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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农民在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之下，生活一天一天地坏下去，许多人弄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真是无“居”可“安”，无“业”可“乐”了。自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东方侵略，打破了我们的“锁国政策”，冲开了我们的农业经济，我中国的农民便做了外国资本家的奴隶。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做出许多粮食、棉、麻、丝、茶……等类的东西，他们只稍微拿几个钱出来买了去；他们用机器制造各种新奇的货物，运过来，不知买〔卖〕了我们好多的钱去了。什么洋油、洋布、洋钉、洋碱、洋瓷、洋铁……说不尽的洋货，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城市，渐渐的打入我们的乡村了。我们不用机器做的土货无人买，我们作田也挣不到几个钱，他们洋资本家就一天天发财了。帝国主义者剥削我们的方法，是霸占海关，自由输入货物，廉价发卖，刮去我们的银钱，破坏我们的手工业；是霸占矿山、铁路、航路，开设工厂、银行，——利用我们的贱价劳力，替他产生红利，利用我们的贱价原料，替他生产商品，夺取煤铁，操纵运输。而且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勾结，以厘金和盐税间接剥削农民，以亩捐附加等类之捐税直接剥削农民。帝国主义者更借了许多款项给军阀，军阀又加重剥削农民以还债。军阀更利用失业的农民，组织雇佣的军队，帝国主义供给了枪械，乃造成武力，为压迫农民之工具。帝国主义既挟了他的金钱武力，又勾结国内军阀、买办，所以在中国横行一时，农民辛辛苦苦做工的结果，都转几个弯子跑到他们荷包里去了。国内军阀和土豪劣绅之剥削农民，是一种封建的剥削制度。他们不象资本家之剥削雇佣劳力，却是将农民的生产结果，分割一大部分去，即是租税制度。地主是如此地直接或间接（如包佃制）取之于农民，军阀也是如此地直接（如对自耕农）或间接（如对佃农）取之于农民。他们每年从农民身上刮起去的，大约要占农民收获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他们互相结托，又与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联络一致，共同榨取农民的血汗，而且共同镇压农民的反抗。到了饥荒年岁，农民忍无可忍，自然地暴动起来，时常有推倒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形势。太平天国之役，是中国南部农民的大暴动。义和团之役，是中国北部农民的大暴动。可是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反动势力压下去了。然而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绝不因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镇压而消沉。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哥老会，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红枪会等团体，先后发生，不谋而合地相继与封建的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因此各地的仇杀教士案、饥民骚动案（近年之大事如宣统年间饥民焚烧湘省巡抚衙门，如临城劫车案，都是这些人干的），时有发生。他们这些革命的团体，是没有广大的联合战线的，是不明白政治的策略的，所以决不能成其大事。现在全世界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有策略的革命已给了我们农民一个好榜样了，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二十年前，就已和农村中自然发生的革命团体联络，并且引导到真正的政党路上去，领导我们农民革命。在政治上定了“建设民主”，经济上定了“平均地权”作解放农民之标准；随时随地，给我们农民以适当之策略，向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作战，以求达到目的。湖南农民在数年以前于衡山岳北已开始有组织的萌芽。前年上半年湘潭农民又有一部分起来，结果是被赵军阀摧残，不能顺利发展。去年二月株洲汪先宗先生为农民利益殉难，军阀土豪之凶横已极，而农民情绪之激昂也增进，物极必反，于是酿成驱逐赵恒惕之猛烈运动。驱赵一事，农民是有很大的力量的。吴、叶〔1〕反攻的时候，农民替北伐军当间谍，运输，带路，破坏敌人后防，甚至拿着梭镖鸟枪担任游击或加入作战，如醴陵、株洲、平江、华容各地，不下十余战，都有农民加入，因此竟阵亡农民多人。试看湖南农民之参加北伐战事是何等地勇敢肯牺牲呢！及至北伐军到了鄂赣以及浙豫前方去了，湖南农民则竭力巩固后防，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这种运动是非常广大的。差不多各处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受了莫大的影响。他们平日作威作福，胡作乱为，不把农民当人，到了今日，真不敢再拿出从前的排调来了。因为我们农民是不晓得讲斯文讲面子的，我们硬干起来，听他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受我们一打，不怕他们倚着残余的势力还要反攻，还要大规模的残杀农民，如嘉禾、临湘、攸县、益阳、安化、宜章等地，惨案迭出，我们直认他是回光返照，我们毫不恐惧退缩。这一点子革命工作，我们敢说也比得上打开武昌城。因为乡村中土豪劣绅的势力是军阀的真正基础，打破这种势力，非农民起来，实在难以办到。当今的革命政府，其主要工作，我们觉得应当是继续铲尽军阀政治的基础，发展民众的组织；在这个工作进行之中，我们农民是要舍死忘生地拥护其成功。但是，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各被压迫的民众，不止是解放农民，我们岂可以只顾到农民的解放吗？是的。不过农民解放是一个枢纽。农民的解放如果实现，其实也就是各阶级的利益。现在工商业的不发展，其中一大原因，即是三万万农民无购买力；而农业的不发展，即是农民无生产力。如果农民解放，农民在经济上能减少地主的剥削，必能使农业改进，而因为他们之购买肥料、农具、布草等类，工商业必同时发达。从前法国革命，也因为农民得着一部分解放，法国富力大进；近来俄国农民根本去了地主的剥削，生产力一年年增进，都是明白的证据。工商百业既因农民解放而繁荣，至于教育文化，种种建设，更何待言呢！然而目前政府的财政困难，市面的金融停滞，社会上呈现异常的恐慌，许多的传言，都怪了我们农民，认为是农民革命产生的结果，冤哉枉也！目前的恐慌，是有实际的原因的。一层是战争封锁，米不能出长江，盐不能进岳州，这里就损失米捐盐税两宗大的收入。一层是湘西财政没有统一，黔军及各种新色部队截留税收，这样又损失了全湘三分之一的财源了。一层是反动派从中操纵，例如耒阳打杂税局事，虽然有一半是杂税局本身有弊病该打，还有一半却是反动派利用时机，想在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的当中挑拨恶感。反动派在各处造谣煽动，诸如此类，是很多的，有此数个原因，所以弄的社会不安。何能归罪于农民呢！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其实这是革命争斗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骇怕“纠纷”，采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免除纠纷之旧的政策已不适用了；我们只有大家建设新的政策，即是使农民在乡村中建立民主的自治，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本大会仅代表湖南二干七百万农民，精细考虑，决定今后革命争斗自求解放的策略。凡我湖南诸农友们！要集中于省农民协会旗帜之下，依照本大会的策略努力奋斗呀！我们的口号是：全中国的农友们联合起来！拥护革命政府！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肃清农贼！整理财政，剔除中饱！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农民国际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一书刊印注释〔1〕吴、叶指吴佩孚、叶开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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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九二五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瞿秋白相关链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一册（1921―1925）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一九二五年八月）[1]
一
最近国民党中发现“戴季陶主义”的运动：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之宣传。这种运动开始于五月间广州所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戴季陶竭力要定所谓国民党之“最高原则”（通过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继之以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时，戴沈[2]等竭力攻击所谓左倾的错误，终之通过所谓“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的态度”；最后戴季陶出版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他们这种运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摧残工人的阶级斗争，实在还是削弱国民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二
戴季陶等这种思想的根本点便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所谓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竟只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竟只是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戴季陶又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这算是中国的特别文化，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责任竟只在“发扬光大这种中国文化”。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做慈善事业，当做孙中山戴季陶等一些“君子”爱民的仁政。其实三民主义是很简单明了的中国一般民众——各阶级所共同的政治要求，并用不着什么哲学基础。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一致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及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各阶级要求脱离共同的束缚，而有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政纲，这是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现在戴季陶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只要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三
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最高原则。这明明是愚弄民众，其终结的目的是造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戴季陶对于帝国主义的解释说：共产主义者以为帝国主义的原因只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对的；帝国主义者以为一国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张领土和对外的权力，也有几分理由，所以“民族竞争的基本”是人口问题，中国现时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一种民族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在于使“全世界种族大混合的大同时代，中国民族的‘血流’得到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这就算“拿三民主义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这不是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什么？其实“因为人口增多而不得不在国家主义之上建设帝国主义”的论调，完全是帝国主义者自己辩护的谬论，绝对不是事实。现在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如法如美如日，人口并不嫌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印度中国，人口才算是多呢。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本来是很少的，他们的往外发展纯粹是因为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的澎涨，实行的是经济侵略而不是“人口侵略”。资本主义如果推翻，各民族的人口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里，很容易解决，那时全世界富源的分配及生产力的增高不难得着各民族之间合理的合作的方法。所以戴季陶的帝国主义观，有两方面的极谬误的结论：一方面，仿佛世界的经济问题解决之后（资本主义推翻之后），民族竞争还应当继续，世界和平还不应当实现，换句话说，便是帝国主义还是继续存在，因为人口问题没有解决；别一方面，主张以三民主义来解决这个世界人口问题，使全世界各民族混合，而中国民族的血流在这混合之中，应当得着“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时间”，换句话说，便是把三民主义变成中国的帝国主义，便是想使普天下都成中国种——大概是因为只有中国民族的“血流”“种性”里含着和平的特质，所以只有普天下都成了中国种之后，天下才会太平！
四
戴季陶不但反对阶级斗争，而要拿三民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而且要拿来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这个神妙不可思议的万能的民生主义是什么呢？便是：“大工业和交通机关国有，奖励小工业的自由发展，同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农有，以至于土地国有”，使中国人民“食衣住行育乐六种需要得到普遍均等的满足”。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农民工人自己现在虽然要团结组织，可是不准实行阶级斗争，不准要求改善自已的生活状况（现时反正不能和上等阶级均等的满足自已衣食住等需要，就连部分的改善也不准要求！），暂且组织起来，帮着国民党攫取政权，建设起“三民主义的民国”再说；等到政治权力握在所谓三民主义青年（智识阶级）手里之后，自然会实现民生主义，工人农民的生活到那时自然会改良了！其实，中国工人农民的觉悟必然要实行阶级斗争，必然要现在就争自己生活的改善，不能等戴季陶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性能，不能等三民主义国家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人农民已经亲身受到中国资本家地主的压迫。假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没有阶级觉悟和斗争，他们的团结如何可能；退一步说，他们即使能团结，即使能帮助三民主义国家的成立，如何能保证那时的资本家地主便有“仁爱的性能”，如何能保证民生主义的实现，保证他们的需要能和资本家地主有“均等的满足”？这都是显而易见不可能的事，所以要工人农民有阶级觉悟之后，有阶级斗争的力量之后，才能使国民革命成功。戴季陶说俄国革命是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实现。他没有看见俄国革命和民生主义之间的“小小区别”：俄国现时的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而后能实现的；而他所谓民生主义那种经济政策是想以诱发资本家地主仁爱的性能之方法而实现的。所谓“大工业国有，小工业由私人发展……”的经济政策，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最初一步，尚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独裁制，方才使小工业的“自由”发展，能有帮助一般生产力的增高以进于社会主义的效用；若是这种政策在资本家地主保有政权的时候实行，那种小工业的“自由”一定变成私人的大资本主义，即使有三民主义的国家，也要被这种有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所推翻，不然，便是他们强迫所谓三民主义的国家，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时只有资本节制国家，国家决不能节制资本，——甚么仁爱的性能也诱发不出来！戴季陶曾经婆心苦口的诱发穆藕初等的仁爱性能（他在《商报》上经过李征五的口发表了好些劝告穆藕初的谈话和主张），可是结果呢？穆藕初只是摧残剥削纱厂工人，在郑州更雇用流氓工贼打杀工人，这便是一个实例。至于戴季陶说现在青年鼓吹社会革命，说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骗人的东西，所以不去致力，这完全是诳话。其实民权运动是现时中国农工阶级之阶级斗争的一方面。现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实力来力争民权，要求普选的国民会议，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政治自由。而资产阶级，如各地商会，尤其是上海总商会，却反对承认工会，反对工会参加国民会议——反对民权。最近几年工人阶级的这种民权运动的事实，尤其是“五卅”运动里，都是彰明较著的。中国工人阶级决不“怕民权主义观念普及起来，妨害社会革命”，却只怕工人自己不能以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实行民权运动；其结果空空洞洞讲抽象的天赋人权，真会被自称辛亥革命的社会革命派（戴季陶等）所卖。总之，中国的工人阶级应当努力实行阶级斗争，不但要求经济生活（民生问题）的改善，不能希望事实上绝对不会有的资本家的仁爱心，而且要力争劳动民众的真正民权，其结果也只有剥夺地主大资本家的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如果没有这个理论的指导，民权主义便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的欺人政策，民生主义至多亦不过是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社会主义”罢了。
五
戴季陶等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把国民革命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了争中国民族之“哲学思想”“孔孙道统”“国民文化”，甚至于“血流”的久长和多量；要做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运动，却又不许有阶级斗争，只许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民权主义是中国民众要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更具体的说，中国一般商人工人农民要反对军阀的专制横暴，要求政治自由，中国工人农民尤其要求集会结社言论等的自由；民生主义是中国一般民众要求经济生活的改善，小商人自耕农要免除苛捐苛税，没有地的农民要田地，工资低的工人要增加工资……凡此都是极具体极明显的民众要求。这是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这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反抗剥削的阶级斗争。这些政治经济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是现在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能集合中国各阶级而成国民革命的政纲，然而这些要求的本性便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工人阶级本来是因为受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剥削而参加国民革命的，当然同时也要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的资本家因为要反对外国的经济压迫（如关税等）而参加国民革命，真实些说，是利用所谓民众的爱国运动达自己的目的；可是民众的团结和运动扩大起来，真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地位的时候，本国资本家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起见，又要压迫农工民众了。所以国民革命的本身既是一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所谓对外的阶级斗争里，亦不能不包含着对内的阶级斗争（譬如，假使中国工人根本上绝对满意自已的经济地位，绝对不要反抗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中国资本家不反对，何必一定要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者呢？），而且中国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五卅运动便是眼前的铁证）。所以中国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锋队，领导者。如今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这样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六
戴季陶根据这种“宗旨”而得的组织上的结论，便是：国民党中现在思想不统一，是拿他这种所谓“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辖治党内的阶级斗争者——C．P．。国民党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与阶级斗争论是不相容的；国民党的政策，在阶级斗争中，不应当帮助工人反抗资本家，却只应当“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以消弭阶级斗争。于是他看见的国民党的两大病，左倾与右倾，唯一的救济法便是——一方面劝右派赶紧做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的工作，以保护中国的资本主义，使它不致于为工人阶级所推翻；别方面不准左派到民众中去指导阶级斗争（因为“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同时却要让“单纯的国民党员”到工人中去做“诱发工人仁爱的性能”的工作（如广州的马超俊，北京的杨德甫，上海的王光辉等类工贼）！这种所谓中心思想，势必至于国民党完全失掉工人农民的群众，不然呢，便是使国民革命因戴季陶式的国民党之努力而中途夭折。其实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只有代表中国民众——各阶级的共同利益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在各阶级利益冲突的地方，这种中心思想，应当以最大多数，最受压迫的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在这种地方，国民党中思想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分子自然竭力的反对农工阶级的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客观上既然必定有内部的阶级斗争，国民党内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当然也不能避免。绝对的思想统一，绝对的消灭这种斗争，是客观上不可能的事。只看国民党中的各种阶级思想，那一种战胜对于国民革命的前途有利。这是说国民革命的各阶级合作，在形式上是同在一党之内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C．P．所以加入国民党，便是因为在已经过去的两年的时期，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去进行。C．P．在国民党内的责任，在最早加入的时候便在自己机关报上说得明明白白：是要在国民党内增加工农阶级的成分，即此使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使中国国民革命能尽量的发展，使国民革命真成为为大多数国民——农工的利益的革命；C．P．的所以能加入，亦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所提出的民族的总要求里还能容纳农工阶级的要求。如今要在这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绝对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条路：不准工人农民在国民党中主张阶级利益，就是使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戴季陶的意思正是这样：他要排斥C．P．，他要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国民党，即所谓单纯的国民党。这种国民党，因为他要防止阶级斗争，把农民工人参加国民革命的根本动机铲除了，实际上决不能引导国民革命，决不能成为革命的政党。
七
戴季陶在组织问题上的结论，以为国民党中不应当有“共信不立”的现象，以为团体是有“排拒性”的，所以主张C．P．退出。试问这是什么排拒性呢？事实上是资产阶级排拒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思想“独立”，不受无产阶级的“牵制”，要鲜明自己的阶级旗帜；所以戴季陶要主张“中心思想”。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实际上不能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以抵御“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所以戴季陶还主张C．P．公开出来与国民党共同组织联立的中央委员会。然而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实际上资产阶级总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想统辖无产阶级，所以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P．完全退出共产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第一、他说C．P．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会打破国民革命。事实上从一九二一年海员罢工，“二七”屠杀，广州的农民运动……一直到最近的五卅运动，工农的阶级斗争的力量愈增高，国民革命运动也愈扩大。国民革命中有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工农阶级的斗争足以发展国民革命也是事实。戴季陶说：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实则自己民族要能存在及发展，还当从民族中大多数之工农群众的实际利益上奋斗，而不是保留什么古文化。第二、他说C．P．自己的主义不能实现，不适宜于中国，也只是参加国民革命，那么C．P．用不着存在。其实正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中夹杂着资产阶级的成分，资产阶级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抛弃革命，而投降帝国主义，正因为在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无时无地不想摧残遏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五卅运动里商会等资产阶级的妥协，国民党里戴季陶等的反对阶级斗争，便是最切实的证据），所以无产阶级当然要有独立的政党。C．P．的主义是世界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实现共产制度的社会，都有适于现实社会情势的步骤，在中国实行国民革命，便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争中国的民族解放，便是削弱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争农工大多数民众的民权和“民生”，便是这民族解放运动的骨干。这种中国国民革命的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斗争领导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是最合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合于世界社会所需要的革命政纲，就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这是最现实的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的主义；这是解放中国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及其斗争的唯一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义及政策没有丝毫是空想的，戴季陶要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救国的党，可是他又反对农工阶级的阶级斗争；试问农工阶级连自己切身的利益尚且不能力争，所谓“民族文化”“孔孙道统”能使他们起来力争吗？农工阶级不来积极参加，而想国民革命成功，这才是空想呢！戴季陶要以所谓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要用所谓仁慈主义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阶级斗争，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这才真是空想呢！第三、他说C．P．自己不能公开，“心里想着共产革命，口里说的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国民革命”，不把C．P．的名义拿出来。这更错误。C．P．组织上的不公开，不过是因为军阀政府之压迫，以前在清朝之下的革命同盟会，此时在反动军阀势力之下的国民党，又何尝公开呢？至于政治上，三四年来，C．P．的政策，主义——主张中国国民革命中农工阶级以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去努力参加，以此解放中国，同时亦就是进行世界的社会革命，以进于所谓“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这都是彰明较著以C．P．的名义发表宣言政策的。就是C．P．加入国民党也是如此，完全是心口如一堂堂正正的。至于说，不用唯物史观，不用进C．P．也可以为工农而奋斗，那么，不用说右派工贼的成绩已经斐然可观，便是戴季陶自己的仁慈主义，也就够受的了。第四、他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条件和文化条件具备，有实现他们C．P．计划的可能性，我们……也会自己主张起来。”共产主义的步骤及中国C．P．现时的主张“计划”既如上述，那么，中国C．P．并不主张立刻实行共产制度，已很明显；季陶现时所不肯苟同的，当然不是这一点，而始终是“于国民革命中行阶级斗争，国民革命即阶级斗争”的一点。试问：中国工人农民处于现在的生活状况之下，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的经济条件之下，难道实行阶级斗争的条件还没有具备！可见季陶所以不肯苟同的缘故，并不在于条件具备与否，却在于他自已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不然怎会把C．P．“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政府，以阶级斗争争工农生活改善”的主张，认为揠苗助长的拙策！
八
以上四点都是关于理论上及政策上的问题。至于国民党组织上的问题：第一、他以为“大团体内包含小团体”，C．P．“只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本身组织”。这句话是很错误的。事实上C．P．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自己的“躯壳”，何必借国民党的。两年来的事实，只是C．P．同志在国民党中工作，努力替国民党增加了不少真实党员，其中有许多是并没有进C．P．的。至于说C．P．及C．Y．不应吸收国民党的党员，那更是奇怪。国民党党员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人，他自然要进C．P．和C．Y．；没有阶级觉悟的人，C．P．及C．Y．永世不要拉他，就是拉他，也不会进来。戴季陶既不要阶级斗争，又何必舍不得这些有阶级觉悟的分子都进C．P．？第二、他说C．P．在国民党中主张上选举上等都用“手段”。其实这所谓手段，不过是行动比较一致些。一则思想相同，一致是当然的事，二则C．P．既要国民党充分的革命化，主张上选举上当然以此为目标。戴季陶自己亦骂右派糊涂，主张要肃清他们；譬如现在这种分子还未肃清之前要有选举，季陶要使这些反革命的糊涂分子不能握住党里的事权，他一定不选他们，并且一定要教别人也不选他们。这算什么手段。戴季陶在解释民主集权制的时候，说党员应走的道路是在党内“争决议”。这是很对；为什么一个人争决议便可以的，几个人一致争决议或选举便不可以？第三、他说C．P．对于国民党有二心，不忠实，因为另外有团体；又说同盟会时代也有“各种主义者”，可是因为没有团体，所以始终对党忠实。其实季陶自己说的，同盟会时代有种族革命派，有民主立宪派（政治革命派），后来这些分子都不革命了，都叛党了，……“只有主张社会革命的一派能始终维持革命精神”。可见，对党及革命忠实与否，并不在于有无另外团体，却在于主张合于革命的过程与否。第四、他说，C．P．利用国民党的政治保护力和经济维持力。这更是笑话。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本他自己的主义，当然对于工农民众的组织，工会农会及工人的政党，应当保障他们的政治自由权。难道国民党主张民权，等到平民有了“权”，又可惜起来了吗！至于说经济维持力，更不知何所指。C．P．的组织决不能用国民党的钱。这简直是造谎。总之，季陶这些理论和组织问题上的攻击，其目的只在于打倒C．P．，最后竟不惜用造谣的手段。季陶说，C．P．当国民党是自己将来的敌人。其实季陶都已经当C．P．是自己现在的敌人了，所以不惜用这种手段。
九
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请看：一、他说，至少最近的五十年内国民革命成功后，政权总还握在“三民主义的青年”手里。这就是说：“纯正的三民主义青年”是能握到政权的，不纯正的当然不准。这是一种权力的诱惑。其实，五十年内要想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戴季陶主义）能实现，完全是梦想；单只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及最近对于陈炯明杨希闵的胜利，没有农工的赞助，没有C．P．的出力，决办不到。何况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以甘受刑戮而抗压迫阶级的精神勉励党员，却以政权在握去诱惑。这真不知是何等的“团体道德”，革命道德。二、他说：“第三国际往往恨……土耳其国民党的反共产政策太过辣手（枪毙监禁），而不晓得反乎民族……需要的策略，本来没有成功的所能”。这更是高压政策的威胁，政权还未到手前之预言的威胁！土耳其共产党的组织，本来不甚好，正因为阶级斗争的工作太弱，使土耳其国民党能于利用农民工人的赞助而取得政权之后，立刻反过来压迫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所谓土耳其的“民族文化”也许“恢复了，光大了”，可是土耳其人依旧受压迫；这种国民革命，便是戴季陶所要实行于中国的！三、他说，某某同志因是C．P．而使国民党同志不信任他；某某同志因是C．P．所以虽有大才亦不能开展，又说那都是“纵横家的中国列宁”一个人的主张，害了C．P．的青年。这岂不是纯粹的挑拨离间手段？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策本来不是利诱便是威迫，不是威迫便是离间。他们造谣离间之目的是要使无产阶级的民众怀疑他们的指导者。戴季陶简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的武装及战术都应有尽有了！
（附注）：季陶挑拨离间C．P．与国民党的感情，还有几件事实问题：
一、谭平山的文章。平山那篇论文，即如季陶所举，说“国民党政策中有反革命的”，也不为过。国民党及广州政府是否确有许多受右派的官僚军人所支配的反动政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平山的论文指出来，正可以使群众的党员起而注意纠正，挽回民间的信用。季陶却一笔抹杀，只说平山“说国民党的坏话”。
二、所谓某区党部的一封信。事实上是广州有几处发生所谓“中山主义研究会”，实则是右派的结合，日以讨论反对C．P．为事，并非什么研究主义的团体。先有C．P．同志几人与廖仲恺谈及，廖遂禁止他们，究竟有无此信，虽不可知，然决不会象季陶所引之荒唐。他引的是：“本处分子复杂，无容讳言，驯至时有反共产言论发生……近来公然有人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若再放任，后患何堪设想。”据季陶说，此信已被毁掉，我们推想，那信至多只会说：“有人假借中山主义研究会名义，实则专事捣乱反对共产派……”或者信上措辞不好，然决不至如季陶所引的那样。其实我们决不反对理论上的讨论或对于共产主义之批评，可是在国民党党部中一味反对C．P．的人，做反动的右派宣传，我们当然要抵抗的。而季陶便借此故甚其辞以挑动感情，明说左右派都不好，暗则完全帮右派。
三、《向导》上批评胡汉民等。这些都完全是事实；我们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中的分析是应当根据事实说的。我们的论述正是希望国民党诸首领抛弃错误政策，一致团结。季陶却以挑拨的罪名归之于《向导》，这一则是只知护短而不求解决，二则是故意违反事实归罪C．P．。
十
总之，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张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尽力要把各阶级的革命分子吸收去，使他们都变成季陶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大部分有力量的现在还只是买办阶级，他们真有反动的实力，所以纯粹右派倒是有社会基础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只能和无产阶级携手，方能进行革命运动。如今季陶却想代表民族的资产阶级，纯粹站在所谓“爱国的资产阶级”上面。这一阶级在中国还很幼稚，而且一部分还没脱离他们的买办出身，所以还说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还没有变成独立而且集中的政治势力之可能。季陶这种主义至少现在还不能有社会的基础，所以他想不偏右也不偏左，纯粹站在“民族”“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上面，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开始攻击左派，右派的买办阶级立刻便利用他行反革命之实。现在在上海已经见了几件事实。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能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注重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引导一切革命阶级前进；二、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对于戴季陶，智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于真正之民族的资产阶级，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在这两条路中挑选一条，或者革命，或者反动。
一九二五、八月
根据中央档案原稿刊印
注释
[1]本文在《向导》丛书《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发表时未标明时间，瞿秋白在一九二七年编辑《瞿秋白论文集》书稿时署作一九二五年八月。
[2]戴季陶、沈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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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言（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言（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五卅”惨变以来，我工商学各界，不惜罢工，罢市，罢课，而甘掷此巨大之牺牲，决非盲目之排外，盖深知其与上海市民之生存及中华民族之独立，均有重大之关系。今兹本会联合各界人士，郑重商定，必经对方切实履行，（一）宣布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巡捕商团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各校之原状，认为有谈判之诚意。至于解决此案之正途，本会认为必须履行之条件，（条件附后）本会确认惨案之发生，一由于治外法权之存在，使无故被杀工人，与被捕学生，均不得诉之公道。一由于上海市民权之丧失，致工部局有压制华人印刷附律等三案之提议。是以本会严重宣示，治外法权之取消，与租界市政之收回，实为本会抗争之重心。本会确认五卅惨案之交涉，如不依本会所提条件，为解决之方针，则我上海华人所受压抑，必将更甚；惨剧之发生，必更繁烈。本会为上海市民之生存权利，为中华民族之荣幸独立，不得不联合全埠市民，一致誓死力争，不达目的，决不中止，谨此宣言。一先决条件工部局应即速履行以下四事，以表示希望解决此案之诚意。（一）宣布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二正式条件（一）惩凶。从速交出主使开枪，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二）赔偿。因此次惨案所受直接间接之损失，如（甲）死伤者，（乙）罢工，（丙）罢市，（丁）学校之被损害者等项，须详细查明酌定赔偿额，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三）道歉。除上述二项外，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声明道歉，并担保嗣后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六）优待工人。外人所设各工厂，对于工作之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七）分配高级巡捕。捕房应添设华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该三案历经中国政府声明否认，嗣后不得再提出纳税人特别会。（九）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十）收回会审公廨。（甲）民事案：（子）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丑）外人控告华人案，领事有观审权，但不得干涉审判。（乙）刑事案：（子）外人控告华人者，其有关系之领事，得到堂观审，但不得干涉审判。（丑）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寅）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视“丑”项论，且原告名义，须用中华民国不得用工部局。（丙）检察处一切职权，须完全移交华人治理。（丁）会审公廨法官，均须由中〈国〉政府委任之。（戊）会审公廨之一切诉讼章程，完全由中国法官自定之。（己）对于会审公廨一切事权，除与上“甲至戊”五项，无所抵触外，均可根据条约执行之。（十一）工部局投票权案。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权，应有下列两项之规定：（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外人一律平等。（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纳税资格，须查明其产业为已〔己〕有的或代理的二层，已〔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则系华人产业，不得有投票权，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十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以上十三条，由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议决，如有修改须得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之同意。上海总工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根据一九二五年七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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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五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五月）]全国工友们！我们现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万状。不是生活程度日高，工资不够维持，便是工作时间太长，疲劳过度。不是工厂私定苛章，虐待工人；便是监工包工头等，殴辱剥削工人。不是横遭抢掠欠薪和失业，便是忍受拉夫封船苛捐重税等痛苦。种种事实，数不胜数。我们受了这许多痛苦，自然不能低头忍受，而且不得不奋起图存。但是敌人却抢杀我们的战士，拘禁我们的代表，封闭我们的工会，摧残我们的罢工，开除我们的兄弟，监视我们的行动。为什么我们的命这么苦？非明白知道不可。我们受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什么侵略中国？无非是想发财。发财就只有三个方法：（一）盗贼中国的财富，如占据矿山铁路收买原料等；（二）剥削劳苦人民，即是以低廉工资役使中国工人；（三）输入洋货。这三种发财的方法，都太不利于中国人民，尤其不利于中国工人。他们的勾当，既不利于中国人民，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而且各个帝国主义者都想发财，彼此之间，不免互相冲突。如是他们强迫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遣派战舰军队来华；并获得租界和领事裁判种种特权。所以他们能够在华开设工厂，奴隶中国工人；中国工人如有反抗，他们又能利用特权以压迫之。输入大宗洋货，使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及农民失业，如是一部分又变为他们利用的工银奴隶。大部分失业者便变为兵或匪。他们想在中国领土内和劳苦人民身上发财，自然是各国的帝国主义者都想发财，而且各人都想大发其财。如是首先就想瓜分中国，进于共同宰制中国，更进于分途侵略中国。他们各自都培植一派军阀，借图扩充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其大发财主义。如是他们培植的军阀，便是蹂躏中国人民的仇敌。军阀受帝国主义者的指使，特别摧残工人和民众势力。帝国主义者不但用种种侵略的方法，以图发财，还用种种方法，愚弄中国人民，用意在制造一班洋奴，为其发财之走卒，如开设教堂学校报馆等方法是。最近帝国主义者和受其利用之军阀官僚，又收买一班工人败类和反革命分子；假借工人名义，破坏工人团体。这班工贼和反革命分子是与工人势不两立的仇敌，却是保障帝国主义者发财的走卒。全国工友们！我们要睁开眼睛，看清我们受痛苦的原因。明了了受痛苦的原因，方能知道怎样解除痛苦。现在给我们种种痛苦的敌人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其一切走狗，那么，只有打倒他们，才能解除我们的痛苦。有了这班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利益，便没有工人的利益；有了工人的利益，便没有这班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利益。这是关系工人阶级的生死存亡，全国工友们非一致团结，与这班仇敌作一最后的死战不可。全国工友们！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集会，参加者全国一百六十五个工人团体，到会代表二百七十七人，共代表全国五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一致认定全国工人必须用自已的组织力量，解除自身的痛苦，获得自身的利益；并要力争全国人民所需要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全国工人所需要的组织工会和同盟罢工的自由。而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摧残工人自由的仇敌，又非首先打倒不可。大会并代表全国工人与广东有组织的二十一万农民和数千革命军人联合，而且正式加入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队伍。因为中国劳苦群众的解放，第一：要由进步的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第二：要与世界的无产阶级联盟，兵〔共〕同奋斗，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全国工友们！大会为满足全国工人的要求起见，为统一战斗力起见，已正式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是指挥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全国工友们！全国工人都觉悟起来了，都纷纷起来组织团体了，都知道为自身的利益奋斗了，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又组织起来了，从此全国工人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团结，提携着贫农，联络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爪牙的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走卒的工贼和反革命派！全国工人大团结万岁！全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印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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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联合的决议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五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工农联合的决议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无论在那一国，农民总是占大多数，至少农民也是经济上一个主要势力。他们所受的压迫，不减于工人阶级，或且还有过之，因此他们在现存制度之下，也是一部分革命的势力。二、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三、我们知道政治的中心总是在城市，因此斗争的中心，也是着重在城市。所以工人阶级应该努力去领导农民来参加这个斗争。四、过去许多国家内劳资两阶级的斗争，如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败，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革命失败，其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有得着农民帮助，或农民势力落在资产阶级手中。反过来说，俄国革命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得着农民的援助。五、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六、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七、工农联合，在目前应该实现下列几点：（一）工人在其回乡时，或在其工作附近地之农村，均应向农民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农民协会。（二）工会农会之间，得互派代表；工会应设法提携农会进行。并助其发展经济的组织，如合作社等。（三）农民如发生经济上或政治上的争斗，工会应领导工人为实力的援助。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印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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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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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问题的决议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五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组织问题的决议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五月）]一、工会是工人阶级最宽泛的群众组织，它必须设法使所有的工人加入。二、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须特别灵便，不仅要适合本国工业发达的程度，并且要适合本国政治的环境，文化的程度以及历史的特点（有时连工人阶级的习惯和特点都要注意）。三、中国土地广阔，各处经济发达的情形不一样，各省政治的环境不一致，因此很难有统一的工会组织形式，至少须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四、中国很久以前就有许多行会。这些行会是根据手工业的，已经是旧式而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奋斗。因为他们将有组织的工人势力分裂和消费了。最好的组织是产业工会。产业工会的至要原则，是在每个工厂或作坊内，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的职业是怎样，都要依照该工厂或作坊是那种产业性质，就都组织那一种产业工会，比方一个纱厂，不论是粗纱间细纱间，打包间，电灯间……的工人，都是纱厂工会的会员。又比方一条铁路，不论是机务处，工务处，车务处，养路处……的工人，都是铁路工会的会员。这种制度的益处，就是每个产业机关是整个的奋斗单位。当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只有一个工会包括该产业机关所有一切工人，他们就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很快的得到决议，并且就可马上很坚决的起来奋斗。所以这种组织，对于工人是有极大的帮助。再有一种是职业工会。这种制度，是按照工人的职业加入工会。譬如，机器匠是一种职业，轮船上的机器匠，铁路上的机器匠，纱厂里的机器匠，自来水厂的机器匠……都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做会员。这就是说一个大工厂内的电灯工人就加入电气工会，机器工人就加入机器工会，木工就加入木匠工会，一个大工厂内有各工会的会员。很明显的，这种组织对于阶级斗争是不及产业组织，因为当对资本家冲突或罢工时，各工会的代表与会员有各自的利益与观点，所以要彼此同意，很难有一致行动之可能，即使可能，也必须消费时间，对于工人的奋斗力与精神是极有障碍的。还有最坏不过的，就是不特不是依产业组织，并且也不是依职业组织，而且〔是〕以狭小的专门范围（如铜匠，铁匠，司机，翻砂等）。这就是等于不善的旧式行会制度了，因此，很显明的，铁路，海员，矿山，纺织及其他新式产业中是绝对须采取产业组织，若小铁厂，理发店，裁缝铺，泥水作等小工厂及手工业，亦可酌用职业组织，至于行会组织务要设法改进到新式工会的形式。但我们亦须记着工会是广大群众的组织，亦须斟酌该处之实在情形决定他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五、政治的环境应当特别注意，在中国目前还只是广东一省比较自由，工会可以公开的活动，其他各省因政治情形各有不同，工会或者半公开的存在，或者简直秘密的存在，至于公开的工会活动很少可能，或受限制，或被干禁。因此，要利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如办夜学校，协作社等，去做职工运动的工作，这种公开的工作，只要办得到，我们就要利用这些工作，为工人组织的秘密发展。六、工厂支部当为工会的基本，在小的企业内，特别是在不能公开工作的地方，首先工作只能委派工会的全权代表，由这工会的全权代表，按照工会上级机关的指令，在该企业内工作。在大的企业内，必须按照工作部分组织工厂支部，倘若工厂支部增加到几十或者几百的时候，工厂支部内或者小企业内，得按加入工会的会员十人，五十人或者一百人选出一代表，酌量情形组织办事机关。这部分代表即工会的中坚分子，与选举他的群众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并通知他们工会的一切情形。有可能时，还须召集大会，报告工作的经过，时常在工作的时候，工人的家庭里，与工人见面时，宣传工会利益，煽动工人加入工会。在工会的中坚分子的大会上（倘若不能开大会时，则在代表会议上）选举职员，组织某一地方的机关，这地方的机关，又须经上级机关批准，至少年须召集该工会大会一次，在大会上，选举该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为统一当地工会组织及亲密互助起见，凡城市或省区应只组织一个工会联合总机关。如一城市或一省区有数个此项性质总机关者，应开联席会议，公决归并为一。七、工会是为工人所有的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工会当为改良劳动待遇，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保护女工童工，争得星期日过节日不扣工资的休息，规定劳动法等而奋斗，工会必须储蓄基本金，罢工的基金，补取（助）医药费的基金等，以备不虞。工会为关心自己会员的阶级教育，当开办学校，设短期演讲所。八、为要实行上面所说的，因此工会每月要征收其会员的会费。每月至少为一小时平均工资，工会不宜收太高的入会费。九、无论工会组织的形式有各种的不同，但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工作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的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少了这个条件，中国工人组织工会就失了他本来的意义。所以工会会员，不宜包含雇主高等职员及包工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的分子。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但工会不可调和，不可妥协，工会组织必须有坚决的阶级行动。十、工会的建设须有经常的计画，能利用一切劳资的冲突，和一切罢工，以及一切关于工人阶级有意义的事变，作普遍的宣传。十一、目前因组织的力量缺乏，不能注意到所有的工作，须特别注意组织铁路，海员，内河及码头运输工人，矿山，纷〔纺〕绩缫丝，烟草，印刷，以及天津，北京，上海，武汉，青岛，大连，长沙，广州，香港，澳门等处各重要城市的工会工作。十二、为加多职工运动的领导分子起见，大会完后必须在大的城市里面和产业的中心地，开短期的补习学校（以三月为限），培养职工运动的人才，须多造就一些领导分子，职工运〈动〉才有稳固向前发展的基础。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印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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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斗争的决议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五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经济斗争的决议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五月）]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论是经济的或政治的，只有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劳动的完全解放。劳动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但即使在资本主义组织之下，我们不否认为改良劳动待遇条件，增高工人生活程度，以及部分的要求，而实行最激烈最坚强的斗争。第一，因为现在的劳工条件，已经坏到极点。〔一〕千百万的工人，还未到他精力衰疲之时，而已衰弱不堪，失了他们的力量，失了他们的康健，同他们的生命；第二，因为每一部分劳动条件的改良，都可增加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工人为最后的目的争斗，并且促进资本主义的崩坏，及劳动解放的实现。一、我们不否认经济斗争，不否认目前切近要求的改良运动，但是我们对于这种运动的态度是：（一）每个目前切近的改良运动，只是行向总解决的一部分，不可把他看作最终的目标去做。比如资产阶级不打倒，目前所要求增加工资，难保将来又被克扣。总之，工人阶级的根本解放，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二）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就是政治的斗争：如工人的罢工，本是经济的斗争，但是资本家一利用军警来干涉，便转成政治的斗争了。二、在中国现时经济斗争中，工人阶级切近的要求是：（一）按照各地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本来资本家发给工人工钱的标准，是按照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而定。它应该要够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维持子嗣（即预备工人老后，再有小奴隶替资本家工作）之用。照这样发给工人工资，工人已经遭受了很大的剥削。因为工人每日所生产的，并不只值他所领得这点报酬。很多劳动是没有受报酬，这就是资本家所谓企业的利润，上了他们的荷包了。但是现在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及中国的资本家，他们还不肯按这个生活必需标准发给工人工资，还要从这里面再加克扣，这样一来中国工人的生活，真是苦到万状了。我们试拿上海和日本的纺织工人的工资一相比较，两地的生活程度相差甚微，而工资竟为一与三之比，即中国工人每日所得，不过日本工人一日所得的三分之一。年来生活用品日见提高，而工资之所增极少，工人待遇，苦不堪言。因此要〔要〕求按照各时生活情形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一事，应成为我们目前应进行主要工作之一。（二）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每个工人最大限度的工作能力，一日不能超过八小时以上，这个数目只有再往下少，不能再往上加，如矿山的窿内〔内〕工人，则至多不能超过六小时；火车升火的工人不能超过四小时。欧西各国工人，数十年来为要求此制度的实现，不知经了几千百万次的运动，流了几千百万工人的血，但是中国工人可做十二点以至十八点钟的工，难道中国工人就不是一样的血肉构成的人么？我们现在应与各国的工人共同争这八小时的工作制的规定；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必费〔须〕在工作时间缩短之下，不影响手〔于〕工资的低落，而反应该增长或照旧。不然资本家一面虽减少工作时间，一面却减少工资，迫使工人不得不因维持生存而愿继续加工，这样名至而实不至的手段，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三）反对一切虐待：在欧美各国的工人，资本家尚表面尊重他人格的独立，雇佣的自由；而在中国则资本家视工人直与牛马无异，动辄任意拳打脚踢，私刑拷打，杀死无罪。最近日商纱厂罢工，发出反对日本打人的口号，我们试想这是一种什么呼声；又加工作中屎便之限制，下工时遍体之搜索等，以及许多不可胜数的事实，无异对付盗贼囚犯，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四）女工童工之生活改善：在中国的资本家特别欢喜女工童工，他们是看中了这两种人较为柔软，容易欺负，容易加他们以惨无人道的压迫，因而女工童工的生活遂逾苦不堪问了。女工的工资，是不能与男子相等的，她们的身体，是可以任意侮辱的。至于童工呢？许多六岁未满的小孩，终日站着做十二小时以上的苦工，这还是人的生活么？最近上海工部局曾提议改良童工生活，但所有的条文，完全是名归而实不至的骗局，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我们应当要求：（甲）禁止妇女与不满十三岁者以有损健康之特别困难与危险以及地穴下面的工作。（乙）绝对不准怀孕与哺乳的妇女作夜工及特度的工作。（丙）妇女在产前产后有八星期的休息与领工资。（丁）怀孕及哺乳之妇女，于普通规定的休息时间以外，并须补足其哺乳小孩的时间。哺乳相隔的时间，每次不能超过三小时半以上，且每次哺乳不得少于半小时。（戊）绝对禁止使用十三岁以下之童工女工。（己）绝对禁止使用童工作担〔夜〕工。（庚）每日工作六小时，每周须有继续四十二小时之休息。（辛）不得克扣工钱。女工童工与成年工人做同样工作时，须得同样的工资。（壬）为童工设立无〔免〕费的平民学校。（五）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中国内各种工厂的一切设备，是很少能顾及工人身体的健康的，因而危险之事尝尝〔常常〕发生。如去年上海祥经丝厂的大火，工人被烧死者数百人，平时因工厂之不洁，而得肺痨疫症以死者，更不可计其数；又在工人工作受伤或死亡失业后，亦无相当的保证。因此我们当努力要求：（甲）一切企业机关，应设法消除或减少于工人身体有害的工作及生产方法，并当预防不幸的事情之发生；极力注意工场卫生与防疫事宜。（乙）对于从事于有危险健康工作之工人，工厂须供给他以种种抵抗危险的服装用器消毒材料等。（丙）应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使工人于工作伤亡时，能得到赔偿；于疾病失业老年时，能得到救济。（六）取消包工制：有许多工厂的资本家非常狡猾，他在他与工人间设立一道防线，这个防线就是包工制度。他利用他最忠实的走狗为工头，把工作包与工头，工人须向包工头请工做，这样一来，在资本家与工人间，更多一层工头的剥削，愈使工人的生活痛苦，而且在斗争时，资产阶级更可利用工头以破坏工人的组织。所以我们非打破这种制度不可。三、为监督实行保护劳工的一切事件预防机器的不慎，在危险的生产中，要预备保险的服装及防毒的用品，工人有病，或在工作时受伤，须赔偿其损失，关于工厂的监督员，必须参加工人的代表，又保护童工女工的利益，亦必须有童工和女工的代表参加。四、全国总工会在这次大会后，应具体的指导他所属各业工人，尽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取得这些权利，去从事为获得这些权利的斗争。在这阶级斗争中，去教育工人，组织工人。五、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想得到胜利，必须注意下面的几点：（一）当有统一的集中的便于战〔斗〕争的组织。（二）一地方的罢工，同时须得各地方的援助，切忌分立的行动。（三）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发生罢工后，其他地方及其他企业，应做通电声援，或集资援助，若形势严重时，总工会应讨论对资本家经济封锁及宣布同情罢工问题。（四）不可无组织的暴动，应善利用时机，善利用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力量向其最弱点进攻。（五）全国总工会应附设工人救济会之组织，在罢工时，筹备罢工的基金。罢工后作失业及被禁同志之救济。（六）应发展协作社的工作，一方面图减低工人的生活费，一方面这也是团结工人，及工人家族的一个武器。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印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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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人民群众对封建制度的进攻（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第三章人民群众对封建制度的进攻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哲学准备了，开始了，推动了这一次革命，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仅凭文章是不够的，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马拉
一七八九年的意义。——人民大众的作用。——第一次群众行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和一七八九年夏季的农民大暴动。——大资产阶级的忧虑。——八月四日之夜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工人的骚动。——一七九一年六月列·霞白立条例和禁止工人组织的措施。——工人被拒绝选举权。——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马尔斯广场的屠杀。——宣战。——第二次群众行动：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王权的废除。——第三次群众行动：清除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吉伦特派。——山岳派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尝试。——热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罗伯斯庇尔的失败。——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工人运动的贡献。——一七八九年的革命的伟大性和局限性。——雅各宾派的传统。
我们对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必须明确地指出其意义来，因为它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烙上了如此深刻的痕迹[1]。
为什么？因为工人运动的敌人正是用尽一切办法来歪曲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及其意义。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要窜改昨天革命的面貌，而且更是为了要从头来降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威信。
他们首先就硬说法国大革命完全是靠了思想运动而起的。不错，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但是把一七八九年革命的起源完全归功于他们，这却是要人忘记：哲学家的思想仅仅在表达资产阶级愿望的范围內才发生了作用。这是要人忘记：当时的“自由”只有一种意义，它是用来对抗“特权”，它意味着权利平等和封建地主族特权的摧毁。这是要人忘记：资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之后已经为一个新的革命阶级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是的，思想在历史演进中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但是，归根到底思想是从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中产生的。“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
也有人把法国大革命说成是一小撮阴谋家的功绩，说是共济会当了奥尔良公爵的门客，想把奥尔良公爵捧上他的堂弟路易十六的王位。不管他们怎么说吧，反正他们所竭力想说明的，无非是有了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加上政治腐败，才把人民大众推动起来的。这样的解释是歪曲事实、因为人民大众并不需要外来因素来推动了他们之后才采取行动的。他们在自己本身，在旧制度所给他们造成的生活条件中就已找到了采取行动的理由。但是这些人对工人运动，非从头起就给予一个直接的打击不可。因为既然法国大革命只是由少数心伓怨懑、唯利是图的阴谋家所搞起来的，那末也就可以贬低一切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现今的一切活动，而把今天的鼓动分子说成与昨天的阴谋家一模一样了。
因此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先提一提一七八九年革命的深刻的原因及其意义。
第一，革命产生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生产力在封建制度內部已经发展了起来。但是由地主贵族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却停留在封建制度上面，因此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法国大革命摧毀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就使人类前进了一步，结束了历时千年的封建统治。有些对准备革命出过力并在革命初期起过积极作用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充分地透露了事件本身的深刻意义。巴尔那夫即是一个明证。他和克劳德·彼利厄（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一大家属）都是格勒诺布尔城资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他那时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阶级意识。他和当时的全体资产阶级青年一样，痛感自尊心受到损害。从他的母亲被一个贵族从格勒诺布尔戏院包厢中驱逐出去的那一天起，他已觉得贵族的可恶可恨。但是巴尔那夫知道革命是不能用自尊心的创伤来解释的，他不怕把事情追根到底。
他在“法国大革命概论”中写道：
“一旦工艺和商业人民间，并创造出有利于劳动阶级的新的致富手段，在政治法规中就会孕育出一个革命运动。财富的新的分配会产生出政权的新的分配。一如土地的占有曾经养育了贵族，工业财产正在养育出一个人民的政权，而人民在正在取得自由，日益扩展，并开始影响着一切事务。”
他所用的个别的词虽然不甚贴切，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巴尔那夫所说的“人民”和“劳动阶级”，实际上指的是大资产阶级，但是他的整个意思却非常明确，毫无含糊之处。就是说，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巴尔那夫把它叫做“工艺和商业”的进步——才能解释革命的起因。以前靠占有土地而得势的贵族阶级，现在将由另一个贵族阶级来代替，这个贵族阶级将用工业财产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
第二，这一次革命既然只能由资产阶级来进行，也就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无法取得胜利的。马克思论及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和一六四八年的英国革命时说：
“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个实际领导了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若不是还没有任何脱离资产阶级独立的利益，便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组成为一个阶级中的几个部分。因此，在他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四年在法国那里，他们只是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了斗争，虽则他们采用的是一种非资产阶级的手段。全部法国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打破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破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2]
这也是列宁和斯大林一再发挥的意见。列宁曾说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是这样的一个革命：
“人民群众的绝大部份，它的最低下的阶级，深受压迫和剥削，自发地暴动起来，使他们的要求以及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以代替他们所催毁了的旧社会的意图，深深影响了整个革命的过程。”
斯大林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同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曾发问到：
“难道法国大革命是律师的革命，而不是那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保卫第三等级的利益而胜利的人民革命吗？”[3]
所以，推进法国革命的正是人民群众，拯救法国免受外国的侵略，坚决要求惩罚卖国贼，并努力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也就是人民群众。
第三，人民群众由于几年来的境况大大恶化而越益表示不满。在封建制度下，生产无法发展，而人口却在增加。从一七七七年到一七八七年，领主的权利和贡赋原封未动，而从事生产的农民的收入则在迅速下降。甚至于在小麦涨价时，小农也很难得到好处，因为他们必须把很大一部分收成缴纳给地主、贵族、什一税的征收者——僧侣等等。再加一七八八年和一七八九年连续两度歉收，面包的价格上涨，超过了被认为最高峰的一七七零年的价格。城市居民的困苦由于失业增加而日益严重。其所以如此，有一部分是一七八六年法国和英国签订商约的后果。商约减低双方的关税，这只对英国非常有利，因为英国工业比法国先进得多。新闻记者潘雪于一七八九年报导说：
“我们与英国签订的商约会使我们的子孙辈发大财，可是现在却使王国的五十万工人失去面包，并使一万个商行破产。”
的确，一七八九年阿贝维勒地区失业者就达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人之多，特洛瓦、色当等城也是如此。里昂有一半工人失业。这一经济危机虽然不是革命的起因，可是它可以解释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的原因，而人民已经很早就开始采取了行动。早在一七八九年四月，巴黎郊区圣安东尼发生了激烈的骚动，雷万宏花纸铺被人放火烧了[4]。
第四，这些群众却并不形成一个单一的阶级。他们虽然抱有共同愿望，但是他们彼此的利益往往是有矛盾的。农业短工、小农、工场工人、在家操作的手工业者、参加行会的帮工、小贩、小商店掌柜、找地种或找工作做的流浪劳动者；这些才真正应该叫做人民大众（没有别的相当的称呼了）的成员。他们之中有的只希望能有一小块士地就心满意足了。有的觉得有了行会保护就成了。有的同情资产阶级，主张取消行会制度，但是他们却害怕机器，因此一接触到工作条件和工资问题却又反对这个资产阶级。正因为他们利益的复杂性，人民群众的反应是混乱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总之，如果不提一提这些人民群众的行动，那末就无法了解法国工人在大革命时期的作用，因为工人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而他们已成为城市里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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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会议就是这样在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在凡尔赛宫举行了。第三等级选出来的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如法律家、作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以及经纪人、商人、工业家、银行家、富农等等。他们所要求的是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来代替以封建阶级为基础的专制制度。除了少数代表外，他们并没有有意识地追求阶级目标，因为那时候民族的命运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混淆不清。他们满怀幻想，根本没有想到贵族阶级会起来反抗。他们以为，只要一七八九年七月九日三级会议变成了制宪会议，革命就算完成了。国王似乎可以与贵族一起承认既成事实。他们认为进行一系列谨慎的逐步的改革就可以把封建制度铲除。
事实上，一切问题都要从头讨论起，因为贵族不甘心解除自己的武装，他们毫不想放弃他们的特权。国王则召集了他认为忠实于他的军队，包围了巴黎和凡尔赛，这军队大部分是由外籍兵团所组成的。他以为只需来个军事行动，会议就会解散，就可以把议员们送回本乡去，然后再废止一些最乖戾的虐政就可以使大家满意。对这种威胁行动，议员们自然是不会不懂得的，因此米拉波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对召集军队一事提出了抗议。他大胆地号召军队里的法国士兵们发挥他们的民族意识。他大声疾呼地说：
“不，尽管他们盲目地服从军令，但是他们决不会忘记我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会懂得我们是关怀他们最宝贵的利益的父老、朋友和家人，因为他们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而民族把它的自由、财产和荣誉托付了我们。不，这样的人，这样的法兰西人决不会拋弃他们的理智的。他们决不相信他们的义务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打人的。”
唤起士兵们的同胞感，这是在这个工人运动的历史中时常听到的呼声！等到资产阶级派军队来对付工人时，工人也是号召士兵们不要忘记他们“是民族的一分子”。但是米拉波的话是空的，因为议员们手无寸铁，无法反抗已进驻到圣德尼、圣克罗、塞佛尔，甚至一直进驻到马尔斯广场上的军队。
只有人民群众来干预，才起了决定性作用。巴黎的资产阶级惴惴不安起来，他们深怕反革命势力诉诸武力，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旧制度又将巩固起来。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老百姓，因此他们企图创办只准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民团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样一帖药也治不了那么沉重的病的。结果只有等人民来决定革命的命运。巴士提大狱于七月十四日攻破[5]了。胜利者是些什么人物呢？主要是老百姓。事实确是这样，据历史记载，这些人中间有五十一个木匠、四十五个红木家具木匠、二十八个鞋匠、二十八个零工[6]、二十七个雕刻匠、二十三个煤气工人、十四个酒贩子、十一个镂金匠、九个手饰匠、九个帽匠、九个铁钉匠、九个大理石匠、九个祺匠、九个成衣匠、九个染工、一个木柴贩子、四五个木场小工、两个工程师、几个商人。
马拉曾写道：“攻占巴士提主要是靠了圣安东尼镇一万个贫穷的工人。”
第二天即七月十五日，路易十六在制宪会议上宣布撤退军队。巴黎人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战斗较诸在凡尔塞演说几个星期更能把革命向前推进。三个月之后，即是十月事件之后，巴黎的妇女把国王带回了首都。外省大部分城巿，如里昂、卢昂、马赛等地的人民也采取了行动。
在乡村中，农民也起义了。新的农民起义运动被称为大恐怖时期！但是这次起义却与中古时代的农民起义有着显著的区别。首先是范围大小不同，这一次起义几乎波及全国。其次是目标不同，现在再不是无指望的暴动，而是农民们起来拒绝缴纳封建贡赋。他们不大了解凡尔赛究竟在干些什么，他们所选出的议员那种犹疑不决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惶惑。按等级投票，按议席投票，审查资格等等，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和烦琐的法律手续。这些复杂的程序对他们说来较诸规定封建特权的旧文书更不熟悉。有人吿诉他们城里起了骚动，并且恐吓他们说，从城市里撵出来的穷人已经变成盗匪向乡村挺进，一路放火烧村子。可是城里又有人造谣从农村来了大帮盗匪抢劫有钱人家的住宅。当然，当时法国确有不少穷人在全国大路上流荡，黑夜出来白天躲着，靠行窃抢劫为生。但是这点远不够说明一七八九年夏季农民起义运动的原因。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反对封建制度。在一度混乱后，农民们就冲向贵族的城堡，打开了文契收藏室，一把火烧掉了规定封建贡赋的文书契约。
亚尔倍·马基埃斯说得很对：“富裕的资产阶级一下子看到了第四等级勇猛的形像。”
这个形像出现在巴士提大狱的了望塔上，波尔多的脱龙贝特城堡上，加恩的勒维塔——即盐枭[7]的牢狱。它出现在城堡的火焰中。在巴黎，负责巴黎防军给养的财政总监富龙和他的女婿，倍基埃军需官，被人吊死在巴黎市政厅的灯杆上。外省也有许多贵族被杀死。
贵族们奸猾地派遣一些奸细到工人们中去宣传，说工人的敌人并不是国王而是资产阶级。当时工人确是深受经济恐慌的痛苦。面包价格昂贵，失业情况自一七八八年发生经济恐慌以来日见严重，工资菲薄。一个巴黎工人每天只赚三四十个苏。当一斤面包只卖两个苏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生活，可是到了七月上半月，面包涨价两倍。贵族用尽心机把经济恐慌诿过于革命。他们散发挑拨性的传单，说革命是无聊的历史事件，说革命只有增加我们的困苦，不用管它等等。君主立宪俱乐部佈施面包给贫民。有一个修道院主持叫做沙撤尔，他足迹走遍圣安东尼的作坊，劝小作坊老板停止开工，说：“你叫他们做工干什么呀？你想赔钱吗，快把你们的工人打发走吧。”[8]
可是，巴黎的工人此时已经有了判断能力，这也是他们力量之一。一七八九年年底流行的这本小册子：“圣安东尼镇一个工人吿同伴书”即是一个证明，这本小册子写着：
“那些想损害我们的坏蛋，他们不敢拿起枪炮来当面打我们，因为他们很懂得我们有胆量来回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傻到拿性命来跟我们拼。但是看看他们的花招吧。他们彼此劝说：“这些第三等级的下流胚，必须分化他们，必须叫他们彼此不和，必须叫他们吵架，必须叫他们自打自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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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反应是什么呢？人民群众的这一切举动都叫他们不高兴，因为他们开始为他们的财产害怕起来了。因此他们第一个反应是镇压。城市里建立了民团，老百姓都被排除出去。大资产阶级与起义的农民直接发生了冲突。双方摆开阵势真的开起仗来，彼此都有不少死伤。第戎城的资产阶级说：“我们害伯自己做出犯上作乱的榜样来，将来轮到我们吃苦。”在道费奈省，尽管第三等级曾从维齐尔城堡号召大家摧毁旧制度，但第三等级的团结却自行瓦解了。为了反对农民和工人，资产阶级却宁愿同贵族结成联盟。里昂的工人虽然同情起义群众，可是里昂的国民军却大力帮助了道费奈省的国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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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这对大资产阶说来已是个难于应付的局面。如果它走上镇压的道路，那就得干到底。脱离了人民的国民军不久就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只有去借重国王的军队。但是这样一来，在资产阶级说来就是放弃他们自己的革命，向封建贵族让步。而若要使贵族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成为可能，又非摧毁封建社会不可，而这点却还没有做到。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犹疑不决，矛盾百出，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的阶级利益。但是破釜沉舟的决心是已到非下不可的地步了，于是在八月四日夜里，对封建制度发动了第一次打击。但是这一击如果没有农民的参与，那就永远成功不了。这也就说明一个阶级从来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特权的。可是封建权利依然没有全部取消。只是把压在人身上的权利（例如：徭役）和压在土地上的权利区别开来罢了。前者是取消了而后者仅仅规定可以依照某些条件来购买。这些条件不但对农民是侮辱，而且是十分昂贵。于是农民深表不满，斗争还是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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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这个宣言是在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影响下写成的，并且标志着这些观点。自由问题的确是提到了，但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并没有提到每个人如何才能有效地运用自由。平等也已经宣布了，但只是纯法理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而且它还要服从社会的需要。财产权却变成永远不失时效的权利。如果说贵族领主的贡赋收入受到了威胁或部分地消失，那末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却更加巩固了。
“不同于droitsducitoyen〔公民权〕的所谓人权（droitsdeI'homme）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一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私有财产……就是任意地（àsongré）、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约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他并没有从财产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财产自由。他并没有从行业的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行业自由。”[9]
但是对依然处于封建制度的国家来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却引起了很大的响应。它不仅对法国发生了作用，而且具有了世界性意义。它是一篇真正的檄文，号召一切身受封建制度痛苦的人起来斗争。
今天，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给“人权宣言”以真实的內容，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
“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解放才能完成。”[10]
只有工人运动达到了它的目标，生产资料成为人民所有之后，人民才能有效地运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在理论上所承认他们应享受的权利。
“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层生长出来，由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近代的阶级之时起，无产阶级总是经常地、不可避免地跟着它，如影随人身似的。同样地，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总是伴从着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自从资产阶级的废除阶级特权的要求被提出之时起，与之相并地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废除阶级本身的要求——开始这要求采取宗教的形式，归依于原始的基督教，以后，就依据于资产阶级的平等理论本身之上。无产阶级在语言上抓住了资产阶级：平等应该不仅是表面的，它应该不仅实现于国家的领域中，它应当是现实的，它应当实现于社会和经济的领域中。尤其是自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资产阶级把公民平等提到前面的时候，法国无产阶级立即针锋相对地回答以社会的、经济的平等之要求，这一要求立即成为战斗口号，特别是对于法国无产阶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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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自一七九零年起，大资产阶级就一直惶惶然不安得很。因为人民群众继续骚动不已，尤其是在城市中，生活不断恶化，失业日益严重。为了买一点价钱很贵的面包就得在面包店前排成长列。工人们起来举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资。人民的报纸如马拉的“人民之友”报受到巴黎郊区很大的欢迎，并且加以讨论，因为马拉时常在报上发表工人们的来信。这是第一张设有工人通讯栏的报纸。雅各宾俱乐部那时还不是公诸大众的俱乐部，只有生活富裕的资产阶级分子才去走动。可是到一七九零年却出现了科尔德利俱乐部或称“人权之友社”，特别是在巴黎市内各区以及外省许多城市都建立了许多兄弟社。这些俱乐部成为许多工人实习政治的场所。工人们从实践中懂得了什么开会，什么是议程，什么是大会，什么是秘书处，什么是决议案，什么是请愿书。这些知识，日后工人运动都拿来用在自己的斗争上。但是那时的工人还不可能有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纲领。因此他们跟随着资产阶级中像罗伯斯庇尔那样主张团结全体人民的力量和要求普遍选举的人走了。
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控制了制宪会议。他们的政治思想逐渐明确起来，他们所要求的就是君主立宪政体，和只有有产者才能享受权利的选举制度。
下面三项措施就是表现了他们的这种思想：禁止工人组织，排斥工人参加政治生活，反对共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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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行会组织的。制宪会议在一七九一年三月并没有经过多大讨论就取消了行会组织。“任何人有自由从事其认为合适的商业、职业、工艺或手艺的权利。”[12]只有马拉一人对此到不安，因为他担由此会引起自由争
至于工人，制宪会议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工人穷苦得实在太厉害的时候，制宪会议就采取了与君主专制政体同样的政策，即建立些慈善作坊。
这样的情况工人们不能忍受下去的。因此骚动日益扩大了。一七九零年在圣亚田和里昂爆发了工人暴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恰恰在一七九零年，里昂出版了一本工人郎琪所写的小册子：“一个法定的消极公民向法定的枳极公民提出申诉和要求。”
他斥责富人的自私自利并指出商品是通过工人的手才有“价值”的。他说：
“我们是做工的人，我们才是第一个所有者，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真正的占有者。那些自称为业主的懒汉只应该得到我们生活所余剩的东西。”
这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关于阶级关系的第一个分析。但是他所提出的药石则并不高明，超过传统的乌托邦想法，即希望国王摆脱小人佞臣的影响，变成工人的保护人！虽然如此，但于此仍可证明里昂工人们的愤懑情绪是在增涨着。
特别在巴黎，骚动日益扩大。
当时巴黎的工人阶级是怎样分佈的呢[13]？最显著的是，企业的多样性和小企业所占的重大优势。大企业占优势的地方圣德尼镇、植物园、和格勒纳泉。圣德尼是以棉纺及建筑业为主，往北则为玻璃、水晶、瓷器等企业。在阿尔区、唐布尔区、马兰区之间则都是漆匠、棋匠、乐器匠、帽匠、镂金匠、铁匠、镀金匠、雕刻匠、制造玩具、纸花、手饰等工匠。在同一区里，还有些內衣店和杂货铺。由巴士提到宝座广场一段，在圣安东尼镇，家具业占着优，木匠、红木匠、雕花匠、车工为数最多。在那里，商人也是多于制造商。早在一七七二年，有一个名叫鲁波的红木匠就著了一本书叫做“木匠业”，他在书上埋怨商人们的专横说：
“这些商人插进手来把制成的家具卖给私人，并欺骗买主，把劣货卖给他们。这些劣货的价钱虽然看来便宜，其实还是贵的。另一方面，他们抢走了工人的顾客，强迫工人照他们规定的价格制造木器，迫使工人破产。”
在这个市区里也有些花纸、玻璃和啤酒工场。在圣马塞尔镇出现了染坊、内衣工场，还有哥柏林织毡工场。许多住在这一区的工人，有的来自弗兰德、亚尔多亚、比卡第，甚至来自荷兰。在现在的奥迪翁区——当时的法兰西剧院——则住着印刷工人、排字工人以及泥水匠，这些人都寄居在客店里。往天文台那边则有造纸工场，克洛瓦·鲁日有一家地毯工场。稙物园和圣日內维佛这两区有一家瓷器工场和若干内衣作坊。
“圣日內维佛山北坡和东北坡，阳沟水顺着山坡往下流，脏水曲曲折折流过一堆堆垃圾，宛如一个又脏又臭的小村落。”
从洛歇街到贝比尼埃街之间的许多街道叫做“小波兰”区。那里有洗衣工人、拾破烂的、洋钉工人和铜匠铺等。码头工人、搬运工人、木排运输工人都住在小岛上或河滩上。提起革命时期巴黎这些平民区，最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差不多都过着同样的生活，他们生活都同样困难，抱的是同样的希望。
自一七八九年起，纯然的工人示威运动增多了。一七八九年八月十八日，三百个成衣工人在卢佛宫草地上集会，要求提高工资到四十个苏一天，袋假发的工人集合在香榭丽舍抗议劳动就业局的措施。有一名国民军军官要驱散这些工人，反而被他的士兵解除了武装。制鞋工人组织成一个真正的工会并建立了一种保障失业的互助制度，一七九一年，骚扰扩大。受雇修造路易十六大桥的工人要求工资由三十苏提高到三十六苏一天。
在国营工场里也发生了工人示威。一七九一年一月三日，哥伯林工场的工人向经理提出一个新规章。这个经理承认“迫于环境”不得不让步。蒙马尔特慈善工场的一万七千个工人也大起骚动。国民军出面千涉，市政府把数千名工人遣回本乡。工人集会到处被武装力量驱散，因为早在一七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制宪会议就已通过戒严法，禁止这类集会。
从这以后，根据戒严法，市政府官员可以调遣民军、宪兵和正规军。武装力量发出警告后就可以进入行动。凡是不服从警告解散的人可以处罚三年徒刑，如果证明带有武器则可处以死刑。资产阶级经常运用镇压法令（阶级法律）来对付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例在大革命初期就制定了，差不多只有罗伯斯庇尔一个人反对。当然，要实施这条例是要看军队的思想情况而定的，国民军（后来是正规军）往往拒绝服从调遣的。
巴黎市政府是由仇视工人求的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它颁佈了一项决定说：
“各业工人自行规定工价，并用此彼此限制或限制别人按照别的工价接受工作者，应一律视为无效，不具任何约朿力，并应视为违宪行为。”
但是市政府的禁令并没有能够阻止工人的骚动继续扩大。骚动并且波及建筑工人。建筑工人建立了木工业兄弟会。
于是制宪会议出面干涉了。其实地说来，这是一件典型的事件：制宪会议议没有进行任何论就全体一致同意；决不容忍工人组织起来。以提案人的名字命名的所谓列·霞白立条例于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四日不经过辩论就通过了。
该条例第二条规定：同一等级和同一行业的公民：包买商、开设店铺者、任何有手艺的工人，在集会时不得推选主席、书记、代理人，并不得借口共同利益，自立册籍、通过决定、进行讨论、起草规章。
第八条规定：凡手工业工人、工人、帮工及零工，倘自行聚众，或惑众啸聚，破坏各色人等在彼此自愿的一切条件下执业和劳作的自由，或对抗警察执行任务，或阻扰有关判决的执行，或反对各种企业的拍卖或公卖，则一律作聚众作乱论。国家的武装力量应接到合法的调遣令后加以解散。为首鼓动聚众者按照条例严惩。其使用暴力进行格斗者亦一律依法严处。
这就是说，资方或劳方的任何联盟都一律为法律所禁止，但事实上这条例只是对付工人。在此项条例颁佈前两天，即一七九一年六月十二日，马拉曾在他的报纸上发表修建圣日內维佛教堂的三百四十个工人的联名信如下[14]：
“请允许我们工人向你揭露我们监工们舞弊徇私卑鄙恶劣的行为，他们把我们逼上了绝路，激起了我们的反抗。这些丑恶人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吞食着工人们血汗的果实，他们对国家没有一丝一毫的供献，七月十二、十三和十四日几天中他们躲贜在地下室里。但是当他们看到贫困阶级单独进行了革命，他们就从洞里钻出来，把我们当盜匪看待。后来，看见危险过去了，他们就阴谋勾结，在地方上争权夺利，竟然穿起了制服，戴起了肩章。今天他们自认为最有力量的人，一心一意要我们压在最沉重的锁枷下，他们毫无怜恤心，毫不悔恨地压迫我们……他们这些人已经腰缠万贯，你真想不到他们依然是贪婪无厌，还想把公家所规定的每天四十八个苏的工资减低。他们毫不考虑到我们一年只有六个月工作[15]。我们的工资实际上每天只能算二十四个苏。这样菲薄的工资，我们拿来要住、要吃、要穿，如果有家还得养活妻子儿女。因此我们替国家服务，使尽了我们的体力，受够了我们头子的虐待，等到被饥饿和疲劳弄得力尽精衰时候，剩下唯一的道路只有到老人院去等死。至于我们的吸血鬼，住的是高楼大厦，喝的是最讲究的美酒，睡的是毛绒被，乘的是轩车驷马，他们享乐快活，把我们苦人儿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对受了伤或死于非命的工人的家属往往连当天的工资也拒不付给……”
有些历史家否认这封信的真实性，说这是马拉的笔调。但是，工人们既然经常阅读马拉的文章，他们模仿“人民之友”报的笔调写这封信，也是极平常的事。总而言之，马拉是反对列·霞白立条例的，他把这个条例的阶级性揭露得非常透彻。他写道：
“制宪会议代表们深怕人民集会太多，于是剥夺人数众多的徒手劳动者和工人们集会合法地讨论他们本身利益的权利，以资防范于未然。他们的借口是这些集会会使已经取消的行会制度复活。他们一心只想把公民孤立起来，阻止他们共同过问公众事务。因此这些无耻的人民代表运用卑劣的诡辩和荒谬的言辞把人民的权利一笔勾销了。”（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八日“人民之友”报）
这是值得赞扬的抗议，因为在当时这是稀有的事情。
列·霞白立条例是一件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基本文件，也是研究法国工人运动史的基本材料。它肆无忌惮地暴露了一七八九年各项原则的形式主义本质。泛泛的“自由”是宣布了，但是这个自由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即结社自由，却马上就法律所禁止。报告员（即列·霞自立）肯定地说：
“现在只有每个人的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了。因此必须奉行以下的原则：即每个工人的工资应由个人与个人之间自由地来商定。”
在法理上，老板和工人的权利是平等的。但是事实上，工人依靠劳动为生。工人只有劳动力为唯一的资源，他不能不把劳动力出卖给占有生产资料的业主。如果工人是孤立的（这正是制宪会议所希望的），那末他就不得不接受雇主强订的条件，否则就只好饿死……工人越是孤立，条件就越苛刻，因为这时候工人与工人之间将发生无限度的竞争。只有工人们协调一致，使雇主找不到必要的劳动力或是眼看就要找不到劳动力，这才能迫使雇主让步。因此，制宪会议坚持只承认个别工人，以便听凭资产阶级加剧对全体工人的剥削。所以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原始积累”时，特别提到列·霞白立条例并指出它的历史意义说：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暴风雨初期，就敢把劳动者刚刚获得的集会结社权取消。他们用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四日的法律，宣布劳动者的一切集会，都是‘反抗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企图’，除了剥夺公民权一年，还科以五百里华的罚金。这种法律，借国家刑法及警察权，把劳动与资本间的斗争，限制在有利于资本的范围內，并且经过几次革命，几个朝代，照样保存下去，甚至在恐怖政治时期[16]，它也不曾有所纠正。”[17]
尽管这位报吿员会曾表示，希望：“一个劳动日的报酬应比现在略高一些”，尽管他提醒大家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工资应该定得相当高，以便受工资的人不至因生活必需品的匮乏而陷于与奴隶相仿的绝对的附属地位。”但是他这种说法是无补于事的。
我们不必斤斤于判别这种论调中那些是虛伪的，那些是空想。总之，列·霞白立条例剥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生活的唯一办法：即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但是有组织的斗争也不是立即就能出现的，因为在一七九一年，现代工业刚在萌芽时期，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中叶，它才在法国显露出来。一直到了一八六四年，罢工才不算犯罪，而到了一八八四年，组织工会才在理论上被承认。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资本家的慷慨施舍，这是法国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列·霞白立条例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斗争而获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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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和公民宣言”和它的实施根本是两回事，而一七九一年的宪法又重新证实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虽然说“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但是公民却被分为两种，即所谓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要做一个积极公民，必须缴纳相当于当地三天工资的直接税。积极公民可以指定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推选议员、法官、各省行政人员。要做一个选举人，必缴纳相当于当地十天工资的直接税。资产阶级一上台就想以资产阶级出身的金钱贵族来代替封建阶级的世袭贵族。这硬是少数人的统治。但是这又是什么样的少数呢？这是有钱的人的少数。照西哀士的说法，积极公民是“巨大的社会企业的正股东。”他在那时候就用上这样资产阶级的词汇，岂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积极公民一共只有四百万，而全国人口则为二千四百万。至于选举人则为数更少，约五万人。因此像上维也纳省一省只有三百八十二名选举人。议员和省级行政人员就是由这一小撮公民指定。这真正是一个阶级政权。对“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认真看待的民主派人士如马拉、罗伯斯庇尔和格莱古亚修士等都对此提出过抗议。贫穷的公民，连工人在内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如同他们被剥夺结社权和罢工权一样。这确实是为了对付工人的，因为巴尔那夫公然说过：必须从政治生活中排除“那些由于一无财产而为了生存必须刻不容缓地和不断地劳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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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王潜逃。他企图偷越国境逃到外国去利用外国军队来攻打法国。他在圣麦纳黑被年青的德鲁叶逮捕了，这个青年就是十年以后同巴贝夫一道斗争的人。国王的潜逃引起了巴黎人民群众的抗议。各兄弟会要求废黜国王，宣布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正是大资产阶级所不愿意要的，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他们捏造一个法律性的遁辞，说国王并不是自己逃走的，而是被人劫走的，因此不应处罚。因为国王已变成了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保证人。七月十五日又是那个巴尔那夫无耻地宣称：
“先生们（指议员们）请想一想罢，想一想今后可能发生的事罢。你们对自由，对平等已经出了力，你们已经使人人在公民法和政治法面前一律平等了。你们已经重新取得国家所失去的一切，并且已经还给了国家；从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即是如果革命再前进一步就非遇到危险不可，因为在自由的道路上，第一件可能继续发生的事情就是王权的消灭，而在平等的道路上，第一件可能继续发生的事情就是私有财产的消失。”
阶级意识使大资产阶级有了何等样的远见！那时虽然还没有无产阶级，但是大资产阶级却已预感到工人运动的高涨，预见到工人运动的目标了。
两天以后，即七月十七日，巴黎的资产阶级国民军向集合在马尔斯广场举行示威的共和主义者开枪射击。五十个人当场被打死。民主主义者被迫藏匿起来，人民俱乐部都被封闭了。
马拉抗议说：“公民有集会自由，只要他们遵照警察律，和平地不携带任何武器。如果说通过马尔斯广场的屠杀案，我对这个自由权还不知该作何想法，那末只要想一想警察永远可以借口聚众作乱来禁止任何公民的集会，我们就可以知道这自由权是缩小到什么程度了。”
戒严法，列·霞白立条例，剥夺大多数公民的政治权利，屠杀共和主义者，凡此种种都是一七九一年年终制宪会议解散，让位于立法会议后，大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政策的各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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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个休战。人民群众不就要重新起来奋斗的。另一方面许多资产阶级分子也在惴惴不安，因为他们发觉贵族又在抬起头来，知道国王和王后正在同外国谈判。这时尚不能说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摧毁，资产阶级已经用不着人民大众的帮助了。
全国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早在一七九一年秋天，骚动又重新开始。生活费用不断高涨。制宪会议拒绝让西印度群岛的黑人获得自由，从而发生了暴动。来自殖民地的食用品，如咖啡和糖越来越稀少，越来越贵。投机商人则囤积居奇，拍高物价。人民痛斥囤积居奇的商人。在农村里，农民不满于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也发生了暴动。各市政府受到人民的压力，不得不规定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混乱扩人了。厄当普的市长是一个富有的硝皮商，他拒绝限制面包价格，激起了当地居民暴动，并在暴动中被人杀死。罗伯斯庇尔吿诉我们说：这个人“当地人民普遍认为是个贪婪无厌的投机商。”
可是大资产阶级却把他认做是维护私有制的烈士。但是厄当普附近一个神甫，莫桑堂的主持皮埃尔•多利维却替暴动者出来辩护。当然我们绝不能要求他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口吻出来说话，但是他却攻击统治着肥沃的包斯平原的大块土地封建所有制，他写道：“只有民族才是土地的真主人。”他引用卢梭的论点说：“吃不是自己赚来的面包就是偷窃。”
一七九二年春天，情况更为严重了。革命的法国和整个欧洲发生了战争，而战争一开始就对法国不利。士兵们被贵族军官出卖，这些军官纷纷溜到国外去了。士兵担心后方正在酝酿着阴谋，于是边打边退。反革命分子在法国南部和西部发生扰动。国王拒绝署签立法会议希望用来保卫祖国的法令。
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发生了第一次群众大示威，但是失败了。这以后，形势变得非常危急。外国军队带领了亡命在普鲁士科不林士的军队节节前进。反革命阴谋越益猖獗。拉法夷特扔下他的军队赶到巴黎来对付雅各宾分子。
立法会议还在犹疑不决。它虽然于一七九二年七月十一宣布祖国在危险中，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好像一个巫师的学徒，既要召唤能战斗的力量，又害怕这种力量。立法会议是资产阶级的议会，它害怕群众力量高涨。可是它也知道如果排斥这些力量，也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它就会弄到一文不值，一事无成。它知道，没有这些力量，它就不可能战胜那些为了保卫他们的特权和保证这些特权的政治制度而联合起来的国內外的封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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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于是又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人民群众把君主专制制度打倒了。这个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革命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列宁曾把这一次革命同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的革命做了比较并指出其重要意义[18]。七月十四日，工人曾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封建阶级。可是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特别是工人——却靠拢了封建阶级。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胜利是下述三种力量结合起来而得到的[19]：
（一）首先是外省的义勇军不顾国王的否决权，来到巴黎城下扎了营。他们来自华尔·爱洛、比利牛斯、吉伦特、谷特多、杜省、斐尼斯堆、下罗阿等等省份。其中最著名的是五百名马赛义勇军。他们唱着卢热·德·里列所作的歌曲开进巴黎，这就是后来的“马赛进行曲”。这些义勇军在巴黎集中后，同巴黎郊区热情奋发的人民取得了兄弟般的连系。他们在罗伯斯庇尔的鼓动和说服下，成立了一个秘密指挥部，他们不断地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黜国王。就是由于他们的参加才使八月十日的革命运动具有了全国性。
（二）第二种力量是罗伯斯庇尔所领导的最先进的雅各宾分子。这些人都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的愿望，他们反对卖国贼和外国人，主张实现全民大团结。罗伯斯庇尔善于提出正确的口号。他扼要地说：“废除王权是好的。但是还不够。由限制性的选举所产生的立法会议是不能获得我们信任的。我们不能让立法会议窃取人民的胜利。应该以一个由普选产生的新议会来代替立法会议，这个议会应该是国民公会。”
（三）第三个因素是巴黎的劳动人民。当时，巴黎已经划分了区。照制宪会议的想法，所划的只是选区。但是事实上，人民的主动性和巴黎市民的政治觉悟改变了原来分区的性质。许多分区不顾法律的规定，自动让消极公民参加，以致立法会议不得不迁就事实，于一七九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规定各区为常设机构。
在这些区里占统治地位的是“长裤汉”，即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店主人。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自由职业者，如律师、新闻记者、艺术家等等……
“长裤汉”受了分区的组织编制，勇猛地反对背叛祖国的国王。早在七月三十一日，摩贡赛区就宣布废黜国王，并声明该区不再承认路易十六为法国的国王。立法会议想推翻这个决定，但是没有成功。摩贡赛区政治上的主动性变成了一个榜样。一七九零年大资产阶级限制各区活动的办法已经大大地被突破了。
这期间，普鲁士、奥地利联军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发表了一篇檄文，威胁着要“以军法处置巴黎并彻底地加以歼灭。”
于是巴黎市民着手组织起义。八月九日夜里，巴黎各区所选出的委员占市政厅，成立了起义公社。民众认为国民军司令芒达有通敌嫌疑，立即把他撤职并执行死刑，遗职由桑特尔接替。早晨七点钟，各区人民和各省来的义勇军开始包围土伊勒里宫。他们进入迦鲁索广场，企图同守卫王宫的瑞士卫兵进行友好锬判，但瑞士卫兵突然开了火。马赛义勇军措手不及，纷纷后退，但是援兵一到又继续前进，并且攻下土伊勒里宫。这时候，国王正躲在议会里静候战局胜负。
人民群众的行动又一次击败了革命的敌人。王权终于取消了。立法会议不得不决定召集由普选产生的议会。这法国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取得选举权，而这个选举权是八月十日的战士们经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这对封建制度是一个新的打击，因为封建贡赋被无偿地取消，除非领主能出具文契，证明他确实有权征收贡赋。几星期后，法国在瓦尔米战役中打了一个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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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国民公会虽然是由普选产生的，但人民群众并没有直接代表，而且其中许多代表还是原来的议员。因此在新议会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依然占着统治地位。工人议员只有两个，一个是诺埃·普恩德，一个是让一巴底斯特·亚尔蒙维勒。诺埃·普恩德是圣亚田城[20]的兵器工匠；亚尔蒙维勒[21]是马恩省选出的一个织布工人。反对派对他不知造了多少谣言，进行了许多诽谤。拉马丁在他的“吉伦特史”中居然还拾了反动派的牙慧。事实上，亚尔蒙维勒在冷斯城是很得人心的，到了巴黎就同马拉过从甚密。马拉死后，他曾一度彷徨无主，热月九日事件之后有一个时期曾同罗伯斯庇尔分手。但是他很快就恢复原来面貌同巴贝夫一起参加“平等派密谋活动”。普恩德和亚尔蒙维勒在国民公会是孤立的。他和其他雅各宾分子一起当选，虽然不能算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但是他们却以他们的“等级”自豪，而且始终忠于选举他们的劳动人民。
大资产阶级在国民公会中找到了吉伦特派作为新的党羽，发表保守的言论，也就是两年前巴尔那夫的言论。其中有一个名叫佩基翁的在一七九三年四月号召所有主张维持秩序的人联合起来，他说：
“你们的财产受到了威胁，而你们对此危机却闭目不视。有人正在煽动有产者与无产者火并，而你们却漠不关心不加以防止。几个阴湈家，一小撮乱党制服了你们，拖着你们去搞些横暴和荒唐的勾当，你们毫无勇气起来反抗。你们不深入各区去对他们斗争。你们眼看有钱的安份守己的人离开巴黎，你们眼睜睜看着巴黎就要遭殃而无动于衷。巴黎人啊，从你们昏迷中醒过来吧，把这些毒虫逐回他们的巢穴去吧！”
雅各宾分子中最激烈的变成了山岳派。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但是他们认为人民大众的干预是不可缺少的。罗伯斯庇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国內危机来自资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必须联合人民。”
山岳派既然是人民大众的先锋，他们就与代表富有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起了冲突。于是吉伦特派转而主张同反动派妥协，始则竭力阻挠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起义，后来又用尽一切力量想保全路易十六的首领。在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二日的革命运动中吉伦特派遭到失败。巴黎人民在这两天内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迫使议会过了控诉吉伦特派领袖们的法令。
亚尔倍·马基埃斯写道：
“六月二日革命的意义远超过一个政治变革。长裤汉所否定的不仅是一个政党，在某种程度上他否定了一个社会阶级。少数贵族与王权同时复灭后，接着就轮到了上层资产阶级。”[22]
国民公会逮捕吉伦特派后第一批采取的一些措施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国民公会规定亡命者的产业分成小块出卖，以便贫苦农民能够获得土地。尤其是付款期限定为十年，对于他们更有莫大便利。一切封建性的贡赋都取消了，甚至连那些根据契约的一切封建权利也给取消了。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通过了新宪法。由于当时的环境，这个宪法自然未能立即付诸实施，但是它却成为迫求民主的象征，宪法宣布：“社会的目的是共同的幸福。”接着指出：
“社会对贫苦公民应给予工作以维持其生活，对不能工作者亦应保证其生活。”
新宪法肯定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
“教育是人人所需。社会应以全力发展公众理性，使全体公民受到教育。”
这以后，山岳派成为胜利者。他们在罗伯斯庇尔领导下，建立了一个革命政府。这是一个城乡劳动人民都支持的人民政府。普列汉诺夫有一次曾声称：
“我是反对用阴谋家方式夺取政权的，但是我却完全赞同法国大革命时期按照国民公会的方式夺取政权。”
他认为这种说法足以表现出他是列宁的反对派，可列宁很高兴地反驳他说：
“普列汉诺同志，好极了……就把你所说的载入决议中吧！你愿意多严厉就严厉地谴责阴谋吧，但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将全体一致通过一项完整的决议，不仅允许而且嘱咐无产阶级照国民公会的榜样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国民公会正是城乡贫民中下层阶层的专政。它是资产阶级革命中赋有无限权力的机构，它不是由大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控制而是由……我们所谓‘无产阶级’和‘农民’完全地和整个地控制着的机构。”[23]
正就是这个国民公会的专政，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粉碎了內外敌人的联盟。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人们为了武革命军队所作的努力是惊人的。法国在那时候已经不能依靠外国而必须自己发展军事工业，尽管有某些“国有化”了的工场的业主实行暗害和破坏。
有一个特派员从维爱松寄出一份报吿写道：
“我把炼铁炉托付给别的工场。群众的意见，这些工场是可靠的。我亲到现场和铁匠们谈话，他们都高呼：共和国万岁！山岳派万岁！”
格勒诺布尔城的雅各宾分子要求惩罚有罪的工场主，让他同工人一起给国家劳动。巴黎变成了军器制造业的重要中心。许多收归国有的修道院变成枪械制造所。科学家和工人们密切合作改进生产率，提高生产。有赖于全体人民的努力，同时也有赖于镇压卖国贼的恐怖政策，敌人到处都失败了。
新的阶级关系出现了：一方面是工人、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工商业大资产阶级。后者准备同旧日地主贵族的代表妥协，他们得到了在国有产业拍卖中发了财的富农们的支持。
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用局势造成的一切困难，特别是经济上的困难趁火打劫。困难中最严重的是食物缺乏和生活昂贵，这对城市里的老百姓影响最深。固然，食物和工资都实行了限价。实际是，工资限价虽然已经严格实施，但是食物限价却未实行，因此物价继续上涨。长裤汉中间产生了不满和悲观情楮，公安委员会的敌人对此马上就加以利用。公委员会也曾设法团结农村中的平民。风月法令（一七九四年三月）的用意就于此：没收嫌疑分子的财产，分给爱国的平民。圣茹斯特宣称：“穷人是世界的力量，他们有权以主人姿态向忽视他的政府说话。”
这是土地改革的前奏，可这些法律并没有付诸实施，事情一直停留在调查财产和调查爱国贫民的阶段上。甄别嫌疑犯的人民委员会也已经建立起来。此举虽然不满足长裤汉，但却引起了大资产阶级的不安，这些人包括大资产阶级、渎职的官员和为了个人利益利用恐怖政策的恐怖分子。他们于一七九四年夏季结成联盟并于热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击败了罗伯斯庇尔。
※※※
大革命的高潮时期至此已告结束。现在我们就法国工人运动史方面来研究一下大革命的意义。
直至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为止，现代史上没有一件事可以和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相此拟。列宁写道：
“法国革命所以叫做大革命，是因为它不像一八四八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柔寡断、半途而废、流于空谈，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彻底镇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在的革命。”[24]
因此这一首革命史诗在我国历史上，特别在法国工人阶级史上打上一个深刻的烙印是毫不足奇的。正如国际歌作者，诗人艾任·波狄埃所歌颂的“一七九三年的火山”，曾在一个很长时期照耀着我国历史的道路。
因此弄凊楚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近代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实行家列宁指出这一革命的伟大性和局限性，他写道：
“它（法国大革命）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标志下度过的。十九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只是做了一件寓情，就是实现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这些革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被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词句蒙蔽了……他们（伟大的法国革命家）支持了两年……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为它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25]
（一）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替法国人民废除了国王和地主贵族的政权，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也就为大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创造了条件。当时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诞生。比起封建制度来，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进步，正如过去奴隶占有制比起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来是进了一步。
“在估计历史上毎一个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运动时，当然也就不可如历史家常作的那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是要从这个制度和这个社会运动所由产生并与其相联结的那些条件出发。”[26]
（二）在所有资产阶级革命中，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最为彻底。它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并促使一部分欧洲国家也摧毁了它们的封建政体。这是因为人民群众采取了行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历史上每一个转折点都有大批人民群众出现。他们制止了国王解散制宪会议。他们通过七月十四日的革命和农民起义第一次打击了封建权力。他们迫使立法会议宣布废除王权，并在肃清吉伦特派以后，完成了封建制度的摧毁，粉碎了外国干涉军的进攻。
（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革命依然只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体制虽已摧毁，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终止人对人的剥削，只是资产阶级剥削代替了封建剥削。
（四）法国大革命给近代无产阶级遗留下来的一些传统颇不乏积极性的因素。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法国人民表现出政治上的枳极性和成熟（我们在前面特别强调了这点）。长裤汉的明智和勇敢是极可钦佩的。他们知道如何挫败敌人的计划，如何英勇地作战。
“法国的雅各宾派是民主革命和抵抗反革命君主联盟的最好的榜样”（列宁语）
（五）但是历史永远不会在革命阶级面前提出同样的问题来要它解决。这是马克思时常向法国无产阶级提出来的一个警告。他在巴黎公社的前夕写道：
“法国工人……不应该让人家用一七九二年的民族传统来迷住他们。”[27]
我们在马克思所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一书中一开头就可以看到这一段话：
“黑格尔在某一次说过：一切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科西捷尔代替丹敦，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庇尔，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的山岳党代替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五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28]
在大革命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初期是全体，后来是一部分）所以能同人民大众结成联盟，因为那时候它还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但是等到解除了封建束缚，资产阶级就日益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同时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于是对它来说，危险已经不是已遭摧毁的封建力量，而是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力量。
今天是轮到法国工人阶级来体现革命精神了，但是长裤汉的理想已经不能同现代工人运动的目标相提并论。长裤汉是工人，但也是手工业者。那时候工人的理想是取得独立，就是说希望自己能占有一些简陋的生产资料。手工业者最恐惧的，就是失去他自己的生产资料而成为工人。因此把长裤汉的要求说成是社会主义，那是很错误的。我们不能够要求他们拥护以生产资料社会化为內容的那种民主制度，因为当时的生产方式还刚开始带有社会性质。但是毫无疑问，私有制在长裤汉心目中已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植物园区（已成为长裤汉区）的长裤汉对国民公会说：
“你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不再容忍保王党分子、野心家、自私自利的人、阴谋家、吝啬鬼、患疯狂病的人，把我国国境放弃给专制暴君，让他们遍地带来破坏和死亡呢？”
他们要求国民公会：
“规定坚定不移的基本食粮的价格、工资、工商业利润……可是，贵族、保王党、温和派、阴谋家却一定会对你们说：怎么！这不是破坏理应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不错，但是那些混蛋知不知道，私有财产是必须以物质需要为出发点的？”
他们又提出的要求说：
“必须规定财产的最高额，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最高额；必须使私有财产不越出公平合理的比例。”
所以说，长裤汉的理想仍然不出乎我们在前面已加以叙述的大革命前夕的理想，只是方式有些不同罢了。这理想就是：小业主和独立手工业者的民主主义。这样既无富人也无穷人的平均主义的共和国只能是个乌托邦。
“雅各宾分子所以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在大陆上被过分落后的国家所包围着，而在法国本部，还没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没有银行、资本主义辛迪加、机器工业、铁路等。”[29]
长裤汉的这种理想是不能作为代工人运动的理想的。在一七九三年，资本主义还只在萌芽时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已经社会化，而生产资料却依然是私有制，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只有由无产阶级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才能加以解决（正如在苏联已实施的那样）。长裤汉的理想只是代表着资本主义前期的思想。如果今天再来复活这种思想把它作为现代工人运动的理想，那就变成反动行为。所以，不顾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引用雅各宾的传统，为什么曾经对法国工人运动起了非常有害的作用。我们在下面各章研究一八四八年革命和巴黎公社时，将对于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些。
比较晚近也曾发生过同样的问题。一九一四年，法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们为了替自己参加“神圣同盟”，就是说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行为作辩护，有时也援用了一七九三——一九四年的先例。这些说法对某些人说来是无意的，但对有些人说来则是蓄意欺骗。总而言之，这都是抹杀了历史条件的基本不同点。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反动势力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解放战争[30]，至于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战争，则是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所以，长裤汉在一七九三——九四年帮助法国资产阶级战胜欧洲封建势力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一九一四年，已经存在着工人阶级，它有着自己的目标，而历史的演变也已使工人阶级成为民族利益的代表。工人阶级的责任则已是“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危机来煽动最下层的人民阶层，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31]
列宁于一九零五年对俄国工人说的话，今天对法国工人运动还是适用的：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定要仿效一七九三年的雅各宾派，借用他们的观点、纲领、口号以及行动方式。全然不是。我们的纲领并不是旧的而是新的纲领……我们有新的口号：工农革命民主专政。”[32]
（六）但是有人要说了，这些人民群众不是上了当么？他们奋斗了一场结果只换了个主人！事情却不是这样，因为这些人民群众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发动一个自己的革命的，第一，因为总的来说，他们不能有一个共同的有关前途的纲领，第二，因为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太薄弱，还不能把城市和乡村的“老百姓”团结在他们周围。人民群众在使资产阶级获得胜利时，已经准备了自己日后的解放。而且归根到底，当他们好像只是为资产阶级斗争时，他们也已经为了他们自己而进行了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是十分有利的。从无产阶级底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完全、愈坚决、愈彻底，则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也愈有保证。”[33]
当然，列宁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工人阶级来更为发展，更为觉悟，更有组织到不知多少倍。但是他的结论对我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依然是适用的，一七八九年革命“以最坚决的方式扫凊了过去的残余。”“保证了资本主义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的发展。”
然而，资产阶级还得要把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起来。这却是在热月党的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经过许多波动，雅各宾分子最后几次暴动被镇压下去和巴贝夫被处决之后，轮到拿破仑来完成的事业了。
[1]我们在这里只想提一提直接有关法国工人运动起源的事件，读者兴趣可以参阅亚尔倍·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一九五一年社会出版社出版）以及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共产主义手册”专号（內有莫里斯·多列士，雅克·杜克洛，加勃里·伯里等人文章）。读者亦可参考一九三九年十、十一、十二月份“思想”杂志所载让·蒙特罗在“法国大革命和马克思思想”一文中举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所写的“一七八九年法国的阶级斗争”在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书于一八八九年以德文出版，一九零一年译成法文。
[2]“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斯-四四页。
[3]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八页。
[4]关于这点请参阅：保尔·肃伟著“巴黎起义和攻占巴士提”，一九四六年版，第五九-七六页。当时三级会议虽然正在凡尔赛宫开会，牵涉在雷万宏案件中的工人却依然判了罪。街头代笔者皮埃尔——巴底士达·马利于五月二十二日被处绞刑；漆匠拉马歇、煤气工人佛塞尔、雕刻匠肯亭，马鞍匠勒勃郎、印刷工人托宾等于圣安东尼门前枷锁示众然后发往远地罚充苦役。
[5]保尔·肃伟著：“巴黎起义和攻占巴士提”，巴黎一九四六年版。
[6]指无固定职业，做一天工生活一天的工人。
[7]所谓“盐枭”是指在抽盐税时期偷运私盐的人。
[8]引自欧仁纳·泰尔莱：“工人阶级和制宪会议中的反革命党”，“法国革命”，一九零九年版，第二卷，第三二三-三二六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三七-四四二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四三页。
[11]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零九页。
[12]“马拉文选”。克劳德·摩里「字模糊，可能是“摩里”——录入者注」的序言和评注。“人民古典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五零年版。
[13]下述的材料基本上借自艾德蒙·索楼「字模糊，可能是“楼”——录入者注」的“一七八九-一七九二年工人与农民”，第一四四-一四七页。
[14]一七九一年六月十二日第四百八十七期“人民之友”报。参考“马拉文选”，第一一九页。
[15]泥水匠遇风雨寒冬不能工作，即无工资，因此说一年只工作六个月。——译者
[16]列·霞白立在恐怖时期上了断头台，但这并不是由于他制定反工人法律而是由于政治嫌疑。
[1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三七页。
[18]“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二三六页。
[19]见阿尔倍·马基埃斯：“八月十日”，巴黎一九三一年版。
[20]让·诺列斯：“法国革命社会主义史”，第四卷，第三零二-三零七页。
[21]古·劳论：“一个工人议员：亚尔蒙维勒”，冷斯，一九二四年。
[22]亚尔倍·马基埃斯帮助我们认识法国大革命的贡献无可争议的。但是我们还得用批判的眼光了解他的著作。不错，大资产阶级在六月二日是被打败了，但是长裤汉并没有形成一个社会阶级。即使在国民公会时期，法国大革命依然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不如此的。但是，当时没有长裤汉的支持，那末封建制度就不可能被摧毀，而外国的势力也不可能被击退。
[23]“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三三九页。
[24]“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一八页。
[25]“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三四-三三五页。
[26]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六九五页。
[27]马克思："法兰西內战”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四七六页。
[28]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译文引自上书第一卷，第二二三页
[29]“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一零二页。
[30]“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第二六七-三零七页。
[31]一九零七年八月十八至二十四日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
[32]“列宁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第六零六-六零七页。列宁于一九一七年重新阐明这一思想说：“二十世纪欧洲或欧亚边境的‘雅各宾主义’将是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向社会主义迈进，不但可以作出十八世纪雅各宾分子的一切伟大、不朽、不灭的事业，而且还可以给全世界带来劳动人民持久的胜利。”（“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一零二页）
[33]“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第五九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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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法国工人运动的起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第一章法国工人运动的起源
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简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是处于互相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是隐藏，有时是公开的斗争[1]。
——马克思和恩格斯
从无阶级的原始公社到奴隶占有制社会。——奴隶起义：斯巴达克。——封建社会的诞生。——农奴的地位及农奴反抗压迫的暴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的农村演变的情况及农民的斗争。——封建的反动力量对贫苦农民的镇压。——农村“乌托邦”及土地法方案。——资产阶级的形包。——商人。——包买主。——商业资本及工业资本。——手工工场。——手工工厂和作坊及工厂的区别。——从手工工场到工厂。——封建社会中的工人斗争。——空想社会主义：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康帕內拉。——行会制度；师傅、帮工及学徒等级的解体。
没有现代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在封建制度被摧毁以前，在法国是没有工人运动的。工人运动只是在推翻封建制度从而为资本主义铺平道路的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后才开始的。同时必须指出，法国大革命仅仅创造了工人阶级成长的条件，一八三一年悲壮和光荣的里昂丝织工人起义才是真正法国工人运动的起点。
然而，工人运动还是有很悠久的渊源。十九世纪无产阶级的祖先有一部分原来就是劳动者。不管他们是农村雇工、贫苦的小农、帮工，还是已经成为手工工场的工人，他们当时都已经是身受剥削的劳动者了。他们也曾经为争取较好的生活——有的时候仅仅为争取生存——而进行过斗争。这就是现代无产阶级所承受下来的遗产。在这份遗产里面，甚么都有：有团结和勇敢的传统，也有由于当时历史条件而产生的偏见。有些是当时的城市或农村的劳动者，有些是朝不保夕的独立小生产者，也有农村中的雇工和季节工人，除了双臂之外别无他物的赤贫的光臂汉，作坊帮工和早期手工工场的工人。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单一的阶级。有的时候，他们也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从而自以为是自由人民，实际上却并不自由。他们没有一个总的、完整的和自觉的斗争组织。这些劳动者处境很苦，他们常常起来反抗。但是，由于他们和资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反对封建主，所以一般说来，他们是随着资产阶级走的，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不但占有财富，而且具有组织的力量和文化。所有这些传统——好的和坏的，反动的和进步的——都在法国工人阶级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在提到法囯大革命时，恩格斯写道：
虽然巴黎的没有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期，短时的获取了统治权，（并且这么一来，便能够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中，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趋于胜利）那末，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在那时的条件下，这些群众的（持久）统治是完全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还刚刚从一般没有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阶级的萌芽，它还完全不能作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出只是一种受苦的被压迫的等级，由于它无力帮助自己，所以对于它的帮助只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2]
因此，在谈到“一般无产群众”的历史时，简单地追溯一下工人运动的起源并不是没有益处的。那怕仅仅为了提醒今日的无产阶级，使他们知道劳动者一贯地具有斗争精神，也不没有益处的。他们一向为改善生活与劳动条件而斗争。他们多少有些觉悟，他们向来不承认压迫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是永恒不变的。
※※※
无论在甚么时候，人类一直是成群地在一起生活[3]。起初的时候，他们结成家庭和氏族。当他们的生活来源只靠打猎、钓鱼和采摘果实的时候，打猎的地区和猎获的野兽都是氏族的公共财物。因此，当时并没有敌对的阶级。分工仅存在于同一家族的各成员中：男人打猎，女人采摘果实，准备食物，或用兽皮缝制衣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起了变化。根据斯大林对生产力所下的定义：
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物质资枓生产的人，——这要求总合起来，便构成为社会的生产力。[4]
为了生产物质资料，人们彼此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在原始公社时代，因为财产是集体的，这种生产关系是合作的关系。
此后，人类学会了驯养动物。于是在游牧部落同其他部落之间出现了分工。耕种比采集食物是进了一大步，它保证了植物食品的经常供应，同时使存储食物成为可能。织布机发明了，人类开始使用金属，首先是铜，随后是铁。这样，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人类的劳动已能生产剩余的物质资料了。
一切部门——牧畜、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可以生产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生产品。[5]
所以就产生了占有并利用剩余劳力的要求和必要性，这就产生了奴隶。在这个时期以前，人们捉到了俘虏时，不知道如何处置，一直是加以屠杀的。从那时起，俘虏变成宝贵的了。胜利者把他们留下来，强迫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最初的奴隶就是这样产生的。
从最初的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中，产生了社会的最初的大分裂——主人与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两大阶级。[6]
同时，私有财产也现了，这就是牲畜和土地。手工业脱离农业，这造成了新的分工。这样就有可能为市场生产。当时还在原始状态的商业，已不再局限于部落之间了。奴隶占有制成为社会制度的主要因素。原始公社在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推动下发生分化，让位给一个新的分成阶级的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
奴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工具已较完善，从而使奴隶的劳动可以增加生产。奴隶成为基本的劳动。占有奴隶的人可以随意使用他们，就像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样，他们是一种“工具”。奴隶所生产的一切，都属于他们的主人。在奴隶所生产的价值已等于他的身价之后，奴隶所生产的价值除去了他的消费，都属于奴隶主，于是奴隶主的财富便日益增多起来。当时的国家是掌在隶主手中的。
奴隶占有制在罗马帝国时代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被凯撒征服后的高卢（古代的法国——译者），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区和罗马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奴隶。国家由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着。这些贵族都是大地主。他们的产业当时通称为庄园。高卢—罗马的贵族拥有侍奉他们的奴隶和在田间劳动的奴隶。
奴隶们经常暴动，因为压在他们头上的制度非常严酷。同时，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集中，他们彼此之间感到有密切的关连。规模最大的一些奴隶起义，都是在古罗马时代发生的，其中最出名的是斯巴达克起义。斯巴达克起义发生于纪元前七十三年。斯巴达克把自己首先解放出来，在他的领导之下，成千上万的奴隶把自己解放了。斯巴达克战争历时两年之久，他打垮了罗马帝国几支大军之后才被击败。在第一世界大战后不久，德国革命的劳动者团结在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威廉·皮克的周围取名为斯巴达克团，就是为纪念古罗马时代的这次奴隶起义。
当时奴隶们虽然进行暴动，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能够建立起巨大的和持久的集体，形成真正的战斗组织。然而，在奴隶中仍存在着秘密团体，传播起义的口号，并把来自同一地区的奴隶们团结一起。
所以，当时的奴隶尽管非常孤立，受压迫，但是他们并不甘心承受加在他们身上的即成局面。他们的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就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落，而成为奴隶占有制消灭的原因之一。
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因为当时已显示出，奴隶劳动的生产力不够大。的确，奴隶只是在鞭挞的威胁之下才工作。他们对设法改进生产工具毫无兴趣，因为这种改进对他们本身毫无利益。而在奴隶主方面，他们认为增殖财富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奴隶的数量。因此，奴隶占有制只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某个一定的阶段。奴隶占有制造成了新的生产关系，把少数的不事生产的奴隶主和广大的被剥夺自由并被强制劳动的男女大众对立起来。奴隶占有制曾经是发展生产力的条件之一，现在它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此，奴隶占有制就消灭了。
但是，奴隶占有制并不是在各地区同时消灭的。在某些国家里，例如在殖民地，因为保持奴隶占有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有利，这种制度保持了很长时期。因此在发现美洲（路易西亚那和巴西）及西印度群岛等地区之后，奴隶制度也带了进去。为了少数船主和种植园主人的高额利润，百十万非洲男女从本土被掠去，贩卖到美洲。在法国，一直到一八四八年革命，才把法国海外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废除掉。但是，在许多殖民地里，奴隶制度到今天还在种种不同形式（强迫劳动）下存在着。
我们当然不能把现代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斗争和古代的奴隶起义相提并论。然而，尽管历史条件不同，两种斗争的精神却是一样的，同样是英勇行为，同样是消灭压迫与贫困制度的决心。
※※※
从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解体中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度。这个制度的基础依然是少数人即贵族封建主占有土地。只是土地已不是由奴隶，而是由自由农民耕种。但是，他们的自由仅局限于一点，即贵族封建主不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容许他们享有小块土地和生产工具。但是他们和贵族封建主间的社会关系依旧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
贵族领主的领地分成两部分。首先是自己保留的一部分，其次是租给佃户的一部分。佃户就是领地上的农奴，他们不能离开贵族舍给他们的耕地。贵族把他们和土地一起买进卖出。在一宗婚姻喜事或一场战争之后，一块领地从一个领主转到另一个领主手里，农奴就跟着土地一起转让过去。他们必须对领主服劳役，以钱和实物缴纳各式各样的贡赋，这就是所谓封建贡赋或领主贡赋。
农奴和奴隶一样，他们也不甘心忍受这种剥削制度。“土包子”、“穷光蛋”和“乡下佬”的起义标志着整个法国农民史。这些贫苦大众的不幸遭遇感动过像柏奴瓦·德·圣摩尔那样好心肠的诗人。他曾写道：
这些人养活着另外那些人，给他们衣食而自己却遭受着最大的磨折，雨、雪和风暴。他们忍饥耐寒用双手开垦士地，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些人，另外那些人如何生存下去。
往昔有某些哲学家为奴隶制度辩护，正如现在有人企图为资本主义辩护一样。当时有人企图把农奴占有制说成是永恒不变和上承天意的制度，这是不足为怪的。冷斯大主教曾高高地从经坛上向农奴提出警告，就是一个例子。他说:
农奴们：你们应该永远服从你们的主人，且不要以他们的严酷和吝啬为借口。你们不仅应该服从那善良和温和的主人，而且还要服从那些并不是这样的主人。凡是鼓动农奴拒绝服从和实行欺诈手段的人，特别是那些指使农奴公开反抗的人，教会法规将处以破门之罪。
翁热地方的圣娄修道院有一个修士所说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
一切权力均来自上帝。凡是反抗当权者就是反抗上帝的意旨。上帝以至妙至高的安排，使帝王、公侯以及其他受命君临的人物降生于人间。上帝委任他们，俾使小民服从大人，这是应当的。人有贵贱，或为领主，或为农奴，这是上帝的意旨，因此，领主必须敬爱上帝，而农奴必须敬爱自己的领主——正如使徒所说：农奴们，你们要以诚恐诚惶的心情来服从你们人世中的主人。
正如工人们起初憎恨机器，并为饥寒所迫一怒而加以砸毁一样，农奴们有时也由于受尽磨难而采取个别的报复手段——行凶、抢劫或暗杀。但是他们也曾经发动过大规模的集体暴动。这些暴动很难一一举例，只提出那些最典型的就够了。一零零八年，不列塔尼的农民曾为反抗公爵起来暴动。同一时期，诺曼第的农民也曾举行起义。下面引自一部古老史书的记事，其中就反映出当时的情况：
理查公爵英年美德，而其治下却发生恶毒的扰乱，盖因全省各郡农民屡次集会，宣称决定采取目无法纪的生活。彼等不顾旧制，企图制定新法律以开发森林水利。复为确定该项法律起见，乱民集团各选代表二人，携带各项檄文，前往荒野之地举行大会。公爵得知之后，立即派遣拉乌尔伯爵，率领大批人马前往镇压农民暴行并解散其集会。伯爵立即奉命，擒获各代表及若干农民，断其手足后驱逐回乡俾使某他农民回心意转，并使之畏惧可能面临更悲惨之遭遇，而知所警戒。农民经此惩戒已停止集会，还乡务农。
这位小心谨慎的传记家是站在强者的一边的，然而他也不能掩饰下列这些事实：农民的贫困；在选派代表这件事中表现出来的农民的组织性；镇压的残酷。诺曼第的诗人罗伯·瓦斯[7]虽然是在这件事发生后一百年左右才写出他的长诗“诺曼第叙事诗”，但是从他借假诺曼第农民的口所唱的诗中，还可以充分看出当时农民的贫困和斗争精神：
我们和他们一样是人，
和他们一样长着手脚，
身体和他们一般高大，
一样也会感觉到苦痛。
我们只需要有一条心……
对着一个骑士，我们有
三十、四十个农民。
此后每个世纪中，农民起义相继不绝：十三世纪发生的“收羊人”运动，特别是一三五八年规模宏大的“雅克团”起义[8]。当时正是百年战争时代，农民受到的痛苦比在和平时代更甚。武装土匪到处毁坏田地，并绑票勒索。一个亲眼目睹的人曾这样描写当时情况：
这一年，葡萄园无人种植、田地无人播种耕犁，牛羊无人放牧，教堂和民居倒塌败落，到处是一片战火的创痕和断瓦残垣。教堂打钟已不是欢乐地召集信徒举行礼拜，而是对农民发出报警，通知敌人即将来到，让他们赶快逃命。主要是一般农民，最为赤贫无吿，因为封建贵族使他们苦上加苦，夺去了他们糊口之计和可怜的生命……
起义是突然地爆发的。这次起义是自发的、凶猛的，就像是一个山穷水尽的民族从绝望中发出的集体反应一样。起义在五月从贡比涅开始，很快就蔓延到巴黎与亚眠之间的整个地区，并且找到一个同盟者——当时巴黎市首席法官艾丁纳·马赛。艾丁纳·马赛正联合巴黎的商人和小店户们一起在反对国王。这次“雅克团”[9]起义是很凶猛的，因为在这些贫苦的农民心里累积的仇恨实在太多了。当时的农民领袖是吉奥·喀尔。这个农奴的斯巴达克是一个退伍军人。记载上说：“他是一个有学问，会说会道，面目清秀仪表整齐的人”。暴动历时五星期。镇压非常残酷，所有封建领主都放弃了彼此的嫌隙，一致联合起来反对农奴。当时曾有人这样记载：
至王囯最恶毒的敌人——英囯人，也不会像贵族对待农民那样残酷。
在摩城和克勒蒙·昂·波维西进行了两场大战。成千上万的农民牺牲了。起义领袖喀尔中了计，被骗到克勒蒙，受尽了最残酷的毒刑，最后被杀害。他被嘲弄地称为“农民王”，把一个烧得通红的铁环套在他的头上“加冕”，然后斩下首级。在瓦斯河、塞纳河与马恩河流域之间，所有村庄都被摧毁无遗。所有妇孺都惨遭屠杀。农民的子女们用不着会读书写字，但他们自然而然不会忘记这次大屠杀。在法兰西岛省和波维西省的草屋里，人们很久很久一直怀着愤怒的心情低声地谈论着这件事。所以，后来在大革命时期，农民杀害某些贵族并烧掉一些城堡自也不足为奇。这使我回想到巴贝夫[10]的解释。他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
各种毒刑、磔刑、苦刑、车轮鞭刑、炮烙、绞刑以及充斥各地的侩子手把我们风气搞得坏透了。领主们不但没有把我们变成文明人，相反地，使我们变成野蛮人，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野蛮人，他们正在并且将继续自食恶果。
这些由于贫困、绝望和饥饿而引起的暴动，遭到了野蛮的镇压，但是这些起义却并不没有作用的，它们促进了农奴制的崩溃。从十三世纪起，千百万的农奴得到了解放。这绝不是封建领主大发慈悲而采取的一个步骤，这是他们由于惧怕，同时也是由于考虑到新的利害关系的缘故。当时必须避免这种起义，因为这种起义，和奴隶起义样，可能动摇整个封建社会的结构。同时为了增加农业生产，也必须使农民对耕种发生更大的兴趣，并使劳动方固定下来。因为农奴一有机会——战争、暴动和瘟疫流行，就逃亡到森林里或跑到人口又重新增长起来的城市中去。农奴制妨碍了农村中任何一步进步和任何一点新事物的发生。农奴不是用钱赎买自己的自由——因为封建领主需要钱，就是用暴力夺取自由。总而言之，在大革命的前夕，全法国只有一百万农奴了。服尔泰就曾为汝拉山区的农奴仗义执言过。
这并不等于说农奴制在法国已经完全消灭，封建统治已经灭亡。因为，农奴制度只不过是当时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摆脱了农奴身份的农民依旧受着某些封建义务的约束。这些封建义务由于王朝加强了阶级税收政策而更加沉重，这种税收政策只针对着劳动人民，贵族（地主）和教会僧侣则不受影响。农民除了要满足封建领主的种种权利外，还要缴纳各色各样的赋税：所得税、补助税、酒税、关税、盐税。什一税还不算在内。这项税收一般并不归当地神甫掌握，而是由豪富的主教、有势力的修道院主持或既不管宗教事务又不周济平民的封建主享用。法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糙仍是封建的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一直到法兰西大革命时期都不曾有过什么变动。因此，农民的斗争精神没有随着农奴制消灭而消灭。只要提一提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农民斗争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太阳王”[11]在位时，农村情况更加恶化。
拉·布吕耶尔[12]曾写道：
人们看到某些强悍的雌雄动物散布于四野。它们被困在土地上受着风吹日炙，面目枯焦黧黑，但却不屈不挠地翻掘着土地。
试听一六七零年维瓦莱山里入的战歌[13]：
快有五六年了，
吝啬的包税人[14]、
副包税人、分包税人，
这些与我们的幸福势不两立的人们，
对我们肆无忌惮地进行惊夺。
饿够了，哭够了，
农民们：拿起武器来血战吧，
向那些吃人的恶乌和盐吏[15]扑上去吧，
必须和狼一起嚎叫，
对那些阿尔德什省的吸血鬼，
拿起你们的铁锹、铲子和锄头来
也去征收它们的税收吧。
勇猛前进吧，兄弟们！不要休息！
为了保卫我们的粮食，
在兰德那一边的原野，
飘扬着维瓦莱的旗帜，
上帝保佑陆尔[16]和他的部下！
十七世纪也发生过很多次农民起义：一六二四年在盖尔西发生农民起义；一六三六——一六三七年，在法国西部、中部和南部各省都有过农民运动；一六三九年诺曼第的“赤脚汉”暴动；一六四三——一六四四年克洛堪暴动。这些起义的直接起因都是对包税官的仇恨和反对苛捐杂税。但是斗争开始后，农民打击了税吏后就转向封建领主进攻。一六七五年，不列塔尼的农民也爆发了起义（在杜阿尔內奈与贡卡尔诺地区之间）。他们当时的行动纲领如下：
“十四个教区宣布为争取本省的自由而联合起来，要求废除违反阿摩力克省[17]自由权力的‘农贡’[18]和徭役。要求贵族的女儿也可以嫁给平民。神甫将领工资而不得再征收什一税或受官俸。司法权将由居民选出的有才干的人士掌握。从三月一日至九月中禁止打猎。销毁所有鸽笼[19]。农民有权把自己的小麦随意交给任何人磨面[20]。"
不久之后，卡尔莱地区的农民起义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当时政府派遣了一万名军队对这一个省份进行了非常残酷的镇压。塞维尼夫人在谈到这些兵士的时候，曾以贵夫人的冷酷口吻写道：“他们以偷盗为乐，前两天他们把一个婴儿插在烤肉叉上[21]。”
在一个社会临近它的历史末日的时候，它的统治阶级一定是抓住政权不放，并且加强它的统治手段。大革命前夕的情况就是这样。缺钱用的封建领主企图恢复早已消失的封建权利。他们重新审订户籍册，即记载一切旧封建租税的文件。在大革命前夕，封建制度不但没有消灭，而且相反地变本加厉了。一些古老的习俗受到了侵犯，这些习俗曾能让贫苦的农民增加一点收入，例如允许老年妇女及儿童在田地里捡拾落地上的麦穗的拾取散穗权。在某些地区，田地四周圈上了篱墙，这就等于取消所谓“公共牧场制”，这种制度允许农民在收割以后随意在任何田地上放牧。牧场、森林等公产及其使用权为那些最贫苦的农民提供了一些补充收入，而封建领主们则得寸进尺地占公产为私有，并实行分配，而经常是自己覇占三分之一。这一切都威胁了贫苦农民的生存。
在同一时期，号称为重农派的经济学家主张改造农业：建立大型农庄[22]，废除旧日遗留下来的公产，把公产根据各地主所有田地的面积大小按此例分给他们，听任谷物自由运输。这些经济学家反映了大地主们的主张——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大地主。这些大地主，和过去英国的大地主一样，希望把资本主义形式带到农业生产里面来。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也要求在工业方面停止管制并废除行会制度。法国的一些大封建领主每年至少在领地上住一个时期。他们想重振家业，而当时却正是个好机会。人口的迅速增加促成粮食价格上升。小麦价格飞涨，据估计在一七八五年至一七八九年之间，粮食价格上涨百分之六十三。因此，生产小麦和肉类是投资的好方向。重农派当时最有影响的是奎纳和古纳，这一派人的任务就是以他们的理论来为那些农业兼并的新手段张本，就像他们同时也为工业资本家吞并手工业张本一样[23]。
当然，农民中成分也不一致。当时有所谓富裕农民号称农夫，在巴黎盆地富饶的产粮区也有很大的农庄庄主。但是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很贫困朝不保夕的。那些从事农村手工业借以取得一些副业收入的农民则受到机器发展的威胁。所有这些贫苦的农民的生活都很悲惨，他们日常的食品就是硬面饼、面包、面粥或青菜——马铃薯当时还不很流行，有一点咸猪油，很少能吃到鲜肉。
农业佣工的生活还要艰苦，他们人数很多，特别是在诺尔省，此卡第、诺曼第、不列塔尼和巴黎一带。其中有些是长工，但大部分只有在农忙季节才能找得到工作。农闲时候，生活就非常贫困。他们一般都没有家，成群结队地流浪于全国各地，以讨饭为生。在日后工业发展起来的时候，首先被吸引到城市里去的就是这些人。虽然这些农村无产者成份并不一致，但他们都意识到自己的贫困境遇；虽然在他们当中还没有任何斗争组织，但在季节工人里面曾经发生过罢工运动。他们“阴谋”（当时人的说法）争取较高的工资。在大革命初期，瓦斯省的一个商人曾记载道：种植者（即富农）“知道这些穷雇工大部分都是从四五十里或一二百里以外远道而来的，他们已经没有盘缠回家，所以是非找工作不可，种植者就随意出个工价迫使这些人替他们做活。”
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反抗和罢工的人。罢工和不罢工的工人之间也常有殴斗。一七七二年一个法官发布的公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公告上写道：
收割工人及外来人众，一律禁止携带木棍、石块及其他武器聚集成群，并禁止擅离大路走向田野，扰乱及殴打任何进行收割的农人。如有违反，则处以枷刑并驱逐出境。
逻卒也往往出面干涉，常有伤亡。虽然如此，临时雇工的反抗使收割推迟几个星期的事情依然数见不鲜。这是农业劳动者悠久的斗争传统，下面我们还会经常碰到。
在研究法国工人运动的起源时，我们决不能撇开一七八九年农民的情况不提。那时法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数达两千一百万，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当时承受着封建制度最大一部分的重担的就是他们。
因此，十八世纪的时候，由于农民的贫困而产生了一些广泛的乌托邦社会思想，就不足为奇了。改革农业、制定农业法令、公平分配地产，这些都是当时的进步思想家试图解救农民贫困而关心到的问题。这些乌托邦思想，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一种希望，那就是想使所有农民都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阿尔尚松侯爵在他的日记中，就表现了这种心情。他写道：
应使土地仅为耕者所有，而耕者则仅应耕种本人力之所及的土地。
这也就是卢梭的理想，他曾写道：
假如我有钱……我就在绿荫复蔽、风景宜人的小山坡上买一所小小的农舍，白色的房子烘托着绿色的窗板。院子里养家禽，牛栏里奶牛供应奶品……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写到：
“假如全法国都能分成小农户，那将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景象啊！”
卢梭的作品反映的正是当时小农的困苦。他在怀念农民的生活时，曾斥责奢侈的风气说：
奢侈的风气在城市中养活一百个穷人，可是在农村中却害死十万个贫农。富人和工匠为了不必要的享受而在手中流转的金钱，正就是农民所失去的衣食所需。我们的厨房需要调味的鲜汁，因此很多很多病人就连面汤都喝不到。我们的餐桌上需要美酒，因此农民就只能喝白水。我们的假发需要傅粉，因此很多很多农民就吃不上面包。
卢梭心目中的平等就是一种财产和生活条的平均。在他的科西嘉宪法草案中，他要求每个公民所占有的土地加以一定的限制。囯家应有责任通过遗产法和累进税防止大产业的形成。卢梭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独立生产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
然而十八世纪的乌托邦思想中也出现了另一派别，主张财产公有。他们通常都以当时残存的一些公社传统如拾穗权、收割后的公共牧场制，公产等等作理论的出发点。他们代表那些离开了公产制就不能生活而变成小业主似乎绝无希望的人所抱的愿望。莫尔利就是这样想法的。在他看来，私有财产已经不应该再存在，他写道：
专横制度妄想永远让极少数人养尊处优，并且名之为富贵荣华，而使其他人等辛勤劳动。这种区别使前者成为游手好闲的人和贵族，而后者则对强制执行的义务感到憎厌和反感。总而言之，人们称之懶惰的恶习以及我们的忿怒不平都是从无数成见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成见都是我们大多数社会违反自然的不良结构所必然产生的东西。这种腐败现象都是由私有财产制造成的。[24]
在莫尔利所“梦想”的社会中，土地都归公有，一切产品都贮藏在公有的大货仓里。
换一句话说，当时反映农民困苦的理论家分成两派：一种是“分地”派，一种是“公有”派。不论哪派都空想主义者。因为他们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中看不出有任何可以改造社会的力量。但是这些空想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又重新出现，甚至在孕育它们的经济条件已归消灭之后还继续存在。它们虽然来自农民社会，但仍将使初期法国工人运动无可否认地带上了这些色彩。
到了一七八九年，这种乌托邦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已经与现实不相符合，因为当时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的对立。
※※※
农奴制度之所以消灭，封建剥削之所以发生变迁，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工业必须找到大量的劳动力。在整个中古时期，法国的各个地区都过着一种闭关自守的经济生活。当时的交通很困难，交换很稀少。每一块领地都必须自给自足，必须在当地制造并供应许多日常生活和耕种田地的必需品。农民必须制造自己用的家具——虽然做得很粗糙，同时必须制造自己用的农具：犁耙和铁锹。妇女则用羊毛来纺线织呢。
当然，很早就已经有专业的工匠，制造某些比较复杂的物品：如鞋匠、鞍匠、铁匠。他们经常住在城堡或修道院里——因为封建领主可能就是修道院的院长。他们也和农奴一样附属于领主。
但过了不久，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的时候，商业又重新出现。国王对其他封建领主的权力开始树立起来，那些抢劫行商的土匪领主，已被镇压得无法为非作歹。因之交换逐渐恢复。驿道、市场和市集又开始热闹起来。分工日趋明确。手工业者不复仅为领主及其农户服务，他们已经为市场而生产。他们和商人一起在镇上定居下来，这些小镇后来就变为城市。商人和手工者都出身于生活贫困的小百姓，大多数原来是农民，因而继续受着领主的管辖。但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条件，同时也由于他们已经不像农民那样各自分散，所以就有可能团结起来。他们成立了城市组织，迫使封建主——贵族和僧侣——准许他们独立：这就是当时的公社运动。編年史作者吉倍·德·诺尚，曾叫道：
公社，这是一个多么标新立异和可憎的字眼啊！
有些封建领主由于经济困难，就让城市居民赎取他们的自由。但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往往是用武力来解放他们的城市的。有时国王也支持他们，因为囯王认为这个年青的市民阶级，可以作为自己的同盟者来反对与王室为敌的贵族。
在城市內部，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各种社团，后来称为行会。手工业和商业每一种行业都组成一个行会。行会原来的基本目的就是保卫本行业，主要是争取有利的价格，保证商品的质量，和避免彼此的竞争。为此，它们制定了非常周密的章程，但后来这些章程的保持又成为技术进步的障碍。每一个作坊里都存在着同样的劳动组织。作坊里有师傅、工匠或帮工之分，最后是学徒。每一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东，这些人就是行会的领袖，负责执行各种章程。当时的生产方式还很简陋：师傅是作坊和集体工具的所有者（每一个帮工一般都有自己的生产工具）。
在起始的时候，想成为师傅并不需要很多钱，帮工也能够上升为师傅。这种组织形式是在十一、十二世纪出现的。起初，封建主相当不喜欢这种组织形式，后来由于行会向他纳贡才行会的存在。
这种行会组织之所以能存在，正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方式还很简陋。后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所出现的新式行会，那只是企图用行会这个字眼来故弄玄虛。实际上，在劳资联合的招牌下，这种行会工团主义只是把工人阶级出卖给最反动的那部分资本家阶级而已。所有最近的经验都无情地证明：墨索里尼的各种行会，希特勒的劳动阵线和贝当的劳动宪章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新行会主义的理论家曾把中世纪的行会制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必须记住，行会制度是资本主义前期的一种组织形式。师傅在起始的时候也不能与资本混为一谈。马克思曾很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资本主义生产，事实上，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在这个地方，同一个资本同时雇佣较多数的劳动者，以致劳动程序扩大了它的范围，而以较大的量的规模来供给生产物。[25]
可是早期的行会并不是这种情形。我们以后会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后来是在行会以外，并且是与行会对立的情况下发展的。
在城市里面，不久就出现了居民的分化。富裕的市民结成集团，这些人通常是商人，他们掌握了城市的领导权。随着商业的发展，他们的权力也日渐强大。在百年战争的大乱过去之后，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新大陆和其他地区的发现又开辟了新的商业道路。各种货物，如辛辣食料、糖、香料、宝石等等，都可以直接从远东到法国了。
当时的物价普遍曾涨。但是与某些历史家的看法相反，这并不是由于大量的金银从美洲勇到的原因。事实是，我们必须记住：
流通界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是决定于商品价格（货币价值保持不变动）的总和，而商品价格之总和则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26]
在整个十四世纪及十五世纪当中，物价是一直随着大量商品流通的增加而上涨。这种物价的上涨引起了贵重金属从美洲大量输入，从而使作为商品的白银加速跌价（生产白银的必要劳动时间不段减少）。这种物价的波动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但是商人却从中获利，行东们反而比不上他们了。
教会一直与封建的农村社会有着密切关连，它本身不很需要信用借贷，所以它一向谴责带息借贷。但是这无关紧要，商人们一手借出，一手借进，他们不是和教会敷衍勾搭，便是和喀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派联合一起。喀尔文认为“带息借贷”是“对共和国有利的而且是共和囯所必需的”。十六世纪的商人在他们则账本上很虔诚地写道：“账目清楚，可进天堂”。同时，教会也并没有坚持，教会的神学家们不久也就承认带息借贷是正当的。两个世纪以后耶稣会的神甫就以买卖人的口吻来谈宗教了。富人成为“上帝的账房”，并且由于他们能够对穷人施舍，他们就可以得救而进天堂。
亚森特·德·加斯盖神甫在一七六一年曾说：
耶稣自己就是你们的保证人。你们的资本是投放在他神圣的双手中和他崇高的头顶上。你们难道能够有比这样还更坚固可靠，还更有利的投资方向吗？这种资本永远也不会消失，它的利益将是永生不灭的。[27]
商业资本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商业资本[28]虽然加剧了封建社会的危机，但是当时的商人并不是“有意识的革命者”[29]。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內，他们像手工业者一样在行会內进行活动。他们心目中所要取得的“自由权利”，是指特权、免税和执照。只有工业资本才是颠覆封建社会的大变革的基础。商人则变成了包买主。
甚么事情使商人从事‘包工头’这种特殊的职业呢？只有一件，那就是，售卖价格虽然与他人相等，但可望得到更大利润这件事。现在，他有了这种前途了。因为他可以雇用那些小老板作事。一向来，生产者只能售卖他的完成生产物，在这个限制，生产上的这个因袭的限制，被打破了。商业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劳动力的所有者虽然还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但不复有原料了。他虽然保障了织布工人的经常的职业，但在反面，却能压低织布工人的工资，使他们提供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成为无给的。因此包工头就可以在向来利润之外占有更多的剩佘价值了。[30]（译者：此处“包工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译作包买主或包买商。）
下一个阶段就是手工场的建立了。
市场底发达，资本底积累，诸阶级底社会地位底改变，大批人手被剥夺了收入底来源，这一切对作坊底形成就是历史的诸先存条件。[31]（译者：引文中的“作坊”，即手工工场）
手工工场之出现是十六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末叶法国工业生产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手工工场的法律地位如何，是否直接或间接隶属于国王，这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它使资本主义能够更迅速地发展起来。
手工工场与以前的作坊和今日的工厂都不相同。它和作坊不同的地方是它聚集了很多的工人。这些工人可以各有不同的手艺，他们聚集在一起为了制造一种商品，而这种商品必须有这些不同的手艺通力协作才行。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曾被马克思以制造四轮马车为例加以具体说明。他写道：
一辆四轮马车，原来是许多种独立手工者（如车匠、马具匠、裁缝、锁匠、带匠、旋盘匠、缘饰制造工、玻璃细工、画工、漆匠、描金匠等等）的劳动的总生产品。四轮马车的手工制造业，把这各种不同的手工业者结合在一个工场，同时协力来劳动。当然，一辆四轮马车在制成以前，是不能描金的。但若同时有许多辆四轮马车在被制造，则在别部分还在生产过程较初的阶段中时，可以不断不有一部分在描金匠手中。[32]
手工工场也可以把从事同样手艺的工人聚集在一起。路易十四的首相科尔伯曾为发展手工工场费过很大的力气。他甚至想把所有花边女工都集合在一个“法兰西针织公司”里面，而且他也当真集合了五千人之多。一六六五年，一个名望·罗贝斯的荷兰人，离开本国来到法国的阿贝维尔城，开设了一家英荷呢绒手工工场。他取得了皇家特权。这种特权主要包括在亚眠城周围八十公里以內的专业权、免税权和他一家人自由信奉新教的权利。这个手工工场办得很发达，到了十八世纪已经雇用了将近一千七百名工人。这个工场进行各种工序，从接受原毛一直到织成呢绒成品止，有时甚至还带绣花。
很明显，当时的王朝政府是鼓励这种企业的。因为在国內制造成品可以阻止货币外流，同时也可以使数以千计的既无土地又无职业的法囯人民得到工作，虽然是一种艰苦而收入菲薄的工作。
后面这一条理由是曾经黎塞留肆无忌惮地提出过的。他曾说：
“任何政治家都一致认为，如果人民的生活过于舒适，便无从使其安分守己。”
他毫不犹豫地把百姓比作“长时期休息比劳苦更为有害的习于重载的骡子。”[33]
若干手工工场可以算是国有工场，例如哥伯林和波维的织毡工场，肥皂工场（先在卢佛宫，后来在夏乐宫），布勒斯特、土伦、罗什福尔和拉森纳的兵器工场。可是，即使是国有工场，国王还是可以把经营权交给私人，该私人还可以得到场长的称号和许多权利，如豁免捐税、豁免关税，豁免过桥税等等。国家不仅拨土地给他，而且还可以付给他四分之三的建筑费。此外，场长在政府的帮助下、保证自己的产品找到销路。加上对工人们肆无忌惮的剥削，这对场长来说显然是一笔好生意。另外一些皇家工场把当地的若干制造商联合在一起，如奥勃松的织毡业就一个例子。此外比较通行的是那些由国王赐给特权的一些特殊商家。除了这些所谓皇家工场之外，我们还棏谈一谈一些私营工场，这些私营工场有的属于私人，有的属于合股公司。
现在我们已经谈到了最基本的问题，因为要创办这样的企业，必须有很大的资本。所以，当时出现了许多彼此联合一起共同建立并经营一家手工工场以分享利润的资本家。对资本家来说，把工人聚集在手工工场里劳动，不但可以提高生产而且还可以减少开支（这是同一般的作坊比较来说）。不过开始时候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本。当时的师傅不过是些手工业者，他们手里没有这样的资本，因此有时由商人，有时由那些经营农业、剥削农民而致富的贵族们拿出钱来。
可是，工人的集中带来了工人彼此之间的分工。工人变成了一部分工作的专业者，因为他们现在所做的只是以往所做全部工作中的一部分。马克思在他所举的制造四轮马车的例子中，对这一点作了如下的说明：
专门在四轮马车制造上被使用的裁缝、革匠等等，渐渐失去了在原手工业全范围内工作的习惯，并渐渐失去了这样的能力。[34]
劳动效率当然是提高了，生产力也增加了，但是工人却变成一个机器人，很快地习惯于迅速并正确地作某一种固定的工作。
手工制造业使劳动者化为一个畸形体。拉布拉达诸州的屠户，专为毛皮或脂肪，而杀去兽的全身；同样，手工制造业也牺牲一个生产冲动和生产能力的世界，温室似地，助长他的部分熟练。[35]
训练这样一个工人当然比学习全面工作要快得多，因此，这种工人的工资就更加菲薄了。于是在手工场中出现了工人的等级。有些工人作很细致的工作（这里特别可以看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分歧）。另外一些工人只作些无需乎技术的粗工，这种工作是妇女和儿童也能够做的，于是妇女和儿童大批被吸收入手工工场。同时工具本身也在演变。工具和工人一样，也走上了专业化和适合于固定工序的道路。所以手工工场与作坊之不同主要就在于：手工工场把工人集中在同一个企业里，它属于一个资本家，或一个组织严密的资本家集团，同时它实行分工。
但是手工工场在许多方依然保持着手工业作坊的面貌。虽然工具已经有专业化的倾向，但是工作母机还不存在。主要的动力还是人力。工人们依然得用手工操作，并且一切依赖工人的技巧。和行会一样，工场手工业也有很多非常严格的规则。科尔伯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规则。如果我们现在把关于呢绒制造业的法令序言读一遍，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主要精神依旧是和行会章程的精神一致的。该项法令的序言中说：
近几年来，呢绒、哔叽与其他毛棉织品在长度、宽度、拉力及质量方面，曾有很多欺骗行为。我们要尽可能纠正这些现象，并使所有同一种类的产品，不论在何处制造，都有统一的名称和质量，以便增加王国內外的销路，避免购买人上当受骗。
科尔伯并曾制定“手工工场总经纪人”制度。这些总经纪人的职权很像行会中的行东。他们负责检查条例的执行情况。
这就是手工工场的历史地位。它的诞生改变了工人的生活条件，同时，在发展生产力的观点上看，它同手工作坊比起来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进步。
但是，市场对工业品的需要比手工工场生产能力的增长要快得多。机器的出现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手工工场本身的存在也为这个新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手工工场当时已经能够制造复杂的机器所需的各种零件。工厂，即现代化大工厂，已将起而代替这些手工工场，就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于十八世纪在英国发生，影响很快就波及法国。
工业革革命的特点首先是一系列的技术发明，这些发明在纺织工业——纺纱和织布——方面，特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要把纱织成布，织工必把纱交织起来，就是说把一根纬纱横穿一列绷紧的经纱。这个工作以前一直是用手工做的，工人拿梭子把纬纱穿入经纱。一七三三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织布机，使梭子自己动作，以后织布过程就快得多了。但是接着又发生了缺纱的危险，因为细纱还是用手摇纺车来纺的。织布业既然需要很多纱，而纱的用途眼看还要扩大，于是纺纱机的发明就应运而生。此后，各种发明接踵而至，因一个生产部门中发生的任何变化，一定会影响另一部门。到了一七七一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一七八五年，卡特莱特发明机器织布机。不过，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工作母机的诞生。工作母机是“一个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之后，便用它的工具，和以前的劳动者，作同样的工作。”[36]
这个进步是在棉织工业方面开始的，因为通过商业关系之扩大，远方的棉布——印度布或白洋布——在欧洲市场上出现了，而欧洲资本家（特别是当时的英国资本家）觉得用美洲产量日益增加的棉花来织布是有利可图的，同时，人们也会了染布和把各种花样印在布上的技术。毛织工业和丝织工业也先后机械化起来，和棉织工业相抗衡。
纺织工业的变革，带动了冶金工业的变革。织布机起初是木制的。这就有两种不方便：一方面木制织布机容易损坏，另一方面，木机太脆弱，因而不能转动得太快。铁本来可以作为更坚固和更耐用的原料，但是太贵。当时用木柴炼铁，而森林日益在減少。因此，有人就想用煤来炼铁。但是这样的作法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拥有森林的地主们唯恐失掉生财之道，于是起而反对资本家。最初用煤炼出的生铁质量并不高，很脆。于是人们就想把炭的成份从生铁中分解出来以成纯铁。后来发明了搅炼铁的方法（把生铁和某些铁的氧化物混合在一起，使些氧化物的氧吸收生铁中的炭），才达到了这个目的。从此以后，就可以生产坚硬的铁和钢了（这种方法从一七八四年起就在英国采用了）。
可是，用什么方法使这些新发明的机器转动呢？在很长一个时期只能用人力，后来又用水力，所以许多工场都建筑在河边。这时候，新发明机器的质量已经相当高，而可以用的动力则很不够，两者之间已是不甚相称。然而，当时大家已经知道蒸汽机的原理。法国人德尼·巴宾在十七世纪末叶就已经发明了这项原理。但是他是新教徒，所以被驱逐出境，卜居于英国和德国。一六八七年，他发表一部回忆录：“新式车水机器的构造及用途”。一七零七年，他发明了第一艘汽船。但事实上，巴宾只是一个开路人，因为在他发现蒸汽机原理的时候，当时生产工具发展得还不够到需要强大动力的程度。相反地，到了十八纪末叶，在工业上利用蒸汽的力能已经很感迫切。一七七五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制成第一架蒸汽机。起初，主要在矿山里才用蒸汽机，这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火力抽水机。人们用它来排除矿里的积水，以便开采一直遭水淹没的煤田。
用蒸汽为动力的各种机器将使资本家增加利润。归根到底，只有利润才是推进技术改革的原动力。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因而除非使生产关系，亦即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37]
“包买主”和手工工场的出现，以及手工工场转变为工厂的事实，都可以用追求利润说明。
无容置疑，英国当时是比法国进步。英国资产阶级，通过规橂宏大的殖民地商业，已经很快地发财致富了。大地主没收了农民的土地，把他们逼得离乡背井，同时为手工工场和工厂造成了一支立刻能用的劳动后备军。十七世纪的各种变革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得到了政权。在法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发生较睌。我们将在下文看到，一直要等到一八三零年的革命，它才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但早期的征兆则自从十八世纪就可以看出来了。
※※※
无产阶级是与工厂同一时代诞生的。只是从这时候起——即从工业革命起，才谈得到工人运动。
然而，当时还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而只有许多在城市和乡村中的作坊和手工工场里作工的男男女女。我们在上文所加以区别的生产力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曾给这些劳动人民带来悲惨的后果。
从十二世纪起，人们已经谈到工人的贫困生活。这种情况在纺织工业中尤为显著。当时为商品市场生产的纺织工业，还不过是具有手工业形式的早期工业。克莱第安·德·特尔瓦在一一七零年到一一七五年这一时期中为丝织女工写的一首诗，就是证明：
织金线，织丝线，
女工费尽心和眼。
人人依然穷彻骨，
肘后和胸前，
衫子破得像花边，
背上油腻一大片。
细脖子，苍白脸，
饿瘪肚子受熬煎。
我们再听一听她们自己那种缓慢和凄凉的歌谣，这是劳动的歌谣也是苦人的歌谣：
手中织绫罗，
身上穿破衣，
衣破常露体，
无食腹常饥。
工钱拿到手，
果腹仍难提。
顿顿硬面饼，
晨少晚更稀，
…………………………
咱们穷断脊梁骨,
靠咱工钱发财的
一个个坐享其成。
咱们白天干活
干到更深夜又静，
累极了敢歇歇吗，
