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it (1)

train · ~2.44M rows (showing the first 1.8M)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自从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占领满洲，把满洲变为它的殖民地之后，全中国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真是突飞猛进，再配着苏区红军主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伟大的胜利，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以及全中国数千万灾民斗争的高涨，使帝国主义者感觉着它在华统治的根本动摇，因此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调动它所有的武装力量，它的军舰与海军陆战队，向中国各重要城市与通商口岸出动，并且到处挑衅与示威，准备向蓬蓬勃勃的全中国的革命民众为更直接与更广大的屠杀！虽是帝国主义国家间，尤其是英日与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矛盾，因日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扩张与地位的巩固，而更形紧张，但是它们在进攻苏联与中国革命上，表示了完全的一致！在帝国主义者一致向全中国民众进攻的状况之下，统治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完全表示出了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工具。它一方面要全中国的民众对于帝国主义侵掠与屠杀，表示“无抵抗”，表示“镇静”与“逆来顺受”，但另一方面却在“和平统一”与“一致对外”的欺骗宣传之下，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进攻，它在南京，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等各主要城市内，协同帝国主义的巡捕与军警，对于反日运动的压迫表示了特别的努力。尤其在双十节那一天，当全中国民众因为痛心疾首于国民党的投降政策，成千成万的到街道上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对国民党的飞行集会，群众大会与游行示威的时候，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广东政府以及北平政府，都一致的向革命民众进攻，实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恶打，解散与屠杀！全中国的民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联合一致，向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进攻，还要用其他的事实来证明吗？一切国民党的什么“爱国的”与“民族的”欺骗宣传，已经完全破产了！不打倒国民党，我们就不能同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就不能去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只有国民党的拥护者，才会要求国民党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只有国民党的拥护者，才会对于国民党有任何的幻想！全中国的民众！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向我们进攻的条件之下，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坚决的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只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把全中国的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苏维埃政府不但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一切帝国主义的特权与债款，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而且将根本没收帝国主义者在华的一切财产。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领导全中国革命的民众，对帝国主义宣战，而取得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也正因为这原因，世界帝国主义者疯狂般的咒骂红军为“赤匪”，而食不宁寝不安地准备用一切力量消灭中国民众自己的政府，中国苏维埃，中国革命的唯一武装力量，中国红军！然而帝国主义国民党不断的对于中国苏维埃红军的进攻，不但不能消灭他们，而且更使他们的力量发展与巩固了。苏维埃的旗帜现在不但在江西，而且也在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以至山西，绥远等省飘扬着。在十一月七日，全中国各地苏维埃的代表更将齐集江西，举行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政府，颁布一切他的土地法，劳动法等，并且号召全中国的民众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为了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全中国的民众！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大规模的一致的准备着向中国的革命政府，中国的革命武装，与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我们只有自己团结起来，自己武装起来，在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为了苏维埃革命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我们才有生路！一切其他的路，都是欺骗的与死亡的道路！罢工罢课罢操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压迫与屠杀！民众自己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拥护中国工农兵的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拥护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拥护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拥护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日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占东三省以来，已经二星期了。在这二星期中，日帝国主义不但没有撤退日军的企图，而且更占据了许多新的城市与新的铁道线，积极巩固着它们的军事地位。在奉天，长春，吉林等主要城市内它们已经组织了它们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对于这些占领区域统治权。同时它们公开宣布了要把东三省成为独立国家的企图。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三省的野心，难道还要其他的证明了〔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掠，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都表示了无限的愤激与反抗。“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工农，同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已经成为全国民众的普遍的要求，在市民大会，工厂区域的群众大会，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群众会议以及罢工，罢课等的斗争中，全中国的民众都表示了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决。反帝的斗争现在正象风起云拥般升长起来。这一斗争必然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横暴的前面，国民党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张学良的“无抵抗主义”，蒋介石的“逆来顺受”，以至南京政府的所谓“镇静外交”，“保护日侨”，广东政府的“反蒋即反日”，想来是大家所耳闻目睹的了。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再告诉全中国的民众，投降帝国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国民党，决不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现在不是完全证实了吗？正因为国民党自己不能反对帝国主义，而只能投降帝国主义，所以它们希望国际联盟，希望美国来主持“正义”与“公道”，来干涉日本的武力侵掠。甚至用“联俄联共”的把戏来威吓各帝国主义国家，要他们出来做“更有效的”干涉。中国共产党曾经一再告诉全中国的民众，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希望国际联盟来帮助中国，无异与虎谋皮；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事实现在不是告诉全中国民众，中国共产党所说的话完全正确的吗？正因为国民党不能反对帝国主义，而只能投降帝国主义，所以他们拼命的鼓吹着他们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国的工人应该加紧替资本家生产，中国的农民应该拼着命给地主耕种，中国兵士应该更无抵抗地服从长官的命令，中国的学生群众，应该更和顺的听从校长的命令，努力学业，灾民更应该镇静地等待着“为国牺牲”，红军兵士不要去向国民党进攻，而应该“一致对外”，全中国的民众应该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继续受国民党的压迫，剥削与屠杀。同时国民党就利用这一“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扣留上海的学生代表，逮捕上海市民大会的革命分子，枪毙南京军官学校的学生，反对罢工，罢课，罢操，反对市民大会，反对群众集会与游行示威，反对言论出版的自由。换句话说，国民党就利用这一“民族统一战线”，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而同时国民党就在这种民族的武断宣传下面，同各帝国主义者密商如何出卖中国民族的利益，如何得到帝国主义者的助力来一致的对付突飞猛进着的中国革命运动，准备用血与铁来消灭这一运动！国民党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下面，现在正在同广东政府协商妥协条件，实行“南北的统一”。这统一，当然也不是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为了对付革命的民众。不但这样，国民党还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的进攻，协同帝国主义，造出种种谣言，说苏联怎样准备同日本一样，用武力占据中东路，并吞北满，以便转移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视线去反对所谓“赤色帝国主义”，反对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然而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阴谋。就是反动的报纸现在也不能不否认苏联出兵的事实了。当然，苏联的工农民众对于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是完全反对的。他们主张联合世界上一切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打到帝国主义。他们并且在实际上帮助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只有苏联才采取一贯的和平政策，绝对不愿意用武力侵掠人家的一寸土地。一九二八〔九〕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向苏联进攻的结果。苏联那时所采取的，完全是出于自卫的行动。全中国的民众，对于国民党的这种阴谋毒计，现在必须有充分的了解。全中国的民众，必须澈底明了，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并且必须深刻的认识，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打倒这一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充分准备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动的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操，罢市，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全中国的民众！国民党近来更造出江西共产党，江西工农红军的领袖朱德，毛泽东怎样愿意为了“一致对外”，投降国民党，为国民党效力的可笑到万分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最不能调和的死敌。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切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治集团与派别，如象第三党，陈独秀托洛斯基取消派，罗章龙右派小组织。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最澈底的领导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全中国的民众！蒋介石第三次“围剿”苏区与红军是完全失败了。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发展正在突飞猛进。只有这一力量，才能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也正因为这原因，所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现在正在寝食不安地准备集中力量向苏维埃与红军进攻呵！帝国主义国民党现在正在利用一切方法团结反革命力量，向苏区与红军为新的进攻。但是不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军队是如何的多，枪炮是如何的精，工农兵的苏维埃运动，在全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之下，必然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起来！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群众！罢工，罢课，罢操，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参加一切示威游行与群众大会！武装工农学生群众！自动取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反对国民党同一切帝国主义订立一切密约！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打到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打倒国民党！拥护打倒帝国主义的唯一力量苏维埃与红军！拥护反帝运动的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驻满军队于九月十八日晚借辞南满铁路破坏的口实，紧急的以武力占领沈阳，营口，长春与南满安东两铁路线上的各重要城市，炮毁重要的要塞建筑，兵工厂及繁盛的街市，屠杀无数的中国兵士与劳苦群众；同时更在次一日占领吉林，延边，新民各地，并向青岛，天津，北京，葫芦岛，秦皇岛各地增兵，并委任沈阳及其他地方的行政长官，折〔拆〕毁沈阳兵工厂，移动大队的驻鲜军队入满。而日本全国的军队，亦是在整个动员备战的状态之中。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能够而不得不采取这个政策的原因是：1．剧烈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用极大的力量打击着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危机，猛烈地发展着，浸及一切的生产部门与国内国外的贸易，广大的群众失业，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生活的极端恶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群众争斗的日益紧张与革命化（失业争斗之严重，罢工争斗的开展，与朝鲜，台湾的骚动）。所有这些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采用更急进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巩固掠夺，加紧殖民地的剥削，加紧战争的准备，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2．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的成功，五年计划的完成与超过，引起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愤懑与仇恨。因之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倍地积极准备反苏联的战争。而最近五年计划的成功，使得苏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社会主义力量亦大大的增厚与巩固，这更加厉害地使日帝国主义恐惧惊怖。尤其是苏联的存在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一个最大的刺激，而成为他们革命争斗的大本营。在日本国内阶级斗争日益紧张的现在，不能不能日本的资产阶级更加坐立不安。远东海参威〔崴〕朝鲜银行支行的停业，日俄渔区与卢布贴现律的争执，驻日俄大使之被刺等等，都明显的表现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政策的变化。目前日本的武人已经明白宣言，反苏联的必要准备是正在加紧进行，占领满洲一切军事战略上的要点自然亦是这进行中之—个主要步骤。3．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维埃的屡次溃败与覆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涨与灾民斗争风起云涌；城市工人争斗的浓厚的反攻与进攻的成份，政治性质之日益显露，农民游击战争之发展，兵变潮流之勃起，以及北方农民群众的实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最初的行动（红军廿四军的成立），国民党统治的经济的财政的危机及其部分的分崩，这些都使得帝国主义感觉得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危机，以及国民党没有力量能够压迫革命运动的勃发。因之更积极地进行组织公开的军事武装干涉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满洲的占领与武备的增加，是使日本帝国主义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队的陆军来干涉北方及中部的游击战争与苏维埃运动。4．而促进日本这个政策通行无阻的，不能不归功于国民党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及出卖民族利益。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无条件的缴械与投降，将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而事后亦只有空口的抗议，“镇静的”外交，向强盗机关（国联）乞求，希望美国主持公道，或者在纪念周上大哭一次。而实际上更加加紧对于群众的民族自觉和反帝国主义争斗的残酷压迫。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头先锋。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占领满蒙，是在上述的背境〔景〕之上实行的，他们真实的意义，是以军事和武装的力量将中国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之下，巩固他们在满洲的统治，加倍地榨压剥削中国的劳苦群众，以找求本国经济恐慌的出路，并依据着满洲的战略上的各要点，准备反对苏联的进攻与帝国主义争斗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战争。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二、在世界经济恐慌剧烈发展与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情势之下，在世界帝国主义者一致地疯狂地进行反苏联战争准备的情势之下，日本公开地以武装占领了满洲。日本利用着各个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一致和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的机会，进行了满洲的武装占领。这个占领与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军事战略的重要各地之占领，日本军队向北满的推进，中东〈路〉南段的强占与路员工人的屠杀，到处表露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挑衅的军事冒险。日本军事主要指挥者的反苏联的狂言，英国帝国主义停止现金兑现的决议，德国总参谋部之活跃，这些都告诉我们实际上反苏联战争已经准备妥当，东方〈战〉线的开始爆发将是极大的可能的前途。同时，我们必须估计到：在世界经济恐慌与市场问题极度紧张的现在，在瓜分中国问题的周围，在发展巨大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与矛盾，首先是日英美法的斗争。所以帝国主义间的强盗战争，在满洲问题周围爆发的危险一样地威胁着。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的历史的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争斗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澈底解放。三、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之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的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正在急剧高涨中的反帝运动的高潮将以更大的力量向前开展。农民的饥荒与土地争斗的紧张，城市工人运动争斗进攻与政治性质之日益明显，士兵群众情绪的动摇与不安，给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争斗以极大的顺利，造成了全国革命危机先决条件更进的成熟。这事变给予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群众的民族的觉醒与革命争斗的剧烈，北方军阀的巨魁张学良的军事的财政上的丧失，民族的武断宣传的破产，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屈服与无耻的揭露，这些将更加促进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破产，及胜利的革命争斗的顺利的客观环境。正是这个客观环境将使得国民党的各反革命派别企图在与革命及苏维埃争斗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更加残酷的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国民党告同志书上说明这是应付满洲事变的第一等的任务），压迫一切群众的革命争斗与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博取帝国主义者的欢心而维持自己行将没落的统治。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矛盾的紧张，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军阀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是不会消灭的，反而会更加紧张起来。虽然国民党民族武断的宣传的破产和它的投降帝国主义的面目在群众面前更进的揭露，但是，国民党必然要更利用民族主义及一切的武断宣传来阻滞群众运动的革命化。四、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抓住广大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争斗走到直接的革命争斗。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争斗。为着这些任务的实现，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性与无限的革命热忱来进行下列的工作：1．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争斗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能够澈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的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同时必须指出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2.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在各大城市中公开的出版群众的反帝日报，抓住国内的重要工厂──尤其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各地党部团部也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使一部贫苦学生群众离开民族主义武断宣传的影响而作坚决革命争斗。3．广大的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区与非苏区之内组织“苏联之友”协会。积极地进行拥护红军苏维埃的工作，动员工人到红军去，募捐援助红军，很广泛地把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以及全国苏大会的各种法令草案散布到群众中去。4．估计到在这次事变后士兵情绪的动摇和不满，这些士兵在经常军官的保国卫民的欺骗宣传之中，而一旦地身历了国民党的卑鄙无耻，反抗与愤懑的情绪是必然增涨的。党应该加紧士兵中的工作，各省委应该派大批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的争斗，组织他们的游击战争。这是真正的武装拥护苏联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之方法之一。5．在灾民争斗中（不论在城市中与农村中的），必须加紧把他们与反对帝国主义争斗联系起来，经过反帝的口号及他们切身要求来发动广大的灾民争斗，必须说明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关系。不推翻地主的土地占有，不能根本的消灭帝国主义在乡村的支柱，不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土地革命胜利无从巩固。6．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7．必须估计行将来到的战时的地下党的困难的环境，各省委必须有专门的计划来改善党的秘密，使它能够在严重白色恐怖与战争状况之下来继续工作，这是应该看做目前的战斗任务之一。附注：关于苏区党目前的任务，中央另有决议。中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决议案[1]）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江西工农红军冲破了敌人第三次“围剿”与其他苏区红军的胜利，是普及全中国的灾民斗争，与澎湃着冲击前来的反帝潮流。江西工农红军主方〔力〕在一个多月英勇的战斗中，击溃了国民党十一个师以上的兵士，消灭了五个师以上的步队，使国民党左中右三路全线溃退，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计划完全失败，使蒋介石不能不从前线逃回南京，宣告“剿匪军事已告一段落”。此外，鄂豫皖苏区除巩固原有阵地外，更占领了广济，沂〔蕲〕水，英山等县，击败与消灭了敌人进攻的步队。湘鄂西苏区除巩固原有苏区外，更占领了潜江天门等县。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在工农红军的这些伟大胜利中，无疑的开展了更广大的发展前途。这些胜利更充分的证明出中央关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训令的估计与指示，以及共产国际主席团最近对于中国的决议的完全正确，同时也就又一次地给予那些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对于工农红军造谣污蔑的反革命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罗章龙右派，邓演达第三党等，以及党内动摇，悲观，失望，消极的那些立三主义残余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致命的打击。我们工农红军所以能够战胜兵士数量上比我们超过数倍，军事技术上比我们高明得多的国民党军队，当然不只是由于我们为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而战的工农红军将士的伟大的革命热情与勇敢善战，而且也由于苏区内外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拥护。这一次我们的伟大胜利，更明白的告诉我们，只有澈底实行国际与中央所指出的正确路线，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巩固苏维埃与红军，以及领导千百万工农群众的一切斗争，我们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胜利，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是最大的威胁，而且将加速地促进中国反革命内部的崩溃过程。但是对于苏区数十万红军与游击队，以及千百万掌握着苏维埃政权的工农群众，却是一帖最有力量的兴奋剂，使他们更其相信自己的力量，振起他们战斗的决心与勇气。对于干万万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饥饿着，死亡着，奋斗着的工人农民与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却是一盏指示出路的明灯，使他们更加易于跑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自求解放，更加唤醒他们对于苏区工农红军的拥护与创造新的工农红军苏维埃的热忱与勇气。二、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一方面使中国的农村经济急速破产，另一方面使新的生产力无从发展，以至造成了长期的经济恐慌与不断的灾荒。今年泛滥全中国的水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必然结果。这一四十年来所未有的大水灾，一方面更深刻的表现出了中国经济危机的不可救药，另一方面将更进一步的使这一危机，益陷于全部崩溃的境地。全中国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等待着饿死，冻死与病死的灾民，现在已达一万万人，即占全中国人口四分之一。国民党虽是用了种种“赈灾”名义，又从民众身上搜括了不少金钱，但这些金钱大都为国民党的军阀官僚所中饱。国民党在广大的灾民群众面前，完全表示了无办法与张惶失措的情绪，使他们不能不疯狂般用戒严，监禁，屠杀等方法去对付这千百万无告的灾民群众。这一部分的广大灾民群众，现在已经逐渐明了：国民党不但不能救济他们，而且只能剥削他们，压迫他们与屠杀他们。他们现在也开始知道用自己的力量来救济他们自己了。示威游行，抢米，分粮，杀土豪，地主以及反对国民党官吏，同国民党军警的冲突的斗争，现在正在大规模的开展出去。实行土地革命的游击战争，正在蜂起云涌般的推向前来。他们在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之下，将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了解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创造苏维埃与红军，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无疑的，这一千百万灾民的斗争，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致命的打击。三、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功，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以至在几个国家内革命危机的成熟，使帝国主义对于苏联，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对于一切革命运动的进攻，更其加紧了。同时各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也正在日益增长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行动，以及他们相互间的错纵〔综〕关系，就是这一分析的最好的具体例子。而日本帝国主义却更露骨地，明目张胆地，表明了他一切的愿望，用武力占据了他所需要的东三省，要把东三省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很明显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同时，这一事件，必然将更其加紧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掠，与对于苏联的进攻。并且使帝国主义内部（尤其是英，日，美）的矛盾，更其增加。这一件事〔事件〕，将成为世界大战，尤其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但是伴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加紧侵掠而来的，是中国民众反帝潮流的高涨，尤其在日本占据东三省之后。东三省的占据，象电火一样燃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的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使他们为了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当然，中国反帝运动的发展所以如此迅速，不单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暴行，而也是由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与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下流无耻的行为所造成的。国民党“反帝”的欺骗的武断宣传不断破产，使全中国的民众觉悟到，只有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到帝国主义。全中国的民众，在实际斗争中，现在已经很快的了解到，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要打倒国民党，而且实际的经验将告诉他们，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同帝国主义做澈底的斗争。反帝的怒涛，现在正在向前呼啸着。它将冲破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藩篱与城堡。在红军胜利，灾民斗争与反帝斗争开展的背境〔景〕上，我们当然也明显的看到工人斗争的发展。这斗争的反攻性质已经带有很浓厚的进攻性与政治性，并且它开始从自发的散漫的汇合成为更自觉的，更有组织的，更伟大的斗争了。在有些产业部门中，同盟罢工的形势已经日益成熟。农民斗争随着灾荒而更其发展。兵士的动摇，也日益加深。兵变的潮流现在已经普及于全国。在华北，革命的士兵第一次公开的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了。中间阶级的动摇，与他对于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也日益增加。一切这些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的日益崩溃的丝线，织成了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这一图画，很明显的映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四、因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因为经济危机的加深，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不断斗争，因为财政的破产，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但是促进国民党的崩溃，使国民党走向灭亡道路上去的主要动力，自然是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苏维埃与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因此，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这一斗争，现在正在更剧烈的，更广大的向前开展着。无疑的，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危机的扩大与深入，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内部不能调和的矛盾，以至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帝国主义之间及中国各派军阀政客间在目前还正在加速尖锐化着他们相互间的冲突和矛盾。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占据东三省，使英日美三国间的冲突更其露骨化，使北方冯阎军阀加紧了反张与反蒋的斗争，因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失败，而使广东出兵湘南。而且反动统治营垒中的冲突，矛盾与斗争愈加剧烈与复杂，客观上便越有利革命斗争的发展，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革命的发展必然的促进反革命的团结。当着目前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的时候，国际帝国主义是同样抖颤着，他们将不惜用尽一切方法来求得到进攻革命步调上的一致。日本出兵满蒙所发的“反俄与防止华北赤祸”的宣言，无疑地是得到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的一致同情，英美在华报纸都异口同声地警告国民党各派军阀小心着“今冬武汉有被共产党〈占〉领的危险”，要国民党各派忠实同志联合一致去加紧“剿共”工作。最近苏维埃与红军的大胜利，灾民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勃发，将更其推动国际帝国主义更直接的，更明目张胆地，更血腥地向中国革命进攻。自从满洲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各派军阀，正在“全国民众一致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团结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准备向革命做新的进攻。国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是要工人增加生产，要农民加倍服从地主，要兵士更进一步的服从长官，要灾民镇静牺牲，要红军放下武装一致对外。很明显的，这种统一战线，不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而是为了对付革命。在这统一战线之下，国民党可以在任何时候，拿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向工人农民与兵士进攻，实行它屠杀的拿手好戏，很巧妙地将民众的反帝情绪转移到破坏民族战线的“国贼”身上。国民党现在正在“抗日救国”的呼号下面，向〔同〕帝国主义做着买卖，准备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再用血与铁来消灭革命运动。一切国民党欺骗宣传的急速破产，更加速了这一过程。五、我们固然相信，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几千万以至几万万中国劳苦群众，在他们的先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定能够继续不断地战胜反革命的进攻，以至根本推翻反动的统治。但是中央必须唤起全党注意：虽然我们红军主力已经冲破了敌人的三次“围剿”，虽然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时，恰当中国革命急速向前发展的时候，但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目前还没有到达已经再不能再与革命抗争的死亡程度。他们是正感觉着死亡的逼近，而加紧顽强的抵抗。因此不仅以为第三次“围剿”冲破后，敌人再没有力量去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思想，是童稚的自欺，即以为第三次“围剿”冲破后，再不会有象蒋介石第三次“围剿”那样大规模的战争，也是不合于事实的空想。实际上正因为我们冲破了蒋介石第三次的“围剿”，正因为冲破了第三次“围剿”后中国的政局是怒号着革命的大风暴，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各派大军阀才更要努力企图用“团结一致”的力量，去首先对付革命运动的先锋──中国工农〈红〉军。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革命的弱点，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不平衡，在目前不但在工人与农民运动中存在着──（这是指工人斗争在主要的城市中还没有到达直接争取政权一点而言），而且在地域上也还存在着，虽是革命运动的急速发展正在使这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党的主观力量的薄弱，也不能不说是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党在四中全会后的转变，还没有深入到下层党员群众，党的政纲还没有为更广大的工农群众所澈底了解，党还没有能完全领导工农群众的一切斗争，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斗争。所于〔以〕在目前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为要得到更伟大的胜利，需要党在苏区与非苏区内更加十百倍地去动员，组织和武装更广大的成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需要党更加十百倍地努力去领导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以及千百万劳苦群众去更热烈地更英勇地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六、为得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央认为在苏区与非苏区方面，应该立刻执行以下的紧急任务：（一）苏区的党，在冲破了蒋介石第三次“围剿”之后，必须立刻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巩固已得的胜利，更坚决的更澈底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更深刻的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引起最广大群众斗争的热情，来发展与巩固苏维埃，贫农团，雇农工会与职工会等，并且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步队，消灭它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在〔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的重整他们的旗鼓，向苏区为新的捣乱。（二）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红军十六军，十军及闽西新十二军必须与中央区打通。湘鄂西的第九师必须与鄂西红军打通。二军团必须向汉水流域发展，取得与湘鄂西第九师与鄂豫边第九军的联络。此处十六军与鄂豫皖，鄂豫皖与湘鄂西必须取得联络。这样来扩大与巩固苏区根据地。（三）在十月半前各苏区必须选出和派出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选举时必须做最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更澈底的实现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中央苏区必须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政府。坚决地与那些借口军事紧张而推迟这一工作的错误倾向做斗争。各苏区也必须于十月革命节前成立当地苏维埃政府。（四）立刻扩大与巩固红军。坚决依照新颁的红军组织条例及政治工作条例实行改组。同时，必须从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中，挑选积极勇敢的分子来扩大红军。中央区应扩大到比原有的数目增加三分之二，鄂豫皖增加二分之一，湘鄂西增加三分之一。闽西十六军，十军等都必须扩大成为军或师。此外必须成立红军补充军。中央区及鄂豫皖区各县成立一团。其他各苏区各县至少成立一营。中央区须成立警卫师，湘鄂赣省，湘赣边省与鄂西皖西的独立师应充实起来。中央区与鄂豫皖省区至少创办红军军官学校及军事政治学校各一所。各军建立随营学校。此外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五）立刻发动与组织工农群众反对日帝国主义军队占领满洲，反对太平洋战争与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游行。必须坚决的同那些以为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在苏区内成立反帝同盟，更有计划地与更经常的领导与发展反帝的工作，这一工作，在目前帝国主义更猛烈地向中国革命进攻的形势之下，应该特别加紧。（六）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取得苏区四周围民众对苏区与红军的同情与拥护，苏区的党必须有计划地选派党员，团员以至积极的工农干部，到环绕苏区四周的白色区域，首先就是武汉，南昌，九江，宜昌，沙市，南浔路，平汉路，武长路，株萍路等的工人，灾民，农民与士兵中去建立工作（中央区与豫鄂皖至少须派出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其他苏区五十至一百人）。坚决打破一切白区工作都应该依靠中央的错误观念。此外要尽量的将苏区内部的灾民群众组织起来，给他们以相当的训练，派他们到白色区域去“报灾”，去进行灾民中的工作。（七）中央及河北，山西，陕西的党部，必须共同派遣十个到二十个干部到晋绥边新成立的二十四军中去，加强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使之成为燃烧起华北红军苏维埃运动的火焰。（八）在非苏区方面，必须加紧拥护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大胜利。最广泛的将红军胜利的消息散布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庆祝红军胜利，征调工人干部，选派代表与〈为〉红军募招〔捐〕的运动。必须把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更多的翻印，分散出去，向群众做关于苏维埃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且同苏维埃临时政府在十月革命节成立纪念日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九）必须立刻订出具体计划，征调干部和工农中的积极分子去到灾区工作，尤其是武汉，芜湖，江北等地。在灾民工作中，党要注意到使灾民斗争联系到失业工人与城市贫民的斗争，以至继续发展到农民的秋收斗争与冬荒斗争。要团结他们在灾民团，灾民自卫队内而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要从要饭吃的斗争引导他们到抢米，抢劫军粮等广大的灾民的骚动，以至走向游击战争，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必须同因为反帝斗争的开展而忘记千百万灾民的斗争的倾向做斗争。（十）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象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并且成立这种反帝的公开组织，而取得其领导。应该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发行反帝日报与传单标语，并且组织宣传队等，利用各种公开名义到街道上，尤其是工人区域去演讲。在上海等地，现在应该立刻以“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但是这〈些〉口号绝对不能同“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2]”，“拥护工农兵苏维埃与红军”等口号的宣传分裂开来。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尤其是日本企业的罢工，使斗争更能得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使斗争扩大与深入。在满洲党要立刻分配干部到南满各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与动摇不满东北军阀的军队中去发动反曰斗争，游击队战争与兵变，同时这一反帝斗争，必须同揭破国民党的反帝欺骗与反对国民党密切的联系起来的。全国反帝同盟，要利用反帝斗争的开展，在今年内成立起来。（十一）在上海，天津，唐山，香港，哈尔滨，大连的党部，在中央帮助之下，应该动员得力干部去加强正在开展着的工人斗争的领导，去发展与巩固赤色工会，和打入黄色工会中的工作，特别是去建立海员，铁路，兵工厂的工作。同时尽可能的在某些城市中（如上海，唐山，天津等）努力去准备和组织某一产业的同盟罢工。（十二）江苏，安徽，广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党部要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城，集中力量去发动那边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队战争。在北方，更要特别注意兵变发展的区域（如山西，河北，河南），使这些兵变配合着当地的农民与工人的斗争，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主义〔要〕的表现在，对进攻苏联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或者企图等待战争来讨“便宜”的情绪，不相信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在目前能够得到胜利，对于中国革命危机的日渐成熟表示怀疑，把土地革命和反帝斗争分割开来，对城市工人斗争的形势估计不足与忽视，富农路线，黄色倾向，反帝运动中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以至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和行动等。“左”的机会主义──立三主义的残余，也时常表现出来，如不愿深入群众中去作艰苦的工作，而空喊脱离群众的口号，不愿到黄色工会中工作，不知道利用下层统一战线，以至惧怕利用任何公开与半公开的工作方式的关门主义等等。此外，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对右对“左”的调和情绪与口是心非的两面派，都是执行上述紧急任务的仇敌，党必须对他们作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以加急〔紧〕秘密工作（任何所谓“小”的破坏秘密工作的行动，都须给与严重的制裁）和深入群众的主要方式去巩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建立以少数党员为几千以至几万群众的核心的支部工作，更广泛地灵巧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工作联系的工作方法，从最近革命战斗中吸收工人，雇农，贫农的先进分子，以至愿终身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战的智识分子来扩大和充实党的组织。这些都是使我们党更能适合于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的组织的迫切任务。这些思想上组织上具体任务的完成，更需要党善于使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与每位同志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中央坚决的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根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六期刊印注释（1〕原件无时间，此是根据另一油印件加的。（2）其他版本此处均为“拥护苏联”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国工农兵劳苦群众们！万宝山与朝鲜之血迹未干，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更大规模的屠杀中国民众了！各国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屠杀中国民众的万恶强盗，半年以来从万宝山朝鲜一直杀到青岛，现在又杀到奉天安东营口，中国劳苦民众被牺牲已经累万盈千，过去五卅，济南惨案等更擢发难数，现在他更公开更强暴的占领中国土地，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及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政策以瓜分中国。帝国主义强盗看得很明白：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而且含着极大的危险。各国帝国主义都拼命计划想消灭苏联，以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什么全欧联盟，什么胡佛计划，其根本都不出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同时帝国主义强盗也非常明白：现在世界革命积极发展，中国工农革命日益高涨，工农红军与苏维埃区域又英勇的冲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第三次的“围剿”，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浪潮，尤其在万案韩案之后，已经大大汹涌起来。这一革命浪涨〔潮〕的高涨，必然要根本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国民党在中国民众被日本强盗大大屠杀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最后，现在正是各国帝国主义内部互相矛盾冲突，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更剧烈发展的时候，它们这种冲突和危机必然引导它们到第二次公开的厮杀，尤其是太平洋日美冲突的风云甚嚣尘上，中国便是它们这冲突火并不能放过的战场。它们一方面指使各自的军阀实行火并，另一方面有机可乘便直接出兵中国，以扩张它们在华的统治利益。这种事件不一而足，过去英日屡次进兵中国，最近美国帝国主义也正高唱用十万大军进占中国。这次日本强占东三省，显然是捷足先登，准备大规模的屠杀以牺牲中国。自然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们！正当受着军阀战争与空前扩大的水灾的蹂躏牺牲痛苦不堪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民众了！任何一派的国民党与军阀都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实行军阀战争，加工制造灾荒，及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过去济南惨案及万宝山惨案及一切惨案都被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出卖了！我们还要梦想国民党政府去抵抗帝国主义进兵吗？！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根本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屠杀中国民众的保镖，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打倒国民党，打破一切和平改良的欺骗。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一切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拥护苏区与红军！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打倒各派国民党，打倒一切军阀！变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的战争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中国工农兵苏维埃斗争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根据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十九期刊印
中央对职工部及全总党团工作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对职工部及全总党团工作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通过）中央听了职工部和全总党团的报告以后，认为过去全总虽然建立了几个地方的工作（如上海，满洲等），曾派人去苏区去建立执行局，供给了苏区一些下层干部，对于海总铁总工作都曾有相当的布置；可是这些工作是绝对的不够，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显著的成绩。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路线，还没有切实在实际工作中去实现，工作上的转变不够，而且非常缓慢。中央认为全总党团在过去的工作中，有下列的缺点和错误：（一）在全总的组织之下，除掉上海，满洲，海员方面有相当工作基础以外，其他各地的工作很少，而且有些地方直到现在还没有关系。全总在组织上还非常薄弱，赤色工会的工作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去。中央职工部与全总党团还没有切实注意到这一问题，没有设法将赤色工会的工作真正深入到企业中去，建立有群众拥护的在企业内的基础。（二）全总下面的组织，还没有普遍到全国。实际上现在的全总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全总的威信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不能抓住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去领导他们。（三）全总党团在过去工作中还表现出工作迟缓和应付的现象。工作的敏切，负责的同志差不多都在跑腿，缺乏集体的领导，在工作中还保存着手工业的方式，不全用组织力量去推动工作。（四）过去全总对许多问题注意力不够，在过去一月中对于青工女工问题没有一次讨论，更说不上有什么工作。其他如对万宝山案的问题，更是忽视，这是非常不对的。（五）中央职工部的工作，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职工部还没有成为党对工会运动的政治指导者。职工部的工作许多都是带事务的性质。对于将职工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贡献给全党的工作，简直是没有做。（六）全总党团与职工部对于苏区工会工作的注意和讨论，是完全不够的，许多苏区工会工作的严重问题没有能确切的解决。（七）对于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执行还不充分。特别是没有将工会运动中许多错误的倾向和观念，给以即时的打击，使这些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这样来教育群众。因此，中央认为职工部与全总党团在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一）职工部与全总党团务必切实去讨论发展组织和建立全国关系的问题，规定出具体的发展全国工作的计划，首先是发展企业内的工作，切实将工会工作建筑在企业的基础上去。有计画的派人打进生产，去实现这个任务。（二）切实去布置和领导全国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首先是上海的斗争。要切实去实现独立的领导。目前应该抓住反工厂法的斗争，去发动群众。职工部与全总党团必须有具体的讨论，帮助上海工联和海总去布置几个中心的斗争。（三）加紧反对黄色工会的工作，揭露黄色工会的欺骗。职工部［部］与全总党团应该切实的去知道几个黄色工会的具体工作内容（首先是上海的邮务，法电，印务等），指定同志专门负责，收集黄色工会的材料，具体的去讨论怎样反对黄色工会，怎样进行革命反对派的工作。（四）应该立刻改正过去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立刻建立各部的工作，实现集体的领导。应该改正过去职工部代替了全总党团工作的现象。同时职工部应该立刻成立，召集职工部的会议，帮助全总党团来建立全国的工作。（五）在每次斗争中应该切实注意到提拔干部的问题，应该将在斗争中有表现积极而且勇敢的工人吸收到领导机关中来。同时全总党团应该设法培养干部，特别是企业中的工人。同时中央组织部，应该注意工会干部的供给。（六）对于苏区工作应该立即加以重大的注意，建立全总对于各苏区工会的真实的具体的领导。（七）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在工会的组织下面，还暴露有许多“左”倾的空谈和立三主义的工作方式，同时在目前最危险的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不动观念，和平发展等。这些观念在上海工联，过去纺总的负责人及海总内某些负责人中，表现得最明显。过去全总虽然与这些倾向作过斗争，可是这些斗争并不深入，而且更没有拿这些斗争来教育全党的同志。因此，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使这些斗争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利用每次斗争的具体事实来教育整个工会的群众和全党的同志。（八）过去工会工作的同志，很少将工会的问题和每次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介绍给全党的同志，对于党报没有负起投稿的责任。中央认为今后在工会工作的同志应该随时将工会运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斗争的教训，在党报上发表。每个同志都应该负起责任来。中央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八月）[1]听了张彪同志关于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报告之后，中央委员会完全一致同意第十一次全会的决议，并责成中央及各级党部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和不折不挠性来实现共产国际的决议到实际工作中去。A．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苏联的发展，与许多国家内革命危机的成熟：（一）自从一九三一年年初一直到现在，世界经济的恐慌，还是在继续加深与扩大。而在苏联，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很大的成功。此种形势正如国际执委十一次扩大会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走到了末路，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奠定正在完成”，（全会决议）深刻的两个世界的对立是目前国际情势中最基本的因子。这个对立加紧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一切矛盾与冲突。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日益紧张。中国，印度，安南的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高涨空前的勃发；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和纷争与杨格计划的破产，同样的是在继续增长，虽然这些矛盾不能够减轻反而只有增加他们对于苏联的共同的敌视和反苏联的反革命斗争的准备。在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基础上，由于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惊人的失业，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农贫农的破产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革命化的作用，世界革命运动比之一九三O年二月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时〉有更进的发展，这主要的表现在：a．苏联已经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b．中国创立了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他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血的斗争中逐渐巩固与壮大起来；c.在西班牙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巴尔庞的专制政府，正在为着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d．在印度，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离开了并反对着甘地主义而与英帝国主义与印度的地主资产阶级作英勇的斗争；其他殖民地革命的增长；e．在德国与波兰工人阶级的斗争极端的紧张，走向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底成熟；f．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和失业运动之更加深刻化；农民运动之崛起与发展；g．主要各国的共产党政治与组织影响之扩张；但是“依照各国危机进展的程度和速度，资本主义内外的冲突的紧张的程度和速度，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革命高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这次经济恐慌和战后资本主义总的危机的特殊条件密切错综的国家中（如德国波兰），已经走向革命危机先决条件的成熟。目前，因于经济危机的深刻化，在西班牙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是很快的在增长，那里因为封建势力残余的强大，这一过程特别来得深刻”。“在许多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印度──由于经济危机与农业危机的交错，帝国主义与封建高利贷的剥削及群众的大量破产，千百万的群众起来作民族的革命争斗反对整个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革命危机的因素是很快在成熟”。（全会决议）（二）在目前的阶段上由于经济危机的深入与革命运动的更进的高涨，资产阶级日趋于公开的法西斯蒂的专政。他们按〔接〕一连二的公布紧急法令，禁止工人群众的集会游行和最低限度的“人权与自由”，逼迫工人阶级的组织走向地底下去，组织不满的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流氓分子为法西斯蒂的武装团体以〈对〉进行革命工人及共产党员的屠杀，但是必须清楚的了解，民主主义和法西斯蒂仅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由掩蔽的财政资本的寡头专政到公开的法西斯的专政的转换，丝毫地没有更换其阶级的实质。有时，更可以不变动民主形式的表面，而实行极端法西斯蒂政策（如白鲁宁政府）。并且亦不能认为法西斯蒂的形式，已成为目前资产阶级统给的唯一形式。世界经济恐慌更加明白的揭露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蒂面目，他的作用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的主持者，他不仅替公开的法西斯蒂专政开路清道，而且一切的资产阶级进攻工人的步骤都假手于社会民主党而实现。他们间接和直接的帮助资产阶级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削减社会保险资，增加税捐，实行资本主义合理化，破坏罢工，压迫殖民地革命运动与屠杀本国的革命工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米勒政府压迫柏林的五一示威，解散“赤色战士队”，颂〔颁〕布“保护共和国法”镇压罢工，而为法西斯蒂专政的白鲁宁政府开路。在失去政权之后，并极力拥护白鲁宁政府的一切法西斯蒂的进攻工人的步骤。麦克唐纳尔因为镇压印度革命的劳绩，而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的一致喝采，最后，他更是反苏联战争中资产阶级的一支尖兵。他们在全世界上为资产阶级进攻苏联的战争的政治的舆论的准备，在苏联他们与实业党及少数党手携手去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以为帝国主义反革命干涉的内应。（三）两个世界的对立不能不引导到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积极准备，目前反革命的反苏联战争对于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的威胁。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的顺利的执行，使资产阶级失了其使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后〔复〕辟道上的最后的幻想，更加上经济恐慌的剧烈，使他们不得不以侵夺世界上六分之一的苏联为危机的出路，使世界资产阶级不断的采用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政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的增加，苏联边境各国的军士〔事〕准备的完成，美国的粮食准备，……一切一切都说明反苏联战争，已经近在眉睫。目前的事变，更加证明这种估计的正确，胡佛提议的真实意义，除了企图挽救德国的革命危机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团结资本主义的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进行反苏联的战争。万宝山事件日本的武士道曾公开的宣称这是对俄必先对华政策之先声，而且毫不隐蔽的说，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第二次日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帝国主义内部的争斗，英美争取世界霸权，法意，英法，德法，美日等等的冲突与矛盾亦日趋紧张，以战争来重新分配世界，以挽救资本主义之危机已经变成了各帝国主义列强政府的唯一出路。B．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与工农民主专政的发展。（一）由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与广大的封建残余的存在，世界的经济危机，推动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到完全溃灭的地步。经济危机与农业的危机密切的错综在一起。在前一时期中已经处在长期的停滞与恐慌状态中的民族工业（丝，纱，烟等），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大批的倒闭与非民族化。民族资本在重工业中的地位，更是逐渐减少，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完全的统治。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因为军阀战争的原因而破坏不堪；海运则非但外洋船完全在帝国主义者的掌握之中，而且内河船亦不能与外洋船竞争而宣告停班（长江上游）。另一方面正因为世界经济的危机，帝国主义者更加紧迫地加紧在华投资（从今年二月到六月各帝国主义者在华设立的新工厂约七八百所，资本达一万万五千万元）。在帝国主义地主高利贷的重重剥削下的农村经济，正处在空前的浩劫的地步。在原料供给的市场上，中国除了特产品（大豆桐油等）外，几乎完全地被排挤。因为帝国主义和地主的非人的剥削和长期军阀战争的结果，毁灭了一切灌溉的设备而丧失千百万农民的生命的灾荒，成为经常的现象。去年的西北的大旱及今年普遍十六行省的水灾，接着地震撼着世界的听闻。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官僚们（华洋义赈会赈务委员会等）更借赈灾的名目来进行搜括，高利贷和奴役农民（工赈，贷赈，急赈）。工业的破产与非民族化，帝国主义侵掠的深入，与农村经济的空前浩劫，这就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图画。空前的群众失业，工人生活水平线的低降，资本的进攻，农民的破产与饿死，灾荒，战祸，这就是国民党统治所必然造成的而且已经造成的结果。（二）世界经济危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的影响，引起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根本矛盾更进一步的紧张。群众生活的恶化到饿死的水平线上不能不引导到一方面革命运动的继涨增高，在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的苏联〔区〕政权与红军的建立，革命危机在全国范围内的日渐成熟，另一方面，反动统治以全力保全自己的政权，动员一切力量进攻苏区与严厉地厉行白色恐怖。同时，他们更加积极地进行武断与欺骗的宣传。在土地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是无产阶级在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的条件，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政权的形式中实现和加强起来。苏维埃和红军的建立，使中国的阶级斗争走到了最高的形式——国内战争的形式。在国内战争中，红军正在夺取敌人的武装而武装自己。苏维埃政权亦正在与蒋介石，内部的敌人（AB团等），及自己的错误（立三路线）奋斗中获得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初步的丰富经验。千百万的暴动起来的中农和贫农，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不论红军怎样枪械缺乏和陋败，不论作战条件怎机〔样〕困难，而第一第二次的“围剿”的冲破给了帝国主义者蒋介石陈独秀罗章龙及党内的灰心失望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一个良好的教训。第三次的“围剿”，蒋介石“溽暑亲征”的结果，在江西线上，除了红军为作战的必要而缩短战线之外，蒋介石没有任何的进步，而左翼的朱毛（是蒋介石的两个将军（朱绍良毛炳文），不是红军的领袖！）的覆灭，陈诚的溃败是国民党的检查员和帝国主义的报纸所不能隐蔽的事实；在鄂豫皖，湘鄂边线上，红军的发展已屡屡的引起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惊惧。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战绩，在中国的革命史已经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今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更进的发展，是依据在苏维埃和红军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之上”。（三）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和封建的割据，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便是发展的不平衡，虽然，全国革命危机一般的成熟起来，但是他的程度和速度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存在着苏维埃政权，工农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在更大的地域上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还维持着自己的凶焰。前者正在发展与壮大而后者则日趋崩溃。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的矛盾与冲突，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国各地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间的斗争，说明了为什么在对于工农民主专政一致的威胁之前，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与分裂的产生的真实原因。南京和广东的分裂，北方的军阀战争——反映着国际帝国主义的争斗，反映着英美日争取中国的斗争；另一方面，他更是中国统治阶级间为着怎样能够更好的挽救自己的统治与消灭苏区与红军的争斗。这种分裂和战争的本身，便是国民党统治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更进一步的崩溃的表现。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日趋紧张，不过他们内部矛盾的增长不但不能减弱而且只有增加他们与苏维埃运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产生军阀混战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基础没有，被工农革命的浪潮所推倒以前，军阀战争的重演与扩大将永远地威胁着中国的劳苦群众，只有工农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才能够消灭军阀战争与从完全的殖民地化与经济浩劫中挽救中国。（四）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加紧，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屈服与投降帝国主义，经济的恐慌和灾荒，资本的进攻，群众的失业，生活水平线的低落与饥饿，及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引导到反动统治区域内的革命更进一步的高涨，这主要的表现在：a．反帝国主义运动新的怒朝〔潮〕在工人贫农苦力激烈的反帝情绪面前，上海买办阶级的反日援侨会，只不过是一幅可耻的滑稽画，这些分子的企图便是“领导”反帝国主义运动，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失去其真正的领导；b．工人罢工争斗的更加紧张化，争斗更明显地暴露其反攻的以及政治的性质；c．兵变潮流的高涨；d．农民运动的继续不断的爆发；因为水灾的关系，在今年秋收争斗，党将处在空前的广大的农民骚动面前；e．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于南京政府的反对态度的增长；客观条件对于党的工作是最顺利的。全国的革命风暴渐渐接近了，革命爆发的锁钥是在我们党的手里，只有党的积极性的活跃，才能决定革命大爆发的程度和速度。C．党的工作的条件与目前的紧急任务。（一）在四中全会时，以及四中全会以前，共产国际曾经正确的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放着下面的三位一体的中心任务：a．创立有工作能力的得到群众拥护的苏维埃政府，来组织与领导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b．创立强有力的工农成份的政治上绝对是在党的指导之下的红军及巩固红军的根据地。c．开展工人阶级的部分的日常的经济斗争，引导他们到总的政治争斗上去；加倍对于反帝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领导；这些任务中央认为在今天还是中国党的中心的迫切任务。（二）在共产国际直接的帮助之下，四中全会坚决地责谴政治局过去的错误路线，指斥了三中全会的调和态度，断然地肯定，立三路线为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半托洛斯基主义的路线，指斥了当时政治局的某几个同志的对于共产国际的虚伪和两面派的态度，更新了党的领导的成份，毫无二语地同意并坚决的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国革命中唯一的正确路线。半年来党在工作的过程中，在执行国际路线的过程中，党得到了下面的成绩：a．对于苏区领导的加紧，造成了苏维埃和红军的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党和苏维埃政策的真实的转变，澈底的平民式的重新分配土地，因而大大的提高群众的斗争的积极性；在创立真正良好的铁的红军的工作上，得到了初步的成功；苏维埃机关的改造，混入苏维埃机关的富农和阶级敌人的肃清。所有这些工作的结果，使我们在苏区中的力量，更加强固。b．正确的政治领导与两条战线上的坚决斗争，使右倾机会主义的小团体（罗章龙派）完全地破产，并解除了立三主义的武装。思想上的斗争与某些组织的结论，一方面，保证了一部分被右倾机会主义所欺骗或立三主义者的“左”倾辞句所玄惑的工人同志，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另一方面，党的和职工会的指导机关中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李立三主义者的肃清。这样使党有在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与组织上之稳固。在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竟成了重要的一步。c．开始了真实的艰苦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与厂内活动，恢复了青年团和工会的组织与加强了他们的领导；提拔了一部分新的干部作领导工作；改变了李立三时代以及陈独秀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家长制度委派制度的恶毒的遗传，开始向布尔塞维克的作风转换。（三）但是中央委员会不能不郑重地指出：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中的许多严重的缺点和弱点。这主要的表现在：a．第十一次全会所指出的：“落在群众的积极化之后”，“落后于许多重要的革命运动，失业运动，罢工，与农民运动之后”。“忽略了保护工人群众的日常要求的基础上动员群众为这些要求而争斗，将这些争斗与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争斗联系起来”。对于中国党同样是正确的：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之中，党还不能善于利用和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在反动区域中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重大的成功。许多党部不善于依据工人群众的日常要求而动员，而组织他们的争斗。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至今没有什么成绩。没有学会把部分的与一般的要求联系起来，与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许多自发争斗没有能够抓住与领导；对于罢工争斗的准备常常是不充分的；尤其是对于失业运动的消极是极端不能容许的现象。b．第十一次全会所指出的：“反对战争危险的争斗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的争斗，其程度并不能到处赶得上帝国主义准备反苏联战争的程度。反战争危险的鼓动，进行得没有系统，有些地方只是一起一伏的”。这个指斥，对于中国党亦不是例外。中央严重的指出：这时期中对于反对进攻苏联的工作非但赶不及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的准备，而且有些党部是忽视了这个任务。特别是审判孟塞维克及实业党的材料没有充分地利用向工人群众作广大的鼓动。c．同样，对于拥护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亦是做得非常的不充分。关于动员到红军中去的工作各地党部都没有达到预定计划。甚至将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去的工作，曲解为招募。d．关于士兵中的工作的积极性亦是非常的不够，中央的二月决议仍然还是纸上的空文；e．对于反动区域内的农民工作还是表现有机会主义的消极性；f．还没有学会布尔塞维克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及地下党与群众的联系，以少数的党的干部领导广大的群众争斗；g．许多党部还没有学会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与工作检查；许多“漂亮”的决议，依然成为纸上空文；与下级党部的活的领导与联系，还依旧是不够；新的干部的培养与提拔实现得非常迟缓。h．因为党的组织还没有能够深入群众，因为多数党员，还没有了解地下党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重要，以致党的组织与党的干部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与肉体的摧残。i．对于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还不够，未能及时深刻揭穿一切反动武断的宣传（如对于改组派，人权派，第三党，取消派等），因此这种宣传时常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一部分党员群众。j．党还没有能够很具体的教育党员群众怎样在实际工作中去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四）为着利用良好而顺利的客观环境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为着执行中国革命及共产国际在党面前提出来的三位一体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动员一切力员，来执行和完成下面的具体的迫切的工作：a．最大限度的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正确地执行一切党和苏维埃的法令，澈底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组织和利用群众的积极性为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而战。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以坚强红军和在最短的时间内创立苏维埃中央政府。b．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反苏联的武装干涉而战。揭破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一切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真实地动员群众为拥护苏维埃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武装进攻而战。加紧反对军阀战争。动员重要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到红军中去。广大的普遍的创立“苏联之友”“红军之友”等等组织。扩大在反动区域的工农群众中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及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的宣传。c．真实地动员群众为反对资本的进攻而争斗；小心地周密地准备每一个工人阶级的战斗；迅速地使职工会的工作有布尔塞维克的转变，广大地发展赤色工会的会员；真正地开始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以夺取工人阶级中的最大多数。d．加紧对于目前正在剧烈开展中的反帝国主义的领导；组织与引导群众的反帝情绪的高涨到革命争斗的道路上；揭破一切资产阶级及改良主义者的假的反帝国主义把戏，这种把戏的真实意义只是在阻碍劳苦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自觉。为着完成上面的任务必须特别地注意公开可能的利用。e．各方面的努力的准备对于那必然要来到的今年秋收争斗的领导。苏维埃运动与灾荒影响之下的农民斗争，假如我们有真实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则这些争斗将无疑的转变为土地革命；同样反动军队中的士兵工作在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中有特别的意义，应该加十倍地努力进行。f.集中力量在大工厂内创立我们的支部；培养与提拔新的工人干部；广大地发展党的组织。g．根据目前的环境，各地党部要特别注意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组织，坚决地克服党内个别的叛变现象，澈底肃清机关主义和一切脱离群众工作的以及雇佣劳动的工作方式，消灭对于秘密工作一切忽视，务使今后工作能够经常的进行。用群众的力量来冲破一切白色恐怖与压迫。（五）为着上面所指出一切的任务的完成：党必须在两条战线的争斗上克服一切离开党的总路线倾向。党内主要危险，依然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在中国的特殊的条件内，右倾机会主义紧接着公开叛背革命，同时他们更其采用了最可耻最懦怯的机会主义的两面派的态度。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同时丝毫地不能放松“左”倾的李立三路线的残留，这些残留还或少或多在各地党的工作中表现出来。为着这些紧急任务的执行，要求全党同志坚决的起来，对于党的工作实行澈底的检阅，在检阅中尽量发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发展下层党员群众的积极性，消灭一切国民党时代瞿秋白李立三时代机会主义的残余，创造布尔塞维克的工作方法与作用，以完成历史放在我们党前面的中心任务！通知：因为地下党的工作条件与最近的损失与打击，使中央直到目前才能够详细的讨论国际执委的决议。这种迟缓是党工作上的极大损失。各级党部接到此项决议与国际决议后，即应广大地举行讨论。讨论时必须将国际及中央决议更加具体地运用到各该地方去。并将结果报告中央。国际决议与本决议应尽量在党报上翻印。中央根据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五期刊印注释〔1〕原件无时间，此是编者根据内容判定的。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诸同志：根据××同志来此的报告，中央很欢喜的知道最近八个月来中央苏区党所领导的红军与群众的艰苦奋斗的情形，中央苏区现在正处在与敌人长期的艰苦的内心作战状况中，敌人倾全国的力量来进攻苏区与红军，单在江西便有二十师以上的兵力，你们正依靠着红军，围绕着广大群众，继续冲破敌人的“围剿”。但这一苏区根据地还很流动，与周围苏区还没打成一片，群众的积极性还没充分的表现出来，苏维埃临时中尖政府也还没建立，而非苏区群众的拥护苏维埃运动又很微弱，这些都使你们执行阶级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需要你们以最大的努力来实行国际和中央的一切指示。为着这个中央必须给你们以新的指示。中央首先指出：在几年来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在最近一年多红军英勇的战争中，在苏区内外阶级敌人的残酷进攻中，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他伟大的成功。他的成功成为中国革命危机来到的主要标志，成为殖民地苏维埃运动的旗帜，他影响到中国统治阶级极度的动摇和加速他的崩溃过程，他兴奋了全中国工农群众为着苏维埃旗帜而斗争，这里他具体的表现是：一、自长沙战争后，红军一三集团军围绕着广大群众的力量曾两次冲破敌人的“围剿”，得着伟大的胜利，最近又在开始冲破敌人第三次的“围剿”。二、没收了胜利区域地主阶级的土地，并实行平分土地。三、在这些区域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完全被推翻了，并建立起地方苏维埃政权。四、建立了并锻炼出巩固而有纪律的红军的铁军，他的成份最大多数是贫农，党员占全军三分之一，他与群众的联系极好，红军在群众中有极坚固的信仰。五、党在群众中红军中成为唯一的革命领导者，一切反革命派别在苏区许多破坏革命的企图和行动，都遭受了群众和党的严重的打击，特别是AB团活动的失败。但并不因为有了这些伟大的成功，我们便不需要执行严格的自我批评来检查中央苏区还存在着的错误和缺点。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愈加认识和纠正了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我们的成功才能愈加扩大和巩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第一，这种错误表演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上头。现时的河东（赣江以东）苏区很明显的是中央苏区的主要根据地，但党还没用一切可能力量动员阶级群众来巩固这个根据地。红军是尽了他捍卫这个根据地的责任的，但尽尽（仅仅〕依靠红军还是不够的，群众的自卫力量还很脆弱，环绕苏区的白色统治区域的群众工作完全没有，白军中的工作完全忽视，苏维埃政纲还没能做到最大限度的实施，苏区中党的生活非党〔常〕缺乏，这都是使根据地不能巩固的。并且相反的在巩固红军的成份上，不以清洗地主富农商人分子为中心，而笼统的提出“洗刷流氓”的口号，在苏维埃选举法上，亦规定出流氓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这都是模糊阶级路线的规定，将使破产而流落的农民与广大的敌人军队中的士兵群众被解释为流氓分子面排斥到土地革命的战线之外。第二，这种错误表演在解决土地农民问题上头。你们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的态度，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对于经济政策也因为对整个农民“一视同仁”，土地税至今仍未征收。这样反富农的斗争自然得不着正确的领导，相反的富农反来利用这一口号压迫中农乃至贫农而说是打富农。于是贫农团雇农工会的组织也就等于具文，甚至富农还可混入。合作社也被富农和地主残余把持，而将物价卖得比一般市价还贵，这一切都表现土地革命的果实还没落到贫农中农身上而为富农所攫去。第三，这种错误表演在党与政权的关系和群众在政权中的作用上头，苏大会至今未能开成，但又将工农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权取消了，而代以军事组织，实际上党又包办一切，这使群众对政权的认识模糊而不相信政权是自己的。因此，苏维埃改选运动至今很少成绩，而各下级苏维埃仅成为“办差”机关，群众代表参加政府工作的练习非常缺乏，于是各级政权机关仍多为地主残余富农商人所把持，形成所谓“办苏维埃”的人。一切群众团体也多为同类人所盘据，群聚苏维埃机关吃饭，而群众工作便必然的软弱，党及群众团体的改造，便遇着极大的阻碍（如有一地方改组了九次，据说还有AB团的占领），因为群众力量在这些地方无以表现出来。所以红军中亦以党包办一切，于是军事指挥与政治委员的权能便表现不出来。这一切都还存留着极浓厚的国民党工作方式的残余。第四，这种错误表演在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上头。因为过去苏区长期在农村中发展，而很少接近城市，所以对于工人运动一问题忽视而犯有错误，八小时工作制至今未能实行，工会起初是被独立劳动者小手工艺者的〔所〕领导，所以向无斗争，现在还因袭着这种没有斗争的状态，使工人在政权中，在群众组织中，在红军中都很少能起领导的力量，所以反帝同盟在苏区是没有组织，一切群众生活都缺乏团体的组织力量来加强这一艰苦的反帝国主义反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第五，这种错误表演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上头，苏区反AB团的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富田事变无疑的是反革命的暴动，但在斗争的方法上最缺乏的是思想斗争的深入，与群众中的教育工作。在处置的方法上，亦还很少能将他们领袖与他们影响的群众分别看待，将他们组织内的分子与一般的阶级异己分子分别处理，将各种错误思想和阶级异己分子由动摇不满而走入反革命的中间过程看做是我们在群众中与他们斗争的过程。这种错误在反AB团斗争的初期犯的尤其严重。因此，苏区内便缺乏另外的反改组派，反第三党，反取消派，反罗章龙派，反富农思想乃至反农民落后意识后斗争。党内便缺乏肃清立三路线与反一切错误倾向之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而一般的认为一切错误都可为AB团的〔所〕包容的〔所〕代表，这是如何简单化而有真〔害〕的错误啊！综合这一切的错误与缺点，很明显的看出中央苏区对于工人对雇主的斗争，农民对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贫农雇农对富农的斗争，整个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的斗争都还缺乏更宽度〔广〕的发动，而没能使之达到极高度的尖锐化。造成这种错误的最根本原因，无疑的是由于阶级路线不明确和群众工作不充分，这对于进行阶级战争的基础的推广和力量的增强是要受着很大的损失的，而首先要影响的便是红军的巩固和扩大与他在长期作战中所遇到的困难。在这里中央必须指出，党中央过去对于联合富农政策的错误，立三路线的领导，三中全会得和路线的影响，这是造成苏区错误的主要来源，苏区群众在实际生活中对于这种错误路线的反抗，苏区党的领导在许多政策上决定的正确，红军的英勇团结，是战胜这些错误的有力的前提，但我们同时要指出只有在中央局扩大会后，苏区才向着国际路线转变，而且在这一转变中间，你们对于上述的根本错误，也还没有深刻的了解与执行及时的纠正。这决不能委之于为进行激烈的阶级战争的困难所阻。我们绝对不否认，因为战争的激烈和继续，使中央苏区对于一切任务的执行都必须环绕着战争问题的中心，但你们必须承认，根据上述许多错误的存在，证明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你们要明白，不仅江西省委二全会是执行了立三路线，便是汀洲会议一直至吉安大会的总前委都还在执行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局还在执行对立三主义的调和路线，立三路线不仅表现在“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上，同样表现在右的富农路线的错误上，并且富农路线在土地问题上不仅表现在以生产工具为分配的标准上，同样表现在将土地分配给“一切”人（全民）和不没收富农的剩余工具上，所以不用说二全会是露骨的富农路线与立三路线的领导了，即有正确路线的去年“二七”会议与今年中央局扩大会，你们还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国际路线的执行，便在根本肃清这些“左”右机会主义的错误，尤其国际路线对于苏区任务的规定是针对着战争状态的，所出国际来信说离开战争来讲巩固根据地与建立苏维埃政府是不可以想象的。你们必须从这里去了解国际路线，坚决的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的指示的全部以澈底肃清上述的一切错误。※※※目前的全国形势乃至世界的形势是有利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极度的经济恐慌与社会主义苏联空前的巩固和成功的对抗上，世界的革命高潮是影响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的，在中国政治经济总危机的基础上，最近水灾又淹遍了全国的大河流域，农村是加速的破产，城市工业是极其衰颓，一切物价都异常高涨，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是更加痛苦，失业和破产的群众迅速的增加，水灾的难民已达到六七千万，这种恐慌简直是空前的。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却日益加强和日益残暴，国民党统治的内政外交，在这里都表现出充分的破产，他在群众中的一切欺骗政策都不断的暴露和揭穿。群众的革命斗争在今年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军阀军队中士兵的哗变是不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亦日益增高，尤其是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成了目前中国革命危机最主要的标志，这不仅中央苏区有了他几次冲破敌人“围剿”的伟大胜利，便在其他苏区也同样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鄂豫皖与湘鄂西。因此，国民党军阀虽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之下一致的进攻革命，企图用最大力量来消灭苏区与红军，但终不能因此便减少他们自己中间各派的矛盾，相反的愈加因为他们进攻苏区的累次失败，反革命各派便要愈加在争取“反共”领导和寻求新的统治方法之下，更加激烈化他们的冲突。近几月来两广政府与南京对立，最近石友三的事变与酝酿中的山西问题，特别是占中国全人口六分之一的难民问题的严重，将使国民党统治更加速他的崩溃。固然，无论怎样变化，尤其是红军愈加胜利，反动统治总要用他最得力的力量来作最后挣扎，并且帝国主义还要来直接组织他们，但因为他们中间的矛盾无法消灭，尤其是因为苏维埃运动已遍及长江流域而群众斗争又日益发展，他们便不能［不］以全部力量都集中到一起来进攻一三集团军与中央苏区，在这里我们有坚决的信心，只要中央苏区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围绕着红军与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战斗，你们必能继续冲破敌人的“围剿”，瓦解敌人的主力，以实现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因此，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政纲。为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央对于下述的具体任务，实有详细说明的必要。第一，为着进行阶级战争，首先应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国际来信曾经指出巩固根据地不是从和平中得来的，而是从战争建立起的。中央局同志亦说要长期作战与艰苦奋斗。但要支持长期的艰苦战争，决不能尽（仅〕着眼于红军问题，当然红军是国内战争最主要的力量，谁要否认将红军改造成铁军的重要，谁要否认在战争的〔时〕估计到他的技术能力与给养能力的重要，谁便根本不懂得怎样进行战争，但谁要否认在战争时我们应当计算到组织群众斗争力量，计算到白色统治区域群众对于赤色区域的影响，计算到敌人军队中的工作，计算到红军占领区域与已得胜利的巩固，则谁也根本不懂得怎样与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国内战争。一三集团〈军〉二次冲破敌人的“围剿”，十四日之内转战四五百里，战败敌人在八师以上，这种伟大的胜利，是无可比拟的。但应当计算到当我们战胜敌人后，敌人退走的区域群众还不能以有组织的力量袭击敌人，敌人军队中士兵还不能因战败的影响而广大的哗变以加速敌军的崩溃；当红军各个击破敌人时，地方群众武装还不能显示他的力量来进行穷追敌军和搜索战场的任务；在红军作战的后方，各级党部团部各种群众组织，虽亦高谈“参战”，但对于实际力量的增加和苏区的扩大是极少成绩的。这些缺点的存在，显明的是中央苏区至今还没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致红军在长期作战中便要“疲于奔命”，而当着红军不在某一区域时，敌军便易于长驱直入，使群众偏于依靠红军力量，而对于自己的力量认识不足。所以以现在的红军力量可以击破敌人的一方，并可乘胜各个击破敌人，但因为战线这样长，等到我们将各方面敌人都击溃后，再加以适宜的休息，敌人又可聚集新的力量来包围来进攻，如此，我们将困于长期的内线作战，很困难的向外发展。二次冲破“围剿”后到三次战争，我们便处在这个弱点上。关于战争的前途，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这是中央局已经了解的，但当着上述的困难没有打破前，实现这些任务是要遇到极大阻碍的。现时中央局的任务便在围绕着进行国内战争的中心问题，努力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决不单是反AB团的斗争，主要的还是工人与雇主，雇农贫农与富农，农民对于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组织群众的团结力量（职工会，雇农工会，抗农团，反帝同盟以及各种群众示威），尽量扩大和加强群众的自卫能力（如赤色警卫队，少年先锋队，游击队等），引导他们到实际参加战争的战斗。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加紧，决不是妨碍战争的进行，相反的，正是巩固和加强自己的阶级战线，而减弱敌人在苏区的响应力量。并且斗争愈发展，群众的农动力和团结力才愈能加强，这样才〈愈〉能使他们密接于战争的拥护和参加，这样才愈能使他们自动的去发展游击战争，阻碍敌人的前进，截击敌人的后退，搜索战场和掩护红军必要时的退却等等，而不仅仅随着红军来往和“跑反”，或仅仅做些慰劳和救护的工作。并且仅仅这样也还不够，我们必须有组织的派人到环绕苏区的白色统治区域去工作，到敌人后方和敌人军队中去工作，我们坚决的相信在那里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要你们有决心的去训练和组织俘虏士兵与苏区周围的“跑反”群众，你们必可收得显著的成效，这在鄂豫皖和湘鄂西都有事实可证的。譬如你们上次在闽北筹款，日期虽然很短，但你们却没去进行组织群众和训练一批干部以树立工作基础，而仅仅做些宣传工作，这是不能巩固红军在那里胜利的影响的。还有根据地的巩固，必须与扩大根据地联系起来。敌军虽用包围和封锁的办法对付中央苏区，但他在赣南这一面是无办法的，然而你们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游击队和征调干部去发展赣南六七县的地方工作，并且去流通这些地方对白色统治区域（如广东）的商业，你们与闽西的交通和联系始终是若断若续而没有完全打成一片，这都是些损失，你们必须立即注意和纠正。即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这一切都是巩固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就是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国内战争必要条件。没有这，战争的胜利是不会巩固的。第二，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澈底的解决土地问题与实行苏维埃政纲，你们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必须谨严农民与地主对抗，必须下决心的消灭地主残余，绝对不能使他们仍保有租借权而密接土地关系，对待地主残余的办法，只能是分配他们苦工做。你们必须加紧雇农贫农与富农的对抗，而抓紧对中农的联盟，尽管那些地方的土地是完全分配了，但旧时雇农对雇主的仇恨，贫农对高利贷者的积怨，依然是存在着的，所以在分配土地时，我们要主张变更富农的土地，只有给他坏田耕种，富农的剩余工具要没收，中农得土地绝不要动摇，而雇农贫农便可分得地主富农的肥田和工具。在分配方法上，大致要以人口劳动力混合标准而不是以谁为主，过去中央局的争论是错误的。因为实行这些问题的中心，是要使贫农中农雇农得到土地革命利益面不要被富农攫去。并且在土地问题上要不加深对富农的抑制和斗争，反富农的斗争与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将失掉他们的中心意义，而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亦将模糊起来。于是富农分子便可混入各种群众组织与政权机关中来，而不能澈底肃清出去。政权机关与群众团体果为富农所把持，则苏维埃政纲中一切为贫农中农雇贫〔农〕的设施，都将无从实现，对战争的参加便是消极的，对反AB团的斗争便要得到相反的结果。这种情形同样表现在城镇中的，便是八小时工作制与改良工人生活之未实行。这一政纲的实行，必须从斗争中求得。没有工人的斗争，不仅工资不得增加，生活不能改善，便连苏维埃政纲所宣布的八小时工作制也被雇主商人工头抑制使不得实行，并且这些商人雇主手工艺者便是工会的主持者，甚至是政权机关领导者，他们如何能发展工人群众的斗争，实施阶级的经济政策，征收累进所得税，提倡工农劳苦群众的合作社和发动广大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的运动！？所以澈底的解决土地问题，与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政纲，是发动苏区工农群众斗争和影响非苏区群众斗争发展的动力，他与进行战争决不是矛盾的两面，而是增强和扩大阶级战争的群众基础和力量的（关于反帝斗争望参考中央五月份关于反帝运动的决议）。第三，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更着力于改造和扩大红军的任务。在几次冲破敌人“围剿”的伟大胜利中，红军是开始锻炼了自己成为铁军，但我们同时要指出：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在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分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你们必须了解铁军的意义，不仅在作战勇敢有好的军纪风纪，他的干部主要成份要是工人的，党的威信要是得极高，政治委员制度要澈底实行，政治工作要独立起来和有系统的进行，军队中党的生活应是为巩固红军和保证一切命令的执行，而不是包办一切，党员的行动应是全军的模范，红军的编制开始适应于大规模的作战的组织，红军战斗力亦应着重于技术能力的增进，特别是要有堡垒战，街市战，射击飞机等等的演习，为着实现这些任务，你们必须将现有的红军一三集团军实行扩大，至少应增加，××人至××人〔1〕，你们不仅要集中那些已经脱离生产的独立团和赤色警卫队，你们还应到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游击队中去做扩大红军的运动，吸收他们最勇敢的分子到红军中来。中央送给你们的红军草案与政治工作条例等等，当然有许多地方是要你们参酌实际情形去实行的。但在原则上你们必须尊重国际改造红军的主张，逐步的应用利于大规模作战的编制，以加强红军的作战能力而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红军中参谋处的工作必须建立起来，关于交通谍报联络等等工作，都须在参谋处的设计指挥下有系统的进行。红军学校必须集中举办，学生成份要多吸收工人与雇农，训练的人要从各军中选拔一部分，使红军中宝贵的实际经验与军事政治学理打成一片，在这里一切学术科都要提高，要融合各军的长处来武装新的干部，以打破小团体的保守观念。你们于红军主力军之外，还须多量的组织游击队或集中警卫队，使他们担任起保卫苏区发展新的苏区和在红军主力军胜利时进击敌人的任务。红军主方军在作战时，必须使这些队伍与他的行动配合，我们要红军主力军打破游击主义的传统，但我们决不是主张放弃游击战术的运用，相反的，你们要大量的利用游击队的游击战争，来环绕着红军作战，来疲敝敌人的战斗力以便于战胜敌人。你们对俘虏的士兵要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他们中最大多数都是破产的农民，你们要以土地革命的利益吸引他们，要鼓动他们自愿的到红军中来，要利用他们的作战经验和技术能力，决不能当他们是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洗刷出去，而不积极的加以政治训练，要分配红军中俘虏士兵以土地，即当这些士兵是外籍人，也要与原有的外籍红军一样，由各村苏维埃划出一块红军的公田由农民或苏维埃政府为他们耕种，以其收入交纳给苏维埃政府做接济这些外籍红军的家用或做这些红军的给养，便是敌军中的下级干部，你们必要开始的利用。固然，对他们必须十分谨慎，必须有好的政治委员监督。第四，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加紧的进行苏维埃改选运动与建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因为战事的激烈，使你们很困难的选择适当的地点去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我们估计到的。但建立苏维埃临时政府的中心意义，却愈因敌人进攻的激烈，愈显示出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对抗意义的重大。苏大会能不能开成是全国的，这仅能就他的作用去想象，能不能开成是全苏区的，这也不关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有一群众的苏维埃政府来领导这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国内战争与发展土地革命。所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取消工农革命委员会是绝对错误的。现在中央苏区必须经过各革命团体的推选重新恢复工农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权，而且要有决心的使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能在十月革命节所召集的苏大会中产生出来，而不再延期，这一大会的准期召集，主要的要看各地苏维埃改选运动做得如何。中央区首先要使各地真正发动起为实现苏维埃政纲的群众斗争与实际参加战争的运动，在这个基础土来改选苏维埃代表与其政府，来改造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与一切革命团体。从这些机关中将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商人雇主与一切腐化分子洗清出去，使真正的工农劳苦群众当选为苏维埃代表，这一工作过去是延缓而未执行或执行得不好。现在只要这一工作做得有成绩，即使其他苏区代表未能依期赶到，苏大会仍然有群众基础可以召集的。群众中有了明确的政权观念，并且有了真正群众政权的建立，党包办一切的错误才能根本铲除，苏维埃政权才能成为号召苏区内外群众对抗国民党统治的最严重的武器，而国内阶级战争也才能在群众更统一的意志下进行。第五，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坚决的执行发展党巩固党的任务，现时苏区党的发展是畸形的，红军一三集团军中党员的数量超过他所占领的区域的地方党员一倍有余，党的工作也是红军中健全而地方党部软弱，许多得力干部都集中到红军而地方党部的干部还没能及时训练出来。这一方面对于红军的重视是对的，但另一方面对于苏区工作的放松却是不对的，战争的进行必须从各方面去动员，党在地方上的领导和动员是绝对重要的。中央苏区的党必须以极大的力量来加强地方党部的工作，要选拔得力干部去加强党的巡视制度，要加紧工作的检查，要帮助团去进行改造和工作上的转变，要引进新的斗争分子以加强各级党的指导机关，特别是工人雇农的分子，要举办苏区干部学校，有系统的训练党的干部，当然这种训练是要与当前的战争任务紧相联系的。你们对于干部的引进和训练，不仅要做到自给，还要做到能派遣大批的干部到邻近区域去发展工作。最要紧的中央苏区要加紧一般的宣传教育工作，党报要经常的出版，要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使苏区几年来宝贵的斗争经验，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而得到理论它实际完全融成一片，以巩固无产阶级的路线。苏区党的工作中心，应放在交部和地方党部中，特别是支部组织在较大的乡村中，应以村为支部单位，使支部全体大会能经常的开会，乡村对支部应向雇农手工业工人和贫农开门，支部应有本身的经常生活，应举行识字运动，办墙报和画报等，支部在群众组织中应起党团作用，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加紧群众中变化教育工作，妇女运动和帮助团去进行青年工作。在政权中尽量引导工人雇农贫农的分子参加政府工作，并参加到各种委员会中去。地方党部不仅要注意已有党的组织地方的工作的发展，并且还应注意到邻近没有党的组织地方去发展工作，地方党部的管辖范围，应不限于旧的行政区域而应依照土地革命发展的便利与战争范围得随时改定，党的组织应保存一部分的秘密基础，以便在必要时可转入地下去。这一切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都为的是巩固党发展党使党更有力量的从各方面去发动群众去扩大工作，以加强阶级战争的进行。第六，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和上述的各项任务，必须有明确的反AB团斗争与反一切错误思想和一切反革命政治派别的斗争，以巩固阶级战线。中央肯定的说，反AB团的斗争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但中央号召你们必须对AB团有明确的认识：AB团是地主残余与富农的组织，但不是每一个地主残余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AB民是反革命的组织，但不是每一个反革命派别在苏区便一定是AB团；党的错误路线，农民中的落后意识，群众中党员中的不满情绪和腐化现象，常常被AB团拿来利用，但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甚至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故可被AB团拿来故意做错来毁坏党的信用，但不是每一个将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做错了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都是AB团。虽然地主残余必须消灭的，富农必须反对和抑制的，一切反革命政治派别必须处罚和消灭的，党的错误路线必须纠正的，农民中落后意识，党员和群众中的错误倾向和腐化现象必须斗争和肃清的，虽然对这些斗争也必须与反AB团的斗争联系起来，但绝对不能在解释和处理这些斗争的〔时〕都笼统作AB团看待。你们对AB团的斗争一方面是将他简单化了，而最缺乏的是思想上的斗争，与群众中的教育工作，群众至今还不能了解AB团的政纲究竟如何，什么样子的主张和行动便是AB团的类似者，便应该起来反对和斗争，所以至今苏区还只看见从上而下的逮捕和处罚一批一批AB团，还没看见从下而上的一批一批AB团被群众举发出来，这是最值得考虑的。另一方面你们又将AB团扩大化了，我们一定要坚信在红军的累次胜利中，在群众斗争的威力下，AB团在中央苏区是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只要我们能坚决的执行上述的各项任务，加紧群众中，党中思想的斗争，我们一定能继续战胜AB团，并给他一个澈底的破获。无疑的，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与敌人从外部的进攻是互相呼应的，但我们与内部阶级敌人斗争必须分散他们的力量，隔离他们与外部的联系，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加紧思想斗争与群众中教育工作以夺回他们所影响下的群众，征服自己阶级战线中的错误思想，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阶级力量而拆散敌人的队伍，过去〔分〕夸大敌人的破坏力量与减弱我们自己阶级的坚信心，这是有危害的。只有从这些地方去了解反AB团的斗争，党才能找出正确的出路，才能顺利去进行党的当前任务和澈底的改造党与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指导机关，而肃清一切动摇腐化和富农分子乃至AB团的残余，在这里有系统的肃反工作与政治保卫处的组织是非常重要，你们必须选拔最得力的干部去担任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党还要加紧进行反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罗章龙派的斗争，加紧党内反立三路线反主要得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与调和派的斗争。这种主要的右倾危险是表现在对进行国内战争消极，对执行阶级路线动摇，与对AB团过份的恐慌。党内的自我批评必须发展，自然这种自我批评须在战争环境所许可的条件下进行，而是为着巩固党的领导巩固阶级战线的。只有这样党才能很有力的发动群众，领导红军去边打长期的艰苦的国内阶级战争。这一切任务的执行，中央坚决的相信扩大会后，中央局的领导是能够战在国际路线之下来完成的，中央更号召苏区党的全体同志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列宁主义的强固性去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去改正一切错误，去反对一切不正确倾向，为国际路线而斗争！中央苏区的同志们，国内战争是在你们那里激烈的进行着，反革命的将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示之下，正倾他所能调动的全部兵力来进攻苏区，来烧山毁屋，用毒瓦斯来毒杀一切群众，但他终抵挡不住红军的英勇与群众的威力，“围剿”的计划一次一次的失败，而他的统治内部又正在分崩离析，不断的火并，他的统治后方，又正闹着六七千万人的水灾，接着来的便是遍全国的饥荒。这正是国民党统治的末日，只有苏维埃革命澈底的解决土地问题，赶走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与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之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与解决灾荒问题。同志们，奋起你们战斗的勇气，坚定你们执行国际路线的决心，迅速的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澈底消灭蒋介石的主力，你们一定能实现一省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中央八月三十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另一油印件此处为：“五千人到一万人”。
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闽粤赣苏区省委：中央好久没有与你们通信了，最近几月间统计你们来的报告，共有十三次（其中一次没有收到，一次洗不出来），此外还有几份决议。根据这些报告与决议以及来此同志的口头报告，中央大略可以知道你们的现状。过去关于个别的问题，中央曾委托赴苏区的同志面告你们，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现在中央根据目前的革命形势和你们历次来信所提出的问题，认为必要向你们作以下的解释和答复：一、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主要的表现在红军苏维埃区域继续发展，中央区开始冲破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其他苏区亦获得了很多的胜利。另外一方面，全国危机更加深入，水灾已扩大十六省，灾民已在五千万以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显露，在北方自韩复渠〔矩〕改编石友三部队和阎冯回晋出后，时局又见紧张，在南方粤桂进兵窥伺湘赣，蒋介石为着“安心剿共”挽救他的垂危的统治，不得不对粤主张和平，对北方主张向小张让步。同时工农运动的发展，最近罢工斗争在上海天津各大城市已明显的表现反攻的形势，灾民的斗争在许多地方已爆发为直接的冲突，至于兵变事件，更是不断的发生。这种局势的前途变化一定是很快的，正如国际十一次扩大会的估计：全国革命危机是在开始成熟，我们的党必须认清这种客观的形势，加紧我们对于一切群众斗争的领导，我们的路线自然是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参阅最近中央关于国际十一次扩大会总结决议）。因此，中央认为你们目前在战略上只是防御的进攻，兵力上的配置……防卫与进攻是不对的。根据你们的报告，在红色五月中，闽西苏区被敌人占去的有六处之多（第十三号报告），据回来同志的报告，你们的苏区也还是缩小的，这种继续损失的形势若不急起挽救，将有陷苏区于更困难之境的可能。固然敌人的进攻，红军十二军的力量尚不甚强大，于此有很大的关系，可是你们在军事上长期的“防卫战略”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中央分析各种具体的条件，认为中央局对你们的意见是对的，固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一切不顾后方忽视敌我力量对比和放弃根据地的立三路线，可是放过时机，不知利用客观环境破〔击〕破敌人（例如在中央军打败刘和鼎部队的时候，对于你们是极好的时机却没有利用。又如不从积极方面消灭傅柏翠，等他自己灭亡），这是战略上所不允许的。具体的说，中央认为你们在战略上，必须利用各种时机联合一部分的主力消灭敌人的一部分或一方面。同时发展的方向最好是向着接近中央军的方面。自然这里不是要你们抛弃根据地，把险要的地方让给敌人，恰恰相反，这种战略的正确运用不但不与巩固苏区的任务相违背，而且更替苏区的发展加了一层保障。二、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从你们的一切报告和决议，以及来人的谈话中，我们知道已成为闽西苏区很严重的问题。据第十号报告说：自从今年二月破获以来，到现在已经拘捕了二千多人，其次又说到杭口事变，杭武事变，永定汀连社会党的阴谋，以及红军中社会党的破获，这些事实都值得我们深刻的注意，经中央仔细考虑和分析之后，认为你们对于社会党还只是知道他严重，而未能回答为什么苏区阶级斗争唯一表现在社会党身上，为什么社会党如此严重不见其他各种反革命分子的举动，为什么他们居然能广泛的深入我们的党团和红军中去，经迭次破获和逮捕之后，仍然时常发现他们在我们组织中活动，为什么一部分被欺骗的群众抱着观望的态度不能自动的自首，甚至于恐怕加入共产党，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从你们的一切文件中找不到这些问题最圆满的回答，固然，你们认为“革命形势日益发展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统治阶级……派人去苏区中进行反革命活动，同时苏维埃区内豪绅地主的存在，以及觉内阶级基础薄弱，组织的松懈，这便是使这些反革命分子可以乘机活动”（见五月十四日特委关、于澈底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的决议），这种分析是对的，可里只能说明地主富农及一切阶级异己分子，要利用一切机会，要加倍进攻市区，还不能充分解释以上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因此，中央认为你们坚决反对社会党是对的，但你们对社会党的认识和处置是不够而且有许多的错误：第一，你们把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和肃反工作的对象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从你们的文件和工作中可以看得出），这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试问这样你们把反对富农，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以及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如雇农反对富农，学徒反对店东师傅等等）放到什么地方去了，虽然你们在文件上亦常提到这些名词，可是时事上你们把一切斗争都看作与社会党的斗争，无怪乎你们把社会党组织看着无微不入神妙不可测了。其实中央坚决的相信，若果你们能够切实的分析以上各种派别的斗争与影响，以及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发现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一定会感觉到与上面这些派别作斗争和发展苏区内部的斗争，也是非常急迫和需要的。不但如此，你们照这样切实斗争的结果，一定比现在肃反工作的成绩更大。第二，因为你们把苏区一切不好的现象都只看到社会党的作用，所以苏区的党，团，苏维埃以及种种群众组织，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都就不能得到正确的仔细的检阅和纠正，自然亦就不能发展真正的自我批评。在你们的文件中找不出你们对于苏区内部各种工作很好的叙述与批评，仿佛一切工作都很好，只有社党成问题。难道这不是很明显的证据么？这种办法的结果，一方面各种机关中的官僚分子可以借口社党问题掩饰自己的错误，压迫下层群众的自我批评，另外一方面本来有许多可以及时纠正的错误与缺点，不是不为同志们所注意，就是把他们都看着社党的把戏，简单的用肃反的方法把它解决就算了。试问这难道是布尔什维克党所允许的吗？当苏联发现了十二个技师在煤矿中进行反革命工作的时候，联邦共产党除指出这种反革命的行动外，同时指出要加紧检阅党的工作和苏维埃与职工会的工作，无疑的，多数党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应该这样的。第三，由于上述的错误，你们就完全忽视了思想上的斗争与教育工作，你们与社党斗争的方法，根据你们的材料和实际情形，差不多完全是一种惩办的方法。虽然你们在决议上亦曾提到宣传解释工作，一直到现在你们关于社党的政纲和思想的系统，鼓动群众的口号，没有整个的明确的概念，究竟他们在思想上与其他一切反动的派别和不正确的倾向有什么区别，你们也没有弄清楚。从你们的报告中看仿佛社党是神秘不可测的，同时又是包罗万象的，其他一切派别倾向在名词上是存在的，但在实际上是没有的。在这里显然有两点要指出的：（一）没有在思想上与社党作坚决的斗争，这绝不能以社党组织严密没有文件为理由，因为这是说不通的。试问世界上还有比无产阶级的政党更严密的吗？可是我们党所以坚固，正因为我们有最明确的阶级主张，在思想上最谨〔紧〕密的团结。社党既然存在和在那活动，他们思想的系统一定是存在的，我们忽视这方面的斗争自然会使群众观望，不了解社会党究竟有些什么思想可以随时鉴别（例如傅柏翠久已明显的反动，我们没有与他作很大的思想上斗争，来分化群众教育群众）。（二）没有与其他各种反动派别的思想和党内的倾向（如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罗章龙派等以及右倾左倾立三路线两面派和一切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等）作切实的斗争，仿佛这些派别和倾向虽然在名义上存在，但在实际上都可括入社党。这种办法显然是放弃了与各种派别倾向作思想上的斗争，难道多数党看问题的方法是这样的吗？固然，各种思想的作用都可以破坏工农的革命，可是我们为着真正揭开他们的面目，消灭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必须加以鉴别的。最后，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必须郑重的告诉你们，社党在闽西和其他地方是存在的，他们的行动和企图无条件是反革命的，我们对于他们的一切反革命行动必须采取极坚决的办法。中央认为你们与社党斗争是必需的，上面所指各种错误和缺点，其用意决不是要你们减弱与社党斗争，恰恰相反，正是要你们加紧与社党及其他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要你们认识苏区内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来正确的领导和发展这一斗争（关子这一问题，请参阅中央关于AB团专门决议）。三、关于土地问题中央认为你们的决议和通令大致是正确的，不过有几点值得指出：（一）平分土地的原则，是要绝对不能侵害中农的利益，除掉中农自愿变动外，我们不能强迫分化他的土地；（二）机关职员与红军战士同样分得土地，这是不正确的，中央认为除掉参加苏维埃机关，同时又耕田的农民可以分田外，其他一切按月支薪自己不耕种的职员一概不能分田；（三）中央认为“在押犯人已判决人模范监狱者”不能分田，纵或这些犯人是农民也必须在他出狱以后才能分田，（四）通令第七条认为“土地此次重新分配以后，生者不再分，死者不收回，所分土地可以自由出租或买卖……要在五年以后依照实际情形再重新分配。”中央认为这种规定是很机械不妥当的，目前土地革命的发展，我们决不能预先断定在五年之内没有什么大的变动，苏区内部的阶级变化也决不容许我们坐视等待，同时在整个中国革命发展上说这种决定也是不对的，总之，中央认为这一条是不需要的。四、关于你们六月二十三日来信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答复：（一）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虽然在组织上不能如党团那样严格，但他们既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自然他们的成份是站在革命方面的工农劳苦群众，不是没有阶级标准的，因此，在这些组织中也不能允许富农分子加入和存留的。（二）合作社的作用在苏区内正是团结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与经济困难，富农奸商的投机买卖作奋斗，因此，“利用富农投资来发展合作社”，这是不正确的。五、关于干部的供给，中央只能注意领导机关的加强，一般的，你们必须尽量抓〔根〕据当地的工农干部达到干部自给的目的。同时，你们以后，不得任意扣留派往中央区的干部（请参阅中央关于干部的决议）。至于你们向中央军委的建议，以及请中央代办铜板之事，均已在进行中，此复。中央八月二十九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原件无年代，此是编者根据内容判定的。
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一）党在四中全会后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与实行全部工作伟大转变的过程中，因干部需要的增加与干部的缺乏，形成干部恐慌的现象，成为党在执行政治上组织上的紧急任务中一个严重的困难问题。干部恐慌现象形成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党在过去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恶果与四中全会后革命高潮新的进展，工作的加紧，敌人不断的摧残，迫切的需要大批干部去巩固各级党部和恢复已被破坏的组织，如先后不断的建立或加强各省委的领导与中心城市的组织，巩固或改造各个苏区党的委员会，建立中央局及各分局，建立红军政治委员制度和加强政治部工作，加强军事领导，恢复各种群众组织及其党团工作，帮助青年团独立组织的恢复，建立巡视制度和代表制度等，在在都需要干部。另方面：由于党在过去根本没有真正注意干部问题，一般支部生活的不健全，各级党部对于干部问题的忽视，以及用盲动主义的方法断送许多干部；由于反动统治更加凶残的摧残和逮捕，勾结取消派，右派叛徒，社会民主党，AB团，从党内党外来破坏我们，以及党内一般的忽视秘密工作，缺乏对于动摇消极分子的警戒心，使得中央至各级党部先后不断的遭受或轻或重的破坏；由于一部分立三主义者，右派，两面派的消极，灰心，恐慌，怠工，不能克服一切困难作艰苦的工作，甚至由动摇而走到公开的叛变；由于各级党部至今还是没有充分的了解干部问题的重要，和如何去提拔与训练干部，没有战胜一切困难去进行流动训练，训练班，列宁读书班及个别教育等训练的工作；这样，使得干部异常缺乏。这一干部恐慌的严重问题，在立三路线时代，他们可以用“简便”的方法，如取消工会青年团及一切群众组织，把这些干部拿来充实这一个所谓“行委”的组织系统来解决，在今日则需要党用艰苦的工作和斗争来解决。（二）中国党在历史上由陈独秀机会主义到立三路线时代，从来没有真正的注意干部问题，而且对于干部问题在他们的观念上认识上以及工作方式上都是极端模糊与错误的，其结果，正可以说明今日工人干部如此缺乏的原因，这种错误主要的表现在：（1）不懂得干部是甚么？不了解干部是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实现党的决定，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夺取群众团结于党的周围，巩固党的全部工作的中心主力，干部要建立在先进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上，要在广大的劳苦群众中去求得，要在群众日常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干部才能真正组织群众宣传群众领导群众斗争而成为先锋队的先锋队。（2）始终留恋旧干部，害怕引进新干部，不了解扩大新的积极的干部的重要与意义。以为只有在党内做过长期领导工作的同志才算是干部，不相信新干部的工作能力，不允许青年党员作积极的党的工作，所以干部始终停留在旧的基础上与狭隘的范围内，这是对于干部问题标本式的右倾机会主义。（3）党内的家长制度与委派主义防〔妨〕碍提拔下层干部，以至消灭和破坏下层干部，过去往往一批一批的派遣那些与生产开关系与群众无联系的学生分子到各级党的，工会的，少共的组织中去，建立一些空架终不做工作的官僚机关，积久成习，养成上级包办下级，下级依赖上级的恶劣观念。（4）对于铁的纪律的了解与执行，表现两个极端错误的观念，第一极端便是家长式的滥用纪律，根本放弃说服与教育工作，第二极端便是废弛和轻视纪律，对于那些腐化怠工的阶级异己的不可救药的分子，抱着姑息态度，在所谓“民主”与，“反对惩办主义”的口号下实行自由浪漫主义，走到极端民主化，破坏党的组织原则。（5）不懂得正确的运用组织上的分工，不会科学化合理化的利用干部，或者机械的分工，不了解各部分工作机体的关系，或者不按照每个干部的能力，经验，兴趣，环境而适当的分工，减少了工作的成效，或根本不愿意做教育训练工作，而幻想万全的万能的干部。（6）干部的提拔与引进，不是经过一定的组织系统，从政治上斗争中工作表现上去选择，分配工作无所谓原则与标准，而是派别观念，感情关系，地方主义，往往许多来历不明的分子，可以由一个负责同志的“保荐”甚至不经任何手续，而随便拉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7）提拔新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把它看为铺张门面的形式主义，不经过基本的教育训练，不经过个别简单工作的锻炼，一开始便马上拉到领导机关负重要的指导责任，结果不能胜任他的工作，造成“秘书长专政”的现象。（8）支部生活和党内生活一般的不健全，一般的忽视党内教育工作，没有从政治上组织上在日常斗争与实际工作中去教育干部，没有注意在工作过程中对于新干部的指导和帮助，没有使机关中的干部尽可能有接近群众的机会，没有经常的检阅工作，养成每个干部工作的自动性与个别负责制，结果不是实际脱离了理论，而是理论脱离了实际。（9）各级党部依赖上级的观念，使他们根本放弃自己训练干部的工作，不去战胜一切困难来进行各种各式的训练班，列宁读书组，研究委员会，个别谈话等教育工作，特别是苏区的党部没有很好的利用公开的便利经常举办大规模的党校，军事训练班等造成干部的工作，各群众组织中的党团亦没有注意自己训练干部的工作而完全依赖党。（三）目前革命高潮进一步的向前发展，更明显地反映着现时干部问题的严重性，万分迫切的要求全党加以最高限度的注意，采取最有力的办法求得解决；因为干部是党的中心枢纽，实际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没有真正能工作的干部，一切计划和决定，将成为纸上空谈，我们要能使国际和四中全会路线的真实执行与全部工作的澈底转变，以准备群众动员群众去进行当前革命的决战，便必须凭借与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思想上组织上坚固的积极干部。因此，加紧培养和巩固领导的积极干部在国际和四中全会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这些干部于各级党部的周围，为党的路线而奋斗，成为目前组织上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之一。在组织上巩固党的全部工作，需要扩大和巩固党的积极干部，要实行这一任务，便必需用两条战线的斗争来战胜一切困难，纠正过去一切错误，反对忽视干部问题，不注意提拔与教育干部的工作，与下层党部对于干部问题不负责的态度，反对破坏和阻碍提拔新干部的任何企图，反对委派制度，形式主义，依赖观念及一切不正确的见解，特别要集中火力反对那种留恋旧干部，害怕引进新干部，以及对干部困难情形投降叹气，不从积极方面想办法求得解决的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的在最近期内将国际再三反复着说的关于党的指导成份的无产阶级化的指示实现到实际中去。为要实现上述的中心任务，必须坚决的执行下列具体办法。（1）从最近每一个斗争——罢工，示威，游击，作战，经常地注意那些积极勇敢的新党员，把他们吸收到各级党部所成立的各种研究委员会，各种工作部门中去，首先和他们作个别谈话，然后给以个别的工作，要他经过下级党部及群众团体中去执行，注意他在执行过程中的错误和缺点，扼要的给以指示与纠正，再依次给以某种较复杂繁重的工作，反复的去教育锻炼以后，才更进一步的吸引他们到指导机关中去作负责的工作。（2）在日常工作中加紧锻炼教育干部，各级党部各部各委的领导同志必须负责的提倡与切实的进行，建立各种列宁读书班，研究小组，学习会议，最广泛地进行个别教育的工作，用一切方法去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每个干部在日常工作中积极学习，在研究学习中紧张日常工作，澈底纠正那些脱离实际的专门学院式的研究，或者完全放弃学习的事务主义。这样，才能一方面推动工作的发展，另方面加强干部的工作能力。（3）必须在最近对各部门的干部，举行一个总检阅，考查他们的社会成份及经历，工作能力，及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的表现，合理化科学化的运用组织上的分工来重新分配工作。在检阅中要切实执行缩小上层机关，最高限度的发展自我批评，对于那些浪漫腐化消沉敷衍怠工，雇佣劳动化的表现，必须加以严格地审察和肃清，对于干部中的不正确倾向，必须作不调和斗争，使现有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团结一致。（4）各省委与地方党部，必须战胜一切困难，有计划的去进行各种训练班的工作，按期的挑选一部分下层积极分子去受训练，每期学生不必很多，须按照实际环境可能程度而决定，训练材料与方法须事先有充分的准备，上级党部应尽可能供给下级党部以训练人员材料，予以实际的帮助和指示。（5）流动训练班或临时小组讨论会，亦须经常的去进行，各地方党部与中心支部更要随时注意这个工作，每次只要有三五人，时间三四天或一星期均可，地方也不必租一定的房子，可以利用适当的地方，中央与省委便可以利用下级党部来接洽工作时，随时组成小组给以训练。这类流动训练在任何严重条件下都要不断的进行。（6）中央训练班必须按期的经常进行，根据过去经验重新定出计划，改善教育方法及训练材料，保障教员按期上课，此外军事，妇女及带有特殊性的工作，亦须尽可能定出计划举办训练班，去造就带有专门性的人材。（7）苏维埃区域最近更需要特别去做提拔与训练干部的工作，经常利用这种公开的便利大规模的去举办各种人材的训练，如党校，政治军事学校等，必须保证苏区干部的自给，并能派送干部到苏区周围的主要城市，农村，以及白军中去工作。要把这一工作看成组织上最重要的任务，这是在组织上从党的苏维埃的领导机关中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及富农豪绅领导最具体的办法。（8）青年团赤色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党团，必须加紧提拔与训练干部的工作，对于改善团的支部生活，赤色工会生活，以及举办有系统的训练班的工作，必须迅速地去进行，团的中央，全国总工会，互济会，必须对干部问题定出具体的办法，并给下级组织以具体的指示，各省委及地方党部，必须尽可能帮助当地团的工会的组织去解决干部问题。（9）干部的提拔与调动，须严格的经过组织，分配工作，须按照一定的标准，首先就是要按照社会成分及政治的坚定性，反对个人感情的无原则无标准的调动，不得上级组织的许可，绝对禁止把干部往上级送，要很合理的去利用干部，考察他的长处，纠正他的缺点，反对不做坚苦教育工作，而幻想“万能万全”的干部，干部的工作，须尽可能的继续较长的时间，尽可能的保存固定性。（10）为使全国干部，有适当的调剂与分配，必须各地党部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能够互相供给干部，要随时准备一部分干部供上级党部的调动，现在各白区党部，应积极的进行征调工人，军事人材，及各种技术专门人材，输送到苏区去，苏区必须能派遣一些干部到苏区附近白区党部中去，以及各级党部，群众组织，对于上级机关，必须有人材的供给。（11）根据现在的情形，党的个别组织，与个别同志任何时候都有暂时与上级党部断绝关系和脱离组织的可能，所以干部工作的自动性，是万分必要的，每个干部遇到这种情形时，必须仍在该地继续进行工作，或其他地方创立工作，如打入生产中，到白军中去，一到取得党的联络时，必须报告在这个时期内的工作经过及成绩，要坚决反对一切借口脱离组织，放弃工作的现象。（12）废除委派制度，把过去“面向上级”转变为“面向下层”，各地党部委员会的成份主要的应该在当地党的组织中拉起来，打破专门倚赖上级的观念。（13）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加紧，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保护干部”，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反对拼命主义，注意干部的环境而调换工作的区域或工作性质。注意工作人员职业化，社会化，把机关建立到群众中去，严格地执行秘密工作。（14）正确地执行布尔塞维克的铁的纪律，消灭对铁的纪律两个极端错误的观念（如滥用纪律或废弛纪律），要严格的制裁干部中许多不许可的现象，如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要求一定的地域，不作技术工作，害怕白色恐怖，向困难投降，留恋旧的工作方式，用种种借口退避工作，雇佣劳动化，不紧张工作，没有工作自动性，不认真不切实的敷衍，怠工，生活浪漫腐化，经济观念不清楚，和浪费，不守纪律，不虚心学习，不注意秘密工作等表现，以及种种两面派的行为，隔岸观火的态度，必须毫不姑息的执行铁的纪律，使这些分子不能有一刻钟逍遥自在的混在领导机关中。（15）中央及各级巡视员，应该把干部问题看成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巡视制度，应该是发现下层干部，提拔下层干部的最好方式之一，巡视员应该对干部作广泛的个别教育工作，帮助建设党内生活，提高干部政治水平线，帮助当地党部计划与进行训练班，列宁读书组的工作，规定训练的材料和方法。根据中央决定，坚决的纠正当地党部对于干部问题各种不正确的观念，给以正确的指示。（16）各地党部接得这个决议后，必须加以切实的讨论，定出具体的计划，并按时报告中央对于这个决议执行的成绩。中央八月廿七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为扩大灾民斗争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为扩大灾民斗争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各级党部：中央根据最近关于水灾的决议和宣言，认为要使各级党部更能切实的在政治上组织上动员广大的灾民群众起来斗争，必须有以下具体的指示：（一）迅速成立灾民斗争委员会——现在灾区已达十六省之广，灾民即照反动报纸统计至少已有五千万以上，同时目前的形势，水灾是在急速地发展，各级党部若不乘早成立专门的斗争委员会来领导这一斗争，显见将有尾巴主义的危险。此种委员会主要的意义与任务：是在利用群众公开的斗争方式，实现我们党的领导，同时此种委员会既负有专门的责任，更可以集中一切精神注意到各方面斗争的联系，毫无疑义的这种组织在目下是万分必要的。它的组织方法与其他临时斗争委员会相仿，以农村工厂水堤或街道为单位，凡有我们的直接关系（如党，团，工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所在的地方）或间接关系的地方（如派人，经过我们的组织，经过灾民）都应马上成立，委员会具体的名称，可依各种环境而不同（如抢粮团，灾民自救团所推选的委员会），不要机械地称为灾民斗争委员会。委员会的产生，不必一定拘拘于普通形式上的选举，只要灾民聚集的地方（如灾民逃难处，收容所，抢险和筑堤的时候，打水利局打差船的时候，灾民被军警压迫的时候，灾民抢粮分粮的时候，以及其他种种斗争聚会的时候），即应加紧我们的宣传组织工作，告诉他们的真正出路，经过我们组织下的人或个别积极的灾民分子，来发动提出带有最大被动性的口号，由此产生灾民斗争委员会。开始甚至于不能包括全体灾民，由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发起推动其他部分，根据“八一”及万宝山惨案的教训，要绝对反对形式主义，等待主义，因为这在实际上，等于取消斗争，放弃斗争。自然，这里要绝对反对一切离开群众，失掉群众的立三主义的工作方式（例如仅由党，团的上层机关指定成立，或地方党部在名义上成立一个架空的委员会就算了事）。至于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与内容，我们从为可依各地的环境，定出具体的分工。在不是直接受到水灾的地方，我们仍然可以成立灾民后援会，在这里一方面援助灾民斗争，一方面与水灾的影响作斗争（如米粮加价，借放赈加征的各种税捐等），最后关于灾民斗争的具体行动，我们认为必须根据中央所提出的具体的部分口号（如分粮吃大户，不纳税，不纳捐，反对军警压迫灾民，反对奴役灾民等），发展为具体直接的行动，与目前正在发展着的红军苏维埃互相呼应。（二）组织灾民自卫队——目前灾民的斗争在许多地方已经不断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警察军队发生直接的冲突（如汉口的特别戒严，安徽的抢粮运动，江都灾民焚烧水利局差船时的斗争），同时各地成千累万的灾民避难，在啼饥号寒的条件之下，更易促起广大的灾民群众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取直接反抗的形势，另外一方面，农民的斗争对于红军苏维埃的发展，却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在各地灾民中有积极组织灾民自卫队的必要。此种组织的任务：主要的是在扩大并巩固灾民的斗争，使灾民的力量更能团结起来，使他们的斗争更能深入尖锐，以至与游击队红军的力量互相应和，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它的组织方法，可由灾民斗争委员会号召群众自愿加入，人数不必一定，即无新式武器，棍棒农具均可，主要的是在它是真正灾民群众的武装力量，它的斗争是与广大灾民斗争配合起来的，而不是单纯的孤立的军事行动。（三）尽量扩大灾民斗争的宣传鼓动工作——这里我们要提起各级党部注意的：第一，必须揭穿国民党帝国主义关于水灾的解释，他们认为这是“天灾”，几十年一循环的自然现象，实际上中国水灾兵灾旱灾所以如此之大，年年不断，完全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水利不修，农村经济破产，连年军阀混战种种原因所造成。第二，必须揭穿和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关于水灾的一切压迫欺骗奴役剥削的行动（如工赈急赈，善后，赈灾捐，军警压迫灾民，灾区宣布特别戒严，逮捕灾民，以及华洋义赈会的种种行动），拿我们党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和斗争方法来领导灾民。第三，把扩大灾民斗争的宣传与红军苏维埃的发展联系起来，说明澈底解决灾荒的办法，只有推翻国民党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四）灾民斗争与其他斗争的联系——过去许多地方两个极端的错误，不是把某种斗争与一般斗争对立起来，便是看不出某种斗争在一定时间内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认为灾民的斗争，已经包括了广大的劳苦群众，在许多地方已经爆发为抢粮烧水利局的斗争，这一正在发展著的灾民斗争，恰在全国危机更加深入的基础上与红军苏维埃的胜利，城市的工人斗争的发展互相错综，无疑的这种形势需要我们的党以最大的努力把它汇合起来，这一点是我们在领导灾民斗争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央八月十六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关于全国灾荒，秋收斗争与我们的策略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全国灾荒，秋收斗争与我们的策略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一、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的国民党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使全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加速的破产，与农村经济的空前的崩溃。全中国近年来所发生的兵灾，匪灾以及一切水灾，旱灾，都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中国民众的赠与。今年全国所发生的大水灾，不过是历年来继续不断的灾荒中更为空前的吧了。全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万万以上的民众完全变成了没有饭吃，没有工做，没有地方居住的灾民，整千整万的人现在正等待着饿死与冻死。二、我们的党认为任何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派别以及取消派等都不能解决中国的灾荒问题。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除了用暴力来屠杀灾民，镇压灾民的斗争外，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灾荒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事实已经证明：推翻了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苏联农民才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从饥饿贫困与奴役之中，得到了最后的解放。只有南方各省的苏维埃政府还能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联合“围剿”之下，竭力给广大的农民群众谋幸福，实行各种保护农民利益与避免灾荒的具体政策。三、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赈灾机关与赈灾的宣传，实际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他们的奴隶的欺骗。不但这样，帝国主义的华洋义赈会利用赈灾的名义，把西北的灾民变成它的奴隶，把赈灾机关变成剥削，灾民的企业。国民党经常以赈灾名义搜括来的捐款，只充作了各种官僚机关（如象水利局等）的费度，或者直接用来做他们军阀内部的战争。我们的党，对于这种假慈善的欺骗的宣传与行动必须经常给以揭破。四、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在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上下，在苏维埃与红军急速发展的过程中，今年普遍全国的灾荒，一定更会促进农民斗争的发展。任何欺骗的宣传已经不能熄灭灾民的饿火。在许多地方他们的斗争一开始，就采取了抢米，分粮，与吃大户等的剧烈斗争方法。在有些我们的党曾有相当影响的区域内，那里的农民很迫切的要求我们去领导他们的斗争。这种斗争愈是逼近秋收，将愈益发展。五、我们的党除宣传我们党土地革命的基本口号外，在这一日益扩大着的斗争中应提出下列行动的口号：──1.不还租；2．不纳税；3．不还债；4．要求国家给养灾民；5．要求分粮；6．要求咸〔减〕低粮食价格；7．没收一切屯积粮食，分配给灾民；8．腾出一切空房，分配给灾民居住；9．住到大户家去；10．吃大户去；11．要求以全部军费移赈灾民；12．反对压迫灾民；13．反对军警屠杀灾民；14．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商人奴役灾民；15．反对军阀强拉灾民；……。六、我们的党必须在上述的许多口号之下，动员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斗争中把这些口号提高，一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土地，打倒国民党军阀官僚，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基本口号之实行。到处我们应该组织各种灾民自救团，抗租抗粮团，分粮或抢粮团，吃大户团等，使这些组织变成农民委员会，或游击队的组织，一直引寻他们到革命。对于已经有的各种自发的灾民的与农民的组织，党必须加入，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党必须要有步骤的，要依据灾民等斗争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斗争。必须同左倾幼稚病与右倾的消极，尤其是后者，做坚决的斗争。七、各省委接到这一决议后，应立刻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布置这一斗争。中央极端反对口头上接受这一决议，而不执行这一决议的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的表现！中央一九三一年十月卅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
