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stringlengths 75
31.6k
| category
listlengths 1
20
| output
stringclasses 20
values |
|---|---|---|
【 文献号 】3-529 【原文出处】《美术观察》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6 【原刊页号】7～10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国外艺术家艺术与科学观集粹 【 正 文 】 熊秉明（法国国立大学中国文化教授，旅法著名艺术家）：关于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我想再提几点粗浅的意见。一、在专业的工作过程中，科学与艺术是很不相同的，无论观察自然的角度，思考推理的方法都绝然不同。杨振宁先生在他的“美与物理学”一文中写出狄拉克的方程式，说“像诗一样的方程”。我想在座的艺术家没有谁能在这样的方程中看出诗来。至多能像毕加索说的：“有时我也会翻翻讲相对论的书。我一点也不懂，但让我想起些别的东西来。”在完成了工作之后，通过科学的理论观照到宇宙的大秩序而发出美的赞叹的时候，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心灵是可以相勾通的。他们已超越了专业的层次，对宇宙的庄严、神圣发生宗教感的激动。杨振宁先生所谓“终极的美”已超出了艺术所能给的意义。二、两位中国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分别注意到物理学和美，物理学和艺术的问题，我想这可能和中国文化的人文特质有关，唐君毅在一篇“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的文章中说：“中国艺术虽缺乏科学精神，而中国之科学则赋于艺术之精神。”这大概是六十年代的话。他说的科学是指中国古代的医学、历法等。那时他没有想到他的话也可以用在当代中国科学家的身上，也许还可以用在未来中国科学家的身上。三、百年来，中国在科学和科技上已获得巨大成就。在艺术上有过各种尝试，特别是开放之后，更引入现代和后现代各种流派，但是科学＝艺术的道路，没有人提倡过。很可能时机还没有成熟。今天工艺美术学院合并到曾经以理工为主的清华大学也许是一个开端。而在合并的第一年便举行这一个“科学与艺术”的展览会和研讨会是有深长意义的。清华大学已拥有知名的建筑系，建筑是跨科学与艺术的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美术学院的航线和光辉的未来。保罗・格林哈尔希（英国诺瓦・斯高第亚艺术设计学院院长）：当凑得很近地看时，宇宙是数目多得不胜数繁至不可思的粒子，它们伴随着种种基本之力合成的一支乐曲跳舞。我们周围的一切及我们体内的一切，都是分子和原子在碰撞、摩擦和旋转。一阵阵氮与氧的分子，随着我们的每一次呼吸被我们摄入肺中。原子点阵在我们脚趾之间的沙粒之内颤动和推挤……然而我们却认为宇宙是单一的和谐系统或有序整体(cosmos)，就像古希腊人所称的那样。现在，一门新的科学分支，正试图向我们论证，为什么整个宇宙大于其许多组成部分之和，且所有其组成部分又是怎样合在一起产生一些包罗万象的范式(pattern)。这种将有序整体划分为无序万端的努力，就是新颖的关于复杂性的科学。――彼得・考文内与罗杰・海菲尔德：《复杂性的疆界》，1996年1就像有人飞快地翻阅本书的各章一样，那种对于所有这些物料究竟是什么感到困惑莫解的人，可能会被宽恕。我并非特指工艺怎样怎样（虽然这不是个可以忽视的问题），而是要指出，整个视觉文化界，以及超出此范围的东西，一般是指文化习俗，如何精确地达到了其现在的状况。在晚近的现代文化中大可断言，我们通常都能达到认为各门艺术是值得干一番的社会及政治的舆论一致，尽管合起来也没几个人同意为艺术适当集资。还有一点重要的是要指出，我们处于完全全球化的阶段。正如文化织体是纠缠百结的那样，我们如今基本上是在处理同样的一批现象。尽管勉勉强强但也没有谁会怀疑，视觉文化自有其一个使得自己重要的集体象征的且区分等级的范围。但要从专业艺术界的折中高度，来说起为何艺术界全都看起来这样（为何看起来古怪地粘合成团），说起我们为何实际上是困扰的，真是难上加难。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我们全然被制度化了，也由于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实在复杂的时期。这是个提出大问题又要解答的时代，对于被提出的两个重大问题（为何像这样与为何困扰）的回答，既简单，但又难以言表的复杂：艺术界全都看起来就这样，是由于它在一个单一而高度复杂的结构之内起作用；我们为制造并消费所有这些物料而困扰，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这两个回答，都涉及到文化活动是我们固有条件的一部分这个事实。现代性的下一个阶段，将是处理多学科性。这是由于理智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该阶段已进行了几十年但刚开始有点儿充分有效，是以生活的相关视野而非还原视野为前提的。多学科性并不意味着忽视使各门不同的视觉艺术成为现今样子的专业化的密集知识，而是认识到它们的相互作用，另外，以相互作用为前提的一些新方式，是下一阶段现代性的关键。要对待的，就是一起到来的横向及纵向的创造性的模式。更为令人激动的是，各门科学与各门艺术，终于显得能够终结已经尾随并侵蚀工业化文化好几个世纪的“两种文化”综合症了。在培训和研究的层次上，各门艺术与各门科学之间的隔阂，在20世纪扩大得太宽了，20世纪是一个科目专业化的时代，此时，科学家们与艺术家们大体上是通过拙劣的模仿而彼此理解的。这种状况，由于这两个领域的文献开始揭示共同的趋势，且由于新技术与新艺术开始在全世界工业化大都市的街道上相会并融合，已经在稳步地改变着。……持久不停地展露着的文化构造，由于交流加速以及从前超出我们想象的技术设施成了平常事，正在以加速度使自己复杂而又复杂。那些与现代性不搭界的文化习俗，它们从现在起也会以指数方式加速和成长，将会处于外围。而各种工艺，如果它们将会在现代性的下一个阶段有作用的话，那么，就需要处于复杂化过程的核心。它们需要随范式流动并创造范式。我们正在我们所造的物料之海里游泳。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为何物料看起来是这样，为何我们做它，而且我们必须小心别淹死在这片海里。金・罗伯森（美国海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克来科・麦克旦尼尔（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美术系主任、教授）：地图存在于科学和艺术的边界上，并存在于构想和知觉的边缘上。当地图绘制者寻求在观察事实细节中增强精确性，把这些细节转换为符号并将它们合成为有意义的图形时，他或她就参与了科学过程。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时被描述为信息时代与电子时代。我们感知和理解这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少地是依赖于第一手体验，而越来越多地是依赖于通过诸如电视、电影以及电脑所过滤了的信息。许多活跃于当今的后现代时期（在西方约起始于1970年）的艺术家，对于考察所有种类的媒体是如何转换了对信息及结构的理解，发生了兴趣。一种将创作艺术品的方法加以转换的新范式兴起了，它相信是语境改变内容。这种信仰与西方艺术实践中已被取代的种种范式形成对照：它信仰本原与未改变的自我，信仰普遍的美。后现代艺术家们寻求的艺术创作，有点儿像地图绘制者们从事地图制作。这些艺术家企图利用视觉符号和包括地图语言在内的符号语言而以高度约定的方式，来记录和诠释这世界。那些利用地图的视觉艺术家们，正在对于那种认为现实是多种的新理解做出回应：现实是被社会性建构的且不断转移的。从前，在西方，原型画家(archetypal painter)的世界视野，是透过窗户眺望的视野。这种在欧洲起始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视野（以透过窗户看去的方式进入绘画），强调艺术家作为个人的单独视角。在现代时期（约1860-1970年），变化发生了：原本强调的重点，变为了对形式（即媒介特有的）统一的探求。艺术家与观众不是注视图画，只是朝图画看看而已。此时，坐标方格充当了视觉艺术家的范式。最近，又发生了变化：今日的地图可以充当后现代范式的一种符号了。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相对定位――文化语境的与历史语境的――改变人们对任何位置的视域。一幅地图，图解出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可以依据符号，或依据为了作分析而采用的变量的范围而变化。而该地图本身，甚至蕴藏于一件艺术品的语境之内的东西，就成了用于解构知识场所的工具，典型的这种场所即超出该艺术品范围的场所。弗吉尼亚・博伊德（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我要提到多个特征，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一些特性，这些特性持续不断地出现在赖特整个生涯的建筑中，且因此有助于界定他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态度。我相信，你们会把这些特征，当作对中国庭院建筑及园林不可或缺的特性来认识。我相信，在一些关于空间设计及形式设计的基本思想之间，有极为相似之处，也相信在赖特的建筑和几代中国设计师的建筑二者当中，有着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关联。对于每个特征，我都会以赖特作品的几个例子，与苏州建筑物的几个例子加以比较。1)关于赖特的建筑，其最中心的思想是，建筑起始于自然。建筑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与自然和谐。他的土地观和自然观，是他思想的基础，他的建筑哲学就是从这个基础上演进而成的。建筑必须尊重土地。他必须崇敬土地，他的建筑物必须与土地和谐共存。建筑环境必须不损害而是改善自然环境。他认为，如果人类和人类造的物品与自然的构造和谐，那么，人类就会崇高纯洁地成长。2)建筑是风景、房屋、室内以及家具与日用设备的统一体，各个部分不能独自设计，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认为，自然和房屋以及人创造的物品，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建筑业创造了自然景观、房屋及室内这几者合成的单一而整体的艺术品。其结果必须符合大地的品性，而且是与自然一致的。3)根据老子的空虚对于容器是重要的有关准则，赖特认为，建筑不是围绕着墙壁、天花板及围栏的，而是围绕着建筑之内及之外的空间。这并非与风格有关。建筑是为人们构造空间体验。人们由于穿过建筑而体验到空间的存在。因此，房屋必须设计得分开成、构造成空间，以便使人穿过空间而行动，我们人的体验，是舒适的、有功能的，以及启发灵感的。建筑是把空间与材料编织在一起的作品，以便居住者们生活、移动、行为、从事各种活动和生活礼仪。房屋如果建得成功，就会创造一个提高生存艺术的世界。赖特创造了一些空间，它们同时显得既开敞又没有边界，而且准确地形成得可包容特殊目的。赖特在一些小的空间里，创造出较大的、扩展了的空间的感觉；在较大的空间里，他则设计得使人觉得空间是小的、亲密的、封围的及保护的。4)由于建筑是在内部的空间，其形式必须表现该空间，而不是把它框限在一些盒子里。建筑业并非是建造一些使人们必须搭配在其中的盒子。他的建筑目标，是要毁除美国建筑那种封闭盒子似的传统构形。这意味着消除墙壁的支承功能。他通过把角落上的支承件移进房屋中，再把屋顶落靠在这种支承件上，来达到目标。墙壁因此成了屏障。这种屏障可以是不透明的――木制或混凝土制的，也可以是透明的――玻璃制的。因此，根据内部空间的需要，室内就呈现出既朝外扩张又向内接触的自由。空间并不被永久的墙壁限定或终结。景色与外面的自然有持久的关系。室内与室外的区别消失了。房屋的地板延伸到外面的露天平台上去，创造出空间的持续流动。无论从外面还是从里面看，空间就是建筑。5)各种材料应当以它们的自然状态而受到尊重和利用。它们不应当是伪装的。赖特尤其被传统的材料例如木头、石头所吸引，因为这类材料有着与土地和自然的直接联系。各种材料应当被忠实而直接地采用。它们的自然属性应当受尊重，并且表现在最终的形式当中。采用对场地通用的材料，就可以使建筑物被看作自然的一部分，看作该建筑物置身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虽然建筑材料是人造的，但它会以自然的秩序反映其来源。6)样式与装潢应当是结构的固有部分，应当从对建筑物本身的观念中浮现出来。赖特把自己对建筑的表面强化，描述为整体装潢。7)建筑必须是合乎道德的。建筑应当鼓励有道德的及心灵的生活。人是建筑中的空间存在的中心。合乎道德的人具有能启迪心灵的灵光。这种灵光代表着最佳的人性品质。建筑的目的，是为了表现人、颂扬人，因此是人性的最佳的那部分，是社会的品性。所以，建筑必须表现灵光。太阳光对于自然，就像这种灵光对于人的生活一样。建筑是传送这种灵光的物质形式。建筑必须与自然法则和谐。这些，就是对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来说至关重要的原则。我相信，他从中国的私家住宅及园林中，找到了思考空间及形式的方法，找到了形式与自然及跟他自己相似的那种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我认为，当他在中国的时候，他从自己对中国这种古老的建筑的钻研中，学习了许多重要的课程。反过来，那些思想，又成了他自己的建筑态度的一部分。我希望，美、中两国的学者们，将来会为了更充分地了解这种联系而努力。沃恩・格里尔斯教授（英国肯特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我作为负责管理英国一所专业艺术学院的人，有幸目睹了学生们的作品，这些作品展示出未来的艺术与设计将会是什么样子。这倒并非因为我们的学生都是专家或专业设计师，或他们都是领风气之先的缘故，也并非作品中确有什么深刻见解是我们其他人皆无望企及的，而是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时代精神的发展使之如此。我们的学生能够在蓝天丽日的环境下创作，这对于他们的想象毫无限制。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可以彼此交谈并生活在一起的年轻人，他们居住在一个任何事情皆可能发生的年轻的世界上。但愿我们其他这些人都有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自由就好了！那么，在设计方面究竟有什么新奇事物呢？我大约可以为诸位举出我在英格兰设计评议会(Design Council of England)所见的各类作品的目录为例，例如有真空吸尘器、汽车、厨房用具，等等，等等。但对于现今卖给英国顾客的这些物品的设计有影响的事，是三件我们的学生目前要极力对付的关键的事情，其中每一件皆由科学研究而获知，它们就是：可持续性、环境和传媒聚集。把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的，是关于实体的观念。我认为，未来的设计师首先会着眼于从无形世界构想有形世界，然后再从有形世界创造无形世界。这将是新的设计过程。就这样，非物质性经由仅作为观念的物质，返回到非物质性。……我认为，东方文化对于发展以科学研究为依据的、可持续的且在环境方面比西方文化更友善的当代设计，终究会得到极好的评价。在西方，我们不得不在这方面努力，因为这不是我们文化中的基本成分。西奥・迪姆森（加拿大安大略省艾伯特山奥・迪姆森设计公司总裁与创意主任）：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阿尔贝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比知识更为重要”。虽然我是到年岁较大了才知道这句话的，但想象却是我的艺术家梦想的促动元素。我相信，早期人类与夜空之间的关系，导致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历史上的第一批先例。星座图是艺术性思想的产物，而科学性思维才将星座的实际应用付诸实现。这是科学与艺术的新颖结合。第一批重要的星图是17世纪制作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变体直到21世纪还在继续产生。早期的星图现在都被认为是艺术作品了，现在的确如此，但这些星图最初的目的却是为了科学。88个星座，被人们把它们所象征的神话人物，作了毫不夸张的艺术阐释，于是给这些星座添加了含义。这些星座，本来是被天文学家们用来划分恒星、行星、彗星及月球的位置的。应当一提的是，在17世纪初，基督教教堂企图用圣经人物替换星座中的“异教徒”人物，但失败了。教堂制作了一部十分漂亮的星图，不过，这部星图从未被作为替代品而接受过。这里举两个宗教变形人物的例子：人马星座被换成圣马太，而大熊星座被换成圣彼得的渔船。在19世纪后期，星图演变成了纯粹的科学性目录，神话人物消失了。星图成了无需装饰艺术的实用科学。现在，专业和业余的天文学家们使用的，就是这种星图。这种星图有其自己错综复杂的美。我本人使用的是维尔・迪里翁(Wil Dirion)的《天图》(Sky Atlas)。上个世纪，各种艺术和科学发生了深入的分化。而在这个千年结束之际，人们发现，这种变革大多是通过各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得以实现的。相对于高度专业化的术语和工作方法，这种各系统相互交融的认知和思维方式的作用是致命的。卡瑞・斯特佩尔（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院长、教授）：“真理有两种：一种是指引道路的真理，一种是温暖心灵的真理。科学是前者，艺术是后者。两者相互依赖，没有孰轻孰重之分。没有了艺术，科学就会象一把精致的镊子放到了铁匠的手里一样毫无用处，没有了科学，艺术就会被民间小调和江湖骗子搅成一团乱麻。艺术的真理防止科学变的不近人情，科学的真理防止艺术变的粗俗可笑。”其中，科学和艺术被视为同样重要的复杂系统而加以研究。它们体现了时空构架，并把物质和能量的关系作为一种关系构架。它们的缔造者是现实，现实又被它们定义。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就象是一个断开的镜象系统的两面，在确立参数后，在现实中被反映，又反映自身。徐翎辑录
|
[
"Sports",
"Space",
"Art",
"Education",
"Law",
"Economy",
"Communication",
"History",
"Mine",
"Enviornment",
"Politics",
"Military",
"Energy"
] |
Art
|
【 文献号 】3-536 【原文出处】《美术报》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20010623 【原刊页号】(15)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公共艺术 【 作 者 】张坚 【 正 文 】 就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无固定的模式。不过，城市化一般都会直接引发社会公共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比如建设大规模的公共交通网络以及客货运枢纽，设立各种类型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等，当然也包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布置公共艺术作品。应该看到，城市化并不必然地给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带来利益，也不会同等程度地使所有的地域经济焕发活力。城市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使城市经济功能实现有效运作，它们不是或者至少可以说不完全是某种抽象的人文道德理想的产物。至于公共艺术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情况可能要来得更为复杂一些。作为艺术性的创造物，公共艺术或多或少地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精神品质，不会完全地附属于城市肌体中的支配性的经济力量。与此同时，由于它是属于城市公共事业的一部分，投资者或政府决策层显然会对它提出功能的要求，于是，从事公共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所做的实际上就是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在有关公共艺术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上，业内人士大体上是有共识的，美化城市，增添城市的亲和力，锦上添花之类的通行说法其实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希望用公共艺术来扮靓我们的城市。这种共识还可以作进一步细化阐释，比如有助于营造现代都市良好的环境氛围，调节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和谐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甚至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均衡发展方面发挥作用。这些构想本身都没有问题，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化进程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复杂效应，具体的公共艺术建设和规划往往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过于笼统和抽象的说法事实上会掩盖公共艺术建设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从而失去在实践上的指导意义。城市化从本质上讲是各种经济的强势力量扩张的过程，城市的规划虽然涉及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问题，但其基本的目标是为了使城市经济的产业实现更为有效的运作，当然这一点也许不为那些正在为中产阶级化努力的专业人士所认同。城市化对公共艺术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这种艺术能否有助于城市总体的物质功能的有效发挥的前提上的，这里的物质的概念自然包括了经济、政治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功能要素。简单地说，公共艺术要能够为城市的经济搭起唱戏的舞台，或者至少是能够起到使城市经济运行更为顺畅的润滑剂的作用。实际生活中，情况也许不那么绝对，有时，决策部门投资于公共艺术的动机可能不能都简单地归诸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不过，国内流行的把公共艺术规划与建设作为改善所在城市投资环境重要举措的说法，大体上是能够反映决策层面的一般心态的。毫无疑问，公共艺术在推进城市化的物质进程是具有自己独特作用的。在谈到这方面问题时，投资者和决策层多以国外的一些著名的城市为例证，比如，纽约、巴黎、斯德哥尔摩等等，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历史的积淀使得这些城市具备了更多的吸引力。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即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给这些城市增添魅力的公共艺术作品是某种功能性考虑的直接产物，具体到单个的作品，其产生有特定的上下文关系。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气氛的塑造从来就是自然和历史地形成的，以为依据某种高明的政策就可以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创造出奇迹，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事实上，一座城市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风貌的形成要远比建筑一大批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或立体交通系统来得复杂，科学论证、专家权威的讨论以及发动市民参与之类的办法在处理这类问题并不是总能得心应手的。对此，政府决策层在思想上应有充分的估计，否则，很难避免好心办坏事的结局。在指导思想上把公共艺术定位为一种衬托和张扬现代城市经济强势力量的文化性附丽，公共艺术就容易走入到一种不尴不尬境地。公共艺术享有一定的公共影响力，一旦被整合到社会的各种现实的商业、金融或政治的利益关系里，就完全地变成了某种工具化的存在物。这种情形之下，艺术性之类的问题是无足轻重的。这也就难怪许多雕塑艺术家约定俗成地不把公共艺术当成一种严肃的艺术创造，称之为“菜活”。公共艺术今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最无奈的事就是在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和调整之后，雕塑家们变得愈来愈机灵，创作出来的作品让人感觉到无可挑剔，你无法说它有什么不好，但也说不出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一种八面玲珑的世故与机巧里面却无法掩饰艺术家创造力的衰退。冷静地审察我们现在有关公共艺术的美学期待，它显然越来越倾向于一种温和、中庸、适度的现代艺术风尚了。形式美感是必要的，一定的现代气派和无伤大雅的反叛姿态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如果是严肃的主题，那么在风格上还是保守一些比较好，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近几年国内城市公共雕塑的世俗化倾向蔚然可观，上海闹市区那个褒电话粥的时髦女郎雕像似乎是一个开端，雕塑家们充分发挥想象，于是都市街头的酷男辣妹、白领精英以至于象征过去岁月的黄包车夫们纷纷被铸成大致等身的铜像，站立在街头巷尾，人们突然发现雕塑竟然也可以与普通人如此这般地亲近，受宠若惊之后，便相当地满足了。然而，细加品味，这些类似于西方波普艺术的作品，表达的却是一种建立在物质虚荣基础之上的都市优越感和程度不同的自我陶醉、炫耀的情绪，让人感觉到一种近乎病态的轻浮。人类艺术创造与经济活动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需要特别加以警惕的是：公共艺术如何在充满复杂利益关系的现代都市社会生态里，保持它的作为艺术创造物所应具有的某种程度的自足与独立的价值品质。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背时，然而，城市公共艺术要获得一种健康发展的土壤，要实现它对社会全面均衡发展的独特作用，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被普遍认同的公共艺术一般化地美化城市的观念其实预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前提，即城市化的物质进程的目标与艺术家普遍的美学理想之间完全一致。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投资者和艺术家都抱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力主义成见，以高度理想化的普遍的人性标准来为我们的都市勾画美好的蓝图，而一旦投入实施，结果往往与事先的设想相差甚远，并且还常常引发令人预想不到的矛盾。在公共艺术项目的论证过程中，大家都习惯于依赖各种电脑制作的模拟效果图和精巧的模型来说明问题。而实际上，这些效果图不是在说明问题，而是在简化问题。模拟效果图的实质是把城市环境空间固有的复杂关系和内涵简化为单纯的形式关系，不客气地说，它只是提供了一种美学的假象。专业人士当然了解这一点，他们一般不会象普通市民那样被这些赏心悦目的模拟图所迷惑，但一种基本立足于物质性关系考量的视野，使得他们往往无法深切地体验城市空间内涵的复杂性。于是，我们的城市里出现了层出不穷的虚假的公共艺术和公共空间。人的本位意识自然属于老生常谈了，但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存在，在现代都市多元的文化环境里，一种建立在抽象人性基础之上的普遍的美有多少现实基础，是相当可疑的事情。普遍美的设想其实是无视都市人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那些制作精美的模拟效果图，也许确实灌注了设计者某种人本主义的理想。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设计效果图中，人都是无关紧要的点缀，是没有任何本质意义的抽象存在。就城市公共艺术品而论，它所落脚的特定区域空间不仅包含了诸如周围的建筑物、树木之类的物质性关系，同时更具有特定的精神和心理性的意义。这种精神性的关系网络虽然不可见，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了解都市特定区域人群的文化、阶层、年龄结构以及职业背景是把握这个无形的心理性空间网络的基本途径之一，事实上，只要细加审察，就不难发现围绕着公共艺术品所发生的接纳、愉悦或厌恶、排斥等心理效果大多有着复杂的文化、经济的乃至政治的根基。总之，在公共艺术领域里是不存在抽象的美的神话的，所谓的普遍意义的美，所谓公共艺术一般化地美化城市的景观，在现代城市中都是脱离现实的同意词。
|
[
"Literature",
"Mine",
"Politics",
"Enviornment",
"Agriculture",
"Sports",
"History",
"Education",
"Law",
"Energy",
"Military",
"Computer",
"Philosophy",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s",
"Economy",
"Medical",
"Art",
"Transport"
] |
Art
|
【 日 期 】19960807 【 版 号 】7 【 标 题 】数学模型演示：地球捕获月球 【 作 者 】吴伟农/陈勇 【 正 文 】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６日电 （记者吴伟农、陈勇）美国地质学家今天在第３０届国际地质大会专题讨论会上提出了月球被地球引力捕获、从而成为地球卫星的数学模型。这一模型已经找到了部分支持证据。目前，关于月球的成因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假说，即裂变说、同源说、大碰撞说和捕获说。最后一种理论认为，月球本来是运行在地球附近的一颗小行星，但后来被地球的引力所捕获，成为地球的卫星。天文学界认为这是一种较合理的假说。美国丹尼森大学的地质学家罗伯特・马尔丘特根据他和物理学家罗纳德・温特斯共同建立的数学模型指出，大约３９亿年之前，本来绕太阳运行的月球在约９０００公里的距离上与地球相遇，然后被地球的引力捕获。在太阳和地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月球起初沿着一个椭圆形轨道绕地球运行，随着地球引力能量的损耗，轨道在数亿年中逐渐变成圆形。马尔丘特在他早先进行的研究中已经证实，在由太阳、地球和月球三个星体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系统中，月球被地球捕获是完全可能的。根据他的模型，距今３９亿到３０亿年前，月球轨道由椭圆变成圆形的过程中，由于相互间引力的变化，地球和月球上都会留下痕迹。
|
[
"Art",
"History",
"Space",
"Sports",
"Electronics",
"Agriculture",
"Energy",
"Education",
"Mine",
"Enviornment",
"Military",
"Computer",
"Literature",
"Law",
"Transport",
"Economy"
] |
Space
|
【 文献号 】2-499 【原文出处】美术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39～43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研究 【复印期号】199804 【 标 题 】“生存痕迹”的痕迹 ――关于“生存痕迹：’９８中国当代艺术内部观摩展”的一种描述【 作 者 】冯博一 【作者简介】冯博一，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家通讯》编辑 【编 者 按】装置艺术在国外已有30多年的历史，最初它作为拼贴艺术、集合艺术、现成品艺术、观念艺术等艺术形态的一种组成因素，以后发 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在当代艺术中成为最常见但又歧义最多的艺术现象。近10年来，中国艺术家也逐步进入这一领域，在国内外的各种展览中展示了他们的装置作品。作为架上绘画之外的艺术样式，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与理论，我们对装置艺术的研究都很不够，从本期起本刊将刊发有关文章，对装置艺术进行学术上的研究，欢迎国内外的艺术同仁参与讨论。【 正 文 】 跨国文化交流总是乐于去发现对方的特异之处。在东、西方新的二元对立关系中，作为东方的中国似乎还是要扮演他者的特殊形象，才会引人，才会因为特殊而具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艺术在我们打开国门之后，已呈长驱直入的难遏之势，并在中国本土寻找到相对程度的认同与接受，中国已变为一种后现代文化生产的资源，一种与西方文化相异的代码，并将会成为大规模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当代艺术从总的状态与趋向上考察，仍处在那种西方式的被动的观看之中，处在一种“俯视”或“低视”的被选择之中。尽管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频繁亮相，但其主办者及策划者由于在意识形态上的惯性和偏见，很难达到在相似与差异中我们与西方之间的真正沟通和平等的对话关系。由此导致了中国当代艺术家殚思竭虑地揣摸西方人的心理，塑造并展示所谓的“当代中国艺术的形象”。虽然中国当代本土的艺术家在自己的现时的地域空间中难以充分地展示，有其众所周知的原因，但也不可否认西方的“选妃”方式也是造成“中国当代艺术形象”符号变异的一种因素。鉴于此，策划并于1998年伊始举办的“生存痕迹”展览，其初衷就是希望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其居住地及生存空间进行“生存痕迹”的呈现与播散，在“仰视”的疲惫和惶恐中得到化解，生成确认出一种自为的、独立的、稳定的中国当代艺术形态。以“生存痕迹”作为学术主题，主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人的生存留下无数的痕迹，它们漫无边际地弥散于生存空间。从某种纯粹的意义上来说，艺术的生存方式就是人的精神痕迹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给予艺术以印痕。从艺术家的生存与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各自的痕迹。痕迹的产生、装置、覆盖、遮蔽等等，表现的不是一种技艺，它导致的是一种艺术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呈现。一位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正是通过其生存的痕迹、作品中的痕迹来进行人文关怀的探寻者。痕迹是相互指涉、相互映照的，痕迹的意义是从一些痕迹到另一些痕迹的转化与播散的过程中得到表达，其所能够表达的意义也就有了多种可能性。其二，“生存痕迹”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名词，个人以往的生活经历、生活经验、与现实环境的关系，以及由此而萌生的趋势性文化潮流均可以概括其中。痕迹的多种可能性表达也为艺术家创作提供了多种选择的通道。作为策划人我们不愿将参展艺术家限定在一个狭隘的思路中，以避免他们的表达受到某种抑制或约束。在对艺术家的选择上，我们邀请了90年代以来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实验的，比较活跃也相对成熟的11位艺术家参展。虽然由于经费的原因，在选择的范围上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但他们仍具有一定代表性。即坚持对艺术的笃诚与敏锐，坚持创作中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艺术品格与利用多种媒介表达语言上的同步推进，并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化过程中显示出较强的悟性能力和创造活力。他们在观念指向和语言方式上差异较大，但偏重于以观念切入日常生活，通过发现、置疑、阐述的不同立场和工作方式，一方面显示中国当代实验性艺术的多元与综合的特征，构成了其现存状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充分体现每位艺术家个人取向和风格的前提下，通过观念和语言的不同去提示深层的、隐蔽的文化统一性与相对性，并为今后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平等的对话语境。由于中国当代实验性艺术在中国官方性的展览组织系统中，缺乏应有的位置，难以公开和相对不受限制地进行全面展示。因此，在展览场地的安排上，我们选择了地处北京东郊的一所私人的工厂车间和库房作为展览场地。试图将这一非正式的、非公开的场地有机地转化为实验艺术创作与展示的空间。通过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从地理概念的都市转移到乡村，从文化概念的中心转移至边缘。这既是中国当代实验艺术生存环境和现有状态的真实写照，又是对中国当代实验艺术家“就地创作”工作方式的某种认同与利用。而这种转移或转化也恰恰对应了中国当代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及人们观念上处在一种急剧转型的变化状态――多种经济成份的共存及其造成不同生活方式的并列，导致的中国社会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场地的有限选择和利用，使参展艺术家的创作与周边地理的、人文的环境形成转化并达到相对协调、默契的对话关系，即游离于中心的城市之外，以边缘化的立场进行本土性的“就地创作”。立足于原生态的文化关注，是这次展览作品总的创作倾向，所呈现的创作姿态是融入了艺术家对自我生存体验和状态的叙述，是艺术家经过对现实社会的某一层面的亲身体验和主观介入，并利用行为与装置的方式所创造的一种事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综合景观，这既表现出了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导致的生存与情感的当下状态，又是对“生存痕迹”这一学术主题的个人理解、认知和回应。宋冬利用原工厂的职工食堂作为其作品的展示空间，将2500余斤大白菜，渍了12缸酸菜――以往北方人在冬季的主要食物，并在墙面上绘记了渍酸菜的传统方法、过程和食用的图解及文字说明。食堂的窗内架放着一台录相机和电视机，播放着宋冬渍酸菜的行为过程。开幕时，他又亲手烹制几锅酸菜白肉，供观者品尝。大白菜在北方人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作为北京人的宋冬的心目中，有着特别的意味：它是中国计划经济和农业政策的直接产物。也许北京人不会忘记，几年前社会上将认购大白菜视为是一种爱国行为。如今大白菜的产销已经“平静到位”，但它在百姓日常生活和个人成长的经历中，随着时代的变迁打上了不同的烙印。附图{图}在展厅里，展望真实地模拟了一间学院式雕塑教学的车间，几十尊大大小小的石膏像摆放其中。这些令人熟悉的石膏模特儿，不禁使人联想起中国美术教育中的记忆片断。而观众在“只需5 分钟让你享受大师的荣耀，创造大师的作品”的感召与诱感下，通过实际的操作与介入，不仅抹平了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界限，而且使这件题为《新艺术速成车间》的作品，与被接受被纳入的观众之间有了无限扩展的可能。或许真正的在场并不存在，波普式的解构主流艺术才是永恒的目的。而这种解构的结果，似乎又总是笼罩在西方文化参照系的语境中，苦苦挣扎而又在劫难逃。同样是虚置现实，蔡青的《耕种》依照原始自然的耕种方式，以极为认真投入的姿态，颇为荒诞地将几百枚钱币，播散在被犁开的土地之上，“种子”物化为金钱，种植、生长的形态转化为人对金钱的贪婪的“本相”。他所热衷表现的其实就是当今社会中人人都在为之垂涎、奋斗的欲望。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恰恰是当下生存状态的现实表达。与耕种收获有关的还有汪建伟的作品《膜》，他于1993年10月在川西平原实施了为期一年的《循环――种植》的工作，作为这一实验性作品的逻辑延续，他将收获的麦粒，用乳胶粘贴在接送观看这次展览的交通工具――中巴汽车的两侧玻璃上。当观者穿过城市，从农业部门口搭乘这辆带有汪建伟作品“痕迹”的中巴时，事实上就已经构成“循环――种植”的一部分。半透明的车窗，使观者对未知事物的要求有了一种虚幻的心理补偿，化解了太多的神秘感所造成的尴尬。由于在场的模糊和不可企及，人们只能在能指的扩散与延迟中寻找一时的意义与满足。这一方面从某种角度透视出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处境；另一方面亦将实验的范围由知识结构拓展到社会环境、规划、行为等更为开放的空间。在汪建伟的作品由城市到乡村的线性穿行和展露的过程中，张德峰也利用城市与展览场地的路线，将从农业部至姚家园村北展览场地的6.4 公里路线分割成11个路段，标出米数的标版立于路旁。当观者沿着这一路线前来参观这个展览时，就已经构成了张德峰这个关于《距离》的作品的一部分，也就成为了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一种“存在距离”，由此可以阐发出一种人文主义的忧虑――城市和乡村的距离以及这种距离感的即将消失。附图{图}作为这次参展的两位女性艺术家，尹秀珍和林天苗的作品基本上是她们以往观念的延续。尹秀珍在为此次展览提供方案时，一再强调，路是真正行走的路，鞋是曾经穿过的旧鞋。路面的行迹与旧鞋的斑驳，构成了这一作品的协调一致。她间断地撬开路面的砖头，用水泥将旧鞋底朝上镶嵌在路面之上，使日常行为中最常见的行走痕迹固定下来。重复和凝固生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凝固了丧失的过程。丧失的是什么？它隐藏在生存的背面，当有意识地用装置来固定这种记忆时，丧失就已经转移到意识的正面。生存的经历就是痛切的、一去不复返的丧失――对坚固地面的信赖。林天苗通过缠绕一个直径为2.5米的巨大的线球， 与挂在墙面上的绣花绷子上绣着“没有什么好玩”的汉字，找寻到了女性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情趣和不厌其烦的感觉，并将自己的某种心绪凝结在重复、单调的手工劳作中。她将人生诸般烦恼转化为一种“缠绕与被缠绕”、“纠缠与被纠缠”的状态，在“活着，却又无可奈何”的感叹中，她更意识到这个看似温和平静的女性化行为的背后，潜藏着难以名状的胁迫感和扩张力。附图{图}邱志杰借助于考古学上的名称，将作品取名为《姚家园一号坑》。作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露天空场挖掘一个4×5×0.5 米的“考古遗址”，文化断层里埋放着三台电视机，播放着事先录好的录像片断，其中有不断开放的玫瑰花，天空和飞翔的鸽子，冰场滑冰的场面等；另一部分是将挖掘出来的物件――日常生活用品的残片摆放在类似博物馆的展橱里，伴随着邱志杰自己混录的音乐。这件集物性作品带有相当程度的隐喻成份。似乎通过作者的重新编码，在后现代语境之下，这已不是历史的真实还原，而是作者在给当今的文化断层重新定义。王功新将一间6×3.5×2.2米的房间，布置成放映室， 白色的银幕前放养着一头活羊，一架投影仪正播放着作者在展览场地旁边一座堆积如山的垃圾场上牧羊，和手执菜刀追杀活羊的场景过程。这段可供观赏和提供想象的录像记录，只不过是作者刻意营造的一段寓言和神话，人与自然的错位，导致的不是羊的不适应，而是人的不适应，是否喻示着人对自然的侵蚀和破坏，并被人化了的自然困扰与吞食？答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人与自然，人与自然物种的关系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附图{图}作为一名建筑师，张永和的作品在这次展览中显得不露声色，以致于当观众进入展厅时，无不穿行于他的作品之中而无所觉察。这件题为《推拉折叠平开门》的作品，是与展示环境结合得最为贴切的作品之一。作者通过奇特的设计、组构，将这扇既保持了门的通行实用功能，又富有设计上的智性品格。它满足了人们出入时的种种行为要求，同时又引起了穿行者过渡性的心理感受。或许还可以作为探索与交流的一个生动意向。因为人的生存状态几乎一切纠缠都可以归结到“门”的存在之上。附图{图}从这次内部观摩展所展示的作品来看，更多侧重于生活经历的自然流动的状态，以及重复在他们生存印象中的记忆痕迹，并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重新“铸造生活”的同时，观众参与、对话的过程转化为某种带有机智性的装置和行为。所表现的内容与题材是现在时态所发生的事物、现象或问题。首先它表明了艺术家对传统的经验模式的关注甚至偏倚。因为生存的现实经验是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最直接最及时的素材。这里，艺术家对现实生存的现实痕迹的自觉而富有成效的考察和体验，既超越了以往画家的创作定式，又消解了传统现实主义中的典型形象的塑造，而侧重于层面化的生存状态的整体把握。同时，作品强调了作者个人的成长经历，但并非一味地要求作品的聚焦单一化。它们所提供的信息应该是充分的。就是说作品的组构和行为语言是以“我”来实现的，“我”既是创作者又是被塑者。这种开放性无疑会丰富艺术表现的内涵与外延。如果说这种亲历痕迹是强调艺术家外部的亲身经历，那么主观性则更多地体现了艺术家内心的主观感受和主动介入。他们所提出和强调的艺术家对社会、历史价值的承诺，艺术家作为主体以自主的积极态度和情感，对社会变革的状态进行深刻的观察和反思，这或许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标志。这种创作倾向，与90年代中国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与普遍的政治冷漠，反映在人们生活态度中，变成艺术非政治化、日常琐事化是相谐调一致的。当艺术成为生活的直接复制、拼贴、装置时，艺术创作本身与生活的距离感从此消失，实验性艺术融入了大众的话语，而在其中又不失实验性的人文品格，它表述的是被正统的主流艺术所压抑或遗弃的“记忆载体”，从而把艺术从神圣而空虚的殿堂带回生存现实，为创作者和观者开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从中看到了艺术家与观者的生存痕迹，而这种痕迹，就是本土历史性活生生的体现。当然这些作品的呈现，虽然使观者在参与或观看中获得了某种犯忌般的快感，甚至对自己的生存境遇的有限性不无朦胧的认同，然而这一切却过于依赖特定的经验背景。也就是说，作者与接受者的心理沟通只有置身于同一个时空场中才能实现，一旦失去了这些不可替代的时空，文本就显得晦涩难懂。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系统所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1998年度国内第一个装置行为艺术展，如果它反映了中国当代实验性艺术的现在状况，呈现了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或者能喻示出当代艺术未来的某种趋势性走向，并引起圈内有关人士的关注与思考，我们是否可以说，“生存痕迹：98中国当代艺术内部观摩展”的策划与举办，具有某种可供借鉴的价值与意义呢？附图{图}
|
[
"Philosophy",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Mine",
"Energy",
"Education",
"Law",
"Sports",
"Military",
"Enviornment",
"Art",
"Computer"
] |
Art
|
【 文献号 】4-526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研究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78～84 【分 类 号】J8 【分 类 名】电影、电视艺术研究 【复印期号】199806 【 标 题 】中国电影评论历史概述 【 作 者 】梅朵 【 正 文 】 中国电影评论在“五四”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三十年代崛起于中国文坛，从那时开始，至今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它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但也由于长期遭受权力政治的制约，使它步履艰难。如果我们要把中国电影评论的八十年大致划分阶段的话，那么，一是解放前的二十年，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一是解放后的近五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对于后者，又大致可以分为文革前、文革时期和文革后几个时段。对于电影评论，我们理应要求它对电影艺术的开拓起到作用，也理应在提高电影观众的艺术素质上发挥力量。这也是我们衡量电影评论的历史得失的准则。一中国电影在一、二十年代的初创时期，由于电影本身还没有成为重要的文化活动被承认、被关注，除了猎奇的兴趣之外，大多数影片又都只是文明戏舞台演出的复制品。虽然当时曾经由郑正秋拍摄了《难夫难妻》这样一部具有反封建色彩的影片，但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总体上却覆盖着封建买办的浓重乌云。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并没有什么批评的声音，提出问题，进行指责，可以说，电影评论活动还处于无声的年代。二到了三十年代的中国，由于整个国家处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化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不满足于武侠片、侦探片、爱情片，而要求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和现实政治的新的影片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受到“五四”文化思潮薰陶的，从日本、法国留学归来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具有进步思想要求的文化青年，投入了电影创作和电影评论活动，从而促成中国电影的转变，开创了中国电影三、四十年代的辉煌时期。也因为电影评论活动参与了中国电影的这一转变，她才因此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地位。当时，电影评论的覆盖面遍及很多重要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公报》、《民报》、《晨报》、《大晚报》都辟有刊出电影评论的电影副刊。同时，并出版了以电影评论为主的电影刊物。它形成了如潮势般的舆论力量，对于推动中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可以说，起着开导性的作用。参与这一活动的，则是第一批全心投入电影评论的有志者、先行者，他们以夏衍、阿英、郑伯奇、王尘无、石凌鹤、鲁思、唐纳、李之华、舒湮等为骨干，组成了一支有广大进步影评人参加的电影评论队伍。从他们开始，开创了中国电影评论的历史。他们的艺术主张和行动准则，可以从他们的一次宣言中，知道其核心思想。宣言以洪深、沈西苓、柯灵、郑伯奇等15人联名的形式发表，题为《我们的陈诉：今后的批判是“建设的”》。主要内容如下：“……我们决定了今后的批判方针，对于一切影片，我们今后的批判所要做的工作是――（一）如其是有毒害的，揭发它；（二）如其是良好的教育的，宣扬它；（三）编辑、演出、技术上的优点，介绍它；（四）社会的背景，摄制的目的，一切，解剖它。尤其是对于中国电影，我们更要增加注意：一、指出它技术上的好处与坏处，不但说‘什么’，而且要说出‘为什么’，不但给它以说明，而且要尽可能给它以指引；二、在编辑上为它设计；三、给它以分析的缜密的研究……我们尽可能地努力做去，宁可说错之后、再研究校正，不能含糊过去了不说，如果更值得注意的影片，我们将采用‘集议’的方式，让一切意见，尽量慎重讨论之后再发展。从今天起，《每日电影》将从建设的一方面来工作，欢迎朋友们参加。”这就是我们第一代电影评论家对中国电影的一种负责精神。在三十年代初，中国影评人还为了反对美国资本企图在中国开设电影公司，垄断处于初创时期的中国电影而进行了斗争。由于影评人的积极努力，推动了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不与美国资本合作，最后促使美国资本这一企图归于失败。我们的第一代影评人，他们的艺术观，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的直接哺育，力主贴近现实生活，积极的反映人民的苦难和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的要求，现实主义也相应的成为他们坚持的艺术追求。由于他们的主张和积极参与，他们与艺术家一起，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现实主义的电影艺术流派。他们对艺术家充满关怀之情，他们曾经坦率的批评了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粉红色的梦》，指出它远离现实生活的错误。促使蔡楚生真诚的接受批评，改变了自己的创作倾向，从而拍摄出了《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等一系列优秀的进步影片。可以说，这一批评影响着蔡楚生艺术生命的健康发展。那个年代的影评人与艺术家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相互促进的良好状态。而这中间，以夏衍、阿英、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五人组成的党的领导小组则发挥着它的主导作用。同时，第一代的影评人具有良好的批评作风，他们根据自己理解水平，对待批评对象，能够坚持原则，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他们对于夏衍编剧的《狂流》、《春蚕》曾经给以充分肯定，而对于由田汉书写故事、夏衍改编的《风云儿女》则严肃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因为他们是名人而有所保留，充分表明第一代影评人公正无私的批评精神。当然，作为第一代影评人这一群体对于现实主义的把握与理解也不尽相同。有一部分人常常观念先行，脱离生活，提出一些违背现实主义审美原则的艺术主张与批评论点。他们对于当时明显带有概念化倾向的影片，不是采取批评的态度，而是加以肯定，并且还不时对影片提出一些脱离生活实际的要求，希望影片成为概念的图解。这，自然会对艺术家的创作带来不利影响。好在影评人之间能够各抒己见，讨论得以充分展开。例如对于影片《小玩意》，便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观点纯粹从观念出发，脱离作品实际，对影片加以否定；而另一种观点则根据影片的描写，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提示它的内涵与意义。显然，经过讨论，也就可以对影片获得正确的评价。正因为存在着这种良好的讨论氛围，也就能够提供艺术家多方面的参考，使他们能对现实主义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而积极的促进创作追求。当时，曾经展开过一场关于“软性电影”的论战，它进一步表达了这个影评人群体的艺术观念，阐明了他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与艺术主张。对于这场论战，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面对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的现实环境，他们理应提出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艺术主张，这也是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公民如何对待现实生活的问题。当然，这种态度一旦出现偏差，走向极端，把艺术纳入了政治工具的轨道，则势必歪曲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也会限制艺术活动的广阔天地，从而伤害电影艺术的蓬勃生命。不可否认，当时在个别影评人身上，也已经出现了这类倾向，只是，他们还不能作为权力制约产生影响。应该说三十年代的影评人，是中国电影评论的开创者，他们树立了中国影评人的独立形象，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培养观众的艺术素质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三抗战年代，由于战争环境使然，电影创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在重庆的电影制片厂，很少摄制影片。而沦陷区的电影则又陷入了文化堕落，因此，在这一阶段，电影评论活动也自然难于有所作为。四抗战胜利，从1945年开始，中国电影进入复兴时期，中国电影评论也进入复兴时期。艺术家们经历了八年血与火的锻炼，他们的思想与艺术也越趋成熟，他们对于全国人民要求正义、要求民主的现实生活的关注更趋热烈，这必然促使艺术家对现实主义艺术的深入追求，也促使影评人对现实主义艺术的积极倡导。经历了八年抗战的急骤变化时期，原来第一代影评人绝大部分已转入其他文化领域，而继续坚持这一岗位已经很少。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代影评人乃自然诞生。当然，这第二代影评人，虽然不同于第一代影评人群体直接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从事活动，但是他们也不同程度的受到党的思想影响，并继续得到前辈文化人夏衍、阳翰笙、洪深、于伶、柯灵等的热情关怀，特别是在进步文化氛围的薰陶下，他们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艺术追求。最重要的是，当时的进步报纸，或在地下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的报纸，如《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和《联合晚报》、《时代日报》等，都很重视电影评论，时常辟有电影评论专栏，发表电影评论文章，此外《大公报》与《文汇报》还每周辟有电影与戏剧专版，集中评论与探讨电影问题。他们对于当时上映的优秀的现实主义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松花江上》以及《无名氏》、《夜店》等都给与了最为热烈的关注与支持，并且时常展开争鸣，表现出了一种活跃的空气。这个时期，曾大量上映了国外影片，其中美国影片更占了市场的很大份额，其他，还有英国影片、苏联影片。当时的影评人曾积极投入了对于这些国外影片的评论活动，几乎做到每片必评，从而大大加强了电影文化的交流活动。特别是对于美国好莱坞影片，影评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应该说，四十年代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创作高涨时期，曾经拍摄了很多具有人文精神和反法西斯题材的影片，对此，当时的上海影评人给予了《卡萨布兰卡》等影片以高度评价。同时，也曾对于一些具有没落思想的影片，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从而表现了影评人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批评作风，发挥了影评人的艺术导向作用。回顾当时的有关活动，确是为我们留下了值得记忆的足印。当然，由于当时正处于一个政治上激烈变动的时代，它势必对影评的总体格局发生影响，使它更多的说明影片的思想倾向，而常常忽视对电影的艺术评价，并很少注意电影的多种功能的发挥。也因为存在这个偏差，曾经对一些富有生活喜剧色彩的影片，提出了不恰当的要求。特别是对于《小城之春》这部在艺术上很有创意的影片，不但未能给予高度评价，却有个别影评文章进行了批评。它反映了这段时期的影评，虽然在发扬现实主义审美原则上有其积极成果，但在关注艺术创新上，则存在不足之处。五全国解放，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宣传手段，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的模式，整个电影领域，包括电影评论的活动方式，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本来便属于松散自由撰稿人形式的影评人群体，不再继续存在。解放初期，由于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时期，对于电影评论这个与广大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文化活动方式，也便受到了特别关注。一九五○年便由四十年代初开始影评活动的梅朵创办了解放后第一本以电影评论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刊物：《大众电影》。并且围绕《大众电影》积极开展了群众性的电影评论活动，表现了电影评论活动的一个重要时代特点，它已经成为在广大职工中进行思想与艺术教育有力的手段。如果这一活动能够顺应艺术本身的规律，而不使之简单化，必将产生更多的影响。这时，银幕上先后上映了表现人民革命斗争的影片：《中华儿女》、《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等等，使银幕上矗立起了人民英雄的伟大形象，充满了一种新的艺术气象。影评人面对这一变化，怀着无限激动的感情，他们以最大的爱心，赞扬了这些影片。但是解放后的十七年，又是一个曲折的十七年。一方面，新的人物走上了银幕，思想得到更新；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军事斗争的结果，又形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产生了把文艺置于简单政治工具地位的观念，使本来积极倡导的现实主义，也被纳入这个轨道，并且最后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名义，取消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从而导致题材内容的狭隘化，艺术形式的刻板化，出现了许多公式化、概念化的影片。还是在五十年代初，便发生了对《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的批判。重要的是这个批判已经不是正常的艺术批评，而成了直接的政治宣判。有关《武训传》的批判，更成为解放后在电影界，也是在文化界掀起的第一次批判运动。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对影片进行了全面否定，指责其是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对武训进行了歌颂。这个批判，不仅限于有关创作者，而且成为波及全国的思想批判运动。从此，只有符合这一批判精神的电影评论才得以存在。从此一切不同的声音，都被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帽子，置于被批判的地位。一段时期，整个电影评论活动，陷于一种板块状态。到了1956年，为了改变上述的文艺状况，终于提出了“双百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一度为整个文艺界，包括电影界带来了思想活跃。当时的影评人也曾经走在队伍的前列，作出了积极反应。当《文汇报》组织了一场电影讨论时，影评人钟惦ｆěｉ＠①便首先撰写了题为《电影的锣鼓》的文章，针对电影领导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热烈发出了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的自由创作、尊重观众的呼声。这些意见对于完全背离艺术创作规律的领导方式，无异于当头棒喝。同时，影评人梅朵则针对电影背离现实主义的现象提出了意见。他在纪念毛泽东发表“讲话”十五周年之际著文指出了创作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为了改变电影的现状，他认为第一，必须首先承认创作的艺术前提；第二，必须反对在题材上设置障碍；第三，必须根据生活真实创造英雄人物；第四，必须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这些仅仅旨在希望能够多少松动政治工具论对电影的束缚和恢复现实主义真谛的意见，当反右开始，便立即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凡是程度不同持有类似意见的影评人，尽皆打成了右派分子。从此电影评论一片沉默。如果还有所谓的电影评论活动的话，也很难超越政治工具论的规范。虽然中间有过一阵松动，拍摄出了如《聂耳》、《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祝福》等有其艺术质量的影片，并受到影评人的肯定，但却很难有根本性的变化。六十年代初，瞿白音针对这一情况，曾著文：《关于创新的独白》，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希望电影能够去陈言，立新意，从而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又立即遭到批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最后导致一切文艺活动、包括电影评论活动，全部、直接成为阴谋政治的工具，笼罩于一片黑暗之中。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灾难，终于物极必反，迎来了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大家在邓小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对过去走过的道路，进行了一次反思，它也使几代影评人，在新的形势下，汇聚一起，投入了一场电影艺术思想的变革浪潮。在八十年代初，成立了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由夏衍、陈荒煤、张骏祥担任名誉会长，钟惦ｆěｉ＠①担任会长。第二届，增选梅朵为名誉会长，罗艺军担任会长。同时，老影评人袁文殊、于敏等，也积极参与了影评活动，发挥了他们的重要力量。他们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主要是做了两件事：一是深刻认识与发扬现实主义的艺术真谛；二是积极肯定和推动了第五代导演的艺术创新。首先，是对十七年在政治工具论制约下造成混乱的现实主义审美原则进行清理，他们对一切假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的理论加以剥离，使现实主义恢复它的本真面目；尤其重要的，他们指出了现实主义的发展前景，强调了它并不是受到时间限制，属于一个时代的艺术流派，而是源远流长，有着永远艺术生命的审美原则。他们特别突出了现实主义积极变革生活的批判精神。在他们的热情关注下，大大推动了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发展。他们对第三代、第四代导演凌子风、谢晋、谢铁骊、谢飞、吴贻弓、张暖昕、吴天明、丁荫南、胡炳榴、郑洞天、黄建中等导演的富有历史反思精神和不同风格的现实主义电影作出了积极评价。他们首先指出了影片《天云山传奇》的划时代的意义，赞扬了它走在生活前列，在银幕上揭示了“左”的政治几十年造成的严重危害，发扬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特别强调指出了《老井》在银幕上创造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农民形象，历史地揭示了阻碍生活前进的意识形态根源，把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他们指出了《开天辟地》、《血战台儿庄》等影片，在努力尊重历史真实上达到了新的水平。《城南旧事》、《边城》等影片在开拓现实主义艺术风格上，获得了重要成果。应该说，这段时期的电影评论，在恢复与发扬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上，发挥了它的积极推动作用。当时，在影评人中间，曾经发生过一场有关所谓“谢晋模式”的电影讨论，并在上海影评人的关注下，召开过有关的讨论会。这些讨论，重要的是涉及到如何对待电影艺术的创新问题。一种意见，以年轻影评人朱大可为代表，尖锐批评谢晋一贯袭用扇情手段，习惯采取传统的戏剧模式，思想保守、缺乏创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谢晋虽然几十年受到传统艺术思想的影响，需要不断有新的丰富和创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发生的变化，看到他在新时期电影创作中努力恢复与发扬现实主义所获得的可喜成果。我们既不可以从纯形式出发，简单的否定戏剧性的处理，更不可以把现实主义纳入保守的艺术方式加以否定，而应该承认各种艺术流派的合理存在。接着，随着第五代导演的进入中国电影，有关电影的创新问题，成了影评人关注的第二个焦点。首先由白景晟著文提出《扔掉戏剧的拐杖》，接着由影评人钟惦ｆěｉ＠①提出《与戏剧离婚》，他们积极鼓励第五代导演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充分发挥电影的表现潜力。这当然引起了电影界的极大关注，从而引起了更为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大家意见一致的，都认为电影就是应该发挥自己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潜力，绝不可以陷入戏剧舞台的演出框架，而过去的中国电影曾经受到了戏剧舞台演出框架的影响，从而束缚了它的表现潜力，现在必须丢掉这个框架。同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所谓的“与戏剧离婚”，不应该意指抛弃戏剧性这个广义的表现手段，它作为多样化的表现手段，不应加以否定。关于创新与传统的关系问题，一种意见力主创新，发扬艺术家的表现个性，改变旧观念的欣赏习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既应创新，也应考虑观众的审美习惯，避免电影脱离观众。在热烈讨论的氛围中，大部分影评人充分肯定了第五代导演的创新精神，认为从哪方面考虑，都应该看到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进步。他们热情赞扬了陈凯歌的《黄土地》与张艺谋的《红高梁》突破了原有的电影的情节模式，开创性的为中国电影树立了新的银幕形象。他们同时肯定了《一个和八个》、《黑炮事件》、《晚钟》、《二嫫》和《血色清晨》等在艺术上所作的多方面的开拓。他们特别指出：不可把第五代导演的艺术创新歪曲为迎合所谓“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在八十年代初，曾经召开过一次有关三、四十年代的电影讨论会。在这个会上，影评人马德波、罗艺军曾首先提出应该对老一辈艺术家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重新评价，他们指出这部影片在那个年代是一次很有突破性的艺术创造。当时却加以抹煞，是极不公正的。当时罗艺军在自己的观点中，特别强调了影片的民族风格。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应该说是中国影评人特别活跃的一个时期，他们为开拓现实主义和鼓励创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在这段时间中，相继出版的《文汇电影时报》、《中国电影周报》和《电影艺术》、《电影新作》、《电影文学》、《电影创作》等刊物，则大力发挥了它们的舆论作用。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商业大潮的兴起，有关电影的本性问题，又引起了影评人的广泛注意，并在一次南京举行的纪念电影诞生百年的研讨会上，把它作为一个中心议题展开了讨论。影评人邵牧君根据电影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存在，认为我们应该正视它的娱乐本性；并且为了发展我们的中国电影，也不可ｈｕí＠②避这个带有本质性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在几年前已经由文化界的一位领导陈昊苏提出过，也曾展开过讨论。它确实有它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它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可否因为需要强调电影的娱乐性而便把电影全部纳入娱乐的范畴，断然排斥其他特性呢？对此，影评人郑雪来曾作出针锋相对的反评。他从电影的发展历史，证明电影是作为一种艺术在不断向前发展，电影的价值，首先是作为艺术而存在，并不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强调了电影的娱乐功能而消失。他专门编选了《世界电影鉴赏辞典》一书，以事实证明电影的本性是艺术。通过这场讨论，显然有助于我们对电影特性的全面理解。同时也说明九十年代的影评人在电影观念上又一次出现分歧。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始终可以看到广大影评人对我国电影艺术发展的热切关注，和起到的推动作用。这里，应该特别提出中国影评人的活动的又一显著特点，那就是对于群众性电影评论的全力关注。他们把提高群众的审美能力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八十年代，他们曾多次举办过全国性的有关活动。从九十年代开始，更每年坚持了全国性的影评征文评奖活动，大大的推动了群众影评的发展。同时各地区的影评人组织，如西安电影评论学会也分别举办过各种影评征文活动。从九十年代开始，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又组织了第一个影评人的影片评奖活动，每年评选了全国年度的“十佳影片”，到一九九八年已进入第八届。这一活动充分表现了影评人独立的艺术主张，受到电影界的高度重视。一九九六年，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他们又隆重评选了中国电影的“十佳影片”，它们是：《神女》、《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小城之春》、《早春二月》、《祝福》、《天云山传奇》、《城南旧事》、《黄土地》。应该说，中国影评人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一直怀着苦乐与共的感情，他们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正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现在，他们也将一步一个脚印的继续坚持下去。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非下加木＠②原字为回的繁体字
|
[
"Mine",
"Education",
"Transport",
"Politics",
"Communication",
"Enviornment",
"Economy",
"Electronics",
"Law",
"Medical",
"Agriculture",
"History",
"Philosophy",
"Sports",
"Computer",
"Space",
"Art",
"Military"
] |
History
|
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5期 Vol.19 No.5 1999检定低频信号发生器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邓保斋经多年检定低频信号发生器的实践，现对经常遇到的加载误差、频响及失真等检定方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谈几点体会,希望能作为有关检定规程的补充。1 加载误差低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平的检定框图如图1。图1显然，这里不仅要求标准电压表准确度要满足要求，而且要求电压表的输入阻抗要足够高，问题恰恰在于低频电压表及视频电压表虽然输入电阻可达几百kΩ，但与其并联的输入电容却为24～50 pf，当测量1 MHz信号的输出电平时，此时电压表的输入阻抗小于6.6 kΩ，这等效于信号源的负载被加重，从而引起加载误差，尤其是当低频源输出阻抗为5 kΩ时，将产生28％的加载误差。可见，如果选用的标准电压表输入阻抗不够高，将产生严重的加载误差。为了计算加载误差的大小，参照图2。图2E为源电势，Zi为等效输出阻抗，Zi为等效负载阻抗，则加载误差δs为δs＝(Zi／(Zi＋Zl))－1)×100％加载误差为负的系统误差。为了克服加载误差，可以采用两种办法：一是知道电压表的输入电容，就可算出对应频率的输入阻抗，它和负载阻抗并联后得出等效负载阻抗，这样就可求出加载误差，再用修正值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二是尽可能采用高输入阻抗(很小的输入电容)的电压表，这就是为什么在检定低频信号发生器时要采用检波―放大式的超高频电压表的原因。如：对一般的低频信号发生器，可采用DA-2型超高频电压表。2 频响低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特性，简称输出频响。其检定框图同图1。检定此项目时同样也要注意加载误差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主要是频率点，如何选择才能正确反映被检信号源的实际频响。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波段选高、中、低等几个频率点得出的频响，并不反映信号源输出频响的实际情况，那么，频响检定到底应如何操作才好呢?首先，关于参考点的选取问题，应按照被检信号源技术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决定。如规定了以什么频率为参考，就应选此频率为参考，若没有规定，就不应该自行决定参考点。其次，具体到频响的检定，可分两种情况，若被检信号源的频率是数字式的，则应以每个波段的最小步长为单位，一步一步地改变频率并记下相应的输出电平，其输出电平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以分贝表示时)，就是在技术条件规定频率范围内的输出频响；若被检信号源是非数字式的，则应在每个波段连续缓慢地改变频率，并记下相应的输出电平，其输出电平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以分贝表示时)，就是在技术条件规定频率范围内的输出频响。3 失真低频信号发生器失真的检定框图如图3所示。图3根据检定规程检定失真时，是在额定输出电平时进行的，此时反映的是大信号的失真，即饱和失真。对低频信号源而言，这是不全面的；因为对低频放大器而言不仅有饱和失真，而且有截止失真。所以在检定失真时，应在两种电平下进行，其一是额定输出电平，其二是十分之一额定输出电平。应该注意的是，要用输出电位器减小电平，而不能用衰减器减小电平。作者简介：高级工程师作者单位：国营中原无线电厂，湖北省武汉市，430010
|
[
"Space",
"Literature",
"Art",
"Computer"
] |
Space
|
【 文献号 】2-6440 【原文出处】求是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17～20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199803 【 标 题 】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党群关系的论述【 作 者 】朱贵玉/郝建国/张桂森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 正 文 】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这些年来，江泽民同志讲得最多、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就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党群关系变化的新情况，对新时期党群关系的重要地位、特点及密切党群关系的方法和措施作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论述。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党群关系的论述，对于当前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完成十五大所规定的各项任务，把党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94年2月， 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政治问题。后来，江泽民同志在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政治时又进一步指出：什么叫政治？从根本上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江泽民同志把新时期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它当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政治问题，反映了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群关系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面临着执政与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一方面获得了利用政权为人民服务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在客观上失去了过去战争环境下的紧迫感。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党内一部分人养成了把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作风，出现了淡忘乃至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由于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也会反映到党与群众的关系上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仍旧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危险。如果放松警惕，党就有失败的可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原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失败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忽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贪污腐败横生，从而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政治根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必须把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提到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识。然而，对于党群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极端重要性，在我们党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清醒的认识，保持着应有的警觉。有些人认为，时代不同了，任务与要求不一样了，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没有多大必要了；有些人认为“战争年代靠群众，现在搞改革开放要靠能人”，热衷于“傍大款”和“靠能人”，而忘记了基本群众；有的人热衷于西方的领导学、管理学，忽视党的优良传统，不愿深入群众搞调查，对实际情况了解甚少。这些都暴露出党内一些人对新时期党群关系存在模糊认识。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具有空前的艰巨性、复杂性。只有动员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顺利进行。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为人民谋利益的方式、依靠群众的方式以及决策方式发生了变化，但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立场、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方法不能变。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在思想上产生模糊认识，在行动上脱离群众，甚至失去群众的信任，从根本上葬送党的事业。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这是在迈向21世纪的新征途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向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这个庄严承诺，深刻认识新时期党群关系的重要性，树立强烈的责任感，时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使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人民群众是一个整体概念，它是由不同的群体构成的。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在现阶段党联系群众首先是要联系工人和农民基本群众。他指出，我们的群众工作，也有两个大头：一个大头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工作，一个大头是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中的工人群众的工作。并指出，只要我们抓住这两个大头，我们的工作就有了主动权，遇到矛盾和困难就容易解决了。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论述对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党群关系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把联系工农基本群众作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首要任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个社会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但是，不论历史的情况如何变化，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和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时，主要讲的也是劳动群众的作用。在我国，由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讲联系群众，首要的就是联系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农基本群众。把联系工农基本群众作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首要任务，是由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离开工人阶级，党就失去了存在的阶级基础。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基本力量。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依靠工农基本群众，保持和发展同他们的血肉联系。把联系工农基本群众作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首要任务，也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都在于必须首先抓住和抓好这两个大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力量。工人和农民处在社会实践的第一线，党所制定的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要靠他们去实施；改革和发展中的困难要靠他们去克服。离开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工农基本群众对社会稳定起着关键作用，这不仅因为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所从事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事实证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党与工农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社会就稳定，就不会出大乱子。把联系工农基本群众作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首要任务，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做到：第一，尊重工农基本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在改革过程中要充分依靠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制定方针政策要走群众路线，党的方针和政策要充分体现群众的正确意见。只有这样，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第三，维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在改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矛盾突出的现实情况下，必须首先保证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改革中得到实际利益。要调节过高收入，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好困难企业职工的生活问题和下岗、待岗职工的安置问题；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多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应当看到，关心工农群众生活，帮助工农群众解决各项实际困难，既是党和政府应做的工作，也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新时期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很多。从现实情况来看，对党群关系危害最大的是党内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腐败现象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削弱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环节。只有坚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必须看到，尽管腐败现象发生在部分干部身上，但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这部分人的行为会使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受到损坏，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使党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 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我们党历来重视反腐败斗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惩治腐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党内腐败现象尚未全面有效地得到遏制，在有些地方甚至有蔓延之势。据一项问卷调查统计，群众感到最不满意和认为最迫切需要政府解决的就是腐败问题，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民心所向。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再加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形势将是严峻的。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更需要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如果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我们将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改革开放事业就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对此，全党都应有清醒的认识，警钟长鸣。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7页）当前我们要战胜前进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必须继续发扬这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密切党群关系要加强制度建设。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密切党群关系的关键。在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破坏民主法制造成严重灾难的历史教训以后，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轨道。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间不长，各项具体的民主制度还不完善，民主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还没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增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人民群众的这种主人翁地位，只有在一定的制度保障下才能发挥现实的作用。在我国，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权力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的，因此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的联系，使人民群众的意愿能够通过这个途径得到充分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成为联系群众、反映民意、解决矛盾的主要民主渠道。除此而外，我们还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在联系广大群众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基层，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让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力，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在企业，要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总之，我们只有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实现党群关系的制度化，才能使党群关系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是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根本措施。在党群关系中，党居于主导地位，但不能忽视群众的作用。群众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对党员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上。我们过去在党员干部管理中的一个重大弊端，是缺乏对其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发挥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需要相应的制度作保障。离开健全的监督制度，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难以发挥。因此，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这样，才能改变过去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因人而异的状况，把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加强来自群众的监督，提高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共产党员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不能有任何偏离；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决不能以权谋私；必须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决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必须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决不能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这“四个必须”，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密切党群关系的根本要求。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党群关系的论述，必须深刻理解和牢牢把握这“四个必须”，只要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这个要求去做，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
[
"Law",
"Politics"
] |
Politics
|
体育科学SPOTS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6期 No.6 Vol.18 1998科技期刊王湘麒的空翻直两周接屈两周连接技术的研究董汉英 陈西琳（西安体育学院，西安 710068）空翻直观周接屈服周的连接动作，即小翻后直体力劳动周翻接快速后空翻、小翻、小翻屈服周空翻动作，是我国技巧女子单人项目优秀运动员王湘麒多次参加世界大赛使用，并荣获第四届世界杯赛金牌的一套动作，具有难度大，连接价值高的特点。这种连接技术技高一筹，成为当今世界女单项目的潮流性动作。为了掌握动作规律，发展高难度成套跟斗串，通过高速摄影和影片解析对该套连接技术进行了运动学分析研究。结果如下：从成套连接动作的重心运动轨迹曲线来看，完成直体与屈体空翻江倒海周之间的士个连接动作（快速后空翻、小翻、小翻）时重心的波动微小，图像上似如一直线横穿。这种运动趋势为完成后屈体力劳动周空翻储存了较大的水平速度。由连接动作中重心水平速度发挥情况得知，直体空翻江倒海周之间的士个连接动作（快速后空翻、小翻、小翻）经过快速连接相互增补，水平速度虽在空翻落地时有一定的损耗，但很快又有明显回升。对连接动作重心垂直速度增长率的分析结果表明，垂直速度增长率从快速空翻落地后的确１.８％增长到了屈服周空翻前的整套动作连贯流畅，节奏明显。研究获得以下结论：（１）连接动作技术是技巧男女单人项目发展高难新成套跟斗串的关键，充分发挥利用连接动作所产生的水平速度，通过制动和起跳技术有助于速度的转换和垂直速度的增长；（２）合理正确的快速后空翻，小翻连接动作技术是获得较大水平速度的主要手段，也是徇一套长串跟斗节奏好坏及高难跟斗动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为此，熟练掌握和提高连接动作的基本技术至关重要；（３）为了充分利用连接动作所产生的水平速度，使其有效地转化为垂直速度，确保高难空翻动作质量的完成、应根据不同空翻动作类型选择适宜的制动角。
|
[
"Mine",
"Philosophy",
"Military",
"Computer",
"Communication",
"Politics",
"Enviornment",
"Economy",
"Sports",
"Art",
"History",
"Energy"
] |
Sports
|
【 文献号 】1-1182 【原文出处】中国法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13～36 【分 类 号】D412 【分 类 名】民商法学 【复印期号】199909 【 标 题 】跨世纪的市场经济基本大法 【 作 者 】王家福 【作者简介】王家福，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委员 【编 者 按】今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至此，历经六年修改的统一的《合同法 》终于诞生了。《合同法》的颁布，无论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还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了更好地学习和贯彻落实《合同法》，本刊邀请了我国著名的法学专家，就《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重大突破及得失等问题撰文，以飨读者。【 正 文 】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以绝对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这是中国民事立法的重大进步，是中国构建跨世纪市场经济基本法律框架的重要成就。它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原有的三部合同法为基础，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合同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采用了国际上先进的合同法制度、规则，吸取了世界合同立法一百多年来的发展成果，它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充满了浓郁的时代精神，是一部世纪之交集大成的先进的现代合同法。中国新的统一的现代合同法，于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就要到来的时候，在中国这一东方大国诞生并非偶然。它是中国20年来经济、政治、社会深刻变革的产物。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体形成。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体制上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它摒弃了那种经过实践证明容易导致经济萎缩甚至失败的旧模式，找到了一条使中国经济能够逐步走向繁荣昌盛的正确科学的道路。经过20年的深入改革，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主要表现为：1.市场主体的多元化；2.经济成份的多样化；3.社会利益的多元化；4.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开放化、国际化。这表明，中国经济的主要方面业已基本上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运作。而市场经济的自主、平等、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等内在属性即为中国现代合同法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其二，国家经济职能的根本性转变。中国已不再认为，将作为公权力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和作为所有者的国家的一切权利集中统一于一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点。并正通过机构改革把公权力国家和所有者国家严格区分开来，坚决维护国家的公权力机关、政治组织的性质，使之只肩负对经济宏观调控和适度干预职能，而不允许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国家职能这一根本性转变即为中国现代合同法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必需条件。其三，市民社会的孕育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壮大，中国原来长期只有政治国家及其附属物――经济机关（企业、公社、生产队）的状态大大改变，逐步出现了彼此独立，地位平等的数以亿计的市场主体，为数众多的行业协会、同业公会等职业组织，越来越多的中介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所有这些即构成了与政治国家不同的市民社会。尽管这一市民社会具有不少中国特色，但是，无论如何它的出现必然为中国现代合同法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以上三点就是中国新的现代化合同法产生的重要客观基础。同时，20年理论观念革新也是新合同法得以问世的重要原因。比如私法自治、尊重和保护财产权、合同自由、保护弱者、维护社会正义观念的树立，就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新合同法的问世起过推进作用。中国新合同法是在中国改革深化、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形势下出台的，它充满了时代气息，具有以下特点：1.全面适应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建立统一、开放的大市场的客观要求，新合同法实现了中国合同立法的统一和与世界合同规则的相通。2.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取消了对合同的一般管理。新合同法规定非因重大法定的正当理由，不得对当事人的合同自主性予以限制。在有的西方学者惊呼合同死亡时，合同自由或合同自愿正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呈现出勃勃的生机。3.从中国实际出发，尽量广泛地采用了国际公约和各国合同立法的优秀成果，使之成为一部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时代精神，能够较好反映共同规则的现代化合同法。4.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交易便捷与交易安全。新合同法既注意有利于促进交易，推动生产力发展，又注意维护社会公益，保护消费者、弱者权益，以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秩序。5.注意了法律的原则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的有机结合。新合同法基本上做到了繁简适度、规定明确、含意清晰、便于适用。中国新合同法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人民意愿和智慧的结晶，立法民主化的科学成果，是市场经济立法的佳作。它的颁布和施行必将对促进和保障21世纪中国的稳定与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合同经济、交易经济。合同法的任务就在于为交易提供一般准则，规范人们在交易中的行为。新合同法不仅规定了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以及遵守法律和尊重公德等一般原则，同时还细化了各类具体合同规则。从总则到分则都充分贯彻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规定了许多任意性条款。这就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了一切自然人和法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革新技术，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创造最佳业绩，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蓬勃发展。二、推动交易发展，保障交易安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与交易发达的程度紧密相联。新合同法没有规定可以导致合同无效的合同必要条款；把原来作为合同无效事由的欺诈与胁迫（损害国家利益的除外）改为合同可变更、可撤销条件；规定了表见代理；确认了合同订立形式的多样性。这一切就是为了实现合同法推动交易发展，促进市场经济繁荣的功能。同时，新合同法还注重实现保障交易安全的功能。它规定了合同订立的规则，规定了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代位权和撤销权、对于债权的实现给予切实可靠的保障，以维护“财产动的安全”，保证货畅其流，杜绝不良债权的产生和扩大。三、有利于对外开放的扩大。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新合同法把中国适用多年的将国内合同关系与涉外合同关系分别由两个不同的合同法调整的作法废止，使涉外合同关系和国内合同关系统统适用同一规则。这就使中国三十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交易完全享有了国民待遇，从而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因此必将进一步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四、促使讲诚实、守信用文明社会环境的建立。诚信自守，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和重要标志。新合同法不仅规定了先进的合同规则、制度，而且规定了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此外，还规定了诸如缔约过失责任，先合同义务、履行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等制度。这一切都有利于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营造一个信赖的氛围，互助、文明的环境。合同法确立的规则、制度，是文明的规则、制度。有了文明的规则、制度，执行文明的规则、制度，才有文明的人，文明的交易，文明的市场经济。我们十分高兴地迎接中国新合同法的诞生，并衷心希冀通过对它的切实实施，促进21世纪中国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复兴，胜利实现建立现代化强国的百年夙愿。【责任编辑】王莉萍
|
[
"Space",
"Electronics",
"Enviornment",
"Communication",
"Medical",
"Agriculture",
"Art",
"Sports",
"History",
"Literature",
"Computer",
"Economy",
"Energy",
"Transport",
"Military",
"Mine",
"Education",
"Philosophy"
] |
Economy
|
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8年2月第18卷第2期科技期刊水溶液中腐殖酸的二氧化钛膜光催化氧化研究魏宏斌 徐迪民(同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上海 200092)徐建伟(同济大学测试中心)摘要 二氧化钛(TiO2)膜光催化氧化法处理水中腐殖酸(HA)技术避免了以往悬浮相光催化时催化剂难以分离回收等回题，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研究了光源种类、TiO2膜的表面修饰和HA水溶液的pH值等因素对HA光催化氧化效率的影响，讨论了有关的机理并合理解释了实验现象.关键词 腐殖酸；TiO2膜；光催化氧化.PHOTO OXIDATION OF HUMIC ACID IN AQUEOUS SOLUTION CATALIZED BY TIO2 FILMWei Hongbin, Xu Dimin(Schoo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Xu Jianwei(Analysis and Research Center,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ABSTRACT The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of humic acid(HA) in aqueous solution using TiO2 film as a catalyst was studied in compared to a dispersion system, in which the suspended TiO2 particles were difficult to be separated and recovered. The method showed a good application perspective. The effects of the photosources, surface modifications of TiO2 film and pH value of HA aqueous solution on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efficiencies were investigated. The involved mechanism were discussed.Keywords humic acid, TiO2 film,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1 引 言腐殖酸(HA)是天然水体中有机物质的主要成分之一.有研究表明，天然饮用水中的有机物质主要为HA，其含量愈高，水质卫生状况愈差［1］.HA亦是微量金属的强络合剂，会使水中金属离子和微量元素含量下降，矿化度降低.同时，HA被认为是自来水氯化消毒过程中形成三卤甲烷类有害消毒副产物的主要母体物.Langvik等人对湖泊水体中分离出来的HA和黄腐酸(FA)形成氯化消毒副产物的研究表明，单位质量有机质中HA组分在氯化消毒过程中所形成的副产物的致突变性比FA组分略强，而且前者所生成的具有极强致诱变力的氯化副产物MX(如1-氯-3-二氯甲基-4-羟基-丁烯酸)的含量也较后者高［2］.因此，研究开发一种高效实用的水中HA降解技术已显得极为迫切.光催化氧化是近20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水处理新技术，其方法简便，氧化能力极强，在足够的反应时间里，通常能将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氧化为CO2和H2O等简单无机物，避免了二次污染，显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高翠琴等人曾利用TiO2悬浮体系光催化分解水中的腐殖酸［3］，但由于粉末催化剂难以分离回收，在水溶液中易于凝聚不易分散等问题而使该方法很难实用化.本文介绍固定相TiO2膜光催化氧化法处理水中腐殖酸技术.2 实验部分2.1 TiO2膜的制备将钛酸丁酯、无水乙醇、水和硝酸配制成溶胶，陈化后，浸入经预处理的玻璃纤维布，然后取出，在马福炉中以3℃/min的升温速度加热至400℃，保持1h后，慢慢冷却至室温.上述过程重复4次，制成TiO2薄膜.对TiO2膜的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图峰鉴定证明为锐钛矿型.Ag-TiO2膜、Pt-TiO2膜采用光化学沉积法制备，以蓝黑管紫外线荧光灯(黑光灯)照射一定浓度的AgNO3溶液或H2PtCl6溶液，使Ag或Pt担载在TiO2膜上.图1 TiO2膜的X射线衍射定性分析注：21-1272为锐钛矿标准卡片Fig.1 X-ray diffraction patterns of the TiO2 film图2 实验装置示意图(1)反光罩 (2)灯管 (3)反应器(4)磁力泵 (5)转子流量计Fig.2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experimental apparatus2.2 实验装置与方法如图2所示，敞口反应器装置由聚氯乙烯板制成，长438mm,宽140mm,高65mm.敞口反应器能确保反应过程中向水体提供充足的溶解氧.反应器底部放置TiO2膜并置于25±1℃恒温水浴中.除特殊说明外，反光罩和反应器内侧均贴有铝箔以提高光能利用率.反光罩内安装3支15W的主波长253.7nm的紫外线杀菌灯或主波长365nm的蓝管紫外线荧光灯(黑光灯).HA水溶液以磁力泵循环，流量40L/h.实验以间歇批量方式运行，运转液体积1.2L，反应器中水层厚度16mm,灯距水面70mm，每隔一定时间取样分析.预先的实验证明，该反应器中的HA在反应条件下不会挥发.2.3 HA水样配制HA为上海试剂二厂生产的生化试剂.称取1gHA试剂，加入到2%NaOH热溶液中，使其充分溶解，冷却后用定量滤纸过滤去渣，再用盐酸调节pH值为7左右，配成HA贮备液.测得其TOC为255mg/L.将HA贮备液稀释后供实验用.2.4 分析方法总有机碳(TOC)以Shimadzu TOC-500总有机碳分析仪测定，进样量为20μL.采用Shimadzu UV-365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进行吸光度-波长自动扫描和λ=254nm处的吸光度(A254）测定，1cm石英比色皿，二次蒸馏水作参比.pH值由pHs-3DC精密数显酸度计测定.X射线衍射采用日本Rigaku株式会社转靶粉末X 射线衍射仪D/max-2400测定.3 结果与讨论3.1 光源种类及总体降解情况图3 不同处理方式下HA水溶液的A-λ扫描曲线a.黑光灯/TiO2膜 b.杀菌灯/TiO2膜c.杀菌灯/无膜 d.黑光灯/无膜Fig.3 A-λ scanning curves of HA aqueous solution under various disposal modes图3为HA水溶液在不同处理方式下的吸光度-波长扫描曲线.可见，起始浓度基本相同的HA水溶液，光催化氧化后水样的吸光度在整个扫描区间均降低，但以杀菌灯/TiO2膜光催化时降低的幅度大(图3b).光催化过程中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形状并没有改变，说明光催化氧化的中间产物中，没有在紫外区具有特征吸收的物质积累.杀菌灯/无膜处理方式下水样的吸光度在整个扫描区间亦随处理时间的延长而降低，这与笔者研究苯酚降解时的情况不同［4］，但降低的幅度远小于杀菌灯/TiO2膜处理方式时.而黑光灯/无膜情况下水样的吸光度在整个扫描区间随处理时间的增大而增大，原因可能是此时直接光解生成的中间产物比降解前的HA具有大的摩尔吸光系数，同时亦说明了光源波长对HA光催化氧化过程中光解作用的影响之大.图4 不同光源光催化氧化时TOC与A254变化情况比较(1)(3)黑光灯/有膜(2)(4)杀菌灯/有膜Fig.4 Comparison between decrement of TOCand A254 under different light sources以下以HA水溶液在254nm处的吸光度值(A254)表示HA的相对含量.图4比较了起始TOC值5.75mg/L的HA水溶液在不同光源下光催化氧化时TOC去除情况与A254变化情况.可见，杀菌灯光催化对TOC的去除效果优于黑光灯光催化.图5、图6为不同处理方式下，起始TOC值3.57mg/L的HA水溶液的TOC与A254随处理时间的变化.结果表明，杀菌灯光催化时的效果最好.与图4相似，仍是在降解初期(前20min)TOC与A254降低的幅度最大，随处理时间的延长，很明显TOC的递减速率小于A254的递减速率，说明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生成了较多的中间产物，水溶液中有机物(包括HA母体)的总体降解速率减缓.表1比较了起始TOC值3.57mg/L的HA水溶液在不同光源下光催化氧化时A254变化率与TOC去除率.图5 不同处理方式时TOC随时间的变化(1) 黑光灯/无膜 (2) 杀菌灯/无膜(3)黑光灯/有膜 (4)杀菌灯/有膜Fig.5 Decrement of TOC as a function of irradiation time under various disposal modes图6 不同处理方式时A254随时间的变化((1)，(2)，(3)，(4)同图5)Fig.6 Decrement of A254 as a function of irradiation time under various disposal modes表1 不同光源光催化时A254变化率与TOC去除率的比较Table 1 Comparison of elimination rates between A254 and TOC under different light sources处理方式A254变化率，%TOC去除率，%20min60min120min20min60min120min黑光灯/TiO2膜10.929.940.810.416.021.6灭菌灯/TiO2膜28.251.361.519.433.336.5杀菌灯光催化氧化HA的效果优于黑光灯的原因可能是：(1)光催化氧化过程中，有机物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光解作用.根据HA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很显然杀菌灯将比黑光灯更有效地激发、分解HA分子；同时，短波紫外光亦有足够的能量激发氧分子，用通过氧原子对碳氢键的插入反应实现光氧化反应.被激发的HA分子和光解产物比基态的HA分子更容易被光催化氧化.(2)黑光灯的主波长365nm接近于TiO2的吸收截止波长，而杀菌灯的主波长在253.7nm，TiO2对短波紫外光的吸收效率更高，产生更多的e-和h+，因而，用杀菌灯光催化氧化效率高.(3)波长越短，光子能量越高，因此杀菌灯的光子能量高，输出功率高.3.2 TiO2膜的表面修饰在光催化氧化过程中，光生e-和h+的简单复合与伴有化学反应的复合(e-与/或h+的捕集)之间存在竞争.因此，任何减慢简单复合过程或有助于e-/h+向半导体上的吸附物种转移的因素都将提高TiO2的光催化活性.在TiO2表面担载高活性的贵金属或金属氧化物，如Ag\,Au\,Pt\,Pd\,Nb\,RuO2和Pt-RuO2等，就是一种有效的提高TiO2光催化活性的方法.这些分散在TiO2表面的金属对光生e-有较强的吸引力，有利于光生e-向TiO2表面迁移，从而阻止了光生e-与h+的简单复合［5］.本文采用光化学沉积法，将Ag和Pt担载在TiO2膜上，测定了黑光灯/Ag-TiO2膜、杀菌灯/Pt-TiO2膜光催化氧化腐殖酸的效果(表2).可见，担载Ag\,Pt后的TiO2膜的光催化活性大大提高.表2 表面修饰后的TiO2膜与纯TiO2膜光催化时A254的比较Table 2 Comparison of elimination rates of A254 between naked TiO2 film and surface modified TiO2 film处理时间，minA254变化率，%黑光灯杀菌灯纯TiO2膜Ag-TiO2膜变化率增加值纯TiO2膜Pt-TiO2膜变化率增加值2010.934.623.728.243.615.44021.844.823.041.756.414.76029.950.620.751.366.715.4变化率平均增加值 22.5 15.2注：HA水溶液起始TOC值3.57mg/L3.3 起始pH值的影响不同pH值下，杀菌灯/TiO2膜光催化氧化HA水溶液的结果见图7.可见，随HA水溶液起始pH的减小，HA的光催化速率增大，这与高翠琴等在其实验条件下所得的溶液pH值不会影响HA光催化分解速度的结论不同［3］.图7 HA在不同起始pH值下的光催化氧化(杀菌灯/TiO2膜)Fig.7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of HA at differentinitial pH valuesTunesi S.等人曾测得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的TiO2陶瓷膜(热处理温度400℃)的等电点(PZC)为6.0±0．2［6］.由于水溶液中氧化物的表面荷电情况与溶液pH值有关，当溶液pH＞PZC时，氧化物表面荷负电，pH＜PZC时，氧化物表面荷正电，随着溶液pH值的增大，氧化物表面的负电性增大.许多研究证明，有机物在光催化剂表面的吸附是其高效率降解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在本文实验条件下，随着pH值降低，HA光催化速率增大的结果可能与溶液pH值降低时，TiO2膜表面的正电性增加从而导致电离性有机物HA在TiO2膜表面的吸附增加有关.同时，随pH值减小，HA的水溶性减小，亦有利于其在TiO2膜表面的吸附.4 结论TiO2膜光催化氧化法处理水中腐殖酸技术避免了以往悬浮相光催化时催化剂难以分离回收及光能利用率低等问题，实现了催化与分离的一体化.通过本文的实验研究，证明采用杀菌灯作为光源比采用黑光灯更为有效；TiO2膜以重金属Ag,Pt修饰后其光催化活性大为提高，HA的降解速率与效率增加；随起始pH值的降低，HA的光催化氧化速率增大.参考文献1 唐森本等.天然饮用水中腐殖物质的研究.环境保护，1994，11：34―362 Langvik VA et al. Formation of mutagemic organic by-products and Aox by chlorination of fractions of humic water. Wat Res, 1994,28(3):553_5573 高翠琴等.半导体悬浮体系光催化分解水中的腐殖酸.化学世界，1993，8：390―3934 魏宏斌等.二氧化钛膜光催化氧化苯酚.上海环境科学，1995，14(10)：31―345 Gerischer H et al. The role of oxygen in photooxidation of organic molecules on semiconductor particles. J Phys Chem, 1991,95:5261_52676 Tunesi S et al. Influence of chemisorption on the photodecomposition of salicylic acid and related compounds using suspended TiO2 ceramic membranes.J Phys Chem, 1991,95(8):3399_3405
|
[
"Medical",
"Transport",
"History",
"Enviornment",
"Energy",
"Art",
"Sports",
"Law",
"Military",
"Education",
"Space"
] |
Enviornment
|
【 文献号 】1-2978 【原文出处】上海经济研究 【原刊期号】199601/2 【原刊页号】12-18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杨建文 【复印期号】199604 【 标 题 】农业发展：仍全局之本 【 正 文 】 （杨建文 博士）［本文提要］ 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相对萎缩，是制约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投入不足、耕地面积减少、科技发展缓慢、农民收入下降。而问题的深层根源还是在于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 ＊一传统的中国经济，历来以农业为本。两千年历史岁月的流逝，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以致时至今日，谈起当代中国的国情，也少不了“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句话。在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农业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方略是至关重要的。确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主线，直接调动了居民长期被压抑的劳动积极性。1979―1984年，随着全国农村569万个生产队中的99.6 ％先后实行“双包”（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农业总产值以每年7.9 ％的速度增长。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40731万吨，同期棉花产量从216.7万吨增加到625.8万吨， 油料产量从521. 8 万吨增加到1191.0万吨。粮棉油的年均递增速度分别为4.95％、19.3％和14.7％，堪称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空前的奇迹。连续几年的丰收和高产，尤其是当中国的人均粮食拥有量从317 公斤（1978年）增加到390公斤（1984年）后， 国内相当部分人松了一口气，似乎感到最棘手的中国农业问题已经解决，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找到了解决的方案。这对于正在改革开放中摸索的中国人说，无疑是一大鼓舞。于是，人们开始将注意力移向城市。考虑带着农村改革的经验进城攻坚。城市改革的难度自然大大超过农村，并非简单套用农村改革经验就能成功。然而问题还不仅在于此，就在城市改革攻坚未果的时候，1985年的农业突然出了大问题：粮食减产2820万吨（下降6.9％）， 棉花减产211万吨（下降33.7％）， 农业总产值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负增长。1986年以后呢，粮食连续4年，棉花连续6年未能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口增长是刚性指标，结果导致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年份（除1990年持平外）人均粮食拥有量均低于1984年的390 公斤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农业问题再次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80年代末，粮、棉、油生产滑坡的现象得到了制止。并且赢得了1990年农业的全面增长。1991年和1992年都是个平年。1993年棉、糖减产，粮食则增加了将近140万吨，油料及肉、奶、蛋类和水产品的总产量分别增长70％、5.5％、6.4％、7％和10％。1994年粮食产量再度下降2.5％，降为4.445亿公斤，从而使人均粮食拥有量跌回到1983年的水平，但棉花生产扭转减产趋势，油料生产创历史新纪录。1995年夏粮丰产，秋播面积有所扩大，并在大灾之年同上年打个平手。［表1］ 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增长情况粮 食 棉花 油料 水果 猪牛羊肉 水产品年份 产量 人均拥有量(万吨) (公斤)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1978 30447 316.6 216.7 521.8 657.0 856.3 465.579 33212 340.5 220.7 643.5 701.5 1062.4 431.080 32056 324.8 270.7 769.1 679.3 1205.4 449.781 32502 324.8 296.8 1020.5 780.1 1260.9 461.082 35343 348.1 359.8 1181.7 771.3 1350.8 516.083 38728 376.0 463.7 1055.0 948.7 1402.1 545.884 40731 390.3 625.8 1191.0 984.5 1540.6 619.385 37911 358.2 414.7 1578.4 1163.9 1760.7 705.286 39151 364.2 354.0 1473.8 1347.5 1917.1 823.687 40298 368.7 424.5 1527.8 1667.9 1986.0 955.488 39408 354.9 414.9 1320.3 1666.1 2193.6 1060.989 40755 361.6 378.8 1295.2 1831.9 2326.2 1151.790 44624 390.3 450.8 1613.2 1984.4 2513.5 1237.091 43529 375.8 567.5 1638.3 2176.1 2723.8 1350.892 44266 377.8 450.8 1641.2 2440.1 2940.6 1557.193 45649 385.2 373.9 1803.9 3011.2 3225.3 1823.094 44450 370.9 425.0 1984.0 3478.0 3670.0 2098.0中国农业一如既往地大起大落。有人将此现象看作为扭秧歌：“多了多了少了少，少了少了多了多”。但总体上讲，农业还是起落中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产值和主要农产品的迅速增长，对于解决居民的温饱问题，对于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从表1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这些成绩固然非常之不易，但知情人不难看出，中国农业目前的基础相当不稳固，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隐忧。如果说，8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以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为支撑的话，那么，90年代的中国农业不仅不能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反而有可能成为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因此，若不对此引起高度警惕和采取及时措施，则会严重影响中国世纪之交的改革和发展大局，影响社会安定大局。二在农业生产中，粮食生产是最基本的。中国先哲们曾留下了“民以食为天”一语，足以引为当政者之戒。199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44450万吨，比1993年（45649万吨）减少1199万吨，下降2.5％。其中谷物产量下降最猛，减产1120万吨，降幅2.8％。结果直接导致人均粮食拥有量从1990年的390.3公斤和1993 年的385.2公斤下降到1994年的370.9公斤。［表2］ 农业受灾与粮食产量的相互关系受 灾 面 积 成 灾 面 积 粮食产量比年份 总量 占耕地面积比重 总量 占耕地面积比重 上年增减(万亩) (％) (万亩) (％) (万吨)1978 76185 51.1 32700 21.9 ―79 59055 ― 22680 ― 273580 66795 44.8 33480 22.5 -115681 59685 ― 28110 ― 44682 49140 ― 23985 ― 284183 52065 35.3 24315 16.5 338584 47835 32.6 22890 15.6 200385 66555 45.8 34065 23.4 -282086 70710 49.0 35490 24.6 124087 63135 43.9 30585 21.3 114788 76305 53.1 35910 25.0 -89089 70485 49.1 36675 25.6 134790 57705 40.2 26730 18.6 386991 83205 58.0 41715 29.1 -109592 76995 53.8 38850 27.1 73793 73245 51.3 34695 24.3 138394 82560 58.0 47070 33.1 -1139由于中国的人口还在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即使按照目前的人均粮食拥有量计算，到2000年粮食总产量也必须达到5亿吨， 这就是中国政府的“九五”目标，然而， 中国从1984 年的年产粮食4 亿吨增加到1993年的4.5亿吨，先后化了9年时间，期间上下折腾多次。现在，要在仅留下的5年时间里，再增加5000万吨，确实存有很大的困难。粮食问题的艰巨性，首先在于我国农业“靠天吃饭”的程度相当高。根据80年代以来的统计，我国受灾面积常年占耕地面积的50％左右，成灾面积又大致上占受灾面积的50％左右。结果，往往造成“丰收在天不在人”的状况。若是老天爷恩赐，风调雨顺丰产丰收；如果天公不作美，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则农业问题马上出现警钟长鸣。从历史上看，粮食产量大增长的80年代上半期，全国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逐年下降，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天人合一，突显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1980年、1985年、1988年、1991年和1994的粮食产量下降，固然同人为因素及制度因素有关，但这些年份全国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之增加，也是不争的事实。老天爷能赐福于人，亦可降祸于人，这正是“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所必然隐藏的危机。现在的问题在于，在我们今后的5年期间，自然灾害是否会发生，将会在何种程度上发生，这仍然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外生变量。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即粮食总产量从4.5亿吨提升到5亿吨，是一个为维持目前人均拥有量而必须达到的目标，但目标的实现本身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万一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外生变量”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变化，那么，粮食生产形势就会变得很严峻，乃至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即使老天爷非常的帮忙，在自然条件方面予以相当的配合（如同90年代上半期那样），那当然是件好事，但在此基础上达到的粮食增产毕竟是不牢固的。中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脆弱性，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脆弱性。三当然，我们从表2也可以看出， 自然灾害与粮食生产并不是完全呈现出正比例的变动。大灾也不一定大减产，无灾也不一定能增产。那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中有一个修正变量，即人类抵御或承受自然灾害能力可以随着生产资料的完善而得到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确实有了一定的改善。如表3 所示1994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33802万千瓦）比1978年（11750万千瓦）增长了187.7％；农村用电量（1474亿千瓦时）比1978年（253亿千瓦时）增长了482.3％；乡办水电站发电能力（584万千瓦时）比1978年（228万千瓦时）增长了120.8％；化肥施用量（3318万吨）比 1978 年（884万吨）增长了275.3％。农田水利建设也有了进一步的加强，1993年灌溉面积（73139 万亩）比1978年（67448万亩）增加了8.4％； 除涝面积（ 29967 万亩）比1982年（27139万亩）增加了10.4％；治碱面积（8027万亩）比1982 年（6398万亩）增加了25.5％。但是，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战略地位相比，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和人民生活不断提出的要求相比，农业基础设施发展的相对滞后和不相适应，是十分明显的。这种滞后直接导致了水利设施失修、抗灾能力下降、生态环境恶化、森林砍伐过多、草原超载放牧、沙化面积增加、水土流失加剧、科技人员流失、农技进步缓慢等问题的普遍存在。这是我国农业长期低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对日后的发展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与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比，生产条件之所以之所以改善缓慢，主要是同农业资金的要素的投入太少有关。让我们先看一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例。“五五”时期（1976―1980年）是10.5％，“六五”时期（1981―1985年）是5.1％， “七五”时期（1986―1990年）进一步下降到3.36％。90年代初稍有提高，但随后又是连续下降；1991年4％，1992年3.7％，1993年和1994年都是 2. 8 ％。1994年全国共有14个省区的农业投资绝对额下降，降幅均在20％以上，其中总投资规模最大的省区广东省下降达54％。再看一下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虽然绝对额每年都在增加，但若扣除通胀因素，实际增长极其有限。财政支农数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如表3所示，自1984年起已经从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 而且数值还在连续减小。1991、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为9.1％、8.7％和8. 4 ％，1994年上升到9.2％。1995年的各级财政的农业投入计划安排447亿元，仅占当年国家财政计划总支出的7.0％。“以农业为基础”，这句话已经讲了几十年；“要把农业搞上去”，此类话在各级政府文件和各级领导讲话中年年可见，不可谓对农业发展不重视。但为什么年年讲，月月讲，农业投入还是如此的不足？国家财力有限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农业投入所占比重仍然如此低，则显然同我国近年来某些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因素有关。因素之一是，放权让利式改革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力，但弱化了支农职责。1994年以前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时，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准则是一切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凡是能在近期内增加收入的措施，尽管对农业发展不利，也较容易出台；凡是需要财政增加支出的措施，尽管对农业发展有利，也较难出台。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生产周期长，风险大，因而，无论财政补贴还是农业贷款，都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我国“六五”以来，农业支出增长缓慢、农业资金大量外流，以及农业支出项目结构大幅度变换，究其原因，大多数是由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扭曲所造成的。结果造成一种怪现象：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中央比例下降，地方比例上升；而在国家财政农业总支出中，中央比例上升，地方比例下降。因素之二是，投资体制改革强化了预算外投资优势，弱化了农业投资的地位。我国预算外收入自1991年起开始超出预算内的资金，预算外投资基本上受市场导向（农业仅占不足3％），因此， 预算外加工业的迅速发展，迫使预算内投资安排时不得不实行挤农业保基础工业的措施。结果，农业投资既不能获得预算外的投资份额，又失去了预算内的必要保证。因素之三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制约了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农业支出份额的扩大。十多年来的企业改革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经营机制，反而由于企业主体的确立和改革政策的不配套，刚化了既得利益，演变出了在一定程度上只负盈不负亏的双重软预算约束关系。结果，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而减少了国家财税收入，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对企业的亏损补贴而不得不继续从农业中抽取剩余，维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因此，对于当前来讲，如何作出新的制度安排，是确保国家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包括财政支农、基本建设、农业信货等）的重要环节。江泽民同志曾经作过指示：“宁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增加农业投入”，这主要是指国家对农业的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除此之外，还可考虑采取扩大农村金融信货规模、设立国家农业保护基金，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等措施。四除了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以外，农民应该是农业投入的主体。而农民的投资又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农业投资的引诱。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数万户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资料，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已经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3年的921.6元和1994年的1221.0元。扣除物价因素，14年增长了238.6％。从绝对增长角度来看，成绩是显然的。但是从两个相对层面来看，问题就显露了：第一，相对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 再由小到大的变化过程。1978―198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由2.36:1缩小到1.72:1，以后逐年扩大。到1992年，扩大到2.33:1；1993年进一步扩大至2.53:1，超过了改革初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1994年甚至达到2.61:1考虑到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中还包括各种补贴和劳保福利，而农民纯收入中反而包括了各种不合理负担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因此，可以判定，城乡收入的实际差距可能还要大，有研究表明至少为4:1以上， 这一差距大大高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城乡差别。第二，相对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的趋势，反映出农民收入不但增长缓慢，而且存有下降的可能。据测算，1952―1990年间，国家通过营业产品剪刀差和税收、 储蓄等方式， 从农业中吸取剩余11594亿元。若扣除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 农业净资金流出量为9528亿元，约占农业新创造价值的20％以上和国民收入积累总额的27.2％。进入90年代以后，以价格指数表示的剪刀差仍在以年均5.2 ％的速度继续扩大。尤其是1993年1994年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增长指数升高到14.1％和21.6％。农机用油价格甚至达到了50％以上的惊人涨幅。扣除物价因素，1990―1994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历年增长仅1.8％、2％、5.9％、3.2％和5％。粮棉生产比较效益下降、 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渐趋扩大，这些都是中国农业发展缺乏后劲的直接原因。［表3］ 我国历年来农业投入发展状况年份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 灌溉面积 化肥施用量 农村用电量合计(亿元) 比重(％) (万亩) (万吨) (亿千瓦时)1978 15.066 13.6 67448.0 884.0 253.179 174.20 13.7 67504.5 1086.3 282.780 149.95 12.4 67332.2 1269.4 320.881 115.21 10.3 66861.0 1334.9 369.982 120.49 10.4 66265.5 1513.4 396.983 132.87 10.3 66966.2 1659.8 428.184 141.29 9.1 66679.5 1739.8 464.085 153.62 8.3 66053.9 1775.8 508.986 184.20 7.9 66338.7 1930.6 586.787 195.72 8.0 66604.5 1999.3 658.888 214.07 7.9 66563.9 2141.5 712.089 265.94 8.7 67375.8 2357.1 790.590 307.84 8.9 71104.7 2590.3 844.591 347.57 9.1 71733.2 2805.1 963.292 376.02 8.6 72885.2 2930.2 1106.993 441.42 8.3 73091.9 3151.9 1244.894 532.98 9.2 73138.7 3317.9 1473.9注：1.化肥施用量按有效成份（折纯量）计算。2.农村用电包括国家电网和农村自办电站的供电量，不包括在农村的国有单位用电量。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五如果说农业的资金要素投入是影响到农业生产增量究竟有多大的重要因素，那么，土地耕种面积的减少则是威胁到农业生产现有存量的重要因素。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等人，曾在今年初就中国的粮食前景问题提出报告。认为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从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人口在1990―2030年将每年增加1400万，达到16亿人，而现有耕地则不可避免地因用于非农用途而大量减少，同时大量农业灌溉用水也因转为非农用途而不能满足农业需要。因此，在1990―203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产量至少将下降20％，即每年递减0.5％。 他们认为这个估计可能还是保守的，即使如此，也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将至少缺粮2 亿吨，因而提出一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布朗报告的发表，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曾次提出反驳，认为布朗报告错误的原因，是在于对粮食的定义过份狭窄。根据中国学者和官员的预测，中国的粮食产量到2030 年将增加到7―7.8亿吨。比1994年的4.445亿吨有大幅度的提高。显然，布朗报告的基调过于悲观，这一点布朗本人也在今年6 月的谈话中有所承认。但是，上述中国学者关于7―7.8亿吨粮食的预测，也有些太乐观了。应该承认，布朗报告在分析中的几个要点（如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减少、水资源的紧张）都是客观存在的制约因素，问题在于布朗忽视中国政府和中国农民的能动作用。人的能动作用能促使事物朝好的方面转化，也有可能促使事物朝坏的方面转化，一切取决于政策是否正确。［表4］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年份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 收入差距比(元) (元)1978 134 316 1:2.3680 191 439 1:2.3085 398 685 1:1.7290 686 1387 1:2.0292 784 1826 1:2.3393 922 2337 1:2.5394 1221 3179 1:2.61［表5］ 中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状况农业劳动力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 平均每个农业 年内占用耕地年份 劳动力拥有耕(万人) (万亩) 地面积(亩) (万亩)1978 28455.6 149084.3 5.24 1201.480 29808.4 148957.8 5.00 1411.283 31645.1 147539.4 4.66 1152.084 31685.0 146780.6 4.63 2374.485 30351.5 145269.5 4.79 2396.986 30467.9 144344.9 4.74 1662.587 30870.0 143833.1 4.66 1226.388 31455.7 143582.7 4.56 967.189 32440.5 143484.0 4.42 776.390 33336.4 143509.4 4.30 701.191 34186.3 143480.4 4.20 732.092 34037.0 143138.7 4.21 1108.193 33258.2 142652.1 4.29 1098.694 32690.3 142360.1 4.35 1063.1然而，布朗报告所提出的一些论点确实需要引起重视。其中要点之一是中国耕地面积正在随着工业和现代化的推进而缩小。根据有关部门估计，保障我国粮食生产的安全警戒线是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少于16.5亿亩，而实际上1992年种植面积已经下降到16.6亿亩，1994年更减少到16.4亿亩，首次跌入警戒线以下。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省份达19个。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原因固然有结构调整、抛荒弃耕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耕地面积的锐减。1958年到1986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11亿亩，进入90年代以后，耕地面积再一次出现大幅度连续下降，仅1993年就损失相当于一个青海省的耕地。目前全国耕地面积已减少到14亿亩左右，人均耕地只有1亩多一点，比改革以前的1978年有大幅度的下降。 特别是稻谷主要产区的南方，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占用耕地十分严重，使本来已较难满足当地需求的稻谷供给，产生更大的缺口。六邓小平曾经说过，90年代中国经济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业上；如果农业出了问题，多少年缓不过来，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就要受到严重影响。这不仅是积数十年实践的经验之谈，而且确实颇具战略眼光。为此，中国大陆现已形成上下共识：农业发展仍是全局之本。《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粮食产量要达到5 亿吨，棉花产量达到525万吨，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200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已将相当的精力来抓农民收入、抓体制改革、抓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来保证中国农业90年代年平均4％的增长速度， 以支持国民经济8―9％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使数亿农民的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这一步能否走好，对于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来说，至为关键，也至为艰难。＊
|
[
"History",
"Sports",
"Agriculture",
"Art",
"Space",
"Education",
"Transport",
"Military"
] |
Agriculture
|
【 文献号 】1-676 【原文出处】农村经济研究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905 【原刊页号】46～48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001 【 标 题 】贸易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 作 者 】姜永斌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山东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 正 文 】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普遍是以贸易为主要动力的。把环境与贸易问题作为人类发展一个复合系统，她的演变机制和调控方法等尚未形成很成熟的理论系统。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运用历史辩证的分析方法，探讨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途径。一、环境与贸易经济发展的理论及国际国内动态（一）发展理论关于目前的环境与贸易经济发展的理论概括地说主要有两种。1.美国式的无限增长理论。这种理论建立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走“先发展，后治理”之路，该理论认为随着人口的指数增长，要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使用的资源量也应呈指数增长，即经济无限增长和资源使用量无限增长的理论。2.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优势理论。该理论是建立在资源取之不尽的基础上的，它强调发展中国家可出口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藉此与工业化国家高技术产品进行贸易，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给人的表象是贸易额增长，但这不仅造成了当地潜在的资源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二）传统发展模式的缺陷把环境保护放在传统发展模式的修补位置上，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是不能解决环境问题的，据计算，与事先防治污染相比，事后治理的代价约高出20倍、50倍，甚至100倍以上， 许多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对当前和未来的影响包括对人类的生存的影响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片面理解出口创汇功能，单方面追求出口规模、速度，只能导致贸易经济与环境保护的恶性循环，即为创汇出口量增加→生产增加→出口价格下跌→为保证创汇出口指标增加→出口、生产失控→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三）国际贸易与环境发展现状二战后，许多国家纷纷致力于经济建设，并且将资源开发作为一条加快经济发展的捷径，普遍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巨大增长。但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导致一系列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产生，比如酸雨现象、空气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有害危险废物的处理等等。8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了多起重大环境灾难，诸如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农药厂的毒气泄漏事件；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损失和环境污染；埃塞俄比亚由于环境恶化造成饥荒，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悲剧，不断激发人们对资源、环境和自身的健康状况的关注，促进人们环境意识的迅速觉醒和提高。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标志，人类对环境与发展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转变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正确处理好环境与贸易的关系，而不能把环境与贸易分离，把贸易造成的污染留给环境保护部门去解决。联合会于1993年成立了“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该会的宗旨是支持环境保护工作，改善和维持生态平衡，使人类各项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把协调世界范围内环境管理标准化，共同制定国际标准，开展环境管理标准化等项工作，列为该会的主要活动内容。目前围绕实施“环境管理系统系列标准化（ISO14000）”已经展开了。欧共体于1993年公布了欧共体环境管理与环境审核规则于1995年开始实施。英国1994年颁布JBS7750环境管理标准。 环境保护成为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四）国内贸易与环境发展现状我国是一个拥有12.46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到2030 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至16亿的高峰期，环境和资源保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国农产品出口创汇是以高耗资源或抗夺式经营为代价的，造成了农业环境的恶化。许多乡镇企业从事土法炼焦、炼磺等，排放大量“三废”致使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82％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青海省滥采冬虫夏草出口创汇，牧区自然草场遭到破坏。1995年新疆白皮大蒜年出口创汇曾达400万美元，是创汇最高的商品，后因工业、农药、农膜、化肥等造成的污染，使大蒜品种退化，质量下降而砸了牌子。我国工业废水污染水资源，1／3的水不能养鱼，1／4的水不能灌溉农田。目前全国遭受“三废”污染的农田面积达1.5亿亩， 每年因此减产和损失粮食达120亿公斤。我国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73 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1984年5 月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1984年1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1984年5月，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环境保护工作正式纳入了国家计划。我国政府将ISO14000等同采用和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利用ISO14000建立我国现代企业环境管理制度，使企业采取预防为主方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将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极好机会。二、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一）21世纪是人类改善生态环境的新时代，世界经济的大趋势将走向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应该是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实际目标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增长。为此，要有一个新思路，我国环境与贸易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型应该是：由资源型发展模式逐步转变成为技术型发展模式，建立环境与贸易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世界上有两种可持续发展思路：一种是西方发达国家重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思路；另一种是以发展为前提，保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思路。我国环境贸易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要通过贸易促进人们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提高社会生产力，以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就必须处理好两大关系（1 ）人与人的关系，即代际均衡发展关系。代际均衡发展要求上代人为后代留下宽松的生存空间。只有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提高生产力，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精神状态甚至关系到人类生存，代际均衡发展并不是要当代人刻意减少资源使用量或为了后代人而过分牺牲当代人的利益，它的实质在于强调目前近几代人必须改变传统的高耗资源的发展模式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行为。（2）人与自然的关系。 因为自然界是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双向的，互惠互利的，只有相互尊重，相互适应才能永续生存。（二）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差异很大，不可能在全国按一个模式发展农产品对外贸易。然而农产品贸易必须进行深加工、精加工、增加出口附加值，提高科技含量，走上高质量、多品种、高创汇率的发展轨道。珠江三角洲临近港澳，应继续把保鲜农产品的出口放在突出位置，提高猪肉、牛肉、蛋、蔬菜、水产品、鲜花等的出口经济效益。北部和西部边疆可根据邻近国外的特点，积极发展边境贸易。沿海及内陆大城市周围，可以充分发挥经济、技术优势，利用海上、空中交通的便利条件，多方位、多层次开展农产品对外贸易。瞄准国际市场，培育精、新品种，出口蔬菜、鲜花、水果等，更应出口经加工增值后的生态食品。广大内陆地区、包括山区、边远地区，应发挥名、优、稀、特等农产品的优势，大力开发不施化肥、农药的有机农业，生产无污染健康食品，从而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产品多样化和贸易多边化。此外，培养农民的出口意识和技能，以加工企业为龙头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的出口生产经营体系。农村经济要改变高投入的增长方式和急功近利的发展战略，应该逐步实现向生态―经济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转化。高科技综合开发，要以食物链能量转化为基础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并重的三元结构类型，扩大绿色食品比重；改传统的动、植物为主的二维结构为动物、植物、微生物并重的三维结构；建设具有生态理性的乡镇企业，提高产品技术质量，保证国际标准认证体系，推广绿色标志产品。优先发展绿色产业，即生产无污染、无公害产品，淘汰消耗大、污染重的产业，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三）法规的监督和公众的参与是我国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根本保证。我国要把全民宣传和教育贯穿在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之中，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素质提高至关重要。经有关专家统计研究，工业污染只占总污染源的41％，家庭污染却占到35.8％。一个人一天平均要制造1.8斤的垃圾；一个人因洗头发、洗澡、 洗衣服等一天平均制造的100公斤的废水在污染着河流、大海和土壤； 一个人每天平均用了2克的化学日用品在污染着整个大环境；空调、 冰柜排出大量含有氟氯化物（CFC）， 燃煤排出的二氧化碳和煤气排出的一氧化碳都在破坏臭氧层，保护环境要从家庭做起，从我做起。政府要投资并组织城镇社区居民和乡村农户，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再制，建立垃圾再制工厂，促进资源再生。政府要支持民间环保活动，资助成立各种环保基金会。要修正我们的国情教育，小学应该增设“环保常识”课程。要告诉我们的后代，我国矿产资源总量、土地面积总量排在世界第三位，但人均要素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且这些紧缺资源特别是农业资源又受到严重污染。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国民重中之重的责任和义务。我国要重视经贸法规建设，尤其加强保护农业资源立法如：《农药法》、《土地税法》、《种子使用管理法》等。而且要建立健全与世贸组织（WTO ）相适应的法律法规。
|
[
"Medical",
"History",
"Art",
"Law",
"Politics",
"Philosophy",
"Transport",
"Sports",
"Energy",
"Literature",
"Electronics",
"Education",
"Economy",
"Enviornment",
"Mine",
"Military",
"Space",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griculture"
] |
Economy
|
【 日 期 】19960406 【 版 号 】8 【 标 题 】多家报纸撰文谈环境保护 公共环保意识有待增强 【 正 文 】 一个国家公共环保意识水平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的高低。３月２１日的《科技日报》以《我国公共环保意识水平偏低》为题，公布了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发布的“全民环境意识调查成果”的结果。文章说：“在全国２２个省（市、区）３６６２个被调查人中，有２３．６％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环境保护，近１／３的人认识不到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近７０％的人认为其周围人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弱或非常弱。”“专家认为，这份调查结果表明，加强公民环境宣传与教育、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水平，是推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改善我国环境质量的重要环节。”在同一天的《中华工商时报》上，《公众怎么看环保》一文对这次调查的结果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进一步分析调查结果，不难看出对环境问题、环境状况的感知与公众个人的文化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程度越高对环境越为敏感、危机感越强；文化程度越低，越是接近文盲，则对环境问题越不敏感，或者说感觉不到环境污染与恶化的状况。“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日趋恶化的情形是很严重的。但是，许多农村人对此或者不太敏感，或者无可奈何，或者得过且过。一位调查员在四川农村调查时，了解到农药、化肥过量施用，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但是，当他询问当地农民时，他们说：‘没有化肥、农药，就没有收成，吃饭都成问题了，没得法子。’这一方面反映出农村居民环境意识不高，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从调查情况看，公众的环保意识中隐含着下列四对矛盾：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与保护环境的矛盾；个体环保意识觉醒与群众环保意识薄弱之间的矛盾；个人投入与国家投入之间的矛盾，以及主张依法保护环境与法制观念淡薄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普遍存在，导致人们行为与意识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以至从日常社会生活中看，公众实际表现出来的行为，对于环境保护来说，往往是消极的。”当我们急呼增强公众环保意识的时候，３月２６日《中国环境报》的一则消息给人们带来希望：“我国第一个由农民自发组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云南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近日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云南保山市芒宽乡白花林村公所挂牌成立。”正如这篇报道的“编后”中所言：“现在，高黎贡山的农民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与自己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公众参与环保的典型。它对各地如何吸引群众自觉地保护自己的家园，投入到我国自然环境保护事业之中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
[
"Mine",
"Communication",
"Law",
"Education",
"Military",
"Politics",
"Agriculture",
"Sports",
"Literature",
"Art",
"Enviornment",
"Computer",
"Energy",
"Space"
] |
Enviornment
|
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7期 Vol.35 No.7 1999对体育实用人工智能的展望闻 兰摘要：为促进体育科学与体育实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本文对人工智能与体育科学相结合的产物――体育实用人工智能进行了探讨和展望，旨在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实用智能系统的开发过程中来。关键词：人工智能∥体育∥应用A Prospect of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t in SportWen Lan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t (AI) in sport, its status quo and its future to attract more persons to take part in applying the AI into sport.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t∥sport∥application1 引言能够透彻地了解人类智能行为产生的机理并制造出可以模拟智能行为的智能机，是人类长久以来一个美好而强烈的愿望。从世界各国的古老传说到近代科学的不断尝试，都表明了人类希望征服自然进而征服自己的决心。人工智能学科的出现及迅速发展，为这一愿望的实现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它的研究延长了人脑的功能，深化与拓展了人类的智能劳动，使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速度空前。目前，人工智能(Artifical Intelligence，简称AI)已被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虽然体育实用计算机科学在短短十几年中已经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并有力地促进了体育事业的进步，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冷静地看到，体育实用计算机技术还远远滞后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在以“知识工程”为主的人工智能诸学科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体育实用计算机技术还在坚持“数据结构＋算法＝程序”的传统程序设计方式，显然已是大大落后于时代了。怎样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顺序地将计算机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应用到体育领域中来，从更大程度上挖掘计算机科学的潜能从而促进体育科学再上新台阶，就成了体育科研工作者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分析了体育实用人工智能的现状，展望了体育实用人工智能的未来。目的是引发广大体育工作者对体育实用人工智能的兴趣，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2 人工智能及其解题思路人工智能是一门前沿学科，是在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及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而被称为是继第三次产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尽管如此，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确切定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工智能是一门研究如何构造智能机器(智能计算机)或智能系统，使它能够模拟、延伸、扩展人类智能的学科。通俗地讲，人工智能就是要研究如何使机器具有能听、会说、会看、会写、可思维、会学习等人类思维能力的一门科学。人工智能的研制者通过
|
[
"Communication",
"Sports"
] |
Sports
|
【 文献号 】2-34 【原文出处】南开经济研究 【原刊地名】津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12～14,37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005 【 标 题 】现代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职能 【 作 者 】王树春 【作者简介】王树春 天津商学院经济系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和政府职能作用演变关系的分析，指出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的职能作用及其行为方式的特 征，进而结合中国的实际，分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和选择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为目标的必然性，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转变职能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键在于转变政府的职能作用和行为方式的论点。【关 键 词】市场经济/政府经济职能/市场失灵/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Marker Economy;Economic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Mark et Failures;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正 文 】 一、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职能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更为重要。但是，必要和重要并非指政府干预的范围越大越好，干预的方式越直接越好，干预的力度越强越好。政府干预经济不是为干预而干预，不是否定或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恰恰是弥补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否则，政府干预同样会产生浪费和无效率，即“政府失灵”，以至于较“市场失灵”造成更多浪费和更大的效率损失。因此，界定政府对经济的作用范围，规范政府发挥作用的行为方式，把握好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至关重要。首先，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作用范围，经济学家认为，(1)政府的首要职能作用是：界定和保护产权，完善法律制度，规范和监督经济主体的行为：同时政府自身的行为必须实现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并积极为各经济主体提供服务。这是使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和促进技术与制度创新的根本制度保证。(2)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或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作用范围或基础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它包括：其一，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平等（公平）问题，政府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组织，承受着“公平”的压力，因而政府必须把“公平”作为一个目标，通过收入再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收入分配差别限定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以促使社会福利的提高和保障社会的稳定。其二，参与微观层面上市场不能有效作用的领域，如公共物品、外部影响、垄断等，以保障这些领域资源配置的合理有效。主要是：参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以保障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采取措施防止和处罚经济主体造成的外部负影响，鼓励和补贴产生的外部正效果；阻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等等。其三，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微观层面的市场失灵迟早会反映到总供给与总需求，就业与通货膨胀等宏观层面上来，虽然宏观失衡的原因在于微观方面，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却往往在宏观管理方面。因此，政府必须依据经济运行的情况，采取适当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以保障整个社会经济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及其增长。因此，可以说，政府的经济职能就是维护市场功能，弥补市场缺陷，矫正市场偏差。其次，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经济学家认为，不仅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要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而且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必须遵守“与市场保持一致”这样一个基本准则，其一，对于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如国防除外），政府有参与的必要但并非意味着政府必须直接生产。一般来讲，对于交通、港口、道路、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可以由政府直接担当责任人进行“政府生产”；而对于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业，可采取政府“间接生产”，即通过签订合同、授予经营权、经济资助、法律保护等手段或途径，委托（私人）企业生产和提供。也就是说，政府参与公共物品的生产，一方面要尽量引入市场机制中的激励、竞争、创新机制，以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要采取一系列市场的和法律的手段，制定公共物品较合理的价格，使“搭便车”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二，对于垄断，政府必须运用法律的手段（制定反垄断法）和经济手段（价格或税收）对垄断进行管制，以使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公平准则得以维护。其三，对于外部影响，需要政府通过明确产权、制定法律、进行处罚或补贴的方式使价格等于其边际社会成本，以使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和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对称。其四，在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方面，政府采取的干预方式主要是运用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市场变量进行调节，并最终通过市场本身完成其预定目标。第三，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如果说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干预的方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较容易把握的话，那么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则是最难把握的。因为，现实经济是复杂的多变的，人们对经济态势的判断因标准不统一，或理解不同一，或即使标准统一但难以精确量度，这些都会影响对经济干预力度的把握。因此，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只能根据具体的经济态势和所掌握的信息不断地进行调整。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与其干预的范围、干预的方式是相互联系的，必须正确处理其选择与组合，否则，干预的范围过大，干预的方式过于直接，干预的力度不足或过度，就不仅不能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反而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造成“政府失败”和效率的更大损失。二、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中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关键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和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选择。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充分发展的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就建立了政府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且维持发展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政府利用高度的集权不断限制市场发展直至最终几乎扼杀了市场的存在。从实际的角度看，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决定了它不可能选择自由市场经济。从经济体制上看，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依靠集权集中社会资源，建立了一大批相当规模的工厂或企业，比较自由市场经济更快的速度促进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使这些工厂或企业已具备了“垄断”的客观基础，虽则它属于一种“政府垄断”，而非市场经济的寡头垄断。但是，从这个角度说，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可以设想，如果由计划经济直接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府放弃对经济特别是对大型企业的控制权，从经济的角度说，就会迅速由政府垄断转变成寡头垄断，而且由于中小企业数量不足，其垄断程度较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后的垄断程度会更高；从政治的角度看，在宏观调控体系还未建立，政府转变职能还未做好准备的条件下，政府放弃对经济控制的同时，必然伴随对政治控制力的极大削弱。其结果极可能形成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寡头统治，甚至是带黑社会性质的寡头统治，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及其所导致的社会现状就例证。因此，无论从经济上说还是从政治上说，中国的改革不会选择放弃政府对经济控制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不能选择从头走自由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道路。因此，中国的体制改革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现代市场经济。2.中国渐进式改革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现代市场经济由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而来，寡头和垄断虽然在某些领域改变了市场结构，造成市场不完全，但是它并不能改变市场运行本身的平等自由、公平竞争的社会基本准则，而且它是以更发达的市场体系为基础。因此，尽管中国的改革不能选择直接进入自由市场经济，但是由于计划经济几乎扼杀了市场的存在，由于具有相当规模和生产实力的（国有）工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构成市场主体的企业，由于政府的职能作用和行为方式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差甚远。这决定了中国也不可能很快完成由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要完成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必须有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显然，中国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必须先将市场逐渐培育起来。同时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然是一种渐进的分阶段推进的改革模式。在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国渐进式改革，一方面将逐步放开流通领域和放开所有制限制相结合，使独立自主的非国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数量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政府采取放权让利、承包制、利改税、股份制试点等改革形式，逐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尤其是对国有中小企业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多种改革形式；与此相对应，政府对国有企业控制与管制的范围和力度逐步减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干预方式逐渐淡化，使国有企业逐步进入了市场。从而，在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发展与市场的发育互动起来。改革促进了发展，其发展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更重要的是使市场逐步发育了起来，为进一步的改革，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关键现代市场经济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现代企业制度，它构成市场经济微观层面的主要主体；二是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弥补“市场失灵”和为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保障。中国的改革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转轨建制为改革的重点，但是，国有企业的困境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原因就在于，传统体制下的“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处于主导地位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实，对中国来讲，把国有企业改制为现代企业制度和转变政府职能及其行为方式，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职能作用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中国的改革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还没有理顺，政府职能作用和行为方式的转变较为滞后，这突出的表现为：一是，尽管政府自80年代起就一直致力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是，一方面，由于没有明晰产权关系，没有构建起以资产关系为纽带的委托――代理关系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因此，国有企业即便是改变成“公司制”甚至是股份制企业，其实际意义也主要是“外壳”上的，并不能说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政府至今还没有构建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国有资产出资人未能人格化而造成事实上的虚置，或者是有出资人代表而没有严格明确的责任约束，造成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低下甚至流失。再一方面，政府经济职能的作用范围和行为方式的界定与规范，也远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其一，政府在微观领域直接参与的范围仍然遍及各个部门，不仅直接承担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而且遍及各竞争性部门。其二，政府对不同部门以及同一部门的不同国有企业放开的程度或控制和管制的力度不同，比如，政府一直对金融业和构成金融业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控制和管制较严，使资本市场发育滞后；而对一般竞争性部门的大中小不同国有企业的控制和管理的力度也不同，特别是对大中型国有企业“抓”的较紧。这表明，政府实际上仍拥有很大的资产处置、资金信贷和人事任命权，企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具有法人财产权的独立的法人实体。二是，政府职能和职权不明确，政府参与经济和管制企业的行为缺乏制度约束，具有非规范性和随意性，这与上述情况结合一起，其结果就造成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呈现似离似合、非离非合、又离又合的多重表现。这又进一步导致了，第一，政府仍将自身应承担的一些义务转交给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义务，企业办社会的状况难以改变；甚至于政府的有些职能部门基于自身利益需要，利用手中的控制和管制权，对企业乱干预、乱摊派、乱收费；而由于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或厂长经理多是任命制，不仅缺乏进行改革的真正动力，而且也极易发生企业领导和上级主管官员相互勾结、以权谋私的寻租行为等腐败现象。第二，企业由于承担了政府的一些义务，反过来，也会要求政府提供某种便利或保护，这不仅导致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也使国有企业没有足够的竞争动力和压力。第三，非国有企业或非公有制企业尽管具有较充分的自主权，但是由于政府管制范围和管制力度过大，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降低交易费用），也必然主动与政府多加“沟通”，甚至在政府机关寻找“挂靠”单位。这既加剧政府一些官员的寻租行为，又使政府主管部门或执法部门行使权力或执法的标准发生扭曲。最终的结果就是：就企业而言，不仅国有企业难以成为规范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而且国有企业之间以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也处于非公平竞争的状态；就市场来说，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形成存有障碍，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企业家人才市场的发育远滞后于产品市场，进而又使适应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制度难以完善，经济体系内在创新动力不足。三是，由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所以最大的困难还不在于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而在于缺乏充分的市场基础。因市场的不完善，不仅使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而且企业和市场对政府宏观调控的措施也必然缺乏敏感性，使其难以发挥应有的政策效应而不得不借助于行政手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和改革目标选定现代市场经济，是把市场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体现，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关键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界定和规范政府的职能作用及其行为方式，进而才能同时将国有企业构建为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具有内在创新机制的现代市场经济。当然，由于中国的改革属于国家政治组织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无疑会触动某些机构部门及其官员的利益，必然会遇到较强的阻力。因此，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的转变，无论对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来讲，还是对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而言，都是其关键所在。【责任编辑】白丽健 【校 对 者】王芬吉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国物资出版社．[2]江春泽主编．外国现代市场经济．人民日报出版社．[3]朱光华主编．政府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
|
[
"Space",
"Energy",
"Economy",
"Computer",
"Transport",
"Communication",
"History",
"Law",
"Electronics",
"Medical",
"Education",
"Philosophy"
] |
Economy
|
【 文献号 】2-2873 【原文出处】中国文化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416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复印期号】199805 【 标 题 】孙家正在全国重点剧目创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 繁荣文艺是文化工作的中心任务【 作 者 】孙若风 【 正 文 】 本报讯 （记者孙若风）4月14日上午，文化部党组书记、 部长孙家正在全国重点剧目创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繁荣文艺是文化工作的中心任务。孙家正说，江泽民总书记在今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文化工作能不能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很大程度上要看有没有一大批好的精神产品。没有优秀作品，就没有正确导向。发展文化事业，繁荣艺术创作是文化工作的中心任务，文化工作其他方面的工作要围绕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检验文化工作的效果，衡量文化工作成绩的大小、影响力的大小、为国家整体事业服务得如何，就要看艺术创作是否繁荣了，文化事业是否发展了。孙家正从4 个方面谈了繁荣艺术创作的重要性：繁荣艺术创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繁荣艺术创作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要；繁荣艺术创作是时代的要求；繁荣艺术创作是凝聚文艺队伍，造就文艺新人的需要。孙家正指出，要为繁荣文艺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氛围。他要求，第一，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实施正确的艺术导向。要引导作家艺术家坚持正确的思想倾向；引导他们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张开艺术想象的翅膀；引导他们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第二，全方位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繁荣文艺创造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了保证艺术生产持久、高效、健康地发展，必须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来解决那些长期以来阻碍艺术生产发展的基本问题，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要围绕艺术生产这个中心，加强机关管理体制改革、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和艺术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第三，进一步落实文化经济政策，为繁荣文艺创作建立有效的筹资机制。在积极争取国家增加投入的同时，努力拓宽社会筹资渠道。要探索用经济的手段，通过市场运作吸纳各方面资金。还要加强演出成本核算，通过我们优秀的剧节目的创作演出，增加演出收入。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品不仅要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独到精美的艺术表现，而且要在市场上赢得观众。经费投入机制也要改革，要把有限的经费更多地投入到艺术生产的环节，建立起艺术创作的激励机制。第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艺术规律，充分调动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要树立服务意识，诚心诚意、扎扎实实地为院团、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创造条件，从根本上保证我们的艺术创作持续繁荣发展。第五，加强宏观调控，形成合理的艺术结构，使艺术生产与市场需求相适应。艺术生产的总量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与人们的消费水平相适应；要与时代的、民族的审美需求、审美习惯相适应；从文化消费的整体结构上确定自己的地位和取向。第六，发挥艺术资源优势，开拓新的领域，实现艺术生产的多渠道、多层次增值。关于庆祝建国50周年、迎接新世纪的艺术工作安排，孙家正说，我们将有计划地在全国举行一些重点艺术活动。安排这些活动要本着专业艺术与群众文化活动相结合、区域性活动与全国性活动相结合、新创优秀剧节目献礼演出与经典保留剧节目展示演出相结合、综合性大型文艺活动与各门类艺术成就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调动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挥专业艺术队伍的骨干作用，统筹规划，精心组织，突出重点，以高水平的艺术活动和精美的艺术作品来展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烘托建国50周年的节日气氛，激发我国人民为实现21世纪宏伟蓝图而奋斗的热情。孙家正说，1999年的文艺工作主要围绕庆祝建国50周年和迎接新世纪展开。重要的文艺活动安排主要有三项：第一项是着力创作出一批与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相称、与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宏伟目标相称的优秀剧节目。今明两年要集中力量，认真落实重点剧节目的创作，努力推出一批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艺术作品。我们推出的这些新剧节目题材应是很广泛的，不必直接与建国50周年挂钩。这些新剧目不仅要轰动一时，而且要能够传之久远，成为保留剧目，反复上演。第二项是精选一批建国以来创作演出的优秀剧节目复排展演。恢复上演这些剧目要根据当代观众的审美要求在艺术上进行适当加工，提高艺术水平。第三项是精心组织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和2000年元旦大型文艺晚会。这两台文艺晚会将与兄弟部门联合组织，调动全国优秀艺术人才，组成高、精、尖的创作班子，集中力量，保证晚会的高质量，力争成为经典。但要注意，不要层层搞晚会。孙家正最后说，同志们，我们有幸处在世纪之交这样一个令人为之振奋，为之激荡的历史时刻，有幸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来担当繁荣文艺这样一个历史重任，我有幸在这个历史时刻与大家一起共事，共同来做好繁荣文艺创作这个大文章。我坚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只要我们团结奋斗，踏实苦干，义无反顾，奋力向前，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繁荣文艺这个庄严而崇高的使命，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再谱新篇章，为中华民族的再次辉煌做出新贡献。
|
[
"Art",
"Transport",
"Economy",
"History",
"Military",
"Medical",
"Mine",
"Space",
"Politics",
"Enviornment",
"Communication",
"Sports",
"Electronics",
"Agriculture",
"Computer",
"Literature",
"Education"
] |
Art
|
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5期 No.5 Vol.18 1998科技期刊除草剂普杀特在土壤―水两相中的吸附-脱附和光解*郑 巍 刘维屏 （浙江大学化学系，杭州 310027）文 摘 为了解普杀特农药进入自然界的环境行为，特别是它在不同土壤―水体系中的分配和归宿，研究了其在8种土壤上的吸附-脱附过程，并且通过模拟太阳光探讨了普杀特在水相中的光解情况。结果表明，普杀特在土壤上的吸附-脱附与土壤的理化性质密切相关，高有机质、低pH值的土壤具有强吸附能力；其吸附、脱附均可用Freundlich方程描述，但脱附等温线要滞后于吸附线。太阳光中紫外部分的光有利于普杀特光解，其光解可用假一级动力学方程表示。关键词 普杀特 吸附-脱附 光解Adsorption-desorption and photolysis of the herbicide imazethapyr in soil-water environment. Zheng Wei，Liu Weiping(Department of Chemist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5):476～480Abstract―The adsorption-desorption of the herbicide imazethapyr on eight soils were studied，as well as the photolysis of imazethapyr in aqueous solu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of the herbicide were influenced by soil properties. Their isotherms conformed to the Freundlich equation. Sorption coefficient (Kaf) was significantly dependent on organic matter content and pH value of soil. However, the desorption process exhibited pronounced hysteresis in all the soils. The photolysis of imazethapyr took place easily with 254nm and 300nm irradiating and the reaction could fit well the first-order kinetic equation.Key words:imazethapyr adsorption-desorption photolysis农药在土壤上的吸附-脱附和在水相中的光解是影响农药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1，2〕，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可以了解农药在土壤―水环境中的存在状况和迁移转化规律，并以此作为判断农药能否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一个重要依据。 普杀特，5-乙基-2-(4-异丙基-4-甲基-5-氧代-咪唑啉-2-基)-3-吡啶酸，是一种选择性芽前及苗后除草剂，具有广谱、高效、低毒特性，可广泛用于豆科作物除草〔3〕。国外一些学者曾报道过普杀特农药在土壤上的吸附情况〔4,5〕，其结果与田间研究有一定差异，这主要是农药在土壤上不仅会产生吸附，同时还存在脱附作用。另外，不同土壤所含组分不同，农药在其上的吸附、滞留、转化等过程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本文选取了来自不同地方的8种土壤，研究了普杀特在它们中的吸附-脱附过程。另外，还通过模拟太阳光，探讨普杀特在水相中的光解情况。1 材料与方法1.1 试剂普杀特标准品(99.3%)，由美国氰胺公司提供；乙腈为HPLC级，其余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试剂。1.2 试验土壤8种试验土壤分别选自不同地域和不同用途，其理化性质见表1。1.3 仪器设备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Waters 510型，配Waters 490可程序化紫外可见光检测器。控制及数据处理由Baseline 810软件在NEC APCⅣ微机上进行。色谱柱为Waters μ Bondpak C18(10μ)，φ4×300mm分析柱；流动相:乙腈∶水=70∶30(V/V)，由H3PO4调pH值至2.5～3.0，流量1mL/min；检测波长230nm，该条件下普杀特的保留时间为3.87min。离心机为J2-21和L5-50B型，由美国Beckman公司生产；光解器由美国Rayonet公司生产，光源为Philips公司生产的RUL-254nm、300nm和366nm，采用3×8W。光解管结构参见文献〔7〕。表1 供试土壤的部分理化性质(%)Table 1 Selected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s(%)编号有机质粘土矿物砂 粒粉 粒水分pH(S∶W=1∶1)*CEC**11.4323.6332.5638.723.257.4017.9221.4510.7748.5636.832.226.287.6831.6946.5816.4429.924.507.7223.7342.409.1070.1016.801.405.244.3355.512.0667.8523.552.224.729.4868.3958.2614.8418.50-7.5542.50716.00 14.6032.9026.209.506.0517.62825.60 30.685.0924.8612.48 4.4353.32注：* S∶W为土/水比 ** CEC为阳离子交换容量(meq/100g)，测定方法见文献〔6〕1.4 吸附-脱附实验方法5.0g干燥的土壤样(<1.0mm)，加20mL一定浓度(Ci0)的普杀特水溶液于50mL的聚乙烯离心管中，在25±2℃环境中振摇24h后，以20 000r/min离心15min，准确取出5.00mL上层清液，由HPLC测定得浓度为Ci1。再由下式计算普杀特在吸附平衡后的吸附量：Csi = (Ci0－Ci1) ×20.0/5.0式中：Csi为吸附量(μmol/kg);Ci0为起始浓度(μmol/L);Ci1为平衡浓度(μmol/L)；i为起始浓度代号。在上述离心管中准确添加5.00mL蒸馏水，机械振摇24h，再经离心，取上层清液5.00mL测定浓度Ci2；再在离心管中添加5.00mL蒸馏水，依次进行。其脱附可用残余吸附量(Csij)表示，计算式为:Csij =Csij-1－4Cij+3Cij-1，(j =1, 2,3,…)式中：Csij为残余吸附量(μmol/kg);Csij-1为(j-1)次的残余吸附量(μmol/kg);Cij为平衡浓度(μmol/L);Cij-1为(j-1)次的平衡浓度(μmol/L)；j为稀释法脱附的次数。1.5 光解实验100μmol/L的普杀特水溶液在石英光解器中用RUL-254nm、RUL-300nm和RUL-366nm灯辐射，定时测定普杀特的残留量。在RUL-300nm为光源辐照时，还以添加1%丙酮（敏化剂）和改用玻璃光解器进行比较。2 结果与讨论2.1 普杀特吸附-脱附试验2.1.1 吸附-脱附平衡时间的影响 实验发现，普杀特在8种土壤上的吸附、脱附速度较快，一般几个小时可达到吸附或脱附平衡。实验中，为了充分平衡，控制吸附-脱附时间为24h。2.1.2 土壤pH值对吸附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土壤pH值是影响农药在土壤上吸附的一个重要因素〔2，8〕。本实验采用1mol/L的HCl和NaOH溶液，对8种土壤的pH值进行调节，研究土壤pH值变化对普杀特吸附造成的影响。从表2可知，当土壤pH值增大，土壤对普杀特的吸附能力显著下降，表明普杀特在酸性土壤中易吸附，而在中性、碱性土壤中流动性大，吸附小。这是因为普杀特属于弱酸型除草剂，它既含有喹啉和吡啶这类碱性基团，又含有可电离为阴离子的羧酸基团，其pK值分别为2.1和3.9。自然界中，土壤pH值通常在5～9，这样进入土壤的普杀特主要以阴离子形式存在，而土壤胶体一般是以带负电为主，它将排斥呈阴离子态的普杀特分子。当土壤pH值增加，普杀特分子电离为阴离子（－COO-）就多，它与土壤间的排斥将增大，普杀特在土壤上的吸附能力就显得很弱。故对中性或碱性土壤施药要注意施药量，以免造成水体的污染或危害，而对酸性土壤可增加施药量，以达到最佳的除草效果。表2 土壤pH值对普杀特吸附的影响（μmol/L）Table 2 Effect of pH on the adsorption of imazethapyr on soils（μmol/L）土壤1土壤2土壤3土壤4土壤5土壤6土壤7土壤8pH值Cs pH值Cs pH值Cs pH值Cs pH值Cs pH值Cs pH值Cs pH值Cs3.7191.92.7144.15.9122.33.6113.92.8229.56.2133.04.5160.04.0281.04.4161.33.4139.66.2112.04.181.74.6142.36.5118.45.2102.44.6263.65.783.65.652.76.584.75.423.45.588.06.8102.36.150.84.8257.07.236.37.217.77.720.76.69.96.352.37.654.76.631.75.2236.79.89.28.23.69.64.17.41.96.743.18.915.17.110.85.6219.32.1.3 普杀特的吸附-脱附等温线 结果表明，普杀特在8类土壤上吸附、脱附均能很好地符合Freundlich方程（Cs=Kf Ce1/n 式中：Cs为吸附量；Ce为平衡浓度；Kf和n是Freundlich常数),图1是普杀特在2，4，6，8号土壤上的吸附-脱附等温线，对1，5，7号土壤也作了相同的吸附-脱附实验，获得了类似的吸附-脱附等温线，土壤3仅作了吸附实验，未作脱附实验(见表3，表4)。图1 晋杀特在4种土壤上的吸附-脱附等温线Fig.1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of imazethapyr on four soils○ 吸附等温线 △ 脱附等温线 2, 4, 6, 8为土壤编号由表3可见，除草剂普杀特在8种土壤上的吸附容量差别较大，其Kaf值在0.47～31.48之间，说明吸附能力从弱到中等均有。一般认为土壤农药的吸附能力大小，主要与土壤的理化性质以及农药的本身性质有关，其中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是影响离子型农药吸附大小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当土壤有机质较低时，土壤其它理化性质，如土壤类型、pH值、粘土和水合氧化物含量也是应考虑的影响因素。普杀特属离子型农药，8种土壤对它吸附的Kaf依次为：8＞5＞2＞6＞1＞7＞3＞4，其中8号土壤有机质含量最高，它对普杀特吸附能力也最大。说明土壤对普杀特的吸附，其有机质含量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这是因为有机质含量越高，土壤中能与普杀特发生键合的官能团越多，吸附越强烈。将Kaf值除以有机质含量得KOM (KOM=Kaf/OM%,即单位有机质含量所对应的吸附系数），KOM大小可反映除有机质外土壤其它因素对农药吸附的影响情况，如农药的疏水特性、土壤pH值、CEC含量等。根据吸附反应自由能与有机质吸附常〕数的关系式：△G=-RT ln KOM，求出普杀特在土壤中的吸附自由能变化量在5.36～14.08kJ/mol之间，因其值均小于40kJ/mol〔9〕,表明普杀特在土壤上吸附以物理作用为主。根据以上结果，对普杀特在8种土壤上的吸附常数Kaf与土壤有机质含量（WOM,%)、粘土含量(Wclay,%)及土壤pH值进行相关性研究，得出拟合方程为：Kaf = 45.0 + 0.28WOM + 0.28Wclay －7.59 pH(r=0.88)可见普杀特在土壤上的吸附与土壤有机质、粘土含量成正相关，与土壤pH值成负相关。表3 普杀特在8种土壤上吸附的Freundlich方程参数*Table 3 Parameters of the Freundlich equation for imazethapyr adsorption on eight soils土壤OM(%) Kaf 1/n r2KOM1△G(kJ/mol)11.431.670.780.956116.7811.7921.453.470.550.991239.3114.0831.691.220.770.97872.1910.6042.400.470.470.98019.587.3755.5114.560.500.995264.2513.8268.392.590.710.99730.878.50716.001.390.770.9978.695.36825.6031.480.630.993122.9711.92注：* OM(%)为有机质含量 △G为吸附反应自由能 r为相关系数表4 普杀特在7种土壤上脱附的Freundlich方程参数Table 4 Parameters of the Freundlich equation for imazethapyr desorption on seven soilsCi(μmol/L)参数土壤1土壤2土壤4土壤5土壤6土壤7土壤820Kdf2.2831.8060.8658.1136.6481.99537.32r20.9540.9650.9550.9620.9320.7660.85540Kdf8.7792.3511.43914.0712.212.28366.76r20.9260.9830.8550.9630.9710.9560.85280Kdf11.1974.8722.83318.4021.643.011108.57r20.9790.9840.9930.9790.9810.9550.884150Kdf16.389.7022.78822.4824.274.673157.87r20.9890.9830.9940.9910.9930.9950.891250Kdf27.6916.9711.56123.9315.0972.982209.85r20.9350.9610.9990.9910.9830.9930.964350Kdf39.0822.401.90415.3720.183.049269.41r20.8920.8910.9950.9930.9820.9780.966450Kdf53.0429.832.39919.5025.365.324335.27r20.9500.8050.9840.9750.9460.9270.945从表4可知，普杀特在7种土壤上脱附的Freundlich常数(Kdf）多数大于吸附过程Kaf，说明普杀特在土壤上的吸附除物理作用外，还因土壤中金属阳离子通过桥联作用使普杀特分子与有机质或粘粒矿物表面相结合，发生化学吸附，由于化学吸附过程不可逆，导致脱附Freundlich线落后于吸附线，出现脱附滞后现象（图1)。2.2 光化学降解图2是普杀特在水溶液中，在不同光源辐照下的降解曲线，其光降解可用假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描述，有关参数见表5。主波长为254nm和300nm的光对普杀特辐照有较快的降解作用，而用主波长366nm的光照射其降解速度就小得多，可见普杀特在紫外光照射下易降解，而在可见光区降解较难进行。普杀特在玻璃光解器中用主波长300nm的光照射，发现其降解速率下降近一个数量级，这进一步说明普杀特光解是由紫外光起决定作用。另外，添加1%光敏剂丙酮，未发现有加速普杀特降解的效果。表5 普杀特光解动力学参数Table 5 Photolysis kinetic parameters of imazethapyr in water条 件 速率常数k×103／min 半衰期t1/2(min)r2254nm（石英管）31.60.370.983300nm（石英管）18.50.620.997366nm（玻璃管）0.5222.200.985300nm（玻璃管）2.973.980.998300nm+1%丙酮（玻璃管）2.135.420.979图2 普杀特光解曲线Fig.2 Photolysis curves of imazethapyr in waterA.254nm(石英管) B.300nm(石英管) C.300nm(玻璃管） D.366nm(玻璃管）3 小结3.1 8种土壤对普杀特的吸附均与土壤的理化性质有关，土壤pH值越小，有机质含量越高，吸附能力越强。吸附等温线可用Freundlich方程表示，经相关性研究发现其吸附系数Kaf与土壤上有机质、粘土矿含量成正相关，与pH值成负相关。3.2 普杀特在土壤上脱附也满足Freundlich方程，其脱附线落后于吸附线而产生滞后现象，说明土壤对普杀特除物理作用外，还存在不可逆的化学吸附。3.3 主波长为254nm、300nm 的光对普杀特的降解有明显作用，而在366 nm的光照射下降解不易发生。说明普杀特的光解主要是由紫外光引起的。参考文献1 Pusino A, Liu W P, Petretto S, et al.Adsorption and desorption of dimepiperate by soils. Water, Air, and Soil Pollution, 1994,73:325～3312 Romero E, Schmitt P, Mansour M.Photolysis of pirimicarb in water under natural and simulated sunlight conditions. Pestic. Sci., 1994,41:21～263 刘乾开主编.新编农药使用手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402～4044 Loux M M, Liebl R A, Slife F W.Adsorption of imazaquin and imazethapyr on soil, sediments, and selected adsorbents. Weed Science, 1989,37:712～7185 Stougaard R N, Shea P J, Martin A R. Effect of soil type and pH on adsorption,mobility, and efficacy of imazaquin and imazethapyr. Weed Science, 1990,38:67～736 Hendershot W H，Duquette M A.Simple barium chloride method for determining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and exchangeable cations. Soil Sci. Soc. J. Amer., 1986,50:605～6087 刘维屏,王琪全，方 卓.新农药环境化学行为研究．中国环境科学，1995，15(4):311～3158 刘维屏，Gessa C.利谷隆在土壤中的吸附过程与机理．环境科学，1995，16(1):16～189 杨克武，安风春，莫汉宏.单甲脒在土壤上的吸附．环境化学，1995,14(5):431～435作者简介郑 巍 男，1972年7月生。浙江大学化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污染化学研究。发表论文8篇。收稿日期：1997-09-0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9670420)
|
[
"Enviornment",
"Military",
"Computer",
"Agriculture",
"History",
"Economy",
"Law",
"Mine",
"Space",
"Energy",
"Education"
] |
Enviornment
|
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1期 Vol.24 No.1 1998一类非线性时滞系统的稳定化控制器设计研究苏宏业 褚 健摘 要 针对一类单控制滞后的非线性时滞系统，利用非线性状态变换的方法进行非线性变换，得到一线性时滞系统模型；然后利用一带控制记忆的积分变换进行精确无滞后化变换，得到一无滞后的线性能控标准型系统，从而利用分步设计的思想，实现非线性时滞系统的稳定化控制.一数值例子的仿真研究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关键词 非线性时滞系统，线性化，分步设计，精确无滞后化变换，稳定化控制.STABILIZING CONTROLLER DESIGN FOR A CLASSOF NONLINEAR TIME-DELAY SYSTEMSSU HONGYE CHU JIAN(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cess Control,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a stabilizing controller design approach for a class of nonlinear time-delay systems based on staged transformation and design technique.For a single-input nonlinear time-delay system,a linear time-delay model is obtained by a nonlinear stage transformation,a delay-free transformation is then introduced to transform the linear time-delay model into a linear controllable system without delay.The stabilizing controller to the primitive nonlinear time-delay system is derived via a staged design method.Simulation result of an example shows that this approach is quite effective.Key words Nonlinear time-delay systems,delay-free transformation,staged design,stabilizing controller.1 问题的提出近年来，作为控制理论研究热点之一的非线性系统控制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微分几何数学方法的引入，使得非线性系统控制理论有了一很大的飞跃［1，2］.但作为更一般的问题(亦更复杂的问题)――非线性时滞系统控制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知道，在实际工业生产过程中，绝大部分工业对象(特别是化工过程系统)既具有非线性特性，同时又有时滞现象的存在，因此研究非线性时滞系统的控制问题将更具有工程意义.但由于非线性时滞系统的描述极具多样化，与非线性系统相比更为复杂，同时由于时滞的存在，使得系统的响应急剧变差，控制难度大大增加，给一般非线性时滞系统控制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针对具体的某一类非线性时滞系统的控制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重视，并已取得了一些结果，如文［3］利用PI 控制器和 Smith 预估器设计方法研究了一类一阶单控制滞后的非线性时滞系统的控制问题；文［4］利用Lyapunov方法研究了一类单状态滞后的非线性时滞系统的控制问题；文［5］利用微分几何I/O精确线性化方法和Smith预估器设计方法研究了一类单控制滞后的仿射非线性时滞系统的控制问题等.但这些方法实际上主要是处理线性时滞系统或非线性系统方法的直接推广，其中有的方法仅适用于单变量系统；有的仅是近似处理方法，只对小范围有效；有的算法十分复杂，实现困难等.本文针对一类单控制滞后的仿射非线性时滞系统，基于分步变换和设计思想，提出一种新的稳定化控制器设计方法，并通过仿真例子来说明其有效性和可行性.2 基于状态变换的非线性时滞系统的精确线性化考虑单控制滞后仿射非线性系统(1)其中 为C∞非线性函数向量场；τ为时滞；f(0)=0.假设存在微分同胚ω=T(x). (2)将非线性时滞系统(1)转换为如下形式的线性时滞系统(3)其中 ω=［ω1 ω2 … ωn］T∈Rn 为新的状态变量，则有如下的非线性时滞系统基于状态变换的精确线性化定理.定理1. 对于非线性时滞系统(1)，通过微分同胚变换ω=T(x)将其转换成线性时滞系统(3)的充分必要条件是(i)rankM(x)=n,其中 (4)(ii)［adifg,adjfg］(x)=0, 0≤i,j≤n. (5)证明. 必要性：假设存在微分同胚(2)把系统(1)转换成系统(3)，则对于任意光滑(C∞)向量场f1，f2，一定有T*［f1,f2］(x)=［T*f1,T*f2］(x). (6)又由于(7)(8)故有(9)从而对于k=1,2,…,n-1,有(10)而由线性时滞系统(3)知rank(b Ab … An-1b)=n. (11)而 T* 是线性的，故不影响向量场的线性相关性，因此由(7)～(11)式可得rank［g(x)adf(x)g(x) … adn-1f(x)g(x)］=n. (12)同时，由于 T* 把分布空间 span｛adif(x)g(x),i=0,…，n-1｝映射成平面分布空间 span｛b Ab … An-1b｝，很显然有因此必定有［adifg,adjfg］(x)=0, 0≤i,j≤n. (13)充分性：考虑向量场集合｛adifg(x),i=0,1,…,n-1｝,则由式(4)和(5)得则由文献［2］中的定理2.36知，可找到一微分同胚变换T(x)(T(0)=0),有(14)则因此 T*g在ω坐标中为一常向量，令 T*g=b′，更进一步有(15)故 T*f在ω坐标中是线性向量场，又因为f(0)=0,所以可令T*f=A′，且［A′，b′］为可控对.因此通过适当的线性变换，必定可得到式(3)所示的线性时滞系统. 证毕.由定理1可知，只要非线性时滞系统(1)满足式(4)和式(5)两个条件，则必定可以找到一微分同胚变换 T(x)，把式(1)变换至线性时滞系统(3).但关键问题是如何寻找这样的状态变换，文［6］的结论给出了一种直接明了的求解方法.3 线性时滞系统的精确无滞后化针对上节所得的精确线性化后的线性时滞系统(3)，引入一带控制信号记忆的积分状态变换(16)把式(16)两边关于t求导，可得(17)把式(3)代入式(17)，则可得(18)令则式(18)可写为(19)从而实现了线性时滞系统(3)的精确无滞后化变换，转换成线性能控模型(19).4 非线性时滞系统稳定化控制器的分步设计分步变换与设计的主要思想是将复杂的模型进行简化或分解，以得到某种简单的模型(例如对于非线性系统，简化得到简单的非线性模型或某种线性模型等；对于时滞系统，简化得到简单或无滞后的线性模型等等)，从而可以进一步利用现有方法对原复杂系统进行综合设计.步骤1.对非线性时滞系统(1)，判断其是否满足定理1中的条件(4)和(5)，若满足则利用文［6］中的计算方法求解非线性状态变换 T(x)，把非线性时滞系统转换成线性时滞系统(3).步骤2.针对已精确线性化的线性时滞系统(3)，采用式(16)的积分状态变换，把线性时滞系统(3)转换成线性模型(19).步骤3.对于经分步变换得到的线性系统(19)，设计二次型最优控制器(20)其中 P 是代数Riccati方程的对称正定解，其中Q，R 分别为对称正定阵和实正常数.步骤4.综合上述三步结果，则可得原非线性时滞系统(1)的控制律为(21)使得原非线性时滞系统(1)经分步变换后所得的线性系统模型实现最优控制.很显然，要实现上述算法，必须还要求参数矩阵A,b满足(A，e-Aτb)是可控对.而事实上在这儿这一条件是一定满足的，因为由(3)式中A，b的形式，不论滞后τ为任意正数，［e-Aτb,Ae-Aτb,…,An-1e-Aτb］的结果必定为(22)其中*表示任意实数.这种上三角方阵，且对角线元素均为1,故其秩必为n.下面讨论引入上述控制律(21)后的非线性时滞系统的闭环稳定性问题.定理2.对于单控制滞后仿射非线性时滞系统(1)，假设其满足定理1中的两个条件，则引入控制律(21)后，闭环系统是渐近稳定的.证明.首先考虑非线性时滞系统(1)经分步变换后所得的线性能控系统(19)，引入二次型最优控制器(20)，并利用无滞后化变换(16)，可得故(23)由于对于线性能控系统(19)，引入二次型最优控制器(20)后闭环系统是渐近稳定的，故有t→∞，z(t)→0.由(23)式可知：当z(t)→0时，由于τ是有限值，故必定有ω(t)→0，即必定有t→∞,ω(t)→0.同时由于ω(t)=T(x(t))是一微分同胚变换，故ω(t)→0时，必定有x(t)→0.综上可知，当t→∞时，亦必定有x(t)→0，即原非线性时滞系统(1)引入控制律(21)后闭环系统是渐近稳定的. 证毕.很显然，由最终所得的带控制记忆的非线性控制律(21)可知，这种基于分步变换和设计综合的非线性时滞系统控制律引入了以前的控制信息，从而可克服原系统所具有的滞后.5 仿真例子考虑一具有单控制滞后的仿射非线性时滞系统易验证该非线性时滞系统满足定理1中的两个条件，利用文［6］中的计算方法可求得非线性状态变换T1(x)=x1+x22, T2(x)=x2+x23, T3(x)=x3.从而把非线性时滞系统转换成式(3)所示的线性时滞系统，然后进一步利用(16)式的带控制记忆的积分状态变换，把上述线性时滞系统变换成式(19)所示的线性能控系统，其中选取对称正定加权阵Q，R为Q=diag(10，10，10)，R=20，利用第四节的分步设计方法，最终可得式(21)所示的原非线性时滞系统的带控制记忆的积分型非线性控制器，其中当 x1 分别存在3和-3的初始偏差，而x2,x3 均无初始偏差时，采用上述控制律所得的结果分别如图1的(a)和(b)所示.图1 带控制记忆的非线性控制的仿真曲线由图中所示的仿真结果可知，该非线性时滞系统表现出了较明显的非线性特性，而采用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分步变换与设计方法的带控制记忆的积分形非线性控制律后，闭环系统表现出了较好的响应特性，较好地克服了系统纯滞后所带来的影响.6 结论本文研究了具有单控制滞后的仿射非线性系统的精确线性化和无滞后化的分步变换方法，并由此提出了基于分步设计的控制器设计方法.仿真结果说明了本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者简介：苏宏业 1969年生.1990年毕业于南京化工大学，1993年获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硕士学位，1995年获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是鲁棒控制，时滞系统控制，非线性系统控制和PID自整定理论和应用研究.发表论文五十余篇.褚 健 1963年生.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86年至1989年留学日本京都大学，1989年获工学博士学位.1993年被聘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导，现为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时滞系统控制、非线性控制、鲁棒控制等理论与应用研究.发表论文七十余篇.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业控制技术研究所 杭州 310027参考文献［1］ 程代展.非线性系统的几何理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2］ Nijmeijer H,Van der shaft A J.Nonlinear dynamical control systems,New York:Springer-Verlag,1990.［3］ Wong S K P,Seborg D E.Control strategy for single-input single-output non-linear systems with time delays.Int.J.Control,1988,48:2303-2327.［4］ Nguang S K.Robust stabilisation for a class of time-delay nonlinear systems.In:IEE Proc.Control Theory Application,1994,141:285-288.［5］ Henson M A,Seborg D E.Time delay compensation for nonlinear process.Ind.Eng.Chem.Res.,1994,33:1493-1500.［6］ Chu J,Su H Y.A controller design method for nonlinear systems via staged transformation technique.Int.J.Sys.Sci.,1995,26(11):2187-2201.收稿日期 1996-03-29
|
[
"Mine",
"Education",
"Military",
"Politics",
"Literature",
"Sports",
"Energy",
"Agriculture",
"Space",
"Enviornment",
"Electronics",
"Computer"
] |
Computer
|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JOURNAL OF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999年 第36卷 第9期 Vol.36 No.9 1999汉语词语边界自动划分的模型与算法付国宏 王晓龙摘 要 在引入词形和汉字结合点等概念基础上，文中分别描述了一个基于字串构词能力的词形模型和一个基于词语内部、外部汉字结合度的汉字结合点模型，并采用线性插值方法将两种模型融合于一体进行汉语词语边界划分.在分析汉语切分候选空间的基础上，文中还给出了相应的优化搜索算法.与一般的统计方法相比，文中方法的模型参数可直接从未经加工粗语料中得到，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初步试验表明该方法是有效和可靠的.关键词 汉语分词，词形，字结合点中图法分类号 TP391；TP301.6MODELS AND ALGORITHM FOR ASSIGNING WORD BREAKS TO CHINESE TEXTFU Guo-Hong and(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WANG Xiao-Long(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word form model (WFM) based on word formation power of Chinese character string and the character juncture model (CJM) based on the affinit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pairs inside or outside words are described respectively. Then a linear interpolation method is applied to combine these two models together to assign word breaks to Chinese text. The relative searching algorithm is also given after the searching space is analyzed. Compared with general statistic models, the parameters of the models proposed can be directly trained from raw corpus, which results in a strong adaptability. The approach has proven both reliable and efficient by experiments.Key words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character juncture, word form1 引言词是自然语言中有意义的、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大多数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如机器翻译、语音识别等都将词作为基本的处理单位.但是汉语文本是基于字的，词与词之间除了标点外没有其它界限标志.因而对于大多数汉语处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汉语分词.目前，汉语分词主要有三大类方法：基于词典与规则的方法［1～3］、基于统计的方法［4，5］和混合方法［6］.虽然汉语分词的研究已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汉语词定义的模糊以及词语链现象和汉语词典覆盖能力的限制，迄今还没有比较实用的分词系统出现.汉语的分词实际上是一个汉语词语边界划分过程.针对其中存在的切分歧义问题，本文引入汉字结合点和词形等概念，在分析了汉语字串的构词能力、词语内部汉字间结合能力和相邻词的边界字影响基础上，分别描述了词形模型和汉字结合点模型，并采用线性插值方法将两种模型融合于一体进行汉语词语边界划分.同时对汉语分词的切分候选空间进行了分析，并给出相应的优化搜索算法.与传统的统计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方法所需参数可直接通过未经加工的粗语料训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理论推导和初步的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是有效和可靠的.2 基于统计的汉语词语边界划分模型2.1 汉语词语边界划分的概率框架定义1. 设有一含有n个汉字待切分的输入句子S=Cn1=c1c2…cn，其中每一相邻汉字对cici+1(1≤i≤n)称为字结合点(character juncture).结合点有两种类型：词语边界结合点和非词语边界结合点，分别记作：tb=“/”和tf=“”.定义2.设汉语分词词典为D，若存在汉字字串Cji∈D，则称该字串为词形(word form)，记作f.若存在f∈S，词形f表示的实际上是句子S中的一个切分候选词语.对于某一词语w=Cji(1≤i≤j≤n)∈S，其内部各汉字结合点标记为tf，而其边界结合点cjcj+1标记则为tb.于是，汉语分词可以描述为这样一个汉语词语边界划分过程：利用汉字结合点标记tb或tf将句子S切分成一系列字串Cji=ci…cj(1≤i≤j≤n)，使得字串所构成的词所形成的词串W=Wm1=w1w2…wm满足汉语语言学要求.设F=Fm1=f1f1…fm为W对应的词形串，T为相应的汉字结合点标记串，则切分词串W可表示为二元组〈F,T〉.设W^为句子S的最佳切分候选，则：=argwmaxWPr(W｜C)=argwmaxWPr(F,T｜C)=argwmaxWPr(F｜C)Pr(T｜F,C)=argwmaxWPr(F｜C)Pr(T｜F)(1)式中Pr(.)表示概率,arg max(.)表示(.)最大最优.式中第一步推导利用了概率乘法公式，第二步推导则假设结合点标记只在词形这一层面有意义.下面本文将分别从汉字串构词能力（词形模型）和汉字结合点的影响（结合点模型）给出式(1)中概率和的计算公式，最后给出两者结合的计算模型.2.2 汉语字串的构词能力描述――词形模型(WFM)对于给定的输入字串，有Pr(F｜C)=Pr(F)=Pr(W)，这实际上是一个基于词频的分词模型［7］.该模型的关键是词频参数估计，一般通过分词语料的有导师学习，但目前大规模的汉语分词语料还很难获得.文献［4］曾采用串频的方法近似地估计词频，虽然这种方法能实现无导师的学习，但这种方法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短词优先的方法，因而易产生短词较多的分词结果.文献［7］提出了最大匹配串频的改进方法，虽然能避免分词结果中短词的大量出现，但该方法容易产生这样的数据稀疏：当词w1是词w2的一个子串，而在训练语料中w1总是作为w2的子串出现，那么w1的词频Pr(w1)=0［4］.基于上述问题，我们采用汉字字串构词能力的方法近似估计词频.从统计角度，词形f=Cji的构词能力(word formation power，WFP)大小不仅与词形的实际使用频度有关，而且与包含该词形的词形使用程度有关.设Pf(f)表示词形f的构词能力，f′表示包含词形f的词形，即f(f′∈D),N(\5)表示词形所含字串的频度，可直接从未加工的文本中学习得到，则(2)设F=f1f2…fm为句子S的某一词形串，假设忽略相邻词形的相互影响，则Pr(F｜C)=Pr(f1f2…fm｜Cn1)=Pr(fk｜Cn1)≈Pf(fk)(3)式(3)即词形模型，它从汉字字串构词能力角度描述句子S切分成词形串F所对应的词串W的可能性.2.3 汉字结合点模型(CJM)设t(cici+1)表示汉字结合点的类型，若某一候选词形是为词f=Cji∈S(1≤i≤j≤n)是为词，则i≤l＜j,t(clcl+1)=tf，而t(cjcj+1)=tb.设Pj(f)为词形f所对应的字结合点标记串的概率，则Pj(f)=Pr(t(cjcj+1))=tb｜cjcj+1)Pr(t(clcl+1)=tf｜clcl+1)(4)显然，Pj(f)越大，词形f越有可能被切分为词语.假设相邻词形的相互影响只作用在词形边界结合点，则Pr(T｜F)=Pj(fk)(5)式(5)即汉字结合点模型.它反映了相邻汉字结合程度和词边界相互影响，该模型实际上是一个无词典分词模型.式中参数必须通过已分完词的熟语料进行训练，而大规模的语料很难得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本文引入汉字互信息来简化汉字结合点模型.对于字结合点cici+1，设MI(cici+1)为相应的互信息，则(6)一般地，cici+1,Pr(t(cici+1)=tf)∝MI(cici+1).这意味着，词语内部的各字对的互信息较大，而在相邻词间字对的互信息相对较小.于是，式(4)可简化为：Pj(f)=MI(clcl+1)-MI(cjcj+1)(7)2.4 两种模型相融合的计算模型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词形模型Pf只考虑字串的构词能力，而忽视了上下文的影响；而词语边界模型Pb则只强调相邻词形边界和词形内部相邻字间结合能力的相互影响，忽视词形的整体构词能力.因此，有必要将两种模型融合.但实际中两者的数量级和影响程度不同，同时为了保证它们的单调性一致，因此本文将式(3)取负对数之后，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将词形模型和词语边界模型融合在一起，近似地逼近式(1)，即=argwminW｛-λlogPf(fk)-(1-λ)Pj(fk)｝(8)式(8)即本文的汉语词语边界划分计算模型.其中，数λ(1≤λ≤1)为插值系数，可通过实验确定，如表2所示，本文取λ=0.9；arg min(.)表示(.)最小最优.由于式(8)中词形概率采用了对数形式的概率描述即-logPf(f)，而字结合点概率取了负数，因而对于给定的输入字串，分词的目的就是从所有可能的切分中寻找一个切分词串，使式(8)的计算值最小.式(8)所使得简化模型中各参数可直接由未经加工的汉语原始文本统计得到，而且训练空间也大大降低，提高了模型的适应能力.设Vc，Vw分别表示汉字字库和汉语词典的大小，本文模型的参数训练空间(包括词形频度、汉字共现对、字频等)总共为V2c+2Vw+Vc，低于同级别基于词的bi-gram模型的训练空间V2w，因为一般情况下VcVw.3 切分候选空间与搜索算法3.1 切分候选空间定义3.在给定的输入句子S=Cn1中，首尾相连的词形所构成的词形串F=Fm1=f1f2…fm称为该句子的切分候选词串.定义 4.对于含n个汉字的输入句子S，其切分候选词串一般有多个，我们把句子S的所有可能的切分候选词串所构成的集合｛F｝称为句子的切分候选空间，记作Γn.切分候选空间的大小以Φn表示，即Φn=｜Γn｜.设在给定的输入句子S=Cn1=c1c2…cn中，lmax表示最大词长，则以汉字ci为首字的词形集合可表示为{fk}={Cji|Cji=ci…cj∈D,1≤i≤j≤n,1≤j-i+1≤lmax｝，相应的各词形长度（字数）为lk(1≤k≤ni)，ni为该词形集的大小.设Φ(i)为字串Cni的所有候选词串数，则(9)由式(9)通过反向递归并遍历句子S从而求得切分候选空间Γn和相应的大小Φn=Φ(1).由此可以计算句子“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进入小康”的切分候选空间大小为168，即该句子有168种切分情况，其计算过程如表1所示，其中ni通过正向词典匹配得到.表1 切分候选空间大小Φn的计算i123456789101112S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进入小康ni322222222121Φ(i)16884523220128442213.2 搜索算法输入句子S的切分过程实际上是在切分候选空间Γn中寻找一个最佳的切分候选词串W^，使其满足式(8).解决这类问题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利用网格形式表示所有的候选，并给网格打分，最后采用动态规划算法或其他算法遍历网格，从中搜索一条最佳路径输出.本文在引入词形网格和全切分思想的基础上，采用反向动态规划算法同正向栈解码算法相结合的二次扫描算法，算法主要分两大步：(1)利用词典匹配和定义3，生成词形网格，并由统计数据库和公式(2)、(7)给各网格打分；(2)采用反向动态规划算法同正向栈解码算法相结合的二次扫描算法遍历整个词形网格，从中搜索一条满足式(8)的最佳路径输出.有关词形网格的定义和算法我们曾在文献［8］中作过具体描述，这里不再赘述.4 实验结果分析依据上面所论述的思想，我们实现了一个面向汉语真实文本的汉语词语边界划分系统.系统字库为GB2312-80字库(含6763个汉字）.系统词典包括57400词，主要由电子版的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9］组成，在此基础上补充了空缺的GB2312-80 汉字和常用的5～7字词，以使词典更加完备.本文采用1993年电子版《人民日报》（共计1874多万字）对系统词典中各词所包含字串的构词能力和系统字库各字对的亲合度进行了训练.同时采用文献［10］中已完成分词的语料（共计346427词，585936字）作为主要测试语料，并采用常用的汉语分词评价指标分词准确率α和消歧率β作为本文系统的评价指标，即：(10)(11)测试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分词准确率的影响因素和模型的消歧能力.本节在给出系统性能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分别该出上述两方面的实验结果，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4.1 切分准确率α的影响因素影响切分准确率α的因素有很多，本文的实验主要包括插值系数、模型和未登录词（新词）等方面，实验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表2给出了词典覆盖测试语料所有词语时切分正确率α随插值系数λ的变化趋势.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当λ=0.9时，在不考虑未登录词的情况下切分正确率α达到最大值99.75%，分别高于汉字结合点模型（λ=0.0）的98.39%和词形模型（λ=1.0）的99.62%.表2 准确率α与插值系数λ的关系λ0.00.10.20.30.40.50.60.70.80.91.0α(%)98.3998.4498.4998.5698.6998.8098.9899.1699.4499.7599.62表3给出了词典未登录词和分词模型对准确率α的影响实验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1) 词形模型和无词典的结合点模型均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说明两种模型是有效的；(2)词形模型与结合点模型的结合有利于提高切分性能，混合模型的切分正确率高出同条件下的最大匹配分词0.44个百分点；(3)未登录词对准确率影响较大.表3 未登录词、模型对准确率α(%)的影响①方法或模型最大匹配结合点模型词形模型混合模型词典覆盖未登录词99.3298.3999.6299.75词典不含未登录词97.5196.9897.8097.954.2 汉语边界划分模型的消歧能力本文分别从训练语料和测试语料抽取两个歧义测试样本A和B对模型的消歧能力进行了测试，两个样本分别包括296和708种现象不同的歧义.测试结果如表4所示.表 4 各模型的消歧能力测试结果表测 试样 本歧义数词形模型汉字结合点模型混合模型消歧数β(％)消歧数β(％)消歧数β(％)样本A29621973.9924683.1125686.49样本B70848269.0858282.2859684.18从表中数据可看出：(1)混合模型的综合消歧能力(包括交叉歧义和组合歧义消解)最高，针对两个测试样本A和B，其消歧率分别为86.49%和84.18%；(2)样本A的实验结果优于样本B的结果，即封闭消歧性能好于开放，但由于本文模型可直接从未经加工的语料中训练，如果在每次分析前，实现对待切分语料进行学习，可弥补这个差异；(3)表中数据还显示：汉字结合点模型的消歧能力比词形模型强.据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字结合点模型不仅考虑了汉字对的结合能力，还考虑了相邻词的边界影响.5 结论与展望本文提出了一个汉语词语边界自动划分的统计模型，并在分析了有关汉语分词的搜索空间基础上，给出相应的优化搜索算法.本文方法的显著特点是将汉字字串的构词能力和词语内部各字间结合能力以及词语外部相邻词边界字的影响等信息融于一体，这些统计信息可以直接从未经加工的粗语料中得到，而且参数训练空间不大，因而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应用前景.切分歧义和词典未登录词是汉语分词的两大难题，本文主要解决的是切分歧义问题.表3的实验结果表明，未登录词的影响不可忽视.未登录词的自动识别及其边界的划分，可考虑拓展本文方法，考虑汉字的构词能力，并引入广义词形概念，即f∈S,fD.受篇幅所限，有关未登录词问题将在另文讨论.①文中的所有实验结果没有考虑系统词典与测试语料定义不一致的影响.注：本课题得到国家“八六三”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863-3060-3-02-1）.作者简介：付国宏, 男，1968年3月生，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计算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王晓龙，男，1955年3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作者单位：付国宏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哈尔滨 150001王晓龙 香港理工大学计算机系 香港参考文献1 Wang Xiaolong et al. The problem of separating characters into fewest words and its algorithms.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1989, 34(22):1924～19282 粱南元, 郑延斌. 一个汉语自动分词模型CWSM及自动分词系统PC-CWSS. Communications of COLIPS, 1991, 1(1): 51～55(Liang Nanyuan, Zheng Yanbin. A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model CWSM and segmentation system PC-CWSS. Communications of COLIPS(in Chinese), 1991, 1(1): 51～55)3 吴胜远. 一种汉语分词方法.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1997,33 (4):306～311(Wu Shengyuan. A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method.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n Chinese), 1997,33 (4):306～311)4 Sproat R, Shih C, Gale W, Chang N. A stochastic finite-state word segmentation algorithm for Chines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6, 22(3): 377～4045 孙茂松, 黄昌宁, 邹嘉彦等.利用汉语二元语法关系解决汉语自动分词中的交集型歧义.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1997,34 (5): 332～339(Sun Maosong, Huang Changning, Zhou Jiayan et al. Using character bi-gram for ambiguity resolution in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n Chinese), 1997,34 (5): 332～339)6 Wong P K, Chan C K.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based on maximum matching and word binding force. In: Proc of COLING '96, 16th Int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Copenhagen, Denmark, 1996. 200～2037 Nasaaki Nagata. A self-organizing Japanese word segmenter using heuristic word identification and re-estimation. In: Proc of the 5th Workshop on Very Large Corpora, Beijing, 1997. 203～2158 付国红,王晓龙,龚永红. 基于词形的汉语文本切分方法. 见: 第五届全国人机语音通讯学术会议论文集(NCMMSC-98),哈尔滨,1998. 328～332(Fu Guohong, Wang Xiaolong, Gong Yonghong. Word-form based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in Chinese). In: Proc of the 5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Machine Speech Communication, Harbin, 1998.328～332)9 俞士汶等. 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Yu Shiwen et al. The Grammatical Knowledge-Ba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A Complete Specification(in Chinese).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1998)10 Hasan M M. Multilayer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s in part-of-speech tagging and 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Master D dissert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99711 Taylor P, Black A W. Assigning phrase breaks from part-of-speech sequences. Computer Speech and Language, 1998,12(1): 99～117原稿收到日期：1999-01-05；修改稿收到日期：1999-06-03.