皮鞭子可不容情[38]。
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就是那么凄惨的两个世纪！
然而，这正是那个被人称颂为善良公正的圣路易时代，也就是工人们创造哥特式艺术杰作的时代，然而那些传记家却要把他们形容成粗鄙野蛮的人。工人的起义和残暴的镇压标志着这两个世纪。骚动首先从小行业开始，继而波及制造出口货的企业。在某些弗兰德城市里，毛织工人必须住在城墙的外面，晚上城门即紧闭，以便大商人能安心休息。一二八零年，依普尔发生一次猛烈的织呢工人暴动，六个法官当场被杀死。十个被捕的罢工工人因而被挖掉眼睛。通过我们至今还不清楚的方式，暴动不仅蔓延到全部纺织业地区，如布鲁热、杜亚、土尔內等地，而且还波及罗文、卢昂、加恩、奥尔良、冷斯、贝西尔和土鲁斯。这些都是很壮大的城市工人群众的运动。他们在极端贫困和经常受欺辱的生活中找到了掀起运动的理由。他们这些运动的普遍性和彼此配合的情况，证明其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在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些运动具有真正的起义性质，但是它们却较接近同时代的农民起义，而和现代的工人运动比起来还是不大相同。除了这些运之外，还有地区性的和限于某一行业的罢工运动。“罢工”这个名词当时不存在，但是人们已经常常提到“达克昂”。当时一个法学家对“达克昂”下了如下的定义：
“工人们为了共同利益，彼此答应、保证或同意不再为原来的低工资劳动，而擅自增加工资；彼此议定不接受低于他们所要求的工资，而决定对不守信义的帮工进行惩罚或威胁。这样为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同盟即是‘达克昂’。如果人们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违反总的利益，而且也将永远不会有好的工艺品制造出来，因为各个行业的工人都将争取不合情理的高工资，而共同利益决不能容忍无人制造工艺品。”
十六世纪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混乱的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的发现和人文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內部初露头角，广大人民为资本的初步累积付出惨重代价，工商业的发展促成政权开始集中和封建分子反抗政权集中（因为政权集中仅仅有利于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即国王）等等都交织在一起。这是各种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刻画一个理想社会的美景的时代。乌托邦这个字本身就是在一五一六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他的“乌托邦”一书时产生的。当然，莫尔是英国人，他所引用的一些情况都特别与英国有关。但是他的论证对当时的法国也是同样适用的。他以何等的大胆批判和揭发当时的贫困现象！社会秩序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富人们、贵族们、特别是贵族地主们的优裕生活，同时它也开始保证那些财阀和银行家的优裕生活。法律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而制订的，而劳动者的命运却比畜牲还不如。这种罪恶的根源，就是私有制。既然当时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社会阶级能够推翻压迫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托马斯·莫尔自然只能把他的读者引向一个未知国，他把这个未知国名之为“乌托邦”。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有这个国家才真正的可以称为共和国，因为一切财产都是公共的，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会同集体利益相抗衡。那里只有懒汉和游手好闲的人才不齿于社会。人们每天的工作只有六小时。由于没有人强占别人的劳动果实，所以生产是绰绰有余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没有区别。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提高文化水平并致力于科学研究，因为必须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多的时间来提高精神生活”。
意大利修士托马斯·康帕內拉所想像的乌托邦比此更要大胆一些[39]。他也主张一切财产都归公有，他也想像一种不复成为奴役的劳动，他说：
在太阳城里面，有用的劳作、各项工程、科学和艺术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均分给全体公民去作。每天只需要工作四小时就够了。[40]
然而，不仅如此。康帕內拉对科学和人类的发明创造力抱有无限的信心。他预言人类将能够在天空中自由航行，而且用某种镜子就可以观察星球。保尔·拉法格曾写道：
康帕內拉的乌托邦是所有乌托邦著作中一个最大胆、最彻底和最美丽的理想国之一。谈到他的哲学共和国组织方面，他把人类彼此之间和妇女儿童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详细地加以规定。他甚至细致地谈及私人生活的一切细节。他以最自由的精神对待和处理当时的和在十九世纪仍存在的各项社会问题。[41]
因此，我们很可以了解，为什么托马斯·康帕內拉会受到当时反动分子的仇视，以致在监狱中度过了二十七年的光阴，也可以了解为甚么儒勒·盖德虽然考虑到历史条件的不同，却依然有一天（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在众议院中高呼道：
“我们不否定，而且将永远不否定以往那些共产主义者。你们可以漠视巴贝夫主义者，把我们和柏拉图的共和国、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內拉的太阳城看做一脉相承，而我们对所有这种伟大的过去，却引以为荣，作为我们的传统。同我们上古时代的传统一样，我们要求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是所有曾用手和脑为公共的福利和幸福而斗争的人们的理想。我们对这些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这一时代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和理论见解，只有用阶级斗争才能解释。恩格斯曾对这种情况的复杂性，就其关键所在很清楚地揭露出来：
从其发展时起，资产阶级就带着它的对立体以俱来：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当中世纪的行会的行东发展成为近代的资产阶级时，行会的工匠及行会以外的零工，也以同样程度转化为无产者。虽然整个的说，市民阶级在和贵族斗争中，曾可以认为自己有权同时代表当时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可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作为近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的先驱者之阶级，也已经爆发了本阶级的独立运动。[42]
这就是十六世纪的社会发生动荡的深刻原因。帮工对师傅的斗争，帮工同师傅联合起来对商人进行的斗争，都是当时的社会性质的斗争。
在行会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比近代的一位历史家说得更清楚了：
商人把很多往日的独立劳动者降为计件加工匠，然后又降为单纯的雇工，这样，他们动摇并威胁了整个社会结构。这已不仅是师傅与工人间日益加深的鸿沟，而是在手工业阶级本身里面已经出现并且将日益加深的一道裂痕。一五五七年，翁德舒特的一些师傅自称为“可怜的无辜之人”，并以辛酸的口吻埋怨那些大包买主使他们失去独立并陷于贫困。在法国北部的许多城市中也发生了同样的冲突。如果用虽然有些过分但也符合事实的话来说，工业小资产阶级已面临走向无产化的危机。[43]
此外，行会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可能不被生产力的变化所动摇。在大多数的城市中，帮工排斥出本行的管理机构，与此同时，在大多数城市的市政机构里，“机器和出身微贱的人”也被排斥出去。帮工已不可能上升为师傅，即作坊主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师傅费”提高了很多。如果要在巴黎成为一个造锅师傅的话，一个师傅的子弟只要付出十个苏[44]，而一个在巴黎当学徒出身的帮工却要付出八十个苏。一个外工——即在外地当学徒出身的帮工则要付出二百四十个苏。当时，上升为师傅必须提出一件“操作”，这种制度已经十分普遍，特别是完成这种作品所需的费用越来越多。从一五六五年开始，“杰作”制度已经具有强迫性，有时需要好几个月甚至两年多的劳动才能完成。同时，为了使“杰作”日趋昂贵，使用黄金白银等贵重原料又变成了一种风气。而且除了原料以外还有很多其他费用。下面是十六世纪末叶，亚眠一个候补药剂师开业时的各项花费：提名时的酒会；考试时的宴会；在进行考试期间，他必须供给四个监考人的午饭和晚饭；宣布考试结果的那天晚上，必须宴请全体评判人；等到“杰作”及格并隆重地送到巿政厅去的时候，又得大排酒席，这一次不仅必须邀请全城的药剂师，而且必须邀请他们的妻子、全城的医生和他们的妻子和已故同行的妻子等等。自然，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行会章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礼物要送。
相反地，师傅的儿子和女婿却可以享受种种便利。他们不必花很多钱就可以承继父亲或岳父的家业。如今，这条上进的路也已经断绝。贫苦的工人将永远贫苦，永远作工人。他们没有办法再当师傅。
在那些所谓没有行会控制的自由行业里，这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而且更迅速的变化。其实，行会制度并不能统治一切。许多行业，许多地区不受行会的控制。往日中世纪的工人在这些自由行业里还可以变成老板，现在，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和信贷制度的发展，想作老板必须有资本，至少也得有一笔小小的资本，而工人就没有这笔资本。此如说一个印刷工人，他从工资上积蓄下来一些钱怎么也买不起印刷机、字盘、活字、油墨和必要的纸张，他雇不起帮工，也做不到先垫钱等那些书印好卖出去后才收回钱来。
可怜的学徒们，他们的境遇比帮工还要坏，他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中社会变迁的牺牲者。
我们只看一看十六世纪的那些闹剧，例如“裁缝闹剧”，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学徒已经成为“加夫罗什”[45]类型的人物了。年青的艾索贝学裁缝手艺的，他很调皮，决心尽量戏弄下他的师傅，而且他的手段都很巧妙。可是这些玩笑里面隐藏着多少辛酸的眼泪啊！学徒吃得很坏。当他的师傅责备他吃得太胖的时候，艾索贝回答说：
“这大概是饿胖了
……我在你家一星期没见
有人在灶上烧锅。”
有一位女顾客拿来一只竹鸡，并且指明一定要分一些给小听差吃，师傅就说艾索贝有胃病，如果吃野味就会丧失性命，所以只能吃面包和白水。当然，在戏里面，师傅最后是被人痛打一顿，引得一般观众哄然大笑。
当学徒不再被当作听差使用而能作为一个工人的时候，他也没有工资可拿或是只拿一些很少的工资。这种风气愈来愈流行。因此，学徒同工人之间发生直接的竞争。工人常常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学徒，可是实际上却与学徒毫不相干。学徒在师傅家受剥削，如果逃出师傅家，自己家里又养他不起，而工人受了穷还要拿他出气，所以学徒是当时最最不幸的人。后来还得经过很多年的工人斗争，成年工人才知道自己和学徒是一家人。甚至到了十九世纪，还可以看到帮工虐待学徒。至于资本家呢，他们一出世就知道使劳动人民彼此对立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以上说明十六世纪是一个罢工和工人暴动的时代。在历次罢工中，里昂印刷工人的罢工最具有典型性[46]。在那时候，工人已经提出具体的要求：改善“面包、酒和副食”那部分实物工资，改订工作时间（当时曾有帮工从凊早两点钟工作到睌间八点钟）并限制学徒的数目。这一次罢工是在一五三九年爆发的。罢工工人组织得非常出色。他们筹集了一笔“公共基金”作为救济费，同时成立一支工人队伍以便纠结后来人们所说的黄色分子，并于必要时和警察对抗。事实上，里昂的乱事一直到一五七二年方才停止。
当时全法国的城市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王朝采取了凶暴的手段来阻止罢工动动的发展。敕令和规则一道又一道颁布出来。由于里昂的罢工运动，弗朗索瓦一世曾以上谕禁止任何师傅进行彼此间的联盟，同时也禁止帮工彼此联合。该项上谕禁止：
“任何行业的师傅、帮工和佣工在任何情况下进行任何大小集会，从事任何垄断行为。同时，禁止任何帮工、工人假借联络同行兄弟或以其他借口聚众结社，禁止互通消息介绍工作或唆使辞掉工作，禁止以任何方式阻挠师傅选择本国工人或外国工人。帮工工人如有违犯，将处以罚金一百里华。”
事实上，政府是依然准许师傅自由联合的。全国城市中警察法规所压迫的无非都是工人。第戎城的工人必须从事本行手艺，否则限十日內出境，过期则处鞭刑。巴黎禁止面包匠
“集会，佩剑，携带短刀及其他可以用来殴斗的棍棒，除在礼拜日及其他节日外，禁止戴帽、穿着大衣及长裤。只有在礼拜日及节日才许穿戴白色、灰色或其他颜色的衣帽。”
他们在工作日必须穿衬农和短裤，不准戴帽穿长裤，以便易于辨认，并使他们平日无法离工出门。
同门会和兄弟会就是在这些斗争中产生的新组织。其实这些组织是在十六世纪以前就有的。它们的起源无疑是很悠久，不过大家知道得不太清楚。当时的同门会是带有宗教性质的，除了同行中人组成的同门会以外，还有其他的同门会。总之，每一个同门会都供奉一个圣者，逢到该圣者的节日，同门会便举行出会等宗教仪式或宴会等世俗庆贺。起初，师博和帮工都参加同门会。但不久，由于行会制度的发展，师傅和帮工开始分别成立自己的同门会。帮工的同门会往往收集互助基金，成为救济互助的团体，有时也发动罢工。总之，它们时常与不断采取各种手段压迫它们的政府当局发生冲突。它们屡次被禁止，但是每一次都重新建立起来。然而，到了十八世纪大革命的前夕，它们的重要性和活动范围已大不如往昔了。
反之，兄弟会所起的作用则较为重要。它们的起源几乎无人知道。传说最早的兄弟会是在纪元前一千年建造耶路撒冷庙的工人组成的。没有问题的是：很多兄弟会的标志和仪式都是从营造业方面发源的。如果当时没有大批工人参加劳动，中世纪的那些建筑物都不可能建起来，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当时许多许多精通手艺的石匠、瓦匠、木匠和玻璃匠，都在姓名失传的营造师傅指挥下从事劳作。那时候的手工业者和艺术家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时能够产生出很多现实主义的雕刻作品，却都要归功于他们。当然，教士们也曾提供一些主题，他们手抄本中的着色工笔画也曾被教堂的集锦玻璃用作蓝本。但是工人的作品都常常不受本题的拘束，而且在有关圣经史的作品中，简直说不清有多少人物和场面是从日常生活中脱胎来的。这些都是城市和乡村中日常生活的形象，而大部分工人正就是从农村来的。
这些是中世纪聚集工人最多的场所，真正的工人组织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工地上产生的。如果人们了解到，当时宗教传统的力量是如何沉重地压在人民的身上，那么工人在建造萨罗门庙的人里面找出了传说的袓先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比方说，我们知道那些劈开红砂石，以鬼斧神工修成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石匠们曾经组成秘密社团。那末在其他城市中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总之，从十六世纪起，兄弟会越来越多，而作用也越来越大，这种发展和上述那些巨大的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兄弟会反对师傅垄断行会，同时也反对行会本身，所以它们只把工人们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它们也建立了“周游法囯”的制度。行会本来是地区性的组织，只在一个城市里扎根，但是，由于工业发展，工人须到外地去寻找工作，于是就发生了工人在法国各处游行的必要。工人们到了一个人地生疏的城市，盘缠如果已经用完，而工作要等待若干天之后才能找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显得比什么时候都更加可怕了。于是兄弟会就成立了这种形式简单的互助组织。“周遊法国”以全国分成若干歇宿站：如巴黎、里昂、波尔多、土鲁斯、蒙贝利埃、拉罗舍尔、南特、都尔、布洛亚、翁热、奥尔良、内维尔、尼姆等等。每到一个城市，帮工可以在一位女居停掌管的帮工客店里歇宿、烤火、用餐。店里还帮他找工作。如果找到工作，他就等领到了工资再偿还女居停借给他的钱。如果任何工作都找不到，他就领一份盘缠再到别处去。后来，兄弟会逐渐发展为一种斗争组织。十七和十八世纪中的很多次罢工就是由它们发动起来的。因此，它们引起了老板们的仇视，时常遭到封闭，但是封也是白封。一七三零年，蒙贝利埃的地方长官以非常严厉的口吻谴责兄第会，说他们组织团体是
“专与制造家具和造房子木工的师傅作对，阻止某些帮工到某些铺子去做工。”
这位官吏虽然声势汹汹，可是王朝政府却不得不迁就事实。一七八三年，王朝政府明白指出：
“取消各城市中工人女居停的习俗是危险的。此则一方面，这种习俗比较容易使工人循规蹈矩，因为女居停有些像工人的保人，并且对他们的行为可以供给一些有用的线索，另一方面，她们习惯于借一些钱给工人以资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救济，工人们时常会挺而走险。”
君主政权对工人们的这种关怀似乎是很奇怪的。其实，问题是在想办法避免工人“挺而走险”，同时，也可以利用女居停作眼线。
不管怎样，兄弟会在法国工运的起源上是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的。因为，别处虽然也出现过兄弟会，但在法国则特别发达。赠送盘缠或旅途救济都是工人互助的表现。现代的工会运动还保存着这种传统。我们研究法国总工会史的时候还会碰到这个问题的。现在法国工人斗争的词汇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兄弟会中吸收来的：例如把老板加叫做“猴子”，车间叫“盒子”，工人团体叫做“同门会”，不参加组织的工人叫做“狐狸”。所以兄弟会的确起过进步作用，但为了了解它的性质，绝不能照现代反动派那样去评价兄弟会，因为这些反动派的企图是要把它复活起来，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工会组织对抗。我们必须知道现代工人的政治和工会组织乃是工人阶级从更高的觉悟中吸取了力量而建立起来的。
因为兄弟会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带有很明显的反动成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分析的一样：“当时的无产阶级是分散于全国各处而为互相竞争所分裂的人群。”
工人之间的竞争对于培养阶级觉悟和建立总的组织来说是一种障碍。我们通过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兄弟会可以体会出当时这种竞争的情况。那时候的兄弟会分成了好几种对立的帮口：
一、萨罗门门徒，自称“阿尔卑斯山人”，这里面有木〔注：字迹模糊，可能是“木”——录入者注〕匠、锁匠和石匠。
二、雅克大师的门徒，或称“贪吃汉”，或“守分”工匠。
三、苏比斯大师的门徒，“守分”工匠的另一派系。
这种种名称本身倒无关紧要。到是那些关于自己源流的神奇附会，以及各派别间的分裂。却说明着工人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单一的阶级。他们一方面固然反对老板，但是另一方面以为工人之间也必须彼此倾轧，才能保障本行业的生活权利。帮工彼此对立的斗争曾经是非常激烈的，这是无庸置疑的。比方说，一七三零年，在克鲁平原的阿里与沙龙之间就爆发了一次真正的械斗，交战的一方是萨罗门派的帮工，另一方是苏比斯派和雅克派的帮工。结果双方都有伤亡。兄弟会的团结可说是很动人的，但是这种团结毕竟没有能够扫除各行业的闭门主义思想。
兄弟会组织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还继续存在一时。一直要等工业革命完成的时候才归于消灭。机器的发展廓凊了不同行业的闭门主义思想，阶级利益就超过了狭隘的行会利益。
机器使各种劳动间的差别愈益消失，使工资差不多到处都降到同样低微的水平，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就愈趋一致了。[47]
于是，兄弟会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尽管有人拼命想延长它的寿命或使它复活，结果无非徒劳无功。今天还遗留下一个工匠组织联合会，它只有几千个会员，这些会员大部分都是从事手工业的人。一八三零年以后，兄弟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法国无产阶级不应当忘记，尽管兄弟会有它的弱点和矛盾，但它曾标志着无产阶级历史上的一个阶段。
本章就劳动人民自起源到十八世纪的历史描出了一个轮廓，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夕法囯工人阶级的情况。
[1]“共产党宣言”，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九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六八页。
[3]这里只能作一个很简短的介绍。读者可以参阅让·巴比：“政治经济基本原理”，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第二版。让·弗莱维尔：“打开锁链的人们”，第六章，巴黎社会出版社。
[4]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译文引自“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零七页。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五五页。
[6]同上书，第一五五页。
[7]诺曼第诗人瓦斯逝世于一一八零年。其主要作品有“不列塔尼叙事诗”和“诺曼叙事诗”。
[8]梅利美著：“雅克团起义”，一九四六年法国图书馆版，安德烈·福热隆插图，阿拉贡序。
[9]当时贵族封建主看不起农民，管他们叫“雅克·朋”，即“乡下佬”。因之当时的起义就名为“雅克团”，即雅克们的起义的意思。——译者
[10]巴贝夫是法国革命家，生于一七六零年，一七九七年为反动送上断头台。后文将详细论述他的事业。——译者
[11]太阳王就是路易十四。——译者
[12]拉·布吕耶尔是法国作家，生于一六四五年，死于一六九六年。——译者
[13]见腓力斯·盖夫著：“伟大世界的反面”，巴黎一九二四年版，第三四五页。
[14]包税人、副包税人和分包税人是包收捐税的财阀。
[15]盐吏是收盐税的官吏。
[16]安东尼·德·陆尔是起义领袖。
[17]不列塔尼的古名。——译者
[18]封建领主对农民剥削的一种方式。农民必须将农作物一部分贡献给领主。——译者
[19]当时只有贵族有权养鸽子。鸽子啄吃农作物，农民不准赶打。——译者
[20]封建主对农民的另一种剥削，即农民磨面必须出高价到领主的磨坊去磨。——译者
[21]鮑里斯·波尔什涅夫：“法国在投石党（路易十四时代的內乱——译者）以前的人民起义（一六二三至一六四八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法译文见“思想”杂志第四十及四十一期。
[22]在百科全书中“杀物”拦·奎纳写道：
“负担不起必要支出的小农经营方式已经日暮途穷，而富农经营的大农庄在维持及修缮方面费用较少，从比例上看，大规模经营较小规模经营花少而利润高。”见“人民古典文选”中“百科全书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23]参考马克思著：“经济思想史”论及重农派部分。巴黎哥斯特出版社一九三六年版，第一集。
[24]莫尔利：“一直被忽略或认错了的自然法典，或自然法则的真精神”（一七七五年）。
[2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五四页。
[26]恩格斯：“论资本论”，三联书店一九五零年，第七七页。
[27]参看格罗杜森：“法国资产阶级精神之起源”，第一章，“教会与资产阶级”。“法兰西新杂志”（一九二七年）。
[28]为了便利读者阅读起见，有必要作三个注释于此：
中、起初，资本首先是以货币形式出现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任何货币必需是资本。在古希腊时代就有货币，在古罗马时代也有货币，但是当时既无资本，也没有资本家。
“世界商业与世界市场是十六世纪开始资本的近代生活史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一四九页）
若要货币以资本的形态出现，必须经过运动而产生出新的价值来，这就是说，产生出剩余价值。
乙、若要货币能起资本的职能，必须找一种能够制造出比本身卖价更多的价值的商品。这种商品就是无产者的劳动力。
“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遇到当作商品出卖的劳动力，第二个根本的条件，是劳动力所有者，不能出卖有本人劳动在內对象化着的商品，都必把那种只存在于他本人活身体內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
所以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遇到自由的劳动者。这所谓自由，是二重意义上的自由。他当作自由的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处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别种商品可以出卖，没有实现劳动力所必要的一切东西，对这些东西，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同前版，第一七八至一七九页）
这就产生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历史必要性，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劳动人民被束缚在一块土地上（农奴），或通过封建贡赋附属于建主，他们没有自由“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处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同前版，第一七八页）
丙、资本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取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能由生产劳动（工业或农业）中创造出来。商人（商业资本）和放债人（生息资本）就是要取得劳动创造出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第二节，“一个总公式的矛盾”，对这一点作了具体论证。）
[29]恩格斯：“论资本论”，同前版，第一四六页。
[30]恩格斯：“论资本论”，同前版，第一五二页。
[31]马克思：“哲学底贫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九五页。
[3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同前版，第四零三页。
[33]引自亨利·奥塞著：“黎塞留枢机主教的经济思想及措施”，巴黎一九四四年版，第一四五页。
[34]马克思：“资本论”，同前版，第四零四页。
[35]同上书，第四三五页。
[36]马克思：“资本论”，同前版，第四五零页。
[37]“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一二页。
[38]在保罗·艾吕霞的“古诗今译初集”中，读者可以看到这首感动人心的诗歌（皮埃尔·西格斯出版社，第一集，第二零至二一页。
[39]康帕內拉生于一五六八年，死于一六三九年。
[40]“诗意的太阳城——一个哲学共和国的形象”，引自最新译本。巴黎伏兰书店，一九五零年版。
[41]“社会变迁”，马克思主义月刊。一八九五年九月号。
[42]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五页。
[43]科奥纳尔：“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法国行会”，法兰西新杂志，一九四一年版。
[44]法国旧币名。——译者
[45]加夫罗什是法国大文学家雨果的巨作“悲惨世界”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成为革命时代勇敢、活泼的巴黎穷孩子的典型。
[46]亨利·奥赛：“十五至十六世纪的工人”，巴黎一九二七年第五版，第一七七及二三四页。
[47]“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同前版，第一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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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工人和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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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工人和阶级斗争
工人的分散。——工业集中的面面观。——帮工。——手工场的工人和工厂的工人。——女工和童工。——工人的切身要求和一七八九年的选举运动。——工人和舆论。——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
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工人的人数并不很多，在总人口二千五百万居民中，工人至多只有六十万人[1]。
并且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工人是分散的。
当然，当时已经有了大工业中心，那里的工人比别的地方要密集得多。里昂有八万五千居民。这是法囯第三个大城市；主要的工业是丝织业。但别种工业如印刷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在冷斯，圣奎丁，里尔和卢昂，纺织工业都很发达。
特别是各港口聚集了很大数目的工人，因为商业引起了工业的兴起。哈佛尔港同英国、荷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保持着频繁的往来。它是英吉利海峡最重要的港口，但它仅是一个极小的城市（一万八千居民）。另一方面，大西洋沿岸各港口正处于全盛时期。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和买卖黑奴使善于经营的资产阶级发了大财。和这种商业活动直接有关的各种工业也随之出现了，例如炼糖业、酿酒业、面粉业、造船业、印花布制造业。波尔多有八万四千居民，南特有五万七千人。马赛是法囯的第二个大城市，居民九万人，其中有很多人是在作坊和手工工场工作的。而巴黎则主要是一个手工业生产中心。
※※※
当时的采煤业已有相当的进步，结果形成了重要的工人集中区。自一七四四年以后[2]，任何矿产如果未得王朝政府的特许就不能开采。从那时起，相当规模的公司组织起来了，只有这些公司才能进行开采煤矿所必要的准备工作，例如：勘「字模糊，可能是“勘”——录入者注」探、挖掘坑道和矿井、购买和使用火力抽水机等。主持这些公司的是些长袖善舞的商人，其中有些出身于贵族，例如：克卢沃亲王和索拉热爵士。主要的公司有卡尔慕公司与阿莱斯公司，阿尼希公司和安辛公司。后者拥有十二架火力机器，雇佣工人四千人。
然而工业集中现象作为特殊情况而出现的。机器的采用才刚刚在开始。据估计，棉布工业方面有九百台机器，而且都是英国制造的机器（英国有两万台机器）。往往是英国人自己把这些机器运到法国来的。所以，有些棉布业手工工场也聚集了很大数量的工人。
在纺织工业的某些部门，生产集中并不是由于使用了机器，而由于制造方式本身不得不如此。例如布匹的染印就是这种情形。在很长一个时期，印花布的输入和制造是禁止的。这是旧制度管制工商业的后果之一。事实上，这办法既阻止不了偷运，也不能杜绝秘密作坊的存在。
后来，在渴望自由的某些制造商的压力之下，再经过主张放任自由的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鼓吹，政府才在一七五九年准许印花布的输入和制造。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制造问题。对制造来说，有几个条件是决不可少的。必须有漂白布匹用的相当广阔的场地，晾干布匹用的宽敞的房屋；还有各式各样的操作过程，需要精密的分工，复杂而昂贵的设备，大量原料的储存。因此，这种工业便产生了由股份公司集资设立的大手工工场，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在茹伊·昂·约萨的奥倍尔康夫公司。
在冶金工业方面[3]，技术的发达也促进了生产的集中。那时刚开始用煤炭代替木炭来熔化矿物，但是这样的转变就使大企业非出现不可。于是在一七八九年有克索股份公司的创立。这个公司的资本相当雄厚，有力量使用蒸气机器，汽锤，一行“行驶马曳车的铁路”，总的来说，它使用着精良和昂贵的装备。这家公司有四个高炉，两个大冶铁厂。克劳索公司的冶铁厂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一家。一七七七年又有印德雷冶金厂的创立。这是一个纯用煤炭熔铁而且拥有新式装备的铸造大炮工场。
那时的钢铁大王是第特利希。他后来当了斯特拉斯堡的市长，是拉斐夷特的朋友。卢热·德·里列的“马赛曲”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写成的。他后来因为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以后曾逃往国外，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他在法国拥有许多极为重要的工厂；在尼得布伦的工厂就集中了八百工人，在贾热答尔·赖喜索芬……也有工厂。
以上都是工业革命的初期迹象。但是总的来说，工业还是分散的，而且小型工业在城市经济中还占着统治地位。
绝大部分的钢铁工场都是规模很小的（平均每一工场有二十个工人）。甚至冶炼厂也是规模很小的企业，设备简陋，产量低劣。有时只雇用十来个工人。用木炭熔铁依然是最流行的方法。所以冶金业分布在森林地带，例如亚尔丁、尼维内、洛林、阿尔贡纳以及比里牛斯山一带。
纺织工业也分散在许多作坊里。例如在奥尔良及其郊区就有二千二百八十七个制袜工人分散在五十五个独立的企业里工作。
我们以上所谈的只是城市工业。此外还有农村工业，虽然受到威胁，但是也相当活跃。
我们可以把农村工业分成两类。一种是贫瘠地区的农村工业，这是贫苦农民贴补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来源。例如盛行于布列塔尼的织布业就是这种情况。
可是富饶地区，农村工业也有了发展，例如在雷翁、比加第、弗兰德以及上诺曼第等省就是如此。这些地方的土地很肥沃，所以农业很发达。但是大部分土地都为大地主所占有，许多无地的农民只好在农村工业方面去找糊口之计。可是无论如何只不过是些小作坊，而且大部分是家庭手工业。市场的范围也很狭隘。
因此，当时的无产阶级不具备工业革命以后，更不具备帝国主义时期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还没有集中的现象。工人是分散的。从这一地区到那一地区的往来是困难的。“周游法国”的帮工人数是很少的，因为要使这些旅行通行无阻，还须进一步等待工人们有组织的互相支援。总的说来，工人活动的范围不出作坊以外。他们的斗争和他们的工作环境一样，都是地方性的、孤立的。工人还没有提高到能够认识阶级友爱。他们的立场和农民的立场很相近，其实他们往往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工人。简陋的手工织布机安置在一间小屋子里，与其说是作坊，倒还不如说像一间车稝。妻子和很幼年的孩子都一起帮着劳作。房屋旁边有几亩田和一些放牧的草地。一条牛，几只绵羊和山羊，放到公共牧场上和收获后的田间吃草[4]。
然而，一种新的集中方式也正在形成，但是这种集中并不是必然地带来工人的集中。这就是商业集中。这种集中剥夺了手工业工人所仅有的一点独立性，但是他们自己却并不十分意识到这点，因为他们在表面上还是自由的，而且又不关在一个大手工工场里被迫去遵守严格的纪律。这种形式的集中发展得很快。当然当时还有很多贫穷的小商人，也有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的小贩。虽然富有的农民嫌恶他们，说他们行窃、乞食，可是一般人却很欢迎他们。他们贩卖些廉价的货物的同时，传播着颠覆的思想。他善于传递消息，他们是出色的联络使者。很多次农民暴动就是他们促成的。
但是，在这些小商小贩以外也有富裕的商人。他们是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出现的包买主的后裔。所以人们称之为零售制造商和批发制造商。实际上，他们并不制造什么东西他们只不过是中间人，但是很快他们就把手工业工人置于自已的控制之下。他们都跑到乡村里去，因为乡村的工业不像城市里的工业那样管理严密，行会也比较不强大，工人也比较听话。况且，一七六二年九月七日的敕令又授予乡村居民以一种权利，可以不加入一定行业的行会而制造各种布匹，但有一个条件，即须服从政府的规章。其实这种办法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给以法律上的承认罢了。商人们利用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这种自由和周期性的贫困，乘机垄断农村工业。农村中从事手工业者仍然是独立的。但事实上他们是由商人供给原料，原料价格由商人来规定，因为不经过他们的手是得不到原料，所织的布也是由商人收购去，价格也是由商人规定的，因为这时候市场已扩大，不经过商人、布便卖不出去。最后，商人有工具装备，甚至有作坊，他们对于布匹就有可能作最后的加工（染色或整饰）。
当织布机改良以后，这些手工业者的财力便不足以置备这种工具了，于是就由商人来供袷他们。例如亚眠，阿贝维尔和色当各地区，往往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者已经不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人。这样他究竟有些什么呢？表面上他依然相当独立，可以由自己安排他的工作。事实上，他虽然还没有变成无产者，但已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者了。因为当手工业者为了生活，不得不从早到晚地劳动，他也就没有时间来享受留给他的这份自由，依照自己的意思安排他的工作了。
他们最多在农忙的时候有几天可以离开“作坊”，以便从事农业劳作。
因此，由于控制了乡村，大商人成为工业的首领。他们采用了机械织布机，为资本主义工业的飞黄腾达准备了条件；日后资本主义工业在机器发达下就来摧毁农村工业了。
在城市手工业方面，商人的控制也日益加剧。里昂丝织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少数大商人从生丝或丝织品的买卖，并且和外国进行贸易。他结果把那些小商人消灭了，到法国革命的前夕，里昂只剩下二百家丝商。这些大丝商供给作坊主人以原料，介绍样式，规定花式，垫借必要的款项购买工具，然后收购丝织品，转手出售。手工的工价当然也是由他们规定的。所以里昂工人最关心的事，无非是工价标准。也正是因为这样，帮工和师傅虽然彼此有斗争，但是每逢要求较高的工价时，他们总是联合一致的。这种情形到法国革命前夕变得更为严重。一七四四年里昂颁布了一个条例，把“信用证书”的条件定得更为苛刻。“信用证书”规定了师傅应该对交付商人的商品须负完成全部工作的责任。从此以后，作坊主人（师傅）完全受到商人的控制，简直再也无法解脱。同时，工价定得如此之低，以致不能保证作坊主人维持相应的生活。
※※※
工人们不但非常分散，而且工人阶级的成分也极不一致。试举其构成的分子如下。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许多手工业者差不多都过着和无产阶级一样贫困的生活。
圣亚田的铁匠一直到十八世纪还带着无可奈何的讽刺的口吻，指着他们的皮围裙唱着下面这个歌：
“可怜的皮围裙，你是一粒种子；是你造成了幸福的人；你给有钱人生产了所有的东西。
“老爷太太，你对他们每个人都打招呼；你对他们一律加以尊敬，你瞧着他们散步，趾高气扬，紧握着他们的手权，而你啊，可得要让在一边。
“城市法令增加了杂税，木头鞋两个里亚[5]一对，一瓶酒要一两个苏[6]；只好喝些草头汤吧，要不就只好挨饿。
“战争法令召集我们……他们要找顶替的人，他们扣你的饷；可是排起队伍来开步走的还是你。
“要是围攻一个城，或是打一场仗，你就得动身。有钱的人太笨手笨脚了，冲锋陷阵怎么行？他们会装头痛；爬城进攻到底还是你的事情。
“他们会干些什么？往纸上划字，打扮得惹人喜欢，喝够吃饱，却连一个钉子都不会钉。你们爱笑就笑吧，连泥巴也和不匀。唉呀！他们怎么办呢，如果没有皮围裙？
“……等到你——不能再系皮围裙，你就拄根棍子去找医院；从医院再到救济院，你在那里住上几个月，然后走进垒垒荒坟。
“咳！这就是你的命运，可怜的皮围裙！”
但是这些手工业者并不放弃“重新夺回中世纪手工业者所失去的阵地”（马克思语）。他们反对大工业显然具有保守的、甚至复古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还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即使当他们变成无产者的时候，那些老的手工业者还留恋于已经失去的独立，其实这种独立只是相对的，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种独立是和水平极低的生产力分不开的。
在那些工人之中，有些工人加入了行会，其他的工人则从事自由的手艺。但是不论是谁，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是很艰苦的：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到十六小时，虽有许多节日，也不能补偿工作的辛劳。而且不要忘记，这些休假日是没有工资的，因此更加減少了工人的收入。工费非常低微，以致在经济危机时期，许多工人不得不行乞为生。
关于物价和工资问题，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面包在普通工人的家庭预算中占着主要的地位。在大革命的前夕，这项费用占工人家庭支出的百分之八十八。这就说明了面包价格只要些许上涨，立刻就能影响工人生活。
（二）物价飞跃上涨。假定以一七二六年至一七四一年时期的物价为一百，那末一七七一年至一七八九年平均上涨百分之四十五，而一七八五年至一七八九年平均上涨了百分之六十五。
（三）反之，工资的增加却非常缓慢。假定以同一时期，即一七二六年至一七四一年为一百，则一七七一年至一七八九年只增加百分之十七，而一七八六年至一七八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所以工人的购买力是大大地降低了[7]。
然而，加入行会的工人，依然认为维持规章可作为他们自卫的手段，他们依然遵奉着行会的规章。我们不是见到一七二四年巴黎印刷工人为了反对不熟练的外国工人进入工场举行过罢工吗？因为外国工人会使工资降低。我们不是见到一七四四年里昂的帮工们在罢工期间曾支持作坊主吗？而这次罢工竟导致了一场真正的暴动。
在十八世纪的后期，罢工风潮层出不穷，但一般说来都被镇压下去了。第一，因为这些罢工是局限于一个行会和一个城市，而且工人们即无积蓄又缺乏阶级意识，所以在罢工期间不能团结互助。其次，因为雇主们阻止增加工资是联合一致的，而且他们威吓其中最易屈服的工人。王朝政府方面也使用全部力量压制工人：一七四四年里昂几次罢工中，许多工人曾被判处绞刑，还有些工人被送去服苦役。一七八一年颁佈的警察律，更加剧了以往的法令。工人组织同门会，举行集会，企图要求增加工资，都属于犯禁之列。工人不能壇自离开雇主，除非预先通知雇主并把正在进行的工作完成以后，而且没有旧雇主的书面解雇书，他们不能得到新雇主的雇用。
这就是工人身份证的起源，到了拿破仑时代，工人身份证便成为正式的制度了。法院、财务官和警察随时随地可以干涉工人。
尽管政府采取这些镇压措施，工人的斗争依然再接再厉。“维持秩序”的人时常埋怨说工人太不驯服了。其中有一个人写道：
“工人随心所欲地左右（东家），并且联合起来抵抗东家。粗鲁的言语，侮辱的文字，他们真是无所不为。”
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四年，另有一个人写道：
“最近一个时期，京城里的工人变得很不容易对付了，因为他们在我们的书籍中找到了一条对他们影响太大的真理，这就是，工人是宝贵的。”
然而大多数的工人都是文盲，因为初等教育还不发达，但是他们却能说，能听，也能讨论。他们之中有识字的工人会把小册子和报纸內容讲解给伙件们听。
除了作坊里的帮工以外，还有手工工场和工厂的工人。当然，由于新的分工的结果，工人就无需经过正规的学艺阶段。但是工场纪律仍是极严格的。下面是法国皇家玻璃公司强迫工人接受的契约中的一段文字，这家公司拥有三个手工工场：一个在巴黎圣安东尼郊区，一个在比卡第省的圣奎丁，还有一个在诺曼第省的都拉维尔。
“我们，下面签字的工人们，受雇于圣哥宾皇家玻璃工场，声明自愿承诺并承担竭诚为皇家玻璃工场的各股东先生服务，充当玻璃浆搅拌工或任何其他工作;在连续四年的期间内若不得股东先生或经理先生之口头许可或书面批准，不得擅自缺工或离职。此项规定包括比卡第、诺曼第以及任何彼等所指定的其他地方的工场。兹为向他们证明我们准备确以热忱和感戴的心情为他们服务起见特立此凭证。”
工人们必须住在手工工场为他们建筑的房屋里。不经许可，不得离开工场一法里（合四公里——译者）之外。在工人居住的地区里，禁止卖酒、卖啤酒或苹果酒。冬天，夜间八点钟以后，夏天十点钟以后，禁止外出。至于工作时间，早上五点钟开工，下午七点钟下工，中间休息两小时以便用餐。工资非常微薄，以致必须时常分发救济金。公司的领导人于一七八九年五月曾向政府请求工人救济金，他们说：
“工人中在患病时极少可不需要救济金。甚至许多身体健壮的工人，即使他们不间断地工作而且极度节约，也不得温饱。”
直到一七八八年为止，圣哥宾的工人在星期天和节日是不做工的。经理想废除这种“恶习”，但是他良心感到不安，为此特上书里昂的大主教请求。他以基督仁慈的语气写道：
“除了叫他们做工以外，实在没有别的方法可阻止工人们在节日和星期天酗酒滋事。”
那位可敬的主教是个阀阅贵胄，又是教会的勋旧，他对此不予答复。但据经理说：
“作为一个主教，他不能同意我；但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和爱好秩序的人，他却不能不同意我。”
从此，圣哥宾的工人在星期天不停工了，只是由一名教士到工场去做弥撒。
煤矿业的劳动的条件更加恶劣。矿工经常在出太阳之前就下矿，到天黑才上来。终年累月，除了鬼火似的灯光外，是看不见其他的光。
下面是十八世纪描述矿工痛苦生活的两段文字。
格里农爵士的回忆录写道：
圣亚田近郊的煤矿，到处是许许多多的穴孔，这些穴孔既不像矿井也不像坑道，不过是些曲折的、狭窄和低矮的窟窿，因此工人搬煤出来的时侯，必须一面背上背着装煤的袋子，一面手脚并用地攀登这些洞穴的壁沿……男工、女工以及男女童工都参加这项煤矿工作，男人用鶴嘴、楔子和锤子凿下矿里的煤，男孩子把大煤块搬上来，妇女和女孩子把煤块装进狭而长的袋中，一个袋装一百到一百五十斤煤。
袋口是不打结的，只用一块大煤盖在口上，上面系一根绳子，绳子的一端扣在袋上，另一端咬在嘴里，然后把袋子搁在头上，颈上和背上。这些可怜的工人，背着这样沉重的煤袋，在黑暗无光的地厎下，攀登孔道。他们不得不拿出吃奶的力气，克服那沉重的负担和崎岖不平的道路，加上不得不用非常别扭的姿势前进，以致他们必须用力地呼吸，肺部上下十分剧烈，在这些地下层里，老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断断续续的凄惨的嘶叫声，引起人们的恐柿感和同情心……[8]
矿工待遇如此恶劣，即使是被罚处苦役的犯人也没有如此被虐待。当时有一位作家很激动地写道：
如果我们暂且不去评论罚处苦役的囚犯们那种丧尽人格的耻辱，那末我们觉得他们的命运也许比煤矿里的苦工要来得好一些，因为至少比较可以忍受得了。
事实是这样，矿工们要低着头钻进地底下去找煤块，晴朗的天和美好的季节在他们的头上很快地溜过去，不能引起他们丝毫的感觉。黎明的曙光照不见他们凊早工作。他们看不见良夜的星辰在玫瑰般的天际向着他们微笑。几支残灯，微弱黯淡的光照亮着悽凉的地下，他们就在这种微光之下寻找煤块；他们要用无法形容的困苦把煤凿下来。如果他们吸进的恶劣空气没有把他们窒死，有毒素的气息没有使他们得到最倒霉的疾病，那末已经算是万幸了。他们常常是脚下一不小心，跌进矿井深渊去；他们常常是被忽然崩坍的一块大煤块埋到地下去。不是山岩爆炸，煤气着火把他们烧死，就是湍急的水流把他们淹死。[9]
关于布列塔尼的煤矿的情形，有人这样写道：
矿工的小孩，年纪很小就在煤矿里做工了，他们借此找糊口之资，有人专门雇用小孩来拣择搬出的煤块。
总的说来，特别是在没有行会组织的行业中是没有任何条例来保护童工的。杜尔果是重农主义者，而且又是路易十六的大臣，他主张为了儿童自己的利益，应该让儿童工作。这段话见之于他的回忆录：“当粮价腾贵时如何通过增加工作使巴黎人民获得粮食的说贴”[10]。
※※※
自从手工工场出现以后，许多妇女都跑到大工业去做工。在阿贝维尔大手工工场里，妇女和儿童占全体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二。在郎格多克省的各作坊里，小女孩所得的工资比男职工的工资少四倍，这就使一般工资更加降低。
罗兰·德·拉·伯拉第埃尔[11]是手工工场的监理官，他以厚颜无耻的口吻说出了喜欢雇佣女工的理由：
“自然，妇女更惯于固定生活，更有耐心，工作更有恒心，更细致。她们很胆小，很容易满足，经常没有什么派别，不怀阴谋，而且做奢侈物品很清洁很精细。不管怎样，所花成本总比较低，而这一点总是一个经商的秘诀……”
当时一磅面包的平均价格是三个苏。在诺曼第的莱格尔地方，小女孩做包装缝衣针的工作，一天工资只不过一人苏。有时女工也有起来反抗的；一七七六年巴黎作坊的包装女工曾和工人与学徒一起举行罢工，要求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改为十四小时。
※※※
事实上，人们正是用尽一切手段在分化工人：首先是利用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
帮工和手工工场工人之间的竞争，女工和男工之间的竞争，父亲和儿子之间的竞争。
工人不能提出一些一致的总的要求。只有向三级会议提出委托书的时候他们才算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理论上，在最重要的城市里，居民们是组织在行会里的。可是事实上，帮工的作用并不大，只有师傅的话才算数。因此我们在诉苦的委托书上找不到关于工人贫困状况的反映是毫不足奇[12]。委托书争论的倒是行会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的问题。有些人在委托书中主张维持行会，而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比较多数，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则要求废止行会。蒙贝利埃的资产阶级要求禁止兄弟会，而马赛的帽匠、锁匠和石匠则诉苦说：
“他们彼此联合起来进行慈善工作，从事救济事业的团体要被人取消了。”
相对的，很少的委托书谈到工资问题。其中马雷地方的委托书则曾提出“短工应该随着麦价的腾贵而增加工钱。”的要求。
古尔奈许马恩地方的委托书说：
“短工的生活很苦，他们的工资应该根据人所共有的需要而加以公平的规定，不应当完全听凭富人傲慢地武断地来评定，因为激烈的竞争永远是使富人可以从中得利的。”
梅恩省夏兰地方的农民在委托书中到铁厂工人的生活时说：
“炼铁场需用工人五百名左右。这些人都是论日的，做多少就给多少工资，其他的工作可以说他们都是外行，因此一切都只得听凭炼铁场的东家作主，工场的一切盈利都归在他的名下。所以，只有他的生活最富裕，其他所有替他工作的人则过着最悲惨的贫苦生活。必须身历其境，才能真正了解这些苦人的境况。在最近三年中，有一百八十三个有家庭负担的人求佈施，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炼铁场工作的。”
毫无疑问，农民都怕和这些工人做鄰居。他们说：工人们迫于穷困往往搞些偷鸡摸狗的勾当，甚至于行凶抢劫。
另一方面却又时常发生失业问题。这说明了职业的不稳定。这情況是十八世纪末叶工人生活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情况。一般说来，这种情况既不存在于奴隶时代，也不存在于农奴时代，这是封建制度瓦解过程中的象征。人们甚至于已经不能保证找到工作使自己免于饿死。这一点一般的委托书都归咎于机器的使用。
加恩的第三等级认为：
“机器大大地有害于贫穷的人民，机器使纺织劳动完全失掉作用，因此必须废除机器。特别是因为这种机器有很多缺点，用机器织的布匹很粗劣，质量很低。”
巴黎的锯石工为了工场里采用了两架机器而提出了抗议，因为这两架机器能用十二小时做好作坊里要用一百五十个劳动日才能做好的工作。特洛瓦的工艺帮工尽管承认这些机器是值得“赞美的”，但仍埋怨说，机器“使许多人失去工作”。
特洛瓦的內衣工人痛苦地认为他们所以遭到“极端的贫困”，是使用机器的结果。如果这些货物：
“相反地用手工来制造，那末许多不幸的人就可以得到工作而免于饥寒。这些不幸的人现在已经算得困苦颠连了，但一到冬天他们要忍受的是更可怕的灾难。”
可是在这些诉苦的委托书以外，还必须提到许多工人提出的请愿书，这些请愿书是在三级会议开会以前或以后发表的，例如：反对把许多工人排斥在选举大会之外的巴黎十五万名工人和手工业工人的请愿书；以“小工、短工、手工业工人和除了双手外其他没有财产的人”的名义提出的“贫民诉书”；第四阶级的委托书，即“穷短工”的委托书；“一位爱国者向全国提出的四项呼吁”。所有这些文献，无疑地都说明了工人的生活情形，但同时也证明着这些工人在全国仍是少数。
※※※
至此，似乎可以得出若千相当明确的结论：
（一）我们在上面看到出现的各种工业生产：手工业，“包买商业”（这意味着批发商从商业上控制手工业），手工工场和工厂，在一七八九年是并行存在的。手工业和“包买商业”多少是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相反的，手工工场，特别是工厂却具有显著的革命性质了。“商业经纪人”变成“包买主”以后，从十六世纪起有了变化，他们也希望取得更大的自由。
（二）工人在旧制度的社会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他们的人数不多。他们在政治上不起任何作用，而且通常都是不被人重视的。服尔泰也看不起他们，认为没有财产的人是没有权利过问国政的。卢梭和许多其他空想主义者一样，梦想着一个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只有百科全书派和狄德罗认识到体力劳动的重要性。百科全书的序言使人听到了前所未闻的论调。这篇序言中写道：
社会固然应该尊重开导它的那些伟大天才，但也不应当看轻为他们效劳的双手……也许只有从手工业者身上人们才能找到最令人景仰的才华、耐心和技巧。发明钟表的弹簧、摆轮和打簧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和改进代数学的人受到同样的尊敬呢？[13]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工艺”篇中亲自执笔写道：
“我们对有艺技的人应该主持公道。自由工艺从来没有替自己很好地鼓吹，现在却尽可以大声庆贺机械的艺技了。手工业者所以自认微不足道，是他们向被人轻视的缘故。我们现在应该教导他们起来尊重自己。”
这部百科全书被认为是“理性的科学、艺术和工艺辞典”。它的工艺部分是在狄德罗亲自导之下編成的。在今天说来仍然是关于那时生产力情况最有价值的文献。狄德罗为了叙述当时的情景，曾特地到工人那里采访材料。
“我曾询问过巴黎和全国中最熟练的工人，我亲自到他们的作坊去访问他们，把他们的话记录下来，启发他们的思想，收集他们行业特有的行语。但是有些手艺是那么样不平凡，有些操作是那么样精细，要不是亲自动手干过，用自己的手转动过机器，亲眼看到产品的完成，是很难说得精确的。因此，我们有好几次不得不自己置备机器，制造机器，并亲自动手操作，把自己变成学徒一样地从自己的手里做出不高明的活来。只有这样才能向别人讲得凊楚工人们高明的活是怎么做出来的。”
靠了狄德罗和百科全书的记载，有些最优秀的工人的名字得以留传于后世。
“巴拉特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工人，他好几次当着狄德罗先生的面，表演装置非常精巧的织袜机。丝织工人彭奈先生和劳伦先生曾当着狄德罗先生的面表演装置和运转一架织丝绒的机器。”
（三）工人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作为工人有什么特殊利益，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阶级。工业还不十分发达，以致工人还意识不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必须先消灭封建制度，然后使资产阶级带来为他们掘坟墓的无产阶级。因此，那时更谈不到工人阶级的政党。当时往往很难把工人和整个人民群众区别开来，因为彼此混在一起了。只有等到很久以后，即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后，这个问题才被提出来。
（四）工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生活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起义为的正是生活问题。当时一些由讨论生活问题而出现的理论被人叫做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这些理论很少提到新的生产组织问题，因为在那时候，归根到底生产刚开始具有社会性。这些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是生产品如何在消费者之间得到更好的分配而已。人民群众所见到的，不是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区别，而富人和穷人的区别。这就是一七九三——一七九四年长裤汉[14]的基本思想。
（五）因此，这时期的基本斗争，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而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对立。
十八世纪时，资产阶级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掌握着商业、工业和金融。王朝政府的官僚大部分出身于资产阶级，而自由职业者也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特别是百科全书派创立了一套维护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利益的学说。
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满足于支持国王反对其他封建头子。从今以后，现代的经济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基础，而当时的社会却建筑在土地私有的封建制度上。一切都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即资产阶级的发展，例如：行会制度，妨碍发明的条例，妨碍商业的内地关税，度量衡制度的分歧，豁免寄生阶级负担的税收制度，以及代表封建统治的国家权力。
当然，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只希望进行一些“改良”，以为这样就足够解决问题。所以当杜尔果大臣决定实施谷物自由流通（一七七四年）和废除行会（一七七六年）时，他得到资产阶级很大的拥护。
哲学家们曾热情地欢迎过这位新大臣。服尔泰喝采道：“德性和理性占到了上风”。但是结果杜尔果失败了，他遇到特权阶级的反杭，特权阶级不打算轻易就把他们的位置让出来。达兰贝尔评论杜尔果说：“如果说好事没有做成，那是因为好事根本没法做”。所谓好事就是指资产阶级的纲领，这个纲领在杜尔果的领导下没能实现，因为要完成这件好事，必须通过革命。
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上还可以找到很深刻的分析：
当这种生产和交换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封建社会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那种关系，封建制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复适于业已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不是促进生产而阻碍着生产。它们已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不免要被打破，而它们果然被打破了。[15]
所以当时已露迹象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摧毁封建制度的还是人民群众所发动的进攻。诚如让·若列斯所说：
“普天之下任何东西，连资产阶级革命在內，都不是资产阶级所独有的。”
[1]要得到一个准确的估计是非常困难的。阿尔培·马基埃斯（在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二月“法国革命历史年刊”上“关于法国无产阶级在革命前夜的重要性笔记”一文中）曾尝试估计过。他估计的数字是一千一百万人。但事实上这主要是指无地的农民而言。我们对于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比重，并不能作出确实的估计。雷翁1加恩根据贫民总局的文献，估计巴黎的工资劳动者为十万人，而当时巴黎的总人口则为五十万人。
[2]这种措施实行起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例如在一七七五年的罢工中，小矿主和他们的工人联合起来反抗一位矿业资本主义的先驱者屠包夫。国王曾给屠包夫一种特权，即阿莱斯区所已发现的或将来发现的一切煤矿都归他独占。屠包夫把矿主和工人驱逐出去，给矿山砌上了围墙。结果，他把这一区內所有的矿山就全部占有了。
[3]H.和G.布尔金：“法国革命初期的冶金工业”，一九二零年。
[4]以下是乔尔·勒费弗尔描写了贝桑区利特雷矿工的情形：“农业短工在矿山里找到工作，得到了不失业的保障，就算是万幸了。当采矿工作停止时，他们就跑到农庄去找工作。其中很多人有自己的或是租来的地，耕种蕎麦，也有人有一小块栽种苹果树的园子。在农忙的时候，他们就不下矿。大家都梦想着在一小块公地上或是在一块租地上盖一所房屋。贝桑区和十八纪末叶法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充斥着农业工人，只有工业才把他们从极端贫困中拯救出来。”（乔尔·勒费弗尔：“旧制度下的利特雷矿工及其在革命初期的情形”，载于“法国革命历史年刊”，一九五二六年一月——二月。）
[5]、[6]旧币名。四个“里亚”等于一个“苏”，一个“苏”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即五生丁。——译者
[7]这些数字引自拉勃鲁斯的著作：“十八世纪法国物价和收入波动情况”（一九三三年出版，二册）。这并不是说我们赞同拉勃鲁斯关于物价波动的原因和它所造成的结果的见解。我们不同意拉勃鲁斯所说：“革命是违背了革命家的意志而进行的”。（“一八四八年革命一周年历史大会的文献”，第一页）。尽管拉勃鲁斯自己并不承认，但是我们不同意他的就是他对于历史的机械论看法。从科学观点来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从工人运动的利益来看，就是叫无产阶级信奉等待主义。实际上，科学和工人运动的利益，彼此没有任何矛盾，因为科学的工人运动史证明了，阶级斗争虽然服从一定的客观环境，但是它也能影响环境、改造环境。
[8]鲁夫在“十八世纪（一七四四年——一七九一年）法国的矿业”一书中引用了上面两段话。一九二二年巴黎出版，第四四页。有时煤矿道非常之低矮和狭窄，大人不能进去时，就叫小孩子或少年人钻进去。
[9]阿莱翁·杜拉克：“关于罗尼省和罗亚尔省自然史的笔记”，巴黎——里昂一七九五年版，第二卷，第五九页。
[10]杜尔果写道：“纺织业可以使儿童和妇女得到适合他们技能的工作”（“文集”，一八四四年，第一卷，第四五二页）。马克思在“经济学说史”（第一卷，第六六页，巴黎谷斯说出版社版）曾引用了这位杜尔果的一段文章。杜尔果在这段文章中分析了工人剥削的情形写道：“普通的工人只有一双手和他的手艺，除了劳力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给别人。他出卖劳力有时贵有时贱，但价格的高低并不由他个人决定，而是要看他和购买他劳力的人协议的结果。买他劳力的人总以所付的工资愈少愈好，因为有许多工人可以由他选择，他当然情愿选择工资最低的人。工人们因为彼此竞争，不得不降低劳动力的价格。不论那种性质的工作，他们都得去争，而他们所争的工资则仅够维持生活而已。”（“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研究”（文集）一八四四年，第一卷，第一零页。）
[11]罗兰·德·拉·伯拉第埃尔是那位有名的罗兰夫人的丈夫。
[12]参看香比翁：“一七八九年委托书所反映的法国”。巴黎，一八九七年。——毕卡：“一七八九年的委托书和工人阶级”（一九一零年）。——维达伦克：“诉苦委托书所反映一七八九年巴黎居民经济合社会的要求”（一九四九年）。
[13]参考“百科全书文选”阿尔伯·索波尔的序言和注解“人民古典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14]长裤汉或长裤党：一七九二年之间贵族给革命者所起的名称，因为他们脱去短裤换穿长裤。亦有人译作无短裤党。——译者
[15]“共产党宣言”，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同前版，第一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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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导言
这一部法国工人运动史共分四卷：一、自运动起源至一八三四年；二、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七一年；三、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七年；四、一九一七年至今日。
以上所选每一个年代都标志着法国工人运动史中的一个转折点。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和一八三四年四月，里昂的丝织工人举行起义，这在历史上是工人阶级真正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摆脱贫困，所展开的第一次战斗——巴黎和其他城市也在同一时期发生了騷动。“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争而死。”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什么纲领，没有远景，没有组织。当时并不是没有社会主义理论家，然而这些理论家和工人的斗争是脫节的。当时并不是没有工人团体，然而这些团体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当时并不是没有工人阶级活动家，然而这些活动家都很接近手工业者，以为无产阶级只要组织生产合作社就能自我解放。对于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工人运动的前史。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出现开辟了一个新阶段。
一八三四年以后，无产阶级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这个将近四十年的时期的特点就资本主义的高涨，而资本主义的高涨就必然导致工业和金融资本进一步的集中。一八四八年，无产阶级又展开了斗争。“六月起义”比起丝织工人的起义来，毫无疑问是前进了一步。
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思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即社会主义和工人斗争的统一。
工人阶级的组织多起来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起而于一八六四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法国虽然遭到了迫害和审讯，还是团结了大批工人。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在
它出现的时候（只是）受到过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的热烈欧迎……”那么，“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把欧美工人阶级所有一切具有战斗能力的分子统一成为一个伟大的军队。[1]
规模巨大的罢工爆发了，工人们在罢工中表现了空前的大团结，一八六四年法国工人迫使政府承认罢工权。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爆发的起义基本上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因为这是工人阶级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国家——即能实现社会解放的工人阶级的国家——而进行的首次尝试。
一九一七年，俄国工人在农民及士兵的协助下取得了政权。这一个事件，对国际工人运动，尤其对法国工人运动，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残酷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年头。这个战争是应当由资本主义制度负责的。法国工人阶级，由于被其变节的领袖们引人迷途，没有立即采取反战行动。
但是自一八七一年以来，法国工人运动已经有了迅速的进展。法国工人在一八八四年争得了组织职工会的权利，在一八九五年奠定了全国总工会的基础，并把许多自称属于工人阶级的议员选人了会议。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法国进人了帝国主义时期；工人更加集中，阶级矛盾也更趋尖锐了。可是，法国无产阶级虽然对杀气腾腾的资本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虽然不顾政府镇压，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但是它当时的行动仍是出于“本能”[2]而缺乏理论指导，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还深信工团主义足够应付一切，只要有少数意志坚决的人就能排除任何障碍。因此，当一九一四年若列斯被谋害之后，工会运动的领袖雷昂·若奥、皮德加莱、杜穆林等辈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和社会的首领们，不顾代表大会的决议，不顾工人们所明白表示的反战決心，号召大家自我牺牲，努力为旨在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效劳时，法国工人阶级就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境地。
但是，俄罗斯弟兄们所获得的胜利重新使法国工人发现，有理由可以希望工人运动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他们很快就展开了反战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工人运动史上，同时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一九一七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本书将从从这个开端起至今天为止作为另一个阶段来叙述。
由此可见：一八三四年，一八七一年和一九一七年都是些真正“关键”性的年份。这些年份都各自标志着前一个发展过程的终点和另一个新高潮的起点。
※※※
我们所写的只不过是一部尝试作，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帮助，以便我们将来重新加以整理、补充新的材料、进行修正使其更加完善丰富[3]。
不过我们在这里还必须提一提哪些是我们所遵循的基本观点。
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笔丰富的财产。法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完全不是偶然的。法国的社会主义不仅包括法国封建制度被推翻之后，“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在法国产生的全部学说，同时也包括了、而且主要是包括了法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恩格斯曾经指出：
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历史上发生的阶级斗争每一次都比其他各国更加达到徹底的结局；而这种阶级斗争所借以进展以及斗争结果所由以表现的变易更替的政治形式，也是在那里造成得更为确定。法国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等级君主国的模范，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而创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其所具有典型式的明显性实为欧洲仼何其他国家所不及。而抬起头来的无产阶级反对那占有统治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所表现的尖锐形式，也是其他各国所未见过的。[4]
我们并不是想写一部学术巨著，我们只是想尽量把一切有关法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论著收集一起。正如恩格斯所说过的：
当然，空话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大批经过有批判地挑选并完全融会贯通的历史材料，才能够实现这一个任务。
如果想用科学观点来研究工人运动，那就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丝毫不能愚今说古，如若不然，那就是抹煞历史的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我们不是为往事而回忆往事，不是为消遣而研究历史。为学术而学术的人收集资料和集邮家收集邮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通晓历史——通晓工人运动的环境、工人运动的起源和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目的在于武装自己，为争取美好的未来而进行斗争。我们不仅要研究世界，而且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并改造世界。
必须指出，这种关于工人运动史的观点永远是科学的观点，而且也是唯一科学的观点。资产阶级不可能在科学基础上来叙述本阶段的历史，从而也不可能叙述其他阶级的历史。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事实是颠扑不破的，它们是对资产阶级的谴责，所以资产阶级不得不对事实耍花枪，歪曲它们或者干脆避而不谈。例如有些历史学家为了使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居然跑到最最古老的社会里去搜寻资本主义的遗迹，那简直是枉费心机。相反，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学者们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它和其他已经消灭了的经济制度一样，终要归于消灭的。事实是，在地球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消灭了。
现代资本主义思想家之一，英国亚诺尔德·约·托因比教授，在谈到他所说的“社会机体”的分裂时（他不提阶级斗争），竟抹煞了自己所主张的历史精神，狂妄地把现代无产阶级和生活在奴隶制度之下的古代无产阶级混为一谈，并把马克思主义成是“改头换面的犹太教启示录”[5]。这不就是戈培尔的论调吗？所有这说法无非是想叫人相信已往曾经有过无产阶级，将来还永远有无产阶级。他们想叫人相信无产阶级
是包括在社会里面的一个人群，但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没有在思想上成为社会一个组成部分。[6]
此外，还有一些著作家，他们企图开脱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对一八三四年特朗斯诺南街的大屠杀[7]，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的屠杀和“流血的一周”的枪杀等暴行所负的责任。为了否认它是依靠压迫才得生存，为了否认它会像已经灭亡的封建制度一样，将来也必然要灭亡的事实，资产阶级不得不撒谎。为了把那些毫不含糊地宣布自己就是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不承认实质上只是剥削别人的“自由“为真正的“自由”的人们说成是人类和自由的敌人，资产阶级不得不污蔑工人阶级。
在工人运动史方面，这种歪曲事实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人在歪曲事实时所采取的方式，其粗暴和蛮横是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了。另有一些人，像爱德华·道莱昂这些自称继承蒲鲁东衣钵的人却歌颂着法国工人运劫史中落后的东西。他们洋洋得意地标榜着手工业这个正在死亡，这个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扼杀或正在挨它最后一刀的东西。至于正在日益壮大并负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使命的现代无产阶级，他们却绝口不提，或则对他们的出现表示万分遗憾。
相反，工人阶级则完没有掩饰自己历史的必要。
工人阶级对于自己的过去，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地方。工人阶级既不需要隐瞒自己曾遭屠杀和受欺骗，更不需要隐瞒自己曾被诈取和剥削。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也毫无隐瞒的必要，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标志着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消灭，也就是全人类的解放。
※※※
凡是以科学家的态度来硏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人，都会承认人民群众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但是他们的活动始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要想了解奴隶社会是怎样崩溃的，单单说明奴隶占有制在当时已经成为发展生产的障碍还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奴隶们本身所进行的斗争。要想了解封建社会是怎样崩溃的，单单说明封建社会的组织在当时已经成为发展生产的障碍也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当时在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下推翻封建制度的人民群众的斗争。由此可以确定，历史科学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历史科学首先是一门“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同时它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须物质资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的历史。”[8]
我们只举个最近的例子：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不久以前，粉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不是靠人民群众进行的斗争么？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今天，人民群众的斗争不正是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坚强的壁垒么？
工人运动史应该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劳动群众的历史，人民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从封建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领导集团。
如今已经没有人再怀疑法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了。巴黎解放的翌日，法国总工会总书记贝诺瓦·弗拉商在巴黎地区工会干部大会上讲话时，称颂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说：
虽然有人出卖了祖国，使法国遭受了失败，但是工人阶级用自己的行动向法国人民证明：在失望和屈服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当初曾被白兰叛徒集团向人民的敌人告密，并曾被敌人图谋杀害的人们，在崇高的目标和坚强的信念鼓舞之下，对敌人的一切袭击进行了抵抗，他们把工人斗争的组织和领导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全国解放运动的真正先锋，他们从发动罢工开始，终于带动了全国的起义和辉煌的巴黎起义。[9]
从今以后，没有工人阶级就不会有社会进步和民族独立。无论在哪一方面——经济、社会、政治或文化等各方面——任何问题都得以工人阶级为转移。一八三一至一八三四年以前，甚至到一八四八年六月为止，在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或反封建残余势力的每一次斗争中，工人阶级还只是一股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或一支不可缺少的同盟军。例如一七九三至一九四年和一八三零年就是如此。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别人的一支同盟军。现在是它自己到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中间去寻找同盟军的时代了。出身于资产阶级并由资产阶级培育出来的“已经进步到在理论上认识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知识分子也来参加工人阶级的队伍，因为工人阶级是“未来主人翁的阶级”[10]。无产阶级已经不是，并且不可能再是其他阶级根据一时的情况或根据旅途上是否有困难而加以争取或放弃的同路人。无产阶级现为自己的利益而从事斗争。当然必须注意：
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现时的占有方式，亦即消灭迄今存在的全部占有方式，方能夺得社会生产力。[11]
法国工人阶级已经在战斗中锻造了自己的斗争工具——职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初期的职工会组织只聚集了很少一部分劳动者，同时这些组织是分散的、朝不保夕的，旣没有纲领，又不互相配合的。第一批真正的职工会组织要到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零年资本主义高涨时，才随着“工人议事会”的产生而出现。而全囯总工会直到一八九五年才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者实行同大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而大资产阶级为了攫取巨额利润，接口战争强迫工人阶级接受异常困苦的生活条件，全国总工会便在工人群众中间失了威信。
第一次的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复员军人怀着仇恨战争和仇恨资本主义的心情，怀着战斗的意志参加了职工会，他们同情那些对“阶级合作论”痛加谴责的工人阶级活动家。于是，随着这些新会员的激增，出现了群众性的职工会组织，而这些群众性职工会的存在也给工人阶级活动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职工会成为法国工人阶级最主要的群众组织，它们担负的任务就是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维护劳动者的日常利益，争取和平并为捍卫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斗争。
至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是经历了更长的一段时期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当然，工人阶级很早就试图组织自己的政党，但是工人阶级的新型政党——法国共产党，直到积累了许多经验，遭受了许多挫折以后，才于一九二零年成立。这个党从法国无产阶级的先期组织——巴贝夫运动，第一国际的法囯支部，以及儒勒·盖德的法国工人党——那里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但是，这个党的基本性质则是根据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经验，尤其是第一个取得了最后胜利的工人级政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经验决定的。
我们所要写的就是法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它的生活条件和组织的历史，我们并且特别着地论述职工会组织。
※※※
工人运动的领袖们曾不断地指出，工人阶级活动家必须通晓历史，因为工人运动史能够提醒我们：不经过努力，不经过斗争是什么也得不着的。不向有产阶级作斗争，有产阶级是绝不会放弃他们的特权。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所谓社会立法的法令，如果根据资产阶级要人学习的那些历史教科书来看，这些法令好像都是由政府方面自动制定的。在一本很流行的历史课本上，作者在叙述第三共和国时这样写道：
在整个这一时期，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议会通过了一些出色的社会法律，例如：允许工人组织职工会以终止他们的分散无力状态的法律（一八八四年）；劳动事故的法律（一八九八年）；星期休假的法律（一八九六年）；工农业工人退休的法律（一九一零年）等等。[12]
这完全是捏造事实。如果以为这些立法是由资产阶级慷慨恩赐给工人阶级的，那就错了。这些立法都是工人阶级经过坚强的斗争而后争到手的。今天的工人必须知道这些斗争是怎样进行的，必须知道工人阶级的组织是怎样在斗争中建立起来并且怎样为了斗争才建立起来的；今天的工人必须知道，工人阶级组织是怎样在被镇压的环境中成长壮大的，资产阶级怎样利用离间分子和叛徒来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和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
认识了过去，认识了自己的历史，劳动者就会激发自己对工人运动先驱人物的怀念，就会认识自己的光荣传统，从而提高阶级意识。
历史证明，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条件，但是我们也不能抹煞旧传统的作用。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这个历史的。在这些前提和条件中，经济的归根到底是有决定作用的。但是政治条件等等，甚至那些存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并不是决定的作用。[13]
我们想阐明的正是这些传统的作用。这些传统都各有其根源。它们是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思想感情相吻合的。但是它们并不都具有进步意义。只有根据法国工人阶级当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我们才能够決定，而且也必须这样来决定哪些传统是进步的，哪些传统是反动的。例如那种曾由列宁指出过的“使法国蒙害最烈的要算无政府主义的空话”的个人主义传统是反动的。又例如起源于蒲鲁东的那种劝导工人不要进行政治斗争使工人陷于孤立，使工人在资产阶级国家压力下和资产阶级政党影响下束手就擒的传统也是反动的。相反的，自丝织工人起义到今日的工人罢工，那种贯穿于整个法国工人运动史、为争取幸福生活的权利而斗争的传统则是进步的。再如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阿兰·勒里普在全国总工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历史悠久、力量巨大的那种反对战争的斗争的传统也是进步的。
然而以上这些并不是我们所要说明的全部东西，甚至还不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还应当说明法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产生的。阶级意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对工人来说，那不过是对下列这个事实的认识而已：尽管个别工人之间存在着分歧，但是他们属于同一个阶级[14]，所以为了争取共同的利益，实现共同的愿望，他们就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工人，工人就产生了阶级意识。但是阶级意识并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起初，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彼此以竞争者相待。资本家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也在工人內部制造对立。后来，在斗争中，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某一部分工人的失败也就是另一部分工人的失败这一真理。
从这时起，个人主义思想便逐渐消失了。但是在工人运动中很长一段时期里，曾经流行过地方主义和行会主义思想，而且直到如今，这种思想还没有彻底肃清。地方主义思想就是狭隘思想，就是以为不同城市的资本家并不串联勾结，从而不妨只在一个城市里进行斗争，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至于别的地方或别的城市发生的事情则可以不闻不问。当各个劳工介绍所还是彼此孤立，还没有结合成为全国劳工介绍所联合会时，这种思想曾在各个劳工介绍所中占着统治地位。至于行会思想，它只不过是用不同行业间的竞争代替个别工人间的竞争。行会主义者只不过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为自己的同业团体谋利，即使因此损害到其他行业的利益也在所不计。行会主义者不了解，各个行业间是互相关联的，因为一切生产部门（原料、媒炭、钢铁和基本工业）都是息息相关的，而资本家的策略正是分裂他们，使他们彼此对立。
团结一致乃是工人阶级为反对资本家而必须不断进行的斗争中的基本力量，历史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通晓历史并不就能产生阶级意识，不过当历史通过事实向人们证明：无产阶级一旦分散便易于被资本主义宰割时，通晓历史才有助于阶级意识的增长。
其次，工人们学习了历史就会认识到：他们以工人的身份参加和正因为他们是工人所以才参加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现代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工人阶级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展开了这种斗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研究工人运动史起源时就可以看到）。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有当工人阶级取得了全盘胜利，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建立了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时才吿终结。
不过这样的斗争是极其迂回曲折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过胜利，也遭受过失收。通晓过去的斗争，知道过去的斗争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在这里取得胜利，而在那里却遭受失败，就可以为今后的斗争作好准备。
我们说工人运动史能为我们提供经验教训，其意义即在于此。全国总工会总书记贝诺瓦·弗拉商在全国总工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吿时说过：“经验对于职工会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工人运动史不就是由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的经验所组成的吗？
在本书中，我们想不以学究的身份，而是以活动家的身份，并遵照已经由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当时或事后所作的分析，努力来从法国工人运动史中提取经验教训。列宁说过：必须“编写现代史，并尽量把它写得能够使我们的历史著述对运动的参加者，对斗争现场的英勇的无产者有所帮助；同时，我们要尽量把历史写得能够有助于运动的扩展，有助于有意识地选择些消耗力量最少，但收效最大和最有把握的手段、步驟和方法。”[15]
但是，在下笔写正文之前，我们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法国工人阶级并不是历来就像今天这样的。法国工人阶级已经发展了，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它是起过变化的。随着生产力的高涨，法国工人阶级壮大了；而且和生产力的发展一样，法国工人阶级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具有同样的不平衡性和突变过程：不但人数上起了变化（量变），成分上也起了变化（质变）。随着时代的不同，工人阶级的集中程度也各不相同。当作坊逐过渡到手工工场，再由手工工场逐渐到现代工厂的时候，资本主义也不断把工人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各个企业中去。这一个集中过程并不是通过有规则的运动来完成的。例如很明显的，经济危机爆发的结果必然是一些中小企业垮台，从而工人的集中也就前迸了一步。
在很长一个时期，作坊和大企业同时并存，一方面是几个帮工同在一个属于手工业范围的场所从事劳动，而另一方面则是数百个或数千个工人聚集在一个大工厂里做工。
在大企业中从事劳动的工人对于工人阶级斗争（斗争的形式和目标）的看法和小作坊中作工的帮工当然是不一致的。在大企业中从事劳动的工人，阶级觉悟比较高，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比较显著，而共同操作也加强了团结精神。到后来，由于资本集中的结果，小手工业者破了产，不得不走进工厂，但是他们仍然抱着小手工业者的思想意识。斯大林作过如下的分析，对于法国是同样适用的。他说：
假定有一个鞋匠开了一个小鞋铺因为竞争不过大厂主，结果只好关门，到梯弗里斯皮鞋工厂老板阿德里汉诺夫那里当雇佣工人去。他进阿德里诺夫的工厂，并不是想永远当个雇佣工人，而是想积些钱，凑一笔资本，再开自己的鞋铺。可见这个鞋匠的地位虽然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地位，但是他的意识暂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换句话说，这个鞋匠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已经消失，再也不存在了，然而他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没有消失，他的意识落后于他的实际地位。[16]
因此，对于一个一八四八年身为小手工业者或作坊帮工的战士，如果以为他在思想作风上会和今日的冶金工人一般无异，那就不合情理了。当作坊的帮工或手工业者，成为一个大工厂的工人之后（这就是斯大林所举的例子），他对事物的看法并不立即改变。他还怀念他的作坊，自以为在作坊里工作比较自由，不用受工厂纪律的约束，也不用接受必要的流水作业，因为他是迫于工人集中的普遍潮流而放弃旧业的。他的理想社会依然是以小作坊为基础，通作合作社制度而把生产组织起来的社会。要想使这种人原来的看法悄失，往往要经过许多次的罢工，许多次的失业。让我们再来看一段斯大林所作的分析：
我们这位鞋匠的小资产阶级的梦想就在这里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在他的心坎中就初次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意向，过了一些时候，我们这位鞋匠察觉到：领到的钱连买最必需的东西都不够，增加工资对于他是极端重要的。同时他又现他的工友们在谈论着什么工会和罢工。我们这位鞋匠在这里意识到：要改善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和厂主作斗争，而不是开自己的鞋铺，他加入工会，参加罢工运动，并且很快就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了。[17]
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这种转变。我们将尽量把这种转变的各主要阶段指出来。这种转变的快慢决定于旧日的帮工和手工业者怎样参加斗争，同时也決定于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同伴怎样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工人的这样意识一天不发生变化，他旧日的劳动条件带给他的思想包袱便会多保留一天。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內部总是存在着思想的分歧。这些思想有些是反动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它阻碍着历史的前进；但也有些是革命的，属于无产阶级的；只有革命的思想深入到越来越多的工人的意识中之后，它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当资本主义为了搜罗劳动力，跑到农村中去招募工人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情况。雇农和破了产的小农在走进工厂之后，也同样不能马上接受已觉悟的无产者的思想意识。列宁曾指出：
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存在有一些与无产阶级并存的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是从小生产中诞生出来，并且经常从小生产中诞生着的。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出许多‘中间阶级’（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包工，以及因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需要而散布全囯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是不免要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也就往往在广大工人政党队伍中暴露出来。[18]
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中，尤其在工人运动內部的思想史中，我们必须牢牢记着这些问题。如果有一部分工人拥护某一项理论，这丝毫不等于说该项理论就是有利于整个工人阶级的。
本书将时常要谈到这一类问题。如今只举两个例子：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间，法国工人阶级有很大一部分人受了蒲鲁东主义思想（其后是继承了蒲鲁东衣钵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是肯定的，然而这是否说蒲鲁东的学说和无政府主义就是当时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呢？当然不是。这只是工人阶级尚未十分集中以前，在工人阶级內部所出现的小资产级思想的残余。其次，大家都知道，工人阶级內部也时常出现机会主义的妥协论，甚至同资本主义合作的论调。我们不能仅仅拿个人的背叛行为来解释一切。当然，这种背叛行为在法国工人运动中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为了在工人阶级內部制造混乱，制造分裂，资本家所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那些在思想上和物资上同资本主义制度有联系的变节的工人阶级领袖。
但是列宁曾经教导我们，要我们为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以及变节行为找出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来。一九二零年，列宁會指出：
人们曾计算，三个最富的国度——美国、德国和法国，仅就资本输出一项说，每年就有八十万万到一百万万法郎的收人。
很明显的，从这样一笔数目中，就可拋出五万万法郎，送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进行各种各样的收买。整个的问题恰恰都归结在收买上面。这是用千百种方法来进行的：如提高最大的中心地点的文化，创办教育机关，给合作社的领袖，给工联的领袖，给囯会党团的领袖设置成千的官职。凡有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地方，到处都有这种事情发生。这几十万万的额外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19]
这一条规律今天不是已经得到证明了么？某些资本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家不就是把他们的巨额利润分出一部分来收买某些工人领袖试图分裂欧洲的工人运动么？这又是一种来自无产阶级的敌人方面而影响着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思想潮流。
最后，还应当指出，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同资本主义世界完全隔离：资产阶级宣传和思想影响都会渗入无产阶级队伍，而把各种问题弄得混淆不凊。同时，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党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工人阶级。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在全部政治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看法的。
……工人阶级不是一个在思想上完全一致的集团。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座万里长城，所以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恶习也就会过千百条路打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当权的资产阶级掌握着强有力的囯家机器，掌握着此我们有力得多的表达和宣传工具，他们往往能够收买某些人来当他们的代理人，来传播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腐蚀作用。这一切于工人阶级中最前进的、最觉悟的人们虽然丝毫不起作用，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各个阶层却就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影响。[20]
倘若对工人运动史加以一番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工人阶级确实已经起了变化。随着工人阶级的变化，工人运动的学说及斗争形式也起了变化。因此，法国工人阶级应当保存它的传统中的火焰，即斗争精神，而扬弃其灰烬，即过了时的学说和斗争形式。浦鲁东派历史学家之所以称颂工人斗争史上一切过了时的东西，其目的就是想叫工人们放弃目前的斗争。
第二：蒲鲁东派历史学家所努力进行的另一个工作即是夸耀工人阶级的自发性[21]，并说只有经济斗争才纯粹的工人阶级的斗争：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決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发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唯一按资本主义‘可以履行’‘可以接受’的要求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取‘阻力量少的路线’。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22]
蒲鲁东派历史学家的目的是诱导工人们不去过问政治斗争，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得以渗入工人阶级內部。
然而，我们却是这样说：工人运动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总斗争运动。随着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这个斗争有着各种不同的形式。它总是在几个不同的战线上进行着的，但是斗争只是一个，而且是不可分割的。
当工人为了降低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而斗争时，这是经济斗争，马克思写道：
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应当停止企图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改善自己的状况呢？如果工人这做，那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堕落穷人，再没有什么救路了……如果工人在和资本家的日常冲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一定会丧失开展任何较大规模运动的能力。[23]
有些要求，例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要求，是工人阶级普遍的和基本的要求。但是工人运动也不应该放松任何局部的要求。如果某些组织完全不关心这些局部的要求，它们便会脱离工人群众，听凭资产阶级对他们施行压迫。这一点正马克思所一再强调指出的一点。我们要了解工人的具体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并为此在工人中间进行调查，这是马克思的主要思想之一。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增加学识，而是为了把工人们的斗争组织得更好，因为“唯有工人们自己，而不是天降的救星，才能有效地解除他们所身受的社会贫困。”[24]
但是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必然会和国家的力量（警察、法院等）发生冲突，这样他们的斗争便转变成为政治斗争了。这种政治斗争，在起初只是自发的，以后才越来越成为有意识的。工人斗争的目的在于争取和维护发展工人运动所必需的民主自由。阻止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就是不许工人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并把他们的手脚绑起来，任凭资本家去宰割。
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说明他们的阶级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政治斗争本身也有各种不同的程度。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捍卫罢工权是政治斗争。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为堵截法西斯的道路而举行的罢工是政治斗争。法国劳动人民反对占领军及卖国贼的地下战斗是政治斗争。码头工人拒绝起卸用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武器是政治斗争。凡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用他们的政治武器向无产阶级展开进攻时，无产阶级就应该用自己的政策及政治武器来反击。如果不愿意让工人阶级永远生活在贫困中，永远受奴役，那就不能把阶级斗争的范围限制在经济方面。通过政治斗争的最简单的形式，工人就会提高自己的思想，就会认识到：要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把生产资料及交换资料公有化，而为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摧毁资产阶级的政权。
其次，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是一种思想斗争。资产阶级总是企图把对他们有利的论调在工人阶级中间传播。这些论调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通过劳资合作，资本主义制度可能“改良”；工人可以分享盈余；美国式的“企业自由”是如何如何美好等等。针对这些论调，无产阶级该引用它自己的，同时也是唯一科学的观点，即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加以反驳。这就是贝诺瓦·弗拉商研究了由马克思起草并在一八六六年第一国际日內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之后，所提醒我们的：
工人阶级不能把自己的斗争局限于争取改善工资待遇、减少工作时数、合乎人道的生活条件这种日常的游击战。工人阶级的使命是把全世界从人剥削人的制度下面解放出来。[25]
比方说：马克思找出了工资的真正本质以后，他便给对资本家进行日常斗争、并为摧毁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思想武器，一种非常有效的武器。一个工人，只要精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他就会了解到他的工资并不是他的劳动的代价，劳动是属于资本家的；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却为资本家占为己有。这样，这个工人便会科学地认识到他所遭受的剥削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并且他就会觉得摧毁对他进行剥削的制度是确属必要的，而且是根本的解決办法，是唯一的、徹厎有效的办法。
然而这些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是从工人阶级內部自发产生的。
各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凭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对于必须组织工会，必须与厂主斗争，必须从政府那里争得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种法律等等的信念……
而社会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分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伦理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26]
因此，本书将谈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在工人运动史和人类思想史上这种社会主乂学说会构成一种革命。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所代表的是工人群众的利益，这种学说一旦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后就成为一股能加速历史前进的力量。然而工人阶级是通过斗争才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通晓工人运动史是具有基本的重要意义）。
工人底生活条件就使工人富有斗争能力、并推动他们去斗争。资本把大批大批工人集合到各个巨大城市里，使他们团结起来，训练他们共同动作。工人髄时随地都与他们的主要敌人，即资本家阶级直接冲突。工人在与这个敌人斗争中，就成为社会主义者，觉悟到必须完全改造整个社会，完全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压迫。工人一成为社会主义者，就无限地勇敢地进行斗争，反对横在他们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27]
虽然随着环境的不同，某一方面的斗争可能一时占据首要地位，但是三个方面[28]，即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本书不限于叙述工人阶级在经济方面的斗争，而是叙述整个的工人运动的历史。
第三：虽然说这一部历史是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能把法国工人运动同国际工人运动分离开来。同时，虽然说工人阶级的斗争具有国际意义，但是它也同样有民族性。因为在任何国家里，无产阶级都应当“夺得政治统治，提升为民族阶级”[29]。工人运动必然是在本国范围內展开的。工人运动在那一个囯家里组织起来，它便会受到那一个国家的特殊影响。
这些影响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影响。既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衡的，各个国家的发展具有各不相同的速度，这也就为各个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各不相同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从英国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进行的殖民剥削中，挖掘英国工人运动的某些特点的根源的。一八九二年九月十二日，恩格斯在他致考茨基的信上写道：
你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究竟是怎样的想法？他们对于这点的想法也是如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并没有什么工人政党，只有一些保守派的和自甶派的急进党人，而工人也就安然和他们共享着英国的殖民地地垄断权及其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30]
我们也可以指出，十九世纪末叶（法国总工会诞生的时代），法国在工业方面的发展肯定是落后的。因此，在一八九六年，集中在五种轻工业部门（食品工业，纺织工业、服装工业，皮革工业及家具制造业）中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百分之四九点九，而集中在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中的工人则只占百分之一八点一：这就使法国工人运动具有某些基本特征。
其次，工人运动并不是和民族分离的东西，它和民族生活是打成一片的，它体现了并丰富了民族的最进步的传统、如果把法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看成一些独立的和外界无关的组织，并仅就这种组织来进行硏究；如果不说明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一八三零年、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十九世纪的革命大危机以及一九四四年全国起义等对于法国工人运动所起的影响，那就无法了解法囯的工人运动。以上所述，归根结蒂都是一些伟大的阶级斗争，在这些伟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作用在不断扩大的，而反过来，这些伟大的斗争也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但是工人运动很早就具有了国际性：“共产党宣言”虽然是在资本主义高涨的年代里写成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已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具有了国际性。
资产阶级既已榨取着全世界市场，于是就使所有一切国度底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1]
这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从开始就表现为国际斗争的深刻意义。法国工人阶级在很早时期就已经意识到国际团结，我们将一步一步地来研究法国工人阶级究竟怎样参加这一个国际斗争的。法国工人阶级参加国际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参加了一些国际组织，它表达了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它学习并吸取了法国国境以外其他各地区工人运动的经验。
最后，这一部历史的目的是企图解释法国工人运动并总结其经验教训；我们希望今天的工人在读了本书之后，对法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历史到愤懑，感到热爱。密歇莱在回忆他在档案室里工作的日子时写道：
在这些表面上好像很沉寂的书库里，我很快就感觉到：这里是在运动，是在低语，而且这不是死亡了的东西在运动和低语。这些被搁置在这里已经很久的纸张卷帙巴不得能够重见天日。这些纸张并不是纸张，而是人类的、各省的、各族人民的生活……
想起了一八七一年的屠杀，想起了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四年间的集体枪杀和放逐，谁能毫无感触呢？想起了那些做完了冗长的一整天的工作之后，又跑进森林里去与矿上或工厂中的伙伴会面，第二天黎明，又拖着无比疲惫的腿但是满怀信心，重新回去一面工作一面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活动家们，谁能毫无感动呢？想到这些经常受到镇压摧残，但又重新建立起来，并变得较前更有力、更为有效的工人组织时，谁在今天还能不感到乐观呢？看到了工人运动的确是在循着历史的方向前进，工人运动的胜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前提时，谁能对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感到怀疑呢？
[1]恩格斯为“共产党选言”一八九零年德文版所作的序言。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五页。
[2]加斯东·蒙慕梭语。见蒙慕梭为列宁著“职工会在新经济政策中的作甪和任务”所作的序言，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七页。
[3]我们知道，在目前企图着手任何综合性的东西还为时过皁。因为，关于工人运动史，我们不需要有更多的有关职工会、工人联合会和罢工运动等的专书，不仅需要进行更多的现场调查，不仅需要就工资发展史、就工人阶级的构成进行更多的研究等等，而且还需要就目前已有的、在极大程度上受了资产阶级观点和仇视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情绪影响的一切作品进行分析批判。这一件双重工作（写作和批评）一天未完成，一切综合性的东西就只能是暂时的。
[4]恩格斯为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一八八五年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二一至二二二页。
[5]亚诺尔德·约·托因比：“历史”，巴黎一九五一年版，第四四零页。
[6]同上书，第一七页。
[7]莫里斯·勒克鲁就是这种人（参阅勒克鲁著：“梯亥尔先生”，巴黎一九二九年版，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页）他夸奖梯亥尔曾“异常勇敢地亲临火线”，说：“这是一个不平凡和无论如何是富有教益的举动，为了维持治安，梯亥尔在一个文官参谋团的陪同之下，和军人们混在一起，同一位将军（即布乔一译者）比肩出现于叛乱的中心地带。”他说特斯诺南街的屠杀与梯亥尔和布乔无关，而仅仅是“一件大大的不幸”。数年之后，布乔在写梯亥尔的信中（一八四九年四月七日）提到革命的工人时曾说：“这些畜生是多么残暴和凶恶！上帝怎会允许做母亲的生出这样的人来呢！啊！这才真正是我们的敌人！俄国人和奥国人并不是是我们的敌人。”勒克鲁对这样的话是不在乎的。一八三六年八月五日，布乔写给梯亥尔的信中提到社会主义者写道：“啊！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请你把他们都给我送来吧！我要留在非洲来结果他们的性命。这才是为祖国效力的最好的办法。”勒克鲁对于这样的话同样是置之不理。他并非不知道这些文件，但他故意撒谎，因为他与那个为了捏造历史不能不撒谎的阶级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8]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译文引自“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十九页。
[9]贝诺瓦·弗拉商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在巴黎地区工会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吿：“为建设强大和民主的全国总工会、争取法国的统一、自由和独立而奋斗”，第五页。
[10]“共产党宣言”。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一八页。
[11]同上书，第一九页。
[12]贝尔纳和勒东合著中等学校教科书：“法国新史”，第三十一版，第二八七页。该书作者在第二七五页上写道：“在帝国时代，拿破仑第三喜欢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并于一八六四年允许工人享有罢工权。”瞧！拿破仑第三的为人是多么善良啊！
[13]恩格斯在一八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给布洛克的信。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八九页。
[14]为了免得到下面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并为了帮助读者容易了解下文，我们将社会阶级和无产者的科学定义如下：列宁在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分析时指出：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八二至三八三页）
资本家和无产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个基本阶段。我们可以举出三个基本特征来说明什么是无产者：
一、无产者就是不占有生产资料（工厂，工具，机器……）的劳动者。
二、无产者就是可以自由出卖他的劳动力的劳动者。这就是无产者与奴隶在历史意义上的区别，因为奴隶不能自由处理自己的身体；这也是无产者和农奴之间的区别，因为农奴不能与土地分离。但是无产者既然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无法谋杀，那么这种自由也只是一种空谈而已。
三、无产者是产生剩余的劳动者（他和资本家相反，资本家占有这种剩余价值）。
“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土地、工厂以及劳动器具的人。工人用他的一部分工作时间来抵偿维持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費用（工资），而用另一部分工作时间去作无报酬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即利率的源泉，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源泉。”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零年中文版，第六七页。
[15]"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八四页。
[16]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译文引自“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八七页。
[17]同上书，第二九零页。
[18]列宁：“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译文引自“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八六页。
[19]列宁：“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译文引自“列宁文集”，第六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六六至二六七页。
[20]贝诺瓦·弗拉商：“在世界工会联合会第二届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二十一日在柏林举行）。
[21]为工人阶级自发性作辩护的人们认为“节制”是工人阶级的天生特长之一。爱得华·道莱昂对这种节制性特作说明如下：
“除了一些突然发生的暴行外，群众是有它本身的节制性的。这种节制性的来源乃在劳动者与外界物质的接触上和肉体的抵抗力上。因为工人们不得不每天去挣面包，因此他们不断地为一些难以应付的事件弄得焦头烂额。”（爱德华·道来昂：“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三一页）
这种解释枉然有一些“唯物”的外表，其实是完全不通的。一言蔽之，它的全部功劳只在于叫人相信工人阶级不会自发地从事革命；因此只有在少数领头的人对工人施以鼓动挑唆情况下，工人才会丧失其节制性！这正是直接为工人阶级敌人的利益服务的论调。蒲鲁东派历史学家为了避免谈论阶级斗争，乃用空洞词句来宣扬社会各阶级间的竞赛。你们知道一九三五年的人民阵线是怎么一回事吗？你们知道法国人民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是怎么一回事么？（作者在这里是以浦鲁东派历史学家的口吻向读者发问——译者）不。但是这是“社会的一种新实验”啊，而为了这种新实验，
“必须付出灵魂的创造性的努力，这种灵魂的创造性的努力在扩展成为社会灵魂之后，便粉碎了界限，带动了整个社会。“（道莱昂：“默默无闻的人们的胜利”，巴黎一九三六年版，第一零七页）
他根据这样的论点便进而称赞墨索里尼，说墨索里尼
“发现了一切精神革命，一切社会运动及民族运动的深刻真理……”（爱德华·道莱昂：“劳动的历史”，巴黎一九四三年版，第三二零页）
照他这种说法，人民群众成了一种的神秘的、不可理解的力量，成了首先是听凭情感因素来推动的力量。
“毋庸置疑，在这些因素里面也可能混杂着一些理智因素和利益因素，即群众利益和领袖野心，但感情因素始终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同上书，第二二页）
[22]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译文引自“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零年中文版，第三七页。
[23]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四二五页。
[24]马克思：“工人生活调查”，原载一八八零年四月二十日出版的“社会主义杂志”。我们下面还将用很长的篇幅来研究这个调查，同时也将研究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和一八六六年所作的调查。
[25]“为法国服务”，一九四五年九月，第三页。
[26]列宁：“做什么？”。译文引自“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零二页。
[27]列宁：“革命底教训”。译文引自“列宁选集”（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第七零九页。
[28]“斗争是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抵抗资本家）——进行着。”见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六二八页。
[29]“共产党宣言”。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六页。
[30]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译文引自“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零二页。
[31]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一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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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加斯东·蒙慕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序言
加斯东·蒙慕梭
我们当然已经有了一些专供各级学校作教材用的“法国史”。我们无意贬低它们的价值，然而它们都只是些按照年代顺序编写，向学生介绍历史的文集。这些书并不解释事件，因此，与其说是提供思考问题，倒不如说是为别人记忆而写的。
我们至今还缺少一部揭示社会各阶级、各阶级之间利害冲突、由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斗争以及由斗争而发生的变化，并运用历史科学方法把所有这些都加以认真分析的真正的法国通史。
更不用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的法国工人运动史。过去虽然也曾有人在这方面作过一番努力，但都不能算作信史。
法国工人运动是在一定的时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內部诞生的，它是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社会产物，是在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中，同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制度势不两立，通过一个战斗又一个战斗而生长、扎根并壮大起来的。
而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它的发展、全胜、没落和腐朽分不开的；同时，法国的历史也是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日益壮大并孕育着民族复兴一切必然性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分不开的。
要想编写一部工人运动，必须先对法国历史作一番透彻的研究。我在这里有责任并以愉快的心情，以法国总工会名义向读者推荐的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的第一卷。
※※※
这一部巨著一共分为四卷。它的作者勃吕阿同志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钦佩。他是迄今为止有勇气并怀着值得我们钦佩的责任心，担负起这样一件重要工作的第一个历史家。
一个读者如果想对法囯工人运动史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即使他很有见解，也必须浩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埋头阅读和硏究好多年之久。
勃吕阿却光辉地完成了这项难能可贵的工作；在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的这部历史中，作者并非把旁人说过的话概括地叙述一番，而是创造性地加以撰写。只是为了写这本书的第一卷，作者就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勃吕阿第二个值棏我们钦佩的地方是他的文笔凊晰，并善于从无数事件和斗争中找出一条线索来，由于有那么一条线索，读者在阅览中就不再会有暗中摸索或迷失方向的苦恼。
勃吕阿第三个值得我们钦佩的地方，就是他成功地做到了样一点：他不是为历史学家，而是为历史的创造者——工人们写了这一部法国工人运动史。
这样写出来的法国工人运动史就成为运用非常生动的群众的語言，并运用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产物。
我敢说这是本令人读来爱不忍释的书，而且在读完之后，我们会感到以前是如何缺乏这样一部历史书！
勃吕阿这部历史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在书中，作者随时随地为读者着想，按照情况的需要加人一些插话，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史实里提出一件关键性的事实来加以铺叙，并让历史人物嘴上哼着过去岁月中的古老的、富有人情味的革命歌曲，如实地走上舞台，作者还引用一些小故事，下个结论，然后再把读者引到历史中去，不使读者感觉些微的疲劳。
我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有意义的著作：它一定会从我国流传出去，流传到很远的地方，而劳工介绍所、职工会以及从淳朴的工人直到知识分子都会渴望手中有这样一部法国工人运动史，作为他们的工作所不可或缺的工具。
第一卷所包括的时期是从工人运动起源——法国大革命——直到里昂丝织工人起义（一八三一年）为止。
现在我在这里只提一下本书的结论，因为单单这个结论就已足够说明勃吕阿为工人编写的这部工人运动史是如何的生动了：
“然而，里昂丝织工人的斗争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在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里昂工人的报纸‘工场回声’就追伓他们说：
安息吧，十一月起义的烈士们！愿压在你们身上的泥土不致于使你们感到沉重！……你们的鲜血滋润了这片土壤，从那里一定会生长出无产者解放之树！”
安息吧，十一月起义的烈士们！自从工人阶级的一位新闻记者写下了这几句充满革命感情的、壮丽的和具有预言性的话到现在，一百二十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把这几句话重新拿来献给当今的许多无产阶级战士们：被贝当的警察酷刑杀害的抗战烈士们——皮埃尔·瑟马、丹波、布尔玛尔赫……被资本主义国家代理人在瓦伦斯，在马赛以及在費尔弥尼等地杀害的罢工工人们……
工人运动史的全部过程正是给我们说明了反动阶级是如何一贯地用暴力来镇压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维护自己的面包、保卫自己的权力的工人阶级的。
安息吧，一八三一年十一月起义的烈十们！你们的鲜血滋润了这片土壤，从那里一定会生长出无产者解放之树……八十六年之后，伟大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和资本主义的政权，并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
安息吧，斯大林格勒的烈士们！你们是里昂丝织工人的弟兄，你们的鲜血滋润了这片土壤，无产者的解放之树正在那里不可战胜地成长壮大。
编写这部历史的时辰已经到来了，因为它不仅是行动的指南，而且也是信心的泉源，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止历史的前进。
法国总工会书记加斯东·蒙慕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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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第四章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
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巨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残渣扫除净尽，为建立现代国家的大厦廓清了社会基地。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代建立起来的[1]。
——马克思
一七九四——一八一五年这一时期的意义。——热月反革命运动。——共和国三年芽月十二日（一七九五年四月一日）和牧月一日（一七九五年五月二十日）的最后群众行动。——巴贝夫和巴贝夫思想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地位。——督政府和资产阶级——雾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政变。——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农村中的阶级关系。——法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反工人阶级的措施：工人身份证和禁止工人组织。——一八一零年一八一一年的经济恐慌及其后果。——资产阶级放弃拿破仑。——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人民保卫祖国。——百日帝制或对人民的恐惧。——大革命和帝国的总结。
山岳派随着罗伯斯庇尔一起失败后，大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的胜利还不够稳固。长裤汉虽然一时失措，但是并没有被打垮。他们力量的源泉，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工人的团结，仍继续存在。雅各宾派思想并没有随着罗伯斯庇尔之死而被扼杀。反动的国民公会在热月事变以后，依然面临着人民大众的起义，而继承国民公会的督政府还得镇压巴贝夫的密谋。资产阶级现在需要的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在历史上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而出现了，它是阶级统治的机构。
“通例，它就是那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底国家，这个阶级依靠国家又成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2]
封建阶级的国家已经被大革命摧毁了，而资产阶级国家却还没有成立，虽然在恐怖时期，雅各宾分子对建立一个既能保卫祖国同时又能保证手工业者、工人、贫苦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府曾作一番努力。
现在轮到拿破仑来创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了。它将“日益完善”起来，它将在它整个存在时期不择手段地保卫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与工人阶级不断地作对。由资产阶级拥立的拿破仑，在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同时也在购得国有产业的富农阶级帮助下，把这样的国家建立了起来。这就是拿破仑政权的阶级基础。
然而，拿破仑毕竟完成了大革命所没有完成的革命事业，并帮助了法国境外的封建制度的摧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例如在德国，拿破仑是大革命的代表，革命原理的宣传者，旧式封建社会的摧毁者。”[3]
但是，拿破仑的失败也就决定于此。这个从封建社会废墟上出现的新社会被本身的矛盾破坏着。拿破仑把欧洲各国人民从封建体制下解放出来，但他却不敢进行到底，一遇到欧洲巨大的农民起义，他就退缩了。
在法国本国，经济危机和军事失败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资产阶级拋弃了他们的“皇帝”，准备和旧日的贵族妥协。
可是，历史任务基本上是依然要完成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它的行政官史、民法、刑法、诉讼法、商法等也终究是要建立起来的。
※※※
代替革命政府的政权精神，即热月反革命的精神，可以以波亚西-唐格拉斯此人说明它的特征。波亚西-唐格拉斯出身于塞凡纳的贵族，同资产阶级保守向有勾结。后来拿破仑任命他为元老院议员，而路易十八也任命他为贵族院议员。目前，他是热月党政策的策划者之一。他说道：
“我们由最优秀的人来治理，最优秀的人即是最有学问，最热心维护法律的人。可是差不多极少例外，这样的人只有从有产者中间才能找到。只有他们才对维系他们财产的国家，保护他们产的法律，保持他们财产所必需的太平世界表示关心。有了财产，他们才有时间受教育，而教育他们学会明智地和正确地讨论那些决定祖国命运的法律是否有利有弊，……一个由有产者来治理的国家是符合于社会秩序的，而一个由无产者治理的国家则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国家。”
在波亚西-唐格拉斯看来，所谓自然状态就是野蛮状态。
反动措施逐渐扩展到各个方面。限价法律被放弃了。各种规定物价的条例都陆续取消，“香狸金色青年”[4]获得了行动自由的权利。这些青年都是贵族子弟，特别是投机商人的子弟，他们可以随便殴打雅各宾分子，而雅各宾俱乐部则早已封闭了。国民公会会议厅上的革命烈士塑像都被取走，达维德所绘的“马拉之死”和勒不勒基埃·德·圣发尔乔[5]于投票赞成处死国王的第二天被人刺死的画也取走了。马拉和少年英雄巴拉和维亚拉[6]的遗体也搬出了伟人墓[7]。一七九五年八月二日通过的新宪法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上的第一条：“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也改为“平等即人人适用同一法律”。政治平等已不存在：普选亦已取消。要当一个积极公民，必须缴纳直接税。积极公民只是为了推选初选人才举行集会。初选人人数只有两万名，只有他们才享有实际的立法权，为全国行使表决权。
※※※
可是，长裤汉并未停止骚动，因为人民群众依然十分贫困。通货膨胀和投机倒把物价抬得非常高。在罗伯斯庇尔当政时期，革命法庭曾使进行公债、证券、汇兑等投机的人深感恐惧知所收敛。现在什么阻碍也没有了。一小樶人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这些人就是所谓“金肚子”。一部分人的贫苦和另一部分人的阔绰，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照。每天因饥饿而自杀的悲剧层出不穷，警察局的报吿也不得不写上这样的话：“街头有一个妇女抹了脖子，有五个孩子的父亲跳窗自杀”等等。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王宫区的饭店侍役却说：“现在在那些年青人和那些投机家的挥霍无度的情形是以往从未见过的。”
一七九七年出版的“饕餮指南”把阔客从“小牛头饭店”的松露鳗鱼那里带到“沙锅居”的老牌阄鸡（可能是“阄鸡”——录入者注）那里。金融资本家乌弗拉尔买下了马尔里、兰西、卢维西纳等宫堡，而仅仅巴黎一市，一七九七年的弃儿即达四千个。
巴黎各郊区人民的愤怒如海涛那样地吼啸，尤其是因为贫困之外政治又是极端反动。一七九五年三月十七日圣玛尔索和圣雅克两镇的代表们说：“我们缺少面包，我们在后悔我们以前为大革命所做的种种牺牲。”
他们的理想仍旧是民主共和国，在他们看来，一七九三年的宪法即已体现了这个共和国。
共和国三年芽月十二日（即一七九五年四月一日），巴黎各市区群众冲进国民公会。但是由于缺乏领袖、缺乏组织、缺乏明确的口号，运动依然失败了。但是骚动不久又死灰复燃，终于发生了共和国三年牧月一日（即一七九五年五月二十日）的人民起义运动。
巴黎东部各市区的警钟敲响了，军鼓也打响了。示威群众在帽子上或短褂上别上“面包和一七九三年宪法”的标志。圣安东尼镇的妇女关上了铺子。运动波及到巴黎中心各市区。一个手工业工人名叫皮埃尔·里姆的刻字匠是这些武装群众的领袖。他们冲进了国民公会会议厅。有几个士兵挥动皮鞭想把妇女们从讲坛上赶下来，但是示威群众像海潮一样湧来。有一个议员费罗当场被打死。此人是巴黎小麦运输的负责人，因此特别为群众所痛恨！起义群众再一次掌握了国民公会，但是这一次是由于缺乏领袖、缺乏纲领，把宝贵的时间在吵吵嚷嚷彼此矛盾的演说中浪费掉。傍晚山岳派几个议员出面干预，其中一个议员名叫罗姆把共和国二年实行的平等面包制恢复过来，规定面包供应量平等制，禁止糕饼铺制作糕饼，下令实行搜查面粉。但是山岳派自热月九日事件后已是一个力量微小、内部分裂的集团。
右翼分子开头是手足无措，但在国民公会议长吉伦特派分子浮尼埃积极帮助下又很快地镇定下来。富人住宅区的国民军集合起来了，起义群众武装不足，不得不撤退。但是，第二天，起义又重新爆发。长裤汉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再一次面对面发生了冲突。这次斗争真正是个有关捍卫资产阶级利益的斗争。有一个热月党人写道：“我们唤醒了所有安份守己的人，我们唤醒了每一个有财产需要保护的好公民。”
充满保王思想的纨绔子弟给资产阶级保卫者以莫大的帮助。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对付长裤汉：笼络人心的诺言、暗中布置的谋杀、虚伪的亲善友好，最后是用武力狠狠打击。自一七八九年以来，军队第一次开进了巴黎。圣安东尼被包围起来，终于在炮火和饥饿双重压迫下不得不投降。镇压开始了。这个横暴的镇压已预告一个白色恐怖正在酝酿中。山岳派议员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其中六个一法庭就相继自杀。巴黎一万个共和主义者被登记在驱逐出境的名单上。在外省，土伦也好，里昂也好，圣亚田也好，马赛也好，雅各宾分子大批地遭到屠杀。有一个当时人（此人并不喜欢雅各宾分子）写道：“人们杀害爱国分子，如同在田里打画眉鸟一样，见到就杀。”
在这些决定性的时日里，工人们是始终站在前列的。不但巴黎的工人，外省也是如此，土伦兵工厂的工人即是一个例子。他们占领土伦城四天之久，而停泊在港口的舰队上的水兵也对他们表示同情。最后调来了军队才把他们打败。土伦人被解除武装，四千五百名水兵为了逃避镇压开了小差。
长裤汉的这一次失败应该怎样来解释呢？他们即不缺乏胆量，也不缺乏勇气。虽然他们几个月来已经饥饿不堪，虽然屡次被人出卖，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他们仍是很英勇地对警察和正规军队展开了斗争，但是他们所期待来领导他们的山岳派议员却临阵退却了。这些人害怕担负责任，而实际上他们心底里却也是反对起义的，他们虽然对工人和手工业者是同情的，但终究是属于另一个阶级，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财产也好，教育也好，家庭关系也好，千丝万缕的关系把他们同资产阶级连在一起。他们只有在法国遇到危险、自己面临封建反革命的威胁时，才会想到同人民大众结成联盟来寻找出路。可是现在他们经常同人民失掉接触，他们已不了解人民。因此人民群众就缺乏纲领、缺乏领袖、缺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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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正是巴贝夫在督政府初期企图带给人民群众的东西。所以巴贝夫在法国工人运动史是上一个先驱者。对于这点，马克思曾指出：
“行动的共产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內首次出现的……最彻底的共和主义者，在英国是极端平等派分子，在法国是巴贝夫和布亚纳罗梯等，他们是最早提出这些社会问题的人。巴贝夫的朋友和战友布亚纳罗梯所写的‘平等派的密谋’指出了这些共和主义者何从‘运动’中吸取了明确的观念，即：人们撇开了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这一政治问题，就一点也没有根据无产阶级的立场解决任何社会问题。”[8]
有一天亚尔培·戴孟[9]对儒勒·盖德[10]说：“你们的渊源是巴贝夫密谋与平等共和国。”儒勒·盖德回答说：“我们接受他的学说。”儒勒·盖德这话是说得对的。
巴贝夫是个平民子弟，深知道穷苦的滋味。他的故乡比卡第曾经发生过不少农民暴动。他的父亲虽然受过些教育，但是也不得不搞几个行业。他当过兵，做过皇庄的职员、临时工，后来在圣奎丁要塞当建筑工人。他的母亲是一个纺织工人，生活也很艰苦。巴贝夫早在十五岁上就不得不出外谋生，最后他当了文书，给地主老爷们办理地契档案等工作。他写道：“我是在地主档案的尘埃中发现贵族阶级霸占产业的丑陋秘密的。”
他有极大的求知欲，凡经过他手的东西，他都阅读过：文学、诗歌、科学、历史和哲学。他开头和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一样，是个空想派。他相信仅仅哲学就可以产生“幸福”。可是由于他的出身、他的职业，他究竟还是脚踏在现实的土地上，熟悉人民的痛苦。他所生活的省份是一个农业的省份，但是毫无疑问，工业也已经深入该省。他观察到正在发展中的财富集中的现像。“工人们在帮助大财富併吞小财富的过程中，自身的人数也大大地增加了。结果，不但工资大为削减，而且大批公民越来越不可能找到工作。”
后来巴贝夫之所以能逐渐自拔于乌托邦的梦想，那是因为他从一七八九年起就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他以保护农民为己任，创办了一个周刊，叫做“比卡第通讯”。这个周刊特别欢迎刊载请愿书和诉苦书。在立法会议选举时，他拟了一个极民主的纲领，主张人人有选权、人民享受否决权、人民监督国民议会、设立人民请愿处、确定集会权、实行军队民主化、教育平等、保证全国人民的生活。
巴贝夫在本乡受到压迫，来到巴黎。但是他开始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在热月事件之后。开头，他并不了解热月事件的意义。他被罗伯斯庇尔的敌人所散佈笼络人心的言论所迷惑。后来，他知道自己错了。一七九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写道：“罗伯斯庇尔主义就是民主主义”。但是他却不甘愿停留在一七九四年的雅各宾主义上，他认为如果不同时进行政治斗争就无法保卫人民
“如果在一个国家里，社会上少数人能够把农业、工业的财富攫取在手中，然后用来控制社会上的多数人，并使用自己的权力，使多数人宛转呻吟于困乏之中，那末应该承认，这样的侵犯行为只有在不良的政府制度袒护下才能做得到。”
因此，必须打倒的就是这些不良的政府制度。
巴贝夫在他的“言论自由报”上，继之在“人民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因而遭到政府追索，并于被捕后在亚拉斯狱中坐牢六个月。亚拉斯狱中生活在巴贝夫的思想发展上个重要的阶段。他了解到他所生活的社会，其根本毛病在于社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有一切的少数人，另一部分是什么也不占有或是几乎什么也不占有的极大多人。这是私有制的原则，这样的不公平的制度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挽救的办法只有共产主义，即每个人为大家劳动。
“所有从事生产和制造的人都为公共商店劳动，他们之中每一个人将各自负责生产的物品送到公共商店，而负责分配的人不再为个人打算而为整个大庭打算，从整个合公司的全部产品中平均地将不同品种的产品分给每个公民，以资酬报每个公民为增加产品或改善产品所付出的劳力。”
如何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社会呢？巴贝夫摒弃了乌托邦思想，说：
“如果我有一根魔棒，那末一方面我将粉碎一切妨碍我们的东西把他变成过去的尘埃，另一方面，我将使在地球上出现为建立一个平等社会所需要和包含的一切东西。可惜，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根魔棒。”
因此必须发动一个革命运动，对反动势力实行人民大众的专政。出狱后，巴贝夫就着手组织这样一个革命斗争。那时正是反动势力猖獗进攻时期。他组织的第一个人民俱乐部于一七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被解散了，到了一七九六年三月间，“平等派密谋团”成立了。时机似乎很有利于革命。资本家拒绝增加任何工资。工人们的工资是以纸币凭单支付的，而商人则只收受现金。督政府被迫求助于发行强制性的公债，许多工业家关闭了他们的企业作为报复手段。
共产主义者西尔文·马莱歇尔和费里克斯·勒柏勒基埃、安东纳尔·德尔特、布亚纳罗梯、德朋等团结在他周围。他们七个人组成一个秘密指导委员会。因为自一七九五年长裤汉失败后，一切革命活动都必须采取地下活动方式，而且督政府曾于一七九六年四月颁布法令，宣布“凡企图恢复君主政体、恢复一七九三年宪法、假借土地法进行抢劫和瓜分私人产业者”一概处以死刑。
巴贝夫被政府追索，只得躲藏起来。但是这绝不能阻止他领导革命运动。
在巴黎每一区都有一个革命组织者。他的任务首先是了解各行业的劳动者的要求，并组织工人对督政府进行斗争。还有其他革命组织者从事军队工作。恰恰在这些人中间钻进了一个告密者格里塞尔。巴贝夫等人所用的宣传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报纸、标语、小册子、传单、歌曲、在咖啡店和排队时评论时事等等，斗争传到了外省：里昂以及巴特加来、马恩、诺尔及诺尔-厄斯特等各省。
当时另外有一个发源于小资产阶级而具有雅各宾传统的起义运动，这方面的领导人物是些前国民公会议员，如雅伏格、里哥尔、莱尼罗等。巴贝夫成功地实现了这两股革命潮流之间的协调。
他们决定一旦取得胜利，就把政权交给一个由平等团选出的代表（每省一人）和前山岳派的国民公会议员组成的议会。这个议会将负责立即采取一系列步骤，其中最具特点的步骤是：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均须劳动，实行人民普遍武装，禁止报刊散布谣言和虛伪消息，没收全体亡命者和叛徒的财产，普遍实行平等教育、注重职业教育、使每个人均能合适地担任一门职业并参加企业管理及制定法律以消灭官僚主义，垄断对外贸易。这的纲领已是大大超过一七九三-九四年雅各宾派的要求了，巴贝夫认为这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步骤。
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但是督政府也在密切监视着。政府靠了吿密者格里塞尔，对平等派密谋团的进展和领袖人物的性格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七九六年五月十日，巴贝夫和他几个战友被捕了。政府对所有参与密谋的嫌疑分子都发出拘捕证。所有著名的共和主义者一律驱逐出巴黎和塞纳省，报刊在督政府授意下对共和国四年的共产主义者尽量地造谣污蔑。
可是，政府还是不敢放心。它对巴黎各郊区非常害怕，因此将被控的人装在栅「字模糊，可能是“栅”——录入者注」笼趁黑夜押出巴黎，送往万杜姆。这时候，在该地已经组织好最高法庭。在押解途中，德鲁叶居然脱逃了。
一七九六年九月，格勒纳军营企图暴动事件（有人企图煽动士兵们暴动，这大慨是警察局有意布置的），这就使督政府找到了实行血腥镇压的借口：三十个报告（其中有三个是前国民公会议员）被枪决。
巴贝夫案件于一七九七年二月二十日开始审判。在方杜姆也发生了人民示威运动。巴贝夫的态度非常勇敢[11]。他不是在法庭上说话而是过法庭的围墙直接在向人民说话。他说：“除了我们的审判官以外还有别人在倾听我们。人民是很关心我们所说的话的。我们在这里发言就像是对人民发言。我们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来证明我们是无罪的。”
审讯拖延了三个月，直到一七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才判决。巴贝夫和德尔特被处死刑。布亚纳罗梯、谢尔曼和五个革命组织者被判处流放。巴贝夫和德尔特两人为了不愿意在侩子手手中，均以短剑自杀，但未当场死掉。第二天，他们才被送上头台。巴贝夫说：
“我虽然没有能够使负责审判我们的法庭相信我们无罪，但至少我确信后世的公论一定会宣布我们无罪并为我们加上花冠。”
后世的公论不但宣布巴贝夫无罪，并且把他看作工人运动先期的英雄之一，社会主义先期的理论家之一。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去了解巴贝夫学说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的集中还只在萌芽时期，个体经营还是主要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刚刚开始出现。因此十分自然，在巴贝夫着来，基本问题不是以社会主义方式来组织生产的问题（虽然他比起他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更注意到生产问题），而是组织分配的问题。当时无产阶级还不可能确信自己是个独立的阶级。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已产生出“一些超过了旧事物观念的思想”而巴贝夫思想已是“新事物的思想”了。
如此说来，巴贝夫学说和平等派密谋团究竟有些什么特出的地方呢？换句话说，巴贝夫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究竟占据着什么的地位呢？
第一，巴贝夫的共产主义已经摆脱了乌托邦思想，因为巴贝夫分子虽然缺乏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但从长裤汉在恐怖时期及热月九日事件之后所进行的战斗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他们已经发现了一股能够发挥历史性效力的物质力量。
巴贝夫写道：“共和主义者并不是永恒的人，他是某一个时代的人，他的天堂是在地上。他要在人间享受自由和幸福。他不愿意等待，至少是愈快愈好能趁他在世的时候享受到自由和幸福。”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要善于空想社会主义与“在近代一切大革命中间都代表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12]区别开来。
因此，巴贝夫已经把思想理论同革命行动结合起来。他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散见在他的文章里和布亚纳罗梯所著的“平等派的密谋”一书中。这一套理论不仅是从人民群众的经验、痛苦和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反过来又用来鼓动起一个“密谋”。这个“密谋”在巴贝夫说来就是激发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并领导他们根据一个明确的纲领去取得胜利的革命运动。
第二，巴贝夫已意识到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写道：“一般地说，什么是一个政治革命？个别地说，什么是法国的革命？它是贵族同平民之间、富人同穷人之间的公开战斗。”
当时人与“穷苦”大众虽然还没有明显地区别开来，但是巴贝夫已经首先依靠工人，并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第三，巴贝夫特别重视土地所有制，他首先想到土地公社。这是谁都不能责备他的，因为我们应该想到一七九六年的法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但是巴贝夫最值得赞扬的地方，是他揭示了当时尚属新鲜的一件事实：即近代工业和作为近代工业特征的资本主义结构，特别是他已看到了工人受剥削的根源。他写道：
“这些无数的手创造了一切，但是它们现在已经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摸不到。真正的从事生产的人注定了要忍受饥寒。为什么最主要的人即从事创造性的、最基本的劳动的人，他们所得的报酬反而要比商人（这些人在我眼中看来只是从事最最次要的劳动即分配工作的人）少得无可比拟呢？
巴贝夫早在傅立叶之前，已经揭露了竞争的灾害性后果，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并引起经济危机。
“竞争不但不是为了改进产品，而且是让专门想出来迷惑买主的那些不耐用的货色来淹没那些规规矩矩的产品。竞争只会迫使工人粗制滥造并丧失手艺，迫使他们疲劳挨饿，看了别人不顾信义的作风而丧失道德理念，从而压低成本。竞争只是使最有钱的人获得胜利。竞争经过一切斗争后只会使胜利者取得垄断地位，而使正当的市场归于消灭。在竞争中粗制滥造出来的货色，大有可能找不到买主，徒然毁灭大量的原料，把有用的东西变成废物。”
巴贝夫和十八世纪大部分的空想家相反，他在工人们开始自发地破坏机器以前好几年，就已经认识到使用机器的进步性，只要机器是为集体服务。
“当我说我们那一门行业里用了机器可以节省许多人手时，是不是会叫我发生恐慌呢？不会，一万个不会，因为我知道用了机器决不会带来任何不幸的事，对集体说来这是节省许多时间，从而减少疲劳，而用了机器所节省下来的人手可以用到别处去，谁也不会因此而挨饿。”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最高行政机关应该用机器以及能够减少人力劳动的各种方法来从事民族公社的建设工作。”
所以，无可争论的，巴贝夫已经有了比土地法（即土地公社）和恢复手工业经济这些理论更进一步的思想。
第四，巴贝夫预见到，一旦起义成功，为了粉碎反动势力，必须赋予人民群众以“特殊的权力”。布亚纳罗梯给“特殊的权力”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特殊的权力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国家有了这个特殊的权力才能克服过去奴役所遗留下来的堕落腐化，突破內外敌人的陷阱和他们联合一致的反抗，从而确保民族的自由。”
这就是说，人民专政的观念在那时候已经提出来了来。这个观念无疑是巴贝夫分子根据历史经验所想出来的，因为公安委员会，马拉和若干山岳派分子都曾经提到过这件事。马拉在一七九零年就曾经主张过设立一个“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专政官职位”。只是这种提法过于直接受到古代和罗马共和国的影响（罗马共和国在危险时期曾实行专政，即是一种非常时期的官职）。专政官的任命势必引起人心恐慌，因为专政是应该由人民自己来行使的。
可是，马拉为了证明他的提议的正确性所提出的理由还是很有道理的。他说：“我一再说，想使那些一千年以来鱼肉我们、掠夺我们、压迫我们从未受到惩罚的富人，能够心悦诚服地变成和我们平等相处的人，这是极端荒诞的想法。他们这些人永远要暗算我们，直到他们完全被消灭为止。假如我们不下这个唯一的和必要的决心，那末我们就不可能避免內战，也不可能脱逃遭人屠杀的下场。”[13]
在恐怖时期，长裤汉曾制造了某些建立人民专政的必要武器如划分市区、设立监察委员会、兄弟会、革命军队、特派员等，这些都是对巴贝夫分子有启发作用的先例。但是以往却从来没有人那么样清楚地认识到，必须牢牢地依靠“人民地方议会”。把专政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面这条道理。
“革命政府应该使革命有利于拥护革命的人而不利于反对革的人，从而加强革命。”
这个政府应该剥夺人民的敌人的自由权利，而依靠武装起来的长裤汉，依靠小商铺和平民家庭。
那时当然还谈不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个能同农村居民密切地结合起来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但是巴贝夫仍有值得我们赞扬的地方，即是他廓凊了那些以为可以通过资产阶级自动放弃他们的特权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许多幻想。
第五，巴贝夫往往被人说成是个阴谋家，而且说成是个专门搞阴谋的人。事实，首先必须记得巴贝夫时代还没有群众性的人民团体，其次，我们不能把“密谋”与“地下工作”混为一谈。由于督政府时代反动势力占着统治地位所造成的政治条件，使巴贝夫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但是巴贝夫的确是抱有群众斗争的思想。他完全估计到巴贝夫分子一旦陷于孤立时将会遭到何等的危险。他写道：
“统治者永远是为了统治别人才进行革命，而我们所以要革命是要通过真正的民主保证人民永久的幸福。”
因此，他总是设法去了解工人们的要求，指导革命干部发动反对生活高涨的示威运动，试图取得前国民工会议员们的帮助来恢复和刷新雅各宾的传统。
第六，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带有人道色彩的。在巴贝夫看来，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人类的贫困，消灭“充满成见的旧的压迫制度”，而且还要创造条件使文化发扬光大。
“阴险的寄生虫必然会大叫大嚷，说我们要把社会退回到野蛮状态去。他们把我们说成是肆意破坏文化的野蛮人，是科学、艺术和工业的敌人。艺术和科学是决不会萎缩的，恰恰相反，他们将受到推动，向普遍应用方面去发展，它们将在应用中起变化，从而提高每一个人享受的数量。艺术、科学、工业将在摸索新道路的过程中，大大地发展并且变得加纯洁。它们将带上符合于一旦无数幸福的人结合一起必然会产生的伟大感情的崇高的标志。等到它们不用再当奴隶，不用再自贬身价去趋奉风雅的阔人的时候，它们就会提高到唯一无愧于真文明的伟大思想的境地，而正是这样的思想才是标志着以人类共同幸福为重的真文明。”[14]
最后，巴贝夫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刚毅勇敢的人民英雄的范例。他从不向困难低头。无论生活怎样困难，法庭怎样逼成他，他从没有表示屈服过。他在万杜姆对法官所讲的话，不仅是为了人民而且也为了后代子孙说的。那些审判巴贝夫分子的人，他们的名字已为人所遗忘，而巴贝夫的名字却还活在近代无产阶级的心里。他临死前给他妻子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亲爱的朋友，我的辩护词是件有价值的文件。善良的人和爱国分子都会永远加以珍视的。我身后遗留给你的唯一财产就是我的名誉，我确信你和孩子们有此名誉一定可以自慰。你们一定喜欢听到正直仁慈的人提到你的丈夫，提到你们的父亲说，‘这个人的道德是完善的’。现在恶人当道，我让他们打败了。[15]
怀着像我那样纯洁的心灵去从容就义，可以说死也死得愉快，最惨、最痛心的是把我从你们的怀抱中夺走，啊，我最亲密的朋友们，我最珍爱的一切！我还有一句话，请你们给我母亲和我姊妺写封信，把我的辩护词照日后印出来[]的样子由驿站或其他方法寄给她们。请你吿诉她们我是怎样死的，同时设法使这些善良的人了解这样的死是光荣的，丝毫不是什么恥辱。”
我们今天读了这封信还不能不为之感动，尤其是我们一想到那些自从一七九七年以来为了“真正的民主”而倒下的人。他们在临死的时候对家人表示了骨肉之爱，同时也表示了对于人民必定获得胜利的信心。
当时，反动势力占得了上风。建立一个行动的共产党的第一次尝试是失败了，领袖们被杀死的杀死、坐牢的坐牢、分散的分散。巴贝夫起来捍卫人民是因为他正确地认识到人民能左右历史。“如果不是由人民来干，如果没有人民参加，那末任何伟大的和有利于人民的事业是永远做不成的。”可是，当时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在“人民”中间形成一个能够通过它的胜利，建立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领导阶级。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封建社会的时期图谋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那些最初尝试，曾不免要遭到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尚欠发展，并且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因为这些条件是只能由资产阶级时代产生出来的。”[16]
但是，巴贝夫的斗争也不是白费的。他在遗书中写道：
“你们不要以为，我为了这个最美丽的事业牺牲自己会感到后悔，那怕我的一切努力都无助于这一事业，我还是尽了我的责任。”
巴贝夫留下了一个榜样，一套学说。布亚纳罗梯[17]流亡回来后，曾发表了“巴贝夫平等派的密谋”一书，讨论巴贝夫的学说，以便传给后人。后来巴贝夫的传统曾启发过不少法国革命家，尤其是布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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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贝夫死后[18]，就再没有雅各宾式的起义运动发生了。资产阶级是胜利了。除了狓利厄、奥倍尔康夫、夏柏泰尔以外，又出现了波文、利夏和勒诺亚、特尔诺等工业钜子。一七九八年九月，佛朗梭亚·德·纳夫沙朶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工业博览会，并且宣布要举行一个竞赛以奖励革新家和发明家。人们趁此机会大大歌颂了革命的伟大性，因为这个革命摧毁了封建的束缚。佛朗梭亚·德·纳夫沙朶叫道：
“不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那时候，工业受着种种束缚，几乎不敢生产自己钻研得来的成果。享有特权的行会实行着害人的行规，扰民的捐税制也扼杀了珍贵的天才的萌芽。现在自由的火炬已经握在工业手里。”
可这火炬只照耀着资产阶级，因为几个月以来，真正代表胚胎时期工人阶级的巴贝夫分子只有坐牢的份。
真正的银行集团在这时候逐渐出现并不断发展，成为十九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的统统势力。金融资本家在恐怖时期一度揣惴不安，自罗伯斯庇尔失败后才重新抬起头来。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禁止设立不记名股份公司的法律和一七九四年四月十五日禁止创办银行的法律，都在一七九五年十一月被废止了。从此以后，金融资本家的活动不受任何束缚。自由的火炬照耀的就是这些人。五百人院财政委员会召集人埃斯夏塞里奥宣称：
“我们应该鼓励开设自由银行，因为诚实可靠的人创办的银行既能协助政府又有利于发展我国商业，增强公共信贷，促进商业、农业和工艺的进步，并能成为国家繁荣的源泉，一如在英国、荷兰那样。”
一七九六年“储蓄银行”成立，它代替了一七七六年设立而于一七九三年撤消的“贴现银行”。一七九七年“商业贴现银行”成立，它最后集合到一百零三名股东。在外省，一七九八年卢昂成立了“卢昂银公司”。这些金融资本家并不都是法国人。但这有什么关系呢。金融贵族在那时已经有了明显的国际性，而且已经渗入工业圈子。此方拿克劳德·彼利厄来说，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老彼利厄垄断了伏亚龙区的布匹批发并且自己发展了织布业。克劳德本人在一七八零年买下维齐尔宫堡，安装机器以生产花纸和印花布。一七八八年，他把这座宫堡交给道费奈省三级会议应用，因为他是个革命的资产阶级，热望封建制度早日消灭。他经营几家公司，特别对马赛两个企业感到兴趣，一个是制糖厂（炼制圣多明格[19]糖），另一个是炼油厂。他同时又是银行家。在大革命时期，他在制造军用品中投机倒把，他特别在教产公卖上大做投机。后来因为他有同情里昂联邦主义派暴动[20]的嫌疑，几乎受到革命法庭的裁判。热月九日事变后，他回到巴黎。从此他的活动范围就再无止境了。他疯狂地从事投机倒把，成为“储蓄银行”的董事并在诺尔省买下了濒于倒闭的安辛煤矿。这个人就是后来著名的迦西米-彼利厄王朝的祖先，关于这个王朝，我们以后还要时常提到它。
马莱家族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家族，他们一家人有的在十八世纪就到巴黎安了家，有的仍住在日內瓦，有的到伦敦、到美洲，但彼此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一八零零年纪奥姆·马莱当了法兰西银行总裁。此后马莱一家在差不多一百五十年中，始终保持着总裁的第三把交椅：纪奥姆之后是占美，占美之后是亚尔封斯，亚尔封斯之后是埃尔纳斯特。这是一个最出色的新封建的典范。他们靠了人民的支持取得了权力，然后反过来打击无产阶级。这些世袭的新封建家族所缺的只不过是一个爵位，但这也无关宏旨。纪奥姆·马莱在拿破仑时代已经封为子爵，后来路易十八又在一八一五年追认了他的爵号。
尼姆城的基督教徒布巴尔·德·奈弗里茨家族，曾被路易十四驱逐出境逃至日内瓦。路易十六登极后又回到法国。我们还可以举出维尔纳家族，他们也是从日内瓦来的。埃基埃纳·德勒塞尔在大革命前曾创办第一家火灾保险公司，被革命政府判处徒刑。一八零一年，他的儿子朋谢明在帕西开设一家棉纺厂，又经营甜菜制糖厂，后来成为法兰西银行总裁和帝国的子爵。他偶而也从事写作，后来发表一本书叫做“幸福南针”。他的兄弟迦勃利埃·亚勃拉汉当了基佐手下的警察厅长。
又如德马希家族后来和温德尔家族和许奈特家族联婚结成亲家。又如让-弗雷德里克·贝雷哥，他是公安委员会的银行家，一七九四年因通敌被控，热月事件以后才重新露面。又如加勃利埃-徐里恩·乌弗拉尔，他原先只是南特城一个殖民地食品批发商的合伙人，后来竟成为督政府的最大的债权人之一。又如亨利·亨许于一七九八年设立亨利·亨许-隆巴尔银行。一百年后，他的一个后裔当了“国立贴现银行”的董事长。
我希望读者记住上面这些名字（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名字来），因为在这部工人运动史中以后常会提到他们的。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最坚决的阶级敌人。有些并不是法国人，但在法国立下了宗支，而且有许多人拿破仑时代封了爵位。他们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督教徒，有的是犹太教徒。他们虽然不用同一部圣经祈祷，但却崇拜同一个上帝，即是金钱。这些大部分在热月九日反革命运动之后，雾月十八日政变之前这一时期出现的金融世家，传世之悠久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二百家”的历史根源。奥古斯丁·霍蒙说的很对：
“不管是什么样的政体，不管那些五日京兆的政府的政治色彩是什么，这些人（法兰西银行的总裁）总是屹然不动，保持原位的。所以一九三五年，法兰西银行董事会中还有些总裁是上一世纪以前的总裁们的后代。马莱、霍丁盖尔、洛特雪、奈弗里茨等家族至今还有人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会內占着席位。波拿巴、波旁、奥尔良等王朝都已经消亡复灭，但是这些金融世家却屹然未动。有时候换了姓名，但只是一个表面问题，因为不是他们的女婿，就是他们的姪子或姑表兄弟，仍是他们家族而原封未动。”[21]
这样就再一次说明了法国大革命和从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国家”的阶级性。
可是，这些金融资本家还不大安心。因为督政府无法实现资产阶级所向往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日益增长的贫困有引起暴动的危险，因此有些政治家为了克服财政危机，主张依照雅各宾方式向富人举债。当时全国盗匪如毛，而保王党的武装部队又在重新活动。自从出了巴贝夫，雅各宾主义已与“共产主义”无所区别，因此，资产阶级什么都可以忍受，就是不能容许雅各宾主义复活。对人民的恐惧打开了卖国的道路。督政府方面的政治人物拉马格这样写道：
“有的人主张利用人民力量打退蛮子，有人却害怕利用这个威力无比的人民力量，就是说他们害怕共和派的群众甚于北方蛮族。”
热月党和督政府的资产阶级不仅包括金融资本家，而且还有工场主。他们在农村有富裕农民可以依靠，这些富农在教会没收财产拍卖中发了大财。这些心满意足的富农，他们的理想是：既不要土地法，也不希望旧政体复活。这个资产阶级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恢复主政体却已经不可能，因为保王党表示出不想协调的姿势，他们无论如何不肯承认封建制度已经崩溃而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开始这样事实。一直要到后来路易十八复辟，保王党才接受妥协的想法。在目前，“保王党的命运是完结了。企图使历史开倒车各种的荒谬想法使他们的一切盘算都成泡影，即连他们最精密的盘算也归于失败了。”[22]
资产阶级已经获得了经济自由，它决不甘心把自由让给行会制度，而保王党却坚持要恢复行会制度（在第一帝制时代也有这样的问题）。在农村中，如果在教会和贵族的支持下恢复君主专制政体，那就意味着对买得国有财产的农民进行倒算。因此，资产阶级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巩固它靠了大革命而获得的妤处的政体。经验证明督政府并没有建立起这个政体。督政府由于接连不断的政变，威望已经低落。在有产者看来，督政府是个无能无用的政府。而督政府也不可能再依靠人民群众来保卫它自己，因为热月党人已把巴黎郊区的工人杀的杀、解除武装的解除武装，同时，督政府也已把巴贝夫送上断头台，放逐了巴贝夫分子。城乡的无产者已把督政府看作是一个投机分子发财致富的政权，贫困和贪污的政权。在军队中，不满情绪也在高涨。这时候欧洲已组织成第二次联盟，法国在军事上接连遭到失败。舞弊和浪费把军需库弄得空空如也，全国都普遍地感到匮乏。
于是热月党资产阶级利用督政府威望的低落，打算把波拿巴捧上台。除了前述的金融资本家之外，直接参与这次阴谋的还有些后代子孙在法国资本主义历史上起着头等作用的人物。我们在这里只举出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其一是洛德莱，此人在大革命前以麦茨法院的法官开始其政治生涯。后来当了三级会议议员，参加了雅各宾派并任巴黎公社的检查官。他曾支持王室。热月事件后，他重新出现，替波拿巴上台出了不少力，波拿巴为此酬以伯爵爵位，并选入元老院。路易·菲力普又把他选入贵族院。他的子孙之一就是圣哥公司的负责人。另一个例子是柏基埃。此人在督政府成立之初任陆军部长，在执政府和帝制时代负责意大利隆巴迪地区的行政和筹划波洛尼军营职务[23]。他的子孙柏基埃子爵更为出名，后来成为汽车工业巨头之一。
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不很费事地就摧毀了督政府。从此，拿破仑就将资产阶级政权组织起来了。资产阶级在将政权交给他以前也曾想到过别的解决办法，但都一一放弃了。选择拿破仑似乎是个最好的办法，因为拿破仑远离巴黎，没有受到政府贪污腐败的连累。同时他还有过一段雅各宾历史，并且在国民公会未期镇压过风月十三日的保王党暴动。
拿破仑上了台，法国大革命就告一结束，而且这样又不用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了。马克思曾强调指出：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魔法时，立即就会看出它的中间的显著的差别。德姆连、丹敦、罗伯斯庇尔、圣菇斯特、拿破仑——所有这些旧法国大革命时的人物以及党派和人民群众——都是穿着罗马的服装和讲着罗马的词句来实行了当代的任务，即摆脱旧时枷锁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有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封建制度基地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內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细块地产和利用解脱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扫除了封建的体制，为的要给法国资产阶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局要求的适当环境。”[24]
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现代国家随着执政府和帝制政府而产生了。工人运动从此必须对这个国家进行斗争，不摧毁它不能罢休。当然，在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在热月事变以后，现代国家的基础是已经打下了，但是还要等到拿破仑上台才告完成。从这个角度来看，执政府和帝国并没有什么区别。当时，资产阶级还留恋着共和形式，同时也还不宜于从正面去得罪那些忠实共和国的人民群众，这就为什么波拿巴必须慎重将事，等过了几年以后才宣布帝制而把自己变成拿破仑皇帝。但是实际上，执政府和帝国的结构是毫无不同之处的。
拿破仑的国家机器一直保持到今天，它建立了中央集权制，蔑视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机关。其次，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了打倒封建制度，曾不得不打倒教会，若干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曾达到唯物主义的高度。但在波拿巴看来，已到了恢复宗教的时机。资产阶级需要宗教，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教会不得利用新恢复的权力来准备恢复旧政体。拿破仑对于这个条件的实现是毫不通融地监视着的。波拿巴同教皇签订了一八零一年的条约，为法国资产阶级同教会言归于好创造了条件。这条约打下的基础是巩固的，因为直到一九零五年教会同国家关系基本上依然不出这个条约所规定的范围。波拿巴这样做法，并不讳言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说：
“在宗教上，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上帝托生的灵跡，而是社会秩序的秘密……一个社会没有宗教就像一只船没有指南针。只有宗教才能给国家以一个坚固而持久的支持……一个社会没有宗教是不能生存的。当一个人在另一个饱得打嗝的人旁边饿得快死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来对他说：‘这是上帝的意志，世界上必须有穷人有富人，但是死后在永恒的世界里将有另外一种分配。’那末穷人是无法接受这种差别的。”
拿破仑就是这样帮助了资产阶级的发展。他在一八零五年说：“属于以往所谓第三等级的好家庭是国民中最健康的一部分国民，他们与政府之间有最密切最广泛的联系”，因此权力应该交给他们。
政变前拿破仑向金融资本家所作的诺言都已付诸实践。那怕在历史一切条件都很顺利的情况下，发动一次政变也得花很多钱，因为终有些游移不决的“良心”需要用金钱去收买。所以金融资本家科罗和贝雷哥曾给未来的第一执政官二百万法郎。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波拿巴即召集巴黎的大商人和银行家，要求他们马上借给他一千二百方法郎，以免发行强迫公债。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过了几个月法兰西银行就成立了（一八零零年二月二十日）。
法兰西银行总裁委员会包括九个银行家：贝雷哥、勒古德、雷加米埃、马莱、谢尔曼、加里埃、巴斯特雷希、塞维纳、巴利翁，和五个商人：巴黎的洛皮亚、格勒诺布尔的彼利厄、格朗维尔的贝雷、马赛的佑格·拉卡德、里昂的里加尔。主席是康特路的勒古德。实际上，法兰西银行的领导权已经交给了二百个最大的股东。我们在前面研究过他们历史渊源的“二百家”就这样在“国家”里建立起来了。
为了巩固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中所得到的好处，一切方法都用上了。在农村中，继续肃清封建制度，并且宣布了国有产业一经出卖后不再改变的原则。这些产业虽然摆脱了旧日的封建桎梏，但是现在又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了。禁止无产者的任何破坏，正就是拿破仑民法典的根本意图。关于这点，说的最彻底的莫如乔治·勒费佛尔：
“拿破仑民法典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设立的，它首先关心的事是确定财产所有权。这项所有权被认为天然的，早在社会存在以前即存在的。这是绝对的个人的所有权。拿破仑民法典并保障实际占有的效力等于文契的作用。民法典所规定的契约几乎专为这种所有权而设，而关于雇用问题只占了两条条文。家庭问题大部分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关于婚契的详尽规定把婚姻变成一项银钱买卖，而民法典之所以特别重视血统关系，无非也是为了继承权。”[25]
整个来说，农业技术很少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战争及封锁，代替进口的种植有了发展，如马鈴薯、染料植物（茜草、菘蓝、郁金香）、菊莴苣、特别是甜菜。但是农民中间的分化已在加剧。大农户生活很富裕。在小麦涨价（一八零零年每公石价格为二十一法郎，一八一二年涨至三十四法郎）和发展甜菜种植上（种植地区相当于以大农场为主的冲积地面积），几乎只有大农户才能从中获利。拿破仑的一切考虑就是以他们为主。这一个富裕农民的阶层，在农民还占绝大多数的法国，是一个拥护现状的因素。拿破仑曾说过：“我们需要好农民，军队的力量是来自他们而不是惯于在城市尘埃中打滚的䉜头匠。”
这些农民一直要到兵役和税赋压得他们过分沉重的时候才拋弃拿破仑。可是在“百日帝制"时期，他们还是拥护了他。话虽如此，大部分有地的农民，他们占有的土地还是很不够的。此外，大批农业工人的境遇一七八九年以来一直不曾有所改善。同时，和在旧政权时代一样，许多流浪汉在贫困的逼迫下变成了乞丐或盗匪。这些劳动后备军在工业蓬勃发展时期来到后，就大批地被工业吸取了去。这是一个热月党资产阶级分子早在一七九四年底就预计到的。他说。如果以为全国多数人民都可以成为地主，这才是荒谬的设想，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耕地可以实现这种希望。就算耕地不缺，这样的想法依然只是幻想，因为“在这样假设下，每个人都得耕种他的土地或他的葡萄园来生活，那末商业、工艺和业就很快会消失了。”[26]
换言之，必须使这批农村无产者长此陷于贫困，以便日后能供供手工工场所需的劳动力。
拿破仑利用博览会、政府订货、奖励、竞赛等方法并召集工业家及科学家，成立民族工业促进会，以鼓劢并刺激工业生产。机器日益增加了。
拿破仑曾以诙谐的口吻说：“说用机器器比较合适，那就等于说太陽此蜡烛照得更亮。”
一八零七年发给各省省长的通知中指出，呢绒制造业明的机械操作方式已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这时候贾卡尔织布机正在丝织业方面普及起来。一八一二年里昂一城即有一万二千架新机子。贾卡尔是个织布工人的儿子，一七九三年当过义勇军。他发明一种织布机，只要一个工人就可以织出花纹十分复杂的布，并且像织元色布一样方便。一八一零年，法国不得不建设自己的麻织工业对抗英国的棉织工业，于是菲力普·德·吉拉尔就发明了一种纺麻机。这时候，由手工工场转变为工厂的过程已在加速。
雇用女工和童工的风气日益普遍。彼利厄兄弟在蒙泰附近的亚维里工场里雇用了六百个十一岁至十三岁的男女童工。有些工场主在奥斯透利支战役[27]之后，要求政府将阵亡将士的遗孤交给他们。查理·希米特曾指出：
“每次装置更完善的、效率更高的机器，童工的需要马上就增加。每创办一所新工场，中央政府就接到千篇一律的申请书：‘把孤儿院的孩子们拨给我们吧！’”[28]
这时候纺织工业方面出现了一些工场主的王朝：在亚尔萨斯省有社尔富斯和葛许林，在巴黎有利夏-勒诺亚。弗朗梭亚·利夏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家是一个开明阶级的时代才会出现。他出身贫寒,开头在卢昂当一名店员，后来到巴黎当咖啡馆侍役。后来在英国布匹的投机生意中发了财。在恐怖时期过后，他同一个商人，勒诺亚-杜弗雷斯纳合伙（他后来保留了勒诺亚的商号）。他们的专长就是制造利夏原先做过投机买卖的棉布。他们第一批工场设在巴黎，设备十分窳陋。最初设在一家小酒店里，后来迁到一家旅馆里，最后又迁到巴黎附近沙罗纳一个废弃的修道院里。他们的企业日益发达，逐渐发展到外省。到了一八一零年，雇用的工人已经有一万二千八百二十二名。利夏-勒诺亚变成了棉布业大工。由于英国军舰实行封锁，棉花不能按时运到，利夏-勒诺亚就在那不勒斯平原从事棉花种植。
在同一时期，奥倍尔康夫创办的印染花布的作坊也有所改进。凡尔赛博物馆有一幅达维德的学生伊萨倍[29]的画。我们在这幅画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典型的场面：拿破仑在参观奥倍尔康夫的作坊时，从自己胸前取下荣誉军团勋章别在奥倍尔康夫的胸上。这足以说明这位皇帝是如何尊重大工场主。
战争促进了治金业的发展。焦煤炼铁逐渐代替了木柴炼铁，虽然治炼师傅还有点保守思想。旧日的流亡者查理·德·温德尔在莫尤弗尔和哈扬日两地的地位加强了。由于英国的封锁，法国不得不发展生产以资弥仆，于是化学工业也渐露头角。
同时，英国的封锁整个欧洲大陆变成法国资产阶级的广大市场。被拿破仑征服的各国成为当时人所说的“帝国的大陆殖民地”。毫无疑问，欧洲封锁在拿破仑说来是打击英国的一个武器，但同时也为扶植拿破仑上的法国资产阶级带来许多好处。
“法国工业在国內有财政上的津贴，有政府定货的支持。奖励发明家的制度也有一种刺激作用。在国外则有欧洲市场为它打开大门。法国工业在各方面获得便利，随着帝国军队深入各同盟国，并且跟着在前面开辟道路的掮客，侵入了被征服的国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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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一方面扶助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却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维持劳动人民于羁绊之下。
每一个工人都须领有身份证（一八零三年十二月一日条例）。身份证上载明工人的姓名，出生的年月日及地点、面貌特征、受雇日期、解雇日期。雇主可以要求把身份证留在他手中。他在工人身份证上记明一切预支的工资，工人直到把所欠的债务偿清后才能收回身份证。身份证上根本不载明雇用工人时雇主答应给工人的工资数字。如此，工人如遇到减薪就毫无办法来保卫自己，而且，我们必须着重指出那时候风行预支工资的习惯。这办法就把工人牢牢地锁在工场里。因为事实上工人是无法节蓄一些钱的，所以只要家里有一个人生些小病就得借钱。东家预支给那些每天赚二十个苏的工人的钱往往高达数百法郎。工人只有用钱或用劳动把债还凊后才得离开雇主，于是工人就像被一条链子一样锁在工场里了。工人身份证条例第七规定：凡工人预支了工资或约定了工作这一个时期內，不得要求收回其身份证而随便离职，除非已经以劳动偿凊债务并完成其雇主所要求的义务。这是现代化的奴隶制！但是有人一定会说：工人偿付债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不错，可是要知道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工人要不饿死就非举债不可，这难道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一个工人如果出门不随身携带由雇主签字，并由市政府（实际上就是由警察局）签证的本人身份证，那末他就当作游民，可以被逮捕受到惩处（六个月以下的徒刑）[31]。
一八零三年四月十二日的条例追认了列·霞白立条例，对工人聚众停工规定了极严厉的处罚。值得注意的是，雇主之问的联合也在禁止之列，但是雇主的联合只有为了“強制实行不公平的或荒谬的削减工资”，才受处分。至于工人之间的联合则不问理由如何都要受处分的。不仅如此，工人如果违反条例，他受的处分比雇主都要严厉得多。这条法律后来搬进了刑法（四一四、四一五、四一六各条），甚至还变本加厉，因为第四一六条规定，因违法联合而受处罚的工人可能“在刑满后处于警察监视之下两年以上五年以下。”
一八零三年四月十二日的条例规定了“工人和雇主双方的义务”。它肯定合同是自由的，说得好像工人和雇主在经济上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劳资合同订立自由的虚伪性已在拿破仑立法时打下了基础。这项法律后来愈来愈坏，对于资方愈来愈有利。一八零三年四月十二日的条例只监视工人履行合同，因为这一条例是以肯定雇主总是能履行诺言的为出发点。此外，民法第一七八一条的规定还使雇主得到对工人的优越地位：“关于工资定额，关于上年已付之工资及本年內预支之工资之争执，悉以雇主的供词为信据「字模糊，可能是“据”——录入者注」。”
这一条法律不但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牺牲了社会的平等，而且也牺牲了公民的平等。一直要到一八六八年八月二日这一条例才被废止。
一八零六年劳资调处委员会成立。这个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一八一零年的法令又赋予这些调处委员会以初级刑事裁判权，对于学徒严重不尊敬师傅的行为、对徒手工人企图在作坊里扰乱秩序和破坏纪律的行为，这种委员会有权处以徒刑。可是在这些调处委员会中，代表工人的只是作坊工头，因此雇主才是委员会的主宰。
此外，一八零四年二月十日，巴黎专为“被认为有此必要的某几类工人”设立了劳动就业局。由警察局长任命劳动就业局的管理员，这些管理员就垄断了介绍工人就业的事务。在这些阶级性的法律以外，又从督政府继承了而且比督政府时代更为严密的警察监视制度。一八零五年的一项通令写道：“警察是一种调节的力量。虽然到处都看不见它，但到处都有它的影响。它在一个国家中所占的地位，一如宇宙內保持一切天体和谐运行的那种力量。我们往往只看到这种有条不紊的现象而感觉诧异，而不知道原因何在。”
预防性的逮捕是愈来愈多了。工人不经法庭审判，但凭行政措施就可以予以监禁，我们从下面一八零四年的一项警察局关于建筑工人的报吿摘要中可以得到一个证明：
“几天来，首都教堂建筑工程雇用的工人中间发生了一种运动。这些工人要求把每一天的工资提高到十法郎[32]，现在的工资规定是四个法郎一天。三个捣乱分子：郎勃洛、勃莱特及普琪已奉警察厅长之命予以逮捕，工地立即恢复了安宁。上述勃莱特及普琪两人在比塞特尔监狱将禁闭到风月一日（共四天）。郎勃洛是煽动作乱的主犯拟监禁至雾月二十日（共五十一天）。”
预防性逮捕已经变成家常便饭。罢工刚要发动，武装部队就调来了。一八零二年九月，塔拉斯贡地方开始采葡萄酿酒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农业工人准备罢工，要求增加每天的工资。可是罢工尚未开始，地方驻军已经出现了。翌年在亚尚城，警察包围面包工人集会的屋子（他们在那里决定举行罢工），横蛮地逮捕了七个工人。
某些情况还要严重。例如在康特城[33]，市政厅根据大工场主利埃文·波文的请求，决定派遣“警官前往纺纱工场，协同工场主开具细纱粗纱工人的名单，把他们的住处、姓名、年龄以及在进入纺棉工场前详细的社会关系一一登记下来。”
这里所指的名单实际上就是波文所说的“煽动作乱分子”的黑名单。请看这位大工场场主何等傲慢地叫警察来保护他。
“聪明的领袖们拿出自己的财富来维持一大批人民的衣食，如果他们所养活的工人竟蔑视他们自己对雇主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爱戴，并否认这种神圣的关系，那末这些领袖们就应该享有很大的权力并得到周密的保护才对。”
一八零一八年，政府害怕营造木匠到如此程度，它竟禁止私人不经申报而雇用工匠至两天以上。它又借口“营造木匠所用的工具如落在坏人手里可以变成很危险的凶器”，命令工匠在他们工具上刻上特别的记号。
吿密是以往就有的，可是现在更加制度化了。
有位并不仇视拿破仑的历史家写道：
“巴黎社会上上下下都有并不体面的告密者暗藏在里面：上自名媛闺秀，她们开设沙龙来窃听或叫人窃听别人的谈话；下至最下的酒贩，他们收集酒后谈吐，甚至把酒店变成陷阱。”[34]
为了在工人內部侦察情况，拿破仑和他的大臣们往往利用雅各宾派的叛徒如杜柏莱（绰号木腿子）之流。杜柏莱是罗伯斯庇尔的旧房东杜柏莱木匠的姪子。此人在瓦尔米战役中给一颗炮弹打断了右腿，因而获得了爱国分子的称号。后来他叛变雅各宾派，受傅息雇用为警察厅服务。警察厅长傅息本人也是雅各宾派的叛徒。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就不断从工人运动的叛徒中雇用特务，甚至雇用他们的政府部长。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活动起源于督政府和拿破仑时代，资产阶级在一世纪半统治中，把这个传统改进得愈来愈趋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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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尽管承受着这样阶级法律的压制，但是依然设法把自己组织起来。加强这样的法律，正说明了资产阶级对工人活动的恐惧。
一八零七年五月三十日的警察局报告[35]指出：“建筑工人的联合和集会最容易形成的，而又是最不容易解散的。原因是在同一个工作地点经常就集合着好几个工人甚至一大批工人，只要有一个捣乱分子出个坏主意，立刻所有的人都会争先恐后地附和他。”
