂一生中也经历和体会到一点点穷人与穷人之间的同情与理解，并在这之后的一段短短的时间内，真有一点‘交了好运’的感觉，借此来反衬出紧接在后面的突如其来的悲剧”。（注：夏衍：《杂谈改编》，《电影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页。）对于改编自巴金中篇小说《憩园》的电影（在香港摄制，片名为《故园春梦》），夏衍也以他正直、宽厚的心地，坦率地表述：“我不想讳言我喜欢这部小说，我同情这部小说中的那几个平凡而又善良的人物，我同意原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话，我也希望这部电影能‘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注：夏衍：《憩园・后记》，《憩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夏衍用他的艺术作品，证明他在创作中严格地遵循“真实”的原则。他的电影剧作，既符合生活本身的规律，也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规律。当然，一般而言，现实主义作家大都遵循这一原则，具有共同性的一面；但是，真正有成就的、得到社会高度评价的、在文坛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其作品中的“真实”，必然有着自己富有个性的独特展现。夏衍正是这样的作家，他的作品中展示的“真实”，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面貌，他的“立意很重，落笔很轻”，他的“举重若轻”，他的“牵人思绪，意味深长”，是他不断地探索艺术规律，并将其融于自己的艺术个性的结果。其二应该关注的，是夏衍电影剧作在形式方面的独特之处。当代哲人宗白华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艺术家都要创造形式来表现他的思想”，他曾引用了歌德的观点，并作了这样的阐释：文艺作品的题材是人人可以看得见的，内容意义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把握，至于形式对大多数人是一个秘密。（注：宗白华：《艺术形式美二题》，《宗白华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这一秘密，耐人寻味。按照老生常谈，内容强调的，是“说什么”的问题；而形式强调的，是“怎么说”的问题。对于电影创作而言，形式的内涵主要在其“视听语言”的运用，它无疑属于表现技巧的问题；这里只着重于作为剧作家的夏衍，是“怎么说”他的电影的。第一，夏衍电影特有的抒情性。中国著名的文学史论家唐ｔāｏ＠①先生在评论夏衍戏剧作品时，十分精辟地概括指出：“他的剧本是一首首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注：唐ｔāｏ＠①：《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序》，《夏衍剧作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卷第2页。）在夏衍的电影作品中，同样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富有个性特征的抒情特色。这一特色几乎贯穿于他所有的电影剧作之中；然而却又有不同的视角、视点；不同的手法、笔法。比如《春蚕》，在塑造主要人物形象时，仍是夏衍擅长的抒情手法，却重在人物的内心开掘。他以卓越的眼力，选取了典型细节“大蒜头占卜”，并反复运用于人物的心理动态，在似乎不动声色之中，突出了老通宝的个性和命运。他不是依靠文字上的抒情笔调，而是借助电影镜头对人物动作和细节的细微关注，使之起到了抒发人物内心情感起伏跌宕的独特作用。第八节，开始养蚕的关键环节：“窝种”时，作家以中景、全景、特写各种镜头，细致地描绘着老通宝把大蒜头涂上泥，双手嗦嗦地抖着，怀着虔诚的心，毕恭毕敬地放到蚕房墙脚，干瘪的嘴唇默祷一般地动着。这里不仅没有直白的话语，甚至根本没有一句台词，但他对“蚕茧丰收”的急切心情和侥幸心理，却已直达观众的心中，并激起他们心头的牵挂。第十节，神圣的“拂蚕”仪式后，老通宝“悄悄”到墙边，拿起“预兆命运”的蒜头，一个特写：“大蒜头上只有两、三茎叶”；紧跟一个特写：“他的脸色立刻变了！”依然没有作者的褒贬，但凭人物的动作和脸部的特写，老通宝的内心又一次与观众沟通了。二八节，发生了“白虎星”荷花夜入蚕房的风波后，大蒜头第三次出现，依然是特写，老通宝拾起了它，“只有三、四瓣叶”。他只有叹气、摇头的份。不幸的前景预示似将成为定局；作家的笔锋却又来了个陡转，意料之外的蚕茧大丰收，竟使老通宝“跳起来，笑，发狂一般的合拢手谢天”。但跟在“笑”的后面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灾难”：因为他家收成最好而赔上了15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最后，老通宝落得卧病不起的结局；多多头苦笑着把大蒜头捏作一团，用力扔进门前的溪水中。经过这样几个反复，老通宝活在了观众的心里。第二，夏衍电影特有的纪实性。一部《春蚕》，在80年代还能震动西方如意大利的电影家，原因何在？我想就在于其中蕴涵着夏衍在创作中的一种独特追求：近似于纪录生活原生态的纪实性。应该说，他的这一创作特色与他特别钟情、推崇与谨守的“真实”原则一脉相承。他在作品中是如此平易和平等地与他的人物、与他所面对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他毫不夸张地描画着他的人物、人物处身的环境、人物每日最真实、最有质感、最有意味的生活，达到举重若轻、沁人心脾的境界。就在《春蚕》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江南以养蚕为生的蚕农进行“蚕事”的全过程：修理“蚕台”（养蚕的工具）；刷洗“蚕具”（团扁、蚕箪）；屋内竹竿上挂着蚕种；四大娘（老通宝长媳）糊“蚕箪”；老通宝查皇历；四大娘“窝种”；大蒜头占卜；礼拜“蚕花太子”；神圣的“拂蚕”仪式；蚕宝宝的“头眠”用尖头竹筷挑拣和“称头眠”（用竹称算分量）；“二眠”用“蚕网”“替蚕砂”（清蚕粪）；“三眠”之后到“大眠”，“开蚕”时的蚕已养得个个生青滚壮，不分昼夜地大量吃桑叶，只有靠借高利贷来维持；最后是“扎缀头”、拾老蚕，终于看到“山棚”上一片片雪白，采到一筐筐鸡蛋般硬的蚕茧；蚕民们快活地点燃蜡烛，拜谢蚕花太子的保佑；直到茧厂苛刻的收购、“烘床”旁劳碌的工人、茧厂前拥挤的卖茧人和排得密密层层的茧ｂù＠②……无不通过电影的特殊手段，直接展现着生活的原汁原味，以真实、朴素、自然的艺术形态，开掘出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因其平凡而易被忽略的、既有认识意义又有审美价值的内涵。这也许正是让意大利电影家惊奇并感叹：原来新现实主义早在30年代的中国就已生成，就已有《春蚕》这样好的电影作品的原因吧。类似的手笔，可以在夏衍的许多电影作品中，或局部、或全貌地得到印证。第三，夏衍电影特有的简洁性。用“惜墨如金”四个字来形容夏衍的文笔，绝非过分之誉。他平日谈及文学、艺术创作，总是再三地强调这一点，他常常引用俄国文学家契诃夫的话：简洁是才华的姊妹。仔细想来，其中既含有文约语省的驾驭文字功夫；更有言简意赅、以最少的文字表述丰富、深刻内涵的艺术创造本领。夏衍曾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电影是最精炼的艺术”，“一句话、一堂布景不仅要有一个目的性，还应该有两个、三个目的性。一句话不仅可以交代情节，还应该表现出人物的性格。”（注：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0、3页。）这个原则，在他的创作里体现得很充分。我们首先可以从他的处女作《狂流》中发现，全剧40小节，约19000字，作为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它的精炼可谓极致，各种描写手法却颇为丰富多彩。《祝福》结尾时，已沦为乞丐的祥林嫂走着，“脚的特写。倒下。落叶吹过”。短短十个字，里面包含着祥林嫂悲惨的一生。而这部剧作的长度，也只有15000字。应该说，这一特色贯穿于夏衍全部电影剧作之中。其三应该关注的，是夏衍电影剧作在风格方面的独特之处。风格，包括着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具有的整体的、总体的审美独特性。这是他的思想深度与艺术个性的统一体现，也是他的作品内容和形式各种要素的综合展示，故曰：“风格是人。”夏衍在电影创作中，一方面特别注意学习与吸收世界各国电影艺术的优点与长处，并自觉地把姊妹艺术（如戏剧、文学等）的优长与经验，融会于电影艺术创作之中；另方面他又十分有意识地追求自己独特的艺术构思与创作手法。如上所述，他的电影剧作，反映生活视野广阔，主题思想鲜明集中，善于对社会进行纵向的概括与横向的解剖，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同时，他的艺术构思巧妙独特，情节结构严谨完整，人物形象真实生动。他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善于抓住生活中普通而又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以现实主义笔法，真实地、历史地加以表现，从而构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电影发展史》归结夏衍电影创作时，曾做过如下的概括：“不仅在于富有现实意义的题材，也由于独特的结构，精选的细节，真实的环境描写，简洁的蒙太奇处理，以及其它电影表现手段的出色运用，这一切构成了夏衍剧作艺术的特色……”（注：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夏衍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探索艺术创造的道路与方法；在曲折的人生中，在丰富的生活里，寻找自己所追求的题材与主题、情节与人物，并从中找到自己，找到自己对生活、对人、对既定事实的主观态度，把这种态度体现在自己的形式中，自己的字句中。他正是经过漫长的实践过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艺术风格。我们曾经把它归纳为八个字：质朴、凝炼、清峻、隽永。他的作品深沉感人的魅力就在于：他能够以自然而又艺术的笔触，通过普通而又富有特征的生活细节，描绘出一幅“更真实的人生”；就在于：他能够“把平凡化为真实，把琐碎化为陪衬”，（注：刘西渭评《上海屋檐下》，《夏衍研究资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518页。）然后画龙点睛，让人物自己活生生地站立起来，让观众自己得出生活的结论而回味无穷；就在于：在他质朴、凝炼的笔下，蕴含着深刻、睿智的思想，吸引着人们深深地沉浸在清峻、隽永的艺术境界之中。二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电影家，夏衍是一位独树一帜的电影剧作家，他的作品，无疑是他对于中国电影的巨大奉献，并已载于中国电影史册。但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还有他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独特贡献。我们以为，夏衍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独特贡献，可以从前驱性、批判性、建设性等方面分别进行解析。首先，是夏衍在中国电影理论方面特有的前驱地位。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先行的是电影创作。无论是以1896年演出“西洋影戏”，作为中国电影之滥觞；抑或把1905年中国拍出《定军山》，作为中国电影的起始；总之，在本世纪初中国有了自己的电影艺术。但是，中国的电影理论却“后行”了许多年，据罗艺军主编的《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序言，认定其发轫时期为20年代。选入此书的第一篇文章：顾肯夫《〈影戏杂志〉发刊词》（注：罗艺军主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目录第1页页。），是为1921年创办的我国第一份专业电影刊物而作，重在申述办刊宗旨；其对于电影特性的看法，开了“影戏观”的先河，但总体上仍属于说明的范畴。到30年代初期，夏衍等左翼革命者奉党组织之命，进入文艺领域，先搞戏剧，后作电影，成为党在电影界的领导人――党的电影小组组长。他最先开展的，就是电影理论的建设。其一，从1932年5月起，在上海主要报纸陆续开辟电影副刊，为进步电影准备充足的理论阵地；其二，1932年7月，在上海创办左翼电影理论刊物《电影艺术》，从此，中国进步电影界有了第一个自己的理论刊物；其三，1932年与郑伯奇合译苏联著名导演艺术大师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7月连载于《晨报・每日电影》副刊；并在1933年2月出版单行本。其中系统地阐述了世界最有影响的电影理论之一――苏联的“蒙太奇理论”；这也是此后几十年中对中国电影影响最长久、最巨大的电影理论。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注意镜头之间的组合与连接，更重视叙事性。他追求的诗情，往往从环境中选取的物象而构成的一种象征性概括”。（注：罗艺军主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序言第16页。）这一特性，我们不仅在夏衍的电影剧作中得到印证；而且可以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电影创作中看到它的踪影。凡此三者，均属1932年之内的行动，不仅很迅速，而且很成功。其累累成果，对于中国电影理论的开创性作用，是无庸置疑的；虽然，它还不能使中国电影建立起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对于初创时期的中国电影在结构方式、叙事技巧、镜头运用、剪辑制作等实践层面，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与指导意义。第二，是夏衍在中国电影理论方面高扬的批判特质。与世界电影相比较，中国电影与时代、与社会、甚至与政治的变革，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三十年代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后，进步的电影工作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自觉地把电影艺术与“抗日”、“爱国”连接在一起，因而独具鲜明的批判色彩。夏衍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电影界的代表人物，更为明确地举起批判的旗帜，并且在其中发挥了“主帅”的作用。他指明了电影理论与实践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并积极付诸实现。1932年6月，作为党的电影小组组长的夏衍，联合15位左翼电影工作者，在《晨报・每日电影》发表声明：《我们的陈述，今后的批判》，旗帜鲜明地提出电影批评的方针和任务。在思想内容方面，指出“如其有毒害的，揭发它”，“如其有良好的教育的，宣扬它”，“社会的背景，摄制的目的，一切要解剖之”。在艺术形式方面，要求“指出它的技术上的好处与坏处（不仅要说出‘什么’，而且要说出‘为什么’）”，“给它以分析的详密的研究”。在批评的方法上，强调“采用集议方式，让一切的意见尽量审慎地讨论之后再发表”。（注：载1932年6月18日上海《晨报・每日电影》。）由夏衍组织并完成的这篇声明，显示了左翼电影理论队伍的初步形成；在其主张中，既贯彻着清晰的是非观念，又表示出严谨的科学精神。同年7月，在电影小组创办的理论刊物《电影艺术》创刊号的封面上，也开宗明义地标示出自己的宗旨：“公开的斗争，客观的批判，理论的研究，学术的介绍”，明确提出了具有强烈“批判性”的定位与特色。这些主张，在电影小组的行动中，在夏衍陆续发表的关于电影的文章中，不断得到体现。例如，发生于1932年7月美国资本家策划“美国注册”的“中国好莱坞”计划（“美国注册中国第一有声影片有限公司”、“美国注册联合电影公司”），使中国民族电影事业面临严重的威胁。电影小组立即在各报的电影副刊及《电影艺术》上，针锋相对地给予揭露与批判，使之不到一个月便取消计划、停止了活动。特别是从1933年起始的、对于“软性电影”的批判。由于左翼电影特有的现实主义冲击力，使得曾经充斥于电影市场、粉饰现实生活、麻木人民反抗意识的影片，失去了众多观众。当时一些为国民党当局张目、与“左翼”相悖的电影文化人，创办了《现代电影》杂志，并发起对左翼电影的进攻。他们在第6期上发表《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张扬与左翼进步电影对抗的“软性电影论”，提出“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宣布“我们的座右铭是：‘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他们攻击左翼电影“在银幕上闹意识”，有“很浓厚的左倾色彩”，使“中国软片变成硬片”；并指斥左翼电影“空虚”、“贫血”、“勉强”、“浅薄”；主张电影要表现“现实人生的丰美”、现实生活的“欣欣向荣”（注：见《现代电影》第6期，1933年12月1日。）等等。面对这场严肃的论争，左翼电影工作者纷纷回应挑战。夏衍以“罗浮”的笔名连续发表《软性的硬论》、《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电影的正体》、《玻璃屋中的投石者》、《白障了的生意眼》等多篇文章，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批判，以揭示其“软性”的实质。