|
[
"Education",
"Art",
"Computer",
"Mine",
"Military"
] |
Computer
|
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3期 No.3 Vol.18 1998科技期刊论工业固体废物全过程总量控制*杨玉峰 傅国伟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北京 100084)文 摘 针对我国目前实施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总量控制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和趋势，提出了工业固体废物的全过程总量控制概念，即：基于工业固体废物的最小产生量、最大综合利用量、最大处理处置量、最小排放量这一连续的、全过程的总量控制程序，并就典型案例介绍了全过程总量控制的两种方法(物质流核算控制法，环境规划控制法)。关键词 工业固体废物 全过程总量控制 物质流核算控制法 环境规划控制法Dissertation on the total amount control of solid waste discharged from industry in every process.Yang Yufeng，Fu Guowei(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3):240～243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s in implementing total pollutant control of solid waste from industry and combin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dvance and tre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otal amount pollutant control of solid waste from industry in every process, that is, based on continuous procedure of the minimum production, the maximum utilization, the maximum disposal, and the minimum discharge in every process in controlling the amount of solid wast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wo methods of total pollutant control of solid waste from industry in every process with typical case,the control method of material flow accounting and environment planning.Key words:solid waste from industry total pollutant control in every process the control method of material flow accounting the control method of environment planning伴随着世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世界各国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总体上在日益增加〔1〕。贸易和非法贸易导致的工业废物转移排放和向水体倾倒废物也很严重〔2〕，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统计数字估计，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废物产生量(由于生产和贸易)在1992～2010年间将会增加3倍多，且相应的排放量也会急剧上升。我国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逐年增加，排放量(包括排入水体)的绝对量也很大〔3〕，因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和堆存造成的污染事故和损失也很严重〔4〕，且乡镇工业废物排放量增加迅猛〔5〕。另外，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起步较晚，《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刚刚颁布，污染防治仍面临着艰巨任务〔4〕。目前，就国内外研究进展而言，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共识的技术对策是所谓的“3C”原则〔6〕，即：Clean、Cycle、Control，围绕着“3C”原则，美国在90年代初通过的《污染防治法》中规定，对固体废弃物和有害废弃物首先要防止其产生，如不能防止，那么就要减少其产生，且鼓励有关技术和项目的开发，并在废物回收(如：废纸、废钢铁、废塑料、废木材等)、废物的稳定与固化、废物的焚烧等方面获得成功。而欧洲联盟则在有关条例中要求成员国防止与减少废弃物的生产，并利用或重复利用变废为宝，例如利用废弃物发电等。日本由于人口密集、国土狭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一直是固体废物处理处置领域强调的重点。我国虽然在综合利用、稳定与固化、焚烧、填埋等技术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与规模，但总体而言，废物的资源化程度还很低。现在，国家已将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作为污染物排放量总量控制指标之一，从尾部控制转变为全过程控制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作者认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控制应从全过程控制的角度研究其内涵。1 全过程总量控制的概念尽管许多文献〔6〕提出了“废物产生→废物利用→废物处置”这一连续的污染防治过程，但忽视了在这一过程之后的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环节。因为就目前世界整体发展水平而言，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提出了考虑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在内的全过程总量控制模式(多层目标优化模式，详见图1)。min P (最小产生量)↓max U (最大综合利用量)↓max(min P-maxU) (最大处理、处置量)↓minD′(最小排放量)＝minP-maxU-max(minP-maxU)图1 工业固体废物全过程总量控制模式示意Fig.1 The total amount control model of dischargedsolid waste from industry in every process上述提出的是一个理想化的控制模式，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费用最小化的松动模式，即最小产生量、最大综合利用量、最大处理处置量之间根据费用松动可分为3种形式。1.1 一般情形下的总量控制概念(源削减＋综合利用+处理处置＋排放)式中：C1、C2、C3、C4分别为源削减、综合利用、处理处置和排放所需的费用函数；S、U、D、D′分别为废物的源削减量，综合利用量、处理处置量、排放量；P为废物产生量。1.2 源削减量为零条件下的总量控制概念 (综合利用 + 处理处置 + 排放)1.3 排放量为零条件下的总量控制概念(源削减＋综合利用+处理处置)这种情形达到了废物的零排放，这是力求所达到的目标。2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全过程总量控制方法首先，可将工业固体废物的全过程控制分为以下6个阶段：源头最小化→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有序化→信息化(产生) (利用) (处置) (处理) (排放) (监管)以这6个阶段的不同组合，在现实中可分为8种类型的全过程总量控制：A 源头最小化产生＋有序化排放＋信息化监管B 源头最小化产生＋资源化利用＋有序化排放＋信息化监管C 源头最小化产生＋减量化处理＋有序化排放＋信息化监管D 源头最小化产生＋无害化处置＋有序化排放＋信息化监管E 源头最小化产生＋资源化利用＋减量化处理＋有序化排放＋信息化监管F 源头最小化产生＋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有序化排放＋信息化监管G 源头最小化产生＋资源化利用＋减量化处理＋无害化处置＋有序化排放＋信息化监管H 源头最小化产生＋资源化利用＋减量化处理＋无害化处置＋信息化监管2.1 物质流核算控制法这种方法要经过资源选择(种类、数量)、生产选择(产品类型与数量、技术与工艺、管理)、消费选择(限制与管理、科学消费)、废物去向安置(回收利用、资源与能源化、最终无害化处理、处置与排放)等过程，这是一种典型的全过程总量控制法。日本用1987年数据进行了零排放跟踪研究，图2为根据这一研究给出的物质流核算总量控制系统示意。图2 日本1987年的物质流核算总量控制系统示意(t/人*a)Fig.2 The total discharged pollutants control mothodof material flow accounting of Japan in 19872.2 环境规划控制法这种方法要经过废物最小产生量规划(如: 渣比系数控制、清洁生产)、废物资源化规划(综合利用、废物交换等)、废物无害化规划(无害化处理、处置、排放)。图3给出济南市主要工业固体废物总量控制规划流程示意。3 结语本研究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全过程总量控制既是未来工业固体废物可持续管理的必然选择和方向，也是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限定了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量的概念，有利于引导走集约化资源利用的道路。在现实中，对一个特定区域的工业固体废物而言，可根据具体条件(技术、经济水平等)选择文中提到的8种类型之一因地制宜地实施有地方特色的工业固体废物全过程总量控制。图3 济南市主要工业固体废物总量控制规划流程示意Fig.3 The total amount control planning flow ofmain solid waste from industry in Jinan括号内的数字分别表示2000年和2010年的规划数值(单位：万t)参考文献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世界环境数据手册.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02 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 世界资源报告(1990～1991).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3 中国环境年鉴. 北京: 中国环境年鉴社, 19964 国家环境保护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学习材料.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55 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 中国乡镇工业环境污染及其防治对策.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56 王 伟,袁光钰. 我国的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现状与发展. 环境科学. 1997, 18(2): 87～90作者简介杨玉峰 男，1967年8月生。现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环境管理与环境系统工程研究。曾参加“淮河流域水污染控制工程预可行性研究”、“环境冲突分析理论与方法研究”、“济南市环境规划”等10余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8篇。收稿日期: 1997-06-1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9508004)及“济南市环境规划”资助项目
|
[
"Space",
"Enviornment",
"Philosophy",
"History"
] |
Enviornment
|
【 文献号 】1-3208 【原文出处】科学・经济・社会 【原刊地名】兰州 【原刊期号】199502 【原刊页号】053-056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高新才 【复印期号】199509 【 标 题 】论市场经济中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正 文 】 １９７９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正经历着由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和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的过程。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一方面，农户家庭的职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性活动外，还要从事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经营性活动。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也较快。农村经济的这种变化，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摆到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一、加快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指在农业生产发展过程中，以农村社区为基础，地域间行政、技术和物资部门通过实物或活劳动形式为农业生产者提供种种便利条件，从而促进生产发展的经济社会活动，它包括国有经济各部门的服务、合作经济组织的自我服务，农户之间的相互服务，以及省、地、市、县、乡各级层次的系列化服务。当前强调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原因有：１、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的呼唤。户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的农业生产形式，它作为一种“小生产”方式，其固有的局限性使农业生产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特别是这种小生产方式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克服这种局限性，客观上要求加快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步伐。首先，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一个包含众多生产环节的复杂过程，许多环节不适合分户经营，如灌溉、良种制作，如果单家独户进行，既浪费人力，也浪费物力、财力。有些虽然也可以分户经营的环节由于受资金、技术、精力等因素的限制，如果由农户各家去包揽，则会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一家一户经营既缺乏获得市场信息的有效渠道，又缺乏对信息的分析判断能力。市场经济中的农业生产需要现代化技术和可靠灵便的信息做保证，而中国多数农村地区还比较闭塞，农民缺文化、缺技术、缺信息还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大多数农民跟着别人走，人家种养什么我也种养什么，一些地方的农民说，“市场经济，全是运气，碰着了就哈哈笑，碰不着就上吊”，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再次，由于中国目前多数农村的经济还不发达，农民的再生产能力很弱，靠单家独户的力量很难形成规模生产和规模效益，尤其是一遇自然灾害，往往无能为力，这就更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出面聚集分散在农户手中的闲散资金以作为农业发展的可靠保证。最后，从管理的角度看，由于每家每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都必须考虑产、供、销的问题，考虑投入产出的效益核算问题，而目前的实际状况表明，大量的农户不具备这个素质。这种普遍性的管理问题当然需要通过培训教育的途径来提高生产经营者的素质，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当前更需要一种专门性的组织来实施经常性的统一指导。２、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减小农民承受市场风险的需要。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和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把一些每家每户共同的重复性的生产环节分离出来，从事某些专业性社会服务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某一家包销农副产品的做法，已经适应不了生产发展的需要，过去由国家统购的几十种农产品已经放开，产多产少都由农民自己找出路，因而农业生产服务就应包括产前、产中、产后这种贯穿生产、流通、消费的全程服务，服务的范围和领域都扩大了。同时，产品由包销定价、国家统管，变为随行就市、价格上下波动，这对商品生产者来说，风险越来越大，客观上也需要有一种社会组织来承担这部分分工。３、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推广科学技术的要求。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容纳不了先进的技术手段，无力购置贵重的机具。机动喷雾器的功效比背负式喷雾器高１０多倍，但是很多农民买不起，即使买后利用率也不高。工厂化育秧比传统的露地育秧优越，但是靠分散的单个家庭却难以做到。家庭经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常出现矛盾，而且，农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开发、市场开发以及整个农业向深度和广度进军，都要求建立健全以技术服务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４、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解决家庭小规模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的产物。从全国总体上说，家庭经营适合中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的要求，但从生产力水平更高程度发展的需要看，社会化大生产是一种历史趋势。要把家庭经营纳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轨道上来，在保持家庭经营的优点的同时积极组织社会化大生产，这就需要在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过程中建立起能够沟通家庭经营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联系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另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我国现阶段，大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同时并存，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也只能通过强化服务体系这条途径来进行。总之，农民家庭经营这种规模相对狭小的现实在短期内很难发生根本变化，农户家庭经营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依赖也将长期存在，而且，随着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对社会化服务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高。即使是在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发生较大变化之后，也仍将有大量的单个经营单位办不到或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因此，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仅是使农业生产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而且成为农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二、我国当前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１、集体经济组织瘫痪，不能有效地承担起服务的职能。集体范围内的统一服务是整个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在服务体系中占有突出地位。这层服务离不开必要的组织保障，但有些地方的村级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这是村级统一服务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２、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无力开展必要服务。集体统一服务，可从提留和收取直接服务费中获得部分资金，但仅靠这部分资金，难以形成有效的服务手段和一定的服务范围。目前有一部分村在经济上属“空壳村”，集体没有一定的生产积累，这也使村级统一服务的水平得不到提高。３、部门分割使农技服务得不到有效开展。农技服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农技部门开展技术推广缺乏必要手段。特别是农用生产资料实行农村供销社专营，使农技部门在技术推广中技物结合的能力受到极大削弱，推广工作得不到落实。４、基层组织不健全，影响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农业技术服务部门基层单位组织不健全，编制不精干，经费严重不足，技术人员缺乏，使得先进农业实用技术不能普及到农民中间去，农业生产的科学水平得不到提高。５、国家对各种服务组织兴办经济实体和开展相应的经营活动还缺乏必要的保障政策。农业服务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服务，当前困难在于既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支持，又不能通过调整实际收费标准获取应有的收益，因而需要通过兴办经济实体和开展经营活动，克服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实现自我发展。但大多数地区的农业服务组织兴办经济实体和开展经营活动遇到了资金、税收、经营权限等多种政策性障碍。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现状从总体上还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适应。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过若干年的发展，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但总的看来还处于其自身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带有一些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１）服务的非商品性。国家经济技术部门的服务，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服务，或是民间的各种合作性质的服务，很少是视同商品实行等价交换的，大都是作为扶持性或自助性服务以无偿的形式提供给每个农民。这种非商品性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生产还带有较强的自给性，这就限制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商品化进程；二是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巨大的价格剪刀差使农民经营农业只能获得微薄的收益，这也制约了农民支付社会化服务所需费用的能力。正由于现阶段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还带有很强的非商品性色彩，尤其是来自国家经济技术部门的服务大多是扶持性的，而且国家农技、物资、供销部门分割严重，要摆脱部门利益的束缚，实现各种资源的合理组合，都必须依靠行政力量的协调。（２）服务内容的单一性和服务组织的分散性。多数地区目前的农业生产服务主要集中在统一提供良种和栽培技术、统一灌溉等有限的几个项目上，内容单一，满足不了农民在再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上对社会服务的多种需要。加之由于部门分割，来自国家的技术、物资、资金、供销等方面的服务都是沿着各自独立的系统与农业生产领域发生联系，因此各种服务非常分散，互不联系配套，影响了服务的整体效益。（３）农业服务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社会化服务搞得好的主要集中在经济条件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有些不发达地区农业社会服务搞得离了谱，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其中尤以下述两种情况较为突出：一是思想不对头，社会化服务有名无实，走形式，摆样子。有些农村不是从真心实意地为农民服务出发，而是你搞我也搞，把社会化服务当作应付上级检查的一种形式，作表面文章。在服务过程中，有的服务人员业务素质不过硬，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有的工作作风不扎实，不是深入实际、脚踏实地地帮助农民，而是满足于纸上谈兵，甚至瞎指挥。这样的服务不仅不能促进农业发展，反而妨碍了农民的正常生产。二是收费不合理，社会化服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挫伤了农民接受服务的积极性。社会化服务是一种有偿服务，收取一定费用是应该的。问题是，有的地方收费偏高，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甚至变成了向农民的变相摊派。此外，有些服务项目，农民还要对服务人员管吃管喝。农民不愿接受服务，一些地方就采取行政措施，强迫农民接受服务。在社会化服务中，个别乡村干部还打着为农民服务的幌子，吃公家的“油”，揩群众的“脂”，把服务当成自家发财的门路。如此“服务”，不是服务于农，而是坑农、害农。三、建立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和对策通过对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结，并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认为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建立一个以国家技术经济部门为主导，以乡村组织为依托，以各类专业性服务组织为补充的专群结合的服务体系。１．国家技术经济部门包括农业、科技、商业、交通、加工、财政、金融等部门，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上述部门将始终起主导作用。目前国家技术经济部门服务的薄弱环节是产前、产后服务，特别是农产品流通服务。产中服务主要是加强乡镇基层农技服务站的建设。乡镇基层农技服务站是国家农技部门与集体和农户相结合的结合部，担负着实现科技下乡进村、进户的重任。只有加强这一层次，农技推广才能够普及到基层。２．根据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帮助、扶持由技术能人牵头建立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充分发挥他们在组织农民推广技术方面的灵活作用。这些专业性服务组织能打破社区、部门、所有制界限，适合中国农村商品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是今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的重点。３、农村集体经济所提供的内部服务，是整个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起着外联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和社会上各种服务实体，内联广大农户的纽带作用。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在村一级要建立科技服务站或组，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农民技术员，帮助农民解决其在生产中所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同时要建立一批科技示范户，通过示范，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水平，促进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４、逐步实现农业服务组织的实体化和服务中的有偿服务，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具有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目前，不同类型地区，由于群众对社会化服务的要求不同，因此，还有个不同类型地区社会化服务体系模式的选择问题。第一种类型，农业仍是农村经济中的主体产业，二、三产业不发达，集体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各家各户独立完成，农民最迫切要求提供农业生产环节上的服务。当前的重点是健全村级服务，把化肥、农药、良种供应，农田水利建设和灌溉，技术培训、咨询与指导，农机维修，零配件供应和田间作业，畜禽防疫，病虫害防治等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起来，走区域种植统一服务的路子。第二种类型，二、三产业有一定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有一定基础，商品性生产占农村经济的比重在５０％左右，这些地方，加快商品经济发展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农业社会化服务应在搞好种植业服务的同时，积极发展林牧副渔及二、三产业的服务，拓宽服务领域，增加服务项目，鼓励办经济实体，强化乡镇服务功能，促进小区域经济发展，走农商联合、农工联合的路子。第三种类型，集体经济实力较雄厚，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二、三产业占农村经济比重在７０％以上，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这些地方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初具规模，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是完善服务网络，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调动积极性，以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为依托，以加工、储运、销售企业为龙头，按产品或行业建立系列化服务体系，走农工商、贸工农一体化的路子。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何使社会化服务体系能更好地与未来经济体制的衔接问题。为此，一方面，必须要求社会化服务体系能够适应农民的意愿和要求，切实按照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的规律，为农民提供及时、方便的各种服务；另一方面，还要特别注意解决如下问题：――坚持服务指导思想与实际工作的统一，防止和纠正以政令代替服务。在保证政令畅通的前提下，正确理解服务的内容，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坚持两个前提（科技兴农和壮大集体经济），防止短期行为和功利主义。――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防止一刀切和一律化。本着“项目准确、预测及时、符合意愿、等价交换、简便易学、较好效益”的基本要求，准确及时地为农民提供服务。――坚持优化服务和优质服务，防止“重钱轻技”的有偿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党政部门所提供的政策信息服务外，其它经济部门的服务当然应该是有偿的，但也决不是说，服务费用的收取就一定要大于服务本身的价值。应杜绝“重钱轻技”的服务。――坚持综合系统服务，防止各行其是、蜻蜓点水式的零散服务。目前不少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不但体系不完整，网络性不强，且服务层次不高，服务项目分散零碎。因此，建设多功能、高层次、大容量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系统势在必行。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以县乡村为主干的社会化服务网络体系，注重发挥农村社区服务组织的服务功能，改变多头、零散、各行其是的局面，充实服务内容，完善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同时，要探索建立省地（市）多种服务协会和服务实体，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包融、纵横交错、城乡一体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推向新的高度，使之成为统一有序并且及时主动地真正为农民服务的社会化服务网络。（作者工作单位：兰州大学经济系）（言良 编发）
|
[
"Transport",
"Economy",
"Space",
"Enviornment",
"Computer",
"History",
"Electronics",
"Agriculture",
"Military",
"Politics",
"Energy",
"Education",
"Medical",
"Literature"
] |
Agriculture
|
【 文献号 】3-373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90～94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07 【 标 题 】唐传奇叙事视角艺术及其叙事文体的独立 【英文标题】The Art of Narrative Viewpoint of Tang's Legend andthe Independence of Its Style Nanji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作 者 】刘天振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 中文系，江苏南京 210093 刘天振（1968-），男，山东巨野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内容提要】唐传奇叙事文体的独立与其极富灵性的视角操作艺术存在密切关系。传奇作者们通过采取全知叙事框架下的局部限知叙述、第三人 称和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以及多视角的交叉与转换等叙事谋略，使传奇文本在叙事话语、叙事结构及叙事的时间、节奏等方面都超越了母体史传，发育成独具小说审美品格的叙事文体。唐传奇叙事艺术成就的获得，既吸纳了中国传统叙事艺术如史传、六朝志怪的营养，也借鉴了国外叙事艺术，如印度的佛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经验。【英文摘要】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arrative style of Tang's legend has much to do with its extremely flexible are of v iewpoint.By adopting new narrative techniques including limitednarration under omniscient frame, the limited narration ofthe first person and the third person, intersection and shiftof different viewpoints, the authors make the legend'stexttranscend its origin historical biography and grew up to thenarrative style with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of fictionin many aspects such as narrative discourse, narrativestructure, narrative time and rhythm, and so on.Theachievements of Tang's legend can be attributed not only toits absorbing Chinese traditional narrative experience, butalso to its adopting foreign narrative art, such as Buddhismliterature and folk literature of India.【关 键 词】唐人传奇/叙事角度/文体独立 Tang's legend/narrative viewpoint/independence of style【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发展史就是一个个体现精神个体的文体的嬗变史。我们评价某类新出现的文学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不仅要看其思想意蕴方面是否闪烁着创新精神，还须视其文体形式对于文学史的发展有无做出独创性贡献。我们欲评判一种新型小说样式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不能仅据其思想价值的高低，还要视其文体学意义如何。小说文体是指小说叙事的语言形态、结构形态、表述形态诸要素的有机统一，是指小说的体式和类型。作为最具典型性的叙事文学样式，中国古典小说从寄生于其它文学样式之中，到走向文体个性的成熟和独立，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而在推动小说文体独立进程的诸种内在要素中，叙述形态的变革无疑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叙述形态主要体现在叙述人的口吻、叙述的视角、叙述的方式等。其中叙述视角又是一个核心枢纽问题。叙述视角是指一部作品观察、反映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珀西・卢柏克在其《小说技巧论》中认为小说技巧中，全部复杂的方法问题，都从属于视点――即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问题。在叙述行为中，视角艺术堪称是各种叙事谋略中至为不落痕迹，而又极有渗透力的文体建构艺术，视角的单调与灵活，往往意味着文本生命是枯寂还是鲜活。视角艺术的功能在于它不仅能展示一种独特的视境、审美趣味和描写色彩，更重要的是，充满艺术灵性的视角操作可以带来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及叙事时间、节奏等一系列新变，并最终导致叙事文体的变异和革新。在中国小说史上，我们之所以说唐人传奇标志了我国古典小说的真正成熟，就是主要指其具有创体意义而言的。其建构文本的最重要谋略之一就是作者们善于通过极富灵性的视角操作，制造变幻多姿的叙事模式，使文本叙事风貌在话语、结构及时空等诸方面焕发出独具小说审美魅力的奇幻色彩。一唐传奇的叙事视角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全知叙事中的局部限知叙述。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唐传奇中采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叙述方式，甚至包括那些最优秀的作品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如《李娃传》、《莺莺传》等。这些作品从表面体制上看很像史著中的人物传记，但在全知叙事的大框架下其具体叙述方式又不同于史传。史传叙述中心一般是从正面对传主人物生平事迹进行叙述，其叙述层次整体上是单一的，其文本基本上是由外在式全知叙述者话语所构成的。而“叙述婉转、文辞华艳”的唐传奇则不然，即使这些表面看来完全采用史家笔法写成的作品，其叙述者形态和叙述层次都已发生了内在变化。这些作品一般不从传主正面写起，而偏从与传主有密切关系的次要人物写起，即把这个次要人物作为视点角色，置于故事前台，而将传主放在故事后台，采取视点人物的局部限知叙述，将其性格面目若隐若现地刻画出来。《李娃传》的主要情节就是从与李娃有恋爱关系的荥阳生的角度叙述出来的，而李娃的主要事迹及情感历程则大半是通过荥阳生的限知视点展示出来的。如荥阳生于平康里鸣珂曲初遇李娃，二人即眉目传情、互瞩有意。分别后，就只叙荥阳生如何为求通李娃而悉心准备的过程，而对李娃别后思念荥阳生的情景则旁置不叙。当荥阳生造访李娃而扣其门时，开门的侍儿一见来客竟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这就唤起读者发挥想象去填补由于故意限知叙述而留下的艺术空白；当荥阳生资财仆马荡尽时，鸨母与李娃合谋设“掉包计”甩掉荥阳生的紧张过程则是纯从蒙在鼓里的当事人荥阳生的视点叙出的。此后，又详细叙述了荥阳生遭父毒打、沦落街头、沿街乞讨的情景，而对李娃的下落则没有交代。一直到荥阳生乞讨至李娃门前，二人重逢，李娃才又跃入了故事的前台。同样，元稹《莺莺传》中的莺莺形象之所以能在接受者心中唤起一种回味无穷的神秘美感，也与作者有意采取次要人物张生视点进行局部限知叙述有关。这种在全知叙述大框架下，看似无意实有意的局部限知叙述，隐喻着小说文本的叙述层次开始发生内在变化。如果我们把这类作品的外在叙述者本文看作叙述的第一层次，那么，其中采取人物聚焦的局部限知叙述则可看作叙述的第二层次。第二层次的限知叙述不仅可使聚焦对象更精致、逼真、其阅读效果更耐人寻味，而且，由两种叙述层次的交错与互渗所产生的内在审美张力标识了小说文本虚构创造能力的大大提高，体现出小说叙述主体的自觉意识的明显增强。2. 第三人称限知视角。这类作品除简短的篇首、篇尾属外在式叙述者话语外，文本主体是由人物聚焦的限知视角叙述出来的。即叙述者和故事中一个人物的视角的重合的。叙述信息严格局限于这个视角人物的感知范围之内。可以李朝威《柳毅传》为代表。这篇小说叙述落第书生柳毅替龙女传书至洞庭龙宫，最终几经曲折与龙女结为连理的故事。全文自篇首“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遂往告别”以下，叙述视角便立即受到限制，将感知角度由全知叙述者转移给了柳毅。全文故事基本上守住柳毅视角叙述出来，如龙女在婆家所受虐待，是由她向柳毅道出来的；钱塘君与泾川龙王的恶战是从柳毅听到的钱塘君与洞庭君的对话中描绘出来的。一直到故事结尾处，全知叙述者才又站出来发表了一番道德议论。另外，如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李复言《杜子春》、薛用弱《李清传》、皇甫氏《崔慎思》、裴ｘíｎｇ＠①《传奇》中《崔炜》篇等作品都是采用这种叙事谋略的成功范例。这种叙述方式使故事情节在知与不知、表象与真象、暗示与揭破的层递演进中，始终刺激着接受者的审美心理，使其处于一种与文本积极交流的活跃状态。采用内聚焦、人物视点叙事，所引起的文本风貌的变化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空间因素的凸现。由于采用限知叙述，叙述信息就只能限于人物的见闻感受，主要是人物视境中的环境、人物、背景等，而不能像全知叙事中那样，叙述者可以直接介人故事世界，追述交代，或发表评论。这样，叙述中概要成分大大减少，环境、背景描写的比重比全知叙事作品明显增加了，其细腻传神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如《补江总白猿传》中对欧阳纥率兵寻妻时所见山间景色的描写：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度。绝＠②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扪萝引＠③，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东向石门，有妇人数十，帔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另如《柳毅传》中对洞庭龙宫的描写也非常精彩。这都是前代叙事文体所未曾企及的艺术胜境。小说叙事要创造逼真的“第二自然”，没有足够的艺术空间也就不能充分承载叙述者的精细刻画和逼真描摹。因此，空间意识的增强是小说家主体意识自觉的又一重要标志。与上述特点相联系，由于环境、背景描写成分的增加，势必引发叙事时速和节奏的放慢。史传叙事的大跨度、高时速运行是与其叙事目的直接相连的，叙事时间的高速运行，容易给人一种时代兴衰、人生起落的历史倏忽感，唤起人们灵魂深处对历史、人生的哲学思索。而小说叙事的目的则是通过想象虚构创造独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艺术境界，即描绘、创造比生活真实更逼真的场景、事件过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要完成这一艺术任务，史传叙事的高时速运行显然力有不逮。离开了叙事时速的放慢放这个必要条件，叙述者的自由幻想和主观投入就失去了依托。3.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在这类作品中，聚焦者、行为者、叙述者身份相同，它们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以“余”、“仆”作为故事中一个角色，直接进入故事中一个角色，直接进入故事虚拟世界，即“余”或“仆”是叙述者和经验者的统一体。这类作品可以《游仙窟》、《周秦行记》、《秦梦记》、等为代表。《游仙窟》是直接用第一人称写成的骈体小说，叙述“仆”奉使河源、西行赴职途中，于断崖碧潭处，探风流仙窟、遇仙女五嫂、十娘，并与十娘一夜风流、又瞬息别离的故事。全文情节发展、场景转换基本上没有越出“仆”的视境。用“仆”的行踪作为行文线索，用“仆”的角色化话语构成文本整体，使这篇小说在唐传奇早期作品中呈现出颖异的叙事风貌。《周秦行记》中，第一人称角色化话语的运用更加纯粹和熟练。这类作品不仅使接受者产生一种逼真的临境效果，而且叙事情境中往往充溢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字里行间焕发出搏击人心的感染力量。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事不仅能展示独特的外在世界，更便于从内视角展示人物心理的流变、情感的波动，使文本带上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文学色彩。同时，行文的线索始终与人物的行踪和思维相重合，让人物乘坐命运之舟在仿佛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漂流，无论前面遇上的是激流险滩，还是碧水静潭，时间之流仿佛凝止，空间转换则不断带给接受者新的审美刺激和享受。4.全知视角与人物限知视角的交叉与转换。实际上，这是唐传奇叙述主体为制造文本内部审美张力所最惯使用的一种叙事策略。我们可以沈即济《任氏传》为例进行分析。这是一篇带有崭新时代色彩的人狐恋题材的传奇小说，全文通过落拓公子郑六与狐女任氏之间奇艳哀婉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妖艳纯情的狐女形象，结尾发出了对人间真情的呼唤。这篇小说所以产生强烈的感染效果，其原因之一即是叙述主体灵活地进行了叙述视角的调整与转换。叙述者在篇首简单地交代了男女主人翁的身份之后，便迅速将叙述视角转移给了郑六。从“天宝九年夏六月，ｙíｎ＠④与郑子偕行于安这陌中”，一直到“ｙíｎ＠④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这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郑六两逢任氏、并决定税屋而居的过程，都是采取郑六的视角。而后文叙任氏与韦ｙíｎ＠④、郑六之间的恩怨故事，一直到篇尾，则又还原为全知视角。这种叙事角度的转换，不仅可以在文本深层结构层面造成两种叙事情境、两种叙述情调的对比，而且可以调整接受者与故事世界的审美距离，使接受者时而随人物视角沉浸于虚拟的故事情境中，产生身临其境的审美幻觉，时而又随叙述者跳出故事层面，去俯瞰个故事跳出故事层面，去俯瞰整个故事和其中所有人物命运的发展。这种临境与间离效果的交替产生和接受者审美心理的张驰互换，大大强化了接受者和文本之间互动交流的张力关系。5.多种视角的传递转换。这类作品可以李复言《续玄怪录・张佐》为代表。这篇小说在内容意趣方面虽无什么特别价值，但其叙事艺术却独放异彩。它的叙述视角先后转换了四次。只篇首“开元中，前进士张佐尝为叔父言”一句是作者视角a，随即将视角转移给了人物张佐b，张佐讲述了结识老叟申宗并请其赐言以广见闻的经过，于是视角又转给了申宗c，申宗追叙了早年随军从征时，请占梦者释梦， 并向其请教长寿术的经过于是下文叙述视角又转换给了占梦者d， 占梦者讲述了申宗前生遭遇的奇异经历，这一部分占了全文内容的四分之三。这样，通过叙述角度a→b→c→d的轮流转换，就给人以渐入幽深，目不暇给之感。这种有意使叙述层次复杂化的叙事谋略，就把现实的时空逻辑给彻底解构了，在这个艺术世界中，凡人仙道可以对话，仙道不仅可以穿越时间隧道，洞达前生事迹，而且可与出自自己耳朵中高约二三寸的小人交往，更可以被邀进小人耳中的兜玄国去经历一次荣辱盛衰的人生体验。因此，叙述主体已完全摆脱了史家观念和笔法的羁约，而纯粹采用小说艺术思维，去自由营造小说独具审美魅力的艺术世界了。此类作品还可举出《古镜记》、《惠照》等。这种同一文本中叙述主体将话语权切割、分配给不同叙述者的现象，昭示了小说叙事观念的一次重要飞跃，并引发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重大革新。由多个叙述者轮流发言，就瓦解了由作者――全知叙述者一统文本的垄断局面；由多个叙述者所共同营造的文本虚拟世界也就宣告了唐前传统叙事文学所试图营造的现实“真实”世界的土崩瓦解。《张佐》这类作品所有意追求的只是一种虚拟的“逼真”艺术世界。这个世界是自足的，它压根就拒绝现实的真实，鄙弃现实的时空逻辑，但它既五光十色，又异常逼真，足以令人如临其境、溺而忘返。叙事角度的灵活转换更是推动了小说叙事结构的一次深刻的革命。全知叙事作品的结构多严格遵守自然时序和事件因果逻辑，是一种封闭式线性模式，而《张佐》这类作品的结构则呈现出接力赛式的一环紧扣一环、既可层递无穷，又能收放自如的开放型活性的形态。这种结构不仅能使文本故事再生性大大增强，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无限提高了小说文本虚拟真实的能力。而且叙述主体还有意借用其它辅助手段，如伏笔照应、借具体事物作行文线索等增强结构有机体的内在凝聚力，表现出强烈的结构意识。法国文学批评家茨・托多罗夫说：“只有从结构的层次上才能描绘文学的演进。”[1]（p39）这种可以无限激发文本审美张力的动态性结构的出现，是唐传奇文体独立的又一显著标志。当然，唐传奇叙事视角艺术并非止于上述几种，另外我们还可概括出第一人称限知叙事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相混合的方式，如李公佐《谢小娥传》；还有堪称为纯客观叙事的范例，如薛用弱《贾人妻》，通过俗人眼睛展示“异人”奇行等等。这个问题还有待方家做进一步探讨。二唐传奇叙事艺术的创新是在继承其母体如史传文学、六朝志怪小说叙事艺术基础上来进行的。唐传奇最重要的文学渊源是史传文学，史传叙事虽总体上采取全知视角，但某些作品的局部描写却采取了限知视角，使这些叙述片断不仅细致精彩，而且委婉曲折、耐人寻味。如《左传》“庄公十年”叙写著名的长勺之战的作战经过时，就采取了曹刿的限知视角。从曹刿与庄公的论辩，他在战场上指挥作战，一直到他揭示获胜的原因，使整个过程给人以清晰的层次感。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史记》等史著中找到一些限知叙事的精彩片断。唐传奇中的某些作品在全知叙事的总框架下又实施局部的限知叙述，显然继了史传叙事的这一技法。唐传奇的另一个文学渊源是六朝志怪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中指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不仅从题材方面讲，唐传奇与六朝志怪有明显继承关系，如沈既济《枕中记》之于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祝》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叙事方式上。唐传奇有意从六朝志怪中吸取营养，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六朝志怪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事，如《幽明录・黄原》、《搜神记・赵公明参佐》等。《幽明录・黄原》写黄原遇仙，就自始至终扣紧了黄原的视点开展叙述，从黄原开门见青犬，垂夕见鹿，到随犬入仙境、遇众仙女、与妙音成婚，明日分别，皆是黄原视野之内的事情。而在唐传奇中，不仅出现了如《补江总白猿传》、《杜子春》等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事的作品，而且还创造出如《游仙窟》、《周秦行记》、《秦梦记》等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事的篇什，从而使这些作品在叙事话语、叙事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使传奇文本的审美境界发生了质的飞跃。唐传奇叙事艺术成就的获得不仅得益于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丰活土壤，同时还从异域文化、文学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尤其是中亚、南亚的民间文学和印度的佛典文学，它们那崭新的叙述方式和文体特征无疑激发了中土唐传奇作者的艺术创新灵感。在唐代，中华文化对异域文化是敞开胸怀广纳博取的。唐代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其重要标征之一是唐人翻译佛教原典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越了前代。在汉魏六朝大量传译经典的基础上，玄奘又整理、重译了般若类经典，系统传译了瑜伽派经典。实际上，至唐代，佛教原典的译介已基本齐备。[2]（p85）当然，从佛教原典译成汉文的不仅是其内容和义理，同时还有其文体形式。唐代知识分子崇佛向佛蔚然成风，其意识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并表现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之中。汪辟疆先生说：“唐代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3]（p39）汪先生这里所说还只是就唐代文学的思想内容方面而言的。不仅如此，就小说创作来说，唐传奇作品从佛典中吸收的还有其新鲜颖异的传道叙说方式，即其叙述方式、结构组织方式等。佛典最善于借用故事、民间传说、神话、寓言等，以形象、譬如方式向僧俗受众宣传抽象玄妙的佛理。而佛典在讲说这些故事过程中，其叙述角度的转换是极为平常的事。这些佛典故事在叙述方式上有两个不同于中土叙事文学的特征，一是善于用一个人物行踪串起诸多故事和场景。如《华严经》中最后一会《入法界品》，写一个家资巨富的善财童子因受文殊菩萨点化，到各地巡访问菩萨道，他先后寻访了五十三位“善知识”，其中有国王、长者、医师、船夫、外道、菩萨、淫女等。虽然故事的人物、场景频繁转换，虽然故事的规模宏阔、内容浩繁，但却能统一于善财童子一人的行踪线索，和他的始终如一、契而不舍的追求佛教真谛的精神。因而整体故事结构仍能给人以纲举目张、浑如一体的感觉。在唐传奇中，像《古镜记》用一件具体事物串连众多故事的写法，甚至如《柳毅传》、《续玄怪录・杜子春》、《玄怪录・张佐》等以人物视点转移为线索组织结构的方法，都可以使人想到佛典故事结构全文的独特思路。中国后代小说如《西游记》、《老残游记》等的艺术构思也可以从上述唐传奇作品中找到精神渊源。佛典故事叙述方式上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每当两个以上的人物会集一处讨论经义时，往往轮流发言，各抒已见，这样同一文本中就出现了叙述角度频繁转换，多种叙述声音并存的局面。如《六度集经》中著名的“盲人摸象”故事。故事的总叙述者首先讲述了众比丘入城求食，途中入异学梵志讲堂、遇诸梵志自共争经，又转相怨谤的情境，众比丘便向佛去请教答案。接下来故事叙述角度转给了佛，佛讲述了盲人摸象的故事，借以阐明理解经义切忌片面的道理。而这两个不同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都没有搞“一言堂”，前者叙述梵志争论经义，共列举了五种不同声音；后者叙瞽人摸象之后的感受，更依次让持足者、持尾者、持尾本者、持腹者、持胁者、持背者、持头者、持牙者、持鼻者等十种不同声音轮流发言。这种走马灯似的角度转换艺术，一旦通过佛经及其它渠道被吸纳、融进中土叙事艺术精神，定会对中国传统的叙事思维模式产生巨大的冲击和消解作用。而同时，传统叙事文体正是由于汲取了异域叙事艺术的新因子，才孕育出独具小说审美特质的新文体――唐传奇。*[收稿日期] 2000－03－22【参考文献】 [1]胡经之，等。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3]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钅右加刑＠②原字为山右加严＠③原字为纟右加亘＠④原辽为山右加金
|
[
"Literature",
"Mine",
"Art",
"Economy",
"Energy",
"Education",
"Medical",
"Law",
"Transport"
] |
Art
|
阿、意议会外委会主席会晤新华社地拉那５月２９日电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弗托・恰米２８日会见正在这里访问的意大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法拉米尼奥・波科利时表示，阿尔巴尼亚希望参加欧洲各种政治和经济组织。恰米说：“作为一个欧洲国家，我们希望本大陆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友好。因此，我们希望了解和参加欧洲各政治和经济组织。”恰米向意大利客人介绍阿最近一个时期内外政策的变化时说：“这些变化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和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双方都表示，阿意两国应该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各个领域的关系。法拉米尼奥・波科利是应恰米的邀请率领意大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代表团访阿的。（完）
|
[
"Computer",
"Politics",
"History",
"Space",
"Law",
"Transport",
"Economy",
"Sports",
"Philosophy",
"Enviornment",
"Agriculture",
"Energy",
"Electronics",
"Medical",
"Communication"
] |
Politics
|
【 文献号 】2-102 【原文出处】台湾研究集刊 【原刊地名】厦门 【原刊期号】199901 【原刊页号】30～35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199905 【 标 题 】当前台湾经济形势分析 【 作 者 】林长华 【作者简介】林长华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内容提要】从1998年以来，台湾经济全面不景气，至今衰退仍然未见谷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台湾经济内部存在着泡沫经济所致，亚洲金 融危机的影响是次要的，只起到促使泡沫经济加速崩解的催化作用。台湾当局推出的应急措施不能对症下药，只治标不治本。【关 键 词】经济衰退/泡沫经济/应急措施 【 正 文 】 台湾经济自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不像70年代那么顺利地高速增长，呈现出摇摆不定的中速发展。1995年出现了“外热内冷”，1996年又出现“外冷内不热”，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台湾经济虽然不象东南亚各国、韩国那样受到严重冲击，但受其影响在1998年特别是这一年的第四季度开始凸显出来，使1998年至今的台湾经济又出现“外冷内亦冷”的衰退局面。一、台湾经济不景气的主要表现台湾当局对亚洲金融危机对台湾经济的影响，或因估计不足，或是采取心理上的安抚宣示作用，相当长一段时间过份乐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经济的不景气形势愈来愈明显。不景气的主要表现在于：第一，经济增长率下降。尽管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爆发，台湾当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对1998年台湾经济增长率都定在6%以上。随着台湾经济衰退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如进出口贸易的衰退，企业倒闭越来越多，全年达到6000家以上；1998年8月以后，有11家较具规模的集团企业因利用货币市场筹措短期资金、或因过度介入股市操作，导致运转不灵而违约交割或跳票，也有些集团企业采用以债养债的方式，扩大经营规模而发生财务危机，台湾当局不得不四次下调经济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8年4月份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估，台湾经济1998年增长率将下降至5%。台湾《工商时报》1999年1月1日发表的社论证实，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预估是准确的，台湾经济全年增长率只有5%。近期台湾“主计处”公布的1998年经济增长率为4.83%。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1998年台湾经济能有4.83%的增长率已算不错，不过，这是16年来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一年。根据目前台湾经济的运转情况，人们估计1999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将低于5%，是台湾经济衰退的最低谷。IMF、英国经济学家和日本野村研究所对台湾经济1999年的预测值分别为3.9%、4.4%和3.8%。“行政院”主计处却还在预测会比1998年好，可望达到5.27%。（注：台湾《中华日报》1999年1月2日。）不过，近期“主计处”眼看今年经济形势不好，又修改为4.74%。第二，对外贸易衰退，贸易顺差减少。台湾“财政部”1999年1月7日公布，台湾199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154亿美元，比1997年减少8.9%。其中，出口1106.4亿美元，比1997年衰退9.4%，进口1047.4亿美元，比1997年衰退8.5%。贸易顺差为59亿美元，比1997年减少22.9%。台湾电子、资讯业目前被视为高科技产业，已成为台湾的主要出口产业。但是，近几年来它几乎成为台湾业者一窝蜂发展的产业，这就引起了市场供过于求和恶性竞争的问题。1998年各国的反倾销案矛头纷纷指向台湾半导体产品。1998年10月12日美国对台湾的DRAM（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实行反倾销。1999年台湾若要扩大这些产品的出口，必然遭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反倾销措施的更大压力。第三，近几年来房地产商盲目投资房产建筑，致使大量房屋积压待售。待售房屋就有100万套，其中新屋60万套。根据“行政院”说法，目前空屋积压资金达15000至16000亿元新台币。“央行”5年来已释出1500亿元邮储金，也无法使房地产市场回到七年一大循环的荣景。这些积压的资金，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贷款，从而引起金融系统出现大量呆帐，潜伏着金融危机。据台湾辜濂松1999年1月2日在台《中华日报》撰文的资料，台1998年金融机构总逾放金融近70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1999年经济景气如无法提升，预计银行的逾放比仍会继续攀升。第四，股票价格下跌。将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1998年股价指数的变动情况与台湾股价指数变动情况相比较，可以看出台湾股市除了印尼与其相似之外，是最不景气的了。韩国股价指数上涨了100.7%，泰国上涨了22.4%，菲律宾上涨了6.3%，日本上涨了3.4%，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虽然也是下跌，但没有台湾股价下跌那么大，分别只下跌6.5%、6.3%和1.9%。（注：台湾《经济日报》1999年1月1日。）台湾1998年全年股价加权指数下跌1769点，跌福为21.6%；用经济日报指数计算，下跌594点，跌幅为21.3%。在19种分类股价指数中，电子类股小涨0.07%，其余都下跌，营建业股价跌幅达44%，金融、食品类股价都跌破三成。（注：台湾《经济日报》1999年1月1日。）台湾财金当局采取了护盘措施，希望能使股价止跌回升。但是这种做法后遗症非常大，如果被救助的企业不被看好，它不但不能护盘，反而会使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第五，民间投资滑落。在1998年第一季度，台湾民间投资增长达19.33%。台湾当局乐观预言，进出口贸易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减退，但民间投资的热络将带动台湾内需的扩大，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可是，事与愿违，民间投资自第一季度之后就迅速滑落。第二季度因出口不振，引申需求减少，以及台湾内部景气持续低迷，民间投资增长率降至7.72%，第三和第四季度亦仅分别增长7.81%（注：台湾《经济前瞻》第61期，1999年1月5日出版。）和8.6%（注：台湾《工商时报》1999年1月1日。）。这说明民间企业家对1998年和1999年台湾经济形势的看法悲观，投资信心大减。据台湾“中华征信”1998年12月30日公布的台湾500家大企业对1999年景气的看法，超过三成以上的企业主看坏，近八成五的厂商认为1999年台湾经济增长率约在3%至4.9%之间，远低于台湾当局的预测。认为1999年台湾经济会大幅好转的只有0.5%。第六，财政将出现赤字。台湾财政1992年赤字达3780亿元新台币，1998年虽然达到收支平衡，但呈现不稳定状态。据台报报道，台行政当局举行会议，确定2000年度财政总预算规模，由于这一年度包括1999年下半年和2000年全年，比平常多半年，因而财政支出数额较大，总支出规模为新台币22760亿元，在不计算债务还本的情况下，年增率为1.2%；但年度收入仅为19822亿元，总计财政缺额4872亿元。拟发行3992亿元公债，占总预算的14.8%，发行公债额创历史新高。问题还在于，1998年由于经济不景气，1998年和1999年预算收入将受影响，再加上出台那么多应急措施，增加了财政支出，使财政金融面临巨大压力。据台湾《工商时报》1999年1月5日报道，台湾当局1998年7月至1999年6月的会计年度，税收至少减少900亿元新台币。如果再实行减税措施，那就更加减少税收收入了。因此，1999年的财政将较困难。综上所述，当前台湾经济不论在财政金融方面，还是在制造业和贸易业方面，都出现全面衰退的局面；不仅在1998年是如此，1999年也将是如此。这是台湾经济自石油危机以来一次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二、台湾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台湾经济自1998年第二季度开始步入衰退，已为台湾各界所共识。但是，这种衰退是短暂的，还是会经历一个衰退时期；其主要原因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是由台湾经济内部存在的问题所引起？则各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般来说，海外比岛内悲观，台湾内部则民间比官方悲观。台湾当局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这次经济衰退是由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所致。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海关统计，1998年台湾出口比上年减少9.4%。而在出口总额中，美国市场占26.6%，比上年只减少0.6%，香港及大陆市场占22.5%，比上年衰退13.4%，日本市场占8.4%，比上年减少20.2%，东盟五国市场占9.5%，比上年减少29.5%，欧洲市场占17.8%，比上年增加6.7%。（注：台湾《经济日报》1999年1月9日。）可见，在台湾1998年的出口贸易中，欧、美市场可说并没有衰退，还有所增长，衰退主要在亚洲。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过去，台湾当局采取措施的推行，台湾经济在今年底就将好转。但一些台湾学者和舆论却不这样乐观。认为这次台湾经济的衰退，主要原因在于内部存在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只是使问题加速显露出来的摧化剂。笔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台湾经济内部积聚已久的问题，都是台湾经济这次衰退的原因，但内部问题是更主要的，也是较难根治的问题。第一，台湾经济是一种海岛型经济，进出口贸易影响其荣枯的份量很大，但是，在台湾出口中，以1998年为例，欧、美市场占台湾出口额达到44.4%；对亚洲市场的出口占40.4%，其中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东盟五国和日本只占17.9%，虽然台湾经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却得到美国经济景气的带动，因而冲击程度较轻。从台湾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也是如此。劳力密集的传统产品主要出口亚洲，因而这方面产品出口衰退最严重；而资讯、通信产品出口主要在美国和欧洲，其衰退幅度最低。台湾近年来出口总额中，科技产品占一半。因此，从出口带动台湾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台湾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已为欧美市场的开拓所抵消，不能说台湾经济衰退主要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所致。第二，台湾经济此次衰退的时间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时间不相对应。如果此次台湾经济衰退的主因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么其衰退的时间应该在1997年第三、四季度就开始，至迟也不迟于1998年初。可是，这次台湾经济明显衰退却出现在1998年第二季度，特别是第四季度，而此时正是美国金融、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时候，也是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和经济逐步好转的时候。那么，这次台湾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台湾经济内部问题的根据是什么呢？台湾经济这次衰退的特点是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如果以1997年6月至1998年底金融市场变动作为比较基础，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计贬值14%，台湾股价指数约下跌28%，合计跌幅为42%，超过日本及香港约35%的跌幅，与新加坡、韩国的45%及50%跌幅相近，至于泰国、菲律宾及马来西亚则出现60%至80%的跌幅，印尼更达115%。而在经济增长方面，台湾虽然有所减缓，但还有5%左右的增长速度，而日本、香港、新加坡在1998年都是负增长，东盟各国和韩国则更陷入空前的经济萧条。以上的情况说明，亚洲的一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与经济萧条是一致的，而台湾则是相背离，经济增长并未明显出现大衰退而金融市场却动荡不已。具体表现在历年来金融的管理不良、体制不全，以及公司法开放思虑不周，带来了盘根错节的金融问题与企业的财务危机，如企业的跳票、金融机构的逾放与倒账达到21年来的最高额、股市的违约交割与证券金融公司的周转困境出现、货币市场已经无法流通的不合格票据存在、民间的商业信用紧缩而银行的栏头寸充斥（注：台湾《中国时报》1998年12月26日。）。这些金融问题的根源就是股市与房市的泡沫经济。台湾《工商时报》1999年1月2日的社论指出，“前几年金融市场漫无秩序的开放，包括银行及票券公司等大量新设”，1997年“受到各种不理性因素的推波助澜，包括高层首长对股价飙升的默许与认同，使股价指数一路向上飙涨，在1997年6月底突破9000点，甚至曾涨到10000点以上，较1996年年中飙涨了一倍以上。孰知亚洲金融风暴的扩大漫延，使股市泡沫受到强力抑制，并趋于崩解”，到1998年底，“股市跌跌不休”；“而房地产泡沫更是由来已久，但崩解却极为缓慢，原因在于建商借由股市泡沫的助力，以及金融杠杆的操作，从投资人吸取大量资金，甚至勾结进而掌握金融机构，将银行存款转为己用，拿来继续推出大规模的新开发案。这种不正常的炒作手法造成房地产价格趋软，但房地建筑仍继续增加的背离现象，最近终因股市崩盘使不肖建筑业者现形，进而导致整个房地产不景气的加速恶化，乃至濒临崩盘”。也就是说，近几年来台湾的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并不是遵循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而是人为的炒作。一方面使股价脱离了帐面价而飙升，另一方面房价居高不下却还在大量建筑，使房屋的供给大大超过需求，产生价值近10万亿元的余屋量，大量资金积压在这上面，银行的贷款成为呆帐，从而出现企业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而股市价格飙升以后，遇上整个台湾经济不景气，6000家中小企业倒闭。在381家上市公司中，1998年度营业收入比1997年度负增长的有146家，占38.32%。从营业额看，1998年总计37435亿元，比上年衰退3.75%；再加上外资撤离股市，使股价直下，从10000多点降至6000余点，处于崩解状态。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泡沫经济崩解，直接牵涉到金融业危机的出现，从而影响到整个台湾经济的衰退和复苏速度。正如台湾《中国时报》1998年12月26日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的台湾经济衰退“是一个长期、较为严重、而且必须要全力以赴的问题”，不能视为短期、可以得拖且拖的暂时现象。日本经济在经历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之后，至今经济还未复苏过来，是台湾经济的前车之鉴。三、对台湾当局一些应急措施的评析台湾当局对1998年以来经济衰退制订了“振兴景气对策方案”，包括了为中小企业提供1600亿元新台币的专案融资、1500亿元邮政储金低利购屋贷款、减少关税和降低货物税、金融当局介入股市护盘等等。这些措施的出台，引起了产业界、学界和舆论界的不同评价。学者和舆论界对“振兴建筑投资业措施”抨击最为激烈。在“措施”中，“央行”1500亿元新台币邮政储金低利购屋贷款，其中300亿元提供无屋民众首次购屋低利贷款，利率为5.95%，不限新屋，一人购买一户为限。其余为新屋购买贷款，期限一年。住宅学会理事长政大教授张金鹗认为，这只是短期治标办法，主要是为了避免房地产市场长期衰退，引发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可是，所有建筑业景气问题是否会因短期急就章式的政策而解决，甚至会引发更严重的风险和危险，颇令人质疑。就笔者的理解，房地产商用贷款兴建住宅，房价高昂，大量卖不出去而积压。根据“行政院”说法，目前空屋积压资金达15000至16000亿元新台币。“央行”五年来已释出1500亿元邮储金，都无法解决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现再释出1500亿元贷款，与15000～16000亿元相比较，只占9.375%，根本是杯水车薪的举措，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说能解决问题，解决的是房屋建筑商积压而套牢的资金转移给民众而已，有失公平和正义。劳工团体则表示，在高房价（因房屋积压）好不容易回跌到正常价时，当局为了支撑房价，竟然动用人民的纳税钱去补贴有钱人买房子，而且宣布暂停兴建6万元新台币一坪的平价住宅，使劳工美梦破碎。有的指出，优惠贷款只限购买新屋，主要是为建筑商纾困，不是为购屋者设想，是劫贫济富。甚至连“内政部营建署”署长黄南渊也说，建筑业过去盲目投资，现在应自生自灭，“政府”何必帮忙。这句话自有其一定的道理。建筑业和其他制造业一样，都在生产商品，生产多少，要看市场的需要量。只有让供求规律来调节商品房的供求，才能达到供需相对平衡。行政干预只能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才能获得好的预期效果。用“政府”编列预算为建商促销是见所未见。其所以如此，说到底是因为，房产与金融业关系密切，怕房地产市场危机会引发金融危机，从而引起经济更不景气，才制出这个压箱法宝。但是，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所衍生的经济崩溃，即可当作他山之石。“财政部”对降低货物税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依照货物税条例，货物课税标的共有八类商品，即烟酒、轮胎、水泥、饮料、玻璃、油气、电器、车辆。水泥税攸关整个水泥生产政策，油气则攸关“国家”能源政策，其他除了玻璃、轮胎外，都是生活消费品，与振兴景气扯不上关系。玻璃每年货物税只有大约3亿元新台币，轮胎不过600万元，就算全免税，对景气也无什么帮助。“行政院”的这个降低货物税的本意，或许是为了减轻业者的税负促进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以扭转经济衰退。要达到这一目的，减税政策就不是短期的应急措施，而应该是长期的政策，才能增加税源。更重要的是，应该促进企业提高生产的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根本之道。关于动用邮政寿险基金、军公教退抚基金、劳保基金和劳工退休基金进入股市护盘问题，台湾舆论界抨击也相当激烈。首先是揭露股市大户如何炒作股市，使股价大大脱离帐面价的不正常局面出现。据台湾《工商时报》揭露，大户炒作股市由来已久，早在1986年股市开始热络，许多大户纷纷透过数家券商，以人头户进出股票，达到炒作目的。1988年“财政部”宣布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用人头户来避税更是大行其道。即使股市重挫，券商新开户人口还是有增无减。有人见到人头商机无限，干脆组成“人头公司”，专门出租人头户。时至今日，利用人头户的目的已不单是规避证交税，而更主要是用来套取低利资金以炒作股票。香港《信报》1998年11月31日刊登一篇经济评论揭露，有些台商投资东南亚中了“地雷”，但在台湾却进行炒股票，搞借壳上市的玩意，在资金宽松的情况下，美其名是进行收购合并的高级投资，但资金来源上焉者是用股票抵押借款，下焉者索性向“高利贷”借款，以炒股票得来的暴利支付沉重的利息负担。其次，抨击当局动用金融手段护盘。早在1990年6月，股市跌跌不休，证管会乃建议“财政部”将劳工退休基金投资于股市。近年来企业一连串跳票，引发股市信心危机，邮政寿险基金、军公教退抚基金、劳保基金和劳工退休基金等“四大护法”基金又衔命进场。这些基金是社会各阶层的血汗钱，用这些基金去为股市大户解套，不但让人感觉是一种“劫贫济富”的举措，而且万一股市泡沫破灭，这些民众的生活将如何保障呢？台湾当局如果要对股市干预，就应该打击股市炒作者，防止股市泡沫经济的漫延，使股市正常运行，而不是维护这种虚假的繁荣，否则，就等于默认和纵容这些炒股大户的不法行为。至于为中小企业提供1600亿元新台币专案融资，根据台《工商时报》报道，主要是协助中小企业取得营运资金。在过去，银行由于在贷款时考虑减少风险，往往把贷款集中贷给集团企业，中小企业获得贷款并不容易，即使是名为中小企业银行也是如此，迫使中小企业到地下钱庄去融资。这次台湾当局为中小企业提供1600亿元专案贷款，对中小企业来说，当然是佳音，可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不过，从根本和长远来说，与其解决其周转资金，不如支持其技术升级，提升其竞争力更为重要。【责任编辑】韩清海
|
[
"Literature",
"Military",
"Economy"
] |
Economy
|
上海航天AEROSPACE SHANGHAI2001 Vol.18 No.2 P.51-55FY-1C卫星地面综合测试软件技术李云端 黄小虎摘 要：介绍FY-1C星地面综合测试软件的系统构成、系统的网络数据流，着重介绍为提高测试软件的安全可靠性、准确性，提高软件对卫星的监视能力，提高软件发现问题的能力，以及提高软件发现问题后的主动预报能力而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给出了一些软件实际应用的成果图。关键词：测试软件;卫星地面测试；网络通讯；多媒体；软件平台分类号：V448.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630(2001)02－0051－05Technology of Integrated Ground Testing Software for FY-1C SatelliteLI Yun-duan（No.509 Institute of SAST，Shanghai 200240， China）HUANG Xiao-hu（No.509 Institute of SAST，Shanghai 200240， China）Abstract：To make satellite ground test more efficient, the satellite ground tes t software's ability of displaying data, looking for fault and the initiative of reporting fault shall be improved. The solutions to meet above requirements in FY-1C are introduced, and some pictures of applying the software are given.Keywords：Testing software; Ground testing of satellite; Network communication; Multimedia; Software platform作者简介：李云端(1976-)，男，工程师，研究领域：卫星地面综合测试。作者单位：李云端（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509所，上海 200240）黄小虎（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509所，上海 200240）参考文献：［1］周明天,汪文勇.TCP/IP网络原理与技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 994.［2］郑人杰.实用软件工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3］Daoglas E C. Computer network and internet [M].Upper Saddle River,N J:Prentice Hall,1995.［4］Stefano M.The Microsoft windows 95 developer's guide[M].Upper Saddle Riv er, NJ:PrenticeHall,1995.收稿日期：2000年11月1日修稿日期：2001年1月5日出版日期：2001年4月25日
|
[
"Space",
"Mine",
"Sports",
"Agriculture",
"Medical",
"Law",
"Literature",
"Art",
"History",
"Computer",
"Energy",
"Education"
] |
Space
|
宣杭铁路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２日电（通讯员朱国才）国家重点工程――宣杭铁路施工已进入决战阶段。目前这条铁路已有２００多涵洞主体工程完工，完成路基土石方量百分之四十五，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宣杭铁路全长１１６・７公里，它西起安徽宣城、东接浙江长兴，总投资为２・６８３亿元，计划１９９１年底建成通车。宣杭铁路是铁路建设三大战场之一的“中取华东”重点工程项目，去年３月开工以来，由于工期紧，雨水多，施工进度曾一度缓慢。为了确保总工期的实现，铁道部第四工程局、第十六工程局的４０００多名建设者正日夜奋战，抢夺工期。担负这条铁路线东段施工的１６局三处，４月份以来，在全管区开展了以比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工程进度、经济效益、物资消耗和创优质工程的“五比一创”劳动竞赛，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使工程施工进入了高潮。这条铁路建成后，将对开发皖南和浙西地区资源，缓和宁沪铁路运输紧张局面，促进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完）
|
[
"Literature",
"Economy",
"Military",
"Art",
"Agriculture",
"Electronics",
"Space",
"Transport",
"Computer",
"History",
"Communication",
"Enviornment",
"Sports"
] |
Transport
|
【 文献号 】2-1239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114～125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07 【 标 题 】中国比较艺术研究与展望 【 作 者 】顾森/彭吉象/李心峰/杨乃乔/高建平 【作者简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顾森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 彭吉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李心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杨乃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 高建平【编 者 按】“比较艺术”作为一种研究的视野和方法，随着艺术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已经越来越被学界重视。1997年12月2日至3日，中国艺术 研究院比较艺术研究中心举办了比较艺术研讨会，在京的一些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与会人士认为，比较艺术研究顺应时代潮流，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具有重要意义。本刊特将部分学者的发言和论文予以刊载，以期对推进学术繁荣有所裨益。【 正 文 】 中国的比较艺术研究一、对本世纪我国比较艺术研究的回顾回顾本世纪的比较艺术研究，可以看到学术上最活跃的有两个时期：20至40年代，80、90年代。20至40年代，艺术的比较研究是为中华艺术的生存而进行。通过透析西方艺术的精神与形式，找出中国艺术的生命力之所在。80、90年代，艺术的比较研究是为求发展而进行。艺术的一体性和相互不可分割性，在艺术分门别类精深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得以体现出来，是这个时期比较艺术研究的主要课题和目的。以美术为例。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国力衰微，民生艰危，外患频频；伴随外国列强武力入侵，西方文化艺术也如潮如涌地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美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总的发展趋向是一种颓势和守势。而这种趋势又最集中地反映在对文人画、士人画的非写实性的认识和取舍上。康有为在游历了欧洲后，面对西方蓬勃发展的美术，在深感唐宋的写实辉煌成就不再之余，对19、20世纪之交非写实性的、以追求笔墨气韵和抒发性情的文人画、士人画为主流的中国美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国人岂无英绝之士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吾斯望之。”（《万木草堂藏画目序》，1918年）与康有为持同样观点的，即在肯定中国古代（宋元和宋元以前）美术辉煌成就的同时，又认为须引入西洋或东洋（日本）绘画来改造中国绘画中的非写实性，还有中国近代美术史上闻名海内外的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高剑父等人。由此可看出在对待中国传统美术的几方对垒中，改革派代表人物人数虽然不多，但有涌入中国的西洋教学体系和西方文化为依托，则始终处于攻势。而固守传统一派力量虽然雄厚但却因中国国力弱和人心思变，又因没有很得力的理论来反击对中国绘画非写实性的批评，只能步步为营，处于守势。就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中和特殊的需要中，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如宗白华、丰子恺、郑昶等，很好地应用了比较艺术的方法，通过对中西方艺术的分析，尤其在一些具有本质性或规律性的问题上的分析，清晰而具有说服力地阐明中国绘画艺术的最绝妙处正是非写实性。这批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是宗白华。在30、40年代，宗白华发表的一批文章如《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在探究西方艺术（绘画、雕塑、建筑）的本质后，集中探讨了中国艺术的本质。在这些探讨中，他以优美、流畅的文风，或层层展开，或条分缕析，将中国艺术那具有东方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充分展示出来。即使今天读这些文章，不仅为文章的文采所感染，更为文章中对中国艺术的精彩分析所折服。宗白华之外，丰子恺的几篇文章如《中国绘画的精神》、《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等也是当时非同凡响之作。在中国艺术处于腹背受敌的时刻，这批以艺术的比较方法写出的优秀论文，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为客观的态度，更易被人接受和认可，的确起到了挽狂澜于即倒的作用。80、90年代的艺术研究，充分吸取西方分科分类的方法，对艺术学科的一些问题的专项研究细致而深入。在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越来越向精深方向即纵向方向发展，艺术间的横向研究又提到日程上。80年代以来的美术研究，在中国美术的断代史、门类史以及画派、流派、画家、某一技法、某一题材、某一风格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尤其是对世纪初以来对中国美术传统的不实之词和许多从西方体系的角度给予颠倒的部分，不仅从观念上拨乱反正，而且从内容上重新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得出清晰而确切的结论。例如“四王”、“文人画”、“南北宗”等问题，就其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而言，的确是空前的。但在另一方面，美术研究中的隐患也逐步显露出来，这就是研究队伍中的成员的知识结构的不合理性――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掌握均属一般，有稍精通者也往往侧重一方；越来越精细的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的修养甚至姊妹学科的修养严重失调。这种知识结构用于某一问题的研究还可对付，若涉及中国的大文化甚至世界的大文化，应用起来就捉襟见肘。然而当今时代最主要的进步，就是越来越认识到各种文化、各种现象交互影响的重要性。缺乏开阔的学术视野的那种封闭式研究方法，不仅滞后，其研究的结果也往往片面或偏颇。这些研究成果，不利于国际交流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文化和艺术会形成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认识。在色彩教学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某一块色彩的准确，不是靠对孤立的一块色彩的观察而是靠与这块色彩周围的各种色彩的比较后得出。这个原则正好可以用于我们今天的艺术研究。在今天这个艺术研究大发展时期重提比较艺术研究，可谓恰逢其时。二、今天如何在我国开展比较艺术研究21世纪即将来到。面向新世纪中国的比较艺术研究如何开展？比较艺术研究作为一门艺术学科，从定义到研究，西方早有体系且承传有序。相对而言，这门学科在我国仍处于新兴状态，但不等于说中国没有比较艺术研究。事实上，作为对艺术诸多门类的综合研究，中国是由来已久的，也是有相当成就的。要使中国的比较艺术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较快的时间里成型，前提首先是应该放弃亦步亦趋追西方的办法，而应学习我国科技界的一些经验，建立超前意识，从一个合理的位置切入。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观察问题视点的不同，对艺术的功能、艺术的作用、艺术的文化价值、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等，中国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与西方在认识上的差别，由此也就带来了研究方法和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别。因此，在我们今天借用西方的方法的同时，整理和发扬中国自己的方法是相当重要的。例如，体现中华智慧的“模糊式”研究法，就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地继承和发扬。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将艺术形式置于流动的、变幻的、无往不复的状态中来研究。因此，在对几种艺术形式进行比较研究时，首先就是不将几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视为界限分明，而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永远处于一种相互融摄、相互辉映之中。这种方法，主要不是去论证几类艺术的分离和毫不相干，而是强调这些艺术品种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完善。艺术的本质和特性，往往就从这种融混的、界限不甚分明的状态中抽取或提炼出来。正如老子所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二十一章》）老子的这个“恍惚”观，实际就是中国的模糊论。中国艺术讲究的“朦胧”、“含蓄”、“似是而非”、“如梦如幻”的佳境，以及艺术品评中如冲和、淡逸、朴拙、幽邃、劲拔、隽爽、韶秀、空灵、活脱等用语，都奠基于这个“恍惚”观上。就实际情况而言，中国文化传统中对几种艺术的认识，的确是体现在对某一种特定艺术的模糊认识里。比如一张中国画，我们的鉴赏习惯通常是从四个方面来进行：笔（书法味）、墨（绘画性）、画境（诗意的即文学性）、气韵（音乐性与舞蹈性）。当然，更复杂的鉴赏还会包括题款（书法与文学）、钤印（金石气）、章法（绘画性加哲学性）等。一张好的中国画，并不仅仅是绘画语言如何鲜明即绘画性如何强；恰恰相反，而是绘画性的模糊即别的门类的艺术性的增强。又如以“一”为出发点的综合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里，“一”是万物的起始，是无穷无尽的；守住了“一”，也就守住了根本。老子所谓“圣人抱一而为天下式。”（《道德经・二十二章》）和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都是这一思想的反映。这一思想体现到艺术上，就是在谈到艺术的作用和表现形式时，主要是强调人的心灵、人的感情这个“一”。清初的石涛在其《画语录》中，以“一画”为首章，详论“一画”为“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的微言大义，阐明“从于心”的绘画艺术自“一画”开始就能使万物彰著的因由。这是用“一”来具体讨论某种艺术要谛的典型例子。本世纪前半叶，由于国弱民穷，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艺术也多处于颓势，面对如潮涌来、咄咄逼人的外来文化艺术，的确只有招架之功。面临中国艺术的生死存亡，许多艺术家、学者奋起回击那些散布中国艺术将消亡的谬论。这些艺术家、学者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准确地找到中国艺术优越于西方艺术之处，从而树立起对中国艺术的自信心。这些艺术家、学者的理论的核心之一，就是以批驳西方那种摹仿的、机械式的艺术观为出发点，从而阐明发自心灵和依于性情的中国艺术的可贵。他们所常用的辨析方法之一，就是“守一”之法。而“守一”法的最基本的内容就是比较和汇综。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今天的学术研究，有两个很突出的地方。一是各个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向精密化发展，这使得研究工作中不仅隔行如隔山，就是同一学科不同的研究领域，也有“隔山”之感。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研究自然是倍加小心谨慎。这种小心谨慎，倒不主要出于怕犯错误，而是担心判断的失误。二是学术发展因信息传播的快速而随之加快。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研究的成果就会因不知不觉步入后尘而有随时付诸东流的可能。要摆脱上述两种研究中的负担，除了更勤奋的学习外，充分利用今天以电脑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服务于比较艺术研究，已是势在必行。今天的高科技手段，可以快速检索、大量交换和存储各种艺术研究信息，而且这种检索、交换和存储还可以用多种方式如图像的、声音的等。利用高科技手段，我们不仅可以开展艺术原有样式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将这些样式转换成数字形式进行科学的量化比较研究。如这样开展比较艺术研究，可以保证情况掌握全面，学术视野开阔，研究卓有成效。走向跨文化综合研究的比较艺术学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从19世纪末诞生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终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发展与普及。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成立了比较文学学会，各重要大学均有比较文学的系科和研究生班，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每三年还定期召开会议，每次会议都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数百名代表与会并宣读论文。在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文学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于1986年正式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出版或发表了许多比较文学的论著、译著、论文和译文，许多高校纷纷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仅仅十多年时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和赞叹，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中一支朝气蓬勃的力量。相比之下，比较艺术学在中国乃至世界发达国家，至今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没有成为一门正式学科而得到承认。然而，令人高兴的是，当我们在20世纪末迎接新世纪的曙光时，比较艺术学这个比起比较文学来整整晚了一百年的妹妹或弟弟，在又一个百年之交来临之际，终于即将诞生了。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婴儿在母腹的躁动，已经可以预见到它诞生后的蓬勃生命力！特别令人振奋的还有一点，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最先在欧洲逐渐形成，而即将诞生的比较艺术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很可能最先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出现！这样说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着经济、社会、文化、学术等多方面的依据。随着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东方大陆正在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甚至有学者预言：19世纪属于欧洲，20世纪属于美洲，21世纪属于亚洲。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东方文化也越来越引起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浓厚兴趣，他们中不少人对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东方艺术怀有崇敬之情，迫切希望多了解其中的奥秘，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比较已经势在必行！对于比较艺术学这样一门新兴学科来说，方法论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讲，它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存亡。毫无疑问，作为姊妹学科，比较艺术学显然可以学习和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两种基本方法都可以运用到比较艺术学之中。例如，当我们进行中外电影比较研究时，一方面可以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电影这种外来艺术或“舶来艺术”近百年来如何在中国扎下根来并取得极大发展，尤其是30年代苏联蒙太奇电影美学流派和40年代美国好莱坞戏剧化电影美学流派对中国早期电影的重大影响，这方面，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超越影响、回返影响等等种类都可能存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于两种彼此并无直接影响的中外电影进行比较研究，诸如30、40年代中国电影与40、50年代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尽管从未有过相互借鉴与学习，但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突出体现在它们都把现实社会生活与普通人的命运作为银幕的主体，都具有十分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可以说它们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电影观念。通过平行研究的方法，就不难发现远隔万里的欧亚大陆上这两种电影惊人的相似与相同、明显的区别与差异，从而加深对世界电影史上这两个重要电影流派的理解与认识。但是，正如许多比较文学专家和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学派，基本上是按照研究的方法论来区分的。然而，无论是注重实证考据，以辨明各国文学相互关系的法国学派，还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从平行的角度来探索文学本质特征的美国学派，其内容基本上都是以欧洲文学为中心的，虽有某些学者顾及东西研究，但毕竟是极少部分，而言之中肯者，更是为数寥寥。”（《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载《读书》，1982年第9期。）因此， 对于比较艺术学这门崭新的学科来讲，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注意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为此，我们在方法论上应该有所突破与创新，除了跨国别、跨艺术种类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外，我们还应当在比较艺术学中大力倡导一种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努力将中外艺术的比较，放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这种跨文化的综合研究，事实上目前已经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比较艺术的研究之中。这就是说，对某一艺术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需要将对艺术作品的比较，以及产生作品的文化传统、社会背景、时代心理等等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换言之，艺术比较应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进行。笔者本人在对30、40年代中国电影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进行比较研究时，也深深感到过去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仅仅局限在电影学的角度，仅仅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未能剖析形成这两种不同电影观念的两种不同文化根源，因而无法揭示出这两种惊人相似的电影在本质特征上的根本区别。虽然人们都注意到30、40年代的中国电影强调“影戏”，是一种具有戏剧化风格的现实主义电影，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强调“纪录”，是一种具有纪实性风格的现实主义电影，但却不能回答为什么前者会形成“影戏”电影观念，而后者会形成纪实性电影风格。只有当我们追根溯源地从产生这两种电影的文化土壤与美学传统中去寻找它们的区别，才不难发现，作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美学核心的“摹仿论”传统在西方文化中如此根深蒂固，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在西方竟然雄霸了两千余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强调客观地、逼真地再现生活，除了其它原因之外，不能不说也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天人合一”与主客观的融合，从来不强调艺术对自然的如实再现，更注重文艺的教化作用与社会功能，这才是中国30、40年代电影追求“影戏”观念，呈现出以社会教化为内核，以戏剧式叙述为形式的鲜明特点。显然，只有运用跨文化的综合研究方法，才能在对这两种极其相似的现实主义电影进行比较时，发现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发现它们各自具有的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因此，跨文化的综合研究显然应当成为比较艺术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比较艺术学：现状与课题关于比较艺术学研究，我想说两句话。一句是：比较艺术学存在着，发展着；另一句是：比较艺术学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课题。1.比较艺术学存在着，发展着在我国，零散的、不自觉的艺术比较研究，可以说古已有之，而作为一种自觉的方法或学科的比较艺术学或叫比较艺术研究，则是80年代末，随着西方各种美学、艺术学、文艺学研究的新方法、新学科、新领域纷纷被介绍到国内，而被引进我国学术领域的。本人于1989年发表了论文《比较艺术学的功能与视界》、《比较艺术学：艺术世界系统联系之“桥”》，对国外比较艺术学研究的成果作了介绍，也谈了自己对这门学科的方法、对象、功能、视界等问题的初步看法；《世界艺术与美学》丛刊则在第十一辑将国外比较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作为重点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与此同时，国外一些有关艺术与宗教、艺术与科学、艺术与哲学等领域的比较艺术研究著作也被翻译介绍了过来。笔者于1991年选编一本介绍国外当代艺术学新兴学科、新兴领域的译文集《国外现代艺术学新视界》时，也曾把比较艺术学作为该书重点介绍的新兴艺术学科之一。在翻译介绍国外比较艺术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国内一些学者已开始自觉地运用比较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在一些具体的艺术门类和艺术研究领域展开扎扎实实的比较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发表、出版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研究专著。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有限的范围而言，仅在比较戏剧学方面，1992、1993两年之内，便出版了田本相主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安葵《戏曲“拉奥孔”》、周宁《比较戏剧学――中西戏剧话语模式研究》、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稿》等数种研究专著；而在其他艺术门类，也出版了邓乔彬《有声画与无声诗》及田本相《电视文化学》（该书不完全是一部比较电视学的著作，但将电视艺术与电影、戏剧、文学、电视与传媒、教育、政治加以自觉而系统的比较的内容在全书中占有相当的篇幅）等著作。此外，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与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艺术系的学者共同完成的一部比较艺术研究论文集，其英文版已经出版，其中文版也即将出版。几年前，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还成立了国内第一个专门以比较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比较艺术研究中心”；该中心又于1997年底与文化艺术出版社联合召开了国内第一次“比较艺术研讨会”，标志着比较艺术学自介绍到国内以来，经过十年左右的探索和实践，已形成一个整体的力量推向社会，得到艺术研究界普遍的认可与欢迎。总而言之，比较艺术学研究，即使是在国内，也不是一片空白，无需一切从零开始，而是已经存在着，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2.比较艺术学面临的课题尽管我们说比较艺术学研究在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然而，我们对此决不能过于乐观。应该说，对于一门学科的确立和发展而言，这些成果的取得还只是初步的；在它的面前，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有待思考和探讨的问题，需要广大的艺术研究工作者们共同的探索和实践，以使比较艺术学这门新兴的艺术学科真正在今日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中确立自己应有的地位，把这门学科的探讨进一步向前推进。在比较艺术学研究所面临的各种课题中，我以为有这样几方面的课题相对地说是较为重要的。首先，需要对比较艺术学既有的研究成果、思想资料进行摸底、梳理、阐释、探讨。这是比较艺术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起来的基础建设工程。缺少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环节，比较艺术学研究就有可能成为无本之木、空中楼阁。这对比较艺术学的未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这里所说的比较艺术学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资料，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古典艺术论中有关艺术比较的思想资料。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但至今仍没有人做过深入的挖掘，更谈不上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二是西方古代、近代艺术理论中有关艺术比较的思想资料。这方面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莱辛、歌德、黑格尔、尼采等在这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影响深远。我们对这些内容也许并不陌生，但尚需从比较艺术的角度给以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三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中期西方分别明确提出“比较美学”（ Comparativeaesthetics）和“比较艺术学”（Vergleichende Kunstwissenschaft）的学科名称以来在艺术比较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值得我们重点介绍和探讨，特别是在这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些名著，如雷蒙多（G.L.Raymond）的《在绘画、雕刻、建筑中的线条、色彩的比例与和谐――比较美学试论》（纽约，1899）、E.苏里奥（E.Souriau）《各种艺术的对应关系――比较美学原论》（巴黎，1947）、门罗（Th.Munro）的《各种艺术及其相互关系――比较美学》（纽约，1951）、弗莱（D.Frey）的《比较艺术学基础》（维也纳，1949）（吉冈健二郎的日译本译为《比较艺术学》，创文社，1961）、沃尔泽（O.Walzel）的《各种艺术的相互阐发》（柏林，1917）等著作，以及日本当代著名美学家山本正男主编、由世界多国学者合作完成的六卷本《比较艺术学研究》（东京，美术出版社，1974―1981）等成果，都应设法尽快翻译或介绍过来，作为我国进行比较艺术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参照。四是现、当代我国一些著名学者的著述中包含的有关艺术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资料，如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就含有大量珍贵的比较艺术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资料；此外，在宗白华、朱光潜、王朝闻、伍蠡甫等人的美学、艺术理论著作中，也含有这方面的丰富成果和思想资料，这都需要我们给以梳理和总结。其次，要对比较艺术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如比较艺术学在艺术学研究中主要是作为一种学科还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或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一种研究视界在起作用？进行比较艺术学研究是为了实现怎样的学术目的？是为了认识一般，还是为了认识特殊，抑或是为了别的目的？它与其他相关学科如比较文化学、比较哲学、比较美学、比较文学以及艺术学内部其它学科如艺术类型学、民族艺术学、艺术文化学、艺术史、艺术批评等的关系如何？等等。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关系到比较艺术学在学理上存在的依据、它在方法论和学科地位上的定位等重要问题，有必要给予应有的探讨。否则，连对比较艺术学是否有必要存在、应该怎样存在和发展等基本问题都不甚了了，怎么能有效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呢？再次，比较艺术学研究必须真正打开视野，真正起到艺术世界内部各分支系统之间以及艺术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桥梁的作用。在我看来，比较艺术学主要有三大研究方向。一是艺术类型间的比较，包括艺术种类与艺术风格的比较；二是不同民族、地域、文化圈艺术的比较；三是艺术与其他文化创造领域的比较。今天，比较艺术学研究要想获得全面的展开，那么，它在艺术类型间的比较方面，就不能仅限于艺术门类之间的比较，而应扩大到对艺术世界各种基本风格、思潮、流派之间的比较；在不同民族、地域、文化背景下的艺术的比较方面，就不能仅限于中西艺术的比较或东方与西方艺术的比较，而应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到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地域和文化圈；在艺术与人类其他文化创造领域的比较中，也不应仅限于艺术与科学、宗教、伦理这几个领域的比较研究，而应把比较的范围尽可能扩大到人类文化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领域，诸如艺术与技术、与政治、与神话、与巫术、与仪式、与医学、与体育、与娱乐等领域的比较。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在艺术种类间的比较、中西艺术或东西方艺术的比较以及艺术与科学、宗教、伦理的比较这些方面已经多么深入、多么成熟。实际上，我们在这些领域所做的比较研究恐怕大多也只是初步的、表面的，需要进一步展开更加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不过，相比较而言，这些课题较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一般不会成为人们的盲点，而另外那些领域则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因而需要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它们也同样能够得到人们的关注与探讨。崛起的比较艺术学研究倘若我们用一种跨文化的视野来反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东西方学术界，从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H.M.Posnett ）率先起用“比较文学”来命名自己的著作，到1986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东西方学者在一百年的思考中已着实地把跨文化的比较视野投注世界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并且成功地把比较文学拓建为20世纪人文学科中的一门显学。在20世纪的80、90年代，随着西方后现代社会高科技工业文明对东方大陆的影响，信息的高速传递加快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在东西方文化越来越频繁与广泛的对话中，比较的视野终于超越了文学，激发了东西方学者在更为开阔的感性和审美层面上互为看视的兴趣，可以说，这就是比较艺术（comparative art ）在东西方学术界崛起的世界文化背景。回眸比较文学在东西方学术界的发展，比较文学研究在一种良好的态势下正在深入地走向文化化与理论化，这必然导致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思考向比较文化（comparative culture ）与比较诗学（comparativepoetics）这两个方向拓展。如果说， 比较文化在视野上昭示了比较文学拓展的广度，比较诗学在理论上呈现了比较文学拓展的深度；那么，比较艺术的崛起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应顺了时代的需求，为东西方学者在感性与审美空间中的对话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除了在文学空间中，东西方学者更热衷于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等更为广泛的领域中选择握手、对话和交流的机会，使自身的研究视野从不同门类的艺术形式投向“他者文化”、“他者艺术”与“他者审美观”，获取多元的更为广度与深度的透视与了解。值得注意的是，比较艺术崛起的时空量向就决定了比较艺术在内质上不同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与比较诗学。较之于比较文学，虽然比较艺术在学科的自觉方面是年青的，但比较艺术是在比较文学于百年的学科经验摸索中崛起的，因此，比较艺术在学科的建构方面是非常幸运的，它没有遭际类似比较文学在1958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会议上所面对的学科危机。因为，比较文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中的百年积淀已经为比较艺术的崛起与展开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经验与操作基础。因此，我们在比较艺术崛起的初始期就可以展望到它在新世纪到来后走向成熟、兴盛的可能性。比较艺术的崛起在研究的跨文化视野上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有着内在维系，但比较艺术在本质上又不是上述两门学科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延续，比较艺术是一门有着自身特色且独立的学科。我们在这里不妨给出一个关于比较艺术在学科本质上的界定，比较艺术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艺术现象与另外一个以上的国家或民族艺术现象之间的比较研究；同时，它也是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与文学等各艺术门类之间追踪审美共同性与审美差异性的跨门类艺术的比较研究。所以，真正的比较艺术研究既是跨国家、跨民族及跨文化的，又是跨艺术门类的。鉴于上述的定义，比较艺术的研究要求学者必须把自身置放于一种开放的跨国别、跨民族的比较文化视野（comparative cultural perspective）下，对古今中外的艺术现象进行跨文化、跨门类的透视，旨在于把国别艺术与民族艺术推向世界艺术的广角平台上给予当下的读解与诠释。因此，比较艺术研究所秉有的国际性学术视野体现了世纪之交东西方文化对话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我们可以预见到，比较艺术的研究最终会使一门崭新的学科――比较艺术学成立，而比较艺术学在思考、总纳世界艺术的共同规律和母题时，其最终的学术皈依即是走向总体艺术学（thestudy of general art）。这一点与比较文学最终走向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在学科的旨归上是一脉相承的。从比较艺术学走向总体艺术学，这昭示着卡西尔所言说的人类将接受文化一体化的浸润，这种浸润的内涵即世界多元艺术形态的生成与思考归向一个用世界所有语言文字大写的“人”。因此，比较艺术学的产生及其正走向总体艺术学的势态，验明了比较艺术的崛起与研究应急了当下世纪的交接、东西方文化的接轨与社会思潮的转型。需要强调的是，比较艺术绝然不是一种纯粹的方法论，而是本体论。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以来，西方欧美与东方大陆的艺术创作主体与艺术批评主体一直以一种“他者”的感性视野，投向彼岸的艺术空间来寻求“他者文化”的审美猎奇性。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比较艺术在学科上还没有走向自觉，但两种文化域中的两类“他者”已经以一种比较文化的视野进行潜在的接触、碰撞与对话。从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欧美与东方大陆在经济实力与工业文明上存在着明显差距，东西方学者在世界艺术现象的互为看视中一直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的显在趋势。仅从20世纪的80、90年代以来检视，这种话语权力的争夺是从艺术理论与艺术现象两个层面上体现出来的。第一，在东西方艺术理论的对话中，西方的艺术思潮及理论话语对东方大陆的侵蚀，导致东方大陆的艺术批评是在本民族理论话语“失语”的状态下指向对艺术文本的读解的。第二，在东西方艺术现象的交流中，无论东方大陆的艺术作品向外域的输出， 还是西方人对东方大陆本土艺术作品投出热情，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中产阶级对东方华夏文明其落后一面猎奇的后殖民心理。一言以蔽之，前者是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东方艺术空间的侵入，后者是西方后殖民文化心理在东方大陆艺术空间的履践。东西方学者在艺术空间中的对话实际上已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即西方欧美艺术及艺术批评处在世界文化的中心，而东方大陆艺术及艺术批评则偏居世界文化的边缘。可以说，只要东西方文化在交流、在对话，任何艺术创作主体与艺术批评主体都无法逃避以比较的视野来评价“他者的审美文化”，因此，比较艺术无论是在走向自觉之前还是在崛起之后，它始终是东西方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家在世界艺术的景观下寻找本土艺术话语权力的安身立命之本。所以，我们坚定地认为比较艺术不是简单地为艺术家与艺术批评家提供了一种跨文化的读解艺术文本的方法，而是为了一个民族、国家的艺术及艺术理论话语在世界艺术之林拓开一方生存的境遇，企获一种在国际学术界与“他者”平等言谈民族艺术与国别艺术的话语权力。说到底，比较艺术的存在涉及了一个民族和国家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的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她只能是本体论，她命中注定要介入国际艺术界潜在的关于西方中心论与东方中心论的话语权力争夺。并且在已往东西方艺术交流所呈现的西方强势文明与东方弱势文明的失衡之中，比较艺术研究在理论及意识形态的操作上有着不可推卸的民族责任感。至于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无疑只能是归属比较艺术本体论之下的二级操作系统。比较艺术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执行其使命的，所以，比较艺术不等于方法论上的艺术比较（comparison of art）。 钱钟书先生曾引借法国已故的比较学者伽列的话说：“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主张把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的牵强附会分开来，使比较文学走出某些学人望“比较文学”之文而生“文学比较”之意的误区。钱钟书的告诫对刚刚崛起的于东方大陆学界的比较艺术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可借鉴性。因为，这有助于比较艺术的发展在初始期即避开坠入“艺术比较”的误区而不为“他者”嘲笑。比较艺术不是“艺术比较”，也更不应该在“比较”―“comparative ”这一话语的原初意义上来理解比较艺术这一学科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这里声明比较艺术不在于“比较”，而在于研究主体于打通东西方文化的知识结构背景下，寻求跨东西方文化的共同艺术规律，在这样一种共同艺术规律中追踪东西方艺术及艺术思潮的可比性（comparability）， 再于可比性中融通东西方的感性审美文化而互相看视，从而在东西文化相互看视的通透性中推出一种崭新的艺术现象或一脉崭新的艺术思潮，即“to make something new”。因此， 比较艺术在东方大陆的崛起不仅仅是对历史中逝去的东西方艺术进行怀旧般的反思，从而证明“你有什么，我也有什么”的简单比附，而更是为了在新世纪来到之后以一种融会东西方文化的创造性，来开拓人类艺术领域的新纪元。在这个意义上，比较艺术的崛起必将成为推动21世纪人类艺术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这就是比较艺术学将在未来的不久呈现于世界艺术发展势态中的艺术动力学意义。在世界艺术发展史的日历上，比较艺术是年青的；在东方大陆的艺术年鉴中，比较艺术仅仅是带着娘胎血腥气“呱呱”堕地的新生儿。尽管如此，它充满了生命力，并且拥有着未确定性（unspecialization）的学术文化心理，这就决定比较艺术研究及比较艺术学有着无穷无尽的发展潜力。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比较艺术在东方大陆学界的崛起是势不可阻的，它应顺了新世纪到来东西方文化走向深度对话的世界趋势；但是，崛起于东方大陆的比较艺术，绝对不是简单地对西方比较艺术在方法论与价值论上的拷贝，它应该是自立于世界比较艺术之林的东方学派或中国学派。因此，在比较艺术于东方大陆崛起后，关注与推动比较艺术东方学派或中国学派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及国际性意义，并且这两种意义的兑现不应该建构在空谈比较艺术的方法论上，而应该建立在大量的、扎实的比较艺术研究的具体科研论文与论著中。这样，才可能给比较艺术的东方学派或中国学派注入强大的学术生命力。艺术研究呼唤比较的视野国外的中国艺术研究，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限制了其理论化。中国艺术很早就向西方传播，在欧美各国，也有着大批的中国艺术研究者，但直到最近的一、二十年，才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一些研究中国艺术理论的论著和论文集，而进一步以这种理论与西方艺术理论进行对话的局面则还没有形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仍在于一个深深的中西文化的鸿沟。中国本土的中国艺术研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倾向，与此相对应，西方的中国艺术研究有着一种强烈的博物馆化的色彩。西方的中国艺术博物馆，大多是在早年东方旅行家所搜集的中国艺术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东西具有文化标本的意义。博物馆的存在，促进了大学艺术系中国艺术专业的设立。围绕着博物馆的活动、编目、对艺术品真伪的辨识、艺术品的估价、以至一些具体作品的意义的阐释，占据了研究者的中心注意力。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搞中国艺术在西方大学的艺术系里别是一科，它不研究活生生的艺术，而是研究一个来自远方的、封闭的社会标本。由此造成一种错觉，中国艺术研究似乎是一种与人类学研究接近的东西。1996年，瑞典政府的文化部门作出一个决定，要把设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远东博物馆合并到南方城市哥德堡一个人类学博物馆中去。虽然这个决定后来由于汉学家们的呼吁而迫使政府作了修正，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错觉并不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在欧洲，搞东方艺术研究的人对研究对象的态度与搞西方艺术研究的人有很大的差异。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常和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产生出一些重要的美学和艺术理论著作。这些搞美学、艺术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固然也显示出对中国艺术的兴趣，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不敢轻易涉及，深不可测的领域。他们与西方的那些中国艺术专家很难沟通。哪怕是在同一处工作，哪怕个人之间的交情也不错，学术上的共同探讨，深入研究仍然不易实现。当然，近一、二十年来，西方从事中国艺术研究的人中一部分杰出学者的理论兴趣在日益增长，也出现了几本重要的书。但是，他们的努力仍然局限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中国古代艺术家说了些什么？他们的话应如何理解？这些留下来的文字性文本与他们的作品有什么对应关系？进一步，这些言论和作品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什么关系？再进一步，这些理论有什么现代意义？怎样从美学角度对之作出阐释？这仍是摆在不仅是中国，而且是西方学者面前的有待完成的共同任务。我们呼吁比较艺术，是呼吁一个比较的视野。比较，并不只是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品放到一起，说说谁优谁劣，那是一种低级的比较。比较就是思考。重要的是比较出一种眼光，一种理论的热情，一种对艺术未来的关怀。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是一个巨大的宝库。西方传统艺术家主要以自己的作品传世，而中国艺术家留下了许多关于他们的艺术思想的文字材料。在这里，我主要是指文人艺术家，尤其是依赖于文人画家而言。冈布里奇在他的《艺术的故事》中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第一个不再把绘画视为低贱的工作，而将画家放到与天才诗人同等地位的民族。”我在几处提到过，这句话要是稍微改一下，就更正确了：“中华民族是第一个民族，在其中天才诗人不再把作画看成是一个低贱的工作，而是投身到这门艺术中去。”画家地位的提高，并非原先的画工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是文人画家的出现。中国的画工与欧洲的画师一样，地位不高，是以画艺为帝王贵族服务的匠人。但中国另有一种文人画家，这些人不仅作画，而且阐述自己的艺术思想，这是西方所没有的，今天特别值得我们重视。西方现代艺术经过百年的实践，新的思潮、流派层出不穷。在这过程中，人们获得视觉的解放，形成了更为开放，更为兼收并蓄的观念。就从其中的抽象来说，起码就有走向几何形体的抽象和走向显示创作主体自由的身体运动的抽象两种。 本世纪初， 沃林格（WilhelmWorringer）著《抽象与移情》（Abstraktion und Einf＠①hlng） 一书，着重阐释了前一种抽象。沃林格虽然试图探索区别于“古典”的“北方人”的风格，即区别于希腊式明朗、宁静的哥特式不安、躁动，但他没有找到东方式反数字化、反几何化的书法意味式抽象。在这方面，从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马克・托比（Mark Tobey）、 莫里斯・格雷夫斯（Morris Graves）， 经由行动主义到波洛克等人的抽象表现主义，有着一个明显的现代绘画发展线索。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从理论上对这一个线索进行整理。世界发展到今天，艺术是不是走向危机？一种所谓“艺术死了”的呼声代表着什么样的底蕴，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对此，回到我们的立场，能不能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一千年的文人艺术实践，是否可以向追求抽象，寻求抽象与具象、线条与色彩关系的现代艺术理论与实践提供一些启示？我为此在海外发表过一点东西。很可惜，一种强大的学术分科方面的心理惯性，使得我的书仅被看成纯粹中国艺术美学的研究专著，仍算“别是一家”。对此，我只有抓住一切机会，呼吁一种比较的视野，一种跨越国家，跨越文化鸿沟的理论关怀。波洛克曾说：“当代绘画的根本问题是不专属于任何国家的。”大约三百年前，针对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现象，哲学家莱布尼兹说，中国的传教士也应到西方传教。我们当然不能学老子，骑牛西行而化胡了。但深入地思考自己的传统，并以此与当代西方艺术思想进行对话，却应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谁化谁”，这本身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话、比较、理解、发展，还有那句哲学上的老话：“认识你自己！”【责任编辑】戴阿宝 字库未存注释:＠①原字为U上加两点
|
[
"Transport",
"Medica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Art",
"Education",
"Philosophy",
"Economy",
"Law",
"Military",
"Mine",
"Energy",
"Electronics",
"Enviornment",
"Literature",
"Agriculture",
"Politics",
"Space",
"History",
"Sports"
] |
Art
|
【 日 期 】19960105 【 版 号 】4 【 标 题 】支持贫困地区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中宣部等向百个贫困县赠书【 作 者 】尹鸿祝 【 正 文 】 新华社北京１月４日电 （记者尹鸿祝）中宣部、国家教委、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团中央今天向全国百个贫困县赠送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以支持贫困地区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去年５月，中宣部等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推荐了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这是继推荐百部爱国主义影片之后加强青少年教育的又一重大措施，是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重要步骤。据悉，目前百种图书已基本出版发行，新华书店征订超过１２０万册。各地中小学都认真开展了阅读百种教育图书的活动。为了让贫困地区的中小学生也能够及时阅读到这些图书，中宣部等五部委决定向１００个贫困县中小学赠书。这一倡议得到全国７０家出版社的积极响应。据统计，现在已收到捐赠图书２．５万册，捐款４万多元，总金额达２２万元。在今天举行的捐赠图书仪式上，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于永湛、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袁纯清分别就各自部门、系统如何开展和支持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活动提出了要求。首都少先队员向全国１．３亿少先队员发出了“读爱国主义图书，做跨世纪雄鹰”的倡议。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在讲话中指出，提高青少年素质，爱国主义教育是基础工程。近几年，社会各方面为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百部爱国主义影片、百首爱国主义歌曲的开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的推荐将使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更加深入。向贫困地区赠书，首都少先队员的倡议很好，今后的工作是要充分发挥这些图书的作用。他要求，出版部门要想办法保证图书的长期供应；大众传播媒介要认真宣传这些图书，推动这一活动的开展；要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的阅读、竞赛活动，要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他强调，我们要创造一个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环境，一方面要大力扫黄，这是保护青少年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要努力为青少年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使之健康成长。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出席了捐赠仪式并讲了话。
|
[
"Education",
"History"
] |
Education
|
【 文献号 】1-1599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006 【原刊页号】58～63 【分 类 号】B6 【分 类 名】外国哲学 【复印期号】200103 【 标 题 】政治意识过滤：实证主义批判的新视角 【 作 者 】应国良 【作者简介】应国良 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 博士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批判的一个新的视角，即从社会政治意识过滤的角度，揭示实证主义现实的社会政治功能。 作者认为这一学派所揭示的实证主义对人们意识的过滤，主要是通过强化概念的精确性、对不变规律的推崇、以观察代替理论的思考以及使概念接受技术组织行为的裁决，来澄清心灵，清除矛盾、幻想和越轨的思想，最终使人们的意识局限于对既存社会的认可，局限于现存制度所允许层面。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批判视角，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意识控制机制。【关 键 词】法兰克福学派/实证主义/政治意识过滤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0)06-0058-06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是西方社会对现存制度维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积极展开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揭露其对人的政治意识的过滤和压抑机制。这也可以说是卢卡奇批判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继续。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批判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这种批判的出发点是政治意识，而非学术意识。他们从政治的和人文心理的层面，来剖析实证主义的学术问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实证主义的新视角。一、实证主义批判的政治意蕴早在二十世纪初，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历史观和科学对立起来。他们崇拜事实，认为自然科学通过实验室观察、抽象得到的事实是最纯正的事实，最科学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该从这样的事实出发。伯恩斯坦断言，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无法提供与经验和逻辑吻合的客观根据，因而它“就不再是科学，而是以主观灵感、以单纯的愿望和想象为根据了。”（注：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45页。）考茨基把社会看作是“带有特殊规律的自然界的特殊部分，而这些规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为自然规律，因为就其实质而言，前者同后者没有任何差别。”（注：转引自《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和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显然，他们是以经验的、逻辑的科学为尺度来衡量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这样自然科学成了一切事物的标准，唯物史观反成了附庸。这就实际上把社会关系自然化，把历史归为自然。卢卡奇批判了这种“科学主义”，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并从学术性分析入手，揭示其社会政治意义：首先，它是一种抽象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把整体分离成个别，把联系的事实变成孤立的事实，学科越分越细，方法越来越抽象。卢卡奇说，这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关，它把生产过程通过分工变得越来越精细，结果生产过程成了孤立的事实。“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注：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3页。）其次，它是把现象和本质区别开来，以现象为其研究对象。这样，这种过程就被归为一种纯粹的数量关系。在这样做时，就会使人看不到这些事实的“内在结构本质上是历史的”，就不能从一个历史过程的角度认识现代社会的暂时性。因此这种方法很不科学，“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注：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4页。）最后，从自然科学产生的条件来看，科学事实的“纯粹性”“准确性”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卢卡奇说：“它们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卢卡奇说：“他们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仅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而且它们――正是按它们的客观结构――还是一定历史时期即资本主义的产物。”（注：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5页。）法兰克福学派在卢卡奇批判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后，进一步展开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包括对老实证主义、经验批判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日常语言哲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始于30年代的霍克海默，一直延续到当今的哈贝马斯、韦尔默尔，长达数十年之久。他们从三个方面进行批判：第一，批判实证主义崇尚经验事实的制度维护功能。马尔库塞和霍克海默认为，辩证法的力量存在于批判的确信之中。对于黑格尔来说，存在本身所拥有的事实是没有权威的，它们是主体所设定的，主体在它们发展的认识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溶解。理性就是本质的和人的能力的总和。而实证主义则相反，它使思想满足于事实，把一切可能的知识归结为外在记录的集合；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事物事实上向我们呈现的东西。法兰克福学派强调，在知识的所有领域中，除了逻辑的和经验的规律外，还要有理性的作用，但支配理性的原则显然不是由经验和逻辑所能说明的。实证主义由于用证实性原则衡量一切事物，而把理性的原则排除于哲学之外，这就取消了哲学的批判功能。拒绝任何对事实的超越和对现存条件关系的偏离，将导致把思想束缚于暂时的经验的同时，最终，促使思想服从现存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第二，批判实证主义以实证理性压抑人的超越现实的能动性思维。法兰克福学派以为，真理起源于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思维的作用不仅是收集、认识和秩序化事实，而且也形成了使思维活动成为可能的质；因此，也是潜在于事实之中的质。理性的概念已被内在地与自由的概念联系起来，并反对任何统治社会的自然的必然性的观念。人类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的部分，是由不能被观察所证实的因素所构成。而实证主义则以思维的被动性代替思维的自由自发性，把哲学的思想变成了证明性思想；使哲学的批判局限在社会的框架内，并把非实证的概念诬蔑为纯粹的思辨、梦幻或幻想。第三，批判实证主义把社会理论自然科学化，以强化现存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实证主义力图使社会研究等同于自然研究，以使社会研究的有效性与物理学的定律相类似。马尔库塞说，孔德把“物理学规律不变性的普遍理论”，称为是实证主义的“真正精神”。（注：孔德：《实证精神论》，转载马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他的目的在于，把这一理论应用于社会理论并把社会理论从神学和形而上学中解救出来，且给予某科学的地位的方法；使社会运动必然服从于不变的物理规律而不是被某些意志所主宰；“革命精神”将接受另一个广泛传播学说的检验，即社会拥有人类意志所必须服从的不变的客观秩序。总之，实证哲学废除任何把现实从属于超验理性的作法，引导人们去观察和研究被普遍有效的规律所控制的，作为中立客体世界的现象。其政治意蕴是为资产阶级社会作意识形态的维护，而且，它孕育着为极权主义政治作辩护的萌牙。二、实证主义的政治意识过滤功能从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实证主义强调的是感性事实的第一性，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在社会政治领域导致保守的、维护社会制度现状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它作为政治意识过滤之网，封杀和过滤去一切革命和超越的政治意识。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揭示其具体功能有两个方面，这就是：一方面，封闭思想对既定状况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思考，使思想的爆炸性历史向度沉寂。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其功能就是要抽象掉人们对现实的反思能力，在思想领域消除与现存社会相对抗的因素，封闭思想对既定状况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思考，封闭对现存制度的超越的言行。这里所讲的超越，不是“纯粹理性”的超越。它们不是超出可能的认知界限的形而上学超越，毋宁说在实践领域，这种超越打开了一个超出常识和形式逻辑之外的认识王国。而实证主义哲学则力图阻碍向这个王国的接近，从而建立了它自己的封闭的排斥外来干扰因素的自给自足的世界。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是对一切理论的抛弃，是“听任每一事物自便”。马尔库塞认为，这是一种哲学自封的贫困，实证哲学把它的一切概念奉献于既定事态，不相信有新经验的可能性。对既定现实统治的服从是全面的――可以肯定，唯一的语言事实不过是社会用其语言说出来的，并要求我们服从的事实。就哲学使思想摆脱现存言论和行为领域的奴役，阐明既定状况的否定性并提出它的替代目标而言，哲学具有爆炸性的历史向度。可以肯定，哲学只是在思想上提出矛盾并进行设计。它是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特点是任何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都不能克服的哲学命运。而且，它的意识形态的努力也是真正疗法的，即表明真正存在的现实，表明这个现实防止产生的东西。但是，在极权主义时代，由于现存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实证主义思想全盘操纵和灌输，实证主义已把思想封闭在残缺不全的日常论域的圈子里，所以思想只能逃避到非争论，非现实的东西中，逃避到那种只在学术上可争论的东西中。另一方面，宣传实证政治，为资本主义社会作意识形态维护。实证主义的政治实践功能，在现实中是为了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马尔库塞就是这样认为：“孔德的实证哲学奠定了反对理性主义否定倾向的社会理论的基本结构。它是为资产阶级社会作意识形态的维护，而且，它孕育了为极权主义哲学作辩护的萌牙。”（注：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孔德所主张的“实证政治”，是维护现存制度的实证主义政治理论，是通过发展一种“明智的听天由命”的方式，通过在人们观念中，灌输目前状态任何政治变革都是不重要的印象的实证哲学的影响，来“巩固公共秩序”。马尔库塞指出，实证主义的政治意义在于巩固所有的权力，那些无论是谁所拥有的权力。当然，改善下层阶级的条件是必要的，但这必须在不受到任何疯狂的阶级反对和不“打乱必需的经济秩序”的情况下进行。在这一点上，实证主义也为自身提供了一个证明；它允许确保统治阶级反对任何一个无政府的出现。三、实现政治意识过滤功能的方式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实证主义批判，其中的一个很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就是他们对实证主义抵制超越现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具体方式的揭示。他们主要从这样几方面分析：第一，实证主义通过强化概念的精确性，对意义进行澄清、归类和分离来清除矛盾、幻想和越轨的思想。实证主义抵制超越的方式是强调概念的精确性，不遗余力地反对所谓的形而上学的概念，要求运用精确性概念。这种精确性概念，不论是在逻辑和数学的分析中，还是在日常语言的运用中，都同样是拒斥或贬低那些敌视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和言化因素。“因为，清除容许思想和言语的不精确性、模糊性甚至矛盾性存在的专有地盘，正是保护正常话语领域免受不良思想严重影响的最有效方式。”（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第161页，第162页，第169页。）新实证主义探究、揭露并澄清一切语言及概念中的模糊之物和含混之处，但在现存的经验领域，真正需要哲学关注的大是大非问题，真正需要澄清的政治现实问题，它却表现得那样地模糊、含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因为这样哲学所采用的方法，怀疑或“转换”了那些有助于理解西方社会既定现实的压抑和不合理的结构的概念、即否定性思维的概念，强调哲学是对一切理论的抛弃。所谓转换，就是使一般概念向操作性的行为术语的转换，强化概念的精确性，也即所谓的概念治疗。他们通过对一般概念的治疗，来实现由批判性思维向实证性思维的转变。从而，实证主义意义形态把人们意识封闭了起来，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认可现存一切的思维习惯和感觉方式。它一旦被接受，就先验地构成了一种不能被超越的经验。哪怕现存的社会再怎么非人性的和无理性的，人们都无法意识到。第二，实证主义通过对心灵的澄清，使心灵与这种受限制的经验相符合。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人们的正常理性、正常的心灵，具有一种不同于日常论域的理解事物的明晰性，它代表事物的超越性的向度。马尔库塞说：“哲学中的精确性和明晰性不能在日常话语范围内达到。哲学概念以事实和意义的一种向度为目的，这种向度说明‘外部’对于理解日常话语的根本意义，从而‘从外部’来解释日常话语的原子化的词组或语词。或者说，如果日常话语领域本身变成哲学分析的对象，哲学语言就成了‘元语言’。即使当它在不起眼的日常话语范围内运动时，它也仍然是对抗性的。它把意义的已确立的经验背景分解成其现实的背景；它从直接的具体性中进行抽象，是为了达到真正的具体性。”（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第161页，第162页，第169页。）但是，实证主义极力把哲学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通过对人们的理性和心灵的澄清，使心灵与现存社会受限制的经验相符合，使人们的行为只能是单向度的和被操纵的。与精神分析比较，实证主义哲学分析的这种疗法，治疗的是企图超越现实的一切幻想、骗术、不可回答的问题，治疗幽灵和鬼怪。他们的分析，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基本见解，即病人的病根就在一种不能靠分析疗法来治愈的总疾病中，病人的疾病是对他生活在其中的病态世界的抗议反应。实证主义主张的则是医生应该漠视这个“道德”问题，应该通过使人们的意识顺从于病态的现存社会，来协调矛盾，恢复病人的健康，使他能够在他的世界中正常起作用。第三，实证主义通过对社会中不变规律的颂扬，使人们服从于存在着的秩序和对生存现状的听天由命。马尔库塞提到，“听天由命”作为孔德著作中的一个关键词，是直接从对不变社会规律的颂扬中产生的。“真正的听天由命，即：坚定不移地忍受必然的苦难，没有任何希望得到偿付的念头，仅能产生对统治各种自然现象不变规律的深沉感觉。（注：孔德：《实证哲学教程》，转引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卷，第142页。）孔德宣称，真正的科学只有一个普遍的目的：“不断地建立和强化所有必不可少的秩序的独立基础的精神秩序”，以此来宣传实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实证哲学告诉人们，社会秩序是在永恒的规律之下存在的，违背了这些规律，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是“临时的”，都是要随着永恒规律的要求而更换。这种更换是自然而然的，这意味着通过政府的更换，任何社会制度将毫无痛苦地使自身适用于人类不可抗拒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孔德认为，无论是否产生革命的意识，历史不可避免地要走这样的道路，首先是神学的统治，然后是形而上学的统治，最后是实证主义的统治。在此，人的超越性思维是毫无意义的。实证主义所以对社会中不变规律的颂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和强化这一社会秩序，使人们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听天由命地服从于存在着的西方社会的政治秩序。第四，实证主义通过使人们以观察代替理论思考，使其成为现存秩序的合格的守卫者。实证主义哲学主张“把想象服从于观察”，（注：孔德：《实证精神论》，转载马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按照这一主张，一切科学概念将服从于事实，前者仅仅是证实了后者的真正联系，而事实和事实间的真正联系，代表了包括社会和自然现象的客观秩序。同时，实证科学也不是拒绝变革和变化，相反，进步的概念在孔德的社会学中广泛地出现。但是，这种进步的规律在实证主义哲学中，是特定秩序机构的一部分，即这种变革使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稳定地进入更高的水平而不是首先被摧毁。马尔库塞指出，在孔德的社会学中，观察代替理论思考，这意味着对秩序的强调代替秩序中造成的任何分裂；意味着自然规律的权威代替了人的主动自由的活动，意味着稳固的秩序统一代替了社会变革的无秩序。这样就造成一种强权拥护下的快乐心态，这种心态今天在法西斯主义社会里是如此独特地与实证主义理论相结合，以至对社会秩序的权威的服从可得到更大程度的安全保障。第五，实证主义主张哲学和概念必须接受现实技术组织行为的裁决，使其成为技术社会新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分析哲学使现实的现存技术组织中的行为概念化，同时它又接受该技术组织的裁决；对旧意识形态的揭露成了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是，被揭露的不仅是幻想，而且，也是那些幻想中的真理”。（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第161页，第162页，第169页。）让哲学和概念接受技术组织行为的裁决，就是用技术组织行为这个操作性的过滤之网，删除和过滤掉人们思维中的一切人文理性，只留下零碎、只言片语的词语。而这正是实证主义抵制超越的一种方式。它是用一个概念或感觉上的零碎、只言片语所组织成的事实的世界，来取代它所仇恨的形而上学幽灵、神话、传说和幻想的世界；使非操作的哲学和理性成为可牺牲的、不合理的、混乱的或无意义的。哲学的历史任务本来理应深入到直接经验事实的背后，去发现与既定现实相矛盾的、必然会成为现实的东西。哲学应当包含着从既定现实的角度看来是虚构和幻想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虚构和幻想比其对立面更加具有存在的理由。但是，现代实证哲学忽视和清除了哲学的这一向度，它自身也就陷入了枯竭；实证主义哲学使目前的现实技术组织中的行为概念化了，但它也就接受了这种组织的裁决；这种裁决的结果就是对传统哲学的抛弃，成了技术社会新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构成了对政治意识的过滤，这正是现代西方社会对人的的统治和压抑所需要的。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把实证主义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意识过滤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批判。他们的观点是只有彻底否定实证主义，才能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以便张扬人性之光，建立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不仅从哲学源流上展开对老实证主义的批判，而且还超出纯理论领域，把这种批判与现代西方社会的实际状况紧密结合起来，揭示实证主义的实质是一种遏制反叛的单向度哲学。这种哲学的政治功能就在于维护现代西方社会的既成社会体制、扼杀革命意识、阻遏社会变革和创新。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指责实证主义使思想满足于事实，把一切可能的知识归结为外在记录的集合；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事物事实上向我们呈现的东西，忽视对事物本质以及对人和社会的探究。实证主义由于用证实性原则衡量一切事物，而把理性的原则排除于哲学之外，只承认事实判断和自然科学知识，排斥价值判断和伦理、美学等知识形式；实证主义以思维的被动性代替思维的自由自发性，把哲学的思想变成了证明性思想，这就取消了哲学的批判功能，把理论变为墨守既成事实、顺从既定统治秩序的工具。实证主义把社会理论自然科学化，把社会科学方法简单等同于自然科学方法，抹杀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本质的不同，以强化现存政治制度的权威性。这些批判应该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实证主义批判中还提出了很有新意的视角，这就是实证主义过滤人们的政治意识，是通过这样一些途径进行的，即通过强化概念的精确性，对意义进行澄清、归类和分离来清除矛盾、幻想和越轨的思想；通过对心灵的澄清，使心灵与这种受限制的经验相符合；通过对社会中不变规律的颂扬，使人们服从于存在着的秩序和对生存现状的听天由命；通过使人们以观察代替理论思考，使其成为现存秩序的合格的守卫者；主张哲学和概念必须接受现实技术组织行为的裁决，使其成为技术社会新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他们的这些批判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实际上是人本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因此，也有其偏误之处。诚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那样，实证主义忽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把人贬低为受“自然法则”、“不变规律”操纵的工具，因此，在现实的社会政治领域起着过滤反叛意识，维护既定现实的功能。但是，如果就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实证主义哲学则有其合理性并且有其积极的科学价值，即它为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科学的研究和科学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体的理解就是，第一，对于社会研究的科学化来说，实证主义哲学对科学权威的高度崇尚，有利于传统社会研究的改革，有利于社会研究科学化的发展。实证主义反对凭空玄想的形而上学，拒斥社会领域的大量不切实际的空泛议论和抽象烦琐的无味推理，强调社会研究中客观事实的重要性，这对于使社会研究趋向科学化，有着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并且，实证主义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拥有相通的理论原则和一些共同的研究方法，推动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合的趋势。第二，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体系，提炼并且宏扬了科学的基本精神。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实证性原则和方法，体现了与现代科学相一致的基本精神和方法。并且，它为科学方法作限定，明确科学的界限。实证主义规定科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可观察、可检验的经验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验科学方法的充分发展和完善。第三，对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来说，作为科学哲学的主要流派，实证主义形成最早持续最久。它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引人注目影响，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整个现代科学哲学中，实证主义的发展起着“参照标准”的作用，即许多科学哲学的其它流派，大都是在修正实证主义之不足或批判其理论上的谬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的来看，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包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动机；由于法兰克福学派是从现代西方社会政治领域，从人文精神的视野审视实证主义，关注实证主义的社会实践功能；由于实证主义本身一些观点和主张的失当和谬误，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实证主义提出独到的批判性认识和评价的同时，对这一哲学流派在学术方面的积极意义的忽略和轻视，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
[
"Politics",
"Medic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Economy",
"History",
"Transport",
"Agriculture",
"Enviornment",
"Sports",
"Literature",
"Military",
"Philosophy",
"Computer",
"Mine",
"Electronics",
"Space",
"Energy",
"Art"
] |
Politics
|
【 文献号 】1-2060 【原文出处】人民教育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708 【原刊页号】3-7 【分 类 号】G3 【分 类 名】中小学教育 【 作 者 】朱开轩 【复印期号】199509 【 标 题 】认真贯彻《纲要》精神大力办好普通高中教育 【 正 文 】 全国普通高中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江苏召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教委召开的第一次研究普通高中教育的全局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贯彻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贯彻《教育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总结交流普通高中教育改革的经验，研究新形势下普通高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思路，指导普通高中到本世纪末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改革，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高度重视普通高中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普通高中的性质和任务普通高中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普通高中教育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向高等院校输送了大批合格的新生，而且为社会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后备力量；近些年来，在办学体制、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考试制度、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或改革试验，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取得了有益的经验；经费投入有所增加，重视了办学条件的改善，师资学历合格率有所提高，出现了一批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具有较高办学水平的好学校。整个普通高中的教育质量是在不断提高的。但是必须看到，普通高中教育总体上还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突出反映在：办学体制和模式单一，缺乏活力，还没有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灵活机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评价制度等虽然有所改革，但仍然不能适应培养面向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高素质、多规格人才的需求；总的看，由于人头费增加，办学经费普遍下降，办学条件仍然较差，师资队伍不稳定，整体素质不高，不能适应普通高中教育事业发展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一些地方和学校应试教育的倾向仍较严重，影响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仍然是社会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存在上述种种问题，除了实际工作中存在困难以外，还有对普通高中的地位、作用、性质、任务等认识方面的原因。（一）关于普通高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普通高中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处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从纵向上看，它是联系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普通高中教育的规模和水平，不仅影响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巩固和提高，而且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质量。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任务，而高层次专门人才都必须在普通高中奠基。从横向上看，普通高中是整个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专、中技、职业高中共同构成初中后教育多样化的发展格局。普通高中与其它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形成一个地区多样化的人才资源。其次，从人的成长规律看，普通高中教育的对象多是15-18岁的青年，他们正处于生理、心理发展的转折时期，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求知欲望强烈，是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获取知识和技能的关键年段。抓住这个关键时期，让占同龄人相当比例的青年在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以后，继续接受良好的普通高中教育，就能够为他们今后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打下全面的素质基础。第三，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需要看，也必须高度重视普通高中教育。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对高中毕业生的需求将会逐步增加。普通高中毕业生数量的多少与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强弱以及是否形成雄厚智力资源的重要标志。大批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可以为开发社会财富做出重要贡献，也是国家和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二）关于普通高中的性质。普通高中是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高层次的基础教育。这个概括包含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普通高中教育仍然属于基础教育的范畴，它的根本宗旨是为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进一步打好德、智、体等方面的素质基础。由于普通高中多数毕业生仍不能升学，需要步入社会就业，而社会又很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高素质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之服务。即使对升学的那部分学生来说，为了有利于他们未来的发展，也同样应当把重点放在全面打好素质的基础上，而不能只抓智育，更不能搞应试教育。二是，普通高中教育是不定向的教育，它开设的主要课程应该是普通文化课程，目的是要使学生掌握较为宽厚的文化、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即使是实施侧重就业预备教育的学校，其教学的重点和多数课时也仍然应该是普通文化课程，学习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技能。三是，普通高中作为高层次基础教育，同义务教育阶段相比应有不同的内涵与要求。这种不同，除了表现为教育内容更广、要求更高以外，还在于高中阶段的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诸多因素的作用，他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将逐渐显露。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在高中阶段必须更加注意因材施教，一方面为全体学生打好共同的必需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要引导学生在不同的成才方向上做好必要的准备。（三）关于普通高中的任务。普通高中应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后备力量，有侧重地对学生实施升学预备教育或就业预备教育，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奠定基础。普通高中的任务有过一个传统的提法，叫做“双重任务”，即为高等学校输送新生和为社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这个提法，从宏观上看是正确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但是，从教育实践看，把“双重任务”落到实处却存在着一定困难，较难操作。因此，我们在“双重任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侧重”，即有侧重地对学生实施升学预备教育或就业预备教育的提法。这样，有利于指导办好各种不同类型的普通高中，促进普通高中办学模式的多样化，有利于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使其尽快成才。“双重任务”和“两个侧重”并列，更为全面，易于操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作用，也更加符合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实际。这个提法，仍然是以坚持普通高中的基础教育性质和素质教育宗旨为前提的。认真落实《纲要》精神，积极推进普通高中教育的改革，适度发展规模《纲要》及其实施意见对今后普通高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根据这个精神，我们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普通高中办学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普通高中教育的实际状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普通高中教育的客观需要，提出我国普通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如下总体思路：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和继续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的进程中，坚持分区规划、分类指导，适度发展事业规模；增加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办学模式多样化，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力度，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初步形成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普通高中教育体制。为了使这个总体思路得以落实，我们必须着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适度发展普通高中教育的事业规模。《纲要》实施意见提出：大城市市区和有条件的沿海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地区要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积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和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普通高中可根据各地的需要和可能适量发展。到2000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要达到850万人左右。据目前统计，全国有普通高中（含独立高中和完全中学）14000余所，在校学生664万余人。到世纪末，达到《纲要》实施意见提出的要求，今后几年，平均每年需要增加30多万人。完成这个任务既是可能的，又是艰巨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一定要坚持分区规划、分类指导的原则，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速度与条件的关系，实事求是地确定本地区普通高中的事业发展规模。大、中城市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地区要根据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要求，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普通高中；经济发展程度中等地区要从实际出发，适度发展规模；经济发展程度较差地区，首先要努力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同时要把工作着重点放在继续做好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上。根据全教会的精神，大力办好普通高中，主要通过充分挖掘现有学校的潜力，扩大规模，提高办学效益，而不是盲目铺摊子，建新校，要坚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现在，全国普通高中校均只有9.6个班，校均学生460多人，说明是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的。适度发展普通高中教育还要注意统筹兼顾，处理好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形成高中阶段教育的合理结构，促进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二）积极推进普通高中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建国以来，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基本上是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更好地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多方面筹措办学资金，需要对普通高中教育的办学体制进行适当的改革。根据《纲要》精神，今后要逐步建立以地方政府为主、社会各界多方参与的新的办学体制。要鼓励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按照国家的法律和规定举办普通高中。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行“公办民助”、“公有民办”、“民办公助”等办学形式。在办学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各类学校的管理和督导，引导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坚持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公益事业性质任 何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举办以营利为目的的高收费学校，更不能举办所谓“贵族学校”。要支持和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继续办好现有的普通高中，对一些生源过少、办学确有困难的企事业单位所属学校，可以在政府的统筹下，采取与政府联合办学或行业、企业间联合办学的方式，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效益。要继续完善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原则上，农村地区的普通高中由县管理，城市的普通高中由市或区管理。考虑到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需要，为了有利于调动乡镇的办学积极性，可以实行县（市）、乡（镇）分工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普通高中实行校长负责制，尚未实行的，要努力创造条件，及早实行。要积极推进和完善以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使校长真正具有法人的地位，在法律和有关规定的范围内扩大人事、财务、教学安排等方面的权力，同时发挥学校党组织的监督保证作用，发挥教职工的民主参与管理的作用。（三）抓紧抓好普通高中办学模式的改革，逐步实现普通高中办学模式的多样化。长期以来，我国的普通高中实行的是以升学为目的的单一的办学模式。实践证明，这种单一模式，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多规格人才的需求，不利于普通高中教育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不利于办好所有普通高中和竺婊提高教育质量，不利于学生德智体面发展和培养个性、特长。因此，《纲要》提出，要逐步实现普通高中办学模式的多样化。近几年来，全国很多地区对普通高中办学模式改革进行了有益的试验和探索，取得了不少经验，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学校。总结这些成功的经验，我们认为比较可行的办学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部分生源较好，升学率较高的普通高中可以升学预备教育为主，有侧重地为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打下坚实的基础，为高妊校输送合的新生；大部分普通高中可以通过分流，办成兼有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备教育的学校；少部分生源较差，升学率很低的普通高中可以试办成以就业预备教育为主的学校，在学好普通高中基本文化课程的前提下，有侧重地为学生就业做好思想、心理、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准备，为各行各业培养具有较高文化基础的劳动后备力量，使毕业生既能够适应就业，又有较强的将来能接受高等成人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文化基础；此外，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和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各地还可以举办少量特色高中或特色班，侧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并在外语、体育、艺术等某一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各类办学模式的学校，可按一定程序相互沟通，以适应学生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以上情况是针对全国而言，各地可依实际情况确定普通高中多种办学模式的布局和规划。实行办学模式多样化，既有利于普通高中任务的落实，拓宽学生成长和发展的渠道，也有利于调动各类普通高中的办学积极性，使他们按照各自的特点办好学校。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当地情况，统筹规划办学模式的改革，积极推动各类办学模式的学校健康发展，使各种模式的学校形成合理的比例。要防止出现只重视升学预备教育模式的学校而忽视其它模式学校的倾向，尤其是对于试行就业预备教育为主的学校，要在改善办学条件、制定课程方案、选用教材、确定教学要求、帮助学生就业以及与社会有关部门的协调等方面积极加以指导和支持。（四）努力建设好一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多次提出要建设一批重点中学，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人才打好基础，并促进整个高中教育质量的提高。多年的办学实践证明：有计划地办好一批重点高中，有利于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有利于推动整个高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纲要》实施意见提出，到本世纪末，“每个县要面向全县重点办好一、两所中学。全国重点建设1000所左右实验性、示范性的高中”。我们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把这件事认真办好。国家教委评估验收的示范性高中，主要应是办学历史较长、学校规模较大、办学条件较好、教育教学质量高的普通高级中学或完全中学。刚才讲到的多种办学模式的学校都应当在示范性高中中占一定的比例，以促进普通高中办学模式的改革。示范性普通高中是在建设过程中自然形成。国家教委评估验收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应做到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模范执行有关政策法规，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科学实验，充分发挥示范性作用，带动一般普通高中提高办学水平。为了建设好这1000所示范性高中，国家教委将颁发有关文件和标准。各地要按照这个标准，加强示范性高中建设。今后，对这些示范性高中不搞终身制，对已被评估验收的示范性高中要定期检查、复评，达不到要求的，要取消示范性高中的资格。各地在建设示范性高中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对九年义务教育的冲击，申报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所在地必须首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验收合格，否则不进行示范性普通高中的评估验收。（五）采取切实措施，加强薄弱高中建设。目前，全国还有一批普通高中，办学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师资素质、教学管理水平较低，教育质量与其它学校相比有较大差距，需要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加以扶持。改变这类学校的面貌，一方面需要增加投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适当调整师资，加强内部管理。更重要的是，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进行办学模式的改革，摆脱单纯应试教育的束缚，着眼于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对一些规模过小，短期内难以改变面貌的学校，经有关部门批准也可以撤并。为了加强薄弱高中的建设，国家教委拟定了《关于加强薄弱普通高中建设的十项措施》，各地要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落实。凡是没有加强薄弱高中建设措施或者薄弱高中没有明显改观的地方，不得向国家教委申请示范性普通高中的评估验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教育教学工作是学校的经常性中心工作，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当前普通高中的教育教学改革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加强和改进学校的德育工作。高中阶段是青年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为了使我们的高中毕业生将来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德育工作必须受到重视和加强。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认真执行《中学德育大纲》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丁 。高中学生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文化基础和一定的理解能力，应结合思想政治课对他们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针对性地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著作。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增强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行为习惯和心理素质。加强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密切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这是高中阶段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对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很有好处。根据《教育法》的规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也要在建设校外德育基地、接待高中学生参观访问、调查考察、劳动实践等方面积极给予支持，帮助学校加强德育工作。二是要抓好教学改革。当前，普通高中教学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嬖谧疟冉涎现氐挠κ越逃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使学生课业负担过兀 而且妨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样下去，真正的优秀人才很难培养出来，高中毕业生走向社会后也难以适应实际需要。克服应试教育，首先要转变观念（包括学校的、家长的、社会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其次要在普通高中的教学领域里继续深化改革，要科学、合理地制定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这是教学改革的核心课题。科学合理的课程方案是学校组织实施教学工作，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依据，必须花大力气搞好。国家教委正在制定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预计1997年在部分地区和学校进行试验。这次制定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的原则是：以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为宗旨，遵循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着力改变单一升学的课程体系，逐步形成由学科类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和多种选修课）和活动类课程组成的能够与多样化办学模式相适应的有利于学生发展个性特长的课程体系。制定课程标准和编写新教材要面向大多数学校和学生，注意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贯彻因材施教和少而的原则，改革陈旧体系，更新教学内容。第三学校要 加强教学管理，教师要认真备课，积极改进教学方法，逐步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三是积极推进考试制度的改革。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从几年来的实践看，凡是认真实施这项改革的地方，会考对调动大多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利，对克服偏科现象有利，对教学管理与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有利。尤其是今后实行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后，用毕业会颊庵中问剑建立起一种大面积质量评价的机制，更是十分必要。 因此，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应该坚持下去。当然，这一制度尚不尽完善，有些地方还没有真正把握毕业会考是合格水平考试的性质，在命题、考务、评价、信息反馈等环节上还存在不足之处，这就需要我们坚定信心，兴利去弊，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在实行高中毕业会考的同时，要积极稳妥地推进高考制度的改革。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正在按照新的科目分组进行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试点。从总体上看，这一改革取得了一定效果。今后要加快进行高考制度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减少高考科目，并逐步把高考科目的选择权交给高等学校。各地还可以积极进行高考招生录取与普通高中脱钩的试点。加强领导，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普通高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办好普通高中是地方各级政府应尽的责任。长期以来，普通高中教育事业积存了不少难题，改革的难度很大，许多问题单靠教育部门和学校是解决不了的，必须由地方政府统筹解决。因此，各地教育部门必须依靠党委和政府的领导，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当前，要切实解决好以下一些问题：第一，各级政府都要认真制定普通高中教育事业发展和建设的规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积极引导普通高中向多样化办学的方向发展，使普通高中教育与本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与本地区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协调。尤其是在已经普及了义务教育的大中城市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农村，要积极、及时地做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规划，处理好普通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墓叵担合理布局，逐步改变校过于分散、规模过小的状况，提高规模效益和办学水平。第二，建立以政府拨款为主的投资体制，增加投入，分期分批地改善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就全国看，大多数普通高中是以县办为主，因此，应当坚持以县拨经费为主。由于多种原因，目前普通高中办学经费普遍不足，我们要在努力增加县级财政对普通高中的投入的同时，积极建立多渠道筹措经费的体制。要继续鼓励社会捐资助学，支持普通高中开展勤工俭学，发展校办产业，落实国家对校办产业的优惠政策，增加学校的自筹经费。普通高中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可以适当提高学费，但不能乱收费，收费的标准和办法要按国家有关文件精神执行；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收费标准可以不同。为了搞好普通高中的建设，国家教委颁发了普通高中校园建设、校舍建设、图书馆和实验室建设、体育运动场地蜕枋┮约暗缁教育设备等标准，请各地结合实际，参照执行。力争在本世纪末，使当地大部 普通高中的面貌有较大的改变。当前特别要重视部分学校的危房改造，要组织专门队伍进行认真的普查，消除隐患，杜绝事故。第三，要重视普通高中领导班子的建设。办好一所学校关键是要有一个坚强有力、团结进取、锐意改革的领导班子，特别是要选好校长。要选派教育思想端正、热爱并熟悉教育事业、德才兼备、廉洁奉公、有威望、有能力的教师或教育行政干部担任校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普通高中校长的思想和业务培训工作。对长期担任普通高中校长并作出卓越贡献的可以由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授予荣誉称号。第四，要重视普通高中师资队伍的建设。建设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是改革和发展普通高中教育的重要保证条件，是一项紧迫的基本任务。当前高中师资队伍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但师资来源严重不足，形势是严峻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稳定好现有高中教师队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凝聚力，使教师热爱教育事业，具有敬业精神，安于本职工作。要按照《教师法》的规定，切实提高普通高中教师的待遇，除保证教师工资不低于或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标准和足额发放外，各地区和学校还可以根据实际可能，较大幅度地改善优秀骨干教师的待遇。不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未来发展的需要看，没有一个强大的师范教育体系的支撑，我国的教育事业不可能健康、顺利地发展。因此，师范院校要坚持为基础教育培养高质量师资的正确方向，对此五十年不争论；要根据普通高中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调整系科设置和学科教学内容，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使毕业生能够适应普通高中多样化办学和实施新课程方案的需要。要努力提高师范院校毕业生对口分配的到位率，同时要制定政策，向非师范院校和社会按照高中教师资格要求公开招聘教师；也可以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聘请兼职教师；还可以从科研单位、高等院校、普通高中返聘部分健康状况良好、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的离、退休人员。为了进一步提高普通高中的师资水平，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学生，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部门要采取措施，吸引研究生到普通高中任教。还要进一步开通现有普通高中教师在职进修硕士、博士的渠道。普通高中师资建设主要是省一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规划，切实实施。第五，要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分工联系普通高中的制度。特别要关心和支持薄弱高中，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师生多做实事，指导办好学校。要注意引导示范性高中运用各种方式帮助附近的一般高中，尤其是薄弱高中的建设，共同提高办学水平。党政领导干部定期向高中师生做形势报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要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最后，再强调一下党政领导带头转变教育观念的问题。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和质量观。在普通高中实行多样化办学以后，要根据各类普通高中不同的功能和特点，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不能以高考升学率作为唯一的标准衡量学校的好坏和教师的优劣，要帮助学校摆脱升学率的束缚，推动学校教育教学的改革，形成良好的社区教育环境。各级党政领导要引导普通高中进一步端正办学的指导思想，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合理地确定办学方向和目标，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切实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要指导和帮助一些办学条件较差、升学压力较重的学校，放下包袱，在办学模式多样化的改革进程中选准自己学校的位置，确定改革的目标，克服各种困难，在为本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方面努力做出新的贡献。改革和发展普通高中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相当艰巨的任务，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形成结构合理的大教育体系，对于为二十一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在《教育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的指引下，锐意改革，扎实工作，为开创普通高中教育的新局面而努力！（本文是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1995年5月10日在全国普通高中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