这个警察的供辞至少说明已有这样的现象，工人集中是对斗争有利的。为了逃避法律，工人的团体采用了慈善组织或互助会等形式，因此互助会愈来愈多。在开始时，政府允许设立的，尤其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原因是当时工人们对督政府深感绝望，而由于巴贝夫分子和最后几个山岳派的失败又迷失了方向，因此对拿破仑并不采取敌对态度。一八零三年格勒诺布尔出现了一个手套工人的团体，一八零四年巴黎出现了一个梳麻工人团体和一个皮鞋匠团体。两年之后，石匠、蹂皮工人、硝皮工人也都有了组织。一八零八年织布工人、呢绒工人、锁匠等等纷纷组织起来。此外在巴黎，从一八零五年到一八一三年之间成立了十个排字工人团体，三个制帽工人团体；里昂有了三个丝织工人团体。波尔多、鲁贝以及其他城市也有了同样的组织。这一运动普遍地展开，虽然没有棈确的统计，但可以想象在帝制时代，全国至少有一百多个各行各业的互助互济会组织。这还不过是一个开端，一个非常谨慎的尝试，但是已经可以表现出工人们互助团结的精神。这种精神虽然受着行业和地区的限制，但也已经可以看出阶级意识的萌芽。这些工人组织的章程上往往可以找到这样典型的措辞：“工人们到处受到排斥，需要彼此支持。”帮工组织的兄弟会制度仍旧存在着，因此，有些地方的工人分成了彼此对立的宗派，而有些地方却使他们一致起来斗争或者在困难中彼此支援。
在开头，政府只表示漠不关心，但很快就采取了猜忌和敌视的态度，而雇主方面也组织起来了。一八零三年，营造包工、木匠泥水包工都有了组织，一八一零年铺路包工也组织起来了。
那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些罢工活动，有的罢工居然取得了胜利，一八零六年建筑工人的罢工，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次罢工起因于工作条件。原来一八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法令规定工作时间如下，每逢夏季（即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工作日从早晨六时开始，晚上七时下工，冬季（即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早晨七时开始到晚上天黑下工，除了上午十时到十一时的吃饭时间以外，再没有任何休息。这就是说，工人在冬季必须从上午十一时以后不停地工作到天黑，再没有吃点心的时间。罢工由十月六日开始，十三日结束，工人们取得了胜利。此后，不论冬夏他们可以在两点半到三点休息吃点心，但不得离开工地。这个胜利颇具典型性。那时候的罢工主要是为了反对工作时间太长，因为直到一八一零年左右，工资还是不断地在上升（当然生活费也在上涨）。这是由于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了工人数字的增长，而且许多男子都被迫去服了兵役。话虽如此，劳动人民的困苦却并未因而有所减轻。工资虽然在上升（这只能根据我们所能够找到的某些比较正确的材料），但只不过对在业工人有利。因为劳动人民失业是周期地和工业发展联系着的。这里建立了一些新工场，那边就造成手工没落。而且，工人身份证制度又使许多工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法国在当时总有一大批乞丐和游民即是一个证明。执政府和帝国政府对此只知道两种对付办法，一种是镇压，另外一种就是把游民关到类似英国习艺所的乞丐收容所里去。被捕的乞丐送到那里从事强迫劳动，而这种劳动条件是对雇佣者十分上算的。因此就有七十七所乞丐收容所成立了起来，这些收容所与其说是救济院不如说是监狱。[36]
※※※
一八一零年，爆发了极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的最初征象早在一八一零年年初就出现了。倒闭、破产事件接踵而至。成千成万的工人失业，特别在纺织业方面尤为显著。里昂有二万五千男女工人失业，卢昂的各工场解雇了一半工人，城区和郊区约有一万人需要救济。爱斯纳省有一半职工被解雇。诺曼第的莱格尔地方的利夏-勒诺亚厂解雇了一半工人。治金业由于制造军火，危机较轻，但也不是没有受到影响。巴黎失业工人达二万二千一人以上。他们冲进工场要求工作和面包。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歉收、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小麦价格高涨，面包随着也涨价。帝国的税收政策又加重了已感负担沉重的人民群众。消费税重新恢复：其中如酒税早在一八零四年就已经恢复（到一八一三年增加五倍），盐税在一八零六年恢复，封建时代弄得天怒人怨的盐税重新出现了。
政府到了这时候不得不下令设立平民施汤厂，并且无耻地宣称，每日两顿汤就可以让扛活的人活得不错了。工业区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巴黎近郊，马队把刀剑拔出了鞘到处巡逻。
※※※
这个经济危机是拿破仑垮台的决定性因素。拿破仑以前所备予优待而且越来越优待的旧贵族代表人物，都在阴谋活动，甚至进行叛乱。事实是，以前不少保王分子知道不能马上就复辟，所以投降了拿破仑。拿破仑曾热忱地欢迎过他们，把他们引进了国务院，任也们为省长，让他们加入军队。自从经济危机爆发，俄罗斯战役失败之后，许多附和分子日益离心。此外，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英国利用现代大工业的利润，拨出了大批活动费，也大大助长了种种阴谋。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圣乔治别动队。拿破仑政权愈来愈专横，他们采取的统治形式使资产阶级本身也颇感不安，甚至害怕旧政权的一切会卷土重来。恩格斯指出：
“我应该加上一句：他（拿破仑）越统治下去，就越使人觉得他的结局一点也不冤枉。拿破仑最大的错误是与旧日反革命朝代联盟，娶了奥国皇帝的女儿。他一方面要扫除旧欧洲的一切痕迹，一方面却又想同旧欧洲妥协，而且一心要作欧洲君主中最火的君主。所以他便尽其可能要使他的朝廷与欧洲君主的朝廷一模一样。”[37]
俄罗斯战役之后是德国之战，随着是法国之战。法国边境被突破：嚣蒙、爱比那、朗格尔等城相继投降。一八一三年十二月，拿破仑派他的元老院议员和国务院委员为钦差大臣出去巡查。其中有些人已在暗中背叛他，正如塞蒙维尔伯爵所承认的：“到了一八一四年三月中旬，除了害怕复兴（此处指：恢复旧政体）的人以外，谁都不再怀疑当时的政治危机的性质了。任何正派的公民都有责任尽力之所及来促成复兴。”
波尔多市长林希是帝国的伯爵，他开城投降了英国。
人民又起来积极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农民被占领军的暴行所激怒，同时也为反对封建阶级卷土重来，在香槟省和法国东部进行战斗。爱尔克曼-沙特里安在他所著的“侵略”中歌颂孚日山区游击队的英勇事迹时说：
“敌人的部队不敢再在村庄里驻扎，他们命人把征发来的物资送到露营地点……树林、森林边缘、湖畔河岸、僻静的小径都成为打埋伏的地方。”
三月二十九日晚上，盟军已到达巴黎城下。工人们要求武器，当有人告诉他们武器已发给了士兵，他们就高呼“卖国”，前往参加再罗曼维尔、拉维莱特、贝勒维尔作战的军队。他们没有武器，等着一有士兵倒下就检起他的枪支来作战。当金融资本家贝雷哥的女婿马尔蒙元帅吿诉他们说停战协定已经签字，必须立刻停火，旧军官们都提出抗议。夏斯德尔将军不肯服从马尔蒙的命令，得到士兵们的欢呼：
“停战！是莫名共妙，我们的炮兵缺少炮彃，把不合口径的炮弹发给我们，这难道还不够吗！现在我们还能作战，却要我们撤退。这里的情况大概同最近其他几个战役的战场一样，到处有人在叛国！”
这个全民族性的人民抵抗运动竟没有一个人来加以领导。工人为数太少了，既没有领袖又缺乏纲领。拿破仑害怕人民，正如勒费佛尔所说：“他所一手提拔出来的人都迫切地求他保全社会，要他对可恶的贱民保持戒心。”
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皇帝逊位，二十八日离开法国前往厄儿巴岛。
反革命势力是胜利了。亚尔多亚伯爵（即后来的查理第十），然后是路易十八，都坐了外国军车回到法国来恢复波旁王朝。封建贵族什么也没有学会，但也什么没有忘掉。他们气焰十足，万分傲慢，一心只想恢复他们过去的特权。僧侣们流亡后回国，同声宣称买过国有地产农民都将打入地狱受苦。资产阶级分子，除了曾在港口迎接[38]的白旗航海业大老板外，现在莫不怀念拿破仑。有人已经在谈论着要恢复行会制度。工业家都害怕英国工业的竞争。人们深受失业痛苦。军官则成千地被驱逐出军队，而由曾对法国本国作过战的贵族分子来当高级军官。拿破仑得悉这种不满情绪，深知他必定会受欢迎，于是就由厄儿巴岛回来了。
三月一日，他在让湾登陆，在人民欢呼声中到达里昂。阿尔卑斯山农民吿诉他说：“贵族要把我们驾在犂轭上。你是我们的救星！”里昂的丝织工人举行示威时高呼：“皇帝万岁！波旁上断头台！打倒保王党！”派去攻打拿破仑的军队一批接着一批倒戈相向，皇帝就在里昂宣布一切由贵族收回的国有地产全部作废（那时贵族已经进行了倒算）。三月二十日到达巴黎。在大革命初期出现的联邦运动又现了。五月十四日，圣安东尼和圣马尔索两镇的工人在土伊勒里宫列队游行，高呼“民族万岁！自由万岁！皇帝万岁！”又高呼“打倒富人！打倒贵族！”的口号。当联邦派义勇军到达巴黎时，拿破仑曾亲自检阅。检阅完毕在回来途中，他问跟随他的国务部长巴沙诺公爵马雷说：“你瞧，人民的心是向着我的。圣日尔曼镇的人说什么来着？”。马雷回答说：“人家说你是贱民的皇帝。”拿破仑还是和在一八一四年时那样，既不能够也不愿意做贱民的皇帝和雅各宾国王。他依旧是个资产阶级的君主。他把保王党一律留在原位，要求他一手提拔的警察厅长并且背叛过他的傅息来压制“乱党”和“恐怖分子”。拿破仑是永远害怕工人的。有一年发生经济恐慌，拿破仑曾召见参议官夏柏泰，对他说：
“工人没有工作，就会被阴谋家随意摆佈。我不怕同二十万敌人打一场大仗，却怕那些因为没有面包而发生的暴动。”
于是拿破仑拒绝了人民的支援，败耗也就接踵而至。保王党在万弟掀起一个新战争。自由资产阶级犹疑不决。欧洲宣布拿破仑无权再受法律保护。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打了败仗。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写信向英国人道贺说：“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巴黎人民举行示威（尤其是工人们）。泰尔莱在所著的“拿破仑传”中写道：
“那年夏季，除了定居巴黎的工人们以外，又有来自各省的几万工人：建造房屋和铺修马路的泥水匠、粗木工、细木匠、锁匠、油漆匠、瓦匠、裱糊匠、土工等等。他们一到夏季就由乡村到首都来做工。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比巴黎的工人更密切。所以，毫无疑问，他们对波旁王朝有着工人和农民的双重的痛恨，他们把拿破仑看成是波旁王朝失败的保证。”[39]
巴黎居民以工人们为首，抱着痛恨旧政权的心情来保卫拿破仑。
拿破仑于六月二十一日回到巴黎。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工人和手工业者在当布尔、圣安东尼、圣马塞尔各镇集合起来。一七九三-九四年的传统又在他们的身上（而且只是在他们的身上）复活了。他们组织队伍举行遊行，走到土伊勒里王宫前面要求发给武器继续战斗，同时高呼：“皇帝万岁！”拒绝呼喊“反对逊位”口号的贵族分子都遭到群众的痛殴。“处死卖国贼”“处死保王党”，拿破仑直到最后还是害怕巴黎各郊区的人民，再次拒绝进行斗争。他先让位给他的儿子（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然后投降英国，英国人把他流放到圣海伦岛。
至于大资产阶级如上年一样又来一次叛变，他们宁愿同封建阶级妥协，他们宁愿受外国侵略，却不愿革命爆发。
马德林，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始终替大资产阶级辩护，但对此点却也不得不承认：
“法国资产阶级在这几个月中写下了最悲惨的一页，虽然他的历史中有过那么些光彩的页篇。”[40]
巴黎市议会要求巴黎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也无非是为了阶级的利益，巴黎资产阶级对此甚至并不讳言。
交易所里公债市场的波动就足以证明资产阶级的爱国精神。六月十八日，拿破仑两天前在里尼打了胜仗的消息传来时，公债利息跌了四法郎，滑铁卢失败后，上涨两法郎，拿破仑逊位后又上涨两法郞。到了六月二十三日，敌人离巴黎不到四十公里，又由五十七法郞一越而至六十三法郞。等到普鲁士军队攻打拉维莱特，又涨到六十四法郞。很明显，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是在投失败的机。保王党把敌人叫做“我们的敌人好朋友”每逢敌人打一仗胜战，公债就上涨一次。
如果说反革命势力取得了胜利，那是因为他们靠了外国的救援。一八一八年四月，约在滑铁卢战役后三年，沙皇的大使在给沙皇信中还写着：“那些最热烈的保王党分子匍匐于惠灵顿公爵脚下，恳求他延长占领时期。”
※※※
从法国工人运动发展条件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来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做一个总结呢？大革命把资本家，跟工人和农民一样地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大革命和帝国给资本主义创造了发展的条件，尤其一八三零年和一八四零年，资本主义发展得特别迅速。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五年之间，资本主义工业虽然确实有所发展（机器的使用亦是如此），但速度还是很缓慢。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相当清楚地分为三个阶段：从一七八九年到一八零零年，除了军火工业以外，一般生产发展得很慢。从一八零零年至一八一二年，生产的发展此较显著，超过一七八九年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但一八一二年经济危机发生后重又下降。由于战争和封锁，商业资产阶级失去许多重要市场，但是他们在另一方面取得商业交易的自由，这项自由一俟战争结束，他们即可加以运用的。同样地，工业资产阶级也取得了工业自由。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取得了政权，对它今后的发展说来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1]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一九五四年版，第四九六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六五页。
[3]但是这不等于说：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不是掠夺性战争。（参阅柯茹霍夫一九五一年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论文：“库图左夫在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作用”。）
[4]这些青年爱用麝香洒在身上，故人们以此称呼他们。
[5]勒不勒基埃（一七六零-一七九三年）一七九零年当选为会议会长。——译者
[6]巴拉（一七七九-一七九三年），为一爱国少年，被敌人逮捕。敌人逼他高呼“国王万岁！”他却回答：“共和国万岁！”因此当场被杀。维亚拉（一七八零-一七九三年）亦为一少年英雄，曾企图阻止保王党军队渡河，死于杜朗司河边。——译者
[7]伟人墓造于一七五四年，建成于一七八零年，本系教堂人，后改为伟人墓。——译者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二零八页。
[9]亚尔培·戴孟（一八四一-一九一四年）法国反动政治家。——译者
[10]儒勒·盖德（一八四五-一九二二年）法国工人领袖。——译者
[11]马尔赛·维拉尔：“被告的控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第二五-三六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国外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七页。
[13]参阅“马拉文选”，“人民古典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零年，第八一页。
[14]巴贝夫希望把他在法庭的辩护词印出来散发。
[15]这封信的全文见巴贝夫的“文选”，第九五-九七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国外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七页。
[17]参阅伯恩斯坦：“布亚纳罗梯”，巴黎昨天今天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18]从下面所引的话里面可以想见，反动势力对巴贝夫和巴贝夫传统是如何的憎恨。国家图书馆有一本不见经传的作家于一八一八年在诺翁出版的“罗叶城记事”。在这本书里有一个名叫小格莱哥尔·德西尼的人写道（第四零一页）：
“巴贝夫在罗叶城娶了一个女佣人为妻。这个女佣人比巴贝夫的年纪要大得多，她生了几个孩子。巴贝夫用‘爱弥儿’这本书里面所讲的方法来教育孩子们，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最受钟爱。这个女孩子在六岁上死了。巴贝夫破开她的肚子取出心来吃了一半，说是这样才能使他半个心爱的孩子回到本源。他把另外半个心在胸膛上挂了很久。如果不是一个绝对可靠而又非常熟悉巴贝夫的人亲自告诉我，我几乎不敢相信天下竟会有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作家看来，这一切都解释得通，因为照他所说：“巴贝夫是一个聪明人，但是心地奸邪。他那种阴险的眼色就透露着他为人奸恶”。反动分子对工人（尤其对工人阶级已取得政权的国家）造谣污蔑，已经不用再发明什么。他们只要把人名和日期改动一下，那末在热月党徒的武库里就可以取之不尽了。
[19]圣多明格在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当为法殖民地。——译者
[20]指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后吉伦特派的暴动。
[21]奥古斯丁·霍蒙：“法国的主人”，巴黎一九三六年版，第一九三页。
[22]泰尔莱：“拿破仑传”，第二六页。
[23]波洛尼军营系拿破仑一八零五年专为侵犯英国而设的一个兵营。
[2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国外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二四页。
[25]乔治·勒费佛尔：“拿破仑传”，巴黎一九四一年版，第一三六页。
[26]乔治·勒费佛尔：“热月党人”，巴黎一九三七年版，第二零三页。
[27]一八零五年十二月五日拿破仑在奥斯透利支打败奥俄联军——译者
[28]见查理·希米特：“初期法国棉业纺织（一七六零-一八零六年）”一文。雇用童工除煤矿业外不受任限限制。关于煤矿业，一八一三年一月三日法令禁止十岁以下的儿童下井。
[29]拿破仑一世的宫廷画师。——译者
[30]奥德特·维也奈：“拿破仑和法国工业”，第四零页。
[31]所追求的目的是显然易见的。夏柏泰大臣在他所写的书“法国工业”中说：“关于工人身份证的办法是明智的。它并不增加麻烦，给人不便。它使政府得以监视人数众多的公民阶级，为的是要把警务搞得更好。”
[32]工人的要求似乎太高，但是读者必须知道，这是警察写的报告。
[33]在比利时，当时比利时是法国的省份。
[34]路易·马德林著：“傅息传”，第一卷，第四八四页。
[35]G·伏迪埃在“帝国的巴黎工人”一文內公布了这个报告的全文，见“拿破仑研究”，一九一三年，第二卷，第四二六-四五零页。
[36]爱米尔·勒瓦瑞在他的“法国工人阶级史”一书中说：乞丐这烂疮与工业发达并无连带关系，这是自然产生的烂疮，任何社会都不能避免的。但是他却承认那些收容所是“监狱”，是“偷窃和堕落的学校”。（“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零年法国工人阶级和工业史"，第一卷，第五二三-五二四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一零页。
[38]白旗是波旁王室的旗帜——译者
[39]泰尔莱：“拿破仑传”，第四三八-四三九页。
[40]路易·马德林：“大帝国的崩溃”，巴黎一九五零年，第三四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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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与政治争斗的决议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五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工人阶级与政治争斗的决议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五月）]一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争斗（一）工人阶级每个经济的争斗，同时一定要变成政治争斗；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优越地位，是倚靠在政治上优越的势力保障之上，当工人阶级开始摇动资本家的利益时，资产阶级必定尽力用他们的国家机关之权力及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来压迫工人的行动。（二）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双方利益之冲突，就是阶级争斗，调和就是牺牲工人利益，工人为改良自己生活状况，必须不断的奋斗，但工人阶级要达到完全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推翻资本制度，自己掌握政权之后。（三）我们敌人的力量很大，他们据有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更握着国家的政权，军队警察监狱等有形的压迫机关，学校宗教报纸等无形压迫的麻醉方法，这都是资产阶级制服无产阶级的武器。而且在中国每个阶级争斗中，各国资产阶级总是相联合向无产阶级进攻。阶级争斗就是一种战争，我们无产阶级在此战争中重要的武器，就是团结，不分国界省界及手艺宗教性别的阶级团结；自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自争自由的政治争斗到夺取政权的政治争斗，都要倚靠这个武器。二工人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一）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生路。（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要推翻资本制度，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更多受一层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殖民的〔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要推翻这种压迫的，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三）民族革命虽然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可是中国资产阶级中主要的买办阶级完全为外国资本所养成，不但不能革命，而且是反革命的。其他一部分工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固直接或间接受外国资本之支配，不能有革命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又见到中国工人阶级革命发展之危险，反愿勾结帝国主义以阻碍革命运动之发展，至于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的，他的本身没有集中的战斗力，所以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四）在过去许多次罢工中，如一九二二年的海员罢工及闽〔开〕滦矿工罢工，一九二三年的京汉路罢工，上〔本〕年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无次不明显的表示出帝国主义是中国工人主要的仇敌，军阀必是帝国主义的爪牙。所以中国工人为自身的解放必须担任民族革命的急先锋，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亦应努力于这个工作。（五）民族革命既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所以无产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一方面固然协力以反抗我们更大的仇敌帝国主义及军阀，一方面更要森严在我们各种组织上的阶级性，不可和其他阶级混和。这种混和，将有被资产阶级牺牲我们的利益，甚至有卖给敌人的危险。（六）民族革命运动一切方面的进行，一定要不妨碍工人阶级的发展，而且应该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必须保持阶级的本色指示革命的出路，引导革命到底。三工人阶级目前的争自由运动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民族解放，促进世界革命，这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才能得到的。（一）在这长期争斗中，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加资减时运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运动，罢工自由运动，普选运动等，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要求；这些要求之实现，不但可以改善我们的目前生活，并且在这些运动中，可以扩大我们的组织，增长我们的争斗经验，树立我们的政治势力，这些乃是我们到最终目标所必由之路的第一步。（二）同时我们不可把这些目前迫切的要求，当作最终目标，这些要求只是达到我们最终目标民族革命世界革命所必由之路的第一步。我们更要明白如果帝国主义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不完全解放，这些目前的要求都不能达到。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印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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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民族政党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解放运动，目前正经历着建立组织和集聚力量的阶段。国民党曾酝酿和发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但没能把这个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党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而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有可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二、共产国际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以孙中山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同时相信，从国民党建党起就奉为该党基础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将通过下述解释，表明国民党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政党。三、民族主义，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对于上述每一个阶层来说，民族主义的含意应当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如果对于工商业资产阶级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更好地发展本国的生产，那么，对于国内各劳动阶层来说，民族主义就不能不意味着消灭封建专制的压迫，就不能不意味着，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民族主义口号下进行斗争的全部含意是，既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避免遭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国民党应当在实际上表明，在那些由于进行民族斗争而使帝国主义有所削弱的地方，群众能够立即顺利地发展和巩固自己的组织，以便进一步进行斗争。国民党只有通过增强、支持和组织国内各个劳动人民阶层来放手发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向群众表明，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全的反帝运动的概念。只要国民党能深入地联系中国群众，就能保证取得国家的真正民族独立。这个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在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时应当记住，由于中国官方的多年压迫，这些民族甚至对国民党的宣言也持怀疑态度。因此，国民党不要立即同这些民族建立某种组织上的合作形式，而应当暂时只限于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随着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再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国民党应公开提出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就会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一个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四、国民党的第二个主义——民权主义，不能用一般“天赋人权”的观点来看待它，而必须把它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这里必须考虑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的原则和解释其含意时，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坚持真正的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一切权利和自由，而决不让中国那些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卒——（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五、民生主义，如果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反响。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国有化原则在现在也可适用于它，因为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民生主义也不能解释为由国家把土地收归国有。必须向缺乏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交给耕种这块土地的人，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人数众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因为他们一部分人经营商业，一部分人担任国家官吏，他们以货币地租和实物税来盘剥农民。国家还应当减轻农民的捐税负担，应当大力帮助农民解决灌溉、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少地区移民、开垦荒地等问题。六、当前，中国工人阶级是全国各个地区（从满洲起，直至南方各省和帝国主义者盘踞的港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利益一致的唯一阶级，因而必然会在统一国家和争取中国独立的反帝运动中，起到一种最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相信，革命政党国民党将更多地考虑中国工人阶级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采取一切办法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七、就自己方面而论，共产国际曾经而且还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因为它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有助于它的成长和壮大，因为它将在使用土地和管理国家方面，把农民从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解放出来。八、国民党应当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尽力利用侵华的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使之有利于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还应当理解，必须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势力，必须使中国的解放运动同日本工农革命运动和朝鲜民族解放运动互相接近，建立联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科拉罗夫）莫斯科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根据一九八一年三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刊印，并对照俄文原文作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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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译名对照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主要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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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译后记
2021年是思想斗争年。在译者一个激进主义者看来，再没有比这更适合用来翻译《1905》的时机了。《1905》这本书无论是从其写法上看，还是从其历史内容来看，都可以被称作为《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的前传。因此，可以说，前者的政治意义不下于后者。今天，译者打算简单在此谈谈《1905》的部分政治意义。
《1905》揭露了黑色百人团的法西斯性质。倘若我们直接把“黑色百人团”五个字打入搜索栏，那么我们目前可以得到的不过是“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共主义”还有“君主主义”一类的标签。的确，前三者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常见的一系列标签，甚至最后一条标签也一向属于相当一部分法西斯主义者，但光靠几个标签并不足以让我们为其如此盖棺定论；不错，1905年还不存在什么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但正如并不是马克思登上政治舞台以后才有了工人运动，法西斯主义为人世间带来的黑暗同样也不是先验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黑色百人团运动有了法西斯的性质呢？原因在于，黑色百人团运动，是一个以为现存政权解决工人革命带来的执政危机为目的的群众运动。
在革命的洪水瘫痪了国家机能以及其暴力机关之时，当局的政治逻辑必然会促使他们抓住手中一切可以抓住的救命草。沙皇制度将国家社会化，为黑色百人团授予了无限的权利，以期消灭工人运动。而他们的惯常手法就是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甚至种族矛盾，这点我们在“反犹主义”一点上可见一斑。所以，有的描述称纳粹党和新纳粹主义的思想都受到了黑色百人团的影响——这一点也算不上巧合。
不过，在2021年5月的今天，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一个事实：法西斯主义并不是非犹太人的专利。事实上，内塔尼亚胡的政权正是一个法西斯政权：他采取了激化民族矛盾的措施，利用群众运动来解决其执政危机。只不过，这种法西斯主义——或者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晚期法西斯主义”，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治理手段：他还没有来得及遇到阶级矛盾催生出的工人运动，而仅仅遇到了议会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反对党联盟，就采取了这种手段。这样的局势下，阶级矛盾当然也是被压制住的，晚期法西斯也会陷入无“康”（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可杀的境地——这也就导致他们必然只能开始杀阶级上的“自己人”。这里就更不用提巴勒斯坦人本身已经受到的压迫了——要知道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里面甚至还有犹太教徒！最终我们获得了一副讽刺画——21世纪的犹太人创造了21世纪的水晶之夜！
（现代法西斯观察）
因此，在20世纪以反犹为名进行反共活动（比如强调托洛茨基的犹太血统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是反动分子，在21世纪以“反反犹主义”为名与以色列臭味相投的一切人和事也是法西斯主义不折不扣的反动帮凶！
除此之外，《1905》的重要政治意义在于它是一本按阶级—群众史观——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写成的、正侧面描绘了工人革命运动的书籍。曾经知乎上有位左翼，考虑过要整理1905年革命及其之后到1917年革命前的俄国历史。但可惜的是，中文界相关的资料少得可怜，以至于这位同志除了求助于清一色的“党史”类书籍外，竟不得不找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显然，伯克洛夫斯基期待的“更好的教程”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当然，我们自然没办法把史料的匮乏归咎于这位同志身上，但其余那些“过度关注政党关系”的人在这里还是值得批判一下的。以下我会将他们称为“党学家”。
党学家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他们的持有的观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在他们的观点里，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英雄与群氓之间的关系。就算他们没有明着说出这一点，字里行间也会流露出对于群众深入骨髓的蔑视。在描述历史时，政党和群众当然无法形而上地分开，然而，革命的主角，一定是群众。一本描述群众的革命史，必然也不会漏掉政党与个人扮演的角色。求群众则两者皆存，求政党则两者皆失！党学家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革命说成是某几个英雄人物或者是组织的过程，然而，归根结底，历史是由群众创造的，再花哨的党史教程，都无法把现实中的群众真正掩盖起来。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青年警醒，因为描写工人运动本身的书籍和材料太少了，以中文的面目面世的就更少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许多青年在面对相关历史问题的时候，无不露出迷茫的神情——他们不是求助非群众史观的历史素材，就只能看看过往“领袖”在策略上的各种发言。如果一个人的思想里没有给群众的力量留下任何位置时，他又怎么可能不会变得毫无希望、死气沉沉呢？
还有必要再谈谈前些日子的某厂派遣工追索工资事件。作为一次半部分在赛博空间展开的小规模工人运动，它呈现出了半开放、去中心化的特性，这也就给了许多网络左翼一个摆脱空间限制，在近距离接触工人运动的机会。值得高兴的是，有许多左翼学生意识到了自己该做的到底是什么事情，他们整理了工人的一些诉求，向外发布；对工人做了一些访谈，或多或少翔实地记录了此次工人维权的事件。这绝对是值得赞赏的举措。然而，同样也是由于这一开放性，在这次的维权事件之中混入了这样的一群“网左”：他们拿着网络上复制来粘贴去的材料，给自己筑起了道德高地，并以无比高傲的姿态来指责还没有觉醒足够的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不想解放自己”！这当然是错误的。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工人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还有什么呢？其实太多了：有那条件的，到工厂去，静下心来做工人调查，并在任何来临的集体行动之中做好翔实的记录；没有那条件的——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赛博时代——则可以去借网络的便利性，进行工人调查，记录集体行动，甚至是哪怕转发或者单纯挖掘类似的记录，都能给今后的工人一个少走弯路的可能性。在这一工作之中，切记昌硕群里一位智者的教训：多听多记录，少说少动；切记，我们并不高人工人一等，恰恰相反，是我们必须要从工人之中进行学习。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工人阶级的不断而且客观讲来不可能中断的日常斗争，孕育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使他们在现实的刺激下，走上政治舞台。1905年正是俄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年份——流血星期日让无产阶级空前活跃起来，带着以往岁月积累的反抗性，走向了更广大天地的全面斗争。
2021年是思想斗争年——愿我们的读者可以用《1905》筑起知识的街垒，武装头脑，以迎接思想斗争的胜利！
Uni
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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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逐渐消除异化还是工业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异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十一章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逐渐消除异化还是工业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异化？
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所进行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和混淆视听的歪曲在我们时代的现实中有着特殊的社会根源。此外，它起着明显的辩护作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力图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可憎的特征说成是“人类戏剧”的永恒的和必不可免的结果。他们努力地把对于人类异化的社会历史性理解降至人类学的理解，使之带上一种听天由命和令人绝望的印记。至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们，他们努力地把异化理论的“合理内核”归结为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独特特征，从而“证明”异化不再存在于苏联，也不会存在于任何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更不会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
反之，异化现象在苏联社会中的醒目存在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得意洋洋地论证异化“在工业社会中”的绝对的不可避免性提供了基础。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异化现象的存在这个顽症——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否认它及其证据——很可能从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引出相似的结论，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中，他们诚挚地试图去发现官方谎言掩饰下的现实。
只要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不能使人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逐渐消除异化的理论，只要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不能成功地驳斥在任何一个以及每一个“工业社会”中“异化的不可避免性”的神话，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分析就是不完整的。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消除异化的理论显然与像扬那种作家的辩护性论断不相一致，根据扬的说法，“随着私有财产被无产阶级革命废除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异己权力对人的统治就消亡了，因为人们在此处发现自己自由地面对着他们自己的产品……”[1]曼弗雷德·波持相似的观点，他写道：异化“只有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成才能消除。”[2]确实，这位作者补充说，所有异化现象并不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翌日就自然地消失。但是，他以此所指的是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模糊“残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而没有揭示它们的物质和社会根源。
在稍后的一部著作中，波更明确地声称：“异化这一社会现象是有着历史根源的现象，随着历史的进步，它将停止存在；与此相似，反映这一点的异化观点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观点，它并不能被有意义地适用于任何一种条件，而只能适用于资本主义条件。”[3]这句话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显然没有轻微的联系。异化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这个事实丝毫也不意味着其合理性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时期。
T.I.奥瑟曼（T.I.Oiserman）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就他的观点解释道：“在社会主义中〔作者此处明确指“社会主义第一阶段”，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界定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本质和内容并不存在，在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可能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其内容是生产者受他的劳动产品的控制，生产活动的异化，异化的社会关系，人的意志对于社会发展的自发力量的屈从。”[4]
不幸的是，奥瑟曼例举的所有这些现象不仅可以存在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且它们甚至必然存在——只要商品生产继续存在，劳动力与严格限制和计算的工资的交换仍然存在，使这一交换得以发生的经济强制仍然存在，劳动分工（尤其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等等）继续存在。在一个官僚主义变态和蜕化的过渡社会中，这些现象甚至可以在一个越来越大的范围中存在。
通过对那些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的经济现实的深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很清楚，工人作为消费者的需求根本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相对于工人的劳动产品来说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工人的异化吗——特别是当这些产品正是他想要得到的商品，而且生产力的不充分发展（更不要说官僚主义对分配体系的扭曲了！）阻止他这么做时？同样清楚的是，劳动分工（其负面影响被经济的官僚主义组织更强化了）经常使工人和公民与生产活动相异化。如此之众的未被录取的大学报考者因而不得不参与到这样一些活动中来，这些活动的唯一目的是养家糊口，他们是异化的见证者。你还可以在这份清单上无限地添加。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名叫米洛斯拉夫·库兹（MiroslavKusy）的共产主义作家毫不犹豫地使人们注意到一种新的异化现象，它是由机构的官僚化导致的，它使他们与人民相异化。[5]这是一个可以被细致地加以发展的课题。即便像J.N.达瓦杜（J.N.Dawydow）那样敏感的作家也宁可选择忽视这个问题，而审慎地使自己局限于对社会主义第二阶段异化消亡的条件的分析——我稍后将回到这个值得注意的分析上来。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只能赞同昂利·列斐伏尔的如下观点，他直截了当地声明：“马克思没有把异化的领域局限于资本主义。”[6]而且我们必须承认沃尔夫冈·海斯（WolfgangHeise）的勇气，因为他声称：“对异化的克服与自觉的社会主义个人的发展和集体的创造力量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它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它是整个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藉此，旧社会的印记在所有的生活关系和活动中得到了克服。它以工人阶级的解放、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为开端，而以社会自我管理的最完善的形式而告终。”[7]这在我看来大体上是正确的，尽管我们必须批判海斯对异化的具体方面的分析和对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异化消亡过程的分析。
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牢记以下这点：对马克思来说，异化现象比资本主义更为悠久。它是与生产力的不够发达，与商品生产、货币经济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相关联的。只要这些现象继续存在，人类的异化就必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而存在。[8]
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理论家鲍里斯·兹赫尔（BorisZiherl）承认它在“社会主义社会”（我应更正确地称之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中的存在，这完全值得赞扬。但是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对这样一些南斯拉夫哲学家进行抗议，他们或者要求通过开始消除商品经济来开始消除异化，或者着重于强调在南斯拉夫社会中继续存在的多余的和异化的约束形式。[9]
南斯拉夫的官方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矛盾的。他们说，商品经济消亡的物质条件和由商品经济所导致的异化的消亡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但是，国家消亡的物质条件成熟了吗？在他们与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求助于列宁；因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表明，为了与向社会主义前进相一致，国家的消亡必须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翌日”就开始，以及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一个“在严格意义上说不再是国家”的国家。他们理所当然地宣称，拒绝采取这一路线绝非为“客观条件的成熟”作准备，而必将在国家在未来消亡的过程中设置额外的障碍，国家的消亡毕竟不可能从这同一国家的不断强化中发展出来！
但是这个推理，运用于国家是正确的，对于商品经济也是同样正确的。[10]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后不能立即取消之；因为它是与生产力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而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所有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当它们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都在这个范围内）远未超出这一阶段。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国家可以而且必须被使用，为的是完善经济计划并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国家的消亡就只是一种空想。
然而，与此同时，它必须开始消亡，或者说，它的扩大将在它未来消亡的道路上创造出新的客观的和主观的障碍。这些新的障碍的性质已通过南斯拉夫的悲剧方式显示出来，在南斯拉夫商品已引起了一种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矛盾的原理蕴含在商品中，这种社会矛盾即是失业，与之俱来的是人的意识方面的所有后果。[11]国家在前期被不断地强化以后，不会一下子奇迹般地消亡，就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商品经济被不断地巩固和扩大以后也不会奇迹般地消亡一样。
因而，提出在他们国家中存在着和再生产着异化现象这一问题的南斯拉夫哲学家们[12]在这个问题上要比官方理论家们更为“马克思主义”，尽管由于受其负面经历的影响，前者时常对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异化的完全消除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个问号。昂利·列斐伏尔的两本近著[13]也使异化消除的可能性遭到了挑战，在这两本著作中这位作者只看到了异化、消除异化与再度异化之间的来回摆动。他正确地指出有必要“以具体的例子充分地说明”异化概念，使之“历史化”和“相对化”。[14]但是，通过使这一概念相对化，我们就抹杀了完全消除它的可能性，我们就倾向于再次使它成为绝对的。因而，不得不认为列斐伏尔使异化“历史化”的努力是一项失败之举，因为它辩证地产生出了相反的结果，把异化转变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即它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尽管在每个社会类型中它使自己呈现为不同的形式。
这种历史性的怀疑论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是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首次历史性尝试[15]——斯大林主义的结果——相伴随的负面现象，它们肆虐地和无益地加剧着异化现象，它们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不应该存在，但却继续存在着。
因而，列斐伏尔和佩西克-葛鲁伯维奇（Pesic-Golubovic）的新怀疑论只是面临斯大林主义经历时的负面反应，就像波、扬、奥瑟曼和艾莱科夫（Ilenkov）也只是同一经历的产物一样，后者的企图是粉饰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中负面的社会现实。在东欧的崭新政治环境中，一当思考超出了这种辩护论，那么它不是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即回到马克思那里的对消除异化的原初理解——消除异化的过程被设想为依赖于物质的和社会的基础建设，而这些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并不存在；就是走上那样一条道路，即对完全消除异化持怀疑论的态度。
但对于科学的思考来说，任务在于分析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中仍然存在的异化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并找出在这些历史阶段上消除异化的过程的驱动力。这意味着要从事这样一种分析，这种分析首先把过渡社会中由官僚主义的扭曲和蜕化而带来的强化和加重异化的那些因素撇开，然后在对像苏联、“人民民主国家”等国家中的异化现象的更为具体的分析中，再把这些特殊因素融合进来。
在过渡社会和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中异化现象继续存在的一般根源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充分，以及由之而来的存在于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标准。[16]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与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这是过渡社会的主要矛盾——将异化的因素带入生产关系中。工人们仍然苦于——即便只是部分地——不为他们所控制的客观的和似自然力般的社会变迁的影响（在消费品领域“市场规律”的残存；在就职上存在的遴选程序，它防碍着每个个人所有潜能的全面发展，等等）。
当我们在这些情况中加入官僚主义的膨胀、政治层面上社会主义民主的缺乏、经济层面上工人自我管理的缺乏、文化层面上自由创造的缺乏时，我们就在前段话中所提到的异化的必然因素上加上了由官僚主义的扭曲和蜕变所带来的异化的特殊因素。过渡社会的官僚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加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分配标准之间的矛盾。货币经济的普遍化也起着相同的作用。
沃尔夫冈·海斯（WolfgangHeise）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巧妙的分析。尽管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计划就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而言在原则上克服了社会的无助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每个个人来说这种社会的无助状态立即得到了克服。必须要考虑到过去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残渣、仍然存在于周围的前统治阶级成员的意识形态残渣、无产阶级中因教育水平不足够而存在的意识形态残渣，等等；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只有当社会活动建立在大量的自由决策的基础上，而每个个人通过这种社会活动实现他们与社会的一致时，这种无助状态才能在实践中得到克服。[17]这不仅意味着作为整体的经济层面上的劳动者完全自我管理（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在分配和消费中），而且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和建立在约束和压迫基础上的所有人类关系的消失。
到此为止，海斯的分析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但是，在声称消除异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现象，而必须由党来领导时，他是以如下的方式开始的，他说，官僚化的危险——表现为政府机关独立于社会整体的目的——能由党的行动来很好地消除。[18]这就采取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忽视了官僚化有着两种客观根源这个事实：一方面，自发的经济过程的存在（商品分配的标准和商品经济的因素的存在，劳动分工、文化特权、权力代表的存在，所有这些导致政府机关变得独立，使它自己从社会的仆人转变为社会的主人），另一方面，剩余社会产品的集中和属于国家机器的自由处置它们的权利。因而，就这些异化的特殊现象而言，消除异化的双重过程包含着商品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逐渐消除，以及对经济的国家管理制度由工人对经济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制度所取代。从而，官僚化的物质基础被毁坏了，并且，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党的主观行动——以及在政治层面上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这意味着摒弃单一政党的教条——能够从控制着它的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19]
海斯正确地强调生产力充分发展的重要性，它使得所有这些消除异化的过程的展开成为可能。然而，他由于唯意志论第一次犯错以后，由于一种机械论的偏离继续地犯错。生产力的这样一种发展要求“格外高水平的组织和差异化的社会功能”；由于这个原因，“要求生产中的直接民主或要求摒弃专制的中央计划……作为克服异化的条件……是无意义的。这是一种与理性生产的实际需要背道而驰，与经济的和技术的逻辑背道而驰的要求……”[20]
值得注意的是，当着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自我管理的缺乏所作的辩护被推回到其最后一个战壕中时，它使用了一个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相同的论断：“社会功能的高度差异化”；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以此表明异化不仅在资本主义中，而且在任何“工业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我稍后将回到这一点上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海斯除了把中央计划理解为集权主义的计划外，不能对它作别的理解，并且正如南斯拉夫作家已然提到的那样，他仍然陷于一种两难困境中：不是生产的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集权主义的计划。民主集中的计划，由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大会来管理企业所产生的结果，似乎是他所难以企及的。他所谓的“社会组织水平的降低”对他来说（正如对斯大林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作家来说）意味着集权主义体系的废除。似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没有能力（至少在他们中间[21]）用自由接受的纪律来取代由命令发布者和命令接收者所构成的等级制度，从而提高社会组织水平似的！
但是，海斯的论断的基本弱点存在于更深处。一方面，他诉诸党的行动的首要性（既反对自发性的趋势，又反对官僚化的趋势）；另方面，他提出经济增长的首要性（反对企业生活的民主化）。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个经济论断主观地表达了官僚主义的权力，对它的接受意味着提前瘫痪任何旨在反对官僚主义的主观行动。因为后一个论断不是集中体现了与无知的群众相对立的“能力”和“专业技能”吗？海斯也没有注意到，只要官僚机构能掌握处置社会剩余产品的最高权力（不管是通过它拥有的权威，就像在苏联那样，还是通过“市场规律”的中介，就像在南斯拉夫那样），它的权力在客观上就仍然是很强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以“公社管理的日益增长的权利”的形式，呼吁针对各种“错误”的大量“完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他承认，国家机器中的权力集中化归根到底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群众自觉行动的发展”来克服[22]——但他没有得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显而易见的结论，即迈向这种民主的决定性步骤在于使对生产的管理和处置社会剩余产品的可能性服从于整体工人——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要求。
J.N.戴兜（J.N.Dawydow）尝试着对共产主义的建立中异化的消除机制进行一种比海斯更深入得多的分析。根据戴兜的说法，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导致了自由从物质生产领域的完全排除；这种自由将由共产主义来恢复，因为技术的需求本身就要求生产者中职能流动性的日益增加，而生产者们将凭藉其科学知识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在这种技术的基础上，个人的全面发展变得可能，技术确实支持这一点，因为从这种“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没有成为“充分发展的个人”的每个人都将成为一种严重的经济损失。[23]
然而这意味着，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日益普遍的条件之下，生产的主要目的就成为培养自由的和具有创造力的“充分”发展的个人。[24]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扩展，人将成为“主要生产力”[25]，相应地，人也将越来越少地直接“融入”生产过程。随着“活劳动”被驱逐出生产过程，相应地，“活劳动”作为这一过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并且，随着丰裕的物质产品和全面发展的人们被肩并肩地生产出来，相应地，“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消失了，物质生产中的自由“恢复”了。[26]
这整个分析，实际上建立在我之前引述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相关段落的基础上，看起来对这个问题的根本阐明作出了贡献。[27]它的主要缺点在于从资本主义社会一跃而跳至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却没有分析必要的和必然的中间性的历史阶段——没有描述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中逐渐消除异化的具体驱动力。工人的自我管理，民主集中的中央计划，商品生产的逐渐消亡，高等教育的普及，工作日的大幅削减，在“自由时间”中创造活动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消费习惯的日益相互渗透，由这些相继发生的转型、尤其是商品生产的消亡所带来的心理革命：[28]戴兜的分析中对这些问题毫无提及，但它们却可以使戴兜的分析臻于完善，并移除掉他著作中的少许陈腐冗言——这些陈腐冗言兴许会被资产阶级的批判家和教条主义的批判家错误地用来反对他。[29]
关键在于，为了符合逻辑，对社会主义中劳动者和人类逐渐消除异化的分析必须与对过渡时期中异化的透彻分析相结合起来。少了后者，这种分析就成了武断的。它看起来像“飞进了未来”，它使那些把更为务实地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置于首位的人感到头疼。但尽管如此，这种“飞进未来”在对于未来发展的观点上至少具有明晰和准确的优点。它仍然是忠实于马克思的教导的，而与任何对异化观点的“人类学”理解划清了界限。
亚当·沙夫（AdamSchaff）从他在今日波兰社会的遭遇中得出了幻想破灭后的结论，此结论却不具有上述那种优点。他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异化现象，但他对问题的解决只是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即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是否会消亡，劳动分工是否会消失（他机械地考虑这个问题——对戴兜的阅读该会改变他对此的观点！），商品生产是否会被废除。[30]这种对马克思所进行的怀疑论和原罪论的修正已受到了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31]但不是要求对异化消除过程中的阻碍进行坦率的分析——这种阻碍是由他们国家中官僚化的社会现实加于其上的，而是以辩护论者的惯有姿态，径直否定该问题的存在。沙夫至少还力图制定一个反对异化的“行动纲领”，相比之下他倒是更真诚的了。[32]但是，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沙夫都不能重新确立马克思的教导，因而也就不能抑制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在波兰的兴起。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社会学家斯坦尼斯拉·奥索斯基（StanislawOssowski）的观点：马克思详细阐述的关于社会阶级的传统观点只适用于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类型。他说，如今不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且对消费品的占有都允许“对于人们的经济统治”的建立。此外还存在着以下各种统治的新形式：“人对人的统治，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而来的统治，由对消费资料的所有而来的统治，由对暴力资料的所有而来的统治，由对以上种种的联合所有而来的统治。”[33]此处我们从一种建立在关于社会阶级和社会剩余产品的观点基础上的社会学，径直走向一种建立在关于“统治集团”的观点基础上的社会学，相比之下后者是极其空疏和无用的。[34]因而，一座桥梁建立起来了，桥梁的一端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批判的然而修正主义的社会学（和哲学），桥梁的另一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学院式的社会学，后者拒斥马克思主义，而倾向于将社会划分成“命令者”和“遵守者”。
没有必要来强调诸多作者所阐述的对“工业社会”的理解的辩护论性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被归因于每个社会都会经历的大工业时期。[35]一种社会组织类型的结果被归因于一种技术组织的形式。
由于把社会关系混淆地等同于技术关系，大多数西方社会学家从中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他们恢复了霍布斯的《利维坦》中的古老神话，认为现代人无可避免地要受从他们自己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机器的压抑。劳动的异化，工人受他们自己产品的压迫，据说是大工业的必然结果。并且我们被告知，随着技术机械的完善，这种异化将毫无扭转地恶化下去。
必须要承认的是，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官僚主义蜕变为这种悲观论点的支持者提供了大量的论据。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著述中缺乏这样一种深度的分析，这种分析在对社会现实的纯粹现象学描述中将得出社会现实的发展规律。
这些作者通过声称“命令者”和“遵守者”总会存在，通过声称商品的稀缺以及以一种异化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配的必要性总会存在，他们把其论点的前提（而非结论）提到了自明之理的水平。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立足于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的，但在事实上他们却拒绝承认相反方向的趋势。因为在所谓的“工业”社会中，以下情况是难以否认的：社会的潜在财富、对理性的需求的满足程度、由此而来的消灭社会和经济组织中强迫性机制的可能性，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以巨大的步伐前进着——尤其在本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期间。有什么理由认为此一趋势不会产生出一种质的“飞跃”，并且以此为基础，“为生存而斗争”的必要性对人类的奴役将会终结，人类控制其社会组织的能力将像对自然力的控制一样取得硕果？
必须要承认的是，技术的发展并非朝着悲观主义者所预见的方向行进。乔治·克劳斯（GeorgKlaus）正确地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自动化，其中的第二种远不像第一种那样死板，它建立在控制论的基础上，将创造出使异化劳动得以消亡的基础设施，并构成全面发展的创造性劳动的前提。像A.G.M.梵·门尔森（A.G.M.VanMelsen）那样的科学家诚实地承认，技术仍然处于原始阶段，它的许多戕害性的方面正是从这种原始性而来的：“当基本的需要已得到真正的满足，一定程度上也由于技术本身的进步，完全有可能生产出许多小型的系列，并把原创的艺术工程纳入每个系列中。此外，‘强制性劳动’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促使所有那些需要人们亲自给予照顾和关爱的事情有可能兴旺起来。……无疑它们将以自由艺术的形式回归，这些自由艺术将由那些因技术而得到解放的人们来实践。”[36]自不待言，只有当技术摆脱了私人利润和资本剥削的掌控后，才能起到这种解放的作用。
这一理论的支持者所宣称的悲观主义——即异化在“工业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对权力的真正原因与权力的职能表达的混淆中得到了解释。[37]一个资本主义公司的董事会可以决定关闭它的企业，摧毁耐心建立起来的整个官僚等级制度，而无需先期地侵犯实验研究室或技术规划部门的“不断增长的独立性”。但是，董事会出于利润方面的考量而作出的终止公司的决定，表明了先前的权力代表是局限于特定的职能的，以及私有财产何以仍然是权力的真正原因。工人委员会为什么不能以相同的方式代表某种技术上的权威，而无需因此而终止他们（甚至工人集体组织）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基本决策权？
不是职能表达上的技术必然性使得“企业的民主化”成为不可能。不是任务的复杂性和不断增长的差异化阻碍了民主化的进程。资本主义下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于，大股东及其同盟者、代表们和管理者想要使自己保持最终决断权。[38]一旦这一障碍被社会主义革命扫除了，就没有理由先验地认为，在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的企业内，必然会从技术必然性中产生出“新的异化”。
由于没有清楚地区分机械在表面上的自动作用和由社会、经济动机所激发的人为决定（后者是所谓“工业”社会的特征），也会产生相同的悲观主义。当像诺伯特·维纳（NorbertWiener）那样的作者担心机器终将不依任何人们（他们本身已机械化了）的判断而作出决定时，[39]这些作者忘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下层劳动者的机械化趋势相伴随的是前所未有的集权，也就是说顶层的一小撮人仍是唯一的主人，将由他们来决定电脑所指示的一系列行动是否在事实上被采纳。——当然，他们要依靠大量信息的帮助，依靠权力的整个职能表达，后者极大地增强了其引人注目的权力。[40]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说明的是，引导这些人的最终动机在于：不是随意的、非理性的或投机性质的动机，而是对阶级利益的全面维护——他们作为相关阶级中最有权力的阶层当然理解这些利益。
如果说这就是问题的真正所在的话，那么清楚的是，只要把决策权从一小撮人手中移易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群众中，就可以使机器的功能得以扭转——它们如今在何种程度上奴役着社会，就使它们将来在何种程度上服务于社会。[41]
然而，除了这些悲观主义的混淆外，还有一些乐观主义的混淆。据说，异化劳动确实是“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但无需推翻资本主义就能克服它。只要归还给工人们一种“参与意识”，甚至一种“工作伦理”（即体现在人际关系中的他们在企业内的价值），工人们就不再会感到异化。[42]另一些人则说，需要确保通讯手段、对话手段和创造手段的存在，这些能返回给工人对自己人格的意识，以及在工作和休息中的自由。[43]
这些论点中的第一个在性质上显然是辩护性的。我甚至可以说它是直接为大资本服务的，尽管它宣称其目的在于减少现存政权下的社会矛盾。这些专家们在“人际关系”中力图废除的，不是异化的现实，而是工人对这一现实的意识。他们所谎称的消除异化不过是将异化推到了极点，使异化的工人意识不到自己被戕害的处境。[44]由于资产阶级社会不仅操控了生产者的思考和习惯，而且操控了他们的无意识，异化因而获得了额外的维度。[45]然而，“人际关系”的技术师们几乎不可能长久地阻止工人们意识到他们置身其中的被压迫处境。
第二个更为机巧的论点是尤为模棱两可的。它被阐述为一种道德使命，显然独立于“由制度所采取的形式”（即生产方式）。但弗朗索瓦·佩鲁克斯（FrancoisPerroux）解释说，“并非在一种把社会中的错误和不公在整体上奉若神明的僵硬的制度框架内，专门的制度得以实现它们的功能。”[46]工人为了获得生活资料被迫出卖其劳动力并从事戕害性的工作，难道这样的社会还不是一种“把错误和不公奉若神明的僵硬的框架”吗？在那种框架内，如何能够给予工人“他正在参加集体创造的感觉”，如何能够在其休息时间给予工人“意识到他自己的机会和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无非是粗陋的欺骗。这一方案的实行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自那个时刻起，佩鲁克斯的方案将经历一场显著的扩展。问题不再是给予工人参加集体创造的“感觉”，而是使他成为真正的创造者。问题不再是在其休息时间给予他“意识到自己”的机会和手段，而是给予他在没有外在束缚的情况下自由创造的机会，并由此而实现自我。问题不再是允许“无私的好奇心”的“有益的领域”的发展，而是要实现在所有社会活动的领域中由人们进行完全的自我管理。
因为那才是最终消除异化的关键之真正所在。它产生于劳动的废除（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意义而言），[47]或者换言之，产生于由真正的创造性劳动来代替机械的和程式化的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不会使人类为了确保其物质生存而放弃生活，毋宁说，它是人类的全面的创造活动。[48]
因而，对资产阶级的和官僚主义的辩护性理解的批判把我们带回到无阶级社会的妙丽想象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唤起了这一想象，这一想象由于有了充沛的科学知识和条理分明的社会经济学证据，从而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再现了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然勾勒出来的类似想象。
正是在由对异化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听其自然的人类学理解向对异化理论的辩证的、革命的历史性理解的转变中，栖居着——简言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作的巨量工作的意义，马克思的这些工作是在1843-1844年他初读古典经济学家与1857-1858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间作出的。
因而，我们可以以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而告结束，这个问题被马克思的评论者们不停地讨论着，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独特性质。两种论点相互对立。一方面，像鲁贝尔、比勾神父（在较低的程度上）等人实际上否认马克思所作的是经济学家的工作，并声称马克思是靠着“天才的直觉”得出其根本理论的，[49]还有人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根本不是一种新的经济理论的发起人，毋宁说，他是科学的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50]
另一些人则相反，像埃米尔·杰姆斯（EmileJames）就认为马克思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51]又如吉恩·马夏尔（JeanMarchal）则认为马克思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使得经济科学获得了“对于经济过程的内在发展的卓越视野”。[52]
在我看来，马克思在对其方法的界定中早就对双方给出了回答，这同时也是对拉萨尔的方法的批判：“他〔拉萨尔〕要吃点苦头才会知道，通过批判使一种科学达到能够被辩证地呈现出来的程度，与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用于对这样一种体系的初步想法，是全然不同的。”[53]并且，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业已包含着如下的告诫：“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54]
马克思开始时想要对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社会作出总的批判。这使他阐述了某些关于所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之一就是，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给定社会的“结构性制度”。为了有效地阐述这个规律，马克思不得不掌握他那个时代经济科学中的所有经验数据（以及其它人文科学中的许多数据）。[55]并且为了完成他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工作，马克思必须要深入研究经济学说史，[56]虽然经济学说史最终说来是由整个社会的和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但它们的发展仍遵循着内在的逻辑。这种双重的责任使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致力于经济科学这个主题，但又秉持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意识，即不能把经济科学与其它人文科学相分离。[57]因而，正因为马克思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做了独立的工作，他才成为“科学的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他若不是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作出了自己的发现，他的整个社会理论在根本上将具有一种空想的性质，它们将是唯意志论的和“哲学的”——就该词的消极意义而言。[58]多亏了他的经济发现，他才能够实现他本人所认为的他生活中的主要工作：为社会主义的愿景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奠立科学的基础。“辩证思想……使得理解以下这一点变得可能：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任何深悉这种客观知识的人在社会过程中都必然会采取的政治立场的同时存在。”[59]
不能使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相分离，也不能使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相分离。但是，马克思之所以能有效地（即科学地）做成——首先是革命家，以及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只因为他是一个使经济科学发生了革命的经济学家。他使经济科学发生革命的那些发现，我们在本研究中已力图一步步地追踪其起源。一当这一工作已经完成，《资本论》就已准备好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把它写出来。
[1]沃尔夫冈·扬：“DerökonomischeInhalt”，第864页。
[2]曼弗雷德·波：“Entfremdung”，见于PhilosophischesWörterbuch，GeorgKlaus和曼弗雷德·波编，第140页。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在消除异化的问题上存在着这个弱点，波的文章代表着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前处理异化问题的方式的一种进步。
[3]波：“Entfremdung—PhilosophischeAnthropologie—Marx-Kritik”，第814页。在一个脚注中波承认，异化的消除是一个过程，它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被推翻以后才开始。但是他得出结论说，不能从这些前提推论出异化现象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更确切地说，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在社会主义中，所有被“经常地和草率地”称为异化的现象，与资本主义的异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相似”。这种诡辩的辩护性质一目了然。
[4]奥瑟曼：DieEntfremdungalshistorischeKategorie，第135页。
[5]由GüntherHillmann在“ZumVerständnisderTexte”中加以引用，第216-217页。
[6]列斐伏尔：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第二版序言，第I卷，第74页。
[7]沃尔夫冈·海斯：“ÜberdieEntfremdungundihreÜberwindung”，第701页。
[8]E.V.Ilenkov提出了一种变相的辩护性的理解，他说只有“对抗性的劳动分工”、“资产阶级的劳动分工”才会导致戕害人类。（Ladialetticadell’astrattoedelconcretonelCapitalediMarx，第32页。）在马克思看来，所有迫使人类只做一项工作的劳动分工都具有异化性质，在苏联继续存在的劳动分工因而也不例外。
[9]鲍里斯·兹赫尔：“论社会主义下异化消亡的主客观条件”（“OntheObjectiveandSubjectiveConditionsofDisalienationUnderSocialism”，见于《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SocialistThoughtandPractice）（南斯拉夫），1965年1-3月，第122，129-130页。
[10]Heise（“ÜberdieEntfremdung”，第700-711页）详尽地分析了在建立社会主义的阶段期间——实际上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期间——阻碍异化消除的过程的诸多因素。但是在这一语境中，他甚至并未提到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残存，尽管根据马克思这是造成异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11]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BrankoHorvat完全忘记了异化与商品生产的关系，他把废除异化的希望寄托在自我管理上。他写道：“对生产的管理若没有国家作为中介，就意味着生产者的直接管理，而这又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平等转变成了主人的平等。人类的异化过程……走到了尽头……”（《朝向一种计划经济的理论》（TowardaTheoryofPlannedEconomy），第80页。）确实是奇怪的“主人”，他们将发现自己在街头，没有配得上这一名称的工作或收入！
[12]除其他人外，我要提及的是：RudiSupek，“Dialectiquedelapratiquesociale”，见于《实践》（Praxis），1965年第1期；GajoPetrovic，“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TheoryofAlienation”），以及“作为经济动物的人类和作为实践者的人类”（“ManasEconomicAnimalandManasPraxis”），见于《询问》（Inquiry），1963年；PredragVranicki，“社会主义和异化问题”（“SocialismandtheProblemofAlienation”），见于《实践》，1965年第2-3期，以及“Lasignificationactuelledel’humanismedujeuneMarx”，见于Annalidell’IstitutoGiangiacomoFeltrinelli，1964-1965年；ZagaPesic-Golubovic，“异化的含义是什么？”（“WhatistheMeaningofAlienation?”），见于《实践》，1966年第5期。
[13]列斐伏尔：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第II卷，和Introductionàlamodernité。
[14]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第II卷，第209页。
[15]“如今我们不像马克思那样深信存在着异化的绝对终结。”（列斐伏尔：Introductionàlamodernité，第146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为了证实这一结论，列斐伏尔提到如今的情况，他似乎忘了马克思的论断的前提：在世界范围内，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生产、货币经济和社会劳动分工的消亡。
[16]见《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所使用的表述，见于《选集》第III卷，第19-20页。也见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II卷，第565页。
[17]海斯：“ÜberdieEntfremdung”，第702-703页。
[18]同上，第704页。
[19]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党是官僚化的主动轮。
[20]海斯：“ÜberdieEntfremdung”，第706页。
[21]在涉及到其它社会阶级的时候，显然强制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强制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
[22]海斯：“ÜberdieEntfremdung”，第706-707页。
[23]J.N.戴兜：FreiheitundEntfremdung，第114页。
[24]同上，第117页。
[25]参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593页：“〔如今〕社会个人的发展呈现为生产和财富的显著的根本性支柱。”
[26]戴兜：FreiheitundEntfremdung，第117，131页。
[27]参阅本书第七章的一系列引述。
[28]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十七章中，我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些问题。
[29]戴兜理论中的某些方面已开始被经验证实，尤其是对劳动者的更高程度的流动性的需求，以及在职能小组内完成任务的能力，后者是由大工业中自动化的发展所导致的。（见Friedmann和纳维尔（Naville）编的Traitédesociologiedutravail，第380-381页。）
[30]“我只是提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可以假定，商品生产将从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消失，尽管从今日的经验来看，这种假定似乎是成问题的〔！〕。”（沙夫：MarxismusunddasmenschlicheIndividuum，第177页。）
[31]NoweDrogi，1965年12月。
[32]沙夫承认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只能开启消除异化的过程。但是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教育，而非经济状况的改变（尤其是资产阶级分配标准的必不可少的消亡），才是完成此一过程的手段。相对于“权力精英”，他呼吁“适度的平均主义”和观点上与评论上的更大自由，这是他的优点，但并未深入问题的要点所在。
[33]斯坦尼斯拉·奥索斯基：KlassenstrukturimsozialenBewusstsein，第227-228页。
[34]奥索斯基的观点接近于之前引述过的FrancoisPerroux和RolfDahrendorf的观点，也接近于保守的人类学家ArnoldGehlen的观点：职能的权威据说日益取代了将社会划分为阶级。（AnthropologischeForschung，第130页。）奥索斯基自己表明（第223页），正是斯大林时期教条的和辩护性的“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社会中特权现象的无力解释，奠定了他的怀疑论的修正主义的根基。
[35]尤其见RaymondAron：Dix-huitleconssurlasociétéindustrielle；ReinhardBendix：《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WorkandAuthorityinIndustry）；Dahrendorf：《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ClassandClassConflictinIndustrialSociety）。
[36]乔治·克劳斯：KybernetikinphilosophischerSicht，第414-415页；A.G.M.梵·门尔森：《科学和技术》（ScienceandTechnology），第321页。
[37]在这一点上，具有代表性的是AlainTouraine关于大型“官僚化的”企业内决策权的日益分散化的思想，见于Friedmann和纳维尔（Naville）编的Traitédesociologiedutravail，第I卷，第420页及以下。最先使用这个论据的是JohannPlenge——今日资产阶级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鼻祖：“现代技术意味着脑力劳动，意味着企业中受过训练的体力劳动在整体上处于附属地位，”因此由体力劳动者来行使权力是不可能的。（MarxundHegel，第134页。）这段话应该与上述沃尔夫冈·海斯的一段话相比较，后者所关涉的是，由于“社会功能的差异化”，企业内的民主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对工厂中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辩护，为对官僚主义的等级制度的辩护提供了主要的论据。
[38]FrancoisBloch-Lainé在Pouruneréformedel’entreprise中以显著的方式提出了这一点（第41，43-44，100页）：他赞同工会和工人应更多地参与企业活动的某些方面的管理。但他立即强调说，这种“参与”并未触及唯一的最高权力，即单独把持着关键的经济决策权的雇主阶层。
[39]诺伯特·维纳：TheHumanUseofHumanBeings，第158-160页。〔维纳：控制论的创始人，1948年发表影响深远的《控制论》；上引书目也与控制论有关，但维纳把相关理论提升至社会学甚至哲学意义上。——译者注〕
[40]美国的战争机器是资本主义政权全部机械的象征，它是高度机械化的（尤其在由电脑所引导的预警系统方面），但这种机械化到了美国总统那里就终止了，因为只有他有权按下这些按钮。
[41]在1967年8月16日德国资产阶级报纸FrankfurterAllgemeineZeitung上有一个混淆了决策的社会经济权力与技术权威的显著例子。一位作者申辩道：根据如今我们听说的自我管理的要求，为什么不要求有一个“病人委员会”，从而在诊断和治疗上给医生以指示呢？
[42]EltonMayo：《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TheHumanProblemofanIndustrialCivilization），第158-159，171页及以下；Bendix：《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WorkandAuthorityinIndustry），第448-450页。
[43]FrancoisPerroux，“Aliénationetcréationcollective”，见于Cahiersdel’ISEA，1964年6月，第92-93页。
[44]Bendix正确地把“人际关系”理论归入更大的“管理思想”范畴（我毋宁该称它为企业管理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难看出，这一意识形态在一个世纪以来的演变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结构本身的演变，而且最重要的是反映了劳资关系力量平衡的演变。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以下情况更能反映问题的了：由资本主义全盛时代傲慢的清教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转变成如今盛行的为劳资之间的联合所作的伪善吁求。
[45]万斯·帕卡德（VancePackard）：《潜在的说服者》（TheHiddenPersuaders）。当C.WrightMills担心对异化的漠然会发展时（《马克思主义者》（TheMarxists），第113页），Bloch-Lainé则就这种异化或至少是其最显著的方面（企业内工人权力的阙如）作了更为实际的强调：“平静是骗人的。它的背后是许多特殊和个人的不满，这些不满将在总的经济形势第一次下行之际随时爆发成叛乱。”（Pouruneréformedel’entreprise，第25页。）参看第一章的参看文献中关于工人阶级意识状况的内容。
[46]“Aliénationetcréationcollective”，第44页。
[47]《德意志意识形态》，第85，95，236，242页。
[48]参阅乔治·克劳斯：“为了发展所有人的创造力，有必要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从程式化的劳动义务中解放出来……”“控制论和自动化是实现这种情况〔共产主义〕的技术条件，因为它们使得人类能够从非创造性的、程式化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是，它们给予人类全面的科学技术教育所需的时间，即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真正的创造性劳动所需的时间。”（KybernetikinphilosophischerSicht，第457，464页。）
[49]R.P.比勾：HumanismeetéconomiepolitiquechezKarlMarx，第36-37页。鲁贝尔关于马克思工作的伦理性质的论点已由KarlVorlander于1911年在KantundMarx中阐述过了，第293页。它涉及到Vorlander与MaxAdler之间的著名争论。
[50]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KarlMarx:Essaidebiographieintellectuelle，第12页。
[51]埃米尔·杰姆斯：Histoiresommairedelapenséeéconomique，第167页。
[52]吉恩·马夏尔：Deuxessaissurlemarxisme，第80页。也见ErnestTeilhac：“马克思继承着古典经济学家的步履，想要使自己严格地置于经济学的框架内，阐发一种严格的经济理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而工作。”（L’Economiepolitiqueperdueetretrouvée，第106页。）
[53]《通信选集》（SelectedCorrespondence），第103页。
[54]《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3页。
[55]“马克思常常求助于经验数据的全部以及社会地形成起来的直觉。”（E.V.Ilenkov：Ladialetticadell’astratto，第13页。）
[56]“研究者必须要常常力图找到全面的和具体的现实，即便他知道除非以一种部分的和有限的方式，否则就不能达到这一点，并且为了做到这点，他必须在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中包括进关于这些事实的理论历史，并且也要把他对观念的事实的研究与它们在历史上的定位以及它们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基础结构联系起来。”（LucienGoldmann：Scienceshumainesetphilosophie，第18页。）
[57]“对关于结构和制度的观点的引进似乎是科学迄今所发现的唯一方法，得以使在两种经常被分离的研究间建立桥梁，这两种研究便是历史研究和理论分析。”（AndréMarchal：Systèmesetstructureséconomiques，第11页。）正是马克思通过在分析中使用历史性的范畴第一次在历史与经济分析之间建立了桥梁，从而使AndréMarchal所说的对关于结构和制度的观点的引进变得可能。
[58]类似地，KarlKorsch在Marxismeetphilosophie中的理解也是错误的。重新确立马克思的教导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维护其革命意义而反对改良主义的追随者——受以上两种合理愿望的驱使，KarlKorsch在结束时质疑马克思经济分析中客观的科学性质，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只是“对革命过程的理论表达”（第103页）。为了能够以一种在理论上合理的——即有效的——方式阐述他对于资本主义下阶级斗争的分析和对于向着革命地推翻资本主义的进展的分析，马克思必须首先要从经验上掌握人文科学的所有数据，批判它们，并科学地超越它们。马克思本人如此地界定其工作许多次，以至于今天不应当再误传其意义或质疑其客观的科学价值——这种科学价值是独立于驱动马克思整个生命的“革命激情”和马克思不懈追求的革命目标的。
[59]MaxAdler，MarxistischeProbleme，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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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对异化的人类学理解到对异化的历史性理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十章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对异化的人类学理解到对异化的历史性理解
到了作结论的时候了。我已描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观点的起源。我们该如何总结从1843-1844年——马克思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完成之间，这些观点的发展呢？
起初马克思是作为一位哲学家而走近政治经济学的，其时他仍然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他大体上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批判，但已开始在黑格尔的基础上批判费尔巴哈，因为黑格尔的贡献为人类学增加了一种社会历史维度，而这在费尔巴哈那里是阙如的。[1]因而，《经济学哲学手稿》呈现给我们的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一场令人着迷的“遭遇”，它对马克思来说既是一种新的意识也是一种矛盾的源泉，对于如今研究马克思著作的人来说，它也是问题和争议的源泉。
但把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在人类思想史上并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就这么做过；自然法理论家们在一个宏大的规模上实践了它。[2]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已经发现国家保护的是财产所有者的利益，而并非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与自然法理论家们的假说的对比中，足以见出机会的平等与每个个体人格的确证在一个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社会中只能是欺骗。
然而，正是黑格尔关于劳动的哲学为马克思提供了与政治经济学进行初次斗争的概念工具。[3]这一关于劳动的哲学奠基于《伦理体系》，发展于《现实哲学》，牢固地确立于《精神现象学》，并在《法哲学》和《逻辑学》中得到辩护，[4]它同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人类学。
早在1805-1806年，黑格尔就确立了人类有目的的努力与人类在劳动中所使用的自然因果性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把劳动作为人类实践的原初形式）。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劳动定义为“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5]他发展了需求与劳动之间的一种真正的辩证法并因而得出了对劳动异化的双重定义：劳动是一种异化，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人类能力的一种外化，这意味着人类失去了某些原本属于他的东西；劳动是异化的，因为生产总是赶不上需求，生产不能充分地满足需求。[6]
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呈现出来的“异化劳动”这一观点的人类学性质并非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黑格尔对由资产阶级社会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一无所知。在《法哲学》中有一段话读起来像是对《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趋势的那段更为著名的话的预见：“……〔大量的〕利润产生出来。……另方面是不同种类的工作的细分和限制。这导致被束缚于那种工作的阶级的贫困和依赖性……”[7]在《美学》的如下一段话中，黑格尔描述了贫穷和财富间的显著差异及由此导致的所有社会阶级的异化：“在这种工业文化里，人与人互相利用，互相排挤，这就一方面产生最酷毒状态的贫穷，一方面就产生一批富人，不受穷困的威胁，无须为自己的需要而工作，可以致力于比较高尚的旨趣。在这种富裕境况中，当然就不再有无穷尽的对其他人物的依存性时常反映出来，人也就日渐免于谋生中的一切偶然事故，用不着沾染谋利的肮脏。但是他也就因此在他的最近的环境里也不能觉得自由自在，因为身旁事物并不是他自己工作的产品。凡是他拿来摆在自己周围的东西都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由旁人生产的……”[8]这一理论的人类学性质和神秘性质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异化植根于人的天性——如果不是植根于整个自然的话，另一方面，他没有看到，只要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经由社会结构的转变，由财富与贫穷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能导致这种异化的消除。[9]
然而，当马克思开始通过比较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人类学来质疑前者时，这正是马克思提出质疑的起点。他的分析工具似乎是相同的，但结果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同意路易·阿尔都塞如下的话：“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接触也是哲学同政治经济学的一次接触。当然，这不是随便什么哲学，而是马克思通过他的全部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所建立的哲学……正是这一哲学从一个关键的概念出发，即从异化劳动的概念出发，思考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并通过这一矛盾思考了整个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范畴，从而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10]马尔库塞的如下的话有着更充分得多的理由得到认同：“从黑格尔向马克思的转变在各方面都是向着真理的一种本质上不同的秩序的转变，它不是以哲学术语来诠释的。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而黑格尔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都是哲学概念。即便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也不是哲学性的。它们表达了对哲学的否定，尽管它们是通过哲学的语言这么做的。”[11]
关键在于，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明确地声明其批判的立场关乎政治经济学的程度并不亚于关乎哲学的程度。[12]在这一批判中他的出发点绝非“异化劳动”这个概念；相反地，而是他对如下情况的实际观察：与工人痛苦的增加同时发生的，是由这些工人所生产的财富的增加。他的结论并非在思想、观点和智力工作的平面上得出的哲学结论。相反地，他得出结论说：“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3]对由无产阶级来实施的革命行动的号召已然代替了对“劳动哲学”的顺从。
这是否意味着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思考方式上已完全使自己摆脱了哲学残余，从而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和经济学思考？显然不是这样。我们在此处所看到的，是青年马克思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向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从过去带来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与属于未来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由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社会事实以他自己的方式——即通过彻底改变它们——结合在一起。[14]这种结合并非一致的；它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体系”，一种新的“思想”。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些分散的碎片，这些碎片中包含着许多矛盾。[15]我们也不应忘记这是一部“不仅没有完成而且部分毁坏的”手稿。[16]正是由于异化劳动这个观点，《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包含的矛盾才能被最为明确地揭示出来。
在先后发现了宗教领域的异化（在他的博士论文的附录中）和法律领域的异化（私人利益使人从共同体中异化出来）后，马克思在宪法问题上对黑格尔的批判中已认识到私有财产是异化的普遍根源；而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认识到人类的异化在根本上是人类劳动的异化。[17]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批判，马克思发现它倾向于掩盖社会的矛盾和工人的痛苦，它们可以说在异化劳动的现象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然而，在此处，马克思的思想在伟大发现的边缘踌躇了。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个片段中，马克思卓越地解释了异化劳动是特定社会形式的产物。他明确地不让自己把问题推回到过去的迷雾中。他说：“让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18]
我不再引述了；但所有事情都仍然与马克思本人在文本中所表明的意思相一致。在当代社会中，异化劳动就是不再拥有它自己的产品的劳动，用它的产品使别人富裕的劳动，强迫性的劳动和为了那些不劳动的人而进行的劳动。换言之，异化劳动在此处被明确地归结为社会被划分为阶级、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有财产，并且在一段相当晦涩的话中也许被归结为劳动的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端。[19]
然而，手稿突然中止了，而没有按照这个思路继续下去。马克思的思路岔开了，我们看到在一段话中异化劳动的根源不再到人类社会的特殊形式中去寻找，而是到人性本身中去寻找，或更确切地说到普遍的自然中去寻找。[20]异化劳动被拿来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类本质相对比，从而异化在初看之下即使不被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外化，那至少也被理解为那种从未存在过的“理想的人类”的否定。
然而，即便在这里，马克思也已超越了黑格尔，因为正如纳维尔所指出的：“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异化不仅植根于社会，而且植根于自然；但是自然的关系能再创造出人类的关系已破坏的东西，人类的重新占有有赖于维系它们。事实上，自然是一个整体，正如黑格尔所表明的，自然的内部‘分裂’因而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而，正因为异化也是自然的，所以它是自然本身内部暂时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能被克服，自然的占有能够恢复它。”[21]
不过，这种对于异化的人类学理解，尽管由于得出了一种解决办法因而超过了黑格尔，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哲学的和思辨的。它缺乏经验的基础。它还没有被证明。而且，它并不存在于其余的手稿中，尤其不存在于一段有关需求的精辟论述中，在此处马克思明确地论述了消费者与享受，与人类普遍能力的发展源泉之间的隔绝。[22]因而，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矛盾，[23]再多的诡辩也不能把它消除，不管是武断地从哲学意义上去解释社会经济学的论述，还是把以上提到的那段话进行这样一种解释，即似乎它描述的是导致异化的社会原因。[24]
我们知道马克思随后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的。他坚决地摒弃了（人的）类、“类存在”这个概念（在一年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责备施蒂纳抓住它不放），他发现了人剥削人的真正历史根源，并因而概述了它的起源，它发展的原因和它消亡的条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劳动的原因被解释为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这个观点已存在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25]并且在《资本论》中，对经济范畴的拜物教被归结为商品关系，即私有财产和竞争；甚至在资本主义到来之前，一当小商品生产出现的时候，它们就使个体生产者（和财产所有者）相互隔离。[26]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观点的发展因而变得清晰了：从《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的人类学理解（费尔巴哈-黑格尔的），进而至于一种历史性的理解（由《德意志意识形态》始）。《经济学哲学手稿》构成了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在其中人类学的理解到处存在着，但尽管如此，它已标志着对黑格尔的理解的较大超越，原因有两点：其一，它不再建立在需求和劳动的辩证法上——需求和劳动的辩证法导致不可能得出一个解决办法，[27]其二，它已经表明工人阶级通过共产主义斗争超越异化的可能性。
事实上，自《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在德国首次出版以来围绕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展开了巨大的论战。这一论战远未结束。随着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的面世，它在法国再度兴起；此书引起了大量批评性的评论。
这一论战的起点是，大量资产阶级的或修正主义的哲学家试图根据马克思年轻时的著作来重新解释马克思。[28]但是，讨论中的不同看法相互结合和叠加以至于这样一种程度，今天能够区分出三种不同的观点：
（1）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力图否认《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之间存在任何差别，并认为《资本论》的论点的基本要素已存在于《手稿》中。
（2）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与《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相比，《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以一种更为“整体的”和“全面的”方式阐述了异化劳动的问题，尤其是通过赋予这个观点一种道德的、人类学的甚至哲学的维度。这些人不是把这两个时期的马克思对立起来，就是根据《手稿》来“重新评估”《资本论》。
（3）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理解不仅与《资本论》中的经济分析相矛盾，而且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接受劳动价值论的绊脚石。这一流派中的极端代表认为异化概念是一个“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马克思只有克服了它才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分析。
非常奇怪的是，第一个流派使官方的共产主义作家，与像埃里希·弗罗姆（ErichFromm）和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MaximilienRubel）那样的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作家，以及与像比勾神父（FatherBigo）、卡尔弗斯神父（FatherCalvez）和H.巴托利（H.Bartoli）那样的基督教作家联合起来。[29]例如，弗罗姆写道：“对于理解马克思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要看到异化这个观点为什么既是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青年马克思的思考焦点，并且仍然是写作《资本论》的‘老年’马克思的思考焦点。”[30]为此弗罗姆明确地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即异化意味着人从自然的异化。但是很显然，这种理解在《资本论》中是阙如的。[31]类似地，对《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观点与我们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看到的关于工人被异化和戕害的观点等量齐观的尝试忽视了这个真正的问题，即对于异化的人类学理解与历史性理解这两种在逻辑上和实际上不可调和的理解并列地存在于《手稿》中。如果异化真的植根于劳动的天性中，而劳动对于人类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致库格曼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所说，[32]那么异化将永不能被克服。在对取自《手稿》的一段话和取自《资本论》的另一段话进行精确的对比的时候，[33]弗罗姆没有注意到，前者所讨论的是一般而言的劳动和劳动产品，而后者是以如下这些话开头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内……”
就鲁贝尔而言，他声称凭藉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这个观点，“我们处在马克思主义批判和视角的正中心，我们抓住了这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全部后续著作的关键。……异化劳动这个观点此后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伦理学的中心地位。”[34]还有其它什么地方比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更能发现这位经济学家后续著作的“关键”呢？我们至多只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手稿》中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基本动机，以及自那以后他努力地对“非人道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批判。但是，在他的批判动机与后者的实际内容之间存在着天渊之别，马克思本人曾使人们注意这一点，我们在本研究的结论部分还要回到这一点上来。
我们也不能接受帕尔米罗·托里亚提所表达的观点，他说，在《手稿》中“经济范畴被概括为对现实的辩证过程的必然表达。通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进行批判的道路敞开着，这一批判将在随后的那些年和那些著作中作出，并在《资本论》中达于极点，但我们能说它已大体上完成了。”对他以下的话我们就更不能同意了：“撇开其形式——它并不简单，我们确实感到所有马克思主义已经包含在这里了。”[35]所有马克思主义——尚没有劳动价值论，尚没有剩余价值理论，尚没有理解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动力？
有意思的是，帕尔米罗·托里亚提与卡尔弗斯神父的观点是相同的：“许多的评论者……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与青年马克思著作中的哲学范畴并非源于相同的思考方式。……我得出的结论与任何类似这种拆分两者的尝试截然相反。马克思的全部论点都建立在各种异化之间的联系的基础上。”又如：“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统一：青年马克思取自黑格尔的关于异化的哲学范畴构成了他成熟时期巨大成就的框架。”[36]对于这种假设来说不幸之处在于，取自黑格尔的“哲学”范畴已被“头足倒置”了，也就是说，自《手稿》以来已被转变成社会经济范畴了，它们至多表征了《资本论》的动机，而非其“框架”；《资本论》的“框架”是由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批判和对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完善提供的。
我也不能同意吉恩·海坡利特（JeanHypolite）的如下评论：“马克思的原初论点能在《资本论》中被找到，它们提供了理解价值理论的丰富意义的最佳方式。”[37]海坡利特这么说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只有作为该作者面对劳动异化现象时的道德义愤之表达，才能被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正辩证法既要复杂得多，也要丰富得多。道德动机与经济分析的结论之间存在着一致，其中的一个方面确实与另一个方面相一致。但是这种经济分析有着它自身的独立价值。它是从严格的科学研究得出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与客观现实相符合的；尽管它加强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义愤，但是它独立于那种感情。
有些作者尽管强调《手稿》与《资本论》的不同，但仍然能从他们的著述中发现相似的混淆。例如，阿多拉斯基（Adoratsky）在他为《手稿》的首个苏联版所写的导言中说：“此处，在对工人阶级处境的论述中显著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实际矛盾。”[38]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暗示”或“预示”，而非“揭示”。在《手稿》中远没有对资本主义的实际矛盾作出分析，而且，对工人处境的描述也因“绝对贫困”理论的存在而受到严重阻碍——后来马克思摒弃了这个理论。
即便像沃尔夫冈·扬（WolfgangJahn）那样的作者，尽管在异化概念和劳动价值论之间树立起一道绝对的和武断的屏障，却力图从《手稿》中找出“一般生产关系”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在那里是找不到的。[39]海因里希·波皮兹（HeinrichPopitz）与此类似，他虽然强调“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差异，却认为《手稿》中存在着发现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迹象，[40]尽管1844年时马克思显然仍只在这一发现的门槛边——他尚未跨过这个门槛。[41]
第二个思想流派——不是把青年马克思与更丰富、“道德上”更成熟的马克思对立起来，就是以前者重释后者——至今为止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它发端于兰德沙特（Landshut）和迈耶（Mayer）为《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文版所写的导言，自此产生了大量的著作，其中的一些无疑是有趣的。[42]尽管如此，我们同意尤根·哈贝马斯所说的，他们共同的错误是没有看到对于劳动的人类学理解与历史性理解之间的差异：[43]“因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意味着从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去理解从‘劳动’语境而始的辩证逻辑，而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设想劳动（不是神学地——对于拯救是必要的，就是人类学地——对于生存是必要的）。”[44]1844年的马克思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劳动持有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在《资本论》中早就放弃了它。
卡列尔·科西克（KarelKosic）也强调了对劳动的不同理解，一种是黑格尔哲学式的或广泛地说经典哲学式的，一种是（思想成熟时的）马克思式的——即与实践概念相一致：“把人类活动分成劳动（必然领域）和艺术（自由领域）只是理解了劳动与非劳动问题的特定方面，而且对此也只是近似地理解。它从一种历史的、确定的劳动形式出发，就像从一种未经严密分析、因而以一种非批判的方式采用的假设出发。在这个基础上，物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区分就僵化了。然而，这个区分所掩盖的，是劳动作为人类实践的本质特征，它诚然并未摒弃必然领域，但确实倾向于超出这一领域，在它内部创造出人类自由的真正前提。”[45]但科西克并没有接着讨论青年马克思著作的问题。
对这些著作的分析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矛盾和悖论，它们是由于对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意图和他所使用的概念的性质的误解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此处我只举出其中的一些例子。
在兰德沙特和迈耶版的序言中，兰德沙特认为《手稿》“显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核心著作，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观点，在其中，经济分析的原则是从关于人类真实的实际情形的观点直接得出的。”[46]科斯塔斯·埃克塞洛斯（KostasAxelos）提出：“《1844年手稿》的思想在马克思的所有著述中是最丰富的。”[47]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DeMan）声称（在同一年，1932年）：“不管我们如何高估马克思的后期著作，它们仍然显示出其创作潜力的阻滞和衰弱〔！〕，马克思并不总能通过英勇的努力克服这一点。”[48]为了领会这种“衰弱”的全部“深度”，只需提及以下这点就够了：在写了《手稿》十四年后，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完善了劳动价值论。
埃里克·蒂尔（ErichThier）把工人的“外化”与异化劳动等同起来，并声称“异化呈现为一种潜在的趋势〔在劳动中〕；工人自己‘生产出’非工人。……因而不是黑格尔而是马克思使得私有财产作为对外化劳动这一概念的分析的产物而出现，使得私有财产走向进一步的异化。”[49]蒂尔似乎并不记得他自己曾说过，《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包含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对于异化的理解的一种批判——蒂尔现在把这整个地归因于马克思；[50]马克思在1844年的第四手稿中明确地拒绝将外化等同于异化！他也没有注意到，除了之前提到的唯一的一段话外，《手稿》并非从“工人外化”的人类学理解得出异化的，而是从明确的历史条件得出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劳动分工，商品经济的开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等等。蒂尔没有对语境进行研究，因而他不能表明，与这一观点不相一致的唯一的那段话实际上可以被视为表达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一般观点。并且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注意到，即便在《手稿》的这个“人类学的”段落中，异化的观点也不是从“外化劳动”的观点得出的，而是从对工人实际活动的分析（错误的，或至少是不完善的）中得出的。青年马克思被倒退地转变成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这对于理解《手稿》没有帮助。[51]
类似地，当蒂尔声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类学能得到充分地发展，并且由此出发可以理解马克思在全面的科学和政治意义上的目的，尽管没有考虑价值规律及其问题”[52]时，他显然陷入了混乱。因为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由于1844年时马克思的知识是不够的，所以他至多只是提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现实矛盾；他尚不足以全面地、彻底地和令人满意地分析它们。[53]从开始写《手稿》时起，他的目的就是要系统地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但直到他掌握并完善了劳动价值论以后才充分地实现了这个目的。[54]
波皮兹的著作虽然比蒂尔的更根本和更深刻，但也有着大量类似的误解。他声称在《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确定的社会关系，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不确定的〔！〕中心——他称之为‘本质的人类存在’。这是经验地观察到的关系之观念的基础。……马克思把辩证的系统性组合归因于社会现象，并努力以人类‘本质存在’的起源为方式为它提供根据。因而人类‘本质存在’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世界精神或民族精神在黑格尔那里所扮演的角色。”[55]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明显的误解：马克思被简单地倒退成黑格尔了。如下的事实被忘却了：异化是从对资产阶级社会状况的基于经验的分析中推论出来的。《手稿》中所给出的关于异化起源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也被忘却了：经济剩余、劳动分工、商品生产、劳资分离等等。事实上我们与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相距遥遥。
同样地，波皮兹把人类种族的不断前进的生产力这一“假定”归因于马克思，[56]然而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前进的生产力，而且，这不是源于某些“需求理论”，而是源于竞争。波皮兹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必将废除劳动分工的那段话是“反技术的”和“空想的”，[57]这表明波皮兹对《手稿》中已然大体勾勒出来的推理过程的惊人的无知。按照这种推理，劳动异化历史地产生于过于有限的剩余产品，它的出现导致简单交换，进而导致劳动分工的逐渐发展，因而导致发达的交换、商品生产、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因此，为了克服这一点，所需要的是足够多的剩余产品，以使“对他人劳动的卑鄙占有”变得没有意义，而这正是机械化和科学发展的产物！
为什么想象以下这一点是“空想的”：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自动化框架内，商品的丰裕，高等教育的普遍化，以及“自由时间”的不断扩展，将创造出人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使它自身真正从社会劳动分工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自由地从事技术、科学、艺术、体育、社交和政治活动？[58]
也应注意波皮兹的另一个评论：他声称，要想对生产力的运用和使用与由后者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作出现象学上的区分”，是不可能的。[59]此处波皮兹比马克思本人有着更多得多的“确定性”，但却是以一种狭隘的机械论的方式。马克思所说明的，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明的，是当生产力发展的特定水平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生产关系在客观上已被超越时，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也许要延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两种类型的生产关系可以在与之相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共存（1770-1830年的西欧或1914-1964年的中欧）。
简言之，所有这些作者所没有理解的是，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马克思尽管尚未充分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但已超越了黑格尔，不再以绝对观念或哲学概念进行推理，而是力图以经验地观察到的实际社会矛盾来批判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这些作者混淆了马克思研究和思虑的目的与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工具和语言。
还有第三种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是二十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期间为共产党的官方观点进行辩护的作者。扬最简洁地阐释了他们的论点；奥古斯特·科尔尼（AugusteCornu）在他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传记的第二卷中大体上提出了相同的观点。[60]埃米尔·波提盖利（EmileBottigelli）在他为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手稿》所写的导言中部分地支持这一点；[61]曼弗雷德·波（ManfredBuhr）坚定地为它辩护。[62]它可以被概括如下：《手稿》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是一个重要而短暂的阶段；他已成功地抓住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却用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的语言表达着它们。异化劳动概念最显著地表现了这一点。正是这个概念妨碍着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接受。他只有先克服它，才能形成他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63]在他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不再能找到这个概念。
这种观点并未伴同着一种合乎逻辑的论证：为什么是异化劳动这个概念妨碍了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接受，这一点没有说清楚。使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接受推迟的真正原因已在本书第三章考察过了。经验已经表明，把异化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完善形式相结合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便这么做了。
由扬、科尔尼、波提盖利和波提出的观点最重要的是缺乏任何支撑它的经验证据。这些作者丝毫也不能成功地表明马克思在接受劳动价值论后放弃了异化概念。扬仅限于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回到它是为了赋予它“一种新的内容”（这是正确的），但立即补充道：“在他的后续著作中〔异化问题〕不再扮演重要角色”[64]——而这是错误的。波提盖利说：“一当他完成了与黑格尔左派的斗争，‘异化’的表述就不再出现了，就我所知，除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是马克思以哲学家的身份（就这个词的经典意义而言）发表观点的最后一个〔文本〕。”[65]在我看来，说马克思在其从方法论角度看最卓越的著作之一，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哲学家的身份发表观点”，是不合适的。而说异化概念不再出现于马克思1857年后的著作中，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同样不正确的是像曼弗雷德·波那样断言马克思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基本上摒弃了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尽管波承认马克思从未忽视构成这个概念的基础的问题。[66]至于路易·阿尔都塞，他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异化这个意识形态的观点”是一个“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67]这不啻是一种冒险。
对于这些作者来说不幸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又彻底回到异化观点上，甚至对此着墨颇多——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68]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后，阿尔都塞自己把它的写作日期确立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开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有着大量与异化有关的段落，它们将扬、科尔尼、波提盖利、波和阿尔都塞的论点化为灰烬。异化观点不仅不是“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它构成了马克思完全成熟后所使用的理论工具的一部分。如果你留意地读《资本论》，你也会偶遇它，尽管有时它是以一种稍微改变了的形式出现的。[69]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货币章中，马克思是以如下方式提出异化劳动的问题的：“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这种基础上。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社会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如果把这种单纯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70]
为了完成这幅图景，我们还得在这段话的基础上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另外一些段落，在这些段落中马克思描述了“活劳动”对“物化劳动”（“死劳动”、固定资本）的完全隶属；[71]以及这样一段卓越的话，在这段话中马克思解释了“令人厌恶的”劳动、奴隶劳动、农奴劳动、雇佣劳动与“自由劳动”、“有吸引力的劳动”之间的区别。[72]
异化概念也明确地出现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其它一些段落中。尤其是如下这段非常重要的话，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又回到物化与异化的区别上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从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作为活劳动的异己的财产和敌对的力量，才能产生出来；换句话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要素。”[73]
而且，最重要的是，以下这段话几乎让人逐字逐句地想起《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来：“但是，如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也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物化劳动。下述情况同样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还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物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极度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相对立。”[74]
无需再引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从所有这些段落中浮现出来，它既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相关内容的条理分明的发展，也是对《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辩证超越。
在原始社会中，个人直接地贡献社会劳动。他和谐地融入其社会环境中，但是，如果说他看起来是“全面发展的”，那只是因为他所意识到的需求范围是极为有限的。事实上，社会的物质贫困，人类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助，[75]是异化的根源，特别是社会的（与人类的客观潜能）、思想的、宗教的异化的根源。[76]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经济剩余逐渐产生了，并日益增加。它创造了交换、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的物质条件。总之，个人与他的劳动产品，与他的生产活动相异化，他的劳动日益成为异化劳动。如今，在社会、宗教和思想异化的基础上增加的这种经济异化，实质上是社会劳动分工、商品生产和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产物。随着国家的产生，随着人与人的关系中具有典型性的暴力和压迫现象的产生，从经济异化中产生出政治异化。这种多重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达于极点：“一切客体成为商品的转变，把这些客体量化为拜物教的交换价值〔成为〕……一个这样影响一切生活方面的形式的内含过程。”[77]
经济异化在技术异化中获得了一种额外的表现，因为工人不仅与他的劳动工具相异化，而且发现它们作为一种异己物与敌对的力量与他相对立，它们奴役着他，遏制着他，剥夺了他自我发展的基本潜能。[78]但是，随着交换关系的普及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这一生产方式也同时创造着人类需求和人类能力的普遍性，同时创造着生产力的这样一种发展水平，它使满足这些需求和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79]那么，资本主义秩序的终结将使商品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和对人类的戕害的逐渐消亡成为可能。异化不会由一个单独的事件而被“废除”，正如它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将逐渐地消亡，正如它逐渐地出现。它并非植根于“人性”或“人类的存在”，而是植根于劳动、生产和社会的特定状况。因而可以预见它的消亡所必需的条件。
加霍·培曲维奇认为，异化意味着已被历史地创造出来的人类潜能的不得实现，我不同意这个观点。[80]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原始人（事实上他们确实实现了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潜能）就是非异化的了，而这与培曲维奇本人所说的相反。赫尔穆特·弗莱舍（HelmutFleischer）的下述评论似乎更好地界定了这个问题：“由马克思所揭示的某些异化的关系可能产生于原先和谐的统一体中；但是在其一般的人类学的意义上，异化并非指原先实质上已经拥有的某种东西的丢失；这个概念必然具有一种前瞻的意义，而非一种回溯的意义；它可以指一个人落后于某种可能的情况，而非一个人丢失了他一度拥有的东西。因为根据马克思的假设，关于人类合适状态的正面概念（与异化概念相反）不能被设想为柏拉图式的理念或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而应被设想为一种植根于自然并与历史处境相联系的期望或预计，更确切地说，应被设想为这种一种完成了的预计，它由给定的社会问题域出发……”[81]
然而，这些“期望”或“预计”的观点不能局限于对那些已经具有历史可能性的事物的“期望”或“预计”，正如作者在我们所引段落的第一部分中所做的那样。因为人类期望能力的特点之一就是，他能在解决某些问题的条件远未成熟之前就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没有阶级区分与异化的社会的希望，在古典的古代或中世纪时就可能产生了，而此时离创造这样一种社会所需的条件的“历史可能性”还十分遥远。然而，这种梦想的出现反映了主观上对于异化的意识，正如它在同等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客观的现实。在作了必要的修正后，对于原始宗教来说也是如此。[82]
有些作者谈到由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到“关于商品拜物教性质的一般理论”的转变，[83]我认为这种表述是不正确的。的确，马克思在本质上把商品生产社会中的人类异化归结为由商品关系所导致的人类和社会关系的物化。但是，首先，他所作的这种归结只是就问题的本质而言，而并非就所有的异化方面而言；因为即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异化概念也涵盖着比“物化”或“商品拜物教”概念更广阔的领域（例如，消费层面的异化，个人能力发展的异化，在社会层面上所获知识的异化，等等）。此外，正如从以上所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话可见，马克思继续谈着原始社会中的异化，尽管在那种社会中既没有商品生产，更没有商品拜物教。
对于《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的这三种令人迷惑的解释，以及对成熟马克思与异化劳动的人类学观点之间的关系的这三种错误说明，其社会意义现在能被更好地理解了。它们反映了某种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这些原因解释了它们的出现，这些原因超越了《手稿》于1932年出版这一偶然事件。
由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劳工运动显著发展以后，通过把马克思整个地归结为黑格尔来“整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议题。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力图“再次熔化”马克思的教导中易于爆炸的革命意义，从而把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融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中，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即便不被设想为最好的世界，那么至少也被设想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不坏的世界。
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派与资产阶级步调一致地前行。但要把青年马克思和写作《资本论》时的马克思等同起来有着较多的困难。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通过持一种机械论的解释来隐藏马克思著作中的革命性：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务被交付于“生产力的不可阻挡的发展”，而非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行动。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向每个人表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社会主义的到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此时社会民主派的思想必然要改变其方法。在经过了对青年马克思著作的长期蔑视后，[84]社会民主派突然从中寻到了灵感，得以使一种“道德使命”与无望的资本主义现实对立起来，与他们对之毫无热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与斯大林时期苏联革命的蜕化对立起来——它提供了一种受欢迎的陪衬。因此，在最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社会民主派的圈子中，《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尊为时尚，与之相伴随的是这样一种处心积虑的企图，即磨钝《手稿》中所包含的革命信息。[85]
就青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的人本主义”与“成熟”马克思的“经济主义”相对立而言，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和超越者的马克思被“清除”了对于斯大林主义的罪行的责任。马克思被“复原”了，因而能被用来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现实下，异化劳动的观点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即人们发现它与那种现实的当前面貌相一致。由于这一原因，这个观点——因为太具有爆炸性——在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和思想家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在苏联社会中不再有，不能再有任何异化的问题。因而，为了国家的原因，必须以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使这个观点消失。”[86]因此，他们便试图肢解像《手稿》那样的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它是以如下的方式开始的，即试图避免在一个单一的版本中完整地重印它们。[87]因此，他们便试图尽可能降低异化观点的重要性，或干脆称它为“前马克思主义的”。
那些把马克思主义降至为斯大林政权的政策服务的庸俗辩护论水平的人，与此同时完全无力回应对《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唯心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解释的挑战。至于那些既认识到这种企图的混淆视听的性质但又力求在官方的正统观念内保持其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通过“发现”整个成熟马克思已然存在于青年马克思之中而走出困境的，所以他们得出的结果往往与那些资产阶级的伪批判所得出的结果相类似。
[1]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第271-272页。也可参阅EmileBottigelli为EditionsSociales版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写的导言（第lxix页）：“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历史性发展的观点。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唯物主义、具体的人和‘人本主义就是自然主义’的等式。然而，他自己的理解远非这些要素的简单综合。甚至当马克思还使用着给他以启发的那些人的语言时，马克思就以一种独创的方式超越了它们。”普列汉诺夫已指出：“如果说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开始详尽阐述他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那么他能这么做只是因为费尔巴哈已经完成了他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31页。）
[2]见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II卷，第693-697，700-703页，以及尤根·哈贝马斯的《理论与实践》，第79页。
[3]为此可参阅皮埃尔·纳维尔Del’aliénationàlajouissance中关于黑格尔劳动哲学的卓越篇章。
[4]GeorgLukacs在DerjungeHegel中首先致力于分析《伦理体系》和写于耶拿的《现实哲学》，在前者中，黑格尔把第一个辩证法的三段论“需求——劳动——享受”作为他的出发点。
[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238页。
[6]黑格尔：《法哲学》，第190-195段。这是被许多经济学家用来否定社会主义之可能性的重要论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理论家BrankoHorvat如今用它来“驳斥”商品生产消亡的可能性——即便在共产主义下。（《朝向一种计划经济的理论》（TowardaTheoryofPlannedEconomy），第132页。）
[7]黑格尔：《法哲学》，第243段。
[8]黑格尔：《美学》，第I本，第255-256页。〔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1页。——译者注〕
[9]为此可参阅著名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辩证法，它的解决不是靠现实地取消奴役，而是仅仅靠精神地声称奴隶比主人更自由。（《精神现象学》，第234-238页。）
[10]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57-158页。
[11]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第258页。也见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第279页：“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不是根据哲学的假设，而是根据这样一些假设，这些假设产生于马克思已超越了哲学这个事实中——也就是说，他想要批判。在这种方式的同化中，范畴与哲学问题一起被转化了，与此同时，思考手段本身也被转化了。”
[12]见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第63-64页。
[13]同上，第154页。
[14]纳维尔：Del’aliénationàlajouissance，第136页。
[15]阿尔都塞徒劳地试图把《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一部具有完善思想的、“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著作，此处我们来指出他这种错误的原因。分析-目的论的方法是专门用来考察作者年轻时的著作的，以见出它与“目标”——即该作者成熟时的著作相距多远；阿尔都塞反对这种方法，这是对的。但是，在反对这种方式的同时他提出了另一种方法，即把一个作者思想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武断地切割成各自在思想体系上条理分明的不同部分，借口说每一个思想体系都是一个整体；他这么做却错了。（《保卫马克思》，第60页。）一个丰富而有生命的整体（被作为整体来看待的一个作家的思想，在其内部矛盾的压力下始终在变化着，这种变化最终说来是由该作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动态因素所决定的）因而被牺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贫瘠而静止的整体。以下情况不是偶然的：阿尔都塞谈到作者思想中的“突变”——即或多或少武断的跳跃——从而，思考中的内部矛盾作为其发展动力的观点完全消失了。阿尔都塞反对说这种理解意味着“使马克思回到黑格尔”，因为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就呈现为是“从黑格尔哲学的内部矛盾中诞生的”；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不是黑格尔的矛盾的问题，而是当马克思把取自黑格尔的因素与新知识相结合时他思想中的矛盾——这些新知识产生于历史上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的新经验和新实践。
[16]纳维尔：Del’aliénationàlajouissance，第131页。也见PaulKaegi所表达的这个观点：“因而明智的做法是首先仔细地考察这些分别写下的〔这些手稿的〕残余。这将使我们不至于太轻便地把它们合为一体，不至于使我们自己认为放在我们面前的是某个完整内容的梗概，而忽略了各个片段之间极其重要的差异。”（Genesis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第218页。）Bottigelli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言中说了相同的话（第xxxvii-xxxviii页）：“在我们面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非一部完成的著作。首先，我们并不拥有它们的全部……其次，它们结束时并未得出一个结论，它们的写作肯定是由外部环境所打断的。最后，不同部分之间缺乏一致性。”
[17]WolfgangJahn，“DerökonomischeInhaltdesBegriffsderEntfremdungderArbeitindenFrühschriftenvonKarlMarx”，见于Wirtschaftswissenschaft，1957年第6期，第850页。Jahn的这个观点源自AugusteCornu（KarlMarx,Die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Manuskripte），后者说得（第9页）非常切中要害：“对他来说的根本问题仍然是人类的解放；他仍然把异化的废除视为人类解放的根本条件，但他现在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提出这个问题，这使他不再从政治-社会的形式考虑异化的废除——就像废除人在国家中的本质，而是从经济-社会的形式考虑异化的废除——就像废除人类活动和人类劳动的异化……”由此可见，JacquesRancière的如下说法是多么错误：至少在第一手稿中，“它〔经济异化〕不再呈现为作为其它异化之源泉的根本性异化……呈现给我们的异化的不同形式首先都是处在同一层面上的。”（见于LireleCapital，第I卷，第102页。）这是与文本完全矛盾的：“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8页。）
[18]《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7页。
[19]有人可能会反对这一点，因为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段话中说异化劳动是原因，私有财产是结果。但是，正如Jahn所正确指出的，马克思此处不是要解决私有财产的历史起源问题，而是探讨私有财产的性质问题，即在一个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中私有财产是如何日复一日地再现的。（扬（Jahn），“DerökonomischeInhalt”，第856页。）
[20]《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0-114页。
[21]纳维尔：Del’aliénationàlajouissance，第152页。
[22]《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47-151页。
[23]这一矛盾在如下的事实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最后一个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当黑格尔把异化等同于对象化时，马克思拒绝认同黑格尔。（《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5-176页。）用RogerGaraudy的说法来说（见于Dieuestmort，第69页），马克思区别了异化的对象化和符合人性的对象化。
[24]“关于异化劳动的那段话其结尾不幸被毁坏了，它的前面是……对所摘引的詹姆斯·穆勒的话的评论。我们在这里确实能看到，马克思是如何‘从生活出发’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异化的隐喻运用于经济现象，并因而创造了验证它的有效方法的，以及这一验证的方法是如何被不知不觉地转变成一种认识的方法的……”（Kaegi，Genesis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第231-232页。）
[25]《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1-44页；《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59-160页。
[26]《资本论》，第I卷，第71页及以下。
[27]HeinrichPopitz责备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摒弃了黑格尔的这一假定：“需求不可避免地超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DerentfremdeteMensch，第151页。）他没有看到（1）马克思在1844年的第三手稿中就已然放弃了它；（2）这个假定的价值不过与所有“哲学假定”的价值差不多，也就是说并不大；（3）对人类经济史的具体分析表明，千万年来人类的需求并没有或几乎没有超过给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4）这种普遍化和制度化的需求的“过量”只是普遍化的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它离开了“不能满足的需求”的永续再生产就不能继续下去；（5）这种生产方式通过创造丰裕的物质前提，同时创造出超越“需求和劳动的辩证法”的前提。
[28]这种尝试的前因可以在以下情况中找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徒劳地力求忽视马克思或声称马克思已最终过时后，力求把马克思“整合”进来。N.I.Lapin（DerjungeMarximSpiegelderLiteratur，第12页）提到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的数量在1895年后迅速增长（1883年前是20，1883至1895年间是66，1895至1904年间是214）。正是劳工运动的高涨显著地导致了这种整合的努力。JohannPlenge是把马克思降至黑格尔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鼻祖（MarxundHegel，Tübingen，1911，第16-17页），他声称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仍然是在柏林当学生时所变成的样子，即“一个辩证的现实主义者或一个现实的辩证家”。后面我们将看到Plenge——尽管他并不知道《经济学哲学手稿》——预示了那些以“青年马克思”反对“成熟马克思”的人的大多数论点。然而，Plenge不是把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两个阶段对立起来，而是把这个问题看成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内在矛盾。如今的作者以更精致和更巧妙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内容率直地和粗糙地出现在Plenge的著作中：他的理论建立在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的唯物主义方面的基础上，这构成了一种显然的歪曲。
[29]尤其见帕尔米罗·托里亚提（PalmiroTogliatti）的“DeHegelaumarxisme”，第36-52页，见于Recherchesinternationalesàlalumièredumarxisme，1960年第19期；RogerGaraudy：Dieuestmort；埃里希·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KarlMarx:Essaidebiographieintellectuelle；R.P.比勾：HumanismeetéconomiepolitiquechezKarlMarx；R.P.吉恩-伊夫斯·卡尔弗斯：LaPenséedeKarlMarx。我有保留地将最后两部著作归入第一类；虽然它们的作者强调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连续性，不过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倾向于以前者来重估后者。
[30]埃里希·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51页。
[31]AlfredSchmidt在DerBegriffderNatureinderLehrevonMarx中对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观点的发展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他也表明，随着马克思的成熟，他放弃了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仍然存在的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的天真愿望。
[32]“一个国家如果停止劳动，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不能存在下去；这是每个小孩都懂的道理。”（1868年7月11日的信，见于《选集》第II卷，第418页。）
[33]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51-52页。
[34]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KarlMarx:Essaidebiographieintellectuelle，第121，135页。
[35]Togliatti：“DeHegelaumarxisme”，第48-49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
[36]卡尔弗斯：LaPenséedeKarlMarx，第316-317，319页。也见比勾的一个相似观点，HumanismeetéconomiepolitiquechezKarlMarx，第30页。
[37]吉恩·海坡利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StudiesonMarxandHegel），第129页。
[38]MEGA，I，3，第xiii页。
[39]扬：“DerökonomischeInhalt”，第854页。
[40]波皮兹：DerentfremdeteMensch，第161页。
[41]WolfgangHeise对《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总体上是卓越的，但包含着某些对它过度理想化的因素。（“ÜberdieEntfremdungundihreÜberwindung”，见于DeutscheZeitschriftfürPhilosophie，第690-692页。）
[42]尤其是，波皮兹：DerentfremdeteMensch；HeinrichWeinstock：ArbeitundBildung；JakobHommes：DertechnischeEros；ErichThier：DasMenschenbilddesjungenMarx；VictorLeemans：DejongeMarxendeMarxisten；KarlLöwith：VonHegelzuNietzsche；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HendrikDeMan：“DerneuentdeckteMarx”；KostasAxelos：Marx,penseurdelatechnique；RobertBlauner：《异化与自由：工厂工人和他的工业》（TheFactory-WorkerandHisIndustry）。等等。《明智的社会》（TheSaneSociety）是早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一本著作，埃里希·弗罗姆在这本书中也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后者只专注于“对资本主义的纯粹经济分析”，成了“关于国家和政治权力的重要性的传统观点”的囚徒。（见《明智的社会》，第263，259页。）
[43]构成这种差异的基础显然是方法上的不同，即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辩证法之间的不同，后者从特定对象中找出特定逻辑。（GalvanoDellaVolpe，RousseaueMarx，第150，153页。）
[44]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第318-319页。
[45])卡列尔·科西克：DieDialektikdesKonkreten，第206-207页。
[46]齐格弗里德·兰德沙特和古斯塔夫·迈耶编：DerhistorischeMaterialismus,dieFrühschriften，第I卷，第xiii页。
[47]埃克塞洛斯：Marx,penseurdelatechnique，第47页。
[48]亨德里克·德·曼：“DerneuentdeckteMarx”，第275-276。
[49]蒂尔：DasMenschenbilddesjungenMarx，第69-70页。
[50]同上，第25页。
[51]比勾神父也同样试图把马克思归结为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精神现象学只不过〔！〕被转变成劳动现象学，人类异化的辩证法被转变成资本的辩证法，绝对知识的形而上学被转变成绝对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比勾：HumanismeetéconomiepolitiquechezKarlMarx，第34页。）为了做到这一点，比勾神父必然要忽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艰苦的基于经验的工作，并认为他对这些新观点的认识仅仅是“杰出的直觉”的结果（第36-37页）。
[52]蒂尔：DasMenschenbilddesjungenMarx，第71页。
[53]参阅LeonidPajitnov的正确评论：“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在《1844年手稿》中〕仍然在形成的过程中。其中有着一些卓越的表述，这是他未来世界观的萌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常能发现那些尚未成熟的观点，它们带着这样一些理论资源的印记——马克思把这些理论资源用作思考的素材及制定其学说的出发点。”（“Lesmanuscritséconomico-philosophiquesde1844”，见于Recherchesinternationalesàlalumièredemarxisme，1960年第19期，第98页。）
[54]同样地，在我看来，说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异化归因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就像T.I.Oiserman/所做的那样，那是走得太远了。（见DieEntfremdungalshistorischeKategorie，第83页。）我们至多只能说马克思提示了这个观点，马克思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明确阐发了这个观点。
[55]波皮兹：DerentfremdeteMensch，第88页。
[56]同上，第152页。
[57]同上，第160页。AdamSchaff在《马克思主义与有人性的个人》（MarxismandtheHumanIndividual）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58]在一段话中我已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批判。Perroux觉得自己完全能想象这样一种社会生活，在这种社会生活中“经济全面地和充分地自动化了”，因而一种完全自由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每个人当他想做什么时就能做什么”。Perroux对这种想象的唯一异议在于，这意味着国家的消亡，而在他看来，“这个社会中的成员之间的根本矛盾〔将继续存在〕”，还有“机器的主人”与“监督者和检查员”之间的矛盾。然而，Perroux并未表明为什么在丰裕条件下这些社会矛盾必然存在。（见Perroux，为卡尔·马克思所写的序言，Oeuvres—Economie=1\*ROMANI，第xvii页。）类似地，RolfDahrendorf声称在“任何社会”中总是必然存在着“统治地位与服从地位的区别”，“几乎不能想象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就合法权力而言没有角色的区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矛盾》，（ClassandClassConflictinIndustrialSociety），第219页。）Dahrendorf对于社会的想象的退化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论点。至于马克思，他绝不希望保持任何“发号施令的精英”，相反地，他假设，“自由时间”的不断扩展（就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将使绝大多数男子和女子所拥有的科学能力和创造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使他们都能实行管理的技术功能（对物的管理取代了对人的管理）。
[59]波皮兹：DerentfremdeteMensch，第164-165页。
[60]扬：“DerökonomischeInhalt”；奥古斯特·科尔尼：KarlMarxundFriedrichEngels:LebenundWerke，第II卷。奥古斯特·科尔尼在Die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Manuskripte中已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61]埃米尔·波提盖利编：Manuscritsde1844。波提盖利的导言总的说来是谨慎的和明智的，其中提到（第lx页），“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正确的解决，这在黑格尔那里是通过绝对观念的辩证法而解决的。随着共产主义这一‘可预见的未来的必然形式’的到来，人类将占有其真正的本质；在异化时代，人类所有的实际活动都使自身与这个世界对立起来，而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这个世界将再次成为人的世界，成为人自身本质的延展。因而，自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萦绕着所有德国思想的回归统一性的问题，不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而是以一种有利于人类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在这种解决中确证了人类的自由，确证了人类自由发挥其才能的权利。”当我们在几页之后（第lxvii页）读到如下的话时感到格外吃惊：在《手稿》中“实质上仍然是黑格尔关于矛盾发展的观念导致了〔？〕从一种社会秩序到另一种社会秩序的转变。”事实上，在《手稿》中马克思根本没有使自己以任何“观念”为基础，而是以对社会矛盾的具体分析为基础；并且自此以后，共产主义对他来说不再是“关于矛盾发展的观念”的产物，而是无产阶级实际斗争的产物。
[62]曼弗雷德·波：“Entfremdung—PhilosophischeAnthropologie—Marx-Kritik”，见于DeutscheZeitschriftfürPhilosophie，1966年第7期，第806-834页。
[63]扬：“DerökonomischeInhalt”，第683页；以及科尔尼：KarlMarxundFriedrichEngels，第152页。
[64]扬：“DerökonomischeInhalt”，第863-864页。
[65]波提盖利：Manuscritsde1844导言，第lxvii-lxviii页。
[66]波：“Entfremdung—PhilosophischeAnthropologie—Marx-Kritik”，第813页。
[67]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39页。也见这位作者在第159页上所写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后还必须进行详细的研究，并作出逐字逐句的解释。必须考察异化劳动这个关键概念的理论地位和理论作用；研究这一概念的范围；承认这一概念确实起到了马克思当时赋予它的作用，即原始基础的作用；但是，它要起到这个作用就应该具备一个条件，即必须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出发去接受这项使命，并且从人的本质中得出我们熟悉的经济概念的必然性和内容。总之，我们必须在这些必定要改变含义的术语中，发现使它们仍旧受哲学束缚的含义，因为哲学对它们还施加着最后的权威。……我几乎要说……离马克思最远的〔原文如此〕马克思正是这个马克思……”那么，对于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马克思又怎么说呢？
[68]《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后，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L’objetdeCapital”，见于LireleCapital，第II卷），它构成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典范。（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前言，第vii，viii页。）
[69]然而见下面这些段落：“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马克思用了entfremdet这个词，即“异化的”〕的形态〔完全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资本论》，第I卷，第432页。）“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entfremden〕……”（同上，第645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即工人的〕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entfremdet〕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infremdemProdukt〕中。”（同上，第570-571页。）“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资本表现为异化的〔entfremden〕、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资本论》，第III卷，第264页。）
[70]《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79-8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112页。——译者注〕
[71]同上，第582-592页。
[72]同上，第505页。
[73]同上，第716-7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1-362页。——译者注〕
[74]同上，第357-35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0页。——译者注〕
[75]《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79-80页的一段话，我以上的引述清楚地表明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马克思将原始人理想化，或者说认为他们是非异化的。因而，昂利·列斐伏尔的如下的话是错误的：人类在“乡村共同体的美妙平衡”中可以致力于“其基本的活力”。（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第I卷，第221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列斐伏尔此处是追随恩格斯。列斐伏尔也在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第一版（1947）第242页上写道：“异化剥夺了生活中的所有那些事物，它们曾在人类原始的弱势处境中赋予人类快乐和智慧。”在其它方面，这部著作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最佳说明之一。关于这同一主题，也见GajoPetrovic（加霍·培曲维奇）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TheoryofAlienation”），见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andPhenomenologicalResearch），第419-426页。
[76]GeorgeNovack：《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区别》（“BasicDifferencesBetweenExistentialismandMarxism”），见于《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ismversusMarxism），GeorgeNovack编，第337页。也见T.I.Oiserman的DieEntfremdungalshistorischeKategorie（第8页）：“人类日益控制了自然的基本力量，同时日益屈从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1970年梅林（Merlin）出版社（伦敦）出版了IstvanMészaros的标题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TheoryofAlienation）的一本书，在这个主题上它大体上遵循了与我们相似的推理，但要详细得多。
[77]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87页。作者在写本书时尚不能读到《经济学哲学手稿》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因此它是对马克思关于异化与物化问题的思想的高超重构，尽管在其结论中存在着空想性的画蛇添足之处。
[78]资本主义技术的戕害性质的一个典型的（和悲剧的）例子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一个看似边缘的领域，即玩具的变化中。小女孩和她的洋娃娃之间的自然发生的和日益扩展的对话是小孩的想象力、语言和智力发展的源泉之一，而玩具业通过制造会说话的洋娃娃，很可能使这一源泉枯竭。这样的玩法将失去其自发的性质，成为某种机械的东西，某种由制造者远程控制和事先决定的东西。
[79]需求领域的异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资产阶级社会正在做的这样一种处心积虑的尝试，即把上过大学的女士“带回到家里”。目的是刺激家用器具、家具等的销售；其后果是导致妇女智力的名副其实的衰退和妇女的“逐渐非人化”。（关于此见Betty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FeminineMystique）。）
[80]加霍·培曲维奇：“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第422页及以下。
[81]赫尔穆特·弗莱舍：“Umrisseeiner‘PhilosophiedesMenschen’”，见于Hochschul-InformationenderZentralstellefürGesamtdeutscheHochschufragen，1967年第2期，第19页。
[82]参阅Gramsci，他的如下这段话像是预见到了阿尔都塞的问题：“他们并未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这种历史活动是如何在……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围绕实践哲学所产生的所有问题中的关键之点，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其它关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IlMaterialismoStoricoelaFilosofiadaBenedettoCroce”，见于QuadernidelCarcere=1\*ROMANI，第129页。）
[83]例如，FreddyPerlman的“论商品拜物教”，这是一篇迄今未发表的论文，这位作者友善地使我读到了它。Perlman提到了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曾表述过的一个类似的观点，这部著作题为《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论文集》（EssaysontheMarxistTheoryofValue），作者为苏联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I.I.Rubin，这本书现在已被忘却，但值得再版。也见KarlKorsch的《卡尔·马克思》（KarlMarx），第99-100页。Rubin和Korsch都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因而他们不会知道马克思在那部著作中继续着关于异化的思考线索，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第一次开始编织它。在我刚提到的那段话中，Korsch写道：“对经济的自我异化的哲学批判与存在于《资本论》的经济批判中的对它的后续的科学陈述之间的主要区别……通过把所有其它的经济异化范畴归结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一种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这只是部分正确。对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分析不可否认确实使我们能以一种更确切的科学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因而同样揭示这一生产方式内的异化。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对异化的更广泛的问题的分析。
[84]N.I.Lapin：DerjungeMarximSpiegelderLiteratur，第72-75页。注意到以下这点是有趣的，拒斥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认为它们“太黑格尔化”、“太缺乏成熟”、“太理想化”，也有着资产阶级的根基。在像Schumpeter那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述中尤其能发现这个特点。如今它仍在新斯大林主义者之中随波浮沉。
[85]VictorLeemans（DejongeMarxendeMarxisten，第126-130页及以下）并未费事去采取对社会民主人士来说义不容辞的雄辩的防范，并且从马克思诉诸革命行动的意愿中，甚至从他的政治实践中看出了他的原罪和他青年时期著作中的根本矛盾。不可能比这说得更清楚了。
[86]昂利·列斐伏尔：他的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第I卷第二版的序言，第63页。