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关于苏区与红军工作的具体指示（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关于苏区与红军工作的具体指示（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六日）苏区各中央局各省委特委及红军各负责同志：目前国际形势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有突飞猛进的农展，五年计划中的三年成绩，已足够证明五年计划四年必能完成，且现在又已开始计划四年完成后的新的建设，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却日益严重，反动统治的一切挽救方法都归无效。在有些国家中革命危机的前提已逐渐成熟，德国，法国，西班牙，波兰，瑞典，挪威的工人罢工已是大规模的在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继续的高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与其对于世界大战的准备日见尖锐，尤其是对于进攻苏联战争的准备及对于世界革命运动的压迫，也就更加紧张。在这样基础影响下的目前中国事变，也走到了新的一步：一方面中国工农革命运动有了进一步的高涨，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人斗争，日益向着重要产业，带着严重的政治性与显明的进攻性质，农民斗争已发展到关外辽河流域，军阀军队的士兵的哗变日益加多，他们革命化的过程，也日益加速，贫民小贩反捐税的斗争与群众的反帝运动日益走向激烈化，自然这里最尖锐的还是全国工农红军最近得到新的空前的伟大胜利，苏维埃区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另一方面反动统治在革命运动向前进一步高涨，“围剿”红军继续失败，国内经济危机加深，国民会议完全破产的形势之下，更加深了他们的内部矛盾与其日趋崩溃的过程，最明显的是国民党反革命政府已公开的分裂为南京与广州两个对立的政府。革命是向前迈进，造成革命的先决条件已逐渐在全国成熟，而湘鄂赣等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条件，因着红军苏区的直接推动，便更加成熟起来。但一切革命运动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尤其党在非苏区对于革命斗争的领导，还表现得极其薄弱。正因为这样反动统治也就能利用这一空隙加紧他们中间军阀战争的准备，与寻求新的进攻革命与红军的方法，以挽救他们的末运。广东反革命政府的成立，主要的便是以“讨共不力”责骂蒋介石，而自己企图争取“讨共”的领导，团结一切反革命力量，以向帝国主义献媚。如果我们红军苏维埃区域，尤其是江西的红军苏区乘着这次胜利，更加向前发展与巩固，或更发展到中心城市，则南京与广东间的军阀战争必将发生新的变化，现在他们也正向着这一方面进行。这因为江西红军正继续得着胜利，反革命军队不断的溃败下来，他们必然的要集中一切力量来对付我们，主要的火力是向着江西一三集团军与中央苏区。蒋介石决定调动他自己的嫡系军队五六师入江西，并且亲自去指挥。广东政府也声明对于南京政府的“讨共”军队是赞助的。帝国主义的报纸公开的教训南京广东两政府，不要因小忿而误“讨共”大计。上海商人更四处拍电哀求宁粤双方保持内部团结来一致“讨共”。这一切反革命内部团结的企图，愈加显明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势，无疑的是进一步的尖锐。自然，反革命对于进攻革命的一致与团结，决不会减少了他们自己中间的矛盾，相反的，要更加暴露了他们中间的矛盾，而无法解决。因此，现在落在我们肩上的中心任务，是要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的军阀战争，来冲破敌人新的第三次“围剿”。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能抓紧目前红军的胜利与革命的发展，要利用反动统治中间的分裂与准备他们自己中间的军阀战争的弱点，要针对敌人的一切欺骗宣传，坚决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则我们必能实现目前阶段中的中心任务――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区，成为这几省有力的根据地，并建立起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以争取这几省尤其是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这样将更兴奋了全中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将更巩固了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为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央根据五月七〔九〕日中央政治局决议案尤其是最近中央给各地党部的训令，单独的给苏区党部与中国红军以下列的更具体的指示：一、国际屡次指示中国党在苏维埃区域必须建立起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亦屡次指示中央苏区要定期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要其他苏区选派代表到中央苏区去，各苏区党部对于这一任务的执行却非常迟缓，直到现在各地代表大会还多未开成。现在在苏区两次冲破敌人“围剿”与反动统治更加分崩离析而国民会议又完全破产的形势之下，革命群众更迫切的需要这一全国集中领导的政权机关，来保证实现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政纲，来集中红军的领导，来对抗反动的国民党统治，来影响和兴奋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及全世界的革命群众，江西中央苏区必须在八一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关于苏大会的代表，有些地方已经选出（如湘鄂西，赣东北，闽西等处），假使鄂豫皖，湘鄂西甚至赣东北苏区代表不能如期赶到中央区，则只要闽粤赣，赣南，赣西，湘东南，湘鄂赣等苏区代表多数到达，苏大会即应在中央苏区指定的地点开幕。在大会上，党应经过党团的活动，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宪法，土地，劳动，经济政策等法令，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等草案完全通过，并立即公布施行。中央临时政府的人选，党要多提苏区的工人贫农雇农的领袖当选。党在大会上应提出关于拥护和援助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自决和解放的运动的议决案，以对抗反革命国民会议席上所拥护的国民党对于蒙藏回民族的“藩属政策”。其他各苏区的苏维埃代表会，尤其是鄂豫皖，湘鄂西的代表会，也要在八一以前开成，同样要通过上述各项决议法令的草案，并成立或改选当地的苏区政府。这一苏大会的召集，在苏区必须与各地的苏维埃改选运动联系起来，尤其要先有下级苏维埃的改选与真正群众选出来的代表，然后这一中央临时政权与各区政权的建立，才是真正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权。政权建立后，必须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政府的各部各委的工作，必须使他们练习自己管理政权而密切群众与政府机关的联系。过去在地方苏维埃中，党包办政府工作或代替政权作用的现象，必须消灭，苏维埃政府成为官僚主义机关的现象，必须根本肃清，必须清洗富农及腐化分子于政权机关之外。党应经过工会贫农团的活动吸引中农分子参加政府工作，党在政府中应组织有力的党团，并派遣党内有威信而得力的干部到政府中工作，以改正过去将不得力而有问题的党员派到政府中去的错误。在各地苏大会前，各苏区党部应依照中央三月和五月的指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和准备各地苏大会的工作，并计议如何加紧进行革命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非苏区派赴苏区参加苏大会的工农代表，不管他们到的早晚，都应招待他们去参观苏区一切设施与群众组织，引导他们去参观红军作战并慰劳红军，以加强苏区与非苏区群众的团结力量，并影响非苏区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的热烈拥护。二、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劳动，经济政策等政纲法令，苏区党部及工农红军必须做到全部的实施，一切国际，四中会会及中央的决议和指示，都应成为苏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主要根据。这次各苏区红军胜利的大小是与各苏区执行国际路线的程度如何成正比例的。江西苏区因为能执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坚决的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尤其是在红军中肃清了大批的富农与动摇分子，于是有这次空前的胜利，敌军被打败的有五六师人，公秉藩只身逃出，胡祖玉受重伤身死，我们缴得敌人的枪械，当不下一万枝。吉安被红军攻下，敌军主力已溃退到樟树抚州之线，闽北的刘和鼎也被第三集团军指挥的游击队战败。鄂豫皖因为能组织“跑反”群众，发动广大群众的游击战争，于是有京汉路上和皖西方面的胜利，岳维竣〔峻〕，袁英，赵观涛，夏斗寅，吉鸿昌，萧之楚，岳盛宣的队伍继续失败，岳维竣〔竣〕且被俘虏。湘鄂西因为能反对第二集团军的逃跑主义与组织群众的游击战争，于是能以极少数的武装在敌人大部队的包围之中支持着洪湖根据地而向外发展。其他各苏区如闽西，赣东北也都在开始执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与进行反社会民主党反改组派等等的斗争，于是已失的苏区正逐渐的恢复起来。只有完全脱离群众继续立三路线的红军，过去如第七军，现在如第二集团军才在白军的长追和堵截的战略之下，继续受着挫折，过着那兜圈子式的生活。各苏区党部及各地红军必须认识这些教训，必须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关于土地问题，必须执行澈底的重新平分一切土地的办法，使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果实，雇农兵士亦分得土地，而抑制富农的发展。分配的办法，可依照土地法令草案及中央指示的标准执行，但最主要的还应在群众大会上依照群众所提出而最有利于贫农中农的具体办法去解决。过去各苏区没收一切土地分配给一切人的非阶级观点，实际上是富农路线的观点，必须根本肃清。地主残余所分得的土地必须无条件的没收，即使他不参加反革命活动，也只能派他做苦工，而不能分配他以上地，使地主残余复活。富农原有的土地，或分得较好的田地，必须没收，只有在他愿意自己耕种的条件下，可分配他一份坏的耕地。在现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方面应执行重新分配土地的任务，另一方面便应进行广大的耕种运动，苏维埃政府应组织耕具经理处，分配给贫农雇农以没收来的农具和耕牛，或制造新的农具租给他们，同时，反对荒废田地不愿耕种的懒惰倾向和失败情绪。苏维埃政府应奖励贫农中农的加增生产，应帮助他们组织合作社，能使剩余的谷子卖得出去，而买得贱价的日用品回来。在这里，各苏区关于苏区与非苏区的经济流通，必须以极大的力量注意。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对于苏区的封锁固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终无法禁止群众自动的来往与中小商人的投机经营。苏维埃政府只要能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的限制下给中小商人以营利的机会，他们没有不竭力经营的。现在一般的苏区，都还是自己封锁自己的居多，比如信江流域的船户，便因为我们对他的政策错误，反而仇视我们，并非敌人的封锁真能截断苏区与非苏区的一切来往，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必须节省，许多苏区政府的开支（如湘鄂西，赣东北等）非常浩大，这必须从清洗机关的富农分子与官僚主义入手，提倡节约运动，并须规定预算和审核决算，红军的开支，也须有一定的预算。关于税收必须使富农与商人担负起来，工人与贫农雇农绝对不应纳税，一亩田便抽税的富农政策必须根本取消。临时征发，更应由商人及富农担负，但已经举行税收的地方，这种征发，便应尽量减少。因为政府开支不能节约，且又无经常税收，根据地还没能巩固起来向外发展，于是便发生滥发纸币的毛病，这在鄂西已经引起群众的不满。我们于上述的“节流开源”的办法外，必须将这一困难的解决与苏区巩固的向外发展联系起来，才能得着正确出路。比如鄂东大阳的苏区，不仅没有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来抵抗敌人进攻，来巩固这一地区而向外发展，反而领导着四十万（？）“跑反”群众，东奔西窜以发展失败情绪，于是一切都困难了。关于劳动法令现在许多苏区都没执行，甚至工会还没有普遍组织，工人罢工还须先得苏维埃政府许可，工人的生活并没有改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中工人成份的领导还异常稀少……这一切都表示土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力量还异常薄弱，无产阶级所应得的利益完全在苏区富农路线的领导下葬送了。党必须在这方面执行澈底的转变，要使无产阶级组织力量与其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能伴着目前红军的胜利而更加强大起来，这是巩固苏区向前发展的基本任务。雇农工会的组织，要取消已经分配了土地的雇农不能加入的错误规定，要使他在乡村中普遍的组织起来。贫农团组织应如三月的中央指示，使他成为乡村苏维埃的柱石，他开始的发展应经过党所领导的雇农工会小组青年团等等组织去团结贫农中农积极分子，首先是政府中的贫农分子来起基本的作用，而逐渐发展到全体贫农中去，贫农团是反富农的斗争组织，但决不是排斥中农的，他应该吸引中农在他的周围，推荐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到政府中工作，吸引他们参加各种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群众组织以巩固对他们的联盟。这些群众组织，如反帝同盟，合作社，识字运动委员会等等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极宽泛的发展起来，必须与反富农的斗争联系起来。三、蒋介石在过去半年“围剿”红军的过程中，曾极力企图以造谣中伤红军的指挥干部（如造谣彭黄倒戈）来捣乱红军，但结果在AB团反革命阴谋暴露之后，便完全失败了。现在蒋介石更企图在他的新的“围剿”计划中进行收买红军，他的办法是准备给红军干部以比在红军中更高的位置，给以优裕的给养，给以远离苏区的防地来引诱，但不给他补充枪械。蒋介石这种企图，我们可断言还是要遭受失败的。因为当着中国红军的成分是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的，而不是富农的，当着红军的干部主要的是工人的，当着党的领导在红军中经过政治委员，经过政治部与党的支部的工作而日益加强，当着红军的纪律成为自觉的一致和坚固，当着红军的指挥更加集中和巩固起来的时候，红军将要如国际所要求的铁军一般，围绕着广大的群众而成为着巩固的阶级军队，则蒋介石以军阀制度下的雇佣军队来看红军，自然要碰到他的失败了。因此，目前红军的改造与巩固，也就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尤其是在红军主力军瓦解了敌人将近两万的队伍以后，更需要在扩大中来加强他的领导与战斗力。现在各地红军必须依照新的编制改编，中央苏区依照新的编制番号，除一二军外，还可从第八军编起。扩充与改造红军的成份，主要的应从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中选拔，部分的亦要挑选从敌人方面俘虏过来的士兵编人到有基础的部队中去，利用他们作战与使用武器的经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不管从工农群众选拔，或是从俘虏中改编，都必须做很广大的拥护与加入红军运动，鼓动起他们自愿的勇气来加入红军。红军干部学校，应在江西，鄂豫皖，湘鄂西几个中心苏区加紧举办，并扩大他的名额，要多选工人贫农中的干部来受训练。红军的军事训练，也要注意到堡垒战街市战的演习，这是与红军苏区更进一步的发展有极大关系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必须依照去年十二月中央给红军的第一次训令所指的去做。党的发展要成为保证红军巩固的基本动力，党员的行动，要成为一切红色战士的模范。在目前长期作战期中，红军与地方武装组织的关系，要非常密切，要经过地方武装组织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围绕在红军周围，这是最切要的任务。四、反革命目前对于进攻红军的布置，主力是向着江西中央苏区，蒋介石调入江西的部队，有罗卓英，陈诚，李云杰，赵观涛，蒋鼎文，顾祝同六师人，蒋蔡两师还留在赣州抵御；同时对于鄂豫皖的红军增加了梁冠英的部队到皖西。因此，冲破敌人新的“围剿”的战略，除去中央前两次训令所指示的还完全有效外，中央更特别着重指出：一三集团军及第四军取得胜利的主要根据是在能配合群众行动。敌人的战略是企图将红军驱逐出根据地以外，而实行“长追”和“堵截”，是要将他们自己的士兵与群众隔离起来，是在利用反革命的阶级力量与民团武装对红军施行骚扰，最近蒋介石更命令江西敌军以全力击破红军的要害。但敌人王金钰罗卓英援军的失败，已给了我们很好的说明，只要我们能发动广大群众与红军主力军配合，占着敌我力量对比的优势，则我们必能支持内心作战而冲破敌人一方，实现各个击破敌人的计划，目前红军主力军的行动方针，应是巩固的向前发展。我们要反对立三路线不要根据地脱离群众的冒进政策，但同时我们要使苏维埃根据地在红军胜利与群众斗争发展的条件下，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而威胁着中心城市。在这时，诱敌深入与击破敌人一方的策略是应互相为用的，中心要放在运用广大群众的游击战术击破敌人主力以至完全消灭他们上头。目前在江西，更应利用红军空前胜利的优势，不等敌人新的增援力量集中完毕，便要给他以迎头痛击，或侧面骚扰，使敌人在阵线上不能“稳住脚跟”。即使红军在某些根据地区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敌人以极大部队压迫较小集团的红军，红军也不能远离根据地去躲避，甚至带着广大群众去“跑反”，这恰恰给敌人以“长追”“堵截”“会剿”的极好机会。在这里，我们必须以坚壁清野的办法去对付敌人的烧杀，以群众的游击战争去阻碍和袭击敌人大部队的前进，以广大群众的威力去围困敌人大部队驻防的城镇，这样，抽调出红军的主力，避开敌人进攻与追击的主要方向，而自己处在主动地位，来给敌人以不及预料的反攻――这是我们的主要战略。对付民团的骚扰，是应放在每一红军的作战计划中的，但主要的方法，还是组织广大群众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游击队与加紧苏区周围的群众工作，同时，还应进行破坏他们的组织与分化他们所欺骗的群众。敌人惧怕的是他们的士兵与群众接近，我们的红军与一切群众组织正应利用敌人这一根本弱点，组织士兵运动的模范队乃至武装宣传队，从政治上来根本瓦解敌人的部队，而夺取士兵群众到我们方面来。目前红军苏区的农展方向，应以造成湘鄂赣整片的苏区为目的，同时巩固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向外发展。江西红军主力军即在乘胜直追的形势下也还不应冒进南昌，而应造成全省农民暴动与红军包围南昌的形势。红军主力军与中央苏区应首先巩固已经占领的区域，广大的发动和组织这些区域的农民群众的自卫力量，同时，加紧发动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周围的农民骚动与游击战争，这样先使现在的中央苏区与赣西及湘鄂赣边的苏区打成一片，将赣南及闽粤赣的后方根据地巩固起来，并与赣东北的苏区发生密切的联系。鄂豫皖及湘鄂西两个苏区的发展应时时与中央苏区的行动呼应，鄂豫皖苏区在可能的条件下应打通黄麻与黄广苏区的联系，发动这些区域的群众斗争与游击战争，以威胁长江沿岸；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应保持着大江左右的宽广的游击，来骚扰武汉的上游。这样巩固的发展便更加能推动着湘鄂赣三省尤其是江西革命首先胜利的来到。五、中央在每次的训令与指示中都着重的提到瓦解国民党反革命军队与夺取士兵群众工作的重要，但苏区非苏区对于实现这一任务的成绩，却非常微弱，尤其是苏区党部对于这一工作常表现忽视或认为困难而不去进行（特别是对于进攻苏区的地方军队），这简直是不可允许的错误。再没有比目前形势好的了，红军的屡次胜利与军阀混战的酝酿，使敌人军队的士兵动摇到极度，我们必须加紧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各苏区党部与红军必须派得力的工农兵士干部到敌人军队中去工作，即使不能在前方入伍也要采用其他的方法接近士兵，或者投到敌人后方的部队中去。在敌人的部队中，我们要进行士兵支部的组织，与发动他列的日常斗争，要抓住士兵的一切不满，发动士兵反抗官长的情绪，以增加他们斗争的勇气，我们要领导自发的兵变，特别有利的是在与红军作战的前线上。苏区党部必须在敌人士兵中进行广大的宣传，要在他们中间散布宣传品与士兵小报。党要领导青年团，工会，贫农团及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加紧进行对于敌人士兵的宣传鼓动工作，尤其是在进攻红军的前线，赤白军的兵士联欢，工农兵的联欢，农民家庭中的招待，敌人军队经过地区的标语传单，特别是苦力挑夫对士兵群众的直接宣传，都应想尽方法去做。我们应认清：红军目前的胜利还多是靠力量的对比来决战，还缺少敌人大队伍的士兵自动的瓦解到红军方面来，以崩溃敌人的战线。这不是客观条件的不成熟，而是我们主观工作太缺乏所致，去年长沙战争的教训，何健能在大败之后，重新聚集起已经溃散的十一团士兵于十天之内夺回长沙，第二次便以这十多团的军队作主力，支持长沙的堡垒战，红军卒无法攻入，这很显明是我们在湖南军队中一向便无工作的缘故。其实现时军队的动摇，在任何系的军队中都如此。一般的错误观念以为北方军队的士兵较难宣传，其实阎系的山西军队，现在是最动摇的军队，自发的兵变，已经爆发了多次，冯系的军队，如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等部队多是从西北抽丁抽来的，所以土地革命的宣传极易影响他们，鄂豫皖苏区曾经在吉鸿昌部队中做了一点宣传工作，立即有小批的士兵继续投到红军中来。因此，红军在俘虏兵中的工作也必须改变，过去大都以给资遣散为一般原则，政治教育则做得极少，以致张辉瓒戴岳部队的士兵对张戴尚有好感而愿援救他们，公秉藩已经被俘了，因为他的士兵隐时不报，致被他逃去，这是我们在俘虏兵中缺乏工作的损失。我们现在必须分配俘虏士兵以土地和工作，使他们直接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必须对俘虏士兵做极大的政治宣传，使他们能自愿的改编到红军的队伍中来。即使他们要回到家乡去，也要他们能进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或有组织的投到敌人后方的部队中去进行工作。我们一定要认识，中国的士兵大都是破产的农民出身，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他们一定能接受土地革命的宣传，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但即时又要识得：中国士兵许多是在长期雇佣制下生活，而带有无产阶级性的，不经过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是不会一下子自愿的来当红军的。六、为肃清反革命在苏区内部的组织，为打击敌人在苏区的助手，而使红军更易胜利，苏区更加巩固起来，党在苏区的肃反工作，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重要。肃反工作，不仅在消灭有形的反革命组织，如江西AB团，闽西社会民主党，湘鄂赣的恋爱社等，这固然是重要，但更重要的还须进行肃清反革命思想在苏区散布的斗争，特别是反改良主义欺骗宣传的斗争，这是长期艰苦的工作。肃反工作，不仅在逮捕一些反革命的领袖，而更主要还在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肃清地主残余与反富农分子的阶级斗争。江西苏区反AB团，闽西苏区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在路线上完全是正确的，但斗争的方法还极缺乏从阶级路线上来发动广大群众加紧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与巩固中农的联盟入手，所以AB团在江西开始发动时还能够影响一部分群众，闽西傅柏翠在上杭西北乡当其叛变革命的时候，也还能欺骗一部分群众。在这里必须深切的认识：过去党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的确做了很多送群众给敌人的错误政策，有些干部因为执行立三路线而犯了错误，并不一定组织上即属于AB团或社会民主党，因此，我们现在做肃反工作，首先就要以党的正确路线纠正过去犯错误的同志，坚决的进行反立三路线反富农路线的斗争，并夺取被反革命影响欺骗的群众回来，尤其是巩固对有动摇性的中农的联盟。只有这样，才不致如过去因肃反工作而使革命群众内部发生恐慌，相反的，才会使群众更勇敢的更坚决的站在阶级斗争的战线上与一切阶级的异己分子搏战，而暴露他们的一切反革命阴谋。再肃反工作必须有经常性，各苏区政府及红军中必须建立起“政治保卫处”的工作，而一要指定政治上坚定的有斗争历史党籍较长的党员特别是工人党员去担任。“政治保卫处”的工作，要建立在广大群众的信托和帮助的基础上，党要从中起极强固的领导作用，而保证工作顺利的进行。七、为要使红军的胜利，继续向前发展，而完成湘鄂赣打成一片的苏区，则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重苏区周围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作。反革命在苏区尚能组织他们的阶级力量进行AB团社会民主党等等的反革命暴动，而我们在苏区周围的农民群众中间都还没能组织大规模的地方暴动来响应苏区与推翻当地的反动统治，我们在敌军通过的区域，却还少见有大规模破坏他们交通和运输的成绩，我们还没能利用广大的交通工人特别是船工苦力联系赤白区域的交通，我们更没能在进攻苏区的几个中心城市如萍乡，南昌，九江，岳州，长沙，武汉等地，有过惊人的军事破坏与发动起拥护红军胜利的工人斗争，这些，显然是我们工作上的极大弱点，是我们还没能从土地革命红军胜利与苏维埃政权的影响深入到苏区周围的工农群众中去的原故。非苏区的党部固当要极力注意这些地方的工作，但苏区党部与红军更应向着这方面工作加紧布置，因为苏区对这方面工作在人才上，在社会关系上，在言语习惯上，都较中央易为得多，所以你们必须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派遣得力干部打入这些地方的社会中去，生产中去，首先建立起秘密工作的基础当着你们派遣这些干部时，必须给他们以训练，给他们以中心的任务。任务不可过多，当着派遣的干部多起来时，则集少成多，工作的成效和影响必大。派出去的人，期效也不可太速，太速便易于被敌人发觉和破坏。一般的说，苏区派遣到非苏区做工作的干部，最缺乏的是秘密工作的经验和长期艰苦的忍耐性，过去你们也曾不断的派人到南昌和长沙去，但因为缺乏这种训练，成效总是很少的。并且到“白区”去做工作，应在群众中造成一种运动，要使每一村庄的群众，每一组织的分子，都有决心的去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发展工作以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如果群众都自告奋勇的愿去，则经过他们的社会关系，将易与非苏区的群众联系起来。各地赤白区域对立的现象，必须在群众的联系上，在宣传鼓动的扩大上求得根本消灭。在这里，对于“跑反”群众的工作也必须改变，党要在这些群众中间做极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要组织他们，要分配他们工作，要吸引他们中间强健的分子到红军中去，要在他们中间组织极广大的游击队，鼓励他们的勇气，去恢复失败的区域。凡是“跑反”的群众，都要使他们能有决心的恢复失败区域，凡是失败的地方，都要竭力与失败情绪斗争，要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与敌人残酷的烧杀抵抗，而不要引导他们过那逃窜生活的“跑反”。八、土地革命的发展，要不能与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则中国革命的发展，还要受很大的障碍。现在党在苏区非苏区对于反帝斗争的领导，却表现非常消沉，这完全是不容许的。中央特为这一工作的转变，成立了单独的决议案，并给苏区一补充决议，苏区党部应于接到这两决议后，立即讨论施行，并要使他们成为检查各地党部反帝工作的主要根据。九、为要使上述这些任务保证百分之百的执行，则苏区党的改造比任何任务都要重要。党的改造的主要标志是：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巩固与实际工作中的不断检查。党过去反对托陈派与最近反立三路线反右派的斗争，对于思想上的肃清工作，总还做得不充分，这在苏区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目前反动统治更加分崩离析而红军得到伟大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反革命更要以改良主义的欺骗思想来影响群众，来和缓革命斗争的高涨。因此，国民会议破产了，南京国民党便企图利用群众最近反帝的情绪，争取到他所能控制和所需要的领导之下，一面向帝国主义讲出卖代价，一面移转群众仇恨南京政府的目标到所谓“对外”的方面去。南京政府破产了，反革命营垒中反蒋各派便成立广东政府，企图移转群众仇恨反动统治的目标到反蒋问题上去，而不反对整个国民党。这不仅在全国，在苏区，反革命傅柏翠便曾以“新共党”的名义欺骗群众进行他的反革命阴谋，托洛茨基也曾教训过陈独秀派不要恶骂红军，只要反对共产国际与中共党的领导。在这里，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右派等的作用也就更加危险。现在苏区中并未肃清的立三路线与富农路线正是这些反革命派别活动的基础苏区党如果不从思想上揭穿他们，与他们完全分别清楚，则仅仅组织上的分化与隔离，还是没用的。党要加紧在群众中反对这些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斗争，要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与苏维埃政纲，要加重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与对广大群众的宣传工作。中央给苏区的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必须全部实行。红军中思想的一致与坚定，更是保障红军胜利的必要前提，红军中思想上的异己分子必须毫不迟疑的洗刷出去，过去第八军中托派活动（卢匿才事）的教训，应警戒着每一个红军。党内反立三路线尤其是反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的斗争，必须坚决而深入。我们要反对这种观念，说苏区内立三路线已不存在，可以“不及〔必〕虑及”，或者说右派分子并未侵入苏区，右倾危险便不严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对“左”右倾调和的倾向，与暗藏的立三路线与富农路线的残余。我们要反对口是而行非的两面派的行动，我们更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现时红军胜利的条件下，苏区会发生这两种偏向：一种是胜利热晕了脑袋，而主张冒进，立刻占领大城市；一种是错解了巩固根据地的意义，以为只有固守着一小块区域便能得着胜利，而反对向外发展，这都是错误的。组织上苏区党要坚决肃清党内红军内的富农分子，党要向着工人雇农贫农开门，党要从下而上的改造党的指导机关，要千百倍的努力引进和训练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中来，苏区党部对于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的决议与苏区办干部学校的计划，必须加紧进行，一切不相信新的干部尤其是不引进和训练工农干部的观念，必须给以严重的打击。工作的检查要靠着发展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与直接的巡视工作。自我批评站在工作的立场上和阶级的利益上应是不容情的，当然要在革命战争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去做，要反对不满意自我批评与拒绝检查工作的倾向。巡视工作在苏区内万分重要，各级党部要经过这些巡视员直接帮助下级党部工作，要发展党员对党工作的积极性与独立工作的能力，要根本改变陈独秀时代遗留下来的与立三路线时代的工作方式，特别是党内官僚主义与机关主义的工作方式，这在苏区更成为脱离群众最坏的病源，党必须根本肃清。红军空前的胜利，苏区的发展和巩固，全国革命斗争的高涨，更迫切的需要苏区党部与红军在国际与中央的指示之下坚固的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这些任务而斗争。同志们，努力！一致的努力！冲破敌人第三次的“围剿”，光荣的胜利，就在眼前！布尔塞维克的敬礼！中央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六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1]（一）苏联五年计划将近成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刻，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危机的前提的日渐成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日益露骨，使世界政治经济危机更加尖锐。同时，使国际帝国主义更加加紧对于中国的压迫与剥削，国民党几年来统治的结果，使中国日益殖民地化而扩大和加深了全国经济的破产，不断的军阀战争，加倍的官僚制度，空前的捐税剥削，非人的白色恐怖，使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生活更加陷于水深火热的地步，使这些饥寒交迫的千百万群众不能不从革命道路上自求解放。苏维埃政权及红军在有些区域经过两三年的奋斗，更加兴奋了劳苦群众的战斗情绪和加深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中国最近事变的发展，显明地表示出国际政治经济总危机及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结果，中国最近事变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工农红军得到空前的胜利，冲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国民党统治正式分裂成南京与广东两个政府。这样，将使革命运动更进一步的高涨，反动统治更进一步的崩溃。（1）革命运动更进一步的高涨，这主要的表现在：一、苏区的工农红军得到空前的胜利，又冲破了敌人第二次的“围剿”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势力（AB团，社会民主党，恋爱研究社等）受到严重的打击，工农红军更加巩固和壮大，苏维埃政权得到工农民主专政的初步巩固，巩固以至扩大了苏区根据地。二、反动统治区域的有些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日趋于重要产业部门，日带有显明的政治性，日益加重进攻的性质。三、春荒时期的农民斗争的普遍爆发，各省所谓“盗”“匪”的日渐增多，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运动日益发展，分粮吃大户运动蔓延到关外各省。四、国民党军阀军队士兵的革命化，和闹饷哗变的事实日渐增多。五、反帝反国民党的情绪在一般群众中日益高涨，因而影响到中小商人也在罢业等行动中表示出对国民党的反对情绪的增涨，有些地方的学生开始着罢课运动。（2）但是革命运动的发展，依然表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这主要地表现在：一、从地域上看，虽然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运动除湘鄂赣闽外，在安徽北部，河南南部有了新的进展，但在其他各省的工农斗争还未达到直接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的程度，而且严格地看起来全因〔国〕反动统治区域的各地的群众斗争，也表现出各种各式的（地域上的和社会成份上的）不平衡发展的现象。二、工人斗争虽然在有些中心城市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比起广大的农民的苏维埃运动来还显然落后。中心城市内工人斗争不但还未曾达到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战的程度，并且斗争也还表显出严重的散漫，自发和不普遍的状态，党在工人斗争中的领导，尤表现异常的落后。（3）反动统治更进一步的崩溃主要地表现在：一、中国统治阶级的最近一个新的统治形式——国民会议——在广大群众中实际教训宣告破产。统治阶级各派都还未能找出更新的统治形式。二、南京政府的假的统一完全宣告破产（广东成立临时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更加急剧，军阀战争将一触即发。三、统治阶级的财政状况几乎已到水尽山穷的地步，外债满期的达四万万八千三百万元有余，福建，湖北，安徽的省政府，均宣告财政破产，声称辞职，江西全省警察的欠薪总辞职，税捐繁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时常引起全业商人的罢业。这些特点，充分证明出中国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继续增长，造成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日渐成熟，直接革命形势在湘鄂赣这几个主要区域正在逐渐生长着和成熟着——首先就是江西省区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的军阀战争，建立中国〔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力争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实现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区，已成当前的紧急任务。这种事变的发展形势，更证明共产国际去年七月对于中国问题决议，十一月对于立三路线问题来信及中共四中全会决议的绝对正确；另方面也就宣布了立三主义者，罗章龙右派及托陈〈取〉消派等对于红军苏维埃发展抱悲〈观〉失望，对于革命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取怀疑态度，对于共产国际及四中全会作造谣污蔑等行为的完全破产。（二）目前国民党统治正式分裂成两个中央政府（南京与广东），北方各派正在进行着反蒋的军事团结与各种派别的分合活动，军阀战争已经处在剑拔弩张的形势。这固然一方面反映着国际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市场的冲突的空前紧张（最近在反蒋问题上，主要地表现着英日联合对美的形势，当然同时在各派军阀中也反映出英日之间的矛盾），另方面反映着军阀制度及中国各派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各种矛盾的异常尖锐，但主要地还是中国统治阶级各派，在南京政府两次大举“剿共”遭受惨败及国民会议实验宣告破产之后，为着用各种分工合作异途同归的政策来各找挽救反动统治的垂死命运的出路。因此，国民党改组派，西山派，第三党等，深恐群众对南京政府的不满情绪会发育滋长起来成为革命火焰的高涨与统治阶级的解体，于是打起反南京政府“剿共不力”的旗帜来，企图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团结在“广东临时国民政府”的周围，以赓续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孙石韩进行着第三派的团结，阎冯及奉系旧派等新北洋系的酝酿，久已消声匿迹的吴佩孚及安福系均跃跃欲试，都不外乎想把“剿共”重责自己担负过来，以免因国民党统治形式破产而根本中断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血腥统治。国民党蒋系的南京政府当然也不能不作困兽犹斗的挣扎，它一方面拼最后一滴血去“努力剿共”，另方面尽最后一息去准备对粤和对北方作战。然而，统治阶级各派在各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这种各找出路的斗争，不能不造成更有利于红军苏维埃运动及一般革命群众斗争发展的各种条件，统治阶级各派相互间的冲突和斗争越复杂剧烈，对于革命运动发展自然就愈加有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统治阶级营垒中目前还能这样公开破裂和剧烈斗争的原因除了上述种种外，主要地还因为一方面中国革命运动在目前依然发展得不平衡，另方面，革命势力的发展还未能达到使敌人营垒中行经没有了暂时用这些分工合作的方法各找不同的出路的可能。如果工农红军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占领了湘鄂赣区域的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则革命的发展将更促进反革命力量的团结，中国各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不可免地将要立刻暂时统一起来以集中的阶级团结力量来对付革命的危险（当然，其它原因也能形成这样的结果──例如，某些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赶上了农民的苏维埃运动，或者湘鄂赣以外主要区域有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怒潮的爆发等）。这一可能与必然的形势，在目前已开始显露其端倪；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已经异口同声提醒与教训南京政府，广东政府及北方各派军阀们，应当暂时“和平妥协”起来，去对付共同的仇敌——工农红军，蒋介石与广东政府最近的各种函电，北方各派军阀的通电，宣言，上海总商会特别发出通电都把“剿共”列在第一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阶级矛盾永远超过于反革命内部的矛盾，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各派在自己内部相互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依然是企图以暂时统一的反动势力来镇压革命运动。（三）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各派的这种反动企图是不会如愿以偿的，帝国主义国家互相间的斗争及中国各派军阀相互间的战争，只有消灭了帝国主义制度及军阀制度才能避免，在共同进攻革命的一致中，不独不能真正消灭它们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而且要增加和尖锐化它们相互间的各种新旧矛盾，因此，在它们的“剿共”前提的暂时联合之下，也并非就完全消灭了它们之间因剧烈矛盾而给予革命方面以可乘或利用之机；而且我们相信：中国几万万工农兵贫民劳苦民众与苏联及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劳苦群众的友爱的坚决的革命团结，一定能够战胜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与国际帝国主义的黑暗团结。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增长的基础之上，开展着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全中国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尖锐化的基础之上发展着中国革命运动。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各派，无法能够消灭产生中国革命的那些政治经济的前提，便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消灭中国工农兵贫民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因此，我们相信：不仅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各派现在对付革命所采取的一切残酷的压迫与可耻的欺骗政策，将要立刻在我们胜利的工农红军及高涨着的群众运动之前迅速破产，就是它们将来采取更进一步的压迫手段与欺骗政策，结果也只有惨败。蒋介石第三次进攻红军的计画，在军事上只是要更加多给红军以可乘之机，在政治上只是更加暴露国民党反对群众和脱离群众的罪恶与弱点。蒋介石亲自出发江西，即不作张辉瓒，胡祖玉之续，恐也难免作鲁涤平，何应钦第二；广东政府准备派赴江西“剿共”的香翰屏，余汉谋等料定也不会比南京政府过去的许多战败将军起更多的作用；北方军阀虽然再多送几批兵马去湘鄂赣“剿匪”，料想也不过又是些另外的岳维峻，公秉藩，孙连仲。就是英美日法帝国主义者当着国民党军队无力支持而实行公开武装干涉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行动时，我们以几万万工农兵贫民群众团结的威力，在苏联及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劳苦民众的援助和同情之下，一定也能够步苏俄的后尘战胜帝国主义这种可耻的反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各派军阀在反动统治区域施行空前的白色恐怖，虽然使共产党组织及革命群众组织受到许多肉体的摧残和暂时的打击，但任何白色恐怖的手段，绝对不能根本消灭革命运动，而且不可免地更要激起广大群众对于统治阶级的愤恨与誓死奋战的决心。湘鄂赣三省是白色恐怖最严厉的区域，同时也就是红军苏维埃运动最先发展和最先巩固的区域，这一方面给了反动阶级的白色恐怖以实力的〈回〉答，另方面给了劳苦群众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冲破白色恐怖的坚强的自信。在国民会议这个总的纲领之下，从蒋介石到陈独秀，从汪精卫到邓演达，作了不少呕尽心血的改良主义及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的欺骗，然而在国民会议这幕迷剧开演以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双方实际行动，没有一时一刻一桩一件不直接间接地揭穿这幕迷剧的可耻真相，南京政府，广东政府及其走卒们——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国家主义派等等——最近玩弄的许多假反帝的遮眼法术，在广大群众真正反帝斗争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可免地要遭受到可耻的破产。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罗章龙右派及黄色工会农会领袖们所宣传的那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所谓工农政纲——如二五减租，改良水利，部分的没收土地，国民党劳动法，工厂法等等─—在土地革命及苏维埃运动扩大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遭受到死刑的宣判。叛徒傅柏翠一类地“成立新共党”，“土地归农民，不要苏维埃”的“新式”欺骗，托洛茨基教训陈独秀等的“不要骂红军，只须骂共产国际及中共的领导”的“巧妙”计策，或者将来更进一步地学习俄国反革命经验来作些“土地归农民”，“不要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万岁”等类的欺骗宣传，我们也能应用胜利的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的经验来揭穿它们和战胜它们。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它们长期反动统治过程中不仅已经掘成了自己的坟墓，并且已经培养成了大批的有足够力量埋葬它们到坟墓中去的群众。历史已经注定了它们的命运，对革命势力的任何压迫与欺骗不能根本挽回他们的厄运。然而我们必须了解：帝国主义与各派军阀政客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及苏维埃政权是抱着誓不并存的仇恨的，它们一定要用所有的力量来和工农红军拼命，蒋介石第二次进攻红军时比第一次增更多的兵力，定出更残酷的计画，国际帝国主义者在后面出过更大的力气，在这次第三次“围剿”当中国际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客们一定要用更多的军力来和红军作殊死战，一定要更加重对全国革命运动的压迫与欺骗手段；我们绝不能因为我们两次冲破“围剿”的胜利，便存下轻敌侥幸的心理，我们必须认识：冲破第三次“围剿”，需要我们比冲破前两次“围剿”用更多的气力，就是揭破敌人的各种武断宣传的欺骗，也还需要我们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努力。冲破第三次“围剿”的迅速与否，全靠我们苏区与非苏区的工作如何而定，实现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完成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维埃区域，一定需要党领导广大群众作更艰苦的战斗！（四）因此，无论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条件是如何有利，无论反动统治的维持是如何的困难，如果革命领导方面没有及时的正确的策略，那么，在决定胜负的战斗中还不能保证革命方面的必然胜利。目前革命运动的发展，更加证明这一断言的正确。凡是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及四中全会决议的正确路线的苏区（首先就是中央区，鄂豫皖，湘鄂西，闽西等），目前都得到强固工农红军及巩固与扩大根据地的伟大胜利，而且各苏区最近所得胜利的大小与他们各个实行国际路线先后和多少成正比例；只有未曾得到国际路线指示而继续受立三路线领导的如二集团军过着逃跑奔窜的生活而时常受到敌人的打击。反动统治区域的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还表现出严重的散漫，零乱及自发性，反帝斗争还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有组织行动，江浙各省，西北，东北及北方各省的农民斗争多半还带原始性，半原始性及自发性，与我们党过去受立三路线领导以致不正确的领导工人斗争，放弃反帝运动，忽视农民运动，以及现在还未能走上群众这些斗争的真正先锋地位，有极大的关系。中央唤起全党同志注意：苏维埃区域一般地还都是刚才开始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反动统治区域在执行国际路线过程中还很少令人满意的成绩，立三路线与右的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两面派的手段，调和派的思想还随时随地的障碍着我们实际工作迅速的转变，党的领导还未能走上各种群众斗争的前卫，时常还表现落后。党要能迅速地完成当前的紧急任务，首先就要全党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指示，不仅苏区党要更加有力地动员起来，非苏区党同样地要努力起来为着当然〔前〕紧急任务而奋斗。非苏区党部对于拥护红军和苏维埃工作作得极不充分，必须有一澈底的转变。中央要求全党同志立刻动员起来，执行下列具体决定，以便迅速地完成党的当前紧急任务：（1）江西中央苏区至迟在八一以前必须开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其它各苏区代表大会也必须立即举行。同时，反动统治区域的地方党部—一首先就是上海，香港，北平，天津，满洲，徐海蚌——须立刻动员起来，领导广大劳苦群众热烈地作庆祝红军胜利的群众示威，集会，广泛地宣传全国苏大会开幕及其政纲法令草案，号召工农兵贫民选派代表去参加苏大会和加入工农红军，发起广大群众的慰劳工农红军的募捐运动。（2）各苏区利用自己连次战胜的经验及敌人可乘的弱点来决定我们的新战略，以巩固根据地的阵营，配合着诱敌深入及击破一方的战术，来摧毁敌人“长追”的部队，以发动广大群众后方骚动和四出游击的计画，以瓦解敌人“堵截”“预备”的队伍，以广大地组织和应用农民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及加紧邻近苏区的反动统治区域的群众工作及兵士工作，来打破敌人“利用民团游击”及“党，政，军，民合作”的计画。一方面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单纯的军事投机观点，以为在军阀战争将要爆发的时候，红军便可毫无顾忌的离开根据地而冒险轻进；另方面坚决反对机会主义对国际路线曲解的庸俗观念，以为巩固根据地的策略内容，便是使红军永远保守着几个狭小区域，在任何时候我们的苏区和红军均不应扩大。英勇卓绝地时时占在军事的主动地位，处处从应用广大群众力量去战胜敌人着眼，不丝毫放松敌我对比的优势机会乘机消灭敌人的主义〔力〕，加倍地巩固苏区根据地，同时，沿着根据地的周围巩固的向前发展，以扩大苏区的领域，是目前中心的战略。同时，在敌我力量对比不利的条件之下，应该实行采取保存红军主力与避免正面冲突的战略，在现时也依然有效。反动统治区域的地方党部——首先就是进攻红军的主要后方区域的党部，必须尽一切力量去发动农民的游击战争，组织士兵的革命哗变和领导启发的兵变，进行军事上的破坏工作，响应苏区的军事行动。（3）建立苏区周围的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首先就是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岳州，南浔路，武长路，京汉路等，要成为苏区及非苏区党部目前的中心任务，必须尽力把这些区域的党的组织基础及群众组织基础建立起来，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响应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4）必须利用现时战胜的便利条件，更加加紧建立与巩固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强同战斗力的真正“铁军”似的工农红军的任务。把最近作战的胜利经验中的优点和弱点搜集起来训练我们的红色战斗员，并且要把战胜得来的各种武器能够有组织地利用起来，开始作大规模平地战及城市战的演习。非苏区党部团部必须尽量把军事专门人材，军事技术人员及军事政治人材输送到苏区去。（5）苏区内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变成经常性的系统工作，必须立即在各苏区成立起“政治保卫处”专门组织，同时，要把肃反工作的真实基础建筑在广大革命群众阶级自觉性及积极性的身上，坚决地实行“土地革命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这一正确原则，加之以无情的思想斗争，这样来吸引广大贫苦群众积极参加苏区的肃反工作和使动摇的中农分子不受反革命欺骗利用。（6）必须作到真正动员全党加强士兵工作的转变，中央要求苏区及非苏区的地方党部——尤其是邻近苏区及军事要塞的反动统治区域党部，立即把所有党员动员起来，同时，把青年团员及一切革命的工农成分都动员起来，要它们作一定计划的士兵工作，选派一部分政治坚定和能吃苦耐劳的党员团员及一般革命工农分子，给以短期的政治军事训练，送入到敌人的各种（海陆空军）部队中去进行瓦解和夺取敌人士兵的艰苦工作。苏区党部除派人打入敌军外，必须领导红军士兵加紧作战场上与敌军士兵“联欢”的工作，对俘虏士兵工作，必须有一澈底的转变，不应该只着重于开欢迎大会后给资遣散，应该是多动员广大群众对他们多作一些较长时间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然后把它们之中较好的成份吸收到红军中去，分料到我们坚强的红色战士一块去，使他们学的军事技术能够拿出来帮助工农兄弟，而我们的红色战士能够在政治上改造他们，同时，并应该分配他们以土地。当然，不愿意留在苏区的，我们必须给资遣散它们，鼓动他们到敌人部队中去散布我们的影响。（7）红军累次的胜利与群众斗争的高涨，及为着加速地冲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更加重了党在中心城市工作的任务。过去几个月来，党对于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表现出严重的落后现象，许多自发的斗争党未能去领导，甚至有些地方党部忽视和放弃对工人斗争的领导。中央要求全党立刻进行职工运动的转变，从中央到区委，必须立刻建立起有经常系统工作的职工部以加强对工会工作的注意和指导，产业支部应该起赤色工会的党团作用，加紧领导各种工人群众的经济的政后的罢工，组织和领导有可能的某一产业（如上海丝厂及电车等）的同盟罢工，加紧在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中的工作，是对于我们工农红军的有力帮助。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必须成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经常工作。（8）春荒夏荒时期的农民斗争正需要党去领导，党应该把发动农民的抗捐，抗税，抗债，分粮，吃大户种种斗争，夺取农民半宗教性组织内的群众，准备与发动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建立农民群众的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组织，成为工作日程的第一位。（9）反帝运动在红军苏维埃发展的影响之下，在有些地方已经日渐卷入更广泛的群众，苏区与非苏区党部必须根据中央最近关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决议的指示，作到一个真正实际工作的转变，同时，要立刻纠正过去对于青年与妇女工作的忽视错误，加紧对于各地团部工作的领导和帮助，立刻在各级党部之下成立有经常工作的妇女部，许多党的省委，及地方党部都没有妇女工作的现象，是再也不能一天继续下去的。（五）能够真正完成上述任务的前提是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上的一致，组织上的强固，与革命的积极性，党必须对于党外敌人的一切反共产主义的，反革命的思想，加以残酷无情的斗争，必须把共产党的政治面貌与政治要求，与一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政治面貌与政治口号画分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反革命派别提出的一切武断宣传与欺骗口号，都要及时地揭露其反革命性，要努力肃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及民族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在党内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须要具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强性，一切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那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无情的斗争。加紧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首先就是对于革命运动形势的估量不足，等待军阀战争而放松拥护红军苏维埃任务，以为军阀战争不爆发什么没有办法，放松群众斗争的发动和领导……等倾向），丝毫不放松反对“左”的立三路线的残余，坚决地反对那些以为“四中全会后立三路线已经不成问题”，“立三路线残余已经肃清，不必虑及”的立三主义掩护者的武断宣传，残酷地打击那些以为“罗章龙右派破产后，右倾机会主义已经不十分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辩护士的可耻论调，随时随地的与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消极，怠工等作决绝的斗争，对于口头拥护国际路线实际反抗和不执行国际路线的两面派以及对“左”右机会主义的调和派坚决地开火，尤其要对那些反对自我批评的各种倾向（如以家长制度压制自我批评，用怠工辞职方式反抗检查工作，以为“批评就是攻击，攻击就是批评”等等）作残酷的斗争，因为没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残酷无情的自我批评的武器，那么，所谓加紧两条战线斗争及实行党的工作转变与组织改造等，都变成了一些时髦的空话，只有在锐利的自我批评的武器的锋芒之下，才能揭露那些—切离开国际路线的反党倾向的原形，才能转变那些客观上帮助敌人破坏和隔离群众联系的组织方式与工作方式，才能将那些消极，失望，腐化，怠工，投机，动摇的异己分子，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下层组织中洗刷出去，将那些阶级意识坚定，工作情绪积极的好的干部──首先是工人贫雇农干部吸引到党的领导及组织中来，同时，坚决地打击那些保持着各种派别观念及对共产国际领导与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同志们的侮蔑造谣的，残酷无情地揭露以瞿秋白，李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同志，曾经有过的“小团体观念”对于党的危害和罪恶，反对任何方式的反国际反党的小组织倾向的活动，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此外，目前紧急任务的执行，需要提高和发扬每个党的组织与每个党员的积极性，除却应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外，必须广大地采取革命竞赛的工作方式（不仅组织与组织间应订竞赛合同，个人相互间也当采用）。只有把全党同志的积极性尽量发挥和运用出来，才能够加速地完成党的当前紧急任务。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我们在五个月时期内冲破了，第二次“围剿”，我们在三个月便冲破了；现在敌人正开始着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计画，中央相信，全党在接到中央这次训令后，一定能够立刻动员起来对于过去两次训令所指示过的工作作一严格的检查，根据过去一切胜利和失败的教训，依据这一训令的原则，立刻规定具体的工作计画，以十二万分的革命勇气和热忱来实现党的当前紧急任务，那么，我们将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完成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维埃区域的光荣胜利！（这一训令应与《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地方党部的训令的参考材料》同时讨论）一九三一年六月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原件无日期。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一分六月六日，六月十日两次会议与讨论了本文，《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六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出版）发表本文时注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中央关于加强苏区反帝工作的决议——对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的补充决议（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加强苏区反帝工作的决议——对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的补充决议（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通过）（一）国际帝国主义奴役和剥削中国的最主要对象，是几万万失业破产穷困的农民；根基于经济落后及封建剥削而生存着的中国军阀制度与官僚制度的统治，其主要奥援是国际帝国主义。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春季）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便确切着重地指示出中国革命中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的不可分离的肌体联系。斯大林同志也再三指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陈独秀谭平山的露骨右倾机会主义与国民党汪精卫邓演达同一口气，将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任务截然分割开来，主张在民族革命“阶段”中根本不谈土地问题，以便维持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致使中国革命动力中最广大的群众（基本农民）不能卷入革命的怒潮，结果不仅出卖了土地革命的行动，同时也就断送了武汉时期民族革命既得的胜利。以“左”倾空谈掩盖右倾消极的李立三主义，对于帝国主义充满着恐惧和投降的情绪，同样将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任务截然分割开来，以为土地问题之外，再没有反帝运动，致使广大群众不能在反帝斗争中动员和组织起来，去进行澈底的革命斗争，结果不仅障碍和取消了反帝的群众运动，同时也就障碍和挫折了一九三O年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当然立三路线如果不遇到国际及全党的反对打击，其实质是可以与陈独秀主义一样的断送中国革命的）。（二）湘鄂赣闽粤豫皖各省两年来土地革命的实际，完全证明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凡是在土地革命发展的区域，凡是苏维埃政权统治和工农红军占领的区域，不仅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推翻了国民党的政权，同样的也没收了帝国主义的财产和驱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同时，进攻苏区的海陆空军力，不仅是国民党刽子手各派军阀的部队，不仅国民党军队中有国际帝国主义供给的军饷军械和军事人材，不仅帝国主义者时刻都计划着直接干涉中国苏维埃革命，而且帝国主义者的兵舰和飞机已经时常在湘鄂赣豫皖各苏区实行军事袭击。这样，革命与反革命的双方行动，都充分证明：没有土地革命的群众发动，便不会有反帝国主义的真实胜利，同时，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动员，便不能有土地革命的胜利保障。（三）当苏区的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两次“围剿”的时候，当反动统治进一步崩溃的时候，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之间便采取尽了一切分工合作异途同归的手段来企图消灭革命。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指挥各派军阀加紧进攻苏维埃区域与加紧在反动统治区域的白色恐怖，更方面时常亲自出马去屠杀苏区工农群众和反动统治区域的劳苦群众，例如最近一个月（五月）以来，美帝国主义水兵在上海便杀戮中国民众达廿人，在三天之内（五月廿四——廿六）便发生惨案三起（戴案璩案及浦东其昌码头惨案等），企图以铁血手段来摧毁胜利的苏维埃区域和勃发苏维埃的运动。国民党各派，从蒋介石汪精卫到陈友仁邓演达及其走狗们——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国家主义青年党——方面尽最后一息去为国际帝国主义在华统治效劳，另方面却进行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尤其是在国民会议后的什么“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检查外人入口护照”等宣传），企图以欺骗宣传来造成国民党“反帝”的幻想，去影响苏区与非苏区的一部分落后群众，要他们在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之下去放弃以至反对苏维埃革命运动。当国民党这些欺骗宣传更加失效和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终归徒劳的时候，帝国主义者终必出于自己武装干涉中国革命之一途。（四）因此，中央认为目前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求党更要加强与扩大反帝运动的任务，首先就是苏区党部更要加强对于这一任务的注意。中央首先就要苏区党部懂得：1．反帝运动不是简单地有了几条根本政纲条文就够的，必须在根本政纲的周围，充实起苏区群众日常生活感觉到反帝问题的各种要求，同时反帝政纲也不是单纯地经过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去实现就够的，只有党的反帝政纲成为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家喻户晓的旗帜，广大群众准备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去实现它的时候，才能保障苏区反帝斗争与土地革命的胜利。2．以为苏区已经没有帝国主义势力，便用不着进行反帝运动，是极不正确的极危险的农民意识。中央要求苏区党部根据国际去年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以及本决议的指示，立刻在苏区作一个党内党外的群众政治运动，对于过去反帝运动工作〈作〉一个重新的严格的检查，同时，规定具体计划，实行一个澈底的工作的转变。一、立即在党内及经过党团在苏维埃政府，工会，贫农团，合作社，学校，红军，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等群众组织中进行一个广大的反帝的宣传鼓动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使广大群众认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的正确关系，认识独秀主义与立三主义叛卖列宁主义行破坏革命的实质，认识忽视反帝斗争的危险，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严重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进攻红军的军阀部队的真正组织者与后台老板，是我们武装斗争的最后死敌，使群众认识只有澈底的反帝的民族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最后胜利。二、立刻在苏区各地组织广大群众的反帝示威，抗议英美日法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各地的屠杀暴行，抗议国民党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各种专家（国际联盟的对华经济委员会，美国财政顾问，各国军事顾问，英日美国来华代表团和商业考察团等等）来加紧宰割中国劳苦群众，抗议各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政府破坏中俄协定奉俄协定与伯力会议记录，抗议帝国主义组织实业党孟什维克“农民党”，破坏苏联五年计划及准备进攻苏联战争，抗议国民党最近的“反帝”的武断宣传的欺骗。三、把反帝同盟的支部，分盟在七月份以内建立起来，反帝组织的建立，必须是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结果，反帝同盟的支部必须普遍建立到工厂，农村，学校，兵营的群众中去，绝不能用党部或政府命令去成立些有名无实的架空机关。四、为的提高和加强苏区群众对于反帝运动的注意和兴趣，为的吸收更广泛的群众加入反帝组织，在苏区必须在反帝同盟的领导之下成立反帝的各种附属组织（如不平等条约研究委员会，中国外债研究会，金贵银贱研究会，反对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委员会等等），尤其要利用苏区群众容易了解而亲身感觉到切要的问题，如“反对帝国主义炮轰苏区”，“反对帝国主义用毒气炮打苏区”，“反对帝国主义飞机轰炸苏区”等，作广大的宣传鼓动，并成立群众组织。五、各苏区的反帝同盟代表大会，尽可能的在八一前后开成，以便一方面检阅和计划各苏区的群众反帝工作，另方面选举代表出席全国的反帝同盟代表大会。六、各苏区反帝同盟及分盟，须尽可能地编印各种独立的反帝报纸，小册，书籍，画报，歌谣等等。七、遇到帝国主义飞机军舰对苏区每一暴行，都必须立刻召集与举行反帝的群众示威集会与演讲。八、必须立刻在苏区进行广大的武装拥护苏联及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的宣传鼓动工作，并必须建立“苏联之友”，“拥护苏联委员会”，“反对大战委员会”等群众组织。九、对于反基督天主教问题，应该不只限于驱逐牧师教士出境，或加以逮捕，而是应当动员广大群众作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十、苏区内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响应国民党各派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的欺骗，来散布国民党各派及其走狗们还“反帝”的幻想，我们必须领导群众进行坚决的反国民党的斗争，来揭穿他们的假面具。最后，中央要特别唤起苏区党部注意：国际指斥立三路线对帝国主义用妥协政策，立三主义主张对帝国主义用进攻政策，恰恰相反，立三路线对于帝国主义的政策，根本是投降取消的政策，有时反映出一些拼命冒险的情绪。国际对帝国主义的政策，才是真正以广大群众力量进攻帝国主义的政策，国际政策要求我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威力去与帝国主义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附注：本决议必须与中央关于《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一同讨论）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六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动员群众扩大反帝运动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六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年计画将近全部完全〔成〕（明年秋季又将通过新的建设计画），国际工人运动的突飞进展（最近法国十五万纺织工人的罢工及交通工人的同情罢工，波兰的罢工与巷战，瑞典的总罢工，挪威的群众骚动，西班牙的总罢工与革命骚动，日本工人的绝食同盟及不出矿坑的罢工，美国失业工人的示威与骚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印度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工农革命运动更继续高涨，尼加拉圭，阿根廷，安南，朝鲜的罢工与群众骚动的层出不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入和剧烈（金贵银贱的危机无法挽救，生产凋蔽失业增加……），使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崩溃过程日益加速和加剧。国际帝国主义为挽救自己垂死的命运起见，不惜用尽一切可耻的方法去恶化本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在社会法西斯蒂的帮助之下，用尽法西斯蒂手段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积极从各方面加紧进攻苏联的行动，和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劳苦民众的血汗，同时，用尽一切力量积极准备着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反革命的实业党及孟什维克在苏联法庭上供词中所说的，以法帝国主义为领导的一九三一年必须进行进攻苏联的战争的计画，已经在国际帝国主义会议上公开讨论（国际商会大会，国际谷物会议，国际军缩会议等，今年都已经在议事日程上公开提出对俄问题，帝国主义正在指挥中国国民党强取中东路等），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也是战云密布（英法意海军谈判公开宣布破裂，法意边境时常军事冲突，日美海陆空军不断举行作战总演习，英国赶紧在直布罗陀山坡建筑巨大的飞机站，各国连德国在内均争着制造新兵舰与飞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武力压迫更加残暴，它们的国家军队在中国，印度，安南等外，差不多时刻都实行所谓“非正式作战”的军事行动。无论从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观点看，无论从投资及销售商品和剥削贱价劳动力与原料供给的观点看，中国都是国际帝国主义必须集中来争相宰割和侵略的最重要的对象之一，几千万甚至几万万啼饥号寒愁苦病疲的劳苦群众，成千累万的所谓“盗匪”随时随地被刀砍枪杀，便是国际帝国主义百十年来统治中国的成绩的真实照片，廿年来不断的军阀战争，便是国际帝国主义相互间火并战争的缩小预演。最近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指挥和帮助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工农红军和镇压全国工农兵贫民革命运动，另方面指挥着国民党各派军阀积极准备着军阀混战（广东与南京的战争），因之，使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所受的压迫与剥削达到更深刻的地步。二、国民党几年来统治中国的结果，使各国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地位均更加巩固；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宁案，汉口四三案，济南惨案，张案，水案……均被国民党一手拍卖。被工人群众用革命威力收回的汉口，九江英租界，均被国民党双手送回，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海陆空军均日有增加，工商业投资及政治军事借款也日益加多（例如蒋介石自己在国民会议报告中都承认帝国主义工厂从今年二月到五月便增加四五十处之多），满期的不平等条约都加了一层新的保障（如镇江英租界，天津比租界等），未曾开放的领空领海与内河也都甘心听外人宰割（如中美，中德航空协定，日渔航侵入浙江沿海捕鱼，日轮时常任意驶入内河等等），为取得帝国主义欢心起见，国民党政府竟强占民地来替美国公司建筑煤油池（如老鼠沙案等），南京政府更公开请国际联盟来指导经济委员会及派各种专家来宰割中国，至于越界筑路，越界建筑房屋，任意屠杀和殴打中国劳苦民众以至兵士警察，更是在上海，武汉，天津，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处所屡见不鲜之事。三、然而帝国主义与其走狗们对于中国工农劳苦民众的残酷的非人的压迫与剥削，是不会没有结果的，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六二三运动，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动，武汉革命时期以及广州暴动，都曾经给了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各派军阀官僚统治以有力的打击。最近红军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一日千里（冲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两次“围剿”计画，建立了几百县的苏维埃政府统治区域），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维埃区域的首先胜利的前途，已经是最近将来必然实现的事实，这一方面给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以根本的威胁，另方面却兴奋了全中国劳苦民众革命的情绪，使中国工农兵贫民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是日益高涨着。因此，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之间便用尽了一切分工合作，异途同归的手段，来企图消灭群众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者除不断地增加驻华海陆空军以威胁中国劳苦群众外，最近并且随时随地公开屠杀中国劳苦群众，实行其挑衅和示威的行动（直接屠杀终鄂赣各省的工农红军兄弟及革命工农群众，同时上海在四月间有法西〔巡〕捕打死忻海珊案，法巡捕毁伤法电工人案，在五月间，有美水兵打死工人顾金根，码头小工戴亭左，杀伤戈登路小商店主璩子祥及其店伙马瑞祥，杀伤浦东江北小工杨金儿，岗警孙德宝，新顺昌轮渡王金发，小工马树──英商电车公司勾结国民党逮捕铜匠乔生发，英商老怡和纱厂勾结公安局逮捕工人马振开……），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客——从蒋介石到汪精卫陈公博等──便一方面更加紧进攻苏区与红军和用尽白色恐怖的手段来摧残非苏区的群众的革命运动，另方面却领导其走狗们——邓演达，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国家主义派，罗章龙右派，黄色工会工贼……等等，空喊一些反帝的武断宣传词句（例如国民会议通过什么“自动宣布废约”“收回租界”等决议，发表废除领事裁判权宣言，检查外人入口护照，指使上海黄色工会领袖成立假的顾案后援会，国民党下级党部纷纷通电要求废约，提倡民族文学运动……）来模糊群众的阵线，来和缓与阻止真正群众的反帝运动。四、中央特别号召全党同志深切认识居民党所作的“反帝”的武断宣传的作用：国民党及其走狗们均利用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来进行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以及反对中国工人阶级及以〔其〕领导的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企图在“爱国”“保障民族生存”等口号之下，强迫工农群众为资本家地主去安心“造产”，士兵群众为进攻苏联牺牲。在目前工农红军冲破敌人两次“围剿”，军阀战争一触即发，劳苦群众革命化日益加速的情势之下，南京政府特别在最近玩出许多所谓“反帝”的遮眼法，这绝不是偶然的事。很明显地蒋介石是企图一方面把日益高涨的劳苦民众反帝情绪抓到自己的领导下来，使它们的运动不超过自己所能控制和所需要利用的范围和程度，以便一方面消灭群众的革命运动，另方面再大大向各帝国主义大人面前做一笔有利的买卖，同时，另方面，企图把工农兵劳苦民众反对南京政府和整个国民党各派的不满情绪，转向到所谓“对外”，以便一方面和缓群众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愤懑情绪，另方面延缓军阀战争到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发动。中央坚决断言：蒋介石以及整个国民党这类可耻企图是不会如愿以偿的，同时中央特别唤醒全党同志认识国民党这一企图对于阻碍和延迟群众革命化过程中的危险——尤其在目前政治形势之下，并且号召每个同志用尽一切力量来动员群众去反对和击碎国民党这一可耻的企图。五、中央坚决地以自我批评的武器指责中央及各级党部在四中全会以来，还未能迅速的根据国际决议及四中全会决议指示，在反帝运动中作到真正的工作的转变，尤其是对于拥护苏联的工作，犯到极不允许的忽视的错误（如对实业党，孟什维克审判案都未曾在党内党外作应有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上海及其它有些城市中，虽然有了相当的进步和成绩，但还不够得很，并且陈独秀时代及立三路线统治时代对于反帝运动的根本错误（前者以为民族革命中不谈土地革命，后者以为土地革命就是反帝运动），以及把反帝运动看成只是少数学生或几个反帝党团工作人员的任务，或省以为乡村用不着反帝运动等等错误观点，依然随时随地发现。已有的反帝组织的工作方式也还是未能作成群众运动，而多半还只是狭隘的秘密工作方式。因此，中央要求全党在国际去年七月来信，四中全会决议，及本决议等的正确指示之下，马上进行一个反帝运动工作的严格检查，同时，并规定各地的定期的反帝的具体计画。中央要求全党立刻动员起来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进行下列的反帝运动的具体工作：（一）在党报上及革命群众团体的出版物上经常的登载关于反帝运动的系统文章和各种材料，同同〔时〕必须抓紧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每一暴行和国民党各派的每一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作具体对象，立刻印发有鼓动性的标语，口号，宣言，传单，画报，壁报，及小册子到各种群众中去散发，以揭穿国民党最近的各种“反帝”假面具，尤其是国民会议开幕以来的各种把戏，上海顾，戴，璩，马，乔各惨案，六二三纪念，八一运动，成立中国反帝大同盟，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大战……等等，应该成为目前反帝运动的主要宣传鼓动材料。（二）在各种固定的反帝纪念节（如行将到来的“六二三”，“八一”，“九七”……）和临时反帝事变（如最近顾，璩，马，乔各惨案），必须用一切方法召集各种革命群众的反帝会议（群众大会代表会等），坚决地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反帝罢工，罢课，罢操，罢耕，罢业与示威，同时，抓紧这一切机会成立反帝的各种群众组织。（三）尽力建立反帝的各种群众组织——反帝的主要组织当然是有国际性的“反帝同盟”，但为他利用公开路线和便于吸引广泛群众起见，可以而且必须成立各种各式的反帝性的群众组织，（例如收回租界委员会，废除不平等条约委员会，撤退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委员会，外债研究会，金贵银贱问题委员会，苏联五年计画研究〈会〉，国际失业问题研究会，国际谷物会议研究会）以便经过这些组织吸引群众加入反帝同盟和扩大反帝运动。这类组织这一方面既便于吸引较广大的群众参加，另方面又易于在实际行动上揭穿国民党及其它各反革命派别的“反帝”宣传的假面具。反帝同盟及其它各种反动〔帝〕的组织基础，主要地必须建筑在工厂，农村，兵营，学校当中，各组织的会员，主要的是个人会员（只团体会员，时常容易成为空架机关），同时，必须尽力把一定城市或一定区域的反帝组织经过代表会，联席会等各种方式统一起来，成立某一地方或某一城市的反帝总组织。（四）立刻在各地成立顾案后援会，璩案后援后〔会〕，乔案后援会，以及包括最近各惨案的群众后援会等公开的群众组织，向广大群众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及组织工作。组织公开的宣传队，募捐队，纠察队等去公开地进行马路，工厂，作坊，学校，兵营，农村以及兵营附近的群众演讲，募捐工作，号召群众起来实行群众威力的反抗（罢工，罢课，罢操，示威，抗议等等）。（五）抓住群众的日常生活的迫切痛苦的各个问题，在各种群众中进行经常地反帝宣传鼓动及组织工作。（例如反对火油涨价，反对米粮涨价，反对加房租委员会（如在上海租界内等），反对巡捕踢小贩摊子，反对巡捕殴打工人苦力，反对巡捕捐码头捐等等。）（六）责成中央宣传部与江苏省委加强对上海反帝同盟党团的领导与帮助，把它转变和发展成为更有广大群众基础的组织，同时，要求各地方党部，首先就是香港，满洲，天津，北平，徐，海，蚌等反动统治区域的地方党部及苏区各级党部，对于各地已有之反帝同盟组织必须经过党团工作加以整顿和发展。在原来没有反帝同盟组织的地方，要努力在六七月份成立反帝同盟以及其他反帝组织，以便在全国反帝同盟的第一次代表会开会时，能有真正广大群众参加的反帝组织中选出的代表来参加，同时，各级党部委员会中必须指定一人计画和领导反帝工作。（七）中央责成中央宣传部及江苏省委帮助上反党团具体计画和准备号召与组织全国反帝同盟，上反党团必须在六月半前完成反帝同盟纲领的修改和公布工作，同时，并须立即改善和充实上反出版物的内容，在其中提出反帝同盟纲领，反帝同盟全国大会各种决议材料等引起群众热烈讨论。（八）中央最近须起草一专门指示信给苏维埃区域的地方党部，指出它们对于反帝运动注意力的不充分，以及各种缺点和错误，要苏区党更加努力地去进行群众的反帝工作，成立反帝同盟及其它反帝组织，使各苏区在今年八一全国反帝大会上有群众反帝组织选出的代表参加。六、反帝运动的一切宣传鼓动必须与武装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拥护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紧密地适合地联系起来，必须使中国广大劳苦群众澈底认识，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唯一领袖，只有红〔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是澈底把中国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唯一武器，只有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制度人类才能得永久的和平幸福，同时要在各级党报上经党〔常〕登载揭发立三路线及公开右倾机会主义对于反帝运动的取消，投降的理论与实际。此外，并须提出“立刻收回租界”，“立刻撤退帝国主义驻华海陆空军”，“立刻废除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者从中国滚出去”……口号，以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和吸引群众实际行动起来。七、共产国际去年七月关于中国问题决议中的一段说：“党应当企图包括全城市的行动委员会去与各种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组织与小资产阶级的团体（学生小手工业者等等），在斗争的具体问题上进行临时的联合。这个方法——经过参加反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建立为着具体目的的各种特别行动委员会，经过这些委员会吸收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以及学生的贫苦阶层群众参加斗争——是加强反帝国主义运动并且使之革命化的主要方法。党与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缔结临时战斗的联合，应当严格地注意到：使这些联合不是牺牲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与曲解党的政治口号的，同时使他们一定要成为吸收广大劳动群众到革命斗争中来的工具”。中央特别唤起全党同志注意这一指示的正确，尽量用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把它在扩大反帝运动的工作中应用出来。中央附注：建立“收回租界委员会”“废约委员会”这类能够公开存在和公开活动的群众组织，这绝不是合法的办法，而是利用公开路线去进行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我们在这些组织中应当进行真正的群众的革命工作，指导群众走向加入反帝同盟和参加反帝反国民党的实际行动。各级党部接到此决议后，须立即在党内作一个热烈的讨论——而且必须在每一支部——首先是重要产业，学校及农村支部，作详细的讨论，以便造成全党的一个反帝工作的真实转变。各级党部对于这一决议执行的程度如何，首先就要从目前对于各惨案后援会工作，“六二三”工作，“八一”工作及反帝各种组织的建立工作来检定。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央审查了最近各苏区党的报告与中央对他们的指示以后，发现党的组织上有几个严重问题必须立即指正，同时并规定正确的办法如下：一、中央为加强对于苏区党的直接领导而遣派中央代表去设立各苏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这是绝对需要的，可是因为组织了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便将苏区当地的最高党部委员会代替了和取消了，这是中央工作中不正确的委派制度的残留。因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组织，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工作的进行，个人的代表与集体的代表在职权上原无分别，他决不能因为中央局是集体的组织便代替了当地最高党部的自己组织，这将妨碍当地党部自己职权的行使与工作的独立。假使各级党部都照这一组织方式去领导工作，则各级党委都可被上级派遣的代表的集体组织所代替了所取消了。事实上，因为在鄂豫皖与湘鄂西要设立中央分局，便将鄂豫皖与湘鄂西的特委取消了。但中安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过去的错误办法，现应立即改正。江西苏区的中央局，他的管辖范围是包括江西省委，闽粤赣省委，湘东南省委，湘鄂赣省委，赣东北省委各苏区；在有些苏区省委（如湘鄂赣，赣东北）还没与中央局所在地打通以前，中央须派中央代表去直接指导该区省委工作或直接归中央指导；在上述这些区域的党的代表大会没开以前，中央局得直接指导上述各苏区省委的工作，既开之后，就应产生闽粤赣湘鄂联省的党委员会，中央局经过他去领导上述各苏区省委的工作。鄂豫皖在四月初开的特区党代表会上所产生的特委，应即依照新的名称划一为鄂豫皖省委，鄂豫皖中央局经过他去领导鄂豫皖党的工作。湘鄂西省委即暂就湘鄂西特委改组，俟湘鄂西党的代表会开成后，应即产生新的省委。湘鄂西中央局应经过他去领导湘鄂西党的工作。中央局的委员可同时被推选为当地最高党部的委员，中央为加强苏区党的干部起见，亦可派遣得力同志参加当地最高党委或充当书记，但中央局或中央代表在任务上在组织上必须与当地最高党委分别清楚。二、各苏区特区委员会统改称省委员会，他成为地方党部（县委市委或区委）与中央之间的一级经常组织。省委管辖的区域如太宽广时，可指定某些中心县委兼管其附近各县委，或联合数县乃至十数县成立道委员会，以介乎省委与县委之间，但这不是极经常经〔极〕普遍的组织。如在鄂豫皖省委下，皖西北特委即改为皖西北道委。中心县委不宜兼管县委太多，道委可扩大至十数县。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形势，党的省区既划小，省委之上因一时期不能与中央直接发生关系，得联合附近几省委成立联省党委员会，这也是非经常非普遍的组织，必要时方须设立。三、红军中党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上级党委员会设立在政治部系统之内而直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总政治部。红军中团能组织小组，隶属于党的连支部之下，同时上级党委下也须组织团的工作委员会来计划与管理团的工作。党在红军中必须帮助团的工作进行与发展。党对于红军的领导，除经过政治委员与红军中党的组织外，上级的指挥系经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远离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的红军，党得组织前敌党委员会加以直接指导，如红军第七军（原第十军与第廿军合编）在赣西南行动时，便应成立这样组织。前委与地方党部的关系，在政治军事行动上为着全部战争的利益，他得指导地方党部。四、各苏区党的改造工作，必须有系统的进行。首先是党员成分，必须以城镇工人与乡村雇农为基础，坚决的向工人雇农贫农开门，对党内的富农分子乃至地主残余，一刻也不应停留的将他们洗刷出去。党内一切腐化，消沉与官僚主义的现象，必须做肃清的斗争。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要放胆的引进他们到党的指导机关到各种工作中去学习，对工人农民干部应用最大的注意力帮助他们，对引进新干部不能有丝毫的躁急与不经常性，且必须与反政治上组织上不正确倾向的斗争联系起来。在政治上不坚决的分子绝不能负组织上最主要的责任。各苏区党要在这一认识上，去进行各级党部的改造，从支部到省委，都应在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下，定期召集支部全体会，区委，县委，省委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各级党委。在全体会或代表会上，要特别讨论苏维埃各种法令草案，巩固苏区与击破敌人“围剿”的行动方针，国际与中央的指示，并检查各级党委的工作，加紧反立三路线特别反右倾机会主义与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最近方开过省（即特区）代表大会的苏区党部，也要加紧进行地方党部直到支部的改造工作。最近没有开省代表大会的苏区，应先行改造地方党部，召集支部全体会与地方党部的代表会，同时选出赴省大会的代表，以备开省代表大会。湘鄂西，湘鄂赣，赣东北全应准备开这样党的省代表会。在江西中央区要准备在全国苏维埃大会前开一闽粤赣湘鄂党的代表大会，讨论苏维埃大会的工作，并产生联省的党委，这里主要的成分应是闽粤赣，江西，湘东南，湘东南〔1〕，湘鄂赣各省委与其管辖下的各县代表。联省党委与省委的当选入，应是群众中最有威信而政治坚定的党员，特别要有工农成分。这些代表会要统在五六月内完成，他们的经过与关于组织上的改变，统须报告中央批准。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原文如此，疑有误。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一、自从去年蒋阎战争暂告结束之后，国民党反动统治调动了卅师以上的兵力，动员了一切反动势力，联合一致的向红军苏维埃区域进攻，同时在非苏维埃区域施行极残酷的白色恐怖，以镇压革命运动。这还不足，反革命的国民党又采用欺骗群众（如开国民会议，宣言取消领事裁判权，明令裁厘以及污蔑共党暗杀杨虎与做土匪等等）与分化群众（如在苏区内组织反革命的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取消派，在非苏区内派遣侦探打入中共党内与收买中共的阶级异己分子自首告密等等）的策略，来破坏革命的战线。这种革命与反革命阶级斗争的紧张和尖锐，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统治的不稳而日趋崩溃，另一方面也就证明了红军苏维埃的存在与发展，的确是反动统治的最大威胁。所以不管反革命的动员是如何宽广，他进攻革命的策略是如何狠毒，只要红军苏维埃区域真能依照国际路线，发动广大群众，执行正确的土地，劳动，经济，苏维埃建设等政策与红军进攻的策略，敌人的“围剿”计划总是遇到失败的。江西鲁涤平两师的全军覆没，公秉藩路孝忱两师的先后失败，京汉路上岳维峻两旅人的缴械，袁英，吉鸿昌，夏斗寅，赵观涛乃至蒋光鼐，蔡廷楷各部队的不断失利，福建卢兴〔新〕铭杂色部队的损失，这都是反革命军阀在两次“围剿”中所受到的严重打击，在革命方面，涂掉江西红军一三集团军与鄂豫皖第四军在每次胜利中都得到壮大外，便连湘鄂西的游击队，湘鄂赣的十六军，赣东北的第十军在最近以极少的兵力，配合着广大群众，都能支持着原有的根据地，不断的给敌人以打击，尤其是江西苏区AB团的被解决与闽西社会民主党的肃清，这更是给敌人捣乱苏区内部的一个严重回击。不但如此，国民党在群众面前所施行的欺骗政策，也一件件的暴露真相。首先是裁厘结果，变成征收统税，特种消费税，而各地苛杂不仅未减而且更加多，这样，连大商人都通电说得不到好处，要讲价钱，结果只有更加重工农贫民的担负。领事裁判权的撤废宣言，本是一纸空文，他不仅为现在各帝国主义者的在华特权加了一层保障，并且还预许将来帝国主义列强可以在顾问咨议的名义之下干涉中国的内政。国民会议的开幕更证实他是十足的官僚，军阀，资本家，豪绅，工贼的反革命会议，这只就他出席代表的成份看来便知。工贼官僚托名代表工农来参加国民会议，只能接受镇压革命剥夺工农自由的“约法”与拥戴蒋介石做屠杀工农的“大总统”。真正工农贫民的代表只有参加那官僚，军阀，豪绅，资本家，工贼以及一切剥削者除外的工农兵会议，推翻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求得工农劳动群众真正的解放与中国的完全独立。尤其是在国民会议开幕的同时，广东陈济棠对南京政府表示了独立的行动，北方的石友三孙殿英等等杂色军队亦正在团结第三派势力来对抗蒋介石，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虽不一定立即开始，但英帝国主义也恰于此时宣布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谈判决裂，这不能不是英帝国主义从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同时日帝国主义在华北更要利用这一时机尽量扩大他的势力范围。美帝国主义也很露骨的教训南京政府要加紧进攻苏联，这正是与国际形势紧相关联，最近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日千里的进步，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恐慌又日益严重，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亦异常发展，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最近法意海军协定与国际商会大会上，便更加露骨的表现出他们对于苏联进攻的急迫，这一方自然表现出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与其经济恐慌仍是无法避免，另一方也就表现出他们对于苏联的进攻是完全一致，而中国国民党便是他们在东方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南京政府企图与苏联恢复邦交的目的，据他们自己说，不恢复连抗议的机会都没有，即是说恢复邦交是为更便于向苏联借口挑衅。并且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尤其是英美间日美间的矛盾，反映在中国国民党各派与各系军阀中间，改组派的继续活动，蒋胡间的冲突，四川云南的军阀战争，北方阎系军队的不断哗变，湘鄂赣三省“围剿”红军的军队不能协同动作，这都足以说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统治是日益加强，而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结果，不仅没有减少他们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并且更加加强起来。这正是摆在国民会议前面的一幅与统一和平恰恰相反的画图！二、但无论如何，却不容许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在军阀战争的加紧布置与开火中间，国民党军阀对于红军苏维埃区域的进攻，已经不是主要的危险，或者更进一步对于反蒋的其他各派军阀存有丝毫的幻想，这都是离开阶级立场之机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应认识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冲突，只能成为我们利用之以击破敌人“围剿”的弱点，绝对不能消灭反革命各派进攻革命的一致。所以不论改组派也好，胡汉民派也好，北方的阎冯残部也好，他们攻击蒋介石的第一个口号便是“剿共不力”。事实上国民党十九路军即使真开回广东去对付陈济棠，或者再调去更多的兵力，但“围剿”江西红军的计画，却丝毫不会改变，并且敌人在屡次挫折之后，进攻红军的战略也有了不少改进，如对红军不用极呆板的“围剿”，而改用“长追”，“堵击”，“会剿”，“预备”等等部署，并倚赖着民团的游击队，国民党的宣传队与苏区内部反革命的阴谋，来企图根本消灭苏区与红军。同时南京政府对于群众的欺骗政策虽是不断暴露真相，但他仍将层出不穷的来施行欺骗。在白色统治区域，最近各地中共党部的确遇到不少次的破获。尤其是党内主观上的原因，自四中全会以后，党的路线上虽有坚决的转变，但全党经过右派的分裂，两面派的动摇，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还没能很好的引进，以致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右倾消极的现象，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许多苏维埃区域还没能在路线上有澈底的转变，红军没能实行真正的改造，根据地没能真正巩固起来，最严重的是富农路线与反革命分子还占据在许多党及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在非苏区的工农群众斗争中，党的领导力量也表显得非常薄弱，但群众自发的斗争却仍在发展。特别是五一运动，在几个中心城市表现出党之发动群众工作非常不够，甚至有消极的现象。这些严重的错误与弱点，是使党要成为一切事变前的尾巴。现在比任何时机都好，比任何时机都便于我们发动群众，揭破敌人欺骗与利用敌人弱点以击破反革命对苏区的“围剿”，主要的要看全党有没有决心在这剧烈的阶级斗争前面，执行国际路线到一切实际工作中去，根本消灭立三主义的工作方式与目前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沉状态。这是全党的战斗任务。三、为着上述的目的，中央政治局特规定目前全党的紧急任务如下：1．中央政治局本身对于加强对苏区的领导的任务，必须更实际的进行。中央派赴各苏区的中央局的组织或中央代表，必须加强他的成分，有些苏区如赣东北湘鄂赣还没实行这一制度的，必须立即派遣得力的中央代表前去。对苏区干部的供给，自三中全会后，全数虽已将近二百五十人，何在成分上看来，（工人成分仅占百分之十五）极不能令人满意。且派遣干部到苏区是为加强领导工作与训练广大的新干部的，故干部的标准，今后中央组织部必须注意他的成分和工作能力，特别是政治认识。关于输送工人到苏区的工作，不仅没有丝毫成绩，并且发生许多错误，主要地是全党没有将这一工作看成是一种战斗任务，在群众中做成运动，特别是要与拥护红军与苏维埃的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只有在工人群众热烈的拥护红军的情绪之下，才能有自愿的往苏区去的真实要求。中央在五六两月中要严格的督促几个中心省委，在他们已经承认的定额中，要求他们“兑现”，并且要拿这一工作是否做到成为各省省委是否执行拥护红军苏维埃第一等任务的测验。关于输送工人的交通路线与办法，也必须立即改善，并须规定出更具体的办法。中央政治局责成军委对于国民党反革命新的进攻红军的计画，速即起草一训令给各红军与各地党部，由中央政治局通过迅速发出，并督促各地执行。2．关于反国民会议，反黄色工会，反军阀战争，反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应成为全国目前特别是红五月运动中的最主要任务。中央宣传部与各级党的宣传部，应领导全国的宣传工作在这一任务上编印便于在群众中散发的传单小册子，特别是标语与画报，组织宣传队在工厂作坊农村群众中去进行广大的宣传，即使开始只是三四人的小队，一两厂的活动，也是万分需要的。在国民会议开会中与开会后，我们要努力做到在某些工厂中通过反对国民会议拥护工农兵会议的决议与宣言，这是最有伟大意义的斗争。各级党报与赤色工会的报纸必须在这一任务上多加宣传。苏维埃区域的党更应在实现各级苏维埃的改选与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任务上来对抗国民会议，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以揭破国民会议所允诺的统一和平建设都是欺骗，这是苏区最迫切的任务。3．根据各地五一运动的教训，中央特别号召几个中心城市的党部，如上海，南京，香港，厦门，青岛，天津，唐山，北京，太原，奉天等地，必须极艰苦的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尤其是职工会的工作，去准备五卅运动。五卅运动要以反帝斗争做中心，并且要执行反帝运动策略上的转变，使反帝运动的日常斗争与部分口号成为吸引广大工农群众乃至下层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帝的革命运动旗帜之下的必由之路。五卅运动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要尽可能的在工厂作坊农村中立即建立起来，要吸引各派的群众来参加以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同时，应更进一步组织分区的或地方的五卅运动委员会。五卅运动必须与厂中群众日常斗争相联系，但不能等待斗争而不做关于五卅运动的发动。在发动五卅运动中，要利用各种群众集合的场所，去举行飞行集会，要发动群众的各种斗争，去号召五卅的罢工罢业罢操与示威，特别是在斗争条件更成熟的工厂，更应组织工人经济罢工或同业罢工来发动。在五卅当天，要尽可能的坚决的做到有群众的示威，如不可能，至少应有决心去布置在有群众地方的飞行集会，如认准备飞行集会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或采取投机取巧的办法，不在运动的当天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如上海某区），这都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党必须予与坚决的斗争，同时立三路线的工作方法，也必须坚决肃清。苏区关于五卅纪念的举行，应依照中央通过的红五月运动中的苏区工作计划执行，特别重要的应于工厂作坊农村兵营中放假一天，一切武装群众尤其是红军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应举行武装示威，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但必须于〔与〕作战的任务联系起来。4．全国各地党部，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成绩与各地兵变潮流及兵士斗争的发展是极不相应的。尤其在国民党军阀两次“围剿”苏区都受了失败与正在准备他们自己的战争当中，不论苏区与非苏区，到敌人军队中的工作，更应成为全党的第一等任务。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必须将中央通过的目前兵运决议案全部实施起来，尤其重要的是进攻红军的敌人部队中的工作，黄河流域的兵运及红枪会运动，两广的兵运农运，淮河流域的农民斗争，中央及省委与地方党部都应有单独的指示和工作计划，并定期考察他的成效。同时为得要统一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央下面必须设法成立农民部。5．没有比现在再重要的是党内思想的稳定与一致，这首先就需要全党加紧反改组派反取消派反罗章龙派的斗争，特别是在国民会议开幕的现在，将资产阶级的影响从党内根本肃清出去，更成重要。肃清立三主义的运动，尤其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必须与实际工作中联系起来。并且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与党内立三路线破产的现在，党员间的拼命情绪特别是消极与逃避观念，将更加浓厚。因此，党报上，党的一切会议上一刻不可忘记的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各级党部对此工作执行得迟缓或松懈的，便是对执行国际路线不坚决，上级党部及党员间应执行自我批评的检举。6．只有在全党思想的稳定与一致之下，才能谈到党的指导机关的巩固。阶级敌人现在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党来捣乱党，右派罗章龙小组织分化出去之后，接着就是敌人的奸细侦探发现于党内，阴谋破坏党的机关与摧残党的干部。为着保证党的领导机关的巩固与安全，党应用最大的努力注意秘密工作。但保存与发展党的组织之最真实的基础，还是使全体党员，特别是白色统治区域的党员都能打入生产中去，打入社会中去，密切群众的联系。党现在一切组织工作中心，都应放在这一目标上。没有真实的生产和社会基础，没有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便绝对没有稳固安全的领导机关。打破机关主义委派制度与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是现在组织上最切要的斗争任务。中央省委及各地党部都须在这一原则上重新审查自己的一切组织方式与机关，凡违反上述原则的都应坚决的予以取消和改变。党内异己分子的淘汰，也自能在这一转变中肃清出去。在苏区关于巩固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任务，应依照中央关于富田事变决议案的原则执行。在这里，特别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及其组织，应与保存党的一部分秘密基础同时进行。只有在党与阶级战线巩固的条件下，党才能更有力的领导着红军与工农群众击破敌人的“围剿”，争取革命的胜利。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我们读了鄂豫皖省委的报告，认为鄂豫皖苏区现在的确处在一个非常紧急重要的关头。只有坚决的勇敢的执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各种法令草案（土地法草案，劳动法草案，经济政策草案，苏维埃建设法草案等）中间所包含的一切政策，我们才能冲破敌人的大举进攻，巩固鄂豫皖苏区的任务，这是最主要的。在四军的区域内，我们认为有以下具体任务须要立刻执行的：一、立刻坚决的改正过去分配土地问题中所犯的错误路线，立刻没收封建地主，军阀官僚豪绅寺院的土地及一切生产工具。经过苏维埃分配给雇农贫农与红军士兵。这些剥削者的土地被没收后，不能再取得任何土地。富农的土地也同样的没收，一般的当他们愿意自己耕种土地时，可以分得较坏的土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富农，当然要没收他的分得土地与财产，并施以处罚。绝对不要侵略中农的利益。各种苏维埃农场应该立刻取消，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自己愿意集合的共耕，也须得积极的从帮助贫农雇农的生产工具入手以求得解决。要坚决的同那些占得很多土地的党员，红军的军官以及苏维埃工作人员做坚决的斗争。绝对消灭所谓“革命职业家”的分得土地，委托农民耕种的现象。二、苏维埃所颁布的税则，应该大大的低于军阀时代的税则，应该正确的运用累进税原则，坚决的反对没收式的“累进税”与对贫农也征收累进税的方式。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绝对要估计到中农的利益。要用种种方法鼓励雇农贫农与中农扩大耕种地。坚决反对限制贸易自由的企图。对于煤油，盐等日常必需品，国家必须采取节制与管理的办法，由合作社站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去适当的分配，严格的防止商人的投机。暂时可不必废除旧的货币，它与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有同样的价值。为了工人及红军的需要而收买粮食时，应按货给价，不准从农民那里用武力征取粮食。在与富农反对给红军存储粮食的宣传做斗争时，要动员广大的中农与贫农群众，并经过他们搜取富农的粮食储藏。要特别注意提倡节俭，当然这并不是说叫红军少吃东西，而是要反对各种浪费。三、必须实行劳动法草案上的一切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对于工人运动的工作，党以后应该加以绝大的努力，实行一个很大的转变。应该同一切忽视工人运动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如若在军事行动期间，须要增加最高度的生产力（如兵工厂，衣服等等），而又不能达到需要时，可以做很大的宣传鼓动的工作，使工人们自动的起来，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同时必须尽量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加他们的工资。将没收的房屋分与工人居住，以改善他们的居住问题等。四、党应该特别注意苏区中央政府及各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我们过去在这一点上有许多错误和缺点。没有有工作能力的政权机关绝不能执行正确的革命政策。党代替政权和包办苏维埃的一切职务，或是轻视苏维埃的工作，把党内最无能力最不良的分子送到苏维埃机关中去，是最严重的错误，是争取群众的主要阻力。在暴动和推翻了旧政权之后，应立即建立新政权，即使我们只占领了几个小村落或一个小城市时，亦须立即成立政权。只有成立了新政权之后，才能够领导广大新政权区域的斗争，与其他苏区的政权建立联系。当红军占领了新的城市和区域以后，应马上建立革命政权的机关。这种政权机关开始时，一般的是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形式，它是由暴动的领导者——党的地方组织，革命的群众组织，军队中的前委和政治部所组织的。工农革命委员会要准备和进行苏维埃选举，苏维埃成立后，即应取消。工农革命委员会是临时的性质，但它仍应执行上面所说的一切法令与办法。它是第一个政府，它应该建立未来的苏维埃政权，并且应该具有各部的工作，颁布和执行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经济法令等等。在现在第四军的有些区域内还没有苏维埃的地方，应该立刻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和进行苏维埃的选举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在已有苏维埃的地方，应大规模的做苏维埃改选的宣传鼓动工作，使改选出来的工作人员确是劳动群众的领袖，真能执行革命政权的各种政策的。党应该经过在苏维埃内的党团，实现他对于政府和各种机关的领导，应该坚决的反对党包办苏维埃的危险，应该经常的同苏维埃内异己分子与官僚主义做无情的斗争。鄂豫皖苏区政府的组织系统是：两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中间，最高的权力机关是苏维埃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它从执委中选举五人或五人以上组织常委会，常委会下设立如下各部：土地，外交，财政，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教育，卫生，人民，经济，邮务，运输和工农检查所。常委会选举一主席，必须时再选举一副主席，各部部长由常委会指定，并受它的指导。此组织系统亦适用于革命委员会，他的分别只是在未选举以前不能成立执行委员会。各地方苏维埃政府亦应如此组织。五、有系统的将一切不良分子如富农旧官僚等从党中清洗出去，——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只有工人，苦力及雇农在党员中占大多数的党组织，才能够执行正确的策略，领导工农的革命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工作。应该在党员和团员中以及群众组织中有系统的解释党与政府的政策和任务，应该不间断的做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与“左倾”。这种斗争是我们实行国际路线的必要条件。党不必将所有干部与组织都公开出来，以便革命在某区域失败后留下工作。这里我们不必再讲到托陈取消派，第三党及改组派等，因为大家已经都知道应该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了。不管我们与军阀的武装斗争的情形如何，绝对需要现在就审慎的准备各苏区党的代表会议（包括鄂豫皖区域）。在此代表会议上应该产生出新的鄂豫皖省委，并讨论苏区革命斗争中一切主要问题及决定今后的主要任务。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中央本身，过去对于中央局与地方党部（如鄂豫皖省委）的分别，没有明晰的见解。中央过去把中央局当作了地方党部，实是代替了地方党部，取消了地方党部，这是异常错误的。中央局的责任，应该是中央在当地的直接的代表，它有权力否认党委的决议，甚至有权力解散党委，但主要的是在领导党委帮助党委工作，决不是代替党委。中央局是中央指定的，党委是当地党大会选举出来的。这并不是说中央局的同志不能充当党委的委员，但这必然要由党员群众选出来的（关于这一问题，中央另有决议）。中央指定张特立〔1〕，沈泽民与陈昌浩为中央局的委员，特立为书记，特立同志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泽民同志兼鄂豫皖省委书记。六、对于青年团，工会，雇农工会以及贫农团等的组织，必须特别注意。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不建立起这些组织，便不会有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斗争。发展苏区以及靠近苏区的白色区域内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斗争，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才能消灭各种机关内的富农分子以及各种反革命者，才能消灭党内的失败情绪与右倾的消极。同时党应该特别注意吸收劳动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工会，经济的，合作社的，以及文化的工作，中央局和省委应设立妇女工作委员会。七、在军事策略方面，党部，第四军及独立师目前最注意的任务是在鄂豫皖区（罗山，光山，商城，固始，安徽的西南部及湖北的东北部）建立坚实的苏区。红军应该和广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消灭此区内的白军，以达到这一任务。在未完成这个主要任务以前，不要将红军的主力派遣到京汉线上企图占领。在铁路两旁的区域内组织工农群众的游击战争，并开始建立苏维埃区域政权的小的炉灶，以执行威胁铁路的破坏工作。应该尽量扩大农民群众争取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应该派遣得力干部做白色区域的工作，但工作的重心不是组织空机关，而是群众工作的基础的建立。八、党应该特别注意军师团及营连内的政治委员制及政治工作，应选派政治上可靠的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同志担任此工作。中央局应极力帮助各队伍中的政治机关的工作，以加强他们的战斗力。同样，要加强军队行动区域内群众工作及宣传鼓动并组织跑反群众，使他们参加斗争。此外更须加紧反帝斗争及敌人士兵中的工作，红枪会等组织应该打到里面去，夺取下层群众领导。在军队里要建立特务部（政治保卫处），清除我们军队中及群众中暗藏着的反革命的走狗们与侦探们。（参看关于特务部的指示）。当我们获取了新的武装时，应立刻成立新的军队，组织系统是二或三团成一师，二或三师成一军。团的组织系统是：一团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到五班（每班十人左右），每团要有一千至一千五百条枪。如果军队已经超过一军或三师以上时，应根据军委制定的编制条例，组织一总指挥部，内分若干处，如不能如此组织时，则第四军的军部，应执行此总指挥的职务。九、中央局应指定鄂豫皖区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此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如第四军，独立师，第九军以及工农赤卫队等等都隶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下面，只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失了联络的时候，第九军，独立师以及赤卫队才能根据着苏区地方党部的指示独立行动。革命军事委员会我们现在指定下列同志担任：张特立为革军委主席，邝继勋为总指挥，曾钟圣为副主席，沈泽民为省委书记。此外再由中央局指〈定〉一二地方上的负责同志加入。以后中央局应完全负责与上海建立经常联系并按期作工作报告。中央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张特立，即张国焘。
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中央读了你们的报告之后，觉得赣东北苏区的党，现在的确是处在一个非常紧急的关头。赣东北省委虽是一般的是站在反对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之下，但是很无疑的，赣东北的党还没有能够同党内还占有很大势力的富农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做坚决无情的斗争。甚至赣东北的党在报告中没有公开的指出富农路线存在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赣东北党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一、赣东北的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在坚决的反对富农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我们检查赣东北党各方面的工作，觉得是富农，甚至是地主，不但盘据在苏维埃内，在红军内，而且也在党内。他们阻止把土地分配给贫苦的农民，他们反对土地革命的澈底执行，而尽量把土地革命的果实拿到他们自己的手里。他们包办乡村苏维埃，依靠党的，红军的，苏维埃的地位，压迫民众，欺侮民众，甚至剥削民众，使民众不但［不能］对于苏维埃，红军与党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甚至使他们发生反感，觉得苏维埃实与国民党的军阀政府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对于这类富农分子，这类机会主义者，我们的党必须用全部力量把他们从苏维埃，红军与党内肃清出去。不肃清这类异己分子，我们的党决不能执行它所负担的重大任务。我们认为赣东北的党目前必须做一个很大的反对富农路线，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这种反对决不是口头上的空喊，而是根据于苏维埃区域内目前的基本任务的执行与否来检阅一切苏维埃的，红军的与党的工作的运动。这是最主要的。二、更具体的说来，赣东北的党现在必须立刻实行没收地主，军阀，官僚，豪绅，寺院的一切土地及一切生产工具，经过苏维埃分配给雇农，贫农与红军兵士。富农的土地也在没收之列。但是他们如若愿意用自己的劳力去耕种，那他们可以分得—部分坏的土地。如若富农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则他分得的土地与其财产，均应实行没收。我们应该绝对反对把土地分配给“一切乡村男女”的观点。地主，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与剥削他人的僧士绝对不能分得任何的土地。他们的一切财产，一切房屋等都应无条件的没收下来，分配给贫农与雇农。根据于这种原则，那就可以看出你们所定的“土地分配法”实在是缺乏阶级性的。你们的土地分配法没有明白表示你们是把土地革命当做是贫农雇农与中农的土地革命，而不是富农的土地革命。你们在那里竟没有说到在土地分配时最初就应该估计到贫农富〔雇〕农的利益。譬如你们在报告中自己说：“土地委员会就仅仅订立一个土地分配法，其余工作没有什么可言。新的革命区域对于分配土地执行十分迟缓，如浮梁乐平虽占领了二月之久，浮梁完全未分田，乐平土地只有一部分分配了，使群众得不到土地革命的利益，损失甚大！”这当然是富农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在那里作怪。三、赣东北的党现在必须立刻做改造苏维埃的运动。在这次你们所召集的各县苏维埃主要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上，你们所列举的许多事实，证明出你们那里的苏维埃很多不是工农群众的苏维埃，而是反对工农群众的，为富农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所把持的苏维埃。借各种名义诬陷群众，敲诈群众的财物，冤杀革命分子，压迫民众的自由，以及一切腐化官僚化的现象，都足以拿来证明这一点。这些现象并不像你们所说的简单的“错误”，而主要的是富农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的罪恶的表现。你们现在必须开始做很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说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种法令草案（你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方法把这些法令草案散布出去！），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尽量揭发那些富农分子与反革命者的罪恶，把他们交给革命法庭审判。你们就要在这种鼓动工作的准备中间，实行苏维埃的改选。这样，广大群众才会了解选举的意义，才会积极的参加选举，才能在选举中提拔贫农雇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的领导工作。赣东北的同志必须明白了解没有有力量的有工作能力的代表工农利益的苏维埃，就不能有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拼命拥护的政权，就不能冲破敌人的“围剿”，就不能巩固苏区。在你们关于苏准会工作的报告中，你们对于代表人数的选出，还只是一般的规定。你们没有给工人以选举中的优越权。比如说工人十人选出一代表，农民则五百人选出一代表。你们也没有注意到被选出者的阶级成份，这种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你们必须立刻纠正。我们的一切观点，都必须从阶级出发，决不能拿“好人”这两个字就当做一切的标准。四、苏维埃所颁布的税则应该大大的低于军阀时代的税则，应该正确的运用累进税原则。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绝对要估计到中农的利益。要用种种方法鼓励雇农贫农与中农扩大耕种地。对于各种私人的企业，在资本家服从苏维埃法律，不做反革命活动的条件之下，只须实行工人监督生产，不去没收。坚决反对限制贸易自由的企图。对于食盐，煤油等日常必需品，国家必须采取节制与管理的办法，由合作社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去适当的分配。严格的防止商人的投机，暂时可不必废除旧的货币。它与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以有同样的价值。为了工人及红军的需要而收买粮食时，应按货给价，不准从农民那里用武力征取粮食。在与富农反对给红军存储粮食的宣传做斗争时，要动员广大的中农与贫农群众，并经过他们搜取富农的粮食储藏。要特别提倡节俭，当然这不是说叫红军少吃东西，而是说要反对各种浪费。五、关于土地买卖一层，你们在报告上说：“我们这里实际情形，所有土地都分了，自然不会有买卖，要是我们告诉群众说，可不禁止土地买卖，一定引起群众的反对”。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在苏维埃统治之下，虽是苏维埃政府用种种方法来帮助贫农，但是农民的分化还是要发生的。在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之后，必然会发生比较富裕的中农或富农与贫农或雇农，必然有一部分农民自愿出卖他们所分得的土地给新发生的富农或中农耕种，而自己去做雇农或工厂工人的。这种土地的买卖是苏维埃政府所不禁止的。苏维埃政府所禁止的是富农投机的或旧的地主收回土地的收买。苏维埃政府不强迫农民做土地的买卖，他只是不反对农民所需要的买卖。这当然不但遭不到农民的反对，而且是农民所拥护的。我们应该坚决的相信，只有从积极的方面帮助贫农雇农以耕具耕牛，才能减少他们的困难。只有组织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教育他们，发动并扩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并且准备将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我们才能最后消灭富农，消灭农民的贫困与资本的剥削。说土地平均分配后不会有农民的分化，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均产的社会主义，是俄国“民粹派”的反动思想。六、赣东北的党应该承认以党代替政权，以党来包办苏维埃的一切职务或是轻视苏维埃的工作，以党内最无能力，最不良的分子送到苏维埃机关中去，实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实是争取群众的最大障碍。在暴动胜利旧政府被推翻了之后，我们应该立即成立新政权。即使我们只占了几个小村落或一个小城市时，亦须立即成立政权。只有成立了新政权之后，才能领导新政权区域的广大的群众斗争，与其他苏区的政权建立关系。这政权机关开始时一般的是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形式。它是由暴动的领导者——地方党部，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军队中的党的前委与政治部所组成的。工农革命委员会，要准备和进行苏维埃选举，苏维埃成立后，即应取消。虽是革委是临时的政权形式，但它同样执行一切苏维埃的法令与办法。七、在赣东北目前还没有比较巩固的苏区的形势之下，临时政权的最高机关应该是赣东北工农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下面应该有土地委员会，劳动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财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邮务，运输和工农检查所等。这些组织必须有他们自己的工作计划，必须有经常的工作。只有下层苏维埃的组织有了比较巩固的基础时，你们才能自下而上的建立赣东北苏维埃政府。现在所急需做的是各乡村城市苏维埃的改选与选派代表到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去的主要任务。但是如若赣东北省苏维埃已经选出，那很明显的就没有取消苏维埃成立革委的必要。八、赣东北的党现在必须立刻把广大的工人雇农以至手工业者组织在各自的工会中间，你们过去几次占据景德镇，乐平，河口，鄱阳四处，但对于那里几十万工人的生活与组织从没有加以注意。这实在是犯罪的行为。在赣东北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真正工人加入的工会。你们自己在报告中也说：“各县的区雇农工会是组织起来了，各区雇农小组也组织起来了，但多半还是形式主义，在组织上是不健全的。有些真正雇农不得加入雇农工会，不是雇农也加入了”。直捷了当的说，在你们雇农工会中的不是雇农而是富农，同样的把持各种工会工作的分子，也有不少是富农分子，官僚化的知识分子，或是过去剥削工人的老板。你们自己在报告上又说：“还有些工会工作同志看见区苏政府每月用的经费多，工会用的经费少，于是他们说，做工会工作没有做苏维埃工作好，做工会工作饭都找不着吃’。很多区工会工作同志因此怠工”。难道这些不是混进工会来找饭吃，来想法剥削工人的旧日的老板或是富农分子吗？这决不但是像你们所说的“过去工会内教育训练工作的缺乏”，而主要的又是富农分子与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在那里作怪。这些人的轻视工会工作，工人的教育与组织，实是不足为奇的。赣东北的党对于这种分子必须坚决的斗争，必须坚决执行劳动法草案上的一切条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发动广大的真正工人群众来改造他们自己的工会，把这些异己的分子从工会中间赶出去。只有赣东北的党在这一方面实行澈底的转变时才能说得上增加无产阶级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与领导作用。你们必须明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并不消灭工人与雇主间阶级斗争，而且却正相反，在苏维埃政府之下，这种斗争必然更加尖锐化。我们的党与苏维埃政府必须在种种方面去发展这种斗争，而且帮助这种斗争，在斗争中去教育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九、你们对于工会与苏维埃的关系，必须有澈底的了解。苏维埃是政权的机关，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代表工农利益的苏维埃政府自然是保护工会的，它的劳动法就是工会与工人阶级利益的法律的保障。工会当然同其他群众团体一样，不但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与命令，而且监督与帮助它们的执行。工会应该不断的把它们自己队伍中最积极的与最好的干部送到苏维埃机关中，代替那些腐化的异己分子，去担任领导工作，以加强工人阶级在苏维埃政府中的领导。没收财产，罚款处刑这是苏维埃政府的事，但工会会员可以帮助苏维埃做一部分这类的工作，同样苏维埃也必须依靠工会会员做它的拥护者与执行者。至于党领导工会工作必须经过党团，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了。十、你们在你们的报告上说到贫农团在赣东北已经有了普遍的组织，这当然是很好的现象。但这种组织决不是形式上的，它应该变成苏维埃政府在乡村中的依靠者，苏维埃法令在乡村中的传达者与执行者。苏维埃必须经常的教育贫农分子，使他们能够积极的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做反对地主与富农等的斗争。同时要积极的吸引中农分子参加苏维埃政府与一切群众的工作，以巩固对中农的联盟。贫农团不像职工会那样，是有独立系统的群众组织，而只是各乡村苏维埃下面的柱石，上级苏维埃下面是不需要这种组织的。十一、赣东北的党目前党内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有系统的将一切不良分子如富农旧官僚机会主义者从党中清洗出去。只有工人，苦力及雇农在党员中占大多数的党的组织，才能够执行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领导工农的革命斗争，和苏维埃的革命工作。应该不间断的做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立三主义的“左倾”，同时也反对我们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你们在赣东北特委二次执委会决议上把党内保守观念认为你们党内右倾的唯一表现，这实是非常错误的。右倾的表现，在赣东北党内表现于富农路线，忽视与放弃苏维埃与工会的工作，不敢发动群众斗争，官僚主义，对于革命工作怠工，消极等等。如若你们不坚决的消灭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你们决不能在一切工作中实行澈底的转变。十二、你们能站在国际的立场上，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小组织，这是非常对的。以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小组织，现在不但在理论上是反革命的，而且在实际上也做着反革命的工作。他们用公开告密，绑票等的方法破坏我们党的机关，与在群众中的信仰，残杀我们的同志。上海，天津，唐山等处党的机关的一再破获，都是右派反革命工作的成绩。右派的反革命还不止这样，他们还想用造谣欺骗的方法来破坏我们英勇的红军内部的团结，夺取一部分势力去做他们反革命的工作。赣东北的党对于这类右派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必须严行防备，一经发觉，必须处以严厉的制裁。但只有在坚决的反对右倾，反对立三主义残余的路线之下，才能教育党内外群众，使他们能自动的来反对这类反革命分子。此外，更必须加紧反对改组派，及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十三、不管你们与军阀的武装斗争的情形如何的紧张，绝对需要审慎的准备赣东北党的代表会议。在此代表会议上产生出新的赣东北省委，并讨论苏区革命斗争中一切主要问题及决定今后的主要任务。同时必须选派干部到中央区去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的党大会。必须尽量改善省委委员的成份，提拔工人及雇农的干部到里面去。省委必须有经常的工作计划，必须免去过去党完全做红军尾巴的现象。十四、关于军事策略方面，赣东北的党现在立刻应该消灭苏区内所有的反革命武装，把所有零碎的苏区打成一片，以取得苏区的巩固。同时在敌人退出的区域内尤其是后方，必须尽量发展游击战争，加紧土地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扩大农民群众争取土地和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在失败区域内的工作，也应该同样的加紧。只要我们能认真发动群众，配合着红军第十军及游击队的行动，我们必能继续巩固已得胜利的苏维埃区域根据地，而向外扩大。即使敌人以大部队压迫我们，我们避免正面的作战而采取袭击，截击，扰乱，围困等等策略，以发动游击战争。同时我们必须选择敌人的弱点，集中我们的力量向敌人为坚决的进攻，击破和击退他们，一直到澈底解除他们的武装为止。要执行国际对于我们红军所指出的中心任务，党应特别注意军师团及营连内的政治委员制，及政治工作。应选派政治上最可靠的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同志担任此工作。同样要加强军队行动区域内的群众工作，宣传鼓动并组织跑反群众使他们参加斗争。此外更须加紧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对于这一工作你们完全忽视了）以及敌人士兵中的工作。在军队中更应建立特务部（即政治政〔保〕卫处），消除我们军队中及群众中反革命的走狗们及侦探们（参看关于特务部的指示）。只有这样做去，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在红军中建立党的威信。十五、在你们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上，虽是你们嘴上说，对于军阀内部的冲突的紧张不可过抱乐观，但是这种乐观的态度在你们的通告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你们说：“因为新的军阀混战快要爆发，所以白军对苏区已取了防御的形式”。说“这种布置不是进攻革命的积极而是剿匪的尾声”。这种观点，显然是有害的。军阀内部的冲突固然日益紧张，这在今天当然尤其明显。我们对于他们内部的矛盾，固然应该尽量利用，但是忽视他们对于苏区的各种新的进攻策略，如像加派军队进攻红军，利用苏区内反革命的分子破坏苏区内部，组织民团向苏区游击，收买红军内与党内动摇分子分裂党与红军，利用各种欺骗的宣传蒙蔽革命的群众等等，决不能有丝毫的忽视。我们只有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组织这些群众于苏维埃职工会与贫农团等中间，我们才能利用白军内部的冲突而向他们反攻，追击他们以至消灭他们。对于这一点，却却是你们在这一通告上完全忽略的。这不能不说是绝大的错误。你们知道光是背讲“进攻的巩固，巩固的扩大”这两句话，对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丝毫帮助，而是应该想法如何才能是工农群众参加的巩固与工农群众参加的扩大。十六、此外白军对苏区的新的进攻策略，不单是在进攻“围剿”，而是在突击与长追，一方面企图与红军有真正的接触来消灭我们，一方在断绝赤区与白区的交通，使外面的商品不能运入赤区，使赤区的不能运出，只造〈成〉赤区内部的经济上的困难与饥荒，以此来造成民众对于苏维埃政府的不满，以至反水。我们在这里除了上面所说的各种工作外，在这里更应该特别注意赣江流域的船夫的工作。我们应该打入到船夫的旧组织中，分化他们，夺取他们这些帮口下的船夫群众，利用他们做赤区与白区的交通线。赣东北特委必须用尽一切力量，建立起这一交通线。这不但对于商品的运输上对于我们有绝大的便利，而且对于中央与你们的关系上也有绝大的意义。我们现在派曾××〔1〕同志为中央驻在赣东北的代表，他是全权代表中央的，一切省委工作都应该同他协商进行，他的权力高出于省委，但这并不是说他应该命令你们。他同你们将很亲密的一起工作，将帮助你们实行各方面工作的转变。十七、最后还〈有〉一段要补上的。对于肃反的工作，你们以后必须加紧，真正阶级路线的执行必然在苏区内部引起新的分裂新的叛变。改组派，AB团，社会民主党，新共党各种各神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必然要加紧破坏苏区的反革命工作。这在闽西，在赣西南中央区等都是如此。在这里我们必须拿十二万分的坚决，肃清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巩固我们的内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肃反的工作，决不单是组织的工作，而也是宣传鼓动的工作。每一个反革命的捕获，反革命阴谋的发觉，我们必须利用来在群众中做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我们的一切行动必须为群众所了解，而且为群众所拥护，对于反革命者的处置，我们也必须从阶级立场出发。如若是土豪劣绅地主与富农，那就必须枪决。如若是工人，雇农，贫农或中农，那我们必须要用教育的方法，使他们明白自己的错误，回复到我们的斗争队伍中来。在群众大会上由群众自己动手打死或枪毙的方法，应该尽量免去。反革命者给群众审判以后，即交苏维埃政府执行。对于这决议，中央希望你们加以详细的讨论，而且立刻去坚决的执行。中央坚决的相信，赣东北的我们的党，必定能够〈完成〉它所负的重大的使命。中央一九三一，五月六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曾××，即曾洪易。