[
"Electronics",
"Economy",
"Literature",
"Sports",
"Computer",
"History",
"Politics",
"Transport",
"Enviornment",
"Military",
"Communication",
"Agriculture",
"Art",
"Education",
"Law"
] |
Sports
|
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8年5月第18卷第5期科技期刊紫外辐射增加对春小麦生理、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李 元1,2 王勋陵1(1.兰州大学生物系，兰州 730000 2.云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环境科学系，昆明 650201)摘要 研究了大田栽培和自然光条件下，模拟紫外辐射(UV-B，280―315nm)增加对春小麦生理、产量和品质的影响.随UV-B辐射增加，春小麦叶片可见伤害症状加重，叶片叶绿素含量、SOD活性、气孔导度、蒸腾速率、植株干重、穗粒数和穗粒重均明显降低，MDA含量和类黄酮含量以及籽粒总糖含量增加，籽粒粗蛋白、总氨基酸和15种氨基酸含量在60mW*m-2和100mW*m-2时降低，而在120mW*m-2时却高于对照，籽粒总淀粉含量无明显变化.MDA含量与叶绿素含量及SOD活性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可认为春小麦体内代谢紊乱及诸多伤害与膜脂质过氧化作用有关.关键词 UV-B辐射；春小麦；生理；产量；品质.THE EFFECT OF ENHANCED UV-B RADIATION ON THE PHYSIOLOGICAL INDICATOR, YIELD AND QUALITY OF WHEATLi Yuan1,2, Wang Xunling1(1.Department of B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2.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01)ABSTRACT Influences of enhanced ultraviolet radiation (UV-B, 280―315 nm) on physiological indicator, yield and quality of wheat plants grown in filed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increase in UV-B radiation, leaf visible injury became serious, chlorophyll content, SOD activity, stomatal conductance, transpiration in leaves, biomass, ear seed number and ear seed weight decreased obviously, MDA content, flavonoid content and all sugar content in seed increased, rough protein content, total amino acid content and 15 amino acid content decreased with treatment of 60 mW*m-2 and 100 mW*m-2 UV-B radiation, and they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with treatment of 120 mW*m-2, rough starch content in seed had no obvious changes. MDA content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hlorophyll content and SOD activity, it suggested that the metabolic disorder and various injuries in leaves induced by UV-B radiation were the result of the increase of membrane lipid peroxidation.Keywords UV-B radiation, wheat, physiological indicator, yield, quality.1 引言臭氧层减薄引起的紫外辐射增加对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已成为当今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外已对200多种植物作过研究，发现三分之二以上的植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1］.然而大多数研究都是在温室中进行的，经玻璃过滤的背景光与自然光有一定差异，因此，进行大田试验就极为重要，所获结果更具实践应用价值［1］.目前多用大豆、水稻等作物作为试验材料，研究大田条件下UV-B辐射对春小麦的影响较为罕见［1］.该研究试图通过UV-B辐射下，春小麦一些指标的变化来探讨UV-B增加对作物影响的机理，并为臭氧层减薄对我国大田作物生产的影响的预测提供基础资料.2 材料和方法2.1 试验材料与UV-B模拟春小麦(Triticum aestivum)80101经消毒和催芽后于3月30日在兰州大学生物园内大田条播，土壤为黄绵土，中上等水肥条件，常规管理.4月12日出苗，4月23日间苗并保持麦苗均匀，同时开始UV-B辐射，每天10：00―17：00辐射7h(雨天除外)，直至7月21日成熟收获.拔节期采样测定生理指标，并观察记载可见伤害症状.模拟紫外辐射增加使用30WUV-B灯管(波长为280―315nm)，灯管悬于植株上方，通过灯管数和高度调节辐照度(以植株上部计)，并用紫外辐射测定仪在297nm处测定辐照度.设0(自然光)、60、100和120mW*m-24个处理水平，相当于兰州地区0%、12%、20%和25%的O3衰减，每处理2m2、3个重复.2.2 测定方法叶绿素含量测定：按Arnon(1949)［2］的方法.SOD活性测定：按王爱国等(1983)［3］的方法.测定SOD对NBT光还原的抑制作用，采用抑制NBT光化还原50%为一个酶活性单位表示.丙二醛(MDA)含量测定：按林植芳等(1984)［4］的方法.类黄酮含量测定：按Murali和Teramura(1985)［5］的方法，单位以305nm吸收值表示.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测定：用Li-1600稳态气孔仪(美国)于拔节期测定第一叶正、反两面，10：00―17：00时共测4次，每处理测10片叶，取平均值.产量性状测定：常规考种方法，取20株的平均值.总糖含量测定：用蒽酮比色法.淀粉含量测定：使用W22-IS数字式自动旋光仪.蛋白质含量测定：凯氏定N法测总N，蛋白质=总N×5.7.氨基酸含量测定：用酸水解，HITACHI835-50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3 结 果3.1 UV-B辐射引起的可见伤害症状UV-B辐射后，春小麦叶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60mW*m-2 UV-B辐射，上部叶片多数正常，仅5%的第一叶片背部有较轻的褪绿.100mW*m-2 UV-B辐射导致20%第一叶叶尖约5cm部位受害.褪绿、变黄、卷曲反转，脉间先于叶脉受害，背部受害较重.120mW*m-2 UV-B辐射时，50%第一叶片与20%第二叶片受害严重，受害部位于叶尖15cm，背面重于正面，正面变黄，背面灰白甚至变灰，在脉间出现不均匀的条状和块状斑点.可见，随UV-B辐射增加，叶片受害程度加重.3.2 UV-B辐射对春小麦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UV-B辐射增加，导致春小麦叶片叶绿素a含量、叶绿素b含量和叶绿素(a+b)含量明显降低，且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见表1).以120mW*m-2 UV-B辐射与对照相比，第一叶片叶绿素a、叶素素b和叶绿素(a+b)含量分别降低58.65%、55.16%和58.03%，而第三叶片则仅分别降低17.40%、9.46和15.58%，这表明叶绿素b对UV-B辐射较不敏感，此外，第一叶与第三叶叶绿素含量变化的差异，可能与它们所截获的UV-B辐射以及生理代谢上的差异有关.表1 UV-B辐射对春小麦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mg*g(FW)-1)Table 1 The effect of UV-B radiation on the content of chlorophyll in leaves of wheat (mg*g(FW)-1)UV-B，mW*m-2第一叶叶绿素含量第三叶叶绿素含量叶绿素a叶绿素b叶绿素(a+b)叶绿素a叶绿素b叶绿素(a+b)01.6130.3972.0111.1610.2961.457601.1420.3581.5271.1190.2801.3991000.9410.2251.1651.0450.2701.3161200.6670.1780.8440.9590.2681.230相关系数-0.9909**-0.9467*-0.9918**-0.9332-0.9965**-0.9547***为P＜0.01，极显著水平；*为0.01＜P＜0.05，显著水平3.3 UV-B辐射对春小麦叶片SOD活性和MDA含量的影响SOD活性和MDA含量是衡量植物在逆境中脂质过氧化加剧的重要指标.图1表明，随UV-B辐射增加，春小麦叶片SOD活性下降，呈显著负相关(r=-0.9549)，同时，MDA含量增加，呈显著正相关(r=0.9579).UV-B辐射小于100mW*m-2时，SOD和MDA的变化较缓慢，但当UV-B辐射在100―120mW*m-2时，SOD活性急剧降低，而MDA含量明显增加，表明叶片已受到了严重伤害.脂质过氧化程度加重，这与可见伤害程度和叶绿素含量变化的趋势是一致的.3.4 UV-B辐射对春小麦叶片类黄酮含量的影响植物叶片表面类黄酮的积累，是植物对UV-B辐射的适应和保护措施.图2表明，UV-B辐射增加，春小麦第一叶片和第三叶片类黄酮含量也显著增加，相关系数分别为0.9795和0.9522，均为显著正相关.当UV-B辐射在100―120mW*m-2时，第一叶片类黄酮含量增加比第三叶片更为明显，表明高强度UV-B辐射对第一叶片的伤害作用更大，这很可能与它们所能截获的UV-B强度有关.图1 UV-B辐射对春小麦叶片SOD活性和MDA含量的影响a.SOD活性 b.MDA含量Fig.1 The effect of UV-B radiation onSOD activity and the content ofMDA in leaves of wheat图2 UV-B辐射对春小麦叶片类黄酮含量的影响a.第一叶片 b.第三叶片Fig.2 The effect of UV-B radiation onthe content of flavonoid in leaves of wheat图3 UV-B辐射对春小麦叶片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的影响a.气孔导度 b.蒸腾速率Fig.3 The effect of UV-B radiation onstomatal conductance and transpirationin leaves of wheat3.5 UV-B辐射对春小麦叶片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的影响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与植物的水分代谢和气体交换密切相关.UV-B辐射增加，春小麦叶片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均显著降低(图3)，相关系数分别为-0.9836和-0.9961.在100―120mW*m-2处理时，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急剧下降.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61，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气孔导度与蒸腾速率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很可能是UV-B辐射导致气孔开度减小的结果.3.6 UV-B辐射对春小麦产量的影响UV-B辐射增加，导致春小麦成熟期植株干重、穗粒重和穗粒数降低，并与穗粒重、穗粒数呈显著的负相关(见表2).在120mW*m-2 UV-B处理时，植株干重、穗粒重和穗粒数分别比对照降低14.35%、49.67%和23.52%，表明高强度的UV-B辐射对春小麦这三个指标的影响更大.根据实测结果，推导出估算式(见表2)，平均误差在0.25%―6.6%之间，拟合值与实测式接近，拟合效果较好.若按未来臭氧衰减10%和20%计，RAF值取1.6，则兰州地区春小麦将减产10.39%和21.44%，这一数值比南京地区的估算略低，然而，由于UV-B对植物的影响会受CO2浓度、H2O、温度、P等营养元素的影响，全面的、更接近实际的估算仍然十分困难.表2 UV-B辐射对小麦产量的影响Table 2 The effect of UV-B radiation on the yield of wheatUV-B，mW*m-2060100120估算式相关系数平均误差，%株干重，g1.7501.7211.6991.499y=1.782-0.00164x-0.76130.25穗粒重，g0.9140.7800.6400.461y=0.945-0.0035x-0.9585*0.38穗粒数，粒29.4227.9023.7122.50y=30.067-0.0598x-0.9573*6.6*为显著相关，P＜0.05水平3.7 UV-B辐射对春小麦品质的影响如表3所示，紫外辐射对总淀粉含量影响不大.60mW*m-2和100mW*m-2处理时，粗蛋白含量略低于对照，而120mW*m-2处理时，粗蛋白含量比对照增加6.11%.UV-B辐射导致总糖含量增加.籽粒品质的变化在农业上的意义尚不清楚.表3 UV-B辐射对春小麦籽粒品质的影响(%)Table 3 The effect of UV-B radiation on the quality in seed of wheat(%)UV-B，mW*m-2060100120总淀粉55.5355.0054.6354.98粗蛋白13.79413.62313.68014.635总 糖5.806.406.406.203.8 UV-B辐射对春小麦籽粒氨基酸含量的影响60mW*m-2和100mW*m-2 UV-B处理时，总氨基酸含量分别比对照降低5.79%和8.36%，而在120mW*m-2时，则比对照高6.79%.苏氨酸等15种氨基酸(见表4)也表现出与总氨基酸一致的变化趋势，其中，蛋氨酸、酪氨酸、脯氨酸和胱氨酸含量的变化较大，在100mW*m-2时，分别比对照低90%、12.4%、12.69%和35.71%，而在120mW*m-2时，则分别比对照高40%、25%、17.91%和14.29%.总氨基酸及前15种氨基酸的变化趋势与粗蛋白基本一致，是粗蛋白变化的结果.4 讨 论膜脂质过氧化是UV-B导致春小麦生理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UV-B辐射导致春小麦叶片SOD活性降低及MDA含量增加，两者呈极显著的负相关(r为-0.9947).同时，MDA含量与第一叶、第三叶叶绿素(a+b)含量的相关系数为-0.9856和-0.9958，均呈极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当SOD活性降低时，细胞内过多的O(-)/(*)2不能及时排除，加剧了脂质过氧化作用，导致主要产物MDA迅速积累，叶绿素膜相破坏［6］，叶绿素含量降低.Wright等(1981)［7］也曾报道UV-B抑制小麦质膜K+-ATPase活性，促进膜脂过氧化.而膜脂质过氧化导致植物体内生理代谢紊乱和膜伤害以及叶绿素分解，最终表现出明显的可见伤害症状.Teramura(1983)［1］也曾报道在温室条件下，UV-B诱导多种作物出现青铜色、枯黄和褪绿等症状.UV-B辐射诱导叶表面气孔开度减小和气孔阻力增大［8，9］，根系活力降低［9］，从而降低蒸腾速率［10］，这也在黄瓜、萝卜［1］和大豆［10］中观察到.UV-B诱导气孔开度减小可能是抑制小麦K+-ATPase活性［7］，促进K+从保卫细胞中流出而引起［8，11］.表4 UV-B辐射对春小麦籽粒氨基酸含量的影响(g*100g-1)Table 4 The effect of UV-B radiation onthe content ofamino acid in seed of wheat (g*100g-1)UV-B (mW*m-2)060100120苏氨酸0.360.330.320.41丝氨酸0.680.630.580.77脯氨酸1.341.231.171.58甘氨酸0.530.480.480.58丙氨酸0.520.480.450.56胱氨酸0.140.110.090.16缬氨酸0.590.540.530.65蛋氨酸0.100.08未检出0.14异亮氨酸0.380.340.340.43亮氨酸0.870.790.780.99酪氨酸0.320.300.280.40苯丙氨酸0.640.590.580.74赖氨酸0.350.320.310.38组氨酸0.280.260.230.31精氨酸0.670.590.560.69天门冬氨酸0.560.590.560.59谷氨酸4.324.404.354.26氨0.210.150.270.08总氨基酸12.9512.2111.8813.83本文及Teramura(1990)［12］、Bennett［13］的结果均表明UV-B辐射降低小麦植株干重、籽粒数和籽粒重.同时，UV-B辐射还影响小麦品质，影响大豆粗蛋白和脂肪含量［12］.产量和品质的变化是植物对UV-B辐射增加的综合反应的结果.UV-B辐射诱导类黄酮含量增加［5］，已被建议作为确定植物DNA受伤害的尺度［14］，还证明了它对UV-B辐射引起的损伤有直接的减缓作用［15］，它是植物的一种适应和保护措施［11］.总之，UV-B辐射对作物的影响不仅仅在温室中表现出来，在大田中，它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UV-B辐射对作物的影响还与水分、CO2、P等营养元素，温度、光合有效辐射及植物基因组成密切相关.因此，大田试验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充分理解UV-B辐射与其它环境因子的相互作用，才能正确地评估臭氧衰减，UV-B辐射增加对农业的可能后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9670132，39760021)项目.参考文献1 Teramura A H. Effect of ultraviolet-B radiation on the growth and yield of crop plants. Physiol Plant, 1983, 58:415―4272 Arnon D I. Copper enzymes in isolated chloroplasts poly-phenoloxidase in Bete vulgaris. Plant Physiol, 1949，24:1―43 王爱国，罗广华，邵从本等.大豆种子超氧物歧化酶的研究.植物生理学报，1993，9(1)：77―884 林植芳，李双顺，林桂珠等.水稻叶片的衰老与超氧物歧化酶活性及脂质过氧化作用的关系.植物学报，1984，26(2)：605―6155 Murali N S, Teramure A H. Effects of ultraviolet-B irradiance on soybean. VI. Influence of phosphorus nutrition on growth and flavonoid content. Physiol Plant, 1985,63:413―4166 Sakaki T, Kondo N, Sugahara K. Breakdown of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and lipid in spinach leaves with ozone fumigation: Role of active oxygen. Physiol Plant, 1983,59:28―347 Wright L A, Murphy T M, Travis R L. The effect of ultraviolet radiation on wheat root vesicles enriched in plasma membrane. Photochemistry and Photobioloty, 1981,33:343―3488 Negash L, Bjrn L O. Stomatal closure by ultraviolet radiation. Physiol Plant, 1986,66:360―3649 Murali N S, Teramura A H. Intraspecific differences in Cucumis sativus sensitivity to UV-B radiation. Physiol Plant, 1986,68:673―67710 Mirecki R M, Teramura A H. Effect of ultraviolet-B irradiance on soybean. V. The dependence of plant sensitivity on the photosynthetic photon flux density during and after leaf expansion. Plant Physiol, 1984,74:475―48011 Wright L A, Murphy T M. Short-wave ultraviolet light closes leaf stomata. Am J Bot, 1982,69:1196―119912 Teramura A H, Sullivan J H, Ziska L H. Interaction of elevated ultraviolet-B radiation and CO2 onproductivity and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in wheat, rice and soybean. Plant Physiol. 1990.94:470―47513 Bennett J H. Photosynthesis and gas diffusion in leaves of selected crop plants exposed to ultraviolet-B radiation. J Environ Qual, 1981,10:271―27514 Beggs C J, Andrea S J, Eckard W. Isoflavonoid formation as an indication of UV stress in bean (Phaseolus vulgaris) leaves. Plant Physiol, 1985,79:630―63415 Sullivan J H, Teramura A H. The effects of ultraviolet radiation on loblolly pine. I. Growth, photosynthesis and pigment production in greenhouse-grown seedling. Physiol Plant, 1989,77:202―207
|
[
"Space",
"Enviornment",
"Energy",
"Computer",
"Medical",
"History",
"Military",
"Law",
"Education",
"Politics"
] |
Enviornment
|
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2000 Vol.11 No.1 P.110-115一种基于形状的图像信息检索方法刘继敏 史忠植摘 要 该文把一幅图像看成是由一些区域构成的,这些区域在其内部有着颜色或纹理等方面的相似性,图像的形状由这些区域的边界线及其空间关系来描述.要根据图像中所包含的物体或场景在形状方面的特征进行检索,关键问题是形状相似性的度量及其空间关系的表示与匹配.文章应用变形模板匹配技术,提出了较为合理的简单形状相似性计算方法,而这些简单形状之间的空间关系则由二维集合串来表示.文章还给出了空间关系匹配算法,在检索方法上,将整个检索过程分为初级检索、检索求精与空间关系匹配3个阶段.实验表明,此方法既有较高的检索速度,又有较高的检索精度.关键词 相似性,二维集合串,基于形状的检索,图像库.中图法分类号 TP311A Shape-Based Image Information Retrieval MethodLIU Ji-min SHI Zhong-zhi(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Abstract An image can be considered as a combination of regions, which have some intrinsic homogeneities in color or texture, etc. The shapes in an image are described by the boundaries of these regions and their spatial relations. To retrieve image by shape, it is a key problem to measure the similarity among shapes and match their spatial relations. Adopting template-matching technique, the authors present a computation method for simple shape similarity. Based on the two-dimensional set string representation of the spatial relation of these simple shapes, a spatial relation match algorithm is also presented. The whole retrieval process is divided in three stages, i.e., the rough stage, the refining stage and the spatial relation matching stage. The experiment shows this method is rapid and accurate.Key words Similarity, 2D set string, shape-based retrieval, image database.基于形状的图像信息检索是基于内容的图像信息检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目前,已有不少基于内容进行检索的实用系统,如QBIC,Photobook,VisualSeek等.这些系统在根据颜色与纹理等信息进行检索时,所得到的检索结果与所期待的结果较为接近.在根据形状信息进行检索时,它们是用形状所具有的特征,如周长、面积、矩不变量等来描述形状,并由此建立索引,进行检索.文献［1,2］也是采用类似的方法.这种根据索引进行检索的方法,检索速度快.但是,形状的特征描述仅仅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形状的感知,给人感觉到完全不同的形状可能有相同的特征量,因而,这种方法的检索结果与用户想要得到的结果往往会相差很大.而且,在实际中,特征量的提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误差,这势必进一步影响到检索的精度.与此相反,在文献［3,4］中,应用了变形模板技术,把用户提供的形状看作模板,并与图像库中的形状进行匹配.这一方法是直接把两个形状进行比较,而不是比较其特征量,因而有较高的精度.但是在检索时,由于是将模板与每一个图像进行匹配,而且每一次匹配都有很大的计算量,因而,这一方法的检索速度慢.为了既提高检索速度,又保证较高的检索精度,我们的做法是：对每个存储在图形库中的图像,提取其具有显著形状特征的区域,每个区域的边缘是一个简单形状,或由几个简单形状构成(这里,简单形状是指平面上的简单闭曲线),图像的形状由这些区域的边界线及其空间关系来描述,如图1所示.Simple shape 1, 2, 3 are boundaries of the regions that have notable features. The shape of the original image is represented with the three simple shap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简单形状1,2,3是从原始图像中提取的具有显著形状特征的区域的边界,我们用这3个简单形状及其空间关系来描述原始图像所具有的形状特征.Fig.1 Shape representation图1 形状的描述我们将这些简单形状保存起来,同时将其周长、面积等形状特征存入特征库.在进行检索时,用户直接画出一个或几个简单形状,作为其查询要求,如图2所示.In order to retrieve the original image in Fig.1, the user can directly draw one or more simple shapes which he concerns as research query, e.g.为了从图像库中检索出图1中的原始图像,用户只要直接画出他所关心的1个或几个简单形状,作为其查询要求,如(a),(b),(c).Fig.2 The submission of the research query图2 查询要求的提交系统根据各简单形状的特征量,进行初次检索,检索出包含所有这些简单形状的图像,再用变形模板匹配技术［5］进行检索求精,排除相似度较小的图像,最后,如果用户提交的是多个简单形状,还要根据其隐含的空间关系,对检索出的图形进行空间关系匹配,排除空间关系不匹配的图像,并把最后剩下的图像按相似度从大到小返回给用户.系统流程图如图3所示.Fig.3 System flow chatr图3 系统流程图本文第1节讨论形状相似性的度量.第2节讨论空间关系的表示及其匹配问题,提出了用二维集合串表示简单形状之间空间关系的方法,并给出了空间关系的匹配算法.第3节讨论基于形状的图像检索算法.第4节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1 形状相似性的度量假设我们能计算出简单形状的n个特征量f1,f2,...,fn,这些特征量可以是面积、周长、矩等,具体计算方法本文不再叙述,可参考通常的图像处理方面的文献,如文献［6］.用X=｛fX1,fXn,...,fXn｝表示简单形状X的n个特征量为fX1,fXn,...,fXn.对A=｛fA1,fAn,...,fAn｝与B=｛fB1,fBn,...,fBn｝而言,我们可以用如下的特征距离disf(A,B)来刻画相似度Similarf(A,B)：其中ωi(i=1,...,n)为预先确定的常数,反映了每个特征量的重要程度.disf(A,B)越小,表示Similarf(A,B)越大.我们认为,简单形状之间的相似性度量是形状相似性度量的关键.上述方法是用特征量之差来度量相似度.基于特征的检索方法,一般都是用与此类似的方法.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刻画形状本质的特征量,在我们所选取的特征量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的形状具有几乎相等的特征量的情况,因而上述度量方法有时会有较大的误差.为得到较为精确的Similarf(A,B),我们再提出基于模板形变的方法,该方法是对文献［5］中的方法的简化,其步骤如下：(1) 将简单形状A用样条曲线来表示,并选取适当的能量公式.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将A等距分割,将分割点作为样条曲线的控制点.假定其控制点为ck(k=1,2,...,l),记C=(c1,c2,...,ck),由C所决定的样条曲线相对弧长S的参数方程表示为Γ(C,S),其长度为L(C).把曲线Γ(C,S)作为模板,假设其能量为其中α,β为能量权值,为Bend能;E1与E2构成模板的内能;Ext(C,S)dS为外能.这里,我们取Ext(C,S)=e-Kd2(C,S)其中d(C,S)为Γ(C,S)上的点到简单形状B的距离,K为预先确定的常数.上述的能量公式是我们对文献［7］中的能量公式作了很大的改进之后得到的.关于样条曲线,参见文献［8］.(2) 对A作任意平移与适当的旋转,选取使E3最大的位置作为A开始形变的初始位置.(3) 调节参量C,对A作拟相似形变,使E(C)达到极小.(4) 把E3/L(C)作为匹配的相似度.详细算法及有关实验结果参见文献［5］.2 空间关系的表示与匹配为了描述简单形状集合Ω=｛A1,A2,...,An｝的空间关系,我们将各简单形状的重心向X轴与Y轴投影,在X轴与Y轴上分别得到两个集合串XΩ1XΩ2...XΩsΩ与YΩ1YΩ2...YΩtΩ,如图4所示.XΩ1XΩ2...XΩsΩ有如下性质：(1),这就是说,XΩi(i=1,2,...,sΩ)是集合｛A1,A2,...,An｝的一个划分.(2) 如果｜(A1）x-（Aj）x｜＜ε,Ai∈XΩp,Aj∈XΩq,则XΩp＝XΩq,其中（Ai）x表示Ai的重心在X轴上的投影关于X轴的坐标,ε是预先确定的常数.这一性质表明,当两个形状的投影坐标相差不大时,应归为同一类,这主要是考虑到,在实际计算时,本身有误差的存在.(3) 如果Ak∈XΩi,Al∈XΩj,i＜j,则（Ak）x＜（Al）x.YΩ1YΩ2．．．YΩtΩ也有类似的性质.用这两个集合串,我们可以方便地描述简单形状集合各元素之间的相对空间关系.对两个形状集合Ω1＝｛A1,A2,．．．,An｝与Ω2＝｛B1,B2,．．．,Bn｝,如果存在对应,使得F（XΩ1i）＝XΩ2i,F（YΩ1i）＝YΩ2i,则称Ω1与Ω2有相同的相对空间关系.这时,我们还可以定义他们的结构距离为：disF（Ω1,Ω2）＝其中d（Ai,Aj）表示Ai与Aj的重心之间的距离.disF（Ω1,Ω2）可以看作是对Ω1与Ω2的绝对空间关系的相似度的一种度量方式,disF（Ω1,Ω2）越小,表明Ω1与Ω2的空间结构越相似.现在,我们来看看空间关系的匹配问题,为明确起见,我们先以实际例子来进行说明.假设用户在平面上画出A,B,C,D这4个简单形状,如图4所示,图像库中的某个图像所包含的简单形状如图5所示,并且,通过简单形状相似性计算,已确定匹配关系：A1,B2,3,C4,6,D5,我们的问题是：在图5中是否存在形状子集｛a,b,c,d｝｛1,2,3,4,5,6｝,使得Aa,Bb,Cc,Dd,并且｛a,b,c,d｝与｛A,B,C,D｝有相同的相对空间关系？由图5可见,这一问题的答案是a=1,b=2,c=4,d=5.Fig.4 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relationship图4 空间关系的表示Fig.5 Example for spatial relation matching图5 空间关系匹配用例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问题描述如下.已知: Ω1＝｛A1,A2,...,An｝,Ω2＝｛B1,B2,...,Bm｝,AiSi(i=1,2,...,n,Si力2),求: ai(i=1,2,...,n),使其满足ai∈Si(i=1,2,...,n),并且在映射Aiai之下,｛a1,a2,...,an｝与｛A1,A2,...,An｝具有相同的相对空间关系.对这一问题,我们给出如下算法.很显然,在实现图像空间关系检索方面,我们这里提出的方法简单明了,优于一般的关系图匹配方法.3 形状检索算法由于关系型数据库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检索方法,因此,我们将特征库、形状库、图像库直接用关系型数据库来管理,其结构分别是：Feature database① Shape database② Image database③Shape no.④Feature⑤ 1...Feature⑤ n Shape no.④Shape data⑥Image no.⑦Image no.⑦Image data⑧①特征库,②形状库,③图像库,④形状号,⑤特征量,⑥形状数据,⑦图号,⑧图形数据.有关字段说明如下：我们把所有从图像库中提取的简单形状统一编号,给予每个简单形状给予一个唯一的形状号；为了加快检索速度,每个简单形状的特征量与其形状数据本身分开存放,形状数据可以是这个形状的BMP图形；所有图像也统一编号,给予每个图像一个唯一的图号；对每个简单形状,还要用一个图号标记它是从哪一个图像中提取出来的.假设用户提供形状集为Ω1＝｛A1,A2,...,An｝,我们提出如下检索算法.Step 0. 输入形状集Ω1＝｛A1,A2,...,An｝,确定常数ε0及ε1.Step 1. 对每一个Ai(i=1,2,...,n):Step 1.1. 提取Ai的特征量.Step 1.2. ShapeNoi←特征库中与Ai的特征量距离disf小于ε0的记录的形状号.Step 1.3. 将ImageNoi置为空集.Step 1.4. 对ShapeNoi中的每个形状号Sj:Step 1.4.1. 用模板形变的方法确定其与Ai的相似度Similarf.Step 1.4.2. 如果Similarf大于ε1,则从图像库选取所有形状号为Sj的图像号,并将其并入集合ImageNoi,否则,从ShapeNoi中去掉Sj.Step 1.5. 标识映射Ai→ShapeNoi.Step 2. .Step 3. ImageNo←ImageNo中与｛A1,A2,...,An｝具有相同的相对空间关系的图像.Step 4. 如果ImageNo为空集,适当增大ε0或减少ε1,转Step 1.Step 5. 对ImageNo中的每个图像,计算其与｛A1,A2,...,An｝的结构距离,并按结构距离从小到大的顺序输出一定数量的图像.这一方法已用于基于形状的中草药图像检索实验系统,该系统已有400多幅图像,响应时间在2秒以内.整个检索过程分为3个阶段：Step 1.2是基于特征的初级检索；Step 1.4是检索求精,Step 3是空间关系匹配.扩充图像库,只影响Step 1.2,而这一阶段是根据索引进行检索,因而整体响应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4 结 论实验表明,我们的方法具有较高的检索速度.同时,由于采用了模板匹配方法,也保证了较高的检索精度.在基于形状的检索中,如何有效地从图像中提取简单形状,哪些区域是具有显著形状特征的区域？这是基于形状检索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无约束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但是,对特定的应用领域,我们可以首先建立一个可能用于检索的标准形状库,当把一幅新的图像加入图像库时,先用边缘提取［9］或区域分割［10］等方法提取其轮廓,然后,把标准形状库中的形状看成模板,应用模板匹配方法［5］,找出其中所包含的可以用于检索的简单形状.这正是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同时,我们认为,并非每一幅图像都可以用基于形状的方法进行检索.对一些形状特征不很明显的图形,就不好用基于形状的方法进行检索.要开发出一个真正实用的基于形状的图像信息检索系统或子系统,必须将认知科学、计算机视觉、数据库技术等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将是一个困难而有意义的问题［11,12］.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69790080)和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基金(No.863-317-9604-05)资助。刘继敏（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080）史忠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080）参考文献1．Grosky W I, Mehrotra R. Index-Based object recognition in pictorial data management. Computer Vision, Graphics, and Image Processing, 1990,52(3):416～4362．Mehrotra R, Gary J. Similar shape retrieval in shape data management. IEEE Computer, 1995,28(9):57～623．Alberto Del Bimbo, Pietro Pala. Visual image retrieval by elastic matching of user sketches.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1997,19(2):121～1324．Jain A K, Yu Zhong, Scridhar Lakshmanan. Object matching using deformable templates.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1996,18(3):267～2785．Liu Ji-min, Wang Wei, Shi Zhong-zhi. A new deformable template matching method. Chinese Journal of Computers, 1999,22(4):15～19(刘继敏,王伟,史忠植.一个新的变形模板匹配方法.计算机学报,1999,22(4):15～19)6．Xu Jian-hua. Image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2(徐建华.图像处理与分析.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7．Michael Kass. Snake: an active contour model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London, 1987. 259～2688．Cohen F S, Wang Jin-yinn. Part Ⅰ: modeling image curves using invariant 3-D object curve models――a path to 3-D recognition and shape estimation from image contours.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1994,16(1):1～129．Canny J. A computational approach to edge detec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1986,8(6):679～69810．Zhu S C, Yuille A. Region competition: unifying snakes, region growing, and bayes/MDL for multiband image segment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1996,18(9):884～90011．Forsyth D, Malik J, Wilensky R. Digital image retrieval. Sciences, 1997,(10):49～54(Forsyth D, Malik J, Wilensky R.检索数字图像.科学,1997,(10):49～54)12．Strix C. Image retrieval on the Web. Sciences, 1997,(7):14～16(Stix C.在万维网上寻找图像.科学,1997,(7):14～16)1998-10-12收稿1999-02-09修稿
|
[
"Philosophy",
"Energy",
"Medical",
"Education",
"Agriculture",
"Art",
"Sports",
"Communication",
"History",
"Literature",
"Mine",
"Electronics",
"Computer",
"Economy",
"Military"
] |
Computer
|
【 文献号 】1-1264 【原文出处】暨南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84～90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08 【 标 题 】论中西诗学之比较――《比较文艺学》导论 【 作 者 】饶ｐéｎｇ＠①子 【作者简介】饶ｐéｎｇ＠①子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八十年代以来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状况，从目前诗学研究现状出发，提出在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诗学 比较，重要的是要构搭彼此“相遇”的桥梁和寻求对话的“中介”，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以西方文论作为参照，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寻找本民族诗学在世界诗学中的地位，一方面发现本民族诗学和世界上其他民族诗学之间的汇通点，以促进中国诗学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诗学的形成。【关 键 词】比较诗学 “桥梁” “中介” 世界性 【 正 文 】 “诗学”作为“文论”、“文艺学”的原初状态，是来自西方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古典文论。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亚里斯多德生前著作很多，如《工具论》、《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论灵魂》等，涉及的领域很广，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的文艺理论，在不少著作中均有所触及，而专门研究文艺问题的，今传有《诗学》和《修辞学》。在《修辞学》中，他运用心理学来研究修辞和雄辩，开了后世文艺心理学的先河。《诗学》是一部未经整理的讲稿，他在这一著作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包括诗的起源、诗的历史和诗的特征。当时古希腊的文艺主要是由戏剧（重点是悲剧）、史诗以及抒情诗构成的，亚里斯多德在分析悲剧的基础上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研究，探讨文艺规律。所以他在《诗学》中论的不是狭义的诗的技艺，是包括戏剧、诗歌、批评在内的文艺理论。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研究文艺理论的著作都称为诗学。我们这里所说的“诗学”，指的也不是狭义的“诗”的学问，而是广义的各种文学的学问和理论，即对文学的理论研究和科学探讨，也就是当今学术界所说的“文论”、“文艺学”。本书所论的中西比较诗学各题，是我们近几年来对中西文论中具有可比性的若干文学理论问题、范畴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对目前诗学现状和未来前景的思考，同时也是对中国诗学根基的有意识的寻找。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学学科上所讲的诗学，都是沿袭西方的；所使用的概念、范畴、观念、原理，绝大多数都是“舶来品”，实际上是存在一个中国“缺席”的问题，或者说，在这个领域里基本上是“欧洲中心论”统治着，我们所熟悉并且不断在传授的诗学，并非是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诗学。本世纪后半叶，随着世界上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第三世界的崛起，“欧洲中心论”也随之而动摇，人们越来越感到在文化发展上要摆脱原先的局限，必须重视文化的外求和横向的拓展。为探讨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模式，实现全球共享，必须重视“他种”文化的研究，要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种”文化。在西方还是“欧洲中心论”的时代，东方文化在西方被当作是“他者”和“非我”，处于被压抑、受排斥的地位，现在在新的文化形势下，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任何体系和中心都是相对的，一个文化体系要发展，同样也需要外求，西方文化外求的参照系主要是东方，而东方文化要确定自己本土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使它为人们所认识、所接受，也需要以发达地区文化为参照，求得自己的发展和更新。面对东西方文化必然交汇的前景，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在未来的21世纪，人们研究的目光将转向全球。为此，诗学学者如何从本学科的现实出发，建立新视野，以开放的态度，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诗学研究，特别是对欧洲文化区域以外的诗学进行有深度而非盲目欧洲中心式的阐释，认识、探讨各类不同文化框架中的普遍文学现象，有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全球范围内各民族共同拥有的“诗意表达”等，谨慎探索这方面前行的途径，建立一种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诗学体系和理论，应是我们在面向21世纪时必须去面对的问题。由于东西方文化、文学有极大的差异，有很不相同的质素，要建立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诗学，就应有东方各国诗学学者的参与，去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因为现在形成的诗学框架并不是建立在世界整体的文学研究基础上，而是以西欧的文化、文学作为基点，忽略了许多遥远的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文学，却又用这个本来未能涵盖它们的狭隘框架去框定它们，这就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要建立一种“为整个人类走向大同之域”（季羡林语）的“诗学理想”有很大的距离。在东方，中国的文化、文学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独具特色；在诗学范畴和观念以及人思的方式上，都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这就使处于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诗学学者，难以进入其中，彼此的互相印证也十分困难。中国的诗学学者如能摆脱过去比较封闭的思维模式，用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以西方的诗学为参照，打通中西方诗学之间的那堵“墙”，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是寻找本民族诗学在世界诗学中的地位，一方面是去发现本民族诗学和世界上其它民族诗学之间的汇通点，这对中国诗学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诗学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在世界比较诗学的研究史上，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关于如何比较研究中西诗学，我国的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等一批著名学者，都曾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本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已日益蓬勃地展开，并且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但在我们看来，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的“诗学对话”尚未真正开始。比较文学的真义就在于跨文化、跨国别、跨学科，越来越趋向于多文化的文学总体研究，正如韦勒克所说：“比较文学是一种没有语言、伦理和政治界线的文学研究”，因为“一切文学创作和经验是统一的。”（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和性质》，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145页。）正是文学中的统一、共同的东西，使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具有一种互相对话、互相比较的可能。诗学作为反映着不同文化、文学精髓的聚焦点，它们之间的相互比较和对话也同样是必要和可能的。当然，这种比较不是以一种诗学模式去套另一种诗学，也不是用一种诗学模式去“攻克”另一种诗学，而是突破各种界限，作“文心”上的沟通，把握异中之同，了解同中之异，从中概括出更具有总体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早在本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伯勒就说过：“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注：艾金伯勒：《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现在，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已备受关注，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难在于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把握。在这方面，美国著名华人学者刘若愚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刘若愚1975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文学理论》，从探求东西方超越历史文化差异的世界性文学理论出发，在介绍中国自成传统的文学理论的同时，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把阿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艺术四要素理论加以改造，用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把中国古代文论分为形而上的、决定的、表现的、技巧的、审美的、实用的六种理论，力图从中整理出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一个分析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结构的理论框架。他还分别从纵向和横向考察了上述六种理论的出现、发展和相互关系与作用，并将其与西方相似理论作比较。他在运用现代的、理性的眼光清理解释中国传统批评理论的特点时，清醒地看到了自己面对着的种种困难，如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所用术语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诗化特性等，这些常常使人难以领会其确切的意义，在西方文论中也很难找到与它们具有相同涵义与等价的术语和概念。为了揭示和辨别潜藏在某一术语中的某种潜在概念，寻求更精确的意义，他提出要注意每个术语运用时的上下文答案，考虑批评家的基本思想倾向、他所举的例证、“以及他对同一术语在文学批评和其它著作中早期或当代的用法等等。”（注：刘若愚著：《中国的文学理论》，见田守真、饶曙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意见。他在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与西方相似理论作比较时，也是先从纵向探究了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源和流，在这一基础上才从横向作进一步的考察比较，如书中对中国的玄学论与西方的模仿论以及表现论异同的比较，就不仅清理和解释了中国玄学论的流变及其特点，又揭示了它与西方的模仿论和表现论的某些相通之处。由于中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可比的文论在中国和西方往往不是同时产生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很难在历时的方向展开，所以这种以共时研究为基础，打破时间先后次序，在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 体范围内进行某些问题的综合性的比较，应受到我们的特别注意。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第一章“导论”中曾阐明他写这本书的终极目的：我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从源远流长、而基本上是独自发展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学理论，并进一步使它们与源于其它传统的理论的比较成为可能，从而对一个最后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我相信，对历史上互不相关的批评传统作比较研究，例如对中国的批评传统和西方的批评传统作比较研究，在理论的层次上比在实际的层次上会有更丰硕的成果，因为特殊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对于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且某一具有自身传统的文学的批评标准，也不能应用于其它文学；反之，对于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思想的比较，则或许能揭示出某些批评观念是具有世界性的，某些观念限于某些文化传统，某些观念只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反过来这又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因为批评概念通常是建立在实际的文学作品基础上的）哪些特征是所有文学所共有的，哪些特征限于用某些语言写成、或产生在某些文化传统上的文学，哪些特征是某种特定的文学所独具的。因此，对于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所有的文学。（注：刘若愚著：《中国的文学理论》，见田守真、饶曙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可见，作者撰写这本书，立意是很高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终极目的是要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形成作出贡献。他在书中提出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观点，应是当今诗学工作者的一个共同的“理想”，它可以牵动人们去作各种各样的尝试，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去做。在我们看来，刘若愚这本书的突出贡献在于：他能用一种跨文化的眼光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著名华人学者叶维廉也有多方面的成果。我们读他的论文集《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注：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探讨下列两个问题：一是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也就是力图在跨文化、跨国别的诗学之间，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另一是试探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被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引起的危机。他认为，在欧洲文化系统里，寻找共同的文学规律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不存在“批评模子中美学假定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研究对象及范围的问题。”由于在欧洲文化系统中进行比较诗学研究，是单一的文化体系中的比较，得出的艺术原则，不一定适合各种不同文化系统中的文学，无法构成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美学据点和批评模式。但长期以来，“不管在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领域里，批评家和学者们都往往以一个体系所得的文化、美学假定和价值判断硬加在另一体系的文学作品上，而不明白，如此做法，他们已经极大改变了、甚至歪曲了另一个文化的观物境界。”（注：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为了避免这种“垄断的原则”（以甲文化的准则垄断乙文化），不再重犯这种歪曲本源文化美学观念的错误，他提出应重视对各种不同文化系统的理论作比较和对比研究，特别要重视中西方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做到互照互对、互比互识，以开拓更大的视野，互相调整、互相包容。这样做，既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世界上有许多源于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和不同的美学假定；也让中国读者了解到儒、道、佛的架构之外，还有与它们完全不同的观物感物程式及价值的判断。他也借用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有关作品形成的四要素，即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为条件，再加上自己所认识的新的要素，打破艾氏从西方批评系统演绎出来的四种理论（模拟论、表现论、实用论、作品自主论）的架构，而根据作品产生前后状况，总结出“五个必需的根据：(1)作者。(2)作者观、感的世界（物象、人、事件）。(3)作品。(4)承受作品的读者。(5)作者所需要用以运思表达、作品所需要以之成形体现、读者所依赖来了解作品的语言领域（包括文化历史因素）。”他认为在这些据点之间，有不同导向和偏重所引起的理论，从大的方面看有下列几种：(1)观感运思程式的理论，(2)由心象到艺术呈现的理论，(3)传达目的与效用的理论，(4)读者对象的确立，(5)传达系统自主论（语言），(6)作品自主论，(7)起源论。以上是叶氏提出的新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在国内，曹顺庆著的《中西比较诗学》（注：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我国文艺理论界第一本系统研究中西比较诗学的专著。他按我们现行的文艺理论框架，从艺术本质论、艺术思维论、艺术风格论、艺术鉴赏论几个方面，对中西方相应的文论进行比较研究，侧重点则放在长期被西方忽略的中国传统文论上，在比较中着重是对上述几个方面的古代文论进行纵向的梳理和横向的阐明，眼光和视野已超出了本国的文化系统，这就使他所阐发的理论具有创意和特色。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注：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国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页。），是90年代以来在国内有影响的比较诗学著作。这部书打破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诗学论述的基本模式，面对中西比较诗学存在的特殊困难，为了跨越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给予文化背景的比较以“非同一般的重视”，并且以此为前提和起点，确立全书的结构，由文化背景比较进展到范畴比较，把“诗学范畴作为诗学观念的‘网上纽结’”（注：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国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页。），从而展开中西诗学影响的事实比较。全书由背景比较、范畴比较、影响研究三编组成，这显然是一种新的探索，它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倡导以跨文化的比较方法，来寻求中国诗学自我超越的途径和前景。在国别比较诗学方面，有狄兆俊著的《中英比较诗学》（注：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学苑出版社1992年出版。）。该书以西方文论中的实用理论和表现理论为框架，把中英两国相对应的诗学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建立中英诗学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功用诗学和表现诗学，并且分别探索中英诗学二重性的内涵，以无用和有用、功利和超功利、客观和主观三个方面来展示中国诗学二重性内涵；以主观和客观、教育和怡情、情感和理智来展示英国诗学二重性内涵，并从中英诗学二重性探索其共同的规律和特殊的规律，为进一步探索诗学深层结构开辟了新的蹊径。该书在西方文论的参照下，对中国传统诗学（如道家审美理论中的表现理论等）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但能给人启迪，能引起人们去思考和探索。此外，朱徽编著的《中英比较诗艺》（注：朱徽编著：《中英比较诗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对分属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语种的中英诗歌，在艺术技巧和语言特色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之处，寻求“契合”点。作者用现代批评理论作为指导，把中英诗歌放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中和横向的不同文化的观照中进行观察分析，对中英不同诗艺技巧作比较研究，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分别比较研究中英诗艺中的格律、修辞、描摹、通感、象征、张力、复义、意识流、用典、悖论、想象、移情、变异与突出、汉诗英译中的语法、中英十四行诗等问题。下篇主要是比较研究中英著名的诗人、诗作，许多见解精辟独到。由于作者视野比较开阔，能从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对照、比较以及相互交流、影响的角度，去认识、概括中英的诗艺，特别是中国的传统诗艺，这就为跨时代、语种、民族界限的诗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如上所说，中西诗学比较，在中国学界，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这种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比较，确实难度很大。现在，中西学者都注意到要寻找能解释东西方文学的文艺理论框架，注意研究欧洲文化区域以外的诗学体系、现象，为创建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诗学在作各种各样的探索。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在东方很有影响，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应是世界比较诗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尽管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如果我们能在文化思维上“打破垄断”，从双方出发，以开放的、平等的、兼容的态度，进行研究，而不是以一种体系的理论原则去套另一种理论体系，是可以进入共相研究的，也可以日益靠近我们所寻找的真正具有全球性诗学框架的理想。中西比较诗学的先行者早就指出，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难很多，进行这种比较必须对中西文论都有相当的了解。西方文论，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经过长期的发展，文学的概念、范畴，一般都有严格的科学内涵，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也是非常清楚的。比之西方，中国古代文论专书不多，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少数人做的事情。中国古代的文论家，比较多是凭借传统的理论和个人的体验来评论作品，他们的志趣主要不在于探讨深奥的哲理，而在于总结经验，阐明自己对文学创作的具体看法和主张，而且多采用评点的形式，生动活泼，常常是通过隽永的比喻，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这种理论形态带有直观性、经验性的特点，重体会，讲究妙语，往往不把话说尽、说死，理论观点和美学见解，都是自然地在批评话语中表现出来，观点、见解随作品流动，只有读过作品的人，才能深刻理解它，如果没读作品，就难以领会其中的道理。有的理论是“诗化”的，鉴赏式的，带有一定的虚拟性，要弄清楚它，还得反复琢磨和借助想象，所以理论的效果经常是评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同西方的科学型文论不一样，中国古代的文论，更多是艺术化的，它的体系是潜在的。这样的理论是需要“解读”的，而要准确地“解读”，又十分不容易，首先是要对它作历史的“还原”，历史的“还原”必须建立在资料搜集和积累的基础上。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我国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已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我们拥有的是一座丰富的理论宝库，要拿它同另一种形态的理论作比较，使其有可能“相遇”、“对话”，还要寻求一种彼此沟通的渠道。重要的是构搭“相遇”的“桥梁”和寻求“对话”的“中介”。中西异质文论有许多难以沟通和相互理解的因素，因为彼此都难以摆脱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框架。但中西文论都是人类文艺实践经验的结晶，必然蕴含有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共同性，应是异中有同，所以可以通过比较，从表面差异很大的中西文论中寻找它们的共同规律。困难在于：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大多是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来体现理论内容的，言简意赅，理论的弹性较大，许多概念、范畴，如意境、形神、文气、风骨等，不但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同一内涵的表述的概念有时也很不一样，所以就要在“还原”的基础上对它作一番“破译”的工作，以当代话语进行新的解读，再将其同西方文论作比较，在比较中寻找中西文论的“同”和“异”，做到“借异而识同，籍无而得有”，找出文学的共同规律，也认识各自的特点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文学的特殊规律。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彼此差异的跨度很大，要相互沟通、理解很不容易，故要有“对话”的“中介”，即找出一些文学创作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互证互对，互比互识，在比较中看中西文论家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形成怎样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有哪些“同”和“异”，从而进一步实现中西诗学的互识、互证、互补。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美学思想的结晶，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已有不少外国汉学家著文阐明它在世界诗学中的特殊地位和理论价值，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西方的学者要真正跨越文化，把握它的实质，困难仍然很多，所以要使中国的传统文论能够走向世界，与各民族诗学交流、比照，在相互汇通的过程中，共同熔铸出新的诗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可以使诗学进入世界和现代性的新阶段，中国的诗学研究者应肩负起更多、更重的责任。当然，这种世界性诗学理想的实现，应是一种开放的、“将成”的、不断变化发展而又多元共存的群体的探索，我们只能从“我”做起，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方法，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上，努力去探索“自己”谨慎前行的途径。近几年来，我们就中西诗学中的若干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形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著作《比较文艺学》。全书除导论外，共分上、中、下三编凡十章。上编“中西文学观念比较”，主要对中西文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如自然观、真实观、创作观、功能观等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中西两大文论体系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异同。中编“中西文论形态比较”，是对不同类型文学理论的比较，中西方文学理论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形态，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对文学的哲学形而上学的理论，本编主要是从中西叙事理论、中西抒情理论、中西形上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在中西叙事理论比较中，着重从中西方叙事理论的传统――诗史之分：志与事、一般与个别；中西叙事理论的不同特征――文史哲：历史旨趣与哲学意味；文学叙事：理与事、文与事；作为文学叙事的历史与哲学等方面论述中西叙事理论的异同。在中西抒情理论比较中，着重是从心性设计，理性与情性的冲突、兴论与表现论诸范畴之比较，作为心学和心理学的中西方抒情诗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在中西形上理论的比较上，主要是从形而上学与中西形而上理论的相关性、中西形上文论的主要形态、中西形上文论的内涵三个方面进行描述、分析和阐明。下编中西文论范畴比较。由于中西文论中理论范畴众多，每个范畴都有其独特意义，在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有的具有可比性，有的不具有可比性，在本编中我们只选取其中具有可比性的五对范畴：神思与想象、雄浑与崇高、比兴与隐喻、虚静与迷狂、教化与净化进行比较，同时力图对有关问题作出较深刻的阐释。本书研究的命题与时下已有比较诗学成果的区别是：第一，注重各个论题自身“理论依据”的反思和说明，力图打破“垄断”，克服“随意性”。第二，从中西方不同文化出发，注重中西诗学视野的融合，坚持研究者跨文化的“诗学立场”，纠正比较诗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也防止“中国中心主义”。第三，重视中西诗学的系统性，坚持在不同诗学系统中考察我们所选取的命题和范畴，在中西诗学的观念、命题、范畴的共时性比较研究中，力图对它们的“结构方式”、“系统规则”、“文学相关性”、“文化相关性”、“话语模式”、“功能模式”等问题有所关注。第四，在对本书所涉及中西诗学各题的研究中，注意到将“可比性”和“不可比性”的论题、范畴区别开来，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地看待中西诗学之间的关系。第五，中西诗学范畴是中西诗学体系各自网结和基本词汇。由这些范畴构成的系统是中西诗学最隐蔽的“理论真实”。对它们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走向这一“真实”，使我们更深入理解作为“路标”的诗学范畴性质、功能、系统性等问题，本书特别突出这一研究，是为前面所说的中西诗学的互识互补，为建立新型的、更具世界性的现代诗学理论探索道路。中西比较诗学是以中西文学理论比较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它包括中西方不同国别、不同民族诗学的比较研究。由于中西方文化出自不同的源体，文化的跨度很大，所以中西比较诗学也是一种难度很大的跨文化诗学研究。本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比较诗学研究的兴起，中国诗学的巨大价值已日益被人们所认识，有的学者还断言：“比较诗学的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就是中西比较诗学的兴起和繁盛。”（注：陈ｄūｎ＠②、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30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这方面的成果问世，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各种理论依据和路数，使中国诗学的推出和西方诗学的引进更具有可通约性和规范性。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艹下加凡＠②原字忄谆右【责任编辑】李林
|
[
"Transport",
"Philosophy",
"Military",
"Medical",
"Agriculture",
"Energy",
"Education",
"Electronics",
"Sports",
"Law",
"Space",
"Mine",
"Politics",
"Communication",
"Literature",
"History",
"Enviornment",
"Art",
"Computer"
] |
Art
|
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4 1999氯唑磷在土壤中的降解性能与移动性研究石利利 朱忠林 单正军 蔡道基摘要 在实验室与野外田间状态下，研究了氯唑磷农药在砂土、砂壤土及粘壤土中的降解特性，降解速率依次为：砂壤土>粘壤土>矿土；其降解半衰期分别为47.2、59.8和67.3d.测定了氯唑磷农药在上述3种土壤中的淋溶移动性能，其淋溶移动速率次序为砂土>砂壤土>粘壤土；试验区地下水中均检测到氯唑磷农药残留，证实氯唑磷农药对地下水有污染影响.关键词 氯唑磷；土壤；降解；移动性；地下水.Studies on the mobility and degradation chracteristics of isazophos pesticide in soilsSHI Lili,ZHU Zhonglin,SHAN Zhengjun,CAI Daoji(Nan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NEPA,Nanjing 210042)Abstract The mobility and degradation of Isazophos in different texture soils were studied in laboratory and open field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gradation rate of Isazophos in soil was in the order:sandy loam soil>clay loam soil>sandy soil,and half\|time of Isazophos degradation in the three different soils were 47.2 days,59.8 days and 67.3 days,respectively.The mobility of Isazophos in the three different soils was studied by soil column elution metho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aching ability of Isazophos was found in the order:sandy soil>sandy loam soil>clay loam soil.The mobility of Isazophos was similar to the mobility of pesticide Alachor,and the groundwater pollution of Isazophos maybe happened.The results of open field tests showed that Isazophos has been identified in the groundwater under test areas.It is verified that the groundwater pollution of Isazophos has been happened.Keywords Isazophos,soil,degradation,mobility,groundwater.氯唑磷农药(商品名：米乐尔)是瑞士汽巴-嘉基有限公司于1973年开发的广谱、内吸、杀虫、杀线虫剂，已在世界29个国家作为杀虫、杀线虫剂登记，国际上广泛用于大田作物、经济作物、牧草等的虫害防治.本文根据《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的要求，在实验室与野外田间状态下，研究了氯唑磷在不同土壤中的降解与迁移规律，为氯唑磷农药的登记及其对地下水的安全性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1 试验材料与方法1.1 供试材料供试农药：氯唑磷，由瑞士汽巴-嘉基有限公司提供，纯度>99.9%.供试土壤：砂土、砂壤土、粘壤土均采自浙江省义乌市，经风干、研磨、过20目筛后备用.其主要理化特性为：砂土pH 5.10，有机质0.86%，代换量8.42meq/100g;砂壤土pH 5.38，有机质1.25%，代换量12.51meq/100g；粘壤土pH 5.52，有机质1.59%，代换量13.97meq/100g.试剂：丙酮、石油醚均为分析纯.1.2 试验方法1.2.1 氯唑磷在土壤和水体中的残留测定方法 准确称取0.0500g氯唑磷标准品于100mL容量瓶中，用重蒸石油醚定容至刻度，得500mg/L的氯唑磷标准贮备溶液.氯唑磷标准工作溶液由氯唑磷标准贮备溶液用重蒸石油醚稀释制得.水体中氯唑磷残留测定：100mL水样于150mL分液漏斗中，各加50mL石油醚萃取二次，合并二次萃取液，转入K-D浓缩器上浓缩至近干，N2吹干后，石油醚定容，供HP5890气相色谱仪测定.色谱条件：NP检测器；液膜厚度为0.63μm的甲基硅酮固定液，长10m，内径0.53mm的毛细管柱；气体流速：N2 54.0mL/min,H2 3.0mL/min,air 60mL/min;测定温度：汽化室250℃，柱温160℃，检测器温度300℃.土壤中氯唑磷残留测定：准确称取25.00g土样于200mL具塞三角瓶中，各加30mL丙酮，恒温振荡1h后，离心，过滤，合并二次提取液，置K-D浓缩器上除去丙酮至近干，加入100mL蒸馏水，下同水体氯唑磷测定.1.2.2 氯唑磷在土壤中的降解 设置砂土、砂壤土、粘壤土各一组，每组10个，每个称25.00g土于100mL具塞三角瓶中，加入一定量的氯唑磷农药标准工作溶液，待溶剂挥发尽后将土样充分混匀，加入重蒸水，调节土壤含水量约为饱和含水量的60%，用棉塞塞紧瓶口，置于20℃恒温培养箱，定期取样，分析测定土壤中氯唑磷农药的含量.1.2.3 氯唑磷在土壤中的移动 将上述土壤分别装入三组内径为32mm的塑料管中，土柱高60cm，每组各二根.柱内土壤用蒸馏水预饱和，再加5mg氯唑磷农药于10g上述土壤中混匀，待溶剂挥发尽后置于土柱上层，再在土表覆一层玻璃棉，每日加入30mL(相当于37.3mm的降水量)的蒸馏水淋溶，收集并记录淋出水量，测定淋出水和最终土柱层(每10cm土柱为一层)中的农药含量.另设一组柱高为1m的塑料管，内装砂土进行淋溶试验，试验步骤同上.2 结果和讨论2.1 氯唑磷在土壤中的降解试验在室内20℃条件下测定了氯唑磷在砂土、砂壤土与粘壤土三种供试土壤中的降解情况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因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土壤质地不同，氯唑磷的降解速率在砂壤土中最快，粘壤土中次之，砂土中最慢，其降解半衰期分别为47.2d\,59.8d\,67.3d.在此，氯唑磷的土壤降解特性与粘壤土、砂壤土的理化性质间的递变规律不相一致，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根据国外的调查结果［1，2，3］，在地下水中有检出的农药品种，其在土壤中的降解半衰期大多在10―60d之间，与其相比，氯唑磷属于土壤降解半衰期较长的品种，有可能造成对地下水的影响.表1 氯唑磷在三种供试土壤中的降解Table 1 Degradation of isazophos in soils取样时间，d0371424365065砂土，mg/kg4.073.813.573.413.202.772.661.95砂壤土,mg/kg4.703.743.172.652.622.421.711.60粘壤土,mg/kg4.454.143.352.962.702.292.221.81砂土：lnC＝1.390-0.0103t (r＝0.9793,n=8,T1/2=67.3d)砂壤土：lnC=1.346-0.0147t (r＝0.9768,n=8,T1/2=47.2d)粘壤土：lnC＝1.318-0.0116t (r=0.9600,n=8,T1/2=59.8d)2.2 氯唑磷在土壤中的移动室内实验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氯唑磷在3种供试土壤中的淋溶速率次序为：砂土>砂壤土>粘壤土，因随土壤质地变粘，土壤对农药的吸附性增大，农药在土柱中的吸附量增加.在60cm的砂土柱中，经过360mL水淋洗后，氯唑磷在土柱中的总残留量占添加量的41.8%，最大浓度深度为50―60cm，淋出水中占43.71%；在60cm砂壤土柱和粘壤土柱中，经390mL水淋洗后，氯唑磷在各土柱中的总残留量分别占添加量的53.17%、55.84%，最大浓度深度均为40―50cm，淋出水中分别占27.46%、26.70%.表2 氯唑磷在不同土壤中的移动Table 2 Data of isazophos mobility in soils土层，cm砂土砂壤土粘壤土μg%μg%μg%0―1011.50.2325.50.5173.01.4610―2021.50.43113.52.27144.02.8820―3028.50.57234.54.69281.05.6230―40173.53.47539.010.78748.014.9640―50675.013.141011.020.22823.016.4650―601198.023.96735.014.70723.014.46淋出水2185.543.711373.027.461335.026.70丁4275.585.514031.580.634127.082.54淋溶试验所用塑料管内径为3.2cm(截面积8.04cm2)；淋洗水量：砂土柱为360mL(相当于444.4mm降水量)；其它柱为390mL(相当于481.4mm降水量).在1m砂土柱中的淋溶试验中，氯唑磷的淋溶深度(指最大浓度)为60―70cm，其在表层0―10cm有检出，与农药甲草胺(拉索)移动速率相当［4］.农药在土壤中的移动强度与农药的水溶性成正比，而与其土壤吸附常数成反比［5］.与甲草胺类同，氯唑磷农药具有对地下水污染的潜在可能性.2.3 田间试验为进一步研究氯唑磷对地下水的影响，在浙江省义乌市选择了3块土壤类型分别为砂土、砂壤土、粘壤土的甘蔗种植区进行了田间试验，试验点面积均为10000m2(1ha)，结果表明，施药(药量以有效成分计为1.8kg/ha)后一个月，在试验区观测井(井深2.5m)水中检测到了氯唑磷农药的残留，浓度为0.38―1.10μg/L间.试验区气象资料显示，施药前当地下了一场大雨，雨量为155.2mm，故施药时试验区土壤中的水分含量已经饱和，施药后，一直不断地下小到中雨，其中下了三场中到大雨，致使所施的氯唑磷农药在试验区土层中向下淋溶.2个月后，井水中氯唑磷残留浓度为1.53―2.15μg/L间.故在试验区的土壤、水文、气候条件下，尽管氯唑磷农药在地下水中的残留量极低，但氯唑磷已经淋溶移动到地下水层中.3 结论氯唑磷农药的水溶性大(常温下，在水中的溶解度为150mg/L)，毒性高(对大鼠的急性经口毒性LD50为40―60mg/kg)，对使用地区的地下水具有污染的风险性.作者单位:(国家环境保护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南京 210042)参考文献1 Hallberg G R.Pesticide pollution of groundwater in the humid United States.Agriculture,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1989,26(4):299―3682 Leistra M,Boesten JJTI.Pesticide contamination of groundwater in Wesern Europe.Agriculture,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1989,26(4):369―3893 Holden P W.Pesticide and groundwater quality issues and problems in four states.National Academy Press.Washington DC.,1986.1244 单正军、朱忠林等.涕灭威等三种农药在土壤中的移动性.农村生态环境，1994，10(4)：30―335 单正军等.甲基异柳磷等四种农药在土壤中的吸附特性.见：国家环境保护局有毒化学品管理办公室等编.有毒化学品研究与管理技术.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119―1241997-12-17收到原稿1998-06-25收到修改稿
|
[
"Enviornment",
"Art",
"Mine"
] |
Enviornment
|
李鹏总理主持召开办公会议决定拨出专款帮助西藏青海灾区搞好救灾工作(4)内容: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２日电李鹏总理今天上午主持召开办公会议，听取了国务院赴西藏工作组和赴青海慰问团的情况汇报。会议决定，从中央财政中拨给西藏、青海部分资金帮助灾区搞好灾民救济和恢复重建工作。去年９月底至今年４月末，藏北地区发生６０年来所罕见的雪灾，死亡１００多万头牲畜，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今年４月２６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兴海县之间发生６・９级强烈地震，倒塌和损坏房屋数万间，造成重大伤亡和经济损失。灾害发生后，西藏、青海各级党委、政府和驻地解放军、武警部队，与当地群众一起积极开展抗灾救灾工作。国务院先后派出工作组和慰问团分赴灾区，查看灾情，慰问灾民，协助地方政府落实救灾措施。现在，伤员得到了救治，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因西藏和青海灾情严重，又属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今天的总理办公会议决定拨出专款，给予照顾和扶持。李鹏总理在会上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对两地的灾情是十分关切的，对灾区人民是非常关心的。青海、西藏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有责任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战胜灾害。李鹏同志说，希望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切实安排好灾区群众生活，组织各族干部群众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齐心协力，重建家园。（完）
|
[
"Economy",
"Space",
"Energy",
"Mine",
"Transport",
"Medical",
"Art",
"Electronics",
"Law",
"Agriculture",
"Military",
"Politics",
"Enviornment",
"Education",
"Literature",
"History",
"Computer",
"Philosophy",
"Communication"
] |
Enviornment
|
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MISSILES AND SPACE VEHICLES1999年 第4期 No.4 1999行星探测器的硬着陆撞击谈正明 吴江 王晓辉 王心摘要 探测太阳系的行星及其卫星是空间科学和航天技术的重要领域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筹划使用侵彻器在这些星体着陆。为了解决结构动强度、穿星器弹道稳定性和器件耐撞性等难点，人们需要进行弹道试验和理论分析。中国为实现科技现代化作了许多努力，相信中国今后也将会十分重视行星探测器的硬着陆研究。主题词 行星际探测器，硬着陆，碰撞。Hard Landing Impact of Planet ProbeTan Zhengming Wu Jiang Wang Xiaohui Wang Xin(Beijing Institute of Strength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Beijing, 100076)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lanets and their satellites within the solar syste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ields in space science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Since the late half of this century, penetrators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landers on these bodies.In order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such as dynamic strength of structures,ballistic stability of penetrators and impact resistance of elements， the ballistic tests and theoretical analyses are needed .China has made great effort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gy.It is believed that more attention to hard landing on planets will be paid by our country.Key Words Interplanetary probe,Hard landing,Collision.1 引 言探测太阳系内的行星及其卫星，一直是人类空间活动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近来， 随着美国发现在月球上存在着冰水， 探测月球的活动变得十分活跃［1～3］。在该项研究中，采用无人驾驶的探测器，在星体表面着陆，测定其地学和热学等参数，是基本的方法。探测器着陆可有软式、半硬式和硬式等多种。其中硬着陆是在硬结构探测器穿入行星表面时，通过行星土介质的变形和同探测器的摩擦来逐步耗散其动能。探测器既可在穿入行星表面时进行动态力学测量，更可在其滞留后测量星体的某些物理特性。行星探测器硬着陆是一种重要而困难的航天技术。当探测器硬着陆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载荷，其结构本体和内部器件在冲击强度和动态响应上有着许多特殊的问题。本文概述了国内外有关行星硬着陆撞击研究的历史，分析了在材料和结构动力学设计上的难点，阐述了从试验和理论上进行穿星力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且提出了我国及早开展行星穿入器的撞击力学研究和突破关键技术的建议。2 基本原理航天器经过太空飞行在行星(包括卫星)着陆时，其速度很高。例如，以月球的逃逸速度在月球着陆时，速度达2.35 km/s。 经过高空火箭反推减速，该速度降低为几百米/秒。如图1所示， 用下式近似计算平顶圆柱弹体正撞击行星靶体时的压缩应力［4］:图1 弹体撞靶式中 ρ为密度；C为声速；V为弹体速度；下标P和T对应弹和靶。一般说来，金属材料超高速碰撞时，物体仍然处于弹-塑性状态，即未完全丧失强度的最低速度为3 km/s。因此，对于直径几十毫米至几百毫米，长度几百毫米至几米，质量几公斤至几百公斤的探测器，在撞击行星前不用火箭反推，在撞击时不主要依靠自身结构的塑性变形，而是依靠土介质的塑性变形，以及探测器同土的摩擦，来缓和着陆时的冲击，使硬结构探测器本身则穿入星体表面。在其穿入表面时和滞留后，利用探测器中传感器和弹载波存仪来测量星体特性，并由传输天线向地球发回测量信号。这种硬结构探测器技术比较简单、可靠。特别是当采用子母弹形式，在绕月球轨道飞行的不同区域释放多个侵彻器，用来测量星体多个落区的地学性能，其优点更为突出。典型的硬结构探测器见图2。该装置是日本计划1999年发射，在3个落区登月的探测器――月球A。该探测器的登月顺序见图3。图2 穿月器――月球A图3 月球A登月3 研究发展早在50年代，美国和苏联就竞相发展月球等星体的硬着陆探测技术。典型的例子见美国J.S.Rinehart 1959年发表的文章［5］，其应用硬钢球撞击花岗岩试验，速度高达1.8 km/s时，球体尚好。从60年代初起，美国进行了大量的弹体撞击土介质试验，发现了许多惊人的现象。其中有，探测器的高速侵彻深度远比按静强度计算的结果高。如同研究运载器在大气和水中飞行的气动力学和水动力学一样，一门新的学科――地面动力学(Terradynamics)，即在土介质中的飞行力学， 产生和发展起来［6］。经过深入的研究，在60年代中， 美国已经完成硬结构着陆月球探测器的初步设计。由于当时着重发展飞船载人登月，该项技术没有完全实施。但是，由于硬着陆探测器技术有着许多优点，特别是如后所述，连同穿地武器的发展，在70年代以后，火星探测器硬着陆技术又大步发展起来。美国利用战区导弹潘兴Ⅱ进行火星探测模拟试验。 该试验中，直径400 mm的弹体以670 m/s的速度撞击淤沙时， 弹体穿深57 m(图4)。除了弹体头部略有磨损外，本体完好［7］。虽然美国已经具备了向火星发射硬结构探测器的能力，但主要由于经费的限制，原定于80年代的多项火星探测飞行计划搁置起来。图4 穿入淤沙后的潘兴Ⅱ穿地弹第3次星体硬着陆研究的高潮始于90年代初。种种科学和技术上的需要，加上探测器结构和内部电子器件的改进，促进了国际上探测和开发月球等星体新时期的到来。近期在国际空间活动中奋起直追的日本首先安排了穿月探测器计划。在克服重重困难后，硬着陆月球有望在1999年实现［8］。空间大国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火星探测技术。另一个在国际空间活动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集团――欧洲空间局，也正在实施硬结构探测火星计划。星体硬着陆探测器技术发展得到许多其他方面的支持［9～14］。首先是自50年代以来，美国和苏联一直没有间断穿地武器的研究。70年代以来，随着攻击机场、地下指挥中心等设施的需求，他们更在大力发展战术穿地弹。近期，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应用穿地弹攻击地下工事，使得穿地武器已进入实战应用阶段，引起世界关注。穿地弹结构在航天技术中的另一个应用是导弹数据硬回收。记录飞行数据的硬结构穿地弹，随弹道导弹一起高速撞地后回收。核电站防护飞机等外来物体的撞击，也是当今结构动力学的一个热门课题。该项工作同硬结构探测器技术也密切相关。就我国来说，一方面在技术情报上密切跟踪国外的硬结构探测星体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导弹数据硬回收和核电站抗撞加固等方面也可提供不少技术支持。典型的例子见图5～7。其中，图5是撞击模拟试验中穿入混凝土的穿地弹，图6是弹体贯穿混凝土时变形，图7是测量到的弹体垂直穿入混凝土靶的加速度时间历程。图5 穿入混凝土后的穿地弹 图6 弹体贯穿混凝土时变形图7 弹体垂直穿入混凝土靶的加速度时间历程4 技术难点4.1 结构冲击强度［7，10］探测器高速撞击星体时，在弹、靶中会产生复杂的冲击载荷和结构响应:星体表面开坑、坑外裂纹、坑下穿洞； 探测器的端头可能被压碎，后部弹体也会因弯曲而折断。为了使探测器耐冲击，首先要选用合适的材料，如钢、钛、钨等，其中钨是今后发展的重点。钢材料也有HY180、D6AC等，其中HY180由于具有良好的屈服强度和断裂韧性，很受重视。在相关项目的研究上，国内在F175超高强度钢的基础上，还在发展新的钢种。大力改善结构的动力学性能是又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说来，出现在弹体上的非对称载荷，即横向载荷，是造成探测器变形和破坏的主要原因。大攻角、大倾角和大长径比都将显著削弱弹体的承载能力。特别是攻角，种种研究表明，二三度的攻角就可能引起结构的严重破坏。4.2 弹道稳定性［6，12］为了获得可靠的、用星体介质变形来耗散探测器动能的能力，也为了测试探测器在星体介质中的侵彻特性，必须使探测器有一个稳定的终点弹道。如果设计不当，虽然弹体结构强度足够，但是由于弹体长径比过小，弹体的终点弹道不会稳定。研究探测器的长径比、头部形状、质心位置、攻角、倾角、速度和土介质力学性能对侵彻器运动特性，特别是弹道稳定性的影响，是侵彻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已有的结果表明，探测器长径比、质心位置、攻角、倾角和速度是首先考虑的因素；其次，土的侵彻性和头部形状对侵彻器的终点弹道稳定性也有重要影响。4.3 器件耐撞性［13］应用探测器在星体着陆的目的是，利用测试装置对星体进行撞击时或撞击后的物理测量。探测器在撞击星体时，其内部器件会承受很高的加速度。随着探测器质量、尺寸和速度等因素变化，该值可高达几十万个g，其内部器件可能遭受严重机械损伤，或者电子功能失效。因此， 确保器件耐受撞击十分重要。特别是，由于测量多种参数和多个测点的需要，其难度更大。现在，国内外都在大力发展弹载波存技术，即利用弹上传感器敏感加速度、热流等信号，用数字存储后，由弹载天线向地球发送。国外穿地武器中的灵巧引信是一项关键技术，近些年来有重大进展。预计该项技术能够移植到星体探测工程中。5 研究方法5.1 经验法［4，10］硬结构探测器侵彻星体时，在探测器和星体中出现复杂的力学、物理效应。由于结构的冲击大变形，要考虑非线性；因为存在攻角和倾角，还必须研究三维力学效应；在高速撞击时，如果弹体结构出现显著的变形，这种弹体同靶体的耦合效应加大了问题求解的难度。正是由于探测器侵彻土介质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十分重视试验，以建立侵彻时弹体运动和变形的经验关系式。弹道试验有正弹道和反弹道法两种。反弹道法是发射靶体碰撞固定弹体。这是侵彻力学的一项重大进展，特别适于研究有攻角弹体的结构响应。在弹道试验中，缩比模型试验十分有用。尽管技术上也有很多困难，由于其经济、省时，使其有很大的发展。弹道试验中的加载方法有火箭飞行、飞机空投和火炮等多种。火炮是国内外十分重视的技术。美国专门研究了无后座戴维斯火炮，用于野外试验。弹道测试有高速相机、光干涉仪等光测法和压阻计、应变片等电测法。由于微电子学的发展，弹载波存技术已经成为星体探测试验的主要测试手段。国内的火炮加载侵彻混凝土野外试验已有相当规模。在实验室内，谈正明和吴江等人，运用小口径火炮成功地进行了多项非正撞穿地试验。5.2 分析法［9,14］在撞击力学研究中十分重视分析法，针对研究的问题，引入简化假设，使得非线性的连续介质物理方程化简为一般的常微分方程或代数方程求解。在弹体侵彻土介质研究中常用空穴膨胀法，假设弹体在侵彻土介质过程中，把弹体当作刚体处理。由此求得作用于弹体的载荷，并确定其运动特性。在求出作用载荷后，再用数值法计算弹体的动态响应。尹放林和王明祥等应用空穴膨胀法计算了弹丸斜侵彻混凝土的深度。吴江和谈正明利用PENCO2D程序计算了弹体有攻角撞击混凝土的侵彻特性。国外近期利用空穴膨胀法，把求得的瞬时侵彻载荷应用于弹体的有限元模型，但把侵彻器的动态响应同靶体作用载荷“耦合”起来。这样，既提高了计算精度，又减轻了工作量。5.3 数值法［4，11］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把一个连续的物理系统用一个离散的系统代替。其中，有限差分法是，把撞击问题的微分方程，经过离散化，变换成差分方程，然后求解；有限元法是，以一个有限的单元体系代替无限自由度的连续体，利用变分原理把问题化为变分问题，然后求解。由于有限元法特别适于形状和结构复杂的物体，随着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它的应用日益广泛。国内已经引进了典型的有限元程序EPIC和DYNA。李红和吴江将DYNA2D运用于弹体垂直贯穿混凝土的计算，童轶男则已用EPIC3D计算弹体斜侵彻地靶的响应。在此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在数值计算中，十分重视材料本构方程和破坏准则的选取。至今有关这方面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同数值计算很不适应，今后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6 结论与建议a) 借鉴国外发展硬着陆探测器的经验， 建议我国发展穿星器的碰撞力学研究，以把运载器的“上天”和“入地”飞行技术推进到一个新阶段。b) 弹体冲击强度、 弹道稳定性和器件耐撞性是行星侵彻力学研究的3个主要问题，今后需要着力予以解决。c) 经验法、 分析法和数值法是行星硬着陆撞击力学研究的3个基本方法。今后仍要突出试验研究，并且同分析和数值研究方法紧密结合起来。作者单位：(北京强度与环境研究所，北京, 100076)参考文献1 薛成位.月球探测，势在必行.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 1998(1).2 秦德歧.月球探测再度升温.航天，1998(2).3 Doengi F,Burnage S T, et al.Lander shock alleviation techniques.ESA Bulletin,1998(93).4 Corbeff G G,Reid S R,Johnson W.Impact loading of plate and shells by free-flying projiectiles.A Review Ins.J.Impact Engng.1996,18(2).5 Rinehart J S. Stress associated with lunar landings.JBIS ,1959,17(1).6 Smith V L. A method of determining some geological parameters of the surface of planets,1977(7).7 Simmons Guestavus J. Surface penetrators――a promising newtype of planetary lander,JBIS,1977,30(7).8 Mizutani H,Fujimura A,et al. Present status of lunar――a penetrator development.3rd Symposium on Scientific Satellites and Observatoin,1994.9 尹放林，王明祥等.弹丸斜入射对侵彻深度的影响.爆炸与冲击,1998(1).10 谈正明，陈炯楠，王全禹.穿地弹的动强度研究.强度与环境，1985(2)11 童轶男.尾部质量对斜撞击贯穿效应的影响.第5次全国爆轰与冲击动力学学术会议论文集，1997.12 Mumma D,Randall D. Test results of earth penetrators.AD A055968.13 Bentley R D, Campbell A B.The Mars penetrator telemetry and control system.Int.Tele.Conference, 1975.14 Hacker W L, Galloway J C. An efficient technique for calculating weapon response to penetration loads. 43 Bomb & Warhead Technical Meeting,1993.收稿日期：1998-12-05
|
[
"Literature",
"Sports",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Space",
"Politics",
"Enviornment",
"Transport",
"Law",
"Computer",
"Mine",
"Energy",
"Philosophy",
"Education",
"History",
"Electronics",
"Art",
"Military",
"Medical",
"Economy"
] |
Space
|
【 文献号 】1-726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711 【原刊页号】20～23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农业产业化：又一次经营制度的创新 【 作 者 】王书芳 【作者简介】中南财经大学副教授 王书芳 【 正 文 】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伟大创造，是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在农业经营制度上的又一次创新。但是，目前有些人对农业产业化这一提法的科学性持有异议，因此，从理论上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健康地推进方兴未艾的农业产业化进程是不无裨益的。农业产业化提法的由来及其涵义实行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先后进行了3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制度创新，即废除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改制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结构创新，就是在稳定发展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种植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三是技术创新，重点是通过以育种（品种改良和新品种培育）为核心的各种农业先进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这３个创新的相继实现和进展，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和划时代的飞跃，创造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但是，上述制度创新的实现，虽然解决了亿万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与决策权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而一家一户分散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如何连接的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结构创新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增加农民收入开拓了新的重要出路，而怎样使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有机地衔接起来，也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技术创新虽然日益受到广大农户的普遍重视并取得可喜的进展，而如何更加有效地推进农业科技更为广泛地推广与应用，亦亟需进一步地加以解决；此外，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城市经济、大工业相互融通，而我国城乡经济、农业与工业长期分割或分离的局面，也未能伴随前述３个创新的出现和进展而得以根本改变。与此同时，我国农业作为典型的“弱质产业”，其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投入不足、利益流失严重、规模效益低下、抗御风险能力弱、后劲不足等难题都仍然严重存在。面临上述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难题，尤其是随着农业经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家庭经营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和突出后，如何在继续保持家庭经营制度长期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深化农村经济改革，采取新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农业经营制度与经营组织形式来妥善解决农业发展中“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实现农业的供、产、加（农产品加工）、销各环节以及农业和工业、贸易等部门的有机连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重大课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一些理论工作者也开始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山东潍坊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经验时，同时配发了《论农业产业化》的社论。１９９６年２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江泽民同志给全国供销社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中，肯定地指出“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同年３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批准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明确地提出了要“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改革”，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发展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大力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农业产业化作为顺应农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的客观要求的产物，是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又一次经营制度上的创新，是农业和第二、三次产业相结合、农村经济和城市（镇）经济相结合的整体推进，是促进农业两个根本转变的战略性措施，也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的“第二个飞跃”的重要途径，正因如此，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也就成了我国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主题。所谓农业产业化，就是根据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把农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来经营，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主体和基础，以各种经济成分（包括国有、集体、私营、个体、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所有制形式）和不同规模的农产品加工与国内外贸易企业或公司、储运企业或公司、农民专业协会与专业合作社、农村供销社，以及农业科技、金融、保险和信息咨询等各类中介组织（或机构）甚至中介人为纽带和桥梁，通过种养加一条龙和供产加销一体化、贸工农（或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等经济运行方式以及逐步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与市场体系，将农业产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和相应的供产加销等各部门联结成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系统，把农户与市场有效地联结起来，从而不断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市场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渐进过程。农业产业化概念的科学性产业一词源于“三次产业”，而“三次产业”的概念起初是由西方国家经济学提出的，尔后在世界上得到逐步普及并成为国际通用的概念，我国也于１９８５年５月正式确立和采用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并把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列为第一产业，认同和采纳国民经济部门的“三次产业”分类方法，把农业划为“第一产业”、作为产业看待，并不等于农业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化”了的产业。我国农业目前在事实上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产业，即尚未形成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意义上的产业。显然，原来被称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并非任何状态下的农业，即不是指尚处在自然经济状态或小农经济状态的农业，而是指已经“工业化“或”产业化”的农业。严格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应该是“工业化”了的农业生产经营领域。而所谓“农业的产业化”是指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农业的标准与要求，把尚处在或基本上仍处在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状态的农业，改造和发展成为像现代工业那样，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又在各个生产组织机构内部形成了包括产前、产中、产后诸再生产环节分工协作的、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工艺流程”，与市场经济相连接、相适应的社会化、“工业化”、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向和发展过程。其次，如果人们从我国农业的现实状态出发，从把农业由一个传统的、不完整的、与市场脱节或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产业”改造和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完整的、与市场经济相连接和相适应的产业这个角度来理解农业产业化概念，就会对它的内涵和科学性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事实上，农业也确实客观地存在着产前的农机具、化肥、农药、良种等“农资”的供应，产中的生产作业与管理，产后的农产品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和销售等生产与经营活动。在我国，经过将近２０年来的改革与发展，农业虽然不再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作为一个有明确分工的社会化的“产业”，其雏形也已显现出来，但从总体上看，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却基本上都还是独立的社会生产与经营部门。它们各自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其分工还处在社会分工的初级阶段，尚未进入像工业那样的在生产经营组织机构内部分工协作的阶段；它们必须经过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和所有权转移才能把彼此沟通起来；只有通过一定的产业化的经营组织形式和利益调节机制把它们组建成利益共同体，并较为有效地协调它们彼此间的利益关系。由此看来，作为一个产业就有一个使之完整，使其“工艺流程”规范化的问题；就有一个打破现存的部门分割，使其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真正形成分工协作关系的问题；就有一个使农业产业供、产、加、运、销等部门组合成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的问题。所以，也就有一个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的概念，在实际中使用时，还常常出现把客观存在和诸如“产供销一条龙”、“产加销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农工商一体化”、“公司加农户”等一类概念混为一谈、相提并论和互相替代的现象。基于近年来人们大量的实践和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对农业产业化这一概念与其它提法，从总体和宏观上必须对它们加以严格的区分，把它们看作有显著区别的概念。科学地区分它们的差别，对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农业产业化的科学内涵，对正确引导和顺利推进全国的农业产业化进程，那是有实际意义的。１、农业产业化是基于对我国农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出路提出来的，它强调的是我国带明显“弱质”性的农业发展问题的基本趋向和根本途径，而不仅仅是农业向产业化发展的具体形式或经营组织方式问题。这一概念比上述其它概念的涵盖要更宽一些、更原则化一些。而其它概念反映的只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的具体形式或经营组织方式。２、农业产业化和其它类似提法虽然都涉及流通问题，但农业产业化更为强调整个农业产业的市场化和以市场为导向，更侧重经营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及其作用，而其它提法一般只是局限于农产品的销售问题。３、农业产业化的概念内含着强调家庭经营的农户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体和基础，它的目的之一也是使农民得到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中增值的平均利润这样的涵义。而其它提法则侧重于工业、贸易等部门或企业与农业生产相连接，以得到农业的有效支持，保障其农产品的供给。４、上述提法都涉及到农业与市场连结的中介问题，但农业产业化强调农户与市场连接的有效性，凡是能在现在或将来把农户与市场有效连接起来的中介组织形式，都是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应该鼓励和扶持发展的。而其它提法中所强调的中介，则只是局限在各类加工与贸易企业或公司。５、农业产业化与其它提法相比，它更强调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着力创造出一种便于农户与市场有效连接的体制、制度和政策环境。综观农业产业化提出的背景及几年来全国各地实施农业产业化开发的成功做法与经验，笔者认为，其实质就在于：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讲，就是把农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来经营，实现农业和市场经济的有效衔接；从微观的角度看，则是通过农户与中介组织（企业）有机结合的利益共同体，将千家万户的农民和千变万化的市场有效地连接起来。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推动和实现农业的市场化与现代化，并使农民在增产的同时也能增收。抓准了农业产业化的实质，也就不难理解它的基本形式，这就是：市场＋中介组织＋农户。对农业产业化这一基本形式的主要经济涵义，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和理解：首先，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真正处于“龙头地位”起“龙头”作用的是市场，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企业或公司；企业、公司仅仅是重要的中介组织，肯定市场的“龙头”地位与作用，旨在突出农业产业化强烈的市场取向性，强调无论是公司、企业还是其它类型的中介组织，甚至自己从事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农户，凡是纳入农业产业化开发的一切农村经济活动，都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起点和目标来研究市场、顺应市场、开拓市场，通过一定的产业化经营方式把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售出、实现其价值；同时，通过打破旧的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农民分享到农产品在加工、流通过程中增值的平均利润，以提高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实现良性循环和改变其“弱质产业”状况。其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农户是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和基础。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户不仅是农业领域内生产的主体，而且日益成为经营的主体，把农业的生产与经营管理两种职能统一于农户，是因为农民生产、管理的责任心强，管理监督费用微乎其微，部分劳动消耗往往可以不计入成本，配置各种农业资源的效率高，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成本与价格因而很低廉，一旦经过加工转化，在市场上销售后便可赢得丰厚的利润。这就能够吸引各类中介组织来联结农户，在共同分享对农产品加工、流通中形成的利润的同时，也把农户与市场连结起来。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的推进也主要是靠广大农户。事实表明，正是千家万户的农民作为主力，在实践中探索，采取现代市场经济的契约、合同、入股、入社等形式，创办各类中介组织，拓展生产经营领域，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兴建农业商品生产基地，拉长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产品的多层次开发和多次转化增值，以市场为导向把农产品的产、加、销各环节和贸、工、农各部门连接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逐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当然，在这里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支持和扶持，离不开城市（镇）各类工贸企业或公司及金融、科技、信息咨询等部门的参与，但农户始终是主体和基础。如果没有农民持久的积极主动性，没有农户的家庭经营，也就没有了农业产业化牢靠的动力源和基础。最后，中介组织是连接农户与市场的纽带、桥梁，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的核心和关键环节。离开或缺少中介组织，农户和市场就难以有效连接起来，也就谈不上什么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的中介组织，主要是能够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现代化、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起带动和推动作用。并通过建立与完善包括国家、集体、企业和农户在内的新的农业产业投入机制与利益调节机制，以互相制约、互惠互利、风险共担、共同发展的农业产业利益共同体形式，在现在或将来把农户与市场有效连接起来的，各种类型、不同规模、不同经济成分的农产品加工与贸易组织机构甚至中介人。对中介组织的概念所作的上述界定，着重点在于从农业产业化的实质出发，它在连接农户和市场中的有效性。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国各地在实施和推进农业产业化时，由于各自面临的具体市场条件有差异，不同的农业产业或产品对产业化的要求不一样，产业化发展在不同阶段的利益调节机制也会有区别，产业化的薄弱环节可能有所不同，兼之实施农业产业化的各种具体经营组织形式各有其利弊和适用范围，所以必须从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因时制宜，审慎地选择和确定连接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类型及其组合，采取适合当地当时条件与特点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切忌盲目照搬其它地区的成功做法。尤其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更要避免“一刀切”，决不能强制推行某一种产业化经营模式。目前，全国各地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中，已经探索、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中介组织，只要能够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必然还会有更多的中介组织及其组合类型出现，从面为各地选择适合本地区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提供广阔的空间和余地。【责任编辑】陈坚
|
[
"Politics",
"Transport",
"Medical",
"Sports",
"Computer",
"Economy",
"Education",
"Agriculture",
"Space",
"Military",
"Law",
"Mine",
"Energy",
"Art",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
"History",
"Philosophy",
"Literature"
] |
Agriculture
|
【 日 期 】19961126 【 版 号 】2 【 标 题 】沪成立航运交易所 【 作 者 】钱江 【 正 文 】 本报讯 记者钱江报道：由交通部和上海市共同组建的我国水路运输的第一家国家级交易所―――上海航运交易所已于日前正式成立。上海航运交易所是由交通部和上海市通过两年努力共同组建的，旨在沟通航运市场信息。
|
[
"Education",
"Philosophy",
"Medical",
"Mine",
"History",
"Agriculture",
"Electronics",
"Economy",
"Literature",
"Transport",
"Politics",
"Computer"
] |
Transport
|
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6期 Vol.23 No.6 1997联想记忆神经网络的一个有效学习算法梁学斌 吴立德 俞俊摘 要 提出一种新的联想记忆网络模型的有效学习算法，它具有下述特点：(1)可以全部存储任意给定的训练模式集，即对于训练模式的数目和它们之间相关性的强弱没有限制；(2)最小的训练模型吸引域达到最大；(3)在(2)的基础上，每个训练模式具有尽可能大的吸引域；(4)联想记忆神经网络是全局稳定的.大量的计算机仿真实验结果充分说明所提出的学习算法比已有算法具有更强的存储能力和联想容错能力.关键词 联想记忆网络，训练模式集，全部存储，最大吸引域，全局稳定性.AN EFFICIENT LEARNING ALGORITHM FOR ASSOCIATIVEMEMORY NEURAL NETWORKLIANG XUEBIN WU LIDE YU JUN(Dept.of Computer Science，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Abstract A new and efficient learning algorithm of asociative memory neural network is proposed,with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1)it can store any given training pattern set no matter how much and what correlation among them may be;(2)the smallest domain of attraction of training patterns is maximized;(3)each domain of attraction of training patterns is guaranteed to be as large as possible;(4)the designed associative memory network is globally stable.A large number of computer experimental results confirm that our algorithm possesses more powerful storage ability and more fault-tolerance capability than existing ones.Key words Associative memory, training pattern set, total storage ability, maximized domain of attraction, global stability.1 引言联想记忆神经网络可分为有自反馈和无自反馈两种模型，它具有信息记忆和信息联想的功能，能够从部分信息或有适当畸变的信息联想出相应的存储在联想记忆神经网络中的完整的记忆信息［1，2］.其性能主要是由具体的学习算法来决定.至今，已经提出了不少关于联想记忆神经网络的学习算法，主要有Hebbian学习算法［3］、投影学习算法［4］、Gardner学习算法［5］、最小重叠学习算法［6］、Ho-Kashyap学习算法［7］、神经元或训练模式加权学习算法［8］和优化学习算法［9］等.其中只有优化学习算法严格考虑了如何提高联想记忆神经网络的存储能力和联想容错能力.基于文献［9］的思想，本文提出了设计联想记忆网络的极大极小准则，它要求设计出的对称连接权阵应使得网络最小的记忆模式吸引域达到最大.并进一步发展了综合联想记忆网络的一个有效学习算法，它具有如下特点：(1)可以全部存储任意给定的训练模式集；(2)最小的训练模式吸引域达到最大；(3)在(2)的基础上，每个训练模式具有尽可能大的吸引域；(4)网络连接权阵是主对角元为1的对称阵，因此所设计出的联想记忆神经网络是全局稳定的［11］.2 无自反馈网络模型训练式集的基本约束联想记忆神经网络模型是由N个互联神经元组成的非线性动力系统.网格状态v=(v1,…,vN)t，其中vi(i=1,2,…,N)表示第i个神经元的状态，取值空间是{-1,1}；网络连接权阵W=(Wij)N×N,其中Wij表示从第j个神经元到第i个神经元的连接权.联想记忆神经网络模型可表述为［1］
|
[
"Computer",
"Military",
"Education",
"Mine",
"Communication",
"Politics",
"History"
] |
Computer
|
【 文献号 】1-1261 【原文出处】民族艺术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8～14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08 【 标 题 】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 ――郑元者访谈录【 作 者 】廖明君 【作者简介】廖明君 郑元者，男，1964年生，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长期从事文艺学、当代人类学美学研究，已出版《图腾美学 与现代人类》、《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等多部学术专著。【 正 文 】 廖明君（以下简称廖）：最近，在4月3日《文汇报》的学林版上读到施宣圆先生采写的一篇重头文章，题为《当代中国美学“复旦学派”展望――访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和他的弟子朱立元、郑元者》，读后备感鼓舞。在访谈中，您曾提及当代人类学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问题，这预示着美学在21世纪的重要发展方向。此前，您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本刊和其他学术刊物连续刊出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在，是否可以就“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这一话题，结合您的学术道路，进一步谈一些看法？郑元者（以下简称郑）：在西方美学史上，艺术起源问题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研究历史，从亚里士多德到M.海德格尔，几乎每个学术时代都有哲人和学者对艺术起源问题冥求苦搜，但艺术起源问题依然是难解之谜。我对我一问题发生兴趣，是从大学本科期间开始的，当时，一个总的感觉和认识就是：在中外美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上，人们对艺术和美的本质问题之所以产生诸多疑惑和争议，其症结之一就在于对人类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最初起源不甚了了。因此，我深信艺术起源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美学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学和文艺学的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廖：可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见识或学术信念，但把它落实到对艺术起源问题的实际研究工作中去，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过程。郑：是这样。我虽然曾于1987年5月写就《悲剧局面感发生初探》一文，对审美发生问题作过初步的思考，但对文艺起源问题的探索那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1988年7月初大学本科毕业，也正是在这个月的下旬，为参加浙江省首届青年民间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我撰写了《图腾艺术与生命感受的表达》一文。这时，从图腾问题切入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思路，大致上就确立起来了。廖：这篇论文后来荣获《民间文艺季刊》（现改名为《中国民间文化》）首届“飞鹰奖”，现在看来，这篇论文对您来说似乎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使您在艺术起源学研究上与图腾文化和图腾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郑：《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一书完稿于1990年底，出版于1992年春，硕士论文只是其中的一章。该书主要是立足于“史前美学”这样一种学术取向，首次在分支学科的格局上探讨了“图腾美学”的诸多问题，初步提出了一些关于艺术起源和审美起源的见解，同时把远古的图腾文化与现代人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揭示了图腾文化是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生存场景、一种永恒的记忆和精神原型而存在着的，因此，在图腾文化与现代人类的生活世界之间，必然在精神本质上有着历史的依存性。这种历史的依存性，也将随着现代人类的生活世界的变迁而获得新的色泽。富于意味的是，该书完稿之际，正是不少学术同行开始意识到我国的美学研究到了一种走不上去的“高原时期”的时候，而我深信，凭借对艺术起源问题的探索再探索、思考再思考，是走出这种“高原时期”的最具有效性的途径之一。廖：过去对图腾问题的研究，一般都限于从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和艺术学的学科视野内展开的，而您把图腾和图腾艺术的研究上升到“图腾美学”的高度，而且把“图腾崇拜”上升到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以此来探索艺术起源等诸多美学问题，这是具有开拓性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我所知，《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这部著作出版后，《读书》、《文艺研究》、《文论报》等报刊，都刊发了专门的书评，《中国文学年鉴(1994)》在“新书评介”中予以介绍，还被收入《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可见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的重视。郑：从“图腾美学”这一视角来思考艺术起源问题，实际上是梳理我自己关于“美学”的各种观念（显在的或潜在的）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尝试，尽管这次尝试还只是初步性的、基础性的，但它对更大范围或更高层次的理论探索是一种必要的学理准备。当然，图腾美学问题不止于艺术起源问题，艺术起源问题也不止于图腾美学问题，但是，通过对“图腾美学”的较为系统的研究，期望目标是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奠定初步的基础。廖：从您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以及去年11月在“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发言来看，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已成了一种非常自觉的学术追求。您是如何达到这种自觉性的？郑：《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一书脱稿后，在我的心目中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大课题，那就是如何在当代人类学美学这一新学科的视野内，对图腾美学与艺术起源问题之间的相互生发关系作更深入、更系统的“读解”，而“艺术起源学”自然是“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应有之义，甚至可以把前者作为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来探索。所以，从1991年9月开始攻读西方美学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我就大致上把“艺术起源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并于1994年4月下旬完成了《艺术与根：关于艺术的起源》的初稿。1996年12月初修改完毕、今年2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一书，其原型就是当初的博士学位论文。廖：写这样一部著作，如果没有充分的学术准备和思想积累，恐怕是很困难的。郑：在学理准备方面，“图腾美学”的探索使我充分地认识到艺术起源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巨大的穿透力。在史前时代，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还处在融合的状态之中，这样一种认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所以，无论是“艺术起源”本身，还是“艺术起源”问题，其“综合”的程度可想而知。鉴于此，思维材料就成了这项研究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性条件，历代哲人和学者对艺术起源问题的思考材料，艺术考古的实证性材料，民族学方面的参证性材料，多学科的知识性和理论性材料等，无不需要尽心竭虑地去掌握。另一方面，尽管“艺术起源”是一个带有很大的科学性的问题，科学性的实证材料和科学化的思考都为研究艺术起源问题所必需，理论的扬高凿空的确不能给太多的人带来好感，但艺术起源问题毕竟不只是科学性的问题，任何意义上的科学化努力总是有限度的，亦如美学的科学化并不能读解所有的美学问题一样。因此，作为一种系统的艺术起源学研究，除了大力讲求科学的实证考据的同时，哲学性的思悟或理论性的阐发也决不能在这块独特的学术领地里失落，在这两者之间，做到有机的结合虽然是理想性的目标，显得异常困难，但在实证性与哲学性、考据与理论之间做到最大程度的亲和而不是一味地宽容，则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这正是写作那部博士论文的主要学术目标之一。廖：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您的研究不但涉及到美学原理中的一大难题，而且还会涉及到一般的史前学研究所不可避免的困难。郑：的确是这样。由于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在原初是融合的，“艺术起源”在这种融合机制中处于一条非常特殊的历史底线上，因此，对艺术起源问题作出历史性的探究，实际上就是要重新批判历史：通过对“艺术之根”的不断寻视和不断回溯来不断地审检和思考人类艺术的发生、发展和消亡问题，分析有着不同的生存情境、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的人类艺术活动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问题，在本源上对艺术和美的本质问题作出反思等。同时，在“重新批判历史”的背后，还潜藏着研究者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怀疑的问题，从而使“批判”呈现出多层位的对话品格，既有与业已消逝的人类历史的对话，又有与现在和未来的对话，还有与批判者自身所处的生活世界的对话等。唯其如此，对“艺术之根”的寻视和回溯，在各个方面都将引发寻根振叶的学术场景，对“艺术起源”的探究，也将是追本溯源的举止，这样，艺术起源学的研究将有希望给处于困境中的美学研究带某某种新的基点。这样，如何在方法论意义上给艺术起源学研究建立某种较为可靠的立足点，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一书之所以用了两章的篇幅探讨了艺术起源与因果问题和情境问题之间的关系，道理就在这里。廖：对这部著作，您自认为最主要的突破是什么？郑：在关涉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探索上，有过E.B.泰勒的《原始文化》和J.G.弗雷泽的《金枝》等鸿篇巨制，一百多年来，它们在世界学术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期间虽有诸多学者提出过批评和挑战，如R.R.马雷特就认为泰勒的万物有灵论是“关于宗教起源的一种过于矫揉造作的思想观念”，但泰勒和弗雷泽的理论至今还在众多学科中显示出某种不可摇撼的重要性。拙著的核心内容之一，则是结合马克思把史前时代的社会关系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等经典论述，认为那种以许多人的共同活动为前提的、十分“固定的”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组织原则的“人的依赖关系”，最初就体现为图腾这一社会公共意志的建立，图腾的发生就标志着最初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真正诞生，随着这种最初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原初公社的人们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观念，即原初性图腾观念这一史前社会意识的主干。由此，通过对艺术起源学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力图在寻觅史前意识形态的历史序列（原初性图腾观念→巫术观念→灵魂观念→精灵观念→万物有灵观念→自我神化观念）的同时，找出艺术起源的动力系统或规律性脉络，在艺术起源与史前意识形态之间作伸缩性的运思和读解，乃至于在艺术起源问题上提出了“图腾特化说”和“图腾观念特化树”的理论原理。由于书已面世，具体内容这里就不细说了。廖：有了对艺术起源学这一分支学科的系统探索，当代人类学美学也就有了扎实的基础，由此展开，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就具备了相当的现实性。郑：从1995年春开始，我率先给复旦中文系90级和93级本科生开设了“当代人类学美学”的选修课，本学期又给中文系97级文学专业硕士生讲授同名课程的基础课，前者偏重于“史”方面的内容，后者偏重于“论”方面的内容。廖：通过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您能否对当代人类学美学这一新学科作一个常规性的界定？郑：从学科的性质来看，它既属于人类学（美学人类学），又属于美学，是人类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称文化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研究最全面的学科群”，因此，当代人类学美学自然也具有统摄学科群的能力。确切地说，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当代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对人类的艺术和审美活动展开微观的研究和量化的分析，讨论各种文化区域和历史时期的信仰、仪式和艺术作品，对艺术和审美的起源学问题做深层次的探究；在微观研究和量化分析的同时，把人类学作为一种根本性的立场，对人类、人性和人的生活方式提出问题，并在哲学的层次上对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人的审美存在问题加以追问。廖：您在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曾对“文学人类学”表述过一种看法，认为文学人类学是把文学作为一种人类存在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的。这种看法似乎与您对当代人类学美学的这一界定密不可分。郑：和许多学科一样，当代人类学美学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最本质的意义来说，凡是立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即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来探讨人类艺术和审美本质的美学，可以称之为广义的人类学美学。康德的美学思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狭义的人类学美学，则是专指那种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艺术和审美的学科。但我认为，在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中，人类学不只是一种方法，还应该是一种根本性的立场。当代人类学美学（包括文学人类学）如果只是在狭义上把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来对待，那是很不够的，它既是一种浪费，也是走不远的（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已经印证这一点），也就是说，还应该驻守人类学这一根本性的立场，作广义上的研究和思考，这样才不致于失去学术研究的真正方向。我之所以对文学人类学作如上的理解和界定，原因就在这里。廖：可以预见，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门富于生机的学科，它的日益健全和完善，将是美学研究走出“高原期”的重要契机。记得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思考》（刊《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这篇对话中，您曾提出，在以往的美学研究上，定义式的研究较多，释义性的研究较少。对此，您能否再谈一点意见？郑：如，在当代人类学美学看来，人类的习俗也好，文化也好，艺术也好，它们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时期和不同的文化区域，都有着自身的存活机制。换句话说，它们存在于“情境”(situation)之中，我们只有较为优先地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去理解它，然后才能解释它。这种研究方法，在文化人类学上类似于“主位(emic)研究法”，就是说，我们要从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他们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构架来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艺术。而传统美学却总是乐于在“美的艺术”(fineart)这一意义上给“美”和“艺术”下各种定义，很少顾及到“美”和“艺术”在不同的民族和历史时空中的具体情境――这是传统美学的失误之一。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说，就是过于偏向一种“客位(etic)研究法”，从观察者的角度出发用一般性的观点和方法或者说用某种统一的标准来统贯异常复杂的艺术现象。这样一来，“艺术”和“美”往往就会成为某种可以供人随意驱使的概念性工具。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是一个巨大而又艰难的学术工程，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很多。总的来说，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它预示着21世纪的美学研究和美学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乃至于为人的问题的重建寻觅新的发展契机和学术方向。这是我近十年来的学习和研究所得到的一种基本认识。
|
[
"Art",
"Agriculture",
"Electronics",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Computer",
"Philosophy",
"Military",
"Space"
] |
Art
|
环境科学研究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01 Vol.14 No.1 P.14-15,18西宁市大气环境污染特征分析孟晓红 王喜梅 李源摘 要：以1998年西宁市大气污染的主要监测指标为依据，分析了西宁市大气污染的现状、特征及原因，并根据近5a的监测数据对大气污染趋势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西宁市大气污染为煤烟型污染，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TSP)，并且在近5a来呈上升趋势。关键词：大气污染特征； 趋势分析； 西宁市分类号：X5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929(2001)01-0014-02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 Xining CityMENG Xiao-hong（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205,The Second Artillery and Engineering College, Xi'an 710025，China）WANG Xi-mei（Xining Envirc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Xining 810008, China）LI Yuan（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205,The Second Artillery and Engineering College, Xi'an 710025，China）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 Xining city,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according to monitoring indications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 this city.It also tries to describe the future trend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on the basis of monitoring figures in the last five years.The conduction is made that the atmosphere pollution in Xining city is in the rising course in recent five years.Keywords：characteristics of atmospheric pollution; analysis of trend; Xining City作者简介：孟晓红(1963-)，女，河北安平市人，讲师.作者单位：孟晓红（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205教研室，陕西 西安 710025）王喜梅（西宁市环境监测站，青海 西宁 810008）李源（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205教研室，陕西 西安 710025）参考文献：［1］叶文虎，栾胜基.环境质量评价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30～36.［2］吴鹏鸣,黄丽影,李宝成,等.环境空气检测质量保证手册.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421～423.收稿日期：2000年5月23日出版日期：2001年1月30日
|
[
"Literature",
"Military",
"Law",
"Space",
"Electronics",
"Mine",
"Medical",
"Energy",
"Enviornment",
"Communication",
"Agriculture"
] |
Enviornment
|
中国女队获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半决赛权新华社大阪５月２１日电（记者姜占国、梁金雄）第一届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今天易地大阪继续进行。从４个小组打入复赛的８支女队全部亮相，世界冠军中国女队以３：１淘汰了第四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第四名捷克和斯洛伐克女队，率先进入半决赛。中捷女队之战是本届杯赛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中国队今天出场的是陈子荷、邓亚萍和高军。在第一盘单打比赛中，陈子荷很轻松地以２：０（２１：１１和２１：１５）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二十七位的卡萨洛娃，为中国队赢得首分。１７岁的邓亚萍在第二盘单打中对捷队第一主力赫拉霍娃。开局后，邓亚萍近台快攻屡屡得手，以２１：１３拿下第一局；第二局邓亚萍曾以２０：１６领先。但经验丰富的老将赫拉霍娃不急不燥，一板板地拉弧圈球，硬是把比分扳平，并以２３：２１胜了这一局。决胜局，赫拉霍娃适应了邓亚萍的打法，靠拉弧圈球占据了主动，以２１：１３拿下第三局，最终以２：１胜了邓亚萍。双打比赛，邓亚萍和高军迎战卡萨洛娃和米霍科娃。中国这对快攻型选手仅用１８分钟就以２：０（２１：１５和２１：８）获胜。第四盘单打比赛是怪球手陈子荷对赫拉霍娃。陈子荷握直拍，球拍一面贴正胶一面贴反胶。她不断变换拍面，打出的球飘忽不定，使擅拉弧圈球的赫拉霍娃无所适从。陈子荷一直处于优势，以２１：１４和２１：１７连胜两局。中国队最终以３：１战胜捷克和斯洛伐克女队，率先进入半决赛。另外三场女子比赛的结果是：朝鲜队３：０胜匈牙利队，南朝鲜队３：０胜香港队，日本队３：１胜苏联队。获胜的３个队也获得了半决赛权。女子团体赛的半决赛和决赛将在２２日进行。中国队半决赛的对手是东道主日本队。（完）
|
[
"Energy",
"Philosophy",
"Electronics",
"Sports",
"History",
"Agriculture",
"Literature",
"Space",
"Politics"
] |
Sports
|
【 文献号 】2-2685 【原文出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13-18 【分 类 号】G4 【分 类 名】高等教育 【 作 者 】梁育科/孙国锟/王润孝 【复印期号】199601 【 标 题 】一项意义深远的人才工程 【 正 文 】 师资队伍建设是高等学校的一项特殊的基础建设，对于学校的长远发展和深化教育改革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近期，高校普遍面临师资队伍青黄不接的困难，因而，保证圆满完成新老交替并有所储备，是师资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我校现有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924人，占教师总数的59.3％。总的来看，他们具有比较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思想活跃，上进心强。但是，从课堂教学来看，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如对教学大纲、教学基本要求理解不透，对教学内容钻研不深，只注意知识灌输不重视方法传授等。有鉴于此，我校于1990年初成立了校“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指导组”，其主要工作是面向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加强对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能力的培养，促进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和队伍的加速成长。学校返聘了8位作风过硬、业务精深的老教授作为指导组核心成员，教务处、人事处和高教研究所予以配合。指导组内分为高数、物理、外语、社科、力学、机械、电类、体育等8个课程组，每组由一位核心成员负责。各院系也成立了相应的指导小组。学校还从各个基础课教研室聘请了1-00多位在职老教师，组成全校的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指导网络。其主要工作方式和内容是针对课堂教学的“听、评、帮”。一、广泛深入的“听”听的基本涵义就是经常的检查性听课。它是进行“评”、“帮”的依据。1.“听”要点面结合。首先通过面上一段时间的普遍听课，摸清每位青年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显示的真实素质和能力水平、主要优点和问题、教学工作态度、教学效果和课堂教学质量的稳定程度等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确定重点听课对象，适当多听，从而有重点地扶先进和促后进。初次开课的青年教师尤其缺乏经验，对其则尽可能多听。除个人听课外，组织本课程组的老教师集体听课，使青年教师、老教师有更多的接触，使不同的论点和意见有更多机会展开争议和辩论。青年教师可以在争鸣中受到更多教益；老教师之间也多一些研讨听评帮工作的机会。2.“听”要有重点。选定一门课重点章节多听，连续地听，以便全面深入地了解在重点内容上的教学情况和问题，并有效地加以解决。这对提高一门课的整体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所谓重点章节，不仅是内容难度较大或难点比较集中的章节，也包括内容取舍、体系安排变动、深广度掌握及前后内容联系等方面处理难度较大、解决方案可此可彼的章节。同时，对一些重点对象，为了准确地把握其讲课状况，也连续听，反复听。如有的教师被听课35次以上，从第一轮转入了第二轮。3.“听”要有质有量。不论个人或集体听课，都应作听课记录。记录不仅是记下本次讲授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记录课堂教学特点、优点、主要缺陷和问题，以及表明达到诸项质量指标要求的程度。听课的同时也是按照课堂教学质量指标在评价，即听中有评。所以记录应尽可能详尽。对一门课或一位青年教师完成一轮讲授的全过程，累积听课次数要有适当的要求。实践表明，除重点听课对象外，就一门课而言，听课累积时数以达到总学时的一半以上为宜。为了保证“听”的结论的可靠性，在进行检查性听课时，不打招呼，随到随听，自然介入。4.听学生的反映和要求。教师教和学生学是教学过程中的两个方面，教师教的目的在于学生学好。指导小组本着教师是主导、学生为主体这一思想，把了解学生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听”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为有的放矢的“评、帮”提供了依据，促进了教与学的和谐发展。5.听学校的工作部署。青年教师培养是学校的重要工作之一，主动地听取学校及教务部门的工作安排，了解学校各个阶段在教学上的工作重心，并积极与之配合，是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指导工作的保证。二、科学严谨的“评”经常、广泛、深入的检查性听课，获得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如何科学地评议课堂教学的质量，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评得准确才能帮得有效，反之则有可能产生不良导向，甚至会挫伤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因此建立科学严谨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是极其重要的。五年来，指导组根据课堂教学的特点，并充分考虑到遵循教学规律、贯彻大学教学原则的要求，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制订了评价课堂教学质量的十二条指标（体育课也制订了相应的评估卡片）：1.政治观点正确，治学态度严谨，做到教书育人。2.仪表端庄，全神贯注，贯彻始终。3.口齿清晰，语言生动，表达精炼，快慢适度。4.内容处理得当，层次分明，重点突出。5.内容熟练，概念正确，论述严密，分析透彻。6.注意启发，促进思维，传授方法，培养能力。7.板书清晰，繁简适度，字体工整，图线醒目。8.贯彻课堂教学基本要求，掌握进度。9.课堂纪律良好，学生思想集中，气氛活跃。10.理论联系实际。11.合理利用各种教学手段，效果良好。12.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有所革新。该指标体系，从政治观点以及学术观点、业务水平、教学方法、教学的基本功、课堂教学效果等5个方面反映了教师课堂教学的质量，它也向教师指明了为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需努力进取的方向。指标体系便于评价，易于操作在校内被广泛使用，每学期的用量已超过2000份。三、全面有力的“帮”听是基础，评是手段，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才是目的和重心所在。1.严肃认真地评。听评帮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评出优劣高低，一方面挑选优者向学校推荐，作为评优奖励的候选人，使他们得到应有的肯定和鼓励，促使他们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使后进者得到更多的指导、帮助和关心，使其认识到自己教学工作中的缺点及不足，以便通过努力争取迎头赶上。若逃避矛盾，掩盖差异，则不能达到“听、评、帮”的目的。我们还深深体会到，评帮是密切结合的。评的过程中肯定青年教师好的经验，指出错误、不足和主要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以及对教学效果的影响，这既是评，又是帮。“评中有帮，帮中有评”，就是这个道理。2.评帮要理论联系实际。评帮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仅仅就事论事，停留于个别细节和枝节问题，不从教育理论和教学原则的高度加以分析和概括，就不能促使教学实践中的具体经验得到升华。只注重理论原则而不密切结合课堂教学的具体情况，则难以使青年教师得到深刻的体验和领悟。针对不足提出改进意见、指出努力方向时，既要具体，更要达到一定深度，这样才能使青年教师在原有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上得到充实和提高。3.个别评帮与集体评帮相结合。个别评帮是在每次听课后对主讲青年教师进行的。青年教师、老教师在交谈中，从总体到细节始终围绕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个中心，谈得比较深透、细致、灵活，帮得具体实在。集体评帮是在一定阶段听课后，把了解到的本门课课堂教学情况和问题进行整理归纳，以座谈会或报告会的形式对任课青年教师进行评帮。由于会上所有的典型素材来自青年教师们的教学实践，所剖析的问题也都是青年教师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因此这种报告会内容充实，有深度，针对性强，带有阶段总结性；青年教师感到所谈中肯贴切，受益很大。4.活跃评帮气氛，倡导争鸣。老教师丰富的教学经验中有许多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青年教师来说有可取性；但由于教学上主客观条件的差异，有些经验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因而难免会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在评帮中要创造出一种青年教师、老教师双向充分交流和研讨的气氛。老教师在评帮中要充分肯定青年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显示的优点和长处，热情帮助他们总结自己的新经验，同时全面向他们介绍别的青年教师的好经验，鼓励他们在研讨中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逐步形成他们自己在教学上的独特风格。帮的目标应是消除墨守成规，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5.把严谨教风的传帮带放在首位。老教师的传帮带首要的是在教风上。指导帮助的实质是育人，老教师始终注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做好教书育人工作的高度热情和负责精神传给青年教师，始终把培养青年教师的高尚职业道德放在首位。对于各种不良现象，老教师坚持面对面提出严肃诚恳的批评，热情帮助青年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树立优良的教风。与此同时，对青年教师在教学工作上取得的进步，在教书育人方面取得的成绩，都及时予以肯定和鼓励。一位大学英语青年教师在对听评帮工作意见书上写得好，“老教师的关心爱护之情可以通过鼓励表扬表现出来。但我认为严格要求也是一种爱护关心，而且是一种更高意义的爱护关心，就像园丁给树木修剪枝叶，是为了使其枝繁叶茂，长成参天大树。”我们并没有把注意力局限于对部分青年教师“听、评、帮”之上，而是在工作方式、指导帮助对象方面有所延伸，有所拓展。1.举办专题报告和座谈。围绕着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个主题，指导组和有关专家经常为青年教师做专题报告。例如，如何讲好绪论课；如何进行启发式教学；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如何备课、命题、评分及进行卷面分析；教师如何提高自身素质等等。尤其是在电类课程方面，还请电路和信号与系统这两门课教材的主编分别为青年教师作专题报告，讲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内容取舍，重点难点处理，整体编写的思路等，并当场给青年教师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机械学课程组组织了先修及后续课程教研室青年教师联合座谈会，讨论相关课程间在教学上的联系与配合，使青年教师扩大视野，开阔思路，从相互联系中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本门课程的教学特点和基本要求。2.组织教学观摩。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青年教师之间在教学上缺乏交流，影响了取长补短，相互促进。鉴于此，我们经常组织青年教师去听教学得法、教学效果一贯较好的老教师讲课，并组织青年教师之间相互听课。力学课程组的老教师还将兄弟院校同行好的经验及教学研究成果及时向青年教师推荐，从校际交流的广度扩大了观摩效果。3.推动试讲活动。对初开课和开新课的青年教师均有计划地安排试讲。教研室全体教师都参加试讲活动，活动中既开展了检评，也在青年教师与青年教师、青年教师与老教师之间进行了广泛的教学经验交流和教学问题研讨。经验表明，对青年教师实行试讲制度，严格要求十分重要。4.指导青年教师系统总结教学经验，开展教学研究，进行教学改革。随着听评帮的持续深入和发展，每门课都有一部分青年教师在教学上进步快、水平明显提高，相继步入青年教学骨干的行列。老教师对这部分青年教师听评帮的重点随之转入指导他们认真、系统地总结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学习教育教学科学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开展教学研究。例如，吸收青年教师参加教材修订与编写；指导他们对课程内容体系、教学方法进行全面改革。不少青年教师申请到了学校教育科学研究基金，有的接受了国家教委的教材研究课题。5.开展面向学生的活动。开展面向学生的活动是“帮”的延伸。除了举办学生学习资料展览外，老教师还分片向学生系统讲解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帮助他们全面理解和掌握评价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主要依据。几年来的情况表明，绝大多数学生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符合实际，在肯定优点、指明不足时比较全面客观。这项工作加强了学生的教学质量意识，促进了教学相长。指导组也为新生班级作关于大学学习方法的启发报告，帮助他们转变学习观念，改进学习方法，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四、“听、评、帮”的成效五年多来指导组共听课4860人次，涉及34门课的250余位青年教师，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帮助青年教师逐步树立了正确的教学观。以往很多青年教师认为，自己经历多遍辅导工作，因此只要看懂教材、会作习题，就可以讲好课；一些已经开课多遍的人，满足于自我感觉还过得去的现状。他们把课堂教学这样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仅看成照本宣科的简易过程。对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质量、教学工作的难度和教书育人等重要职责的认识很肤浅。这些观念是改进教学、提高水平的思想障碍。通过听评帮，老教师向他们指出了讲课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①虽然主讲一门课多遍，但对教材钻研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因而备课、讲课总是走老路，思路不开阔，脱不开教材的束缚，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创造不出自己的教学经验。②知识面窄，学术功底浅，教学停留在仅把教材浅层字义给学生讲清的水平上。③不重视教学法研究，课听起来似乎全面细致，但没有突出重点，启发性差。忽视了思维启迪和能力培养。老教师还指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扩大知识面，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深入研究本学科、本门课程，研究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相互渗透及学科发展与工程技术发展的辩证关系，把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密切结合起来。经过持续深入的听评帮，使青年教师逐步领悟到，讲课要达到高质量、高水平，需要付出大量心血，经过长期努力。教学观的转变是青年教师通过自觉努力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的思想基础，现在大多数青年教师增加了在教学工作上的投入，不少青年教师提出了教学改革方案，并主动与老教师研讨。帮的这一效果，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成长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2.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显著提高。（1）讲解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重要结论时，差错率明显减少，差错的严重程度也明显降低，讲解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深刻的程度有所提高。（2）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讲课贪多求全、求难求深的片面性，以及平铺直叙的缺陷。逐渐做到讲课中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言简意赅，并能适时进行小结和总结，提出自编的思考题，引导学生展开简短的课堂讨论。课堂上师生双向交流、相互呼应明显增多。有的青年教师把讲授和使用电教片有机结合，把CAI引入课堂。社会科学系青年教师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采用了走出去（到工矿、革命纪念地）、请进来（请企业家、改革家）的教学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许多青年教师的课堂上，气氛由沉闷干巴向活跃生动转变。（3）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显著提高。从统计结果不难看出，在高分档次的人数大幅度增多（如表1所示）；在A（优秀）、B（良好）两级的人次数明显上升，而在C（一般）、D（较差）两级的人次数则明显下降（如表2所示）。（4）青年教师开展教学研究的积极性增强。开展听评帮以来，在指导组的推动和指导下，基础课青年教师写出了教学研究论文200余篇，论文内容包括教学内容中的一些专题探讨，教学方法改革和教书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等。研究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教学质量提高。表1总平均分档次 得分人数占被听课（按5分制） 总人数的百分比阶段1 阶段23～3.4 9％ 5.6％3.41～3.8 3.5％ 18.5％3.81～4 23.4％ 37.9％4.1～4.5 27％ 35.2％4.6～5 5.6％ 2.8％表2得分级别 得分人次数占全年评分(按四级分） 总人次数的百分比阶段1 阶段2A 14.07％ 20.8％B 53％ 56.6％C 30.8％ 21.5％D 2.07％ 1.1％3.扶植出一批青年教学骨干。开展听评帮以来，先后有50多位（占总数的24.8％）列在优良等级的青年教师由指导组举荐到校、系、室，为各级组织进行表彰奖励提供了参考。在这部分人中，经指导组直接向学校推荐就有16位青年教师获得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和省、校级教书育人奖；有9位青年教师在国家及省课堂教学竞赛中获奖；有6位教学成绩优异的青年教师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现在各课程组都有若干位在教学上提高快、成绩显著的青年教师崭露头角。这些青年教师已经或正在成长为学校的教学骨干，他们是保证教学质量稳步提高的生力军。为适应教学改革新形势的要求，指导组的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正继续向前发展，必将为培养青年教师和提高教学质量做出新的贡献。＊梁育科 西北工业大学教务处讲师孙国锟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王润孝 西北工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授
|
[
"Medical",
"Energy",
"Education",
"Mine",
"Economy",
"Sports",
"Law"
] |
Sports
|
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3期 No.3 1998科技期刊涡扇发动机机载自适应建模技术研究李松林* * 孙健国 黄金泉 李健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燃气涡轮研究所【摘要】 本文研究用涡扇发动机可测输出参数偏离变化来表征发动机的非额定工作特性，将它们做为增广的状态量，设计卡尔曼滤波器进行最优估计，将这些估计值用于修正对发动机不可测参数和性能量的计算，以形成机载自适应模型。仿真研究表明，采用该方法建立的机载模型对性能蜕化所致的发动机非额定工作具有很好的适应能力。 主题词： 涡轮风扇发动机 卡尔曼滤波 自适应控制 建立模型分类号： V235.13 O242.11 引 言按照发动机气动热力学特性和典型发动机试验特性数据建立的发动机数学模型一般只能表现额定特性，而不能对制造安装公差造成的特性差异和性能蜕化等因素导致的发动机非额定特性进行计算。于是，探求好的方法对按额定特性建立的模型进行修正来表示发动机的真实工作情况成为研究先进的飞行／推进系统综合控制技术及在线故障诊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80年代中期提出了设计部件跟踪滤波器来解决模型和发动机输出间的失配［1，2］。其缺点是运算量大，实时性差。80年代末期，提出了用发动机的五个部件偏差因子(又称效能参数)来表征发动机的非额定工作特性［3］，但难于求取模型中对应于这些部件偏差因子的系数矩阵元素。本文的方法认为任何使发动机偏离额定工作的因素都必然会引起可测参数的变化，因而可以用这些可测参数的变化量(称为偏离量)来表征发动机的非额定工作［4］。将它们视做增广的状态量，设计卡尔曼滤波器对之进行最优估计。这些偏离量估计值用于修正模型的输出，使模型输出与真实发动机的输出一致。该方法的优点是：实际意义明晰、直接方便、实时性好。2 机载涡扇发动机自适应模型描述本文以涡扇发动机为研究对象。它有5个控制量：主燃油量(WF)，喷口面积(A8)，加力燃油量(WFA)，风扇和压气机进口气流导叶角βf和βc；有5个测量参数：低压和高低转子转速XNL和XNH，燃烧室总压P4，低压涡轮进口总温T42，加力燃烧室进口总压P6。2．1 机载涡扇发动机自适应模型结构模型的输入为5个控制量和五个测量参数，输出为不可测参数：压气机进口总温、总压(P23，T23)，风扇和压气机换算流量(WA22C，WA3C)，加力燃烧室进口总温T6，以及由这些参数值经非线性计算得到的发动机性能量：风扇、压气机的喘振裕度(SMF,SMC)，发动机推图1 涡扇发动机自适模型(ADEM)力R等。图1是机载的涡扇发动机自适应模型(ADEM)结构框图。图中，下标“t”表示测量数据，下标“o”表示稳态基点数据，顶标“＾”表示估计值，虚框表示该模块要离线预先设计。2．2 自适应模型各组成模块功能(1)输入参数转换模块是将模型的输入参数转换成标准大气条件下参数。自适应模型按标准条件来建立，通过相似变换应用于全飞行包线。这样可节省存储量，以利实时处理。(2)SVM模块是分段线性化的发动机状态变量模型，其形式为：△＝A*△X+B*△U ， △Y＝C*△X+D*△U其中X=［PNF PNC］T ， Y=［PNF PNC PP4 PP6 PT42］TU=［PWF PA8 PWFA Pβf Pβc］T模型参数采用无量纲形式，如PNF定义为：XNL÷(XNL)设计×100%，PA8定义为：A8÷(A8)设计×100%。以便提高系数矩阵条件数和计算精度。采用小扰动法在全飞行包线内求取50组SVM的系数矩阵，形成按P4查找的一维数表，存于SVM模块。(3)ASVM模块是以可测输出的偏离量：PNFB，PNCB，PP4B，PP6B，PT42B表征发动机非额定工作，视为增广的发动机状态量扩充至SVM中形成的增广状态变模型，其形式为：△＝AA*△Z+BB*△U ， △Y＝CC*△Z+D*△U其中Z=［X YB］T ， △YB=［PNFB PNCB PP4B PP6B］TYB为输出偏离向量，在状态方程中为增广状态量，在输出方程中它补偿SVM输出。B=0，因相对于快速动态过程来说，非额定发动机工作导致输出量的偏离变化率极缓慢［6］。(4)卡尔曼滤波器（KF）设计模块是自适应模型的核心，它构成常值增益的卡尔曼滤波器，对ASVM中的增广状态量Z进行次优估计，从而估计出输出偏离量。这个滤波器的形式是：△K为Kalman滤波器常值增益阵，也是离线预先算好，同存于矩阵系数表中，按P4查值［6］。(5) SSVM模块将滤波器估计出的输出偏离量YB用于修正模型非测量参数的计算，使模型输出与真实输出一致。这个校正运算关系为(SSVM)：△Yaux＝［H1[｜〗H2］ ［△X[｜〗△Yb］τ+F*△UYaux＝［PP23 PT23 PWA22C PWA3C PT6］TSSVM中的各参数同样采用了以设计点参数值进行归一化处理的形式。WA22C和WA3C分别为风扇和压气机的换算流量。模型中H1阵和F阵同样用小扰动方法从非线性发动机模型提取。H2阵是输出偏离量系数矩阵，用模拟发动机蜕化的方法，在得到控制量作用下的△YB和△Yaux后用广义求逆计算出［7］。为使稳态校正计算有较高的精度，求取能覆盖全飞行包线的近200余组SSVM系数矩阵，构成一个按P4和P6查值的二维数表存于SSM模块中。(6)SSM模块是一个按P4、P6查找的二维发动机稳态数表［7］。(7)输出参数转换模块用相似论将标准状况下发动机参数值换算到真实状况下参数值。(8)非线性计算模块是在真实状况下由Yaux计算发动机的性能量：发动机推力、风扇、压气机裕度等。由于Yaux的计算包含了发动机的非额定特性，所以基此进行的性能量计算也就能反映发动机的真实工况。该模块实际上是普通的气动热力计算［7］。本文不赘述。3 ADEM对发动机的非额定工作适应能力仿真评价首先用非线性部件级模型(NLEM)仿真发动机蜕化非额定工作：将风扇和压气机效率同时下降2.5%，给一个供油量小阶跃△PWFB=0.5%，用NLEM计算这一非额定发动机动态过程；第二步将NLEM仿真计算的输出值混入标准差为0.02的正态分布白噪声(这比参考文献［4］提供的从F100发动机飞行数据分析得到的测量噪声水平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后送入ADEM；最后将ADEM滤波输出与NLEM计算输出进行比较，以此评价ADEM对发动机非额定工作适应能力。限于篇幅，仅给出在高度为10 km，马赫数为2.0，A8=0.1928686 m2，WF=0.2237480 kg/s，其他控制量都为零时的发动机稳态平衡点处进行的仿真分析结果。图2 受噪声污染的蜕化发动机对主燃油量的阶跃响应图2是受噪声污染的蜕化发动机对WFB阶跃响应曲线；图3是ADEM滤波输出与NLEM计算的蜕化发动机输出对比图，可以看到蜕化并混入噪声后的发动机输出经ADEM后，噪声几乎滤去，大多数ADEM输出都能紧紧跟踪真实发动机输出，有的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逼近真实值，这是因为ADEM的初始偏离量估计值为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获得图3 ADEM输出与仿真蜕化发动机输出比较（实线曲线：蜕化发动机输出；虚线曲线自适应模型输出）图4 自适应模型(ADEM)对蜕化发动机输出偏离量的估计正确的偏离输出补偿值；图4是ADEM在此情况下估计出的输出偏离量值。显然，由于发动机的蜕化工作，输出偏离值应当从初始零值过渡到一个新水平的稳定值以补偿ADEM输出，使之逼近发动机真实输出值，图4恰能反映我们的分析。4 结 论本文将发动机可测输出参数的偏变化离量直接模化，以卡尔曼滤波器对之进行最优估计，用此补偿模型输出,形成了机载自适应模型,并用非线性、部件级模型代替真实发动机进行了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ADEM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参 考 文 献1 Tich E J,ect.Performance Seeking Control for Cruise Optimization in Fighter Aircraft.AIAA-B6-19292 兰春贤，孙健国．基于部件跟踪滤波器的解析余度技术．航空动力学报，1994,9(3):289-2923 Luppold R H,etc.Estimating In-Flight Engine Performance Variations Using Kalman Filter Concepts.AIAA-B9-2584, 19894 G Alag etc.A Proposed Kalman Filter Algorithm for Estimation of Unmeasured Output Variables for an F100 Turbofan Engine.AIAA-90-19205 李松林，孙健国，李健民．涡扇发动机增广变量模型(ASVM)和卡尔曼滤波器(KF)研究报告．624所科技术档案，1996,24.1.1.146 李松林，孙健国，李健民．涡扇发动机自适应模型(ADEM)研究报告．624所科技档案，1996,24.1.1.147 李松林，孙健国，李健民．涡扇发动机状态变量模型(SVM)和稳态变量模型(SSVM)研究报告．624所科技档案，1996,24.1.14（责任编辑 王震华）1997年9月收稿；1998年1月收到修改稿。 *潮疚南岛娇湛蒲Щ金资助项目，编号：95C209* *男 33岁 博士生 高级工程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动力工程系 210016
|
[
"Art",
"Electronics",
"Education",
"Transport",
"Computer",
"Space"
] |
Space
|