[87]路易·阿尔都塞不无道理地抱怨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研究《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没有一个哲学家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研究它们。但是，对这部著作的解释被拆分成分裂的片段这一情况是与下述事实不无关系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三个手稿的出版与第四个手稿的出版长期以来是分离的；在苏联，《手稿》的第一个完整的俄文版直到1956年才出现。（GüntherHillmann，“ZumVerständnisderTexte”，见于KarlMarx,TextezuMethodeundPraxis,=2\*ROMANII，第203-204，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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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工资理论的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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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工资理论的最终形成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马克思专门致力于论述雇佣劳动问题的第一部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建立在整个地从李嘉图那里继承过来的错误的工资理论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同一时期的其它著作中，尤其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也能发现相同的工资理论。
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呢？李嘉图的工资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启发，它描述了工人的供给和对工人的需求的运动，这实质上是人口统计学方法的结果。工资的增加导致工人生养更多的小孩——或者如果你愿意说得更慎重些的话，就是说导致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而这导致工人供给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工资的下降。另一方面，工资的下降减少了工人家庭的人口——或者说增加了婴儿的死亡率也一样——因而减少了工人的供给。因而，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对工人的需求必然会超过工人的供给，从而导致工资的上升。这两种运动之间的摆动使工资水平倾向于均衡，但在其最低的水平上，刚够维持一个工人和一个“平常的”家庭的生存（为了确保一种与资本主义工业对工人的需求恰相一致的人口统计学的运动）。
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落后的理论。[1]首先推理是薄弱的，因为当李嘉图认为工资决定于工人的供给和对工人的需求的波动时，他事实上只局限于研究供给的波动（甚至这些也只是部分地），而没有考虑需求的波动。就工人的供给而言，他只考察工人中间根据人口统计学的运动所发生的情况，而没有考虑资本主义的重要过程之一，即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他们原来直接控制着他们的生产或交换资料（农民、手艺人、小店主和小商人），但现在却以越来越多的数量出现在劳动市场上。
最后，推理中的那个似乎较为合理的部分——即，由工人阶级家庭的平均生活水平所决定的婴儿死亡率的波动——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时间因素被忽略了。事实上，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并不立即导致工人供给的增加：这种增加要到十至十五年后才发生（这一间隔的长短取决于童工的数量和年轻工人被雇佣时的平均年龄）。为了知道工人供给的这种增加是否会导致工资的下降，至少需要考虑从这一个十年到下一个十年间对工人的需求的趋势。马尔萨斯-李嘉图的工资理论实际上默认了对工人需求的长期停滞（十年之后的又一个十年！），而这总的说来并不符合工业革命，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下经济增长的实际现象。这一理论在其粗陋的形式上只能得到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拉萨尔著名的“铁的工资规律”的赞成。[2]马克思和恩格斯决不赞同它，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其第一个、错误的工资理论时受到了它的影响，因此这种错误理论像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理论一样，表明工资倾向于下降至维持生理所需的最低工资水平并停留于此。
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个“天才的大纲”中所提出的工资理论，这两位朋友一直保持到——大体上说——马克思第二次流亡英国的时候。恩格斯在《大纲》中公开指责马尔萨斯的教义是“卑鄙的”和“臭名昭著的”，但尽管如此，还是接受了他的结论：“劳动者得到的全部……只是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和仅够维持生存的资料……”[3]他并非是从人口统计学的运动中推论出这一点的（尽管恩格斯说：马尔萨斯表明了“人口总是压迫着就业手段”，这“构成了马尔萨斯的功绩”[4]），而是从一个经济事实中推论出来的：在普遍存在的竞争中工人弱于资本家，并且由于机器对工人的代替，他们只会越来越弱。
这最后一个论点，在《大纲》中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边缘性的，却在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资理论中占据着首要地位。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的读书笔记中，对于他所摘录的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话，已作了如下的评论：“在所有的工业国家中，现今工人的数量大于需求，并且未被雇佣的无产阶级日复一日地增加着这一数量，正如在这些工人方面，他们也增加着无产阶级的数量。因此，积累也有着相反的结果，那就是工人的工资被压得越来越低。”[5]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手稿中说，资本主义将通过以机器取代工人的方式削减对工人的需求，从而抑制工资的任何增加：“由于工人被降到机器的水平，因此他会遭遇到来自机器的竞争。”[6]在青年马克思的论述中，正是资本主义不得不以死劳动代替活劳动的内在趋势构成了资本积累的动力和使工资趋于下降的动力。[7]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从这个规律中得出的结论是，他认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就消费得越少；他因而断定了工资的绝对下降。在1844年的第二手稿中已明确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特定的条件下，如果利润不下降，工资就不会上升。[8]
因而，我们的这两位青年作家就发展出了这样一种工资理论，它在本质上不是源于人口的运动，而是源于资本积累的运动。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扩张时期和高涨的顶峰时期对工人是最有利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了。这两个因素促使工资上升。然而马克思补充道，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很快就会带来相反的结果。经济加速刺激资本积累及随后的资本集中，这转而导致大量的独立生产者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而这意味着工人供给的增加和工资的下降。[9]
在《哲学的贫困》、“工资”手稿*、《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在资本主义下工资的普遍趋势是绝对地下降，直至维持最低限度的生理需求的水平。我在上面已提及他们的保留意见和限定条件，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克服其理论中的差错。实际工资趋于下降的两个动力是：一方面，机器取代工人（资本积累的一种形式，它消灭的工作比创造的多）；另方面，永久的和日益增加的失业导致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
当马克思1848年在布鲁塞尔写“工资”笔记时，他仍然相信经济学家们对工会的反对（声称工会不能阻止工资的下降，原因在于他们的行为必然引发新形式的劳动分工，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引进新的机器，等等）基本上是有道理的。但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为这些工人“协会”辩护，因为他认为工人只有在工会中才能学习着使自己为推翻“旧社会”而做好准备。[10]对于这个观点，他也将在一些年后作出修正和扩充。
简言之，在整个这段时期，马克思关于工资的根本观点就是，劳动（劳动力）的“自然价格”（价值）即是最低工资，这被视为一个生理概念。[11]他是何时，又是如何修正这一观点的呢？精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英国工会活动的研究使他形成了更正确的观点。[12]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1857-1858年，恰好比以上所引的那些段落晚了十年，[13]此时马克思在工资问题上已持有一种更为辩证、更为完善和更为成熟的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上直到写作《资本论》也没有变化。因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论述说唯一能将工人与奴隶区别开来的就是，工人在经济繁荣时期能扩展其享受范围，他能“参与高级形式的甚至精神形式的享受，鼓吹个人利益，买报纸，听讲座，教育小孩，发展爱好，”简言之，在仍然向他敞开的唯一道路上通过增加其需求“参与文明”。[14]此时，马克思在此处所说的言外之意就是，消费的增加、需求的扩展至少在经济高涨的顶峰时期对工人来说是可能的，劳动力价值因而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基本上稳定的生理性的部分，另一个是被视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可变部分，它与工人获得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相一致。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后面的部分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倾向于驱使工人以“历史形成的”需求取代其“自然的〔即生理的〕需求”。[15]马克思先前对这个观点已有所涉及，在那里马克思强调说工人也被资本家视为消费者，因而资本家往往设法刺激消费——除了他自己的工人以外。[16]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分析中也发展了这一观点，在那里资本积累对劳动力价值和工资变化两个方面的矛盾性影响得到了解释。
一方面，资本的积累，以机器取代活劳动，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倾向于降低名义工资（相同数量的食物，或总的说来相同数量的商品，如今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生产出来），甚至实际工资（在失业人数不断增多的压力下）。然而，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意味着创造出新的工业部门——因而创造出新的工作职位——以及创造出新的需求和这些需求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的散布。[17]它这么做时倾向于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因为现在这一价值包括了为满足这些新需求而购买的新商品的价格）和价格（当失业下降时）。因此，工资的实际运动就不再取决于机械和简单的规律，而是取决于资本积累对劳动力价值的这种双重影响的辩证的相互作用。[18]
在写于1862-1863年的《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解释说虽然资本积累不断地以机器代替活劳动，但它能将雇佣劳动在一个扩大了的规模上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尽管工资总量相对于资本总量减少了，但挣工资者的绝对数量还是增加了。[19]在另一处他指出，在经济高涨的顶峰时期，工人“作为消费者”，作为“他们自己产品的消费者”（生活消费品）“扮演着重要角色”。[20]
但是，他是在1865年6月20和27日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所作的演讲中充分地阐明其工资理论的。他在下面这段话中概括了这一理论：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有某些特点而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理的要素决定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某些需要。……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中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一个变化的量，即使假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变，它也是变化的。”[21]
马克思在此推论出，虽然工资的最低限度基本上能被精确地确定，但没有最高限度。或者更精确地说，最高工资就是那种能使利润维持在一个足够的水平上——低于这一水平资本将不再有兴趣雇佣工人——的工资。在最低界限和最高界限之间的具体的工资水平取决于“斗争者各自的力量”，即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兴衰涨落。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力图要表明的，因为他的演讲首要的目的就在于驳斥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工会的活动对工人来说是无用的，甚至有害的。[22]
但对于“斗争者各自的力量”而言，它们至少部分地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在这些客观因素中，马克思首先提到的是劳动的供求的波动，由此马克思解释说，在像美国那样的人口相对较少的海外国家会发生“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造成的劳动市场的经常空虚”[23]，因此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使他们能获得比欧洲工人较高的工资。在早些年一场反对李嘉图的论战中，马克思指出美国人口的相对短缺既刺激了工资的上涨，也刺激了机器使用的显著扩展。[24]
在那些已经很大程度上工业化的国家里，劳动的供求是如何变化的？是通过不断地以机器代替工人，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持续提高而变化的。因而，马克思认为长期的趋势是一种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的供需之间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25]
对于劳动力价值降低或工资购买力降低的表述，我们当从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去理解？有很多理由都使我们认为相对的意义（而非绝对的意义）更接近于马克思的思想。的确，马克思在我刚才引述的同一篇演讲中指出，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能与实际工资水平的保持相一致：“虽然工人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就是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26]
如今，在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些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条件无疑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正常”的情况。在刚才所引的那段话之后，马克思立即补充道：“工人反对这种相对工资的降低，不过是想要在他的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不过是想要维持他以前在社会阶梯上的相对地位。”[27]
这样一种可能性甚至意味着：工人的实际工资倾向于上涨，但与此同时，他从新创造的价值中得到的相对份额却减少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似乎指出这是一种普遍趋势，并且，“工人肯定不能阻止工资〔在价值上〕的下降，但他们并不让自己绝对地降至最低水平，而是要在增加的总的财富中夺取一个特定的数量，使他们自己从中分一杯羹。”[28]
在任何情况下，关于平均工资趋向下降的结论需要加两点评论才能成立。它只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即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它完全可以具体表现为工业化国家中平均工资上涨的趋势，因为资本积累在如此之大的规模上发生，使得就业与人口的增长相比持续地扩张——而这是因为这一运动中所必然包含的工作的取消主要不再这些国家以内发生，而是在它们以外的“第三世界”发生。这一点也会因以下这个事实而有所缓和：与机器使用的增加并存的，是服务业中工作数量的增加，以及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的发展，这将阻止工业后备军的持续增长——马克思早在它们发生以前很久，就已在《剩余价值理论》的两段话中预见到了这些现象。[29]并且，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例如十九世纪期间7000万欧洲人迁徙至美洲和海外其它地区，也彻底改变了劳动供求变化中的这些趋势。
与此同时，工会运动的有用效果在于，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工人之间的众所周知的竞争，而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这正是工资不可避免地降至最低水平的原因所在。[30]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对此有了更科学的表述；他说，当“劳动市场”上有着充足的供给时，尤其在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时期，劳动力实际上将低于其价值出售。工人的联合，工人间竞争的消除，集体地在工资上讨价还价，工会活动——所有这些最终都意味着可以确保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力按其价值出售，而非低于其价值出售。马克思因而把这些活动形式视为绝对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工人阶级“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31]但成功的工会活动的客观可能性又转而取决于工业后备军的相对规模，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指出，它是工资的调节器。只有在一个长时期中失业倾向于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实际工资的长期增长才能实现。[32]
马克思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即这样一个事实，即便工资增长了，它们也比资本的财富增长得少得多。由此我们发现，早在《雇佣劳动与资本》时，就有那个关于房子的隐喻，它“可能或大或小”，但在它旁边一座宫殿矗立起来了。二十年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日趋恶化。”构成这两个表述的基础的，是对相对贫困的同样的谴责。[33]我们所呈示的所有这些证据表明，在马克思成熟的著作中，他并没有阐述任何工人绝对贫困的“规律”，他只是认为他们的相对贫困是必不可免的。
埃利亚·莫斯（ElianeMossé）[34]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中马克思所说的一段著名的话：“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5]但是她似乎没有注意到，如果把语境考虑在内——即导致这段话的那些话——那么就会发现，马克思的这一阐述并不是想适用于雇佣工人的，而只是想适用于“工人阶级中的贫苦阶层”，即组成产业后备军的大量失业者。在之前的一段话中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马克思在其中解释了“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36]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37]因而就工资的变化而言，并不能从这段话中推论出什么，尤其是后面几乎立即出现了那个已经提到的评论：“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
许多研究都证实了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工人阶级中的贫苦阶层”的存在。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由美国提供的，这个国家有着最高的工资水平，但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却以戏剧性的方式得到了证明。由于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TheOtherAmerica）这本书的出版，在美国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事实是，这个民族的四分之一即5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乏中，深受穷困之苦。[38]如果说这个数字没有更高，那也是部分地由于在1940至1957年间已婚妇女参加工作或得到工资的比例从百分之十五上升到了百分之三十，而这意味着，在一个众所周知缺乏社会服务的国家，“家庭生活的恶化，小孩得到更少的照顾、关爱和监管。”[39]
从埃米尔·杰姆斯（EmileJames）为埃利亚·莫斯的书所写的序言来看，前者比后者更接近马克思的思想：“结论是，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一致，在法国的扩张时期，确实同时存在着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关于‘相对’贫困——就马克思使用该词所表达的意义而言，莫斯小姐的论证看来是令人信服的。但重要的是证明‘绝对’贫困的存在。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在这一点上莫斯小姐的著作并没有令我信服。”[40]实际上，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观点中并不包括“绝对”贫困。
还存在着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持有任何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假说。在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埃尔福特纲领》的批判中，对于“无产阶级的数量和穷困不断增长”这句话，恩格斯以如下的方式评论道：“无条件地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和他们不断增加的抵抗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会抑制穷困的增长。然而，确实在增加的是生活的缺乏保障。我应当插入这点。”[41]
不过，我们要这样来考虑：对马克思来说，相对贫困不仅指社会总收入与工人得到的份额之间的比例，而且也指相对于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激发出来的新需求而言，工资的匮乏。
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一个把工资与由劳动创造的总财富相比的问题，以及“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42]如今，工业生产倾向于使那些过去被视为奢侈的需求成为普通的和必要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是以一种对立的形式实现的，“因为这种发展本身又只是规定一定的社会标准来作为必要的标准，而同奢侈相对立。”[43]换言之，只有一部分新需求被算入工资内而使工人得到满足，而其余的对工人来说仍是不可获得的奢侈品，尽管大工业的发展也能满足这些需求——只要它不再建立在私人占有的基础上。
当马克思完成对工资问题的详细分析时，他实际上已完成了写作《资本论》所需的分析性工作。“我现在象匹马一样地工作着，因为我必须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时间，痈现在依然存在……”，他在1865年5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44]正如他在另一个场合所说，资产阶级是会长久地记得这些痈的。
*即“Arbeitslohn”手稿。
[1]然而，除此之外还得为李嘉图说句话，就是说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虽然一开始他认为机器使用的增加倾向于提高工资，但他后来修正了这一观点并且认识到机器的普及可能会对工资产生有害的影响。（见PieroSraffa为《大卫·李嘉图的著作和通信》（TheWorksandCorrespondenceofDavidRicardo）所写的导言，第I卷，第lvii页。）但李嘉图太着迷于他自己的地租理论，以及食物价格普遍和永久上涨的假说，以至于不能够与马尔萨斯的观点果断地决裂。
[2]“在如今的条件下，以劳动供求的名义决定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如下：平均工资通常不会超过在一个民族既定的习惯和风俗下维持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水平。”（斐迪南·拉萨尔：“OffenesAntwortschreibenandasZentralkomiteezurBerufungeinesAllgemeinenDeutschenArbeiterkongresseszuLeipzig”，1863年4月24日，见于GesammelteRedenundSchriften第III卷，第58页。）
[3]《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23页。
[4]同上，第220页。
[5]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青年马克思此处使用的“无产阶级”一词并非指整个无产阶级，而是通过与古罗马的无产者相类比专指未被雇佣的无产阶级。
[6]《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9页。
[7]两年后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自1825年以来，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是工人与雇主之间斗争的直接结果。”（见于《选集》，第I卷，第521页。）
[8]《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页。
[9]同上，第68页。
[10]KleineökonomischeSchriften，第246-247页。
[11]参阅《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著名的话：“一个工人的生产成本几乎被完全地限制于他维持生存和繁衍种族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一个商品的价格，因而劳动的价格，等于其生产成本。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见于《选集》第I卷，第114-115页。）
[12]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早在1847年，在“工资”笔记中，马克思就认为所谓的最低限度不是一个绝对的生理概念；能把不同的因素加入其中，也能把它们从其中扣除；资产阶级将“一些朗姆酒、茶、糖和肉”包括于其中，工人们则将他们的工会会员费包括于其中。（KleineökonomischeSchriften，第247页。）
[13]见恩格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尚未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才发生。”（《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版导言，见于《选集》第I卷，第142页。）
[14]《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97-198页。
[15]同上，第231页。
[16]同上，第194，198页。
[17]同上，第312页。
[18]当李嘉图强调说许多商品价格的下降使工人有可能购买它们时，他已经预感到了这些复杂的影响。然而他补充说这要以以下两点为条件：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价格与制成品的价格之间存在差别，工人为购买食物而牺牲他们的一部分收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通过取消这种“差别”，自由贸易将同时取消扩大工人需求的来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附录，第817-818页。）
[19]《剩余价值理论》，第II部分，第572页。
[20]同上，第III卷，第221页。
[21]《工资、价格和利润》（亦称《价值、价格和利润》），见于《选集》，第II卷，第71-7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94页。——译者注〕
[22]见马克思1865年5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见于《通信选集》，第202页。
[23]《工资、价格和利润》，见于《选集》，第II卷，第7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译者注〕
[24]《剩余价值理论》，第II部分，第574页。参阅1846年12月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所作的一段相似的评论：“最后，北美机器的引进既是由于与其它国家的竞争，也是由于工人的缺乏，即北美的人口与其工业需求之间的不成比例。”（见于《选集》，第II卷，第521页。）
[25]《工资、价格和利润》，见于《选集》，第II卷，第74页。
[26]同上，第6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译者注〕马克思非常重视“相对工资”这个观点，认为李嘉图的“科学成就”之一就是确立了相对（或从比例来看的）工资的范畴。（见《剩余价值理论》，第II卷，第417页。）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早在1847年就强调过这一观点的重要性。（见《雇佣劳动与资本》，见于《选集》第I卷，第150-174页。）
[27]《工资、价格和利润》，见于《选集》，第I卷，第6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译者注〕
[28]《剩余价值理论》，第III卷，第309页。
[29]同上，第II卷，第571-572，573页。
[30]尤其见《雇佣劳动与资本》，见于《选集》第I卷，第171-173页。
[31]《工资、价格和利润》，见于《选集》，第II卷，第7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译者注〕
[32]参阅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I卷，第145页及以下。
[33]《雇佣劳动与资本》，见于《选集》第I卷，第163页；《资本论》第I卷，第645页。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Rosdolsky）的一项著名研究的主题就是马克思工资理论的全部问题，“DeresoterischeundderexoterischeMarx”，见于ArbeitundWirtschaft（奥地利工会期刊），1957年11月和1958年1月。
[34]埃利亚·莫斯：Marxetleproblèmedelacroissancedansuneéconomiecapitaliste，第60页。
[35]《资本论》，第I卷，第645页。〔《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744页。——译者注〕
[3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使用了“工人……成为贫民”（“derArbeiterwirdzumPauper）这一著名的措辞，然而是以一种不清晰和不确切的方式，因为这一措辞既可以用来指被逐出生产过程的工人，也可以用来指仍然在职的工人的工资的下降（《手稿》中称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论》中，“贫民”这个措词只用于工人阶级中的“贫困阶层”。
[37]《资本论》，第I卷，第644页。
[38]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第177-178页。
[39]同上，第174页。
[40]埃米尔·杰姆斯：为埃利亚·莫斯的书Marxetleproblèmedelacroissancedansuneéconomiecapitaliste所写的序言。
[41]《埃尔福特纲领批判》，见于《选集》第III卷，第43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0页。——译者注〕
[42]《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2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译者注〕
[43]同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译者注〕
[44]《通信选集》，第20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4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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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兴起的历史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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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兴起的历史前提
马克思是在1853年6月10日第一次公开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他在不久前的6月2日就这个问题与恩格斯在信中交换了意见，恩格斯于6月10日对此作了答复。[1]在接下来的年月中，他又很多次地回到这个问题上，尤其见诸发往《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然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个标题下，这个观点才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2]这一文本于1953年在德国的出版，及与此同时非斯大林化的开始，使得再次继续这个讨论成为可能——这个讨论在前些年里即便不是陷于停顿，也已变得混乱不堪。
似乎完全能够成立的是，马克思在有生之年都坚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3]然而恩格斯却将它从人类所经历的连续“阶段”中排除在外，正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阐述的那样——在这部作品中他使自己狭隘地立足于摩尔根的理论上。（他在六年前出版的《反杜林论》中还赞同这个观点。）这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引起论战的原因所在。
在西欧没怎么使用这个观点。在俄国，列宁以“亚细亚主义”这种加以较大修正的形式继承了它，但并没有用它来指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4]普列汉诺夫最终拒绝了它与俄国，甚至与一般历史的相关性。[5]列宁在1914年再次明确地提到了它，把它作为四种主要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一。[6]
在俄国革命后不久，在由这一事件所激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中，梁赞诺夫在他为马克思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三篇文章所写的导言中（发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UndertheBannerofMarxism））再次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性上。[7]同年，尤金·瓦尔加（EugeneVarga）就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文章，在1928年，马吉亚尔（Madyar）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大书，这本书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
在第二次中国革命的高潮和胜利期间，中国无疑是受人关注的。但是，正是这一革命中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不期而至，中止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科学讨论。斯大林主义思潮使所有科学的讨论降而至于与共产国际内部的派系斗争相关的“实用”水平。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存在于中国就相当于低估了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任务”。因此，1931年2月在列宁格勒的讨论中，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观点受到了谴责：“E.尤克（E.Yolk）注意到……托洛斯基主义者的理解——他们强调在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存在以及目前这场革命的反资本主义性质，不同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赞同者的理解，但尽管如此，这两种理解的政治后果是相同的，因为它们意味着对中国革命运动目前这个阶段的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拒斥。”[8]
此后的二十年中，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注定要被越来越忽略——首先是在苏联，然后在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以至于最终从教科书中完全消失。[9]然而，在西方，一位名叫卡尔·奥古斯特·威特福格尔（KarlAugustWittfogel）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其间却已致力于一项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义深远的工作，并且这对社会学家们的思考产生了持续的影响。[10]也是在西方，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首先再次浮出水面，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随着非斯大林化的开始，这个观点在人民民主国家得到使用，以打破一种机械论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桎梏，即认为所有人类必然要经过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四个阶段”。这迫使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但又想被共产党承认为“正统”的作家把一些很不相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归在“封建社会”的标题下。[11]它也使得对于由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匈奴人、土耳其人、鄂图曼人、蒙古人）所建帝国的历史研究陷于僵局——而这对于中欧和东欧的历史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确实不可能把这些帝国称为“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或处在两者之间过渡阶段的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所产生的差异促进了对“普遍的四阶段”教条的摒弃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观点的复出。[12]
再度掀起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势将受到欢迎。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仔细地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这一表述所表达的含义，与它后来在某些马克思的信徒或反对者手里所遭受的歪曲，以及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如今对它的使用方式。为此，简单地回顾一下这个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起源似乎是有益的。
我们不想回溯到“东方专制主义”这一表述的起源（它始于十七世纪）或孟德斯鸠（他广泛地使用了这一表述），[13]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可能是在三种思潮的影响下提出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的：首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Jones）等经济学家，他们使用过相似的表述，1853年马克思已研究了或正在研究他们；[14]其次，关于东方国家的游记、回忆录和专著，马克思和恩格斯大约在此时读了它们；[15]最后，他们对世界其它地区乡村共同体的专门研究，使他们认识到这种共产主义在东方国家中的重要性。[16]
所有这些研究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状况进行持续和仔细分析所得到的额外收获。东方市场作为英国工业的销售渠道其重要性与日俱增。英国出口的扩张导致东方社会中的深入动荡——中国的太平叛乱和印度的印度兵暴动是对这种具有瓦解性的影响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反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不管发生在东方还是西方的革命感到兴趣，便致力于研究起那些正在被动摇的社会的结构来。这就是他们如何开始阐述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初步假说的。
在已经提及的1853年6月的三封信中和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四篇文章中足够详尽地阐明了这一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它们可被归纳如下：
（1）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首要特征是土地私有制的不存在。[17]
（2）因此，乡村共同体保持着一种极重要的内聚力，从而经受住了那个时代里最血腥的征服。[18]
（3）古代乡村共同体的这种内部凝聚性又因存在于其中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统一而进一步增强。[19]
（4）然而，由于地理和气候原因，这些地区农业的繁荣需要可观的水利工程：“人工灌溉在此处是农业的首要条件。”[20]这种灌溉几乎要求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处于核心的权威来管理它和承担大型工程。[21]
（5）由于此种原因，国家成功地把社会剩余产品中的较大部分集中在自己手里，这导致靠这些剩余产品供养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并构成社会的统治权（由此有了“东方专制主义”这一表述）。这种社会的“内在逻辑”有利于维持基本生产关系中很大程度的稳定性。
我们发现所有这些特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都提到了，包括水利工程的重要性。[22]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大量额外的观点，它们能使我们更精确地界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表述所表达的含义。
首先，东方国家中城镇的十分偶然的和次生的发展，以及它们对于国家首脑或它们的总督的严格从属，被强调了多次。[23]这意味着生产仍然几乎专门是使用价值的生产。[24]如今，正是城镇中使用价值的生产的发展为资本的支配地位作了可能的准备。当货币的力量在非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时，它导致乡村对城镇的统治。[25]换言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结构——城镇既从属于农业又从属于中央政权[26]——意味着资本不能得到充分发展。这并非意味着生产力的停滞（以中国为例这不能得到证明），而是迟缓的发展，后来发现这对于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民族是灾难性的。[27]
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瓦解作用表现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上数不清的例子中。匈牙利汉学家费伦茨·特凯伊（FerencTökei）对中国使用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这一表述。不可否认，在明朝时中国经历了——就像印度在莫卧儿时期的高峰时那样——奢侈品生产和私人贸易的扩展，从而把这个国家带到了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的门槛前。[28]但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结构使我们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一门槛没有被跨越。
毛里斯·戈德利亚（MauriceGodelier）、吉恩·谢诺（JeanChesneaux）、吉恩·苏海-科那利（JeanSuret-Canale）和P.布瓦托（P.Boiteau）这些作家试图将亚细亚生产方式降为一种标志着由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我们对此须如何看待呢？[29]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首先压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在这种生产方式的确立中水利和其它大型公共工程所具有的关键地位。[30]戈德利亚认同苏海-科那利，声称“黑非洲与白非洲之间，部落贵族对于部落间或地区间涉及黄金、象牙、皮毛等贵重产品交换的贸易的管理”，[31]也许促成了加纳、马里、宋海等王国的兴起。通过像这样扩展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观点的范围（就像拒绝这一观点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就不得不扩展“封建主义”这一观点的范围一样），这些作者很可能丢失这个观点的全部独特含义。
事实上，他们所做的，是逐渐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降为在每一个实质上仍然是建立在乡村共同体基础上的社会中那些标志着国家和统治阶级首次出现的东西。以下这些却是可以被认为是可证实的：在每一种情况中，我们都会首先发现由各共同体自愿交付的一笔贡金，以支付为满足共同利益的差事所需的花费（即便这是一种虚构的利益，在性质上是宗教的或神秘的[32]）；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部落或部落间的贵族首先接管这笔贡金的使用权，然后接管这笔贡金的所有权；在一个或多或少延续较久的中间阶段，建立在乡村共同体基础上的“基层民主”是与顶层的日益“专制”化的政治并存的，后者是新统治阶级的表现。
一旦声称亚细亚生产方式最终可被归结为乡村共同体与一个剥削性的中央政权的结合，[33]我所提到的那些作者自然就能毫无困难地——尽管并非不感惊奇地——发现，这种“亚细亚的”（原文如此）生产方式存在于黑非洲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美洲，甚至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伊特拉斯坎人和克里特-迈锡尼文明）。[34]然而，当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归纳过程时，我们不得不问一句，在这个被拓展了的范畴中亚细亚的特殊性还剩下些什么。答案是清楚的：所剩不多了，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他们的分析时归根到底引起他们关注的那些现象——其国家的庞大和专制性质，以及土地私有制的不存在。
此外，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观点过度地扩展至所有“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并不能使我们说明马克思曾论述过的这一观点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通过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成发生于氏族共产主义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之间的社会，即“解体”后不是进入奴隶社会就是进入封建社会的社会，这些评论者们再次压制了东方历史中的特殊性，并且在经过一小段弯路后又回到一般“奴隶制”或“封建主义”的陈旧美好模式中——在之前已经谴责过这些观点的过度扩展以后。[35]他们似乎并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观点并非只与存在于既往混沌岁月中的某种“原始的”印度或中国社会相联系，而是与十九世纪遭遇欧洲工业资本时的印度或中国社会相联系，后者发生于这一资本征服（印度）或大规模入侵（中国）这些国家的前夜。[36]（为此，罗姆西·杜特（RomeshDutt）引述了十九世纪初官方报告的作者，其中确认说那时田地仍然归乡村共同体集体所有。[37]）
如果亚细亚生产方式被剥除了其特定的含义，它就不再能解释东方与西方和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相比在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它就失去了作为分析那些社会的工具的主要用途——而马克思提出它明确地是为了分析那些特定的社会。我们只有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初的构思中，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初赋予它的作用中——即用来解释印度、中国、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发展与西欧的历史发展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它才能恢复这种用途。
威特福格尔的最新杰作《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Despotism）明显地缺乏科学客观性；[38]但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人们至今能从他的1931年的名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Chinas）中找到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独特性质的钥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指出的双重含义上。威特福格尔在这本书中充分描述了中国农民的高超技艺，他们迅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之一。然而，这种高超技艺有赖于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存在，其规模是如此之巨，以至于不是各公社，甚至公社集团或一个省份所能承担的。[39]从中产生了对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客观需求及这一角色的功能，这也使得大型制造业的相当快速的发展成为可能——比在欧洲快得多[40]——但并没有产生出一个自由的资产阶级，即便是在该词的中世纪的意义上。国家太强大了，它加于货币资本积累的是一种太不连续的规律，它将所有的智力和科学活动太彻底地服务于农业的要求，[41]从而没有为这样一种过程留出可能性，即相当于发生在西欧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和伴随着自由无产阶级的现代工业的形成过程。
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社会根本不是如下那种意义上的“原始”社会，即其中没有明确界定或构成的社会阶级。相反，与农民并存的不仅有公职人员，而且有地主（非法地占有土地所有权）、商人和银行家，他们常常相当富裕。然而，由于这些阶级面临着庞大的国家政权，他们不能获得社会和政治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在其它国家首先催生了封建主义，然后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这一情况决定了这些阶级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地位。这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观点所要解释的。
此处我必须回答由迈克尔·毛克（MichaelMauke）提出的一项异议，他专门致力于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著述中与办公室职员的理论相关的阶级观点，他的理论完成于三十七岁猝死之时。毛克说，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确实存在着统治阶层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占有，并且他们有着掌控剩余劳动的权利。“但是只要这两种现象仍然与整个社会的功能的实现相联系（官僚主义，神权政治，等等），那么不管存在着怎样的虐待和寄生状态，对马克思来说并不存在‘阶级’问题，相反地，而是存在着管理、统治和专制的问题。”[42]
毛克在此处把事实上只适用于某个特定统治阶级——资本主义中的资产阶级——的特征给一般化了；只有对资产阶级来说，“私人利益”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分离才几乎是完全的。[43]因此在我看来，毛克的这一做法是错误的。对所有资本主义以前的统治阶级来说——更别说像中世纪的独立手艺人那种非统治阶级了，这种截然的分离并不存在。在领地的层面上，封建地主或大修道院的院长执行着“对整个社会有用的”功能，正如古代埃及的抄书吏或古典中国的官僚以相同的方式所做的那样。他照料着湿地的排水，保护着房产不受强盗突袭，当为地理需要所迫时他们使自己忙于建筑和维修堤坝，等等。[44]作为对这些“服务”的回报，没有什么阻止他们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然而，史前史和历史都表明这些相同的功能能在共同体的服务中得到实现，而不会产生经济特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可能说到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统治阶级的出现，一个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的阶级。在为历史所知的统治阶级的目录中，它无疑是与“共同体的官吏”的原始职能最近的，而与如今的资产阶级最远的。
此外，经济史向我们表明，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与这一统治阶级并存的，还包括不同于农民阶级和领主阶级的其它社会阶级——尤其是发展较为充分的商人阶级和专门为领主而服务的城市手工业者阶级。[45]
还没有其它作者像我这样对戈德利亚、谢诺、苏海-科那利等人的观念以一种系统的方式作出批判。然而，在大量的研究中至少已对它有所暗示或部分地有所预见。
因此，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英译本《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所写的导言中，他谨慎地避开了对于著名的“四种主要的社会经济结构”（亚细亚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连续阶段说的任何机械论的解释，——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列出的，但马克思把它们叙述成“分析性的，而非历时性的阶段。”[46]不过，在前些页中他提出了戈德利亚的观点：“因此亚细亚制度还不是一种阶级社会，或者说，如果它是阶级社会的话，那也是最原始的阶级社会。”[47]这两种意见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这个序列不是历时性的，如果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时间上不一定要置于奴隶社会（甚至封建社会）之前，那你怎么能认为它还不是一个阶级社会，或至多是处在萌芽状态的阶级社会呢？
马克西姆·罗丁森（MaximeRodinson）尽管倾向于——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尽量贬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观点的价值——特别是在涉及像印度和中国这样较为发达的社会时，[48]但是，当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我们正在讨论的这段话作出如下评论时他的确含蓄地批判了戈德利亚的观点：“实质上，马克思是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来看待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的。令他感兴趣的是在以前的结构中这样一些条件的出现——这些条件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成为可能。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并非——如庸俗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为不可改变的规律所规定的若干普遍阶段或经济社会结构的前后相续，并最终不可避免地把它们带往资本主义，进而社会主义……它是从原始共同体开始的，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共同体的结构，但尽管如此，它呈现为一系列不同的类型。其中有些类型由于其内部矛盾，在它们独特的结构内潜藏着发展的潜力。正是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些现象得以产生，它们汇集在一个特定的地点（欧洲），一个特定的时间（十六世纪），一个特定的时刻，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在出发的那一点与到达的那一点之间，存在着如奴隶制和农奴制等其它现象，以及特定的生产方式[49]（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社会结构），在其中分别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50]
此处必须要提及由皮埃尔·维达-纳克（PierreVidal-Naquet）为卡尔·威特福格尔的《东方专制主义》法文版所写的卓越的前言。大体上说，维达-纳克所接受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适用于这样一些国家——马克思本人将这一观点运用于这些国家，同时，他强调了威特福格尔书中的弱点和夸大之处，并坚持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农业，它要求大型的公共工程，而这些公共工程只有靠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才能承担……是唯一能产生这种社会的条件。”[51]
最后我必须提及阿尔及利亚大学的一位讲师盖伊·杜魁（GuyDhuquois）友好地给予我的一篇未刊稿。[52]他作了与我对戈德利亚、谢诺和苏海-科那利所作的相似的批判。像马克西姆·罗丁森一样，他回到了马克思的目的，那就是要把欧洲所遵循的发展路线与产生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发展路线进行比较。为此他正确地强调，“凝聚性和相当显著地倾向于稳定和新生〔再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征。“贸易有时能创造出资本主义的开端〔更正确地说，是资本积累的开端——曼德尔〕，但是它注定要用来满足控制着社会剩余产品的贵族和君主的需要。……城镇显得像寄生物，他们的生活以农村世界为代价，并且几乎并不给它什么回报；它们只是为城市贸易和手工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狭窄的基础。对金融家来说，首要的是为‘专制君主’的利益而工作。贸易商和金融家们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这许多角度来看都不利于一种新型的个人首创精神。比如，他们所面临的社会模式鼓励他们购置地产或使他们的儿子从事行政事务。最后，国家作为整个经济生活的主导，介入进来管理他们的活动。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同化这些边缘性活动的统治模式。”[53]
杜魁同时指出，由于这些判断标准，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观点运用于晚期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那样的社会是错误的。就前者来说，这种类比是不合适的，“因为除了私有财产的重要性以外——它和大地主一起推动了封建化的开始，这个国家的经济优势在技术的需求方面是专断的。”[5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优势并没有延续持久，它导致了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及国家的最终解体，而没有像印度或中国等国家所典型地发生的那样随之而产生一场复兴。至于拜占庭，拜占庭帝国“经历了这样一种发展，这种发展似乎确实不可避免地朝向一种特殊的封建主义，这样的话这种封建主义最终就占了上风；反之，根据我们的定义，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正常的情况是，国家……以其传统的角色……再现。”[55]
然而，在近些年里，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经历了令人高兴的新生，它也遭到了批判，并且这种批判确实比斯大林时期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批判更为严重。就E.R.利奇（E.R.Leach）来说，情况特别是如此，他发表于1959年的对锡兰的研究也是对威特福格尔的书的一种批判。[56]
只有当它抨击威特福格尔1958年的那个牵强的表述——“反其道而行之的教条主义”*——时才是有效的，但是，当我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亚细亚生产方式所表达的观点和威特福格尔1931年时的观点来考察利奇的批判时，它就远非那么恰当了。不可否认，“封建主义”的元素（即，大规模的地产即使不在法律上存在，那也在事实上存在，它们以劳役的方式耕种，或者迫使农民交付地租）存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下。根据利奇的论述，这些因素在锡兰似乎比在印度或中国更为重要，但它们也存在于中国，并且威特福格尔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中充分地考虑到了它们。但问题在于，这一封建阶级并未成为统治阶级。它的发展常常被视为对国家权力和农民权利的侵犯，并且当这些侵犯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周期性地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危机通常以农民战争推翻统治王朝而告终，而新产生的王朝又使地主们臣服。[57]
此外，利奇在他的研究中表明，从其遗迹的规模来看，锡兰古代的灌溉系统并非真像如今看起来那般可观，——这是可能的。他表明它是靠不断增加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每一代人使用分散劳动的方法（在乡村一级协作）贡献一定数量的水渠和水池。但那样的话，利奇的结论就并不能真正推翻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点。后者把一个庞大的专制国家的出现仅仅与对大型水利工程的需求联系起来。当乡村一级出于他们的需要实施这些工程时——就像伊朗的坎儿井系统[58]——专制制度就未必会产生。[59]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其它段落中，马克思也谈到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上的社会——即最终说来以农业为基础（不管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还是在古代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中，甚至在“纯粹的”封建主义中）——与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之间的特定区别。商业资本（为卖而买）的出现“可发生于这样一些民族中，对他们来说交换价值根本没有成为生产的条件。这种活动只占用他们的旨在即时消费的生产的剩余，并且只发生于它的边境〔即，在边缘〕。正如犹太人在古代波兰社会或总的说来在中世纪〔所做的〕那样，古代世界中的整个商业民族及后来的伦巴蒂人得以继承不同民族间的中间人地位——这些民族尚未把交换价值作为其根本的条件。”[60]
又如：“货币作为商人的财富，出现于多种社会形式中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不相同的阶段上，它只是作为不同的终端之间和不同的情况之间媒介而运动——这些不同的终端非其所控制，这些不同的情况亦非其所创造。……大多数商业民族或独立的和发达的商业城镇进行运输贸易，运输贸易以未开化的生产民族为基础，他们在这些生产民族之间扮演着货币的〔中间人的〕角色。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初期，贸易控制着工业；在现代社会中，情况正相反。贸易显然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对它所涉及的共同体发生作用。它将或多或少地使生产服从于交换价值；它使人们的生存更依赖于销售，而非产品的直接使用，相应地，直接的使用价值就被推得越来越远直至进入幕后。它瓦解了曾经确立的关系。它因而加强了货币的流通。它首先掌握了剩余产品的生产，然后逐渐控制了生产本身。但是，它的瓦解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贸易所涉及的这些生产性共同体的性质。因此，它几乎就没有扰乱印度的古代共同体，或总的说来没有扰乱亚细亚的环境。”[61]
这段话很重要，因为它表明马克思在1857-1858年保持了他在1853年的观点，即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交换的瓦解作用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它也强调了，生产方式的向前发展建立在社会剩余产品（剩余量）的辩证法的基础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纯粹是“必要时间”与“剩余劳动”之间的辩证法。[62]
尚有待于做的，是将所有这些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考察置入它们的具体语境中，即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历史环境——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所作的分析中。读者将一定会认识到，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使用的辩证方法一脉相承，马克思只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上花时间，目的是为了否定式地揭露那些在欧洲导致资本和资本主义兴盛的正面因素。
为此马克思首先提出的是，对于劳动者真正变得“自由”的需求——这不仅是在法律意义上，而且特别是在经济意义上，也就是说，摆脱掉所有与生活资料或劳动资料的联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63]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许多段落中都提到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分析殖民化的条件时也特别使用过，后者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得到了扩充。只要仍然能够自由进入（相对）丰裕的土地，那么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不可能的。[64]马克思确立的这一原理在津巴布韦和南非民族所承受的悲剧命运上得到了显著的确证，他们被切断了与其天然的土地的联系，涌进了“居留地”，从而使他们处在向资本出卖其劳动力的经济压力下。此外它还意味着生产者与其传统的劳动资料的分离（比如独立手艺人的情况），以及与他们甚至在开始生产前就拥有的消费基金的分离。[65]
但马克思也表明了硬币的另外一面：在原始共同体中，人们紧密地融合于生存的自然条件中，融合于共同体中，“他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共同体的财产。”[66]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容不下其它的社会组织。只有当这种发展超越了原始共同体的阶段，当生产力变得更是人类的产物，而非自然的产物，[67]个人才会使自己从原始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人类只有在历史过程中才会个体化。”[68]交换是这种个体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导致了人的异化——但是它也为个体的完全成熟以及“……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69]创造了必需的条件，而这些在原始共同体中是阙如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受压抑的。
由此可见经常掷向马克思的责备是多么地不公平，根据这种责备，据说马克思所追求实现的是个体完全融于共同体中，据说他所希望的社会化意味着个体的完全社会化。[70]真实的情况正相反。如果说马克思如此之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他在某种程度上“钟情于技术的进步”——但未尝低估它带来的劳动碎片化和异化的危险——那么原因正是在于，他深谙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为人类的更高程度的个体化创造必需的条件，而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最终实现。[71]
*英译文是“dogmatismtheotherwayround”。——译者注
[1]这两封信，以及马克思于1853年7月14日给恩格斯的回复见于MEGA，III，1，第474-477，478-482，483-487页。6月10日的文章见于6月2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2]《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75-413页。（在英文版中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Pre-CapitalistEconomicFormation），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编）
[3]MauriceGodelier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编了一部暂定的索引，但它遗漏了《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除“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以外的篇章。（见LaPensée，1964年8月，第56-66页。）
[4]见KarlA.Wittfogel（《东方的专制统治》（OrientalDespotism），第389-400页），在此他就列宁关于“亚细亚主义”的篇章给出了相当完整的概括。
[5]尤其见普列汉诺夫（Introductionàl’histoiresocialedelaRussie，第4页）：“我们现在知道不仅俄国，就像西欧那样，经历了封建主义的阶段，而且这同样的阶段也发生于埃及、伽勒底、亚述、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中——简言之，发生于东方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中。”然而，在这同一页上，这位作者写到了“东方伟大的专制君主”。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FundamentalProblemsofMarxism）（第68-69页）中，普列汉诺夫保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并正确地指出它不能被认为发生于古代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之前。
[6]列宁：《选集》，第21卷，第56页。
[7]第I年，第2期，第370-378页。LucienGoldmann已向我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观点的“再次发起”者不是梁赞诺夫，而是自1920年起出版《共产主义》评论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
[8]JanPecirka，“Lesdiscussionssoviétiquessurlemodedeproductionasiatiqueetsurlaformationesclavagiste”（1964），见于“Premièressociétésdeclasseetmodedeproductionasiatique”，Recherchesinternationalesàlalumièredumarxisme评论的特刊，1957年5-6月，第62页。也见尤金·瓦尔加，第370-394页。
[9]三个例子：（1）由W.I.Avdijev所写，1948年出版于莫斯科，1953年译于柏林的教科书GeschichtedesAltenOrients，建立在V.V.Struve院士的观点的基础上，声称（第12-13页）“印度和中国人民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走过了相同的道路。”(2)1950年，KuoMo-jo仍在写作关于古代中国的、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奴隶社会”（“Lasociétéesclavagistechinoise”，见于Recherchesinternationalesàlalumièredumarxisme，1957年5-6月，第32-33，41，51页），尽管所涉及的显然只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虽然存在着奴隶，但它肯定不是建立在一种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上的。（3）1958年出版于北京的《中国历史纲要》（AnOutlineHistoryofChina）中说到（第15页）中国最早的阶级社会（在商朝）是“奴隶社会”。
[10]卡尔·奥古斯特·威特福格尔：《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Chinas），第768页。
[11]见MauriceGodelier的“Lanationde‘modedeproductionasiatique’etlesschémasmarxistesd’évolutiondessociétés”，见于CahiersduCentred’EtudesetdeRecherchesMarxistes，第26-27页；以及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Pre-CapitalistEconomicFormations）导论，第61-63页。
[12]为此尤其可参阅A.A.Bernshtam的Sotsialno-ekonomicheskystroyOrogono-YeniseiskikhTurok=6\*ROMANVI-=8\*ROMANVIIIvekov（六到八世纪鄂尔浑河和叶尼塞河的土耳其人的社会经济制度）；S.E.Tolybekov在VoprosyEkonomiki1955年第1期上甚至发明了“父权封建主义”这个概念，并赋予它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特征！
[13]威特福格尔提到了这点。
[14]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了“东方社会”，1831年，理查德·琼斯已写了“亚细亚社会”。（见威特福格尔：《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第489页。）V.Struve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东方历史学大师和主要负责“拒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权威，他发现理查德·琼斯在其著作的某一段中断言，在东方国家是非农业人口承担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此外Struve提到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两段话，马克思在此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劳动人民所从事的临时性大规模协作活动，通常是由于他们像农奴般地从属于统治力量或由于他们是奴隶，并且，古代东方的伟大公共工程是由于“工人藉以生存的收入集中于某一个人或某一小批人的手中”才成为可能；Struve把对理查德·琼斯的引述与马克思的这两段话相结合，就欠思索地得出“证明”说，对马克思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事实上只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一种特殊形式！（“CommentMarxdéfinissaitlespremièressociétésdeclasse”〔1940〕，见于Recherchesinternationalesàlalumièredumarxisme，1957年5-6月，第82-94页。）
[15]在Hobsbawm为《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所写的导论中，他列出了关于这些书目的一个相当完整的清单，其中包括Bernier的《远航》（Voyages），StamfordRaffles’s的《爪哇的历史》（HistoryofJava），Rev.C.Foster的《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GeographyofArabia），J.Child的《关于东印度贸易的论文》（TreatiseontheEastIndiaTrade），等等。皮埃尔·纳维尔（PierreNaville）在LaChinefuture中提到（第89-93页），Bernier的《远航》（Voyages）是为反对路易十四宣告法兰西所有土地为王室财产的计划——或至少是专制制度的反对者归因于他的一个类似的计划而写。
[16]MaximilienRubel指出马克思的标注日期为1853年的两项研究，其一是关于苏格兰乡村共同体的一篇文章（“TheDuchessofSutherlandandSlavery”，发表于2月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其二是关于西班牙绝对君权与行政权力下放之间关系的一项研究。（见KarlMarx:Essaidebiographieintellectuelle，第297-301页。）
[17]关于印度：“可以说，公元前6世纪在都市和城郊区域宅基地和菜园的私人所有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总的说来对于耕地则没有此类的私人所有制。”（D.D.Kosambi：《印度历史研究导言》（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IndianHistory），第145页。）关于中国，见HenriMaspero，被引用于纳维尔的LaChinefuture第96-98页。关于古典的伊斯兰帝国和鄂图曼帝国的起源，见ReubenLevy的《伊斯兰教国家的社会结构》（TheSocialStructureofIslam），第13，401页。
[18]古印度作者Kautilya在其《政事论》（Arthasastra）中写道：“Samghas〔部族乡村共同体〕由于其团结一致，对外人来说是不可战胜的。”（引用于DebiprasadChattopadhyaya的《顺世派：对古印度唯物主义的研究》（Lokayata:AStudyinAncientIndiaMaterialism），第173页。）
[19]见H.D.Malaviya的“印度乡村共同体的历史概观”（“VillageCommunitiesinIndia,aHistoricalOutline”），见于A.R.Desai编的《印度农村社会学》（RuralSociologyinIndia）第164-170页。如下的一段话特别重要：“付酬给乡村雇工〔即手艺人〕的起初的方法是：或者给他们一块地，免交地租，有时免交税收；或者给他们普通的一堆谷物中的一定份额……”（第170页）。
[20]1853年6月6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见《通信选集》（SelectedCorrespondence）第66页。
[21]参阅Kosambi《印度历史研究导言》（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IndianHistory）第280页关于笈多帝国的论述。
[22]《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77页：“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见于英文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第70-7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页。——译者注〕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FundamentalProblemsofMarxism）（第48-51页）中，普列汉诺夫认为使得这种工程成为必要的地理条件至关重要。稍后他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第63页）：“如果说这两种类型〔古典的和东方的〕相互之间颇为不同，那么它们主要的独特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23]《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77页。并且K.S.Shelvankar指出：“确定的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其行会内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从未达到过欧洲的同类人物在城镇中执掌政权时为自己所赢得的支配地位。在印度，城镇几乎总是领土从属国的前哨，由中央委派的地方行政长官或委员会统治着。”（引自Desai编的《印度农村社会学》，第150页。）
[24]《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84页。参阅Desai编的《印度农村社会学》（第25页）：“在英国入侵以前的印度，乡村农业主要为满足乡村人口的需要而生产。在英国入侵期间，这种自给自足的乡村农业经济被转变成市场经济。”
[25]《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05页。（《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第110页。）参阅里昂·托洛斯基：“因此，俄国的城镇像亚细亚专制统治下的城镇一样，只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而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手艺和贸易城镇……那么，制造业和手艺行业在哪里呢？在乡村，与农业联系在一起。”（《结果与前景》（ResultsandProspects），见于《永久的革命》（ThePermanentRevolution），第47页。）
[26]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07-408页）在城镇中自由手艺人的共同体对于资本所执行的对乡村中古代公社关系的瓦解的准备性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性。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stEconomicTheory）（第I卷，第124页）中，我引述了StefanBalazs关于古代中国城镇的一个相似的观点，并且指出，人们通常把这个观点的提出归功于马克斯·韦伯，但事实上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的。
[27]当然，这并不是说亚洲的民族靠他们自己就不能实现资本主义。这只是说明了西欧为什么自十六世纪起能够越来越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今日亚洲民族的不发达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由于欧洲的渗透使这些亚洲民族处于从属的地位，由此对它们产生了阻碍发展和使其倒退的影响。那个成功地保持了真正独立的亚洲国家——日本——也已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不发达”。
[28]费伦茨·特凯伊：“LemodedeproductionasiatiqueenChine”（1963），见于Recherchesinternationalesàlalumièredumarxisme，1957年5-6月，第172-173，180-182页。也可见IrfanHabib的《印度莫卧儿时期的经济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PotentialitiesofCapitalistDevelopmentintheEconomyofMughalIndia”，见于《经济史期刊》（JournalofEconomicHistory），1969年3月；以及N.B.Jankowska的“公元前15至14世纪亚拉法的大家庭公社和民众的自我管理”（“ExtendedfamilyCommuneandCivilSelf-GovernmentinArraphainthe15th-14thCenturyB.C.”，见于苏联科学院：《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经济史》（AncientMesopotamia:Socio-EconomicHistory）。
[29]戈德利亚：“Lanotionde’modedeproductionasiatique’”；吉恩·谢诺：“Lemodedeproductionasiatique”，见于LaPensée，1964年8月；吉恩·苏海-科那利：“LessociétéstraditionnellesenAfriquetropicale”，见于LaPensée，1964年10月；皮埃尔·布瓦托：“Lesdroitssurlaterre”，出处同上。布瓦托甚至声称，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普遍现象，是所有社会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
[30]在“Lemodedeproductionasiatique”中，谢诺陈述道（第42页）：“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最高经济命令’这个观点是否并不涵盖除维修堤坝运河以外的其它社会活动：例如管理农作物的轮种，以及对于耕地安全的维护和监督……对村庄的军事保护，以防游民的劫掠或境外军队的入侵；国家对工业生产特定领域的直接操办，因为它们超出了农民共同体的能力范围，就像在采矿和冶金的情况中……”当这样一种企业家-国家的出现的主要原因不再被归因于“水利工程”时，我们显然发现了一种循环论证的情况。为什么在其它的文明中，或村民集体，或最早的城市公司，或当地领主能够完成谢诺所例举的那些社会活动，然而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这些却是国家的责任呢？
[31]戈德利亚：“Lanotionde’modedeproductionasiatique’”，第30页。
[32]非洲西部乡村的集体劳动组织就是如此，它从集体互助——呈现为通过劳作交换礼物，逐渐转变为为“最杰出的人”的利益而劳作，最终转变为几乎不加掩饰的徭役。（参阅ClaudeMeillassoux：AnthropologieéconomiquedesGourodeCôted’lvoire，第175-185页。）
[33]吉恩·谢诺（“Lemodedeproductionasiatique”，第41页）：“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似乎确实是乡村共同体的生产活动与对它们进行剥削的国家政权的经济干预相结合。”
捷克斯洛伐克教授JanHarmatta在解释古代的匈奴帝国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阿堤拉时代的社会无疑是一个阶级社会；但是在匈奴中占优势的生产关系却与像奴隶制或封建制那样已经确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类型并不一致。匈奴社会的标志性特征正是其过渡性，即它是带有之前氏族组织的大量残余的阶级社会。”（“LasociétédesHunsàl’époqued’Attila”，见于Recherchesinternationalesàlalumièredumarxisme，1957年5-6月，第238页。）
[34]戈德利亚：“Lanotionde’modedeproductionasiatique’”，第21页。
[35]可参阅上述著作第33页，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解体”方式的论述。
在这一点上，考察像ErnstWerner这样一位如此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纯粹封建类型的生产关系”所下的如下定义是颇有意思的：“小农生产在数量上占优势；农业较手工业处在支配地位，乡村较城镇处在支配地位；土地为一小部分人垄断；农民的剩余产品为统治阶级占有。”（DieGeburteinerGrossmacht,dieOsmanen，第305页。）这一定义适用于三至四世纪的晚期罗马帝国、九世纪的欧洲封建时期、十六世纪的中国或印度（因为提到的仅是土地的垄断，而非土地的所有！）、十八世纪的鄂图曼帝国，甚至于十九世纪初的沙俄——也就是说，适用于相互之间根本不同的那些国家。Werner忘记了封建主义的根本特征，即封建贵族对土地的私人所有和从农民中获取的徭役（或实物地租）（后来才演变为货币地租）。鉴于他知道《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甚至从中引述，他忘记这一点是不可原谅的。
[36]让我提醒读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以“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为标题的、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那个子章节，并且它是用于论述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章的一部分。这一语境立即向我们表明，把这个子章节放在这里有着确切的原因：任务就是要表明为什么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即便是大量货币的最巨额的积累也没有导致资本积累的过程。类似地，列宁于1914年以如下的措辞描述了“亚细亚专制主义”：“众所周知，这种国家制度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在任何时候完全的父权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特征在这种经济制度中占着支配地位，商品生产和阶级分化很少得到发展。”（《选集》，第20卷，第403页。）在这一描述中，很难识别出这样一种社会类型，即处在氏族共产主义与奴隶社会之间的空当里的社会。确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80-386页）中，马克思也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描述为从氏族共产主义的解体中产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诸多形式之一——与此处在相同阶段的是罗马对公有土地的集体所有，或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对土地的集体所有。这无疑是使一些作者误入歧途的一段话。然而，在这同一语境中，马克思指出在所有这些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构成的集体所有制是“持续最久和最为顽固的一种”，这就是说它一直存在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初期。（《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第83页。）
[37]罗姆西·杜特：《印度的经济史》（TheEconomicHistoryofIndia），第I卷，第107页。
[38]威特福格尔在《东方专制主义》（第497-499页）中毫无证据地认为，马克思使“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官僚主义”“变得困惑不解”，唯恐与此一并谴责了他想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据威特福格尔所说，由于这同一动机，马克思后来就不怎么重视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了。且不说这个理论的后半部分仍然没有得到任何证据的支撑，这一理论的前半部分把对推翻资本主义后建立的国家的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解归因于马克思（相反，马克思把废除了官员的长期职位并把他们的工资降至熟练工人水平的巴黎公社——它本身是普遍选举的产物，称颂为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是一种对历史极具诽谤性的歪曲。Rubel公正地评论说，“这种对于据说由马克思所犯的做学问中的不诚实行为的追溯性谴责，与其说属于科学讨论的范围，不如说是一种异常之举。”（见Rubel所编的马克思著作第1680页上的笔记，Oeuvres—Economie=1\*ROMANI。）
[39]威特福格尔：《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第187，192-193页，特别是第285-287页。
[40]参阅《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97，410页）中对于这些中国制造厂的存在的引人注目的影射。（见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第98，116-117页。）
[41]威特福格尔：《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第670-679页。参阅这同一本书第572页上的一段话，作者在此处表明中国的手艺人始终仍然是一个仆人，且通常是流动的仆人，由于地产所处的亚细亚地域！这段话能与我此处所评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语境融为一体。
[42]迈克尔·毛克：“ThesenzurKlassentheorievonMarx”，见于NeueKritik，1966年2月，第29页。
[43]甚至资产阶级也在整个社会的立场上实现着一种有用的功能，即发展生产力的功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经常重申这一点。
[44]参阅马克思：“地主，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的生产中如此重要的公职人员……”（《剩余价值理论》，第II部分，第44页。）
[45]为此可参阅G.L.Adhya的《早期印度经济》（EarlyIndianEconomics），第98页关于商人的内容，第84-87页关于城市手工业者的内容。
[46]霍布斯鲍姆：《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第37页。
[47]同上，第34页。
[48]马克西姆·罗丁森：Islametcapitalisme，第73-83页。
[49]在Studiaomarksowskiejteoriispoleczenstwa（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波兰社会学家JulianHochfeld正确地确立了“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区别：前者是指一种“纯粹的”因而也是抽象的经济模式；后者则是指一种具体的社会类型，在其中某种生产方式占着主导地位。因此，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自十六世纪起就得到了发展，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前说英国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并不正确了。
[50]马克西姆·罗丁森：“历史上发生了什么”（“WhatHappenedinHistory”），见于《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1966年1-2月，第97-99页。
[51]皮埃尔·维达-纳克：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法文版前言，第10页。
[52]盖伊·杜魁：Lemodedeproductionasiatique，第13页。
[53]同上，第4-5页。
[54]同上，第7页。
[55]同上，第8页。
[56]E.R.利奇：“锡兰的水利社会”（“HydraulicSocietyinCeylon”），见于《过去与现在》（PastandPresent），1959年4月，第2-26页。
[57]Kosambi在《印度历史研究导论》（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IndianHistory）（第326-331，351-365页）中声称，印度的穆斯林入侵者自十一世纪起确立了一个初步的封建阶级，但它没有成功地掌握对于整个领域的权力，他们处在顶层的专制主义与基层的乡村共同体之间。
[58]关于此参看HenriGoblot的“Dansl’ancienIran,lestechniquesdel’eauetlagrandehistoire”，见于AnnalesESC，1963年5-6月，第500-520页。
[59]应当提到的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第II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热情地研读过——已注意到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欧洲的历史发展之间的重要区别：“类似地，在中国不存在世袭贵族，不存在封建状况，也不存在像英国那般的对财富的依赖，但其最高权力惯常是由君主所行使的。”也可参阅这一卓越的界定，它已经表明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在中国我们看到了绝对平等〔乡村共同体〕的现实，只有当与〔帝国的〕行政管理有关时，差异的存在才是可能的……既然在中国平等广泛地存在着，但没有任何自由，专制主义就是必然的统治模式了。”（同上，第124页。）
[60]《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65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
[61]同上，第70，741-742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
[62]土耳其马克思主义作家SencerDivitcioglu是一份标题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不发达国家”的有趣的研究的作者，在这份研究中他试图找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衰微时期的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中的“护卫者国家”（显然他想到的是土耳其）之间的相似之处（并确立谱系）。见于Recherchesinternationalesàlalumièredumarxisme，1957年5-6月，第277-293页。
[63]《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75页。（《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第6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1页。——译者注〕
[64]K.S.Shelvankar提到在印度的恒河地区，甚至在十八世纪仍可获得大量的土地。（见于Desai编的《印度农村社会学》，第149页。）
[65]《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97页。（《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第98页。）
[66]同上，第395页。（《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第9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译者注〕
[67]参阅《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使用的几乎相同的用语：“人类生产他自己。”逝者GordonChilde所写的关于史前史和古代史的一个卓越纲要就是用的“人类创造了自己”这个标题。
[68]《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95页。（《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第96页。）
[69])同上，第387页。（《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结构》，第8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译者注〕
[70]例如参阅FrancoisPerroux为马克思著作的Pléiade版所写的序言，Oeuvres-Economie=1\*ROMANI，第xxii页：“最终的共产主义中的社会化的人，只是整个社会中、构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体中的人。个人在这个社会中，通过从属于这个社会，被客观化了……”在第xxiii页上也有类似的话：“一个人只有在社会整体中，通过社会整体，才真正成为自己，保持为自己；因而这样的人不能被认为实质上能够自由行动和言说的、原初的和独一无二的主体。他不是通过他的思维的不可克服的自发性——这是他个人行为和言说的来源，而是通过参与到社会整体中去，才真正成为自己的：只有在这个整体中，并且通过这个整体，他才能成为一个人，保持为一个人……”我们刚刚给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引文表明，根据马克思，Perroux所勾勒出的“社会主义的人”或“共产主义的人”的图像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解是多么地不一致。相反地，马克思给未来社会制定的任务是确保“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即实际上是一种“艺术的，科学的，等等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593页。）就像在第599-600页上，在对“自由时间”的互惠行动——它把人转变成能够自由尝试和自由创造的“另一种主体”——以及生产力发展的讨论中，这一观点得到了深化。第593页的那段话表明Perroux的另一个观点（第xvii页）与真实情况是如何抵捂，据Perroux的说法，马克思认为即便到共产主义社会，“一小部分的机器的雇主”仍将继续存在。
[71]这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六个论点——“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根本不矛盾的。它的意思实际上是无限丰富的社会关系，而这将使社会主义的人能够确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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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或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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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或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辩证法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起，标志着在《资本论》以前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所达到的至高点，构成了经济学分析的集大成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被认为是为准备《资本论》而作的研究，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分析上的一次发展，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就是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它既包含着马克思在其所有后续性的经济学著作中所使用的材料，也包含着大量没有在其后续性著作中加以展开的要素。
造成这种区别的可能有两种原因。首先，我们知道，马克思没有能够在其著作中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要素的全面分析。在他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的原初计划中，在对资本的分析后，将继之以对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分析。实际上只完成了计划中的六分之一，而且即便如此，《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也没有超出第一部分。专家们可以永无终止地讨论马克思为什么在1866年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而代之以分四个部分单独就资本进行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些过程的统一，或资本与利润；以及经济理论的批判史。[1]但仍然正确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存在着大量极其重要的关于地产、雇佣劳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论述，而这些在四卷《资本论》中却没有出现。它们是如此众多的没有机会开花的种子，但尽管如此，它们的丰饶将成为不断激发如今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思考的源泉。
其次，《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使用的论述方法比起《资本论》的论述方法来是更为“抽象的”和更为推论式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明性的材料要少得多，另方面却有着大量岔出去的论述，尤其是关于历史和未来的，而这些在《资本论》的最后版本中都去除了，但它们中有些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与经济问题的理论的极其丰富的和不可忽略的补充。在研究马克思方面的重要权威之一——罗曼·罗斯多尔斯基为此提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出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意外发现”，它“可以说，使我们得以进入到马克思的经济实验室内，向我们显示了马克思方法论中所有的巧妙与所有的曲径。”[2]
我已经提到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能找到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完善。在这些之上还得加上马克思对从政治经济学经典学派那里继承而来的分析工具的完善。因此，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次出现了：不变资本（它的价值由劳动力保存下来）与可变资本（它的价值得到了增加）之间的精确区分（第289页）；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三个部分即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c＋v＋s）（特别见第219-343页）；由资本周转期的缩短导致的年剩余价值量的增加（第417-418页）；把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第311-312页），而这甚至是以绝对剩余劳动和相对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分的形式出现的（第264-265页）；利润率平均化的整个理论（第217-362页）；等等。
实际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诸要素中尚未以成熟的形式出现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仅是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尽管马克思已了解这一点，并以相当费力的方式分析了这一点，见第283-289页），以及生产过剩的问题。[3]
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未被《资本论》使用的部分，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马克思于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信中的一段，这封信是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中途写的，这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在其中表明：“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4]以下这点似乎是不可否认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异常丰富的分析以及大量存在的“辩证的成对概念”——诸如“商品与货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资本与工资”、“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劳动与财富”——即便不是由这位作者与他的旧导师的第二次相遇直接导致，那么至少也是受了后者的激发。
有必要将马克思的这次经历和列宁与黑格尔的第二次相遇相比较，对后者来说，紧跟着而来的是列宁理论思考最丰富的阶段，以至产生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表明的和列宁在许多场合所强调的，的确，由马克思所开创的将辩证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经济问题促使他作出了主要的经济学发现。由于这一方法，他把经济现象置于由它自己的内部矛盾所驱动的整体环境（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中。也是由于这一方法，他才能清楚地理解商品经济现象以及作为这一经济之反映的“范畴”为历史所决定的性质，即它们只局限于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5]
很难选定哪些是更有价值的、杰出的分析性篇章，它们有着天才的预见力，哪些是历史性的篇章，它们实质上补充了《资本论》中与历史有关的部分。
正如已经提到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区分了“剩余价值”的一般范畴与它所表现出的特殊形式。他也区分了在周转过程中作为不等价交换的结果而偶然出现的剩余价值与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前者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产生，而后者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发展起来。马克思直率地指出“交换中的诈骗”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资本利润的起源。[6]而且他指出不等价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会再次出现，不仅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中，而且在国际贸易中不同国家间的交换中。因此，他的有关论述不仅阐明了他对于危机原因的理解——完全不同于罗莎·卢森堡的理解，[7]也阐明了他对于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是剥削不发达民族的一种手段的理解：“不仅单个资本家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不过这里的尺度不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尺度。”[8]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某些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与“可支配时间／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的辩证法有关。“每种经济最终都可以被理解为时间经济，”马克思写道，并且解释说这一定律对阶级社会与对集体控制生产的社会同样适用：“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9]
马克思继续写道：“这〔这种时间经济〕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同一劳动部门的单个人劳动，以及不同种类的劳动，不仅在量上不同，而且在质上也不同。物只在量上不同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它们的质的同一性。因此，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同类性，同一性。”[10]
稍后马克思回到劳动时间经济这个根本问题上来，并且引入了“必要劳动时间”和“额外的、剩余的、可自由支配的劳动时间”的关键概念：“财富的整个发展建立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创造上。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这是从必要劳动的观点它起初的呈现方式）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变化。在更具生产性的交换水平上，人们只交换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这提供了他们交换的尺度——它只涉及剩余产品。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中，剩余劳动时间的创造对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有着重要影响。”[11]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紧接着这段话的后面几页中，马克思发展了这一观点，解释说资本主义实际上力图增加工人人口——必要劳动时间的保障是为了这些数量的人口——仅至于这一程度，即这些人口也提供剩余劳动，——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过剩的劳动”。因此，资本的趋势是既发展总人口的数量，也发展“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后者的任务是确保为资本提供“剩余劳动”：产业后备军会使工资下降，并因此而增加剩余价值，后者从工人的立场看无非是“过剩的劳动”。
显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也强调了“剩余劳动”的另一方面，即在个人的发展方面，它是享受和财富的源泉。但是，起初只是对社会的一部分人才是如此，而且只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对社会的另一部分人成了强迫劳动：“一个个人在满足了他的基本需求以后为自己创造出丰裕的物品——社会根本不是这样发展的。社会的发展是因为一个个人或阶级的个人被迫干得比满足其基本的需求更多，从而一方面出现了剩余劳动，另方面出现了不事劳作和额外的财富。在现实中，财富的发展只是通过这些矛盾才发生的；然而，从潜在可能性的观点来说，正是财富的这种发展使得取消这些矛盾成为可能。”[12]
因此，我们看到“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的辩证法在不断的发展和对其所有内在矛盾的超越中愈来愈展开；因为至少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剩余劳动的发展也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这是它不可或缺的“文明使命”。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将总的工作日减至最少，而不会因此抑制或损害每个个人潜能的全面发展。
由工人阶级对剩余劳动的发展已经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资本家这方面的自由时间的发展：“工人不得不工作额外的一段时间这个事实，与这另一个事实是相同的，即资本家不需要工作，他的时间因而被认为是劳动时间的一种否定；他甚至不需要提供必要劳动。工人不得不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工作，为的是获准以使他的再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客观化和资本化。另一方面，甚至资本家的必要劳动时间因而也是自由时间，那就是说，不需要致力于提供其迫切所需的生活资料的时间。由于所有自由时间也就是自由发展的时间，资本家侵占了工人们为社会，为文明所生产的自由时间。”[13]
固定资本的发展似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它本身也是社会财富程度的指数和反映。“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其对象都是供消费用的产品本身。生产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既不生产直接的消费品，也不生产直接的交换价值，至少不生产可以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因此，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取决于用一部分生产时间就足以满足直接生产的需要。这就要求社会能够等待；[14]能够把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从直接的享受中，也从以直接享受为目的的生产中抽出来，以便（在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把这一部分财富用到非直接生产的劳动上去。
这就要求已经达到的生产率和相对的富裕程度都有高度水平，而且这种高度水平是同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成正比的。正如相对剩余劳动的大小取决于必要劳动的生产率一样，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的大小也取决于直接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的生产率。”[15]
然而，就资本主义以一种比以往更丰富、更复杂的方式发展固定资本、发展科学技术而言，生产变得在严格意义上越来越独立于人类劳动。马克思在此处预言了日益发达的自动化将会怎样，以及它对于社会主义的人类所具有的丰富潜力：“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16]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一巨大的进步是以一种巨大的矛盾的形式出现的：人类财富的直接生产越从人类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它的有效创造就越从属于对人类剩余劳动的私人占有——离开了这一点，对资本的利用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都将成为不可能。但是，这一矛盾只是宣告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以及所有不是直接旨在满足人类需求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生产的垮台：“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7]
资本主义的矛盾尤其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资本主义力图尽可能地减少生产每个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而在另一方面它却把劳动时间确立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力图尽可能地限制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或“过剩劳动”的持续时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而呈现为财富的创造——它日益使自身独立于直接的人类劳动，与通过占有人类剩余劳动将这些巨大力量贯注于使既存价值增值的持续努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从此推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既是极富生产性的，也是极具破坏性的，既是极具创造性的，也是极为浪费的。
在另一段中，马克思表明，资本由于对利润贪得无厌的渴望，就驱使劳动者不断超出其自然需求的限制，从而创造出一个在消费上与在生产上同样全面的丰富个人的物质要素，而且“他们的劳动不再呈现为劳动，而是呈现为充分、完整的发展活动。”[18]马克思在这里重申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之一——与某些“马克思学家”的观点相反，这些“马克思学家”把那部早期著作中的观点视为多少是“不切实际的”和“理想主义”的，认为它们已被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超越。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经常回到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方面这个主题上来。世界市场的创造，人的需求、爱好、知识和享受方式的全面发展，历史和狭隘的环境加于人对自然的观点和人自身潜能的所有限制都被彻底地和骤然地突破了，生产力的狂热发展——所有这些构成了资本的“文明使命”。
但是，不同于许多自称为马克思信徒的人，在马克思看来，承认和强调资本主义的这种“必然的历史使命”与不懈地抨击其中任何剥削的、非人的和压迫的方面，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马克思始终考量着他所经历的历史现实中两个矛盾的方面，沉稳地避开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这两块暗礁。[19]
他并非把既存的现实与一种理想的情形进行对比——后者所需的条件尚不存在，但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必将被创造出来；但他也不美化既存的现实。他不因它是历史发展必然阶段的产物而否认痛苦是悲惨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的双重性质是清晰可见的，与某些对资本主义最尖锐的谴责并存的，是那些从人类社会总体进步的立场承认其优点的篇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着手探讨其它许多“现代的”和“当代的”问题：比如服务业的发展，科学和机器在农业中的应用。对资本集中所受限制的论述，作为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预先”驳斥，是耐人寻味的：[20]“资本除非以大量资本的形式，否则不会存在，也不能存在，它的自我决定因而呈现为这许多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21]并且他解释说：“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产生因而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的产物。庸俗政治经济学只看到产生出来的事物，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22]资本既要限制工人的消费，又要刺激工人的消费，这个问题也具有现代特性。然而，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工资理论的全部问题，这是在《资本论》的最后写作之前马克思对其经济理论作出的最后一大贡献。
最近的讨论中提及了我刚略述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这一辩证法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的比例问题，以及作为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和普遍的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不管是充分的还是不充分的）的生产力发展问题。
在大多数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作日长度的缩短是一个事实，对于这一事实的进步意义，马克思自己在于英国确立十小时工作日的场合称颂过。的确，工作日缩短的趋势在近几十年中放缓下来，甚至还有某些倒退（就像在法国）。工人从家到工作地点的行程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工作时间缩短的效果。也必需考虑到的是，如今的工业技术、扰人的噪音、空气污染以及潜藏于所有社会关系下的比以往更严重的紧张所导致的更沉重的神经疲劳。不过，虽然谈论“休闲文明”是夸大其辞的，但清楚的是，如今主要的挣工资（或薪金）者群体看起来比马克思那个时代享受着更多得多的“自由时间”。
我说“看起来”享受着，是因为在这个建立在普遍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显然已经发生了。休闲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商业化了。“更多的收入＋更多的休闲＝更多的自由”这个等式已表明是虚幻的。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中丢失的东西不能够在“休闲消费”领域中找回。[23]已积累起了广泛的文献资料，它们分析和强调了“工业对思维的影响”，由大众传媒导致的精神退化，[24]难以跨越的无聊延长了疲惫并以与它的结合而告终——在工作中与在“自由时间”中都一样。[25]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所有的经济生活继续聚焦于私人利润的实现，每一种活动本身倾向于成为一种目的，每一次新的获得都有可能成为人的异化扭曲的新原因，那么事情也不可能会是其它情形。
这是不是意味着闲暇的延长是一件坏事，我们应当做的是通过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所宣说的集体劳动或工人对其工作场所的管理来实现“工作的人性化”呢？[26]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与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给出了相同的答案：想象工业工作——在大工厂中的工作竟能成为“自由的”工作，是一种幻想。假定没有人愿意回到手工生产的水平上去，那么只有在物质生产领域即机械工作领域终止的地方，自由的领域才开始。因此，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劳动时间（“必要时间”）的彻底减少，从而使得“工作”与“闲暇”的比例完全重置。资本主义的废除不仅是实现这一点的条件，因为它将刺激生产力的增长，并因而使得加速工作时间的减少成为可能；它也是这一转变背后的驱动力，因为它将使得大幅减少现今如此显然地被浪费掉的剩余劳动，并在更大得多的人数中分配必要劳动成为可能。[27]
如果在不断前进的消除商品生产、阶级、国家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的过程中，工作与闲暇间的数量比例的转变（比如说从1﹕1到1﹕2或1﹕3，这意味着每周工作32小时或24小时，或更精确地说以半天工作日取代一天工作日[28]）能够融入到不断前进的消除劳动、消费和人本身的异化的过程中去，那么它将引起一场质的革命。
如果“商业”本身已消亡的话，休闲将不再被商业化。当高等教育变得普及，当新闻、广播、电视、电影行业中的各种垄断已被取消从而人们的观点变得多元和有教养时，大众传媒将不再成为令人退化的工具。“自由时间”将不再成为无聊和压抑的源泉——当它的“消费者”由被动的旁观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以后。
然而，这些彻底的变化首先须在生产领域和政治生活中实现，然后才能在休闲领域奏效：这是在弗洛姆的错误结论中所包含的正确元素。只有当人类首先从各种形式的经济剥削中，各种政治束缚中，以及所有被基本需求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控制了自由所需的物质条件以后，“自由时间”才能成为“自由的时间”，人类才能籍此实现其所有的潜能。
对机器的使用的发展，自动化的发展，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是使这种人类自由成为可能的必需的和足够的条件呢？无疑是必需的：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对这一点的观点并无改变；而且现实经验已然教导我们，除非技术上达到足够的水平，否则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尤其意味着商品生产的消失——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科斯塔斯·埃克塞洛斯声称——“马克思对技术的希望是坚定不移的，”对他来说“‘突然释放’的生产技术〔具有〕……解决现实中所有问题的任务，并且它在未来的发展是令人困惑的”——时，我们能赞同他吗？[29]这不可思议地低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辩证性质，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重申过许多次，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被推翻，生产力有可能被转变成破坏性的力量。随着生产关系中的改变——一旦生产力达到一个确定的水平——随后的技术革命将由社会主义的人类所作出的真正的选择来引导，对于他们来说，确保人类多方面发展的意愿无疑要高于企图无止境地积累更多数量的财物这样一种无意义的诱惑。
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吉·法洛（JeanFallot）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以技术控制自然的哲学，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转变社会生产关系”[30]——尽管对马克思来说，高度的技术水平无疑是这种转变的前提。
同样地，在人类、所有的人得以控制他们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一趋势中——实际上这是这样一种过程，他们籍此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和人类，应当包括使科学天赋全面发展的趋势。这驳倒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解放性质的最后一个论点，它是由诸如阿兰·图赖讷（AlainTouraine）和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这样的当代悲观主义社会学家所提出的：“被释放的”技术已然摆脱了地球对它的限制，面对此，据说当代人无力保持其有效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仅限于学者或“高等骨干”。[31]事实上，如果人类社会重新组织自身，从而使得每一个小孩都处在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料中——正如今日为准备核潜艇或星际火箭而投入的关心和照料那般，那么，就没有什么阻碍着使所有人转变成科学家和学者这个不断前进的过程，[32]即不断地使生产性工作转变成科学工作的过程，在以上所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那段话中马克思预言了这一点。[33]
[1]第一个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作者是HenrykGrossmann（“DieÄnderungdesAufbauplansdesMarxschenKapital,undihreUrsachen”，见于ArchivfürdieGeschichtedesSozialismus）。他将《资本论》计划的改变归因于，马克思决定将剩余价值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而独立于它所呈现的具体形式（利润、地租、利息等）。的确，在马克思自己于1863年8月1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到已经满足了一切都要“完全改变”的“需要”。（Briefwechsel，第III卷，第143页。）然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已经充分地发展了不同于它所呈现的特殊形式的剩余价值范畴。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Rosdolsky）在其“Das‘KapitalinAllgemeinen’unddie‘vielenKapitalien’”（Kyklo，1953年第2期）的文章中区分了马克思在1857年9月至1868年8月间略述过的《资本论》提纲的十三个版本。
[2]罗曼·罗斯多尔斯基，“EinneomarxistischesLehrbuchderpolitischenÖkonomie”，见于Kyklos，1963年第4期，第651页。罗斯多尔斯基卒于1967年，出版过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题为“ZurEntstehungsgeschichtedesMarxschen‘Kapital’”的书。
在W.S.Wygodski所著的亦属杰出的著作DieGeschichteeinergrossenEntdeckung中，他声称（第81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尚未形成通过不同资本间的竞争利润率平均化的理论。尽管马克思尚未创造出“生产价格”这个术语，但是，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不能找到利润率平均化的理论是不对的。它被明确地提到了，而且与投资于不同部门、获得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和不同的初始利润率的资本之间的竞争有关，见于第338-339和549-550页。在最后这一段中马克思使用了“一般价格”一词，它与后来所使用的“生产价格”一词是相同的。
[3]马克思在于1863年7月6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首次解决了生产过剩的问题。（《通信选集》（SelectedCorrespondence），第153-156页。）
[4]《通信选集》，第10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译者注〕
[5]见GinoLongo的Ilmetododell’economiapolitica第120-125页，引述了马克思于1872年3月18日致拉沙特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33页。——译者注〕；以及列宁的发表于其《选集》第38卷的一篇文章。
[6]《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742-743页。
[7]为此也可参阅与此相关的篇章——资本需要扩大它的流通界限，但不会进入非资本主义的环境：“在某处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需要在另一处也创造出剩余价值，从而就可以与此相交换。”（《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11页。）
[8]同上，第75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1-402页。——译者注〕
[9]同上，第89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译者注〕
[10]同上，第89-90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译者注〕
[11]同上，第301-302页。
[12]同上，第305页。
[13]同上，第527页。
[14]令人惊奇的是，这很容易让人想起Böhm-Bawerk的资本理论。
[15]《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594-59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但分段情况有所不同。——译者注〕
[16]同上，第59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218页。——译者注〕
[17]同上，第593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219页。——译者注〕
[18]同上，第231页。
[19]KostasAxelos似乎并不理解这一点，他使马克思的“实证主义”——对工业化后果的赞美，与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据说他对这些相同后果的谴责，形成对照。（Marx,penseurdelatechnique，第81页。）实际上，马克思的看法使资本主义下工业和经济增长的两个矛盾方面得以统一。
[20]当然，除了以这样一种政体的形式，它确保相当部分的资产阶级作为食利者靠国家债券为生——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预见的。
[21]《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17页。
[22]同上，第412页。
[23]特别可参阅GibtesnocheinProletariat?（M.Feuersenger编）中由HeinzTheoRisse和WalterDirks写的文章，第88-89，92页。
[24]特别见HansMagnusEnzensberger的Cultureoumiseencondition，第9-18页；和EdgarMorin的L’EspritduTemps，及其它一些书。
[25]在《垄断资本》（MonopolyCapital）（第346-349页）中，Baran和Sweezy强调，完全的空虚——“不干任何事”——是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度过闲暇的典型方式。
[26]埃里希·弗洛姆：《明智的社会》（TheSaneSociety），第321页及以下。
[27]JeanFallot在Marxetlemachinisme（第183-188页）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计划也使有效地利用剩余劳动成为可能。
[28]即便像GeorgeSoule（《明天的情形》（TheShapeofTomorrow），第121页）那样墨守成规的作者也承认每周工作二十四小时也许到1990年或二十一世纪初就是可能的。
[29]科斯塔斯·埃克塞洛斯，Marx,penseurdelatechnique，第265，268页。
[30]吉·法洛：Marxetlemachinisme，第40页。
[31]尤其见汉娜·阿伦特的《人的条件》（TheHumanCondition）中关于学者的论述；阿兰·图赖讷的Traitédesociologiedutravail第I卷第420页及以下，关于工程师和高等骨干的论述；GüntherHillmann的“ZumVerständnisderTexte”，见于KarlMarx,TextezuMethodeundPraxis第II卷第203页关于两种范畴的论述。
[32]参阅J.N.Dawydow（FreiheitundEntfremdung，第114页）：“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前景即创造出一个由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社会的前景。”
[33]见第11章中对技术进步与无阶级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更为全面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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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完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六章完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
1857年的危机削减了马克思本已十分薄弱的财力，因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将马克思的稿件削减为每周两篇。但尽管如此，这次危机激起了马克思工作中的热情与乐趣，以至于他在1857年12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做着大量的工作，常常持续到凌晨四点。”[1]这一工作集中于两件事：对危机中的“实际情况与重要事件”进行详细的记录；对经济的“根本特征”作出分析。[2]从这些研究的后一部分中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些著作合起来构成了对写作《资本论》的直接准备。
很长时间以来，马克思都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批判，同时阐述他自己对经济领域的观点。他在1851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这一希望，他说再过五周就可以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中“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然后继续“在家里研究经济学。”[3]但从1852年起，为了养活自己所需做的新闻工作，以及家庭的困难和健康的恶化，使他这一计划的实行延迟了四年。到1857年9月他才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4]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Rubel）提到，在1852年8月至1856年末之间马克思不得不放弃了他的经济学研究。[5]
拉萨尔找到了一个出版商，他将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分若干个部分出版，这鼓舞马克思完成它的写作，但尽管如此他也直到1859年的1月21日才将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准备好。当他告诉恩格斯这事的时候，忍不住叹息道：“我想象不出还有谁一方面论述着‘货币’问题，另方面自己却饱受缺乏货币之苦。”[6]
在这两个日子之间，即1857年12月18日和1859年1月21日之间，或更精确地说，1857年11月和1858年6月末之间，马克思也许对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他最大的贡献。他在1858年3月29日的信中向恩格斯说了有关情况，这封信中也包含着出版商敦克尔（Duncker）已同意出版他的经济学手稿的消息。他在4月2日的信中略述了他的观点，并在1859年7月22日对它们作了总结：他将力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简单的现象即商品入手，揭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特的社会——而非绝对的——性质。[7]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最以其序言而著名，在序言中作者以他自己的语言总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详述这一点不是我们的任务。从它的出版至今，由于它的抽象性质，这部著作本身的影响在减弱。当马克思向他概述主要的提纲时，恩格斯就抱怨过这一点。[8]尽管如此，这本书的确包含着马克思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所作的主要的独特贡献，尔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又对它们作出了极详细的发展；后者直到二战以后才公诸于世。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对劳动价值论的完善，它是由经典学派的代表们——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但同时，它也是对马克思再次流亡英国以前自己所提出的经济理论的完善。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正如在所有马克思之前的著作中一样，“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尚未被确立起来。由于此，马克思尚不能对剩余价值作出科学分析，它正是由对劳动力的一种特殊使用价值的发现得出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或《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都没有包含剩余价值的观点。类似地，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也尚未结论性地揭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秘密。虽然自从他在布鲁塞尔流亡时起，就确信了劳动价值论，但他仍未着手区分交换价值与生产价格，或后者与市场价格。
因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没有区分交换价值与价格：我们找不到他对后者的分析。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交换价值”转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价格”。但经济学家们[9]迄今为止视之为一种不可接受的矛盾的，现在被理解为一种极其辩证的现实：“只有在这些〔价格〕波动的过程中，价格才为生产成本所决定。全部不规则的运动正是它的规则。”[10]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使他的价值理论得以完成，并通过阐述他的抽象劳动创造交换价值的理论在总体上完成了劳动价值论。[11]他区别了这两种形式的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即在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上私人商品生产者相互分离的社会中整个可获得的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价值的两种形式——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建立在劳动的两种形式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把对商品的这种分析视为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来发展的顶点。[12]在详细地阐明他自己的分析后，他力图表明经济科学达到对于交换价值性质的正确理解所经历的具体历史道路，公正地评价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大经济学家们，但同时也强调了他们各自分析中的缺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标题为“关于商品理论的历史的笔记”的一个小的子章节是对致力于“价值理论”的工作的一个总结，起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序言的作用。[13]
这两页总结了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通常所提出的批判，[14]同时也构成了马克思自己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所作贡献的总结。他自己把它们称为雇佣劳动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补充）；资本理论；竞争理论；地租理论；并对这四个方面的批判阐明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如果说交换价值的实质是劳动，那么劳动的交换价值又是什么呢？这不是陷入了以交换价值来度量交换价值的循环论证吗？这一异议表述在如下的问题中：既然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衡量标准，那么工资是如何决定的？[15]在等价交换的客观基础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是如何发生的？
马克思回答道：“如果为了维持一个工人一天的生存，需要一天的劳动，那么资本不会存在，因为那一天的劳动需用它自己的产品来交换，资本将不能作为资本起作用，并且最终将不能生存。……然而，如果为了维持一个工人一整天的劳动，半天的劳动就够了，那么剩余价值就自动产生了。……”[16]
创造剩余价值的不是交换，而是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资本家无需交换，无需付出等价物，无需花费地获得了凝结在价值中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这一过程只不过是在特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下——离开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思议的，资本家对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享用，劳动力的一个特征便是能够生产出远超过它自身的交换价值、它维持自己的费用的价值。
因此，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微妙区别成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这是马克思对经济科学的发展所作的主要贡献。[17]
“劳动对于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对于工人来说只是交换价值，是现有的交换价值。……一物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卖者本身毫无关系，而只与它的买者有关。硝石可以用来制造火药的属性并不决定硝石的价格，而这种价格是由硝石本身的生产费用决定的，由物化在硝石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在使用价值以价格的形式加入的流通中，使用价值的价值不是流通的结果，虽然它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它是流通的前提，只是通过同货币相交换才得到实现。劳动也是这样，[18]由工人作为使用价值卖给资本的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他要实现的属于他的交换价值，不过这个交换价值是在这种交换行为以前已经决定了的……劳动的交换价值，是预先存在的……劳动的交换价值不是由劳动的使用价值决定的。对于工人本身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于它生产交换价值。对于资本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使用价值。……很明显，工人通过这种交换不可能致富，因为……工人也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出卖劳动的创造力。……他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让渡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量占有。可见，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19]
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包含的以劳动时间来度量的劳动，那么一天的劳动的交换价值如何区别于这一天的劳动产品呢，一天的劳动产品怎么会大于工人为这一天的劳动所得到的工资呢？马克思说，这一异议可以表述为如下的问题：建立在由纯粹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怎么会导致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同一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的交换价值？
这个困难是通过分析资本是如何获得剩余价值的而得到解决的。那就是说，它也可以归结为，在一个通过创造出一个与其劳动资料相分离的社会阶级而使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社会中——这相应地以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私有财产集中于另一社会阶级为前提——劳动力价值的决定问题。
正是这两个社会阶级的并存——其中一个阶级不得不把劳动力出卖给另一个阶级——使劳动力转变为商品，使生产资料转变为资本。这种转变足以解释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以及劳动力所生产的价值与其自身的价值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这一差异便构成剩余价值。没有这种差异的存在，资本所有者购买劳动力就毫无利益，后者也就不会被出卖。
因此，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可归结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工资，恢复劳动力所需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存在于向它的买者提供的无偿劳动中，在劳动中生产出的超过了它自己的交换价值的等价物、它自身的维持费用之外的那部分）之间的区别。从历史上说，这个问题可归结为对以下方面的分析：现代无产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工业后备军的产生，手工业者和农民与其劳动资料的分离，所有土地都转变为私有财产（公地的取消，等等）——也就是说，可归结为这样一个社会阶级的产生，这个阶级由于其贫困和无安全感不得不同意按由价值规律决定的“市场价格”出卖其劳动力。[20]
为了使货币能成为资本和劳动能成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本的劳动——需要以下条件：“（1）一方面是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观的存在而存在，同它的客观现实的要素相分离，也就是，既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相分离……；（2）在另一方面存在的价值或物化劳动，必须是使用价值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再生产或保存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或价值的生产提供物的条件，而且要为吸收剩余劳动提供物的条件……；（3）双方之间的自由的交换关系——货币流通；两极之间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统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关系；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交换为媒介向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只要双方仅仅以物化劳动的形式交换自己的劳动，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同样，如果活劳动能力本身是另一方的财产，……这种关系也不可能存在。……”[21]
对区别于以前一切阶级剥削形式的剩余价值、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由历史决定的性质的分析，显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然而，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一定义如何与我们观察到的以下经验事实——这些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相调和呢？马克思说，可以把这一异议归结为：怎么会形成不同于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市场价格，或更确切地说，价值规律在现实中为什么只能通过它自身的否定来实现？
在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理论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马克思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通过提出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和不同资本竞争基础上生产价格的形成，完整地发展了资本的竞争理论。众多的评论者们自以为他们所发现的存在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对李嘉图理论的陈旧异议的庸俗回声，他们使市场价格与交换价值对立了起来。[22]《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出版使这一异议失去了最后一点合理性，因为它表明，马克思早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以前就已得出了在第三卷中才给出的“解决办法”。[23]
最后，还有第四种和最后一种重要异议，马克思自己称之为“显然最引人注目的异议”，它是针对李嘉图的理论提出的：如果说交换价值无非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那么不包含任何劳动时间的商品怎么可能仍具有交换价值呢？或更简明地说，纯粹的自然力的交换价值从何而来？[24]对这一异议的答复是由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提供的。（顺便应当提及的是，对马克思来说，对利润率平均化问题的解决和对地租问题的解决[25]是同时的，并且在实际上是相同的，正如在他于1862年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表明的那样。[26]）
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手稿差点还未寄给出版商，一件紧急的任务就转移了马克思的注意，使他不能就1858年间他所作出的所有经济学发现写出一份“不错的稿件”。这就是为了回应卡尔·福格特在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对他所散布的诽谤。这些诽谤之一，是指责马克思通过给那些据说他先前力图使他们参加革命活动的德国人写了“数百封胁迫信”而拿钱，这一诽谤在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共鸣，因此对此作出回复就变得很重要了。[27]因此，马克思写了《福格特先生》这本小册子，并且整个1860年都忙于此事。尽管他在于1860年2月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他正在继续关于《资本论》的工作，并希望（再一次！）“六周后”完成它，但我们发现，在1862年6月18日的信（这是已经提到的）以前，在他与这位最好的朋友的通信中再也没提及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在继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出更全面的分析以前——这是一部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著作，我们须首先将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思在1857年秋和1859年初之间作出的最后一个重要发现：通过对李嘉图理论的系统批判实现了对货币理论的完善。它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第二章，也是最长的一章。
马克思对货币理论的完成仅仅是劳动价值论在货币问题上的合乎逻辑的应用。如果说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代表了以劳动时间来度量的社会必要劳动，那么显然的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就不仅是一种媒介，一种纯粹的流通手段，就像李嘉图基本上所认为的那样。[29]黄金本身是一种商品，因此有它自己的交换价值，其交换价值是由生产它所依赖的物质条件决定的。[30]
随之而来的结论是，在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条件下，由孟德斯鸠和休谟发展起来并为李嘉图所继承的货币数量论[31]——该理论认为价格的涨跌取决于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不可能是合理的。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不能通过自己的运动调整其它商品价格的波动。后者必须被视为主要的运动，而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减则应被视为派生的运动：“因此，不是因为流通中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价格才较高或较低，而是相反，因为价格较高或较低，流通中才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32]价格的普遍下降使大量货币退入贮藏，价格的普遍上升使大量额外的贵金属进入流通。
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对托马斯·图客（ThomasTooke）的关于价格历史的巨著的研究，为他提供了对李嘉图货币理论进行批判的素材。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发现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取决于价格的波动这一规律“也许”是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唯一优点”。[33]
然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区分了支配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与支配纸币——马克思称之为“货币符号”——流通的规律。“当商品的交换价值给定时，流通中的黄金数量取决于它自身的价值，而纸币的价值则取决于它自己在流通中的数量。”[34]此处我们又遇到了劳动价值论的合乎逻辑的应用。纸币或钞票只是一种媒介，只是具有自身价值的一定数量黄金的“符号”。如果这一价值分摊在十倍的纸币数量上，那么显然的是，每张纸币将只代表它名义上所应代表的黄金数量的十分之一，结果是表现在纸币上的价格增长了十倍，以与特定数量的黄金保持等同。
然而，在一个普遍使用货币的经济中，货币不仅是所有商品的普遍的流通手段，它也是普遍的支付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信用就越拓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就越比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功能来得重要。[35]马克思强调代用性货币正是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从中推论出在实现这两种功能——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速度给定的条件下，为实现这两种功能所需的货币数量的一般规律。对货币作用的这一分析以对贵金属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作用的研究而结束。
考察一下近几十年来出现的对由马克思完善的劳动价值论的异议，是一件有意味的事。[36]因此，我将处理法兰克·奈特（FrankH.Knight）、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琼·鲁滨孙（JoanRobinson）的评论。
根据奈特，[37]只有当劳动是一种僵化的和不可转移的“生产因素”时，劳动价值论才是合理的。但是，与“其它生产机构”的移动性相联系的“劳动”的移动性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机构”的各种不同的结合是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由它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
唯一的麻烦在于机器的价值——它们的生产成本——是众所周知的。[38]它相对于这些机器所能生产的商品的数量或价值是完全独立的。没有哪个工业家当他买一件设备时，会计算它将给他带来的“剩余价值”。他所计算的，是他在生产成本中（或者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在每单位的净成本中）所能作的节约。而且如果你问这些工业家的话，十次有九次他们会很自然地说他们感兴趣的是“节约劳动”（在美国，机器很长时间以来被描述为“节约劳动的设备”）。
每一个工业家也同样知道只是躺在工厂里而不移动的机器并不能生产出丝毫的价值；要使它们在生产中起作用，必须由活劳动来把它们开动起来。[39]是后者，而且仅仅是后者，将新价值并入到商品中；至于机器和其它“机构”的价值，仅仅是由活劳动通过将相等的价值（全部或部分）转移进它所生产的产品中而保存下来。工业家和统计学家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会说到“增加的价值”，它是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享的，它是在“保存的价值”（原料和机器）上增加的。因此，这一“增加的价值”的秘密必须仅仅到劳动中去寻找。当马克思阐述他的剩余价值规律时，他发现了这一点。
熊彼特反对劳动价值论，赞成以“生产要素”论而闻名的那种理论，其论据是同一种类型的。他责备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是受到“道德哲学和政治教义”的鼓舞，而这些与经济现实本身无关。“换言之，他们没有看到，对于这个目的所关紧要的全部问题就在于这个简单事实，即为了生产，一个公司不仅需要劳动者，也需要土地和资本中所包含的所有事物，这就是建立〔生产的〕三要素所必需包含的全部事物。”[40]
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你愿意降至这么一个平庸的水平，那么还应加上的是，要产生一个“公司”，不仅需要劳动者、土地、建筑、机器、原料和货币，还需要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警察的保护，包括交通工具、基本设施等在内的国家体系，以及许多其它事物。为什么武断地将“生产的三要素”孤立起来呢？为什么不说五种“生产要素”：劳动、土地、机器、现金储备和国家组织，然后发现与这些“因素”相一致的五种“收入”：工资、地租、利润、利息和税收？
资本家及其意识形态拥护者对此提出了有力的反对：国家和社会组织对公司内新价值的创造没有作出“真正的贡献”；它们只是提供了“外部节约”，一种不可或缺的常规机制。但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有理由质疑，“土地”和“机器”（且不提“现金”）是否对企业内新价值的创造作出了“真正的贡献”，因为你们的言下之意使我们认识到并非每一种“对生产必不可少的因素”就因此而在事实上成为“新价值的来源”。因此，我们又回到了生产中“增加的”价值的最终来源问题，它只能来自于活劳动。[41]
一项更需认真思考和更复杂的反对是由奥斯卡·兰格在他的早期著述中提出的。[42]兰格的论点可总结如下：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正确地预言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但是它并没有证明能够提供一种恰当的价格（尤其是垄断价格）理论，或者一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最佳地利用资源的理论，或者最重要的是一种危机理论，因为它在根本上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均衡的静态理论”。[43]而且，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工资的性质和利润的持存，它们应当是由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技术进步决定的。但这一“动态的”因素与其说是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的结果，不如说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结果。是马克思对这一制度框架的分析，而非劳动价值论，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分析工具的优越性所在。
在我看来，正是兰格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被视为一种“普遍的经济均衡的静态理论”。[44]劳动价值论，正如由马克思所纠正和完善的，是与剩余价值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理论相结合，远非构成一种“静态理论”，而是根据定义形成一种动态理论。事实上，它们是两个相反方面的综合，一种等价交换的概念与一种不等价交换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具有这种双重特征。
因此，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在性质上是动态的，因为它得出的结论是，新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增加、经济的扩张、经济的增长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不是一种“普遍均衡的理论”，而是——再说一遍——两个相反方面的综合，它证明了这一事实，即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持久的（和显见的）不均衡是建立在一种更为深入的均衡的基础上的，后者转而产生出这种均衡所必然不可避免的紊乱，而以对这一制度的颠覆而告终。
兰格认为，动态的因素（经济发展）产生于制度框架，而非产生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这种观点也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根据兰格，如果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工资不会“威胁到雇主的利润的存在”，“技术进步”的因素就是必需的；[45]只有在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中，资本主义利润才能存在。兰格忘了，即便没有技术进步，工资也不会取消利润，因为在达到这个点以前资本家们早就停止雇佣工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可关闭工厂，从而也就再次建立起了工业后备军——即便没有“技术进步”。这是新资本主义中所有多多少少“预制的”经济衰退中确实发生的事。资本家们能等，工人们却不能等，因为他们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
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不仅劳资之间的竞争，而且资本之间的竞争，解释了技术的进步。竞争的这两种形式产生于：在这种经济情况下——生产一个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表明其自身是经验的，而一开始并不知道——积累资本和实现剩余价值的双重必要性。正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一种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制度——有关的这两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动态”因素的最终根源。它们正是从劳动价值论的性质中得出的。
最后，我要提及琼·鲁滨孙在二战后不久所阐发的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46]在她看来，马克思像李嘉图一样，错在寻找一种“类似于重量或颜色”的商品的内在价值。而且，马克思像斯密一样，寻求“一种恒定不变的对于价值的度量物”，而他在劳动中找到了。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是无用的，马克思无需诉诸劳动价值论便可以用简单得多的术语解释他所发现的所有发展规律。
正如罗曼·罗斯多尔斯基详细表明的，[47]这些论点反映出在理解马克思的观点时的惊人的失败，尽管马克思将它们解释得足够清楚。马克思明确否认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的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内在特征”；相反地，他表明，使得商品可度量的共同“特征”在性质上不是物理的，而是社会的。琼·鲁滨孙所没有理解的，是创造使用价值和物理属性的具体劳动与创造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之间的区别。马克思也没有着手去发现一种“恒定不变的对于价值的度量物”，相反地，他表明交换价值的度量物本身必须是一种商品，本身必须是可变的。正因为交换价值是以所有商品中的一种共同特征为前提的——它们都是由抽象劳动和供社会支配的总劳动潜力中的一部分所生产的——所以，它既是社会的又是可变的，而非物理的和不变的！
所有这些批评中共同的是不能理解马克思所达到的抽象程度，马克思达到这种抽象程度为的是发现构成交换价值问题基础的社会经济问题。马克思力图回答的是以下这个问题：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过独立于人的意志的、“自然的”、“自动的”规律运转的，那么成千上万普遍上盲目发生的交换活动何以没有持续地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危机和故障，而是相反，在一种连续性的机制内——尽管它必然要被一次次的中断所打断——继续前行？是什么力量确保了这种连续性？是什么力量在不同的工业部门间进行劳动和资本的分配？
当马克思声称交换价值是由抽象人类劳动构成的时，他并不是为了力图“证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下的剥削”而“选择一种理论”。[48]他是在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当马克思的批评者们对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反对时，他们不仅不能建立起一种条理分明的理论以代替马克思的；一般说来，他们也没有理解问题是什么。
因此，罗曼·罗斯多尔斯基有充分的理由反对琼·鲁滨孙的观点，后者认为，由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充分地和完全地适用。[49]当个人劳动被直接承认为社会劳动时——而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采取迂回路线，通过市场发现这一劳动的社会性这种做法显然是荒谬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商品生产，更别说“商品价值”或“价值规律”的存在余地了。
像毛里斯·戈德利亚（MauriceGodelier）这样一位熟稔马克思著作并力图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学说的作家会写下如下这些话，是令人吃惊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对剩余产品的一种独特占有结构上的，那么通过对占有结构提出一种不同的假设，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理想运转方式是可能的。我们得出了一种不同的模式，但它也是建立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能凭借价值理论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50]
这与马克思对价值理论的理解是完全不相容的。对马克思来说，在所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劳动时间经济不同于由价值规律支配的经济，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特殊形式。[51]价值规律只适用于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人所有者相互交换劳动产品，而且正因为此，后者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在这种社会中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不是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预先确定的，而只是市场规律的结果）。声称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效，正是对商品性质的曲解，而戈德利亚事实上正是这么做的。[52]
正因为他是从对于商品的一种不完善的定义出发的，所以他给出的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也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我们已经表明，只有当剩余价值的形成得到解释后，资本主义的理论才真正开始。但是这依其自身并没有直接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出解释。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独特的是，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即对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53]这与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恶劣歪曲有着令人苦恼的相似。
对马克思来说，根本不是仅仅以对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来定义资本主义的；恩格斯甚至设想了国家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占有剩余价值的情况，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废除。[54]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是以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别转化为资本和商品，也就是说，是以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来定义资本主义的。如果在一种“社会主义”中，生产资料继续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能在市场上买卖，这意味着投资决策的分散化，而这又相应地意味着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周期性危机的可能性）以及劳动力继续成为商品，那么它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即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受到制止。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百分之百地继续存在；对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除其它方面外，它是由工作场所的等级关系以及广大劳动者不能支配其劳动产品（这意味着劳动的异化性质）来界定的。
正确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就存在的商品生产，也残存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整个过渡阶段。然而，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残存物，作为尚未被完全超越的前一种社会的渣滓而延续下来的，它是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质有冲突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正是商品生产衰亡的过程。试图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阐述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其荒谬程度就如同——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著名语词来说——试图在资本主义“权利”的基础上阐述一种社会主义“权利”的模式。
[1]Briefwechsel，第II卷，第219页。
[2]参阅马克思于1857年12月21日致拉萨尔的信：“目前的商业危机使我致力于对经济的根本特征的细致研究中，并准备着关于目前这场危机的一些东西。”（斐迪南·拉萨尔，NachgelasseneBriefeundSchriften，GustavMayer编，第III卷，第111页。）
[3]《通信选集》（SelectedCorrespondence），第3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页。——译者注〕
[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协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的序，第ix页。
[5]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KarlMarx:Essaidebiographieintellectuelle，第297页。
[6]弗兰茨·梅林：《卡尔·马克思：他生平的故事》（KarlMarx:TheStoryofHisLife），第257页。
[7]Briefwechsel，第II卷，第265-269和341页。4月2日的信见《通信选集》第105-109页。
[8]Briefwechsel，第269-270页。
[9]包括马克思自己在其读书笔记和《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10]《雇佣劳动与资本》，见于《选集》第I卷，第157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
[11]在序言中，马克思论述了使他得以发现交换价值这一范畴的辩证方法。（《选集》第I卷，第502-506页。）纳维尔（Naville）不无道理地强调，这一范畴在其他作者的著作——尤其在黑格尔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已经能被找到。（参看Del’aliénationàlajouissance，第399页。）马克思自己提到，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已在发现抽象劳动这一范畴的道路上走了很远。（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62页。）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指出，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的特殊性质——区别于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未被分析。（见罗曼·罗斯多尔斯基的“EinneomarxistischesLehrbuchderpolitischenÖkonomie”，见于Kyklos，1963年第4期，第642页。）
[12]《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56页。
[13]在本研究中我不打算讨论《剩余价值理论》，它被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卷，尽管它写在第一卷之前。
[14]《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71-72页。
[15]同上，第71页。
[16]《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30页。
[17]马克思自己认为，他对剩余价值的总的分析，比起它所呈现出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地租等来，更是他的主要成就。（参阅他于1867年8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见于Briefwechsel第III卷，第395页。）