一、他以犀利的语言，揭穿“软性电影”论者的“谎言”，通过生动的事实、确凿的数字，证明广大观众欢迎的正是左翼电影，正是“暴露了贫民的惨苦生活”的“非常生硬”的影片，而不是软性电影论者宣扬、吹捧的“软绵绵的东西”；并且论证了“企图杀害‘新生’的中国电影的生命的”，恰恰是“制作荒唐淫乐的软性影片”的主张。（注：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400页。）二、在文章中，夏衍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是在为着他们的主子而反对在电影中反映社会的真实，与防止观众感染进步的思想这么一点”；是“只为着他们在社会秩序中所‘盘踞’的地位”。（注：罗浮：《告诉你吧，所谓软性电影的正体！》，上海《大晚报》1934年6月21日。）三、夏衍也尖锐地揭开“软性电影”的实质，指出：“淫乱、猥亵、神秘、荒诞、浪费、败坏、幻梦、狂乱，这一切将道德的颓废种植和感染到人类精神生活的所谓‘软性影片’，决不能贴上一张‘娱乐’和‘慰安’的商标而掩饰它的毒害，相反，真正的娱乐和慰安，应该是互助的精神，团结的意识，争战的热情和胜利的呼喊！这一切是年轻的，健康的，进步的，向上的，所以也就是胜利的，有未来性的！”（注：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403页。）四、在另一篇文章中，夏衍严肃地质问：“现代的事物都是软性的吗？现代的人物和思想都是软性的吗？”并明确地回答：“国际间政治、经济冲突是很硬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一二八’总也不是软性的吧？”（注：罗浮：《软性的硬论》，上海《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6月13日。）五、夏衍还与同志们一起，严正地批判了“软性电影”的形式论，指出他们“是崇尚形式而藐视内容的形式论者”，而其实质却在于他们反对的是进步的内容；指出“在艺术史上，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始终是内容占着优越性的地位”。“艺术批评者的批评标准应该是：‘作品是否在进步的立场反映着社会的真实？’而决不在作品的外貌是否华奢与完整”。（注：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407页。）夏衍的系统批判，显示了理论的锋芒与锐气；他与当时左翼电影工作者一道，廓清了电影理论领域的大是大非。尽管夏衍和左翼电影工作者，在进步电影理论与创作实践中，也不是没有缺憾，但他们在本质上，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方向，代表着大多数民众的文化追求和根本利益。在30年代的中国，这场论争，对于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夏衍在其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智慧才华与坚忍意志。第三，是夏衍在中国电影理论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对于任何艺术的发展而言，理论的批判与理论的建设，必定是相辅相成的；而其中更为重要的，首先还应是理论的建设，它对于一门艺术通向坦途、通向辉煌，是不可或缺的；电影艺术自然不会例外。可以认为，中国的电影理论建设，至今还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深度，更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体系。因而，它理应承担的对中国电影艺术实践的科学指导，至今仍相距甚远。这也是中国电影发展未能更快更好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说，在中国电影领域里，夏衍主要是一位实践家，而非理论家，他着力更多的是在电影精品的创作上；但他对中国电影理论的建设问题，也始终给予了充分重视；而其主要的特点，在于十分注重联系实际，把理论的建设与电影的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特点首先表现于夏衍散见报刊的大量文章。从30年代以来的报刊上，我们可以看到夏衍在电影理论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包括：一、对于中国电影的宏观关注。其中有关于国外电影理论的翻译、论述；电影实践的介绍、评述。如苏联普多夫金理论的引进，《金维多论》、《美国电影艺术的动向》、《电影作家的态度问题――关于最近美国片的杂感》、《美国电影与鬼》等等；有关于电影与其它艺术的交流、电影与评论与观众的关系，如《戏剧与电影的交流》、《影评人、剧作者与观众――电影批评夜谈之二》等等；有关于电影艺术本体特性、创作原则、分类把握，如《编剧与导演》、《对话》、《更真挚，更诚实》、《谈电影文学创作问题》、《杂谈改编》、《关于电影的几个问题》，以及阐述电影技术、电影放映、美术电影、新闻电影、纪录电影、戏曲电影等等；有关于中国电影的历史总结与未来展望，如《谈中国电影的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祝〈电影艺术〉复刊并从中国电影的过去展望未来》、《历史的回顾》、《关于中国电影运动――答香港中国电影学会》、《中国电影要面向世界》等等。二、对于中国电影的微观考察。几十年间，夏衍撰写了大量的电影评论，对具体的电影作品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与解剖。有对于具体影片点评优劣得失的，如30年代的《〈火山情血〉评》、《〈生路述评〉》、《〈重逢〉详评》等；40年代的《造梦与破梦――关于电影〈大独裁者〉》、《推荐〈万家灯火〉》、《追谈〈清宫秘史〉》、《惑与不惑――评〈艳阳天〉》等；50年代的《推荐〈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推荐〈中国人民的胜利〉》、《从〈女篮五号〉想起的一些问题》等；60年代的《喜看舞台艺术片〈杨门女将〉》、《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介绍纪录片〈光辉的历程〉》等；70年代的《关于〈柳暗花明〉剧本的通信》、《给〈梅岭星火〉作者的信》等等；有结合作品论析技艺的，如《〈吉地〉的技巧及其他》、《〈权势与荣誉〉的叙述法及其他》、《故事连累了导演的一个实证》等等；不一而足。这一特点也表现于夏衍结合实践论述电影创作基本理论问题的自觉。这里不去讲他在散论中经常涉及的基本理论；只从他的一本专著便可得到充分证明。夏衍出版于1959年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只有87000字，自然算不得“鸿篇巨制”；却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工作者案头必备的著作。这是因为它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总结了我国电影剧本创作的经验和得失，又有着对电影艺术领域普遍规律的概括与归纳。我们以为，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从这部著作中，仍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夏衍独有的艺术个性和思维特征。首先表现为他一贯坚持的主张：搞电影必须有鲜明的目的性；突出了他“为大众”的政治观、与“求真实”的文艺观。其二表现为他一贯重视民族文化的特性。他时刻不忘“拍片子给中国观众看，一定要按中国人的习惯”；他时常运用中国戏曲艺术的独特之处，来讲解中国电影应有的独特规律；他反复强调“民族形式问题”，一再论述“外来”的电影艺术，在叙事方法上特别要注意到中国观众对艺术的欣赏习惯；他多次引用清代戏剧家李渔的戏曲理论，来说明剧作的人物描写、结构安排、语言对话等等；甚至在重点讲述蒙太奇时，仍不忘提醒“蒙太奇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的民族特点”。这些地方看似平常，但却不是电影创作者个个都能注意的；而又是许多中国电影失去观众的根源所在。第三表现为他一贯注重的文笔简洁、洗炼。他明确地指出：“电影是最精炼的艺术”、“介绍典型环境要用很精炼的手法”、“一个镜头就把时间、地点、故事都包括了”，他在多处反复要求“字字推敲，句句斟酌”的“精炼”文风，多次批评剧本中文字、对话“不简练”的毛病；他引用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推重“尚简”的精辟论述：“胼胝尽去而尘垢都捐，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渖在”，从而才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并加以阐释：“一篇作品中只有去掉胼胝，去了尘垢，使中心突出，这样才能达到‘以一当百’的作用。因此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评价这本书是写剧本的一把钥匙。在逝去的年代里，夏衍是光荣的前驱者，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在奋斗中也有过失误与过错。他自己曾经不止一次地讲过：“‘左翼’文化运动，当然有‘左’的问题，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问题，需要总结、认识的。”（注：转引自会林、绍武：《前驱者的路――夏衍从影业绩》，《论夏衍》，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439页。）但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它的基本的、实质性的内涵，如关心祖国的命运，体尝人民的疾苦，以文学艺术为民族振兴做出贡献等等，对于今天仍然具有生命的价值和力量。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弓右加屮下加又＠②原字笑的上半部下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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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8年5月第18卷第5期科技期刊黄曲霉素B1-DNA加合物的实验研究*刘淑芬 蒋湘宁 徐晓白(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5)摘要 用32P后标记的方法测小牛胸腺DNA和黄曲霉素B1体外反应产物里的DNA-AFB加合物，发现有4种不同的DNA加合物，加合物含量的RAL=1.08(加合物)/107(正常核酸)，对比用DNA的4种碱基和AFB1反应所形成的加合物，发现有3种DNA-AFB1的加合物是来自鸟嘌呤碱基被修饰所形成的，占DNA加合物总量的90%.用定量的黄曲霉素B1腹腔注射入大白鼠中，24h取其肝、肾、肺、脾等组织，加合物的总含量分别是肝＞肾＞肺＞脾.用AROCLOR诱导能促进各组织中DNA加合物的形成，但是对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促进作用.关键词 DNA加合物；32P后标记；黄曲霉素.INVESTIGATION ON DNA-AFB1 ADDUCTS IN VITRO AND IN VIVO BY 32P-POSTLABLEINGLiu Shufen, Jiang Xiangning, Xu Xiaobai(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ABSTRACT DNA-AFB1 adducts in the samples reacted with DNA and AFB1 (in vitro) and in various organs of SD rat treated with AFB1 have been analyzed by 32P-postlabel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ur DNA-AFB1 adducts were detected and RAL of the four DNA adduct were (6.17―44.86) adduct/10\+9 normal nucleotide. The primary site of DNA modification was deoxyguanosine in vitro. Some DNA-AFB1 adducts were detected in organs of rat (live, kidney, lung, spleen) and extent of DNA adduxts formation in the organs was liver>kidney>lung>spleen.Keywords DNA adduct, 32P-postlabeling, AFB1.黄曲霉素B1是一种强的致癌物，大量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得出黄曲霉素B1是肝癌的诱发因子［1］.一些研究证明，黄曲霉素的致癌机理主要是生物体P-450酶能使黄曲霉素氧化成环氧化合物，不稳定的环氧化物是极强的亲电化合物，能和亲核性的DNA纤维大分子共价结合形成DNA加合物，DNA加合物是诱发癌的最小因子，这是致癌物普遍的一种致癌机理［4］.还有的研究认为黄曲霉素能直接氧化生物DNA中的鸟嘌呤碱基，形成8-羟基鸟嘌呤化合物，后者有致癌性［3］.近年来的研究，自由基致癌也是黄曲霉素致癌的机理之一.随着分子生物学和DNA加合物分析方法的发展，尤其是用32P后标记方法测DNA加合物的建立和发展，大大推进了致癌物分子生物学机理的研究，本文是用32P后标记的方法对黄曲霉素B1与生物体DNA形成加合物的研究，实验结果证明黄曲霉素B1不用氧化代谢也能直接和DNA反应形成DNA加合物，对DNA造成损伤，直接引起癌变.当然,有诱导酶或其他诱导剂存在能促进DNA加合物的形成，不同的诱导剂对不同的组织中形成加合物的促进作用不同，研究结果对更全面理解黄曲霉素致癌的分子生物学机理提供一些依据.1 材料和仪器1.1 材料小牛胸腺DNA，小球菌内切酶，脾磷酸外切酶，2′-脱氧核苷3′-单磷酸(3′-dNmp)，T4多核苷酸激酶，RNAse酶，蛋白酶K，P1核酸酶，土豆腺苷三磷酸酶，黄曲霉素B1等购自SIGMA公司；γ32P-ATP(＞3000Ci/mmol)购自亚辉公司；ODS-TLC吸附薄板和PEI-TLC阴离子交换薄板购自Allteth Associates公司；其余的化学药品购自北京化学试剂公司(均为分析纯).1.2 仪器高速离心机(调温)，恒温水浴，紫外分光光度计，液闪计数器等.2 实验方法2.1 DNA加合物样品的制备2.1.1 体外反应 取0.5mg的小牛胸腺DNA样品，加入过量的黄曲霉素B1.在37℃下培养12―14h(或过夜)，反应物用乙醚二次提取去掉多余的有机物，水相用冷乙醇沉淀，然后将沉淀的DNA溶于0.1×SSC溶剂中.DNA和DNA加合物的浓度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量(1.0单位的OD260nm值相当于50μg(DNA)/mL).用同样的方法制备DNA的4个碱基(dNmP)的加合物样品.2.1.2 动物组织样品的制备表1 动物实验处理及剂量Table 1 Types and dosages of various treatments处理方法代号诱导剂量，mg/kg黄曲霉素B1,mg/kg空白对照CK00黄曲霉素B1AFB108.0AROCCLOR诱导对照A-CK200.00.0AROCLOR+黄曲霉素A-AFB1200.08.0(A)动物实验：用雌性大鼠(SD)，体重200―300g(购自科学院动物所)，采用腹腔注射的施药方式，将有毒物溶液注入大鼠的腹腔中，24h后采集动物各组织，迅速冷冻贮存于低温冰箱中.施药状况见表1.(B)DNA加合物的提取和纯化：将经处理的动物组织细胞匀浆，在已破碎的细胞中加蛋白酶温育45min(37℃)，后依次用饱和酚、酚/Sevay((V/V）1∶1)、Sevay(氯仿/异戊醇：24∶1(V/V))提取，水相用冷乙醇沉淀.为纯化DNA，用RNAse在37℃下培育1h除去少量RNA.DNA的浓度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量.2.2 32P后标记过程4μg的DNA和加合物的混合物，加8μg的外切酶和8μg的内切酶(二倍DNA的量)，有适量的酶解缓冲溶液存在，37℃下培育2―3h，使DNA完全酶解成2′-脱氧核苷3′-单磷酸(3′-dNmP+3′dXmP)，用适量的P1核酸酶在37℃培育40min，以除掉大量正常DNA的水解物，然后在T4多核苷酸激酶的催化下，γ32P-ATP(100μCi)和底物(2′-脱氧核苷3′-单磷酸)反应(37℃，30min)，生成带放射磷的2′-脱氧核苷3′5′二磷酸酯(*3′5′dDNP+\+*3′5′dXDP)，最后加1μL的腺苷三磷酸酶，37℃下培育30min，除掉多余的无机放射磷.2.3 加合物的分离和分辨依据DNA和DNA加合物的酶解物色谱性能的差异，将全部标记过的DNA加合物的酶解物样品点在经过一定处理的ODS-TLC吸附板上(10cm×10cm)，用相应的展开剂展开，分离加合物与正常核酸，然后将留在ODS-TLC板上的加合物接触转移到PIE-TLC阴离子交换板上(10cm×10cm)，用不同的展开剂多次多相地展开，将不同的加合物分离分辨开.2.4 自显影和定量将展好的PEI-TLC板进行自显影处理，制出DNA加合物的自显影指纹图.然后将相应的PEI-TLC板上的多余斑点(与空白对照)取下，液闪计数定量计算，加合物含量用RAL(相对加合物标记率)表示：式中，SP ACT:代表32P ATP的比活度(CPM/pmol);G：代表实验用DNA量(4μg)；3240：每μg DNA相当于3240pmol.