【 文献号 】2-488 【原文出处】社会主义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42～45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200006 【 标 题 】也谈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 【 作 者 】何力平 【作者简介】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何力平（1952―），男，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从事市场经济理论、政治学理论研究。【内容提要】在对市场经济内在本质的认识上，本文针对通行的“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观点，提出了“权利平等、协商一致的人与人关 系”的观点；针对通行的市场经济“工具论”的观点，提出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必然也是一种价值追求的观点。【关 键 词】市场经济/权利平等/制度文明/价值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 F1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0）02―0042―04 （一）怎样分析一种经济形式的内在本质，列宁的话应当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他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4页。）列宁明确认为，马克思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社会经济形式的本质，而不是停留在它的物的表面。列宁的认识忠实地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新中国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都应该耳熟能详。例如，马克思说：商品使“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页。）马克思还说：“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4页。）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资本这些每天在人的眼前晃动的东西，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在形式，它的内在本质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深刻揭示并由列宁高度概括的这一基本思想，应当成为我们分析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科学原则。从这一科学原则出发，我们分析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就必须着眼于这种经济形式所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它的功能作用和运行机制这些一眼就看到的外在形式上。（二）市场经济所内含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对商品经济的分析，完全适用于我们今天对市场经济的分析，因为市场经济无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或较成熟形式，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体现的必然是在商品经济中同样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具有同商品经济一样的内在本质。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一个天生的“平等派”，在商品交换中，“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于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关系。”（注：《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页。）马克思还指出， 在商品交换中“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被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5页。）一个契约性，一个独立性，表明在马克思眼中，商品经济所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一种权利平等的关系，一种协商一致的关系，这样才有所谓买卖和交换，否则就只能是抢夺和霸占，而不是商品交换。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把体现契约原则的罗马法称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8页。 ）因为罗马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所有者地位平等、交易等价、契约自由等原则，体现了商品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调整现代市场经济的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几乎都是发源于罗马法，罗马法的这种长久的生命活力，正在于它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内在本质。（三）把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协商一致的关系，与一些通行的观点不相吻合。按照我对马克思的理解，我认为这些通行的观点并不准确。如相当多的论著把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定义为“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甚至认为这一点才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这种观点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首先，自动配置资源不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功能或叫作用，这是任何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阐述得十分清楚的，当然，可能使用的不是资源配置这样的现代词汇，而是讲“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但基本内容并没有差别。用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自发调节的功能来表达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刻性，并且，市场经济除了自动调节功能外，还有竞争、创新等诸多功能，怎么能够认定只有自发调节才表现市场经济的本质而其他功能都不表现本质呢？其次，这种观点犯了同义反复的毛病，没有解释恰恰是最需要定义的概念，即市场。市场经济当然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不在配置资源上，因为任何经济形式都要配置资源，所以，对市场经济本质属性的认识关键在于对“通过市场”的认识，解释了市场的本质，才是解释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对市场未作解释，其实是等于未对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作任何说明。最后，在对市场经济本质属性的认识中使用“优化”的概念也是不科学的。一方面，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否达到优化完全是或然的，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市场配置的不合理是很难避免的，这种“市场失灵”的存在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另一方面，即使抛开上述原因，由于优化是一个带有明显价值选择的问题，通过市场形成的配置格局，就会有人认为优，有人认为劣，而很难形成共识。所以，在对市场经济本质属性的认识中考虑优化的因素是不正确的。由此可见，用“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这样的表述来说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实际上并没有抓住本质。同样，把竞争看作是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具有类似的缺陷。竞争也是市场经济的功能或运行机制，通过竞争而导致分化、推动创新、维持活力，确实是市场经济的鲜明特征。但竞争同样不是最本质的东西，它也只能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来说明：如果生产者之间不存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权利，如果有人可以强制其他人必须作什么或不作什么，如果生产者丧失了独立性，显然也就无所谓竞争。竞争关系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人格独立关系的确立。（四）马克思对商品经济内在本质的认识有着丰富的内含，不但深刻揭示了这个内在本质是什么，即生产者之间权利平等、协商一致的关系，而且进一步对这种关系本身作出了深刻分析。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所内含的权利平等，“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因为它使用同一尺度来对待完全不同的个人，所以，这种权利的平等就必然是形式上的，或者说是程序上的，它只是发生在起点上，而肯定不会在最后的结果上实现。商品经济确是如此：在平等的竞争基础上导致完全不平等的结局，即分化。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表现得异常鲜明，马克思对此作出了一针见血的描述：“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注：《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但是，谁都知道这种平等权利背后的事实：“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注：《资本论》第1卷，第200页。）在马克思眼中，这种形式平等掩盖事实不平等的平等权利，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天然的、永恒的关系，也不是人类应始终维持或追求的目标。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着这种关系的人类社会，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强调指出，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关系，是人类社会无法超越的，人类社会只有经过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平等，才能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事实上的平等。我们都熟知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商品经济社会，只能通行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原则，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真心实意地遵循、贯彻这一原则，才能发展商品经济，才能为进入事实上平等的更高发展阶段创造条件。商品经济不能超越，商品经济内含的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关系不能避免，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我们对此并不是无能为力，也不应该无所作为。他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注：《资本论》第1卷，第11页。 ）马克思的这段话对我们有极大启迪，他告诉我们，面对社会的自然的发展阶段，我们应该作什么，也只能作什么，这就是“减轻分娩的痛苦”。商品经济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必然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就是这样的“分娩的痛苦”，例如，市场竞争带来的破产、倒闭、落伍、分化，不仅是痛苦，有时甚至极为残酷，但我们能够作也应该作的，只能是减轻它，使之能够被人们忍受。仔细想一想，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中，我们能作的也应该作的不就是这种减轻痛苦的工作吗？如果我们给自己规定了另外的什么历史任务，实践表明，除了痛苦和教训以外，我们将一无所获。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五）在对市场经济内在本质的认识上，还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讨论，即市场经济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还是不仅是工具，甚至不是工具，而是一种价值追求？很多人强调市场经济的工具性质，以致于市场经济工具论几乎成了一种定论而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如德国经济学教授维利・克劳斯在其《社会市场经济》一书中就指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一种形态经济过程，具有工具性质，即它是一种核算或经营活动的手段，一种灵活的协调计算系统。对这一观点，国内很多学者是充分肯定的，如有的学者就明确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克劳斯从市场经济一般经济规律和准则，从市场经济的工具性质去讨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的借鉴意义，无疑是正确的”。（注：黄少军、何华权：《政府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22、323页。 ）我认为，市场经济工具性质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这种观点根源于对市场经济内在本质的错误认识。从功能作用、运行机制这些外在形式上来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必然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工具性的东西。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按照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关系，而不是物的运动过程。我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可以推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如果事物的本质是某种功能性的东西，该事物当然也就是工具性的东西，例如，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模拟人类思维，这是功能性的，所以人工智能只能是工具性的，只能为人所用。而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不是功能性的，不是它可以作什么，它有什么实际的用处，而是一种特定的人与人的关系，关系显然不是工具。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关系，具有鲜明的价值性，它表明了一种追求，表达了一种行为规范，提出了一种处理社会关系的主张，它反对强制、反对特权、反对依附，这不是价值又是什么呢？也许强调市场经济工具性的人并不否认市场经济的价值性，但把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定义为工具性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其次，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可以选择的东西，隐含着对市场经济必然性的轻视和对人的主观作为的夸大。工具当然是可以选择的，适用就用，不适用就换。但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超越的一个必经阶段，却是不可选择的，在市场经济面前，我们所能作的只能是减轻它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市场经济工具论很容易夸大人在市场经济面前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自觉，曾经使许多国家企图绕过市场经济实现发展，现在又不得不实行痛苦的转型。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不可选择的必然性，为什么还要使用工具这个内含着选择、调换的字眼呢？工具论妨碍我们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刻性，也就必然妨碍我们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性和持久性，带来的只能是随意性。最后，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市场经济是一种我们现阶段应当追求和努力实现的制度文明。作为人类进步状态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个基本方面，并且缺一不可，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的进步性、合理性，这样的文明都是有缺陷的。制度文明在文明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制度文明有缺陷，必然严重妨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而制度文明的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要追求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由、平等和创造性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下，社会成员才可能处于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意义的存在。市场经济要求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独立自主和公平信用，所以，市场经济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历史上最接近人的自由，自觉和创造的本性，具有迄今为止最充分的合理性。而自由平等、独立自主和公平信用等，不都是我们应当追求的道德原则吗？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的价值属性相当鲜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善莫大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很可能会把建立市场体制看作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六）有些人并不否认市场经济是一种制度文明，但是很奇怪，他们怀疑制度文明有优劣之分。这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否则我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有自觉性。制度文明是否有优劣？我们主张民族不分大小，国家不论强弱，都应该平等相待，但这和制度文明的优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带着民族平等的潜意识来思考制度文明优劣问题，必然导致分歧和失误。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制度文明有优劣论往往是强势民族的霸权的借口，目空一切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借此贬低除自己以外的一切其他民族。而制度文明无优劣论则往往是弱势民族抗争的理由，当然也有一些未觉醒的弱势民族在那里盲目地、自欺其人地高看自己的制度文明。我认为，社会进步到今天，我们确实可以卸去霸权与抗争的负担，抛开意味着虚弱的自欺其人，而比较客观坦然地来讨论这个问题。有学者明确认为制度文明无优劣，并以物种无优劣证明之。（注：参见《读书》1996年第7期。）但是， 同一物种内的不同群落和个体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有强大繁盛的群落，也有弱小衰败的群落；有健壮机敏的个体，也有病残迟钝的个体；前者得以生生不息的繁衍，后者则注定要失去延续生命的权利。不同物种之间也是如此：某些物种在环境变化时不能适应而灭绝（如恐龙），有些物种则能适应而得以不断进化（如与恐龙同时期的某些小型动物）。这些是否应当视为一种优劣呢？这实际上涉及了另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制度文明是否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制度文明是否有优劣实际上取决于是否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制度文明无优劣论者，很自然地否认制度文明的客观评价标准，并认为任何既定的制度文明类型对于该制度文明中的人群来说都是“最佳的社会规范”，所以，对任何一种制度文明传统的破坏都是“损害这一人群的利益”。（注：参见《读书》1996年第7期。 ）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把这一问题归入所谓“价值判断”，从而否认其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倒是名声不那么好的尼采大唱反调，坚决主张只有那种能够“造就一种更强壮的生物”的文明才是优秀的。（注：尼采《道德的谱系》，周红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5月版，第37页。 ）尼采的思想散发着与奴隶气息同样陈腐的主人气息，但确实给我们以启迪。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确定制度文明的客观评价标准：一是能否满足人作为生物的生存活力的维持，二是能否满足人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的实现。从这两方面的标准看，陷民族于亡国灭种之灾的制度文明决不是优秀的文明，而压抑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制度文明也注定是没有长久的生命活力的恶劣文明。为什么马克思称古希腊文明是“发展得最完善的”、“正常的儿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是否是因为古希腊文明独特的民主制度和市场传统较充分地体现了人的自由、自觉与创造的本性？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属于强势文明，所以一直不屑于对自己的制度文明的自省。近代几近亡国灭种的惨痛教训，使我们在制度文明上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省和重新选择。而当代中国发展的相对迟滞，又促使我们再一次进行选择。这次选择的深刻性、彻底性，就在于我们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终于意识到了我们只能在市场经济这一特定的制度文明下才能保持活力，顺利发展。这种选择，必然带来价值观的重新定位；或者反过来说，只有价值观的重新定位，把市场经济内含的人与人关系作为一种内在的价值追求，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新的选择。不如此，是很可能演出叶公好龙的闹剧的。收稿日期：1999－06－26【责任编辑】陈伟东
|
[
"Space",
"Communication",
"Energy",
"Agriculture",
"Mine",
"Medical",
"Art",
"Law",
"Electronics",
"Military",
"Economy",
"Politics",
"History",
"Transport"
] |
Economy
|
【 文献号 】1-3458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506 【原刊页号】24-28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乔力 【复印期号】199604 【 标 题 】高潮的契机：论北宋前期词的过渡特色与艺术实践 【 正 文 】 首先须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期观念，主要依据文体自身的发展演变进程，并适当考虑有关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所以此“前期”之说，系指太祖赵匡胤立国（建隆元年，９６０）到英宗赵曙治平末（四年，１０６７）这百余年的阶段。作为重新统一的封建王朝，其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达促进了大都市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兴起，相应提出适合自己审美趣味需要、并带有某种独立意义的文化意识，产生出文化市场，这便为通俗歌曲――词的广泛流传提供便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古时期，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学识、艺术素养都有普遍程度的提高，而旧世族门阀制度的倾覆与新科举考试体制的全面确立，遂使宋代官员的来源及组构迥异于前朝，他们是更拥具雅儒品格和精致纤细的审美气质的庞大文士阶层。于朝廷“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的倡导下，广蓄家伎乐工、上下聚饮唱酬成习，花间派以来的传统词风自是又获得继续光扬的优越条件。当然，做为鼎盛期的前奏与通往辉煌之巅的过渡阶段，北宋前期词自有其高度成熟并不断探索、尝试新创以求变化的独具特色，才得为自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的曲子词极顶阶段提供借鉴，完成最后的铺垫。一北宋立国初的５０余年间，词坛尚处于相对沉寂的局面，但寇准、林逋的含思宛转，王禹ｃｈēｎ＠①的清新绵邈、潘阆的潇洒超逸，已经轻轻透出了新的气息情趣，预兆高潮时代的降临，而自真宗后期、历仁宗至英宗朝，标志着新兴的音乐文学样式――曲子词，经过晚唐五代以来长时期的培育，至此已形成稳定的传统，建立起自我适应的美学规范与价值标准，并且又在补充、发展传统，从而呈现缤纷多彩的面貌――即题林范围、表现内容、艺术风格的丰富与深化。首先是现实的引入，因新皇朝日渐巩固繁荣，而直接颂扬太平盛世，描绘其升平气象。虽然缘由公府朝堂筵宴欢会、征歌逐舞以烘托热烈气氛的实际需要，但也确实体达着处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乃至百废俱兴的初宋上升期的时代精神，一种对未来充满热情和信心的普遍社会心态，无论朝野皆然。它的产生具有坚实的客观基础，所以不同于后来宣和、政和衰世季代之际的浮夸粉饰之制。柳永词中曾有代表性地铺写了此等承平安乐的景光，使得官至翰林学士兼侍读、封蜀郡公的范镇也心悦诚服地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引）。例如其〔迎新春〕“ｘｉàｎ＠②管变青律”、〔凤归云〕“恋帝里”、〔望海潮〕“东南形胜”等，皆假张扬铺排的笔法敷陈之，第一首为依调名切题之作，写汴京元宵佳节，循沿时间进展罗列空间场境，于绛树彩灯、箫鼓罗绮的奢华里，穿插以人的活动，一派祥和欢愉情调；第二首着重都市的冶游狭邪生活，将之平行展现在一年四季的时间画卷上，最后归束到珍重青春、及时行乐；第三首专写杭州风物，壮丽的自然景色和繁盛热闹的城市活动浑然作一，声色辉映，但它不像前两首的ｎóｎｇ＠③艳世俗，而别见清秀逸丽韵致，发人悠然远想。类似的盛平豪奢内容，不独由中下层文士柳永所描摹的一般市井细民、青楼商贾表现出来，而于上层官僚士大夫的玉楼酬酢、风月歌舞岁月里得到更充分的反映，如聂冠卿〔多丽〕“想人生”与夏竦〔喜迁莺〕“霞散绮”。前者运用了“赋”的手法，详细刻划春日宴游之乐和歌伎舞女的美丽，富艳绮华间仍不乏清雅气息，不妨视作这一特定阶层日常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的真切写照，它正是词得以盛行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当时远知泉州的蔡襄寄诗云：“清游盛事传都下，〔多丽〕新词到海边，曾是尊前沉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当可参证。后者据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为景德朝宫庭应制，其胜处在于能化合珠光宝气的皇家象在寥阔清迥之中，以富贵入神却不外形于貌，遂生高想远举之姿，故而王国维称赞其“差足继武”李白〔忆秦娥〕“西风残胜，汉家陵阙”的气象（《人间词话》），不过，李词的苍凉悲咽却是与夏词的雅则闲适意趣殊异。设若回顾南唐、尤其是冯延已词，便会发现，那字句间乃至深层含纳里，总是充塞着悠长的“忧生之嗟”，或曰悲患意识，北宋前期的令词（百字以内的词为令词，百字以上者为长调）直接受到浸润熏染，不独身份地位与彼类似的晏殊，欧阳修如此，既便一般的士大夫词家也是同样，一时蔚为风气。第二，亦为最突出的，便是自此闲雅风神中所流露出来的轻淡又深永的、难以掩抑的伤感情绪，一种带有哲理意味的生命直觉感受和对于人生价值、命运奥秘的悲剧性思考。然而，冯延已处身强敌压境、小朝廷倾危在即的严峻现实中，烦乱忧苦在心寓目；晏、欧等词家却是生活在统一王朝的太平盛世，其创作背景大有差别，所以他们主要源生于自我的主观意念，传统的承袭共理性观照，一同融汇到感性体味里，便沉积郁结作心底的某种“闲愁”，别凭圆融中和之致出之。如钱惟演〔木兰花〕“城上风光莺语乱”与林逋〔点绛唇〕“金谷年年”，二人虽然身世经历颇相悬殊，一为安富尊荣的王侯显宦、一为２０年不履城市的清苦隐士，但不约而同，都因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的缺憾而领悟到人生的不圆满，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尽管钱词意深语挚，较为低沉（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云：“此公暮年之作，词极凄惋”），林词别就咏草方式为之，隐曲含蕴（清先著《词洁》卷一云：“高远无痕，得神之作”），然而其于生命本体层次上的悲凉却是同类――或许可以说，他们发作先声，已经唱出主导北宋前期、乃至有宋一代词的文化精神的序曲，以后的广延深入、衍展嬗变虽然超迈此际的轻浅，却皆从这种基调流出。关于已经流逝的美好事物的怀念和珍重，很容易对应到眼前现实的联想，从而感受时光匆遽、生活多憾，遂使词家从各种不同角度去抒写这类意绪情态。如晏殊〔木兰花〕“池塘水绿风微暖”便是实写，就一次歌舞筵宴叹喟故交零落，不胜今昔之情溢诸言表，清张宗＠④云：“东坡诗‘尊前点检几人非’，与此词结句同意。往事关心，人生如梦，每读一过，不禁惘然”（《词林纪事》卷三）。石延年则屡举进士不第，为人又意气自豪，其〔燕归梁〕“芳草年年惹恨幽”借“春愁”为题，自是于年光代序、“伤春伤别几时休”的思询里，寄托了身世不偶、往事悠悠的现实内容，故此际斜日倚楼，因景生情，也不再是泛泛的慨叹了。正缘由往事的不可追，于惆怅惋惜之余，会加倍珍重尚能把握得住的现在，自然成为词家们的行为取向与生命重心之所在。如宋祁〔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绚烂春光激起生命的热烈，为“一笑”不惜“千金”，看似意兴甚豪，然将“欢娱”归结到斜阳晚照，仍然掩不住那深层的迷惘苍凉。如欧阳修〔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和晏几道〔鹧鸪天〕“守得莲开结伴游”，前者高唱的依旧是“人生何处似尊前”的主旨，在这儿，歌席舞宴已经不局限在物质层面的生理感官享乐，而更包蕴了象征指向，兼具心理情绪上的寓托排遣作用，成为特定文化意识、生存价值的载体，有着类型化意义；后者写云随月满、竟日的荡舟采莲，但忧愁的却是“朱颜”将凋谢于明日的西风里，一笔双向，因花而及人，便给眼前的欢愉蒙上阴影。所以说，春天虽然标志着青春生命的勃发，可是它的短暂给词家敏感多思的心头带来沉重压力，使之永无止歇地吟唱着一阕阕哀惋的歌。如张先〔惜双双〕“城上层楼天边路”和〔千秋岁〕“数声ｘｉāｏ＠⑤ｊｕé＠⑥”，将“惜春”共伤远怀人浑化为一，格外显得缠绵委曲，在那心底含蕴里，所思者也如同“断梦归云”，象征着某种美好理想，是恒久的人生追求与归指，又永远说不清也难相即；眼前的芳菲消歇，＠⑦＠⑧悲鸣，触惹起的韶华迟暮感，更加重“谁家住”的困惑，总觉天涯茫茫，“有人还在高高处”，是无从寻觅的了。故这时的愁绪纠结萦迥，犹“似双丝网”，怎么也排遣不开――“无计使哀弦寄语”！最终直逼出“天不老，情难绝”的尽头话，感情的激越已不能再用柔和宛转的风韵约制，是以近乎凄厉。相形之下，晏几道〔减字木兰花〕“留春不住”仍旧绰约蕴藉、凭淡语传深情，尤其在结拍，即知春去难留，“新声”也未能释哀解憾，便作退一步想：“且占香红一夜眠”，暂时相伴亦自慰了。唯有此顿挫，才觉情味格外沉挚厚重。就词家创作心态言，当其感物兴发、融景生情，往往会有诸般的暗愁幽恨洒落于情思间――它微约轻柔，烟雾一般迷离惝恍，虽能够朦胧感受到，却是难以确认理清、实在把握。如晏殊〔清平乐〕“金风细细”与〔踏莎行〕“小径红稀”，它们分写初秋和晚春，于最典型性的季节景物的描摹中，融进自我的主观敏锐感觉，暗示出特定情绪指向，因为两者皆选择夕阳斜照、小窗深院而浓睡愁梦的场境，更带有寞落惆怅的基调，轻轻弥漫在眼前的西风坠叶、飞絮飘红间，那么，惊心于节物换移、生命迟暮，都从言外悠悠流出，教人反复体味，徘徊不尽。晏几道〔蝶恋花〕“庭院碧苔红叶遍”节令则为深秋，多侧重在视听方面，用笔也较轻利明畅，结拍并就“芦管”直出“秋怨”之题旨，意味的凄冷自有别于晏殊的隐微含蕴。承循南唐词家主体创作意识的建立，于北宋前期继续得以强化，词家们注意到用这种广泛流行的音乐文学样式，去抒写现实社会人生中的各种感怀，从而扩展词的题材范围、丰富其表现能力，遂为后来苏轼的全面革新提供了一定的艺术借鉴，予作充分的准备，是为第三。如因宦海波涛、仕途蹉跎所滋生的碌碌浮沉之慨，原本是诗歌中的凡常习见，现在的词里也开始出现这种内容了，王禹ｃｈēｎ＠①〔点绛＠⑨〕“雨恨云愁”与苏舜钦〔水调歌头〕“潇洒太湖岸”便表述了迁贬失意感叹。前者大约成于王禹ｃｈēｎ＠①谪黄州时，他愤慨抑郁的心情可参见同期的《三黜赋》与散文《黄冈竹楼记》，于词中却只凭轻淡笔墨描摹江南清丽物景，开首虽即明书“愁”、“恨”字眼，然一点不觉沉重，仅结拍以“平生事”提唱，其余便全由篇外见意了。后者作在苏舜钦废退苏州时，曾造沧浪亭自遣，以《沧浪亭记》述其事，复更就此词表叙，兼容景、事、情，借古喻今，深惧于现实境遇的险恶，而其挥斥流走的笔势，已开苏轼先声。柳永〔鹤冲天〕“黄金榜上”竟直言下第不及的牢骚，纯借情语为之，那份狷狂不羁、一无顾忌的姿态凸现眼前，到了直接与封建礼教名份对立的地步，所以要被朝廷排斥压制，而晏殊〔山亭柳〕“家住西秦”比较特殊，一般看来，是写歌女的盛衰经历，为她红颜老去即遭冷落的凄凉境遇叹息，运用了今昔对比手法；不过，联系到晏殊此际罢相迁徙永兴军的现实，则中间寄寓的自我人格形象和身世之感便可品味到了，“时同叔年逾六十，去国已久，难免抑郁”（朱昌槐《词选》）。欧阳修晚年致仕后居颖州，颍水合诸流汇聚于此为西湖，风景胜美，他制〔采桑子〕十首记游赏乐事，源发于饱、谙沧桑世态的老年人那涵纳着无限喟慨与淡淡惆怅的一份宁静闲散，于景色的刻画里流露出清逸潇洒气息，以理性观照去自遣自适，遂与大自然的良辰美景存在距离，不再是忘情融入而浑化一体――它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已经高度成熟的士大夫文人生活姿致、文化品格与审美意趣的典型表现，不同于中期，如盛唐诗人慷慨飞扬、大喜大悲，总有生机勃发、激情鼓荡，遂成一往不复、难以抑勒之势。柳永〔女冠子〕“淡烟飘薄”写夏日消暑的闲逸，铺排景事，详尽明爽，无多余韵，仍是他长调惯用赋的手法，不求欧、晏令词的层曲深蕴；其间表现出都市上层的一般豪富显贵日常生活场面，注重声色感官的物质享乐，也不同于具备较高艺术素养、感受纤细敏锐的士大夫文人的风雅及其伤时叹逝、惊心岁华的咏吟。这种文化气质和审美趣味的差异，同样表现在览古之制上，如柳永〔双声子〕“晚天萧索”和张升〔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虽分别于姑苏、金陵两处，然都是临江南胜景满目，念繁华成空所牵惹起的今昔兴衰之叹，不过前者铺叙张扬，沿空间行程和时间线索，就吴王旧址兼容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洋洋大篇中着力渲染发泄，不留言外包藏之意；后者则委宛含蓄，所描写清秋景象也不同于柳永的萧索寥落而别见高爽空廓，下阕只借“多少六朝兴废事”二句发兴，微逗凭吊之意便住笔，最后全归之倚栏放目，唯剩寒日西下，空里传情，格调苍凉萧远。最后，是北宋前期词一脉承袭花间以来的艳科娱人传统，仍取男女恋情、离怨别思之类为重要描写内容，无论端委庙堂的一代贤相、胸藏韬略的靖边名臣，抑或一般的饱学文士、风流才人，莫不涉笔及此，极尽缱绻缠绵之能事。这固然显示文化传统的惯性影响力，顽强体现在时代的审美理想和艺术实践中；同时也说明词家情感的多样化，总要通过各种渠道渲泄出去，而新兴的曲子词，尚未登正统的文学殿堂，但恰恰是掩盖在他们庄严的社会面具之后，为其人性之本――对异性恋慕爱思之情的最适宜表现形式。当然，具体的艺术手法也是缤纷多采、富于变化的，如范仲淹、柳永、欧阳修、晏几道的词作手法各异，不胜枚举。二对于北宋前期词的题材、内容范围及相应表现特色，上面作了分类描述及约略论析，它基本接受传统格局与创作观念而来，同时缘由社会现实、文化环境的变化和词家自觉的主体意识，而有所扩展开拓，以下可据之进行概括总结。从外在体式看，篇幅较简短的令词仍占有此一阶段作品的绝大多数，其间潜蕴的艺术张力、美学功能获得最大限度发挥，几乎已致它所可能臻达的最高境地。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生活及精神需求的日渐纷繁，尤其是市民阶层的成长壮大，以及文学自身演进发展的固有规律作用，都对当时广泛流行的曲子词产生新的推动，那便是“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词论》）。乐曲繁衍增多，歌辞扩充字数容量，无论表现对象、具体手法还是声律音调皆更为复杂多样――那直接结果即是长调慢词的大量出现。如令词〔抛球乐〕原只４４字，现增至１８７字；〔甘州子〕变为〔甘州令〕，字数由３３字增至７８字；〔浪淘沙〕、〔雨中花〕分别衍为〔浪淘沙慢〕、〔雨中花慢〕，字数从５４字、５０字扩展成１３３字、１００字，凡此之类，不烦缕述，其事理当可明见。推而论之，外在体式的差异承载了各自不同的涵容，那么，也便选择不同的艺术方法、风格面貌以分别适应之。这里检视晏殊《珠玉词》、欧阳修《醉翁琴趣外篇》、晏几道《小山词》和柳永《乐章集》以论析其典范意义。前三家词集多择取〔木兰花〕、〔蝶恋花〕、〔浪淘沙〕、〔鹧鸪天〕、〔踏莎行〕、〔浣溪沙〕、〔采桑子〕之类曲调制辞，它们或者是齐整的七言、或者以七言为主而间以杂言句式，节奏较规律而趋向轻利流畅，有悠扬从容之致，篇幅也一般在百字内，表层容量受到严格制约，颇近似诗中近体，尤具七言绝句的韵味风神。是以注重情景间的交融互会，言外有余味，或不言言之，通过叙述的空白、断缺引发人的联想想象，力求凭简约的文字传写尽可能丰厚的蕴含，达到委婉深曲、隽永隐秀的艺术效果，前代词学家曾论述其表现特征、审美境界说：“大词之料，可以＠⑩为小词；小词之料，不可展为大词，必是一句之意引而为两三句，或引他意入来，捏合成章，必无一唱三叹”（宋张炎《词源》卷上）、“小令叙事须简净，再着一二景物语，便觉笔有余闲。中调须骨肉停匀，语有尽而意无穷”（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李东琪语）、“词之小令犹诗之绝句，字句虽少，音节虽短，而风情神韵正自悠长，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淡而艳，浅而深，近而远，方是胜肠”（清田同之《西圃词说》引顾ｊǐｎｇ＠①①芳语）。柳永却与二晏、欧等殊异，他做为下层文士，常流连市井坊陌，熟谙音律，每共乐工歌伎合作，新创或改编了一批长调慢词，动辄一二百字、增至三叠，反复咏唱，以表现较广阔繁杂的自然人事内容。是以突破令词传统，除诗歌外，还向文、赋等相邻文体借鉴，引进创作经验，层层铺叙描摹，求得张扬详明，精心在章法结构的按排，妥善调配空间场面和时间过程，全方位地组织主观视听与客观物象穿叉，以见回环周致、透骨入微之妙。如〔竹马子〕“登孤垒荒凉”，着笔处是登高远眺，节序为残暑入秋，凡所见闻、感受及情怀心思都由之开展，因神京游赏的回忆转到当前故交星散、前欢不再的哀愁，上下照应、疏密错落而脉络清晰，一气贯注无痕，显示他的苦心经营，就人力得至浑成之境。其他如〔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倾杯〕“鹜落霜洲”等等，莫不同擅其胜，故而年代与之相接的李之仪称赞说：“（唐五代词）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词，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跋吴思道小词》）。上述差别最终体现到艺术风格上，影响并形成不同的创作流派，那即是雅、俗之分，两者固然皆自花间、南唐衍出，属于所谓的传统婉约派，但功能取向、审美理想等却颇有歧异。晏、欧等风雅词人直承冯延已余绪，多作令词，主要题材虽亦为相思恋情一类，然已经融入身世之感，抒发生命中的幽恨闲愁，于迟回吟唱间总是笼罩着一道消释不掉的阴影，其高处屏弃浮绝及世俗色情气息，代表着令人心醉又心碎的剔透玲珑的美、一种纯粹诗的境界，一个水月镜花、为这充满缺憾的世界留下的凄惋的笑。他们娱人复自娱，艳科小道的曲子词遂成为其特定生存方式、情感归宿与文化精神的载体，后来鼎盛期的秦观、李清照等无不循此而继续发展，被奉为婉约派令词的范型而被仿效踪迹。柳永词俚俗，向来视作市民及下层文士阶层生活情趣和审美取向的集中体现，如〔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据宋张舜民《画墁录》卷一载，其中“彩线慵拈伴伊坐”之类为晏殊所不屑，这典型说明了士大夫文人的风雅蕴藉同市民们率直粗鄙的对立，但另一方面也见出柳永对传统的突破。一样地恋情相思，柳词却透彻入骨、详明发露，那么绘形图貌，扩散着浓重的世俗人生气息与感官刺激挑逗色彩――顺便说一下，较之《花间集》中牛峤〔菩萨蛮〕“玉楼冰簟鸳鸯枕”、欧阳炯〔浣溪沙〕“相见休言有泪珠”等作，渲染色情至此已臻极致，再过一分，便堕入淫邪恶道了――他造语浅白，选择赋的手法直接叙述摹画而不是暗示象征，一切都袒露于表面作直观显现而不求深层包藏或言外见意的比兴喻托，那充溢于其间的情感热烈明朗，能够即刻感应而不是梦一般漫无际涯无从实在把握的迷离惆怅，只有去细细辨认回味。此等词上继敦煌民间曲子作风，下为黄庭坚、周邦彦等仿效，独立一格，直及金元，有很强的生命力，是以宋陈师道说：“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①②＠①③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宋徐度亦谓柳永“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却扫编》卷五）。不过，就整体看来，浅近俗艳只是柳永风格的一个方面，他其实并不乏淳雅高华之制，如上面提及的〔雨霖铃〕、〔八声甘州〕之类，正显示了其精粹的艺术境界，连一向鄙薄柳词的苏轼都由衷赞叹说：“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宋赵令＠①④《侯鲭录》卷七引）。要之，柳永接受了韦庄、李煜后期真率切挚、不务深隐密致的影响，更大量汲取市井新声，改革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令词，创为长调慢词――《乐章集》里有百余阕之多――引入铺排敷陈的赋体手法，从此使曲子词呈现出一种新气象，揭开词史上的慢词新时代，长调制作之风大盛，终于掩过令词。清王文简《倚声集序》云：“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清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一引），特从风格流派角度论析词家，当行本色，推动音乐文学形式的词在全社会各阶层广泛流行，柳永有首位之功。就实质而言，北宋前期依然属于令词时代，作为光辉殿军的晏几道，可以说已将其功能、境界发挥到可能的极至，标志了这个花间模式的结束；以后虽陆续制作，且不乏佳作，足与前贤抗衡，但是再也未曾成为词坛的主流性体式。柳永恰恰与之相映照，他征兆着长调慢词，以及与之适应的表现手法、审美取向等新创作时代的来临。变雅为俗、俗不离雅、化俗为雅而终至雅俗并融；娱人且复自娱，于艳科的感官声色绘饰里，兼及现实人生感触的抒发与自我情思意绪的寓托喻寄。“其命名本意，贵乎骨格风雅，声调卓越；非可以传奇谱曲，一味靡曼，如妖童冶女，抹粉涂脂，悦人观听而已”（清王又华《古今词论》），所以，在娱人之际更重自娱，“诗言志，词传情”，从花间派肇始的与诗判然两途而转为尝试部分向诗的道路回归，那么，这份“情”，也并非专属在恋情闺怨、异性慕思范围内，而泛化为生活道路上的丰富复杂的各种情怀感受。于外在形式方面，词家也无须循承缘调切题、咏唱本事的旧径，而当依据现实创作背景和各自的兴发旨趣，去随意选择相应的曲脾调名制填，风气既开，遂积沿成习式，调名也便不再载具音律以外的任何意义。当然，总上所述者，北宋前期词承旧启新，还只是一种渐变、一个过渡，其间蕴含着曲子词高潮的若干契机、显露出全盛阶段的重要端倪，它在艺术实践中体现的诸多特征，于后来有了更充分地实现发展。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贺立华）＊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亻加采上加冉＠②原字山加解＠③原字禾加农＠④原字木加肃＠⑤原字号加鸟＠⑥原字鸟加决右＠⑦原字是加鸟＠⑧原字夫加鸟＠⑨原字辰加月＠⑩原字剑左加欠＠①①原字王加景＠①②原字骨加丸＠①③原字骨加皮＠①④原字田加寺
|
[
"Medical",
"Agriculture",
"Politics",
"Law",
"Electronics",
"Sports",
"Computer",
"Education",
"Energy",
"Literature",
"Art",
"Communication",
"Mine",
"Economy",
"History",
"Philosophy",
"Transport",
"Space"
] |
Art
|
【 文献号 】6-1087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9 【原刊页号】16～20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199911 【 标 题 】国际政治新形势下的高科技竞争 【 作 者 】冯昭奎 【作者简介】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07） 【内容提要】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刚刚过去的科索沃危机与其说将刺激世界范围的军备竞赛，不如说将刺激世界范围的更加激烈的高科技竞争。 冷战期间的历史教训表明，各国往往惟恐军备不足而招致失败，然而实际上的失败却来自过度卷入军备竞赛而导致的经济力削弱甚至经济崩溃；军事技术正在发生革命，以落后的、二三流的军事技术来急进地扩充军备，只能造成一个庞大过时的、派不上用场的武器库，从而导致巨大的物质浪费和沉重的拆除负担；“信息革命”时代的军事技术研究需要“从下层开始”，靠“民用研究来灌溉和供养”，因而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民主产业对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制度改革”才是高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世界各国国力的兴衰，首先是以能否成功地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作为分水岭的，同时，随着科技竞争的深入，对科技创新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个国家要在面向21世纪的世界高科技竞争中成为赢家，关键性的因素在于发挥能左右正确的战略抉择和合理的制度安排的“政治力”。【关 键 词】政治/国际政治/高科技 【 正 文 】 战争的硝烟终于在南联盟的上空消散，然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高科技竞争将更加激烈地展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高技术武器对南联盟进行的野蛮空袭，使世界各国不仅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国防，同时也看到高科技武器与中低技术武器在性能与威力方面的悬殊差别。因此，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刚刚过去的科索沃危机与其说将刺激世界范围的军备竞赛，不如说将刺激世界范围的更加激烈的高科技竞争。本文将通过回顾二战前后、冷战时代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苏联、日本之间的高科技竞争的经验教训，从政治的角度来探讨世界各国将如何迎接21世纪的高科技竞争。高科技竞争的历史教训1945年美国的《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被炸成一片废墟的东京的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当然，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首先是因为它进行的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失道寡助”所致，（注：日本评论家渡边升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日本在二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树敌太多”，打了一场“一对几”的愚蠢的战争。而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日中战争”、“日俄战争”这样的“一对一”的战争中日本都打赢了（［日］《呼声》杂志，1999年6 月号）。渡边升一认为绝对应该避免进行“一对几”、“一对多”的长期消耗战的主张虽有道理，但他没有说明日本之所以面对多个敌人，主要是它“失道寡助”所致。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不短的时期，会不会出现“失道寡助”的世界，以及如果出现这样的世界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但不能不承认科技失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日本，也并非是没有先进技术，日本研制的“零式战斗机”不是曾一度令美国空军心惊胆战吗？但由于当时日本是在片面强调科技为军事服务的指导思想下发展科技的，这种军事科技缺乏扎扎实实的工业基础，缺乏后劲和持久力，特别是30年代以来日本进一步走上了畸形的经济军事化道路，其结果是，依靠游离于市场竞争与监督之外的军需产业或被军事化的民生产业，虽然也生产出了大量武器装备，但所制造出的武器装备质量差、故障多、零部件缺乏互换性，以致在战争后期，日本的海军飞机只有20％可随时用于作战，而美国则有80％的战斗机可随时投入战斗。另一方面，美国的武器装备的性能和质量较高，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具备了扎实的工业化基础，通过在本世纪20年代以来大力发展家用电器、汽车等民用工业，以及为之服务的机械、钢铁等基础工业，美国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个工业化基础虽然是为发展民生产业而形成的，但对于军用产业来说同样具有“转用性”和“通用性”。果然，二战爆发以后，美国立足于其强大的工业基础，迅速地实现了“民转军”，以民用生产能力制造武器装备支持战争，在战场上很快从被动转为主动。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全力以赴发展民用产业技术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迅速普及从美国导入的质量管理方法，使素有“价高质次”恶名的日本工业品很快改变形象，逐渐成为国际上最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此同时，作为冷战格局“两极”的美苏两国则展开了狂热的、以发展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竞赛。正如法国国防部顾问洛郎・穆拉维克所说：“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武器装备革新主要靠的是当时的先进科学――物理学、特别是核物理学。这样，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便成了原子弹时代和‘巨人症’时代……在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期间，五角大楼在研究方面只有一个目的：比对手大、比对手重。”（注：［法］《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6月9日。）在这场“比对手更大、更重”的武器竞赛中美国曾一时陷于被动，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具有调动全国资源用于军备竞赛的优势，加之70年代美国为侵越战争等问题大伤元气，从而使苏联得以暂时夺得了在主要战略核武器数量上的对美优势。另一方面，从50年代开始，以晶体管、集成电路的发明为标志，信息电子技术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该领域的技术成果几乎都是美国军方为军事目的而开发的，然而日本却将美国为军事目的而开发的技术引进过来，成功地应用于民生产业领域，通过扩大其用途而使上述技术、特别是所谓“芯片”（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70年代中期，“美国的军人们懂得了一场新的科学革命将会使武器观念本身发生动摇，因而也将会使整个军事战略发生动摇，这场革命就是信息革命。”（注：［法］《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6月9日。）美国将集成电路等微电子技术应用于武器开发，大大提高了导弹的精度、多弹头化，并大大改进了巡航导弹、潜射导弹的性能，从而使苏联在中低技术轨道上狂奔的“数量型”核军备势头在美国的依靠信息电子等高精技术的“质量型”核军备优势面前黯然失色。美国之所以能在以“信息革命”为特征的军备竞赛新阶段夺回对苏优势，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信息电子技术的最重要成果起初虽然是为军事目的而发明的，但其后的“生长”却需要依附于处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民生产业这张“皮”。美国军方深刻地认识到信息革命的实施“不应当像制造原子弹那样从上层开始，而是从下层开始”，“这次将是民用研究来灌溉和供养着军事领域，而不是相反”。（注：［法］《新观察家》周刊，1999年6月9日。）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也认为：“越来越多的尖端技术首先在民用部门被开发出来，然后获得军事上的应用”。（注：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OTA）：《保持优势：巩固国防技术的基础》，OTA－ISC－420，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1989年4月，第5页。）尽管在大型的系统、网络技术方面（例如因特网）军用技术向民生领域转移的倾向仍在继续，但至少是在硬件、元器件、原材料等技术领域，已经出现了民用技术的水平高于军用技术的“民高军低”现象，例如日本生产的录像机使用的滚柱轴承的精度比法国制造的“飞鱼”导弹的陀螺仪使用的滚柱轴承的精度还要高一个数量级。（注：由于录像机机芯所需超精密加工技术对武器生产也很有用。因此其技术转移受到冷战时代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技术禁运规定的限制，致使我国的录像机生产企业所需机芯不得不长期依靠进口，1993年我国电子工业部设立“华录项目”，冲破“巴统”的阻挠与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合资生产录像机机芯，向全国10家录像机生产企业供货，终于有力地促进了录像机生产的国产化。）而在“从下层开始”、“民用技术先行”的信息军事技术革命中，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美国更有条件占取上风。第二个原因是，美国在利用“民用研究来灌溉和供养军事领域”方面得到了在发展民用信息电子技术方面迅速走到世界前列的日本的大力支持。1983年作为军事技术大国的美国就曾要求作为民用技术大国的日本提供“军事技术”，（注：1983年美国国防部派遣武器技术调查团赴日考察，1984、1985年美国国防部又两次派遣技术评价专家小组赴日考察日本的电子技术和毫米波、微米波技术。通过考察，美国国防部认为日本民生产业部门拥有：为美国战略防御计划（SDI ）所需要的技术如小型超级计算机、红外探测器、图像处理装置、光纤通信、毫米波技术、超导发电机、大功率激光器等；为美国研制MX导弹、新型战略轰炸机等新型战略武器所需要的技术如超微细加工技术、砷化镓材料和器件、铁淦氧电波吸收材料等；为推进常规武器高技术化所需要的技术如各种电子器件、碳纤维复合材料、精密陶瓷材料等；为提高军工生产水平所需要的技术如机器人、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并称“日本已拥有作为星球大战（SDI）的主要技术供应国的技术基础”。 （注：［美］《华盛顿邮报》，1986年3月11日。）而在苏联这方面，由于受僵化的经济体制的束缚，未能及时跟上需要依靠市场机制的动力和民生产业的应用来推动的信息电子革命的步伐，而它在信息电子技术领域的落后又导致了它面对以“信息革命”为特征的军备竞赛新阶段深感力不从心。进入80年代，夺回核军备竞赛优势的美国进一步企图通过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从经济上把苏联拖垮。1983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鼓吹“星球大战”计划时声称：“要苏联人把裤子都输掉”。然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美国在核军备竞赛中拼命夺取对苏联军事技术优势的同时，却严重地消耗了自己的经济实力，特别是由于优秀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军事、航天等尖端技术研究机构，导致民生产业技术进步缓慢，竞争力下降，国内民品市场也不断被来自日本等国的进口货所蚕食。同时，一些大企业长期仰赖军事订货，靠“吃偏饭”过日子，其竞争活力日趋减弱，尖端技术与民生产业相互脱节，形成为“两张皮”。可以说，叫嚷要使苏联“输掉裤子”的美国，自己起码是“输掉了衬衫”。而“坐收渔翁之利”的日本却在60年代末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又进一步缩小同美国的经济、科技差距，并在80年代后半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贸易顺差国和资本输出国，致使美国人一时感到日本的经济威胁正在取代苏联的军事威胁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一些日本人对当时日本科技实力也相当自负，声称：“不使用日本的半导体芯片，导弹精度就无法保障……如果日本把芯片卖给苏联而不卖给美国，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就会一下子失去平衡……”（注：［日］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日本可以说‘不’》，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然而，尽管七八十年代以来以电子技术为中心，日本的高科技实力有了明显增强，舆论界对当时日本经济技术实力的评价也带有一定的“泡沫”成分：其一是日本主要擅长导入美欧的技术发明来加以实用化、商品化，而对技术发明本身并不擅长；其二是日本之所以能在汽车、半导体等一部分民生产业夺取对美优势，是同冷战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美国背负沉重的军备负担，疏于发展民生产业技术有关；其三是在美欧以外，日本是“一枝独秀”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亚洲一些大国尚未真正进入世界市场竞争。冷战结束以后，世界高科技竞争更加依靠“创新”，使长期依靠引进模仿和“二手”创新（即把人家的发明“创造性”地加以实用化）夺取“优势”的日本高科技相形失色。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军备竞赛的美国，则通过制定新的技术战略，尤其是通过推进“军转民”战略，将更多的资源调遣到民生产业技术竞争方面来，在汽车、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从日本手里夺回“世界首位”的宝座，美国还率先提出并推进“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加之“因特网”的兴起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信息化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大国、独联体国家以及东欧国家等纷纷加入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使日本的出口产业面临空前激烈的全球性竞争。综上所述，从二战、冷战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高科技竞争的主要历史教训是：第一，各国往往惟恐军备不足而招致失败，然而实际上的失败却来自过度卷入军备竞赛而导致的经济力削弱甚至经济崩溃；第二，军事技术正在发生革命，以落后的、二三流的军事技术来急进地扩充军备，只能造成一个庞大的、过时的、派不上用场的武器库，从而导致巨大的物质浪费和沉重的拆除负担；第三，“信息革命”时代的军事技术需要“从下层开始”，靠“民用研究来灌溉和供养”，因而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民生产业对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制度改革”成为推动高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第四，世界各国国力的兴衰，首先是以能否成功地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作为分水岭的，同时，随着科技竞争的深入，对科技创新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政治力与高科技竞争面向21世纪的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格局发展。而任何大国要在多极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最根本、最重要的“资格证明”就是该国在世界高科技竞争中的地位，包括该国拥有多大的高科技实力，拥有多大的以科技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与此同时，21世纪最初10年又是许多高科技领域（例如超导、生物、新能源等）发展将取得突破的关键时期，这些高科技领域的实用化一旦取得突破，将导致划时代的技术创新与社会变革。因此，在高科技竞争中的胜负将极大地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在21世纪的兴衰沉浮。一个国家要在世界高科技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进而成为赢家，固然离不开科技人员的勤奋努力，离不开专家学者的出谋划策，但起更重要、更关键作用的，往往是科技以外的因素，特别是取决于政治力。首先，对当今世界的基本形势作出正确判断，据此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及科技发展路线，这显然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需要运用高度的政治力。如果客观形势确是仍然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那么，哪个国家在军备竞赛上跑得越急越快，就肯定越吃亏。因为大幅度增加军费支出会导致经济增长下降，经济困难加大，甚至激化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被鼓吹“人权大于主权”的霸权主义者乘隙利用；急进式扩充军备会引起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影响对外开放和获取先进技术的来源；急进式扩充军备会影响对高科技的投入，最终也将削弱为高技术发展水平所左右的国防实力；急进式扩充军备导致经济状况变坏，会进一步导致人才外流，而人才的争夺无疑是高科技竞争的核心。同时，过于性急地以巨大财力用于生产或购置中低技术武器装备，也根本无法对付和抵御将来有人利用“更高技术武器”进行的军事威胁，在未来的信息化、高科技化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并造成无谓的巨大浪费。（注：当今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很快，比如一架高达几千万美元的最先进的战斗机，其技术寿命也只有5～8年。现在，美国亚利桑那沙漠中巨大的空军基地放置着3000余架一次也没参过战的旧式作战飞机，全成了废物。因此，如果过于性急地迅速扩大武器进口，弄不好会变成大量“收购垃圾”。）特别是信息化越来越成为一国国防实力的极重要因素，比如日本防卫厅的官僚甚至认为：“危机管理的八成取决于信息”，因此，在1998年8 月31日朝鲜发射越过日本上空的导弹后，日本迅速作出了投入2000亿日元研制侦察卫星的决定。（注：请看日本决定研制侦察卫星的过程：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导弹；9月1日， 自民党内通过强化防空体制的决议并设立侦察卫星课题组；10月29日，自民党提出早期导入侦察卫星；11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导入侦察卫星的方针；11月8日，自民党卫星调查团访问美国；12月10日，民主党表示支持导入侦察卫星；12月22日，内阁作出导入侦察卫星的决定；1999年4月1日，成立“情报收集卫星委员会”。）可见，对于希望增强国防实力的世界各国来说，在信息化方面落后对本国的安全将带来致命的影响。总之，惟一的出路就是以发展经济、发展科教、发展高科技为中心，稳步地、综合地增强包括军事能力在内的国家实力，反之，如果陷入中低技术的军备竞赛就无异于“制造和收购垃圾”，给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造成极大的隐患。美国发动对南联盟空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乱可能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其他大国通过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科技、稳步增强综合国力的步伐，力图将它们拖入军备竞赛歧途，重蹈原苏联覆辙，以便使美国的“一超”地位长久不衰。然而，面对霸权主义的挑衅，要做到冷静、清醒地认识形势，坚持符合客观实际的经济科技发展战略决非易事，绝离不开强大的政治力作为指导和后盾。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大国把重视发展科技提升到“国策”的高度，提出了“技术立国”、“科教兴国”、“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等方针。显然，没有政治力的推动，没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上述的国策乃至一些国家级的重大科研计划都是难以成立的。（注：例如，中国的“863”高科技发展计划就是由5名科学家提出建议、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作出决断的。）要使重视发展科技的国策真正得到落实，同样需要依靠政治力的推动。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成立了以国家首脑级人物挂帅的、指导全国科技事业的领导与协调机构。（注：例如中国在1998年6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朱ｒóｎｇ＠①基任组长，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审议国家科技教育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讨论、审议重大科技和教育任务与项目；协调全国各部门与地方之间涉及科技和教育的重大关系。韩国为实施“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由政府领导人直接抓科技工作，设立了科学技术长官会议，对科学技术革新五年计划进行审议、议决。日本则早已建立由总理大臣挂帅的全国科学技术会议。）这是因为要推动科技发展，必然需要在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乃至国（公）立研究机构、产业界和大学之间进行协调。其中，特别是要将政府的科技预算以及与之关联的教育预算提高到应有的合理水平，更是关系到各部门的权利与利益分配的重大问题，需要在政治层面上开展艰苦复杂的协调工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从技术先进国家引进技术、实行“拿来主义”，仍然是发展经济与科技的重要途径。战后世界各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证明，“追赶国家”只有同拥有世界最先进科技及较合理的发展模式的国家保持和发展关系、而不是仅仅同拥有二三流技术及僵化的发展模式的国家保持和发展关系，才能确保源源不断地获取先进科技的营养和成果的渠道，才能加快自身的科技发展并形成较合理的发展模式。为了保持从世界最先进的科技“产生地”源源不断地引进技术的渠道，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努力，而且更需要依靠强大的政治力，进行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努力。现在，冷战已经结束，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意识形态因素在部分国际关系中依然在起作用，但是，世界经济毕竟已经进入了国际化、全球化的新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通过经济、技术交流来发展同技术先进国家的关系，利用国际技术转移，建立从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产生地”那里获取技术的直接渠道。这意味着高科技竞争与一国的对外战略、对外政策的关系日益密切。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与世界上技术最先进国家的关系如何，将对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对其相互之间的经济技术竞争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经济国际化时代就是企业选择国家的时代。各国为了竞相吸引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到本国来开展生产和科研活动，而积极加入到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只有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当中去，才能从国际技术转移中获得好处。因为经济的交流中必然包括技术的交流；随着经济竞争的激化，经济交流中的“技术含量”也将升高；同时，高科技竞争一方面表现为“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一方面又表现为“以企业为单位的竞争”，而在“以企业为单位的竞争”层次上，跨国大企业的作用日益突出，全球约4万家跨国公司直接控制着全球技术转让的80％、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的90％。（注：《经济日报》，1999年5月 10日，第7版。）显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只有积极加入由跨国大公司主导的“全球多层网络”，（注：请参照［日］藤本隆宏、武石彰：《21世纪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生产率出版社1994年版。）才能接近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源，避免被汹涌向前的世界科技发展潮流远远抛在后头。从亚洲金融危机中也可看出，积极利用跨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表现出较强的抗危机能力。显然，如果自外于经济全球化潮流，就是自外于高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为了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充分利用国际技术转移，将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吸引到本国来，吸引或留住优秀的国内外科技人才，世界各国又展开了“国家魅力竞争”，努力营造一种经济繁荣、法制健全、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的社会环境，努力使本国成为“企业愿意来、而且留得住的地方”、“人才愿意来、而且留得住的地方”。而在“国家魅力竞争”中，核心是“制度改革竞争”，即通过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缓和各种过时的法规限制等等，从根本上增强本国对全世界的先进企业的吸引力，对国内外优秀科技人才的吸引力。显然，要推进“国家魅力竞争”和“制度改革竞争”，同样首先需要依靠政治力来克服和改掉本国各项制度中不利于科技发展的陈规陋习，提高和改善整个国家的地位和形象。例如，为了发展电子商务，就需要缓和或废除过时的通信管制，而这样做必然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需要以高度的勇气和洞察力作出政治上的决断。需要指出，通过正常的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而开展的技术转移也会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特别是技术先进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对高技术的国际转移加强了政治干预和各种保护主义措施，某些发达国家的某些政治势力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编造谎言来干扰国与国之间的正常的科技交流活动，甚至策划建立“新的巴黎统筹委员会”来限制“与军事有关的“技术转移。（注：最近，美国一些人抛出《考克斯报告》，攻击中国“偷窃”美国的先进武器技术，实质上是为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借中美关系大作文章，煽动反华情绪。另一些人则利用这篇充满谎言的报告鼓吹建立所谓“新巴统”。）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通过正常的经贸关系、利用技术转移来加快本国技术的发展，也难免遇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从而不得不在政治上、外交上展开坚韧的斗争。还需指出，很多高科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议题和国际谈判的筹码。比如，为了缓解环境、资源等全球性问题而需要利用高科技的成果，为此必须大力促进国际合作，推进有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针对技术转移中的保守做法进行批评；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美国通过开发超导等技术既可大大改善能源的使用效率，又可能加强美国在环境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围绕国际标准化的竞争，不仅左右着企业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因而成为超越技术、超越企业的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围绕克隆技术的发展，各国出于不同的国情和价值观而持有不同的观点，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争议；在农业方面应用生物技术的进展，不仅具有在一般意义上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意义，而且具有为贫困国家提供生存手段的意义，因此，在相关领域的国际技术转移将可能与人道主义援助联系起来。可以预料，世界各国围绕高科技发展问题的政治与外交斗争将日趋频繁和激化。列宁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注：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列宁的话， 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要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高科技竞争的最根本的政治性质即在于此。当今，尽管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说还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要战胜资本主义，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科学技术，要靠创造“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长远看，最终赢得21世纪的高科技竞争，对于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责任编辑】谭秀英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铁的左半部分右加容
|
[
"Agriculture",
"Sports",
"Energy",
"Politics",
"Art",
"Transport",
"Educati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Law"
] |
Politics
|
【 文献号 】2-1401 【原文出处】农业经济问题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5 【原刊页号】2～6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906 【 标 题 】正确认识农业新阶段特点，加强农业经济理论研究 ――万宝瑞副部长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正 文 】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给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亿元，其中农业就达600 多亿元。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国民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8％目标， 达到7.8％。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好势头， 几项主要指标都基本实现了年初预定的目标。1998年，尽管低温多雨和洪涝灾害造成夏粮减产和早稻减产， 但全年粮食总产量仍达到49000 万吨以上， 与1997年基本持平。棉花因调减播种面积和长江流域棉花主产区洪涝灾害的影响，产量比上年有所减少，油料、粮料、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产量增加，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年猪牛羊肉产量达到4355万吨，比上年增长6.5％。水产品总产量达到3854万吨，增长7.0 ％。 乡镇企业增加值24000亿元，增长17.5％，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300万人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2160元，扣除物价因素后增长4.3％。从总体上看，1998年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在改革力度加大、市场需求约束增强的情况下，农业和农村经济稳定增长，农产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平稳，对支持国民经济改革与发展，稳定大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中也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的：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最近两年，多数农产品价格下跌，乡镇企业效益下滑，农民劳务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6％，比1996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1998年农民收入增长4.3％，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农民收入不能大幅度增加，不仅影响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农业的再投入，更重要的是制约着农村市场的开拓，直接影响扩大内需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农业结构不合理。随着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部分农产品品质不优、效益不高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品质不优，加工程度不高，不适应市场消费需求，已成为农产品卖难的重要原因。三是不稳定因素增加。一些地方政策落实不到位，加上干部作风存在的问题，引起农民不满，问题也比较突出。这两年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有些是以前积累下来的老问题，但认真分析，这些问题又带有鲜明的新特点。比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农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从表面看，80年代也曾出现过，但进一步分析，现在的问题比以前复杂得多。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去农民收入的增长，只要农业增产就能增收，而现在是增产不一定增收。二是农业结构调整，过去主要是个总量调整问题，不外乎这种作物多一点，那种作物少一点，现在却是什么产品都供大于求，主要矛盾转向了质量和效益问题。三是过去是生产决定销售，现在是销售决定生产。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特点表明，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确理解和认识新阶段问题，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制定政策都具有重大意义。要解决新阶段的问题过去一些办法看来不行了，必须要有新思路、新办法，这是我们在新形势下继续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前提，是我们把握农业和农村工作主动权的基本前提。这里我就新阶段的主要特征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一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增强 随着我国不断对外开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影响。比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农产品出口和乡镇企业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1998年1―11月份，农产品出口总额下降了8％，而1997年则是增长5.2 ％。同时，由于乡镇企业产品出口市场70％以上集中在东南亚国家，其出口交货值的增幅由1997年的16.8％下降到1998 年的8％，增幅下降了8.8 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加剧了国内农产品供求矛盾，对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很不利的。进一步讲，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正处在关键时刻，加入世贸组织后将面对更加严峻的国际市场竞争的挑战。如何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提高我国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二是农业和农村经济与国民经济的互相推动、共同发展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目前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在700美元左右， 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已降到20％以下，农业部门就业比重降到50％以下，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这些都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二元经济结构正在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联度日趋紧密。据测算，农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 可使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0.46个百分点。乡镇企业增加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 可以带动GDP增长0.3个百分点。农村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的增减，已经成为决定市场有效需求和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三是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由过去主要是资源约束变为资源、需求和环境约束 过去，在农产品供给短缺的情况下，资源约束是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我国农产品供给已由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市场需求对农业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土壤风化、沙漠化，特别是受环境污染等的影响，农产品中残留的有害物质增加，影响着农产品品质和效益的提高，也制约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产品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决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制约因素已由过去主要是资源约束变为资源、需求和环境约束。四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一体化经营步伐加快，混合经济的趋势显现 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机制调节作用的发挥，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经营迅速发展，农村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提高；另一方面，跨产业、跨部门及跨所有制、跨地区的联合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向着统一市场的方向发展。五是科技进步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20年来，我国粮食等农产品大幅度增产，一个重要因素是科技进步。1998年农业增长的科技贡献率达到42％，比“八五”时期提高了近8个百分点。 科技进步使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上了一个台阶，农产品供给的状况也有了根本改观。过去农业增产主要靠科技，进入新阶段后不仅增产靠科技，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也要靠科技。六是金融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增强 一方面，金融作为经济活动的信用中介、生产要素组合的“粘合剂”、宏观调控的杠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和土地的贡献份额下降，资本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上升，加上现代农业要求资金投入相对集中且量大，对商业贷款的依赖增强。因此需要很好研究如何利用信贷资金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正确地分析形势，深刻认识新阶段的特征，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加快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努力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挑战是如果没有新思路、新办法，农民增收的难度很大，进而会对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机遇是现在农产品供求比较宽松，科技的发展加快，国民经济结构重组加速，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利时机。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转到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开拓新的领域，开辟新的农民收入增长源。针对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以及新阶段的新情况，根据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和199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农业部党组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1999年的工作重点。总的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发（1999 ）1号、3号文件精神，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两个重点，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加大科教兴农力度，调整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农业和农村经济有一个新发展。具体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稳定农村基本政策，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 关键是落实好三项基本政策。要加强对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指导，保证年内全面完成土地承包期延长工作。继续加强对减轻农民负担的督促检查，认真落实农民合理负担定项限额、一定三年不变的政策。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好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加强粮棉购销政策落实情况的调查研究。（二）深化农村改革，加强调研工作 一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探索龙头企业同农民真正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机制和模式，指导产业化经营组织按产业政策发展，避免重复建设。二是继续深化乡镇企业改革，积极引导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乡镇企业资产优化重组和机制完善。三是加快农垦企业改制、改组和改造，加速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四是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主要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信息发布制度。稳定农技推广队伍。五是深入研究支持保护农业的产业政策及相关政策。（三）调整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提高产品质量 以市场为导向，稳步调整优化种植业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以销促调，以调促产，以产促收。大力发展养殖业生产及其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业是农民增收重要途径。潜力很大。美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是农业总产值12倍；荷兰农产品加工率占60％，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21％。围绕优化农业结构和农产品质量升级，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实施“农产品质量振兴工程”。加快乡镇企业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引导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促进乡镇工业小区和小城镇建设。（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继续搞好中低产田改造，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切实保护耕地、草原、水资源及渔业资源，实施重点区域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积极争取多渠道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五）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深化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建立精干协调高效的农科教结合体系。加强先进技术的组装配套和集成，提高技术到位率、入户率。积极组织科技人员下乡，开展技术服务、培训和咨询。（六）落实扶贫政策到村到户，加大扶贫攻坚力度（七）加快农业法制建设，积极扩大对外开放 一是完善农业立法，建立健全农业行政执法体系。二是加强农业对外贸易政策研究，广泛开展国际经济、科技合作、贸易往来。（八）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 深入开展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规范农村财务会计工作，搞好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界定和资产评估工作。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导地方稳妥地开展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理整顿工作。最后，是要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入开展“三讲”教育，加强机关文明建设。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坚持党的农村基本政策不动摇，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并明确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的目标，这是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根本保证。从《决定》的精神出发，结合当前的实际，是不是有这样几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题目，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第一，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相应删去“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提法。这里有几点值得大家注意：一是农村的经营体制由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改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非常明确地将家庭承包经营界定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一个经营层次和双层经营的基础。这一提法的改变，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大家要认真研究领会。二是《决定》讲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使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什么是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如何保护和充分发挥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从现实看，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三是稳定完善农业经营体制，关键是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现在一些地方土地承包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关键是一些干部认识上存在偏差。落实政策，除了还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按照全会《决定》要求，“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开始进行，是1999年农业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立法的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很好研究。比如怎样解决承包期内的人地矛盾问题，要不要随人口的变化调整承包土地？只有把这些政策性问题搞清楚了，立法才有针对性，制定的法律才会切实可行。第二，进一步完善农村所有制结构 江泽民总书记在安徽考察工作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的特征，在农村表现得更明显。因此，完善农村所有制结构，可以放得更开一些。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采取更灵活、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农村非公有制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在农村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无疑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就当前而言，采取更灵活、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农村非公有制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第三，深化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目前，农村税轻费重，分配关系不顺，是导致农民负担不合理的体制原因。农民不该交的交了很多，财政该收的收不上来，部门不该拿的反倒拿走了很多，农民意见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已经成立了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要求通过改革税费制度，理顺农村的分配关系，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道。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涉及农民、集体、财政、部门和地方各方面的利益，情况相当复杂，有关部门正在组织调研。如何在政策、理论上搞清楚这些问题，希望大家深入研究，有好的政策建议及时向我们反映。第四，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完善的农业社会化体系是农村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政府的农业经济技术部门、乡村集体的服务组织和各种农业专业服务组织等。这三类组织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需要认真研究。尤其在农村发展的新阶段，更要研究如何转变政府经济、技术部门的职能，稳定和加强政府在基层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这既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的重要方面。第五，深化乡镇企业改革 目前乡镇企业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重要时期，改革的任务很重。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要研究如何探索和选择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防止少数人侵占集体资产，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在解决乡镇企业资金不足方面要研究健全乡镇企业的信用制度和担保机制问题，一方面疏通乡镇企业的资金渠道，一方面提高商业银行信贷的质量。与此同时，加大乡镇企业产业、产品结构和布局调整力度，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储藏、保鲜、运输业，把研究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发展结合起来。第六，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当前需要研究的突出问题，主要是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这一问题，1998年国务院出台了“四分开、一完善”的改革方案，并明确政策重点是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加快粮食企业自身改革等。实践证明，这些改革措施符合我国的国情，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是解决当前粮食供求矛盾、确保粮食流通进入良性循环的正确决策，也是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的重大措施。我们应该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对粮改进程要跟踪研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此外，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进展，及时发现棉花价格、经营放开后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七，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 在我国农业进入新阶段之际，农业依然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保护，但支持的方式要有所调整，保护的领域也有侧重。一是要研究在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主要领域和环节。二是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研究我国应采取什么方式对农业进行保护。三是研究改革农村投融资体制，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完善粮食储备调节、风险基金和保护价收购制度，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建设。第八，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议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村民自治法也已经颁布实施。需要重点研究的是：如何处理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衔接问题，使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有效地得到贯彻落实；如何进一步发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调它与村党支部、村委员的关系。1999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稳定意义重大。希望农经学界围绕农村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开展广泛深入的研究，提出更多有理论深度、对领导决策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开创农经理论研究工作的新局面。【责任编辑】刘凤彦
|
[
"Communication",
"Computer",
"Law",
"Politics",
"Education",
"Transport",
"Agriculture",
"Space",
"Military",
"Economy",
"Art",
"Sports"
] |
Economy
|
【 文献号 】2-34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012 【原刊页号】137～141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04 【 标 题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聚焦艺术 【 作 者 】纪德君 【作者简介】纪德君 广州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广东 广州 510420 【内容提要】本文从全知“说书人”的外部叙事聚焦、“戏剧式”的外部叙事聚焦、人物叙事聚焦三个方面，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明清历史演义小 说的叙事聚焦艺术，认为天启前后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叙事聚焦艺术的重要转折时期，反映了从话本改编到直接创作的叙事艺术的变化。【关 键 词】说书人/历史演义/叙事/聚焦艺术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12-0137-05叙事聚焦指“描绘叙事情境和事件的特定角度，反映这些情境和事件的感性和观念立场”。（注：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叙事聚焦可分为外部聚焦和内部聚焦。外部聚焦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全知叙事人的外部聚焦，其特征是叙事人传达的信息多于人物所知道的信息；另外一种外部聚焦（又称为“戏剧式”）的范围相比之下要小得多，叙事人描写人物的对话和行动，而不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其特征是叙事人所传达的信息少于人物所知道的信息。内部聚焦是聚焦者存在于故事内部，是故事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人物，其特征是人物代替了叙事人，人物的观察、思考、行动，以及人物之间的纠葛等，都好象是直接展示在读者面前。一般说来，古代文学作品无论中西，多采用第一种叙事聚焦，即全知叙事人的外部聚焦。我国明清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基本上采用的就是这种聚焦，但有时也辅之以“戏剧式”的叙事聚焦，并随着演义叙事艺术的发展，局部地采用了人物叙事聚焦。尽管如此，历史演义小说对叙事聚焦的运用，还是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并不完全同于同样采用类似聚焦手法的外国小说。一、全知“说书人”的外部叙事聚焦这种外部叙事聚焦在演义小说中运用得最为普遍，其表现形态是，“说书人”站在故事之外，“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时而走马观花地对某一历史时期进行匆匆扫视，时而把镜头对准某一特定的场景，时而推移镜头揭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时而进入人物的内心，披露他内心的隐秘。尽管“说书人”也常喜欢借用人物之眼、之口来进行描绘和讲述，但这并不意味着聚焦者就是人物；相反，聚焦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是站在故事之外进行全知叙述的“说书人”，人物并未真正获得自主权和发言权。例如《三国演义》写孔明出场：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飘飘然当世之神仙也。虽然这是玄德在看，但由外及里地对孔明进行描绘、形容、评论的，却分明是“说书人”，至于玄德本应具有的聚焦限制，则在无形中化为乌有。《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有一段文字是借周瑜之眼来描写吴魏双方在水上的一次试探性冲突，毛宗岗批道：“文聘之败，又在周瑜眼中望见。叙法变换”。“曹军折旗，却在周瑜眼中望见。叙法变换”。但是“叙法变换”，并不能说明叙事聚焦发生了本质变换，实际上“周瑜眼中所见”与“说书人”叙述的方式、范围是相同的，看不出人物主观局限叙事相应的特点。如果说这也应属于聚焦变换的话，那也只是“说书人”外部聚焦在表现形态上的变换。变换的目的是为了自由灵活地写人叙事，同时也为了增强讲说的吸引力和情境性，以免老是一种方式讲说使阅者神怠意散。例如《唐书志传演义》写徐懋功出场：大业八年，各郡招军，翟让年二十八岁，与雄信立于榜下，长叹一声而回。有一个厉声而言曰：“汝不能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耶？”让回头见其人身长八尺，面如傅粉，碧眼浓眉，声若洪钟，年方十七，深有勇略。……问其姓名，其人云：“姓徐，名世ｊì＠①，字懋功……。”“说书人”在这里即巧借了翟让的耳目：先闻其声，后见其形，再问其姓，很符合三人由偶然相遇、相识到结义的自然过程；同时又制造了短暂的悬念，增强了叙述的诱惑力。在描写两军争斗、厮杀的场景时，“说书人”也惯用人物之眼转换聚焦方位，以营造一种紧张、激烈、惊险、热闹的情境氛围，如《西汉通俗演义》第七十三回写楚汉会兵，即借项羽眼光的频频移动来描绘瞬息万变、惊天动地的恶斗场面，令人怵目心悸。在描写人物与人物的复杂纠葛时，“说书人”也善于采用聚焦频移与全知讲述相结合的方式来制造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如《隋唐演义》第四十九回写罗成与窦线娘马上缔结姻缘的故事，即采用此法。“说书人”一会儿从罗成角度来描述线娘，一会儿又从线娘角度来描述罗成，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从而将两人的神情、动作、心态等，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全知“说书人”外部聚焦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说书人”虽然站在故事之外进行全知讲述，但他却时常借用人物之眼来调整观察角度，灵活自如地变换讲述方式，给读者以生动、具体的感受和体验。这充分体现了他对故事中人物灵活驾驭和对故事内容的绝对支配，所谓无所不能，殆即此意。有些研究者认为，如果是人物在看、在说、在想，那么就应属人物聚焦叙事。可实际在人物说、看、想的时候，“说书人”并没有放弃聚焦、叙事的权利，让人物真正从自身的角度去观察、感受、思考、行动，所以我们很难看出人物的性格心理、个性气质等主观因素对叙述产生的影响和制约，我们听到的基本上还是一种声音，即“说书人”的声音。于此也可见出宋元以来的民间说书传统对历史演义叙事艺术的深刻影响。在宋元讲史伎艺中，说书者即是站在故事之外来讲述纷纭复杂的历史人事的，他经常运用“只见”、“但见”、“忽见”、“只听”、“猛听得”、“心想”等口头语来自由地变换外部聚焦的形式，讲述各种人物的见闻感受，有时还附上一些动作。这在史传叙事中是极少见的，而在同样采用全知叙事人外部聚焦的外国小说里，也很少见到（因为它们并没有一个深厚的民间说书传统作支持），因此这种“说书人”式的聚焦讲述，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小说叙事的一个民族特点吧。从叙事效果上讲，采用这种“说书人”外部聚焦叙述的方式，无疑极有利于小说自由地变换叙事时空，包罗更广泛的历史生活内容，这对于大批以传播史实为使命之一的历史演义来说，显然是颇为适合和必要。但它有时难免会让人对其叙事的可信性产生怀疑，特别是当“说书人”假人物之眼进行全知叙事的时候。因此，为了提高叙事的可信度，“说书人”有时便采用了另外一种外部聚焦形式，以济全知叙事之短。二、“戏剧式”的外部叙事聚焦这种外部聚焦的特点，是只描述人物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而不去分析、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也不作主观的评价，尽量使故事情节犹如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那样自然而然地展开。例如《三国演义》写关羽斩华雄一段，除了采用外部聚焦外，“说书人”只叙述众诸侯耳目之内的事，关羽的外貌、斩华雄的壮举是借助众诸侯耳听目见来渲染的。至于关羽和众诸侯的内心活动，“说书人”则未置一词，读者只能根据他们的对话和动作来推断他们的性情品格和心理变化。因此这种聚焦叙述所传达的信息相对于全知叙述来说少一些，但其客观性、真实性则得到了加强，且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想象力。又如三顾茅庐一节，采用的也是这种戏剧式聚焦。“说书人”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到故事中人物的位置上，通过刘备等人的所见所闻来展开叙事、所以才会出现一连串的阴差阳错，闹出一个又一个的误会，使整个叙事充满喜剧色彩，而刘备思贤若渴的心理，诸葛亮清远高迈的才调等，均于中得以淋漓尽致的表露，诚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从这里也可看出采用戏剧式的聚焦，不仅能够增强故事的可信度，而且还可以制造悬念，使叙述变得奇谲跌宕，更具吸引力。在其他一些演义小说中，这种“戏剧式”聚焦叙述，也并不鲜见。如《东周列国志》写骊姬害申生一段：六日后，献公回宫，骊姬以鸩入酒，以毒药傅肉，而献之曰：“妾梦齐姜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太子而使祭焉。今致胙于此，待君久矣。”献公取觯，欲尝酒。骊姬跪而止之曰：“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献公曰：“然”。乃以酒沥地，地即坟起；又呼犬，取一脔肉掷之，犬啖肉立死。骊姬佯为不信，再呼小内待，使尝酒肉。小内待不肯，强之。才下口，七窃流血亦死。骊姬佯大惊，疾趋下堂而呼曰：“天乎！天呼！国固太子之国也，君老矣。岂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弑之？”言罢，双泪俱下。复跪于献公之前带噎而言曰：“太子所以设此谋者，徒以妾母子故也。愿君以此酒肉赐妾，妾宁代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即取酒欲饮。献公夺而覆之，气咽不能出语。骊姬哭倒在地，恨曰：“太子真忍心哉！其父而且欲弑之，况他人乎？始君欲废之，妾固不肯，后囿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犹力劝。今几害我君，妾误君甚矣！”献公半晌方言，以手扶骊姬曰：“尔起，孤便当暴之群臣，诛此贼子！”这段描写即颇富戏剧性，“说书人”站在一边，不动声色地描摹着骊姬的语言、神态和举动，既不作主观评论，也不去揭示骊姬、献公的内心活动。但是，骊姬阴险、狠毒、奸诈的性格心理，却昭然若揭；献公感情用事，偏听偏信的个性特征，也显露无遗。借用闲斋老人的话来说：“此正古人所谓直书其事，不加论断，而是非立见者也”。（注：见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应当说，这种戏剧式的聚焦叙述法，主要是受了史传叙事的启发。史传叙事采用的即是外部聚焦，叙事人――史官除了概述人物事件的背景外，只是客观地记述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也即通过一个个的场景来客观地呈现主要的历史事件，使历史事件恍似当初真实发生的那个样子，惟有如此，他才能维持其叙事的逼真性、可信性。而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人大多秉承着作者尚实传信的叙事意图，所以在叙述历史人事的过程中，有时刻意追慕史官，采用类似史传的“戏剧式”聚焦，力求叙述的真实性和历史感，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史官记述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一般都很简略，不像“说书人”可以润色、增饰，像上举骊姬之例，即比原始文献增添了不少内容。原文中只有这么几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注：杨伯峻编注《春秋左传注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可见，同样采用“戏剧式”叙述，两者在精神实质上仍然有所不同。三、演义小说中的人物叙事聚焦演义小说因受民间说书和史官叙事的影响，主要采用的是一种“看官听说”式的讲说模式，故一般不大可能有人物叙事聚焦的生存余地。我们发现明代天启以前的历史演义确实极少采用人物叙事聚焦，可是在天启以后的几部人物传记体历史演义中可以找到一些合乎人物叙事聚焦特点的叙事片断。例如《ｔáｏ＠②杌闲评》第六回写侯一娘月夜盗马逃生一节，叙事人就有意退场，让读者直接进入人物的意识，于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景状便是那样的诡异怪诞、阴森可怖，回响在读者耳边的声音是那样的令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读者陪着一娘时惊时悲，时喜时泣，好像不知不觉地与一娘走在了一起。显然，这种感同身受的幻觉不是靠外部聚焦讲述所能产生的。又如小说第七回写侯一娘入金陵寻觅旧日情人，也是通过人物聚焦来传达信息的：一娘把了些钱与他叫驴、买东西吃，进忠接了。才走出门，一娘又叫回来。进忠急得暴跳道：“又叫我做甚么？你要去自去，我不会说！”把钱向地一掠，使性子坐着不动。一娘央了他半日，才拾起钱来要走，一娘扯住他道：“我把件东西与你带去。”向手上解下一个小小金牌子来代他扣在指头上，道：“这是我姨娘与我的，你带去见了他，把他看，他就知道我在这里了。”进忠拿了，飞也似的去了。一娘独坐等信，好不心焦。心中忖度道：“此刻好到了。”过一刻，道：“此刻好说话了。”一条心总想着他，直等到傍午，也不见回来，想道：“大约是留他吃酒饭哩！”又等了半日，渐渐天晚，也不见回来，又想到：“我昨日担搁了许多工夫，回来也只午后，他是熟路，怎么此刻还不见回来？定是路上贪顽了。”自己坐在店门前等到日落，才远远望见辰生独自跑来。这段文字中，我们能够时时听到发自心灵的声音，真切地感受到她内心的情绪波动，并深深地为缠绕在她心中的顾虑、担心、希望、焦盼等多种情绪所感动。由此我们也较深地体会到了人物聚焦叙事要比全知型的外部聚焦叙事更丰赡，更细致入微，它使我们在无形中与人物更贴近了，就好像站在了人物的身边，甚至是与人物一起去经历某件事似的。于是，我们便在这种恍入其境的幻觉中产生了对人物命运的强烈关注，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真切的审美体验和享受。在这部小说中，人物聚焦叙事还更多地被用来表现魏忠贤的性情气质、个性特点及心路历程。如“绎山村射妖获偶”一节，就将魏忠贤所见、所闻、所想、所为的整个过程自然、真实地展示了出来，叙事人很少介入，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魏忠贤的眼光、感受和思考中传达出来的，它使我们看到了人物性格中的一点闪光――“一团义烈之气”。其他如“魏忠贤他乡遇妹”，与客印月相通；涿州染疠，遇难成阉，逢僧脱难：以及宫内与客印月再次相逢、登泰山了愿、梦中得陈元朗点化等情节片段，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人物内部聚焦，展示了魏忠贤性格的不同侧面及其命运播迁。在《警世阴阳梦》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少外部叙事聚焦与人物叙事聚焦潜相转移的片断，如“患疡觅死”、“荒祠投宿”、“相士赠金”、“中宦容身”等章节。特别是“阴梦”部分，叙事人除了在每回开头结尾处略作提示、收束以外，基本上不再露面，而是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一个道人，（注：《警世阴阳梦》，署“长安道人国清编次”，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有人以为小说中之“道人”即作者，可“阴梦”部分每回开头，却分明是叙事人的话语：“话说这道人如何如何。”这说明“道人”只不过是叙事人选择的“目击证人”，并非等同于“长安道人国清”。）让他直接进入故事，作为魏忠贤地狱受苦的目击证人。于是，主要故事便借助于这个道人的聚焦叙事自然而然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所获得的信息主要来自于道人的观察、感受和思考，并不比道人多多少。这可以说是对“说书人”聚焦叙事的一大变革。那么，为何在明代天启以前的历史演义小说中人物叙事聚焦极少出现，而在此之后的部分演义小说中却萌生了呢？推究起来，大概是因为明代天启以前的历史演义主要是作者依据现成的平话、史传材料，采用说书人的口吻添油加醋地讲述出来的，它体现了一种“说”与“听”的关系；而《ｔáｏ＠②杌闲评》、《警世阴阳梦》的作者，虽也承袭了说书人的讲述方式，但在关涉魏忠贤“三十年来运未通，失身泥土恨飘蓬”的一段人生经历时，并没有平话、史传材料供其讲述。作者只能凭借耳闻的零星传说，根据自己对魏忠贤的理解，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对人情世态的感受等，来进行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虚构、创造，这样作者便自然地偏离了把现成材料添枝加叶说给人听的老路，而转向了独立创作、供人阅读的新途，这一转向便直接导致了叙事聚焦的变化。因为作者既要把魏坎坷的人生际遇写给人看，就免不了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去揣摩、体验魏（包括其母一娘等重要人物）在不同生活处境遭际中的情感心理、行为动机和性格变化，所谓“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而这样一来，作者就不再能自由地跳出人物之外，以一个“说书人”的身份来进行全知讲述了。他不得不经常和他的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和人物一道去观察、感受、思考和行动，他已很难再把自己的聚焦从人物身上移开了，除非他暂时不叙魏忠贤之事，转而去写另一个人物如侯一娘、客印月等，而这时他又得进入她们的意识中去。因此，人物叙事聚焦的出现，是与作者脱离说书、史传的影响，进行独立创作分不开的。其次，人物纪传体这种体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物叙事聚焦的运用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作家可以集中主要精力去体验传主的性格心理，去叙写传主的人生经历，而不必像写编年体演义那样，需要顾及方方面面的历史事件，以致注意力分散，很难深入、细致地去描写多数人物。此外，《警世阴阳梦》的作者之所以在某些章节有意改变外部叙事聚焦，选择一个道人作为目击证者，利用道人的聚焦来传达故事信息，这实际上也与作者受道、佛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在作者看来，人生本“是一场大梦”，不居阳梦，即居阴梦，阳梦与阴梦互为因果，所以作者要把魏忠贤一生分为阴阳二梦，并有意地借鉴“华胥梦”、“高唐梦”、“南柯林”、“黄梁梦”，《阴阳梦》在叙事聚焦上的变革，实是道、佛思想影响的结果。《隋炀帝艳史》在叙事聚焦上的某些变化，也大体如是，这里就不再细作分析了。总起来看，历史演义小说对叙事聚焦的选择和利用，是以全知“说书人”的外部叙事聚焦为主，以“戏剧式”的外部聚焦为辅，在后期的部分演义中还局部地运用了人物叙事聚焦。这三种叙事聚焦各有其特点、成因和作用，它们在不同的作品中往往会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同营造不同的叙事效果，以体现作家的叙事动机和意图。因此单从叙事动机和意图的角度来看，这三种叙事聚焦实无甚轩轾，但从小说叙事艺术发展的角度看，则后两种聚焦特别是人物内部聚焦的有效运用，还是颇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关注的，因为它毕竟标志着小说叙事艺术的一个重要进步，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古代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规律，是很有启迪价值的。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责加力＠②原字木加寿
|
[
"History",
"Computer",
"Art",
"Space",
"Electronics",
"Literature",
"Politics",
"Enviornment",
"Military",
"Philosophy",
"Communication",
"Transport",
"Agriculture",
"Law"
] |
Art
|
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9年 第14卷 第1期 VOL.14 No.1 1999高速对称刚性转子碰摩运动的稳定性分析季进臣 虞 烈摘要：分析了高速对称刚性转子圆柱形和圆锥形碰摩运动。当转子两端的轴承同时发生不良润滑，造成转子两端同时与轴承接触，产生圆柱形碰摩运动，给出了发生圆柱形碰摩运动时系统的稳定范围，讨论了摩擦系数、轴承径向间隙、碰摩发生时的初始角度与失稳涡动角速度的关系。当转子一端的轴承发生不良润滑，而另一端的轴承正常工作时发生圆锥形碰摩运动，分析发现其碰摩运动的稳定性取决于其系统本身物理参数，进行了分岔分析，给出了其涡动角速度的一阶近似表达式，这可为转子系统的故障诊断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主题词：转子 摩擦 稳定性 分析分类号：TH133STABILITY OF RUBBING MOTIONSOF SYMMETRIC RIGID ROTORIN HIGH SPEED ROTATING MACHINERYJi Jinchen and Yu Lie（Theory of Lubrication and Bearing Institut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ABSTRACT The cylindrical and conical rubbing motions of a symmetric rigid rotor in high speed rotating machinery are investigated.When both journal bearings of the rotor are simultaneously under starvaton lubrication condition,both ends of the rotor contact locally with the bearings so that the cylindrical rubbing motions occur.The stability margin of the cylindrical rubbing motions is determined,and the relationships of instability with the radial clearance,the bearing/rotor friction coefficients,and the angle of incidence during successive rubs are obtained.When one of the journal bearings is under starvation lubrication condition,the conical rubbing motion of the rotor occurs.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his case the stability of rotor depends on its physical parameters,the transcritical bifurcation is analyzed.Then the first order approximation formula of whirling angular speed is given,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analysis for diagnosis of rotor systems.Key Words Rotors Friction Stability Analysis1 引 言在高速旋转机械中，常发生碰摩运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瞬态振动分析和稳定性分析上。Choy［1］分析了转子碰摩时的非线性瞬态振动，Ehrich［2～4］给出高阶亚谐响应和边频现象，Kim［5］给出了一Jeffcott转子的伪周期响应和稳定性分析，文献［6～8］分别给出了转子碰摩的振动故障特征分析和混沌现象。张文［9］给出几种碰摩的稳定性分析。本文给出了对称刚性转子碰摩运动的稳定性分析，分析了发生圆柱形碰摩运动时系统的稳定范围；对于圆锥形碰摩运动，给出了其涡动角速度的表达式。2 圆柱形碰摩运动当转子两端的轴承同时发生图1 圆柱形碰摩运动不良润滑，造成转子两端同时与轴承接触，如图1所示。转子发生碰摩的条件为：N=mgcosθ+mc02≥0 (1)转子在切线方向的运动方程为：mc0+mgsinθ+μN=0 (2)在碰摩过程中，假设转子的自转角速度由于外界不断供给能量而保持为一个常数。将(1)式代入(2)式得到： mc0+mgsinθ+μm(gcosθ+c02)=0 (3)此式即为刚性转子圆柱形碰摩运动方程，对(3)式进行简化得：+Ω2(sinθ+μcosθ)+μ2=0 (4)其中Ω2=g/c0。上式中有一个平衡点：=0，tanθ0=-μ，θ0=tan-1(-μ)。令θ=φ+θ0，(4)式变为。它是一个非线性方程，可令y=2通过常微分方程的方法进行求解得：(5)这里c是一积分常数，它的值可由初始条件决定。设系统碰摩时的初始条件为φ(0)=φ0，(0)=0，代入(5)式得到： (6)其中：δ=-tan-1(1/2μ)。将(6)式代入(5)式得到：(7)上式中解曲线在相平面(φ，)上或者形成封闭曲线或者非封闭曲线。封闭曲线对应着周期解是稳定的，非封闭曲线对应着无界解，分析得到初始条件的失稳区是：(8)根据(8)式和(1)式可以看出，失稳阈值0是摩擦系数μ，轴承间隙c0和碰摩发生时的初始角度φ0的函数。图2和3给出了数值算例。算例表明，在一定的轴承间隙c0下，刚性转子碰图3 圆柱形碰摩运动的稳定区域摩的失稳涡动角速度0随摩擦系数μ的增加而增大，随碰摩发生时的初始角度φ0的增加而减小。在一定的摩擦系数μ下，刚性转子碰摩的失稳涡动角速度0随轴承间隙c0的增加而减小，随碰摩发生时的初始角度φ0的增加而减小。3 圆锥形碰摩运动当转子一端的轴承发生不良润滑，而另一端的轴承正常工作时发生的碰摩运动，如图4所示。选取oxyz为静坐标系，oξηζ为固连于刚体上的动坐标系。刚体转子绕O点的角速度为：。其中Jd，Jp分别是刚性转子绕O点的赤道转动惯量和极转动惯量。图4 圆锥形碰摩运动转子所受外力(重力，碰摩时产生的摩擦力和正压力)对O点的力矩为：根据动量矩定理，并假设在碰摩过程中，转子的自转角速度为一定值，保持不变，且假设α是小量，令sinαc0/l，cosα1.0，整理得到：N=［(Jd-Jp)/l2］c02-［(Jd-Jp)/l2］c0ω2+(1/2)mgcosθ (9)-μa2+μaω+(mgl2/2Jdc0)(-μcosθ+sinθ)＝0 (10)(10)式即为圆锥形碰摩运动的方程，其a=(Jd-Jp)/Jd。必须指出，它仅当c0＜Rω时成立，否则摩擦力方向相反，μ取负值。由＝0得平衡位置是tanθ0=μ，θ0=tan-1μ。取相对于平衡位置的扰动角y=θ-θ0作广义坐标，代入得：-μa2+μaω+(mgl2/2Jdc0)siny＝0 (11)(11)式是一非线性方程，令T=ωt，c=mgl2/2Jdc0ω，引入小参数ε=1/ω则上式变为：-μa2+μa+εcsiny＝0 (12)令 y=y0+εy1+ε2y2+… (13)采用多尺度方法分析(12)式，将(13)式代入(12)式，并比较ε的同次幂的系数项得：ε0：D20y0-μa(D0y0)2+μa(D0y0)＝0 (14)ε1：D20y1+2D0D1y0-2μa(D0y0)(D0y1)-2μa(D0y0)(D0y1)+μa(D0y1)+μa(D1y0)+csiny0＝0 (15)令 ω0=D0y0，(14)式变为： D0ω0-μaω20+μaω0＝0 (16)(16)式的定常解为：=1.0，或=0。其解为： ω0=a／［-a+eμa(T0+A(T1))］(17)其中A(T1)是独立于T0的积分常数。设系统的初始条件为(0)＝0代入(17)式得：ω0＝1.0／［1.0+(1.0／-1.0)eμaT0］ (18)如果a＞0，令x=μaω0，则(16)式变为： =x2-μax (19)以μa为参数，根据文献［10］，方程(19)产生跨临界分岔(Transcritical bifurcation)，其分岔图见图5(a)。如果a＜0，令x=(-μa)ω0，则(16)式变为： =-x2-μax (20)以-μa为参数，方程(20)产生跨临界分岔，其分岔图见图5(b)。图5 分岔图初始条件确定了解是无界的或接近于定常解(对应着固定点)。图5(a)和(b)说明，如果碰摩开始时，系统的参数位于1区域，则碰摩是不稳定的，其涡动的角速度将发散；如果系统的参数位于2，3区域，则碰摩是稳定的，其稳态涡动的角速度将收敛于0。（当a＞0时）或收敛于1.0（当a＜0时）。在ω0是稳定定常解的情况下，D0y0=ω0，(15)式可简化为：D20y1-μa(2ω0-1.0)(D0y1)+csinω0T0＝0 (21)令D0y1=ω1，由(21)式可解得：ω1=(c／)［cos(ω0T0+γ)+e-f［T0+B(T1)］］ (22)其中f=μa(1.0-2ω0)，tanγ=-(f/ω0)，B(T1)是独立于T0的积分常数。显然要是ω1稳定，如a＞0，则ω0≤1/2，如a＜0，则ω0≥1/2。令初值ω1(0)=0，代入(22)式得到ω1=(c／)［cos(ω0T0+γ)-cosγe-fT0］，由此得到碰摩时其涡动角速度的一阶近似为： ω＝ω0+εω1 (23)结论 通过对高速对称刚性转子圆柱形碰摩运动和圆锥形碰摩运动的分析，发现圆柱形碰摩运动的失稳阈值0是摩擦系数μ、轴承间隙c0和碰摩发生时的初始角度φ0的函数。圆锥形碰摩运动的收敛情况，取决于其系统本身物理系数，给出了其稳态碰摩时其涡动角速度的一阶近似表达式，这可为转子系统的安全运行保障条件和故障诊断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作者简介：季进臣 男 33岁 博士后 西安交通大学润滑理论及轴承研究所 710049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参考文献［1］ Choy F K,Padovan J.Non-Linear Transient Analysis of Rotor-Casing Rub Events.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1987,113(3):529-545［2］ Ehrich F F.High Order Subharmonic Response of High Speed Rotors in Bearing Clearance.ASME Journal of Vibration,Acoustics,Stress,and Reliability in Design,1988,110:9-16［3］ Ehrich F F.Spontaneous Sidebanding in High Speed Rotordynamics.ASME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Acoustics,1992,114:498-505［4］ Kim Y B.Quasi-Periodic Response and Stability Analysis for a Nonlinear Jeffcott Rotor.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1996,190(2):239-253［5］ 岳国金等．转子碰摩的振动特征分析．航空学报，1990，11(10)：B499-B502［6］ 武新华等．旋转机械碰摩故障特性分析．汽轮技术，1996，38(1)：31-34［7］ 褚福磊等．碰摩转子系统中的阵发性及混沌现象．航空动力学报，1996，11(3)：261-264［8］ 张文．转子动力学理论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9］ Guckenheimer J,Holmes P.Nonlinear Oscillations,Dynamical Systems,and Bifurcation of Vector Fields.New York,Springer-Verlag,1983收稿：1998年2月修稿：1998年4月责任编辑：杨再荣
|
[
"Philosophy",
"Transport",
"History",
"Mine",
"Medical",
"Space",
"Energy",
"Politics",
"Agriculture",
"Computer",
"Art",
"Literature",
"Economy",
"Military",
"Sports",
"Law",
"Electronics",
"Education",
"Enviornment",
"Communication"
] |
Space
|
计算机工程COMPUTER ENGINEERING1999年 第25卷 第12期 vol.25 No.12 1999分布式数据库设计中数据和操作的分配李石君 王汉飞 周洞汝分布式数据库的开发是为有效管理组织中分布在不同站点的数据，在分布式数据库中全局概念关系模式被分区成几个片段，每个片段在系统中可能具有几个副本，每个副本储存在不同的节点，分布式数据库中关键的问题是数据和操作的分配，数据的分配定义什么数据储存在什么节点，操作分配定义操作处理在哪里被执行，数据分配和操作分配不是独立的问题，必须同时解决。目前，已提出了一些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模型，这些模型中有的假设是完全连接的网络环境，有的假设星型网络环境且所有文件在中心节点都有一个副本，文献[1]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启发式算法讨论了分布式数据库中数据的分配，但没有考虑更新操作和并行控制，文献[2]提出的模型首先分解查询成查询步，然后分配文件和查询步到节点，但其系统费用模型过于简单，文献[3]扩展了文献[2]的工作，讨论了文件的副本，其系统费用模型较文献[2]完善，本文主要扩展了文献[3]的工作，提出了一个实用的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模型。1 数据分配和操作分配在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模型中已知域为全局关系概念模式，和查询指定(用户查询和更新要求)，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模型的解决方案为：网络设计、数据分配、操作分配和局部数据库设计，网络设计构成解决方案的环境，通常假设已知，此处不讨论局部数据库设计，因此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模型中已知全局关系概念模式、查询指定和网络设计，解决方案为：数据分配，操作分配。查询指定描述：class CQuery{CString m_query_id；查询号CString m_type；查询类型(检索或更新)CString m_originates_note_id；发出查询请求的节点int m_frequence；发出该查询请求的频率};网络描述(节点和连接)：class CNode{CString m_node_id；网络节点号int m_CPU_capacity；CPU处理能力int m_unit_CPU_cost；单位CPU费用int m_I/O_capacity；I/O能力int m_unit_I/O_cost；单位I/O费用int m_storage_capacity；储存能力int m_unit_storage_cost；单位储存费用};class CLink{CString m_node_id1；相连网络节点1号CString m_node_id2；相连网络节点2号int m_speed；网络速度 int m_capacity；网络带宽int m_unit_cost； 单位传输费用 }；该全局关系概念模式为R1，R2，...Rt，查询指定为CQuery Q1，Q2，...Qs，网络节点CNode N1，N2，...Nn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方法为首先分析查询指定对全局概念模式分段，然后每一个查询被分解成分段上的简单查询步，最后使用最优模型得到系统费用最低的数据分配和操作分配。1.1 全局关系分段及复制一个关系r分段为r1，r2，...rn，即这些分段包含足够的信息能重构关系r，关系分段包括水平分段和垂直分段，水平分段被定义为全局关系模式上的一个选择操作，设P为谓词，分段ri可表示为ri=σp(r)，我们可以利用关系r的所有分段的并来重构关系r，垂直分段涉及关系模式的属性的子集 R1，R2，...Rn，R=R1∪R2∪...∪Rn 每一分段可表示为：ri=πRi(r)我们可以利用关系r的所有分段的自然连接来重构关系r，在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模型中可以利用查询指定来对全局关系进行分段，分段的原则是尽量使操作局部化，以减少通信开销。例如：银行系统中有全局概念模式：Account(branch-name,account-number,customer_id,balance) customer(customer_id,customer_name,customer_address,city)假设银行系统有3个站点：总部HQ和地区A，地区B查询指定中有：Q1，SELECT branch-name,account-number,balanceFROM AccountWHERE branch-name=Q2,SELECT customer_id,customer_name,account-number,balanceFROM Account,customerWHERE Account.customer_id=customer.customer_idAND account-number=[specified]利用查询指定Q1，按地区A和地区B可以将全局关系Account分段为A1=σbranch-name=”A”(Account)A2=σbranch-name=”B”(Account)同上可以利用查询指定Q2，按地区A和地区B将全局关系customer分段为C1和C2。分段的复制：分段复制即数据分配是指关系的一个副本被储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站点，复制能提高可获得性、可靠性和并行性，但增加了更新操作的复杂性，对给定的分段和网络站点存在不同的复制策略，分段复制表示为X=(xij)，xij表示分段的分配情况，若第i个分段存储在第j个节点则xij=1，否则xij=0，上例中分段复制的例子：A1储存在HQ、A、B，A2储存在B，C1储存在HQ、A、B，C2储存在B，我们的目的之一是寻求最优的分段复制策略，即数据分配。1.2 查询分解和操作分解当分段复制策略确定后，查询指定首先从副本中选择执行查询的副本，然后分解查询指定为所选择副本上的简单查询步。对于涉及两个分段的类型为检索的查询操作可分解为以下步：1)给储存第一个分段的节点发消息以获得读允许，2)在第一个分段执行查询要求的选择和投影操作，3)给储存第二个分段的节点发消息以获得读允许，4)在第二个分段执行查询要求的选择和投影操作，5)使用连接或并组合在2)和4)中产生的数据结果，6)送结果到查询请求节点。基于2PL一个更新操作可分解为以下步：1)给储存该分段的副本的所有节点发更新锁请求消息，2)接受更新锁确认消息，3)送更新内容到所有节点，4)执行局部更新操作，5)从每一节点接受更新确认消息，6)给每一节点发释放锁消息。查询分解的查询步描述：class CQuery_Step{CString m_query_id;查询号CString m_step_no;查询步号CString m_opration;操作};例如：对于查询指定Q2，在节点1发出的检索节点2上的顾客的查询，其副本选择和查询分解以及操作所在节点的选择可以采用以下策略，C2从节点2，A2从节点2，Select或Project在节点2，Select或Project和Combine在节点2，传输结果到节点1，Final step在节点1，查询所选择的副本可以表示为：Z=(zkij)，zkij表示查询所使用的副本情况，若第k查询使用储存在第j个节点的第i个分段，则zkij=1，否则zkij=0，操作分配可以表示为Y=(ykmj)，ykmj表示查询步在哪一节点执行，若第k查询的第m步在第j个节点上执行，则ykmj=1，否则ykmj=0。2 最优模型对给定的分段复制策略，即给定的X，以及给定的副本选择和操作选择，即给定的Z和Y，可以确定系统费用的计算公式[3]。我们选择的目标是使系统操作费用包括通信费用、磁盘I/O、CPU处理、储存费用最低，系统操作费用为：Cost=ΣkΣjf(k,j)Σm(COM(k,j,m)+IO(k,j,m)+CPU(k,j,m))+ΣtSTO(t)此处f(k，j)表示每一单位时间在节点j发出的第k查询的频率，COM(k,j,m),IO(k,j,m),CPU(k,j,m)分别表示在节点j发出的第k查询的第m步的通信费用，磁盘I/O和CPU处理时间，STO(t)表示每一单位时间在节点t的储存费用，其计算详情见文献[3]，对每一确定的数据分配和操作分配，即给定X、Y、Z，可以计算出系统费用Cost，Cost是X、Y、Z的函数，因此在网络节点的磁盘I/O、CPU处理和储存能力以及通信能力限制条件下，可以求出X、Y、Z，使得系统费用最小，计算方法可以采用启发式算法[1]和演化算法[3]。3 结束语本文讨论了分布式数据库设计中全局概念模式的分段和分段副本的分配以及查询操作对副本的选择和操作节点的选择，目的是得到最优的数据分配和操作分配模型，使得系统操作费用包括通信费用、磁盘I/O、CPU处理、储存费用最低，本模型对实际的分布式数据库设计具有指导意义，本模型可以进一步扩展，以包括通信队列延迟和局部数据库操作。作者单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武汉430072参考文献1 Apers P M G.Data Allocation in Distributed Database System. ACM Trans. on Database Systems,1988,13(3):263-3042 Cornell D W. Yu P S. On Optimal Site Assignment for Relations in the Distributed Database Environment. IEEE Trans. on Soft- ware Engineering,1989,15(8):1004-10093 March S T,Rho S.Allocating Data and Operations to Nodes in Distributed Database Design.IEEE Trans.Knowl Data Eng.,1995, 7(2):305-316
|
[
"Computer",
"Sports",
"Mine",
"Economy",
"Law"
] |
Computer
|
【 文献号 】2-1297 【原文出处】行政论坛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12～16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199810 【 标 题 】中国政治文明演进及中国政治模式前瞻 （注：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而撰写。）【 作 者 】孙正甲 【作者简介】孙正甲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 正 文 】 政治文明系指政治主体、政治工具、政治行为、政治规范和政治文化等政治范畴所组成的政治体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与完善，古往今来的政治文明由低到高、渐次更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锐意进取，成就斐然。其中，尤以主要涵盖十大项目的政治文明演进至为卓著。本文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时期互为参照系，提纲挈领地、实证地阐释它们，意在对改革开放作阶段性回眸与剖析，借以从政治侧面显现改革开放之伟力。问题不止于此，政治文明建构又与政治模式的除旧布新息息相关。它们作为批判的武器，重创了传统的政治模式；它们作为优良范式，又促进着现代政治模式的出台亮相。人们希冀整合的政治文明与现代政治模式聚焦于政治现代化，舒展自身张力，编织似锦前程，以造福于全体中国人民。肇始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政治文明演进1.人民的主体地位还原，人民的崇高权力复归。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基本的政治主体，理应拥有最高的政治地位与崇高的政治权力。但是，它们并非伴随着社会主义国体的诞生而自然生效，需经党、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会逐步得以实现。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不过，由于“左”的路线的长期干扰，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有所动摇，人民的崇高权力被严重掳夺，这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中，人民得益于日臻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策权、管理权、参与权、监督权都有所增强；人民受惠于日见繁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绝大部分解决了温饱问题，相当大一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更有少部分走上了富裕之路；人民摄生于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知识内涵变得多姿多彩，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人民所获得的生存权、发展权、民主权利、受教育权利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多，人民的最高地位和崇高权力开始还原与复归，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幸运。2.现代政治家尽显政治风采，与人民共同营造空前良好的政治局面。政治家虽然不是政治的基本主体，但却是政治的极其重要的主体，在政治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中国最需要出现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卓越政治家的时候，果然有幸出现了，他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在人民的拥戴下，以其超凡的魄力与胆识，尽扫“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曙光普照中国大地，他的包括政治功绩在内的历史功绩可谓无与伦比。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秉承邓小平遗志，高瞻远瞩、身体力行，全面推进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未竟事业。他们以坚定的政治理念、儒雅的政治风范与高超的政治艺术赢得了公众的信赖与尊敬，人民自觉自愿地与之耦合并合作。经政治家与人民共同奋斗，中国的政治面貌已大为改观；封建的政治余毒正被肃清，民主的政治氛围正被营造；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已有所松动，协商宽松的政治体制正在建构；人治大于法治的政治陋习遍遭鄙弃，依法治国的政治新颜始见端倪；蕞尔孤寒的外交窘境彻底告罄，纵横捭阖的外交盛局尽显中华神威。如果说今日的中国是政通人和的升平盛世，那么这种说法当被大多数中外人士所首肯。3.利益群体雏形洞见，政治约束机制初步形成。利益群体泛指政治范畴内利益与目标接近一致，因而具有某种精神共识并采取某些共同行动的人们所组成的群体，他们是现代政治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中，所有制形式与国有经济经营形式多元化，民主政治之风遍吹各地，异质思想与文化激烈碰撞，社会结构逐渐分化，我国的利益群体由此应运而生。由其性质所决定，各利益群体可自发而又能动地调整利益关系，促使利益结构向着合理的方向趋动。为自身利益计，每个利益群体都依靠其集合体的威力，采取适当的方式，与权力部门以及其他利益群体相“抗衡”，由“抗衡”而导致协商，由协商而导致问题的较为公平与较为妥善地解决。在我国，党、政府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利益冲突鲜有全局性与不可调和性，因而“抗衡”一般不具有对抗性。尽管如此，我国的利益群体仍不失为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生力军。原因在于，他们不仅因利益趋动而产生积极的参与动力，他们还因形成集合体而在力量方面远远强于此前的散在个体和虚拟的政治主体。果能对利益群体加以有效规范，他们的政治调适功能、政治平衡功能和政治约束功能就会较充分地发挥出来，就会为建立与完善政治约束机制作出应有的贡献。4.政治体制实施系列改革，制度与体制错位状况明显改观。国家、政府（这里指包括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广义政府）、执政党、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等均属政治工具，它们尽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列。我们过去长期存在的理论误区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天然优越”论。受其误导，我们疏于体制建设，更罔顾体制改革，原有政治体制日益成为显现制度优越的羁绊。改革开放中，经系列政治体制改革，制度与体制错位的政治形态已初步改观，滞后体制与先进制度的距离业已有所拉近。其一，增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的权力，各政治工具的力量与作用趋于均衡合理，政治制约的局面初步形成，“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不正常政治现象不复存在；其二，实施“两个分开”，开始理顺两组重大政治关系。党政适度分开，既加强与完善了党的领导，也加大了政府工作的力度。政企逐步分开，既有利于党政部门管理与服务职能的发挥，又可保障企业按照经济规律独立自主地经营；其三，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推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既绕开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外来民主与“大民主”的暗礁，又扩大了各层面、各界别、各组织的民主权利。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较好地处理了改革、稳定、发展这三者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也由此显露出秀逸风姿。5.政府职能发生转变，正由社会监控走向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这里的“政府”，实际上是指作为具体的政治工具的党政机关，它们的基本职能正因改革开放而发生巨变。过去，我们长期推行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党政机关在监控社会方面疲惫劳顿，而在管理与服务社会方面往往无暇顾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及政府职能舍本逐末造成了严重恶果：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生产与工作蒙受损失，众多公民受到无端伤害，人民公仆的良好初衷难以如愿。如今，我党毅然决然地摈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果断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自此以后，人民步入坦途，党政机关也逐步端正了职能。它们宏观调控社会与生产，有效指导社会各部门使之正常运转，合理调节各种权益关系，理顺各种财税体制，其管理职能大为增强，大显威力；它们扶贫帮困，开展“三下乡”活动，抓社区建设，抓“米袋子工程”、“菜篮子工程”、“安居工程”、“希望工程”、“再就业工程”，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如此等等，其服务职能大为提高，大得人心。政府职能转变不仅有利于化解各种矛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产生综合社会效益，而且有利于政府自身的廉洁高效，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坚持这种势头，无疑会官民两利、美不胜收。6.政治决策趋于民主化与科学化，宏观政治的必然判断已多于或然判断。政治决策是政治主体凭借政治工具所实施的具有宏观管理与协调意义的政治行为，在政治生活中起巨大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决策过程总体特征如下：决策主体范围狭窄，往往仅限于最高领导层；谋划决策多采取封闭式，严重缺乏科学论证；贯彻决策多采取命令式，较少听取下层意见；决策监督机制极不健全，出现偏差难以纠正。如上特征决定着当时的决策多背离民主、科学、法制、理性，它们因或然判断而产生重大社会负向效应在所难免。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而付出了巨大努力，它们变以往充当决策客体角色的普通民众为决策主体，吸纳他们加入决策的咨询、监控、信息、反馈等系统，甚至是有选择地吸纳他们加入决策的谋划系统，于是决策的特征有所改变：决策主体范围大为拓宽，间接主体已可分享直接主体的决策权；谋划决策增强了透明度，决策多进行较为严密的科学论证；实施决策多采取上下沟通的形式，时常能容忍不同声音；注重决策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某些决策失误已能够由此而纠正于萌芽状态。如上新的特征说明今日的决策多已靠近民主、科学、法制、理性，它们因必然判断而产生重大社会正向效应属势所必然。7.动员式政治参与嬗变为自主式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化。政治参与专指具有“民主政治人”身份的普通民众的政治行为，它最能体现民主的真谛。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不乏政治参与，但基本上属于动员式，从内容到形式都不甚健康，完全停滞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初级形态。严格来讲，动员式政治参与的参与者不能算作政治主体而只能算作政治客体，原因在于他们的参与基本上被自身以外的力量所驾御，他们非但难以在参与中获取合理合法的权益，反而动辄得咎，易于受到伤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思维、政治等领域都发生了人们始料不及的巨大变化，它们为普通民众的自主参与创造了无限机遇。在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中，人们普遍拥有了选择权利、流动机会和竞争空间，这些实际上就是模拟参与；在深刻变革的思维领域中，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的臣民心理业已式微，相当一部分领导者与管理者的专断心理大有收敛，这些实际上就是参与的精神奠基；向民主迈进的政治领域更是在直接引导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这些参与包括基层直接选举、村民自治、职代会权力的加强、社会监督的拓展、民间社团的活跃、民告官新鲜事例的涌现等。质言之，通过政治参与，沉闷紧张的政治氛围有所缓解，明快宽松的政治生态环境正被培育。参与政治已是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社会主义民主的高级形态已见雏形。8.工具、操作与理念法治同步建构，人治大于法治的历久传统首遭重创。人治概念与法治概念同属法的范畴，也同属政治范畴。在我国，二者进行了漫漫数千年的历史较量，但前者总是以其淫威将后者挤压于社会一隅。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人治大于法治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它表现为：立法机构长期较为困顿，致使工具性法治严重欠缺；司法机构长期权力不到位或权力越位，致使操作性法治频频受扰；法治启蒙与法治教育杯水车薪，人们的法治观念普遍淡漠，法治参与和法治监督冷清低回。不仅如此，权威崇拜与权力至上时而公行于世，特权心理与依附心理广泛畸型结合，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屡见不鲜，所有这些，构成社会一大结症。改革开放中，如下见解日益深刻：人治是最大的社会隐患，法治是跳出兴衰“周期率”的最大法宝。人们形成这样的共识：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国的道路，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有了这一真知灼见，我国的法治建设轰然而动，且历久不衰。首先，工具法治成效显著，各项法律、法规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出台，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体系初步确立。其次，阻力最甚的操作法治已觅得若干“反阻奇方”，它们包括律师提前介入、不定期整顿公检法等，唯其如此，这一领域已有长足进展。再次，长期薄弱的理念法治进行了深刻反思，经过深入地普法教育，人们依法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观念普遍增强。法的普遍约束力与最高权威性猛烈冲击人治与特权，法治的曙光已射出东方地平线。9.世俗化政治文化方兴未艾，政治现代化在政治深层领域未雨绸缪。世俗化政治文化是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对称，是依据现代社会模式实施自我民主性更新的政治文化，它是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扬弃中发展的。其所“扬”者，主要是高扬炙热的民本主义精神与从善如流精神；其所“弃”者，主要是摈弃神灵崇拜意识与封建专制主义。改革开放中，以批判造神运动、肃清封建余毒为契机，世俗化政治文化由弱变强，由支流政治文化向主流政治文化递进。经历改革开放惊涛骇浪的砥砺，我国的世俗化政治文化日臻成熟：一是其所涵盖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道德、政治人格等各要素都染上了鲜明的民主色彩；二是其在同舶来政治文化的碰撞中有很强的辩识能力，在多数情况下能够作到优者吸纳、劣者拒斥；三是其载体日益增多，在当今，以其为基本精神内涵的中国人已约略多于不以其为基本精神内涵的中国人，如若不然，改革开放事业能够较为顺利地拓展就是不可思议的。政治现代化既包括物化的政治层面、政制的政治层面，也包括理念的政治层面，全面推进世俗化政治文化，是理念的政治层面的深刻革命，它无疑对政治现代化有超常巨大的促进作用。10.探求真理的政治哲学成为时代的精神启明，指导人们果敢而稳健地投身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政治哲学是政治文化的高度抽象与浓缩，属“精品政治文化”。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是我国政治哲学的主线，它以纯化政治空间为己任，以链条式运动为物化形态，结果适成果敢与稳健的斗争精神之悖论。受制于这种政治哲学的人们因反复受到伤害而心理变态：宁肯僵固保守，不愿思想解放；宁肯自欺欺人，不愿实事求是；宁肯抱残守缺，不愿追求真理。改革开放中，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探求真理等宏大精神形态三位一体，有机地融合为新政治哲学，即探求真理的政治哲学。它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宽容社会为坚固后盾，引导人们拼搏、抗争、追求、奋进。这种政治哲学以实践为检验自身的唯一标准，不断修错更新，向游弋于现代实践的人们输入永不衰竭的精神能量。近二十年来，人们所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一刻也未停止过。是新政治哲学指导人们摆脱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等“左”的纠缠；是新政治哲学指导人们抵御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右的攻势。正是因为有了新政治哲学，中国的改革开放才高歌猛进、一往无前。以演进的中国政治文明为蓝本的中国政治模式前瞻1.演进的中国政治文明对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模式的现代批判价值。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几乎一以贯之地尊崇儒学，推行仁礼相糅的治术，这是典型的伦理政治模式。建国后，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但是由于长期维系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并且由于“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一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9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所以仍长期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古代的伦理政治模式与当代的伦理政治模式至少在表现形式上有如下相通之处：追求身份的象征意义；固守格式化政治框架；政治操作方式情绪化；政治理念与政治真实严重错位。滥觞于改革开放的政治文明建构对如上伦理政治的表现形式有实施理性批判的威力与能量，从而具有消解这种落伍于时代的政治模式的潜在与积极价值。在古代中国，政治领域以等级尊卑为本，最为讲求人的名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注：《论语・子路》）建国后，这种明火执杖的身份制已不复存在，但权威崇拜、权力至上、官本位等观念形态仍大有市场，事实上的身份差别无可否认。政治文明对其实施批判，就在于同等地假弱者与强者以现代民主的精神食粮，平添弱者的志气，软化强者的特权欲，融合二者的精神境界使之趋同，使身份观念在人脑中模糊化以致于最终消逝。在古代中国，“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治与思维根深蒂固，所谓“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注：《礼记・大传》）建国后，如此这般公开的格式化政治框架已被砸碎，但事实上，它尚以隐蔽的方式顽固存在，“论资排辈”就是一个至为明显的实例。政治文明对其实施批判，就在于在物化的和非物化的两大政治层面上除旧布新，撤掉旧体制的依托，优化新体制的环境，于是格式化的政治框架逐步由具有革新机制的政治框架所取代。在古代中国，“朕即是法”，政治任由政治权威依据变幻不定的情绪和亲疏关系摆布。建国后，虽屡经整治，但人治大于法治的情绪化政治操作方式尚时时肆虐，政治号令往往因领导者的喜怒哀乐而变化无常，“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政治文明崇法敬法，它以法大于权的威力强制性规范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不留情面地惩治那些渎职枉法的官僚主义者或腐败官员，情绪化政治操作由此渐渐让位于依法从政。在古代中国，政治理念与政治真实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严重错位，黑暗腐朽政治真实与“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政治理念显得不着边际，人们难以从中获得慰藉。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黑暗腐朽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但政治理念与政治真实错位问题仍较为突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必经之路，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现象还持续性地困扰着人们。在如此氛围中，那些调门过高、十分离谱的政治说教无法打动人心，甚至令人厌倦。政治文明中富含贴近政治真实的政治理念，具有很强的说理性，令人感同身受，所以以其指导政治操作，多易于收到实效。可以说，政治文明是政治理念与政治真实的“粘合剂”，它有能力将二者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演进中的中国政治文明是中国法治政治模式的基本参照范式。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注：引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充分表明了法治建设在我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历史呼唤着法治政治模式的出台，而演进中的政治文明为其提供了最佳范式。新的政治文明为新的政治模式提供了如下主要范式，它们分别是法不阿贵范式、人本主义范式、科学理性范式和现代审美范式。这些范式在保留鲜明的民族传统与特色的前提下，充分吮吸现代民主政治的营养，努力与世界通用的法治政治模式实现对接。《世界人权宣言》第七条载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注：张宏良、金瑞德编：《改变人类命运的八大宣言》，第76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其精髓在于法不阿贵。演进中的政治文明随处体现着法不阿贵的精神，由此维护着法的崇高性与至上性。中国政治果能踏实认真地以这种政治文明为指针，就一定会在行使法律的意义上同时以“零度情感”对待“高贵者”与“卑贱者”，就必定会在政治天平的两端给予“高贵者”与“卑贱者”以同等份额的政治满足抑或同等份额的政治抑制。既然如此，公正而又可亲的法治政治模式的英姿已跃然闪现在人们眼前。康德认为：“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因此，无论人的行为是对自己的或是对其他有理性者的，在他的一切行为上，总要把人认为目的”（注：康德：《伦理学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转引自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第2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康德的这段话道出了人本主义的真谛，正合乎我国努力恢复法的崇高性与至上性，借以等同地呵护全体人民的终极目标取向。中国具有人本主义的传统，演进的政治文明又与生俱来地含有法理化的人本主义，它们有力地阻遏了以不切实际的理想、价值观揉磨人的不良政治倾向，也有力地阻断了某些政治权威凭主观意志“关心人”而往往造成对人们的伤害的不良政治风气。由此，一切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也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均可沐浴于法的“普照之光”，人的尊严与福祉变得至高无上。在信息社会隐约逼进我国之际，正在摄取法不阿贵内涵与正在坚定人本主义终极取向的法治，还需以科学理性为运转中轴。这种理性坚持以具体同一为原则，业经高科技和高品味时代文化的润泽并使之升华，具有了极强的同时统摄“法治光区”与“法治盲区”的能力。其以深邃的洞悉力揭示“光区”与“盲区”的存在根源，从而以科学的方式加大“光区”的“亮度”，并力争“盲区”变为“光区”。政治文明中的新政治哲学本身就是崇高的科学理性，其余诸项也无不以科学理性为本色，它们以增强人们的权利观与义务观为己任，也不断培育人们程序化与规范化的法治习惯，高度的法理化法治政治将由此建构起来。以往，人们对政治与法的普遍感受是严酷与冷峻，从中很难品味出审美的涵义。这并不奇怪，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将人摆布来，摆布去，致使许多人心力交瘁、惶恐不安；权大于法的法律操作又难以公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冤假错案遍于国中，致使许多人谈法色变、规避不及。那么，政治与法是否具有审美涵义呢？回答应是肯定的。政治一旦演化为共议共享、平等协商的民主形态，而法一旦回归为公正无私、以正压邪的法治形态，它们就会表现出无限的审美情趣。演进的政治文明是民主政治与法治的整合形态，置身其中，可以领略尊重的温暖、正义的甘美、参与的亢奋、创建的愉悦。恩格斯曾指出：“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以政治文明为底蕴的中国现代审美政治与审美法治正在赋予人们这样的机会。本文的分析或许可以证明，政治文明、法治政治模式、政治现代化是政治发展中三个不可分割的概念，三者互相依存、同步成长。这其中，它们又形成政治文明――法治政治模式――政治现代化的递进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与伦理政治模式无缘。至此我们已可明晰，在中国，由法治政治模式取代伦理政治模式应是历史的必然。【责任编辑】阎树全
|
[
"Art",
"Communication",
"Politics",
"Transport",
"Computer",
"Literature"
] |
Politics
|
计算机应用研究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UTERS2000 Vol.17 No.5 P.27-28，30应用于单站降雨预报的神经网络方法郭陵之摘 要 讨论了神经网络应用于天气预报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介绍了在单站降雨预报中使用具有离散值的反向传输网络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提出了进一步提高降雨预报准确率的几点设想。关键词 神经网络 降雨预报 拟合率 收敛 预报率不久前，《科技日报》刊登了美国科学家研制的神经网络帮助飞行员把发生故障的飞机安全降落到地面的报导，使我们对神经网络的实际应用又有了新的认识。目前我国天气预报常用的方法有数值预报、专家系统等，虽然已达到了实用水平，但预报准确率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提高。改进的方法除了沿着原有的思路继续深入研究外，也不妨另辟蹊径，如引入神经网络的方法。神经网络是模仿人脑神经元结构、特性和人脑认知功能构成的新型信息处理系统。它是由大量非线性元件高度并联、互连而成的非线性动力网络系统。具有并行处理、联想记忆、分布存储、自我调适等特性的神经网络应用于天气预报，将给天气预报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并带来全新的面貌。神经网络所具有的自学习、自组织能力和容错性，使它能够从所学习的大量天气个例中自动抽取共同的特征，通过调整网络的连接权重来反映出这种特征。网络对学习过的天气个例极为敏感，如果这些个例本身具有足够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网络的学习就能掌握影响天气变化的各个气象要素及其内在联系，从而作出准确的预报。天气虽然复杂多变但不能凭空发生，一定有其内在的机制，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还不能够完全把握住这种机制，正是在这方面神经网络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和诱人的发展前景。降雨预报历来是天气预报中的一个难点。我们的工作就是试图通过对神经网络应用于单站降雨预报的探索，揭示神经网络应用于天气预报的可行性和优越性。1 误差反向传输网络神经网络的种类很多，我们选取了目前研究最广、应用最多的误差反向传输网络，即BP网(Back-Propagation network)。网络的名称来源于它处理错误误差的方式，即网络认为所有的加工元及连接权重对错误均有责任，因此把错误误差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加工元上。BP网络的学习过程由正向传播和反向传播组成。正向传播时，将训练(学习)集中的任一样本(个例)置于网络的输入层，经隐含层处理，在输出层得到该样本对应的输出值。反向传播时，根据输出值与期望值之间的误差调整网络的各个权重，使输出值与期望值之间的误差逐渐减小。整个学习过程按正向传播和反向传播反复循环，直到网络达到理想的状态－收敛。当网络收敛时，输出值与期望值之间的误差等于零，网络对学过的东西全部记住。传统的BP网络采用连续值。作为尝试，我们使用了离散值，把数据分段编码，使输入值只有+1和-1两种，在操作时考虑了编码的线性独立性。2 气象因子的选取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昆明站的降雨。为了预报昆明站的降雨情况，我们选取了昆明本站及周边蒙自、腾冲、丽江、威宁、成都各站的温度露点差、雨量、气压、地面风向、地面风速、气温、高空100hPa、200hPa、300hPa、500hPa、700hPa的风向、风速等16项气象要素。考虑到降雨天气，特别是大、暴雨天气在其周围较大范围内一定有强烈的涡度、散度及垂直速度，因此利用昆明附近区域的涡度、散度来反映昆明本站的大气环流形势。具体作法是利用昆明、蒙自、腾冲、丽江、威宁的高空风向、风速按图１所示的四个三角形分别计算出各三角形区域各高度层面的涡度、散度。图1昆明及周围站的分布经过计算机Ｃ语言编程处理，将原始数据文件(*.dat文件，每个个例包括上述五站的各16项气象因子，成都站只取地面资料6项，总共86项数据)转换为中间文件(*.mid文件，由高空资料计算出各高度层面的涡、散度值，与地面资料一起作为预报因子，每个个例含有76项)，最后再转换为神经网络可以接受的输入文件(*.nni文件，数据分段编码后，每个个例含有374项)。由此构造的BP网络输入层加工元有374个，隐含层加工元6个，输出层加工元5个。3 资料的选取我们选取了两组资料。第一组是1980年全年有关降雨的气象资料，第二组是1981至1987年每年7月份的有关降雨的气象资料。分别以经过处理的第一组资料(文件名为 z80.nni)和第一、第二组资料(文件名为z808187.nni)为学习集，预报1982年7月、1983年5月、1984年6月和1986年10月的降雨情况。为了提高降雨预报的精确度，把雨量分成五个量级(单位为mm，毫米)，即小于0.1(无雨)、0.1～9.9(小雨)、10～24.9(中雨)、25～49.9(大雨)、50及以上(暴雨)。原打算用第一、第二天的数据预报第三天的雨量，由于受现有神经网络软件的限制无法实现，现改为用第一天的数据预报第二天的雨量。4 学习与预报情况首先定义“拟合率”和“预报准确率”(以下简称预报率)的概念。如果网络“回忆”(Recall)的资料是经过“学习”(Learn)的，那么回忆正确的个例数与总个例数之比称为“拟合率”；如果网络“回忆”的资料未经过“学习”，则回忆正确的个例数与总个例数之比称为“预报率”。我们做了以下的工作。选择1980年全年的气象资料作为学习、回忆的对象，此时总个例(天数)为363。表1 以z80.nni为学习、回忆集的拟合率学习次数正确天数拟合率(%)363020757.0247923630029480.99173772600363100.000000用收敛后的网络(z820.nnd)预报1982年7月、1983年5月、1984年6月和1986年10月的降雨量。表2 z820.nnd网络的预报率日期(年、月)预报天数正确天数预报率(%)1982.7291448.2758641983.5291862.0689661984.6281242.8571431986.10291551.724137在学习过程中，拟合率反复振荡、逐步上行，最终达到100%，说明网络对学习过的东西具有很强的记忆力。预报率不高反映出预报的个例中相当一部分超出了学习的范围。设想如果扩大学习集，那么预报个例落入学习集中的概率就会增加，预报率也就会提高。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将1981～1987年每年7月份的资料加上1980年全年的资料作为学习、回忆集，这时个例为564。表3 以z808187.nni为学习、回忆集的拟合率学习次数正确天数拟合率(%)56406511.5248225640024142.730495169200048786.3475193384000564100.000000用收敛后的网络(z888600.nnd)预报1983年5月、1984年6月和1986年10月的降雨量。表4 z888600.nnd网络的预报率日期(年、月)预报天数正确天数预报率(%)1983.5291448.2758641984.6281139.2857131986.10291448.275864当学习集的个例从363扩大到564个后，对网络的收敛速度影响极大。例如，在Pentium133计算机上，该网络学习3,384,000次的运行时间为13小时。但是预报率没有上升反而下降，说明学习集并不是越大越好，关键是要有代表性。5 预报错误分析我们对预报中发生错误的情况进行了逐一分析，发现错误大多集中在“无雨预报为小雨”和“小雨预报为无雨”这两种情况。例如在表４中预报率最低的1984年6月，在28天中报错了17天，其中无雨误报为小雨的有6天，小雨误报为无雨的也有6天，二者相加，占报错天数的70.6%。分析其它月份，也有类似的情形。由于小雨对人们的日常活动、出行影响不是很大，因此，如果对无雨、小雨不加以区分(即雨量分成四个量级)，则预报率可以大幅度提高，如上述1984年6月四个量级的预报率可达82.1%。6 总结与思考回顾以上工作，有以下几点体会。①预报因子的选取至关重要。虽然神经网络通过学习可以自动获得现有各预报因子对降雨影响力大小的有关信息，但是它无法增加新的预报因子。除了以上我们选取的16项气象要素外，在实际天气系统中是否还存在一些未知的影响降雨的因素，值得进一步寻找。②学习集的代表性制约着预报率的提高。学习集的代表性不足，即使网络收敛了，也不能获得理想的预报效果。为了提高学习集的代表性，一方面要增强学习集的广泛性，例如扩大学习集的容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提高学习集的质量，即选择具有典型性的个例组成学习集。这一点在今后工作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③雨量的划分对预报率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临界值附近，雨量差别很小却分属不同量级。如9.9mm算小雨而10mm即算中雨，二者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很难区分。如何使雨量的划分更合理、更具操作性，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④在实际天气预报中，常有“小雨转中雨”、“大雨转小雨”这样一些说法。在用神经网络预报雨量时，该如何准确地反映出这种动态的变化趋势？⑤天气的变化具有滞后性，仅用第一天的数据预报第二天的雨量不能完全反映其变化规律。若采用第一、第二天的数据预报第三天的雨量，则更符合客观实际。解决的办法：一是选择采用连续值的神经网络，例如标准的BP网络；二是在现有的神经网络软件基础上开发出功能更强、容量更大的神经网络应用软件。尽管本研究工作尚属起步阶段，但可以看出神经网络在天气预报方面是大有可为的。神经网络以其独特的形象思维方式突破了传统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因此特别适合于解决像天气预报这类没有现成理论公式可以依据、数据不完全(或有错漏)的问题。将神经网络应用于天气预报，不仅开拓了神经网络的又一应用领域，而且也为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前途的新方法。郭陵之(云南大学地球科学系 昆明 650091)参考文献1，彭金泉. 计算任意三角形平均涡度和散度的一种方案. 气象, 1994, 11收稿日期：1999－11－1
|
[
"Agriculture",
"Philosophy",
"Computer",
"Transport",
"Literature",
"Economy",
"Politics",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Mine",
"Art",
"Space",
"Electronics",
"Military",
"Energy",
"Medical",
"Law"
] |
Computer
|
【 文献号 】2-4262 【原文出处】中国体育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924 【原刊页号】⑴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 作 者 】彭则鹏 【复印期号】199610 【 标 题 】迈出第二步――广州市全民健身活动向纵深发展 【 正 文 】 （本报记者 彭则鹏）“全民健身”已展开两年，轰轰烈烈的宣传、发动阶段已基本过去。第二步应如何迈呢？广州市体委的回答是：以踏实、深入、科学为主旋律。A 真正让群众受益“……请从这里走进去。这是一条健身之路，路长200米， 每隔20米有一种锻炼设施。按要求去做，它会使您走向健康的未来……”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足球附场边的一条小路前，立着一块铝合金的牌子殷勤地招呼着游客和球迷们，走入这条使您健康的“多功能健身路”。在这条小径上，设立着十个锻炼点，用木方、金属管、木架、木墩简单组合。每个锻炼点前没说明牌，根据不同年龄组的运动负荷制定动作评分标准，可供参加者自我掌握，也可组织群众竞赛。记者采访时尚未剪彩，但已有不少游人试用，他们兴致勃勃。老人们说：“很好，不要钱就可以评出自己的健康水平。”孩子们则活泼地攀爬和踩飞轮。目前，在寸土寸金的广州市，面向群众开放的体育场馆设施不足，小区体育设施也不配套，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广州市体委为满足群众健身需要，方便群众进行体育锻炼，便借鉴香港和西方一些国家城市做法，建议在市区公园、居民区建立这种“健身径”。它既美观实用，简单易建，占地不多，不损害绿化，又不需专人护理，并具有科学性、趣味性……它们星星点点，立在那些鸳鸯凳后，又将成为一条新的风景线！这条小路就是一个试点。它也是目前内地的第一条健身径。国家体委政法司司长王鼎华来此参观，十分感慨，称赞广州市的全民健身“先走了一步，真正做到群众身上，让老百姓受益”！B 深说、多做8月8日，“广州市全民健身体育宣传队”一行36人，高举着广州市副市长，市全民健身工作指导委员会执行主任姚蓉宾授给的大旗，高高兴兴开赴第一站：增城市新塘镇，在镇里的灯光球场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宣传活动。1996年1月30日， 姚蓉宾副市长代表广州市全民健身计划工作指导委员会向广州体育科学学会颁发了聘书，内容为：“请你会为我市全民健身计划工作指导委员会提供工作建议、方案和咨询服务，对我市实施全民健身计划进行科学指导。”近500名会员热烈响应，制定了工作方案和课题。 其中“多功能健身路”已完成，并举办了运动健身原理和方法、体育健身运动处方，脑力劳动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体商测定等讲座。这些讲座都是由各单位群体部门及工青妇组织约定时间选择课题，请专家们上门授课的。此外，12名专家在研究“广州市500 户体育健康家庭调查评估体系”，16名专家研究“广州市机关中青年干部体质体能现状及对策”， 8名专家研究“广州市社区发展模式”……广州市全民健身体育科学技术指导工作在踏踏实实地进行着。他们正认真贯彻执行着1996年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袁伟民副主任的指示：“过去，我们对群众体育的研究显得不够，大部分群众健身是自发的，缺乏科学指导。这种状况必须改变，通过《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推行，我们应加大群众体育科学研究的力度，鼓励科技工作者为提高全社会的体育水平，增强人民体质，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工作。”运动员们表演了武术、技巧、旱冰，中国象棋擂台赛；科研人员开展了体育健康咨询和体质测试项目；领导干部们向群众散发《体育法》摘录，《全民健身“一二一”启动工程》，《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材料。新塘镇万人空巷，灯光球场能挤能站的地方全部爆满！镇领导惊叹：多年没见过这种现象了！老百姓说：香港歌星来唱歌也不一定有这么多人。首站宣传的成功，使市体委领导和有关人员信心十足――人们渴望体育！他们计划两年内，走遍全市所属的所有街镇，让每个广州人都了解《体育法》和“全民健身”。广州市体委群体工作的深入扎实，绝不仅仅是宣传。他们分析了社会人群的健身薄弱点：老人、妇女、学生都基本上投入健身旋涡，最薄弱的是中年干部。他们工作紧张，没有健康必要的压力……针对这种现象，市体委今年全民健身的方针是“抓中间、带两头”。通过39个单项体协、82个地区体协、33个行业体协搞起覆盖全市的群众体育网络组织活动。海珠区举办所有教师参加的广播操比赛，东山区把所有部委办以上的领导集中起来进行体育法讲座，千人捕俘拳、万人广播操、千人女子健美操和万人跳绳活动等，使得广州的全民健身既有气势又扎扎实实。有的地方有种说法：“竞技体育是少说多做，全民健身是少做多说。”而广州的“全民健身”则是“深说、多做”。C 科技支持“让群众科学地锻炼身体，不要让群众因锻炼不当而损伤身体。”广州市全民健身活动将科研作为支持工程。＊
|
[
"Communication",
"Computer",
"Education",
"Energy",
"Medical",
"Philosophy",
"Sports"
] |
Sports
|
土壤与环境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1999年 第8卷 第2期 Vol.8 No.2 1999丰顺县土壤有效性微量元素含量与微肥施用效果李义谋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施用微量元素肥料已成为进一步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不可缺少的措施。丰顺县从1985年开始，进行小区试验及大田示范，将微量元素肥料应用于花生、甘蔗、砂仁、水稻、果树等各种作物上，获得了一定的增产效果。现将有关的土壤分析结果及施用微肥的效果总结如下。1 土壤微量元素含量状况根据丰顺县土壤类型，重点分析了花岗岩发育的土壤。现将分析结果列于表1。表１ 丰顺县土壤有效性微量元素含量状况取样地点土壤类型有效性微量元素含量(mg/kg)硼锌锰铁铜钼汤坑区花岗岩赤红壤0.093.354.546.50.8痕迹汤西焦潭花岗岩赤红壤0.080.815.390.50.2痕迹汤坑新田宽谷冲积砂泥田0.072.620.04952.6痕迹埔寨埔南花岗岩赤红地痕迹 0.11黄金障背花岗岩赤红壤0.11 痕迹砂田铜丰花岗岩红壤0.082.0 146 痕迹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的研究结果，土壤有效微量元素的临界值定为：硼0.5 mg/kg；镁200 mg/kg；锰100 mg/kg；锌1.5 mg/kg；钼0.15 mg/kg。而表1的结果表明，在丰顺县有效微量元素中，除铁元素和部分土壤锌元素含量较高外，其它微量元素含量均属缺乏范围。2 各种作物施用微肥的效果丰顺县农业局土肥股进行了微量元素喷施于水稻、花生、甘蔗、砂仁、水果等各种作物的小区试验，获得了一定的增产效果。水稻喷施硼，增产541.5 kg/hm2，增幅8.7%。春花生喷施硼、钼，可增产112.5～375.0 kg/hm2，增幅5.0%～10.0%。甘蔗喷施硼，可增产5 975 kg/hm2，增幅6.1%；但喷施锰、镁的效果不明显。春砂仁喷施硼，增产133.5 kg/hm2，增幅113.4%。微量元素肥料应用于柑桔、青梅、荔枝、芒果、李等果树上，可以保花保果、提高座果率，从而达到增产的效果。例如，芒果于始花期及盛花期各喷施含量为2 g/kg的硼溶液一次，小果率为0.7%～0.83%，对照（喷清水）为0.36%；喷硼座果率为0.42%～0.47%，对照为0.24%，喷硼座果率比对照提高0.18～0.23个百分点。丰顺县土壤微量元素含量缺乏，作物施用微肥增产效果显著，为了使作物高产、稳产和品质优良，建议各乡镇积极开展微肥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把施用微肥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措施来抓。作者单位：广东省丰顺县农业局，514300收稿日期：1998－10－12
|
[
"Enviornment",
"Space",
"Philosophy",
"Literature",
"Education",
"Computer",
"Sports",
"Transport",
"Electronics",
"Mine",
"Energy",
"Medical",
"History",
"Communication",
"Law",
"Agriculture",
"Art",
"Economy",
"Military"
] |
Enviornment
|