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通过）一、中央听了组织部关于全国组织报告以后，认为四中全会确给了全国实际工作以转变的有力基础，可是在目前看来，此种转变还只是初步的开始，许多重要工作还极不能令人满意。各地党部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仍保留许多旧的残余，转变的速率还很迟缓，党的发展与中心产业支部的建立还很少成绩，干部问题仍感受很大的恐慌，尤其是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引进，成绩非常之少。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的状况还很模糊，苏区附近的重要地方组织与白色省份的中心农区组织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巩固起来。许多工人农民自发的斗争还不能完全在组织上巩固我们的领导。在几个大的运动节中，还没有很好的组织准备，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五一”工作的准备竟没有把“五一”委员会好好地建立起来。党与群众组织间的关系，还时常有不正确的倾向，或者党忽视群众组织工作，或者代替群众组织，有时工会工作人员也表现出“工团主义”的倾向，党与青年团的关系有些地方还表现出对立的现象。最近很多组织遭受敌人的摧残，同时证明许多党部，特别是领导机关还不能真正了解地下党的作用与工作转变的真实内容，有些党部还未有执行［执行］四中全会向全党的号召——缩小上层机关，党到群众中去。凡此种种都是目前全国组织上的严重现象，若不能迅速地克服这些现象，对于实际工作的转变，是不能顺利地进行的。二、此等现象的造成，客观的困难——敌人加紧压迫自然有很大的作用，可是主要的原因还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和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或在困难面前恢〔灰〕心消极，回忆旧的工作方法，以为目前的工作困难是证明新的路线走不通，而不是党在走向健全化的过程中所遇到各种阻碍，因此完全忽视四中全会后工作转变的新基础，甚至认为目前困难是空前未有的现象，表示张皇失措，而发生取消观念，不愿在坚苦工作由运用种种新的方法，来克服一切困难，或根本不认识工作的困难，对于一切严重问题，都不愿切实地［的］探讨各种工作困难的真正原因，只是在口头上空谈转变，实际上对党的工作不负责，甚至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这样自然不会尽最大的努力，想出许多办法来代替旧的工作方式，因此在目前与这些倾向做斗争，却是工作转变中的先决条件。三、目前全国组织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本着四中全会的精神，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澈底转变，首先就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肃清立三路线，与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揭发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团结和引进良好的工农干部，坚决地改用活的领导方式与新的工作方法，与留恋一切旧方法的倾向作残酷的斗争，肃清委派制度，巩固各级党的领导，在各大企业中建立巩固的基础——产业支部。在党的发展上，须于最近检阅各地党部对中央决议的执行，务期达到党员社会成份的大转变。在农村中必须注意中心农区工作的建立，特别是环绕苏区的白色区域。对于苏区内的组织，必须特〈别〉注意党的基础与工作的检阅，要澈底肃清党内富农分子，把党建立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基础上。最近因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反动势力的压迫，更迫切的要求全国组织加倍注意秘密工作，必须使我们的组织在任何条件之下能够经常地进行工作。四，为着执行上述各种基本任务，中央特别指出下列各点，望各级党部加以切实的注意，并根据此决议订出具体的计画，迅速执行：1．为着澈底实行全部工作的转变，废除过去文件的领导方式，改用活的领导，必须建立完全的巡视制度，为着要肃清委派制度，也必须改用巡视的方法来加强对于各级党部的领导。对于各省工作，上自省委下至产业支部，必须有经常的巡视。巡视的方法要根本废除过去走马看花不切实际的空批评，必须坚决的站在巩固地方党部，团结干部，创造下层的中心产业支部的帮助工作观点上，以便各省与中央的领导有最活泼的联系。2．革命的发展，对于干部的问题，必须有最澈底的解决。各级党部首先必须了解干部的真正意义，要澈底揭穿一切对于干部的不正确的观念，要规定具体的方法，来引进和培养新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这里主要的方法，就在运用组织上的分工，地方党部与支部，要根本消灭过去对干部问题不负责的错误。地方党部的周围，必须有许多产业支部的积极分子做经常的个别工作，在这种过程中，造出源源不断的工农干部，同时也只有这样的干部，才有保障来消除目前的现象——各省各地都向中央要干部的现象。3．关于支部工作必须有澈底的转变。在各省必须有中心产业支部的建立，在各大产业区域，必须利用种种方法——如打进生产，发展辅助组织等，打进重要的企业中去。支部的建立必须是真正党与群众的连环，在任何条件之下，都有牢固的基础，支部在工厂中要有紧密的群众组织围绕着。坚决地与支部不作群众工作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4．关于地方党部必须坚决的转变过去的领导方式——由上边派一批与生产没有关系的同志，到地方上建立很大的机关。地方党部的领导，必须与产业支部紧密的连络着，坚决的缩小机关，把党员送到生产中去，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尽可能的参加一部分生产，同时须有在业的支部同志参加地方党部的领导工作。5．关于农村中党的组织，各省必须规定几个中心农民区域，建立农村支部，把农村中党的主要的力量，放到这些地方去，同时可以调一部分城市工人同志到乡村中去参加领导工作。在农村支部的周围，必须有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围绕着，但不要使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混淆起来。6．对于群众的组织工作，除加紧检阅与指导一切群众组织外，最近必须在地方党部和支部工作中具体的规定，务使在地方党部和产业支部的周围有广大的群众组织，经过这些组织来发动群众和领导他们作斗争。各个产业支部必须把建立群众组织和辅助组织看为日常中心工作之一，在各个大的运动节，必须在组织上进行种种动员的工作。7．对于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和右派等组织影响下的群众，必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分化和夺取它们到我们的领导下面。要坚决地与一切忽视或拒绝此种工作的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8．关于苏区和红军内的党组织，首先就要注意到的基础必须坚决地建立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群众上，澈底地肃清富农分子和一切异己分子，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与铁的纪律，党员在苏维埃和其它机关内要特别负责，为一般人的模范。9．在苏区附近的重要白色区域内，必须加紧我们的组织工作。在这些地方的企业内，必须种下组织的深根，工作的方式要特别灵活，适应环境，要使在任何条件之下，敌人不能摧残，甚至于各个组织不必有一般的形式上的连系，主要的是在于打进生产，职业化，取得社会的掩护，使各个组织单位与个别同志与生产部门发生不可分离的关系。10．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必须根据中央发展组织决议案，经常检阅各地党部执行的成绩，特别是产业支部的建立与工人入党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注意，来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11．必须加紧党的教育工作，提高一般工作同志的政治水平线，要坚决地消灭理论与实际分开的现象。各级党部的工作同志必须以自己的组织为单位组织列宁读书班，讨论党内主要问题，扩大个别的教育工作。12．中央党报，地方党报及工厂小报在地下党的时代有特殊的组织作用，中央必须加强和巩固党报的领导，建立此种工作的坚实基础，要与一切忽视党报组织作用的倾向作斗争。13．要尽量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关于革命竞赛，模范队，共产党礼拜六（这在苏区特别重要）等工作方式，必须有极普遍的解释，使之成为工作转变中的广大运动。对于已经开始此类工作的地方，党部必须尽可能加以鼓励和宣传，并给以实际帮助，使之发展。14．必须加紧工作的速率，提高党的纪律，一切实际工作中必须实行个别负责制，在苏区须立即组织轻骑队，经常地检查各机关的工作，在白色区域内亦必须在分工时，各个组织的单位，有一个人对上层机关负责执行一切决定。15．必须根据四中全会和国际路线，改造和巩固各级党的领导，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肃清立三路线，与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须做最残酷的斗争。在目前转变过程要特别注意一切工作的明确性，要与一切疏忽不认真的现象做斗争，对一般的工作，必须加以极严格的注意，在这些地方尽量揭破一切口头承认国际路线，实际违反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16．必须加紧注意秘密工作，如地方党部必须成立秘密委员会，专门负规画和检查此工作之职责，研究各种破获的原因，在各部分组织内要指定一人向秘委负责，要与扩大机关，不注意秘密工作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切自由行动，破坏秘密工作的同志，均须受组织上严重的制裁，直至开除党籍为止。17.党要加紧对青年团工作的帮助和指导。党对青年团的忽视及与青年团对立的倾向，还是目前很严重的问题，党必须从支部起建立与青年团密切的工作关系，并且要在党中做反对对于团的取消倾向的斗争，而要从实际工作中帮助团和检查团的工作。18．各级党部必须根据上述各点具体地规定最近三月的工作日程与执行的方法，尽可能的使一切工作都走上有计画的道路，并且要忠实的执行上级党部与自己所决定所通过的决议与计画，按期实行检查并报告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巡视条例（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通过，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中央组织局重新审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巡视条例（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中央通过，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中央组织局重新审查通过）一、巡视员的条件——中央巡视员必须具有下列的条件：（1）党籍须在三年以上；（2）忠实刻苦，能正确的了解与传达党的路线，为党的总路线的执行而斗争；（3）过去曾在地方党部作过负责工作。二、巡视员的基本任务——中央巡视员必须执行下列的任务：1．经常研究国际和四中全会以后中央一切决议案，特别是最近的决议案，把它们具体切实地传达下去，向各地党部负责同志作深刻详尽的解释，考究一切决议不能充分执行的原因，找出一切工作中的具体缺点与错误，并及时想出纠正和转变的方法。同时遇有当地发生的新事变必须迅速与以解决和布置，报告中央关于处理事变的详情，以便保证国际和中央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2．严格地检查各地党部的领导成份与领导方式，坚决地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在目前特别要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做最残酷的斗争，具体地揭发一切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和两面派，真正的在工作中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严重的打击对于反倾向斗争的自由主义，执行四中全会以后党的号召——缩小机关，党到群众中去，与现在党所提出的“面向支部”的口号。很虚心地接受下层的意见，为党的决议每一点的执行而斗争。在组织上，巡视员有加强和改造各地党部的任务，但直属中央的党部，必须报告中央取得批准。3．考查各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仔细地研究各地党的工作环境（如产业工人的分布与痛苦，情绪与要求，农民劳苦群众的痛苦与要求，敌人力量的分配，各种反动派别的活动和影响等等）。4．考查各地党部领导下的青年团，工会，反帝同盟，妇女组织，士兵组织，农民组织，互济会及其他群众与辅助组织的工作，澈底转变一切党团的领导方式，细心研究各地罢工斗争，反帝运动，游击战争以及革命兵变等教训，特别注意于各地目前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和趋势，以及党和群众组织对于这些斗争的领导。5．在巡视中必须执行教育和提拔工农干部的任务，首先须深入下层，深入支部，用种种方法来发现新干部，澈底揭穿一切提拔干部的消极和怠工，与那些只在口头上喊“干部缺乏”不在实际上培养干部的机会主义进行残酷的斗争。同时必须检查各地现有的干部，将检查的结果报告中央。6．把下层党部的（特别是支部）实际状况，与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详细报告中央，使中央能够随时真正了解各地党的工作，而易于领导。三、巡视员的工作方法——1．巡视员在未出发以前对于他所要巡视的地方，必须作充分的准备，同时要与中央讨论，确定这次巡视的中心任务。2．要绝对消灭过去立三路线下官僚式的巡视制度，要站在检查和帮助地方党部的工作观点上，发展下层群众的积极性，团结干部于党的路线上，为党努力工作。3．要向省委或地方党的主要负责的同志作坚苦的个别教育工作，向他们解释党内的一切重要问题，替他们想出许多实际办法，克服一切工作的困难。4．要免除走马看花，只凭审阅文件的工作方式，巡视员在各地须依工作的需要，住留较长的时间，尽量参加一切工作会议，在日常工作中，审查地方党部的工作方式。5．巡视员的工作，绝不能仅限于省委或其他主要领导机关工作的审查，要尽可能到各中心区域去视察。要废除以耳代目的方法，要在各区的实际工作中，特别是支部中去审查上级机关对于他们的领导，与下级机关执行的程度。6，找同志谈话绝不能仅限于负重要责任的同志，要随时找几个支部中的同志或其他负次要责任的同志谈话，很虚心地问他们对于工作的意见。7．在巡视时，要特别发展地方党部和支部大多数同志，对于工作（尤其是对上级领导的工作）的自我批评，通知各地党部同志，尽量写意见书给巡视员，在适应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必须召集各种会议，要各负责同志作工作报告，以便批评。并将这些材料，设法送给中央。8．要根据最近中央组织局所印发的两种大纲（区委工作检查大纲与支部工作检查大纲）来检阅地方党部与支部的工作。要消灭过去无系统无计划的工作方法。9．要特别注意各地中心产业支部的建立，要根据各地的特殊情形，与当地党部负责同志商议中心产业支部的对象，检查当地已有产业支部的工作状况。检查的方法，绝不是笼统的包括一切支部，做一些抽象的不切实际的结论，而是要择一二产业支部为标准，仿造中央支部检查委员会的办法，做一次澈底的检阅。并将检查经过和结果报告中央。10．对于区委和地方党部的巡视，须特别注意他们对于支部工作的领导方式，要绝对纠正机关式的领导，要他们缩小机关，将党的力量深入到群众中去。同时对于干部的引进和培养，须采取具体的办法，在地方党部的周围应努力造成许多不拿生活费的在业工人，与农民活动分子，随时可以调动，给以适当的工作。巡视员在工作过程中须帮助各地办短期训练班，晚间谈话班。11．要克服一切工作转变中的阻碍，特别是在困难面前投降或根本忽视工作中的困难，因此巡视员除唤起同志作一般思想上的斗争外，要为布尔塞维克的工作速率而斗争。要运用种种工作的新方式——如革命竞赛，模范队，向地方党部解释并帮助他们发展这一工作。12、要随时随地检查各地的秘密工作，如发现有破坏或忽视秘密工作的事实，必须给以严重的批评与制裁。同时必须注意交通工作的建立，保证中央与各地的亲密联系。13．要特别注意群众组织的工作，检阅党团的工作，就各地的情形召集党团重要负责人谈话，参加党团会议，考查各地党部对于党团的领导和党团与党部的关系。同时为着更深刻的了解群众工作的状况，必须设法经过党团的介绍与可靠的赤色群众谈话。14，对于各种刊物（特别是工厂小报）的考查须切实认真，甚至于拿一张标语传单为根据，都须与当地党部以批评和纠正。同时必须注意当地的发行工作是否能够按时传达到支部和群众中去。15．为着充分的搜集各地的政治经济材料，除上述方法外，应随时注意当地的公开出版物（如报纸，杂志和书籍之类）以便参考。16，巡视员在巡视过程中，须尽可能的多写文章和通讯，供给中央党报，以便将各种实际经验，汇集起来，供各地参考和讨论。同时鼓励和纠正各地党部的工作。17．巡视员为着建立各省各地的巡视制度，必须向各级党部详细解释中央巡视条例，特别要帮助和教育当地的巡视员，在必要时，应帮助当地党部举办巡视员的短期训练班。四、巡视员的职权，教育与纪律——1．巡视员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2．巡视员对中央须负绝对的责任，在巡视地方党部时，须表示自己是忠实的领导者，生活必须下层化，经济必须节省，做一般同志的模范，如有浪漫，怠工或犯原则上的错误，地方党部必须执行自我批评，并将经过的详细情形，报告中央，以便纠正，或予以严格的制裁。3．巡视员在巡视过程中必须做巡视日记，至少两礼拜向中央报告一次（将报告编成号码），要绝对消灭过去“一次算帐”的办法，中央接到每次报告之后，应按时回答，并予以新的指示。在回到中央以后，首先须作极详细的书面工作报告，提出具体的工作意见，不得推诿或虚报，中央对他提出的问题，须负责作切实答复。4．巡视员在回到中央尚未出发的时候，须尽力研究一切中央文件，参加列宁小组的政治讨论，同时必须利用时间，做种种临时工作，不得偷懒拒绝。5．巡视员对自己巡视的地方工作，须特别细心，如有前后不符，或因处理不当，致遭损失，须向中央负政治的责任。6．各地党部在中央巡视员工作完结之时，对巡视员须作一总的批评，用书面写给中央。五、附则——1．各省各地须参照本条例建立自己的巡视制度。2．苏区巡视条例，大体可参照此大纲规定之。一九三一、五、一、中央通过一九五二、三、一二、中央组织局重新审查通过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一、在空喊暴动的反马克斯主义反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在我们党内占着统治的地位时，在苏区内和白色区域内一样，对于宣传鼓动工作，一般的说来是不注意的。不注意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主张巩固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而带着红军做旅行式的游击战争的立三主义的领导，不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实是不足为怪的。二、在空喊的“左”的口号之下，在苏区内所发荣滋长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更阻止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执行。霸占苏维埃机关，侵入党的组织的富农分子，差不多垄断了党与苏维埃的宣传鼓动工作。为了保持他们在土地革命中所获得的果实，他们不但不想种种方法对广大工农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而且有意蒙蔽群众的耳目，有意停止学校，使教育工作完全停顿，以造成党与苏维埃机关内所谓“秘书长专政”的现象。一般的说来，在各地苏区内党的几个基本口号的宣传与鼓动是完全忽视的。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宣传鼓动工作很多地方是放弃了。湘鄂边苏维埃三日刊上甚至找不到土地革命，八小时劳动制的字样。第二军团，第七军，第十一军，第一军等转战千里，很少做过广大的本党口号的宣传鼓动工作。三、在家长式的，官僚式的，没有自我批评的立三主义的统治之下，一切问题，不论是党内的，党外的，都依照少数领导者的意志解决就完了。如开除同志，逮捕反革命党，处决反动分子，我们的党在苏区内没有利用这些事件做很大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种决定中教育群众，使群众了解党与苏维埃的政策的正确，以致在逮捕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分子时，群众，甚至党员同志都反而有“人人自危”的恐怖发生。四、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右倾，反对富农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实行实际工作的转变的关头，我们的宣传与鼓动工作同样的要求根本的转变。除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宣传工作的指示信，一般的也能应用于苏区外，在苏区内宣传鼓动工作，当然同白色区域内有不很完全相同的地方，我们以为以下各条，是苏区各中央分局所立刻应该执行的。1．苏区内各中央局必须要有健全的宣传部，领导苏区内一切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部应该有计划的，经常的做宣传鼓动工作，领导各级党部建立这工作，并经常给以检阅与帮助。在宣传部下面必须要经常的召集宣传会议，各种文化工作人员会议，决定在某一时期内所应该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绝对免去把宣传部的工作限止于党报工作的现象。宣传部必须经常对中央宣传部做宣传报告。2．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创办一种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除经常宣传党与苏维埃目前的任务与策略，宣传本党的党纲之外，必须尽量登载工农群众的斗争消息，党内生活，苏维埃的工作等等。此外，必须有肃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富农各栏，并且必须在一星期内出一种工农监察委员会的特刊，登载党内苏维埃内各种病状，而与之斗争。在力量扩大时，必须把党报与政府机关报分开。要用很大力量反对以苏维埃机关报变为国民党政府公报的形式。党报是党的党纲，党的政策的直接的宣传者，是从党的立场来记载一切消息的。苏维埃的机关报是苏维埃政策的宣传者，从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来登载消息一前者必须比较更多的登载党内消息，后者则必须偏重于苏维埃的消息。前者是本党同志和比较接近于党的工农分子的读物，后者是在苏维埃政府下广泛的工农群众的读物。所以后者的编辑，也必须特别通俗。但是不论是党的或苏维埃的机关报，必须抓住每一时期党的与苏维埃的中心策略与中心工作的宣传与鼓动。在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下面，必须有很多的工农通讯员，与读报小组，经常的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召集工农通讯员会议，读报群众代表会议，从他们中间提出创办报纸与编辑报纸的干部。报纸不论是党的与苏维埃的都要通俗，并与群众生活有密切的联系。报纸必须有很多的发行部或发行员，大规模的散发到群众中去。它们必须是反映出群众的生活，斗争，领导与组织群众的刊物。3．必须用种种方法在各乡村各城市创办当地的小报，尤其应该注意到各工厂与各乡村壁报的编辑。各地的党部，应该教育工农群众自己来编辑画报，小报，与壁报，自己来印刷与散发。中央机关报必须同他们发生密切的关系，从他们中间抽出工农通讯员与编辑员。中央机关报在一定期间，可以召集壁报编辑者会议等类的会议，来教育与训练他们。4．必须编辑各种最通俗的小册子，做反帝，拥护苏联，土地革命，八小时劳动日的宣传与鼓动。同时必须很快的对于某一时候所发生的紧急问题，加以解释或鼓动，做成小册子大批的散发出去。在各苏区必须建立出版部，专司印刷与发行的工作。5．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于部。要造成苏区以后把工农干部送给中央的前途，而不是专由中央供给苏区。必须把干部的培养，当做是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坚决同那种一切依靠中央派人的观念做斗争。关于这学校的计划，应该是三分之一为军事训练，三分之一为实际工作的常识，三分之一为政治经济的常识（学校计划，另行抄上）。6．党，苏维埃，赤色工会应该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公开会议与群众大会做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一切组织上所采取的步骤必须经过一定时期的宣传与鼓动，使群众明白我们所采取的步骤，而且积极起来拥护我们。一切苏维埃的改选工作，一切红军与党的改造工作，必须同苏维埃，红军与党的目前的任务的宣传鼓动工作密切的联结起来。就是逮捕反革命者，枪毙反革命者，也必须向群众做很大的宣传鼓动工作。只是因为没有宣传与鼓动的工作，所以逮捕反革命者反会引起群众的怀惧与恐怖。必须坚决地同把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分开的错误观点做斗争。没有宣传与鼓动工作的准备，决不会有巩固的组织，没有组织，决不能巩固我们所取得的影响。7．红军兵士不但是战斗员而且也是宣传员鼓动员。凡红军所到的地方，必须对当地的民众做很广大很充分的宣传，向他们解释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红军，我们为什么要斗争等等，同时必须帮助当地民众做斗争，组织他们，经过他们来消灭当地的民团与地主，夺取后者的土地，而分配给农民。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各军各营的政治部。要坚决反对那种沉默的游击战争，与旅行式的“行军”的方式。应该指出，那些以为地少人稀，不能做宣传鼓动工作，或以为巩固革命根据地要紧，所以奔回根据地要紧，沿途不必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人，实际上还是过去立三主义的保守者。8．在苏区内必须经常做慰劳红军，欢送与欢迎红军，提高红军战斗力的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宣传与鼓动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使革命的工农，自动的加入红军，老年人与妇女自愿的组织起来，帮助红军。对于红军的家属必须时常召集在一起同他们谈话，报告红军斗争的情形，特别给他们以安慰与厚遇，帮助他们写信给他们的父子或丈夫，鼓励他们为了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此外，还可以做馈送礼物给红军士兵的募捐运动，做宣传鼓动的工作。9．对于俘虏的兵士的工作，不能限于发给旅费，护送回家就算了事。必须在他们中间，做很大的宣传鼓动工作，使他们也积极起来为苏维埃与红军工作。主要的要做到使他们回到他们的旧部中去，做瓦解敌人军队的工作，或使士兵拖枪到红军中来。必须澈底了解最能做兵士运动的人，就是兵士自己。10．必须特别加紧白军士兵中间的宣传鼓动工作。在白军士兵经过的地方，必须利用传单标语鼓动他们，不打自己的兄弟，想法由当地工农同他们开联欢会，或是利用他们的家属来做宣传鼓动的工作。必须消灭那些对于北方兵士没有办法的错误见解（如象在湘鄂西）。一切同白军士兵接触的可能，都应该充分应用。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派人投进白军内部，去瓦解他们。11.一切纪念节在苏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比如“三八”应该是宣传劳动妇女解放，使劳动妇女起来参加一切斗争的日子；“三一八”应该是宣传与鼓动反对白色恐怖，发展济难会的日子；“五一”应该是宣传鼓动苏区工农检阅自己的力量，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的日子；一月二十一日应该是列宁纪念周，大规模征收党员的日子等等。12．在苏区内必须经常做公开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在这种宣传中大批的吸收工人干部到党内来。要尽量分别同情共产主义的分子与确信共产主义的分子，用各种群众组织去吸收同情者。必须消灭过去大批农民入党的非常的现象。13．应该大规模的做国际宣传教育工作。要经常的把苏联工农的生活告诉给工农群众借此以宣传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工农群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苏联之友”的群众组织必须在宣传鼓动中组织起来，经常由它发起做各种拥护苏联的工作。设法写信给苏联某一工厂的工人（如象普基洛夫斯基钢铁厂，亚莫厂，汽车厂等等），并设法从他们那里得到回信。每一个从苏联得来的消息与文字应该是做大规模宣传鼓动工作的导火线！14．在苏区内必须发展俱乐部，游艺会，晚会等工作。在每一个俱乐部下应该有唱歌组，演剧组，足球组，拳术组等等组织。在每一组织内应该尽量吸收群众，尤其是青年男女。必须使苏维埃内群众的生活不是死板板的，而是活泼有生气的。只有活泼有生气的工农群众，才能战胜一切困难，与一切失败的情绪。在这里青年男女一定会发生很大的作用，他们应该用种种方法宣传与鼓动他们的家属为了苏维埃的胜利而斗争。15．苏区内的教育文化工作，必须要有澈底的转变，必须编辑成年人及青年儿童的识字课本，绝对禁止以三民主义为苏区内学校的教科书。小学校内贫农雇农及工人子弟，完全免费，富裕的中农则必须酌量征收学费，必须立刻开始贫民识字运动。这里可以利用苏区所有同情于革命，或至少是不反革命的智识分子，做通俗教育的工作，但必须在党与苏维埃的监督与领导之下。党，苏维埃及职工会等各种机关内必须完全废除过去秀才式的八股文章，呈请文章以及命令公文的滥调，一律采用简单明了的白话文章。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会必须定出教育文化的工作计划，利用群众力量来执行这种计划。必须消灭那些富农分子包办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非常的现象。16．在苏区内除了各种纪念节外，必须举行各种宣传鼓动的运动。如现在春天到了，必须做春耕的宣传与鼓动，要贫农中农尽量的扩大耕种土地（当然这只有在正确的单一累进税政策之下才有可能），由苏维埃政府决定对于扩大耕种地的农民以特别的好处。秋天到了，必须做秋收运动。此外，如象欢送红军的运动，识字运动，卫生运动等，必须经常的举行。在每一运动时期，各种报纸，各种会议必须尽量的提起群众对于这一运动的兴趣，而自动的参加。到处应该粘贴关于这一运动的口号与标语。对于这种教育群众的方法，我们是绝对需要应用的。17．在目前，在苏区内应该立刻开始革命竞赛，模范队，轻骑队，共产党礼拜六等的运动。我们的党应该利用反革命对于苏区进攻，残杀工农的一切事实，鼓动革命群众对于建设与巩固党，苏维埃，红军与职工会的热情，由他们自动举行革命竞赛等工作。我们应该拿革命的热情来冲破右倾的消极与一部分工作人员的失败情绪，来创造出新的，从前所没有的。18．要尽量宣传男女间的健全关系，在男女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的原则之下，要竭力反对以此为口舌，实行乱交的，一夫多妻的不健全现象。在每一宣传鼓动中必须指出女子的真正解放只有女子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的时候，只有女子同男子一样参加一切社会工作的时候。必须打破为了恋爱问题而发生的各种纠纷，消灭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对于恋爱所抱的那种神秘不可思议的态度。19．对于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新共党等一切反革命的宣传鼓动，要做很大的反宣传与鼓动，在这中间即做肃反的工作，使这种工作的执行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但这里必须指出，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处置，必须以阶级的成份为出发点。如若参加反革命的是工农分子，那苏维埃政府对于他们必须采取教育的感化的政策，不能同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反革命，一律看待。必须很灵敏的洞察反革命分子被捕后诬告党与苏维埃等负责同志的诡计。20．跑反群众，现在已经成了苏区内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党与苏维埃必须在他们中间做很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或把他们送回原地做帮助革命的工作。21．宣传与鼓动工作，是互相为用，不能分开的。但一切宣传的口号，决不就是鼓动的口号。譬如土地国有，集体农庄，在目前是宣传的口号而不是鼓动的口号。反对迷信，反对祠堂庙宇，在民众没有完全了解时，应该先做宣传的工作，决不能立刻鼓动少数先觉分子（如少年先锋队）去做拆毁祠堂庙宇，打倒祖宗牌位等行动。只有明白了解宣传与鼓动的相互关系，才不至发生脱离群众的行动。22．必须经常派人到邻近白色区域做宣传鼓动的工作。这里应该利用志愿的模范队跑进白色区域中去。利用亲属等关系，以写信等方式去做宣传鼓动的工作。游击队在这里应该负有很大宣传鼓动的使命。白色区域的党部与革命组织，同赤色区域的必须发生经常的关系，使两方面的工作，能得到适当的配合。五、总之，一切我们党与苏维埃的口号，我们的政策，必须是有大多数工农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并且为了这些口号与政策而做坚决的斗争。这是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目的。虽是，在苏区，我们的困难是到处都可以碰到，但是在革命工农的共同努力的条件之下，这些困难都是不难征服的。只有发动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我们才能消灭立三主义的一切遗毒，给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去执行列宁主义的国际路线！各苏区地方党部接到这决议后，必须立刻有一简单明了的与具体的宣传鼓动工作，连同这一决议，发给各级党部。中央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详细的研究了赣西富田事变的已有材料之后，更根据目前事变的发展，特对此事变成立以下的决定：（一）红军二十军一部分的暴动，红军学校之被缴械，在AB团影响下的省行委分子之被释放，中央特派员×××之被捕，以及“打倒×××拥护×××的口号的提出〔1〕；——这些行动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在阶级敌人这种行动中，一部分党员与二十军一部分队伍是受了AB团的欺骗与迷惑，但这种情形绝不能减轻此次事变的反革命的实质。（二）在××同志〔2〕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应用一切可能与力量吸引广大的劳动群众——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参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组织与一切反动分子的斗争。红军内以及红军外的一切指挥机关应格外注意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富田事变指证出：反革命势力在苏区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他的基础建筑在各种剥削分子——地主，豪绅，富农，大商人以及旧官僚的身上，在南京政府与白色区域鼓舞之下，极力发展他们的积极性，并且很巧妙的进行他们的工作。他们更侵入我们的党，团，红军，苏维埃和工会中进行他的破坏工作，以援助南京政府向革命的进攻。同时这些反革命分子凭借着苏区内富农的领导，更利用立三路线下的“左”的以及极左〔右〕的口号，来破坏工农的联合，来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葬送红军的生力，这种反动势力不是在个别的活动，而是有组织的有严密计划的在做工作。AB团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很好的证据。同时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湘鄂西的硬肚会，北极会，各苏区的改组派，取消派，以及最近从党内分化出去的罗章龙右派小组织，都必然是江西AB团的第二，而且有些地方，他们已经进行了反革命的暴动（如闽西的傅柏翠等）。这些反革命的组织对于我们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绝对不应轻视这种危险，同时，过分的估量反革命的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它将增加党员中群众中不自信的恐慌，并助长立三路线揭发后的悲观，失望，消极，逃跑等等右倾情绪，闽西在傅柏翠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暴动后，一部分群众中失败情绪的增长，便是主要的例证。因此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要严格的执行以下的任务：（1）严厉的消灭AB团与一切反革命组织，一直使他们在苏区内无法抬头与进行他们的反革命活动；（2）立时将一切反动分子与剥削分子，由党，团，苏维埃，工会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清洗出去，特别是旧官僚分子；（3）建立严密的苏区，肃清苏区内一切反动的武装来武装农民，并打碎苏区内反革命的集群——这是我们还未实现的最主要的军事任务；（4）在城市与农村中组织与扩大阶级斗争，要认识“杀尽一切富农”的口号是不正确而有害的。农村中有组织的贫苦群众，应执行反富农的斗争。用“杀尽一切富农”的错误口号从上面打击富农来代替贫苦群众有组织的反富农的斗争，只有吓退中农与加强反动势力。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到处组织贫农团与雇农工会，在一切地方发展反富农与一切剥削分子的群众斗争。（三）永阳省行委（这次反革命事变的指导者）应立时解散，立时停止它的一切活动，与永阳省行委执行同样行动的其他党部，亦应受同样制裁，如果他们不执行此要求时，应以适合革命利益的无情的斗争来回答他们。在未举行江西省代表大会以前，由总前委所成立的河东省委是全权的省委，他应在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的指导之下准备召集省代表大会。赣江以西的各县地方党部如永新，莲花，宁冈，遂川，泰和等在未与河东省委打通以前，得暂归湘东南省委管辖。（四）红军二十军的指挥部，应使全军回到整个红军的系统中来，并须毫无抵抗的执行红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他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的与他作武装斗争。同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要用一切可能将二十军挽回到自己的监督下来，不允许以后我们任何队伍重演这种行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对军事组织中的分裂负责。（五）苏区内的各级党部，特别是红军中的党部，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应特别注意与蒋介石派到苏区与红军中从内部进行破坏我们红军的走狗们的斗争，这是蒋介石用来补充他的“围剿”计划的新策略。对于这些反革命走狗们的斗争方法，应依照阶级路线去解决。对于地主残余与富农分子的反革命，应执行极严厉的制裁。对于受反革命欺骗迷惑的贫苦群众，应采用群众斗争的路线，将他们从反革命影响之下分化出来，而夺回到革命方面。各级党部与红军的指挥部，除了此种有系统的斗争外，并应不断的注意考查投降我们的白军士兵和成分，使敌人没有可能从这条路上派遣他的走狗到红军与苏区中来进行破坏工作和组织反革命的暴动。一般的规例是改变这种投到我们方面来的军队的指挥部，将这些士兵分编到我们已历练出来的很好的队伍中去训练他们，同时在苏区在红军中应严格注意托陈取消派与罗章龙右派的新策略与活动，他们实质上与蒋介石，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一样来进行破坏红军消灭苏维埃运动的任务，我们应严格的坚决的反对这种种反革命的企图。（六）二十军暴动的事实告诉我们：红军中的各条党部还没有了解和执行党与中央指示给他们的任务和责任。红军中各级党部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和加强红军的革命纪律与战斗力。因此执行上级机关，指挥员与政治委员的命令是每一个党员团员第一步的基本任务（自然公开反革命的命令除外）。不执行命令，批评这种命令和行动计划，批评上级指挥员的战略，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各级政治委员，不但有权力停止各队伍中党部所通过的削弱红军战斗力与纪律的决议，并且有权力解散该支部以及开除支部中个别同志的党籍。即红军以外的党部，亦不容许在公开会议或公开文件中批评红军指挥部的行动计划和策略。一切这些训令的目的，是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和帮助他实现革命任务的，但是不能因此训令而取消红军中各级党部的党内生活，相反的，他应在执行党部主要任务与上级机关训令的方向上，特别在执行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建立真正工农红军的训令中来加强党内生活。富田事变他方面又指示出：二十军中一部分党员受了AB团捣乱的欺骗和迷惑，他们认为可以用分裂军队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争执，因而走上了分裂二十军以及用武装斗争反对苏维埃机关与其他红军的道路。中央坚决的指出，在红军问题中，在党的组织问题，经济政策以及土地革命问题中，没有任何党的争执应该引起分裂和破坏红军的行动的，而且绝不容许拒绝执行上级军事机关的命令和破坏军事纪律，我们军队中的党员，对于这种拒绝执行基本任务的行动，应采取最严厉的制裁。（七）红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决战中，采取诱敌深入苏区的策略在当时的阶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确的。如果力量对比上有利于我们时，我们应该扩展向白区的坚决进攻，打碎敌人的生力军。这是要根据着各区的具体条件，适合着中央所发的军事训令，采用各种战斗的方法来做的。（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中央一九三一年三月廿八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在《战斗》第二期（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一九三一年七月七日出版）发表时，此处为：“中央特派员易尔士之被捕以及‘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的提出”。〔2〕本文在《战斗》第二期发表时，此处为：“泽东同志”。
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会通过）今年的红五月运动，应比往年更加不同。目前世界经济恐慌日益剧烈，而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却有空前的发展，推动着世界革命运动更加向前高涨，因此，帝国主义强盗进攻苏联的加紧，遂成为目前世界对于革命的总危险。在中国，经济政治的恐慌更加严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新的军阀战争又日益迫近，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红军的继续胜利，这更使国民党军阀要加十百倍的力量，来企图首先扑破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帝国主义列强对于这一反革命的进攻，不仅认识这是整个资本世界进攻苏联之不可分离的部分，并且还直接的给南京政府以军事上财政上的帮助，以便更加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苏区的广大劳动群众与英勇的红军对于敌人进攻的回答，是击破了军阀第一次的“围剿”，获蒋介石三个月内肃清“共匪”的计画受到失败。现在第二次的“围剿”又在开始了，苏区的群众与红军正在战场上与敌人肉搏，正在努力要冲破第二次的“围剿”，目前京汉路上红军的大胜利（袁英一旅被缴械，赵观涛部队失败，岳维峻两旅瓦解，两个旅长连他自己统被俘虏），正在开始这一新的局面。反革命统治区域的工人阶级受着最近半年内物价更加腾贵的痛苦与资本进攻的残酷，加以红军胜利的直接影响，他又从去年下半年散乱的零星的自发的斗争中，走向有组织的和重要工业部门的斗争，而开始新的反攻的形势。各地农民斗争的形势仍多是自发的是不平衡的，这里表现着党的领导还很薄弱甚至全无关系。最显著的还是军阀军队的兵变潮流重复增长，假使说一九二九到一九三O年的兵变是因为不愿参加军阀战争，一部分是受了改组派反蒋运动的影响，则今年开始的兵变，便带着很浓厚的不愿攻打红军与土地革命的影响。这不仅与红军接触过多次的鲁涤平何健夏斗寅朱培德等系的军队如此，便连蒋介石的嫡系赵观涛韩德勤等师，西北系的吉鸿昌孙连仲的军队也莫不如此。自然还有许多兵变如山西云南等外是与土地革命没有直接关系的，有许多兵变如四川陕西等外是没能得着党的正确的领导的，但他们瓦解敌人力量的作用仍是很明显的。这样，也就更加要求全党要在执行国际路线的正确方针下，加紧的领导工人群众开展经济的战斗，准备和组织政治罢工，领导和发展农民斗争与游击战争，特别加紧士兵运动，组织兵变，领导他们转变到革命方面来，征调大批工人干部到红军中去；这将成为非苏区工农兵士群众对于巩固苏区红军与冲破敌人“围剿”的直接帮助，也就是党在非苏区的紧急任务。伴着这一非苏区党的紧急任务，更要使全党放在第一等任务来执行的，便是苏区党与群众之保卫苏区，巩固红军与冲破敌人“围剿”的直接行动。这一任务的实现，在今年红五月运动中，应更加严重起来。为此，中央对于苏区的红五月工作，特成立下列决定：一、苏区的党与工农劳动群众在红五月运动中，应以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进攻，冲破敌人“围剿”，成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会议为他们的中心任务。二、各苏区应在巩固红军与敌人作战这一意义上，在红五月实行扩大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的组织，使每一劳动者在法定的年龄中（大致是十六岁至五十岁）都武装起来（不论新旧武器），并在红五月中定期实行总的检阅。在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中要大批征调到红军中去，使红军的成分要真正建立在工人雇农贫农与中农的基础之上。征调他们到红军中去，必须是自愿的，必须使红五月成为广大的拥护红军的宣传月，并定期开欢送到红军中去的战士与慰劳红军的大会。慰劳红军的方法，可以采用为红军做慰劳品的办法（如为红军每人缝衣一件，或打草鞋几双），并派人慰劳红军的家属，要他们到大会来慰劳他们。红军家属在反动统治区域的，要能有组织的有办法的寄去少数慰劳金或派代表到那些有人当红军的村庄去慰劳，那更是一个极有利的向白色统治区域群众中的宣传，同时也就更易建立我们在这些区域的工作基础各苏区应依红军编制草案广大的成立红军补充军，并在这里边挑选最好的成分成立红军模范团，编到红军正式队伍中去。三、苏区中央区及鄂豫皖湘鄂西两区，应立即扩大红军学校的组织，中央区的红军学校为总校，定名为彭杨军事学校，名额可扩充到一千人；鄂豫皖为第一分校，洪湖为第二分校，两分校可各扩充到五百人，其他备军如第七军，第十军，第十二军，第十六军等均可办随营学校。这所有干部的输送，主要的要依靠各苏区的地方党部及工会雇农工会与贫农团，特别要多征调工人及雇农分子，要绝对肃清富农分子混入到红军学校中去。这些学校的扩大与开始，都应在红五月中完成，并要与拥护红军的任务联系起来。四、各苏区应在红五月的每个纪念日特别加紧肃反的工作，尤其是五一与五卅，要举行每个乡村每个市镇的最广大的群众示威。要在示威行动中给苏区内部反革命派一个最严厉最有力的打击，如在群众大会公开审判反革命的首领，通过用群众的力量肃清一切反革命派的决议案等等。在整个红五月中要做广泛的肃反运动，要使每一个工人，雇农，贫农，中农以至城市的贫民都能从阶级斗争的对抗上来认识与举发一切反革命的分子及其阴谋，尤其要使群众知道苏区内任何一个反革命的分子，任何一个反革命的企图，都将是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最有力的依据。各苏区对肃清地主残余与反富农的斗争，要坚决的进行，对AB团，北极会，硬肚会，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等等反革命，要给以无情的打击，要逮捕其领袖与根本禁止其组织存在。要绝对防止这一切反动派的宣传，来混淆群众正确的观听，乃至因此而错杀革命的分子。五、各苏区的苏维埃改选工作，必须在红五月中做到全部完成，要使各苏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乃至全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都能在红五月中开成，而成立苏区的中央临时政府。因此，各苏区在地方苏维埃改选工作中必须选派出席本区（如鄂豫皖区湘鄂西区）与出席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代表，尤其是邻近中央区的各苏区（如东江，闽西，赣东北，赣南，湘东南，湘南，湘鄂赣边，鄂东等区）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派遣代表到中央区（一三集团军所在地）去，务期能在红五月中达到。在各苏区的苏代会前，要开党的代表会议，先通过中央所提出各种法令草案，然后再提出苏代会，并讨论各苏区的内部工作。关于党的代表会议，另文规定办法。六、各苏区在红五月中必须在每个乡村将贫农团与雇农工会小组（包含苦力在内），在每个县区市镇将工会与雇农工会成立起来。不论在城市在乡村都须成立广泛的反帝大同盟的组织，一切劳动群众都应加入，但不要剥削分子。这一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与反帝同盟的建立，要成为巩固苏区有力的组织基础，应成为检查红五月苏区工作的主要尺度。七、各苏区在五一节应特别着重向群众解释劳动法土地法草案及其施行的方法与检查过去劳动法令土地法令施行的程度；在五三济南惨案纪念，应举行向敌人士兵广大的宣传运动，举行前线的联欢，欢送遣送回敌人后方的俘虏士兵等等；在五四可举行工农劳动群众的识字运动，发动群众自动的成立读书班，识字班，读报团等等组织；在五五马克思生日纪念，应举行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要在这一天由各地党部团部发起各种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讲演会讨论会等等；在五七或五九与五卅，主要的要以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进攻红军苏区为主要工作。这一切运动，都要以党部团部，赤色工会贫农团及一切革命团体来发动，来共同组织红五月运动委员会，要避免只是以苏维埃政府命令来举行的办法。在执行这一切工作时，各地党部各革命团体，彼此间可订立革命竞赛的办法，并可组织群众自愿的模范队来领头，以求这一切工作最大限度与最高成绩的实现。八、各苏区在红五月前便要进行广大的准备，鼓动和宣传工作，要提出保卫苏区，巩固红军，击破敌人“围剿”，拥护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央政府，实行土地法，劳动法，分配土地给基本农民群众，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救济失业，拥护苏联，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等等口号，要使这些口号具体化和通俗化，并应根据当地情形，提出当地群众需要的口号。根据这些口号，准备多量的小册子，报纸，传单，画报，标语，歌谣，戏剧等，并组织多少的宣传队与鼓动队，来动员群众准备举行五一，五卅两天的罢工示威与其他纪念日的集会。九、不论对于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的检阅，对于肃反工作，对于苏维埃改选工作，或是对于各个纪念日的示威与集会，各苏区党与群众都须将他们看做是战斗的任务，都必须与前线上与敌人作战的行动绝不可分离的联系起来。谁要因为举行群众的集会或是军事的检阅而忘掉或忽略了与敌人作战的警戒和行动，谁便是根本不了解在革命战争中的群众任何行动，尤其是示威集会，更都是向敌人一个战斗的动员，谁便要给敌人与苏区内部反革命一个最利便的反攻。并且上边的指示只是说明红五月中要特别做好的工作，这些工作绝对不能与苏区的一般任务分离起来，尤其要与澈底平分一切土地，发展党的组织（依照中央最近关于发展党的组织的决议），加紧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立三主义，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反对对“左”右倾的调和，以及派得力干部到非苏区去发展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非苏区的党与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在自己的任务上，完成红五月的工作，而给苏区更有力的帮助。各苏区在红五月运动结束后，必须做详细报告来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对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在国民党的第二次向红军的总攻击中，一方面表现着敌人倾其全力，调动了三十师以上的兵力向红军进攻；一方面在敌人这些军队中的广大兵士群众，因为生活的痛苦——不断的军阀战争，长期的拖欠军饷，因为政治的觉悟——红军与土地革命的影响，的确表现着一般的动摇：士兵斗争在各地的发展，不断的兵变发生，但大多数尚是自发的，有党的领导的是占极少数。为着拥护苏区与红军，打破敌人的围攻计划，敌人军队中的兵士工作的重要是无可争辩的，同时客观条件也是利于兵运工作的发展的。然而我们的党，青年团和革命群众组织，对于兵士运动的工作，一般的仍然忽视这一工作，这就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没有一个地方党部，青年团部以及革命的工农群众的组织能尽了他应尽的责任，这是由于在立三路线之下，空喊着兵变兵暴，实际对于兵运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消极，忽视准备和领导兵士的争斗，兵变和兵暴。在拥护苏区与红军的目前紧急的任务中，在反革命的国民党积极进攻革命中，我们对于敌人的回答是万分不够的，尤其是最实际的在敌人军队中的工作。真正执行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不但工农群众中的工作要加紧和转变，并且敌人军队中的工作也要加紧和转变。当此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党不但要领导红军英勇的来解除居民党军队的武装，而且党以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只有这双方面的共同行动，才能取得对敌人的胜利！党内对于兵运工作的立三路线的极有害的观点，是还没有遇到应有的打击的。各级党部还不曾把兵士工作当作群众工作，而只视为一种专门人材的工作，因此便不曾动员过全党全团以及其他革命群众的组织共同进行这一工作，在组织上也绝少派遣过足够的得力的干部到敌人军队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起有力的领导，在宣传上也很少有很好的经常的普遍的向士兵群众的宣传。于是兵运工作始终是束缚在很狭隘的范围内与很单纯的路线上，这样，无论如何是很难有好的成绩的。现在必须要警告全党同志的注意，在观念上在实际工作上必须要有一个很切实的转变——必须要认识兵士工作是一种群众工作，是党的战斗任务，必须要动员全党全即以及革命群众的组织共同进行，必须要了解在敌人中心部队中建立起一个支部与一种兵士群众组织，应当视为在中心产业中建立起一个支部，一个赤色工会分会有同等重要。中央在督促全党切实进行兵士工作中，特规定出目前具体的工作如下：一、在江苏方面：（1）省委应派出巡视员三人专门巡视全省兵运工作，特别以南京徐海蚌为中心，其次为沪宁线与上海，督促指导并建立各地党部切实进行兵运工作。（2）派遣得力的干部和非党的工农分子，经过相当的训练，到各中心部队中去建立起有力的领导，由现在到“五一”节，至少应送五十至八十人到各中心部队中去。（3）各地应经常开办一兵运的短期训练班，施以二三日的训练，每次七人到十人的数目，以便经常的有人打入到敌人部队中去。目前训练好的十四人应即分散到蒋系中心部队中去。（4）应出版一种对士兵的经常宣传品——兵士周刊，按期分散到兵士群众中去。（5）在已成立的兵士支部中党应加强领导，并发动兵士的斗争，扩大其组织。兵士群众的组织，也应从斗争中和工作发展中逐渐建立起来。（6）应派遣专门的同志打进海军飞机厂和铁甲车内去，进行这些特种兵的工作，并组织破坏的工作。（7）在上海兵工厂内应迅速建立起党和团的支部。（8）应加强并扩大党，团及赤色工会，农会对兵士的宣传，尤其是拥护红军告敌军兵士书应普遍的散发到敌军中去。二、在湘鄂赣闽粤皖浙等省，省委应照江苏一般的工作，在未有省委或地方党部较弱的地方由中央派人前去加强指导，尤其是武汉，长沙，南深等处，中央须经常直接派遣人到该各地方的敌军中去建立工作。同时：（1）每个省委及地方党部应经常注意进行破坏工作，特别是战区内和其附近应进行破坏敌人的运输——铁路桥梁电线等等。（2）应组织三人五人一队的模范队（冲锋队）在动员和运输的军队中去作宣传和组织工作。（3）在铁路海员中努力宣传鼓动的工作，使他们拒绝运输军队与军械。三、其他各省方面：（1）在北方各省应首先建立平汉津浦陇海几线的重要城市的驻军工作。在目前山西陕西军队中不断的哗变，中央决定派人北去指导进行这一工作，并要河北省委在北平征调三四十名学生同志，在全省征调一些工农分子打进阎冯系的军队中去。（2）四川方面，中央决定派一人前去参加省委工作，转变兵运的路线并负责指导整个兵运工作。四、青年团应即改正过去忽视兵运的错误观念，青年团除督促各级团部积极组织模范队在各地进行兵运工作外，应征调大批团员及青年群众并规定确实数目，经过短期的训练派送到敌人各中心部队中去。五、各工农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组织，应经常组织宣传队模范队在兵士中工作，尤其在战区附近更要加紧向敌军工作，如开联欢会散传单贴标语与作个人谈话等等，此外，或经过兵士家属通讯的宣传，或经过家属关系进行组织。六、各地方党部应建立起兵委的工作，由兵委负责一人，工运一人，党组织部一人，团兵运负责一人组织之，以计划指导各地兵运工作。七、兵运中特别要注意秘密工作，党的组织要非常严密，除小组会外，同志间绝对不能有横的关系。兵士群众的组织，可用各种名义发展，对敌军官长亦须尽可能的保持着秘密。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中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中央通过）一、为着适应鄂豫皖苏维埃运动的扩大，红军第四军与皖西独立师的发展，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在这一地区成立中央分局，以直接领导这一地区的土地革命的开展。在这一苏区未与江西中央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隶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政治局面高于各省委。中央分局之下视区域的宽广与需要，可分设省委或特区委，再下为各地方党部，与普通组织无异。二、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统辖区域视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发展而定，有时邻近苏区的白色统治县分，亦得划归该中央分局管辖，具体划分委托中央组织部得随时与鄂豫皖中央分局规定之。鄂豫皖中央分局与武汉市委及豫皖两省委得发生横的关系，并得经过信阳特委合肥中心县委与豫皖两省委发生经常的关系。三、皖西现即成立特委，管理苏区非苏区十余县工作，归鄂豫皖中央分局直接管辖。鄂豫皖三省边界如打通后，亦得因工作范围不大，暂时取消皖西特委，但不能因取消皖西特委而将工作重心放到皖西十余县；如因取消皖西特委而妨碍中央分局对全局的指导，尤其是对四军的注意，则仍应保留皖西特委。四、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原鄂豫皖边特即应取消。鄂豫皖中央分局应经过党团领导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政府下组织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受中央分局指导。在政权系统上，特区政府及革命军委会均应受中央苏区政府及军委会指挥。红军第四军及皖西独立师统归特区军委会指挥，在作战时，四军亦得直接指挥独立师。军事系统上，中央革命军委会或红军总司令行直接指挥第四军及独立师。五、鄂北特委在与鄂豫皖中央分局打通后，即应划归该中央分局管辖，中央分局及鄂北特委均应力求打通，在未打通前仍归中央指导。鄂北第九军应改编为鄂北独立师，在打通后，亦归鄂豫皖特区军委会或第四军指挥。鄂北地方苏维埃应选派代表参加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未打通前得直接选派代表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六、地方赤卫队应归县区苏维埃指挥，但在作战地区，红军第四军或独立师得直接调遣指挥。七、红军第四军这次在京汉线的行动是成功的，他的确依照了去年十一月中央给红军训令中给他的任务做到了的（说他这次行动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是错误的），只是第一军与第十五军合编为第四军时，竟将皖西独立师的一大部调走，而且没有在皖西帮助地方党部发动群众，这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分局对第四军行动的指导，应依据去年十一月今年二月中央给红军及各级党部的两次训令与二月中央给红军各军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决定方针。为加强独立师在皖西扩大土地革命与游击战争起见，中央分局特决定拨回第四军一部分枪枝及一部分得力干部重新改编独立师，并委托他与第四军取得联系担负打通与巩固六安，商城，麻城，罗田的中心根据地的任务。但四军本身却不应立即从前线抽回，以便利河南湖北敌军的反攻，使他们得长驱直入苏区根据地的中心，尤其不应企图将四军调皖西或跑向鄂北去发展，而放弃正与敌人作战的鄂豫边的前线。八、国际决议案及来信，四中全会决议案，四中全会前后中央根据国际路线发出的各项决议文件，及三月份给你们的指导信均应成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一切行动与决定的基本根据。中央并责成中央分局在开始工作后便要根据国际路线配合当地实际情形速即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并报告中央。九、中央分局的组织定九人，中央政治局除决定沈泽民，舒传贤，旷继勋，方英，曾钟圣，柯庆施六同志外，并决定由当地边特中推选三人。此外，青年团的负责人（书记），亦须加入中央分局，为当然委员，报告中央批准。分局以泽民同志任书记，传贤同志任组织，方英或庆施同志任宣传，钟圣同志任军委书记。钟圣同志，必须在坚决的放弃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条件下，才能参加中央分局，与担任军委书记。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央给湘鄂西特委信（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给湘鄂西特委信（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湘鄂西特委：中夏同志一月二日，特委一月十日，克昌同志二月三曰的三个报告收到，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亦可看出最近红军进退的状况。同时经过四中全会，中央正在积极的领导全党执行路线上的大转变，因此中央有必要给你们以新的指示。这里必须声明，国际去年的各种决议与来信，四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四中全会前后根据国际路线指示各地红军与苏区党部的训令，必须成为你们行动的基本方针。至苏区工作计划大纲的主要错误，在对立三路线没有揭发而调和，应依中央训令改正。一、去年十一月收到的国际来信，明确的指出中共中央从去年六月十一日决议发布后，反国际的立三路线遂占据了领导地位而统治着全党，领导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的道路。中央政治局在接受国际来信后，仍经过对立三路线调和的犹豫，最后始发出九十六号通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于今年一月七日在国际代表直接领导之下召开了扩大的四中全会。在四中全会上接受了国际路线，澈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在秋白同志领导之下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同时又改造了中央政治局，撤消了几个对立三路线主要负责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并增加了中央委员新的成份。四中全会上，不仅反对了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并严厉的指斥了右倾机会主义一切曲解国际路线与反四中全会反国际反党的企图。四中全会开后，右派更明显的进行这一活动，以罗章龙为领袖的小组织，公开的组织第二党，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江苏顺直第二省委，派人到顺直满洲香港进行分裂的活动，更派人到苏区去捣乱红军苏维埃及党的领导。右派反党反国际的纲领，是在假的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提出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已经破坏了中国革命与红军，从这种右倾的悲观估量出发，遂要求退却的路线，而有些立三主义者，也竟从立三主义的泥坑转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怀抱里，实行其“左”右派的联合。中央现正在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开除不可挽救的第二党领袖罗章龙，王克全，张金刃等。湘鄂西特委和全体同志应在四中全会接受国际路线下，依照中央最近一切决定，澈底的肃清立三路线及右倾机会主义在湘鄂西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二、依据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决议来检查湘鄂西党的工作，应当指明湘鄂西党直至现在还在继续和扩大立三路线之执行。自然我们绝不否认湘鄂西一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红军的扩大，党起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但我们必须澈底的检查湘鄂西党的严重错误与寻求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然后才能实行澈底的路线上的大转变，而领导革命更加向前发展。湘鄂西党，自中夏同志到后，仍然是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而说中国革命发展走向平衡；因此，你们没有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而只凭脱离群众的单纯的军事行动企图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这是完完全全立三路线之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策略。中夏同志的报告，也曾提到根据地，但他所说的根据地，是打常德要以津澧为根据，打津澧要以石门为根据，这是军事作战的支持点，而不是国际路线所要求的有群众的，澈底平分土地的，建立群众的苏维埃政权的，有红军可以依据而推动着革命向前发展的根据地。去年中夏初到时打仙桃镇的行动以及南渡后的一切军事行动，由整个革命战争的配合来说，攻打仙桃镇以威胁武汉，攻下津澧以威胁常德长沙，这对一三集团军在江西的作战是很有利益的，只是红军的行动若不配合着广大群众的斗争，不执行没收地主土地与平分一切土地的任务，不发动起广大劳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肃清一切反动组织与解除他们的武装，则不仅苏区根据地无从建立与巩固，便连军事的胜利也将随着红军的撤退而消失。所以中夏一月二日的报告，除掉“攻城略地的叙述，并且带领着二六军实行“上山”逃跑主义外，连土地革命的影子都找不到了，这又是立三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了前线上这种冒进攻坚脱离群众的军事行动，于是在后方就必然使富农路线继续存在与发展。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你们不平分一切土地，要平分时便依人口为标准，连地主家属在内，还要先实行调查，劳动力中分大脚妇与小脚妇，并且还以富农作中农算，对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完全怠工，并说雇农分了土地后便没有雇农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常不是发动群众从下而上的选举出来的，以致许多富农腐化分子盘据了政府机关，使贫苦农民看成为“苏维埃老爷”，说“红军太好，苏维埃太坏”；并且这种腐化分子又利用苏维埃机关擅作威福，不发动乡村中基本农民群众以斗争力量去消灭阶级的敌人与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只简单的执行捕杀；累进所得税的规定是不执行的，反而向基本农民群众实行派捐的办法，于是济难会，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都成了收捐的“衙门”，这样，农民群众便说“现在的牢，我们都有分”，以致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减弱起来，“群众只认共产党比国民党较好一点，……东来是东的百姓，西来是西的百姓”；—一这一切，都明明白白是富农路线的统治。所以对城市工作便是完全取消的，对工人斗争（江陵沔阳）竟借口苏维埃是工人政府而去制止，这完全是离开阶级立场之可耻的机会主义；对真正到敌人军队中夺取士兵群众的工作，便完全忽视；对红军的巩固与加强，完全是消极的，只等中央派工人成分和干部去加强领导，而没有计划在当地去实现国际决议所指示的加增雇农贫农在红军中的成分，加强工人干部的领导，提高党的威信与政治工作，巩固铁的纪律等等具体办法。同时，却也提过“没收一切商店”，“集体农潮等“左倾”的政策，这无疑的只能帮助了富农路线的发展而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困难起来。在鄂西，富农路线之所以如此发展，也正有他阶级的基础在七千党员中，据你们报告，工人雇农贫农的成分不到半数，显然无疑的富农甚至地主的残余都侵入到党内，政权的领导机关，红军的干部也有不少的富农，自然“左倾”空喊的立三路线遂更易为这些成分所接受，而掩盖着富农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继续，于是湘鄂西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和群众的关系便大大受了损伤，而土地革命的果实竟被富农攫去。证以监利失守，竟因群众不来报信，致红军仓皇无抵抗的退去，洪湖根据地中心丧失（？）得如此之快，南岸二集团军的“上山”都显明看出红军与群众关系的薄弱，党缺少发动群众巩固这些地域的根本观念，因此，更加助长了苏区内部反动势力如北极会，硬肚会，改组派的发展，加以夺取敌人士兵的工作又完全没有，于是更便利于国民党反革命的进攻。但中夏最近来信及特委的报告却未曾给这次红军失利以正确的估计，而中夏仍然单纯的计算到“一俟整理后，当然将全军出打硬仗，……前委已决定二日内二军出山，七日内六军出山，第一步先向石门”，这证明中夏同志的领导是对国际路线没有丝毫了解与接受，他是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他一方传达国际路线，一方却又在执行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路线乃至富农路线。中央除批评中夏同志领导的错误外，同时要向你们指出：当中夏离中央时，中央正在实行对立三路线调和的开始，直到十一月给你们的指示信，虽然在许多部分策略上的解决是正确的，但因为继承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立场，没有指出中夏同志在鄂西领导的立三路线实际上是帮助湘鄂西富农路线发展的严重错误，所以这种指示是不能给你们以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的方针的。三、现在敌人正在继续增加兵力以进攻红军与苏区。湘鄂西是重要苏区根据地之一，亦受着五六师以上兵力的“围剿”。一般的说来，在敌人第一次的“围剿”中，各地红军大多得着相当胜利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最近曾消灭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湘鄂西这次作战的经过，如果是发动了群众，巩固着根据地向前发展，无疑的是可以冲破敌人第一次“围剿”的。依据现在的情势，二军团主力部队已退到五峰鹤峰一带，段德昌同志领导的四团最近还在南华安一带游击，江北警卫队已退到石首，可是都与主力部队远离着。白军在江北所占领的地域，施行极端的白色恐怖，农民群众被杀的近万，房屋家具被烧毁，洪湖的后方，更遭受极大的损害，——这些地方，都每经过长期斗争的区域，阶级的死恨将要引起广大农民群众再起的反抗斗争，在这里．要根本肃清立三路线不要根据地的冒进政策，同时也就绝对不容许立三路线所掩藏的上山逃跑主义，因为他正是冒进政策遇到挫折后之必然结果，尤其是经过失败的地方，一切消沉，失望，悲观，分散，逃跑等等右倾观念都将汇合起来在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会要求党实行退却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富农的投降路线，这必须湘鄂西党予以坚决的反对！现在正确的方针，除掉—般的已见中央两次给红军及苏区党部的训令外，在湘鄂西要将别注意的是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澈底的赞助和实现基本农民群众平分一切土地的要求，解除当地的反动武装，无条件的武装基本农民群众去扩大游击战争，普遍的建立与改选苏维埃政权，实行自己的政纲，组织手工业工人雇农的阶级工会，加紧他们加工资与改良生活的斗争，并组织与领导贫农团，成为乡村苏维埃的柱石，以加强反富农斗争的力量而使中农围绕着他，更要特别注重敌人士兵中的工作，以夺取敌人的军队，并引进大批雇农贫农到红军赤卫队中去，训练工人干部去当军事政治的指挥员，要提高党在红军赤卫队中的威信与加强政治工作和巩固铁的纪律，这样来巩固红军与苏区根据地；这样来调动一切群众力量去冲破敌人的“围剿”。关于第二集团军，他的目前中心任务，应使他所在的地区首先实行没收地主土地与平分一切土地的政策，要广大的发动群众建立当地的苏维埃政权，要肃清一切地方的反动武装来武装农民实行自卫，要加强像五峰鹤峰这些地方的党的工作，以巩固这一后方根据地的领导。同时二军团的行动必须与江左江右两大游击队取得极密切的联络，要派遣得力的工农干部尤其是从敌人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士兵回到敌人军队中去进行瓦解他们的工作。二军团目前主要的行动方向应针对着公安至常德一线，要能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以震动敌人的整个阵线，而江左江右的两大游击队也当更加紧在敌人与二集团军作战的后方做扰乱的工作，以便利二军团来各个击破敌人。江右的四团任务应深入南华安的土地革命与巩固这些地域的苏维埃运动，他对于牵制津澧常德的敌军去攻打二军团是有很大作用的，同时他对于岳阳也是一种威胁。江左游击队在他的目前任务上是应加紧扩大群众的游击战争，从发动群众斗争巩固乡村的阶级战线与澈底的平分土地来恢复原有的苏维埃区域与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在恢复失败区域工作上，特委应万分加紧。不论南北岸赤卫队与白军作战应尽可能的避免正面的硬拼，应配合着广大群众的力量实行袭击；对于敌人已用大部队来人不能实现“澈底清乡”的计划。在北岸的游击队在与二军团取得联络后，二军团应拨一小部分武装到北岸组织游击队肃清地方上的反动武装以扩大游击区域，但现时特委却不能等待这一武装的增加才去实行游击与保卫苏区的任务。湘鄂西这一广大苏区发展的前途应当是：北岸的苏维埃运动在与二集团军主力保持密切联系的条件下，应向汉水北岸发展，为的可与九军联络而威胁武汉；南岸的四团应向津澧常德发展，同时时时威胁着岳州；施鹤巴东与桑植大庸应成为这一广大苏区可靠的后方，并联系上下川东的发展；二集团军主力在这一巩固的根据地区上，应时刻不忘消灭敌人的主力以便选择着适合政治军事环境的交通要道与中心城市向前发展。四、关于个别的而是重要的几个问题，在这里分别指示你们：第一、关于改造苏维埃及苏大会选举运动，中央十一月去信仍然一般适用，但还要指出主要的是应发动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的群众来积极参加苏维埃建立和改选运动，并推动他们踊跃的参加政府工作，从斗争中将富农成分及腐化分子淘汰出去。这种淘汰，应与平分一切土地，反抗敌人“围剿”及反富农的斗争联系起来。你们由上而下的组织一种肃清委员会，假使是肃清富农的委员会，那根本便是错误的，假使是肃反委员会，则脱离着群众，会变成官僚形式机关而不能成为一种斗争的力量。苏维埃政府机关，必须极端改善，要吸引广大了农劳动群众参加各部各委工作，要经过苏维埃代表和政府委员向广大群众做经常的苏维埃工作的报告，要使各种机关都能群众化，要澈底摧毁军阀统治下的官僚制度以及一切官僚的仪文。在政府中，必须吸引非党的群众领袖来当委员与参加工作，要根本反对不要非党员当政府委员之党来包办一切的错误传统，并建立政府中的党团工作。对于贪污和违反法令的分子要实行公开的革命审判，无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都不能例外（党员当然要公开开除党籍）。第二、关于土地农民问题，中央前次指示大致可用。最近中央又送去苏大会的土地法草案，是根本改正去年三中全会前颁发的土地法草案的错误的，你们应根据这一草案的一般原则去执行。你们与陈克昌报告，都说对于平分一切土地发生怀疑，因而迟缓执行，这是错误的。中国土地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在消灭地主阶级与封建剥削，而使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平分一切土地，正是在没收地主土地之后，同样要动摇富农的土地，不使富农获得土地革命的果实。所以在法案上规定出同样没收富农的土地，但富农如愿自己继续耕种，得分配给他坏的土地。中农则不然，在平分时不一定动他的全部土地，贫农则增加好的土地，雇农即分得土地。这只是举个例子讲，只要基本农民群众愿意，有时一切原有的之地所有关系都改变了。总之，平分一切土地的目的是在以当地所有土地的收获量做基础，平分给乡村中自己耕种的农民，但富农须分给坏地，而地主残余与家属却绝不能分得土地，只能罚做苦工，因此，平分一切土地绝不等于没收一切土地，这一口号表现着没有阶级的意义（是那一阶级来没收那一阶级？）而且要动摇着广大的自耕农的中农与贫农，是一危险的口号。特委对这一问题的动摇，并不如你们在红旗上所说，因为反对没收一切土地所以不能主张平分一切土地，其实因为党有了富农路线的领导，所以对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便要说他是接近脱洛斯基主义了，对于雇农与红军及其家属，必须分配他们以土地，并要好的土地。反富农的斗争必须十二万分的加紧，党内的富衣分子要立刻开除出党，政权中红军中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的富农分子要从斗争中将他们洗刷出。贫农团的组织只限于乡村，要先从苏维埃政府中的贫农雇农分子组织起，发展到贫农中的积极分子以至包含到全乡村的贫农，雇农要在这里边起领导作用，即以雇农工会的乡村小组整个加入。贫农团要成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吸引着中农在他的周围，而巩固反富农的斗争。第三、关于经济政策与财政问题，中央最近也送去了苏大会的经济政策决议草案，可作你们执行的方针，此外，在陈克昌同志报告中，很明显看出你们所收的公益捐，群众认为是苛捐杂税，这完全是富农路线派捐来加重农民担负的办法，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而代之以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在乡村则为土地税，城市则为营业税，一切税款的担负应落在富农与资本家商人的身上，要完全免除贫农与城市贫民的一切担负，雇农及工人更不用说了。其次，滥发纸币的办法，应根据中央前信立即纠正，如沔阳县政府滥发几十万纸币，农民怕杀头不敢不用，这简直是自杀政策，那无怪今天收到特委的来信说，沔阳全县“反水”了。这不能说是群众反水，而是我们将群众送给敌人的。其他一切严厉制裁贪污与节省开支的办法，应如前信办理。再次，合作社的组织，你们是委派大批人员筹办，又变成一种官僚系统的机关，因此，过去堆着许多粮米不能出口，而一切日常用品也就腾贵起来，这必须容许贸易自由与用群众的力量来解决才能打破与减少这一困难。第四、关于工人运动问题，前信已严重批评你们不要工人运动的根本错误，并指示你们的办法，最近报告又证明你们作出更严重的错误，就是不准工人罢工。第一，你们以为苏维埃是工人政府，第二，以为政府可以命令资本家改良工人生活，其实，这都是富农路线的借口。现在中国苏维埃还是工农民主专政，还容许私人企业工厂存在，对于在这些企业工厂下的工人为加工资改良生活的斗争，党必须加紧领导，政府必须站在工人利益方面来谋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的动员工人群众来进行监督生产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只有苏维埃政府的企业，工人已参加管理，才不需要以罢工的方式来解决改良生活的问题，而应由工人参加的管理委员会来共同解决。关于雇农工会的会员资格，一切做雇农的人不论他现在是否分得土地，都应要他加入雇农工会。陈克昌同志问雇农工会中作零工的觉得开会日期太多，影响他们的劳动，假使无必要的会期太多，自然要减少，这不仅对于做零工的人为然。另一方还必须领导这些打零工的农民去进行改良生活与分土地的斗争，才能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五、关于苏区白区的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除前信已说到外，还要指出三个问题：一、敌人士兵中的工作，你们必须用十倍百倍的努力去做，这不仅要派遣得力的工农干部及俘虏过来的士兵去进行瓦解敌人军队的工作，并且要动员全湘鄂西地方党部，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及广大劳动群众去加紧向敌人士兵宣传鼓动与组织的工作，以动摇敌人进攻苏区的部队，尤其是川湘各军，更易于进行这种工作。即使做到小小的动摇与哗变，对于保卫苏区的直接帮助都是很大的。二、改组派随着你们的富农路线，而深入到苏区活动，因你们采取简单的枪杀办法，致使群众人人自危，这是严重的现象。你们应在平分土地与反富农的斗争中向广大群众宣传改组派破坏革命欺骗群众的阴谋，引起群众对改组派的阶级仇恨而积极起来作肃清改组派的斗争。这不是说政府和红军对改组派领袖就不应该加以逮捕乃至枪杀，但必须公开审判，召集群众大会宣布罪状，使群众都起来拥护这一对反革命的制裁。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前委解决甘秦是对的，但没有在广大群众中作宣传工作是错误的。三、反帝的斗争前信已经指出，但湘鄂西党一向不注意这一工作，现在你们应从速发展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并且尽量发展个人会员，要吸引中农与城市贫民都来加入以环绕在工人和贫农的周围，而加强保卫苏区和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力量。四、湘鄂西互济会已成为勒捐的官僚机关，并且是一般富农商人和保命保产的人所组织拿来勒捐以取好政府的（陈同志报告），这简直是反革命的组织了，应当立即解散。如果里边有工人农民群众，则应领导群众起来驱逐这些反革命的腐化的分子，改造这一组织。救济费应当经过广大的宣传的募捐运动得来，对于工人农民的捐助不能有丝毫的强迫。救济费应当用在真正救济革命战士及其家属的身上，不应移作他用。第六、关于肃反工作，你们必须依照苏区工作计划所规定的加紧进行，尤其是在苏区受了挫折的北岸，一切反动的组织如北极会硬肚会改组派乃至蒋介石的侦探都将混入到赤色区域来捣乱，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他们都将采用以企图消灭我们。因此，这一工作已成为万分严重，你们必须在加紧农村阶级斗争的原则下，选择阶级性坚定的工人雇农贫农的积极分子去进行政治保卫处的组织和工作。五、红军的改造与巩固，是目前苏维埃区域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在湘鄂西这一任务尤为严重。二六军的成分，六军原来居多是农民，但并不都是真正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或其子弟（因为没有澈底平分土地），而二军更多是土匪出身的成分，又没分得土地，因此，他们对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保卫观念是不很强固的，这里，就存在着一种危险。现在要广大的征调自愿的雇农贫农与中农到红军中去，这就必须实现澈底平分一切土地的农民基本群众的要求。只有基本农民群众都已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则他们自己及其子弟加入红军去保卫和扩大土地革命胜利的决心和需要也才愈加增高。同时分配土地给红军及其家属与优待红军的一切办法必须尽量实行。这样，红军成分的改造与扩大，必然能见诸事实。红军中的工人干部，你们应选拔当地的手工业工人与雇农给以短期的训练，首先分配他们去担任政治委员或连排长或做政治工作，以学习军事经验。兵士中有战斗经验的人也应引进他们充当指挥的干部。政治委员的领导在红军中必须提高起来，他要成为监督行政代表党指导政治工作的中心人物。铁的纪律必须成为巩固红军的必要前提，而且要养成每个红军军人自觉的遵守。红军的群众工作，你们必须依去年十一月的中央训令全部施行。只有使红军真正成为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阶级军队，使红军真正成为实行土地政纲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军队，则红军才能得到广大群众坚固的拥护，鄂西群众拒绝为红军做被的严重现象，才不至于复现。二六军的改编，中央曾决定苏大会后改为第三军。军事学校的学生成分，必须将富农洗清出去。六、关于党的组织状况及工作，特委和中夏同志至今未给中央以详明的报告。中央正式警告你们，必须于最近期间作一详细的报告来。据克昌同志报告，湘鄂西党员三万余人，成分工入占百分之四十，贫农百分〈之〉三十，中农百分之二十，知识分子百分之十，这是很不准确的，因为另一报告又说党员只七千，工人贫农不到百分之五十，总之工人贫农的党员绝不会到一万二千人之多，这是可断言的。党员成分既这样不好，富农分子必充斥党内。据你们报告说，工人干部极其缺乏，党的支部几乎没有生活，党内充满了命令主义和家长制度的精神，“党的组织军事化”至今还成为党内口号。因此，党内没有最低限度民主化生活，没有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纪律的执行毫无自觉性与教育性，不是用枪毙来恐吓，便是根本没有纪律。党内更没有宣传教育工作，腐化官僚主义的分子甚至富农分子还保留在党的指导机关，党对群众也是命令的包办的，党的政治影响没有深入群众，群众不认识共产党，甚至党员也不知道加入了共产党，或者说共产党是青面獠牙的，或者因为杀改组派而嚎哭，以为自己是加入了共产党。这种现象是非常之严重的。如果不迅速的改正，将不能负起日益高涨的革命领导责任。目前最紧急的是你们应依照国际组织决议案，四中全会决议案给以全部的实现。这首先就须广大的向工人雇农贫农开门，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而坚决的肃清党内富农分子和一切腐化官僚主义分子，对于新党员必须举行入党仪式和初步教育工作。要将国际决议案，四中全会决议案发布到全体党员群众中，发动反立三路线与反富农路线的斗争，领导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坚决肃清命令主义委派制度，联系到支部实际工作。改造支部领导，建立支部生活，并且要改造各级指导机关。要积极培养和引进工人干部，到各级指导机关工作。对于工人干部的引进要带充分的教育性，并且要尽可能办党校或流动训练班，从实际斗争培养新的干部，对于坚决反立三路线与反富农路线的干部，应该毫不迟疑的引进。要从上而下的检阅各级指导机关工作，肃清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要每一纪律的执行都要有充分的教育党员的意义，而不是惩办主义。各级组织要有经常的巡视员巡视各地工作，领导路线上的转变和支部生活的建立。党报，据我们收到的看来，还是之三路线的刊物（甚至还造谣来欺骗群众，如说武汉总同盟罢工实现，红军三次占领长沙等等），所以首先要转变成为国际路线的刊物，要公开批评过去立三路线和富农路线及一切右倾“左倾”错误，要严厉指斥腐化官僚主义，总之，要为成〔成为〕党的路线以至实际工作转变的喉舌和教育党员群众的武器，因此，编辑印刷都要改良。党与群众的关系，要在一切群众组织中和政府中组织党团，经过党团作用去领导群众组织，肃清命令包办的传统。同时要极力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使群众了解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党，这里并不是要如特委所决定，要将党的组织从支部以至特委都公开起来。如果党的政策错误，每个党员都不能成为群众的真正领导者，公开也是不能取信于群众的。相反的，在革命战争中，苏区的党要保持因环境而改编的弹性，同样要保持组织的秘密。最后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以贯澈国际路线的实现。党内斗争的主要火力是反对右倾与富农路线，但同时要坚决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这正是加强反右倾立场的斗争。同时，要反对对“左”右倾调和的错误，尤其是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要如国际决议案所指示，对一种偏向就是还没有形成的，也要毫不容情的打击，才能最终的克服托陈取消派的影响。现在右派反党和分裂党的活动更加帮助了取消派破坏党的行动，湘鄂西党对于右派活动和取消派回党活动，都应该准备着火力去严重的打击。最后，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深入到支部和群众工作中去，以加强支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肃清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而巩固党的思想上布尔塞维克一致性。这样，湘鄂西党［的］将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下，执行坚决的转变，领导湘鄂西的群众冲破敌人的“围剿”而走向革命的胜利！此致布尔塞维克敬礼！中央—九三一·三月十日附：特委二月份三封短信，因在昨日始到，故只能大体的说到，不必详细复你们了。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中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中央通过）一、中央根据最近考查，认为目前整个党的组织发展的情形仍然是畸形的状态。全国党员数目约在十二万人以上，但最大多数仍属于苏维埃区域，主要的无产阶级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在重要的企业中（铁路，矿山，兵工厂，海员和大的丝厂，纱厂），我们的党员数量仍然是异常薄弱，有很多重要的企业我们还没有打进去。在社会成分上说，真正产业工人全国仍然不过二千人，在苏区内农民则占绝大的多数，同时在现在组织中还有许多是不能为党工作的挂名支部与挂名党员。在这种情形之下，实际上党是很难真正顺利的去准备领导和进行正在成熟着的革命斗争。二、所以造成这种情形，绝不能仅拿反动势力的压迫来解释，我们一定要承认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目前党的主要危险以及其他种种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缺点，对此须负最大的责任。立三的组织系统以总行委代替一切组织及其有名的组织自然论，所谓“三天之内可以发展几千百万群众”，实际上是“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拒绝实际夺取群众的坚苦工作。同时立三路线又助长了右倾机会主义及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发展组织上的障阻；因此在立三路线时代，中国党的组织特别在建立产业支部和吸收产业工人入党这方面，不但没有新的成绩，而且更有坏的现象，许多已有的产业支部失掉线索，许多已入党的工人脱离了关系，这种情形直至四中全会后才开始新的转变。三、四中全会既然在组织上尽了他的应尽的任务，同时又在全党面前提出实行一切工作的转变，因此就给各级党部以发展党的实际有力的基础目前摆在中国党面前的中心政治任务仍然是国际在去年七月决议案中所规定的任务，为着执行这些任务，就必须在党的发展上有一个迅速的转变。现在发展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要站在两条战线上澈底肃清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在发展组织上的一切障碍与破坏，工作重心移到产业中去，多多建立新的产业支部，巩固已有的产业支部，加紧吸收产业工人入党，握住主要的工人中心，特别是重要的企业及这些企业中的主要部门；在苏区内应有最高限度的努力，党向群众开门，但这绝不是说要把一切志愿入党的都收进来，必须严格的根据国际所规定的条件，使党的组织基础是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要尽量发展群众组织，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四、为着实行上述的任务，中央特规定下列办法，望各级党部根据本地情形切实执行：1．各级党部特别是地方党部和工厂支部，要利用一切群众斗争和运动规定出具体的计划，求得一定的组织上的收获。2．在一切伟大的革命纪念和敌人进攻的关头要宣传大规模的征收党员运动，号召无产阶级和贫农入党，作为实际的纪念和答复。3.要尽量利用党报及一切公开刊物，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共产主义宣传，要坚决消灭忽视党报组织作用的现象，要赶快改良发行推销的工作，要在工厂中组织读报小组，地方党部要设法帮助此种工作。4．各支部同志特别是产业支部同志必须经常的做个别征收党员的艰苦工作，要坚决的反对支部同志对此工作的忽视与怠工，或借口在斗争中发展党员而平时则放弃这一工作，说是和平发展。必须排斥一切惧怕新党员只找旧线索之机会主义见解，要把群众斗争中一切较好的成分无所畏惧的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征收的工人对象主要的要注意他的阶级觉悟与斗争情绪，属于产业支部的同志，每月每人至少须介绍一工人入党。5．各个省委与地方党部必须调查本地的重要企业，尽力减少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把一部分力量送到那些至今未打进去的重要企业中去，同时要利用群众组织的线索，做为发展党的阶梯。6．要在产业支部中发展革命竞赛，在本年五卅时，各叛党部要举行发展组织的总检阅，务期在这个期间，党的无产阶级成分要发展到百分之十以上。7．各级党部尤其是地方党部与支部，应加重训练新党员的任务。新党员入党，要在支部中举行入党手续，要立即分配他们参加实际工作，给他们办短期的流动训练班，引导他们积极参加党的生活，使他们一开始便能担负起党的下层工作的任务。8．各级党部特别是地方党部与支部，应把发展组织的问题当为日常工作中心任务之一，看成是一种战斗的任务。每月关于发展组织的工作，对上级党部要有具体的报告，要精确的统计产业支部与产业工人每月所占的百分数。在检阅工作时，要把党员数量上的发展与建立产业支部，吸收工人入党一事当作工作成绩主要标准之一，同时上级党部关于发展组织问题，时常要有个别的具体的指示。9．要尽量发展企业中的群众组织和辅助团体（如义友会，姊妹团等），要特别注意赤色工会的工作。在主要企业内要利用一切群众的斗争来组织车间代表会议，斗争委员会与工厂委员会等，务期在党的组织周围有广大群众组织环绕着，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10．在苏区内当苏维埃建立的时候，就应该最高度的发展党的组织，在征收时必须严格遵照去年八月国际东方部在组织决议案中所规定的条件，在成分上无产阶级与贫农必须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要绝对的防止富农与反革命分子入党，同时要使党不要代替了群众组织，与群众组织混淆。一九三一·三·五·中央通过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各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第二集团军前委，各军前委，各特区军委，各集团军与各军的军长政治委员的公函——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亲爱的同志们！中央这次给你们的训令（一九三一，二月）是关于国民党军阀准备第二次大进攻苏区与红军时，苏区与非苏区各级指导机关与红军的一般任务与战略的指示。你们应迅速的使红军兵士明了，根据战斗的环境情形，研究并决定方法，以便迅速的见诸实行。现在为了补充这个训令，特给你们这封秘密的信，更具体的指示你们怎样应付军阀的新进攻。望即按照执行。（一）国民党军阀进攻各苏区的整个计划，我们还没得着确讯，仅知道些在江西方面的消息（谍报的材料附上）。他们认为江西苏区是主要的危险，在第二次进攻各苏区时，除了一般的加紧进攻外，最主要的是进攻江西苏区与打击红军一三集团军，故残酷斗争的重心当在江西。他们第二次进攻时期决定六个月，整个进攻计划，分为四个步骤进行。第一，调遣并集中部队，以及建筑军事工程；第二，在战线区域，实行清乡，消灭革命分子，巩固政权；第三，大举进攻以破坏红军；第四，取包围形势封锁红军。关于总攻击期，我们尚未得着确实消息，但应估计到已快要开始，因为清乡系与集中军队同时并举，而集中又是非常迅速的。（当地已有廿师，所需增加的已不多了。）（二）敌人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后，他们知道了我们的力量，知道了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在誓死拥护红军，知道了只给我们一个短促的打击，要消灭苏区与红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第二次新进攻计划的战略要点，准备在较长的时间内和我们作有系统的斗争以消灭苏区，并正确的估计到要同红军作战，同时必须与农民斗争；因此须有相当的时间，预计约须六个月。此外，国民党军阀更鉴于在第一次进攻时，各派的军阀们，各行其是，相互间无具体的计划和密切的联系，指挥不能统一，这亦是失败原因之一。所以在第二次进攻时，想要改正这个错误和弱点，蒋介石遂委任何应钦为进攻苏区的总指挥。在军事上来讲，何应钦是个比较能干而努力的军官，并能收相当统一指挥之效。现在我们虽无确实的根据，但对此必须要估计到的。根据我们所得的材料，敌人似乎不采取“包围苏维埃区域”的计划了。这也是他们学得了斗争的经验，知道前次围攻苏区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可靠的部队不够。要想“围剿”红军，消灭苏区，必须有大批可靠的部队。加以苏区领土的宽广，红军又能打破任何包围的敌人，所以他们现在预定不取包围形式，而取集中力量，以便打击我们，这亦是应该估计到并且应该准备怎样应付的。（三）我们为了要有正确的战略，指明我们的前途，首先对反革命营垒，必须作个简单的分析：目前国内正遇着非常紧张的财政与经济的恐慌。帝国主义者，虽已允诺借款（帝国主义者因鉴于银价低落，故允借给中国大量银块以加重奴役，而金子是不借的），但至今未支付分文。军队与官僚大宗款项的支付与消蚀，苛捐杂税田赋的加重，物价的腾贵，资本向工人阶级猛烈的进攻，失业工人的日见增加，甚至连黄色工会都要取消，不断的逮捕与屠杀共产党员，即略有革命嫌疑的分子，亦遭逮捕，屠杀无辜的工农日必数起，这样来施行疯狂的白色恐怖。南京政府同张学良，虽尚未正式开火，但互争雄长，裂痕毕露，迟早必要走到公开的战争。冯玉祥盘踞山西，指挥着旧属部下，静待时机，最中心的是窃伺着蒋张的隙缝，准备卷土重来。张发奎白崇禧企图割据广西与西南各省。吴佩孚已重新起来，率领了三万军队，直捣甘肃与陕西的南部，并打算组织中国的西北政府。四川军阀的割据与他们中间相互的火并，已成为经常状态，从未对南京政府表示过服从。这就是国民党所谓的统一（尚无须说到苏区，更是统一的好标志了），而南京政府却自己替自己吹嘘，来掩人耳目，高唱什么“统一”“和平”，其实正如破衣烂布，日见破裂。并且更实行欺骗政策，以国民会议来号召，定期今年五月五日开幕，为的好取得落后的庸人来歌颂国民党统治的巩固。统治阶级为着保持统治地位，正与苏维埃区域作殊死的斗争。南京政府认为在目前环境之下同我们斗争是最根本的任务，比其他任何任务都更要重要与紧急。他们深深知道，如不解决这一任务，则南京政府不久就要走上死亡的道路；所以他们不惜竭全力来反对我们，而我们对敌人这一进攻亦正不可一刻忘记的！国民党的军队，是些不健全的，士兵的生活是痛苦的，他们没有任何一师，能经常领得军饷，没有任何一个兵士能按时得着月饷，自然他们的战斗力也就薄弱了。在江西的二十师及正在开拔的各师，还比较有战斗力，其他则都很薄利，他们遂不能很严厉的反抗我们。自然国民党在进攻以前，还会用些改良欺骗政策，发给一部分的军饷及较好的衣食以诱骗士兵作战，但如果我们能深入到苏区及非苏区的敌人广大军队的士兵群众中去，加紧破坏他们军队的工作，削弱他们改良欺骗的影响，破坏他们战斗的力量，则他们虽有三十万以上的军队，亦将无能为力了。我们在此已特别注意这一工作，并刚开始相当的结果。（四）反革命营垒中的情形既如此，即令军阀如何加紧来消灭我们，我们依然要提出击退敌人第二次的进攻是我们的任务，这就是说我们在湖北，湖南，江西，有可能建立巩固的苏区的基础你们应将另一训令迅速执行，以求任务的实现。国民党不惜一切来反对我们，但终是孤注一掷。他们的失败，即是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的任务是击溃他们的实力，破坏并解除他们的武装。各区红军应最高限度的坚决的去执行这个任务。我们应当担负起来，而且能够，并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执行这一任务。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总之不应执着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这是容易造成失败的前提的。我们作战，只有一个是不易的法则，即是时刻不忘与群众武装斗争的配合，此外，都是要我们站在主动地位而支配作战形势的。同时，我们认为也必须要估计到另一个前途，因为纵令我们有最顺利的斗争条件，我们还不能有一切胜利的保障。如万一我们在江西或其他区域，未能击退军阀的进攻，则将采取何种策略？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使红军的基本力量受着摧残，必须非常慎重的应付决定胜负的战斗，因为某区的红军基本力量的破坏，就是说遭受着很大的失败，必致该区红军，难于灵敏行动。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基本军，师，团），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江西（shjnjucz）〔1〕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第二集团军可退至鄂西，湘西北及川东，其他各军退却的方向，可由该军军长及政治委员决定，当着特委成军委在该地时，则应由特委与军委决定。凡红军所在地尚未实行分配土地与建立政权的时候，必须立即动员群众，实行党对土地问题的口号，组织新的地方苏维埃政府。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样做，我们的事业，还是没有失败的。环境变更依然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我们能变更自己的斗争策略，扩张已有的而组织新的区域，直至在一省或几省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夺取基本的根据地以扩大全国革命。（五）在这次训令中，已详细说过我们目前的任务。那些任务都是非常迫切重要的。无论是在前进或退却的时候，都应根据各地具体环境，临机应变，坚决执行。我们不再重赘，现在只指出在这次训令中没有提到的几个重要问题或说得太简单的问题。苏区内的阶级斗争是非常尖锐化的。阶级的敌人不仅企图从苏区外边来破坏我们（军阀的进攻），而且企图利用苏区内仇视我们的分子，实行内外夹攻。同时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富农，地主残余及其附庸——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改组派，AB团都是不遗余力的来破坏我们。我们党的组织和红军的领导是处于非常复杂的环境中。阶级的敌人，企图以挑拨离间的方法，破坏我们队伍的统一，破坏或拉拢这个反对那个，以减弱我们的战斗力，陷我们于最后的失败。我们绝不能说在江西（shjnjucz）或也许在其他区域（我们所以说也许，因为还没有接到报告）已经是万般如意了。敌人在他的工作中，已有了很大结果。陈独秀主义者一直到现在，还说红军是土匪，托洛斯基则认为不然，命令陈独秀主义者加入红军中进行破坏的工作。南京政府亦以巨款，向苏区进行斗争，企图收买我们的个别的工作人员，以破坏我们。我们应永远估计到：在阶级敌人的破坏工作中，如果我们要是破坏自己的统一，即在我们负指导工作的同志中，虽仅有很小的裂痕，都必然是给敌人利用来破坏我们的最好机会。所以我们只有团结一致，使我们的队伍象钢铁一般的坚固，为国际的路线而斗争，反对阶级敌人的奸细，巩固党与红军的纪律，坚固党与红军的统一领导，这才是击退军阀进攻，得到胜利的根本必须的先决条件。中央特别指示并警醒各地做指导工作的同志注意这一问题。最近在江西（shjnjucz）的领导机关中已有意见的分歧，无论如何应立即消灭这种分歧的意见，应将一切力量集中起来，针对着军阀的进攻。（六）现在各部红军中都组织了政治机关（军师团的政治委员，营连的指导员，政治部等），但在第七军则比较薄弱不健全，它没有充分注意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有分配土地，没有组织农民，你们要采取最有力的方法，努力去消灭这种绝不容许的现象。政治机关没有努力工作，便不是也不能使红军成为有阶级觉悟而有战斗力的队伍。红军如果不宣传分配土地，不帮助农民分配土地，不煸动与帮助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就不能成为革命的军队，也就不会是红军。这就是红军与军阀军队的不同。正因为红军中政治工作的不充分，使党对土地问题的路线，就不能执行，或不能充分执行。所以过去在福建某部队中曾发现红军兵士逃跑甚至倒戈相向来反对红军的事实。中央热烈迫切的希望你们特别注意信中指示的问题，并将一切指示迅速切实执行。（七）党在非苏区内当更加努力的帮助红军。我们当从各方面来进行，用最高限度的力量来帮助红军，帮助你们。此致同志的敬礼！中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原文如此，疑有误。
十六、团结工会主流派的转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十六、团结工会主流派的转变 1976年，库伦（JacekKuron）等人成立工人自卫委员会。库伦曾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64年与嘉露•莫苏劳斯基（KarolModzelewski）联署《致党的公开信》。工自委会是一个左翼组织，社会主义（对照于共-产-党专政）倾向浓厚。它的理想是一个“自治共和国”（“Self-GoverningRepublic”），反对走西欧的市场经济道路。团结工会成立之初，受工自委会影响很深，把“自治共和国”纳入其纲领。1981年9月5日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首轮会议在格但斯克召开。会议对政府的“工人自管”法案加以猛烈抨击；大会决议向政府提出要求，就该法案和团结工会的“自管共和国”纲领进行全民投票；若政府不接受，由工会自行举行。（按：1981年7月8日，波兰工人自管运动（一般称作“网络”（Network）首次全国会议在列宁船厂召开。“网络”为团结工会内部一个以基层为主的自发运动，专注如何落实工人自管。团结工会在制订“自治共产国”方案时，主流派受到“网络”的自管纲领很大压力。） 11日，大会休会两星期，代表返回各地与工会基层进行磋商。22日，大会复会前四天，工会主席团以三票对一票（该次会议仅四人出席，投反对票者为工会左翼领袖恩•鲁劳斯基（JanRulewski）造成接受与政府所达成的一个关于“工人自管”的妥协，以及取消进行全民投票。25日，国会通过该妥协方案（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翌日，工会代表大会复会。代表猛烈抨击主席团违反民主原则，自行推翻大会休会前的决议，接受妥协方案。辩论后，大会对主席团的决定提出措辞温和的批判，但同意遵守该决定。瓦文萨赢得一个重要胜利。（注63） “自治共和国”构思中的民主是一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群众通过委任权和随时可以行使的罢免权，对代表实行恒常监督，实现真正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但1981年开始，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人和智囊改为拥护精英式的代议式“民主”。1981年2月，库伦接受访问时认为群众没有自治的能力。他说：若我们给人们更多时间实践自治，多数人会把时间用于钓鱼、饮酒或进行性交。（注64）这种把缘于剥削制度对劳动者的摧残的情况视作劳动者的天赋本质的态度，与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信念大相径庭。访问后，为免引起争议，库伦不批准访问发表。（注65）无论如何，瓦文萨、库伦一伙在实践上已出卖“自治共和国”的原则，代之以“精英领导”。在工会全国代表大会背后与政府达成闭门协议（这与1970年工人代表与政府进行公开对话、1980年的公开谈判形成强烈对照），便是这种叛卖的体现。自此，利用群众运动作为讨价还价筹码，以利于与政府进行闭门妥协分赃的寡头式政治，成为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和智囊的政治实践。与此同时，瓦文萨一伙1981年开始放弃以前反对市场经济的立场，改而支持市场化改革。（注66）如前所述（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政府1981年成立的改革委员会得到团结工会参与。（注67）市场化改革免不了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鉴于此，瓦文萨在公开场合再三避免对这种改革予以肯定。（注68）考虑到工会一大主席竞选投票中，瓦第一轮投票仅以55%微弱多数当选，他隐瞒自己的立场，实为非常“明智”。（注69）就波共而言，团结工会主流派的价值视乎它能否驾驭工会左翼和反叛的基层。瓦文萨等人也深谙这点。他们既需要工人群众保持一定的斗争性，作为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但同时又要求工人不“越轨”，任由他们摆布。虽然团结工会主流路线于1981年稍占上风，但主流派所表现出控制工运的能力未能符合波共的要求。 1981年的波共政权仍然属于一个传统斯大林主义政权。鉴于瓦文萨一伙驾驭工运的能力有一定限度，所以，当团结工会提出分享政权的要求时，作为一个性质如上述的政权，波共选择镇压完全符合逻辑（况且，如前所述（见第十章），还有苏联因素在内）。潜入地下后，团结工会主流派向市场经济，甚至戴卓尔主义的倾斜发展一日千里。在检讨失败的经验时，团结工会的集体主义（对照于个人主义）、左翼、社会主义各倾向统统负上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罪名。1984年，产权理论变成华沙反对派圈子的讨论热点。甚至连著名激进分子史丹尼斯基也成为私人资本的热切拥护者。现在，工会分子作为主流派的英雄人物的地位被企业家所取代。1984年，地下领袖施•恩尼斯（ZbigniewJanas）放弃地下工作，开办一个买卖农产品的企业。他接受访问时说：“发大财不会令我们受到良心谴责……现在，做生意对波兰很重要……。”不少前工会分子争相从商，并以此为荣。（注70）1985年9月，由主流派控制的团结工会地下临时领导机关（波兰文简作TKK）发出一份题为《TKK的经济要求》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与团结工会一大的纲领形成强烈对立，建议建立资金市场、把国营企业私有化、给予外国投资各种保障等。又说：“我们工会不造成冻结物价”（TKK似乎已把波兰工人斗争廿多年的历史抛诸脑后）。（注71）军管实施后，虽然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名字仍然存在于人们心底中，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已不复存在。（注72）围绕着主流派分子施•布席克（ZbigniewBujak）的TKK得以维持到1986年5月，其实多得政府故意不拘捕他们（见下一章）。瓦文萨一伙的阶级属性出现根本变化。基于历史渊源，他们不可能完全扬弃以前工运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角色。况且，一旦工人运动复苏，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以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可为他们提供本钱，与政府进行权力分赃的交易。但从以前的工会分子角色，他们现在已变成民营企业家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为主，工运改良主义者为次的政客。（注73）自然，1988年拥护瓦文萨派的人当中包括很多货真价实的工运分子。这点与以上分析并不互相排斥。瓦文萨派以上的阶级属性的演变对于我们理解波兰变局的前因后果十分重要。注63：以上見戈奧力基，同，頁66-67。注64：柯斯特，同，頁75。注65：柯斯特，同，頁74。注66：柯斯特，同，頁76。注67：布洛，同，頁130。注68：同注66。注69：團結工會一大綱領沒有完全否定市場。它的目標為“建立一個把計劃、自管和市場聯繫起來的新經濟秩序。但重點在通過民主方法制訂計劃和工人自管。注70：以上見柯斯特，同，頁76-80。注71：文件刊於工會地下週報第141期。見《國際觀點》，185期（1990年5月21日），頁6。注72：早於1982年12月，TKK號召工人該月10日進行總罷工，已經沒有得到響應。注73：如前分析（第八章，注5），這兩個不同的階級屬性統一並存於同一股政治力量，不一定是一個矛盾的情況。鑒於波蘭比匈牙利更為險惡的經濟形勢，這種情況的出現更加易於理解。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指示（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指示（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一、国民党军阀与站在他们后边的帝国主义强盗，虽以大量的军队向红军与苏维埃区域举行总的攻击，但现在却遭受了失败。反革命的主要兵力向江西一三集团军进攻的，一部分是被红军消灭了（如十八师五十师之被俘虏与新编第五师之被击溃），一部分是溃散了，因此只得暂时停战。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国民党军阀与帝国主义强盗向其他红军的进攻（如向第二集团军，第一军，第九军，第十五军，第十六军，第七军等），直到现在，同样没有得到什么胜利。我们的红军在到处，不仅大致能坚持主要的苏维埃区域，并且差不多所有的红军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如武装的增加与斗争经验的充实），尤其是最近数月斗争的结果，使一二三集团军及第一军成为一支伟大的力量，便是其他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成百万的农民新队伍，日渐增多的起来与中国的反革命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农民游击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土地革命中强有力的，事实上是中国英勇红军直接的得力的助手。红军这次胜利又重新证明出：无论已被党开除的取消派右派的叛徒以及暗藏在党内的动摇分子怎样来咒骂红军是土匪是流寇，但是他们始终是中国伟大革命的真正队伍，他们是与中国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他们是为实现工农群众的阶级任务而始终在一起斗争着的。二、中国苏区与红军的发展，已成为一个不可蔑视的力量，因此，反革命为对付这个力量，就派出比蒋阎战争时还要多的军队，来实行更大规模的总的进攻。仅仅江西一省，蒋介石就派了将近二十师的兵力，至于派去镇压整个苏区的兵力，已经超过三十师，人数则超过三十万。这次国民党以这样大的兵力向我们“进剿”，在反方面正是表现了革命发展的力量和范围。三、国民党军阀在第一次进攻红军失败之后，又在准备向红军作第二次的进攻。国民党自觉到自己的日暮途穷，企图以最后的挣扎，来镇压苏维埃与消灭红军。对中国革命的著名刽子手——蒋介石，除了已派往前线的大量兵力外，新近又派了十万大兵到苏区去，又用了无数金钱到苏区去，组织侦探与进行秘密恐怖，来组织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同时反革命又在非苏区内极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与工农革命群众。已经破产的国民党的刽子手企图用此种残杀酷刑来消灭中国革命。四、照南京政府所定的计画，这次新的进攻的主要目标，仍旧是向着我们主要的力量一三集团军。国民党将以二十五师的兵力来进攻我们，同时也向着第二集团军，第一军以及其他各部队进行攻击。这个“围剿”计画，预定在六个月内实行。反革命除了积极反对红军外，还要更有系统的消灭已被白军占领的地方的所有革命的农民分子。这种非人的屠杀工作已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盛行。国民党更希望用封锁政策，来饥饿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队伍，而使他们投降于敌人。反革命的国民党感觉到要消灭红军与镇压苏维埃决非短时间的军事行动所能奏效，于是在新的计画中，便准备用铁血，饥饿和封锁，来消灭现在苏区内以及倾向于苏区的农民群众，来消灭工农的革命运动，来镇压苏维埃与摧毁红军。我党和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国民党刽子手这次新计画的危险性，应当有极深刻的了解。要懂得在反对苏区与红军的斗争中，国民党任何的罪恶行动都可采行的。消灭苏维埃区域与红军，这是国民党反革命的中心任务，这是国民党整个的生死问题，同时也就是我们革命运动的根本问题。因此，这次新的“围剿”将要关系于中国工农大革命向前发展的命运。五、应当冲破敌人的“围剿”，这是目前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国民党的屠杀计画，是不足以惊骇我们的。国民党军队的兵士群众不愿攻打红军，离营逃跑的日见增多，有去当土匪的，有下乡找工作的，有投奔到苏区去的，而整队投入红军的事亦时常发生。军阀们除了用肉刑，鞭挞，枪毙和收买（这是非常的）的办法来驱使兵士攻打苏区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了。大多数国民党军队并不是反革命手中可靠的工具。就是南京政府自己也是深刻的知道，也是不能在军队中树立起必须的军纪的，但是他又没有别的方法不派这些好几个月不发饷，没有纪律而又仇恨官长的士兵到战线上去。工人与农民对于国民党的统治并无半点信仰。反革命之所以尚能在许多工业中心城市立足的，所以尚未被革命推翻的，就是因为靠了白色恐怖的手段，无情的压迫一切群众运动（甚至还不是革命的而是单纯的激进改良主义的表现也被禁止）以及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还不够。如果我们能够消灭军阀进攻的新计画，则我们不仅能坚持了已有的苏维埃区域，并且同时还实行了现在阶段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建立湘鄂赣整片的苏维埃区域，成为这几省强有力的根据，同时更巩固了中国工农革命继续胜利的发展。要这样做，只有苏区的一切工作与非苏区的一切共产党员与革命工农的工作，真能依照国际，中央与四中全会的训令，真实的赞助红军，加紧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们中的士兵暴动（就是兵变），进行破坏与扰乱敌人后防的工作，更多的发展农民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湘鄂赣，广东，福建，安徽等省；并且要组织工业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起来拥护苏区与红军。只有实行这些办法，上述的任务才能真正的实现。现在除了承认与补充以前中央给你们的指示外，更因为国民党军阀有了进攻红军的新计画，所以又给你们以下列的指示：甲、关于红军与苏区方面的1．在第一次军阀进攻的失败之后，敌人在江西及其他各省，多半是暂时放弃积极的进攻，而采取防御的形式（如在江西各地建筑战壕，以备在新的进攻中可以实行必要的军事动作，此外又派遣新的队伍等等）。最近斗争的发动，差不多都操在红军的手中，红军应尽量利用这种优势。要击退国民党军阀的新进攻，只有各苏区红军能始终坚持自己地方的苏维埃根据地，能积极勇敢的动作，来消灭敌人活的力量（解除国民党军队伪武装，增多自己的武装），能建立各苏区间的密切联系（与各个红军的队伍），以便各红军间的战斗动作能够得到一致与配合。目前红军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让敌人有整顿自己队伍的可能，要击破敌人的弱点，要扰乱敌人计画的实现。要用占优势的力量，去打击破〔敌〕人。对于占优势的了解，不只是在数量上，而是与一切能够给我们在斗争中占优势的东西的配合，特别是群众动作的配合。当着进攻敌人时，要计算用强大的力量，当着敌人退却时，应进行坚决的追击，一直到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为止。但如无胜利的把握时，即不应采取决死的战斗。并且随时要注意到在必要时有退却的可能。如形势上必须退却，则就应退却，不要因为怕失却地域而发生姑息。我们始终不应忘记，必须保存红军的基本实力，为的是可以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加紧红军中的纪律与政治工作，并且无论如何，要保持红军指挥的统一。当着红军必须从旧有的苏区根据地中退出时，仍应用很大的力量，保存群众组织，发展群众斗争，组织游击队，实行游击战争，去镇压反革命从中的捣乱，去阻止国民党军队的前进，而继续深入这一区域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以便向外发展。2．要尽量在战区内扩大与指导农民游击战争，地方与红军中的党部应派遣得力干部与工人来执行这种工作。要晓得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及其后方，如无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胜负的胜利的。推动成百万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进攻苏区，这就是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应当使劳动群众了解，在必要时红军的退却并非失败。他们对红军最好的帮助，不是在于与红军的队伍一齐退，而是留在当地能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使他做到瓦解，如拒绝供给敌人粮食，不替敌人作向导，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隐藏我们自己的力量不使敌人知道，为红军作侦探，并在兵士中宣传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煽动兵士倒戈，组织士兵暴动与哗变等等，这就是红军队伍临时退却时革命农民群众的任务，因为群众与红军一同进退，固然可以使敌人受到大的损失，但同时亦可使我们因供给军队与广大退却群众的给养，发生食粮不足的困难。3．红军的基本任务，除了以武装力量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外，还要用红军的全部人员与政治机关去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以及开联欢会等等的政治宣传，去夺取他的士兵群众，并在我们俘虏的士兵中进行适当的工作。派遣红军专门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倒戈，侦探，扰乱与破坏敌人的后方等等。所有这些方法，红军应尽量的使用。这种工作，应与红军的武装战斗，不断的同时进行。国民党军队的现状，兵士群众的情绪及其不愿与红军作战的表示，再加以我们坚决勇敢而灵活的政治与组织工作，我们夺取国民党军队中兵士群众中同情，是一定有保障的。4．苏区中党的组织及红军应灵敏的坚决的执行国际及中央在土地问题经济政策上的训令，应扩大已有的与建立未有的工会，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最高限度的加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使苏维埃和他的机关实际能表现出是在执行劳动群众的利益，使苏维埃获得这些群众的信仰。并且必须更加坚决的与地主残余和富农及其组织的AB团等等斗争，必须特别注意武装农民的自卫力量和少年先锋队，以作红军的后备队与直接的帮助者。应更加努力的进行在江西召集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运动。所有这些工作，红军应在战线上武装战斗的可能下作最努力的参加。乙、关于非苏区党部方面的在叙述了苏区和红军的任务之后，非苏区的任务也就明显了。他的主要任务如下：1．根据国际指示及四中全会与政治局的决议，党和群众的工作，都应积极起来，主要的是组织和扩大职工会，在工业中心组织工人运动来保护苏维埃区域。在这一切工作中，必须求得澈底的转变。2．各地党部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全国的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省。3．必须最高限度的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于组织兵士暴动和吸引他们到革命方面来。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把国民党手中的武装夺取过来，破坏他的军队的前途，但现在的环境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好。敌人的兵士群众很明显的不愿同我们打仗，他们对于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一天增高一天，这是因为政治上生活上的痛苦所造成（不发饷，不给军用品，肉刑，鞭挞和枪毙等等）。直到现在，我们利用正在发展的兵士群众的不满去做工作，还是极端不够。许多地方，成群的军队兵士跑去当土匪，而没有跑到苏维埃区域去，假使不是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不足，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可以解释呢？为夺取国民党军队而斗争，是目前党的主要口号之一。每一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每一个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为夺取国民党军队而斗争的重要，要尽力分化他们和使他们革命化起来。没有在反动军队中的工作，我们就不能帮助苏区。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分化，就谈不到红军的重大胜利。4．必须立刻恢复广州，长沙，九江，南昌，武汉，萍乡，汕头和其他大的人口多的战线区的党的组织，要晓得没有党的组织，是没有可能领导这些区内的工农革命运动的。5.全国各工业中心的党部，应以上海为例，进行征调工人到苏区去做苏维埃和军事的工作。中央认为我们党是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与组织者，如果坚决的执行上一次和这一次训令中所指出的所有任务，而根本肃清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那么，反革命向苏区的新进攻，不可免的要象第一次计画一样的失败，我们的运动就是更加向前发展。只有击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我们才有可能建立巩固的打成一片的湘鄂赣三省的广大的苏维埃区域，才可以造成任何反革命力量都不能击破的革命根据地。布尔塞维克的敬礼！中央一九三一年二月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诸同志：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正深刻的向前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亦日益剧烈。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为挽救他们垂危的命运，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向革命运动尤其是向社会主义苏联作生死的斗争。在中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也正在红军汇合着广大的农民群众两次进攻长沙之后，暂时终结北方的军阀战争，加紧来反对全国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加紧进攻苏维埃区域与红军。这几月来，蒋介石调动了二十五师以上的兵力“围剿”苏区，南京政府拨借大批款项作为“剿共”经费，尤其是因为党在立三路线之下领导错误的结果，红军苏维埃区域在有些地方受过暂时的失利。但一般的说来，红军英勇的战斗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是使蒋介石第一次“围剿”计划遇到了失败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的英勇行动，消灭了鲁涤平将近两师的兵力，并给新五师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第二集团军第一军都扩大了自己的战斗力量和武器，十六军更是转战于平浏修铜上高万载一带，牵制了敌人五六师的兵力。红军与广大工农群众这种英勇的胜利，是增加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的一页。但是敌人决不会因此死心的！蒋介石最近又增加了十万兵力，重新规定第二次的“剿共”计划，在计划中最中心的问题是：集中兵力，徐图红军内变，以便一举而歼灭之。所以蒋介石政府现在不仅调动武力，并且调动一切反革命的社会力量，不仅动员后方，并且动员苏区内部反革命的力量，来进行破坏苏区与捣乱红军的阴谋，苏区内部的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是反革命必然要动员的力量，AB团，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更是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而党内立三路线的领导和影响，更给了AB团富农分子以莫大的帮助，他们可以利用一刻不停留的去打南昌武汉，集中一切农民武装到红军中来的立三路线之盲动冒险主义的策略，来便利他们在后方捣乱；有时他们更要夸大他们的力量来恐吓革命，故意散布谣言与污蔑，来动摇革命战线，来扰乱群众视听。真正的布尔塞维克，老练的革命党员，在这种地方便要首先稳定自己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路线，认清自己的斗争任务，来确立行动的方针。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的。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后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示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中央代表团到达以后，中央局立即组织起来，各地党的组织与红军必须统一于这一指导之下，应绝对服从中央局关于这一事变的解决。同志们！阶级决战是你们斗争的任务！不仅在战场上要拼命的一致的与蒋介石的军队肉搏，并且要在苏区内部与一切阶级敌人——地主，豪绅，富农，官僚，资本家，改组派，AB团，取消派，第三党作残酷的斗争，这首先便须肃清党内的立三路线。敌人越从外部来进攻，内部的阶级斗争便越发尖锐。不统一指挥不能巩固战线；不巩固战线，不能肃清内部的反动；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同志们！这是战斗的任务！中央深信这一指示到达各地党部后，一切布尔塞维克的革命战士，都将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一起，为着共产国际路线与中央的决议而斗争。一切的阶级敌人，都将在革命团结的力量面前失败，死亡和消灭。为着红军的胜利而斗争！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为着冲破敌人“围剿”建立巩固根据地而斗争！为着澈底实行土地革命而斗争！为着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斗争！为着统一党的领导而斗争！中央一九三一·二·二十三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国际执委：一、去年七月的国际决议，以及以前的决议，都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国际分析中国的局势，是说“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最近事变发展的趋向，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的省分。”因此，国际指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去实行自己的政纲；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一切群众运动，去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的路线。这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这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这一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二、然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六次大会后，中共中央的路线本是一般的正确的，党的坚定性和布尔塞维克化，也“都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同时却又犯了一些个别的严重错误，尤其在七十号通告后，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便成为政治局的路线。尤其是正在中国革命高潮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竟走到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大家都知道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给了党很大的损害。立三同志路线实行的结果，造成严重的事实，真是举不胜举。现在说他最主要的是：因为党在空喊暴动，而不去真正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于是党对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因为党更以空喊的口号在厂外号召，不真正去到厂内发动群众，每次示威变成命令的，即只有少数党内干部，也要命令他们孤露到街上，送给敌人摧残，于是党的动员群众的能力便大大的削弱了，即现在，这种空喊政治口号与厂外号召已经完全破产了；因为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而组织总行动委员会，于是削弱了群众团体的行功，尤其是青年团取消了，助长了党出对于青年团的取消主义的发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好些地方还是党团合并的状态，而取消了青年运动，赤色工会的运动也受到很大损伤，全国会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单就上海说已由四千多退到几百人，香港由两千多退到三百多人；因此，我们的职工运动向后倒退了，在上海许多工人斗争，我们没有关系，许多罢工，我们不能领导，甚至还不知道，即去冬开滦五矿，赵各庄七千矿工的大罢工，虽是我们领导，但事先没有很好的发动，事起又没有很好的组织，以致罢工虽胜利了，而我们的工作却没有进步。不仅工运方面如此，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农民运动中所受的损伤，江苏南通淮盐，浙南，皖西，直南的失败，便是显著的例子。在反帝运动以及一切革命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与组织，也都大大的后退了。这些，都表现出立三路线的领导，不是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去尽量巩同和发展党与青年团，及群众团体，反而在事实上取消青年团，取消群众团体，涣散党的组织。别方面：立三同志的领导对于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制度，抑制他们对立三同志对中央的自我批评，取消或监视他们的工作，如对阵绍禹，王稼蔷，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及对何孟雄同志的处罚，这就使党的生活引导到非常的状态，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削弱，就一方面帮助了托陈派，利用这一时机，去进行时回党阴谋以达到破坏党的目的，别方面帮助了党内右倾，分子抬头，他们公然的反对国际的进攻路线，主张放弃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中心口号（如郭妙根），并且攻击中央自六次大会以来就是一贯的错误路线（如王仲一，罗章龙等）。同时，立三路线的领导，当时在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好些次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布置武装暴动，如在武汉、南京的武装暴动的布置，北方三大城市及广州的武装暴动的布置，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布置，都是不估计环境，没有成熟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威信丧失，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特别是武汉，南京的损失最大），使我们的组织在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如武汉，香港，河南，南京等处）。最后，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苏区工作的布置，也发生极蠢的错误。立三同志在苏代会中的领导，以及以后他的个别指示，都是要红军无条件的扩大，一意的进攻武汉，反对国际指示的建立苏维埃区域根据地，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因而他不去注意建立苏维埃政府，反而将在上海秘密开的苏维埃区域准备会硬变成苏区代表大会，宣布一些机会主义与过早办法的法令。这样，就使对于中农的联盟，发生危害，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发生危害。尤其是因为不去巩固苏区内部，反而无后方无阵地的冒进攻坚，这样，就更加帮助富农路线在苏区的发展，帮助富农分子在党内政府内红军内占着领导地位，而进行反革命的阴谋，如江西AB团，鄂西北极会，赣东北改组派等等。立三同志还有取消游击战争，认为这已经是过时的指示，他主张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中来，――这样，就使在现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受到削弱，我们的红军受着严重的打击。自然，这并不是说，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便没有发展了，相反的，现在一三集团军及第一军都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群众与英勇的战争曾经击破了敌人一方而得到相当发展。三、在这里，我们要说到立三路线怎样形成及其理论的系统。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这些错误，是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斯基主义，布朗克主义、陈独秀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列宁主义的系统。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六次大会后，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之不正确的分析，联合富农及在黄色工会中的错误策略，对改组派的不正确的估量，都给立三路线以机会主义的基础，而组织上，孙中山陈独秀的家长制度的复活，更保障着立三路线的发展与统治。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否认中国革命有争取首先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因而他就取消了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于是他遂曲解六次大会所说的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在红军与暴动起来的农民占领长沙后，立三同志就主张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来响应长沙的胜利，要用脱离革命运动的兵士暴动来代替工农兵武装暴动，并且要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起来暴动，好援救中国革命。根据这种观点，立三路线便用完完全全是托洛斯基主义的说法，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说一省几省政权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简直根本否认了列宁主义对于革命转变的理论，而公开的投降于托洛斯基主义。立三路线暴露出，他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先锋队与工农群众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亦完全不了解，他用纯空想的说话，以为党与工会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有大的发展，只要革命一起来，几天之内便可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组织。最后，还用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来复活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等等，而取消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立三路线对于武装暴动的解释，也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布朗吉主义，推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这些，恰如国际来信所说，“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实行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迷惑着许多幻想，用假左倾的空谈，掩盖对于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四、因为有这样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就不能不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国际在纠正路线和克服中央一切错误中，是有绝对作用的。可是去年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立三同志及赞助大的同志，竟不顾国际代表的反对，而径行发表。六七月国际屡次来电的指示，政治局表现着迟疑与反抗，并曾有几个抗议的电报和报告发出。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立三同志竟敢用共产主义“左”右叛徒说过的话，来说国际不懂得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在当时竟得到政治局全体的同意；这种绝对不容许的态度，便成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到八月，这一期间的中共中央反列宁主义路线的主要前提。以后党内的严重状态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忽视国际执委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我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五、去年九月的三中全会是不是执行了坚决的转变呢？我们回答是没有的。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完全克服他在实行上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而走到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好些文件，都可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只是很温和的批评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而丝毫没有指出绝对错误的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原则上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还说起了反共产国际政纲作用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这是对立三路线保障。三、这个决议案上重复的说，六月到八月的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这更混淆了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四、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并在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的方针上发生了许多具体的错误。这里，就必须严重指斥由国际回国的中央政治局代表秋白伍豪〔1〕两〈同志〉所犯的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这里，证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认识立三同志政治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所以三中全会决议案决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还有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他的错误程度更大。例如：一、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对于过去错误的批评比政治决议案还要温和；二、秋白同志在党报上发表的《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丝毫没有提起立三同志的错误，和他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三、中央在三全会后的通告里，也还是照三全会政治决议的解释，说那时期的中央路线是和国际路线一致等等。这样，更不能领导全党，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了。六、此外，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的态度，更是不可容许的。三中全会前，已经违犯着国际纪律。秋白同志在莫斯科时，已有信给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共中央对于国际代表的不信任，同时他在莫斯科解决学生问题时，也同样有不尊重国际指导机关的态度。三中全会时，国际代表与几个政治局同志预先商量好了的，对于三中全会决议案的修改词句，后来也没有完全加进去；其中有关于立三错误是原则上的，与中央政治局六月到八月期间工作上的估量。并且，又没预先通知国际代表，以致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纠正中央政治局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与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七、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有没有真正转变呢？我们是回答没有的，很显明的因为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造成的结果。三中全会后，中央几次通告都表现出严重的错误，如九十二号通告中对于军阀战争的估量，是离开了阶级立场，说反动军队在进攻红军的过程中，会自相开火起来。关于广暴示威号召，提出不断示威的口号。关于外洋船总同盟罢工的估量与发动的方式，也都有过分的地方。这些，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虽有巩固苏维埃区域根据地的计划，但因为根本路线没有改变，故红军仍在执行开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使目前苏维埃区域，在敌人包围中继续受到削弱。三中全会员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仍在空喊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举行不断示威等等口号，而并未真正努力去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并未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苏维埃大会选举运动虽号召了三个多月，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却极其微弱，在非苏区中选出来的代表也没有几人，并且代表的群众数量也极少。