以上实验方法的详细过程参见文献［4，5］.3 结果与讨论3.1 体外反应条件下DNA-AFB1加合物的形成图1 AFB1于DNA及各碱基反应生产DNA加合物的自显影指纹图A：空白对照 B：DNA-AFB1 C：DGMP-AFB1D：DAMP-AFB1 E：DCMP-AFB1 F:DTMP-AFB1Fig.1 Autoradiogram of DNA-AFB1 adducts in vitro图1为用32P后标记方法测得的黄曲霉素B1与小牛胸腺DNA和4个碱基反应生成的DNA加合物的自显影指纹图.对比图1-A和图1-B，发现在图1-B上有4个多余的斑点，其代表4种不同的DNA-AFB1加合物.对比图1-B与图1-C、1-D、1-E、1-F可以看出，DNA-AFB1的加合物主要来自鸟嘌呤碱基的取代物，说明AFB1对DNA的损伤主要在鸟嘌呤碱基上，这个结果与用其他方法测的DNA加合物相似［6］.表2、表3列出AFB1与DNA及鸟嘌呤碱基反应生成加合物的定量结果RAL值(相对加合物标记值)，综合对照图1和表2、3可以看出DNA-AFB1的4个加合物的总RAL值是1.08(加合物)/107(正常核酸)，4个DNA-AFB1的加合物中3个来源dGmP-AFB1加合物，占总量的90%(4个的总合)，由加合物的鉴定可知，其中最大的一个是N-7位的鸟嘌呤碱基取代物［1］，占总量的44.5%.表2 DNA-AFB1加合物及定量Table 2 RAL of DNA-ANB1 adducts in vitro斑点号CPM**RAL(×10-9)BMR*加合物含量fmol/μg(DNA)百分比***，%备注1339.06.170.620.196.122393.017.21.740.5217.14dG-AFB-13527.044.864.491.3544.50dG-AFB-24467.032.513.250.6932.25dG-AFB-3*BMR：碱基修饰率，1(加合物)/1010(碱基)**CPM为扣除本底的总放射计数***每种加合物占总加合物的比例表3 鸟嘌呤-AFB1加合物和定量Table 3 RAL of dGmp-AFB adducts in vitro斑点号 CPMRAL(×10-9) BMR加合物含量，fmol/μg(DNA)百分比* *，%备注2523.03.090.390.0936.83dG-AFB-13898.080.258.032.4163.17dG-AFB-24NC*////dG-AFB-3*未计算**每种加合物占总加合物的比例3.2 用黄曲霉素B1处理过的大鼠中肝、肾、肺，脾等组织里DNA-AFB1加合物的形成和分布图2示出用32P后标记法测的黄曲霉素B1腹腔注射入大鼠，24h取其肝、肾、肺、脾组织中DNA加合物自显影指纹图，初步从图中代表加合物的多余斑点看出，不用诱导，直接反应，大鼠4种组织中都测出有DNA加合物存在，肝脏中形成的加合物最多.表4、图3示出用AROCLOR诱导前后的大鼠中各组织里DNA加合物形成、分布、定量值.对照图2，图3和表4，无论是从定性还是从定量的角度看，诱导前肝脏中DNA加合物的含量最多，占加合物总量的60%，4种加合物的含量依次是肝＞脾＞肾＞肺，即黄曲霉素图2 AFB处理大鼠组织中DNA加合物自显影图A：肝 B：肾 C：肺 D：脾Fig.2 Autoradiogram of DNA adductsin organs of rat图3 诱导与非诱导大鼠各器官中DNA加合物的分配示意图Fig.3 Distribution of DNA adducts in organsof rat treated with AFB1 or Aroclor+AFB1表4 大鼠中DNA-AFB加合物的分布和定量Table 4 Distribution and RAL of DNA-AFB1 adducts in rat处理方式器官CPM(×103)RAL(×10-7）加合物含量，fmol/μg(DNA)AFB1处理肝37.6877.53232.59AFB1处理肾4.399.0327.09AFB1处理肺3.226.6319.90AFB1处理脾17.4835.96107.88A-诱导-AFB1处理*肝88.29181.68545.01A-诱导-AFB1处理肾22.2645.81137.43A-诱导-AFB1处理肺32.5967.06201.17A-诱导-AFB1处理脾18.6638.40115.20*A-诱导-AFB1处理：AROCLO诱导后用AFB1处理B1对动物的肝脏损伤最大，这就是黄曲霉素能诱发肝癌的一种理论依据［2］.还能看出用AROCLOR诱导能明显的促进动物各组织里DNA加合物的形成，但是各组织对同样剂量的诱导剂的敏感程度不同，即诱导前后各组织中DNA加合物含量的增加倍数不同，诱导剂促进作用大小依次是肺(10.0倍)＞肾(5.0倍)＞肝(2.3倍)＞脾(1.0倍)，但是肝脏中DNA加合物仍占总量的55%，无论是诱导还是不诱导，肝脏都是黄曲霉素B1作用于动物的主要靶器官.各组织中DNA加合物的分布表5 加合物的共价结合相对标记指数Table 5 CBALlr of DNA-AFB addcts in ratCBALIr(×102)*肝 肾 肺 脾总计AFB1处理60.717.075.1928.15101.12A-诱导-AFB1处理140.0735.3151.6929.61256.70A-AFB1/AFB1**2.315.0010.001.05 /**A-AFB1/AFB1:诱导处理与不诱导处理CBALr两者之比和定量的相关性在图3上可以明显看出.3.3 DNA加合物的相对标记指数(CBALIr)表5所示的DNA加合物的加合物相对标记指数是指一定剂量单位下的单位体重形成的加合物的相对标记率，它可以对某些化合物在生物体中形成加合物的能力进行综合评述.4 小 结(1)综合实验结果黄曲霉素B1能直接和DNA进行反应形成DNA加合物，用灵敏度很高的32P后标记方法可以测出有4种不同取代位置的DNA-AFB1加合物，这个结果可以说明黄曲霉素B1有不通过代谢能直接损伤DNA而导致癌变的可能.(2)黄曲霉素B1对DNA的损伤主要是对DNA中鸟嘌呤碱基的损伤，用32P后标记的方法测DNA加合物的定量结果可看出，鸟嘌呤碱基形成的加合物(N-7位)占DNA形成加合物的90%，这个结果与用其他方法［6］测的结果相附.(3)黄曲霉素B1能与动物组织(肝，肾，肺，脾)中的DNA形成DNA加合物，无论有否诱导剂都能引起组织中DNA的损伤，对肝的损伤最重，所以肝是黄曲霉素作用的主要靶器官，这与通过流行病学调查黄曲霉素能引起肝癌的结果［2］是相附的.诱导剂或酶能促进黄曲霉素B1和生物体DNA的反应形成DNA加合物，但是不同的组织对不同的诱导剂有不同的敏感作用，这也就是某些致癌物诱导活化致癌的机理.(4)对比实验结果表明，体外反应形成量多(强的)的加合物在动物组织中没有测出，而量少的(弱的)加合物测出，初步可解释为动物组织中DNA加合物是黄曲霉素B1经代谢活化后与DNA作用所形成的主要途径，而直接反应形成DNA加合物为辅.对DNA加合物的详细鉴定，剂量与DNA加合物，加合物与癌变相关性等诸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9577289)资助项目参考文献1 Ball R W, Wilson D W, Coulombe R A. Comparative formation and removal of Aflatoxin B1-DNA adducts in cultured mammalian tracheal epithelium, Cancer Reserch, 1990,50:4918―49222 Groopman J D, Hasler J A, Trudel L J et al. Molecular dosimetry in rat urine of Aflatoxin-N7-guanine and other Aflatoxin metabolites by mltiple monoclonal antibody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and immunoaffinity/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Cancer Research, 1992,52:267―2743 Shen H M, Ong C N, Lee B L et al. Aflatoxin B1-induced 8-hydroxydeoxyguanosine formation in rat hepatic DNA. Carcinogenesis, 1995,16:419―4224 刘淑芬，Rappaport S M, Bodell W J. 用32P后标记法测定职业接触苯乙烯工人静脉血中DNA环氧苯乙烯加合物.环境化学，1992，11(3)：22―315 Gupta R C. Nonrandom binding of the crcinogen N-hydroxy-2-acetyl-aminofluorene to repetitive sequesces of rat liver DNA in vivo.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84,85:6943―69476 Zhang Y J, Chen C J, Lee C S et al. Aflatoxin B1-DNA adducts and hepatitis Bvirus antigen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non-rumorous liver tissue. Carcinogenesis, 1991,12:2247―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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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025 【原文出处】教育导刊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506 【原刊页号】20-23 【分 类 号】G3 【分 类 名】中小学教育 【 作 者 】广州市教育局 【复印期号】199507 【 标 题 】广州市中小学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意见 【 正 文 】 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也是指导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为认真贯彻《纲要》，在我市中小学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家教委有关通知精神，提出我市中小学贯彻《纲要》的意见。一、认真抓好宣传学习，深刻领会《纲要》的精神实质，提高对贯彻《纲要》的重大意义的认识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我们国家与民族的面貌。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形成良好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和心理品质的重要时期，也是进行教育的最有利时机，因此，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小学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同时，在新旧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及各种丑恶现象也给青少年带来消极影响。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中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汇碰撞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培养广大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情操和报效祖国的情感，激励学生为中华崛起而刻苦学习，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具有极端的重要意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个中小学校，都要认真组织全体干部和教职员工学习《纲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深入宣传其重要意义，提高贯彻《纲要》的自觉性。二、认真做好规划，努力建立一个系统的、持久的、规范的爱国主义教育机制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重要场所，是培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主要阵地。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在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形成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系列。各中小学都要按照《纲要》提出的原则、内容和要求，依据《广州市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确定相应的目标、内容、教育主题和重点，制定本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长远规划和实施方案。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纳入学校整体工作统一规划，在未形成规范之前，各校应单独制定学年和学期的专题教育计划。每个年级有哪些要求，各个阶段进行什么教育，组织什么活动，达到什么目的，都要作出具体的安排。在内容上，不同时期不同年级既相互衔接，又不简单重复，逐层深化，有所发展。在方法上，要把正面说理、灌输教育和感情培育、实践活动、行为养成结合起来。在途径上，课内课外相结合，校内校外相结合，形成多层次、多方位的教育网络。三、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通过课堂教学进行有机结合和渗透，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也是目前比较薄弱的环节，需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首先按照国家教委颁发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和《中学思想政治、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学科教育纲要》的要求，市、区（县级市）教育局教研室组织力量，在《细则》的基础上，对现有教材进行深入研究分析，进一步制定出各学科（包括自然学科）爱国主义教育分科计划知识结合点，把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分解、贯穿到各相关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去。除了文科以外，还要注重发掘理科的教育因素，如我国的科学发明创造史、当代科技成就、科学家为国奋斗的精神等等。今后的会考和各学校的考试，要把有关内容溶入试题。继续做好乡土历史、地理和中学时事政策、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的编写修订工作，使之要加符合中央的要求和适合我市的实际情况。认真组织好全市和全区（县级市）性的各学科的集体备课，制定每学期、学年的示范公开课计划，交流和推广先进经验，指导、推动学校开展以爱国主义渗透为主要内容的教研工作。各中小学每学期也要组织相应的活动，学校应要求每个学科组、每个任课教师的备课、教学、测验、考试的命题工作计划和总结都要有渗透教育的内容，并制定具体的检查评价标准，在教师业务挡案中增加这方面的实绩记录，作为评选先进、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要充分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和设备，积极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特别是认真抓好优秀影视进课堂的工作，把运用优秀影视片教育学生，列入教学计划，排进课表。学生每学期看几部影视片，哪个年级看哪几部，哪一部片与哪一科的课程结合，如何结合，市和区（县级市）的教研室也要组织研究，作出一个规划，形成制度。在统一规划下达前，各中小学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发挥各自优势，认真作出安排。市电教馆负责片源的组织和提供，除中央有关部委规定的百部影视片外，要选择补充一批有地方特色的爱国主义影视篇目，编制有关幻灯、录像，争取在一两年内，建立起一个配合我市中小学课堂教学的音像教育资料库。市教学仪器站也应在器材配备方面作好规划。四、建设校园文化，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作为潜在课程，生动健康的校园文化，能使学生接受崇高情感的熏陶和感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各中小学应把爱国教育和爱校爱集体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制定自己的校徽、校服、校歌、校训、校风，建立学校的校史室、荣誉室，增强学校的凝聚力。整体设计并建设校园的墙报栏、橱窗、宣传标语图画，有条件的可建造一些永久性的壁画和艺术雕塑，形成一个激励学生奋发向上的育人环境。通过先进班集体、文明班评比等办法，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培育良好班风，努力建设团结、友爱、互助的人际环境，增强集体的向心力。