【 文献号 】4-611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1 【原刊页号】70～82 【分 类 号】K3 【分 类 名】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810 【 标 题 】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 ――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一【 作 者 】夏明方 【作者简介】作者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邮编100872 【英文摘要】This article is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the author's research on famine and the Yangwu Movement,stressing the c onditionsof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the Yangwu Movement,their special characteristice and origins.In the author'sopinion,during the periodof the Yangwu Movement from 1861 to1895,China experienced a sudden and serious deterioration of theecological environment,Which resulted from both natural and social causes.These disasters caused enormous losses for the entire society.Thus,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natural disasterswhen investigating the falure of the Yangwu.Movement.【 正 文 】 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总喜欢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殊不知其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生态环境当时也发生了非同寻常的重大变异，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日趋严重的自然灾害。1888年11月23日《申报》社论在评述其时的灾害状况时即曾慨叹：“天下事固有莫之致而致，不期然而然者，今水旱饥馑之所以为患者，或者其天下古今一大变局乎？”当代中国从事灾害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则将其称之为“清末自然灾害群发期”或“清末宇宙期”，并与历史上另外三个重大灾害群发期即夏禹宇宙期（约四千年前）、两汉宇宙期（前206-公元200年）、明清宇宙期（1500-1700年）相提并论。（注：参见高建国：《灾害学概论》（续），《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徐道一：《严重自然灾害群发期与社会发展》，载马宗晋等编：《灾害与社会》，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297页；任振球：《全球变化――地球四大圈异常变化及其天文成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样的自然灾害势必要给在同一时期兴起和发展的洋务运动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它的历史进程。如何深入地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特点、规律及其竭蹶顿挫的历史动因，无疑将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意义。鉴于灾害学界对“清末灾害群发期”的论述比较简略而史学工作者对此又知之难详，这里还有必要首先作一番更具体的考证，以求明了洋务运动究竟遭遇到了怎样一种严重的生态危机。一就中国灾害史目前的研究深度来看，对“清末灾害群发期”的起迄时间，人们的看法尚有很大的分歧，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它的巅峰阶段正处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特别是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5年）。对此，可以从各种自然灾害成灾的频次、面积、强度及后果等方面找到大量证据：证据之一：灾害发生频次急剧增加，持续时间显著拉长。这里所说的灾害，包括水、旱、蝗疫等诸多类型，但最突出的还是水灾。可以说，自嘉道以来，全国各主要流域的洪涝灾害即相继进入加速度发展阶段。如畿辅水灾，其根源之一就是横贯其境、素有“小黄河”之称的永定河。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清朝灭亡的70余年间，永定河共漫决33次，而从1861至1895年共漫决20次，约占总数的2/3，其中的1867至1875年，更创下了连续九年决口11次的历史记录（注：李文海、周原：《灾荒与饥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黄河河道，嘉道年间已是“无岁不溃，无药可治”，1855年自河南铜瓦厢改道北趋后，也没有像魏源早年预期的那样“因败为功”，成为“不幸中之大幸”，（注：魏源：《筹河篇》（中）。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五0，工政，河防一。）而依然是溃决频闻。据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统计，晚清时期黄河发生较大决口的年份共31年，计决口56次，其中1861至1895年间发生决口的年份就有16年，计33次，均占其中的一半以上（注：《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2-586页。）；而且从1882到1890年，黄河也曾连续九年发生漫决，滔滔黄水始终浸淹着黄河下游数省的广大地区。由于新河道大部分河段均流经山东省，山东也因之而成为黄患最严重的地区，据统计，该省在改道后的56年中，决口成灾的年份就有52年之多，大小决口总数共达263次，平均每年决口4.7次，相当于改道前的16倍；决口成灾面积共计966县次，年均17.3县次，为改道前的7位。（注：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害》。《山东史志资料》，第二辑，第168页。）但黄河故道经行的豫、皖、苏广大地区也并没有随之就减轻了黄水的压力。自改道后至清亡，黄河曾先后发生4次重大南泛，而且均集中在本文所要论述的时期。更何况由于黄河夺淮的长期影响，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水系紊乱，河道淤塞，出海无路，入江不畅，“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淮河变成了一条名闻于世的“害河”。1859至1873年间，江淮地区竟发生了连续15年的洪水，有的学者称之为我国历史上洪水年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注：姚鲁峰：《19世纪是我国特大暴雨洪水发生期》，《灾害学》，1991年9月第3期。）水患原本较轻的长江流域，明清以来也逐渐沦为灾害多发区域。至魏源生活的嘉道年间，长江水患更是骤然加剧，“数十年来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结果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全国范围内自然灾害区域分布高度不平衡的状况，从一个“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一变而为“几与河防同患”的新格局。（注：魏源：《湖广水利论》，《古微堂外集》卷六。江南亦然，据李鸿章、左宗棠披露，江浙地区，“乾隆、嘉庆年间，家给人足”，然道光癸巳（道光十三年）、辛卯（道光十一年）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后，则无年不歉”。见李鸿章：《请减苏、松、太浮粮疏》，左宗棠：《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疏》（同治三年）。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61页。）差不多与此同时，珠江流域的水文环境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1886年11月10日的一份奏折中，曾经这样概括了当时珠江水患加速度发展的态势：“查广肇两府水害，考诸省志，以前每数年、数十年而一见，近二十余年来，几于无岁无之”。（注：《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第2175页。）我们根据《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对该流域广东、广西两省1800-1911年间洪涝变化趋势所作的统计（见下表（注：《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11页。）），可以为张之洞的结论提供一个铁证：附图{图}证据之二：灾害的地区分布日趋扩散，成灾面积空前广大（下表）。附图{图}⑩本表缺今新疆、内蒙古及西藏等省区，台湾则并入福建，东北指奉天、吉林、黑龙江。凡《清实录》中历年所列“被水、被旱、被虫、被沙、被风、被碱”及“被灾歉收”的州县一并计入，且不论灾型多少，某县某年并发多种灾害或一种灾害多次发生，均以一州县计入；凡史料中明确载有受灾县名但无受灾县数的，按出现的县名总计；凡笼统言及某府灾况而未明确州县的以及“××等县”，亦均以一州县计之；凡笼统言及全省但既无确切县数又无县名者、或者提及受灾州县但云“勘不成灾”都以及受灾卫所和土司土州数目，一般未加收录；凡资料中出现“七八十县”“数十县”的，分别按75县、30县计入，其他类推；同一地区同一年受灾县数，凡记载有歧异的，如有确切县名，即综合各种材料统一计算，若无，则以最高数为准。此表数字是根据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资料统计而得的，《纪年》缺载的个别省区或个别年份的灾况则依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附表《黄河流域六省历年灾况表》暨《长江流域六省历年灾况表》补充之。由于原始资料本身的限制和统计过程中某些技术性的处理所带来的欠缺，此表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此一时期灾害的真貌，但《纪年》涉及的资料毕竟十分丰富而且富于连续性，包括同光两朝的实录、清代档案、官书和时人的笔记信札、报刊杂志以及部分地方史志和今人编辑的灾害史料等等，因而还是可以用来为当时的灾情勾勒一个基本的轮廓。据表可知，从1861到1895年的35年间，全国各地（今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自治区不计）共有17,278县次发生一种或数种灾害，年均达493县次，按全国省区当时县级行政区划（包括县、散州、散厅等）的总数约1,606个计算（注：包括台湾的11个县及光绪、宣统后增置的55个县，但不包括土州、土府、土县及土司。参见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即每年约有31%的国土笼罩在各种自然灾害的阴霾之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灾害还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其中最严重的1881至1885年间甚至高达2,829县次，平均596县次，其打击面不可谓不大。当然，仅凭此表尚不足以显示其突出的地位，我们不妨从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中寻找旁证。本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气象局曾系统地搜集了大陆收藏的2100余种明清地方志中有关旱、涝的记录，并依据成灾面积大小按涝、偏涝、正常、偏旱、旱五等级的旱涝级数序列对全国120个站点的旱涝状况进行整理，绘制出1470年以来全国10年平均旱涝振动曲线，从中可知，约从1810年开始，中国的洪涝灾害范围逐渐增大，至1840年达到一个峰值。（注：中央气象局（现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0年版。）。八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张丕远教授又组织大批人力对有关资料再次进行整理，同时补充了包括散藏在台湾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近1000余种方志，并增加了旱、涝之外的饥馑、霜灾、雪灾、雹灾、冻害、蝗灾、海啸、瘟疫等8个项目。据其重新编制的1470-1950年间涝灾、雹灾、雪灾等10年平均振动曲线显示，有清一代的自然灾害约在1650-1670年（1660年为峰值年）、1730-1750年（1740年左右为峰值年）形成两个较大的高峰期，但从1820年后却明显增多，且一直保持大幅上升趋势，并在1880年左右达到最大峰值（注：参见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载《地理研究》1995年12月第4期。）。李向军先生在其近著《清代荒政研究》中，则根据清代各种官书如实录、圣训、通典、通志、会典事例及方志、档案与部分清人笔记、文集中有关水、旱、雹、虫、风、霜雪、地震、疫等灾情资料，统计了1644-1839年历年受灾州县数，并制成清代灾况变动图。据该图显示，清代灾害先后在1674年（康熙十三年）和1744年乾隆九年）分别形成两个高峰期，以后又趋下降，至乾隆末嘉庆初出现一个小小的升降波动后便一直上升，在1839年达到最高峰（注：《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这与张丕远的研究成果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作者没有对此后的灾情进一步作出统计，但这种上升趋势很显然是不会随之戛然而止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与本文已经描述的1861-1895年的灾害状况实属于同一变化阶段。证据之三：各种特大灾害继起迭至，交相并发，具有明显的多样性、群发性和整体性等周期性集中爆发的特征。――特大洪涝灾害频频发生。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水文工作者在水利电力部有关单位的组织指导下，按统一的技术要求，调查搜集了全国约6,000个主要河段的洪水资料，取得自1482年以来2万多个大洪水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全国有代表性的即“量级大，灾情重，对国民经济有较大影响”的91场历史大洪水进行场次洪水汇编，其中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共有15次，除1801年7月海滦河洪水外，其余14次均集中在1843-1895年间，而本期又多达9次，占总数的3/5，况且都是百年数百年一遇的特大型洪水。它们分别是：1867年汉江全流域性大洪水、1870年7月长江上游大洪水、1875年晋西大洪水、1882年6月皖浙大洪水、1885年珠江流域大洪水、1886年8月直隶滦河大洪水、1888年8月奉天大洪水、1892年7月晋北大洪水以及1895年8月山西南部大洪水，其中1870年的长江大洪水是该流域830余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长江干流宜昌段洪水位比1954年还高10米，四川合川、涪陵、丰都、忠县、万县、奉节、巫山至湖北宜昌等沿江城镇均遭灭顶之灾，宜昌至汉口间平原地区受灾范围约3万平方公里，远较1931、1935和1954等洪水年为大；1885年的珠江洪水还造成1万余人的死亡。（注：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上、下卷），中国书店1992年版，各场次洪水条。另据前引姚鲁峰文，我国七大江河及其它中小型河流历史首位洪水均发生在十九世纪，总计23场次，其中1861-1895年间发生12场次，占1/2强。）至于其他一些洪水，其洪水量级或许不算太大，造成的损失却同样惊人，如1865年长江下游数省大水灾，江浙居民即“淹毙十余万”（注：《清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同治中兴。）；1884年江西浮梁县、景德镇等地山洪爆发，“淹毙人口不下两万”（注：1884年10月19日《申报》。）；1885年湖南大水成灾，“常（德）、澧（州）一带淹毙万余人”。（注：《王先谦自订年谱》，载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23页。）1888年永定河大水决口，卢沟桥一带竟“淹死居民二万有奇，为自来北边所未有”（注：《刘光第集》，第197页。）；1890年，永定河再次决口，“横溢东安、武清等县，直趋津郡”，“淹毙之人，据办理赈务各官所拟，总在1万五千至二万之谱”（注：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89-1911年）》，天津社会科学院、档案馆1993年印行，第11页。）；此前的1887年，黄河在河南郑州发生晚清最后一次重大决口，豫、皖、苏“三省地面约二三十州县尽在洪流巨浸之中”（注：《录副档》，光绪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刘恩溥折。转引自《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版，第501页。），据估计约有93万人（一说200万人）沦为鱼腹（注：王劲峰等：《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可以说这也是近代中国人口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旱荒奇重。一般来说，水、旱两种灾害之间本有很强的互斥性，但在本期由于降水变率极大，以致与上述大范围、高强度的洪涝灾害相伴随的往往是因长期降水不足造成的严重干旱，如北京地区19世纪曾有7年年降水总量超过1000mm(1801、1871、1886、1890、1891、1893、1894），同期又有10年的年降水量不到400mm，其中又有4年出现在本期（注：姚鲁峰：《19世纪是我国特大暴雨洪水发生期》，《灾害学》，1991年9月第3期。）。1876至1879年间发生在黄河流域的特大旱灾即“丁戊奇荒”，竟饿死病死1,300余万人，灾情之惨酷，不仅为有清一代所仅见，在中国几千年的灾害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而当时受灾较轻的晋北地区，十三年之后即1892-1894年终于再罹浩劫，两年之中就有100万人沦为俄殍（注：［美］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230页。），自代州以北至口外七厅，“村店居民或逃、或殍、或鬻，十室九空”（注：《朱批档》，光绪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山西学政王廷相片。转引自《纪年》，第566页。）。长江流域的旱情相形之下要轻得多，但较之前一个世纪也明显加重。从韩渊丰等学者根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整理出的材料来看，十九世纪长江流域盆地平原地区共形成旱灾70年次，是十八世纪的1.4倍，其水旱之比也由十八世纪的1:0.59上升到1:0.82（注：韩渊丰等：《中国灾害地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181页。）。而且就局部地区而言其破坏性也极强，1861和1877年分别在贵州盘江和四川仪陇、阆中发生的旱荒中，各自都有1万余人饥俄而死（注：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不少年份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象。――低温冷害异常突出。竺可桢先生根据十四至二十世纪长江流域江湖冻结年代和十六世纪以来热带地区降雪落霜年份所作的统计，发现1840-1890年是过去500年间三个最寒冷的阶段这一（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304、386～390页。）。其寒冷程度总的来说仅次于十七世纪（即1620-1720年），在许多地区和年份，甚至超过了十七世纪。如1892年至1893年冬季，据考证即是过去1700年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寒冷的年份，整个淮河以南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注：龚高法、张丕远、陈思久：《长江中下游1892～1893年的严冬》。载《地理集刊》1986年第18号。）。至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从近500年霜冻演变的趋势来看，也在1840-1910年出现了一个较为严重的多霜冻时期（注：张丕远、龚高法：《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地理学报》1979年第3期。）。另据有关资料披露，1879年新疆喀什人民在逃往弗尔干途中遭遇奇寒，结果有10万余人被冻死（注：买汗买提依敏：《东土耳其斯坦历史（七）》，1940年。转引自高建国前引文。）。――地震活动相当强烈。从1840年到1912年，我国共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14次、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11次、死亡万人以上的地震2次，而本期即分别占有6次、5次和1次（注：参见张家诚：《地学基本数据手册》，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207页。）。其中尤可值得注意的是1879年7月1日在甘肃阶州（今武都）发生的里氏8级大地震，仅震中的阶州、文县有数据可查的就有4万余人被压毙或被有可能是地震引起的洪水吞没（注：参见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其波及范围“东至西安以东，南过成都以南，纵横几二千里”（注：《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783页。），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至少有144个县市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和影响（注：顾功叙主编：《中国地震目录》，科学出版社1983版，第178-182页。）。其破坏程度，在近代中国110余年的历史中，仅次于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由于此次地震紧随着那场可怕的大旱灾，并且恰恰处在荒旱区域内，其给当地人民带来的打击也就更为沉重。从地震发生的频度和周期的角度来考察，这次地震还在全国范围内揭开了一个相当长的地震活跃期的序幕，据历史资料分析，从1880年开始至今，是我国近500年来继1480-1780年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地震活跃期（注：马宗晋等主编：《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阎志德的研究也表明，从1879年至今，是西北地区7级以上的大地震自1654年以来出现的第二个成串爆发的高潮期（注：阎志德：《西北地区地震活动规律及其成因分析》。《地球物理研究所四十年1950-1990》，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109页。），华北震区则从1816年开始了历史上有资料记载以来的第四个6级以上地震活跃期，而其中的1882-1898年又是此前持续时间最长，应变释放最大的一个活跃幕（注：高秉伦、魏光兴：《山东省主要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地震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07页。）。除此之外，特大风暴潮灾害和流行性疾疫也在同一时期频频袭击神州大地，而且各自都有7次造成万人以上的人口伤亡，死亡总数分别为20.6万人和30万人。其间1862年吹过广东番禺、清远、广州等沿海地区的飓风、1884-1886年云南昆明和1894年广东的疫灾，都曾使当地10万余人丧于非命，前者最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风暴潮灾害，后两者则是晚清最严重的瘟疫（不包括并发性疫病）（注：参见拙稿《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附表3-2-2。按该表缺1890年直隶水灾和1894年广州疫灾的死亡人数，后者参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693页。）。以上的举证清楚地表明，大约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我国各地的自然灾害即相继呈现加速度发展的态势，至三、四十年代显著增加，而且愈演愈烈，大洪水、大地震、大旱灾、大瘟疫、大风、奇寒似乎不期而遇地汇聚在一起，交相并发，并在七八十年代达于极点。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此前此后中国各地的灾害也非常严重，但这并不能改变自然灾害这种在时间上不均匀分布的事实。我们在前面曾有意识地罗列了此一时期导致万人以上人口死亡的重大灾害，综括起来计有27次，死亡人数15,776,442人，而从1840年到1911年的72年中这样的灾害共48次，死亡总数为17,275,634人，也就是说其灾次和死亡人数分别有56%和91%强集中在洋务时期（注：参见拙稿《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附表3-2-2。按该表缺1890年直隶水灾和1894年广州疫灾的死亡人数，后者参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693页。）。再往前追溯到公元前180年，则死亡万人以上的巨灾截至1839年也不过161次，死亡人数也只有9,936,994人（注：陈玉琼、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间特征》。《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尚不及“丁戊奇荒”的死亡人数。虽然这仅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但足以提醒我们不应该忘记曾国荃在评述山西“丁戊奇荒”时所说的一句话：“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廿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注：《曾忠襄公书札》，卷十一。）二一般而言，自然灾害都是通过自然过程和人文系统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和实现的。同样，此一时期自然灾害的群发现象，也是当时天、地、生、人相煎交迫的结果，是天体异常、环境破坏和社会危机共同作用的产物。当代灾害学理论指出，各种自然灾害，就个别情况来说无不具有极大的偶发性、不确定性和区域局限性，但从长时段看，从整体上看，通常又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和独特的韵律性。它们的产生，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群的产生，首先往往是包括天文系统在内的自然变异的产物，是自然界运动不可逆转的一环。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地球表层，实际上是由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等四大圈层组合而成的庞大的物质系统，其各圈层之间固然复杂多样，千差万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组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有机整体。一旦某一圈层发生异动，势必会破坏地球表层系统原来的和谐与统一，引发或加剧其他圈层的异常变化，从而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尤其是我国，位处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交接地带，海陆分布巨大的热力差异诱导出的强烈的东亚季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板块碰撞挤压引起的频繁强烈的地质活动，再加上起伏多山的地形、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地势和复杂的地表物质构成等等，使其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灾种多、灾次频和灾度强的灾害多发区域之一，成为洪水、干旱、地震、霜冻、台风、海啸、滑坡、泥石流等各种灾害汇集的地区，结果使得我们的祖先从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英雄神话中所表达出来的对普天之下风调雨顺的向往，也就一直成为千百年来其子子孙孙祈之祷之孜孜以求的永恒而又常新的共同目标。因此在这样一种独特的环境背景下，某种自然灾害特别是重大灾害一经发生，往往极容易借助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产生连锁效应，由一种灾害引发出一系列众多的灾害，由冲击力较轻的灾害扩大为冲击力较大的灾害，由一个地域空间扩散到另一个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形成灾害的并发续发局面。所谓“大灾之后有大疫”、“大水（旱）之后有大蝗”等等民谚，就是人们对水、旱等气象灾害与疾病或蝗患等生物灾害之间存在的因果相循、相互触发的链式关系的最朴素的经验总结。如前述之“丁戊奇荒”，即是以干旱灾害为主体、由随之而起的蝗患、疾疫、狼灾、鼠灾等多种灾害组成的灾害系统。在整个灾荒期间死亡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由并发的疾疫大流行造成的。如河南安阳，死于瘟疫的饥民即占旱荒期间死亡人口的半数以上（注：《安阳县续志》，卷末。）；山西省更是“瘟疫大作”，以致全省人民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注：光绪《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荒政记》。）疫势如此之猛，很显然是与长期干旱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因极度饥饿导致的灾民体质严重下降紧密相关的。就连随后发生的甘肃武都大地震，也和它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触发机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观察，这种旱震交织并发的情况，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只是孕震过程中造成的气象效应，是地震引起的气象变异。据耿庆国统计，从公元前231年到公元1971年的2202年间，华北及渤海地区发生的69次大地震，除了1337及1368年河北、山西的两次地震外，其余67次，都是旱震震例。（注：耿庆国：《中国旱震关系研究》，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换言之，此一时期该区域发生的大地震无一例外地都在震前引起了大旱。此后，郭增建等人根据地气耦合原理又进一步指出，大地震不仅与大旱灾有关，也与大洪大涝有关，不仅可以影响震前气候，也能影响震后气候，不仅属于同域相关，即大地震与大旱大涝在同一范围内发生，而且存在着异域相关，即大地震和大旱大涝位置各异，如蒙新甘交界地区的大震与黄河流域的大旱大涝、滇缅地区的大震与长江珠江的巨洪之间，在地震前后形成的地气耦合过程的有效时段内（一般是一年）均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据其研究，1842年6月11日新疆巴里坤7次地震与1843年黄河下游特大洪水、1876至1879年华北大旱与1879年甘肃武都大震、1888年6月渤海湾7.5级大地震与随后辽河流域发生的大水灾等，都有可能是震前、震时或震后大范围的地质构造运动造成的水汽逸出或闭合以诱致或加强的大尺度天气过程的结果。通常的情形是，大旱时期往往是大震进一步孕育的时期，而大洪则往往与大震相伴随。（注：郭增建等：《未来灾害学》，地震出版社1992年版，第二章、第九章；《地气耦合与天灾预测》，地震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不过，基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所形成的灾害多发性、普遍性，反映的只是中国灾害的常态特征，基于灾害系统之间的反馈机制产生的灾害并发性、扩散性，也只是揭示了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或者局部范围的灾害成因规律。因此，要想弄清楚此一时期灾害群发性、整体性的成因，还需要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从一个更加广大的时空范围即天文系统的变化来进行探讨。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大气和海洋的运动以及生命运动，其能源都直接间接地来自太阳辐射，因此太阳异常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极有可能引起灾害的发生；另一方面，地球的各大圈层都是地球表层的组成部分，它们被整个地球拖带着在宇宙空间作各种各样的运动，使地球的不同半球、不同纬度、不同季节以至全球接受太阳的辐射量发生改变，并导致各大圈层发生变化，从而孕育着灾害的发生。由于我国地处中纬度地区，既是地球自转产生的地应力最集中的地带，又是高空大气行星波和大气旋涡发育地区，同时也是行星风系的西风带和信风带季节性进退的地区，因而其对于天文系统变异的反应又格外敏感。（注：宋正海：《历史自然学》。《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第138页。）据任振球的研究，当天文上九大行星汇合发生在冬半年，且地心张角小于70度时，其前后大约30-50年的时段北半球就会出现一个自然灾害的相对频繁期，若地心张角小于45度，则会出现更为严重的灾害群发期。近1000年来，共发生6次九星会聚即公元1126年、1304年、1483年、1665年和1884年、1982年，其中前5次均对应着竺可桢中国物候温度曲线所显示的5个低温期（即十二世纪上半叶、十四世纪初、十五世纪末、十七世纪中叶和十九世纪中期），并且和中国近五百年旱涝曲线变化以及华北地区6级以上大地震的活跃期有良好的对应关系（注：任振球，《全球变化――地球四大圈异常变化及其天文成因》。）。巧合的是，这种140-180年的灾害群发周期又与太阳黑子活动170-180年的行星周期大致吻合。据张先恭的研究，从太阳黑子和大气中放射性碳(c[14])含量的变化来看，近五百年的寒冷期正好是太阳活动处于低水平的时期，第一次冷期对应着1460-1550年的史波尔极小期；第二次冷期是五百年中最冷的时期，因而也对应着太阳活动最弱的时期即1645-1715年的蒙德尔极小期；十九世纪中后期所在的第三次冷期，同样对应着一个较弱的太阳活动期。（注：张先恭、张家诚：《近五百年来我国气候的几种振动及其相互关系》。《气象学报》1969年第2期。）除此之外，太阳活动次一级周期如黑子活动22年 周期、11年周期以及其他天体运动，也制约着地球表层系统的变异。大量的研究表明我国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大小和大旱大都发生在太阳活动的谷年或峰年及其前后，而且其活动强度的变率越大，引发的灾害越严重，范围也越大，只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南北地区表现出旱涝各异的现象。1870年太阳黑子相对数值为139（随后的两年也高达111.2和101.6），是1778年(154.4)至1947年(151.6)之间出现的唯一最大值，正是这一年及其以后，出现了长江大洪水和华北的大旱灾，其间很难排除太阳活动的耦合作用。（注：参见徐振韬、蒋窈窕编著：《太阳黑子与人类》，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147页；马宗晋主编：《灾害与社会》，第228页。）而且在此后太阳黑子数迅速衰减时期，对我国气候有重大影响的厄尔尼诺现象也频繁出现，在整个十九世纪13个厄尔尼诺年中，就有6个发生在1871至1891年的20年时间中。（注：解思梅等：《太阳活动与异常地球物理现象》。《灾害学》，1986年12月创刊号。）当然，上述所有的理论迄今为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正、补充或验证，但毕竟是建立在中国几千年丰厚的历史资料和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而且对当代中国多次重大自然灾害作出了相当成功的中长期预报，由此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灾害运动的客观规律和真实面貌。它要求我们在研究此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时，应该充分地估计到这种源于大自然的力量及其影响。对此持完全否认的态度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切重大自然灾害与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背景绝对地联系在一起，不仅有悖于灾害周期性爆发的事实，还可能由此推导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人类活动在灾害的形成及其向社会的扩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上面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重大灾害都与太阳活动的谷年或峰年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灾害总的来说表现出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性变化，而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振荡；而且与历史上其他的灾害群发期相比，清末宇宙期是公认的自然变异程度较弱的时期，但其造成的后果却惨绝人寰，无与伦比。这些现象很显然不是纯粹的自然因素恶化所能尽善尽美地予以解答的。事实上，在自然灾害的形成过程中，人并不只是一个“受虐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施虐者”角色。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固然还不可能直接干扰大气运动过程，但通过改变其下垫面如森林、植被、水体、土壤等性质，却可以极大地改变局地气候条件。人类不自觉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造成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无不成为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重要因子。何况与环境周期性的异常变化不同，由人类导致的生态退化一般来说都具有不可逆性、累积性和很强的滞后性，环境学者称之为“隐形的狼”，一旦退化发生、不仅很难恢复，还可能形成一种加速度发展态势，以致来自外界较小的干扰也会引起生态系统内部极为剧烈的反响，造成的灾害也会更大、更频繁、更严重。不幸的是，正是在上述宇宙环境突变的前后，清中叶以来因人口的爆发性增长而产生的人、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两者相互叠加而形成的共震效应，自然使得此一时期的灾害来得异常的猛烈和频繁了。与历史上中国人口发展比较典型的周期性波动不同，清代中国人口的数量一直处在不断的扩展之中，并接连突破2亿、3亿大关，在道光初年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超过4亿，最终奠定了近代中国人口规模的基础。这样一种增长型人口机制就决定了清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及由此导致的生态变迁有着以往所不曾有过的鲜明特征。因为人口的剧增不仅导致某一地区人口密度迅速加大，也势必促使大量人口迫于持续不衰的生存压力而由密集地区向地广人稀的地区源源不断的迁移和扩散，乃至出现所谓“土满人满”的情况。即便是在固有的生态背景下，人类活动在空间上的这种急剧的扩张和聚集，也意味着人类较之往昔可能要承受更多的灾害，意味着更多的生命或财产要受到灾害的打击。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竺可桢先生即精辟地指出，造成十七世纪以来的三个世纪直隶水灾特多的原因，既不是史料记载的偏差（即直隶为首都所在地，故水旱记载较详）产生的错觉，也不是永定河河道变更的结果，“比较的最圆满的解释”应该是“人口的增多和海河平原上农事的勃兴”，“因为以前即使有水，也不成灾，至此是有水非成灾中可”。（注：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科学》，1927年第12期。）何况人口并不等于人手，在技术、制度无何变动的前提下，不断增长着的人口势必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限制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加深民众生活的贫困程度，使愈来愈多的人口经常性地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结果大大降低了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光绪初年的华北大ｊìｎ＠①之所以死了那么多人，与该地区人口的持续增长不无潜在的关联。从人口变动的大趋势看，当时的北方地区和全国的情况大致相同，但与之相应的升降过程并不是南北同步的。尽管陕西省自1856年起人口即急剧减少，河北省自60年代开始也有所下降，可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人口几乎一直保持了缓慢增长的势头，因而到1877年，北方五省人口总数仍高达107,808,000人，几乎接近1851年的水平（108,352,000人），只是在连续的大ｊìｎ＠①奇荒之后，北方人口才急剧地减少，并跌至近代人口变动曲线的最低谷。（注：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赵文林、谢椒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412页，其中1877年河北、陕西的人口数，系赵书修正补充数。）或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然而当四、五十年后该区人口已然恢复并超过1851年的水平而同等规模的特大灾荒又 次降临到这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时，（注：参见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任何治史者恐怕都不会对“人满为患”四字无动于衷的吧。进而言之，随着人口密度的迅速增加和人口扩散的规模日巨，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大。这种破坏主要是源于人口对粮食、燃料、住房以及其他需求而通过开垦农田并辅之以放牧牲畜、樵采薪柴等手段造成的。据葛剑雄等人的研究，清前期有迁移行为的人口仅“与明初移民相当或略少”，若按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其移民规模相对而言还要“小得多”，但其主流已迥然有别于明代的主要基于中心地区人口减少而产生的“内聚型”迁移，而是呈现出明显的“离散型”特征，（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458页。）即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南方人口从农业开发最早的下游平原地区渐次向中上游的湖南、湖北、四川、陕南、贵州、云南等省自东而西的迁移、北方人口从黄河流域的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以及甘肃东部地区向东北、西北等地区自南而北的迁移以及从人口稠密的内地向沿海沿边地区的迁移。故此，与之俱来的便不仅仅是明代那样主要是战后荒芜土地的再开发过程，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展开的向众多未开发自然生态系统四面推进的大范围“清剿”，中国生态环境退化的逆流也随之而展开其全国范围内从中心向四边的辐射式扩散进程。而且随着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缓坡地和低丘地等宜农区域被逐渐垦辟净尽，成千上万的流民只能向原本不适于农业开发的环境脆弱带如丘陵、山坡、草原、水系进军，于是与农田生态系统天南地北平面式扩张伴随而来的，又是一波波势不可挡的从平原到山区、从陆地到水体、从沼泽到草原的立体式开发大潮。由于这些移民基本上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且大都是天灾战祸（清前期主要是自然灾害）等偶发性、爆发性的因素激发而成的，其绝大部分是被剥夺了基本生活资料之后的破产半破产农民，因而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流动性，他们所从事的农业开发活动也完全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原始的、落后的掠夺式的生产，由此造成的生态破坏远比人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说，这种掠夺性的造田运动并不自清代始，但无疑是在清代变本加厉的。迄至十九世纪前期，且不说丘陵、山地相对较少的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山峦海滩，开垦无遗”，（注：《清仁宗圣训》，卷十五。）丘陵山地占3/4的长江流域，从上游的云贵高原、中上游川陕鄂交界区的南山、巴山老林到下游的浙赣皖山区，也无不惨遭浩劫。据统计，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至嘉庆十七年(1812)180余年间，整个长江流域耕地面积增加82万多顷，增幅达36%，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丘陵山地的开发。（注：参见汪润元、勾利军：《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这些新垦地带坡度既峻，土层亦薄，且大都处于多雨区，一般又缺乏保墒保土的人工措施，一经垦伐，随即形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不仅使山地本身“沃土无存”，石骨峥嵘，无法继续耕种，还祸及邻近的平地良田，变沃壤为硗确沙瘠，同时因沙石“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以致洲渚日高，湖底日浅，严重地削弱了河湖水系的蓄泄能力，再加上近水之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致使“湖南、湖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捍水，成阡陌治庐舍其中”，结果“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注：魏源：《湖广水利论》，《古微堂外集》卷六。江南亦然，据李鸿章、左宗棠披露，江浙地区，“乾隆、嘉庆年间，家给人足”，然道光癸巳（道光十三年）、辛卯（道光十一年）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后，则无年不歉”。见李鸿章：《请减苏、松、太浮粮疏》，左宗棠：《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疏》（同治三年）。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61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因山地或河流上游水土流失而招致下游大规模围垦的现象在华北及其他各地也普遍存在着。直隶南部的东淀，至清中叶“百数十年来竟已占去大半，丛芦密苇，弥望无涯，不特难容多水，即淀中旧有河道，亦因而淤垫”。（注：李鸿章：《东淀水道清理完竣疏》。《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卷二十八。）河南、山东居民甚至于黄河大堤之内“堵筑私埝”，“租种滩地”，以致“河身渐逼，一遇汛水涨发，易于冲溃汇注，堤根即成险工”，（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八，考4921。）而且由于“河堤对外均属民田，亦无隙地可以迁徙”，只能令其“各守旧业”；（注：《清朝文献通考》，卷九，考4939。）珠江下游滨江沿海各县，也“每于沿海浅水，堵石筑坝，拦阻泥沙，淤成田亩”，进而“围外加坝，田外生田”，致使“河面日蹙，出水日艰”，每逢“大雨时行，各江盛涨,上流各属动遭水患，决围溃堤，间岁相望”。（注：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一日《会奏广东积弊折》。《彭刚直公奏稿》，卷五。）垦山与围湖，这两种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农事活动，就这 通过大自然的水文运动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将全国大部分地区化成了一个息息相关而又恶性循环的生态破坏链。至于长城以北的农业开发，同样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只是性质有所不同。如原系蒙古草地的托克托城和和林格尔等山西口外各厅，“从前开垦之始，沙性尚肥，民人渐见生聚。迨至耕耨既久，地力渐衰，至咸丰初年，即有逃亡之户”，其原因就在于“承种地亩，均被沙碛碱废，不堪垦种”，因此当所谓的土著农民后来因“收成荒歉，无计谋生”而“挈家他适”甚至“丁亡户绝”时，遗留下来的只有“黄沙白草，一望弥漫”的沙漠化景观。（注：光绪四年《查明和托两厅遗粮无法招佃请予豁免疏》、光绪五年《勘明和托二厅荒地仍垦豁除疏》，《曾忠襄公奏议》，卷十，卷十三。）人们在盲目的改造自然过程中固然暂时满足了其自身目前的口腹之需，却招致了大自然更大的报复，并将其后代带进一个危机四起、灾害频仍的生境之中，得耶？失耶？不言而自明。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在长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中，全国人口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曾经大幅度减少，客观上缓解了战区及其周围的人地矛盾，但由于已然形成的庞大的人口基数，这种在其他历史时期足以“倾城倾国”的人口损失量，在当时的总人口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并不大，所以就全国范围而言“基本的人口土地关系依然故我，变化很小”，（注：［美］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275页。）有些地区如湖北应山等县甚至是“家有旷夫，地无闲田”。（注：参见同治《应山县志》，卷十五，页一上。）结果在不长的时期内，战乱制造的大片荒地又逐渐被来自人口损耗较轻或者持续增长的长江上中游山区和华北各地的棚民、农民所填补，（注：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而这些客民缘于积久相沿的惯性，大部分继续“以垦山为事”，致“山之荒者尽转为熟”，（注：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六，上，水利，页十七。）战后许多地区的农业生态继续遭到人为的摧残破坏而未曾稍止，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被盛世之际大规模农垦活动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在王朝交替之间因人口损失过巨而得到相当程度之恢复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自然灾害的形成及其向社会扩散过程中，人类的活动还通过人与人之间在资源占有和分配上的不平等关系以及维护此种关系的政治制度而发挥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从人类的发展过程来看，灾害确实是不可避免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制度能完全避免灾害的袭击，但灾害的形成毕竟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孕育、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有一个以直接灾害、衍生灾害到诱发灾害的过程，这就为人们的防灾、抗灾、救灾、减灾提供了或长或短的喘息之机，尤其是像旱涝等渐变型灾害，更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缓慢积累过程，而其直接的破坏对象首先主要是农业生产所必须的自然条件，接着是农产品的歉收或绝收，继而演变至粮食的不足和匮乏，最后才是饥馑、流离、死亡乃至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紊乱。只要政治清明，经济稳定，灾前有充足的粮食准备，灾时有有效的抗灾救荒措施，灾后又能妥善的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那么即便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尽量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轻其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的，否则，灾与荒必然如影随形，相伴而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考察“丁戊奇荒”的时候，即把它看成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危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历史进程中经济凋弊、政治腐败等社会危机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注：参见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113页。）显然对于整个洋务时期的灾害、特别是由此引起的饥荒来说，这个结论也是适用的。三以上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洋务时期自然灾害的状况及其成因作了一番具体细致的探讨，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明，在经过被时人称之为“有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奇愤”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经过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内战争即太平天国暨捻军起义之后，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灾害群发期却进入高潮阶段，它从时空两个方面，将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一时期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进一步无情地延伸了下去扩展了开来，对当时整个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内战外患等体现近代中国两大主要社会矛盾的人为因素在灾害的形成和扩散的过程中至关紧要，但其后果毕竟是由自然因素所触发的，是以自然灾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也就与战争等直接的人为破坏形式不同，有着它自身的运动特点和规律。而作为中国工业化最早实践的洋务事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沉睡千年的中世纪老大帝国在汹涌澎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潮冲击之下的一种应变反应，但毕竟也不是空中楼阁，毕竟要以整个国家固有的社会经济生活作为它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在一个以“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度里，其社会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又要受到生态环境等自然力量的制约。借助于这样的中介，洋务运动无论如何也脱不了自然灾害对它的影响。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在提及洋务运动的社会背景时，总不免要为其倡导者们错失了这样的历史机遇而扼腕叹息，即恰恰是在这一时期，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难得的短暂和平和相对稳定时期，其长度或认为有15年左右（包括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直至中法战争爆发的1883年的5年时间和中法战争结束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10年时间），或认为约有30年，其间中法战争被看成是“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不影响全国的局部战争”，其立足点都在于此一时期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内对外战争。（注：参见孔令仁编：《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从近代中国两大主要社会矛盾演变发展的轨迹来审视，上述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隐藏在这些迭荡起伏、浮光跃彩的政治表象背后的历史事实，远非这一结论所能完全概括得了的。在总结洋务运动成败得失的历史教训时，如果仅仅强调这一点而忽视了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大约也会失之偏颇的。不过，这已是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了。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礻加浸左
|
[
"Space",
"Energy",
"History",
"Education"
] |
History
|
水土保持通报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7 1999花岗岩风化壳崩岗侵蚀整治方案及效益*殷祚云， 陈建新， 王明怀， 李熙深， 谭钧宋摘 要 广东省德庆县花岗岩分布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67.3%，由于人为、自然因素影响，使该县成为广东省崩岗侵蚀最为严重的县之一。对于崩岗的治理，主要是根据崩岗的成因、类型和特点，采取工程和生物措施互补的综合治理方案。该县通过长期治理，已取得了显著的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水土流失（尤其是崩岗）仍很严重，治理任务还很艰巨，必须坚持下去。关 键 词： 崩岗 成因 整治 效益文章编号：1000-288X(1999)04-0012-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S157.1Program and Benefits on Controlling Weathereds in DisintegrationGranite Area in Deqing County of Guangdong ProvinceYIN Zuo-yun1， CHEN Jian-xin1， WANG Ming-huai1， LI Xi-shen2， TAN Jun-song3(1.Guangdong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zhou 510520, PRC;2.Forestry Bureau of Deqing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526600, PRC;3.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Deqing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526643, PRC)Abstract The area of granite occupies 67.3% of total land area in Deqing coun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Due to artificial and natural factors, this county has the most serious disintegr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types and featur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disintegration control are to apply the coordination of engineering and biological measures, which is to use engineering techniques to arrest the immediate loss of soil, and to develop re-vegetation programs for long-term stabilization of the slopes. Great benefits of society, ecology and economy have been attained after it has been controlled since 1949, but the soil erosion (especially disintegration) is still very serious. Therefore, it must be controlled permanently. At the same time, some feasible proposals are presented for its controlling.Keywords: disintegration; causes of formation; control; benefits花岗岩风化壳侵蚀是华南所特有的严重水土流失类型，其中崩岗侵蚀最为强烈。崩岗是在水力、重力共同作用下山坡土体崩塌而形成的非常破碎的地形，在广东省分布普遍，危害严重，尤以德庆、罗定、五华、梅县等地最甚。1951年广东省农林厅在德庆县马圩乡成立了第一个崩岗试验站，开始崩岗治理研究［1］，此后德庆县一直十分重视崩岗治理。1979年冬，县政府将县林业科学研究所（位于马圩镇）定为进一步探索水土流失治理的试验点。1983年珠江委员会把马圩镇深涌小流域作为流域综合治理的试验基地，1986年又定为中国、加拿大合作研究课题“广东省花岗岩土壤侵蚀与整治”的试验区［2］。40 a来，该县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地面已支离破碎，特别是崩岗林立，今后的治理任务还很艰巨。1 研究区概况德庆县地处粤西北，位于北纬23°04′～23°31′，东经110°30′～112°16′，北高南低，三面环山，南面紧接西江中游。地表主要为花岗岩风化壳，由此发育成的赤红壤呈酸性，土质粘重、多沙。该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21.5℃，1月平均气温12.5℃，极端最低气温-2.20℃，无霜期328 d，7月平均气温28.7℃，极端最高气温38.8℃，年日照时数1 848 h，年降雨量1516.5mm，多集中于4-9月。全县15个乡镇，5个国营林（茶）场，174个村，农业人口占87.1%。总面积2 256.7km2，其中丘陵山地占77.4%，耕地占7.86%，农村人均耕地286 m2，是个山多田少的丘陵山区县。德庆县是崩岗较多的县。据1957年调查，全县水土流失面积378 km2，其中崩岗侵蚀65.6 km2，大小崩岗23 293个，使全县1/2以上农田受害，产量低，人民生活困难。100 a多来，数千公顷农田被崩岗泥沙所埋没，至今尚未完全复垦，当地群众把崩岗喻为“崩岗虎”、“田老虎”。悦城河原来可以通航，70年代因河床填高而断航。全县崩岗面积只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17%，侵蚀量却占总流失量的60%以上。面蚀侵蚀模数为600 t/(km2.a)，沟蚀为11 823 t/(km2.a)，崩岗则达113 733 t/(km2.a)。崩岗密度在水土流失区中达61.6个/km2，有的高达100个/km2。据1980年统计，县林科所所辖150.9 hm2土地中，崩岗36.3 hm2，占山地面积的24.1%，占水土流失面积的53.8%。大小崩口141个,崩岗侵蚀模数达2.1×104～2.16×105 t/(km2.a)，相当于每年蚀低1.4～14.4 cm。崩岗侵蚀使谷底农田变成寸草不生的沙渍地，只有在局部洼地生长着水生、湿生植物。还造成附近下游河沟沙渍，河床抬高，农田受害严重。据群众反映，40a前地处下游的大方洞排洪圳只高出田面30 cm，现已高出4.5 m，年平均淤高10 cm以上。2 崩岗侵蚀成因2.1 人为破坏天然植被是崩岗形成的重要因素天然植被具有丰富的乔木、灌木、草本和蕨类，火灾、不合理开荒、滥砍乱伐等使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植被覆盖一旦消失，地表腐殖土很快就会被雨水冲刷掉［3］。历史上因剿匪需要，破坏了沿江地带宽40 km的森林，随后出现了水土流失。1949年后德庆县有3次较大规模地破坏森林，从而成为广东省水土流失严重县之一［2］。2.2 深厚的花岗岩风化壳是崩岗侵蚀的物质基础德庆县花岗岩分布面积1 502.1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67.3%。花岗岩主要由石英、长石组成，二者膨胀系数相差近一倍，在气温和降雨的影响下，矿物结晶体受热膨胀，遇冷收缩，周而复始，相互挤压，发生相对错移和碎裂，从而加速岩体分解，逐步形成深厚的风化壳。该县花岗岩风化壳厚度为30～60 m，有的厚达100 m。深厚的花岗岩风化壳是崩岗形成的基础，疏松的风化壳物质有利于水汽的下渗而致使其抗蚀性被削弱，而风化壳中极为发育的垂直节理更促使了崩塌的产生，由此便形成了崩岗这一特殊地形。2.3 南亚热带气候有利于崩岗地形发育本区光能充足，高温多雨，雨热同期，降雨集中且多暴雨，这种气候特点有利于花岗岩厚层风化壳的形成，从而有利于崩岗产生。德庆县年平均气温21.5℃，7月份平均气温28.7℃，极端最高气温38.8℃，平均年降雨量1 516.5 mm，最多达1 992.4 mm（1981年），77%集中于4-9月，日降雨量大于或等于40 mm的雨日占全年的74%。以大范围降雨及台风暴雨为主，范围广、且强度大，出现过33.8 mm/10min，74.3 mm/h，339.1 mm/d的降雨极值。在强度很大的情况下，量大而集中的降雨侵蚀力极大，可引起强烈的面蚀、沟蚀乃至沟墙崩塌。而且由于降雨多集中于台风季节，风力大大加强了雨滴的速度和侵蚀力，从而加剧了对表土的溅蚀；风力本身也会产生一定强度的吹蚀。2.4 地形对崩岗侵蚀的影响2.4.1 地貌类型的影响 风化壳发育受地形高程的影响，海拔800～1 000 m的山地属碎屑型风化壳，以碎屑型塌积物侵蚀为主；海拔500 m以下的丘陵发育粘土化铁铝富集的红土型风化壳，在湿胀干缩过程中极易崩塌。从全县侵蚀情况看，低丘陵的侵蚀最为严重，其次为台地。据马圩镇1∶2500地形图统计，221个崩岗都出现在海拔25～243 m，其中又以36～96 m范围最为发育。2.4.2 坡向的影响 大多数崩岗侵蚀都发生在南坡，而且发育迅速，而北坡却很少，以至很多丘陵成了半边“烂头山”。据马圩河流域221个崩岗的斜坡朝向统计，南坡的崩岗数占56.1%，北坡则只占1.8%，其它坡向（SW，SE，E，W）各占9%～11%。由于南坡受到的太阳辐射强度大、时间长，致使土壤干燥疏松,团粒结构差,有机质含量少，植被稀疏,生长差，为雨滴的溅蚀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在雨季盛行南风、东南风的情况下，雨滴动能加大且以很大交角或垂直打击于迎风的南坡上，一旦地表很薄的红土层被蚀穿，下面松散的沙土层和碎屑层极易产生崩蚀。这样，便导致了崩岗侵蚀在南坡和北坡上的差异。2.4.3 坡度的影响 斜坡的侵蚀力与坡度大小成正相关。据肇庆地区水土保持站径流场观测资料，6°以下斜坡侵蚀微弱。未出现崩岗；20°10′的斜坡侵蚀模数为338.28t/(km2.a)，24°20′的斜坡则为483.54 t/(km2.a)。德庆县崩岗多发生于10°～25°坡上。此外，地形的其它因素也对崩岗侵蚀有一定的影响，如地势落差大也有利于崩岗发育。3 崩岗侵蚀治理崩岗按形态可分为瓢形、条形和弧形崩岗；按发育程度可分为活动型、稳定型和半稳定型。对于崩岗的治理，主要根据崩岗的形态、类型和特点，因地制宜，因害设防，采取工程和生物措施互补的综合治理方案。瓢形崩岗腹大口小，应在出口处修建谷坊，拦沙缓洪，在崩岗顶部及岸坡开截流沟，阻止坡面径流进入崩岗，同时抓紧对崩岗周围上下进行植物围封。如崩壁陡峭，处于活动期，危害很严重，要进行削坡开级，形成“上拦”、“下堵”、“中间削”的格局。对于条形崩岗治理，崩壁一般不需削坡开级，“下堵”的谷坊不仅在崩口修建，还要针对崩岗呈长形的特点，沿沟床从上到下多级修建，节节拦沙，并逐级植草种树。弧形崩岗地处河溪沿岸，纵坡短，很少出现峭壁，而且水温条件好，治理时主要是在沿岸修建永久性护岸固脚工程，防止水流对坡脚掏蚀。对较大型崩岗亦应配合谷坊工程治理。从崩岗本身考虑，应尽量排除坡面径流。工程措施完成后，要及时种草种树、封山育林，把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密切结合起来。3.1 工程措施工程措施是治理崩岗不可缺少的重要技术手段。工程措施用于改变崩岗坡度及地形，控制径流对土体的破坏，并可拦沙蓄水，兴利除弊，为植物生长创造条件。3.1.1 截流沟 截流沟（又称天沟）是崩岗顶部和岸坡的重要防护工程，其作用在于拦截坡面径流，防止崩岗溯源侵蚀。截流沟对稳定崩岗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凡在一定集雨面积的崩岗都应修建。据德庆县水土保持站观测，有截流沟防护的崩岗比无防护的侵蚀量减少85%。截流沟一般沿崩岗边缘3～5 m处开设，沟的断面按5～10a发生1次的24h暴雨频率设计，集雨面积大的可多设几道。由于崩岗区土壤结构差，开设截流沟要做好防冲措施，避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考虑到花岗岩风化壳上层土体易于吸水饱和的物理特性，截流沟不应单从蓄水目的出发，要因地制宜，排蓄结合，防止不适当的蓄水而增加重力侵蚀的危险。3.1.2 谷坊 谷坊是治理崩岗的主要工程措施。谷坊坝高一般在5m以内，除起到拦沙蓄水调洪作用外，还可抬高侵蚀基面，促进崩岗稳定，保护下游农田。谷坊种类很多，有土谷坊、石谷坊、混凝土谷坊、枝梢谷坊等。土谷坊一般就地取材，造价低廉，该县多筑土谷坊。谷坊溢洪道是谷坊工程的重要部分，作用是便于洪水排出，避免暴雨时因径流、输沙量过大而冲垮谷坊。溢洪道尽量建成永久性或半永久性，保证在10a发生1次的24h暴雨情况下能安全适用。即使集雨面积小，溢洪水深不超过0.3m的谷坊，溢洪过水断面也要种草防冲。对于大型崩岗，谷坊溢洪道可用石块砌成阶梯式，这样既可排洪，又可作为人行道，有利于工程管护。3.1.3 拦沙坝 拦沙坝主要修建在崩岗集中区或水土流失危害较大的山坑或小流域出口处，对多处崩岗或整个小流域内的水土流失起到拦截和控制的作用，有利于保护下游农田、河道及水利设施。拦沙坝以拦沙为主要目的，一般不常蓄水，如果下游需水迫切，也可作为山塘水库运用。拦沙坝比谷坊大，坝高常在5m以上，设计施工要求比谷坊工程高，溢洪道要严格进行水文和水力计算，保证10～20a发生1次的24h暴雨情况下能安全运用。在设计拦沙坝时，还要考虑拦沙坝淤积地的开发利用。该县林科所在1980-1989年间，先后在深涌修建了3条拦沙坝，而后通过平整沙丘、开环山沟、掺客土等方法改良淤积地（当地称沙渍地），开发利用为果园（种蜜柚、贡柑、蕉柑、青梅等）、苗圃（育木荷、松、肉桂、果树等苗），还在深涌沙渍地种植了约7hm2马尾松（70-80年代种）与撑杆竹（1992年种）混交林，如今长势喜人。3.1.4 削坡开级 崩岗陡壁是重力侵蚀的危险源地，也是崩岗治理的主要矛盾。削坡开级就是通过切削崩岗陡壁，减缓坡降，并自上而下挖成台阶，为植树种草创造有利条件。它是目前治理活动型崩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果生物措施配合得当，3～5a即可使崩岗郁闭、改变穷山恶水面貌。但对高达十几、几十米的崩壁进行削坡开级，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技术性要求也较高。只有对那些崩壁陡峭、溯源侵蚀严重、崩塌量大以致严重威胁交通、河道、水利设施、农田和村庄安全的活动型崩岗，在具备施工要求的条件下才有必要进行削坡开级。3.2 生物措施生物措施是崩岗整治的一项治本措施，包括人工造林种草、封山育林育草。只有生物和工程措施密切配合，方可根治理崩岗侵蚀。由于崩岗各部位的地形、土质、小气候条件不尽相同，必须依据崩岗立地特点进行林草的选择配置［4］，营造多类型的水土保持林。对土质好的地方，尽可能进行开发利用，发展果树和其它经济林，增加水土保持的经济效益。3.2.1 坡面水土保持林 崩岗多分布在阳坡，侵蚀强度大，崩岗顶部和坡面又是易受雨水冲刷的地方，表土基本上已冲蚀殆尽，心土裸露，土壤贫瘠，水分缺乏，植物难以生长。营林植物种类应具有根系发达、耐旱耐瘠、适应性强的特点。德庆县林科所在崩岗区除种植马尾松等先锋树种外，还混种了木荷、大叶相思、藜蒴栲、红木荷、竹子等阔叶树种，收到了明显的水土保持效益。崩岗顶部立地条件差，特别是溯源侵蚀已接近分水岭的崩岗，不宜种植高大乔木，应以喜阳性灌木、草本为主，或者种草先行，逐步形成草、灌、乔多层覆盖。3.2.2 崩壁水土保持林 崩岗壁坡度陡峭、立地条件特别恶劣，尤其是活动型崩岗，常有崩塌发生，林草难以立足，必须配合工程措施。对于基本稳定的崩岗，崩壁一般都有稀疏的植被，主要是采取封山育林育草。崩壁削坡开级虽为林木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坡面台阶几乎全是心土层或母质层，造林种草仍较困难。德庆县台阶造林采用换客土、施基肥、植草皮和营养袋育苗造林等方法，提高了存活率。台阶土坎具有较陡的边坡，要种植藤本、草本，防止新的冲蚀。3.2.3 沟底水土保持林 崩岗沟底是径流汇集的通道，崩岗的大量泥沙从这里冲入下游，如果没有防护措施，随着水流的冲刷将会使沟底下切加剧。目前沟底造林主要是结合谷坊工程进行。有的稳定型或半稳定型的崩岗，沟底已停止下切，并有一定的泥沙堆积，可配合边坡治理，大力造林种草和封沟育林育草，不断提高沟底抗蚀能力。该县林科所在崩岗陡崖下大量塌积物上种植芒萁、棕叶芦、象草、地稔、糖蜜草、柱花草等各种草类和粉丹竹、青皮竹、佛肚竹、撑杆竹等各种竹类，这样与崩口谷坊紧密结合，逐步稳定了崩岗。3.3 崩岗治理成效1949-1987年，德庆县已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80.71km2，其中效益显著的150.44 km2，占总流失面积的42.6%。共筑谷坊9362座，拦沙坝286座，开挖沟渠1.7×105 m，削坡开级225处，累计完成土石方1.525×107 m3。投入1.275×107个工日，1.375×107元工程费。造林2.097×105 hm2，保存率63%。经综合治理，该县初步改变了童山秃岭、地瘦民贫的面貌。从1949-1987年，全县绿化率从30%增至95%，森林覆盖率从16%增至64%。有2 000 hm2被崩岗侵蚀埋没的农田得到复耕，4 700hm2低产田改变了面貌，旱涝保收面积从9.6%增至88.8%。粮食年单产从2475kg/hm2增至9690 kg/hm2，年总产量由4.53×107 kg增至1.337×108 kg，变缺粮县为余粮县。木材年产量从1 000 m3增至40 000m3，立木蓄积量从7.0×105 m3增至4.90×106 m3；松脂年产量由1.3×103 t增至2.2×104 t。农村人均收入从1957年的43元增至1987年的644元。近20a来，该县林科所通过筑土谷坊、修拦沙坝、封山育林种草等措施，使辖区141个崩岗的侵蚀基本上得到控制，并结合开发利用沙渍地、渍水洼地种果、育苗、养鱼、养鸭等，产生了良好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表1）。表1 德庆县林业科学研究所辖区崩岗治理效益项 目1980年1989年1998年森林覆盖率/%19.876.988.0植被覆盖率/%308595主要植被类型马尾松纯林马尾松纯林、松荷混交林马尾松纯林、松荷混交林、尾叶桉林立木蓄积量/m381244675597总产值/(104元)1.516.5635.5人均产值(元/人)429662417750总收入/(104元)0.89.0817.15人均收入(元/人)22936328575崩岗治理程度/%072.582.6谷坊数02540拦沙坝数032耕地面积/hm23.214.0721.67环山公路/(条数.km-1)0/01/22/5注： 1997年推平1个拦沙坝作果园。4 崩岗治理建议4.1 预防为主，及早治理德庆县花岗岩分布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67.3%，由于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崩岗的潜在危险较大，战略上应以预防为主。针对崩岗成因，做好预防转化工作，防止人为造成水土流失。在崩岗易发区，禁止陡坡开荒、顺坡种植、滥伐林木、乱挖矿采石等活动，有计划地退耕还林，防止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发生,并在生产活动中尽可能地保护地貌和植被。对于集雨面积大、坡度陡、植被稀少的侵蚀区，有针对性地修建坡面防护工程，防止滑坡。而一旦出现滑坡，要及时进行整治，尽快恢复植被，把崩岗消灭在萌芽之中。4.2 生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为辅，进行综合治理工程措施虽见效快，但不能治本，且需投入较多劳力、资金和技术，而生物措施虽见效较慢，却能从根本上治理崩岗，且投入少得多。德庆县是广东的贫困县之一，应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采取“生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为辅，进行综合治理”方针。营造水土保持林是整治崩岗的根本措施，必须造一片成一片，并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结合发展果树、南药和其它经济林木或作物，提高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另外，该县许多水土保持林都是以马尾松为主的针叶林，保持水土能力较差，应通过封山育林、补种阔叶树种（如木荷、藜蒴栲）和对针叶林中的阔叶树进行透光抚育等措施，采用多树种结合、乔灌草结合，以发挥更大的水土保持效益。工程措施在治理崩岗时必不可少，但必须同时结合生物措施进行。4.3 采用“谁治理谁受益”的政策从国家、社会、个人多方筹集资金，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采用“谁治理谁受益”的政策，提高群众治理崩岗的积极性。对治理者给予一定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治理见效后，允许其在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对缓坡地、平地（如拦沙坝淤积地）进行较长期的开发利用（种果、药、茶等），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待。4.4 开展群众性的国土保护教育，制定并严格执行有关政策法令水土保持工作必须依靠群众，要在群众中宣传保持水土、维护生态平衡的重大意义，宣传治理崩岗的好经验、好典型，宣传贯彻《水土保持法》、《森林法》、《环境保护法》等，使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令家喻户晓。采取法律手段坚决制止乱砍滥伐等行为，大力表彰并重奖护林、育林模范以及水土保持先进工作者，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爱护森林、保持水土的良好风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风调雨顺、山青水秀的天地。参加本专题研究的还有广东省德庆县林业局的陈祖维、陈荣雄和广东省德庆县林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棣华、徐海波4位同志。作者单位：殷祚云， 陈建新， 王明怀， 李熙深， 谭钧宋案 广东省林业厅科研专题资助。殷祚云， 陈建新， 王明怀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广州市 510520；李熙深 广东省德庆县林业局， 广东省德庆县 526600；谭钧宋 广东省德庆县林业科学研究所， 广东省德庆县 526643）参 考 文 献1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林业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2 中国、加拿大水土保持协作组．广东省水土保持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3 Shen Jianan, Liao Anzhong. Erosion control in South China. Catena, 1997, 29: 211-2214 广东森林编辑委员会．广东森林．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收稿日期：1999-05-19
|
[
"Communication",
"Military",
"Space",
"History",
"Sports",
"Electronics",
"Enviornment",
"Economy"
] |
Enviornment
|
信息与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1999年 第28卷 第3期 Vol.28 No.3 1999基于信息化的并行设计研究*唐敦兵 李东波 张世琪摘要：提出了在并行设计中信息进化的观点，以信息进化矩阵为基础，导出了设计过程中的各活动信息调整量模型，研究了并行设计过程中耦合活动集从迭代到收敛的规律，为并行设计的规划和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关键词：并行设计，信息进化，耦合中图分类号：TP14 文献标识码：BA RESEARCH ON CONCURRENT DESIGN BASED ONINFORMATION EVOLUTIONTANG Dunbing LI Dongbo ZHANG Shiqi(School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Abstract The view of information evolution in concurrent design process i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evolution matrix, the information evolution model in concurrent design proces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convergence law of coupled activities in concurrent design process is presented by analyzing the information evolution matrix, which can give theory guidance to control and plan the concurrent designKey words concurrent design, information evolution, coupling1 引言产品设计从根本上决定着产品的内在质量和生产成本，研究者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新的、有效的设计理论和方法学的探索．目前，并行设计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正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重视，它的指导哲学是在设计阶段尽可能地同时考虑产品生命周期中的众多因素，尽早地发现设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实际上是希望以设计初始阶段局部过程的反复与迭代来克服传统设计中全局的较大的反复与迭代．然而，对设计过程的这种组织方法，必然会增加设计过程管理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因此，有必要从本质上揭示并行设计的内在规律，确定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方法，否则，如果因为局部过程的反复与迭代周期过长，则会造成整个设计周期的加长，甚至导致设计过程的发散．在传统的顺序设计中，必须等上游的设计活动完成以后，在能获取完整信息的情况下，下游活动才开始进行，否则，下游活动无法进行．但在并行设计中，设计活动是并行进行的（并不等于同时进行），大部分时间里获得的都是并不完整的设计信息．从生命系统理论的观点来看，随着并行设计中耦合活动迭代过程的逐渐收敛，设计信息是通过不断地调整，逐渐由不完整状态进化到完整状态的[5,6]．为了更为深入地研究并行设计的活动规律，特别是并行设计中耦合迭代的收敛规律，作者提出了并行设计中信息进化的观点，并以信息进化矩阵为基础，导出了设计过程中的各活动信息调整量模型，研究了并行设计过程中耦合活动集从迭代到收敛的规律，为并行设计的规划和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2 有关信息进化的基本概念2.1 信息量大小的度量为了能度量活动间信息的流量，将活动间的信息交互看作是以信息发送和接受的形式进行的．并行设计中的每个活动的进行实际上可看作是一系列的决策过程，这种决策可能需要其它活动的信息才能作出，信息量的大小反映在这种信息帮助决策的贡献大小上．如果将决策的对象看作一个随机事件，其概率为P(x)，按照信息论的观点[3]，则信息量大小可用I(x)表示：(1)由（1）式可见，对某个活动而言，帮助决策的对象出现的概率越大，则信息量就越小，反之，信息量就越大．2.2 信息进化的假设为了便于研究，对并行设计的实际过程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和假设：（1）在并行设计中耦合迭代的各个阶段，每个活动都独立地并行进行一次［7］；（2）耦合活动集中，每一个活动的进行必然引起和其它活动间不同程度的信息调整，在迭代过程中，假设信息调整量保持不变，即信息调整量线性假设；2.3 信息调整向量每经过一次迭代，所涉及到的活动都要进行信息调整，正是在这种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设计信息由不完整状态逐渐进化到完整状态的，而信息调整量的大小表明了其迭代工作量的大小．信息调整向量ΔIt是N×1维向量，N对应耦合集中活动的数目，ΔIt所含元素ΔIit表示在迭代过程的t阶段，i活动需要完成的信息调整量．信息调整向量ΔI0表示过程开始时耦合集中活动的初始信息调整量，ΔIt+1表示下一次迭代各活动的信息调整量．ΔI表示整个迭代过程中信息调整总量．2.4 信息进化矩阵信息进化矩阵C是一个M×M阶方阵，M表示耦合集中活动的数目．其中，cij为信息进化系数，表示j活动进行单位信息调整量将导致下一阶段i活动(cij)个单位量的信息调整，所以有(2)(3)信息进化矩阵C是活动间信息调整的度量矩阵，即活动间依赖强度的度量矩阵．由信息进化的假设，它的元素即信息进化系数在迭代过程中保持常量．信息调整总量为(4)(5)信息调整总量ΔI表示了由于耦合迭代引起的整个设计过程任务量的增加，因而信息调整总量标识了迭代过程的收敛性．另外，信息进化矩阵主要是依据耦合设计活动间联系的强弱来建立的．在实际设计过程中，设计活动间的依赖程度有强、有弱，程度不尽相同，而且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假设耦合活动集中有M个活动a1,a2,…,aM，每个活动ai从其它活动中获取的信息量分别为：其中I′ii=0,即设计活动本身的信息传递为零．从信息发送的角度看，每个活动ak可能向M个活动发送信息，信息量分别为：其中Ikk=0．平均值为(6)标准差为(7)标准化值为(8)根据欧氏距离法，通过定义活动间的距离来确定ai与aj相互依赖的程度（即确定各信息进化系数cij）：(9)3 基于信息进化矩阵的并行设计收敛性分析3.1 信息进化矩阵的分析本文对信息进化矩阵的分析是通过对角化来实现的[1,2,7]．由矩阵论[8]的有关知识可知，对于方阵C，存在特征结构矩阵Λ和相对应的特征向量矩阵S，并有如下关系(10)(11)将（11）式代入（5）式得(12)通过信息进化矩阵的对角化，建立了迭代过程中信息调整总量与信息进化矩阵特征值及其特征向量之间的关系．信息调整总量所代表的耦合迭代过程的收敛性，可以通过C的特征结构矩阵的收敛性表示．由向量与矩阵收敛理论有(13)若Max(λ1,…,λi,…,λn)＜1, 其中λi为C的特征值，则有[8](E为单位矩阵) (14)由（13）、（14）式可知，耦合迭代过程只有当信息进化矩阵的所有特征值均小于1时才会收敛；否则，若有λmax＞1，则说明在耦合迭代过程中会因为信息调整总量的不断递增而造成迭代过程的不收敛．3.2 对信息进化矩阵特征值的具体分析信息进化矩阵的特征值反映并决定了并行设计中耦合迭代过程的收敛特性．由（13）式和（14）式有(15)（15）中的E为单位矩阵，（14）式进一步变化为(16)将（16）式代入（15）式得(17)(17)式表明信息调整总量的收敛规律取决于1/(λi-1)(i=1,2,…,n)的变化规律．信息进化矩阵的特征值对应了耦合活动间相互作用的一种作用方式，特征值的大小定性反映了信息调整总量收敛的趋势［7］，也反映了信息进化的速度快慢．(1) 实特征值对信息进化的影响当λ=a∈[-1，1]时，负的特征值对信息进化有较小的影响，正的特征值对信息进化具有重要的影响，a值越大，则1/(1-a)的值越大，表示迭代过程收敛越慢，则信息进化速度也越慢，并行设计中的信息处于不完整状态的时间越长．(2) 复特征值对信息进化的影响若λ=a+bi，a,b∈R(18)若b≠0, 且a2+b2＜1，有(19)又(20)通过（18）、（19）、（20）式的变化，复特征值对信息调整量的影响，可转化为对其实部的作用，复特征值实部的增大将使迭代过程收敛减慢，也使信息进化速度减慢．由（一）、（二）两点可知，信息进化矩阵特征值中的实数部分定性地描述了信息调整量的影响（见图1），实数部分增大，信息调整量增大，则迭代过程收敛减慢，其中最大特征值的作用尤为显著．快速的信息进化表明在迭代过程的早期各耦合活动就能得到较为完整的信息，因而可以根据其它活动较为正确的结果进行调整，使得迭代过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收敛．慢速的信息进化与此相反．图2以信息进化度ε(t)描述了信息的进化状态，以及信息进化速度快慢的区别．图1 特征值对迭代收敛性的影响图2 信息进化示意图另外，与特征值相对应的特征向量则定量地描述了耦合活动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即各耦合活动在收敛迭代过程中对信息进化的一种影响率．特征向量的元素表现了耦合活动对信息调整总量的影响程度，不同的元素值则表明了各活动对信息进化的影响程度的差异．4 结束语本文提出了并行设计中信息进化的观点，以信息进化矩阵为基础，推导出了信息调整量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并行设计过程收敛的规律，为并行设计的控制、规划以及并行设计的正确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国防科技预研跨行业基金项目,98J18.1.4BQ026作者简介：唐敦兵，27岁，男，博士生．研究领域为CIMS、并行工程等先进制造系统和CAD/CAPP集成技术研究．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制造工程学院 南京 210094参考文献1 董 明，查建中，郭 伟．并行工程中的任务组织，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6，(8)：69～782 孙晓斌，肖人彬．基于效率的并行设计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7，25，(12):50～623 崔南方，陈荣秋，马士华．企业业务流程的结构建模．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7，25(12)：59～624 Bossak M A, Simulation Based Design, Journal of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 1998,76:8～115 Krishman V. Managing the Simultaneous Execution of Cuopled Phases in Concurrent Product Development , IEEE Transaction on Management, 1996, 43(2):210～2176 Krishman V, Eppinger S D, Whitney D E. Accelerating Product Development by the Exchange of Preliminary Product Design Information, Journal of Mechanical Design, 1995, 117(4):491～4987 郭 伟．并行设计实施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48 黄有度，狄成恩，朱士欣．矩阵论及其应用，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1998-06-23收稿
|
[
"Mine",
"Education",
"Energy",
"Economy",
"Computer",
"History",
"Enviornment",
"Literature"
] |
Computer
|
【 文献号 】2-2443 【原文出处】中国教育学刊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5 【原刊页号】41-44 【分 类 号】G39 【分 类 名】小学各科教学 【 作 者 】杨贵生 【复印期号】199601 【 标 题 】城市小学劳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 正 文 】 （长春市开运街小学 杨贵生）我校是长春市朝阳区一所普通小学。多年来，我校认真改革和加强劳动教育，根据劳动课大纲要求，建立健全劳动教育的领导与管理机制，制定劳动教育实施方案，编写劳动课教材，加强劳动课教师的培训，建设校内外劳动教育基地，健全劳动教育考核管理办法，并不断探索劳动教育规律。现已初步形成了以劳促德、以劳增智、以劳健体、以劳益美，和谐施教、全面发展和整体提高的办学格局，学校劳动教育走上了制度化、系列化的轨道。根据小学生年龄、生理及心理特点，结合劳动教育目标和小学劳动课自身特点，我校制定了劳动教育的四条原则：1.实践性原则。劳动教育以学生动脑动手为主，让学生真接参加劳动实践。2.综合性原则。根据劳动课的综合性特点，劳动课必须按思想教育、知识学习、技能训练的三要素对学生进行劳动素质教育与训练。3.迁移性原则。劳动教育的过程是德、智、体、美、劳互相渗透，知、情、意、行和谐发展的育人过程，进行劳动教育必须注意把劳动意识转化为劳动态度，把劳动实践转化为劳动习惯，用劳动体力的付出激发创造意识，并内化为稳定的心理品质和技能，形成能力的迁移。4.分层次性原则。根据大纲要求，我们把学校劳动教育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分别制定不同目标，采取不同形式和方法进行教育。达到全体参与、层次互相衔接的系统培养与训练的目的。实施劳动教育，探索劳动教育途径，优化教育环节，推动学校整体工作向前发展，是我校工作的主要内容。我们坚持教育的“五结合”、“五建设”、“五评定”的劳动教育模式：一、五结合1.坚持劳动教育与德育结合，以劳促德。劳动教育是德育的主要内容。一个人的劳动态度、习惯、能力，以及对劳动的认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对劳动产品的珍惜意识，对劳动创造幸福、劳动创造一切的理解，对劳动光荣、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认识程度，往往是检验这个人思想道德、意志品质的试金石。通过劳动教育和参加劳动实践，可以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和尊重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劳动教育中思想教育的主要方面。因而我们在劳动教育中不重成果重育人。学生在“清扫厕所小队”中打扫卫生时，发现有的同学将吃不了的饭、馍扔到厕所里，便在少先队队报上发表评论。通过在联谊校学农，培养了学生们的劳动观点，激发了劳动热情。平时连值日也不愿做的学生，也居然不怕农药的气味，背起喷雾器喷洒农药。事实证明，经过组织和引导，绝大多数学生当被沸腾的劳动热情包围时，都会在忘我的集体劳动的洪流中变成勇于动手、不怕脏与累的好学生。学生在劳动中，思想道德、意志品质、行为习惯得到净化、内化和升华，达到以劳促德的目的。2.坚持劳动教育与学科教学相结合，以劳增智。在学科教学中，找准与劳动教育的结合点，是以劳增智的关键。在劳动实践中，我们常常引导学生运用学过的知识，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如三角形具有稳定的特性，植树问题的加一或减一的运算道理等等。学科教学中有些抽象的概念难以理解，在实践中操作一番，就很容易解决。这样不但化难为易，而且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学习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3.坚持劳动教育与体育、美育相结合，以劳健体，以劳益美。学生强健的体魄不仅仅靠体育锻炼，还应在劳动中健身。让学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可增强体质。适当的体力劳动对于脑力劳动来说，是最好的休息。同时，劳动教育亦可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锻炼学生的毅力和耐力。当然，劳动不能代替体育的全部。小学的劳动课有一部分是手工制作，可以此培养学生的心灵手巧，组织学生进行美的创造。我校劳动教师在手工制作方面都有一手绝活，为在劳动教育中渗透美育创造了前提条件。如折纸、布贴、编织、刺绣、冰雕、泥塑等手工劳动教学，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因此，学生的作品，如“香皂花篮”、“小布驴”、“布老虎”、冰雕“企鹅”等，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有些作品参加长春市工艺品展览会，被选送到北京、广州、深圳展出，有的在电视台或刊物上与大家见面。劳动课中的科技制作，是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天地。我们利用这块天地，调动学生和教师两个积极性，动脑、动手进行创造发明。学生创造制作的“捕蝇器”、“节电闸”、“楼梯运货车”、“容器满水自动报警器”等，都显示了其创造才能，有些作品在省、市参赛中获奖，得到领导和科学家们的赞誉。学校被市科协、市教委命名为科普先进集体。4.坚持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以劳铸情。社会劳动以服务为主。我校开辟社会服务劳动基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有意识地让学生承担社会义务，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培养社会责任感，熔铸爱国主义情感。我们在孟家屯火车站这块劳动基地上，组织学生参加爱路、护路劳动。这条铁路线每周都有国际列车通行，我校“护路队”定期清扫铁路卫生，并维护铁路运输的安全，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过去有的学生向铁路客车掷石块的现象杜绝了，还有学生帮助铁路公安部门破获盗窃铁路设施的案件，被铁路公安部门命名为“铁道小卫士”。“楼道小队”在居民楼服务劳动中，用自己的小手和汗水，换来了居民清洁整齐的居住环境。同时，孩子们的劳动行为，感化了那些只顾自己方便、随处扔垃圾的人。在定期为王守兰福利院服务的劳动中，学生为老人送去自编自演的文娱节目，为孤儿送去礼物和学习用品。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社会发展的感情增强了。5.坚持劳动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以劳教孝。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关系密切。为了培养学生生活的自理能力，发展学生的劳动本领，为学生未来生活打基础，学校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学校每学期召开两次大型家长会，与家长共商学生劳动教育问题。建立“劳动教育联系卡”，用联系卡了解学生家务劳动情况，请家长评定孩子的自我服务、自理生活能力。在家务劳动中，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孝敬父母、尊长爱幼的良好品质。学生们主动参加家务劳动，懂得关心父母，减轻了父母的负担，给家庭增添了欢乐祥和的气氛。二、五建设1.队伍建设选配既学识广博，又心灵手巧、富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课教师和劳动教育辅导员队伍，是提高劳动教育质量的关键。因此，我们一改过去“语文、数学教师先选好，劳动教师最后找”的校内聘任教师办法，从全校教师中选聘年富力强、有较深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一定的生产生活实践经验，并兼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的教师任劳动专职教师。为落实寓劳动教育于活动之中，选派能力强的中青年教师为班主任，兼做劳动教育辅导员。我们像抓语文、数学等科教学那样加强劳动教学研究，探讨劳动课教学结构，优化劳动教育环节，总结出“明理导入――示范讲解――动手实践――展示评比――再次实践”的劳动教学结构。初步形成一支既会教又善教，既会组织又会管理，既注意教研又重视科研的劳动教育教师队伍。2.基地建设近几年来，我校十分注重劳动实践基地的建设。首先，利用好学科课堂这块基地，发挥主阵地的育人功能。其次，结合基础教育培养目标和学生年龄特点，寓劳动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建立活动基地。我们采取学校花钱买点、师生自己制点、求助社会帮点、发动家长献点的办法，建起了劳动实践室。结合学校管理，建立固定的校内“净、美、绿”担当区。结合社会实践，建立定点、定时、定人数的“楼道小队”、“卫生一条街”、“铁路护路小队”、“福利院尊老助孤残小组”。结合学生年龄层次，建立“家庭实践岗”。今年我们又建立了“联谊学农点”和参观工厂生产线等基地。这些基地为学生劳动教育提供了实践机会，保证了劳动教育的完全性。3.教材建设为了把劳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在用好省市编写的劳动教材的基础上，我们结合学校实际，根据国家教委制定的《劳动教育大纲》要求，克服经验少、人力不足的困难，采取谁教谁写、谁辅导谁写、谁主管谁编的办法，编写了部分年级的《工艺美术制作》、《家务劳动实用操作方法》、《公益劳动组织操作范例》、《废旧物再利用》等具有很强针对性、实践操作性和渗透性的教材。为了使教材编写更适用、更科学，我们在每学期都开展一次劳动教育教材编写和实物制作成果展示评比活动。大大调动了教师参与劳动教育的积极性，对推动劳动教育深入开展起到了促进作用。4.制度建设在实施劳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遵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原理，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不断调整完善劳动教育的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学校管理规章制度，使劳动教育纳入学校“法规”的约束之中。如制订了《班子成员加强劳动教育的五做到》，即①制定工作计划想到劳动教育；②落实、检查工作不忘劳动教育；③学习教育理论研究劳动教育；④参加集体劳动示范劳动教育；⑤总结工作突出劳动教育实绩。制定了《教师劳动教育质量评估办法》、《学生劳动实践评定卡》、《劳动课教学十条规定》、《关于在评优中实行劳动表现一票否决权的规定》等规章制度，有力地保证了劳动教育深入开展。5.展室建设为了使劳动教育不断深入开展下去，我们把劳动实践室综合利用，既是劳动实践基地，也是展示劳动教育成果的展览基地，激励学生自觉参加劳动。三、五评定劳动教育评定，是巩固劳动教育效果的主要措施，准确的评定可以达到升华、内化的教育目标。1.学生自评。学生自评劳动成绩，可以提高学生的自我认识能力，培养其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和虚心学习的良好心理品质。2.学生互评。学生互评，能培养学生互相学习，分辨是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品质。3.家长评。家长参与评定能促使家长注意对孩子的全面教育，沟通家校信息，及时调整对学生的教育措施。达到家教与学校教育同步进行，避免抵消作用。4.教师评。教师评定是延续教育动机并内化为教育行为，产生良好效果的关键环节。教师评定是否准确，关系到学生今后的发展。5.社会评。目前我们还很难得到社会为我们学校的劳动教育进行评定。但是我们想尝试建立社会服务协作关系，来实现社会对学校劳动教育的评定。学校组织学生定期定点参加义务劳动或服务性劳动，协作单位对参加劳动的班、组、个人进行整体评定。由于我们抓住、抓实劳动教育，学生精神面貌、学习、生活能力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教师队伍也由靠经验去管理教育学生变为靠教研科研活动去教育管理学生，形成了“团结、守纪、勤奋、求实”的校风，“严谨、务实、和谐、创优”的教风，“主动、多思、勤学、向上”的学风。学校被市教委命名为“特色学校”，“市科普教育先进集体”；有18名教师获得区、市、省、国家级劳动教育优秀教师称号。（责任编辑 嵇秀梅）
|
[
"Space",
"Education",
"Agriculture",
"Sports",
"Philosophy",
"Literature",
"Politics",
"Electronics",
"Enviornment",
"Computer",
"Mine",
"Energy",
"Medical"
] |
Sports
|
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3期 vol.23 No.3 1997基于行为表达式的任意随机Petri网的品质分析1）蒋昌俊 郑应平 疏松桂摘 要 提出一种基于行为表达式的品质分析方法，可以做任意分布的有界或无界随机Petri网的品质分析. 该方法不仅拓广了分析范围，解决了文献［4］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不必画出Petri网的可达标识图，使分析过程更为简洁.关键词 随机Petri网，任意分布，行为表达式，品质分析.PERFORMANCE ANALYSIS OF ARBITRARY STOCHASTIC PETRINETS BASED ON BEHAVIOR EXPRESSIONJIANG CHANGJUN ZHENG YINGPING SHU SONGGUI(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Science, Beijing 100080)Abstract A performance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behavior expression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for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bounded or non-bounded stochastic Petri nets with arbitrary distributions. It not only extends analysis range but also solves an open problem in paper［4］. It needn't draw the reachability marking graph of Petri nets. Thus, the analysis proces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simple and easy to implement.Key words Stochastic Petri net, arbitrary distribution, behavior expression, performance analysis.1 引 言Petri网是异步并发系统建模与分析的有力工具. 利用Petri网进行系统建模，不仅有图形的直观性和结构的层次性，而且还有一套理论方法支持系统的性质分析和品质分析.Molloy［1］首先建立了可达标识图与有限马尔柯夫链的对应关系， 从而为服从负指数分布的有界随机Petri网的品质分析提供了相应的马氏分析方法. 其后，Marson等人［2］推广了Molloy的工作，提出一种广义随机Petri网(GSPN)模型，此模型包括了某些变迁为立即变迁(无时延)的情形. 而Dugan等人［3］从另一个方面推广了Molloy的工作， 提出一种增广随机Petri网(ESPN)模型，该模型包含了抑止弧的情况. 然而这些工作均未突破负指数分布的限制，因而均是在马氏框架下进行分析. Guo, Zhou等人［4］受GERT［5］分析方法的启发，将矩母函数方法应用于Petri网，从而提出任意分布随机Petri网(ASPN)的矩母函数分析方法. 该方法是将随机Petri网的可达标识图作为一个状态机Petri网，并应用矩母函数及传递函数于该Petri网，从而形成一个适合任意分布的有界随机Petri网的分析方法. 由于这些方法都是基于可达标识图，因而决定了它们只能分析有界随机Petri网. 众所周知， 生成一个复杂系统的Petri网模型的可达标识图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有时会出现状态爆炸等问题. 也就是说， 这些方法也只能对那些小规模系统有效，而对那些稍大一点规模系统的分析便不能凑效.本文基于Petri网的行为表达式［8］， 将矩母函数法思想引入其中，从而形成一种适合任意分布的有界或某些无界(具有行为表达式的)随机Petri网(AGSPN)的分析方法.2 基于行为表达式的解析方法为了便于计算， 首先给出行为表达式的不同形式的定义及性质.定义1. 称α是T上的一个单项式当且仅当α是若干个(也可能是零个)字符连接的形式. 其长度是它包含的字符个数，记作｜α｜. 例如α=abcadce,则α是一个单项式，并且｜α｜=7.定义2. 称α是T上的一个多项式当且仅当α是若干个单项式的选择运算或并发运算的形式. 当α中不含并发运算时，称α为标准多项式. 例如α=ab+(cd)//(eaf),则α是一个多项式.由于σ1//σ2可按并发运算的定义展成若干个单项式的选择运算形式， 故任何多项式均可展成与之等价(表示的语言相同)的标准多项式. 例如上面的α也可以写成α=ab+cdeaf+cedaf+ceadf+ceafd+ecdaf+eacdf+eafcd.定义3. 称α是T上的一个闭包式当且仅当α是单项式或多项式α′的“星”运算形式， 即α=(α′)*. 例如α=(ab+(a+c)//(de))*是一个闭包式.定义4. 称α是一个复合式当且仅当α是若干个单项式、多项式或闭包式在连接运算、选择运算、并发运算以及“星”运算有限次运算下的形式. 例如α=(((ab)*//c)+(d+e))*是一个复合式.一个正规式(经典形式语言的表达式)本质上与一个复合式等价. 单项式、多项式和闭包式均是复合式的特例.定义5.称αs是α的一个子式当且仅当αs是α中的一部分， 并且αs或者是一个单项式，或者是一个多项式， 或者是一个复合式. 例如αs=(ab+c)*是α=a(b(ab+c)*+((cd//f))*的一个子式.定义6. 称α是一个幂级式当且仅当α中含有形如的子式，其中α′≠。例如α是一个幂级式.本质上说，幂级式的表达能力已真超于复合式，实际上幂级式中具有计数限制能力，已达到上下文无关语言的表达能力，甚至达到上下文有关语言的表达能力. 例如L(α)=便是一个上下文有关语言. 其中α2,α4,α5非空； α4≠α5.一个行为表达式或者是一个复合式，或者是一个幂级式. 因此，它可以刻划有界Petri网，或某些无界Petri网(表达式存在的). 根据表达式并借助下面的结论，可以求得petri网的传递函数［4］， 再利用矩母函数的有关方法便可对任意分布的随机Petri网进行品质分析.命题1. 设α=t1t2…tq是一个单项式，则其传递函数证明. 直接由文献［4］的化简规则即可得到此结论.命题2. 设α=α1+α2+…+αn是一个标准多项式，则命题3.设α=(α′)*,则证明.可按文献［4］中证明循环化简方法类似地进行.分析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 基于文献［8］产生系统的行为表达式，并化多项式为标准多项式形式(若有的话)；第二步. 依据所给的分布参数及行为表达式结构， 求出各事件的引发概率及其矩母函数(注. 表达式中不同位置的同一事件可能传递函数不一样， 这是由于不同位置的同一事件的引发概率可能不一样)；第三步. 据第二步的计算结果，对行为表达式重新标号，以区别表达式中具有不同传递函数的同一事件；第四步. 据命题1―3计算标号后的行为表达式的传递函数；第五步. 基于前面的结果和矩母函数的有关方法进行各性能指标的计算，从而获得系统的定量分析结果.3 一个无界AGSPN分析利用前面的方法，分析一个无界的任意分布的增广Petri网.例1. 图1所示是一个随机Petri网(实线部分)，显然该网存在死锁状态.为考虑该网死锁的随机性能，现增加消解变迁t及其有关弧(虚线部分).其中a,b,c及t服从负指数分布，且λa=λb=λc=1，λt是参变量；d,e服从正态分布，且均值满足τd+τe=1，方差满足σ2d+σ2e=1. 分别考虑该网的周期时延、死锁时延及死锁概率与参变量λt的关系.图1 无界Petri 网为了估计该网的周期时延，需要计算它的周期行为表达式的传递函数. 从而有所以时延周期为(因为)［4］为了计算死锁时延，在(s)中分别令Wa(s),Wb(s),Wc(s),Wd(s)和We(s)中的s=0, 从而得则死锁时延d为这样，死锁的稳态概率pd为从而得, d及pd与λt的关系如图2所示.图2 T，Td及pd与λt的关系上面利用网的行为表达式求得它的传递函数，并利用矩母函数思想，实现了该无界网的性能评估. 这是现有其它方法都不能解决的，也是文献［4］中指出的一个困难而有理论意义的待解决问题. 下面通过对一个实际系统的分析， 证实本文方法的应用价值.4 一个实际系统分析例2. 图3是一个加工装配系统的示意图. 系统有一个装配站A1,一个机器人R1,两台加工机器M1和M2，对应的两个传输带分别将两类原材料δ1和δ2从库S1和S2中取出，并送到相应机器M1和M2上进行加工；然后分别经R1将半成品δ′1和δ′2从M1和M2上卸载并送到A1，经A1装配成产品由运输带运到库S3中.图3 一个架工装配系统为讨论方便起见，做如下假设：1) S1,S2中原材料从不短缺；2) S3中产品从不溢出；3) 传输过程很快，看做立即动作；4) Mi加工δi的速率服从负指数分布，且参数分别是0.5；5) R1从Mi上卸载速率是一个常量，记作χ;6) A1装配速率服从负指数分布，且参数是1.建立该系统的Petri网模型如图4所示. 其中a――M1加工δ1；b――M2加工δ2;c――R1从Mi上卸载δ′i,i=1,2,;d――A1对δ′1与δ′2进行装配.图4 加工装配系统的Petri网模型取λa=λb=0.5,λd=1,χ是一个参量. 按本文方法得到已标号的周期行为表达式是=(ab′+ba′)c(b″(da′c+adc)+a″(d″″b′c+b″″dc))*d″.其中根据本方法第四步，求得的传递函数从而该系统平均生产周期是在一个生产周期中，为考虑卸载的时延c，令Wi(s)中s=0，其中i∈{a,b,a′,b′,a″,b″,d″,a,d,b″″,d″″}.从而得到此时的传递函数因此，这样，处于卸载的稳态概率是由此可得，c,pc对χ的曲线如图5所示.图5 ，c,pc对χ的曲线5 结 语本文给出一个基于行为表达式的任意随机Petri网的性能分析方法. 通过对一个无界AGSPN的品质分析， 展示了该方法的理论意义. 并通过对一个加工装配系统的品质分析， 说明了该方法的实际意义. 进一步要做的工作应该是开发出基于行为表达式的并发系统建模、分析、控制、评估和优化的Petri网语言方法的计算机软件，使之真正成为强有力的工具.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作者简介：蒋昌俊 简介见本刊第22卷第4期.郑应平 简介见本刊第18卷第2期.疏松桂 简介见本刊第20卷第3期.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北京 100080参考文献[1] Molloy M K. Performance analysis using stochastic Petri nets. IEEE Trans. on Computers, 1982, 3:913-917.[2] Marsan M A, Balbo G, Conte G. A class of generalized stochastic Petri nets for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multi-processor systems. ACM TOCS. 1984, 2:92-122.[3] Dugan J B, Trivedi K S, Geist R M, Nicola V F. Extended stochastic Petri nets: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in Proc. PERFORMANCE, Paris. December, 1984, 507-519.[4] Zhou M C, Guo D L, DiCesare F. Integration of Petri nets and 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approaches for system performance evaluation. J. of Systems Integration, 1993, (3):43-62.[5] Pritsker A A B. Modeling and analysis using Q-GERT network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9.[6] Jiang C J, Wu Z H. Net operations(Ⅰ). J. of Comput. Sci. & Technol., 1992,7:333-344.[7] Jiang C J. Net operations(Ⅱ). J. of Comput. Sci. & Technol., 1995,10(6):51-60.[8] Jiang C J, Zheng Y P, Sheng S G. Synthesis and analysis of systems based on Petri nets. Int. Conference on Systems and Control, NanKai, October, 1994.收稿日期 1995-03-13
|
[
"Art",
"Law",
"Enviornment",
"Transport",
"Philosophy",
"Agriculture",
"Mine",
"Computer",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s",
"Literature"
] |
Computer
|
【 文献号 】3-913 【原文出处】《晋阳学刊》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46～55 【分 类 号】B5 【分 类 名】中国哲学 【复印期号】200108 【 标 题 】帝王思维与阴阳五行思维模式――兼及秦汉神学政治 【 作 者 】张强 【作者简介】张强 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苏 淮阴 223001 【内容提要】周人不多谈阴阳五行，因为它是殷商的神学政治理论。战国后期，邹衍把阴阳五行表达为五德终始说，秦统一中国后，经吕不韦的 推崇，五德终始说成为官方学术。五德终始说是宗教神学与政治伦理化结合的产物，入汉以后，汉帝从中看到了为汉制法的好处。经学思维模式是儒学在新形势下结合阴阳五行说的诞展，思维的程式以阴阳五说为前提，以受命改制为中心议题，为汉代帝王寻找在思想文化领域完成大一统的途径。汉代儒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借助了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关 键 词】帝王思维/阴阳五行/秦汉/经学/思维模式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B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1)02－0046-10帝王思维的支撑点是皇极意识和唯圣思维，进入封建社会后，其外化形式有阴阳五行思维模式和经学思维模式等。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以阴阳两极建构宇宙生成图式，在推演五行的基础上，以土、木、金、火、水相克的原理来阐释社会运动规律，其终始循环表现出命定论的特征。经学思维模式以先王政典为逻辑起点，通过崇圣推演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在其理念中把先王的言行视为不可动摇的权威。阴阳五行思维模式热衷于把认知能力与宗教神学拧结在一起，全面地体现着原始思维的非理性文化价值，并且受思维定势的制约把王权至上表达为对神学的追究，即习惯于将崇圣与尊神联系在一起；而经学思维模式则注重于诠释元典，在以先王政典为法则的前提下，表现出重传统的人文精神。因为这样的缘故，经学思维模式的导向是把人的认知能力与崇圣的文化心态拧结在一起，在追究为圣之道中，创造性地提出仁学主张，进而将其行为落实到圣德方面。这两种思维方式作为帝王思维的左右手，不但限制着封建社会时期人们思维的自由发展，而且还以灌输的手段迫使社会群体围绕帝王这一轴心运行。由于这两种思维方式的积淀都与帝王之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又都有着大体相同的文化背景和认识来源，鉴于此，本文在论述帝王思维与阴阳五行思维的关系时将对经学思维方式作必要的观照。一阴阳五行作为为帝王之道，有其漫长的发展历史。由于人们习惯于把它与元典的诠释联系在一起，故认为阴阳五行产生的年代较晚。如梁启超认为：“阴阳两字相连属成一名辞，表示无形无象之两种对待的性质，盖自孔子或老子始。”[1]按，将孔子冠于老子之前，实际上是认为老子生活的时代晚于孔子。至于五行的来历，梁启超又说：“五行二字最初见于经典者，则《尚书・甘誓》……次则《洪范》。……由此观之，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钟舒，曰刘向。”[2]这一观点得到古史辨派顾颉刚的肯定和支持，顾颉刚认为：“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它在经典上的根据，为《尚书》的《甘誓》和《洪范》。”[3]那么，《尚书・甘誓》和《洪范》产生于什么时间呢？顾颉刚十分欣赏刘节的辨析，他指出：“此论（指梁启超的观点）既出，驳者甚多。四年之后，他的弟子刘节先生又作《洪范疏证》（《东方杂志》二十五卷二号），证明《洪范》一篇出于战国之末，其中所载的五行之说即是战国时驺衍一辈人的学说；比了任公先生承认《洪范》是箕子的话但无神秘色彩的更进一步。”[4]按照这种说法，起初，阴阳与五行属于两个分立的系统，它们从一般词汇到产生特别的意义是在战国末期。这种观点有着明显的偏颇之处，其要害在于，他们把《洪范》写定的时间与其流传的时间混为一谈，因此，忽略了阴阳五行在《洪范》中的特殊意义。诚然，首发以“经”名篇之嚆矢的是庄子。这种说法虽然有它的道理，但又不完全对，因为“经”是指先王的政典，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考察的话，应该说在西周之前，《尚书》等典籍就已经被人们公认为先王留下的政典了。即在《尚书》中，阴阳五行已经作为帝王施行统治的最高准则写在其中了[5]。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洪范》写定的时间虽然较晚，但早有很长的流传时间，如顾颉刚在弟子刘起＠①在例举大量的内证和外证后指出：“可推知《洪范》的原本最初是商代的。”[6]他把“五行”提出的年代明确地推到商代，应该说是有所本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出土，许多被认为是伪书的均被事实证明不再是伪书。从这一观点出发，既然承认《洪范》曾出现过口头传授的情况，那么，《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应不是浪言。换言之，刘起＠①既承认箕子向周武王传授“洪范”有所本，在此基础上，如果剥去上帝传授“洪范”给禹的神话外衣，承认“洪范”由夏代传承而来当是有依据有。如《甘誓》一文中有“有扈氏威侮五行”之语，《甘誓》写定年代虽然可能“在殷代或殷末到西周之间”[7]，但把它视为夏代传承下来的文献应该是有道理的。在列有九种统治大法的《洪范》中，五行为其重要的内容，既然五行观念有可能产生夏代，确定于商代，那么，时至周代自然不会归于“平淡”。应该看到，周人的确有不愿谈论阴阳五行的倾向。我以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殷商时代，阴阳五行是为其神学政治服务的，周人要宣示夺取殷商政权的合理性，势必要对旧有的宗教神学进行改革。在这中间，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殷商神学政治。《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为反拨殷商的神学政治秩序，周人发明了德治理论，将其政治伦理化，这样，就使得阴阳五行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因之，阴阳五行到周代归于“平淡”实际上是因为周人的宗教改革而造成的。尽管如此，阴阳五行的神学意义并没有丧失，只不过是暂时处于消歇的状态罢了，否则，我们就很难说清楚周人为什么会以宣扬阴阳五行的《尚书・洪范》为统治成法的事实。战国后期，经历了怀疑神对人的统治以后，建立新型政治的要求已处于酝酿之中。在这一环节上，邹衍经过深思熟虑，把阴阳五行系统地表达为五行终始说，并以此来干谒君主。如邹衍“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从而使阴阳五行再度显现。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主要有三个思想特征[8]。其一，五德终始说是在全面总结三代神学政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神学目的论是直接为帝王服务。从发微阴阳五行入手，邹衍在追究宗教神学的过程中，上溯传说中的黄帝，结合西周以来的德治理论，将五行演绎为五德，以五行相胜（相克）的原理运用于社会规律的阐释，建立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宇宙图式；其二，五德终始说具有先验性，“必先验小物，推而之大，至于无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然之变扩充为主观性的类推逻辑，其术数之变的先验性以宗教神学为基本内核；其三，五德终始说虽以宗教神学为内核，但邹衍又对当时流行的学说进行了充分的吸收。有学者指出：“邹衍的观点是儒道混合的，而更偏畸于思孟学派。其持论的动机，在于‘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9]这样，就使阴阳五行更具有为帝王之道的思想特征。从另一个视角看，正是因为邹衍审时度势表现出倚重于儒家思孟学派的特征，所以，它到了汉代才为董仲舒所赏，进而受到汉武帝的重视（详后）。邹衍的目的是为后王立法，他把五行表述为五德（土、木、金、火、水各据一德），提出五德终始循环在于为新王寻找立命的依据，通过发微阴阳五行的深意建立着新型的天人感应关系。由于他所关心的人是帝王，这种天人关系的建立表明了其逻辑的起点就是为帝王服务的，他的五德终始说是为帝王的学说。遗憾的是，邹衍学说虽然轰动了当时的“王公大人”，但并没有为关东六国所用，这可能是因为其玄而又玄的思想无法解决现实中的政治危机。但它并没有因此而沉寂下去，当天下显示出将为秦国所有时，这一学说很快就在秦国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如写定于统一六国前的《吕氏春秋》就给它以一席之地。除了《吕氏春秋・应同》直接引称和激赏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之外，《吕氏春秋》还将王朝兴衰之理与五行相克之理紧密地结合在一块，为秦王朝取代周王朝大造舆论。为了阐释邹衍学说的学术思想，吕不韦及门客在《吕氏春秋》中以五行配四季来联系社会政治，即以“十二纪”谋篇布局来深察社会运行之理，所谓“十二纪”是指吕不韦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各自划为孟、仲、季三个时序段。在这一基础上，又按照“法天地”的宗教神学原理，构造出要求君主言行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完全相符的自然图景。如与《吕氏春秋・孟春纪》相配的篇目是《本生》、《重己》等；与《仲春纪》相配的篇目是《贵生》、《情欲》等；与《季春纪》相配的篇目是《尽数》、《先己》等[10]。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有了吕不韦及门客的推崇和宣传，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才受到秦始皇的重视，进而由私家学说成为官方学术。但《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之时，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这种记载有明显的疏漏之处，试想如果没有吕不韦及门客看重阴阳五行的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巩怕仅靠齐人的宣传是无济于事的。“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史记・封禅书》），但他本人又在关东六国处处碰壁，真正使其学说获得新生的应该首推吕不韦。如果没有吕不韦与秦始皇的特殊关系，邹衍学说要在秦廷站住脚也不容易。五德终始说成为秦统一中国后的官方学术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新王当立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厘定思想的过程。远在秦王朝之前，为了证明自己得天统，殷商把上帝的拥有权判给了自己。进入西周以后，在上帝不能否定的情况下，周人要向世人宣示自己的天统，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殷商的宗教进行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发明了“天佑有德”的主张，从而把上帝从殷商那里夺了过来。到秦王朝建立的时期，他们同样处于上帝有着至上权威的时代，历史给他们出的难题是，周人已发明了“天佑有德”，要想再作新的发明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势下出现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福音，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它。然而，当五德终始说显于朝廷之时也是它遭到歪曲之时，因为将五德终始说献给秦始皇的还有一批“传其术不能通”（《史记・封禅书》）的方士，这样一来，便使得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功能只得到部分的发挥，而秦始皇个人则在方士的引导下背离五德终始说的主旨去追究神仙之事了。这是邹衍五德终始说在秦代的两种命运，一方面它成功地为秦寻找到承天受命的依据；另一方面经方士的曲解，它又成为满足秦始皇个人私欲的工具。“楚王好细腰，而民有杀食自饥也；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淮南子・主术训》）五德终始说经秦始皇的推重便逐步地显赫起来，到了汉代在汉儒的参与下其学说不但得到了新的发展，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运用。二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总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在思想渊薮上，五德终始说是宗教神学与政治伦理化结合的产物。就其大势而言，旧有思想体系的瘫塌需要新的文化建设，由于对现实的悲观使人看不到自身的前途，为解除其内心的躁动不安，人们遂将其目光转向先圣（王），试图通过渲染圣人的成绩来传达其政治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因崇圣，人们需要根据元典来为其政治主张寻找理论的依据，所以诸子所发表的政见了就成了元典的附庸（这样讲，自然也包括非帝王学派的道家，老子的后学庄子也是崇圣的，但这不是主要方面）。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诸子之学虽可以分为非帝王派和为帝王派，但其思想原则并不背离六经。在崇圣的过程中，最热衷于造圣的首推儒墨两家。儒墨是当时的显学，《淮南子・主术训》云：“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囗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这两种学说虽表现出互绌的性质，但在文化传统和学术渊薮上却有着同一来源。细绎他们的思想原则，其价值取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继承西周的德治理论，以先王政典为一切的准则，提出仁学或法术之学的主张，从而表现出重人伦的思想倾向；其二是把逐渐失去威严的宗教更新后纳入政治范畴，把约束社会群体思想的桎梏作为思想统治的武器再度拾起。儒墨两家在战国后期同为显学，同样热衷于尊崇先圣，作为一种思想潮流，他们对邹衍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客观地讲，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更接近于墨家，由于墨家与儒家在一定的程度上有着相同的文化渊薮，所以在进入秦汉后，神学建设虽然取法于邹衍，由于儒墨两家的为圣之道有着相通之处，故汉儒没有排斥邹衍学说，而是对它进行一番必要的改造使之更加合乎自己的口胃。大一统的事业需要大一统的思想，在无法以新的思想学说实行专制之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利用宗教神学向旧有的思想复归。邹衍学说显于秦汉的意义是，它不但要用神秘主义整合旧有的思想体系，而且要通过建立新型的天人关系来重整神学政治秩序。取之现成，刘邦代秦建汉似乎没有什么新招，大概是因为楚人有“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风习，在思想上，身为楚人的刘邦很容易认同秦人采纳邹衍学说为大一统专制文化的路数，乃至于刘邦建汉之时不假思索地采纳了秦人以水德自居的做法。“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苍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汉书・郊祀志下》）汉人以水德自居的局面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得到改变。在这一流程中，邹衍学说对汉人思维的控制是显而易见的。五德终始说成为汉人的思维方式在于汉帝从中看到了为汉制法的好处。纵观西汉的历史，其间虽然出现过“改制”事件，但始终不离五德终始说的原则。从刘邦建汉到武帝刘彻登基，汉代一直是水德的维护者。五德终始说讲天下大势时有着十分严密的逻辑性，按照土、木、金、火、水相克的原理，秦得天统是不容怀疑的，如果以此来推论的话，秦既已得水，那么，汉承其统，应为土才是。但是刘邦建汉以后，似乎没有多想这一问题，尽管这一盲目承袭秦制的举动暂时没有遭到怀疑，然而五德终始说毕竟是学术，到汉文帝时终于有贾谊、公孙臣等对汉据水德提出质疑了，他们主张在不背离五德终始的原则下把汉对秦的胜利定为土德对水德的胜利。这一主张虽然没有被汉文帝采纳，但它却为汉儒把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奠定了基础。汉武帝以后，儒学定于一尊，但其经学思维方式的传达却是从五德终始说开始的。故《汉书・五行志上》云：“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武帝策问董仲舒的事件标志着西汉官方学术向儒学的转移，但策问的核心问题是改制，改制的提出实际上是因信仰五德终始说而提出的。在这一过程中，汉武帝追究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一统绝不否定五德终始说的原则，而是发现在其执行中的偏差，进而通过改制来确认五德终始说。自秦统一中国到汉武帝时期，邹衍五德终始说得到官方的认同已有80余年的历史，它已落地生根，不可动摇。儒学经秦文化专制打击以后在汉初依旧不是官方学术，它要获得发展必需寻找新的生存形式，而五德终始说在汉代宗教神学中的地位是其它学说所无法取代的，这样，儒学要想取代黄老学说成为汉代的官方学术，就只能依靠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来求得自身的发展，所以，汉儒经学理论的形成是汉代帝王思维偏向造成的，其学术主张与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合流是受神学政治要求制约的。邹衍学说与汉儒经学理论产生的背景不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在社会危机的条件下提出的，如有学者指出：“降及战国末叶的古代危机时代，各国之间察ｊī＠②祥，候星气的风气几乎淹没学术，各种迷信禁忌将代替自由研究，以驺衍为首的阴阳五行家遂逐渐占到统制地位。”[11]而汉儒的经学理论则产生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那么，邹衍的学说为什么会兴盛于汉，受到汉代帝王的欢迎，并且得到汉儒的支持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困难。邹衍学说是为挽救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方案，按照其观点，五行配五德终始循环，人主之德上配于天，皆有定数。当时天下纷争，周天子早已形同虚设，邹衍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有德者居国的思想，实际上是在为后王寻找承天受命的依据，因此，它虽然不是当时的显学，但在秦得天下以后受到礼遇则是必然的。汉承秦制，汉人对宗教神学的热衷绝不亚于秦人，特别是汉人在无法将自己的血统与传说中的圣王挂上钩的时候，邹衍的神学主张尤其令人心动，特别是汉代大一统的要求更需要思想的划一，而邹衍学说与大一统的共通之处使汉代帝王成为其学说的直接受益者，这样便使汉代帝王格外倚重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由于儒生本身就是依附于帝王的，又由于儒学与阴阳五行学处于为帝王服务的同一层面，所以两者之间并不排斥。相反，汉儒为拓展儒学生存的空间，需要以此为补充来迎合帝王。从这一意义上讲，汉代儒学与阴阳五行学的嫁接实际上是对帝王思维在新形势下的丰富和扩充。这一扩充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汉儒阐释的经学思想模式。经学思维模式是儒学在新形势下结合阴阳五行说的延展，就其思维的程式而言，其模式以阴阳五行说为前提，以受命改制为中心议题，为汉代帝王寻找在思想文化领域完成大一统的途径。汉武帝的改制目的虽然是要使其思想行为更加符合宗教神学的要求，但从提出改制到以颁布太初历（前104）为标志宣告改制成功，在这前后36年间，汉武帝的思想行为主要是受阴阳五行思维模式控制的。出于慎重和谨慎，汉武帝对以五德终始说为核心宗教神学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在具体的做法上：一是通过郊祀梳理神学政治体系，使其思维方式更加合乎阴阳五行的规范。如高祖刘邦时祀五帝，而汉武帝退五帝进太一，提升太一于天一、地一之上，通过此举，太一的不断升格就形成了太一――天地――五帝的宗教神学体系，并与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形成了对应关系。这一做法主要表现在“武帝定郊祀之礼（《汉书・礼乐志》），而《郊祀歌》排列顺序的内涵则在传达着汉武帝的这一思想行为[12]；二是把封禅作为改制的重要内容加以提出。以报天地之功为内容的封禅原先与以五德终始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汉武帝将两者拧结到一起后，封禅则成为了担负阴阳五行思维模式的载体。汉武帝即位后立即把封禅提到了议事日程，到其完成的时候花费了30年，这一漫长的过程亦可视为反复确证五德终始说的过程，通过确证则有效地把社会群体的思想行为统到了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上；三是通过改历宣告改制的成功，本来历法与宗教神学没有关系，但汉武帝将历法之制与五德转移相配套，使改历在为新王政治服务方面完全阴阳五行化了。司马谈是黄老学说的信徒，在他的《论六家要旨》中首列阴阳五行家（《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阴阳五行说在汉初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市场，而汉武帝将阴阳五行说彻底地与改历拧结在一起，将人们的认知能力限于邹衍学说方面则是显而易见的。上述三点，一个总的流程是环绕着改制，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开始由帝王个人的文化要求外化为社会群体的思想行为，其实现的途径既有汉代帝王（特别是汉武帝）的提倡，又有文士（特别是儒生）的认同和发扬。汉代儒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借助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但又有它独特的思维方式――经学思维方式，所以，汉武帝在鼓吹改制时没有完全依靠儒生。《史记・封禅书》云：“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书，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汉武帝依靠儒生封禅是因为儒生积极赞成封禅改制，是因为他们是阴阳五行说的同路人，但他们泥古不化、引经据典的说法不一又妨碍着以神权明王权的大业，所以“尽罢诸儒不用”也是必然的。说穿了，是因为汉儒的作为有悖于阴阳五行的原则。但最终经汉武帝改制，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便把人们的思维限制在为帝王服务的宗教神学之中了，而帝王以此压抑人的思想情感则影响着社会群体认知能力的正常发挥。三五德终始说是汉代神学政治的支柱，在汉武帝以前，汉高祖虽将汉代的神学政治定于邹衍学说的一端，但因存在着与秦同为水德的问题，故从文帝刘恒起出现了改制之议，如当时的鲁人公孙臣曾上书：“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史记・封禅书》）到汉武帝之时，改制取得成功，遂不再有异议。这是一个完善的过程，它表明汉初承认五德终始说在神学政治中的地位但没有追究其说的逻辑关系，乃至“高祖曰：‘北ｚｈì＠③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史记・历书》）。北ｚｈì＠③是黑帝祠，起初，秦人祠白、青、黄、赤色四帝，汉高祖刘邦自以为是，“具五”，“立黑帝祠，命曰北ｚｈì＠③”。（《史记・封禅书》）这表明，汉高祖刘邦虽承认五德终始说的原理，却没有按其原理要求推终始传，而是一厢情愿地自称得水德之运，因为与秦并称水德。所以到汉文帝刘恒时便有贾谊、公孙臣等提出改制。顺应这种潮流，汉武帝即位后立即把改制提到议事日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改历服色之事，ｊìｎ＠④绅之属已伸长了脖子在望，以文学为公卿的人又已在讨论，在起草，武帝又真心向着他们：这件事运动了三十余年，成熟了，全国人一致有此要求了。”[13]自汉文帝以后，从下而上地提出改制的一是儒生，二是方士。相比较为言，儒生倡导改制有着一套更为严密的理论，如汉代经学理论的发展就是因阴阳五行说与六经的拧结而推动的，汉儒的那套经学理论不但积极主张改制，而且以灾异说为核心发挥着阴阳五行说的原理，因此汉武帝实施改制要借重儒生。改制的政治意义在于通过神权张扬王权，通过统一社会群体的思想到宗教神学方面来为大一统服务。这一目标极为远大，仅靠邹衍学说是难以胜任的。然而，自秦以来阴阳五行说的价值体系已占据思想的支配地位，在承认这一前提下，儒学的振兴开始追究阴阳五行说的底蕴来丰富己说的历程。《汉书・五行志上》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代儒学的发展在承袭春秋战国以来的造圣运动把孔子推向了圣人的位置，孔子是素王或空王，其著《春秋》是为后王立法，董仲舒从《春秋》所记灾异入手推阴阳之变开汉代儒学之新风。由于进入汉王朝以后，儒家已逐步地把六经先王政典的解释权垄断到自己的手中，这样，儒生以他们的所学阐释阴阳五行说则更具有系统性和说服力。所以汉儒助人主“调阴阳”很快就引起了汉武帝的重视，而汉儒对阴阳五行说的丰富则使邹衍学说在实际的操作中不再孤立无援。阴阳五行说最关心的问题是天人问题，在“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见祥乎下民”（《吕氏春秋・应同》）思想的支配下，天降祥瑞只能在五行相克的转折点中出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深明其道，所以，他以天人感应为逻辑起点极度地发挥灾异理论。如他在《天人三策》中对汉武帝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这一套理论实际是邹衍五德终始说在新形势下的翻版，由《春秋》推及其它五经，当时定为官方学术的今文经学均成为阴阳五行说的注释。《汉书・翼奉传》云：“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翼奉生活在西汉后期，儒学的阴阳五行化以经学的形式而显于世无疑是从董仲舒开始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在适应汉代神学政治的需要方面，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比邹衍及其后学在政治阴阳五行化的道路上走的更远。“天道之大者在阴阳”（《汉书・董仲舒传》），在这中间，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紧紧抓住阴阳五行说表达的天人问题，在承认天人合一的前提下将其感应化，并结合经书的阐释将其系统化，这样，经过他们的追究阴阳五行说的理论则更加完备了。因而有学者指出：“董仲舒执行了这样的任务：他给新宗教以系统的理论说明，把阴阳五行说提到神学的体系上来，把‘天’提到有意志的至上神的地位上来，把儒家伦常的父权（它作为封建秩序的表征）和宗教的神权以及统治者的皇权三位一体化。总的来说，董仲舒完成了‘天’的目的论。”[14]董仲舒的天人学说一出笼便受到了汉武帝的欢迎，同时也受到了后世帝王的欢迎，因为它完全是为帝王而设的。这实际上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帝王利用阴阳五行说为自己塑造新的宗教形象，使思想行为合于阴阳五行思维方式，向社会群体强行推销神学，把人们的思维能力封闭在阴阳五行说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汉儒在接受帝王推行的阴阳五行说时，亦发现了阴阳五行说不够精密之处，企图通过对经书的诠释将其体系化。这一成果反过来影响到帝王的思想行为。这种双向互动的结果是使汉人的认知能力更加神学化。经此，阴阳五行说不但严格地控制着汉人的思维程度，而且具有法律效应了。自董仲舒以后，大力宣扬阴阳五行说的是儒生。董仲舒在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统说，三统说的观点主要见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其说在尊崇孔子的基础上把五德说表述为三统说，以黑、白、赤三统循环，将应天作新王之事简化为文质互变。如董仲舒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性非继仁，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经此，“三”像“五”一样具有了神秘的意义，并且承担着大一统的重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阴阳五行的大旨进行了深入的追究，其中直接以阴阳五行为题的就有《五行对》、《五行之义》、《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阳阴出入》、《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天地阴阳》等篇目。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已与邹衍不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讲五行的相克（胜），而董仲舒除讲五行相胜以外，还讲五行相生。如他说：“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春秋繁露・五行相生》）按照他的排列，五行相生的秩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董仲舒的五行相生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在此基础上西汉末年刘歆提出了相生的五德终始说。原先五德终始说讲相胜，主张以暴力手段解决后王代替前王的途径，而相生说则主张以禅让的形式从内部解决朝代的嬗替。这一成果在后世得到广泛的运用，率先运用禅让制实现改朝换代的从王莽开始。需要补充的是，在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理论中，“灾异”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邹衍的说法，帝王是受天监护的，监护有两层含义：一是君主的行为受天监督；一是君主受天保护。君主受天保护，是讲君主受命于天，表明君主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受天监督，是指君主的行为（包括思想）正确与否上天都会有所表示，如果上天赞许的话就会示祥瑞；如果上天反对的话就会示灾警告。这一“灾异”理论作为五德终始说的内核是为新王服务的，但当新朝已走向安定时，如果再盲目信从的话，则势必要威胁到皇权的至上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帝王又不情愿接受这一理论。如在汉代，当汉代的帝王已成为五德终始说的实际受益者的情况下，如果再一味地宣扬“灾异”则势必要危及到皇权。那么，该如何解决“灾异”对皇权的限制呢？对此，汉宣帝刘询发明了“移灾”，所谓“移灾”，就是让以宰相为代表的百官来承担责任，即让百官来充当替罪羊[15]。如五凤四年（前54）辛丑发生日蚀，汉宣帝刘询下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汉书・宣帝纪》）此后，“灾异”在为君主所用方面不但掩饰着君主的过错，而且成为了君主诛杀大臣的有力武器。这就不但维护了五德终始说在汉代神学政治中的地位，而且还巧妙地脱尽了“灾异”的干系，进而使五德终始说在为皇权服务方面显得更加周密。然而要进入到这一步同样需要时间，起初，灾异的承担者是君主，是不可转移给他人的，如《左传・哀公六年》有楚昭王不愿移过给大臣的记载，这种情况一直到汉文帝刘恒时依旧如此。如前元十三年（前167），文帝刘恒下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史记・孝文本纪》）但随着灾异发生频仍，帝王则不愿再承担灾异的责任了。及至汉宣帝发明“移灾”之际，其中最重要原因在于，汉宣帝通过五经平议已把经学的解释权抓到了自己的手中。总之，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二十四史中专门有《律历志》、《五行志》等谈论阴阳五行，阴阳五行经秦汉帝王的肯定成为了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但为帝王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影响着社会群众的生活方式，如春生往往是大赦天下、劝农赈灾的时候；冬杀则往往是处决犯人、深居简出之际。可以说自阴阳五行说被引入中国政治以后，作为法典，它一方面约束着社会群体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又成为帝王强加给群体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它的最大受益者自然是权力无限膨胀的帝王，封建帝王由接受到自觉地运用和加以改造，则使阴阳五行成为帝王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收稿日期：2000-12-15【参考文献】 [1][2] 梁启超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东方杂志》第20卷10号，又见《古史辨》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349～350页。[3][4][13] 顾颉刚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4,404～405,436页。[5] 《尚书》言“阴”言“阳”各三，结合其言“五行”的情况，在《尚书》中，阴阳与五行已出现了合流的情况。此外，反映夏商两代社会文化风尚的《周易》在《庄子・天下》中有“《易》以道阴阳”，其术数特征同样也表明了阴阳五行在周代之前就已经合流了。[6] 刘起＠① 《古史续辨・〈洪范〉这篇统治大法的形成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7] 刘起＠① 《古史续辨・释〈尚书・甘誓〉的“五行”与“三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8] 邹衍的思想学说主要保存在《邹子》和《邹子终始五德》之中，然二书均已散佚，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如下记载：“驺衍睹有国者益淫移，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在并世盛衰。因载其ｊī＠②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这是邹衍思想的大要，其核心是“五德转移”。“五德转移”在《吕氏春秋・应同》中有完整的表述。[9][11][14] 侯外庐等 《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8,84～85,89～90页。[10] 详细论述参见刘元彦《杂家帝王学〈吕氏春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1～126页。[12] 参见张强《〈郊祀歌〉考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15] 《史记・陈丞相世家》：“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钅加于＠②原字礻加几＠③原字田加寺＠④原字扌加晋
|
[
"Computer",
"Sports",
"Communication",
"Transport",
"Politics",
"Economy",
"Law",
"Philosophy",
"Electronics"
] |
Politics
|
【 文献号 】1-634 【原文出处】《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临汾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52～56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2 【 标 题 】论文艺对道德的涵载与升华 【英文标题】On the Embodiment and Distillation of Morals by Art andLiteratureAI Fei(Shanxi Social Science Acadamy,Taiyuan 030 006,China)【 作 者 】艾斐 【作者简介】艾斐(1948-)，男，山西万荣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太原 030006 【内容提要】文艺既具有审美和认识功能，又具有教化和激励功能，但文艺的这些功能只能是通过寓于生动形象和具体事件之中的思想、精神与 道德形态而加以实现的。因此，任何形式和内容的文艺作品，在本质上都应当和必须是道德与文明的集萃，是思想与精神的升华，是美与力的体现。否则，对于文艺来说，便是悖论。因为文艺的思想和道德特征，文艺的文明本质，是文艺自身的法则和规律使然，而决非外加的负累，这就决定了文艺一定要涵蕴和体现文明与道德，一定要担当扬播文明与道德的载体和介体。【英文摘要】Art and literature not only has aesthetic and cognifivefunctions,but also enlightening and encourging functions.B ut these functio can only be realized through ideas,spiritand morals represented in vivid and concrete events.Thus,everyartistic and literary work,whatever their form and contentshould and must be,in nature,the representation of morals andcivilization,the distillation of thoughts and spirit,and theembodiment of beanty and strength.The opposite of these wouldgo against thenature of art and literature. It is the law andrule of art and literature that make if so.That is why art andliterature is obliged to embody and represent civilisation andmorals,and act as the media of civilization and morals.【关 键 词】文艺创作/文明本质/思想升华/道德示范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nature of civilization/ideological distillation /morals standard【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0)04-0052-05马克思之所以把文艺称之为人类“文明的果实”，称之为“精神方面的生产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艺具有涵载和升华思想道德的义务与功能，文艺必须赋有文明的内蕴与粹质，文艺一定要能够有效地用道德的基石构建人的思想，铸造人的品格，净化人的心灵，激扬人的精神。不如此，就不足以为文艺，尤其不足以为本来意义上的文艺，因为文艺的本质从来就是道德与文明，就是美奂与力量，就是纯洁与高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不能赞同那种企求把道德与文明从文艺创作中剥离开去，并刻意使文艺回归本体，以文艺扬播野蛮与污秽的想法和做法的。相反，时代和人民都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必须高度自觉和卓有成效地赋予自己的作品以丰富的思想内涵，高尚的道德情操，饱满的时代精神和巨大的人格力量。一文艺之所以是思想、精神和道德、文明的载体，文艺的本质之所以是道德与文明的集萃，是思想与精神的升华，是美与力的体现，完全是由文艺自身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所要求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文艺之所以被人们认可、看重和推崇，盖因其具有道德蕴涵和文明本质，并能以之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和升华作用，使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在充满美感的愉悦和充满安熙的欣羡中，不断地趋于健康、高尚、纯洁与完美。马克思讲过“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1](P52)人类正是在这个“自我确证”的过程中，需要借助文艺的力量把道德与文明播洒并凝铸于对象世界之中，从而达到改造和创造对象世界的目的。文艺确实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它以它自身特殊的方式引导和激励人们沿着道德与文明的阶梯一步步地走向理想境界。正如鲁迅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2](P332)一部或一批具有丰厚而积极的道德蕴涵与文明力量的文艺作品，常常能够成为使社会实现变革的诱导力量和刺激因素，常常能够塑造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思想、人格与灵魂。《呐喊》、《黄河大合唱》、《白毛女》、《暴风骤雨》是这样；《青春之歌》、《红岩》、《谁是最可爱的人》、《雷锋之歌》是这样；《苍天在上》、《人间正道》、《南方有嘉木》、《张家港人》、《车间主任》、《红河谷》、《大转折》、《大漠丰碑》、《中国人，不跪的人》、《英雄无悔》、《情满珠江》、《西部警察》、《和平年代》等，也是这样。尽管这些作品的题材和形式多种多样，尽管这些作品的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尽管这些作品的美学情趣和思想旨向各有千秋，但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却是充满鲜明、巨大而强烈的文明意识和道德力量。所谓作品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所谓作品的时代精神和感召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体现在这种文明意识和道德力量之中的。在这些作品中，作家、艺术家们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委婉的故事情节所诉诸于世的，始终都是纯洁与污秽、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下、坚定与软弱、智慧与愚昧、开拓与守旧、抗争与妥协、清廉与腐败、奋发与疲顿等现象的对立与转化，斗争与升华，始终都是社会和人性不断地从黯弱走向强盛、从昏庸走向明智、从病损走向刚健、从沮丧走向奋发的事实和过程，始终都是一个道德与文明的新生、发展、铸炼、扬励、强化与升华的激动人心的壮丽历程。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不论通过什么形式，也不论是隐是显，其在本质上和总体趋向上，都应当是用道德和文明使社会不断地走向发展和有序，使人性不断地趋于优化和淳化，使世界不断地向着光明和崇高前进。任何作家、艺术家的任何创作，只有在严格按照这个规律真诚而积极地付诸实施并收到成效时，他才有可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他的作品也才可能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社会的认可，乃至在历史的和时代的艺术画廊中留下岁月抹不掉的光彩。否则，他将一事无成，或者仅仅只能为他所依赖的现实生活留下些许思想的嚣尘和精神的沉滓。所有洞烛艺术真谛和创作规律的先哲与大师们，都异口同声地确证了文艺与道德的一体化特征和血肉式关连。狄德罗说，文艺是“移风易俗的手段”；但丁说，文艺的任务，唯在于以它自己的方式引人向“善”、向“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只要是真正的文艺，只要是优秀的作品，就都应当具有“促进德性的性质”，就都应当起到“提高人的精神的作用”；而恩格斯则十分明确地指出，文艺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要使命，就是能够极为有效地“培养人的道德感”。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其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则是有效地、坚持不懈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二文艺对道德与文明的培孕、涵载与弘扬，并不是人为地强加给文艺的额外负累，而实在是文艺的本能和天职，是文艺与生俱有的功能和使命。对于这一点，有的作家、艺术家理解了、实行了，并在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中认真地落实，做出了成绩，赢得了人民的赞许，起到了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像《车间主任》、《兵谣》、《美丽的人生》、《花季・雨季》、《男生贾里》、《我是太阳》、《分享艰难》、《年前年后》、《东部热土》、《生命甘泉的追寻者》、《高原雪魂――孔繁森》、《一个星座、一座城市和一个民族的盛大节日》、《世纪预言》等。但也有一些文艺家没有完全理解或完全没有理解，没有认真而有效地实行，以致在创作中踏入了歧途，其作品程度不等地存在着思想苍白、内容猥琐、精神贫乏和道德沦落的不正常现象，甚至还一度出现过“躲避崇高”、“泯灭理想”、非道德化和远离文明的创作倾向，这使一些作品不仅失去了它本应赋有的社会主义道德素质与精神光曜，而且或隐或显地造成了亵渎文明和摈除道德的现象。一个时期以来，文艺创作上所出现的“数”与“质”的一定程度上的悖离与失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文革”前十七年中，全国累计出版长篇小说377部，但却留下了相当一批史诗性的作品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如《保卫延安》、《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日》、《红岩》、《创业史》、《红旗谱》、《三里湾》、《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三家巷》、《苦斗》、《死水微澜》、《大波》、《刘胡兰》、《香飘四季》、《草原烽火》、《我们播种爱情》、《阳光灿烂照天山》、《欢笑的金沙江》、《原动力》、《乘风破浪》、《百炼成钢》、《烈火金钢》、《平原枪声》、《小城春秋》、《金桥》、《战斗的青春》、《茫茫的草原》等。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数量遽增，这当然是一件令人欣慰、使人鼓舞的事，但相比较之下，其质量、其社会辐射面，其所拥有的读者群，却远未达到其应当达到和能够达到的高度和广度。1992年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373部，1993年出版406部，1994年出版396部，1995年出版724部，1996年出版850部。这个数量，与“文革”前十七年累计出版长篇小说377部相比，那确实是大大增加了，但真正为社会所认可、为群众所接纳，并引起广泛关注和发挥明显积极作用的作品，却屈指可数，当然就更未出现过十七年中所掀起的“《青春之歌》热”、“《林海雪原》热”、“《创业史》热”、“《红岩》热”了。这些小说的重版次数和印刷册数之多，我们现在听起来几乎都是天文数字。以《红岩》为例，先后重版36次，发行逾百万册，而当时的中国总人口比现在却要少四亿左右。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创作质量上所存在的差距。当然，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无疑还在于创作自身，在于作品是不是真正具有质量上的优势，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政治热情和道德涵蕴及其在总体趋向上所具有的精神力量。这一点非常重要，它确定无疑地是构成作品质量的生命线。现在有许多创作者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技巧是比较高的，我们的许多作品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但为什么仍旧难以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应呢？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文艺创作在本质上是要表现和构建思想、道德与文明的，任何形式和技巧的价值和作用都惟在于更好地表现这种思想、道德与文明，而不在于炫耀自身。实际上，举凡优秀的文艺作品，举凡具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创作主体，就从来都是以明理、布道、建德、励志为己任的。即便是像《大转折》这样纯粹写战争、写打仗的作品，在其思想内蕴上也始终充满道德与文明的构建与升华。延安与南京、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产党与国民党、围剿与反围剿、战略反攻与战略进攻等，在这由一组一组的画面所构成的人物、情节与场景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道德与非道德、文明与非文明的对立、抗衡、交搏与较量，看到了道德战胜狂妄、正义战胜邪恶、文明战胜野蛮的艰苦历程和具体过程。即使是在刘邓之间，在解放军战士与战士之间，也处处充满一种道德所凝铸成的高贵品格和文明所氤氲成的淳挚风尚。他们之间的那种友谊，那种理解，那种关切，那种原则性与灵活性，那种理想力与战斗力，无一不在营造着道德的氛围和激荡着文明的力量。其感动和感召力的真正原因，也正在这里。这一方面说明，文艺作品是与道德和文明须臾不可割裂和悖离，也须臾不能割裂和悖离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文艺对道德和文明的构建、涵载与弘扬的形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不一而足的。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构建、涵载与弘扬往往采取了潜隐的方式，往往是深藏于情节、场景与形象的底蕴之中的。就像人的思想和灵魂潜隐于人的躯体中一样，虽然看不见，但却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在文艺作品中，无道德、无文明，即等于无灵魂、无导向、无力量，而道德与文明在创作中的艺术实现，则主要是通过作品所具有的积极的社会内容，激扬的政治热情、饱满的时代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品位，通过真诚的人生态度、执着的理想追求、正确的是非评判和鲜明的意识倾向，以及由之所灌注而成，同时又因之作为艺术载体的情节、人物、事件、场景、音韵、画面、线条、色彩等。所以，在创作中，思想与艺术最终都要为构建和弘扬道德与文明服务。三文艺创作要有效地实现对道德与文明的构建、涵载与弘扬，不仅要解决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创作思想与政治导向问题，还要切实解决好生活问题。因为生活不仅是创作的源，而且也是道德与文明的培植基与演示场。离开生活，一切都无从谈起。当然，这里所说的“生活”，是具有特定指向和特殊含义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更非那种不健康的和灰冷慵倦的生活。这里所说的生活，即文艺创作所应当主要切入的生活，是指具有时代精神和代表时代主潮的生活，是指充盈着开拓、奋发、进取精神和赋有积极意义的生活，是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求过程和实践过程。因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文艺创作的最丰富、最具有激情与活力的源泉，才能为作家、艺术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构建和弘扬道德与文明提供更为有力的资源和更为典型的范例。尽管道德与文明对生活的渗透是带有极大的普遍性的，但主潮生活所具有的道德与文明毕竟更具有时代精神和典范性。主潮生活、大变革的时代生活、充满创造性和进取性的生活，往往是新的道德与文明实现爆发与升华的最具活力的生活环境。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矛盾集中，精神勃发，智慧和力量源源涌动，斗争和奋发蒸蒸而至，时时都会在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新的变革和新的创造中，生发出新的道德与文明。因此，文艺创作只有在真正切入了这样的主潮生活，并深刻地反映了这样的主潮生活的本质内容的时候，才最有条件、最有可能撷摄到改革时代的丰沛而典型的道德与文明，也才能真正描绘时代的画面，塑造改革的典型，反映生活的本质。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的关键则在于创作主体必须真诚地、无条件地深入主潮生活，与主潮生活凝结成一个生活与创作的连胼体与有机体，而决不能以局外人的身份，仅仅抱着捞题材的想法漂浮到主潮生活的表层，一味地刮金掠美。近几年来，写出优秀作品的作家为什么并不都是知名度很高、以往文学成就很大的作家呢？关键在于这些作家没有包袱，不摆架子，真正以普通的生活创造者的身份深入到了主潮生活的底层和铀质层，真正采撷到了主潮生活中那深藏的宝贝。周梅森到徐州挂职，深入改革第一线，置身矛盾的旋涡，抓住了生活的主脉，在道德与非道德的交搏中塑造了一位满身浩然正气、一腔改革激情的市长形象。张宏森深入黑龙江省的大型国有企业，从一个车间主任洞察正在经历改革分娩期的艰难与喜悦的工人群众的感情历程与心理世界，非常典型并具有一定深度地表现了一个大型企业的改革历程及其所潜在的巨大前进力量，非常具体而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在本质上驭握改革趋势和驱动改革前进步伐的道德因素与文明力量。刘增新深入连队生活，做真正的士兵，在纷纭的生活景象中披虚握实，破表撄质，用解剖麻雀的办法达到了从宏观上对部队道德与文明现状与趋向的动态把握，从而非常真切、非常富于激情和魅力地塑造了连队基层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动人形象。这些形象，大都充满了道德示范力量，起到了文明表率作用。正由于周梅森、张宏森、刘增新等作家对主潮生活的真诚深入和有效把握，才为我们的文学画廊创造了具有时代光彩和改革精神的《人间正道》、《车间主任》、《美丽人生》等优秀作品。像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它说明一个道理，即创作主体只有以真诚的态度深入主潮生活，才能真正触摸、撷获、认识和把握真正的时代精神与真正的道德力量，及其在推进改革大潮、创造未来世界、缔建美好生活中所具有的巨大功能与积极作用。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精神文明要切实加强”，“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文艺，特别是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其责无旁贷的使命，便是满含激情地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和魅力，积极构建、涵载和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与文明，努力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丰富、净化和升华社会文化环境和人们的精神境界。收稿日期：2000-07-28【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
"Military",
"History",
"Art",
"Philosophy",
"Economy",
"Transport",
"Communication",
"Energy",
"Enviornment",
"Politics"
] |
Art
|
通讯：小小钢针寄深情――记王成标和他的弧形导针(4)内容: 新华社南京５月２６日电通讯：小小钢针寄深情――记王成标和他的弧形导针新华社记者 袁养和 徐机玲作为一名医生，王成标不仅仅满足于日常为病人治疗。他还刻苦钻研，发明了一种神奇的技术――用弧形导针做后尿道翻褥式缝合手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王成标眼里，光有对病人的认真、热情还不够，一个好医生，应该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明，用先进的“武器”为病人治疗，减轻病人的痛苦。最终，他取得了成功。江苏盐城县农民颜士荣因严重外伤致后尿道断裂，在上海先后做了两次吻合手术，都因手术难度太大而未成功，最后不得不实施尿流改道以维持生命。疾病的磨难和丧失劳动力的苦恼，使他痛不欲生。后来，他听到江苏人民医院泌尿科医师王成标发明了用弧形导针做后尿道翻褥式缝合手术效果十分显著，便立即前往求医。结果，手术一次成功，尿道恢复了正常的功能，插在腹部多年的排尿管终于拔除了。当他第二次来到南京，向王医师报告自己重返劳动岗位的喜讯时，这位淳朴的农民激动得热泪直流。王成标发明的弧形导针，由一枚１３厘米长、尖端弯成弧形的中空钢针和一条针芯组成，钢针上巧妙地劈出一条只能通过一定型号羊肠线的壁缝。看起来样子十分平常，重量不过几钱，全部工本费不足１０元钱，凡看到的人都觉得“不起眼”。然而，王成标医师正是凭着这个“不起眼”的器械，攻下了中外医学权威都深感棘手的泌尿外科的一道难题――外伤性复杂后尿道疤痕狭窄和闭锁的处理。经过专家鉴定，这项手术一次成功率超过百分之九十五，达到世界最好水平。日本名古屋泌尿外科专家村田和治到南京参加学术交流时看到这种手术录像，连声称赞“了不起，了不起！”美国、日本、委内瑞拉等国专家看到录像后纷纷要求提供资料和器械。去年１２月，王成标的弧形导针和后尿道外翻褥式缝合手术，以“构思巧妙、设计新颖、效益显著”的特点，获得了江苏省医疗系统当年唯一的国家级发明奖。后尿道断裂继发尿道狭窄或闭锁，是泌尿系统外伤的常见病，长期以来被医学界公认为难题。这是因为后尿道位于耻骨下方，三面是骨性组织，一面是直肠，位置深，手术范围狭小，外科手术缝合进针时摸得到看不见，手术针无法随意转弯。多年来，尽管中外医学界为攻克这一难题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办法。艰苦的环境，常常是人们探索真知的阶梯。１０年前，刚刚步入中年的共产党员王成标满怀豪情地参加了援藏医疗工作。进藏不久就碰到了两个因骨盆骨折致后尿道断裂的病例。然而，简陋的医疗设备，使王成标感到手足无措；然而，医生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下定决心，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都要设法把藏族同胞的病治好。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克氏针磨制成一根长直针，进行后尿道修复手术，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但是，由于边疆条件差，设备不足，血源缺乏，做这样的手术不仅不符合无菌要求，而且手术时间长，病人创伤大，失血多，不利于术后康复；同时主刀医生必须来回奔走，常常累得精疲力竭。“如果有朝一日能找到一种办法，不仅仅能攻下这道手术难题，而且在条件差的地方也可以推广应用，该有多好！”从此，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但是，要使这种愿望变为现实，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啊！此后，他在后尿道手术中曾多次设想采用国内外普遍运用的球部尿道（即前尿道）的修复方法，但每次都因为手术针不能随意转弯而宣告失败。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办法，关键是要解决针的随意转弯问题。可是，随意转弯，谈何容易！他苦苦思索，吃饭不香，睡觉不甜。一天，他在手术室等待麻醉师施行硬膜外麻醉操作时，无意中的一瞥，突然使他心里一动，那司空见惯的麻醉穿刺套针象磁石一般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想，穿刺套针开口方向可以随意变换，从而将具有一定硬度但可以自由弯曲的硬膜导管导入所需要的部位，再注射麻醉剂。做后尿道手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制成弧形导针，以针导管，用管带线（羊肠线），实现随意转弯这个目的吗？一刹那间的灵感触发，使他惊喜交集，心里兴奋得蹦蹦直跳。做完手术他立即跑回住所，展开图纸，画出草图。后来，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制成了第一根弧形导针。继而，又一个现实摆在了面前。就凭着这根简单的钢针，能否登上医疗科技的大雅之堂？面对这个问题，王成标陷入了深深的思索：科学发明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制成所谓“复杂”和“精密”的标本供人瞻仰使人敬畏，还是普及推广到群众中去，卓有成效地解决实际问题？想到这里，王成标心头豁然开朗了：复杂并不代表高精尖技术，简单也并不等于对人民无价值。用简便的方法去治疗复杂的疾病，使之普及，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疾苦，才是这项发明最大的价值！从此，王成标把研究和推广结合起来。１９８０年以来，他先后在全国２５个基层医院，用他发明的弧形导针做了８７例复杂性后尿道吻合手术，其中有８３例是一次成功；患者年龄最大的７０岁，最小的只有８岁。一位先天性无肛门的男青年，在幼时做了肛门成形术后引起尿道缺损闭锁，小便不得不从肛门排出，２０多年来多方求医均无效。最后，是王成标用弧形导针给他治好了病。小小钢针，就这样创造了泌尿外科领域的奇迹！实践证明，这一手术比之其它开放性手术，具有适应症广、创伤小、成功率高和易于普及的特点。目前，全国已有１９个省市的１００多家医院购置弧形导针和有关资料；有的医院已应用于临床并取得显著疗效。人们也从这小小的钢针上看到了它神奇的临床功能，并从王成标身上看到了更加宝贵的启示。（完）
|
[
"Literature",
"Medical",
"Mine",
"Space",
"Enviornment",
"Philosophy",
"Communication",
"Agriculture",
"History",
"Sports",
"Education",
"Electronics",
"Energy",
"Transport",
"Economy",
"Military",
"Art",
"Politics",
"Law",
"Computer"
] |
Medical
|
【 文献号 】1-23 【原文出处】中国教育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206 【原刊页号】⑴ 【分 类 号】G1 【分 类 名】教育学 【复印期号】199503 【 标 题 】国家教育委员会１９９５年工作要点 【 正 文 】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为中心，大力推动《〈纲要〉实施意见》和中央德育文件的全面实施。进一步深化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教育结构调整力度，建立并完善各项配套改革；扎扎实实推进“两基”工作和“211工程”的实施，加快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继续转变政府机关职能，努力增加教育投入，落实教师待遇，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在认真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保持教育工作的大好形势，进一步开创教育工作的新局面。重点工作一、认真筹备并开好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第五次全国高校党建和德育工作会议、第二次全国教师住房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二、继续做好《教育法》提交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各项有关工作，并认真部署颁发后的宣传和施行工作。向国务院报送《职业教育法（草案）》，年内完成送审工作。三、在努力保证教育投入增加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收费工作的管理，规范合理收费的各种行为，继续坚决治理教育战线的乱收费现象。四、完成实现“两基”的全面部署工作，在加强对经济发展较快地区“两基”工作指导的同时，召开中等发展地区和贫困地区“两基”工作部署片会。五、高等学校招生、收费“并轨”改革要迈出较大步伐，抓紧规范和完善相应配套措施。六、落实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精神，以共建、联合为主要形式，重点抓好一省、一直辖市和一个部委的试点工作，积极稳步地推进全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其他主要工作一、制订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及2010年长远规划。进一步研究并加强国家教委对教育宏观调控的职能和手段。加强和改进教育科研工作，逐步实现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二、研究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针和办学模式。制定和指导实施农村初中教育综合改革方案。总结推广一批更新教育观念、减轻学生负担，使学生生动活泼全面发展的典型。三、开展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五项督导检查（即“两基”规划调整情况、《教师法》落实情况、教育经费政策落实情况、德育工作情况、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情况）。进一步完善督导检查制度。四、积极推进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加强对高校教学质量的评价。组织实施“211工程”，继续进行“211工程”预审和预备立项的审核工作。五、继续加强对高校（特别是成人高校）和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宏观控制和管理。做好学位委员会换届工作。积极推进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的改革，开展下放硕士点审批权给地方的试点工作。抓好“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的实施工作。六、认真搞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评奖工作，制订“九五”规划。总结检查高校承担的“八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等计划任务，做好“九五”科技计划和2010年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论证工作。努力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七、进一步研究落实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探讨“三级”分流和初、中、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方案，研究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的衔接和沟通问题。八、在全国扫盲部际协调小组的指导下，加强地方政府在扫盲方面的工作力度，重点落实部分任务重的省份的扫盲工作，完成1995年不低于400万的扫盲指标。研究建立学历文凭和岗位资格证书并重制度。继续办好乡镇成人学校。指导并推进地方社会办学的立法和管理工作。加强自学考试工作，提出深化自考改革工作的方案。九、认真落实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推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中，提出改革企业办学和管理体制以及深化企业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探讨城市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深化的思路和步骤。十、认真抓好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美育、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工作。组织好五部委十年一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十一、继续理顺和完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央电教馆的管理体制和关系。坚持电化教育改革。进一步明确广播电视大学的办学目标与改革方向。十二、继续贯彻全国第四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做好对民族贫困地区扶持和支持工作。继续落实发达地区与143个民族贫困地区对口支援协作项目，进一步扩大并办好内地西藏班。十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建工作的有关文件，大力推动学校的党建工作和德育工作。研究制订相应的配套文件。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改革。结合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十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步伐，完善教育执法监督体制。尽快发布施行《民办学校条例》、《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教育督导条例》和《教师法》配套法规。抓紧修改《高等教育法》等一批法律、法规，推动并督促地方加快相应立法工作十五、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增加教育经费的政策，确保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提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参与同级政府教育经费预算工作的意见。制订中央新增义务教育补助专款与原专款使用计划及中央、地方专款配套方案。积极落实“211工程”中央专项资金、提出高校招生收费“并轨”院校拨款改革方案，完善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基金办法。继续坚持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规范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办法，完善农村教育费附加征管规定。发布全国教育经费监测公报。组织开展对中国教育银行的前期可行性研讨和论证工作。十六、研究提出校办产业发展和界定的原则意见，制订校办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性办法。开好出版工作会议，加强对高校出版社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抓好勤工俭学工作。十七、指导检查各地贯彻《教师法》情况，做好《教师法》配套法规的实施工作。总结推广各地在解决教师工资、住房、医疗、退休等问题的成功经验和优惠政策措施。研究解决拖欠教师工资管理监督机制。贯彻大连全国教师住房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坚持不懈地推动教师住房建设工作。组织1995年全国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表彰奖励工作。研究制订并实施《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六年规划》。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和业务水平，大力办好师范教育，提高中小学师资培养培训质量。改进和加强教育管理干部、高校干部培训和中小学校长岗位培训工作。十八、积级进行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改革，筹建中国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研究促进留学人员回国和短期回国工作的政策措施。加强高新科技领域和高层教育管理与学术人员间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贯彻中央对港、澳、台地区的工作方针，认真做好与港、澳、台的教育交流工作。加强教育外事立法工作。十九、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进一步抓好校园秩序管理和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高度重视各项新的改革政策出台后的师生反映，妥善解决与师生生活有关的各种问题，及时引导、处理学校出现的敏感与热点问题。继续保持高等学校的稳定。二十、认真贯彻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基层建设，抓紧选拨并培养处以上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加强委机关国家公务员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继续落实委属企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研究进一步转变职能的具体措施，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二十一、加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宣传与导向，进一步改进国家教委教育报刊社的工作，继续抓紧报刊社大楼工程收尾事项，上半年完成进驻搬迁工作。二十二、继续在教育系统开展反腐败斗争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的落实工作。进一步加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廉政建设，加大教育纪检、监察、审计工作的力度。
|
[
"Philosophy",
"Sports",
"Economy",
"Communication",
"Energy",
"Law",
"Electronics"
] |
Sports
|
宇航学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8年 第19卷 第1期 No1 Vol.9 1998科技期刊一类非线性控制器nPI及其在扫描镜精密伺服系统中的应用梁文宝(航天工业总公司三院三部*北京*100074)徐立新(北京理工大学*北京*100081)梅晓容 庄显义(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150001)摘 要 本文给出一种非线性控制器,并将它应用于扫描镜精密伺服系统的校正。理论分析和应用结果表明,它能显著改善控制系统的静态和动态性能。主题词 非线性控制器 描述函数 扫描镜 伺服系统A KIND OF NONLINEAR CONTROLLER nPIAND ITS APPLICATION IN SCANNINGMIRROR PRECISE SERVO SYSTEMLiang Wenbao(General Design Institute of The Third Research Academy ofChina Aerospace Corporation*Beijing*100074)Xu Lixin(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100081)Mei Xiaorong Zhuang Xianyi(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150001)Abstract A kind of nonlinear controller nPI is presented and used to correct scanning mirror precise servo system in this paper.The theory analysis and experiment result prove that the nPI can improve control system characteristics obviously.Key words Nonlinear controller Description function Scanning mirror Servo1 引 言由于线性比例积分控制器(PI)既能保证系统具有较高的静态精度,又能兼顾系统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因此它在控制系统的综合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但线性积分器会带来90°的相位滞后,这将降低控制系统的性能。为此本文给出一种非线性比例积分控制器(nPI)。理论分析表明,nPI的静态、动态特性都优于PI,nPI应用于扫描镜精密伺服系统的运行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2 非线性控制器nPI及其特性分析2.1 非线性积分器设nI的输入为e(t),输出为ui(t),则它的数学模型可以写为(1)图1 nPI结构图式中TI为积分时间常数;tn为满足e(t)=0的时刻。2.2 nPI控制器的特性分析非线性比例积分控制器的结构如图1所示。利用式(1),经过推导得其描述函数为N(jω)=H(ω)ejφ(ω)(2)其中(3)(4)为了把nPI同PI进行比较,下面给出PI的幅频和相频特性(5)(6)可以看出,nPI和PI的幅频特性相似,并且对任意角频率ω,总有nPI的幅频增益大于PI的幅频增益,即H(ω)＞HL(ω)。这也就说明nPI和PI能更好地降低系统的稳态误差。通过对相频特性的比较可知,采用nPI校正时,将能获得更大的相角稳定裕量,从而使系统的动态性能比采用PI校正时更为优越。3 nPI在扫描镜精密伺服系统中的应用3.1 扫描镜控制系统设计扫描镜实际上是一个微型二维转台,在光学成像制导和导弹半实物仿真中常有应用,是关键部件之一。它的典型结构是由两套机组构成,分别控制扫描镜片的俯仰和方位运动。如何实现扫描镜片高精度的方位和俯仰运动,有效地跟踪光路,是航天工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经过电流环、速度环回路和系统解耦的设计与调试后,扫描镜系统等价成两个单变量系统――俯仰系统和方位系统。式(7)为俯仰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7)根据系统的技术要求,推得控制规律如下Gbc(S)=0.02S(8)(9)其中Gc(S),Gbc(S)分别为串联控制器及前馈环节的传递函数。3.2 扫描镜系统的试验结果及分析图2给出了俯仰系统采用PI和nPI校正的阶跃响应曲线和正弦响应曲线。其中采用PI校正时,系统超调量为36.4%,调节时间为230ms,而采用相同参数(KP;TI)的nPI校正时,系统阶跃响应的超调量为25.6%,调节时间为110ms;再看图3的正弦响应,采用nPI校正不仅具有较小的相位滞后,而且具有更高的跟踪精度。(a)线性校正的阶跃响应 (b)非线性校正的阶跃响应图2 采用nPI与PI校正系统阶跃响应的比较(a)线性校正的正弦响应 (b)非线性校正的正弦响应图3 采用nPI与PI校正系统正弦响应的比较4 结 论本文利用非线性积分器,构造一种非线性控制器nPI。并应用描述函数法分析了nPI的频率特性,从而得出nPI用于系统校正时,其性能明显优于PI校正的结论。另外,又将nPI成功地应用于扫描镜精密伺服系统,系统运行结果再次验证了nPI提高控制性能的有效性。参考文献1 牛景汉.一类理想非线性积分器的研究.信息与控制,1986,15(1):1-72 庄显义等.红外目标背景仿真装置设计报告.哈尔滨工业大学仿真中心,19933 徐立新.扫描镜精密伺服系统的计算机解耦控制.基础自动化,1994,1(5):27-294 梁文宝.扫描镜精密伺服系统的计算机控制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6,1本文于1996年5月13日收*本课题获国防预研基金资助
|
[
"Military",
"Enviornment",
"Law",
"History",
"Space"
] |
Space
|
巴西驻华大使欢迎杨主席访巴新华社巴西利亚５月１６日电（记者杨立民）巴西驻华大使罗伯托・阿布德努尔今天在外交部举行的记者吹风会上指出，杨尚昆主席的来访是巴中两国关系史上的大事，对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杨主席一行将于１７日晚抵达巴西利亚，对这个南美最大的国家进行为期５天的国事访问。阿布德努尔大使说，虽然巴中两国建交时间不长，但双方关系发展快，层次高，有活力，令人十分满意。１９７４年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和议会的高级领导人多次互访，这些高级别的接触对加强双方的了解十分有益。杨主席这次来访是两国关系发展良好的又一证明。大使指出，巴中两国发展水平相似，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各有所长，可以互为补充。两国去年的贸易额大约１０亿美元，占中国对拉美贸易额的三分之一。两国在卫星、农业、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方面已有一些合作项目正在或准备开展，这种相互补充的特点，是两国能够进行长期合作的坚实基础。（完）
|
[
"Transport",
"Mine",
"Politics",
"Philosophy",
"Electronics",
"Law",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Medical",
"Space"
] |
Politics
|
体育科学sports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5期 No.5 Vol.18 1998科技期刊中日太极拳练习者基本特征的社会调查与分析吕韶钧(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摘要 对中国和日本太极拳练习者的基本特征进行社会学比较分析发现，太极拳运动在中、日两国间的发展十分迅速，参加太极拳练习的人数有逐年增长的趋势，练习的群体主要是以中老年人为主。两国太极拳练习者在练习空间、时间的安排上都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关键词 太极拳 中国 日本 比较研究1 研究目的与方法研究旨在探讨中、日两国太极拳练习者基本社会特征，推动太极拳运动的发展。中文问卷发150份，有效问卷131份；日文问卷发200份，有效问卷155份。另采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法等。2 调查结果与分析2.1 中日两国太极拳练习者基本情况的比较分析2.1.1 性别分布的比较分析调查的结果表明，中、日两国的太极拳练习者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即参加太极拳练习的女性明显高于男性。中国太极拳练习者的性别比例，虽有差异，但基本趋于一致，男、女比例分别为43.5%、56.5%。而日本的太极拳练习者中女性的比例占81.3%，明显地高于男性。2.1.2 年龄分布的比较分析两国太极拳练习者的年龄分布也基本趋于一致，都是以中、老年人为主体。但是中国的太极拳练习者的年龄在21～30岁也出现了一个高峰。这说明目前中国的年轻人对太极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参加太极拳练习的人数越来越多了。2.1.3 婚姻状况的比较分析我们通过太极拳练习者的婚姻状况的调查，了解到太极拳练习者的群体中家庭状况是良好的。中、日两国的已婚率分别是85.4%和86.2%。因此，笔者认为太极拳在未来老年人的心理调适中将起到积极的作用。2.1.4 身体状况的比较分析从调查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中国太极拳练习者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偶染小病和有慢性病的分别占24.4%和32.8%。而日本太极拳练习者的身体状况属良好，无疾病的人数占65.8%。也就是说中国的太极拳练习者是把太极拳作为治病的手段，而日本的太极拳练习者则是把它作为增进健康、防治疾病的手段。2.1.5 职业情况的比较分析从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情况来看，目前中国太极拳练习者中的职业分布，主要是以国家机关干部以及离退休人员为主体。从日本的太极拳练习者的职业分布来看，主要是以无业的家庭妇女为主体。她们在日本高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有着相对充裕的余暇时间和精力，成为日本太极拳练习者中的主要群体。2.1.6 文化程度的比较分析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中、日两国太极拳练习者的整体文化程度较为集中。受到中、高等教育的人数，中国为75.5%，日本为84.5%。这说明太极拳运动是广大普通群众强身健体、驱病延年既经济又实用的健身手段。2.1.7 练拳年限的比较分析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两国初学者占有很高的比例。中国太极拳练习者练拳在5年以内的占50.3%，日本太极拳练习者中初学者占80.6%。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们对于太极拳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不仅在国内参加太极拳练习的人数逐年增加，在日本同样也存在着这一现象。日本的增长速度高于中国。2.2 中、日两国太极拳练习者练习空间特征的比较分析2.2.1 不同国别的太极拳练习者与练习空间的比较分析通过调查发现，中、日两国太极拳练习者在练习的空间方面存在着差异。中国的太极拳练习者在练习空间的选择上，并没有严格的要求，绝大多数喜欢在户外进行太极拳练习，占78.1%。而主要的练习地点是在公园里，占44.5%。这可能与中国本身是太极拳的发源地，地理条件较好，有着良好的学练太极拳的文化氛围，且中国人又喜欢在树阴下、公园里晨练的习惯有关。日本的太极拳练习者则主要是在体育馆里进行练习，占65.6%；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在家中进行太极拳练习，占23.3%。总的趋势是日本太极拳练习者以在户内练习为主。因此，中、日两国太极拳练习者在练习空间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既与两国的文化背景有着一定的相关，同时与两国的现代化的体育设施以及管理体制也有着一定的影响。日本社会体育场地设施由公立学校场地设施、公立大学及专科学校场地设施、公共场地设施、工厂企业场地设施和民营场地设施等组成。这些先进的体育场馆，为日本的太极拳练习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练习空间。对于日本的这些经验，我们也应该吸取，开放现有的体育场馆设施，为大众服务，以克服由于天气等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练习的问题。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建议日本的太极拳练习者要走出户外，在大自然中去尽情体味太极拳的奥妙，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2.2 不同性别的太极拳练习者与练习空间的比较分析我们抛开国别，从不同性别的角度再来看一看，太极拳练习者在练习空间的选择上有什么不同。从调查的统计结果看，不同性别的太极拳练习者在练习空间的选择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P<0.05。即男性太极拳练习者大都喜欢在户外进行太极拳练习，如在公园练习的占28.2%。而女性太极拳练习者则更喜欢在室内进行练习。如在体育馆的占43.7%。这说明妇女在公共场合练习太极拳的参与意识很不强烈，这可能与东方女性自身性格内向，以及受传统道德思想的束缚，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有关。这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应该打破这种束缚，走向社会，投入到太极拳练习的行列中来。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练拳年限的增加，太极拳练习者在练习空间的选择上，则偏向于以户外练习为主。练拳年限的长短与练习空间的选择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异，P<0.01。练拳年限在5年以内的太极拳练习者，在体育馆里进行练习的比例较高，占47.1%；太极拳练习在31年以上的练习者则主要是在公园里进行练习。虽然，这一统计数据受到中、日两国调查对象局限的影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我们也还是可以发现其内在的规律性。由于初学者开始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太极拳外在的基本技术动作，而对于太极拳内在的“意气”要求不多，因此这一阶段为排除干扰，在室内体育馆里进行练习是很必要的。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太极拳“意气”与动作的配合也逐步协调了，在练习过程中能够使练习者身心尽快入静，并且抗干扰的能力增强。因此这一时期让练习者走到户外进行练习，会收到更好的锻炼效果。2.2.3 不同练拳年限的太极拳练习者与练习空间的比较分析2.3 中、日两国太极拳练习者练习时间特征的比较分析对于太极拳练习的时间特征，本研究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一个是练习的时间安排范围，即是在早晨、上午、中午、下午，还是在晚上等；另一个是每次练习时间的长短。2.3.1 不同国别的太极拳练习者与练习时间的安排范围的比较分析不同国别的太极拳练习者与练习时间的安排情况见表1。从这一组数值来看，两国的太极拳练习者在安排太极拳练习的时间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P<0.05。中国的太极拳练习者喜欢在早晨进行太极拳练习，占85.4%。这与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习惯，每天喜欢在早晨锻炼有着一定的关系。而日本的太极拳练习者在练习时间的安排范围上，则较为分散。他们练习时间的安排表1 两国太极拳练习者练习时间的安排范围的比较分析练习时间安排中国日本合计人数％人数％早晨11185.432.0114上午64.64428.850.中午0074.67下午002214.422晚上21.54428.846不固定118.53321.544合计130100153100263X2=209.055DF=5p<0.05注：有23人没填。主要是取决于体育场馆的开放时间，在时间安排的范围上自主性较差05，主要是在上午和晚上，两者均占28.8%。当然这种练习时间的安排范围与练习效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所反映的主要还是与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余暇时间有关。2.3.2 不同性别太极拳练习者与练习时间安排的关系从这一指标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男、女性的太极拳练习者在练习时间的安排上，也存在着显著性差异，P<0.05。男性中练习时间安排在早晨的较多，占54.7%；其次是安排在晚上的，占16.3%。而女性练习时间安排在早晨的也是主流，占34.0%。但与男性不同的是，在其它时间安排练习的比例较为均衡，这可能与女性退休年龄较早、余暇时间充裕、练习时间可选择的余地大有关。2.3.3 不同练拳年限的太极拳练习者与练习时间安排的关系不同的练拳年限反映出练习者对太极拳的理解和体会也有不同。那么，不同的练拳年限与练习时间的安排又有什么不同呢?调查结果发现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P<0.01。练习年限较短的练习者，安排在上午和晚上的比例较高，而练拳年限越长，则选择在早晨练习的比例也就越高。另外，我们再从每次练习时间长短这一指标来看，中国、日本两地的太极拳练习者之间也是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对于中国的太极拳练习者来讲，几乎都是每天坚持太极拳锻炼的，每次锻炼时间一般在1.5 h左右。而通过调查和在日本走访座谈却发现，日本太极拳练习者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如缺少教师的指导、练习地点需要预约等等问题，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练习次数和练习时间。通过与日本无限太极会几名教练的座谈和调查问卷的结果发现：日本的太极拳练习者基本上是每周练习1～2次，每次练习在1～2 h之间，这样大家在专职教练的带领下进行太极拳练习，练习的时间才能够得到保证。因此，日本太极拳练习者在练习的次数和时间上都明显少于中国太极拳练习者的练习次数和时间。3 结论3.1 太极拳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十分迅速，参加太极拳练习的人数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两国参国太极拳练习的群体中主要是以离退休的中老年人为主体。3.2 两国太极拳练习者在太极拳练习的时空特征上，与两国的体育设施管理、练习者的生活习惯、练拳年限等有关。表现为中国的太极拳练习者喜欢安排在早晨和公园等户外的公共场所进行练习；而日本太极拳练习者主要在体育馆里练习为主，并且时间安排较为分散，自主性差。1998-01-20收稿 责任编辑：马宣建
|
[
"Education",
"Agriculture",
"Electronics",
"Literature",
"Politics",
"Mine",
"History",
"Military",
"Law",
"Sports",
"Medical",
"Enviornment"
] |
Sports
|