[18]这段话似乎证实了皮埃尔·纳维尔（PierreNaville）的观察，他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尚未区分“劳动”与“劳动力”。（Del’aliénationàlajouissance，第432页。）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尽管有一些段落——就像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一样——确实没有作出这种区分，但是在另外大量的段落中马克思十分确定地区分了“劳动”与“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后者与“劳动力”是同义的。特别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00页及以下，第491，497，502-503，565-566页等。第566页上的一段话是特别典型的。马克思提到“劳动能力”的交换和“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正是这一点使资本作为资本而起作用变得可能：“因为资本实现了在等价基础上与劳动能力的交换，它就实现了对劳动时间……的交换〔即获得〕，而不需支付任何等价物。”
[19]《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13-21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267页。——译者注〕
[20]在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的序言中——由考茨基（Kautsky）于1903年发表于DieNeueZeit——马克思指出，“抽象劳动”的观念只有在现代工业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后才能发展起来，在这一发展水平上，由“工厂工人”组成的劳动力实际上能轻易地从工业的一个分支转移至另一个分支：“与对特定形式的劳动漠不关心相一致的，是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能轻易地从一个工作转至另一个，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任何特定的劳动形式就他们而言都是偶然的，因而是一件漠不关心的事。……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先进的发展阶段，在美国，达到了最高程度。”（《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5页。）
[21]《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67-36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1-462页。——译者注〕
[22]在这些关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存在“矛盾”的批评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早在1896年时EugenvonBöhm-Bawerk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KarlMarxandtheCloseofHisSystem）第30页及以下所提出的。此后它被重复了许多次——比如，由VilfredoPareto在LesSystèmessocialists第II卷中（第254-255，258-259页）。
[23]马克思在1859年3月11日致拉萨尔的信中，强调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及其利润理论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Briefeüber“DasKapital”，第87页。）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使得类似的矛盾得以避免。
[24]《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72-73页。
[25]马克思在对洛贝图斯（Rodbertus）和李嘉图理论的批判中得出了他的地租理论。他发现，同李嘉图所认为的相反，不仅存在着级差地租（投资于较那些提供平均利润的土地更肥沃的土地的资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而且存在着绝对地租，它是因以下事实而产生的：投资于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投资于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由于地产阻止资本自由进入这一领域，投资于农业的资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不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因此，所有投资于农业的资本能获得一种超额利润（相比于其它经济部门所获得的平均利润而言），这种超额利润被地主占有。
[26]Briefwechsel，第III卷，第77-82页。
[27]梅林：《卡尔·马克思：他生平的故事》（KarlMarx:TheStoryofHisLife），第288-293页。
[29]《剩余价值理论》第II部分，第501页。
[30]《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77页。
[31]马克思自己在其《哲学的贫困》中（第87-89页）依靠这一理论。
[32]《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136页。
[33]同上。
[34]同上，第160页。
[35]同上，第193页。
[36]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stEconomicTheory）第II卷第18章中，我考察了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传统批判。
[37]法兰克·奈特：《价值与价格》（”ValueandPrice”），见于《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第15卷，第218-219页。
[38]为了简化争论，我把“土地因素”搁置一边。然而，在本不影响它的争论中，它很容易嵌入进来。
[39]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自动工厂”获得利润——它必须从剩余价值而来——的事实呢？只要这些工厂是例外，而非通则，它们就不是靠内部生产的任何剩余价值而获得利润；它们只是通过资本之间的竞争占有了其它企业的工人所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只要完全自动化的现象在所有企业中成为普遍的，利润和剩余价值就必然消亡。在由普遍的自动化显然会创造出来的丰裕境况下，确实没有“市场经济”存在的余地。
[40]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的历史》（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第558-559页。
[41]重要的是，当经济学家们衡量真正的经济进步时，他们必需回到活劳动生产力的进步上（见JeanFourastié的LeGrandEspoirduXXeSiècle第7-31页），而不在于某些“资本生产力”或“土地生产力”上，他们不把后两者系数的增加算作经济进步的指数。
[42]奥斯卡·兰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MarxianEconomicsandModernEconomicTheory”），见于《经济研究评论》（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35年6月，第189-201页。
[43]同上，第194页。
[44]发生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是不能理解包含在《资本论》第II卷中的再生产图表的性质。这些图表不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静态均衡”的，而是相反，是用来表明为什么这一生产方式能得以继续——尽管均衡不断被打断，尽管扩大再生产被周期性地打断。
[45]奥斯卡·兰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第198-199页。
[46]琼·鲁滨孙：《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篇论文》（AnEssayonMarxianEconomics）；和《劳动价值论：一种讨论》（TheLaborTheoryofValue:ADiscussion），见于《科学与社会》（ScienceandSociety），1954年。（关于“重量或颜色”的说法实际上出现在她的《经济论文集》（CollectedEconomicPapers）的第147页。）
[47]罗曼·罗斯多尔斯基：“JoanRobinsonMarx-Kritik”，见于ArbeitundWirtschaft，1959年6-7月。（这篇文章起初以英文发表于《新社会主义者》（TheNewSocialists），新德里，1959年2月。）
[48]正如兰格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理论”第195页中所错误地表明的。
[49]罗斯多尔斯基：“JoanRobinsonMarx-Kritik”，第182-183页。
[50]毛里斯·戈德利亚：Rationalitéetirrationalitéenéconomie，第148页。
[51]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引述，第86页。
[52]见他对商品的定义（见于Rationalitéetirrationalitéenéconomie，第212-213页）：“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是一种以两种特性为其特征的物品〔！〕:(a)它是有用的，因此商品具有使用价值……(b)它以特定的比例与具有其它用途的商品相交换。它具有交换价值，它有这种交换价值只是因为它一开始对于别人来说就具有使用价值。”参阅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篇章中所指出的：“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所独具的这种特点，在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看来，……是永远不变的。”（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然而，由于翻译没有足够清楚地表达出主要意思，我用德文原文和马克思于1872-1875年修订的法文版翻译了这段文字。——英译者）〔以上的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1页。——译者注〕这些话也许是为那些希望在社会主义之下保持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和“价值”的人而写的。
[53]毛里斯·戈德利亚：Rationalitéetirrationalitéenéconomie，第147-148页。
[54]参阅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反杜林论》），第303-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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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周期性危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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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周期性危机的问题
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的最后一版（1850）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地阐明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过程和时不时地撼动这一生产方式的生产过剩危机的观点；从《共产党宣言》（1848）至此，两年时间过去了。但这是些什么年头啊！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由这两位朋友主编的一份日报《新莱茵报》在科伦的初版；1848年6月巴黎的第一次无产阶级起义；《新莱茵报》的第一次被禁；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爆发和失败；维也纳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曾在那里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使维也纳工人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1]柏林反革命的胜利；德国国家议会的解散；《新莱茵报》的最终被禁；马克思被从德国驱逐；恩格斯参与到了由德国南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的反对反革命势力的军事运动中；这两位朋友的再次流亡，这次是在英国。
当这两位年轻的思想家制定和完善了共产主义的学说，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以后，由于他们第一次在遍及半个欧洲的公开斗争中面对着他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如今发现自己已投身于密集的革命行动本身中，他们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犹豫、软弱，以及缺乏逻辑和勇气，并力图以巨大的热情与魄力鼓舞工人阶级。[2]像所有的革命者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热诚地相信革命。像所有的革命者一样，他们想要叫喊：“因而革命似乎死亡了吗？革命万岁，它将从自己的灰烬中再次升腾！”然而他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思维是那么的严谨，那么的科学，那么的倾向于将包括他们自己思想在内的一切思想置于无情的批判下，因而不至于再成为错误观念的牺牲品。
1850年3月，在中央委员会告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尚写道，一场新的革命不久必将发生，它可能由法国革命新的高涨引起，也可能由“神圣同盟”为反对革命的法国而发动的战争引起。[3]但七个月以后的1850年11月1日，在发表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1850年5—10月号的“对1850年五至十月间事件的评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在普遍繁荣时期，生产力蓬勃地发展至于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所能容纳的极致，此时一场现实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这两种因素——即当代的生产力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相互发生矛盾的时期，革命才是可能的。……一场新的革命只有作为一场新的危机的结果才是可能的。如同后者一样，它是不可避免的。”[4]
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过程的更为深入的研究使他们得出了这个结论，它仍然是有效的——至少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整个上升阶段而言。这一研究中特别涉及了1847年的危机，随之而来的繁荣阶段（其结果主要记录在《新莱茵报》中，它于1849年由日报变为季刊），以及1857年的危机——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和他们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中对此作了分析。
甚至在这以前——特别是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简要地处理了周期性危机的问题。在早期的读书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批评李嘉图和让·巴·萨伊不能理解资本无限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和资本自身强加于广大工人阶级的严格的消费限制之间的矛盾。即便在那时，他已正确地区分了客观存在的需求与有效需求。[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了这同一区分上，简要地分析了为什么货币危机的发生是可能的，并且指出，生产过剩的危机不是由客观存在的生产过剩导致的，而是由交换价值中的紊乱导致的。[6]
此外，除了对经济周期的研究，马克思还努力对直接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倾向之间的关联进行一种更详细的研究。这一研究——《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也见诸《新莱茵报》上。它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性在于这一事实：在此处他首次清晰地阐述了生产资料集体占有的观点。[7]
这一研究使马克思关注那些以前他并不太关注的现象。法国农民的政治态度的变化是不能理解的——除非联系按揭贷款和税收所加于他们的负担。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部分由于各部分资本所分别采取的主导形式而相互反对和斗争：地产、银行、工业和商业财产。因此，经济学研究必需经常摒弃抽象和概述，而变得细致入微。[8]股票交易价格几乎是每日的波动，以及政府财政政策的细节，融入到了这一分析中。看起来清楚的是，对信用和货币现象这些问题与日俱增的熟悉，为这两位朋友更好地理解“工业周期”做了准备。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所采取的周期性过程，对经济复苏、加速、繁荣、“高涨”（经济过热）、崩溃、危机、萧条的连续阶段进行系统的研究。但他们确实在《新莱茵报》上周期性地发表对于现时政治和经济事件的调查，而这日益成为对经济情况的真实研究。在评论的第二期上——总共只有五期：1850年1月、2月、3月、4月和5—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这一事实：英国的经济状况自1845年以来经受着萧条，而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对它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海外市场积压的大量商品在这个时期逐渐找到销路。并且，二月革命恰恰在这些市场上消除了大陆工业的竞争，而英国工业由于大陆市场的破产遭到的损失要比它在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中本来要遭到的损失只稍微多一些。”[9]结果，英国工业比预期更快地走出了萧条，并于1849年进入了繁荣阶段，根据工业家们的说法，这次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
在他们对经济情况的评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主要强调了“巨大的海外市场”对于英国经济状况（以及整个欧洲工业）的重要性。为此提及了欧洲革命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后，他们阐明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一个甚至比二月革命更重要的事实”——的决定性的历史重要性。以下的段落显示了非凡的预见性的眼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处预见了巴拿马运河的挖掘，世界贸易中心转至太平洋（这在今天也只是一种趋势），美国在工业和商业上对于欧洲的优越性（这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才成为事实），甚至包括中国的革命！[10]
在4月的那期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倾向于预言一场新的生产过剩危机，[11]而在5—10月的那期上，他们变得更为谨慎，在后者中他们的“评论”实际上是对1836至1850年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状况的详细分析。这一分析既显示出了对于现实的更深入了解，也显示出了对于周期的一种全面的理解——它确认了某些因素所起的战略作用。
因此，这两位作者强调了这一事实：在英国，资本对铁路建设的过多投资促成了1843—1845年间的繁荣；航运扩展至于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太平洋和澳大利亚，也在相同的方向上起作用。这一波的投资导致了大量新企业的建立，而它们转而导致了生产过剩。但是，由于与繁荣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无节制的投机，因此，看起来似乎是投机，而非生产过剩，是危机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了表面的印象，强调了这一事实：危机归根到底总是生产过剩的危机。[12]
1847年的国际危机首先发生于铁路领域，后来扩展至货币和贸易领域，1845和1846年爱尔兰、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土豆的歉收更加重了这一点，转而导致了谷物价格的大幅上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机制内工业和农业的相互作用具有显著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纯粹的货币现象以及它们在危机初期所起的关键作用具有同样显著的重要性。1847年4月初始的恐慌由以下两个原因所致：英格兰银行突然提高银行利率，英格兰银行每周的资产负债表的公布表明它的黄金储备已降至2500000英镑；它并不意味着大的银行和商业机构的崩溃。这要到1847年8月才发生，它是一系列专营小麦和殖民地农产品贸易的公司破产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同年10月银行和经纪人的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破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一次强调真正的生产过剩在危机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一方面是铁路建设的过度扩展，另方面是大量殖民地产品的过度进口（和出口）。他们在分析1848—1850年英国工业的繁荣时也强调了相同的机制，它与其说是由投资所致，不如说是一种真正的生产扩张，尤其是棉纺业及其出口——特别是向远东国家（作者说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市场，向英国贸易“开放”）和太平洋（受加利福尼亚狂热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棉花价格的不规则波动使英国资产阶级对他们依赖于美国南部棉花种植的情况感到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相信，英国将试图在别处发展棉花种植（这是事实上所发生了的，尤其在印度和埃及），并且，自由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将给美国南部的黑人奴隶以致命的一击（这一预见也被证明是正确的）。[13]
同样地，他们强调周期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展开中，英国扮演着动力的角色。周期性的运动是在那里开始的，初始的运动是在那里发生的。在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生产每次都重新经历的周期的连续阶段，只是作为一种次生的现象而出现。[14]对于所有大陆国家来说，英国是主要的市场，英国经济状况的上下波动导致（当然，必不可免地会有所延迟）这些大陆国家在出口上的相应波动，因而也导致这些大陆国家经济状况的相应波动。在英国影响大陆国家很久以前，海外国家的情况——英国工业向这些国家的出口比大陆国家的工业多得多——就影响了英国。
这一分析是非常机智的，并且超过了那个时代的学术理论所能掌握的内容，但它仍有着一些缺点。货币危机仅是生产过剩危机的反映，而“自主的”货币危机甚至可能出现于繁荣阶段，尤其是在金本位支配着“自动机制”的领域：这两者的区别没有被充分地确立起来。周期的持续时间是以纯粹经验的方式理解的，没有将它与固定资本再生产的时间长度联系起来。
这两点不足在好几个场合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错误地预言了一场新的危机的爆发：于1852年，[15]1853年[16]和1855年。[17]只是在1857年，一场危机才最终爆发，表明古典资本主义的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不是像这两位朋友起初认为的那样是六年或七年，[18]而是如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详细阐释的那样，是七至十年。
这两个因素，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至1855年的经济预测中所犯的错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前一次周期（1843—1847）的持续时间的类比，使他们在《新莱茵报》中预测一场新的危机将发生于1852年。货币问题是发往《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作出误断的主要原因。
整个这一时期，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和狂热开采严重地搅乱了货币市场的运转。正如梁赞诺夫在对1852年相关文章的评论中所指出的，[19]后来马克思纠正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20]——他此时的印象：英格兰银行的黄金积累只能产生于贸易平衡中的波动，它与英国和国际的经济状况紧密相关。这种积累也可能产生于黄金生产的突然增加及其运往英国，这会对经济状况发生一种自主的影响。此处我们涉及到了黄金的双重属性方面的问题之一：它既是所有商品的普遍等价物（这种功能的实现似乎独立于它的内在价值），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一种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金属，它的价值随金矿业中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一些年后，当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起始的篇章时，他促使读者注意这个矛盾的现象。
1852年，马克思仍然仅仅在类比的基础上认为：由于危机的历史教导我们，银行中过量资本的积累会将投机激发至于极致，紧随经济形势的“过热”而来的是危机，[21]因此，1852年过量资本的存在必然预示着近期的一场危机。几个月后，到1853年1月，他已着手纠正这一印象。[22]但是尽管这一预言是错误的，1852年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却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尤其以下的观察是恰当的，它直到我们时代仍保持着其合理性：“单独的繁荣阶段是没有的，但他们〔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宜于以此场合来证明这次的成功不会有逆转，不可改变的命运这次被克服了。当危机爆发的那一天，他们以平庸的道德说教批评贸易和工业缺乏远见和谨慎，而使他们自己保持无辜。”[23]
至于1854—1855年的危机，马克思的错误就更是可谅解的，因为它不是产生于类比式的推理或抽象的推论。在棉纺业中确实存在着生产过剩的危机，它特别是由向澳大利亚的出口的减少所导致的（那里在前两年间，随着黄金“热”而来的，是过度的投机）。由于美国和澳大利亚黄金供给的急剧下降，货币市场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波动。大量海外公司的倒闭引起了一些重要的英国公司的倒闭。不过，正如梁赞诺夫在对马克思1855年1月的文章的评论中所指出的，[24]所有这些并未发展成一场普遍的危机，而只发展成一场局部的危机，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因素的自主作用被再次揭示。
在1855年1月的文章中，马克思强调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市场对于扩大英国工业生产及其出口的巨大重要性。1842至1853年间出口翻了一番还不止，在1853年出口的价值100000000英镑的商品中，百分之四十是去往这两个国家（美国25000000英镑，澳大利亚15000000英镑）。而在英国1842年出口的价值45000000英镑的商品中，澳大利亚只吸收了不到1000000英镑，美国也只吸收了3500000英镑（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占到英国出口的百分之十）。因此，这十年间，英国出口增长中的百分之八十，共计50000000英镑以上，是由这两个“新的”海外市场吸收的。既然出口的这种“高涨”到1855年似乎已停止了，整个繁荣怎会不遭到致命的一击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这次的错误预见比1853年的那次已有了更为牢固的根基。
这位《资本论》的作者所低估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对经济状况所产生的刺激作用。历史的经验于此处提供了一个例子，正如罗莎·卢森堡后来所认为的，国家订单能起到不同于外部市场的“替代市场”的作用。[25]向军队的供给和军火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向澳大利亚出口的阻碍。马克思后来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3\*ROMANIII卷中他把1854和1855年看作繁荣的年份。
但接下来的那年中对“过热”的分析——首先是由恩格斯作出的（1856年4月1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然后由马克思作出（1856年9月2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被证明是正确的。[26]随之而来的是“壮观的倒闭”（1857年10月29日恩格斯致马克思），[27]危机的闸门敞开了。这次这两位朋友掌握了一步步地追踪危机的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和经验数据。而且这次危机比之前的危机在范围上更广泛：它覆盖了更广的地域，影响了所有的工业分支。
正是在研究1857—1858年危机的同时，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了周期的持续时间与固定资本更新的时间长度之间的关联。他在1858年3月2日的信中就此向恩格斯提出了问题，他的这位朋友于两天后作了详尽的答复。[28]危机结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七年前提出的以六年为周期的错误推断纠正为十年的时间长度。
在马克思看来，在1857-1858年危机随后的周期中，似乎只有中国可能提供一个额外的市场，[29]并且他正确地预见到，要瓦解中国陈旧的和分散的农业对大资本的渗透所作的抵制是不容易的。[3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提供——如果不是关于资本主义周期的完整理论的话（他没有这个时间）——至少也是建立这一理论所需的主要素材；而马克思做到这一点所依凭的概念工具却是在这八年对危机问题的研究中获得的。
马克思提供的这些素材给予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们以重要的启发。首先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vsky）——他自己是一个“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被称为周期性危机的多种理论。[31]阿尔文·汉森（AlvinHansen）声称：“阿夫塔利翁（Aftalion）教授，与卡斯尔（Cassel）和斯皮托夫（Spiethoff）一样，颇受马克思和其他人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的观念的影响。……他的〔马克思的〕著述中的大量建议影响了许多对于周期问题的非马克思主义思考，尽管更多的正统作家并不总是承认甚或认识到他们受惠于马克思的程度。”[32]
这一评论尤其适用于这样一些人，正如作者所提到的，他们将他们的危机理论建立在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的持续时间上，或换言之，建立在作为危机背后的主要动力的投资活动（资本积累）上。但它也适用于那样一些人，他们将大众的消费不足视为周期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原因不难理解，对他来说，危机的原因同时在于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投资的不规则性——和大众的有效需求与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之间必然发生的滞后性。[33]
[1]弗兰兹·梅林：《卡尔·马克思：他生平的故事》（KarlMarx:TheStoryofHisLife），第178页。
[2]在一项颇具吸引力的研究中，RomanRosdolsky论述了恩格斯关于“没有历史的民族”（geschichtsloseVölker，指小的斯拉夫民族）的错误观念。这些观念遍及《新莱茵报》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恩格斯写的许多文章中，这些文章缘起于1848年革命期间捷克人、克罗地亚人、罗塞尼亚人等所扮演的角色。RomanRosdolsky表明恩格斯的错误观念根本上是由于他不理解这一角色的社会经济根源——也就是说，他不理解以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罗塞尼亚的农民为一方，以波兰和匈牙利的地主为另一方的阶级斗争问题。（”FriedrichEngelsunddasProblemder‘geschichtslosenVölker,’”inArchivfürSozialgeschichte,Vol.4,pp.87-282.）
[3]马克思：“AnsprachederZentralbehördeandenBund”，见于EnthüllungenüberdenKommunistenprozesszuKöln（《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第128页。
[4]马克思和恩格斯：“Revue—MaibisOktober”，见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1850年5—10月号，第317-318页。
[5]i>MEGA，I，3，第576-577页。
[6]《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34-435，570页。
[7]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见《选集》第I卷，第188页。
[8]特别见《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1848年二月革命后那日的财政措施和银行态度的分析，见《选集》第I卷，第216-218页。
[9]马克思和恩格斯：“Revue”，见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1850年2月，第1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1页。——译者注〕
[10]同上，第120-121页。中国的“太平”革命事实上爆发于1851年1月11日，距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的预言不足一年。
[11]马克思和恩格斯：“Revue”，见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1850年4月，第213-215页。
[12]马克思和恩格斯：“Revue—MaibisOktober”，出处同上，1850年5—10月，第304页。
[13]同上，第311-312页。
[14]同上，第317页。
[15]同上，第312页。也可参看马克思于1852年8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见于Briefwechsel第I卷，第334页。）
[16]“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1852年10月15日发往《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发表于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6-423页。——译者注〕
[17]这一系列文章以“英国的商业危机”为标题，发表于1855年1月11至22日的《新奥德报》和1855年1月26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18]“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哲学的贫困》附录）〔《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0页。——译者注〕
[19]D.梁赞诺夫：GesammelteSchriften第I卷，第453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III卷，2，第501-502页。
[21]GesammelteSchriften第I卷，第33页。
[22]同上，第65-71页。
[23]同上，第34页。
[24]同上，第500页。
[25]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TheAccumulationofCapital”），第463-466页。
[26]Briefwechsel第II卷，第105-106，127页。
[27]同上，第200页。
[28]同上，第252-254，255-256页。
[29]同上，第292-293页。
[30]见他的文章“对华贸易”，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1859年12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5-759页。——译者注〕
[31]MichaelTugan-Baranovsky，StudienzurTheorieundGeschichtederHandelskriseninEngland。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第311-323页）中对该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32]见于阿尔文·汉森（AlvinH.Hansen）和RichardV.Clemence的《对商业周期和国民收入的看法》（ReadingsinBusinessCyclesandNationalIncome），第129页。也可参看WassilyLeontief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今日经济理论的意义”（”TheSignificanceofMarxianEconomicsforPresent-DayEconomicTheory”），见于1938年3月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第3页。
[33]在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stEconomicTheory）第I卷第11章中，我更详细地考察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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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次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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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次总的分析
在1846年末到1848年初期间（或者说，主要是1847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四部著作，它们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次总的批判性分析。到那时为止，他们对十八、十九世纪的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为他们提供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方式的图景，而这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是缺乏的。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以及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我们不再发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有失偏颇的观点，即主要关注甚或只关注无产阶级的苦难。相反地，在这些著作中，考察了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的规律，分析了它的历史进步性（特别是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废除所有的阶级划分成为可能），把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些构成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景。在这四部著作中所形成的观点几乎是相同的，至少在经济问题上是如此，所以它们能被一起讨论。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来分析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已经写了很多。比较清楚的是，这种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马克思对这位法国社会主义者、自学成名的工人感到由衷的钦佩，他的大胆自信的风格想必吸引了马克思（他告诉我们他们整夜整夜地一起讨论问题），而且马克思在1843和1844年从他那里继承了对私有财产的无情批判。然后，马克思对蒲鲁东深感失望，因为他没能跟随马克思的步履达到对经典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的批判性理解，相反地，却使自己沉湎于“labor-bazaars”*（见恩格斯1846年9月16和18日的信）的乌托邦中；[1]当马克思发现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中如此众多的混乱和错误时，这种失望中又夹杂着由衷的愤慨。[2]最后，二十年后马克思又作了一次更为冷静的判断，大体上保持了对蒲鲁东错误观点的科学的和正确的批判。
《哲学的贫困》是那种偏激的论战性著作的原型，经常启迪着马克思的追随者们的写作，尽管并不总能收获恰当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它构成了“对历史的第一次具体而详细的唯物主义解释，但迄今在他的著作中只是被顺便简略地和间接地提到。”[3]它也是“被马克思视为其成熟的科学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4]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这部著作首次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起源、发展、矛盾及最终崩溃的全面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标志着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巨大进步。重要的是，从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学观念的批判中呈现出来的是，他沿着迄那时为止所从事的所有批判性著述所铺就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反对通过抽象概念所建立的永恒不变的范畴中所包含的迷雾——其导致的结果是事物的现状被声称为永恒的，从而其中所有根本性的不幸也将被保存下去。[5]
《雇佣劳动与资本》继承并扩展了相同的观点，特别是在工资的决定方面。于1849年发表于《新莱茵报》的这一系列文章只是马克思1847年对布鲁塞尔工人联合会所作演讲的选编（见马克思于1864年6月3日致恩格斯的信）。[6]
在一个标着“布鲁塞尔1847”的练习本内，发现了一个标题为“Arbeitslohn”（劳动者工资）的未刊稿。它包含着马克思的思想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它无疑是有待于完善的某个演讲（或某些演讲）的梗概，[7]同时也包含着马克思就大约十二位经济学家的著作所作的读书笔记。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第一次透露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实质，尽管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也没有精确地表达出来。资本“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而保存并增大自身。……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8]
至于《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它们是两份共产主义者“信念的声明”的纲要。前者是恩格斯于1847年10月23至27日期间为“正义者同盟”的巴黎支部而作，后者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11月于伦敦举行同盟代表大会之后的那一日共同执笔，并于1848年1月完成。这两部著作都继承了前两部著作中所包含的观点，并赋予它们一种更为简明的——在如今是经典的——表述形式。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表述没有经历什么重要的变化，即便到《资本论》中。它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而美洲的发现以及这个新世界中的贵金属向欧洲的进口促进了这一点。这导致了工资和封建地租的普遍下降和利润的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海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发展使可获得的市场扩大，使商品生产增加。大量的商品由奢侈品变为更为流行的物品。
另一方面，封建地租的减少迫使贵族遣散他们的很大一部分随从人员。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出现了大量的流浪者和乞讨者，而制造工场将为他们提供工作。[9]这些制造工场不是由熟练手工业者，而是由商人建立的，他们起先只是将大量的生产者和生产设备聚集在同一处，通过实施更好的监管和为资本家确保更好的保护以防止因盗窃导致的损失，来节约花费。后来，劳动分工导致制造工场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到蒸汽动力的使用和从工业革命中产生出大规模的现代工厂。[10]
这种生产方式从而首先引起了和表征着生产中一系列新的社会生产关系。[11]“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1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跃进，要是没有前者，后者是不可能发生的。[13]马克思和恩格斯比他们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们远为精确和清楚地理解这种生产方式的深刻革命性，尽管后者大多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14]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为资本主义的荣耀高唱赞歌，但也为它敲响了丧钟：“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5]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6]
然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得成就的这种如诗般的描绘，只是为了更加显著地突出它同时所引发的诸多矛盾。因为只有同时发展无产阶级，资本才能增长。社会财富集中于一个社会阶级的手中，意味着苦难集中于另一个社会阶级的手中。[17]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从分析这种财富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开始。
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18]如今，资本使劳动本身也转化成了商品，因为工人阶级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他们必须将之出卖以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而后者尽在资本家的手中。从而劳动力本身也被视为商品，并且，像其它任何商品一样，它的价格（在1847年马克思仍一直使用李嘉图的术语，“自然价格”）由生产它的劳动量所决定——也就是生产“对于持续地维持劳动者的生存，即使工人们生存下去并繁衍后代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劳动。[19]
通过工人们之间的竞争，工资基本上被保持在最低的水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保留李嘉图关于工资的结论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分析又远远超出了它们。他们指出工资水平取决于资本积累的规律。[20]他们修正了李嘉图理论的死板的结论，指出工资不是稳定的，而是波动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产生于在经济高涨的顶峰时期工资暂时地上升到这一最低水平以上，而在危机和大规模失业时期工资暂时地下降到这一最低水平以下。[21]
然而，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经济高涨的顶峰时期工资可能上升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水平以上，并且正由于这种环境，工人们——即使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加入到文明的进步中来；但是他们发现，工资的最低限度、劳动力的价格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是趋向于下降的：“因此，由于用更廉价和更恶劣的食物来维持劳动者生存的方法不断地被发现，工资的最低限度就不断地下降。”[22]在《哲学的贫困》中，以棉花取代亚麻、土豆取代面包、烈酒取代葡萄酒的例子诠释了同样的观点。[23]此后，马克思经常为此提及将茶引入英国工人阶级饮食所起的作用。
简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相信从长期看工资下降的普遍规律——他们以后将修正这一观点——马克思在“Arbeitslohn”手稿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阐明了这一规律的如下特点：不同国家的最低工资是不同的，但它们在其最低水平上倾向于相等。当工资在经历了下降后恢复时（在萧条阶段之后的经济加速期），它们达不到原先所在的水平。工人之间的竞争持续增加，倾向于降低最低工资；税收和商人的欺诈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简言之，“终于，工人的工资在双重意义上下降了：首先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即与普遍的财富增长相比而言；其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工人交换到的商品数量越来越少。”[24]
与此同时，马克思在经济学家约翰·巴顿首次确切地阐述的一个观点的基础上，[25]提出了资本积累的规律，它注定要在马克思后续的著作中起到富有成效的作用：“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性质中必然产生出这样一种普遍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转化为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即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在比例上比用于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增长得快；换言之，工人们只能凑合着得到整个生产资本中的一个更小的部分。因此，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格外尖锐。”[26]
我们此处所说的仅仅是资本有机构成增长规律的一个初步的梗概，由此得出了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这是马克思在若干年后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发展规律之一。让我们顺便提及，刚引用的那段话的结论性的措辞中包含着一个理解上的错误。工资（可变资本）占到整个生产资本的一个“更小的”部分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工人所得到的工资份额在绝对价值上是下降的。事实上它取决于整个一系列独立的变量：整个生产资本的增长节律，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节律相比的情况（如果，比如，整个生产资本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而可变资本的相对份额每年减少百分之十，那么可变资本在绝对价值上是增加的）；可变资本绝对增长的节律，与挣工资的劳动力的增长节律相比的情况（如果可变资本每年在绝对价值上增长百分之十，而挣工资的劳动力的规模只增加百分之五，那么每位挣工资者所得到的平均份额实际上可能会增长）；剩余价值率增长的节律，与生产资本增长的节律相比的情况；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然感到，这一事实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财富和苦难同时集中于社会的两极，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之一：
“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27]
“雇主不能雇佣工人，因为他不能出售他的产品。他不能出售他的产品，因为他没有顾客。他没有顾客，因为工人们只有他们的劳动可供交换——而这恰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不能交换的东西。”[28]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普遍经历的周期性过程都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自由竞争的结果：“这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正确比例……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是可能的：生产方式是有限的，交换运动发生在十分有限的界限之内。[29]大工业诞生以来，这种正确的比例不得不走向了尽头，生产必不可免地被迫经历一系列连续的变化：繁荣、萧条、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30]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有类似的论述：“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31]
应当注意到，马克思没有特别指出——除了顺便提及以外——资本主义竞争所带来的利润率均等化的结果。[32]
生产过剩的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已转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资本家们力图以以下方式避免这些危机：降低生产力的价值或破坏大量的生产力，寻找新的市场。然而，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只是在为未来更为严重的危机铺就道路。[33]
自那个时候起，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封建主义的武器转而对准它自己了。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创造了一个革命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因为后者的生存处境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了。[34]起初，大企业中的无产阶级由于竞争而相互分离，如今，集中于大企业的无产阶级意识到了将自己组织起来，从而保卫他们的工资的必要性。因此，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通过取消他们之间的竞争所追求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发起与资本家之间的更为艰巨的竞争。在这种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35]
无产阶级为保卫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很快就转变成为一种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旨在废除工资制度，创造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所有生产者自由联合基础上的新社会。这一社会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个高水平的时候才会到来，它标志着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崭新的进步，它使生产者一切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使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得到确保。[36]
我们看到，本章分析的四部著作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次总的批判，也是第一次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方法具体地运用到一个特定的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中。马克思所致力于实现的社会学与经济科学的结合从下面这一事实中获得了巨大的优越性，即它是建立在逻辑的（辩证法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的。[37]至今还没有其它的理论能实现这样一种结合，即它能够在任何一方面与马克思的方法所取得的实际成功相媲美。
最近，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试图实现一种类似的结合。他的理论框架是一种具有相当固定的体系的社会学和一种关于行为的一般理论，在这一框架内，他把经济视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专门增加这个更广泛的体系的“适应性”的。[38]这一结合两者的努力，由于三个重要原因可以被认为是失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的非历史性，它不能理解每个“社会系统”（及整个现实）的根本上的矛盾性质，在涉及现今的资本主义（与国家紧密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资本主义）现实时表现出相当清楚的辩护倾向。
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他的分析确定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或“任何”社会系统。[39]然而他的雄心勃勃的声称却经不起历史的批判。当帕森斯说在所有社会中——除了在“高度传统的”原始经济中，需求的情况和生产的状况是不断变化的时，[40]他推翻了经济史的教导。事实上，需求和生产状况中的这些“不断的”变化只是普遍的商品生产的产物——而后者只占了迄今为止的现代人的全部历史的一小部分。帕森斯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衰落时期信用所起作用的概括，在经济与政治集体的联系中发现了“资本”（在辩护论的通常的方式中，被定义为社会中全部的“流动”资源：好像一个原始村庄贮备的种子或生活于氏族公社阶段的游牧部落的畜群是“资本”！；好像资本不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起源。那么，如何解释英国自由主义时代的萌芽时期大工业中“正常的”资本积累呢——其时信用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次要的，而且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的？
当我们注意到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经济领域中的大多数定义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甚至资本主义经济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的概括（没有作一点抽象）时，他的实用主义纲要的非历史性就显而易见了。因此，他把经济定义为，力图在制度化的价值体系框架内实现生产最大化的“目标”[41]（好像这样一些生产方式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制度化的价值”恰恰意味着对“生产最大化”的有意拒绝！）。也如他把“契约”定义为首要的经济制度（好像契约不是商品生产的产物）。[42]
塔尔科特·帕森斯不能理解“社会系统”的矛盾性——更别说“经济系统”了，这是他的纲要的三个弱点中最重要的一个。由于他的分析从根本上去除了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由于他认为“系统”倾向于“融合”和“缓解矛盾”，由于他掩盖了这一事实，即一个系统的主导“价值”根本不是与所有成员的利益相一致的，而只是与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利益相一致；因此，他就使自己既不能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经过一个社会和经济系统而至于另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周期性矛盾），也不能理解历史发展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对抗性的阶级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可以使我们解释各不相同的历史现象，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起源，罗马帝国的衰落，中世纪城邦的兴起，大工业的出现，自由竞争的风靡，法西斯主义的爆发及失败；然而，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方法中，我们找不到理解这些不断变化的现象所必需的要素。在《经济与社会》中能找到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些评论，它们显示出理解的匮乏，有些时候几乎是荒唐的。[43]
由于塔尔科特·帕森斯不理解社会矛盾及它们的经济根源，他的根本理论以失败而告终。每一个“经济系统”，当它达到发展中的某一特定的点时，就不再增长，而是相反，会大大地减弱它的“更大的社会系统”的适应性。公元二至三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的发展，以及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发展，都以显著的实例证伪了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理论纲要。
至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理论的辩护性，在他处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框架的方式中特别表现出来。劳动者作出决定——在工人们的“家庭”内！——把他们的“工作”提供给“机构”，交换“报酬”和“其它满足需要之物”，以前者作为后者的酬劳。这一决定主要（！）是在一种“普遍的社会化的动机”的基础上作出的。[44]等等。一个社会阶级既没有属于它自己的资源，也没有基本的生活资料，因而，它在任何“社会化的动机”、任何“对劳动事实的接受”——免于饿死的唯一解决办法！——之前就承受着经济上的限制：这一事实在帕森斯的“制度”分析中却没有地位。类似地，我们找不到对以下这一事实的哪怕是最略微的解释：封建地租显然代表着为贵族所无偿占有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我们也找不到试图证伪以下这一点的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剩余产品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中可以看出两者的相似性。
*“‘labor-bazaars’或者是‘labor-markets’，各行业全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大货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译者注
[1]MEGA，III，1，第34-35，41-42页。
[2]特别是见《哲学的贫困》第32-34页：蒲鲁东断言，作为一种绝对的事实，在生理需求的强度与旨在满足这一需求的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之间存在着联系，马克思指出这是错误的。
[3]OttoRuehle：《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著述》，第110页。
[4]PierreNaville：Del’aliénationàlajouissance，第291页。
[5]EmilioAgazzi：“LaformazionedellametodologiadiMarx”，第481页。
[6]DerBriefwechselzwischenFriedrichEngelsundKarlMarx,1844-1883，奥·倍倍尔和爱德华·李卜克内西编，第II卷，第166页。
[7]“Arbeitslohn”，见于KleineökonomischeSchriften,，第223-249页。
[8]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选集》第I卷，第16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347页。——译者注〕
[9]参阅黑格尔1805年写于耶拿的一个评论：“工厂和制造工场的存在正是建立在一个阶级的贫困的基础上的。”（引自GeorgLukacs,DerjungeHegel，第423页。）
[10]《哲学的贫困》，第137-141页；《共产党宣言》，见《选集》第I卷，第110-112页。
[11]《哲学的贫困》，第135页。
[12]《共产党宣言》，见《选集》第I卷，第12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译者注〕
[13]《哲学的贫困》，第100页。
[14]在其“Arbeitslohn”手稿中，马克思甚至从中看到了“工资制度的积极方面”；见于KleineökonomischeSchriften，第248页。
[15]关于资本的文明面，也可参看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85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第311-313页），马克思再次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作用，指出它是人类社会起源以来第一种倾向于扩展至整个世界，将整个世界囊括于其统治之下的生产方式。
[16]《共产党宣言》，见《选集》第I卷，第111-113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7页。——译者注〕
[17]《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89页。
[18]在他们1846—1848年间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未区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劳动时间。当他们说“劳动的出卖”、“劳动的价格”等等的时候，他们也尚未区分劳动力与劳动；马克思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才改正了这一用语。恩格斯在三十年后为《哲学的贫困》（1884）和《雇佣劳动与资本》（1887）所写的序言中提醒读者注意这一改正。
[19]《哲学的贫困》，第51页。也可参看《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83和86页；“Arbeitslohn”，见于KleineökonomischeSchriften，第223页；《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选集》第I卷，第158页；《共产党宣言》，见《选集》第I卷，第114页。
[20]“Arbeitslohn”，见于KleineökonomischeSchriften，第231-232页。
[21]同上，第235页。也可参看《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87页；“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哲学的贫困》的附录，第220页。
[22]“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见于《哲学的贫困》，第221页。
[23]《哲学的贫困》，第62-63页。
[24]“Arbeitslohn”，见于KleineökonomischeSchriften，第233-234页。有的人正是据这段话说青年马克思坚持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的理论。稍后我们会看到当马克思准备《资本论》的时候，这一理论有什么变化。
[25]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II部分，第576页及以下。
[26]“Arbeitslohn”，见于KleineökonomischeSchriften，第242页。
[27]《共产党宣言》，见《选集》第I卷，第11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译者注〕
[28]“Arbeitslohn”，见于KleineökonomischeSchriften，第232页。
[29]这是蒲鲁东所不理解的，他梦想着废除资本主义以后重新确立竞争。“竞争与合作相辅相成，”他在其《贫困的哲学》中写道（1867年版，第I卷，第208页）。马克思警告他，如果他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重新确立竞争的领域，那他就要冒这样的风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个人交换和竞争所带来的一切苦难和混乱的后果将要被再生产出来。如果想要没有混乱的进步，那么“为了保持生产力，你就必须摒弃个人交换。”（《哲学的贫困》，第68页。）
虽然DanielGuérin力图为蒲鲁东恢复名誉，称其为“自我管理之父”（即每个工厂由工人自己管理），但他对于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也不得不在大体上表示赞同。（见DanielGuérin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第54页。）
[30]《哲学的贫困》，第68页。
[31]《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86-8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译者注〕
[32]《哲学的贫困》，第167页。
[33]《共产党宣言》，见《选集》第I卷，第114页。
[34]《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87页。
[35]《哲学的贫困》，第172-173页。
[36]《共产主义原理》，见《选集》第I卷，第94页。
[37]为此可参看OttoMorf的DasVerhältnisvonWirtschaftstheorieundWirtschaftsgeschichtebeiKarlMarx；以及PeterBollhagen的SoziologieundGeschichte。
[38])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和奈尔·J·斯曼尔斯（NeilJ.Smelser）的《经济与社会：关于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相融合的研究》（EconomyandSociety:AStudyintheIntegrationofEconomicandSocialTheory），第6-7，21页及以下。
[39]同上，第83页。
[40]同上，第42页。
[41]同上，第22页。
[42]同上，第104页及以下。
[43]且看这两位作者是如何处理奴隶制问题的。奴隶们在市场上被买卖，“无关乎他们的工作表现。”（同上，第12页。）但因为他们是人，奴隶主总是对他们的家庭生活有所考虑。（第137页。）只要与古罗马经济史方面的专家作一简短的交流，或对法西斯灭绝营的奴隶经济制度作一简要的分析，就能够防止作者写下这些严重的错误。
[44]同上，第114-115页，121-122页。参阅昂立·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的Position:contrelestechnocrates中第144-145页的一个清晰易懂的分析：帕森斯倾向于美化对于规则的遵守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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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对劳动价值论从拒绝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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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对劳动价值论从拒绝到接受
理解某事的最好方式是，起初对它并不理解。这一历史悠久的流行语反映在青年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所采取的态度上——这一理论是由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流派提出的，后来由马克思本人使它臻于完善。
在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所写下的批判性笔记中，[1]他明确地拒绝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基础。而在《哲学的贫困》中，他居然又明确地接受了它。在这两部著作之间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从1844年初到1847年初。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是如何发展的？有谁能够确切地界定马克思是何时——如果不是精确的时刻，那么至少是那个大约的阶段——接受劳动价值论的？这是我们要努力回答的两个问题。
这一分析的起点可以在马克思流亡巴黎期间所记的读书笔记中找到，这些笔记延续了一整年（从1844年初到1845年初）。通常认为这些笔记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也被所有我所知道的评论者所接受。[2]因此，专注地研究这些笔记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态度的演变。
马克思所评论的经济学家们在他的笔记中以下列顺序出现：让·巴蒂斯特·萨伊、亚当·斯密、李嘉图（在法文版上有萨伊写的批判性笔记）、詹姆斯·穆勒、约·雷·麦克库洛赫和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马克思首次遇到了对价值的经典定义。他从《国富论》中抄录了如下一段：“世界上所有的财富起初不是用金或银，而是用劳动来购买的；它的价值，对于那些拥有它和想以它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精确地等于它能使他们购买或支配的劳动的数量。”[3]但马克思未加评论，把他的评论留到了另一篇章中，在这一篇章中斯密从交换的需求中推论出劳动分工，而交换的存在又转而依赖于已经存在的劳动分工。[4]
在马克思读到李嘉图的时候，发起了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论战。这一论战是一步一步地跟随着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这同一主题所作的论战的。商品的价值仍然被视为等同于它们的价格。它是由劳动所提供的要素，以及劳动在其上进行的物质材料所提供的要素组成的。马克思赞同蒲鲁东的评论，即地租和利润是“追加的”，因而是促使价格上升的因素。[5]当萨伊责备李嘉图在价值的决定上没有提及需求的作用时，他表示同意。他把供求规律概括成两种竞争现象：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决定供给，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需求。但他批评萨伊，总结道，后者在现实中又分成时尚的因素、消费者的任性和偶然性。[6]他根本不接受“市场规律”，这一“市场规律”假设供给与需求最终是一致的，这就使得周期性的危机现象无法理解。
然而，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根本性的不满是政治经济学不考虑竞争。但竞争是一个现实。为了使它的规律具有更强的自洽性，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把现实看作是偶然的，仅把抽象的看作是真实的。[7]
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反对的合理性是更为确凿了，因为他谴责政治经济学在抽象的法律考量背后掩盖了私有财产制度中所包含的剥削关系。如果说在对私有财产的考察中，为了理解“市民社会”的性质，需要从抽象的原理降而至于实际的现实中，那么这相同的程序为什么在价值领域就不适用了呢？在那里，抽象理解的世界也必须被摈弃掉，而进入“现象学的现实”，即价格的世界。[8]
马克思在对劳动价值论的这一批判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李嘉图理论中“劳动价值”的一个敏锐的评论。“在本章之初，博爱的李嘉图表明为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是工人的自然价格，因而同样也是他劳动的唯一目的，因此他劳动是为了得到工资。那么，他的智力才能会怎样呢？但李嘉图只是试图〔证实〕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别。这是政治经济学中通常的循环论证。精神上的自由是目的。因此这就需要给大多数人〔强加〕精神上的奴役。生理上的需求不是〔生活的〕唯一目的。因此这对大多数人就成了唯一的目的。”[9]
在同一语境中，马克思突然批判起——李嘉图宣称只有净收入（表现为利润和地租的总和），而非总收入，对于一个国家才是事关紧要的。“政治经济学否认总收入的任何重要性，即扣除余额的生产和消费的数量的任何重要性，因此它就否认了生活本身的任何重要性，在这一事实中，它的抽象达到了声名狼藉的顶点。此处我们注意到=1\*GB2⑴政治经济学对国家利益和人本身毫不感兴趣，而只对由利润和地租组成的净收入感兴趣，把这视为国家的最终目的；=2\*GB2⑵人类生活本身并无价值；=3\*GB2⑶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价值降而为生产出他们的必不可少的成本，他们的存在只为了给资本家〔生产〕利润和给地主〔生产〕地租。”[10]
然而，当马克思考察萨伊和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的理论所作的批判时，马克思又前进了一步。他说，这两位经济学家所否认的，是对经济事实的一种愤世嫉俗的表述。[11]萨伊和西斯蒙第为了反对政治经济学的非人性的结果，必须走出政治经济学的限制。因此，人文主义是某种在政治经济学以外的东西，所以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人文科学。尽管马克思的表述仍然充满论战式的热情，但他此处已开始护卫李嘉图而反对他的批评者，领悟到看起来愤世嫉俗的表述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实的一种坦率认知，而这正是其他作者力图掩盖的。
当马克思对詹姆斯·穆勒的论述进行评论的时候，他继续表达了对“李嘉图及其学派”的不满。他们离开了现实的图景——它表明了生产成本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异，而使他们自己限制于“抽象的规律”。然而，这些笔记标志着马克思向前进了第二步：马克思并非完全拒绝“抽象规律”，而只是将它视为“现实运动的一个瞬间。”当供给与需求相互平衡的时候，确实是生产成本决定价格。由于它们的摆动和失衡，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只是一种例外。因此，政治经济学应当解释现实的运动，它表现为生产成本与交换价值之间一致与不一致的辩证统一。[12]
马克思巴黎手稿中对经典经济学家的评论决定了他1844和1845年的著作——特别是《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劳动的价值与价格仍然是相互分离的：前者被称为“抽象的”，只有后者是“具体的”。此外，正如我们先前所指出的，在《神圣家族》中，生产一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被视为它的“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后者并未被归入前者。
但当马克思完成“神圣家族”的写作时，已为另一部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制定了计划。1845年2月1日，他与出版商C.W.莱斯克（Leske）签订了此书的合同，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疑是它的初稿。早在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就敦促他完成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13]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有这样的一本书在案头。这部手稿好像已丢失了；[14]它在1847年仍然存在，因为马克思在于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15]
为了写这部书，马克思中断了在布鲁塞尔的流亡，同恩格斯一起前往英国作了一次为期六周的旅行，在那里研读了在曼彻斯特——既包括朋友家里，也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图书馆——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籍。[16]在马克思第二次系统研读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他发现英国的社会主义作家用劳动价值论及其包含的矛盾——正如李嘉图所阐述的——服务于社会革命的目的。T.R.埃德蒙兹（Edmonds）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Thompson）是马克思1845年7月和8月在曼彻斯特所研究的作家中的两位，[17]他们正是以那种方式运用李嘉图的观点的。（8月以后，他读了约翰·布雷（JhonBray），同一种类的另一作家。）后来马克思批判这种对劳动价值的分析创造出了一种“工人对其所有劳动产品的权利，”但是很可能，研读这些作者使马克思认识到了为什么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丢弃了李嘉图，其原因属于辩护学的领域。
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已经读过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Hodgskin）和伯西·莱文斯登（PiercyRavenstone）——李嘉图的两位最优秀的无产阶级门徒。但是恩格斯，为了写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已经详尽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鼓动情况，因此他至少是知道这两位作者对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所产生的影响的。
罗纳德L.米克（RonaldL.Meek）写道：“1824年《反结社法》废除后的那些天里，托马斯·霍吉斯金是用来吓唬小孩的名字。因此，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许多较保守的经济学家认为李嘉图关于价值的理论不仅在逻辑上是不正确的，而且对于社会是危险的。约翰·嘉诚于1832年写道：‘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像是这样一种信条，它有多么错误，也就有多么危险，因为它令人不快地向那些认为所有财产属于工人阶级的人授之以柄，并把其他人对此财产的分有不是视为对他们的抢劫，就是视为对他们的欺诈。’”[18]起初曾视李嘉图“愤世嫉俗”的马克思不得不震惊于这一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摒弃——另一种不同方式的愤世嫉俗。我相信当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到布鲁塞尔时，他的观点已经非常倾向于劳动价值论了。
1845年6月或7月初——马克思去往曼彻斯特的前夜——在读经济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Babbage）时在他的笔记中所加的一则简短评论表明，那时马克思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仍然持中立态度。[19]但是写于1846年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包含着两个段落，确切地标志着对劳动价值论的接受。我们从中可以读到，一方面：“他〔施蒂那〕甚至还没有从竞争中认识到这一事实……在竞争机制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的突发奇想决定的。”[20]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更清楚地写道：“即便对于金属货币，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决定的。”[21]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1845年7月后、1846年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决定性地接受了劳动价值论。
认为这两位朋友对李嘉图的理论改变立场，仅仅是因为马克思到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发现了这一理论的鼓动价值，那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说他们能够在一年半的过程中从恩格斯在其《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持的一种兼收并蓄的理解，前进到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一种更为精确的理解——确实，这一理解已开始纠正李嘉图理论中的某些内在缺陷——那么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对经济学作了更为全面的研究，因为马克思在精密分析的基础上超越了他之前以为他所发现的劳动价值论的矛盾。
这种超越可以从以下阶段中清楚地理解。当马克思初次读到李嘉图及整个经典学派时，让他震惊的是竞争的影响——由供求规律的作用所决定的价格波动和由生产所需的劳动数量所决定的相对稳定的“交换价值”之间的明显矛盾。然而，他的深受辩证法影响的思维在思考中一定会问，表面所见的是否真就是现实的最直接的表现——以及，一种“抽象”是否可能不包括一种归根到底比表象更“具体”得多的真实。
市场价格在不断变化。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眼光局限于这些波动，那么他很可能就将所有的经济运动化解为一种纯粹的偶然性。[22]但是片刻的思考，以及对于经济现实的经验分析表明，这些波动不是胡乱发生的，而是围绕着一根确定的轴线。如果一个产品的售价降至其生产成本以下，它的生产者之间就停止了竞争。如果这同一产品的售价涨至超出其生产成本，生产者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同时吸引其他竞争者到这一生产分支中来，从而导致暂时的生产过剩和价格的再次下降。从经验中可以发现，生产成本就是价格波动所围绕的轴线。
为此参阅1851年马克思重读李嘉图时不由得所作的一段批判性评论是有趣的：“李嘉图在这里承认，问题不在于生产他所理解的‘财富’，而在于生产‘价值’。‘自然价格’是在与市场价格的关系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但这种斗争与李嘉图的简单的平均化毫无共同之处。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大部分需求是与供给相一致的，竞争是有限制的，因此，在一切工业部门中产生了垄断价格，经常发生工业所有权对土地所有权的侵吞（也以分裂为〔农业和工业〕国家的形式），因此，一方发财，另一方贫困，所以市场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斗争，在现象上，在程度上，都和现代社会里的情形有所不同。当时市场价格经常超过实际价格。”[23]
在我看来，这一评论能使我们更为接近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从拒绝到接受的真实过程——也就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供需之间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它们与李嘉图的“自然价格”，即劳动价值的关系。这一分析使他得出结论：由于工业生产的巨大增长，“自然价格”日益成为某种规则，而大不同于此“自然价格”的垄断价格日益成了某种例外。只要这一点被接受了，劳动价值论就应当能被接受，因为价值不是由“市场规律”，而是由生产本身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这一点也就被确立起来了。
马克思同时进行着对经济学的研究（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那部后来丢失的手稿作准备）和对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准备），几乎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构思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它基本上是一种社会经济的决定论。[24]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应当在与工业和交换的历史的联系中进行。人类通过生产他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将自己从动物王国中区别出来。人类是怎样的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而这又以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显著地反映在劳动分工的发展上。[25]
换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和哲学研究的结论恰使他们达到了经典的劳动价值论的起点，马克思以一种颇特别的方式再次对此作了阐述：（抽象）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本质，因为在一个建立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中，只有联系的网络才使相互分离的劳动者的产品之间变得可比较和可通约。马克思从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回到对交换价值的再发现的过程，与我们时代的一位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PieroSraffa）从边际主义发展至这样一种理论——最终将所有生产“投入”概括为“经计算的劳动数量”——的过程，[26]有着显著的相似。马克思和皮耶罗·斯拉法是以相同的方式前进的，即不考虑次要的、短期的波动——而这恰是边际主义的出发点。
当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时，已然是一个“李嘉图主义者”，以至于当他详细阐述了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数量决定的之后，就立即引用了李嘉图。他引用的是李嘉图理论中最薄弱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是，“劳动”的“价值”或“自然价格”是由工人“维持生活”所需的花费决定的。[27]
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已经在一个重要之点上使自己和李嘉图分离开来了。在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提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28]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使他同时理解了劳动价值论的“合理内核”及其历史局限性。对经济规律的历史局限性的理解，不仅成了劳动价值论，而且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9]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历史局限性与确切性适用于所有“经济范畴”；他认为它们归根到底只是反映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对于早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时期的“交换价值”范畴来说是清楚的。马克思在他较晚的著作中又不断地回到这一相同的原则上来。[30]因此，我们对此是不可能同意的：米伦蒂耶·波波维奇（MilentijePopovie）近期试图声称商品关系的存在对所有人类历史——直至活劳动的完全消失——都是合理的，与之相伴的是抽象劳动现象——马克思视此为交换价值的最终秘密。[31]
马克思自己就这一问题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拒绝将计算劳动时间的需要（这适用于每一种人类社会，也许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级阶段除外）与这种计算在交换价值形式中的间接表现等同起来。[32]并且他明确表明，当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被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所有制取代后，商品生产将停止存在，让位于劳动时间的直接计算。[33]
你可以认为马克思是对的，你也可以试图表明他错了，但你不该把与他本人的理解相反的理解归因于他。你不该断言，对马克思来说，所有的社会活劳动必然不可避免地采取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的形式，[34]以及社会主义将并不意味着商品生产的废除，而是它的“人性化”。波波维奇的这些观点是违背马克思的整个教导的。[35]
[1]MEGA，I，3，第409-583页。
[2]特别见D.I.卢森堡的DieEntwicklung，第95页。
[3]亚当·斯密：《国富论》，第I本，第30-31页；马克思引用于MEGA，I，3，第460页。
[4]MEGA,，I，3，第458页。
[5]同上，第501页。
[6]同上，第493页。
[7]同上，第502页。
[8]也见卢森堡的DieEntwicklung，第92-93页。
[9]MEGA,=1\*ROMANI,3,第504页。JoachimBischoff在发表于1969年10月DasArgument的关于本书的一个评论中说，把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说成是对劳动价值论从拒绝到接受至少是“成问题的”。他仅仅通过对马克思两段话的分析来证实他的质疑，却没有把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而后者将证实我的结论。在我的书面世后，我收到了WalterTuchscheerer的一项有趣而全面的研究，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位英年早逝的年轻学者，他的分析从各个方面证实了我自己对于马克思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研究。（Bevor”DasKapital”entstand，第94-96，115页及以下。）在我的书出版以后面世的一位苏联作者的著作也同样如此，它是WitaliSolomonowitschWygodski的DieGeschichteeinergrossenEntdeckung:ÜberdieEntstehungdesWerkes“DasKapital”vonKarlMarx.
[10]MEGA，I，3，第514页。
[11]在发表于1844年8月7日、10日Vorwärts的一篇文章中，马克思也以这相同的表述提到“愤世嫉俗的李嘉图”。（”KritischeRandglossenzumArtikel:‘DerKönigvonPreussenunddieSozialreform,’”见于梅林编的AusdemliterarischenNachlass第II卷，第45页。）
[12]MEGA，I，3，第530-531页。
[13]同上，III，1，第10页。
[14]卢森堡：DieEntwicklung，第279-280页。
[15]《选集》，第I卷，第527页。
[16]AusdemliterarischenNachlass，第II卷，第332页。
[17]MEGA，I，6，第597-622页。
[18]罗纳德L.米克（RonaldL.Meek）：《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StudiesintheLaborTheoryofValue），第124页。
[19]MEGA，I，6，第601页。
[20]《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04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
[21]同上，第437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
[22]MEGA，II，3，第531页：“政治经济学的真正规律是偶然性，我们学者将偶然的经济运动中的某些时刻武断地置于规律的名义下。”
[23]《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II卷，第80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译者注〕
[24]PaulKaegi(Genesis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第311-327页)详尽地考察了经济决定论的理论起源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起源，在他看来它们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两种重要要素。
[25]《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2页。
[26]皮耶罗·斯拉法（PieroSraffa）：《商品方式的商品生产》（ProductionofCommoditiesbymeansofCommodities），第v-vi，34-40，93-95等页。
[27]《哲学的贫困》，第50页。
[28]《选集》，第I卷，第522页。
[29]EmileJames教授认为这对于经济科学是一种合理而持久的贡献。（见EmileJames，Histoiresommairedelapenséeéconomique，第168，177页。）
[30]“……有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相互独立地工作的私有者个人或群体的劳动产品。”（《资本论》，第I卷，第72-73页。）
[31]米伦蒂耶·波波维奇（MilentijePopovie）：“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和生产关系的教导的再评价”（”FortheRe-EvaluationofMarx’sTeachingonProductionandRelationsofProduction”），载《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SocialistThoughtandPractice”）（南斯拉夫），1965年7-9月。
[32]参阅马克思于1868年7月11日致库格曼的信：“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选集》，第II卷，第41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译者注〕也可参阅《资本论》第I卷，第79页（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篇章），在此处马克思明确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将是产品分配的准则，不同于私人劳动和私有财产基础上通过交换来进行的分配。〔“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1972年版，第95-96页。——译者注〕
[33]“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哥达纲领批判》，见《选集》，第III卷，第1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译者注〕
[34]米伦蒂耶·波波维奇（“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和生产关系的教导的再评价”第79页）：“人类通过劳动和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生产他们的生活’。在生产中，人类使他们的劳动体现在商品中，成为商品的组成部分；具体劳动生产——创造——的是一种确定的有用物品（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的是价值。”在此处以及波波维奇文章的其余部分所暗示的是，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关系”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总是意味着交换价值的生产，而不管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社会中〔原文如此〕人类‘生产他们的生活’不仅因为他们生产有用物品，而且因为他们同时生产价值”（第83页）。“此外，生产中的关系是独立于人们的意志的，因为它们是‘背着生产者，’在生产者或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有意识的行为之外确立起来的……”（第93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然而，由于此，抽象劳动的性质——价值的创造者——被改变了，从而活劳动的性质也被改变了。作为价值创造者的劳动，不再是生产者体力的一种纯粹〔！〕耗费。……通过这种方式，作为价值创造者的劳动本身，对人类来说呈现出一种更全面的人性意义，简言之，它变得人性化了”（第104页）。我对这些观点是非常怀疑的，这里不是分析这些观点的地方。但把它们归因于马克思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生产价格的关系〔？〕在我们的自我管理的条件下是客观给定的，由此事实前进就可以得出结论，市场价格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也是客观〔原文如此〕给定的”（第110页）。
[35]此处是马克思特别明确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关于蒲鲁东的，但也适用于波波维奇：“因此，劳动时间决定价值——M.蒲鲁东作为将在未来复兴的公式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公式——仅仅是现今这个社会中经济关系的科学表达……”（《哲学的贫困》，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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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谴责资本主义到为共产主义提供社会经济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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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谴责资本主义到为共产主义提供社会经济的论证
正是在流亡巴黎的过程中，马克思热切地投身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在他流亡布鲁塞尔期间得以继续，在他回到德国期间有所中断，在他流亡英国期间于大英博物馆得以完成。“对恩格斯《大纲》的阅读使马克思意识到以对国家的单纯否定为出发点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对于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理论是不够的——这种理论将‘掌握’广大工人阶级，使他们明白一场社会革命对于结束他们的异化的必要性。……因此，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马克思毅然着手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学’的研究，而这些在大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能够找到。……”[1]通过马克思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其中有些已经出版了，[2]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丰富性。（不知道马克思的所有读书笔记是否都找到了。）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从1844年九月起与恩格斯日益密切的合作，促使他澄清对于他哲学上的导师和一些旧友——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从这一论战中产生出了三部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自我清算，同时也是刚成为朋友的这两人试图理解他们思想发展轨迹的一种努力。这三部作品中的第一部标志着马克思经济思想中的一个转折点。[3]
这三篇经济学哲学手稿构成了这位未来《资本论》作者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它们是在阅读了大量一流经济学家后写成的，甚至包含着对亚当·斯密、贝魁尔、劳顿、毕莱、西斯蒙第、詹姆斯·穆勒、米歇尔·舍伐利埃的大量引述。[4]（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构成了第四部分。）它们相继论述工资、利润、地租、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与劳动、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需求、生产、劳动分工和货币。
异化这一从黑格尔、谢林和费尔巴哈[5]那里继承过来的哲学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被完全赋予了一种社会经济学的内涵。即使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这一概念也并非是在一种纯粹的哲学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人的非人化，或人的异化、人的被摧残这一观点。……但马克思是在一种新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表述的。在与政治的关联中，他把非人化的人等同于被蔑视的人或被视为可鄙之人，并且他把这与法国革命的荣誉联系起来，因为法国革命把人还原为人，即把人提升到自由公民的水平。
“然而，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正进入一个全新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问题成了政治性的，或至少是社会性的。异化的人突然不再是指从属于宗教世界或幻想的梦境世界的个人，而是指一个有缺陷的社会中失去了所有的人的尊严的个人。非人化的世界中的人此时成了非人化的社会中的人……”[6]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个非人化的社会的秘密被揭示出来了。社会是非人化的，因为这个社会中的劳动是异化的。因为黑格尔已经指出劳动是人类实践的基本内核，所以马克思把社会和社会中的人归结为劳动更无困难。然后马克思在研究经典的经济学家时，发现他们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最终来源。融合立即发生了，这两个观点被联系起来，并且当我们审视马克思的读书笔记，特别是对詹姆斯·穆勒[7]所作的著名评论时，我们似乎感到真的就在这一发现的现场。这部分内容从货币的性质始——交换的方式和促成异化的手段——最后得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一种异化的关系。
与此同时，哲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转变成社会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这种共产主义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和它的逻辑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确，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篇手稿中，马克思仍然声称自己支持费尔巴哈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8]但是，此处的自然主义也已被赋予了一种确定的社会经济学的内涵：它等同于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劳动分工和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9]
恩格斯在为《新道德世界》所写的文章中比较过“劳苦大众的共产主义”和“哲学上的共产主义”，而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则区分了“粗陋的共产主义”和“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10]前者产生于粗陋的忌妒，只会导致异化劳动的扩大，它是一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而后者意味着“对所有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1]并且马克思已指出，这一方面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私有财产的废除为前提，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这一观点比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就共产主义所写的论述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论述来，标志着一种进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一观点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2]
遵循着对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逻辑，而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进行总的阐述的逻辑，《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对私有财产所造成的贫困的分析开始，而非以对商品生产所创造的财富的分析开始（这曾是所有经典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自己将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由私有财产所造成的贫困完全体现在工资和工资的变化规律上。对工资的分析建立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典理论的基础之上，也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工资倾向于下降至仅够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然而，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不同，马克思指出这不是某种“人口增长规律”的必然结果，而是由工人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所产生的。[13]
与此同时，马克思通过区分经济周期的三个相继的阶段中工资的三种不同运动改变了这一工资“规律”。经济周期中的这三个阶段是：萧条阶段、繁荣阶段和资本积累扩大至其最高规模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失业的压力下工资下降，一部分工人阶级陷于潦倒和最悲惨的境地。第三阶段，工资仍停滞在一个相对的低水平上（此处马克思逐字地引用了李嘉图的理论）。因此第二阶段对工人是最有利的，因为劳动力供不应求，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工资便能上涨。
现在，在“繁荣”阶段会发生什么呢？资本扩张加剧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资本家的数量下降了，而工人的人数迅速增加。机器的使用增加了，使工人也降为“活的机器”，因此机器直接构成了对工人的竞争。此外，“繁荣”不断产生着生产过剩，这转而导致失业增加和工资下降。[14]从对资本主义运转方式的这种初步描述中可见，工资的上涨只能是暂时的，这一体系的机理注定要无情地使它下降。马克思要直到十年以后才对这一论述作出进一步的修正。
不过，马克思提示了“相对贫困”的理论，因为他表明即使在经济高涨的顶峰时期，“工资的提高对资本家说来，可以由劳动时间总量的减少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15]这里的用词仍是笨拙的和晦涩的，但马克思凭直觉所要表达的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用工资所买的那些商品的价值会迅速下降；或者换言之也一样，工资的“相对价值”能以工作日的一个越来越小的部分生产出来。马克思从一个现已被忘记的瑞士经济学家WilhelmSchulz的书中（DieBewegungderProduktion）引了一段话，这段话中对“相对贫困”的规律给出了值得注意的表述。[16]
同样，马克思尚未精确地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如他在其经典的经济学著作中将做的那样，而是像亚当·斯密那样局限于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17]在地租部分他采纳李嘉图的理论，强调资本通过把地主转变为资本家最终将地产包括在内。
在一段行进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卓著文字中，马克思声称地产必将被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在农业中地主和农业工人的关系也必将沦为纯粹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如果真正的反对私有财产的斗争有效展开的话，地主与其地产之间所有人格上的联系必将停止存在。[18]就此处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也标志着一个重要进步，完全抛弃了以前哲学的和道德化的语境。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是对异化的社会经济学根源的分析。受恩格斯和莫泽斯·赫斯的影响，马克思找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与人被宗教异化之间的相似点。工人干得越多，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就越是与他为敌和压迫他。[19]不同于马克思在之前的论述中确认了异化与私有财产的关联，现在，马克思力求进一步深入挖掘，在异化劳动即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中发现了人类异化的最终根源。商品生产、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不断地相互作用而产生出异化，但劳动分工是其历史出发点。[20]
马克思表明异化绝不仅限于劳动产品的异化和生产方式的异化——它们成了与生产者为敌、压迫生产者的外部力量。马克思特别清晰地分析了这些结果在一种竞争的机制下导致了商品生产中的需求异化。这是一个光辉的预见，因为马克思在120年以前所觉察出的这些趋势中的大部分在十九世纪还处于萌芽状态，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大规模地实现了。以下这段话看起来像是对万斯·帕卡德（VancePackard）的直接评论：“……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他为了占有敌对的本质越来越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的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权力的增加而日益增长。……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一点部分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21]的范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22]
对劳动分工的非人道方面的简短讨论[23]，是对那个初始观点——即异化劳动的真正根源在于劳动分工中——的再次接着讲，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著名段落中产生了回响（“……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4]）。
诚然，《经济学哲学手稿》不是一部成熟的经济学著作。对于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一种总的批判的问题，马克思还只有一种不完整的理解。此时的批判仍然在一块根本性的绊脚石上绊倒了：马克思尚未解决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问题。他尚未理解在经典的理论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理论中什么是合理的，这必然影响到他的经济学分析。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的自信而严谨的批判精神、他的思考方式中富于魄力的历史感和他的一以贯之的寻根究底的逻辑仍然令读者为之着迷；我们很快就能确信，从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候起就已然为他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奠立了一块基石。
《神圣家族》严格地说不是关于经济学思考的，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思想发展的意义是相当次要的。这两位作者对于价值仍然持着恩格斯在其《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阐明的一种兼收并蓄的理解。[25]正如在《大纲》中，恩格斯继续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设法实现其工作日的缩短是一种空想。[26]
另一方面，鉴于两年后接着发生的论战使马克思得以首次阐明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的分析，《神圣家族》中关于蒲鲁东的那些篇章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诚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声称蒲鲁东“拘泥于”他所反对的“政治经济学的种种前提”。[27]但他赞扬蒲鲁东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是“对于政治经济学基础的首次坚决的、无情的，同时也是科学的发现……这是他所作出的伟大科学进步，这一进步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革命，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专著《什么是所有权？》（Qu’est-cequelapropriété？）对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就相当于西耶斯的《什么是第三等级？》（Qu’est-cequeletiersétat？）对于现代政治学的重要性。”[28]其实《神圣家族》中的一个很大部分是在批判那些“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而为蒲鲁东辩解，这些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只是草率地读了蒲鲁东，而且甚至表现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把蒲鲁东的话正确地翻译出来。
（顺便说一下，在工资与利润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已经超越了恩格斯在其《大纲》中所持的错误观点，他正确地注意到收入的这两种不同形式之间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在工资决定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协议”掩盖了这一事实，即在这种关系下工人不得不接受他被给予的工资。）
如果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对政治经济学经典观点进行批判的首次努力，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在布鲁塞尔完成的一部主要的哲学著作——在系统地超越了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第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历史—社会发展从一种可以被称为‘现象学’的分析进而至于一种‘基因型’（‘genetic’）分析。”[29]
本书中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主题的篇章并不多：这些篇章总的说来是对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形成的思想的重复，尽管在有些地方作出了极其宝贵的提炼和澄清。因此，比如，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这两位作者提到了共产主义的普遍的性质，提到共产主义需要建立在生产力和需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因为否则“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30]也因此，劳动分工是人类异化的根源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关于此的一段话已经被引用过了。也包括一个关键的宣告，即“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也包括对生产力的引人瞩目的定义——在资本主义矛盾的压力下，它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以及首次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这一解释比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阐述来在某些方面要更为简明，同时也更为丰富。[31]
不过，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到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思想的发展真正相关的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于资本主义和世界贸易的一种更为辩证的观点；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可见出这一观点的初步迹象，尽管未作详尽阐述。商业关系的扩大不仅意味着对个人的普遍戕害，使生活的内容堕落成买和卖；[32]它也意味着人类生活的潜在丰富，因为它打破了人们的地域性生活的狭隘框架——在这种地域性生活中，由于看不到世界其它地方人们的可能性，人们的愿望、欲望和可能性就被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个人的真正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中的财富。”而且，只有通过世界市场，人们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的能力……”[3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将回到这个观点上来，他讲到了“资本在历史上的伟大方面。”[34]
第二个方面关于人类需求的普遍发展——现代大工业已为此作了准备，共产主义将完成这一点。[35]这与世界贸易的问题紧密相关。此处马克思深化了他们对于人类与事物之间关系的批判，更为巧妙地体现出它们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事物的增殖仍被视为一种根本上负面的现象，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强调人类潜能的全面发展包含着人类享受的普遍发展。
第三个方面关于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建立在现存环境基础上的错误原则，‘按劳分配’，就它在其较窄的意义上与享受相关而言，必须被改变，变成‘按需分配’；换言之，在这种不同的活动形式、劳动形式中，就拥有和享受而言不存在特权。”[36]这一警告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再次出现：如今在据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它很少被引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思想中的这三个新的方面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联系。需求的普遍性被视为人类发展的普遍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由世界贸易和大工业所创造的。而共产主义社会对任何“按劳分配”或“按能力”分配的拒斥，恰就建立在确保所有人普遍发展的需求的基础上。
由《德意志意识形态》继续往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晰地确立起了联结废除商品生产和迎接共产主义社会这二者的纽带。[37]此后他们再也没有改变这一观点。关于商品生产直至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残存的构想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格格不入的。[38]
*马克思：“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译者注
[1]MaximilienRubel，KarlMarx:Essaidebiographieintellectuelle，第117-118页。
[2]见马克思的巴黎笔记，大部分发表于MEGA，I，3，第411-583页。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时和1845年夏到英国旅行的六周期间所作的读书笔记尚未全文发表，但其概要见于MEGA，I，6，第597-618页。1850-1851年间在伦敦所作的读书笔记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附录中。
[3]在第十章中我将来考察这部《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带来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异化劳动”的问题——以及青年马克思的作品与他的所谓“成熟”作品之间的关系。
[4]为此，D.I.卢森堡强调这些笔记中所有批判性评论的一个主导观点来自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即断言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卢森堡：DieEntwicklung,，第87页。）
[5]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指出谢林已提及“劳动和劳动产品从属于劳动以外的人”，并且谢林预示了唯物主义者对这种劳动的对立的超越。（TheorieundPraxis，第154-156页。）
[6]PaulKaegi，Genesis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第194-195页。
[7]MEGA，I，3，第531页。此处是对约翰·穆勒所作的笔记中的另外一段：“交换关系的存在一旦确立下来，劳动就成了直接致力于谋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unmittelbareErwerbsarbeit〕的劳动……生产越变得多样化，一方面，需求就越变得多样化，另一方面，生产者的行为则越加变得一律，劳动越加降格成为了糊口的劳动，直至只有这一种意义，从而，生产者与他的产品的关系是不是一种直接的享受和个人的需求，劳动行为本身对劳动者而言是不是他人格上的一种享受和他的天赋和目的的实现，就都是非常偶然的和不重要的了。”（同上，第539页。）
[8]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4页。
[9]同上，第135页。马克思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期间发生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对马克思这一认识的形成肯定产生了某种影响。
[10]同上，第134-135页。
[11]同上，第136页。（本版译者认为“estrangement”一词比使用得更普遍的“alienation”一词较好。——英译者）
[12]我们应记住瑞士经济学家WilhelmSchulz已经得出了类似的观点，马克思是以WilhelmSchulz的著作为基础的。（见AugusteCornu，KarlMarxundFriedrichEngels，第II卷，第123页。）
[13]《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8页。
[14]同上，第69页。
[15]同上，第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译者注〕
[16]同上，第72-73页。
[17]同上，第85页。
[18]同上，第101-102页。
[19]AugusteCornu，KarlMarx,l’hommeetl’oeuvre,，第332-334页。
[20]《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6-117，135页。
[21]在一篇恰当地起名为《事物》的短篇小说（纽约：格罗夫出版社（GrovePress），1968）中，GeorgesPerec精湛地描述了时下的人们成为大量越来越不可控的消费品的奴隶。
[22]《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译者注〕资本主义生产所引起的“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欲望的一个极端例子表现在美国的葬礼和殡仪业中，其中包括一种安置在棺材里的名曰“Beautyramabeds”的床和床垫，据说可以使尸体躺得更加舒服。（见JessicaMitford的《死亡的美国方式》）
[23]《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63-164页。安东尼奥的电影《放大》（BlowUp）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现了极端专业化的劳动分工是如何使人仅仅成了某种对象的——在这个例子中是成了一个出色的摄影师的镜片的对象。这一使人物化的过程也使摄影师本人不能与其他人确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凶手除了作为照片形式中的一种复制品之外不具有重要性，被杀害者的人格是如此之不明显，电影故意要使观众对受害人的身份陷于疑惑中直至结尾。即便一场游戏也最终蜕化成一种纯粹的表演和表现，在一场没有球的网球游戏中，所有的动作都是由一群无声的人们模拟出来的，他们相互之间没有交流。这种交流能力的缺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一个可悲表现。将街头、商店的家庭主妇们的“对话”录成磁带来听一听，就能发现这一点，这种对话不过是一些毫无交集的独白而已。
[24]《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4-45页。也见第466-46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译者注〕
[25]此处有两个例子。在一页上马克思写道：“价值最初是由物体的生产成本及其社会有用性以一种显然是合理的方式决定的。后来表明价值是非常偶然地决定的，而不必与生产成本或社会有用性有什么联系。”在同一著作的稍后一页他又写道：“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原文如此〕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这一点甚至连批判的批判也不会不了解。”（《神圣家族》，第47和68页。）
[26]参阅弗兰兹·梅林为AusdemliterarischenNachlass所写的导言，第II卷，第76-77页。恩格斯那段被批判的话在第109页。
[27]《神圣家族》，第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译者注〕
[28]同上，第46页。把这个观点与二十年后马克思就这同一部著作所阐述的观点相比较是有意思的：“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propiété》〔‘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空想地被‘废除’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卡尔·马克思，1865年1月24日致施韦泽的信，见于《哲学的贫困》，第194-19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29页。——译者注〕
[29]EmilioAgazzi，“LaformazionedellametodologiadiMarx,”inRivistastoricadelsocialismo,1964年9—12月，第461页。
[30]《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6页。
[31]同上，第43-47、85、60页。
[32]参阅《哲学的贫困》，第34页。
[33]《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9页；也见第75-76页。
[3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231页。
[35]《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9-50页。
[36]同上，第49-50、84、593等页。
[37]同上，第47页。
[38]BrankoHorvat：《朝向一种计划经济的理论》（TowardaTheoryofPlannedEconomy），第131-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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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老年的心理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论不服从（1981）
第九章老年的心理问题
关于老年的心理问题，我们首先要设法回答以下一些疑惑：老年是不是一件令人觉得窘迫的事？老年是不是人生一个痛苦的阶段，要用各种各样的词语来粉饰？或它其实是人生的一个必然阶段，一如人的青少年、婴幼年、中年？老年问题和人生其他阶段出现的问题是不是两样？换句话说，在这个特殊阶段，我们如何生活得好，如何保持最活跃的状态？
人们或能意味深长地谈及“生活的艺术”，或能说明衰老的艺术在整个生活艺术中亦是重要的章节，不比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逊色。
显然所有的老年问题都是在现代工业社会才出现的。一个世纪前，甚至半个世纪前，人能活到老年的几率不大。当时能活着见到自己的孙辈或重孙辈实乃一件额手称庆的事，而今则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很明显老年问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这首先是拜医学进步之赐——医学进步只是整个科学技术进步的一部分。
此外，我们认为老年不仅可以用生物学或生理学的术语去定义，而且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去定义：老年是一段毋须再外出工作的时光。这个“毋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亦是拜工业化组织之赐。我们亲见日益加速的自动化进程不但缩短了人们的工作时长，而且缩短了总的工作年限。也许半个世纪后，四十岁以上就可以划归“老年”行列，因为人们年过四十——除了少数人——就不需工作或者根本没有了工作的机会。
于是我们生活在西方社会中不但寿命延长，还极为幸运地拥有一定物质条件赋予这段延长了的寿命以尊严、舒适和快乐。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人口过多的问题，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医药延长了人的生命，但工业尚未或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生活资料来与医药惠及民众的部分相匹配。此时人口在增长，但长寿群体相应的物质需求却难以满足。我们生活在美国及所有工业化社会的人，总体而言，是有生活资料保障的，而且这些生活资料也在同步增加，从而可以避免上述困境。
现代工业社会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年龄段：老年。话说老年本该是一段有保障且能够安享幸福的时光，但现代社会同时产生的其他种种现象却不遂人意，对人的衰老问题产生了某些特殊的影响。我将提及其中一些社会问题，并设法将它们与老年问题联系起来讨论。
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我之前称为“消费人”的人种，它指的是人除了朝九晚五地工作，其他兴趣主要集中在消费上。
这就像永远在吃奶的生活状态。男男女女都张开嗷嗷待哺的嘴，一味地吮吸——只要能消费的，什么都不放过，从烟酒到影视，乃至讲座、书籍、艺术展览、性；只要能纳入消费品范畴的，但用无妨。
对于出售这些消费品的人而言，他们固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只是尽量提升消费者的热情而已。但如果允许我应用本研究领域中的一些认知的话，这种做法蕴含着极大的问题，因为在消费冲动背后，折射的是内心的空虚、一种生活的无聊感。其实这更是一种压抑感、一种孤独感。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了这种关联的证据，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往往只是表象，深层的原因是精神的压抑或极度焦虑的状态。患者觉得内心空虚或无助，只有通过攫取有形之物才觉得一丝心安，仿佛自己依附这些东西后变强了。
当然这不能称为有意识的思考过程；对意识来说，它们过于肤浅轻率，它们只能是无意识体验的一种：用消费来补偿内心空虚，而且是挥霍无度的消费。
事实上，如果不是讨论政治概念上的自由的话，我们现在体验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购买的选择自由和消费自由了。在十九世纪，自由更多意味着自由地拥有私产，自由地将我的私产投资到我认为合适的行业。但在如今的社会中，私产概念相对于工资收入而言已大大淡化。我们感到自由的事情更体现在自由地购买和消费上。也就是说，在面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商品时，我们能宣称：“我要这种牌子的烟。我要那种型号的车。我要这个，不要那个。”正是因为参与竞争的各种品牌实际上并无本质不同，消费者感到他们自由选择的余地非常大。我想如果问人们什么是理想的天堂，要是他们足够诚实，很多人会想象天堂是一个巨型的百货店，在那里每天都能买到不同的新商品，或许还总能比邻居买到的多一点。
永无休止的消费驱力含有某种病态成分，其危险在于即使消费的欲壑得以填满，内心消极、空虚、焦虑、压抑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从某种角度看生命仍然是没有意义的。
《旧约全书》告诫说，希伯来人最大的罪恶是他们生活在富足之中却没有愉悦。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批评家亦可以这么说，我们生活在富足之中，而且玩乐和兴奋触手可及，但我们的愉悦依然少得可怜。
我在讨论这种现象时与老年问题联系起来只有一个原因，我担心人在年老色衰之后很可能变成一个“超级消费人”。这些人有的是时间，不但可以朝九晚五地消费，甚至可以朝九晚十二地消费，他们一天的主要活动就是消费。他们也许是年轻人眼中变得有些不堪的一群人；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惰怠了，只能去消磨时间。
我们似乎有着一种特别的天性，愿意下很大力气来节省每一点时间，但当我们将时间节省下来后，又尴尬地发现不知拿这些时间干什么才好。于是我们开始打发时间。我们的娱乐业教会我们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打发时间，其实是教会我们在消费娱乐项目的同时，有意识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如我前述，我们面临着一种在衰老嬗变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即所有这些多余的时间极有可能将老年人转化成完全被动的、只会消磨时间的超级消费人，而他们消磨时间的方式在专家们的眼中还很体面。果真如此，我认为这是令人极为痛惜的。
事实上老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极好的机会。老年阶段可以成为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老年人卸下了谋生的重担，不必担心丢掉饭碗，更不用心事重重地想着如何讨好上司以获得升迁；他们现在是真正自由的人——想象我们睡梦中的时光，我们的梦境是多么创意无穷、多么远离拘束，这几乎就是老年的生活。
年老者，姑且定义为六十五岁年纪以上，的确还有机会好好生活，他们可以焕发活力，将过日子本身当作一门职业。他们还能够真诚地审视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精神和宗教的问题。我觉得在过去的人文历史上，人们多半无法活到这把年纪而仍有精力和时间来严肃认真地细细琢磨这些问题。
如果你是一位体力工作者，你会感到过于疲惫；如果你不从事体力劳动，则对成功的渴慕和对成功的怀疑都可以使你同样心力交瘁，无法真正思考生活本身的各类问题。我们偶尔也会谈论这些话题，通常在星期日：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我是谁？我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这一生一世的所有活动究竟有何原因或目的？这些也许是你从星期日牧师的布道中能够听到的设问，但一到忙碌的工作日，我们既没时间又没精力去关心这些问题了。
未来的自动化时代，当人们最终也许每周只须工作十几二十小时，那时的人将第一次迫使自己面对这些关乎生存中真正精神层面的问题。
而步入老年的人们现在就有机会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作为理论提出，而是他们确想一探究竟。我是谁？我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我的生活在本质上与什么有关？他们更有机会面对死亡问题，这历来都是生命哲学的一部分，是任谁也无从逃避的终极现实；他们能够在生命终结于死亡这样一个角度来审视生命。
如果我说生命终结于死亡，寄希望于来世的基督教或犹太教人士恐怕不能接受。但我认为他们会同意我的这个观点：即便一个人相信来世，在来世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享受的也不是一趟预付了导游费的旅行。这不是一条愉快的旅途。我们若想通过这条旅途参与那些不同宗教体系有着不同描述的来世生活，则我们的现世生活必须要留下一些痕迹。我们信或不信一种宗教对来世的特定表述或教义其实倒不是至关紧要的，因为这始终意味着我们必须先在现世严肃地面对死亡，在这个问题上不应伪装或逃避。
我仔细观察了严肃对待生命的基本问题这件事，并考虑这些问题应该如何作答。消费人的对立面是什么？一个人若生活空虚、消极，将时间用于——或毋宁说浪费在——无谓的消磨上，他的对立面是什么？
这亦非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的问题，但我可以从一个广义的概念上说，与之对立的主要是产生兴趣。不幸的是我们将兴趣这个词用滥了，它的本意已几近丧失：“兴趣”这个词从拉丁文inter-esse而来，意思是“进入”某事里面的状态，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能够超越自我，离开我的“自我”那个狭隘的包围圈——那里圈着我的抱负、我引以为荣的财产、我引以为荣的知识、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所有、我的一切。它要求人们忘掉所有这些与我有关的概念，伸出双手，拥抱一个与我相对的、在我面前的世界，无论这个世界是一个孩子，或是一朵花、一本书、一个想法、一个人，或任何东西。
兴趣意味着积极主动，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积极主动，或者斯宾诺莎意义上的积极主动，而不是现代社会的忙忙碌碌，似乎每人每时每刻都有做不完的事。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若能不做事情安安静静地坐上一两个小时，说不定比我们大部分忙得团团转的人都更积极主动，这显然是更难做到的事。所以对老年人来说，真正面对的问题就是要有能力分清什么是外在意义的忙忙碌碌，什么是内在意义的积极主动。
虚假活动这样的现象不应被忽视。它不仅在一个忙碌的层面存在问题，更是人们对感情活动的自我欺骗。我举个听起来有点牵强的例子——尽管牵强，但它强调的部分与上述论点是有关的：A先生正在接受催眠术，我们假设现在是上午九点。他的催眠师对他说，下午三点他要脱去外衣，而且他要忘记受过暗示这件事，除非接到其他暗示。现在我们再假设你在下午两点半见到A先生。你和他谈论天气、谈论政治、谈论你那时碰巧感兴趣的话题。到了三点前一分钟，A先生说，“今天怎么这么热，真是的，我得将外衣脱了。”
要是那天恰是天热，你不会起任何疑心，或就算天冷，但室内暖气烧得很热，你也觉得他的反应很正常。但如果那天天既不热，室内温度也不高，你对A先生感到热的行为会大惑不解。你会想到他可能发烧了，会建议他去看医生。但不管怎么说，你相信A先生的确感到热，他有脱去外衣的需求。但是如果上午A先生接受催眠术时你在场，你就会清楚A先生感到热的这整件事只是催眠师的暗示所诱发的结果。但这个现象仍很有意思，因为A先生需要让他的行为看起来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解释。他不能在三点钟直截了当就把外衣脱了。他得找个理由。你如果不在上午的催眠现场，你一定会相信他真的感到热。
这只是一个特别的例子，此类现象多有发生，甚至不必动用催眠术。只因我们跟着公众舆论，或诸如此类的暗示，我们就会生出一些不真实的感觉。而后我们就得找到某个理由来为似乎是由这种感觉触发的行动正名——我们得使行动合理化。比如说，如果你属于文化精英，你或许会感到毕加索的画很出色，当得起伟大艺术作品之名。但是如果你不断被灌输毕加索创作了极为出色的绘画，你去观看毕加索的作品，也会感到这些画很伟大，虽然实际上你什么也感受不到。所发生的无非是你认为感受到了什么。很多人不能全然区别这两者的差异：一种是真正的感觉，是基于实际的，是一个人的整个心理系统对正在发生的事物的真实反映；另一种只是关于感觉的想法，它看上去和真实的感觉很相似，但它不是真实的感觉。
假设一个人内心只有一个实验室，他试图在里面观察，也就是说，观察自己的生活，他会发现他常常坚信自己感觉了一些东西——兴趣、爱、快乐，或其他情绪——这时他拥有的其实是一些关于感觉的念想。
而在很多场合，他的感觉是一种虚假的感觉；他受到的文化灌输暗示他应该这么去感觉；不少情况下他感觉到了“应该感觉”的东西，却不知真正的感觉和虚假的感觉之间是有差别的，虚假的感觉不过是一个念想。
我们说这些虚假的感觉与真正的感觉——真实兴趣、积极参与、热切寻求——相去甚远。如果生活有趣，人就会饶有兴味；否则生活无聊，人就会不遗余力寻求驱逐这种无聊的计策。通常人们在提到令人压抑的无意识说辞时会想到诸如恋母情结或乱伦欲念等等，但我认为也许没有什么比无聊的情绪更令人压抑的了。
现代文化中，无意识的无聊状态占了很大比重，因为人们极为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广播电视节目和类似消费项目便大行其道。我们的社会对人们灌输一种观念，即索然无趣是很不体面的，至少是失败的象征，而“成功人士”总有其热衷的某些事物。正因如此，当我们感到无聊时，就必须找兴奋点去替代这种情绪；但在实际中我们所找的兴奋点往往只是受到教义灌输而形成的念想，即某些场合或某些人应该是令人兴奋的。
不难看出上述的兴趣之于无聊问题与老年问题是有关系的，老年人正面临兴趣缺乏但又时间过多的状况。
老年的另一个心理特点是，一个人在暮年的性格常常比在年轻时更接近本真、更率性——年轻时有职业在身，必须笑脸逢迎；丢了工作得去找，找到了又不能再丢。有时人们觉得一个人步入老年，在各方面会自动退化。但这不见得必然是退化的因素。尚未步入老年时，他们有必要在世人面前展现自己活力四射的英姿；到了没有必要故作姿态时，他们流露的退化也许正是长期隐藏之物。
我们都知道在人生的工作阶段，我们中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是相当部分的人，会投射一种心理学家有时称为面具性格的东西：我们意欲凸显自己个性中与某个正在从事的具体工作最相适宜的一幅画面。但如果他是一位外科医生，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他毋须刻意表现这种外在的东西，因为首先病人几乎很少接触外科医生，其次病人只关心医生的手术水平是否高，他们不关心医生是否笑容可掬。如果你是钢铁厂里一位熟练技工，你亦同样毋须满脸堆笑，因为你的技术过硬，工友能对你信赖，这才是最关键的。可是在当今大部分职场和专业中，在我们官僚主义盛行的社会里，一个人能不能讨别人喜欢变得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比其技术水平更重要。当然如果你既有才华又讨人喜欢，那简直是个宝；无论如何，言行举止令人产生好感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当你不再需要强颜取悦时，为什么不将不豫之色表露出来呢？为什么不最终松口气：这下可以展示出真正的自我了！这样说并不意味世间竟有众多不快之人，只是说有一部分人因年老而卸下面具，因此不能将老年的不甚令人愉快的性格归咎于因衰老而退化。事实上很多老年人第一次感到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做回真正的自己。
这种解释不仅适用于那些脾性乖戾者，也适用于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如果你在做生意时尽想着给人好处，别人会觉得你脑子有问题；你一定会对此有所觉察，因为别人和你打交道时目光有点异样。结果你开始对内心的善意感到害羞，即使你想将一些商品白送给那些买不起的人，也得压制这种冲动——这种压制也许你自己都不觉得——因为如果你白送东西给人，就算经济宽裕可以这么做，但长期受到社会驯化的结果是你这样做很傻。
而到了老年，你可以回归本真随心所欲地行善，你会摆脱在过去受到的某种社会常态的限制，变成一个更为热心肠的人。
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体现你好的一面还是差的一面，老年人都被赋予机会——而且他们的确也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允许自己按照本来的性格生活，而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展现出某种引人注目的性格。
因此为了真正理解老年人，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了解他们性格结构的不同形式——和了解年轻人的性格结构同等重要。我建议对老年人的研究应涉及性格结构以及性格差异层面。有研究发现人群中一个显著的性格差异，是一部分人倾向于热爱生命，热爱一切生机勃勃的东西；另一部分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倾向于热衷死亡，吸引他们的是衰败、无活力的事物。
我在《人心》（TheHeartofMan）一书中关于这些研究有详细评述，在此仅就上述观点作扼要说明。大部分人相信所有人都是热爱生命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有一小部分人的确更被衰退颓败的东西吸引，而不喜欢鲜活的事物。他们更喜欢所有机械的、无生命的东西。我用了两个词“恋死型”（necrophilia）和“恋生型”（biophilia）来区别这两组不同类型的人。
你有时可以从一位母亲身上观察到前一类人的影子，她喜欢谈论孩子的疾病。如果她的孩子活蹦乱跳地回家，这位母亲是注意不到的，但孩子略有恹恹的神色，她马上就注意到了。当然你会说作为一位母亲注意到孩子身体不适这很正常。但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人眉飞色舞地谈论丧葬、死亡、疾病，他们最热衷的话题莫过于他们的病史；而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有这类倾向的人数又因披上合理外衣而极大地增加了。
当我们日渐衰老，都会关注医药；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患上一种或几种疾病，很快我们在某几个专科就成了大半个医生——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专科越少越好。现在如果我们周围有一个“恋死型”的人，他看到自己患病在身，也许最多只能活十年、十五年，死亡就会日夜萦绕在他心头。他发现他不再需要压制自己的恋死倾向，他现在可以公开地大肆谈论疾病和死亡。他对周围和他一起生活的人不但造成一种烦扰，更造成危险，因为他在以一种具有快意的感觉来散发阴森沉郁的气氛。对他而言，当然不会感到阴森沉郁，这本来就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疾病和死亡——但是对那些热爱生命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极其可怕的。
倘若你无从得知面对的这种人广义而言是一种病态，你就很容易和他一起陷入阴郁消沉的氛围无法自拔——尤其是当你对这个言必称病痛者抱有同情心的话。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关爱老年人，就应该非常清楚这种热衷谈论疾病、死亡、丧葬等话题的现象完全不是老年过程必然出现的结果。大部分情况下，这只是某一类人一生都具有的某种倾向的更无遮拦的表露或显现，也即是说，他们感到兴奋的其实是一件不应该感到兴奋的事情——衰变。
另一个与老年过程有关的心理态度上的差异来自独立和依靠之间的差异。我们所有人都是独立的。我们有各自的工作，我们不再花父母的钱。但我们又有依靠的一面，比如我们会依靠雇主，会依靠公众舆论，如果你的职业是医生，你很可能有赖于你的病人的满意程度。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能靠本事挣钱养活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是独立的。
可惜，独立或自由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唾手可得。个人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人的个体化问题。一个个体怎样才能成功地从子宫中的胎儿成长为独立的人？
这无疑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显然一个人还在子宫里的时候，不是独立的，即便生理意义的独立也谈不上。当呱呱坠地，其在生理意义上取得了独立，而在心理意义上仍不是独立的。事实上新生儿最初的几周更接近胎儿的状态而非人的状态。一个新生儿必须完全依靠母亲。婴儿不会将母亲视作另一个“人”，彼时母婴以一种共生的形式存在。婴儿是不能区别“我”和“非我”这些意识的，婴儿的整个世界就是“我”。如果母亲期盼她刚满月的孩子对她表示爱意，那委实有点异想天开。事实上，母亲即使期盼周岁的幼儿对自己表示爱意，无疑也属奢望。
这个成为“我”的过程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单独的个人既学会与世界发生关系、对世界发生兴趣，又学会自我独立、对自我生存负责。
有些严重的患者一辈子都未能脱离那种母婴共生的状态。有一类精神病患者无论情感上和实际生活中都希望待在母亲的子宫里，希望与母亲保持这种共生的联系，或者找一个替代母亲角色的人与其保持这种关系。
这些病患达到的成长阶段不同：有的仍停留于吮吸母乳的状态；有的长大些，停留于坐在母亲膝头的状态；有的又长大些，只希望牵着父母的手。我们说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成熟才称得上独立，也即是说因为其实际上与世界相属，才能站稳脚跟；因为这时的人不隶属于某一个人，而是与世界关联，这种关联是基于其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爱。一个人只有在这种关联中才谈得上真正独立；但很多人都未能到达这一阶段。
有些人社交能力很强，经济能力也不差，但他们不见得就是独立的。这种缺乏独立性表面上难以看出，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掩盖了这一缺陷。有许多商人或专业人士都得依赖他们秘书的意见、妻子的意见或公众的意见，然而他们的意识中却认为自己是非常独立的。
我要着重说明老年与这种性格特征的关系，这和第一个提到的热衷活力还是热衷衰亡的老年问题是非常相似的：人们看到一个老年人显露许多依赖别人的迹象，往往就认定这是他的衰老使然。殊不知这并非衰老，而是这个人固有的依赖型性格使然，只是到了老年他可以更无忌惮地表示而已，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老人依赖他人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你可以观察到某种类型的老年人感到无能，感到需要别人来保护他们的全部心理层面的问题。我们的文化使他们在老年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将依赖他人变成了一件堂而皇之的合理事，而全然不觉这种依赖倾向其实在他们三四十岁时就存在，只是那时掩藏在意识深处隐蔽得比较好。
这再次说明我们不能屈从于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应该看看它的实质是什么。也即是说一个人的某种性格特征一直都存在，它应该得到矫正，甚至辅以治疗手段，而不是将它作为衰老迹象。
到了老年表露得愈发明显的性格特征差异远不止这两种。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可能表现的嫉妒。一个人在奋发有为的年轻岁月，嫉妒总是控制住或者压抑住的，因为显露嫉妒会使别人对自己印象不佳。假如一个人现在是个初级经理，他若想晋职就必须掩盖嫉妒这种性格，而且他还得拼命表现得不羡慕任何东西。
然而当这个人步入老年，嫉妒心就会不加掩饰地随处流露——他似乎有了更多令他嫉妒的事物。他可以嫉妒年轻人，甚至嫉妒没有疾病缠身的老年人。这个问题再次说明我们不应被一种假象蒙蔽，认为人到了老年都会加重嫉妒心；其实这种性格特征之所以现在显现，是因为老年给了这种性格特征有意识显现和发泄的机会。他还是过去的他，不曾改变什么。
你也许会问，倘若你的心理剖析有道理，人们对此能做什么？首先，我认为厘清行为表现的成因这一点，就有助于人们针对性格特征本身作出回应和改进——那些看似由于年老而产生的行为表现，它的成因不是年龄，而是出于其固有的、过去藏而未露的性格特征。其次，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即便年逾花甲，改变其性格特征仍然为时不晚。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性格或有多少改变性格的可能性，年龄本身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能否改变性格取决于其是否有生命力、下决心改变的愿望是否强烈、兴趣在什么地方，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
有人即便不是故意显得先知先觉，仍会认为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性格形成后是难以改变的，因为其性格中缺乏某些成分，所以不管二十岁还是三十岁，都是一样的——要是无能，就一辈子都无能。但我见到过七十岁的老人脱胎换骨地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性格，只因他们到了古稀之年生命力依然旺盛；而且他们觉得到了古稀之年，才第一次有机会真正作出改变，重新思考他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不相信年老本身必然成为妨碍性格改良的拦路虎。
所以我再次强调的是，一个人不应该被某些看似老年造成的表面现象所蒙蔽，将一些原本就属于此人性格的部分归罪于衰老的结果。而且，老年人不能改变性格的疑虑同样是没有根据的，不能改变性格不是因为年迈，而是因为缺乏意志、缺乏能量、缺乏活力、缺乏勇气。
而且我们还要避免一种情况，如我前述，将老年人转化成一个完全的消费人；我们不应该在老年人本身等待迫近的死神时，教他如何体面地打发剩余的时日。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嫌弃老年人，至少我们对待老年人的态度和对待青年人的态度应该一致。我认为对任何人的贬抑都是不合法理的。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遭遇挫败且到头来无法补救，你可能对其充满同情；但我们也可能对许多三四十岁的人就抱有同情，因为我们已经预知他们将来会遭遇挫败且同样无法补救。
这不是一个老年的问题，这是人类生存之道的问题，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多思考如何帮助老年人，让他们焕发更多生机，对外部事物产生更大兴趣；社会常常将老年人定位为被动的消费人，我们应该帮他们摆脱这一窠臼。
概括地说，这一领域尚有大量研究需要展开，如同在教育领域一样。其实老年领域和教育领域有很多共通之处。如果一个年轻的学生只将上课看作一件花钱购买的消费，你怎么样引导其转变这一思维，将学习变成一件主动感兴趣的事情？这种现象也存在于老年人。你怎么样帮助老年人变得比过去更具活力，而不是任由他感到活力衰退？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定是大有裨益的。怎样唤起一种积极参与的兴趣？是否可以通过座谈、阅读、开始新学一门艺术？或甚至唤起老年人对参与政治的新兴趣？我这里指的政治，不是那种让你读报听新闻，然后人云亦云地附和的政治；而是自我警醒、自我判断，对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评判，面对现实，充满责任感的政治；也即是说，对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回应，这种回应是人类成员的应尽之责。
总之，老年人和年轻人一样，都应该对周围的世界反应更加敏锐，反应敏锐意味着负责。“反应”和“负责”源自同一拉丁文respondere（回应）。老年人应该学会将消遣（recreation）变身为再创造（re-creation），这是一种使生活具有创意的新能力——他们并不需要成为画家或诗人，也不需要拥有任何职业，唯一需要的是使自己充盈着活力，对整个世界享有真实和普遍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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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单边裁军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论不服从（1981）
第八章单边裁军问题
毋庸置疑，单边裁军的建议——在广义上的无条件拆除一个国家的军事设施——无论对美国还是对苏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都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因此，就本文涉及若干军备控制可行的建议而言，它提出另一种有限度单边裁军的思路，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Osgood）称为“渐次实施的单边行动（或撤军）”的概念，另一种表述是“单边启动的朝着裁军方向努力的可行步骤”。这个概念的基本要义是根本改变我们现在多边裁军谈判中采用的方法。我们现在的裁军谈判基础，是每一分裁减都必须使作为对手的苏联也承诺相对等的裁减；所说的改变即意味着我们放弃目前这种方法，而采取一种渐次朝着裁军方向努力的单边步骤以期苏联也采取相应步骤，这样目前全体裁军面临的谈判僵局才可能打破。
我觉得没有其他人比奥斯古德的下列描述更清楚地阐明这一单边步骤政策的性质了；就我所知，奥斯古德是提出此见解的第一人，其观点发表在两篇意义深刻的文章里。[13]“为了最大效力地促使敌方作出同样的让步回应，一个单边的裁军行动应该具备下列性质：（1）就军事进攻而言，裁军行动方应明显处于不利态势，但不应处于不能应战之态势；（2）就达到的程度而言，要使敌方清楚看到，它的外在威胁因素降低了；（3）不能使敌方增加对我们的心脏地带的威胁[14]；（4）就效果而言，要使敌方的相应削减行动是明确可以做到且明确显示的；（5）关于此项行动的性质，其作为一项持续政策的目的，以及所期望对方的回应态度，都要事先一一公布，并在各同盟国、中立国、敌对国中广为宣传；（6）并不要求以敌方作出回应承诺为前提条件。”[15]
至于这一改革设计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则需要有见地的专业人士作进一步大量思考。为了对这一政策可能采取的具体步骤提供至少一种思路，我提几点建议（其中一些与奥斯古德的提议不谋而合）：分享科学信息、停止核试验、削减部队编制、撤离一个或多个军事基地、中止德国重整军备，等等。期望苏联人和我们一样有意避免战争，他们会有所回应；一旦相互戒备的进程开始逆转，就可以采取更大步骤以达到完全的双边裁军。再者，我认为裁军谈判必须与政治谈判平行展开，政治谈判主要针对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互不干涉。此外（仍主要与奥斯古德的立场一致）其他单边步骤，诸如承认“奥得—尼斯”线（Oder-Neisseline）、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都将有助于苏联的良性回应（亦即抑制中国，保持在中远东的不干涉态势）。
向裁军方面努力的单边步骤这个命题隐含的前提是什么？（在此我仅提出一些基本的前提，本文接着谈到单边完全裁军的问题时还会涉及其他前提。）它们包括：（1）如前所言，因为双方已经对对方产生了极深的怀疑和恐惧，目前的谈判已不足以导向实现双边裁军的目标；（2）若不能达到完全裁军，军备竞赛将继续，这终将导致我们的文明和苏联的文明受到重创；又或即便战争未爆发，军备竞赛将缓慢地折损并最终摧毁那些我们正冒着生存之险去捍卫的价值体系。（3）虽则单边步骤构成肯定的风险（承受风险是这个行动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每一步骤带来的风险并不是使我们作战无力的风险，它与我们不断持续的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危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就美国和苏联而言，虽然更广义的单边完全裁军概念——而非上述渐次裁军概念——在近期尚不具备实践的可能性，我仍认为这一立场是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我这么说首先不是因为本刊物的编辑要求我提出这一立场，甚至也不是因为我和其他一小部分少数派持有相同观点，认为军备竞赛升级带来的危险远比单边裁军带来的危险大。也许这两个理由都不足以说明我应该发表下列言论，但我的确认为有另外一个恰当而重要的理由：对支持一种激进立场引发思考，即使这一立场实际上不可能被接受，却可以冲破思想的藩篱，使我们走出靠威胁和反威胁手段谋求和平的危险循环。即便我们目前切实的目标是渐次的单边行动，或甚至仅是由谈判而来的双边裁军，但认真分析一下支持单边完全裁军这一不被看好的立场，对开拓新的思路和眼界，确实十分重要。我相信达成完全裁军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出于双方僵化的情感模式和思维习惯；在寻求出路打破目前危险僵局的努力中，任何化解这些固化模型、重新思考整个问题的尝试，都是值得的。
单边完全裁军的提议一直由一部分持宗教、道德、和平主义立场的人士在推动，如维克多·戈兰茨（VictorGollancz）、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以及一些教友会教徒（Quakers）。它也得到了另一部分人的支持，如伯特兰·罗素、史蒂芬·金—豪（StephenKing-Hall），和C.W.米尔斯（C.W.Mills），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反对使用武力，但他们坚持不懈地反对热核战争，反对任何核装备。本人的立场则介乎严格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和伯特兰·罗素、史蒂芬·金—豪这些人之间。[16]
这两部分人的区别，本质上远不如表象上的大。对国际政治中的不理性所持的批评态度，以及对生命怀有的深切敬畏，将这两部分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享有“人类一家”的共同理念，对人精神上和智性上的潜力坚信不疑。他们听从良心之律令，拒绝参与“将数百万妇女儿童和平民百姓作为人质的政府行为”[17]。无论他们以有神论的语境思考，还是以无神论的人道主义语境思考（这一脉的理义自斯多葛派至十八世纪启蒙主义哲学绵延不绝），全都扎根于同一方精神传统，不妥协地秉持着他们的原则。他们团结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盲目崇拜，包括对国家的盲目崇拜。他们正是因为这种反对盲目崇拜的精神与苏联的制度对立，而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方世界随时泛出的盲目崇拜也保持同样的批判立场，不论它们拉着上帝还是民主的大旗。
单边裁军的倡议者都认为，倘若情势发展到了最后关头，个人必须自愿为其最高价值纲领作出牺牲；他们也同样深信，倘若全人类同归于尽，或是上下五千年人类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这样的冒险都是不道德的和不负责任的。眼看着战争即将变得愈发无意义和愈发具有毁灭性，反对热核战争的人士——不论他们属于宗教的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还是实用主义者——汇聚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在支持单边裁军的人士看来，无论威慑起不起作用，军备竞赛的继续都将是一场大灾难。首先他们几乎不相信威慑能阻止热核战争的爆发。[18]他们认为一场热核战争的后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证明为保卫民主生活方式而不得不打这一仗是彻头彻尾的谬误。我们没有必要参与这个猜谜游戏，看交战双方究竟有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的人口成为冤魂，又有多少中立国的人口同罹此无妄之灾（取决于核爆时的风向）。这几乎是一道丧心病狂的谜题，因为以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或百分之九十的敌方或己方的人口为代价来讨论可以接受的结果本身（当然是不情愿的），就已经显示这种政策确实到了病变的阶段了。理智与情感不断加剧的分裂正是过去一个世纪西方发展的特征，现在它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据称是理性的方式悄然攀上一个精神分裂的危险巅顶，我们讨论可能的世界性毁灭，原因竟出于自身的行动。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就能看到美国或苏联的民众，乃至全世界大部分的民众面临突如其来的核武打击和缓慢死亡的威胁时那一幕幕惊恐、愤怒、绝望的情景，一定犹如中世纪黑死病爆发后民众大规模精神错乱的再现。这种大灾难留下的创伤效应将导致新形式的原始野蛮行径，导致每个人身上那些隐藏着的最古旧的元素复活，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体制中有着此类大量证据。对许多研究人性和精神病理学的学生来说，人类如果目睹和亲历了有如热核战争这类无节制的残暴行为之后，再使他们去珍视自由、去尊重生命或去爱，几乎是不可能的。心理学研究的事实证明：残暴行为会对参与者造成残暴的影响，以致酿成更多的残暴后果。
但如果核威慑起作用了会怎样？
在一个双边或多边武装对峙的环境中——一个特定社会，不管它的问题有多复杂，或它的满意度有多高，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最大和最不能摆脱的现实问题是蓄势待发的导弹，是与导弹控制有关的嗡嗡作响的数据处理机，是随时启动的辐射计数仪和测振仪，是技术专家总体完善（暂且盖住它的不完善，那会令人感到一种挥之不去却无能为力的恐惧）的大屠杀设置——未来人的社会性格会如何造就？大部分人在经常出现的毁灭性威胁下生活一段时期后，会留下某些心理阴影，表现为惊惧、敌意、无情、狠心，结果会对我们珍视的所有价值观都麻木不仁。这种环境使我们变成了野蛮人——用最精密的机器武装起来的野蛮人。如果我们还在严肃地声称自己的目标是维护自由（即防范个人沦为大权在握的国家的从属工具），就应该承认这种自由将荡然无存，不论核威慑起作用或不起作用。
除了这些心理上的事实，军备竞赛的继续还对西方文化构成一种特别的威胁。[19]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生产和消费已经占据了西方人的主要活动，这成了人们生活的目标——我们已经将手段变成了目的。我们制造出像人的机器，又制造出像机器的人。在工作时间，人作为生产团队的一分子受到支配。在休闲时间，人作为消费者，喜欢什么东西竟也受到别人的支配，而且自身对这种支配习焉不察，想象着这就是随心所欲的品位。就在物质生产成为人的生活中心时，人本身面临着沦为一件物品的危险；人崇拜生产的机器和国家这样的偶像，却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在虔心崇拜上帝。一如爱默生所言：“用具端坐于鞍，鞭笞人类疾行。”我们创造的环境自行整合成一道强力，反过来让我们乖乖就范。我们建立的技术和官僚系统指挥我们行事，并为我们作决定。我们也许还不至沦为奴隶，但我们很可能沦为机器人；我们传统中的人的价值——正直、独立、责任、理性、爱——正受到威胁。我们在越来越多谈论这些价值时，它们却已徒成具文。
现在世界的趋势是由精力充沛的机器指挥着无力的人（美苏皆然），这里有技术和人口学上的因素，也有大公司和政府日益集权和官僚化的因素；如果军备竞赛继续升级，它将到达一个不能折返的点。我们当前的局势已经履薄临深，但还有一线希望使人重新回到马鞍上，复兴伟大的人本主义传统的精神价值。如果没有这种复兴，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激活我们文化赖以生长的精神动力，就会丧失生存必要的生机，不可避免地衰退，重蹈历史上许多强国覆灭的旧辙。对我们生存构成真正威胁的不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甚至不是共产主义军事势力，而是我们自身信仰的泯灭；现实中，自由、个人独立、信念变成了空洞的仪式，我们将上帝作为偶像膜拜着，我们的活力则不断衰竭。我们没有远见，有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千篇一律。其实说到底，对共产主义的很多仇恨都折射出我们对民主精神价值观极度缺乏信心。于是，我们本该体验对赞成之事的爱，现在却得体验对反对之事的恨。若我们继续一方面生活在被他人灭绝的恐惧中，一方面又在计划对他人的大规模灭绝，复苏人本主义精神传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将落空。
单边裁军的益处和危险
如果上述是威慑政策的危险，则支持单边裁军者对裁军政策的利弊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单边裁军最可能的结果——不论采取这一政策的是美国还是苏联——是它将防止战争。有可能驱使苏美任何一方发动核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永远惧怕对手先发制人，自己或成齑粉。从来不支持单边裁军的赫尔曼·卡恩对这一立场作了言简意赅的表述：“除了意识形态的不同和自身安全问题之外，美国和苏联之间看不出有任何客观的争执能够解释我们这样相互受制于对方的风险和代价是有道理的。苏联和美国相互深怀恐惧的最大问题是恐惧本身。”[20]如果战争的主要原因的确出于双方对对方的戒惧，则无论苏联还是美国，任何一方的裁军都很可能消弭这一主要的成因，由是亦消弭了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除了恐惧，是否有其他动机可能诱发苏联征服世界的野心呢？一种动机是扩张带来经济利益，这也是十九世纪发动战争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基本动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1914年或1939年的战争和现在的冲突形势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对英国的市场和法国的煤和铁资源都构成了威胁；1939年，希特勒需先对领土进行征服方能实施他想要的经济扩张。而今天，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没有压倒性的经济利益驱使其占领市场和物资，因为将国民生产力水平提高百分之二或三所得到的收益就已经远远大于任何军事征服的代价；况且双方各自均有足够的资金、原材料、物资供应、人口等条件以保障一般生产力的常态增长。[21]
美国广泛持有的比较严肃、可能的动机，是害怕苏联趁美国裁军之际，更肆无忌惮地以共产主义征服世界，并实现其称霸世界的欲望。这种对苏联意图判断的出发点，在于错误地高估了苏联目前的性质。的确，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俄国革命旨在推翻资本主义（或至少在欧洲）和建立共产主义，这有一部分缘于共产主义领导人深信除非欧洲那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或至少是德国）采用他们的制度，否则共产主义俄国几乎没有可能一枝独秀；另外也缘于这些领导人被一种信仰激励，认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实现他们凡俗的救世主之梦。
这些希望并未实现，斯大林随后的胜利使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清洗几乎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只是摧毁早前革命主张的一个象征的动作。斯大林的口号“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包含了一个简单的目标——使苏联迅速实现在沙皇体制下未曾完成的工业化。苏联重复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所经历的同样的资本积累过程。但它们有着一些重要区别：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上受到制裁的因素仅限于经济方面，而斯大林的体制现今已经发展到了政治制裁，造成直接的恐怖。斯大林的体制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革命体制，而是基于计划手段和经济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资本积累已经成功到达这样一个阶段，其特征是民众已经能够享受比以往多得多的消费，亦不像以往那样被迫作出牺牲，由是政治恐怖程度亦大幅减轻。
但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在一个重要方面对苏联社会的基本特性未起到毫厘改变：该政权仍然既非革命的政权，亦非社会主义的政权，乃是任何西方世界中最保守的、阶级分化最突出的政权之一，这种政权人道上具有胁迫性，经济上则是有实效的。我们说民主化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解放人、克服人的异化，最终废止国家。而苏联所谓“社会主义的”口号反映的无非一些空洞的意识形态，其社会现实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南辕北辙。苏联的统治阶级革命，堪比文艺复兴时期教皇们号称基督教义追随者的作为。引用马克思、列宁或托洛茨基来诠释赫鲁晓夫，对苏联的历史进程无疑是一种彻底的误解，亦是一种无能——没有能力正确区别何为事实、何为意识形态。此外还应注意一点，我们的态度是苏联能够期望得到的最佳宣传手段。他们置事实于不顾，试图说服西欧的工人和亚洲的农民相信他们代表了社会主义理想，诸如消灭了阶级社会等等。西方的态度，如果坚持将苏联作为对手，那就旁证了苏联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主张，落入了巩固他们宣传的圈套，这正是苏联人所期望的。（不幸的是，除了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外，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辨识力来区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自称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扭曲、败坏的形式。）
苏联的角色被进一步强化，另乃缘于苏联自认它事实上受到一个有潜在扩张可能的中国的威胁。也许有朝一日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会变成我们现在想象的与苏联的关系。假设来自美国的威胁消失，苏联即可能集中精力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除非全世界范围的裁军使得这一威胁亦不复存在。
上述考量显示，苏联不放弃裁军主张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比许多人所看到的似乎来得更遥远。苏联会动用武力优势试图占领美国或西欧吗？苏联人玩转像美国或西欧这样的经济政治机器至少是极端困难的，而且苏联也没有征服这些领地的生死攸关的需求。撇开这些事实不说，为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理由去做一件事，本身就是极难运作的。在西方社会，即便是亲共的工人，对在某种苏式体制下人们不得不遭受胁迫的程度也毫无概念。他们会与非共的工人同样反对那些被迫动用坦克和机关枪镇压示威工人的新当权者。这也会在苏联的卫星国，甚至在苏联体制内部激发革命的倾向，这是苏联统治者最不愿面对的；尤其是这将动摇赫鲁晓夫的自由化政策，从而危及他的整个政治地位。
最终苏联或尝试将它的军事优势运用在对亚洲和非洲的渗透上。这是有可能的，但就我们目前的威慑政策看来，美国是否真愿意发动一场热核战争来阻止苏联在欧美以外的世界获得某种优势，这亦是值得怀疑的。
所有上述推测也许都有错。单边裁军支持者的立场是，这些推测为错的可能性远低于持续军备竞赛将造成文明万劫不复的可能性，而文明是我们至为珍惜的。
一些心理因素的考量
如果我们不仔细观察一些心理层面上的理由，就无法讨论单边裁军结果——或与此有关的任何共同裁军结果——可能出现的问题。最流行的论点是“苏联人是不可信任的”。如果这里的“信任”是一个道德意指，则确实不幸言中——可信的政治领袖寥若晨星。这缘于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的分裂：国家已然成为某种偶像，而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任何不择手段的行为都可以看作是正当的；但同样一群政治领袖在个人利益的名目下，却不会作出同样行为。如果这里的“信任”是一个与政治问题更为密切相关的意指，则有着另一重含义：“对人的信任”表示相信他们是有着正常心智和理性的人，相信他们会以正常心智和理性行事。如果我和一个对手打交道，只要我相信他心智健全，我就能正确鉴析他的各种动因，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这些动因，因为对于正常人而言，总有些法则和目的是普遍适用的，如生存法则，又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等比法则等。希特勒不能被信任，因为他缺乏健康心智，正是这种心智失常摧毁了他本人和他的政权。很明显，如今的苏联领导人是一些心智正常的、理性的人；因此理解他们能做什么，而且预测他们会根据什么动因行事，这点就变得非常重要。[22]
领袖及其人民的心智健全问题引出另一重思考，无论对我们还是对苏联人都会产生影响：这就是可能性之于概率性问题。在现在的军备控制讨论中，许多论点都是基于可能发生什么事，但不基于有多大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这两种不同的思考模式恰恰反映了妄想症和健康思维的区别。妄想症患者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幻觉是真的，因为他们认定这是一个逻辑上可能发生的事实，因此不存在任何争论的余地。逻辑上自己的妻子、孩子、同事都有可能仇恨自己，并正在合谋如何将自己置于死地。患者无法相信自己在幻想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只能告诉他们发生这种事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当然这后一种结论需要查证和评估事实，以及对生活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而在妄想症患者那儿，唯有可能性这一种念头占据其全部身心。我认为我们现在的政治观念就有这种妄想症的倾向。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有没有可能，而是有多大可能。不论是指导国家事务，还是指导个人生活，这都是唯一理智和现实的方法。
在心理层面上，还有一些在讨论中反复出现的对彻底裁军立场的误解。首先，单边裁军的立场被理解为一种投降和屈从。其实正相反，和平主义者和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者相信，单边裁军这种表达只有在我们内心发生了深刻的精神和道德嬗变后才能提出：这是勇敢的行为，是抵制的行为，不是懦弱的行为，不是屈服的行为。抵抗行为依据不同的立场观点而呈现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甘地主义者和金—豪等人主张的非暴力抵抗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信仰，它们充分体现在印度人抵抗英国、挪威人抵抗纳粹这些事例中。《向强权说出真理》这本书清晰地表述了这一观点：
由是我们将自己与一种误称为和平主义但基本属于自利的态度撇清了干系，那种“和平主义”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反军事主义。我们亦与乌托邦主义撇清了干系。虽然选择非暴力涉及在人的身上发生某种根本改变，但这不要求完美主义。……我们一直都在说明非暴力生活的本质就是欣然接受苦难，而非将苦难加诸他人；并且一旦情势需要，就必须准备付出最高代价。显然，如果人们愿意在战争中花费几十亿国帑和牺牲无数生命，他们就无法仅仅因为非暴力斗争会遭致不测而轻巧地否定非暴力运动。同样显然的是，如果缺乏献身精神和承诺，非暴力抵抗也是收效甚微的。非暴力抗争比之暴力抗争反而要求更严的纪律、更强的训练、更大的勇气。[23]
有人亦提出武装抵抗，让男男女女用步枪、手枪或尖刀来捍卫他们的生命和自由。两种抵抗形式，非暴力或暴力，对于遏制侵略者的进攻都不见得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至少比起认为动用热核武器才能赢得“民主的胜利”来说要更现实。
那些支持“以军备保安全”的人有时会指责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是一幅理想乐观的人性画面。他们提醒我们“乖谬的人中有着阴暗的、非逻辑的、非理性的一面”。[24]他们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核威慑悖论是激进派基督徒悖论的一种变异。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告白我们会杀人、会赴死的意愿。”[25]撇开这种对基督教义所作的荒唐的歪曲不说，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忘记人性中潜在的罪恶，亦没有忘记生活中悲惨的一面。的确，在一些情形中，人为了生存必须不惜赴死。以暴力或非暴力抗争中不得已的牺牲为例，我就看到了这种对悲剧和牺牲表示接受的情形。但是不承担责任和鲁莽的行为则不在悲剧或牺牲之列；在摧残人类、摧残文明的主张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意义和尊严。人自身确有向恶的可能；人的生存就是在与其所处环境固有的两两对立的困厄中挣扎。但是愚蠢行为和没有前瞻性导致的后果——将人类的未来作为筹码押进一场赌局中——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因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最后再提一下针对单边裁军立场的另一种批评。这种反对意见认为裁军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示弱”。其实我们的立场恰恰是建立在对苏联全能国家原则的否定之上的。单边裁军的支持者强烈反对国家权力至上，他们不愿让国家在军备竞赛中不可避免地无休止增加权力，从而作出那些导致大部分人文成果毁灭和使后代深陷劫难的错误决定。如果苏联体制与民主世界的基本分歧在于后者保卫个人意志，使个人意志免遭全能国家的吞噬，则单边裁军所代表的正是反对苏联国家原则最彻底的立场。