继续大力展各种生动活泼为学生喜闻乐见的文体科技活动，寓教于乐。坚持办好两年一届的中小学生合唱节、舞蹈节，一年一届的“五、四”艺术节，深入开展“百歌颂中华”、“班班有歌声”、“校园每周一歌”等群众性歌咏活动，组织民族器乐、民族声乐和国画等竞赛，引导学生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歌咏、朗诵、器乐、舞蹈、美术、书法、体育等课外小组活动，开拓话剧（课本剧）、粤剧等高雅的传统艺术项目。在中学，鼓励支持学生建立各种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的文学艺术社团。充分利用元旦、春节、七一、国庆等传统节日和重大纪念日，组织各种以歌颂祖国成就、民族团结为主题的文艺汇演、知识竞赛、演讲、征文、故事会、主题班（团队）会等活动。继续开展“百书育英才”、“爱我中华，爱我广州”读书活动，要落实各年级的读书篇目，定期组织学生写读书笔记、书评和读后感。各中小学都要逐步建立自己的艺术节、科技节、体育节、读书节，形成常规。在丰富学生生活、净化校园环境的同时，对社会文化要采取积极的态度，着眼于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辨别能力，要指导学生正确选择社会文化，吸收积极因素，自觉抵制各种庸俗、腐朽文化的消极影响。我们应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健康的社会文化活动，以开阔学生视野，同时也把一些健康有益的学生乐于接受的社会文化形式引入学校，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五、利用社会力量，建立德育基地，加强实践教育充分利用市已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挥我市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把组织中小学生参观博物馆、纪念馆，瞻仰革命遗址、烈士陵园和其它纪念设施，考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作为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根据不同年龄层次学生的心理特点、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精心设计，周密组织，具体科学地作出安排，力求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学校还可以主动派出师生，在邻近的基地设立共青团、少先队光荣岗，参加义务讲解、美化环境和维护设施的义务劳动。各区（县级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还可以选择当地有代表性的单位，开辟和建立各地区、各层次的课外教育基地。各中小学还应该争取和利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和健全校外辅导员、德育讲师团、报告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队伍和家长委员会、社区教育委员会等组织。在近年来开展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的基础上，争取把有关的部队、街道、企事业单位开辟成为爱国主义的校外教育点。中小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要列入教学计划，各学校应有目的、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到革命纪念地、到工厂、农村、部队参观访问、调查考察、学习实践；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公益劳动和服务工作，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与山区、边区、老区的学校挂钩，利用假期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六、建立必要的礼仪规范，强化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国家意识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中小学着重建立和完善以下的礼仪规范：一是国旗升降仪式。严格执行国家教委颁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严格中小学升降国旗制度的通知》，除寒暑假和星期日外，中小学每日都升挂国旗，早晨上课前升起，傍晚净校前降下。升降国旗要由经过训练的学生担任。在出旗、升旗、降旗、退旗的过程中，在场的师生员工都要面向国旗原地肃立，行注目礼，待升降旗结束后方可自由活动。除了节假日或遇到恶劣天气，每周星期一早晨，各中小学都要举行升旗仪式。仪式须按规范程序进行：出旗、升旗、奏国歌、唱国歌、国旗下讲话，全体师生员工都要参加。要求服装整洁，态度庄重，奏国歌时要肃立、脱帽、行注目礼（少先队员行队礼），唱国歌要声音响亮、吐字清晰。学校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运动会和举行庆祝国庆等重大节日的大会，也应举行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二是唱国歌制度。在升国旗仪式和大型集会等活动中，要奏、唱国歌。三是在教室悬挂国旗。全市中小学都要在所有的教室正面墙上正中显著位置悬挂用银白色边玻璃镜框镶嵌的五号和六号国旗。为达到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要会唱国歌、并能理解国歌的内容和国旗、国徽的涵义的要求，各学校应定期组织这方面知识的学习和测试。四是举行入队、入团和十八岁公民宣誓仪式。各中小学的团委、少先队大队委员会应组织新队员、新团员和年满十八岁的学生参加向队旗、团旗、国旗的宣誓仪式，以激励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为报效祖国而努力立志成才。七、加强典型宣传，发挥榜样的示范激励作用各中小学应通过课堂教学和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的活动，充分运用墙报、广播和文艺演出等形式，大力宣传我国历史上的著名爱国者、民族英雄、革命先烈、杰出人物和当代的英雄模范人物。在教室内外、图书馆、礼堂等场所，悬挂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领袖、先烈和名人的画像、诗词、格言。有条件的学校可在校内建设一些与学校有关的历史名人、先烈、英模的纪念设施。配合校史室、荣誉室的建设，树立本校师生的典型，如为培养下一代作出无私奉献、荣获全国或省市劳模、优秀教师称号的干部教师；勤奋学习，刻苦攻关，在全国及国际的有关竞赛中获奖的优异学生；还有历届校友中卓有成就，为国争光的杰出代表等等，都应该大力宣传。继续完善一年一度评选和表彰广州市三好学生、优秀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的制度，深入开展“学英雄模范、学身边典型”的各项有意义的教育活动，激励广大同学奋发向上。八、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部教师素质干部教师是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主力军，他们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是提高教育实效的一个重要条件。教育者先受教育，学校的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改善物质待遇的同时，要努力抓好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今后一段时间，要在全系统内组织干部教师继续进行以下几个专题的学习教育：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形势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切实提高广大教师对爱国主义的认识，解决教师自身爱国主义的认识问题，增强教师的爱国情感。加强对在职教师的业务培训，帮助教师更新观念，改革方法，提高教育能力。要注意抓好骨干队伍，重点是政治教师、班主任、年级组长和学科带头人，学校适当组织他们外出参观考察，学习别人的经验，并在经费、资料等方面要适当向他们倾斜。继续抓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中小学德育研究会、班主任工作研究会、团队工作研究会等群众学术团体，使他们在我市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九、加强理论建设，提高科研水平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回答社会现实和学生提出的各种理论与实际问题，突出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特点，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工作。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要把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作为95年的主要研究课题，组织专门人员成立课题组，深入到我市的中小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同时指导学校开展理论学习和科学研究。市教育学会要组织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专题研讨会或座谈会。各群众教育科研学术团体，在今后一个时期，也应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年会的主要研究课题，组织一批有较高质量的爱国主义教育论文进行交流，从教育、教学的不同角度，研究如何针对学生的现实思想问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做到既体现共同的教育要求，又注意层次性、针对性；既体现系统性，又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市教育基金会在95年组织一次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科研成果评奖活动，评选一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推广价值的论文，给予奖励。市和各区（县级市）教育行政部门可会同当地党委宣传部门，组织有各方代表参加的研讨会、观摩会或经验交流会。市（区、县级市）教学研究室应就中小学各科教学如何结合、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确定一批研究课题，并把任务落实到一些骨干学校。各中小学也应开展教育教学各方面的理论研讨活动。市委宣传部、市教委、教育局要组织力量，用一两年时间，编辑出版一套具有广州特色的书刊音像资料。这些资料应包括：国旗、国徽、国歌的介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介绍；重大节日、纪念日手册；广州英烈、杰出人物的故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广州改革开放成就；百部优秀影视、百部优秀书刊、百首优秀歌曲介绍；国旗下的讲话，教师教育材料；学科教学如何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学生主题活动方案等等。十、切实加强对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领导加强领导关系到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全局。要努力争取上级党政领导重视关心，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提出要求，协调社会各部门共同支持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创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氛围。在基地、教材、队伍、资料、制度等方面的建设保证所需经费的投入，市、区（县级市）教育行政部门对此也应作出基本规划。要实行目标管理，建立岗位责任制，市对区（县级市）、区（县级市）对下属中小学校，学校对教职员工，都应建立一个便于操作的检查评价标准，明确各自的职责和任务，工作情况和实绩要成为评价一个部门、一个学校、一个干部教师的重要依据。加强过程管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经常深入学校，调查研究，加强指导、督促、检查，及时总结推广经验，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在适当的时候，表彰奖励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责任编辑 赖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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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ENVIRONMENTAL TECHNOLOGY1999年 第17卷 第6期 Vol.17 No.6 1999工业废水处理的几种装置孔庆颐 胡瑞明摘要： 介绍了八套工业废水处理装置。随着国民环保意识和环保素质的增强，彻底杜绝各种工业废水的外排，在不远的将来，必将会实现。因此借鉴先进国家的各种环保治理工艺，必将成为各行业研究的新型应用技术。愿和广大的环境工作者一起为企业分忧,为企业出谋划策，为彻底治理工业废水贡献力量。关键词： 工业； 废水； 处理； 装置中图分类号： X703 文献标识码： A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对各种工业废水增多的问题日益重视，如不进行有效的治理，乱排乱放，其恶果就会使人类家园所在――地球，面临严重污染。以渤海湾连续几年发生的赤潮为例，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其原因是各种工业废水都排向渤海湾，有机废水的富营养化越来越严重。据有关专家统计，每年排向渤海湾的各种工业废水达数千万吨。几十年后，恐怕连赤潮也没有了，近岸几十公里的海水中生物将死去。如何积极治理工业废水?完全依靠污水处理厂是不够的。各种不同的工业废水，治理工艺完全不同，就要依靠全社会、大家都来动手。根据各种废水的水质、特点，进行彻底根治。我们按照能源消耗较少，治理费用较低，投资较少的原则，介绍国外普遍采用的几种工业废水的处理装置。供大家参考。1 金属加工厂的废水处理不同的处理过程，例如不锈钢的电镀和酸洗，产生的废水在中和之后不能直接排入下水管道。废液以正常的途径中和。在加入絮凝剂之后，金属盐在板框压滤机中被分离出来。来自板框压滤机的清液在单效降膜蒸发装置中被浓缩到40%浓度，再被送回板框压滤机与来自中和的液体混合。浓缩后，蒸汽冷凝水被用作新鲜水与新酸洗液混合，从板框压滤机来的固体物质作为废弃物被处理掉。降膜蒸发器采用一台蒸汽机械压缩装置目的是将运行成本降到最低。工艺特点：这是一套小型的废水处理装置。开始启动时，用锅炉蒸汽。在产生二次蒸汽后，机械压缩成动力蒸汽，锅炉即停用。此装置仅适合于电力丰富、廉价的地方。A:废水 B:浓缩液 C:二次蒸汽冷凝水 C1:生蒸汽冷凝水 D:生蒸汽 E:不凝性气体 F:冷却水（冷） G:冷却水（热） 1:降膜蒸发器 2，3:强制循环蒸发器 4,5:预热器 6:表面冷凝器 7,8:预热器 9:二次蒸气机械压缩泵 10:原料罐 11:冷凝水桶图1 酸洗废液的处理装置包括一个中和罐，一台带蒸汽机械压缩装置单效蒸发器和一台板框压滤机。蒸发量为200kg/h。2 油脂炼制产生废水的处理炼制油脂产生的高度污染废水，它未经处理不能直接排入地下水管网中。图2展示了一套装置，它利用干燥器排放的余热蒸汽直接进行三效蒸发来处理废水。A：废水 B:浓缩液 C：二次蒸汽冷凝水 D：干燥蒸汽 E：不凝性气体 F：冷却水（冷） G:冷却水（热） 1：降膜蒸发器(I效) 1a:降膜蒸发器(终效) 2:降膜蒸发器(II效） 3:降膜蒸发器（III效） 4，5:表面冷凝器 6:原料罐 7:冷凝水桶图2 用干燥器产生的蒸汽直接加热的3效强制降膜蒸发器，用于油脂炼制过程产生的废水处理。蒸发量3400 kg/h。处理过程包括在一个三效降膜蒸发装置，使污水从约3%浓缩到40%～50%。从此装置来的浓缩液与肉的残渣一起在干燥器中干燥，然后被用作动物饲料。从蒸发装置来的蒸汽冷凝液比最初的废水有一个明显更低的CSB值， 它可以直接排入下水处理装置或在生产过程中再利用。蒸发装置由干燥后产生的蒸汽加热。这样目的不仅在于可获得能量的最佳使用，而且产生无臭味的冷凝液。工艺特点：废水经过处理变成了动物饲料和检验合格的二次蒸汽冷凝水（没有任何污染、可直接用于农业灌溉），真正做到了企业废水的零排放。更为惊喜的是，废水的浓缩、蒸发不直接用生蒸汽，而利用了干燥器排放的余热蒸汽，这部分蒸汽含有大量的热焓，真正是余热利用。这种装置的能量消耗是非常少的。3 胶片工业废水的处理胶片废水被无机物高度污染，但是可以按照不同过程来处理。如图3所示，一个热分离装置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批量处理这类废水。