【 文献号 】1-2499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404 【原刊页号】66-69 【分 类 号】G4 【分 类 名】高等教育 【 作 者 】肖桃凤 【复印期号】199503 【 标 题 】论高等学校经济效益问题 【 正 文 】 马克思认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1]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凡经济活动都有投入和产出问题，教育作为国家的一项事业，既有投入也有产出。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地方，那就不能不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所谓经济效益，就是投入和产出的比较。高等学校的经济效益，就是指投入高等学校的人力、财力、物力数量及消耗与“产出”人才和成果的数量、质量并带来的社会效益的比较。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就是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本质要求。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好坏不能简单地只用经济价值来衡量，或用培养人才的数量多少来确定，那么，用什么指标作为衡量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好坏呢？这是笔者在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教育和经济工作者积极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之一。一 高等学校经济效益考核的作用1、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考核有利于确保高等学校“产品”质量。制约着高校“产品”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办学条件，如校舍、仪器设备、图书、实验手段、师资队伍、投资经费等方面条件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要考核高等学校的经济效益，还必须把办学条件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以高等学校必备的起码条件作为基本标准来衡量。2、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考核有利于为教育管理部门与高等学校管理提供反馈信息。高等学校经济效益就是对学校各种状态变量进行比较和分析，形成不同意义的信息过程。与一般的检查、评比等方面相比较，高等学校经济效益考核提供的信息特点：一是面广，二是综合性强。如毕业生的合格率，每个学生年均所消耗的教育事业费、每生所占用的固定资产，科研成果的社会效益、实验室的利用率等等。各种指标所考核的信息具有不同的反馈意义，可为教育管理部门提供学校的办学水平、学生质量、办学条件以及社会效益等信息。对学校可提供社会要求，校际或学科差别以及办学的绩效和问题信息等等。3、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考核有利于增强高等学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积极性。高等学校办学的积极性来源于一定的压力、活力和动力。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考核是通过各种指标进行定量的分析和比较，从而获得办学中问题和差距的信息，引起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同时也增强了高等学校比学赶超的活力和主动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迫切性。高等学校的经济效益考核，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来引导教育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目的在于提高高等学校办学水平，“产出”又多又好的高级专门人才和科研成果。二 决定与影响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1、“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高等学校的产品就是人才和成果，人才与成果是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产物与结果。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与科研，其办学的根本目的自然是出人才、出成果。人才、成果的数量是衡量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单就培养人才与科研成果的数量而言，培养的人才与科研成果数量越多，经济效益就越好，但是考核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好坏，更重要的是人才与成果的质量，质量与数量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既没有离开数量的质量，也没有离开质量的数量。人才的质量，不仅要看学生在校的思想水平和学习成绩，而且还要看是否被社会承认，走向工作岗位所发挥作用的大小，科研成果也是如此，要看成果是否被同行、社会认可以及产生的社会效益的大小。因此，一所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越高，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越大，这所学校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其经济效益自然就越高。有时一个高质量的人才创造的社会效益要比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一般人创造的社会效益要大，同样有时一项科研成果能救活一个工厂。如果培养的人才不合格或科研成果不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就越低或没有经济效益，甚至经济效益为负值。2、办学条件。办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条件，高等学校是出人才、出成果的场所，更需要一定的条件，没有基本的办学条件，学校工作就无法进行，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好坏。办学条件包括图书资料、实验室、仪器设备、电教设备与手段、工厂、体育设施、校舍、教育经费、师资队伍等等，这都是服务与保证教学和科研的必备条件，也是影响高校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由于高等学校的经济效益同其他的经济活动一样，也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因此，在投入方面同样要考虑消耗和占用两大因素，在产出面要考虑量和质的因素。在保证人才质量和科研成果的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每个学生所占用和消耗的教育投入越少，其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就越差。3、领导与管理。学校的管理工作，都是同提高经济效益相联系着的。高等学校是一个门类齐全的教育机构，是一个具有自主权的独立的社会实体，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又有庞大复杂的大系统。为保证各部门的密切协作，保证各子系统的契合进行，需要管理与领导，为创造“软环境”──相对于物质条件的“硬环境”的政治生活局面，如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财尽其效、事尽其功、激发热情、提高效益、更需要科学的管理和民主领导，这是提高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4、改革与特色。教育规律要求高等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急剧变化，作为传授知识和创造智慧的高等学校为保证经常处于科学技术前沿阵地的地位，必须不断进行改革，没有改革，学校就失去适应性，就不能创造经济效益。只有不断进行改革，才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特色是高等学校活力的表现。特色或是特在培养的人才适应社会的特殊需要，或是特在办有重点学科和专业。或是特在有成绩的办学和教育措施，或是别的特殊贡献等等。办学有特色是加速高等学校发展，提高高等学校经济效益，跻身国内外先进行列的必由之路。5、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高等教育作为最高层次的专业教育具有“成才教育”的性质。担负着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崇高任务，因而不仅要强调经济效益，而且要强调社会效益。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数量、质量、能力都适应社会需要，为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这就是社会效益。在考核高等学校经济效益时，必须要把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如果一所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不适应社会需要，或者相当一部分学非所用，这不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低反而是个浪费，培养的人才是个浪费，再加上学非所用，改行（重新教育的学费）又是一个浪费，这种情况下的效果愈大、浪费就愈大，所以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最终衡量是看一所学校是否具有多大的社会效益，对促进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多大作用。当然，这是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最终表现。以上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着的，但对高等学校经济效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在一定的教育经费支持下，学校所“产出”的人才和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三 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考核指标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考核，要具体化，数字化，要通过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进行核算，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是定量分析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前提。根据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需要和可能，主要以计量指标从劳动成果、劳动消耗和劳动占有三个方面加以确定。对难以测算的定性指标，由于目前的条件限制，暂不作为考核内容。（一）劳动成果指标高等学校的劳动成果，主要体现在人才与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属于劳动成果的指标有：1、教学成果指标[1]毕业生人数＝取得毕业证书（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的人数[2]毕业生合格率＝（应届实际毕业生人数）／（应届毕业班学生总数）×100%[3]学位获取率＝（实际获取学位人数）／（应届实际毕业（本科生＋研究生）人数×100%[4]优秀生率＝（优秀生人数）／（学生总数）×100%[5]毕业生升学率＝（实际录取研究生）／（应届毕业生总数）×100%毕业生人数这项指标是数量指标，反映的是学校规模和为国家输送的高级专门人才数，一般地说，这个数值越大，经济效益就愈好。当然，不顾学校承受能力和社会需要，盲目多培养人才，影响人才质量，其经济效益显然是不好的，如果在不影响人才质量的前提下，不增加国家投资，挖掘学校潜力多培养人才，这自然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力措施。毕业生合格率、学位获取率、优秀学生率、毕业生升学率这几项指标只是从量上考核人才质量的指标，几项指标都为正值指标，比值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就差。真正要全面考核学生的质量，还得从学生在校和毕业后（通过追踪或用人单位评价）德、智、体、工作适应、发展潜力以及带来的社会效益等进行综合考核。2、科研成果指标[1]获奖科研成果＝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进步奖＋省市部级奖[2]一般科研成果＝省市部级鉴定的成果项目数＋学术著作＋学术论文[3]论文（专著）发表率＝（发表论文（专著）篇册数）／（科研人员×科研经费）×100%[4]科研成果使用率＝（实际推广应用的科研成果数）／（完成的全部科研成果数）×100%[5]应用型科研项目（课题）成功率＝（应用型科研成果成功数）／（应用型计划项目（课题）数）×100%[6]科研成果对外转让率＝（对外转让的科研成果数）／（全部科研成果数）×100%[7]科研成果效益＝（各项科研项目经济收入总和）／（各项科研项目劳动消耗总和）获奖科研成果、一般科研成果这二项指标是数量指标，论文（专著）发表率、科研成果使用率、应用型科研项目（课题）成功率、科研成果对外转让率、科研成果效益这五顶为效益指标，这里的数量指标和效益指标都为正值指标，数值越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好，否则，就越差。（二）劳动消耗指标高等学校劳动消耗，是指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过程中人力、财力、物力的消耗。虽然现在还不能象生产某种产品一样，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所耗的必要劳动力，但可以计算出所耗的投资。1 、培养一个毕业生的成本＝（全年经费实际支出）／（全年在校学生总数）×学制（年）这个指标是从考核经济效益的角度，粗略估算出培养一个毕业生的成果，当然，在保证人才质量的前提下，成本越低，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就差。2、科研投资耗用系数＝（科研项目预算总投资―科研项目实际投资）／（科研项目预算总投资）这个指标说明科研投资的消耗程度，系数越小，投资效益越好。（三）劳动占用指标高等学校的劳动占用，包含活劳动占用、物化劳动占用和资金占用。这里只从培养人才角度上来考虑劳动占用。其指标有：1、活劳动的占用指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始终是对各个生产领域和工作部门最基本的要求，教育工作者一定的时间培养人才的效率，意味着减少教育过程中人员数目或降低活劳动的消耗。所以在不影响人才质量的条件下，学校全体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和教师和学生的比例的大小，也是衡量高等学校经济效益好坏的重要因素。计算方法是：[1]每一教职工人均负担学生数＝（折合本专科学生数[2]／教职工总数））[2]每一专任教师人均负担学生数＝（折合本专科学生数）／（专任教师总数）2、物化劳动占用指标固定资产占用指标[1]学生人均占用固定资产值＝（固定资产总值）／（折合本专科生数）[2]学生人均占用校舍面积＝（校舍建筑总面积）／（折合本专科生数）[3]学生人均占地面积＝（学校占地面积总数）／（折合本专科生数）[4]学生人均占用藏书数＝（学校藏书总数）／（折合本专科生数）[5]学生人均占用教学科研设备值＝（教学科研设备值）／（折合本专科生数）固定资产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拥有，是影响高等学校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超标准占用，会造成浪费，导致利用率低。过少地占用，又不能保证教学科研的需要，从而影响教学质量。因此，固定资产的占用标准，应该由上级部门根据各类学校的实际情况，对各类学校在校生人均占用固定资产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统一的定额标准，这样，在分析考核时，才有尺度，有可比性。考核学生人均占用校舍建筑面积、学生人均占地面积是否符合国家教委的定额标准。从而分析出高校办学条件和挖潜的可能，促进校舍建筑面积和占地面积的合理使用。为了充分利用固定资产占用后的效益，还必须建立以下指标：[1]固定资产利用率＝（在用固定资产原值）／（全部固定资产原值总额）×100%[2]教学科研设备占固定资产比重＝（教学科研设备价值）／（固定资产价值总额）[3]固定资产完好率＝（完好固定资产价值）／（固定资产价值总额）×100%[4]教学科研设备使用率＝（实际利用时数）／（计划利用时数）×100%[5]实验室利用率＝（已利用实验室个数）／（实验室总个数）×100%[6]图书周转率＝（出借图书总册次）／（出借图书总册数）×100%通过这几项指标，检查固定资产的利用率，利用率越高，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经济效益就越低。3、经费占用指标[1]学生人均教育事业费＝（全年教育事业费预算指标―专顶经费）／（折合本专科生数）[2]教学性经费开支占教育事业费比重＝（用于教学性经费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这两个指标，主要是反映教育事业费的使用方向及其合理程度。办教育没有足够的资金是办不好的。有了一定数额的办学资金，如果不是精打细算，强调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样也是办不好，为了有效地利用高等学校的财力资源，应适当降低非教学性开支，提高教学性开支的比重，确保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学校追求经济效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高等学校经济效益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仅提出一些浅见，很不成熟，这些设想是否可行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根据当前教育改革的趋势，笔者认为，还应该增加一些考核内容，如毕业生分配接受率，毕业生学非所用率，专业设置与社会需要程度，教育事业费各项经费支出的比例标准等等。经济效益考核的计算只能力求准确，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但是计算的原则要合理。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10页。[2]国家教委规定：折合本专科学生数＝博士生×3＋（硕士生＋研究生班学生）×2＋本专科学生＋进修生＋预科生＋（函授生＋夜大生）×0.25+外国留学生×3
|
[
"Education",
"Agriculture",
"Philosophy",
"Mine",
"History",
"Electronics",
"Politics",
"Sports",
"Computer",
"Literature",
"Medical",
"Space"
] |
Sports
|
【 文献号 】3-3480 【原文出处】热带地理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379-383 【分 类 号】K91 【分 类 名】中国地理 【 作 者 】阙维民 【复印期号】199703 【 标 题 】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时间特性 【 正 文 】 （阙维民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北京 100871）来稿时间：1995年12月提要 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历程，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具有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的历史时间观念。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时间系统包括精确时间与模糊时间、动态时间和静态时间、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等。现代历史地理研究还特别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研究时间尺度。关键词 现代历史地理学 时间历程 时间观念 时间特性 时间尺度＊ ＊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至少有4种分类标准：按学科效用分为理论历史地理学与应用历史地理学；按学科研究对象分为（专题）部门历史地理学与区域历史地理学；按学科属性分为历史人文地理学与历史自然地理学；按时间年代则分为第四纪古地理学、历史地理学。4种分类标准，可依次逐级细分，构成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完整学科体系。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整体综合性质，决定了4种分类标准本身并不分等级，仅在具体分类时才显现出它的等级之分。每一种分类标准不但隐含着，而且隐含于其它分类标准。目前，几乎所有的地理著作、辞典和教科书，均没有提出严格按4种分类标准依次划分的地理学学科体系，也几乎没有谁提出过一种以时间年代作为第一级分类标准划分的地理学学科体系。这是出现误把历史地理学认为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或是地理学的背景学科的主要根源。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表明，历史地理学的时间年代特性，也正是现代地理学的重要特性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讲，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为现代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注入了无限的生机。1 历史地理学本身发展的时间历程在漫长的以“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何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财富以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而自然界本身的整体平衡与调节能力也足以恢复人类对自然界的局部破坏，因此显现不出人类对整个自然界的征服能力。在以这种人地关系形式的经济基础上，古代的学术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的行为和社会活动，中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制与西方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社会上层的文化教育，均无自然科学的实质性内容，那是一个自然科学被排除在学术殿堂之外的科学黑暗时代。因此，在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地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研究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沿革的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篱笆。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了客观规律后，又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近代工业革命更使得人类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飞跃，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同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入渗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研究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其主要内容，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就确立了它作为地理学分支学科的潜在位置。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创造的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至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1]。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推涌出来的。H.C.达比、W.G.伊斯特等几位历史地理学家所做的、坚实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构成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石。在此基础上，1940年，当届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卡尔O.索尔在其长篇就职演讲《历史地理学前言》[2]中，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论题等许多方面，作了全面、概要的论述，把历史地理学从单纯的历史的地理研究或地理的历史研究引入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交互综合研究，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其后不久，R.H.布朗、D.怀特利瑟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60年代以后，首先迈入信息革命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学术思想活跃，不断涌现的科学研究新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科学哲学的新思想和新流派，如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批判、女权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辩证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对整个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地理学科许多分支学科能够取得较大进展的关键也正是科学方法论的进步[3]，同时也鞭策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4]，并于70年代末进入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哲学思维时代[5]。90年代以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创造出一种建设性的研究探索比争议性的教条争执更为频繁的学术环境[6]”。2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3种对立时间观念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子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子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而是客观具体的有限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的自然“大生物圈”和受人类控制和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7]。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8]以来的人类发展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以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分析，存在着3种对立的时间观念：(1)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2)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3)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统一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不能真正地反映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具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9]。因此，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观念，当然应该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的历史时间观念。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界而言，不仅要研究过去，还要注意“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10]。更要注意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11]。3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1944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D.怀特茨在他的题为《地理学的视野》[12]的就职演讲[2]中，把时间作为一个新的地球维度(A NewEarth-Dimension)来特意加以强调，并把时间维度分述成速度(velocity)、速率(pace)和时刻(timing)，从而提出了四维地理学(Four-DimensionalCeography)的概念，进而用大量篇幅切入了历史地理学的讨论。1974年，他的这种观点又被卡尔O.索尔旧话重提，刻意以《地理学的第四维》[13]为题专门研究讨论。从而使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现代地理学科的时空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也推动了整个地理学科的发展。地理研究中的一系列时间概念，如分、秒、刻、时、日、候、旬、月、季、年、年代、世纪、朝代、时刻、时段、阶段、时期，以及时差、周期、速度、速率，等等，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中，根据不同的精确程度和目的意义，需要把时间概念加以分类成各种不同的时间系统，如精确时间与模糊时间、动态时间与静态时间、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等。现代历史地理研究还特别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研究时间尺度，一般情况下，对第四纪古地理系统的研究时间尺度在万年以上，对人类古代历史地理系统的研究时间尺度在100～1 000年，对近代历史地理系统的研究时间尺度在10～100年，对现代地理系统的研究时间尺度为10年，而对当代地理系统的研究时间尺度为1年甚至1月。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结果对未来的预测预报也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等多种尺度，其时间尺度的划分决定于研究所要求的精度及其实际意义，并显示出时间尺度划分的各级层次。由于现实地理系统是永远运动着的开放系统，现代历史地理学更为强调对地理要素的动态即过程研究。又由于客观现实世界不仅存在着各种地理要素单独的变迁过程，更多的是多种地理要素，甚至所有地理要素综合的共同变迁过程，所以绝对理想化的单要素变迁过程是没有的，即不存在理想化的一维时间序列，而是与客观现实相符合的多维时间序列[14]。很难设想，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条经历了长期发育变化，而流经地区的地貌却没有任何变迁过程的河流。因此，仅就时间特性一个方面而言，现代历史地理学也应当进行综合研究，以揭示现实地理系统变迁过程的客观综合性。现代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显示，不同地理区域的历史发展过程，速缓有别，断续各异。一方面，据有类似地理现状的地区，其历史发展过程不存在绝对的一致性，很难进行简单的比较；另一方面，一个古老地区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地理现象，在现有世界各地的许多其它地区类似地存在着，却可以分别进行比较。比如两座古都的发展过程是显然不能进行等同时间的比较研究，却可以进行相错时间的比较研究。一座古都，起初是一个村庄，稍后发展成一个集市，而后为一个镇、一座城，后由于某种原因被选定为都城，又由于某种原因而废都为市，最后，在衰落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在经济上崛起为一座商业城市。而村庄、集市、镇、城、都城、商业城市等地理聚落在现实世界中都有实例可寻，完全可以作为一座古都的对比类象去参照研究。地理系统各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前错位移，与在地理区域内的大小方位，构成了现实地理世界的复杂巨系统。4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永无止境科学的认识，往往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级的复杂向高级的简单，再从简单规律中的异常衍生出新的复杂，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一门学科的发展亦是如此。历史地理研究者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不断反思和永久的自我评估[15]，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取得不断进展的主要原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需要，也从外部促进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现代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仅是一门在重建过去的基础上，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各要素之间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而且是一门可以通过研究过去来阐述现在，进而参与对将来的预测，并对协调、处理人类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变迁之间的动态联系、相关问题，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现代学科。参考文献1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256.2 Carl 0.Sauer.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In:Annals of the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41(1):17-20.3 Clyde F. Kohn.The 1969s:A decade of progress inGeographical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 In:Annals of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0 (60):211-219.4 Louis Seig.The Cholleg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in:Journal of The Minnesota Academy of Science,1969,1970,36,(2,3):110-12.5 Alan R. H. Baker.Historical Geography: A New Beginning?in: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79,3:560-570.6 John Radford. Editorial. in: Journal of HistoricalGeogtaphy,1990,16(1):1-2.7 V. I. Vernadsky. The Biosphere and the Noosphere. in:American Science,1945,33:1-12.8 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四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22.9 A. H. Clark ＆ J. Patten.Editorial. in: Journal ofHistorical Geography, 1975,Vol.I.10 邹逸麟，吴松弟．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求是，1993(7):29-32.11 韩光辉．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地理学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3):43-46.12 Derwent Whittlesey. The Horizon of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45(1).13 Carl O. Sauer.The Fourth Dimension of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74,64(2).14 谢衷洁．时间序列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5 D. Brooks Green.Introduction.in his HistoricalGeography:A Methodological Portrayal.Maryland: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1.注释：[1] 笔者认为，“交叉研究”与“边缘研究”一旦成为学科，则应统称为“综合学科”。[2] 由于二战的爆发，当年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年会被迫取消，因此，这是篇未曾演讲的就职演讲稿。
|
[
"Electronics",
"Agriculture",
"Military",
"Energy",
"Economy",
"History",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Medical",
"Politics"
] |
History
|
【 文献号 】2-4292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1019 【原刊页号】⑷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 作 者 】汪大昭/任建民/高渊 【复印期号】199611 【 标 题 】九亿农民的体育盛会――全国农运会述评 【 正 文 】 （本报记者 汪大昭 任建民 高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举办农民运动会的国家。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说：“农运会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创举。”1996年金秋，当这项独特的运动会成功举办到第三届的时候，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它的重要意义以及“团结、进步、文明、小康”的宗旨。十年前，中国农民有了专事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组织――中国农民体协。为了提高全国人口中最大群体的体质和健康水平，中国农民体协从成立之时，就把举办全国农运会作为己任。1988年，全国农运会的史册在首都北京掀开卷首。四年后，第二届盛会在湖北孝感举行。如今，举办农运会已经成为传统，本届全国农运会前，许多省、地、市、县乃至乡镇，都举办过不同规模的农运会，并选拔出自己的代表来到上海。与此同时，中国农民体协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组织亿万农民健身活动，至今已有346个乡镇受到表彰。四川省农民体协主席陈庆福说， “天府之国”有9000万农业人口，增强他们的体质是农村体育工作的基点，本届农运会舞龙竞赛规定套路就是依据四川铜梁地区农民舞龙的规则制定的。黑龙江代表团副团长孙东江认为，东北地区许多农民的生活方式还很落后，生活质量不高。一个商品粮生产大省，唯有从整体上提高农民素质，包括身体素质，才能根本改变不发达状态。第三届全国农运会历时8天，30个省、市、自治区的1800 多名运动员进行了10个项目的比赛和3个项目的表演， 数十万观众现场观看了比赛。与前两届相比，本届农运会的“中国特色、农村特点、时代特征”更加明显。现代竞技和民间传统的保留项目仍深受农民运动员和观众喜爱，源于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自行车载重、搬重物跑、托物踩水、风筝、舞龙等项目，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在奉贤县奉新镇国际风筝放飞场，场内比赛的风筝和场外观众不甘寂寞、自己放起的风筝比翼齐飞，满天纸鸢蔚为壮观。一些比赛的入场券竟然十分紧俏，出乎主办者始料。农运会强调重在参与，不统计各队金牌数，但参赛选手场上积极竞争，场下友好切磋。蝉联三届农运会冠军的老将与初露头角的农家娃子同样引人注目，七老八十的长者与孩子们一起观战，看得津津有味。黄浦江畔，俨然增添了一道由农运会钩织的风景线。农运会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本届东道主上海市以“真诚回报9 亿农民”的情意，出色地为盛会搭了台。在竞赛、交通、通讯、电子技术信息查询等各方面的组织工作中，农运会正在朝着健全、规范、活跃的方向迈步。这一切当然要服从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必将服务于广大农村“小康”的早日实现。（本报上海10月18日电）＊
|
[
"Sports",
"Agriculture",
"Law",
"Electronics",
"Enviornment",
"Space",
"Literature",
"Philosophy"
] |
Sports
|
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13卷 第1期科技期刊航空发动机仿真模型参数自适应校正西北工业大学 谢光华** 曾庆福 张燕东【摘要】 采用修正因子方法建立自适应仿真模型，运用改进的共轭梯度算法求解 非线性规划问题，依据发动机台架试车和空中试飞测量数据，对发动机仿真模型的部件特性参数进行校正，使模型的计算输出与试验测量数据吻合。应用本文方法对某型双转子加力涡喷发动机仿真模型进行校正，获得了满意的仿真精度。主题词： 航空发动机 仿真 参数 自适应控制 非线性规划分类号： V233.7１ 引 言发动机模型的精度，一方面决定于模型算法的简化程度，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部件特性参数的准确程度，这决定于部件试验是否充分。部件试验耗资大、周期长，而且部件试验得到的数据在整机共同工作情况下，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这使得发动机仿真模型的检验和校正、自适应仿真及其应用一直是受到重视的研究课题［1-3］。本文通过建立发动机自适应模型，根据测量数据校正部件特性参数，从而提高发动机仿真模型的精度。２ 发动机仿真模型修正因子方法发动机的气动热力学模型以一组非线性方程描述，其数值解一般采用牛顿迭代方法(包括拟牛顿方法)，由预解向量构造误差方程，若用误差向量E=｛ei，i=1，…，n｝构造代价函数，其中ai为大于零的权系数，则非线性方程组解等价于非线性规划问题解：(1)其中预解向量与误差向量是同维的。当模型计算输出与试验测量有较大误差时，设Pact为发动机部件的实际特性值，Pref为由相应部件特性线族求得的特性值，定义修正因子mf=Pact/Pref，则构造如下代价函数：(2)其中bi为大于零的权系数，Qmi为测量结果，Qci为相应的发动机模型估算结果。上述代价函数也可表示成预解变量xi和修正因子mfi的函数，且(1)式非线性规划问题变为：(3)其中，n为发动机模型数值解中预解向量的维数，l为修正因子向量的维数，m为发动机测量与模型估算误差向量的维数，在本文研究问题中n+l＞n+m。通过对(3)式的求解即可在保证各部件匹配关系的前提下，求得所需的修正因子值。运用求得的修正因子值进行仿真计算，将使测量数据与仿真结果之间的误差接近最小。３ 模型参数自适应校正图1为发动机自适应模型的结构框图。以某型双转子加力涡喷发动机为例，其仿真模型是准一元绝热流动、考虑变比热影响的部件级气动热力模型，模型数值解中预猜如下6个变量(n=6)：(1)低压压气机增压比πLP；(2)高压压气机增压比πHP；(3)高压压气机转速NH；(4)主燃烧室出口温度T4；(5)高压涡轮进口质量换算流量cw4；(6)低压涡轮进口质量换算流量cw4A。图1 自适应模型的结构框图该发动机自适应模型中部件特性采用如下10个修正因子(l=10)：低压压气机mf1=(cwLP)act／(cwLP)ref mf2=(η*LP)act／(η*LP)ref高压压气机mf3=(cwHP)act／(cwLP)ref mf4=(η*HP)act／(η*LP)ref燃烧室mf5=(ηb)act／(ηb)ref高压涡轮mf6=(dhHT)act／(dhHT)ref mf7=(η*HT)act／(η*HT)ref低压涡轮mf8=(dhLT)act／(dhLT)ref mf9=(η*LT)act／(η*LT)ref加力燃烧室mf10=(ηaf)act／(ηaf)ref其中cwLP，η*LP和cwHP，η*HP分别为低、高压压气机的质量换算流量和绝热效率，ηb为主燃烧室燃烧效率，dhHT，η*HT和dhLT，η*LT分别为高、低压涡轮单位焓降和绝热效率，ηaf为加力燃烧室燃烧效率。测量参数Qmi为高压转子转速NH，主燃烧室进口总温T*3，总压P*3，加力燃烧室进口总温T*6和主燃油流量wf，模型估算相应参数Qci为NHref，T*3ref，P*3ref，T*6ref和wfref，定义误差：εi=Qci-Qmi i=1，…，m (m=5) (4)再加上发动机模型的平衡检验误差ei，i=1，…，n(n=6)，于是(2)式的代价函数：(5)因自适应仿真模型中解向量的维数(n+l=16)大于误差向量的维数(n+m=11)，故本文求解非线性规划问题时，采用改进的共轭梯度算法(LMINN算法)进行非线性寻优。该算法在构造搜索方向和步长时对共轭梯度算法作了有效的改进。搜索方向构造如下［4］：(6)迭代序列xk+1=xk+αkpk，其中αk和γk+1均为最优步长，即f(xk+αkpk)=minαf(xk+αpk) ， f(wk+1+γk+1pk)=minγf(wk+1+γpk)LMINN算法的初始步长，要求并不象其它算法那么严格，在整个计算过程中，只是在搜索α0和β1时作为初始步长使用，当k≥1时，搜索αk，γk和βk+1的初始步长则取为βk。预解变量的初值仍按发动机模型的常用数值解法进行选取，修正因子的初值取为1.0。代价函数的梯度向量f(xk)的各个分量，按中心差分求得：(FC)/(xi)=(FC(x(k)i+△xi)-FC(x(k)i-△xi))/(2△xi) (i=1，…，n)(FC)/(mfj)=(FC(mf(k)j+△mfj)-FC(mf(k)j-△mfj))/(2△mfj) (j=1，…，l)算法收敛的精度控制为：‖f(xk)‖≤1.0e-6。４ 模型校正结果本文应用上述方法建立某型双转子加力涡喷发动机自适应模型，代价函数按(5)式构造，加权系数ai分别取｛2.0，2.0，2.0，2.0，2.0，2.0｝，bi分别取｛1.0e-4，0.1，1.0e-3，1.0e-3，5.0｝。这样选取的目的是：该发动机仿真模型计算时，使代价函数中参数误差项处于同一个数量级，同时，对保证发动机各部件匹配关系的发动机模型平衡的检验误差项的权加重。ai和bi可以根据模型最终的精度要求和测量参数的数值范围来选取。图2 高空转速特性主燃烧室进口总温 图3 高空转速特性主燃烧室进口总压图4 高度特性加力燃烧室进口总温 图5 高度特性主燃油流量在采用LMINN算法求解非线性规划问题时，算法中的初始步长取为0.01，当迭代达到一定次数后，LMINN算法趋于一阶收敛，为了提高收敛速率，本文用k＞16作为算法重新启动准则，用最速下降方向重新构造共轭方向进行搜索。根据发动机试验记录的4千多个状态点数据，本文由自适应模型求出发动机部件特性的修正因子，对某型双转子加力涡喷发动机模型部件特性参数进行了校正，校正后的仿真模型用试验测量数据进行了检验。图6 台架加速过程高、低压转子转速图2和图3分别为高度特性加力燃烧室进口总温和主燃油流量校正前后模型计算结果与测量数据间的比较。飞行马赫数Ma=0.90，低压转子转速NL=100.5%。图4和图5分别为高空转速特性主燃烧室进口总温和总压校正前后模型计算结果与测量数据间的比较。飞行高度H=4.96 km，飞行速度v=407 m/s。图6是经过校正后的特性线参数用于台架加速过程计算所得高、低压转子转速与测量数据间的比较。试验时大气条件为压力86320 Pa，温度21℃，记录数据的采样间隔为20 ms。5 结束语本文研究部件特性参数的校正，校正点是发动机的各稳态工作点，而各特性线皆以相似参数描述，在整个飞行包线内，这些校正点分布在发动机共同工作线的周围。由于测量噪声，使得到的修正因子有一定的分散度，因此试验数据愈充分，并采取滤波处理，则对特性线的校正愈有效。本文方法将模型的简化和特性的不精确都归结于修正因子，若模型简化到不能反映发动机的气动热力过程，或特性线偏差很大，或测试数据偏差很大，都将导致算法的不收敛或修正因子偏离1.0太远，算法中对修正因子的大小作了一定限制，并将那些超出范围和发散的校正点数据予以剔除。当得到校正点修正因子后，对各部件特性加以调整，调整后的特性用于过渡过程的仿真，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能得到满意的吻合。文中对某型双转子加力涡喷发动机的部件特性参数进行校正后，模型输出参数与试验测量数据之间地面稳态误差最大不超过1.0%，地面动态和空中误差最大都不超过2.0%，提高了发动机模型的仿真精度。自适应方法在较精确地估计发动机的状态及发动机状态监控、传感器故障诊断等方面有发展潜力。男 27岁 博士研究生 西北工业大学573信箱 710072参考文献1Stamatis A,Mathioudakis K,et al.Adaptive Simulation of Gas TurbinePerformance.ASME Paper 89-GT-205,19892Stamatis A,Mathioudakis K,et al.Gas Turbine Component Fault Identificationby Means of Adaptive Performance Modelling.ASME Paper 90-GT-376,19903Mathioudakis K,Stamatis A.Compressor Fault Identification from OverallPerformance Data Based on Adatpive Stage Stacking.ASME Paper 92-GT-28,19924LE D.A Fast and Robust Un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Method RequiringMinimum Storage.Mathematical Programming,1985,(32):41-681996年11月收稿；1997年5月收到修改稿。（责任编辑 王震华）
|
[
"Energy",
"History",
"Economy",
"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Space",
"Mine",
"Military",
"Enviornment",
"Law",
"Art",
"Sports",
"Education",
"Transport",
"Agriculture",
"Computer",
"Politics"
] |
Space
|
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9年 第14卷 第2期 Vol.14 No.2 1999可扩展的燃气轮机仿真对象模型*谢志武** 苏明 翁史烈【摘要】 应用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方法进行可扩展的燃气轮机仿真建模研究。将燃气轮机仿真的各种计算任务概括为部件计算、流路计算和系统状态计算三个层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节点-连接器-部件模型，构造了一个部件模型、工质流程及仿真算法均可扩展的仿真类属框架，并通过一个三轴燃气轮机的容积效应法仿真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和可扩展能力。 主题词： 燃气轮机 仿真 建立模型分类号： TK47 TP311 前言在简单循环燃气轮机的基础上，通过增删部件和改变工质流程可以得到各种以燃气轮机为核心的复杂动力装置。在这类装置的仿真建模中应用面向对象方法可以方便地重用已有的源代码，因而不仅加速了建模过程［1-6］，而且为构造通用的燃气轮机仿真软件奠定了基础［6-8］。面向对象方法的各种优越性最终都必须通过软件扩展来实现。对于燃气轮机仿真模型而言，需要扩展的不仅有部件和工质流程，而且还应该包括仿真算法。本文运用统一建模语言［9］（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简称UML）及其建议软件开发过程对燃气轮机仿真问题进行了面向对象的分析、设计和实现，所获得的燃气轮机仿真模型在部件、工质流程以及仿真算法各方面都具有高度的可扩展能力。2 可扩展的燃气轮机仿真类属层次结构软件的可扩展能力首先表现在其类属层次结构上，只有高度概括的父类才有可能使不同特化层次的子类在其上扩展。为概括各种燃气轮机仿真的共性，将燃气轮机仿真中的各种计算任务概括为既相互联系又有明确分工的三个层次：部件计算、流路计算和系统状态计算。其中，部件计算以单个部件的特性为依据，根据该部件的已知参数求解其他未知参数，如根据压气机的转速、压比求解流量和效率等。部件计算仅局限于单个部件内部而不涉及部件间的相互影响，何时进行哪个部件的计算由流路计算来控制。流路计算定义系统中各部件间的相互关系，规划部件计算的次序和参数传递方向，并掌握计算结束的判据。流路计算方法包括顺算法、逆算法［10］、容积效应法［11］等。流路计算结束时，系统中的所有部件均已求解且相互间满足一定条件，如顺算法要求通流部分满足压力和流量平衡，而容积效应法则仅需压力平衡即可。系统状态计算从流路计算的结果中获得系统的动态信息，然后用欧拉法、龙格-库塔法或辛算法等数值积分方法求解系统的下一个状态。三层次概括对稳态仿真和动态仿真同样适用。以牛顿―莱普生法为例，稳态仿真时有如下迭代公式：其中，是系统的状态变量，k是残量。流路计算结束后先求残量k和J矩阵，然后对J求逆，就可由第k轮迭代的系统状态k解出残量更小的第（k+1）轮系统状态k+1。上述计算虽然不包含时间因素，但与动态仿真中对右函数作数值积分一样，都是从流路计算的结果出发求解系统下一轮的状态，因而也属于系统状态计算。燃气轮机仿真的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流路计算既控制部件计算的进行，其结果又是系统状态计算的依据，系统状态计算更为下一轮部件计算准备数据。因此，实际仿真计算时这三个层次的计算任务是交替进行的。图1 可扩展的燃气轮机仿真类属层次结构示意图根据燃气轮机仿真的三层次概括可以构造一个仿真类属框架。首先为上述三个层次的仿真计算任务构造相应的抽象类，然后以他们为父类扩展出各种不同抽象层次的子类。例如，可以从部件类Component派生压气机类Compressor，从流路计算类GasPathCalc派生容积效应法类VolumeEffCalc或从系统状态计算类SysStateCalc派生欧拉法类Euler等等。图1是这个类属层次结构的UML表述，其中，目字形方框代表类，虚线箭头代表依赖关系，实线三角箭头代表继承关系。图1所示的类属层次框架为部件以及流路计算和系统状态计算方法的扩展奠定了基础。下面详细介绍其中部件类的细节。3 节点―连接器―部件模型为了表达工质流程的变化，本文之前的各种燃气轮机对象模型都构造了工质流类。但是，工质流类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流路计算方法的扩展。图2给出了采用常规顺算法、逆算法［10］及容积效应法［11］时高、低压压气机间的各种数据的传递方向。尽管这3种数据传递方式有明显不同，但采用工质流类表达时，由于它同时封装了温度、压力和流量信息，因此难以显式地表达上述差别。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模型的可扩展能力，本文废弃了工质流类，转而构造了一个更灵活多变的类属结构，称为节点―连接器―部件模型。图2 采用不同算法时高、低压压气机间的数据传递示意图首先对仿真中出现的各种物理量进行分类整理，将相互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的各种变量合成一类。例如，由于工质流的温度t、焓i、等压比热cp、相对压力的自然对数lnPai0以及相对压力的自然对数对温度的导数dlnPai0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因此用一个流体温度类TFluidNode来概括所有这些变量。若在仿真中需要传递某种工质的焓值，则只需传递相应的TFluidNode对象，它会自动进行相应的数值转换。同理，油气比f、摩尔燃料系数beta、纯燃气在燃气中的摩尔成分b和纯燃气在燃气中的质量成分bm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也可以用一个油气比类FNode来概括。为方便以后在系统中扩展新的物理量，需要为上述各物理量构造一个公共父类，称之为节点类（Node）。节点类及其子类的关系见图3，其中Node类的各子类自左至右分别代表转速对时间的导数、功率、流量、油气比、流体温度、压力、压力对时间的导数以及转速，流体温度类TFluidNode还派生出空气温度和纯燃气对空气温度的修正项两个子类。必要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展出其他物理量。图3 节点类与连接器类示意图 图4 压气机类包含的各种对象接着建立各部件类与节点类之间的关系。如图4所示，以压气机类为例，它包含空气温度节点和压力节点对象各两个（分别代表进、出口空气的温度和压力，注意温度对象同时还隐含了焓、等压比热等信息）以及流量、转速和功率节点对象各一个。UML规定用实心菱形箭头表示值包含关系，箭头上的文字标注和数字分别表示包含关系的名称和双方的数量。各部件所包含的节点间要进行数据传递，因此需要一个连接器类（Connector）来完成这一功能。连接器类和节点类的关系见图3，其中的空心菱形箭头代表引用型包含关系。在节点―连接器―部件模型中，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一个真实部件可能需要由几个软件部件对象拼接起来，其间的数据联系也可能与实际的物理联系有所不同。图5是用容积效应法仿真时高、低压压气机模型的图形界面实例，其中与部件相连的圆代表从属于该部件的各种节点，而粗线箭头代表连接器。由于低压压气机存在泄漏，因此增加了专门用于处理流量损耗的支管（Manifold）部件。注意到这里压气机与支管之间可以只交换流量信息而无须同时交换温度、压力信息，而且容积效应部件与各压气机之间的温度、压力、流量信息也可以分取不同的传递方向，因此就比用工质流类对象来传递数据的对象模型要灵活得多。在节点―连接器―部件模型中，各种不同的工质流程和流路计算方法都可以借助连接器的不同设置而轻易实现。图5 容积效应法仿真时高、低压压气机模型的图形界面实例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软件构造范式，面向对象方法仅仅改变仿真数学模型在计算机上的表达方式，却不会对原问题的逼真度和收敛特性造成任何影响。具体地说，仿真程序的逼真度取决于数学模型的精细程度，收敛特性则取决于与该数学模型相对应的包括流路计算方法和系统状态计算方法在内的数值求解方案。对一段传统的过程式仿真程序进行面向对象化改写，虽然会使程序结构和指令调用过程变得相对复杂，但它仍然遵循原有数学模型和算法所设定的计算任务和计算次序，因而计算结果必然与原程序完全相同。另一方面，由于不同仿真问题可能提出不同的精度和速度要求，因而一个通用的燃气轮机仿真软件不仅需要具备为各种部件建立不同精度数学模型的能力，还必须能够对数值计算方法做相应调整。本文的仿真模型通过提供部件模型以及流路计算和系统状态计算方法上的可扩展能力保证了各种精度和速度要求的仿真任务都能在同一仿真软件环境内得以实现。4 算例使用上述对象模型进行了某三轴燃气轮机动态性能仿真。仿真采用燃气轮机非线性数学模型［12］，各部件特性均已知，并且考虑了进排气压损、压气机抽气及涡轮冷却等因素。流路计算方法采用速度快、收敛性和稳定性均较好的容积效应法［11］，系统状态计算采用常用的欧拉法。采用UML进行面向对象的分析和设计，然后用C++语言编程实现。图6 油量阶跃增时的转速响应 图7 油量阶跃减时的转速响应表1是从前述类属框架中扩展得到的各个类及其实例化后得到的对象。用这些对象可以拼接出系统的仿真模型。图6和图7给出了机组各转子转速对油量阶跃微扰的动态响应计算结果，与常规过程式仿真的结果完全一致。仿真的时间步长设为5 ms，在Pentium Ⅱ 233 MHz微机上，每步计算耗时3.5 ms，可以满足实时仿真的速度要求。表1 某三轴燃气轮机动态特性仿真的对象配置说明对 象 名所 属 类 名简 要 说 明lpchpchptlptptcomd1,d2,d3,d4m1,m2,m3,m4l1v1,v2,v3,v4rh,rl,rpc1～c56SpeyLPCSpeyHPCSpeyHPTSpeyLPTSpeyPTCombustorDuctDeltaManifoldGLCLoadVolumeInertiaRotorInertiaConnectorCompressor的子类，采用某机组低压压气机特性Compressor的子类，采用某机组高压压气机特性Turbine的子类，采用某机组高压涡轮特性Turbine的子类，采用某机组低压涡轮特性Turbine的子类，采用某机组动力涡轮特性Duct的子类，Component的孙类，压损为常数Manifold的子类，Component的孙类，流量损失为常数负荷，Component的子类容积惯性，Component的子类转子惯性，Component的子类5 结论本文以可扩展能力为中心，综合运用面向对象的分析和设计方法，以燃气轮机仿真三层次概括为依据，构造了一个可扩展的仿真类属框架。本文提出并实现了节点―连接器―部件模型，并通过算例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和可扩展能力。本文的工作为快速有效地进行热力系统建模仿真开辟了新方向。*本文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九五”预研资助项目作者简介:**男 28岁 博士 讲师 武汉市海军工程学院305教研室 430033作者单位:谢志武 海军工程学院苏明 翁史烈 上海交通大学参考文献1 Heyen G, Murphy K, Marchio D,et al.Dynamic Simulation and Control of Gas Turbine and Compressor Systems.Computer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1994,18(11/12):1071-10822 Ho P Y,Ng P S.Object-Oriented Approach to Gas Turbine Performance Computation.ASME Paper 96-GT-165,19963 Drummond C K,Follen G J,Putt C W.Gas Turbine System Simulation:An Object-Oriented Approach.NASA TM 106044,19924 Drummond C K,Follen G J,Cannon M.Objected-Oriented Technology for Compressor Simulation. AIAA 94-3095, 19945 Curlett B P,Felder J L.Object-Oriented Approach for Gas Turbine Engine Simulation.NASA TM 106970,19956 谢志武，陈德来，洪波．燃气轮机稳态性能仿真的面向对象设计与实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1998，32(7): 58-627 谢志武，陈德来，翁史烈．面向对象的燃气轮机仿真建模：综述与展望．热能动力工程，1998，13(5)：243-2468 谢志武．面向对象的燃气轮机仿真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涡轮机研究所，19989 Rational Software Corporation. UML Summary. Version 1.1.1, 199710 Wang Y.A New Method of Predi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Gas Turbine Engines.ASM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Gas Turbines and Power,1991,113:106-11111 苏明，翁史烈．汽轮机系统仿真中一种容积环节仿真模型及其解．动力工程，1998，18(2)：75-7812 翁史烈．燃气轮机性能分析．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87-92（责任编辑 杨再荣）1998年7月收稿；1998年11月收到修改稿。
|
[
"Agriculture",
"Literature",
"Sports",
"Transport",
"Law",
"Economy",
"Military",
"Computer",
"Art",
"Philosophy",
"Politics",
"Energy",
"Education",
"Space",
"Enviornment"
] |
Space
|
【 文献号 】2-810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803 【原刊页号】(12) 【分 类 号】F22 【分 类 名】乡镇企业与农场管理 【复印期号】199908 【 标 题 】经济组织创新 ――解决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根本途径【 作 者 】丁俊发 【作者简介】作者为国内贸易局副局长 【 正 文 】 目前农业经济发展中一个很大的矛盾，是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矛盾，单个农民作为一个农产品生产者如何面对全国大市场。在相当一段时间是各级政府指导着农民的生产与销售，但市场千变万化，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政府也不能成为农民的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农民在政府指导下，力求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经济组织形式。经过这几年的探索与实践，各地出现了一些成功的组织形式。“龙头企业”＋农户所谓“龙头企业”，是指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服务的企业（公司），一般都设在县或镇，也有的在地级市或村。为了追求规模化经营与利润最大化，他们把周边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企业的生产者。这种“龙头企业”＋农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龙头企业（公司）与农户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农民并不是公司的职工，只是一种用契约关系固定的松散联合。第二，龙头企业（公司）与农户各负其职。公司向农户提供种子或种畜、种养技术、销售服务，按合同付费，使公司通过廉价劳动力获得稳定货源。农户按合同要求进行生产，使农户从盲目生产纳入了公司产销一体化的有计划生产，使“卖难”得以解决。第三，龙头企业（公司）＋农户或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使龙头企业（公司）与农户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共存共荣，谁也离不开谁，目的都是一个，即获取最大的利润。龙头企业（公司）＋农户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已在不少省市兴起，山东省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就超过100家。专业合作社＋农户所谓专业合作社，是指当地（县、镇、村）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围绕某种专业农产品，在政府或供销社指导下，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这种专业合作社有以下特点：第一，组织的紧密性差异较大，有的要入会，交会费。有的比较松散，自由度很大。第二，相当一部分专业合作社是由当地供销社牵头组织的，是供销社拓展服务领域的一种尝试。第三，专业合作社一般都有自己的章程，经县有关部门批准，但法制还不完备。这种专业合作社在北方省市区发展很快，如山东就有这种专业合作社1200多个，入社股金达2.8亿元，涉及棉花、果品、蔬菜、生猪、 禽蛋菜，主要任务是把农民的各种生产组织起来，负责提供信息、种子与畜种、技术指导、生产资料供应、组织推销等等，把农民分散的经营联结成一定的规模，提高抗风险能力。专业农协＋农户所谓专业农协或专业农业技术协会是指农村专业大户与一般农户为了自我服务与自我保护以协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种以社会化服务为宗旨的经济组织。它与城市里的协会有不同之处，其特点是：第一，农民专业协会实行民办、民营、民受益的方针。第二，农民专业协会主要是提供服务，包括资金、技术、加工、保鲜、贮藏、运销等等。第三，农民专业协会针对性强，服务意识强、服务方式灵活、服务成本低，已成为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组织形式。陕西凤翔县苹果协会，专门组建了股份制果品流通企业，通过抓信息、建冷库、设销售网点等，将90％的苹果销往外地，解决了“卖果难”的问题。河北满城草莓协会以供销社为依托，主要为农民提供信息、供应农业生产资料与推销服务，已占领北京80％的草莓市场。批发市场＋农户所谓批发市场，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现货有形交易场所。按大类分，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日用工业品批发市场与生产资料批发市场。这类批发市场大多自发形成，经政府支持，逐步壮大，形成全国性与地区性批发市场。这类批发市场相当一部分设在地级市、县城或镇上，与当地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批发市场比较多，联系农户的数量也很多，已成为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形式。中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必须寻找一种或几种农民创新的经济组织，目前已在中国大地出现的龙头企业（公司）＋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专业协会＋农户以及批发市场＋农户只是比较成功的几个，全国各地情况不同，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可以继续进行组织创新。
|
[
"Enviornment",
"Politics",
"Philosophy",
"Economy",
"Law",
"Agriculture",
"History",
"Education",
"Computer"
] |
Economy
|
ＣＢ０１２ ＡＡ０２３ ＢＸ０１２法国男排战胜巴西队(4)内容: 新华社巴西利亚５月６日电法国男子排球队今天在巴西圣保罗进行的世界男子排球联赛Ａ组预赛中，以３：０胜巴西队。今天法国队获胜的三局比分是：１５：８、１５：９、１５：９。到目前为止，Ａ组，法国队３胜１负积７分，巴西队２胜２负积６分，意大利队和美国队分别积３分和２分。Ｂ组，荷兰队３胜１负积７分，苏联队１胜３负积５分，日本队和中国队尚未比赛。（完）
|
[
"Sports",
"Agriculture",
"Education",
"Military",
"Medical",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s"
] |
Sports
|
【 文献号 】3-1265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703 【原刊页号】164-171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董之林 【复印期号】199707 【 标 题 】辉映世纪的女性写真――论当代女性小说的历史嬗变 【 正 文 】 本世纪中国女作家及其丰富的小说作品为女性文学研究开拓出非常宽广的视域，假定我们可以将对历史的回溯与辨析作为认识女性小说的前提，那么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女性小说属于本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话语范畴。正如我们认为女性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由此生发出的一切命题，其来龙去脉都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连。女性文学在２０世纪以格外醒目的方式提出，女性小说和女小说作家群之所以在当代文学史上越来越享有重要地位，这并不是个别人出自书斋或学术象牙塔内的冥想，而首先与２０世纪蓬勃兴起的民族独立、人类解放的发展总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世纪的世界版图上，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压迫，抵御强权政治的干涉与威胁，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女作家群、女性小说等女性文学研究的题目正源于这样的历史机缘，成为本世纪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一处有力的标识。在这样一种时代与文化背景之上，女性文学研究者在对大量史料进行分析的同时，十分关注本世纪中国女作家联袂崛起的现象。冰心、庐隐、沅君、凌叔华、萧红、丁玲、白薇、苏青、张爱玲、林徽因、杨绛等一批女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形成的特殊景观，以及她们在妇女解放历史上突出的位置，打破了千百年来男性中心的话语格局，使女性作为黯然无语、任人宰割、备受压迫的人类一翼终于得以凸现，得以表达，得以“浮出历史地表”［①］。女作家第一次比较充分地显示“我手写我口”的自主与自持，而不是请他人代言，来绘制女性对现实和历史的见解、感受，绘制她们心目中的人生图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将女性小说看作是女作家关注女性自身命运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她们针对千百年来男性中心历史所形成的文化偏见的挑战与批判，是本世纪女性介入文学所取得的特别值得称道和赞许的成就，当然也不排除女性文学研究者在女性阅读立场上所做的史的勾连。一、妇女解放的时代：当代女性写作的历史背景２０世纪初，秋瑾创办第一份妇女报纸《中国女报》，呼唤在黑暗中的“我中国女性”觉醒，冲出封建传统禁锢的“小我”天地，必须投身求民族解放的“大我”世界，才有存活的出路［②］。作为知识女性的先觉者，她的文学作品突现了那一时代女性必须在民族解放中求自身解放的主题，并显示出不让须眉的豪放风格。秋瑾之所以称得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她意识到女性解放，绝不孤立的是女人们自己的事，而与社会解放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秋瑾就义十九年后爆发“五・四”运动，西学东渐已成为一时潮流，人的解放命题以从未有过的震撼力，惊醒了“铁屋子”里沉睡的中国人，女性自然也包括其中。当时的女性写作大有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之势。例如庐隐对知识女性的描写，流露出新女性既追求变革，又在变革的苦闷中徘徊不已的矛盾心理（《海滨故人》）；冰心对女性心灵中蕴含着的爱的表达，充满对人性的赞美和对女性的体认（《关于女人》）；冯沅君“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的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的呼喊，开一代新女性求个性解放风气之先（《隔绝之后》）；凌叔华对“高门巨族”中闺秀、太太们的描摹，把隐身于历史屏风背后、潜藏无限闺怨与焦虑的“女人国”，凸现在世人眼前（《绣枕》、《中秋夜》）；丁玲对都市人生和异性诱惑敏锐的女性体察（《梦珂》、《莎菲女士日记》）；张爱玲对流行千百年的妇德的审视：“铁打的妇德，永生永世的微笑的忍耐”（《谈画》）；还有白薇自传式的《悲剧生涯》，萧红在她个人悲剧生涯中的写作，苏青《结婚十年》中的压抑与困顿……，等等。我们对当时的文学状况、女性写作及其影响，真可以做这样的比喻：“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③］。尽管这一切发生在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前夜，但毋庸置疑，它是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粒坚实的火种，是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升腾的火炬，是奔突于我国现当代女性写作的母题之源。据此，本世纪上半叶的女性写作所代表的基本倾向，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是表现为具有一定理论引导的革命实践活动，体现了妇女要求摆脱封建传统束缚，参与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从而实现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的实际诉求。二是表现在更为广泛的文化层面，即女子对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思想和文化，主要是针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强烈反抗与批判。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女性写作主要反映了女人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为女性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抗争，向社会讨回女人作为人的权利，这一点在五四时期的女性写作中格外突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两个方面不是递进、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彼此联系、相辅相成的。女性只有参与社会分工和社会劳动，实现经济独立，才能获得真正解放。同时，妇女参与社会，在政治经济上取得和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者说，社会发展与政权更迭，并不能完全代替妇女为争取自身解放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特别是在一个具有漫长封建传统的国度，封建阶级的文化、思想观念既有压迫和残害女性的现实层面，也有将其对象化为女性自身观念而难以自觉的层面。因此，战胜轻视妇女的恶劣习气，以及这种恶习对女性自身的污染，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而具有难以想象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女性写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变换视角，在争取妇女解放的道路上保持其特有的丰满与活力。二、心比男儿烈：新中国女性的历史剪影１９４９年新中国诞生，为女性文学翻开全新的一页。女作家在极力表现新人、新风尚同时，尽情地绘制新中国女性的人生理想。这一时期女性小说的写作意向可以确立在一个“新”字上。尽管新中国的诞生，远远难以将它脱胎于旧中国的历史遗迹消除殆尽，但当时女作家的小说与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写作已迥然相异、判若两“人”。在小说的写作题材上，看不到现代女作家笔下“秋风秋雨愁煞人”式的人生悲凉，而代之以奋不顾身扑向即将爆炸的雷管，身残志坚的兵工厂女英雄邵玉梅的革命事迹（白朗：《为了幸福的明天》）；感受不到女性在黑暗中或被吞没，或压抑难捱的绝望，而是新中国“女司机”（葛琴：《女司机》）、“女厂长”（江帆：《女厂长》）们的飒爽英姿；知识女性的形象一扫那种既向往革命，却又在现实与理想间无尽徘徊的迷茫，而出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投身革命即为家”的林道静（杨沫：《青春之歌》），以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为自我人生归宿的江玫（宗璞：《红豆》）等这样的具有革命时代新人特质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新女性形象，应首推《青春之歌》（杨沫）中的林道静。与大部分人投身革命的缘起没什么两样，林道静选择革命也是“逼上梁山”。她先是被继母的包办婚姻逼得要投海自尽，后来又出于对渴望她成为笼中雀的“胡适大弟子”于永泽不满，对小家庭理想的幻灭，而开始对漫漫人生的求索。从林道静的少女生涯中，还依稀可辨“五四女儿”呼唤个性解放的模样。但林道静又绝不是庐隐笔下的亚侠（《或人的悲哀》），冯沅君笔下的隽华（《隔绝》），丁玲笔下的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她没有被旧时代的黑暗所吞没，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她走投无路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接纳了她。由于一个偶然机缘，她结识了共产党人卢嘉川，并在卢嘉川、江华等革命者引导下，参加学生运动、农村斗争和地下工作……，由此展示了一个冲出旧营垒的知识女性带有浪漫和传奇色彩的人生。作品还通过对另外一些知识女性的描写，如终于认清未婚夫叛徒嘴脸的王晓燕，以及爱慕虚荣、最终投向敌人怀抱的白莉萍等女性的经历，反衬出林道静的道路才是那个时代知识女性寻求解放的真实出路。自五四以来，女性反抗封建婚姻和社会黑暗所必然遇到的，就是“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林道静的道路为旧时代的知识女性提供了一种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将女性命运与社会解放的“大我”世界联系在一起，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出路联系在一起，因而显示出它特有的真实性与感召力。如果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在投身工农之前还隐现出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身影，那么，刘真在她《长长的流水》中所塑造的一个个革命军中女战士的形象，则是新中国文学中又一类值得特别关注的女性新人形象。而且她笔下人物的精神状态，在以后的“知青”等以青年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在那些个性鲜明、近似“假小子”的女红卫兵、女知青、女青年等人物身上都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这些人物从思想到性格，更少旧时代女性的精神羁绊，更鲜明地为一个“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的女性风貌奠定了底蕴，也更彻底地斩断了她们与五四时代的女性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感方式的关联。不是说后来的女作家遵循了一种刘真写作模式，而想说明，在女性写作的历史上，一种人物原型的生成具有着耐人寻味的历史踪迹。刘真笔下的小战士带着一股山野的清风，她们是来自农家的苦孩子，到革命队伍才开始读书识字。由于她们的出身经历，使她们难得体味封建文化那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女性压抑，也就使作品并不十分强调对一种来自特定文化“塑造”的女性的自我体认。刘真的小说正是把革命队伍中一种全新的女性体验和建国后人们对理想、纯真而美好的人际关系的企盼，通过这些女兵形象，为新中国的女性形象塑造开拓出一种新的艺术氛围和写作风格。时隔不过三十年，现当代的女性写作反差如此之大，除了表明中国妇女在跨入新时代门坎时的欣喜与激动之外，也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几千年套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难道真的随着新中国诞生，便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不成？女性写作的历史与年轻的共和国一起，揭开它充满理想而崭新的一页，同时也预示着它将经历曲折而艰难的历程。三、女性误读：不断深化的自我体认丁玲的创作生涯对当代女性写作的影响是值得重视的一例。“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中，丁玲无疑也是大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活动中，还很少有作家像她那样经历了如此崎岖曲折的道路，……她的漫长生涯，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现代史。”［④］丁玲是以对女性人生的特别关注而崛起于文坛的。她的处女作《梦珂》，以及其后著名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女性感受的压力。例如《梦珂》描写女主人公梦珂与表哥晓凇的一段感情纠葛，借此揭示了在以“现代文明”、“男女平等”著称于世的大都市生活中，女性仍然处于被观赏、被玩弄、被损害的不平等地位。在一个沐浴着欧风美雨的时代，当人们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而雀跃不已的时候，女作家丁玲对浸染其中的男性中心意识的觉察的确异常敏锐，甚至可以说有些超前。后来，丁玲投身革命，她也始终坚持以作家的姿态投身她所向往的革命与政治生活，因此在她后来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中，都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以她对女性压抑特有的敏感，触及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还远远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题。例如描写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作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村民们并不念及她为抗日所做的贡献和付出的牺牲，而说“亏她还有脸回来”，“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从贞贞身上，人们似乎看到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又比如描写从上海产科学校毕业的陆萍（《在医院中》），在抗战炮火中奔赴延安，她克服个性，服从组织决定，满腔热情地到偏僻简陋的妇产医院工作，遇到的却是一些“对医务完全是外行”的领导，他们不仅“以一种对女同志既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对待她，而且这个闭塞而充满流言蜚语的环境，最终将她陷于周围津津乐道的男女私生活问题的重围，使她不得不离开那里，离开真正“使她留恋”的同志和工作。丁玲于１９４２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三八节有感》，“有感于某些男同志弃旧喜新，为被遗弃离婚的女同志抱不平”，依旧延续了这位女作家自踏上文坛以来的写作初衷，对封建文化以及残留在革命队伍中的封建意识，具有敏锐的识别能力和顽强的批判精神。丁玲是位连接着五四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跨代女作家。她在建国后的不幸遭遇，不能不对女性小说的写作发生影响，以致使女作家无法表现她们在革命队伍内部感同身受的反封建命题，并造成一种普遍印象，似乎新中国建立，妇女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女性不再负载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的历史重负和社会羁绊，这实际上是对新中国女性形象的一种误读。但是在极“左”思潮盛行时期只要颂歌、回避真实的风气下，不仅女性写作，而且整个当代文学都蒙受严重损失。五十年代，由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引起的争论，一方面可以说是关于文学创作风格多样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关系到女性小说题材的合理性问题。当时的评论界难得从女性文学的合理性角度来肯定茹志鹃的小说创作。当时唯一鲜明地指出茹志鹃小说具有女性文学意义的是女作家冰心，她说：“茹志鹃是以一个新中国的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后的中国妇女的”，在作品中“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冰心还进一步指出女性写作的不可替代性，她说，她看了当时许多关于妇女先进人物的报道和描写，“但是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像是蒙在薄薄的一层云纱后面”，因此她说，读了茹志鹃的小说，“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喜欢和感激是很大的。”［⑤］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史上女性批评的先声。冰心的评论，不仅更清晰地揭示了多样化的表现风格在茹志鹃作品中特殊的寓意，而且也更切近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实际。“文革”后人们注意到女性写作有与众不同之处：“无论中外，女作家都特别引人注意。”“物以稀为贵”；“女作家所特有的那种细腻而温柔的风格又是男作家们所不能代替的。”［⑥］对此，既令人庆幸：茹志鹃小说中女性写作的特质终于得到社会承认，或者说，女性小说的特殊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又令人不安，女性写作在获得社会承认的同时，也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对女作家创作基调的限定，即女作家的作品应该保持一种“委婉细腻柔和而抒情”的写作基调，体现一种“细腻而温柔”的写作风格。在一定意义上，这实际上也形成对女性写作风格多样化的囿制与干涉。四、反封建母题：文学潮汐中的个性旗帜１９８０年张辛欣的短篇小说《我在哪错过了你》是较早表现女性写作发生转向的作品。作家在这篇作品中明确表示，她正“沿着另一条不为人所知的小路，不可解脱地，固执地寻找着什么”。作品中女售票员兼业余编剧“我”同业余剧团的导演“他”相爱，因两个人都囿于自己的个性不肯让步，最后只好分手。作品深入描写了隐藏在女主人公性格深处的现代女性情结：“假如有上帝的话，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我常常宁肯有意隐去女性的特点，为了生存，为了往前闯！”这种矛盾的女性心理同样也贯穿在《在同一地平线上》、《最后的停泊地》等作品意向中。作品中那些有个性、有理想的女人所做的生活选择，将她们抛出传统的女性模式，而在现代化发展的初级阶段，现代女性角色与社会具体环境之间的落差，为那些人物的生活染上浓重的悲剧色彩：她们为了事业成功咬紧牙关，不让“伤感，徘徊”的潮水来侵蚀她们以意志构筑的堤坝，但是在不为人知的心灵一隅，却永远是“一片尴尬”，她们感叹自己永远是站在延续着“哭哭笑笑，吵吵闹闹”这道人间情感门槛外面的人。不仅张辛欣的作品，还有高红十《顾不上爱美的姑娘》、《哥哥你不成才》，万方《在劫难逃》，严歌苓《你跟我来，我给你水喝》，陆星儿的《美的结构》、《啊，青鸟》、《天生是个女人》的女性生活小说系列，甚至包括谌容的名篇《人到中年》等等，都程度不同地揭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女性的焦虑，表现了传统与现代女性角色之间某种紧张的状态。１９８２年，张洁的中篇小说《方舟》展示了在这个传统与现代杂糅的时代，女主人公面对现实压力坚韧不屈的性格，并强化了当代女性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某种张力。《方舟》是正面描写知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作品，与张辛欣表现这类题材的作品有所不同，张洁对男权意识提出更为旗帜鲜明的挑战。当然，《方舟》也描写了现代女性角色与传统女性模式的冲突，以及这样的现实对女性形成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比如小说描写女主人公曹荆华、柳泉和梁倩这三个离婚女人的宿舍如此凌乱不堪，她们在社会上工作出色，这与她们不善料理家务的窘态显得很不协调。但是，作家更注重表现现代女性与传统的男性中心观念、封建意识的决绝，因而作品的锋芒所向显得异常明晰、果敢而尖锐。例如描写荆华单位的“刀条脸”对女人惯施威逼利诱的手段；魏经理对柳泉无理纠缠；梁倩已经离婚的前夫白复山，竟然可以大模大样地闯入她们的宿舍骚扰；就连居委会的老太太也借各种名义来窥测她们的私生活。荆华们感受的现实压力，主要不在于传媒中披露的令人发指的迫害女性个案，而是弥漫在生活空间一种陈腐的气息，一种约定俗成的将女人视为异物的旧势力。这种创作倾向在张洁后来的作品中更为明显，她似乎着意要揭穿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所谓“夫为妻纲”、“夫贵妻荣”这一类男性神话，揭示男人不是女人的依靠，而且那些深受传统的负面影响、缺乏生命力的男人也不足以作为女人的依靠。张洁作为一位对社会问题相当敏感的女作家，她的描写对象并不局限于女性题材，像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和《只有一个太阳》都可作为这方面的实例。比较开阔的人生体验和创作视野，使她很早就将笔触深入男性世界，揭示出那些受到漫长封建专制传统囿制的男人，在世俗流弊面前，暴露了他们有着苍白、孱弱而卑琐底色的灵魂：无力抵抗邪恶，进而与邪恶同流合污。如《祖母绿》中徒具其表的左葳，《条件尚未成熟》中惯于“整人术”的岳拓夫，《红蘑菇》中的“现代文明泼皮”吉尔冬，以及《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中从肉体到精神皆“阳痿”的“他”，或可作为对男性世界的一种讥刺。张洁这种写作实践表明，女性写作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女作家不再局限于比较狭窄的女性生活范围，而是将目光伸向更广阔的世界，以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千百年来令女性仰视的对象，从而更鲜明地擎起了确立女性独立人格的现代旗帜。１９８５年张洁在谈到妇女解放问题时曾对前西德《明镜》周刊记者说：“男女平等不只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另外，我还认为有些憎恨社会与男性的妇女，她们的思维方式过于肤浅。”［⑦］尽管张洁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对男性的不满，但是基于对社会深刻的了解，她认为女人自身也有许多弱点，如果女权主义的立场仅仅是针对男性挑战，而无视女性自身的问题，那么它并不能达到妇女解放的真正目的。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张洁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作家承认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在于她认为不应该陷入一种简单化的女性（文化）立场。张洁的话也代表了女性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向：与西方部分偏激的女权主义思潮相比，中国女作家的创作比较关注文学的社会效应，特别是对传统和女性的关系，既有富于激情的批判，又有不乏理性的审视、反思，保持着中国女作家特有的认真和清醒，从而使她们的作品在女性文学世界中，有自己独立的选择和更为多姿多彩的人生意绪。例如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表现解放后一系列政治活动在女性生涯中的另一层含义。小说的主要人物司猗纹几乎是所有过程的参与者，但是她的参与和她所要得到和所要发泄的，同那过程的目的本身又几乎风马牛不相及。她表面上是外部世界的积极参与者，实际上却将自己日益陷入封闭、令人窒息的女性关系中不能自拔。这种现象构成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司猗纹无疑在爱情与性的问题上受到压抑，但她对这种压抑进行报复和发泄的形式不仅隐晦，而且变态。她既是男性权力压迫的受害者，同时她又将这种权力对象化，作为自我进行报复和发泄的手段，在另一个女人的世界里，向人的精神施以“酷刑”。作品揭示在司猗纹表面积极参与历史、轰轰烈烈的潜层，还有一个未经正视、尚处封闭、因此也就谈不上解决的世界――这里充满自私、偏狭、忌妒、仇恨，是肆无忌惮地发泄人性阴暗面的场所，是蛛网般扯不清的纠葛，甚至使人对那种无意义的活法儿发出“生不如死”的感慨。又如残雪的小说《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虽然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不详，但作品中那犹如梦魇的世俗景象又分明似曾相识。小说中的母女二人分别代表着女人性格的两极：或生活在主观臆造的世界里，热心到“公园去写信”，像一只自欺欺人的鸵鸟；或在性亢奋状态下，作出种种骇人的丑态。作品揭示了女性性格的负面，同时也表明女作家对现实不愿做轻易许诺的态度，因为难以想象，妇女解放可以在这样一种灵魂被扭曲的背景下实现。尽管如此，作品依然隐含着希望：“今晚要是刮起风来，那围墙一定会倒下来，把我们的房子砸碎”，将那“塑造”丑陋女性性格的巢穴砸得粉碎。在这一方面，港台女性文学对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的误区更别有一种清醒和自觉。我国台湾地区的女性文学在本世纪中期就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绩，从而形成海峡两岸女性文学相映生辉的格局。如林海音的小说《城南旧事》，通过五个生活小故事“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倾诉作者对故乡深深的思念之情；聂华苓的小说《桑青与桃红》，通过女主人公桑青在大陆――台湾――美国之间辗转流徙的悲剧命运，唱出“一支浪子的悲歌”。［⑧］于梨华表现赴美留学生境遇及心态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傅家的儿女们》，等等。她们出色的文学成绩使她们堪称女作家中佼佼者，同时这些女作家比较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文化素养，也使港台地区的女性文学，对现代女性的人生问题有异常深刻的认识和敏锐的觉察。在这样的女性小说中，女作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性别压抑和性别歧视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封建的传统陋习并没随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帝王时代结束而被现代社会所抛弃，不仅娼妓依旧是它不可缺少的点缀（《十个少妓的自白》），而且即使那些穿梭往来于公共社交场合，受到男性众星捧月般恭维的女明星、女秘书、公关小姐（《群莺会》）等等人物，也不过是为传统观念中的女人角色增添一件时髦外衣，无非是女人在现代社会中性角色的新说法而已。这部分作品大致可分为比较直接和比较间接表现女性命运两类。一类直接描写社会下层女性命运的作品，带有一定的“新闻性”。这部分作品及时揭示女性被压迫、受侮辱的不公正现实，并针对这些问题向社会大声呼吁，如台湾女作家曾心仪描写在人生绝壁上折断了梦想双翼的《十九岁少女的自白》；＠①君反映在地狱中挣扎的《十个少妓的自白》；曹又方描写浮华世界中女性浮华人生的《群莺会》；另外还有像李昂《她们的眼泪》、亦舒的《寻找家明》等作品，描写女性为生活所迫，沦落为娼妓或性质相似的酒吧女，这种经历成为她们一生遭社会歧视、无法消除的“胎记”，使她们再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被公众社会所接受。另一类作品情况比较复杂，女作家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人生问题，作品表现了女性对自身命运特有的复杂感受与多层次的感悟和理解。如荻宜的《米粉嫂》描写女主人公云凤被丈夫抛弃后，与有妇之夫的婚外恋情，然而这部描写婚外恋的小说所描写的并不是女性之间围绕男性旷日持久的争夺战，而是男性由于不了解现代女子，不了解女性的爱情观念已发生变化而若有所失的惘然。伊犁的《堕胎》描写三个不同年龄的女人堕胎经历，揭示了女性如何在生活的困境中，将明显不公正的现实化作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最后终于化作女人忍耐的“天性”，同她们是“弱者”的名字一并留给历史。苏伟贞《人生自是有情痴》描写女主人公章惜追求传统观念中爱情的完美，却又阴差阳错地扮演了现代婚姻第三者的角色，她难以承受这种错位的痛苦，最终回到传统的恋人和家庭的轨道。作品由此揭示了传统像一座无形而又无法逃脱的城堡，对一个在城堡中长大的人来说，走出城堡也未必是幸事。另外，女小说家不仅向读者介绍别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所生活的那个阶层，以及上流社会的女性人生。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受到过良好教育，有学识，有工作，她们往来穿梭于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饭店，周围是衣着考究的各界名流，挥金如土的商业巨子，但在这些外表十分“现代”、十分摩登的女人生活的底里，却是她们仍未逃脱性别角色的罗网编织出的苦闷。香港女作家施叔青的作品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施叔青早期的小说描摹女人对性的体验，如《壁虎》描写一个东方少女性心理的发展过程。她后来的创作表明，她的视野并不局限于表现女人的欲望以及对自我身体的体验，而是通过对女性性心理的琢磨，逐渐扩大到对女性生活环境的关注，特别是她的小说集《香港的故事》，把描写女性欲望和对女性社会角色的体察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愫细怨》描写女主人公李愫细曾经留学美国，是在香港有工作、有身份、完全可以自立的女人。小说描写自从愫细和她的美国丈夫分居后，为了满足身体的欲望，做了香港暴发户洪俊兴的情妇，她似乎在性满足中享受到“现代女性”的自由。但实际上，在洪俊兴和以他为象征的世俗眼里，她不过是用香港最贵的西餐厅、名贵的首饰和流行时装“买”来的，是洪俊兴“这个处处比自己差的人”生命里“小小的点缀”，至于“情人”或“情妇”只是换个说法而已。传统女性角色并无实质的改变。另外，像《后街》、《窑变》等小说也表现了类似的创作倾向。现代女性接受的高等教育和“男女平等”的思想，在洪俊兴这一类男人眼里，不过是一种情调和韵致的“包装”，女人并未逃脱“尤物”的角色。这实在是对“现代女性”的一种嘲弄，本来从满足人欲出发，到头来却成了待价而沽的“物”，愫细本人也因此几近精神崩溃，在被扭曲的性格里苦苦挣扎。作家深刻揭示了传统女性角色在社会人心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在社会转型时刻，“现代模式”在女人当中的一种误读。注释：［①］ 见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７月版。［②］ 见《秋瑾集》，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③］ 黑格尔《历史哲学》１８４０年版，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４０５页。［④］ 张炯、王淑秧：《朴素・真诚・美――丁玲创作论・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⑤］ 冰心：《一定要站在前面――读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４日《人民日报》。［⑥］ 安丽：《坚持百合花风格的茹志鹃》，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０日香港《新晚报》。［⑦］ 见《张洁研究资料专集》第１０３页，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⑧］ 聂华苓语，见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版《桑青与桃红・后记》。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责任编辑：王威轶＊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王加且
|
[
"Art",
"Philosophy",
"Computer",
"Transport",
"Education",
"Military",
"Space",
"Enviornment",
"Energy",
"Politics",
"Communication",
"Medical",
"Agriculture",
"History",
"Law",
"Literature",
"Mine",
"Electronics"
] |
History
|
【 文献号 】6-244 【原文出处】政治学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37～46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199906 【 标 题 】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政治保存 【 作 者 】沈远新 【作者简介】作者：沈远新，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科社部（长沙，410006）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在信息化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任务乃是在维护文化多元化并使其相互促进的意义上，信息化不能破坏原有 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价值、传统中的优秀成分，要保证其相对完整性、独立性。在政治层面则应当保证现有的合理政治价值继续对社会成员提供共同信仰对象、现实政治体制及其管制能力不致被破坏、现有政治秩序（包括国内和国际政治秩序）能连续性地发展，并且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对社会现实保持适度的认同、忠诚和实现人格的健全发展，也就是实现社会政治保存。【关 键 词】信息社会/政治发展 【 正 文 】 任何一个国家要取得发展，自然都要对自身所处的时代作出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制订出国家发展的战略。综观当今时代，有二个相互关联的趋势，一是全球化，二是信息化，值得我们予以十分的关注。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决定世界上财富与权力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为标志，也就是说最终以信息为标志。信息化含有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意思，但一个社会或国家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和价值却不能被破坏，要能够保证世界的多元化才有价值。社会政治保存就是从保持多元化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这个意义上说的。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政治保存问题。一、信息技术及信息时代的几个特征早在80年代，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就指出，一枚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弹，象倾盆大雨向我们袭来，急剧地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据以感觉和行动的方式。以信息为载体的知识将成为资源和运输的替代品。（注：勖廓莅⒍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22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25页，三联书店，1996年版。）拉兹洛也认为，时至今日，信息加工系统已深深地进入了社会的各种结构之中，并以无数的方式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注：勖廓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第9―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总之，信息时代已经来临， 信息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世界，而且也日益显露出其无比丰富的内涵。下面我们就从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的总的表征这两方面来分析一下与社会保存相关联的这一新时代的特征。首先从信息技术本身来看，信息技术之所以成为新技术革命的核心，主要是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决定的。它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高增殖性。这一方面是指它承载的信息本身在流转、传播的过程当中具有衍生的性质。与资金、财富不一样，它可以同时向多个对象转移而自己却仍然为发出者所拥有，这就使得信息内容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呈现急剧增殖的态势。根据英国学者马丁（J・Martyn）的估测， 人类的知识在19世纪每隔50年增加一倍，到了20世纪初期，每隔30年增加一倍，50年代每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每五年就增加一倍，而80年代每三年就增加一倍。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是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另外也与信息内容本身在多层次、多向度的传播过程中的高增殖性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高增殖性是指它能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增强产品的功能及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据国际权威机构对美国在CIMS（计算机综合生产系统）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5 个公司调查发现：采用这项技术可使产品质量提高200％―300％，生产率提高40％―70％，工程设计费用和人力费用可分别减少15％― 30％和5％―20％。在我国这一方面也有极现实的事例，京九铁路运用的信息技术能发送18种信息，满足不同行车速度的需要，能有效地防止重大事故，并可提高运输能力30％，从而大大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率。二是高催化性。这是指融知识、技术、资金于一体的高密集、高智力型的技术一旦与经济相结合，就会释放出聚集的高能量，对经济发生强烈的催化作用。拉兹洛提出，时至今日信息技术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微电子工业本身，使得整个劳动力的部门分布正朝着信息领域倾斜。（注：勖廓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且，信息甚至也已成为引导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显然，这种催化作用由于信息技术目前不可估量的潜在发展能力而惊人地扩大了，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信息时代的脉搏而站立于时代的潮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是高控制性。通过信息技术对所有信息流的控制，就基本上控制住了整个经济活动运行的轨迹，从而更易于进一步探索与把握经济规律，使经济增长与发展步入稳定、持续、健康的轨道。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的核心内容，就是利用多媒体通讯技术建立连接全国各公司、各大学、科研机构、图书馆、私人家庭的信息网络，它以卫星通信、计算机网络为基础，把电视机、传真机、电话、电脑的功能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信息接受和传输中心。显然，这样的基础设施已不仅仅是一种通信手段和媒介，而且还囊括了整个经济生活的领域，成为引导、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性部门。四是高渗透性。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亲和力和扩散力，从而使其以惊人的速度向经济和社会各部门渗透，使其乃至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信息技术在经济部门的渗透方面，其本身的高速发展就是一个十分生动的例证。而在社会结构方面，以国际互联网络为例，它本身具有非常高的开放性，其创办者推崇的网络文化是无政府状态和自由主义，其用户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是：“进入计算机网络应该是无限制的，所有的信息应该是自由的，不信任任何权力机构，促进权力分散。”这就使得整个国际互联网络仿佛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网络区间好像是没有警察的社区，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其中可以比较自由地相互渗透，从而对所有的文化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其次从信息社会的总的表征来看，有人提出信息社会是以信息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以信息技术为实现信息社会特征的手段，以信息经济为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导经济，以信息文化改变着人类教育、生活工作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和时空观念的新兴社会形态。（注：转引自刘宝辉：《信息革命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信息世界》，1996年第6 期。）这种社会的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信息技术被应用于各个生产部门的一系列的生产过程当中，从而使大量产业部门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引起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这一自动化新阶段有可能在制造业的许多不同类型的固定设备中融进信息处理能力。信息产业的崛起使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如美国目前信息设备投资已达全部投资的50％，当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直接来自购置高技术信息设备的开支。因此信息产业必将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支柱产业。二是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有人曾经指出，在过去的150年中， 自动化已经改变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过程，但在流通和分配领域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信息技术却使得人们的工作环境成为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性的办公室。（注：郯尔兰堇亚姆・班农、厄休拉・巴里：《信息社会》，第3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同时一个新的神经系统正在当代社会中建立起来，这个系统是“人体外的”：它在人的机体之外运转，不受正好能容纳这么多脑细胞的脑壳的限制。（注：勖廓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1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这个几乎能够无限发展的人工信息加工系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三是信息媒介被大量用于大众娱乐、消遣活动领域，以“闲暇工业”为特色的信息技术日益渗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从而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并最终作用于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尤其是信息化使得整个世界日益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使整个世界的步伐加快了，呈现为一个加速化发展的社会。四是信息日益取代黄金、货币和土地之类有形的东西，成为更灵活、更有效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这也就使得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尽自己的力量来抢夺以信息为依托的权力和财富，并以此来维护由信息技术延伸而来的国家主权、国际地位，来保持国家的发展前景和潜力。一个国家具有的经济实力、主权力量日益以信息以及信息技术优势来体现。二、信息化对社会政治保存可能具有的威胁然而，就如同任何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可能要人类付一定的代价一样，信息化也使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表现得日益明显的问题就是社会政治保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这种威胁有一些来自于信息技术本身，而更多的则是因为目前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以及某些国家的偏见、侵染所造成的。本文所指社会政治保存乃是指：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全球化、信息化日益使整个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但在这种不断组合、分化的激流下，也应当有一股“潜流”能够保证一个社会或国家长期以来所形成、积淀下来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价值的相对完整性、独立性不致被破坏。这是一种文化视野的考察，具体到政治层面，则包括了以下几点：其一，就政治文化、政治价值和政治传统而言，信息化不能够以完全破坏原有政治文化、价值和传统向全社会所提供的行之有效的政治认同感、归属感为代价，来建立自身的政治文化、价值和目标。因为这种基于传统的文化上的遗产和坚定的认同感、连续感和持久感，只有通过长期的积累沉淀才可能形成。其二，就一个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而言，信息化不能以破坏一个民族的团结、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局面的稳定和极大地削弱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宏观管理能力为代价，在信息化的名目之下建立一种单一的政治制度模式，如西方政治模式。其三，就社会秩序而言，信息化一方面不能因为一国国内某一社会阶层掌握了极大的信息资源而破坏原有的比较公正的或者是已经开始趋向于比较公正的社会秩序，从而形成新的社会不公，另一方面则更主要地表现为信息化不能成为一个居于优先地位的民族―国家继续充当世界霸主，自认为有资格充当世界政府首脑的工具。信息应当是全社会（包括了国内和国际社会两个层面）所共有的资源。其四，信息化不应当以政治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的人格分离、人际关系的紧张、疏离和冷漠为代价，造就一个个生活在机器终端之前却在现实世界之外的“现代人”。总而言之，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政治保存，就是要形成一种使充满生机的社会文化得以产生，使建立在广博基础之上的、能容纳不同意见的、并不受陈规陋矩严重束缚的社会交流得以利用信息化有效开展，使传统中的优良因素得到尊重与追求改革创新的精神并存的良好局面，从而使整个世界的社会政治既有一体化的一面（对共同的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价值、原则的一致遵循），又有多样化的一面（基于不同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地方性”合理原则能够相互依存而不仅仅只是相互容忍，并从中学会和平共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形成社会政治的单一化与多元化良性互动的局面。然而，现实中的信息化却并不尽如人意，它对于社会政治保存的现实威胁及其趋势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显露出来。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信息化对社会政治保存可能具有的威胁。一是制度的解构。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注：勖廓莸栏窭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人们所选择的制度总是具有其效率的，因此任何来自外部的力量，假如不与该社会本身的现实条件相结合，而对它进行一种分散的、局部的刺激，必然产生反面的作用，导致其制度的解构，而不是正面的推进和效率的提高。在当前，信息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被一些国家用来作为推销单一的制度模式的新型工具和手段。这是信息化引起制度解构的第一种情况。这又来源于目前的国际信息秩序极不平衡的状态，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其信息优势构造一种有利于其自身的竞争地位，引起很多国家的警惕和反感。比如，新加坡政府在鼓励本国有更多用户与国际互联网络相联的同时，又不满于西方评论及传媒不公允地评论新加坡，包括抨击其法律苛刻、传媒受到控制、政府专制及不民主等报道，以及放纵西方文化的肆意侵染，从而使其社会体制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这就是说具有信息优势的国家会主动向其他一些国家进行浸透侵蚀，引起其制度的解构。第二种情况是在信息成为真正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资源以后，这种资源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布不是相互平衡和相互依存的，而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信息上的严重依赖。这种情况的客观发展，最终影响到体制上，就是一种新型的“依附体系”，信息输出国是“中心”，而信息进口国则成为世界的“边缘”。“边缘”国的制度和体制构建很大程度上由“中心”国的制度体制模式所影响和决定。这是由于外部的力量而引起的制度解构。另外，信息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使它也对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是制度解构的第三种情况。现代社会的制度具有很多明显的特征，比如层级制。阿尔温・托夫勒在谈到工业社会时也说，典型工业时代的公司具有相同的组织框架――金字塔型、铁板一块和官僚制。但今天的市场、技术和消费要求快速变化，并向旧的组织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注：勖廓莅⒍温・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36页。）信息技术使得人们有可能在现有组织体制之外，通过信息网络的开放性摆脱某一体制的束缚而与外部建立许多新的多向度的联系。如果这种压力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引导，就有可能使在现有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卓有成效的制度遭到损坏，而同时新的制度却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来，也就是出现“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局面。以上三种情况的出现，就可能使制度处于解构状态，出现极其严重的局面：其一，政府现有的主要经济调控机制对于建立在无边界、无国界网络基础上的信息流动体系中的经济活动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例如对于因特网上的广告活动如何进行规范管理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其二，政府现有的政治管制体制尚无法对基于信息网络的社会行为、活动进行有效的调控，比如，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把因特网纳入到现行法律的实际适用范围内，并且使这些法律真正适应因特网的特点，那么，我们的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有效性、权威性就必然要大打折扣，在法律调控之外必然会出现一些“无法无天”的空白。其三，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极大地超出了信息技术本身所提供的监控能力，这使社会监控的能力也必然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无序状态。二是秩序的重组。秩序的重组可以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来考察，我们这里仅就消极方面进行论述。秩序的重组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某一社会内部各群体之间的重新分化、组合及其逐渐稳固化。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总是一起生活在可以称之为“生存单元”的集团之中。（注：郯莫S ・门内尔：《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2期。）这种生存单元由于具有基本的功能而比较稳定，但这一特点在信息社会中变得模糊了。有人指出，在美国的因特网用户调查表明：约60％的用户是有大学学历的男士；50％的用户的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用户大部分是白人，年龄在18至 30岁之间。可以看出，用户大部分是男人、年轻人、富人，并来自统治阶层。但是，信息技术本身得到广泛应用是因为它具有直接的和个人的特性，其本身并不成为一种目的。网络不会把人们捆绑在一起，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根据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或经济的共同性，根据观念和乌托邦组合在一起。这就引起整个社会秩序的重组。这可从伊朗霍梅尼的当政看出来，帮助他登上权力舞台的正是非常初级的电信社会。而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叛乱分子也利用传真和电子函件影响国外的公共舆论。这就是说，由于现有政治、经济和技术控制机制和手段的有限性，导致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宏观控制能力极度地下降，而一些人和社会势力则正可以利用这种控制的有限性来培植反对政府的力量，甚至严重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引起政治秩序的根本性改变。二是由于信息发展的不平衡，具有信息优势的国家大力地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在这一态势下，一种基于信息资源优势的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之中。有人已经指出，信息社会对政治具有巨大的潜在影响，而国家当局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控制信息活动。因此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很可能会受到工业上的优势条件、穿越国界的信息交流、文化主权丧失诸因素的重大影响。有学者在分析文化主权问题时曾经说过，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动向，一是文化扩张主义，表现为文化霸权和横向文化扩张两个方面；二是一些国家在文化霸权的冲击下，积极地维护文化主权。文化扩张和文化主权构成了当今国际上主权斗争的一个新的领域，文化争执使得主权面临着新的向度。（注：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显然， 文化争执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体现出来的。信息技术的不平衡，往往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过分依赖，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资源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信息自主权、发言权受到危害。比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建立数据库，发展中国家往往丧失信息资源在国际上的发行权，且数据库选题多以发达国家的兴趣为转移，其称霸程度甚至已近于文化侵略。因此这种文化上的扩张与反扩张就成为当今国际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其力量的消长就表现为国际秩序的重组。另外，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信息权在当前世界现有的经济、政治秩序之外又造就了一种新的秩序――信息秩序，而且这一秩序对经济、政治秩序日益发挥着统一的基础性作用。本来，信息秩序应当是基于交流与合作，相互尊重和理解各自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互接受各自文化的新秩序，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信息资源成为一种新的侵占的手段、一种新的“殖民”工具，信息秩序也成为推行有利于己的经济、政治秩序的工具。这就必然造成信息秩序与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共同良性发展局面的机会的缺失。由于单一的民族―国家不可能有效控制无国界的信息体系，基于领土主权的民族―国家无法对诸如因特网充分发挥管理作用，这就为一些具有信息优势的国家将自己的控制目的和控制手段强加于它国并进而以一种新的方式侵蚀他国的主权提供了机会。三是文化的消解。强调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政治保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政治如果得不到保护，也就是说其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遭到破坏的话，那么该社会就会面临主体性危机，而这又会诱发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正统性危机。（注：酆堇詈榫牛骸妒澜缁与社会保存》，《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因此这种社会政治保存要以健康的多样化为目标，以各种与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相适应的并自成一体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的良好生存为标志。然而信息化对这一目标构成了重大挑战：首先是信息化条件对原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消蚀作用。早在80年代，托夫勒就在其名著《第三次浪潮》中指出，在工业时代由于传播工具不断向人们的头脑输入统一的形象，结果是产生了批评家称之为“群体化的思想”，而在信息化时代条件下，传播工具的非群体化也使我们的思想非群体化了，比较小的、分散的群体能够彼此互相接收并发出大量他们自己的信息。（注：勖廓莅⒍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240页。）甚至在全球性的范围之内， 所有社会成员都通过同一个信息和知识网络相互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觉悟而超越于一切文化、利害和民族差异。这就对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构成了极其现实的威胁，对原有的稳定的组织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消解作用。任何一种文化或许都会有它的发展和衰败，这不足为奇，然而当由于一些人为因素而不能有效地保持一种文化的优秀成分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有人曾指出，对于一些“新”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由于没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传统，没有悠久的、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坚定的认同感，以及在动荡时期的足供依靠和信仰的东西，文化的衰竭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这意味着如果信息化一旦破坏了长期历史所形成的已经积淀到社会心理层次的文化、传统、价值，则社会就很可能处于分裂、隔离的状态，而不能团结、凝聚为一个整体。其次是信息化条件下特有的“文化帝国主义”现象对民族国家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的渗透和扼杀。这种渗透一方面是由于信息技术本身的优势为英语国家所掌握，随着各国文化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以信息接受为主的非英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全球网络的互联有可能造成对本国文化的冲击和忽视。比如国际互联网络给文化整合造成的威胁可以从随着英语成为科学界和计算机专业的通用语言，那些不能使自身实现现代化的语言就有可能死亡的事例中得到典型证明。另一方面某些国家有目的的文化渗透策略更给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整合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西方一些国家以传媒作为其从文化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手段。新加坡学者郝晓明（译音）认为，有很多国家在80年代对外国传媒曾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态度，然而近期的发展表明，那些反对西方新闻自由概念的政府更加注意外国传媒的批评了。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注：转引自黄育复：《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发展中国家》，《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这种渗透有可能造成文化的分裂和趋异，有可能对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歧变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以文化传统的丧失为代价来取得一种全新的更“先进”的文化是否合理尚存在争论，但如果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出现片面的“文化同质现象”的负迁移，对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良性发展，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而只会是一个坏的信号。我们目前就面临这一趋势的威胁。再次是在高技术条件下的信息交流通道上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甚至是违反人类社会本性的信息内容在广泛流传，导致整个人类朝向进步方向的文化力量遭到极大的威胁。比如，利用信息技术犯罪；制造病毒破坏个人或机构的档案；通过互联网络传播的黄色淫秽内容比例十分惊人；近50个种族主义组织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宣传针对黑人、外国人、犹太人、同性恋者和其他少数群体的暴力，而且这种宣传在互联网络上还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成为一种“电脑恐怖主义”。这些都表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通过各种信息向我们揭示其活动和性质变化的，我们也是通过信息来改造外部环境的，一旦信息环境被污染，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会遭到破坏，无法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当然也无法适应和主宰外部世界，人类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注：王十禾等：《社会信息利用能力》，第175页， 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最后，信息化对于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还不能及时地加以解决，这就使得文化的完整性受到怀疑。比如，信息网络的发展，为电脑“黑客”提供了发挥、显示自己“天才”的良好机会，他们可以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甚至只是为了“好奇”而侵犯个人隐私和“国家隐私”，对于现有政治、经济秩序甚至是整个国际秩序都形成了现实的威胁。比如，一个“黑客”的侵入就能够对庞大的军事指挥系统（包括核指挥系统）、国际的金融市场系统、交通指挥系统、社会服务系统等构成根本性的损害，使其成为“体系外”的世界主宰、军事霸主，已经具有现实性。对于这一点，不仅我们的社会政治体系还没有找到完全有效的规范、控制手段，而且处于信息化情势之下的社会文化也还没有能够提供一种明确有效的价值观、道德观来进行约束，文化在朝向信息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缺口。四是危及人的健康发展。有人曾精辟地指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最终归结、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人的现代化。与上面三个方面相纠合，信息化时代的社会特征对人的发展一方面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暗藏着一股反向的潜流而对人的健康发展产生消极的作用。其一，互动的技术通讯更趋向于异化、社会分隔化和个人孤立化，工业化时代稳固的组织体系遭到破坏，人的信息交流极大地趋向多样化、复杂化和多层次化。前信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主要地是一种面对面的方式，具有可视性、亲和感，只有非常近的心理距离的特点。在这时，人是相当完整的。信息化使得这一点几乎成为不可能。其二，由于人的这种分隔状态，导致人接受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进一步趋异，并造成相当的社会问题。比如，接受西方文化观念的人对于本国的社会政治体系的支持将会极大地降低，从而造成对本国政治体系的巨大压力。其三，有可能造成反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极端事例。这是因为全面开放、自由的信息交流体系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动态的和超文本式的信息传播模式，刺激社会具有向多极化方向包括反人类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这就可能导致人性本身的丧失。其四，从表面上看，虽然在总体上人类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的交流呈现为一种衍发式状态，人们对于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这就是说，对于近距离的关系，其结构上的“共生性”（symbiotic）联系变得很淡薄， 引起人们对社会的“效忠体制”及其观念的动摇，因此人们对于本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态度将是极端怀疑性的，至少是持一种相当冷漠的态度来看待身边的事物，丝毫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伦理力量，这样使得制度、文化价值和文化传统的社会化反而遇到了阻碍力量。其五，信息化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其中闲暇时间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这个时代甚至因此被称之为“闲暇时代”。本来应该出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但一种片面化的娱乐方式却占据了主要地位。这可以从人们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电子游戏上得到明显的证明，有人指出绝大多数电脑都存在资源浪费现象，以致于人们对自身选择自由支配时间的活动方式所遵循的价值体系提出了疑问。（注：爱尔兰堇亚姆・班农、厄休拉・巴里：《信息社会》，第2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掌握知识和技术的人将是未来的真正主人，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是，信息化在使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却也存在着现代人的人格健全发展受到威胁的问题。人们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终端化”，使得人们日益严重依赖于信息技术手段，传统的社会交往大为减少，个人在终端前“拥有”了整个相当程度上只是“虚拟”的世界的同时也失去了整个“现实”的世界。这样一个人格分裂、人际冷漠、紧张、疏远的社会绝对不是我们的福音，这样的人也绝对不是我们所指健康的人。三、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政治保存信息化时代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色彩绚丽的世界，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的文化的严重问题：是向支离破碎的文化分裂和人的异化这样一种无政府状态，还是向一个新的文明的方向发展？向一个新的文明发展，毫无疑问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为从实质上来说，这就涉及到既要使文明有质的变化和提高，丰富其内涵，同时也要能使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中依然有其生命力和合理性的成份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也就是如何实现社会政治保存的问题。实现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政治保存，首先是要有非常明确的保证本国本民族社会政治文化、价值和传统完整性、持续性和有效性的观念。其一，当信息化越来越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时，不仅要认识到其进步性，更要冷静地思考它可能给人类带来的诸多负面的影响。没有这样的长远目光，则我们可能会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而这一代价本可以小得多的。其二，我们对于信息化的积极意义要有充分认识并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但不能以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害为代价。信息化使得整个世界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性、一致性，但这并不是指世界的单一化，更不意味着可以通过一个“世界政府”来实现所谓“世界大同”。因此对于涉及到信息主权、信息侵略的问题，我们绝不能以国家、民族利益受损为代价来加入信息化的潮流。其三，要认识到良好的信息秩序是与本国本民族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能够在积极有效的措施之下“融合”为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社会秩序的。因此，我们要利用信息秩序的逐步形成和完善，把现有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纳入进来，而不是破坏原有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来建立一种没有文化根基的信息秩序。其次要以极其主动的姿态来因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并及时吸纳新的技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它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程度。这就一方面要求把强调价值观、信仰、抱负和文化作为采用信息高速公路时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则要求我们以极其开放的态度来争取自己的地位。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正在蓬勃发展之中。美国《财富》杂志载文指出，亚洲正处于力图赶上西方的一场激烈的竞赛之中，以便建立它自己的电信基础设施，促进个人计算机知识的普及，采用尖端技术并且力求缩短与西方的差距。亚洲各国政府在探求信息技术资源方面不惜耗费巨资。例如，中国政府在2000年以前投入620亿美元铺设30万公里长的光缆， 并将电话线路扩增一倍。另一个斥巨资的国家是马来西亚， 已经发起了一项耗资150亿美元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以使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地区多媒体中心。（注：转引自《参考消息》，1996年9月1日。）所以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要主动地因应这种变化，并及时地吸纳新的技术成果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第三是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社会政治保存，使得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传统不至中断而延续下来。其一，我们可以直接利用信息技术来保存文化遗产。比如对于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新的多媒体技术对于其保护、研究和发展就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保护民族文化更可以利用这种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组织发起的“世界之记忆”工程，旨在保护濒临损毁的世界文献资料，提高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珍视意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到的提案复盖面很大，几乎涉及东西方古典文化的多个层面。其二，我们要运用动态的文化保护方式，具体讲就是要主动参与交流，不是单纯地保存信息，而是主动地向外传播信息。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负责人认为，如果我们任由人们利用电脑网络另有企图，那就只能怪我们自己了，对于通过电脑网络上演的带有文化偏见的幕剧，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应战准备。在具体建设时，保护文化要强调信息输出，发展自己的信息产业，这是保护民族文化的根本所在。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别国的信息对本国的意义，更主要的是要引起别国对于自己信息资源的尊重，必须给他们可共享的数据库。其三，我们要注意利用新的技术方式来建构新的社会化方式。詹姆斯・M・布坎南曾经说过， 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原有的道德已经丧失其力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已经摧毁了我们的公共资本存量中的宝贵的一部分。即使能够“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这里仍然有一种东西是永恒地丧失了。（注：勖廓菡材匪埂M・布坎南：《自由、 市场与国家》，第276―27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信息化对于原有的组织体系和社会过程的冲击毫无疑问是极其巨大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应该着眼于力求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化方式。这种社会化方式要强调逐步制定一系列协议以指导发生在信息社会网中的交往行为――尤其是全球意义上的交往行为。我们也要找到解决诸如许许多多的小孩，甚至是成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电子游戏娱乐等等之类的问题的有效途径。第四是采取立法和政策手段，来保证社会政治保存的有效进行。信息社会及其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同时运作是一个复杂的新课题，在这种同时运作中以及信息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间可能产生混乱，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或者至少是减少这种混乱，这就包括了立法和政策手段。有人曾经指出，互联网络将更加频繁断网，这种原因部分是由于需求的增加，或者是技术上的原因，比如操作者在互联网络中心设备的软件上把字符的位置打错了。（注：转引自《参考消息》，1996年12月21日。）但更主要的原因乃是一些有目的的犯罪者或者具有反人类的企图的人对于整个计算机网络的破坏。有人曾经假想下一场战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将是以电磁脉冲武器来破坏计算机系统的方式进行。假如真有一些人来破坏联结整个世界的信息网络，其后果不堪设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采用立法和政策手段。一是要强调信息立法的必要性和针对性，加快立法的速度，包括对政府、企业和个人信息数据的保护的立法。二是要强调采用法制手段来制止和处罚信息犯罪。新加坡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经验，该国政府就采取立法手段来惩罚利用互联网络从事传播色情信息、诽谤他人的活动和反社会行为的人。该国政府将与在电脑空间上的用户合作，严厉禁止新加坡成为色情和假新闻的发源地。三是大力培训网络执法人员。要注意根据用户的反常行为，发现危害社会政治保存的电脑空间犯罪，如恐怖主义、走私毒品和色情犯罪等等。四是要通过技术手段方面的政策来提高人们利用信息的能力。这就包括了技术加密防范措施、信息获取方式的技术限制、抵御信息污染能力的技术提高和信息反应队伍的建设等。第五是强调信息交流中的伦理约束，以此来强化网络规范的作用。这个问题一方面表现为文化间交流中的伦理约束。因为西方国家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来向其他国家“倾销”其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标准，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这是极端错误的。即使是宣扬所谓“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也承认，最近几年西方人一直宣扬西方文化就是、也应当是全世界的文化这样一种观点。这使他们自己宽慰，使别人气恼。其实西方文明并非普遍适用于全球。现代社会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并不一定趋向同一，把二者等同起来是错误的。（注：转引自《参考消息》，1996年12月2日―4日。）因此强调信息交流中的伦理就一定要把保持文化的多元化和平等发展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来对待，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要能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并尊重其他信仰、价值观和文化，而不要利用信息技术优势来奴役其他文明。另一方面信息交流中的伦理涉及到个人和机构的网络行为的规范化问题。一般地，很多计算机组织都制定了一些伦理规范来约束其用户的行为。比如美国的计算机协会是一个美国全国性的组织，它希望其成员支持这样一些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1 ）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2）避免伤害他人；（3）要诚实可靠； （4）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性行为；（5 ）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6）尊重知识产权；（7）尊重他人的隐私；（8）保守秘密。（注：陆俊、严耕：《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2期。）从这些伦理规范可以看出， 信息化条件下道德标准的提出都是以现有的道德规范为出发点和前提的。也就是说，这种伦理标准不应该以毁坏现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为目的和宗旨。总之要通过网络伦理来实现社会保存，一是要注意避免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渗透，二是要注意保持原有的价值观念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发展，亦即发展与保存并重的模式。最后，还要强调实现社会政治保存方面的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前面已经指出，信息化所引起的对于社会政治保存的威胁，相当大程度上超出了单个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力和范围，从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全球性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协同行动和良好合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取得良好的效果。简单地说，在实现社会政治保存方面，目前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采取统一的信息网络规范方面加强协同行动，强调形成至少较为一致的网络伦理，并负责对信息交流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其二，加强政府间合作，促进信息的国际间交流行为的法律控制手段和基本原则的一致与合理化，形成一种进步合理的“国际惯例”，对网络体系的参与者进行统一的管制。其三，加强各国信息技术上的合作，保证信息的安全与完整。这一方面指加强技术合作以防止信息的不当“泄露”，另一方面指能够对不恰当、不健康的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过滤，如对黄色淫秽信息、宣扬种族主义的信息的及时摒除和过滤等。其四，当前一个迫切的任务是各国政府要有长远眼光，及早合作，加强对于可能出现的由信息交流体系混乱引起的共同社会政治危机的管理，提高对于有可能危及世界和平、世界经济金融秩序和其它重大社会政治领域问题的处理能力和协调能力。【责任编辑】韩旭
|
[
"Philosophy",
"Art",
"Politics",
"Mine",
"Literature",
"Transport",
"Computer",
"Communication",
"Sports",
"History",
"Medical",
"Enviornment",
"Electronics"
] |
Politics
|
【 文献号 】6-250 【原文出处】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4～9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199906 【 标 题 】论政治管理模式的改革 【 作 者 】杨宏山 【作者简介】作者：杨宏山，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政治学行政管理系 【内容提要】论文认为，有限政府是市场经济对政府角色的具体定位，要实现有限政府的目标模式，需要适时进行政治管理行为模式的调整与改 革。即实现：在治国方式上，从政策治国走向制度治国；在权力更新机制上，从选拔制度走向选举制度；在党政关系上，从以党代政走向党政分开；在政府与社会关系上，从“大政府、小社会”走向“小政府、大社会”；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从高度集权、服从中央走向地方分权、基层自治。【关 键 词】市场经济/有限政府/政治管理 【 正 文 】 市场经济呼唤有限政府，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必须得到有限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才能成功。（注：关于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之间内在关联的论述，参见拙作《论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7―12页。）如果没有在政治体制和政治管理模式上作出相应的配套改革，不能走出“全能政府”的窠臼，也就不可能使市场经济体制得到顺利的实施。正如邓小平所言：“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要实现有限政府的目标模式， 就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适时改革政治管理行为模式，改革政治体制。本文选择政治管理的几个重要层面进行探讨。一、治国方式：从政策治国走向制度治国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有限政府的建立，必然伴随着治国方式的改变，即从政策治国走向制度治国。“政策治国是指在处理社会、经济、政治等公共事务时以政策而不是借助制度和法律为主要施政手段，它主要适用于非市场的政府体制中。”（注：刘军宁：“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载《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政策治国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政策治国的优势是政府反映灵活，政策执行迅速、果断。其劣势在于政策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政治制度化程度低，权大于法，言大于法，行政裁量权过度，政策随意性太大，社会经济管理经常陷入“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制度治国，是指主要依靠制度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可以说，政策治国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而制度治国则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注：刘军宁：“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载《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虽然制度治国在效率上不及政策治国，但制度治国不易出现错误，即使出现错误也可以通过制度的约束而很快得到纠正。市场经济在西方社会300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 比较适合于市场经济的治国之道是制度治国。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有限政府必然要求逐步减少政策治国，通过不断地加强制度建设，而逐步走向制度治国。制度治国的奠基石是建立宪政体制。现代政治制度通过“宪法”的形式提供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规定了行使权力的界限和程序，明确了权力的责任。“宪政”是对绝对权威和无限权力的根本否定，是对国家权力泛滥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国家拥有一部宪法并不意味着就开始了制度治国。制度治国不仅是以宪法为基础，而且是以体现着特定精神的宪法得到切实遵守为基础。（注：美国学者萨托利根据宪法对于公民生命、自由、财产等基本权利和社会主义的保障程度，以及宪法得到遵守的程度，把当今时代众多的“宪法”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保障性宪法；第二类是名义性的宪法；第三类是装饰性的宪法。所谓保障性宪法，是指宪法提供了对于公民自由与权利的保障并保证其得到遵守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设施；名义性的宪法的特征在于，宪法赋予政府以无限的、不受节制的权力，它的宪法条文虽然得到充分的实施，但却违背了宪政的基本精神，其目的仅在于通过宪法而使特权政府合法化。装饰性宪法的特征在于，宪法的条文虽然赋予公民以广泛的自由和权利，但在政府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宪法的某些条文经常遭到政府的无视或藐视。参见【美】萨托利：“‘宪政’疏议”，载刘军宁等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第1 14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遗憾的是，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其宪法和法律的条文赋予公民以广泛的自由和权利，但在政府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宪法和法律的某些条文经常遭到政府的无视或藐视。如果宪法和法律在政府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不能得到切实遵守，那么虽然存在宪法之实例，但肯定不存在制度治国。只有宪法和法律内容民主，并得到切实遵守，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实行制度治国。在中国当前的改革中，如何围绕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健全国家的宪政体制（其核心是完善代议制度，加强各级代议机关职权，强化立法机构对于行政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加快立法步伐，完善宪法和法律对于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并在制度上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内容切实得到遵守和实施，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所在，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二、权力更新机制：从选拔制度走向选举制度所谓政府权力更新机制，就是政府及其领导成员权力产生、消失的途径和方式。有限政府要求在权力更新机制方面，实现从选拔制度向选举制度的转变。选拔制度的权力更新方式是由上而下的，它通过层层选拔的方式而产生各级政府领导，赋予他们以公共权力，最终形成由上而下的权力秩序。在选拔制度下，下级领导只对上级领导负责，而很少受民众制约。制约主体的单一性，使得这种制度往往造成长官意志、个人专断、官僚主义、好大喜功、不求效益，滥用职权和以权谋私等现象也不足为怪。由于权力失却广泛的制约，使得一些贪官污吏彼此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容易受到侵犯。因此，市场经济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也是十分不稳定的。与选拔制度不同，选举制度以公民选举的方式决定政府领导和代议机构的产生。在选举制度下，公共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投票决定，通过由下而上、逐级选举而产生。公民通过投票选举产生政府领导和代议机构，可以确保政府的行动符合选民的利益；确保政府尊重并保护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权利和自由；确保政府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选举下，由于政府产生于选民的自愿同意，政府受限制，公民权利受到保障，加上稳定的法律，市场经济的发育也就具备了肥沃的政治和法律土壤。在当前中国，选举制度和选拔制度并存，但选举制度仍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宪法和法律中尚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尤其是直接选举、竞争选举尚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邓小平的估计是，“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221页。）以现在改革进程来看，这个估计也许还要长。例如直接选举，现在仅在乡、县两级和城市的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实行，选举的对象也仅是人大代表，而不是政府领导人。竞争选举迄今尚未迈出步伐。90年代以来，倒是在辽宁、吉林、河北、山东、福建等省农村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中，出现了竞争选举的热闹场面，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民还破天荒的创造出“海选”模式。在一些企业里也出现了竞选厂长的新鲜事。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也许它正预示着中国实现从选拔制度走向选举制度的具体途径：即先从农村和基层的直接选举、竞争选举开始，逐步走向城市，走向全国。三、政府与政党关系：从以党代政走向党政分开政党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组织形式，政党的功能在于组织政治参与、聚集和整合不同的社会利益，作为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代表参与、组织或领导国家政治生活。一般而言，执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可以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国家政权实施对政治生活的领导，即通过国家代议机关制宪、修宪或其他立法活动，以及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对法令的贯彻实施来领导；第二种是不通过国家政权，而在国家政权之外直接行使本应由国家代议机关和政权机关行使的职能；第三种是执政党居于政府之上，形成政党决策、政府执行的局面。理顺党政关系的基本方向，就是实现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由后两种方式向前一种方式的转变。希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指出，“那种政党和国家行政不分，党政混为一体的政治，不仅与民主，也是与社会主义根本无缘的。”（注：转引自王焱：“促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法治化”，载《方法》1998年第三期第7页。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类似的论述可参阅第一卷第11页、12页；第二卷第271页、321页、329 页、365页；第三卷第117页、163页、164页、172页。 ）党政不分体制的弊端很多。首先，以党代政，“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164页。）以党代政使得宪法和法律只具有规范行政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行政意义，而失缺了约束政党权力的政治意义。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宪法变成“橡皮图章”、“有法不依”等严重影响宪法和法律权威的问题，它与党政不分有着很大关系。其次，党政不分不利于真正体现国家代议机关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妨碍政府机关形成独立的工作系统，不利于提高政府的威信。第三，以党代政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第四，党政不分的体制造成党政功能交叉、机构重复设置、影响办事效率，并会加重财政负担。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党的领导主要是进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但由于长期的党政不分，导致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不仅存在“全能政府”的问题，而且存在“全能政党”的问题。党对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干预十分广泛，甚至干预到个人婚姻的调配、爱情的审查（如在“文革”时期）。由此可见，党政分开，它涉及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诸多层面、诸多领域。要理顺党政关系，至少包括以下几环节：一、执政党与宪法、法律的关系；二、执政党与国家代议机关的关系；三、执政党的各级机关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四、各种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党与政的关系。只有理顺上述这些关系，才能切实保障国家代议机关、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力，才能切实保证党政各自独立行使其法定权力，维护党政各自权威，发挥党政各自作用。回顾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足迹，可以清晰地看到，只有改变党大于法、党大于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才能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法治化、制度化。四、政府与企业关系：从政企不分走向政企分开在市场逻辑看来，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是基础的、第一位的。政府的意义在于向社会提供那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认为，“政府超越其最低限度的职能扩张，就会削弱资源的有效利用，阻碍经济发展以及限制社会流动和政治自由。”（注：转引自【美】查尔斯・沃尔沃：《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一个庞大、繁 荣、稳定、有序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对政府权力的扩张进行最有效的限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等于不要政府经营的国有企业，在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宏观调控、经济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等产业和部门，一般需要政府管制，通过国有企业的形式来组织和经营。而在大量竞争性的工业制造部门和商业贸易部门，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各类企业，都应该坚持政企分开，努力脱离政府的直接管制和产权控制，走民营化的发展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环节就是要实现政企分开，使包括产权在内的企业全部生产要素都进入市场，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经营机制。单一的政府控制产权和直接的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是排斥市场的，是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市场关系的，更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美国学者保彻丁、鲍沫罕和斯纳德通过对公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成本与生产率指标”的大量实证性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民营企业的效率指数普遍高于国营企业。（注：转引自【美】查尔斯・沃尔沃：《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国发展出 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民营企业在财产约束上也强于国营企业。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我们的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就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民营经济的高效率指数和强财产约束机制，西方各国在二战后以及80年代初，出现了进一步民营化的潮流。如80年代法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在发展中国家，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国内市场体系的完备，也纷纷出现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情况。如70年代新加坡的国企民营化，80年代末以来东欧国家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注：袁志刚：“国外国有企业制度及其演变的比较研究”，载周振华主编：《企业改制》，第 245―2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从政企不分、官营经济走向政企分开、民营经济，这是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一种必然选择。民营经济是与官营经济相对的概念，民营经济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全部属于私人所有，许多民营经济的产权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但民营经济特别强调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经理人员不是由政府任命，而是由企业当事人根据市场原则自主选择产生。只有实现政企分开，把那些不应当由政府直接经营的经济活动全部转交民众去经营，把那些必须由政府直接经营的经济活动真正由政府经营起来，国民经济的民营化才能够具备必要的前提和制度保证。五、政府与社会关系：从“大政府、小社会”走向“小政府、大社会”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面干预社会事务，导致了政府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其关系模式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政府把所有的经济成分都统合于计划经济的框架之中，导致政府无所不包地控制驾驭着一切社会经济领域，使经济成为政治的附庸；其次，政府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指导原则，通过政治宣传、讨论辩论、斗资批修等各种方式，控制社会舆论和个人思想意识，导致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再次，政府在组织上通过“单位”制度把个人都纳入了行政框架，致使个人成为高度的“组织人”。（注：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这种政府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状况，导致政府全面干预社会事务，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强政府、弱社会”的功能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政府的行政管制弥漫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社会力量却很小，社会组织不发达，大多处于依赖政府的地位，甚至被纳入到政府体系之中，成为政府控制个人和社会的工具。其结果造成，社会的“一方是强大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政府，另一方是弱小的、缺乏独立地位和经济自由权利的个人。在这种力量悬殊的两极社会中，政府主宰一切，……个人逐步丧失了排他的财产权利，产权交易也被完全取缔和禁止。”（注：张曙光：《国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载董辅ｒéｎｇ＠①等著：《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这种社会先天发育不足，而政府过分膨胀的畸形“政府与社会”关系，必须得到改善。市场经济赋予个人以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赋予社会（个人之间结成的非政府的组织和关系的总和）以相对的独立和自由。 市场逻辑客观要求：1、社会应该建立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之上，并以社会资源流动与社会分化为基础；2、社会的内在联系既不应该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 也不应该是垂直指令性的关系，而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社会应该遵循法治原则， 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4、社会奉行高度但却相对的自治原则， 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要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而社会自治的相对性，是由于其自身存在不足的一面，需要政府来进行干预和协调； 5、社会可以自由地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可以在公共空间自由地交换意见，并可以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政府的活动和政策的形成过程。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理想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应该是：政府对社会控制既能保证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转，又不侵害社会自由和公民权利；政府的社会规范能力既提供有效的产权和有效的市场，又不影响社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种模式也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把“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等同于“弱政府、强社会”模式而加以批评，这实际上是对“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误解。“小政府”只是就政府的规模与职能范围而言的，它在规模上是“小”而“精”，在职能上是有限度的。但在自身职能范围内的政府能力上，“小政府”的应有之意是“强政府”，而不是“弱政府”。）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关系模式，首先要大力培养社会力量，建立充分发育的社会肌体。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享有较为广阔的自主活动领域。其次，要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所谓良性互动，乃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双向的适度的制衡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内在的弊病，使政府维护的普遍利益和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之间实现和谐的结合。六、中央与地方关系：从高度集权、服从中央走向地方分权、基层自治中国是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自古以来，中央对地方实行严格的监控和管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中央对地方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管制更为严格、更加直接。改革开放以来，内生于经济自由的强大力量不仅在冲击着无所不管的政府权力，也在冲击着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推动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不断调适。（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的一系列的调整，它一方面表现为在财政上中央对地方普遍性的“分权让利”，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分殊化。关于财政上中央对地方普遍性的“放权让利”的研究已经很多，（参见董辅ｒéｎｇ＠①等著：《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分殊化，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存在，即存在着中央政府与省政府、自治区政府、直辖市政府的三种不同关系模式。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先后出现了中央政府对沿海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的特殊放权，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殊化。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又出现了更大的分殊化。可以预料，随着澳门回归和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将会继续出现分殊化。中央政府对于一系列特殊地区的特殊放权，打破了传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使之从均衡走向不均衡。这种分殊化的关系模式，必将导致其他省份、城市的“攀比”，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讨价还价”。其长期的博弈结果将是，各个地方政府都获得了特殊权力。而谁都特殊，也就意味着谁都不特殊。中央与地方关系博弈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各个地方政府都获得了特殊权力。而谁都特殊，也就意味着谁都不特殊。中央与地方关系博弈的结果将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和权限，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主权的体现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负责全国性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而把一些具体的、区域性的公共事务管理权都将下放给地方政府，最终形成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的局面。）迄今为止，地方政府的权限有所扩大，如在财政分配上，地方财政收支占总财政收支的比重在迅速扩大，但中央集权过度的状况尚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尤其是在事权（包括干部人事权、行政领导权、立法和司法权等）划分上，中央政府仍然包揽太多，地方政府处于十分软弱的地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一方面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它必须服从国家政权的总体意志；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地方利益，要对地方代议机关负责，是管理地方性公共事务、组织和实施地方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利益主体。因此，地方政府有义务维护地方的利益。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经济发展可见，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着利益的差别和矛盾，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与本地区的个人和企业站在一起。于是，在地方政府的参与、支持和保护下，私有产权和非国有经济才迅速发展起来。农村有效的产权制度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在广大农民和社区精英的自发努力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才得以发展并取得中央政府认可的。正是它们的发展才瓦解了原有的计划经济，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可以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启动和运行，鼓励下放权力，就成为谋求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各级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宪法，并受到宪法的限制，不得滥用权力或者越权、侵权。在一些学者看来，目前的中国宪法只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没有明文规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这是中国宪法的重要缺陷。（注：王绍光、胡鞍钢：“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载《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在当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中，重要的是通过宪法对各级政府的权力作出明文规定。既要保证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国家主权的完整统一性，又要保证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的相对自主性，还要保证基层政权的对自身事务自我管理权（即自治权）。大体说来，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主权的体现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应该总揽国防、外交、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的职责，负责全国性的公共事业，制定统一的市场规则，保证国家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社会的稳定；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机关和地方利益的代表，享有在自身的职责范围内独立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如地方政府有权制定与国家法律不相冲突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有权抵制中央政府超越宪法赋予权限范围之外的各种命令和规定，有权根据地方的需求自主发展地方公共事业，负责地区的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维持市场秩序，保证地区社会稳定，等等；基层政权则享有自身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的自我管理权（即自治权）。在这种法定的纵向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不是中央的恩赐或简单授权，而是来源于宪法的依据。（注：在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尤其是解决疆域面积广阔、地方特色纷繁复杂的大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联邦制”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提到联邦制，也许人们会谈虎色变。实际上“联邦制”本身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只是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种有效模式而已。联邦制通过宪法的形式，明确界定了中央政府《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各成员政府）的职责和权限范围，使它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避免了互相之间的侵权和越权。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制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地方分权，联邦制国家也有以集权和强大的中央政府为特征的。虽然当今世界上总共只有20多个国家实行联邦制，但有这样一个事实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今世界，除了中国（960万km[2]），所有国土面积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都实行联邦制。 它们是俄罗斯（1710万km[2]）、加拿大（990万km[2]）、美国（937万km[2]）、 巴西（850万km[2]）、澳大利亚（768万km[2]）、印度（297万km[2]）。从实际运作情况看，在一个国土面积广大、地方特色各异的国家，实行联邦制是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有效的模式之一。）当中央政府违法干预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则可以据理力争。所谓“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它是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一般只适用于政党组织，而不适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责任编辑】高云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社的左半部右加乃
|
[
"Energy",
"Communication",
"Mine",
"Medical",
"Transport",
"Economy",
"Politics"
] |
Politics
|
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3期 Vol.17 No.3 1999世纪之交种子产业的现状与对策吴绍宇1 新形势下种子行业的主要问题我国种子产业是从1978年各级国有种子公司(站)建立后起步的，发展很快，但是与种子产业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还相当落后。尤其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暴露出很多弊端和问题。1.1 产业体制不顺我国的种子产业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其弊端一是组织上政事企不分，“三位一体”的种子机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二是机制上责权利分离，产业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活力；三是技术上育繁销脱节，种子科研与种子生产经营长期分属两个体系运转。体制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种子产业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1.2 执法管理薄弱主要表现为政策法规不完善，未能建立起对种子研究者、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利益、权力与义务进行有效保护与约束的机制；政府管理职能薄弱，执法手段落后，人员经费没有保证，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种子质量控制体系不健全，检测监督执法不力。1.3 宏观调控不力种子生产受生产条件与自然灾害影响大，而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低，抗灾能力不强，造成种子产量不稳。种子商情网络没有形成，盲目生产、无序生产的情况周期性发生，造成政府对种子市场管理与调控难以及时有效。1.4 企业机制不灵国有种子企业按行政区域设置，主要经营科研单位育成的品种，企业依附性强，专业化协作水平低，一方面经营品种小而全，规模经济水平低；另一方面经营领域专而窄，躲避风险能力差，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这种状况极不利于种子企业向多元化、一体化、集团化、国际化方向发展。1.5 种子商品化程度不高多数种子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忽视种子质量、加工包衣、包装标牌以及创拳头品种和名牌战略。1.6 科研后劲不足优良品种是种子产业发展的源泉，只有符合市场需要的品种才能带动和促进种子产业的发展。随着计划体制的转轨，农业科研单位普遍存在事业费和研究经费不足、人才不稳、手段落后的现象日益突出，大量低水平重复研究既浪费了资源，又不利于品种研究的深化，致使近年来研究成果数量少，水平低，突破性成果更少。2 实施种子工程极大地促进了种子产业化进展1995年9月农业部召开了全国农业种子工作会议，姜春云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题为“创建种子工程，推动农业上新台阶”的重要讲话，拉开了种子产业新发展的序幕。种子工程总体思路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产业发展规律的现代化种子产业体制，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的种子产业体系和富有活力的、科学的管理制度，促进四个根本性转变。即由传统的粗放生产向集约化大生产转变；由行政区域的自给性生产经营向社会化、国际化竞争转变；由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经营向专业化的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转变；由科研、生产、经营相互脱节向育繁推销一体化转变。实现种子生产专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规范化、育繁推销一体化、大田用种商品化。农业部“九五”期间在全国实施种子工程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对提高种子产业整体水平，推动农业生产进而全面向现代企业过渡奠定了基础。主要表现在：(1)行政推种子“三率”，即统一供种率、加工标牌率和包衣率。使国有种子公司在主要粮食杂交种的供种水平上有了大幅度提高，起到净化种子市场，提高种子科技含量，提高种子质量和商品化程度的作用。(2)省级种子公司和管理站基本实现政企分开，种子公司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种子管理站依法治种，加强管理。(3)加大投资力度，建设一批国家级农作物改良中心、原种场、种子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种子加工中心等，提高了良种培育、生产、加工、营销、调控和管理等现代化水平。(4)审定推广了一批优良品种，为“九五”期间主要粮油作物进行一次品种更换做好准备。(5)对部分种子企业体制转换进行试点，建立推广了一批种子工程示范县，推进育繁推销一体化进程。3 加速实现种子产业化的对策与措施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现代种业的发展过程，尽管所依托的载体不同，模式各异，但走的都是产业化道路，中国种子业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脱离旧体制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3.1 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种子管理体制要加快修改制定“种子法”，完善品种管理、产权保护、生产管理、经营管理、市场管理、质量管理等配套法规。同时改革现行机构，健全管理队伍，将种子管理机构和种子经营企业彻底分开，划清职能，理顺关系，各司其职。政府的种子管理机构主要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不具体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种子公司要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企业法人。尽快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产业发展规律的现代种子产业体制和科学、公正的管理制度。3.2 加快建立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体系当前以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育繁推一体化主要以三种形式并存：科研单位办种子企业；种子企业投资开发科研育种；科研、企业、推广单位联合。对于三种形式都应给予鼓励支持，要允许科研单位开展自育自繁自销的种子生产经营活动，创办科技型企业；要提倡有较强经济实力和人才优势的种子企业自办科研，从事品种改良和选育工作；鼓励育种部门和种子企业间多种形式合作，最后要通过竞争、联合，组建种子集团公司，推动种子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良性循环的产业化进程。3.3 发展专业化公司，打破行政区域封锁我国种子公司按行政区域设置，导致地区间封锁，限制了自然、经济与技术优势的发挥，种子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确定优势作物和优势品种，建立专业化公司，以专项作物和名牌品种打破封锁，实现由行政区域自给性生产经营向社会化、国际化市场竞争转变。3.4 以转换经营机制为重点，市场导向，制度创新，激发企业经营活力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逐步建立起独立民主的决策制度，高效科学的管理制度，能上能下的用人制度，激励竞争的分配制度和约束制衡的监督制度。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结合自身优势，进行市场定位，制定整体战略，树立良好企业形象，拓宽服务领域，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促进企业向集体化、多元化、国际化发展。3.5 加大科研投入，增强育种后劲中国的种子产业在世纪之交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产业化发展的挑战；二是生物技术等高科技优势的挑战。因此要采取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同时并举的策略。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在发展产业化的同时，要加大科研投入，加强育种工作，或与有实力的科研单位横向联合，组建高科技股份公司，改变目前种子业普遍存在只顾眼前利益，不重视良种培育，更与高科技无缘的状况，发展科研、育种、生产、销售一体化的现代化种子企业。3.6 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创造有利于种子产业发展的宽松环境种子产业技术性强，风险大，离不开国家的有力支持和政策倾斜。我国种子企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相当一部分种子部门是依靠行政推动和经济补贴维持运转，加之多年种子待业实行微利保本政策，大多数种子生产经营单位家底薄，基础设施差，实力不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很多种子企业面临着较大的危机和困难。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种子法”，从品种管理、生产经营许可、质量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集中统一的一体化管理，尽早实施“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调动育种者的积极性和合法权益；完善种子调控、种子检测、种子标准、种子加工、种子质量监督、种子市场管理等政策，规范种子生产、经营和研究行为，保护各自的合法权益，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国家应在投资、贷款、税收、风险基金等方面予以倾斜，强化政府的管理监督职能，为种子产业化发展创造一个宽松有利的环境。当前我国种子行业面对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既有剧烈竞争，也充满着发展的机遇。由于种子产业自身的巨大效益和对农业的特殊战略意义，世界各国都把种子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以种子的突破带动农业的飞跃，良种已经成为国际农业竞争的焦点。国际上很多有实力的种子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开展品种试验、种子生产和种子经营。他们的进入带来了一些新品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要开发中国市场。国内面临经济体制转轨和实施种子工程，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种子体制改革和加强基础设施，无疑对发展现代种子产业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国内种子业应抓住机遇，更新观念，勇于改革，迎接挑战，加速种子产业化进程，建立新型现代种子产业，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作者单位：吴绍宇(北京市种子管理站 100088)