去年广暴纪念示威在全国的失败，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三中全会后，各局各省委的扩大会，也都是继续着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的地方如顺直，还更加扩大起来，使立三路线得以完全继续。这样，对于执行国际路线的真正转变，自然做不到了。八、去年十一月国际来信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一月廿五日的补充决议，是完全同意了国际的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工作，给了确当的估量，指斥了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决议又说，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了，而不能不说还有调和主义的错误。以后告同志书及十二月九号决议，也还没能将调和主义的态度完全纠正过来，如一方说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一方又说根据三中全会，发展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等等。九十六号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廿五日补充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其他的错误可批评：一、这个通告没有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反而说到党的危机。党的危机是在立三路线盛行的时候造成的，现在党已进到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二、通告上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就是说，党将没有根据来反对掩盖在反立三路线之下的右倾分子的活动。三、这个通告对于中央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的解释一字不提，只说中央一直到最近只在继续立三路线，这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合事实。并且这样解释，反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这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局的犹豫与动摇造成的结果。九、但在这里，党内反立三路线与反调和主义斗争的开展，是有了新的气象的。在立三主义还统治着全党的时候，中央指导机关中便遇到了陈绍禹，王稼蔷，秦邦宪，何子述四同志的反对，在实际工作中便遇到了许多下级同志因为执行立三路线不通，发生了怀疑，怠工或消极的反抗，这里边，也有公开提出不同意见的，显著的如当时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同志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河南省委中代表立三路线的少数同志（童长荣同志等）与反对立三路线错误的多数同志（徐兰芝陈原道等同志）的争论；――这都表示当时党内确已有了反立三主义斗争的萌芽，而打破了立三同志所认为的立三路线团结了党内一切积极干部的错误认识。相反的，在立三路线发展与统治之下，许多机会主义动摇与投机分子，却能利用“左倾”的空喊混入党的指导机关，而掩盖其对于革命真实任务之执行的消极。这一现象，在立三主义破产之后，更加看得明显，如蔡伯真同志当时因为努力反对何孟雄同志而取得沪中区委书记，等到国际来信后，蔡伯真同志却又投入右派的营垒中去反对立三路线；戴晓云一向是立三路线执行者，等到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他也由“左”而跑到右，并且暴露了他在济难会工作中一切腐化，官僚主义与背叛阶级利益的行动，而被党宣布开除；李求实，张昆弟，林育南等同志都是在立三主义统治时候被称许为很进步的同志，但以后都成为右派中的健将；贺昌，晓野〔2〕，童长荣，吴振鹏等同志都是立三主义之最坚决的执行者，但在反立三主义与拥护四中全会的斗争中，都曾发生过动摇这证明只有国际路线，才能团结一切布尔塞维克在党的指导机关周围，而立三路线却只能相反的给党内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以压迫和打击，并且给机会分子以一些可以利用为反党基础的机会。所以当着国际来信到后，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发丧，党内立刻表现出几种不同的意见在发展：一种是站在国际路线之下要求中央澈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中央对于三中全会的任何留恋的调和态度，这种意见可以拿陈韶玉，沈泽民，夏曦等同志的意见书与在各种会议中的发言为代表；一种是也站在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但暗藏着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党的活动，而公开的说立三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已经破坏了党，破坏了红军，破坏了甚至断送了中国革命，这种意见的代表是以罗章龙为领导的全总党团海总党团（海总党团在后来是承认了自己错误而坚决反对右派了），以王克全为领导的上海工联党团，林育南同志所领导的苏准会工作人员等等；还有一种是站在对立三路线不断调和的立场上来接受国际路线，因此，对国际路线的接受是不澈底的是不真实的，对立三路线的揭发与反对，自也不能澈底与真实了，这种意见的代表可以说是九十六号通告以前的中央政治局和一些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如贺昌等。在这三种意见的发展中，共同发出要求紧急会议的呼声。第一种意见的同志认为紧急会议的召集是可以容纳更多的反立三主义的下级工作同志，并改造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第二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当时中央已经完全破产，召集紧急会议是等于一九二七年的八十会议，要求立刻推翻整个中央，主张由国际代表直接召集紧急会议；第三种意见的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方面是接受了第一种同志的提议，也主张由中央召集紧急会议，容纳更多的新的分子，改造中央指导机关，并发出九十六号的紧急通告，放弃了对于立三路线的一切调和主义的立场。自九十六号通告发表后，前后两种同志的意见便一致了，共同的站在国际路线之下，澈底的反对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并筹备紧急会议。但第二种意见的同志却仍然坚持立即撤换中央领导的错误主张，以进行他们分裂党的活动。关于紧急会议，后来经过国际代表的解释，经过国际对于四中全会召集的批准，中央政治局便完全了解了四中全会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紧急会议成为不必要的要求了。十、在这样的转变之中，扩大的四中全会便于本年一月七日开过。到会的人数三十七人：工人成分二十二，农民一，中央委员二十二人，非中央委员十五人。会议在国际代表直接领导之下，收到了他伟大成功。在会议上，一致的接受了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便是右派也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国际路线），大多数的同意于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和他所提出的草案，在这报告与草案中澈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及其所造成的种种恶果，指斥了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与秋白同志所负的最主要的责任，并具体的规定了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办法。会场中的发言，有些立三主义者如贺昌罗迈等同志还承认错误不澈底或不真实，而左派以罗章龙何孟雄为领袖的小组织，便在会场上暴露了他们分裂党的尝试；他们开始在反对国际批准的四中全会的前提之下，要求会议表决他们直到那时还主张的紧急会议，但为大多数所拒绝了，继之他们对于许多同志所严厉指斥的一月一日全总团党团决议案是右倾纲领，加以绝对否认，对于他们在立三主义下所做的错误完全不实行自我批评，而只是攻击过去的中央；最后他们表示不满意国际代表最有力而正确的结论，并在选举时候，提出他们推翻整个中央的名单，等到大多数不予同意，便以退出会场捣乱会场为要挟为恐吓。但是不管右派如何捣乱，国际代表的结论终得到最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中央政治局改造了，立三，秋白，罗迈三同志退出政治局，陈郁，弼时，韶玉，少奇，王克全五同志加入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亦退出了罗迈，贺昌两同志，而补选了韩麟〔连〕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韶玉，沈泽民，夏曦，曾炳春九同志，内中五个是工人同志，中央政治局成分中，十六人中十个是工人出身。这在改造党的中央指导机关的工作上，确达到了他的任务，并请求国际批准。十一、四中全会开过之后，右派小组织进流行分裂党的活动，便愈加暴露出来。本来，四中全会前，罗章龙何孟雄便找徐锡根王克全陈郁等同志开小组织式的会议，讨论党的前途，罗章龙即主张分裂（这件事在锡根同志开始承认错误后才知道）。四中全会后，右派小组织在罗章龙何孟雄王仲一领导之下遂实行对党的分裂。首先便是海总党团在陈郁同志领导之下成立反对四中全会的次议。继着，出席四中全会一部分不满意或认识不清楚的同志十三四人在罗章龙领导之下，开所谓“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的会议，这些人中包含有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陈郁，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李震瀛，韩连会，唐宏经，余飞（？）〔3〕徐畏之，张金保，袁乃祥等。会议中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小册子，并推举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会后，小册子即由全总印厂铅印分发，经全总交通路线发到各省各工会中去，江苏经王克全的活动，连敌人士兵支部中都散进去了。右派的临时中央既成立，于是王克全，徐畏三，蒋云，陈资华，吴国治，刘瑞龙便在江苏省委发动，反对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改组的新省委，而占领省委机关，召集江苏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部分省委委员成立第二省委；全总党团在罗章龙徐锡根领导之下于一月十七日会议席上公开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并成立与党对立的决议；王凤飞便在上海的闸北，蔡伯真彭泽湘在上海的中区，蒋云便在外县来上海的同志中成立他们的第二区委，宣告外县工作独立，来反对省委，来分裂党；罗章龙的第二党更派张金刃，韩麟〔连〕会，王仲一到顺直去，唐宏经到满洲去，李震瀛到香港去，进行第二党的活动。这一切分裂党的活动逐渐暴露，全党反右派的斗争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也更加明显起来。在这里，中央与江苏省委首先成立反对右派分裂党的决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这一活动，当时政治局中，陈郁同志开始转向拥护四中全会方面走，徐锡根同志虽举手通过这一决议，但同时又声明保留几点，王克全则放弃表决。从此，王克全一直不服从中央任何决定，并在右派小组织因为毫无顾忌的在旅馆中连续开会被敌人破获被捕卅多人后（内中也有不是右派而被地址牵连的，被捕原因是由于右派内部中有叛变分子告密，现在已被枪毙的二十三人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蔡伯真，龙大道等同志均在内），而说是中央告密，来煽动同志自相残杀，因此，中央决定开审判委员会，审判他这一问题，他又两次抗议不到。先是中央开除他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停止他的活动；不听，乃开除他的党籍。罗章龙则自证明反党的小册子是由他编印后，中央根据他有意用这反革命的小册子向敌人告密，特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王凤志〔飞〕同志则因他的行动完全与王克全一致，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他的中央委员。这三个人的问题，均请求国际予以批准。徐锡根同志则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解说之后，现在正式宣告脱离右派小组织，向党写过两次声明书，谁对于四中全会问题还没能澈底承认错误，故中央曾与远东局有一度决议，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他现在并未出席政治局会。陈郁同志则转变虽早，但承认错误（也有一次声明书）还不忠实，直到最近一次政治局会，他始说出他曾参加过右派代表团会议，罗章龙并要他做负责的，他没接受但也没反对。王克全则在被开除后，始向党声明他愿立刻停止第二省委活动，并报告罗章龙第二党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现改推王克全，罗章龙，吴雨铭，王凤飞，蒋云等六人负责，并推他做书记，为他拒绝。目前可以说，自罗章龙反四中全会反党反国际的第二党活动及反革命小册子暴露以后，加以中央省委对他们加紧斗争，右派便在党内宣告破产，所以全总党团中余飞等同志便开始承认错误，海总党团澈底转变，并不满意于陈郁同志承认错误不澈底，江苏省委中沈先定刘瑞龙等同志亦诚恳的承认错误，各区委中外县工作人员中亦多部分转变过来，尤其是上海各支部最初被右派蒙蔽而反对四中全会的，现在亦已多回到国际路线下来，而拥护四中全会并反对右派。李震瀛唐宏经到香港满洲都遭了省委拒绝。惟顺直党中，机会主义根基较深，而右派一些领袖又多在顺直做过工作，如吴雨铭，韩连会，张金刃，袁乃祥，李希逸，张昆弟，王仲一甚至韩麟符，他们都集中在天津，并且还影响了一些干部，所以那里的斗争还很艰苦，中央现在更派负责同志去巡视。同时，在这次与右派的斗争中，又发生立三主义者与右派联合的企图，中央为此事曾给贺昌同志一警告，并要罗迈秋白等同志写声明书，他们均已写来。党现在正处在两条战线的坚决斗争中，尤其是立三路线“左倾”的空谈揭破之后，右倾的悲观，消沉，失望，怠工都一齐迸发，而要求党走向退却路线，同时这便是反党的基础，所以右派在这一时机又一度抬头，中央政治局现在在远东局直接指导之下，深深认识要澈底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及右派小组织与对“左”右倾的调和主义，则不仅理论上要加紧这一工作，尤其是要深入到实际中去执行国际路线之澈底的转变。十二、四中全会后，因为反右派斗争开始的艰苦，许多干部受到右派影响而动摇，使中央行各级党部在实际工作的转变的确受了很大阻碍，同时，敌人进攻革命的加紧，无论对苏维地区域与红军的“围剿”，或是对非苏区的白色恐怖，都使党的任务更加紧迫而繁重。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后这一个半月中，关于实际工作的布置约有以下各点：第一、中央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过去是偏重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等，现在则侧重在活的指导，派人去直接巡视与加强省委及地方工作，而使政治的指导能善于运用党报来起真正党报的作用。现在已经开始试做。第二、对于全国党部方开始执行改造的工作。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委正在加紧这一工作，要使上海每一工厂作坊的支部，真正能起群众中的核心作用，而发动厂内活动与斗争。过去上海党员有一千三百多，现在清查结果，要以能做工作与到会缴费的才算，党员恐不到八百人。香港经过大破获，中上级干部被捕四十多，现在工作方开始恢复，党员只一百五六十人，而真正能做工作的恐亦不及百人。武汉累次破获后，市委都难立足，现在主要的办法是重新打入生产。长沙，岳州，九江，南昌等地的工作，始终没有恢复。天津党员在生产中的不及二十人，只唐山矿工党员较多点，但也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满洲大破获后，仅抚顺，大连，营口有点党的工作，但亦甚微弱。总之，一切非苏区的中心城市工作，经过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时代给了很大的损害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转变。对于各地工作的布置，满洲，顺直，山西，青岛，河南，武汉都已派了省委市委的人去，执行这一转变。第三、对于苏区工作的加紧，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对苏区中央局，已决定再派政治局委员三个人去和其他得力同志，成立九个人的苏区中央局。对鄂西鄂豫皖两处，亦决定组织中央分局，派两个中央委员去主持分局。其余赣东北，平浏修铜，闽粤赣，七军等处，亦决定加派政治领导人去。各军政治委员已决定改换得力的工人成分或有威信有能力的同志去。党的干部及工运人材正在由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党部商调。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现在对各苏区的交通方开始恢复，最近一月可去苏区一百上下的干部。第四、对于苏区工作的指示，除四中全会前有一给红军的军事训令（十二月十日）外，最近复与远东局准备好了关于苏维埃大会的五种文件：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对各个苏区的指示，对鄂豫皖，鄂北，赣东北已有指示信发出，对鄂西的新的指示，正在起草中。中夏来的报告，简直是十足的军事投机，完全是立三路线的扩大执行者，中央已决定调他离开鄂西。一三集团军最近因反AB团的斗争与赣省行委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中央现在仅收到一部分的报告，还不能作任何最后的结论，因此，中央政治局得到远东局的同意决定派全权的代表团去中央区解决此事，同时即成立中央局与召开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各苏区与红军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层受到了一些挫折与损失，但敌人第一期“围剿”的计划，却也遇到失败。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曾于一月一日消灭了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发展到四万多人的主力部队。第二集团军也发展到近万的枪枝。第一军人数枪枝均过万。七军也有发展。按区域说，赣东北，鄂西洪湖，闽西龙岩等根据地域是削弱了，但新的发展还有很多可能。蒋介石现在正订出第二次“剿共”计划，主要的内容是集中他们的主力，徐图红军的内变以便聚而歼之。针对着敌人“围剿”的计划，依据着我们发展的力量，去冲破敌人的“围剿”，主要的要看我们能不能坚决的执行国际的决议和指示，来采取适当的正确的策略。关于这一点，中央与远东局决定了一个给红军与各级党部的训令，通过后即将发出。第五、关于拥护苏区与红军的工作，中央曾成立一决议，要非苏区的城市党部，首先征调工人去苏区和红军中。现在这一工作，仅上海才开始做，二三月份约有一百到二百人可去。别的地方还没开始动员。在敌人军队中或后防的破坏工作，中央曾输送了六十多人到前线军队中去当兵，有效果的尚居极少数，在工人群众中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简直可以说没有切实的做。选派到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没有几个是广大群众选出来的，即有一两个是较多群众选的，也没做很好的宣传。过去苏准会的工作，完全是空机关，现已改为发动群众去在各厂各乡村成立各种各式的拥护苏维埃红军运动委员会。第六、对于全总党团，现在已实行改组，工作人员与机关已大大缩小，中心工作要建立在发动与领导真正工人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要密切与工人群众的联络，要发展真正群众前赤色组织及其辅助组织，并加紧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与工厂作坊委员会的组织。对于全总工件，中央已通过决议，并派了十个以上的得力同志给全总党团，为的派往各地去建立基本工作。关于二月廿五日失业工人运动，中央早有决议，但因各地无工作基础，恐届时不能有多大发动。三八妇女节，中央也发出决议给全党，现在有妇女工作的除苏区外，还是上海，已督促省委加紧这一工作。第七、对于国民会议的反对运动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大借款等等，现正在开始加紧来做。第八、党报工作，在立三主义最盛时期虽办得很有规模，但以后迭受摧残，到现在红旗日报还只能日出一极小张，而且只能印一千多份，这是最大的不利。现在正计划恢复较大张的日报，并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党报的领导，以实现党报在政治上领导全党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党报现分四种：一、布尔塞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刊物；二、实话五日刊――宣传党的政策的刊物；三、红旗日报――鼓动的刊物；四、党的建设――党内的刊物。这四种刊物，除掉印刷困难的原因外，还有因为做工作同志没有养成读党报与写文章的工作作风，所以常因稿少不能按期出版。第九、济难会的工作因检查结果，发现党团负责人不仅政治观念错误，并且有救济经费最大多数完全没有用在救济在狱战士及被难家属身上，现已解散旧党团，重新成立新党团建立工作，并开除了负责同志戴晓云。第十、中央本身工作，最近也开始在执行转变。机关与工作人员都尽量减少，要求得人少而得力，尤其是秘密工作，现在更成为巩固中央的必要前提。这一时期的报告便暂止于此，望国际给我们以批评。此致布尔塞维克的敬礼！向忠发一九三一年二月廿二日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伍豪，即周恩来。〔2〕晓野，即余泽鸿。〔3〕“余飞”二字后的“（？）”是原件即有的。
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九日）赣东北特委：去年汪涂〔1〕两同志走后，中央曾又派林邱〔2〕两同志前往，并带有十二月十一口中央致特委一信。嗣因交通断隔，行至中途又复折回。不久，庭铨〔8〕同志自东北来，一月吴先民同志又到，因得知汪涂两同志到后的赣东北情状。现在中央根据目前的情势，择要的给你们以下列的指示：一、去年十一月的国际来信，明确的指出中国党中央的李立行路线为害于党，为害于革命的全貌，今年一月七日召集的扩大的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接受了国际路线，澈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九月三中全会是在秋白同志领导之下做了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后，中央对全国工作的布置与指导，是在调和路线之下，仍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在四中全会改造了中央政治局，撤消了几个主要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增加了中央委员会新的成份。四中全会上，不仅反对了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并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一切曲解国际路线与反四中全会反党反国际的企图。四中全会开后，右派更明显的进行其反四中全会反国际的活动，以罗章龙为领袖的小组织公开的组织第二党，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江苏第二省委，派人到顺直，到满洲，到香港去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更派人到苏维埃区域去捣乱苏维埃政权红军与党的领导。右派的反党活动是有他的政纲的，他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之下，提出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已经破坏了中国革命与红军。从这种对于目前形势作右倾估量的观点出发，右派小组织遂要求退却的路线。而有些立三主义者也竟从立三路线的泥坑转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怀抱里去，实行其“左”右派的联合。中央现在正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开除不可挽救的第二党的领袖罗章龙王克全张金刃等。关于国际决议来信，四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后的一切重要文件，均应是执行国际路线实行澈底转变的基本根据，赣东北特委应在四中全会接受的国际路线之下，依照中央最近一切的决定，来澈底肃清立三路线在赣东北工作中的影响，而坚决的转变到国际路线上来。二、根据国际来信决议及四中全会决议，来检查赣东北党的工作，首先就应指出东北党的路线问题。在去年唐邵〔4〕两同志未回赣东北前，东北党的工作是有右倾错误的。苏维埃运动历来虽有发展，但孤守着乡村，不要城市。城市的工人运动，完全放弃，诿为不懂工人运动，要省委派人去做。在乡村，又是割据着某些地方，而不向外发展，不去注意苏区外之非苏区的工作。没收地主土地后，执行富农路线，而不平分一切土地。因此，在当时许多发展的机会失去，而已胜利的苏区又不能建立与巩固的根据地，这显然是右倾的错误。等到唐邵几同志回去之后，得到苏代会的决定及中央的指示，她们便走入立三主义的错误道路上来。那时候正当军阀混战剧烈的当儿，东北的苏区是发展了，红军是扩大了，但都没有巩固的基础那时候的中心观念是：“占领湖口，震撼九江，夺取彭泽，截断长江”的单纯军事行动，以这样行动响应以为马上就要到来的武汉暴动或是朱毛之占领南昌。在这一方针下，遂完全忽视了苏区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工作的加强。在你们的一切工作中，不去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不去鼓动和赞助乡村基本农民群众澈底平分一切土地的要求，以消灭封建残余的剥削，反而在分配土地时依照人口计算，连地主的残余也算入，富农可分得好田，在征收土地税时，从一亩算起，使赋税的担负落在贫苦农民身上而不是落在富农身上，这是富农的路线。不去组织阶级的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与贫农团以加紧反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反而用苏维埃政府名义公布低廉工资，不许工人要求加工资，说怕惹起农民的反感；这更是富农的路线，不去建立与扩大真正劳动群众自己的工农兵会议的政权，不去实现苏维埃政府自己的政纲，不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去实行适当的经济政策，反而以党来包办苏维埃政府，有时还以政权力量来保护商人；这简直是违背阶级利益的行动了。但有时又实行没收一切商店，实行对外的经济封锁，实行抑平物价；这样，便更增加苏区根据地之巩固的困难。在红军的扩大上，虽然他的成分是雇农贫农占大多数，但没有工人干部的领导，缺乏好的指挥员，缺乏强健的政治工作，尤其是党的领导的威信还很弱；这样，就使红军的扩大变成了“拉夫招兵”的方式，在群众中竟发生有“逃兵”不愿当红军的现象。另一方面，因为枪都要集中到红军中来，游击队的战斗力也就大大的削弱。这一切，就使苏区的发展，红军的扩大成了脱离群众毫无基础的向前冒进。所以有些地方如都昌，湖口，鄱阳，乐平，万年，德兴，浮梁一带，红军一走，白军一来，整个区域或大部分都丧失了。这显然是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必然造成的恶果：三中全会后，中央给你们的第一信中（十月廿八）提到占领长江要塞，割断长江交通，在赣东北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尤其是在整个长江局势上，这一指示显然是错误的。因此，你们现在要在两条战线上来斗争，要反对过去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党内富农路线，要反对盲动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的冒进攻坚，脱离群众，放弃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正是帮助富农路线的存在与发展，便利一切反革命的活动与进攻。赣东北的党必须在坚决执行国际路线中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来领导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三、现在敌人正在四处进攻红军与苏区，赣东北也受着十二团以上兵力的“围剿”。一般的说来，各地红军在这次敌人“围剿”中是得着初步的胜利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最近曾消灭了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不过单就赣东北来说，苏区的确缩小了，红军也受到部分挫折。依着现在的情势与东北行委及十军前委的争论来看，你们不是回到“固守老巢”的退守观念上去，便要回到在假的进攻口号之下实行“兜圈子”式的游击而逃跑的办法。因为东北行委所主张的“打小仗”“扎口子”“吃补药”的策略，实际上也是回避与敌人大队伍接触的退守办法。所以当着胡祖玉三团人集中在一起“步步为营”的前进时，你们便没有办法阻挡他，消灭他，以致他能从鄱阳，乐平，万年，余江，贵溪而长驱直入弋阳，逼近横峰；同样的，浙江省防军亦一无阻挡的直入玉山，上饶，河口。而我们的红军呢？口子既扎不住，十军前委又因其执行立三路线的结果，从浮梁打秋浦以后，每与敌人硬碰，不胜，则东窜西逃，这几月来十军的行动完全成为“兜圈子”式的逃跑行动。因为“扎口子”也罢，“避重就轻”也罢，果使成为一种战略，配合着广大群众的游击行动，来深入土地革命，来阻碍或扰乱敌人的前进，则在适当的条件下均可采用，相反的，如将某一种战略定成原则，排斥了另一种战略，面又绝对忘记与广大群众的联系，不执行地主土地的没收和平均分配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则必然要引导到错误与失利的道路上去。因此，你们的争论也就得不到正确的解决。现在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要站在巩固苏区根据地的任务上，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与组织，要没收地主土地，要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要到处发动劳动群众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联系着苏区非苏区的群众运动，集中与巩固红军的领导，配合着农民的游击战争，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这样，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敝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在敌人方面不只计算他的兵力，要连地方上可以为他用的反动势力也算在内，在我方，红军外，特别要计算到我们必须发动与依靠的广大群众力量），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这样，来冲破敌人的“围剿”，来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来威胁敌人回到反攻为守的地步。在这一方针上，你们的战略应当是：以广大的农民游击队袭击敌人的进攻部队，阻碍敌人前进，即使他已占领某些城市，你们也须以广大群众围困城市的办法，断绝敌人的交通给养来围困他。同时，要集中十军的主力（自然有时需要战术上分散来扰乱敌人，但不能违背主力军集中的原则），在适当时机，利用敌人一方弱点，来各个击破他。在这里，十军要计算到当着敌人大部队集中在一起时，我们正面接触的困难，我们便应改变战略来对付，但决不应因此便回避战争而逃跑开去。只要敌人退守到城市中去孤守着，则我们便更能广大的发动城厢以外农民群众，澈底的平分土地，肃清地方上一切反动势力，巩固乡村中的苏维埃政权。同时，我们更加紧在城市中的秘密工作，这样，将要使敌人的前进受着阻碍。而已被占领的城市也会因被围困着而自动的放弃（这在赣西南东南常有这样事实）。并且农民游击队，必须凭借着广大群众的力量，加紧向四周发展，扩大游击战争，扩大赤色区域。在这里，更要让得力干部去领导非苏区的群众斗争，一直发展到没收地主土地，平分一切土地与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目前形势看来，闽浙赣边与信江南岸特别有这可能。在这里，你们的发展方向，应以打通与西南一三集团军的联系为主要任务。但这绝不是因此便放弃信江北岸，恰恰相反，必须在敌人不能长驱直入东北根据地的条件下，红军主力才能移到南岸来发展，来深入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闽北与信江流域的联系，也必须急速完成。这是东北苏区必须注意的后方！最近浙西工作的发展，中央已要他们向着衡州，江山，常山注意，你们也应派人去工作。四、此外关于怎样巩固苏区与目前军事行动已见中央两次军事训令，现不再及。至于苏区工作计划，因为是在调和路线之下发出的，所以还有许多错误，中央将另有文件批评。主要的是国际各种决议案必须成为你们行动的基本方针。现在单指出东北党的几个严重问题，要你们立即注意与执行。（一）关于东北行委与十军前委的争论问题。第一是军阀战争问题，行委关于“会剿”的［的］分析是对的，但主张调回十军向赣东发展，却有放弃正面敌人听其深入苏区完全没有注意群众行动的错误，前委认“敌人绝对没有力量向我们进攻”，这是错误的立三路线的观点，自然决定的行动方针也是错误的了。第二是东北革命委员会与党的行委前委的职权划分问题，这也是立三路线中的一个错误。党的领导必须是统一的，政权的组织党只能经过党团从中起领导作用，而不能代替与包办政权。所以在政权的领导下，十军必须接受革委会的命令，只有苏区中央政府或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可以改变东北革委会的决定。在党的系统上，前委本是红军中一种临时的党的组织，他应服从东北特委（行委应取消）。在苏区中，军委会应成为政权机关一部分而直接指挥军队，同时党的特委会亦可直接指导军委，而不用经过政权的革委会或特区苏维埃政府。总之，特委是东北一切政治军事行动的最高指导者，过去立三路线的中央将红军与前委规定直属党的中央军委指挥，这是错误的。第三关于没收商店问题，目前革命阶段中的经济政策。对于贸易自由是允许的，凡是不遵守苏维埃法律或阴谋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商店，企业，工厂，得实行没收。十军前委在红军已占领景德镇后，还领导工人暴动，没收全体商店，后来特委又将没收的东西搬运了五千车回众埠街去，这都是错误的。第四，关于优待红军问题，应从分配红军战斗员以好的土地，苏维埃政府替他料理耕种事情并优待他的家属来了解，不应从废除薪饷多发零用钱上来着想。尤其应在群众中做广大的拥护红军运动，组织起群众来为红军战斗员缝衣缝被洗衣裳，为红军做食品，开慰劳会送纪念品；这样，来密切群众与红军的联系，来坚定与提高红军的战斗情绪，并更能加强基本农民群众与城市工人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的决心。至于苏维埃政府职员之领取薪资，当然也要有一最高度的规定，不能超过当地工人工资以上，但不能因此便解释为这是优待职员而不优待红军。（二）关于土地农民问题。在赣东北苏区中，许多地方还没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绝大的错误。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办法，你们对于以人口和劳动力作混合的标准的了解也是有错误的，如先以被分的土地的一半用人口来平均，后以被分的土地的另一半，依劳动力来平均，这里，就包含富农分子甚至地主残余都与基本农民群众享有同等权利，甚至可以分得好田。纠正这种错误的正确办法，大致可用苏区工作计划中的规定，但必须认识为要消灭地主阶级与镇压反动势力，地主残余即使无显著反动证据，他的家属子弟也必须派他们去做苦力工作，绝对没有权利分得土地。对于富农，在重新平分一切土地时，如果他愿以自己劳动力来耕种田地，则可以分得一份劳动的土地，但必须给他以坏的土地，而不能与贫农雇农中农享有同等权利。至于已经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富农分子，则必须褫夺他们这种权利。在这里，你们对于农民阶层的分析也是错误的，如你们只分别佃农与自耕农，说佃农革命性高过自耕农，这种分析将模糊了农民中剥削阶层的富农与被剥削阶层的贫农雇农的对立，这将障碍着平分一切土地之贫农雇农的要求。这是完完全全的富农路线！在东北党及苏维埃政府中有很多富农分子存在，甚至创出“田分了雇农便没有了”的理论，以掩盖对于雇农工会组织的怠工。要肃清这一富农路线，首先便须坚决的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党内的富农分子必须立即开除出党，政府中，红军中及一切群众组织中的富农分子必须从斗争中将他们肃清出去。尤其是要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来加紧反富农的斗争而吸引中农在自己的周围。这一切，当然还只是政治上解除富农的武装，还不是根本的消灭富农。（三）关于经济政策问题。东北党关于土地税的规定，必须立即改正从一亩田起便征税的富农办法，而应使土地税的担负落到富农身上。要免除贫农（雇农与工人更不用说）与城市贫民的一切负担，营业税的担负也要放在有盈余和有雇佣劳动的商人身上。不论是土地税或营业税，都应是统一的累进税。在现时还不应禁止土地买卖，卖田的人除非因他犯有其他反革命罪，否则处以死刑是绝对错误的。目前对于商店的全部没收，是自杀的封锁政策。也正因此，红军给养的筹给，也将更成问题。十军要后方垫款，特委责备红军不自筹给养，这都还没找着流通经济的正确办法，譬如过去粮东北存米甚多，苏区内米卖到一元八一石，而白色区域则七八元一石。苏维埃政府如容许在苏维埃法律下的贸易自由，则税收与公益捐的筹措，必较临时征发为更有办法。（四）关于工人运动问题。过去东北党根本没有工会工作，没有城市工作，以致红军虽占领了这一城市，却不能保障这一城市的胜利。相反的，因为党无城市工作，无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所以在红军一度占领之后的地方如万年还发生过群众投向白军的事实。在景德镇有那样多的瓷工，但七八万工人中只有两千工会会员，乐平矿工三千多人中，只有二十多党员，可见党对工人党员的吸收，对于赤色工会的工作，完全没有放在第一等的位置。此外，还有广大的船工，脚行，苦力以及城市的手工业工人都是赣东北党必须活动的对象，而发展工人斗争，更是加紧工人运动的必要前提。从小时工作制必须立即实行，减工资的规定，必须立即取消，且必须领导工人进行加工资改良待遇的斗争。对于失业工人，应吸引他们到红军中去当干部。当着红军占领着城镇时，必须将斗争的工人群众武装起来自卫，以澈底肃清城镇中一切反动势力，过去对于景德瓷工乐平矿工的抛弃，甚至他们投入红军都遭拒绝，这是绝对不容许的错误。再则，信江流域中的船工，赤色会员只三百余，党员只二十余，而且是涣散的。现在你们必须特别注重这一工作，如果将这些船工都能组织起来，那不仅增强苏区的群众组织力量，并且对于苏区与非苏区的政治上的宣传，经济上的流通，交通上的运输，军事上的侦查与破坏都能发生很大的作用。（五）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赣东北的苏维埃政府至今还没建立起来，这是非常重大的错误。各县区的苏维埃政府也多与群众隔离，而没有成为群众自己管理的政权；有些地方不是党包办了政权，便是党代替了政权的作用，这是必须立即改正的错误。一定要明白，苏维埃是工农政权的组织，党必须经过其在苏维埃中的党团来执行党的一切决定，党决不能命令或代替苏维埃。苏维埃的建立与改选运动，必须发动起广大劳动群众来参加，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成立赣东北特区的苏维埃政府，来扩大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准备工作，选举代表出席大会。苏维埃政府中的腐化现象，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党必须提高党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党员在政府中的行动与工作，要比一般非党员来得更艰苦更勤劳，才更能为一般群众的表率。同时，东北的苏维埃政府必须更努力于肃清内部反动势力的工作，这不仅要用武装的力量去肃清与消灭一切反动的武装如改组派民团靖卫团等等的军事组织，并且要用政治的侦查与群众的斗争力量来镇压一切反动的活动与企图。这里，就必须进行保卫局的组织和工作（详细办法将另有文件发出）。（六）关于红军及群众武装问题。赣东北十军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干部的成分与党的领导问题。依据庭铨同志的报告，十军中百分之七八十是农民，且是雇农与贫农居多。成分虽还不坏，但因为土地没有实行澈底的平均分配，而且又没能特别优待红军家属，这样自然使红军的战士还不能都了解于保卫土地革命利益的重要。尤其重要的，十军中的指挥员还多是旧日军官或兵士转过来的，真正的工人干部简直没有，党员最近发展虽已过千人，但还不能都算真正的党员，在十军中起最有力量的核心作用。在这里，最主要的办法，除掉中央军事训令已有的不说外，应特别注意于军事干部的训练，要多选工人成分来充当。当着工人干部来做政治委员的时候，即使他的能力或者文化程度较弱于其他分子，但必须给他以工作的机会去学习，因为在阶级的坚定性上，他总比其他分子为更可靠。十军中工人成分太稀少了，不仅指挥员政治委员如是，便是战斗员也如是，故你们除努力于干部工人化外，还应吸引大批工人尤其是失业工人到十军中去当战斗员。兵委的组织要从他的权限缩小直做到完全消灭为止，团营以上的兵委，现在便应取消，十军现在已进到大规模的红军组织了，故兵委的存在，多少总要妨碍集中制约执行，为战争的利益，应将他取消而更提高党的威权。各地游击队的组织，必须尽量扩大。赤色少年先锋队应成立他的独立组织系统，只在作战时，他应隶属于军委会或红军的指挥之下。各地游击队的屡次失败，主要的因为他与群众毫无联系，而只凭几杆枪来游击，这是绝对错误的行动，并且各游击队彼此间的联系亦没有，这也是造成失败原因之一。还有一样，东北党与红军对敌人士兵中的工作，也是异常忽视，所以过去鲁涤平的军队在鄱阳，乐平，浮粱常常驻扎，却没见有转变到红军中来的事实。最近，十军俘虏过来的敌人士兵，却反有叛变逃走的现象，这决不是偶然的，望你们立即纠正这一严重错误，多派得力干部与工农群众到敌人军队中，去做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以破坏敌人队伍，吸引兵士到革命方面来。（七）关于赣东北党的问题。东北党要坚决执行改造党的任务，要从下而上的实行改造，要将一切腐化分子富农分子立即开除出党，要广大的吸收工人雇农贫农入党，要毫不犹疑的引进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担任实际工作，而绝对不是空担名义，这样，才能在工作中培养干部，创造干部。你们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在政府中的工作方式，有些还是国民党的工作方式的遗留，这必须立即改正，必须以深入群众说服群众的方式代替脱离群众命令群众的工作方式。东北党对于妇女工作也是一向忽视的，现在应依照中央规定的苏区妇女工作计划去改正过去错误与建立新的工作。过去不许离婚的规定，也必须废除，应依照自愿的原则去解决。以上这一切工作，东北党都要在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去求实现。党内斗争的主要火力是反右倾，但同时要坚决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这正是加强右倾立场的机会主义，并且更要反对对于“左”右倾调和的错误。在反对右倾及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决的站在国际路线上，来检查过去的一切错误，来纠正党的路线，来巩固党，来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一切决议，这儿，必须反对右派及其他一切反党分子，企图以反立三路线的名义来破坏党，分裂党，想把党送进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去。东北党必须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下执行坚决的转变，领导赣东北群众冲破敌人的“围剿”，而走向革命的胜利。此致布尔塞维克的敬礼！中央三一年二月十九日附：有了这一信的指示，去年十二月十一的信废弃不用。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汪涂，即汪明、涂振农。〔2〕林邱，即林育南、邱泮林。〔3〕庭铨，即胡庭铨。〔4〕唐邵，即唐在刚、邵式平。
中央对河北党的问题决议（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对河北党的问题决议（一九三一年一月）[1]听了贺昌同志关于河北工作报告后，根据国际路线与扩大的四中全会方针有以下的决定：一、立三主义统治全党下的北方党部工作，从各种事实，证明河北党部在各种理论问题一直到实际工作方式，不但坚决执行了立三路线，而且发挥了立三路线。这些事实特别表显在：争取北方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布置全北方的武装暴动，提出工人管理生产，无条件的扩大政治罢工，随时随地的举行地方暴动与兵暴，压制党内自我批评。在四五月间就开始了这种工作路线，八九月是它登峰造极的时期！二、三中全会后之北方工作，经过北方局的扩大会，在表面不举行武装暴动之下，仍积极布置三大区域（直南，保北，京东）的农民战争，创造新苏维埃区域！在表面准备总同盟罢工方针之下，布置三大城市（天津，北京，唐山）的政治同盟罢工与四大铁路的同盟罢工。因为在客观形势分析上仍然否认革命运动不平衡之特点，争取北方革命首先的胜利（通告第二号上说：调动全北方的劳苦群众，与南方革命运动配合去扩大革命战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开辟革命总进攻的局面）。在组织上取消自我批评，反对保留政治意见。这些一切都充分证明调和主义的实质是在重复与继续了立三路线！三、以“左”倾空谈掩护右倾实质的北方立三主义，特别表现在：对军阀战争与革命战争的不了解，对于军阀战争估计的机会主义观点。富农地主豪绅领导下的自发农民武装斗争，认为是革命战争。长期的认抗捐税是土地革命内容，招兵买马的和平组织红军，认示威运动是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胜利的直接斗争，而北方的苏维埃的下层基础反认为就是目前工厂委员会与农民委员会。四、正因为立三主义在北方党有长期的统治，变相的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扩大，用“左”倾词句玩弄暴动示威（天津广暴示威），玩弄政治罢工，不做真正群众工作，不去领导发动群众斗争，不做苏维埃选举运动，使革命运动受了部分损失与挫折，使党脱离广大群众，使党的政治影响缩小，使党受了很大危害，干部大批被捕，同志数量减少，组织涣散，取消妇女工作，取消青年工作，使党内表现一般消沉甚至退出逃跑的现象！这就是立三路线之结果！五、家长制度与派别观念北方党部更特别严重，在军事化口号之下，开除处罚了许多积极干部，大批（如唐山）开除许多很好同志，工作之做不起完全推到支部同志的右倾，逼得同志愿意被捕而怕开除。尤其严重错误的，对河南陈原道同志等之处罚，用许多造谣的方式在三中全会及北方局扩大会上谩骂这些正确路线的同志，对何子述同志之斗争，这都完全是由非布尔什维克及派别观念出发的！六、尤其不可允许的现象，是国际来信之后，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不但不愿抛弃反国际的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反而对国际路线怠工，不把国际信发到支部，压制反立三路线之斗争，仍以派别观念对待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的同志。当下级同志自动起来拥护国际路线反立三路线，河北省委仍持“不理”的消极态度，障碍斗争，这完全证明河北省委之领导完全破产！七、在上述情况之下，北方的同志接到国际来〈信〉之后，不断的似怒潮一样，反对立三路线之河北省委，与调和路线之中央，要求召集紧急会议，解决党的问题，这显然证明党的进步，有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但在这种热烈斗争情绪上同样也发生了不正确的倾向，如：“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正表现了这种倾向。现在四中全会正给了我们改造党的正确方针，如果党有了正确领导的时候，还不立即停止这一行动，这必然会发展到对党极有害的地步。党应有正确的领导，使河北党［的］能达到实际工作上真正迅速的转变到国际路线！八、现河北党的工作仍是立三路线与变相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统治着。要达工作的转变，必须采取下面迅速办法：A.中央迅速派人去领导拥护国际路线四中全会与坚决反立三路线之斗争，尤其要发动（的）自我批评，使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B.立即停止原有的河北省委工作，并取消现有的筹备处，组织临时省委，除中央派人外一定要多吸收坚决拥护国际路线反立三路线的同志参加，以保证国际路线之执行。C.在中央领导之下，用迅速非常的办法召集会议，多吸收下级干部，反立三路线坚决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参加，接受国际指示与四中决议，对过去工作审查，定出今后工作的方案，取消过去一切政治决议（尤其是扩大会的决议），正式成立省委！九、站在国际路线之下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调和路线！但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尤其是反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分裂党的行动，一定要加以严重的打击，加紧两条战线之斗争，在国际与四中全会路线之下，巩固与统一中国共产党，尤其要反对特〔托〕陈取消派企图到党内活动。十、为要保障国际路线之执行，完全要打破北方党的家长制度与由上而下的包办制度，提高政治水平，发展产业工人同志，吸收工人干部，养成地方党部的独立工作！十一、北方的客观形势，在不断的长期军阀战争之下，政治经济危机之深入，工农革命运动的向上发展（天津，唐山及各地农运），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紧急任务之下，河北党必须真正发动与领导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年关斗争，二七运动，失业斗争）与组织群众工作，从实际工作上执行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的总方针，真正肃清立三路线！十二、号召北方党的每个布尔什维克，团结起来像一个人一样，拥护国际路线，拥护四中全会，督促与帮助现在的中央，完成反立三路线之工作，准备第七次代表大会，解决党的一些根本问题！十三、我们坚决指出在顺直委员会上林育南提出反四中全办的主张，这完全是右派机会主义观点。因为四中全会完全站在国际路线上澈底揭发了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并且改造了党的领导机关，在国际指导与帮助之下，可以保障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四中全会正确的完成了政治上与组织上应该完成的任务，所以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抗国际路线反对党。他必然阻碍反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转变，这一个倾向发展的前途必然与托陈派汇合起来。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原件无时间，此是编者根据内容判定的。
中央通告第号（四中全会后第一号）——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通告第号（四中全会后第一号）——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一九三一年一月）[1]一、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正深刻的向前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亦日益剧烈。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为挽救他们垂危的命运，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向革命运动作生死的斗争。在中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也正在红军汇合着广大的农民群众两次进攻长沙之后，暂时终结北方的军阀战争，加紧来反对全国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加紧进攻苏维埃区域与红军。这几月来，蒋介石调动了二十五师以上的兵力“围剿”苏区，南京政府拨借大批款项作为“剿共”经费，尤其是因为党在立三路线之下领导错误的结果，红军苏维埃区域在许多地方都受到暂时的失利；——这样，便使我们与反革命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条件，更加复杂。在这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应有一明确的估量，并依照这一估量，定出自己的斗争任务。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阀很明显的看到：中国苏维埃运动对于他们有莫大的危害，是推翻他们统治地位的致命之点；帝国主义列强也知道：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会根本破坏他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基础因此，他们对于苏维埃运动和红军，怀着极大的恐惧与阶级的死恨。所以中国的国民党军阀也就能在帝国主义的直接指使和帮助之下，与我们进行决死的战争。无论如何要澈底消灭苏维埃区域与红军——这是国民党反革命今天的口号。国民党为了自己的阶级自卫，为了保持其统治地位，为了夸扬自己表面上的和平与统一，为了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好进行大借款，尤其是为了企图取得美帝国主义五万万元的大借款作为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的代价，他必定要企图消灭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同时，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直接指使之下，又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决死的斗争。他否认伯力协定，破坏中苏会议，在中东路上准备第二次的进攻，这都表示他与帝国主义的其他走狗（如波兰罗马尼亚等）正一致的准备帝国主义所预定的一九三一年的大战，其目的是在要消灭苏联。这种情况，更加重了我们与反革命国民党斗争的意义，因为上一次中东路事件，正明白的告诉我们，在将来反苏联的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将是帝国主义整个战线中一支东方的袭击队。所以他们共同摧残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也就是进攻苏联的第一步。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阀为着在新的军阀混战中保持自己方面的安全，他们也必须消灭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帝国主义列强为着企图顺利的进行他们在中国的争夺，他们也必须指使国民党军阀首先消灭中国苏维埃运动。所有这些，都表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成为目前对于革命的最主要的危险。三、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与帮助之下来向革命进攻，不仅利用武力，他们还动员了一切社会力量。苏维埃区域中的地主残余与富农分子成为他们的内应，如江西的AB团，鄂西的北极会，鄂东北赣东北的改组派都很活跃的来进行破坏苏区的阴谋。非苏区的“铲共”团，改组派，托陈的取消派，第三党以及一切黄色领袖，工贼走狗，都在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政策的帮助之下，进行破坏罢工斗争，压迫革命运动，以直接帮助资本进攻与“围剿”红军。并且国民党政府更采纳了取消派改组派的建议，定期五月间召集国民会议，来欺骗劳动群众，来对抗工农政权的苏维埃旗帜。在这底下的一切裁厘政策，增加关税，收回租界与取消领事裁判权运动，都是同样的欺骗。所以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愈加在进攻红军苏区的大屠杀中，愈加要加紧改良主义的欺骗，来和缓革命斗争的发展，以减弱对于苏区的直接帮助——这正是对于革命的最大危险。四、正因为处在这一历史重要时机，而党的指导机关又犯着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的错误，致使两次进攻长沙，成为无后方无阵地的冒进，而不能巩固这一胜利。因为立三路线反对巩固根据地，致使目前红军在对抗敌人的“围剿”中，便不能有基础的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很顺利的冲破敌人的“围剿”。因为立三路线布置全国武装暴动的结果，致使我们在大工业城市与群众的联系大大削弱，工人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不能得到党及赤色工会的领导，而给红军苏区以直接的帮助。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苏区的农民群众与红军遂形成孤军独战的形势。尤其是在目前反革命国民党正暂停其军阀战争，集中一切空闲力量来对付我们，这更加重了对我们的压迫。如果轻视了反革命“围剿”的力量，过于夸大了自己的力量，这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五、然而无论如何，却不能得出革命已经失败已被取消的结论——这是取消派的说话。同时，右倾机会主义的估量说：我们的苏维埃运动被立三路线妨碍到不能有最低限度的发展，至今还没有成为一种真正的群众运动（苏准会工作人员会议的公函），于是便有人要求改变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在全国的口号（郭妙根同志）。这显然是退却的路线。目前的事实：在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残酷侵略的条件之下，全国的经济政治危机只有日益深刻，工农劳动群众只有更加穷困，一切改良主义的口号都将成为欺骗，而新的军阀战争，也将是不可免的。因此，群众的革命斗争是高涨的，尤其是农民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将向前发展，而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也将更推动着革命运动前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这不仅能击破“围剿”，破坏反革命武装势力，保持住已得的胜利，并且还可以更加扩展苏维埃运动。六、当然我们要用全力反对立三路线的假进攻，而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真正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真正进攻路线，目前实现这种进攻路线的最主要条件是：第一，各地党部尤其是各苏区党部应当切实的了解：目前的紧急任务，是在组织反抗敌人“围剿”的运动，要能在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和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求解放的两个口号下，来动员广大群众，要切实在政治上组织上来夺取广大群众，要正确的根据国际决议，指导这些群众在敌人向我们总进攻的现时条件下，能为其阶级任务而斗争。第二，苏区各级党部与红军在革命的群众团体帮助之下，要切实实行红军各部队的集中动作，并与农民群众斗争相配合，与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相配合，与敌人军队中的士兵工作相配合，以击破敌人的“围剿”。并且我们不要在口头上而要在事实上，在军事上以及在政治上来加强红军，使广大群众对于红军真有最高限度的帮助。这样，才能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与苏维埃政府。第三，要更加扩大和开展非苏区的工人经济政治斗争和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十倍加强我们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要特别注意发动一切反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反抗敌人的总进攻，才是对于苏区的直接帮助。如果不执行或不切实执行这些条件，都会发生莫大的危险。这种危险就是在敌人开始“围剿”的结果，我们会陷于一时涣散的地位，红军会到处分散，而得不到群众的充分赞助；这样，就会给敌人以各个击破我们的可能。不用说，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运动激流，会一时陷于停滞。这里，就更加说明：执行以上的条件是目前全党最不可迟延的中心的紧急任务。七、现在四五省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正处在敌人严密的“围剿”中，这使党对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动员和案中一切力量来击破“围剿”，要看成刻不容缓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这首先就应巩固苏区党和群众的关系，加强党的组织，要立刻肃清苏区境内富农和地主残余的一切反动组织和军事反抗，要根本肃清富农路线及其领导，要完全排斥他们于苏维埃政权及红军之外。第二，要在红军战斗的过程中，立刻团结锻炼出真正的工农红军，要动员斗争中的农民群众与城市失业工人加入红军来改善红军的成分，要派遣大批的工人干部去担当红军的指挥员与政治委员，要实现强有力的政治委员制度与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要有铁的纪律；这样，来配合着广大农民群众的游击战争以击破“围剿”，这样，来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第三，在战斗中，要联系各苏区的行动，尤其是江西闽西湖南湖北的苏区。要在这些根据地区，发动起广大的苏维埃改选运动，并依据着红军，建立起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并应当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成为真正劳动群众自己的政府，应当公布并且实行自己的政纲，用铁的事实给全中国工农劳动群众看：中国苏维埃政府是能够去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而解放中国劳动群众的。第四，土地问题依照立三路线的过早办法，是一方破坏与中农的联盟，另一方又是对于澈底平分一切土地的消极，而帮助了富农。地在党应以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为中心口号来发动群众，应当澈底赞助农民群众之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要求，要坚决打击富农的一切企图和抑制富农，要防止与中农决裂，而巩固对中农的联盟。第五，要再不许迟延的组织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与贫农团，加紧对城市剥削者与富农的斗争，要团结中农在贫农团的周围，要组织一切独立劳动者于各种社会团体之中，但剥削阶级的任何组织都当禁止。第六，要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应当避免立三路线的过早办法或一无办法的消极。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与工人团体监督生产，要极端的改良工人生活，要订立最小限度的社会法与确立阶级工会的自由。群众生活的改善，尤其是保卫苏区的动员，必须从阶级斗争和群众工作中去求得，而不是倚靠苏维埃政府的命令。第七，对于帝国主义者，苏维埃政府必须应付手段，去避免我们巩固前的决定胜负的冲突。但这决不是不去准备与帝国主义冲突的群众力量与武装力量，相反的正要十倍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斗争。第八，在敌人“围剿”当中，我们决不能等待，退守成孤守一地，我们要发动广大群众的自卫力量去抵抗进攻。在以红军作主力的大规模作战中，要调动最广大的武装群众，在敌人军队的前后，左右，发动最广泛的游击战以疲惫敌人，截断一切交通运输以围困敌人，派遣工农群众中红军中尤其是俘虏过来的士兵中的得力分子去到敌人军队作最有力的鼓动，以动摇敌人的兵心；这样来便利红军的作战和对敌人施行各个击破的进攻。最近江西朱毛红军的胜利，与这一策略的运用有极大关系。这一切，都是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与反抗进攻红军的先决条件，而为立三路线所抛弃的。现在苏维埃区域，正处在极残酷的战斗当中，党更要以加百倍的速度，去执行这一当前的紧急任务，要在反对立三路线之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斗争中，同样要加强反对因为敌人进攻而走到右倾消沉失望分散逃避乃至取消的观念——这也正是立三路线的实质。自然这决不能解释成我们是要红军固守一个区域的。假使在敌人大部队的集合包围中，红军力量有被敌人击溃或消灭的危险，则我们便应站在保存实力以图新的发展的观点上，移动红军的主力，去选择新的区域，准备适当的进攻。同时，原有的苏区也决不应放弃，相反的，应当更发动广大的群众的游击战争，去阻碍敌人的“围剿”，以继续苏维埃运动与土地革命。八、党在日益生长的革命高潮与敌人残酷进攻的条件下，更加要保障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更加要使全国的群众斗争与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及反抗进攻红军的任务联系起来。在这里，第一，党要去发动和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为加工资，发欠薪，减少工时，要米贴，要改良待遇，反对裁人关厂以及年关新年与失业要救济等等的斗争。从这种斗争基础上，继续发展罢工运动，发展经济斗争，从反对资本进攻，反对黄色工会欺骗与反对统治阶级压迫上，联系起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尽量去准备和组织政治罢工；这样，去定出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在发动工人斗争中，首先要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要真正去发展下层的厂内的赤色工会分会的组织。要恢复被立三路线所抛弃的黄色工会中的群众工作和工人群众中的辅助组织（如俱乐部读书班），去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并争取无组织的群众到赤色工会影响的周围。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是目前党和赤色工会争取工人群众大多数在自己影响之下的最迫切的组织任务，要反对立三路线对工厂委员会的误解与忽视。工人斗争自卫的组织（如纠察队自卫队）久已被立三路线下的赤色先锋队的组织所取消了，现在必须恢复起来，并且要超过赤色工会的范围去发展。第二，党要取消立三路线下到处组织地方暴动的错误策略。党应依照各地农民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去发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的斗争，去发展与领导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去领导灾民和红枪会运动。在这里，党要排斥一切富农豪绅的领导，将斗争的群众夺取到自己的影响之下，去深入土地革命，去发动游击战争，去拥护和发展苏维埃运动。在非苏区中，党要利用一切农民群众的组织方式，去发展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的组织，去进行自己的革命斗争。第三，党要根本取消立三路线下取消兵变，将兵士暴动结缚在工人武装暴动上的错误策略。党要将兵士运动看成最中心任务之一，要真正去加强我们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发动兵士群众的日常斗争，号召他们同情工农革命运动与接受土地革命口号，以增长其阶级仇恨；这样去造成组织兵变兵暴的真实前提，去到处捣乱和动摇国民党的政权。在现在更有必要，为着直接帮助苏区与减弱敌人“围剿”的力量，党，青年团，赤色工会及一切革命团体都应动员所有力量去进行瓦解敌人军队的工作。第四，反对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一切压迫与侵略，是目前党的最中心任务之一。党要利用一切可以发动群众的帝国主义强暴的罪恶，去引起群众反帝的斗争，去联系到反对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帝同盟的组织，要凭借着革命群众的阶级组织（如赤色工会，农会）的基本力量，更去发展无组织的群众成为他的个人会员，以充实他的战斗力量。党在这个紧急时机，更要加强反对一切“第三派”的运动，要在群众中公开暴露国民会议的反动性，指出这是在替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欺骗群众破坏革命的走狗。过去立三路线完全站在忽视资产阶级欺骗作用与对于帝国主义无办法的观点上，而走到对于反“第三派”反帝运动的消极，现在必须立即予以纠正。第五，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在立三路线下也多是指导他们去作孤露的示威和冒险的农民暴动，而没有注意到怎样去发展他们自己之中的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运动，回民内蒙古与苗瑶中少数民族运动一直到现在，还没能引起地方党部的注意，这是必须改正的。第六，自从在立三路线时代党组织总行委，实行党的组织军事化，党及青年团赤色工会所受到的损害极大。党现在要恢复曾破损坏的组织，首先就要大量的吸收工人雇农入党，要努力的发展青年团员与赤色工会会员。要加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尤其是支部的厂内活动。要加强党报在群众中政治领导的作用和党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要改造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一切的转变，在目前都是万分紧急的任务。而且在现在，不但红军的胜利，是给敌人的直接打击，便是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群众发动，每一个士兵斗争，都是对敌人进攻革命的直接打击，同时，也就是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真正在实际中的表现。九、并且现在和以前更加不同了：一方面苏维埃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曾提高了非苏区工农群众的斗争情绪，另一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目前加紧进攻红军苏区，也更加重了工农劳动群众之反抗进攻红军与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责任，所以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正是综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唯一旗帜。要以发动工农〈劳动〉群众的年〈关〉斗争，去准备“二七”运动与〈共〉产国际所〈决定〉的二月二十五〈日的〉世界的失〈业〉〈工〉人运动与△△（见另一△△），党要以发动工人日常斗争联系到苏区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党要以开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联系到苏区农民之分得土地，党要出发动军阀军队中士兵反抗军官的斗争，去联系到红军中的待遇平等与兵士分得土地，党要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去指示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途，……这一切斗争和宣传的过程，都为的更能扩大苏维埃大会的选举运动，更能加强反抗进攻红军与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更能有力的联系到反抗进攻苏联的运动——这是目前党的最紧急的任务。十、党要保障坚定的执行国际路线，要保障能够正确的解决当前的紧急任务，就只有对于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给以坚决的反对，并根本肃清三中全会以来对于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的错误。方开过的四中全会对于这一任务是给了一个保障的。四中全会接受了国际路线，严厉的指斥了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解决了党内问题，改新了党的指导机关。所以全党现在要执行国际路线，必须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且必须使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斗争从思想上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现在苏维埃区域广大群众与红军的革命战争，正渴待着全国工农群众的帮助与党的领导，全国的群众斗争正日益迫切的需要党及赤色工会的领导。在这时，谁要只是口头上反立三主义，而实际上是包会主义的消极和怠工，谁便是假的反立三主义，而实际上是在掩藏右倾机会主义的活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严重，立三路线的“左倾”空谈揭去之后，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失望，恐惧乃至取消观念统统都暴露出来。党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要不加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认定他仍是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则必不能正确的解决当前任务，而执行国际路线。党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是进步了，同时在一些消沉失望的基础上，却产生了反共产国际的情绪及一些不正确倾向如极端民主化，停止工作来反对立三主义，以无△△的派别△△来反对立三主义等等，都是与党有危害的。自然这些反国际情绪与不正确倾向是与立三路线历史根源有关系的，但现在右倾机会主义却要来强制利用，党应予以坚决的指斥的。尤其是托陈取消派在这一时机要回到党来进行破坏党的阴谋，这对于党对于革命的领导是更大的危害，全党必须在坚决的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中揭破取消派的一切阴谋，团结全党象一个人一样在共产国际的周围，以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大道。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原件无时间，此是编者根据内容判定的。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相关链接：罗章龙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一九三一年一月）〔2〕相关文献：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通过）【说明】据罗章龙自述：“关于《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提纲》，是由大会推举五人小组起草，即文虎、史文彬、林育南、李求实与何孟雄。由文虎执笔。定稿后交小组讨论通过。”为澈底肃清立三路线调和主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而斗争！正当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生长时期中，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进程是愈加重了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幸，在这个时候党的中央立三路线发生了根本原则上的完全离开马克斯列宁主义离开共产国际的路线，造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全党同志为端正党的领导，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上坚决与非无产阶级的立三路线及其拥护者作无情的斗争。在这个长时期斗争的经过中，是已遭受了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顽强的抵抗，并遭受了他们的种种无耻的欺骗和诬蔑。在紧急会议被破坏四中全会举行之后，立三路线中央的背叛阶级利益的罪恶是愈加彰著了，全党同志为国际正确路线而斗争也就是为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的责任是更加严重！因此，每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在今天应该有一种严重的责任，为肃清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勇敢坚决为着国际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一）反马克斯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中央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斯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立三路线统治着全党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结果，使党与革命受到不可计算的损失，这证明中央的立三路线的领导现在是完全破产了（至于立三路线的实质，历史根源及其对于党与中国革命的恶果，参看另发之材料，此处不重述）。（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加危险中央立三错误路线曾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斥和党内同志不断的反抗，但是中央始则用顽强的态度敌视共产国际的意见，用家长制度惩办手段压迫党内同志的自我批评。后来国际一九三O年七月间中国问题决议案等来到中国之后，中央召集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上中央更狡狯地模糊混淆着两条原则上不同的路线（国际正确路线与中央立三错误路线），硬说过去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同时否认立三路线的存在，对于全盘皆错的六月十一日中央决议还认为是正确的，又在三中全会根据立三路线补选新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因此三中全会是公开保证立三路线继续执行，是更加有力阻遏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所以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是立三路线的变本加厉，只是扩大和延长立三路线的恶果，只是推迟了对于国际正确路线的执行达六个月之久，增加党与革命更浩大的损失，是比过去立三路线还更危险的东西。（三）三中全会后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继续执行立三路线反对国际路线三中全会闭幕后共产国际最后寄来一封长信，当时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斗争在全党已经到处普遍起来。中央—方面是用压迫手段阻挠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另一方面是用挑拨离间的造谣诬蔑对付一般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分子，但是结果都归无效。中央受着党员群众的威迫不得不从事修正三中全会决议，做出更无耻的几次补充决议。中央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说“三中全会路线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路线”，禁止讨论立三路线并限制国际来信及二十五日决议只可达到地方党部。在九号补充决议〔3〕仍然掩饰调和主义的更大危险性。在九十六号通告仍然是一贯的调和主义，只是表面上承认立三路线的错误，纸上接受国际正确路线，在消极的承认中央政治局的错误的时候根本抹杀了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的实际任务，取消了国际来信所指示的各项迫切任务的主要内容（如苏维埃任务、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等）。同时对于立三路线来源只是片面的认识（认为是盲动主义的残余），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对于党与革命的损害估量得非常不够与模糊，尤其错误的是认为反立三路线便包含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右倾观念，松懈了对于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的攻击。至于三中全会后党的中央仍然继续立三路线的统治，中央在这期间是自觉的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没有丝毫诚意的接受国际路线。（四）紧急会议是执行国际路线建立党的正确的领导保证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步骤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调和路线更使党的危机加深，革命受着更大的损害，这证明中央已无领导革命的能力并缺乏对于阶级的忠诚（四中全会政治局报告公开承认中央自觉的反抗国际），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一般党员群众的呼声不是要修改三中全会决议，而是要根本废除他，废除历次补充决议，一致向国际代表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行使职权，由国际领导反立三路线与反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组织临时中央机关，召集党的紧急会议，从根本的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紧急会议的要求是围绕着广大的党员群众，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是要求改变党的错误的领导使回复到正确的路线。一般对于紧急会议的建议如下：（1）紧急会议列席成份必须以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党的干部与群众组织中的干部同志为主要成份。（2）澈底接受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3）取消三中全会的决议和选举。（4）正确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澈底予以肃清。（5）根据国际七月决议及最近来信，汇合全党各方面工作经验，郑重规定党的总任务，党的组织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农民运动问题，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等决议案（关于这些问题的正确意见，散见反立三路线各文件中，不久将另整理整个意见提出）。（6）根本改造政治局。（7）确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日期（与七次大会密切有关的即目前急须恢复党内民主，进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发表反立三路线的决议与文件等）。（8）执行铁的纪律，处罚有系统的坚决执行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中央主要负责分子。（五）为紧急会议而斗争围绕在紧急会议周围的是反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最坚决的广大党员群众，尤其是党的下层组织与在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工作同志，他们是不约而同的起来作无情的斗争，就现在所知道的一部分说，已经包含有中央委员之一部分，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维埃区代表团全体同志，苏准会工作全体同志，江南省委外县委员会书记全体同志，北方天津党部，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上海各区委（闸北沪东沪西法南沪中等）及上述各地的所属多数产业支部，中心支部，中央直属小组以及全国积极的工会干部同志等（青岛上海天津武汉海员铁路苏区厦门等地）。中央在党员群众威迫之下，知道简单的高压政策决不足以继续经〔维〕持其错误的领导，这样便采用了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手段，用欺骗的方式向党员群众假装着接受紧急会议的要求，以和缓同志们的反抗，例如中央向全总表示决定召集紧急会议并书面通知全总党团负责人起草紧急会议职工运动决议案，忠发在中央工作会议全国济总党团及苏准会工作同志报告中央已正式决定召集紧急会议（会议的成分规定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参加者不超过四分之一等等），秋白恩来到闸北区到沪中区做报告时均详示服从区委同志决议，赞成紧急会议，国际代表屡次向全总负责人员表示均言全总党团决议的正确并声明政治上组织上保障其胜利，同时却在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这一切都证明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工贼同其性质，另方面证明紧急会议的召集是急不容缓之举了。（六）立三路线派及投降分子破坏紧急会议立三路线派是极端仇视紧急会议的，因为他们知道紧急会议必然是要葬埋立三主义及其统治的，同时还有那些在思想上同样犯有立三主义错误的陈绍虞〔4〕等自然是怀着同样的恐慌，因为陈绍虞等过去是站在“左”倾的口头上的反对立三路线的，他们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时是完全同意立三路线的总策略的（即布置全国暴动总同盟罢工等），他们是用“左”倾的口头禅认为全国已有直接革命形势，而说六月十一日的估量为过低的，他们在三中全会后是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认为立三主义只剩有“残余”，只要中央承认错误“可以避免争论”（引文见陈绍虞十一月十三日意见书）。因此在紧急会议运动迅速发展之中他们是用种种不正确的宣传破坏紧急会议的工作，他们说“立三主义已不存在”，“反立三主义的理论争斗应该停止”，“国际路线已在党内完全实现”，“中央省委已承认错误同志便不应该再谈改造党的组织”，“紧急会议是‘左’倾分子的活动”。这些便是证明立三派及投降分子等是时时在企图破坏反立三路线的运动继续维持立三路线的领导，并且他们这种企图是受着国际代表米夫不正确的指使，米夫是公开地向着全总党团，工联党团，海总党团负责人用派别的观点估量反立三路线的整个运动，命令他们离开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服从陈绍虞等领导（自然上述各党团负责人是当面拒绝并指斥了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便暗中布置合于旧中央及陈绍虞小组织派别的目的的四中全会，以代替党员群众需要的紧急会议。（七）四中全会的经过四中全会的召集，原则上与党员群众们所提议的紧急会议完全两样。第一，参加会议的成份是由中央政治局自由指定的，主要的分子是中央政治局本身，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罗迈〔5〕贺昌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长江北方南方各局的书记，这些都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占列席总人数的多数。第二，四中会议的举行，上述诸分子之外，中央对其他被召列席的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及群众的干部同志是全守秘密的，他们在赴会之前是完全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及会议内容的，因此引起各列席的群众中干部同志的愤怒与严重质问，并一致声明保留其对于紧急会议的意见。第三，会议与讨论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全部会议以时间规定仅仅十五小时，每人发言不得十五分钟，因此有些同志因时间限制连第一次发言都没有允许，这完全表现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八）四中全会是没有解决党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主要任务并且保证立三派的继续领导四中全会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中，拒绝同志们提议在肃清立三路线实行国际路线原则之下讨论党的总任务及诸项重要工作问题，这些不可再迟延的重要议事日程是被调和主义的政治局始终忽略，认为不足轻重的和不需要的。第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明明是用调和主义的观点说“三中全会一般的接受了国际路线”，但是四中全会不敢明白指出，反说“二十五日决议又向国际路线走了一步”（紧急通告已宣布废除三中全会及二十五日决议，四中全会连这一点都不肯承认）。第二，及九十六号通告，中央站在离开领导的立场，只是消极的承认错误，忘却了目前党的迫切的紧急实际任务，同时在分析立三主义来源上，在指出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在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等等地方，都犯着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理由可参阅一月一日全总党团对紧急通告的决议）。这些错误都是从调和主义来的，但是四中全会对于九十六号通告却认为完全站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是正确的。第四，正因为上述这些原故，所以四中全会对于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及组织路线实际上是赞助的，在决议案中虽然表示过要取消三中全会的补选，但结果三中全会的补选除贺昌罗迈之外其余多数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分子更加了一重保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公开拥护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把最高指导机关的中央解释成为教育错误同志，试验那些几年以来从陈独秀到现在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地方，因此周恩来向忠发项英任弼时等仍旧继续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李立三瞿秋白仍使其隐藏中央委员会之内，对于毫无工作经验同样犯有立三路线错误的陈绍虞等，使其加入政治局负领导重责。第五，在会场上很明显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从属的上层机关调和主义分子的主张是一方面，坚决反立从路线的中央委员及下层群众干部尤其工人干部分子的意见是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中央是有计划的指定列席成份造成自己的多数，实际取消全场的民主，垄断选举，并加反对者以种种罪名（如“反国际”“右倾”“取消派”“暗探”“小组织倾向”“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等等）。（九）反对四中全会要求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召集紧急会议四中全会的结果，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我们认为不是国际路线而是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并且米夫自己站在派别观念上故意制造派别，造成党的纠纷。这里更明显的是组织上的立三主义一贯组织路线（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变本加厉的继续发展，虽然表面上引进了一部分工人同志，但实质上仍继续着小资产阶级书生的领导（如周恩来陈绍虞等）。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如九十七号通告充满了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精神），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实际阻碍了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及反立三路线运动的进行。因此我们应站在国际正确路线之下立即推翻他的全部决议，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要求国际重派正确的代表领导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只有在紧急会议中产生新的中央，由他召集和主持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能保证第七次大会的真正胜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产出的调和主义的中央的领导，反对他们召集和包办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十）拥护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现在立三派及投降分子陈绍虞等小组织是到处继续造谣诬蔑恐胁欺骗那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四中全会的同志，他们最主要的借口便是说“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这种说法正如李立三及其党徒在三中全会时对于当时反对三中全会同志的诬蔑同一口吻。我们知道当时国际代表领导三中全会犯有错误，他曾经反对“把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对立”，又说“党的路线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引语见远东局代表致三中全会的信）。我们是曾经反抗过这种错误的，并且现在已经证明我们这种反抗正是为忠实国际路线而斗争。这次米夫领导的四中全会是本其在六次大会时附和右派布哈林调和主义的立场及其私人派别的成见，完全抹杀党员群众的意见，重复着做出严重错误，显然是违反共产国际的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只有坚决的要求国际撤换他的职务，纠正他的错误，才能使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障碍彻底铲除。（十一）号召全国团的同志为反四中全会召集紧急会议而斗争立三主义取消了团的组织，是青年运动的极大障碍，立三主义在团里面还有很深厚的基础，团的中央是顺从着党的中关系统地做着错误。因此在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运动中，党的同志必须领导团的同志，赞助团的同志在少共国际正确指导之下，从下而上的召集紧急会议，实行向团中央的立三主义调和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解决团的路线问题与组织问题。（十二）反对斗争中的不正确倾向我们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实际工作上坚决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到底，并且要时时注意站稳布尔塞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坚决的正确的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奋斗，尤其是反对党内最主要的右倾危险，反对托陈取消派分子乘机混进党内活动的阴谋，反对李立三及陈绍虞等小组织的活动，并且要在不断的以正确的澈底的自我批评来检查立三路线长期统治之下全党在各方面工作中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所犯的一切错误，同时要在加紧实际工作中去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以完成国际路线所指示给我们的迫切任务。根据《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单行本刊印注释〔2〕原件无时间，此是编者根据内容判定的。〔3〕指一九三O年十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决议。〔4〕陈绍虞，即陈绍禹。〔5〕罗迈，即李维汉。
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在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全总党团及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案发表之后，右派小组织以罗章龙为领袖的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并且公开的发表反党的小册子——《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问题更加严重，特成立下列决定：（一）这一反党的小册子，是右派小组织反党反国际的整个纲领之最具体的表现，而为罗章龙所主持的（便是与他同道者徐锡根同志也不能否认这是章龙编印的）。章龙在这小册子上，学尽取消派反党反国际的口吻：第一，他是公开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所以他说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表〔展〕，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而继续“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成立临时中央，主持紧急会议”。但是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下，在国际代表指导之下而为国际所批准召集的，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所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国际的。并且罗章龙所继续号召的紧急会议与主张成立临时中央，更是露骨的分裂党的第二党的主张。第二，这样，他便更进一步的反对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国际代表。但是国际代表是百分之百的执行国际路线来指导中国党的，所以反国际代表实际上即是反国际——这是陈独秀以及共产主义“左”右叛徒所用惯的把戏。第三，他更等于向敌人公开告密，说四中全会是国际代表某某领导；这简直是反革命的行动，因为除掉便利于敌人的巡捕房警察局外，再没有其他意义。第四，他说“立三路线……造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这一估量的根本思想是在本年一月一日他所起草的全总党团决议案上。这一决议上说：“立三主义是破坏了党与团的组织，是破坏了工会与其他群众的组织，是破坏了红军，是破坏了中国革命”。这种不正确的估量，正是暴露他自己对于革命的失望，其目的是要得出取消派的结论。根据这种估量来借口反对整个领导，用意是在破坏我们的党。因此他说“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恶骂中央“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证明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工贼同其性质”，所以他主张“立即停止中央行使职权”，“根本改造政治局”（即是全部撤换）。这与取消派的估量和要求完全一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党从革命斗争紧张战线上拉到右派的退却路线上来。最后，他自然就暴露了他一贯的反六次大会的立场，他认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右派布哈林领导之下采取了调和立场的；其实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之下绝对正确的，不仅布哈林的右倾路线没有在那时暴露，便是布哈林演说中的个别错误也没有为大会所接受，怎能说到是调和立场？这样，就更加证明他的右派纲领与取消派一般无二。根据这四点，已足以证明罗章龙的思想和行动，他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队伍中人了。（二）这一反革命小册子的印行，完全是罗章龙把持全总党团机关用以进行其反党的右派的小组织之最具体的产物。同样，在一月以后，罗章龙主持的全总党团，除掉成立一月一日的右倾决议案外，并在一月十七日公开号召与领导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实际上就是反国际；在组织上派遣被他煽动的同志到各省（如满洲，顺直，山东，广东等省）在〔去〕进行反党的右派小组织活动，最后他还抵抗中央政治局一月二十日决议的执行，丝毫不改变他的反党行动，而且还鼓动全总党团同志拒绝移交全总党团的工作。这一切，都表示他没有丝毫诚意来在全总党团执行国际路线，而是在假的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利用全总机关作为进行第二党组织与活动的大本营。（三）罗章龙这种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他远在六次大会前陈独秀时代和两湖秋收暴动时候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六次大会上，他并没有承认任何他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提出了不要任何旧的中央委员当选新中央委员的主张，当时是遭了国际代表与最大多数到会代表反对的。六次大会后，他对于六次大会路线的执行是机会主义的消极，在全总的工作可以做为证明，而且有些政治问题，是常常暴露他的右倾观点的，如对六次大会后至去年六月以前的中央路线是否正确不回答，对那时期党的进步不回答，认目前中国革命运动还不是高潮时期。他一直在四中全会上，四中全会后还是如此坚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他领导了少数同志，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国际路线，并声明退席。会后，他又在四中全会决议案修改委员会上举手反对四中全会决议案，所以他结果便拥护与取消派一类而已被开除的王仲一（他公开说他自六次大会以来反对中央一贯的路线）来参加紧急会议。在国际来信前党内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罗章龙是一贯的采取消极态度。国际来信后他便由机会主义的消极进而站在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来反对党反对国际了。尤其是他所进行的右派小组织，欺骗一些同志到环境不容许而对党秘密的地方去开会，便利敌人以破获我们的机会，这是要罗章龙负主要责任的。（五）〔1〕根据以上这一切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之反革命的行动，罗章龙是一刻不能停在党内与无产阶级队伍中了。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远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六）中央政治局特要求全党同志在深刻的认识罗章龙这一反党的行动中，必须坚决的与罗章龙右派小组织作无情的斗争，要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完全与他分开，并且与他完全隔离起来。中央政治局更号召被罗章龙右派小组织所欺骗所蒙蔽的同志，应立即醒悟与澈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而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并且要向全党公开这一右派小组织的一切活动的经过与罪恶。（七）这一决议一直发到支部中去，使全党了解开除罗章龙，将是全党在反立三主义反调和主义的热烈斗争中解除右派武装的开始，将领导全党拥护四中全会执行国际路线更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执行坚决的转变，而加速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一九三一·一·二七中央政治局通过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一九三一年一月）注释〔1〕原件顺序号少“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同志们！李立三同志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给了中国革命运动以重大的损失，这是每个党员和团员首先是工人同志，对他应有深刻的认识的。我们和我们的领导应为拥护国际路线而斗争到底，坚决的拥护国际路线到底，就是保障永远再不重复这样的错误和保障党的当前任务的执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和布尔塞维克锻炼的不够，因之没能给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以及时的打击。而三中全会依然采取调和主义的立场，来代替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而掩饰其反共产国际的性质。并且在国际来信以前，虽然有过少数同志对于立三路线作过反抗的斗争，但并未能及时的引起广大党员群众的注意和响应。等到共产国际来信以后，全党才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与立三主义及对他的调和态度，作残酷的理论上与组织上的斗争。今年一月初中央召集的四中全会扩大会，有下层组织的代表参加，澈底的揭发了立三路线。四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最后来信，通过了决议，号召全党与立三主义和对他的调和主义斗争，应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执行坚决的转变。四中全会改变了政治局和中央的成分，撤换了立三路线统治时他的最接近的同志的工作。同时，进行改变省委与地方党部书记的成分。被撤换的立三主义者的工作，由开始即与立三路线作斗争的新的同志及曾犯过立三路线错误而曾表示改正这种错误的工人同志来代替。同时，四中全会对子以罗章龙廖慕群〔1〕等同志为代表的右派分子，给了无情的打击。因为他们是躲在反立三主义的旗帜下，企图拿他们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来危害党。同志们！立三主义给了我们许多的祸害，他减弱了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减弱了我们对中国革命，红军，苏维埃运动和劳动群众斗争的领导。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力量，国民党，改组派，托洛次基陈独秀派利用了而且正在利用这些机会。这些中国的压迫者，劳动群众的刽子手，革命的叛徒们，正在欢呼呐喊，说我们的队伍里也能找得着反对共产国际而坚持自己错误的同志！这些阶级敌人之所以利用这些错误，是为着企图卑鄙的进行他们消灭红军，消灭苏维埃，消灭我们队伍的事实。这样，便从帝国主义一直到陈独秀托洛次基的反革命联盟，天天污蔑我们英勇的红军为土匪为强盗。他们天天散布谣言，说红军已逃散，已完全失败，说农民起来反对红军与苏维埃。同志们！反革命之所以散布这些谣言，是想动摇我们对革命胜利的信仰，减弱我们对工作的热忱和努力，放松我们的纪律和秘密。党的纪律与秘密的放松，便是给帝国主义国民党更多多逮捕我们的可能。托洛次基陈独秀派之所以企图在工厂中在企业中来破坏我们，来巩固他们的地位，也就正在帮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同志们！反革命的这种工作，不是完全无效的。在我们的队伍里也找得着象取消派一样的人，诬蔑红军，反对去年七月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郭妙根）；说立三路线已破坏了党，破坏了中国革命，现在形势与八七会议前六次大会前没有轻重的分别（廖慕群，彭泽湘，罗章龙）；说苏维埃运动至今还不是一种真正群众的（苏准会工作人员会议）；更属有害的，则诽谤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调和主义之下进行，说六次大会后中央是一贯的错误路线（罗章龙，王仲一）。这些话，陈独秀彭述之等是常常这样说的。很可惜的，受罗章龙同志所煽惑的几个工人出身的同志，也正在落到这个泥坑中来了。陈独秀一向就要求改组全体中央，现在罗章龙等同志也正在欢呼这个口号。陈独秀组织自己的派别和小组织，瞒着共产国际与党召集自己信徒的大会与群众的露天大会，现在罗章龙，王克全，王凡一〔2〕等同志也正在干着同样的勾当。他们组织无原则的派别，不得中央与省委许可，私自召集会议，成立第二省委第二区委来分裂党，并在这些会议上提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反对中央。陈独秀当他在党内时，曾私自印发告同志书，宣布自己的政纲。现在罗章龙同志也利用全总机关私自印发《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的小册子，宣布自己反对六次大会反对四中全会的右派政纲。不管他如何说到拥护国际，实际上只是提出了反共产国际的纲领。尤其是罗章龙王克全两同志已经走上了反共产国际反党的道路，不肯服从共产国际与中央的决定。甚至他们的信徒更散布挑拨的谣言，说中央给党以空前未有的危害，而给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未曾有过的利益。陈独秀之所以这样干，是想拉拢更多的工人欺骗更多的工人，来作反革命的事业，使他们脱离党与共产国际。而罗章龙王克全等同志也就把帮助党的实际工作丢开不做，却在中央与省委所不知道的地方召集秘密会议，以便利敌人的破获。同志们！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号召你们起来，给一切派别与小组织以无情的反抗。因为他们不得中央和省委许可，私自召集会议，私自印刷小册子，来进行其反党反共产国际的工作，而给警察巡捕以利便。制止罗章龙王克全之流的同志来污蔑党，来损害我们的队伍！不要相信他们真是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他们是拿这个口号来欺骗同志！他们利用你们诚恳的对立三主义的忿恨，想拖着你们渐渐走向反党反共产国际的道路！他们的口号是：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改组全体中央，反对中央与国际代表，还有其他各种的武断口号。同志们！别听这些口号！反对这些口号！这些小组织者，打着反立三主义的旗帜，为着自己利益而斗争，为着右倾机会主义与自己的小组织而工作。这分裂党的勾当，仅仅是帮助敌人，给敌人以最好的机会来利用，来进行破坏革命的阴谋。并且这一右派小组织，自从公开的组织江苏第二省委和各区区委，公开的散布右派纲领的小册子与明目张胆的在全总党团会上决定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以后，也就立刻在全党面前宣布了自己的破产。因此，在一月二十日中央对这些问题决议发表之后，海总党团首先放弃自己过去对右派的调和立场，决议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小组织，苏维埃运动委员会临时党团，济总党团也成立同样决议。党要求在这些党团中还没有澈底了解自己错误的一部分同志，要更坚决的放弃对右派小组织的调和立场，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的与右派小组织作斗争。过去对立三路线调和，后来又在全总党团参加右派活动的余飞同志，也正式声明他与右派分开，承认自己在全总党团中领导的严重错误。余飞同志是领导全总党团走上分裂党的道路的主要负责者之一，他在承认反国际反四中全会的错误之后，一定要澈底放弃他自己对右派的任何动摇，以及他在莫斯科以来的派别观念与行动，并且要从实际工作中来证明他是真正拥护四中全会与反对右派的。另外，王克全、王凡乙〔一〕两同志要再不立刻停止他们第二省委第二区委之分裂党的行动，罗章龙同志要再不立刻停止他领导全总党团一部分同志进行小组织的活动，不经党同意，不使党知道，便派遣同志到各省去的活动，私自印发小册子的活动，则他们便要自绝于布尔什维克队伍之外，而全党同志也必不能容许这些分裂党的领袖继续活动于党内。这些行动是再延长一分钟也不容许了，再延长一分钟，都是帮助敌人损害自己！同志们！中央号召你们，不要听信那些人召集你们去作继续不断的讨论和谈话，去开秘密的分裂党的会议，努力于实际工作！巩固赤色工会！领导工人的罢工，农民的斗争，与兵士的反抗，动员群众拥护苏联，拥护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根据中央一月二十日决议，组织群众与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作斗争！在共产国际及中央的周围，团结起来！在共产国际来信，四中全会决议与政治局最近几个决议的领导下，全党应如一个人一样，进行实际工作！同志们！这是我们的口号！在工作时，反对与肃清立三主义与对立三主义的调和主义，并与一切脱离共产国际与党的路线的倾向，首先就是与右倾和对右倾调和作无情的斗争。右倾在中国革命这个阶段上，是最危险的倾向！反对一切为罗章龙王克全等同志的小组织者与分裂党的分子和对他们的调和者！拥护党的铁的纪律！打倒不负责任的一切废话！坚决的执行工作！我们在事实上来证明，党对于我们是异常宝贵的东西，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从内部来破坏他，我们坚决的团结起来象一个人一样，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巩固自己队伍于共产国际，中央和党的周围！共产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苏联万岁！中国苏维埃革命万岁！中国革命与苏维埃的中国万岁！执行工作——在工作中取得胜利！一九三一·一·二五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廖慕群，即何孟雄。〔2〕王凡一，即王凤飞。
中央通知第二○四号——关于与党内右派小组织斗争问题（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通知第二○四号——关于与党内右派小组织斗争问题（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扩大的四中全会闭幕以后，中央正在坚决的开始领导全党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肃清调和主义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澈底转变时，正在全党接受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之坚决执行转变时，乃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罗章龙何孟雄王克全等同志，竟利用假的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旗帜，以右倾的纲领，用尽一切小组织的方法，来作分裂党捣乱党的活动。并且他们在党中散布极卑鄙的宣传与鼓动，公开的组织第二区委第二省委，隔断党的正确组织的关系，来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反对党的正确领导，而障碍着党在实际工作中的真正转变。它们企图停滞党的工作，离开决定阶级胜负的任务，客观上完全是帮助敌人。在这时，敌人更利用这一机会加紧对党的进攻，而党的组织确因党内斗争的不正确倾向之发展与敌人进攻之加紧，而受到不少的破获，这客观上必然是而且已经是〈给〉敌人以帮助了！在这里，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在革命的日益发展形势下，自然逼使统治阶级更残酷的〈向〉革命唯一领导的政党——共党〔产〕党进攻，党为着坚决领导群众的斗争，巩固党与群众的组织，秘密工作的加紧更成为最重要的前提。中央为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小组织分裂党的行动，为防止敌人加紧利用机会来破坏党的组织起见，党必须更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和教育，更严密党的组织，加紧秘密工作之执行与督促。同时规定任何同志到各省党部（无论是否由原来各省工作同志的来回）必须有党的正式介绍信，必须有党的〈可〉靠的证明，才能与之发生组织关系。特别在党内的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斗争中与右倾机会主义小组织作无情的斗争，更加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丝毫不放松主要的右倾危险，以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并且在坚决接受国际路线的四中全会精神下要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执行澈底的转变。中央一月二十一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中央政治局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政治局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去年苏维埃运动飞快的发展，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的统治以直接的威吓。这样，中国又重新证实了马克思所说的“革命促进着反动势力的团结”！谁都知道，帝国主义的国家在中国是互相争雄，各派军阀间是互相矛盾。可是，在正在发展着的工农革命前面，一切反动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运动。在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的威逼之下，南京的国民党，遂把镇压苏维埃运动，认为自己主要的首先的任务，帝国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努力热心动员一切反革命力量，以破坏中国苏维埃运动，原因是很明显的。他们不仅为的要保护其在华的统治地位，保护其对中国群众的剥削，而且这也是他们正在筹划着的武装干涉苏联必要的预备的步骤。为着保障帝国主义的利益，保障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封建制度和一切特权，南京的国民党就同其他军阀妥协，以便把一切力量用来进攻红军与红色游击队。国民党估计我们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把二十五师以上的政府军队，五十个以上德国顾问，在中国讲来，算是很好的军械（而且有航空队），一齐开往湖南，江西，来与红军作战。开始的国民党却得了些实际的胜利，把我们的力量从重要中心区域排挤出去了。因为苏维埃运动第一次胜利，便想在全国组织绝无准备的，盲动主义的暴动，这是不正确的。可是，因为这一次的失利，便颓丧悲观起来，这也是不正确的。我们既不能因为胜利而头昏，又不能因一时的部分的失败而垂头丧气，遂认为苏维埃运动已经失却前途，我们应放弃政治的斗争，仅能进行经济的斗争［的斗争］等等。共产党应当肃清这两种倾向，应当很灵敏的把用日常斗争来夺取群众的工作同政治的国家的任务的解决来溶合起来。至于说到苏维埃运动，更应当分析环境，深刻的研究第一次失利的原因，并指出将来斗争的前途与我们的任务。我们应当指出，我们第一次失利的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带有军事战术的性质，敌人的人数是超过我们，武装亦比我们好，并且有集中的指导等等。而我们的力量非常散漫（这能将我们截断为几个部分），我们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统一的使我们各部互相联系起来的战略计划。第二个原因是苏维埃区域内我们所领导的土地，经济与组织政策的错误。这些错误的结果（四中全会已经指出这些错误的实质），使我们在几个区域内，没有充分的群众的拥护。但是，在将来军事进展与改正错误的过程中，这个原因将失其尖锐性，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比较顺利的前途。在解决这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军阀间的矛盾，仍旧存在，现在南京派，广东派，广西派，湖南派，江西派军阀间，已开始争执，无疑义的这要使他们的一部分力量，无法来进攻我们。另一方面，南京不能撤退用以抵抗张学良的一切军队，恰好相反，在最近南京还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张学良。现在基本的斗争是进攻苏维埃运动，但不能完全取消张学良反对南京战争的可能。张学良表面上与北方军阀开战，实际上，却是联合一切力量反对南京。苏维埃运动，目前对于张学良，尚无直接威吓的形势，因此他能利用南京政府的弱点，而向南京开战。这个可能爆发的新军阀混战，一方面使我们苏维埃区域的斗争容易进行，另一方面，将使全中国劳苦群众，更加革命化。过去南京与北方的战争以及经济的恐慌，已使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活跃起来。农民运动及游击战争，虽不及南方的激烈，但总是已经波及北方了。新战争的爆发，更要助长北方正在开始的农民运动的发展。最后说到我们的前途，不能不见到许多南京军队在与红军与土地革命已有基础区域的接触时将要瓦解，在被苏维埃军队占领的时候，无疑义的，农民运动与游击战争，将把南京军队破坏或分化起来。同时，我们红军的力量将加强并集中。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而且愈前进愈会发展。最近我们所得的胜利即其明证：南京的三师军队被缴械，获枪五干余枝，机枪二十余架。这个胜利证明，南京不仅调遣自己的力量，且把西北军也要开赴江西，而鲁涤平，何健却又纷纷呈请辞职。我们不应以一次胜利为满足，无疑义的，将来的斗争，在我们如能运用正确的政策，动员我们一切力量，一定能得着新的胜利。革命斗争的向前高涨，苏维埃运动的向前发展，纯粹靠党的策略与行动。从这个观点出发，政治局认为必须执行以下的迫切的任务：一、最高限度的集中并巩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斗争的领导。为着达此目的必须增加并巩固苏维埃区域中央的成份，他必须即刻改正在经济的土地的组织上政策所犯的错误，建立真正群众自己管理的苏维埃政府，设法巩固政府机关，红军，贫农团，并发展游击运动。二、赶紧在苏维地区域内组织职工会的领导中心，它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并发展雇农，苦力工会的工作。三、立即派遣有军事经验或军事准备的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到苏维埃区域中去。四、动员上海工人一千，香港工人二百，津唐工人一百以及其他城市工人去巩固红军。这个运动，应根据自愿原则，由党，青年团，赤色工会来举行。并应于最短期间内尽可能的完成这个工作。这个运动，应与宣传苏维埃及吸收工人同志加入党，团，赤色工会的工作联系起来。五、各地党部，应最高限度的加紧发展破坏敌入军事力量的工作。并组织扰乱敌人后防的工作（兵工厂，飞机场，铁路等），与加紧工人的斗争与罢工的领导，这就是给红军英勇斗争以直接的拥护，否则，无异等于忘记苏维埃口号而为革命的罪人。六、红军根据最后特别训令，应集中自己力量于湘赣南方，应打退军阀们的反攻，保护苏维埃区域，必须避免在不利于我们条件下的殊死战，必须保全并巩固自己的真正力量。七、认为最好很快在苏区内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不应机械的一定要在二月七日来开，再延期与否应由苏区中央局去决定），委托苏区中央局领导召集。委托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党团最后的起草苏维埃大会决议草案，交由最近的政治局会议批准。上海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改为拥护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并在所有各企业，各城市，各乡村中组织这种同样的委员会。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全党同志们！在敌人燃烧我们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烈火中，在国民党军阀与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苏联的准备中，党经过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召集扩大的四中全会，整顿了党的斗争行列。扩大的四中全会一致的接受共产国际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是根本不相容的。在无情的自我批评精神之下，指斥了三中全会用外交手腕掩护着立三路线的企图。四中全会严格的指斥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的延缓与阻碍党走向健全道路的一切动摇与调和。现在党的领导机关已经改造了，新旧干部中最好的成分与许多新的工人同志吸引到党的领导中来；这样，在组织上来创立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保证。四中全会已决定愈快愈好的妥当的准备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扩大的四中全会严厉的反对郭妙根，何孟雄，彭泽湘等同志利用反立三路线斗争，来拥护右倾机会主义或无原则派别斗争的企图。在这里，扩大的四中全会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只要我们无时无刻不要忘记右倾危险，不要忘记公开的暗藏的取消派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主要危险的时候，我们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才能更有效果。我们反对立三路线，他抛弃我们在苏区中地位的加强，他抛弃苏维埃区域的巩固与扩大。但是我们也用一切力量，与取消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叛徒们斗争。我们毫不调和的反对立三路线，他只是空喊，而不真正去准备群众罢工与政治罢工，他放弃领导与发动经济罢工。但是我们也要用一切毅力，与右倾机会主义者郭妙根等同志向党建议取消政治斗争的观点斗争。我们打击了立三路线以及一切调和派，因为他们企图以空谈，消极与冒险，来代替暴动的群众准备。但是我们声明，狂喊革命失败，党及革命已经破产已被取消的人们是党与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扩大的四中全会号召全党，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但同时要用一切力量反对机会主义者与取消派，他们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只是一句空话，只是企图把党送到右倾的泥坑中去。全党同志们！在对于共产国际铁一般的忠实中，密切的坚强的巩固我们的队伍。对于只是口头上反对立三路线，而实际上继续机会主义与消极的人们，不要再容忍下去了。我们要揭露掩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下的努力右倾活动的企图。不要再损失一分钟的时间了。处在资本进攻烈火中的工人们，渴望着我们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渴望着城市的拥护与援助。革命的责任要求全党领导千百万群众，反对正在准备着的对于苏联的总进攻。这几个月来的严重错误，已使我们丧失了一些区域与遭受了部分的挫折。我们应该恢复这些区域，并在革命的斗争中，夺取新的区域。吸引大批新的工人到党中来，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吸引数十万新工人加入赤色工会，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把千百万工人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党与赤色工会站在一切群众斗争的前面，准备与发动斗争，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争取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的群众，这才是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只有这样，这才是对于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现实帮助，这才是以革命政策代替机会主义冒险辞句的政策，这才是使党前进。反动势力强横的向党进攻。“左”右倾取消派采用分裂的企图与混淆的手段来反对党，来拥护反动势力的进攻。但是中国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是能够打破这些进攻与勇敢的前进的。中国的革命高潮是必不可免的。如果全党象一个人一样，接受了扩大的四中全会的口号，并把它运用到实际中去。这一口号是：党到群众中去，站在群众前面，向着前进！要立刻检阅与改善党的一切组织与群众组织的动员群众的能力！在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中，肃清一切派别倾向，彻底克服立三路线以及对于他的调和态度！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千百万的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冲上前去，反对敌人的总进兵——这是现在的口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四中全会为反对国民会议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四中全会为反对国民会议宣言全国的工人们！农民们！士兵们！城市贫民们！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立刻号召全国劳苦群众站在苏维埃（工农兵会议）旗帜之下，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贫民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现在全中国苏维埃运动极大发展，两个政权尖锐对立，国民党统治日益动摇，反动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及站在他们背后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动员他们一切军事，政治，社会的力量，一方面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和全国劳苦群众，他方面向劳苦群众施以改良欺骗，如“和平”，“统一”，“裁厘”，“大赦”，“劳资合作”，“工厂法”，“地方自治”，“国民会议”等。他们企图以这些方法挽救他的危机和死亡。但是中国工人，农民，士兵，贫民的广大群众，一定不会被这些欺骗所愚弄的！国民会议是反动的旗帜，是白色恐怖的掩饰！中国工，农，兵，贫民群众绝端反对这一切国民会议的号召！现在苏维埃区域内的工人每天只作八小时工，但是国民党在号召国民会议上加强的宣传劳资合作；在苏维埃区域内每个农民都有土地，但是国民党在号召国民会议上强迫农民向地主纳租；在苏维埃区域内，红军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治活动之权，并分得土地，但在国民会议之下的一切士兵仅不过是枪靶子与军官的奴隶；苏维埃区域的一切贫民，都得到政府机关的保护和帮助，但是在国民会议之下的贫苦民众则完全践踏在资本家地主的足下。保护一切劳苦群众利益的苏维埃政府是工，农，兵士，贫民选出的代表所组织的；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一切资本家，地主及剥削者皆无选举与被选举之权。所以，苏维埃政权是劳苦群众自己的革命政权。但是，国民会议又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它是地主、资本家及其走狗的会议！为要直接反对苏维埃政权，为要摆起“和平”“统一”的假面孔以取得帝国主义者的夸奖与财政帮助，为要在统治阶级各派别间的分裂和冲突日益尖锐的时候来缓和这个矛盾以便一致对付苏维埃革命运动，为要欺骗一部分工农群众来削弱革命的力量——为着这些原故——他们才召集地主，富农，资本家，黄色工会的领袖，改组派，第三党，托洛斯基陈独秀取消派及其他—切反动派别来参加这个会议。国民会议是反革命地主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反革命会议！全国工人们！农民们！士兵们！贫民们！现在，国民党帝国主义“包围”红军及苏维埃区域的计划大遭失败，全中国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不久就要成立，选举并派送代表参加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运动，全中国中正在进行并已经进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以全力拥护苏维埃运动并反对反革命的国民会议！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工人农民群众！你们恰正遭受敌人的包围和屠杀，你们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参加革命战争，加深土地革命，建设强固的苏维埃政府及坚强勇敢的红军，并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富农，取消派，AB团等。反动区域中的工，农，兵，贫民群众，尤其是受黄色工会欺骗的劳动群众！你们必须记着每个罢工，每个骚动，都是对敌人的打击，并是对苏维埃区域之直接帮助！在每个工厂，每个农村，每个兵营，每个街市，每个学校中，你们要注意，谁如果在你们面前宣传国民会议，必须明白那就是一只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走狗！打倒他！反对国民会议！反对参加国民会议的选举！派选代表出席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反动国民党正在吹牛皮“允许”工会选举代表参加蒋介石的国民会议，而同时逮捕真正革命的工人领袖，压迫赤色工会，甚至禁闭他自己御用的黄色工会，因此，我们号召一切与黄色工会发生组织关系的工人们到赤色工会来反对反革命的国民党及其它在黄色工会中的代理人，我们并号召全体工人对于国民党所召集的宣传国民会议的集会一致拒绝参加，并起来反对这种集会，更加无情的暴露国民会议及帝国主义国民党及其走狗的反革命性。全国的劳动群众们！一致起来！组织自己！加入赤色工会，雇农工会，农民协会，贫农团，苦力工会！加入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反对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者进攻红军及苏维埃区域。在这一革命斗争之下，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日子不远了！起来！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明天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打倒国民会议！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1]会议讨论结束，要求同志们原谅。在四中全会之前，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共同致信国际，保证扩大的四中全会安全的举行，因此今日晚十时半钟必须结束，这是我们的责任。唐山同志来迟，要求发言，但我们不能因此动摇了我们会议的时间，动摇了对国际的保证，现在另约时间与他会谈。结论只说三个问题：1．李立三主义2．调和主义3．四中全会和党以后应该如何去工作1．为什么中央的一切同志都无条件的服从立三主义，全总在取消工会时，没有反抗，C．Y．在取消青年团时，也没有反抗，主要是同志们被立三路线“左”倾的词句抓住了，如秋白恩来也是如此，被“左”倾的词句抓住，结果使立三路线来与国际路线反抗。在六七月间我们如果如立三路线一样的认为当时已经是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的确将使党受到损失更为利害。如果我们清楚的认识立三路线是退却的，是与真正进攻的路线不相容的，即不会发生调和主义。调和主义的发生，根本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根本性，同志们只以为他是夸大的，只说他是热血的革命家，这样估量是不对的。他的路线，与真正革命的进攻路线是不相容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于暴动的前提也是不相容的，立三路线使党，青年团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受到了大大的损害。我们要明显的认识，国际批评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热血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盲动主义的英雄，——个披着冒险主义外套的颓丧的小资产阶级，所以在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时期，我们要澈底的打击和肃清立三主义……甚么是政治局对立三政策取妥协的调和态度以及发生许多动摇的原因呢？无疑的是没有明显认识清楚立三主义的根本性质。根本上这些同志们在想：这件事并不怎样很险恶呵，立三只是过分估计了现在前形势所以要举行暴动。他是一个过于热血的革命家。立三主义这种估计对于党是错误和不幸的，它的理论及实际与进攻路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义内）是绝不相容的，它与有系统的组织及领导革命，与有系统的建立暴动底前提无丝毫相同之处，立三主义的系统是领导党及群众走向失败，解体及解散的系统。在对于党这样严重的三个月（六月，七月，八月）中无疑的还无有直接革命形势；即使已经有了这样的形势，立三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亦必会使党破产。应该绝对的了解，共产国际之所以严厉的批评立三路线，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太热心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冒险辞句的英雄，因为他不是革命的组织者。站在全国暴动与中国革命胜利的观点上我们△△集中火力反对消灭党而不能使革命胜利的立三路线。为了在城市中能真正有力的组织与领导群众罢工，我们应〈批评〉立三对于总罢工的空谈。为了真正的获得与保持中心城市，我们应批评立立〔三〕在武汉与南京的冒险政策。从暴动的观点上我们应批评立三这种冒险的机会主义。从六月到八月间的形势是怎样的呢？毫无怀疑的我们当时是在剧烈的形势与运动高涨的时期中。军阀战争与革命化的形势普及到更多的省份中，农民暴动一天一天的蔓延，苏维埃区域渐次广大起来，红军有伟大的成绩。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群众逞〔呈〕现不安的情绪，时常发生兵变。小资产阶级亦日益急进化，在城市中还无有广大的群众运动一这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无力量领导与组织工人群众——但是罢工的浪潮是增涨的。自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不能决定暴动。在日益加剧的斗争中我们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力还是很小，还没争取了工人阶级最主要的阶层，在士兵群众中的工作还是很少，还无有建立了苏维埃根据地与将红军改造为革命底真正的铁军。但是在这种很顺利的形势下党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可以扩大他在工农及士兵群众的影响。如果党当时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党无疑的在对于群众的领导中可获得伟大的进步。共产国际当时曾这样警告党的领导：不要落在运动后面，不要冒险。党本应根据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真正的进攻政策（在这个名词的真正的字义下），而立三却领导着党反对国际，并且采用了叛徒们所用的辞句：“或者忠于共产国际的纪律或者忠于中国革命。”他开始缢杀了苏维埃大会的宣传运动。他超过了共产国际代表径自将准备会议改变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他解释说，现在是革命行动的时期，不能举行苏维埃大会。立三将苏维埃与革命行动对立起来，将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下群众的动员与革命行动对立起来。同志们，我问问你们，这是一个怎样的革命家呵！他空谈全国暴动与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是他缢杀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宣传运动的理由。立三的第二步是六月十一号的政治决议。他自觉的将这个决议当作反共产国际的斗争纲领发给各级党部。这个决议是完成了所谓的立三主义的整个理论与实际。他反对共产国际的立场——集中苏维埃区域，建立铁的红军，创立苏维埃根据地与苏维埃中央政府。他反对我们发展与领导工人罢工以及在一切日常斗争中组织与领导工人的观点。他说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更不能保持此胜利。这是最无耻的机会主义与最卑鄙的悲观主义。他根本怀疑为革命争取工人群众，所以在他的暴动理论中工人是无作用的。在讨论南京暴动时他公开的说：“如果我们暴动，工人们必会随着我们。”他不说，为了进行暴动我们应争取工人群众，而认为，为了争取工人群众应举行暴动。“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形，中国工人不要罢工和示威，只要暴动”，正当上海以及其他城市罢工浪潮日益增长的时候他总是坚持这种说法，而不去领导与发展此罢工浪潮。这位立三同志是一个怎样热血的革命家呵！他的血已经热到这样的程度，竟连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与暴动中的作用以及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都不了解了。在他对于苏维埃根据地问题的态度中亦明显的表现出这种机会主义与悲观主义：把苏维埃区域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全国革命的立时胜利，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不可能的，无有世界暴动与世界战争，全国革命胜利亦是不可能的。革命底胜利对于立三不是党根据着具体条件有系统的工作的问题，而是一个奇异的问题。“他是任何一个大的事件中会到来的，任何一个大的斗争会忽然引起革命来的，那时党会忽然强大起来以及解决一切困难”。立三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任何问题不能与一实际的回答，他指责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决议与提议，因之这位热血的革命者走向了等待伟大事变到来的政策。立三在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再三的说到“只要革命形势到来一切都可解决”以及他根本不提党的作用而只着重的说客观形势的作用，这都不是偶然的。他并且引证着说，太平天国时无有党而却有广大的暴动。你们特别在运动这样高涨的时期——六七八月中把立三的机会主义想象一下，你们在发动群众斗争与党的群众工作的具体任务前面把它想象一下，就可明显的看出这种危险的机会主义与消极主义底冒险的结果。这正是立三的机会主义特别表现出来的。他是用“左”倾的辞句遮盖了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政治局在立三领导之下自然也感到了一般的高涨，因为它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无有正确的方法利用对于我们这样顺利的形势。因之政治局在立三领导之下开始了它的冒险政策，它决定了在武汉南京举行暴动，在上海举行总罢工，它决定了红军向大城市进攻，它决定了在一切省区与城市内骤然进行暴动，它决定了苏联红军应经过蒙古开到中国来，它决定了苏联应立时向各帝国主义国家宣战，在中国党的政治局内决定了全世界的暴动。好象政治局若对于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与指示不闻不问，便能更好的领导世界暴动一样。八一与八三的政治局会议事中国党的耻辱。政治局在这两次会议中用最疯狂的最大意的空谈自己决定了全世界的暴动，同时向用一切力量与冒险政策对立起来的挽救中国党的共产国际进攻。但是立三在公开反对国际与执行他的冒险政策时，他有系统的解散了党，取消了青年团与群众组织。这是怎样的一个热血的革命者呵！党及赤色工会对于群众及工人斗争的关系再没有比政治局在立三领导下决定全中国暴动的时期那样削弱的了。立三并且从托洛斯基那里借来了“左”倾的辞句。这不是进攻的路线。这个路线与列宁主义根本无有关系，他是原则上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根本相对立的路线。不承认错误是一个政治的危险。不把党澈底的从立三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中解放出来，党是不会向前进的。为甚么三中全会在党的真正转变中无有效果呢？为甚么政治局在三中全会以后无有真正的实际结果呢？为甚么我们还不能改善工会的工作，不能加强我们领导与扩大罢工的工作，不能在苏区内执行我们的政策以及加强我们在士兵群众中的工作呢，为甚么我们到现在还不能真正的在实际中执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呢？三中全会接受了这个决议的呵。他的原因很明显的是，三中全会以及政治局的政策不能造成在党内执行真正转变的前提。立三把党领导到死巷中去，他使党脱离了群众，他告诉全党说“我们现在要暴动”。我们没有许多时间来详细说明立三路线，党内干部必须晓得立三路线给与我们的是些什么，我们应当将这些教训，运用到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上面去。2．现在讲到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问题。三全会为什么他不能作出成绩来，他接受国际路线，决定扩大赤色工会，加紧农民运动，加强党与群众的关系，结果都是无效。因为他接受了立三路线的指示，谁要组织罢工，便是右倾，他一方面接受国际路线，一方面又接受立三路线。他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同志们，工友们，农民们，兵士们，现在你们应该这样的去作这些工作，但同时又告诉这就是与过去立三路线没有不同的，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取消工会，一方面又要取消工会。一方面反对取消青年团，一方面又赞成取消青年团。他一只手拿著立三路线，一只手拿著国际路线。这不是国际路线不对，而是三中全会将国际路线隐藏在立三路线后面，使党的力量涣散削弱，这是政治局同志应当负责的，尤其是秋白同志。三全会党的领导很聪明的，他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行鞠躬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后面去了。在这里，中国青年团以前在中国革命中有他英勇的历史，各国的青年团对抗脱离国际路线，执行国际路线，都有英勇的历史，他是先锋的站在前面，中国青年团在立三路线之下牺牲了，在调和路线之下牺牲了。现在青年团是开始有了转变，我们相信在少共国际及少共代表领导之下，他必然可以恢复他以前的英勇的历史。调和主义的中央政治局，不仅继续了立三路线，并且扩大了立三路线，给他一保障，涂改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秋白的文章，不仅没有揭破立三路线的根源，而且他一句不讲，比三中全会的决议还退后。在组织上三中全会是执行了斗争的，但不是反对立三同志，而是反对那些反对立三同志的同志，如陈绍玉，沈泽民，这些同志是立三同志反对的，三中全会政治局仍是继续立三这一意见来反对，他们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这里记起立三同志说有同志送到莫斯科学习结果就没有希望了，但现在证明这些同志将他们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先执行国际路线。这样错误，政治局也是应当负责的。共产国际信到后，政治局同志才开始懂得三全会是作了一种混乱的工作，他的决议足以使同志混乱起来。三全会后，党的组织不能加强，红军不能健强，……这都说明三全会必然的结果，在这时候，中央开始明了而渐渐转变到国际路线方面，此地可以看出国际来信之绝对的作用。虽然中央在转变中仍是对立三路线取调和态度，及转变迟缓，但不能说他没有转变，决不能说他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如果他还是继续立三路线，我们即不是与他谈话的问题，开什么会议的问题，而是要毫不妥协的与他公开斗争。十一月二十五号决议是渐渐的转变向国际路线进了一步，九十六号通告是更进到第二步。同志说九十六〈号〉通告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是不正确的。在上面有许多错误，他对于两条战线的斗争没有说清楚，没有指出与实际工作联系，及说党的危机，但不是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继续。3．今天差不多有三十余同志讲话，有些同志用尽了他全部的力量来反对四中全会，赞成紧急会议，同志们请你们等一等，让我来解释，现在党到了一个混乱状态，敌人用尽一切力量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应该作什么事呢？我们马上召集紧急会议是事实上不可能的。我们要在这混乱的状态中开四中全会来算算总帐，用斗争的力量来消灭他，进行真正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这里并不是要几个派别来围着国际路线转，而是说要全党如一个人一样的一致在国际路线之下来斗争。如果召集紧急会议，能从工厂支部中选出代表来参加，但这决不是目前马上能作到的，须四五月后才能作到。这样的会议我赞成，但他不叫紧急会议而是七次代表大会，所以七次大会在七八月中秘密条件允许之下，可以举行。过去中央号召软弱，但还不是根本不能领导，如果他根本不能回到国际路线上来，那我们早就运用“八七”会议的方式来解决，不待同志们要求了。现在同志们要求紧急会议是不对的，大家应该认识四中全会他是可以解决［解决］了我们目前急待解决的任务。我们不但同意召集七次大会，而且认为非常需要的，并且要准备这一大会在苏区及非苏区内要有实际的准备，将一切经验得一总结，此会并且在国际的领导下来开。今天说话的同志们都说到反对立三路线，这当然是对的，尤其是工人同志的话是对的，现在需要全党在思想上及种种方面来反对立三路线，但我们问你反对立三路线作了些什么工作，他答复说［说］发了一个紧急通告，作一个决议，写了一些信，这一个铜板都不值，他应该说他发展了［发展了］多少工人支部，发展了多少农民支部，加紧了兵士工作，巩固了苏区，健强了红军，否则只作文章，不过是空废纸墨，没有一铜板价值的。我们不要空口去反立三路线，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四中全会是对这一工作的开始，今天后我们来进到这样的过程中去吧！同时在今天会议上每个同志要清醒的纠正自己的错误，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我们听到同志讲话很惊奇的，投降派，什么叫作投降派？如果立三同志在半年前投降国际，政治局三月以前投降国际，则党的状况将更加加强了。如果这样是投降，我愿大家都采投降，这样提出派别是无有意义的。在工作中那个同志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就应当都滚出去，那么，大家都出去，让我们家中的三岁小孩子来，因为他没有从事过政治运动，没有什么错误的。锡根，于飞，章龙，反对立三路线是对的，但不能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能说我几月以前如何别个的反立三路，在整个的立三路线之下，大家都有错误的。我们不要空喊反对立三路线，如果大家要撕裂党大家去发展好了，否则大家都投降到国际来好了，如果会总党团再继续下去，那将要可以成为一小组织。有新老同志，但不是说就是派别，如果说有派别那只有一个党，同志有错误即滚旦，那大家滚旦好了，现在我们要聚积力量来执行国际路线，今天有很不好的现象，如果发展下去，可以分裂党，因此我警醒大家严重注意，立即消灭这种派别观念，站在国际领导之下工作。再讲改造指导机关，主要完成国际与党的纪律。自然，应该吸引下层工人干部，但说要他们滚旦这是不负责的话。我前面已经说过，谁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应当出去，党里全没有人了。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忠发，锡根，向荣〔应〕，温玉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旦，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旦，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将中央停止职权，无论是下层同志的话及任何人的话都好，这是不正确的，这客观上是帮助了敌人。在今天讨论中听到许多同志说了很多的危险的话，如说党破产了，革命破产了，这是反革命的陈独秀取消派及托洛茨基派的意见，我们不是傻子，党没有破产，而是立三路线破产了，党是进而健全化的道路，革命没有破产，而且是日愈向前进步的，如果我们能继续坚决的反对立三路线，党将在反立三路线中更加强大起来，使党与革命更进到大的进步。同志们，反对立三路线并不是□□，蒋介石也是反对的，只有站在国际路线之下反对立三路线才是□□，如托陈派也是反对立三路线的，他们是以反立三路线来破坏党的，我们应当给他们以无情的打击。在党内也发生右倾的理论，如葛妙根〔2〕的□□，这是托陈派的代理人，党的危险主要是右倾，我们要集中力量反右倾，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反立三路线中同时反对右倾路线，党在困难环境中，党的基础薄弱，白色恐怖严重，我们要加以反托陈派的斗争。再说何孟雄同志，他在与我们谈话中说现在没有右倾，因为有国际来信的保证，不管他是有意无意的，但这是错误的，是放松了右倾，一封信不能保证，而只有深切了解国际路线才能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如果只说要中央滚旦，处罚那些同志而放弃右倾，结果可以走到右倾的道路，这不是站在国际路线来反立三路线的。我遵守时间不再说了，党要在铁的纪律上联合起来，在今天会议后要召集许多会议决定许多办法，如工会农民兵士等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作了许多英勇的工作，他现在总是有困难，但不是没有出路，今天要各同志承认错误，如一人一□□去进行工作，今天即是我们进行的第一步。决议案由我们与政治局组织委员会审查，并且以此草案为基础。根据中共第六届扩大的四中全会会议记录刊印注释〔1〕本文原件是未经整理的会议记录稿，文字错讹较多，内容也不完整，均照原样刊印。〔2〕葛妙根，即郭妙根。