废水在真空条件下通过一个单效，直接加热强制循环蒸发器从大约15%浓缩到50%的所需的最终浓度。产生的蒸汽被冷凝和收集。作为蒸汽冷凝液含有高浓度的氨，PH值将上升，再第二次通过装置。随着这个双蒸馏处理过程，蒸汽冷凝液能直接排放。工艺特点：这是一套简单的单效真空蒸发装置，投资少，占地面积小，非常适合城市中的小型企业处理废水。A:废水 B：浓缩液 C:二次蒸汽冷凝水 C1:生蒸汽冷凝水 D：生蒸汽 E:不凝性气体 F：冷却水(冷） G：冷却水（热） 1，2：强制循环蒸发器 3：表面冷凝器 4：原料罐图3 胶片废水处理的单效强制循环蒸发器。 蒸发量：1200kg/h。4 废物处理装置产生的废水的处理废物处理装置产生的废水被大量的污染物所污染，其中包括盐，油，TENSIDE，污物，有机物和溶剂。处理过程包括物理化学过程，膜技术和热处理。由于产生的废水种类不同，对于这类项目的蒸发和精馏装置必须尽可能设计有较高的自由度。第一步是在精馏塔将易挥发溶剂和氨从废水中除去。然后在降膜蒸发器和后设置的强制循环蒸发器中从0.7%浓缩到60%的浓度。降膜蒸发器产生的蒸汽冷凝液可以被直接排放到废物处理装置。装置的能耗维持较低是因为安装一个高压风机，其作用相当于蒸汽机械压缩装置，对于强制循环蒸发器和精馏塔都使用相同热源。真空泵抽出的废气经洗涤、活性炭过滤排放到大气。工艺特点：城市垃圾和工厂废弃物进行再处理时，产生的废水可用本装置，其它带恶臭的气体也可以通过本装置进行处理。废水和废气的处理可以分开，也可以同时进行。废水的蒸发浓缩为二效真空蒸发，是和精馏在一起。而废水的II效又为蒸汽机械压缩。这种流程在国内是不多见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节省更多的生蒸汽消耗。A：废水 Bl：浓缩液 B2：预处理废水 C:废气冷凝水 C1:纯净冷凝水 D:生蒸汽 E：废空气F：乳剂(冷） G:乳剂（热） I：洗涤水 l：精馆塔 2:降膜蒸发器 3,4:强制循环蒸发器 5：预热器 6:表面冷凝器 7：冷凝器 8:乳剂换热器 9:蒸气机械压缩泵 10：原料罐 11:废气缸 12:废气洗涤塔 13:活性炭过滤器 14：强制通风冷却塔图4 带蒸汽机械压缩装置的2效降膜强制循环蒸发器和一个安排在蒸发流程前的废液精馏塔。此装置可以处理不同类型的废液。蒸发量：3000kg/h。5 罐和金属容器清洗废水的处理使用过的金属容器，举例说明，被特种公司清洗和处理的石油工业金属容器的废水。含有大量油等污染物的洗涤碱水和洗涤水在清洗大罐和容器时随时产生。首先游离油被分离之后，废液在一个三效强制循环蒸发器连续浓缩。此浓缩物被暂时储存到收集罐中。废碱液能在几个清洗周期内使用。在有规律的间隔后―大约为3周―收集的洗涤废水浓缩液和使用过的洗涤碱液在蒸发装置中尽最大可能蒸发浓缩。此较稠的浓缩液作为特殊的废物处理。蒸发出来的水―在洗涤水和清洗碱液浓缩液的情况下―作为洗涤水和服务用水返回清洗流程。这样将节省可观的新鲜水。这套装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下水管网连接。工艺特点：该流程为典型的三效真空蒸发。为防止碱垢的生成，选择了强制循环蒸发器，但设计时要注意上管板上面静液柱的高度，以防止单管过热度过大，造成加热管堵管。另外，碱性蒸发腐蚀性很强，也要注意材质的选择。A：废水 B:浓缩液 C：二次蒸汽冷凝水 C1：生蒸汽冷凝水 D：生蒸汽 E：不凝性气体 F：冷却水(冷) G:冷却水（热） l:循环蒸发器(I效） 2：循环蒸发器（II效） 3：循环蒸发器(III效） 4：带预热的表面冷凝器52原料罐图5 三效循环蒸发装置，可处理在清洗油罐时产生的含油废水。 蒸发量：1520kg/h。6 油罐车的污水处理清洗油罐车产生大量不能直接排入下水系统的废水，这是因为废水中含有大量有机物和无机物。废水首先进行生物处理，然后在四效蒸发装置的前三效浓缩为20%浓度。这个预浓缩在第二原料罐中与其它不同的废水混合，然后在强制循环蒸发器中尽可能的浓缩。没有进行预处理的废水在蒸发后含有大量的盐，对于这种情况，强制循环蒸发器也设计成为强制循环蒸发结晶器，这样可以作为所提供的含盐混合物合适的分离装置。这套装置的两部分使用相同的能源。蒸发和结晶也可以各自独立运行。工艺特点：这是一套能耗非常低的四效真空蒸发、浓缩装置。热经济可达3.8以上。II效二次蒸汽被蒸汽喷射压缩泵压缩，生蒸汽耗量极少，按蒸发量14t/h时，生蒸汽的消耗估计在3.7 t/h以下。这在国内是非常先进的技术经济指标。7 食品工业产生的废水处理在食品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装置的清洗过程中，产生含有大量有机物的废水。这些物质能够被浓缩和干燥。图7的装置能够处理35m3/h的废水。在一个单效降膜蒸发器中被预浓缩为15%的浓度，在强制循环蒸发器中被高度浓缩到50%的浓度。去成品装置的浓缩液是相当稠的流体，随后在立式干燥器中干燥并进一步被加工成动物饲料。经加热消毒以后，原来要排放的蒸汽冷凝水被用来预热废水，随后返回生产流程。本装置中使用了二次蒸汽机械压缩装置和两个联合蒸发装置，这样节约的能量是可观的。A1－3:废水 B:浓缩液 C：蒸汽冷凝水 D：生蒸汽 E：不凝性气体 F：冷却水(冷） G：冷却水(热) S：盐12降膜蒸发器（I效） 2:降膜蒸发器（II效） 3:降膜蒸发器（III效〉 4,16:强制循环蒸发器/结晶器(IV效） 5-9:预热器 10:表面冷凝器 11：蒸气喷射压缩泵 12，13:原料罐 14:冷凝水桶 15:离心机图6 带蒸汽喷射压缩泵的4效蒸发结晶装置，可以处理不同含盐废水。蒸发量：14t/h,结晶量：800kg/hA:废水 B:滤饼 C:蒸汽冷凝水 1:降膜蒸发器 2:原料罐 3:絮凝罐 4：冷凝水桶 5:预热器6:蒸汽机械压缩装置 7：板框压滤机 8：中和装置 9：开始加热系统图7 带二次蒸汽机械压缩装置和2效强制降膜蒸发器装置，可用于食品工业有机物污染的废水处理。8 渣油烟气洗涤废水的蒸发干燥装置为了除去渣油烟气中的有害物质，含HCl，SO2，NOX，HF，HBr，As，重金属和灰尘的气体洗涤将在几个洗涤阶段，包括一个湿式除尘器和一个脱NOX的装置内完成。从不同洗涤阶段来的废水在被送进双效强制循环蒸发器浓缩之前先缓冲和中和，再浓缩后到流化床造粒干燥装置加工成最终产物。这个装置部分能量使用是干燥器余热蒸汽加热蒸发部分。R:渣油烟气 R1:清洁气体 A：废水 B：颗粒 C：冷凝水 D:生蒸汽 E:不凝性气体 H：焚化热 1：骤冷（洗气装置） 2:喷射洗涤器 3:填料塔 4:湿式电除尘器 5:气体预热器 6:脱NOx装置 7:烟囱 8:废水罐 9:蒸汽洗涤器 10,11：强制循环蒸发器Ⅰ效) 12,13：强制循环蒸发器（II效） 14:大气冷凝器 l5:冷凝水桶 l6:蒸汽加热器 17:旋风分离器 18:流化床造粒干燥装图8 不产生废水的焚烧废物的烟气洗涤。此装置包括2段气体洗涤装置，一个双效强制循环蒸发器和一个流化床造粒干燥装置。工艺特点：渣油烟气是比较难处理的。该装置最大的特点是在处理烟气的过程中不产生废水，只用少量的生蒸汽，在干燥器中产生的余热（二次蒸汽）被利用，进行二效真空蒸发浓缩。所以它的消耗是很低的。综上所述，介绍了八种工业废水的处理装置。随着国民环保意识和环保素质的增强，彻底杜绝各种工业废水的外排，在不远的将来，必将会实现。因此借鉴先进国家的各种环保治理工艺，必将成为各行业研究的新型应用技术。我们愿和广大的环保工作者一起为企业分忧；为企业出谋划策，为彻底治理工业废水贡献我们的力量。参考文献［1］ 德国GEA Wiegand GmbH PLA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INDUSTRIAL EFFLUENTS［2］ 化学工程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 1998.作者简介：孔庆颐(1944-)， 男， 天津人， 高级工程师， 长年从事化工蒸发、 浓缩、 结晶的研究及开发。作者单位：孔庆颐 （天津市技术改造协会， 天津 300051)胡瑞明 （天津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 天津 300051)收稿日期： 1999-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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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648 【原文出处】求是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2～13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199904 【 标 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重大突破 ――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标题注释】本文作者在《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4日）发表的《伟大的实践成功的经验》一文，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实践 篇，本文为理论篇，两者合为姊妹篇。）【 作 者 】李铁映 【 正 文 】 没有正确的改革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改革实践。自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令世人惊奇的巨大成就，一个根本原因是由于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是完整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主干。这一理论的创立实现了两大突破，即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而且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把市场看作是私有制所特有的东西，否定公有制能与市场经济结合。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在经济学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的意义。其基本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建立新的经济体制，达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直接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本质上是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学说。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传统观念和传统经济理论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推进经济理论突破、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奠定了这一理论的基础，作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断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指导和推动改革不断深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改革开放经济理论的形成、突破和发展的轨迹，对我们自觉学习和理解邓小平经济理论，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迎接21世纪的挑战，实现我国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理论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选择什么样的改革目标模式，在认识上并不是一帆风顺、一步到位的，而是经历了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过程。这个探索过程大体可以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首先表现为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突破。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计划经济被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由此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曾经有过明显的成就，但由于它排斥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在后来的发展中走进了僵化、教条的死胡同，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伊始，我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搞市场经济，但在实践上已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在农村，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主体，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开放城乡集市贸易；在城市，进行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减少国家指令性计划，等等。这些改革虽然是初步的，但它在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市场取向的轨道。1982年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城乡改革的初步经验，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将计划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类型，并要求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尽管当时对市场的认识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却是一次突破。随着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为适应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这些论述，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认识的一次飞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第一次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从而把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一重要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对一个长期争论不已、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作出了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而带来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根据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断，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解决了一个关系改革开放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描绘了新体制的总体框架，提出了建立新体制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新的理论和观点。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总目标的确立，自党的十四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和辉煌成就。中国的前途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探寻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思考体制问题的，并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其具体体制分开。坚持其基本制度，改革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判断经济体制是否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关键看是否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是通过不断改革、不断调整来实现的。生产力发展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历史过程，改革也必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历史过程。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发展。