讨论了（广义的）单边裁军问题之后，我想再回到向裁军方面努力的单边可行步骤的建议。我不否认这一有限度的单边行动的形式蕴含一定风险，但考虑到目前的谈判方法久议不决，将来谈判成功的前景亦极不容乐观；又考虑到军备竞赛若持续升温将蕴含更大的风险，我认为此项行动的风险在实践中和在道义上都是值得承担的。目前我们陷入了一个生存机会的泥淖，我们得寄望最好的情况发生。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防辐射掩体；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发出预警，使一个城市的人口能实现战略疏散；如果“美国的”积极进攻和积极防御能够在几个回合的交火中控制军事局势[26]，死亡人数也许可控制在五百万，或两千五百万，或七千万。但如果这些条件不能落实，“敌方能够通过连续不断的打击，将死亡和毁灭推至其所期望的任何程度。”[27]（另外我设想同等程度的威胁也存在于苏联。）在此情况下，“在不同民族国家面临生死攸关的最后时刻，出现一项看似可能的协议来阻止那些极端分子、丧心病狂之徒、野心家发起恐怖战争的危险”，[28]我们必须摒弃惯常思维的惰性，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尤其应该用新的解决方案来取代我们目前的选择。
[13]查尔斯·E.奥斯古德，“真正赢得对共产主义战争的一些建议”（“SuggestionsforWinningtheRealWarwithCommunism”），载《冲突解决》（ConfictResolution），1959年12月第4期第III卷，第131页，以及“渐次单边裁军案例”（ACaseforGradualUnilateralDisarmament），载《原子物理学家公报》（BulletinofAtomicScientists），第XVI卷，第4期，第127页起。
[14]我认为此项条件只能是一种最理想的愿望，因为削弱任何一方潜在的进攻能力都意味着在战略上提升了对方潜在的进攻能力。
[15]查尔斯·E.奥斯古德，“真正赢得对共产主义战争的一些建议”，第316页。
[16]伯特兰·罗素，《常识与核战》（CommonSenseandNuclearWarfare）（伦敦：G.艾伦和安文出版社，1959）；史蒂芬·金—豪，《核年代的防御》（DefenseintheNuclearAge）（纽约州奈阿克：友谊出版社，1959）；杰罗姆·戴维斯，H.B.海斯特，（JeromeDavisandH.B.Hester）《在边缘上》（OntheBrink）（纽约：赖尔·斯图亚特出版社，1959）；刘易斯·芒福德，“人类的出路”（TheHumanWayOut）（《彭代尔山活页文选》第97期，1958）；C.W.米尔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CauseofWorldWarThree）（纽约：西可和沃伯格出版社，1959）；乔治·F.凯南，（GeorgeF.Kennan）“外交政策和基督教良心”（ForeignPolicyandChristianConscience）（《大西洋月刊》，1959年第5期）；理查德·B.格雷格，（RichardB.Gregg）《非暴力的能量》（ThePowerofNonviolence）（纽约州奈阿克：友谊出版社，1959）；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FriendsServiceCommittee）《向强权说出真理：教友会探索制衡的另一种选择》（SpeakTruthtoPower,QuakerSearchforanAlternativetoBalance）（1955）。
[17]乔治·F.凯南，同前，第44页起。
[18]美国国家计划协会（NationalPlanningAssociationofAmerica）的报告亦持这一观点，见《无军备控制的1970年：现代武器技术的含意》（1970WithoutArmsControl：ImplicationsofModernWeaponsTechnology）（国家计划协会特别项目委员会“论以军备控制获得安全”；计划活页文选第104期，1958年5月，华盛顿特区）。该文指出：“不仅战争危险依然存在，而且这种可能性随着时间推移会趋于增加，如果过多时间流逝而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案，难免会上演为真实。”另，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ResearchInstitute）院长E.芬利·卡特（E.FinleyCarter）指出，“在应用毁灭性武器技术来谋求安全问题上，苏联阵营和西方同盟制造出了一个共同的死敌，这就是意外引发的核战争的威胁。”（见《斯坦福研究院学报》，斯坦福研究院出版，1959年第4季度，第3卷，第198页）赫尔曼·卡恩（HermanKahn）也有这样的结论：“如果军备竞赛持续几十年而不得到控制，这个世界还能够相安无事，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同上，第139页）卡恩强调如果仅仅因为战争的毁灭酷烈性质就相信它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在1959年12月27日的民主顾问委员会（DemocraticAdvisoryCouncil）上，该组织的科学与技术顾问宣布：“只要我们仍固守目前的军事政策，不去争取签订意在减缓不稳定局势的更大范围的国际间协议，全面的核战争似乎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还相当大。由错误、过失、计算问题等触发核战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危险。”还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危险不但存在于技术的失误，也同样存在于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决策性判断失误。如果人们还记得1914年至1939年间许多政治和军事领袖人物在指导战争中铸成的大错，就不难看到在如今的武器装备条件下，同样类型的领导人会将世界炸得面目全非，不论他们的出发点有多么正确。
[19]对于现代社会的详尽分析，参见本人的《健全的社会》（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
[20]斯坦福研究院学报，1959年第3卷，第140页。
[21]缘于同样的理由，对废止战争的前景而言，的确存在一种真正的前所未有的机会。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们都处于物资匮乏的生存环境，不但需要征用大量人力（奴隶），亦需要占领额外的土地来从事畜牧业或农业，或获取新的原材料资源。目前和未来的各种技术足以保证通过提高工业生产力和间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便能使物资财富不断增长，而不必奴役或掠夺其他人。在当今时代和在将来，战争的“合理性”只能解释人类对权力和征服的非理性欲望。
[22]政治领袖人物是否心智正常不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一旦政府将目标定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却硬要达到平等公正——就会产生狂热和非理性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就是这样的例子，斯大林亦同。或者如纳粹政府之所为，试图将一个落后的社会阶层（中低阶层）和经济进步的阶层（工人和商人）双方的利益调和在一起，这也导致其领袖的狂热和非理性。当今的苏联则走上了解决其经济问题的成功之路，所以将他们的领导人定位为有常识的现实主义者不足为怪。
[23]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向强权说出真理：教友会探索制衡的另一种选择》（1955），第52页和65页。
[24]彼得·B.扬（PeterB.Young），《放弃主义者》（TheRenunciationists），载《空中力量》（Airpower），空军历史基金会，卷VII，第1期，第33页。
[25]彼得·B.扬（PeterB.Young），《放弃主义者》（TheRenunciationists），载《空中力量》（Airpower），空军历史基金会，卷VII，第1期，第33页。
[26]赫尔曼·卡恩，《关于非军事防御研究的报告》（ReportonaStudyofNon-MilitaryDefense），兰德公司，1958，第13页。
[27]赫尔曼·卡恩，《关于非军事防御研究的报告》（ReportonaStudyofNon-MilitaryDefense），兰德公司，1958，第13页。
[28]引自戴高乐将军1960年4月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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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保证最低收入的心理层面分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论不服从（1981）
第七章保证最低收入的心理层面分析
本文从心理方面专门论述“保证最低收入”（theguaranteedincome）的价值、风险以及它所涉及的人的种种问题。
接受这个概念的最重要原因是它可能彻底地增强个人的自由。[7]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人在作为上的自由一直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个因素是统治者方面动用武力（特别是统治者拥有扼杀异见者的能力）；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饥饿的威胁——人们不得不接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和社会生存条件。
那些不愿意接受这种环境的人，即便不须面对武力的威胁，也必须面对饥饿的威胁。贯穿古今人类历史大多数时期的金科玉律都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在这点上资本主义和苏联并无二致。这一威胁迫使每个人不仅得跟着指令做事，而且其思想和感受也得中规中矩，不能随意自由发挥。
过去的历史建立在饥饿威胁的原则之上，说到底，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除了某些原始社会，人们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始终生活在匮乏的水平。物质用品从来都未达到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程度——通常是一小部分“领袖们”占得其所需所欲，而大部分填不饱肚子的人只知道这是上帝或自然律法的旨意。其实这倒主要不是“领袖们”贪婪，乃是物质生产的低水平所致。
保证最低收入的做法只有在经济富裕的时代才是可行的，它能够将人们前所未有地从饥饿的威胁中解放出来，使其得以在任何经济威胁前都保持真正的自由独立。没有人被迫在特定的工作环境中干活，仅仅因为如果他不接受，他就有饥饿之虞。如此，一个有天赋或雄心的人，不论男女，都可以学习新技能以满足他或她在另一个行业工作。妇女可以不靠丈夫，年轻人也可以不靠家庭。一旦摆脱了饥饿的恐惧，人们就知道他们毋须再担惊受怕。（当然，这还必须在没有政治威胁钳制人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条件下才成立。）
保证最低收入不但在现实中而不是标语上让人树立起自由信念，它还树立了一种扎根于西方宗教和人道主义传统中的准则：无论如何，人享有生存权！这种生存权——享有食物、住宿、医疗、教育等等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毋须受任何条件限制，甚至不受其必须对社会“有用”这个条件的限制。
从匮乏到富足的心理转变是人类发展进程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匮乏的心理伴生焦虑、嫉妒、自私自利（全世界的农民文化都很典型地反映出这类特点）。富足的心理则伴生原动力、生活信念、团结合作。事实是，如今工业化社会已经迈向经济富足的新纪元，许多人在心理上还紧紧抱住原来的经济匮乏景象不放。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上的滞后——传统观念通常由前一种社会形态产生的情感所决定，许多人无法理解“保证最低收入”这一概念体现的新的意义。
保证最低收入与大量缩减工作时长相结合，其深远影响在于人类生存状况中的精神和宗教问题变得真实而迫切。时至今日，人们因工作占据了太多时间，或因下班后已十分劳累而无法令自己认真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诸如“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什么？”“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是谁？”等等。如果人的大部分时间不再用于工作，就能自由地认真面对这些问题；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人会因为直接的空虚或从无聊的事情中补偿得到的空虚而变得心智失常。
无论如何，经济富裕之后，人们不再为温饱惶恐，这标志着我们从“前人类”时代向“真人类”时代的过渡。
为了平衡这一情形，有必要对“保证最低收入”的概念提出一些反对或质疑的声音。其中最明显的问题是保证最低收入如何才不会降低对工作的激励。
不断增加的人口本身已经不能满足全员就业，对无工作者而言，激励的问题与他们关系不大，撇开这一现象，这个反对的意见还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很多事实可以说明物质激励绝不是从工作和努力中得到的唯一奖励。首先，获得激励的名目有很多：自尊心、社会认同、工作本身的乐趣，等等。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信手拈来的，像一些取得出色成就的科学家、艺术家等人的工作，就不是金钱利润刺激的结果，而是出于更复杂的因素组合，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兴趣，也有对成功的自豪感或名誉感。但即便是这个明显的例子，也不能说服所有人。有人会说这些杰出的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努力的成果，正是由于他们天资超群，普通人难望其项背，所以这个例子并没有代表性。可这个反驳似乎不够有力，我们可以来看看那些没有惊人创意、业绩平平的普通人，他们的各种活动背后的激励是什么。比如人们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努力成果，在各类爱好方面的努力成果，那可是完全没有物质刺激在起作用的！关于工作过程中的兴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对工作本身的一种激励，梅奥教授在芝加哥西电公司霍桑工厂所做的经典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8]他将一些没有生产技能的女工作为对象进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实验。结果表明，当这些女工在实验中成为越来越有兴趣的积极的参与者时，她们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甚至改善了自身的健康状况。
如果我们考虑更为早期的社会形态的话，这个问题会变得更清晰。传统的普鲁士文职人员的薪俸是很低的，但他们高效和清廉的作风闻名遐迩。在这里，荣誉、忠诚、责任等概念才是决定他们工作效率的动力。另一个例子出自前工业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或二十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半封建社会）的风尚。在这些社会中，比如一个木匠，他挣的钱只要够他养家糊口就行，一旦达到社会的传统生活标准，他就拒绝再工作，并不觉得钱挣得越多越好。
其次，人并非天生就是懒惰的；相反，人如果闲着不动，他才会感到难受。人们可能想歇上一两个月，但绝大部分人会要求工作，甚至不付薪酬都愿意。这方面，儿童开发和智障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大量数据；现在要做的是将已有的数据组织起来，从分析懒惰是否与疾病有关这个角度进行系统查证，更多新的相关调查数据也仍在收集的过程中。
但若金钱不再是工作的主要动力，则工作在技术和社会层面上就必须变得有足够的吸引力和趣味，来抵消不工作的无聊。现代的异化的人（通常是无意识地）深受厌烦情绪困扰，所以他们渴望处于一种懒散的状态，而不是活动的状态。但这种渴望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常态的病理”症候。推测而言，滥用保证最低收入的行为不会持续很久，正如人们面对免费的糖果，假定他们知道这些免费糖果一直都有，则几周过后谁都不会想到要多吃几颗了。
另外有一种质疑的声音是这样的：饥饿恐惧消失真的就能使人更自由吗？其实挣一份一万五千元的年薪过着小康日子的人也很怕失业，这和那些一旦失业便三餐不继的人的恐惧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这个质疑成立，保证最低收入有可能增加大多数人的自由度，却不能增加中上层人群的自由度。
为了充分理解这个反对意见，我们应该看看当代工业化社会的风气是什么。人已经完成了向“消费人”的转化。人变得贪婪和消极，想方设法通过不断增加的消费弥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临床中有很多这类通过暴饮暴食、疯狂购物等行为应对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例）。人们的消费名目繁多：烟、酒、性、电影、旅游，还包括教育、书籍、讲座、艺术在内。人表面上很活跃，甚至很兴奋，但内心深处是焦虑、孤独、压抑、无聊的（无聊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慢性压抑，而这种压抑可以靠消费来成功弥补）。二十世纪的产业制度创造出“消费人”这种新的门类，最初是应经济之需，即有大众消费的需求——被广告推波助澜地操控了。而性格一旦形成，便回过头来对经济施加影响，使得不断增长的消费满足感变成了合理和现实的主张。[9]
当代人对消费有一种多多益善的无休止的饥渴。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后果：倘若消费变得无穷尽，而在可见的将来没有任何经济能够为每个人提供无节制的消费，那么只要“消费人”这种性格仍占社会性格结构的主体，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心理学层面的）真正的“富足”。贪欲无度者永远生活在匮乏之中，因为无论拥有多少，他们永远都不会有满足的感觉。而且他们还垂涎别人的所得，与之攀比较劲。如此，他们便总是生活在孤立和惊扰的处境中。有了贪欲作祟，他们便无法真正欣赏艺术或其他文化带来的激动。这种情况下，那些生活在保证最低收入水平的人会感到彷徨和无用，而挣得多的人则囿于环境、作茧自缚，因为他们害怕失去最大化消费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原因，我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最大化消费的信条，保证最低收入的实施也只能解决（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起到它应该发挥的根本作用。
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使实施保证最低收入达到有效预期？概而言之，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系统，从消费的最大化转为消费的最佳化。这意味着——
将大量的个人消费品生产转向公共设施的生产，这些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剧院、图书馆、公园、医院、公共交通、住房，也即是说，将生产重点放在那些开发人的内在创造力和活力的基础物质上。人们可以看出“消费人”的贪欲主要表现在对个人消费品的“吞噬”（吸收），而使用免费的各项公共服务意在使人享受生活，并不会引发贪婪和沉溺。这样一种从最大消费到最佳消费的修正，将要求生产模式作出重大变革，并要求极大地减少那种胃口刺激和洗脑诱惑的广告宣传。[10]上述举措应同时结合文化上的重大变革，使人道主义生命价值观、生产力、个人主义等概念得以全面复苏，以对抗“组织人”的物质主义和受到操纵的蚁冢般的庸碌。
这些思虑引出另外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客观上是否存在一套有效标准来区分合理需求和不合理需求、良性需求和劣性需求；又或者是否存在主观上能感受出的同样价值的需求？（良性需求在此定义为能够增强人类活力、意识、创造性、敏锐度的需求；劣性需求定义为削弱或麻痹人的上述潜力的需求。）应该记取的是，在吸毒、暴饮暴食、酗酒这些情形中，我们都作出了这样的区分判断。研究这些问题将导出另一些实际的考量：个人的最低合法需求究竟为多少？（比如一人一间房、若干衣物、若干卡路里、若干有文化价值的用品，如收音机，书籍等等。）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比如现在的美国，应该不难计算出一个人体面的最低生活成本为多少，也能计算出什么是最高消费的限度。倘若超过了一定的门槛，就应考虑征收阶梯式的消费税。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贫民窟的生活环境不应继续存在。所有这些都要求保证最低收入与我们社会的两个大规模转化原则结合起来，即个人消费从最大到最佳的转化，以及从生产个人需求品到生产社会需求品的转化。
我认为还有必要对保证最低收入增加一项尚待研究的内容：对一些商品实施免费供应。一个例子是面包、牛奶、蔬菜。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每个人都能走进一家面包房，随意取走自己要吃的面包（国家支付面包房这笔开支）。如上所述，刚开始时贪心者会取走比自己所能食用的更多的数量，但经过一段时间，这种“贪心消费”会无疾而终，人们会取走自己真正所需的数量。这种免费供应，于我之观点，将在人的生活中建立一个新的维度（除非我们将此看作在特定的原始社会中消费模式的更高级别的一种再现）。人们就此摆脱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教条。甚至在自由取食的最初阶段可能构成一种新颖的自由体验。免费面包可以通过国家提供，即使不是经济学家也显然明白这点不难做到，这项开支可以由相应的一种财政税收负担。其实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设想不仅最低需求的食物（面包、牛奶、蔬菜、水果）能免费供给，连最低需求的衣物也能免费供给（比如在某种体制中每人每年能免费得到一套衣裤、三件衬衣、六双袜子，等等）；在公共交通设施极大改善之后，交通也可以免费，私家车则变得更为昂贵。最终人们可以想象住房问题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解决，由大的房地产项目为年轻人提供住宿大厅，老人或已婚夫妇可以有一个小单间，愿意使用这些住宿者都不必支付费用。这使我想到用另一种解决方案来处理保证最低收入的问题——通过免费提供最低限度的消费必需品，而不是现金发放的形式。生产这些最低消费品，再加上质量大大改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也能维持我们的生产发展，一如支付保证最低收入款项的作用。
也许后一种方法更激进，不如其他作者提出的建议那样容易接受。这或是真的，但有一点不能忘记：一方面理论上说这种免费最低设施的供给在现行系统中就可以安排，另一方面保证最低收入的概念对许多人来说仍然难以接受——并非由于不可行，而是由于他们在心理上对废除“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法则非常反感。
另一个哲学的、政治的和心理的问题亦值得研究，这就是自由的问题。西方的自由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自由地拥有财产、自由地对其开发利用，只要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威胁。但实际上，由于采取了税收这类征用的手段，以及在农业、贸易和工业上进行的国家干预，这一原则在西方工业社会的许多方面已经式微。而同时，作为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越来越多地被以巨型企业为典型的半公有财产所取代。虽然保证最低收入的概念也可能意味着一些额外的国家调控，但是请不要忘记当今社会普通个人的自由概念，与其说是指拥有开发利用财产（资本）的自由，毋宁说更多是指选择消费的自由。很多人现在一旦无度消费受到限制，他们立刻觉得自由受到限制了，虽然在现实中只有最顶层者能真正随心所欲作选择。同类商品不同品牌之间的竞争和各类商品之间的竞争制造出一种个人可以完全自由选择的假象，其实一个人所选的只能在其条件许可范围内。[11]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自由问题是有必要的，只有将消费人转为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人，他们才可以体验到自由是建立在真正独立意义上，而不是对商品的随意选择上的。
保证最低收入的原则只有在与下列三个条件结合的情况下才能显现完整效果：（1）消费习惯的改变，从消费人转化为能生产的、主动的人（斯宾诺莎语）；（2）开创一种新的精神风尚，即人本主义的精神风尚（不拘有神论或无神论形式）；（3）各类真正民主方法的复兴（例如新型的众议院形式，他们讨论的决策是基于数十万个面对面小组提供的信息综合加总而成，包括任何企业，从事管理等工作的全部员工的积极参与）。[12]国家样样都包办，则会成独断专行的神，这一危险只有在社会活动中全方位同步大力增强民主程序方可化解。（事实上如今国家即使未提供这些福利，其权力也已经大得离谱了。）
一言概之，对保证最低收入的研究不能只在经济领域进行，必须辅以其他诸如心理学、哲学、宗教、教育等领域的研究。我认为，保证最低收入这一重大举措要获得成功必须伴随上述其他方面的改变。另需记住的是，保证最低收入的成功条件还包括停止花费我们百分之十的总资源在与经济无关且危险的军备上；也包括系统帮助不发达国家以停止毫无意义的暴力蔓延，并找到遏制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各种途径。没有这些改变，未来任何计划都将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没有未来。
[7]参见《健全的社会》（TheSaneSociety）（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第355页中本人关于一种“普遍物质保障”的论述。
[8]参见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EltonMayo），《工业化文明的人类问题》（TheHumanProblemofanIndustrialCivilization）第二版（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1946）。
[9]这个问题变得愈加复杂的另一个原因是至少20%的美国人还生活在贫困线附近；欧洲的相当部分，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亦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生活水平；而世界其他大部分生活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人甚至未能达到免于饥饿的水平。任何支持减少消费的论点都会遭到反驳，因为就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消费是呈增加需求态势的。这个反驳完全是事实，但危险在于现在的贫穷国家如果受到最大化消费观的引导，形成了这种风气，就会在将来达到最佳（不是最大）消费程度时还不知适可而止。
[10]我认为，这里的限制广告的要求，甚至进一步的将生产模式转向公共服务设施生产的要求，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幅度干预，是难以想象的。
[11]这里，苏联阵营的国家中极权主义官僚体制下的消费亦形成消费管理的恶例。
[12]参见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同前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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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论不服从（1981）
第六章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基于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的大体分析，一项社会主义纲领必须在三方面回答以下不同的问题：支持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理念的各项根本原则是什么？社会主义者为之工作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中期目标是什么？如果中期目标尚未具备条件达成，社会主义者为之工作的近期目标又是什么？
支持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理念的各项根本原则是什么？每一个社会和经济体制都不仅是一个处理物质与机构之间关系的专门系统，而是一个处理人际关系的系统。社会主义的任何理论和实践都要以是否对人类关系有助益这个标准来检验。
在所有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最高价值是人；社会的目标是营造各类环境，让人充分发展其潜能、理性、爱和创造力；所有社会活动都必须有助于克服人的异化和缺陷，使人真正实现自由和发挥个性。社会主义旨在建立一种同盟，在这种关系中，全民的充分发展是以每一个人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条件的。
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将人置于物之上，将生命置于财产之上，因而也将工作置于资本之上；它使权力归属于创造，而非归属于财产；它使人管理环境，而非环境支配人。
在人际关系中，每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其目的，决不能被迫成为达成他人目的之手段。从这一原则衍生出另一原则：任何人都不应被迫屈从于另一个人，仅仅因为后者拥有资本。
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扎根在世界大同和全人类团结这样一个理念中。它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崇拜、民族崇拜或阶级崇拜。人的最高忠诚应付诸人类，付诸人道主义的各项道德准则。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努力振兴那些在西方文明基础上建立的理念和价值观念。
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它认为任何欲以战争和暴力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企图非但无效，更是不道德的和反人类的。因此它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试图以武器军备谋求安全的政策。它认为和平不止于使战争偃息，更是人际关系的一项积极原则，所有的人都以自由合作为基础而获得共同利益。
从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出发，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不仅要为本国公民负责，还要为世界公民负责。人类达三分之二之众生活在赤贫中，这种不义的现象必须通过更大努力予以消弭。迄今为止，发达国家在帮助不发达国家达到满足民众基本生活所需的经济水平这方面的努力尚远不足够。
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象征自由。它象征远离恐惧、远离欲望、远离压迫、远离暴力的自由。但自由不仅是远离一些东西，它还要迎向一些东西。自由代表积极地、负责任地参与关于公民的所有决策，自由代表将每个人身上的潜力发挥到最大的限度。
生产和消费必须从属于人类发展的需要，而非本末倒置。因此所有的生产都必须在社会效用的指导原则下进行，而非受一些个人或公司的物质利益操控。职是之故，倘使必须在谋求更多生产和谋求人的更多自由和成长之间做选择，则所选择的应该是人的价值而非物质的价值。
在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体系中，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最高的经济生产力，而是最高的人的生产力。这意味着占用人的大部分精力的事情，无论是工作还是闲暇，对人而言都应该是有意义的和有兴趣的。这些活动应该激励和帮助其开发作为人的所有能力——智力、情感和艺术表现力。
当然，为了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基本的物质供应必须保障，但这不意味着消费本身应该成为一个目标。所有为了获得利润而人为地刺激物欲的企图都必须得到防范。物质资源的浪费和为消费而消费的无聊行为对人类的成熟发展而言都是具有破坏性的。
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由人支配资本，而不是由资本支配人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尽最大所能管控环境，而不是受环境的管控；社会成员对他们想要生产的物资事先做出计划，而不是按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市场规律进行生产，亦不是按本质上要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规律进行生产。
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民主进程超越了纯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延伸；它是一种政治的和工业的民主。它将政治民主回归了它的本意：享有知情权的公民真正参与所有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
民主向经济领域的延伸意味着参与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工程师、行政管理人员等，对所有经济活动的民主管理。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最关注的不是法律上的所有权，而是对规模大的、影响力大的行业进行社会控制。那种一味追求资本利润而进行不负责任的操控的官僚机构应该被取代，由真正能够代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管理机构来掌控。
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有在引入这样一种兼容的机制下方能实现，即最大程度地分散权力，只最小程度地保留权力以对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各项功能进行必要的协调。国家的功能必须降至最低，而自由合作的公民的自愿活动将形成社会生活的中心机制。
虽则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的大体目的对所有国家都是一致的，但每个国家仍必须结合各自的传统和现状，形成各自独特的目标，并设计出各自适用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团结必须戒除任何一国将其方式强加于另一国的图谋。同理，前辈们著作中的社会主义理念也不应该变作圣旨，被一些人用来行使对另一些人的控制权。只有社会主义者们共同服膺的精神应绽放在各人胸次，指导着他们的思想。
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理性条件下人性运行之自愿的、合逻辑的结果。它实现的民主是在一个工业化社会的环境中扎根于全人类人道主义传统的那种民主。它是一种不靠武力运行的社会制度，既不靠身体的强力，也不靠人们不知不觉中被催眠作用弄昏了头脑的暗示力。这个制度的实现唯有求助于人的理性，求助于人向往一种更人性、更有意义、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渴念。它建立在坚信人的能力得以创造一个真正人性化世界的基础上，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的充实和个人的成长是社会的首要目标，而经济活动则作为手段放在一个恰当位置，与营造一个人性上更充实的生活相匹配。
社会主义的目标使社会建立在公民的自由合作的基础上，将国家的集权活动降至最低——在讨论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各项目标时，我们必须将上述终极目标和尚未达到终极目标之前的中期目标区分开来。一个社会，从当前的中央集权国家形式转变到权力完全下放的形式，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一定程度的集中计划和国家干预是不可或缺的。但为了避免集中计划和国家干预可能导致的危险，比如导致官僚化程度的增加和个人完整性及原创力的削弱，过渡期内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使得（一）国家处于其公民的有效监管之下；（二）大公司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处于分解状态；（三）从第一天起就在生产、贸易、当地的社会和文化活动等诸方面促进培养各类形式分权的、自发的协作组织。
纵然今日尚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的各项终极目标制定具体而详尽的规划，以一种试验性的模式为某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定一些中期目标应该是可行的。但即便仅就这些中期目标而言，也要经过很多年的研究和实验方能形成一些比较确定和具体的程式和课题，这应该是值得这个国家中最优秀的大脑和心灵为之奉献的事业。
遵循社会监管而非法定所有权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这一思路，第一项目标便是对所有大企业进行转化，俾其行政管理人员由全体参与者——工人、职员、工程师——任命并充分监控，工会和消费代表也一同参与。这些团体构成各大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决定生产、价格、利润使用等等所有基本问题。股东们因为企业使用了他们的资金而继续获得相应的收益补偿，但他们没有权力控制和管理企业。
集中计划影响一个企业的自治权限仅在于使企业的生产服务于社会目的。
小企业应该在合作制的基础上运营，它们应该在税负和其他方法上受到鼓励。若它们因故不在合作制基础上运营，参与者亦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企业主分享利润和参与管理。
某些对全社会而言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如石油、银行、广播电视、医药以及交通运输等，应该国有化；但对这些国有化行业的管理必须遵循上述同样的原则，即由全体员工、工会、消费者代表参与有效监控。
在所有那些有着社会需求但目前生产不足的领域，社会应向有关生产企业融资，以保证这些需求得以满足。
个人必须受到保护，免遭恐惧滋扰，个人毋须屈从于任何人的胁迫。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社会应该向每一位成员无偿提供其生存所需的最低物质保障，如食物、住所和衣服。任何人若希望获得更高级的物质享受，则应靠自己工作去实现；而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得到保障后，任何人都无权对另一个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物质胁迫。
社会主义并不阻碍使用个人财物。它亦不要求完全持平的收入；收入应与人的努力和技能挂钩。但收入的差距不应造成完全不同的物质生活形式，以至于一个人的生活体验不能被另一个人分享，或对另一个人有如天方夜谭。
政治民主的原则必须依二十世纪的现实条件实施。考虑到我们通讯和汇总的技术手段，在现时的大众社会中再次引入城镇选民大会的机制亦是可行的，其最终完成的形式尚待研究和实验。它们可以由数十万个面对面的小组构成（可按工作地或按居住地组织），这将形成一种新型的众议院，从而与一个经统一选举产生的最高决策权力机构共同分享决策意见。权力下放应该努力做到将重大决策置于当地的、小型区划的居民手中，而这些当地决定也不能违背全社会生活必须遵循的最根本的各项原则。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其中心原则就是将民主决策过程转移到能够表达他们诉求的公民团体手中。这里说的公民是充分了解所需信息的、敢于负责任的人，不是被灌了暗示话语和迷魂汤的浑浑噩噩的机器般的大众人。
这种打破官僚机构把持局面以重建自由的做法不仅应该发生在政治决策领域，而且应该发生在关乎一切决策和安排的事情上。除了那些自上而下过滤到底层的决定，草根阶层的生活亦应打通它们自下而上“反向过滤”到顶层的渠道。在工会中组织起来的工人、在消费者协会中组织起来的消费者、在上述面对面的政治小组中组织起来的公民，都应该将与最高层权力机构的互通常态化。这种互通应包括能够使草根阶层就新的措施、法律和规章提出建议，并实施他们经过投票作出的决定，还包括使所有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代表置于持续的严格评估之下，如不称职可以予以撤销。
根据这些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废除民族的主权、废除任何形式的武装部队、建立各民族的共同体。
在教育领域，主要的几项目标是帮助个人发展其批判的能力，提供一个使其能创意地表达自己个性的基本条件，也即是说，培养自由的人，抵制他人的操纵，不使自己易受暗示的心理被他人谋求快乐和利益的企图加以利用。知识不应局限于海量信息，而是作为理性的手段去理解那些决定物质和人类进程的潜在力量。教育不应只包括推理，还应包括艺术。资本主义在制造异化的同时，还分离和贬抑了人的科学理解和审美观念。社会主义教育的目标是重新恢复人对文理双科自由而充分的训练。教育的目的不是将人培养成一个聪明的旁观者，而是一个有能力的参与者；这不仅体现在能参与物质商品的生产，还体现在能对生活的愉悦有所感悟。为了抵消纯理智化带来的异化危险，作为对事实和理论教学的补充，应该安排手工作业和创意艺术方面的训练，在小学和中学应安排两者结合的工艺课（有实用价值的艺术物品的制作）。每位青少年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用自己的双手和技艺制作出一些有价值的用品。
建立在权力和利用基础上的不合理的权威应该废止，取而代之的并非一味的自由放任态度，而是建立在知识和技术能力基础上的权威，他们绝不依赖恐吓、强力或暗示。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对合理的权威重新定义，既有别于不合理的独断专行，又有别于无原则的自由放任态度。
教育不能仅限于孩童和青少年，现有的成人教育形式必须极大地扩充。每个人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能够变换其职业或专业，这点非常重要；而这种情况只有社会在经济上保障了人的最低物质需求时才成为可能。
文化活动不能只局限于提供智力教育。各种形式的艺术表现（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建筑等等）对于人类之人性开发都是举足轻重的。社会必须引导相当部分的财富投向大量的艺术活动项目，投向建造实用美观建筑的项目，这些项目的投入甚至应该优于无关宏旨的消费者热衷的其他项目。此外，要花大力气保护艺术家创作的完整性，避免将负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变成官僚或“国家的”艺术。在艺术家对社会提出合法要求和社会对艺术家提出合法要求之间必须维持一个健康的平衡。在艺术领域，社会主义旨在追求缩小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差距，并最终消除这种差距，尽一切可能创造最佳环境让每一个人的创作潜力得以充分发挥。对这一点，我们不应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定式；这是一个需要更多研究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这方面所做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社会主义社会理所当然追求种族和性别的完全平等。但这种平等并不意味着单纯的相同，而是应该尽最大可能促使每一个特定种族和民族的群体的天赋和资质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男女平等的实质亦同。
宗教活动自由必须得到保障，国家和教会必须完全分离。
综上所述的纲要只是作为社会主义各项原则和目标的一个入门指南。具体详细的程式需要进行大量的讨论。进行这种深入讨论并达成具体详细的意见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此类讨论需要对实践经验和社会科学提出的所有数据进行检验。但首先它需要想象力和勇气去展望新的可能性，而不能沿袭陈腐的、因循守旧的思路。
现实与上述情况相去甚远：在美国，若要使多数人都相信社会主义原则和目标的效力，需等相当长的时间。在成功实现这一任务之前的时期内，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应做什么工作、行使什么功能？
社会党—社会民主联盟（SocialistParty-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应该在它的结构和活动中真正体现它所代表的各项原则；它的任务不仅是努力在将来实现社会主义，更应该在我们当中现在就开始着手落实。因此社会党—社会民主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在说服人民参加这个实践项目时，绝不能依靠煽情、催眠或“名人效应”手法，而是以对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人的现状作出真实、正确、富有洞察力的分析。“联盟”应该成为美国道德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以最为广泛的途径披露它的分析和判断。
“联盟”进行活动应循的原则是采用分权的最优化方案，倡导成员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与讨论和决策。它还需要敞开大门，让少数意见派充分发表言论和发布信息。这个社会主义计划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须通过全党同仁持续不懈、同心同力的活动才能得以成长和发展。
“联盟”应与其他政党有所区分，这不仅反映在它的纲领和理想上，还反映在它的结构和功能上。它应该成为全体成员的精神家园和社交家园，这些成员以人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心智健全的精神团结在一起，对人类及其未来保持共同的关注和信念。
“联盟”应该在工人、学生、专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成员中展开广泛的教育运动，以冀其对社会主义批评和社会主义理想有一个潜在的理解。
“联盟”不应期望毕其功于一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去争取获得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力量。它必须努力争取一支数量不断壮大的民众队伍，这些民众应通过该党在美国及世界大声说出心中的诉求。
“联盟”应扎根于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它应致力于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向适应于二十世纪社会环境的目标进行转化，并将此作为成功的前提。在达到目标的进程中，它特别应该摒弃任何武力手段或任何独裁政府的设立。它唯一的利器就是观念的现实性和紧紧围绕人的真正需求的事实，以及公民——看清了如今充斥在人们头脑中的谎言和虚幻，并坚定地希望过一种更丰满、更全面生活的公民——赋予这场运动的热情支持。
如果“联盟”里的成员仅仅相信共同理想，这是不够的。这种信念必须转化成行动，否则很快就会付诸东流。该党的生命在于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民众——为每位成员提供充分的、不拘一格的可能性，使他们关注的东西转变成有意义的、即时的行动。这应该如何付诸实践呢？
必须很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目标，特别是大型企业由参与者、工会和消费者代表共同管理的方法，民主过程的复兴，为每个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这几项，会面临许多细节执行上的巨大困难。它们的解决方案需要从经济学、工作组织、心理学等诸多领域进行基础理论方面的论证，并且需要进行各种可行的规划和实验。如果人们怀着坚定信仰和丰富想象力——这种精神多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中——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其得到方案的伟大恢弘现在看起来应当能与二十年前的太空之旅相媲美。但是一个稳健和人性的社会组织的解决方案，不见得比那些理论和应用领域的各种自然科学更难达成。
对社会主义者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在他们各自的活动范围内，就应用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开展研究，并在“联盟”各工作小组讨论社会主义解决方案的体验和建议。对于这种小组活动的补充，是一些提出调查问题的长期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外交政策等各行各业的专家组成。调查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保持密切的互动联系、交换意见和心得，从而相互开启思路。
但“联盟”成员的活动不应只限于创造性的思想和规划，他们应在此之上付诸眼前的具体行动。重要的是每位成员都在他或她的工作场所——工厂、办公室、学校、实验室、医院等地方——展现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每位成员都应该展现解决各种问题的社会主义思路，不论是自己面对这些问题，还是激励其他同仁一起出主意。工会成员中的“联盟”成员应积极工作，组织更多会员活动，使更多人参与工会生活，这点尤为重要。不论在工会内还是工会外，“联盟”的成员都应支持所有政治团体的分权行为，支持草根百姓的积极参与，并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
“联盟”要吸引真正关心社会人道主义问题的男女大众，这些人因为关心便会参与解决问题，哪怕这项工作占用了他们的时间和金钱也在所不惜。
虽然“联盟”以其纲领中的根本目标为中心，但它应积极参与推动所有近期政治目标的实现，这对社会循序渐进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将与社会各政治团体和个人合作，真诚地向同一方向努力。各项近期目标包括：
°一套稳健的外交政策，它的基础是对政治生活既定事实的合乎实际的评估。这套政策旨在寻求合理的妥协，它相信只要两大势力阵营接受他们目前的经济和政治立场，宣布放弃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反对这样的主张：即我们的安全只有靠军备才能提高。避免全面破坏的唯一途径在于完全裁军。这意味着裁军谈判不应该用来妨碍真正的裁军，我们应该愿意冒险试图达成这样的目的。
°一套向不发达国家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计划，其规模要远超我们现在的援助水平，其实现会以我们的公民牺牲相当程度的利益为代价。我们提倡这种援外政策：既不为美国投资集团的利益服务，亦不以美国外交政策间接干涉小国的独立。
°对联合国力量的加强：加强利用联合国的一切努力帮助解决国际争端及大规模对外援助。
°支持一切措施来提高那些生活在多数人物质水准之下的群体的生活水平；这亦包含由经济原因或地区及种族原因造成的贫穷现象。
°支持所有权力分散的努力和草根民间活动，包括支持各种尝试来抑制公司、政府、工会官僚等机构中的不负责任的权力。
°对各类保障社会安全措施的支持；这些措施将能够直接缓解由于失业、疾病、衰老造成的痛苦处境。支持有关社会化医疗的种种举措，理解自由选择医生和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是一个必须坚持的方向。
°能使我们充分利用农业生产力，增加国内和国际粮食储备的各种经济措施。
°对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的各项举措的支持；该经济委员会应包括来自工业、商业、工会、经济学家、消费者等各界代表。该委员会应担负起经常检查我们经济需求的责任，并以全民利益为准发展各项变革的总体规划。它当下的迫切任务是讨论并提出从军备生产转为和平生产的各项建议计划。该委员会的报告，包括少数派意见的报告，都应发表在刊物上并广泛传播。类似的委员会还应该在外交政策、文化、教育等领域召集；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应能充分代表各类民众，而且这些成员的知识和廉正应该得到社会公认。
°对住房、道路建设、医院设施以及如音乐、戏剧、舞蹈、艺术等文化活动的大规模政府投入。
°以美国现有财富为条件开始的社会实验；国有企业应该进行由工人参与的各种形式的组织管理尝试。
°在有着基本社会影响的重要行业，政府必须建立一些起衡量标杆作用的企业，以对私营企业构成竞争，并以此迫使私营企业提高标准。这应该首先在广播、电视、电影等领域进行，也可在其他认为必要的领域进行。
°大企业应该开始努力建立工人参与管理的计划项目；
工人和雇员应占决策董事会中投票人数的四分之一，这些参与投票的工人和雇员本身应由各个企业自由选举产生。
°工会的作用必须加强，其影响不仅体现在工人的薪酬问题上，而且体现在工人的工作环境等问题上。同时，工会必须全力以赴推进自身的民主化过程。
°对那些通过迷惑性暗示作商业宣传和政治宣传的现象应予抵制，所有此类抵制尝试都应得到支持。
我们意识到上述计划项目主要针对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如北美国家和欧洲国家。对于所有其他国家而言，这一计划项目应根据当地情况作相应的调整。但是这个计划项目潜在的普遍原则对所有国家都是有效的，即生产须为社会所用，无论在工业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须强化实际的民主过程。
我们呼吁每一位公民感受对自己的生活、对子孙后代，乃至对全人类大家庭所应承担的责任。人类到了有史以来必须作出决断的最关键的时刻：究竟要用自己的技术和头脑去创造怎样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即便不是天堂，但至少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各种潜力，是一个充满欢乐和创造力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则不是通过原子弹就是通过无聊和空虚，使人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
社会主义与其他党派的纲领的确是有区别的，它怀有一种远见，怀有实现一个比目前更美好、更人性的社会的理想。社会主义不仅仅旨在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它要实现的是迄今尚未存在过的社会制度；它的目标是超越既定的经验主义的社会现实，但这又确是基于现实的潜能而能够成就的。社会主义者高瞻远瞩地宣布：这就是我们要过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生活；这不是绝对的和最终的生活形式，而是一种相对的和更为人性化的生活形式。它是人本主义理想的实现，人本主义理想已经孕育了西方和东方文化最瞩目的成就。
许多人会说人们并不向往理想社会，他们并不想要离开原先生活惯了的社会。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形。人民其实对那些他们能用双手创造并有信仰的生活是充满渴望的。人的所有生命力在于超越了生存状况中庸庸碌碌的部分，在于为实现一个并非不可能实现、却迄今尚未实现的宏伟蓝图而奋力拼搏。如果没有机会为一个合理、人道的前景而奋斗，人最终会被生活中的厌烦情绪耗尽元气，变得疲惫消沉，沦为独裁者和蛊惑人心的政客们那些不合理、不人道的前景的牺牲品。当代社会的孱弱之处恰在于不弘扬理想、不追求信义、不拓展视野——所拥有的只是那种更大程度上的雷同。我们社会主义者应该毫不羞怯地承认我们对人类有着极深的信念，对缔造一个新型而人道的社会形式的愿景有着极深的信念。我们呼吁那些怀有信仰、希望、想象力的公民和我们一起守望并努力实现这一愿景。社会主义不单是一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活动纲领，而且是一项人类的活动纲领——在工业化社会的条件下实现人本主义的理想。
社会主义必须是彻底的。既是彻底，就要深入它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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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以人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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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以人为重
当中世纪撕开一道大大的口子之后，西方人似乎终于踏上了实现其最伟大梦想和精锐抱负的发轫之程。他们将自己从一个极权的教会势力那里解放出来，同时也摆脱了传统的思想束缚和地球上只开拓了一半版图的地缘限制。他们发现了自然和个人。他们意识到了自身的力量，意识到了驾驭自然和传统既定环境的能力。他们相信自己能够造就一种综合体系，使自己新获的力量感和理性与人道主义精神传统的精神价值观共生息，使先知理念（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终将实现的普世和平与公正）与希腊传统（理论思辨）共生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他们建立起一套新的科学体系，从而释放了史无前例的生产力，完成了向物质世界的全面转化。他们还建立了各种政治体系，这些体系似乎能保证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发展；他们大量减少工作时间以保证充分享受休闲的乐趣，这种生活对于其父辈祖辈来说简直如同天方夜谭。
然而我们今日身处何方？
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各自相信他们掌握着通向积聚了世代人类希望的钥匙；两个阵营都认为，尽管他们不得不同时存在，但他们的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难道他们不是处于同一进程中——都在并入一种“工业化新封建主义”，并入各类工业化社会——这些社会由庞大的、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引领并操纵，在这些社会中，个人成为饱食终日、娱乐终日的自动机器，丧失了个性、独立和人性？我们不得不屈从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能够掌握自然，将物质生产提高到空前的程度，但代价是放弃生活于一个团结和正义的新世界这样的希望；而且这样的理想终将在一个徒有其表的技术“进步”概念中荡然无存。
除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管理化的工业体制，难道就没有其他出路了么？我们难道不能建立一个工业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个人保持积极负责的成员地位，主动地控制环境而不是被动地由环境控制？经济财富和人类完善难道真的不可兼得？
这两大阵营不但在经济和政治上相互较量，他们同时还被一种相互设防的恐惧弄得惶惶不可终日：害怕对方可能率先发动核战，就算不能使整个文明覆灭，也可能使双方同归于尽。的确，人创造了原子弹，这个结果成为人类智力的非凡业绩之一。但是他们丧失了对自己创造物的掌控能力。原子弹变成了主宰，自己一手制造的东西反过来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事到如今还有转圜的时间吗？我们能否成功逆转这一进程去控制局面，而不是听凭形势控制我们？我们能否克服骨子里的野蛮，克服一味使用武力、暴行、屠戮，去试图解决那些靠这些手段永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能否弥合非凡的智力成就和落后的情感道德之间的这道鸿沟？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更为深入地检视西方人目前的处境。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这种大工业组织模式的成功有目共睹且势不可挡。新的生产力——蒸汽、电力、石油、核能——和新的工作组织形式——集中计划、官僚管理、不断细化的劳动分工、产业自动化——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在大多数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创造了物质的财富，使他们大部分人口在上个世纪过的那种极端贫困的生活得以彻底改观。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工作时长也从每周七十小时降至四十小时；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上升，人们每日的工作时间有望进一步缩短，从而使他们获得过去未敢梦想过的大量闲暇。基础教育普及到每一个孩子；高等教育占了总人口中的相当比重。因为人们有了更多的消遣时间，电影、广播、电视、运动和各种业余爱好都成了休闲的重头戏。
诚然，开天辟地以来，生活在西方社会的大部分人——很快将会是生活在西方社会的所有人——似乎第一次不再为缺衣少食的物质窘境而挣扎，转而主要考虑如何生活得更好。祖祖辈辈最温馨的梦想似乎已经触手可及，西方社会似乎已经找到了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答案。
就在北美和西欧的大部分民众分享着这一愿景时，越来越多敏锐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迷人画面中的瑕疵。他们首先注意到，即便在全球最富裕的国家——美国，也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并未加入大部分民众眼中美好生活的行列，而相当数量的公民并未达到维持体面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标准。他们进一步注意到，全球三分之二以上人口——那些几百年来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对象的人口——的生活标准，仅为我们的二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不等，这些人的寿命只有美国人平均寿命的一半。
有识之士们蓦然发现我们的制度其实被很多不合理的矛盾现象裹挟着。我们有数以几百万计、海外有数以几亿计的人口食不果腹，但我们却限制农业生产，而且每年支出几亿美元来贮藏我们的剩余。我们生活丰裕，但没有令人愉悦之物。我们的财富变多，但自由变少。我们越消费，就越空虚。我们拥有更多的核武器，却感到更少保障。我们接受了更多教育，但思维判断力和信念力却每况愈下。我们越来越信仰宗教，同时又越来越依赖物质。我们口口声声提倡美国传统，这本该是完全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传统，但又管那些力图将此传统应用于当代社会的人叫做“非美人士”（un-American）。
无论如何，就算我们和大多数人一样自我安慰地假设，也许要不了几代人，整个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都会走向经济富裕，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在这条工业化系统的道路上，人类会变得怎样，又会最终走向何方？
我们这个系统成功地解决了一些经济的问题，但这些因素在引领我们解决人的问题时却屡试屡败。为了理解这一现象，有必要解析一下富有二十世纪特色资本主义的一些典型性质。
资本的高度集中致使超大型企业形成，管理这些企业的是层级森严的官僚制度。数目惊人的工人聚在一起工作，他们构成一部巨型生产机器的一部分；而这部机器一旦运转，就必须运转得畅顺，没有摩擦、没有停顿。产业工人和职员变成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他们的功能和活动由他们置身其中的整个组织结构来决定。在大企业，生产资料的法定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离的，业主已经不再重要。大企业由官僚气十足的管理层营运，这些管理部门虽然法律意义上不拥有这家企业，但社会意义上实然。现在的职业经理人不具备老一辈企业主的品质——个人主动性、胆识、冒险精神，却沾染了一身的官僚习气——缺乏个性、缺乏激情、缺乏想象力、患得患失。他们既管物又管人，可是他们将与人的关系和与物的关系变成了同一种关系。管理层虽然没有法定所有权，但他们实际上把持着企业；这些人事实上既没有对股东负责，也没有对企业中的员工负责。听上去大公司掌握着最重要的生产行业，但真相是这些大公司被他们的最高层雇员操纵于股掌之中。这些庞大的公司企业控制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控制了政治和国家的命运，但其建制恰与民主程序南辕北辙：由跪倒在权力面前的人来代表毫无制约的权力。
除了工业上的官僚，我们人口中的大多数还受到另一些官僚势力的管辖。首先是来自政府的官僚势力（包括军队的官僚势力），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影响和指导着几百万人的生活。而且工业官僚、军队官僚和政府官僚几方面在行动上，尤其是人事上，越来越交织渗透。随着不断扩张的巨型企业的出现，工会也发展成为一台大官僚机器，个人几乎没有表达意见的余地。许多工会领导人本身就是企业管理官僚阶层成员，与企业领导人同声同气。
这些官僚人员均无计划、无远见，这是官僚管理的本质使然。当人被转化为物品并像物品一样被管辖，其管理者们本身也变成了物品；而物品是没有意志、没有远见、没有计划的。
由于对民众实行了官僚化的管理，民主程序也蜕变为某种仪式。无论是一个大公司的股东大会、一次政治选举，还是一次工会集会，无论是作出决策的当下，还是参与决策的形成过程，都几乎看不到个人在其中的影响力。特别在政治领域，选举更是越来越弱化为公民对两组候选的职业政客之一表示偏好的投票；个人充其量只能说这种“被管理”得到其同意而已。而让民众表达同意的手法却充满了诱导和操纵，结果最基本的决策——那些关乎和平与战争的外交政策——便由小集团制定了，而这些小集团普通民众几乎都没有听说过。
民主的政治理念，正如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构想的那样，并不纯粹是政治理念。它们根植于一片精神传统的土壤，从先知式的对救世主的信念而来，从福音书而来，从人道主义而来，从十八世纪启蒙主义的先哲而来。所有这些理念和运动都围绕着一个希望，那就是使人在发展进程中将自己从贫穷、愚昧、不公的环境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处都呈现和谐、安宁、天下大同的社会。西方思想最突出的元素，就是人们一直相信历史进程有一个目的，相信人能在历史进程中日臻完善。这就是美国传统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是美国人汲取力量和生机的源泉。然则这一人类和社会自我完善的理念现在实践得如何？现在这一理念已经退化成了一个扁平的“进步”概念，其视野局限于生产越来越精美的物品，而不再代表那个处处洋溢着活力和创造力的人的今生。如今我们的诸多政治观念已经远离了它们的精神本源。它们变成一种权宜之计，衡量它们的标准也只是能不能帮助我们将生活水平提得更高和使政治管理更有效而已。如果没有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渴望作为基础，政治观念就徒剩一具空壳，权宜之计一声令下便可被弃如敝屣。
个人受到管控和操纵之处不止在生产领域，还在那个据称是最能体现个人自由选择的消费领域。不论消费的是食品、衣物、烟酒，还是电影或电视节目，商家都会启用一种强有力的诱导机制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不断培养消费者对新商品的嗜好，二是将这些嗜好引向产业中利润最高的领域。资本在消费品产业的大规模投入以及几家巨头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注定不能听凭消费行为自由发挥，商家也不会给消费者买多少和买什么的自由选择机会。必须不断刺激消费者的食欲，并使得消费者的口味在商家的操控、调节、预测之中。人只剩“消费者”这个身份，一味地吮吸，一味地希望消耗更多“更好”的东西。
就在我们的经济体制丰富了一个人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使其作为人的那部分生活日渐贫乏。尽管所有宣传口号都在营造一个信仰上帝、关心理想和精神诉求的西方世界，但我们的体制却培养了一种物质的文化和物质的人。在工作时间，这个人作为生产队伍的一员受着企业的管辖，但在业余时间，人仍受着某种操纵力影响去做一个完美的消费者，别人说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而且还把这误认为是自己原本的品位。人被一些标语、建议和不真实的声音反复冲击，直至丧失了最后残存的一点真实意识。孩提时代，人的成长环境就不鼓励去追求真实的信念。人的头脑因此也少有批判性思维，甚至少有真实的感受。如此一来，唯一使其避免不可忍受的孤独和失落的办法，就是别人做什么自己也跟着做什么。人无法作为一个主动的担当者去体验自身的能量和内心的富足，只能作为一个积弱的“物体”，靠的是身外的力量，即其投入的生活物质所产生的力量。人从自身异化出来，拜倒在自己双手生产的物品脚下。人向自己制造的东西、国家政权以及亲自选出的领袖人物们鞠躬致敬。人自己的行为渐渐变成一股异化的力量，原应成为这股力量的主宰，现却遭遇它的监管和反制。历史上，我们制造的物品从未像今天这样整合在一起，裹挟着我们身外的客观力量来战胜我们的掌控、打败我们的预期、彻底改写我们的计算结果；这股合力成了决定我们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人造产品、机器、国家都一一成为现代人的膜拜对象，而这些膜拜对象又以一种异化的形式代表了人自己的生命力。
马克思说得一点不错，他认识到“所有身体的和心智的感觉之处都被所有这些异化的自我感觉所占据，被‘拥有’的感觉所占据。私有财产把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低能，以至于物品必须等到我们拥有了它们的时候才属于我们；也就是说，非得等到它们以资本的形式为我们所有，被我们吃、被我们喝，一句话，被我们消耗，才作数。但无论拥有多少财富，我们仍然难逃困厄，盖因我们虽然有很多，却仍是渺小的”。
普通人最终失去了安全感，他们孤独、压抑，虽然吃穿不愁，却无快乐可言。生命对人并无意义；人朦胧地觉得生命的意义无法从那个唯一的“消费者”身份中去找寻。人很难忍受既不快乐又无意义的生活，但事实是这个体系给人提供了无数逃避的途径——从电视节目到镇定剂——让其忘却正在失去生命中越来越多最可贵的东西。尽管所有宣传口号都说得头头是道，事实是我们正在快速地进入一个由官僚体系管辖的社会，这个体系管辖着的是大众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性消泯、精神颓废。我们制造出像人的机器，又制造出像机器的人。半个世纪前，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最严重的诟病，即它导向统一的形式，官僚化管理、中央集权、无灵魂生活的唯物主义——现在这一切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上演了。我们大谈自由和民主，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敢承担自由的责任，反倒更乐得处于一种像肚子填饱的机器人那样的奴役状态；他们对民主也没有信心，觉得还不如省点儿心让政治专家去作决定。
我们利用收音机、电视机和报纸创造了一种广布的传媒系统。然而民众被传媒系统误导或灌输，并不能如实了解政治和社会现状。我们的舆情具有相当程度的趋同性，若考虑到此一结果产生于恐惧和政治压力，这就很容易理解了。但其实我们的体制原本正是建立在人们拥有否决权，以及人们偏向多元表达意见的基础上的，现在却变得所有人都“自愿地”举双手赞成。
意义含混、内容空泛的表述成了自由企业制国家的通则，而它们的反对者也采取同样的策略。后者称为“人民民主”，前者称多数独裁者为“热爱自由的民众”——如果他们结成政治同盟的话。至于五千万美国人罹受核武器攻击的可能性，却被轻描淡写为“不惜一战”；而有人还用“一决胜负”来形容他们的胜利。其实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知道在核战的大屠杀中，谁都不会成为赢家。
教育，不论是初级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达到了一个峰值。但人们即便是受到了更多的教育，他们的理性、判断力和信念却反而不如从前。他们充其量提高了智力水平，但他们的理性，即他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真正的支撑力所在——的能力却每况愈下。思考日益脱离感受；人们对待盘踞在头顶上核战争威胁阴云的容忍，说明已经到了必须质问现代人的精神是否仍然健全的时候了。
人，本应是自己所制造的机器的主人，现在却变成了机器的奴仆。但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变成一件东西的；即便人享受着各种消费的满足，其生命力却不能长期处于一种闲置的状态。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重新成为机器的主人，将生产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生产是为了人的发展，否则受到压制的生命能量就会变得混乱无序，以破坏的形式呈现出来。不愿死于无聊的人就会摧毁生命。
我们能否造就一种社会和经济组织模式，使之为人的这种处境负起责任？如上所述，我们的产业系统，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它所培养的人的关系，正是人类目前处境的始作俑者。这并非说它有意要如此设计，亦并非个人的邪念为之，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结构使得普通人在生活实践中已经被塑造了这种性格。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采用的系统和十九世纪相比判若云泥——它们的差异如此之大，恐怕难以归为同一种名称。资金在巨型企业中的天量聚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强大工会的存在，国家对农业和部分工业的补贴，“福利国家”的因素，价格控制因素和一种受引导的市场因素，以及其他诸多特征，将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和以往的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区分开来。但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词语，新老资本主义是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基本要素的。它们都相信给每个人带来最好的结果是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本位的行为，而不是团结友爱。它们认为社会生活应该由市场这种客观机制来调节，而非人的意志、眼光、筹划等。资本主义将物（资本）置于生命（劳动力）之上。财产，而非行动，构成权力的来源。当代资本主义为人的拓展设置了额外的障碍。它要求工人、职员、工程师、消费者组成一个天衣无缝的工作团队，因为官僚机构领导的大企业需要这样的组织和与之相适应的“组织人”。我们的系统必须培养那些能满足系统需要的人；这些人数量庞大，彼此顺利合作；这些人会消费得越来越多；这些人的品位有着统一的标准，并且很容易被预测到，也很容易跟着潮流走。这个系统需要的人，既要有自由感和独立感，不受权威或良心原则制约，又要自觉自愿地跟着命令做合乎期望的事，在社会机器中平滑运作。这些人不靠武力指挥，不靠领袖引导，不靠目标激励——除了那种促使其成功，促使其一刻不停运作的目标。指导生产依赖的是资本投入必须获得利润的原则，而不是依赖以人们的实际需要进行生产的原则。现在任何东西，广播、电视、书籍、医药，无一不服从利润原则；人们则被操控着进行某些常常是毒害精神的消费，有时这种毒害还殃及身体。
我们的社会不克履行以精神传统为本的人类抱负，其最直接的后果是难以面对我们时代的两个有燃眉之急的实际问题：一是和平问题，二是西方的富有和世界上三分之二人口的贫穷之间的平衡问题。
现代人之异化带来的诸多后果使其解决上述问题变得愈发艰难。因为人的拜物行为，因为人丧失了对自身的和对同类的生命的敬畏，人不但置道义于不顾，甚至在威胁到其生存时，竟还置理性于不顾。核军备很可能导致全球覆灭，这是最清楚不过的；即便核战未打起来，那种恐怖的、疑虑的、兵营化的核竞赛气氛，也都是自由和民主的生存大敌。同样最清楚不过的，是贫富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将引发暴力冲突和独裁。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却只有些半心半意且毫无成效的试探。我们似乎真的可以这么认为，诸神要使这些人灭绝，因此蒙住了这些人的眼。
以上我们涉及的只是资本主义的记录，社会主义的记录又如何？社会主义的意图是什么，那些曾有机会欲臻此意图的国家究竟实现了什么？
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不论是马克思的形式还是诸多其他形式，均欲通过创造物质基础去实现人人同享尊严的生活。它要让工作指挥资本，而不是资本指挥工作。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工作和资本不仅是两个经济范畴，它们代表的是两种原则：资本代表物质财富积累原则，关乎“有”什么；而工作代表人的能力和生命力，关乎“是”什么、“成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发现在资本主义中，物资指挥生命，“有”高于“是”，过去指挥现在，他们于是想要将这种关系扭转过来。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人的解放，让人重新凭着不被异化的、健全的人格，与同类和与自然都分别建立一种全新的、深厚的、非外力诱发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使人打破束缚的桎梏，摒弃幻想和不切实际之见，将自己转化成能够创造性地运用自身情感力和思想力的人。社会主义培养人的独立，使人有自己的主见；它相信人只有“对自己的生存状况负责，只有他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每一项关系——无论这关系是看、听、嗅、尝味、触、思想、意愿、爱欲，简言之，只有他肯定和展示了个人特征的所有组成部分”（马克思语），才能真正站稳脚跟。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这些社会主义者颇不同意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经常重申的一套耳熟能详的说辞，即最大程度获取物质的愿望是人类最基本的驱动力。他们相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使人将物质利益作为最强动力，社会主义则应该允许那些非物质动力各显神通，将人从物质利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曾有人一方面谴责社会主义所谓的“唯物主义”，一方面又以唯有“利益驱动”方可促人竭尽所能的论调来批评社会主义，这些言论不失为人类自相矛盾能力的一个悲哀的注释。）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个体性，而非一致性；它让人摆脱经济制约，不再将物质利益作为生活的主要关注点；它提倡所有人精诚团结的体验，反对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操纵和控制。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将每个人本身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人永远不应将自己变成另一个人的工具。社会主义创立的是这样一个社会，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位公民都积极负责地参与制定每一项决策；每个公民都能参与，因为其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件物品，因为人有自己的信念而不是合成的意见。
对社会主义而言，不唯穷困是一件坏事，富裕也是。物质的贫乏使人无从过上人道丰足的生活。而物质财富，有如权力，又能对人造成腐蚀。财富会破坏人们原本生活中固有的分寸感和限度观念；它使人制造出一种虚幻和几近疯狂的感觉，认为人是众人中的“唯一”，不受其他人过的那种普通生活的制约。社会主义需要的物质舒适是为了生活的真正目的所用，它不主张个人财富的积聚，以免对社会和对个人造成危害。事实上，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对立正是这个原则的对立。资本主义的逻辑是物质财富多多益善，社会主义认为多多益善的应该是人的生产力和生命力以及人的幸福感；他们追求物质舒适是以帮助人实现前述目标为限度的。
社会主义希望最终废除国家机器，这样需要管理的只是物资而不是人民。它要实现的理想是无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重新获得自由和主动权。十九世纪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在欧洲和美国存在的社会主义思潮，是这两地最有意义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究竟如何？
在它想取而代之的资本主义精神面前，社会主义还是缴械投降了。它原本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解放人的运动，但它的许多追随者，连同它的反对者，都仅仅将它看作一个提高工人阶级经济生活水平的运动。社会主义的各种以人为本的目标被置之脑后，或成了有名无实的应景之作；它和资本主义如出一辙，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经济增长的目标上。正如民主理想失去了它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理想也失去了它最厚重的根基——那种有如先知对救世主信仰般的对和平、正义和人类博爱的信仰。
于是社会主义成了工人们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取得地位的一件工具，它未能超越资本主义结构。社会主义不但未能改变资本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的精髓渗透。1914年，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宣布放弃国际联合；与他们曾经作为纲领的国际主义及和平理念相对立，他们选择各自维护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利益；是时，社会主义已经遭遇了彻底的挫折。
社会主义被误解为一个纯粹的经济运动，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种误解同时发生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右翼和左翼人士身上。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改良派领袖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提升工人的经济地位，他们认为最根本的措施是将一些大企业收归国有。直到最近，许多人才慢慢意识到将企业收归国有本身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人们不论受私营企业任命的官僚机构管辖，还是受公营企业任命的官僚机构管辖，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苏联共产党领袖同样用纯粹的经济方式来解释社会主义。但生活在一个与西欧相比欠发达的国家，且缺乏民主的传统，苏联领导人采用的是集权的手法强制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以走完西欧十九世纪的发展历程。苏联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经济上是成功的，但在人道上起了破坏的作用。他们建立了由官僚主义制度管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阶级之间的壁垒——不论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在拥有权力强迫他人服从的意义上——与当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其深度和强度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定义为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们将全部经济都进行了国有化，但是在现实中，他们的制度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理念——肯定人的个性，使之充分发展——是一种否定。他们的民众为资本的快速积累不得不做出难以忍受的牺牲；为了赢得这些民众的支持，他们必须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系列思想体系，以这种方式维持与被统治民众之间的勉强合作。
到目前而言，自由企业制度是优于其他制度的，因为它保存了政治自由，这是现代人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有了政治自由，人的尊严和个性得到尊重，才将我们和人道主义最基本的精神传统联系了起来。政治自由使得批评和建言成为可能，人们可以提出有助益的社会变革建议，这在苏联那样的国家是行不通的。但我们可以预料的是，一旦苏联的经济发展达到了西欧和美国目前的水平，亦是说，一旦他们能满足民众过上舒适生活的要求，他们就不再需要集权，而是转向使用和现在西方同样的操控手段：暗示和利诱。这一发展将带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和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大汇合。这两个制度的基础都是工业化，都以不断增长的经济效益和经济财富为目的。两种社会都在管理阶层和职业政客的控制下运行。他们骨子里持的是唯物主义观点，尽管表面上西方社会将基督教思想挂在嘴上，东方社会则尊崇凡俗的救世主。他们以一种集权的系统，以巨型工厂、群众政治集会等方式将民众组织起来。两种制度中，如果他们各自沿着既往的路径往下走的话，社会上有创造活力的、会思考的、有感觉的人就会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人、异化人，是一些衣食无忧、娱乐至死、跟着官僚指挥棒转的机器人，而官僚们也和大众人一样没有人生目标。物质排在万事之首，人则如行尸走肉；人只会空谈自由和个性，实际上什么都不是。
我们今天身处何方？
资本主义以及某种庸俗化的、扭曲的社会主义使人濒临变身非人机器的危险。人站在全面的自我毁灭的边缘，眼看就要失却心智。人类只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意识到自己的患难，从而形成一种生活的新视野——实现人类的自由、尊严、创意、理性、公正、团结，才能将我们自己从几乎肯定的衰败、丧失自由或毁灭中拯救出来。我们并不是只能在自由企业管理系统和共产主义管理系统这两者之间作选择。我们还有第三种方案，这就是民主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humanisticsocialism）；它秉承社会主义的原始理念，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卓识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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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先知与祭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论不服从（1981）
第四章先知与祭司
毫不夸张地说，对人类创造的各种伟大观念的认识从未像现在这么广泛地在世界上传播，这些伟大观念也从未像今天这般无效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先知和基督的观念、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观念，在欧洲和美国受教育阶层中为数百万计的人们周知。这些观念在几千所高等学府中传授，其中有一些在世界各地各种宗派的教堂里流布。但于这些伟大观念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受约束的自我主义的法则，由此又孕育出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并策划出一场疯狂的大屠杀。人们如何解释这些巨大的反差呢？
如果将观念和思想仅限于教学授受的形式，它们是不会对人们发生深刻影响的。在这种形式下，它们通常只会改变另一些观念；新思想替代旧思想；新词汇替代旧词汇。但所有的改变只是概念和词汇的更迭而已。为什么要变？一种观念要打动人，要让人领会某种真谛，其实是极为困难的事。人若接受其他观念，就必须克服根深蒂固的惯性阻力——害怕出错、害怕偏离群众队伍。即便有的观念令人耳熟能详，甚至这些观念本身有理有力，仍然不足以使人发生真正改变。要使观念对人产生深刻效力，传授这些观念的导师就必须身体力行；如果这些观念被导师赋予了人格魅力，亲自讲解、有血有肉；如果这些观念被人带着恭逊和谦卑的态度来诠释，听讲者就能体察理解这种谦恭意味着什么。人们不仅理解，而且他们认定导师讲的是真相，而非信口开河。不论何人，哲学家或宗教导师，试图传播何种观念，这种方式都屡试不爽。
那些预告观念（不必是新观念），同时又践行这些观念的人，我们也许能称之为先知（prophets）。《旧约全书》中的先知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们预示这样一种观念，即人必须寻求一种生存之道，它的答案就是开发人的理性、开发人的大爱。先知教诲人们，谦恭和正义与爱和理性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时时都在身体力行对别人的开示。他们不追求权力；相反，他们对权力避之唯恐不速，甚至对行使先知的权力也不屑一顾。他们不听命于权势，他们坚持真理，即使被羁押、被流放、被处死，也不改初衷。他们不是那种隔岸观火、坐视其变的人。他们积极回应人类的诉求，因为他们感到道义在肩。人溺己溺，息息相连。仁慈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他们内心的一部分。正因为他们看到了事物的真相，他们感到有责任晓诸众人；他们绝不威吓，只是昭示人类面临的多种不同的选择出路。先知并没有成为先知的愿望；事实上，若人怀有成为先知的雄心壮志，就有伪善之嫌了。先知之所以成为先知，很简单，只因其眼中的那些解决方案是显而易见的。先知阿摩司（Amos）这样简洁明了地说：“狮子咆哮了，谁不害怕？神谕示了，谁又不成为先知？”这里的神谕，指的是他所看到的选择是清楚无误的。不必再犹疑，不必再躲闪。于是身怀使命的人除了成为先知别无选择，不论其之前一直在放牧、培育葡萄园，还是在开悟诲导。先知的作用是彰显真实，揭示解决方案并进行论断；是振聋发聩，使人从习焉不察的昏昏然中惊醒。成为先知是历史大局使然，而非个人刻意为之。
许多民族都出现过他们的先知。佛陀之言行成为经典；基督以他的肉身降临；苏格拉底为自己的理念不惜赴死；斯宾诺莎则一生奉行自己的理念。这些先知们都在人类历史上印迹甚深，因为他们的理念是通过他们每个人的血肉之躯流芳百世的。
先知们在人类历史上仅间隔地出现。他们身后遗留下了各自的思想要义。这些信息被千百万人接纳，成为人们心中弥足珍贵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人方可利用众人对这些先贤的爱戴达到他们的目的——进行统治和控制。我们不妨将那些利用先知所预告理念的人称作祭司（priests）。先知实践自己的理念，而祭司则操控先知的理念，将这些理念传示给那些景仰先知的众人。这些理念于是失去了活力。它们变成了僵化的教条。祭司宣称这些理念如何形成很重要；当体验缺省，形式就自然变得重要起来；统治者一定得掌握一套“正确的”公式，否则怎能通过控制思想来有效地控制众人？祭司利用观念把众人组织起来，通过控制如何正确表达观念来控制众人；他们将众人麻痹到了某种程度时，会宣称众人皆浑浑噩噩之辈，无法靠一己之能过好日子。于是他们，这些祭司们，就得承担义务，甚至是出于怜悯，来引导芸芸众生；没有他们的引导，众人便在自由中丧失方向。当然，并非所有祭司都这般行事，但他们相当大部分的确如此，特别是那些善于玩弄权术的人。
不独宗教领域有祭司，哲学领域和政治领域也有他们的祭司。每个哲学门派都有祭司般的人物，这些人通常以博学见称。他们的事务是执掌原创思想家的观念，将它传授给众人，负责解释它，然后将它转化成博物馆里的陈设，再将它保护起来。更有政治的祭司，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屡见不鲜。他们一直操控着自由的观念，守卫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在二十世纪，政治祭司们接手掌控社会主义的观念。原本社会主义的观念旨在使人解放、使人独立，但祭司们通过种种方式断言人尚没有能力行使自由，或至少没有能力长期行使自由。所以在人们培养出这一能力之前，他们有义务出来取而代之，决定社会主义的观念应该如何表述，甄别出谁是或不是一名忠实信徒。祭司们常使人迷惑，因为他们宣称他们是先知的继承人，他们在实践他们的教义。然而，任一个孩子都能看出他们其实说一套做一套，广大群众却被成功洗脑。最终人们相信，祭司们生活高高在上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是伟大思想的化身；而如果他们大开杀戒，亦只是出于革命信仰。
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像我们所处时代这样有利于先知的出现。整个人类的生存都笼罩在疯狂的核武器战备阴云下。石器时代的思维和盲目将人类推向一个似乎要极速接近历史终点的悲剧时刻，而这恰恰也是人类最接近取得前所未有之成就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人类需要先知，即使他们的声音是否能盖住那些祭司的声音尚是未定之数。
当代能亲身昭显观念、并因历史形势将他们从教师转变成先知的人为数不多，伯特兰·罗素是其中一位。罗素碰巧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这并不是他作为先知的根本条件。他和爱因斯坦及施韦泽一起，代表着西方人道主义面对生存威胁的回答。他们三人都敢于让自己的观点公开亮相，向人类发出警示，并提出另类解决方案。施韦泽远至加蓬兰巴雷内工作，力行他的基督教精神。爱因斯坦倡导理性和人道主义理念，他于1914年及其后，多次断然拒绝参加德意志知识界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活动。伯特兰·罗素几十年来亦在各类书籍中弘扬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观念；而近年来，他更是走上街头，告诉所有人，当一个国家的律法和人道主义的律法相背离时，一个真正的人应该选择遵从人道主义的律法。
伯特兰·罗素意识到观念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但要取得社会意义，则必须通过一个群体来体现。当亚伯拉罕就所多玛城的命运与神对话、挑战神的公义时，他要求神能赦免所多玛城，条件是他在城里尚能找到至少十位义人。如果义人的数目不满十位，也就是说正义的理念甚至都不能在最小的群体内得以体现，则即便亚伯拉罕也不能指望所多玛城免遭劫难。伯特兰·罗素力图证明世上确有十位可以拯救我们这座城的义人。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组织民众，和他们一同游行，和他们一同静坐，和他们一同被警车带走。虽然他发的是那种旷野里的呼声，但它终究不是孤立的呼声。它是一个合唱团的领唱，至于这个合唱团演的是希腊悲剧还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只有若干年后的历史才能看到真相。
在伯特兰·罗素平生体现的所有观念中，也许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人有不服从的权力和责任。
这里说的不服从不是指那种无理由的反叛者，他们张口闭口说“不”，因为他们对生活没有担当。这种捣乱的不服从和它的反面——俯首听命，没有能力说“不”的服从——在盲目和孱弱上不分轩轾。我这里说的能够不服从者，是因为他们能够认定一些东西；他们能够不服从，是因为他们服从了自己选择的良心和原则。这些人是革命者，不是反叛者。
大多社会制度中，服从是至善，不服从是至恶。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里，很多人因为不服从而感到“内疚”，其实他们是感到害怕。令他们真正不安的并不是因为道德问题——他们只不过将其归在这一层面罢了——而是因为没有服从命令的事实。这并不奇怪，毕竟基督教的教义说亚当因违命而堕落，这种违命对他和他的子孙后裔造成如此深重的后果，以致只有神的特别恩宠方能使其脱离罪孽。这一观念当然是为了符合教会的社会功能，其实也就是通过传布不服从的原罪性来加强统治者的权力。只有那些认真对待经文教义中提倡的谦恭、友爱、公义的人能够抵制世俗权威，但结果却十之八九会被教会指控为背叛上帝的逆子和罪人。新教主流不但没有改变这种现象，反而在天主教会尚能意识到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有别时，将自己加盟到了世俗权势。路德在声讨十六世纪德国农民革命的文字中首次严酷地表达了这种倾向，“因此让我们每一个人行动起来，不论打、杀、刺，不论秘密或公开，只须记住没有比一个造反的人更歹毒、更有害、更邪恶的了。”
尽管宗教的恐怖手段消失已久，极权政治体制却一直将人的服从行为变成他们生存方式的基石。十七和十八世纪都有过轰轰烈烈的反对王权的革命，曾几何时，人们换汤不换药地又回到了服从王权继任者的老路。今日的权威何在？在极权主义国家中，家庭、学校都强调尊重权威的重要性，这使得国家权力十分显见。而在西方民主国家，人们为推翻了十九世纪的专制主义而自豪，但权威究竟改变了没有呢？抑或权威只是改头换面？
这个世纪是政府、企业、工会各级官僚组织把持的世纪。这些官僚体系将物连同人一道管得死死的；他们的管理遵循一定之规，尤其遵循资产负债表、资格认证、最大效益、利润等所体现的经济规律，他们的功能如同一台将这些规则编成程序的电子计算机一样。个人成了数字，将自己变成了物体。恰恰因为这里没有公然的权威，人并非“被迫”服从，所以存在一种幻觉：这么做是自觉自愿的，自己跟随的只是“有道理的”权威。谁愿意反对“有道理的”东西？谁能抵挡住编了电脑程序的官僚体系？谁又能不服从——如果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服从的话？这样的情形亦发生在家庭和教育中。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讹误形成一种方法：不告诉孩子做什么，也不给他指令，孩子也不会因做错而受罚，他只是“随意表达”。但是，他从生活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对合规性的一种不近情理的敬畏，他害怕“出格”、害怕脱离同伴。在这种学校和家庭环境长大，并在大机构接受了完整教育的“组织人”，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没有信念；他会自娱自乐，但不见得真正幸福；对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权势，他乖乖地言听计从，甚至搭上自己和后代的命都在所不惜。在那场以热核原子弹战争为题的时髦讨论中，他会欣然接受死亡的计算：一个国家死一半人——“还行”，死三分之二的人——“也许过头了”。
不服从的问题在当下有着重要意义。虽则按《圣经》之说，人类历史始于亚当夏娃的不服从行为；虽则按希腊神话之说，人类文明始于普罗米修斯的不服从行为，但人类历史却并非没有可能终止于一项服从行为，服从于发号施令的权威——这些权威很可能为了服从诸如“国家主权”、“民族荣誉”、“军事胜利”等古来奉若神明之迷思，而下令按动那些致命的键钮，将服从于他们的人和他们所服从的偶像崇拜统统化为灰烬。
所以我们在此意义上说的不服从，是一种肯定理性和意志的行为。它秉持的首先不是反对的态度，而是支持的态度——它支持的是人的观察力，敢言其所见，并敢拒言其所未见。人的这种行为不需要咄咄逼人，也不需要犯上作乱；人只需要睁开双眼，保持头脑清醒，并敢于承担责任去唤醒那些睡眼惺忪、浑然不知危险将至的人们。
卡尔·马克思曾说过，那位“宁被铁链拴在山崖上，也不对诸神俯首帖耳的”普罗米修斯是所有哲学家的保护圣徒。这更新了生活本身蕴藏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功能。马克思的著述清楚地指向哲学和不服从之间连接的问题所在。大多数哲学家并非事事反抗所生活时代的当权者。苏格拉底奉命仰毒，斯宾诺莎因不想得罪当局而婉拒了一个教授头衔，康德是一个效忠的公民，黑格尔将他早年对革命的同情换作晚年对国家荣耀的维护。但是尽管如此，普罗米修斯仍是他们的保护圣徒。尽管他们始终守在讲堂上，守在书斋里，没有走上街头——他们有很多原因不这么做，这不是我要在此讨论的——但作为哲学家，他们不服从于传统的权威思想和概念，不服从于人云亦云的陈腔滥调；他们给黑暗带来光明，他们唤醒昏昏沉沉的众人，他们是“勇于求知”的典范。
哲学家对陈陈相因的说辞和公众意见都保持一种不盲从的态度，因为他们遵从的是理性和整个人类。理性是普世的，超越所有国族畛域。正因如此，遵从理性的哲学家是世界公民。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不是这个或那个人、这个或那个民族。他们的国家是世界，而不是他们的出生地。
在表达思想的革命性质的透彻程度上，恐怕无人能望伯特兰·罗素之项背。他在《社会重建原则》（PrinciplesofSocialReconstruction，1916）中写道：
人们害怕思想甚于害怕地球上的其他事物，甚于毁灭，甚至甚于死亡。思想是颠覆的和革命的，是破坏的和恐怖的；对于特权、既定机制、舒适习惯种种，思想都无慈悲可言；思想不受政府和法律约束，它不事权贵，也不在乎年代悠久的世俗智慧。思想一直挖掘到地狱的深处，它不惧鬼神。它看到微弱如尘芥的人被深不可测的沉默包围，仍自豪地站稳脚跟，像宇宙主宰那样巍然屹立。思想是伟大的、迅疾的、自由的，它是世界的亮光，是人首要的荣耀。
但如果要使思想为多数人所拥有而不只是少数人的专利，我们就得摒弃恐惧。恐惧令人在思想面前退缩——人们害怕思考后发现珍惜的信仰化为泡影，害怕思考后发现在生活中遵循的制度原来弊大于利，害怕思考后发现自己最终不怎么值得别人尊敬，而之前自我感觉是多么的良好。“若劳动人民都自由地思考财富，我们这些有钱人情何以堪？若青年男女都自由地思考性欲，道德说教情何以堪？若士兵都自由地思考战事，军队纪律情何以堪？杜绝思考！让人们躲入成见的蔽荫，以免财富、道德和战事受到损害！宁愿把人变得愚钝、怠惰、沉闷，也不能让他们自由地思考。因为一旦思想无拘无束，他们的看法也许就和我们大相径庭了。无论如何要避免这场灾难。”反对思想的人在灵魂深处的无意识中如此争辩。于是他们在教会、在中小学和大学对思想大肆阻挠。
伯特兰·罗素的不服从能力并不基于抽象的信条，而是基于最真实的体验，基于对生命的热爱。这种热爱生命之忱闪烁在他的著述中，更体现在他的品行里。如今持这种品行者为数不多，在生活富裕的国度就更罕见了。世人已分辨不清刺激和愉悦、兴奋和兴趣、消费和存在。那种恋尸狂式的口号“死亡万岁”，表面上看只有法西斯分子才会呼喊，其实在富裕国度，内心如是观想者亦不知凡几，只是他们浑然不觉而已。这似乎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对核战争以及其后将对文明造成的浩劫持如此姑息的态度，对防范这场巨大灾难如此不作为。伯特兰·罗素反其道而行之，奋力对抗危机四伏的大屠杀；他这么做不因他是个和平主义者，或信奉某些抽象的原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
同样由于这个原因，罗素对那些喋喋不休指责人类罪恶的声音不见得有多大帮助，事实上那些声音传递的无非他们的问题和他们自己的悲观情绪，而不是人类问题。罗素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他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一个批评家，一个严苛的现实主义者；他很清醒在人的内心深处当然存在罪恶和愚昧，但他不会将此事实与所谓的“人与生俱来即堕落”之论调混为一谈——“人生而有罪”的论调其实在为那些过于悲观者寻找理由，他们不相信人的禀赋可以创造一个自己能安适栖居的世界。“除了个别生而无罪的具有异秉的人，”在《神秘主义与逻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MysticismandLogic：AFreeMan’sWorship，1903）中，罗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进入神殿庙堂之前，人们都得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黑暗的洞穴。洞穴入口阴森恐怖，地面铺满绝望的墓石。在这里，自我必须死去，对无节制欲念的热望和贪婪也必须彻底戒除。只有这样，灵魂才能从命运帝国的控制中获得自由。一旦出了洞穴，那道脱胎换骨之门指引人们重新沐浴智慧之光——新的视野、新的愉悦、新的温暖，这些智慧之光照亮了朝圣者的心。”在这之后发表的《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Essays，1910）中，罗素又写道：“有这样一些人，如果不能打开通往更为辽远深邃的世界之门窗，他们生活在地球上就如同生活在监狱里。这些人认为人类无所不能的信念过于傲慢。他们更向往斯多葛式的能够掌控情感的自由，而不青睐拿破仑式的将世界列国置于其脚下的征服。总之他们认为人不足以成为他们的崇拜对象。对这些人来说，实用主义的世界狭隘而琐碎，因为在所有的生命活动中，它偏偏褫夺了那部分体现价值的生命活动，而人也使自己变得愈发渺小，因为在整个恢弘的宇宙中，它偏偏褫夺了那部分使人沉思冥想的宇宙。”罗素对于所谓人之罪恶的观点在《非流行论文集》（UnpopularEssays，1950）还有过这样一段精彩表述：“孩童，在传统神学里为撒旦的肢体，在教育改革者心目中又是身披神秘光照的天使，而他们到头来转化成了一个个小魔王——不是神学上受到撒旦蛊惑的小魔王，而是科学上受到无意识蛊惑的弗洛伊德的小魔王。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小魔王比起修士们所诟詈的更为邪恶；现代版的教科书里，他们展示的那种奇妙而执着的对罪恶的想象，与昔日的圣安东尼（St.Anthony）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切难道是最终的客观真相么？或者仅是成年人不能再对讨厌的孩童痛打一顿而臆想出来的补偿？让弗洛伊德的专家们去相互解答吧。”最后再引一段罗素在《科学展望》（TheScientifcOutlook，1931）中的文字，俾读者一睹这位人文主义思想家是如何深刻体验生命中的愉悦的：“爱人、诗人、神秘主义的人，都比权力追求者拥有更大的满足，这是后者所无法想象的。权力追求者得周而复始地变换他们的手法以免受空虚感的折磨，而前三种人之所爱对象是恒久不变的。我行将就木时，不会有枉过此生之憾。我在暮色中见过红赤的土地，晨光中见过晶莹的露珠，霜天中见过闪耀的冰雪；我嗅到久旱后甘霖的气息，我听过风暴中的大西洋拍打着康沃尔郡花岗岩那种惊涛裂岸的轰鸣。科学有可能将这些以及其他的愉悦赋予更多原本不曾欣赏到它们的人。果真如此，我们便善用了科学的力量。但是，就在科学离开了生命——那种体现价值的生命——的那一瞬间，它就不再值得称道；无论它有多高明，无论它有多精巧，它都可能将人类带上一条不归路。”
伯特兰·罗素是一位学者，一个相信理性的人。然而他和其他诸多以学术谋生的同行之间有何差异？学者眼中重要的事是以智性去理解世界。他们确信人类的智力可以穷尽真相，世间没有什么东西非凡到不能被领悟。他们对每一件不能在智性框架里得到自圆其说的事情均持怀疑态度，但他们却幼稚地对自己的科学方法从不怀疑。比之人的上下求索所经历的开悟过程，他们对自己的思维结果更感兴趣。罗素在他的《哲学论文集》中讨论实用主义时谈及这一类智性的传统规则，他认为：“实用主义对人的心智有着一种怡情的吸引力：它能找到这个星球表面所有想象得到的实物；它对进步充满自信，对人类力量遭遇超越人类力量的制约则无所察觉；它热衷战斗，即使参战者冒着巨大风险，因为它对自己的战无不胜从未生疑；它对宗教有着强烈需求，一如需要铁路和电灯，但宗教对实用主义而言只是一帖安慰剂和一个解决尘间事务的帮手，而不是为了提供一些超越人类的东西以满足人类追求完美或无保留地崇敬的饥渴。”
在罗素看来，理性思维和实用主义相反，所追求的不是一个确定的结果，而是一场冒险的探索，是一个自我解放和激发勇气的行为。理性使得思想者的意识更清醒、更活跃。
伯特兰·罗素是一位有信仰的君子。他的信仰不是神学概念上的信仰，而是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天堂。他在《氢弹危及人类》（Man’sPerilfromtheHydrogenBomb，1954）中写道，人类存在迄今至多一百万年的时间，以地质年代计，可谓短暂之极。但人类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最近六千年来取得的成就，至少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形看，是宇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亿万斯年，日出日落，月圆月缺，繁星在夜空闪烁，只有随着人类的出现，这些现象才得以理喻。在天文学的广袤世界，在原子的纤微世界，人类揭开了那些从前以为永远无法知晓的秘密。在艺术、文学和宗教领域，一些人展示出的情愫升华，惠及整个种类，使之值得留存。难道因为人们只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利益而几乎没人能够考虑全人类的利益，这一切就都将结束于无价值的恐怖之中？难道我们人类如此缺乏智慧，缺乏公正博爱的能力，盲目到连最简单的自我保全的指令都视而不见，以至于最后一项证明其愚蠢的“聪明”行为竟是将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全部赶尽杀绝？——彼时，不唯人类遭遇灭顶之灾，便是那些与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罪名毫无干涉的动物和植物也同罹此祸。
“我不能相信这将是人类的最终结局。我希望人们暂且放下他们的争执静心反思：如果他们允许自己存活下去，就有每一个理由期待未来的胜利无与伦比地超越过去的胜利。如果我们愿意选择，前方路上我们可以选择不断增进我们的幸福、知识和智慧。难道我们仅仅因为放不下那些争执而就此选择死亡？我作为人类一员向人类的其他成员呼吁：谨记你们的人性，忘却其余。如果你们能这么做，前方是通向新天堂的坦途；如果你们不能这么做，前方就是全世界的绝路。”
这种信念深植于一种品质——对生命的热爱。若是没有这种品质，我们就难以深刻理解罗素的哲学和他的反战言行了。
对许多人来说，这未必有什么起眼之处；大家相信凡人都是爱生命的。难道一个人生命受到威胁时，不是抓住每一个求生的机会么？难道一个人不享受生活带来的巨大乐趣和诸多兴奋刺激么？
首先我们要看到，人们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并不见得会抓住每一个求生的机会，否则就难以解释他们在受到核武器屠杀的威胁时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了。其次人们混淆了兴奋和愉悦这两种感觉，混淆了紧张刺激和热爱生命这两个概念。他们属于“在丰盛的物质世界里感觉不到幸福的人”。事实上，人们称颂资本主义的所有美德——个人的原创力、敢于冒险、独立性——在西部人和流氓圈里大体上还能找到，而在工业社会中早已销声匿迹了。在官僚化和集约化的工业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人，无论属于何种政治意识形态，都已对生活感到厌倦；为了摆脱这种无聊烦闷，他们倒真的宁愿一死。这些人口头上虽说“宁死不被赤化”，但心底里却说“死了比活着好”。如前所述，我们可以从法西斯分子那里找到这种倾向的极端例子，他们的座右铭正是“死亡万岁”。认识这种极端倾向最为深刻的当属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deUnamuno）。时值西班牙内战之初，乌纳穆诺在萨拉曼卡大学担任校长，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在萨拉曼卡大学公开讲话。当时将“死亡万岁”奉为座右铭的米延·阿斯特赖（MillánAstray）将军在发言，礼堂后排即有其追随者高呼口号。阿斯特赖演讲结束后，乌纳穆诺起身说，“……刚才我听到一句恋尸狂的愚蠢叫喊——‘死亡万岁’。我这人毕生都在写悖论，招惹了他人不能理解的无名火。我得说，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刚才那个出格的悖论在我听来非常恶心。米延·阿斯特赖将军是个残废人。这样说没有轻蔑的含义，是战争使他残废的。塞万提斯也是如此。不幸的是现在西班牙有太多的残废人。如果上帝不来拯救我们的话，不久还会有更多。我感到痛苦的是米延·阿斯特赖将军竟能左右大众心理学的模式。一个没有塞万提斯那种伟大精神境界的残废人，会习惯在其周围制造更多的残废，来寻求一种不祥的安慰。”听到这里，米延·阿斯特赖将军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知识滚开！死亡万岁！”他大声吼叫，一批佛朗哥分子则在一边喧嚣地为他助阵。但乌纳穆诺不理会他们：“这里是知识的殿堂。我是这里的主事。是你在亵渎这片神圣领地。你能赢，因为你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蛮力。但是，你不能使人信服。使人信服要靠一些东西：这就是斗争中的理性和正当性，而这两者你无一具备。我认为奉劝你多为西班牙着想是徒劳的。我说完了。”
然而，被乌纳穆诺称之为恋尸狂的为死亡所吸引的念头不单单为法西斯分子所独有。这种现象反映在一种文化的深处，即由不断扩大的官僚集团（诸如大公司、政府、军队）控制的文化，和以人造物、各类装置、机器等为中心地位的文化。官僚工业主义倾向于将人转化成无生命的物体。它倾向于用技术设施取代自然，用无机物取代有机物。
最早表达这种热衷摧毁、迷恋机器、蔑视女性（女性作为生命的表现形式对于男性的意义和男性作为生命的表现形式对于女性的意义完全一致）的言论之一，是1909年马里内蒂（Marinetti，后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主导的“未来主义宣言”：
……第四条，我们宣布一道新的美景为世界的辉煌增色，这道美景叫做速度。一部风驰电掣的汽车，它的构造满是了不起的各种管道，像一条条呼吸充满爆发力的蛇……一部轰鸣的汽车，就像在榴霰弹上碾过，它比胜利女神之翼更亮丽。
第五条，我们要歌颂把持方向盘的人，那杆理想的柄刺穿地球，飞跃在它的运行轨道上。
……第八条，当我们必须跨过神秘的大门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时，我们为什么还要向后张望？时间和空间于昨日都已死去。我们正生活在不受干扰的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创造了速度、不朽和永恒的现在。
第九条，我们赞美战争——它是世界上唯一赐人以健康的东西，我们赞美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捣毁一切的铁臂，杀戮的美妙主张，对女人的鄙视。
第十条，我们要砸烂博物馆、图书馆，与道德主义和女权主义斗争，与一切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卑劣行径斗争。
的确，在人类中，眷恋生命者和眷恋死亡者之间的差别判若天渊，再没什么其他差别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了。那种对死亡的眷恋是典型的唯人类才有的东西——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感到无聊的动物，也是唯一能够眷恋死亡的动物。当一个无能者（此非指性无能）不克创造生命，其竟然是可以使用摧毁的方式来超越生命的。在活着的情况下眷恋死亡，这是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悖谬。这里面一些人是真正的恋尸狂，他们鼓动战争、礼赞战争，即使他们很可能根本不知自己出于什么动机，还将这种欲念说成为了生活、荣誉或自由的合理目的。这类人也许是极少数；但是另一些多数人从来没有在生死之间作出过选择，这些人不想选择，于是逃避到了忙碌中。他们并未称颂破坏行为，但他们亦未礼赞生命。他们在生活中找不到快乐，因而也缺乏必要的动力来强烈抵制战争。
歌德曾说过，信仰之有无构成不同历史时期最深刻的分野。他又补充说，所有新纪元来临时，但凡信仰主宰了人们的生活，这个朝代就蒸蒸日上、兴旺繁荣；但凡人们失去了信仰，这个朝代就凋敝消亡，因为没人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一个没有结果的朝代。歌德这里说的“信仰”，是深深扎根于挚爱生命之土壤的。创造热爱生命的环境的各种文化，都是有信仰的文化；反之，不能培养热爱生命的文化也培养不出信仰。
伯特兰·罗素是一位有信仰的君子。读他的书，看他为谋求和平所参加的活动，我感到他整个人的主要动力都来源于对生命的热爱。因为他热爱生命，热爱生命的每一种表现形式，他警告人们世界将大难临头，先知们也正是这么做的。但他又不是一个决定论者，这点也和先知们一致，他不会宣称历史的未来已经命定如斯。他是一个“选择论者”——所谓决定，不过只是有限的几个可以明辨的不同选择而已。我们的选择在结束核武器军备竞赛和毁灭世界之间。这位先知的声音是否能够压倒死亡和疲惫的声音，取决于世间生命力的活跃程度，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命持有的态度。若吾辈不久的将来灾及灭顶，则勿谓言之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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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之于马克思理论的应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论不服从（1981）
第三章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之于马克思理论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humanism），它的宗旨是将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不是凭感觉或意识推论得出的人，而是体魄和魂魄兼具的现实的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而非真空中，须生产方能生存。马克思理论关注的正是这种完整的人，包括人的意识，它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别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有别于经济主义论加机械论那一类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马克思的伟大成就在于放开了适用于人的经济和哲学范畴，一改原先涉及人时抽象和异化的表述，将哲学和经济学诉诸具体人身（adhominem）。马克思学说的出发点是人，他的目标是使人摆脱物质利益的支配控制，使人逃离由协定和契约构成的围住自己的狱墙。如果人们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他们就永远无法理解马克思理论，也无法理解那些号称实践马克思理论的人对此学说所做的篡改。即便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冠以《资本论》的标题，这本书也只是他总体研究中的一个台阶，下一步则是他的哲学历史。对马克思而言，资本的研究是一项批判工具，用来理解大工业社会中人的“有缺陷的”（crippled）状态。假设马克思最终写出一部《资本论》仅为其中一个研究步骤的书，这一鸿篇巨制的名字很可能叫做《论人与社会》。
不论作为“青年马克思”，还是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的著述充满了心理学上的概念，一些比较重要的如“人的本质”、“有缺陷的人”、人的“异化”、人的“意识”、人的“激情奋争”、人的“独立”等等。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不同，后两者的伦理学是建立在一套系统的心理学基础上的，而马克思的著述几乎不涉及心理学的理论。除了区分恒定的驱动力（如饥渴、性欲）和由社会产生的应变驱动力等个别术语外，我们很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与心理学有关的阐述，甚至在他的追随者的著作中亦不多见。这并非因为马克思对心理学兴趣不足，或缺乏对心理现象进行分析的能力（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全集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们关于无意识动机的具有深刻见解的大量分析，这些分析即便在富有天赋的精神分析学家看来亦属精妙）；而是因为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动力心理学（dynamicpsychology）尚未问世，他无法将此应用于研究人的问题上。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而弗洛伊德在马克思逝世十多年后才开始发表他的论著。
弗洛伊德创立的心理学分支对马克思的分析而言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虽然它亦面临许多不同的修正。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动力心理学。它要分析的是各种精神力，那种使得人们发生行为、动作、感情、念想等的动力。这些动力不总是昭然若揭，而是需要人们从一些可观察的现象中渐次加以推断，并对它们的矛盾形式和转换形式加以研究。若一种心理学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补益，它就必须同时关注这些精神力的演变，即在一个人所参与的社会活动中，人的需求与社会历史现实不断相互作用的一个进化过程。它必须问世甫始就定义成为社会心理学。最终它须发展成为批判心理学，尤其是对人的意识持批判态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满足了这些基本条件，但它与马克思学说的关系既没有被多数弗洛伊德学者们领会，亦没有被多数马克思学者们领会。二者未能关联的原因显然出自双方。马克思主义者因袭了忽略心理学的传统，而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只在机械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发展他们的理论，这对弗洛伊德伟大发现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局限，与“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兼容。
其间，新思潮不断涌现。最值一提的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的复苏。许多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尤其是一些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学者，亦有西方国家的学者，越来越意识到马克思理论需要同关于人的心理学理论结合起来；他们同时亦越来越意识到社会主义必须满足人对建立自我定向和奉献系统的需求，也需要回答人是什么、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何在这类大哉问。这才是伦理道德规范和精神发展的基础，而非那些空泛的话语——诸如“只要为革命（工人国家、历史进步，等等）服务，就是好的”。
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阵营里对作为弗洛伊德学说支柱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批评呼声也日益增多，导致了一场对精神分析学重要的重新评估，特别是对性欲（libido）理论的重新评估。因为马克思和精神分析学说双双都在向前发展，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结合双方理论的认识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他们应该认识到使用一种动力心理学、批判心理学、社会主导心理学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的理论是以人为中心的，如果它既不想脱离人类现实，但又不引入心理学的要素，是无法作为理论维持下去的。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提出一些已经引起讨论，或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者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2]
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性格”（socialcharacter），即某种群体（比如民族或阶级）共同拥有的性格基体，这个基体有效地决定了其成员的行为和思维。社会性格是从弗洛伊德的性格概念中特别发展出来的，弗氏性格概念的中心是性格的动力本质。弗洛伊德将性格看作追求满足各式各样的性欲冲动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呈现，也可说是精神能量的呈现——导向实现某些特定目标的、出自某些特定渊源的精神能量。在他的口欲期、肛门期、性器期的性格概念中，弗洛伊德推出了一套人类性格的新模型，将人的行为解释成独特的激情奋争的结果。弗氏假定这些激情奋争的方向和强度是孩提时代在“引发性欲的区域”（口唇、肛门、性器）中发生相关体验的结果，除了体质上的因素外，父母的行为是导致这种性欲发展的主要原因。
社会性格的概念指代一个群体共有的性格结构的基体。它假定形成社会性格的最根本因素是生活实践，即由生产模式及其相应的社会层理构成。社会性格是精神能量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它可在任何一个既定社会塑造，目的是对这个既定社会的功能有所助益。每个普通人想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保持一致，这样社会就得以利用人的能量按其目的正常运作。在社会进程中，人的能量只有一部分作为简单的体力能量体现（如劳动者的耕田或筑路），而另一部分则通过精神能量的特殊形式体现。一个靠攻击和掠夺其他部落为生的原始社会成员必须拥有一种斗士的性格，对战争、杀戮、抢劫表现亢奋。而平和的、从事农耕的部落成员则反对暴力，所以他们更倾向于互助合作。封建社会只有在它的成员努力做到对权势百依百顺、对上级官宦尊崇有加时才会运作良好。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渴望工作、遵纪守时、以挣钱为要务，以通过生产和交换获得利润为生活主旨，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社会才能兴盛。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人们乐于积蓄，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则需要人们热衷花钱和消费。社会性格是这样一种形式，它塑造人的能量，使之在社会进程中作为一种生产力发挥作用。
社会性格通过该社会一切可动用的影响手段来不断强化，这些手段包括教育系统、宗教、文学、歌曲、玩笑、习俗，尤其是父母培养孩子的方法。这最后一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个人的性格结构在人们五至六岁的孩提时代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型。而传统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父母的影响本质上不是一种个人的或偶然的行为。父母是主要的社会动因（agentsofsociety），既通过他们自身的性格又通过他们的教育方法起作用；各对父母的作用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这些差异通常不会减少他们在创造一个共同向往的社会性格基体过程中的影响力。
在任何既定社会，通过生活实践塑造社会性格这种概念的形成有一个条件，即对弗洛伊德性欲理论的修正；性欲理论是弗氏性欲概念的基础，它又以机械论概念为基础：人像一部机器，性欲是其除了自我保护驱动机制以外的能量来源，由“快乐原则”调节，将过盛的性欲张力降至正常水平。我对弗氏这一概念一直试图提出不同的见解，指出（《为自己的人》）首先作为一种社会化存在的人，其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满足与周围事物一致的“同化”需求和与周围人一致的“社会化”需求而展开的，而他所在的社会结构又决定了占据他主要激情的“同化”与“社会化”的种种形式。这个概念上，人的性格形成乃出自他的奋斗激情——以他人与自然为目标，以及与世界关联的需求。
社会性格的概念回应了马克思理论中未能彻底解释的一些重要问题。
为什么一个社会能够成功俘获大多数成员的忠心——即便这些成员已经饱受体制之苦，即便理性已经告诉他们效忠这个社会最终会戕害自身？作为人类，他们为什么不能看清他们的真正利益，而被那些由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洗脑运动炮制出来的虚假利益所迷惑？为什么他们对阶级状况的意识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意识不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发生应有作用？问题的答案就藏在社会性格的现象中。一个社会一旦成功塑造了普通百姓的性格结构，让一个人爱上其不得不做的事，人就会对社会强加的条件无怨无悔。正如易卜生笔下的一个人物所言，“他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因为他只想那些他能做的事。”毋庸置疑，一种社会性格如果说只会满足于逆来顺受，它就是一种有缺陷的性格。但不论是否有缺陷，一个社会需要唯唯诺诺的人来使其运作的话，这种性格就完全达到了目的。
社会性格的概念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社会物质基础与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人们惯常将马克思主义所谓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仅仅解释为经济基础的反映。但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实质阐述得其实并不充分。动力心理学理论使我们看到社会培养了社会性格，反过来社会性格则倾向于产生和维护能与之相适应的并有益于其成长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但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经济基础在形成社会性格中起作用，而社会性格又创造了某些思想体系；我们还要看到这些思想体系一旦确立，便会对社会性格产生影响，并间接地影响社会的经济结构。我在此强调的是：社会性格是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普遍的理想观念之间的一项居中的介质。这个中介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既以经济基础构建理想观念，又以理想观念构建经济基础。下图简示了这一概念：
社会性格的概念得以解释人类的能量如何像其他原材料那样，被一个社会用来满足其需要和实现其目的。说到底，人是最柔韧的自然力之一。人能够被用来满足几乎任何目的；能够被调教得会仇恨或会合作，会俯首帖耳或会特立独行，会安于磨难或会享受幸福。
这一切都言之成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另一个真理：人只有在充分施展各项能力时，才能解决生存问题。一个社会在人身上造成的缺陷越大，人就越不健康，即使在意识层面人对自己的命运可能无可挑剔，但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他是不满的；这种不满酝酿着某种要素，使其倾向于并最终改变造成缺陷的社会模式。如果不能这么做，人所处的那个有着特殊病原的社会就会逐步消亡。当新的生产力与社会组织的旧有模式发生矛盾时，会触发社会变迁和革命，但不限于此；当非人道的社会环境和人类不可改变的各项需求发生矛盾时，同样会触发社会变迁和革命。人可以接受加诸其身的几乎任何事，但仍有一个临界点。人为自由而战的历史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原理。
社会性格的概念不仅是一个引发普遍观察的理论上的概念，它在经验主义的各种研究——旨在找出一个既定社会或社会阶级中不同类型的社会性格的发生情况——亦体现出它的作用和重要性。假定“农民性格”被定义为个人主义的、善于囤积贮藏的、顽固的、难以在合作中被取悦的、极少时间观念和守时概念的，这一各种特征的综合体绝非简单加总，而是一个充满能量的结构。如果有外力企图改变这一结构，便会遭到激烈的抵抗，形式由强硬的暴力到沉默的蓄意阻挠都可能；即便赋予他们经济上的好处亦不容易产生改变效果。这一综合特征的存在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在农民的生活中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另一个例子是式微的下层中产阶级，不论是使希特勒上台的下中层，还是美国南部贫困的白人。这个阶级缺乏文化上任何正面的激励机制，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怨天尤人，他们被前行的社会洪流遗落在后，他们对那些破坏了自己一度拥有的自豪形象的人们充满仇恨，于是滋生出了一种向往死亡（恋尸）的、对血和土产生强烈病态固恋的，以及强烈族群自恋（后者表现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混合性格综合体。[3]最后一个例子：产业工人的性格结构包含准时、遵守制度、具备团队合作精神等要素，这些是一个产业工人有效行使其功能的最起码的综合素质。（其他一些差异，如依赖或独立、兴趣或冷漠、主动或被动，在目前的结构中都忽略未计，虽然它们对现在乃至将来的工人性格构成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社会性格概念最重要的应用，在于将马克思展望的一个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性格和十九世纪的旨在占有资产和财富的资本主义社会性格区别开来，并和二十世纪（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性格区别开来，最后这种社会性格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已史无前例地普遍成为一种消费人（homoconsumens）。
消费人的主要目标首先不是拥有物质，而是消费越来越多的物质，以此弥补内心的空虚、怠钝、孤独、焦虑。在一个以巨型企业和庞大的工业、政府和工会官僚政治为特征的社会，失去对工作环境控制能力的个人感到的是无奈、孤立、厌倦、烦躁。与此同时，有着盈利需求的大型消费产业通过媒体广告将其变成了一个饕餮之徒，一个对消费贪得无厌的人，把一切都视作消费品，从烟、酒到性生活、电影、电视、旅行，甚至连教育、书籍、讲座都不能幸免。人为的新式需求不断涌现，人的品位已经受到操纵。消费人性格更极端的表现形式是一类著名的精神病理学现象。在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病例中，不难发现患者以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酗酒等行为来代偿隐匿在深处的内心压抑和焦虑。弗洛伊德将对消费抱有强烈欲望的某种极端形式称为“口欲接受性格”，这种形式在今天的大工业社会里正在成为占主要地位的精神力。消费人被幸福的幻觉笼罩，在无意识里则深陷无聊和倦怠不能自拔。对机器的控制能力越强，对作为人类的自己的控制能力就越弱；消费得越多，就越像一个奴隶，被产业系统制造和操纵的日益膨胀的需求缚住手脚。消费人将刺激和兴奋误作愉悦和幸福，将物质舒适误作生机活力，满足贪求无度的欲望成了生活的意义，为满足欲望而奋斗变为一门新的宗教。消费的自由成了人类自由的核心。
这一消费精神与马克思展望的社会主义社会精神背道而驰。马克思清楚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危险。他的目标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不追求有很大一笔财富，或用很大一笔财富，但人本身就是很大一笔财富。他要将人从物欲的锁链中解脱出来，这样人可以时刻保持清醒、保持活跃、保持敏感，而不会成为贪欲的奴隶。“生产过多有用之物，”马克思写道，“导致产生过多无用之人。”他要消除极端贫困，因为贫困妨碍人的全面成长；他还要消除极端富裕，因为人会变成贪欲的囚徒。他的目标不是消费的最大化，而是消费的最优化。最优化消费保证人能满足其真正需求，那是使其过上更为完整而丰满的生活的手段。
资本主义精神以满足物欲为目标，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它们的计划经济，应该可以抑制人的物欲，但历史上的讽刺事件之一，恰是前者正在战胜后者。这一过程自有其逻辑。在欧洲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中，虽然共产主义思想取得胜利，但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成功地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主义的胜利变成了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框架内与资本主义采取一样的手法来进行成功的竞争。社会主义处于一种濒危的境地，即它们正在倒退为一种机制，其主要目标就是使贫穷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实现工业化；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发展经济生产的社会，而非发展人的社会。这种发展观由苏联共产主义社会进一步坐实：他们接受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一种粗糙版本，却效法资本主义国家所为，与以马克思为最伟大代表人物之一的人本主义精神传统渐行渐远。
毋庸讳言，社会主义国家尚未解决满足其人口合理的物质需求的问题（即便在美国，亦有百分之四十人口的生活达不到“富足”程度）。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而言，头等大事是要随时警惕最优化消费目标轻易滑向最大化消费目标的危险。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任务是研究人类需求的本质，找出划分两类不同需求的标准：一类是满足人们处于思维活跃、感官灵敏状态的真正的需求；另一类则是资本主义打造的人为的需求，后者倾向削弱人的意志，使人更容易倦怠，被自己的物质欲念束缚。
我在此强调的不是限制生产，而是说当个人消费的最优化需求得以实现之后，应该将更多的生产手段投向社会消费的层面，如学校、图书馆、剧场、公园、医院、公共交通，等等。高度工业化国家不断增长的个人消费意味着竞争、贪婪、嫉妒这些意念不单由扩大私有财产引发，也由毫无节制的私人消费引发。社会主义理论家必须着眼于这样的事实，即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旨在建立一个工业社会，其生产模式的服务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培养全能人，而不是培养消费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工业社会。
有一些经验主义的方法可以帮助进行社会性格的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是探明不同类型的性格综合体在一个总人口内和其在各个阶级中的发生情况，在综合体内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深度，以及那些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或对立的因素。所有这些变量使人能对现存性格结构的力度、演变进程，以及促其变异的手段等等得到一种深入内在的见识。这种见识对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国家来说无疑十分重要，对探讨从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环境——即异化的环境——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环境转型的工人问题来说，同样十分重要。再者，这些研究可以作为政治行动的各种指引。我只要了解民意调查中群众所确定的政治“舆论”，就能判断他们在近期可能如何行动。如果我想了解诸如种族主义、主战或主和思维等精神力的强度（此刻未必在意识层面彰显），社会性格研究就能见微知著地看出这种潜在支持的程度和方向；这些精神力足以操控社会进程，并只有在某个时期之后才得以彰显。[4]
限于篇幅，本文不克详尽讨论如何获得上述性格数据的各种方法。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将某些意识形态（经过了合理化）误作（通常是无意识的）内心现实的表达。其中一种被证明是十分可取的方法叫做开放式自由回答问卷调查，它的答案可以透露答卷人未措意的或无意识的想法。在回答“谁是您钦佩的历史人物？”问题时，我们就可以比较这样两组答案：一组是“亚历山大大帝、尼禄、马克思和列宁”，另一组是“苏格拉底、巴斯德、马克思和列宁”。据此我们推断给出第一组答案者尊崇的是强权政治和绝对控制的人，而给出第二组答案者尊崇那些为生活本身目的而奋斗。造福于人类的人。通过采用宽泛的投射问卷调查，即有可能勾勒出关于某人性格结构的一幅八九不离十的画面。[5]其他投射测试（projectivetests）包括对感兴趣的笑话、歌曲、故事及其他可观察的行为进行分析（对精神分析观察而言，不起眼的“小动作”尤为重要），这些测试数据均有助于获得正确的结果。在方法上，研究的主要重点应放在生产模式及其相应的阶级层理，放在最具深远影响力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的综合体，以及这两组数据之间的关系上。应用阶级层理的取样，调查人数不必达到一千人，就可以看出整个族别或大型社会阶级的概貌。
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另一重要方面是弗洛伊德称为“无意识”的概念。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无意识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的压抑机制，而结合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心理学学者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社会无意识”。这一概念指的是在各种大型群体中常见的内心现实受到压抑的情况。每一个社会都想方设法不让它的成员，或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觉察到某些冲动，因为在他们进入意识层面时，这些冲动足以导致“危险的”社会思潮或行为。这时社会必然启动有效的审查机制，但审查印出来的文字或说出来的话为时已晚，应该防思想之患于未然，亦即是说，要对危险的意识进行抑制。当然，社会无意识的内容因社会结构形式不同而大异其趣：冒进、反叛、依赖、孤独、忧愁、厌倦，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受压抑的冲动必须一直保持在压抑状态，并以否定的，或者肯定其反面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在当今大工业社会里，意识形态教育那个倦怠的、烦躁的、苦恼的人，让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生活充满乐趣。其他社会里，意识形态则教育那个被剥夺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人，让其觉得几乎已经处于最完美的自由状态，即使当时只有其领导才能以所谓的自由名义说话。某些体制压抑人们热爱生活，却培植人们钟情财富。另一些体制压抑人们对异化的意识，而宣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异化”的说教。
还有一种方法解释无意识现象，即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当人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在自由地作出决定时，其实是各种强制力量形成一个整体作用在人的背后作祟；或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经济人，在冥冥中支配其提出的目标。”对斯密而言，这只看不见的手还算是一只善意的手，对马克思而言（弗洛伊德亦同）这只手则极其危险，必须去除它的伪装，以解除它的效力。意识是一个社会现象，马克思认为很大程度上意识是虚假的，它不过是压抑的影响力在起作用。[6]无意识与意识一样，也是一个社会现象，取决于“社会滤网”的筛选——大部分真实的人类体验从无意识到意识的上升途中被过滤了。这一“社会滤网”主要包括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它被各种意识形态（经过了合理化）打扮起来，使人主观上感到自己所体验的是真实的。但在现实中，这些意识形态只是经由社会生产出、并在社会上共同分享的虚幻意境。这种对意识以及压抑机制的解释可以通过经验主义观察来证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论断是确当的。
这些讨论的结果引出弗洛伊德教义主导和马克思教义主导的精神分析的理论上的另一差异。弗洛伊德认为实际产生压抑的原因——受压抑的最重要内容为乱伦的欲望——是出于对阉割的恐惧。我的看法与此相反，我认为在个人与社会层面上，人最深的恐惧是与他的同伴彻底隔绝、被同伴完全排斥。与之相比，甚至死亡的恐惧都要来得容易承受。社会拿这种放逐来进行威胁，让人强制接受它的压抑指令。如果你拒绝否认某些压抑体验的存在，你就受到孤立而失去归属感，你无法发生关联，你会濒临精神错乱的边缘。（精神错乱的特征其实是一种完完全全不能和外部世界发生关联的病态。）
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推断在人的背后起指导作用的是经济势力及其政治代表物。精神分析研究表明这一概念失之狭隘。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无论最原始的社会还是最进步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具备某种激情奋争的潜能。这种人类潜能作为一个整体，是由每一个富有特色的既定社会的经济和各种社会合力塑造而成的。这些社会集成力量产生一种特定的社会无意识，亦在压抑的因素和某些既定的个人需求之间引发特定的冲突，而那些既定的个人需求正是一个精神健全者正常发挥其功能的关键，如某种程度的自由、激励、生活的兴趣、幸福等等。如前所述，革命的产生其实不仅表达了新的生产力的诉求，也表达了人性中受到压抑的成分的诉求，只有在两者结合的条件下，革命方能成功。压抑，无论由个人情况造成还是社会环境造成，都使一个人扭曲，使其分裂，丧失完整的人性。意识代表了由某个既定社会决定的“社会人”；无意识则代表了我们中的普通人，那些善恶兼备的完整的人，证明了泰伦斯（Terence）的名言：“我相信：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Ibelievethatnothinghumanisalientome.”）（巧的是马克思亦偏爱此语。）
具有深度的心理学还为一个问题提供了某种思路，这就是人性的本质，它在马克思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马克思本人并未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一方面，特别是在1844年之后，马克思不想用形而上学的、离开历史事实的方法去阐述这个问题——几千年来许多统治者使用着“人的本质”的概念，每一个统治者都力图证明他们的规章和法律针对的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反对一种相对论的观点，把人之降世看作一张白纸，每种文化都可以描摹它的文本。如果这是真实的，又何以解释这种普遍现象，即一个既定社会倘若用强力迫使它的成员按既定形式生存，其间人必定会不停反抗？但假设马克思心目中没有一个能够使“缺陷”成为可能的“人性的原型”，那他在《资本论》中运用“有缺陷的人”的概念时又基于什么？对于人的本质，一个基于心理学分析的论断是，从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实体的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是不存在的。我认为，答案可以向这样的事实去寻求，即人的本质正存在于“囿于自然”和“超越自然”这样一对矛盾中：一方面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出于自身意志，离开这个世界又违背其意志，时间和地点都是偶然的；另一方面人超越自然不是凭本能的赋予，而是凭其具有意识这样的事实——对自己的认识、对其他人的认识、对过去的认识、对现在的认识。人，这个“自然的怪胎”，若非找到一种新的统一形式来解决矛盾，就会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人的生存之道的这种根本对立促使其去寻求一个化解矛盾的方案，去寻求那个其一面世就受到生活拷问的答案。关于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有几个可以确定但不完美的选择。人可以倒退回动物的状态，放弃属于人的功能（如理性和爱），变成奴隶或奴隶主，将自己物化，通过这些方法都能统一上述矛盾；但人也有另一个方法，即将所特有的能力发挥到这样一种程度，俾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不仅是一个挣脱锁链的自由人，而且是一个把尽情发挥所有潜力当作人生目标的自由人，一个将生存之道系于自身创造力的自由人——由是达成自己和其他同类的新的统一，以及和自然的新的统一。人的“进步动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应其解决生存矛盾之需求所驱策，这种矛盾在人类发展的每个新阶段都会反复出现。这种矛盾，或者说人的各种不同的、相反的可能性，构成了人的本质。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权作引玉之砖，将一种辩证及人本导向的精神分析法作为一个重要观点介入马克思学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需要上述定义的心理学理论，精神分析也需要结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此综合将使这两个研究领域相得益彰。
[2]可惜尝试将修正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问题联系应用的作者太少，我将不得不主要引用自己从1930年以来所写的文章，重点参见：《基督教义分析》（TheDogmaofChrist）（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63）；《精神分析性格学及其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性》（PsychoanalyticCharacterologyandItsRelevanceforSocialPsychology）选自《精神分析的危机》（TheCrisisofPsychoanalysis）（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70）；《逃避自由》（EscapefromFreedom）（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41）；《健全的社会》（TheSaneSociety）（纽约：霍尔特，莱茵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55）；《马克思论人》（Marx’sConceptofMan）（纽约：弗雷德里克·安格出版社，1961）；《在幻想锁链的彼岸》（BeyondtheChainsofIllusion）（纽约：袖珍丛书出版社，教义系列，R.N.安申编辑，1962）；这些文字开宗明义讨论了马克思理论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关系。持精神分析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其他作者还有威廉·赖希（WilhelmReich），他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作者，虽然他的理论和我的理论鲜有相通之处。萨特也尝试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人本主义分析，但他进行得不顺畅，这是因为他缺乏临床经验；总体来看，尽管萨特运用了一些才华横溢的辞藻，他对心理学的研究仍失之表浅。
[3]参见弗洛姆的《人心：它的善恶天性》（TheHeartofMan,ItsGeniusforGoodandEvil）（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宗教观点系列，R.N.安申编辑，1964）中关于本观点的详细讨论。
[4]以资说明的例子是德国中下层阶级中潜伏的破坏力，只有在希特勒上台给了它机会时才全面爆发。
[5]这一方法首次应用于1931年我和E.夏切特尔博士，P.拉扎菲尔德博士，以及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院（InstituteofSocialResearch,FrankfurtUniversity）其他人一起合作的调查中，之后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人员合作。调查的目的是探明在德国的工人和雇员中支持独裁主义者和反对独裁主义者的性格情况。调查显示的结果与之后的历史发展事实非常接近。同样的方法再次应用于墨西哥一个小村庄的社会心理研究项目，该研究由精神病学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sFundforResearchinPsychiatry）提供基金，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并得到西尔多博士、洛拉·施瓦兹博士和迈克尔·麦考比博士的协助。路易·麦奎蒂博士使用电子计算器的统计方法，对数十万个单项数据进行处理，使具有典型相关性特征组成的各种综合现象一目了然。参见E.弗洛姆《第三帝国前夕的德国工人和职员：一项社会心理调查》（DeutscheArbeiterundAngestellteamVorabenddesDrittenReiches：EinesozialpsychologischeUntersuchung），W.博恩斯编辑（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社，1980）；以及E.弗洛姆和M.麦考比合著的《一个墨西哥村庄的社会性格：一项社会精神分析研究》（SocialCharacterinaMexicanVillage：ASociopsychoanalyticStudy）（英格伍德·克里夫斯：普伦斯蒂·霍尔出版社，1970）。
[6]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Ideology）中亦使用了“压抑”（Verdrängung）这个词。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在《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LeninismandMarxism”）一文中提到无意识（历史进程逻辑）的出现早于意识（人类主观逻辑），该文收录在最近以英语出版的《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TheRussianRevolutionandLeninismorMarxism?）（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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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作为心理和道德问题的不服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论不服从（1981）
第二章作为心理和道德问题的不服从
几个世纪以来，国王、祭司、封建领主、行业工头、家长，无不强调服从是一项美德，不服从是一项恶行。为了引入另一个观点，我们先设一个与上述相对的表述：人类历史是自一项不服从行为开始的，但它却有可能以一项服从行为结束。
根据希伯来和希腊神话，一项不服从行为开启了人类历史：生活在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初时与自然合为一体，和谐共处，并未对其超越。他们在自然中有如胎儿在母体的子宫里。他们既是人，又尚未全然成人。所有这一切的改变只因他们一项不服从命令的行为。在打破与大地和母亲的关联中，在割断了脐带后，人类从“前人类”的和谐中脱胎，得以迈出独立和自由的第一步。不服从行为使亚当和夏娃挣脱束缚，睁开双眼。他们像陌生人那样重新认识对方，外面的世界在他们眼中因此也变得陌生，甚至充满敌意。他们的不服从行为扯断了与自然的初始连结，俾其成为独立的个人。“原罪”不但没有使人堕落，反而使其获得了自由；它是历史之肇端。人必须走出伊甸园，目的是学会依赖自身的能力，做一个完整的人。
先知们秉持救世观念，证实了人之不服从是正确选择：人没有因其“原罪”而坠入深渊，相反，人从之前懵懂的和谐的藩篱中挣脱了出来。对先知们而言，历史是一个地点，是人始为人之滥觞。彼处出发一路走来，人日益培养着理性能力和爱的能力，直至有一天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和谐世界，人和自己的同类、人和自然和谐地生活其间。这一新和谐被描述为“末世”（theendofdays）——历史的这一阶段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和平共处。这是一片由人自己一手建立的“新天堂”，人不需要借助外力来实现，盖因其已承受了不服从的后果而被迫离开了“旧天堂”。
一如希伯来神话中的亚当夏娃，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亦视人类文明肇始自一项不服从行为。普罗米修斯从诸神处盗取了火种，由是奠定了人类进化之基石。倘若没有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罪行”，人类历史就无法书写。普罗米修斯和亚当夏娃一样，因不服从而受到惩罚。但他没有后悔，没有要求宽恕，相反他自豪地宣称，“我宁被铁链锁在悬崖上，也不做诸神驯服的仆人。”
人类在他的不服从行为中不断得以演进。不论他们以良心或是信仰的名义，正因为有了这些敢于对权势说不的人，人类的精神方能得到发展；不唯如此，人类的智力发展也有赖于他们不服从的能力——不服从那些企图钳制新思想的权威，以及那些在其固有观念中视任何改革为异端邪说的主流观点。
若不服从行为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开端，则服从行为颇有可能，如我所言，为人类历史画上句号——这并非象征意义上或诗意上的表述。人类将毁灭文明，甚至在五到十年间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此举不仅存在可能性，而且有着相当的概率。此言听来不合理智，匪夷所思。但事实是，我们在技术上已经生活在原子能的时代了，而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大权在握的人，情感上却仍生活在石器时代。一方面，我们的数学、天文学以及诸种自然科学都进入了二十世纪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大部分人头脑中的政治、国家和社会观念远远跟不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如果人类会自我灭绝，那是因为人们会服从那些命令他们开启死亡按钮的人物，是因为人们会服从恐惧、仇恨、贪婪这些远古就有的情绪，是因为人们会服从国家主权和民族荣誉等陈词滥调。尽管苏联领导人热衷谈论革命，我们在“自由世界”的人则热衷谈论自由，但是他们和我们都同样不鼓励不服从，只不过苏联是通过武力明目张胆地阻挠，而“自由世界”里的阻挠则隐晦得多，用的是循循善诱的规劝。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不服从都是美德而所有服从都是祸害。那是罔顾服从与不服从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每当一些引起服从的原则和一些引起不服从的原则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对一项原则的服从行为本身必然构成对它的对立原则的不服从，反之亦然。安提戈涅是这种两分法的一个经典例子。如果她服从最高统治者不人道的律法，就必然违背人道的律法；如果她服从了后者，她又触犯了前者。所有宗教信仰的殉道者，以及自由卫士和科学卫士，都是为了服从自己的良心、人道的律法、理性的召唤，而去不服从压制他们的天条。如果一个人只知服从而不知不服从，这是一个奴隶；如果一个人只知不服从而不知服从，这是一个暴民（而非革命者）——其不服从行为只是出自愤懑、失望、怨怼，而不是出自信念或原则。
为防止词语产生歧义，我们有必要对两种“服从”的实质进行甄别。对他人、机构或权力的服从——非自主性服从——是一种屈服行为；它暗含我放弃了自主权，在应由我实施意志或判断的地方接受一个我之外的人物替我实施意志或判断。而对自身理性或信念的服从——自主性服从——则不是一种屈服行为，而是一种肯定行为。如果我的信念和判断真正发自内心，它就是我整个人的一部分。如果我遵循这些信念和判断而非他人的主张，我就是我自己；此处服从这个词仅作喻说之用，与前述之“非自主性服从”有着天渊之别。
除了上述区分，仍有两个概念需作进一步的说明，其一是良心的概念，其二是权威的概念。
被用良心这个词来解释的两种现象亦有着泾渭之别。一种现象称为“权威主义良心”，指的是我们如此热切地要取悦于某种权威，害怕惹怒这种权威，而将这种权威的声音内化了。大部分人在服从自己良心时体验到的都属于这种权威主义良心。这与弗洛伊德提及的良心是同一概念，弗洛伊德称之为“超我”。这一“超我”的代表是儿子出于惧怕而接受父亲的种种命令和禁忌并使之内化。与这种权威主义良心不同，另一种现象称为“人本主义良心”，它指的是呈现在每个人类一员心中的声音，独立于外部的奖惩而存在。人本主义良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具有一种本能的认识，知晓何为人道、何为非人道，知晓什么能使人生丰富，什么能使人生枯萎。这一种良心所起的作用是使人之为人。它的声音召唤我们坚守自身的人性。
权威主义良心（超我）尽管已经完成了权力影响的内化，但我所服从的依然是自身之外的权力。在意识层面，我相信自己追随的是我的良心，但实际上，我接受的只是权力的信条；由于人本主义良心和“超我”很难分清，经过内化的权威的效用比起那种一眼就看出属于外在的权威的效用要大得多。对“权威主义良心”的服从，与所有对外部观念和权力的服从一样，都会弱化“人本主义良心”部分，而后者体现的正是坚守自我和自我判断的能力。
另一方面，服从他人是否就构成事实上的屈从，这也是值得深究的；它的区别取决于这个“他人”代表的是“理性的”权威还是“非理性的”权威。理性权威的一个例子是师生关系；非理性权威的一个例子是主奴关系。这两种关系都建立在一方须接受另一方指令的基础上，但从动因看，这两种关系分属不同的性质。师生之间的利益，在理想的情况下，是完全一致的。教师能从学生的进步中得到满足；学生如果不及格，则不单是学生的失败，亦是教师的失败。反观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奴隶主想的是如何剥削奴隶，从奴隶身上获得越多就越满足；而奴隶则尽其可能保护自己的诉求以得到最低限度的幸福。主奴之间的利益是对抗的，于一方有利的必然于另一方不利。这两个例子中，一方之于另一方的优势所承担的功能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一个例子中它是使服从方进步的条件，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它成了服从方被剥削利用的原因。与此平行的另一个区别是：理性的权威之所以理性，因为代表这一权威者——无论是教师或是在紧急事故中发出指令的船长——都在按普遍适用的理性行事，所以我接受他们的指令并不需要抛弃自己的准则。而非理性的权威不得不采取武力或暗示的手段，因为按普适的理性，一个自由人是不愿意被他人剥削利用的。
为什么人总是倾向于服从，为什么人觉得不服从举步维艰？因为一旦我服从了国家、教会、舆论等形成的权势，我就会有受保护的安全感。其实，我服从什么样的权势对我的服从行为而言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它们常以机构或人的面目出现，运用不同形式的外力，并带有欺骗性地宣称它们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我的服从行为使我成为这一受膜拜力量的一分子，于是我也变得强大起来。我不会出错，因为这个权势替我作了主。我不会孤独，因为这个权势高高在上地庇护着我。我不会犯罪，因为这个权势不允许我犯罪；即便是犯罪，惩罚也不过是再循路靠回这个全能的权势而已。
为了不服从，一个人须有勇气忍受孤独、忍受愆误、忍受罪咎。但仅有勇气尚不足够。一个人的勇气来自其发展水平。只有当一个人脱离了母亲的裙兜和父亲的指令时，只有当人独立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个体并拥有了自我思考和感受的能力时，才具备真正的勇气不服从权势，对权势说“不”。
通过学会向权势说“不”这样的不服从行为，人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具备不服从的能力的确是使人获得自由的一项条件，但反过来，自由亦是使人敢于施行不服从行为的一项条件。如果顾忌自由，我就不敢说“不”，我就没有勇气公然不服从。其实，自由和不服从的能力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因此，任何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如果口口声声宣称拥护自由，但却处处压制不服从行为，它说的就不是真话。
对权势说“不”的不服从行为还会遭遇另一大障碍。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服从都被视为美德，而不服从被视为恶行。道理很简单：迄今为止大部分时期都是少数人在施行对多数人的统治。这种统治造成的事实必然是，生活中的精华物质只够少数人享用，多数人则分得剩余的碎屑。如果少数人欲维持对精华物质的占用，并使多数人为少数人工作和提供服务，有一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多数人必须学会服从。诚然，服从可以通过纯粹的武力来建立，但动用武力有很多不利因素。有朝一日多数人亦可能找到采用武力推翻少数人统治的手段，这对统治者构成一种常在威胁；再者，若服从的背后完全由恐惧主宰，很多事情是难以妥善完成的。正因如此，由武力威慑而形成的服从性就有必要转换成人们发自内心的服从性。人不再因恐惧而服从，而怀着一种服从的愿望，甚至有一种服从的需求。为达此目标，权势必须使自己看上去具备一种全善、全智、全知的特质。这一切营造起来后，权势便能宣扬不服从是一种罪恶、服从是一种懿德；一旦这种观念广而告之，多数人便也欣然接受了服从性而鄙视不服从性，因为这是在趋利避害，而且他们不必再为自己不作为的懦弱自责。自路德至十九世纪，人们对光天化日之下的权贵势力比较有忧患意识。路德、教皇、国君，一心要维护权贵势力，而中产阶级、工人、哲学家则想方设法铲除它们。对权力的反抗，不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家庭层面，都常会成为一个人培养其独立和勇敢的基础。对权力的反抗，知性的态度亦是不可或缺的，它的代表是那些具有启蒙精神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批判的态度”是某种对理性的信仰，同时它对基于传统、迷信、习俗、权势认可的每一件事都审以怀疑的目光。“勇于求知”（sapereaude）和“怀疑一切”（deomnibusestdubitandum）都是鼓励培养说“不”的能力的典型态度。
阿道夫·艾希曼[1]的耶路撒冷受审案在我们这个讨论话题的情境中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法庭判决本身。艾希曼是一个“组织”人（organizationman）的代表，是一个异化的官僚，对他而言，男女老少仅仅是一串数字。他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象征。我们可以从艾希曼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这个案件中最令人震撼的部分莫过于他当庭供认他的全部行径后，居然还能够言之凿凿地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很明显，如果他再次置于同样的情境中，还会犯下同样的罪行。我们也会——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组织”人早已丧失了不服从的能力，他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服从的事实。从目前这个历史节点看，人类究竟是否有未来，文明究竟是否会终结，端赖我们是否能秉持怀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从的能力。
[1]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高官，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负责者。1961年2月于耶路撒冷受审，对其犯罪指控均回复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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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价值观、心理学与人类生存之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论不服从（1981）
第一章价值观、心理学与人类生存之道
本文论点旨在说明价值观之根乃深植于人类自身所处的生存条件；对这些处境的认识，即对“人类状态”的认识，使我们树立起客观、真实、有效的价值观；价值观的真实有效性因人的存在而存在；离开了人，则无价值观可言。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类生存的特定条件是什么？哪些需求是根植于这些条件中的？
人类从最初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状态中分离出来，亦即告别了那种动物生存的特性。是时人具备了理性和想象力，意识到自身的孤立和分离，感受到自身的无力和无知以及生死无常。一个人倘使不能与他人建立一种全新关系，以取代之前凭本能调节的关系，便一刻也无法在这种状况下生存。即便所有的生理需求都得以满足，孤独和个体化的状态仍像牢狱般禁锢着人；人必须摆脱这种状态才能维持心智健全。事实上，精神失常者是那种完全无法与他人建立任何联结关系的人——他们并没有身陷囹圄，却将自己囚禁了起来。人类维持心智健全的必要条件，是其必须与其他生物在一个共同体中生活，与他们发生关联。在构成人类各式各样密切关系的所有现象背后，在以爱这个词最宽泛的释义为代表的一切激情背后，我们都能看到这种需求。
有几种途径可以寻求和实现这种联结关系。人可以尝试以委从的方式使自己融入与世界的关系，如委从于某个个人、群体、机构、上帝。通过这种途径，人便超越了个体生存中的分离感，将“小我”化身于比自己更大的人或事的一部分，将自己的身份与委从对象所具有的能力联系起来。另一种克服分离感的方式恰与上述相反。人可以尝试对世界施加其影响力而与之发生关联，即让别人成为自己的一部分，通过支配来超越个体生存的局限。
无论委从还是支配，其共同要素是他们产生的关联有一种共生的性质。相关双方都失去了各自的完整和自由；这是一种互为依靠、互为制约的形态，双方满足了向往密切关系的渴望，却又会因内力和自主力的缺失而感到痛苦——内力和自主力必须以自由和独立为前提；此外这种相互依靠注定会使双方有意或无意地酿就敌意而时常威胁到关系的本身。委从的（受虐的）或支配的（施虐的）情感即便得以实现，也不能最终修成满意的善果。这是一种自驱的动力，因为再多的委从或支配（或占有，或声名）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身份认同与关联感，于是人们就会永无止境地追求。这些情感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看不到其他出路。虽说这些情感旨在建立某种关联感，但它们破坏了个人的完整性：一个人，无论是受委从还是支配的情感驱动，实际上都变得必须依存于他人；人本应致力谋求个人发展的，现在变成了依赖于所委从的或所支配的人的存在。
只有一种情感，在满足人与世界关联之需要的同时仍能维持自己的完整与个性，这就是爱。爱，是以保持个人自身的分离性和完整性为前提条件，与本人以外的某人或某事发生关联。爱是一种分担和共享的体验，允许个人内心活动的充分展开。爱的体验摒弃了幻想的作用。我们毋须夸大他人的形象，也毋须夸大自己的形象，因为主动分享和主动去爱这种真实感，使我在超越个体生存局限的同时体验了我本身具有的主动力——爱的行为即由这种主动力构成。对爱的行为而言，重要的是它特殊的品质，而非它的对象。爱，存在于人类大团结的联谊之爱、男女情欲之爱、母亲对子女之爱，以及作为人类成员的自爱；爱存在于联结关系的神秘体验。在爱的行为里，我一个人爱着不同的对象，但我仍是我自己，一个唯一的、独立的、局限的、终有一死的人。爱，在分离与联结的两极之间生生不息，此非虚言。
另一种与关联需求密不可分的人类状态，是人作为一种创造物的存在，及其具有超越这种被动的创造物状态的需求。每个人降临这个世界，都既未征得自身的同意，又非出于自身的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与动物植物乃至无机物毫无二致。然而人一旦被赋予了理性和想象力，就无法满足于扮演这类创造物固有的被动角色，无法忍受自己像从杯子里掷出的骰子。人被一种动力驱使着去超越这类创造物的角色，超越其存在的偶然性和被动性，人要自己成为一个“创造者”。
人能够创造生命。这的确是与其他活着的生物共享的神奇特性，但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在于唯有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既作为创造物存在，又作为创造者存在。人能够创造生命，或毋宁说女人能够创造生命：她诞下一个孩子，养育他/她，直到他/她成长到足以自己照顾自己的各项需求。人——无论男人女人——都可以创造，种植、制造物质用品、进行艺术创作、构想意念、和他人相爱。通过创造行为，人即超越了作为创造物的自我，将自己从充满被动性和偶然性的存在中提升出来，进入一个具有生活目的和自由的王国。在这种超越需求的土壤里有许多根基，其中一条叫做“爱”，它与艺术、宗教，以及物质生产等其他根基并存。
创造，预设为一种活动和关心。它预设了创造者对创造物的爱。但倘若一个人没有创造的能力，没有爱的能力，又该如何解决超越自我的难题？另有一条蹊径通向超越的需求：如果我不能创造生命，我就毁灭它。毁灭生命也会使我超越它。诚然，人能够毁灭生命与其能够创造生命一样堪称奇迹般的技能，因为生命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本身。在毁灭的行为中，人将自己凌驾于生命之上，亦超越了作为创造物的自我。于是，就人受到超越需求的驱动而言，其终极选择不是去创造就是去毁灭，不是去爱就是去恨。那些意欲毁灭的巨大意志力——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早有耳闻，在现实生活中亦骇然目睹——是根植在人的本性中的，正如创造的动力根植在人的本性中一样。我们说人类拥有开发爱和理性的主要潜能，这并不表明我们一味幼稚地相信人的良善。毁灭性是人的次要潜能，同样埋藏在人类生存之道的深处，并具有可与任何人类情感匹敌的烈度和能量。但是——这正是我论述的要点——毁灭性是创造性的替代品。创造与毁灭，爱与恨，这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本能。它们都是人类同一个超越需求的回应，当创造的意志不能满足时，毁灭的意志就占了上风。有所区别的是，以创造来满足超越需求予人幸福，而以毁灭来满足超越需求则令人痛苦——尤其令毁灭者本人痛苦。
人对生存状态还有第三方面的需求，那就是根基需求，人的诞生之日即从自然家园出发之旅的始点，亦即与自然纽带切割的始点。但这项切割本身令人心惊胆战：人一旦断了在自然的根，将向何处去？人又是谁？人独立遗世、无依无靠、无根无基；人难以承受这种绝缘与无助的处境。人会发疯失智。只有当重又续上新的人类之根，才能捐弃自然的根；只有当找到人类根基，才会感到再度回到世间的家园。如此看来，在未找到人类根基时在人身上体现的那种与自然关系难舍难分的强烈愿望，体现的那种千方百计阻止自己脱离自然、母亲、血缘和土地的抗争，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各类自然关系中最基本的，是孩子和母亲的关系。孩子的生命是在母亲子宫里孕育而成的，人类胎儿在母亲子宫里的孕育时间比绝大多数动物来得长；即便呱呱坠地，其在体能上那种无助和必须完全依赖母亲抚养的时间段亦比其他动物延续得更久。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时间，孩子是不能与母亲全然分离的。其所有生理需求的满足，对温暖和关怀的重要需求，都来自母亲；母亲赋予孩子生命不仅仅在分娩那一刻，而是源源不断的。她对孩子的关爱丝毫不取决于孩子能为她做什么，不取决于孩子须尽何义务；她的关爱是无条件的。她关爱，因为这个新生物是她的孩子。在生命中关键的最初几年，这个孩子在母亲那里体验到的是生命的源泉，体验到的是全方位的保护和抚育的心力。母亲是食粮，是爱，是温暖，是大地。有了母亲的爱意味着孩子有了活力、有了根、有了家园。
正如分娩意味着离开全方位防护的子宫，成长则意味着离开母体的呵护范围。但抛开成人与幼儿的巨大差异不论，即便是成熟的成年人，亦有的从未完全停止眷恋那种存在于婴孩期的母体保护。成年人按说有能力立足于世，照顾自己甚至照顾他人，而幼儿尚无此能力。但考虑到成人生活中的困惑日益增多，我们的知识在本质上又是支离破碎的，成人的生存条件充满了意外，而且我们不可避免地屡屡犯错，因此成人的生存状况与幼儿相比，不见得如世人原先想象的那样有着天壤之别。每个成年人都需要帮助、温暖、保护，虽然与幼儿的需要在形式上不尽相同，却仍有诸多相似之处。故在普通的成年人身上，如果你发现其对安全和根基——一如母亲曾赋予的关系——怀有强烈的渴念时，难道会觉得奇怪么？除非找到其他生根之道，否则人不会放弃这种强烈的渴念，你难道会对此怀疑吗？
在精神病理学领域我们发现大量证据，证实这种拒绝离开母体全方位呵护范围的现象。最极端的形式中我们甚至发现有人渴望回到母亲子宫的例子。一个魂牵梦绕于这种欲望的人可能给人看到的是一幅精神分裂症的图景。这样的人感到自己像母亲子宫里的胎儿，并据此想象度日，以致无力承担连孩童都能完成的最基本的生活功能。在比较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病例中，我们发现许多同样的渴求，但它的形式是某种压抑的欲念，这种欲念只有在梦境、症候以及病态的行为中才会显现；患者一方面对留在母亲子宫怀有深切的欲念，另一方面又想具备成人的性格并过上常人的生活，两者于是冲突而引发神经症。在梦境中，这种渴求表现为诸如身陷黑暗洞穴，或一个人在潜水艇里潜入深海等等。在这类患者的行为中，我们发现他们对生活怀有某种恐惧，而对死亡怀有某种执着的迷恋（死亡，在想入非非的意境里，代表了返回母亲子宫、返回大地）。
另外一些对母亲的固恋形式比上述症状轻缓，患者会假想地允许自己出生，但害怕过渡到出生后的下一步，即从母亲处断奶。停留于此阶段的人向往有一个母亲一样的人物对自己百般溺爱、扶植、保护；这些人终身都不能摆脱这种依赖。当这种母亲般的呵护消退时，他们就会惊恐，就会缺乏安全感；反之，当他们能感受到身边有一位关爱的母亲，或类似母亲的替身，无论是现实中的人物或是幻想中的人物，他们都能变得积极乐观起来。
存活是一个不断重生的过程。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生活的悲剧在于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完成出生这个过程，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出生，在这个意义上，不单指离开母亲子宫、膝头、手等等，而是指一个人独立进入主动和创造的状态。就像婴儿在剪断脐带后必须自主呼吸，人在出生后的每时每刻也都必须处于主动和创造的状态。一个人直到重新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才充分完成了出生的过程；这种安身立命的根基建立在其与世界的一种创造性的关联中，建立在其后体验到的与全人类和一切生灵的休戚相关的结合里。从被动地生根在自然和母亲的子宫里，人又再次生根——这次是主动地、创造性地和所有生命结合在一起。
第四，人需要有一种身份认同感。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会说“我”，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尚未与大自然分离、尚未超越自然的动物则不具备这种意识，它没有身份认同的需求。脱离了自然状态的人，被赋予了理性和想象力的人，便需要形成一个关于自身的概念，需要表达、需要感觉“我即是我”。因为人不是被动地生活，而是主动地生活；因为人已经扯断了与自然一体的原始纽带，得自行作出各种决定，了解自己和邻居是不同的人，必须清醒意识到自己是行为的主体。与前述的关联需求、根基需求、超越需求一样，这种身份认同感的需求亦如此重要和不可或缺，如果一个人不能以某种方式满足这种需求，同样不能维持健全的心智。人类在与母亲、与自然切断“原始联结”过程中，即培养起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婴儿尚不能脱离母亲，尚无法说“我”，因而也未显现此项需求。只有当人构想出自己与外部世界是两两独立存在的时候，才具备区分自己与他人的意识；在牙牙学语的过程中，一般人总是最后才学会以“我”这个词来指代自己。
在整个人类种族的发展中，人对独立自我的意识程度取决于其与所在部落的分离程度以及个性化过程的推进程度。原始部落成员可能以一种“我即是我们”的公式来表达其身份认同感，尚不能以“个人”来构想自身，即无法构想自己独立于部落而存在。在中世纪，个人身份的认同即他在封建等级制度里被赋予的社会角色。农民并不是一个恰巧当了农民的人，领主也并非恰巧当了领主。他生来就是一个农民或一个领主，不可变更的社会地位的意识成为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感的主要部分。在封建制度瓦解的年代，这种身份归属感发生动摇，人们遂发出“我是谁”之诘问，或更确切的提法是，“我如何才能知道我即是我？”这个问题与勒内·笛卡儿以哲学形式所提的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笛卡儿是这样回答对身份的探索的：“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但这一回答将全部分量都压在了“我”作为体验我的思考活动的主体，而没有顾及到“我”在感受和创造行为过程中亦是被体验的客体。
西方文化的发展导向是这样的：创立基础让每个人都能充分体验其个性。人们通过使个人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通过教育其独立思考而非盲从某种权威的压力，寄望其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感受“我”的存在，即自己本人是其所有能量产生的中心和活跃的主体，并时刻体验到这种状态。但是真正实现了这种关于“我”的崭新体验的人仍在少数。对大多数人而言，个人主义仅是一个冠冕堂皇的门面，它的背后仍隐藏着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感的失落。
人们不断寻觅并且的确发现了不少真实个人身份认同的替代品。民族、宗教、阶级、职业，这些都能用以填补某种身份认同之需。“我是美国人。”“我是清教徒。”“我是商人。”这类表明身份的套语有助于人们体验身份认同感——其所处的原始部落身份已经消失，而一种真实个人身份认同感尚未获得。当今社会这些五花八门的身份使用通常并行不悖。它们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可称作地位型身份认同，若与旧有封建世袭残余混合使用，这种身份认同还要有效得多，一如我们在欧洲诸国见到的情形。在美国，封建的遗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社会流动性又如此深入人心，这类地位型的身份认同则自然积弱一些，而人们将身份认同感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对从众的体验上。
就我不愿显得与众不同这种情况，就我希望和其他人一样、并希望其他人也把我看作一个“常人”的情况，我亦感受自己是一个“我”。我是那个“如你所愿”的人——就像皮兰德娄（Pirandello）的一出剧目。这种从众与先于个人主义出现的部落认知有异，它是一种全新的群体身份认知。在这里，身份认同感融入一种无可置疑的群体归属感中。其实，这种统一和从众往往不能立刻被辨识出来，它们仍裹着个人主义的光晕，但它们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身份认同感的问题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属于哲学问题范畴，它也不是一个仅与我们的心智和思维有关的问题。身份认同感的需求来自人类当下经历的生存状态中，它是人们生活奋斗的最强悍的动力来源。正因我必须感到“我”的存在才能清醒地生活下去，于是我被驱动着竭尽全力维持这种感觉。在对地位和从众归属那种强烈情感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需求的代价，它有时比肉身的存活更重要。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一些人甘冒生命危险、忍受爱的别离、牺牲个人自由、舍弃一己念想，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成为那个群体的一员，完成这个服从的行为，以此换取一种身份认同感，哪怕这种感觉有如海市蜃楼。
人具有理性和想象力，这个事实使其除了具有自身的身份认同感之外，还能在外部世界通过智性来为自己定向。这种需求可以和婴孩出世头几年对物体方位的不断认识作一个比较。一旦孩童自己能走来走去，会触摸和把玩物品，知道这些物品都是些什么，这个过程才告完成。但人获得了行走和说话等能力后，只完成了定向的第一步。人会发现周遭诸多现象令自己困惑不解，因此必须借助理性来找到它们的意义所在，也就是将它们置入某种自己能理解的语境中，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去应付这些现象。人的理性越强，定向系统就越发达，亦即是说就越接近真实的世界。但即使人的定向构设完全属于虚妄之念，也能使其描绘出一幅在自己看来意义十足的情景。如相信某个动物图腾的魅力，或相信某位雨神，或相信其种族的优越性和天命，这些都能满足其对于某种定向构设的需求。很显然，人眼中的世界情景取决于人的理性和知识所到达的深度。虽然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类在几千年的代际繁衍中，其大脑运用能力并无明显差异，但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人终于获得一种客观的认知能力：即是说，人运用感官所看到的世界、自然、他人和自我都是真实的，而不是被欲念和恐惧扭曲了的东西。人越开拓这种客观认知能力，就越接近现实，因而也更趋成熟，更能创建一个美好家园，并在这个家园中自由自在地生活。理性（reason）的功能是人运用思想去领悟世界；理性与智力（intelligence）不同，智力是人借助思想来操控世界的能力。理性是人求真的工具，智力则是人更为巧妙成功地处理世事的工具。理性主要体现于人性本身，而智力则兼而显示人身上的动物本能。
理性这一能力必须磨砺方能成长，而且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是说客观认知能力不但涉及对自然的认知，亦涉及对人、对社会和自我的认知。如果一个人对生活的某一部分抱有幻想，其理性能力就会受到限制或破坏，因而理性于整个生活其他部分的运用亦受掣肘。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与爱相仿：爱是一种关涉全体对象的取向，那种局限于单一对象的爱与真正的爱是不兼容的；理性亦然，这一人类能力必须包括其所面对的完整世界。
定向需求存在于两个层面：第一层面即较为基础层面上的需求，只是拟定某种框架，不论其真伪。如果人不能在主观上满足其对定向的需要，人就活得浑浑噩噩。在第二层面，定向需要通过理性与现实衔接，它要求人们客观地领悟世界。但一个人理性发展的需求不如拟定某种框架这般迫切，因为对于人而言，后一种情况危及的是幸福和安心，而非头脑清醒。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使事情合理化的功用，就可以更明白这个道理：一个行为，不论它多么乖悖或缺德，人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要使它听上去合理，也就是说，人得向自己和别人证明，自己的行为决定符合智性、常识，或至少符合传统品行。一方面人对行不合理之事本身无所顾忌，但另一方面又非常介意这一行为不能披上一件合理动机的外衣。
如果人只有知识没有情感，则仅靠一个完备的思维系统也能够达到其生活目标。但人被赋予的是一具灵肉俱全的真身，所以对生存反应必须是二重的，不仅在思维系统中要做出反应，而且对生活的全部过程，对情感和行为也要有反应。由是，任何定向系统的满足都须包含理智和情感的双重因素，而情感因素正是通过人与所奉献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来体现的。
人既需要一个定向系统，又需要一个奉献的对象，对这两种诉求之回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大异其趣的。就系统而言，有泛灵论和图腾崇拜等原始系统，假借自然之物或祖先来回应人类追寻生存意义的诉求；又有非一神论系统，如佛教，虽常冠以宗教之名，但在他们的最初形式里并无神的概念；也有纯粹的哲学系统，如斯多葛禁欲主义；还有一神论宗教系统，构想出一个神来回应人类追寻生存意义的诉求。
不论这些系统内容为何物，促使它们应运而生的是人的一种需求，即不仅需要一个思维系统，而且需要有一个奉献对象来印证其生存意义，并赋予其在世界上的位置。只有对林林总总的宗教形式进行分析，我们才能看出哪一套系统对于人追寻生存意义的诉求和奉献来说是比较好的或是比较差的解决方案，这里所谓“比较好”或“比较差”，永远是基于人性的立场和人类的发展来考量的。
在讨论人因生存之道而引发的各种需求时，我试图指出这些需求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得到满足，以保证一个人的身心健全。但满足每一种需求的途径不止一条。满足这些需求的各种途径之间的差异即是人类发展的适当性的差异。关联需求可以经由委从或支配实现，但唯有爱才能使人的另一种需求——人格独立和完整——同时得到满足。超越需求可以经由创造或毁灭实现，但唯有创造使人感到愉悦，毁灭只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根基需求可以逆向获得，即对自然和母体的固恋；也可以正向地获得，即与他人组成新的统一联合体而绽放生命。后一种方式亦是唯一保存个性和完整的方式。定向需求可以是非理性或理性的，只有理性的途径方能为完整人格的成长与开拓打下基础。最后，身份认同感可以在与自然和部落的关系中获得，可以通过顺应一个群体来获得，或者从另一方面，通过对自我进行全面的、创造性的提升来获得。同样，只有后者才能给人带来愉悦和力量。
不同途径的差异反映了精神健康人士和精神病患之间的差异，亦反映了痛苦和愉悦、停滞和成长，以及生死、善恶之间的差异。所有被视作善的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与生命的本质是一致的，即不断成长和壮大。所有被视作恶的行为亦有其共同点，它们与生命的本质是相悖的，停滞萎缩直至死亡。的确，人甫降临世间，生活就出了一道人类生存方式的难题。人毕生的每时每刻都在对此问题作答。人必须作答，不仅仅是神智或躯体，而是这个真实的人——手足、眼睛、肠胃、头脑、感情，实实在在的整个的人，而不是幻想中的或抽象意义的人。对于生存方式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有限的。这些答案，我们从有史以来最原始到最复杂的宗教中都可以找到，从形形色色最健全到最分裂的人物性格中也可以找到。
之前的论述中我大略勾勒出这些不同答案的轮廓，隐含着每个人都以其一己之身象征着人性的加总及其进化。我们可以找到代表历史上最原始阶段的人类的例子，也可以找到代表从今往后千年以远的人类的例子。
我说过，那种符合真实的人类生存之道的生活便是对人类精神健康有裨益的。吊诡的是人们总是从消极的意义而非积极的意义去理解精神健康：他们认为精神健康只是免于罹患病疾，而不会想到它体现的是一种安乐福祉（well-being）。事实上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文献中鲜有关于构成安乐福祉条件的讨论。
我将安乐福祉描述成一种能够创造的能力，一种有意识的能力，一种会作出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人独立自主，并进入一种完全活跃的状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本身也是安乐福祉的明证。安乐福祉关心的是“是什么”，而不是“有什么”；它体验的愉悦发生在活着这个行为本身，它将创造性地生活视作生命的唯一意义。安乐福祉不是存在于一个人头脑中的臆想，而是通过人的整个身体展现出的状态，包括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肌肉的张弛等等。
诚然，任何人想臻此状态势必先得与许多现代主流文化作一番抗衡。我简单举两个例子。其一是思维能力与自觉感情之间的分裂，这一观念从笛卡儿到弗洛伊德都大为流行。这套学说的整个发展（其中固然也有例外）的一个前提是：只有思维能力是理性的，自觉感情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弗洛伊德将此推断诠释得极为露骨，他认为爱在本质上是神经质的、幼稚的、无理的。他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用思维能力成功控制非理性的感情；或引他自己的话，“哪里有本我，哪里必须有自我。”但这套将思维和感情强行分离的教义并不符合人类本质的现实，它对人类发展起的是破坏作用。我们应该克服二者割裂的概念，在人的身上重建二者的原始统一，并认识到思维和感情、灵与肉的割裂其实正是我们主观臆断的结果，与人类现实不符；倘使我们不能做到这些，我们就无法全面理解人类，也不能达成安乐福祉之要旨。