四中全会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四中全会决议案一、共产国际一九三O年十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以及以前的决议，明显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以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和动员革命势力对于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国民党反革命作开展的进攻的任务。然而正在革命高潮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占着统治地位的情形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而走到了冒险盲动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人人都明白，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给了党极大的损害。要把立三同志反列宁主义的和冒险主义的路线实际施行所产生的一切严重的恶果数个清楚，是不可能的。四中全会现在指出最主要的实际恶果是：党对于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党动员群众的能力是大大的缩小了；一切群众团体的行动是削弱了；我们的职工运动是向后倒退了；对于罢工运动的领导和组织，我们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远远的后退了；党由于立三的领导，不但不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之下用尽一切方法去巩固党，青年团和群众团体，反而实行在事实上去取消群众团体，取消青年团，和涣散党。别方面，立三同志对于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的制度，引导了党内生活到完全非常态的地步。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削弱，就一方面使托洛茨基陈独秀派的行动，别方面使党内右倾分子的行动，都得以乘机活跃起来。同时，好些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举行了的暴动——不估计环境，没有必须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丧失威信，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使我们的组织在国内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任务，却完全被忘记了。党内的领导对于开展非苏区农民运动的日常斗争几乎丝毫都不加以注意。因此对于在非苏区农村中领导，发展和逐渐提高农民群众的斗争，使之能达到直接帮助和参加苏维埃运动的程度的任务，也完全被放弃了。最后，从立三同志的立场所发生的极蠢的错误，在苏维埃区域也发生了。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当我们多少巩固的后防都不曾有，任何必须的准备工作都还没有进行，当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群众的帮助的时候，便发出了过早的冒险的固执的指示，去夺取大城市。长沙的失败，也是由于这些错误的缘故。另一方面，在苏区内对于立三同志过去的联合富农的理论没有充分坚决的斗争，对于组织贫农团，雇农工会，苦力工会也没有做任何工作。因为地方党部的完全疏忽与由于立三政策的结果，使富农分子得以侵入指导机关，为他自己的利益而获取土地革命的结果。李立三所提议的集体农庄及一切过早的社会主义办法，事实上不能不使富农地位反而更加巩固。禁止贸易自由与土地买卖的指令，使苏维埃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这些错误，使我们和中农的联盟受到危害，使极大多数农民群众的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受到危害。李立三的领导，完全忽视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完全忽视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并且发出取消游击战争的指令，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已经过去的阶段——这样，就使现在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是已经大大削弱的状态。所有这些，亦就是红军现在受着严重失败的大部分的原因。同时，没有进行广大的帮助苏维埃运动的工作，特别是在对于召集苏大会的准备工作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扩大的四中全会在计算立三路线产生结果的总结的时候，特别要指出六次大会以来直到一九三O年六月为止，中央虽然在富农问题，黄色工会问题，改组派问题等上面，做了许多个别错误，但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党是有了很大成绩。由于立三路线执行的结果，这种成绩中的一大部分已经消灭了。二、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偶然的错误，而是联系许多错误观点形成一贯的反列宁主义的系统。这些错误观点在实质上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理论。立三路线否认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就否认中国革命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正确了解，处于完全矛盾的地位。他用托洛茨基否认革命之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观点，来代替列宁的革命转变的理论，这就表现他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任务，完全的不了解。否认中国国内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理会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所以立三路线就取消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和工农群众之间应当有的关系亦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线曲解而且实际上拒绝了马克思列宁的武装暴动理论，就在理论上去替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建立基础，并且实际上推动党走上这条道路。在这里有关系的，就是立三说：“工人只愿暴动，不愿做罢工斗争”。总合起来，立三路线完全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互相矛盾，不过是“左倾”的掩盖之下的机会主义和对于实际上真正革命的去组织群众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形成而到现在党内还没肃清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立三同志依仗了这样绝对错误的路线，实行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而用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的理由来说共产国际不知道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四中全会坚决的斥责一九三O年六月到八月期间中央政治局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以及他对于共产国际敌视的绝对不能容许的态度；并且特别指出：现在党所遭受的一切严重影响，都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们忽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同时，四中全会指出中央委员会路线的纠正与一切错误的克服是全靠了共产国际。三、共产国际要求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在实行中去完全消灭他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中国现在的形势，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维埃区域,更加使党必须从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坚决的转变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路线上去。从这个观点来估量中国共产党的三中全会，现在扩大的四中全会指出：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好些文件都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的政治议决案只指出了立三同志的个别错误，并且在指出这些错误的时候，也是异常温和的，在决议案中间，甚至连影子都看不出这里问题是关系到一条绝对错误的路线，原则上和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对于有名的六月十一议决案还给他肯定的估量，而六月十一议决案正起了反共产国际政纲的作用；（三）三中全会的政治议决案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也给了肯定的估量，而这期间政治局的工作里正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占着统治地位；（四）明显的，从这种错误的对于立三路线调和的立场里面就发生好些具体的错误——包含在三牛全会的政治议决案及其他议决案的个别条目里面。三中全会通过的议决案，证明当时党的领导还没有认识立三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唯一正确的共产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自然，这议决案没有造成必要的前提，使党的整个方针有坚决的转变；这些议决案不能够成为揭发立三同志的“理论”和实行上完全克服这些错误理论的基础。其余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错误的程度更大，更加混淆共产国际对中共所要求的党的路线上的纠正。例如：（一）三中全会的告同志书把政治议决案的措辞更加减轻了，于是使党员们完全不能知道共产国际路线和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区别；（二）秋白同志的《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在《实话》第一期上和三中全会决议共同发表的，竟一个字也没有提起错误，更说不到提起立三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了；（三）中央在三中全会之后的通告里，不但没有去揭破立三同志的路线，反而给以根据去解释立立〔三〕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和国际决议一致的路线了。三中全会的总的调和路线，引导到三中全会之后各地党部的工作里丝毫没有党的政策真正转变的痕迹。在这个时期里边，北方局，南方局，江南省委和其他党的组织，都通过了不正确的决议。此外，扩大的四中全会指出，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态度。这种不尊重表现在：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和共产国际代表互相预先同意了对于三中全会政治议决案的修改和词句（其中有关于立三路线和政治局六月到八月期间的工作的估量），可是，虽然讲好了，却没有加进政治议决案里去。而且，这又没有预先通知共产国际代表，以致于共产国际代表不能够及时的对于政治局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倾向加以纠正。四中全会承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造成纯粹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路线的可能，以及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一一这里最主要的责任，都应该是秋白同志负的。四、虽然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1〕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最近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工作给了正确的估量，指斥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共产国际路线方面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一决议的第二条说，三中全会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的意义始终是埋没了，他的政治意义大大的损失了。九十六号的通告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好些错误，这个通告没有宣告立三主义的破产，而说党的危机——党其实正在现在进了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再则，这一通告指出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证明对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了解是不正确的。不错，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然而反立三路线决没有包括两条战线斗争的全部。右倾机会主义可以找到并且已经找到（如郭妙根等）其他的方式去表现他自己。不可忘记对于立三路线之盲动主义作斗争虽是异常重要，但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且必须牢牢记得党只有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对于他们的调和主义作斗争，并且克服他们，才能站在国际路线基础上，来实行开展革命的进攻。这些在九十六号通告的措辞中都没有提到。这样，部分的也就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之中解除党的武装——这些右倾分子正在假的反对立三主义斗争的旗帜之下积极活动，来曲解国际路线，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来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否认右倾危险的存在，和模糊反右倾斗争的必要，企图使有些下级组织用不正确的斗争方法来反对立三主义。例如：否认党内有转到实际工作上去的必要，要求极端民主化，无除外的撤换整个中央与一切犯过错误的领导同志的武断口号，企图把原则斗争变成派别的和个人的斗争，拒绝自我批评等等。三则，这个通告说政治局一直到最近只是在继续和加强立三路线。不错，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立场的动摇，使他不能够领导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可是九十六号通告这样去解释中央转变到共产国际路线的过程却是不正确的，更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实行反对理论上实际上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五、扩大的四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最近来信，为着实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起见，对于全党提出下列的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一）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去完全克服立三路线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四中全会着重的指出：要执行这个任务，必须实际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必须党的全部工作有坚决的转变，不能够仅仅限于纯粹的口头上的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四中全会号召全党团结起来，来坚决执行党当前最重要紧迫的许多任务。为着执行这个任务起见，扩大的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取消三中全会所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分，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二）党的全部工作里面实行坚决的转变，这个转变之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实行斗争去反对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反对消极，反对失望的分子，他们造成各种反党的倾向和偏向的基础，并且也是这些倾向的表现。（三）恢复已经损坏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改善群众团体的工作，首先是工会，特别应当注意工厂中的工作，巩固和加强支部的后动，党必须认真利用合法的可能。同时党必须用尽方法去发展和巩固自己时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领导。（四）引进新的干部，首先是工人的积极分子，来做指导工作。（五）党的全部的各方面的动员，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进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组织工人阶级，农民反对正在准备着的对于苏联进攻——这是最主要的任务。（六）扩大的四中全会委托新的政治局根据这个议决案去规定指令和实际任务给各地党部，以代替三中全会的那些决议。（七）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以保障这次大会要有各地党部的好的代表，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有对于工业中心党的工作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八）四中全会指出：青年团的三中全会接受了党的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路线，并且反映到他自己的议决案里面去，而青年团的中央局直到最近期间还表现过纠正自己以前的立三路线的不坚决，实质上没有执行少年共产国际的路线到实际工作上去。四中全会认为政治局已经执行的改变青年团中央局的成分是完全对的，青年团中央在改组以后确实已完全站到国际路线上去工作。四中全会同时批准在最近期间召集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九）扩大的四中全会完全依照国际的指示，纠正了党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党内问题和革新了党的领导，去保证这一路线的执行。四中中〔全〕会深信，全党将象一个人一样的团结起自己的队伍来，和睦的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战胜一切困难，担负执行他当前的重要历史任务。这就是党的新的成功，这就是中国革命高涨的继续和必然的向上发展中工人群众的新胜利的担保。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实话》第七期发表时，此后有“（十二月九日也是同样）”一句。
中央政治局报告向忠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政治局报告向忠发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央政治局要我来向扩大的四中全会，做一个扼要的关于党内问题的报告，我分下列几段来说：第一、共产国际的路线如何来指导中国党呢？去年七月的国际决议，以及以前的决议，都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国际分析中国的局势，是说：“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上的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最近事变发展的趋向，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的省分”。因此，国际提出中国党的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去实行自己的政纲；在非苏维地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发动起一切群众运动，去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路线是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的路线。这一路线是开展革命势力，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的路线。第二、然而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六次大会后，中央的路线本是一般的正确的，党的坚定性和布尔塞维克化，也“都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同时却又犯了一些个别的严重错误，尤其在七十号通告后，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便成为政治局的路线。尤其是正在中国革命高涨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竟走到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大家都知道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共产国际的，给了党很大的损害。立三同志的路线实行的结果，造成严重的事实，真是举不胜举。现在说他最主要的是：因为党在空喊暴动，而不去真正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于是党对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因为党更以空喊的口号在厂外号召，不真正去到厂内发动群众，每次示威变成命令的，即只有少数党内干部，也要命令他们孤露到街上，送给敌人摧残，于是党的动员群众的能力便大大的削弱了；因为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而组织总行委，于是削弱了群众团体的行动，尤其是青年团取消了，助长了党内对于青年团的取消主义的发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好些地方，还是党团合并的状态，赤色工会的运动也受到很大损伤，全国会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单就上海一地说，已由四千多退到一千人左右；因此，我们的职工运动向后倒退了，在上海许多工人斗争，我们没有关系，许多罢工，我们不能领导，即最近开滦五矿，赵各庄七千矿工的大罢工，虽是我们领导，但事先没有很好的发动，事起后又没有很好的组织，以致罢工虽胜利了，而我们的工作却没有进步。不仅工运方面如此，我们同样的可以看到，农民运动中所受的损伤，南通淮盐的失败，便是显著的例子。在反帝运动以及一切革命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与组织，也都大大的后退了。这些，都表现出立三路线的领导，不是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去尽量巩固和发展党与青年团及群众团体，反而在事实上取消青年团，取消群众团体，涣散党的组织。别方面，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制度，抑制他们对立三同志对中央的自我批评，取消或监视他们的工作，如对陈绍禹等四同志及对何孟雄同志的处罚，这就使党的生活引导到非常的状态。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削弱，就一方面帮助了托陈派，利用这一时机，去进行破坏党的活动，别方面帮助了党内右倾分子抬头，他们公然的反对国际的进攻路线，主张放弃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中心口号，并且攻击中央自六次大会以来就是一贯的错误路线。同时，立三路线的领导，在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好些次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布置武装暴动，如在武汉南京的武装暴动的布置，北方在大城市及广州的武装暴动的布置，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布置，都是不估计环境，没有必要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威信丧失，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使我们的组织在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最后，立三路线的领导，对于苏区工作的布置，也发生极蠢的错误。立三同志在苏代会中的领导，以及以后他的个别指示，都是要红军无条件的扩大，一意的进攻武汉，反对国际指示的建立苏维埃区域根据地，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因此他不去注意建立苏维埃政府，反而将在上海秘密开的苏维埃区域准备会硬变成苏区代表大会，宣布一些过早办法的法令。这样，就使对于中农的联盟，发生危害，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发生危害。尤其是因为不去巩固苏区内部，反而无后方无阵地的冒进攻坚，这样，就更加损害革命，帮助敌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掩盖着富农路线的发展，帮助富农分子在党内政府内红军内占着领导地位，而进行反革命的阴谋，如江西AB团，鄂西北极会等等。立三同志还有取消游击战争，认为这已经是过时的指示，他主张一枝抢也要集中到红军中来——这样，就使在现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大大削弱，我们的红军受着严重的打击。第三、那么，立三路线是怎样形成？他的理论系统是什么呢？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这些错误是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布朗克主义，陈独秀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六次大会后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之不正确的分析，联合富农及在黄色工会中的错误策略，对改组派的不正确的估量，都给立三路线以机会主义的基础，而组织上孙中山陈独秀的家长制度的复活，更保障着立三路线的发展与统治。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而否认中国革命有争取首先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不知道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因而他就取消了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于是他遂曲解六次大会所说的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在红军与暴动起来的农民占领长沙后，立三同志就主张全国到处布置武装暴动来响应长沙的胜利，并且要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起来暴动，好援救中国革命。根据这种观点，立三路线便用完完全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说一省几省政权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简直根本否认了列宁主义对于革命转变的理论，而公开的投降于托洛茨基主义。立三路线暴露出他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先锋队与工农群众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亦完全不了解，他用纯空想的说话，以为党与工会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有大的发展，只要革命一起来，几天之内便可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的组织。最后还用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来复活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等等，而取消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立三路线对于武装暴动的解释，也完全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布朗克主义，推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这些，恰如国际来信所说：“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实行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迷惑着许多幻想，用假左倾的空谈，掩盖对于现在真正最主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第四、结果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态度。因为有这样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就不能不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国际在纠正路线和克服中央一切错误中，是有绝对作用的。可是六月十一决议案，立三同志及赞助他的同志，竟不顾国际代表的反对，而径行发表。六七月国际屡次来电的指示，政治局表现着迟疑与反抗，并曾有几个抗议的电报发出。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立三同志竟敢用共产主义“左”右叛徒说过的话，来说国际不懂得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种反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在当时竟得到政治局全体的同意；这种绝对不容许的态度，便成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到八月这一期间的中央反列宁主义路线的主要前提。现在党内的严重状态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忽视国际执委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我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第五、三中全会是不是执行了坚决的转变呢？我们回答是没有的。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完全克服他在实行上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而走到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好些文件，都可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只是很温和的批评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而丝毫没有指出绝对错误的立三路线，与国际路线原则上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还说起反共产国际政纲作用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这是对立三路线保障。三、这个决议案上重复的说，六月到八月的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这更混淆了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四、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并在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的方针上发生了许多具体的错误。这里，就必须严重指斥由国际回国的中央政治局代表所犯的调和主义的严重错误。从这里，证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认识立三同志政治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所以，三中全会决议案决不能成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还有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他的错误程度更大。例如：一、三中全会告同志书对于过去错误的批评比政治决议案还要温和；二、秋白同志在党报上发表的《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丝毫没有提起立三同志的错误和他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三、中央在三全会后的通告里，也还是照三全会政治决议案的解释，说那时期的中央路线是和国际一致等等。这样，更不能领导全党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了。第六、此外还有对于国际代表的不尊重。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的态度，是不可容许的。三中全会前，已经违犯着国际纪律。三中全会时，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始终不同意当时国际代表的意见，这种意见是：“虽然从二中全会之后，政治局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然而从六月以来，在立三路线的指导之下，接受了错误的冒险主义的政策，而走上反共产国际斗争的道路”。这种意见，国际代表屡次的提出，然而政治局终是反对，因此没有加入三中全会决议案，而且这种争论问题又没有清楚报告，以致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纠正中央政治局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与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第七、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有没有真正转变呢？我们是回答没有的，很明显的因为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造成的结果。三中全会后，中央几次通告都表现出严重的错误，如九十二号通告中对于军阀战争的估量是离开了阶级立场，说反动军队在进攻红军的过程中，会自相开火起来。关于广暴示威号召，提出不断示威的口号。关于外洋船同盟罢工的估量与发动的方式，也都有过分的地方。这些，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虽有巩固苏维埃区域根据地的计划，但因为根本路线没有改变，故红军仍在执行无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使目前苏维埃区域，在敌入包围中继续受到削弱。三中全会虽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仍在空喊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举行不断示威等等口号，而并未真正努力去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并未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苏维埃大会选举运动虽号召了三个多月，但在群众中的影响，却极其微弱，在非苏区中选出来的代表也没有几人，并且代表的群众数量也极少。广暴纪念示威在全国的失败，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三中全会后，各局各省委的扩大会，也都是继续着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的地方如顺直，还更加扩大起来，使立三路线得以完全继续。这样，对于执行国际路线的真正转变，自然做不到了。第八、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的转变。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是完全同意了国际的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工作，给了确当的估量，指斥了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决议又说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路线，所谓［以］这个决议案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了，而不能不说还有调和主义的错误。以后告同志书及十二月九号决议，也还没能将调和主义的态度完全纠正过来，如一方说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一方又说根据三中全会，发展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等等。九十六号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其他的错误可批评：一、这个通告没有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反而说到党的危机。党的危机是在立三路线盛行的时候造成的，现在党已进到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二、通告上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就是说，党将没有根据来反对掩盖在反立三路线之下的右倾分子的活动。三、这个通告对于中央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的解释一字不提，只说中央一直到最近只在继续立三路线，这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合事实。并且这样解释，反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这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局的犹豫与动摇造成的结果。现在党内的情形，因为反立三路线与反调和主义的开展，党是有了新的气象。自然，一切工作在实际中的转变，还执行得很少，这是需要党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反对立三路线，才能推动党更向前进。第九、目前时局更加重了我们执行国际路线的责任。尤其因为中国革命，现在正处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机：在世界上在中国，阶级斗争都是日益深刻。全世界帝国主义加紧进攻苏联，与他们指使中国国民党军阀，加紧进攻中国红军苏维埃区域，已成为反动统治不可分离的中心任务。现在国民党军阀调动二十五师以上的兵力，动员一切反动统治的阶级力量，从各方面向革命进攻，再加上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和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都一齐向红军苏维埃区域进攻——这就成为对于革命的主要危险。尤其因为革命战争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受到部分的失败，便更加深了这一主要危险。但如果因此便说立三路线已断送了中国革命，则这一右倾估量必然要走到取消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去。全中国的危机是存在着的，在这基础上的革命高涨，还在日益生长，尤其是农民战争，受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将更加向前发展，这就决定了反动统治不能根本消灭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可是，目前革命势力能否冲破敌人的包围，击退反革命的进攻，主要的要看全党有没有决心去执行国际的决议。如果全党的布尔塞维克象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一致的实行国际的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一走能领导群众，去冲破敌人的“围剿”，走向革命的伟大胜利。第十、首先便要解决党内不可迟缓的任务。为着实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中央政治局特向扩大的四中全会，提出下列不可迟缓的任务：第一、要从理论上实际上完全克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在这里，必须实际执行国际决议，必须在全部工作中有坚决的转变。不能仅仅限于纯粹在口头上的反立三主义的斗争，要真正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党的当前最主要的紧急任务。为着这个，中央政治局提议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方面的中央委员，引进在反立三主义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并且重新审查政治局的成份，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第二、党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实行坚决的转变，这就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反对消极，反对失望，这些本是立三路线的实际基础，将要成为反党倾向的表现。第三、要恢复已经破坏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改善群众团体的工作，这首先就是赤色工会。第四、在改造各级党部中，应提出新的干部，首先是工人的积极分子，来做指导工作。第五、党要全部的动员，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实行召集苏维埃代表大会，组织工农群众，反对正在准备着进攻苏联的战争——这些，是目前最紧急的任务。在这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与最近来信，是党的目前行动的根本方针。依照这个方针，要决定一切新的工作计划。第六、为要使国际路线在中国党内得到根本的巩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第七、政治局已经执行了改变青年团中央成分的建议，并得到青年团中央的同意。为着必要的缘故，扩大的四中全会应批准青年团在最近期间也召集团的四中全会。第八、立三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所以反立三路线的本身，便包含有两条战线斗争的意义。但这绝不是说，反立三路线便能包括两条战线斗争的全部。所以党要反对“左倾”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关门主义，尤其在立三路线揭发之后，更加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富农路线，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党必须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去进行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斗争，要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反对由这一斗争所产生的各种偏向如极端民主化与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等等，尤其要反对的还是以各种形式来掩藏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错误的企图。同时更要绝对的反对托陈取消派破坏中国党中国革命的阴谋，这对于革命的领导是最大的危害。最后，还要补充两点：（一）立三路线的错误，在中央政治局，尤其是我个人，更应当负责的，当时，虽是立三同志的提议，但大半是得到我的同意，而且有许多是我作结论。当时所有的争论，我是站在“左倾”的观点上来批评他，反而帮助了他的路线之形成，这是我应当负责的。（二）中央犯了错误，不能领导全党，同时我看到各方面的现象，A．在反立三路线的过程中，同志们大半将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分开，B．没有了解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党的伟大的进步，C．反对立三路线要加紧实际工作的联系，不能与实际工作分开。同志们！这就是政治局的主要建议。我要求扩大〈会〉的全体同志仔细讨论这一报告，揭发各种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并审查政治局提出的扩大会决议案的草案。扩大会的同志们，将要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周围，来接受国际的一切指示，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执行澈底的坚决的转变！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十五占有哲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十五占有哲学人所拥有的就是一个人的财产，人人都“有”身体，因此可以说财产概念植根于人的存在。这看似可以论证财产的普遍性，其实不然，因为它不正确——比如奴隶就不拥有身体，根据主人的意愿（或一时兴起），受差遣、被贩卖甚至摧残。在这方面，奴隶和最受剥削的工人也不同；后者并不拥有劳动力，因为他被迫将其出售给资本所有者（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别无选择，他是否拥有自己的身体也值得商榷）。那么，我所拥有的东西，别人却拥有使用权，这如何解释？财产权仍是备受争议的问题，我们仍有诸多困惑。无法获得准确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受与废除私有财产的革命要求相关的狂热情感所阻碍。很多人以为他们的个人财产，如衣服、书籍、家具甚至配偶都会被拿走充公。[28]（当然，如今就有人在“换妻”，虽然持保守的政治观点。）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提议过个人财产或个人使用的东西应该充公；他们指的是资本的所有权，即所有者可以运用资金，生产并不需要的商品，并且迫使工人就范，因为他是所有者，“赐给”工人这份工作。与社会主义者的吁求相反，政治经济学的教授断言财产权是“自然”的权利，是人性所固有，与人类社会一起诞生。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我选过几门经济史的课程，认真听了两位教授（那时颇具声望）的讲座，他们认为资本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具的特征，原始部落就使用贝壳货币，足以证明他们拥有资本，那么资本主义可谓和人类一样古老了。他们选择原始人的例子来作论证其实并不妥当。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最原始的人类并没有私有财产，除了切身需求的，如衣物、首饰、工具、网、大小武器，等等。事实上，对私有财产的起源和功能的大多数经典论述都认为在自然界中，万物是共有的（这种人类学家观点可参见《人的破坏性剖析》一书）。连神父也婉转地接受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财产是对人的堕落所带来的贪婪的后果，也是社会补救；换句话说，私有财产是堕落的结果，就像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区分时而会混淆的各种有关财产的概念很有益处。第一种观点认为财产是对一种物品（生物或非生物）的绝对拥有权，不管此人是否生产，或作为馈赠或遗产，或盗窃得来的。除了后者跟国家和民法社会法律之间有关系，需要某种认证以外，大罗马和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解说财产的。拥有权始终要由国家或国际法律保证，即“强制执行”的法律。第二种观点，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尤其流行，即强调人拥有财产的权利取决于创造财产的努力。约翰·洛克的观点堪称代表：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劳动施加于某物（不属于任何人），那么它就成为他的财产。但洛克又说所有权可自由转让给并未努力去获得的其他人，这就削弱了人要努力才能获得所有权这一观点。洛克显然需要这个附加观点，否则工人可以把他们的劳动产品看作是自己的财产。[29] 第三种观点来自黑格尔和马克思，它超出了前述基本法律概念，重在讨论财产之于人类的形而上意义。黑格尔认为财产是必要的，因为“人为了作为理念而存在，必须给它的自由以外部的领域”，因为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它本身是本质的目的”（参见《法哲学原理》第41和45节）。黑格尔的话可能听起来只不过是把私有财产的神圣合理化，其实远不止于此，限于篇幅，无法展开论述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完全从个人层面阐述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将其哲学神秘化。正如黑格尔所认为，财产对于他来说是人类意志的外部化。但只要创造的财产不是他的，而是雇主的生产资料，只要人与自己的工作分离，财产就不可能是他的财产。只有当社会由共同财产创建，个人的全面发展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充分发展，“我的”或“你的”将是毫无意义的概念。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本身，即未异化的劳动，将成为愉悦的过程，此时，除了人使用的物品外，财产便成为一种荒谬。每个人都不是按劳所得，而是按需所得。（这里所说的需要当然是人类真正的所需，而不是合成的、行业暗示人应该具有的破坏性的需要）。财产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使用（功能性）和占有（无功能），虽然这两者之间有很多融合。德语通过两个词的使用，对这种差异做了明确界定：“Besitz”和“Eigentum”。“Besitz”来自“sitzen”，字面意思是人坐在上面；指的是可以合法地占有和实际控制，但它不涉及生产活动。而“Eigentum”的意思则不同。“aig”是德语词“haben”（意为“有”）的词根，几百年来，它的含义已经改变，因此梅斯特·埃克哈特早在十三世纪就用它来翻译拉丁语词“proprietas”。“Proper”对应“eigen”，指为某人所专属，正如“专有名词”（propername）的用法。那么“Eigentum=proprietas=财产”就是指某个具体的人所拥有的一切：他的身体、他每天使用的东西以及赋予自己的个性，甚至包括他的工具和住所，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恒定的环境。在当今这个自动化社会，一切都容易淘汰（甚至还没过时，就被新品取代），人们恐怕难再体会常用物品的“个性”。每个人生活习惯不同，性格不同，这都体现在物品的使用上。随着日复一日的使用，物品不再是死气沉沉，不可随意替换。以前诸多文化里都有在棺木里放死者贴身物品的习俗，相应地，现代社会也设立个人最后遗嘱，效力可持续多年。但遗嘱处理的是钱财、土地和权利，并非被赋予了“个性”的私有物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个人所有物和私有财产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如同“功能性”财产和“非功能性”（死）财产的区别。到目前为止，这种差异比私人和公共财产之间的差异更具根本性，因为许多例子显示，公共、国家或社会财产的法定形式和私有财产一样具有强制性和疏远性，假如它是由官僚徒有其名地管理，实际上不代表工人和雇员的利益。功能性和非功能性财产经常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但也常常融合，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最基本的例子是人体。每个人都有唯一一副身体，它是“天然”财产。对于婴儿来说——正如弗洛伊德绝妙地分析——排泄物彰显了他对身体的拥有。排泄物是他的，自身体排出，他把废物排泄出去，却不必担心损耗，因为每天都会补充前一天的损失。但身体不仅仅是“财产”，它也是工具，我们用它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并会因如何使用而相应改变。如果我们不使用身体肌肉，它们会越来越弱，越来越无力，甚至会报废；反之，身体会变得健壮（当然是在一定限度内）。拥有一座房子或一块土地，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范畴，而不是“身体”这样的自然范畴。让我们来想想一个游牧部落的情况：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暂时住在一块土地上，建造自己的帐篷或小屋，一段时间后便迁徙。土地不是私有财产，也不是公共财产——根本就不是财产，只是极有限的意义上的使用对象。渔网、长矛、斧头等工具也是同样如此。只有在使用时，这些工具才成为他们的财产。今天的某些农业合作社也类似，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也就是说，他无权出卖土地，能耕种多久，就“拥有”多久。在没有私有财产概念的许多原始社会文化中，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以及婚姻制度。只要男女双方彼此相爱，彼此需要，并渴望厮守，社会便承认这是婚姻关系。当此种关系无法维持，人可以自由离开，因为对方并不是所有物。[30] 相反，法律规定我的房子、土地、工具、妻子、孩子都是我的财产；他们属于我所有，无论我关心他们与否。事实上，我有权摧毁我的每一件财产：我可以烧毁我的房子，或者一幅画，即使它是一件独特的艺术作品。我可以随心所欲处置，不欠任何人一个解释。这是有效的合法权利，是国家赋予我的权利。纵观历史，有关妻子和孩童的所有权以及相应的律法屡经变迁。如今，杀死自己的妻子是一种犯罪行为，会被视为谋杀，并遭受惩罚。杀死儿童也被视为犯罪，但家长殴打孩子、不停虐待孩子却被视为是在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即产权），除非是过于极端的行为。然而，妻子和孩童又不仅仅是单纯的财产。他们是活人，和男人一起生活，有密切接触；他需要妻子和孩子，因为他们给他带来快乐。这均是“功能性”财产的特征。资本是合法所有财产的极端形式。可以说，资本无异于一件工具，比如一把供主人使用的斧头。但就斧头来说，只有通过使用，它才变得有价值，即“功能性”财产。但是即使资本所有者什么都不做，他也拥有资本。即使不用来投资，资本也仍然具有价值；如果投资，他不必使用技能或做出任何相应的努力就能给他带来利润。这也同样适用于最古老的资本形式：土地。我有合法权利，我可以不做任何努力，即不需做任何事就能从土地获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非功能性”财产也被称为死财产。 “死”财产或非功能性财产可以通过夺取获得，或有法律规定。但是，因为法律的执行是靠武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利品和合法财产之间的差异只是相对的。此外，就合法财产来说，武力构成权利，因为国家通过武力（垄断式）保证个人财产的权利。 ※※※ 人类没有物质就不能生存，但是只要有满足功能需要的物质，就能活得很好，自晚期智人出现后，人类四万年上下的岁月就是这样度过的。稍后我也将论证这一点：人类只要有功能性财产和极少非功能性财产就可以健全地生活。功能性财产用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制度性财产则满足非理性的需求。人必须有身体、住所、工具、武器以及船只。这些东西满足生存需要，还有满足精神需求的东西，如首饰和装饰物品——简单地说，就是艺术品和“神圣”物品以及生产这些物品的方法。如果是被个人独自占有，它们称得上是财产，但仍属于功能性财产。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功能性物品的数量也在增加。一个人可拥有几套西装或套裙、房子、节省劳力的机器、收音机和电视机、电唱机和录音机、书籍、网球拍、滑雪板……这些东西和原始社会的生存必需品并无不同。尽管如此，仍然会有差异。当购买物品不再是为了更好的生存、提高产出，而是成为被动接受式消费时，物品的功能就会发生变化。当拥有财产主要是因为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而非生存所必需，那就和“积累财产”没有什么不同。这个说法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因为“积累”和“消费”是对立的。如果我们只从表面看，这确实是如此。但从动态来看，两者共享一个基本特点：吝啬鬼以及挥霍者都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他们与任何东西或任何人都没有积极联系，岁月对他们没有影响，既无变化，也不成长；分别代表了一种死寂的生命。要区别拥有型财产和使用型财产，需要考虑“使用”的双重含义：被动使用（“消费者”）和主动使用（工匠、艺术家以及高级技工）。拥有功能性财产即指主动使用。此外，“拥有”比不劳而获多出一种功能。首先，在以财产为中心的社会，非功能性财产（死财产）会赋予所有者权力。拥有大量财产也通常意味着拥有政治强权；他看起来像伟人，因为他颇具权力；人们崇敬他的伟大，因为人们宁愿崇敬，不愿对他望而生畏。富有而有权力的人可以通过恐吓或收买来影响他人；因此，他获得了名誉（钦佩）。马克思对于最后一点有精当分析：对我来说，通过货币媒介支付（即金钱可以买到）的，那么，我就是金钱的拥有者。我自身的力量和金钱的力量同样大。金钱的数量就是我自己的财产和能力。因此我是谁、我可以做什么并非由我个人决定。我很丑，但我可以为自己买到最漂亮的女人；结果是我并不丑，因为会使别人排斥我的丑已被钱抵消。我是一个瘸子，但金钱可以为我提供二十四条腿，因此，我并不残废。我是一个臭名昭著、肆无忌惮、愚蠢透顶的人，但金钱是至高无上的，因此金钱的拥有者也是至高无上的。金钱具有最高的美德，它的拥有者也同样具有。此外，金钱免去我撒谎的麻烦，因此，我理所当然是诚实的。我很愚笨，但因为金钱是万物真正的主宰，拥有它的人怎会愚笨呢？此外，他可以为自己买到人才，那不正意味着他更具才智吗？通过金钱的力量，我可以拥有人类渴望的一切，我岂不是具备了一切能力吗？因此，难道不是我的金钱把我所有的缺陷转变成优势吗？如果金钱是我和人类生活之间的黏合剂，是社会和我之间的黏合剂，也就是我和自然及人类之间的黏合剂，那这岂不是黏合剂之最？因此这难道不也是通用的分离剂吗？它是真正的分离剂，也是真正的黏合剂，化合社会的力量…… 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观念，金钱把一切事物都混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虽然是个懦夫，但可以购买勇气的人是勇敢的。钱交换的不是特定的品质、特定的事物或某种人的能力，而是交换人与自然的整个客观世界。因此，从拥有者的观点出发，它可以使任何特性和任何物品互相交换，即使它们相互矛盾。它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让我们假设人就是人，他与世界的关系是健全的。那么只能用爱交换爱，信任交换信任。如果你喜欢享受艺术，你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影响别人，你必须是那个真正能对他人有促进和鼓励作用的人。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特定表现，和你意志的对象相符合，和你真实的个人生活相符合。如果你的爱没有唤起爱的回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表现自己是一个有爱的人，使自己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是无力与不幸的。[31] 上述分析可引出的结论是，传统的关于私有和公共财产（国有化或公有化）的分类是不够的，甚至会产生误导。最重要的是辨别该财产是功能性的，因此是非剥削性的，还是非功能性的，即剥削来的财产。即使财产属于国家，或者属于在工厂工作的全体工人，它可能还是属于那些控制生产的官僚，其他人都得听从。事实上，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从不认为应该把纯功能性的财产，如使用的物品公有化。同样，功能性财产是否该人人均等也无关紧要。这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关注的。实际上，关心的是财产的本质，会引发嫉妒，因此应避免不平等。中心问题是财产是否对一个人的活动和活跃性有进一步的加强，还是使其减弱，并进一步导致懒惰和碌碌无为。 [28]我仍然记得自己读到《法兰克福汇报》（在方方面面都类似《纽约时报》）那篇文章时是多么震惊。1919年慕尼黑，古斯塔夫·兰道尔，德国最杰出的人类学家之一，时任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号令把女人公有！ [29]引自斯坦利·I.贝恩，《财产》，文章收录在保罗·爱德华兹编，《哲学百科全书》（纽约麦克米伦和自由出版社，1967）。 [30]比如非洲俾格米人、穆布图人的婚姻关系。参见C.特恩布尔，《不羁的仆人，非洲俾格米人的两个世界》（伦敦，艾尔＆斯波蒂伍德出版社，1965）。 [3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转引自E.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
十四论占有的文化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第五章十四论占有的文化生存有两个方面。人类行动、生产、创造；概括而言，就是处于活跃状态。但人类不是生活在虚空中，他有身体，生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有很多“物”要处理。他的行为作用于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体——或改变其形态，或创造。他要面对的第一个“物”是他自己的身体，然后是其他的：为了生火或居住，需要木材；需要水果、肉类以及谷粒等食物；需要棉花和羊毛来制成服装。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的作用范围扩大了许多倍。武器、房屋、书籍、机器、船舶、汽车和飞机被发明出来，人类不得不应对这一切。人类如何应对这些呢？首先把它们生产出来，然后加以改变，再利用它们来做其他事情，并消耗它们。物品本身什么也做不了，是人类建造了机器，机器生产物品。在每一种文化中，“物品”和“行为”之间的比例是不同的。和被纷繁的物品围绕的现代人相比，原始猎人和食物采集人只需应对极少东西：一些工具、几张网和狩猎利器，几乎没有织物，些许首饰以及器皿，但是没有固定的住所。食物易腐坏，不得不迅速吃掉。至于一个人所涉及（或者简单地说被围绕）的一些事情，他得考虑孰轻孰重。当然，他有观察力，以及视觉和听觉的能力，因为他的机体构造与生俱来，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他看见一只动物，那提醒着他它是他的猎物，他听到的声音是在警告他有危险存在；听觉和视觉是为生物目的服务，即求生存。但是人类有听觉不仅是为了生存，还可增强生命愉悦感、幸福感和活力感，即不服务于实际目的，是“享受”。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说他在“聆听”。他听到了鸟的鸣叫、雨滴的噼啪声、有温暖音色的人声、激动人心的鼓点、歌曲的旋律以及巴赫的协奏曲。此时听觉超越了求生需求，变得人性化、积极、富有创造力、“畅通无阻”。视觉也同样如此。看到古老黏土容器上漂亮的纹饰、三万年前描绘动物和人类的岩洞壁画、一张神采奕奕的脸以及人的破坏力，都会使我们的内心从求生反应转至自由境界；从“动物”转至“人”的存在状态。其他感官，如味觉、触觉、嗅觉也是如此。如果因为我的身体需要食物而吃东西，这个需求的表现就是饥饿；如果因为喜欢品尝食物的美味而吃东西，则完全不同。精美的食物也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正如音乐和绘画。嗅觉也是一样的。（对动物的演化而言，嗅觉是最重要的，就像视觉之于人类）。享受令人愉悦的气味，例如香水，是人类一个古老的发现，这已不属于求生需求。虽然不是那么清晰可辨，但在触觉方面无疑也存在类似差异。也许我得提醒读者，有些人触摸别人就像在触摸一块布，是为了看看它的质量，而忽略了触摸本身是温暖而柔和的。一方面，求生需求和本能冲动（两者相互补充）之间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感官协作能够达到至乐，比如性行为，所有感官都参与其中。性可谓繁衍需求的直白表达，由本能驱使、受限制、最原始的兴奋。其实它可以是畅快的、积极的，令人获得享受，并不以繁衍为目的。我在这里简略提及两种行为的差异：受驱使的被动行为和富有成效、创造性的主动行为。后文会更深入地讨论这种差异。在这一点上，我想强调的是，尽管原始人要应对的“实物”比现代人少得多，就“活动”而论则不然。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论证原始人比工业人做了更多活儿，比工业人更配得上“人”的称号。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原始人的生活。首先，他得自己做所有的体力活儿。因为没有奴隶替他工作，也不能剥削妇女的劳动，他也没有机器，甚至也没有牲畜替他工作。就体力活儿来说，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他只能依靠自己。标准的反对意见认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思维、观察、想象、绘画以及哲学和宗教方面，史前人类远远落后于机器时代的人类。这种观点似乎合理，因为我们认为受教育越多，智力和艺术创造力就越强。事实绝非如此。如今通行的教育并不利于提高思维能力或发展活跃的想象力。[25] 今天的普通人很少进行思考。他只是记得从学校学来和媒体传播的知识，对什么是凭借自己的观察或思考领悟到的几乎一无所知。使用物品也不需要太多的思考或技能。更有无需任何技能即可使用的发明，比如电话。汽车一类的发明只需要学习若干操作步骤，熟练后，只需极少的个人努力或技能。现代人，包括受过教育的群体，对宗教、哲学甚至政治问题也不会思考太多。他通常采用政治或宗教书籍（演讲者）提供的诸多陈词滥调中的一种，而非通过自己主动而透彻的思考得出结论。他选中的流行观点最合个人喜好，亦与其社会阶层相符。原始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受到的教育很少——这里指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即在教育机构研习足够一定时间。原始人不得不从他的观察实践中来学习。他观察天气，观察动物的行为以及其他人的行为；要想活下去，必须掌握一定的技能，而这技能只能靠自己实践去摸索，而不是“二十次突击培训课”。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W.S.劳克林（W.S.Laughlin）对原始狩猎人广泛的精神活动进行了简洁描述：虽然有关方面的系统研究很少，却有大量记录表明原始人在自然世界方面的知识十分丰富。这种复杂性涵盖了整个宏观生物世界的哺乳动物、袋类动物、爬行动物、鸟类、鱼类、昆虫以及植物的世界。潮汐、气象、天文等方面的自然界的知识也很发达。不同族群掌握的知识及其复杂程度也不同，各有擅长的领域……先不论其他，这种复杂性与狩猎行为系统密切相关，对人类进化也有重要意义。人，即狩猎人，学习动物行为学和解剖学，包括他自己。他首先得驯化自己，再转向其他动物和植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狩猎是使人类物种自学成才的学校。（W.S.劳克林，1968）。另一个用来证明现代人的精神活动更高级的例子是阅读和写作的技能。如今人们相信这是毋庸置疑的进步标志。尽最大努力消除文盲，仿佛它意味着智力缺陷；衡量一个民族进步的标准，除了汽车数量以外，就是识字率。这种价值判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神职人员或学者垄断读写文字（有时甚至没有这样的人）时，普通人反而拥有超群的记忆力。现代人无法想象像吠陀、佛教典籍、旧约全书以及后来的犹太口头讲述传统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几百年来均是口口相传，忠实地传承。我还观察到很多人，例如墨西哥的农民，即使他们有读写能力，也没有经常这么做；他们的记忆力特别好，因为他们不用文字记载。每个人都可以做类似的观察。只要他把东西记录下来，他就不再需要努力记忆。他不再需要把信息铭刻进他的大脑，因为他已经将它们用辅助工具存储起来：写在羊皮纸上、纸张或磁带上。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记住，因为内容已经安全地存储。记忆能力因缺乏锻炼而受损。如今可以观察到人们是如何避免动脑筋的，即使是很小的计算：例如商店的营业员遇到三个数字相加都要用计算器，不想动脑筋算。原始人付出的劳动更多，从艺术上也可看出。比如约三万年前的狩猎人和食物采集人所画的壁画，有一些完好地保存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洞穴里。这些美丽的画作对于熟悉过去几个世纪绘画大师杰作的现代人来说也是一大惊喜。但是即使说洞穴壁画的绘制者确实是天才（称之为第四纪冰川期的达芬奇或伦勃朗），那些最最古老的陶器和工具上的纹饰只是出自普通人之手。人们常说洞穴壁画以及这些纹饰有着实际而神奇的用途，如对狩猎的成功有所贡献，或者对抗邪恶的神灵，等等。但是不管服务于多么实际的用途，都并不要求如此美丽的外观。此外，陶器上的纹饰也不总是天才的创造。各村都有自己的装饰风格，往往只是略有不同，这说明这些人有非常活跃的审美情趣。以上所谈的是最“原始”的文化，原始的狩猎人和食物采集者，我们所能知晓并推测他们的文化，至少可追溯至四万到五万年前智人的全面出现。他们很少用自己的双手做事，但他们在思维、观察、想象、绘画和雕刻方面的能力都非常活跃。如果量化表达“物体部分”和“行为部分”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原始人是1：100，而现代人会是100：1。[26]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其他例子。与狩猎人相比，一个希腊公民在希腊民主初期肯定被更多的东西包围，但他却积极关心国事，以非凡的程度开发并运用他的智慧，并且致力于艺术和哲学。更多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比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戏剧里人物还多的艺术造就了一个雅典公民的艺术天性，它涉及的关于当代纽约人审美和情感上的被动性，我们可以认为是戏剧和电影激发了他的灵感！我们从一个中世纪工匠的生活图景可以看出很多不同，但在许多方面类似。他对工作有兴趣，细心，过程不枯燥。比如做一张桌子是创造性的行为，桌子是他的努力、经验、技术和他的品位的结晶。大部分的事他得自己做。他还积极参与许多公共活动，如唱歌、跳舞和教会服务。农民在物质上更糟糕：他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但他也不完全是奴隶。田间的收成不能满足他们，（我这里尤其指十六世纪农民的地位大大恶化之前），但他在文化上是富足的，有自己的文化。无论是他还是工匠都不会被填鸭式地灌输去看别人的努力，或享受，或遭罪。无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行为和自己经历的结果。即使是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远远优于农民的工匠，除了他的房子和工具，也没有很多财产，他只是赚取符合其社会阶层生活标准的所需而已。他不想获取财富，也不想消费更多，他的目标是发挥能力和享受生活。在操纵机器的社会，人们被很多物品包围，多得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可以肯定的是，他制造了大部分东西。但是，真的是“他”制造的吗？巨大工厂里的工人其实什么也没生产。当然，他参与汽车、电冰箱或牙膏的生产，但是，不同的工人只是在重复不同的动作，比如拧螺钉、安装马达或一扇门，只有生产线末端的工人才能看到成品，其他人只能在街上看见——购买并拥有一辆便宜的车，他们看到只有那些富人才能拥有昂贵的汽车。说单个工人造了一辆汽车，仅仅具有抽象意义。其实是机器造出了汽车（又是其他机器造出了能造汽车的机器）；而工人——不是作为完整的人，而是作为活工具——去完成机器还不能完成的那部分工序（或仅仅因为人力便宜，使用机器太昂贵）。工程师和设计师会声称是他们制造了汽车，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他们可能确实贡献了自己那份力量，但制造汽车的并不是他们。最后还有总裁或经理会声称汽车是他制造的；他认为因为他督导了整个过程，所以汽车是他制造的。但这比工程师的说法更站不住脚。经理也只是肉身一具，对制造汽车真的必不可少吗？这和一位将军说是他攻克了堡垒或赢得一场战斗一样，事实上是他的士兵攻克了堡垒、赢得了战斗。士兵冲锋陷阵，受伤甚至死亡，而将军只是制定计划，并看着这些计划正确执行。有时赢得战斗是因为对方将领不能胜任，即因对手的失误才赢的。对于指导和管理功能的生产角色，我不会进一步探讨，只是想说，对于经理来说，汽车离开生产线时，就从物理外观的车转变成商品，这意味着车对他来说，其真正的使用价值不是关键，而是其虚构的利用价值，这种价值是由那些各种不相关的数据，从性感女孩到“阳刚之气”的汽车，去迷惑那些潜在买家的广告所暗示。而汽车作为一种商品在一定意义上是经理的制造，他赋予汽车营利的特征，产生特殊的销售号召力。现代人对物质世界施加的影响远远大于早期人类。但这些效应与他们体力和智力的投入完全不相衬。驾驶一辆马力强大的汽车既不需要太多体力，也不需要特殊技能或才智。驾驶一架飞机需掌握多种技能；而投放一枚氢弹则显得轻而易举。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行业还需相当的技巧和努力：比如工匠、医生、科学家、艺术家、技术工人、飞行员、渔夫、园艺家以及其他类似职业。但是，有技术要求的行当越来越少，绝大多数人用来谋生的工作只需要极少智力、想象力或任何形式的专注。体力劳动的结果与人类的努力不再相称，这种努力（技能）和结果之间的分离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致病特征之一，因为它往往会贬低努力的结果，并使其意义最小化。那么我们就得出第一个结论：和一般观点正相反，现代人其实对周围的世界无可奈何。他能够显得强大，只是因为能够主宰自然，但这种主宰几乎完全异化了，这不是人类自身力量的作用，而是“巨大机器”使他无需多加努力就可达到目标。[27] 因此可以说，现代人处在一种和机器世界共生的关系之中，因为他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才强大，或貌似强大。如果没有机器，只有他自己可凭借，他就会像孩童般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崇拜机器：机器将自己的力量赋予人类，让他以为自己是巨人，没有这些机器，他就是跛子。以前人们相信是自己的偶像给了自己力量时，是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在偶像身上，并在崇拜偶像的过程中汲取部分力量。对机器的崇拜也基本上相同。可以肯定的是，阿施塔特女神只是人类想象出来的偶像，就像先知所批判的那样，偶像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堆木头或石头碎片，人类将自己的力量转给它们，并从中拿回一部分力量。然而，机器并非无用的金属片，它们确实创造了一个有用的世界。人类非常依赖它们。就像偶像一样，是人类发明、计划并创造了机器；机器都是他技术想象力的结果，再加上科学，能够创造出有效的产品，然而机器却成为了人的统治者。据传普罗米修斯把火带给了人类，是为了把人类从自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如今的人用曾经把他解放出来的火奴役着自己。戴着巨人面具的人类已经变得软弱、无助，依赖自己制造出的机器，从而也依赖着生产机器、保证社会正常运作的领导者，唯恐失去这些支撑物，成为“没有等级也没有头衔”的人，成为纯粹的人，对“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也怕得要命。总之，现代人拥有很多东西，也使用很多东西，但他什么都不是。他的感情和思维能力如不常用的肌肉般萎缩；害怕任何重要的社会变革，因为对他而言，那只意味着骚乱或死亡——即使不是肉体的死亡，也是其身份的消亡。 [25]类似批判参见I.伊里奇，《去学校教育的社会》（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70）。 [26]这只是象征性地量化。 [27]路易斯·芒福德定义了这一术语，参见他的《机器神话：技术与人类发展》（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67）。
十三自我分析的方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十三自我分析的方法如何学会分析自己需要写一本书来阐述。这里我只提几个简单的建议。开始之前，我们需静下来，放松地坐着，并集中注意力。做好这些之后——至少要做到一定程度，才能以不同的方法往下进行，这些方法绝不是相互排斥的。（1）静坐冥想时，可以尝试记住涌入脑中的杂念，然后“以感觉的方式进入杂念”，目的是看它们到底是什么，之间是否有关联。或继续通过观察某些症状，如感觉疲劳（尽管有足够的睡眠）、沮丧、愤怒，然后“摸索”这是对什么的反应，在这种表面的感觉背后，有什么潜意识经验。我有意不说“思考”这个字眼，因为单凭抽象思考得不到答案，至多能得出一个推测。我所说的“摸索”是指富有想象力地“品味”各种可能的感觉，直至——如果成功的话——某种意识清晰浮现，比方说，疲劳的根源。举个例子：你可以试着想象以前疲倦时的感觉，以及后来是否意识到疲倦的原因。人们可以想象出几种可能的原因，如试图拖延完成难以完成的任务；对朋友或心爱的人有一种矛盾的感觉；可能挫伤了对方的自恋感甚至使其轻微抑郁的批评；与人会面，对方的友好其实是假装的。还有更复杂的例子：一名男子爱上了一个女孩。几个月后，他突然感到疲倦，情绪低落，无精打采。他可能试着找到各种合理的解释，比如工作上不太称心如意（可能也是导致疲劳的因素所引起）或对政治感到失望和难过。或许他得了重感冒，需要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如果对自己的感情很敏感，他就可以观察到，最近他总在寻找女友的小差错，他梦到她有张丑脸并欺骗他。或者他可能会注意到，以前他总是很渴望见她，而现在他却会找借口推迟约会。这些以及许多其他微小的迹象可以表明他和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如果他专注于这种感觉，他就会突然发现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改变，最初的吸引使他没有注意到某些负面的特征，她甜美的笑容如今似乎显得颇有心计又十分冷酷。对于这种变化，他追溯至某个黄昏。那天，在她没注意时，他进入了房间，看着她跟其他人一起聊天。在那一刻，他觉得几乎有些恶心，但把这种感觉归结为“神经质”或非理性。然而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他却仍然对昨天的事情感觉郁闷，其实已持续数周。他曾试图压制这种新的感觉和质疑，因为在有意识的舞台上，人们仍然依照爱恋和赞美的剧本在表演人生。冲突仅仅以间接的形式表现，比如陷入困境或郁闷沮丧，因为他既不能以欢愉和诚实的心来追求他的“恋情”，也不能断绝关系，因为他得压抑情感上的变化。但是一旦睁开双眼，他可能会重拾他的现实感，认清他的感觉和痛苦，结束这种关系，虽然感到痛苦，却不会继续沮丧。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可以分析：一个年过四十的单身汉患有强迫恐惧症，每当他离开家时，他总觉得电炉没有关，可能会引发火灾，烧毁整个房子，尤其是他宝贵的图书馆。因此，不管是什么时候离开家，他总是得返家看看。这种冲动显然扰乱了他的正常活动。这种症状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差不多五年前，他因为癌症动了手术；他的医生跟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是未来五年内恶性细胞有扩散的可能，“它可能像火一样蔓延”。男人非常害怕，因此他必须在意识中彻底压抑这种想法，代之以火灾可能在房子里蔓延的恐惧。虽然这也让人不舒服，但比癌症再来的折磨要小得多。当意识到被压抑的恐惧时，对火的强迫症消失了，对癌症的恐惧并没有恢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已经过去了五年，病情复杂化的危险已经大大降低。这个有意识的过程通常带有解脱感，甚至有些快乐，即使内容本身可能没什么可高兴的。此外，任何新契机，只要遵循进一步“摸索”的原则就可能在当天或稍后导致一些新的发现或衍生物。关键在于不要落入复杂的理论猜测的陷阱。（2）另一种是类似自由联想的方法。不去有意控制，让思绪自由流动，允许杂念涌入，并尝试为发现它们之间的隐匿关系，以及是哪些阻力阻止了思绪的涌动——直到某些还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浮现。（3）还有一个方法是自传式回忆。我的意思是对一个人过去的沉思，从幼时开始，到预测未来发展结束。尝试获得对人生中重大事件的概述，如幼时的恐惧、希望和失望，以及那些使你降低对他人和自己的信任的事件。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依赖谁？我主要的担忧是什么？我出生的意义何在？我开始的目标是什么？它们是如何改变的？在人生的哪个十字路口选错了方向并走错了路？我都做了哪些努力来纠正错误并返回到正确的道路？我现在是谁？如果我一直做出正确的决定，避免关键错误，我又会怎样呢？以前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现在和将来呢？我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我希望别人怎么看我？这两个形象与我感觉到的真实自我有何差异？如果我继续像现在这样生活，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促使改变发生的条件是什么？继续发展的机会有哪些？我怎样做才能实现我选择的目标？对自己的研究不应该用精神分析理论去做抽象建构，而应保持从经验入手，去“观察”、感知、想象，把抽象思考减到最低。（4）跟自传式回忆法密切相关的是尝试揭示我们有意识的生活目标与尚未意识到的却可决定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之间的差异。许多人有两套故事：一种是“正式的”、有意识的，下面掩盖着主宰我们行为的秘密故事。在古希腊许多戏剧中都表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秘密意识”归因于“莫伊拉”（“命运”）。莫伊拉是人潜意识情节的异化形式，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并主宰他的生活。例如，俄狄浦斯的悲剧清晰地显示了这种差异：俄狄浦斯的潜意识图谋弑父娶母，他有意识地避免犯下这样的罪。然而，潜意识更强大，违背了他的意愿，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却一步步地实现了潜意识。意识目标和潜意识目标之间的差异程度因人而异。一端是那些没有潜意识目标的人，因为到目前为止的成长过程中，他完全做他自己，不需要压抑什么。另一端的人也没有潜意识目标，却是因为完全认同“恶的自己”，甚至不想去假装还有“好的自己”。前者有时也被称为“公正一族”或“觉醒一族”，后者病入膏肓，有不少名称可以用来描述他们——却无助于加深对他们的了解。绝大多数人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但这中间人群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有些人的意识目标是他们实际上所争取的东西的理想化，因此两种目标本质上趋同；另一些人，表面故事则与潜意识的恰好相反，它的存在只为了更好地隐藏潜意识目标，从而更好地实现潜意识目标。而在意识与潜意识目标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时，严重冲突、无安全感、疑虑以及空掷精力就会出现，也会导致一系列明显症状。这不难想象，一个人竭力避免意识到内心冲突，竭力避免再被身份问题困扰，竭力压制模糊意识到自己欠缺真实和完整。他要么继续这种萎靡状态，要么深入被压抑的底层经历之中，后者必然会引发不少焦虑。这里有几个关于潜意识的例子，记得有一个人，与我熟识，但我没有对他作过分析，他曾经告诉我下面的梦： “我坐在一个棺材做的餐桌旁。一道菜上来，我吃了。接下来，一本书摆在我面前，许多伟人都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我看见摩西、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斯宾诺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名字。有人让我最后一个签名，然后那本书可能就永远合上了。” 做梦者是个具有非凡野心的人；尽管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但是他却难以完成一本书，也缺乏属于自己的见地。他性格残暴，但却被激进的利他观点以及偶尔帮助他人的行为举止所掩盖。在梦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了不加掩饰的嗜尸欲，即在棺材上吃午餐所表达的，如果换成未加删改的明确表述，则是想吃棺材里死尸的愿望（这就是被弗洛伊德称为所谓“梦的工作”的表现之一，把不可接受的潜在梦想转换成一种无害的“显明的”梦）。梦的第二部分也几乎没有删改。做梦者的野心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思想家，他的自私表现在他希望哲学的历史以他结束；在他之后再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可让子孙后代从中受益。食用伟人的尸体，即用逝去的伟人喂养自己，从而自己成为伟人——这个秘密他自己不知道，他周围的人也不知道，而这些人都佩服他才华横溢，又总为他人着想。另一个例子：想把母亲从残忍的父亲手中救出，母亲因此而倾慕他，他感到自己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或者：消灭每一个生灵，只为想一个人待着，从而摆脱他的无力感和对别人的恐惧感。或者：攀附有钱有权之人，找到他的偏好并等他去世，以继承他拥有的一切：物质财产、思想和声望。又或者：身处的世界是用食物做的监狱，活着的目的就是把监狱的墙壁全部吃光，因此，吃变成生活的目标，吃意味着解放。人们可以继续列举，但也是有限的。既然潜意识目标都是在回应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目标的数量就是有限的，因为人类的基本需要也是有限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实际上都是叛徒、骗子、虐待狂，只是在掩饰自己，避免暴露？这当然是可能的，如果在我们的内心，背叛、谎言、虐待占据优势，并且人数众多：这些非常人士将不会有发现这些的冲动。然而，在更多人中间，这些被压抑的趋势不占优势；当它们被意识到时，就会与相反的冲动发生冲突，往往可能落败。觉醒是使这种矛盾更加尖锐的一个条件，但是不会因为我们意识到了就自动抵消被压抑的挣扎。（5）第五个方法是让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被生活目标所围绕，如克服贪婪、仇恨、幻想、恐惧、占有欲、自恋、破坏性、虐待狂、受虐狂、不诚实、缺乏真实性、疏离、冷漠、恋尸癖、男权式统治和相应的女性顺从，来达到独立，具备批判性思维，获取给予和爱的能力。这种方法包括试图揭露潜意识存在的“坏”的特质、如何被合理化、如何形成一个人的性格结构以及发展的条件。这往往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可能会引起很大的焦虑。当我们相信我们的爱和忠诚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依赖性；当我们相信自己善良和乐于助人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虚荣心（自恋）；当我们相信做什么是为别人好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虐待狂心理；当我们相信这是正义感所致并要求惩罚时，我们要发现我们所具有的破坏性；当我们相信自己很审慎和“现实”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同时有懦夫的一面；当认为我们的行为非常谦卑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傲慢的一面；当我们认为只是出于不希望伤害任何人时，我们要知道我们害怕自由；当我们认为我们不愿意言行粗鲁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言不由衷；当我们相信我们非常客观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可能是奸诈。总之，就像歌德所说的那样，只有当我们把自己想象成罪人，而且真的去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合情合理地摘除面具，逐步地了解自己是谁。当一个人在友情中发现自恋成分，或在乐于助人中发现虐待狂成分时，那种震惊感可能会十分强烈，一时间甚至一整天都回不过神，你只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堕落至极。但是如果没被震惊吓退，进行分析，他会发现，震惊感是如此强烈——因为自恋式期许——这将阻碍进一步分析，负面努力毕竟不是自己的唯一驱动力。在这些真实的实例中，一个人可能会屈从他的抵抗，并停止分析。 ※※※ 正如前文讨论觉悟时一样，我一直认为，观察的能力不可分割：自我分析既包括知悉他人，也包括观察社会和政治生活。事实上，对别人的了解往往先于对自己的了解。幼年的孩童观察成人，已在依稀感知外观背后的现实，察觉到面具背后的人。作为成年人，在学会观察自己之前，我们往往会注意到别人潜意识的挣扎。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人的内在，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在并非一目了然，而且也关涉他人，换句话说，是一张自己和他人构成的关系网。透过互相作用的关系网，我们才能充分观察自己。破除幻想，看清自己不会这么困难，如果一个人不是被经常洗脑，并被剥夺了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在不间断的建议和复杂的训练下，他才能深入思考和感觉。除非他能看到含糊其辞背后的真正意义，以及幻象背后的现实，否则他无法认识真实的自己，只能意识到表面上的自己。如果我一直意识不到我所知道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合成的产物，我如何能够真正观察自己呢？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在不知不觉间说谎：“防御”意味着“战争”，“责任”意味着“顺从”；“道德”意味着“驯服”，“罪恶”意味着“抵抗”；父母本能地爱自己的孩子也是杜撰；声望往往与拥有令人钦佩的品格无关，甚至无关取得真正成就；历史是歪曲的纪录，因为它是由胜利者书写；过度谦虚不一定意味不虚荣；爱的反面是渴求和贪婪；每个人都试图将邪恶的意图和行动合理化，使其显得高贵而有益；对权力的追求意味着对真理、正义和爱的迫害；利己原则和占有—消费原则主导现今的工业社会，而不是像所宣扬的那样，是出于爱和对生命的尊重。除非我能够深入社会的潜意识方面，否则我无法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哪一部分不是我自己。 ※※※ 接下来我想对自我分析的方法再做些评论。至关重要的是有规律地进行冥想和集中注意力，而不是“凭一时心情”。如果有人说，他没有时间做，言下之意就是他认为它不重要。如果没有时间，他可以腾出时间，这显然是态度问题，而不是没有时间的问题。我想补充的是，我并不是在暗示自我分析是一种不允许任何例外的固定仪式。当然，有时候也很难坚持进行，无需急躁。自我分析的过程不应带有强迫性，或像在完成艰巨任务，当然，也要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抛开结果不谈，过程本身应该是放松、快乐的，尽管也有痛苦、焦虑和失望。对一个与登山者无法产生共鸣的人来说，爬那么高的山仅仅是劳累的苦差；有些人认为（精神分析的解释），只有受虐狂才会这样。而登山者不会否认爬山辛苦，还要承受压力，但这都是愉悦的一部分，他决不想错过。此“辛苦”不等于彼“辛苦”，此“痛苦”不等于彼“痛苦”。劳动之苦不同于疾病之苦。关键是在哪里做出努力和遭受痛苦，这将赋予其鲜明的特征。这一点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在西方传统里，责任和美德被认为是严厉的监工；如果想看一个人做的是不是正确行为，就看是不是不愉快的事，如果他愿意做一件事，那么肯定不是正事。东方的传统则完全不同，在这方面优越得多；不做死板、僵硬的纪律和懒惰的“舒适”这样的两极划分，讲究的是和谐的状态，是系统性，有“约束”（自治意义上），同时又充满活力，灵活愉悦。在自我分析以及让别人分析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一个困难：语言表达的副作用。假设我在早晨醒来，看见蔚蓝的天空阳光普照，我完全感受到了这样的美景，它使我快乐，充满活力，但整个经历只是我对美景的感觉，脑海中并没有浮现“这是一个美丽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类字眼。一旦这些语句在脑中形成，我又用这些语句去思考风景，感觉本身就不那么强烈了。相反，如果用一段旋律来表达喜悦，或一幅画来表达同样的心情，那么任何感觉都不会丢失。意识到情感，进而用文字表达，这个过程很流畅。有完全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经历，还有一种经历，一个词就像容器，“承装”感觉，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感觉不断流动，会溢出容器。词—容器更像是乐谱上的乐符，代表一个音，而不是音本身。感觉可能与文字有更加紧密的关系，但只要这个词仍然是一个“活词”，它对感觉本身就没有负面影响。但是，关键在于词与感觉总有分离的时候，即和说话的人分离，这时词就失去了真实性，只是一个声音的组合。很多人经历过这样的变化。他们感知到强烈、美丽或可怕的经历。过了一天，当他们想把这种经历写出来时，找到了一句可准确描述的话，可他们发现这句话听起来很陌生；他们觉得经历仿佛还完全在脑子里，可这句话跟当时发生的和他们感觉到的并没有关联。[21]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就该意识到出错了，已经开始玩文字游戏，而不是去注意内在的现实。首先应当分析是什么想法说服人把情感理性化。对待这样的想法，应该像对待任何其他干扰人的想法一样。每天早晨应该进行至少三十分钟的自我分析，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并应尽量避免外界的干扰。尽管大城市的街道上熙熙攘攘，但在行走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自我分析。只要有闲暇，都可以练习呼吸和自觉意识。在你不得不等待，或“无事可做”，或在地铁里、飞机上时，都可以进行，而不是马上去阅读一本杂志、和别人聊天或者做白日梦。一旦形成习惯，你反而会期待“无事可做”的零碎时刻，因为你知道该怎么做，那使你充实而愉悦。令人意外的是，精神分析领域很少讨论自我分析；弗洛伊德进行自我分析，解释自己的梦，人们本以为这会促使其他人做相同尝试。原因有可能是弗洛伊德已经如此偶像化，其他人不能对他做分析，只能感恩于他的“启蒙”。普通人又是另一种情形。他们不能没有一个“创造者”，弗洛伊德本人或以其名义行事的人必须开导他们。不管是什么原因，据我所知，只有凯伦·霍尼[22]郑重建议自我分析。她所描述的事例主要涉及严重的神经质问题及其对策。在此背景下，她竭力倡议进行自我分析，虽然她也清楚实施起来很困难。自我分析具有疗效一直被忽视，这可能是由于大多数分析师对于自己和病人的角色持有传统的官僚观念。在普通医学里，人若患病，就成了“病人”，那么他就需要医学专家的治疗。[23]病人不该能治好自己的病，因为这样就打破了专业治疗师和非专业的患者之间不可逾越的分界。这种官僚态度对“常规分析”也非常不利，因为分析师如果想真正了解“病人”，就先要自己成为病人，忘记自己是“健康人”或“正常人”或“理性人”。也许自我分析不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很难操作。在常规分析中，分析师可以提醒病人注意合理化、抵抗以及自恋行为。在自我分析中，一个人容易兜圈子，屈服于抵抗和合理化，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这样做。的确，不能否认，自我分析很难，但其他通往幸福的路径同样难。没有人比斯宾诺莎表述得更简洁，《伦理学》结尾写道（第五部分，命题四十二）：“如果我所指出的足以达到这目的的道路，好像是很艰难的，但是这的确是可以寻求得到的道路。由这条道路那样很少被人发现看来，足以表明这条道路诚然是艰难的。因为如果解救之事易如反掌，可以不劳而获，那又怎么会几乎为人人所忽视呢？但是一切高贵的事物，其难得正如它们稀少一样。”[24] 如果没有达到最终目标，那么困难的出现可能令人沮丧。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如果一个人并不渴求完美，并不关心到达的目标，而只注意正朝着对的方向行进，困难也就显得不那么难熬。最重要的是，自我分析可以大大增强内心的明晰和幸福感，尽管困难重重，人们也不想错过。 ※※※ 在推荐过自我分析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方法来寻求自我解放之后，我想补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采取的步骤。该方法很吸引我，我已经推荐给其他人并使他们受益。有很多人也使用其他方法，如静思、禅坐和醒悟等也是很用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帕博罗·卡萨尔斯以演奏巴赫的一支无伴奏大提琴协奏曲开始一天的生活。谁能够怀疑这不是他自我解放的最佳方法呢？然而，即使就自我分析方法而言，有一种误解恐怕已经悄悄在我自己和读者之间出现。我所描述的过程可能会被误解成为日常良心说教，其实这应该是稳定的道德发展和品德生活的基础。如果读者批评我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反对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做自己的事”，而不管它是否值得做，我必须承认我是持这样的观点。但如果读者认为我只是关心人们追求美德，挞伐罪恶，我拒绝这样的指控，我也不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即罪恶本身往往是进步的基础。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从自我分析来说，生活是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固定阶段组成的序列。在罪恶中，包含着生长的种子，而道德却包含着腐烂的种子。正如那神秘信条所说，“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罪恶无害，只是在原有的水平上停滞不前。我还想纠正另一个可能的误解。自我分析听起来仿佛是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说，它与摆脱一个人的自我约束的目的正好相反。事实上，这只可能是自我分析一个不成功的结果。自我分析成为一种净化方式，不是因为如此关心一个人的自我，而是因为要通过分析寻找其根源以便从自我解脱。自我分析成为日常的练习，允许一个人在一天当中最低程度地关心自己。最终，这种练习不再需要，因为已没有更多障碍要克服。我还不可以描述这种状态，因为我自己还没有达到。在结束本次心理分析讨论之前，我相信对此还需要有进一步的限定，这种限定对所有心理学知识都适用。如果你开始从心理学角度了解一个人，那你就是开始关注他的本质和他的全部个性。除非你详细地知晓他的性格，否则你不可能了解这个人。如果你对这个人的兴趣从比较肤浅的程度转到更深层次，那就有必要从特殊转到普通。这种“普通”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仅指人的天性。它是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类生存条件”由此衍生的需求，和对这些需求的种种解答。它是潜意识内容，因为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相同，并没有因为某些种族的遗传而改变，所以，如荣格所认为的，对所有人来说是普遍的。在“人”的主题下体验自己和同胞，在生活的主题下体验人。重要的是所有人的共性，而不是他们的不同。在深入潜意识这个过程中，发现我们在很多方面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求生存的努力是相同的。对潜意识深入探索是人类发现自己和所有其他人的一种方式，这一发现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种情感体验。然而，强调人类中的一员不能非辩证地拒绝人类也是一个个体这样一个事实，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不同于其他任何人（或许同卵双胞胎除外）。只有矛盾的思维，大部分东方的逻辑，允许充分表达现实：人是独特的个体，人的个体性假而不真。人是“这个和那个”以及人“非此非彼”。越是深层次体验自己或其他人，就会越清晰看到自己以及其他人普通性的一面，不再局限于个体特性，“佛教禅宗”之人是无等级无头衔的。这些考虑引出价值问题、个人主义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心理研究问题。非常明显的是，目前，个性和个人主义受到尊重，并且作为个人以及文化目标得到广泛赞誉。但个人价值的涵义非常模棱两可。它包含解放因素，使人从妨碍其自主发展的独断结构中解放。如果自我认识有助于了解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去发展它而不是被权威强迫形成一个“陌生”的自我，这样才有真正价值。事实上，自我认识和心理研究的积极方面已经得到广泛的强调，几乎没有必要再多加称赞。倒是十分有必要谈一谈关于个性崇拜消极的一面以及它和心理学的关系。崇拜的原因很明显：个性越是消失，越是要赞赏个性。工业、电视以及消费习惯对受自己操纵的消费者致意：服务的窗口摆着铭牌的银行柜员，手袋上写着他名字字母的缩写。此外，强调产品的个性：如那些声称品质不同的汽车、香烟、牙膏，其实基本上是相同的（在相同的价位），服务的目的是让男人或女人有自由选择的错觉。很少有人意识到，个性的差异并不显著，因为商品和人的关键特征都失去了一切个性。鲜明的个性是人类珍惜的宝贵财产。即使人们没有拥有自己的家产，他们也拥有自己的个性。他们虽然还称不上是个体，但他们有很多个性，他们渴望并自豪地培养自己的个性。由于个性差异微小，在更关键的特征上差异也很小。当代心理学进一步激发对“个性”的关注。人们开始考虑自己的“问题”，并谈论孩提时代所有的小细节，但他们所谈的往往是彰显自己或别人的无聊话，用的也是心理学术语或概念，而不是简单、老式的闲聊。通过琐细的差异来支持拥有个性的错觉，当代心理学有了一个更重要的功能；通过教导人们对不同刺激应该如何作出反应，心理学家成为操纵他人及自己的一个重要工具。行为主义者针对如何教授操控创造了一整套科学。许多企业提出的就业条件就包括未来雇员提交性格测试。许多书籍教授如何行事，用价值包装给人深刻印象或同样的手段来推销他们的商品。由于在这些方面都很实用，当代心理学的这个分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种心理学非常有用，既能产生经济效益，又能维持错觉，但是对人类有害，因为往往会增加他们的异化。它声称建立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已揭穿这是欺诈。与适应心理学相对的心理学是激进的，因为它追溯根源；它具有批判性，因为它明白浅表的思想大多是由错觉和谎言构成。这是“解救”，因为它希望对自己和他人真正的认识能真正解放人类，有助于达到人类的幸福。任何有兴趣探索心理分析的人都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两种心理分析其实毫无共同之处，所达到的目标也是南辕北辙。 [21]这个过程参考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术语，“外在化”，词语仍然与感觉相关，而词语独立于感觉时，就走向了“异化”。 [22]参见K.霍尼《自我分析》（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1942）。 [23]参见伊万·伊里奇《医学的报应：剥夺健康》（纽约众神出版社，1976）对这种观念的批评。 [24]转引自E.弗洛姆《为自己的人》。译文引自贺麟译《伦理学》。
十二自我分析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十二自我分析如果说一个人对潜意识的探索应该是冥想的一部分，那么人们就会问，一个人能否在冥想实践时分析自己。毫无疑问，这是非常困难的，最好是由专业分析师来引导他自我分析。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分析师能够胜任这种超越治疗的精神分析。如果分析师本人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目标，他就很难理解病人的希冀和需要，但这并不是说他自己必须实现这个目标，而是说他需一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由于追求这个目标的分析师相对比较少，因此找到这样的分析师不太容易。我们应该遵循一个规则，像选择纯粹为治疗而分析的分析师一样，一个人应该对分析师进行深入的调查，多走访认识他的人（患者和他的同事），不要相信著名人士或机构的推荐。有些病人崇拜自己的分析师，也这样描述分析师，应对此持怀疑态度；要形成准确印象，一次两次甚至十次的访谈才可以，仔细观察分析师，就像他观察你一样。被不合适的分析师分析多年有害无益，就像和不合适的人维持数年婚姻一样。至于分析师属于哪个流派，这本身不足以说明什么。“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应该更关心人类的大目标的问题——有些人是这样的。另一些人知识有限，只是简单地引用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的哲学术语，作为噱头，并没有真正进入患者的人格深处。荣格学派最关注患者精神和宗教需求，其中有些人是这么做的，但也有许多人，虽然一心追寻神话原型和类比，却无法进入患者个人生活的深处及其潜意识状态。 “新弗洛伊德派”也不一定比别人更可靠。非弗洛伊德派也是不够的！有些分析师采用的分析法接近我前面描述的，还有许多人的分析法都相当肤浅，缺乏深度批判性思考。离我上文所列举的距离最远的也许是正统的弗洛伊德派，因为力比多理论和片面强调儿时经历已成了他们发展的阻碍。然而，尽管有教条倾向，其中仍有一些人拥有必要品质和理念，能够担当引导人们充分认识自己的内心现实的重任。总之，我相信分析师的能力高低和他所属的流派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品质、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以及个人哲学。与分析师个人密切相关的是他使用的分析方法。首先，我不相信引导自我分析的分析需要持续很长时间。在一般情况下，每周两小时，持续六个月就足够了。这需要一种特殊的技巧：分析师不应该是被动的，在聆听了五至十小时后，他应该对分析对象的潜意识结构和抵抗强度有了一定认识。分析师应该能够讲述他的发现，分析他的反应，特别是他的抵抗之处。此外，分析师应该从梦境开始分析，引导分析对象分析自己，然后把它们的解释（还有其他的信息）和分析对象交流。在分析结束时，受分析者应该对自己的潜意识有足够的认识，减少抵抗，以便可以继续作自我分析，此后的每一天都可以实践。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自己的认识不存在界限，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每天都作自我分析，至今仍会有新的认知，或深化理解已知的部分。但是，应该与分析师协作，尤其是在开始自我分析、发现自己“陷入困境”时。但这只能作为应急手段，否则又有依赖分析师的危险。为自我分析所准备的预备分析是最可取的程序。这个过程非常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许多分析师的能力不足，也是因为他们通常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合适。这种工作不仅需要一种特殊的兴趣，也需要有相当灵活的时间表。我相信，如果自我分析法变得更普及，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将会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或至少投入一半的工作时间。但是，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分析师，或有诸多原因不能去接受分析或费用无法承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自我分析吗？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多项因素。首先，它取决于实现自由的意愿有多强烈。哪怕这种意愿不过是指人的大脑生来就有追求健康和幸福的趋向，也就是说，为了个人以及人类的健全发展实现各种条件。[20]这种趋向在身体上的表现为人熟知——药物只是为其发挥作用扫清障碍。近来在获得健全的精神方面也可看到类似趋向，虽然在更早的、更少技术干预的时代更常见。自我分析的不利因素是严重的病理状态，这在延长的“常规”分析中也属难处理的。此外，具体生活境遇也极为重要，例如一个人不需赚钱谋生，因为他继承了父母的钱（或配偶的），这样他就比不得不工作的人更容易遇到问题。当某一群体里的个人有彼此类似的缺陷时，反而更会接受该群体的价值观，并视它为常规。另外一种不利环境是，一个人赖以为生的恰恰是他的神经质，倘若他改变了内心，维生手段也岌岌可危。我们可以想想演员，自恋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又或者官僚如果不顺从，就可能会失去工作。最后，一个人的文化和精神背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是否接触了某些哲学、宗教或重要的政治思想，还是从来没有越出过周围环境和所处阶层的固有观念，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也往往是决定性的。而且，不能仅考虑理性的一面，有时这只是抵抗的体现。 [20]参见我在《人的破坏性剖析》中的分析。
十一精神分析和自我意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第四章十一精神分析和自我意识本章与前面讨论过的自我意识仍然有所关联，倘若精神分析不仅仅有治疗功能，还能增强自我意识，因而也会是内心解放的最适当的方法之一。这一设想并非为每个人所接受。或许最外行的和最内行的人都会把精神分析的本质定义为通过意识到被压抑的性记忆及其影响来治愈神经症。与上文论述相比，这个定义中的“意识”概念大大窄化，主要指对受压抑的力比多的意识，其目的也限于普通意义上的治疗，即帮助病人减少所遭受的“额外痛苦”，将痛苦减至可以普遍接受的程度。我相信，上述概念没能让人对弗洛伊德的发现有真正的理解。弗洛伊德本人可以证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更改了他的理论，从强调力比多和自我之间冲突的关键作用改为强调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之间的冲突，尽管他试图调和新旧理论，事实上他已放弃力比多理论。[16]而且，当弗洛伊德被问及他认为什么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精髓时，他提到了压抑、反抗和移情，没提到力比多理论，更没有提“恋母情结”。为了领会力比多理论看似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在现实中可能不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发现，甚至是不正确的概念这一事实，我们得考虑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即每一位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都寓身于某种文化，有着相应的思维范式。最原创的想法往往“难以设想”，新见解可能是歪曲（或窄化）的，却有助于思考。最初的想法先得以错误的形式表达，直到社会发展，思想相应发展，打破先前的时代局限，所可能获得的意义甚至超出作者自己的估计。深受资产阶级唯物哲学影响的弗洛伊德无法设想心灵的力量可以激励人，除非它同时可被识别为一种生理机能；“力比多”是可结合这两种特征的唯一力量。于是“力比多和自我的冲突是中心冲突”就成为一个必要的假设，使弗洛伊德能以“可表达的”术语来表述重要发现。从力比多理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精神分析的本质可以被定义为发现了人的内在互相冲突的倾向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发现了“抵抗”，抗拒意识到这些冲突；发现了“合理化”，显得表面上并无冲突；发现了意识到冲突可产生的释放效应以及尚未意识到的冲突会成为致病因。弗洛伊德不仅发现了这些基本原则，而且是制定具体方法来研究受压抑者的第一人：分析梦境、症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性冲动和自我及超我之间的冲突只占一小部分，不能意识到冲突，无法有效应对，是很多人面临的关键问题。弗洛伊德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发现了压抑性冲动引起的后果。在他的时代，这是一个大胆的论断，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弗洛伊德不会有如今这样的影响力。这种巨大的影响力要归因于他摧毁了传统观念，即认为人的思维和存在是一致的，他撕裂了虚伪；归因于他的理论是批判性的，质疑所有显明的想法、意图和道德，并展示了它们往往只不过是隐藏内心真实的表现。如果有人试图以我刚刚归纳的来解释弗洛伊德理论的意义，那么不难设想，精神分析的功能超越了狭窄的治疗范围，通过意识到受压抑的冲突，可以达到内心的解放。 ※※※ 在进入讨论精神分析的非治疗功能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对滥用精神分析的潜在危险提出一些警告。人一遇到困境，都急着进行精神分析，但是有很多理由表明不要急着去尝试，至少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急救站。第一个理由是这会成为避免自己解决困难的好借口。正如前文提到的，如今盛行生活就该是一帆风顺、毫无痛苦、无需费力的观念，也有种流行看法认为生活不应该出现任何矛盾、冲突和痛苦的抉择。那或多或少被认为是异常的，不是普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当然，机器没有矛盾冲突，那么为何生物要有呢，除非因为有构造或功能缺陷？还有比这更天真的想法吗？只有最肤浅、最隔绝的生活才可能不需要做出明确决定，虽然那会伴随大量神经和心理症状，如溃疡或高血压，即潜意识冲突的表征。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完全失去感觉的能力，如果他还没有变成一个机器人，就几乎无法避免面临痛苦的抉择。比如男孩终于独立于父母这个例子，如果意识到分离给父母带来的伤痛，孩子也会非常痛苦，不过，如果他以为做这个决定是如此痛苦而艰难意味着他神经质，需要去看心理医生，就说不通了。另一个例子是离婚。决定离开妻子（或丈夫）非常痛苦；若是为了结束冲突，破除一方自身发展的严重阻碍，则是必需的。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他们必须进行精神分析，一定有一个“情结”导致他们难以抉择。至少，这是他们的浅表想法。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有其他动机，最常见的是想推迟做决定——觉得先要进行精神分析，找出所有潜意识动机。许多夫妇同意一起去分析师那儿，然后再做出决定。分析可能持续两年、三年或四年，他们不觉得有何不便。与此相反，它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越不必做决定，但除了拖延做决定，很多人抱有许多其他有意识或潜意识的希望。一些人希望分析师可为他们做出最终决定，或建议他们直接做什么或通过“解释”来建议。如果这个办不到，他们有第二个期望，即精神分析会让他们内心明晰，使他们做起决定来既容易又不痛苦。当这两个期望都未能实现，他们仍然可能得到某种好处：已对离婚这个话题太过厌倦，不想再思虑，决定离婚或者和好。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至少有一个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可以谈论：自己的感受、恐惧、梦想，等等。换句话说，这种分析为他们的沟通提供了内容，虽然主要谈论的是自己的感觉，而不是对彼此的感觉已发生改变。还有更多其他的例子，比如：一个人放弃高薪转而做更有趣的工作；一个政府官员需在违背良心或选择辞职中做出抉择；一个人参与政治抗议运动，冒着失去工作或被列入黑名单的风险；一位牧师决定凭良心讲真话，冒着被逐出教会，相应失去原有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保障的风险。正像前面提到的这些例子，人们往往因为与家庭和个人间的冲突而去寻求分析师的帮助，因良知和自身利益之间的冲突去做精神分析的则少见得多。这不禁让人怀疑，放在显著位置的家庭和个人间的冲突是为了掩盖良心、完整性、真实性和自身利益之间更根本、更严重、更痛苦的冲突。通常情况下，后者的冲突没有那么显而易见，而且很快就被当作不合理的、浪漫而“幼稚”的冲动被铲除，不需要也不应该花时间多做考虑。然而，那是对每一个生命都至关重要的冲突，比离婚与否重要得多，可在大部分时间，人们只是把冲突的形式换了一换。不要轻易尝试精神分析的另一个理由在于，被分析者会在分析师身上寻求——并发现——又一个父亲形象，并产生依赖心理，从而阻碍自己的进一步发展。经典的精神分析学家会说，事实正好相反，病人在移情于分析师的过程中，发现了对父亲的潜意识依赖，并通过分析移情来消解移情以及对父亲的原初依赖。从理论上讲，这是对的，在实际生活中也时有发生，但是很多时候却正相反。受分析者可能确实断绝了与父亲的关系，但在这种独立的伪装下，又和分析师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分析师成了他生命中的核心人物：权威、顾问、良师、益友。这经常发生，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经典的弗洛伊德理论中存在的缺陷：弗洛伊德的基本假设是所有“无理”现象，比如渴望强权统治自己、膨胀的野心、贪婪、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源于幼儿经历，是理解个人未来发展的关键（尽管理论上他承认和体质因素也有关）。因此，渴望强权被解释为根源于幼儿弱小无助；当相同的依附出现在和分析师的关系中时，有人解释为“移情”，即从一个对象（父亲）转移到另一个（分析师）。这种转移的发生是一个重要的心理现象。但这一解释过于狭隘。实际上不仅是儿童，成年人也一样无助。这种无力感是扎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即“人类处境”。意识到威胁他的诸多危险，如死亡、未来的不确定感、知识有限，人类都不可避免地感到力不从心。个人生存的无力感又被人类历史的无力感所增强，精英正是通过这种办法来剥削多数人，比处在自然民主状态的原始社会，或未来会出现的以协作而非敌对为基础的社会形式无力得多。[17] 因此，不管是出于自身或历史的原因，人类总是在寻求攀附各种“神奇的贵人”：巫师、祭司、君王、政治领袖、父亲、导师、精神分析学家以及许多机构，如教会和国家。那些剥削他人的人通常愿意提供——亦被欣然接受——如父亲这样的形象。据说一个人宁愿服从为他好的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由于恐惧和无能而服从。在所处时代的思维框架内思考的弗洛伊德，虽然发现了移情现象，却无法看到其更广泛的暗示意义。移情现象的发现意味着他发现了人类一直孜孜努力于偶像崇拜（异化）。这源于生命意义之含混，希望为生命的偶然性寻找答案，使一个人、一个机构、一种观念变得绝对，变成偶像，创造必然性的幻觉，并且表示降服。历史上，偶像崇拜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十分深远，这种沉重的幻觉阻碍了积极性和独立性。精神分析学家的主顾大多是中产阶层和中上阶层的自由派，对他们来说，宗教已不再发挥有效的作用，他们也不再持有热忱的政治信念。上帝、皇帝、教皇、拉比或有魅力的政治领袖都不能填补这一空白。于是精神分析学家成了混合大师，集古鲁、科学家、父亲、牧师（或拉比）于一身；此外，精神分析学家不强作要求，且态度友好，把所有真实生活中的问题——社会、经济、政治、宗教、道德、哲学等实际问题全都化作心理问题。因此，病人在他手里，只需解释乱伦、弑父冲动或肛门期固恋。当世界缩减为这样的袖珍资产阶级宇宙，世界就变得简单、可靠、易于管理，而且舒适。 ※※※ 传统精神分析的另一危险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病人往往只是声称想做出改变。如果他患有恼人的症状，如失眠、阳痿、恐惧当权者、与异性关系不愉快或只是感觉萎靡不振，他当然希望能摆脱这些。谁不想呢？但他不愿意经历在成长和独立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痛苦。他是如何面对该困境呢？他期待着只需遵循“基本规则”——不费考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可以被治愈，无疼痛，也无需努力；总之，他认为通过谈话就可以被“救赎”。但世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曾经历痛苦或不愿意经历，没有人能够成长，也没有人能追求到任何值得追求的东西。还有一重危险是最让人觉察不到的：将情感体验“理性化”。弗洛伊德的意图显然相反：他要突破传统的思维过程，抵达日常思维光滑表面背后的体验，以及不讲逻辑的活生生的感受和想象。他的确在催眠状态、在梦里、在描述症状的语言中以及许多不受注意的行为细节中发现了这些。但是到了实践中，精神分析的原初目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精神分析越发成为一种历史性研究，研究个人史，其中充斥理论诠释和抽象概念。分析师有一系列理论假设，并用病人的事例证明这些假设。分析师很真诚，因为他坚信精神分析理论是正确的；也相信分析对象提供的材料必定是复杂而真实，因为与理论相符。该方法越发应用于“解释”。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病人因强迫性饮食导致肥胖。分析师的解释是，她的强迫症和随之而来的肥胖是源于想吞下父亲的精子并怀孕这一潜意识的欲望。她不记得有这样的愿望和幻想，又被解释为是受到了压抑。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源头是“重构的”，分析师接着要做的就是以病人更多的联想和梦境来证实重构之准确。当病人完全“理解”症状的含义时，就意味着被治愈。基本上，这种阐释法就是通过解释来治疗；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精神官能症状会形成”。病人被要求着持续做联想，即思考症状的起因。以经验为核心的方法已经转化成抽象研究。即使理论前提是正确的，这种方法也不会导致任何改变，除了被暗示引导出的。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精神分析，并被告知这样或那样的因素是导致神经症的原因，他当然会马上相信事实就是这样，症状随之消失，因为他相信既然发现了根源，就意味着治愈。这种机制应用得如此频繁，以至没有科学家接受若想治愈使用药物导致的某症状，除非患者不知道他吃的是药物还是安慰剂——不仅是病人不知道，连医生也不知道，才能确保自己不受自己期望的影响（“双盲测试”）。在今天，抽象学术化的危险更大，与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疏离，会导致认识自己乃至世界都采用完全抽象化的方法。 ※※※ 尽管固有的传统精神分析法有一些风险存在，我必须承认，经过四十多年精神分析的实践，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正确理解和实践精神分析，对人类大有裨益，包括精神分析的传统适用领域，即治疗神经症。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作为治疗法的精神分析，而是一种新功能，我称之为转移治疗分析法。它可以从治疗性分析开始，症状治愈但并不停止，超越治疗的目的；或者可以设定一个非治疗性目标，并没有显著的心理、病理问题需要解决。关键在于超越让病人恢复“正常”这一目标；就弗洛伊德的治疗师身份而言，这不在他考虑范围，但也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完全无关的。他的治疗目标是将病人调整到“正常”运作状态（“能够工作和爱”），但他伟大的抱负并不在治疗领域，而是要创造一场启蒙运动，启蒙最终应使人意识到并约束澎湃的激情。这种抱负如此强烈，以至弗洛伊德看起来常常像一个政治领袖，用“运动”来征服世界，而不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来征服世界。[18] 超越治疗法的目标是通过充分的自我意识来达到自我解放；获取幸福，获取独立自主；具有爱的能力；具有批判思维，破除幻想；去生存，而不是占有。 “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部分修订，特别是力比多理论，因为这一基底对于理解人类而言太狭窄。与视性欲和家庭为中心不同，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类生存的具体境遇和社会结构更关键，激励人类的激情本质上不是天生的本能，而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相互作用形成的。过去我有时会用到“人本主义精神分析”这个词，后来又摒弃不用，部分原因是它被一些心理学家采用，而我对这些心理学家的观点并不赞同，部分原因是我想避免给人以我又建立了一个精神分析新“学派”的印象。经验表明，建立学派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以及对提升分析师的能力都有害无益。弗洛伊德就是一例。我相信，弗洛伊德无法按自己的意愿修改他的理论，因为他得用一种大众学说将追随者维系在一起。如果他改变了基本理论立场，就等于剥夺了其追随者共享的信条。此外，“流派”及其所意味的认可对流派成员有破坏性影响。成员这一身份可提供必要的道义支持，让许多人感到自己是胜任的，而无需进一步努力研习。据我的观察，正统派是如此，其他学派也是如此。这些观测结果使我相信，分门别派是不可取的，只会导致教条和无能。[19] 此外，研究过程也是不同的，可以更加活跃、直接、具有挑战性。尽管如此，基本目标仍与传统精神分析法的一致：揭示潜意识的力量，意识到抵抗力，移情，合理化以及把解梦作为理解潜意识的“坦途”。在此，还需要加上一个限定条件，即寻求尽可能充分地实现自我的人也可能有神经症状，因此也需要分析疗法。也就是说，一个没有被完全异化、仍保持敏感知觉、没有失去尊严感、尚未被“出售”、对别人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还没有完全按占有物品多少来衡量生命价值的人——简言之，如果他仍是一个人，而非一件物品时，这个人就会有孤独感、无力感，与现今社会有隔离感。正因为清醒，他才不禁怀疑自己和自己的信念。他不禁感到痛苦，尽管他可以体验喜悦和明晰的瞬间，而这些是他“正常”的同代人体会不到的。得神经症也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个健全的人生活在一个疯狂的社会，而不是以前那种一个病态的人试图让自己适应一个病态的社会所引发的神经症。在对他做进一步分析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更加独立更加自主的过程中，他的神经质症状会自愈。说到底，各种神经症的发生都意味着一个人没能解开存在之谜。 [16]这种转变以及弗洛伊德不成功地尝试调和两种理论，我在《人的破坏性剖析》一书附录E中有详细讨论。 [17]详细讨论参见《人的破坏性剖析》。 [18]参见艾里希·弗洛姆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使命》（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59）；以及弗洛伊德与荣格的通信，不时会涉及政治与科学及人类利益的话题：参见《弗洛伊德与荣格通信》，W.麦克吉尔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 [19]这一观点我在多部书里讨论过；最简洁的表述可参见《人的破坏性剖析》一书。
十思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十思定练习专注可以引导我们进行冥想，这是学习存在的艺术的基础准备之一。首先，我们得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冥想：一种是通过自我暗示达到轻微恍惚状态，使精神和身体放松，练习者感到神清气爽，充满活力。已故教授I.H.舒尔茨在柏林倡导的“自生训练”就是一例。它已被成千上万的人成功实践。[15]舒尔茨从来没有标榜它是万能的，仅用于放松精神。而且这种方法需要自己练习，并不完全是被动的，不会使练习者对老师形成依赖。另一种冥想主要是为实现更高程度的无附着、无贪婪以及无幻想的形式，简单地说，为达到存在的较高水平。在《佛教禅观心要》一书中，我发现了一种非神秘化、非暗示的简单冥想形式，即有的放矢地使一个人更接近佛教的目标，戒贪婪、仇恨和无知。幸运的是，在向智尊者的这本书里有很好的描述，我把它推荐给对这种冥想法有浓厚兴趣的人。下面这段话概括了这本书的内容。佛教冥想的目的是尽最大程度认识我们身体和精神过程。作者写道：正如佛陀在《念处经》中所明示，提供了最简单直接、最彻底有效的训练方法，既涉及日常生活，也追求最高目标，即使心灵坚决远离贪婪、仇恨以及妄想。佛陀的学说提供了具体的训练法，适合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和能力。然而，所有这些方法最终汇聚成“正念之道”，佛陀称之为“唯一道路”（ekayanomagyo）。因此“正念之道”无疑可被称为“佛教禅修心要，”甚至“法心”（dhamma-hadaya）。这个伟大的心事实上是鼓动血脉流经整个法身（dhamma-kaya）的中心。今天，这种古老的正念方式和两千五百年前一样切实可行。它适用于东西方，适用于普通人动荡的生活，同样适用于僧人静谧的修行。事实上，正念对于每个人都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对于正当的生活和健全的思维不可缺少。所传达的信息面向每个人：不仅是一心追随佛陀和他的学说（正法）的人，也包括所有试图凝神静思的人，以及希望开发其潜在更大的力量及更大的幸福能力的人。每日冥想练习，实践正念，关注呼吸意识是核心问题，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时刻也是同样如此。这意味着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分心，要全神贯注于你所做的事情上，如散步、吃饭、思考、观察，使生活因为充分意识而变得完全透明。向智尊者说：“正念包括整个人和他的全部经验。”它往往延伸至各个领域：人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内涵如果持有正念，每天都会感到清晰和真实，而不是盲目、机械或漫无目的。达到正念完满状态的人有充分意识，能意识到现实之深度和具体，从而专注而不分心。引导正念加强的首要练习是呼吸。正如作者所强调：“这是一种正念练习，而不是呼吸运动。” 在做冥想时，呼吸练习要无“杂念”或其他干扰。只需以平心静气，关注自然呼吸，不要紧张或僵硬。注意呼吸的长短，但不要刻意调节。惯常练习中，平稳均衡的深呼吸将会非常自然；静思和深呼吸会让整个生命的节奏处于安宁的状态。通过这种方式，意念的呼吸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很重要因素，虽然这只是静坐练习的附属品。在经典冥想练习中，如向智尊者所述，意念呼吸需有身体姿势配合，以及对身体所有功能清晰的了解，然后通过清晰的感觉，充分意识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自我意识）和心理活动。在短短的篇幅中要想足够清晰地阐述向智尊者所属的小乘佛教禅修实践之细节是不可能的。因此，那些对大觉冥想真感兴趣的人，我只建议研究《佛教禅观心要》。然而，我想对此建议再加上一点补充，虽然书中已经提到，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佛陀的追随者”，而且向智尊者学识渊博，他以传统的形式陈述教义。对于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并不认同轮回、小乘佛教否定生的倾向，或巧妙地通过想象尸体的污秽来说服人生的渴望终究是徒劳，这样就很难按照向智尊者的描述练习冥想。不过，在我看来，即使没有刚才提到的教义，仍然有两个核心教义为许多像我这样不是佛教徒但对佛教教义的核心有深刻印象的人所接受。其一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是克服贪婪、仇恨和无知。在这方面，佛教基本上无异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伦理规范。更重要的，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不同的是佛教强调最优认识自己的内外。相对于正统印度教，佛教是革命的，也因不信神一连数世纪遭到迫害。佛教具有在西方宗教中鲜见的一定程度的理性和批判思维。其教义的核心是，通过充分认识现实，贪婪、仇恨以及痛苦可以克服。这是一个哲学—人类学系统，长期观察人的生活并作出分析后，总结出生活的规范。向智尊者自己已经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描述的冥想“可以使意识更明晰、更集中，呈现的图像越发准确，清除非真实”。他认为冥想是以“自然，接近和更友好的方式来接触‘潜意识’，这样一来”，他写道，“潜意识就变得更加‘清晰’并更易于控制，即有能力统筹意识。通过减少潜意识不可预测、不易掌控的一面，这样自立才会有一个更安稳的基础。” 他通过强调佛教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来结束练习正念的描述，即坚持独立自由。他写道：“在自我冥想中，意念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技术或外部设备。每天的生活就是原材料。它和任何奇异的崇拜或仪式无关，也没有‘入会’或‘深奥的知识’，除了自我启蒙以外无任何其他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冥想的精髓是达到对现实的最佳意识，特别是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灵。即使对那些以传统形式冥想的人来说，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形式能否可以囊括新意识。我觉得的确有两种延伸，与佛教冥想无关，或与其他类型的冥想有关，或仅仅是静止的练习，都可以卓有成效地练习。至于更好地锻炼身体意识，上面已经提到了：我指的是“感官觉悟”、“运动的艺术”和太极拳。冥想的另一方面是“可以使意识更明晰、更集中，呈现的图像越发准确，清除非真实”。向智尊者自己提到了“与潜意识一次更友好的接触”，这确实与阐明精神分析的方法只有一步之遥，了解一个人的潜意识方面可能是佛教冥想的重要附加组成。对于向智尊者，我深深感激他对佛教禅修和佛教教义做的耐心而深刻的解释，我想他也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以精神分析的方法实现最优觉悟本身就是有效的，与佛教或其他冥想方法无关。 [15]我妻子和我也跟随舒尔茨教授练习过，但成效一般，因为我们对自我暗示心存抗拒。
九专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九专注专注这种能力在自动化生活中已属罕见。相反，人类似乎在竭尽全力来避免集中注意力。他喜欢同时做几件事情，比如同时听音乐、阅读、吃饭、与朋友交谈。有一幅漫画相当简洁地表达了这种倾向：一名男子在床上方的墙壁上安装了一个电视，这样他就可以一边盯着电视屏幕，一边做爱！事实上，电视是一个引导你分散注意力的好老师。一个节目中间会插播广告，观众习以为常。阅读习惯也表现出相同的倾向。编辑和出版作品选集的流行使这一趋势更加突出。更糟的是，只摘录某位作家的思维片段，来代替阅读整本书，从而不需要集中注意力来领会观念之间的复杂逻辑，只用很少的专注力来获取“主要内容”。即使没有选集或删节本，许多学生也从来没有阅读整本书的习惯。读一读序言、结论以及教授指定阅读的部分，就算“知道”了作者的思想，至少在表面上知道，而且不需要集中注意力。那些注意过日常谈话的人都知道，在对话中，人们很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话题以及谈话者身上。当人们独处时，他们也会避免把注意力集中在什么东西上；他们会立刻拿起报纸或一本杂志，这种随意阅读不要求真正的注意力集中。注意力集中就是这样罕见的现象，因为一个人的意志没有集中于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集中注意力去努力完成的，因为没有充满激情去追求的目标。还有就是人们害怕集中注意力，如果他们太专注于一个人、一种想法或一件事，他们会害怕失去自己。自我越弱，在关注他物时越怕失去自己。对于完全以拥有物的多寡来衡量生活意义的人来说，害怕失去自己是他们不愿意集中注意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一点，集中注意力需要内心认知活动，不是忙忙碌碌，忙着维持各种联系；而当忙碌成为成功的关键，就意味着内心活动在今天愈发稀少。人们害怕集中注意力还有一个原因：他们认为这是一项过于费力的活动，他们会很快疲劳。其实正相反，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观察自己。是注意力分散让人疲惫，而注意力专注却使人清醒。这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在非专注活动中无需调动能量，因为低能量足够完成任务。而能量的调动既有生理影响，也有心理影响，可以使人充满活力。归根结底，注意力难以集中是当今生产—消费系统运作的后果。人的工作越是操作机器，或是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完成机器尚不能完成的工序，那么他集中注意力的机会就越少。工作的单调决定了不可能有真正的注意力集中。消费也同样如此。市场提供了花样繁多的娱乐，使消费者不必也不可能专注于一个品种。如果人们只专注于几件东西，而不是很快厌倦，冲去购买令人兴奋的新品，消费如何能维持下去？一个人如何学会集中注意力？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么十分简单，要么十分冗长。限于篇幅，我只给出简要答案。第一步，我建议练习如何静坐。具体来说，什么都不做，尽可能什么都不想，只是静坐，比如十分钟，只注意内心。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人认为这很容易。但试过以后会知道这么做相当困难。他会发现自己坐立不安，手、腿和身体总是动来动去。当他尝试经典的坐姿时就变得更加明显，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法老的雕像以及图片那样的坐姿：双腿不交叉，而是牢牢踩住地面，两臂放在扶手或大腿上。这种姿势既不是像我们学到的老式军姿体操那样僵硬，也不闲散瘫软，而是另一种感受：身体处在和谐位置，感到积极的活力和舒适。如果习惯了这样的坐姿，再坐在有软垫的椅子上会感到不舒服，椅背笔直的椅子才舒服。练习坐姿是学习注意力集中的第一步。最好是在每天早上练习，每次十到十五、二十分钟，每天晚上再练习一次效果更好，每次至少五到十分钟，如果可能的话白天再练习一次。静坐达到一定量以后，效果可能会持续一至三个月，建议在静坐时或静坐后添加注意力集中专门练习。实际上，有很多方法。你可以专注于一枚硬币，就是完全专注于硬币的所有细节，直到闭着眼睛也能看见它的全部；或者可以专注于任何其他物品，比如一只花瓶、一个时钟、一部电话、一朵花、一片叶子、一块石头或你想专注的东西。或者专注于一个单词。在练习的几个月里，很多念头会涌入大脑，使专注中断。和应对其他生物一样，强迫并不能达到目的，没法赶走不相干的想法，如果对待它们好像对待敌人，没能把它们赶走就会有挫败感。需要温和地对待它们，这意味着一个人要对自己有耐心。（失去耐心通常就是强迫驱散杂念的结果。）慢慢地——极其缓慢——杂念涌入的频率会减少，这样就能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另外，更大的障碍是困乏，人们会发现自己频繁地打瞌睡。不必急躁，你可以立刻恢复集中状态，或做几个深呼吸。如果仍然嗜睡，就停止静坐练习，换个适当的时间再试一次。这些障碍使练习专注变得艰难，不少人（即使不是大多数人）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变得灰心丧气。可能因为自己的无能而责备自己，或把失败归因于静坐方法没用。可这和任何学习行为一样，必须具备容忍失败的能力。由机器生产的产品不知道失败，因而也谈不上卓越。机器生产已让人产生了一个幻觉，即追求卓越之路既平坦又愉悦——小提琴不会发出刺耳的噪声，研究哲学体系的人不会常常感到困惑和失落，美味佳肴是读一读食谱书上的菜谱就能做出的。只有意识到学习专注和想取得任何其他成就一样，必然会有失败和不如意，才能避免过于沮丧。在做上述的简单练习时，也应该练习专注思想和情感，可与静坐同时或随后进行。例如读一本讨论重要话题、内容充实的书，也可以观察自己是以什么方式读这本书；是不是读了一个小时之后变得躁动不安；是否想跳页阅读；如果第一次没读懂，是否重新阅读该页；是否对作者的观点有所思考，并形成回应或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是否试图理解全书主旨，而不是盯住某些句子，想反驳作者；是否想学习新的东西，或者直接或间接地坚定自己的观点，因发现了相反观点的错误之处。这些特征都有助于发现我们是否在专注地阅读。如果发现我们并没有专注于读书，那么首先应该练习掌握提炼作者的核心观点，虽然读书数量因此会减少。专注于一个人和专注于思维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关于这一点得请各位读者留意自己的经历，我们大部分人的私人关系因为完全缺乏专注而蒙受损害。我们不会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因为我们的了解停留于表面，也就是说，只注意到言行举止、穿着打扮，等等。总之，我们观察到的是一个人呈现出来的一面，是戴着面具（persona），不会揭下面具，看看后面的人（person）到底是什么样。只有专注才能做到。但似乎大家都不敢充分了解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个性干扰了该过程的平稳运行。专注于一个人要求我们做出同情、关怀或厌恶等回应，所有这些都被无差错运行的自动化社会所排斥。我们想要距离感，不需了解彼此太多，只要足够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有安全感。因此，了解一个人的浅表就够了，深入了解反而令人不安。还有其他有益于专注的活动，如某些体育项目（打网球或爬山）和游戏（如象棋）、演奏乐器、绘画和雕刻。所有这些活动都能以专注或非专注方式完成。如果是以非专注方式完成，则无助于练习专注；如果是以专注方式来完成，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即使没有做这些活动，人也可以以专注方式生活。正如我们下文要分析的一样，佛教中的正念是指在某一时刻集中注意力于所做的事情，无论是种一颗种子、打扫房间或吃饭。正像一位禅师所说：“当我睡觉时，我就是在睡觉；当我吃饭时，我就是在吃饭……”