从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突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理论的突破和确立，而且带来了经济学领域的革命。这一理论的基本要求是：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形成一种全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使资源得到合理有效配置。二、所有制改革理论我们对所有制理论问题的突破，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单一的公有制理论向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转变，形成了所有制结构理论；一是把所有制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区分开来，形成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过去总认为越大越公越好。搞“一大二公三纯”和“穷过渡”，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限制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结果严重挫伤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并呈现多层次状态，客观上要求我们采取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80年代初，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安排问题，我们在政策上鼓励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理论，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问题的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是所有制理论认识上的一次飞跃。随着改革的推进，我们对公有制经济的认识日益深化。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但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党的十五大更进一步提出，公有资产不仅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些理论上的突破，对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提高国有资产的质量，具有积极作用。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实践证明，集体经济决不是公有制经济的低级形式，也不是过渡形式，而是公有经济的一种长期存在形式。20年来城乡集体经济的迅猛发展，充分证明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是实现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改革实践中的一种有益探索，是企业制度的创新。从长远看，随着国家直接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的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将有所下降。因此，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城乡集体经济，对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发挥其主导作用，具有重大意义。改革以来，我们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以后又提出是有益的补充。党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把它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这是我们慎重总结多年实践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从根本上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存在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有制经济不同，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的客观的要求。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另一重大突破，是把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区分开来，从理论上回答了公有制完全可以和市场结合的关键性难题。过去在理论上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混为一谈。我国改革以来的实践和国际经验证明，同一种所有制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同一种所有制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可以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不同所有制可以采取同样一种实现形式。也就是说，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不直接决定所有制的性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例如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作为组织形式并不决定公有还是私有问题，关键是看股权或控股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因此，股份制作为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当然，股份制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进一步创新和发展。股份制是经过人类社会长期筛选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运行要求的一种企业资本组织形式，如果一些国有、集体资本采用这样一种实现形式，并按其规则来运作，这就意味着公有经济采用了与市场运行要求相适应的实现形式，从而也就找到了实现公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在微观基础上有效结合的一种形式。由此可见，把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区分开来，对于消除以往传统观念的长期束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公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都具有重要意义。三、农村改革理论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同志说，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0年来农村改革理论上的建树主要有：一是突破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理论；二是形成了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培育农产品市场体系的理论；三是突破传统作法，走出符合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四是提出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逐步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理论。农村改革势如破竹，取得巨大成就，从理论的角度来考察，最关键的是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即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既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又实行了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经营，使农民获得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实践证明，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是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一条是不搞土地私有，一条是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家庭承包经营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一个经营层次，是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它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多年农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必须坚持长期稳定的农村基本政策：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三是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并要求在此基础上，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农村改革，从而形成了指导农村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农产品都由国家统一定价、统购统销，从而把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完全分割开来。因此，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始终围绕取消统购统销、放开经营、取消完全由国家定价、形成市场逐步展开。经过20年的探索，基本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理论和改革思路。主要包括：一是取消国家对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逐步扩大农民自由出售农产品的自主权。二是逐步转换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除少数重要产品外，取消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农产品购销价格放开，由市场自行调节。三是培育农产品市场组织，逐步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流通渠道的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四是形成政府对农产品市场的调控体系，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建立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专项储备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五是积极培育连接农民与市场的中介组织。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原则，提出要尽快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要求根据各类农产品的不同特点和供求状况，采取相应的方式和步骤，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创办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基层的一个伟大创举。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农村社会增加值的2／3，转移了大约1.3 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由此可见，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不同，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定历史条件、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目前乡镇企业正处在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重要时期，我们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按照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原则，积极推进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走中国式的小城镇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农村基层的又一伟大创举。正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的那样：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其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从而使我国形成了一条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农村城市化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这些年来出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趋势，是又一件新生事物。尽管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国外不乏其例，但在我国它是建立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之上，具有独自特点。正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产业化经营方式，不受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不仅不动摇家庭承包经营，不侵犯农民财产权益，而且能有效地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带方向性的问题。它为我们探索如何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启示。四、企业制度改革理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制度是构建新的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20年来，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方面的突破主要有：一是摒弃传统的企业是行政附属物的观念，提出企业是市场主体、具有法人资格的理论；二是提出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四是提出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理论。我国传统的企业制度是适应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的。这样的企业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没有真正的法人资格，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只是行政的附属物。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基本上由国家指令性计划决定；企业产供销、人财物都是通过计划管理的。企业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构筑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于使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进行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初步取得了成效。