另一个妨碍我们获得安乐福祉的屏障深藏在现代社会的风气里，这就是人从高尚地位的向下贬黜。十九世纪告诉我们“上帝死了”；二十世纪告诉我们“人死了”。手段变成了目的，物质的生产和消费变成了生活的目标，而生活本身退居从属地位。我们生产出来的物品如人般活灵活现，而生产出来的人却如物品般死气沉沉。人已经将自己转化成了某种用具，顶礼膜拜经自己双手制造的产品。人从自我异化，倒退为盲目崇拜，即便顶着上帝之名。爱默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用具端坐于鞍，鞭笞人类疾行。”如今不少人对此已有所觉察。安乐福祉的实现只有一个条件：使人回到马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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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论不服从（1981）
序言
在本文集中，艾里希·弗洛姆清楚说明了“服从”和“不服从”究竟意味什么——服从人性和人道社会的目标，不服从各种偶像。他的论述至今仍有相关意义。反对盲从因袭，对司空见惯的“陋识”部分持批判的立场，依然应该是我们的主要宗旨。
结合社会和政治现象所获得的心理学的洞见，促使弗洛姆在一段时期内支持美国社会党，投身和平运动，呼吁采取裁军步骤。在这些活动中，他对各类人云亦云的“常识”以及官方的政治话语实践了他的不服从态度，他所服从的是心智健全的思考方式，与阿尔贝特·施韦泽、伯特兰·罗素等先知哲人们秉持的理念一脉相承。
本文集中所有的文字均曾在书和期刊中发表过。我们首次将这些文字汇编成册；艾里希·弗洛姆对和平和人类生存的殷忧和热忱跃然纸上。
在此我谨向襄助本书出版的所有人士致谢。
安妮丝·弗洛姆
1981年于瑞士洛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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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对照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人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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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一章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经过不同的路线达到他们共同的思想观念的。“他们有着相同的哲学起点，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然后他们接触到了英法社会主义，但是，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成了藉以整理关于他所处时代的斗争和前景的思想的方法，对于恩格斯来说相同的角色则由英国的工业来扮演。”[1]
毫无疑问，这种差异是由两个人性情和气质的不同所导致的——马克思更倾向于思辨推理，恩格斯则更富于激情。当然，物质环境和机缘也是原因之一。当马克思从德国去往法国的时候，恩格斯到英国学习经营工厂事务，从而在那里大规模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工业的现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现实所带给他的思想冲击决定了他此后的思想轨迹。[2]
如果说马克思几乎是独立地建立起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体系，那么恩格斯的功劳则在于他不仅是第一个敦促马克思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而且他在那个“天才的大纲”*中已经理解这门科学对于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3]写于1843年末的这篇“大纲”不管对马克思还是对恩格斯来说都是第一篇经济学作品；梁赞诺夫正确地指出它“在马克思主义〔起初的〕发展历程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4]值得强调的是，也是恩格斯——尽管他比马克思还小两岁，首先公开宣称他是共产主义者，首先认为一场旨在消灭私有财产的彻底的革命是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
早在1842年末，恩格斯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完成了一篇关于普鲁士君主制的文章，预言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开始写一篇关于英国的文章，宣告一场社会革命的来临。[5]与此同时，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仍然拒绝接受共产主义，并且强调要彻底地研究它以便充分地批判它。[6]不过，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已经从相同的角度抨击这个问题：通过批评新黑格尔主义的国家概念，通过发现社会阶级的存在，通过分析私有财产和竞争所带来的非人道影响。
我们可以分别追踪他们从一个思考节点到另一个思考节点的思想轨迹：从对宗教的批判到对哲学的批判；从对哲学的批判到对国家的批判；从对国家的批判到对社会的批判——即从对政治的批判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而导向对私有财产的批判。
然而，对马克思来说，整个这一时期在其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仍是理论的方面，他的思想发展的产物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1844年初）。而对恩格斯来说，在其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则是实践的方面、对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中都是如此，它们与马克思的著名评论同时见诸《德法年鉴》。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在读大学期间对政治经济学几乎毫无兴趣。那份流传下来的涵括他在柏林大学期间所研习的著作的书单中没有一本书是与这个主题相关的。[7]在恩格斯于1892年9月28日写给弗兰茨·梅林的一封信中，谈及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期间的情况时，恩格斯这样写道：“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8]
不过，皮埃尔·纳维尔（PierreNaville）设法改变这一观点的过于绝对的性质，他的想法不无道理。事实上，黑格尔自己在年轻时深受经济学研究尤其是亚当·斯密著作的影响；[9]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体系俨然是一种关于劳动的哲学。“马克思在阅读《精神现象学》、《法哲学》，乃至于《逻辑学》时，不仅理解了黑格尔，而且已经通过黑格尔注意到了那部分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它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已被吃透并转化成哲学术语；因而如果马克思没有注意到黑格尔著作中那些仍具生命的理论元素——诸如关于需求的理论，关于占有的理论，以及对劳动分工的分析，他就不会在黑格尔理论的基础上着手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系统批判。”[10]
当马克思于1842年成为《莱茵报》的主编时，他的思想重心已由哲学转到政治学，这是他思想历程中的第一次转变。他的根本立场仍然是为一个“人道的”国家而斗争；总的说来他仍然站在“人权”的立场上，向封建残余进行斗争。像黑格尔一样，他认为国家应当是“自由的实现”。[11]但即便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已发现了国家的理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莱茵省议会所代表的个人财产力图“使国家降格至于与私人利益的观念等同的水平。”换言之，一当马克思要解决当时的一个政治问题——即关于林木盗窃的新法案时，他就遇到了社会阶级的问题。本应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在行动上似乎只代表私有财产的利益，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违背法理，而且违背了某些最基本的人道原则。[12]
马克思已经理解国家专门致力于保护的私有财产产生于对一种普遍有用物的私人的、垄断的占用。[13]刑法的某一条款将盗窃者的劳动指派给林木所有者，以补偿其损失——从中马克思也已意识到了他以后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主要内核：无偿的强制劳动是“提成”的来源，即利益和利润的来源。[14]
这是马克思在这一主题上的首次入门，此后，对政治的批判将青年马克思引向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开端。[15]然而，当他跨过这道门槛，作为一个学者沉浸于这个占据了他整个一生的主题之前，他似乎常常感到需要进行某种回顾，回顾他的思想步履以确保没有错过其它可替代的解决方法，并且对他原来所信奉的思想作出最终的清算。1842年10月，马克思开始就关于反对林木盗窃的法案所产生的争论写文章，两年之后，他在巴黎着手研习政治经济学；在此期间，青年马克思将就黑格尔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两种运动的关系作出一种合理的处理，马克思必须先超越此两者才能以确定的形式表达出他自己的思想。（在此，须在黑格尔的辩证的意义上理解“超越”一词，这意味着被超越的观点中所有合理的因素在新观点中都得到了保留。）
为了有助于理解青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是如何发展的，追溯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的起源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通过摩泽尔地区葡萄种植者的贫困和关于林木盗窃的争论，马克思首次发现了它们的存在，此后当他开始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详细的批判时，在每一步都会遇到它们。他发现“直接劳动者的个人财产”，即那些一无所有的大多数人，事实上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16]他把作为人类真正目的的享受与“人为造成的贫困”对立起来。在写给《德法年鉴》的出版者卢格的信中，他声称“从政治国家与它自身的冲突中，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推论出关于社会的真相。”[17]不过，当马克思在对法律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中将私有财产认作一切不公正的源泉时，他仍然拒绝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对关于国家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引导他去阅读卢梭、孟德斯鸠、马基亚维利，尤其是大量法国革命的历史学家，他们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引导他去研究法国社会主义以及在法国革命中释放出来的激进派别的后代。
马克思最后一次对共产主义的拒绝出现在上述致卢格的信中，所标的日期为1843年9月，而马克思首次宣称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则在1844年3月。在这两个日期之间，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场演变，这对于马克思以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8]
在这场演变中，何者是决定性的因素？很难将某种单一的因素从一系列的原因中孤立出来。但是，不管马克思对这些作家比如莫泽斯·赫斯——他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的阅读，或马克思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对其思想的影响多么重要，正是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法国社会的整体氛围、到处遍布的进步观念、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现实行动、在真实生活中与工人阶级的首次接触以及无产阶级的现实处境才使这种文字上的影响有可能变得明晰起来。[19]
在马克思所写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中，他已经给自己提出了考察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的任务，这是他对宪政理论进行批判的逻辑结论。顺便说一下，他把金钱与私有财产相联系，认为是人类异化的根源。[20]但同时他揭示了劳动者、工人、无产阶级是必须被解放的人类异化的化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将成为它自身解放的发起者，并由此实现整个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已经开始意识到“工业、普遍的财富世界和政治世界之间的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这一关系虽然从理论上被理解和批判，但只有靠实践才能改变。[21]但是，尽管“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2]这些群众指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出现使德国革命成为可能。这一革命只有彻底才会可能；它不能限制在政治（资产阶级的）领域。“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确切地有赖于形成一个“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他们在力图扔弃这些锁链的过程中将通过废除私有财产取消所有的社会锁链：“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23]
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对作为私有财产的否定者的无产阶级革命角色的发现，仍然限制在哲学的界域之内，且受着某种感性人本学的影响——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原则。恩格斯后来说，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以在历史之外的、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因为此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具体的社会状况）从来没被考虑过。[24]无产阶级的处境被谴责为“不公正的”、基于不公平的基础之上的、不道德的。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仍然宣称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他尚未理解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才是它解放自身的力量之基。他尚未理解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实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的共产主义在实质上仍是哲学意义上的。
不过，哲学上的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终于坚实地确立起来了。从此处到对无产阶级的“现实的解放运动”——法国、英国、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研究，只有一步之遥；马克思在巴黎流亡之初跨出了这一步。从哲学上的共产主义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转变，并无严峻的困难。
正如前面所说，恩格斯比马克思先接受共产主义。但他的共产主义起初在实质上也显然是哲学意义上的。甚至这种共产主义首要的、最重要的是致力于解决开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从恩格斯于1843年末及1844年初为欧文派周刊《新道德世界》所写的许多关于欧洲大陆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可以看出来。他声称：“我们〔换言之，德国共产主义者〕只能从那些受过优等教育的阶级中吸收成员，”他把哲学上的共产主义与魏特林的共产主义运动所表征的劳苦大众的共产主义相对立起来。[25]
然而，恩格斯理解共产主义是由现代文明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状况的必由之路。这就是他描述英国、法国和德国（包括说德语的瑞士）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相似性的原因：“所以，欧洲三个主要的文明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得出结论：建立在财产共有基础上的、在社会安排上的一场彻底的革命现在已成为一项迫切需要和必不可免的事务了……英国以其国内的日益快速增长的贫困、悲惨和意志消沉从实践上得出了这一结论；法国从政治上得出了这一结论，法国人首先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但发现这是不足够的，便把社会自由与社会平等与其政治诉求相联系起来；德国人则是通过基于第一原理的推论从哲学上成为共产主义者的。[27]
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或者说废除私有财产的根本方案几乎是同时形成的——马克思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恩格斯则是在1843年11月至1844年1月间为《新道德世界》所写的文章中——两者无疑是相互独立的。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当青年恩格斯以一个单一的短语概括出欧洲三个主要国家为十九世纪的欧洲劳工运动各自所作的贡献时，表现出了天才的洞察力：英国贡献了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宪章运动和贸易工联主义）的实际成功；法国贡献了为占领政治权力的革命斗争（这一斗争由法国革命所制定的传统始，经过巴贝夫（Babeuf）、布朗基和1848年6月起义，到巴黎公社达到高潮——无产阶级第一次在事实上夺取了权力）；德国则贡献了首次对科学社会主义方案的理论完善。当然，当他写下以上最后一点的时候，恩格斯不会意识到，他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准备工作以及参与写作《共产党宣言》，本身就是德国为无产阶级运动作出其理论贡献的有决定意义的组成部分。
我们已经表明，恩格斯在英国得以接触到大工业所产生出来的现实中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贫困和堕落令恩格斯震惊；此外，加上他们强大的集体力量和组织能力（恩格斯带着赞赏的语气提及宪章派每周能够收集一百万便士[28]），他们的斗志，他们通过组织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从物质的贫困中提升出来的力量，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恩格斯从哲学上的共产主义迈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梁赞诺夫恰切地回忆起恩格斯与第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德国人沙佩尔（Schapper）、鲍尔（Bauer）、摩尔（Moll），他们已移居伦敦——的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己在为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的案件》所写的导言中的确对这一点作了描述。[29]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末）、《英国状况》（1844年1月）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末和1845年初）三部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这种现实经验的影响，这三部作品标志着这一转变。
这三部作品中的第一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正如我们所提及的，不管对马克思还是对恩格斯来说都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作品。恩格斯在其中没有提出什么总体上来说是新的东西。他通过揭示自由主义——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的教义与英国工业中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对它们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欧文、傅立叶、浦鲁东等社会主义作家的启发，但由于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富于成效地运用于社会现实，又超越了他们。[30]尽管它充斥着大量道德说教和理想主义的观点，[31]谴责贸易造成“相互的不信任”和使用“不道德的手段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32]然而它仍然闪烁着非凡的洞见，它们在马克思以后的著作——诸如《共产党宣言》，甚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引起了共鸣：比如这样一个观点——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必需的阶段，它将使“所有次要的、地区的和民族的因素隐退成为背景，从而我们时代的斗争将成为一场普遍的人类斗争。”[33]
这篇大纲的出发点是对贸易——重商主义教义和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从完全人道的、普遍基础”出发，恩格斯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两种教义应被一起批判。他特别揭露了反垄断的自由主义教义的伪善；自由贸易本身就是建立在垄断——社会中人数较少的阶级对私有财产的垄断的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教义却对此视而不见。并且自由竞争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垄断。
该文的第二部分讨论价值问题；这是最为薄弱的部分，从这一部分的论述可见恩格斯既没有理解李嘉图，也没有比李嘉图走得更远。恩格斯对价值的论述以“抽象的或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始。随后他考察了两派理论，这两派理论分别将“抽象价值”概括成“生产成本”和“效用”。他得出结论，一个物品的“内在价值”“包括两种因素”：生产成本和效用。在一个确乎不甚清晰的段落中，他似乎对价值的存在提出质疑。[34]他批判“竞争的规律”的作用——它像“纯粹自然规律”[35]一样起作用，并且从这一规律的作用即竞争中准确地推论出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此时，他离正确的观点更为接近了。
该文以与马尔萨斯“人口规律”[36]的激烈论战和对大工业给大多数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描述而告终。这是最为出色的部分；它继续了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并且，它转而得到了恩格斯的第一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卓越文献的支撑和拓展。
当然，在该文的最后一部分也能发现一些错误，比如将工人的工资仅仅概括为生存资料的观点。[37]但他对马尔萨斯的批判是清晰易懂的，他所阐明的基本论点至今在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争论中仍然有效；也就是说，把人口的增长同土地产量的自然增长相比较是错误的，而应当同当代科技有效应用于农业将释放出的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潜力相比较。对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本表现的分析是引人注目的，它简明扼要，体现了这位年轻作者直击根本的能力。这揭露了一种荒唐而无意义的处境：人们在充裕中饿死。
最重要的是，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说明私有财产必不可免地会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这种分离使资产阶级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使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从而把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统一起来——其中，前者占据了即将成为朋友的这两人两年的时间，后者则成了他们毕生的使命。[38]
资本主义和大工业所造成的不道德和非人道的后果——它粉碎了家庭，导致犯罪率上升——在《大纲》中已经以一些引人注目的词句提到了。《共产党宣言》就此描绘出了一幅令人沮丧而难忘的世界图景，然而在此之前另一部著作已对此作了更为充分的分析，这部著作至今仍是对工业革命之社会后果的最为感动人心的刻画。[39]《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严格意义上并非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给予这位年轻的社会评论家以灵感的，与其说是对社会过程的理解，不如说仍是某种道德义愤。但这种道德义愤已经是革命性的，已经联系着对被资本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的无限挚爱，他们创造了所有的财富，却被剥夺了享受的权利。[40]最重要的是，本书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通途。在此意义上，这标志着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决裂，同时形成了反对它的重要理论武器。
近些年这一观点正经受严峻的考验，因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在历史上迟迟没有实现。一些评论家或明〔如弗兰特齐·法农（FrantzFanon）〕或暗〔如中共的理论家〕地力图表明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潜力大于西方的无产阶级。此外，在第三世界的人民之内，他们把革命的主角定位于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阶层，认为在这些国家中，与无地的农民相比，工业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特权阶层。[41]
另一些评论家不是质疑西方无产阶级与第三世界人民相比的革命能力，而就是质疑他们本身的革命能力。他们认为，由于西方无产阶级的原子化（在半自动化工业中），由于他们消费能力的提高，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他们的意识和需求的操控，他们已经与资本主义社会融为一体。[42]他们并不否认那些被迫出卖劳动力的人数不管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相对数量上都在继续增长。他们所否认的是，这种数量上的增长会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加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以及由西方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这两种批评都倾向于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而不是他们成熟时期的著作。在这些早期著作中，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社会中这一阶级的否定性质推论出来的。它表现为黑格尔三段论的终点，真正是“否定之否定”。正因为无产阶级所戴的锁链是彻底的，所以他们只有通过一种彻底的革命才能挣脱它们。这导致当代的批评家们得出结论说，因为在今天无产阶级所戴的锁链已远不那么彻底了，所以希望由这一阶级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也就基本上成了空想。
然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尤其是他们关于社会革命的观点的开端——更具批判性的分析表明，在那一阶段，在精湛的文字背后仍然存在着经验知识的匮乏。四十年后，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作的评论对于“彻底的锁链”这一语词也是同样适用的：“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43]事实上，现代无产阶级不是世界历史上承受着最沉重的锁链的社会阶级。那个定义对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罗马奴隶是更为适用的。历史已经表明，一个阶级要有能力发动一场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的社会革命，仅仅具备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这样一种条件是不足够的。当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更为明确以后，他们将无产阶级定位为未来社会主义的主角，主要已不是因为他们所承受的痛苦，而是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以及因此而获致的在行动中的组织性和凝聚力——这是过去的任何被压迫阶级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我们没有理由否认第三世界国家无地农民的革命能力，也没有理由质疑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这些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使为数最多的人口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的事实。然而，即使这一事实没有在整个现实中转化为一种不成功的图景，仍然需对此作两点说明。首先，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的，农民自身没有能力执掌政权和建立新国家；因此它需要某一领导，这一领导在起源、构成和思想上是工人阶级性质的。[44]此外，落后的农民靠自身的力量没有能力建立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即确保所有人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而完全发展的社会。这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社会的基础结构只能是现代大工业发展到其最高阶段的产物；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进程，[45]它虽然可以从落后国家开始，但要直到把工业最先进的国家包括进来，才能完成——即实现它的充分发展。
此外，当许多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质疑西方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转型中将起的主动轮作用时，他们通常犯了下面两个错误之一：他们或者认为，马克思错误地断言在工业发展程度和阶级意识程度之间的关系是机械的；[46]他们或者认为，阶级意识（或总的说来，推翻资本主义所需的主观条件）是按直线式发展的。
很显然，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至成熟时，他们清楚地理解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意识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47]恩格斯就十九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所写的内容，细节上作必要的修改后对二十世纪美国的工人阶级同样适用。要想表明后者没有能力完成革命的任务，仅仅论述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同化工人阶级的机制、意识形态操控等等，是不够的。必须要证明的是，那些从长远看来从相反方向起作用的因素——不断加强的国际竞争将削弱美国在高生产率上的垄断和美国工人因此而享有的工资上的优势——不会改变美国工人阶级的行动。最需要证明的是，自动化——这不过是资本以死劳动代替活劳动这一历史趋势所呈现出的最彻底的形式[48]——从长远看来将伴随着充分就业，而不会导致伴随着不可遏止的通货膨胀的经济衰退。但这并未被证明。
至于希望工人阶级的解放角色由“非统一的少数派”（激进的少数派群体、学生、低于工人阶级水准的无产者，甚至完全是反社会的分子）来扮演，那么这将遭遇到古罗马的奴隶起义时所遭遇到的同样阻碍而被绊倒。这些群体充其量只能发动一些铤而走险的暴动。他们既没有客观的社会力量（既不能确保整个生产，也不能瘫痪整个生产），也没有将他们自身组织成一个整体的持久的能力——而这两个特点对于改变今日的社会是必需的。
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认为有利于推翻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并非沿直线发展的，而是呈曲线，因为受到工业周期波动的明确的影响（包括七年的周期和长周期）。[49]重要的不是要了解某一特定国家或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目前是否处在消极的状态，[50]而是要了解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主客观环境是否将周期性地驱使他们走上从总体上反抗资本主义秩序之路。
这一反抗所需的客观条件是由资本主义的运转所产生出来的——特别是，以产业后备军为机制对工资的控制调节，由此而产生的不安全感，相对于社会环境所激发起的需求而言工资水平的低下，工作的异化性质，等等。主观条件就是以上的分析中提到的那些使工人感到自己生活在较差的处境中从而感到不满意的因素。最近的大量出版物表明这些情况在所谓的“消费社会”中并不比在十九世纪时有多少改变。[51]
*即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译者注
[1]弗兰茨·梅林，见AusdemliterarischenNachlassvonKarlMarxundFriedrichEngels,1841-1850，第I卷，第359页。
[2]“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联盟的历史》，见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选集》，第=3\*ROMANIII卷，第173-19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7页。——译者注〕（此文是作为马克思的一本小册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的案件》1885年德文版的导言而写。）
[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表达了这一观点。（《选集》，第I卷，第50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译者注〕
[4]马克思和恩格斯，Historisch-kritischeGesamtausgabe(MEGA)，I，2，第lxxii和lxxiii页。
[5]同上，I,，2，第346和351页。
[6]同上，I,，1，1，第263页。
[7]D.I.Rosenberg，DieEntwicklungderökonomischenLebrevonMarxundEngelsindenVierzigerJahrendes19.Jahrhunderts，第35页。
[8]马克思和恩格斯，AusgewählteBriefe，第54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0页。——译者注〕
[9]普列汉诺夫首先强调了黑格尔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的重要性，因为他在解释每个民族或每种文明的独特性时把经济发展置于中心地位。普列汉诺夫的相关文章载于1891年的DieNeueZeit，再刊于1950年4-6月的LaRevueInternational第22期。
在DerjungeHegel这部精湛的著作中，格奥尔格·卢卡奇细致地研究了青年黑格尔的经济学观点。特别是他表明了劳动在黑格尔的人类学中占据着中心地位。黑格尔在1803-1804年写道：“劳动的机械化程度愈高，它的价值就愈低，它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的时间就愈长。”这句话中包含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四十年后的观点的天才预见。（格奥尔格·卢卡奇，DerjungeHegel，第421、423、440等页。）同样不该忘记的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劳动是实践的原初形式。我们在第10章中将再次回到黑格尔的经济学观点这个问题上来。
[10]PierreNaville，Del’aliénationàlajouissance，第11页。
[11]PaulKaegi，Genesis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第120页。
[12]MEGA，I，1，1，第281-282页。
[13]同上，第274-276页。
[14]同上，第289，297页。
[15]马克思自己就这个问题这样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因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因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选集》第I卷，第50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译者注〕
[16]MEGA,，I，1，1，第498页。GüntherHillmann认为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到私有财产问题也是一次个人的遭遇。作为《莱因报》的主编，马克思与那些设法以政治上的妥协挽救报纸被审查员禁止的股东们产生了冲突。（”ZumVerständnisderTexte,”见于KarlMarx,TextezuMethodeundPraxis,=2\*ROMANII,PariserManuskript1844，第205页。）
[17]MEGA,，I,，1，1，第574页。
[18]Kaegi，Genesis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第140-147页。在他的构思精巧的研究中企图找出马克思转向社会主义的确切时间，但他忘记了援引一则重要信息，这就是恩格斯为HandwörterbuchderStaatswissenschaften第六卷所写的关于马克思的传记资料。恩格斯在此处（第497页）表明，马克思是在到达巴黎，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以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的。
[19]AugusteCornu(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LebenundWerke,=2\*ROMANII,passim)正确地强调社会和历史背景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不像ErichTheir（DasMenschenbilddesjungenMarx）单纯夸大莫泽斯·赫斯的影响。
[20]MEGA，I，1，1，第583-584，603页。
[21]这一观点毫无疑问来自赫斯，他的PhilosophiederTat（行为哲学）问世于1843年10月的一个研讨会上，由GeorgHerwegh编辑，将之命名为EinundzwanzigBogenausderSchweiz。（见Kaegi的Genesis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第200页。）
[22]MEGA,，I，1，1，第61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译者注〕
[23]同上，第62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译者注〕
[2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选集》，第=3\*ROMANIII卷，第335-37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58页。——译者注〕
[25]MEGA，I，2，第444-446，449页。
[27]《新道德世界》，1843年11月4日，载MEGA，I，2，第435页。
[28]MEGA，I，2，第369页。
[29]《选集》，第=3\*ROMANIII卷，第174-175页。与法国工人组织接触后留给马克思的印象可以与之相比，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及此事时流露着赞赏之情。
[30]Ryazanov，见于MEGA，I，2，第lxxii页。
[31]然而，EmileBottigelli(Genèsedusocialismescientifique，第124-125页)正确地指出，这种对贸易、竞争等的道德谴责是建基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原则之上，且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因此我们可以试图将对历史的批判、对社会的批判和对经济的批判相融合起来，这也许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准备阶段。
[32]《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附录，第201页。
[33]同上，第199页。
[34]同上，第204-207页。
[35]同上，第214-216页。
[36]他称它作一种“可恶的、臭名昭著的理论”，一种“令人作呕的、对自然和人类的亵渎。”（同上，第219页。）
[37]同上，第223页。
[38]同上，第211，216页。
[39]D.I.卢森堡在BriefeausdemWuppertal（寄自乌帕塔尔的来信）中提到恩格斯在十九岁时所写的一部作品，恩格斯其时已为工人们非人道的工作环境所震撼，认为“那必将剥夺他们所有的生活乐趣。”（卢森堡，DieEntwicklung，第51页。）
[40]MEGA，I，4，第24-25页。
[41]例如，见弗兰特齐·法农(FrantzFanon)的TheWretchedoftheearth，第48-50、87页及以下。
[42]例如，见HerbertMarcuse，“Lesperspectivesdusocialismedanslasociétéindustrielle
Développée”，见于Revueinternationaldusocialisme，第2年，第8期；PaulM.Sweezy，《垄断资本》（MonopolyCapital），第363-364页；C.WrightMills，《马克思主义者》（TheMarxists），第113-115页；等等。
[4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版《序言》，《选集》第=3\*ROMANIII卷，第33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译者注〕
[44]参阅LeonTrotsky，DierussischeRevolution1905，第44-45页。列宁：“这些根本的经济因素说明了为什么这一群体不能靠自身的力量表明自己，为什么它在历史上的各种革命中力图这样做时总是失败。在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领导革命的时候，这一群体总是跟随资产阶级的领导。”（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1年3月27日，见列宁《选集》，第32卷，第278页。）也可参看哈瓦那第二宣言。
[45]马克思：“共产主义是与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紧密相关的，从经验上说，只有在此基础上，占支配地位的各民族‘一起’和同时行动，共产主义才是可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7页。）
[46]参阅：“他〔马克思〕似乎认为阶级意识是经济客观发展——包括资本家和工人的两极对立——所必然带来的心理结果。”（C.WrightMills：《马克思主义者》（TheMarxists），第114页。
[47]参阅1892年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文版所写的序，见《选集》，第=3\*ROMANIII卷，第440-451页。
[48]Baran和Sweezy表明，由于自动化的发展，1950至1962年间美国没有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数从1300万将至400万。（《垄断资本》(MonopolyCapital)，第267页。）
[49]见第五章。
[50]参阅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序言，见《选集》，第I卷，第186-204页。
[51]例如，见A.Andrieux和J.Lignon的L’Ouvrierd’aujourd’hui；Hans-PaulBahrdt，WalterDirks等人，见于M.Feuersenger编的GibtesnocheinProletariat?；等等。RobinBlackburn最近报导了英国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位社会学家就卢顿（Luton）〔英国英格兰中南部城市——译者注〕沃克斯豪尔（Vauxhall）工厂的工人对厂方管理的态度作了一项研究。装配部门百分之七十七的人表明了一种“合作的态度”。此研究发表不到一个月，就在这个工厂发生了一场不折不扣的抗议，所反对的恰就是这种管理模式。（RobinBlackburn，“不公平的社会”，见于RobinBlackburn和AlexanderCockburn编的《不相一致——贸易联合会的反抗与共识》（TheIncompatibles—Trade-UnionMilitancyandtheConsensus）第4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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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编译者前言
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是当代“第四国际”即托派运动的主要领袖，“二战”后曾长期担任“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直至去世，同时也是极富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理论享誉国际学界，他的继承自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和官僚理论亦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他这些方面的著作已有不少翻译成了中文，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也是曼德尔的主要作品之一，它在以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为主线进行论述的过程中旁涉了马克思思想中的许多重要面向，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异化问题。曼德尔传记作家简·威廉·斯丢特（JanWillemStutje）称之为“埃内斯特·曼德尔最具哲学性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之洞见与革命激情的颂歌。”[1]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为保卫“革命的马克思”而作，其中涉及与许多著名学者的论战，这既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诸种思潮，更有助于我们从曼德尔对马克思的独到阐释中获得某种启发。
但不要据此以为本书就是一本托派著作，毋宁说它是对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及其发展过程的一种比较客观的介绍。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而这是本小书，因而非大家手笔不能达到这种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而思维清晰的效果。在我看来，它就是这样一本书：刚入门者能读得下去，并对马克思的思想有一种大致了解；而深入研读过马列原著的人也必能从中获得新意，决不会感到不值一读。这是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主要理由，而无关乎托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观点全然正确，相信真正热爱马列的人会在欣赏之余作出辨析。而对一部好作品没有欣赏之情的人，我相信他不会作出有价值的辨析。最后，需略作说明的是，行文中标明“译者注”之处为笔者所加，以便于理解；除此而外则皆忠实于原著。本书所编内容来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MarxistsInternetArchive）：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index.htm。这是一个“第四国际”志愿者组织的全球性网站，旨在传播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的理论家的思想，让人获益良多。该网站的负责人DavidWalters先生授权笔者使用相关信息，并提供相关材料，在此致谢！虽然笔者对埃内斯特·曼德尔的思想有一定研究，此书的翻译也颇费时日，但由于学力所限，不当之处仍在所难免，恳望方家不吝赐教！
2016年12月29日
于杭州翰墨寓所
[1]JanWillemStutje:ErnestMandel——ARebel’sDreamDeferred,London:Verso,200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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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四章往[1]
（信件摘录）
1907年1月3日。我们在羁押解送监狱里度过了最后的两三个小时。我承认，当我离开了自己在“预审院”的那个牢房，我有些心神不宁。我早就适应了那个“小船舱”，在那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知道，在羁押解送监狱里我们将被安排在集体牢房——还有比这更令人厌倦的吗？而之后便是充斥着泥土和脏乱的流放之旅。我对此心知肚明。谁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谁能告诉我们何时返程？依旧蹲在第462号牢房里读书、写作、等待不是更好吗？如您所知，对我而言，从一间公寓搬到另一间公寓是一种精神激励。而从一个监狱搬到另一个监狱则糟上百倍。新的管理人员，新的冲突，新的暴力——要用这些来建立不太令人难以忍受的关系。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长官的更迭——从彼得堡羁押解送监狱的管理人员开始，到西伯利亚村庄的地方守卫为止。我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旅行”了，现在又要来一次，我已经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我们尚未获悉通知，就突然地被押送到了这个地方。在收监室，他们给我们换上囚衣。我们怀着学生式的好奇心换上了衣服。大家穿上了灰裤和灰色厚呢上衣，戴上灰帽，然后相互看着对方，就显得有些挺有趣。然而，上衣背后经典的“苦役犯标志”却不见踪影。我们被允许存起自己的内衣和鞋子。然后，我们这一大群人穿着新衣裳，兴奋地涌入了牢房……
抛开关于羁押解送监狱的令人不悦的谣言不谈，狱卒的态度似乎还可以，在某些方面还算体贴。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接到过命令——态度要严正，不可惹出事情来。
出发的确切日期仍然不为人所知，遥遥无期。显然，他们害怕示威，害怕我们尝试中途逃跑。他们畏惧，所以在采取必要措施。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毫无意义的。
1月10日。这封信是我在火车上写的……所以请原谅我的糟糕的字迹……现在是上午9点。
凌晨3点30分，总看守喊醒了我们，并通知我们会在早上6点钟出发。没想到……为了这个不约而至的时间点，我们居然等了这么久。
随后的一切事情都一如既往。我们慌乱地收拾了行装。然后我们下车，与女人们和孩子们进了收监室。在这里我们“接受”了押送，行李被匆匆地检查了一遍。昏昏欲睡的看守把我们的钱交给了一位军官。然后我们被送上了押囚马车。在全副武装的押送队的陪同下，我们随之被送往尼古拉耶夫斯基站。我们不知道自己将会到哪里去。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押送队是今天被特意从莫斯科调来的。显然，他们不信任彼得堡的军队。军官全程都很和蔼，但无论我们提什么问题，他都完全不想理睬。他说，负责人是一位宪兵队上校，负责发布所有的指示，而他则是军官，奉命带我们到火车站。他就说了这些话。当然，可能是因为政府实际上就这么谨慎，但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军官们耍了点人际交往的小伎俩。
我们行进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我们还是不知道火车是开往莫斯科还是沃洛格达。士兵也不清楚——我们觉得他们没在说谎。
我们全程坐在独立的第三等车厢里，甚是舒服，每个人都有卧铺。另一个车厢专门用来装我们的行李。押送队的士兵告诉我们，装行李的车厢还搭载了十名宪兵和他们的上校。这些人陪着我们。
我们安顿下来，觉得自己并不大关心火车会沿着哪条路往前开：他们会把我们带到那里的，不是沿着这条路就是沿着那条路……
显然，我们在往沃洛格达走。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是根据火车站的名字判断出来的。这意味着四天后我们将会到达秋明。
所有人都活跃起来了。经历了十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之后，我们感到旅途充满了快乐和惬意。确实，虽然窗户隔绝了车厢内外，但窗外就是自由、生活和运动……什么时候我们能沿着原路返回呢？告别了，我亲爱的朋友。
1月11日。如果说押送队的军官既体贴又客气，那么士兵就更是如此了：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读过我们的审判报告，非常同情我们。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直到最后一刻，士兵们压根儿都不知道他们押送的是谁，要去哪儿。他们突然从莫斯科带到彼得堡的预防措施，曾一度让他们以为他们要把我们送到什利谢利堡的刑场。在羁押解送监狱的收监室，我注意到他们似乎很是焦躁不安，甚至是反常的乐于助人。他们大概是心存愧疚吧……当他们得知我们是“工人代表”且只被判处流放时，他们该多么高兴啊！
押送宪兵室超级押送队，从来不在我们的车厢里露面。他们负责外部的警戒——在火车站里围住车厢，在车厢门口严密戒备，但他们多半都注视着押送队的士兵。至少，士兵们自己如此认为。
电报传来指示，说要给我们提供食物以及用于洗漱和饮用的水。我们认为，这段旅程真的太舒服了。无论我们经过哪一座火车站，火车站小卖部的经理都对我们展现出极好的态度，甚至还会让押送队代他问一下我们是否需要三十只牡蛎！听到这话，我们笑了，但多少还是拒绝了牡蛎。
1月12日。我们一直都离您越来越远。
从第一天起，我们分成了几个“家庭”小组，并且由于车厢拥挤，每一个小组不得不和其他人分开。只有我们的博士（费特，一位社会革命党人）不属于任何一个组。他卷起袖子，显得非常活跃和不知疲倦，似乎指挥着我们。
如您所知，这个车厢里有四个孩子陪着我们。但他们表现得很安分，以至于让人忘却了他们的存在。脆弱的友谊，让他们团结起来面对押送队的士兵。骨瘦如柴的士兵无微不至地对待他们……
……“他们”确实是在保卫我们啊！在每一个车站，车厢会被宪兵团团围住。在更大的车站，车厢则也会被警察围住。宪兵们除了带了来复枪以外，还带着左轮手枪，用来恐吓那些由于意外或者好奇心而接近车厢的人。这些天，保卫措施主要是针对两类人：一种是重要“罪犯”，另一种是著名的大臣老爷。
他们已经采取了谨慎的措施来对待我们。我们意识到这跟羁押解送监狱里的情况截然不同。一方面是无比森严的戒备，另一方面却是法律框架内的高规格待遇。这反映了斯托雷平的宪政精神。但毫无疑问，这个狡猾的制度迟早都得垮掉。唯一的问题在于，两者之中谁最先垮掉？是森严的戒备，还是高规格的待遇？
我们到了维亚特卡。火车停下。我们从维亚特卡的官僚那里得到了这般接待！我想，您大概已经目睹了这一切。半个连队的士兵在车厢的任意边上排列成队。不过一会儿，当地的警察背着来复枪赶来了。军官、警察巡官和警察队长等等都来了。站在车厢旁边的照例还是宪兵。一句话，这就是个阅兵。戈尔恰科夫亲王[2]——当地的蓬巴杜，似乎与彼得堡的指示有着特别的联系。我们人群感到被冒犯，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炮兵部队。确实很难想象比这更为荒谬和懦弱的事情了。“强”权展现了一幅滑稽可笑的图画。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死去”的苏维埃显然还能吓到他们。
又懦弱又愚蠢——他们如此频繁地翻脸不认人。为了掩盖住不可能被掩盖的行进路线（显然是因为这个，因为别的原因说不通），我们被禁止在火车上写信。这些命令基于彼得堡的“指示”，来自无形的上校。但我们每一个都在第一天就开始写信，希望它们会被发出。而且我们没有错。“指示”忽视了一个事实：当局已经没有忠诚的仆人了，但我们的朋友遍布四方。
1月16日。我在下述的这些条件下写了这封信：我们停在了离秋明20俄里的村庄。此时正是夜晚，我住在一间农家小屋里。屋子里天花板很低，房间脏乱。整层楼拥挤不堪，全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连一片儿空地都没有。
没人睡得着，大家有说有笑……我们三个人抢一个长椅，然后我赢了。我的生活总是很幸运。我们在秋明待了三天。我们被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接待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早就习惯了）。骑在马背上的人（“猎骑兵”）让马儿跳起来，吓走街头的顽固分子。我们不得不从火车站步行到监狱。
我们受到的待遇一如既往的非常体贴，几乎体贴地过头了。但同时，警戒措施一直都收得越来越紧了，几乎上升到了一种迷信行为。
例如，通过电话，我们可以获取来自当地所有商店的商品，同时我们不能在监狱的院子里舒活筋骨。前者是超规格的特权，后者则是违法行为。在秋明，我们坐在马拉雪橇上前进，我们的14个狱友的身边则围着52个押送队士兵，不包括他们的长官、警察巡官和警察队长。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包括士兵、长官、巡官和队长在内的所有人都震惊了。但这些都是“命令”。我们现在正前往托博尔斯克，并且行进速度极慢。比如今天我们只行进了20俄里，下午1点钟到这里。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这是命令！为了防止我们逃跑，他们不想让我们夜间行进。这样做倒还有一点意义。彼得堡当局几乎不信任地方政府的主动性，所以按里程给我们规划路线。警察部的效率太低了！所以现在我们每天行进三四个小时，然后休息二十个小时。按这个速度，我们能在大约十天内到达托博尔斯克（250俄里），大致日期是1月25日或26日。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没人告诉我们要在那里停多久，然后又要去哪里。
押送队由四十个雪橇组成。前面的雪橇搭载着行李。然后我们“代表”则是成对的。每一个雪橇都由一匹马拉着。我们后面的一排雪橇只载着士兵。军官和警察巡官则坐在有盖的雪橇里，处于押送队的前面。我们以步行的速度前进。离秋明若干俄里，我们被二三十个武装的“轻装步兵”押送着。过了一会儿，考虑到这些前所未闻和措施是彼得堡命令的结果，有人断定他们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来把我们带到最偏远的地方。毕竟，这次配备着极大规模的押送队可不仅仅是少数笔杆子心血来潮的结果……这可能意味着严重的困难就在前方……
现在大家都睡着了。在厨房隔壁——门虚掩着——士兵在站岗。哨兵在窗户外面来回走动。星夜璀璨，明月当空，积雪遍地，天空湛蓝。多么奇怪的景象——我们分散地躺在地板上熟睡，而士兵却在门窗旁边彻夜不眠……但是，毕竟我上次就经历了这一切，记忆犹新……而且，由于克雷斯蒂监狱对我来说似乎是敖德萨监狱的复制品，两者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所以这次行程无非是延续了伊尔库茨克省的第一次旅程（中途偶尔会被打断几次）……
在秋明的监狱，政治犯很多，尤其是“行政的”流放人员。锻炼时，他们聚集在我们的窗户外面唱歌，甚至打出了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革命万岁！”。合唱还可以。显然，他们长期保持着团结，有许多实践的机会……这幅景象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很令人感动。我们通过狭小的通风窗，用了几句话向他们打招呼。在同一座监狱，刑事犯给了我们一份很长的散文式的、富有韵律的请愿书，请求我们“辨认来自彼得堡的革命者”然后帮助一下他们。我们曾想给一些急需的政治犯塞些钱，里面有很多人衣衫褴褛，但管理方断然决然地拒绝了。“指示”禁止“代表”与其他政治犯之间发生任何联系。甚至用用不着见面的货币方式也不行？是的。多么有“远见”啊！
我们没法在秋明发电报，因为没人必须知道我们现在哪里，现在是几点钟。太蠢了吧！就好像我们在阅兵却不知道行进路线似的。
1月18日，波克罗夫斯科耶。我是在旅程的第三次停止时写下这封信的。我们以每小时不到6俄里的速度行进，行程时间不超过四五天。所幸，霜冻还不是很严重——零下20，25或30度（列氏温标[3]）。三周前气温一度下降到零下52度。想象一下，我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和小孩子们一起行进的！
还剩一个星期，就到托博尔斯克了。没有报纸，没有信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新闻。
我虽然是在这里写信，但不知这些信能否到达目的地，因为我们被禁止沿途寄信。所以我们只能找机会偷偷寄信，但不一定凑效。但是这些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已穿得很暖了。在受够了单人牢房的污浊空气后，我们畅快地呼吸着这寒冷的空气。您应该清楚，人类的生理机制不是为单人牢房的条件而被设计出来的。
海涅在1843年的《巴黎书简》中写道：“在这个群体性国家，单独监禁——一种宾夕法尼亚式方法——被看作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残酷行为，而法国人民太宽宏大量了，不同意为了自身的公共安全而付出这样的代价。因此，我相信，即使议院同意，这种可怕的、反人道和反自然的单独监禁制度也不会确立下来，而且，感谢上帝，为建造必要的场所花费的数百万美元，是浪费钱。人民曾经愤怒地粉碎了贵族的巴士底狱，以后也将以同样的愤怒来粉碎这些资产阶级新骑士的城堡。无论后者的外表多么严峻和可怕，它都是一个明亮的亭子，与那些小的、静寂的美国洞穴相比，它是一个快乐的亭子。而这些洞穴只能由一个头脑昏聩的虔诚主义者发明出来，只能被一个在自己的财产面前战战兢兢的无情商人采纳使用。”
这些都说得对。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独处。
五六年来，西伯利亚仿佛都没什么变化，但同时又有所变化。不但西伯利亚的士兵变了（看！他们的变化挺大的！），并且西伯利亚的农民（“切尔顿”）也变了！他们每个人都议论政事，都想知道什么时候“变天”[4]。我们车夫的一个十三岁的小孩（他说他有十五岁），他在赶车的时候，一路高声喊道：“起来，工人们，站起来，去斗争！快来，饥饿者，去战斗！”[5]士兵就喝止他，并恐吓他要报告长官。但显然士兵是很同情他的。可是这小孩知道他们都站在自己这一边，所以仍然在他们的默许之下喊着工人们“站起来”。
我们的第一个停留地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农家小屋，我就是在那里给你写了信。此后的两处停留地则是政府设立的，但照样破烂不堪，不过让人稍微舒服一点。屋中有区别男女的房间，还有厨房。我们睡在分层木板床上。我们的卫生条件必然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行程中着实最令人不快。
到了我们停留的地方，农民们就带给我们牛奶、凝乳、乳猪肉、堆料面包（“shangy”）以及其它食物。按命令，他们本来是进不来的。“命令”要求外人不得同囚犯来往，但押送兵除了让农民进来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来保障我们的食物供应。
我们的头子费特来维持秩序。我们全体囚犯、军官、士兵、警察、售卖食物的农妇，都称他为“博士”。他似乎从不知疲倦。打包、购物、做饭、教我们唱歌等等，他都做得来。其他人轮流帮助他，他们彼此相似，几乎什么都做不了……此时他正在做饭，人群气氛活跃。“博士需要刀子……”“博士需要一些黄油……”“看，朋友，你介意把这些厨房垃圾带出去吗？”……博士会说：“啊，你不吃鱼吗？我给你炸一块鱼饼吧，我也不吃鱼……”吃完饭后，茶被端到了分层床旁边。我们的女士负责端茶——这也奉费特博士之命的。
1月23日。我在到托博尔斯克之前的倒数第二个车站给您写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旅站，又新，又宽敞，又干净。经过最后的泥泞，我们的身心都在调养身心。我们离托博尔斯克有60俄里远。您也许知道，我们这些天来是多么梦想着一个“真正的”监狱，在那里我们可以好好地洗漱和休息。这里只住着一位政治犯村民，曾在敖德萨开过酒铺，因在士兵中进行宣传而被定罪。他经常带着杂货到车站来找我们，给我们讲托博尔斯克省的生活状况。大多数流亡者，还有定居者和“行政人员”，都住在托博尔斯克周围距离100—150俄里的村庄里。然而，在别列佐夫县也有流亡者。那里的生活无比艰难，需求更紧。从各地逃出来的人数不胜数。几乎没有监视，也不可能有。搜查主要在秋明市（铁路的起点），在铁路沿线普遍抓捕逃犯。但被抓到的人占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
昨天我们无意中在一份秋明的旧报纸上看到了两封未送达的电报——给我和S.（一名羁押解送监狱的囚犯）。就在我们在秋明的时候，电报来了。行政机关没有接收这些电报，这也是他们的阴谋之一，不过他们和我们一样不清楚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他们在路上非常小心地押解着我们。上尉折磨着士兵们，让他们连夜超负荷值班——不仅在车站，而且在全村巡逻。不过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被向北，“体制”正在解冻：我们被押送进入商店，成群结队地在村子里走动，有时还拜访当地的流放犯。士兵庇护我们——我们对上尉的反对态度使他们感到非常亲近。处于最两难地位的是军士，他们算是军官和士兵之间的联络人。
“不，先生们，”他曾当着士兵的面对我们说，“军士今非昔比了……”
“现在还有人惦记着旧时光……”人群中有个士兵说道，“只要揪住他们的尾巴，就能让他们再好好思考一下。”
大家都笑了。那位军士也笑了，但笑容里夹杂着不悦。
1月26日，托博尔斯克监狱。在托博尔斯克之前的两站地，县警长的助理来迎接我们——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警戒，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礼遇。哨兵们全副武装。商店停止营业。住在另一侧的家庭被提供了加盖的帐篷。软硬兼施!在到达镇子前大约十俄里处，两名流亡者乘马车出来迎接我们。军官一看到他们，就立即“采取”了措施：他沿着我们的马车前进，命令士兵们下马（此前他们坐着雪橇）。就这样，我们走了10多俄里。士兵们当着面咒骂长官，在路的两侧步行，肩上扛着枪。
但在这里得打断一下：刚刚被叫到办公室的博士告诉我们，我们都会被送到奥布多尔斯克村；这意味着我们要在军事押送队的带领下每天走四五十俄里。到奥布多尔斯科耶有1200多俄里的雪路。这意味着，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哪怕一直都有马，还不会因疾病耽误时间，我们也得在路上走一个多月。到流放地以后，我们每月将获得1卢布80戈比的津贴。
现在，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一整个月是特别困难的。他们说，在别列佐夫和奥布多尔斯克之间将不得不靠驯鹿前进。这对在我们之中与家人一起来的人来说是特别令人不快的消息。当地行政机关发誓说，是彼得堡规定每天40俄里而不是100俄里——荒谬之极，就像我们旅途中的所有其他细节一样。当地办公室里的“聪明人”想出了一切办法来防止我们逃跑。有一说一，他们规定的十项措施中，有九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些“自愿跟随”丈夫流亡的妻子们要求在托博尔斯克停留的三天里被放出监狱。州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说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完全违法。当地舆论有些不安，正在写抗议书。但抗议有什么用呢？因为每次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对不起，我们要服从彼得堡的指示。”
因此，报纸上最险恶的谣言也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流放地是该省的最北端。奇怪的是，在判决书中体现出来的“平等”也影响了流放地的选择：我们所有人都被发往同一个目的地。
托博尔斯克这里的人对奥布多尔斯克的印象，就和您对彼得堡的印象，模糊不清。他们只知道那是北极圈内的一个村庄。问题是：他们是否要在奥布多尔斯克安置士兵，专门看管我们？这倒是合乎逻辑。还有，是否有组织逃跑的可能性，还是说我们不得不待在北极圈内，等待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我们有理由担心，我们要是被放出来，一个技术问题就会上升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那么好吧，我们将在奥布多尔斯克等待。我们也会工作。请继续给我们寄书和报纸，报纸和书。谁知道事态将会如何发展下去？什么时候能够证明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也许我们不得不在奥布多尔斯克度过的这一年，将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后一场革命的呼吸空间，以让我们填补知识上的空白，并进一步磨练自己的武器。您会不会认为这样的想法太玄学了？亲爱的朋友，当一个人在被押送到奥布多尔斯克时，搞一点儿玄学也无妨。
1月29日。我们离开托博尔斯克已经有两天了……一名军士指挥着30名士兵，而这30名士兵就组成了押送我们的队伍。我们在星期一早上乘坐巨大的三套车离开。但在第二次停顿后，拉动每架雪橇的马匹数量从三匹减少到了两匹。那是一个奇妙且美丽的早晨，天空澄朗，四周洒满阳光，满地雪霜。林海茫茫，素裹银装。如梦如幻，宛若仙境。骏马飞驰——这是西伯利亚人惯有的节奏。当我们离开小镇时（监狱在最郊区），一群当地的流亡者，有四五十人，站在那里等着我们；有许多问候、手势，试图和我们交头接耳......但我们被迅速赶走了。这里的人已经编造了关于我们的谣言：有人说是五位将军和两位省长被流放，有人说是一位伯爵和他的家人，还有人说我们是国家杜马的成员。而我们昨晚在其家中停留的那个女人问博士。“你们也是政治家吗？”“是的，我们是政治家。”“那么您肯定是所有政治家的首领了吧！”
今晚我们住在一个又大又干净的房间里，房间的墙壁上贴着纸，桌子上铺着布，地板上刷了漆，有大窗户，还有两盏灯。在受够了之前那些肮脏的环境后，这一切都非常令人愉快。但我们不得不睡在地板上，因为房间里有九个人。他们在托博尔斯克更换了我们的押送，秋明的押送有多么友好客气，托博尔斯克的押送就有多么粗鲁刻薄。这是因为没有军官；士兵们觉得自己要对可能出现的一切错误负责。但我必须补充一点：仅仅两天之后，他们就大大“解冻”了，我们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这在如此漫长的旅途中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细节。
从托博尔斯克开始，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政治流亡者，其中大部分是“农业者”（因暴乱而流亡的农民）、士兵、工人，只有少量的知识分子。有些是“行政流放者”，少数是“定居流放者”，即被判处在此定居的流亡者。在我们经过的两个村庄中，“政治家”合作办了个作坊，赚了一点儿钱。总的来说，我们还没有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这是因为这些地方生活成本非常低廉：“政治家”每月向农民支付6卢布的食宿费，这是当地流亡者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每月花10卢布就能过上“小康生活”。越往北走，生活成本就越高昂，工作也越难找。
我们遇到过一些曾经住在奥布多尔斯克的同志。他们都称赞这个地方。这个村子很大，有1000多名居民和12家商店。房屋都是按照城镇模式建造的，很容易让人找到好的住所。这地方多山，非常美丽，气候非常宜人。我们中的工人可以找到工作。通过授课也可以赚到一些钱。生活成本确实很高，但收入也不低。这个无可比拟的地方只有一个缺点：它几乎完全与世界隔绝。它离铁路有一千五百俄里，离最近的电报局有八百俄里。邮件每周送达两次。但在春秋两季路况不好时，邮件会完全送不过来了，持续时间为六周至两个月。假如今天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的警察仍然会在奥布多尔斯克称王称霸！奥布多尔斯克离托博尔斯克的公路如此之远，而且还是一个巨大地区的独立中心，所以才会如此相对地有活力。
流亡者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间。他们不停地在全省各地奔走。奥布河上的定期蒸汽船会免费运送政治犯。付费乘客不得不挤在角落里，而政治犯则占据了整艘船最好的位置。亲爱的朋友，这可能会让您感到惊讶，但这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都习惯了，以至于我们的农民车夫听说我们要去奥布多尔斯克时，就告诉我们：“不要紧，不会太久的，明年春天你还会坐汽船回来的……”但我们这些苏维埃人究竟是以什么目的被安排到奥布多尔斯克的呢？目前，那边已经得到指示，要给我们提供最好的雪橇和途中最好的住所。
奥布多尔斯克!地球上一个微不足道的点……也许我们将不得不在几年里适应奥布多尔斯克的条件。即使是我的宿命论心情也不能保证完全的心安。我咬紧牙关，渴望着电灯的明亮，火车的噪音，和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新鲜报纸的味道。
2月1日。尤罗夫斯科耶。今天的情况和昨天完全一样。我们走了50多俄里。有一名士兵与我的雪橇相伴而行。他用满洲的战争故事来让我不烦闷。押送我们的是西伯利亚团的人，该团在战后几乎完全重新组建。在所有的团中，这个团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它的一部分驻扎在秋明，另一部分驻扎在托博尔斯克。正如我以前告诉您的那样，秋明的士兵对我们的态度非常好，托博尔斯克的士兵则比较粗暴；在他们中间有一大群人“自觉”拥护黑色百人团。该团由波兰人、乌克兰人和西伯利亚人组成。西伯利亚本地人是最无知的分子。但即使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出色的家伙……仅仅两天之后，我们的新押送队就开始对我们软化了——这个细节并非微不足道，因为这些战士现在掌控着我们的生死。
我的押送兵对“中国女人”充满了热情。“她们都是一群美丽的娘们。中国男人身材矮小，无法与真正的男人相比，但中国女人却很美，白皙而丰满……”
“那么，”我们的雪橇车夫，一位退伍军人问道，“我们的士兵有没有和中国女孩‘厮混’过？”“没有……都不让我们接近……他们先带走中国女人，然后再放军队进来。不过，我们的一些人在高粱地里抓到过一个中国女人，折腾了一番。其中一个士兵把他的帽子落在了那里。于是中国人把这顶帽子带过来，给我们的指挥官看。他把整个团的人排成一排，问道：‘这谁的帽子？’没有人出声，丢了帽子总比惹上麻烦好，明白吗？最后这一切都不了了之。但中国女人很可爱……”
我们乘坐三套（Тройка）雪橇离开了托博尔斯克，但自从第二次停靠后，雪橇就变成由两匹马拉着，因为道路一直在变窄。
在我们换马的村子里，已经有雪橇套上马具在等待。换马是在村外，在田野中间进行的。通常，所有居民都会出来看我们。一些生动的场景发生了。女人们牵着马的缰绳，男人们在“博士”的指示下照看我们的行李，孩子们在我们周围吵吵嚷嚷地跑着。昨天，一些“政治家”想在我们换马的时候给我们拍照，在乡政府大楼外等着我们，但我们被驱赶着疾驰而过，他们没有机会下手。今天，当我们进入现在过夜的村庄时，当地的“政治家”打着红色的旗帜迎接我们。他们有十四个人，包括十来个格鲁吉亚人。士兵们一看到红色旗帜就惊慌失措，拔出刺刀，威胁要开枪。最后他们成功地夺取了红色旗帜，并逼退了“示威者”。在我们的押送队中，有一小队士兵围绕着一个上等兵。他是一个旧礼仪派教徒。这个人是一个特别低级和残忍的野蛮人。没有什么能比欺负一个男车夫、吓唬一个鞑靼女人或用枪托打马还能他高兴的了。一张砖红色的脸，永远半开的嘴，没有血色的牙龈，以及不眨眼的眼睛，使他看起来像个白痴。这个上等兵与负责押送的军士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认为军士对待我们不够粗暴。当涉及到抢夺红旗或推回一个离我们的雪橇有点太近的政治人物时，上等兵和他的小帮派总是先到场。我们都必须控制自己，以避免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一旦发生麻烦，我们很难指望军士，他在这个上等兵面前怕得要死。
2月2日，晚上。德米安斯科耶。尽管，迎接我们的红旗昨天在尤罗夫斯科耶被部队夺走了，但今天早上，当我们离开村庄时，有一根挂着新旗帜的长杆插在雪堆里。这一次没有人去碰它；士兵们刚刚坐上他们的雪橇，没有人愿意再出来。就这样，我们走过它身旁的列队。再往前走，在离村子几百步远的地方，在道路向河边倾斜的地方，我们看到雪坡上写着一排大字：“革命万岁！”我的车夫，一个18岁左右的家伙，读到这句话时，突然大笑起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革命万岁？”我问他。“不，我不知道。”他想了一会儿后说，“我只知道人们一直在喊这些话，‘革命万岁！’”但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他知道的比他准备说出来的要多。总的来说，当地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人，对“政治犯”的态度非常好。
下午1点，我们到达了要过夜的大村庄——德米安斯科耶。一大群流亡者来迎接我们（这里有60多名流亡者）。这在我们押送队中的一部分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上等兵立即把他的信徒聚集在他周围，以防万一。幸运的是，没有出现任何麻烦。很明显，他们已经在这里紧张地等待我们很长时间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被选出来负责接待我们。当地的“公社”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和舒适的住处。但我们不被允许去那里，只能暂时待在一个农民家里；而晚餐被带到了这里。与政治犯们见面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每次只能带着晚餐的一部分、三三两两地进去看我们几分钟。除此之外，我们在士兵的陪同下，轮流光顾当地的商店，在路上还能和在街上等了一整天的同志们交流几句。其中一个女流亡者打扮成农妇，来向我们推销牛奶；她演得非常好，但房子的主人看来把她交给了士兵，他们立即强迫她离开。上等兵正在执勤的时候我们运气更差。我记得我们在乌斯季库特（在勒拿河边）的小聚居地是如何为每一批新的流亡者的通过做准备的：我们试着煮白菜汤，做饺子，总之我们无非是重复了今天德米扬斯科耶人为我们做的事情。一旦一大批流亡者经过沿途的某个小殖民地，那么这个小殖民地就会郑重其事地对待他们，因为这里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听到家里的消息。
2月4日，晚上8点，契嘉林帐。我们的随行警官应我们的要求，向托博尔斯克管理部门询问是否可以加快行程的节奏。显然，托博尔斯克向彼得堡请示了这件事，结果警官收到了一份电报，享有了在这方面的行动自由。假设我们从现在起每天走七十多俄里，那么就有可能在2月18到20日间到达奥布多尔斯克。当然这只是一种估计。
我们在一个叫契嘉林帐的小村子里停留。但实际上，这里的房子不是蒙古包，而是农民的小屋。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汉特人[6]。汉特人非常明显是外族人。然而，他们的言行举止和生活方式与农民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比西伯利亚的农民更能喝酒。他们每天都喝酒，从清晨开始喝，到中午就已经醉了。
一位当地的流亡者N，是一位教师，给我们讲一些新奇的事情。听说有不知名的人要经过他们的村庄，而且这些人到处受到隆重的接待，汉特人就会变得非常害怕，不喝酒，甚至把他们的酒藏起来。所以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清醒的。然而，到了晚上，除非我弄错了，我们的汉特主人醉醺醺地回家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渔村，很难买到肉。这位老师组织了一支由流亡者和当地农民组成的渔民队伍。他买了渔网，亲自监督捕鱼作业，并将捕获到的鱼带到托博尔斯克出售。去年夏天，这个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赚了100多卢布。每个人都尽量使自己适应环境……不错，N自己也靠着捕鱼填满了自己的腰包。
2月6日，萨马罗沃。我们昨天走了六十五俄里，今天走了七十三俄里，明天我们还得走这么远。农业区现在就在我们身后；这里的农民，不管是汉特人还是俄罗斯人，都只从事捕鱼活动。
托博尔斯克省的“政治犯”定居率是非常惊人的。实际上，没有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不存在流亡者。我们停下来过夜的房子的主人告诉我们，不久前这里还没有流亡者；十月十七日宣言后，他们开始大量涌入。“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涌入这个地方”，宪政时代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就是这样！在许多地方，“政治家”“从事”与原住民相同的职业：他们收集和清理杉木果，捕鱼，采集浆果，打猎。更有进取心的人组织了合作工场、捕鱼团体、消费品商店。农民对流亡者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例如，在萨马罗沃——一个大的贸易村——农民免费给“政治家”提供了一整间房子，并给第一个到达的人赠送了一头小牛和两袋面粉。有一个既定的传统，即商店卖给流亡者的价格要比卖给农民的便宜。这里的一些流亡者住在公社里，有自己的房子，屋顶上一直飘着一面红旗。请尝试在巴黎、柏林或日内瓦升起红旗吧！
我想顺便讲讲我观察到的目前流亡者的普遍状况。
自90年代以来，西伯利亚监狱的政治人口的社会构成逐渐变得更加民主。这一事实已经被指出了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工人在“政治家”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终于超过了革命知识分子的人数，他们曾经习惯于把彼得保罗要塞、克里斯蒂和科雷马监狱视为他们私人的和世袭的“垄断财产”，类似于“遗赠的遗产”。在本世纪初，我仍然看到人民意志党和人民权利党的成员，当他们看到来自维尔纽斯的扫烟囱人或来自明斯克的饲料商与最新的囚犯队伍一起到达时，他们几乎是以一种冒犯人的方式耸耸肩。但当时的流亡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革命组织的成员，其政治和道德水平很高。几乎所有的流亡者，可能除了来自犹太区的工人，都被宪兵队审讯的筛子筛过了。而且，不管这个筛子有多粗，它一般都会保留最先进的工人。这有利于把流亡人口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在我国历史上的“宪政”时期，流亡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现在它不再是一个组织的问题，而是一个自发的、群众的运动的问题。宪兵队的审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大规模的街头围捕。群众中最不起眼的人现在不仅有资格被流放，甚至还可能吃枪子儿。在镇压了一系列人民运动之后，便进入了一个“游击”行动的时期，为了革命的目的或仅仅在革命的借口下以最大限度的冒险做普通的暴徒行为。凡是不能被绞死的人都被政府送到了西伯利亚。不难理解，如此巨大的“斗殴”涉及到许多人，而他们只是稍微触碰了一下革命，或者是无辜的旁观者，更不用说还有许多来自大城市黑社会的冒险家。您可以想象这会如何影响流亡者的总体水平。
还有一个因素导致了同样的发展方向：逃亡。很明显，哪种人会逃跑？最积极、最自觉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党和工作在等着他们。成功的比例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判断：在托博尔斯克省的某个地方，450名流亡者中只留下了大约100人。只有那些懒惰的人留下来。因此，剩下的大部分流亡者都是在灰色地带的、政治上不明确的人，或者是偶然的观众。少数活跃的人，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设法离开，有时被置于困难的境地，因为所有的“政治家”在道义上都受到相互担保制度约束。
2月8日，卡里姆克林斯基帐。昨天我们走了七十五俄里，今天走了九十里。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了留宿地，很早就上床睡觉了。
今晚我们在汉特人村庄的一个脏兮兮的小屋里过夜。烟在雾缭绕的幽黯的厨房中，押送我们的士兵打着寒颤，在昏醉的汉特人间来回踱步。隔壁传来了羊叫声……村中刚庆祝过婚礼。这正是汉特人结婚的时候，所以所有的汉特人都酩酊大醉。他们要是醉了，就时不时走到我们这儿来……
有一个萨拉托夫的瘦弱的老人前来探望我们。他也是喝高了。他以前在政府做官，也被流放了。他与另外几个同伴从别列佐夫到这里来买肉，然后再转卖出去。他们都是搞政治的。
我们很难在这里为接下来的行程作准备。我在之前的信中曾告诉您说我们的队伍是由22个雪橇组成的，这22个雪橇又是由大约五十匹马拉着的。这二十二。但几乎没哪一个村庄有这么多马的，所以要跑遍各个村庄去征用马匹。在几个站上，据说拉车的马是从百俄里外的地方征过来的。但是两站间的距离在这一带却很短，通常不过10—15俄里而已。于是汉特人不得从百里外去征集马匹，带着两位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行进了10俄里！还有，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到达，所以许多带着马来的人不得不等待两周甚至更久的时间。上一次发生这种事，那都是省长跑到这地方视察的时候了……
我曾经听人说过地方的农民通常都很同情“政治家”，而对我们似乎更是如此。在别洛戈里我们找到了一个例子。别洛戈里是居于别列佐夫区的一个小村（我们是已走的这么远了）。一组农民为我们预备好食品及茶，他们并筹了六卢布捐给我们。我们当然不想收他们的钱，但却很愿意与他们一起饮茶。然而，我们的押送兵不准我们聚在一起。实际上，普通的士兵是统一的，但上等兵却小题大做，还说要让全村都知道这件事，甚至还去吓唬普通兵。所以我们连茶都没有喝，只好离开了。几乎全村的人都送我们出来。由此可知，农民是对我们极具好感。
2月9日，康定斯基村。我们又走了100俄里。再过两天，我们将到达别列佐夫，也就是11号。我今天累极了；我们在连续九、十个小时的行程中都没有吃东西。我们一直在沿着鄂毕河行进。右岸是丘陵和树林，左岸很低。河道很宽，天朗气清，温暖舒适。道路两边的小杉树像信标一样笔直地立在雪地里。我们的车夫大多是汉特人。雪橇由两三匹马拉着，一前一后，因为我们越往前走，路就越窄。车夫们都手持带着长柄长鞭。车队在很远的地方展开。其中一个车夫不时高喊，使马匹飞奔起来，掀起厚厚的雪尘云。这种速度让人喘不过气来。雪橇几乎叠在一起，以至于一匹马的嘴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肩膀后面，对着你的脸呼吸。然后，其中一架雪橇翻倒了，或者马具的某些部分断裂或脱落了。整个车队都停了下来。路途遥远，令人昏昏欲睡。空气非常平稳。车夫们彼此大呼小叫。然后马匹再次动脚，很快我们就再次飞奔起来。频繁的停顿大大降低了我们的速度，也使车夫无法达到最高速度。我们的速度大约为每小时15俄里，而这里的正常速度应该是18至20俄里，甚至25俄里……
在西伯利亚，快速旅行是正常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必要的，因为距离总是很远。但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行程，即使在勒拿河边也是如此。
我们到达了一个车站。在村子外面，套好的雪橇和新的马匹正在等待；我们的雪橇中只有两架是留给有孩子的家庭的，是去别列佐夫的“直通车”。我们迅速换好衣服，继续上路。这里的车夫坐的方式很特别。一块木板钉在雪橇的前端——在这个地方被称为“坐板”。车夫坐在坐板上面，也就是那块光秃秃的木板上，他的脚悬在雪橇的侧面。当马匹奔跑时，雪橇时不时左右倾斜。车夫就用他的身体来平衡它，像游艇一样向侧面倾斜，有时还用脚从地上推开……
2月12日，别列佐夫狱中。五六天前（当时我没有写，以免引起您不必要的担心）我们经过了一个盛行斑疹伤寒病的地区。现在那些地方已经被我们远远抛在后面了。在我向您提到的契嘉林帐，60间房子里就有30间有斑疹伤寒病例。其他许多村庄也是如此。死亡病例很多。几乎每一个车夫都失去过亲戚。我们加快行程的和改变原定计划，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斑疹伤寒：地方警察以必须尽快通过危险地区为由向当局发电报请示。
这几天来，我们径直向北走，每天行程大概90—100俄里。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大概能走一个纬度的距离。走这么快，就非常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落后（如果能用这个词来形容这里的文化的话）。我们每天向前行进一个纬度的距离，进入寒荒之地。这让人感觉仿佛是登上高山——越往高处爬，就越能感受到不同海拔地区的差异……最初是俄国富农，然后是俄罗斯化的汉特人因为相互通婚，已经失去了蒙古人的大部分特征了。然后，当我们经过了耕地以后，又遇上了汉特渔人和汉特猎人。他们头发蓬松，身材短小结实，讲着半生不熟的俄语。马匹越来越少，并且在这里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所以还远远比不过狗的价值路越来越差，要么就是太窄，要么就极其粗糙……我但是根据警佐的说法，“路上”的汉特人比生活在鄂毕河沿岸的居民的文化程度要高。
这地方的人对我们抱着模糊、困惑的态度，就像看到了长官缩起来了那样。今天有一人问我们说：“你们的将军在哪里？我想见见他……我从来没有见过将军。”
今天，一个汉特人正在给我们的雪橇配马，一匹很弱小的马。另一个人见着了，说道：“把那匹好一点的马带过来。你以为他们是谁，警察？”但还有一个相反的情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才是对的。当时一个汉特人对我们说：“这乘客都不是大人物……”
昨天晚上，我们到了别列佐夫。您简直没法想象这里的“镇”的情况。这恰如维罗霍列纳克、基连斯克一样，有1000名人口的村镇，并有一个警察署及税务机关。据人说，这地方便是奥斯特曼及缅什科夫的坟墓，但这话未必是正确的。当地的智者还指出了缅什科夫在其家中吃饭的老太太。
我们立即被押到监狱。在那里，当地全部的驻兵，大概有五十人，排着队迎接我们进牢房。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清扫了牢房，并提前把所有的囚犯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一个牢房有一张盖着桌布的大桌子，几把餐椅，一张牌桌，两个插好烛的烛台，一盏厨房用的油灯。这可真是太体贴了，太让我感动了……
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几天，然后继续行进……
是的，我们还要前进……但我完全不知道去往何方。
[1]本文是讲出逃西伯利亚经历的小册子《往返记》（旧译《杜洛斯基之脱逃》）的第一章。译者在翻译本章和接下来一章时，参考了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十五章的部分内容。本文当中的信件是托洛茨基写给妻子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谢多娃（НатальяИвановнаСедова）的。——中译者注
[2]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尔恰科夫亲王（КнязьСергейДмитриевичГорчаков，1861年4月27日—1927年6月3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8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1898—1900年任阿尔汉格尔斯克副省长。1903—1904年任奥洛涅茨副省长。1904—1906年任赫尔松副省长。1906—1909年任维亚特卡总督。1909—1915年任卡卢加总督。1915—1917年任国务委员。二月革命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1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1927年死于托博尔斯克。——中译者注
[3]列氏度为列奥缪尔发明的温标列氏温标（R)的单位，用于热学中温度测定，符号为°Re。列氏温标（Re）与摄氏温标（C）换算：1Re=0.8C。——中译者注
[4]原文直译为“每个人都谈政治，都想知道‘这’什么时候终结”。——中译者注
[5]这里很接近《工人马赛曲》的副歌。——中译者注
[6]汉特人，旧称奥斯加克人，是居住在西西伯利亚的土著民族。——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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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一九二三年五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一九二三年五月）一、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二、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出于任何考虑而回避这一基本点，都意味着不理解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胜利地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三、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和真正实现下述土地革命口号，才能达到此目的：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交给农民；歉收年不收地租；废除现行征税制度；取消各省间的包税和税卡；废除包税制度；铲除旧官僚统治；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将没收的土地转交给它们；等等。四、必须根据这些基本要求，并利用关税收入、盐类专卖权和部分财政等等操于外国资本之手的事实，使全体贫苦农民懂得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只有把反帝战线的口号建立在土地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有希望取得真正的胜利。五、不言而喻，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发生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的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六、因此，我们应当坚持过去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国民革命”。我们对民族民主主义的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当是要它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的以及南方的工人运动。七、在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内战的问题上，我们支持孙中山，但是，我们要求国民党通过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建立广泛的民族政治运动，阐明孙中山军事行动的意义，并以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主为行动纲领，吸引中国最广泛的民主力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八、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采取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和其他一系列革命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孙中山的革命军队取得胜利，才能保证这一军队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九、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部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这些军阀是敌视苏俄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而苏俄则不仅是西欧无产阶级的盟友，而且也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盟友。这种勾结有可能使国民党的运动蜕化为一个军阀反对另一个军阀的运动，从而不可避免地不仅要导致民族阵线的彻底瓦解，而且要导致工人组织和共产党的信誉扫地，因为目前它们为了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代理人的斗争，正在同国民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十、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别是孙中山）发生类似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应当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问题，应当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十一、由于中国民主力量提出废除人所共知的二十一条的要求，目前在中国又掀起了抵制日本的运动，党应当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个运动。我们党应当尽力扩大这个运动，使其发展成为中国民主力量的普遍的反帝运动，并要求不仅废除英国和美国，而且也废除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债务（如治外法权、庚子赔款、关税抵押等）。十二、中国共产党应当把抵制日本的运动也看作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中的民主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军阀政府为了讨好外国帝国主义而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十三、我们党应当尽力找到适当的形式（如行动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等等），把中国广泛的民主阶层联合在这个反帝的运动中。应当首先把国民党和革命大学生组织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根据一九八一年三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刊印，并对照俄文原文作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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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一、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一方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国民革命，以及由于这个国民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和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互相配合行动是必要的。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四、但是，这不应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本身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机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下不依赖其他任何政治集团而独立行动，但同时要避免同国民革命运动发生冲突。五、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六、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应当将它的力量和苏俄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七、只要国民党实行客观上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国民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当与它合并，不应当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已的旗帜。根据一九八一年三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刊印，并对照俄文原文作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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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借债，与国民党（蔡和森，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统一，借债，与国民党蔡和森（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辛亥革命既已成功了十一年，民主与封建之争——在袁世凯时代为共和与专制之争，袁死后为护法与非法之争——何以至今还不能结束呢？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北洋派领袖且因其武力而完全承袭新政权，政体虽然是新的，而支配阶级则仍然是旧的。旧支配阶级——即封建的军阀与官僚——要扩张并巩固其地位，第一步就不得不增加其武力以压迫革命阶级并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二年独立失败，革命阶级完全解除武装而被驱逐于政权与领土之外，北洋派乃更进一步，实行推翻共和恢复封建政治。袁世凯死，段祺瑞承继其地位，自此以至于现在的曹吴，政权总不出北洋派的掌握。由此我们可得一个重大的教训：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不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新支配阶级——即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所以法兰西大革命，罗拔士比极力破坏旧军事组织，撤换一切封建阶级的司令长官，最后第三共和之所以巩固，也是因为旧军队解体，共和国新军队完全成立之故。最近俄罗斯革命之所以成功，苏维埃政府之所以不能动摇，也是因为在十月革命前，用宣传手段，完全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第一步是废除军队中的死刑——，到一九一八年更完全遣散旧军队而改建工农阶级的红旗军。假使他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不完成这种根本工作，他们的新政权也是迟早要落于旧军阀之手，他们的革命也是迟早要被旧势力推翻，如中国辛亥以来的故事一般。所以从这一点说来，中国现在政治问题，实在去真能解决之时还远，因为全部政权还在北洋军阀手里，北洋派的武力依旧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在这个时候谋政治上的统一，除彼此把他当作一种暂时的政策之外，真正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自孙中山先生由粤来沪，曹吴代表南下，于是孙吴携手之声，甚嚣尘上。此事在形式上看来，吴佩孚之舍陈（炯明）联孙，及孙之弃奉而与一比较好的军阀周旋，不可说不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但实质上怎样呢？据曹吴艳电看来，不过是空空荡荡称赞老孙的宣言罢了；至于他们对于江西问题是丝毫不肯让步，不任民党有立锥之地作根据。然则直系之联民党，不是想利用民党为统一借款的招牌吗？不是与杨度近日对国会问题的主张同样用意吗（大要不外消灭护法名义，以便北洋派统一中国）？曹锟不过是北洋系一个死军阀，值不得我们多说，吴佩孚虽然比较进步一点，但他将来能抛弃北洋军阀的地位加入民主主义的战线吗？他对于曹锟言必称大帅，行必称服从，若长此下去，至多不过是一袁世凯或段祺瑞第二罢了，所以现在革命群众对于联吴之视为有意义，不过在剿灭红胡子之一点，因为张作霖一派野蛮势力之急须剿灭，于革命进程上乃属必要的。至张作霖剿灭后的吴佩孚怎样，乃系另一问题，决不要因此而疑虑张作霖灭亡之不利于势力均衡，因为革命党要靠继续革命才能存在的，靠旧的军阀势力之均衡，是不能存在的。由上看来，政治上的统一，显就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孙中山先生迭次宣言曾说“政治上之统一，自以国会真正恢复为必要条件，”又说“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非常局面虽因陈炯明之变乱而终局了，但政治问题绝不会一下解决，因而革命之局还是不应收束的。比如“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一项，看来虽似平常而实际非铲除军阀不能做到，所以孙先生《第一次宣言》曾说“夫欲约法之效力不坠……在扫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则国会之行使职权，不但徒托空言，抑且供人利用。”又说：“故直军诸将为表示诚意服从护法起见，应首先将所部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此改编，”第二次之对外宣言全局和平之第二项办法，也说“必铲除多年祸根之军队势力，非各省督军统治下之兵队悉照予六月六日改编工兵之计划则和平不得而期”这都是些探得病原的说法，但是以大义责军阀是无效的，必须此后继续用革命的争斗的手段才能做到。就工兵计划一项而说，民主革命的胜利确定，采工兵制以改编新军，是很有益的；若在现状之下，各军阀各自采用起来，则不但于时局无益，而且反可延长封建政治的命运，增加武人割据的势力。比如就近日吴佩孚发表之兵工计划而说，他说现在每一兵须费国库银五两，他的计划实行，只需银二两便足，这样一来，吴佩孚有事时，可就原有饷额扩充他的军队到二倍以上，并且军队饷源有生产的经济基础，封建的，割据的局势，不愈加严重巩固吗？各省割据的军阀大大效法起来，将来还了得吗？所以现在无论从何方面说，革命党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至于政治上的统一，万不宜苟且将就以上当。属文至此，偶然检阅本月八日的《民国日报》，看见《美报记孙总统之谈话》颇觉一惊！今把这个新闻抄在下面：《世界新闻》社译英文日本《广智报》上海通信员索克思氏八月二十五日通信云，孙中山今日对客谈论中国之国际地位，谓中国之内部政潮欲求解决，必须先从解决财政入手，尤以解决北京政府之对外借款义务为特要，中山之态度，赞成外资继续参加于开发中国富源及建筑道路。彼云：“在北京前此开始拖欠外债之前，欲先谋统一然后整理财政，其事虽非不可能，然极困难，今已不复如是矣。”中山谓北京若无一有效力之政府，能实施其命令于全国，并收集各省之税款而不遭阻挠者，则统一之举，徒属空谈。而国家之还债，若不恢复，则设立此种政府显然为不可能之事。中山于未觅到若干解决中国财政问题之方法以前，不准备加入北京政府，彼以为当小数薪金尚不能付之时，断然无法处理北京大局。关于彼有总统希望之说，彼云：“倘余得有美国及其他中国欠债之国之保证，证明中国提出关于归还过期外债借本之提议，将得优惠之考虑，又保证在依据外人良好顾问不久即将实行之整理时期内，新银团将给与垫款，以供寻常行政用途，则余将往北京。”据这个新闻看来，似乎孙中山先生注意于北上谋统一，而以解决财政为入手办法，倘若得美国等欠债国之保证[1]及新银行团给与垫款以供寻常行政用途，则可以北上。这个新闻确实与否不可得知，但我对于借款及新银行团颇有点意见，略写于下。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最近经过华盛顿的宰割会议，更把他活活地放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协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地步。然则自动的借外资以开发中国实业，乃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所不愿闻，因为他们所要的，是要以他们本身的利益为准标，而使中国的经济生活永久隶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利益之下，故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所以中山先生之机械借款说，英美法日的资本家，是不欢迎的。然而这种计划，实为中国民族独立自强的要素，不过其达到之方法，在事实上只有下列二途：（一）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好友苏维埃俄罗斯，及已完全解除武装再无侵略能力并且最富机械与技术人材之德意志缔结经济同盟。（二）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仿照苏维埃俄罗斯之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这两个方法，是最可能最妥当的方法，是经济落后国和半殖民地所应当走的道路，惟有向这样的道路走才有解放的希望，惟有向这样道路走，才能得到独立与自由而不致永远为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奴隶。假使我们不察，只知梦想那些要永远隶属我们于他们经济利益之下的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来借款超渡〔度〕我们，这不但不智，而且反要误了我们解放的前程。所以在这样的选择之下，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有从新估定之必要。“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换过说，就是最会使掩眼法最会用宣传术以宰割中国的“好朋友”。他对中国除成功了“门户开放”“国际共管”的局势之外，更为中国组织一个新式的东印度公司叫新银行团。他口口声声为的是中国好，口口声声非等中国统一后不投资，其实这样不投资的高调，就是要迫使穷极无聊的北京政府早日承认他。现在呢，他的方针变了，想在未统一前借些钱给中国去“统一”了，但是要一切关盐烟酒等税收作“总担保”，并且监督用途，管理财政。因此我们应该觉悟在民主革命未完全成功，军阀未完全消灭以前，中国既无统一之可能，更无借款之必要。多借一笔款，多养几日兵，便多延长封建的军阀几日生命。倒不如饷竭兵变，他们要灭亡得快些。总之，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三十年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由这两种东西刺激起来的。所以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澈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涨高，革命行动一天一天丰富，勿以民众力弱而与之疏隔，勿以善邻势微而不与之接近，勿因一时之利害，而忘远大，勿让土耳其基玛尔氏所领袖的国民党专美于前！根据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刊印注释[1]此处文字有误，根据上段文意，应为“美国等中国欠债之国之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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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是现在的状况，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这几项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箝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中国为使永〔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根据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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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劳动法案大纲（一九二二年八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劳动法案大纲[1]（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承认劳动者之集会结社权。（二）承认劳动者之同盟罢工权。（三）承认劳动者之团体的契约缔结权。（四）承认劳动者之国际的联合。（五）日工不得过八小时，夜工不得过六小时，每星期连续四十二小时〈休息〉。（六）十八岁以下青年男女工人及吃力的工作，不得过六小时。（七）禁止超过法定的工作时间。如在特别情形须得工会同意才得增加工作时间。（八）农工的工作时间虽可超过八小时，但所超过之工作时间的工值，须按照八小时制的基础计算。（九）须以法律担保一般不掠夺别人劳动之农人的农产品价格，此项价格由农人代表提出，以法律规定之。（十）吃力的工作及有碍卫生的工作，对于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绝对禁止超过法定时间。绝对禁止女工及十八岁以下男工作夜工。（十一）体力的女工产前产后各八星期休工；其他工作之女工，产前产后各六星期休工，均照常领取工资。（十二）禁止雇用十六岁以下之男女童工。（十三）为保障工人适当以至低限度的工钱，国家须制定这种保障法律。当立此项法律时，须准全国总工会代表出席。无论公私企业或机关的工资，均不得低于此项法律保障的至低限度。（十四）各种工人，由他们产业组合或职业组合保障，可选举代表参加政府经济机关，及选举代表参加政府企业机关，及政府所管理的私人企业或机关之权。（十五）国家对于全国公私各企业均须设立劳动检查局。（十六）国家保障工人有完全参加国家所设劳动检查局之权。（十七）一切保险事业，须由工人参加规定之，以保障所有在政府的，公共的，私人的企业和机关内的工人之损失或危险。保险费完全由雇主或国家出之，受保险者决不分担。（十八）各种工人和雇用人，一年工作中有一月之休息，半年中有两星期之休息，并领薪之权。（十九）国家须以法律保证男女工人有受补习教育的机会。（附白）工友们！这是本部斟酌各国劳动法拟定的，我们认为是最低的限度，并不过高，我们是非要国会都要通过不可的。但不知各位对于这十九条认为满足不满足？完备不完备？如有认为要增加或更改的请快快来函示知，以便修改。这是关于我们劳动阶级切身的利害，我们不可忽视呀！根据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出版的《先驱》第十一期刊印注释[1]这个文件最早刊登在北京出版的《工人周刊》上，该刊迄今没有找到，这里依据的是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出版的《先驱》第十一期上转载《工人周刊》的《劳动法案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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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一九二二年五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一九二二年五月）[1]全国男女工人们——弟兄们，姊妹们！资本主义没有不是靠着剥夺工人们的血汗做养料的，他发展的过程，便是工人们受痛苦的过程。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结果，使百余万的男女工人们集中在用机器的工厂里或各种企业里，变成一无所有的机器附属物。一班男女劳工在这种新式生产制度下面的工作状况，简直和牛马奴隶一样。所赚的工资，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还有数十万的小孩子们，在这种制度下面，牺牲他们的康健。他们永不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起，就变成资本家的新式奴隶。这些都是我们工人身受的痛苦。我们受了这些痛苦的经验，实在不得不使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向着东家奋斗；而且我们从此觉悟，这是救济我们的惟一道路。因为工人们渐渐明白组织的重要，所以在中国各大商埠已是组织了一些工会，也有了一些为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的罢工运动。虽然这些工会的组织和罢工运动，还只是一个工厂，一条铁路或是一个地方的举动，但是已能证明给我们知道，凡是组织或运动的范围较大的，一定得到胜利。尤其能够证明给我们知道的，就是香港海员的罢工，这次罢工使我们知道工人们的确具有伟大的能力和工人们是必要有组织，而且使我们知道全国工人们非一致行动不可。从此我们也渐渐明白要是工人们只有公所和无意义的工会组织，是断断不行的，因为这种组织是不能够自卫，更没有反抗的能力。我们也渐渐明白工人们是不可容那些东家或东家的走狗加入工会里去，因为那些敌人们是会破坏我们这个阶级的团体。我们也渐渐明白工人们不可把我们自己分成什么广东帮，宁波帮，江北帮，天津帮等，因为这是使自己这个阶级互相分裂，断不能用这种“帮”的团体和资本家奋斗。全国劳动大会慎重宣告全国男女工人们说：我们工人们决不要分地域，决不要分党派，决不要分男女老少，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们，都应该按照产业的分类法，组织在各种工会里；而且要把各地工人们按照产业组织的工会，联络起来，组织各种全国的产业总工会。即使一时不能组织成产业组合的工人们，也应该把他们的工会组织成一个纯粹工人阶级的团体，而且要弄成组织的范围较大和更有统系的团体。全国劳动大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组织工会并不是无意义的，也不仅仅是娱乐、教育或抚恤的机关，我们组织工会的目的，是要用我们这个阶级的组织力，做奋斗的工作，谋达到改良我们的状况。这次大会又告诉我们说：无论哪种或哪个地方的工人们对资本家的奋斗，都是我们这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奋斗；我们必定要互相援助，才能得到胜利。全国劳动大会还告诉我们说：我们前面的敌人是很多的，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也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时常压迫我们，杀戮我们的领袖，枪击我们罢工的弟兄，禁止我们的罢工，剥夺我们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我们认定这些敌人一日不除掉，我们一日不能得到些微的自由。我们现在是须要这种自由的，而且我们不能忍受那种压迫和杀戮，所以我们要结合全国的农人，至〔并〕与小资产阶级暂时联络，共同向着那些敌人奋斗，争得我们的自由。还有一层，就是无论外国或本国的资本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无论哪一国的工人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因此全世界工人们的联合是最必要的。就拿香港海员罢工的事实来说罢，我们便知道各国资本家与中国资本家怎样联合着压迫我们工人们。但是因为中国海员和各国海员没有亲密的联络的缘故，所以在那次罢工中间有的外国海员是隔岸观火，有的外国海员还破坏中国海员的战线呢。但是资本家剥夺哪一国海员和一切的工人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工人阶级哪能坐视那些各国资本家联合着对付各国的工人们，而各国的工人们到不自己联合起来呢。所以全国劳动大会宣告要使中国工人们和外国工人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共同向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前进。全国男女工人们！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由各省各商埠各种工人团体代表共一百七十三人组织而成的，所代表的人数共三十四万余人。这个大会所说出来的话，都是个个工人所要说的话，这次大会所讨论的事件，都是全国工人们的切身问题。而且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第一次的会议，这是我们工人们组织力扩大的证明。我们相信以后我们的奋斗工作较前更易成功，因为这次大会已开了全国工人们联合起来的新纪元。从前我们没有组织的时候，只好忍受种种的痛苦。我们现在有了团体了，全国工人们有了联络了，我们从此以后是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做工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也不能为着资本家——我们的敌人——的利益来累死，我们宁可奋斗而死；我们再不能忍住我们的饥饿了；我们再不能让那些外国的或本国的监工们的手掌打到我们脸上；我们再不能看着资本家驱策那些亲爱的小孩子们死在机器旁边。我们决意也不让我们的自由完全被剥夺。所以我们要即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阶级的强固的紧密的阵线，向着资产阶级和压迫阶级为不断的奋斗，因为我们再不能不得到地位的改良和自由。全国男女工人们！全世界的工人们和被压迫阶级是人类中间的最大多数，我们凭借的就是人多势大，人多势大的团体便是使我们成功的要素。所以我们极相信我们这个阶级是会得到最后的胜利的，将来的世界定必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世界。全国男女工人们！我们手携着手大踏步向前进罢！并且在我们前进的行列中，要高呼全国工人们联合起来，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向着资产阶级和压迫阶级前进呀！根据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印注释[1]本文载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八日出版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原标题为《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年月是根据会议时间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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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一九二一年八月）[1]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展的状态是没有分别的，新式的生产制度一天一天的把旧的生产方法毁灭，一天一天的把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去，叫他们做机器的附属物。一班男女劳工在这种新式的生产制度下面的工作情况，简直是和牛马一样。他们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剥夺者，换到极少的工钱。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还有千万的小孩子们，不分日夜，到纺织等工厂里去作工，工作时间多半是每天十二个钟头起码。他们的康健是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了本国或外国资本家的富源开发者并变成了资本家的新式奴隶。这种痛苦的工作状况，加在这班男女工人和童工的身上，一定会迫着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向着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为有力的奋斗，这是我们敢断言的。但是劳动者没有组织，或是只有公所和无意义的工会组织，自然这种团结是不能够自卫，也自然是无反抗的能力。而且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事业是必要大家都来做的，所以我们请求那些已成立的劳动团体加入这个书记部与我们共同进行。劳动界的伙伴们呀！我们拿外国经历过的事实做比例，知道我们的事业在起手的时候，一定要遇着非常之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这个阶级的知识缺乏，是最大的困难。但是资本制度在中国日见发达，我们极相信劳动者的团体也会日见发达，日见有力；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中国的工人们呀！我们赶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2]等二十六人宣言根据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共产党》第六号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未标明时间，曾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六号发表过。但《共产党》月刊第六号载有八月十日结束罢工的消息，因此，实际出版日期应是八月十日以后。据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IO．N．斯穆尔基斯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的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建立的。宣言是八月十六日发表的。[2]即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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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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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2]。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主席张同志[3]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4]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这些报告都强调了以下三点：党员极少必须增加，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希夫廖特同志[5]和尼柯尔斯基同志[6]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扩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在我们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有些人坚决主张，我们应坚持这种意见：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象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这样，我们联合其他阶级，仅仅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但是，会议接受了第一种意见，即实际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的提案。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进来，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注释[1]本文没有署名，也未标明时间。根据内容判断，作者为参加“一大”的代表，成文时间当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2]即陈独秀。[3]即张国焘。[4]此处俄文是“КОНСТИТУЦИЯ”，揣译，下同。[5]即共产国际代表马林。[6]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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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节译）（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节译）[1](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是一九二零年五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许多小组。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共事，但是在这些共同组织中我们有自己的同志进行监督和领导，我们曾作过努力，要使这些组织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然而后来我们确信，要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一起合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已开始以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扬他们自己的宗旨和原则，而他们的宗旨和原则则与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相矛盾。为了阐明我们的宗旨、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关于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也表明了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还只是准备性质的工作，我们的通讯部向中国报刊提供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工人运动的消息，以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民主”实质的一般材料。组织部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了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这个部还在各工业部门建立了许多工人工会，并把它所建立的上海五金工会的代表派往各城市去建立当地的五金工会。组织部还竭力打入同业公会和行会的组织中去瓦解它们，并由这些组织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建立象印刷工会那样的新的纯粹的阶级工会。几乎所有的罢工都是我们的党员同志组织或领导的。我们的出版部为工人群众出版了一系列周刊，如上海的《劳动界》、广东的《劳动者》、北京的《劳动音》周刊，还有《来报》周报。这个部还为工人印行了许多小册子和传单，如《一个士兵的故事》、《工人的对话》、《工会》、《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等。中国共产党还把《苏维埃俄国》、布哈林的《共产党纲领》以及一套《社会主义者袖珍丛书》译成了中文。这套丛书中首先译成中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导言》。我们还出版了一些杂志，如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青年的杂志《曙光》、《新青年》以及日报《社会活动家》[2]。中国共产党还着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中文。截至今年五月一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1．北京组织，其主要成员最初是青年学生，近来已开始大量吸收京汉铁路修配厂的铁路工人。这个组织现在有一所工人模范学校，学员一百五十名，教师是两名工人共产党员和两名来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党员。2．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该分部的成员是这个津浦铁路最大车站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工业中心。这里有：（1）二千五百工人的京奉铁路修理厂；（2）两千工人的启新洋灰公司；（3）一万四千工人的开滦矿务总局。我党在这个地区正竭力通过开办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以及建立各产业工会发起小组的办法来巩固自已。我们在这里除了共产主义组织外，还有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另一个是铁路员工小组，在它们周围，我们团结了一批相应的工会。3．汉口组织，它同城市工人，特别是同印刷工人保持着牢固的联系。4．上海组织，它有三个分部，它在工作中不仅象初期那样依靠青年学生，而且还依靠不久前建立的工会。在去年广州召开的五金工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最有威望的共产党员之一，当地工人好德[3]说得好：“我们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不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并公开敌视这个社会的、按生产原则组织工人的工会，现在，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目前这个工会已有近五百名会员。5．广东组织，它依靠当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一些工会。6．香港组织，它不仅依靠香港三十个工会组织中的十二个，而且还同汕头、福州、澳门等市的工人建立了联系。7．南京组织，它虽是最年轻的组织，但已经同周围工人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一批具有理论素养的著名的工作人员，我们党在精神方面是足以使中国所有的资产阶级集团艳羡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夸大个人在无产阶级群众斗争中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在我们队伍中还有卓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好处，党必须利用这一点，以争取共产主义思想在我们这个远东最大国家的领土上获得胜利。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注释[1]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书面报告的中文原件迄今未发现，此件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俄文译稿节译成中文。[2]意译，俄文为“Обшественник”。[3]音译，俄文为“Хоу——д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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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十一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宣言[1]（一九二○年十一月）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2]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Chang[3]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1．共产主义者的理想A．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要是生产工具收归共有共用了，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就自然跟着消灭。社会上个人剥夺个人的现状也会绝对没有，因为造成剥夺的根源的东西——剩余价值——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取得了。B．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因为政权，军队和法庭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在生产工具为少数人私有的时候，这是很必要的。要是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都废除了，政权，军队和法庭当然就用不着了。C．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私有财产是现社会中一切特殊势力的根源，要是没有人能够聚集他的财产了，那就没有特殊阶级了。2．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是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这种势力是在那里继续增长，这正是资本家的国家内部阶级冲突的结果。这个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争斗。所以阶级争斗就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阶级争斗从来就存在人类社会中间，不过已经改变了几次状态，因为这是以生产工具的发达为转移的。在封建国家的时候，阶级争斗也是一样的存在；但是与在资本家的国家下面的阶级争斗是有分别的，因为资本家的国家下面阶级争斗是格外紧迫，其势足以动摇全世界。这种势力的增长，日见坚实，终归会把资本主义铲除了去。这种争斗的增长，是历史的法则。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定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劳动群众的敌人日趋软弱。要是到了可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政权的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这就是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并且当了资本家被打倒了之后，这些产业组合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争斗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3．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照现在看来，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所以一国的阶级争斗可使其他国家受同一的影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使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作劳农专政的方式。所以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争斗也日见紧迫，他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争斗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当着资本家正被打倒，开始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时候，这种状态是自然的。在一定的时期，这种俄罗斯的政况是必然的，所以这种政况在各国也是会必然的。因为我们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俄罗斯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仅仅表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势力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势力争斗，现在在世界上有一部分已经战胜了。当着各国的无产阶级还在和资本主义争斗，还没有得到胜利的时候，我们设想俄罗斯在她领土之内，单独可以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既即时不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又已经推翻了，她便不得不保卫自己，抵抗国内外的仇敌，这是很显明的。所以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抵抗国内外的仇敌的目的。这就是说要用一个阶级的力量来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而这个阶级是要造成将来的世界，并受历史的使命，要成就这件事业。再说罢，这并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而且这种阶级争斗的状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过是说政权已经被革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但是决不是说，资本主义势力的余迹，如反对革命的势力，都已消灭了。也不是说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结果，共产主义就很容易很简单的实现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刊印注释[1]本文不是中文原件，是一九二一年根据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保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这个译本，根据附在本文前面的译者《致同志信》的时间和内容初步判定，是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张国焘翻译的。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上对此件作了如下的批语：“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2]即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该会于1922年1月21日—2月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闭幕式在彼得格勒举行）。[3]张国焘之姓的英文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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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中国民族革命潮流之高涨，已经影响于乡村中一般思想落后的被压迫农民群众。他们已逐渐有了组织农民协会，改良自身生活的要求。中国的革命运动，工人是主力军，农民是主要的友军，我们必须格外注意此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引导他们与工人联合，协力一致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而且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我们在现在，应当特别努力督促各地同志发展我们的乡村工作。为要发展我们的乡村工作，我们应当首先注意于在乡村中智识比较进步而有领袖地位的乡村教师，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介绍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乡村中教师多系青年，穷苦被压迫不能升学的师范中学学生，他们在乡村中，过很苦的生活，受恶劣的风俗习惯所束缚，压制，所以应当很容易同情于我们的主张。他们若站在我们方面，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裨益：一、乡村教师往往可以做我们农民运动的着手处，在落后的中国乡村里，有些地方乡村学校在最初一期可以做这种运动的中心，所以我们在乡村教师中间的工作，第一要紧的便是引导他们做反抗地主的宣传，做农民协会运动组织农民反抗劣绅土豪，要求减租，宣传我们的农民政纲（C．P．告农民书）。二、我们应引导乡村教师参与地方政治运动，教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对于农民宣传全国及地方政治，使他们努力的参加全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三、我们应使他们多多加入C．P．，C．Y．或者国民党，并且要十分的注意的去训练他们，即使在广东农民协会运动已经有相当发展的地方，也应当注意这些乡村教师，否则他们亦容易为土豪劣绅所利用。四、他们可在乡村青年学生中宣传我们的思想，使不受封建社会旧思想的影响。五、我们应当联络乡村一般小学教师，引导使参加教育局与教育会为自己利益奋斗，提出他们自身权利的要求，如增加薪水，要无功加俸养老恤金等等。六、他们可以用种种方法输入革命思想于青年农民中间，此等青年每易输入军队，所以亦便是我们军队运动之途径。我们应当即刻开始进行此项乡村教师运动，每个同志应注意与此等教师设法通信谈话，介绍刊物课本，务使多接受我们的思想。同志应设法使此等教师进行组织联合会，一般穷苦的私塾教师应包括在此联合会之内，同志应常用联合会的名义，召集各种形式之会议，多作我们的宣传；在可能时，我们应办理宣传乡村教师之定期刊物，发行此类之小册子。对于乡村中反动思想之塾师，专教青年以不适用之学问，乃至包揽词讼之术的，我们应联合乡村教师，与以打击。对于以传教为目的之教会学校教师，或与同善社一类迷信团体有关之教师，亦应与以同样的打击，务使他们在乡村中完全失掉信仰与势力，以免妨害乡村中革命运动之发展。十二月二十三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无年代，是根据本文第一条内容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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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兵士、小商人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一向做日本帝国主义工具的奉张及安福政府，现在已经公然跪在日本政府面前求援了！一向替奉张安福保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也公然出兵援助张作霖抵抗郭军了！公开出发的日军已有二千五百人，继续出发的尚不知有多少；同时在奉天的日军已占领省城兵工厂及子药库。日本政府宣称，据朴资茅斯条约，日本有权在南满驻兵一万五千。南满洲明明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帝国主义者有何权利可以派兵干涉中国内战？有何权利可以占领中国兵工厂？他和前俄所订条约现在如何能责中国遵守？张作霖兵败早应出亡，他现在仍留奉天不走，已经不是为自己作战，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日本出兵奉天，也已经不是利用张作霖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而是直接的和中国人作战了。五卅事件本起源于日厂惨杀中国工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提出“撇开日本单独对英”的口号，本来非常错误。后来五卅运动的形式，一变而为反奉，反奉的主〔意〕义，乃是要除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用的有力工具。反奉运动一发展到郭军倒戈，奉张势力完全崩溃，一切帝国主义者之中，仍旧是和奉张有最深关系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法维持中立假面，悍然亲自出马，直接用武力来压服中国反奉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奉运动胜利呢，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援奉运动胜利，这是中国全民族目前的一个生死问题。全中国人，任何阶级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参加此次由反奉而反日的运动，以保全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与民族自由。叙利亚人及里孚[1]人，均以百数十万的小民族，血战法兰西及西班牙帝国主义而不屈，难道我们四万万中国人，竟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各阶级革命的民众其速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满洲干涉中国内战！督促全国反奉军队速灭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的势力，并驱逐日本在满洲所有武力！推倒亲日卖国的段祺瑞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根据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三九期刊印注释[1]地名，位于摩洛哥中部，今译里夫。里夫山区各部落人民长期抵抗并沉重地打击了西班牙侵略军的进攻，于一九二一年九月成立里夫共和国。一九二四年八月，西班牙出动军队十万人，再次进攻里夫，又被里夫人民打败。一九二五年七月，法国与西班牙签订协定，调集军队十五万人，进攻里夫起义军。里夫人民经过将近一年英勇抵抗，最后遭到失败。剩下的起义军同摩洛哥一些山区人民一起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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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十月北京扩大执委会决议案的若干解释（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十月北京扩大执委会决议案的若干解释（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1]各级同学们：十月在京之扩大会议各种议决案都非常重要，当时到会各代表均经携回油印的议决案，谅向同学们详细报告过了，迄今将及三个月，各项议决案已如何执行，望各地负责同学早日寄详细报告来此。现在议决案业已印好寄去，望各地编定号码分发各支部给同学们阅看，看后仍须缴回支部书记慎密收存，有特殊情形时，还须缴回地委收存，绝对不可疏忽落于校外人之手！此次扩大会议各项议决之总的重要点有二：当此中国革命时期，一，应尽量扩大本校组织，使之群众化；一，应尽量扩充本校的政治宣传深入群众，使本校成为事实上公开的校；此二点望同学十分注意！决议案中有印刷错误应改正者：（一）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军事运动委员会”应改为“军事部”；（二）附录之救济问题议决案应改为提案，因此案未经大会讨论决议故列入附录。决议案有应解释者：（一）四二页（三）条，不担任民校的工作，此民校的工作系指党部的工作，非泛指工农运动等工作；（二）民党左右派的分析，系依据现状约略言之，且时有变化，不是死板的，各地此项宣传，应随时参考向报所述。决议案中有各地即须执行者：（一）各地书记尽可能的不兼部务；（二）取消工农部，改组职工运动委员会及农民运动委员会，以与中局一致；（三）入校手续及候补期，即须实行改正，以除去组织发展之障碍；（四）职工运动议决案第九条所说“须尽可能的招集工厂工人的全体大会，各地方的工会代表会议等，须注重引起群众的建议与自动的力量”此事急须实行，因为若只注意参加大的民众示威及工厂小组，则没有了群众的工会，民众运动成了无组织的，所谓总工会工团联合会，都成了空招牌；（五）各处罢工时，务提出女工及童工的利益；（六）关于宣传的决议案，工人俱乐部，普通及高级党[2]校，照我们现在的力量都可办到，务要实行；其办法及教材，可直向中局宣传部商定。此次扩大会议全部议决案如何执行，望各地早日详报，万勿延忽！钟英白十二月十二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无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2]此字原件为古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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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六十七号——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九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六十七号——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九日）各级同学们：民校的新右派（戴季陶邹鲁邵元冲沈定一张继等）勾结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谢持居正覃政〔振〕石青阳石瑛茅祖权等）在北京西山开会，其所议决之开除共派中央及候补委员党籍及惩戒汪精卫二案，最为荒谬，望各地民校党部一致发电痛驳，其理由：（一）根据广州中央感电，西山会议当然根本无效；（二）除公然叛党外，中央委员会不能开除中央委员，因为中央委员是全国大会所举；（三）共派跨党，是第一次全国大会所许，孙总理所许，反动派冯自由，当时在大会会场曾有“奉旨跨党”之讥，此时开除共派党籍，是明白违背大会及孙总理；（四）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并未声明理由，停止汪精卫在政府机关服务，更是显然破坏国民政府，为被惩办的反动军阀杨希闵刘镇寰梁鸿楷熊克武等复仇。各地民校党部所有拥护广州中央及反对北京西山会议之文电均望设法寄一份至本校中局，寄一份至上海沈雁冰同学转交中国国民周刊发表。钟英白一九二五、十二、九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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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六十六号——开展打倒段政府的示威运动，加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六十六号——开展打倒段政府的示威运动，加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日）各级同学们：奉军内变，时局将急转，冯郭态度关系北方政局甚大，而此辈新起的军阀，还不能不多少接受民众运动的影响，因此目下各地民众的示威运动非常重要。北京的民众示威各地即须响应，吾校各地分校接到本校及少校合发之告民众书，应即翻印广布；同时即应努力召集群众大会，做打倒段政府的示威运动并即发散各项文电：一、通电攻击亲日卖国的安福政府应即解散，主张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施行平民政治，保障人民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二、致电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质问彼等何故始终不对卖国的奉天军阀及安福政府表示反对，并质问彼等今后的政治主张，站在人民方面，抑站在军阀方面，详言之就是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政权归诸人民，还是仍旧撇开人民由各派军阀协定把持政权；三、致电郭松林〔龄〕一面称赞他推倒奉张即是推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关外的势力，一面警告他今后务一反张作霖所为，勿做日本侵略东三省之傀儡，勿拥护亲日卖国的段政府，勿蹂躏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各地国民党部均须单独致电冯玉祥质问其政治主张并促其推倒段政府，完全解除奉张余孽李景林，张宗昌，邢士廉之武装。此时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已和从前的右派相等了，他们在北京开会，表面上虽然是反共派，实际上是要推翻广州的国民政府，浙江省党部拥护北京开会电竟公然说：“广州中央陷入左倾趋媚客卿，迫走干部同志。”北京民众正在奋起示威驱段时而邹鲁等右派领袖居然包围冯玉祥鹿钟麟乞其镇压民众运动。因此我们急须助左反右，各地急须发起三民主义学会，此项学会不但是左派的宣传机关，同时就是左派的组织。在左右派势力并存的地方，我们即据三民主义学会和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抗；在左派势力盛大的地方即应极力阻止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之侵入，并即须不犹豫的开除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表现右倾的分子。钟英白一九二五、十二、二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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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全国民众——为郭松龄倒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全国民众——为郭松龄倒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兵士、小商人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数月以来，本党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现在反奉运动已从奉系军阀内部爆发出来了。这种爆发一面看出全国反奉的高潮已压得奉系军阀不得不分化而溃裂，使反奉运动格外易于成功；一面可以看出民众未有武装的积极行动及国民军之犹豫，使反奉运动不流血的成功，其结果在此次反奉运动中，不但有直系军阀势力，并且有奉系军阀势力，这些军阀势力之存在及民众缺乏积极行动，愈足增加国民军犹豫与妥协的倾向，而酿成军阀势力重新结合军阀专政重新巩固的局面。去年直系军阀崩溃，中国政治本来有从军阀的过渡到民主的之机会乃因人民努力之不充分，致使段奉两系结托，重新巩固之军阀专政的局面，继续对外卖国，对内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现在奉系军阀又崩溃了，今后的政权归诸人民呢，还是仍旧落在重新结合的军阀之手，现在已经到了紧急的难关了，要打破此难关，只有全国革命的民众及革命的国民党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并且要力使国民军站在人民方面，才能够解除一切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剥夺人民自由的军阀武装，实现革命的民主政府。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在民国十四年军阀混战史上，现出一条政治变动之新的道路。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政权在军阀之手，对外永远不会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关税自主，对内永远不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因为军阀政治的本性，是必须结托外国帝国主义者而剥夺人民之自由的。只有政权在人民自己手里，才能保障人民自己的自由，才能建设平民政治扫除军阀官僚政治的毒焰，才能继续五卅运动，解除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八十余年之压迫与剥削。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其速起武装起来！打倒卖国段政府及一切反动势力！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根据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三八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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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1]——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争斗，非常重要，必须在此种争斗上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才能得到胜利。学生青年在国民运动中占重要的地位。和国家主义派的争斗，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因为站在国家主义上面来救国爱国，其结果必然对外为帝国主义者破坏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对内为资产阶级抑制工农群众之奋起，尤其要指摘国家主义者卖国家骗民众的具体事实，在民众中宣传。在组织上有时应联合国民党右派打倒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的争斗，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以巩固并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理想。解释三民主义时，不可多涉理论，最重要的是用如何方法，如何力量，才能使〔使〕三民主义实现。要多举事实，说明离开阶级争斗，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更进一步非到共产社会，民生主义不能算完满成功。各地民校的出版品，各地委的宣传部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切实管理之。在组织上各地应迅速在学生中，在自由职业者中，在农民中，在手工业工人中，发展民校的区分部，但必须是左派的。右派领袖们已宣告于本月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他们的用意不但要推翻北京之执行部的政治委员会，及江苏省党部，而且要进而攻击国民政府，民校各级党部应即通电全国党部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效，其理由是：（一）开会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之通知召集，手续不合；（二）开会地点不在革命根据地，而在段政府之势力之下；（三）发启通知开会者有覃根〔振〕，石瑛，居正，石青阳，茅祖权等，未与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脱离关系。通电中并应说明此时革命工作南北俱在发展中，全国同志均应同心协力，努力工作，即有不同之意见，亦可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发表，以图解决，倘舍此不图，正当革命工作吃紧之时，竟站在广州中央最高党部以外，站在国民政府以外，标榜异议，迹近阻挠革命工作，而为全国同志所不取。同时亦应严促广州中央迅速定期召集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五、十一、二十五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这个文件是据团中央转发件《通告第一一○号》刊印的，日期是转发时间。转发时说明：“兹转录大学第六十五号通告如下：”，署名是团中央代号“曾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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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号——关于反对奉系军阀关税会议及沪案重查等之宣传工作（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号[1]——关于反对奉系军阀关税会议及沪案重查等之宣传工作（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最近政局和战事的发展中，人民方面反对奉系军阀和力争政治自由的宣传，还应当格外加紧的做去，各地同学应当使一切社会团体都起来赞成国民党广州中央对于战争的宣言，即一致对奉的目标应当是对内召集国民会议，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尤其要主张保障人民的一切自由。致电孙传芳反对浙军及警厅在上海的种种压迫人民的行为，如特别戒严，封闭工会，拉夫等等。致电冯玉祥及国民军，教他们应为人民自由，及解放中国，应亟起反奉。对于上海商会的保卫团帮助军警压迫人民的行为，提起严重的抗议。庆贺广州政府肃清卖国贼陈炯明的反革命军队。并且对于段政府派军舰袭取江门的事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撤退。对于关税会议，我们要求关税自主的宣传，还要扩大，现时关税会议中的自主问题委员会已经闭会，结果，帝国主义者完全抄袭他们对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老办法，又定了废除协定关税的五年的期限。我们应即指出他们这延缓敷衍的手段，加以攻击，指出中国应当立刻要求自由〔主〕，并且我们应当主张废除关税协定根本不能以裁厘为条件，厘金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人民固然要求裁厘，可是帝国主义者决不能以中国不裁厘，则不能关税自由〔主〕或增加关税来要挟。至于沪案重查的问题，现在重查已经完竣，各国委员的意见仍旧是不一致，因此调查的结果还没有公布，我们一方面要指出上次六国委员调查的结果，因英法不一致而作废，此次重查又是如此，足见所谓调查的目的，并不在于求事实的真相，而只在于帝国主义者要协商一致压迫中国。“五卅”的真相，在中国人民早已明了，所以人民应当继续排货，继续坚持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要求，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别一方面我们应当指出现在香港沙面的中国工人为着“五卅”的屠杀，还继续着罢工，上海的工人也还是力争工会自由，要求各界援助，想继续爱国运动，达到当初罢工的目的。而以前的奉系军阀现在的联军，甚至于商会的保卫团，拼命的帮着帝国主义者压迫上海工人。因此帝国主义者既有军阀当走狗，又见商会首领已愿投降，所以敢于重查沪案，敢于绝对不理中国人民的要求和抗议。我们人民应当反对重查，否认重查的效力，同时还要反对卖国的军阀，反对做军阀及帝国主义者走狗的商会领袖。我们在反对沪案重查的宣传中，应当根据这样的意思，唤起商界群众及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军阀及商阀。以上几件事，有些是前数次的通告内已经说过，惟各地除上海外，差不多都没有努力去做，现望接到此通告后，即设法以种种方法，如召集市民大会，各团体代表大会，示威游行，及通电等等，去实行上述的宣传。一九二五、十一、十七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这个文件是据团中央转发件《通告第一○七号》刊印的，日期是转发的时间。转发时说明：“兹转录大学通告如下，望各地切实执行。”署名为团中央的代号“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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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拥护广州政府和纪念十月革命宣传要点（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拥护广州政府和纪念十月革命宣传要点（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各级同学们：现有二事各地方应努力宣传。（一）广州国民政府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广州政府和香港政府久有对抗之势，“五卅”大罢工以来，广州国民政府更成了南方抵御英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柱石；因此全国爱国分子都有拥护广州国民政府之必要。国民政府之肃清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军政财政，废除苛税杂捐，禁止鸦片赌博，这些都于工农及商民大有利益。现在帝国主义者段政府陈炯明派国民党的反动派及新右派（戴季陶等）攻击国民政府的空气甚浓厚，我们应向学生商人做反驳的宣传并电段政府撤退援助陈炯明的军舰永绩海筹等；尤其是各地国民党各级党部应向全国通电宣传，并宜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以壮其胆，此电望即速发出。（二）苏俄与中国民族运动。十月革命纪念日快到了，各地应尽可能的召集公开的群众集会，此日的宣传，应说明以下诸点：（1）十月革命后苏俄如何帮助了近东远东的民族运动；（2）苏俄如何帮助中国民族运动；（3）中国民众应该接受苏俄的帮助，不必避讳；（4）醒狮派等的国家主义，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来破坏被压迫的国家和苏俄间之反帝联合战线；（5）十月革命的成功实在是世界社会革命的开始，所以中国现在是处于世界革命的环境中，中国的解放必得与世界革命相联络。又，各地的宣传工作及宣传的效果如何，均应随时向中央报告。钟英[1]白一九二五、十、二十八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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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反奉战争宣言（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反奉战争宣言（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全中国的工人们农民们学生们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反奉战争已经开始了！此次战争现在虽只在江浙范围，马上会蔓延到全中部直系军阀及北方国民军对奉联合作战。从表面看来，此次战争自然是军阀间的循环报复战争，和以前的直皖直奉几次战争相类，然而实际上此次战争的原因与性质不是这样简单。去年的直奉战争，交战者虽只是直系与奉皖两派军阀，而人民间因贿选而反直的空气，实与直方以很大的打击；现在因压迫爱国运动而反奉的空气比去年反直的空气浓厚百倍，普遍而且深入一切民众中，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而且南方的十余万国民政府的军队固然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反对奉军，北方四十万国民军，也同情于民众的爱国运动而反对奉军，帮助奉军的只有安福系和国外的帝国主义者。反奉运动是全国民众的，直系不过是导火线，江浙开战，尤其是导火线之导火线，决不是此次战争之具体内容，所以直系动兵的旗帜上，不得不染点民族运动的色彩，不得不自认是全国反奉大潮中之一个波动，这就是此次战争和前几次纯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之要点。爱国的民众是反奉大潮中之主潮，应该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的地位，组织人民自卫军，积极的参加战争，不应该把此次反奉战争看做纯军阀战争，而自己站在旁观的地位，妄想军阀间的和平，其结果反使此次战争真成为直系复仇战争，失了民众反奉的意义；更应该急合全国所有反奉的力量，在帝国主义者助奉或助直的政策尚未确定以前，在直奉的关系尚未有新的变化以前，肃清奉系军阀的势力，确定革命的民主政府之局面，勿使倒奉后又形成别派军阀代兴，军阀专政的局面又重复巩固起来。现在的奉系军阀不但代表中国军阀阶级的利益，并且代表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利益，所以此次反奉战争虽搀和了一些军阀势力，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全国的民众反奉战争之目的，乃是从释放爱国运动中的政治犯，启封爱国机关，解除奉系及安福系的武装，废除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权，一直到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三四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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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农民书（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告农民书（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我们人民自古就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在这四个阶级当中，士是专门读书的人，他们是以知识擅长，可以称他们是知识阶级。商人是拿本钱做买卖，可以称他们是资本阶级。农工都是以劳力谋生的，本是四民中的劳动阶级。从前只有读书的士人有知识，所以做官治民的都是士人。商人有钱即便有势：有钱可以在政府买得官做；有钱可以在城市雇工人开工厂做厂主，做资本家；有钱可以在乡间买田地雇佃户做地东。士人做官发了财，也要到乡间买置田地做起地东来。最苦的只有劳动阶级的工人和农民。世上吃的穿的用的一切东西，那一样不是农民和工人劳力做出来的？然而工人农民自已的吃穿用却是很苦，完全为厂主地东做了牛马，这是世上第一不平的事。工人农民在全国人数中，差不多要占十分之九，若说人民应该享幸福，便不该把工人农民除外。在实际上，全国享幸福的人，只有少数资本家和地东，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工农劳动阶级，不但为厂主地东做牛马，而且还要受其他各方面的压迫，几乎不能活命，还说什么享幸福！现在单就农民说，你们所受各方面的逼迫，待我们一一讲来。第一个逼迫农民的自然是地东。地东召佃耕田，只是供给他若干亩田地或者有几间茅屋，此外一无所有，所有耕牛犁锄稻麦种子肥料以及一切收获前所需食用，都须佃户自备，此外立约承租时，还要交地东若干银钱做羁庄。地东丝毫不费气力，到收获时，便向佃户收取租课；无论是照约收取额租或是临时分租，每亩地东所得约占收成之半，即少也要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如湖北汉川县）还要预收来年的租。非遇到水旱奇灾，佃户没得吃，地东的租课是不能减少的。佃户因为无力缴租或是因为缴了租后吃用无着，便不得不向自己的地东或别人的地东重利借贷，冬春借谷一把，秋收时便须归还两担，最客气的也要一担半。农民一经这样的盘剥，便永世不能翻身。现在许多军阀官僚到乡间去买置田地，这些地东也和别的地东一样是不耕不种的寄生阶级，土地由他们更集中了，集中的结果农业上并不能改良进步，只是使农村中低农贫农增加，农业反而退步，地东绅董们所把持的民团局或团防局更是欺压农民的乡村军阀政府。第二个逼迫农民的要算外国资本家。自古道男耕女织，自从外国资本家把他们的洋货潮水般的输入中国以来，乡间手工的纺纱织布生意，都被外洋机器制造的棉纱棉布夺去了。据海关报告，洋纱洋布入口，每年价值二三万万元就是每年中国种棉纺纱织布的农民工人之损失。此外洋油、洋火、洋钉、洋针、洋肥皂、洋头绳等都一一运到乡间，成了农民的日用品；就是农民日用所需的本国货，如油盐纸张茶叶酱醋等，也因为厘金等捐税增加及别的洋货输入的影响，价钱日见高涨，尤其是盐税归外国人管理，因为偿还洋债，他们拼命增加盐税，盐价日渐高涨，农民生活因此更加困苦不堪了。更可恶的是法国资本家派人到中国传天主教，英国美国资本家派人到中国传耶稣教，这些教士在乡村庇护教民欺压良懦，真是无法无天！第三个逼迫农民的就是军阀，军阀们连年战争，一方面以筹饷为名增加各项间接税如厘金盐税等，使一切物价无不高涨，又复巧立各种名目直接勒捐，加之预征钱粮，增加田亩捐，强迫公债，逼得农民非典田卖地卖儿卖女无从活命。一方面军队经过的地方，抢掳焚烧，更是悲惨，往往整个的农村，都被这般野蛮的军队毁灭了。即在不受兵祸的地方，军阀们只顾筹款增兵，民间的水利农田，从来不暇过问，因此水旱灾荒遍于全国，最厉害的象淮河和洪泽湖一带，历年淹没田地，总在一二万万亩以上，直隶山东沿黄河一带，历年淹没田地一万万亩。其余若天津的白河，湖北的襄河，湖南的洞庭湖，都久未疏浚，河身淤塞，泄水蓄水都不灵，屡成水旱奇灾。这些地方农民的困苦便可想而知了。第四个逼迫农民的是贪官和劣绅。各县征收的钱粮，除国家正项之外，另收陋规至少也在正项一倍以上，譬如地丁银一两，至少须缴纳银元三元以上，此项陋规，国家丝毫得不着，乃用“盈余”的名义归县官房班以及征收人员私分了。此外催钱粮的差役下乡，还要另外需索。印契税照地价收百分之九，也只有三分归国家，县官得三分，房班衙役共得三分。农民欠了钱粮欠了租课，都要到官办罪。乡间的劣绅多半是地东，他们往往勾结贪官鱼肉农民，农民得罪了他们，他们就挑拨农民到官兴讼，于中取利，或者因欠税欠租，借官势威吓农民，甚至诬告农民抗粮抗租，禀请县官派兵究办闹出大乱子来。劣绅们不仅借官势威吓农民，并且还要摊派亩捐，办理什么民团局或团防局作威作福，直接的欺压农民。至于乡村自治机关和各县议会选举，更是劣绅包办的了。农民受上述种种逼迫，不但生活艰难，有些并且不能在农村安居，只得弃农改业了。各地乡间充满了没田地耕种的农民和有田种而吃穿不够的农民，再加上水旱兵灾便不得不去当兵随匪替军阀匪首充当炮灰，能跑到城市里做苦力的还算得法。农民做了耕种粮食这种重要的工，又占了国民大多数，现在如此困苦流离，这不但是农民自身的不幸，并且是国家的损失和危险。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东缴纳租课，此外，废止盐税和厘金，关系农民生计也非常之大。可是要达到废止盐税厘金和实行“耕地农有”这些目的，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革命打倒军阀政府不可。因为军阀政府是断不肯把盐税和厘金废止的；至于“耕地农有”，更须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够没收军阀官僚寺院大地东的田地，归耕地的农民所有。为农民目前自救计，本党主张全国农民应该有左列几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一）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二）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通选举法直接选举之，不得由绅士包办；（三）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四）由各乡村自治机关动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利借贷局；（五）各乡村须禁止私人积谷居奇；（六）反抗各种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应征之钱粮，无论地丁或糟米，均只按照实际市价缴纳，不得征收陋规；（七）中央及地方政府均须专设治河局，政府预算均须指定治河专款不移作别用；（八）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这些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但是要想达到这些要求，非农民自己大家结起团体来出力奋斗不可。怎样的结团体呢？就是组织农民协会。或者有人以为农民一向这样涣散，恐怕不容易结成团体。其实不然。我们根据广东的经验，农民的团体是可以组织成功的。自从民国十二年七月本党第三次大会[1]后，本党才起首在广东帮助农民组织团体，经过不到二年，农民组成了协会的，有二十多县，各处协会会员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万人，并有几千的武装自卫军和地东开了好几次战，这二十几县的农民协会代表，于今年五一劳动节（每年五月一日是全世界的劳动节），在广东省城成立了广东全省农民协会。适逢这一天（五月一日）全国各工会代表也在广东省城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劳动大会的二百七十八个代表和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一百二十五个代表，开了一个联席会，喊出工农联合的口号，大家都十分亲密。在这些集会中，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可以组织协会和工人可以组织工会没有两样。第二，我们可以看出农人和工人同属一劳力谋生的劳动阶级，实有联合互助的必要；并且工人大半集中在大都会，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处，都站在政治争斗之重要地位，尤其是五卅运动以来的上海广州工人，都有了二十万人以上的工会组织，他们不断的经济争斗及政治争斗，使中外资本家都心惊胆裂，这更可以看出农民有了城市工人做有力的领导者。第三，我们可以看出一向被厂主地东当做牛马的工人农民，一向被绅士们看不起的工人农民，现在都结成团体，便渐渐有抬头之一日了。或者有人以为广东农民有国民党政府的帮助，所以能够组织起来，他省恐怕不行。这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广东国民党政府固然肯帮助农民，而同时广东各地方的地东商团勾结国民党中右派（国民党中官僚分子）的军队和县官，破坏农会，摧残农民的事，也不在少数，有时国民政府也无如之何，还是要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奋斗才行。现在除广东之外，湖南湖北的农民，也渐渐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了。可见没有政府帮助，农民也能够团结起来。亲爱的农友们！你们要解除你们的困苦与逼迫，只有大家起来结团体，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各省各县现有的协会都是地东绅士们所组织的，他们的利益和真正农民的利益相反，非种地的真正农民自己另组织农民协会，决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本党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不用说应该帮助你们，就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革命分子）也必须帮助你们，因为他们的国民革命运动，没有你们参加是不会成功的。农民协会应该怎样组织呢？各地的农民协会章程，按照各地情形，自然会有些小小的不同，至于主要的办法应一致如左：一、农会会员以年满十六岁之佃农雇农自耕农及农村中手工业者体力劳动者为限。凡不耕地之地东，重利放债者，不耕地之宗教家如神甫牧师僧道尼巫等，均不得为会员。二、凡会员须缴纳入会费与月费若干。三、各省协会须分为四极：（甲）村农民协会以一村或合数村组织之，会员人数须在二十以上，由会员互选三人组织村执行委员会；（乙）乡或区农民协会以本乡或区内三个以上村农民协会联合组织之，由全乡或区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乡或区执行委员会；（丙）县农民协会以本县内三个以上乡或区农民协会联合组织之，由全县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七人组织县执行委员会；（丁）省农民协会以本省内五个以上县农民协会联合会组织之，由全省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全省执行委员会。四、各村协会所收之会员费，百分之六十用于本村协会，百分之四十用于高级各协会。五、非协会会员不得加入农民自卫军。六、每年由省执行委员会召集全省会员代表大会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若干人。县及乡或区会员代表大会，均每半年由该县及乡或区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若干人。全村会员大会，每月由村执行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七、村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三次，乡或区执行委员会县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二次，省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八、各级执行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一人为常务委员，驻会办事。九、各级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会员若干人组织特殊团体，办理自卫军、消费合作社、教育会、水利局、害虫检查会等公益事业。十、各级执行委员会均得聘请非农民为顾问及各项技术人员，助理各种事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根据《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刊印注释[1]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月份应是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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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救济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附录：救济问题议决案[1]（一）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斩断了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日常生活，减低了工人的工资以至贫困不堪。所谓“最后的一次战事”为世界自由而战的战事反倒是加添了许多锁链，许多穷乏与劳动阶级，于是劳动阶级就更不能不起革命了。（二）帝国主义的屠户吞噬了不少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结果是这些地方都起来做独立解放的运动。（三）十月革命的结果摇动了有产阶级的老根基，创生了被压迫阶级全世界弱小民族争得独立自由的新生命。（四）革命的爆弹毁灭了陈旧的制度。芬兰，立陶宛，匈牙利，巴发利亚都组织过了苏维埃共和国。（五）因为得着美国的资助，欧洲的资产阶级得以重行恢复他们的一切状况，革命高潮因之低降了，但是无产阶级却创造了一个世界的党——共产国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世界革命就在一面大红旗之下进行。（六）为我们最后的斗争而战，牺牲者不在少数。从一九一八年以来到一九二五年一月，有一百五十万至一百七十五万工农同志被害（德国二万，芬兰三万五千，罗马尼亚八千，意大利五千，匈牙利三万，布加利亚二万多，立陶宛等三小国二万五干〔千〕，印度，埃及，苏丹，米索波达米亚，叙利亚，中国，日本更不知道死了多少）。除此以外拘禁在牢狱中，数在十万以上，都是被磨折到九死一生。（七）被拘的同志现在还是一天比一天加多，资本家同时假借司法的名义，滥捕一切而杀害之。被囚的同志自然应该受精神与物质的帮助，而他们的家族也得抚恤才是。（八）所以这种救助的工作是应该做的，因为若是不好好的保育落入敌人之手的最好的战士，革命是不能进行的。世界各地的革命本营都组织了专管救济的一部赤十字会的工作。不过革命党是战斗的机关，他们的全力都用到实际的争斗去了，他们不能专注意救济的工作，而且这种工作日趋复杂，也非得有专部管理不可。（九）所以组织一个扩大而非党的群众会以专办此事实为急要之图。而且若是只以一国之力做这种事情，实在力量太弱，必得国际赤色革命后防组织，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十）这种组织一方可以免除革命党从事救济之烦，一方又能让它专从事于革命工作，以吸收新的工农同志。（十一）世界革命的前锋——俄国工人同志，也是第一次组织救助会的分子。在一九二二年的十一月，布尔扎维克老党员及前次被俄皇拘囚的党员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国际赤色救济会。（十二）在一九二五年七月这种组织有三十二个支部，附属机关遍于全球，会员之数过五百万。在一九二三年救济政治犯与他们的家属费了银元一十三万九千，在一九二四年美金六十一万元，在本年上季四十万美金，此外赤色救济会，还做了不少反对非人道的待遇及于政治犯，如在美国立陶宛三个小国，布国罗国等，又反对第二国际的交换政治犯的提议，并且注意各国对于政治犯的审判。（十三）共产国际第四次第五次大会与各次扩大会议，因见组织国际救济会之必要，特规定国际的每一支部要在各该国内设立一个。（十四）中国革命争斗一天比一天显著，自“五卅”运动以来无数的牺牲者铺平革命的道路，所以组织这个会的需要非常迫切，绝对不能再延。（十五）这种会的目的在救济为人民奋斗的死者，伤者，被囚者，给与他们以物质与精神的援助，帮助为参加工农群众活动之故而被逮捕的人，帮助政治犯得早日释放，将国际间同志，劳动群众对被捕者的同情，散布于他们。这个会应合法的存在。（十六）每个党的同志应注意这个会是赤色革命的后防而不是慈善的机关，应该个个人参加进行，这个会既是公开而又非党的，应该由党指挥之，至少要派一个同志去参加并且办事要集中化——在执行部指导之下工作。十四附注：本会应由个人加入组织之每人缴纳低额月费，会用自筹，有一定预算（非常用款除外），在会会员应由党加以政治教育。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注释[1]《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十月北京扩大执委会决议案的若干解释》关于这个文件说明：“附录之《救济问题议决案》应改为提案，因此案未经大会讨论决议，故列入附录。”参见本书第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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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湖北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扩大会议听了湖北代表报告以后，决议于下：（一）湖北工农及学生群众，因直接受帝国主义军阀及资本家地主的严重压迫，均已相继起而团结奋斗，故湖北的革命环境，日益进展，湖北党部组织及宣传工作有努力及尽量发展之必要与可能。（二）湖北党部的国民运动颇能努力进行，在国民党中完全占于主持的地位，领导群众的政治运动，均有相当的成绩，但因我们人力及宣传方法之欠缺，尚未能深入群众而尽充分的领导之责任。（三）职工运动在严重压迫之下不能顺利的进行，宣传及组织工作颇形稚弱，与工人群众亦少接触。尤其不能利用罢工及政治运动的机会，努力于恢复工会及深入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的工作。（四）农民运动颇能利用旱灾的机会尽力进行，惟因人力及经验缺乏之故，尚无良好的成绩。（五）宣传工作在群众运动中尚能乘时努力，但缺乏有计划的进行，出版物的编辑无专人负责，不能按期发行，且未能尽合群众的需要。（六）党的组织在此革命潮流高涨之时未能扩大，此是最大缺点，且组织散漫，缺欠严明的纪律及训练，故党的主义及政策不能使全体同志充分的了解和执行，在群众中活动没有很好的指导。只有少数负责的同志努力进行，大多数同志都未参加，此亦党的极大缺点。（七）此后湖北党部应更有计划的努力于政治宣传工作，以巩固其领导群众的地位。职工运动应用各种方法，胜过困难，努力于秘密组织的工作，为恢复工会之准备。农民运动应趁此时机，按照地方情形，致力于农民自身利益的宣传和组织。党的组织和训练，尤应大加整顿和发展，每个同志都应担负实际工作与群众接触，使党的组织及宣传深入群众。为要达到上述的要求，中央对于湖北区应注意积极指导，并派得力同志前往负主持训练及发展组织之责。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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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山东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扩大会听了山东工作报告颇为满意。山东工作开始甚晚而压迫又来得太速。然在此短期之中，相当的发展了党的势力，领导了万余纱厂工人铁路工人做了英勇的经济争斗，同时又做了政治争斗。在这一点上，扩大会证明我们山东幼稚的党部颇合于布尔扎维克的精神，纵然在罢工策略上有种种幼稚的错误。在奉系军阀严重的压迫之下，山东职工运动入于秘密工作时期。在此时期中应继续进行党和工会的秘密组织。山东农民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严重压迫业已革命化，我们应当立刻开始在农民中做政治宣传和农会组织的工作。青年运动和国民党的工作，亦应充分注意。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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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河南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一）从过去的工作来看，我们是已达到相当的成功，我们在很短的几个月期〈间〉已经把我们的组织扩大了。在郑州我们同志的大多数是工人，在全省党员的统计上工人成分占百分之五十四，在一切重要的城镇我们都有一点基础，职工运动方面我们也把全河南主要的产业工人组织起来了，全省总工会下面所包含的五万多工人通在我党指导之下，农民运动我们开始工作的地方已经有十县我们不仅有了相当的经验并已经有了十五个村农协会包含四千以上的会员，在国民党中我们是占着大多数势力，全省学生联合会完全受我们党的指挥，我们的出版物也推销的很广，在军队中的政治宣传工作我们不仅在几个地方有俱乐部的组织并能影响于他的政策。（二）但在过去的工作中也做了不少的错误和缺点。第一，我们同志的数量虽增加了约十倍，但内部教育训练的工作非常缺乏，支部及地委的组织均极涣散没有秘密工作的基础，各地的工作都只有个人的活动，临时的应付，一切责任全集中央特派员一人身上，缺乏党的有组织的指导和全部有系统的计划。第二，作职工运动的同志多缺乏经验而且时间也很短，所以工会的组织发展虽很快，但只结合了上部首领尚没有打入群众中去，没有真正把工会的基础弄好，在指导每次的斗争中发现不少的错误，特别是焦作中原公司矿工罢工和郑州豫丰纱厂工人罢工的教训应当深深记着的。第三，是在应用政策上有两个危险倾向一是过于注重政治的势力，甚至发生信赖现实政治势力的危险，二是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常现左稚病使小资产阶级不敢接近我们。第四，是我们工作的局面虽弄得非常浩大，但无论在任何方面无党的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事运动……等均不能把内容充实起来，是极易动摇崩溃的。（三）以后我们的工作应当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区委，整理各级党部的组织，并定出系统的计划来代替个人的指导个人的活动，及知[1]临时应付的工作，并发〔需〕注意建立秘密工作的基础及改变从前在应用政策上所发现的危险倾向。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注释[1]原文如此，疑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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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区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湘区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扩大会议听了湘区报告，发现湘区工作在组织方面之优点，同时亦发见在政治方面之缺点，并且是很危险的，这缺点之严重的表现，即在各种运动及工作中都有规避争斗而习于和平发展的倾向。因此湘区既未曾作过地方的政治争斗，即在全国性质的运动将要引起地方政治争斗之时，亦即规避不前。在五卅运动中，湘区工作亦作得不充分，仅仅在此机会中做了一种政治的宣传，而未发动在我们影响之下的各种势力到争斗上来。安源万余路矿工人，在我们领导之下做了三年经济的斗争，未曾做过政治的工作，即五卅运动亦未参加；又工会成立三年，虽时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迄未有秘密组织的准备，以致此次高压来一败涂地。湘区国民党在我们指导之下，既发展成为群众的组织，然而究竟是否真正的左派势力，据湘区代表报告，还是没有保证。即此一点，可见我们只知把国民党组织做静的发展而未充分做政治宣传与争斗的工作。总之，湘区种种政治工作的缺点，都基于上述之根本错误的倾向。以后湘区必须改正这种倾向，才能使我们成功布尔扎维克化的群众党。对于农民运动，湘区应开始工作。发展国民党的工作，亦应继续前进，惟应改正上述之缺点。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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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区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粤区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扩大会议听了亦农同志报告粤区的工作情形以后，而有左列的批评：粤区同志〔的〕在实际工作上，如政治如军事如工农运动，都十分努力，而且都有了相当的成绩。可是努力这些工作的，只是一些共产党员，而且是很努力的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这是因为在宣传上，尤其是在地方的政治问题的宣传上，未能使群众明了共产党的政策和广东民众的利益究竟是怎样；民众只看见有些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工作，并未曾看见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影响到广东政治是怎样。更因为在组织上，区委及各支部都仅仅是一个名义，并没有组织，所有工作的指导者，不是党部而是某几个党员；并且负责任的同志对于迅速发展党的组织未充分注意，以至共产党在各种群众中不能具体表现，民众眼中的共产党，仿佛是一些戴着国民党面具的幻影。今后粤区第一重要的职责是：努力发展党员的数量及严整党的组织；中央也应加派得力同志在粤区帮助党的工作，尤其是组织工作。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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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区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京区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扩大会议听了京区报告以后，对于京区的工作应指示左列几个缺点：在几乎没有工业的北京市，现在竟有了三十一个工人同志，这是第四次大会后京区唯一的成功。惟北京是中国智识阶级之大本营，在北京实际的政治运动，我们不能不看清智识分子是目前的最大动力，北京方面未能得着相当数量的智识分子党员，乃是一个缺点；尤其是唐山乃是北方第一个大工业区，至今我们只有三十九个党员，这是应该立即救正的缺点。此次天津唐山罢工之失败，当然原因甚为复杂，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党在唐山天津的工作从来太未曾努力，因此未能乘五卅运动之初起，发动罢工，而发动在全国运动低落之时，致为军阀所乘。党的指挥不得力也是一个原因。京区同志中，对于工人阶级与国民军的关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假定国民军是比较开明的军队，对他存了过量的希望与幻想，甚至依赖国民军领袖是工人之保护者；这是应当痛改的，以后应当根据本党的政策，决定工人阶级对于国民军的态度，且从事实际工作。北方工作日见重要，以前的京区委兼地委，多注意北京市的工作，不但不顾及东三省和山西，即对于近在北京的天津唐山两地方，也未曾有充分的指导；扩大会议后，北京市地委应立即组织，不由区委兼任，以使区委能够注意全区的工作。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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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对照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