八觉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八觉悟一般来说，“觉悟”“知晓”“意识”被认为是同义词。然而，“觉悟”的词根和其他两个词有差异。“觉悟”（德语为“gewahr”）的词根在英语和德语中的意思是“集中”或“正念”（德语“Aufmerksamkeit”）。它通常解释为“开始醒悟到什么东西”——不仅仅是简单的意识或知识，而是发现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东西，甚至是意料之外的东西。换句话说，“觉悟”是指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知晓或感知状态。我们再来思考一下“觉悟”的不同含义。它可以指一个人的身体或心灵状态（即一个人的感觉和情绪）。身体“觉悟”的一个简单例子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呼吸。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呼吸，这是一种知识，可以从观察一呼一吸或腹部运动得到证明。呼吸知识完全不同于“觉悟”呼吸行为本身。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来发现其中的差别：坐下，全身放松，保持既不懒散也不僵直的姿势，闭上眼睛，试着什么都不想，只感觉自己的呼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很多杂念会侵入，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人感觉自己的呼吸不过几秒钟，就开始想其他事情了。能成功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呼吸，才能“觉悟”自己的呼吸过程。不用强迫或者控制它，不用有任何目标，只是关注自己的呼吸。人们会发现，这种呼吸“觉悟”跟想着呼吸完全不同。事实上，两者相互排斥。一旦我开始想着我的呼吸，我就无法同时做到觉悟呼吸。另一个例子也很简单[13]，任何人都可以尝试，它是这样做的：同样以放松的姿势坐下，闭眼。两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就是阿布辛贝神庙法老雕像的坐姿），将一只手臂举起至四十五度角。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通常是睁着眼，神经系统会发出信号，相应的肌肉做出反应，于是我们举起手臂。我们瞬时举起手臂，立刻就可以看到结果；命令完成了，我们又可以命令手臂放下，恢复原来的姿势。我们感觉到手臂的运动了吗？当然没有：手臂像一件工具，这和我们按下按钮，举起人工手臂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关注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如果与通常做法不同，我们需要专注于运动过程本身，必须学会忘记结果，缓慢移动手臂，慢得可以感觉手臂是如何移动的——手掌慢慢抬起，抬至空中，慢慢地到达预定高度，再缓缓放下，直到完全静止。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个小练习，你会意识到自己经历了手臂运动的过程，而不是旁观“运动”，而且是如此专注，不会另外思索；在练习之前或之后可能会思索，但在移动手臂的过程中则不会。同样的原理也存在于“运动的艺术”，以及古老的中国太极拳。（后者尤其值得推荐，因为它把感官觉悟和注意力集中的冥想状态结合在一起）[14]。在感觉和情绪上也存在同样的差异。如果我意识到自己感觉到了喜悦、爱恋、悲伤、恐惧或憎恨，这意味着我的确感觉到了，感受没被压抑；不意味着我在思考自己的感觉。我也可以说：“我注意到”（“Iamconscious”）自己感觉到了什么。“conscious”是由拉丁词根“con”（意为“with”）和“scire”（意为“toknow”）组成，即“思考知识”或“脑力清醒”。其中包含着积极主动，相当于德语词“Bewusstsein”（更具表现力）。（直到十八世纪，“bewusstSein”仍是哲学用语）。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讨论了“觉悟”到并非隐藏的东西。另一种“觉悟”是意识到隐藏之物，即意识到潜意识（被压抑的），一般来说这需要积极的努力。我们把这种过程又称为“揭示式觉悟”或“发掘式觉悟”。工业社会发展至新阶段，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批判理论。马克思揭示了历史的推动力以及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冲突，而弗洛伊德则揭露了人的内心冲突。二人均致力于人类的解放，尽管马克思的理论比弗洛伊德的更全面，不那么受时代限制。两种理论均很快失去了最重要的特征，即不再是批判的因而是自由的思想，而是成了信条，连作者也成为偶像。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是一种观念在两个不同方面的表达，这种判断是基于以下关键考虑。 “觉悟”不仅仅是指揭示内心冲突，也指揭示社会生活中被遮蔽的冲突。由于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也就不能设想他独立于社会结构之外，有关社会现实的错觉会影响他进行清晰思考，因此也会阻碍他摆脱有关自己的错觉。所谓看的能力，也意味着有看不到的地方。人类的思维是单向的：相信自己可以窥视内心，对外部世界却很盲目，这就好像烛光只能照亮一个方向，而不是所有方向。烛光就是可以透过表面、揭示内里的批判力。由此引出两个问题：“觉悟”是否能够给人自由？如果可能，又要怎么做？而且“觉悟”非有不可吗？毫无疑问，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人是能够挣脱错觉的枷锁，从而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我这里指的不仅是“伟人”，更指普通人，可以蓦然间抖落蒙蔽双眼的错觉，并开始观察世界。关于这一点，我在随后的精神分析章节会详细谈论。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觉悟”为何能给人自由：一个人能否在世界上牢牢立足，取决于他认识现实的准确度。对现实的认识越不准确，人越会感到丧失方向，越没有安全感，因此需要寻求偶像，通过依赖偶像来找到安全感。相反，如果认识越准确，他就越独立，越能自主。人就像安泰，通过接触大地母亲获得能量，他的敌人唯有把他举到空中，妨碍他补充体力，才能把他杀死。第二个问题较难回答。有不少人认为如果能够洞察潜在冲突的能力也可提出建设性的对策，从而获得更高福祉，那么“觉悟”是有用的。马克思就是这样，认为如果工人阶级能意识到自身处境，如果他们能摆脱幻想，就可能会建立一个不需要任何幻想来维系的社会（是能够的，因为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弗洛伊德相信洞悉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潜藏冲突可以治疗神经疾病。但是，如果冲突不能得到解决呢？如果得知真相令人痛苦，又无助于改变现实，继续生活在错觉中是不是更好呢？如果正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说，宗教教义只是一种幻想，那么它是否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如果他放弃了这种幻想，却深感绝望：发现社会秩序难以更人性化，难以取得真正的个人幸福，那将会发生什么呢？或者，如果一个虐待狂意识他痛苦的根源，因一些可能的理由，他也知道自己无法改变，那么是不是不如不知道真相，继续相信自己再正常不过？谁勇于回答这些问题呢？乍一看，任何人都没必要受苦，这是个充足的理由，支持不必把人从其种种错觉中解放出来的观点。然而，我仍不禁对这个答案有一些疑虑。这和是否应该告诉病人他得了绝症不是很像吗？难道应该剥夺他最后一次面对生命的机会？难道不该告诉他真相，让他集聚所有他还没有调动的内在力量，克服恐惧，让内心宁静、充满力量？这是人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最用心的观察者将拒绝教条地选择某种解决方案。他们会认为解决方案的选择取决于病人的个性，只有首先尝试衡量该病人内心实际和潜在的力量，并了解他最深的、往往不曾表达出来的愿望以后才能加以判断。对我来说，把任何教条式的话强加于他，并理所当然认为那必然是对他“最有益”，未免不太人道。说到冲突和幻想，一个类似的推理似乎很有道理。首先，问题本身有纯抽象的一部分，因此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对于那些无法接受幻想破灭也无积极对策的大多数个体以及社会阶层来说，他们不会倾听和理解，即便批判式思想家以天使般的声音说话也无效用。这样的例子很多，无需详细列举。但是毕竟还有愿意试着接受真相的人。他们保持幻想就一定能生存得更好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记住了解真相有一种解放的作用；它能释放能量，去除思维迷雾。如此的结果是一个人更加独立，更加自主，更加具有生命力。一个人也许充分意识到现实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但他努力活了一世，作为人死去——而不是羊。如果回避痛苦和追求舒适是最高价值，那么错觉的确比真相更可取。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我们认为在任何时候，每个人都生来具有成为一个健全人的潜力，而且机会只有一次，死亡会终止一切，那么摆脱错觉就极为关键，那关系到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自我。此外，真相了解越多，越有可能尽早做出改变——在社会层面以及个人生活层面，而不是像通常那样，一味等待，等得思维、勇气和意志都萎缩了，错失改变的机会。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想真正实现自我，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提升觉悟力，以及批判式、置疑式思维。这无关智力高低、教育程度或年龄大小，而是品格问题，更确切地说，是面对各路无理权威和偶像，个人能够取得何种程度的独立。如何实现更大的独立？在这里只能简要论述。一旦一个人意识到不服从（是指内心的不服从，不一定是挑衅、教条式的不服从）的重要性，他将会对服从的细小迹象非常敏感，会看穿进行粉饰的理由，会去实践他的勇气，他将会发现，一旦意识到问题及其重要意义，自己就会去尝试回答，寻求方方面面的解答。这和其他事情是相同的：只有当一个人感到问题之迫切，关乎生死存亡时，才能寻求问题的答案。如果一切都无关紧要，一个人的推理以及批判能力处于低水平的活跃状态，观察能力也得不到发展。持完全怀疑的态度也是有益的。既然我们听到的大部分信息要么虚假，要么半真实半扭曲，既然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大量被当成事实的曲解，那么最好是持怀疑态度，先假设我们听到的是谎言或对事实的歪曲。如果这听起来太冷酷、太愤世嫉俗，我可以做些补充，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做法比一开始就相信人们说的是真话，最后证明是假话更有益。换言之，我关注的是话语的真假，而不是在强调谁是骗子，这样我的建议听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厌世。如果大多数人承认自己在说谎，形势就简单了，尽管人们难以接受，事实却是，那些说假话或半真半假话的人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或者至少在说话时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关于自我觉悟的练习步骤，我将在心理分析和自我分析的章节中讨论。接下来我想讨论关于学习存在的艺术的一些其他方法。 [13]来自夏洛特·塞尔维尔的“感官觉悟”练习术，记载于查尔斯·布鲁克斯所著《感官觉悟：经验的重新发现》一书（纽约维京出版社，1974）。 [14]我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跟随夏洛特·塞尔维尔学习了“感官觉悟”练习术；在过去十年间，又跟随卡佳·德拉科娃学习了“运动的艺术”以及太极拳，特此感谢。
七清醒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七清醒如今在追求改变和拓宽意识的新路径方面已有很多讨论。通常那意味着以新的眼光看世界，尤其是指物理意义上，看到更加真切的颜色和形态。有各种方法，主要是使用强度不一的心理药物，可自我诱导而至催眠状态。没有人会否认意识状态可以发生改变，但热衷于此的人却不会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的正常意识还没有发展完善，就想改变意识？而事实是，大部分渴望改变意识状态的人跟只喜欢喝咖啡、喝酒、抽烟的同胞相比，意识的发展并不突出。他们所谓的拓宽意识只是放纵一时，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经过这场“旅程”后，他们和以前相比没有两样，和那些同胞也没有两样：仍处在半梦半醒状态。 “半梦半醒”这个词需要解释一下，尤其是因为我要用它来表示大多数人惯常的意识状态。我们知道如何区分睡眠和清醒状态，两种状态之间有明确的生理差异。从心理—生物学角度看，可以这样描述这种差异：清醒状态的人能够吃东西、找住处、获得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保护自己免受危险——主要是通过搏斗或者逃跑，或者谈判，避免两败俱伤。人在睡眠状态时，这些功能都免除了；不需要劳动，只有当紧急信号出现时，如不寻常的噪声，他才惊醒，本能地自卫。他回顾内心，能够给自己制定计划，这计划体现了他的愿望、恐惧以及对他自己和他人到底作何想法，并且指导、执行该计划。这种见解不是被常识所驱使或在他清醒时被幻想侵入所造成。[12] 事实上，矛盾的是，我们睡着时比没睡时更清醒。我们的梦常常是创造力的表现，而白日梦则意味着精神懒惰。然而，睡眠状态和清醒状态并不是两个无差异的实体。均有很多子状态：从浅到深的睡眠状态——我们可能做梦（可观察到眼动现象，术语称之为“快速眼动睡眠”），也可能不做梦。清醒状态也是如此。通过分析大脑发出的不同种类的电波，可以研究清醒状态的各种子状态。虽然我们在这一领域仍依靠基础的自我观察法，在能以更精确的手段研究之前，这仍是获得数据的重要方法。每个人都可以感知警觉状态、开放状态或脑力活跃状态和懒散状态、心不在焉状态之间的不同。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这两种状态可以互相转换，所以，诸如“缺乏足够的睡眠”或“只是累了”之类的话就解释不通了。这种分析很有意思，即关注是什么因素促使“疲劳”状态转换到高度警觉状态。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人的影响。一个男人坐在办公室里，做着日常工作，准确无误但无精打采，只是集中有限的注意力，做好该做的工作，当他下了班，遇到一个他爱的女人——突然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灵敏、机智、有魅力，充满活力。可以说他从半睡眠状态一下子达到完全清醒状态。还有相反的例子：一个已婚男人沉浸在他感兴趣的工作中，工作期间机敏清醒，回家以后却完全变了。他可能会变得索然无趣，昏昏欲睡，只想看看电视，喝杯饮料，希望从中寻找一点刺激。当这些都不起作用时，他就会与妻子随便聊聊天，然后再看看电视，一天结束，顿时松了一口气——有时也会有点儿“疲惫的性”（当然，这些只发生在“疲惫的婚姻”里，爱早已磨灭，假如他们真的爱过的话）。其他动机也会激发清醒状态：危险、可以取胜的机会、破坏欲或征服欲、为满足任何一种激情都能激发一个人。有人会很有把握地说：“告诉我是什么让你清醒，我就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完全清醒的状态并非独立于刺激因素而存在。意识到某种危险，从而充分清醒的男人会对与此危险相关的一切因素保持警惕；因可以赌博变得高度兴奋的男人可能仍意识不到妻子对他沉溺于赌博深感痛苦。概括而言，我们变得警觉是因为需要完成极其必要的任务（如工作或捍卫切身利益），或受目标（如追求金钱）驱使。与被部分唤起的、务实的警觉不同，还有完全清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仅要意识到为了生存或为了达到某个热衷目标所应该意识到的，更要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他人与自然）。人应该看穿表面，看到根源。世界变得完全真实，每一处结构细节都变得有意义。这种感觉就像一直蒙在我们眼前的面纱——我们从未意识到眼前有面纱——突然揭开了。这是一个无人不晓的有关清醒的案例：我们已经多次看见一个人的脸，他可能是亲戚，或朋友，或泛泛之交，或同事。有一天，因为还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我们突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他的脸。仿佛有了新维度。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得十分透明，极具特质感及真实感。我们通过它看到了人的自身，而不是他的“问题”，他的过去，不是会引导我们进行抽象思考的东西，只是他，他的“本性”。也许他邪恶或善良，强壮或羸弱，残酷或细腻（或这些特质的融合体），但他就是他自己，他的脸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不会再想起他以前出现时的那张平淡、模糊、远距离的脸。当然，不一定是脸变得如此印象深刻。对不少人来说，手、身形以及姿态和动作也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两个人凝视对方，并感觉对方。他们以独特的方式注视对方，没有障碍，没有朦胧感；他们以清醒的状态看对方，在这种直接、畅通的意识过程中，他们不用琢磨对方，也不用提出心理问题，不用问他如何成为今天这样，他以后将如何发展，也不管他是善或是恶，他们只是感觉到了对方。再后来，他们确实可能会互相琢磨，分析、评估并弄清对方，但是，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意识清醒，那么这也意味着痛苦。 [12]更详细的分析参见E.弗洛姆《被遗忘的语言》（纽约莱恩哈特出版公司，1951）。
六不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第三章六不渝在任何领域，包括实践存在的艺术，想要做出一番成就之首要条件就是矢志不渝。[10]这意味着得预先做一个决定，承诺一个目标。一个人将全力以赴，并把他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选定的目标上。如果精力分散用于不同的方向，用于目标方向的就会减少，而且目标之间也会持续产生冲突，已被分散的精力会进一步削弱。强迫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总会质问自己应该做这件事还是另一件相反的事，对待生活中最重要之人也是极端的矛盾态度，在作任何决定或最终行动时可能会完全陷于瘫痪状态。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目标之间不是刚性对立时，精力也会耗费较少，但是，达到目标的能力将大大降低。实际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并不重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得完美无瑕，一个银行抢劫犯也要确立目标，其专注度与一个科学家或小提琴家一样高。三心二意会导致抢劫犯入狱，也会使科学家沦为乏味的教授，使小提琴家沦为二流乐队的成员。当然，如果只是想达到业余水平，那情况就不同了：小偷可能只会惹上麻烦，科学家会感到沮丧，而小提琴手则在演奏里自得其乐，并不指望做到精益求精。彼此冲突的目标往往并存于人们心中，这已是常见现象。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文化就是分裂的，它为其成员提供了彼此对立的规范：一面是基督教的慈善和利他主义，一面是资产阶级的冷漠和自私。虽然自私原则盛行，有不少人仍然受旧规范的影响，但又没有强烈到可引导他们实践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工业社会，全心全意做事的机会也大大降低。如果传送带旁边的工人、整理文件的文员、街道清洁工或在窗口出售邮票的邮局工作人员也试图全心全意地做手头工作，他恐怕会发疯。因此，他会尽量让自己分心，让各种想法和白日梦占据他的头脑，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想。但仍然有一些职业可以让人去追求精益求精，仅举几例：科学家、医生、艺术家；对工作富有热情的秘书、护士、公交车司机、编辑、飞行员和木匠。机械化和程式化工作的增加将使这类工作越来越少。其实，即使是体力劳动和文书工作也不一定要像现在这样自动化和程式化。正如最近的一系列实验表明，人们可以逆转过分专业化的操作过程，改变生产方法，从而减少重复性劳动，提升专注力和劳动技能。但是任何大批量工业生产都会限制人们发挥自主、追求卓越。如果我们不谈工作的技术方面，谈交际影响，情况又完全不同。在今天更是显而易见，从汽车装配厂到研究机构，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以团队形式进行。每个人都身处人际关系的网络里，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相互影响。如果企业里的蓝领和白领工人或医院的护士和员工不再仅仅是雇员，而是参与管理，如果他们能和在同一机构工作的人形成团体，那么他们可以卓越地完成目标，因为组织合理，人际关系融洽。这样富有成效地工作，每个人的生活也会富有意义。[11] 此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可给人以全心投入的机会。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这个社会及政权代表不再高高在上，而要成为众人工作的成果。现阶段的异化形势使之无法实现；在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中，除了自己的生活，社会本身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两者是一致的。 [10]语出克尔凯郭尔。 [11]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健全的社会》。
五“抗拒专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五“抗拒专制” 下一重障碍是对“专制”的恐惧，“强迫”个人、要求遵守纪律的都包括在内。这种恐惧被等同于对自由的渴望，个人完全自主来决定一切（让—保罗·萨特的自由观念就是对这一信条的哲学阐释）。有诸多根源，首先，是社会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自由原则的基础上，要求买卖自由（不受干涉或限制）；行动自由，不受道德或政治原则限制（为防止故意伤害他人而作出的法律明文规定除外）。即使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经济，但是，除非考虑到对自由的渴望也是源于强烈的生存热情，我们才能明白渴望自由的本质：是渴望做真实的自己，而不是受他人操纵的工具。可是这种天生的自由渴望逐渐遭到压抑，有了保护自己财产的欲望，对自由的渴望就成了空想。然而，过去几十年间有了看似矛盾的发展。专制在西方民主国家势力大减，但是个人的实际自由也在减少。依附这一事实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形式。在十九世纪，可直接施行权威的是国王、政府、祭司、老板、家长以及教师。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机器的作用日益重要，辛勤劳动、节俭度日的观念被消费观念（被等同于“幸福”）取代，个体成为组织的一员：没有尽头的传送带、大企业、使个人相信他是一个自由人的政府——可以做一切他感兴趣的事，普通人说的算。然而，正是因为国家、军队以及工业体量巨大，力量空前，看得见的主人被官僚体制替代，个体其实是变得更加力不从心——他们却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为了打消这种关于个人和社会令人不安的意识，人们形成了毫不受限的绝对“个人”自由观。体现之一是性自由观的崛起。年轻人和许多中年父母都想实现这一自由，拒绝对性作任何限制。从一方面看，这有益健康。经过两千多年的宗教诽谤，性欲终于不再被认为是有罪的，连绵的罪恶感、准备继续服从以做些弥补的感觉已经减少。但在理解“性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它所带来的不太有益的“负面效应”。它试图达到的只是“一时兴致”的自由而不是“意志”的自由。这有什么区别呢？一时兴致是自发的，与整体人格及其目标没有结构性关联（幼儿的部分行为即出于“一时兴起”）。即使是稍纵即逝或不合理的欲望，在今天也要求满足；无视这种欲望甚至暂缓满足它都被看作是侵害了个人自由。如果一个男人碰巧遇到一个女人，在一起待了几个小时，觉得无聊之际，他很容易产生与她上床的想法。一旦该想法出现，他便决定付诸行动，不一定是因为女人特别吸引他，或性欲强烈，仅仅是因为既然想到了就要实现它。又比如少年孤身一人，走在街上，突然冒出个令他兴奋的念头：刺中擦肩而过的年轻护士——他当真把她刺死了。率性而为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为上床，一为杀人，但它们的共同点是一时兴起。不这么极端的例子更比比皆是，人人都可以列举。可判断是否是一时兴起的一般标准是看是否在回答“为什么不呢”这个问题，而不是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仔细观察过这种行为的人会发现，人们被问及是否愿意做这个或那个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这个回答意味着一个人做一件事只因为没有理由反对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有理由一定要去做；意味着它是心血来潮，不是意愿的表现。这其实是内心被动的体现，又混合了逃避无聊的愿望。意愿基于主动性，而一时兴起则基于被动性。应用个人自由这一假想最显著的领域就是消费。客户就是超市和汽车市场的上帝。每一类商品都有很多品牌，争夺顾客的青睐。它们出现在电视荧幕上，一连数月，引诱顾客购买商品。购买时，顾客仿佛无比强大，有充分的自由在洗衣粉A、B和C之间选择——这三种洗衣粉就像在投票日前拉票的政治候选人一样乞求顾客选择自己。顾客—上帝并没有意识到，他对提供给他的商品并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且那些所谓的选择实际上是没有“选择”，因为不同的品牌本质上是相同的，有时甚至是由同一公司生产。由此可得出一则心理规律：无力感越强，越缺乏真实的意愿，越趋于服从或强迫性满足心血来潮的欲望，越发恣意。总结：对无限满足“一时兴起”的欲望给出的首要理由就是“抗拒专制”。可以肯定的是，抗拒本身在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但它可能或者已经为自恋式自我纵容提供了合理解释，也为继续享受孩童时的无限乐趣提供了合理解释——在赫伯特·马尔库塞看来，甚至生殖器性行为也是专制的，因为它阻碍了继续享受前生殖器期快感（如肛门）的自由。最后，对专制的恐惧也被用来解释一种疯狂——逃避现实的愿望。现实把自己的规则强加于人，人只能在梦中、在恍惚或精神错乱状态中逃避。
四“不劳可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四“不劳可获” 另外一重障碍是“不劳可获”的信条。人们相信，一切事情，甚至是最困难的，都可以无需努力（或极少努力）完成。这一信条已很流行，无需作过多解释。以我们的教育方法为例，我们说服年轻人——其实是乞求他们——要接受教育。借“表现自我”“反成就感”“自由”之名，我们尽一切可能使每门课程简单而轻松。唯一的例外是自然科学，那是一门真学问，无法通过“简易课程”轻松掌握。但是在社会科学、艺术及文学领域，在小学和中学，都能看到相同的趋势——就是使之简单易学！那些坚持勤奋学习的教授被称为“独裁者”或老学究。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随着对技术人员以及服务人员（从办事员到低级管理人）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要求学校提供受浅显教育的人。其次，我们的社会制度有赖于一种虚幻的信念，即没有人被强迫着做什么，都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这种被匿名权威公开替换的表达方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显而易见：强迫披着赞同的伪装，而赞同是由大量建议所产生。因此，学习也应感到愉快，不应强制，更何况习得真正的知识这种需求是最低的限度。学习无需付出努力这一观念还有另一根源：技术的进步确实使用于生产的劳力减少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畜力和人力被机器取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思考和记忆被大型计算机取代。从辛勤劳动中解放出来被看作是现代“进步”赠予人类的最好礼物。如果说这是礼物，被解放的劳动力理应运用到更高级、更有创造性的活动中去。事实却并非如此。被机器解放导致了绝对的懒惰，以及对努力的恐惧。美好的生活等同于“不劳可获”；辛勤劳动被认为是中世纪的残余，辛勤劳动的人肯定是被迫的，不是出于自愿。去两个街区远的杂货店买东西，都不愿步行，宁愿开车；商店里的店员喜欢使用计算器算加法，哪怕只是三个数字，省去动一点儿脑子。和“不劳可获”相关联的是“避免痛苦”。也似一种恐惧，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感到痛苦，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进步的现代声称要带领人类进入远离痛苦的乐土。事实上，人们在滋生对痛苦的慢性恐惧。这里的“痛苦”是指广义上的，而且不只是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练习音阶是一种痛苦，学习一门引不起兴趣却是必要的科目是一种痛苦，不得不坐下来学习，不能与女友约会、出去散步或和朋友游玩是一种痛苦。这些确实是小痛苦。遗憾的是，如果一个人想学习真知识，纠正任何谬误，就必须不急不躁，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痛苦。至于更深切的痛苦，必须记住，只有少数人称得上心满意足，受苦的是大多数。团结协作是人类最强大的基础之一，即能和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痛苦。
三八卦闲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三八卦闲聊另一个障碍是沉迷于琐碎聊天之中。什么是“trivial”？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单调平淡”（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三条道路交汇的地方）；它通常指肤浅、单调、缺乏能力或道德素质。也可定义为很容易只关注表面的东西，不能辨别哪些是本质和非本质的，甚至混淆两者，看不到原因或深层的东西。此外，我们也可以说，它源于缺乏生机、反应迟钝、死寂沉默，或者说源于对人的核心任务——充分实现自我——毫不关心。下面是佛所指的琐碎的定义。他说：如果一个和尚想聊天，他应该这样想：“我才不该参与庸俗无益的聊天，因为这种聊天不会让你远离尘嚣，宁心安神，直接受益，得到启发以及到达极乐世界；比如谈论国王、盗贼、大臣、军队、饥荒、战争；谈论饮食、衣物、住所；谈论花冠、香水、亲友、车辆、村庄、乡镇、城市、国家；谈论女人、美酒、街里四邻；谈论祖先，以及各种琐事，比如世界和大海的起源，谈论事情的来龙去脉等类似事宜”。对此，他有清晰的理解。 “但是有一种聊天有利于过深居简出的生活，有益心灵的净化，可以完全远离尘嚣，宁心安神，直接受益，得到启迪以及到达极乐世界；这种聊天就是谈论节俭、知足、独处、隐居、能源、美德、冥想、智慧、解脱以及相关知识和远见，我会参与这样的聊天”，对此，他也有清晰的理解。[9] 对于非佛教徒来说，刚刚所举的一些闲聊的例子可能不是微不足道，如世界的起源问题；一个佛教徒甚至也会说，如果饥荒情况严重，且有意图去帮助，那么聊到饥荒的话题对佛教徒来说就不是微不足道的闲聊了。然而，这可能是所有聊天中最大胆的，而且其许多主题对于一些人是神圣的，而对另一些人是宝贵的，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传递了平凡的含义。最近几年成千上万的话题都是在谈通货膨胀、越战、近东、水门事件和选举，等等，去除显而易见的，比如严格党派的观点，这些话题很少渗透到所讨论现象的根源和起因。人们很容易相信，大多数人觉得只有涉及战争、犯罪、丑闻甚至疾病等话题，才能有东西可谈，才有理由与对方沟通，即使是只谈琐事。事实上，当人类被转化成商品，除了琐碎的事哪儿还有别的可谈呢？市场上的商品如果能说话，难道它们不也想聊聊顾客和销售人员的行为，渴望获取身价百倍价格出售以及当它们成为滞销品感到失望时的心情吗？也许最频繁的闲聊是谈论自己，因此，健康、疾病、子女、旅游、成功以及所做之事、数不胜数之日常琐事，似乎是聊不完的重要主题。既然人们总想不厌其烦地谈论自己，就必须准备好听别人的故事。私人社交聚会（以及各种协会和团体）是一个个小市场，在这里，人们需要谈自己，也渴望被聆听，同时也给别人同样的机会。大多数人尊重这种安排，那些不这样做，并希望更多地谈论自己而不愿意聆听别人的人是“骗子”，人们会反感，只有比他们更差的人能容忍他们。谈论自己和被倾听的需要并非夸张。如果这方面的需求仅存在于高度自恋自负的人中间，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它却存在于普通人中间，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所固有的。现代人易受大众传媒的影响，已经高度“社会化”了，同时却很孤独。大卫·里斯曼在他一九六一年的书《孤独的人群》（纽约：自由出版社）中分析了这种现象。现代人疏离他人，并面临着困境：害怕与他人亲密接触，同样也害怕孤独和没有亲密接触。闲聊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该如何独自生活而不感到孤独呢？” 聊天上瘾了。“只要我聊着天，我就知道我的存在，我才知道我不是平庸之辈，我有过去，有工作，有家庭。当聊起这一切的时候，我对自己加以肯定。不过，我需要有人倾听；如果我只跟我自己说话，我会发疯。”听者营造了对话的氛围，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人的独白。另一方面，不宜交往的人，不仅仅只是闲聊之人，更可能是邪恶残暴、对生命具有破坏性、充满敌意的人。有人可能会问，如果他们不试图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伤害你，那么与不良人士为伍还有危险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认识到一条人际交往的规律：人与人之间只要有接触，就会影响彼此。即使两个人之间不接触不交流，除了最偶然的情况，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变化，即使有变化也是微乎其微，但如果频繁见面，就会导致累积效应。即使偶然见面也会有相当可观的影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从未与此人说过话，只是在瞬间见过他，但你有没有被他脸上出现的善良所感动？看见一张十分邪恶的脸，你会感到很恐怖，哪怕只是一瞬间。很多人都会记得这样的面容，而且很多年，甚至对他们一生都有影响。当你与某个人交流过，你难道不会感到精神振奋、情绪更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拥有崭新的勇气和见解，即使聊天内容跟这种变化没有直接关系；而和另一种人聊天后，你会感到压抑、疲惫、绝望，即使和聊天的内容没有直接关系？我这里说的不是所爱慕、钦佩或恐惧之人施加的影响，关系亲近的人自然影响力更大。我说的是没有特殊关系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的结论是，最好完全避免闲聊和不良之人，除非一方自己完全自信，从而使另一方质疑自己的处境。如果无法避免不良之人，一个人也应该避免被欺骗：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友好面具背后的伪善、无休止抱怨痛苦背后的破坏性以及魅力背后的自恋。同时，也不应该表现得好像被欺骗性外表吸引，那也会让自己陷入不诚实。你不必对他们说真话，也不能让他们以为你一无所知。十二世纪伟大犹太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对怎样识别不良之人做了大刀阔斧的建议：“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国家，其居民是邪恶的，那你就得避开。如果他们试图迫使你与他们交往，你即使去沙漠居住，也得离开这个国家”。如果其他人不理解我们的行为，那又怎么样呢？要求我们做他们能理解的事的人有驾驭我们意志的企图。如果在他们眼里我们的行为“反社会”或“非理性”，那也只能这样。他们最多憎恨我们是自由的及做我们自己这种勇气。只要我们的行为没有伤害或侵犯他们，我们不欠任何人一个解释或说明。多少生命已经毁在这方面所需要的“解释”，解释通常意味着被“理解”，即赞成。让众人来评价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体现你的真实意图，但是必须清楚，一个自由的人只欠自己的理性和良心一个解释，或者欠那些少数拥有合理主张的人一个解释。 [9]引自向智尊者《佛教禅观心要》（纽约塞缪尔·韦泽出版社，1973），第172页。
二华而不实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第二章二华而不实也许，学习存在的艺术的最大障碍是被我称为“华而不实”的现象。这不仅仅指宣称能够启迪人生的“大师”，相反，那只是弥漫于我们社会各个领域的“虚假”表现之一。又如迟早要被淘汰的产品、价格过高或对消费者无用（甚至有害）的产品、混杂着一点儿真实和大部分虚假的广告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现象等也是构成虚假的一部分。对此，法律只能起诉造假最厉害的那些人。仅仅就商品而言，其真实价值已被铺天盖地的广告、品牌以及生产商的声望所掩盖。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非益处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社会，虚假再正当不过。在政治领域，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愈发暴露了虚假，具体表现在“接近胜利”的模糊陈述或直接伪造（如虚报空袭）。然而，这仅仅是假政治的冰山一角。在艺术和文学领域，虚假也很猖獗。公众，即使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公众，也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鉴别真伪的能力。这种缺陷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人有着定向思维。他们阅读或聆听的仅仅是一些字词和抽象概念，而不是用“第三只耳朵”去倾听，求证说话人的真实性。例如，禅宗作家铃木大拙，其真实性不容置疑，因为他用自己的经历说话。正因为真实，他的书往往晦涩难懂，因为禅宗本就不会给出合理的答案。而其他的书看似真确描绘了禅宗的思想，但其作者是经验浮浅的知识分子。这类书浅显易懂，但他们没有传达禅宗本质所在。然而我发现，大多数声称对禅宗非常感兴趣的人并没有注意到铃木大拙和其他禅宗作家之间的重要区别。我们辨别真假之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权力和名声所具有的催眠般的魅力。如果一个人的名字或一本书的标题经过了巧妙的宣传，普通人便愿意相信书中内容。该过程还大大得益于另外一个因素：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中，畅销和最大利润成了主导，其中的每个人都经历着把自己变成“资本”的过程，要把自己投资到市场上，以寻求最佳利润（成功），他的内在价值如牙膏或中成药般“利润微薄”。他是否善良、智慧、活跃、勇敢都无关紧要，如果这些品质没有使他成功。另一方面，如果他仅仅是个平庸之辈，不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等等，又或者是自恋狂、好斗之人、酒鬼、哗众取宠之人，只要经营得当，却很容易成为当代“卓越艺术家/作家”。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艺术品经销商、文学经纪人、公关人士和出版商都期盼着他会取得金钱上的成功。他由他们“制造”，一旦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画家或歌手），一旦他成为一个“名人”，那么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就像如果您是电视观众，会情不自禁想起广告里说它最好的洗衣粉的名称。当然，假货和欺诈行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但是历史上也从不曾像今天这样，公众形象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谈到这些例子，我们于是触及涉及本书议题的重大虚假现象，即人类在救赎方面的虚假，在追求康乐、自我成长及幸福方面的虚假。这里我必须承认，在写本章节的时候很犹豫，甚至想写好后删除。犹豫的原因在于，这一领域几乎所有的字词都被商业化了，被腐蚀或滥用。如“人类发展”“发展潜质”“自我实现”“体验与思考”“当下”等许多词都在各类作家和组织的滥用下贬值，甚至被用在广告里。我怎能不担心因为使用了同样的字词，读者会把我所写的东西作完全相反的联想呢？莫不如停止写作，或是单独列表，使用数学符号表述。我恳求读者意识到一个事实：文字本身并没有任何真实性，除非有上下文以及使用者意图的限定。如果以单向思维方式阅读，不去深入理解，文字就是在隐藏观念，而不是在传达观念。在开始简述之前，我要声明一下，我所说的虚假并不是指这些发起人和参与者不诚实或有意欺骗公众。虽然有少数人会这么做，但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试图以诚相待，相信自己的精神商品是有用的。然而不只是有意识的和有预谋的虚假；更有危害的是当事人深信不疑的骗局，无论是谋划一场战争还是提供人们通往幸福的道路。有些话必须说出来，即使我会被看成是对那些好人进行人身攻击。事实上，不需要进行人身攻击，这些兜售自由救赎的商人只是在满足公众的需求。这有什么不同吗？人们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寻求可引导自己通向喜悦、宁静、觉悟乃至拯救的答案，但他们同时也要求简单易学，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迅速获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兴起了响应少数人的兴趣的新运动，从中涌现的新观念在普通人看来尚且难以接受。新观念围绕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解放身体，二是把心灵从传统生活的约束和扭曲中解放。身体解放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精神分析。乔治·格罗德克（GeorgGroddek）首先使用按摩法放松身体，从而帮助病人摆脱紧张和压抑。威廉·赖希（WilhelmReich）使用同样的方法，但更加系统，更有理论意识：通过纠正痉挛、扭曲的身体姿势，打破受压抑的状态。赖希的这种方法基于训练身体意识的各种方法，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艾尔莎·金德勒（ElsaGindler）。心灵的解放主要是围绕东方的思维，特别是某些形式的瑜伽、禅宗以及佛教坐禅。它们真的具有启迪作用，却只有极少数人有兴趣——他们没想找捷径——对他们有很大帮助。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更多的人在寻找通向幸福的新方法，大众市场开始形成。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这一片肥沃的土壤，既有刚刚提到的那些合理方法，也有允诺人们可获得感知、愉悦、洞察力、自我觉悟、更强烈的情感和放松的廉价短期课程，像是一种精神大杂烩。这个计划无所不包，你可以和其他有着相同烦恼（即缺乏真实接触和真实感觉）的人一起在舒适的环境下进行感知训练、小组治疗、禅坐、太极拳，等等。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企业高管，只花少许努力，就可各获所需。大杂烩中的一些项目，如“感官意识”，我想批评的并非内容，而是教学气氛。另一些项目则是内容肤浅，尤其是假托大师的洞察力。但是或许最大的虚假是有所承诺——承诺可以使人在个性方面有或隐或显的重大变化，实际上是暂时改善了症状，充其量是加快能量流动和机体放松。归根到底，这些方法能使你感觉更好，帮助你更好地适应社会，无需从根本上改变性格。然而，与印度大师组织的批量生产的精神产品相比，加州的运动微不足道。其中最成功的是被称为“超觉静坐”的运动，发起人是印度的玛赫西（MaharishiMaheshYogi）。这位大师利用了印度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即借咒语冥想。咒语往往来源于印度教经文，如果集中精力冥想，它就会有特殊的意义（如《奥义书》中的“唵”）。冥想可以放松，减少紧张，并伴随着放松达到幸福感。只需使用“静谧”“爱”“一”“平和”等任何合适的英语字词，你就可以练习超觉静坐。如果闭上眼，以放松的姿势每天进行大约二十分钟的练习，就会变得恬静、放松，增强身体能量（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没有练习过，只能援引练习者的可信报告）。[5] 玛赫西没有发明这种练习法，但他发明了如何将它打包销往市场的方法。首先，他销售咒语，声称为每一位顾客选择了符合个性的咒语（即使特定的咒语和具体的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当任何一位老师把这种秘密介绍给新手时，出于对他们了解不够，也很难为新客户选择正确的咒语）。新客户总数不可小视，因为出售的基础是量身定做的咒语。“每个人的愿望已经考虑在内，而且老师已经证实了实现的可能性。”[6]多好的承诺啊！只要你练习超觉静坐，任何愿望都可以达成。学生先听两场入门讲座，和老师见一面，然后举行一个小仪式，学生拿到了他的咒语，并被告知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咒语大声地说给自己或任何人听。他必须签署一份声明，保证永远不会把这种方法教授给别人（显然是为了保持垄断）。介绍他的老师有权每年检查这些新的追随者是否有进步，不过，据我的理解，这通常是一个简短的例行程序。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在练习这项运动，主要是在美国，但欧洲国家也越来越多。超觉静坐承诺能达成任何个人愿望，还承诺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通向成功以及有意义的行为。成功和自我成长齐头并进，恺撒和上帝协调一致，越冥想，你的事业就越成功。事实上，这项运动本身——包括广告宣传、意思含糊乃至无意义的语言、引用一些可敬的观点、崇拜面带微笑的导师——都是经营一项大生意的路数。这项运动的出现与流行和某些中成药的流行一样，并不令人意外。但我没想到在其追随者和练习者中——据我个人了解——不乏自我完善、高智商、有极好心理洞察力的人。我必须承认我为此感到困惑不解。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这种正面反应是因为冥想练习的放松效果和能量作用。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对于含糊不清的语言、粗糙的公关意识、言过其实的承诺及商品化的救赎业务并不排斥。为什么他们会继续参与超觉静坐，而不是选择我们上面提到的并非故弄玄虚的练习法呢？难道大企业精神及其营销法已取得如此大的进展，连在个人精神发展领域也非接受不可？尽管咒语冥想声称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但在我看来，它其实对参与者有害。想意识到这种害处，不能只注意冥想练习本身，而要看到它所从属的整体：参与者支持偶像崇拜，也就是在削弱自己的独立性；支持文化被机械化，即所有价值被商品化及虚假的公关意识、无需努力之信条，以及通过巧妙的包装使自我意识、快乐、幸福等传统价值观歪曲。因此，人的思维越发混乱，在已经存在、应该摆脱的错觉上又有了新的。另一种害处是，很多真正渴望实现内在的改变，并找到崭新生活意义的人在练习，而超觉静坐也是这样标榜的。但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放松，类似哈达瑜伽或由已故的I.H.舒尔茨教授倡导的自主训练，可以使参与者消除疲劳、焕发活力。这种放松运动与从自我中心到实现内心自由的转变毫无关联。诚然，这对一个虚荣而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非常有用，对一个已放弃很多固有特点的人也一样，但超觉静坐这种一时的放松对那些寻求真正的自由的人来说是一种障碍。近来，这项运动也一直在寻求吸引、收纳那些不但对自己也对人类也有兴趣的人。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经过缄口七日，玛赫西在西班牙马略卡岛对两千名参加“创造力学”课程培训的新教师宣布了一项“世界计划”。要通过建设三千五百个“世界计划中心”来实现，每个中心可容纳一百万人。每一名教师要培训一千名“创造力学”教师，可为世界上每一千人提供一名老师。“世界计划”有七个目标，其中包括“提升各个政府的表现”和“消除犯罪和所有导致不幸的行为”。实现这七个目标需要修七门课程。玛赫西总结他的目标时指出：“只有等到当今世界的问题从根本上减少并且最终消除，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门可以培养合格公民，我们才能认为自己成功了。”[7] 拯救世界的计划列举在此，已无需赘言，这些无稽之谈只是粗鄙的营销法。超觉静坐的成功引来了效仿者。《新闻周刊》（1975年2月17日）介绍过这样一家公司。它的创办人原名叫杰克·罗森伯格，现在改名为沃纳·艾哈德（“沃纳”来源于“火箭之父”沃纳·冯·布劳恩，“艾哈德”来源于联邦德国前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他创办了艾哈德训练班，将“他的经验”与瑜伽、禅坐、感受性训练及交友疗法混合成一种新的课程，两个周末收费二百五十美元。根据一九七五年的那篇报道，已经有六千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带来很高的利润。当然，这远远比不上超觉静坐，但它表明现在不仅是印度人，连费城郊区出生的前自我激励专家也可以进入这个行当。 ※※※ 我对这项运动已经花了很大的笔墨来描述，因为我觉得能从中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任何自我改造法的基础都是在现实和摆脱错觉之间锻炼意识。即使是最美妙动听的教导，错觉都会使之成为有毒的东西。我这里不是指在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佛陀的教导不会被污染，因为人们不相信灵魂转世，《圣经》文本也不会被污染，因为它与地球的历史和人类进化的历史形成对比。然而，内在的谎言和欺骗确实会玷污教导，如声称伟大成果可以轻而易举获得，追求名利可以和修身并举，集体暗示与独立可以兼容，等等。在今天这个时代，更不可轻易上当受骗，因为谎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能导致一场灾难，蒙蔽了人的双眼使之看不见真正的危险和可能性。 “现实主义者”相信，那些寻求善良的人意愿很好，但他们天真，充满幻想，简单地说，他们就是傻瓜。这种看法不完全错。许多憎恶暴力、仇恨和自私的人都很天真。他们需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信条以维持这种信念。他们的信仰还不是强大到足以相信人的各种可能性、无需闭眼就可以直视个人团体的丑陋和邪恶的程度。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试图实现最大幸福的目标就一定会失败，巨大的失望这个事实会说服他们，并让他们认识到他们错了，或者使他们会陷入抑郁，因为他们对信仰无所适从。对生活、对自己及对别人的信念，必须建立在现实主义这个坚实基础上，这就是说建立在不仅能看到显而易见的，而且还要能看到许多经过伪装和合理化的诈骗破坏力和自私的能力上。事实上，信仰，爱心和希望必须与在现实中众人将其称为“玩世不恭的态度”相调和，我们所说的愤世嫉俗的意思是拒绝甜蜜、似是而非的谎言，这些谎言几乎遮盖了所说的一切，并让人相信。但此“愤世嫉俗”并非愤世嫉俗，它是一种不妥协的批评态度，拒绝在一个欺骗的系统里玩游戏。梅斯特·艾克哈特言简意赅地表述：“简单”（由耶稣传授）就是“他没有欺骗别人，但他也没有被别人欺骗。”[8] 事实上，无论佛陀、先知、耶稣，还是艾克哈特、斯宾诺莎、马克思和施韦泽，都不是什么“软心肠”，相反，他们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遭迫害和诽谤，不是因为他们宣扬美德，而是因为他们说真话。他们对于权力、头衔或名望熟视无睹，他们知道皇帝确实赤身露体，他们也知道这种权力可以杀死说真话的人。 [5]赫伯特·贝森博士，波士顿贝特—以色列医院高血压科主任，发布报告，称高血压病人血压有显著下降。（见1975年5月5日《新闻周刊》） [6]《超觉静坐》，玛赫西国际大学出版社，1974年3月。 [7]同前一出处。 [8]布道文第30篇《耶稣坐在殿里教训人》，《梅斯特·艾克哈特文集》。
一存在的艺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第一章一存在的艺术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我阐明了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的本质，以及各自会导致的结果。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人类的充分人性化需要突破由占有为中心到以活动为中心，由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到团结和利他主义为中心。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我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实践这些建议也许会有所帮助。我们先回答下面这些问题，再开始讨论存在的艺术实践：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这些问题真的有意义吗？渴望活着需要有理由吗？如果没有这个理由就宁愿不活吗？事实上，所有的生物，包括动物和人都渴望活着，这个愿望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会破灭，比如难以容忍的疼痛或（人类间）如爱恨情仇、荣誉与忠诚这些激情远远强于希望活着的愿望。自然——也可说是进化的过程——似乎赋予芸芸众生活着的愿望，不管他认为活着有什么理由，都是从属于生的欲望，都是为了把生的欲望合理化。我们当然也必须承认进化论的理论。艾克哈特以更简洁而又诗意的方式阐述相同的观点：如果你问一个好人：“你为什么爱上帝”？回答是：“我不知道，因为他是上帝！” “你为什么爱真理？” “因为它是真理。” “你为什么爱正义？” “因为它是正义！” “你为什么爱善良？” “因为它是善良！” “你为什么活着？” “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就喜欢活着！”[1] 我们渴望活着，我们喜欢活着，是无需解释的事实。但是要问我们如何活着——从生活中寻求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此时，我们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或多或少相似）。有人说想得到爱，有人选择权力，有人选择安全，有人选择感官乐趣和舒适享受，也有人选择成名成家，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其实想要的就是幸福。大多数哲学家和神学家也认为这是人类努力的目标。然而，如果幸福的定义迥异，又大多是相互排斥的，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些就成为空洞抽象而无实际意义的内容。关键是对于外行来说，“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即使在不同的幸福概念之间，仍然有一种观点为大多数思想家所公认：如果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会幸福。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异在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给人带来幸福需要满足哪些需求？因此，人生意义和目标这个问题引导我们思考人类需求的本质问题。总的来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几乎是当今通行的观点，将其定义为主观意义上的需求；它是我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东西，这足以让我们称之为需求，并给我们带来快感的满足。在这个定义中，没有提出需求之来源这个问题。它没有询问是否和饥饿和口渴一样，有生理根源，或者像对可口食物和饮料的需求，对艺术和理论思想这类植根于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或者像香烟、汽车、无数的小工具等社交需求，或者像虐待、受虐等行为的病态需求。第一种观点也没有提出一个人需求的满足是否丰富了他的生活，对他的成长是否做出了贡献，或者这种满足是否削弱、扼杀并阻碍了他的成长，甚至自我摧残等等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在听巴赫音乐时感官是否有享受的满足感，或者一个虐待狂以控制或伤害了无辜的人为乐，这是因人而异；只要这是一个人的所需，幸福就意味着满足这种需要。例外的情况是，需求的满足严重损害了他人或致使本人丧失社会功能。因此，这样的需要或是吸毒的需要不应该被看成是合理的需求，尽管会产生快感。与此相反（或第二种）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它着重于一种需要是有利于人的成长和幸福，还是阻碍和损害他。需要应植根于人类的本性，并且有利于人类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在这种观点中，纯粹的主观幸福由客观及规范可循的幸福取代，只有符合人类福祉的需要才能达成幸福。我可以说：“如果我能得到我想要的所有快乐，我就会很幸福。”我也可以说：“如果我达到了最佳的自我完善，我就会幸福。” 无需强调的是，从传统科学思维的角度来看，后一种说法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引入了一种标准，也就是一种价值评判，似乎削弱了其客观有效性。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这种标准是否一定是客观的。难道我们不能谈及“人的本质”吗？如果是这样，如果人有可客观定义的本质，不就意味着所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完美发挥功能、充分实现自身潜能？这也意味着某些标准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而另一些标准会妨碍。任何一个园丁对这个问题都会理解得更好。蔷薇生命的目标是要展示与生俱来的生长潜力，枝叶渐渐茂盛，从种子里长出的最完美的花。园丁凭经验发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需要特定的土壤、水分、温度、阳光和林荫。园丁必须提供这些东西，这样才能长出美丽的花。但是，即使没有园丁的帮助，蔷薇也会试图为本身提供最佳生长环境。对于水分和土壤它无能为力，但在阳光和温度方面，只要有机会，它可以向阳生长。人类何尝不能这样呢？即使我们对有利于充分实现人的潜能的标准了解不多，但就像园丁育花一样，我们也可以从经验中获取这些知识。所有人类伟大的导师都已经在如何生活上达到了共识，即克服贪婪、错觉、憎恨，而爱与同情是充分实现存在的条件。即使我们不能提供理论依据，从经验总结出的结论也是完全合理的，绝不是“不科学的”，而科学家依然希望发现经验背后的规律。现在，那些认为人类幸福的价值判断无理论根据可言的人，在生理问题方面却没有提出同样的反对意见，尽管逻辑上属于同一个问题。假设一个人喜欢吃糖和蛋糕，因此变胖，健康受损，他们不会说：“如果吃甜食构成了他人生最大的幸福，他应该去吃，不要说服自己，也不要让自己被别人说服，从而放弃这种快乐。”他们认识到这种渴望不同于正常的欲望，而且恰恰是它损害了机体。这种限定并非主观，或一种价值判断，或不科学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过多摄入糖和损害健康有关。但是，根据同样的理论和临床依据，大家也知道，今天人类对名利、地位、财产、报复、控制等有着非理性的渴望，而这些病态毁坏性的特征的确对人类有害无益。就拿“管理病”来说，这种消化性溃疡是错误的生活方式、超强野心、依赖成功、缺乏真正的内在核心产生的压力所导致。有很多数据显示，人类还没有意识到这种错误态度和躯体疾病之间的关系。近几十年来，C.冯·孟纳考、R.B.利文斯顿、海因茨·冯·福埃斯特等神经学家都认为人类神经系统应内置“生物”道德良知，这样，追求真理和自由、团结协作等等就会扎根。这是基于进化论的考虑[2]。我本人试图证明重要的标准是充分实现人类潜能的条件，而许多纯主观的愿望在客观上是有害的。[3] 我下面要谈的是生存目标在不同层次上的假设。最基本地说，可以定义为用最接近人类本质的方法（斯宾诺莎）生存，换句话说，充分利用人的生存条件，从而充分实现人的潜质；让理性或经验指导我们，使我们了解什么样的规范有利于实现幸福，并运用理性理解人的本质（托马斯·阿奎那）。也许表达生活目标和生活意义最关键的表述对于远东和近东和（欧洲）来说是很常见的，即伟大的解放：从贪婪（各种形式）以及错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种双重解放可以在印度的吠陀教、佛教、中国和日本的禅宗，以及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中找到。它在基督教和穆斯林的神秘主义者、斯宾诺莎及马克思那儿得到了圆满发展。在所有这些教义中，内心解放，即摆脱贪婪和错觉的束缚，是与理性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理性是用来理解世界本来面目，和用来满足需求的“操纵智力”正相反。从贪婪中解脱，与发挥理性的重要性在本质上是必要的。理性的作用主要是免于被贪婪所吞噬。受非理性的激情驱使的人失去了客观审视的能力，任由激情摆布，因此，他认为是在表现真实的自己。解放的概念（在两个层面）作为人生的目标在工业社会已经丧失，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被狭窄化，从而被扭曲。这个概念仅指从外部势力解放；比如中产阶级从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非洲和亚洲人民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唯一强调的是从外部势力解放出来，本质上可谓政治解放。[4] 当然，从外在控制中解放出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控制削弱人的内心，只有少数人是例外。但是片面地强调从外部势力解放也有很大的危害。首先，解放者往往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统治者，说些自由的空话。第二，政治解放可能会遮蔽新的不自由正在产生这一事实，隐形、匿名的不自由。西方民主国家就是这种情况，在这里，政治解放掩盖了以各种伪装形式出现的依附关系。（苏联亦类似）。最重要的是，人们完全忘记了人即使在没有铁链束缚的情形下也可以成为一个奴隶。相反，宗教会说，人如果有信仰，即使被铁链束缚也是自由的。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也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种这种宗教宣扬对我们这个时代并不具有重要意义，而没有铁链的束缚却说中了要害。人的内心被束缚了。社会向他暗示欲望和观点，比外部链条更加彻底地束缚了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至少可以知道外在铁链的存在，却不知道内在铁链的存在，给他们以内心是自由的错觉。他可以尝试摆脱外在束缚，但怎么能摆脱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内在束缚呢？如果试图克服这种人类的危机，这种世界工业化的产物，我们就必须开始理解外在束缚和内在束缚的本质；它必须建立在经典的、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解放，也要建立在现代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解放之上。教会仍然只谈内心的解放，政党（从自由派到共产党人）只谈有关外部的解放。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单一的意识形态将导致人的依赖性和无能感。唯一现实的目标是彻底解放，这个目标也可被称为彻底（或革命）的人文主义。正如解放这个概念在工业社会中已经被扭曲，理性概念也是如此。自从文艺复兴开始以来，理性试图把握的主要对象是自然，技术的奇迹是新科学发展的成果。但是除了最近在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对异化现象的研究以外，人自己不再是研究的对象。他越来越退化到单纯的经济目标工具。从斯宾诺莎以来不到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弗洛伊德第一个再次让“内在人”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尽管他也受制于资产阶级唯物论的狭隘框架。今天我观察到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重建关于内部和外部解放这两个经典的概念，并将它们应用于自然（科学）和人（自我意识）两个方面。 ※※※ 在提出有关学习生活艺术的准备步骤之前，我要确切地知道读者没有理解错误。如果读者以为这一章是关于学习生活艺术的秘诀，那他最好到此为止。我只是想——我能做的——提供一些建议，以及读者在哪些方面可以寻求答案，并能初步勾勒出其中一些内容。对于不完整之处，我唯一能补偿读者的是谈论我自己的实践和经验。这意味着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不会论述所有的或最重要的实践法。其他方法，如瑜伽、禅修、靠重复词语冥想、亚历山大技巧放松法、雅各布森渐进性肌肉放松法、费尔登克拉肢体放松法也不会涉及。如果系统地讨论所有方法，就需要写一本书，而我不能胜任，因为我相信一个人不可能论述自己还没有实践过的经验。本章可以用以下的话作为结束语：阅读生活大师的著作，学会理解他们字里行间所说的真正含义，在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上形成自己的信念；克服那种不需要大师、指导、模式的天真想法，在你的一生中，你可以看见人类最伟大的头脑在几千年中的探索和发现——他们都继承了前辈留给他们的智慧和经验。最伟大的大师之一，梅斯特·艾克哈特说过：“如果在生和死的问题上没有向导，人类该怎么办？” 然而，此话不是用来结束本书，而是要将我从大师那里习得的思想进行凝练的概括。在考虑这些有帮助的方法之前，人们应知悉路途中的主要障碍。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该避免什么，所有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1]《梅斯特·艾克哈特：现代译本》，R.B.布拉克尼译（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41），第242页。 [2]详细分析参见E.弗洛姆《人的破坏性剖析》。 [3]参见E.弗洛姆《为自己的人》。 [4]如果我们考察以“敢于认识真理”为格言的启蒙哲学，以及思考内在自由的哲学家，自由的概念当然不会仅限于政治范围。
十五、干部私有化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十五、干部私有化如前所述，匈牙利人均硬貨幣負債比波蘭高出近一倍。但由於波蘭外貿占國民生產比率低，它的償債率為全東歐之冠。1980年達99%。之後最“低”回落到1983年的68%和1984年的70%。但1985年竟突破100%，企於令人觸目驚心的109%。為勢所迫，政府沒有選擇餘地。規模龐大的黑市勞務出口和民間透過這個途徑賺取的黑市硬貨幣收入得到政府默許。私營部門（包括合法和非法）在政府放鬆管制下發展一日千里。兩種流通貨幣並存顯示波蘭統治階級對國民經濟已完全失去控制。整個社會陷於分崩離析狀態。舊有的統治形態和機制自然而然的腐爛起來。各級大小官僚幹部紛紛醉心於借助私營部門的蓬勃發展發財。貪污、官商、官倒、官商勾結、化公為私等現象滲透到國民經濟每一個角落。自然，以上各類活動沒有詳細統計數字。筆者只能根據所掌握到的一些零碎材料作出簡單論述。前面指出，1982～83年，政府通過法例容許成立合資公司，合資者可包括國營和私營企業。按理，國營企業或國家單位出資，股份應全部歸企業或單位名下。但實際上，合資公司每每把部份股份轉到企業／單位幹部私人名下。例如，1989年初，Towimor廠聯同另外兩個國營企業成立一個合資公司，生產恒溫器。合資公司33股中，三個出資企業占20股，其他13股歸私人名下，包括Towimor廠全部四名主管。換言之，企業幹部侵吞近四成股份。（注45）另一種流行做法是合資公司委任黨政幹部為理事、董事或直接聘請他們為行政人員，給他們優厚的“津貼”或薪金，以換取他們為企業搭通天地線、搞關係。（注46）例如，由青年農民聯盟（PeasantYouthUnion）開辦的大型電腦企業Agrokomputer職員當中，有波共中央委員。又如，大型電子企業ELPOL十九名理事中包括一名副總理及財政部和國防部的官員（其餘為國營企業高幹）。（注47）根據達爾考科斯基報導，一名官員告訴他，一間公司願意給他每小時十萬茲羅提的“津貼”邀請他出任理事（當時平均工資為每月45,000茲羅提）。（注48） 1988年底，私營房地產大亨亞•柏善斯基（AleksanderPaszynski）公開指出：“今天有很多人，甚至包括黨政官員，熱衷於開辦公司。他們祈求成為公司理事，對擁有公司股權表現得愈加大膽……今天一些理事會主席來自最高權力圈子。”（注49）據傳言，秘密警察在每一個“波隆尼亞”企業都持有股份。（注50）大量官員、幹部紛紛直接從商（多數同時保留黨、政、企職位）。據報導，1987年在格但斯克申請開辦公司的人當中，四分一為官員、幹部。（注51）據一名華沙波蘭社會黨（民主革命）（PolishSocialistParty(DemocraticRevolution)）成員估計，由官員幹部開辦的合作社達15,000個。（注52）團結工會左翼領袖安•茲維亞仕達（AndrzejGwiazda）任職的油煙囪合作社其中一個合夥人，是一個國營油漆廠的董事經理。除分紅外，合作社還給他額外報酬，以確保獲供應走俏的油漆。（注53）茲維亞仕達在接受訪問時指出，很多國營企業主管成立自己的有限公司，作為企業產品的經銷商。由於短缺普遍存在，企業主管便能透過上述安排利用自己的職位發財。（注54） 1988年，政府容許國營企業自行轉為股份公司和進行私有化。（注55）又容許國營企業把部門、車間出租。（注56）官員、幹部、民營企業家等擁有原始資本的人以賤價，甚至不用拿出分文，把國家財產吞占，歸於私人名下。（注57）按照法例，出租應以公開招標方式進行。但團結工會經濟學家利•布吉（RyszardBugaj，他為著名波蘭裔經濟學家布魯斯(W.Bruz)弟子）指出，企業有法不依，紛紛進行檯底交易。（注58）馬佐維耶茨基政府成立之後，國會辯論拉科斯基（MieczyslawRakowski）政府的表現。布吉抨擊前政府容許“產權以病態性的方式轉化”。（注59）此前，團結工會候任國會議員馬•佐力克（MarekJurek）接受政府日報訪問時指出：“令人擔憂的是，幹部階級正在把自己轉化為資本家”。（注60）其實，團結工會主流派當初對於官僚、幹部夥同私營企業家侵吞國家財產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工會左翼相反一早便要求工會密切注視這種情況和作出適當回應。《POLITYKA》雙月週刊1989年1月14日號轉載工人小組（見後）的警告：“把自己變成有產者，共產黨官僚不再是共產黨人，但他們仍然是自由工會的敵人。”（注61）備受壓力之下，瓦文薩一夥才於圓桌會議上提出要求，由國會成立委員會代替現有政府委員會執行私有化職能；把私有化交易的審批權賦予企業職工。（注62）注45：達爾考科斯基，同，頁60。注46：羅斯杜亞斯基，同，頁205。注47：同注45；羅斯杜亞斯基，同，頁203-204。注48：同注45。注49：轉引自達爾考科斯基，同，頁60。注50：同注46。注51：柯斯特，同，頁89。注52：夏雅文，同，頁21。注53：史丹尼斯基斯，同，頁41。注54：《國際觀點》，第156期（1989年2月6日），頁28。注55：柯斯特，同，頁82。達爾考科斯基，同，頁61。《國際觀點》，第156期，頁21。注56：柯斯特，同，頁90。《經濟學人》，1990年4月14日號，頁21。注57：同上注。注58：《國際觀點》，第169期（1989年9月18日），頁10。注59：同上注。注60：同注53。注61：轉引自柯斯特，同，頁86。注62：柯斯特，同，頁90。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编者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存在的艺术（1993）编者前言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间，年迈的弗洛姆在瑞士洛迦诺的家中撰写《占有还是存在？》（ToHaveOrtoBe?），并于一九七六年出版。作者所写的手稿和章节远远超出实际出版的，其中一些章节就包含在本书中。这些章节集中阐述了个人如何一步步地习得“存在的艺术”。《占有还是存在？》即将排版之前，弗洛姆撤回了“习得存在的步骤”的章节，因为他认为会使读者产生误解，以为通过培养自我意识、发展自我意识以及进行自我分析就可以精神健康，而无需改变催生了“占有型存在”的经济基础。“占有倾向”在物品琳琅满目的富裕社会里尤其突出，应在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层面寻找根源，尤其是劳动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模式。尽管占有倾向植根于当今工业文化，但战胜这些现实在于重新发现人类自身的心理、智力和体力以及自我决定的可能性。出于这个原因，“习得存在的步骤”如今出版，希望可以为增强自我意识提供指南。最近的趋势毋庸置疑地表明，说一个人意识到自我、实现自我或发展自我，并不意味着增强人的主控力。总的来说，如今个人自恋越发增强，缺乏理性和爱的无能（弗洛姆认为这是倾向的特征）越发根深蒂固，因为自我意识为其提供了支撑。下面的总结出自《占有还是存在？》，但它不是为了代替阅读，而是要提醒看过那本书的读者其最重要的思想。弗洛姆认为选择占有还是存在是两种不同的基本生存模式，或是对自我和世界两种不同方向的选择，两种不同的性格结构，决定了一个人如何思考、感觉以及行为（《占有还是存在？》第24页），如果一个人考察了生活所有可能的途径，他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最终的生活倾向不是占有，就是存在，两者必具其一。那么一个人倾向于重占有的生活会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人会根据他拥有的、能拥有什么或还能拥有更多什么来给自己定位，以此确定生命的意义和如何过这一生。现在，几乎什么都可能成为物品，勾起人们的拥有欲：各种类型的物品——房子、金钱、股票、艺术品、书籍、邮票、钱币和其他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像“疯狂的收藏家”那样积累物品。人也一样可以成为拥有物。当然，人们不会直接说一个人拥有另一个人，将其视为自己的财产。更体贴的说法是“关心他人，并对他们负起责任”。但众所周知，对谁负责即意味着对其有处置权。因此，儿童、残疾人、老人、病人以及那些需要照顾的人被接管后被认为是别人的一部分，当病人恢复健康，孩子希望自己做决定时，这种占有模式带来的矛盾就会凸显。这些似乎还不能说明他人可以被占有，我们还需要通过承担或获得美德和荣誉来决定我们的生活行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被人尊重、有一定的形象、健康、美丽或青春，而当这些不再可能时，我们至少拥有“经验”或“回忆”。政治、思想和宗教性质的信念都可以如财产般占有，并誓死捍卫。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掌握真理或处在正确的位置。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以拥有物品多寡来衡量生活的话，那么一切在他眼里都成了物品。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是否拥有某物，而是一个人的内心是否拥有。不想拥有也是一种预设了拥有的态度。弗洛姆并不提倡禁欲苦修；实现自身的“存在”与“不想拥有”完全不同。不过时的问题是哪种倾向决定着你生活的意义以及你的身份。往往很难区分一个人是占有倾向，或引用弗洛姆的话，“拥有犹如一无所有”。但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快速测试自己，询问自己认为什么有价值，一旦失去这些重要的东西，会发生什么：他或她是否会因此方寸大乱，从此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如果一个人不再感到自我价值（内在自我），如果感到生活和工作都不再有价值，那么这个人是被占有倾向决定生活的意义：拥有不错的职业、听话的孩子、良好的关系，具有深刻的见解和更好的观点，等等。倾向占有的人总是善于利用支撑物，而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双脚。这种人使用外部物体才能存在，才能做他们所希望的自己。只有当他们拥有时，才真正成为他们自己。这些个体觉得存在也像拥有物品。他们被物品所占有，因而也被他们所拥有的物品占有。同时，用拐杖替代双脚的隐喻也阐明了另一种生存态度。这正如一个人有自立的生理能力，却非要用拐杖，自立的心理能力也一样，爱的能力、理性的能力和生产的能力——人也有可能用占有倾向来替代这些先天的心理力量。爱、理性和生产的能力是一个人自身的心理力量，只有不断实践才能成长至一定的深度。他们不能被消费、买卖或者像物品被拥有，只能实践，练习或进行冒险。与拥有物品不同，当它们消耗完了，就彻底用完了，而爱、理性和生产能力却会随着共享和使用不断增加。倾向于存在的人往往意味着其生活是围绕自己的心理力量。一个人意识到、慢慢熟悉并认同自己未知而陌生的一面，相应地认识外部世界。通过学习这一点，人可以建立一种与自我和外部环境更广泛、更全面的关系。在《占有还是存在？》这本书里，弗洛姆从观察着手，阐述了占有倾向是普遍现象，建立在经济和社会现状之上，拥有太多的社会，屈服于被占有倾向主宰的诱惑。在当今经济结构的现实中，在劳动组织和社交生活中，个人心理力量的大量缺失随处可见。如果个人的灾难性发展要从社会—经济找原因，那么就应该着手分析社会现实，来了解个人是怎么被社会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弗洛姆删去了“习得存在的步骤”这个章节。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同时改变一个人周围环境的结构时，从占有到存在的转变才会有意义。在职业活动中，在自己的工作机构中，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自我意识中，即一个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价值必须改变。这样，人们才可以真正体验理性的能力、爱的能力和生产能力，并让这些能力通过实践而增强。想实现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获得真实反映内外现实的对于自己和世界的观点，都与我们社会—经济生活的解放有关。事实上，“只有当生活的实践从矛盾及非理性中解放至一定程度，生活的蓝图才可以和现实相对应”。作者在《占有还是存在？》中写道。在本书中，弗洛姆首先展示了自我意识的非正确路径，就像他很多年前辨明的一样，不免更显悲哀。他也列举了获得自我意识的方法，并和我们分享他自己每天的实践，对作为心理分析的应用的自我分析给予了广泛的关注。本书是首次出版，弗洛姆生前尚无出版的计划，因此编者对全书结构、文本条理以及章节标题做了必要补充。莱内·芬克（RainerFunk）一九九二年于德国图宾根
十四、波兰经济危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十四、波兰经济危机蓋萊克1970年底上台後，宣佈“建設第二個波蘭”，向西方大量舉債，用以同時增加投資和提高消費。投資依然集中在機電工程、化工、鋼鐵和造船這些重工業。（注43）蓋好大喜功，建設多個大型項目（如卡托維奇（Katowice）鐵廠）。不僅這樣，上馬項目數目遠遠超過國民經濟的負荷能力。1975年，所有項目中六成已落後於計劃進度。1982年，政府下令1600個項目停工。停工項目平均完成率僅27%。1983年，政府只批准其中444個項目復工。如前所述，1982～83年，全部投資資金88%用於七十年代開工的項目。根據1986～90的五年計劃，1986～87年度，這些項目仍占用所有投資資金85%。七十年代的超額投資程度可見一斑。蓋沒有利用西方高尖技術生產資料進行技術更新，相反，大規模添置全新裝備。因缺乏配套措施，很多裝置沒法投產。波蘭七十年代期間向西方購入477項技術及知識使用許可權。投產僅342個。其中166個完全達不到預期效益。為求政權穩定，蓋大幅加薪。1970～79年，平均工資上升116%，比物價水平增幅超出39個百分點。1970年，私家車數目為453,000輛。1980年，增至2,219,000輛。西方香煙、耐用消費品等迅速普及化，為潛伏著的經濟危機塗上易於令人產生錯覺的繁榮假象。 1976年初，償債率已超越25%的警戒線，達33%。截止1980年，向西方借貸累計總額中，35.8%用於還貸。（其餘31.3%用於投資；14.6%用於糧食及飼料進口；18.3%用於其他進口。）前面指出（見第二章），波蘭工業結構對它增加對西方出口的努力起著嚴重制約作用。本來，蓋萊克向西方舉債，用於投資，是希望能夠提高生產效率，增加對西方出口，用以還貸。但投資卻仍然集中在機電工程等對增加對西方出口無甚禆益的重工業。結果是，硬貨幣外債僅促進了不能賺取硬貨幣的對經互會出口。如前所述，七十年代未完成的投資項目嚴重制約著八十年代的投資比例。八十年代對西方出口的能力因此而受拖累。（波蘭一些輕工業其實達國際高品質水平，但礙於資金不足，得不到發展。）由於出口占國民收入比率很低（約8%），波蘭的外債壓力份外沉重。八十年代初，償債率接近100%，國家實際上已完全破產。1987年底，可兌換貨幣外債達392億美元，其中六成欠下代表西方政府的巴黎會所（ClubofParis）。除此之外，波蘭還欠下經互會各國66億盧布，其中蘇聯占60億。當時估計，到1995年，可兌換貨幣外債將會上升至600億美元。軍管實施後，政府實行嚴厲緊縮政策，企圖從破產中把國家挽救過來。1982年，平均生活水準下降25%。其他各項經濟指標亦一同大幅下挫（物價指數除外）。直到1986年，經濟仍未恢復1980年工運爆發前的水平，與1978年建築在欠債之上的假“黃金年代”的歷史高水平相距自然更遠。以下是詳細情況（表14.1）。表14.1：各項經濟指標（1960=100） 1970197519781980198219851986 國民生產（不變價格）180.2287.2331.7304.7253.4293.2307.6 生活指數120.3135.5161.8188.3471.9768.9909.9 社會消費162.1243.0284.3299.9245.0278.0291.9 國營部門平均工資119.5169.0176.8187.8144.2152.2156.3 投資204.5458.7487.9394.1268.8347.2364.9 資料來源：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01 1986年，國民收入（不變價格計）增長率僅1.7%，比1985年的3.8%為低。該年國民收入比1978年仍然低出12.4%。1987年，形勢更轉趨惡化，實際收入下降4%。物價因“第二步”改革標升100%至200%。900萬人（近四分一人口）生活於官方貧窮線之下。（注44）以下是波蘭1971～85年硬貨幣外債情況（表14.2）。表14.2：波蘭硬貨幣外債情況，1971～85（億美元） 1971197219731974197519761977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 毛額114978145175211250264270264270302 淨額812224141107135169202237247257253241286 償債率(%)15233059929987806870109 債務率(%)87120194286333314458470448431500 毛額減去波蘭在西方國家的硬貨幣資產 **毛額除以外匯收入資料來源：史洛基斯蒂，同，頁34、36、41、50、64及65。從表14.2可見，雖然波蘭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因實行緊縮轉赤為盈（見第十一章，附注9），可兌換貨幣外債在1982～84年間因而穩定下來，1985年，欠債額再度攀升，償債率突破100%。注43：本節資料，除特別注明外，見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第4章。注44：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28。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罗亦农，1925年9月1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亦农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罗亦农（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说明：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一三〇期，署名亦农。廖仲恺[1]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廖仲恺遇刺，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其意义，也不只于死了一个寻常的伟人先生，因为他之死，足以表示中国此期革命运动的性质，至少也使中国南方革命运动发展史上划分一个阶段。他之死，不但是国民党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他为什么死？为中国民族谋解放而死。死在什么人的手里？死在国民党中的右派——国民党中之反动军阀、失意的政客和香港政府的手里。为什么呢？须将廖仲恺遇刺之前的广州政局说一说。严格说起来，本来广州革命政府的基础，并不纯粹建筑在真正的革命群众身上，还有各种反动军阀临时凑合的势力，依赖着革命政府而生存。这样的一个革命政府，地势上又因为与控制中国南部经济的香港政府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所以时常在英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的恐吓之下。当中山在时，尚且免不了被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扶植的商团事变[2]，中山死后不久就发生刘、杨战争[3]。这许多事实，本来都有右派从中鼓动，大显了一番神通，但是此地我们要说明的是：广州革命政府的基础不稳。刘、杨剿灭后，广州革命政府，依历史的眼光，到了一新时期。因为剿灭了两个侵夺地盘、擅任官吏、霸占机关、私收赋税、私定苛捐杂税、开设杂赌、包办烟土，……使广州革命政府不能有所作为的强有力的军阀，使香港政府一时失了在广州内部的武装工具，使国民党的右派先生们一时敛迹。此时，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假若真能团结，有革命的决心，实在可以大有作为。在实际上，刘、杨剿灭后建立了国民政府，改组了广东省政府，实行军财两政的统一，禁烟禁赌，确实也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为】自有国民党以来惟一盛举。但是这种利于民众的政策，与反动军阀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必须以严厉的手段处置或解散与刘、杨类似的反动军队，才能实行；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一时不能下这样决心，所以自从实行军财两政统一、禁烟禁赌以来，到处发生障碍。在粤军中诚心悦意改组者只有李济深和许济[4]，其他如梁鸿楷、李福林、林树巍、莫雄、郑润琦、杨坤如、罗翼群等[5]，不仅不愿改组，且公然表示反对，占据财政机关，包烟包赌，干涉民政，毫无顾忌。在李济深一师确实有改组之可能，但因与其一部分部下不甚和睦，为改组事，时生龃龉，有妨碍工作进行。许济总算听话，但他的军队根基太坏，军官多不甚可靠，如不加以淘汰，前途希望仍甚少。这样看来，粤军大部分有五分之四，立于反革命地位以与革命政府相抗，其余之五分之一又多不甚可靠。在这样军队改组的重要时期里，所谓革命政府所在地的“主军”如此，此时国民政府所处的地位即可想见。至于谭延闿[6]的湘军，因为回湘的欲望，军饷不足，只有向左的倾向，朱培德[7]之滇军与湘军抱同一态度。蒋介石的党军本由簇新的制度组织，无容改组。其余还有一些小军队如程潜之攻鄂军，何成浚之鄂军，陈青云之豫军，李明扬、周贯虹之赣军等[8]，全因觅食之难，饷源之缺，都希望早日改组成功，他们好有一个着落。综合这许多愿意改组的军队，固然不能说他们没有改组的诚意，但将整个的赞成改组与反对改组的两大倾向中看，还是不革命的右派占实际优势。赞成军财两政统一、禁烟禁赌、改组军队者，以廖仲恺为最力。廖仲恺深知革命政府建筑在各个反动的军阀上面，假若不趁刘、杨剿灭后国民党所处的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不根本改组革命政府下所统率的军队，则革命政府的前途没有希望；假若不禁烟禁赌，得到民众的同情，革命政府实在危险；因此他以财政总长、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政治委员会的委员等资格，雷厉风行的执行，因此大招右派的反革命军阀之忌，这就是廖仲恺被他们狙击的第一个原因。右派的反动军阀自私自利甘心作反革命与刘镇〔震〕寰、杨希闵无二，所以凡国民政府的政策，不利于他们个人的行动，他们务必反对，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崛起，在在与他们割据地盘、独霸一方的利益相冲突，因此凡属反革命的右派军队无不摧残农会，妨碍农民运动向前发展，这不仅郑润琦的第三师最近在广宁惨杀农民可以为例，花县、东莞、香山[9]等处的事变，亦莫不如是。工人运动，表面上与他们关系较少，但最近省港罢工工人的伟大力量，足以使他们骇倒。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实行禁止粮食货品出口，与香港断绝营业关系，处处与割据式的反动军阀以实际上利害之打击，这些政策，这些运动，在他们看来，都以为属于共产派。总而言之，凡是与他们利害相冲突的政策，他们通以为过激。于是首当其冲为他们所属〔瞩〕目的，便是廖仲恺。因为廖仲恺的行动和思想在国民党之领袖中，平心静气说实是一个左派，但是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廖于革命政府改组后，主持工农运动外，又加上改组军队、统一军财两政的新责任。这个实际上名义上与反革命的右派军阀的利害冲突，非常的显明。此外，他们更记得推倒刘、杨的时候，廖仲恺主谋之力居多。廖仲恺未死之前三四礼拜，所传党军解散不法军队的流言，他们更信廖仲恺又是主动之一。何况党军勇往直前的气概和不怕死的战斗力，更为他们所忌。在他们看来，处此情状，非狙击廖仲恺不可。要消灭党军，又非狙击蒋介石不可。此外，许崇智[10]、汪精卫也是要被他们狙击的主要分子。许之所以被狙击，因为他在政府中曾主张军队改组，予他手下五分之四的军队以不利，又加上积怨，不〔就〕成为他们所要攻击的人物，甚至谓他庇护党军，摧残同类，实际上许氏与蒋介石之关系，正不必如戴季陶[11]所说，须本报记者加以挑拨，他们可以自成水火，不过粤军中人因为利害的冲突，终承认为改组军队，黄浦〔埔〕党军是主谋，许氏投降黄浦〔埔〕。汪精卫所以要被狙击，因为他是改组政府后的一个中心人物，他对禁烟禁赌特别主张不遗余力，这当然要遭右派军阀之忌。于是右派军阀暗杀阴谋发生，汪、许、蒋、廖都在拟杀之列，已被狙击者就是廖仲恺。在此地我们可以说右派反革命的军阀大联合，是廖仲恺死的第二个原因。有了右派军阀的大联合，自然而然会联到右派失意的官僚、无聊的政客和卖国的买办，因为军阀与反革命的官僚、政客、买办总是一致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许多右派的官僚、政客，得不到做官的欲望，并且还有许多被裁撤，如胡毅生、林直勉等[12]都是赋闲，且胡毅生失了胡汉民[13]执政时卖官鬻爵的大买卖，那有不惹动他们的无名火积极的鼓吹煽动起来！因此胡毅生等就在李福林等的军队里煽动，有许多靠革命吃饭的就在海外华侨宣传，说政府主张共产；买办商人周殿邦得了香港政府的大批金钱，在沙基设立了一个大的俱乐部，供给胡毅生、魏邦平[14]、林树巍等的挥霍，一方面又以金钱接济赵士觐[15]、胡毅生、林直勉创办反对革命派以反共产为口号的《国民新闻》，专门与政府为难。在这样的右派、官僚、政客和买办的活动情状之下，加上右派革命军人的大联合，自然要使广州的政治弄糟，处处与革命政府为难，广州的政局要急变，自然免不了的了。这种现象，还在八月初就看得非常之显明，而广州的革命群众在此时又有再不能忍受反动军阀的压迫和反革命的官僚、买办的造谣的表现。所以有八月十一日之广州大示威运动，要求政府解散不良的军队，肃清一切反动的力量，当时政府诸领袖有相当的决心，当然尤其是廖仲恺，这是廖仲恺死的第三个原因。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买办都没有独立的力量，更加没有政治的知识，他们所以在社会上扰乱，做出许多滔天大祸出来，都有帝国主义者在后面发纵指使。廖仲恺之被狙击，最近广州之政局严重，英国帝国主义者——香港政府实负勾结主使之责。刘、杨打倒后，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广州一时失掉了强有力的武装工具，不幸又发生五卅惨案后之全国大反帝国主义运动，香港政府非常之恐惧香港的中国工人罢工，多方破坏。结果，香港的中国工人为爱国的热情所冲动，为香港政府积年无情的压迫所驱使，差不多都返广州大罢工了。此时香港几成一荒岛，香港政府第一次遇着了唯一的致命伤、空前未有的大对头——大罢工，因此香港政府想尽方法，以期消灭罢工。当罢工第三礼拜的时候，驻沙面的英国代理袖〔领〕事曾嘱日本领事探听罢工的目的和解决的条件，有要求解决罢工的表示。到后来知道国民政府之下的一部分反革命的军阀和官僚、政客有捣乱的酝酿，因此积极的勾结他们，以期国民政府内部瓦解，达到解决罢工；同时又拼命供给洪兆麟、邓本殷等[16]的枪械子弹，以期从东路、南路扑灭国民政府。此外又在香港各处制造要求英国政府以武力干涉广州的空气，并发出大批的金钱宣传国民政府将实行共产，驱逐他们所谓广州及广东之布尔扎〔什〕维克。香港政府的计划可谓精细周到，这也是他迫不得已的情形，因为现在香港与广州的问题是你死我活的问题：国民政府胜利，则香港的势力不能肆无忌惮的伸张至广州；香港政府胜利，则国民政府将被消灭，且使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受一很大的打击。这种意义，国民政府的首领如汪精卫、廖仲恺等当然非常之明白，所以积极的帮助省港罢工。省港罢工，在刘、杨被打倒之后实成为广州政治的中心问题，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帝国主义者的力量都在此问题上勾心斗角。但因为这个问题，又加上上面所说的许多情形，廖仲恺于是就不免一死了。这是廖仲恺死的第四个原因。在上面所说的许多情形看来，我们可以得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廖仲恺是被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军阀、官僚、政客和帝国主义者、香港政府刺死的。廖仲恺不因简单的个人而死，而为中国国民革命而死，死在帝国主义者、反动的军阀、无聊的政客、卖国的买办互相勾结，想积极消灭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紧急时期，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二个结论是：现在广州的问题并不是共产与反共产的问题，而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所谓反共产这个口号，在反动的军阀、无聊的政客、卖国的买办一方面说，是他们想割据地盘，传达做官的欲望和保障发展买办阶级的力量的假面具；在帝国主义者一方面说，是香港政府想维持和发展他在南方的势力，消灭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利用中国人从中世纪所遗留下的宗法社会的软弱心理的大阴谋。第三个结论是：国民党的右派总是反革命的，右派不根本痛快的肃清，国民党不能负引导中国国民革命的群众实行国民革命的任务。现在再看廖仲恺死后之广州的政治情形。廖仲恺死后，当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开会时即组织一特别委员会，指定汪精神〔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负责办理廖案时之一切政治的和军事的最高责任。此外，还组织一十七人组织的特别法庭，这当然是革命的组织，应有必有〔要〕的。要犯除朱卓文[17]、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赵士觐外，余都被拘留。参加此次暗杀的军队如杨锦隆〔龙〕、梁士锋、林树巍等[18]都已被解散，其他如梁鸿楷等的军队正在解散中，这当然是革命的行动。但是有意的无意的、自觉的不自觉的，参加此次暗杀的人实在太多，假若国民政府负责办理廖案的人没有决心，不将他们最后的根本肃清，国民政府的前途还免不了危险，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凑合，弄成更凶险的事变。廖仲恺之死固然是国民党的巨大损失，但是国民党诸领袖假若乘此机会有肃清反革命的决心，未始不能使国民党开一新局面。即站在私人的感情一方面说，廖仲恺与国民党诸领袖共同奋斗几十年，不为他复仇，也无以慰他“在天之灵”！至于廖死后之各方面态度，右派当然非常的快意，胡汉民的态度当然最侷促不安，因为有他的堂弟胡毅生参加主谋。据报载，他现在并软禁在长洲要塞司令部，有参加暗杀的嫌疑，这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最愤慨的当然要算汪精卫、蒋介石及工农群众。许崇智自然也有兔死狐悲之感，因为这次右派的联合实在太显露了。至于大商人，普通是不高兴廖仲恺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政府现在是否危险？可以肯定的答复：国民政府是不危险的，因为有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和比右派反革命军队数量较多的革命军队帮助国另〔民〕政府，香港政府的阴谋此次无从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付这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廖仲恺先生已经死了！国民党革命的诸领袖们！你们不要错过这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很坚决的最后的肃清一切反动的力量，使国民政府建筑在真正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军队上面！错过这历史时期，广州就要发生第二次更凶险的事变！国民党诸党员们！你们要更积极的前进，铁桶一般似的团结在革命旗帜之下，继续完成廖仲恺先生未竟之志！广东的工农及全国的革命群众们！廖仲恺先生为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的力量而死，你们应当更加愤慨，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维持国民政府！ [1]廖仲恺，见本书第60页注[19]。 [2]商团事变，见本书第20页注[24]。 [3]刘杨战争，指一九二五年六月广州革命政府平定驻广州的滇、桂军总司令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争。 [4]李济深，见本书第60页注[15]。许济，当时任建国粤军第四师师长。 [5]梁鸿楷，曾任邓铿所部粤军第一师参谋长，邓死后，继为师长。当时任建国粤军第一军军长，后因涉嫌廖案被捕。李福林，见本书第60页注[14]。林树巍，原为桂军第五师师长。刘震寰失败后，改组为建国第一师师长，后因涉嫌廖案所部被收编。莫雄，当时任建国粤军第二师第二旅旅长。廖案发生后，一九二五年九月，收编了林树巍部，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不久，许崇智被蒋介石排挤，莫在所部被缴械后出逃香港。郑润琦，当时任建国粤军第三师师长，九月，所部和莫雄部同时被蒋介石缴械后遣散。杨坤如，原为陈炯明部第一路司令、第六军军长，踞广东惠州。--九二五年四月第一次东征后，向滇军第三军军长胡思舜部投降，所部被改编为滇军八、九两师。六月，为许崇智收编，任建国粤军第二军军长、惠州督办，仍踞惠州。十月六日，通电称奉陈炯明令，就粵军第六军军长。同月十四日，所部为东征军消灭。罗翼群，时任建国潮梅军军长、东江剿匪督办。 [6][7]谭延闿，朱培德，见本书第59页注[13]。 [8]程潜，见本书第59页注[13]。何成浚，转任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随谭延闿入江西北伐。时任东征军总部总参议。陈青云，时任建国豫军总司令。李明扬，时任建国赣军总司令。周贺虹，时任程潜部攻鄂军总司令。 [9]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 [10]许崇智，见本书第59页注[12]。 [11]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名传贤，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大元帅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等职。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歪曲孙中山学说，反对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七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任国民政府委员。十一月，出席西山会议，任宣传部长。一九二六年一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六月，任中山大学校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一九四九年因对前途望绝自杀。 [12]胡毅生（一八八三——一九五七），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胡汉民堂弟。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参加创办国民党右派报纸《国民新闻日报》，积极反共。廖仲恺被刺后，潜逃香港。林直勉（一八八七——一九三四），字绍轩，广东东莞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大本营会计司司长、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五年，任管理粤汉路事务。同年六月辞职。国民政府改组后，任监察部委员。八月，因涉及廖仲恺案，被捕入狱。 [13]胡汉民，见本书第20页注[5]。 [14]魏邦平，广东地方派军人，曾任桂军警察厅长、第三师师长。在一九二五年平定杨刘叛变战役中，任建国军渡河攻城军总指挥。同年六月后，任大本营总参议、广东粮食维持会会长。 [15]赵士觐，曾任两广盐运使，时在广州创办《国民新闻日报》。 [16]洪兆麟，陈炯明部重要将领，陈部潮梅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五年在北伐军东征中被击败后去职。同年十二月遇刺身亡。邓本殷，见本书第58页注[10]。 [17]朱卓文，曾任粤军师长兼香山县县长、广东兵工厂厂长。 [18]杨锦龙，粤军梁鸿楷部第八旅旅长；梁士锋，粤军警备司令。两人均因涉嫌廖案被枪决。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PDF】目录 1929年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反对军阀战争和争取群众（一九二九年一月二日） ·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一）（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 ·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关于闽西斗争问题（信二）（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 ·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 ·中央通告第二十九号——关于党员军事化（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号——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党的主要路线（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 ·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四号——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方针（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一九二九年六月底至七月初） ·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六月） ·政治决议案——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九二九年六月二中全会通过） ·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二中全会通过） ·宣传工作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二中全会通过） ·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一九二九年七月五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一九二九年六月）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同志之家属书（一九二九年六月） ·中央通告第四十号——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与精神（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 ·中央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一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中央答复撒翁的信（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附：撒翁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三号——为全国学生总会开会事（一九二九年八月六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 ·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关于群众运动和党内概况（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央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中央通告第四十六号——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八月） ·中央通告第四十九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八日）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为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一九二九年九月） ·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六号——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的策略及工作路线（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附：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的策略及工作路线——为解释中央五十六号通告而作 ·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关于示威运动之工作上的批评与指示（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 ·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关于与机会主义——反对派斗争的工作路线（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为巩固与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 ·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 ·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接受国际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附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 ·周恩来：在白色恐怖下如何键全党的组织工作（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于瑞金）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七月）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于闽西古田会议）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1928）【PDF】目录 1928年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议决案） ·中央致湖南省委信——关于湖南总暴动问题（一九二八年一月初）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中央致罗迈信——关于湖北湘南工作问题（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关于组织工作（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中央致江西省委信：关于全省总暴动与地方割据等问题（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五号——《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 ·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九号——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 ·中央给湘东特委信（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反对日兵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五三惨案后的反帝斗争（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 ·中央通告第四十八号——“五三”以来的形势与深入反帝斗争（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号——关于职工运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采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军事问题决议案内容）（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二号——张作霖退出北京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和策略（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国民党军阀攻下京津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中央对湖南全省暴动和对平江工作的决议（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八年七月） ·政治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土地问题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农民运动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决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关于党纲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对国内工作的指示电稿（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关于共产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妇女运动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附一：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瓦西利也夫）附二：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 ·关于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通过） ·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 ·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九号——关于反帝工作的指示（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 ·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央通告第六十一号——目前政治情形和我们的责任（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目前党的根本策略与政治宣传鼓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一号——秋收工作方针（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 ·中央通告第二号——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 ·中央通告第三号——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 ·中央关于湖南工作决议案（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湖南省委代表参加起草） ·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一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 ·中央通告第八号——总的政治路线之正确的运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 ·中央给润之、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长的指示（一九二八年九、十月间） ·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五日）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目前政治形势与群众工作（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职工运动问题（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国际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及党的反帝与争取群众策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联字通告第二号）——青年工人运动的意义与目前工作（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附录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史达林、布哈林、向忠发、李振瀛所提出之草案）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PDF】目录 1927年 ·中央政治报告——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 ·中国共产党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一九二七年初）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题（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 ·土地问题议决案 ·职工运动议决案 ·组织问题议决案 ·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七年五月）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议决） ·中国共产党对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 ·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鄂省委拟，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议决） ·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 ·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农运策略（一九二七年六月初） ·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农民群众（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国民革命的目前行动政纲草案（载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二○一期）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 ·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中央致前委信——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小引（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 ·中央通告第一号——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为汉宁妥协告民众书（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 ·中央通告第五号——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 ·中央通告第六号——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 ·中央复湖南省委函——对暴动计划、政权形式及土地问题的答复（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央通告第八号——关于职工运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通过）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央致广东省委函——对《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工农军作战方法》的意见（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为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附一：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附二：张太雷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席上）附三：张国焘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九日）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政治纪律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 ·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职工运动决议案 ·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两湖军阀混战形势下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附：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 ·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关于广州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中央致江苏省委信——关于乡村暴动问题的答复（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 ·中央复陈独秀函——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附一：陈独秀来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附二：陈独秀来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关于党团关系（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组织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广州暴动形势下党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反对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俄绝交宣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对国民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附录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七年五月） ·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农运新规划五项（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 ·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反抗土豪劣绅之武装袭击（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 ·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载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民国日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一九二七年七月） ·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一九二七年七月）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瞿秋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PDF】目录 1926年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发动召集国民会议和建立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的宣传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今后党和团共同指导学生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鼓吹反奉联合战线，恢复或重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中央通告第七十四号——反对日本和张作霖借中东路问题发动反苏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议决案（一九二六年一月） ·中央报告决议案 ·职工运动中党的发展及其关系议决案 ·产业工会的发展与统一问题 ·工会的基础组织与其职任决议案 ·中央组织部通告第二号——加强支部工作与组织统计工作等（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二日） ·中央关于孙中山先生纪念日宣传大纲（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 ·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 ·中央地址问题 ·国民党工作问题 ·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 ·广东问题 ·三特区工作问题 ·河南问题 ·铁总问题 ·五一节在广州召集第三次劳动代表大会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革命军人代表大会问题 ·开办最高党校问题 ·应付目前北方战争的宣传问题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段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附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附二：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中央通告第九十七号——反对张吴进攻国民军与湖南和破坏中俄协定（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介绍每个同志必读的小册子——《我们今后应当怎样工作》（载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附：我们今后怎样工作（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祝词（一九二六年五月） ·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一号——最近政局观察及我们今后工作原则（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 ·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三号——北方政局与我们的宣传活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 ·中央政治报告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 ·组织问题议决案 ·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 ·职工运动议决案 ·农民运动议决案 ·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 ·商人运动议决案 ·学生运动议决案 ·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 ·军事运动议决案 ·妇女运动议决案（委员会通过） ·关于济难运动的议决案（委员会通过） ·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 ·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 ·中央通告第一号——反吴战争中我们应如何工作（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二号——关于省港罢工的通告（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 ·中央通告第四号（龙字第一号）——成立农委发展农民运动并定期报告农运工作（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致粤港罢工工人书（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 ·中央通告第五号（龚字第二号）——铁路工运归所在地方党部指挥（一九二六年八月九日） ·中局致北方区信（节录）——对孙传芳的政策，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北伐政纲问题（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十二号——反对孙传芳致书蒋介石并借此打击右派（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央致重庆信——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方针（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附：重庆来信——四川各派军阀动态（一九二六年八月三日）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发起反对英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攻击北伐军的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 ·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发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直接以武力阻难北伐的运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 ·中央致粤区的信——制订左派政纲，促成汪蒋合作（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 ·中央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 ·中央通告第十八号——配合北伐年内各地应完成的十六项工作（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央局报告（九月份）——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决定（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中央复湘区信——关于湖南军事、政治、民众运动的策略和党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附：湘区政治报告（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 ·中央给粤区信——时局变动与我们对于汪蒋问题之新决定（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 ·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等（一九二六年十月四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告民众书（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中央政治报告（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中局会议） ·中央对于广东市民运动议决案（载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附：广东区对于工农商学联合会问题的报告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宣传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附：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日宣传大纲 ·中央对鄂区政治军事工作的指示（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给特立同志及鄂区信）附一：特立同志自汉口来信——关于与孙传芳议和，湖北政治与党务情形等（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附二：鄂区书记政治报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冯阎联合问题与对奉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中央给北区信） ·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中央复粤区信——关于国民党工作问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五日） ·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局与远东局讨论所得的意见） ·中央给粤区信——关于汪精卫复职问题及对唐生智态度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西北军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给伯坚同志信） ·目前农运计划（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局议决） ·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讨论对付目前时局问题之结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江西政府组织问题与国民党工作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 ·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国民政府迁汉后应付粤局的策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中央复加同志信——关于对唐生智、蒋介石的态度和政策（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附一：加同志对于国民政府迁移及对唐生智政策意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特同志信）附二：唐生智言论之左倾与我们对唐应取策略（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议决案 ·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 ·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 ·关于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 ·关于三省党务议决案 ·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委员会通过） ·政治问题议决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吴延康同志鲍罗廷同志联席会议通过） ·中央对于粤区政治报告的决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其嘉致胡海、白和信（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附录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三月十五日）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载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校刊》）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 ·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载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向导》） ·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粤区来信——答复中央十月四日去信（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粤区来信（摘录）——蒋汪关系及国民党中央主席问题（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中国共产党党团讨论左派问题所得意见的报告（一九二六年十月） ·粤区政治报告（一）——汪复职问题，对唐策略，国民政府迁移问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粤区政治报告（二）——国民政府迁移及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局与我们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国民党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目录 Ø1921年 Ø1922年 Ø1923年 Ø1924年 Ø1925年 Ø附录 ·编辑说明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一年七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1922年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 ·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 ·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一九二二年十一月） 1923年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一九二三年二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劳动运动议决案 ·农民问题决议案 ·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青年运动决议案 ·妇女运动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二三年六月）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一九二三年八月）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开展承认苏俄运动（一九二三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 ·中局报告 ·各委员报告 ·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 ·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 ·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 ·中央通告第十一号——召集紧急会议发起反英运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国民党改组及收回海关主权问题（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924年 ·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一九二四年一月）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一九二四年二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 ·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 ·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 ·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 ·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 ·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 ·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 ·中央局报告（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上海地方报告 ·汉口地方报告 ·湘区报告 ·京区报告 ·山东地方报告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一九二四年九月）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中央通告第×××号——孙中山北上，各地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展开活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通告——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1925年 ·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对北洋军阀召开善后会议的对策（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 ·中央政治局对于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一月） ·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 ·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 ·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 ·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 ·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 ·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 ·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 ·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纪念宣言（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为孙中山之死（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 ·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关于国民党第二〔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意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中央局临时会议议决）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罢工工人，发动反日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工会条例事告全国工人（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工人兵士学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兵士（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为廖仲恺遇刺唁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介绍新党员之变通办法，各团体中党团的组织与任务（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五年十月） ·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 ·组织问题议决案 ·宣传问题议决案 ·职工运动议决案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 ·蒙古问题议决案 ·中局报告议决案 ·京区报告议决案 ·粤区报告议决案 ·湘区报告议决案 ·河南报告议决案 ·山东报告议决案 ·湖北报告议决案 ·附录：救济问题议决案 ·告农民书（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反奉战争宣言（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拥护广州政府和纪念十月革命宣传要点（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央通告第×××号——关于反对奉系军阀关税会议及沪案重查等之宣传工作（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全国民众——为郭松龄倒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中央通告第六十六号——开展打倒段政府的示威运动，加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中央通告第六十七号——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十月北京扩大执委会决议案的若干解释（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附录 ·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十一月）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节译）（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一九二一年八月）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一九二二年五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劳动法案大纲（一九二二年八月） ·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统一，借债，与国民党（蔡和森，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陈独秀，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一九二三年五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我们的力量（邓中夏，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文件（一九二五年五月） ·工人阶级与政治争斗的决议案 ·经济斗争的决议案 ·组织问题的决议案 ·工农联合的决议案 ·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言（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瞿秋白，一九二五年五月）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陈独秀，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第一章政治理论的社会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2011）第一章政治理论的社会史 1．什么是政治理论？ 2．政治理论史 3．政治理论的社会史 4．政治理论的起源 5．政治理论史：一个概述正典什么是政治理论？所有具备国家和有组织的领导阶层的复杂文明，都一定会产生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统治者与臣民、命令与服从之间关系的思考。无论它的形式是体系化哲学、诗歌、寓言还是格言，无论它是在口述传统中还是被文字记载，我们都可称之为政治思想。但是，本书的主题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政治思想形式，它在古希腊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中诞生，并在我们现在称之为欧洲的地方及其殖民前哨发展了两千多年。[1] 不管怎样，希腊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政治理论模式。这是一种体系化的、分析性的对政治原则的质询，其中充满了苦心孤诣构造的定义和对抗性的论辩，它运用批判理性，质问传统道德规范的根基和正当性，以及政治正当（politicalright）的原则。尽管在西方世界也存在很多其他思考政治的方式，但被我们视为西方古代和现代政治思想经典的，都属于希腊人创立的政治理论传统。另一些古代文明在许多方面都比希腊人先进——从农业技术到贸易、航海术以及每一种能想象到的工艺或高雅艺术，它们为每一种人类实践都创造了卷帙浩繁的作品，也在生命起源和宇宙形成方面留下了浩渺无垠的思索。但是，大体而论，政治秩序并未被当作体系化的批判性思辨的对象。例如，我们可以将古希腊对政治秩序之原则的政治思辨形式，与远为复杂和先进的由中华文明所产生的伦理规范、格言警句、劝诫和范例组成的哲学进行对比，中华文明也有着丰富多样的政治思想传统。例如，儒家哲学采取的形式是关于恰当举止的格言警句、谚语以及可资镜鉴的奇闻逸事，它不是通过论辩方式，而是凭借微言大义来传达自己的政治教诲。另一个比古典希腊更为先进的文明——印度，创造了一种印度的政治思想传统，它缺少构成印度道德哲学、逻辑学和认识论著作特点的那种分析性、理论性思辨，以说教形式而非体系化的论辩来表达对既有政治安排的认可。我们还可以比照古典政治哲学与更早的表达英雄理想、英雄模范、英雄事迹的荷马史诗，乃至古典城邦时代前夕梭伦的政治诗歌。我们所知的西方政治理论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尤其是普罗塔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它还孕育出一批“正典”思想家，甚至对于从未读过其著作的人，他们的大名也如雷贯耳：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黑格尔、密尔，等等。这些思想家的作品大异其趣，但它们确实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尽管他们经常原原本本地对国家进行分析，但他们的主要事业是批判和“开药方”。对于是什么构成了社会和政府的正当性和恰当秩序，他们都有一些定见。被设想为“正确”的那些东西，总是基于某些有关正义的和道德高尚的人生的观念，但它也有可能来源于对“维持和平、安全和物质幸福要求什么”所形成的实践反思。一些政治理论家勾勒了一个理想中的正义国家的蓝图，另一些具体设计了既有政府的改革方案并为引导公共政策提供建议。对他们所有人而言，核心问题与谁应统治、如何统治有关，或与何种政体形式最佳有关；他们一般会同意，只询问和回答最佳政体形式的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批判性地探索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潜藏在此类问题下面的，往往是某种对人性的看法，为了获致一种正当和恰当的社会秩序，这些人类品性必须得到培养或控制。