|
[
"Education",
"History",
"Electronics",
"Space",
"Economy",
"Computer",
"Communication",
"Politics",
"Transport",
"Agriculture",
"Energy",
"Literature",
"Mine",
"Sports",
"Military",
"Medical",
"Art",
"Philosophy",
"Law",
"Enviornment"
] |
Agriculture
|
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8期 Vol.35 No.8 1999对《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等级评定的研究许小江摘要：本文以浙江海洋学院96级男生为研究对象，运用数理统计法对《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以下称《标准》)5项成绩各等级进行统计分析，并与《标准》中等级评定的标准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各项目等级评定的修改意见，为《标准》更适合于我国大学生体质的实际水平提供科学依据。关键词：体育锻炼标准∥中国∥项目∥等级评定A Study of Grade Assessment in “National Physical Training Standards”Xu Xiaojiang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tudies the male students who entered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in 1996. By analyzing data with mathematical statistic methods, the author makes some modification suggestion on all items of grade assessment in order to make "national physical training standards" more suitable for the level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fitness in our country.Key words:national physical training standards∥item∥grade assessment∥China1 前言《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自1989年修定，1990年1月公布施行已有9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健身方式也有所改变，从原来竞技型为主的项目逐渐向健身型项目方向发展，学校体育工作也向全民健身运动靠拢，大学生体质水平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为了使《标准》更适合于大学生体质的实际水平，提高其科学性，笔者对浙江海洋学院96级一年级男生《标准》中的50 m跑、推铅球、立定跳运、引体向上、1，000 m跑等5项成绩进行了统计处理，并与《标准》评定等级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对《标准》中各项评定等级的修改意见，供国家体育总局再次修订时参考。2 研究方法采用数理统计法、查阅资料法和对比分析法。对浙江海洋学院96级学生随机抽取10个班及共305名男生，并对《标准》中成绩进行分级统计及50 m跑、推铅球、立定跳远、引体向上、1，000 m跑等5项成绩进行分类、分级统计，求得学生达标分级百分比和各项目不同等级的百分比，并与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标准》进行比较分析。3 结果与分析3.1 本研究对象与《标准》中各等级人数百分比的比较分析根据《标准》设计，优秀级、良好级、及格级、不及格级的要求分数分别为420分、350分、250分、250分以下，比例分别为15%、38%、37%、10%，本研究对象与《标准》中各等级百分比比较见表1。表 1 浙江海洋学院学生与《标准》中各等级人数百分比比较一览表各等级分数不及格及格良好优秀合计《标准》设计10%37%38%15%我院学生人数714711140305%2.348.236.413.1注：50分以下不及格，250分～345分为及格，350分～415分为良好，420分以上为优秀。从表1可知，原设计要求有10%的学生为不及格，而我院学生不及格人数比例只有2.3%，明显低于原设计要求。(我院在华东区及浙江省的达标率属中等水平，每年都有达标通信赛)由于不及格比例偏低，从而导致及格率偏高，即有97.7%的学生能达标，这就很难调动学生锻炼身体的积极性。据笔者调查，达标率高不仅仅是我院，其它学校都有类似情况。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学校体育工作比以前有很大提高，学生素质有所加强；另一方面说明，现在的《标准》定级太低，可以适当提高一些分数。至于其它两个等级跟原设计标准基本相符，即良好、优秀可以保持不变。3.2 本研究对象与《标准》中各项目等级人数百分比根据《标准》中总分定级百分比要求，各项目的定级要求与总分定级要求是相一致的，即各项目定级百分比应是优秀占15%、良好38%、及格37%、不及格10%，平均分数分别为84以上、70～84、50～70、50以下。从表2看，50 m跑不及格占35.4%，大大超过《标准》设计10%的要求；优秀的只占4.2%，又大大低于《标准》设计15%的要求。因此，50 m跑成绩从总体上看成绩偏低。说明随着人们生活的提高、健身意识的加强，学生对速度素质的练习反而较少；另外，教师在按排课的内容时已经从竞技型向健身型转变，教师对短跑的教学比重降低了。建议《标准》在降低短跑分数定级的同时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有计划地按排速度素质的练习，采用多种形式，如比赛型、游戏型等，以调动学生练习速度素质的积极性。表 2 浙江海洋学院学生与《标准》中各项目等级人数百分比比较一览表各等级分数不及格及格良好优秀合计《标准》要求(%)</t
|
[
"Electronics",
"Energy",
"Sports",
"Computer",
"Space",
"Mine",
"Enviornment",
"Literature",
"Agriculture",
"Communication",
"Economy",
"Transport"
] |
Sports
|
【 文献号 】1-3036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研究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6-17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 作 者 】徐行言 【复印期号】199602 【 标 题 】艺术方法新论 【 正 文 】 （西南交通大学 徐行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创作方法原理去把握和阐释现代西方众多的文艺思潮流派的创作成果及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产生的影响，这是我国文艺学领域和评论界多年来聚讼纷纭的难题之一。随着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和继之而起的后现代文化浪潮日益深入地渗透到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造和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回答这一课题的要求已变得越来越迫切。近十年来，不少理论工作者和批评家就此进行了辛勤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但却始终未曾确立起一套得到较普遍认同的相对明晰和稳定的艺术规范。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一些青年评论家转而采用一套后现代批评理论的新话语来解读和评价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先锋文学实验，并提倡不作价值判断和客观描述的所谓“后批评”。然而由于这些批评理论的颠覆性远大于它的建设性，因此仍难以向我们提供阐释本世纪以来各种新兴文艺运动的创作成果，尤其是认识其中蕴含的艺术创作规律的有效视角。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艺术方法理论这一传统的批评武器，并期望通过系统的反省和理论视角的调整，赋予它更为可靠的基础和新的规范尺度，使之成为引导我们解开二十世纪文艺创造之迷的一把锁钥。一七十年代之前，在我国文艺创作和研究中得到普遍认同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系统，其中尤以作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和变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表述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受到了充分的肯定。然而，自八十年代以降，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重新进入中国人的视域和接踵而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传入，对新时期乃至后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并激起了广泛的回应，传统创作方法理论的阐释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这便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创作方法原理去指导人们认识和解读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不断花样翻新的文艺成果，并引导创作者们合理地汲取其中有价值的新方法和新技巧？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文论界便时断时续地进行着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试图确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外的第三种基本创作方法（或原则）的努力。先后有学者提出了现代主义、象征主义、泛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数种不同的命名。而论述得较为深入系统的当数钱中文先生。钱先生在《文学原理・发展论》中较完整地提出了关于创作原则类型系统的演变历程的理论描述，他指出中西传统文学中即存在着三种创作方式的原型，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三种基本的创作精神与原则，到二十世纪又发展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并立的创作原则系统，每一系统内部则又包含着多种创作原则形式。这一理论总结无疑将我国现行的创作方法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总的看来，这场关于第三种创作方法的讨论不仅有效地打破了传统创作方法理论的封闭模式，促使我国批评界从理论基础上摒除了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观念，也使我们对艺术创作方法的认识和研究开始较为接近二十世纪文艺创作的实际面貌。但令人遗憾的是，凡此种种寻找新命名的尝试大都循着同一条思路，即试图将现代主义乃至某些被归入后现代主义的复杂纷纭的文艺现象都作为一个在艺术创作上具有统一范式的整体来予以指认，这显然很难确切地说明这样一个涵盖面如此之广的文艺运动以及它所派生的众多虽不乏相通之点却又在艺术观念、思想立场、美学风格诸方面均呈现着歧异或对立的思潮流派在艺术创作范式上的区别与联系。而钱先生提出的在两大创作原则系统下包容多元化的创作原则形式的理论框架亦未能进一步探讨现代主义系统下的具体流派在创作原则上的聚类关系，尤其是亦不能对近年来文坛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后现代文艺现象提供一个适当的阐释和定位。因此，尽管在近年来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已有不少批评家把“现代主义”作为艺术风格或创作方法的指称加以运用，但对它的理解和阐释却往往是笼统、暧昧、缺乏深入反省的。另一条完全相反的思路则倾向于不加区分地将本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艺术思潮、流派及不同风格技巧的实验都分别指认为新兴的创作方法，即认为每一个已被赋名的文艺流派或未经赋名的风格倾向都含着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如黄伟宗先生的《创作方法史》中即详尽地总结了从经典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新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新小说等数十种创作方法。这样的概括方式显然使我们难以将文艺理论中对艺术方法的一般类型的总结与文艺史研究中对特定艺术思潮、流派的具体创作风格的分析加以区分，也很难使我们对文艺创作规律的认识上升到更具普遍意义的风格类型和审美范式的层面。于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中出现了概念含混和各自为阵地随意命名批评术语的状况。如在同一论著中将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都作为同一层次的创作方法类型的概念交互替代使用的例子亦不鲜见。这恰恰说明这些术语的使用者对于它们之间的边界以及与这些概念相对应的艺术方法范式的认识仍不甚了了，自然也就无从引导读者系统深入地理解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鉴于上述背景，有学者便进而对创作方法这一理论范畴本身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他们或指出创作方法是来自前苏联文艺学的概念，在西方文艺学中并无相应的范畴，因而应当舍异；或则认为根本不存在“一种可以超越民族、超越阶级、超越时代和超越历史的‘方法’或‘原则’”。因为，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遵守的某种艺术或美学的原则“总跟某种美学观念或作者所追求的美学理想联系在一起”，后者又“总跟一定时代所产生的特定的哲学思潮和特有的思维方式分不开，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也就是说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历史现象”。所以，应当立足于“对历史现象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并“探索它们各自的独特性”。〔1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创作方法是“作家在创作实践中通过对某种创作规律的提炼和凝聚化而形成的某种主观模式”。“一个作家的创作方法必须与作家本人的创作实践、世界观、生活经验、艺术修养、个性特点等等密切结合在一起”，〔2〕因而实际上不存在独立的方法实体。此类取消派的观点无疑是对日益暴露出远离文艺创作与批评实践弊端的传统创作方法理论的强有力地挑战和解构。然而它所倡导的对特定历史现象或作家个人创作风格的具体分析显然属于一般文学艺术史的研究领域，能否以此取代文艺学中对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和艺术方法基本范型的探索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命题。但它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提示，即只有充分澄清艺术方法范畴的理论价值并赋予它合理的内涵，我们运用这一范畴来阐释现代文艺创造成果的努力才可能获得合法化的基础。二那么，我国的当代文艺学中长期袭用的艺术方法范畴到今天究竟还有没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认为，一个理论范畴或命题能否在理论体系演变和认识对象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并不取决于它出自什么背景，关键在于它是否能继续为我们提供把握新对象的有效视角和有助于逼近事物特征的正确思路。从这两个意义上讲，艺术方法范畴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首先，就作品的艺术分析而言，无论是艺术方法的特定范式，或是更时髦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动素模型分析都不外为我们提供一个切入作品的特定角度和把握作品的基本尺度，它们在浩茫无际的本文世界中为我们竖起一个个界标，借助于一套秩序化的阐释工具和话语，将一部艺术作品的意义序列或形式特征轮廓分明地凸显在读者眼前。在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手段中，格雷马斯的动素模型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潜在意蕴的揭示，而艺术方法剖析则更侧重于对表述的策略和技巧的指认，并且不单针对叙述性作品。二者是无法相互替代的。也许有学者会提出，优秀的艺术家在创作中是不会囿于某种现成的表达模式的，相反他们总是努力打破艺术陈规，去追求不同于流俗的个人风格。我们毫不怀疑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但它与艺术方法尺度在作品读解中的运用并不冲突。因为我们以艺术方法为视角去观照文艺作品时，并非满足于给某一部作品贴上一副时髦的艺术标签，或是以此来取消对作品特色的具体分析，而是试图通过建立一种理想的秩序，提供一组界线较为明确的标志，从而使一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技巧更加便于指认和解读。不论这部作品的风格是适合于既有的规范，还是超越了现成的模式，甚至在创造着全新的艺术话语，这些内涵相对稳定的范式都能为我们的分析提供富有启发性的参照系。其次，艺术方法范畴的运用可以帮助我们把文艺史研究中对特定思潮、流派和作家风格的发现提升到对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范型的认识。而对文艺创作规律的客观把握和概括性总结反过来又可引导批评家们去揭示和描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在文艺创造活动中的相互影响与借鉴的因素，并由此发现不同背景的艺术之间传播、继承发展或共鸣的关系。我们认为，文艺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要盯住文艺活动中那些在不同作家艺术家的个人风格标记之外反复重演的基本事实，并发掘出其中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或范式。我们相信，任何特殊的艺术表征后面都可能不同程度地隐含着体现人类共同的审美经验的特定艺术范型的作用力。正如T・S・艾略特所论述的：“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的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仅是历史的批评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3 〕那种只看到不同艺术流派与个别作家在创作风格和技巧运用上的特殊性，却不承认其中存在着艺术思维的相似性和表达方式的共通性的观点，实质上是企图以对艺术发展演变的历时性研究来否定对艺术创作规律的共时性思考，这同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作家的多姿多彩的艺术实践统统纳入到两三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之中的努力一样，都是不符合人类文艺发展的根本要求的。再次，需要指出的是，创作方法这一理论命题并非源于教条化的苏联的文艺学体系。我们从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歌德谈话录》中已经看到，早在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艺术分野刚刚进入作家们的自觉意识之际，歌德即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说到：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人。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为了针对我来为他自己辩护，席勒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想向我证明：我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实在是浪漫的，说我的《伊菲姬尼亚》由于情感占优势，并不是古典的或符合古代精神的，和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史雷格尔弟兄抓住这个看法把它加以发挥，因此它就在世界传遍了，目前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是五十年前没有人想得到的区别。〔4〕与此同时，歌德还对自己正在创作的《巫婆集会之夜》所采用的艺术方法作了具体的解说：我把这一幕中关键性的东西和一些个别对象区别开来，使它具有普遍意义，这样就使读者虽有用作比喻的对象而不了解它究竟何所指。我力图使一切在古典意义上具有鲜明的轮廓，丝毫没有符合浪漫派创作方法的那种暧昧模糊的东西。〔5〕在这里，歌德不仅申明了自己对创作方法范畴以及相关概念的发明权，而且阐明了这些概念与特定的艺术技巧及美学风格的联系。当然我们都很清楚，将文艺创作的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加以分类的努力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便已开始了，尽管他的论述远不及歌德鲜明。最后，我们还注意到，在近现代西方文论中虽然未曾普遍沿用“创作方法”这一理论范畴，却仍在“风格”或“风格类型”等范畴下进行着同样性质的理论概括和研究。例如十九世纪以来对于艺术和文学中“巴罗克风格”的探讨便是以总结十七世纪的欧洲建筑及美术特色的术语为发端，继而延伸到对文艺复兴乃至古罗马艺术风格的分析中，之后这一术语又被沿用为描述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阶段）的文学艺术中一大批作品的共同风格与技法的类型概念。同样，我们在西方批评家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的总结和规范中也看到相似的思路。可见“风格”术语在西方文论中的内涵已经大大超出了对某一具体的文学运动、流派或作家的创作特色的指认，而是包含着对文艺创作的特定范式和方法类型的概括性认知。著名艺术批评家贡布里希（Gombrich）在《论风格》中曾写道：“风格（style ）是表现或者创作采取的或应当采取的，独特而可辨认的方式……也许可以把这些用法简便地归为描写用法和规范用法。按照集团、国家和时期，描写可以对种种创作或制作方法进行分类……艺术史中所采用的表示风格的各种名称都是规范带来的产物。”这位学者进而指出：“表现或创作的独特方式只要符合社会群体的需要就可能保持稳定。”〔6〕另两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当代批评家雷・韦勒克和奥・活伦更阐明了不同风格类型所传达的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各别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他们指出：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戏剧中，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是文学加哲学的运动、传统和风格，浪漫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也是如此，它们的区别并不在现实与幻觉之间，而在于对现实各持有不同的概念，对幻觉各有不同的模式而已。〔7〕这些学者提出的风格研究的内容和特点其实也正是我们的创作方法范畴所描述的对象。事实上现代西方的批评家也并不回避使用“方法”概念，例如韦勒克在讨论“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时即曾明确地将它看作一种艺术方法。他说：“我并不认为现实主义是艺术的唯一的和最终的方法，我要强调指出，它只是一种方法，一股强大的潮流，它也有自己明显的局限、缺点和惯例。”〔8〕他还说道：我把这种现实主义看作是一个可以不断调整的概念，一种支配着某一特定时代的多种艺术规范的体系，它的产生和衰亡均有线索可寻，我们可以清楚地把它同在它之前的时代与在它之后的时代的那些艺术规范清楚地区分开来。〔9〕尽管韦勒克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批评概念的，但上面所说的“方法”和“艺术规范体系”显然已超出了人们通常理解的“风格”范畴所能描述的范围。我们认为，相比之下“艺术方法”这一术语较之承载了多重涵义的“风格”概念更加单纯和确切。它实际上指称着一个比“运动”、“思潮”、“流派”及一般的“风格”概念涵盖面更广的命题。虽然每一种具体的艺术方法概念往往都诞生于特定的时代的文艺运动或思潮之中，但它一旦被指认为代表某一成熟的艺术范式的“方法”，便不再仅仅从属于某一个别的历史阶段，而能用于说明不同时代的文艺创作中呈现的共同风格倾向，并能一目了然地向人们揭示不同风格的作品在艺术表达范式上的歧异。此外，形式规范的建立也有助于习作者较快地理解和学习新的艺术表现手段。试想，我们在说明《诗经》与“杜诗”以及“新乐府”等作品之间的思想艺术联系时若拒绝使用诸如“现实主义”之类的概念，则将需要多少繁复的解说来“替代”。既如此，我们对艺术方法范畴的颠覆不就显得过于轻率了吗？三无可否认，我国文艺学体系中对创作方法的总结之所以受到怀疑，其根源在于大部分流行的文学理论著述在对创作方法范畴的运用及其理论前提的阐释上都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而这些局限又导源于苏联模式的文艺学在界定这一范畴时的理论缺陷。对此近年来某些讨论创作方法问题的文章已有部分触及。概而言之，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过分突出艺术创作方法的认识论意义，片面强调创作方法与作家世界观之间的对应与制约关系。如认为世界观可以包括（只是不能代替）创作方法，因而便将创作方法简单地定义为“是作家在世界观指导下长期从事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的产物，是作家在世界观指导下，运用形象思维反映生活，塑造艺术形象的原则和方法。”〔10〕由此区分创作方法的基本尺度成了作家“在处理文学创作和现实关系上所持的态度和遵循的原则，”〔11〕进而又引申为作者在认识和表现生活时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上的选择，于是不同的创作方法术语成了判定作品思想性质的标签，这就必然造成这一范畴的意识形态化，并形成诸如“先进的”、“颓废的”、“革命的”、“积极的”、“消极的”这样一类附加在创作方法概念前面的高度政治化的修饰语。例如三十年代德国左翼文学界开展的一场关于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方法的论争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似乎成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甚至关系到是否“支持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的严峻的政治斗争。〔12〕就连如今已被许多学者看作是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家和理论家之一的布莱希特在为表现主义方法作辩护的同时也宣称自己是现实主义者，并坚持把从斯威夫特、席勒、雪莱直到乔依斯的一大批作家的创作都指认为现实主义的。因为“现实主义不是形式问题”，“现实主义不仅是文学性的事务，而且是伟大的政治性的、哲学性的、实践性的事务，因而必须把它当作这样一件伟大的、具有普遍的人的意义的事务来看待和解释”。〔13〕这样的观点无疑已经把“现实主义”这个艺术方法的概念定义为完全的意识形态符码了。到八十年代中，前民主德国的瑙乌曼教授又提出了被誉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哥白尼式转折”的所谓“功能现实主义”的概念，其核心便是将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中流行的“寓意的、象征的、陌生化的、变形的等手法”都以“广阔性”和“多样性”的名义纳入现实主义的旗帜下。他提出“从社会主义文学内部来说，凡是以介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为己任，促进‘现实的社会主义’的进步的文学，不论其方法、风格如何，都可以是这个概念涵盖的内容。从国际文学角度来说，不论采用什么方法和风格，只要是描写和表现人民解放斗争、批评和反抗旧制度、反对与人民为敌的势力的文学，也都是它的涵盖内容。”〔14〕这一学说其实正是苏联模式的文论对创作方法本质的阐释的一个必然延伸，它不啻更加旗帜鲜明地将“现实主义”转化为一个无法描述任何艺术特征的政治符号，变成“革命”、“进步”乃至“真理”的同义语。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可能赋予现实主义理论以新的生命力，反倒消解了它作为一种特定的艺术方法范式的固有价值，同时也成了对传统创作方法理论自身的颠覆。传统创作方法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症候在于它往往满足于把文艺创作方法归结为一定的艺术精神或美学原则。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对“创作方法”条目的解释，就把它定义为“即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美学原则。”类似的表述在八十年代出版的各种文学理论教材中也屡见不鲜，它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确认：“所谓创作方法，就是认识和表达生活的基本原则。”〔15〕据此，不少学者便有意识地将创作方法与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具体运用的艺术传达和表现的特定方式与技巧割裂开来，认为创作方法只是“艺术创作的总原则”，不包括与之相应的表现范式和手段。这就无可避免地使这一范畴远离了文艺创作的具体经验，使它不可能获得直接参与艺术批评与创造活动的实践价值和可操作性，从而也就必然带来取消派学者所揭示的后果――致使各种创作方法概念都沦为难以描述和区分任何特定的创作成果的空洞标签和抽象公式。因为在艺术批评的实践中，我们对一部具体作品的艺术方法所作的分析与指认恰恰是从剖析该作品的风格与技法入手的，我们判断作者在创作中所遵循的美学原则的基本依据也应当是他在作品中如何处理题材，怎样塑造形象和结构故事的艺术实践，而并非作家本人所发表的什么原则性的宣言。第三，由于前述的理论前提上的偏差，于是在长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中，我们便习惯于把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众彩纷呈的文艺世界都简单化地纳入到两种基本创作方法的轨道上。中西学者们或则将一切传达了具有现实性的思想主题或从精神上表现了对社会的关注的作品都归结为现实主义（广义的用法也包容了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或则将所有未忠实于现实原貌并逼真描绘生活细节的非写实性作品都不加区分地划归到浪漫主义的名目下，这就无可避免地造成了这两个概念的含混与泛滥。在西方文学研究中曾经一度是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泛化，从中世纪的哥特式小说到但丁、莎士比亚、薄伽丘、塞万提斯甚至巴尔扎克的作品都被用浪漫主义来定位，司汤达也曾宣称自己是“狂热的浪漫主义者”，二十世纪的各种新兴艺术方法亦曾被命名为“新浪漫主义”。而另一方面，著名的意象派诗人休姆、象征派大师艾略特都自称为古典主义者。反之，社会主义阵营的文艺理论乃至西方的某些左翼文论则似乎成了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象征主义以来的各种艺术尝试都曾被不屑一顾地斥之为“颓废派”，当人们发现现代主义浪潮终究成为无法漠视的富有生命力的文艺现实之后，便推出了“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新学说。在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罗杰・加洛蒂影响广泛的论著中，他根据自己赋予现实主义的就尺度把毕加索、圣琼・佩斯、卡夫卡乃至波德莱尔、兰波、马雅可夫斯基等均列为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家。而超现实主义的著名代表阿拉贡也义无反顾地宣称：“在艺术和在生活中的现实主义态度，是我的生活和我的艺术的方向。”〔16〕毫无疑问，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在这种漫无边际的概念游戏中都已丧失了作为特定的艺术范式表征的功能。即便是中国文论界八十年代以来开展的总结第三种创作方法的探索在思想方法上亦未能摆脱传统的理论架构。尽管诸家提出的命名千差万别，但却都试图一劳永逸地将一个多世纪中文艺家们进行艺术探索和创造的成果统统纳入到一个包罗万象的新术语中，而不再深入考察这为数众多的新流派在艺术主张、审美思维上的差异，以及其中所显示的对不同艺术手段的发现和运用。这种削足适履的方式充其量不过是给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换上一顶创作方法的新头盔，借以赋予它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却很难真正达到对本世纪以来不断兴起的各种艺术形式与方法的实验给予恰当的理论诠释的预期目标，自然也难以有效地引导批评鉴赏活动的深入。所以我们说，那种试图凭借两三种既成的固定模式去阐释无限丰富并永远处在变化发展中的文艺实践的思维定式也是传统方法理论的致命缺陷之一。四为克服传统理论的上述弊端，我们不能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艺术方法范畴作一番新的反省和界定，重新确立它的理论前提和分析视角，以期给这一理论范畴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成为既有利于引导作品读解又能提供创作借鉴的真正有用的理论工具。这也是近年来不少理论工作者和新编文论教材为之奋斗的目标。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就此达成广泛的共识。我们认为，当前至少需要从下述诸层面上进一步廓清艺术方法范畴的性质及其内涵――首先，我们把艺术方法看作关于文艺创作行为及其产品所体现的内在艺术规律的一种类型学的指认，它来自对人类艺术创造实践活动的系统的经验总结。这种总结最初仅体现为一定作品中呈现的某种艺术的把握和表现世界的自发倾向，借助于创作行为中的相互模仿与借鉴得以传承和发展，而后在一定的文艺思潮或文学运动中获得指认并带来理论的升华和阐发，最终形成包含着系统的原则、纲领和与之相适应的审美规范及艺术表现技法的自觉的创作范型。如果说艺术方法的原型产生于人们在创作活动的初期对风格与范式的模糊的追求，那么文艺思潮的发生则标志着文艺家们方法意识的充分觉醒和对某一特定的艺术方法加以系统实践和推广的自觉努力。因此，具体的艺术方法往往是以相关的文艺思潮来命名的。但是文艺思潮与艺术方法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同构关系。尽管每一场文艺思潮和运动都可能有相对独立的思想源流和美学理想，然而历史地看，在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语境中兴起的思潮流派和完成的艺术创作，在方法上却常常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共通性。正由于此，某种艺术方法一经确认，便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它不单能引导我们去解读特定背景下的文艺创作成果，而且能启发我们认识和发现其他时代或民族的文艺成果中蕴含的与之相似的审美理想和表现法则。反之，我们也可以借助它来指认存在于同一流派甚至同一作家的创作中的不同风格和艺术范式的印迹，从而把我们的评价鉴赏活动和比较文学的研究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由此我们可以说，艺术方法是一种跨历史、跨地域、超流派的共时性视点，它与文艺思潮既有密切的关联，又有不同内涵和使用上的界限。较之思潮、流派、风格等概念，艺术方法范畴往往具有更高的概括力和更广的涵盖面。其次，艺术方法是一个具有多层含义的综合性指称，每一个独立的艺术方法均应包含下列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是由相对独立的艺术观和审美理想所支撑的创作原则；二是与众不同的感受和表现生活的艺术思维方式；三是与上两个层次相呼应的特定的艺术技巧和风格样式。这当中应当特别加以强调的是第三层要素，它所指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表现手法，而是在特定类型的作品中反复呈现的，能够充分体现创作者的艺术主张和追求的具有代表性的表达手段。它通常可以构成一类作品鲜明的风格标记，并创造出一套特殊的操作范式。这一点正是那种试图用一个主义来统一天下的理论所忽略的。其实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大多数批评家都不是仅仅依据作家的理论宣言，亦非凭借什么抽象的艺术精神，而恰恰是根据作品构造艺术形象，表现主观情绪或客观生活的不同方式和技巧来指认或区分一部作品的艺术方法的。只有坚持这一认识，我们才能使关于艺术方法的理论探讨摆脱贴标签式的主义之争，使之具备指导艺术实践的可操作性，从而真正成为一种艺术的尺度，而不是抽象观念的尺度。再次，从理论上讲，产生于人类无限丰富的艺术实践基础之上的艺术方法也应具有充分的多样性，并将随着人类艺术创作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因此，它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从迄今为止的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考察，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还远未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一种艺术方法范式认同的建立通常有两种可行的途径。一是随着艺术实践的积累和审美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逐渐从已往的艺术经验中发现并总结出某些艺术规律，通过理论概括和有意识地宣传推广使之趋于成熟和定形，最终形成广泛而自觉的艺术实践，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方法即属此类。另一条途径是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和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激发起新的审美意识和趣味，并推动相应的艺术实验的发展，进而孕育出某种新兴的艺术方法，如近代以来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方法即是。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新命名的艺术方法一旦进入文学家和批评家的审美视域，常常会促使他们以新的目光去观照传统艺术，并从中发掘出与新方法相对应的审美范式或艺术技巧的原型和要素，甚至可能使一些长期难以定位或曾被勉强纳入某一范式的呈现出特殊风格的作家作品一下子获得圆满的阐释。由此，我们对文艺创造规律的认识也向前跨进了一步。因此只有承认艺术方法范畴的开放性，我们对艺术形式规范和创作风格的研究才可能不断走向深化。诚然，不同的艺术方法在文艺史上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大小是不同的，有的方法历久不衰，在各个时期、不同地域和各种艺术门类中皆广为沿用，并派生出多种风格变体。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即属此类。而有的艺术方法仅在特定时代，某一类文体或一部分民族的文艺中较为盛行，以后便逐渐边缘化了，如古典主义之类。故传统文论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视为双峰并峙的基本创作方法也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但倘用这种一成不变的观点去说明文学艺术创作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就会遇到许多难以跨越的理论陷井，因为所谓基本的艺术方法也是发展的、相对的，它已经并且必将继续随着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和人类审美理想的转移而不断产生边缘与中心的换位，而那些一度处于边缘的艺术方法也可能在某一阶段再度唤起人们的关注和共鸣，并重新回到中心位置上。例如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发展中，浪漫主义的地位被随着现代主义运动兴起的各种新方法取代便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新浪潮中，各种艺术方法的融合交织构成了更加难以辨认的复杂图景。由此我们联想到艾略特的一段精辟的概括――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谁要同意这个关于秩序的看法，同意欧洲文学和英国文学自有其格局的，谁听到说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就不至于认为荒谬。〔17〕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若用发展的眼光看，无论是艺术方法的二元对立或是三分天下的局面都只能是一时的，多极多向中心流动才应是艺术方法的基本性质。这也是以自由创造为内在要求的文学艺术的精神品质所决定了的。五让我们重新回到关于二十世纪先锋文艺的艺术方法指认的命题上。在确立了新的理论前提后，我们便不难找到自己的切入点，这就是打破固有的文艺思潮或文学流派视点的限制，既肯定在现代主义的艺术旗帜下存在着不同艺术方法多元共生的现象，又致力于探寻其中某些流派在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段上呈现的共同特点。我们将通过对不同思潮流派的艺术本文的深入剖析和系统综合，揭示出它们在艺术方法层面上结成的复杂的聚类组合关系，从而把我们对中西现代文艺的认识和读解都提高到新的水平。在进行一些初步的比较分析后，我们发现，尽管“现代主义”作为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性的先锋文艺运动的指称已经获得了较普遍的认同，但若用它来概括在这一运动中涌现的新艺术范式和复杂纷纭的表现手段却显得过分笼统和简单化了。因为在这一点上一些重要的现代主义流派之间即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正如雷・韦勒克所指出的：“用‘现代主义’泛指所有的先锋派文艺，模糊了象征主义时期和后象征主义时期（即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的分界。”〔18〕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时期的分界很大程度上即来自艺术方法的演变。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正视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在某些艺术流派看似互相抵触的艺术宣言后面却隐藏着从审美原则、艺术思维直到表现手段上广泛的共同点。一位西方批评家曾经指出：“十九世纪末授给它的文学运动以繁多的名号，因而不成比例地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今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许多相似之点，并把差异当作主要是侧重点不同。”〔19〕应当说，这种竞相在招牌名目上标新立异的现象在二十世纪的艺术运动中正愈演愈烈，而实际上确有部分现代主义流派在艺术表现上的差异比人们想象的要小。例如表现主义思潮在思想观念上是倾向于反对现代文明对人性异化的，而未来主义者则无保留地鼓吹用机械文明的“速度”和“力”去摧毁传统，然而它们在美学原则上都强调以主观为艺术表现的出发点，主张通过艺术去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且都选择了打破现实幻觉的变形和抽象作为艺术表达的基本手段，足见它们在艺术方法上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同样，超现实主义对于表现梦幻的偏好与立体主义对用几何式解构现实的热衷看上去似乎相去甚远，但达利笔下的《内战的预感》与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却如此异曲同工。我们这才注意到，在对艺术表现精神的追求和夸张、变形、怪诞、抽象等表达手段的运用上，这两位画家原来何其相似。倘若我们从前面论及的艺术方法的基本层面出发作一个系统的考察，就会发现韦勒克所称的“后象征主义时期”中的不少流派，诸如在文学艺术各分支中都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较早出现在美术领域的后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主义，以及今天被一些学者划归后现代主义文艺的荒诞派戏剧与黑色幽默小说等，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出密切的精神联系和内在的共通性。德国著名的表现主义诗人哥特弗里德・贝恩即曾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这个流派――它在其他国家被称为未来派、立体派，后来又被称为超现实主义，在德国保留着表现主义的名称，它在经验性的变化方面具有多样性，在其以粉碎现实、不顾一切地寻根究底为其内在的基本态度方面具有统一性……”〔20〕应当说，在艺术方法的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些流派的创作特色视为同一艺术范式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风格变体――在德语国家和北欧是表现主义，法国是立体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意大利和俄国是未来主义……如果我们试图在一个新的视点上用一个比“现代主义”更为具体和恰切的命名来概括上述诸流派在诗学上的“统一性”，“表现主义”无疑是一个最适合的术语。质言之，正是“表现主义艺术方法”构成了上述诸流派在艺术思维和审美风格上的共同背景。这样的概括其实并非笔者独出心裁地标新立异，在造型艺术领域中，类似的观点其实正是与“表现主义”这个术语相伴而生的。因为虽然“表现主义”的语源现在已被追到1850年7 月英国爱丁堡的某刊上一篇匿名文章中提到的一所“现代绘画的表现主义学院”，〔21〕但它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正式批评术语却是“在1911年首先被德国批评家用来描述野兽派和早期的立体派以及其他自觉与印象主义和摹仿自然相对抗的画家”〔22〕的。正由于此，较早对表现主义艺术运动进行理论总结的赫尔曼、巴尔便把梵高、马蒂斯、毕加索乃至意大利的未来派都纳入到表现主义的旗帜下，而他的这种对表现主义的广义理解和运用在西方批评界已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在当代许多重要的艺术史工具书和理论专著关于表现主义运动的阐释中，对后印象派、野兽派、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的地位的解说都成为不可缺少的内容。〔23〕不仅如此，表现主义的理论家们还坚持用这一概念去说明传统艺术的风格特征。埃德施密特即曾用斩钉截铁的口吻宣称：“任何时代都有表现主义，没有没有表现主义的区域，没有不是以火热的感情来创造它的地带。”〔24〕他们不仅从原始艺术、哥特艺术以及十六、十七世纪的画家格吕内瓦尔德、格列柯等人的作品中找到了表现主义的踪迹，还从莎士比亚、拉伯雷、薄伽丘乃至歌德的作品中发掘出丰富的表现主义意味。而这一观点也在西方当代的艺术史论中得到了响应。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牛津艺术词典》对“表现主义”词条的一段解释――这个术语在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中应用于那些反叛传统的自然主义观念，赞同通过形式或色彩的变化和夸张强化艺术家的情绪表现的艺术。在宽泛的意义上，该术语可以用来描述任何时期或地域中那些把强烈的主观反应提高到对外部世界观察之上的艺术（格吕内瓦尔德的作品就是一个典范）。〔25〕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批评家们明确指出：“从那时以来，表现主义作为一个与‘浪漫主义’和‘巴罗克’等术语相类似的批评和美学概念在更普遍的涵义上获得了通用。”〔26〕上面的材料足以清楚地表明，表现主义作为艺术概念在西方批评中的运用早已突破了作为特定文艺思潮和流派指称的界线，而成为一个涵盖面极广的风格术语。这与我们提出的关于“表现主义艺术方法”的指认是完全吻合的。那么，按照我们前面提出的艺术方法诸要素，表现主义方法所赖确立的美学原则及风格技巧的表征是什么呢？简略地说，它至少包含着下述方向上的独特追求――在美学原则上，表现主义强调艺术创作对作家主观精神世界的表现，要求打破对事物外在形象的自然主义或印象主义式的逼真描摹而直接展现对象的内在本质，还主张“呐喊”式地抒发作者和人物的内在激情。在艺术思维上，表现主义方法把陌生化、艺术变形及抽象化作为处理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艺术表现上，它十分重视艺术形式的表意功能，同时又鼓吹对完整形式的反叛，往往采用反逻辑的形式手段和时空错置的结构；而寓言、象征、夸张、怪诞、漫画化、反讽、简约、类型化以及对强烈的色彩、风格化的舞台，虚拟式的表演等诸多技巧的综合运用则成为我们指认表现主义方法的主要风格标记。正是所有这些原则和技巧使表现主义不仅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传统的艺术方法显示出泾渭分明的差异，也与象征主义艺术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从而为我们对中西文学的读解与鉴赏建立了一个新的观照视角和批评尺度。在我们看来，仅就文学领域而言，如果我们将象征主义视为现代主义运动前期（1915年之前）的主流艺术范式的话，这个运动的后期则无疑是以表现主义方法为中心的。直到今天，这一方法仍对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学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并在戏剧、电影、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尽管对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的建构和艺术规范的系统总结提炼还有待我们做更加深入细致的梳理和论证。但我们已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表现主义确认为人类艺术史上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之后兴起的又一种最基本的艺术方法。诚然，这一明确的界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现代主义潮流中所包含的艺术方法的探索已告完成，我们还很难用它对二十世纪先锋文学中的另一些重要流派（如意识流文学、达达主义、存在主义文学、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另一些被归入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现象）的艺术范式作出准确的描述和定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此作为重新读解和认识现代主义文艺现象的起点。并将我们对艺术方法这一理论范畴的研究推向新的深度。相信随着人类文艺创作实践的发展和我们对文艺创造规律不断深入的把握，我们将继续发现并总结出第五种、第六种新兴的艺术方法，从而使艺术方法这一传统的诗学范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1 〕参见徐缉熙《关于“创作方法”的再认识》载《当代文艺学探索与思考》第425页。〔2〕杜书瀛《文艺创作美学纲要》第172─173页。〔3〕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 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第130页。〔4〕、〔5〕《歌德谈话录》第220页。〔6〕《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第84页。〔7〕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238页。〔8〕雷・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242页。〔9〕同上第217页。〔10〕霍松林《文艺学简论》第405页。〔11〕十四院校编写组《文学理论基础》第245页。〔12 〕参见卢卡契《问题在于现实主义》， 《表现主义论争》第175页。〔13〕布莱希特《反驳卢卡契的笔记》， 《表现主义论争》第287，297页。〔14 〕参见张黎《现实主义理论的哥白尼式转折》， 《文艺报》1987年2月14日。〔15〕唐正序《文艺学基础》第211页。〔16〕阿拉贡《序言》，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第12页。〔17〕艾特略《传统与个人才能》，《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第130页。〔18〕雷・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第253页。〔19〕克莱夫・斯科特《象征主义、颓废派和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第181页。〔20〕哥特弗里德・贝恩《〈表现主义十年抒情诗选〉序》，《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第454页。〔21〕Lionel Richard《表现主义简明百科全书》，英文版第7 页。〔22〕Harold Osborne《牛津艺术指南》，英文版1983，第396页。〔23〕参见《表现主义简明百科全书》，《牛津艺术词典》等。〔24〕埃德施密特《论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第441页。〔25 〕《牛津艺术词典》，英文版1988年，第171页。〔26〕《牛津艺术指南》1983年英文版，第369页。＊
|
[
"Energy",
"Medical",
"Mine",
"Electronics",
"Space",
"Philosophy",
"History",
"Education",
"Agriculture",
"Transport",
"Communication",
"Politics",
"Law",
"Sports",
"Enviornment",
"Literature",
"Art",
"Military",
"Computer"
] |
Art
|
【 文献号 】3-3003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131-136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705 【 标 题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 【 作 者 】王云骏 【作者简介】王云骏，男，1963年生，现为江苏省社科联学会部主任、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职博士生。 【 正 文 】 保甲制度是中国传统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也是中国历史上为应付战乱，统制民力，实行人口管理军事化的一种制度。它历史久远，几乎可追溯到中国历史的源头。但保甲制度成为风靡全国占主导地位的人口管理制度并为世人所熟知，莫过于30年代开始的，由南京国民政府倡导并强行在全国推行的“保甲运动”。本文意在考察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过程，阐明其出现的历史原因，企望进一步揭示其客观引发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一与现代的社会组织以个人为要素的方式不同，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最本质的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长期以来，儒家学术在中国社会具有独尊的地位，儒家的政治学说是把国家关系和宗法关系融合为一，家族观念被纳入君统关系之中。这样，保甲制起到了对全国的严密控制作用。民国成立之初，由于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的影响，曾一度废弃了保甲制。但一些地方实力派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仍实行着相似的制度，如广东的“牌、甲制”，广西的“村、甲制”，云南的“团、甲制”，北方不少省份的“闾、邻制”等。1928年10月，国民党二届中常会179次会议通过《下层工作纲领案》，议列保甲运动为全国性七项运动之一。1931年6月，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之时，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督师江西，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支持政府。于是在“剿匪总司令部”所属党务委员会内专门设立了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法规，先在江西试行。蒋介石亲自划定江西修水等43县编组保甲，将原有闾邻等自治组织一律撤销。次年，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联保连坐。1934年，国民党“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据此，行政院于同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于是，保甲制度便由“剿匪区”推向全国。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10保以上为乡镇。在具体实施时，采用了有弹性的做法，规定“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不得少于六户，多于十五户”，“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不得少于六甲，多于十五甲”，“乡（镇）之划分以十保为原则，不得少于六保，多于十五保。”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保甲制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规定有“以下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保甲长，一、年未满二十者；二、寄居当地未满二年者；三、有危害民国行为曾受徒刑之宣告者；四、剥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五、曾为赤匪协从虽准悔过自新尚无忠实事实表现者；六、吸食鸦片及麻醉毒品者；七、无正当职业且无恒产者；八、行为不正乡里不齿者。”[1]这种种规定保证了保甲长必须代表地主、富豪之利益，竭力通过保甲强化其统治基础，并牢牢控制民众，“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2]。从3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保甲制度，持续近十年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成，绝大部分省份均以《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为蓝本，根据地方实际，制订了地方编制保甲之规程。也有个别省份虽秉承了中央政府的保甲精神，但在具体名称和实施上并不完全相同。如在1935年1月颁布的《绥远省政府试办保甲暂行规程》中规定，“编组保甲暂仍沿用原有之自治组织，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户以上为邻，邻以上为闾，闾以上为乡镇，乡镇以上为县区。”“乡镇长同于保长阶级，闾、邻长同于甲长阶级。”[3]各省份编办保甲的时间也不尽相同，约在1934、1935年间达到高潮。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陈果夫亲自审定的《关于江苏省办理保甲案》中令：“本府为安定社会充实民众自卫力量起见，令饬南通、盐城、淮阴、东海、铜山五行政督察区所属各县于本年四月一日起先行试办，其它各县于本年十一月起一律举办。”各地方长官之重视，推行范围之广泛，可见一斑。二强化基层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是民国保甲制度产生及推行最直接的一个目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及在建设中国的道路上的分歧，使两党走向对立，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血腥清剿，更加加深了彼此间的仇恨。共产党在苏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也严重地动摇着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所以，反共防共、对抗土地革命成了南京政府的当务之急，因此保甲制度的推行是国民党反共防共的需要。民国保甲制度的最早试行，是在国民党反共的最前沿――江西开始的。蒋介石兼任总司令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正式颁布《豫鄂皖三省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全面在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组织。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行的保甲制度从创意起便刻上了“反共”的印记。保甲制度从反共前沿向全国推广，反共防共始终是各地编办保甲的原则之一。各地各级政府在编办保甲时无不认为，各地“受匪共的滋扰，农村残破，荆榛遍野，痞棍肆虐，良善无以为生”。“官方若无领导的办法及严密的组织，安有自卫能力之可言？”[4]反共防共成了各地编办保甲的首要目的。保甲制度中最为严厉，最为非人道、反民主的部分便是联保连坐法。联保就是各户之间实行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违法之事；连坐就是一家有“罪”，结内他户举发，若不举发，结内各家连带坐罪。它规定，“各户户长应联合甲内他户户长至少五人，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不为匪、通匪、纵匪，如有违反者，他户应即密报，倘瞻徇隐匿，联保各户实行连坐。”[5]“此项切结，由甲长面交各户长，依次签名，不能亲书姓名者，得请人代书，但须在姓名之下捺印，并由甲长签押。有为匪、通匪、纵匪，证据确凿之户，则执行搜索、逮捕之紧急处置。否则邻居各户，不得借口拒绝与之联保，保内除公共处所外，凡各寺庙，亦应互具联保连坐切结。其保内仅有一处寺庙者，由该寺庙主持出具担保庙内人口不为匪、通匪、纵匪之连坐切结。新迁入户，应与同甲各户联保。”[6]“联保连坐切结乃保甲精神之所在，必须强制执行，始能达到化莠为良之目的，如不足法定人数，得加入甲内其他各户共同联保。”[7]国民政府内政部曾专门发布过一份连坐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是：出具连坐切结时，由户长签名盖章或匣押，一式两份，正结存县，副结存区。各户如发现另户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抗战发生后，职保连坐法又有了新的修正，国民政府在《整理川黔两省各县保甲方案》中改具结连坐为不具结连坐。即各户不必签名具结，但如发生甲内居民有通匪、为匪等情，一经审判机关查明，对同甲各户立即予以连坐处分。在该法的说明中提出上述变动的理由是：同甲各户因贫富不同往往不愿联保具结；而愿意联保具结的各户则往往素来关系密切，某户如有违法行为，同结者必不肯告发，“故不如使同甲各户共负联保连坐之责，不另具切结，只须于各户门牌内加以说明。”[8]20世纪30年代，世界的民主革命正呈如火如荼之势，中国的民主革命正在为中国的全面近代化而努力，如果说，保甲制度的实行，还迎合了中国传统“家”文化的特点，在基层社会组织、人群管理方面还存在着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因素的话，联保连坐法则是夸大继承了保甲制度中固有的封建的、反动的一面。这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大相径庭的。更何况，这里的“匪”，专指中共。国民政府担心下层误解，还强调，“连坐之实施，以匪共案件为范围，其小偷窃贼，毋庸连坐。”[9]各县必须有“第一保，第一甲”，为其以军事化的方式整理保甲，编组壮丁队打好基础。在一些有红军活动的地区，还组织了“铲共义勇队”，强行规定18岁至45岁的男丁均为该队民兵，各甲壮丁编为班，甲长兼充班长；各保设分队部，保长兼任分队长。民国保甲制度的反动性掩盖了它管理人群、稳定社会的社会组织功能，出于巩固其独裁统治的考虑，国民党片面地发扬了保甲制度固有的封建性、非人道的功效，并涂抹上浓烈的反共色彩，使保甲运动自始至终，充斥着反民主、反人权、反共的强烈企图。这种极端的做法，一方面强化了它的政治功能，使之单纯成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手段，从而大大减弱了该种制度内蕴的良性社会管理效能。使保甲运动终为臭名昭著，长期被人们定位在“强化法西斯统治”的认识层面上。第二，国民政府一度轰轰烈烈的“保甲运动”最终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也与国民党的极端反共政策有关。导致“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担任保甲长，一般不肖之徒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正人不出，自然只有坏人的世界，良好的制度也就变成剥削人民的工具，因此民众怨声载道。”[10]三民国保甲制度的兴起也是社会发展对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客观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统一”，使连年战乱的中国获得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无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南京政府都不得不将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然而连年的战乱导致了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在这样的基础上，如要发展生产，必须同步整顿社会秩序，尤其是进行基层社会组织的建设。在这种情形下，保甲运动被国民党制订为“训政时期”下层工作七项运动之一，成为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的基础工作。孙中山先生曾将革命与建设的秩序规划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孙中山在其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说：“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时期：一、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二、训政时期，此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三、宪政时期，此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在“训政时期”，国民党代替人民行使国家管理权力，同时训练人民学会使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权力。民国保甲运动发生在“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的大背景下。“训政”的实质，经过胡汉民等国民党理论家的解释，实际上就是“以国民党来训政”[11]。人民只有“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力。”[12]保甲运动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工作，地方自治尚未完成，人民权力自然不能从国民党手中下放，保甲制度中的非人权条例的制订，其理论依据盖出于此。但无论如何，此时的国民政府对所谓地方自治，对基层社会组织的建设显然已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对于社会发展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认为”欲求直接民权能够训练成功，使真正民意能够表现，并且能够在深厚的基础上度过训政时期，而达到宪政，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靠实现总理所详细规定的地方自治了。地方自治实在是人民的一种基本团结、基本组织，有了这个组织之后，众人才能变成人民，才能达到一切民权的行使。”[13]并强调，“本党实行训政最重要的工作，是建设地方自治，树立民权基础，在军事初告结束，社会秩序，没有完全恢复。国民政府训政宣言指出：国家之建设，以实现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中国国民党各重要宣言与政纲为目的，惟如何而能达此目的，则当首先抚绥社会，消除伏莽，以为进行建设之基本。而保甲运动实为抚绥社会，消除伏莽的唯一办法。”[14]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以后，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受到逐步的重视。在此之前，南京国民政府也曾提出过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方案。如在1930年市组织法里规定：市区划分为区、坊、闾、邻四级组织，以“五户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闾，设闾长；二十闾为坊，设坊长；十坊为区，设区长。”县组织法规定，县以下分为区、乡、镇，乡镇之下设闾、邻。然而，这些规定均未能顺利地得到推行，并很快被保甲制所代替。所以，保甲制度的兴起也是国民党为完成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建设，稳定社会秩序，训练民众权力，加强国防建设的需要。四1927～1937年是中国经济较快发展的一个时期，民国保甲制度的实施成为社会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措施，它在规范户籍管理、控制流动人口、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基础保证作用。尤其到抗战时期，保甲制度的军事化优势在配合国家抗战总动员，统制民力，加强国防中得到了展示。保甲的两个基本工作即清查户口与人事登记。“人口的情况，有关国家的生成和发展。且人类即为集团生活，智愚良莠不一，受名利的驱使，难免以自私的不正当的行为，侵害公众利益，小则侵害地方，大则妨碍国家，负维持地方责任之警察，不能不加以防范，以期维持公共安宁，其最首要的手段，就是户口调查。”“民众组织不健全，地方治安得不到彻底解决，其原因很多，但户口没有调查清楚，是其中最大的原因。”[15]可以看出，人口管理的工作对国家建设、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已被国民政府所重视，但显然他们的认识是有局限的，似乎过多地强调了人口管理在“社会治安”、“民众组织”方面作用，缺乏对人口管理工作更深层次的认识。但认识上的缺陷不影响政府对保甲制度的大规模推动而客观上为民国时期人口资料的积累、人口管理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为配合保甲制度的推行，1931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户口调查统计报告规则》和《人事登记暂行条例》，对静、动两种形式的人口状况同时进行规范化调查，指出“调查户口是静的记载，人事登记才是活的考察”[16]。这两个条例规范了户口调查的一般步骤，统一了户籍管理，划分了人事变迁的种类，成为当时较完整的可操作的近代人口管理文件。之后，各地根据自己的地方实际，以这两个文件为依据，修定了更为细致的户口编组规程。如将住户分为五类，“普通住户填写户口调查表时应列入普字号，寺庙列为庙字号，船户列为船字号，公共处所列为公字号，外人寄居者列为外字号。”为防遗漏，还规定“其在寺庙或公共处所内附有住户者仍照普通户口编查。”[17]其清查户口的内容有，“户长、亲属及同居者姓名，性别，已、未婚娶，年龄，籍贯，教育程度，有无废疾，居住年数，现住或他往，职业，家中有无枪械，亲属与户长之称谓，同居者与户长之关系等。”其内容之全面，调查之细致，与今天的户口调查相比，并不逊色。控制人口流动，也是稳定社会的基本方法之一，纵观历史，大凡人口出现大规模迁徙，便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人事登记制度，便是为了掌握人口变迁的第一手资料而制订的。《人事登记暂行条例》将人事变迁分为出生、死亡、婚姻、继承、分居、迁徙、失踪七种。江苏省在办理户口异动登记中作了更为详细的分类，如出生类，分为婚生、非婚生；死亡类，包括他杀、自杀、老死、病死等；迁入类，分为迎娶、入赘、离婚归来、童养、入继、退继归宗、收养、雇佣、分居、全家迁居、留家寄居及家人归来等等，非常详尽。这些无疑都为今后的人口管理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有些省份清查户口的工作给其带来了空前的历史影响，这些省份由于地处偏远，人口工作从未得到过根本彻底的解决。保甲制度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行政任务，在调查中，“住户如有不受调查或有心诳报者，处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之监禁；有妨碍调查举动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之监禁。”从而迫使这些地区改变了人口管理落后的面貌。如在《宁夏省政府呈报该省查编户口保甲经过情形》中提到：“宁夏僻处边陲，交通不便，除少数人口稠密县镇外，其余乡村人民，零落散居，编查工作，颇多困难，且此事属创举，措施欠周，清查未确，在所难免。”该省第一次清查自1934年10月至12月，全省十县连同省会共87093户，657057人，壮丁97958人，编7285甲，675保。后经次年复查，全省十县114542户，1012703人，编7713甲，634保。人口前后误差355646人，达30%以上[18]。可见其人口情况之复杂，任务之艰巨。在这些地区，人口的清查具有特别的意义。保甲制度是一种军事化人口管理的制度，在国防上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抗战时期，保甲制度配合抗战总动员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保甲制度实行“管、教、养、卫”并重原则，使保甲制既服务于“自治”，亦有利于所谓自卫。“管、教、养、卫”是蒋介石提出的，分别表示了管理、教育、经济、军事四方面的内容。而蒋介石似乎更重视“卫”，他说推行保甲，目的是为军事化服务，“军事化是我们今后要推行自治实行主义根本精神所在”，“军队组织就是人类一切组织的最高范型，而一切的社会组织，可以说都渊源于军队。”[19]蒋介石这番话，一方面道出了其军事独裁企图，同时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对保甲制军事作用的充分估价。保甲制规定，凡20岁以上40岁以下之男子，均有入保卫团之义务。这样，一旦国家有命令，便可悉数动员。江苏省成立了战时保甲工作队，规定“保甲工作队每保应成立一队，其番号以保之秩序排列之；工作队队员，由县政府在不妨碍兵役法之范围内，得令保甲长按照居民年龄、性别、学识、技能、经验及其原有之职业等适当之支配。”[20]“如其职位与战时服务有关者，县政府得不准其所请，其未经核准，擅自徙出者，应着其同居之家属负责召回，无家属同居或全家徙出者，应着保甲长负责召回。”[21]应当指出，保甲制度军事化的特点在不同时期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抗战前，它所谓的“民众自卫”的作用是直指向共产党的，因而是反动的，也是收不到成效的。只有在抗战的条件下，抗日成为人民的自觉意识，才能使保甲制度的军事机制发挥作用。民国保甲制度，是民国时期的一项地方政治制度。对它的认识，我们还有很大的局限。作为一项统治手段，它脱离不了它的历史环境，有着其维护独裁统治、侵犯人民权力、有违时代精神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在规范社区管理、稳定社会秩序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这是完整地评价历史的科学态度。即使是在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保甲制度不仅应促进民众的政治组织，还应促进社会的经济组织，可以通过保甲“举办生产信用消费各种合作社，使乡村经济能以流畅。故保甲不特可借以训练民众政治的组织能力，而且可借以训练民众经济的组织能力。”[22]在保甲组织的基础上，人们在兴修水利、整顿交通、农商合作、防御灾害等方面都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保甲制的另一重要特性在于，中国的家族制度成为推行保甲的社会基础，它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使其大规模推广成为可能。由于认识水平所限，人们还不可能对社会的宏观发展有足够的认识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人们却可以为了家人、朋友及近邻的利益挺身而出。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却未必在实践中都能运用得当。民国保甲制度的实施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启示是有益的。注释：[1]《江苏省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规程》（1934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3]《绥远省政府试办保甲暂行规程》（1935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4]《保甲教科全书》第13页，1942年。[5]《乡镇保甲长须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6]《江苏省保甲办理经过情形及今后整理计划》（1937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7]“保甲法规释疑”，《江苏省保甲法令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8]李宗黄：《现行保甲制度》，中华书局。[9]《江苏省保甲办理经过情形及今后整理计划》（1937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0]李宗黄：《现行保甲制度》，中华书局。[11]胡汉民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616页。[12]“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657页。[13]胡汉民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616页。[14]《保甲运动丛刊》，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5]《保甲教科全书》户口调查解说第1页。[16]《保甲运动丛刊》，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7]《江苏省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规程》（1934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8]《宁夏省政府呈报该省查编户口保甲经过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蒋介石：《地方自治的基本要务》。[20]《江苏省战时保甲工作队组织及运用通则》（1942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1]《江苏省非常时期统制民力实施办法》（1937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2]《保甲运动丛刊》，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责任编辑】莫永明
|
[
"Electronics",
"Philosophy",
"Politics",
"Mine",
"Energy",
"Medical",
"Transport",
"Law",
"Education",
"Space",
"Agriculture",
"Literature",
"Enviornment",
"History",
"Art"
] |
History
|
【 文献号 】3-1674 【原文出处】国外文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3 【原刊页号】62-67 【分 类 号】J4 【分 类 名】外国文学研究 【 作 者 】刘建华 【复印期号】199710 【 标 题 】福克纳小说中的神话与历史 【 正 文 】 福克纳和乔伊斯、伍尔夫等作家一直被看作是现代主义文学成熟期的代表，而帕特里克・奥道纳尔最近发表的《福克纳与后现代主义》一文却探讨了福克纳小说中的后现代性，颇为引人注目。奥道纳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学具有明显的神话倾向，因为现代主义作家大多以“艺术家上帝”自居，极力想用文字创造自己的神话世界，以取代那个失去了上帝和秩序的现代世界。这些神话世界包括乔伊斯的都柏林、伍尔夫的布卢姆伯里、叶芝的拜占庭、庞德的坦皮奥・马拉特斯等。和这些现代主义作家一样，福克纳也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世界―约克纳帕塔法。但是，奥道纳尔指出，福克纳在其“最成熟的现代主义作品”《押沙龙，押沙龙！》之后写的《去吧，摩西》中，开始“复查并质疑他在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中建立起的那个现代神话‘世界’的结构成分”，包括那些确定起源和自我同一性的努力、把自然理想化以及把他者寓言化的倾向等，并开始尊重“历史的无可辩驳的物质性”，从而表现了明显的后现代性。［①］奥纳道尔观点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福克纳，尤其是福克纳的自我修改能力，无疑很有意义。然而，由于奥纳道尔的分析集中于《去吧，摩西》与《押沙龙，押沙龙！》之间的历史与神话的冲突，难免会引出这样的问题：《去吧，摩西》突出的批判性是否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奥纳道尔认为，福克纳的后现代性产生于福克纳的“修改能力”。那么，福克纳在《去吧，摩西》之前创作的《喧嚣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作品的巨大魅力是否也与这种能力有关？［②］本文拟通过重点比较福克纳的三部都以南方贵族家史为题材的小说―《沙多里斯》、《喧嚣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试就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做点探讨。在使现代世界大成问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步入文坛的福克纳，并非从一开始就有意要创造一个自己的神话世界。他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与海明威的处女作《太阳照样升起》一同于１９２６年发表，表现的也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主题，即战争给人的身心留下的严重创伤。小说的男主角梅恩是一位军官，因在战争中头受重伤，几乎完全丧失了视力与记忆，退役回乡后，又遇上未婚妻赛西丽另有所爱，无法得到应得的关怀，最后在茫茫黑夜中死去。不过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也能找到促使福克纳日后创造自己的神话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现代世界的混乱无序。小说女主角赛西丽不遵守战前与梅恩确立的婚约，朝三暮四，较集中地表现了战后的现实“象诺言一样空洞”，［③］法律和道德已丧失维护社会秩序的功用的可悲状况。梅恩因丧失视与记忆而不能观察、思考与行动，表现出人们面对这种新现实时的困惑与无奈。意识已难以认知与控制存在的主题，在福克纳的第二部小说《群蚊》中，得到了更加集中和深入的处理。一群艺术家应邀登上了一只游艇，得以无忧无虑地探讨词与物、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然而，他们的高谈阔论却频频受到现实的无情嘲弄。雕塑家戈登在与酷似其艺术理想的帕特里克小姐恋爱的过程中莫名其妙被抛弃了。计划周全的塔里奥费罗追求珍妮小姐遭受巨大挫折，使谙于世故的小说家费尔恰尔德惊愕不已，宣称如此奇特的真实故事定会令巴尔扎克也羞于再苦思冥想。在这样的现实中，往日被誉为立法人、预言家的艺术家们变成了卑微无能的“群蚊”，只能哀叹文艺无法再现“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现实生活，［④］哀叹语言活动非但不能传达意义，而且变成了一种将意义化为声音后再加以扼杀的“令人心碎的愚蠢行为”。［⑤］梅列金斯其认为，神话在２０世纪文学领域中的复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整个资本主义文明危机迫使人们诉诸人类共有的心理及玄学之本原，努力探寻超越社会－历史的限定以及空间－时间的限定的出路。二是神话因其固有的象征性，适合表现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永恒模式以及人类和自然界中的某些基本规律。［⑥］福克纳的头两部作品就表明了这样两个促使他转而诉诸神话的类似原因：一方面是没有上帝的现代社会混乱无序；另一方面是语言的极度贫乏。与许多现代主义作家一样，福克纳的神话创作也是立足于与现代社会形成某种对照的相对落后、稳定而又为自己熟悉的地域。因此，便有了他以故乡小镇奥克斯福特为原型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郡杰弗逊镇。这个神话世界最先出现在他的第三部小说《沙多里斯》中。“从《沙多里斯》起，”福克纳说，“我发现我自己的那块邮票大小的土地值得一写，而且我今生今世决不会把他写尽。通过化实为虚，我就可以发挥我的那点儿才华。……所以我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⑦］正是在这个他以为完全是属于自己的天地里，福克纳要创造一个与前两部作品中的那个世界不同的井然有序的神话世界。福克纳在《沙多里斯》中重建秩序的努力首先表现在他对贵族家族沙多里斯家族的神化上。小说里有两位沙多里斯家族神话的制造者。一位是老黑奴福尔斯。小说以对他的描写开篇，写他又来到老贝亚德的办公室，讲述后者的先父沙多里斯上校当年在内战中的英雄业绩。这种讲述已变成福尔斯的一种习惯。作者写到：“与往常一样，老人福尔斯又将约翰・沙多里斯带到这间屋里…。”福尔斯这次来不仅要重复沙多里斯上校的故事，还要将他保存５０年之久的沙多里斯上校的烟斗移交老贝亚德继续保存。老黑奴福尔斯的这些纪念与赞美沙多里斯上校的重复性活动对于巩固对沙多里斯家族的统治地位，维护传统的秩序，无疑是很有必要的。沙多里斯家族神话的第二位制造者是珍妮姨妈。珍妮姨妈“总是那么能说会道。…她的话生动有力，言简意赅。她用的大胆比喻连德摩斯梯尼也望尘莫及，连骡子也能心领神会…。”［⑧］她象福尔斯一样，也是反复地向多沙里斯家族的后代以及他人讲述沙多里斯上校及其弟弟的故事，为他们歌功颂德，“而且她年纪越大，故事本身也越丰富，变得象芳香、灿烂的美酒一般…”。［⑨］当然，沙多里斯家族神话的总设计者是小说作者。《沙多里斯》实际上就是一部沙多里斯家族四代人的历史。这个家族中有大庄园主、内战中的上校、铁路大王、银行行长、一战中的英雄等。在这部小说中塑造出这样一个豪杰辈出的家族，并赋予它无上的权威，这对于此前曾反复表现现代社会缺乏权威、毫无秩序的作者来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与福尔斯和珍妮一样，作者也经常运用重复这一制造神话的手法。为了强调传统的优越性，他用了许多细节来反复表现骑马比开车更加气派与安全，传统医药比现代医药更加有效。他还用了“约翰”和“贝亚德”两个名字来命名四代沙多里斯中的六位男性，从而造成了较为独特的重名现象。这一现象似乎也与作者要使沙多里斯家族的统治地位保持不变的愿望有关。作者要重建秩序的愿望还表现在对黑人和穷白人的抑制上。这些黑人和穷白人渴望自由和平等，从而对沙多里斯家族构成了威胁。老黑奴西门斯的儿子卡斯佩从战场上回来后，居功自傲，公然无视珍妮姨妈和老贝亚德的权威，拒绝为他们劳动，被老贝亚特一棒打倒在西门斯脚下，并挨了西门斯的一通责骂：“我一直告诉你，你的那些花花点子在这里行不通。你得感谢上帝给了你一个硬脑壳。你去套马吧。把你的那些关于黑人解放的言论留起来向城里人去说吧；他们或许能听的进去。再说了，我们这帮黑鬼要自由又干嘛呢？”［⑩］此后，卡斯佩再也没有任何不轨的言行。作者一边让西门斯训导儿子别存非分的想法，一边也把西门斯自己写成不知如何享用自由的人，写他一有空就去引诱一少女，结果在少女屋里被人砸开头颅。与黑人相比，穷白人对沙多里斯家族的威胁更大。卡斯佩虽然说要找一个白人女子玩玩，但他只是说说而已，而穷白人司诺普斯却以实际行动向沙多里斯家族展开了挑战。他接二连三地寄发匿名情书，与小贝亚特争夺贵族小姐娜西萨丝的爱情。最后，作者象处理黑人的结局一样，也写了司诺普斯一败涂地。娜西萨斯最后嫁给了小贝亚特。司诺普斯背着小人、骗子、窃贼等恶名，拖着一条伤腿半夜三更仓皇逃离杰弗逊。然而，无论作者怎样贬抑黑人和穷白人，褒扬贵族，他无法回避南北战争以后南方贵族家族普遍衰落的事实。小说中其实也提到沙多里斯家族丧失铁路所有权、小贝亚特不得不参加田间劳动等情况。但是，作者把沙多里斯家族的变故主要归咎于以被老贝亚特称为“毒蛇”的汽车为标志的现代科技。老贝亚特猝死在汽车里。小贝亚特开快车事故不断，最后和其孪生兄弟约翰一样，死在飞机上。作者的这种解释淡化了威胁他的那个神话世界的一个重要历史因素，即遭受压迫的黑人和穷白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福克纳在第一部约克纳帕塔法小说《沙多里斯》中制造的神话在他随后发表的《喧嚣与骚动》中得到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尽管这部小说仍以一贵族家族――康普生家族为中心，而且这个家族在历史上曾出过三位将军和一位州长，地位比沙多里斯家族显赫，但是作品描写的着重点却转到了这个贵族家族不可救药的衰败所带来的绝望与痛苦，以及他们为维护家族的声誉而做的最后挣扎之上。如果说沙多里斯家族还有发展的希望，因为《沙多里斯》最后写了第四代沙多里斯小贝亚特与贵族小姐成婚并生下一子，那么康普生家族的消亡到小说结束时已基本成为定局，因为第四代康普生的三位男性中无一人有家室。《喧嚣与骚动》对《沙多里斯》的第二点修改是强调了康普生家族衰败的社会原因。尽管有评论认为康普生家族衰败的根本原因在康普生太太身上，［①①］但小说表现了穷白人和黑人的难以被随意抑制的力量，与《沙多里斯》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照。在《沙多里斯》中，只有一个穷白人试图引诱一个贵族小姐，而且以失败告终。在《喧嚣与骚动》中，以流浪汉艾米斯・戴尔顿和戴红领结的无名演员为代表的许多穷白人引诱贵族小姐凯蒂和小昆丁都如愿以偿。在这部小说塑造的几个较为突出的黑人形象中，除了老黑奴迪尔西，大多不但象《沙多里斯》中刚退役返乡的卡斯佩那样好逸恶劳，而且还桀骜不驯，而白主人中已无人能象《沙多里斯》里的老贝亚特用棍子改造卡斯佩那样改造他们了。《喧嚣与骚动》里的这个世界一个缺乏权威、分崩离析的世界，其状况如同昆丁在钟表店里所见到的那样：“橱窗里有大约一打手表，显示着１２个不同的时刻，而且每只表都象我这只没有指针的表一样毫不含糊，各执一端。互相不断冲突。”［①②］在这种情况下，作家除了表现贵族们视死如归的气度，难以象在《沙多里斯》中那样再神化他们了。这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福克纳在写了《喧嚣与骚动》以后，便将注意力由贵族转向下层人，如《我弥留之际》中的穷白人本特伦一家、《圣殿》中的贩卖私酒者波普埃、《八月之光》中的血统不明的孤儿克里思特姆斯、《塔标》中的飞行特技表演者们，等等。一直到《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才又第三次捡起南方贵族生活的题材，写了塞特潘家族的历史，但这时的福克纳比在《喧嚣与骚动》中修改《沙多里斯》的神话的福克纳更加成熟了。奥道纳尔在《福克纳与后现代主义》中强调《去吧，摩西》用历史对《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神话所进行的批判的同时，似乎低估了《押沙龙，押沙龙！》自身的批判力度，尽管奥道纳尔提到此书内部“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批判。［①③］其实，《押沙龙，押沙龙！》对神话倾向具有有力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不仅写了约克纳帕塔法郡最大的庄园主塞特潘的衰败史，而且还写了塞特潘的发迹史。这是福克纳对自己处理贵族家史的套路的一个颇有意味的突破。福尔纳写沙多里斯家族和康普生家族的历史时，只上溯到两个家族中最强盛的那一代。至于那一代人是如何强盛起来的，两部小说没作解释。作者似乎认为，这两个家族既以强盛开始，就理所当然地应保持这种强盛，任何威胁这种状态的力量都是无理的，这两个家族的任何衰微都是不幸的。可以说，作者的这种意识是这两部家族史在《沙多里斯》和《喧嚣与骚动》中得以发端的基本前提之一。这个前提类似于神话的一个基本前提，即神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在《押沙龙，押沙龙！》中，那个神话般的“塞特潘百亩庄园”却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用从印地安人手中骗来的土地和黑奴们的血汗建立起来的。塞特潘也不是天生的庄园主。他出生在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的西弗吉尼亚深山老林里，随父亲迁到弗吉尼亚的泰德沃特后，才了解贫富差异，在因为贫穷而受到一个庄园主家的黑奴的轻辱后，才决意要当一个更大的庄园主，以洗雪耻辱。塞特潘的发迹过程出现在小说的后半部里。这样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前半部里的叙事者对塞特潘的神化而作出的。其次，《押沙龙，押沙龙！》对塞特潘家族衰败的社会原因，尤其是黑人的反抗，有着较为客观的揭示。在《沙多里斯》中，黑人受到丑化，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也被淡化了。对于南北战争这个黑人与白人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沙多里斯》中的白人和黑人都认为与蓄奴制无关，而且一点政治意味也没有，大家参战仅仅是闹着玩。沙多里斯家族的发言人珍妮姨妈说，南北战争中指挥官们追求的只是“纯粹的乐趣”：“杰伯・斯图亚特（将军）和贝亚德・沙多里斯的行为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没有丝毫的政治目的。”［①④］当老贝亚特问老黑奴福尔斯当年究竟为何随沙多里斯上校参战时，福尔斯答道：“我要是知道，我就不是人。”［①⑤］因此，导致沙多里斯家族衰败的原因似乎只有现代科技和该家族的鲁莽天性。《喧嚣与骚动》虽然比《沙多里斯》写了更多的黑人的散漫与不驯，但作者认为康普生家族的衰败主要是由于内部原因。他曾把这本小说称为“一个关于血液出了毛病的故事”，［①⑥］还不止一次地说这个故事写的是两个女人的堕落。［①⑦］在小说中杰生羞辱那些推销员时曾提及他们家拥有许多黑奴的历史，［①⑧］但仅这一次。而且如同《沙多里斯》，小说也回避了贵族家族的衰败与解放了黑奴的南北战争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有评论认为康普生家族的衰败与小说的南方背景没有什么关系。［①⑨］而《押沙龙，押沙龙！》不但写了黑奴在建立“塞特潘百亩庄园”中的重要作用，也写了黑奴争取解放的斗争在这个庄园以及建立在黑奴劳动基础上的整个南方农业经济的崩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塞特潘家族的衰败始于被塞特潘离弃的混血妻子与儿女对他的报复。这一报复在小说中与南北战争几乎同时发生，并非是一种巧合；它传达了作者对南北战争性质的新认识。这种认识通过一些人物之口得到了清楚的表达。科尔德菲尔德先生和昆丁就曾明确地把南方在南北战争中的失败归咎于它“没有把其经济大厦建立在严格的道德这一坚实基础之上”［②⑩］以及南方的“森严的等级制度”。［②①］瓦因思坦对《押沙龙，押沙龙！》在描写黑人上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他说，与福克纳以前的作品不同，在《押沙龙，押沙龙！》中，“黑人被置于一个广大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结构之中。”［②②］《押沙龙，押沙龙！》用历史批判神话的第三点表现，是作者在叙事结构上把这本小说写成了一个不断用史实多、神话少的叙述修改史实少、神话多的叙述，不断接近历史真相的过程。整部作品的叙述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叙事者罗莎是塞特潘的小姨子，也是所有叙述者中唯一见过塞特潘的人。然而，她的叙述中的事实最少，而且她的叙述，就象《沙多里斯》和《喧嚣与骚动》对沙多里斯和康普生的家族史的叙述那样，基本上也是从塞特潘家族开始衰败以后起头的。因为不了解塞特潘的发迹经过，不了解她所叙述的那些事件的原由与关系，她解释塞特潘家族衰败原因时便大量地诉诸神话。其中主要的是把塞特潘说成恶魔的神话。她把塞特潘比作“童话中令孩子们害怕的恶魔与怪兽”，［②③］说他是个“看不见光亮的蝙蝠样的形象，由于愿意受罪，被地下魔灯的强烈光亮给投射了上来…。”［②④］罗莎制造的神话受到了第二位叙述者康普生先生的修改。康普生先生虽然从未见过塞特潘，但他从父亲康普生将军以及其他知情人那里了解到比罗莎所经历的要多得多的知识。例如，关于塞特潘来杰弗逊建起当地最大的庄园这件事，罗莎只编造了这样的简短神话：“这个魔鬼――他名叫塞特潘…似乎没有来历，就这样骤然领着一帮陌生的黑鬼来到此地，…眨眼间就建起一个庄园”。［②⑤］而康普生先生则了解塞特潘的来历以及他六年创业的经过。丰富的历史知识使得康普生先生不象罗莎那样绝对，把塞特潘只看作恶魔。他说：“你是否注意到，当我们重构男人们和女人们的动机时，我们是多么经常和惊讶地发现自己会得出这样的信念，这样可能得出的唯一信念，即那些动机起源于某些旧时的美德？小偷行窃并非出于贪婪，而是出于爱心；杀人者行凶并非出于私欲，而是出于同情？”［②⑥］康普生先生的这种相当辩证的思维方式与罗莎片面、静止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照。正是基于他尊重历史的态度，康普生先生在解释不了享利为何杀勃恩时，不象罗莎那样编造神话，把责任统统推到塞特潘身上，而是坦率地表示自己无能为力，承认“一定缺少了什么事实”。［②⑦］这个缺少了的事实在小说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它，不仅叙述者们无法解释享利为何杀勃恩、塞特潘家族为何会衰败这类重要问题，也会使小说的用历史修改神话的主题大为削弱。福克纳运用回避、省略等手法，把这一事实一直推迟到罗莎和康普生先生的叙述充分暴露出因缺少这一事实而存在的问题之后，才让第三位叙述者昆丁做出交代。这一作法本身就反映了作者想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的意图。这个被悬置了近一年书的事实就是勃恩有黑人血统。塞特潘正是因为勃恩有黑人血统而不愿认这个儿子。勃恩则为了得到白人生父的承认而坚持斗争，直至提出要娶同父异母的白人妹妹失迪思。于是，塞特潘只得对儿子享利说了勃恩是黑人，使享利杀人黑人哥哥，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导致塞特潘家族灭亡的事件。《押沙龙，押沙龙！》对于南方庄园主的命运与黑人的命运之间这种密切关系的揭示，是对罗莎的叙述以及福克纳前期作品中有关庄园主的那些神话的一次较大修改。罗莎关于塞特潘是恶魔的神话掩盖了以塞特潘为代表的庄园主与以勃恩为代表的黑人之间的矛盾。福克纳最后写她在极度的困惑中死去，也能反映他这时对待神话的态度。通过以上对《沙多里斯》、《喧嚣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福克纳不断用历史修改神话，从而使约克纳帕塔法这个神话世界变得更具体、更复杂、更接近历史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奥道纳尔所强调的福克纳在《去吧，摩西》中表现出的对现代主义神话倾向的批判精神，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至于如何给福克纳定性的问题，是把他继续看作现代主义作家，还是把他改定为后现代主义作家或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于一身的作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福克纳具有很强的自我修改能力。他能以很大的勇气和很快的速度不断修改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自己的前期作品，从而能在贫穷落后的南方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富有特点的伟大作家。注释：① ①③Patrick O'Donnell,"Faulkner and Postmodernism",Philip M.Weinstein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illiam Faulkn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49,36.②斯托诺姆曾对贯穿福克纳创作生涯的自我批评精神做过较为全面、深入的讨论，但他的讨论侧重于福克纳的自我批评精神在其叙事手法的发展上的表现。见 Gary Lee Stonum:Faulkner's Career:An Internal Literary Histo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③William Faulkner:Soldiers'Pay(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4),p.85.④⑤William Faulkner:Mosquitoes(New York:Liveright,1955),PP.181,186.⑥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３―４页。⑦ ①⑥ ①⑦James B.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 ed.,Lion inthe Garde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8),255,PP.222,222―224.⑧ ⑨ ⑩ ①④ ①⑤William Faulkner:Sartoris (Random House,1956),PP.38,9,83,10,227.①①见 CLeanth Brooks:William Faulkner:The Yoknapatawpha Count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333,334,344页。另见Andre Bleikasten:The Inkof Melanchol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75页。①② ①⑧ William Faulkner:The Sound and the Fury(Random House,1957),PP.104,256.①⑨见 William Faulkner:The Yoknapatawpha Country,334,344页。另见Edmond L. Volpe:A Reader's Guide to William Faulkner(New York:OctagonBooks,1981),95,104页。②⑩ ②① ②③ ②④ ②⑤ ②⑥ ②⑦ William Faulkner:Absalom,Absalom!(vintage,1972),PP.260,345,158,171,9,121,101.②②Philip M.Weinstein:Faulkner's Subject(Cambridge,University Pre【关 键 词】,1992),P.53. （特邀编辑：刘树森）＊
|
[
"Education",
"Art",
"Enviornment",
"History",
"Space",
"Politics",
"Medical",
"Computer",
"Literature",
"Energy"
] |
History
|
【 文献号 】2-4862 【原文出处】行政法学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026-028 【分 类 号】Z1 【分 类 名】出版工作、图书评介 【 作 者 】赵秉志/胡旭晟 【复印期号】199511 【 标 题 】当代廉政建设的历史借鉴――读《唐律与唐代吏治》一书 【 正 文 】 眼下法史研究之艰难，学术界尽人皆知。然而，正是在这种困境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由钱大群教授主撰的“唐律系列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其中所见之治学精神与学术成就俱足称道。而假如说前三部著作（《唐律译注》、《唐律论析》、《唐律与中国现行刑法比较论》）各具学术价值的话，那么这第四部《唐律与唐代吏治》（钱大群、郭成伟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以下简称《吏治》）则同时更具实践价值。大唐盛世代表着古中国的最高成就。如此盛世的造就，虽然原因颇多，但相对清明的吏治当是其中之著者。因而，检讨唐代吏治的经验教训及其与法制的关系，这对廉政建设之任务日益迫切的当代中国来说，无疑是极有现实意义的。在着手研究唐代吏治及其法制时，作者选取了一个有利且有益的考察角度：职务犯罪。正如该书“后记”所言：“唐代国家依国务活动的各个方面来构造国家机器，又根据国务活动的划分来制订刑律的篇章并同时罗列官吏的职务犯罪。因此，职务犯罪是封建刑律的重要内容，也是封建吏治的最重要方面，唐代刑律也成了封建国家实施吏治的主要工具。从研究职务犯罪入手，了解唐律与唐代吏治的关系，是研究唐代吏治的必由之路，更是深入研究唐律任务、性质与特征的一个不能不涉及的重要领域。”应当承认，这样的角度是独具慧眼的，尤其当我们考虑到中国古代法的独特性质时。仅就其性质而论，我们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古代法归结为“刑”；但若据此断言中国古代法都是惩罚性法规，那就要失之片面了。单以古代吏治立法来说，《吏治》一书认为，古代中国的传统特点是“正面性立法与惩罚性立法并举”、“奖励性法规与惩罚性法规并举”；而唐代立法更是如此，具体而言，一方面，其“吏治的正面性立法主要由令、式、格来担当”，另一方面，“刑律惩治职务犯罪是维护吏治的主要手段”；唐律因而能“在更高水准上贯彻奖励与处罚相结合的历史传统”（详见该书第一章）。所以，作者明确指出：“唐代吏治立法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国家的主要法律种类都一致地重视吏治立法，国家的吏治成为整个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所有的法律形式协同配合起来，确立起吏治立法的整体机制。”（《吏治》，第７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这无疑是唐代吏治的主要成功经验，也是应当为现代中国廉政建设所借鉴和借重的重要之点。不过，作者也同时指出，唐律之所以能成为唐代维护吏治的主要杠杆，其根本还“在于它有严密、系统而又切合实用的职务犯罪法”（第１８页）。“唐律几乎把《令》、《式》中重要的正面性制度，都照应地制订成惩罚性的刑法条文来加以保证。正面性的吏治立法内容越全面越多，刑律中职务犯罪的范围也越广泛，越齐全”（第１７页）。从总体上看，唐律中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条文约占有全律的三分之一，全面涉及到国家政务的所有重要领域，最具体生动地体现了古代中国“明主治吏不治民”的传统思想。细细想来，在这种思想原则里，恐怕也不乏现代中国所应借鉴的因素。《吏治》一书的可贵之处主要在于，它通过对史料的勾扒梳理，全面总结了唐律对当时吏治的杠杆作用，并向今人展示了唐代吏治建设的基本面貌。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许多制度和措施，对于当代中国的廉政建设仍有着极大的实际参考价值。以下仅从中取其三例――选任官职的回避制度、有关监督官员为政清廉的法律措施、以及官吏违法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略加说明。现代国家多有司法审判回避制度，唐代亦然。但唐之独特在于，它还从廉政出发，于官吏任所与职位的选任上实行一系列回避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１）地方官避本籍。唐代除京兆、河南二府以外，地方的刺史、县令等官不得选任本籍之人，甚至同州邻县也不得担任。（２）中央高官之近亲避任京畿。中央高级官员本人即处京城，因而其子弟近亲，不得于京都及郊县任职。（３）中央高官子弟避任监、谏官。中央官员若有罪过，得由监察官与谏官奏弹；如其子弟担任监、谏官，则显然不便于实行弹劾。（４）亲戚避同署联事。唐代法律规定，有亲戚关系者不可在同一理事部门共职；尤其是担任各部门监察职务的勾检官，不得由与同署有三等内亲戚关系者担任。（５）官吏不得在辖区内娶亲。依唐制，州县官吏在任时，不得与辖区内百姓通婚联姻；违者不仅强制离异，且要处以刑罚；“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其在官非监临者，减一等。”（《唐律疏议・户婚律》）。以现代眼光来看，如此严格的回避制度未免太过极端，甚至不近人情，但它对于防范官员因亲属和乡党关系而徇私却是极为有效的，其中的确包含着应为现代中国所借鉴的东西。监督国家官员为政清廉，这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共同课题。唐朝在总结、继承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其肃贪倡廉法律制度所达到的完备程度是出乎常人意料的，其中诸多内容足以为当代中国所效法：（１）严惩各种形式的贪污、贿赂。对于官吏贪污，唐律不仅严惩监临主守自盗与监所监临财物，而且惩治变相的贪污行为。比如，以次等之私有财物换取较好之官有财物者，“以盗论”；市场管理官员评定物价不公、且自己从中取利者，也“以盗论”，等等。关于贿赂罪，唐律严惩“有事以财行求”的行贿罪和官吏受贿，且不论官吏是否枉法行事；为防范较为狡猾的贿赂犯罪，唐律还对事后贿赂行为予以严惩：诸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唐律疏议・职制律》）。（２）建立准贿赂、准贪污的罪罚制度。为杜绝官吏非法收受财物，唐律还严惩以下准贿赂、准贪污性质的犯罪行为：其一为“受所监临财物”――收受部属财物罪，其处罚幅度，比一般非监临主司官员的受贿罪尚要重二等；这“在立法上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它与现代的关于官吏的财产与其收入不符的立法相比，更富有预防性和监督作用。”（第３２９页）其二是惩治官吏于使派之所接受送遗。出使官员在出使之地接受财物，与“受所监临财物”罪同等处罚；于出使途中接受财物者，比照出使之所收受财物减一等，但若出使者为纠弹官，则不减等。其三是征治非法食用官费置办之酒食，犯者以“坐脏论”、“准盗论”；这对防范和惩治公款吃喝之风是大有益处的。（３）惩治各种“请求”罪。唐代法律将基于某种利害关系而请求国家官吏曲法处断的行为视做“请求”罪，内容主要包括：其一，惩治官吏进行请求或答应请求。官吏为自身或受他人之托而行“请求”，或者执掌权力的官吏答应“请求”，这都是犯罪；只要“施行”所请之事，双方的最低刑为杖一百。其二，严惩“监临势要”者为人嘱请。凡身处高位或手握实权者为人嘱请，加重处罚。其三，严惩官吏接受财物为人请求。刑律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准枉法论”（《唐律疏议・职制律》）。（４）惩治官吏索取百姓财物罪。其一是惩治依官势乞索财物。官吏向百姓乞索财物，照坐赃罪减一等处罚；但若是强要，则加二等处罚。其二是惩治搜刮辖区内财物送人。官吏领人搜刮部内人财物送给别人，即使自己未得财，也“以受所监临财物论。”（５）惩治官吏非法役使部下及百姓罪。依唐制，一定级别的官员都有法定在编、供其役使的吏员；违制役使部下及辖区内人丁都要处罚。官员私自役使辖区内之民人及部下，“以受所监临财物论”；监临官员私人役使公家低级吏员，也以坐赃论；官员役使供己使用之人而向他人出卖其劳力以赚工钱者，亦以坐赃论。唐代监督官员为政清廉的制度、措施尚有许多，以上所述仅为其中较为显著、且应为现代所借鉴者。现代社会无不以平等为其价值追求。执着于此道的现代人常常对古代社会的种种特权和不公大加鞭伐，激情所至，往往在认识上有失偏颇，以致产生某些极为重要的遗漏。《吏治》的作者因而冷静地指出：“以往的研究，一般只注意了唐代的官吏在法律上处于优待的特权地位，而较少地注意或者说是忽视了官吏在法律上同时被置于从严受监督的地位。官吏虽然在同百姓相互侵犯的犯罪中处于特权地位，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又处于受加重处罚的地位。”（第３１５页）显然，这既是古代吏治经验的结晶，也是唐代吏治严谨的反映。通过《吏治》的研究，我们看到，唐律不但将握有统领管辖实权的“监临主守”官作为重点监督对象，而且常常对其犯罪实行加重处罚的原则（详见该书第十五章）。比如，从受贿罪说，监临主司官之受贿分“枉法”与“不枉法”两种，即便是“不枉法”之较轻情节，也比盗窃罪的处罚重三等；监主枉法还有死罪，而盗窃无死罪。以盗窃罪说，监临主守犯盗窃罪，不仅一律撤职查办，而且其刑罚比一般人犯盗窃罪加重二等。从性犯罪看，监临主守官吏之犯罪，其处罚亦“加奸罪一等”。再以共犯之处罚而论，在唐律中，共犯以“造意”者为首犯；但若监临主守官与一般民人、吏员共同犯罪，即使后者是造意人，仍以监临主守为首犯，一般人则以从犯论处。此外，监临官若频犯性质严重的经济犯罪，则并不实行通常的数罪并罚原则，而是累加后实照总罪处罚；官吏的非经济犯罪，除规定其基本刑罚外，若有经济后果，则再按所谓“赃值”追究其超过基本刑的罪责。凡此种种，无不贯彻着官吏犯罪加重处罚的原则。倘若仅仅拘泥于形式上的平等，则对官吏加重处罚就会如同其法上特权一样不足称道；但如果眼光再深邃些，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原则对任何一个于廉政建设有诚意、有决心的社会来说，恰恰都是绝对必要的。《吏治》作者在书的结尾处强调指出：“重视官吏的守法状况对法律实施的作用和影响，把吏治作为整个法制确立中的重要一环来抓，这是借鉴唐代吏治经验所必然得出的结论。”（第３７４页）应当说，这样的结论是公允而又富有价值的。常言道，“开卷有益”；我们相信，对于关心当代中国廉政建设、抑或关心我国刑法中职务犯罪制度之改进和完善的人们而言，阅读《吏治》一书，是会富有启迪和收益的。（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责任编辑：许可祝）
|
[
"Communication",
"Space",
"Law",
"Sports",
"Literature",
"Medical",
"Mine",
"Philosophy",
"Transport",
"Military",
"Electronics",
"Enviornment",
"Agriculture",
"History"
] |
History
|
宇航学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8年 第19卷 第1期 No1 Vol.9 1998科技期刊基于神经网络在线建模的非线性动态系统中传感器故障检测方法钮永胜 赵新民(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化测试与控制系*哈尔滨*150001)摘 要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神经网络在线建模的动态非线性系统中传感器故障检测方法,它首先利用神经网络在线建立动态非线性系统的超前一步预测模型,然后利用神经网络对传感器的预测输出和传感器实际输出之差与一预定阈值比较以检测传感器故障。本文的优点是可以检测多个传感器故障,同时由于采用在线学习方式,非常适于航天器自主系统传感器故障检测的需要。此外,故障检测阈值的选取也比较简单。为了验证本文方法,仿真了一控制系统中同时发生漂移故障的两个传感器故障检测过程。结果表明,方法十分有效。主题词 非线性系统 传感器故障 故障检测 神经网络 在线学习MULTIPLE SENSOR FAILURE DETECTIONIN NONLINEAR SYSTEM BASEDON SYSTEM IDENTIFICATION METHODUSING ON-LINE LEARNING NEURAL NETWORKNiu Yongsheng Zhao Xinmin(Dept.of Automated Test,Measurement and Control.,Harbin Instiute of Technology*Harbin*150001)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novative approach for multiple sensor failure detection in a nonlinear system based on system identification using an on-line learning neural network.The approach builds an one-step ahead prediction model for the nonlinear system using an on-line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firstly,and then the discprepancy between the on-line estimations of the sensors using the built neural system model and the actual values of them is compared with a predetermined threshold to detect sensor failures.One advantage of the approach is the ability to detect multiple sensor failures.Another advantage is that it may be suitably used in autonomous systems with the neural network learning and working on-line.The method is proved to be very effective by a simulation result of detecting two sensor failures for a space robot system.Key words Nonlinear system Sensor failure Fault detection Neural network On-line learning1 引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高性能的航天器和空间站机器人需具备对传感器故障的容错能力。作为测量控制系统中诸参量的关键部件,如果传感器发生故障,包括硬故障和软故障,就会影响系统的运行。事实上,传感器是控制系统中比较容易损坏的器件［1］,因此控制系统需检测传感器是否发生故障,如果检测出传感器发生了故障,则报警,并调用备份传感器,或重构控制率以确保整个控制过程的顺利进行。美国NASA曾规定空间机器人控制系统应有一个故障诊断系统［1］。目前传感器故障诊断方法有多种,比较多的是采用分析冗余方法［1］,人工神经网络方法［2-6］等。采用分析冗余方法需要系统的精确数学模型,所以这个方法难以应用于具有模型不确定性的系统和非线性系统。已有的应用神经网络检测传感器故障方法则存在以下缺点:1.难以检测多个传感器故障。2.仍需系统的数学模型来估计系统的状态矢量。3.只能完成静止映射,即神经网络输入和输出都是在同一时刻。4.没有考虑系统的输入量。为此本文提出采用神经网络建模的传感器故障检测方法。此方法的优点是可以检测多个传感器故障,同时由于采用在线学习方式,非常适用于航天器自主系统故障检测需要。此外,故障检测阈值的选取也比较简单。通过对一实际控制系统［1］中两个传感器漂移故障检测的仿真表明本文方法是有效的。2 基于神经网络在线建模的传感器故障检测方法一个多输入多输出非线性动态系统:y(k+1)=F(y(k),…,y(k-m+1),u(k+1),…,u(k-n+1))(1)(u(k+1)是一p维输入矢量,y(k+1)是一q维输出矢量,n,m是输入和输出的最大延迟,对于线性系统n=m=1,F(…)代表一般的非线性函数)。可以用一个前馈神经网络和带延迟的输入、输出来表示［8］:(2)训练前准备好所有的输入输出数据,然后采取批处理训练方法建立系统的动态非线性数学模型,也可以采取在线递推方式建立,原理如图1所示,神经网络为多层感知器模型［3,8］,如图2所示,其中i,j,k分别表示输入、隐层、输出层,Wij,Wjk分别表示输入与隐层之间的权值和隐层与输出层之间的权值。图1 动态非线性系统模型在线辩识的神经网络方法和传感器故障检测原理图2 神经网络预测器结构在线建立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和传感器故障检测的具体步骤是:(1)假设已经观测到k+1时刻的传感器正常输出样本y(k-m+1),…,y(k),y(k+1)和系统控制输入u(k-n+1,…,u(k),u(k+1),我们用k+1时刻以前的输入和k时刻以前的输出u(k-n+1),…,u(k),u(k+1),y(k-m+1),…y(k)作为网络的输入,用k+1时刻的输出y(k+1)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出,应用误差反向传播算法(BP算法)迭代学习,直到一定迭代次数或一定的训练精度权值收敛。(2)数据向前递推一步,利用收敛后的神经网络连接权值,用k+2时刻以前的输入和k+1时刻以前的输出u(k-n+2),…u(k+1),u(k+2),y(k-m+2),…,y(k+1)作为网络的输入,预测k+2时刻的系统输出估计值(3)无传感器故障时y (k+2),十分接近,两者之差仅为递推误差和传感器输出噪声,而当传感器发生故障时,相应的残差分量将显著增大,所以如果传感器在k+2步的估计输出 和实际输出y(k+2)之差(残差)分量的绝对值｜y i (k+2)θ为一个事先确定的阈值,则可以判断第i个传感器发生故障。(4)如果传感器没有故障,即,则将k+2时刻以前的输入和k+1时刻以前的输出u(k-n+2),…,u(k+2),u(k+2),y(k-m+2),…,y(k+1)作为网络的输入,而将k+2步数据y(k+2)作为网络的输出再次学习直至网络权值收敛到一定的输出精度并返回第3步直至检测到传感器故障。由于神经网络每步只在线学习一组样本,而不是如离线方法那样学习所有的样本,所以收敛速度很快,可以保证实时检测故障的需要。用于建模的前馈神经网络结构常根据经验和试错方法选择。本文根据试验选择神经网络结构。阈值的选择在故障诊断领域是一个难点［1］,取得过小,当传感器输出噪声比较大时容易引起误报警,阈值取得过大,则难以检测小的传感器故障,引起漏报警。本文根据样本预测误差和噪声标准偏差的大小来确定阈值,即用样本预测误差Δ和3倍传感器输出噪声标准偏差σ之和Δ+3σ作为阈值。由于递推估计输出和传感器实际输出误差在各个采样点并不一样,所以本文用传感器输出最大斜率ρ和采样间隔Δt之积ρ×Δt作为最大预测误差Δ,事实上,预测误差的上限也就是这一数值。这样选择阈值消除了由输出噪声和学习误差引起的误报警,当然也有可能稍微选择偏大,从而难以检测小于阈值的传感器微小故障。如果多个残差分量发生显著变化,则可以断定多个传感器发生故障。3 仿真实例本文以工业机器人传感器故障的实时诊断仿真说明本文方法,且假定系统是正常的,即传感器是在系统正常条件下发生的。所用的机器人数学模型是一强耦合、非线性系统模型,经过离散化后为［1］:(3)式中D(k)=a1+a2cos(x4(k))E(k)=a3+a2cos(x4(k))/2A(k)=a2sin(x4(k))［x1(k)x2(k)+x22(k)/2］-a4cos(x3(k))-a5cos(x3(k)+x4(k))+u1(k)B(k)=-(a2sin(x4(k)))x21(k)/2-a5cos(x3(k)+x4(k))+u2(k)C(k)=(a1+a2cosx4(k))a3-(a3+a2cosx4(k)/2)2(4)其中u1(k)=125-5(1-exp(-0.2k))u1(k)=125-10(1-exp(-0.2k))(5)u1,u2为输入,e为零均值,方差为diag［0.00001,0.00001,0.00001,0.00001］的白噪声。y1,y2,y3,y4分别是测量机器人两个肘关节的角速度和角位移传感器。T为采样间隔,其值为0.001秒,共有100个采样点。并设a1=3.82,a2=2.12,a3=0.71,a4=81.82,a5=24.6。根据作者以前的工作［2］,选择单个隐层的神经网络结构,神经网络的输入节点为8个,分别为y1(k),y2(k),y3(k),y4(k),u1(k),u2(k),u1(k+1),u2(k+1),神经网络的输出节点为4个分,分别是y1(k+1),y2(k+1),y3(k+1),y4(k+1),选择结构为8∶5∶4的网络在线建立机器人动态模型并用它检测传感器故障。本文假定角速度传感器y2和角度传感器y4在第50个采样点同时出现了速率较大的漂移故障如图3,5所示。两个传感器同时发生故障的情况在控制系统中是较严重的情况,但采用本文方法也可以对付这类故障。图4,6示出了在线学习神经网络预测模型预测两个传感器输出和它们实际输出的残差与检测阈值的关系,阈值分别为0.024,0.0182,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在第51个采样点检测出了两个传感器漂移故障。图3 神经网络预测输出和角速度传感器漂移故障图4 角速度传感器故障诊断过程图5 神经网络预测输出和角速度传感器漂移故障图6 角速度传感器故障诊断过程4 结论本文研究了建立动态非线性系统预测模型的神经网络在线学习和检测传感器故障方法,通过一仿真实例,说明本文方法可以在线检测传感器故障。本文方法具有下述特点:1.适用于复杂系统,特别是非线性系统中的传感器故障检测。2.能够预报传感器是否发生故障,并可以检测多传感器故障。3.本文方法只能检测速率较大的漂移故障和突变类型故障。4.本文是在假定系统正常条件下研究传感器故障检测的,如果系统和传感器同时发生故障,则需进一步研究如何区分两类故障。事实上,有关这一问题在故障诊断领域仍是个难点,我们将另文讨论。参考文献1周东华,孙优贤.控制系统的故障检测与诊断技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Guo T.-H. and Nurre J.Sensor Failure Detection and Recovery by Neural Networks.IJCNN,1991:1221-12263Zhao Xinmin,Ye Xiaochun,Zhang Chen.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for Sensor Failure Detection in Hovercraft Engine.IEEE Annual Conference on Instrument and Measurement,Hamamatsu,Japan,1994:167-1704Napolitano M R,et al.Neural-network-Based Scheme for Sensor Failure Detection,Identification,and Accommodation.AIAA Journal of Guidance,Control,and Dynamics,1995,18(6):1280-12865Napolitano M R,et al.A comparison Between Kalman Filter and Neural Network Approaches for Sensor Validation.AIAA paper 96-38946Bulsari A,et al.Sensor Fault Detection Using State Vector Estimator and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s Applied to a Simulated Biochemical Process.Actapolytech Scan,Chemical Technology and Metallurgy Series,1991:1-207Patton R J,et al.Neural Networks Based Fault Diagnosis for Nonlinear Dynamic Systems.AIAA Paper 95-32198黄远灿.基于神经网络的非线性系统辨识算法.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论文,1995
|
[
"Mine",
"Enviornment",
"Space"
] |
Space
|
【 文献号 】3-1336 【原文出处】文艺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805 【原刊页号】⑵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敖忠 【复印期号】199709 【 标 题 】20年中，现实主义两次崛起的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事实提 醒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反映论，我们的文艺才能走向兴盛和繁荣。现实主义与文艺反映论【 正 文 】 一张韧同志的《’96现实主义小说的回思》（见本年3月25日《文艺报》是一篇有分量的文章。但文中把现实主义在近20年中的沉浮变迁分为三个阶段，把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也视为一次现实主义浪潮，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对“新写实”必须作出分析，其小说创作的一部分的确是具有现实主义文学性质的；但其理论上的自然主义倾向，以及在此种理论指导下产生的某些一味表现“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或表现人之原欲和本能的带有明显生物化特征的作品，却与现实主义大相径庭。新写实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产生过一些影响，但毕竟没有形成显赫的声势。故本文认为，新时期文学领域现实主义形成浪潮，主要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和最近一段时期这样两次。借用一度流行的话语，也不妨说是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两次崛起。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是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轫的。这篇作品通过谢惠敏、宋宝琦两个中学生形象，真实地反映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文革”10年极左思潮对青年一代的严重毒害，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一经恢复，接着便有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篇《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短篇《乡场上》、《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一系列佳作不断问世，一时之间造成轰动效应。70年代末期开始的这种现实主义浪潮，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新中国文学事业一次空前繁荣的景观，至今令人思慕不已。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未中断，但因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挤压、冲击等原因，其势头显然是减弱了。8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与大众的关系一度出现疏离，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最近一段时期，情况有了变化。这就是近两年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再一次崛起。在小说创作方面，何申的《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及其续篇、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一大批反映当前农村、工厂现实生活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和评论界的热情关注，已经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在影视创作方面，《苍天在上》、《孔繁森》、《夫唱妻和》、《离开雷锋的日子》等，也都受到社会各阶层观众的好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曾经热衷现代主义并且发表了相当数量作品的作家，最近也悄然转到现实主义方面来。突出的例子是青年作家张宏森。他曾经运用现代派手法创作过《阳光与蛇》、《狂鸟》等作品，群众反映冷淡，引起他的深入思索，终于转向现实主义，继《大交叉》、《车站》、《梁子》、《西部警察》等优秀作品之后，最近的《车间主任》由电视到小说都获得重大成功。前不久，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一套8部的《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评论界认为，“8部长篇的最大长处是面向生活，抒写时代，塑造了一批新的人物形象，既继承了山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有新的发展。”8部长篇“大多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生活出发，真实描绘生活中的人物和故事，刻画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人际关系”（见本年4月29日《文艺报》报道）。许多事实表明，现实主义创作目前正呈方兴未艾之势。二现实主义为什么会有这两次崛起？研究一下它们的背景，也许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经验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前一次崛起出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人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把文艺界紧紧绑在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战车上，无视审美创造的客观规律，颠倒文艺同生活的关系，极力鼓吹“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三突出”等唯心主义谬论，同时利用并歪曲毛泽东同志“两结合”的口号，制造一种完全脱离现实基础的虚假的“浪漫主义”，使文艺成为一种赤裸裸地图解其反革命政治的东西。群众斥为“瞒和骗”或“假大空”的文艺就是这种货色。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统治，使我国社会主义文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造成了毛泽东同志所尖锐批判的那种“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严重局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对此早已积愤于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更给文艺界送来了和煦的春风，文艺领域解冻了。窒息多年的文艺生产力一旦获得释放，一大批真切地反映人民生活的有血有肉的文艺作品便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就有了近20年中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次崛起。近两年现实主义文学的再一次崛起，是与10余年来文艺领域的现代主义思潮相联系的。我国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潮流从80年代开始盛行至90年代中而日趋式微，大约经历了10年以上时间。对于这种在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绘画等领域都有过一定影响的思潮，要全面评论其功过得失，似乎尚须假以时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方现代各种流派艺术方法的引进，必须与传统深厚的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相融合，即经过我们的消化、吸收，使之真正化为发展、壮大我们民族文化所需要的一种养分，否则断难在华夏大地扎下根来。新时期各种“先锋”、“新潮”名目的文艺作品大多成为过眼烟云，症结恐怕正在于缺少了这种“融合”。这个问题，这里暂不作深入讨论。笔者以为，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创作上出现一些模仿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并不足怪，也无关大局，真正为着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而借鉴、探索，倒是我们一以贯之地提倡和鼓励的。问题在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过程中某些人理论上抛弃正确的美学原则，蔑视艺术规律，用一种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盛行一时的“文学主体论”就是一种代表。文艺是一种需要发挥个人主观创造性的领域，但这种主观创造性又总是受到一定时代的生活的制约。文学主体论者对所谓“主体性”作了无限制的夸大。他们认为作家作为一种“全面完整的人”，根本不需要到人民大众中去，只要充分“开发内宇宙”就够了。他们把作家的“内宇宙”描绘成完全“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具有“无比丰富性”的“另一自然”，是文艺创作的“第二种源泉”。由是，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多年的“深入生活”这件事被某些作家抛到九霄云外，什么作家与人民，与时代的结合，什么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什么文艺的社会批评方法等等，通通被说成是“过时”的东西！由是，在文艺创作领域，那种远离时代生活，歪曲革命历史，甚至美化阶级敌人、丑化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神吹瞎侃、胡编乱造的作品，不仅畅行无阻，而且受到吹捧，获得大奖。不少作家、评论家对此曾经表示过强烈不满，只是因为另一种声浪过高，他们的正确声音反而被掩盖了。针对文艺工作中的偏向，中央领导同志多年来从正面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和繁荣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之中。”这是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规律的深刻揭示。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认识到，文艺工作只有走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和群众的期盼，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以为，近两年现实主义文学的再次振兴正源于此。三表面看来，20年中现实主义两次崛起的背景是很不相同的。前者出现在人民看厌了“四人帮”的“假大空”文艺，并且结束了“四人帮”极左路线对文艺的统治之后；后者则是在改革开放年代现代派文艺被广泛引进又日渐衰落的情形下发生的。但若着眼于文学自身，我们则不能不说，两次崛起的背景其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两次崛起都是在文学程度不同地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现实生活的背景下出现的，实质上都是对于一种背离“二为”方向、背离艺术创造规律的倾向的反拨。无论“四人帮”“从路线出发”的“假大空”文艺，还是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主体论”，其哲学基础都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都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反映论。80年代的文学主体论者就公然倡导作家“从反映论向主体论转移”。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一律说成“直观反映论”、“机械反映论”，给它加上“忽视作家主观能动作用”、“忽视艺术家审美创造”等等罪名，明显地表现出否定的态度。毛泽东同志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的最精确的表述和概括。这里“忽视”了“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没有呢？没有。“忽视”了“艺术家的审美创造”没有呢？也没有。什么是“反映”？毛泽东早说过，反映就是要“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这不就是说的反映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吗？毛泽东强调“革命的”文艺作品，必须由“革命作家”才能创作出来，这就指出了创作主体世界观对创作的积极作用。毛泽东还说过“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又是对作家、艺术家“审美创造”的充分肯定。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反映论把文艺反映生活看成一个主观与客观的辩证运动和统一的过程，这同“直观反映论”、“机械反映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恰恰相反，这正是对文艺反映生活之特殊规律的本质抽象。历史事实不断提醒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反映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走向兴盛和繁荣。近20年中现实主义文学的两次崛起，也正好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责任编辑注：张韧同志的《’96现实主义小说的回思》一文请见本专题复印资料1997年第6期38页。
|
[
"History",
"Energy",
"Education",
"Law",
"Philosophy",
"Medical",
"Electronics",
"Literature",
"Enviornment",
"Military",
"Space",
"Sports",
"Art",
"Mine"
] |
History
|
【 文献号 】4-4757 【原文出处】出版广角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199706 【原刊页号】42～43 【分 类 号】Z1 【分 类 名】出版工作、图书评介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历史的选择 ――重读胡真《我的出版观》【 作 者 】傅岩山 【 正 文 】 早已年过花甲的湖南出版界老前辈胡真先生，是众多不甘寂寞的老同志中最不甘寂寞的一个。虽说主持湖南出版工作不过数年时间，但其在岗之时留下的好作风，却永远不会过时。耳闻目睹出版的现实，先生时时有坐不住的感觉，于是去年先生整理出版了《我的出版观》一书，作为对于数年出版行政管理工作的回顾，自然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经验。今年，胡先生认真从事，精心修整，又出了修订版，增加了三数万字的新内容。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老同志们在这些方面作出的努力，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再学习。胡真先生，１９２１年出生于江苏无锡。１４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上海创办《动荡月刊》，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宣传拉丁化新文化。１９３６年秋冬又创办了《少年人》杂志，请当时的文化名人宋之的、张庚等撰稿，深受青年人欢迎。后又任《冀东日报》编辑，兼任新华社冀东分杜的特约记者。延安时期，他在当时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作研究生，可以说，胡真先生学历不高但求学认真，一生都在为党的宣传文教新闻事业工作。在他任职湖南出版局长期间，正是地方出版改革的关键时期，以一个学有专长的行政长官的身分，胡真同志敏感地把握了出版的真谛，他提出地方出版社应该“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图书市场”，这一思想，后来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成为我们迄今为止地方出版工作的一个努力方向。可以说，我们后来的许多工作，许多出版方面的成绩，都是在这一指导方针下实现的。胡真同志还从实际工作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发展专业出版社的方针，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专业出版社因为专业分工的明确，而有了各自长足的发展。主持工作期间，胡真同志还主张地方出版社应突破过去的出版禁区，主张出版翻译作品，倡导出版古籍著作，我们现在见到的《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魏源全集》、《船山全书》等，都是在他的决策下开始着手出版的。经他提议，在当时的湖南人民出版社设立了译文、鲁迅研究、古籍整理等编辑室，出版了一批有较高价值的中外文学和学术著作。这几种贡献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作为出版局长的政绩骄人自骄，我们今天提出这些成绩，并不单纯是为了再现老同志的光辉，我们更多地着眼的是，怎样去做一个称职的优秀的出版管理工作者，而非大喊大叫急功近利不出真绩的高音喇叭。先从管理者本身素质来讲。胡真同志有过相当的业余写作实践，他发表过小说、诗歌、小品，后来又写过大量的杂文、随笔、散文、通讯、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学术论文、翻译作品。我们可以说他不是一个专家，但他的学识与写作之杂，足以使他担当出版管理者的重任。多年的修习，他懂得书，懂得读书人与写书人，心理上的沟通，胜过大喊大叫百倍。《我的出版观》中有这样一篇文章，名为《大家都来做作者的调查工作――给编辑部负责同志的一封信》，此文写作时间是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０日。在这篇文章中，作为局长的胡真同志对于胡本昱同志的一封信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为就在这封信中，胡本昱同志表现了一个出版工作者高度的职业责任感，他响应胡局长的号召，对于湖南境内的作者情况作了认真的调查与总结。从附信来看，胡本昱同志提出了八位作者的基本情况与他们待出版的书稿共１７种，有两个作者人已去世，但作品还在，还有出版价值；还有一两个作者，有相当的潜力，却因动乱的影响而不能得到基本的写作条件。提出这些调查报告，通过组织关系改进作者的工作条件，对于恢复中辍多年的出版工作，有很重大的意义。一人之出，一书之出，在当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胡真同志作出了号召，也对响应号召的胡昱同志奖勉有加，他更从政治的高度，切实地实施着党的双百方针，切切实实地繁荣文化事业。没有高度的敬业与知业，谁能做得这样的细致与扎实？联想到我们今天出版中那些唯利是图、唯名是图、追风赶浪、大轰大嗡的虚浮做法及其已经带来的恶果，重读胡真同志的这篇文章，更有感同身受之慨――出版，原来不是牟名取利者的跑马场。那些或多或少出了问题的地方，在扎扎实实开展工作方面，都有相当的欠缺；那些地方的领导同志，难道只有训斥下属的本事，更无别的切实的新招数了吗？时间过了一个月，胡真同志在《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争取更多的图书进入国际市场》一文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地方出版社的发展方向。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着眼于湖南省五千万人口对更高一层精神食粮追切需要的现实，胡真同志提出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这一方针后来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全国出版工作长沙会议上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１９８３年被正式确立为全国地方出版社的出书方针，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胡真同志说：“一个地方出版社拥有了全国的读者，它自身也就能壮大发展。要拥有全国的读者，地方出版社要有一批有学识的、有经验的、有作者朋友的、具有识别书稿全国价值能力的优秀编辑。”在他的主持和同事们的力争与共同努力下，湖南出版界迅速汇集了一批优秀人才，并带头进行了分社。这些专业出版社的蜂起，可能带来一些管理上的不便，但想想出版机构的扩大对于生产力的解放，对于竞争对于出好书的意义，我们便不能不向胡真同志三致其礼。历史选择了胡真同志的高明的建议，我们的出版才有今天的兴旺与发达。细读胡真同志的文集，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为什么湖南人能吃辣椒会出书。又过了一年的１９７９年９月，胡真同志在一次谈话中，立足于他心目中的地方出版面向全国的原则――此时这一方针尚未得到出版署的肯定，但认准了的胡真同志是不会歇手的――明确地提出，《要加强竞争意识》。在这篇文章中，胡真同志历数了湖南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提出要围绕着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做出版的文章，要出丛书套书，要出全集文集选集，要出革命家丛书，多头并进，做足文章，只有这样，才是出版地方特色的具体体现。“中央一级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上下之分，在出版事业中彼此是平等的。中央一级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之间，要有所分工，同时地方出版社可以作为中央一级出版社的一个补充，互相之间应该有所竞争。”胡真同志的这些观点，已经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出版的现实。事实是，竞争大大繁荣了我们的出版事业，繁荣了我们的图书市场，使我们的图书业较之其他行业来不太逊色。领导者开放的眼光，高卓的识见，前瞻的能力，加以督促落实的细致，这一切，使湖南出版在新时期之初就比其他兄弟省市先走了一步。他们率先在全国涉足中高级学术水准的专著的出版，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译文编辑室，软件超前，硬件紧随，哪有不成功的道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信夫！如瘟疫一样四下蔓延的浮躁之风、急功近利、不学无术、争名夺利正在损害我们学人心目中十分神圣的出版事业，当此之际，重读细读胡真同志的出版文集，认真体味胡真同志对于出版事业的一片苦心，绝不仅仅是我们普通出版工作者的责任。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提高我们的业务能力，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扎实地进行我们的事业，最每一个出版工作者不可回避的责任。
|
[
"Electronics",
"Sports",
"Military",
"Energy",
"Agriculture",
"Literature",
"History",
"Education",
"Economy",
"Computer",
"Mine",
"Art",
"Medical",
"Enviornment",
"Philosophy"
] |
History
|
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4期 No.4 1998科技期刊并行工程环境下基于约束的叶盘结构建模与分析马 枚* * 樊孝华 杨晓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摘要】 在网络工作站的集成化软件平台UG上，利用复合特征建模技术对复杂零组件的实体造型能力及其特征与STEP标准定义实体的对应关系，完成了支持并行工程的航空发动机整体叶盘建模系统。针对航发零组件设计跨多学科的特点，建造了约束管理系统，以约束网络和规则库形式协调多功能小组的活动，保证在建模阶段即可避免后续研制中的问题。实现了UG和分析平台PATRAN的模型传递，并以某型涡扇的整体叶盘为实例，进行了有限元静强度及振动分析。这项工作为并行工程在航发产品中的应用提供了支持工具。 主题词： 航空发动机 特征 建立模型 有限元分析分类号： TB21 V232.3.41 引 言传统的产品开发一直采用的是顺序方法，设计、工艺、制造分离，几何模型各异；各自采用不同的图形系统；模型内部表达不协调；数据交换标准多样；这就需要人工多次转换模型，不仅使研制周期长，质量差，还难以避免设计－加工－设计大返工的恶性循环。并行工程的关键是要在信息集成的基础上实现产品开发过程的功能集成和并行，它要求组成多学科小组负责产品开发活动，从而在设计阶段就能及早地考虑工艺、加工等后续的工程活动，这就要求有尽量图1 系统的框架结构统一的模型，以支持这些小组的协同活动。并且力求做到设计建模时就能考虑到分析、加工等要求，使模型成为多视角的统一模型。特征建模技术的发展在更深的层次上提高了对产品模型的描述能力，为建立多视角的统一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本文在分析和总结整体叶盘结构的基础上，利用UG的二次开发能力，将整体叶盘的各个结构组成分解为UG的参数化特征的组合并进行有效管理，生成具有专业特色的整体叶盘特征。在建模中探讨了与STEP标准相转换的问题，保证信息转换和传递时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在建模过程中加入了动态的、灵活的约束检查，以便在设计时避免一些低级错误和反映下游活动的需求。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结构设计和强度分析属于不同的工作组，并且采用不同的计算机工具。为模仿设计环境和分析环境的差异，本系统采用Unigraphics作设计建模的工作平台，而用PATRAN作为有限元分析的平台，并且解决了由几何设计模型到有限元分析模型的传递问题。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并行工程在航空零部件的应用铺平了道路。图1所示为系统的总体结构框图。2 整体叶盘的三维特征建模整体叶盘是90年代航空发动机的新结构，代表了航空发动机的新技术。在现代高推重比发动机中，整体叶盘一般用在风扇后级或高压压气机前几级，通过轴颈与发动机主轴相连，通过鼓筒与其它盘相连，形成发动机转子。从并行工程研究的角度来说，整体叶盘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机械产品。不仅形体描述复杂，设计所需数据量大，而且涉及多学科，设计及制造难度大。因而本文将整体叶盘选为典型产品对象进行研究。整体叶盘的结构设计可分为叶片的设计和盘体的结构设计。叶片要根据气动要求进行叶型设计，再进行叶型积叠生成。而盘体的结构则比较灵活和多样化：叶身结构设计结果，转子结构的支承情况，盘间的连接和装配形式都对盘体有很大的影响。2．1 整体叶盘特征分析整体叶盘上的各种结构统称为叶盘特征。由于叶盘去掉了榫头，因而叶盘特征只包括叶片特征和盘体特征。叶片特征的几何表达虽然复杂，但其结构特征却较单纯。盘体则要考虑到轮盘和轴、前后级盘之间的连接方式和连接位置，封严和装配形式等，因而结构形式多种多样。图2 叶盘特征示意图但大多数整体叶盘盘体都有一个性质相同的由轮缘、辐板和轮毂组成的剖面形状，将此形状的盘称之为基盘。单从设计的角度分析，可以认为整体叶盘上的其它结构是“添加”到基盘上去的。这些与具体功能相关的结构特征可能有突缘、鼓筒、轴颈、安装边、均布孔或安装孔、环槽及篦齿等。系统中共概括了八种叶盘特征：基盘、叶片、鼓筒、轴颈、突缘、安装边、均布孔和环槽 ，如图2所示。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又可分为三类：基盘、第一类叶盘特征和第二类叶盘特征。第一类是必须“生长”在基盘上的特征，它们与基盘一起决定叶盘的主体形状，包括鼓筒、轴颈和突缘。而第二类特征则是附加的细微结构，既可依附于基盘上，也可依附于第一类特征上。每种叶盘特征又可分为一些子类，以进一步明确其特性。例如，鼓筒可细分为前、后鼓筒(位置分类)或圆柱形、锥形鼓筒(形状分类)。图3概括了本系统所采用的分类方法。图3 叶盘特征的分类每个叶盘特征都不可能再细分。从建模方法上讲每个特征又是由一些比较规则的体素(如圆柱、圆锥)特征通过布尔运算生成，每个体素特征其实暗示了制造等方面的信息，便于转化为STEP文件。为了便于UG/STEP转换，尽量采用与STEP实体相对应的UG实体类型来构造这些叶盘特征。2．2 整体叶盘特征建模系统的结构整体叶盘特征建模系统的结构如图4所示。它分为界面功能选择、特征管理核心、约束网络接口和MOTIF界面支持四个部分。图4 整体叶盘建模系统结构图整个建模系统是在Unigraphics 之上的更高一层的管理系统，因此，所有的叶盘特征可看成是一种更高级的具有专业特色的“复合特征”。建模系统既与Unigraphics 相衔接，又与约束管理系统相融合，并具有便于专业人员操作的用户界面。2．3 基盘和叶片的特征建模基盘在所有的叶盘特征中结构最复杂，也是整体叶盘特征建模的基础，其它的特征都直接图5 用户面对的基盘几何参数或间接地依附在基盘上，与轮盘上的其它特征相比，基盘的建模应尽量保持其几何含义，以便用STEP转换时能将其含义正确传出。建模时应尽量使用与加工、制造意义相近的特征。可先创建一个圆锥实体，接着使用旋转扫描方法生成左右两个辅助实体，从圆锥中减去后形成辐板，最后再减去一个圆柱体形成中心孔。另外，工程制图中的轮盘尺寸表示并不适宜于UG的直接建模。因此，必须有一个接口将用户输入的几何信息转换为建模系统所需的尺寸，亦即基盘数据结构中的尺寸。转换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用户输入尺寸求出10个控制点的坐标值如图5所示。本系统采用曲面缝合的方法来构造叶片实体。为此，将叶片的表面区分为顶面、底面和叶身。先以型值点坐标生成各型面曲线，进而生成叶身、顶面及底面。3 建模与有限元分析用的实体模型的转换直接将叶盘实体模型进行有限元自动分网会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是众多过小的圆角将使分网时间急剧增长，而且可能导致分网失败；其次几十个叶片也要占很多处理时间。因此在分网前应对模型进行一些处理，即保留第一类叶盘特征与基盘之间较大的转接过渡圆角，而丢弃第二类特征的半径很小的圆角，基盘中轮毂部分倒圆半径也可去掉。对整体叶盘中可能会出现的过小的台阶(例如添加安装边时）也要做适当处理。本系统提供了两种分网模型，即整体和扇形段模型，整体模型的好处是允许有非旋转叶盘特征(如均布孔)，并可保留绝大部分实体信息将其直接传递至分析软件。4 整体叶盘实例的建模与分析选择某双转子低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高压压气机首级整体叶盘作为本系统的实例如图2中左图所示。叶片数为37片。可以看出，此整体叶盘由基盘、突缘、内环槽，安装边，叶片、均布孔共六种叶盘特征构成。如果生成的叶盘特征不满意，可从控制面板中选取编辑特征来修改并更新，直至满意为止。每次添加或修改特征，系统会启动约束检查，如果系统认为有不合理之处，便弹出一信息框，指出错误之处。用户必须修改叶盘特征参数，直至约束系统认为合理为止。在理想的并行环境中，设计、分析及后续的制造等工作应该有一个基于STEP标准的统一的产品数据模型，以解决多任务之间模型的顺畅传递。但目前版本的PATRAN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本系统采用了在PATRAN中直接读取UG几何核心PARASOLID格式数据的方法，图6 叶盘的整体分网模型完成CAD模型向分析模型转换的问题。最后在分析平台PATRAN上生成有限元网格模型，完成离心载荷、气动力载荷的加载和边界条件添加，采用MSC/NASTRAN进行分析。图6为整体叶盘的整体网格模型，共计19016个线性单元和6797个节点。整体叶盘的设计转速为14440转/分，整体处于250℃均温状态。材料为TC11钛合金。对整体叶盘分网模型进行计算，所得各项应力指标都满足了规范要求。仍然采用图6的整体有限元网格模型，计算了整体叶盘在非旋转状态下自由振动的前5阶振动频率和振型。5 结 论本文在UG建模和PATRAN分析软件平台上，借助先进的参数化复合特征建模技术，初步完成了一个航发整体叶盘的三维特征建模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整体叶盘模型与STEP标准的转换，并顺利地实现了两种平台之间模型的传递，成功地完成了有限元结构静强度和振动分析。此系统还带有一个约束管理系统［4］。通过接口，系统能够动态地维护一个基于整体叶盘结构的约束网络，能模拟多功能小组协同工作，防止后续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保证设计一次成功。这些工作为并行工程在航发产品中的应用提供了支持工具。对推广并行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参 考 文 献1 Hauhua Lee,Sanjang Goel,Siu S Tong.Toward Modeling the Concurrent Design of Engineering Turbines，International Gas Turbine and Aero-engine Congress and Explosion, May 24-27,19932 M.Hashemian,P.Gu.A Constraint-Based System for Product Design，Concurrent Engineering：Research Applications.Volume 3,September 19953 倪靖凯．基于并行工程的航空发动机叶盘结构特征设计与分析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54 段海波，樊孝华，马枚，杨晓光．支持并行工程的航发叶盘约束管理系统．航空动力学报，1998，13(4)：418-420（责任编辑 王震华）1998年1月收稿；1998年3月收到修改稿。* *女 63岁 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05教研室 100083
|
[
"Space",
"Military",
"Art",
"Philosophy",
"Medical",
"History",
"Mine",
"Law",
"Sports",
"Communication",
"Energy",
"Politics",
"Literature",
"Computer"
] |
Space
|
【 文献号 】3-3352 【原文出处】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学学报 【原刊期号】199703 【原刊页号】76-83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 作 者 】刘景华 【复印期号】199710 【 标 题 】１６世纪意大利城市衰落的历史考察 【 正 文 】 ［内容提要］ 学术界历来认为意大利城市自１６世纪初即走向了全面衰落，本文提出了不同看法。全文运用翔实的历史材料，细致考察了意大利城市走向衰落的全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历时约２００年，始自１５世纪甚至更前；而且２００年中有起有伏，尤其是在１６世纪的大部分时候，意大利仍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只是到了１６、１７世纪之交，西欧新的世界市场体系的推进，才最后摧毁了意大利城市的一切经济优势，使意大利走上全面衰落之路。［关键词］ 意大利 城市 衰落＊ ＊ ＊中世纪的意大利，素以工商业发达和城市繁荣闻名于世。但从１６世纪以后，意大利城市的繁盛景象似乎已成昨日黄花，不再引人注意。经济衰落、政治分散，成了人们对１６至１９世纪意大利的基本印象，而其衰落的具体过程，却很少有人详细论及。本文力图通过纵向的考察，勾勒出１６世纪前后意大利城市经济发展及其衰退的真实面目。一意大利中世纪城市经济停滞衰落的征兆，可溯源于地理大发现前的佛罗伦萨。这个城市依靠国际贸易和毛纺工业两大经济支柱，于１３世纪进入鼎盛时期，人口猛增至１０万之多，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①］。但是，在城市经济高潮的背后，经济危机悄然来临。最先是城内专事加工进口呢绒的行业，随着佛兰德尔毛纺业的衰落而衰落。接着，曾给英国大量贷款的该城两家大银行，因英王爱德华三世赖帐不还而于１３４５年宣告破产［②］。跟下来在１３４８年黑死病的袭击下，佛罗伦萨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口［③］。因此，１４世纪中叶实际上成了佛罗伦萨经济由兴旺而衰微的转折点。此后的佛罗伦萨虽然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并且还由于城市政治斗争激烈以及美迪奇家族的僭主统治而名噪一时，但其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美迪奇银行在各国的分行不断倒闭，最终导致了该家族的衰败和佛罗伦萨银行业的破产。１３３８年佛罗伦萨有８０家银行，１５１６年只剩下８家［④］。资本主义性质的毛纺工场虽有２００多个，但规模都很小。一家年生产呢绒２００匹左右的作坊，居然是１４世纪末佛罗伦萨最大的工场之一［⑤］。城市财富再也没有达到１４世纪初的水平。总之，１５００年前的一个半世纪，佛罗伦萨经济早已停滞。只是同期它的政治和文化特别发达，掩盖了经济危机四伏的真相。１５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推进，开始遏制意大利的生命线东方贸易，最初受打击的是热那亚。热那亚人在东地中海区域经营的货物多为体积大价值低的商品，如明矾、粮食、食盐、棉花、羊毛等［⑥］。扩张中的奥斯曼帝国先是于１４７５年占领卡发，封锁热那亚人的黑海贸易，后又把他们赶出了爱琴海。１５世纪末，热那亚人只得舍弃东方，全力经营西地中海商业，并向大西洋扩展。怪不得新大陆发现者其实是个热那亚人，也怪不得达・伽马东航印度时，热那亚商人早已聚集在里斯本探听消息，兴致勃勃地讨论此次航行的商业意义了［⑦］。称霸东地中海的威尼斯，起初并不受土耳其“旱鸭子”的影响。１４６３至１４７９年的威土战争，也对威尼斯东方贸易无甚损伤。综观１４８２年威尼斯商船队的航路图，和此前商业极盛时期没多大不同，整个地中海沿岸、北大西洋沿岸南段，都是威尼斯商人能去的地方［⑧］。似此，所谓土耳其人完全堵塞了西欧人东方贸易通道的传统说法值得怀疑。威尼斯东方贸易所受的真正打击，来自１６世纪初的葡萄牙人。威尼斯人的东方贸易主要是香料贸易，１３世纪开始兴盛，每年输入欧洲的香料多达３５０万磅［⑨］。当１５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和占领通往东方的新航道后，威尼斯这一传统贸易便受到严重挑战。１５０１年８月２４日，一艘满载印度卡利库特胡椒和肉桂的葡萄牙商船，徐徐驶进安特卫普港口，从此结束了意大利商人独霸西欧香料市场的历史。１５０４年，输入安特卫普的葡萄牙胡椒达２２万磅，１５１０年后年均达９０万磅［⑩］。威尼斯人不甘罢休，也先后于１５０４、１５０５和１５０９年将香料船队开进安特卫普，与葡萄牙人展开竞争。在价格上葡萄牙香料占有优势。１５０５年，威尼斯胡椒在安特卫普市场上每磅售价为２０个格罗特，葡萄牙胡椒则为１６至１８个格罗特。质量上则是威尼斯香料过硬，因为葡萄牙胡椒多系劣质，而且还常做手脚，将西非的几内亚低劣胡椒拌于其中，不招买主喜欢。后当局严格规定不得掺杂，葡萄牙胡椒之廉价便大得其益了，而经过利凡特商路付出了沉重过境税的威尼斯胡椒，则无法将价格压低［①①］。不仅如此，葡萄牙还在１６世纪初年先后占领霍尔木兹和亚丁，控制了印度洋，取代了阿拉伯人的地位，关闭了地中海各城市在印度洋港口的代办机构。１５１６和１５１７年奥斯曼土耳其又占领了阿勒颇和埃及，威尼斯香料的源路几乎完全断绝。困窘的威尼斯商人出于无奈，被迫在西班牙的集市上秘密购买葡萄牙香料，用来卖给自己的传统买主，以维持既定的市场［①②］。１５１８年后，威尼斯商人再也没有作为香料商人出现在低地国家［①③］。不光香料贸易，威尼斯在整个地中海的航海贸易地图都发生了重大变化。１５２１年，威尼斯往西往南的贸易活动全部停止，只剩下东去埃及和利凡特的两条航线。１５３４年，去利凡特的商船甚至还不能经过土耳其控制下的塞浦路斯岛［①④］。东方贸易的衰落，也打击了许多与此息息相关的其他城市，诸如大多数伦巴底城市，本就是以向阿尔卑斯山以北转运威尼斯香料为重要生计的。更严重的是，１６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法国和德国人在意大利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城镇乡村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陷入全面衰落，工商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倒退。素有纺织业传统的威尼斯，１５１８至１５２０年间年平均生产呢绒仅２０００匹［①⑤］。佛罗伦萨的呢绒工场，１５３７年降为６３个，年产呢绒仅几百匹。至于米兰的衰败之象，有１５３３年威尼斯公使的报告可证：“米兰国家完全毁掉了。这样的贫困和灾难不可能在短期内救治。因为工厂废弃、人口死亡，工业因此而衰败了”［①⑥］。从城市人口的变化更可看出衰落的普遍性：１５００至１５５０年间，波伦亚５．５万人口未有任何增加，布雷西亚从５万人减少为４万人，佛罗伦萨从７．２万人减至６万人，米兰从２０万人减为５万人，帕维亚从１．８万人减为１．３万人（１５２９年降至最低点仅７０００人），罗马从５万人减至４．５万人，锡耶纳从１．５万人减少至１万人［①⑦］。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大量死亡，灾害、瘟病和战争年代尤其如此。二是居民从城市移往他处。在战争灾荒以及政治动乱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人为了避难而离开城市。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又有不少工商人员迁往农村或外地谋求发展。更有甚者，不少工匠还迁往奥斯曼帝园［①⑧］。二１６世纪３０年代，意大利城市开始恢复生气。１６世纪中后期，意大利工商业经济又一次繁荣。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进入“再造辉煌”时期。最先走出经济低谷的恰恰还是转运贸易和金融银行业等传统优势部门。威尼斯的东方贸易确因葡萄牙开辟新航路而在１６世纪初惨遭破坏，但最后的发展结果并不象最初那样具有灾难性。尤其是当葡萄牙人占领霍尔木兹和红海口等地、切断了阿拉伯与印度的联系之后，反而给意大利香料贸易的恢复带来了一线生机。原因在于，其一，葡萄牙人在红海和波斯湾上实行的禁运，无法贯穿始终，最后只得松动，允许阿拉伯商船通行，条件是课征较重的关税。葡萄牙的关税，加上奥斯曼人１５２０年后在埃及和叙利亚征收的过境税，使经由利凡特商路到达地中海的香料成本大为增加，威尼斯因此而得到的香料投放市场，价格不可能不高。但是，禁运的解除毕竟为意大利香料贸易复兴提供了机会。其二，葡萄牙人从好望角航路运送的香料虽然成本较低（不向任何人付过境税），但这一贸易几乎完全是单程的，他们回送给印度的商品极少。这就给其香料贸易带来了两点不利：一是利润所得必须扣除空船去印度的航程之花费；二是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更想得到由威尼斯商船运来作交换香料之用的西欧商品。其三，葡萄牙香料质量差的问题极难避免。航船在绕道好望角，穿行两大洋的漫长行程中，经常受到海上风暴的袭击，香料易被浪水浸湿而变质。相比较而言，欧洲中上层社会更信任威尼斯香料。于是乎，“地中海胡椒”和“大西洋胡椒”在１６世纪展开了广泛而又激烈的竞争，威尼斯香料逐步夺回了已失去的传统市场。如１５２５至１５２７年间，法国里昂市场上至少有一半香料来自威尼斯。［①⑨］１５５０至１５７０年，威尼斯香料贸易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每年约有８００万磅香料入港［②⑩］，大大超过了１５世纪以前的水平。此外，从利凡特进口的棉花、羊毛、皮革、地毯、纺织品、椰枣、干葡萄等，仍是１６世纪威尼斯东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②①］。热那亚商人的西地中海贸易也在１６世纪前中期形成了高潮。巴塞罗那、瓦伦西亚、摩洛哥、塞维利亚、里斯本，到处都有热那亚人的身影。在葡萄牙，热那亚人完全控制了里斯本的批发贸易，实际上也掌握了由当地人经营的零售商业。甚至葡萄牙对非洲西海岸和大西洋岛屿的开发也有热那亚人的一份贡献［②②］。１５２２年，热那亚被西班牙及其盟友所占领。为了生存，热那亚不再在政治上企求独立性，而是毫不掩饰地利用同西班牙的盟属关系，来发展和巩固自己在西地中海的商业霸主地位。１５２８年，热那亚还派遣著名海军将领多利亚帮助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作为回报，热那亚人获准在西班牙本土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故尔在这一年，西班牙著名的殖民者科泰斯抱怨，羊毛、丝绸、铁块、肥皂及西班牙的其它主要工业品，都被热那亚的商人公司垄断了［②③］。１５５１年，在安特卫普从事商业经营的９３家意大利商号中，热那亚拥有３７家，占了４０％［②④］。热那亚的多利亚、森特里奥内、帕拉维希诺、斯皮诺拉、格里玛尔蒂等家族，都介入了西班牙的金融业，并在１５６０年超过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而成为西班牙的主要银行家［②⑤］。西班牙政府要依靠热那亚银行家提供财政支持，便将秘鲁白银的部分销售权赐给了后者。正是主要通过热那亚银行家，西班牙的美洲才得以大量流入低地国家。反过来，也正是西班牙的银块孕育了１６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热那亚金融业的复兴和繁荣［②⑥］。无怪乎布劳代尔说，自１５５７至１６２７年的７０年，可称之为“热那亚时代”，“热那亚城和热那亚的银行家是这个时代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之核心”［②⑦］。换言之，在１６世纪中叶安特卫普衰落之后，１６世纪末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崛起之前，热那亚就是这一间歇期里西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充任着前如安特卫普后如阿姆斯特丹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点以往学术界很少注意到。除香料贸易和金融业外，实际上，整个地中海贸易１６世纪仍主要控制在意大利人手中。转运的货物包括：（１）生活消费品。每年大约有５万吨粮食由热那亚和威尼斯船只从地中海东部转运到西部，包括小麦、大麦、豆类等［②⑧］。为换取粮食，又将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南部出产的食用橄榄油转运到埃及。威尼斯人还是伊斯特里亚和西西里所产盐的主要运输者，后来还转运塞浦路斯的盐。希腊、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的高档红酒、葡萄干、糖等，也属于威尼斯及热那亚人的贸易范围。（２）工业原材料。１６世纪里，意大利毛纺业所用优质羊毛主要来自西班牙，低档羊毛来自北非、巴尔干以及利凡特，丝织业所用的生丝来自利凡特的的黎波里，皮革业的生皮来自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等地。这些都是由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市的商船队运输的。后在意大利南部开挖明矾矿，满足本地需要外还有剩余，又由热那亚商船运往英国和低地国家［②⑨］。（３）矿产资源。中欧内地所产的蒂罗尔铜和匈牙利铜，一直以威尼斯为主要输出口岸。从这里由威尼斯商船往东运到利凡特，交换印度香料，往西经过马豪卡和马拉加进入大西洋贸易［③⑩］。威尼斯和热那亚人还在１６世纪里将英国的锡和铅带入地中海贸易。（４）工业制造品。如佛罗伦萨的轻型优质毛纺品，威尼斯的书籍、玻璃，热那亚的纸张，米兰的武器甲胄，斐拉拉和萨沃纳的陶器，甚至西班牙的各色陶品，都在地中海有广阔的市场，也都属于意大利人的贸易范围，有的远销到亚洲内地和印度，也有的往西北进入了英国市场。即使如德国南部城市制造的火枪，也靠威尼斯船只送往利凡特［③①］。１６世纪的意大利与西北欧仍有频繁的商业联系。在安特卫普最繁荣的１６世纪５０年代，城内大约有一百来家意大利商号，与德国商号和葡萄牙商号的数目不相上下。他们向安特卫普转运的货物有丝与丝织品、织锦、天鹅绒、银线、金线及其它奢侈品，米兰的武器、棉织品，土耳其地毯，利凡特的皮革、香精，教皇国托尔发矿的明矾等，年输入商品总值不低于４５０佛罗琳，高于英法德各国，约占安特卫普年进口总额的五分之一［③②］。从意大利去西北欧本分陆路和海路。１６世纪３０年代后，北非海盗骚扰增多，使直布罗陀水域异常危险，陆路便日见重要。陆路有两条主要商道。一条从威尼斯出发，越过阿尔卑斯山勃伦纳出口，经奥格斯堡、纽伦堡，到乌尔姆、法兰克福再沿莱因河北下。另一条商路即圣哥错大道，以热那亚、米兰为起点，翻阿尔卑斯山、过瑞士，而到上莱因。正常情况下，从安特卫普到威尼斯的行程需７０至８０天［③③］。７０年代后，随着英国和荷兰舰队在大西洋上对西班牙、葡萄牙船只实行封锁，以及从里斯本至尼德兰的水域上海盗活动日益猖獗，连接地中海与西北欧的陆路贸易更为兴旺［③④］。意大利城市工业也在１６世纪中叶出现新的发展高潮。不过，这次工业高潮的到来，与１６世纪初远程贸易的暂时低落有一定关系。正是由于东方贸易的收缩，投入贸易中的大量资本回流到城市转向工业领域，从而促进城市各工业部门的发展。如威尼斯，工业从来没有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该城的毛纺业原料系来自西班牙的次等羊毛，呢绒质量中等，适合亚洲人爱好而进入东方市场，生产一直呈上升趋势。１６世纪初年均产量仅２０００匹，１５５０至１５５９年年均为１３２４０匹，１５７０至１６２０年间，年产量稳定在２至２．５万匹之间，１７世纪初每年向东方出口呢绒２．５万匹左右［③⑤］。该城的玻璃制造仍然名扬海外，种类繁多，既有用途广泛的平板玻璃、镜屏玻璃，也有西欧船只都喜欢用作航船计时器的玻璃沙漏［③⑥］。１５世纪威尼斯总督普里尤利列举该城的富人时，没有提到工业富翁，表明该城主要是商业城市。但在１６世纪中，特别是１５８０至１６２０年间，手工业组织成为城内相当活跃的力量。１５８６年威尼斯的１５万居民中，工业劳动力为３３８５２人［③⑦］，平均每个家庭有一人从事手工业。佛罗伦萨毛纺业也在１６世纪中叶再度振兴，毛织品在１５５３年增加到１４７００匹，１５６０至１５８０年生产量均在３万匹左右。就连小城贝加莫，呢绒产量也从１５００年的７０００匹左右增加到１５９６年的１６５００匹［③⑧］。１５４０至１５８９年，帕维亚的毛织品产量增长１０倍［③⑨］。米兰在１６００年有６０家毛纺企业，年产呢绒１．５万匹，科莫也有差不多数量的毛纺企业，年生产８０００至１万匹呢绒［④⑩］。以往曾以威尼斯和卢卡为基地的丝织业，现在因本地大规模种桑树和养桑蚕而遍布意大利。米兰、威尼斯、热那亚、科莫、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等地都成为重要的丝织业中心［④①］。如佛罗伦萨，１５４０年在丝织方面的投资为１．５万佛罗琳，１５９０年增加到１５．５万佛罗琳，是半个世纪前的１０倍多。那不勒斯在１５６１至１５６５年的５年中有１９５人加入丝织业行会，而１５９１至１５９５年的５年中则有２５５人［④②］。至于佛罗伦萨的皮革业、米兰的武器甲胄制造业、热那亚的珊瑚饰品、造纸，在１６世纪时闻名遐迩。还出现了一些手工业新技术。如“新呢布”是１６世纪中叶以后流行于西欧的一类适合于大众消费的轻质中档毛纺品，其技术源流甚至品种和名称却可溯源于意大利的城市纺织业［④③］。只可惜这些新技术因受行会阻力和缺乏充分的羊毛原料而未在意大利流行，让西北欧洲占先广泛运用。随着工商业复兴，城市的经济政治实力以及吸引力再度增强。１６世纪后期，威尼斯造币厂每年约造出价值２００万杜卡特的金银币，意味着通过威尼斯的货币流通量要达到４００万杜卡特以上［④④］。大量的财富投入，使１６世纪威尼斯的建筑事业和艺术事业异常发达。军事上，威尼斯还和西班牙几度结盟，共同对付土耳其人。工业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吸引大量人口迁移城市。因此１６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威尼斯人口都呈增长趋势。１５００年时约为１１．５万人，１５５０年约为１６万人，１５７６年人口达到顶点，将近２０万人［④⑤］。大部分意大利主要城市，人口在１６世纪下半叶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④⑥］，表明城市经济这时期仍处在不断发展之中。三意大利城市经济的真正衰落，是从１６世纪末年开始的。其顺序亦与１６世纪中叶的经济复苏相类似，先贸易，再是工业。先是东方贸易出现波折。１６世纪７０年代，控制了利凡特的土耳其人，由于阿拉伯人的反抗而关闭了红海贸易，由于与波斯的战争而使波斯湾贸易改道，更由于与威尼斯的战争而阻止意大利商船东航。１５７１年，威尼斯的船队已完全停止往来于利凡特各港口［④⑦］。不出几年和平恢复，威尼斯东方贸易依然如故，经营的商品范围比以往还有所扩大［④⑧］。真正给意大利商业地位以致命打击的，是来自西北欧的新兴民族国家荷兰、英国、法国，汉萨商人，以及拉哥萨、马赛等地中海地区的非意大利城市。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三部曲。最先被打开的缺口并非利凡特贸易，而是意大利城市所需的基本生活品供应。随着人口增长，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缺乏足够的土地来保证粮食供应，因此长期以来各城市所需粮食有相当部分依赖进口。进口的粮食来自两个地方。一是西西里岛，二是地中海东部。１６世纪７０年代后，这两个粮食产地都发生了问题。西西里本岛人口逐渐增多，又因１５７５年后发生了几次大灾荒，使它自身也成了粮食的进口者而不是供应者。地中海东部，奥斯曼帝国禁止所控制的地区向基督教人的西欧出口粮食。故此，粮食问题给意大利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粮价上涨的幅度令人吃惊。１５５０至１５８０年的３０年间，米兰的谷物上涨了３００％，帕维亚各种食品均上涨７５％［④⑨］。因此，为保持社会稳定，几乎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了粮食办公室一类机构。由于缺粮，那不勒斯甚至解散了大学［⑤⑩］。这时北方商人乘虚而入。１６世纪８０年代、荷兰、汉萨以及英国人的船只，载着波罗的海谷物和桶装鲱鱼，运到了意大利港口。鉴于粮食贸易形势的变化，１５９３年，托斯坎尼大公爵斐迪南宣布里窝那为自由港口。结果十年内，每年都有２５００艘商船光临该港。这些船大多属于荷兰、英国及汉萨商人，里窝那因此而成为北方粮食在地中海最重要的集散中心［⑤①］。北方商人的第二步，便是全面进入地中海区域和利凡特贸易。从１６世纪末到１７世纪初，荷、英、法，以及汉萨商人在地中海展开了激烈的贸易角逐，北方人战胜意大利人的法宝是运输工具即船舶的先进。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船一般都很大，载货５００吨以上，大的甚至上千吨［⑤②］，但航速较慢。而新的情况则有利小船。因为原有的谷物贸易格局已破坏，香料贸易也因土耳其人的阻隔而时断时续，以往那种固定的直航模式已不能继续，必须从各处港口收集货物，这种事当然更适合于轻巧灵便的小船去干。而善于造用小船正是荷英等北方国家的优势所在。威尼斯人并非不会造小船，他们有自己的苦衷，即造船材料短缺。传统上，威尼斯造船用料均来自阿尔卑斯山区和阿迪杰河上游一带。到１６世纪中叶，这些地区的船用木材基本告罄，其他地方又有运输不便的困难。为了更经济地利用这些有限的木料，威尼斯只能建造大船舶，吨位一般都超过千吨，但数量每年仅５艘左右［⑤③］。于是乎，素以造船业著称的威尼斯人，于今沦落得只得购买西班牙甚至北方国家的船只了。而荷英等国则占尽了天时。１５８５年安特卫普陷入西班牙之手，欧洲香料交易市场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１６００年后，荷兰和英国相继建立了东印度公司，逐渐取代葡萄牙而成为东方香料产地的占领者。１５９０至１６３０年利凡特过境贸易再次被封锁，荷兰人抓住机会扩张自己的商业势力。因此，在１６、１７世纪之交的年头，北方商人已全面渗透东方贸易。而１７世纪的来临，好象在宣告持续了五六个世纪之久的意大利东方贸易最后阶段的到来。第三步便是改变地中海贸易及东方贸易的内涵，使之成为荷英世界贸易体系的一部分。英国和荷兰的新呢布质地轻巧、更适合于利凡特地区温暖的气候，因而逐渐占领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毛呢在东方的市场。法国、英国、荷兰等地的丝织品，也在各地排挤意大利产品［⑤④］。从东方进口的商品成分也发生变化，整个１６世纪里，东方商品８０％是胡椒，而在１７世纪，纺织品贸易日见重要，到该世纪末已占从东方进口总量的６０％，都由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运来［⑤⑤］。意大利城市与地中海和利凡特贸易则越来越无缘了。１７世纪头２０年中，通过威尼斯海关出口的货物年均尚有１０万包，而到１６５０年时仅为７万包。１６１５年，克雷莫纳加入商业行会登记在册的商人尚有１８７个，而到１６４８年仅为２８个［⑤⑥］。１８世纪初，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报告，威尼斯呢绒年出口量不过１００匹左右。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和土麦那的贸易总额已降至每年约８０万杜卡特，而法国人则达到了４００万杜卡特，英国人也与此不相上下［⑤⑦］。意大利贸易衰落有外部竞争的原因，也有内在的政策因素，因而即使是家门口的贸易势力范围也岌岌可危。威尼斯受到拉哥萨的挑战就是一例。拉哥萨拉于达尔马提亚，原为一小渔港，发展到１６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已拥有１８０艘商船。由于威尼斯政策日趋僵化排外，坚持不让其小伙伴参与利凡特贸易，结果驱使伦巴底商人跑到了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安科纳，德意志商人则受到拉哥萨的欢迎。加上当时气候逐渐变冷，翻越阿尔卑斯山十分艰难，威尼斯通往德意志南部以及西北欧的陆路贸易基本停止下来。至１６世纪末，仅局限于亚得里亚海贸易的威尼斯，其商船队的势力也已不如拉哥萨［⑤⑧］。步商业之后尘，意大利城市工业从１７世纪一开初就走上了衰落之路。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关键因素在于意大利工业素来依赖于长程中转商业，商业衰落也就使工业失去了原料供应基地，失去产品销售市场。而且，１６世纪中叶复苏的工业却又处在行会的支配之下。１６世纪后期工业发展的高峰期，也是行会活动的活跃期。如１５８６年威尼斯的３３８５２名劳动力中，加入行会者达２２５０４人，占三分之二［⑤⑨］。行会总是以生产传统高档产品为自豪，不愿转向大众消费市场，最后只能促使城市工业走向衰亡。除前述造船工业衰落外，威尼斯的毛纺业从１７世纪初的年均产量２万匹，下降到１６４０至１６６０年的大约１万匹，１８世纪初仅为２０００匹上下。米兰在１７世纪初有７０家毛纺工场，年产量约为１．５万匹，到１６４０年毛纺工场仅为１５个，年产量不到１００匹。佛罗伦萨毛纺业从１５８０年开始滑坡，呢绒年产量从１５７０年的３万多匹下降到该世纪末的１．４万匹，１７世纪３０年代约为６０００匹，１７世纪末已没有几个毛坊工人。１７世纪初，科莫６０个毛纺工场年生产１万匹呢绒，１６５０年仅有４个工场，呢绒年产量不过４００匹，１７世纪末，该城的毛纺行业几乎完全停止了［⑥⑩］。几乎是城市的所有工业部门都在衰落。丝织业方面，１７世纪初威尼斯年产丝绸达８０万码，１６２３年降为６０万码，１６５９年只有２５万码。１６世纪末，整个热那亚共和国共有１．８万张织机，１６３０年骤降为４０００张，１６７５年仅剩２６４张，而且其中大多数未处于工作状态。科莫在１７世纪初有３０张丝织机，１６５０年只剩下２张，其中一张还常常只工作半年［⑥①］。在纽伦堡等德国南部城市的竞争下，米兰的武器和金属制造业衰落了。１７世纪里，意大利城市的优势只保留在某些奢侈品生产领域，如珠宝、金银首饰、天鹅绒、水晶、金银丝线和高档玻璃等［⑥②］。素以工商业发达著称的意大利，１７世纪后反成了西北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成了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半外围地带，也成了向西北欧出口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品如生丝、橄榄油、红酒、稻米、硫磺等的国家［⑥③］。自１６００至１７００年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全意大利的人口始终徘徊在１１００至１３００万之间，毫无增长［⑥④］。各城市尤然。２８个主要城市中，只有一二个城市人口有较大增加，四五个城市略有增加，其余２１个城市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⑥⑤］。因此，１７世纪后的意大利，是欧洲一个地地道道的落后国家。通过上述考察，至少可以得到这样几点认识：一、从时间上看，意大利城市工商业经济走向停滞衰落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历时约２００年，大致相当于布劳代尔所说的“长的１６世纪”（１４５０―１６４０）时代，并不只是１６世纪上半叶的事情。２００年中有起有伏，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５世纪中叶至１５３０年左右，以佛罗伦萨经济停滞为征兆、热那亚贸易重点西移为先声，１６世纪初期意大利城市工商业经济普遍进入低谷。其外部因素虽有葡萄牙人控制东方而使意大利利凡特贸易几乎中断之故，但更大的灾难来自法、德、西所进行的意大利战争的蹂躏和破坏。第二阶段，１５３０至１６００年，先有地中海利凡特贸易的恢复和兴旺，后有热那亚金融业的异常发达，再后意大利城市工业普遍出现新的发展高潮，比１５世纪以前任何时候更为突出。第三阶段，１６００年以后，地中海贸易和利凡特贸易先后丧失，工业跟着全面衰落，城市从此一蹶不振，意大利变成落后国家。二、虽然１６世纪前期欧洲商业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但意大利商人能快速作出反应和调整，使自己适应并改造这一欧洲经济新格局。１６世纪大部分时候的意大利，仍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生活水平最高、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仅有西北欧北海两岸地区可与之相比。地中海贸易依然充满生气，意大利及意大利人从事的利凡特贸易和金融事业，是以大西洋沿岸为中心的欧洲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不再享有那种头等地位而已。即使是新航路贸易和大西洋贸易，也有意大利商人的参与和贡献。许多教科书对１６世纪的意大利未做细致探讨，人云亦云地照搬衰落一说，实乃谬误之举。只是到了１６、１７世纪之交，由于荷兰和英国所建新的世界市场体系的推进，才最后摧毁了意大利城市的一切经济优势。三、从意大利衰落的历史过程看，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是促使其每况愈下的关键因素。这些变化包括１５世纪中叶土耳其人占领东地中海形成的贸易障碍、１６世纪初欧洲商业中心的转移和意大利战争、１６世纪末荷英等北方国家对地中海和东方贸易的渗透等。但是，意大利城市工商业经济内在的脆弱点更不容忽视。这就是经济结构过于外向性、开放性，过多地依赖国际市场，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水平脱节，因而不能经受住外部变化的打击。笔者曾对此作过专文论述。注释：① ①⑥ ①⑦ ①⑧ ③⑧ ④⑥ ⑥⑩ ⑥⑤齐波拉：《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社会与经济》，纽约１９７６年版，第２８１、２３６～２３８、２８１～２８２、１８０、２３８、２８１～２８２、２４０～２４１、２８１～２８２页。②施泰因：《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经济和生活分册），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７页。③ ⑤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中译本，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６、７５页。④ ①⑨ ③⑩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２卷（１６和１７世纪），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６０、４１２、４２４页。⑥庞兹：《中古欧洲经济史》，朗文公司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６８页。⑦ ⑧ ①④ ②② ②⑦ ③⑦ ④④布劳代尔：《文明与资本主义》，第３卷，伦敦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２、１２７、１２７、１４１、１５７、１３６、１２２页。⑨ ①② ②⑩ ②③ ②⑤ ③④ ⑤① ⑤③马兰德：《十六世纪的欧洲》，麦克米兰公司１９８２年版，第７、７、１７３、１７２、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０、１７１页。⑩ ①① ①③ ②④ ③② ③③沃耶特：《黄金时代的安特卫普》，安特卫普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４７、１４８、１４８、２６４、３０２～３１２、３１６页。①⑤ ②① ②⑥ ③⑤ ④⑩ ④① ④⑤ ④⑦ ⑤⑩ ⑤② ⑤④⑤⑧史密斯：《１８００年以前的欧洲历史地理》，剑桥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２２、４１０、４１５、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３、４１７、４１０、４１７、４１７、４２４、４２１页。②⑧ ②⑨ ③① ③⑥ ④⑧里奇和威尔逊：《剑桥欧洲经济史》，第４卷，剑桥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６、１６１、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２、１６７页。③⑨ ④② ④⑨诺威齐：《意大利的历史、艺术和民族精神》，纽约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７６页。④③科尔曼：《“新呢布”的发明和传播》，载《经济史评论》，第２辑，第２２卷（１９６９年），第４１７～４２９页。⑤⑤格拉曼：《１６２０至１７４０年的荷兰与亚洲贸易》，海牙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３～１４页。⑤⑥ ⑤⑦ ⑥②齐波拉：《意大利的衰落》，载《经济史评论》，第２辑，第５卷（１９５２年），第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１、１７８～１８１页。⑤⑨拉普：《十七世纪威尼斯的工业和经济衰落》，剑桥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４页。⑤③《新编剑桥近代史》，第４卷，１９７１年版，第５３页。⑥④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下半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４１页。（作者单位：湖南师大研究生处，长沙，４１００８１）（责任编辑 李传书）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
[
"Politics",
"Space",
"Transport",
"Economy",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s",
"Philosophy",
"History",
"Education",
"Literature",
"Law",
"Agriculture",
"Art",
"Enviornment"
] |
History
|