地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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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局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局报告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扩大会议听了中局报告以后，对于中局自第四次大会以来的工作有下列的批评：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全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从国民会议追悼中山五卅运动刘杨之役以至最近反奉的宣传，均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是这些运动实际指导的中心。在每个政治运动中，中局不曾失去事前指导的机会，尤其是关于五卅运动，能够有发动并扩大的决心与努力，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这是扩大会议认为最满意的。在组织方面，自第四次大会直到现在，仍然比从前无甚进步；今后中央组织部应增加负责人员，不由总书记兼任，以免事忙忽略了指导的职任，尤其是地方负组织责任的同志，务须一刻不懈的注意各地方在组织上的特殊困难，报告中央，对于中央所指令的调查报告，应该尽可能的答复。在宣传方面，中央机关报——《向导》，虽然能够继续出版及发展销路，但《新青年》月刊只出过一期，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党报》完全未出版一次，扩大会议不能不对于中央加以严重的责备。（1）对地方指导缺乏；（2）以后各地应答复各种报告。党员数量上的发展，虽然比第四次大会时增加了两倍（一○○○——三○○○），在寻常状态中，我们很可乐观，但经过“五卅”这种大的运动，尤其在上海与广州，只能增加如此的数量，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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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蒙古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国边境农工群众中的工作，对于我们的党，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内蒙古的工作。我们的党应当注意内蒙古的特别情形——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民族上的问题，都有相互的关系。那地的蒙古农民，受蒙古王公的统治，喇嘛教的愚弄和中国商业资本的剥削；中国农民也受中蒙大地主的压迫，虽然这些民众政治上文化上都很落后，可是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定要把蒙古民众卷入政治争斗。现在蒙古的农民已经有渐渐觉悟的趋势。那里的租税非常之重，还有收买田地的投机，无限制的苛捐，中国农民已经常常起来反抗当地的官僚。蒙古人民之中也有了民族觉悟，起来争自己民族的权利。我们的党应当使蒙古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全中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我们应当知道蒙古的王公及喇嘛想利用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以扩大他们在蒙古民众中的势力。所以我们现时最重要的责任，便是使蒙古人中先进的民权主义分子，尤其是蒙古的智识阶级，归到革命这方面来。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应竭力联合中蒙农民以反对共同的仇敌：大地主王公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等，同时却不应当掩没蒙古人的民族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农工兵大同盟，要能联合内蒙古中蒙农民的斗争。宣传工作上要注意蒙古人的风俗言语及其他特点。我们认为应当组织内蒙古国民革命党，这是蒙古人民的民族上政治上的职任，可是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和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工作应当密切的联络，这是中蒙农民中的革命工作能够有成效的一种保证。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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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我在法庭上的发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
第三章我在法庭上的发言[1]
（1907年10月4—17日）
（工人克拉辛，苏维埃案件的被告人之一）
各位法官，各等级的代表！
本法庭的审查对象，同预先审查的对象一样，主要是关于武装起义的问题。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存在的50天里，它没有做这件事。无论这个问题在特别审判庭眼中多么的奇怪，它也没在苏维埃的任何一个会议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的任何一次会议都没有提出或讨论过武装起义的问题；不仅如此，任何一次会议都没有提出或讨论过立宪会议、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总罢工，以及它作为革命斗争方法的原则性意义的独立问题。这几年来，首先是在革命报刊，然后是在集会和聚会上围绕这些根本问题进行了辩论，而工人代表苏维埃却完全未曾研究过这些问题。之后我会解释这意味着什么，并评定工人代表苏维埃对武装起义的态度。但首先，在讨论这一法庭眼中的核心问题之前，我将冒昧地提请法庭注意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加普遍，但又没那么尖锐，即苏维埃工人代表苏维埃普遍使用暴力的问题。苏维埃是否认为，在一定情况下采用暴力和高压手段是正当的呢？对于用这样概括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将回答：是！我和检方同样明白，在任何“正常”运作的国家里，无论其形式如何，暴力与镇压的垄断权都属于政府当局。这是它“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它对自己的这一权利采取了最容易吃醋的关心态度，时刻警惕着任何个人团体侵犯其暴力垄断权。国家组织就是以这种方式来为自己的生存作斗争。只要对现代社会有具体的了解，只要对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合作体系（比如像俄罗斯这样巨大的国家）有具体的了解，就会立即明白，鉴于现代社会制度被矛盾撕裂，镇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称我们是“国家主义者”，因为我们承认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也因此承认国家暴力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总罢工的实质是使政府机构瘫痪，因此，在政治总罢工造成的情况下，早已过时的、罢工直接反对的那旧政府的暴力已经证明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即使采用唯一能用的野蛮手段也不可能持续控制公共秩序。同时，罢工已使千千万万的工人从走出工厂，冲上街头，已唤醒他们投身到公共政治生活中去。谁能领导群众，谁能使群众队伍遵守纪律？旧政权的哪一个机关？警察吗？宪兵吗？我找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除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谁也不能！指挥这支巨大的自发力量的苏维埃，承担着把内部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预防过火的行为并减少斗争中不可避免的牺牲者，使其尽可能地少的直接任务。既然如此，苏维埃在那场创建它的政治罢工中就成为了革命群众的自治机关——一个权力机关。它以其全体的意志来统治部分。它是一个民主的政权，人们自愿服从它。但是，由于苏维埃是绝大多数人的有组织权力，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迫对那些把无政府状态带入其统一队伍的人采取镇压措施。苏维埃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性政权作为旧机器在道德上、政治上和技术上完全破产时的唯一政权，作为“个人不受侵犯”和“公共秩序”这些词在其最佳意义上的唯一保障，它认为自己有权以武力对抗这些人。完全建立在血腥镇压基础上的旧政权之代表，无权对苏维埃的暴力手段提出道德上的愤慨。检察官在这个法庭上代表的历史政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有组织暴力。由苏维埃作为其前身的新政权，是多数人有组织的意志，要求少数人守秩序。在这种区别中，苏维埃以为之生存的革命权利，是一种超越任何法律或道德怀疑的权利。
苏维埃承认自己有权进行镇压。但在什么情况下镇压，以什么程度进行镇压？关于这点，你们已经听过上百人的证词了。在采取镇压之前，苏维埃以话语劝服。这就是它的真正方法，而苏维埃不知疲倦地使用它。通过革命鼓动，言语的武器，苏维埃不断地使一批又一批群众站起来，服从自己的权威。如果它遇到了无产阶级内部无知或堕落的群体进行抵抗，它就会对自己说，用武力使其无害的时候还远得很。正如你们从证人的证词中看到的那样，它还会寻求其他方法。它呼吁工厂行政人员理智，号召他们停工，通过那些同情总罢工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对无知工人施加影响。它向工人派出代表，以把他们从劳作中“带出来”，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武力来威胁工贼。但它使用过武力吗？法官先生们，你们在预审材料中并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例子，而且在法庭调查期间，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也没能成功把它们找出来。即使我们认真对待那些在法庭上出现过的“暴力”例子，它们也都是喜剧性的，而不是悲剧性的，（比如，某某人进入了别人的公寓里而没有摘下帽子，又比如某某人在双方同意下逮捕了某某人……）我们只要把某人忘记摘下的帽子，和旧政权经常错误“摘下”的上百颗头颅相比，工人代表苏维埃暴力的真实面目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而我们不曾是别的样子，也不需要成为别的样子。我们有责任以真实面貌重建当时的事件，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这些被告都积极地参加了这次的审判。
让我提出另一个对本庭来说很重要的问题——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行动和声明是否具有法律基础，是否多少以十月十七（30）日宣言为基础？苏维埃关于立宪会议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十月宣言又是何种态度？我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们当时根本没在意过这个问题，但它现在无疑对这个法庭具有很大的意义。法官先生们，我们在这里已经听过了证人卢奇宁（Лучинин）的证言。我个人认为，他的证词非常有意思，而且其中有一些一针见血的深刻结论。他提到，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其口号、原则及政治理念方面是共和制的，实际上直接、具体地落实了沙皇专制在十月十七号宣言原则上宣布的那些自由，而那些把它带到世上的人却实际上反对这些自由。是的，各位法官，各等级的代表！我们，革命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实际上实施并落实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人身不受侵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十月罢工的压力下被许诺给俄国人民的东西。与此相反的是，旧政权的机器只能通过把人民的这些合法成果撕成碎片来回光返照。法官先生们，这些是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能就此争议，因为它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或者问我的同志们，我们是否主观地依靠了十月十七日宣言，那么我们将明确的回答“不”。为什么？因为我们深信（而且我们没有错），十月十七日宣言没有创造任何法律基础，没有给任何新法律提供基础，因为我们深信，法官先生们，新的法律制度不是宣言创造出来的，而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真正改组的产物。我们因为采用了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唯一正确的观点，所以认为自己有权利对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内在力量不抱任何信心。我们公开声明过这点。但我不认为，我们作为党的人（Людипартий），作为革命者的主观态度可以使法庭决定我们身为国家公民对宣言的客观态度，决定我们对现存国家体制的成型基础的态度。因为法庭，只要它还是法庭，就必须把宣言看作是自己的法律基础，否则它就必须停止存在。我们知道，在意大利，存在着一个在国家君主立宪的基础上运作的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党。就其性质而言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在所有文明国家都合法且进行着斗争，而它们就自身存在而言也是主张共和体制的。扪心自问一下：十月十七日宣言是否容纳了我们俄国社会主义—共和主义者？这个问题是法庭必须作出决定的。法院必须说明，当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立宪宣言只是一份永远不会被自愿兑现的赤裸裸的承诺清单时，是正确的吗？在对这些书面保证进行革命式的批评时，是正确的吗？在呼吁人民为完全的、真正的自由进行公开的斗争时，是正确的吗？还是说，我们不正确？那么就请法院告诉我们，十月十七日宣言提供的是实际的法律基础，而在这个法律基础上，我们共和主义者是合法有权利的；尽管我们有自己的观念和意见，也是“合法地”行动的。现在就让十月十七日宣言通过法庭的裁决对我们宣布：“你们总是否认我的现实性，可是我对你们、对全国来说都是存在的。”
我已经说过，工人代表苏维埃从未在自己的会议上提出过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问题；然而，正如你们在工人证人的讲话中得知的那样，它对这些口号的态度是明确的。是的，还能怎么样呢？苏维埃本来也不是在空地上出现的。它是在俄国无产阶级经历了1月9（22）日事件的，通过枢密官施德洛夫斯基的委员会，经历了漫长的整个俄国专制学校之后出现的。早在苏维埃存在之前，对制宪会议的要求、对普遍选举权的要求、对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就已经连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成为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核心口号。这就是为什么苏维埃从来就没有机会把这些问题作为原则问题提出来：它只是把这些问题作为一向存在的决定融入自己的决议中了。起义思想的实质也是如此。
起义是什么，法官先生们？不是宫廷政变，不是军事阴谋，而是工人群众的暴动[2]！本庭庭长向一位证人提出了以下问题：他是否认为政治罢工是一种起义？我不记得他是怎么回答的了，但我相信并肯定，政治罢工——尽管代表先生们可能有疑问，——实质上就是一种起义。这不是一个悖论！尽管从起诉书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个悖论。我重复一遍：我对起义的概念，（我将在下面证明这一点）与警方和检方构建的这个词的含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说，政治罢工是一种起义。的确，什么是政治总罢工呢？它与经济罢工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人都会停止工作。在其他方面，两者并不相像。经济罢工有一个明确的狭隘目标，即通过使个别企业主暂时脱离竞争行列来对其意志施加影响。它中断工厂的工作，是为了在该工厂的范围内实现某些变化。政治罢工在性质上与此有者深远的区别。它不会对个别企业主施加压力，通常不提出任何具体的经济要求；它的要求越过自己大力打击的那雇主和消费者的头顶，针对国家政权。那么，政治罢工是如何影响政权的呢？它瘫痪了政权的生命机能。一个现代国家，即使如俄罗斯一般落后，也依赖于中心化的经济有机体。这种有机体以铁路作骨架，以电报作神经系统，连接成一个整体。就算电报、铁路和所有其他现代技术成就不会服务于俄国专制主义的经济或文化目的，这些东西也会对它的镇压活动更加重要。为了把部队从国家的一端送到另一端，为了统一并指挥行政机关针对动乱的斗争，铁路和电报是不可替代的工具。那么政治罢工做了什么？它瘫痪了国家的经济机器，破坏了行政机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孤立政府，并使其无力化。另一方面，它在政治上把工厂和车间的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并以这工人大军与国家政权对抗。法官先生们，起义的本质在此。把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在一个单独的革命抗议活动中，进而使其与国家政权对立，就像敌人对敌人那样——法官先生们，这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理解的“暴动”，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自发地爆发的十月罢工中，我们看到了两个敌对方之间的此类革命冲突。十月罢工发生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之前，本身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罢工造成了国家的“无政府状态”，而这一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就是十月十七日宣言。我希望检方不要否认这一点，就像最保守的政治家和政论家，包括半官方的《新时代报》都没有否认这一点一样。《新时代报》是很渴望把革命产生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和一系列其他同类或反面的宣言一起画上大叉的。就在几天前，《新时代报》写道，十月十七日宣言是政治罢工给政府制造的恐慌的结果。但是，如果说这个宣言是整个现行制度的基础，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法官先生们，我们现在的国家制度是建立在恐慌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恐慌的基础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罢工。因此，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总罢工不仅仅是停止工作那么简单。
（杂工谢利韦斯特罗夫，苏维埃案件的被告之一）
我说过，政治罢工一旦不再是示威的时候，实质上就变成了起义；更确切地说：它成为了无产阶级起义的主要、最普遍的方法。主要，但不是全部。政治罢工的方法有着自己的天然局限。这点，在工人们听从苏维埃号召于10月21日（11月3日）中午12点复工的时候，就变得很明显了。
十月十七日宣言遇到了不信任票；群众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政府将无法落实承诺过的自由。无产阶级看到了决定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并本能地转向苏维埃，作为其革命力量的中心。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在从恐慌中恢复过来后，开始重建其半毁的机器，整顿其军团。结果就是，在十月冲突后，出现了两个政权：新的、人民的、以群众为基础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政权，和旧的、官方的、以军队为基础的政权。这两种力量不可能并存：一种力量的巩固就会使另一个有灭亡的危险。
依赖其刺刀的专制，自然要给以苏维埃为中心的人民力量的巨大团结过程带来最大的动乱、混沌和解体。另一方面，苏维埃是建立在工人群众的信任、纪律、积极和一致的基础上的，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政权的军队和所有物质武器仍然掌握在那到10月17日为止沾满鲜血的手中，给人民的自由、公民的权利和个人不受侵犯带来了怎样可怕的威胁。于是，这两个权力机关之间开始了争夺对军队的影响力的艰巨之战——这是日益壮大的人民起义的第二个阶段。在无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大罢工基础上，出现了争取军队到自己一侧的强烈意图，与士兵交兄弟，抓住他们的心。从这一意图中自然会出现对士兵的革命呼吁，因为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他们身上的。11月的第二次罢工使工厂和军营之间团结的有力并辉煌的展示。当然，假设军队已经站到了人民一边，就不会需要起义了。但是，我们会认为军队会和平地转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吗？不，我们不这么认为！专制不会坐视军队摆脱自己那腐朽的影响，成为人民的朋友。在失去一切之前，专制将主动发起进攻。彼得堡的工人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意识到了。无产阶级、苏维埃相信两个政权的公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相信，对此毫不怀疑，知道，清楚地知道，决定命运的时刻迟早会到来……
当然，假如社会力量的组织过程没有被反革命的任何武装攻击打断，它就会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下继续沿着它已经进入的道路前进，而旧制度则会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被消灭。因为，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工人是如何团结在苏维埃周围，看到了不断吸收农民群众的农民联盟是如何向苏维埃派出自己的代表，看到了铁路和邮政—电报工会是如何与苏维埃团结起来的；我们看到了自由职业者的组织工会联盟是如何被吸引到苏维埃身边的；我们看到了工厂管理人员对苏维埃抱的态度有多么宽容、多么近乎友善的。仿佛整个民族都在作出英勇的努力，试图从自己的深处产生政权机关，以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为新制度创造真正的、不可置疑的基础。如果旧的国家政权没有干预这种有机的努力，如果它没有把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带入国民生活，如果这种组织力量的过程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结果就会是一个新的、重生的俄国，非暴力，不流血。
但问题是，我们从来也没有一刻相信解放进程会如此一帆风顺。我们太了解什么是旧政权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尽管宣言看起来像是要与过去进行决裂，但旧的政府机器不会自愿退出，不会把政权交给人民，也不会交出它的任何一个重要阵地；我们预见到并公开地警告了人民：专制主义会做出更多忙乱的尝试，仍然紧握权力不松手，甚至重新获得那些它已经庄严地放弃了的东西。法官先生们，这就是为什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起义——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在人民反对军事警察秩序的斗争过程中，它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历史的必然。在10月和11月，这一思想在所有的会议与集会中占主导地位，支配者所有的革命报刊，注满了整个政治气氛，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在代表苏维埃的每个成员意识中结晶；这就是为什么它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苏维埃决议的一部分，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需要讨论它。
我们从十月罢工继承的紧张形势如下：一个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群众革命组织，不是建立在那不存在的权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确实存在的力量上。而武装起来的反革命等待复仇时机。如果可以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这种形势就是起义的代数公式。新的事件只是把新的数值代入了这个代数公式。与检查官作出的肤浅结论相反，武装起义的思想不仅仅能够在11月27日（也就是在我们逮捕的一周前）的苏维埃决定中找到清楚而又明晰的表达，还能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活动初期的决议中，在那些取消葬礼性示威的决议中，在后来宣布结束十一月罢工的决议中，在其他许多谈到与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的决定中，在谈到最后的攻击或者说是最后的战斗是斗争的不可避免的时刻的决定中，都可以找到——虽然形式上不同，但本质上一样的武装起义思想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所有决定。
但是苏维埃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这些决定的？它是否认为，武装起义是一项可以在地下准备，然后以现成的面貌被带到大街上的事业？它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起义行为？执行委员会是否发展出了一种街头斗争的技术？
当然不！而这不得不让起诉书的作者走进死胡同。当他面对着为数不多的数十把左轮手枪时，他陷入了迷惑不解，在他眼中，这些手枪是武装起义的唯一真正舞台道具。但他的观点只是刑法的观点，而刑法知道阴谋团体，却无法理解群众组织的观念；刑法知道图谋与叛乱，却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革命。
这一审判依据的法律概念比革命运动的演化落后了几十年。现代俄国工人运动与刑法典解释的阴谋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个刑法典，自生活在烧炭党时代的斯佩兰斯基[3]起就没有变过。这就是为什么，试图把苏维埃的行动放到100和101条的狭隘框架从法律逻辑上看是完全无望的。
尽管如此，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尽管如此，我们确实在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法官先生，群众的起义是制造不出来的，而是自发的。它是社会关系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在纸上策划的产物。群众起义不能制造，只可预见。由于种种原因，公开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那些原因既不取决于我们，也不取决于沙皇制度。公开冲突一天一天在迫近。对我们来说，准备公开冲突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把这场冲突的牺牲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是否认为，为了这个目的，首先需要储备武器，制定军事行动计划，为起义的参加者规划位置，把城市氛围若干个区——换句话说，做所有的军事当局在预估“混乱”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把彼得堡分为若干个区，为每个区分配一个上校，然后给他们配备一定数量的机枪、弹药和人？不，我们不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作用的。为不可避免的起义做准备……法官先生，而我们，不曾像检方想的和表达的那样准备过起义，我们使自己对起义有准备——这点对我们来说，首先就是要启发人民意识，向他们解释公开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给予他们的一切都将再次被夺走，只有武力才能捍卫权利；工人群众的强大组织是必要的；必须挺起胸膛直面敌人，必须将斗争进行到底，没有别的路可走。这就是我们说的“对起义有准备”。
我们认为，在什么条件下，起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呢？军队的同情！最首要的，就是必须把军队拉到我们一边。要迫使士兵认识到自己正在扮演的可耻角色，说服他们与友好的人民合作，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为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我已经说过，十一月罢工是对受到死刑威胁的水兵直接的、兄弟般的同情产生的无私冲动，同样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它把军队的同情心和注意力引向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检察官本该首先在那里调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但是，展示同情和进行抗议当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那时和现在认为，是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期待军队站到革命的一侧？为此需要些什么？机枪和步枪？当然，工人群众如果有了机关枪和步枪，那么就掌握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起义的不可避免性。摇摆的军队会在武装起来的人民脚边放下武器。但是群众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拥有大量的武器。这是否意味着群众注定要失败？不！不管武器多么重要，法官先生们，主要的力量不在于武器。不，不在于武器！不是群众有杀人的能耐，而是他们有准备赴死的伟大决心——瞧吧，法官先生们，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正是这，保证人民起义最终胜利。
当被派到大街上镇压人群的士兵与其面对面，并发现这人群，这人民在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以前不会离开时，发现这人群准备好面对成山的尸体时；当他们看到并确信人民认真地投入战斗，并战斗到最后一刻时，士兵的心，就会像在所有革命中出现过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动摇，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怀疑他们服务的秩序的坚固性，不得不相信人民会得到胜利。
人们习惯于把起义与街垒联系起来。即使抛开街垒在起义中过于有代表性这点不谈，我们也不应当忘记，街垒看上去是起义的纯粹机械因素，却首先发挥的是道德上的作用。因为在所有革命中，街垒并不起堡垒在正规战争中起物理障碍的作用——街垒是为起义服务的，通过为军队的调动制造临时障碍，使其与人民密切接触。在这里，在街垒边，士兵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诚挚勇敢的话语，兄弟般的呼吁，人民良知的呼声——士兵与公民在革命热情气氛中这样接触，其结果就是旧军队纪律的绳索突然绷断、溶解、消失。正是且只有这一点，保证了人民起义的胜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人民起义并不是在他们被机枪和步枪武装之时准备好（因为以这一点来算，它永远也不会准备好），而是在它准备好在公开的巷战中死去之时准备好。
但是，旧政权当然看到了这种伟大感情的增长，这种为祖国利益的名义牺牲的能力，为后代的幸福牺牲自己的生命；看到了群众被这种与它格格不入的、它不熟知的、与它敌对的热情感染，这一被包围的政权无法让自己静静地看着人民的道德重生在自己眼前完成。对沙皇政府来说，被动地等待，就意味着注定使自身不复存在。这点是清晰的。那么它能够做什么呢？他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和一切手段来与人民的政治自决做斗争。无知的军队和黑色百人团，警探和卖身投靠的报刊对此同样适用。唆使人们彼此对立，在街道洒满鲜血，抢劫、强奸、纵火、制造恐慌、撒谎、欺骗、诽谤……这就是旧的、罪恶的旧政权能够做的事情。它做了所有的事情，而且直到今天也还在做这些事情。如果公开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肯定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死敌力图使其更快到来。
你们在这里已经多次听到，工人在10月和11月武装起来反对黑色百人团。如果人们对这个法庭外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就会无法理解，在一个革命国家里，在一个绝大多数居民都支持解放理念的国家里，在一个人民群众公开表示做好准备战斗到底的国家里，几十万工人为什么会武装自己，与弱小到只占人口微不足道部分的黑色百人团作斗争。难道这些各阶层的社会渣滓、社会败类真的有那么危险吗？当然不是！如果只有黑色百人团这样可怜的匪帮挡在了人民的道路上，那任务可就简单多了。但是，我们不仅从证人布拉姆松律师那里，而且也从上百名工人证人那里听到了大量的证词，说明黑色百人团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支持——如果不是全部支持，也是它很大的一部分支持；说明在那些一无所有、不留活口——不留白发老人、不留无力自卫的妇女、不留孩子的流氓匪帮背后，站着的是政府的特务，他们无疑是用国家预算的资金来组织和武装黑色百人团的。
最后，难道我们在本次庭审之前，不知道这些吗？难道我们不曾读过报纸吗？难道我们没有听到过目击者的报告，没有收过信，没有亲眼看到过吗？难道我们不知道乌鲁索夫亲王那令人震惊的披露吗？检方对这一切并不相信，因为他不能相信。否则，他就必须转而去控告他现在保护的那些人，而且必须承认，俄国公民用左轮手枪武装自己反抗警察是自卫行动。但法庭相信当局的屠杀活动还是不相信，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对这个法庭来说，只要我们相信这点，在我们的号召下武装起来的数十万工人对此深信不疑，就足够了。我们毫不怀疑：流氓匪帮的门面背后是统治集团的强有力的拳头。法官先生，就是此刻，我们也能看见这双邪恶的拳头。
法官先生，检察当局要你们承认，工人代表苏维埃武装工人是直接地为反对现存“政体”而进行斗争。如果明确问我：“是这样的吗？”我会回答说：“是的！”是的，我承认这一指控。但只有一个条件，我不知道检方和法庭是否同意这个条件。
我倒要请教：检方所说的“政体”确切涵义究竟是什么？难道我们当真都在某种政体下生活吗？这个政府早已用自己的军事—警察—黑色百人团机器和全国人民决裂了。我们身边的，不是国民的政权，而是一架进行大屠杀的自动机器。对这架把我们国家肉体活生生地剁成碎块的政府机器，我找不出任何别的名称来形容。要是你们告诉我杀人、放火、强奸……，要是你们告诉我在特维尔、罗斯托夫、库尔斯克、谢德尔策……发生的一切，要是你们告诉我基什涅夫、敖德萨、比亚威斯托克是俄罗斯帝国政体的代表，那么——是的，那么我就同检方一起承认：我们在10月和11月里是在直接武装自己，来反对这个俄罗斯帝国的政体。
（工人菲利波夫，其中一名被告）
[1]译者部分参考了伊萨克·多伊彻的《武装的先知》（王国龙译，施用勤校）的译文。——中译者注
[2]起义和暴动在俄语里可以是同一个词。——中译者注
[3]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伯爵（Граф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Сперанский，1772年1月12日—1839年2月23日），俄国政治改革家。出身于牧师家庭。1795年起进入俄罗斯帝国内务部工作。1797年进入总检察长办公厅工作。1799年起任国务委员。1808—1809年任司法部副大臣。1809—1811年任芬兰事务委员会国务卿。1810年加入共济会。1810—1812年任国务院国务秘书。1812年被解职并被流放到彼尔姆。1814年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1816—1819年任奔萨总督。1819—1821年任西伯利亚总督。1821—1825年任国务院法律司委员。1825年参与审判十二月党人，持同情态度。1826—1833年期间参与编纂《俄罗斯帝国法律全集》。1835—1837年担任亚历山大皇太子（即亚历山大二世）的法律和政治学教师。1838—1839年任国务院法律司司长。1839年被封为伯爵，同年2月23日去世。——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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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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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
[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
（一）
中国国民党自改组后，党内阶级的分化，随着中国社会运动之阶级分化，日渐明显；孙中山死后，党内所有官僚买办阶级的分子，正式另立组织，即是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至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北京的俱乐部以冯自由彭养充〔光〕为领袖，宗旨在和军阀政府谋妥协，在北京发展势力；上海的俱乐部以章太炎唐绍仪为领袖，宗旨在结合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军阀势力，在西南发展。这两个俱乐部对于北方军阀之态度虽不一致，而反对共产派反对国民党左派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破坏广州政府则是一致的。他们不但希图发展自派的军事势力，推翻广州政府，并且希图发展己派的党部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抗，尤其是辛亥俱乐部已成为南方反革命势力的中心。
（二）
中国最近四个月来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现出来无产阶级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动力，同时也就加速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直接的反映到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便竭力的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
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戴季陶等）在国民党内，假借“真正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及共产党。这一派人形成国民党的右派，一天天的明显出来；虽然他们竭力自别于买办军阀派的国民党俱乐部及辛亥俱乐部等类的分子，然而事实上他们既然反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客观上便同样的是帮助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
（三）
可是最近革命运动的发展，不仅使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更加深入，并且使国民党得以扩大，尤其是在南方真能成为群众的国民革命的政党了——有几万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的新党员加入。
（四）
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竭力赞助他的左派，使他进行发展革命运动的工作；同时呢，努力反对右派的口号及策略。全党党员都应当知道，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
（五）
实行这种策略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我们的党应当积极的跑到政治舞台上去，到处实行我们自己的思想斗争和策略——这是达到我们目的的第二个方法。具体说起来，应该：
（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及组织之独立与扩大，尤其是在广东；
（二）工农群众之获得；
（三）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四）在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我们应竭诚与之合作，逼迫他们积极的用全力参加民族运动，不可有意的避开他们，让他们立在消极的旁观地方；但同时在一切运动中关于阶级争斗的论理〔理论〕与行动，我们对他们丝毫不能让步。
（六）
以前在我们的同志中，在国民党党员中，分析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把国民党的领袖们都列到中派，这不但在理论上不正确，而且在策略上也不适当。第一个缺点是我们的同志不知不觉的忽略了自己的地位，而完全成了一个左派的国民党党员；第二个缺点是使国民党内左倾的分子误以为左派即共产党派之别名，凡未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人都以中派自居，把一切国民党应有的左倾政策，都看做共产党的政策，而不肯赞同；第三个缺点是使国民党中真正的右派（如戴季陶，邹鲁，邵元冲等）同〔目〕反动派为右派而以中派自居。并且在事实上从前的所谓右派已公然反动，已公然离开国民党了。从前的所谓中派一部分是现在的左派，一部分变成了新右派，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可是所谓左派，单是一时的论调左倾是不够的，必须是在行动上不违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实际的政治主张上，不但和反动派不同，并且确与右派不同，尤其是与共产派亲密结合这一点，是这一时期中国民党左派之特征。在我们的宣传中，国民党左右派及反动派各依他们的政治主张分别于左表：
左派
1．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到底
2．为革命而赞助工农运动
3．为民主政治而反对军阀
4．联络苏俄与共产党
5．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右派
反对一派帝国主义且因工农奋进而与帝国主义妥协
主张劳资妥协
为保育政治[1]而反对军阀
联络苏俄排斥共产党
保存反动势力抵抗左派
反动派
勾结帝国主义
摧残工农运动
勾结军阀
反对苏俄与共产党
自身即是反动势力
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次议案》刊印
注释
[1]指所谓仁政和贤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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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自“五卅”民族运动低落以来，军阀及资产阶级乘势向工人阶级进攻，如天津唐山安源上海均正在严重的压迫中，即比较自由的河南，总不免要受影响，在广东比较更自由一点然而罢工工人一回到香港，也必然遇着压迫。在这时期是中国工人运动很重要的时期，或者消沈下去，或者更要高涨起来？这是要看我们党的努力及环境的变化。在客观上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在五卅运动的奋斗中得着一点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并且已经比“五卅”以前有了更深的阶级觉悟及群众的组织和行动，又加上已经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开始接触，是不会因被压迫而消沈的了，军阀间的明争暗斗也决没有长久统一政权压迫工人的可能。因此，我们的努力，因为民族运动之低落更须加紧工人群众的组织与宣传，积累更雄厚的力量，准备更剧烈的争斗。在此时期中，我们的职工运动，应该取左列的方针：一、在此时期中所首要努力的是工会之发展及巩固，并力争工会公开之自由。二、在工人群众中指明每个阶级争斗都是政治争斗，必须政治争斗得到一步胜利才能保障经济争斗得到一步胜利。以前的“二七”运动及现在的“五卅”运动，都是显例。每个的政治问题及政治争斗发生，工人阶级不可取消极的旁观态度，我们应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参加，以取得工人阶级的利益。三、工人运动不能离开政治争斗——全国的政治争斗，更不能苟安于保守局部的胜利与安全，作和平的幻想，忽视了全国的政治趋势与阶级争斗。四、经济争斗是工会的日常生活，今后不但不能忽略此项争斗，并要增加争斗之深入的程度，即在政治争斗中亦不可忘了经济的要求，因为只有经济争斗的奋进，才能增长政治争斗的力量。五、中国的政治自由必须经过长期的争斗，所以中国的工人组织，我们固然在每个运动中都首先要求公开的组织之自由，但同时必须做长时期的秘密组织之准备，决不可因一时的得着公开之自由，便忽略了秘密的训练及秘密的组织（秘密机关及指导者与交通人员）。尤其是要防御工贼暴力捣毁工会及工人领袖之“工人自卫团”须努力秘密进行，永久的存在及发展，一直到自卫军之成立。六、在工人群众中指出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收买工头工贼，组织工会或向工人宣传工会及共产党不利于工人，这都比军阀压迫工人阶级还要利害。七、我们的党和工会，现在虽没有发生直接关系的可能，却不能不努力经过工会中的党团及工厂中的支部，相机做党的宣传，使工会与党日渐有事实的接近。凡在比较自由的地方（如广东）我们的党部宜向工人群众公开和工会直接交换意见。每工会成立，党即须尽力活动，组织党团及支部，加以严密的组织与训练，使工会行动在党的指导之下。八、依照我们力量，在工人运动中，我们宜选择活动范围，特别注重交通工人，大产业的工厂工人，矿工及市政工人，使我们活动能够深入群众。九、我们在工人运动中宜特别注意下层群众，努力执行第四次大会工厂小组的议决案。我们要的是能争斗的群众组织，不是空招牌的工会或总工会。须特别注意工会下层群众中的宣传和切实工作——须尽可能的招集工厂工人的全体大会，各地方的工会代表〔大〕会议等，须注重引起群众的建议与自动的力量。十、在工人有组织的地方，必须帮助农民运动及组织。十一、每次经济罢工的要求须注意提出女工及童工的利益。十二、在广州在香港均须注重工会统一的运动，而在广东则须排去反动的领袖，在香港则可与反动性稍次的领袖合作。援助国民政府的革命工作，省港必须一致，惟在各种争斗中，必须使工人群众认识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不同的主张。在中部仍须设法维持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作不断的政治争斗，以保持工会之事实的存在，但须防止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势力侵入工会，尤其在上海。在北方重要的工作是铁路与矿工。北方工人帮助国民军，只能以反奉及反帝国主义的战争为限。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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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一）现时革命高潮之中，我们党的职任是吸收工人及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群众，巩固并且发展我们党的势力于全国工人阶级之中，开始在乡村农民中工作，建筑党在农民群众的基础。必须我们的党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组织，才能巩固我们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地位，对于这民族革命的领袖的指导地位。要实行这种重大的职任，我们的党应当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及口号。（二）我们的鼓动应当使群众了解，要使极落后的工人苦力都能懂得，才能有力，所以应当用极通俗的言语文字。可是不但言语文字要接近群众，鼓动的内容也要接近群众。群众中的鼓动，第一是要具体，根据于工农群众眼前的事实。因此共产主义者便应当不但指导和训练群众，而且要能考察群众的言论，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口头上文字上的宣传表现他们的心理。在群众中为党而宣传，最好是指出党的成绩，指示〔出〕党已经为工人阶级及农民争到具体的利益。这种成绩，应当是取得群众的出发点。（三）群众鼓动的第一种形式——便是某种“宣传动员”，这便是说集中全国各阶级（首先当然是党员及工人阶级）的注意于某一事件或问题。这种宣传动员必须要征调全党的力量及一切势力。所以这种宣传最好要预先定详细的计划。这可不是说，全党及各级组织便可因此而减少临时适应的力量，尤其是不可以使各地同志不会及时响应一切重大的运动风潮。（四）群众鼓动的第二种形式——便是工人俱乐部。我们的党没有发生以前，工人俱乐部早已有很大的作用。现在还是要发展这种工作，利用这种俱乐部一切好的习惯，加以相当的变更，以适应我们党的职任。俱乐部中办种种“壁报”图画等，很可以使工作有很好的成绩，有时可以成为我们的宣传很有力的工具。俱乐部不但是一种宣传的地方，并且应当是工人团体生活的革命中心。（五）对于党内的鼓动也要特别注意。这种鼓动应当使全体党员，从下至上都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这种工作是现时根本工作之一。工人支部便是实行这种工作的基本。党的支部是实行党的职任的机关，正合我们整个儿的党是实行工人阶级争斗的机关一样。所以支部的鼓动工作，一刻都不应当离开这支部的实际环境，各支部的鼓动应当取材于各该支部日常生活中为党及工人阶级奋斗的问题。（六）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不可分的一部分，共产党对于全体工人阶级的区别仅仅在于党是最有阶级觉悟的一部分，不但在口头〔在〕上，而且在事实上，他是站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先锋地位，无论如何不退缩的。党员自己的阶级觉悟应当不断的增高，这是党的胜利的唯一保证。每一党员不但自己应当能为党的政策而奋斗，而且应当会引导别人去奋斗，发展党的势力到群众中去。群众的宣传（对于全党加以更深入的训练）便是实行上述两种职任的工作。我们党的群众宣传的组织，便是支部的小组及俱乐部的自修研究会。尤其是人数多的支部应当分成若干小组以便进行工作。支部小组的职任，在于〈使〉工人同志对于自己所参加的日常斗争对于种种琐碎的事实，都能明了，都能知道这是整个阶级斗争的反映。因此这类小组的宣传，应当与支部的工作有联络。在组织上应当竭力改良小组的形式，使化成为有计划的组织。尤其是应当注意过去的经验，除去许多弊病和缺点。俱乐部中的“自修研究会”一定要吸收非党员进来。这种研究会的宣传，尤其要很有趣味的很切实的。俱乐部研究工作会的宣传工作，大致是共同读报，解释时局及阶级斗争的略史等。当然，这种宣传，应当注意工人政治知识的程度和他们自已的需要。宣传也和鼓动一样，应当使听讲的人容易了解，否则宣传的目的便达不到。（七）群众的鼓动和宣传中一定要有一种鼓动和宣传的人才。所以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现时党内所有的力量，只能开办下列两种形式的党校：（一）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造成群众的鼓动员。这种党校应当是工人的，毕业期限至多不过一月或一个半月。（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教育一班政治知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毕业期限不要过三个月。党校内的教育方法，应当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共产党在许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党校听讲的同志，不应当与群众隔离，党校里的学生应当同时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间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校的学生得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八）发展我们党的机关报，使他们通俗化。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等，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藉〔籍〕——是文字上的宣传和鼓动的根本职任。同时还要收集整理种种材料，以便根据马克思主义编辑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做解决民族革命及阶级斗争中种种问题的理论上根据。因此，必须在中央设立相当的机关，指导和计划收集材料的工作。只有这样竭力去执行我们党的工作，方能保证这些职任能真正实行。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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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一）国内最近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中，有几十万上海香港广州的工人罢工参加，北部中部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部分也因此而奋起争斗，使全国好几百万的工人都有了政治经济斗争的觉悟——这种时期是向来所没有过的，使中国共产党特别要注重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指导和引导他们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二）这次民族革命的高潮和幼稚的无产阶级加入这次运动的热烈，其结果当然使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增加许多倍——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别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知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的革命运动现时所处的时期，是革命潮流在群众中日益高涨的时期，这是绝无疑义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三）可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指导并且组织革命的工人手工业者和智识阶级——不但在于吸收他们进我们的党，而且在于我们的党有正当的好的组织。必须从下至上，从支部至中央都有集中的组织积极的分子，下层组织与上层组织要有极明确的密切的相互关系。党员既然增加，下次大会必须相当的扩大中央委员会，现在中央的各部：组织宣传妇女及分配科出版科等，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他们相互之关系也要明确的规定。中央及区委书记应当尽可能范围不兼部务。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1]，他们都应经常的执行自己的工作。应当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使事实上能对于区及地方实行指导全部工作。最近几月的经验，有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中央的指导太少，工作人员的分配对于各地也太不平均。革命高潮之后，我们党的发展更为重要；所以尤其要注意北部，因为北部工人还没有尽量的参加此次运动。天津唐山两处的失败，尤其使我们不能不立刻在这一区域内加紧发展党的工作，因此，在北部应当巩固京区的组织管理直隶山西及东三省，北京地委单独组织，不由京区兼。（四）区及地方委员会，一方面应当真正完全执行中央命令，关于一切政治上及策略上的问题，都请中央的指示；别方面，应当指导地方的工作（支部，党团，俱乐部，工人研究会等），派人到所属各处监督日常的党的工作。象上海这种地方我们的党现在扩大了不少，现在已经要在区委之下按区域分划几“部”，组织“部委员会”。这一组织上的新办法非常之必要，一则因为指导上方便，二则因为更容易扩大党的组织。各支部的职任，尤其是在工厂里，便是从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势力，经常不断的吸收革命的工人。（五）现在在群众中巩固我们党的势力是组织上最重要的问题。现时革命潮流高涨，单是群众愿意接受我们的提议，还不足以证明我们在群众之中真有势力，真能指导。必须利用这个革命潮流：甲、对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之手续上的繁重形式，工人农民候补期一月，知识分子三个月。乙、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的智识阶级团体里，组织我们的支部和党团。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们的党后，才有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之机会，我们决不可妄想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尤其大产业工人，本是天然的共产党员，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何况在此革命时期。现时各地方负责同志大半都有一种错误观念，以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了解马克思主义，都应有高度的工作能力，党员在质量上不发展，单是在数量上发展，不但无益，而且足以使党的组织更加松懈；因此，大半主张党员数量上的发展，当以党的内部教育能力为限。这一错误观念乃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粤区在这革命运动高涨，香港工人热烈斗争的时期，竟没有能利用机会巩固并发展我们的党。粤区虽能在思想上影响工农群众而不在组织上把这种势力巩固起来——吸收工农分子进党及在各种团体里组织我们的党团，这是一种错误。广东的同志只是各自在国民党工会农民协会军队里工作；并没有能象一个强有力的党，有组织有指导的站在自己党的利益上去工作，去领导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的斗争。（六）我们的同志，各级委员（中央和地方）向来各自在工会国民党学生群众中工作，或者各自专门指导某种工作，便仿佛对党内代表这各种运动，而不见在这各种工作里去实行党的总职任——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应当赶快改正。这种习惯，可以说是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时一种现象。现在这种过渡时期应当在极短期间终了，应当使全党接近无产阶级农民智识分子的群众。（七）现在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民权主义分子的联合战线问题，大部分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关系问题，所以在组织上我们应当在国民党有势力的地方（例如广东）特别注意形成我们党的组织，才能扩大这一联合战线巩固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八）最近各工业区军阀及资本家反动高压政策，一方面是经济斗争发展的不可免的结果，别方面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群众没有充分参加革命运动；这种反动既来，我们便要在某几处地方转入秘密工作。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回到以前的状况，这只在各部分工人阶级及智识分子中进行秘密工作。我们应当预备秘密机关，同时竭全力去做公开的政治运动。我们应当牢牢的记着，在秘密工作里是不成为群众的党的。（九）在党的组织与工作正在发展的时候，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的发展与扩大深入青年工农与学生群众，对于党群众化及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有极大的意义与帮助，因此扩大会认为帮助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的发展与巩固及团员的教育与训练，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作。过去党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尚缺少积极的指导与帮助，有几处地方任意调动共产主义青年团负重要责任的同志而未得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同意，是妨碍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发展的一错误，以后各地应注意纠正这种缺点尽可能的不调用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同志，并极力按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内关于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关系决议而整顿各地党与团的关系。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注释[1]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通知：“组织问题决议案‘军事运动委员会’应改为‘军事部’”。参见本书第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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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一）“五卅”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五卅”屠杀后的时局，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的动〔时〕机。四个月来革命潮流的澎涨，差不多遍及全国各地。此次运动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真正是一般民众的运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开始便有极广泛的城市群众的参加：无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学生、各地的商会，甚至于教会及教会学校里的中国知识阶级——他们本来是直接处于帝国主义机关的影响之下的。各大商埠及沿铁路各大城市里的革命运动，已经直接影响到几千万的农民——尤其是在南部中部诸省，他们也开始反抗军阀及土豪劣绅的斗争。此次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却在于能使国内一部分的军队倾向到民众运动这方面来，譬如国民军。在别一方面，奉系军阀在这国民革命运动的背景里，格外明显的表现自己的反革命的性质，明目张胆的帮助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当然更明显的证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变更，到现在还是继续着辛亥革命而发展，向着完成这一国民革命的道路上走去。广东在这国民革命里占着特别的地位，革命政府以全力帮助的罢工排货运动的范围，在这次确是全国的。广东现在的政权在国民党左派手里，当然，他在这革命战线之中占着最革命的先锋地位。南方的工人农民群众以全力督促这革命政府，去反抗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革命派。然而这种中国人民的仇敌进攻得也最厉害，因为英国帝国主义在南方独占着压迫中国的霸权，并没有别人和他竞争。仅仅因为中国北部及中部民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国范围内列强之间的互相冲突，所以英国帝国主义者还不能扑灭中国南部的革命运动。（二）工人阶级与国民革命运动此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里，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才真明显的表现出来。香港及上海罢工的广大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使民主主义的各阶级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般人民，都团结在这工人阶级斗争的旗帜之下。极大多数的城市民众，都利于这反对英日的罢工运动胜利。这就证明中国无产阶级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别一方面，奉系军阀在上海南京青岛天津等处残暴的压迫屠杀工人尤其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力争民权的急先锋，他们的运动在罢工潮流高涨的时候，确有变成全国总罢工的形势，引导城乡各阶级加入解放运动的一天天的多起来，对于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很有形成全国平民大暴动的危险。无产阶级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起斗争，当然同时便不能不力争改善自己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地位。香港上海的罢工，是全国工人阶级这种运动的主力军。最近一两个月工人群众起来力争改善经济地位，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承认工会——这种运动的广泛和力量是中国从来所没有过的。这几个月来中国的经验，明显的证实中国资产阶级也和过去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当他们要争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阶级携手，可是处处只为他们自己的阶级的利益。只要无产阶级在这与资产阶级共同斗争的时候，同时对国内资本家要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法律上的权利，国内资产阶级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中国资产阶级的分化，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发展，已经一天天的明显出来，这种分化的结果，更反动的资产阶级，不但反对无产阶级而且背叛民族革命，可是几百万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为无产阶级斗争所引进这反帝国主义和力争平民政权的运动的，直到现在，还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要格外集中积聚自己的力量，与城市里民主派的一般民众结成联合战线，引起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运动，才能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给以重大的打击。（三）农民与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农民运动在南部及中部诸省也逐渐发展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的要求，应当列成一种农民问题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中国共产党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职任。现时已经要使一般工人农民知道：到了建设国民革命政府的时候，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假使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假使几万万中国农民因而不能参加革命，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我们的党应当知道：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组织农民起来，然而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可是我们的职任，不仅限于明白规定农民的要求和农民运动的前途，还要注意我们对于农民的指导的组织——我们自己的党在农民运动中之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所以在这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四）军阀与革命的民众政权奋斗最近的革命运动，当然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中国城市乡村的一般民众，都已经不能不参加政治斗争。不但是无产阶级，而且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也都积聚组织自己的力量来参加革命。甚至于一部分反奉系军队也转移到民众革命运动方面来。同时别一方面，中国劳动平民的仇敌，中国平民政权的仇敌，也积极的准备自己的力量，以求保持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状况和横暴的军阀制度——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便是这主要的反动势力，是平民武装夺取政权时的最危险的反革命力量。现时这一历史的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对于国内各派军队之间的斗争，不能处于旁观的地位。当这全国民众起来争中国解放和民众政权实现时候，中国军阀之间的互斗已经不仅是各派军阀争夺地盘的斗争了。最近一年来，中国发现所谓国民军，他们与国内解放运动发生关系，一方面可见他们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别方面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所以冯玉祥等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当然与最近将来中国民众争政权的革命运动有直接的关系。要求战胜奉系军阀，必须国内一切革命势力有极大的结合，然后国民革命运动能得着新的发展道路，而要求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便成了当时的紧要问题了。革命民众政权之建立和中国之统一，是全国各阶级共同的口号，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的口号，可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是战胜一切卖国军阀的结果。国内革命运动愈发展，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愈巩固，那么，国内军阀之分化愈速，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成熟得也愈快，国内军力卷入这一斗争的也愈多。当然，那些利于中国处于被侵略地位的帝国主义者，想使中国变成纯粹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者，必定以全力帮助反对国民革命的军阀，竭力破坏国民革命方面军力，压迫国内的一切革命运动，然而他们这种政策只会更加激起民众的反抗和斗争；这种斗争里，革命力量的积聚更加伟大，而使推翻军阀后的革命更加容易发展和深入。（五）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和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的列强政府，虽然都要压迫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可是他们不但遇见中国民众方面反抗的障碍，而且他们自己之间的在华利益既有剧烈的冲突，他们自己国内又有剧烈的阶级斗争。四个月来国民革命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出来：虽然各国帝国主义者极想联合一致的向中国劳动平民进攻，用武装的暴力压平一切民众运动，然而他们在事实上却始终做不到。英国帝国主义最利于保存会审公堂关税管理权等的对华特权，所以最公开的压迫中国民众，可是这种压迫的结果，只会使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特别注重于英国。日本的帝国主义政府，以前被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逼得不能不取消英日同盟——远东方面这几国的利益因此冲突得格外厉害起来，在这一次呢，他想利用中国排英的怒潮，把一切罪名推到英国身上去。美国帝国主义者，在欧战终了时取得了在中国的经济侵略之特权，现在这一次更想利用民众运动的机会，削弱英日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进行自己的侵略计划，恢复华盛顿会议政策。最近数月来的斗争，足见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潮愈高，帝国主义者愈觉得中国工人及一般民众力量的巩固，那么，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因为对于压迫中国民众运动的方法意见不一致，也就愈加厉害了。帝国主义者现在对于中国某几种极小的让步，完全应当认为是最近四个月来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及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之结果。只有继续和发展已经开始的斗争，能逼迫帝国主义者，使他们不得不对于以武力干涉中国或以其他方法进攻的问题，各自考虑起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尤其是日本与英国——对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极大的作用。英日最近失业者的增加，他们工人阶级重新开始经济斗争，工人群众的革命化（英国工会中少数革命派的增加，日本工会中革命派“劳动组合评议会”的组织，日本无产政党成立大会之筹备等）——都使帝国主义者有后顾之忧，不能轻易以武力干涉中国。再则，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力，使他们不能使用武力对付中国的——便是苏联，因为苏联是利于中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建立革命平民政权的。可是，因此帝国主义者也格外了解日益发展的中国几千万劳动平民的革命运动之意义，觉得这种运动的危险。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应当知道：虽然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互相有冲突，虽然他们国内阶级冲突日益激烈，虽然苏联能帮助革命的中国，然而帝国主义也还有以武力镇压中国的可能，而引起太平洋上的世界大乱。（六）中国的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中国革命运动所已得的胜利之一，便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能和世界工人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最近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得到西方革命无产阶级的极广泛的响应，西方的无产阶级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屡次对于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以及一切民权派的民众，表示团结和援助的呼声。中国民众的斗争开辟了反帝国主义的新战线，同时亦就增加了世界无产阶级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力量。现在帝国主义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容易遣调海陆军来侵犯中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国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别一方面，这些帝国主义者对于苏联及自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十分进攻，也是因为中国摩洛哥叙利亚等处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最近的运动，使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比以前重要得多。第二国际与亚摩斯德丹职工国际的首领，对于中国现在的运动，公开帮助各国的帝国主义者，这些国际事实上是国际资本的工具——到现在格外显露出来了。当然这一次的新证据——证明第二国际及亚摩斯〈德〉丹国际背叛东方被压迫民众的利益——更加要使资本主义国际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化，而脱离这些“失节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七）中国共产党之职任（一）现在这一中国民众革命的时期，使中国共产党负着历史上有极大意义的职任。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应当指示群众以前进的道路，应当提出政纲，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智识阶级——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力争国内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中国共产党应当在现在这革命斗争的时期，不但指示出运动的前途和民众斗争的政纲，而且还要极明显的对民众解释：革命民众政权，中国统一，工农商学兵代表的国民会议，国民革命军的组织等口号的意义。（二）根据上述口号组织工人的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以集中积聚无产阶级力量——亦是中国共产党根本职任之一。同时，吸收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到自己党里来，也是最紧急的职任。结合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他们到共产党旗帜之下，根据共产主义给他们以阶级斗争的智识，这是现时共产党很重要的工作。共产党假使不能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发展和巩固，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往前发展，简直无从设想。（三）由直接反帝国主义的罢工运动到经济要求争工会组织的罢工运动，在最近期间，工人阶级之中表现有隐晦政治斗争的危险，同时又有减少工人经济要求以提高工人政治奋斗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应当知道这两种危险，足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在总的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里，没有对于斗争前途中的很明显的概念。要免除这两种危险，我们应当使群众多多的参加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如示威集会等口头的文字的宣传，同时又须扩大工人重要的经济奋斗，这是我们目前重要工作，对于党的发展尤其有重要的意义。（四）最近几个月来的工人阶级斗争，经过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许多次的压迫，丧失了许多勇敢分子，在工人群众当中造成了从来所没有的革命的心理。中国共产党应当利用这种革命心理，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不但在铁路上矿山里，而且在稍大些的工厂里也要进行这种工作，要组织青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因此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五）国民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于他应当继续合作的政策，竭力推引这一党进行革命运动。最近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所代表的右派国民党思想的发现，可以说是四个月来民众的革命化的直接的结果。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别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所以我们应当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能扩大这一联盟。在政治上，力求公开我们的党也是达到这一目的重要方法之一。组织我们自己的同志发展巩固我们党的组织，一切运动及工作里有我们自己很明显的思想上的及策略上的主张——凡此一切都是打击国民党右派和公开结合左派的保证。（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引导广大的学生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同时须设法使革命的分子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学生在过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曾经有不少的革命作用，尤其在最近这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各大城市里的学生差不多都与工人阶级合作，站在前线上反对帝国主义，并且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参加。当现时革命潮流正在继续不断发展的时候，无疑义的，学生当然还有更大作用。但因为资产阶级在现时民族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一天一天分化显明已经反映到学生群众，学生中已经有一部分改良派的分子在国民党右派指导之下，他们不与帝国主义者积极奋斗而集中力量反对共产党及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切左派。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于学生运动目前的责任，须设法得到学生群众的统一组织，攻破学生中右派的改良政策，因为从普遍一方面说，学生应该整个的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左派，要得到学生群众的统一组织，须在学生群众中作普遍的宣传使右派的群众压迫他们的领袖与我们公开的谈判和合作。为着引导学生群众加入民族革命运动，同时须注意学生群众的日常工作问题，在指导学生群众日常工作的过程中去得到我们的信仰，使他们有集中的组织，为他们提出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切身要求，如各高级学校得组织自治会。根据一九二五年十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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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亲爱的上海工友们：你们所受奉系军阀最近的摧残——封闭了你们的总工会及各业各厂工会，这不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幸，并且是中国民族运动的不幸，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的工人群众，已经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之急先锋。奉系军阀久已公然做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在山东，在天津，都为了替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封闭了许多工会，杀了许多工人，现在他们又在北方压迫唐山矿工罢工的工友，在上海压迫你们了！你们此次被摧残的原因更是复杂：第一、英国帝国主义者看见日厂工人上工，他的势力孤了，更急于要命令他的走狗封闭你们的工会，好叫你们无条件的上工；第二、日厂工人上工后，日本帝国主义要大批的开除工人，恐怕工会领导工人反抗，所以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走狗封闭你们的工会；第三、段政府想在关税会议求外国帝国主义开恩多加点关税，恐怕人民坚持关税自主怒恼了洋大人，所以急于压迫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上海〈总〉工会是人民团体之最有力最急进的部分，更要解散他以见好于洋大人；第四、江浙战争又日见紧迫，直奉两系军阀都急于各在杭州上海封闭工会，肃清内部的障碍；第五、资产阶级不但嫉视工人阶级，并且向来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便不顾国家和民族的死活，所以五卅运动以来，全中国的资产阶级都厌恶工人阶级阻碍他们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妥协的道路，尤其是上海自各中国厂罢工以来，纱厂联合会更公然请求军阀压迫工会，总商会也希图破坏现在工人的工会，再由他们出来组织归商会操纵的工会；第六、工团联合会及其变相的工团自治联合会这班工贼们，一方面用暴力打毁总工会及恒丰纱厂工会，威吓小沙渡各工会，一方面向戒严司令部造谣密控总工会，这也是军阀借口摧残工会之重要原因。这些复杂的原因凑合起来，上海各工会遂至不免于奉系军阀的毒手了！上述六个原因之中，前四个都是外来的压迫，虽然一时能破坏工会这一形式，却不能破坏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或反而使内部的团结更加坚固起来。真正能够破坏工人团结的乃是后二项：工会由商会操纵，这种工会是为资本家利益而存在的，不是为工人利益而存在的，有工会还不如无工会；替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资本家做走狗，破坏工人团结，这本是工贼的职务；工贼破坏工人团结，或者用硬的方法，打毁工会及工人，或者用软的方法，混在工人群众中，造谣诬蔑工人的领袖及最能帮助工人的共产党，使工人孤立无援，又或鼓吹地方主义，拆散工人阶级整个的产业组织，不但使工人不便罢工，并且使每个工厂每个产业的全体工人以籍贯不同而分裂，而竞争，为资本家所利用。亲爱的上海工友们！你们已经组织成了伟大的力量，你们的工会虽然被封了，军阀们只能一时封闭你们的工会，不能永久封闭你们的工会，更不能封闭你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只要你们的内部团结不为商会及工贼的阴谋而涣散，帝国主义者军阀外面的压迫，都是不足惜的。现在的中国工人已成了一种杜会势力，不象从前那样容易压服了；各省都有了工人的组织，并且有了全国工人的组织，并且有了代表工农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并且全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及共产党，都要实力援助你们。你们已经不是孤立无援的了，不可因工会一时被封而恢〔灰〕心，应该万众一心，不断的奋起！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工人团结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三一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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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各级同学[1]们：本校[2]第四次大会所修正之章程第二条新生入学[3]时，须有正式入学半年以上之同学二人介绍，当此本校极须发展之际，此条规定颇不便适用；兹拟暂行变通办法：新生入学时介绍二人中只须有一人是正式同学，且不限于入学半年以上者。惟新生入学时必须经过入学仪式，并立即编入某一支部。各地候补同学，凡在此次运动中能活动且诚实无过者，宜尽量缩短候补期，改为正式同学。又关于校团[4]组织厘定如左：一、校团之重要作用，系于各种社会团体机关而有本校同学参与之代表大会中临时组织之，以主张本校之政策。全国代表大会中之校团由中央指挥，向中央负责，省或地方代表大会中者由区或地委指挥，向区或地委负责。二、工农学及其他联合团体（如工联，学联之类）总机关负责职员中有本校同学者，亦得组织某机关之校团：全国总机关之校团由中央指挥，向中央负责。省或地方机关中者由区或地委指挥，向区或地委负责。其各个团体机关（如一工会，一学校之类）则不必常设校团，有特别会议发生时由支部书记召集该机关全体任职同学临时组织校团以应付之。三、校团讨论该大会或该机关中本校应采行之重要策略，报告中央，区或地委，并接受与设法执行中央，区或地委对该大会或机关所议决本校应采行之策略。四、上级机关之校团，于某事项须对同性质下级机关之校团或支部有所命令时，须先得中央，区或地委之同意。下级机关之校团或支部有事须呈请同性质上级机关之校团时，同样须得区或地委之同意。五、校团书记由中央，区或地委指定之，或由参与该大会本校同学及该机关中本校同学推定而经中央，区或地委之允许。校团人数多时，则可指定数人组织干事会。六、一切校团均应照第四次大会组织议决案第七条会同少校[5]同学[6]合组之。七、校团与支部之区别如下：支部为本校基础组织，在一固定机关内负发展本校及指导该机关内之本校政治工作两重职位；校团则在各种临时会议或各种联合机关内其中并不能组织支部者负指挥本校同学一致行动之责任。中央总书记一九二五、八、三十一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中共党员的代号。[2]中国共产党的代号。[3]指新党员入党。[4]中国共产党党团的代号。[5]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号。[6]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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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廖仲恺遇刺唁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为廖仲恺遇刺唁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广州传来廖仲恺先生被刺逝世的消息，使我们不胜悲痛。廖仲恺先生几十年来为国民革命尽力，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健将，如今竟成了帝国主义者阴谋的牺牲品，这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本党敬代表中国的革命无产阶级表示极诚恳悲痛的唁意。廖仲恺先生的死，正死在国民政府努力与英国帝国主义奋斗的时候，正死在国民政府努力整顿财政的时候，他被刺的原因，我们可以断定是帝国主义勾结反革命的军阀之阴谋。“五卅”以后，沙基惨案以后，沙面香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罢工和南方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已经使帝国主义者栗栗危惧；帝国主义者所赂使的杨刘等反革命的军阀失败之后，国民政府得以努力进行财政的统一以及其他利于民众的政策，不但使反革命的军阀丧失他们保庇烟赌鱼肉人民的利薮，并且使帝国主义者觉到中国国民政府巩固起来的危险。何况，廖仲恺先生被刺的那几天，正是香港的帝国主义者宣传对粤宣战“使亲善的华人政府代执广州政权”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派的互相勾结而实行刺杀国民革命领袖的阴谋，实在再也用不着什么别的证据，已经明了到极点的了。当然更不用说，他们刺死廖仲恺先生的目的，决不单是要刺死他一个人而已，而是要推翻国民政府，颠覆为民族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府。然而只要国民政府始终是拥护民族及民众利益的政府，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必定因为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无耻的阴谋，而更加觉悟，更加积极的以全力来拥护这一政府。全国的革命民众都准备着赞助国民政府，赞助贵党，希望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廖仲恺先生虽死，廖仲恺先生的革命精神没有死，赞助国民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决不会死！廖仲恺先生万岁！国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五、八、三十一根据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七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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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中国工人和学生的血流了不少了。自从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大屠杀之后，中国各地接接连连的屠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中国工人阶级为着争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可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却始终想用屠杀政策压倒这种解放运动。两个半月以来，被杀的受伤的已经有几百几千——上海五卅屠杀之后，汉口广州重庆等处又继续着惨杀，甚至于九龙也有不少中国工人被枪毙，他们不过因为不肯替英国人掘战壕，帮英国人预备打广州。全中国的民众都已经因愤激而反抗，帝国主义者却还在预备更厉害的压迫，更残酷的屠杀。最近又有好几次大屠杀。第一是南京和记工人——他们罢工之后和记公司的老班已经答应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时候，这些外国资本家不但悔约不肯履行并且开枪打人，又叫了英国水兵来帮着杀人。第二是青岛的纱厂工人——日资本家直接命令他们的奴才张宗昌枪毙《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将工人王伦斩首示众，并且四出拿人，捉去工人四五十。第三是天津的纱厂工人——日商裕大纱厂诳骗工人，假意答应他们的要求，等到他们去上工，就开枪轰击，奉系军阀李景林也立刻帮忙，派出军队警察五六千人围攻工人，死伤数百，接着还逮捕工会及学生会的领袖，严刑拷打，惨无人道。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英国帝国主义者想用炮火政策镇服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想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赂买卖国军阀和工贼，一面压迫一面破坏，来强迫中国的人民仍旧做他们的驯服的奴隶牛马。他们永不用妄想罢！从此以后我们中国民众，工人学生一定永久不息的奋斗，反抗我们的仇敌。虽然我们的仇敌还在天天遣调海军上陆，天天命令军阀屠杀工人，天天赂买工贼破坏工会；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觉悟，已经奋起斗争，几十万几百万的中国工人，广州上海汉口青岛天津开封等大都市里无产阶级，努力参加斗争的，也正一天天的增加呢！上海的五卅惨案激起汉口广州的工人，汉口广州的屠杀，又激起南京天津的工人……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一日千里的发展；当然这种民众的力量同时亦便反抗帝国主义的奴才———张作霖手下的奉系军阀。“五卅”以来上海汉口广州南京青岛天津等处被杀的人，固然已经有几百几千，可是全国各地因此而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人，又何止几百万几千万！帝国主义者现在还在兴高彩烈，他们的机关报拼命的颂扬李景林，感谢张作霖，他们指使邢士廉——教他照天津李景林的模范镇服上海的工人。工人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奴才奉系军阀真会照着天津的“模范”来压迫上海的工人。我们应当及早的预防，上海日商纱厂罢工问题所已经签订的条件本来只是上海交涉员和日本领事的谈判，我们工人是不能满意的——可是他们自己签字的条件，也未必肯诚意的履行，亦许也是帝国主义者诳骗工人的。帝国主义者在南京青岛天津已经屡次悔约，屡次指使军阀压迫——难道在上海他们不会如此吗？我们工人应当准备自己的力量，应当准备对付他们的阴谋。工人应当一致团结，以全力拥护工会，工会组织应当特别严密，使我们团体，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工贼等怎样压迫破坏，始终能够存在而且工人还要有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最觉悟的工人所组织者，永久领导着工人奋斗，不论是成功是失败。工人们！赶快加入共产党罢：共产党能领导你们的斗争达最到〔到最〕后的胜利。学生们！努力的继续帮助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罢！军阀的压迫和残杀决不会吓退你们，只会使全国的革命运动格外发展。赶快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高举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向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奋斗。兵士们！不要向工人和学生开枪，他们为全国的解放而奋斗，亦就是为你们的利益而〔大〕奋斗。你们赶快组织兵士的革命机关，反对那些使你们变成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阀。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现在矿工铁路工人还没有直接加入斗争哩！还有许多地方以〔的〕工人阶级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加入运动哩！这种准备正在进行，假使全国一致的团结成功，我们的力量比现在还要强几千几万倍哩！群众里面的这种力量正在一天天的积聚起来，准备着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决死的斗争。这是很长期的工作，要组织得好，要有耐久的战斗力的，要有统一的政治上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政见是：只有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及其他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然后中国工人和一般民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帝国主义者固然还很利害，他们有兵舰，有飞机，有机关枪，有种种杀人的利器；他们还有军阀，有工贼，有侦探，有种种破坏中国〈民众〉内部的工具。可是中国的民众，并用不着害怕。列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一天天的奋起反抗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中国民众和各国工人的联合，便可以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各国革命的工人联合——共产国际，指导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工人阶级斗争万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万岁！推翻列强帝国主义的强盗！推翻帝国主义的奴才奉系军阀！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领袖之共产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根据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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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兵士（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兵士（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工人学生和兵士们！帝国主义者感觉中国民族解放革命怒潮之高涨对于他们万分危险，所以他们此次坚持着，绝不肯让步以求正当的解决。他们的政策：一面使交涉期限无期延长，坐待民众怒潮自趋疲惫；同时仍继续以自己的武力或利用军阀的武力直接制止全国各地运动。南京英国和记公司的工人，经过了长期罢工奋斗，以有组织的力量，才迫得外国资本家承认罢工之要求。工人以为复工后外国资本家必能履行这些要求条件，殊不知万恶的外国资本家，不仅不履行前所承认之条件，反倒调遣英国水兵上岸，在完全中国主权的领土上任意屠杀徒手工人。要求执行条约之男女老幼工人当场中弹而死者三人，伤者无数。这便是“文明的”帝国主义使用自己武力的例证！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宗昌，受了日本指使，早已不止一次屠杀过罢工工人了。现在他又明目张胆地枪毙工人领袖李慰农和表同情于工人的《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并逮捕工人数十人解往济南，借此表功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便是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武力的例证！这班当帝国主义鹰犬帮着帝国主义屠杀人民的军阀乃是人民的公敌，人民应该起来象打倒帝国主义一样去打倒他们。我们知道在此次外国资本家屠杀和记工人当中，南京军队不忍见此惨无人道的凶剧而起来保卫工人抵抗外国资本家的屠杀。兵士们！你们这种行为是很可钦佩的；你们也是被压迫者，正和工人学生一样；你们的爱国热忱是不让人后的。你们的利益与工人学生的利益初无二致，在必要的时候，你们应该起来反抗卖国长官压迫爱国运动的暴行而一齐参加爱国运动争得共同的利益。——至少，你们亦不应该接受卖国长官命令，去压迫摧戕那做爱国运动的民众机关。工人学生和兵士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虽然用尽种种延宕的或屠杀的方法镇压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然而我们确信今后的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决非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种种方法所能镇压下去。同志们！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惟有团结自己的势力，联合全世界一切被压迫者向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进攻！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中国民族解放革命万岁！无产阶级团结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根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四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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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工人兵士学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工人兵士学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工人、兵士、学生们：沪港等处工人，为中华民族独立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已经两个多月了。罢工工人不但力争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并且奋斗打破帝国主义者束缚中国的种种条约。因为不平等条约，实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而上海、汉口、广州、重庆以及最近的南京青岛等处惨杀事件，即由是酿成。上海方面，虽有驻沪奉军竭力威压，托言爱国须维持秩序，实际却摧残罢工运动与抵货运动；但是工人仍然坚持，丝毫没有畏惧退缩。外国资本家向来以中国为其殖民地，认为他们已经征服了的，中国工人是他们任意蹂躏的奴隶，丝毫不准反抗的。在罢工开始的时候，英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即以“暴动的奴隶”看待中国工人，采用最横暴的镇压政策。迨至上海香港等处五十万工人，一致奋起反抗，组织之坚强，奋斗之勇猛，为前此所未有；举国沸腾，同情四起，尤以学生小商人等的赞助罢工，最为热烈。如是帝国主义者乃大起恐慌，因不得不与中国政府及资产阶级开始谈判，声言愿意和平解决。罢工运动日趋扩大，帝国主义者亦更觉得非为相当让步不可。事态的严重，使他们觉得现在已非从前可比，不能一味压迫中国工人，使他们生活在极无人道的状况里，替外国资本家挣钱。帝国主义者这才明白，中国已有工业的无产阶级既能力争自己的阶级利益，又极努力于中国的解放，已成了全国解放运动的先锋；因此使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政府，不能不在国会中提起“中国问题”，不能不将两年来早已抛在脑后的华盛顿会议的决定，重新提起来。可是，工人、学生、兵士们呵！除少数工贼买办，当此全国各界一致赞助罢工工人之际，而帝国主义者亦已不能不预备让步了；适于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竟遣其部将自告奋勇的来帮助英日帝国主义者。奉军南下的时候，诡称保护国民利益，其实张作霖和帝国主义商量好了，奉军之来，即为压服罢工运动，恐吓学生和商人替那些帝国主义者解围罢了。邢士廉初到上海之时，所以不敢立刻上〔下〕手，并不是因为张作霖或邢士廉不愿下手，却是因为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非常之激昂，奋斗的决心非常之坚决，如果那时便直接压迫，民众必定要暴动而反抗奉军。然而过了些时，奉军的压迫终于开始了，帝国主义便兴高彩烈起来。英人报纸天天鼓吹杀人压迫，邢士廉便天天封闭团体，逮讯工人学生——这可把英国人和张作霖之间的秘密关系，完全暴露出来。工人学生兵士们！邢士廉来到上海，华界马上就戒严，上海四处都布满了侦探汉奸，造作种种谣言来破坏工人及一般民众的团体。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罢工始终还是继续下去，工人群众深知他们已经得着的胜利——是非常之可贵的。工人阶级因有种种团结的能力，已经使帝国主义者都不能不让步，至少口头上已经不敢强硬，上海香港的罢工运动引起全国解放运动的发展，各地都起响应，然而现在这一潮流，还不能立刻形成全国的反抗运动——工人还必须有长期斗争的预备。而且军阀一天天的进逼；甚至于大资产阶级已经想中止罢工及抵货的运动。这种情形，工人阶级如果不顾环境孤军独进，也决不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立刻抛弃不平等的条约。因此上海工人现时应当明白表示，对于自身的经济上及法律上的要求，当然继续以罢工方法力争；至于全国的总要求和工商学各界所提出的条件，工人当以全力赞助南北政府，使一致的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奋斗。上海工人，假使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这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奋斗。这不过是总斗争中之一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因此，工人得以更进一步的团结组织，联合一切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分子，继续斗争——在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之下，达到完全解放中国及工人阶级的目的。工人们！罢工仍须继续坚持，先求达到经济上法律上的要求，团结在工会里面。你们既是有组织的罢工奋斗，你们也要有组织的上工。学生们！对于工人精神上及物质上的援助，此时更须努力。工人的胜利便是学生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的胜利。兵士们！你们也是中国的国民，也和工人阶级是一样的。你们从此不好反对工界同胞，不应听任何人的命令压迫工界同胞。工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胜利，是反抗帝国主义走狗的奉系军阀之胜利，所以亦就是你们的胜利。工人兵士学生的胜利万岁！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万岁！中国国民自由万岁！工人学生兵士以及一切劳动平民联合万岁！反抗帝国主义之继续斗争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根据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五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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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工会条例事告全国工人（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工会条例事告全国工人（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最近北京政府的工会条例草案已经在报上发表出来了，——这种工会条例对于新兴的工人运动非常之危险。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应当懂得这一草案的政治上的作用！现时中国的国民运动奋起于全国，已经出于列强帝国主义者的意料之外。而中国工人的团结和奋斗的力量，尤其使帝国主义者恐慌，甚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也害怕起来了。北京政府最初还装腔做势，说什么容纳民意力争外交的话，想欺骗人民去承认他这所谓中央政府，而今他的工会条例草案却明明表显他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了。各国历史上都有明显的公例：只要工业一发现〔展〕，无产阶级逐渐增多起来，他们便要组织自己阶级的经济组织，就是工会。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等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中国也是如此。这是当然的事。不管是破产的农民或是小手工业者，只要一进工厂做工，他们很早就知道在工厂里要反抗资本家，没有团体是不行的。而且只要经过一两次罢工，工人便觉得团结之后的力量。有组织的罢工运动，往往可以在很大工厂或产业里，得到胜利，工会的组织也就成为很大的力量，使资本家不能不尊敬他。——资本家本来是只看见实力的。工人在罢人〔工〕时偶然的团结之后，常常就此进步而求永久的组织，成立工会。工会的任务是很多的：力争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礼拜日和年节的放假休息，改善一切劳动条件，保护童工女工。工会帮助失业的会员，有病的年老的会员。创办通俗及职业教育、俱乐部、寄宿舍，使工人能够得到娱乐和休息。当然，工会最重要的职任，便是团结工人的力量，反抗资本家的压迫。所以资本家总是反对工会。资本家和政府最初总是绝对禁止工会，不准工人团结，用警察、巡捕、监狱、审判厅以及种种手〔段〕来压迫。工人开会——他们便来解散，甚至于开枪杀人；罢工便算犯罪，便算违背法律，破坏秩序。可是等到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表现出来之后，他们知道单是一味禁止工会是不行的了；到这个时候，资本家的政府，便想用欺骗的方法，北京政府现在也是如此。表面上承认可以组织工会，可是限制得非常之严，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但不能发展而且还更受束缚。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反抗剥削，要争劳动条件的改善，必定要有自由的工会，不受外界和官厅势力的压迫和干涉。工会应当代表工人自己的意志和要求。所以政府的限制，工人一定不能承认——政府只是帮助资产阶级，真是工人阶级的仇敌。一切工人都可以加入工会，都可以发起工会。——决不能讲年龄、工作、年限等等资格。在那一工厂或那一职业做工，便可以组织这一工厂的工会或是这一职业的工会。随便十几个几十个工人都可以发起工会。工人开大会或代表会议，用不着官厅和警察来监督干涉。工会成立完全是自由的，只要成立之后通知官厅注册就完了。工会的经费财政，由工人自己选出来的机关管理，无论什么条例不应加以限制。只有这样，工会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意思和要求，工会才能〈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去力争劳动的解放，推翻资本主义。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表现出来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一天一天的增高起来了。资本家和资本家的政府也已经觉到了，知道单是禁止是不行的了，知道一味的高压迫是危险的了。可是他们还不知道工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他们不知道工人阶级是不会受他们骗的。中国工人决不承认北京政府那样的工会条例。北京政府的背后站着外国的和中国的资本阶级。他们拟出那样的工会条例，是想用来束缚工人，使工人不能自由结合。中国工人要求极自由的工会，要求保障工人权利的工会条例！不准干涉工人！将来的社会是工人的！中国工人已经表显他们和帝国主义奋斗的力量，工人阶级担负了力争民族解放的重任。工人阶级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奋斗，当然要表现更大的力量，更坚决的决心，更勇敢的奋斗。推翻违背工人利益的工会条例！绝对自由的阶级工会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根据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二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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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此次民族运动已由局部的发展到全国的；并且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已非常明了。全中国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同时奋起，因各国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之援助及同情，而增其前进的勇气。同时，大商阶级之妥协，绅士学者之“速了运动”“缩小范围”，与夫军阀勾结英日帝国主义者向民众进攻，不但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障碍，而且简直是要破坏这个运动。所以一方面真为民族利益奋斗的，是工人学生中小商人等所谓“下等华人”，别方面背叛民族利益的，是大商绅士学者军阀等所谓“高等华人”。下等华人中，犹以“最下等”的工人为主力军，是以各处运动都以罢工为最后可靠的武器。高等华人中，犹以“最高等”的军阀为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是以奉天天津山东上海武汉长沙的民众运动，无不遇着军阀之摧残压抑，有的地方几至于完全停顿或消灭。当此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发展的时候，中国内部居然分成两个营垒，——这是现时民族运动里的特性，我们应当特别的注意。帝国主义者因中国人民的奋起与其本国工人之反对，现时已想用种种狡猾政策，以求保存其在中国之特权及威力。譬如美国，现在主张在中国召集第二次“华盛顿会议”讨论取消领事裁判权，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在华特权比英日较少，英日未必赞成他的提议；他又明明知道他所提议的召集国际会议之先决条件，事实上中国一时不能办到，他不妨用这样口惠而实不至的方法，愚弄中国人心，以遂其垄断在华商业之欲。其实美国如果真是“对中国要求修正不平等条约及收回领事裁判权深表同情”，便应当步武苏俄自动的放弃此等特权，以身作则，为各国倡，何必一定要等什么国际会议？岂不是明知道国际会议结果难测，各国互相牵制，托辞延宕，即使有决议也可以不实行，所以送这一个空口人情的吗？华盛顿会议的决议怎样？议决后的实行又怎么样？我们受过一次骗，不受第二次骗了。中国民众只能信事实，决不能信空言的。不论那一国，如果事实上能放弃在华特权，停止一切侵略行为，中国民众当然承受这种好意，——可是骗人的狡猾政策，中国人民却不能信的！英日帝国主义呢，很早他们便用武力侵略中国。一切割让的土地、租界、租借的港口（实际上也等于割让），以及其他种种特权，他们无不是以战争威胁等方法劫夺去的，中国因此所受的损失，所死丧的性命正已不计其数了。这次“五卅”以来上海汉口广州安东等处的屠杀，不过帝国主义的小试伎俩罢了。尤其是英国，素来总是自称为“文明民族”“文化国家”“基督教的国家”；然而实际上他对于中国的政策里，只有炮弹鸦片流血甚至于赂买中国官僚等等卑污不堪的手段，——这本是他对于东方的根本政策。随后，日本以及其他各国，亦都学着了他这种“文明的”政策了。最近英日帝国主义者亦仿佛表面上取和缓态度，实际上都用“以华制华”政策，以高等华人来宰制下等华人，这又是他们在殖民地惯用的方法。日本在欧战时候，对于中国曾经露骨的表现他那“新进的”帝国主义的贪狠；二十一条的要求，已经早成中国民众切骨痛恨的目标。此次上海事件，也正起于日商纱厂在上海与青岛摧残工会打死工人。然而他现在一方面鼓吹日厂事件单独调解，想把一切责任推卸到英国身上去，仿佛他和中国同文同种，极想亲善似的；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上都和英国取一致政策；可是这种狡计，中国人民一眼便看透了，也和英外相张伯伦答复工党议员的演说词一样的。张伯伦的演说，虽然竭尽他那造谣诡辩的长技，但始终不能掩盖英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至于“赤化”“过激”“苏俄阴谋”等类的谣言诬蔑，也决不能骗着中国民众，——不论他们造什么假证据，诬告什么苏俄宣传员，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最简单的理由便是：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及压迫，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远在苏俄及“赤化”出世之前！帝国主义者一方面从外面侵略压迫中国，同时必定利用军阀，从中国内部来压迫中国人民的民主民族运动，破坏中国。去年秋天的北京政变以前，他们利用吴佩孚做工具，如今他们又挑着了张作霖了。张作霖来因得日本的援助取得了半个中国，今后又加上英国援助，他以为不难消灭一切政敌，奄有全中国；所以他不踌躇的以武力镇压从奉天到上海的民众爱国运动，出卖祖国，以博得英日帝国主义者之欢心！凡是奉系军阀所在之地，民众运动最受压迫，如奉天——张作霖的老家里，如天津——张作霖爪牙密布的地方，一切民众运动及平民组织都受压制，到处逮捕拘禁人民。奉军刚到上海不久便宣布戒严，要禁止游行集会出版等的自由，军队占据工会机关……这种压迫和专制，并不比帝国主义势力下的租界差别到那里去！张作霖要执行帝国主义者的命令，他不但要镇压国民运动里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甚至于镇压工人的职业组织——工会；他还要摧残学生与中小商人一般的民众；再则，他并且要毁灭领导民族运动的国民党与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国民军。实际上的情形如此，民族运动的策略，便当依此而定。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应当注意两点：第一、澈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切不可信所谓“高等华人”之“速了”“缩小范围”“局部交涉”等苟且妥协的口号，并不可依赖〔段〕政府一纸哀求式的改约条文可以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第二、须有一个革命民众势力集中的组织，以为领导全国运动的统一机关。民众已经奋起抗争，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要达到胜利是不得不经过极大的困难。敌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之外，还加上国内军阀，尤其是张作霖的力量，还有许多所谓高等华人也要加入中国人民敌人的伙里去；假使我们能联合，能统一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我们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因此，应当有全国集中势力的机关，统一那散处于各地方的民众力量，以便一致的进行到胜利的道路上去。要有这样一个全国统一机关，便必须召集各界团体的大会于北京。在大会之前，应当赶紧在各地组织工商学以及农民等各界的联合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会；大会便可以举出执行机关，代表全体中国民众而实行种种必要的运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的指导，而达到最后的胜利。我们号召民众一致团结，以实力赞助国民党和国民军，同时，必须要极明白的在一致反抗的中国民众及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之前并指出下列的要求——这是中国民众奋斗的目的，这应当是国民党和国民军的目的；只有根据这些要求，民众才能完全积极的参加斗争去力争自己切身的利益，亦只有根据这些要求，指导者才有实在的民众力量做后盾。这些要求是：一、宣告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二、解除全国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军阀的武装三、保障平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四、废除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之不平等待遇五、废止厘金及一切苛税杂捐六、限定享有田地之最高额，大地主逾额之田地颁给贫农及无田地之农民，限定田租之最高额，佃户所出田租须尽量减低并禁止预征钱粮七、工会之绝对自由，承认工人有同盟罢工之权，依生活程度规定最低工资，制定保护劳工法八、农民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九、确定全国教育基金十、召集真正人民之国民会议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们！至少须实行这些办法，中国才能得到独立和自由。其速兴起为这些要求而奋斗！亦只有这些办法能保障劳动平民的发展——劳动平民负荷着全部运动的重任，用他们的精力，用他们的血，用他们不断的斗争，筑起自由统一的中国之基础！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们奋斗到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自由统一的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根据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二一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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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1]全国工人们！农人们！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血肉横飞的上海，现在已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屠场了！这是偶然的事么？不是的。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必然现象。资本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每日都有被屠杀的可能呵！印度、埃及、非洲等弱小民族和欧美各国被压迫阶级，不是常常被资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大屠杀么？我们中国民族的被屠杀亦非始于今日呵，自鸦片之役以至庚子之役的中国史，完全是一部外国强盗宰割中国民族的血书。然而这次上海的大流血，却是中国民族自觉的反抗帝国时期〔主义〕之第一页呵！年来全国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之普遍的觉醒，早已促起了英美日法侵掠家的杀机。尤其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工农阶级势力之形成，更坚决了各强国的强盗阶级（即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阶级）对于中国的铁血镇压政策。上海的大屠杀，便是帝国主义者重新表示他们兽性的志愿——只准中国人做奴隶，不准中国人谋解放，只准中国人在“奴隶”与“铁血”的两种惨境中有个选择！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侵掠中国和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致的，无论他是先进的帝国主义（如英国）或后起的帝国主义（如日本）。这次上海事变，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以及青岛纱厂工人积极的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向学生工人市民狠毒的残杀。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大残杀中完全与英国一致。在公共租界耀武扬威的万国商团，美国商团的凶暴与英国的没有两样，美国海军陆战队悉数上岸加入英兵的队伍之日，即在杨树浦一带任意残杀中国路人，尤其望见工人学生经过即开枪；美国《大陆报》同英国《字林西报》一样的凶恶，一样的造谣，诬指这次运动为苏俄和共产党所主使，声言美国在华之三十余艘军舰将全部或大部分调向上海厮杀。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狡猾也摆在我们面前：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努力企图将此次事变的目标移嫁于英国，而德〔法〕国驻沪领事亦向学生表示一种假仁假义的态度。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为这次事变是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之铁血镇压政策。所以因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一日不推翻，中国民族的生命与自由便一日没有担保，随时随地都有被横暴残酷野蛮无耻的帝国主义蹂躏屠杀之危险。全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自由，决不能由惩凶、赔偿、道歉等虚文得到担保，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得到担保。所以由这次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全中国的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争斗。这争斗的得失将不以英日帝国主义是否允许惩凶、赔偿、道歉为转移，而将被决定于下列的两个条件：第一，这争斗是否能长期的持续的摇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统治，并使其在经济上生活上发生永久的危机；第二，这争斗是否能引导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入于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并形成各阶级分别的群众组织与联合的民族组织。中国共产党敢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更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而在这个争斗中务必提高并普遍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与组织，成功各阶级分别的与联合的民众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请全国愤激的反抗帝国主义之屠杀的人民，注意四件事：第一，须将这个斗争持续的依靠于全国民众自身的力量，万不可倚赖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须知段张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卖国媚外是其特长；我们虽不必拒绝政府的交涉，却不可相信并倚赖政府的交涉而中辍民众的反抗。第二，须知中国人民与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无调和之余地；更须知外国大资本家大商业家大银行家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主人，在上海的外商厂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这次大屠杀的正凶，万不能自欺欺人把残杀之罪专〔转〕移于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认真正的敌人为“调人”，希望他们出来讲什么“斡旋”“公道”和“谅解”。帝国主义对付我们只有奴隶地位与铁血政策，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有我们屈服他们或他们屈服我们之两条路。与其认贼为父，敷演〔衍〕面子以了事，毋宁干脆的斗争、干脆的失败之光荣。第三，在这如火如荼的大反抗运动中，上海上流社会和各报新闻记者已多少暴露其调和妥协和“速了”的倾向；纵然上流社会现在还是这反抗运动中的要素，然这种倾向若不停止，实大有害于全民族的利益。第四，须谨防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帝国主义的离间破坏政策，第一是用种种方法捏造苏俄和共产党主使的谣言，第二是离间商界与工人学生的一致，并企图和缓商界领袖使与商人群众分离。中国共产党敢告全国人民不要受帝国主义的暗示与欺骗。这样反抗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大运动，各阶级各党派都应当积极的参加，积极的鼓动或主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阶级的党，工农阶级既不是冷血动物，又不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乃是帝国主义之最坚强最可怕的死敌，中国共产党那有不参加运动的道理？假设这次运动真如帝国主义机关报之所说——是共产党所鼓动的，那末这不仅不足使各阶级群众畏避共产党而观望不前，反而要使他们亲近共产党，并加倍勇往的团结中国民族之一致的奋斗。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的积极努力才能使各阶级群众深信共产党不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为全中国被压迫民族而奋斗。苏俄亦然。假如帝国主义机关报所说苏俄鼓动是真的，那末不仅不足使各阶级民众畏避苏俄停止运动，反而要使他们证实只有工农共和国的苏俄是被压迫民族惟一的挚友；挚友的帮助，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都要大大增加他们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与勇气。只可惜苏俄的力量现在还不能助中国民族一举打倒帝国主义，使他从野蛮残暴的列强中解放出来。然而中国全国民众正殷殷的望着苏俄及其领导的各强国无产阶级有帮助中国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呵！中国共产党敢提醒全国民众的注意：这次上海的大事变是由帝国主义向工人阶级之进攻引起的，这是证明各阶级的民众已经深悟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新动力之重要。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上海学生市民不惜殒身饮弹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中前仆后继的来援助工人，这是何等可敬的精神，何等重大的牺牲呵！务望上海和全国奋起的民众，承继流血烈士之遗志，在长期的民族争斗中时时拥护最被帝国主义仇视压迫的工人群众之利益；勿中帝国主义的离间政策，使最忠于民族利益的工人阶级有任何不堪之危险，而民族解放运动亦因此而遭铩羽不振之打击呵！全国工人们！农人们！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起来，起来：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各阶级联合战线万岁！中国民族解放万岁！根据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一七期刊印注释[1]本文在《向导》发表时未标明时间，《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标明为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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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九日）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支部同志们：此次上海日本纱厂杀伤中国工人数十名，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号通告外，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号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左列二事：（一）各地应即邀当地C．Y．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如在上海杀伤纱厂工人，东京侮辱中国国旗，在北京武昌指挥中国军阀摧残中国学生国耻纪念运动，在山东在上海侵夺中国渔业，霸占旅大等），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并可电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至少其已经自行停闭之上海纱厂永远不再开工。中央总书记T．S．Chen一九二五、五、十九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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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罢工工人，发动反日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罢工工人，发动反日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1]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同志们：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前次罢工所争得的条件，在工人方面十之八九已算失败了，讵日本资本家于工潮解决后，每借端为难，不履行双方签定之条约，近则借故开除参与上次工潮之工人代表，致激成第十二厂工友的罢工。到昨日（十五日）第七厂工友照常上工，日厂主不许。乃要求其发给工资，该日本厂主不但不许，竟以手枪向工人轰击，当场击毙工友顾正红，王福金两名，受重伤者四人，轻伤甚众。现小沙渡一带在日厂作工的工友以无端受此奇辱，死伤多人，议决从十六日起，全体罢工，以与日资本家奋斗。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一、由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这些宣言，通电在当地各报并直寄京沪各报发表。二、由各种团体发启筹募援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款项可寄钟公龙转交。三、由各种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行动。四、广州长沙等处应号召群众向日本领馆示威。中央总书记T．S．Chen五月十六日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原件未标明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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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C．Y．及C．Y．两中局兹拟定关于国民党工作最近应努力进行之事如左：一、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颇有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各地同志即应趁此趋势活动起来，并决定切实方法，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以便在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中派竞争：A．用国民党名义，令各区分部组织讲演队，每星期出外讲演，宣传国民革命。B．刊物及演说，均劝人加入国民党。C．印刷请填写姓名地址加入国民党的纸条子，附载当地国民党党部的通讯处，以便愿加入者之接洽。D．各处县市党部应即速正式成立，并增加地方及人数；各省正式省党部至迟亦必在七月一号以前成立。二、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并使训练大权，完全在我们同志手里。A．选我们的同志及民党左倾的分子，组织宣传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我们的同志做政治报告，并报告党内左右派的争执及右派的反动行为：如冯自由彭养光，凌毅马素邓家彦等在北京组织国民党俱乐部，投降段张；李烈钧石青阳谢持居正等勾结联治派唐继尧破坏广东政府；马素邓家彦周颂西到处宣传苏俄是红色帝国主义；上海日本纱厂罢工时，右派以护党同志会反对共产同盟的名义散放传单，鼓吹劳资谅解，攻击共产党煽动工人罢〈工〉，上海全市党员大会电促广东将领反对唐继尧，石克士等竟通电否认等。B．区分部开会，均令致函上级党部，派宣传委员出席。三、各地同志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宣传时，应注意左列数点：A．说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只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仇敌，小资产阶级分子无恐怖之必要，革命的国民党更无反对之理由，不要上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当，帮助他们反对共产党。B．根据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演讲，攻击国家主义是要阻止阶级争斗，妨害下层阶级势力（革命的主力）之发展，及离间国际革命势力之联合，这两层都违背中山先生革命策略。C．攻击国民党最流行的“家人父子的政党观”——这是最妨害民党分子认识主义和党的纪律的。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本月十号在广州开全体会议，C．P．中央已决定意见七条[1]，各地应即用电报或快邮向此次中委会议表示此意见中（一）（二）（四）等条的主张。C．Y．中央总书记T．S．ChenC．Y．中央总书记太雷一九二五、五、五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见本书《关于国民党第二〔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意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中央局临时会议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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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党第二〔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意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中央局临时会议议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关于国民党第二〔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意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中央局临时会议议决）[1]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地点，宜在广州，因为广州有左派的群众，可以包围大会，使之左倾。非广州失守不能主张在河南开会。二、大会代表以有党部组织者始有选派代表权，反对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任何人代表无党部之省分出席大会，倘不如此，即是明白承认右派不肯加入党的组织为合理。三、大会时间，可在八月中。四、此次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我们的同志宜首先提出开除反动分子（如加入北京国民党俱乐部者）案，及政治宣言案（宣言草案录后），此二案，我们须对中派极力坚持，不能让步。五、在此次国民党中委全体会议中，我们的党团书记，中局指定平山同志担任，粤区书记，亦应参加此党团会议。六、我们即时通告各地同志，以国校名义对此次国校中委会议发表开除反动分子及政治宣言的主张，尤其是粤地同志们应运动当地国校各级党部包围此次中委会议，使之实现我们的主张——开除反动分子，及采用我们所拟出的宣言。七、此次会议后即应由国校的政治委员会提议扩大在北京政委的职权和人数。并由广东的政委指派下列诸人组织北京政委，分驻北京，张家口，开封等处：汪精卫，于树德，李石曾，丁惟汾，李守常，吴稚晖，徐谦，韩麟符，于右任，王法勤，张继。附：中国国民党宣言去年曹吴倾覆，中国人民得有解悬之机会，只以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日本，虑中国人民兴起之不利于已，乃扶助反动的军阀窃取政权，第一步使军阀宣言外崇国信以抵制人民废约运动；第二步使军阀召集善后会议以抵制人民国民会议预备会之要求；第三步使军阀摧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以箝制人民反对之口；第四步使军阀以命令推翻民国根本大法——约法，以便其窃权卖国而无所顾忌；于是崩溃中之军阀派得以集中其势力，恢复其地位，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遂仍旧践踏在帝国主义及军阀铁蹄之下。民国初元本党已故总理让权于袁世凯，而袁终于帝制自为；年来本党已故总理推诚于段祺瑞，而段仍旧卖国网民；本党迭次隐忍牵就，因有负人民，军阀始终倒行逆施，实重伤国本，和平之路已绝，救国之责方殷，本党惟有承已故总理之志继续革命，尤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实现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为目前的重要运动。本党革命之主要目的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的一切压迫，因此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安福政府，亦当然为革命之对象。至于号召西南主义的联治派，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动行为已表现出来是一种变相的武人割据，显然是革命的统一之障碍，本党不但绝对不与之合作，如此阻碍革命之进行，本党必须敌视之。惟是，中国革命运动须得全国农工等一切劳苦平民努力参加，始不至中途为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绅士所愚弄所毁坏，而国事始有澈底更新之望；因此，本党在革命运动进行中，尤其是本党政权所在之地必须遵行第一次大会所布政纲，拥护农工等一切劳苦平民之利益，保障其言论，集会，结社，参政等自由权利，以发展其势力，农工等一切平民之势力，即中国革命之势力也。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有密切不可分离之关系，盖在此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政治的世界革命运动中，全世界被压迫的农工等一切劳苦平民应属一联盟，中国平民亦此联盟之一员，苏俄即此联盟之首倡者；因此，本党为中国革命进行计，为世界革命计，必须遵行已故总理之遗命，与苏俄合力共作，“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本党总理逝世后，其未竟之事业，自应由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继续进行，兹举要旨，宣告天下。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未标明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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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载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一二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载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一二期）亲爱的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诸同志：中国国民革命潮正在高涨的时候，你们于全世界劳动节“五一”在革命根据地广州，召集了全国工会的代表开第二次劳动大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宰制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全世界的弱小民族，中国人就是被他们宰制的民族之一。可是帝国主义的末运到了，此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都不约而同的向帝国主义举起反叛之旗，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这个全世界的大运动中之一。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中，我们须要知道中国的各社会阶级对于这革命的关系是怎样。贿卖国家剥削平民的军阀及大商买办绅士阶级，不用说都是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串通一气，与国民革命为敌的。被压迫而濒于破产的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虽然不满现状而有革命的要求，可是他们的政治观念却是〔模〕糊，他们的战斗力也涣散薄弱，因此还不能够加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有明了的政治观念，有集合的战斗力，在国民运动中，能够加敌人以最后致命的打击者，只有工农联合的力量。正因工农阶级有这样的力量，我们的敌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大商买办绅士阶级——欲消灭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首先要消灭中国工人农民的势力；他们不但用政权法庭军队警察，在外面压迫工人农民的势力发展；他们并且□雇用一班工贼，在内部破坏工人农民的团结，阻挠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工人农民同情的援助；他们尤其要严禁工人农民有自己的政党之组织，因为工农联合起来，又有了自己的政党，那便更要增加革命运动的力量。亲爱的全国劳动大会代表诸同志！你们所代表的力量是伟大的，你们所负的责任也是重大的，你们的敌人虽然众多而且强有力，只要你们团结起来不断的奋斗，不但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终属于你们，全世界工农专政的胜利也必然属于你们。祝你们团结！祝你们奋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一二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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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央通告第十九号[1]——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中山死后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工作：1．是借追悼会做广大的宣传，尤其要紧的是根据中山遗言（已由上海书店汇印出来了）做反帝及废约宣传；2．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主张即下全体党员动员令，公开的征求党员。在此次征求党员运动中，我们的同志应特别努力，因为在中山死时由我们征收的党员，都可望与左派接近，乘此将左派数量扩充了，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此时我们在国民党中还是极少数，倘不能乘此时机将左派扩充有力，不独第二次选举要失败，即平时亦无法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因此扩充左派党员之数量，是我们目前在国民党中工作内最紧要的政策；为实现此政策计，有必要时，亦可在工人区域发起国民党的组织；至于国民党右派有可能而且将要到工人区域去组织的地方，我们更须先去组织，占据机关，方不致使右派侵入，惟同时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工人群众中，须加紧宣传民族争斗虽然重要而不能代替阶级争斗的理由，并须宣传民族的党和阶级的党使命之不同，使工人群众不至民族主义化。各地同志对于上列二事——反帝，废约之宣传，及扩充左派——均须即时努力进行！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这个文件是据团中央转发件《通告第三十六号》刊印的，转发时说明：“兹接大学（中国共产党的代号）第十九号讲义，转录如下，即希切实执行。”文末署名为团中央总书记的代号“总校教务长”张太雷之英文签名和“宣传部”恽代英之中文签名。月、日是转发时间，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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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为孙中山之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为孙中山之死（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尚未成功，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遽尔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此哀耗，不胜悲悼！中国共产党对于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临终之政治的遗嘱及其毕生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之革命事业表示极深之敬意，并希望贵中央执行委员会承继此伟大的革命遗产，领导中国国民革命到底！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山先生的肉体虽然死了，中山主义——即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和他手创的国民党决不会如一般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们的预料，随着中山之死而濒于危殆。中国共产党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将更有力。中国共产党更相信今后的国民党必然仍为中山的革命主义所统一，一切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之死更加团结一致。这种内部的统一是中山死后防御敌人进攻的必要保证；然而这种统一必须不是违背中山主义或修改中山主义的统一，而是真正建立在中山革命主义之上的统一；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也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防御敌人进攻的真正担保和完成中山志愿的真正前提。中国共产党敢以上述的敬意与信念致于贵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前，希望贵党于中山先生死后更增加勇气忠实的承继中山先生的遗产，积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伟大事业。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阶级热烈的愿与贵党协力奋斗到底，即全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国际下的一切友党皆将与贵党以恳挚之同情和援助。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根据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七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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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自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之侵略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经济及手工工业经济之破坏遂随之日甚一日，因此全国农工大群众，在客观上都早有了民族运动的要求；最近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方式，不但垄断中国的商业航业矿业金融海关等，更进一步纷纷在中国设厂制造并垦种土地，直接压迫中国的工人农民，直接排挤中国的工业，在事实上逼得中国的工人农民及爱国的知识分子都自然有了民族自卫的觉悟，这就是现在中国民众一致奋起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之唯〈一〉真因。这个民族运动，明明是由于客观的事实逼得中国的工人农民及爱国的知识阶级等广大民众，为自己生存计不得不出此一途。为民族自由而战的中山先生，他的民族运动之主张与战略，完全是随着这些事实上的要求而发展的，决不是因为有了中山先生民族运动之主张与战略才有这些事实发生。因此，我们应该知道促起中国民族运动的这些事实存在一天，就是没有了中山先生，这个运动也是一天不会停止的。在这方兴的民族运动中，失了一个有力的领袖，自然是很大的损失，然而这也不成大的问题。因为中山先生所创造的国民党仍旧存在；这个党，尤其是其中革命分子，必然遵守大会宣言，必然遵守中山先生的遗嘱，依照中山先生的主张与战略——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帝国主义——领导中国的民族自由运动和中山先生生时无异。中国民族是被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所以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及被压迫的民族自由运动互相联结的；我们民族自由运动之初步与关键，即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两点在中山先生的遗嘱中都郑重指出。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始终表示充分的同情，今后对于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民族运动，仍旧协同全国工农群众予以赞助，决不因中山先生之存殁而有所变更。我们并且要求全国民众，因为中山先生之死所给予我们的绝大刺激，大家更要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之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之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因为这些都是廓清目前横在我们到自由之路所必去的障碍。全中国的民众呵！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急须以猛烈的行动告诉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中国军阀：全中国为自由而战的民众是不死的呵！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根据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七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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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纪念宣言（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纪念宣言（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去年——一九二四年——的今日，是我们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永不能忘记的一日，因为这是我们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首领，教师，同志，列宁离开我们而去世的一日。自马克思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首领列宁还更伟大，列宁不但把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的理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垄断下挽救出来，他并且已经应用到实际上去。他手创了一个领导俄罗斯工农阶级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政党——俄国共产党，他把俄罗斯的沙皇，贵族，资产阶级，地主，神父……等一般压迫工农阶级的魔王根本扑灭了，他把大俄罗斯民族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的锁练〔链〕完全打断了，他并且为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创造了一个劳农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不但如此，他并且替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创设了一个共产国际，把全世界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都联合在这一个国际之下，进行指导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作。现在全世界都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完全成了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奴隶，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要想脱离此种奴隶地位，只有联合起来根本消灭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中国的工农群众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所受国际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之剥削与压迫，比任何地方更要厉害。最近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备战及其工具军阀的私斗日趋险恶，在此种趋势之下，中国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有立即变成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牺牲品之危险。我们要根本避免此种危险，我们只有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实行列宁主义，与全世界的工农阶级联合起来去消灭世界帝国主义。中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一切被压迫民众！你们要想脱离你们的重重压迫与奴隶地位，只有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我们在列宁逝世一周纪念日子里，应该高呼着:打倒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列宁主义最后的胜利万岁！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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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工人们，农民们，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当国内战争正烈之时，曾向你们表示过自己的主张和态度。直系军阀虽然一时倾覆，而现在又图重新保持其力量，把国内战争延长不息。在别一方面，反直系——奉系，安福部，最反动的段祺瑞以及基督将军冯玉祥，虽然将北京政权抓住了，但是他们不仅不能统一中国，消灭军阀战争，并且他们自己仍旧耍着军阀的老把戏，争权夺地，无有息时；他们所给与人民的，不过是教工人及无数穷苦的农民更为遭殃，更为受苦！无论直系或反直系军阀的背后，都站立着列强的阴谋，他们为着要干涉中国内政，不断的援助军阀战争以与中国人民为敌。英美帝国主义者利用治外法权，在租界里面给失意军阀齐燮元等以机会，教他组织势力，继续战争。但是当另一派军阀匿居租界有所动作时，他们便把他捉住并逐出国外。这两种行动，在表面上虽然不一样，但是其目的都是要加紧中国的内乱，都是要利用军阀，以达到他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美国的军舰早已停泊在南京，近又从菲律宾调动大批海军向我们的海岸进迫。每一个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机关报，总是天天高喊什么有积极对华政策之必要，公然地号召列强用武力干涉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这次国内的战争中，比较别国更会利用机会，然而也就因此引起与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更加冲突。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图借口中国人民的愿望，要他的敌人（英美各国）对于他有所让步。日本帝国主义者又重新要立在为中国人民“保护者”的地位，如以前在欧洲大战，袁世凯时代和凡尔赛会议时代一样。日本为掩饰自己强盗的行为和趋向，已开始宣传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和“亚洲人的亚洲”之口号。工农们，被压迫的民众！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起来，努力对世界帝国主义迎头痛击，努力打消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世界帝国主义者确实想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将中国人民沦到万劫不复的地位！中国人民应当知道，世界帝国主义者以美国为领导，去年秋季在伦敦曾经共同筹划了一个反对欧洲和亚洲人民的阴谋。他们所定的道威斯计划是什么东西？就是一方面要把德国变成英美的殖民地，而别一方面要把德国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商品找一销场，好教英美的银行家和工业家更加发财致富。为着要强迫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人民及苏俄购买这些商品，英美帝国主义者，不顾忌一切罪恶和残忍行为，非达到此目的不已。在欧美我们已看出反动的现象，世界的反动势力正在聚集向劳农的国家苏俄进攻。列强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绝不能静听着他们的商品不能自由地输入苏俄，一定要把苏俄陷于奴隶的地位。他们更不愿意丢却这么一个好市场的中国！他们老喊着要保全中国的市场，他们一定要成为中国财富的主人，一定要陷中国人民为他们的奴隶！为着要达到这目的，所以要供给中国军阀以金钱火药，所以美国要扩充太平洋的海军，所以英国要在新加坡建筑军港，所以他们都派军舰到我们的海岸和扬子江及西江等内河来。为着要掩饰自己的贪欲，帝国主义者更说他们自己爱和平，主张和平主义，最近期中战争是不可能的，应当创造世界永久的和平……这些好听的话。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家现在更加不知羞耻地说什么列强间邦交和睦，什么对中国人民怀着善意……等鬼话。当帝国主义者说这些谎话的时候，完全不看看列强军费之如何增加，军舰，飞机，军事工业之如何扩充，大家对于快要爆发的战争之如何准备。工农们，和被压迫的民众！在这些事实之前，世界帝国主义努力扩充军备，努力发展军事工业以及那些被金钱收买的各国的学者尽力寻找杀人的武器之时，东方的人民是如何危险！东方人民自卫的武器，比较起来，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的小玩意儿，如何是他们的对手！将我们的国土变为荒漠，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变为坟墓——这一种危险就在眼前啊！但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暴动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将这些武器拿到手里，同时东方被压迫的民众起来反对自己的军阀用自己的力量发展国家，向外国帝国主义施以最后的总攻击，那末，世界帝国主义之破坏力量也可转变为反对自身的工具。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总机关——共产国际，已经组织了无数万的工人立在社会革命的红旗之下。共产国际下的红色农民国际，也已经聚集了无数万的农民环绕着红旗，世界工农的军队和帝国主义的武备并排生长，在一切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劳农与资本统治之最后的争斗日见逼近了。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责任上，很诚恳地向中国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劳农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斗争已临近了，这种斗争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将永远消灭一切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以为不断地向群众解释用什么方法，中国人民才可以脱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如何才能与世界劳农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是自己唯一的责任。中国的解放运动现在已日见澎涨起来。全国各城市里面的群众现正努力达到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差不多都组织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学生现正组织这种机关，并且高叫着消灭一切军阀阴谋，反对段祺瑞所要召集的军阀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正式向中国人民说，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个善后会议，如段祺瑞所预料的，将成为段氏固结已派军阀的工具，借此工具以对付别派军阀，而引起将来无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的劳动群众，起来制止段氏这种恶劣的计划。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的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中国共产党不仅尽力向群众解释军阀愚弄国家之巨大的危险和帝国主义者扩张军备对于我们是如何的可怕，并且要使中国民众知道国内军阀不给人民召集国民会议及组织群众的保护国家利益的机会，则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所加于我们的危险将更为扩充。我们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巩固自己的组织，并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之召集。无数万中国民众的命运真不能再静听军阀们的愚弄了！革命的力量在我们国家中日长一日，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锁链已经开始摇动。英美所扶植的直系势力之崩坏是民族革命运动进展的机会，但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又谋重新制服民众的运动。他们正在那里预备最严酷的反动，我们应当明白现在时机之迫切啊！中国共产党将使中国解放运动由自然的历程生长进于觉悟的状况。我们惟有在民众的组织中，在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条出路，才能避免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的危险。工人，农民，学生，手工业者，你们赶快组织起来，赶快制止军阀的阴谋，赶快要求在善后会议中参加最大多数的国民代表，赶快努力国民会议之召集！你们赶快组织大示威运动反对外舰驶入中国内地，要求外兵不得驻扎在我们的领土以内，取消一切领事裁判权！要使中国不陷于奴隶的地位，完全靠着中国劳苦群众的努力，完全靠着全世界劳农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奋斗！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内的军阀！国民会议万岁！中国劳动群众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全世界劳农反对资本主义的同盟万岁！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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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章党员第一条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第二条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支部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参加支部会议（遇必要时，得由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其参加地方大会，但无表决权）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第三条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方委员会，亦须经过候补期；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第四条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地方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反时，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第二章组织第五条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属于附近之地方或直接属于中央。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支部干事会指定之。如各支部所在地尚无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第六条一地方有三个支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二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第七条各区有二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之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第八条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第九条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支部干事或书记任期三月，区及地方委员支部干事或书记辞职时，须得上级机关之许可。第十条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第十一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人为主席。第三章会议第十二条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小组组长召集之；至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各地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其有特别情形之地方，得改全体会议为支部书记或干事联席会议，但全体会议至少须两月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各代表表决权以其所代表人数计算，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第十三条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或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三分一之区代表全党二分一之党员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第十四条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代表人数，每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但人数在百人以上者得派二人，二百人以上者得派三人，以上每加百人得加派代表一人。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出席。第十五条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第十六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第十七条中央及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之。第四章纪律第十八条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第十九条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服从之。第二十条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第二十一条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会议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第二十二条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支部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末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党纲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第二十三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行，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第二十四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产阶级之国家的政务官。第二十五条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第二十六条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第二十七条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一）言论行动违背本党党纲章程及大会和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二）无故联续三次不到会；（三）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四）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五）不守纪律经各级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六）泄漏本党秘密。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第五章经费第二十八条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一）党费党员每月收入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两角；但无收入及月薪不满二十元者，得由地方斟酌情形核减之；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元以上至一百元者缴百分之五；在一百元以上至二百元者缴百分之十；二百元以外者特别征收之。失业工人及在狱或在S．Y．的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义务捐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三）党外协助。第二十九条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第六章附则第三十条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条本章程由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二十二日）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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