政治理论家勾勒出了他们的人性理想（humanideals），并追问要实现这种人性愿景需要何种社会政治安排。当此类问题被问及时，其他的问题也将接踵而至：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我们应当服从统治我们的人？我们是否有资格不服从或反抗？这些看起来可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然而，追问它们，把政府原理或服从权威的义务当作体系化思考和运用批判理性的专门对象，这样的观念却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政治理论象征着一种重要的文化里程碑，其重要性与对事物性质、地球和天体进行的系统的哲学或科学思考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政治理论的创造要比自然哲学和科学的出现更难以解释。接下来，我们将探索政治理论得以创造的历史条件，以及它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在这样做时需要始终谨记，政治理论经典是在回应特定历史形势中被书写的。政治理论最富创造性的时期，往往是社会政治冲突以特别紧迫的形式爆发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时刻；即使在较为风平浪静的时期，政治理论家所提出的问题也总是以历史语境中具体的方式呈现自己。这意味着几件事情。政治理论家可以穿过数个世纪对我们讲话。作为人类境况的阐释者，他们或许对所有时代都有话要说。但是，他们像所有人一样是历史的产物。当我们多少明白了他们为何要这样说，在对谁说，在（直接地或是含蓄地）与谁辩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眼前的世界，他们相信什么需要得到改变或保留时，我们一定会对他们说了什么，甚至对它如何能够烛照我们的历史时刻形成更为丰富的理解。这不仅仅是传记细节，或者甚至是历史“背景”的问题。要理解政治理论家在说什么，就需要弄清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而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哲学抽象，而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社会关系、紧迫问题、不满与冲突的语境下，由具体的历史条件提出的具体问题。政治理论史把政治理论视为一种历史产物，这种理解在书写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当中并非一直盛行；或许它还需要加以辩护，尤其是针对这样的指责：通过使伟大的政治理论著作历史化，我们贬损和矮化了它们，否认它们具有超越自己所属历史时刻的意义和重要性。我将尝试为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提供解释和辩护，但这首先要求对晚近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现状做一概览。 1960和1970年代，在政治理论研究的复兴时期，学者专家就他们学科的性质和命运进行着无尽的争论。但是，一般而言，政治理论家，尤其是美国大学中的政治理论家，被期待去接受“经验的”政治学研究和“规范的”政治学研究这一区分。一个阵营是真实的政治科学，它主张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处理政治生活中的事实；另一个阵营是“理论”，它深居政治哲学的象牙塔里，思考的不是实然而是应然。无疑，这种空洞的学科划分大部分要归因于冷战文化，这种文化一般怂恿学者们从尖锐的社会批判中撤出。无论如何，政治科学失去了大部分批判锋芒。这种所谓“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创造性的人类行动，而是政治“行为”，它主张，通过适合于肉体、原子或植物的无意识运动的定量研究，就可以理解政治行为。这样的政治科学观点当然受到了许多政治理论家的挑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谢尔登·沃林，他的《政治与构想》令人信服地表明了政治分析中创造性构想的重要性。[2]但是，至少有一段时间，许多政治理论家十分乐于接受当时主导美国政治科学院系的极端经验主义的“行为主义者”为他们安排的位置。这似乎正合列奥·施特劳斯弟子们的意愿，他们与行为主义者组成了一个邪恶联盟，两派都赞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3]经验主义者不去搅扰哲学家编织他们纠缠错节的概念之网，同时“规范的”理论家对其经验主义同事的政治分析也从不投去批判的目光。施特劳斯派对“历史主义”的攻击针对的是其他理论家，他们自称捍卫普适、绝对的真理以反对现代性的相对主义。尽管他们不久后作为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登场，并以类似哲学导师的身份参与了乔治·沃克·布什政权，但大体而言，早先一代的施特劳斯派政治理论家，醉心于在哲学层面追求他们反动的、反现代主义（如果不是反民主的话）的政治目的——除了当他们完全冲出学院的高墙而为右翼政治家撰写演说词时。他们的“经验主义”同事似乎已经明白，施特劳斯派与他们隐微甚至神秘的哲学关注，对“经验的”政治科学的肤浅与贫乏并不构成挑战。并非只有施特劳斯派接受了经验与规范，或理论与实践的截然两分。至少，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在政治现实中刨根问底，对某些人而言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政治理论家该做的事。加拿大政治理论家麦克弗森将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置于他所谓的“占有性市场社会”的历史背景中，由此引入了一种不同的政治理论研究路径，然而，他的开创性著作仅仅被当作对英美学术主流的离经叛道。[4]研究和讲授政治思想史（西方“正典”中的“经典”）的学者，并不都赞同施特劳斯派的反历史主义，但他们往往更加嫌恶历史。很多人把“伟人”当成自在漂浮于政治争论之上的纯粹心灵；任何把这些思想家安置于坚实的历史基础上的尝试，任何把他们视为热切地介入他们自己所处时间地点中政治活动的、活生生的历史存在者的尝试，都会被当作一种矮化的做法而不予考虑，他们认为这样做侮辱了伟人并把他们贬低为区区政论家、小册子作家和宣传家。[5] 按照这种看法，使真正的政治哲学区别于单纯“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于前者超然于政治斗争和党派。它处理普遍的、反复出现的问题，寻找对一切时间地点中所有人都有效的社会秩序和人类发展的原理。它认为，真正的政治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本质上是超越历史的：成为真正的人意味着什么？何种社会允许这种人性的充分发展？对个人和社会而言，正当秩序的普遍原理是什么？这种观点的提倡者似乎没有想到，即使这些“普遍”问题，也能够以服务某些（而非另一些）直接政治利益的方式得到提问和回答，或者，这些问题和回答甚至可能具有强烈的党派性。例如，通过哲学家所信奉的人性理想，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他们的社会政治信念，以及他们在自己时代的冲突中站于何种立场。不承认这一点，意味着这些学者否认这种尝试的好处，即通过把经典作品置于作者所处的时空来理解它们。政治思想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或“知识社会学”，能够让我们略微了解平凡人和意识形态理论家的观念和动机，却无法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柏拉图那样的伟大哲学家和天才的有价值的认识。这种几近天真的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注定会产生一种反弹，一个截然不同的思想流派出现了，并从此取代了它的对手。来者被称为剑桥学派，它至少在表面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大大小小的政治理论著作彻底历史化，并且否认它们具有任何更为广阔的、超越产生它们的地方性契机的含义。这种路径最有力的倡导者昆廷·斯金纳，在其经典文本《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导论中解释了他的方法，该方法似乎与作为非历史路径之基础的二分法直接对立，它反对政治哲学与意识形态的截然区分，反对“经验”与“规范”的肤浅对立。斯金纳主张，实际上，我们最好地理解政治理论史的方式是从根本上把它当作意识形态史，而这要求进行细致的语境还原。“因为我认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设置了主要问题，它使某些议题看起来成为问题，并使一系列相应问题变成辩论的主要话题。”[6] 斯金纳写道，这种路径的主要好处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一种方法，借此可以更深刻地洞察作者的意思，而仅仅按照‘文本派’拥护者特别推崇的路径，‘翻来覆去’地阅读文本自身，我们是无法奢望实现这一点的”。[7]它还有另一个优点：现在已经很明白，为什么我要坚持，如果政治理论史本质上被书写成一部意识形态史，会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对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联系的一种更清晰的理解。因为现在可以看出，在重新发现任何特定行为者可用来描述其政治行为的规范语汇时，我们也指明了他的行为本身所受的约束之一。这表明，为了解释这样一个行为者为何如此行动，我们必须多少涉猎这种语汇，因为它显然是他行动的决定因素之一。这转而预示着，倘若我们将历史学聚焦于这些语汇的研究，或许就能确切阐明对政治行为的解释究竟怎样依赖政治思想的研究。斯金纳接着就着手建构一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尤其是国家（state）获得其现代含义的历史，他的方法是挖掘政治思想家和行动者可用的政治语汇，以及由历史提进他们议程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正如他在其他著作中写的那样，在这里他的主要策略是更为广泛地撒网，远超出政治思想史家通常所涉，不单考虑首要的理论家，而且思索“更为一般的、产生他们著作的社会和智识母体”。[8]他不仅观照伟人的作品，还考察更为“转瞬即逝的、同代人对社会政治思想的贡献”，以这种方法来触及那些可用的语汇和关于政治社会的流行设想——它们在具体的时间地点中形塑着辩论。斯金纳的路径，其优势有目共睹；剑桥学派的其他成员也常常颇有成效地应用这些原则分析（尤其是英国现代早期的）特定思想家或“话语传统”。包括思想巨擘在内的政治理论家所提出的政治问题，是由真实的政治生活抛出并由产生它们的历史条件塑造的，这个命题看起来完完全全是良好的常识。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剑桥学派将何者视为一个相关语境，而且很快就一目了然的是，与斯金纳提到的“社会和智识母体”可以推导出的内涵相比，语境化有着十分不同的含义。结果表明，这种“社会”母体与“社会”、经济，甚或是政体毫无瓜葛。社会语境自身就是智识意义上的，或者至少可以说，“社会”是，且仅仅是由既有的语汇界定的。为理论设置议程的“政治生活”，本质上是一场语言游戏。归根结底，让一个文本语境化，就是把它放置在其他文本中，放置在一大堆语汇、话语和意识形态范式中，它们具有不同的形式：上至政治思想经典，下至昙花一现的长篇大论或政治演说。斯金纳对纯粹文本史或抽象观念史所进行的攻讦，所造就的无非是另一种文本史，另一种观念史，它确实比以往的更加精致全面，却同样拘泥于脱离现实的文本。列举一下斯金纳这部1300年代至1600年代综合性政治观念史所缺少的东西，其“语境”的局限昭然若揭。斯金纳处理的是一个以重大社会经济发展为标志的时期，这些发展在欧洲政治思想家和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有突出表现。然而，在他的书中，对农业、贵族和农民、土地的分配和占有、社会劳动分工、社会抗争与冲突、人口、城市化、贸易、商业、制造业、市民阶层，都没有实质性考虑。[9] 诚然，作为剑桥学派的另一位主要创立者，波考克表面上看起来更为关注经济发展和表现为物质因素的东西，比如18世纪不列颠对资本的“发现”（波考克语）和“商业社会”的兴起。然而，他对这个“突然的、痛苦的发现”的解释，比斯金纳对国家的解释更加脱离历史进程。[10]对波考克而言，关键时刻是英格兰银行的建立，他认为这导致了一场彻底的财产权转变，即其结构和道德的转变，它在1690年代中期“突如其来”，还伴随着政治心理的急剧变化。但是，在这个论证中，英格兰银行，乃至商业社会仿佛全无历史。它们以成熟的形态横空出世，就好像16世纪与17世纪财产权与社会关系的转变、英格兰农业资本主义的形成，或者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发展（它先于国家银行的建立）相伴随的英格兰独特的银行系统，所有这些并未对它们在18世纪商业资本主义中的巩固产生影响。之所以做出这样突出的非历史性解释，是因为比9起斯金纳，对波考克而言，历史可能更加与社会进程无关，历史转型只有通过政治语言中的明显变化才得以呈现。话语的变化，象征着一场社会转型的高潮与巩固，被视为该转型的源头和起因。所以，很奇妙，无论在波考克还是斯金纳那里，声称是政治思想史的东西都是非历史的，这不仅体现为它未能把握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相关时期的决定性历史发展的东西，而且体现为进程在其中的阙如。对剑桥学派来说，历史是一系列不连贯的、极具地方性和特殊性的事件，例如，特定时间地点中的特定政治争论——它们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发展或或大或小的历史进程并无显著关系。[11] 尽管如此，这种对地方性和特殊性的强调，并不排斥具有更大时空跨度的思考。剑桥学派的素材，亦即“话语传统”，涵盖了很长的时期，有时候整整几个世纪甚至更多。一种传统可以横跨民族边界乃至大陆版图。它可以是一种完全受制于时间和地理范围的特殊文体类型，像“君主镜鉴”文体，它被斯金纳大力挖掘用以分析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也可以是构成18世纪特点的“商业社会”话语，或拥有更长生命、更广范围的“公民人文主义”传统，它们尤见于约翰·波考克的著作。但是，无论其时间持续和空间延展如何，话语传统在政治理论分析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很难区别于特殊事件（它们本身是话语之间的一种互动）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斯金纳将霍布斯置于其中的效忠争论（EngagementControversy），或是其他人在分析洛克时借助的排斥法案危机（ExclusionCrisis）那样。在这两个例子中，语境就是文本。而且，在剑桥学派历史谱系（从非常地方性的事件到绵长而广布的话语传统）的尽头，我们看不到任何历史运动的迹象，看不到任何意义上的动态联系，即一个历史运动与另一个历史运动之间，或政治事件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进程之间的动态联系。长期的历史进程实际上被转化成了短暂的政治事件。在其历史概念中，剑桥学派有某些东西本质上与更加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趋向相同。对两者而言，话语都是基本的，甚至唯一的社会生活实践；而历史都被消解成偶然事件。两者回应“宏大叙事”的方式，都不是批判性地检验其优势与缺陷，而是彻底丢弃历史进程。政治理论的社会史 “政治理论的社会史”是本书的主题，它以下述前提为起点：过去的伟大政治思想家都热切地介入了他们时空中的议题。[12]甚至当他们以高屋建瓴的哲学视角，在与其他时空的其他哲学家对话中处理这些议题时，亦复如此；甚至，或者说尤其是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思考转化成普遍而永恒的原理时，亦复如此。通常，他们介入的方式是带有党派性地忠于一项特定的、可辨识的政治事业，甚至直言不讳地表达特殊利益，即某一特殊党派或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信奉，也可以在一种更为广阔的对良好社会和人性理想的愿景中得以表达。与此同时，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并非党徒或鼓动家。政治理论无疑是一项劝说活动，然而，它的方法是在真诚探索某种真理的过程中，运用理性的言说和论证。纵然“伟人”有别于较次要的政治思想家和行动者，但那也绝不体现为他们较少人性、较少浸淫于历史中。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探索正义概念时，或者当他概括知识的不同层次时，他确实在开启宏大的哲学问题，也诚然是在探究普遍、超验的真理。但是，他的问题同他的答案一样，是由他对雅典民主的批判性介入所驱使的（正如我在随后一章中要论证的那样）。承认政治思想家的人性和历史性介入，绝不是菲薄他们或否认他们的伟大。无论如何，不让观念受到批判性的历史审视，就不可能评价他们对普遍性或超验真理的主张。此书的意图当然是考察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的观念，但这些思想家将总是被当作活生生的、积极介入的人，他们不仅沉浸在其哲学家前辈遗赠的既有观念的丰厚智识遗产中，倚靠着特定于他们时空的可用语汇所布成的背景，还置身于塑造了他们眼前世界的社会政治进程所形成的语境中。在历史背景的概念中，这种政治理论的社会史从某些属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基本前提出发：人类进入他们与彼此、与自然的关系中，以此保障自己的生存和社会再生产。为了理解任何时空中的社会实践和文化产品，我们需要对以下事情有所了解：生存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人们获取生活所需物质条件的具体方式，某些人使用他人劳动的方式，生产者与占有他人产品者之间的关系，源于这些社会关系的财产权形式，以及这些关系如何表现在政治的统治、反抗与斗争中。这当然不是说，从一个理论家的社会地位和阶级中，就可以预测或“读出”他或她的观念。我仅仅是说，任何政治思想家所面对的问题，无论看起来多么永恒和普遍，都是以具体历史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剑桥学派同意，为了理解政治理论家给出的答案，我们必须对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心领神会，而不同的历史背景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然而，对于政治理论的社会史来说，这些问题不只是通过公开表达的政治辩论而提出的，也不只是在哲学或高层政治（highpolitics）的层面提出的，而且是通过社会压力和张力（它们在政治舞台之外、在文本世界之外决定着人类互动）而提出的。这种进路不同于剑桥学派的进路，这既体现在被当作一个“语境”的事物的范围上，也表现在把握历史进程的努力上。像“效忠争论”和“排斥法案危机”这样的意识形态事件，可以让我们对一位像霍布斯或洛克这样的思想家有所了解，但是，除非我们探究这些思想家如何将自己置身于当时正在塑造着他们世界的更宏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就很难看出，如何区别伟大的理论家与旋踵即逝的政论家。社会关系、财产权形式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长期发展，确实会偶然地爆发为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争论；并且毫无疑问地，当历史最为剧烈地挤入文本间或话语传统间对话的时刻，政治理论往往会一夜东风花千树。但是，像约翰·洛克这样的重要思想家，在确实回应特定的、短暂的政治争论时，也同时会提出更大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有关更大的社会转型和结构性紧张（尤其是我们将之与“资本主义兴起”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财产权和国家。毋庸赘言，洛克并不知道他正在观察的是我们谓之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的确在应对它独特的财产权、阶级关系和国家转型所提出的问题。把他从这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剥离，就贬低了他的著作和它烛照自己的历史时刻（更不必说一般“人类境况”）的能力。如果说不同的历史经验引致了一系列相异的问题，那么，在不同的“话语传统”中也可以观察到这些差异。举例来说，仅仅谈论由一种共同的文化和哲学遗产所界定的西方或欧洲的历史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寻找各种财产关系形式、各种国家形成过程之间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使某一欧洲社会有别于其他，并产生出不同的理论质询方式以及政治思想家所要解决的一系列不同问题。 “话语”的多样性，并不仅仅表达着个人甚或是民族在智识风格（它存在于跨越地理和时间界限参与彼此对话的政治哲学家当中）上的特性。政治哲学家思考的不只是哲学传统，还有政治生活设置的问题，就此而言，他们的“话语”大相径庭，大部分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政治问题相去悬殊。例如，即使对于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这样的近邻来说，国家问题也历史性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13] 即便“反复出现的问题”也会以千姿百态的形式出现。何者将成为一个突出议题，会根据主要争夺方的性质、起作用的互竞社会力量、相互冲突的紧要利益而有所不同。现代早期英格兰“致力改良”的地主和依靠保留公共荒地而谋生的平民之间的斗争，所产生的问题结构会不同于法兰西农民、领主与苛税国家之间的问题结构。即使在相同的历史配置或国家结构中，对于农民或平民而言成为问题的事情，对于乡绅、领主或王家官员则不必然如此。我们要承认，历史为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提出了问题，而辨识这些特定问题是重要的，或者说，我们要承认，他们所参与的“对话”并不单纯是同无根无绊的哲学家之间不受时间约束的论辩，而是同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反抗者的活生生历史行动者之间的接触。但是，承认这些，并不需要把他们贬低成这种或那种社会利益的“职业打手”。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其他时空中的政治理论家对我们自己无话可说。历史的语境化与历史的“相关性”之间并不存在反比关系。相反，历史的语境化是从“经典”中获取教益的一个基本条件，这不仅因为，它让我们对思想家的意思和意图有更好的领会，而且因为，只有在历史语境下，理论才走出纯粹抽象的王国，踏入人类实践和社会互动的世界。仅仅因为都是人类，我们就肯定与我们的前辈分享着共同经验，而且，在人类数个世纪以来掌握的实践中，我们像我们的前辈一样参与过的不计其数。这些共同经验意味着，过去的伟大思想家曾说过的东西，大部分对我们而言依然现成可用。但是，要让政治理论经典产生丰厚的教益，仅仅承认人类和历史经验中的这些共性，或从经典中挖掘某些抽象而普遍的原理，是不够的。历史化就是人化，把观念从它们自身的物质和实践背景中剥离，就会使我们错失与它们进行人类接触的机会。还有一种司空见惯的政治理论史研究进路，就是把理论从它所要解决的紧迫的人类问题中抽离出来。思考政治理论中的政治，至少等于对“把特殊的原则转化成实际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安排将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判断。如果说政治理论的一项功能是磨砺我们的洞察力和概念工具以便思考我们自己时空中的政治，那么，抽空历史上的政治理论本身的政治内涵，就会使这一意图落空。比如，几年前我曾遇到一种关于亚里士多德自然奴隶制理论的论点，在我看来，它正说明了一种非历史路径的短板。[14]该论点认为，我们不应把自然奴隶制理论当成对一种具有历史真实性的社会状况，即古代世界中存在的主奴关系的议论，因为，这样做会使它失去超越自己所在时空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含义。相反，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种抽象地关乎普遍人类境况的哲学隐喻。然而，否认亚里士多德在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实践，即为真实人类的奴役辩护；或者说，通过拒绝在具体的历史含义中直面他的奴隶制理论，我们可以学到更多有关人类境况的知识，并用这样的方法来使我们对自己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中社会生活和政治的现实，或者进而言之，对人类境况保持敏感，似乎是怪诞不经的。还有另一种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政治理论的语境分析可以烛照我们自己的历史时刻。如果从历史语境中抽象出一种政治理论，那我们实际上就能把它吸收为己有。历史地理解一种理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批判的距离，从其他时代和其他观念的视角观照自己的历史境遇。这还使我们得以观察：我们现在或许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某些假设是如何产生的，在其形成期间又受到了怎样的挑战。以这种方法解读政治理论，我们大概就不再那么倾向于把我们时空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假设视为理所当然。对于用不连贯的事件和话语传统取代历史进程的语境方法而言，这种好处并非唾手可得。剑桥学派的语境方法促使我们相信，古老的政治思想家在我们的时空中无从置喙。它让我们认为，从他们那里学不到什么，因为他们的历史经验与我们自己的并无明显关联。为了发现从政治理论史中能学到什么，需要我们把自己置于历史的连续性中，在那里我们与我们的前辈联结，不仅通过我们共享的连续性，而且通过插在我们之间，将我们由彼处带至此处的变化过程。因此，此项研究的意旨，不只是阐明某些经典文本及它们由以产生的条件，而且是举例说明一种独特的语境解释路径。它的主题将不只是文本，也不只是杂乱无章的范式，而且是使它们成为可能并且向政治理论家提出特定问题的社会关系。这种语境解读，还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追寻从一位政治思想家到下一位之间的沿袭线索。它要我们不仅在政治理论中，而且在构成部分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政治理论正是从其中产生）的其他话语形式，例如在古希腊悲剧、罗马法和基督教神学中，探索某些基本的社会关系是如何为人类创造性设定界限的。尽管我设法在语境分析与主要文本的解释间寻得平衡，一些读者可能仍会认为这种方法太过强调宏大的结构性主题，从而牺牲了更为详尽的文本解读。但是，不要觉得本书提出的这一路径排斥或轻视细致的文本分析，相反，最好把它理解为一种照亮文本的方式，他人可以通过更加细致入微的解读来对它做出检验。政治理论的起源学者对古希腊政治理论的出现给出了很多解释。在下一章，我们将更多地论及特定的历史条件，它们尤其是在雅典造就了对人类能动性的信心，而这是政治理论的一个必要条件。在此章中，我们仅限于讨论使希腊人从其他古代文明中脱颖而出，并且为政治理论设定议程的一般条件。毋庸置疑，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大约公元前8世纪末独一无二的希腊国家，也就是城邦的发展，它有时演化成自我统治的民主政体，例如公元前5世纪初到公元前4世纪末的雅典。这种国家截然不同于其他具有“高等”文明特色的庞大帝制国家，以及城邦之前的希腊国家——米诺斯和迈锡尼王国。城邦不是一个复杂精巧的官僚机构，它的特征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国家行政机构（如果我们还能称其为“国家”的话）和一个自我统治的公民共同体——在其中主要的政治关系不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而是公民之间的，无论这种公民团体是像在雅典民主中那样更具包容性的，还是像在斯巴达或克里特城邦中那样包容性较小的。政治，以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意味着不同利益之间的对质与辩论取代统治或管理成为政治话语的主要对象。当然，比起寡头制城邦，这些因素在民主制城邦尤其是雅典表现得更为显著。意义同样重大的还有，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程度逐渐形成了一种读写文化（literateculture）。尽管我们不宜过高估计它的范围，然而，特别是在民主政体中，一种大众读写文化取代了一些学者所称呼的技艺文化（craftliteracy），在后者中，读书写字完全是或大部分是由专业人士或抄写员运用的专业技能。在希腊尤其是在雅典所发生的这些，被描述成写作的民主化。人民统治要求对紧迫的社会政治议题进行广泛而彻底的讨论，这也为政治领导能力和影响力提供了新的机会，当它与经济繁荣相结合时，就会带来对教育和教学日益增长的需求。一种有经济活力、民主且相对自由的文化，加上不断发展的书面表达和严密论证的方法，以及这种话语日渐增多的受众，这些都为政治理论（一种绵延至今的强大而精妙的自省和反思方式）的诞生和初步繁荣创造了有利氛围。但是，我们需要更细致地审视城邦，尤其是民主政体，以理解这种新的政治思考方式为何采取了它所具有的那种形式，为何它提出了某些之前从未提出过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此后为西方政治理论的延绵传统设定了议程。下一章将更多述及雅典的社会与政治，它们是希腊经典著作得以写就的特定背景。对我们此处的目的而言，需要就政治理论诞生的条件强调几点一般性内容。城邦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形式，而且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社会关系组织。其他高等文明中的国家，典型地体现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这同时也是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哲学家孟子有言：“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个原则精准地概括了统治者与生产者之间关系的本质，而此种关系构成最为发达的古代文明的特征。在这些古代国家中，直接生产者不像统治者甚或公民那样具有政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生产与政治之间存在严格界限。国家被组织起来以控制其从属的劳动者，特别是，一些人通过国家来占有他人的劳动或劳动产品。国家官职很可能是获取万贯家财的主要手段。即使在土地私有制充分发展的地方，国家官职仍可能是大地产的来源，而小地产以税收、贡赋和劳役形式承担对国家的义务。例如中国就是这样，在其漫长的帝国历史中，大地产和巨大财富始终与官职相联系，而帝国极尽所能地（尽管并不总是成功地）维护这种联系并阻碍强大的有产阶级自主发展。因此，古代“官僚制”国家形成了一个统治集团，它凌驾于直接生产者尤其是由农民组成的从属团体之上并占有其产出。尽管这种形式也曾存在于希腊，但希腊和罗马都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政治组织，它将地主和农民整合进一个公民的和军事的共同体。尽管其他人，尤其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生活其中的城邦与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有某些可比性，但是，同高高在上的国家机器统治的原则有所区别的公民共同体和公民身份的观念，源自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其他古代国家的经验中，农民—公民的观念是遥不可及的。随后的章节将讨论希腊和罗马奴隶的地位，但目前重要的是，承认生产阶级，即农民和工匠的独特政治地位，以及他们与国家的独特关系。在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占有者和生产者在公民团体中分别直接作为个人与阶级，即作为地主与农民面对彼此，而不是首先以统治者和臣民的身份。更为自主和充分地发展的私有财产权，更加彻底地与国家分离。一种崭新而独特的财产权和阶级关系的动力学，从（从事占有的）国家与（从事生产的）臣民的传统关系中分化出来了。在古代政治思想经典中，这些国家的特点得以反映。例如，当柏拉图攻击雅典的民主城邦时，他采取的方法是用另一种国家形式来反对它，这种国家形式完全没有希腊城邦上述最为独特和特殊的特点，在原则上却与某些非希腊国家惊人地肖似。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设想了一个统治者的共同体，它凌驾于被统治的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共同体之上。在这个国家中，生产者就个体而言是“自由的”并享有财产，不依附于更富有的私有者；尽管统治者没有私人财产，但生产者集体地臣服于统治者共同体，并被迫向他们不事生产的主人转让剩余劳动力。按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欣赏的军人与农民阶级的传统划分，政治和军事职能排他地属于统治阶级。换言之，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柏拉图肯定从最严密遵循这些原则的希腊国家，尤其是斯巴达和克里特城邦那里汲取了灵感，但他脑海中更为明确地想到的模型很可能是埃及，或至少是希腊人有时模糊理解的埃及。其他古典作家则以不那么极端的、更具希腊罗马特征的方式，为统治阶级的至上地位辩护。尤其是“混合政体”学说，它在柏拉图《法篇》中出现，并在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和西塞罗的著作中凸显，它反映了独属于希腊和罗马的现实，也反映了这样一种国家（它把富人与穷人、占有者与生产者、地主与农民整合进了一个公民的、军事的共同体）中统治的私有者阶级所面对的特殊问题。混合政体的观念来自希腊罗马的政体分类，特别是对多数人、少数人或一个人统治的区分：民主制、寡头制、君主制。一个政体如果吸收了它们每个中的某些要素，在此意义上就是“混合的”。更具体地说，富人与穷人可分别由“寡头的”和“民主的”要素代表；富人的优势地位，并不是依靠统治机器和从属的生产者，或军人和农民阶级之间明确且严格的划分而实现，而是凭借政体平衡向寡头要素的倾斜而实现。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种独特的财产权和有别于统治者与臣民关系的阶级关系的动力学被直接编织进希腊罗马的政治架构。特别是在民主城邦中，这些关系造就了一种实践问题和理论议题的独特序列。当然，在一个像雅典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着与众不同的社会秩序问题。雅典没有一个明确处于支配地位，其经济权力和政治优势范围同等、不可分割的统治阶层；它的经济等级与政治等级并不重合，而政治关系较少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更多是公民之间的。这样的政治关系表现在公民大会和陪审团中，表现在经常举行的辩论中，从而对新的修辞技巧和论证方式提出了要求。没什么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并且这是一个特别好争讼的社会，这点不足为奇，在这里，政治话语的许多方法和题材，以及它对于分毫析厘的辩论的偏好，都来源于法庭辩论。希腊政治理论家自觉意识到他们的特定国家形式的独一无二性，他们不可避免地探索了城邦的性质，以及使它区别于他者的东西。他们提出了国家的起源和目的问题。在有效地创造了一种新的认同，即公民的公民身份认同之后，他们提出了公民身份含义的问题：谁应享有政治权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划分是否自然存在。他们面对着平等化的公民身份与等级制的贵族出身和财富原则之间的张力。法与法治，基于暴力或强制的政治组织与一种以协商或说服为基础的公民共同体的区别，人性及其对政治生活的适合性（或相反），所有这些问题都由城邦日常的生活现实抛出来了。当不存在这样一个统治阶级（它的伦理标准被整个共同体接受并当作指导原则）时，就无法确保传统规范的不朽和不可侵犯。它们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理论的审视与挑战。传统等级的维护者不得不通过建构理论论证来应对理论的挑战，而不能翻来覆去地讲述古老箴言，或援引主张贵族统治的英雄—国王史诗。道德和政治原则的起源，以及是什么使它们具有约束力，这样的问题浮出水面了。同样的政治现实中，还出现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本主义原则，以及所有由这一原则引发的新问题。所以，例如，智者（下一章将会论及的希腊哲学家和教师）质问道德与政治原则究竟是自然存在，还是仅仅靠习俗而存在，对这个问题有各式各样的回答，一些倾向民主制，另一些则支持寡头制；又如，当柏拉图对民主制表示反对时，他不能乞灵于诸神或因古老而受到尊重的习俗，他必须凭借哲学推理的方法证明自己有理，必须去建构一种似乎排除了民主的正义和好生活的定义。政治理论史：一个概述这种新的政治思想形式降生于城邦，却在城邦消失后存续下来，并为之后的世纪设定理论议程，尽管那时盛行的是截然不同的国家形式。这种持久性不仅是顽强的智识遗产的问题。西方政治理论传统是在古希腊确立的基础上发展的，因为某些议题仍位于欧洲政治生活的中心。私有财产权的自主性、它于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这些社会权力中心之间的张力，仍在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塑造着政治议程。一方面，占有阶级需要国家维护秩序，这是占有和控制生产阶级的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国家是一个恼人的累赘，还是一个争夺剩余劳动力的对手。带着对国家的警惕目光，处于统治地位的占有阶级常常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他们与从属的生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们对国家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难以应付的关系。特别是，在西方大部分历史中，农民通过缴纳地租、税费和贡赋被榨取剩余劳动力，以此为尊贵的少数人提供衣食住房。尽管贵族的国家依赖着农民，尽管地主时常觉察到反抗的威胁，然而，在西方政治理论经典中，这个政治上沉默的阶级只扮演着毫不起眼的角色。只有在为社会和政治等级辩护的巨大理论努力中，才能看到他们寂然的在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占有阶级与生产阶级的关系会发生根本改变，但是，西方政治理论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财产权与国家、占有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历史。总体而言，西方政治理论传统一直是“来自上层的历史”，它是从统治阶级的成员或代理人的视角书写的，本质上是对既有国家以及维护或变革它的需要所进行的反思。然而，不把它同我们从“来自下层的历史”中学到的东西联系起来，就不可能理解这种“来自上层的历史”，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国家、有产者和生产者之间复杂的三方关系，或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西方政治传统有别于他者。就统治集团占有他人产品而言，西方与其他社会当然别无二致。然而，在西方，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塑造政治生活和理论的方式上，确实存在一些区别。这也许正是因为，自古典时代起，占有者与生产者关系就一直不是统治者与臣民关系的同义词。诚然，农民—公民在罗马帝国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在好几个世纪后，可与古雅典的民主公民观念相提并论的事物才会在欧洲卷土重来。封建和现代早期的欧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向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古老划分靠拢，因为劳动阶级被取消了积极的政治权利，而占有权力也典型地伴随着“超经济”权力，即政治的、司法的或军事的权力。但是，即使在那时，统治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不是清晰明确的，因为占有阶级首先不是作为在国家中组织起来的一种集体权力，而是作为与其他所有者乃至国家相竞争的个体所有者，以一种更直接的个人关系来面对他们的劳动者同胞。财产权的自主性，统治阶级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意味着西方的有产阶级往往必须两线作战。尽管他们应该会欣然赞同孟子关于治人者和食人者的原则，然而，他们永远无法把这种统治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截然划分视为天经地义，因为，在这里，财产权与国家的划分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明确。古希腊所确立的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础，被证明具有惊人的适应性，然而，在它与变化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过程中，其理论议程当然经历过许多变化和增添，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对这些予以考察。或许因为罗马人的贵族共和国并未遭遇雅典民主所面临的那些挑战，他们未能发展出一种像希腊人那样硕果累累的政治理论传统。但是，他们确实带来了其他的社会和政治创新，尤其是罗马法，它对于政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帝国还产生了成为帝国国教的基督教及伴随而来的所有文化后果。意义尤为重大的是，罗马人开始在公与私之间，甚至可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划定一种鲜明的分界。无论如何，作为两种不同的权力中心，财产权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是贯穿西方政治理论史的一个不变主题，它是在罗马人对于“统治权”和“所有权”的区分中第一次得到正式承认的。前一种权力被认为是命令的权利，后一种则是以所有权为形式的权力。这并不排斥下述观点：国家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西塞罗在《论义务》中已经表达了它；或者说这不排斥这样的确信：国家的产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相反，不断成为西方政治理论中一个中心主题的国家与私有财产的合作关系，是以它们之间的分离和紧张为前提的。当共和国让位于帝国时，在理论和实践上，这两种权力形式之间的紧张都加剧了，我们将看到，这在罗马帝国的衰亡中起到很大作用。随着封建主义的兴起，这种紧张由于所有权的胜出而得到解决，因为国家实际上分解成了个人财产。在统治者与生产者的古老划分中，国家是主要的占有工具，相形之下，封建国家几乎从未脱离个人（尽管是有条件的）财产权和人身支配权（personallordship）的等级链条而获得自主存在。封建国家不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公共权威，而是一种“众多分割化主权”组成的网络，它由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等级制和各种互竞的司法权统治，掌握它的不仅有领主和国王，还有各种各样的自治法团，更不消说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15]封建关系，即国王与领主、领主与封臣、领主与农民之间的封建关系，既是一种政治/军事关系，也是一种财产权形式。封建领主权意味着对财产的支配，以及对法律上依附自己的劳动力的支配；与此同时，它还是国家的一小部分，政治军事统治权的一小片。解决财产权与国家之间紧张的封建式方案不会永远持续。在与农民的关系中，领主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寻求支持；而分割化主权转而再一次让位于国家中央集权。新的国家形式在中世纪晚期出现并在现代早期发展，伴其始终的特征是君主权与领主权之间波涛暗涌的冲突，直到资本主义完全改变政治与财产权的关系。在这段政治实践的历史中，每一阶段都伴随着理论上的相应变化，以及旧主题为适应新的社会紧张和政治安排而产生的变化。财产权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获得了新的复杂性，这引发了新的观念，它们有关君主与领主的关系、君主权力的起源和范围、对国家权力的宪法制约、各种法团实体的自治权、主权的概念、义务的性质和反抗的权利。基督教的发展，以及教会作为一种独立权力的兴起，造成了更多的复杂性，提出了新的问题，它们关乎神法与民法的关系以及教会向世俗权威发起的挑战。最后，资本主义的出现，在新的财产权与国家观念中带来了自己的概念转化，还带来了新的“公”与“私”、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概念，再加上“民主”的复兴——不是以其古希腊形式，而是以全新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内涵，它对统治阶级已不再构成根本挑战。通观这部“西方”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中，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变化，这不仅是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关系使然。不仅有好几种欧洲封建主义，而且封建主义的瓦解也导致了好几种不同的转型，产生了诸如意大利城邦、德意志公国、法兰西绝对主义国家、尼德兰商业共和国等五花八门的形态，而所谓“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只在英格兰发生了。尽管欧洲文化的共同点和共有的社会议题使西方政治理论传统成为一笔丰厚的共同遗产，然而，上述每一种转型都产生了自己独特的“话语传统”。还有必要进一步指出一点。统治阶级与国家之间暧昧不明的关系赋予西方政治理论某些独一无二的特征。即使有产阶级从来无法忽视来自下层的威胁，即使他们依靠国家维持自己的财产权和经济权力，但他们与国家关系中的紧张，仍使他们的自治权力、对抗国家的权利，还有自由概念（它与用来对抗国家的贵族特权观念往往难以区分）被摆在首位。因而，对权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向：下层阶级对其主人压迫的反抗，以及面临国家侵犯时的主人自己。即使在社会政治等级最僵化的时刻，这也有助于保持质询的习惯：质询权威的最基本原则、正当性和服从的义务。正典最后的导读性话语应该谈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关注西方政治理论经典。为什么要遴选几部由“已故的白人男性”书写，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欧及其文化支脉的“经典”作品或“伟大著作”？除了极少数例外，“正典”忽视了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经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少数种族和民族受到的压迫、社会关系中泛滥的暴力、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如果它没有积极支持这种统治和压迫的话，事情难道不是如此吗？就此而言，谈论“西方”传统还有意义吗？“西方文明”课曾被理所当然地视作高等教育的必备入门，在美国大学中尤其如此，但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甚至连对“东方”和“西方”的划分，现在都被认为很成问题。例如，把古希腊文化划归“西方”传统，这意味着什么？“东方”对“西方”是一种人为的历史建构，甚至“欧洲”也是一个很晚才出现的概念。把古希腊与例如埃及或波斯分离，仿佛希腊人一直是“欧洲的”，生活在孤立隔绝的历史中，而不是更大的地中海世界或“东方”世界的一部分，这更是人为制造的。此外，“东方”甚至比欧洲或“西方”更具多样性，所以没有正当理由把它当作某种涵盖所有非“西方”或非“欧洲”事物的剩余范畴。即便我们把“西方”当成一种简略说法，使它不与作为一种无差别“他者”的其余世界混同，我们所谈论的又是哪种西方传统？比如，难道没有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并立的劳动阶级传统吗？对这些重要的疑问，让我至少给予一个部分的答复。首先，出于此项研究的目的，使用“西方”政治理论这种简略说法的主要理由，与自古典时代开始、位于我们称为欧洲的地理区域内的政治生活的特殊性有关。虽然这个“西方”世界的内部具有多样性（这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但它以某些社会和政治特殊性为标志，本章已经简要概述了这些特殊性，它们产生了某些独特的政治思考方式。把古希腊和罗马作为这个“传统”的组成部分，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把“西方的”政治演化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理论发展追溯到古希腊罗马。[16] 因而，本书中思考的政治理论经典文本集中在西方国家。它们一般由强大的头脑构思而成，而且常常由一流的文体学家挥毫写就，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西方政治史的不二法门。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作品已经无法消磨地铭刻在我们的当代文化和今日世界上。它们大致上都曾经是统治阶级的统治理念，而这也意味着，帝国势力曾携带着这些理念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必须承认，西方理念的传播带来了好处，但它们也常常被召唤来为殖民压迫辩护。无论是好是坏，它们曾以各种方式统治着世界。同样真实的是，自古典时代以来，西方国家就以一种系统性的不平等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为特征。这种现实也反映在正典中，因为我们听到的声音总是来自统治阶级、有产者（事实上还是男性）以及为他们说话的人。尽管我们偶尔会听到来自下层的不同声音，但是，构成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在绝大部分相关历史中基本是缄默不语的。然而，这种缄默并不是对主人的声音充耳不闻的理由。相反，主人的声音往往是最好的途径，让我们了解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愤懑不满，以及他们对统治和剥削自己的人发起的挑战。诚然，当我们能够直接听到反抗者的言辞时，我们能够学到更多。但是，即使无法找到这些言辞，对正典文本进行细致的、语境化的解读，也可以让我们了解许多事情：统治阶级期待其从属做什么，同时害怕他们做什么。这本研究著作的前提是，不加批判地对待正典并理所当然地接受其统治地位，是错误的。无视正典文本中没有展现的历史特性和文化，一样不正确。但是，伪称没有什么正典之类的东西存在，或伪称统治阶级思想的统治不是一项主要的历史事实，仍是迷误。重要的是，承认这项事实确实有一段历史。除了其他含义，这意味着尝试理解这个正典传统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尝试理解塑造它的社会关系和斗争。没有这种历史的理解，我们就无法学习到经典作品可能至今仍为我们留下的任何普遍性教诲，但是，我们还没有资格对它们视若无睹，仿佛它们已经再没有什么东西向我们传授了一样。 [1]“政治”思想，无论其形式如何，总以政治组织的存在为前提。出于本书的目的，我会把这种组织形式称为“国家”，我把它定义得尽可能宽泛，以使其能够涵盖各种千差万别的形式：从城邦和古代官僚制王国到现代民族国家。当然，在本书中我们将有很多机会发现各种国家类型之间的不同。因此，国家是一种“复杂的制度，通过它，社会权力得以在超越亲属关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它是一种权力组织，必然要求“在采取公然武力应对社会问题上享有至高权威”，而且由“正式的、专门化的强制机构”组成。见莫顿·弗里德：《政治社会的演化》（MortonFried,TheEvolutionofPoliticalSociety,NewYork:RandomHouse，1968），第229—230页。国家囊括了包容性较小的机构：家庭、氏族、亲缘群体等，并履行着这些机构无法承担的社会公共职能。 [2]《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与创新》（PoliticsandVision:ContinuityandInnovationinWesternPoliticalThought）首次出版于1960年。最新的增订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 [3]在此并不讨论列奥·施特劳斯本人的政治观点。这里的问题是他研究政治理论的路径。1899年，施特劳斯生于德国，1937年移居美国，1949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后，他对北美政治理论研究造成了巨大影响，他造就了一个将被其弟子和弟子的学生传承下去的解释学派。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理论研究路径始于下述前提：在整个正典历史中，关心真理和知识而非区区意见的政治哲学家都被迫隐藏自己的观点，为的是不被当作颠覆者而横遭迫害。据施特劳斯学派说，他们因此采取了一种“隐微”写作方式，这要求学术解释者必须进行字里行间的阅读。施特劳斯学派似乎暗示，这种强迫由于现代性的肇兴，尤其是大众民主的肇兴而变得更加严重，大众民主（无论它可能具有或不具有其他什么优点）不可避免地由意见统治，而且显而易见地敌视真理和知识。在他们通往政治哲学真实含义的道路上，施特劳斯学派把自己视为一个有特权的、排他性的兄弟会，享有巨大的解释自由，以致可以用其他学者不敢使用的方法偏离字面上的文本。自不待言，这种路径容易限制施特劳斯学派与这个兄弟会之外的人辩论的可能性，其他文本解释由于看不到背后的“隐微”含义，会被先天地排除。尽管施特劳斯学派中的多数人看不起“经验的”政治科学，然而他们的方法只是在“规范的”政治理论的唯我论地盘上增高壁垒。 [4]《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ThePoliticalTheoryofPossessiveIndividualism:HobbestoLocke）196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在1950年代麦克弗森就已经发表了一系列运用其语境方法的文章。我在有些地方并不同意他，并且认为他的理想型“占有性市场社会”是一种非历史的抽象，然而，毋庸置疑，他开辟了一条重要的新路。 [5]例如，参见丹特·杰米诺：《超越意识形态：政治理论的复兴》（DanteGermino,BeyondIdeology:TheRevivalofPoliticalTheory,NewYork:HarperandRow，1967）。 [6]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卷一：文艺复兴）》（QuentinSkinner,TheFoundationsofModernPoliticalThought,VolumeI:TheRenaiss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第xi页。 [7]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卷一：文艺复兴）》，第xiii页。 [8]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卷一：文艺复兴）》，第x页。 [9]参见尼尔·伍德：《约翰·洛克与农业资本主义》（NealWood,JohnLockeandAgrarianCapitalism,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第11页。 [10]波考克：《德行、商业和历史》（J.G.A.Pocock,Virtue,Commerce,and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第108页。我对波考克和“商业社会”的这一论断，只能等待在论述相应时期的另一卷书中予以详尽阐述。（作者在本书中提到的另一卷书即《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译注） [11]关于斯金纳的“原子化”、“片段式”的历史处理方法，可参见卡里·奈德曼一个批判性讨论：《昆廷·斯金纳的“国家”：历史方法与话语传统》（CaryNederman，'QuentinSkinner'sState:HistoricalMethodandTraditionsofDiscourse',Canadi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18，No.2，June1985），第339—352页。 [12]关于“政治理论的社会史”这一术语的讨论，参见尼尔·伍德：《政治理论的社会史》（NealWood，'TheSocialHistoryofPoliticalTheory'，PoliticalTheory,Vol.6，No.3，August1978），第345—367页。 [13]我曾非常详尽地讨论过这些差异，见《资本主义原生文化：关于旧制度与现代国家的历史论辑》（ThePristineCultureofCapitalism:AHistoricalEssayonOldRegimesandModernStates,London:Verso，1992）。 [14]阿琳·萨克森豪斯在对芬利《古代奴隶制与现代意识形态》（M.I.Finley,AncientSlaveryandModernIdeology）的一则评论中，不屑一顾地将其称为“社会史学家”的路子，它能就作者对奴隶制的态度倾向告诉我们一点毫不新奇的玩意，却无法阐明（譬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考的更深层含义。“亚里士多德对自然奴隶制的思考，”她写道，“驱使我们超越一个特定的奴隶和一个特定的主人。奴隶对主人的从属反映出我们对自然的从属。奴隶身份不仅是某人无法支配他或她的劳动的卑贱地位，还是与自然相对的所有人的境况。主奴关系并不限于芬利所提及的古代和现代世界中的奴隶社会。主人与奴隶是恒常状态，亚里士多德告诫我们要理解这一点，这样我们就能明白自己在社会与自然中的位置。芬利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某一特定的时间地点，而这正是尽管他暗示美国奴隶制研究对于今日美国社会的重要性，却无法解释古代奴隶制的相关性的原因所在。由此，我们必须转向古代哲学家。”（PoliticalTheory,Vol.9，No.4，November1981，p.579）不可否认，亚里士多德大体上是把奴隶制放在他对自然的无所不包的哲学思考中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所思考的是非常具体的奴役状态，即他所知道的希腊世界中的奴役状态，否认这点似乎也是违背常理的。或许可以否认，通过把奴隶制当作人对自然的普遍从属关系的表现，亚里士多德想为奴隶制辩护（尽管相反，我们倾向于认为奴隶制的这种自然化正是起着辩护作用）。然而，无论如何，下述观点是令人堪忧的：一种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解释，即把他对奴隶制的讨论从历史时空下主奴关系的具体现实中剥离，能够比单纯的“社会史”更多地告诉我们“古代奴隶制的相关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亚里士多德对它的观点），因为“社会史”把哲学家的思考完全当成对古代奴隶制的思考，不是将其视为一种隐喻，而是把它当作一种过于具体的历史真实。 [15]关于“分割化主权”（parcellizedsovereignty）概念，参见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PerryAnderson,PassagesfromAntiquitytoFeudalism,London:Verso，1974），第148页以后。我们将看到，英格兰封建主义是一个部分的例外。所有财产权在法律上都被定义为“封建的”和有条件的；但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先前已经是相对统一的，并且诺曼人巩固了这种统一，所以“分割化主权”在英格兰的存在从未达到大陆那样的程度。英格兰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与此并非毫无干系。但让我们留待之后详述。 [16]参见保罗·卡特利奇：《希腊人》（第2版）（PaulCartledge,TheGreek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ndedn，2002），它娴熟地阐明了我们政治和文化的自我理解，如何能够从既承认希腊人的历史特殊性又承认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连续性中得益，从既承认他们的“他者性”又承认我们应归功于他们的东西中得益。
第七章总结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第七章总结祖国的希望和人类的将来正寄托在这个优秀的无产阶级身上。人权社中央委员会委员维纳尔特（一八三三年八月）工人阶级的进步：阶级意识的觉醒、工人组织的增多、初期的工人积极分子的出现。——政治上不够成熟。——乌托邦思想继续存在。从一八三零年至一八三四年，法国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已起显著的作用。而这个时期的斗争，首先是它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工人们参加了斗争。由于资产阶级在七月革命中欺骗了他们，工人们便起来斗争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和维护自由结社的权利。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重大的进步。他们的阶级意识觉醒了。有一家工人的报纸[1]写道： “自从人民的事业真正胜利以后，工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力量，因为没有他们七月革命就不可能取得伟大胜利，也许连发动也发动不了；同时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资产阶级就要和他们分道扬镳了,因为资产阶级不再需要他们来反对那些特权阶级。这样，工人阶级养成了自尊心，不再信任高贵的阶级，而要求种种保证，要求提高工资，进行骚动和彼此联合。” 许多硏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家，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这种思想当时是很模糊的，很近似乌托邦思想。有些人不顾一切定要找出一批马克思以前的先驱者，结果是反而忽视日后科学的社会主义带来的完全新的东西。这些人看不清当时工人的思想直接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一事实。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所有发展起来的东西，那就是法国工人直接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以及在这些斗争过程中并且为了这个斗争，工人们接二连三地所建立的许多组织。工人组织日益增多起来。有些工人甚至已达到这样的结论，即工人组织要强大，就应该终止分散的状态。必须 “把这些孤立的团体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一个总的协会；而且必须在这个工人大团体内设立一个各个个别团体都有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2] 有些工人也体会到，工人的斗争除以经济要求为目标外，还应加上政治活动。缝衣工人格里农写道[3]： “我们不要忘记，现在只有富人在制订法律，如果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行使我们的公民权，那末我们是永远不会摆脱贫困的桎梏……” 格里农又说： “我们并且必须向富人斗争，反抗妨碍大家获得有利的职业的断组织成立一个人民的政府强富人救济人。我们必橂仿里昂的工人强制迫我眄的雇主守法律。” 这些说法还是很模糊不凊。组织一个政府来强迫富人救济穷人，这种想法本身还是种空想主义。但是工人的幸福和政府的方针二者之间有联系，这一点总算是明确了。这是前进道路上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工人积极分子是出现了。其中大多数人的姓名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们常常在起义中或集会时湧现出来。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们往往在法官面前勇敢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辩护。他们的辩护词常常被印成小册子，这对教育工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动人的例子便是缝衣工人普罗斯贝尔。他是在一八三二年为圣麦利修道院事件被逮捕的。他在法庭上丝毫不替自己作任何辩护，却攻击了统治阶级，他说： “我从孩提时起就在不幸中长大起来的，我养成了一种适应一切的习惯，我现在被你们控吿，站在你们面前，但不管控诉的结局怎样，它却绝对吓不倒我。” 他带着调侃口吻——这种调侃的口吻已经成为巴黎工人的特点——对自己的不善词令表示歉意说： “我因为得到慈善机关的帮助，曾经受过几个月的教育，除此以外没有受过别的教育。我自己承认本来不应该在此发言，因为我是国王的臣民，国家的公民，贫困的人，无产的人，粗鄙的人，不知还有些什么称呼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来发言对我说来是极不相称的。像我们这些老百姓竟敢和执法诸公对立起来，岂不是大逆不道的行径吗？似乎有人要我们养成一种习惯，给打击我们的人去祝福；而且我们如果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反对政府的活动，那当然活该受你们的怒骂了。” 他被判罪后毫不屈服，并且在孔西日里监狱里写道： “因为我说了无产者应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他们就把我叛了罪，但这决不能使我的对方因此变成有理。判我罪并不能阻止我再三告诉他们，穷人的子女应该受更多的教育，这是应该给他们的权利；贫穷的老年人和残废的人应该有可靠的安身之地；富人钱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是什么行善施舍。世界上的任何惩罚都不能阻止我重复这些话。我这些话可以写在通衢大道上，正如同我现在写在孔西旦里臭气薰人的监牢里一样。” 格里农和前述的制鞋工人厄弗拉汉不仅是通俗小册子的作者，而且是积极分子。他们为了把他们的同伴组织起来，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一八三三年，格里农曾担任缝衣工人罢工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十二月二日，他经缺席裁判，被处五年徒刑和五年管制。判决后六天他才被捕，结果减为三年徒刑。他在法庭上陈述了缝衣工人的苦况以后，接着就提出大胆的警告说： “不久以后，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要求，首都的工人就会重复里昂工人的呼声，你们难道不怕吗？” 厄弗拉汉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他领导过制鞋工人的斗争。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八日，他在洛歇苏亚税卡检验场参加制鞋工人的集会而被逮捕。格里农和厄弗拉汉两人都以人权社社员资格参加过共和运动。工人和共和主义者也在监狱里相遇并交流经验。对许多工人来说，圣贝拉基监狱变成了他们的大学。一个政治犯给我们留下一篇关于工人们在圣贝拉基狱做晚的动人描写： “七月革命以后不久，圣贝拉基狱就开始有了晚祷的风气。在日落时候，无产者恭恭敬敬地把三色旗取下来，然后拿到院子里，大家围着旗站成一个圆圈。所有的共和主义者都来到，他们都崇奉平等思想，怀着愉快的心情集拢一起向三色旗致敬。大家随便站着，往时的回忆鼓舞着他们，大家反复地合唱着我们革命诗人的诗句。” 一位参加者领头唱起‘出征歌’，立刻所有的人都齐声重复着歌曲，然后大家另外唱一支赞美自由的歌！这些歌曲显得多么尊贵、高尚、卓绝！爱国主义思想沸腾起来，大家的心鼓舞起来，情绪激动起来，心灵昂扬起来，任何外物也不能打乱这样的热情！所有这些有力的、雄壮的声音，这种静寂，这种场合，这个被颂扬赞美的自由，这面三色旗的出现，所有这些满怀忠诚、满怀着使他们的歌声更响亮、使他们的意志更坚定强烈的信念的人们——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动人的盛典，一种充满希望的节日气氛，一种人人都准备捐躯成仁的祭礼！这是多么美丽！多么伟大！接着又唱‘巴黎曲’（其中有些词句被删去了）。然后又唱‘马赛曲’。这些歌唱得都很庄严，发自心灵的深处，大家都跪着。当歌曲唱完后，执大旗的人绕个圆圈，每个人都吻一下三色旗，然后大家站起来，郑重地目送别人把旗取走。接着大家就听到每座房屋的下面，一个粗大的声音用力地叫喊：‘锁门啦！’接着牢门隆隆地关上，毎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牢里。[4] 然而，这还是，而且只能是工人阶级在它解放道路上前进的第一步。一、虽然工人们受到警察的镇压，骑兵队的冲击，自己的街垒被砲弹打穿，并且被效忠于资产阶级的法官无情地判罪，可是他们还识不透国家的阶级本质。就这一点来说，如我们前面已看到的，里昂丝织工人的第一次暴动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些丝织工人相信省长，他们甚至在警察局长面前开会议事。总之，他们是尊重现有的政府形式的。后来，在共和主义者的现象之下，他们才要求改革，特别是关于选举制度的改革，但是对于这个明明是反对他们的国家的阶级本质，他们却还是看不凊楚。二、自此以后，工人们是有了一个纲领了，至少是有些最积极的工人已提出了一个纲领。但这个纲领仍跳不出乌托邦的范围。对于压在他们身上的贫困，工人们只看到一种补救方法：就是结社。结社不但是为了斗争，而且还为了组织生产合作社。这就是一八三零年至一八三四年之间占统治地位的工人思想。瞧呀！如果工人们大家齐心协力，如果把他们微薄的积蓄放在一起，如果把这样聚集起来的钱购买生产工具，如果大家共同使用这些工具，那末他们就会胜利！只要通过竞争方法，他们就能把雇主们的顾客争夺过来，而把自己变成市场的主人。这是鞋匠厄弗拉汉的主张。必须成立一个生产协会，“从消费者手里接受工作，然后分给社员去做”。这是行李箱工人和皮鞋工人的意见。他们在罢工中组织了合作作坊，直接为顾客做工。这种结合不久就垮了，而在组织那些合作作坊的人的思想中，这种结合应该在罢工结束后仍然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当巴黎制鞋工人加入罢工时，他们准备 “筹集一笔社会资本，用来成立一个机构，保证本行的每一个会员都有工作，所得的利润归行会所有。” 一八三一年九月十日，有几个细木工想成立一个生产协会，他们深信“总有一天会把巴黎全市的细木工匠都合集在一起”。在这些方案中，要算儒勒·雷卢[5]所制订的方案最为突出。只要四千个或五千个巴黎印刷工人，每人每星期拿出一个法郎存在公库里，就可以设立一个“大印刷厂”，可以把所有雇主的印刷厂都打垮。同时共和主义者也在鼓励组织这样的合作社。“人权社”就是劝告工人不要罢工。他们说： “经验向工人们证明，这种反抗（指停止工作）不能给工人们带来任何好处。这种药比病本身还坏。”[6] 因此必须增多协会。 “这种协会不能再被认为争取高工价的联盟，而是一种合作团体，即为社会劳动的人们的协会。” 所以说，这种种想法完是乌托邦思想。这是毫不足奇的，因为那时法国的资本主义还在发展的初期。大工业虽已出现，但仍占少数。占优势的还是中小工业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都是来自手工业。如上所述，他们不外是缝衣工人、制鞋工人、印刷工人。即使在工人众多的里昂，起重大作用的还是当师傅的工人，而他们是手工业者。这些积极分子为他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只能设想手工业者的团体，而不能设想其他的经济组织。生产工具虽然有了进步，但仍是很简陋的。因此谁也不能禁止工人“梦想”着：经过共同的努力，依靠他们的积蓄或是依靠政府的帮助就可以取得这些工具（这种想法，共和主义者早已提出来过）。要使这种幻想烟消云散，还得要经过许多失败，尤其是要等到强大的生产工具发展到这种程度，使大家都认识到，只有集体剥夺靠剥夺为生的资本家，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才能有出路。这就是以后几年中将发生的情形。然而，里昂丝织工人的斗争并不是徒劳无功的。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里昂工人的报纸“工场回声报”追怀他们说： “安息吧，十一月起义的烈士！愿压在你们身上的泥土不致于使你们感到沉重！……你们的鲜血滋润了这片土壤，从那里一定会生长出无产者解放之树！” [1]摘自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十七日“播种者”（见一九三六年巴黎版维斯：“一八三零年至一八四八年法国工人的调查”所引）。 [2]“国家一切团体的工人协会”，一八三三年巴黎出版，（署名者为厄弗拉汉）。 [3]“一个缝衣工人的回想”，其内容为：工人的一般贫困情况，劳动日的长度，工资的标准，工人和作坊主之间目前已经建立的关系，工人组织协会作为改善待遇的手段的必要性。署名者：格里农，缝工，巴黎人权社社员，一八三三年。 [4]这是共和派者阿芒·马拉斯特的记载。当时著名画家杜米埃也是圣贝拉基囚犯中的一个，因为他曾把路易-菲力普画成一个卡岗都亚型的巨人（拉柏雷小说中主人翁，有译作高冈大的——译者），坐在破椅子上，馋涎欲滴地吞噬农民和工人缴纳给他的税款。 [5]他是社会主义者皮埃尔·雷卢的兄弟。他的小册子在一八三三年出版，书名：“告印刷工人书。论设立协会使工人成为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之必要性。” [6]我们在本书第二卷中将要看到，后来普鲁东也采取了这种见解。
第六章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及其影响（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四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第六章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及其影响（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四年）真正的贱民已在成长壮大，你还要他们呆在破屋里变得下愚无知；他们却成长壮大：从草原上站起来，从臭水沟中走了出来。 ——圣西门派诗人迈尔西爱七月革命和工人的关系——一八三零年七月至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工人斗争的第一浪潮——里昂丝织工人的困苦——标准工价问题——里昂丝织工人三天的光荣斗争——胜利者内部的混乱：帮工和师傅的关系——“社会秩序”的恢复——工人运动的威力及弱点——资产阶级的恐惧：野蛮人就在我们的院子里——“结社狂”——工人和共和主义者——镇压罢工的政府——仇视工人团体的新法令——一八三四年四月里昂和巴黎的起义。前章已经说到，大资产阶级已经攫取得了政权。然而，工人阶级对于这种情况是不能忍受的，虽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纲领。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的结果所引起的失望，使法国工人产生了初步的阶级意识。首先，法国工人意识到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三天光荣斗争的真正胜利者。一年后，维克多·雨果所称颂的“为祖国捐驱的人”指的就工人。在他们的行列中也杂有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学生。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工人在七月革命后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连温和派的“国民报”也在七月三十日承认道： “任何事情向来都是人民做的，人民的力量巨大而雄厚，取得胜利的既是人民，斗争的一切成果自应归功于人民。” 一八三零年八月十日，有一位大臣名叫平社的说道： “任何王朝，就像当今的王朝一样，如果它是借助于工人的英勇斗争而建立的，那它就应当为英勇的工人创造一些幸福生活的条件。” 其次通过战斗，工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那时，经济危机还在继续蔓延：工人仍找不到工作，面包依然昂贵。一八三一年克劳索市的玻璃工厂相继倒闭，奥尔纳省的各手工工场和纺纱工场以及上维也纳省的磁器工场，都被迫停工。如果说当初工人可能有过幻想，那末现在所发生的事件，很快就把他们的幻想廓清了。正如几个月以后，天主教作家查理·德·古在“未来报”上所说：“对于这些人，当人们需要加以利用时就称之为人民，利用过后就改呼为贱民。”从一八三零年八月二十五日起，塞纳省生长就吿诉工人，不必再指望新政府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说： “任何我们去干和解雇主同工人有工多、工作日长选择工人等问题的求，一不予因为这种请求于法不合~法律已经规定企业自由的原则当街垒尚未被摧毁时，曾经称赞过工人的“国民报”编辑们，现在却对工人提出了下面那种虚伪的忠吿： “工人们还没有贝备足够的才识来鉴别那些既符合工人的利益又符合大众利益的东西，工人阶级由于缺乏教育而抱有偏见，这不仅贻害甚大并且常常妨碍社会的比较经常的改良。” 过了几个月，一八三一年四月十九日的选举法依然保持了财产资格选举制，只不过把原来必须缴纳三百法郎直接税才能享有选举权的规定改为二百法郎，必须缴纳一干法郎直接税才能享有被选举权改为五百法郎。全国三千三百五十万人口中，只有二十万人能享受选举权。 ※※※ 于是，工人就继续展开了斗争[1]。在最初几个星期，资产阶级政权还自顾不暇，还谈不到禁止集会，追索罢工工人。警察都还不敢露面。从资产阶级，尤其从小资产阶级内部招募来的国民军是动摇不定的，因为小资产阶级也深受经济危机的痛苦，而小店主则对银行家伓有疑忌。为工人广开大门并使工人在其中获得政治教育的那些俱乐部却不停地举行集会。最前进的共和主义者都转向工人方面。一八三零年七月三十日成立的“人民之友社”，于九月里揭发了工人身受的痛苦和“资产阶级贵族”的自私自利的真相。奥古斯特·布朗基曾在街垒上打过仗。七月二十九日的晚上，“被弹壳和火药熏黑了嘴脸和双手”的布朗基兴高彩烈地高喊着走进大厅：“浪漫派叫我们打垮了。”现在，布朗基以学校委员会的名义把学生们组织了起来。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对奥尔良派篡夺政权的行为提出了如下的抗议： “我们不能让七月革命变成一个骗局，帝制时期留下来的建筑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如今这个建筑物既然连一砖一瓦都没有打落下来，他们（学生们）应该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它上面轰开一条缺口来并把它彻底摧毁掉。” 布朗基参加了起义运动，并且在起义之后仍继续进行斗争，因此，他开始从无产阶级的生活中，它的痛苦和英勇不屈的精神中，发现了历史前进的秘密。在“人民之友社”里，布朗基重新找到了巴贝夫主义的传统，亦即一八二八年布亚纳罗梯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巴贝夫平等派的密谋”，一书中所重新指出的传统。不幸的是，作为一个阶级，当时的无产阶级还仅仅是一个刚刚形成的阶级；它没有自己的领袖，没有自己的组织，也没有自己的学说。在当时，只有资产阶级已经组织起自己的政党。至于那时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们是脱离群众的，他们仍满足于幻想一个奇迹：社会会自动变得又公正又美好。然而，毫无疑问，圣西门派仍旧是站在工人方面的。一八三零年八月二十八日，圣西门派的报纸“组织者”报导说： “不到一个月以前，人民还曾经替自由主义者及资产阶级分子打了一个胜仗，而现在，他们却被迫忍受种种忘恩负义的报答。这是我们早就料到了的。人民埋怨竞争过分，而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却用自由的幌子，拒绝为人民解决问题。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对人民的英勇推崇备至，但仅仅这样一个美名不能挨饿的人感到满足时，统治者便不许人民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来，不然就叫国民军和正规军来请人民尝一尝刑法或戒严法的滋味。” 圣西门分子组织了真正传播社会主义的队伍。他们的演讲会越来越频繁。他们第一次同工人群众获得了接触。后来圣西门派的影响曾发展到里昂和马赛等地。然而，圣西门派自己对于工人斗争并未提供任何领导人物，也没有提出任何口号和组织形式。因此，紧跟着七月革命之后，法国工人的斗争，虽然已有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这些斗争都还是在无秩序、无远景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人仍旧从机器身上来泄愤。一八三零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上，从战场归来的巴黎印刷工人就曾捣毁了印刷机。在一八三零年八月二十日，“一个受了欺凌的”排字老工人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表示出：“工人阶级对于机器的正当恐惧”。他写道： “机器比被赫尔居斯战败的妖魔还要贪得无厌，机器是违反人道的，是违反自然法则和工业的权利的，同时也是违反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的。” 印刷工人向会议提出一项请愿书，要求政府根据宪章第九条取缔印刷机。宪章第九条规定：“国家得以保护合法的公共利益为理由，没收私有财产。”当时，政府不但驳回印刷工人的请求，而且指令印发一道拨款修理被捣毁的印刷机的命令。可是“立法公报”印刷所的工人拒绝承印这项命令。九月三日，全巴黎市的印刷工人举行总罢工。印刷工人拒绝承印他们认为违反自己利益的文件，这类事件在工人运动史上还是第一次。当时，许多报纸都未能出版。“时代报”仅仅出了一个单张，不过勉强地凑成了三分之一的版面，还是用手摇机印的。针对工人提出生存权利的要求，资产阶级答以企业自由的论调。有一个议员说： “工人在难忘的七月革命时，曾经那么英勇、那么忠诚地进行了战斗，现在他们竟然要求你们去妨害发展我国工业所迫切需要的自由，这真令人感到惊奇。” 罢工工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十三个委员被捕，后又被释放。九月十四日，他们被提付初级刑事法庭审讯，结果在群众的掌声中被宣布无罪。一八三一年九月，巴黎有一千五百名女工在加德朗街举行示威，反对工场主从里昂运来一架剪裁妇女肩巾的机器。九月七日，这些女工集合在一起，高呼：“不要机器！”当局出动马队把她们冲散，五天之后秩序才逐渐恢复。九个女工被判一个月徒刑。缝衣工人也同样为反对使用缝衣机而提出抗议。这个运动发展到外省。一八三零年十月，南特的工人捣毁了一架用来在罗亚尔河挖掘泥沙的机器。一八三一年三月三日，圣亚田有二千工人冲进里维工厂去捣毁机器；四个工人因此被判五年强迫劳役。一八三一年五月，波尔多有五百至六百锯木工人举行示威，反对使用锯木仉。他们手持钢斧，冲进作场，捣毁了全部机器。一八三一年六月，哈佛尔的木匠砸毁了用机器制成的木板、地板和门窗。机器给工了带来了失业，所以工人捣毁机器，这在阶级斗争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斗争形式。在前一个阶段，我们已经看到，这类事件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其中产生了新的东西，那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对舆论进行了解释工作，用解释工作来让人了解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点是值得着重指出的，因为在这部工人运动史中，我们所要特别叙述的正是工人运动的进展，而这样的进展则应归功于“人民之友社”，因为“人民之友社”曾经出版了一批二十来页的小册子，对工人曾起了极为广泛的教育作用。这些小册子的内容往往还没有摆脱空想主义，或则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在今天读起来，尽管在内容上必须采取种种保留，这些小册子仍是不能不令人感到激动，仍是不失为一种典型的宣传品。如果我们联想到奥古斯特·布朗基曾是“人民之友社”的一个积极活动家，那末对于这一点也就不会感到有什么奇怪了。一八三一年九月十日，“人民之友社”出版了一本有关巴黎女工在加德朗街举行示威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的作者都非常注意时事），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究竟有何作用。我们应当在这里引述几段，因为这是当时先进工人在思想上已有肯定提高的证据。 “别扯谎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改良工具并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如果生产工具有了改进，这只能对它们的占有者有利，如果机器的力量变得更大，如果机器变得比人的双手更灵巧，那末只长着双手的人便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因为他们既不如机器工作得好，更不如机器工作得快，资本家便不必再雇佣工人的劳动。这样一来，工人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侍候那些占有千奇古怪、垄断一切生产、一切贸易的机器的幸运的人了，而这些人也就可以左右工人的命运。让我们再说一遍，每逢一种新机器问世时，工人们所常说的一句老话，一句非常入情入理的话，就是咱们再也没有办法啦，咱们的膀子算是断啦……” “……任何一种改进只能有利于一小撮占有工业生产资料，占有资本、土地及机器的人们；别人就只好等着去捡他们所任意丢弃的残余，只好听从他们支使！社会上就此产生了争夺利害的斗争……” “为了平息这种使宫廷和商店深感头痛的骚动，他们采取了些什么对策呢？一年来他们的对策就是集合马队下令出动：用枪托，用快马奔驰，在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块广场又一块广场上去冲、去赶、去抓人、提人、捆人。这是他们的祖传秘方，这是旧制度的残余。这种旧制度早就不合时宜，而我们却没有把它铲除净尽。他们命令他们的警官高声喊叫：‘请守法的公民回到自己家里去！’似乎是说，既然你是守法的公民，你就该有一个家。这些由我们，由我们自己来养活的、到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安安逸逸回到自己家里去的家伙应当知道：有些守法的公民连晚饭都没得吃，因为他们根本一无所有；他们只能睡在大街上，因为除了大街之外，他们是无家可归的。” 工人所担心的另一件事便是失业。为了不再失业，至少为了减少失业，他们往往只懂得一种办法，一种帮工组织的兄弟会原有的只起消极作用的传统办法，那就是撵走外地来的工人。一八三零年九月间，巴黎的马车制造业工人要求资方不要再雇佣外来工人。里昂的泥水匠和土工则要求解雇来自萨伏依的工人。捣毁机器和排斥外来工人还是一些原始的斗争形式。当时，工人还不懂得直接对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阶级敌人（资本家），即工人阶级所受痛苦的根源，进行斗争。但是，工人也展开了一些水平比较高的斗争，即争取减少劳动日和增加工资的斗争。在这一方面，卢昂市发生的事件最贝有典型性。一八三零年八月二十七日，卢昂的棉纺工人，在附近各城工人的支持之下，举行了罢工。他们首先要求把工作时间减为每天十二小吋，而当时的工作时间往往是十四，十六，甚至十七小时（中间休息一小时半）。其次，他们要求取消工场的罚款规则。根据这些规则，缺勤工人得课以相当于缺勤时间的工资两倍的罚金，如果预定工作未能按时完成，也要扣除一部分工资。后来棉纺业的老板虽然不得不另订新的工场规则，但是，这种新规则，不是修正得不够，便是没认真实行，所以工人的要求仍然是没有得到满足。一八三零年九月六日，达尔纳塔的工人举行示威，包围市政厅，要求躲在市政厅里的皇家检查官下令释放被捕的工人。当局调动了军队来进行镇压，有的工人受了伤。有些人被捕。一个参加示威的工人被判两年徒刑和两年管制。直到十二月八日监狱里还有尚未经过审讯的工人。也是在一八三零年九月六日，巴黎的仉器和了每天工作不得超十一个时的要求。针对工人们的这些斗争，资本家的代表们却提出“劳动自由”来作挡箭牌，好像工人是自由的，可以随心所欲，愿意什么时候劳动就什么时候劳动；愿意劳动多长时间就劳动多长时间似的。攫得政权的大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国家的高级代理人，竟然宣称，工人们在七月革命时进行战斗，正是为了争取这种奇怪的“劳动自由”，塞纳省的省长在向泥水工人们讲话时说道： “有的时候，工人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当初参加斗争所要争取的究竟是些什么原则，他们之中还有人为此曾流过血呢……他们忘记了劳动自由的神圣性是并不亚于其他任何自由。” 此外，工人还展开了斗争来反对强迫他们接受吃不饱、穿不暖的工资。一八三零年十一月十日夜间，鲁贝城内发生了骚动，工人要求资方出贝“增加工资的书面保证”。全城因此布满了宪兵和国民军。在安辛，矿工们要求每天增加工资四个苏，而当局则决定向安辛及瓦林西纳的国民军分发子弹。在巴涅莱和蒙特，石灰矿上的工人要求每天增加工资五个苏并减少工作一小时…… 资产阶级想尽办法来对付工人；他们不但使用武力来镇压工人示威，而且企图在社会舆论面前，尤其是在小资产阶级而前破坏工人的名誉。正当罢工运动到处展开的时候，“集锦剧院”于一八三零年十月里上演了一个小型的歌剧，剧名为“通力合作”。这个歌剧把工人刻画得十分可笑。剧中的“好工人”一打完仗，立刻重新回去做工。工余之暇，他并不看一看报纸上说些什么，而却唱道： “我打过仗，为祖国效过力，我呀，我很满意，也没有别的要求，我很满意，再也没有别的要求。” 这个工人不仅歌国民军，而且庆幸国民军出头来镇压罢工工人： “布尔乔亚的好汉，莫离开你们的武器，社会秩序和自由就赖你们而得救！” 至于领导罢工的人那是出卖基督的犹大，是什么受外国雇用的鬼鬼祟禦的煽动分子，他的本领就是请人喝酒和制造暴乱。他是这样一类的人： “他们在街头巷尾张贴下贱和血腥的标语！” 这个剧本可说已经包罗了后来一百多年中宣传仇视工人的一切论调。这些论调的主要用意就是诽谤工人，离间小资产阶级，使工人陷于孤立。在这个剧本里什么都有：有尊重资本家的“好工人”；有善良的、爱护自己工人的资本家；有酗酒、懒惰、非常容易受煽惑的帮工；甚至还有恶性循环的说法。这真是一点也不假！请大家来听听那个“好工人”是怎样劝说他的同伴们不要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的他说： “请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活要少做，工钱倒要多拿，那末老板怎样能够收支相抵呢？这样一来，他们势必只好多生产！可是，市面上已经这样萧条，多生产能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资产阶级感到恐惧的绝好证明。当时的“辩论报”报导说：这是一个好剧本， “它的功劳就在于把这些有关公秩序和自由的原则加以推广和普及，因为现在有许许多多哗众取宠的暴徒在反对这些原则。” 工人运动虽说还只在萌芽阶段，但是资产阶级已经慌了手脚。他们因为害怕保不住自己的特权而战栗。为了保卫他们的特权，资产阶级非但用武力对付工人运动，而且还到处扯谎造谣，污蔑工人。一八三零年九月，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些工人阶级的报纸：“工人报”，“手工业者报”，工人自己编的“人民报”。不错，这些报纸的编辑已经开始意识到，工人阶级代表着什么。“手工业者报”说： “人民不是什么别的，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开发资本为资本创造价值的工人阶级，国家的商业和工业所依赖的也是工人阶级。” 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寿命不长的工人报纸并没有如何越出手工业者的理想，因为它们所主张的不组织生产合作社。这些报纸不是不注意工人们争取实现切身要求的运动；但是对于这些运动，他们既不设法提供意见，也不设法加以领导，而相反地，却警吿工人不要从事任何引导他走上违法途径的活动。总之，这些报纸所代表的，只不过是手工业者或是希望成为手工业的工人所关心的东西。在当时，这还是些最有文化的劳动者，唯一能写文章和经营一个报纸的劳动者。工人活动在全国沸腾的情况下展开了。到处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骚动，但是我们并不能在此一一指出其中哪些是纯粹的工人活动。一八三零年十二月，巴黎居民举行示威，要求处决查理第十的一些大臣，因为这些大臣是使人民在七月革命中流血的罪犯。第二年年初，查理第十的党羽居然在教堂里为贝利公爵[2]被刺的周年纪念举行公祭，于是成群的人冲进了圣日尔曼-洛赛鲁阿教堂和大主教府邸。一八三零年八月，里摩「字模糊，可能是“摩”——录入者注」日城的居民被失业和高涨的物价逼得无路可走，举行了起义。农村中也是接连不断地发生骚动。在奥克萨尔，穷人占了麦仓并放火焚烧税卡。农民拒绝纳税，他们在好些城市里抢占了间接税税务局，并在公共广场上焚毁税务局的账册。 ※※※ 然而，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打开一个新的阶段并贝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却是一八三一年十一月间发生的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3]。这是成千上万工人为反对他们的直接剥削者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举行的第一次的起义。单单这一点就足够说明这一事件的基本重要意义了。欧仁纳·泰尔莱写道： “一八三一年的里昂起义不仅是法国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有人曾经这样讲过：一九零五年一月九日[4]以后的俄罗斯工人和一九零五年一月九日以前的俄罗斯工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的人。对于里昂起义以后的法国工人和里昂起义以前的法国工人，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里昂起义之后，工人对于政权的看法有了改变。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来已经熄灭了的、一八三零年七月间曾经苏醒但还苏醒得不够的革命传统，在里昂起义之后，完全复活了。” 十六世纪以后，里昂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丝织工业占据首要地位。然而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里昂丝织工业的劳动组织却几乎完全没有变动[5]，依旧分制造商、作坊主和帮工等三种人。不论是制造商、批发商，或是制造商兼批发商，谁都知道他们并不是直接生产者。他们没有作坊。但是他们有资本。他们进料，委托作坊代为纺织，然后再拿去出售。在理论上这些作坊是独立的。作坊主或师傅在自己家里做工，或多或少地自己备有一些织布机，平均为两架到八架。他们可以随意组织自己的劳动。可是他们既然不甘心饿死，自不得不接受制造商随意订定的工价。这种工价，和雇佣工人的工资一样，是按件计算的。作坊主和普通工人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自己有生产工具。如果作坊主自己家里人手不够，不能转动全部纺织机时，他们便招雇帮工到家里来做工，在这种情形下，作坊主便得从制造商那里得来的酬劳中分一部分给帮工。在作坊里作工的，除了帮工外，还有妇女、学徒和童工。童工被称为“抛梭手”，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把绕着丝线的梭子投进正在转动着的织布机里去。帮工、学徒、女工和拋梭手等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和作坊主的利益一样，都是和一小撮制造商的利益相冲突的。制造商是市场的主人，他们把持着全行业的领导机构如商会、商事裁判所和劳资调处委员会。制造商是有钱的人，所以他们享有选举权[6]并实际操作着地方上的一切政权机关。丝织工人有的住在富尔维埃尔山坡上，有的往往古尔基翁一带，有的住在乔治区，有的住在克洛瓦-鲁斯山坡上，有的就住在克洛瓦-鲁斯山顶上。里昂人蒙法尔贡，在一八三四年就写了一部“一八三一年及一八三四年里昂暴动史”。作者是个为制造商阶级热心服务的人，所以他否定了丝织工人的起义。但是对于丝织工人的痛苦，他却也不能完全一字不提。他写道： “圣乔治区是一条狭长的地带，一面是索恩河，一面是圣茹斯特山。许多住户都是手工业工人。全区的特色是简陋的房屋重重叠叠地堆积着，空气非常恶浊，住户非常拥挤。在那里一间房间要住上许多人。小小的一间还不到一丈见方的阁楼，往往要住一大家人，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外，还有两三个孩子，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睡觉的时候，每人头顶上只有二尺来高的一小块地方的空隙。在那些狭窄的街道上，在那些又黑又深永远见不到阳光的天井里，得不到流通的空气，而且经常散发着一种酸味。堆积在每幢房屋里面的大量垃圾，男女老少挤在一间屋子里的呼吸，经常散播着传染病菌。” 蒙法尔贡的书中还有一两段详细的描写，可供我们了解丝织工人的生活情况： “有些青年人从附近的农村来到了里昂，学习织绸赮的手艺。他们过不了多时就变得憔悴瘦削……脸色苍白。四肢不是骨瘦如柴，便是由于淋巴液充斥而浮肿。肌肉松弛无力，身体一般都长得矮小：这就是里昂工人通常的健康情况……” 蒙法尔贡尽管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拋梭手和学徒所受到的残酷残剥： “有的孩子年纪还很小，就派到纺车上去绕纱圈；这些孩子必须整天弯着腰，不能随便动弹，又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结果弄得腰酸背痛，慢慢变成累瘰病。他们虚弱的四肢渐渐变了形，背脊骨也长得歪歪斜斜，身体一天天瘦弱下去，不消几年就变成终身虚弱的病夫。另外有一些孩子专门雇用来摇大轮子，转动一连串纺纱的长轴。因此，他们膀子上的肌肉特别发达，而两腿却痩弱下去。这些不幸的孩子往往长着畸形的下肢。” 织布机虽然在一八三一年以前的几年，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改进，但是蒙法尔贡不得不承认： “发明家所关心的是增加效率，而不是为工人设想一些比较方便的操作方法。” 这就是在一八三一年光景的里昂三万多帮工和八千左右的作坊主所过的生活。工资是按件计算的，但是工资不仅要看季节而定，而且随着产品性质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很难得出一个平均数来，但是当时的记载都一致指出：一个作坊主一天工作十五至十八小时，往往只挣得到三个法郎[7]。而这三个法郎还是整个作坊的收入。作坊主要付三十个苏给帮工，十个苏给女工，七个苏给抛梭手。自己还能剩下多少钱呢？一共不过十三个苏。而一斤面包（这是最便宜的东西）倒要四个苏。房租更是昂贵：在克洛瓦一鲁斯区，六层楼上的屋子，每年的房租要一百法郎，二楼的房租要三百八十法郎。住在这些黑黝黝的小胡同里，在白天大部分时间也得点灯。为了不使光线夺目的丝织品染上打灰，织工们还得用价钱最贵的橄榄油来点灯。肉和酒是很贵重的东西。从一八零三年到一八三一年，里昂的人口由九万三千人增加到十四万六千人，可是酒和牲畜的人却并没有增加。一八一四年，全城有四千七百七十八个弃婴，一八二八年增加到九千零三十二个，即增加一倍。总的说来，劳动条件虽然有了些微的改善，但是生活条件则反而越来越恶化[8]。当时制造业的发展是迂迴曲折的，萧条和繁荣不断地循环相替。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一段萧条时期，到了一八三一年，制造业又重新活跃起来。但是制造商为了减低产品的价格，他们只知道一种办法，就是压低工价，换句话说，就是加强对作坊主和帮工的剥削[9]。 ※※※ 然而，丝织工人的战斗意志越来越昂扬了。一八二七年，有一个名叫皮埃尔·沙尼埃的作坊主创立了一个“互助会”。毫无疑问，沙尔尼埃对帮工是怀着戒心的，他认为这些人是“越来越不听话了”。可是，他也不让拥有六台织布机和两个学徒以上的作坊主参加互助会。至于制造商，则是互助会的最主要的敌人。各作坊里渐渐出现了一个主导思想：如果要反对降低工资，必须规定一个不让制造商任意压低的标准工价。早在一七八九、一七九三、一八零七、一八一一和一八一七年，工价已经有所规定。但是，规定标准工价的想法，现在又汲取了新的力量。对丝织工人说来，规定标准工价是他们的生死问题。一八三零年七月丝织工人之所以拿起武器来[10]，一部分理由是为了争取标准工价。他们在获悉巴黎革命胜利之前，已和里昂其他工人占领了市政厅、兵工厂和电报局。推翻波旁王朝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毫无疑问地意味着标准工价的制定。而且，新市长普鲁纳尔博士还是个自由分子，他就是靠了丝织工人的拥护才上台的。他应该记得这一点，尤其是大家都说他心肠好，为人慷慨。在第一次出的布告上，他不是作过很漂亮的诺言吗？ “受到我们制度培育的工业从此不会再在生产上受到阻碍了”。几个星期过去了，丝织工人的处境却愈来愈来坏，工价还是不断地下降。现在谁还不熟悉丝织工人所唱过的怨歌吗？这是劳动人民不甘心再受剥削的歌声：赞美在天之父，就得穿上金线的祭衣。教士啊！我们给你织出这件祭衣，可是我们啊！穷得穿不上一件衬衣。就是我们这些丝织工人，一个个穷得赤身露体。做大官的人，要穿上外套，佩上织锦的胸纹。大人先生们，我们给你织出了这些，可是我们啊，可怜死了也没有一块布来装殓。就是我们这些丝织工人，一个个穷得赤身露体。但是，我们的天下快要来到，你们的天下就要拉倒。那时啊，我们将织出旧世界的葬服，因为起义的雷声已经响彻云霄，我们，丝织工人，再也不赤身露体了。骚动不断地发生，特别是从一八三一年五月到九月尤为频繁，其中不但有丝织工人，而且还有其他行业的工人。圣西门派的演说家到处举行演讲，听众非常踊跃，以至这些演讲会不得不换地到可以容三千听众的勃洛托马戏场去举行。有一个演说家大声疾呼说： “为什么！创造财富的人反而永世受苦？为什么！华贵的绫罗老由赤贫无告的人纺织出来作为生来就是特权阶级的人增添穷奢极欲的资料？” 然而，甚至在里昂城中，圣西门分子虽然亲眼看见几乎每天发生的工人斗争，他们却依旧摆脱不了空想家的故态，同时也认识不到这些斗争的重要意义[11]。克洛瓦-鲁斯区不断举行集会，这些集会都是由几个作坊主发起的。十月十六日通过了一个完整的标准工价草案。但是省长布维埃-杜摩拉不敢担承任何责任。他是个对制造商的利益维护惟恐不力的人[12]。他既怕影响他的宦途，又怕引起暴动。实际上，这个优柔寡断的人物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在丝织工人反对制造商的伟大斗争中，他除了频频召集会议调处外，根本不曾起过任何作用。十月十二十五日，作坊主代表和制造商代表举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为了支援作坊主，六千名工人由郊区来到省长公署门前，雅各宾广场和贝勒古尔广场附近。他们态度安详，纪律严明，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也没有拿棍棒。凡是目睹的人无不获得一个强大力量的印象。总之，这一次示威运动立刻取得了效果：标准工价被通过了。于是人们在克洛瓦-鲁斯区张灯结彩。在工人区，满街是人载歌载舞。可是某些制造商却根本无意实行他们的代表所答应的标准工价。他们向巴黎递送一件冗长的控诉书，控告省长，特别是反对规定工价的制度。他们埋怨工人之所以要求太高的工资，只是因为他们巧立名目，编造了许多“虚伪的需要”。内阁总理迦西米·彼利尼（斯当达尔曾称之为无耻的大混蛋）在没有接到控诉书以前，就已指示乐业大臣尔古（此人也是金融资本家，后来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总裁）驳斥标准工价。丝织工人在他们刚创办的报纸“工场回声报”上，揭露了所有违犯标准工价的事实。民情愈来愈激昂。十一月十七日，出现了手写的招贴，号召工人集合开会。十一月二十日，丝织工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从第二天起全体停止工作。三天中（里昂无产阶级的三天光荣日中），丝织工人在各行各业的工人协助下，控制了整个城市[13]。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七时，工人们离开了作坊，四个人一排，手挽手向中心区进发，嘴里高唱着一八三一年的“巴黎进行曲”：前进，前进！冲向敌人的炮口，冲过枪林弹雨，奔赴胜利！他们手持长矛、腰刀、棍棒和步枪，冲突了所有用来对付他们的武装力量。工人队伍中有些人被国民军第一团的士兵（主要由制造商所组成）打死。示威工人就折向格朗谷特进发，动员克洛瓦-鲁斯区起来参加起义。“武装起来，我们的弟兄被打死了！”工人们筑起街垒，挖掘战壕。由于缺乏军火，他们便贾卡尔织布机上的铅质零件拆下来，熔在针箍「字模糊，可能是“箍”——录入者注」里当子弹。他们夺到了两门砲，但是不会使用，没关系，就用来加强街垒吧。就是在那个时候，丝织工人的黑旗上出现了这一句名言“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争而死！”省长想对工人们进行劝说，但是工人答复他说：“不是工作就是死！与其饿死，不如给一颗子弹打死。”国民军首先退却，正规军也继之被击退，省长和奥多诺将军都当了俘虏。入夜，中将罗盖伯爵试图重整队伍。第二天早晨，国民军已经不再响应集合的鼓声。兵器库被抢一空，国民军营房也被占领了。篷巴斯特兵营被工人攻克。工人们对于打仗并不是外行，因为其中有些人原在拿破仑手下当过兵。一八三零年为了支援萨伏依的爱国分子而组织起来的“罗尼义勇军”，曾在边境受到截阻，他们不时给起义的工人提供了军事干部。正规部队和工兵都和起义的工人彼此亲善。甚至孩子们也参加了战斗，他们穿插在马队里，往往给骑兵以致命的打击。上午十时，起义队伍攻占了勃洛托、纪约基埃和圣茹斯特。第十三营的两个连和第四十营的三十九名士兵，在加尔美里特高岗上被包围作了俘虏。战争至此告一结束。里昂有两个圣西门分子投书“寰球报”（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说： “工人们终于胜利了。昨天，他们以无此的英勇打了一仗，他们的仗打得那样狠，远非言语可以形容。以前我们错误地以为这些人缺少毅力，这是因为我们过去还没有见过，人们为了争取面包是如何能够战斗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两点钟，罗盖伯爵率领军败将撤离里昂。这是后来在巴黎公社时期，梯亥尔将记住的一个事例。这次战斗是激烈的，仿亡共计六百名左右。 ※※※ 罗盖撤走后，工人们即占领了市政厅。可是胜利却给他们带来了困难。他们恢复了社会秩序，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抢劫（枪毙了几个抢劫犯）。他们布置哨岗，派队伍巡逻街道。造币厂和税务局门前，都有衣衫褴褛的人站岗。但是已经胜利的工人们在政冶上还歉成熟。从二十二日起，他们就释放了他们的人质——省长和奥多诺将军。地方当局确是受到了斥责和约束，但是没有被消灭。起义工人建立了一个“临时参谋部”，由“罗尼义勇军”分子拉贡勃领导。他们发表了一个告市民书： “里昂市民们，狡诈的官吏们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人民的信任。里昂将成立普选的初级代表大会，听取本省人民的要求，同时并将组织一个新的公民保安团。今后内阁大臣们再也不能强迫我们听从他们的鬼把戏了。” 这篇告市民书不久就被参加市政厅工作的某些人否决了，因为他们仍旧信任着地方当局。不要忘记一直要等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才知道必须把资产阶级国家摧毁。现时，还谈不到这样一个问题。只有一些最前进的人，主张解除国民军第一团（由台罗区的大商人组成）的武装，他们说：“这次战争确实是一无所有的人反对有产者的战争。”但是这些最前进的人并不能带动整个队伍。省长既然恢复了自由，他就到处奔走，发布告示。起义方面的领袖却忙于争论，而这些争论竟让警察总局局长来参加。里昂一面和罗盖将军继续谈判，一面派代表前往巴黎。 ※※※ 起义方面举棋不定的态度，便利了政府方面进行严厉的干涉。这事做来也不太困难，因为里昂方面任何抵抗都没有组织起来。而罗盖伯爵却在距离里昂四公里的里利欧兵营调兵遣将。几天之内，他就集中了六个作战联队，另外还有第十二骑兵队和从格勒诺布开来的一队砲兵。政府军并在各农村中发出征兵令。邻近各省的国民军也已经全付武装作好战斗准备。总的说来，这一支军队至少有两万人和五十门砲。这是件十分严重的大事，因此十一月二十九日，国王的一个儿子，奥尔良公爵也亲自到了里利欧。到了十二月一日，里昂郊区和近郊的乡村已经被政府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三日中午，奥尔良公爵由陆军大臣苏尔特元帅陪同下，经怀茲镇进入市区，当时他还觉得不够安全，所以先派两个作战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在他前面开路，才敢进入城区。城里的秩序恢复了。里昂工人被解除了武装，国民军也被解散。省长布维埃-拉摩拉被撤职[14]，换了一个果断的人当省长。标准工价宣布完全无效。新任省长施展了一切威逼利诱的手段，他收罗了一些工人编入市警察队，并决定逮捕“”带头分子”，同时企图污蔑起义运动，把它说成是由拥护查理第十的分子塌动起来的。然而激昂的民气使政府不敢在里昂本城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审判。他们决定“为了顾全公共治安”，把被告们送到里欧姆刑事法庭去受审。这些被告是事前经过一番选择的。政府特别选择出一批“政治犯”，尤其注意挑选一些不是丝织工人的人，其目的在于抹煞起义运动的阶级性。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做法，里欧姆的居民对被告们还是表示了同情。一八三二年六月十八被告们都被宣布无罪释放。可是，当局在里昂城积极兴建砲台，以便于必要时可以向城中开砲[15]。工人身份证都要重新更换，而且要附缴警察局出贝的品行优良的证书。这样一来，一万名左右工人被认为“不良工人”遭到了斥逐。表面上，里昂的劳动人民是失败了。但事实上，这一次经历却有其深远的后果。前面提到的那位蒙法尔贡，倒是一个有远见的资产阶级分子，他非但不敢为资产阶的胜利而自豪，反而不得不承认： “国民军和里昂的驻军给手无寸铁的工人打得落花流水，这件事恐怕要成为今后一百年中，作坊里饭后酒余的佳语。这个故事将一代一代传下去。多少年后，子孙们还将以骄傲的口吻说：‘我的祖先就是当年里昂的胜利者。’” 丝织工人的起义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但同时也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弱点。工人的人数日益增多，他们已经为争取本身的要求而起来斗争。从今以后，必须估计到工人阶级的存在及其战斗精神了。苏联历史学家伏尔金写道： “尽管里昂工人表现出还缺乏组织性，在思想意识上还有弱点，但是里昂起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第一次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出现了。这一次起义运动已在世界的历史上开辟了新的一章。对资产阶级说来，它的掘墓人是已经站起来了。” 然而，里昂的工人还未形成一个单一的阶级（大部分其他工业中心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中间，有作为手工业者的作坊主，也有无产玠级的帮工。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是反对制造商的斗争。唯其如此，所以运动的倡议来自作坊主，因为他们遭受制造商的压迫更是直接，而要求规定标准工价的也是他们。但是，帮工们也参加了斗争，而他们的行动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就在起义期间，帮工和作坊主之间往往发生冲突。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帮工方面，可以说是“他们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而作坊主则不同，他们拥有纺织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减轻对制造商的从属地位。帮工和作坊主之间的这种矛盾，就是起义运动终告失败的原因之一。而这种矛盾本身又是由于当时的经济不够发展，而工业还贝有手工业性质所致。由于同一原因，起义者除了要求规定标准工价外就不能提出任何其他明确的纲领来。他们是胜利了，但不知如何利用胜利。当然，他们中间也有共和主义者。如果说这一次起义不带任何政治色彩，那也是不正确的。但是起义运动的领袖们确实没有任何明确的社会观点。们他中间，最有学问的不过是些信仰互助主义的人。他们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极少能跳出空想主义窠臼，他们只希望把作坊主组织在生成合作社内，以此逃避制造商的控制。他们是在手工业中生长的，他们的视野极少能超越作坊。丝织工人既然看不凊自己希望达到的是什么样的目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政冶战略。他们是出色的战士，他们很勇敢，对制造商怀有强烈的仇恨。他们善于打仗，因为他们曾经当过兵。他们行动中所表现的胆量甚至令人感到惊讶。他们不但没有停留在自己住的市区内，而是主动活跃，纪律井然，向资产阶级市区展开了真正的袭击。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很少能越出里昂本城。他们控制了全城后，又不知如何利用他们的胜利。然而，里昂的起义差不多依然获得了全国工人的响应。奥古斯特·布朗基在一八三二年一月“十五人控诉案”审讯法庭上的发言，充分表达了这种感情[16]。当时，政府决定对“人民之友社”的各主持人提起诉讼。法庭主审官问道：“你的职业是什么？” 布朗基岸然答道：“无产者。” 法官驳他道：“这不是一个职业。” 布朗基反驳说：“怎么？这不是职业？这是三千万法国人的职业，他们靠劳动为生，但却被剥夺了政冶权利。” 接着，布朗基追述里昂起义经过道： “无产者难道是想改那些难得见到的钱币上的人头像才发动七月革命的吗？难道我们竟那样稀罕新人头像，所以才推翻一些王朝来过过瘾的吗？一位官方的政论家一口咬定说，七月革命时，我们曾坚持要一个君主立宪政权，由换汤不换药的路易-菲力普来代理查理第十。照他的说法，人民只是作为中等阶级的工具来参加斗争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不过是罗马角斗场中的武士，为了供特权阶级消遣消遣，为了特权的利益，专去杀人或被人杀死，好让特权阶级等斗争的危险过去后，然后到窗口来喝两声彩的。但是，里昂事件所表现的是何等样的惨状！那些饿得半死的幽灵，冲进枪林弹雨，图个死的痛快。全国人民目睹这种景象，哪一个心中能不心痛不悲伤？……是的，这次战争是穷富之间的战争。但是这是富人逼出来的，因为侵略别人的正是他们。不过，他们很不满意穷人硬要抵抗，所以他们一提到人民，就忿恨地说：‘这些畜牲真够凶恶，打了他们，他们竟敢抵抗。’”[17]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警察局长[18]忧心忡忡地道： “我们发现人心越来越动荡，工人级方面尤其来得厉。我们已发现，煽动分子正对这部分居民进行工作，他们不断地给工人们指出里昂工人先例。” 在巴黎，前面提到的那位不知姓名的目击者曾写道： “据说，工人们已在各郊区窃窃私语，城里墙上已贴出了煽动性的标语，警察和便衣侦探正忙于撕毁这些标语，警察和侦探的人数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 在塞纳省诺西勒塞克，砲台工程处增加了工人的工资，因为工人们威胁着“要效法里昂工人”。里昂邻近各省如罗亚尔省（里维·德·基爱、圣亚田、洛亚纳各城）、依塞尔省，都普遍地发生了骚动。奥尔良公爵和苏尔特元帅路过马贡城时，欢迎他们是一片充满敌意的叫喊：“打倒各大臣！”、“打倒蒸汽机！”、“里昂人万岁！” 尽管圣西门派的解决办法仍是空想主义的，尽管他们目前只满足于提出减轻捐税的口号，但是他们对起义的重要意义却作过一番正确的评价： “里昂事件改变了‘政治’这个字的含义，并且扩大了它的含义。劳动者的利益已确定地进入政治圈子，并且还会越来越扩大其地位。”[19] 共和主义者到处张贴标语发表文章来配合这些形形色色而日趋普遍化的行动。“人民之友社”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出版一本小册子，谴责内战的罪魁。“里昂已恢复秩序，苏尔特和国王最宠爱的儿子终于进了城。”“人民之友社”并且谴责人剥削人的制度说： “劳动的果实应该回到劳动者手中。许多人给一个人当奴隶的制度应当永归消失。” 但是，那怕作为起义的发祥地的里昂也没有提出任何一个口号。然而，甚至在农村中，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就算不说引起了农民的响应，至少可以说已引起了农民的了解和同情。当政府在乡村征召国民军用来向里昂增援时，许多农民宁愿冒着被处罚的危险而拒不应召。 ※※※ 不论如何，里昂丝织工人没有白白的牺牲。他们哪怕无意中犯了些错误，但是对于本阶级的彻底解放，依然是大有功劳的。资产阶级，它倒毫不糊涂，因为在那时候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自然要比无产阶级更加明确。里昂的消息一传到巴黎，巴黎交易所的证券立即狂跌。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发出了警报。例如圣马克·吉拉廷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八日在“辩论报”上写道： “里昂的叛乱揭露了一个重大的柲密，这是在同一个社会内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了斗争……我们的工商业社会和所有其他形态的社会一样，有它本身的隐患，这个隐患就是工人。既然任何手工工场都需要工人，工人的人数自然越来越多起来，而他们的生活自也越来越困难，社会自也就永远不会安宁。取消商业吧，我们的社会就要枯蒌、停顿、死亡；繁荣、发展，加强商业吧，你就同时在增加着无产阶级。他们挣一天活一天，一个小小的波折就会叫他们无法活下去……只要看一看每个工业城市中的工商业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比例，你就一定会对这样相差悬殊的比例大吃一惊。每个工场主在他的工场里就像殖民地种植园主在一群奴隶中一样；一对一百。里昂叛乱就是一种圣多明格式的暴动[20]。威胁社会的野蛮人并不在高加索，也不在鞬靼草原，他们就在我们工业城市的郊外……我们使用‘野蛮人’，‘侵略’等字眼，似乎是夸大其辞，其实我们是有意如此使用的。不错，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些字眼固然用得过分一些，但是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却又形容得并不过分。中等阶级[21]必须认识实际情况，必须认识他们所处的地位。他们下面有一批无产者在骚动、在呻吟、在叫苦，这些人不知道要些什么，不知道何去何从；可是他们并不在乎这些，他们有苦恼，他们要改变，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危机。毁灭现代社会的野蛮人就是会从这些地方跑出来……” 这个圣马克·吉拉廷又以紧急呼吁的口吻号召资产阶级停止他们之间一些次要的政治斗争而赶快起来对付那些野蛮人的袭击[22]，他写道： “问题已不在什么共和政体或君主政体，现在已是一个社会的生死问题了。人们可以喜欢有个民选的总统来代替国王，但是谁也不能让社会颠倒纲常，让尾巴代替脑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和共和体制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中等阶级的共和派和君主派不管你们对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有着如何分歧的意见，但是维持现存社会，却只能有一个意见。”[23] 在同一时期，沙多布利安也叫喊道： “难道需要在每个工业城市驻扎二方六千名警备队，在每尺丝带，每尺呢绒旁边站上一名哨兵吗？”[24] 的确，沙多布利安后来在“墓外回忆录”中还说： “除了驻扎备队外，还可以加上至高无上的宗教力量，……一个政治国家，有的人收入可达千百万而其他的人则几乎要饿死，如果没有宗教以另一个世界的希望来解释这种牺牲精神，那末，这个国家豈能存在下去？”[25] 我们所以提出这些佐证来，因为这些佐证可以证实恩格斯所说的话[26]：这是“历史观上的决定的变革。一八三一年在里昂发生第一次工人的起义。在一八三八-一八四二年间，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英国的宪章运动，到了它的顶点。一方面随着大工业之发展程度，他方面随着资产阶级不久以前所获得的政治统治权之发展程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开始在欧洲最先进国度的历史进居于前列了。”[27] ※※※ 事实是，从一八三二年到一八三四年，高潮是已经出现了，工人的骚动此伏彼起而且日益普遍。我们无法在此一一举出这三年中所发生的“结社联盟活动”（那时已开始用“罢工”这个字眼）。一八三三年里昂的控诉制鞋工人案中，检察官已谈到“各行各业的工人中间出现了结社狂。” 经济恐慌自一八三二年起开始好转，但是工作恢复得很缓慢，工资也未曾增加。当一八三二年巴黎发生了霍乱时症，受害最深的还是各平民区[28]。没有一个行业，没有一个城市不发生罢工风潮。我们只须提出几次最重要的罢工就成，而更其重要的是指出其特征来。一八三二年曾发生贝达利欧城丝业工人的罢工，富梅城的圣安娜石板公司工人的罢工，里维德基爱城的玻璃工人的罢工，巴黎的木匠、缝工、锁匠等的罢工，格莱蒙-斐龙城缝工的罢工，卢昂城的棉纺工人的罢工。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蒙贝利埃区蒙巴辛的农业工人提出有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新章程并要求付诸实行。起初地主让了步，但是不久就廉价招来一批邻区的工人。这样一来就引起农业工人之间的械斗和法律上的惩处。五月间，有巴黎炼铁工人的“结社”运动，安辛煤矿工人再次举行罢工。一如一八二四年和一八三零年，他们要求恢复原先的工资，因为原先的工资曾被减去四个苏。因此，他们的罢工就以“四个苏骚动”出名。这一次罢工坚持了十天，不但秩序井然，而且全体都参加。十九个矿工在瓦林西纳的初级刑事法庭被控，但是法庭也不得不承认“这十天中，五千名工人对方圆三十公里之内的矿坑毫无破坏行为。” 法庭上的辩论，证明了有一千八百名矿工已在市政府登记为在家受救济的赤贫户。许多矿工穷得欠下面包账达四万法郎之多，如以毎天工资三十苏计算，此数相当于五万个工作日的工资。矿工的情况悲惨到这步田地，以致在法庭上被控诉的简直不是罢工工人而倒是安辛公司了。当时有一个报纸报导说： “这件案子在辩论一开始的时候，就显出一个怪现象。好像不是受审的十九个工人在当被告，而是安辛公司坐在被告席上受审。有些证人指责它，另外一些证人为它辩护。公司的管理处、经理人员和公司制度，对全体工人的苦难显然是责无旁贷。这些工人所受的苦痛已经平常情，因此才不得不拋弃原有的安静和逆来顺受的习惯。他们只觉得，我们的法律从来没有能够保护他们，以致使他们长期受着垄断资本凶横的鱼肉压迫。这种垄断是中世纪种种虐政和特权当中，唯一能够莫名其妙地经过两次革命，而居然还原封未动地遗留下来的东西。一般人都觉得，这将是这件案子的真正内容，因此，不论是检察官和法官，都将就这一方面来提出问题。”[29] 法庭对于矿工的反应颇贝戒心，所以不得不比往常做得温和一些：十三个被吿被宣告无罪，两个被判处一个月徒刑，两个各处刑十五天，另外两个各处刑八天。一八三三年夏季的罢工并不仅此一次。六月间，嚣蒙的手套工人联合反对克利伏总厂雇用新工人，因为这样一来，不但使得旧工人失业，而且会招致工资的普遍降低。七月间，哈佛尔港的工人，包括泥水匠、细木匠、马蹄匠，要求增加工资。继之，圣玛利奥米尼的织布工人对资方的压迫（对绕线工作的工资决定减少二十生丁）忍可无忍，用铺路的石块和棍棒砸碎了制造商的门窗。九月，巴黎的两个木匠团体取得协议，采取共同行动，五千个木工离开工地，结果每天的工资提高了十个苏。九月，里摩日的瓷器工人发动罢工。当时，瓷器业受到了经济危机深刻的影响，因此工人们遭到失业，工资减低百分之二十，而且欠薪达数月之久。到了一八三二年年底，萧条已吿结束，于是二百名工人于一八三三年九月十二日发动罢工，要求恢复经济危机发生前所规定的工价。制造商初起拒不接受，后来在工人的坚决斗争下陆续让步。一八三三年十月，巴黎首饰工人要求每日的工作由原来的十一小时半减为十小时半。十月二十日，一千二百（一说一千五百）名首饰工人在亚梦田税卡检验场举行集会，决定成立一个包括首饰工人、镶嵌工人、琢磨工人、雕刻工人的互助会。罢工是在两个作坊里爆发的，一八三四年一月十日，十三名首饰工人以结社罪被控。十月及十一月，巴黎面包工人两次在梅恩税卡检验场举行集会，提出每天的工资增加十个苏，每家面包房应雇用与烤面包炉数相等的面包工人等要求。在第二次示威时（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面包工人遭到政府武装力量的袭击，其中包括正规作战部队、国民军、长矛骑兵队和龙骠骑兵队等。被捕的工人达二百二十五人之多，仅这个数字已经可以看到示威运动的规模。在同一时期，巴黎的缝衣工人又发动了好几次罢工，三百个工人被投入牢狱。外省如翁热、奥顿、贝约纳、达克斯、里摩日、勒曼、麦茨、奥尔良、卢昂、都尔等地的成衣业普遍地发生骚动。在巴黎被捕缝衣工人的家属均由里昂和都尔两地的同伴设法接济。制鞋工人的结社运动也有此情况：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五日，巴黎制鞋工人在洛欧苏亚税十验场集会，这次运动逐渐发展到外省，如里昂、第戎、夏龙、包恩、马赛、蒙贝利埃等城市。一八三四年二月间，爱克斯附近的矿工罢工两天。爱克斯城的总检察官不得不指出矿工确受到残酷的剥削。他写给司法大臣的报吿中说： “工人们久已在埋怨他们的工资太低，而资方强迫他们向当地矿局管理处购买灯油，而灯油的定价又非常昂贵，在控告他们结社罪的过程中，我很高兴见到这些工人所埋怨的事情能在公开的辩论中揭露出来。这些情况已经调查属实，法庭认为矿工们犯罪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加斯特拉纳伯爵发给这些矿工的工资实在菲薄，而伯爵手下的经理人员所供应的灯油，价格则由于贪污作弊又确实定得太高。” 在工人运动史上，这样连续不断的罢工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情况。这是工人战斗精神已经提高的铁证。当时经济恐慌虽然可以认为已经结束，而罢工运动却还是不断发生，而且大多数带有明显的进攻性，都是以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劳动时间为目标。因此更证明了工人战斗精神确是提高了。不仅如此，工人们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而且还更加积极地参加一般的政治斗争。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拉波尼拉依在刑事法庭上讲的话，就是代表着工人们说的。他被控的罪名是为工人公开讲授法国史课程，因为他在讲座上说过：在一七八九年，人民只是“换了一批暴君”，结果依然受到“更阴险的、更可恶的、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暴君”的奴役，他对法官宣称： “真正的共和国，我们所热烈追求，梦寐以求的共和国，是个没有伊洛达[30]、没有奴隶、没有贱民的共和国，是个不分资产阶级和平民，不分特权阶级和无产者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度里，自由和平等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的东西，而不是某一阶层独占的特权。”[31]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拉马格将军[32]出殡那天，各行各业的工人都高举旗帜和标语牌参加送殡，其中有染坊工人、印刷工人、啤酒工人、制帽工人。在他们所持的旗帜中，有一面黑旗迎风飘展，上面写着“不自由毋宁死！”第二天即六月六日，在圣麦利修道院内发生战斗，工人们筑起街垒。这次逮捕人数之多弄得政府方面不得不征用公共车辆来载运犯人。警察局长通令医生和外科医生，吿发就诊的受伤工人。共和主义者在反对路易-菲力普王朝的斗争中已经不能再忽视工人了。要了解当时共和派的态度，我们不能忘记，以路易-菲力普的名义统治国家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即大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因此，不但工人阶级倾向于共和制度，而且还有小资产阶级，因为财产资格选举制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其中尤以自由职业者对此更为不满。其次凡是反对银行家专政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憧憬着共和制度。共和主义者虽然团结一致反对七月王朝，但还远不能组织成一个阶级成分一致的政党。他们彼此在利益上有着不少的矛盾，抱有不少分歧的希望。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看来，工人只是个辅助力量，他们虽然需要这个力量，但是早就在准备过河拆桥了。但在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方面，他们心坎里却还保持着雅各宾式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在目前说来，主要的是大家如何同心协力来对付七月王朝。这时候，“人民之友社”内已经建立起缝衣工人、营造工人的支部[33]。一八三三年十月，“人民之友社”改组为“共和人权协会”，并在会内设立一个宣传委会。这个宣传委员会似曾在工人中间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不管怎样，这个组织除了知识分子外还有一定数目的工人，如排字工人拉蒙尼啊爱、巴斯基叶-布吕耶尔、鞋匠厄弗拉汉、红木家俱木匠洛耶爱、木匠亚拉个、手套工人贝拉尔等等。这些工人积极分子同时还在本行业中积极参加发动联盟结社的工作。许多共和派报纸不断发表工人的请愿书，抗议逮捕罢工工人，组织对罢工工人家属的援助工作。在联盟结社罪的审判案中为工人出庭辩护的也往往是共和派的律师。例如里昂的米歇-安日·柏利埃，他在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已和工人站在一起并在起义中受过伤。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他为被控吿的各制鞋工人出庭辩护。他在辩护中强调指出，工人“只是一架生产的机器”，“计算工资”，不是根据工人的劳动为原料所创造的价值，而是根据使工人不致于饿死的最低需要。” ※※※ 大资产阶级知道它必定能得到政府、警察、法官和军队的支持，所以拒绝作任何让步。当安辛市市长向安辛公司总经理指出矿工们极度贫困的情况时，这位总经理竟然答道： “本公司宁愿让矿井停工十个月，决不向工人作任何让步。” 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在缝衣工人审判案中，资本家方面的律师说道： “这不仅是对一切形式的合法政府宣战，而且是对一切社会秩序的永恒的基础（人身安全、所有制和自由权）宣战。” 他感谢警察和检察官给予资本家的“忠诚协助”。可是，为了对抗雇主而创办自己的生产合作社，因而于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被捕的一百五十名缝衣工人，对于他们说来，“人身安全”又到哪里去了呢？十一月六日，警察冲进缝衣工人慈善社，逮捕了二十个缝衣工人，对于这些缝衣工人说来，“自由权”又到那里去了呢？所以，只有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才能享受“人身安全”和“自由权”。抗议又有什么用处呢？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辩论报”说：“永远是有富人和穷人之分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再说，工人们子女太多。家庭是和工人不相称的一奢侈品。这一点至少是索姆省省长、伦理学院院士杜诺叶的意见，他于一八三三年十二月通令本省各市市长说： “穷苦家庭没有第二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这些家庭只有刻苦耐劳，谨慎小心，才能上升。尤其是在夫妇关系上必须小心，必须特别注意到不使他们的夫妇生活比他们的手艺生产出更多的果实来。” 一八三三年九月，政府接受了巴黎木匠包工头的建议，决定利用军队来代替罢工工人，从而创立了一个先例。包工头请求陆军大臣派给他们一百至二百名工兵营的木匠，让他们使用十天以上。每人每天的工资为三法郎半（这就是原来的木工工资，而木工们则要求增至四法郎）。这样做法是“为了叫误入歧途的工人恢复理性，想一想他们的义务。”事实上，正如我们则所看到的，包工头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不得不答应增加工人们所要求的半各法郎。但是这毕竟开了一个先例。当时的商业大臣写信给陆军大臣说： “如果工人们再要结社聚众，我们也许还要请求你阁下，允许用卫戍部队内的工兵来暂时代替他们。” 一八三三年九月十九日的“辩论报”叫嚣道： “好极了！只要包工头确实能够照他们所惯常付给的工资找到人手，那末不久就可以看到那些最难对付的工人也会来重新要求工作了。” 请看这些人是何等的厚颜无耻！如果一个工人的工作让士兵占去，为了活命和养活家口而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那末对于这个工人说来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一八三三年十月，面包工人罢工，政府宣布将巴黎驻军中所有会烤制面包的士兵，交给面包房主人调遣。一八三三年十二月，马赛也发生同样事件，这次是为了对付罢工的石匠。马赛卫戊司令调集军队中所有的石匠给包工头。这些军匠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月三日当真代替了罢工工人。工人们终于失败了，不得不恢复工作。陆军大臣在床贺胜利之余，通知该司令官说：“今后如逢发生类似的结社聚众行为，应即以同样手段对付之。” 的确，政府是想从此消灭工人们所进行的那种游击战。“普通”的镇压手段已经不足以应付，可是仅在一八三三年一年中，仍有五百二十二个工人以结社罪被控。 ※※※ 政府企图予以决定性打击的对象是各种社团，它希望一举打垮共和派团体和工人团体。当然，政府想打击的还是共和派团体，政府所以要打击它们，正是因为如同掌大臣巴尔特所说的，“那些团体的活动已面向工人阶级。”他又说，最严重的倒不是那些“工人们自发”的结社运动，而是“工人为了反对东主而组织起来的大团体”所发动的那种结社运动。工人在共和派的支持下，反对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护人、路易-菲力普政府的斗争，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一八三三年十月，政府计划加强反结社的法令，为此就必须给各团体以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刑法第二九一条的规定并不包括人数不到二十人的团体在内，因此共派团体和工人团体为了避免触犯法律，建立了许多不到二十个人的小组。一八三四年二月二十日，政府提出一个新的法律草案，如果议会予以通过，那末，事实上就意味着一切社团消灭。因为根据这一法案，那怕是不到二十人的支社都在禁止之列。按照法律，不但对领导人可以判罪，便是全体成员也都有罪。同时，这类案件又规定不再提付刑事法庭陪审团审问，而将提交更顺从政府压迫政策的初级刑事法庭法官来处理。鉴于当时的选举制度，当然不可能希望会议真的会反对这个法律草案，因此这个法案果然在一八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通过了。 ※※※ 于是，一心要保护他们组织的共和主义者，尤其是坚决保卫自己的组织的工人，都纷纷起来骚动。这一次信号又是从里昂[34]发出来的。自上次丝织工人起义以来，工人们的物质条件毫无改善，但是他们的思想却起了变化，他们比过去更能接受共和主义的宣传。“互助主义者”也纷纷活动起来，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有法兰绒帮工们，他们组织了法兰绒织工会，要求限制劳动时间。绝大多数的行业中的工人，如薄纱绸工人、缝衣工人、头纱工人等也都组织起来。一八三三年五月十二日的“工场回声报”写道： “劳动者只有组织起兄弟般的团体来，才能改善他们的命运。他们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不但不应互相仇视，而且应该彼此帮助。各国人民的‘神圣同盟’将从同样的劳动者同盟中产生出来。” 这张报纸于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八日揭穿了承认工人享有自由权的虚伪性，它道： “凡人均有生存的权利，因此就有劳动的权利。如果对劳动者说，他们不必联盟结社也可以进行工价的谈判，那是对那些吃了今天没有明天，因此不得不忍受弱肉强食的规律，即资本主义规律的人们的一种侮辱性的嘲讽。” 一八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互助主义派决定举行总罢工，抗议降低制造帽子上丝带的职工的工资。工人们一致采纳了罢工口号，使三万架纺织机停工十天（二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这一次，虽然丝织工人的要求没有获得满足而不得不恢复工作。但是他们都意识到，这不过是暂时遭到失败，并不是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们的纪律性和彼此支援的精神已经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而为日后进行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创造了条件。甚至工价并未削减的织布工人也参加了这一次罢工。恰恰在这时候，人们得悉禁止结社的法律草案已被通过。里昂共和派报纸“拾穗者”宣称：“进行抵抗已经不仅是一项神圣的义务，而且变成了一项需要了。”法案通过后，二千五百五十七个互助主义者提出了一项严正的抗议书说： “决不在这样无理的桎梏下低头，集会决不停止。根据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劳动谋生的权利，他们知道如何以一个自由人应有的一切力量来反对任何横蛮的企图，他们决不惜任何牺牲来保卫任何强权所不能夺取的这项权利。” 人权协会里昂支会决定，“他们的组织将不顾一切像过去一样继续存在。”因此，在罢工期间虽然没有一个人被逮捕，但等到复工后，反而有六个互助主义者在煽动二月间结社运动的罪名下被捕。共和主义者（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初次和工人组成了统一战线，这对两方面说来都标志着一个深刻变化。人权协会和各纺织业工人协会成立了一个“统一委员会”，决定在被捕的互助主义者受审那天，即四月九日举行示威。政府当局极想从此把丝织工人压服下去，他们看到几天以来士兵与工人彼此亲善的情况，更加揣揣不安。四月五日步兵第七团的两个连已经与丝织工人有了亲善友爱的表示。当时有一个新闻记者曾作这样的报导： “士兵们用极为友好的态度来回答那些过来和他们握手言欢的工人。不一会儿，插在枪头上的刺刀都放进了刀鞘，军官们也收起了指挥刀，市民和军队之间建立了友善的团结。在酒铺子门前支起了桌子，士兵们枪托朝天，很高兴地接受同胞们的邀请。后到的一连士兵也以同样的热忱参加了这样的和平举动。彼此之间都表现出无限的信任。” 因此要干就得赶快，而且必须立即整顿士气。从四月五日至九日，政府军从军队中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了污蔑丝织工人的宣传，把丝织工人说成“法国国内的强盗”，“活该枪毙的下流胚”。这些诽谤和造谣的手段，正好供日后梯亥尔“动员”凡尔赛军队进攻巴黎公社时的借镜。四月八日夜间，政府调动一万军队，占领了各十字路口和主要建筑物。九日早晨有一家报纸报导说： “市政厅今天收到了拒马柵、火箭、子弹和各种攻守武器，市政厅好像已经兵临城下。全城岗位都派了双岗。一直到这时候还认为不需要设防的邻近各高地都安了砲位，从而把分散的砲台连成一气，成为完整的局高临下雄视全城的战斗系统。” 四月九日，里昂发生了总罢工。在法庭进行审讯时，有一个人在法院的院子里被人杀死。第一批街垒出现了，但很快被砲火轰毁。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四天中，战争十分剧烈。士兵们接到“街上见人即格杀不论”的命令。高地上的砲台向城中轰击。十二日，军队采取攻势，占领了纪约基埃和怀兹镇。随之而来的无非是屠杀和放火。最后剩下的一些起义者被压缩到城中心，然后驱进科尔德利教堂全部被枪决了。保守派议员阿米洛曾写道： “里昂遭到了可怕的破坏，一切战争手段都尽情地用上了，居民的住宅在砲声雷鸣中纷纷倒塌或被熊熊大火所烧毁。无辜的人民，妇女和儿童都遭惨死。他们都是镇压叛乱所用的手段下的牺牲者。在这个阶级战争的战场上，省长卡斯贝林获得了荣誉军团[35]的宝星，亚玛尔中将则获得了荣誉军团的一级勋位。卡斯贝林的父亲是国民公会的议员，曾投票赞成路易十六的死刑。亚玛尔中将则曾在埃洛[36]一役中升为上校，他的岳父也曾在国民公会投票赞成路易十六的死刑。于此可见，这是一个如何充满了悲剧性的演变（我们已在前面指出了这个演变的各个阶段）。卡斯贝林省长和亚玛尔中将，既然做了大资产阶级的爪牙，从今以后自然千方百计来打击工人阶级了！这一役，总计死者三百四十二人，伤者六百人。各行各业都有殉难的烈士。“这真是保卫结社权的总起义。” 政府之所以痛恨结社权，并不是单为阻止共和主义者结社，而是，特别是要把工人们孤立起来毫无抵抗地听凭雇主们压迫。罗尼省议员富希龙无耻地在起义一个月后在议院里宣称： “在里昂，工资越低，工人们越勤劳。因为如果工资太高，工人们一个星期干三天，挣够了，其余的日子就不想干活了。” 这一起义比十一月起义所引起的震动更为广大。四月十一日，三四千工人在圣亚田举行示威，一部分煤矿停工。工人企图夺下兵工厂没有成功。在亚尔波亚城，起义群众占领了市政厅。在格勒诺布尔、马赛、夏龙许索恩、维也纳、格莱蒙-斐龙等城市也都发生示威运动。吕纳维尔城的一个钢盔骑兵团密谋哗变。巴黎的人权协会中央委员会曾决定支持里昂的起义群众，但是迟迟没有拟定计划。里昂来的消息又是彼此矛盾的。当政府决定封闭“论坛报”，该报总编辑亚芒·马拉斯特仓皇出走后，资产阶级的共和派就觉得迷失了方向。可是工人们却在马兰区，波蒲尔街、奥白里勒波雪街、特朗斯诺南街筑起了工事。军队出来干涉，造成了所谓特朗斯诺南街的大屠杀。在那条街上，仅仅在一所房子里就有十四个人被杀死，四个人受伤。这是内阁总理梯亥尔第一次对巴黎工人所下的毒手。他和教育大臣基佐以及指挥巴黎军队的布乔，是主要的负责人。梯亥尔说：“不该留活口。”基佐说：“命令是毫不留情的。”布乔对士兵们说：“见一个杀一个。朋友们，不要留活口，不要心软……我们得堆成一个三千名乱党的死尸堆。” 政府提交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携带武器的法令，并把征兵额提高到三十六万人。两千名嫌疑犯被捕。但是他们的案子一直等到第二年五月才在贵族院举行审判。这一次审判的风波特多，因为政府拒绝被吿选择著名的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布亚纳罗梯、布朗基、拉梅纳、儒勒·法佛尔等人当他们的辩护人。有些被告拒绝法官的审讯。一大批一大批的被告被判处流刑和徒刑，首先是里昂的工人，其次是其他省份的城市如吕纳维尔、亚尔波亚、格勒诺布尔、马赛、圣亚田的工人，最后轮到巴黎的工人。这一批案子一直到一八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才审判完毕。中间发生了谋刺路易-菲力普的案子（费爱斯希谋刺案）。政府于是找到了借口，要求议会通过一系列的镇压条例：这就是一八三五年九月颁布的条例。刑事法庭增加许多分庭，以便发生叛乱时可以更迅速地审判大批罪犯。报馆监理人缴付的保证金提高数额以阻止人民的报纸，首先是工人报纸的发展（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里昂和巴黎早已有工人报纸出现）。对木刻、石印、图片则规定了出版前须受检查的办法。著名的漫画家社米埃曾以充满了仇恨的现实主义笔法，绘画一幅特朗斯诺南街大屠杀的石印画，竟也遭到资产阶级的迫害。法国工人阶级从一八三零年到一八三四年进行的一系列的斗争，就这样在表面上的失败下结束了。事实上，他们不过刚刚经历了初步的斗争考验。对此，总结下经验是十分重要的。 [1]参阅奥克泰华·费斯蒂：“七月王朝初期(1830-1834年）工人运动史”。现代历史图书馆。第二卷，第三分册，巴黎一九零八年版。关于工人联合会，可参阅：劳动局一八九四年至一九零四年发表的“行业联合会”，计统计表及文字说明共四册。关于思想运动问题，可看B.伏尔金的“法国秘密会社的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一八三零至一八三四年）”，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一九四七年第六期。 [2]法王查理第十之子，于一八二零年二月十三日被人刺死。 [3]我们利用了以下的史料：在上面已引用过的奥克泰华·费斯蒂的著作；费尔南·吕德：“一八二七-一八三二年里昂工人运动”，巴黎一九四四年版；欧仁纳·泰尔莱：“机器生产初期法国工人阶级。从帝制末期至里昂工人起义”。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专门叙述里昂工人起义的，已译成法文，发表在“马克思主义评论”一九二九年三、四、五月第一、三、四期。最后必须指出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出版的Φ·波将金的极重要的著作：“里昂起义”，这本书研究了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里昂丝织工人起义。 [4]指“血腥的星期日”（一九零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即俄历一月九日）。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指示下，军队向示威工人开枪，这是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的起点。 [5]茹斯丁·哥达尔：“丝织业工人”。关于里昂丝织工人的专门著作，研究历史、经济、社会方面情况。第一部：“劳动法规（一四六六-一七九一年）”，里昂和巴黎一八九九年版。 [6]一八四八年，由于实行了财产资格选举制，罗尼省全部人口五四五、六三五人中只有五、三五三人有选举权。 [7]让·阿拉扎尔：“一八三一年里昂工人起义的原因”，“历史评论”，一九一二年。 [8]爱德华·道莱昂为费尔南·吕德的书所写的序言中，曾引用乔治·布尔琴的话说：“里昂的工人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的那么困苦和屈辱。”可是，根据我们所搜集的材料（其中有些材料所引用的仍是吕德本人的著作），这话并不实在。固然，里昂的丝织工人的确有着一股自尊心，不肯让别人侮辱他们，所以他们不能算得当时法国工人中最不幸的工人。但是他们究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已经不甘心再忍受贫困。 [9]这是里昂制造商们早已关心的事情。茹斯丁·哥达尔在他所著的“丝织业工人”一书中，曾引用普鲁士皇家工场总监、手工工场法庭审官梅露的话说：“里昂的制造商必须记着，廉价劳动力不但本身就对他们有利，而且更有利的是能使工人做起工更加勤快，生活更加循规蹈矩，对制造商更加听话”。 [10]哥隆勃：“里昂起义及其起因的札记”中曾写道：“正如巴黎一样，法国第二个大城在一八三零年起义的日子里，首先拿起武器来的也是工人。他们和巴黎的工人一样，也是急于要推翻专制政府，雄壮地宣布他们热爱自由和民族的旗帜。” [11]事实上，圣西门派却曾企图阻止暴动。警察局报告中指责他们是暴动的发起人，这是不符事实的。当然他们是同情丝织工人的，但是他们说：“只有上层阶级伸出手来，下层阶级才会想到提高自己。”（见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环球报”）。“在里昂所升起的旗子是个伟大的象征。但是里昂事件本身永远算不得光荣事件。啊！光荣绝对不会与同属一个家庭内劳动人民之间所流的血结合在一起。”（奥林德·罗德里格语） [12]他本人就是莫塞尔采矿的业主。 [13]据不完全的统计，军民死伤者计三百五十七人，其中有丝业六十二名（包括各种工匠，女工和少年工等）。但是能够表现出这一次起义的广泛性的是，其他行业的工人：如成衣匠、鞋匠、瓦匠、木匠、园丁、制锁匠、车夫、短工等等，都参加了战斗，并且出现了许多烈士。 [14]实际上，布维埃-杜摩拉曾以谄媚「字模糊，可能是“谄媚”——录入者注」的言辞欢迎过奥尔良公爵，他在布告上说：“里昂市民们，脱去丧服，穿上节日的衣服罢。奥尔良公爵已经来到了。这是预示着暴风雨已告结束的虹霓。”可是就在这时候，克洛瓦-鲁斯区的作坊里，孤儿在痛哭失去的父亲，母亲俯视着受伤的儿子。 [15]蒙法尔贡写道：“我应该坦白地说，是的，政府在里昂周围建筑了一道强大的防御工事。在政府的心目，内部的敌人和萨丁岛人或奥地利人是同等重要的。是的，政府的工事是受到十一月事件深刻影响的，同时也是为了预防工人再度武装起来反对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在此再加上一句，过去亨利四世对里昂人民宣称：“我宣布，我绝对不怀疑你们，我只想在你们心坎里，把你们善意变成金城汤池。” [16]马尔赛·维拉尔：“被告的控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第三七页。 [17]“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在刑事法庭上所作的辩护词”，一八三二年出版，第五和第一三页。 [18]警察局长季斯盖与金融资本家有着直接的连系。早在一八一八年，他已创办了哈佛尔贸易公司，并与彼利厄公司合股。一八二五年，他在巴黎得取迦西米·彼利厄的借款创办了一家银行贸易公司。一八三零年十月，他受陆军大臣委托前赴英国购军火（洛特雪任中间介绍人）。群见“警察局长季斯盖回忆录”，他本人撰写，巴黎一八四零年出版。 [19]米歇尔·希瓦立：“圣西门教。里昂事变。”博立叶在死前两年（一八三五年）也曾论述过里昂事件。他写道： “过去任何世纪都不能像我们这个世纪一样的有充分理由来对哲学表示怀疑？经历了十五年来无数次的变迁，理性主义、实验主义和工业主义方面的进步，迅速地向越来越完善的境地发展，人民也屡次地进行革新和复兴，但是时至今日竟然还要为了工资菲薄，衣食五着而不得不起来暴动，不得不在他们旗帜上大善：‘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争而死。’。”（“虚伪的工业……”第一卷，第五六页） [20]指大革时期圣多明格（即中美洲西印度群岛海地岛）爆发的奴隶大暴动，暴动结果是黑人获得了胜利。 [21]此处显然是指资产阶级。 [22]这也是“时报”的意见。照儒勒·盖得的说法，那时候的“时报”已经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报纸”了。我们以后还时常提到这张报纸。该报于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写道： “一旦私有制到了威胁，那末就谈不到什么政治见解，什么内阁制的不同倾向，什么在朝在野了。那时大家必须先来救燃眉之急。我们必须停止彼比责难，号召一切力量去帮助那个维护我们利益的政府。任何叛上作乱的行为都会带来大混乱，没有一个公民会在混乱中幸免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因此赶快帮助政府吧！我们应当自动地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必须阻止叛乱思想蔓延开去。工人运动是有传染性的。里昂就是一个中心。“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号召人们起来组织一个反对工人的统一战线。 [23]在国立图书馆中，现在还可以找到一个工人很自豪地给圣马克·吉拉廷的一个答复。这是一本只有八页篇幅的小册子，书名为“一个无产者送给辩论报编辑倍尔丁先生的礼物”，书上署名“无产者，印刷工人巴洛”，兹摘录一段如下： “我们无产者是祖国的敌人？啊！先生，如果说祖国不幸在哺养着一批忘恩负义的儿女和卖国贼，那末这批人决不是无产者，而是那些社会上的大人先生们。那些人绝少有像我们被人称为真正的爱国人士的那种品德和勇气。” [24]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他的信中语。可以肯定，沙多布利安是个保王党分子（他是个正统王朝派，所以并不拥护路易-菲力普），但是他也不得不佩服那些工人们的英勇气概，他写道： “这些工人驱逐了当地驻军，迫使国民军脱下军服：废除税捐，迫使政府不得不在冬季动用巨款，调遣二万大军前去对付他们。这些工人把省长当作秘书使用，命令制造商接受他们的条件。这些工人进行谈判，派遣使节，以平等地位和路易-菲力王朝办交涉。” [25]百年出版社，第四卷，第五八一页，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26]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一四页。 [27]里昂起义运动即便在外国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应。奥地利首相、欧洲极端反动领袖梅特涅克也不掩饰他的不安情绪。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希望里昂事件不论用什么方式快快结束吧，这对我们德国自由分子是个很不好的榜样。在德国，中等阶级（指资产阶级）反对王朝和高等阶级（指贵族）的激烈斗争还在进行中。而在法国，现时王朝和贵族几乎已经消灭殆尽，贱民（指无产阶级）却站起来反对中等阶级（指资产阶级）了。虽然这样发展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竟必要来一系列难于预料的后果。” [28]当时，巴黎不合乎卫生条件的住屋约有二万所。有一个医生谈到霍乱时症时写道： “圣日耳曼-洛赛鲁阿街二十号，住有一个硝皮匠。他的作坊就设在楼下院子里。作坊用来浸牛皮的脏水就倒在院子的小沟里，水然后流到井里。同院住有一个面包师傅，他就是用这种井水来做面包。”（伏季埃著：“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第二十五卷，第二三六页。） [29]安辛公司的老板彼利厄，取消了以前所同意的妇孺救济金。一八二五年，他又将患病的工人每周的救济金，从六法郎减至五法郎。 [30]即古代被斯巴达人征服而沦为奴隶的人。 [31]“公民拉波尼拉依在塞纳省刑事法庭上所作的辩护词”（一八三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32]拉马格自一七九一年起曾历次参加革命及帝国各战役，由于他反对波旁王朝和路易-菲力普而受到人民的爱戴。 [33]参阅上面引用过的伏尔金论文；车尔诺夫：“七月帝政时的共和党”，一九零一年。 [34]参阅茹斯丁·哥达尔：“一八三四年里昂四月起义”，载“一八四八年革命”，第三十一卷，第一三五页。 [35]荣誉军团是拿破仑一八零二年设立的勋位，旨在酬“有功”的军人和民政人员。——译者 [36]普鲁士的一个城市，拿破仑曾于一八零七年二月在其地打败俄普联军。——译者