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要通过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并强调指出搞活国有企业特别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企业性质和地位，作出了新的界定，是认识上、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总结多年来我国企业改革的实践并借鉴国际经验，明确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的矛盾，着力进行企业制度创新，逐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从理论的高度把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方向，概括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一项创新，是多年改革实践的结晶。20年来，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进行了艰巨的多方位、多层次的探索：从放权让利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从国有国营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从厂长负责制到构建内部治理结构；从工厂制到公司制；从资产经营到资本经营；从分散经营到横向联合和集团化经营；从两步利改税到承包制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重视企业内部改革到重视制度创新、改善外部环境、解决历史包袱问题；从试图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到搞活整个国有经济；从单项的企业改革到把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等等，这些探索为形成科学的企业改革理论和思路提供了基本素材。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适应市场运行要求，以产权关系清晰、法人制度完善、政企职能分开、经营机制灵活、管理科学规范为基本制度目标，以制度创新、“三改一加强”、改善外部环境、化解历史包袱、理顺各方面基本关系为主要内容，最终确立企业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地位。政府依法管理，对企业进行间接调控和引导、监督，使之依法运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解决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创新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理顺国有企业与各方面的基本关系：一是理顺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实行出资人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理顺企业的产权关系；二是理顺企业内部各方面关系，构建规范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形成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管理机制；三是理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新型的政企关系；四是理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逐步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但企业要兼顾社会利益；五是理顺企业与企业的关系，各类竞争主体都要依法运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六是要理顺企业与银行的关系，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形成新型的借贷关系，逐步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问题。总之，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的企业改革由过去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为主转向了制度创新、形成新机制为主的阶段。自此以来，我们积极进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实行抓大放小，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企业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需要花大的气力推进。但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不仅有物质基础，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只要坚定信心，勇于实践，措施得力，改革必定成功。五、市场体系理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的理论突破，主要表现在：一是承认生产资料、生产要素都是商品，都有价格；二是价格改革是形成市场机制的关键，要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三是突破传统观念，提出了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要求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是连接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中心环节。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真正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只有商品的“外壳”，没有其“内核”。生产资料及其他生产要素都不是商品。在经济活动中，把生产与流通、商业与物资、内贸与外贸相分离。改革初期，我们首先在实践上突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框框，扩大企业自销权，逐步缩小计划分配物资比例，创办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取得了积极成效。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不仅从理论上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而且承认生产要素也是商品，对推动培育各类市场起了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存在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理论上曾一度困扰着我们。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多年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发展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这一理论的提出和确立，对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来考察，客观上要求生产要素都要进入市场，接受市场机制的有效配置。否则，市场缺位，运行不畅，资源配置失效。劳动力和资本作为两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只有进入市场，在市场中合理流动，才能使市场机制的整体功能得以发挥，才能提高生产的效率和经济效益。发展资本市场，不仅有利于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筹集各种建设资金，而且有利于促进企业制度创新。价格改革是建立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关键。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价格仅仅是方便核算的工具，主要由国家定价，集中管理，因而价格与生产脱节、与市场脱节，严重背离价值规律和供求状况，甚至像土地、矿产资源等都没有价格。在80年代的改革中，我们一直把风险较大的价格改革看作是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重要方面，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我国实际的体制转轨时期的价格改革理论。改革以来我们按照“调放结合”的方针，先后调整了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分批放开了小商品价格，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然后，逐步将“双轨制”变为“单轨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其主要任务是，在保持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调顺少数由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尽快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加速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进程。并且，要求建立和完善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按照这一思路，1994年以来，我们在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基本上闯过了商品价格改革的难关，但要素价格市场化问题的解决，尚需一个渐进的过程。六、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民经济是一个行政集中统一体，没有宏观与微观经济之分，也就谈不上形成宏观调控理论。20年来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应从行政性的直接管理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管理；二是建立健全协调统一的宏观调控体系；三是辩证处理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彻底转变职能，改变过去对经济的管理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理论上提出了要按照政企分开、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以及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把属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职能放给企业；把资源配置的职能转移给市场；把属于社会中介监督、服务的职能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从而使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切实转变到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上来。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有效调节经济活动。尽管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在实践中还需花大的气力，但这方面的思路基本上是清晰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市场运行要求的、以间接调控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值得指出的是：由直接的行政性的计划控制为主，转向以间接的经济手段为主调控经济活动，这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在宏观管理理论上的一大创新。这一理论上的创新，不仅使我国宏观体制改革有了明确的目标，而且它从宏观层次上说明了公有制经济是能够与市场经济实现有效结合的。如何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概括起来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必须深化计划、财政、金融等体制改革，建立起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协调和制约的机制。也就是说，应从机制上解决科学的计划目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合力的问题。二是必须创建适应市场运行要求的新的宏观调控手段，即宏观政策工具。如财政政策手段，包括预算、税收、贴息、转移支付等；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也就是说，要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通过改革形成一整套新的政策工具和手段。特别是，随着新体制的建立，金融调控作用越来越重要，邓小平同志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6页）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对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辩证关系作了精辟论述，指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二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必须两手并用。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由于市场存在自发性、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处在体制转轨、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也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辩证地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些年来，我们在加快改革、促进发展的同时，十分注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而使国民经济摆脱了大起大落的困扰，开始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七、收入分配理论收入分配理论涉及激励或动力机制问题，还涉及社会公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传统的收入分配理论的突破，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二是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三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四是坚持建立多层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创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过去，由于“左”的影响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误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方式，结果严重挫伤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导致了低效率和共同贫穷。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通过先富帮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邓小平同志还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这个大政策反映了一切事物都是在差别和不均衡中发展的，均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规律，承认客观现实中存在的差别。由于各地区经济基础、自然条件等千差万别，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不一样，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一样等等，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差别。