【 文献号 】4-94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4 【原刊页号】41～47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12 【 标 题 】“非客观性”艺术形态学的理解与分类问题 【 作 者 】杨小清 【作者简介】杨小清 1954年生，惠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马克思的“人化”理论并通过“意义性”、“观照性”、“虚化性”等概念，一方面指出传统艺术分类理论“非整体性” 、“非连续性”的缺点，另一方面把艺术形态学的本体理解定位为主观性“生命形式”，并由此展开“非客观性”艺术形态学的理解与分类问题。【关 键 词】非客观性/艺术形态学/理解分类 【 正 文 】 一、从卡冈的观点看一般艺术形态学存在的问题关于艺术形态学，前苏联美学家卡冈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艺术形态学所指的不是艺术作品的结构，而是艺术世界的结构，不宜把艺术世界结构的研究归结为对艺术样式系统的分析；它的任务在于：1.显示艺术创作活动分类的所有重要水准；2.揭示这些水准之间的坐标联系和隶属联系，以便了解艺术世界作为类别、门类、样式、品种、种类和体裁的系统的内部组织规律；3.从发生学的观点研究这个系统形成的过程（注：卡冈：《艺术形态学》，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4-16页。）。卡冈从物质本体论出发，指出艺术作品首先应作为某种物质结构――声音、体积、颜色、斑点、词汇和动作的组合，即作为具有空间特征、时间特征、或空间时间特征的对象被创作出来，存在并出现在知觉者面前。艺术作品作为精神产品，蕴涵在这种结构中，不脱离它，只有通过它才能被感知。因此根据把艺术作品看作各种各样的物质结构所显示出来的联系和差异，他把艺术分为：时间艺术、空间艺术和时间―空间艺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恰恰又是他理论薄弱的地方），卡冈不是把物质结构当作物理结构，认为应把符号学原则引入物质本体论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艺术结构的精神属性，达到对艺术存在方式的恰切认识。卡冈在物质本体论结构观上对艺术形态的研究是有成效的，比如通过符号学原则与物质结构的结合，他提出了艺术分类中很有创意的“光谱系列”认识，即把整个艺术世界结构看作类似“自然光”性质的整体存在，然后像用“三棱镜”分出光的红、橙、黄、绿、青、蓝、紫等颜色一样，展开对艺术各门类样式的分析，达到了从整体中看结构差别的目的。换句话讲，艺术形态学首先是关于艺术形态存在的“整体性”学说，一切艺术形式类别的技术分析必须在艺术形态“整体性”呈现中被感知和“定位”，正因如此，作为艺术存在方式的“整体性”理论，对其理解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正确判断艺术形式及其分类是否成功的问题。卡冈《艺术形态学》过于倾向从物质结构方面去寻求演绎的完满，正如布洛克指出，对于物质世界来说，其“自身既不充满意味，也不是毫无意义，它就是它自身”（注：布洛克：《美学新解》，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而我们描绘的艺术世界是一种非中立的世界，它总想说明世界的意义。对艺术存在方式的讨论，来自对“意义性”本身的困惑，艺术把中立的世界变成倾向性的世界并向人们展示它自己被描绘成的样子和结构。卡冈是注意到艺术的意义特征的，因此在强调物质媒介的优先地位后，他引入符号来补充物质论。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成功。那么在卡冈的研究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理论困惑呢？关于时间艺术、空间艺术与时间―空间艺术，卡冈并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从他的研究来看，他的论述一般是先提“时间”或“空间”概念，马上就把它化为物化状态的符号，然后便进入符号构造的讨论，转而推出这些构造的“表现力”。关于“空间艺术”，由于对象已是“空间”状，他便用“建造艺术”这个术语来代替“空间艺术”概念，目的无非想用“建造”符号空间来区别于一般物质性空间。“时间―空间艺术”是前二者的符号综合，这里就不多谈了。总之，读卡冈的《艺术形态学》，识其理论是强调艺术结构的物质性，其理论的承担者却是符号学。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个逻辑的蒙蔽，因为按符号学理论，符号不是艺术的物质世界本身，而是意义世界的象征体，说艺术的符号结构就是物质本体结构，卡冈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其实连他自己都曾感到单用物质存在的时空标准来给艺术世界的结构分类是不行的，因此他才把具有严重物质空间意味的“空间艺术”改为“建造艺术”，他说明用“建造艺术”这个术语的优点在于，“它揭示了作为这些艺术的基础成形原则，它们的艺术语言的构造优势――构成艺术形象的诸造型成分的具有审美意义的相互关系”（注：卡冈：《艺术形态学》，第302页。）。然而这恰恰表明他所谈论的已不是物质结构空间，而是人造的空间，是具有审美背景投射的精神空间。在艺术本体结构中，还有一种与卡冈相似的物质本体观，这种观点也分时间艺术、空间艺术、时间―空间艺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一维时间系列中，有一定长度并表现强弱高低节奏变化的旋律就叫时间艺术。关于这个定义，如果我们用物质本体论的方式去理解，除了音乐外，连火车轮船运行发生的声音也会变成艺术。火车的“咔嚓咔嚓”声也是有节奏有强弱有高低变化的一维系列表达，运行的终点便是此系列的长度，我们能认为火车运行发出的声音是时间艺术吗？同理关于空间艺术，说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用点、线、面、色彩等手法组合而成的事物就是空间艺术。对此亦可举出反例，比如拿出一张纸乱画，有点、线、面、有色彩，并造成了组合，这算不算空间艺术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前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曾对卡冈的物质本体论分析法提出疑问，并中肯地指出，卡冈对“艺术的本质和社会价值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注：卡冈：《艺术形态学》，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4-16页。）。关于艺术存在方式的理解，用物质本体作艺术分类的标准只是对艺术物质性层次存在的划分，但艺术世界结构是“非中立”的、“有倾向”的，离开艺术世界的“意义性”方式，要恰当指出艺术的本体形态是困难的。我们并不否定艺术形态结构的物质维度。艺术不可能离开物质规定。但如果按心灵直观结构的双向投射来对艺术存在方式进行分类，也许会取得较满意的结果，因为艺术实际是在直观精神投射“观照”中被认领的“意义性”精神存在，而不是一般中立性、无主观性的物质本体存在。艺术世界的结构形态不在艺术之外，而在艺术之中。艺术本体本身才是我们认识艺术存在方式的标准。关于艺术世界，即艺术形态学研究的本体性对象，其辨识的困难在于它不仅不是物质的，而且也不是纯精神的。因为艺术世界结构实际是马克思所称的一种“人化”结构，艺术既不是永驻不动的存在，也不是隐而不显的“幽闭”的心灵存在。艺术世界存在于艺术意向与意向物的观照之间。换句话讲，“人化”与“人化物”所形成的“观照”是艺术世界产生的前提，进言之，“观照”可能就是艺术世界本身，或者说艺术形态学本身就是艺术形态的“整体性观照学”。一切偏离艺术世界的错误理解皆因“非观照”而产生，一切正确理解“艺术世界”的结论皆是由观照被诱导出来。二、马克思“儿童天性”与苏珊・朗格“生命形式”的启示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过希腊艺术和史诗（特别是悲剧艺术），认为艺术魅力（指希腊艺术，但我们可从中得到对整个艺术存在魅力的思考）是从两方面产生的：第一，它表现了人类的纯真和谐，马克思用“正常儿童”比喻；第二，它促使人类希望在“更高的阶梯上”再现人类自然心灵的天真，马克思喻为“儿童的天真”。所谓“正常的儿童”就是既非愚昧粗野，尽是原始物态本能表现的儿童，也不是少年老成的早熟儿童，而是人在身心两方面的内在潜力都能得到自然而自由发展的儿童，是生命力表现完满的、使人处在自然和谐真实状态中的“儿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114页。）。人是历史的人，社会的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自己时代的“天真”，并由此产生自己时代的艺术，每一时代的人类尽管对自身生命意蕴的追求与表达各有不同，然而他们却仍有一种向着完美境界追求的要求。人类在展现自己改造世界时之所以顽强不息，是因为人类心灵中有一种毁灭不了的“固有性格”，在推动人类，也推动艺术向前发展。人类社会也许永远处在“不成熟”之中，然而人类内在“固有的性格”、“内在固有的尺度”却以一种本能天真的冲动，要求改变“不成熟”的社会和世界。正是基于这种“本能”，在艺术世界“整体性”结构上，我们“观照”了艺术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威力和魅力。因此在艺术存在方式及其形态分类上我们有什么理由只专注物质存在的时空结构而不更深刻地去发掘决定艺术根本形式的人的天真，人的冲动，人的自由，人的意志，人的爱，人的创造的“固有性格”和“内在固有的尺度”呢？在对人的“固有的性格”问题上，美国著名美学家苏姗・朗格似乎对心灵深处的生命自由形式有天然的好感，她提出用“生命形式”给艺术形式分类。她的艺术本体观确实较卡冈合理一些。苏姗・朗格称艺术的根本形式为“生命的形式”。本文接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艺术观点，也称艺术的根本形态为“生命形式”。苏姗・朗格从符号角度描述“生命形式”所显示出来的“力”，本文更多地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历史观角度审视艺术“生命形式”所蕴含的人类社会背景的“虚化”之“力”。因为艺术实际存在于“观照”的“虚化”背景投射之中，最终决定艺术的不是“符号”而是“观照”。“虚化”是以强大的心灵“观照”为基础的（注：杨小清：《虚拟意识与艺术深层空间视境的审美解读》，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6期。）。一条生命认识之线伸入茫无涯际的宇宙之处，在视觉中消失了，虚化为朦胧的背景，但在观照中可能被提升为“非常遥远”以至为某种“无限”的觉悟。正如我们不能因为铁路线消失在茫茫的原野就认为铁路是一种虚无。“虚化”显示“观照”中的艺术世界是如何超越现象并独立于现实世界之上。这如同虚构作品只要典型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其艺术本身也是真实的。艺术形态的确认在这里是被人的精神世界结构所安排的。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总结：艺术世界是物质感知世界与心灵投射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存在于对“人化物”产生的特殊“观照”之中。由于这种构造存在于心灵意向与观照对象的投射中，是通过虚化物质世界并由心灵进行意象控制后才产生的，因此严格说来，艺术形态不仅是“人化”形式（即生命形式）而且是一种虚化性的构造。现在困难的是如何说明“虚化”生命结构可以获得艺术魅力理解的“观照”转换问题。马克思曾在《手稿》中对艺术的被决定与反决定的二重性作了这样的说明：一方面，他认为艺术作为对象性的现实，它在社会中是“人自己本质力量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作为对象，艺术只有“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那样对我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它才有意义。关于马克思的思想，以上两点可化成这样的表达：1.艺术是处在一定社会历史现实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产物”；2.艺术一旦成为艺术（作为主体的对象），它必须具有一种像“主体能力”那样“自为地存在”的自主力，并以此反身影响主体，否则，艺术不能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关于马克思以上的艺术观，第一点是许多人都注意的，但第二点注意的人却较少。俄国文艺思想家巴赫金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理论，强调“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平行对话关系”，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我国对此问题较为关注的是刘再复，他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提出过“对象主体”的观念，遗憾的是他把对象主体看作与社会理性对立的意识本能，看不到主体理性背景控制“生”、“死”意象的“虚化性”、“观照性”特征，结果造成创作主体深陷“二律背反”的失落（注：杨小清：《论〈论文学的主体性〉的哲学基础》，载《湖北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但我们也认识到，目前理论界忽视“对象主体”，把马克思以上的艺术观仅理解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人还是不少的，其实这种只讲主体“对象化”而不讲艺术自身有像“主体能力”那样“自为地存在”的艺术观与马克思原来的思想是不甚相符的。这也是本文强调从“意义性”与“非客观性”来理解艺术形态学及其分类的题旨所在。三、悲剧形态、喜剧形态与艺术形态学的本体性定位问题关于艺术的悲剧形态与喜剧形态，苏姗・朗格的看法是可取的：喜剧表现了自我保护(self-preservation)的生命力节奏，悲剧则表现了自我完结(self-consummation)的生命节奏；任何生命都不可能像海蜇和海藻那样变成一代新生命――生物，与简单新陈代谢不同，个体生命在走向死亡的途中具有一系列不可逆转的阶段，即生长、成熟、衰落，这就是悲剧节奏（注：苏姗・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6页。）。我们以往对悲喜剧形态的美学认识是不够全面的，原因即在于不敢正视人生必“死”的事实。过分渲染“生”，反使人懦弱。人不是“神”，人必“死”，这是我们应认识的生命逻辑点。考虑到人生在宇宙中的短暂，才会自觉珍惜生存的意义。我可以选择“死”，但我却不能选择“生”。然而正是对生趋向于死的不同的追求态度，在艺术上才造成了悲剧与喜剧各自表现生命节奏进程的结构区别。说到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死不能自由地选择生，这听来很有悲观主义的味道，但谁把人能自由地选择“死”看作纯粹的悲观主义，谁就可能把人生这伟大的选择降低到动物的意义。马克思所称赞的希腊英雄，一般指具有坚定生命意志的死亡选择者，他们的行为之所以真诚地表现人生命力本性的伟大，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了自己选择死亡之路的真诚意念。一切为“类”的“固有的性格”而表示其欢乐行为的死亡信念，都是建立在对死亡的蔑视上。悲剧人物的死亡行为并不是简单地说：“去死！”任何真正悲剧行为都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死亡的超越，从而寻求“背景”中精神的永生。没有蔑视死的精神，便不可能有崇高。选择如何死不等于停止呼吸的肉体之死，特别对艺术来讲，被选择的死亡之路永远是一条通达精神永生显示终极意义理解之路，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作品才被确认具有社会“人”的味道。动物不具备自我升华的艺术理解“观照”，观照只存在于具有自由心灵投射能力的人与“人化物”之中。悲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其在艺术构造上的永恒魅力。有人说，悲剧以肉体的死亡来换取伦理的崇高，这话是有道理的。悲剧以伦理意蕴为准则，其必须落实到个体与社会，否则这种观点只能是抽象，而不能对英雄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作出合理的解释，总的来说悲剧是综合的，“悲剧形态”典型形式是：选择――死亡。细分此式得：1.英雄悲剧：自由选择――搏斗――死亡（《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等）；2.性格悲剧：偶然选择――矛盾――死亡（《哈姆莱特》、《奥赛罗》等）；3.社会悲剧：被迫选择――挣扎――死亡（《祝福》、《窦娥冤》等）。假如说悲剧的节律特征在于“选择――死亡”，通过不同的方式直接否定肉体，那么，喜剧的节奏则在于理智把肉体夸大。如果说生命由肉体构成是酝酿悲剧的重要原因，并由肉体死亡宣告悲剧的实现，那么，生命因肉体也酝酿喜剧。喜剧的关键在于对肉体的机智护存从而引出生命感的欢乐。喜剧在结构态上不否定肉体，反而夸大肉体，用肉体来隐藏机智和伦理，喜剧把肉体推到虚化背景“观照”的前头，惟有通过直觉反身虚化的观照投射，才能见到喜剧中深潜着与悲剧同型的永恒生命终极意义的理解。与悲剧不同，喜剧性的庆典、节日狂欢（都属丰收喜剧）偏偏推出植物动物的生存结构来表达，如插红挂绿，舞狮舞龙，戴动物面具等，让人直接看到生物的原始生命形象，即使需要人直接露面，也故意弄得笨拙滑稽，表现出一种纯身体的节奏颤动。此外典型的性格喜剧，如讽刺剧、滑稽剧等，也竭力在舞台上推出肉体生存来匿藏人类心灵伟大崇高的律动。一出真正的喜剧，当中不可能没有专为保护物欲利益的人物。在喜剧中，一些看来善用计巧趋利避害的角色，实际是唯识物欲生存的角色。比如不管是老葛朗台的古怪行为还是阿巴公的吝啬，无不为物欲，由于他们实际把机智生存物欲化，而他们的精神又根本无法驾驭生存物欲，因此，他们实际是“物”的化身，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叫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异化者。喜剧形态是一个广义的美学结构概念，它含庆祝、胜利、团圆、幸福、愉快等生命节奏特征，其手法则是通过机智、讽刺、幽默、滑稽等对肉体生存的夸张达到生命形式的升华，喜剧的特征是用理智夸大肉体生存，而其艺术意蕴则在非中立的意义性的艺术形态结构中。“喜剧形态”典型形式是：夸大――生存。由于喜剧表达重肉体批判（美学意味批判），一般难以表现英雄的行为，故细分上式得：1.丰收喜剧：肉体夸大――欢闹――生存（节日欢闹、庆典仪式等）；2.社会喜剧：计智夸大――讽刺――生存（《威尼斯商人》、《吝啬鬼》等）；3.性格喜剧：被迫夸大――滑稽――生存（《唐・吉诃德》、《阿Q正传》等）。总之，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人生存的价值是其透明结构直观的焦点，悲剧中，理性、“神性”的胜利给人以痛感形式的美学享受，但由于“肉体死亡了；精神仍然在前进”（黑格尔语），因而它使人敢于正视死亡超越死亡，而喜剧通过对“物性”夸大的滑稽呈现，使人在欢快中看到理智的弯曲，从而纠正非价值理性的盲目扩张。一般说来悲喜剧形态适合叙事性结构样式。悲剧的生命节律感起伏较大，结局往往戛然而止，其“结构透明体”呈紧张膨胀之状，其感知特点是透明体向宇宙无限处远深而去，给人崇高之感；而喜剧的生命节律多转折，结局往往韵味无穷，充满机智深思，“结构透明体”犹如六角球形状，感知特点为不安静的运动，生息不止，活泼可爱。以上所指“透明体”是一种理论比喻，亦是对“艺术对象”观照洞察程度的一种表述。对艺术“生命形式”内部结构的“整体性”理解，不是由先入为主的“命名”来获得的，而是因观照与洞察才被理解的。这是本文强调从“意义性”、“观照性”、“虚化性”、“非客观性”来理解艺术形态学的又一重要原因。四、余论：值得思考的艺术样式分类的几个问题艺术样式的分类，主要是从创作活动展示出来的结构形式入手的。比如音乐创作产生音乐样式，文学创作产生文学样式等。如上文所说，艺术样式分类是不直接与艺术悲剧形态和喜剧形态构成理解关系。从本文观点出发，时间、空间是可以在主观精神操纵下由“意义性”表现需要进行相互转化并连续统一的，这种“连续理解”比一般意义的连续世界在表象上更具“主观性”、“意义性”、“虚拟性”。没有哪件艺术品能离开时空存在，但所有的艺术品都必须消融时空的对立。鉴于艺术中时间空间被表达为主观性“生命形式”难以分割，本文提出不采用“时间艺术”、“空间艺术”与“时间―空间艺术”的说法。不过作为经验概念，在一般形式逻辑的固定参照中，由于允许割切时间空间，因此在艺术具体形式而非本体形式的分析里有时还是会借用时间、空间的说法（严格说是不确切的）。但作为艺术学的分类概念，本文宁愿改称时间艺术为“音构艺术”，空间艺术为“图构艺术”，时间空间艺术为“音―图同构艺术”，以下分别谈论它们。1.音构艺术所谓音构艺术，主要指该艺术样式以声音为手段，进而达到描绘主体生命力节律构造行程的那种艺术。这类艺术的特征是通过声音构造把时间艺术化，使人从其透明构造中直觉到主体心灵律动绵亘旷远的生命特性，即前文所说的经符号化处理以后的精神特性，是一种直观、沉醉与生存智慧为一体的“观照”。世界一定经“符号化”处理以后才能达到一种类似剧场灵魂的体悟。音乐是音构艺术样式的典范。音乐虽是时间艺术，但它表示的时间不是机械钟单维行程走向的时间，而是可以转化为生命空间的时间。音乐的时间结构是主体情感节律经背景虚化后的多维结构，它具有“形式”与“生命”融为主观性本体统一性特点。比如欣赏音乐，从经验时间虚化为背景时间，然后进入时―空统一的意象。《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里音乐时间实际已空间化，这里主体之“志”把乐曲时间旋律的流转虚化为主体生命的共时表达式，钟子期也由此才从伯牙的音乐时间流程中听到“高山流水”的意境。意境就是物质世界被虚化之后的生命沉醉体悟之境也就是上文反复提到的观照性“生命形式”。所谓“弦外之音”、“韵外之致”，指的就是时序乐律之外被欣赏到的生命透明共时体。2.图构艺术 绘画、雕塑、建筑属图构艺术的典范，它通过点、线、面等构图手段描绘主体生命节律在静态空间的瞬时组合，其构图目的是使人从图状透明构造中观照到主体心灵律动的生命特征。说艺术的时间样式是通过静态空间瞬时组合来表达主体生命律动的特征，是因为绘画、雕塑、建筑等虽为空间型艺术，但它们用线条、色彩或大理石表达的不是物理空间，而是具有“生命形式”动态意味的审美空间。人们在欣赏空间样式的艺术时，其结构中的线条、色彩或大理石构架实际已不复存在（准确说是视而不见），人们看到的只是充满生命意蕴的艺术体，是具有时序性律动的生命造型。这里的空间实际已时间化，形成了意象中时空主观性本体化的连续统一。“以形写神”、求“象外之象”是历代中国画家孜孜寻求的“丹青极致”。此所谓“得其形似则无气韵，具其彩色则失去笔法”（《历代名画记》），所谓“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矣”（《淮南鸿烈解・说山训第十六》）。以上这些话之所以成为画坛数代相传的遗训，即在于它教示画者须“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梦溪笔谈》），这样才能“深于画者，得意忘象”（《东观余录》）。正由于艺术空间必被“虚化”为精神投射才见意旨，所以一些在静态空间看来不合透视与解剖的画却仍有“永久的魅力”。3.音―图同构艺术 戏剧、电影、小说、诗歌、散文、舞蹈等艺术属此门类，当中尤以小说、戏剧、电影等形式最典型。“音―图同构”型艺术是由以上音构艺术与图构艺术综合而成的门类，由于这类艺术直接造成生命“整体性观照”的主观性本体化连续统一表象，直接展示“生命形式”，因此此类艺术最能分领背景结构中悲剧与喜剧形态的构造投影。从生命“整体性观照”的“意义性”看，它们是人类死亡节律与生存节律的最好载体，音―图同构能较自由地驾驭生命“整体性观照”综合体，并能以最丰富的形式把人类潜能中最完满的意蕴追求表达出来。“音―图同构”的优势在于它无需过多的经验中介就可直接获得“深刻恒远”的觉悟，所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此若指“消解”时―空对立连续综合的音―图同型结构，将更是贴切。艺术通过个别、偶然来反映广阔深远的生活内容及绵亘无穷的生命，音―图同构艺术能把这些充满个体偶然的具有发生学意味的事件在其连续结构中自由地展开。特别如小说、戏剧、电影，一方面它们直接运用时空的交错，使艺术的发展变得曲折、离奇、紧张，达到生命力节律的强烈扩张；另一方面它们又借生命形式“整体性观照”所造成的时―空连续统一的优势，造成巧得合理，不露痕迹。小说、戏剧、电影等艺术品种拥有绝大多数的追随者和欣赏者，与其生命时―空主观性本体化连续统一所拥有最丰富的“音―图同构”的表现力是分不开的。文学类的小说、散文、诗歌，包括电影剧本，严格说来应称为“语词性音―图同构艺术”，因为它们与叙事性、抒情性表演艺术有很大的材料结构上的差别，前者首先呈现为语言，然后才转化为音―图同构存在，后者即直接在“音―图同构”上是一致的。本文重点要解决的不是语言学问题，而是很传统的艺术时空问题，以上分析大概可以把对艺术形态学认识的一些问题交代清楚了。
|
[
"Philosophy",
"Mine",
"Law",
"Art",
"Agriculture"
] |
Art
|
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2000 Vol.11 No.4 P.481-487面向对象Z的子类型继承和推理规则王云峰 李必信 郑国梁摘要 讨论了COOZ(complete object-oriented Z)中的继承关系,将继承分为增量继承和子类型化继承,并重点讨论了子类型化继承.定义了一种行为子类型化继承,证明了该方法的合理性,并据此定义了COOZ的规约继承及规约继承的推理规则.所讨论的子类型化方法与E.Cusack等人的方法相比,具有可构造性,并且比Liskov等人的方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关键词 形式方法,面向对象,继承,子类型,形式规约.中图法分类号 TP311On Subtyping Inheritance and Inference Rules in Object-Oriented ZWANG Yun-feng（tate Key Laboratory for Novel Software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Meteorology College P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1）LI Bi-xin（tate Key Laboratory for Novel Software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ZHENG Guo-liang（tate Key Laboratory for Novel Software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relation of COOZ is discussed. It is divided into increasing inheritance and subtyping inheritance. The latter is studied and a behavioral subtyping inheritance is defined, by which the specification inheritance and its inference rules are defined. The soundness of the method is proved. The offered method is constructive compared with that of E. Cusack and is more flexible than that of Liskov et al.Key words Formal method, object oriented, inheritance, subtyping, formal specification.将形式方法与面向对象方法相结合已成为软件开发方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90年代初,将形式规约语言Z进行面向对象的扩充成为研究热点,先后产生了若干个Z的面向对象扩充版本［1］.COOZ(complete object-oriented Z)是在分析以往Z的面向对象扩充的基础上,采用更为先进、合理的技术对Z进行面向对象的扩充.对Z进行面向对象的扩充使得形式方法和面向对象方法相得益彰,如,OO方法中类及其关系的构造技术使Z适宜描述大型和复杂系统,同时Z本身的数学特性使我们可以对规约进行推理和计算,以保证规约的正确性.继承是面向对象方法的最重要的概念,继承一般用于两个方面：行为继承和实现继承.行为继承即规约继承,是一种强子类型化继承［2］.任意一处父类对象均可由子类对象代替.实现继承即增量继承,通过修改已有的类,派生出新类,体现了复用和代码共享.在实现子类型化时有多种方法,许多面向对象语言通过对实现继承增加约束条件来实现子类型化,约束条件一般通过方法的型构定义［3］.这些约束条件使得在应用子类型多态时不致出现运行错误,但不能保证语义上的一致.我们定义子类型化的目的在于：如果已知父类的属性和功能,即父类的规约,当对子类进行推理时,能直接利用已知的信息,增强对复杂系统功能进行推理的能力.其次,为了使子类型对象具有所有父类的属性和行为,保证子类型对象可以代替父类对象,使其成为一种精化手段.其三,保证COOZ规约验证的模块性［2］.例如,方法m的验证是针对父类型对象规约的,当子类型对象代替父类型对象时,对象规约发生改变,此时,本应该针对新规约重新验证m,但这意味着对继承来的原有代码（或规约）均要重新验证.这是不必要的,可以定义一种模块化的验证方法,这一方法的基础就是规约继承.我们在下面对COOZ的继承关系的讨论中,把继承分为派生和子类型化两种方式,分别给出形式定义,重点讨论具有较大灵活性的一种子类型化继承，并定义了规约继承的方法.同时,讨论了该方法的合理性.为了能利用规约中的子类型关系进行推理,给出了基于逻辑的COOZ继承的推理规则.1 COOZ简介COOZ［4］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形式规约语言,其中的类由类模式（class schema）表示:类模式由类名、类参数、父类列表、对象接口、局部定义、状态模式、初始化模式、方法模式以及表示对象实时历史约束的类不变式等组成,类模式的详细语法及语义见文献［4］.每个类模式都有Anonymous State Schema（无名状态模式）描述类属性和类不变式,即描述该类对象的状态空间,在继承时,无名状态模式自动加以合并.类模式可以有多个方法模式,类对象可接受的消息必须通过其方法模式加以说明,无名状态模式被自动引入该类对象的方法模式.在继承时,根据同名模式进行合并的原则,同名方法模式进行合并,这里,模式合并的含义是模式的合取［5］.2 COOZ中的继承：派生和子类型化我们把继承分为增量继承和子类型化继承两种.增量继承为一般意义上的派生继承,即在已有类的基础上构造新类,是重用现有规约的基础.子类型化继承是一个类替代另一个类的基础,可作为类的精化机制.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两种继承,并且为了与规约精化的实现语言C++*相适应,我们引入一种将类作为类型、将子类作为子类型的子类型化继承方法.2.1 增量继承――派生增量继承是在现有的类定义上增加“方法和变量”构成新类的过程.增量继承不能保证派生类的对象也是父类的对象,即不能保证派生类是父类的子类型.我们简化并扩展Cusack E［6］ 关于继承的定义.设类A的状态模式为SA,XA为SA的状态空间,Oj为类A的j个方法.类B的状态模式为SB,XB为SB的状态空间,Pj为类B的j个方法.若SB为SA 的实例（见文献［6］中的定义2）,则存在映射f：XB→XA,把SB的实例映射到SA的实例.根据类完整性定义,Oj可看成是XA之间的关系R（Oj）,显然,R（Oj）XA×XA .同样可得,R（Pj）XB×XB.相应地，f可得映射f×f：XB×XB→XA×XA.若相应类A的方法Oj和Pj在类中无显式定义,则有无派生类的定义如下.定义1. 若B的状态模式SB的实例为类A的状态模式SA的实例,即存在映射f：XB→XA,若类B的方法Pj由下式定义R(Pj)f×f=R(Oj)∩(XfB×XfB)，则B为A的派生类,若R(Pj)f×f为空,则Pj在B中无定义.定义1是极为严格的继承定义,其定义的子类不能修改父类的方法.事实上,增量继承相当于宏定义,通过把类模式的继承语句全部展开为实际语句,可得到没有继承关系的规约.2.2 子类型化继承E.Cusack定义的子类型化继承是一种非构造性方法,并且限制子类型修改父类型的方法.S.Drossoplou等人提出的“ST＆T”子类型化方法是一种极弱的子类型化方法,仅能满足子类型化的语法约束,可以保证子类型表达式代替父类型表达式时类型不出错,但不能保证子类型对象行为与父类型对象一致.事实上,类型检查只能查出程序部分错误,类型正确不能保证行为正确.为了达到前述子类型化的3个目的,需要定义一种“行为子类型化”概念,既满足子类型化的语法约束,又满足子类型化的语义约束.保证子类型对象行为与父类型对象一致,即保证子类型对象代替父类型对象时,不会出现超出父类行为规约的行为（意外行为）.为了比较子类型和父类型,我们扩展了文献［6］中的映射.对于存在子类型关系的集合X,Y:X≤Y（符号≤表示子类型关系）,存在模拟函数fX→Y:X≤Y.要判断子类型化继承,既要比较类型的状态模式,又要比较类型的方法模式.比较类型的状态模式,就是比较类型状态空间中的不变式,我们用IX（vz）表示类型X的不变式,其中vX表示X的取值.为了比较方法模式,我们用分别表示类型S,T的方法m的输入变量类型,用分别表示类型S,T的方法m的输出变量类型.用表示S的方法m的前置条件,用表示S的方法m的后置条件.其中ΔX表示X∩X′,即操作前后的变量.下面给出一种子类型化继承的定义.定义2（行为子类型化继承）. 类型S为类型T的子类型,当且仅当下列条件满足：。不变式规则：对所有S的值vS。方法规则对所有S的对象this:S,输入变量(1) 前置条件规则(2) 后置条件规则需要指出的是,式中反映了子类型关系的逆变原则（contravariance）,而则反映了子类型关系的协变原则（convariance）.2.3 强制规约继承在使用COOZ建立程序规约时,为了保证在使用继承时自动保证子类型关系,我们根据上述子类型关系的定义,定义一种强制规约继承的方法.虽然这样限制了继承的灵活性,但却具有在文章开始部分中谈到的3个好处,使用规约继承,强制父类型对象的方法在子类型对象中进行正确的操作.而且,如下面所要讨论的,这一方法较其他子类型化方法更为灵活.为表示方便,引入符号↑I表示继承的不变式,↑pre,↑post分别表示继承的前后置条件.这些符号的定义在第3.2节中给出.定义3（强制规约继承）. 设S为若干类型的子类型,则S的完整的规约为：。不变式 I(v):Is(v)∧↑I.。前置条件。后置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后置条件的定义比Liskov［7］等人所定义的条件范围要大,允许子类型方法在父类型方法定义域之外仍然有效.例如,左边两个操作模式分别表示父类型和子类型的方法m,根据强制规约继承的定义,完整的子类型方法m的后置条件为该后置条件并不蕴含父类型方法的后置条件,但在行为上,子类型对象可代替父类型对象.为了便于比较,下面给出Liskov等人的行为子类型化继承的定义.S为T的子类型,需要满足下述条件：（1） 不变式规则：（2）方法规则:前置条件规则:后置条件规则:其中s为类S的状态变量,s′表示后状态变量,f表示模拟函数(见第2.2节中的定义),Mx表示类x中的方法.由此可见，强制规约继承的方法比Liskov,E.Cusack定义的行为子类型化继承的条件要弱.如,上例并不满足Liskov的条件,但在行为上,子类型对象可代替父类型对象.因此,强制规约继承的方法可在给程序规约设计者使用继承时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另外,在对m的调用进行推理时,当作用于父类型对象时,子类型对象的m仍然是有效的.同时，子类型方法的后置条件蕴涵了父类型方法的规约,使父类型方法的规约在子类型对象中自动满足,为模块化推理提供了基础.2.4 实 例为了说明规约继承,下面给出一个简单的实例.类模式(schema)BankAccount表示银行帐户,类模式TwoAccount为BankAccount的子类型,它将BankAccoount中的属性credit精化成currency和check.由于TwoAccount具有更多的信息,为了保持父类型的规约,子类型应该提供建立其抽象值与父类型相应的抽象值关系的模式.这种抽象模式最初是用模拟函数（simulation function）表示,之后扩展为关系.为简单起见,实例中采用模拟函数.R,String为已有类型,分别表示实数和字符串.其中Simulation代表从TwoAccount到BankAccount的模拟函数.根据规约继承,TwoAccount的操作模式Withdraw完全展开的形式为其中self表示TwoAccount对象.不难看出,Withdraw反映了前面定义的规约继承.3 COOZ中继承关系的推理规则在COOZ中,我们引入扩充的Z的逻辑［8］,建立相关的推理规则.这里,我们先介绍,然后重点讨论COOZ中和继承相关的的扩充.3.1 逻辑是一种Gentzen式的相继式演算,公理和定理由相继式表示,然后运用推理规则推导出其余定理.为了表示方便,引入元函数,这些元函数在本逻辑以外定义.。相继式相继式的形式为：d｜Ψ├Φ.其中d为声明表,Ψ为谓词集合,称为“前提”,Φ也是谓词集合,称为“结果”.在d的环境条件下,当Ψ的所有谓词均为真时,Φ中至少有一个谓词为真,此时,形式d｜Ψ├Φ有效,事实上相当于Ψ的谓词合取,而Φ的谓词析取.。推理规则相继式的推理规则采用以下形式：其中premisses为规则的前提,由个相继式组成；conclusion是单一的相继式,为规则的结论；proviso是规则应用的环境中必须为真的谓词,为规则有效的条件.如果proviso满足,且premisses有效,conclusion有效,则称推理规则是合理的.规则中的name用于标识该规则,称为规则名.3.2 规约继承的推理规则为讨论方便,先定义几个相关的元函数.元函数χ返回子类继承的父类名的集合,如S继承T1,...,Tn,则有χ(S)=｛T1,...,Tn｝.元函数Ω返回类中的方法名,包括继承的方法.下面以推理规则的形式给出↑I,↑pre,↑post的定义*.。继承的不变式↑I的定义其中。继承的操作（方法）的定义(1) 继承的前置条件其中(2) 继承的后置条件q1说明m是T1,…Tk共有的方法,m不属于Tk+1,…Tn.这样定义保证了S和Ti的规约继承的关系,这种定义可作为操作模式(schema)和状态模式合取(∧)的语义基础.上述揄规则为COOZ规约中的继承关系的揄奠定了理论基础.4 规约继承的合理性为了讨论上述规约继承的合理性,引入以最弱前置条件表示程序语义的精化演算［9］,用其中的Frame 表示类中的方法：其中x表示在操作中发生改变的变量,P表示谓词,≡表示“定义为”.COOZ中的子类型的方法定义为其中下标s,t分别表示父类型和子类型.显然,上式即为规约继承的方法模式的定义.根据上述定义,用x:［pre,post］表示子类型的完整的方法,不难证明:即由规约继承所得到的子类型的方法满足行为子类型的性质,由此可以看出，本文所定义的规约继承是合理的.值得指出的是,规约继承可作为类精化的手段.相关内容将另文讨论.规约继承作为一种行为子类型的方法,能否实现所有的行为子类型,即该方法是否完备,还需进一步研究.5 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讨论了COOZ中的继承关系,将继承分为增量继承和子类型化继承,重点讨论了子类型化继承.我们定义了一种行为子类型化继承,并据此定义了COOZ的规约继承及规约继承的推理规则.本文所讨论的子类型化方法与E.Cusack等人的方法相比,具有可构造性,并且比Liskov等人的方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文中讨论时省略了“约束条件”,如何在继承中考虑COOZ的“实时和历史约束”值得研究.另外,根据文中的推理规则,给出推理策略,以便在规约精化和验证中加以应用，这项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王云峰（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93）（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 南京 211101）李必信（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93）郑国梁（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93）参考文献1，Stepney S, Barden R, Cooper D. Object Orientation in Z. London: Springer-Verlag, 19922，Dhara K K, Leavens G T. Forcing behavioral subtyping through specification inheritance. In: Kemmerer R A ed. Proceedings of the ICSE-18. Washington, DC: IEEE Press, 1996. 258～2673，Drossopolou S, Karathanos S, Yang Dan. Static typing for object oriented language. In: Goldsack S J, Kent S J H eds. Formal Method and Object Technology. London: Springer-Verlag, 1996. 262～2864，Yuan Xiao-dong, Hu De-qiang, Xu Hao et al. COOZ: a complete object-oriented extension to Z. ACM Software Engineering Notes, 1998,23(4):78～815，Spivey J M. The Z Notation: A Reference Manual. 2nd Edition, Series in Computer Science, London: Prentice-Hall, Inc., 19926，Cusack E. Inheritance in object oriented Z. In: America P ed. Proceedings of the ECOOP'91. Volume 512 of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1. 167～1797，Liskov B, Wing J M. A behavioral notation of subtyping. ACM Transactions on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Systems, 1994,16(6):1811～18418，Smith G. Extending of object-Z. In: Bowen J P, Hinchey M G ed. ZUM'95: the Z formal specification no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9th Annual Z User Meeting, Volume 967 of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London: Springer-Verlag, 1995. 276～2969，Morgan C C, Gardiner P H B. Data refinement by calculation. Acta Information, 1990,27(6):481～403
|
[
"Sports",
"Communication",
"Medical",
"History",
"Art",
"Literature",
"Computer",
"Agriculture",
"Energy",
"Politics",
"Economy",
"Education",
"Enviornment",
"Philosophy",
"Law",
"Military"
] |
Computer
|
罗著名内科医生杨固逝世新华社布加勒斯特５月１０日电罗马尼亚著名内科医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达・杨固因长期患病，于５月９日逝世，享年８０岁。１９３９年，杨固受罗马尼亚共产党和人民的委托，同另一位罗医生布・柯烈让一起随国际医疗纵队来中国帮助抗日，直到１９４５年回国。在中国的６年时间里，他的足迹踏遍川、黔、桂、滇、湘、鄂、赣７省，为抗日士兵和人民群众救死扶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完）
|
[
"Mine",
"Transport",
"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Art",
"Medical",
"Military",
"Computer",
"Education",
"Agriculture",
"Enviornment",
"Energy",
"History"
] |
Medical
|
【 文献号 】1-3982 【原文出处】海上文坛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509 【原刊页号】22-27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 作 者 】赵牧 【复印期号】199510 【 标 题 】变成机器的体育明星――关于现代竞技运动的思考 【 正 文 】 在古希腊人馈赠给人类的庞大遗产中，运动伤害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最具反讽意味的是，为和平而复活的奥运会在历史上却多次成为制裁机构。教练把成功置于运动员的健康之上。塞莱斯在赛场遇刺，惊吓过度而隐居不出，她的赞助商竟考虑将她拖上法庭。运动员“黄金时期”蕴藏在肌肉里的潜能被最有效地榨取。拳击，穷人的运动，摆脱穷困的阶梯。［上海临潼宾馆特约刊登］总经理戴雪江向广大读者致意现在的运动员，个个浑身伤病，“体育”还能叫“体育”？屡有疑者。这问题很幼稚，但它本身却是在一种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对另一种价值的怀疑。所以仍不失为一个意义的问题。近代中国人曾被蔑为“东亚病夫”，那时“体育”引进中国，打上“强种―强国”的印记乃是必然。国人最初想到要锻炼身体显然不是以健康为最终目标的，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能否达到目的还得划问号。鲁迅当年其弃医从文的行动即可视为对此提出的有力质疑。他笔下的一群精神麻木、体格健壮的看客围观刽子手杀人，有的竟能吃下蘸着人血的馒头。强壮的躯壳与神智的腐朽，可谓震聋发聩。但“体育救国”曾如此深入人心，难免成为一种偏执，所以“体育”的概念便也僵化，凡在其大名下的事物，都必须有益于人的肉体健康的想法便是。这想法错就错在把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从宏观的角度审查，人类从来不曾把强体能当作终极目的。否则以此想法衡量，那么今天的“体育”就是个不伦不类的实足怪物。因为今天不仅是人，许多动物：猪、狗、猫、蟋蟀、青蛙、癞哈蟆比赛都堂而皇之登上许多冠以“体育”之名的专业报刊。显然，人们不会把“动物的体育”与“人的体育”混淆起来；也非不知“大众体育”与竞技运动的区别以及这种争论主要存在于竞技运动领域。所以这个疑问要使其变成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便应改变提问的方式，即不是用“体育”的概念（这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概念）去套某某事物是否相称，而是就事实本身是什么提出问题。既然已知人体不过是人类无穷意欲的载体，健康也不是人的终极目的，所以当一些人牺牲健康，忍受着难以想像的伤痛折磨，就有某种强大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或是一种强大的压力或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它强大到“非搞垮身体不可”。小斯巴达――童真的失落有个著名的传说讲，古希腊斯巴达城邦，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学生带了只狐狸去学校，上课时他把狐狸藏在怀中。狐狸在他的胸膛上又抓又咬，为了不违反课堂纪律，他一动不动。下课后教师和同学发现他已经死了。从此凡勇敢的孩子都被称为“小斯巴达”。不用怀疑这故事的真实性，重要的并不在于传说本身是否真实，而在于它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城邦鼓励勇敢坚韧的风尚。至少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后世常把严酷训练士兵方式称为“斯巴达方式”。恩格斯说过，在了解人类成就的许多方面，我们常常不得不回到它的源头，优秀的古希腊人那里去。在古希腊人馈赠给人类的庞大遗产中，不妨说运动伤害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从“小斯巴达”说起，则是要强调，在今天的竞技运动的舞台上少年儿童受到运动伤害困扰已成为突出的现象。古奥运会与战争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正如所有古老文明的早期竞技运动项目几乎无不直接脱胎于战斗技能一样，竞技场上的技能事实上就是战斗的技能，差别仅在于竞技比赛被约定的规则和裁判所限，从而使其形成“点到为止”的特色。话虽如此，许多史料表明，在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中充斥着的伤亡流血，远比今天的运动场可怕得多。其蛮野程度若用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斗殴”。有个著名的故事说，某届古奥运会上，一摔角力者被对手死死扼住脖子，他本想认输，但被场外的教练制止。于是他奋力掰住对手的脚趾，最终竟迫使对手认输，而他自己也拼尽最后一口气窒息而亡。再以古希腊的一项运动混斗――“帕马契亚”（Pammachia）为例。公元前６４８年第３２届奥运会上即列为正式竞赛项目。第８３届奥运会时，由该届冠军劳卡洛姆制定出较全面的比赛规则。混斗允许身体任何部位作进攻武器，直至对手丧失抵抗能力或认输为止。揪耳、卡脖子、牙咬，无所顾忌。诗人品达说：“混斗是所有比赛中最危险的项目。受伤致残、流血丧命，简直是家常便饭。”为规则所限的斗殴虽然不等于战争，但古希腊每隔四年“神圣休战”一次，其间进行的奥运会有明显的“竞技是战争的继续”之色彩。形象地说，前者是“决胜于战场”，而后者则是“决胜于竞技场”。决胜于竞技场自然总比决胜于战场“文明”些。这正是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竞技运动”不过是“礼仪化了的战争”的原因。类似情形在中国也有，不过比起古希腊，中国古人常常更“文明”些。古代兵法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若能“舞台决胜”时，中国人就会觉得连竞技比赛都纯属多余。周武王以大型“干戚舞”震慑蛮夷，使其“口服心服”就是个美妙的例证。炫耀武力的“大型团体操”在中国历代都不乏其例。这种差别是不同社会中的不同战争形态决定的。在古希腊城邦间的战争中，个人的战斗技能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古希腊“舞台”上都是些单打独斗的好汉，与之相应的宗教观念是古希腊人相信奥林匹克的优胜者必有神佑，所以古希腊出现用拆除城墙的方式欢迎“决胜于舞台”优胜手凯旋故里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随着人对自身体能成因认识的加深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浪漫的想像被削弱，祈祷神佑的宗教仪式必然向追求更现实的“强国、强种”手段转化，久而久之“英雄”便不再是从战争中逐渐自然形成，可遇不可求的了。在古希腊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奇妙的现象：战争和竞技能力训练都曾是古希腊贵族垄断的权力，竞技能力的训练不但是贵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运动场是考察判断一个人的出身高贵程度场所。所以在古希腊历史上，许多哲学家、诗人、剧作家都同时又是运动家。难怪有人竟会感叹：希腊的奴隶真是“幸福”，因为他们无权参加战争。但随着某种历史的必然，古希腊贵族在精神和肉体上双重堕落了，“决胜于运动场”的情形便发生了重大变化。贵族不但从肉搏的战争后撤，也从运动场上逐步后撤，“强种”概念的外延开始扩大到自由民甚至是奴隶。于是在奥运会赛场上就出现了奴隶驾车比赛，马车主人领奖的情形。这时的“强国”的手段“强种”中的“种”便成为可以靠一种强制性的教育体系大量培养出来的预期产品。“小斯巴达”其实更像古希腊文明走向衰落的证明――人，此时不再有突出的个性，而更像是被贴上标签的社会生物类型。儿童被调教到至死不吭一声，这和古希腊“英雄时代”有血有肉的众神和英雄喜笑怒骂溢于言表，受伤时也会嚎啕大哭，不以为耻，从不掩饰自己的情感的情形已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曾说，古希腊社会是人类最正常的儿童时代。这个说法必然不包括“小斯巴达”。因为当儿童甚至能如此有意识地控制（压抑）自己的痛苦反应，它证明的只能是社会对人的控制力量已经大到“类的生存”必须靠牺牲个人的正常情感表达的地步。显然，空洞的理想本身既不能把所有儿童培养成某种类型的人，许多“小斯巴达”的出现必然是普遍性的社会风尚和带有强制性的教育结果，这包括对儿童肉体的和精神上被风尚所蔑视、抛弃的恐惧。而社会对勇敢精神的称赞则是对这种牺牲的一种补偿。“小斯巴达”虽然不是死于竞技场，但对了解今天运动场上许多人何以能忍受伤折磨，尤其是对于了解今天的运动场上“小斯巴达”为什么也越来越多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对话还是对抗顾拜旦在“战争―斗殴―战争……”这个循环的逻辑过程中截取“决胜于运动场（舞台）”的片断，认定它具有“和平功能”，其浪漫性质一目了然。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接受这个理论，并实践，至于效果则另当别论。古往今来竞技运动的一大突出特色就在于，竞技运动重要的并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我们愿意相信它是什么，更准确地说，是形势使人们更容易对它的功能产生哪种倾向性认识。很多人把“体育运动”称作“世界语”，意思是不论国家和民族，人们很容易借助这特殊的“语言”进行对话。至于对话的内容，可以是和平也可以是“对抗”。最有反讽意味的是，为和平而复活的奥运会在历史上却多次成为制裁机构，如二次大战后，奥运会连续两届把轴心国运动员排斥在外。假设奥运会这个舞台真能使世界各国青年相互熟悉、消除隔阂，那么排斥轴心国运动员，岂不是正好放弃了奥运会的最重要的功能不用，堵塞这些国家的年轻人走向和平之路？最近的例子则有南斯拉夫运动员被排斥在世界体坛之外，这无疑是个悖论。在热兵器时代，按理讲更难想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古战场的延伸，可事实上，一个柏林奥运会就足以说明，比赛的胜负本不必有现实意义，然而外部条件一旦成熟，它就可以作为某种重大意义的象征，并且显得极具实在性。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末，美苏两大体育强国的对抗也是如此，它充满了制度和国力较量的延伸的象征意义。在这种较量中，后者有着更严密的组织性、计划性。这种组织和计划性之一就体现在对少年选手的早期培养上。８０年代初至中期，中苏男子体操的激烈竞争一度呈白热化。传媒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譬喻来形容这种态势――“强硬的男子汉对话”。了解这段历史则不难从“对话”前置“硬汉”后激动人心的意味。事实上，参与这种“对话”的也不再限于小男子汉。竞技运动自身的特性，决定了想像与现实之间不时会出现巨大的鸿沟。顾拜旦希望来“对话”的是世界的青年，而如今青年被越来越多孩子所取代。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４日，英国业余体操协会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的内容是为很有发展前途的女子体操选手、１２岁的埃玛・韦贝尔寻找６千英镑的训练住宿赞助费。三个月时间已经过去，没有哪个人或哪家公司对此作出反应。大英帝国连６千英镑都拿不出来或不愿意拿吗？两周后，苏联女子体操队访英，英国体育评论家罗布・休斯在同一家报纸上借机发表评论说：原因在于“体操会损害妇女健康！”――这个结论代表了英国体育界和舆论界的基本看法。英国体育的最高机构――英国体育理事会，对苏联、东欧国家和美国采用的那种无情的训练年轻女子体操运动员的做法一直深感不安。罗布・休斯说：“我们在１９７２年奥运会上，从梳着小辫子的图里舍娃身上最早看到了这种转变。最近，又从奥梅里扬奇克身上得到证实，大胆的翻腾完全挤掉了女性美。人们一贯说的体操运动的本质在于身体的音乐美，今天变成了什么？那些体操运动员完全没了成年女性美，她们在身体上成熟了，而情感十分幼稚。奥梅里扬奇克除了体操一无所知。”美国儿科专家赖尔・米切利说：“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现象，为世界冠军这个目的而培养孩子。”他所在的波士顿医院一年治疗的病人中，许多是竞技体育的受害者。捷、美、日、瑞典等国的研究人员认为，少女体操选手患脊骨受伤的病率是其他孩子的５倍。１９８７年５月３日，英国《邮报》载文说，专家警告少年运动员要冒生长发育受到损伤的风险。最普遍的是骨骼受伤和变形，因为过于发达的肌肉会损伤韧带和妨碍骨骼的生长。让许多这样的少年儿童担负着“祖国和民族的期望”，换句大白话就是“你看我们的孩子都这么了不起……”；或让他们肩负着“世界和平”的重任，其荒诞性也一目了然。更有惊人的说法讲，当年苏联、罗马尼亚女子体操水平之所以高，是因为让小女孩子服用不长个的药物。有人解释，“这种评论虽然不是根据事实，却是有见识的猜想。”罗德妮娜这位三获奥运会双人滑冠军的苏联运动员则现身说法：“优秀运动员过去是精神的楷模，今天他们却成了没有感情的、机械的士兵。”而“一味追求致使体育明星的年龄越来越小。”教练把成功置于运动员的健康之上，“把体育变成了艰难而单调的劳动，强迫那些仍是孩子的运动员参加各种比赛，承受严重的精神折磨和身体伤病。”这种情形出现显然并不取决于教练，是由更深的社会原因和竞技运动自身的逻辑决定的。苏联体育大厦的崩塌与原来相吻合的意识形态解体密切相关，暴露了这种象征时过则境迁的虚妄性。但少年儿童占领竞技舞台的事实并未因冷战结束而减少，则是由竞技运动自身的特性决定的。作为“身体语言”，竞技运动在表意上不可能具有唯一性。换言之，就是这种语言具有极大的含糊性，因此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奇特现象，竞技运动并不就是战争的延伸或意识形态的附庸。然而，它确实又随时可以被臆想为战争的延伸或成为表现任何意识意念的工具。这样一来，作为可以“艺术地表现”任何一种观念或意念的载体――运动员本人就难免成为一种表意的工具。无运运动员本人怎样想，他们都逃不脱其所处时代的普遍的附会性解释的包围。或者说他们索性没有什么想法，环境让他们怎样思想他们就怎样思想。他们通常因从娃娃起便被纳入强制性的训练生活轨道，几乎丧失了自由表达情感的机会和能力。等到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情感或产生表达它的愿望时，往往也到了被淘汰出场的年龄。有的运动员想激流勇退而不得，前南斯拉夫网球选手塞莱斯在赛场遇刺，惊吓过度而隐居不出。她的赞助商竟考虑是否要把她拖上法庭，迫使她穿着赞助商产品的广告服装上场继续履行他们之间的合同……今天的少年儿童一旦被选中送上这高速行驶的运动战车，等他们想下来时可能为时已晚。自然他们当中有些幸运儿或由机遇，或由超常天赋，使他们尚未伤病缠身便已挣够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或虽已老迈却因论功封官，归宿明朗亦足欣慰悠然。运动员之间的任何比赛确实都是一种“对话”，但它的普遍性质决不会以某个人意志为转移。自古及今，竞技比赛作为运动员个人间、团体间、民族间、国家间“对话”的一种方式，其最典型的面目有以下三种：一是政治或军事“对抗”的继续；二是运动会成为一种大家都承认（至少是表面承认）是和平的一种祈祷仪式或象征，而运动员是和平的“使者”；三是今天人们日益熟悉的情形：作为一种表演性职业，竞技运动已成为一个利润巨大的产业。竞技运动以何种面目出现，取决于大的时代背景。如果说，古希腊奥运会在早期表现出强烈的“战争的继续”这一特征的话，那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汉城奥运会以前的冷战时期，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对抗的继续”的色彩。不过，从现代竞技运动职业化、俱乐部化的趋势和对“对话者”年龄越来越小的发展态势看，也许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全世界的运动员“对话”的内容已经在金钱上取得了“空前的、划时代的统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老心理已被更强有力的“世界语”――金钱统一起来。运动伤害成为醒目的世界性问题，前提有二，一是普遍的职业化；二是比赛的胜负不再有强烈的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一个运动员的成败、健康与否，甚至是死是活更多的是与他自己的收入相关，而不是和他的族类的痛痒“息息相关”。旁观者由于处于“超然”的位置，就容易发现许多早已存在的事物原来竟那么“不可思议”，而什么在支撑着职业运动员忍受着难以想像的伤痛折磨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英才教育”现代人用了一个非常精当的术语来称呼今天的名运动员――“明星”，这个词把今天的运动员与古希腊早期奥运会上的优胜者（通常叫“英雄”）准确地区别开来。因为前者存在于高度封闭性空间，而后者存在于高度开放的空间之中。当年日本有人曾评论，德国网球选手贝克尔接受的是“最彻底的英才教育”。他与网坛四杰博格、伦德尔、麦肯罗、维兰德小时候都喜欢足球。然而，“唯有网球的方式”――从儿童时就强制进行高强度科学的训练培养，才能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的运动员。职业运动的逻辑是，运动员仅凭兴趣根本不可能出人头地，只有自幼起就置身于强制性的教育制度下，才有可能成为这个行业的“英才”。结果儿童不是在充满趣味的游戏中而是在严酷的训练和比赛中长大，成年人则经常用伟大的牺牲这类陈词滥调描画它的意义。网球在说明现代竞技运动这个封闭空间的性质方面，确是个非常好的例子。１９９５年初，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网球选手２３岁的桑普拉斯呼吁说，应该改革网球体制，现行的网球排名制度迫使选手为维持自己的排名或积分四处奔波。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早在１０年前，就有许多文章这样描述过网球运动。“在职业网球场上，因为受伤而不能出席大赛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而且人们已经很难分辨有些运动员的肩部，胳膊，大腿是因为伤肿而显得粗壮，还是本来就粗壮。运动创伤是由于无休止地变换不同质地的场地和比赛过多导致的。没有一个选手能经得起这种长期紧张高强度节奏的考验，或者干脆说就是折磨。“运动员东奔西跑参加不同洲际的比赛，首先会影响和改变心理状态，继而又在生理上发生反应，生理和心理的不适是发生运动创伤的契机。”法国老网球运动员达尔蒙说：“我打球的年代，运动员很少受伤……那时一年只有５个月的比赛，其余时间用来训练休息，而现在一年四季都在比赛，即使受了伤，只要还能坚持，就要比赛，没有休息，没有治疗。”排名制度迫使运动员一年四季都在比赛，希望和成功是建立在关节疼痛的基础上的，冠军称号和巨额奖金伴随身体痛苦一起来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巨额奖金刺激着运动员无休止地奔跑，所有的人都置伤病不顾奔波着。现代网球“系列、巡回大奖赛”是商业化的产物，大奖赛首先为组织者创造了巨额的利润，其次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中，运动员除了专心比赛外，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不必过问，都会有人替他操办，许多人乐于为这些明星跑前跑后，他们可以从运动员的巨额奖金中获得可观的抽头（分红）。这个高度封闭的空间是为最有效地榨取（“浓缩”）运动员“黄金时期”蕴藏在肌肉里的潜能而制造的。运动员的痛苦与体育协会的官僚、教练、经纪人、医师都不相干，他们只要找到让运动员出成绩的办法，找到让运动员心甘情愿忍受任何痛苦的支点：“合理”的出场费价码、有足够诱惑力的奖金数额就行了。金钱和名望的诱惑不但能使运动员承受激烈竞争导致的“自然”伤害，还能使他们坦然或被迫接受来自任何方面馈赠的神奇的“大力丸”或“大理丸”。而不论如何，一切后果则要他们自己承担。大量的文盲明星在比赛之外唯一要稍加用心去办的事，也许就是练好签名，使人们从签名中还觉得他们有点文化。８０年代中期，国际网联医师顾问团曾严厉抨击青少年参加职业网球赛现象。说这对他们肉体和精神的伤害不可估量。罗德妮娜也说过：“我反对那些１５岁就登上顶峰，而后又无声消失了的冠军。现在是限制重大项目的参赛者年龄的时候了。”国际网球联合会在舆论高涨时，对自己的章程做出过一些修正，规定年轻的职业网球运动员一年只能参加有限次数的比赛。但很难说这种规定有什么用，因为“英才教育”也非想像的产物，它是商业社会一种销路极好的特殊产品。进入“英才学校”的儿童本人别无选择，不成才即是废物。而以制造“英才”为产品的工厂显然不能无视效率的原则，运动员什么岁数时容易出成绩，就必须让其在这个成绩里出彩。这也就是国际体操界为何不理睬关于禁止比赛危险动作和对参加比赛运动员的年龄虚报问题眼睁眼闭的原因。确实很难想像“老胳膊老腿”做不出惊险奇绝难动作的体操选手能拉来多少观众，而工厂制造没有市场的产品最终只能关门。还有更极端的例子。今年元月，新华社报道说，１月３１日，一名罗马尼亚体操教练由于在训练中将一名１１岁的运动员殴打致死，被判处以８年徒刑。这个教练名叫弗洛林・乔治，今年２５岁，任教于布加勒斯特狄纳摩俱乐部体校。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乔治对小运动员久拉在平衡木项目训练中的表现不满，将她推倒在地，拳打脚踢，久拉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在医院。法庭以杀人罪将其处以８年徒刑，还裁定他向受害家属支付５６００美元的“道德赔偿金”。这里显然有种必然性，就像有人谈到雪橇运动时所说的“没有恐惧，才有速度”。雪橇运动员以每小时１１０公里的速度掠过，看上去是非常可怕的，在一个长１．２米没有制动装置、没有保护的雪橇里，在１千多米的冰道里滑行，极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连人带橇倾覆后斜撞在冰墙上的后果。因此它是冒险而不是运动。这里又出现了“概念”与事实打架的现象。问题的实质并不于它是不是运动，而在于“有了速度，才会有观众。”比雪橇更典型的还有拳击，几十年来拳击一直是受到最广泛攻击的项目，许多人都断言：拳击，绝非“体育运动”，而且它以打坏人脑为目的，极其不道德。然而拳击运动的市场却丝毫未因舆论攻击而萎缩。为拳击运动辩解的人则强调拳击运动中的死亡事件比起诸如登山运动（每年死数百人）游泳运动（每年３０万左右）微不足道。这辩解显然不通。世上死于登山或游泳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非职业的高山旅游者和普通的嬉水者，而业余爱好与职业显然有本质区别，前者本身就是生活情趣的表现，是一种人生的享受；目的与运动本身是统一的；而职业运动对几乎所有从事它的人来说都谈不上乐趣，目的与手段常常是分离的。所以真正的问题仍应归结于现代竞技运动的性质――为何“愿打愿挨”。“英雄”与“明星”的区别也类似业余与职业的区别。顾拜旦最初制定奥林匹克宪章时就规定禁止职业化。理由是古奥运会衰败（包括精神）的原因之一就是职业化，诸如贵族雇佣他人代替自己参赛。顾拜旦无疑是敏锐的，英雄的行为方式不但与自身也与整个社会群体的目的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其行为通常为整个社会评价所肯定；明星则不同，尽管人们也不时称之为英雄，但职业表演性质决定了表演本身与目的分离特性。仍以拳击运动为例，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穷人的运动”？在美国这项运动对黑人来说是摆脱贫困的阶梯，而对经营者它则是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行当。可以断言，职业运动员即使敷衍了事也能挣大钱时，就一定会“偷懒”。所以今天随处可闻这样的模式语：“要想把××搞上去，就要引进良性竞争机制”。这里的“良性”显然仅限封闭的空间而言，而它所带来的“进步”往往是以某种重大牺牲为代价。今天运动场上的英才的技艺肯定高于古希腊，运动伤害的危险程度也肯定轻得多。耐人寻味的却是，现代竞技运动的伤残问题却很扎眼，运动员心理畸形和人格分裂的问题更严重。台上的（或今天的）英雄，在台下（或明天）就很可能是个白痴或魔鬼、恶棍。本・约翰逊如是，泰森如是，辛普森也如是。能力与人格的分裂是“明星时代”的普遍特征。本文并非要进行道德批判和主张“复古”，而仅想指出，道德是个历史的范畴，人类早已告别童年走向成年，成年并不意味着成熟。在螺旋上升的阶梯中，即使在竞技运动领域，人类所取得的成果也远不像自我吹嘘的那样美妙。黑格尔说：“存在就是合理的”，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一步说：“既不（应）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地也就消失。”［编辑・程小莹］＊
|
[
"Politics",
"Education",
"Medical",
"Mine",
"Economy",
"Sports",
"History",
"Transport",
"Enviornment",
"Communication"
] |
Sports
|
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MEASUREMENT TE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4 1999直流增益直流偏移的不确定度评价梁志国+啊〔苡⒔摘 要 介绍了最小二乘法评价直流增益和直流偏移两项指标以及不确定度分析和评价过程，同时给出了一个分析评价实例。该过程及结论可应用在对于测量标准进行相应指标的不确定度分析上，也可用于估计指标本身的不确定度。关键词 直流增益 直流偏移 不确定度分析 评价 校准The Uncertainty Evaluation of DC Gain and OffsetLiang Zhiguo,Cao Yingjie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evaluation course of DC gain and offset of linear measurement system using the least square method is described,the uncertainty 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is discussed,and in the meantime an example of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is introduced in detail.The course and results can be used in the uncertainty analysis of some measurement standard or the uncertainty analysis of gain and offset themselves.Key words DC gain,DC offset,Uncertainty analysis,Evaluation,Calibration引言任何一种仪器设备的性能指标，其评价结果均有不确定性，一般来说，其不确定度的大小与所使用的评价设备、评价方法、评价条件、以及被评价的设备指标均有关系。对一项具体指标的评价来说，寻找出影响其评价结果的全部主要因素，以及评价结果的不确定度与这些影响因素间的确切关系，是计量标准建立和运行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直流增益和直流偏移的评价亦是如此。使用最小二乘法评价直流增益和直流偏移，是一种总体最优意义上的模型化测量方法，在数字存储示波器、瞬态记录仪器以及数据采集系统等数字化线性测量系统的直流增益和直流偏移评价中，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使用等间距最小二乘法评价直流增益和直流偏移的误差及来源，并以一个实例来说明直流增益和直流偏移评价结果不确定度。1 评价原理及系统构成增益是稳态线性系统中，响应的幅值(或功率)与相应激励的幅值(或功率)之比。直流偏移则是输入为零时，系统的输出值。测量系统的直流增益属于其静态特性指标。静态特性指标的评价一般需要经过两个步骤：1)建立被评价系统的输入输出特性的数学模型(传递函数或线性方程式)，并确定模型参数；2)由数学模型的有关参数确定被评价的静态特性指标。对于单输入E单输出y的线性测量系统来说，其数学模型可写成如下形式的线性方程式y＝GE＋d其中，直流增益G和直流偏移d为待定的模型参数直流增益以及直流偏移这两个指标的给出，均是在实际物理系统的输入输出呈现出符合叠加原理的线性关系下，系统的数学模型是在线性方程式的基础上定义的。最小二乘法评价直流增益和直流偏移[1]是将输入值组E1，…，Em及其测量值组y1，…，ym按残差平方和最小的含义进行处理而确定被评价系统的数学模型参数G和d，则直流增益直流偏移如图1所示，直流增益和直流偏移的评价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图1 直流增益和直流偏移评价总框图其硬件部分由标准信号源、通用接口、计算机系统、打印机等组成。软件系统是除了硬件系统以外的其它组成部分，包括评价方法、规范条件和所需的软件程序。评价系统的软件程序主要包括采集传送程序,数据转换程序和评价软件。2 不确定度来源及其影响直流增益及直流偏移评价的不确定度σT主要来源于：1)环境温度、湿度及其它因素变化的影响σH：2)评价原理、方法及评价软件造成的不确定度σY；3)评价用信号源或测量设备不确定度σS。(1)本文所用实验系统中,标准信号源的不确定度设定见表1.表1项目直流幅度范围0～1100 V最优档误差限±0.0008％读值±4 μV标准不确定度uc(相对于10 V)4.85×10－6扩展不确定度U9.70×10－6环境温度、湿度及其它因素变化的影响，通过限定评价环境条件来消除。评价原理、方法误差，通过方法和原理的选取消除或限定。评价软件造成的不确定度，通过仿真进行估计。下面将依上述原则对直流增益及直流偏移评价的不确定度进行分析。3 直线最小二乘拟合法评价直流增益和直流偏移的不确定度直流增益G和直流偏移d的评价，是通过选取m个在量程(－Er／2，Er／2)中均匀对称分布的输入值E\-i进行测量，然后进行最小二乘线性拟合，给出结果。其详细分析如下：设:线性测量系统的输入E输出y的关系为y＝GE＋d，Ei(i＝1，…，m)为输入值，yi为要直接测量的值，xi为有误差的实际测量值，则有yi＝GEi＋d误差方程组为γi＝xi－yi＝xi－GEi－d直流增益(2)直流偏移(3)测量结果不确定度[2](4)(5)(6)其中，为信号源的不确定度；为被校设备的不确定度；m＝16，Ei(i＝1，…，m)居中覆盖测量范围(－Er／2，Er／2)，E＝0.5Er((2i－1)／m－1)则G及d评价的不确定度σG和σd分别为[2]本评价系统中，选取读值Er＝10 V，直流标准源误差限为±0.0008％读值±4 μV＝±84 μV，设误差在(－0.000084 V，0.00084 V)内均匀分布，相对不确定度：扩展不确定度为(7)Ud／Er(kp＝31／2，p＝100％)＝kpσd／Er (8)使用HP54501A型数字存储示波器作为被评价的线性测量系统，由于HP54501A型数字存储示波器的技术指标为：输入频带宽度：直流～100 MHz(－3 dB)垂直分辨力：8BitsA／D直流增益误差：±1.5％直流偏移误差：±1.5％×直流偏置±0.2×(V／div)电压测量误差：增益误差＋偏移误差＋A／D分辨力采集速率误差：±0.005％存储深度：500实际实验中，选取“直流偏置”为0，增益G＝1，则直流偏移误差：(±1.5％×直流偏置±0.2×(V／div))／量程＝±2.5％电压测量误差： 增益误差＋偏移误差＋A／D分辨力误差＝±4.4△A01／A0＝±4.4％电压测试不确定度为 σsc／Er＝4.4％／31／2,由式(7)得直流增益扩展不确定度 UG(kp＝31／2，p＝100％)＝3.9％由式(8)得直流偏移扩展不确定度 U\-d／E\-r(k\-p＝3\+\{1／2\}，p＝100％)＝1.1％当被校设备为理想状况，即σsc＝o时，评价系统自身的相对不确定度：σGO／G＝4.2×10－6σdO／Er＝1.2×10－6.G其相应的扩展不确定度分别为[3]UGO／G(kp＝31／2，p＝100％)＝kp.σGO／G＝7.3×10－6UdO／Er(kp＝31／2，p＝100％)＝kp.σdO／Er＝2.1×10－6.G由此可见，测量点E\-i及其m确定后，Q11和Q22也确定了，被评价系统和信号源的不确定度影响所获得的增益G和直流偏移d的不确定度也随之确定。而一般被评价系统的不确定度与量程之比(σsc／Er)在10－3量级，远大于评价系统信号不确定度与输入量程之比(σsr／Er)，因而，影响G和d评价不确定度的主要因素为被评价系统的测量不确定度。4 结束语由上述过程可见，在使用模型化测量方法评价仪器设备的直流增益和直流偏移指标时，其测量不确定度分析较为复杂，影响评价结果的因素较多，尤其是信号源提供的信号量纲与被评价参数的量纲不一致时，更是如此，这一点，在进行数字存储示波器等设备相应指标的评价以及这些设备测量标准进行不确定度分析和验证时应引起注意。另外，尤其要说明的一点是，直流增益及直流偏移评价不确定度，受被评价设备的测量不确定度影响较大，这在其它指标评价中也不例外，但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因此在评价指标参数时，一味追求测量标准设备的高指标，往往是得不偿失的。作者简介：36岁 男 高级工程师作者单位：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北京市，100095参考文献1.黄俊钦.测试误差分析与数学模型.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2.丁振良.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3.GJB／J 2749―96,建立测量标准技术报告的编写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国防科工委军标发行部出版,1996收稿日期：1999-02-26收稿
|
[
"Communication",
"History",
"Agriculture",
"Electronics",
"Computer",
"Space"
] |
Space
|
【 文献号 】2-648 【原文出处】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原刊地名】郑州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51～56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07 【 标 题 】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 作 者 】张五钢 【作者简介】张五钢，郑州大学思政系，河南 郑州 450052 【内容提要】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必然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体制中，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艰难的政策 选择。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展趋势”的机会，同时又有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所提供的金融风险。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也是双刃剑，既提供了更大的贸易投资舞台，又带来了严重的国内失业问题。为此，在全球化的同时，国家间的区域联合与合作即区域化也正在深化或扩大。【关 键 词】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0）02―0051―06
|
[
"Space",
"Economy",
"Art"
] |
Economy
|
第四届全国大企业足球赛复赛结束新华社郑州５月３日电（实习生田兆运）上海大隆机器厂队昨天在洛阳进行的第四届牡丹杯全国大企业足球赛复赛中，以５：４力克成都冶金实验厂队，进入前四名。沪蓉之战，双方势均力敌，９０分钟不分胜负。最后，双方互射点球，沪队才以一球优势取胜。复赛的其它３场比赛，青海山川机床铸造厂队３：０击败东道主洛阳矿山机器厂队，青岛铸造机械厂队３：１战胜石家庄第一印染厂队，武汉肉联厂队１：０险胜天津市第二冶金机械厂队。在今天进行的决定九至十二名的两场比赛中，包钢无缝钢管厂队和河南平顶山矿务局一矿队分别击败河南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队和江苏盐城无线电总厂队。４日将进行两场半决赛，由青海山川机床铸造厂队和青岛铸造机械厂队分别与武汉肉联厂队和上海大隆机器厂队交锋。本届比赛将于６日结束。（完）
|
[
"Sports",
"Politics"
] |
Sports
|
【 文献号 】4-7 【原文出处】鲁迅研究月刊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7 【原刊页号】26～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10 【 标 题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五） 【 作 者 】王富仁/柳凤九 【作者简介】〔中〕王富仁 〔韩〕柳凤九 【 正 文 】 7中国新文学的第三个十年(1937-1949)是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国内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革命战争虽然严重地改变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生活，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创作倾向。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三十年代产生的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政治斗争题材的历史小说、心理分析型的历史小说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继续的发展，李ｊｉé＠①人在这时期中止了自己长篇历史小说的写作，但到底又出现了谷斯范的《新桃花扇》，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新的类型的历史小说在这时期没有出现，但有两种形态的历史小说从二十年代零星地出现，至这时渐渐趋于成熟或有了较为多的作品，那就是：人生哲理型的历史小说和历史爱情小说。这个时期的重要历史小说家有下列几位：一、孟超：他从1929年开始发表历史小说《陈涉吴广》，但更多的历史小说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1942年，他在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历史小说集《骷髅集》，后又曾编成《怀沙集》，未及出版。他的历史小说多属于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兼及他种；二、冯至：他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开始历史小说的创作，十年磨一剑，一个时期有一篇历史小说作品，第一个十年发表了短篇历史小说《仲尼之将丧》；第二个十年发表了短篇历史小说《伯牛有疾》；第三个十年则有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我们认为，不论在思想性还是在艺术性上，他的《伍子胥》都体现了这个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中，也是少数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可视为人生哲理型历史小说的典范性作品；三、杨刚：他于1939年由上海少年读物编辑社出版了中篇历史小说《公孙鞅》，如前所述，它是政治斗争题材历史小说中的一部较优秀的作品，也是为数不多的中篇历史小说之一；四、廖沫沙：他是在四十年代开始历史小说创作的。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他化名易庸，在香港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上发表了《东窗之下》、《南都之变》、《碧血青磷》、《江城的怒吼》、《信陵君之归》等历史小说。后来，又在其它报刊上发表了《厉王监谤记》、《咸阳游》、《接舆之歌》、《离殷》、《陈胜起义》、《曹操剖柑》、《鹿马传》等历史小说。1950年将《厉王监谤记》以下七篇集为《鹿马传》由三联书店出版。他的历史小说，题材较广，爱国主义题材、农民起义题材、政治斗争题材、知识分子主题均有，但均围绕现实问题取材，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斗争性；五、李拓之 他于三十年代开始历史小说创作，是把施蛰存心理分析型历史小说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的重要的历史小说作家。在这个时期，他又创作了《焚书》、《变法》、《听水》等历史小说；六、罗洪：她于抗战胜利后始发表历史小说，有《牺牲》、《薄暮》、《笼着烟雾的临安》、《斗争》四篇。主要侧重于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创作。《牺牲》写荆轲；《薄暮》写岳飞；《笼着烟雾的临安》写文天祥；《斗争》写夏元淳；七、秦牧：秦牧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写作历史小说的。他的历史小说有《囚秦记》、《死海》、《火种》、《伯乐与马》和《诗圣的晚餐》五篇。数量虽不算太多，但选材广泛，不落俗套；八、谭正璧：不论就其代表性，还是就其独创性，他都应该被视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小说作家之一。在抗战爆发前，他是中国一个蜚声文坛的文学史家，此类著作颇丰并有影响。上海沦陷后，他因家累滞留上海，在生活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民族气节，靠卖文为生。1945年上海杂志社同时出版了他的两个历史小说集《长恨歌》和《三都赋》，同年上海中国书报社又出版了他的另一个历史小说集《琵琶弦》；九、欧小牧，他于1947年出版了短篇历史小说集《七夕》，内收《当垆》、《投阁》、《捉月》、《七夕》等四篇历史小说和一篇未完成的历史小说《新儒林外史》的残篇。十、谷斯范：谷斯范的《新桃花扇》是这时期唯一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此外，聂绀弩、王统照、苏雪林、李俊民、包文棣、吴调公、蒋星煜、魏金枝、端木蕻良、张爱玲等人都有历史小说作品发表，而选编的历史小说集则有宋云彬编选的《历史小品集》等。这个时期的历史小说，大多仍继承着三十年代的历史小说传统，这我们在论述三十年代历史小说时已有论述，而在这时期趋于成熟或蔚成局面并代表了这个时期历史小说的特色的，有下列二类：1.人生哲理型历史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按其本质的意义讲，原本是一次人生哲学观念的变革运动，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社会结构形式的初步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处境和地位，传统儒家和道家文化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提供的人生哲学观念已经很难满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需求，用一种新的人生哲学观念代替固有的人生哲学观念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在其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新的人生哲学观念的建立，应是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新的人生感受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但中国“五四”新文化革命又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刚刚诞生，就从西方的思想学说中取来了现成的人生哲学观念，反而掩盖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理解。除了鲁迅始终重视自己的人生感受并以自己的人生感受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人生哲学观念外，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内的多数新文学作家大都把西方的某种思想学说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这就把“五四”人生哲学观念的变革仅仅做成了一个思想学说的变革运动。这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就是除了鲁迅的作品之外，多数新文学作家更满足此时此地思想感情的直接表白或对现实人生现象的直接思想评判，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不间断地复杂交流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人生体验，极少得到新文学作家的重视。到了三十年代，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民族危机的加重，更加强了新文学作家对具体人生选择的重视。他们在下意识中就认为，人对自我的人生选择是具有完全的主动性的，而这种选择就是在正确与错误间的选择。人对自己人生的被动性是在非主流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但几乎是循着一种自然的趋向，当西方思想学说被中国热情、乐观的青年文学家当成了自己的思想旗帜，那些感受到人生的被动性的作家则又重新返回到中国传统佛、道思想学说中寻求自己的哲学根据，并以此作为抵抗盲目乐观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武器。周作人、废名的作品体现了这种新文化的回归趋势。但是，现代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人生困境绝非是用传统佛、道人生哲学所能解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困境在于：他们不但不再具有人生选择的绝对自由性，而且也失去了自己不做人生选择的绝对自由性。他们不再可能像传统佛家和道家知识分子一样离开社会人生而遗世独立。在永无休止的人生追求中、在不断的人生选择中，在感受形形色色的复杂人生现象的过程中体验自我和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现代知识分子建立和丰富自己的人生哲学观念的唯一有效途径。这是一种体验的哲学，是不断追求、不断感受的过程，任何一种静止的、凝固的人生观念都意味着自我精神生命的死亡。鲁迅思想的丰富性，他的精神创造的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但鲁迅的人生哲学思想，主要是在他的散文诗《野草》中予以直接表现的，他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重在揭示中国古代人的各种不同的人生倾向，不是对他的人生哲学思想的直接表现。把这种人生哲学观念以历史小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是冯至的《伍子胥》。从二十年代开始，冯至就是精神感受力很强的抒情诗人。只要我们把他那时的历史小说《仲尼之将丧》同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的历史小说加以比较，就可看出，他那时的历史小说就明显地具有人生哲理意味。他在《仲尼之将丧》中，并不把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作为一种道德品质的典型，更不把他的思想学说作为规范社会人生的标准，而是把他当作一生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并因此有比一般人更丰富、更复杂的人生体验的一个人来表现的。小说选取孔子即将走完自己的全部人生旅程的暮年，其时他的弟子有的已经死去，其余的也云散各地，集中揭示了他的孤独凄凉的心境和这时对往事的回忆。在三十年代，他又创作了历史小说《伯牛有疾》，写的是暮年的孔子和他的身患恶疾的弟子冉伯牛之间的同情和理解。冉伯牛由于身患恶疾，受到周围人的歧视和怀疑，但孔子对冉伯牛异于常人的行为表现是理解的。由于这两个短篇历史小说情节相对单纯，冯至历史小说的独创性还没有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而到了这个时期创作的中篇小说《伍子胥》，其不同凡响的性质才异常鲜明地得到了表现。伍子胥的故事在中国是广为流传的，它不但被《左传》、《史记》、《国语》、《吕氏春秋》、《吴越春秋》、《越绝书》、《淮南子》、《新序》等大量历史文化典籍所论述，被墨子、庄子、荀子、贾谊等历代思想家所评说，同时还被大量平话、小说、南戏、大曲、杂剧、传奇、地方戏曲改编后在广大社会群众中流传。但只有到了冯至的历史小说《伍子胥》这里，它的人生哲学的意义才被充分地显示出来。《伍子胥》的故事，是一个为父兄报仇的故事，但冯至着眼的不再是他复仇的实际过程，而是他的精神生命的问题。每一个人被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被生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并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遇到人生的矛盾斗争，受到挚爱，遭遇不幸，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而是被现实的人生和偶然的机遇所决定的。但他一当被这个环境所塑造，他就从自己内在的精神中感受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他就要对自己、对世界担负一定的责任。为父兄复仇，这不是他主动接受的，不是任何人交给他的，而是他内在精神的呼唤，他必须听从自己内在精神的呼唤，主动地承担起这一使命。只有在这复仇的意向里，才有他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他拒绝它，就是拒绝自己内在精神的呼唤，就是放弃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一个苟全生命的懦夫和任人践踏的奴才。他可以找出很多外在的理由拒绝承担这个历史的使命，但不论任何理由都无法摆脱他自我存在毫无价值和意义的感觉。他承担了它，因而他成了一个充满英雄气质的人，成了一个在精神上顶天立地的人，因而也成了有力量的人，成了可以历尽千辛万苦而精神意志不疲的人。每个人的历史使命感都是不相同的，由于自己所承担的生命责任的不同，使一个人在世界上感到孤独。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追求，但也不能希望别人都能理解在自己追求中生活的自己。他孤独，他寂寞，他感到世界的荒凉，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但所有这一切，都更加强化着自己的独立意识，都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他必须以自己的独立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完成自己的生命价值。当一个人勇敢地在精神上承担了自己的生命的责任，他就开始了这样一个漫长的精神旅程，他的孤独感同他的生命力的强旺是同时加强着的。这就是伍子胥性格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是像鲁迅这样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内涵。一个人承担了自己，才能真正地承担起整个世界。一个人连自己也不能承担，是不可能承担起整个世界的。他在自己的内在精神要求面前倒下了，他在任何强有力的外在事物面前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倒下去。他不敢向世界表示自己最内在的愿望和要求，因为他早已可耻地背叛了它，并把它愈来愈深地埋葬在潜意识里。他已经没有一个看待周围千差万别世界的确定的标准，他不得不随时按照别人的标准看待事物，而在不同的境遇中各有不同的人的价值标准发挥着作用，因而他面前的周围世界永远是破裂的、零碎的，无法在他的意识中找到统一性，随波逐流，没有主见，出尔反尔，对弱者主观武断，对强者惟命是从。这种外在世界的破碎正是他内在精神破碎的表现。正因为伍子胥承担了自己，所以他也有了承担整个世界的能力。冯至用九个部分写了伍子胥在整个世界的漫游。这些情节，有些是在正史中有记载的，有的是后来艺术家杜撰的，有些则是冯至添加的，但无论属于什么情况，我们在伍子胥这个人物的精神生命中，都能找到负荷它们的力量。他感受到世界的爱，也感受到世界的恨；感受到和平生活的美，也感受到战争带来的灾难；感受到人的崇高的追求，也感受到卑鄙无耻的叛卖；感受到人的聪明智慧，也感受到人的愚昧迷信。所有这一切，都丰富着他的内在精神，但都无法使他放弃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他爱一切所当爱，但爱无法软化他的精神意志；他憎一切所当憎，但憎也无法使他放弃人生的希望。他不亵渎这个世界，因为不用亵渎这个世界他也能感受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但他也不美化这个世界，因为他不用通过美化这个世界而美化自己。就是在伍子胥这样一个人物的眼里，世界以它自身的面目展现出来。冯至则通过对他的精神历程的描绘，描绘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现实社会。可以说，冯至的《伍子胥》是现实化了的鲁迅的《过客》，而鲁迅的《过客》则是象征化了的冯至的《伍子胥》。二者都具有深刻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生哲理性质。2.历史爱情小说爱情小说在二十年代的文坛上是繁茂勃发着的一种小说题材。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口号把二十年代青年恋爱婚姻生活上升到了时代主题的高度，因而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那时的青年学生，有着大量现实的爱情体验，相对于他们的体验，古代历史上的爱情故事就显得黯然失色了。因而，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是从文化解剖的意愿中产生的，历史上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受到当时青年作家的重视。鲁迅曾经设想描写杨贵妃同唐玄宗的爱情纠葛，但他终于没有动笔。到了三十年代，严敦易和沈祖ｆēｎ＠②分别以杨贵妃的故事写成了《马嵬》和《茂陵的雨夜》。但与其说它们写的是爱情故事，不如说是写的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爱情在这场斗争中仅仅成了牺牲品。所以，严格说来，真正的历史爱情小说到四十年代才正式出现。历史爱情小说的代表作家理所当然地应该算是四十年代开始历史小说创作的谭正璧。但是，一旦我们把这种小说落实到它的创作者这里，我们马上会发现，它的性质是极特殊的。鲁迅的文化解剖型历史小说直接联系着现实的文化反思、文化解剖，是鲁迅解剖国民性思想的别一种体现形式；郁达夫、郭沫若的个人道德表现型历史小说是刚刚踏进社会斗争的青年作家看待当前现实斗争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历史人物道德品质的表现影射的是现实人物的道德品貌；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实革命斗争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之间建立的是对应关系，小说家对古代农民起义的歌颂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歌颂；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对应的是古代和现代的民族危机，特别是对古代卖国权奸的揭露更明显地是为了揭露现代的卖国官僚和他们的屈辱投降政策；政治斗争题材的历史小说对历史上政治斗争的描写实际是为了认识当前的政治斗争，心理分析型历史小说和人生哲理型历史小说是无所谓现实的人和历史上的人的区别的，前者揭示的古今人的性心理，后者表现的是古今人相通的人生态度。但到了中国现代的历史爱情小说这里，这种古今的对应关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谭正璧是在一种极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个人境遇中走向了历史爱情小说创作的。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谭正璧既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著述甚丰的文学史家。在小说创作方面，1923年他出版了中篇小说《芭蕉的心》，192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生的悲哀》。在文学史著方面，1924年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用白话文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大纲》，其后又先后有《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中国文学进化史》、《新编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发达史》、《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著述问世。显而易见，他的学术研究为他后来的历史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他的小说创作也为他后来的历史小说创作积累了艺术的经验，但创作历史小说的感兴却并非在二者直接的结合中产生的。上海沦陷后，他因家累滞留于上海，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矢志不走周作人、张资平附敌叛国的道路，日伪的政治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统治又使他不可能像其他历史小说家一样用历史题材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及其主观感情态度。当时他的家境窘迫，妻子因忧成疯，一个儿子因断乳而饿死，两个儿子因无力抚养而让人领养，他自己也身患各种疾病，卖文为生成了他唯一的生活出路。正像他自己所说：“忍气吞声、腼颜握管者，地非首阳，无薇可采，与其饿死，不如赖是以苟延残喘。”（注：转引自徐＠③翔、黄万华《中国抗日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535页。）也就是说，他的历史爱情小说，是与现实的爱情生活，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的。它既非作者爱情体验借了古代爱情故事的躯壳，也不是现实中男女的恋爱激起了他对历史故事的丰富想象，而是在大量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都不能再加以利用的情况下，历史上的爱情故事仍然可以成为中国现代作家能够加以利用的创作素材。如果说它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的话，那么，那也不主要是爱情与爱情的对应，而是冷酷无爱的现实与历史的爱情梦幻故事之间的对应。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越是痛苦，人生越是艰难，主观思想情感越是得不到直接的自由表达，文艺创作的空间越是逼仄狭小，这种与现实社会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的梦幻爱情故事越是能够得到片面的发展。而古代历史，则是创造这类梦幻故事的最适合的背景。在以往的文学评论和社会评论中，人们往往把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关系简单地用“逃避现实”四字予以简单的概括，但只要文学评论家能正视谭正璧的实际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就会看到，这种概括是极不恰切的。实际上，“逃避现实”和“正视现实”在谭正璧这里，已经没有本质的界限，它们对谭正璧的作品没有任何阐释的意义和概括的价值。在任何的历史时代，在任何的文化环境中，都会存在着两种处境不同的人：一、占有相对大的自由空间的人；二、只有极狭窄的自由空间的人。不论是一个社会的进步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的发展，都有赖于第一类人在自己的基础上不断选择更逼近社会人生也更有普遍社会价值的课题，而第二类人只是充分利用自己所能够有的自由空间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上，“逃避现实”只发生在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获得了相对大的自由空间的创作家，而不适用于仅有极狭窄的自由空间的创作家。自由是由一代代知识分子不断开拓出来的；进步，也是由一代代社会成员争取来的，只有有了相对大的自由空间的社会成员，才有可能进一步开拓这个自由空间，创造前代所未曾实现的社会进步。但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只把文化视为个人才能的表现，一旦成名，永为名人。他不必再去开拓新的自由的空间，不必再去触及现实敏感的问题，利用已经到手的自由空间，不断做着自己不做别人也能做的事情，解决着与现实人生没有更直接意义因而也不会失败、不会引起争议的问题，与现实的社会达成片面的妥协，放弃对一切尚未实现的理想的追求，从此把自 裹在名人的襁褓中，住进学者文人的象牙塔，成为社会文化的摆设。等而下之者，因为自己有了更大的自由，有了更高的权力，遂行私利己，压制新一代的成长，剥夺他人应享的自由权利，阻碍社会的进步。他们立于社会的前锋地位，但却并不继续往前走，在中国社会的前端筑起一堵墙，自己不再前行，也不再让人前行。这种文化传统直到现代社会，仍使中国社会呈现着种种畸形状态。例如，越是名人越是讲往古、谈玄理，而越是青年越是讲现实、求进步；越是有了权力、有了地位越是讲人缘、重稳定，而越是处于无权无势地位的人越是讲斗争、重改革。能动的人不想动，动不得的人要动；有条件做事者不做，暂时没条件做事者要做。呼声大，收效小；斗争激，进步微。不能不说，这是获得了更大自由空间的社会成员不想承担社会的责任而是习惯于逃避社会责任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和平时期，人人安中求安，卷缩不进，战争一来，把大批国土抛入侵略者之手，使沦陷区人民只有一息苟延残喘之地而丧失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权利。谭正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他的历史小说的。他是一个只有极狭窄的自由空间的人，他充分利用了他的这个空间，因而对于他，没有一个逃避的问题。他被逼出了现实，而不是主动逃避了现实。我们之所以要区分两种不同现实处境的人，还在于“历史”这个概念在这两种不同的境遇中本质上是不同的。在一个民族的和平发展时期，特别是在有着相对大的自由空间的社会成员这里，历史是必须被分解的，历史必须被分解为有不同价值等级的历史。这种分解是由于他的现实社会生活是可分解的，他的具体的人生选择是可以分别为不同的情况的。在这不同的人生选择间，必须区分不同的价值等级，绝对不能把本质不同的人生选择混同起来。对于那些有着相对大的自由空间的社会成员，对于同时可以做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人生选择并且都有实现的可能性的人，不但不能流于卑污，而且也不能满足平庸，而必须追求崇高。一个帝王满足平庸就等于掠夺了一个民族的财富，一个官僚满足平庸就等于骗取了社会的金钱，一个文人满足平庸就等于骗取了社会的信任，所有这些“崇高”的职业都赋予了一个人追求崇高的可能，因而也必须向他要求崇高。这种现实的分解，同时也就是对历史的分解。但是，对于那些只有极其狭窄的自由空间的人，对于有，也仅仅有一种可能性的人生选择的人，现实是凝固的，是无法分解的。它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一道只有一种解法的数学题，你必须屈从它的意志，做它允许你做的那一件事，走它让你走的唯一一条道路，否则，你就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变成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意义。现实自然是不可分解的，历史也就是不可分解的，甚至连历史和现实的分解也不存在。对于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拉车就是他的唯一一种可能性的选择，其它的所有差别，对于他都毫无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拉车也就同时具有了人生的全部意义：物质的和精神的，现实的和未来的，崇高的和渺小的。对于他，拉车就是一切，整个世界的意义和全部人生的意义就都包含在了他的拉车中。在这时，我们再回头思考谭正璧历史爱情小说的意义，我们就会感到，他的历史爱情小说的意义几乎不在于“爱情”，或主要不在于“爱情”，正像骆驼祥子拉的车不是一辆车，或主要不是一辆车，而是他的全部人生一样。谭正璧在当时甚至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认为他自己创作的实际是历史爱情小说。他说他的取材有三种性质：一种是历史传说，一种是民间神话，再一种是文人故事。（注：谭正璧：《〈长恨歌〉自序》。《长恨歌》，上海杂志出版社1945年版，第1页。）但他实际描写的，却是爱情居多。因为在那时能够选取且又有些趣味性的历史题材，也就主要是爱情的故事了。但也正因为他只能选取这类的题材，所以这里的爱情的题材所表现的也就不主要是爱情了。只要我们把它们同当时周作人写的有关日本的衣食住行、日本的人情美的散文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知道，谭正璧写的是“中国的”历史爱情故事，而不是中国历史的“爱情”故事。如果说周作人那些有关日本衣食住行的不能说“不真实”的描绘体现的是周作人极力用一种不能说“不真实”的东西涂去自己对于自己民族的意识，从而为自己变节投降的行为寻找借口的努力的话，谭正璧用自己的“中国的”历史爱情传说暗示的却是自己的民族意识。在这时，“中国的历史”是以整体性的存在发挥作用的。它不论怎样写，写什么，只要能够写出去，只要人们还愿意看，发生的就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用中国的历史故事进行的情感交流，它在无言间强化的就是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意识，它使人永难忘记中国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独立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从总体上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不论从具体分析的意义上有多少缺陷，多少不足，但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使中华民族不可能从根本上丧失自己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意识的原因所在。显而易见，对于谭正璧的历史小说来说，这个意义更重于他描写的具体爱情故事的意义，但是，谭正璧的历史爱情小说也是有明显弱点的，而它的弱点也是当时不自由的社会环境留给他的。当然，并不是在不自由的环境中就一定创作不出格外优秀乃至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不自由仍然是扼杀一个民族才能的最可怕的刽子手，因为它只把成功的希望留给了那些它无法控制的极狭小的空间，而大多数人的才能是不适宜于在这极狭小的空间中生长的，谭正璧大概属于一个中间的类型。他在自己的狭小的自由空间中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的衣冠，但这个衣冠对于他又是极不妥帖的。他是一个学者， 学史研究给他积累了大量可资利用的历史题材，这是使他在当时的环境中能够进行创作的前提条件，但当他具体地运用这些可资利用的素材时，他却已经过了对爱情有强烈内心体验的年龄，特别是对他所取材的青春期纯真无暇的爱情，他已较少感同身受的能力。学者的生涯，当时内外交困的生活环境，都不易使他重新唤回自己的青春，唤回自己的爱情感受，而这，则是影响他历史爱情小说创作取得更高成就的最大心理障碍。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史和研究史上，始终都存在着一个如何利用和改造历史素材的问题。当时的创作家，多数是学者兼搞创作，而其它类型的历史小说又多是需要制造历史真实的幻象的，故而很多历史小说家本人都把对历史素材的改造问题视为一个学术的问题和理性的问题。实际上，历史小说家是以历史的素材编织历史的幻梦的，而不是复写历史的事实的，它对历史素材的改造归根结蒂都是一种情感的和艺术的改造，而不是一种学术的和理性的改造。纯粹的学术的改造和理性的改造是历史家的事，它对历史小说家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小说家要把不是梦的东西编织成一个梦，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梦做成做不成的问题，而不是符合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问题。这个问题，到了谭正璧的历史小说中，特别是到了他的历史爱情小说中，变得显豁起来了。他所取材的历史传说、民间神话和文人故事，本身就是中国古代人为自己编织的一些梦，甚至连古代人自己也不把它们当作完全信实的东西。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家的真正任务，是要把这些梦继续做下去，而不是要戳破这些梦。戳破了这些梦，小说就不成其为小说了。而这些故事之所以美，就在于它们的梦幻性，梦幻性就是它们的艺术性。但是，谭正璧当使用这些素材时，却已经没有对梦幻性的强烈欲求，他努力为它们寻找“合理性”，实质是做着破坏它们的梦幻性的工作。他把汉武帝、青溪小姑的人神恋爱故事都一律改写成了人与人的故事，写成了人制造的一个骗局、一个情感的安慰术，这个梦就不成其为梦了。其它如《奔月之后》、《女国的毁灭》，较之古代的神话传说，也很有些大煞风景的意味。显而易见，这些故事，是不适宜于由学者的手来碰它们的，如果由仍然充满爱情梦幻的青年作家来处理，或许是更适合的。此外，谭正璧笔下的文人故事，主人公多属才子型，这在郁达夫写来，可能是驾轻就熟的，而对于谭正璧这类严肃多于潇洒，认真多于灵秀的学者，尤其是又置身于艰难竭蹶的生活困境中，性格类型差距较大，很难用自己的情感体验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为历史故事注入更丰富的内容。但是，所有这些弱点，也只是弱点而已，是不应由作者本人负责的。一个民族的弃儿，置身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仍然坚持民族气节，仍然坚持文学创作，把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记忆不断传送出去，并且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其作品也有为其它作品所无法取代的独立特点，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8综观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我们认为，有下列几点是应当特别指出的：一、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有自己独立的特征，有自己独立的艺术形态。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一样，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产物。它的“历史”的界定，主要不是由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变化为依据的，而是以文化观念的变化为根据的。“五四”新文化革命的发生，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感到中国古代的历史已经结束，一个中国文化的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尽管中国在经济、政治形态上较之中国古代社会仍没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广大社会群众的思想状况也没有明显的改观，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却认为，再也不能用中国古代人的思想看待中国古代的历史，现代中国人正在追求的是不同于中国古代人的新的社会理想，因而中国的社会也就有了历史和现实、古代和现代的划分。这种划分是在社会进化论或社会发展观的基础上实现的，古代社会是作为一个不完美、不理想的社会形态出现在中国现代作家的观念之中的，所以，像西方早期的历史小说那种通过美化历史而否定现实社会的创作倾向，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并不具有代表性，也没有形成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创作潮流。他们更多地是通过历史的表现，而表现对现实社会的认识。这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不同于西方历史小说也不同于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独立特征。由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关于历史的观念是从文化观念的变化中形成的，所以从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产生之日起，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概念就与西方的历史小说有着明显的差别。它的含义是从文化的意义上取得的：凡是对中国古代人曾经表现过的人物、事件用现代人的意识重新予以表现的小说，在创作者本人都自觉不自学地意识为历史小说。它是与现实题材小说的区别中被界定的。因了这个原因，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比西方历史小说包括的范围更加宽泛。西方历史小说主要包括对被认为是历史的真实人物和事件的表现，而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则不但包括对被认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表现，同时也包括中国古代人曾经表现过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历史小说《补天》，采用的就是古代神话的题材。鲁迅后来说：“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注：《故事新编・序言》。）。而这从古代采取题材的小说，自然也就成了一类，成了“历史小说”。一直到四十年代，谭正璧把自己根据历史传说、民间神话、文化故事写成的小说结集出版时，其小说集仍直接标明为“历史小说集”，至于茅盾及其后继者在《水浒传》等古代小说的基础上重新创作的小说，也是明确作为“历史小说”进行创作的。这种情况，更因为中国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革新而得到了固定。现代小说这种形式，体现着现代历史小说的现代性，而所描写的非现代的所有题材，自然就具有了“历史”的性质，因而，在中国的作者和读者中，很自然地就会将所有这些作品归为一类，是没有什么勉强的。倒是那些仅从固有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小说的定义出发的学者，往往对这种区分提出各种异议。但文学的发展有其自然的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有与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不同特征，用固有定义规范现代文学作品的分类，原本是没有多大必要性的。二、历史观念的多元化发展，带来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艺术形态的多元化发展。如上所述，历史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仅次于经学的一大显学，它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有着比在西方人心目中更高的权威性。直到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发展史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压迫”的重担，连很多历史小说家自己也往往不得不把自己的艺术创造送到“历史”的法庭上去接受审判。但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到底是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产物，是新的历史观念反抗旧的历史观念的结果，而文学艺术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产生的看待和表现历史的新角度，有时比历史家所自觉使用的历史的观念更能反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观念的实际变化。中国古代历史学有极高的权威，也有极丰富的著作，但作为有实质意义的历史的观念，却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历史的观念是从对历史的变迁和发展的思考中引申出来的，是感受和评价历史现象和历史变化的相对统一的角度和观念。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有一种观念的话，那也只是政权更迭、朝代易姓的观念，其中并不隐有任何实质性变化的因素。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和比较，西方现代历史学说的影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现实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切盼，促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意识迅速增长起来。但是，直至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主观上都往往认为，世界上是存在着一种唯一正确并普遍可接受的统一的历史观念的，因而中国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往往以这种意识为基础，到中国古代和西方的历史学说中去为自己寻找唯一正确的历史观念。实际上，这种历史的观念是不存在的，不同的人的不同现实感受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思想观念，因而也形成了他们感受和表现中国历史的角度和标准，所以，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作家在无意之间流露出来的感受和表现中国历史的角度和思想观念，不但更能反映他们自己的历史观念的实际变化，也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思想模式，而这不能不是我们应当重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分类都是对现实存在事物的一种简化形式，并且带有进行分类人的某种强制性，因而任何分类也都是不完全精确的。但是，要研究就要分类。我们在上文把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区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型，实际是以它们感受并表现历史的主要角度和思想观念为标准的。它有很多不精确的地方，也有以偏概全的毛病，但至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有各种不同的感受和表现历史的方式的，而所有这些方式，实际都是一种历史的观念，是在特定境遇中自然地产生有时又自然地消灭着的历史的观念。鲁迅是在对中国社会的劣败感受中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观念和历史观念的，他希望着中华民族的自立和自强，所以他重视人的生命力量。他把人类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都视为生命力的强旺和生命力萎缩二者相生相克的历史。强旺的生命力在创造活动中实现自己，它创造了世界也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萎缩了的生命则消耗着乃至扼杀着别人的创造活动，破坏着这个世界，阻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郭沫若、郁达夫是以新进青年的主观感受看待人生、也看待中国的历史的。他们希望着一个纯洁美好、真诚温暖的世界，但他们看到的现实世界的人却是自私虚伪的。他们同时也以这种感受认识历史和历史上的人。他们把历史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真诚坦白、富有才华的，一类是自私虚伪、待人冷酷的，前者给人以幸福，后者给人以灾难。把人变得纯洁真诚是消除灾难、增进人的幸福，取得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是在社会革命的潮流中产生的，当时左翼作家面对社会的专制和腐败而找不到现实地改变社会的和平方式，转而希望用武装的力量推翻现实政权而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在这时，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有了新的、独立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在中国具体转化为历代政治统治政权与低层社会群众自发反抗二者之间的斗争，并以这种斗争看待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是在民族危机中产生的，它自然地把中国历史视为爱国者和卖国者两类人的斗争历史；政治斗争题材的历史小说更多取用正史中的资料，但其中贯穿的则是改革者与反改革者的斗争。反改革者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改革者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进步。中国的历史实际也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不断较量中构成的；心理分析历史小说表面表现的是个体人的心理，但它之运用于历史人物，也就有了一种历史的意义。实际上，人类历史也可视为人类的本能欲望与社会道德二者之间矛盾和斗争的历史。人类的本能欲望是人的一种自然属性，社会的道德是在共同的生存中为约束个体人的自然本能而形成的社会规范。社会的道德失去了对人类本能欲望的约束力，人类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和战争，而人类的本能欲望一旦被社会的道德所束缚，人类的历史就会陷于停滞和保守，人类的生活也会变得沉寂和寂寞。二者之间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是在反对传统封建道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着现代都市的享乐主义思潮，故而重点表现人类本能欲望对社会道德限制的反抗；不论整个人类的历史，还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但与群体的活动有关，也与个人的主体选择机制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群体的活动归根到底是由一个个人的主体选择构成的。人类历史是由一代代人像环环相扣的锁链一样构成的，每一个个体的人都由他的前代人的历史所创造、所限定，他承担的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的主动性是在他的被动性的承担中具体发挥出来的。他无法超越历史，但又必须超越历史。历史就这样被一代代人所造成。这种历史观念，我们从冯至的《伍子胥》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出来。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自我和历史、自我和社会关系的思考。他们所承担的民族贫穷落后的现实，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现实。但他们必须承担，不承担这个历史的重担，不想为改变这一现实而做艰苦卓绝的奋斗，就没有这一代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这承担中，他们才会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并形成自己独立不倚的精神人格。显而易见，这是中国现代具有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又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念；中国现代的爱情小说比较发达，但较多集中在现实题材的小说中，写历史爱情小说较多的谭正璧更多着眼于这种题材本身的可行性，而较少思考它与民族发展史的关系。但从李ｊｉé＠①人的《死水微澜》中，我们仍能看到，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与两性关系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中，上帝首先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人类的历史是从两性有了差别之后开始的。两性的关系不但表现在两性的关系，同时也表现为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贵族与平民、前代与后代的诸多关系中，人类的历史和其中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不能不和两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因而，爱情不但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作用，而且也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总之，我们从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所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历史观念的多样化发展趋势。而这种多样化发展趋势，同时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多样化艺术形态。鲁迅《故事新编》在艺术形态上的独立性是不必论证的，即使在世界历史小说的历史上，它提供的也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和独特的艺术范例。如前所述，世界历史小说在鲁迅这里，首先实现了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它的古今杂糅的写法体现了历史中有现实、现实中有历史，古今的分别并不是绝对的、它们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的现代性的历史意识。在鲁迅的《故事新编》里，世界的庄严性、历史的庄严性、人的存在的庄严性同世界的荒诞性、历史的荒诞性、人的存在的荒诞性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同时也是这些历史小说的主题。《故事新编》艺术风格上的严肃性和滑稽性的交织、悲剧性与喜剧性的交织，是与鲁迅的这种历史意识相呼应的。它的取材集中于中华民族历史源头处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奠定了中国社会思想基础的先秦思想家老子、孔子、庄子、墨翟等，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所发挥的实际巨大作用，把历史小说的概括力提高到了概括全部中国历史的高度，并使它所描写的人物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以郁达夫的《采石矶》为代表的个人道德表现型的历史小说也有自己的独立艺术形态。它是一种主观性最强的历史小说形态。呻吟、呼号、倾诉乃至诅咒是这类历史小说的主要艺术手段，一种软弱无力的感伤情调贯穿在郁达夫的《采石矶》里，它反映着历代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对虚伪自私的社会统治势力的软弱无力。这类小说的取材主要是历史上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取材相对广泛，描写较为客观，但其基本视角也与郁达夫的小说没有本质的不同；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除少数描写起义者内部矛盾斗争的篇章外，大都着眼于特定历史情节的描绘，人物性格的刻画不是这类小说的重点，它们的主要情节线索是社会外部的矛盾对立，由物质的对立引发出的情感的对立则是这种历史情景的主要特点。它们的取材都在中国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时刻，但都是片断的，像此前的施耐庵的《水浒传》和此后的姚雪垠的《李自成》这样的描写农民起义全过程的历史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着眼于场景，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则着眼于人物、着眼于人物的气节和品质。对于人物塑造，不着眼于复杂性，而着眼于倾向性，正反面人物都是如此。其取材则大都在汉民族王朝即将覆灭而尚未覆灭之际；政治斗争题材的历史小说在其故事性上是最突出的，其中优秀的作品有性格描写，有过程，矛盾冲突较集中，其取材是正史中有较突出地位的事件或人物；心理分析型历史小说的特点更其明显，着眼于人物心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历程，且一篇小说一个主要人物，心理分析的方法主要用于主要人物，其他人物仍保留其相对的单纯性；人生哲理小说主要表现人物的心理历程，它与心理分析型的历史小说不同，心理分析型的历史小说在单纯的外部环境中展示人物心理的复杂性，人生哲理小说则重视在内部丰富性和外部复杂性的对应关系中展开故事，而长篇历史小说则注重上述各种形式的综合运用，其总体特征更接近西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长篇历史小说。总之，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虽然在数量上不多，且多为短篇，但在类型学的意义上，则是丰富的。三、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艺术成就，但也不应漠视它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在质量上是参差不齐的，其影响也不如现实题材的小说，但它的艺术成就也是不可低估的。首先，鲁迅《故事新编》的创新意义必须予以更高度的重视，它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都有进一步研究和挖掘的价值。就其单篇的作品而言，我们认为，鲁迅的《补天》《铸剑》、冯至的《伍子胥》都能当之无愧地被列入世界级的优秀小说作品，而鲁迅的《奔月》、《理水》、《出关》、《采薇》，郁达夫的《采石矶》，郑振铎的《汤祷》、《桂公塘》、《毁灭》，施蛰存的《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黄心大师》，李拓之的《文身》、《埋香》，沈祖ｆēｎ＠②的《辩才禅师》、《马嵬驿》，杨刚的《公孙鞅》，聂绀弩的《一个残废人和他的梦》等，在中国现代小说中，都属于优秀作品之列，而李ｊｉé＠①人的《死水微澜》，也是中国现代若干部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在这数量不多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作品中，能够出现这样一批优秀作品，其艺术成就不能说是太菲薄的。但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正处于新的历史小说的初创期，它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所有这些不足中，我们认为，最大的不足是因为它还处于文学和历史的分体过程中，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除了鲁迅、郁达夫、冯至等少数几个作家具有真正的现代文学家的气度，真正把历史作为自己的文学题材，艺术地而不仅仅是历史地把握历史和表现历史之外，多数现代历史小说家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历史的压迫”。历史地把握历史的方法是以历史记载的事实把握历史的方法，艺术地把握历史的方法是通过对历史上的人的理解在想象中把握历史的方法。一部历史小说的成功与否是以艺术上的成功与否为标准的，而不是以历史家心目中的历史为标准的。鲁迅说他“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注：《故事新编・序言》。）。这实际上是以艺术地把握历史的方法为自己的历史小说存在价值做出的最好的辩护。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数历史小说家为自己作品辩护的方法就是历史的而非艺术的。他们企图在历史事实的范围中为自己的小说找到存在的价值。这使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流于两端：一、拘泥于历史事实，牺牲了艺术的趣味性，牺牲了生活的气息，活人的气息。甚至像郑振铎这样的历史小说家，也难免此病。历史家眼中的文天祥，主要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文天祥，他们的一切记述，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但他们却把这个人物简化了。对于历史家，这种简化是必要的，合理的，不简化，历史家就无法把他纳入到历史叙述中去。即使文天祥对自己经历的记述，也是事过之后的记述，不是对自己全部感受和活动的记述。但对于一个历史小说家，这种简化却是不利的，他应当从这种被简化了的叙述中重新复活一个完整的、丰富的、活的文天祥。在这里，文学家依靠的是艺术的想象，因为只有在这种想象中，文天祥才有可能重新还原为一个活的人。这种想象，从历史事实中来，但却无限大于历史的事实，它不是从历史事实的相加当中产生出来的。他是一个活的人，才有喜怒哀乐各种情绪，而不是只有爱国主义的一种情绪；才有恐惧、忧疑、坚定、勇敢各种表现，而不仅仅只有民族的气节和坚定的意志。他仍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活生生亲切可爱的人，艺术的趣味性也才能从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描绘中产生出来。但郑振铎的《桂公塘》却满足于对文天祥这段历史经历的叙述，满足于连历史家也能给我们说出的文天祥的精神品质。这样，“小说”的性质就埋在“历史”中表现不出来了。与此同时，历史小说的趣味性，只能由历史小说家自己创造出来，而不能依靠历史故事原有的趣味性。历史小说家是以读者了解原有的历史故事为前提的，不了解原有的故事，他就不会产生历史小说家要制造的历史的感受，而一旦他已经了解了原有的历史故事，原有历史故事的趣味性就成了他阅读历史小说时的心理背景，历史小说再重复这个故事就没有必要且显得罗嗦空洞了。因此，历史小说的趣味性是从它与原有的历史叙述的差异中产生的，而不是从二者的共同性中产生的。中国现代许多历史小说因为屈从历史的压力，想仅仅依靠历史记载本身的趣味性创作出历史小说，结果往往是这样：这些历史故事在历史记载中原本是十分生动有趣的，其中的人物原本是性格鲜明、虎虎有生气的，但经历史小说家一转述，反而连原有的生动性也丧失了。二、离开历史人物的主要历史活动而到细枝末节的历史记载中去寻找否定这个人物的证据。这表面上看来是对历史的批评，是对历史固有结论的翻案文章，但实质上也是屈从历史记载的表现。它的实质意义是：现代人只能从不同于正史的记载中得出与正史不同的历史结论，假若仅仅有正史中的记载，现代人是永远不可能产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不同感受和理解的。这实际上也是历史小说家把自己等同于历史家、以历史家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小说创作的表现。实际上，历史小说家与历史家的不同是由艺术的把握方式和历史的把握方式的不同带来的，而不是由依据的材料不同带来的。离开一个历史人物的主要历史活动，仅仅依照一条过去谁也不重视的历史资料和谁也不同意的解释方法而塑造出来的历史人物，与原有的历史人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是名字相同的两个人物，而不是历史小说家与别人有不同感受的同一个历史人物，因而，历史小说家的创造性人们也感受不到了。感受到的只是现代人对古代人的挑剔和不公。郭沫若的《孔夫子吃饭》和《孟夫子出妻》就有此病。以上两种表现都是因为历史小说家屈从历史权威、重历史而不重小说的结果。实际上，历史小说的以历史为题材，也正像现实小说家以现实为题材一样。现实小说不同于现实人物和事件的报导，历史小说也不同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报导。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历史小说家这里的地位和作用正同现实人物和现实事件在现实小说家那里的地位和作用。它们是素材而不是标准，是模特儿而不是临摹的范本。历史家才应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报导者，他们是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自身的存在及存在方式为标准的。历史小说家创作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它与历史通俗读物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历史小说是小说的一种重要样式，特别是对于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有着丰富的历史素材可资利用的中国作家，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对一个西方小说家的重要性。当前历史小说的创作正有走向新的繁荣的势头。在这里，我们反观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注意它的创作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或许会是有些益处的。1997年10月15日于韩国汉城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吉加力＠②原字芬下加木＠③原字辶内加酉
|
[
"History",
"Sports",
"Law"
] |
History
|
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期 No.1 1999测控仪输出对称性检查的讨论冯庆洪摘 要 介绍由BLR―1型拉压力传感器与JSS―P型测控仪组成的数据采集系统，在对传感器进行标定试验时，进行测控仪输出对称性检查的必要性及输出对称性检查方法。关键词 测控仪 输出对称性 检查方法前言我厂研究所用于减震器性能检测的试验装置是由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学院提供的,其中BLR―1型电阻应变式拉压力传感器是上海华东电子仪器厂产品。由于装置使用较为频繁，在传感器受损率较高的情况下,系统标定试验的次数也必然增加。由于传感器与测控仪联用，因此每次标定时需检查测控仪是否正常，尤其输出对称性，应作为标定前的重要检测内容。JSS―P型测控仪设有四个电路相同的通道，各通道对应传感器作用力，共用一个三位半显示器，并由转换开关实现通道变更。本文围绕影响测控仪双向输出对称性的限幅保护电路展开讨论，阐述标定试验前，先进行测控仪输出对称性检查之必要。1 常规系统标定试验方法标定拉压力传感器，通常采用挂砝码的方法，对传感器拉向加荷进行标定试验。传感器与测控仪连接后，作用力使传感器产生与应变对应的电压信号，该信号经测控仪放大后，由数字电压表读出作用力对应的电压。在测控仪正常状态下，各通道输出对称性应该是理想的。由于没有考虑故障隐患，在最初的多次标定试验中，没有在意测控仪输出是否对称。只要在传感器接入后，能在静态下正常调零，且在拉向额定负荷下输出5 V左右的电压，就认为测控仪基本正常。然后便进入标定试验。2 测控仪输出对称性检查必要性通常所说的传感器标定，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拉压力传感器与测控仪组成的采样系统标定。为了方便叙述测控仪对称性查验的重要，现将测控仪其中一个通道的电路原理图示于图1。图 1由图1知，测控仪不仅为传感器提供10 V稳定的激励电压，而且还承担传感器在力作用下产生的信号电压的放大。前面已述，传感器标定时仅做单向位力加荷，而实际使用时拉压向都有作用力。根据传感器结构原理，自身产生拉压向信号不对称，一般不会很严重；但测控仪在电路发生故障时，就有可能引起双向输出不对称，尤其是压向输出偏离正常值，在常规的标定试验中，又往往不易发现。标定试验前要做测控仪输出对称性检查的想法，是在测控仪的一次故障检修后产生的。当时送修的测控仪第二、三通道由于前级运放IC1(AD620)集成块损坏，导致传感器接入后，测控仪输出无法调零，且在力作用下，输出不能跟随反应，故障排除后，为考核其性能，将其输出对称性进行检查的同时，并随测第一、四通道输出对称性。偶然发现未做修理的第一通道输出严重不对称。查加到该通道各运放的正负电源仍对称。在同样输入条件下，为何唯有第一通道输出不对称?起初曾怀疑末级跟随器IC3性能不佳；但通过采用替换OP07证实并非运放隐患。继而分析输出稳压管限幅保护电路原理，要求两只稳压管性能一致，是保证跟随器双向输出对称的基本条件。在对稳压管产生疑虑后，将限幅保护支路切断再做试验，双向输出已基本对称。为了准确判定稳压管存有隐患，将原限幅保护电路恢复，并先后加入±15 mV信号，在输出端分别测得＋5.955 V和－5.504 V不对称状态下，对DW1、DW2稳压管的端电压也进行测量，其结果是，当输出为正时，DW1上的反向压降为5.5 V，DW2上的正向压降仅为0.45 V；当输出为负时，DW1上的正向压降为0.7 V，而DW2上的反向压降为4.8 V。分析两组数据，不难看出，由于DW2性能变劣，导致VW1≠VW2，引起输出不对称已很明显。将两只稳压管更换后，异常现象消失。分析输出限幅保护电路，两支背靠背串接的稳压管，并接在跟随器输出端，既是测控仪末级运放的输出限幅保护，也是计算机采样A／D输入的过载保护。设计考虑并不多余。正常情况下，测控仪输出的V0大于稳压管击穿电压后，稳压管才起限幅作用。上述由于稳压管性能变劣引起输出不对称故障比较典型。后来还曾碰到DW2击穿短路的情况，做输出对称性检查时发现，输入－15 mV的信号,输出限制在－0.7 V上。总之，两支稳压管中任意一支击穿短路，就会引起双向输出严重不对称。如果DW1击穿短路，常规的拉向加荷标定即可发现，当加荷到一定值，输出电压就被DW2正向钳位在0.7 V上，这种情况虽然标定时可以发现，但标定试验必须暂时中断。另外，当两支稳压管中有一支断路或虚焊，限幅保护电路就会失去作用。这种情况与DW2性能变劣的结果虽然不同，但在常规标定试验中都难以发现，唯有通过模拟传感器，给测控仪外加电压信号，通过检测去发现其隐患。根据传感器一般仅做单向拉力加荷标定，为了避免由于测控仪电路偶然性故障引起双向输出不对称，保证标定试验数据的质量，现在每次传感器标定试验，都首先检查随送的测控仪，检查内容包括输出对称性、稳定性等相关内容。3 对称性检查方法测控仪输出对称性检查，要求在标定试验前进行。采用一个甲电池和FJ21分压箱组成信号源，K为倒向开关作为极性转换。测控仪与信号源连接后，输出端接PZ36数字电压表，构成的检测框图，示于图2。图 2检测时，在测控仪输入端先后加入正、负极性的mV信号，信号大小可根据传感器额定负荷下产生的mV值推算，并分别选几个点，这样既可检查输出对称性，又可粗略检查通道放大器线性度、稳定度及输出限幅保护功能等技术指标。对某通道输出对称性检测得到的数据如表1所示，观察分析其数据便可粗略判定，该通道对称性等相关技术指标都尚好。表 1分压箱倍率测控仪输入mV正向输出V负向输出V×500±3.0＋1.381－1.392×200±7.5＋3.443－3.457×100±15.1＋6.032－6.042×50±30.2＋6.055－6.038读者服务卡索引号： 121作者单位：四川山川机械厂，四川省隆昌，6421771998-02-06收稿
|
[
"Transport",
"Mine",
"History",
"Enviornment",
"Computer",
"Space"
] |
Space
|
航空制造技术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1999年 第5期 no.5 1999APL表及其在飞机制造中的应用杨 玺 范玉青［摘要］ 介绍了波音公司自动零件表APL及其相关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APL表在飞机制造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述了它与飞机设计和制造各阶段的关系，最后对APL的新发展及其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关键词： 自动零件表 波音 物料表 产品数据管理APL and Its Usage in Aircraft Manufacturing［ABSTRACT］ Automatic Parts List(APL) used in Boeing and its correlative concepts are described and the role of APL in aircraft manufacturing is emphas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PL and different aircraft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phases is discussed. The new progress and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APL are also analyzed.Keywords: APL Boeing BOM PDM在大型的复杂产品(如飞机、汽车等)制造中，除了要对单个零件的制造工艺进行处理外，相当多的工作是进行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零部件之间的管理、组织和协调，这使得制造数据的正确存储、维护以及准确及时传递成为复杂产品制造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现代飞机制造业中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或系统来完成对零部件的上述管理工作，以实现从设计数据到制造数据的紧密衔接。美国波音公司使用了一个自动零件表APL(Automatic Parts List)系统来完成工程零件的管理工作，它是波音公司制造工程体系所属的主要计算机系统之一。1 APL系统和APL表APL系统称为自动零件表系统，是一个用于维护和发放工程零件数据的计算机系统，它可以实现图纸零件表和物料表(Bill Of Material,BOM)的生成、零部件的更改维护、零部件的构型管理、零部件之间结构和装配关系生成与维护，以及以表格的形式发放工程零件数据等多项功能。在APL系统中以不同形式保存的、可由APL系统发放的工程零件相关数据称为APL表，APL表包括输入表和发放表。1.1 APL系统的组成和工作流程APL系统从功能上讲主要由APL表输入、APL表维护和APL表发放3部分组成。按系统模块划分，则分为自动零件表生成程序(Automatic Parts List Generator,APLG)、APL系统主体及自动零件表发放系统(Automatic Parts Release,APR)。APL系统按图1所示流程进行工作。图1 APL系统组成和工作流程Fig.1 APL system structure and work flowAPL表输入：首先通过APLG自动生成一些按标准样式定制的表格（输入表），同时将设计数据引入并填写在输入表内。然后，由输入人员对输入表中的数据项按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要求进行填写，统一送入APL系统中保存。APL表维护：在一定范围内修改APL表中各项数据并生成更改单；实现对已有数据进行拷贝生成新数据，对已删除的零件表在需要时进行恢复，对零部件构型进行管理和对有发放时间要求的数据进行控制等。APL表发放：将APL系统中相关数据以某种方式提取出来交给其他部门使用或参考。APL表的发放有3种方式：(1)对APL表按分发所要求的多种表格形式，以书面的打印文档或电子文件方式，发放给需要APL表的部门，如制造和装配工艺部门等；(2)通过APR系统生成零件卡片和装配列表，并将它们提供给后续的计算机系统使用；(3)按工程数据控制部门(Engineering Data Control,EDC)认可的多种格式对数据按特定需要进行提取，以供其他部门使用。1.2 APL表输入APLG程序以装配图或安装图所对应的装配件或安装件为单元生成APL输入表，因而在APL系统中有多份APL表，每份APL表对应一个装配图或安装图号，称为PL(Parts List)号。APL系统的输入就是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向APLG程序生成的输入表中填写零部件的相关信息，输入表的格式和输入条件决定了APL系统中所包含数据的内容。APL输入表由多种类型的表格组成并用于不同的用途，主要包括APL封面页、APL应用表、APL注释页、APL零件表、APL先行图纸更改单、带应用表的APL先行图纸更改单等。APL系统中的工程零件数据主要包含在APL应用表和APL零件表中。APL封面页是APL表和图纸更改单(Drawing Change Notice,DCN)的首页，包含批准信息、通用图纸信息、更改描述等内容。APL应用表用于输入和修改应用数据。应用表中需要输入的主要内容为主零件的子号、该零件的下一级装配件号、应用表注释代码以及项目标识号(Program Identification Number,PIN)等。APL应用表中主零件及其下一级装配件号处于不同层次的图纸，连接在一起形成图纸树。APL注释页用于输入和修改注释代码及其相对应的注释说明等。APL零件表用于输入、修改和删除零件数据，在APL零件表中主要输入零部件的应用情况、所应用的数量、零部件标识号和各种注释等其他与零部件特性有关的描述内容。应用情况是指该零部件使用在哪个装配件或安装件上，通常零部件的应用情况会由APLG系统自动生成。APL先行图纸更改单(Advance Drawing Change Notice,ADCN)用于更改APL应用表中的数据。带应用表的APL先行图纸更改单用于在应用表需要更改时对受更改影响的零件表进行相应的更改。1.3 APL表维护APL表维护主要进行两项工作：一是通过表格的形式采用特定的控制和管理机制，对APL表中的数据进行修改并生成APL表的ADCN等各种工程更改单；二是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方式下生成的数据进行版次管理，以保证发放时数据的正确性。对APL数据修改主要包括对零部件及其构型的增加与删除和相关信息更改，对零部件的装配和安装关系进行调整，对已更改的零部件进行恢复以及对类似部分的拷贝以生成新的安装件、装配件等操作。APL维护是体现APL系统对零部件进行管理的主要内容。在APL输入中用到的表格同时也可以用于APL表更改，更改过程借助行为代码(Action Code，AC)通过如下方式进行：. 输入相应的行为代码以表达更改行为的类型。行为代码AC填写在APL输入表的AC栏中。AC码及其应用范围和所代表的行为类型如表1所示。. 输入更改号来代表标准工程更改，更改号与标准更改理由相对应。. 在输入表中对需要修改的内容按一定方式进行更改。. 对于与图纸有关的更改，更改后的有关情况在ADCN中统一说明。表1 AC代码表行为代码计算机处理行为类型适 用 表 格零件表应用表注释页C从原有的装配件或安装件中生成新的装配件或安装件√N一个带子号零件的初始填写和在相同版次上该零件的应用√√A增加一个具有新地址的零件表和应用表项以及增加注释√√√R对零件表和应用表中的栏目进行更改以及修改注释√√√D对零件表和应用表中的栏目以及注释进行删除√√√1.4 APL表发放APL数据可以按表格的形式进行发放或由APR传递给后续的计算机系统。一般情况下，对于APL数据要有书面形式或电子文件形式的表格。波音公司把飞机某部分转包给其他公司生产时，就是通过这些书面的表格将数据发放给承包商的。发放表主要有表头、应用表、更改段、零件应用索引、装配件细目表、旗注和通用注、标准图纸注释、注释符号解释和零件表索引。另外，对于一些特殊的用途还有两个附加部分：查找号和查找号索引。在发放的表格的每一页表头中有PL号、表头标题、更改版次、更改日期、组名以及页号和总页数等。在每份发放的APL表的所有表格的第一页输入机型、设计负责组说明和PIN号等。发放的应用表是由输入表的应用表和注释页中的相关数据组成的。应用表中列出了出现在APL表中的主零件的应用数据。应用表有长表和短表两种类型。短表中对每个主零件列出零件号、下一级装配件号、机型、序列号(仅列出所处的图纸页的页码) 以及该零件的更改版次。长表除了短表中列出的内容外，在序列号列还列出了该零件所适用的飞机有效性代号和其他注释信息等。长表用于所有安装图和反映客户不同选择的装配件图和集成件图。短表则用于零件图和较小的装配件或组合件图上。APL表中所列出的零部件包含了同一系列飞机的构型，用长表中各主零件的有效性可以对主零件按不同架次飞机进行提取，建立图纸树。更改段按所发放更改的从旧到新的顺序描述了对APL表最近三次更改的内容，它包括两种：DCN和ADCN。更改段是提取零件数据时必须参阅的内容，特别是有ADCN时。零件应用索引是对APL输入表的零件表提取的结果，用于对APL表中的所有零部件应用情况建立索引，表达了APL表内部所包含的零部件及其下一级装配件。装配件细目表由APL输入表的零件表和注释页的相关数据组成。装配件细目表分为两部分，前面部分为主零件细目表，列出主装配件/安装件、工艺规范和参考图纸；后面部分为次装配件/组件细目表，依次列出主零件的次装配件/安装件和零件、次装配件/安装件的次装配件/安装件和零件……。装配件细目表列出零部件的数量、零件号、名称、注释码、注释内容和更改版次。注释列给出了制造、装配和安装中所必需的信息。装配件细目表反映了每份APL表内数据的产品结构树。注释表用于对APL表中出现的注释代码进行说明，包括旗注(Flag Notes,FL)、通用注(General Notes,GN)、标准图纸注释及注释符号等。零件表索引标识了APL表中每个主要表格的起始页码，是APL发放表的索引目录。2 APL表数据关系APL系统中有很多份APL表，这些表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另外每份APL表内部的数据也是通过一定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1 APL表与图纸页的关系波音飞机的图纸是以图纸页(Drawing Sheet)为单位的，每份图纸中有多页图纸，在这些图纸中定义了相关的多个零件图和装配图，零件图和装配图表达了飞机零部件的几何信息。每份图纸与一份APL表相对应，图纸中所表示的零部件就出现在APL表中，图纸的图号与APL表的PL号相同。图纸中定义的零部件及其结构由在APL零件表、APL应用表和APL注释页中的数据表示。2.2 APL表内部关系在每份APL表内部主要由APL零件表定义零部件的构成信息和描述信息。APL应用表定义了APL表中的主零件，APL零件表在此基础上通过应用情况找出主零件的次装配件。对次装配件再找出它的次装配件，依此类推就可以在零件表中按不同层次找出主零件的所有构件。主零件的构件之间形成树形结构关系，从发放表中提取这种关系可以通过装配件细目表来完成。2.3 APL表之间的关系每份APL表之间主要由APL应用表来定义各份APL表的关系。APL应用表由下一级装配件栏得到每个主零件的下一级装配件，这些下一级装配件定义在其他一些APL表中。下一级装配件的图号前缀就是其所在的APL表的PL号，在PL号所对应的APL零件表中就可以找到前一份APL表主零件的零件号，于是各份APL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将这个关系与APL表内部的零部件树形关系相结合，就可以形成整架飞机的零部件树形结构关系。3 APL在飞机制造中的地位和应用工程零件的描述信息除了与之对应的零件图纸和装配图纸外，其他的一些设计描述信息以及零部件之间的结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APL表提供了许多零件信息，用于零件制造过程，并对零部件的组织、更改和构型进行管理，保证了发放到制造过程的APL数据的正确性和产品数据的一致性，可以说APL表是制造过程的主要数据来源之一。3.1 APL表与IWS的关系IWS(Integrated Work Statement)即综合工作说明，用来描述完整的项目工作说明，包括零件和装配件/安装件的描述信息及其制造和装配/安装工作、工艺计划、工艺装备及分析等内容，IWS是协同设计组(Integrated Product Team,IPT)进行并行产品定义的重要工具。当IWS完成对产品的定义并获得工程数据控制部门EDC的批准之后，其工程零件数据就会交给APL系统，由APL进行管理和发放，从这一意义上讲IWS是APL系统的数据源。当IWS的全部产品数据输入到APL系统后，IWS就完成了它的使命。3.2 APL表与DATA SET的关系数据集DATA SET是飞机制造中的另一个重要数据源。在DATA SET中有关于产品的图纸信息，这些图纸按图纸页的方式存储。由于图纸页和APL表是相对应的，因而DATA SET中的图纸信息及其所定义的零部件的非几何信息可以在APL表中反映出来。反过来APL表又实现了对图纸的控制，在产品数据发放时图纸是随APL表的发放而发放的。从图2可以看到APL和DATA SET的地位。图2 APL的地位Fig.2 The role of APL3.3 APL表与E-BOM的关系E-BOM(Engineering Bill Of Material)称为工程物料表，它表示了设计阶段完成后由IWS中所记录的工程零件的描述数据及其结构上的关系，E-BOM中的工程零件结构关系清晰地定义了产品结构树。E-BOM中的数据可以方便地被用来作为飞机装配过程的数据源，在装配工艺设计中E-BOM是生成装配树和制造BOM以及其他类型BOM的基础。E-BOM 中的数据是从APL表中提取出来的，也可以说APL表是E-BOM的基础，E-BOM中所包含的工程零件数据及其关系都定义在APL表中。从某种意义上讲， APL表是E-BOM的另一种表现形式。4 APL表的新发展由于现代制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APL表本身也为适应这一发展而不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这也是产品数据管理(Product Data Management,PDM)技术应用不断深入的结果。现有的APL表以图号作为基础，每份APL表对应一份图纸。但由于图号与零部件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因而不利于构型管理和数据库中数据的组织，对工作流程控制、装配工艺生成、零件采购以及库存管理等造成相当程度的困难。新的零件表则以零件号为基础，每份APL表对应一个装配件号，装配件号和装配件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上述数据管理的困难。4.1 PDM生成物料表现有的物料表系统是从实际应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已有很长的历史。波音公司的APL系统从1967年开始就已应用到所有的商用项目上。但目前的APL系统在飞机构型控制和有效性管理上极其费工费时，因而波音在DCAC/MRM(Definition and Control of Aircraft Configuration/Manufacturing Resource Management――飞机构型定义与控制/制造资源管理)计划中对BOM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用来简化有效性管理，实现简化飞机构型的目的，同时也有利于精简作业流和简化物料管理等一系列后续环节工作。零件表由PDM系统的产品结构动态导出，并与DATA SET相一致。它们将按建造合同为供应商提供硬拷贝或数字形式的文档。基于零部件的物料表是由零部件来控制构型――工程零部件(如：零件和装配件)的定义由PDM零件表PL报表来确定的，PDM零部件报表将说明所有零部件要求。4.2 零件表的类型新的零件表主要有以下类型：. 零部件表(PL) 工程零部件列表报告。. 制造零部件零件表(Manufacturing Part Parts List,MPPL) 为终端项目制造零部件(带有-900系列的零部件) 提供的报表。. 供应商计划零件表(Supplier Plan Parts List，SPPL) 为定制主要终端项目和配套件而生成的报表，它描述了所有可能构型的条件。SPPL仅为供应商用作规划和预测。. 供应商定制零件表(Supplier Custom Parts List,SCPL) 为特定飞机架次号(流水号)生成的报表，架次号标识了哪些模块和零部件号影响到该架飞机。. 数据表(Data List,DL) 给供应商的一种新数据产品报表以及供应商怎样应用图纸旗注等的说明。数据表使所有工程图纸、相关报表、规范、标准和项目文档以表的形式出现。供应商收到的零件表的类型取决于他们按合同建造的终端项目(零部件或装配件)的类型。对装配件和配套件的SPPL和SCPL两表还附有比它们低一级的工程零件表。零件表反映了类型设计数据和引用的相关几何(如图纸)，它作为一个制造记录，提供了产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跟踪性。4.3 由APL到PDM当波音公司DCAC/MRM的A1版完全实现时，基于图号树的产品结构完全由基于零部件号的产品结构所代替。产品结构树被一分为二，变成树的上部(Top of Tree)和下部(Bottom of Tree)。在原APL系统中，安装件是树的上部，装配件、次装配件和零件构件是树的下部。由APL转换到PDM时，主要是把原安装件转换成模块(Modules)，所以在PDM系统的产品结构中，模块就成为产品结构树的上部，而下部同样由装配件、次装配件和零件构件组成。在DCAC系统中，飞机有特定构型表(Aircraft Special Configuration Table,ASCT)，ASCT是由模块组成的，PDM管理着每种型号飞机的模块表(Airplane Modules List，AML)和模块中零部件关系表(Modules Parts List，MPL)。PDM系统根据飞机特定构型表ASCT就可以得出供应商定制零件表SCPL以及其他各种数据报表。由于供应商承担的项目最小应该是一个安装件(一个模块)，因此SCPL与SPPL两报表和AML及MPL表都来自于产品结构树的上部，完全由ASCT表和模块号控制。其他报表如PDM零件表PL、图纸数据表PSDL和制造零部件表MPPL等都来自于产品结构树的下部。综上所述，在复杂产品制造中对工程零件数据的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该项工作是产品数据管理的基础。在PDM系统中，APL表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存在和发挥作用，例如有可能统一于BOM的管理之中，但是APL表的结构和组织方式本身对PDM的实施有指导性的意义，APL表所表达的数据结构是PDM生成产品数据的基础之一。作者单位：杨 玺 范玉青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参考文献1 范玉青. 波音公司DCAC/MRM计划. 航空计算技术，1998(3)2 杨玺，范玉青. 波音飞机装配工艺流程数据的来源与流动. 航空工艺技术，1998(6)：3～5(责编 宇 迪)
|
[
"Sports",
"Mine",
"Education",
"Enviornment",
"Agriculture",
"Economy",
"History",
"Politics",
"Space",
"Literature",
"Computer",
"Art",
"Electronics",
"Medical",
"Philosophy",
"Law"
] |
Space
|
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8年2月第18卷第2期科技期刊久效磷对海洋微藻毒性机理的初步研究*III.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变化唐学玺 李永祺(青岛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青岛 266003)摘要 报道了久效磷对3种海洋微藻细胞内2种清除活性氧的关键性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结果显示：1.在久效磷的胁迫下，扁藻和三角褐指藻细胞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均表现出下降的总变化趋势，而叉鞭金藻细胞的SOD活性时而上升，时而下降，在整个胁迫过程中呈现出无规律性的变化.2.随着久效磷胁迫时间的延长，3种微藻细胞的过氧化物酶活性均逐渐下降，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规律性.这说明不同的藻种，久效磷对其细胞内酶活性的影响不尽相同.推测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POD)活性的降低是微藻细胞内过量产生活性氧，进而引起藻细胞膜脂过氧化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关键词 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久效磷.A PRELIMINARY STUDY ON TOXICITY MECHANISM OFMONOCROTOPHOS ON MARINE MICROALGAEⅢ.CHANGES OF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AND PEROXIDASETang Xuexi, Li Yongqi( Ocean University of Qingdao, Qingdao 266003)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effect of monocrotophos stress on the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nd peroxidase (POD) which are two key enzymes to eliminate active oxygen in algal cell. Results showed that: 1. SOD activity on Platymonas sp. and 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 decreased under moncrotophos stress, and fluctuated irregularly in Dicrateria sp.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stress; 2. POD activity of three marine microalgae de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prolonging time of stress. Therefore, the mechanism to eliminate active oxygen is different in various marine microalgae. It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for activity decline of SOD and POD to lead to the excess production of active oxygen and cell damage of lipid peroxidation.Keywords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peroxidase(POD), monocrotophos.1 前言虽然有关石油、重金属及有机氯农药污染对海洋微藻的影响已有大量的文献报道［1］，但有机磷农药污染对海洋微藻影响的报道较少［2，3］.已有的研究资料也大多局限于对微藻的种群结构、微藻的生长及繁殖的影响，而有关其对海洋微藻毒性机理的研究至今未见报道.本文以扁藻、叉鞭金藻和三角褐指藻为材料，继续探讨久效磷对它们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物酶(POD)活性的影响，这对于揭示有机磷农药对海洋微藻的毒性机理，保护海洋生物资源有重要意义，并为探索监测海洋有机磷农药污染的生物指标提供依据.2 材料和方法2.1 藻种的选择 选用本院微藻培养室提供的扁藻(Platymonas subcordiformis Hazen)、叉鞭金藻(Dicrateria zhanjiangensis Hu.var.sp.)和三角褐指藻(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2.2 培养方法及条件 培养液选用f/2营养盐［4］配方，原配方中的FeCl3和EDTA以20μg/mL的柠檬酸铁代替，扁藻的培养液需另加尿素至10ppm.海水取自青岛鲁迅公园附近海滨，经孔径0.45μm滤膜抽滤煮沸消毒，冷却后配制培养液.用于微藻培养的三角瓶，预先在1mol/L的盐酸中浸泡3日，再分别用含有相应久效磷浓度的培养液预平衡二次，每次平衡时间为1天，以清除实验过程中容器壁对久效磷的吸附作用.3种海洋微藻的培养条件是：光照强度为32―40μmol/(s.m2)，光暗比为14X10，pH为8.0±0.1，盐度为30.0±1.0，温度为25±1℃(三角褐指藻为17±1℃).于指数生长期接种.实验中所用的久效磷为青岛农药厂生产的40%的水溶性药液，其有效成分为0，0―二甲基―0(1-甲基-3-甲胺基甲酰)乙烯基磷酸酯，分子式为C7H14NO5P，属高毒杀虫剂.它对扁藻、叉鞭金藻和三角褐指藻的处理浓度分别为1.46mg/L,3.49mg/L和9.74mg/L,各为其相应的半抑制浓度.2.3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的检测 本实验采用氮蓝四唑光化学还原反应法［5，6］.反应物总体积为3mL，其中含5×10-3mol/L磷酸缓冲液(pH=7.8),13×10-3mol/L蛋氨酸，75×10-6mol/L氮蓝四唑(NBT)，100nmol/L的EDTA和2×10-6mol/L核黄素.实验中加入微藻细胞中的酶提取液0.1mL，荧光灯下光照20min.光照时，反应体系中产生的活性氧自由基使NBT还原，形成蓝色的产物.SOD作为活性氧自由基清除剂可抑制此反应.光照后，利用721型分光光度计在波长560nm处比色测定光吸收值.测定时用0.1mL磷酸缓冲液代替酶提取液测得对照组的OD值.一个SOD活力单位定义为能引起反应初速度(指不加酶提取液时)半抑制时的酶用量.按下式求得：2.4 过氧化物酶(POD)活性的测定 参照Chance和Mathly［7］建立，Srivestava等［8］改进的愈创木酚法测定.3 实验结果3.1 久效磷对3种微藻SOD活性的影响 久效磷对3种微藻细胞的SOD活性的影响有所不同(图1).首先，扁藻受久效磷胁迫，开始时，SOD活性有所升高，12h左右开始迅速下降，20h降至对照组水平，以后大大低于对照水平.三角褐指藻细胞在胁迫处理的前36h，SOD活性保持相对稳定，其后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活性也逐渐降低.而其对照组，在无久效磷胁迫下培养72h的全过程中，SOD活性较高并保持相对稳定.说明久效磷的胁迫处理降低了扁藻和三角褐指藻细胞的SOD活性，使微藻细胞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有所下降.图1 久效磷对三种微藻SOD活性的影响Fig.1 The effect of monocrotophos on SOD activity of three marine microalgae叉鞭金藻在胁迫的前24h，其细胞的SOD活性有所升高，而在24―60h之间，SOD活性出现下降趋势，随后又开始上升.而对照组的SOD活性在培养过程中的变化不明显，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状态.3.2 久效磷对三种微藻细胞POD活性影响 图2表明，在久效磷胁迫的整个过程中，3种微藻细胞的POD活性呈现出下降的总趋势.扁藻细胞在胁迫的前24小时，POD活性保持稳定，24小时后，其活性逐渐降低.三角褐指藻细胞在胁迫的前24小时，POD活性有所升高，其后随着胁迫时间的延长，活性依次降低.对叉鞭金藻细胞来说，其POD活性始终表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图2 久效磷对三种微藻POD活性的影响Fig.2 The effect of monocrotophos on SODactivity of three marine microalgae图3 正常条件下三种微藻的POD活性Fig.3 The POD activity of three marine microalgae under normal condition与相应的处理组相比，3种微藻的对照组POD活性相对稳定(图3)，在无久效磷的培养液中培养72h的全过程中，3种微藻细胞的POD活性变化不明显.POD为藻细胞清除活性氧的关键性酶之一，它的活性的降低再次证明了久效磷的胁迫处理使微藻细胞清除活性氧的能力有所下降.因此可以认为SOD和POD活性的降低是微藻细胞在久效磷胁迫下产生过量的活性氧自由基进而引起膜脂过氧化及细胞膜伤害的原因之一.4 讨论近年来，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物酶(POD)作为植物体内清除活性氧、保护植物细胞免受伤害的二种保护性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它们与植物的抗盐性、抗热性、脱水忍耐力、抗病性、耐寒性及抗除莠剂的能力密切相关［9，10］.另外，微藻细胞对低温及亚硫酸盐的抗性也与SOD的活性相关［11，12］.已有报道，植物体在受到轻度的环境胁迫时，SOD和POD的活性会有所升高，以增强植物对活性氧的清除能力；而当受到重度的逆境胁迫时，SOD和POD的活性又会大幅度地降低，造成活性氧的积累和细胞的伤害.在我们的实验中，以扁藻和三角褐指藻为材料同样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而对于叉鞭金藻，虽其SOD活性的变化无规律性，但POD活性表现出了逐渐下降的总变化趋势.因此，我们推测，SOD和POD活性的降低，必然会造成藻细胞活性氧的积累及伤害.另外，我们的实验还发现，对久效磷抗性较弱的扁藻，其SOD活性的急剧下降也早于抗性较强的三角褐指藻和叉鞭金藻.可见，不同的微藻其清除活性氧的能力也存有差异.SOD和POD作为一种保护性酶在活性氧的清除、控制膜脂过氧化水平及减轻膜的伤害上起重要作用.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在高等植物的抗逆生理研究中有许多.我们以扁藻、叉鞭金藻和三角褐指藻为实验材料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认为SOD和POD活性的降低是微藻细胞内活性氧过量产生，导致细胞膜脂过氧化及细胞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参考文献1 李永祺，丁美丽编.海洋污染生物学.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40―1952 陈碧鹃等.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对海洋藻类(金藻)、贝类(紫贻贝*蓝蛤)及对虾仔虾的毒性影响.海洋环境科学,1993,12:23 汝少国等.十种有机磷农药对扁藻的毒性效应.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6，26：1974 湛江水产专科学校主编.海洋饵料生物培养.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1045 Beauchamp C, Fridovich I. Superoxide dismutase:Improved assays and an assay applicable to acrylamine gel. Anal Biochem, 1971,44:2766 Bewley R D. Physiological aspects of desication tolerance. Ann Rev Plant Physiol, 1979, 20:1957 Chance B, Maehly A C. Method in enzymology. New York:Academic Press Inc， 1955:764―7758 Srivastava O P, van. Huystee P B. Evidence forclose association of POD Polyphenol oxidase and IAA oxidase isoenzyme of peanut suspension culture medium. Can J Bot, 1973,51:22079 王建华等.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在植物逆境和衰老中的作用.植物生理学通讯，1989，1：110 武宝轩，格林*托德.小麦幼苗过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与幼苗脱水忍耐力相关性的研究.植物学报，1985，27：15211 Clare D A et al. Superoxide dismutase and chilling injury in Chlorella ellipsoidea. Arch Biochem Biophys, 1984,231:15812 Rabinowich H D, Fridovich I. Cell content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and resistance to paraquat in chlorella sorokiniana. Planta, 1985,164:524
|
[
"Art",
"Sports",
"Computer",
"Mine",
"Enviornment",
"Economy",
"Medical",
"Literature",
"Politics",
"Military"
] |
Enviornment
|
【 文献号 】4-1156 【原文出处】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43～50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09 【 标 题 】试论“五四”时期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的得与失 【 作 者 】耿传明 【 正 文 】 翻开一本本世纪文学史后面附的文学年表，你就会发现中西文学所呈现的不同风貌：即以波及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而言，美国自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宣布参战开始至1945年战争结束止，文学年表上列出的重要作品有福克纳的《去吧，摩西》（1942年），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1943年），贝娄的《挂起来的人》（1944年），斯泰因《我所目睹的战争》（1945年）以及赖特的《黑孩子》（1945年）等。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正在进行的战争与文学的直接关联。美国文学以二战为背景的作品大量出现，大概要在十年之后，文学自有其一条独立的发展路线。而在中国抗战文学年表上，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是抗战史的缩影，从1938年抗协成立不久就有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1940年有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同年有“战国策”派的出现及对“战国策”派的批判；1941年国民党成立“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张道藩提出“六不，五要”的文艺政策；1942年延安的文艺整风运动等等。文艺作品也绝大部分都取材于正在进行的抗战。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非常复杂，首先它与中国介入战争的深度广度有关，抗战是民族求生存的神圣的战争，作家作为民族的一员自觉地投身于战争，以笔为枪服务于抗战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情况与中国一、“一时代有一时代文学”的历史的文学观五四新文学的首倡者首先给人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他们具有一种能动地创造历史的使命感。他们的主张建立在一种把握住历史发展方向的历史先见之上，因此他们的要求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要求。波普曾这样说过：“历史决定论的倾向吸引着感到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尤其是感到应该干预人类事务并拒绝承认现有事态不可避免的那些人。”（注：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新文学的首倡者都是不满于已然的现实，而想创造一种新的合乎理想的现实的历史变革者，这就给他们的历史要求带上了一种反自然主义的主观意志色彩。胡适对旧文学的发难即源于一种“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的使命感。要完成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革命，胡适首先要做的论证是文学不能不“变”，所以他的文学进化观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讲“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而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由此可知胡适首先做的是将文学作“脱魅”处理，将文学视作是一种社会文化存在而非审美存在。这样将文学等同于历史之后，就去除了文学所具有的“人学”特性及所具有的“永恒”、“普遍”之类非时间性的审美特性，而得出文学随时代一同全盘进化的结论。而文学史不同于历史的特性就在于 文学史等同于社会史，就会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受到忽视和伤害。其次，强调文学的时代特性，实际上也就是假设有一个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中心意识的存在，它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由某种内部原则来束扎成型。“这种单一的‘内在精神’制约着从道德、艺术、政治体制到哲学的全部形式；要不就是，社会的两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都由主导的经济模式所决定，不论它是封建领主和农奴构成的等级关系，还是正规的、由金钱买卖调节的自由商品交换制度。”（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4页。）文学只有表现出了这种蛛网式的社会联系就可以说它真实反映了这个时代。但这种单一的整体的时代精神在五四时期并不存在，文化领域和政治经济领域各行其事，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文化偏至”的道路，有着为政治经济原因所不能决定的它自己的发展方向。有的论著囿于社会决定论的模式，先罗列出一套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然后以此来图解范围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这样一种凌驾于文学史之上的社会观念并不足以说明文学领域区别于其它领域的独特性。鲁迅说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就不会有大艺术的产生。”（注：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文学创胡适所讲的文学进化观念的第二层意思是“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可以发达完备的，须是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步。”（注：胡适《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9、第50页。）他指出中国戏剧由歌舞一变而为戏优，再变而为杂戏，三变成为结构大致完成的元杂剧。韵文的进化图式为：“三百篇变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而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骚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注：胡适转引自《国故新知论》，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0页。）这样，依此类推，白话文就成为文学进化的最高阶级，白话文之前的文学就是“死的、笨的、无生气的”，只有新文学才是“活的文学运动”。显然这并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因为并不存在同生物学上的物种相当的文学类型，而进化论正是以物种为其基础的。而且真正的“新”，必须是有历史、有渊源的“新”，不能割断文学创新与文学传统的关系。胡适文学进化观念倒也是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僵化保守的积弊所提出的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如对已失去意义的文学“遗形物”的看法以及文学在某个阶段须依赖外来文学的刺激才能发展，都对新文学的建设起到了正面作用。总之，胡适是一位相信进化论的实证主义哲学家，他认为文学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研究文学的目的是通过它来研究社会，其方式是用社会历史的一般状态来实证文学。胡适的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历史研究，他研究《红楼梦》即是对曹雪芹的身世考证，而不涉及审美的评判。就他对《红楼梦》的私见，他认为《红》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里面“没有一个polt（结构）”。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带有鲜明的工具理性的特点。他首先从语言、形式入手证明了白话文之取代文言文，新形式之取代旧形式的历史合理性。并且身体力行写出了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尝试集》的创作原则就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赤裸裸地表现出情感来”就行了，这从文学的审美观念上来说显然是一种退步。宋代的严羽早就说过：“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上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如果说胡适代表的主要是一种启蒙时代的实用理性，那么陈独秀、李大钊等则代表着一种价值理性。他们持有一种乐观的社会进步信念，坚信理性的进步会给人带来幸福完美的生活。李大钊曾这样强调理性的重要：“以人的理性为求得真理的准则，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依其理性以改革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进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塞进步。”（注：《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陈独秀将文明历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将东西文化差异视为是时代的、历史的差异，根据进步原则判定“孰为新鲜活泼，孰为陈腐朽败”，因之提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急起直追以科学、人权并重”（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见《新青年》，1卷4号，1915年12月15日。）的新文化主张。周作人、鲁迅则提出现代“人”的观念，认为五四首先要做的是“开辟人荒”。这种反传统的思想启蒙为转型期的中国提供了现代价值的原点，虽不无偏颇，但功不可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是应该完全肯定的。但从思想、学理的角度讲，都有时代的局限。特别是他们论证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方式，是将旧文学等同于专制意识形态，认为非对之进行全盘否定，不足以建立新文学。这就割断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传承关系 种批评方式埋下了伏笔，到了三十年代，太阳社就有人出来宣告“阿Q的死亡”，是否是“前进作家”成为一个作家能否被文坛主流认可的标准。四十年代进而有“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我们虽对此不可无“了解之同情”，但也不能不指出它对文学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总之，文学既不是完全他律的，也不是完全自律的，自律和他律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单纯地强调某一方，往往不能正确地解释文学发展的规律。所以于历史主义的文学观念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文本主义的观念来对前者的偏颇予以匡正。首先，历史主义地看待文学，往往过于强调了文学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决定性关系，它注重了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共性，忽视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个性。这就为庸俗社会学在文学领域的泛滥埋下了伏笔。“文学史”也是一种历史，但它天然地接近于“野史”，而不是“正史”，它对“正史”，往往取一种拾遗补阙，揭发伏藏，或质疑颠覆的态度。其次，文学的进化非如胡适所说那样直接简单，文学发展中有“变”也有不变，文学进化绝非是一个由鸡蛋变成鸡的直线上升过程。文学的演进除了社会文化因素之外，还有其自主的规律。决定文学发展的还有形式、技巧，话语结构等内在因素。第三，传统的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之间还应该有一个人的心理结构的层面。人的心理结构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对于一切理论学说和行为方式具有能动的选择、重构作用，藉此避免一种潜在的危险即文学在要与整体信奉的社会意识保持一致的要求下失去抵抗力，没有个人的话语，只有时代的合唱。同样“自由也不尽是对必然的认识”，过批判。总之，这种擂台式的文坛大概是西方不曾有的，它与中国具有的泛政治化的国情有关。文学写作在西方是一种自发的、个人的行为，作家也可能不无政治热情，不乏民族意识，但他会付诸行动，甚至喋血杀场，而不是“以笔代枪”，这大概与西方的文学传统及作家所持的个人化的文学观念有关。二、来自反对者的不同的声音新文学的首倡者坚信的社会进步观念首先来自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所接受的进化论主要凭借于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译自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对之进行加工，发展成一种以人持天、救亡图存的适合中国需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这种加工表现为严复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原则的偏爱和对人类进步主要表现为一种伦理进步的漠视之上，他批驳了适合中国需要的赫胥黎关于人的进化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未说，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而严复之所以不同意赫胥黎将人类进化过程视作是不同于自然界的伦理进化过程，而认同斯宾塞任天为治的社会进化论，是基于他所眼见耳闻、亲身经历的十九、二十世纪人类生存竞争的残酷现实。“强权即公理”，“贫弱就会受制于人”的“力本论”是人类生存的反道德的“厚黑学”，他于这种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看不到道德对此的制约，要生存，就只能投入这种残酷的竞争，在竞争中取胜的才配生存。这种学说对中国伦理本位的文化自然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唤起了民族生存的忧患意识，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但其实际效果却并不单纯。据时人记载：“自十九世纪物竞天择说兴，而利己主义、强权主义、军国主义之相继迭起，于这种乐观主义的社会进步论者在当时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冯友兰曾如是评说进化论：“生物学中之演化论谓天演竞争，适者生存，颇有人即以此之故，谓宇宙之物日在进步之中。中国近译演化为进化，愈滋误会。其实所谓演化，如所谓革命，乃指一种秩序变动，其所产生结果为进步亦可为退步，本不定也。且所谓适者，乃适于环境，然适于环境者未必即真好，不适于环境者未必即真不好，所谓‘阳春白雪’在庸俗者耳中，不能与‘下里巴人’争胜，然吾人不能因此即谓后者之果真优于前者。故吾人即以人的标准批评宇宙诸物之变动，亦未必有何证据能使吾人决其变动之必为进步的也。”“进化”本身并不具有价值、新的也并不天然地就高于旧的，未来也并不天然就胜过现在。进化论者所信奉的“时间神话”，及“创新崇拜”在当时即已受到质疑。抨击这种进步主义最为尖锐的是潘光旦，直言其所迷信的是一种“进步鬼”的东西。其时蔡元培、吴稚晖、蒋梦麟等先生在讨论“姓、婚姻和家庭的存废问题”，几乎都一致认为随着社会进步，这些东西都会“在五十年内”或更多时间内统统废除。社会学家潘光旦写了篇文章专门批驳其进化观念的陈腐。潘光旦是从两方面来讲的：“一是把社会演化当作一种完全自动的过程，似乎是完全超出人五四新文化倡导者所提出的文学革命主张在当时就受到了来自不同文化立场的责难。这种反对的声音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如林纾、辜鸿铭等人，都是为“旧文化所化之人”，以一种遗老的态度拼死卫道，对新文学及其代表的现代价值持彻底反对态度，这是一种趋于没落的声音。另一类如章士钊和《学衡》派的人物的情况就不太一样。章士钊从文化传承、新旧关系和文化运动这种大众参与方式三个方面对《新青年》的全盘西化、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和文学的平民化提出质疑，也能言之成理，道出了文化、文学演化的复杂性，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并不能靠“骂倒”了事。《学衡》派的观点与“文学革命”的理论就更构成一种互补性。首先《学衡》派对《新青年》所倡导的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是肯定的。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要求自由，致意于文化之普及藉促国民之自觉而推翻压倒国民之制度，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注：丁晓强《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转引自《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第2期。）。但“学衡派”的新文化观则建立在对西方近现代实证主义、浪漫主义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拨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立场之上，致力于捍卫阐发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永恒性的人文价值，这就与五四《新青年派》形成了对立的关在文学观念上，他们也倾向于视文学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反对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夫历代文学之流变，原仅一‘文学的时代发展’，安可胶执进化之说，牵强附会，谓为‘文学的历史进化’。质言之，文学之历史流变，非文学之递嬗进化，乃文学之推衍发展，非文学之器物的时代革新，乃文学之领土的随时广大。非文学为适应其时代环境，而新陈代谢，变化上进，乃文学之因缘其历史环境，而推陈出新，积厚外伸也。”（注：《潘光旦文集》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页。）这种观点显然较之文学进化论更能说明文学的一般发展规律。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形式演变的动力在于文学自身，“艺术作品是在和其它艺术作品的联系中并借助于这些作品的组合而被感觉的，不仅是模仿的作品，而是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和某种原型对照和对立而创造的，新的形式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表达一种新的内容，而是为了代替已经失去审美特质的旧形式。”他们认为文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打破陈旧的自动化了的不能引起人们的感受注意的旧形式的一个不断陌生化的过程。这种观点也有将文学发展简单化的倾向，特别是忽略了社会与文学发展之间的一种辩证的张力关系。但它强调文学发展自律的一面，可《学衡》派的“文化番达主义”(Vandalism)之忧，似也不无道理，并非只是“狼来了”的杞人之忧。所谓“文化番达主义”即一种文化毁灭主义，一种反智主义。“文化之亡，或由外力，或由内铄。”“文化之遭内铄迁古而其方向错误者，亦可以致亡，亦足以破灭固有之文化而无所利，其为弊类，初不逊于蛮族铁骑之凭陵扫荡。”（注：吴宓《白璧德之人文主义》，见《国故新知论》，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五四先驱者以“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鲁迅），将国粹与救亡绝对对立起来，这在“救亡”是第一义的时代，是一种清醒的务实主义态度，但从长远的文化建设而言是不利的。“保人还是保文化（国粹）”之构成如此尖锐的冲突，是与本世纪初中国在世界中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系的，无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冷酷现实，中国无以自存，但自存是否要以捐弃否定全部固有文化为代价则是值得商榷的，这也是当时政治民族主义同文化民族主义的区别所在。关键在于这种二元对立是不是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是不是人在面临这个问题时都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会导致“非此即彼”的结果？五四先驱者将思想文化的变革视作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的思路，使他们强化了这种二元对《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更激烈地冲突还在于文言和白话之争，一方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注：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散文・诗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一方则将废文言而取白话，甚至将汉字拉丁化的做法斥为“丧心病狂”。这种对立显然也带有整体主义独断论色彩。完全用白话作诗的诗人很快就感觉到了这种白话工具本身的“笨拙”（俞平伯），而新文学的大家们也没有苛求自己完全用白话写作。至于汉字拉丁化的问题，则要听专家的意见，语言心理学家的一篇《汉字易学、易记证》的论文也许比思想家、文学家们的诸多言论都要来得实在和有说服力。总之，在新文学即将走完它的百年历程的今天，我们对当初对立双方的争执都应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一元价值观向人们许诺只要实现了某种价值，其它价值也就迟早都会实现，它相信所有美好的价值都是能够统一的。而价值多元论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许诺人们能够并行不悖地同时实现多个价值，恰恰相反，它强调的是多种价值之间的彼此冲突、相互抵牾、难以调和，因此实现某一价值几乎总是会有损于其它价值，而并非带动促进其它价值。因此价值一元论虽因提出了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使人们一开始感到希望，但最终会失望；价值多元论虽让人一开始就感到扫兴和失望，但它也让人摆脱了整体主义的乌托邦迷妄，以务实的态度来逐步解决诸多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为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艾恺的一句话对我们大概不无启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它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思潮的冲突，将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未来。”（注：艾恺（美）《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引自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卷，1997年版第4期。）【责任编辑】程奇立
|
[
"Space",
"Computer",
"Communication",
"Energy",
"History",
"Electronics",
"Education",
"Literature",
"Art"
] |
History
|
Subsets and Splits
No community queries yet
The top public SQL queries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ppear here once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