这个大政策把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政策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但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同步富裕，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条件，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了这个大政策，对形成激励机制，调动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中，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而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历史发展到今天，都是高效率淘汰低效率；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每前进一步，都表现为创造了更高的效率。只有效率得到提高，才能不断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在生产过程、初次分配领域，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而在再分配领域，则要通过财税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调节分配，体现兼顾公平的原则。公平必须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益基础上的公平，不能把公平摆到损害效率的位置上。损害了效率也就损害了公平的物质基础，平均主义必然导致低效率。同时，差别过大，社会不能承受，必将破坏公平，最终破坏效率。对此，必须通过宏观政策加以调节。这样从理论上辩证地阐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对实践中推进分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三大提出，在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一论述，是对近20年分配体制改革实践的总结，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但是，按劳分配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因此，劳动者报酬的多少，不仅取决于劳动者个人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还要取决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除此以外，为了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动员社会一切资源加入经济建设，诸如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必然要有价格，要有成本约束，要为其所有者带来收益。否则，将带来资源浪费或无效配置。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应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分配理论的这一突破，不仅有利于构建完善的市场机制，而且有利于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加入经济建设，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了推动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公平，改革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建立有效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是世界性的难题。我们在总结实践、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进行了创新，提出了要建立多层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在养老、医疗社会保险方面，提出了要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这一制度把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此外，我们还在住房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提出变实物分配为货币化分配，实现住房商品化的理论。这些理论上的探索，对形成改革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八、对外开放理论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国策。20年来，在对外开放理论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一是摒弃封闭半封闭发展模式，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二是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三是创建经济特区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理论；四是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是开放的体制。我国历史上长期落后，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闭关自守。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他一再告诫我们，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一国或几国建立，但建设社会主义决不能离开世界，闭关锁国必然失败。社会主义国家要尽快发展生产力、尽快摆脱贫穷和落后，不断发展强盛，就必须开放，以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因此，对外开放问题，实质上是事关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我们确立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50年不变，那末到了后50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是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开放，而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同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持久稳定的经济关系，推行市场多元化战略，我们在国际上的回旋余地就越大，我国发展的机遇也就越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对外经济体制是个新提法，它是整个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外贸、外经、外资、外企、外汇等方面的管理体制，以及涉外税收、法律法规等等。深化这些方面的改革，是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这些年来，我们在外汇、外贸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实行对外开放，根本目的是加快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一是要大胆借鉴吸收、利用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先进管理经验等等，并进行消化、创新；二是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包括物质、资金、信息、知识等方面的资源，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经济特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伟大的创举。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在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建立了外向型经济，而且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改革的“试验场”，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发挥了探索和示范作用，对推动内地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今后还要坚定不移办下去，增创新优势，创造新经验。对外开放意味着把一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从而加深本国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坚持对外开放，能够增强本国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必须指出，对外开放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对外开放，自力更生是对外开放前提下的自力更生，必须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形成一种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并增强防范和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九、结束语经济改革理论的突破，还包括许多方面，因篇幅有限，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2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与观念突破，与理论上的突破、发展分不开。突破传统理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同时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过程。20年来，我们之所以在改革理论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看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从根本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为我们在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广阔天地。凡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就是真理，就是正确的理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要迈开步子，必须冲破传统观念、传统理论的框框。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经济改革理论取得突破的前提，而改革在实践上的突破往往以理论突破为先导。第二，伟大的理论根源于伟大的实践，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呼唤着理论创新。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一方面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前提、客观依据和新鲜经验，另一方面在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迫切需要从理论的高度作出科学回答，从而推动理论不断向前发展。而理论的正确与否，又必须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来检验。我们党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把改革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和方针政策，反过来指导改革实践，推动改革不断深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人民群众充满活力的伟大创造，是改革理论突破、形成和发展的巨大的取之不竭的源泉。改革的实践再次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初级阶段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多次出现失误，从根本上说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强调，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突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为改革开放理论的创建奠定了基石。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条主线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又一重大突破。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基本的国情、最大的实际。一切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取得突破的最基本的现实前提。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初级阶段理论回答了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搞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邓小平同志的首创，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我党所特有的理论创新精神。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胆识、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为这一理论的创建作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邓小平同志是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卓越带头人，许多有关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决策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他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潮头，及时提炼、概括来自实践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然后再指导实践，带领我们在改革理论方面不断取得突破和创新。邓小平同志不愧为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她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人类社会正处在21世纪的门槛。在跨世纪的历史关头，我们面临着许多机遇和严峻挑战。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日趋明显，知识经济已初露端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正处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还是初步的。在今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还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还需要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有着广阔前景。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五大精神，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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