第五章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妥协和初期的工人斗争（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一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第五章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妥协和初期的工人斗争（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一年）拿破仑政权的矛盾。——复辟：贵族族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对农村的统治和农村经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机器和集中。——选举资格的限制。——工人生活：工资的下降和工作时间的延长。——一八一七年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的理论家。——空想主义：圣西门和傅里叶。——空想社会主义的总结。——工人的斗争。——捣毁机器。——兄弟会组织的最高峰。——救济会和斗争组织。——罢工。——工人运动的性质。——贵族与大资产阶级妥协的破裂。——一八二七年的经济危机。——工人对经济危机的后果进行斗争。——一八三零年的七月革命。——银行家掌握政权。拿破仑政权甶于不能克服本身的矛盾而告崩溃。对国内来说，拿破仑是由资产阶级捧上台的，资产阶级一遇到困难就抛弃了他。对国外来说，他开始了封建制度的摧毁从而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到处出现了各式工业资本主义，而拿破仑则又企图使这些工业资本主义服从于法国资本主义的利益[1]。拿破仑的军队摧毁了封建割据，并于无意中唤醒了处在拿破仑专制制度压迫下的各国民族意识。例如在德意志，拿破仑摧毁了日尔曼罗马神圣帝国，取消了诺候列国，并（至少在莱因区）消除了封建剥削。俄罗斯人民却起来反对拿破仑的侵略，并进行了解放战争[2]。 ※※※ 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随着路易十八回到法国，他们的政权在旧时贵族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协妥关系。毫无疑问，主要的是为了保持大革命和帝国所形成的经济制度、社会和政治制度原封不动。他们知道，恢复封建制度和大地主的特权已经不复可能，也不可能再使君主专制政体复活，君主专制政体是以维持那些保证封建特权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为自己的生存条件的。但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对下面两个基本问题的看法却是一致而可以彼此妥协的：其一，排斥人民群众使其不得参加政治生活；其二，通过关税政策，实施一种既能满足大地主又能满足一部分工场主的经济政策。就是在这种阶级关系的基础上，法国建立了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这种君主立宪政体一直维持到一八三零年的七月革命。这种妥协之所以能够实现，那是因为复辟时期的法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这就说明了当时不仅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而且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是很薄的。另一方面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零年，法国的生产力虽然由于大地主的阻挠而发展得相当缓慢，它毕竟还是壮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样，上述妥协不免带有脆弱性，因此一遇到一八二七年的经济危机和一八三零年的革命，这种妥协即吿破裂。然而，如果说那时候的无产阶级太软弱，不足以作为推动历史的力量，那末资本主义却已经发展到使一方面出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出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这样的程度。这也就说明了下文所提及的初期工人斗争的局限性和伟大性。这一时期的工人斗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马克思说： “经济的诸关系首先把居民底群众改变成工人。资本底统治替这批群众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地位和共同的诸利害关系。所以这批群众已经是一个阶级在资本对面，不过还没有向自己本身。在……斗争里面，这批群众发现自己齐集在一起，把自己构成向自己本身的阶级。他们所拥护的诸利益成为阶级利益。而阶级对阶级底斗争是一个政治斗争。”[3] 这也说明了复辟时期盛行一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伟大性和局限性。 ※※※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研究一下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作用。不论根据那一种统计材料，当时农业生产所占的比重很大是十分显著的事实。我们根据一八二六年的法国人口调查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当时三千一百八十五方居民中，倒有三分之二，即二千二百二十五万人是依靠种地为生的。大土地所有制在当时起着极大的作用，它是大地主的力量的基础，尽管在大革命时期，教会的产业已经收归国有，并且没收了一部分贵族的产业。但是在这一时期，有些政治亡命者的产业已经发还给原主，而且，一八一四年十二月五日的法律又决定将旧时亡命者未曾公卖的一部分土地发给他们。此外，在一八二五年极端保王党反动势力最猖獗的时期，又颁布了一项“赔偿流亡者十亿法郎”的条例。因此，这些人在五年内领到了利息率三厘的年金三千万法郎。这项赔偿大大便利了旧贵族产权的恢复。在舍尔、梅恩-罗亚尔、万第、下罗亚尔等省，旧贵族的产业依然占着统统地位，而在诺曼第等省资产阶级的大地产则正在积极发展。由于国有地产的拍卖，中等地主也有所加强了。这些富裕农民虽然在农村代表着社会中的保守力量，但是他们也害怕恢复旧政体，因为恢复旧政体就恢复贵族和僧侣的特权和产业。这些人之外有小土地所有者（因为，大地主和小农经济往往是同时存在的）、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大革命农民解除了土地上的封建义，但大革命也加速了农民阶级的分化。事实是，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零年之间，农业技术进步极少。因为封建大地主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增加产量，而是希望从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政府方面获得一个有利于他们的关税政策。直到一八二二年才出现第一架打麦机器。这架打麦机是由苏格兰输入的，打麦机在法国被采用得很慢，土地轮休制还继续存在[4]。人工牧场也没有什么发展。乡间道路很坏而且很不够发达。地主所兴趣的是，保持小麦的最高价格。这个希望到了一八一九年和一八二一年由于实施所谓机动调整法而获得了实现。根据这个办法，不但对输入小麦规定了关税率，而且在国内小麦跌价时，还禁止输入小麦。这样，我们的乡绅先生，不管是贵族或是资产阶级分子，都保证可以高价出卖小麦。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辛辛苦苦去改进农业技术呢？这正是为少数地主的利益服务的阶级政策。总的说来，小农的境况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零年是每况愈下。这种关税保护政策也是某些工场主所拥护的，这也就是复辟时期妥协政策的基础之一。地主阶级所得到的是关于小麦的法律，工场主所得到的则是一八二零年和一八二二年的法律。后面两项法律对外国输入的钢铁规定了很高的关税，同时禁止由印度输入绸纱、毛绒和丝。生活程度的高涨大地主和这些工场主说来是无所谓的，有一个和“康特铅笔公司”有关系的工业家，亨勃洛-康特，曾寡廉鲜耻地说过： “小麦价格高，可迫使工人更好、更快地工作。这能激发工人的技巧和热情，可以降低工业生产品的价格，从而便利于销售。” 在复辟时期，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是有着这样的默契的，这是当时政权的基础，这种情况明显到连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都坦然承认的。例如沙尔莱梯曾写道： “右翼分子大部分是地主，他们最关心的事是增加土地的收入；左翼分子主要是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希望扩大他们的营业数字。商人、工业家和地主一俟他们取得政权，即以全权授予他们代理人去夺取国内市场的垄断，保证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因此，两股敌对的政治势力就在抵制外国竞争的关税制度中找到了一个平等获利的保证，它们联合一致维护这种关税制度并加以发展，至于其他一切有关经济生活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成为不相干的事了。”[5] 谁也不能比他说得更透彻了。正因大资产阶级级倾向于关税保护政策（至少起初几年是如此），所以一股地说，工业生产进步得很。当然，统计数字也曾指出若干工业部门曾有过比较显著的发展。例如一八二五年开采的煤有一百五十万吨，而一八一四年则只有一百万吨。一八二八年，铁的产量是二十二万吨，而一八一八年则只有十一万四千吨。原棉的消耗在一八二八年为三千万公斤，比一八一二年的一千零五十万公斤，增加了两倍。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个特点即是进度的不平衡性。如果把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零年，法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和同一时期英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或者和一八四零年至一八四八年法国工业发展来做一番比较，那末这一时期法国工业的发展显然是很慢的。工业上采用机器是三心二意的。人们并不是不知道机器的好处。一八一九年博览会评议委员会即曾指出：“采用机器已经如此，没有机器的工厂不久即无法与人竞争。” 可是，蒸汽机是稀少的。牟罗茲城的社尔富斯-米埃格工厂早在一八一二年即有一架十匹马力的蒸汽机，但一八一九年，才换上一架马力较大的、三四十匹马力的蒸汽机。这架机器也是和原来的一架蒸汽机一样从英国买来的。阿贝维尔城的圣罗倍厂用了一架二十匹马力的蒸汽发动机，而卢昂城则到了一八一七年才出现四匹到八匹马力的蒸汽机。圣奎丁城的二十九家纱厂中，有半数是用蒸汽为动力的。棉布工业中也不乏这类例子，特别在纺纱业方面无疑是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一年之间最机械化的工业部门。然而，棉纺工业虽说是技术进步的前哨，但是旧式的操作法却依然存在着。人们还往往可以看到用牛力或马力来转动有齿轮的机器。用手纺车纺纱的方法也没有完全消失。在达尔纳塔城，三分之一的棉纱是手纺的。主要工具是水力推动机，利用流水推动装有叶子板的轮子。不用说，其他工业部门的机械化当然来得更慢了。一八二二年亚尔萨斯省才第一次试验用机器织布。上莱因省到了一八三零年才有了二千架机器织布机而手力织布机则还有二万架之多。下塞纳省的织布业到了一八二五年还是全靠人力。毛纺业中虽然已经出现了蒸汽机（特别在艾尔勃夫），但是毛织业却基本上还停留在农村副业状态，如在十八世纪一样专为批发商生产。艾尔勃夫城的大商家都向呢绒小生产者买进然后在全法国推销。在冶金业，总的说来，技术仍然相当原始。加泰隆炼铁法[6]还甚风行，因此仍处在一种手工业式的家庭工业状态。铁是用低炉烧木炭来炼的。加强火力只用一个手拉风箱或者用水力转动机。这样炼成的铁块在放大镜下可以出有许多沙眼渣子，还须用大锤子锤打。当时，炼铁并不经过铸生铁的阶段。有时也用高炉来炼铁，但是也不过用水力来推动风箱和锤子而已。这样炼出来的就是直接用来翻沙的铁或者用来炼钢的精铁。用高炉炼铁的工厂比加泰隆炼铁场的规模要大些，成本也比较高，因为木柴的价格很贵。估计炼生铁一吨需用木柴八十至一百二十法郎，如果用焦煤则只需三十至六十法郎。但是炼铁工场的老板却并不关心这些，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树林的主人，而且又有关税保护政策在排除一切外国来的竞争。其实，这时候用焦煤炼铁法早已出现了。起初只有克劳索厂（在罗亚尔省的特尔诺亚镇）和福尔香厂（在尼埃夫尔省）才例外地应用这种方法，有了很大的进展。这种方法需要的资本比较大得多，因为高炉炉身较大，风动力较强，最好是用蒸汽机来送风。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钢的年产量还是有所进展，估计为五千五百吨，但是对法国的需要来说是很不够的。阻碍工业发展的另一因素是交通不便[7]。铁路刚出现不久。第一条从圣亚田到安德列济安的铁路是在一八二三年造成的。但是这些铁路上使用的牵引力还是兽力，当时人们认为铁路只能用于短距离的煤炭运输。用机器的不平衡性造成了集中的不平衡性。因为集中是要以机铖化为前提的。当时只要化上几个法郎就可以置办一个纺车，而一架人力织布机就需要百把法郎，一架机器织布机则需要千把法郎。更不用说，等到蒸汽机一出现，费用当然更大了。当然大企业当时也已经出现。但是像拥有二千四百个工人的福尔香博钢铁厂，亚尔台纳省的各大呢绒厂和牟罗茲的大棉纺厂那样规模的工广却还是罕见的。农村工业在日趋没落中。诺曼第的一个极平常的小镇如波尔培克变成了极为活跃的制造业中心。但是事实上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拥有几名工人的手工作坊。因此，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零年，工人总数是增加了，但仍未出现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当时只有由于工业发展而从农村里吸引来的工厂无产者，另外就是作坊的帮工、手工业者，和人数比较少得多的农村工人。工业和商业的集中还很有限，小资产阶级（小店主、商人、中等手工业者）的数量依然很大。 ※※※ 在这种情况下，政权自然属于旧贵族和最富有的资产阶级了。国王是他们的国王；第一个国王路易十八是最不愿得罪大资产阶级的一个国王；第二个国王查理第十从一八二四年起已成为极端保王党的领袖，他倾向于旧贵族。宪法就是一八一四年的宪章，根据这一宪章，国王攫取了全部行政权，而立法权则由他自己和他所任命的贵族院以及通过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共同掌握。但是选举法则重新采用了极严格的根据纳税多寡而规定资格的选举制度。要当一个选举人必须缴纳三百法郎直接税。要当一个被选举人则需缴纳一千法郎直接税。那时候，牟罗茲城一个缫丝女工要赚三百法郎就得工作四百天。因此有选举资格的只是全国极少数的一部分居民。在一八二零年，一千万纳税人和二千九百万居民中有选举权者只有九万六千人，而有被选资格者只有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一人。在若干省份，有选举权者为数特别低微，如兰德省只有六百七十四人，下比利牛斯省只有三百二十一人，科西嘉岛只有三十人。不但工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而且全部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产阶级也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一八二零年的“双重投票法”变本加厉地允许最富有的选举人可以投两次票，在区选举时投票一次，在省选举时又投票一次。每逢举行选举，内政部还施行种种压力和种种舞弊手法。候选人名单是伪造的，公务员在立即解除职务的威胁下必须选举“政府所介绍的优秀候选人”并须设法叫别人也投同样的票。新闻界受到严密的监视。若干极端保王党分子甚至咒骂印刷术的发明。例如有一个名叫沙拉培里的议员于一八二六年在众议院叫道： “报刊是放射火把和毒箭的强弩，报刊是新教和离经叛道的人民主权最最爱用的武器。先生，慎防印刷术的灾祸吧，这是摩西唯一忘了用来遗祸于埃及的毒瘤。” 不管怎样，报纸售价是很贵的。在外省，报纸只卖给长期订户，而且价钱是如此昂贵，以致往往要好几个人才能合起来订阅一份。大学被压制到只能唯命是从。高级僧侣是有产阶级的忠仆，较拿破仑时代更进一步地成为精神上的宪兵。把皇冠和神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此粗暴地结合起来，这还是过去所未有的。沙多布利安在“论宪章下的君主政体”中说：“法国如果没有保王党，制造也得制造一个出来。”怎么制造法呢？ “一个主教、一个军队司令官、一个省长、一个皇家检察官、一个特别法庭的庭长、一个宪兵司令，再加上一个国民军司令，只要这七个人都属于上帝和国王，那末其余的我都可以对付。” ※※※ 所谓“其余”，极大部分是指工人阶级。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零年，工人的生活越来越恶化，工资下降而劳动时间延长，生活费用则不断上升。一些老行业（如农业工人和建筑工人）的工资[8]虽然达到某一程度，但在正向机械化发展的工业如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中，工资反在下降。我们姑且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在已经很工业化的诺尔省，居民总数九十六万二千人中，工人有二十二万四千人，工资原来六法郎的跌为三法郎，原来三法的跌一法郎半，女工工资原来一法郎二十五生丁的跌为六十生丁，原来两法郎的跌为一法郎二十五生丁。总而言之，工资降低一半。下塞纳省约有十万棉纺业工人，他们的工资一落千丈，他们的周薪（制造手帕工人）由原来二十法郎跌为六法郎，而原来挣六十法郎的则跌至九法郎。一八三零年，里昂一个工人挣不到他在一八一零年所挣工资的三分之一，也挣不到一八二四年工资的二分之一。纺织业雇用女工和童工的后果是男工的工资的下降。结果，工人们由于工资降低，不得不把妻儿送进工厂。这就是真正的恶性的循阫，以至亚尔萨斯省有一个工业家竟敢说，这是“工人对他们子女们丑恶的投机行为。” 工资虽然菲薄得吃不饱穿不暖，然而劳动时间却不断延长。这情况恰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指出的一样。如所周知，马克思区别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或名之无酬劳动时间）。在必要动时间内，工人只收回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物质的价值。在剩余动时间内，工人创造了剩余价值，让资本家占为己有。这就是资本家对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所以感到兴趣的原因。 “它侵夺了身体得以生长、发育和健全维持的时间。它偷去了消费新鲜空气和阳光所必要的时间。它侵蚀了饮食的时间，只要可能，便把这种时间，并入生产过程中，以致劳动者只是当作单纯的生产资料。以食物给与他们，就像以炭添入蒸汽罐，以油脂注入机器一样。积聚、恢复和更新生命力所必要的酣睡，被还原为若干小时的无感觉状态。这几小时是已经完全消耗的身体组织的恢复所不可少的。”[9] 技术上若干进步使资本家得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开始普及的煤气灯使延长工作时间成为可能，尤其是冬季。水力推动机不能保证工作持续不断，逢到枯水时期它就要停顿，而沿河又布满了各种企业（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因为各种工业都在觅寻水力），因此需要调整水力的利用。而有了蒸汽机，这一切就不成问题了。蒸汽机供给动力是无休无止的。因此可以无休无止地把工人拖在厂内。同时，蒸汽机的主人也就变为更加贪婪不足，因为劳动日愈延长，机器的折旧费就能愈能迅速收回。相反地，一旦机器停止转动，则陷于不生产的资本较诸利用水动力时自然要更大。 “如果机器是增进劳动生产率，从而，缩短一种商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它当作资本的担负物，在直接为机器所征服的各种产业上，就还是超过一切自然限制，将劳动日延长的最有力的手段。”[10] 失业情况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是这时候的资本家已在设法通过周期性失业，把脱离农村的农业劳动人民和在资本集中初期降为无产阶级的手工业者组织成一支劳动后备军。在这同一时期，除衣着外，一般生活费用都在上涨，特别是食物方面的支出。据估计，一个工人家庭的伙食费用占总支出的最大部分，约为一家开支的百分之七十，而其中以面包所占的比重为最大。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家庭，面包占一家开支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可是面包价格却还在不断上涨。一八一五年在巴黎，两公斤面包卖六十生丁，一八二零年就涨到八十生丁。一个普通工人一天所挣的工资买两公斤面包都很勉强。有一个诺尔省卡托城的居民写信给当时宗教事务大臣佛雷西努主教说： “法国现在有一项弊政，谅阁下尚未知悉，但必须予以补救。工场主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他们为了发财不惜牺牲工人。他们使工人在空气恶浊的作坊，春夏秋三季从早晨五点工作到晚上八点，有时到晚上十点，冬季则从早晨六点工作到晚上九点。他们把工人变成奴隶而还不满足。那些可怜的人在星期天还不得不用一部分时间去做工。因此，他们离了床就进作坊，离了作坊就上床。许多工人到工作场所去要走上两里到四里路。夏季，他们最迟早晨四点钟就得起身。他们辛苦了一整天，最早要到晚上九点钟才回得家。冬天的情况更坏，他们冒着严寒的天气，往往被雨雪打得混身湿透，第二天衣服还没有干燥又得穿上身去。人们不能想象比这样还要困苦的奴隶生活。他们从来没有一点时间来料理私事，他们永远呼吸肮脏的空气，永远见不到太阳。在这些作坊里做工的儿童变得羸弱不堪，男子们缺少新鲜空气，身体也日渐衰弱下去……”。这封信最后转到当时救济总署署长西里埃斯·德·马林亚克那里，他的决定是“应毋庸议”。在经济恐慌时期，工人的生活情况更为严重。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带来了经济恐慌的。水灾旱灾等天灾沉重地打击了农业生产，而交通运输不良又阻碍食粮由这一地区运到那一地区。大地主则坚持关税保护政策使小麦价格抬得很高。这一切使经济恐慌为祸更烈。在上述时期内，曾发生两次经济危机，一次是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一八年，一次是从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二年。每一次经济恐慌都增加了失业人数，从而引起工资急剧下降。食物价格的飞涨更加剧了工人的困苦。后面将要谈到，从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二年的经济恐慌，对一八三零年七月革命形成是起了什么样决定性作用。但自从第一次经济恐慌，即一八一七年的经济恐慌起，无产阶级的生活已经急剧恶化。失业的增加刚刚和工资下降及面包价格上涨，同时出现。一八一七年一月，里昂一万七千架织布机中只有六千到七千架开工，而且每周还要停工三四天。该省省长承认在五万工人中有一万七千人在慈善委员会登了记。一八一七年一月十日，埃佛安城警察局曾在报中写道：“商业和工厂日益萧条，工场主解雇工人，对留下的工人则削减工资三分之一。” 巴黎的工人把最后几件破烂衣服送进当铺。每天夜里，孤儿院门口都扔着不少婴孩。有一位行政长官无耻地对这样的惨况竟然幸灾乐祸，说贫困会使工人离开小酒店： “穷苦的生活有利于消灭不良习惯。人类虽然受些苦，但是道德将受到良好的后果。” 慈善跳舞会，王室公主访问“穷人”，举办平民施汤厂，这些就是资产阶级能想出来为补救工人贫困的唯一办法。一八一七年冬季，有一位高级官员宣称经济危机将于春天来到前结束。他说：“春天来到，希望也来了。春天是穷人们真正的食粮，如果它不能使穷人强壮起来，至少能支持他们活下去。” 创办学校来教育工人子弟是一点也没有做到过。这种需要只是到了很久以后，当工业发展到需要有文化的工人时，才感觉得到。这时候还没有这种必要。保尔·拉法格曾说： “富戈侯爵在一七九零年制宪会议讲坛上曾说过，做一个农夫，不需要会读书写字。” 拉法格文说： “到了工业生产有此必要时，这才使费产阶级换了另外一种的说法，但这并不是他们对人类有所热爱，也不是对科学有所爱好，而是为了经济利益，资产阶级才鼓励和发展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11] 但是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零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还是富戈侯爵的思想。一八二一年，巴斯基叶大臣[12]为微不足道的初等教育经费提案辩护时说： “决不会有一个公营作坊的管事，一个聪明的农庄主人宁愿要一个目不识丁的工人而不要一个会写会念书的工人。” 巴斯基叶是比他的时代走得太快了一些，那时的资产阶级还不需要有文化的工人。在目前还是把工人的子弟丟给教会学校的神父来管教罢。有一个议员在那次辩论中说道： “神父不但教孩子读书写字，而且还教孩子们懂得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有些什么义务，他们给穷人的教育是很有用处的，因为他们使穷人知道今世受了苦，下世会得好报。” 事实上，一八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的法令规定每个乡都应该推行儿童教育。但是那时候的免费学校还是赶不上需要。在巴黎，只有一万五百三十三名学生进了免费学校，即占五岁至十二岁的儿童五分之一。所以后来在一百名新兵中有五十八个文盲，就毫不足奇了。 ※※※ 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看来，一切是好得无可再好了。至于政治上的彼此倾向稍有出入，哪有什么关系呢？效忠于波旁王朝的右翼资产阶级和策划奥尔良王室登位的左翼资产阶级，实际上都是一致的。翻阅一下德斯土·德·特拉西于一八二三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论”吧。在他看来，不平等是天造地设的。平等公约的唯一后果只是使人人一样的穷。当然，谁也不能否认世界上有的是穷人，而且穷人愈来愈穷，但是这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起初本来有足够的土地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但是人类在繁殖。因此在许多人说来，要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只有替拥有财富的人去效力。可是想挣工的人也太多了，工资自必降低，而这点并不能阻止工人们“不识羞耻地生子育女”。因此他们之间免不了许多人衰弱多病，甚至死亡。十五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是摧毁家庭的一种政制。让-巴地斯特·赛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所下的结论也是如此。他企图在理论上证明总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人类的需要是没有止镜的。至于有时有经济危机发生（赛本人也无法否认），那不过是局部的危机，是暂时发生的偶然事件。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之流则陷入了绝望悲观的境地。他看到了一八一七年和一八一八年的恐慌以及恐使“工场工人们遭受的惨痛生活”后，心中充满了悲愤。他承认： “我们几乎可以说，现代社会是靠剥削无产阶级、靠从无产阶级身上剥夺一部分劳动而生存的。” 至于基本的补救办法，西斯蒙第却觉得茫无头绪。他说： “我承认，我虽然指出了，在我心目中，原则在哪里，公道在哪里，但是我丝毫不觉得我有力量找到实行的手段……对我来说，要设想出同我们经验中已经认识的所有制完全不同的一种所有制，那几乎是超乎人力之外的一件事。” 无产者已经注定要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而所得的工资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赛所说的“不超过最低限度的活命所必需”。无产阶级的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理论家看来，不是一个自然法则便是天生命薄。人们只能以慈善事业来补救某些太说不去的事情。话虽如此，但过分强调救济也还是不甚合适的。赛厚着脸写道： “想像一个社会可以减轻一切不应有的苦难，固然是一种温暖的想法。不幸的是很难相信这样的想法真正能够成为事实。” ※※※ 可是，经济危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工人的贫困情况已经激发起一种新的思潮，即大家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13]。空想社会主义是在帝制时期和复辟时期产生的，但是还要等到后来才发生明显的影响，不过，为了了解空社会主义的特征、为了了解它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我们却必须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加以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下文顺利地说明法国工人运动曾受到它什么样的影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造人是圣西门（一七六零-一八二五年）和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年）。克劳德-昂利·德·圣西门[14]伯爵和巴贝夫是同年生的，他同巴贝夫一样都都是比卡第省人。但是他和巴只夫有一点不同，即他出身于豪门大族。路易十四宫廷外史的著名作者就是他的族人。圣西门的一生是非常曲折的。他是百科书全书派哲学家达兰见尔的学生（但是这点在可信可疑之间）他十六岁当军官，跟随拉法夷特将军以志愿军身份前赴美国作战。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已经当了一年上校。实际上，他主要是负责出卖国有产业。后来他以投机倒把的罪名被捕，直至热月九日政变发生后才获得释放。他的家产很快地被他挥霍干净。后来只得靠朋友的接济和在当铺里做抄写员维持生活，所以境况很苦。他的著作很多，最早的是一八零三年的“一个日内瓦居民致同时代人的书信集”。最晚的是一八二五年的“新基督教义”。我们只从他的著作中总结出几个基本观点来谈一谈。这些基本观点在这部工人史中是屡次要出现的。首先是他的历史观。这是一个内容很丰富的观念，因为根据这一观念，各种不同的所有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政冶结构。他说：“历史是一种社会物理学。”他强调生产问题，从而解决了十八世纪空想特别关心的财富分配问题，在圣西门看来，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财富的生产。因此，工业界变成了国家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当然，圣西门并没有看到这个“工业界”是分成两个对立阶级的。他所指的工业界是：制造商、技术人员、农庄主、手工业者、工人、银行家、商人的总体。工业界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不谋而合的。因此，圣西门为他的一本小册子题了这样一个名字：“民族派或工业派与反民族派之比较”。他所指的反民族派就是游手好闲的人、贵族、宫廷宠臣之类。许多人都知道圣西门著名的“寓言”。他说： “假定法国突然失去五十个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五十个最优秀的化学家、五十个最优秀的生理学家……五十个最优秀的机器工人……五十个最优秀的硝皮匠、五十个最优秀的染布工人、五十个最优秀的矿工等等……。这些人是法国最主要的生产者，他们所生产的是最重要的产品。他们所领导的是全国最有用的工作。他们使科学、艺术和工艺为国家发生生产作用。他们是法国社会真正的花朵。他们是法国最有用的人。他们给予国家以最大的光荣，并且促进法国的文明和繁荣，如果没有他们，整个民族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让我们再作一个比喻。假如法国保存了全国的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的人才，而不幸在同一天内失去了国王的御弟，昂古里姆公爵，波旁公爵夫人等等，同时它又失去了皇家高级军官，所有的国务大臣（不论掌管不掌管部务）国务参议官、所有的大法官，所有的大元帅等等，再加上一万个最富有的、生活最贵族化的财主。 “这样不幸的事件一定会叫法国人伤心，因为他们是善良的人……但是这些被誉为国家最重要的三万个人物，他们的损失之所以使法国人伤心，那不过纯然是感情上的事情，因为对国家说来并不造成任何政治上的坏处。”[15] 问题并不在消灭资本主义而是如何把资本主义组织起来，为次必须：一、进行反对以年金为生的寄生虫（贵族，地主）是斗争。二、给予工业家以政权，由工业家以家务性的管理来代替对人的政治统治。三、发展资本主义的集中，特别是工业和金融的集中。因此在圣西门看来，最主要的是对贵族地主进行斗争。在他著书的时候，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决斗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政治上都很薄弱，还不足以被圣西门看成历史的杠杆。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是次要的事情。归根到底，圣西门对于雇主和工人关系的看法，比家长制思想并不高明多少。可是他也有他的功劳，因为他指出了社会真正的目的是创造社会的幸福，就是说劳动者命运的改善。恩格斯曾指出： “圣西门所特别着重的乃是这点：他无论何时何处首先关心于‘人数最多并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16] 圣西门是个空想家。虽然他已经概括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但是他并没有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他没有揭露后来马克思所发现的，劳动方式已经社会化和生产资料仍是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他也没有揭露，新生的无产阶级是贝有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因此，他当然是不能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马克思出圣西门以“新基督教义”确实为了工人阶级做辩护外，圣西门“以前的著作不外乎歌颂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社会或是歌颂工业和银行家来反对拿破仑的元帅和立法者”。因此，圣西门不得不退步到指望一个统治阶级的领袖人物：如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路易十八或神圣同盟的倡议人来赞成他的学说。圣西门的影响是在后来才显著起来的。我们还要到一八三零年以后才重新看到他的影响。傅立叶[17]也是背叛了他原来的阶级的一个人。以他的家庭出身而言，他属于富裕商人的家庭，他本人虽然极力想逃避他的周围环境，但仍不得不靠商业为生，可是他只是一个领工资的商业推销员。所以在傅立叶身上有着两重人格：一方面是为平凡的工作而奔走的勤恳的高等职员，另一方面则是确信自己掌握了人类幸福之钥的空想主义者。他死于一八三七年，后于圣西门十二年。他曾目击一八二七年的经济恐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暴露无遗。他也曾眼见初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冲突。傅立叶和圣西门一样，在他看来，社会是不断地在运动中的。 “任何社会在它本身内即贝有孕育下一个社会的能力。当这个社会达到它本身主特征的高峰时，它也就达到了分娩的阵痛时期。” 傅立叶思想的可取之处首先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资本主义制造会造成一个本末倒置的社会，他称之为“工业的无政府状态”。他写道： “谁曾见过比文明社会[18]更适合于‘颠倒世界’这一称号的社会制度，不管这个社会是朝着什么方向组织成的。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它已更变行政制度二十次之多，但是这个柏洛泰神[19]尽管变了二十个身形，结果依然代表着正义和理性的反面。一小撮游手好闲之徒嘲笑着被迫从事报酬菲薄的劳动的大多数人。这些大多数人与幸福是无缘的。七个不幸的家庭为一个享受幸福的家庭而劳动。那种压迫政策历来就不得不武装一小批雇佣的奴隶来压制一大批没有武装的奴隶。各国政府老是联合起来阻碍光明的来临。” 傅立叶也并没有比圣西门走得更远一步，他也没有找到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根源。他认为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在于产业分裂过细，因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其次是社会的寄生虫风气。正因为这样，一切都不对头了：生产方面不对头是由于产业分裂过细而造成的浪费；消费方面不对头是由于真正的生产者即劳动者消费少而寄生虫消费过多；分配方面不对头是由于贫富分别聚集于社会的两极；流通之所以不对头是由于中间人越来越多。既然如此，那末这样的制度又怎样能维持下去的呢？一方面，这是靠了掌握在唯利是图的金融贵族手中的国家权力，另一面是依靠叫穷人“自我牺牲”的虚伪的道德观念。但是如同圣西门一样，博立叶仍是一个空想家。他的幻想是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中，像沙漠里的绿洲似的建立一种“给作社”。这种绿洲即是“法郎克”（共同生活的合作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把几十户人家聚集在一起。每一个人根据他个人的兴趣，选择一项工作。傅立叶深信，这种办法将在初次试验后不久，就会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信徒。于是“法郎克”将日益增多，密布于全世界。因此问题只在于创办第一批“法郎克”，只在于筹集第一批“法郎克”的资金。傅立叶同圣西门一样，他也和在朝大臣们打过许多交道。他前后向拿破仑、路易十八、路易-菲力普的大臣们呼吁。但在屡次失望后，他就只能希望有一位豪富的义士拿出钱来供给他第一批必要的资金一千万法郎。他宣布每天中午在家等候慷慨之士送钱来让他来帮助人类走向“合作制”阶段。他每天中午赶回家去，可是徒然望穿秋水。始终没有人来敲门。至于原因，那还用说！从这件空洞渺茫而轰动一时的事业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些积极的意义。这里面虽然充满了怪诞的幻想，但也非常现实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第一、傅立叶明确了十八世纪遗传下来的进步思想。这种进步，其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科学和技术上的发明，以及随之在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发生的变化来决定的。恩格斯写道： “傅立叶的伟大最显著地表现在他的社会历史观上面。他把社会历史全部发展已往的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后者在他那里和现在所谓市民社会相吻的，（也就是和从十六世纪以来发展着的社会秩序相吻合的；）他指明：‘文明阶段怎样使野蛮阶段的每一个以简单形式来实行的罪恶，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生存形式。’他指出：文明是运行于不能克服的经常复生的矛盾之‘罪恶的循环’中，文明所达到的结果永远是和它原来所诚意期望或假意期望的相反的；例如，在‘文明阶段，贫困就是富裕本身所产生的’。”[20] 第二、傅立叶指出，社会的混乱不是由于人，而是由于社会制度本身所产生的。他写道：“文明的工业只能创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创造幸福本身。” 第三、傅立叶宣布男女平等。 “在每一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这个思想第一个是属于他的。”[21] 第四、傅立叶建立了一个新的劳动观点。他最先揭露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特点的强迫劳动。 “道德叫我们爱好劳动。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既含有嘲讽又是很可笑的劝吿。让道德来把工作给予要求工作的人吧，让道德来把劳动变成愉快的事吧，因为工资的菲薄、失业的忧虑、老板们的不公道、作坊里的凄凉气氛、劳动时间的过长以及工作的单调都是文明社会的耻辱。” 相反的，在“法郎克”里面，劳动不再是苦事而成为一种乐趣，每个人意识到他的劳动将给大家带来幸福，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大家而劳动。圣西门和傅立叶两人都是法国的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在这里并不想为他们的思想画出一个轮廓来，我们只想说明他们的出现的原因，他们的伟大性和局限性。如果想获得一个完整的结论，如果想从工人运动发展的观点上来判断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读者可以参考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我们在前面已引用了最主要的几段。空想家出现在那样一个时期，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很发达，从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还不很尖锐的时期。 “无产阶级……表现出只是一种受苦的被压迫的等级，由于它无力帮助自己，所以对于它的帮助只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22]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虽然已经相当发展，发展到生产的“不正常性”已经相当明显，而工人的穷苦已经无法掩盖，但是它还没有发展到使无产阶级可以作为一个能够改变历史的阶级的地步。这正是早在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在他驳斥蒲鲁东的名著“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所指出的： “当无产阶级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把自己建立成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还不带任何政治的性格，当诸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底胎中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让人家看见那些对无产阶级底解放并对一个新社会底建设所必需的物质的诸条件，在这些时限内那些理论家们（指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引用者）只是空想家们而已，他们想应付被压迫的诸阶级底种种需要而临时想出一些体系并追求一个革新的科学。”[23] 从此以后，空想社会主义就以不顾已有的诸阶级的存在而企图创造一个未来社会制度的姿态出现了。圣西门和傅立叶都相信，有可能把资产阶级分子从他们所属的阶级中分离出来，有可能仅凭理性的力量来说服他们，使他们信仰他们自己的优良制度。简言之，恩格斯已下过这样的结论： “乌托主义者之所以为乌托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尚是如此薄弱的时代，他们不能成别个样子。他们不得不从他们头脑中造出新社会的因素来，因为这些因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显露到能为大家所看清的地步，他们在拟制了自己新建筑计划之所以不得不限于向理性求助，正因为他们那时还不能求助于他们同时代的历史。”[24] 但是一百五十年已经过去了，这样的时代已一去而不复返。恩格斯早在一八七八年即已指出这点，他所说的话是值得记住的，因为从一八七八年到今天，社会就是照着恩格斯所指出的道路前进的。恩格斯写道： “可是自此以来，大工业已把那些蛰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成这样强烈的对抗，使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可以用手去触觉到了。只有采用新的同生产力的现在发展现阶段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这种对立，发展到了如此的过程，使得现存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并且由它（即生产方式。——译者）在日益的对立中经常再生产出来的那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普遍于所有文明国度，并日益剧烈起来。所以现在已能理解到这些历史的相互联系，理解到由于这种互相联系而成为必然的那种社会改革的条件，并且也已理解到这种改革的基本特征。”[25] 恩格斯这个分析不用说到了今日更显得十分正确，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近的灭，已用手可以触到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实上已在世界大部分土地上毁灭了。因此，复活空想主义的企图在今天说来已是贝有十分反动的性质，而且是直接和工人运动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这就是近五十年来，那些企图制造一种二十世纪的圣西门主义的人所处的近况。例如急进党人布格莱曾于一九二五年把圣西门称为“国际联盟之父”，说是由于国际联盟的存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就会消失。一切新合作主义者发挥“劳资联合”的论调，（由米勒兰到贝当直至戴高乐）都是借用了圣西门的学说，但是圣西门的学说仅是在他那时代才是进步的。只有把他的学说放到他的时代里去，而且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了解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正如列宁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来源的著作中所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不能给人指出一条真正道路的： “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底本质，也不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底发展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创造者的社会力量。”[26] 然而，空想社会主义终究是劳动人民受压迫的“反映”，反对压迫劳动人民的抗议。今天，空想主义（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可以成为空想主义者的方式是很多的）只会使本应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解放的工人运动迷失路途。总之，空想主义者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看到新生的工人阶级一定会壮大起来。因此，他们不能投身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对无产阶级的苦痛是敏感的，但是他们却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组织起来，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和政治斗争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 可是，尽管有那些我们在前面所讲的阻碍而正因为有这些阻碍，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零年，却无可争辩地发生了工人阶级起来斗争[27]，他们力图组织起来。工人们不甘心接受强加诸于他们身上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学说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两者不能结合一起，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些理论家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既然没有接触，所以就只能做个空想家和想入非非的人。而工人阶级缺乏理论，也就不能把他们所英勇地进行的战斗引向胜利。但是工人阶级还是进行了斗争。这是他们开步走的第一步。工人阶级继续迁怒于机器，他们认为机器的应用是失业和贫困的根源。 “他们施行的打击不仅是反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而且是反对生产工具本身，他们破坏那些竞争的舶来品，捣毁机器，放火焚烧工厂，他们企图用强力来恢复那已经失去了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28] 这就是所谓鲁德主义，其名称来源是因为有一个英国工人名叫纳德·鲁德。他在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时期，捣毁了织布机，后来成千上万工人就照他的榜样行动起来。同样事件也发生在法国。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零年，工人抗议采用机器，而且有时候还采取了实际行动。一八一九年，工人们听说依塞尔省维也纳城有两家工场要采用一架剪绒毛的机器，大为不安。剪毛师傅发表宣言说，这机器 “是件邪恶的工具，能在十二小时内，剪、、刷一千尺（按法国老尺合在的一公尺一八八）呢绒，而且要四个人就可以管理。这势应使一大批人失业。” 虽然有这样的抗议，机器还是在宪兵护送下从里昂运到当地。工人们袭击押运人员企图打毁机器。武装力量进行干涉。工人们被逮捕，但给格勒诺布尔法院释放了。捣毁机器的事件到处都在发生：洛台佛、亚兰桑、格莱蒙-莱洛等地都发生同样的事件。工人们的反应是暴烈的，但是很可以理解，对他们说来机器是他们的敌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是不可能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人，即机器的主人的。 “工人要能分别机器与机器之资本主义的使用，从而，不以物质生产资料自身而以物质生产资料之社会的剥削形态为攻击目标，是还要有相当的时日和经验的。”[29] 帮工组织的兄弟会又有了新的发展，无疑的，门户之见仍继续存在。宗派不同的帮工重又发生了械斗：例如一八一六年在吕纳尔，一八一九年在里昂，一八二五年在南特和波尔多，一八二七年在勃洛亚等地。然而，有若干事实终究说眀了工人阶级起了变化。首先是对门户之见本身的反应，这种反应来自受到兄弟会严密等级的压制的青年工人。因此波尔多的“候补”木匠和锁匠分裂出来自行组织了新团体。此外，即在兄弟会组织内部也出现一种趋向，即加强或创造全国性的联系，这是工人阶级全国性的团结的初步象征。一八二零年十一月波多尔行各兄弟会代表大会，大会集合了许多大城市的代表。我们从巴黎的硝皮匠和皮带匠寄给大会的意见书中，已可以看到工人阶级中间已萌芽了团结统一的意志： “我们热烈地表示愿意和你们一起来当面解决这个主要问题（指终止各帮工组织之间的纠纷——引用者），而且对这个企待已久的伟大事业竭尽棉力。我们这种内心要求迫使我们决定向你们提出本意见书以表示我们的愿望并且说明我们如何殷切希望各行业之间普遍地能获得和解，恢复社会的协调并使我们之间充满着协调气氛，这是使我们在对付我们共同敌人的时候，被人尊重和发生力量的唯一办法。” 事实上，波多尔大会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特别在各主要的行业内部如制帽匠、石匠、木匠、硝皮匠等。不论如何，工人运动史还是应该记住这个第一次争取统一所作出的努力，即使这些努力并没有立即获得效果。政府当局对此倒并不胡涂，警察当局已经害怕起来。他们感觉到有许多工人的秘密活动没有弄清楚。有一份一八二五年九月十五日的警察局报告曾这样辛酸地说： “号称为负责帮工的一些工人们彼此传递消息非常迅速，而这些团体对个别的工人有着绝对的权威，可以使他们一听到号召立即放弃工作，不顾他们的利益和关系，跋涉数百里，花许多盘缠，去支持别的负责帮工，对地方当局严禁集会的命令毫不在乎……这种情况依我看来是值得注意的。这些帮工团体可能在表面上并不违背政府禁止集会的禁令情况下，获致危险的协议，从而损害到社会秩序和公私利益……” 同时，受到政府支持的资本家则用尽一切计谋使工人们彼此对立起来。工人中间往往发生械斗。这也是必然的，但这些械斗大部分是资本家所挑起的。例如一八二四年，巴黎的营造工人同新来巴黎的工人发生了械斗，这是因为包工头从外省招来了肯于接受较低工资的工人。一八二五年九月，土尔奈斯发生的混乱也是如此，石匠要求增加工资，资方就招来一批属于另一系统的兄弟会的工人来对付他们，因此发生殴打和械斗。各省当局对帮工组织的兄弟会采用的态度是两面手法，当兄弟会能起分裂工人的作用时就加以容忍，当它能起团结工人的作用时就加以镇压。虽然如此，这终究是兄弟会组织的最后一个挣扎，它不久即迅速衰落了，因为它已不能适应经济生活的新条件，不能适应这些新的条件在工人中间所引起的愿望。可是，当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些组织，首先是救济会，而这些组织往往是变成了斗争组织。它们是从当时工人极端贫困的生活中产生的。这种贫困现象不能不使资产阶级担心，怕出乱子。有人想恢复慈善作坊并设立劳动习艺所来收容乞丐。救济金库也创办了起来，一八一七年为里维德基爱区矿工所设立的救济金库即是一个例子[30]。金库救济金的来源，一方面是乐意认捐，另一方面则由采矿公司按每百公升煤缴纳零点零一法郎、而矿场的业主则在所收地租中按每百公升煤缴纳零点零二法郎。但是金库的管理人总以为工人们应该“永远停留在某种程度的附属地位上”，“他们与金库的管理机构的关系应该和家庭中的儿子对父亲一样”。这是何等值得惊叹的家长思想！可是，当慈父的还不是有什么约束性的。路矿局局长提到里维德基爱区救济金库时写道：“对于采矿商和矿产业主而言，强迫他们放弃一部分生产所得，无疑是损害他们的所有权。” 换言之，资本家是想用这种办法来获得廉价的保险，以防止工人们由于贫穷而起来反抗。为了同样理由，资本家也鼓励发展工人自己创办的互助会。让工人们互相帮助去吧，让他们把菲薄的收入放在一起去使用吧，让他们生病时自己帮助自己吧。这样一来，我们资本家就可以不必害怕暴动，可以继续支付低微的工资而猎取巨额的剩余价值！巴黎慈善协会里的那些“慈善家”就是如此盘算的。他们说：“必须强迫工场主、包工头、工厂主帮助他们所雇用的职工成立救济会，并且由东家控制这些救济会，主持会议，不时向救济会送些小额的款子。” 人们就是用“不时”送些“小款子”给救济会作基金（主要来源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工人们分担的），这样的办法来摧毁“那些手工业者耽有害于他们身心的各种可恶的习惯”。那些慈善家又说：“大家害怕工人联合，但是参加救济会的工人究竟不像独立生活、无规律、无原则的个人那样可怕。” 所以互助性质的团体是允许存在的，列·霞白立条例也不适用于互助会，然而准许与否则要看官方高兴，手续方面则还是遵循着拿破仑政府所定的手续，警察局首先调查创办人的身份和他们的目的（包括他们本人所公开宣布的以及别人猜想的），同时明确规定，基金只能用于帮助病、老、残、弱的人。每次召开大会须获得许可，并须由警官或市长主持，这些人物并且可以参加理事会会议。由于害怕属于同一行业的工人结成同一个团体，警察当局往往规定各行业须混杂组织。凡涉及政治和普遍性的讨论概予禁上。一八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警察局的报告这样写着： “每个星期，一般情况是在星期日，那些旨在救济贫困会员的工人团体的理事会和委员会，在指定地点举行会议，由本街坊的警察局长到场监视。他们讨论他们本身的利益以及如何运用他们的基金等问题。这些会议的秩序和所表现的情绪据报吿都是令人满意的。送来审查的章程，以及警官们严格督促他们履行章程内有关纪律的条款，使他们不得不仅限于处理该会本身的事务和以慈善为宗旨的事业。这些会议如果领导得好，监督得好，可以做出许多好事，并在平民阶级中恢复良好的风气。” 这是家长式的互助会的开端，资产阶级往往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实行这样的互助政策，以便维持低工资并削弱工人的反抗（在这部工人运动史中，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这种子）。的确，工人们大批地创办了互助团体救济团体。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在十八纪末叶创办起来的，但大部分则创办在大革命时期和帝制时期。最初是由工资较高的工人创办的，后来在徒手工人中间也出现了组织。例如一七九一年成立了巴黎码头卸铁工人的救济会，一七九五年成立了卢维埃岛工地工人的救济会，一七九六年成立了菜市搬运工人的慈善金库等。一八一五年和一八三零年之间，这个运送迅速地发展起来，大部分行业都有了互助组织：如首饰匠、鞋匠、铺焊铁皮铅管工人、木工、石匠等等。一八二一年，巴黎计有一百三十八个组织，会员达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三人，一八二六年增加到一百八十四个组织，会员一万七千一百十二人。外省也有很多这类的组织：例如诺尔省有一百十三个，会员七千六百六十七人。这些团体每个团体的会员数字都是极为有限的，在巴黎，只有五个团体的会员总数二百人，而二千六百二十一个参加互助会的印刷工人却分属于三十个组织。这些组织的活动虽然只限于互助工作，但是对于工人接受组织观念还是很有帮助的。只说定期缴纳会费，开会，选举收款人等活动也有助于他们接受组织观念。但是，主要的还是，尽管资本家和警察当局采取种种预防措施，工人助组织是很快地担负起斗性任务。到了这时，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本相就暴露出了。工人如果利用这些组织来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事实上工人们确是这样做的），那就活该殃，例如一八二六年巴黎路工人就是如此。他眄本来想创办一个慈善团体，但其中有些工人企图“引导他们伙件拒绝他们老工作，如果老板不同意嶒加他们的工资”。于是警察当局就下令禁止集会。巴黎慈善协会报吿员说：“如果有人竟敢在已成立的团体内提出违反公共秩序的建议，警察当局应立即解散这个团体。” 马赛的面包工人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例子。由于他们举行过好几次罢工，当一八二五年他们请求准许成立一个救济会以帮助患病工人时，警察局长就加以拒绝。内政大臣得报后表扬警察局长说：“对那些互助互济的意图应多加小心，我们的经验日益证明其危险性。” 事实上，这些手段并不能阻止工人们为改善生活而进行斗争。一八一七年，里昂制帽工人的工价受到了减削，他们利用救济会里的“公共金库”举行罢工，结果提高了工价。虽然如此，罢工工人还是受着残酷的镇压。一八二一年，巴黎有六十个硝皮匠因为犯了结社罪而被判处徒刑，领导人被判两年徒刑，其余的人则关了一个月监牢。一八二二年，有许多泥水匠和木匠也被判处徒刑。我们这里只提到司法上的镇压，此外还得加上来自资本家的形形式式的压迫，例如彼利厄家族所经营的安辛煤矿就是如此，真所谓： “……维齐尔的彼利厄一家，把账柜一直设到安辛的地狱里。”[31] 工人们如要脱离煤矿，必须在三个月前就通知公司，而在这三个月里面，工人们不许到别处去工作，而公司则可以对他们不负任何责任。三个月的奴役或是三月的饥寒随你选择。若列斯为了这件事情曾写道： “他们就这样为了防止奴隶逃跑，造成一种三个月的沙漠地带，在这期间，他们或则饿死，或则回去重当奴隶永远受饥寒和绝望的熬煎。”[32] 最典型的一次罢工是下塞纳省胡尔姆的棉纺工人罢工。厂主勒伐伐塞是个出名贪厌「字模糊，可能是“厌”——录入者注」横暴的人。一八二四年八月六日他决定把原来工人吃饭时减少半个小时，因此引起罢工。八百名工人参加罢工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厂主在宪兵保护下逃到卢昂。这次罢工似乎不是完全自发的，工人不但有组织，而且也许拥有一笔款项来支援失去工作的工人。宪兵出头干涉，又获得国王近卫军一营兵力的帮助，工人们英勇地以石块、木棍和铁叉进行战斗。据宪兵的报吿说，有一个宪兵被打死，另有若干人受了伤。这份报告没有提到工人方面的伤亡，但报告肯定说“这些暴徒也没有占到便宜”。这已经足够说明一切。政府逮捕了大批工人，罢工工人卢斯特被判处死刑，三个工人判处苦役，十四个工人坐牢。卢斯特的上诉被驳斥，因为下塞纳省的省长宣称： “依我看来，为了维持工业的利益和公共治安起见，严刑处罚，杀一儆百是必要的。” 死刑在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执行，但事前并未宣布日期，因为据省长自己供认“害怕工人们如他们已经表示过的要到卢昂去”。虽然统计和资料不够全面，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出，在一八一八年经济恐慌时期结社虽然已经风行，但自从一八二四年起，结社是更趋炽盛了。有一份警察局的报告称竟称之为“结社狂”。一八二四年十二月有南特的绒布织工举行罢工。在同一时期有利米尔蒙花布织工反对减低每足布的工价在各作坊举行示威，苏昂泰尔白的造纸工人举行罢工。一八二五年有亚尔台纳省利马尼的采石工人举行罢工，巴黎铁皮铅管工人罢工，马赛的面包工人罢工，胡尔姆的棉纺工人罢工，基埃尔的造纸工人罢工，土尔奈斯的石匠罢工，圣奎丁的棉纺工人罢工，谷梦特里的煤矿工人和玻璃厂工人罢工。一八二六年有巴黎马车夫罢工，巴黎泥水匠罢工，士伦的水泥匠罢工，马赛的面包工人罢工，圣德尼镇的铁钉工人罢工。一八二七年有巴黎的铺路工人罢工，路尔的木场工人罢工，谷梦特里的玻璃工人罢工。这以后，经济恐慌更加深刻化而骚动也更加扩大。这是一八三零年革命的主要起因之一。简言之，那时的工人虽然为数甚少，但是他们已经不顾镇压而起来战斗。每一次工人联盟，每一次试图联盟，都遭到司法上追索，那怕没有真正停止工作，“煽动者”也会遭到逮捕。可是，不管怎样残暴镇压都没有奏效。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日，马赛警察局长以绝望的口吻向内政部大臣报吿说，工人们“微笑着走进监牢”。罢工的起因，不是为了争取增加工资就为了反对减低工资，反对延长劳动时间，抗议市政厅和警察局控制劳工介绍所等等。但是有时也是为了表现工人之间的团结友爱而起的。例如一八二六年在基埃尔，有一个造纸工人巴托遭到他的老板的驱逐，他的老板也已经把工人身份证交还给他。所以按当时的法律来说，巴托在手续上是合格的，可是这有什么用处？他到另外一个老板那里工作了三天，又被辞退了，新老板对他说：“我很满意你的工作，可是你冒犯了我的同行，我不能留你。”资本家互通声气是显而易见，他们无可争辩地有着一张“黑名单”。为了表示抗议，本城的造纸工人就停止工作。当然这样的声援活动并没有超越本行业的范围，这不过是纸业工人兄弟会组织还相当活跃的表现。但是这种情况却也使官方深感不安。可是，还有得注意的就是罢工的地方性。除了少数组织较好的行业如制帽业、造纸业、印刷业外，罢工往往只限于本城，甚至只限于一个企业，虽然当时工人的组织不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已比一般的当时人想像的为多。那时的法国工人运动没有超越自发性阶段，没有领导机构、没有理论，也就没有远景。但是在这个阶段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斗争意志已鼓舞着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的尊严或已使他们起来反对侮辱和卑视。政治要求是模糊的，只是偶然同工人的切身要求有连系。在工人阶级身上还残留着雅各宾派的传统，这往往是由帝制时期当过兵，退伍下来当工人的那些人保存下来的。但是更普遍的是，由于资本主义还不很发展，工人们还追随着资产阶级，特别是标榜自由主义的那部分资产阶级，这只因为这部分资产阶级还是意图完成摧毁封建制度和阻止封建阶级复辟的事业。 ※※※ 以上已经说明了一八三零年革命的基本特征。所谓复辟，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基本上就是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任何妥协自必包含某些力量的平衡，但也必然是不稳定的平衡。从一八二五年开始，这种平衡是破坏了。资产阶级已经壮大，它的利益愈来愈和封建地主的利益发生冲突。资产阶级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封建地主的政党——极端保王党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一八二三年他们组织了远征军支持西班牙的反革命运动，他们赔偿了旧日亡命者被大革命所没收的财产的损失，他们并企图恢复长子继承权[33]。资产阶级害怕以前的封建专制制度死而复生。极端保王党不是已在叫嚣恢复行会制度吗？这是会给取消大资产阶级所珍视的工业自由打开一条道路的。经济危机促使资产阶级更进一步反对复辟政体，而且把工人阶级投到斗争中去，从而使其再一次发生决定性作用。一八二五年在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很快波及法国。自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三零年，工资急剧下降，巴黎营造业下跌百分之三十，外省纺织业下跌百分之四十，钢铁业下跌三分之一以上，失业在一八二六年即已开始。一八二六年春，里昂织布机停工者有一万一千台。许多工人设法回到不久以前才离开的农村去。里昂的房东们因为他们的房客，那些失业工人付不出房租不声不响地搬走而抱怨。三千个建筑工人准备回到为来巴黎谋生而离开的利穆辛省。到了一八二七年，国立印刷工人们也自动要求签发工人身份证以便离开巴黎。不景气由一个工业部门波及到另一工业部门，棉布业受到不景气的袭击，继之是钢铁业。巴黎的夏乐炼铁厂在繁荣时期曾雇用四百名工人，现在只留下一百名工人。萨伏尼利地毯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失业。工人成千上万地向慈善机关登记：南特有一万四千人，几占全市居民百分之十八，里尔二万二千人占全市居民三分之一。工人的反应极为猛烈，尽管并不是相互呼应的。捣毁机器、结社联盟、骚动，这些纯粹是工人进行的示威行动愈来愈频繁。警察当局颇感不安，以为背后另有阴谋，所以指斥那个“被煽动起来扰乱治安的工人阶级”。粮食价格上涨百分之五十，引起了一八二七年至一八二九年之间的骚动，尤其是由于马铃薯收成不佳，群众在路上，在码头上拦截小麦；群众起来反对囤积小麦的大地主。在巴黎，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和二十日两天，发生了真正的暴动。大学生和工人们在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筑起了街垒进行战斗。军队出动开枪，造成了死伤。青年法科学生布朗基[34]和起义群众一起在圣德尼街和大熊街转角上所筑的街垒上作战时，颈子上中了一颗枪弹。小资产阶级受到影响，破产者日益增多。一部分工场主也受到波及。财政预算自一八二七年起年年都有赤字。经济恐慌加深了地主贵族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为尽管自一八二五年起，工人阶级的斗争愈来愈壮大并且无可争辩地愈来愈扩大，但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占到首要地位。在一八二七年的选举中，大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把极端保王党打败。于是政治危机表面化了。这一次政治危机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普遍尖锐化，特别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尖锐化的反咉罢了。极端保王党的首相德·维莱尔辞职让位给温和派的马丁雅克，后来，贵族阶级在国王支持下决定以武力把坡林雅克捧上台作首相，坡林雅克内阁是各没落阶级叛国的象征。这个内阁的领袖坡林雅克伯爵是旧日的亡命者。他的内务大臣拉·勃勒特希·拉·布尔杜纳伯爵曾在科不林士军中[35]服务，后来并且参加过万第叛乱。陆军大臣布尔蒙元帅则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夕背叛过拿破仑。这个反政府解散了倔强的议会，重新举行选举，但是这一次选举仍然让资产阶级反对派取得了胜利。国王于是在一八三零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勅令解散新议会，并宣布延至九月再行新选举。他又以勅令禁止未得准许而发刊报纸（准许证每三个月须更换一次）；从获取选举资格的纳税单中除去了工业家、商人、律师、医生所缴付的营业税，从而剥夺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目的是很明显的：要把全部政权归回大地主。这种盘算是没有把巴黎工人的行动计算在内。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这光荣的三天，巴黎人民推翻了外国人于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在法国重新建立的波旁君主政权。巴黎工人再一次起了决定性作用。一八三零年七月二十九日，大诗人维宜在他的“日记”上指出：“今晨已发生战斗，工人们表现出万第军队的英勇气摡。”诗人巴尔皮厄颂扬巴黎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唱道：这个宽阔肩膀的巨人多么雄律！这衣衫褴褛的力士，这个身穿粗布衫的小工多么豪迈，身上染满了整营官兵的鲜血！这个泥水匠一挥手掀翻了王座，在闷热的暑天，在宽阔的石路上抛滚着王冠，好像一个小孩子滚铁环。资产阶级很乐意工人阶级起来反对封建贵族。为了鼓励工人采取行动，资本家有时甚至关闭了工场。但是他们却利用工人阶级的人数少、缺乏组织、缺乏纲领的弱点，篡夺了工人的胜利果实。革命后却并没有成立共和国，而是建立了以代表奥尔良王族的路易-菲力为首的新君主政体。拉菲特和迦西米·彼利厄这两个人进入政府。这是一件象征性的事情。拉菲特是著名的“银行家之王，王之银行家”。迦西米·彼利厄则是法兰西银行创办人之一的儿子，而且他本人也是巴黎一家大银行的经理。同他们一起在朝的有基佐，他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和理论家。昨天他还在鼓动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革命斗争，而从今以后他却来保卫资产阶级反对上升的工人阶级了。另外一个是梯亥尔，他虽然年纪还轻，但已决心不惜用任何手段来保证资产阶级的胜利。班子已经凑齐了。大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现在已经掌握了政収。马克思指出： “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送他的‘教父’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凯旋行进时，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36] 这也是当时人斯当达尔的看法。他写道： “银行是国家的首脑。资产阶级代替了圣日尔曼镇[37]，而银行就是资产阶级中的贵族。” 一幕争权夺利的丑剧将开始了，诗人巴尔皮厄用讽刺诗刻画这幕丑剧中的角色道：说到那些身佩三色带的俊俏儿郎，穿着美丽的衬衫，时式的礼服，那些细腰的男子，妖娆的女人，都是康特大街的英雄啊[38]！当枪弹漫天飞，可怕的刀光闪耀时，当勇敢的平民，神圣的贱民们，奔向不朽的事业时，他们在干些什么？当巴黎全城涌现丰功伟绩，这些老爷们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冷汗直流，双手掩着耳朵，蜷缩在窗帘背后…… 银行家拉菲特对他自己的功绩得意非凡，他叫到：“如果你们信我的话，那末你们可以把幕布拉下来了，趣剧已吿结束。”不！幕布还不能拉下，戏还要演下去。不错，戏还要演下去，因为工人阶级不能甘心忍受这样一个局面。一八三零年到一八三四年这四年中，工人们又起来进行了战斗，而这一次战斗却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了。 [1]欧仁·泰尔莱在“欧陆封锁和意大利王国”一书，及“拿破仑一世和法国经济利益”一文中，曾经指出了在意大利发生的这种情况。 [2]苏联历史家曾指出：一八一二年的民族战争是俄国民族史和世界史上一件突出的大事。这是俄罗斯人民为反对拿破仑军队侵略俄国并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的战争……（科茹霍夫，同上文，第八七页）。 [3]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二四九页。 [4]有一个时期，土地不上肥料，每隔两年或三年，让土“休息”一年再行播种。 [5]沙尔莱梯：“复辟时期”，第二七二页。 [6]由矿砂直接熔成铁，不经过铸生铁这一阶段的原始方式。——译者 [7]机器虽然由英国输入，但却是秘密输入的。英国一心想保持它的先进地位。马克思曾指出：“从一八二五年以后”“说到欧洲其他诸国则因在欧洲各国底国内市场上以及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了竞争斗争来对付其他欧洲各国，因此它们欧洲其他各国也采用了机器。”（马克思给安涅可夫的一封信——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见“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九三页。 [8]我们在这一章研究这个问题时利用了Λ·沙倍尔：“论一七八九-一八二零年法国国民收入和经济动态”巴黎一九四九年版（在上一章我们也利用了这一著作）。 [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零六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八七页。 [11]保尔·拉法格：“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巴黎吉亚尔与布里埃一九零零年版，第一三页。 [12]勒伐赛：“一七八九-一八七零年工人阶级史”，巴黎一九零三年版，第一卷，第六四九-六五八页；参阅乔治·谷尼欧：“一八四八年的教育问题和佛鲁法”，巴黎昨天和今天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第三七页。 [13]参阅罗歇·加洛第：“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法国源流”，巴黎昨天和今天出版社修订第二版。我们在此只需指出空想的社会主义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中所占的地位就够了。 [14]兹向读者推荐让·多特里研究圣西门的著作，特别是让·多特里：给“圣西门文选”所写的序言，“人民古典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 [15]“寓言”全文，见“圣西门文选”，第一零八-一一四页。 [16]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零页。 [17]阿尔曼和牟伯郎：“傅立叶”（两卷集），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一九三七年版。 [18]文明社会是傅立叶心目中资本主义制度。 [19]柏洛泰是海神，他有先知之明，但是不肯解答问题。他善于变化身形。——译者 [20]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一-二七二页。 [21]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一页。 [22]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六八页。 [23]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七八页。 [24]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八页。 [25]同上书，第二七八-二七九页。 [26]“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七三页。 [27]参阅G和H·布示金：“一八一四-一八三零年法国工业制度”；于尔根·库群斯基：“一七零零年至目前法国工人状况史”（德文版），柏林一九四九年。 [28]“共产党宣言”。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六-一七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二一页。 [30]矿工参加里维德基爱救济金库的“管理”是没有表决权的。——译者 [31]诗人巴尔戴莱米（一七九六-一八六七年）的诗句。他办过一份专载讽刺诗的报纸，名叫“内美内齐”。内美内齐是希腊复仇之种。——译者 [32]法国政治家若列斯（一八五九-一九一四年）为谢洛-里查尔所写的辩护辞（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五日）。谢洛-里查尔被控侮辱法国总统卡西米尔-彼利厄而受审判。 [33]指长子可取得比其他子女更大的一部分遗产的权利。这种权利前已被制宪会议取消。 [34]布朗基是法国有名的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生于一八零五年，死于一八八一年。他坐过许多年牢，参加过巴黎公社。在这一次受枪伤以前已经被军警砍过两刀。一次是一八二七年四月在圣奥诺雷街，一次是同年五月在圣米歇尔桥。——译者 [35]法国亡命贵族于一七九二年在德国科不林士城依仗外援，组织军队，准备跟着国际反革命军队打回法国。——译者 [36]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一一六页。 [37]圣日耳曼镇是当时巴黎的贵族住宅区。——译者 [38]百日政变时，路易十八的追随者均躲避在比利时的康特城，所以巴黎人把阔「字模糊，可能是“阔”——录入者注」人来往的意大利大街叫做康特大街。
《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自运动的起源至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1952）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1952）《法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自运动的起源至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法〕让·勃吕阿（JeanBRUHAT）（1952）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北京）。孙源、孟鞠如合译根据法国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译出序言（加斯东·蒙慕梭）导言第一章法国工人运动的起源第二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工人和阶级斗争第三章人民群众对封建制度的进攻（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第四章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第五章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妥协和初期的工人斗争（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一年）第六章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及其影响（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四年）第七章总结大事年表人名对照表地名对照表 HISTORIEDUMOUVEMENT OUVRIERFRANÇAIS TomepremierDESORIGINESALARÉVOLTEDESCANUTS EditionSociales,Paris,1952 感谢小瞳录入并校对
论自由学校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论自由学校问题当前对自由学校的问题讨论极其热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参与者甚众（①）。但文章和谈话涉及此类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者多，谈到如何组织这种学校者少，而任何一所自由学校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它的组织工作。新型学校的教师所具备的组织才能应当大大超过其教学才能。他要善于组织儿童的共同活动，使这一活动能做到统一协调，具有一致的思想；否则，自由学校就会变成儿童们不是在此学习独立工作，而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指望大家为他效劳，让他尽情享乐这样一个场所。当然，自由学校的组织工作与其说是理论研究的对象，毋宁说是实际试验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在报刊上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本文，我只想谈谈儿童自己在自由学校组织工作中所应起的作用。现代学校把学生仅仅当作一种原始材料，当作一堆粘土用以塑造这种或那种人物：手工业者，政府官员，优秀公民，社会活动家。诚然，这时也常常谈到学生的个性问题，谈到必须考虑个性问题。但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必须了解你用以塑造人物的那种粘土的性质。而对儿童自己鲜明的个性，以及他精神领域深处的那一复杂的内在生活，却完全未加注意；不够认真研究儿童的个性，不够尊重儿童的个性。儿童以探求的眼光注视着周围的生活，他们在观察，在思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儿童有接触的那些人之间的关系，在儿童的脑子里引起了成千上万的问题，唤醒了儿童的心灵里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只不过他们不能用成人能理解的方式来陈述、来表露而已。“孩子不哭不喊，母亲就不管不问。”成人往往认为儿童比实际情况要稚气得多（如果可以这么表述的话）。儿童置身于幼儿园和学校的热忱气氛中，人为地脱离了他想投入的生活。我知道，支持自由学校的人在理论上是重视儿童的这种人的个性的，但是正如法国谚语所说：“lemortsaisitlevif”（死人牵着活人的鼻子走），在教育学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无疑会对支持自由学校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些人并不关心把青年一代（从10～12岁开始)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不能因为儿童不会对他周围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表述自己的观点，就认为不应对他谈起这些现象。他们不能表述自己的观点，并不说明他没有考虑这些现象。当然，如果儿童毫无意义地重述他们从大人那儿听来的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和事实的评论（儿童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还不能独立地进行这种评论），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健康的现象。但我认为，应该给10～12岁的儿童讲述以下这种思想：“现在人们的生活很苦；谁想做一个有益于人们的人，就应该勤于思考，努力学习，会做工作。”自由学校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这样的人：他们不仅自己生活幸福，而且处处显得朝气蓬勃、知识丰富、热爱劳动。但是，如果儿童本人不在这方面下功夫，如果他们不努力获取知识并且善于运用这种知识，如果他们不去帮助自己的同学和其他一切他们能够帮助的儿童做到这一点，只是依靠自由学校的教师，是不可能完成上述任务的。我认为，这种思想应该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于新型学校的全部生活之中，把新型学校团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里，学生和教师都为一个共同的理想所鼓舞，都从事一个共同的事业。当然，凡此种种，皆取决于教师的热忱。如果他对自己的工作怀有信念，热爱自己的工作，那么他的这种坚定信心和执着情感定会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受到影响和感染。但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必须教学生学会去实现这一理想。在这方面，采取广泛的措施吸引学生参加教学工作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每个学生应该既是学生，同时又是教师。凡对儿童进行过观察的人都知道，儿童具有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的知识与别人分享。一个小孩刚刚背会一段课文，就急于去教自己的弟弟和妹妹，教自己不识字的同伴、佣人。促使儿童这样做的动力，是他的一种天赋的积极性：希望把所获得的知识用于实际工作。在这里起作用的还有儿童的一种社会本能：希望成为一个有益于别人的人；还可能有一种检验自己的模糊要求在起作用。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儿童都很想扮演教师的角色。应该说，儿童也具备扮演这一角色的素质。他对刚刚掌握的知识津津乐道，他还深切地感到，由于获得了这一知识，他的视野如何扩大了；他还会情不自禁地以自己的这一乐趣来感染他的同学，——儿童是喜欢模仿的。此外，从心理学方面看，儿童对别的儿童总是比对成人更亲近：他往往很详细地告诉自己的同伴一件事情，而对教师却绝口不提此事。自由学校的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儿童想教别人的这种愿望，调动他的这种积极性并将它引上正轨。这个思想本身并不新颖。英国学校广泛采用了这种办法，学校的教师经常依靠高年级学生的帮助来进行教学工作，而在教育工作中利用此种帮助的时候更多。拉科姆（②）写的《根据儿童心理进行的教育》这本饶有兴味的著作里，坚持了这种思想。他说：“要让儿童互相提问，互相检査对功课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这样一来，每个学生依次都可起到教师的作用。”（第181页）他接着写道：“如果我对一个学生提问后，发现他对某一问题或某一历史时期掌握、理解得很好，我就让他对别的同学就这个问题进行辅导：‘这个问题你理解很深，可以帮助别的同学。如果他们中间谁有什么疑问或遗忘的地方，不必来找我，可以问你。你完全可以代替我做这件事。’只要教师能让学生代替自己，自己可以不去起一个教师的作用的时候，他都要这样去做。这种做法大有好处，不妨一试。”（第183页）我认为，吸引儿童本身参加教学工作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现代学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糟糕透了的教育机构，因为它不仅不去发展儿童的社会本能，尽而千方百计地扼杀这种本能。我不想多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在研究教育问题的人中，未必会有人怀疑。现代学校盛行的评分奖惩制度将使卑劣的利己主义得以发展，儿童团结一致、互相关怀的情感受到摧残，那种最起码的正义感将被扼杀。在儿童既学习、又教别人的学校里，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必须绝对服从在他们看来极为无理的要求的奴隶，也不是教师必须殷勤照顾的来宾，而是一个小团体的有益成员。这个团体需要他们，他们也离不了这个团体。儿童感到自己是社佘不可缺少的成员，他做的是大家需要的事情，必须充分评价儿童的这种意识情感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它可以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对事对己的认真态度；也可以避免产生内部的争吵、精神的空虚和不满的情绪。儿童迫切要求成为一个有益的人。这种要求在家庭里多少还可以得到满足，而在现代学校里，这种要求就无声无息，没有引起任何重视。在自由学校里，教师应教育儿童成为有益的人，教育他们用自己的力量为别人谋利益。他应该告诉儿童，怎样去帮助那些水平比自己差的，应予以某种帮助的同学或小朋友，以及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们。我认为，应该尽量满足儿童想成为有益的人的这一要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举例说，可以让一所中学与某一所条件很差的农村学校建立联系，让孩子们在教学用具方面为农村学校服务。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只消给孩子们一些指导就行了。例如，可以告诉他们如何利用旧的画报（如《涅瓦》画刊）编地理、历史小册子以及童话故事的插图集，等等。了解一下儿童所表现的主动精神和毅力，看看这项活动如何密切师生关系并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这样一来，既可以满足儿童的创作要求，同时也可以满足他们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的要求，而且正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成为有益的人。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可以让学校与某个幼儿园建立联系，教育学生为幼儿园的小朋友缝衣服、做玩具，有时还可以让他们去照顾这些小朋友，一起做游戏。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很复杂，都需要进行组织、加以引导,，使一切都做得很有生气。舍此还有别的办法吗？回头再谈互教互学问题。吸引儿童参加教学工作还具有另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教学相长”，这是众所周知的教育学真理。从事教学工作的人都知道，教学是进行自我检验的最佳手段。你刚一张口向别人讲述某个似乎已经明白了的问题，却突然发现知识上的缺陷。所以，儿童临时充当教师，就会明白自己知识不足之处，感到必须加以补充。经常进行自我检验、自我评价，这在教育上是至关重要的。吸引儿童参加教学工作，同时还能培养他们的自制力、忍耐心，培养对他人的关怀以及对同学所取得的成就所感到的喜悦之情。吸引儿童参加教学工作，必然会使学生很早就来讨论教育学的某些问题和某门学科的教学法问题。目前，只有中学高年级才讲教育学，而由于教育学与儿童息息相关，所以孩子们早就对教育学感兴趣。孩子们经常互相讨论教学方法，以及自己教师釆用的各种教育方式。而且他们在进行这种讨论时，表现出相当的观察能力。教师们为何不积极参加儿童们的这种讨论并将其引上正轨呢？这样做可以大大密切教师与儿童的关系，加深他们的相互了解，使儿童关心自由学校的组织工作和自由教育。他们可以为这一工作做出更多新的贡献！常常有人说：“新型学校所需要的教师与目前的教师完全不同。他应该十分关心教育问题，具备超群出众的组织才干、渊博深厚的知识基础、敏锐犀利的洞察能力以及主动精神和细致作风。这些教师从哪儿来?”如果自由学校能吸引本校儿童参加教学工作，如果它一开始就能吸引儿童参加本校的组织工作，并用自己的教育思想来激励教师，向他们展示实际运用这种思想所取得的成果，那么，自由学校就会造就出一批必要的新型教师。而那些参与了别的活动的学生（这种学生自然总是占大多数），将永远对教育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懂得这些问题的意义并千方百计地促使自由学校思想的实现。与此同时，吸引儿童自己参加教学工作还可以解决一个对许多人说来似乎不能解决的问题：为了发展学生的个性，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要从个性出发来对学生进行教学工作，而在现行教学制度下，一个教师就只能教有限的学生。这样一来，自由学校（其教学工作完全由教师负担）就会成为一个收费昂贵的机构，入学的人数就会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学校成了某种劳动场所，每个学生在这儿起的作用时而是学生，时而又是教师，那么它所需要的教师人数就会少些，因而收费就低廉得多，广大居民就能把自己的子女送来学习。
妇女与儿童教育（《女工》一书摘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妇女与儿童教育（《女工》一书摘录）对女工说来，家庭生活就是不断地照看孩子，只不过是让他们吃饱喝足而已，教育孩子的事，往往谈不上。农妇首先就遇到照看孩子的问题。要么下地干活，要么在家看孩子。但是农活不等人，只好出去干活，而把孩子交给一个年迈体弱的老太婆或者是年龄稍大些的孩子去照看。凡是在农村住过的人，都知道这种照看是怎么回事；给乳婴灌下变酸了的奶（母亲只能偶而抽空来晡乳）；塞进一些青菜和嚼碎了的黑面包；把孩子放在摇篮里摇晃，直到他昏昏入睡为止；让孩子穿着外套关在闷热的屋子里，而晚上又让他几乎光着身子睡。经常可以听到人说，一个七岁左右的小保姆不是把小孩摔坏了，就是把他“惹火”了，再不就是和他一起干出一些只有六岁的小孩子才想得出的事情……不过，即使母亲亲自照看孩子，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她一点也不了解人体组织，一点也不懂得儿童的发育情况，而这些又是使儿童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知识。农妇照看孩子多半是按习惯和偏见办事。即使她知道应该怎样做，而且也很想做好，但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得符合要求。儿童需要清洁的环境、暖和的室温、新鲜的空气，可是一间房子里住着上十个人，没有取暖设备，屋里放着兽皮，养着牛犊，等等，使你感到无可奈何。孩子病了，母亲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往往找不到地方看病。最糟糕的就是孩子得了天花、猩红热等传染病；生病的孩子本应与健康的孩子隔离，可是农村往往是全家人住一间房，又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于是孩子们就相互感染、相继死去而无法抢救。农村儿童有半数不到五岁就夭折了，这已是司空见惯、毫不足奇的事。只有身体特别好的才能活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农村儿童的学校教育。农村往往没有任何学校，只偶然能有机会学习一下识字。而且即使农村里有学校，父母也常常不能把子女送去学习。家里需要孩子们做事；要他们照顾弟弟妹妹，放羊喂鸡，干各种家务活。有时是没有衣服可以穿去上学，尤其是学校办在邻村的时候。那些能去上学的孩子，也只能在学校里学点读、写、算，而且还学得不好。我们俄国的学校很糟，除了教识字之外，不准教师教任何别的东西。人民愚昧无知对政府当局最为有利，因此学校不准给儿童讲别国人民怎样获得自由，他们奉行的什么法律和制度；不准讲为什么有的国家实行这种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实行别的制度，为什么有些人穷而另一些人富。总之，学校不准传授真理，而教师只该教学生对上帝和沙皇顶礼膜拜。上司严格监视教师，不让他们传授真理，而且所挑选的教师也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结果，孩子们毕业时与刚入学时一样无知。母亲本人往往也不会教自己的子女，因为她自己一无所知。（①）列夫·托尔斯泰在他所写的《黑暗的势力》这一剧本中，曾经通过一个退伍士兵的口说起俄国农妇的愚昧无知的情况：“你们娘们懂什么？就像瞎眼的狗把鼻子插进粪堆一样。咱爷们好歹当过兵，见过世面，可你们懂什么？除了娘们的丑事，啥也不知道。”（②）妇女顶多只能教儿子恪守斋戒，礼拜上帝，尊从长者和富绅，学会逆来顺受……然而她的子女未必能因此而有幸福、自由可言，未必能懂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话的真谛，未必能伸张正义、捍卫真理。我们对农妇（她本应懂得教育子女之道）所说的这番话，也完全适用于在从事手工业的有子女的妇女。她们与农妇一样，知识贫乏，忙于干活，无力教育子女。手工业部门的儿童，六七岁左右就幵始干活。这种活儿虽然不复杂，但他们得和成年人一样干，劳动的时间也和成年人一样长。这种工作损害了儿童的身体健康，使他们的智力大为减退。由于没有体育运动，又缺少新鲜空气，儿童们在闷热不通风的屋子里很容易生病。从早到晚干着单调的工作，他们的智力得不到发展，知识水平难于提髙，逐渐变得萎靡迟钝、毫无生气。上学念书根本谈不上。一个手工业者要想勉强维持生活，就得全家老小齐动手，拼死拼活地干活才行，哪里还谈得上送孩子上学！女工的身体本来就很弱，她们的身体状况更难适应工厂恶劣的劳动条件。体弱多病的妇女生出来的子女也是瘦弱不堪的。据调查：“在火柴厂（厂内工人多为妇女和儿童）干活的女工，一经出嫁，就成了生育体弱多病的子女的母体。她的子女与她本人一样身患百病,因此常常夭折。”我国的工厂法对限制和减轻孕妇劳动迄今无明文规定。仅在工厂罚金保管和支付细则中提到，“可以”从罚金中拨付临产女工一些补助费，并在分娩前两周停止上班。由此可见，它并未名正言顺地规定一定要付予任何补助费，而只是说可予支付；也就是说，是否支付全凭工厂主的高兴。实际上，几乎无一处支付过此种补助费。女工得不到这种补助，又有失业之虑，因此只好一直工作到临产的前夕。产后身体还未复原，又急于上班。正因为如此，所以女工流产、早产并且患有各种妇女病已是屡见不鲜之事。女工很难照看子女。她下班回来已是疲惫不堪，可是还得洗衣扫地，缝缝补补，还得给孩子做饭洗缲。有时孩子生病，她一连几夜不能成眠，照顾病孩。这时，要是有个邻居提醒她给小孩喂点罂粟汁，让孩子平静入睡，她就满心高兴，感激不尽。她哪里懂得这种饮料有伤孩子身体（罂粟汁含有鸦片，而鸦片毒性很大），会使孩子长大后成为一个十足的白痴。女工白天上班时，就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的老太婆照看。孩子稍大一些，干脆就没有人照管，几乎全是在街上长大的。他们营养不良，挨冻受饿，衣衫褴褛，肮脏龌龊，从小就看到酗酒闹事、聚众斗殴等恶行。儿童的学前阶段就是这样度过的。城里虽然有学校，但市内和市郊的学校往往人数甚众、很难入学，而工厂内往往又不开办学校。工厂法规定工厂主“有权”为工人子弟办学，但并非工厂主的义务。这样一来，远非所有工人的子弟都能入学。当儿童到了可以进厂干活的年龄（根据我国工厂法规定，儿童年满12岁即可入厂做工），他们就开始自谋生路，很快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人。女工虽然目睹自己的孩子很可怜，也很心疼他们，但她难得有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结果孩子长大后往往和她很疏远。只要我们注意到女工照顾子女多么困难（特别是私生子，而且完全由女方抚养时），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她们有时不得不把子女送到育婴堂去，或者交给某个专门收养孩子的妇女。报纸上经常报道某个大工业城市发现了一个“天使工厂”。有的妇女所操的职业，就是收养乳婴（收取一定费用），然后用饥饿、鸦片以及诸如此类的手段尽快把他们送进天堂，使他们成为“天使”。这种勾当一经暴露，“天使”的制造者就被判以徒刑，可是不久在别的地方又出现了新的“天使工厂”，其产生的原因仍然是由于女工无力抚养子女。女仆的子女也是同样的遭遇。女仆不能成家。人们雇用女仆时都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有男人来找她。人们不愿意雇用已出嫁的女仆，因为她的丈夫会经常来找。带着孩子的女仆从来无人雇用。这样就可以使女仆一心一意地干活。在这方面，女仆的地位比女工的还要低下。女工干完一定时间的活儿，其他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而女仆受雇于人，任何时候也无自主权。她的全部时间都是属于主人的。主人往往不许女仆花时间去看望她自己的孩子，因此不管她是否愿意，她都得把孩子交给别人抚养。这样一来，她的大部分工资就用到养活孩子去了，否则她就只有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 由此可见，女工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很好地教育自己的子女。她全然不能起到一个教育者的作用：她不知道什么对儿童有害，什么对儿童有益，不知道应该教孩子们什么以及怎样去教。德国社会主义者蔡特金（）在她所写的一本论述德国女工运动的著名小册子中曾经说过:“要是不学习，你就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要想培养人，难道可以不经过特别的训练？但是即使女工能起一个教育者的作用，那么在她目前的生活条件下，她几乎也是无能为力的。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她唯一能管的，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吃饱、穿暧、不打赤脚。但是她往往连让孩子吃饱都做不到，因此只好听之任之。现制度下的情况就是如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工作应该怎样安排呢？我们已经说过，社会主义者希望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愤怒的资产者惊呼：“这些可怕的社会主义者想要毁灭家庭，把子女从父母手里夺走！”这当然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从来没有人这么主张过，也从来没有人打算把子女从父母手里夺走。所谓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首先是指不要父母操心儿童的生活问题；社会不仅保证给儿童以生活资料，并且还要让他们得到完满而全面的发展。学前儿童的教育时期是一个最困难的时斯。目前，西欧各国已开办了所谓的“幼儿园”。母亲上班时把孩子送到那里，下班后再来接走。她们可以安心工作，因为孩子们不会出事，幼儿园有很多阿姨亲切地照顾孩子们。幼儿园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乍看起来，可能觉得幼儿园没有秩序，但这不过是一种错觉。儿童的活动都是严格按计划安排的。儿童按班划分，各有自己的活动。在幼儿园里，儿童刨土、浇水、除草，在厨房洗菜、洗餐具，学习刨削、缝纫、画图、唱歌、读书和游戏。每种游戏、每项活动都可以使儿童学到点东西，而主要的还是使他们养成守纪律、爱劳动的习惯，不与同学争吵，对同学谦让有礼，不调皮任性。阿姨们都能很好地照顾这些三四岁的孩子，按时给他们吃饭、让他们睡觉。地板上铺着宽大的褥垫，儿童们并排躺着，盖着公用的被子。这种在幼儿园度过时光的情况与那种无目的地到处流浪的情况（儿童在家常常如此）完全不同。对于那些在家里闲逛的孩子，常常没有时间去管他们。“别闹！走开！”这是孩子们在家里经常听到的苛责声。同时应该指出：目前西欧办理完善的幼儿园为数还不多。我们之所以谈到幼儿园，只不过是为了说明教育儿童可以自幼开始，说明儿童在公共幼儿园里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而且比在家里快乐得多。既然目前都能有一些办理完善的幼儿园，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幼儿园将办得更好。由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子女都在这种幼儿园受教育，所以大家都会关心把幼儿园办得更好。儿童由幼儿园升入学校。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学校将不同于目前的学校。在未来的学校里，学生将学到更多的知识，他们在校期间将要养成从事生产劳动的习惯，而更主要的是，这种学校不仅教儿童学习，还要发展儿童的各种能力（智力和体力），把他们培养成有益于人、精力充沛的公民。资产者不关心子女的教育。他能给自己的孩子几间宽敞明亮的房子，能给孩子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条件，能为孩子雇用奶妈、保姆、家庭教师、外国保姆，但他却坚决反对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女工们不可能不珍惜社会教育的一切好处。母性的感情使她希望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使她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渴望工人阶级的事业取得胜利。（）蔡特金是德国女工运动的一位最杰出的、最有天才的领导人。——作者注I
在斯摩棱斯克夜校工作的五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在斯摩棱斯克夜校工作的五年从1891年到1896年，我在涅瓦关卡外的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工作。这几年的工作给我一生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对我了解工人和工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这几年也是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形成和逐渐巩固的时期。我一经了解到工人阶级在解放全世界劳动者的事业中所应起的作用之后，就急不可待地想去接近工人群众，想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当时的秘密工人小组为数尚少；而想从事小组工作的人却比小组的数目多得多。我这个不爱说话，非常腼腆的姑娘，当时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要参加小组的工作是毫无指望的。我执意请求，才让我去教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妻子识字。我同意了，但是由于对方断然拒绝，就连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我曾经试图通过民意党人参如小组的工作，但是他们要我参加民意党；而我不能也不愿隐瞒我的这种看法，就是我觉得社会民主主义者走的路要比民意党要正确些。显然，当时我只有想办法跟工人直接联系。有一天，我和我的一个女同学到什尼谢尔堡驿道上的斯摩棱斯克村去参观那里的星期日学校。我记得，我很满意所听的两堂课，两堂课都得很好：一堂课是讲的克雷洛夫的寓言《池沼和河流》，讲课人是卡尔梅柯娃；另一堂课是阿夫拉莫夫（①）讲的《论劳动和奢侈》，他有一点托尔斯泰的风格。工人们很少发言；即使发言，也是重述教员的意见。我觉得这种教学方法应该加以改变。从1891年秋天开始，我便成了斯摩棱斯克村星期日学校的教员。当时我和我母亲的生活很困难——靠出租房子和誊写为生。我从早到晚忙于上课；但是所有这些课都不固定。我原来只在古典中学上夜课。但是它总是跟夜校的工作或会议时间冲突，只好把它放弃了。要想被录用为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学校的教员，必须去找陶瓷慈善会（②）会长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华尔古林。当时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学校（这种学校实际上有三个：两个在斯摩棱斯克村——个男子学校，一个女子学校，另一个在亚历山大洛夫村）有将近一千个男女工人学习，而教员仅有50人。华尔古林很爱护学校，经常到学校来，事无巨细，他都十分关心。华尔古林对驿道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了很多贡献。他不仅出钱，还把自己的精力也贡献出来。这是一个很有教养而练达有为的人。我对他并不太了解，但却十分仰慕他。我至今记得他主持星期日夜校教师联合大会的情形。他的公正和机智使我惊服。只是有一次，因为会议否决了刚刚通过的一项决议，他便生起气来，表示反对。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不是一个革命者。当斯摩棱斯克学校变为革命活动基地之后，他便离开了学校，把自己活动的重点转到国民剧院去了，但是他从来没有一句话、一个行动去妨碍学校的革命化。学校的情形他一清二楚，他不可能不清楚，——何况谁也不对他隐瞒什么。——他清楚。但是他并不声张。他只是要求大家恪守“法纪”，免得学校被查封。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有一次，一个督学到学校来，并且到补习班去听课。当时班上正在讲小数，学生们非常炫耀自己的知识。督学也赞不绝口。但是第二天却来了一纸公文：“补习班授课内容超越教学大纲范围，即行停办。”根据教学大纲规定只能复习算术整数四则，而讲授小数就被认为太革命了。学校里谁也不认识我，起初大家对我不大相信。到了十月间才把一个人数不多的扫盲班交给我。这个班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工人，而且看来只有三个人身体没有什么毛病。有的人患有痨病，一个人没有胳膊，一个人是独眼，等等。应该说，这个班我教得很不好；当时我还不会教识字，在成人教学上我还不得法，因而对提髙他们的文化水平没有给予更多的帮助。但是我非常努力，很关心学生的学习戍绩。我的能力也逐渐提高了，我和学生的关系也搞得很好。大多数学生是巴里的马克斯维尔纺织厂的工人，有很多人是涅瓦河彼岸谢苗尼科夫的托仑顿制呢厂、亚历山大罗夫工厂、烟草厂、格洛莫夫仓库等单位的工人。我现在还记得我教的这个扫盲班学生的情形。有一个学生个子不高，只有一只眼睛，麻脸，他从十岁起就在工厂千活。每逢星期天，他就喝得醉熏熏的，不来上课，而在外面闹事。同学们常说：“今天我们的独眼龙又给带到局子里去了。”每到晚上（上课时间是每星期日以及每周的两个晚上）他总按时来。但他一点主动精神也没有。如果你不告诉他怎样握笔，不告诉他应该按行写，他自己就不知道该怎样办。如果你告诉他怎样做，他就能做得很好。他从小在机器旁边工作，自己也变成了一部机器。另一个学生——华西里耶夫——在烟草厂工作。他全身都是浓烈的烟味。我一靠近他，头就发昏。他每逢星期天也喝酒。我记得这样一回事，华西里耶夫来了，脸色苍白如纸，勉勉强强坐了下来。值日的卡佳手里拿着钤，走过来问道：“喝醉酒的人到哪儿去了？”我们都没有作声。大约过了十来分钟，我发现他能辨识人了。我就说,你回家去吧，华西里耶夫，您不大舒服哩。”大家都笑起来了。华西里耶夫站起来说：“我不是不大舒服——我是喝醉了。”说完就抉着墙走到门边。他在黑板旁停了下来说：“用粉笔写几个字多好。”我说：“您明天晚上写吧。”当他学会写字之后，起初笔划上有点错误——我明白这应该归罪于我。有一次，他拿来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条。我读了一下，找到一个女孩，把她带到劳动组合去，她非常滑稽，本应该送到警察局里去的，但是有些可怜她。”当我把他写的纸条高声读出来的时候，他显得神气十足。有一次他拿来一个卢布买书。我说：“太多了吧！”他说：“不多，都买了吧，要不我还是用来喝酒了。” 还有一个学生叫卡拉谢夫。他是马克斯维尔工厂的工人，患有痨病，身体很瘦，胸部下塌。他非常想学会识字。他是不久前才由农村来的。他一开始学写字，有一次就写着：“你教我学会识字，我就送你一件衣服。”有一次他对我说，祝我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有一天晚上，他非常激动地走了来。他说：“今天我很不痛快，我的职务是看门是不是关好了。我拿着一本书坐在那里，没有顾得上看门。不料工头来了，发现我在看书，就罚了我半卢布硬币。” 从托仑顿工厂来的都是一些年岁稍大的工人——身强力壮的斯摩棱斯克庄稼汉。托仑顿雇佣的斯摩棱斯克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专门雇用同村人，甚至于允许庆祝守护神节。他雇用同村人，是想使他的工人不与其他工人来往，为了不让大家到斯縻棱斯克的学校去，托仑顿亲自领导自己的星期日学校，并且还聘请一些神学院的大学生到学校来。他们向工人讲述各种黑帮分子的胡言乱语、圣者传以及其他一些无用的东西。但是托仑顿的工人到托仑顿的学校去学习的很少，而大多数是到华尔古林的学校去。有一次，我到托仑顿工厂的工人宿舍里去。我们没有戴帽子，而是包着头巾，我和雅库波娃（③）两人到一个熟悉的工人——我的学生克洛里科夫那里去作客。一幢很大的楼房，里面有无数间房间，用高高的隔板把房间隔开，非常嘈杂，特别是楼下的房间，楼上一层稍为安静一些，不过由于潮湿堆壁都发绿了。两家住一间小房；走廊上晒着衣服；空气非常混浊，连走廊上的灯都显得暗淡无光，集体宿舍十分拥挤。下班汽笛一响我们就来了。那时的工作日特别长（纺织厂里每天要工作12～14小时）。我们也看了女工宿舍，几个女工非常疲倦地躺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有一个女工睡在箱子上。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大家特别谈起在那里工作的人常常中毒的染房。当时还没有公共食堂，只有一个公用的女仆，每家每月给她两个卢布，让她把汤罐拿到炉子上去炖热。但是炉子放不下所有的饭盒，有时汤不能炖，只是勉强把水弄热就行了。列宁把从克洛里科夫收集到的材料作为他告托仑顿工厂男女工人书（写于1895年11月）的素材。（④）在我班上学习的托仑顿的学生都是些成了家的人，他们很好。往往两个同乡坐在一块，一个人狡猾地瞧瞧同座人的练习本，一面用袖子遮住自己练习本上写的东西，看看同座的人是否搞错了，是不是在该写软音符号的地方写了硬音符号。有一个托仑顿的工人会读，他到学校来想学会写。有一天，他带来一本书（《圣母的苦难历程》），这本书是神学院的大学生给他的。他向我推荐这本书说：“这本书很好，您拿去读读。”我接下来了。全书讲的是迷信和黑帮分子的滥调。这本书没有一点知识性，但是情节写得很动人。我后来同这个把书给我看的工人谈了很久。这次谈话以后，他每星期日上课时都把他的八岁的小儿子也带了来，说是“让他也听听。” 学的最好的一个班有马克斯维尔工厂来的四个工人，他们都是在一个劳动组合里。有一个头发斑白的上了年纪的工人，戴着白边眼镜，说话很有威信，常常代表该班讲话。他是一个能干的领导人，谨言慎行。他总是自己动手做作业，什么也不问。他很快学会了写。他写他自己的情况：一会儿是“大胆的三套车在急驶”，一会儿是”我向往喝茶”，一会儿又是“我们的森林都伐尽了，没有东西作燃料，——我们那里不是草原。” 这个劳动组合来的另一个学生叫米海依洛，高高的个子，是个年青的工人，脖子上总是围着一条围巾。他很少说话，但是他很快就学会了读和写，对什么东西都理解得很快。第二年，他的一个同学来了，是他在劳动组合的同事，曾经当过兵，只有一只手。他说：“米海依洛死了！他在临死前为您祈祷过。”我问他：“怎么死的？”“工作累死的。” 后来，马克斯维尔工厂的这个工人班又来了一个名叫佐洛托夫的年轻小伙子，带着一脸稚气，穿着一件袖子很长的长袍。他是刚刚从农村来的，很快就学会了识字。同学们都说：“他当牧童时就学会了。” 我工作的第一个年头使我对工人运动有了生动的了解，它把我和工人阶级永远联系在一起了。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学校的教员主要是斯摩棱斯克村儿童学校的教师，她们是：奥里加·彼得洛芙娜·波莫尔斯卡雅、兹纳依达·阿列克谢耶芙娜·尼基金娜、米里曼诺娃、波扎洛娃，等等。校长是波莫尔斯卡雅。她在星期日夜校负主要责任，是这个学校的组织者。她为人正派，非常直率诚恳，在学校很有威信。虽然她也不满意专制制度，希望获得各种自由，但对于政治却不感兴趣。她一点也不了解秘密活动，而且任何秘密活动同她的个性相抵触。另一个著名的人物是弗雅捷斯拉夫·雅柯夫列维奇·阿夫拉莫夫，他是沃尔柯沃村学校的国民教师，该校在沃尔柯沃公墓后边；每个星期天，甚至于每天晚上，他都坐着铁轨马车从尔柯沃公墓赶到涅瓦关卡来。他对政治也是不闻不问的，但对教育工作却很热心。在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任教是没有报酬的，只是付给那些由城里来的人一些车马费。闷热的铁轨马车里总是挤满了工人，乘坐这种车使我有机会深入地了解当时工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多人是从城里来的：鲁巴京娜，格尔德，库兹涅佐娃，费拉托娃，女教师丹克沃尔特，基维里柯娃，阿尔采莫维奇，沙莫辛娜，库捷尔里，罗杰，捷秋林娜（现姓米雪梁柯娃），尼古拉·列阿尼达维奇·米雪梁柯夫，叶甫盖尼·亚历山大洛芙娜·卡拉瓦耶娃，等等（⑤）。库捷尔里和米雪梁柯夫当时是民意党人，他们在进行某种秘密活动，常常去卡波里叶参加晚会。虽然我和学校里所有人的关系都搞得很好，但是第一年我最接近的人还是卡拉瓦耶娃以及受她影响的罗杰和捷秋林娜这一伙人。罗杰和捷秋林娜整天忙于上课，她们在一个职业学校任教，工资非常少。卡拉瓦耶娃家里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都是一些年轻人，有大学生、助理医生、在家里学习的孩子，此外还有一大堆事。卡拉瓦耶娃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但她是一个杰出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我是在一些秘密集会上认识米雪梁柯夫的，在这种集会上，他经常以民意党人的身分发表演说。他给我看“劳动解放”社出版的东西和一些秘密的书籍，从下车后到学校的那一里多路上，我们一直争论这样一个问题：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究竟谁更正确一些。总的说来，我在学校工作的那段时期，学校里普遍存在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民粹派的气氛；把很多教小孩子的方法搬到成人学校来了——听写和语法太多。当我对学校的情况稍为熟悉一些，在那里初步扎下了根之后，我仔细了解了一下学校的情形，然后提出了某些革新的办法。每逢星期四，学校里通常上阅读课，并用幻灯来说明。各班的学生都参加，大约有200人。通常是读某本小说，往往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我提出了这么一个主张：不要读小说，改为讲讲外国（如瑞典、挪威、德国、英国、法国）的情况。我认为工人对这些问题的兴趣要比对《上帝见到真理但不很快道破》(⑥)的兴趣大。波莫尔斯卡雅说：“好吧，您就试试吧。”于是我就开始作准备。我第一次讲的是瑞典。有一个星期四，大教室里不用幻灯了，黑板上挂着一张瑞典地图，长凳子上肩靠肩地坐满了无数来听讲的工人，还有几个教员。当时我还有些怯场，刚幵始时讲得很不自然，但四五分钟之后，我抬头一看，发现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讲，听得津津有味——我受到了鼓舞，一口气把课讲完了。不过不是用了一个半钟头，而是一共只用了四十五分钟。工人们在临走时都兴髙采烈地议论着。波莫尔斯卡雅说：“您怎么能讲得这样沉着？”当时我激动得哭了起来，走到一个黑教室里去。星期天，学生们都把以瑞典为内容的作文交给了各班教师。从此以后，“地理”课变得时髦起来了。我们把巴兰诺夫（⑦）编的文选发给学生，打开画着一个戴有丝带帽子的英国水兵的那一页（这是当督学来时的做法），而讲的是欧洲各国工人的生活和斗争，英国国会以及机器的作用等等。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四，卡尔梅柯娃作了二个题目叫“谈国家预算”的报告，内容非常有趣，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这个报吿也是用的“地理”课的名义。第二年，我请求教补习班。这个班历来都是叶卡捷玲娜·尼古拉耶芙娜·谢普金娜教。她是一个历史专家，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她的自由主义使我很气愤。我想用另一种办法来领导这个班，想通过这个班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个班给我了，班上的人很复杂。其中一部分人是青年人，他们认识不少字，很喜欢语法，他们不久前才离开学校，还有些孩子气。另一部分是年岁较大的工人，字写得很差，但是却很想更多地知道一些“有关生活”的事情。我采取了中间路线，结果造成一个错误：青年人都跑了，只有“长胡子的”一直坚持到底。他们中间有两个工人是从彼得堡调来的。这一年我备课很努力。听课的人往往提出一些很重大的问题。捷秋林娜专门负责我们学校的图书工作。她常常从城里给学生带些书来。我也学捷秋林娜那样，在市图书馆给学生办理借书手续。一个借五本书的借书证要75戈比，每个学生分摊15戈比。借阅图书的大约有25人。我变成了一匹常常把书从城里背到驿道上来，又从驿道背回城里的骆驼。各人的口味很不相同，我只好自己确定，哪个学生适合读什么。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人认为《战争与和平》不值一读：“这种书只有躺在沙发上看着玩。”认为《斯姆林村纪事》（⑧）也不值一读。青年人很想读莫尔朵夫采夫（⑨）写的《1812年》以及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我记得，有一个学生，看样子还像一个小孩子（身份证写明他已满18岁；学校不收18岁以下的人，如有怀疑时，还须提供出生证明材料），有一次他拿到了《水下八万里》这本书时，愉快地双手把书捧着，一直这样坐到下课，后来两星斯没有见到他，他把全书通读了两遍。《斯巴达克》（⑩）一书和艾尔克曼-沙特里安（11）写的《一个农夫的遭遇》很受欢迎。为了后面这本书还引起一场纠纷。班上有一个学生叫谢尔盖耶夫，是一个年岁较大的工人，很有才干，能说会道。他是劳动组合的小组长，人很聪明，在油脂厂工作。他非常喜欢读书。不管我怎样仔细地用报纸把书包好，但是还回来时书上总是染上了油污指印。谢尔盖耶夫是在工作时间读《一个农民的遭遇》的，这样只好一会儿才去搅拌一下油脂，恰好这时工程师来了（他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拿起书一看，很生气，他对谢尔盖耶夫说：“您最好读读贝尔纳（12）的作品，不要读这种令人生气的书。”书上已经有别人写的许多评语。比如在谈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的那个地方，写着这样的字：“对我们的那个家伙也应该这样制裁。”工程师把华尔古林找来，书拿去了，送到图书馆，并让图书馆负责人立一个字据，以后不再让这本书流通。在驿道上离米海依尔-阿尔汉格尔教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国民阅览室”（13）。那里能出借的书很少；例如。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就禁止借阅。我在学校的最后几年，斯摩棱斯克阅览室的管理员是捷秋林娜。工人们不仅到她那里借书，而且还和她谈心，向她请教。在图书馆里，常常组织和某些工人的见面会。扎波罗茨同志（11）（他后来与列宁同时被捕）在那里领导工人小组的活动。我们这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也广泛地利用阅览室。这个阅览室成了一个特殊的宣传点。学生们写的作文都很有趣。大象所喜欢的题目是“我的生活”。每一篇作文都生动地描述了农民和工人的日常生活情况。有几个人还写诗。我记得，有一个工人在诗里描写了工头如何侮辱工人的情形：只要你顶一句嘴，你就会被撵出工厂。后来就徘徊在工厂的大门口，成年累月在那里，等待着工作……（结尾忘了。——克鲁普斯卡雅）有一个叫特里风诺夫的工人，高高的个子，身体很健康，长着蜷曲的、淡黄色的头发，他非常喜欢读莱蒙托夫的作品，并且摹仿他的手法。“布良斯克人——诗人”——他在一首诗的开头这样写着。有一次他用诗来叙述屠格涅夫所写的“比留克”：屠格涅夫坐在长凳上，带着抚爱的神情瞧着小偷，他最后对比留克说，松开绑在庄稼汉身上的绳子。……等等。当时还没有广泛发行工人刊物，也没有工人通讯员。只有教师和他们的朋友读读当时工人所写的这些关于他们工农生活的作文。列宁非常爱读这些文章。学校的教师后来补充了一些新人。到学校来工作的有阿波尔里纳利雅·亚历山大罗芙娜·雅库波娃、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克利波维奇、亚历山大·里沃芙娜·卡坦斯卡雅、玛丽雅·维里雅莫芙娜·伯恩泰姆、特列留辛，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雅柯夫列夫等人（15）。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早已是一个老革命家了，她双前曾和罗加切夫（16）一起工作过，她非常镇静沉着，稳重老练，对学生的态度也与众不同。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学生都十分尊重，但同时对他们也管得过多一些。尼季亚却不这样。这可能是由于她生长在芬兰，可能是由于她本人的一些特点使她能完全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每个学生。巴布石金（17）也在她班上学习。有一次刚上语法课的时候，他在黑板上写了这样一个句子：“我厂打算罢工。”下课之后，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把他叫到一旁责备他说：“您干什么？想出风头？如果您不是想出风头，而是考虑到工作的话，那您就不应该开这种玩笑。”巴布石金的脸都红了，但是从此以后，他对尼季雅·米海依洛芙娜更好了，更加信任了。她也没有少责备我们。我记得，她有一次责备我，因为我跟一个亚历山大罗夫工厂的工程师（我和他在一个组织里工作）到驿道上的戏院看戏去了；还有一次责备我，因为我让奥里加·彼得洛芙娜·波莫尔斯卡雅当着人面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我，还是雅库波娃和库捷尔里，都非常怀念尼季雅·米海依洛芙娜。她对我们工作的影响非常明显，教学工作很快具有了革命的性质。在这一年里，伯里斯·亚历山大罗维奇·维特曼曾经到学校里讲过几次课。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教师，一个学识渊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他受到全校的钦佩。他不是讲那些大家早就听厌了的关于水和空气的知识，而是对学生讲地球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于是学生之间就不断地谈起这些题目。补习班的学生经常拿一些问题来问我，这些问题是书上没有的，因此我往往答不上来。在一个半文盲班好像是罗杰那班，有一个学生在听写的中间突然放下蘸水笔说：“真有意思，我是由许多细胞构成的。” 由于了解了许多自然科学历史事实，学生们逐渐革命化了。有个星期天我顺便到驿道上的阅览室去。那里坐着一个邮递员，他每次到阅览室来总是借“新约”。他外出参观过，那天他坐在阅览室里什么书也没有借。他突然谈起他的印象：“想想看，毛虫还会利用树叶树干的颜色作保护色。既然科学家能发现这一点，那么他们也能发现别的，所以可以相信他们说的话。”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借“新约”了。根据当时的规定，学生们星期天一定要去听神学课。我班上的学生一个也没有去。神父吵吵嚷嚷，大为不满。为了不使学习班被解散，我说服学生可以轮流去上神学课，于是每次就派两个人轮流去尽义务。同时为了反驳神父的观点，也需要了解它。我记得，有一个学生曾笑着说“我简直听不下去。根本不值一驳，他讲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居然想反驳达尔文的学说。他说，把一只母鸡丢到水里去，难道它能立即长出蹼来。”在维特曼讲课之后，达尔文的学说就在我校学生中享有很高威信了。学校的面貌开始为之一新。学校里也从学生中补充了一些新人。到学校来的不仅有想学习的人，而且还有有组织的工人。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就注意那些最有能力的学生，然后尽力使这些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在他们和我们这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之间，似乎形成了一定的默契。有时他们给我们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只有我们才明白，比如：“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汉和彼得堡的工人之间有何区别？”“小手工业是否能竞争得过大工业？”我们明白，这个人是参加了组织的。随后，他从我们身旁走过的时候，也非常尊敬地向我们行礼问好。不过一部分比较落后的学生最初对教师不太信任。例如，有一次上地理课，当讲到地球是球体的时候，一个学生（半文盲班的）在复习了所有的材料之后说：”就是这一点我不相信……这是先生们在欺骗我们工人——他们以后会讲实话给我们听的。”要想改变这种对地理课不信任的局面，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1893年秋，我帮助波莫尔斯卡雅改考卷。在一本作业上（从遣词用字的观点来看，写得很坏）写有这样一句话：“切尔皮哥列沃、涅业洛夫、哥列洛夫还和涅乌罗扎农卡材的……农民。“波莫尔斯卡雅把作业发还给那个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的工人（他发色淡黄，双目炯炯有神）时，惊奇地说：“啊，您读过涅克拉索夫的作品！”这个工人回答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应该知道，可是不是有许多人没有读过吗?”“很多人没有读，怪谁？怪资本家！” “资本家和工人”这个题目是冯奇科夫特别喜欢的题目。他在他的作业里经常写到这个题目。甚至在春季考试中（考卷要送到区上去的），用十行字来叙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他也巧妙地把工人和资本家加了进去，他把撒网的渔夫比喻为资本家，把金鱼比喻为工人。 1893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在这年的流动画展上，展出了画家尼·盖的画“基督与强盗”。皇族来参观画展，看了这幅画之后非常生气，立即命令把“这个血腥屠杀场面”从展览会上搬走。这幅图画拿走了，它后来放在数学家斯特兰诺留布斯基（18）教授（他的妻子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寓所里。起初只是一些熟朋友去看看，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这幅画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第二天去看时，画家尼·盖本人的个性也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他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当他以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的身份讲话时，往往枯燥无味。不过他多半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讲话。他谈到他怎样作画，在作画时他有什么感受，想些什么；谈到他怎样通过实践改变了对艺术的看法；谈到他如何为自己所创作的画所陶醉；还谈到当他爱妻的弥留之际，他如何望着她的即将消逝的面容，尽力想抓住她临终前的神态，好把它画进自己的作品里。对别人的作品他也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他谈起杜波夫斯基画的“天空”，列宾画的“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等等。傍晚时分，各种各样的人围在一张画前，他就进行讲解。来的人可说是形形色色。我记得这么一回事，有一个社交界的太太无论如何要尼·盖在接见日到她那里去。尼·盖同意了。“真巧。我们本想聚会一下，现在就要在您那儿会齐了。我的朋友们就要在那里一起见见面了。”这位太太非常吃惊：尼·盖称为“我的朋友”的那些人之中，很多人没有贵族派头。当然，朋友中谁也没有到这位太太那里去。我想让学生们也去参观一下尼·盖的这幅画。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很激动地说：“这是干什么？这画对他们有什么帮助？神主要我们这样做吗？”“不，不能这样说。”挑选了大约九、十个水平较高的学生去，冯奇科夫也去了。这幅图画给工人们留下了印象。那次尼·盖也在场。冯奇科夫幵始谈起这幅图画，并且又用某些理由扯到了资本家和工人、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外表看来这很荒唐，其实是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冯奇科夫想说的话，支持与同情他的同志都懂得。尼·盖的双眼噙着泪水，他非常激动地拥抱着冯奇科夫说，他想用这幅图画说明的正是这个意思。他送给同学一些图画照片集，并在每本上写着这样的话：“热爱你们的尼·盖敬赠”。后来，当学生们由于各种原因被捕之后，宪兵们从他们那里搜查到这些附有题词的照片集之后，都非常吃惊。尼·盖后来说，他希望他的画能成为人民的财富，并且放在，画廊里，让群众都能去参观。我以后在日内瓦看到过这幅画。这幅画孤单单地摆在大厅里，一些戴着礼帽和手套的人莫名其妙地瞧着它。我当时很难受。我想起了展出这幅画的那次展览会，想起了我的学生。每年春天，我们都领学生到埃尔米塔什去参观流动画展，他们的中肯的评论和现实主义的见解使人加深了对许多作品的理解。他们能够很快地抓住作品中任何不真实和不确切的地方，他们对一些描写老爷们日常生活的画作不屑一顾，而在一些描绘森林、池沼、草原风光的画前留连忘返；对克里米亚风景画则一走而过。他们喜欢历史画，探究画里的内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1894～1895年学校的面貌有了改变。它在革命工人中已是声誉卓著。甚至别的区的工人也到这个学校来学习。例如，每星期天就有一个普吉洛夫工厂的工人来我班听“地理课”。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件事：秋天从乡下来了一个青年小伙子，走进教室之后，就向圣像划十字。上“地理”课时他读“新约”。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他每天晚上已经跟某一个参加了组织的人一起走了，腼腆地笑着，手里紧紧地拿着一本书，口里说：“我今晚上不来上课了。我和他到一个同学那里去”。他的眼色却告诉我：“到小组去。” 当时工人很注意有关他们的发展的每一句话。我班上有一个叫巴京的学生，虽然已经结了婚，却还像是个小孩子。他非常能干。他是马克斯维尔工厂的工人。他的工作很劳累——在潮温的地板上由一台机器跑向另一台机器，把断了的线接起来。后来巴京的工作换了，他要看管的机器的台数增加了。巴京就去找经理。马克斯维尔工厂的经理是个大坏蛋，他用暴力使工人屈服他，他办公室里放着一根鞭子，当他和那些刚从乡下来的工人谈话发起火来时，他就用鞭子打人。这次巴京来找经理说，既然他看管的机器台数增加了，劳动强度增加了，那么他的工资也应该增加。恰好不久前我们班上讲到过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讲到过工人受剥削以及劳动强度的问题。不仅我们这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懂得，当工人掌握了“劳动强度”这种术语时是什么意思，就连马克斯维尔工厂的经理也是懂得这一点的。巴京立即就被解雇了，把他送到警察段上去，然后又由段上按驿站把他遣送回乡。十年之后，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他。他当了面包师，成了工人运动自觉的参加者；我和他畅叙别情，谈得十分高兴。有些事情往往不能不令人激动。在马克斯维尔工厂里，有一个叫托奇洛夫的工人。他拼命寻找“上帝”，曾经当过圣经基督教派（19）信徒。秋天他通常是到学校来，从一个班转到另一个班，由于没有找到他需要的东西，就停学了。后来，他到了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克利波维奇那个班，就跟班学习了。春天，他写了一个条子给她：“我这一辈子都在寻求上帝，复活节那天我才从鲁达柯夫（另一个同学）那里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我听了之后，顿时就感到非常轻松愉快，因为最糟糕不过的就是当‘神的奴隶’，当人的奴隶还可以想法子反抗。” 当时还没有工人组织，也没有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托奇洛夫决定独自进行斗争。夏天，他用刀刺伤了一个工头，因为这个工头对工人粗暴野蛮极了。后来，他在监狱里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开庭审讯时，我同尼季亚也出庭了。马克斯维尔找了很多证人——有两个工头，一个经理，一个没有觉悟的老工人来控诉托奇洛夫。但是他们的发言与托奇洛夫慷慨激昂的演说相比，是多么可怜啊！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的秋天，我们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试验。我们从技术协会（20）的章程里得知，在经常开办的训练班里可以讲某些课程。在斯摩棱斯克的各年级里，除了星期日夜校之外，还有技术训练班。我们想在训练班里幵设一些讲座。我们贴了一张布告，然后一连几星期在一个大教室里进行了这种试验性的讲座。每一个教员都说出他要讲的课程，然后就上试验课。接着工人们开始登记一自己想学什么课程。大多数人都报名学欧洲地理（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卡雅（21）对这门课曾大加赞扬）和几何（由科罗布卡（21）讲授），但是这两门课都没有得到批准。后来欧洲地理改为俄国地理，由我讲授。学生是经过选择的，因此我可以和他们讲很多问题。后来听讲的人都参加了革命运动，都先后被逮捕。我们每天晚上总是把大门锁上，只把一个漆黑的过道开着，这样既可把可能突然来到的督学“拒之门外”，也可以防止不速之客的光临。内部的保卫工作由学生们自己担担任。常常有学生预先来告诉我们：“今天可别讲什么特殊的玩意，新来了一个人，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据说他当过修道士。”学生不仅预先告诉我，一个上了年纪的信教的工人还对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克利波维奇说：“注意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他常常跑暗探局。” 总之，驿道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都一清二楚：哪个政党在工人群众中领导着斗争，工人对这个政党持什么态度，对党有什么反应，他们喜欢党的什么，不喜欢什么。当散发传单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用打听，也可以通过学校非常详细地了解到，这些传单怎样散发出去以及产生了什么影响。库捷尔里当过市立儿童学校的教师。她在学校里组织了几个工人小组。有一次她叫我和尼季亚·米海依洛芙娜去参加小组的会议。我们最能干的工人中大约有15个人去了。库捷尔里具有非凡的宣传才能。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历史课讲得有声有色。我很少见到这样有天才的学习领导人。但当时库捷尔里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和尼季亚在讲课的内容上总是有些争论。下次讲课的内容本来是有关八小时工作日的问题，不过这次课没有上成。学校里进行了一次搜査；库捷尔里、沙莫辛娜被解职了。通过学校我们还捜集到一些有关工厂制度的材料。《工人事业》报（23）第一期的材料就是这样搜集起来的，它本来打算由斗争协会出版，然而在准备付印时却被宪兵查抄了。学生们在最后一年谈了很多心里话。通常是这样进行的：我提出若干问题，学生们互相展开激烈的争论。例如，我班上就有一个马克斯维尔工厂的工人，叫雅库雪夫，他喜欢写一些“发展阶段论”等的长篇文章，同时他又是教堂的领唱人。同学们都责备他，可是他对他们说，他之所以不能拋弃这一工作，是因为神父骗人太厉害，得把他们弄到清水里洗灌一番，而他本人对宗教仪式向来是不参加的。同学们还谈到自己在工厂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我的几个学生（巴布石金，格里巴京，波得罗夫兄弟——阿尔谢里和菲力普）参加了列宁的小组。当时我经常和列宁研究宣传方法、宣传内容以及鼓动工作方面的问题。列宁的学生都猜测我们是认识的。当列宁、克尔日伊然诺夫斯基、斯达尔科夫（24）等人在1895年12月被捕之后，巴布石金到学校来找我说，他们想为这次逮捕写一份传单，他请我给他们起草。当这份传单在“斗争协会”大会上朗读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份“政治性的”传单——当时传单上一般地只写经济要求——因此大家都很担心，只是由于这张传单是工人写的，才决定去印行。 1896年春纺织工人准备罢工，应该指出，学校在准备这次罢工的工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们最后碰到了一个奸细——一个叫“拉里翁内奇”的人。一个学生（鲁达柯夫）在下乡之前把我和另一个同学的妻子也领走了，——他们有一个单独的房子，很方便，“拉里翁内奇”也常常去。1896年的罢工，我们失败了。许多学生失败了，我们这些教师——“斗争协会”的会员——也失败了（25）。教员当中后来入党的有以下这些人：克利波维奇，库捷尔里，米雪梁柯夫，捷秋林娜（米雪梁柯娃），涅夫佐罗娃（克尔日然诺夫斯卡雅），雅库波娃，卡坦斯卡雅，卡尔梅柯娃，维特曼，伯恩施泰姆（她有一个时期曾参加“斗争协会”）等人也帮助过党。学生中，巴布石金于1906年在公墓附近被抢杀了，格里巴京在反动年代在狱中被折磨死了，阿尔谢里·波得罗夫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南方战线牺牲了。岁月流逝，很多事情我都忘了。在这所学校的几年工作，使我学会了做政治教育工作，懂得了工作方法。
我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忆录摘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我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忆录摘要）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距今已有31年。当时我才22岁，我渴望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还在童年时代，我就经常在家里听到大人对当时的制度所进行的各种抨击，尤其是对沙皇政府倒行逆施所进行的各种抨击。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有的民意党人经常到我们家来。我至今还记得3月1日的情景。那天，我期待着非同凡响的消息。由于心情激动，我几乎彻夜未眠。我还记得4月3日的情景，那天处决三月一日弑君犯。随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父亲故去，家境日衰。我再也无从听到激昂慷慨的言论，而当时的书籍又不能回答我所关心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一直悬在心头。我不知道该读什么书好。我时而读航空史方面的书，时而读莫特列的《荷兰革命》，时而又读烈克柳（①）写的书。遇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所读的各种书之间亳无联系，脱离生活。我有一个要好的女朋友，她出身于一个激进的家庭。我们两人经常讨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用批判的目光观察生活，但是我们未能靠自己的努力走上生活的道路，而当时又没有人帮助我们。我这个女友家里，经常有一些熟人相聚，他们都是一些思想激进的人，其中也有一些阅历丰富的老民意党人。我对他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和虔诚的敬意，听他们讲话，然而，这些讲话中所流露出来的，只是心灰意冷的沮丧。我们经常唱《伏尔加船夫曲》、《小蚊之歌》《走遍天涯》等歌曲。有一次，我在这样的一个晚会上问一位老民意党人应该做些什么工作才好，他开始向我灌输“从小事入手”的理论。 “不要追求做不到的事，不应指望把一切来一个彻底改造——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事不要去做，而要做一些身边的事情：好好学习，乐于助人。” 这话就是出自这位老民意党人之口（当时正是反动透顶的年代，一切都受到压制），出自一个与专制制度进行斗争而坐过多年牢的人之口，听了令人感到难受。他的谈话和所有这些老一辈人的谈话使人感到忧郁不快。他们不失为一些好人，但是他们的精神受到了摧残。我当时尽管年龄不大，但这一点却是看得很清楚的。不，不能走三月一日弑君分子的道路。采取恐怖手段是不能奏效的，而且就连过去的那些恐怖分子也不再相信恐怖手段了。怎么办？有一天，我参加了在沃多瓦卓夫（②）那里搞的一次小组活动。那天讨论的是意大利的土地关系问题和爱尔兰的命运问题。我当时一言未发，不过谁讲了什么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但我以后再也未到这个小组去过，因为意大利的土地与“怎么办”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当时对我说来并无关系。有一次我还参加过一个文学组，米海洛夫斯基（③）也参加了。但小组里讨论的是莎士比亚的《马克白》，因此我以后再也没有去了。我在中学毕业后，偶然得到了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的第13卷，列夫·托尔斯泰在书中激烈地抨击了当时的制度。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写的《论劳动和奢侈》（④）一文。我可能没有完全领会列夫·托尔斯泰想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如果走托尔斯泰指引的道路，不去占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从改造自己开始，行不行呢？也许，这样做比采取恐怖手段能更快地达到目的，能更快地造福人民？” 为此，我开始想办法搬到乡下去住。但这件事被拖延了。生活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就在此时，《中介》出版社（⑤）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与一批激进分子经常举行座谈会。我参加了两三次，都是失望而归。对整个的托尔斯泰主义，我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他的勿抗恶的观点及其宗教世界观。 1889年秋，彼得格勒开办了高等女子学堂。我上了这所学校，希望能学到我需要的东西。我结识了一些从省里来的同学。他们没有我那么样的大量消极教训。他们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学习。我也抓紧时机学习。我潜心学习数学课，同时还去听语文系的课，但是这个系只开设普拉托诺夫的历史课和费维京斯基的心理学课。当然，所有这些功课，外加为了挣钱而去工作，占掉了我的时间。于是，在圣诞节到来之前，我就坚决离开了这个学校。这时，我中学的那位女友结识了一个工艺师小组，一些青年常在他们宿舍里聚会。我一幵始就被这一新的兴趣吸引住了。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我关心的问题。在一次全体大会上（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40人），决定分设若干小组。我参加了（这是1890年初的事）伦理学小组。说老实话，小组里很少讨论伦理学问题，多半是谈一般的世界观问题。由于参加小组的活动，我读了米尔托夫（拉甫罗夫）（⑥）所写的《历史信札》一书。我十分激动地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是第一本讲到长期以来使我极为关心的问题的书，它直接了当地把我想知道的东西讲得一清二楚。我早已辍学，现在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新的活动。我在这个小组第一次听到了“国际主义”这个词，知道有许多研究社会生活问题的科学，知道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听到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了解到原始时代的人的生活情况，并且知道了还有过原始社会。这年春天，我们为谢尔古诺夫（⑦）举行了葬礼。也是这年春天，我去找了过去常到我女友家去的谢·尼·尤沙柯夫（⑧），向他借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几本对我有用的书。当时，马克思的著作很难弄到，连公立图书馆都借不到。除了《资本论》之外，尤沙柯夫借给我的书还有：吉别尔的《原始文化概论》（⑨），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耶菲缅科的《北方之研究》。这个初春，我和妈妈在乡下租了一间房子，我把尤沙柯夫借给我的书带了去读。整个夏天我都忙着跟房东和当地农民一起干活，因为他们劳动力不足。我帮他们的小孩洗澡，照管菜园，割刈干草，收割庄稼。这些农活深深吸引了我。有时半夜醒来，还想起梦中的事，担心“马该没有跑到麦田里去吧。” 空闲的时候，我就贪婪地读着《资本论》。读头两章很困难，但从第三章起，读起来就顺利了。我好像饮着清泉甘露。从个人的恐怖活动中，从托尔斯泰的自我改造中，都不可能找到出路。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这才是出路所在。暮色苍茫时分，我仍坐在台阶上，读着“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剥夺剥夺者。”我仿佛听到了我的心在跳动。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怎么也听不懂那个坐在台阶上、双手抱着主人的孩子的小保姆在嘀咕什么： “我们说是菜汤，你们说是汤菜……我们叫它船，你们叫它舟……我们叫的桨，不知你们叫它啥。”她想与我交谈，不知我为什么默不作声。我当时是否想过，我能不能活到“剥夺剥夺者”的时候呢？那时我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关心的只有一点：目标明确，道路明确。后来，每当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如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905年1月9日事件，1912年的连拿事件，以及1917年的十月革命），我每次都想到：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想到我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土地和一切生产工具均为人民财产，这时我又想起了资本主义的丧钟。现在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多远？我能否看到这一天？这是无法预卜的！但这无关紧要！反正现在看来“理想可能实现，并且这一天日益临近。”理想即将成为现实。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一理想必然会实现。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马克思主义使我得到了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最大幸福：我知道了应走的道路，对我的整个生命与之相系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前进的道路有时也是坎坷不平的，但我却从未怀疑过这条道路的正确性。我可能也有几步路走得不对，别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的。但是错误可以纠正，而朝向目标的运动却一往直前，如潮水汹涌澎湃。除了《资本论》之外，我把尤沙柯夫借给我的书全读完了。吉别尔（《原始文化概论》的作者）使我获益良多。我在古典中学毕业，念过师范班，上了一段时间的短训班，哪里也未听到过讲历史的动力，未听到过讲原始社会的生活。在我面前展现出崭新的天地。当然，我当时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是到了1890～1891年冬天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那年秋天，一些青年学生相遇之后，决定重新开展小组活动。当时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所谓《全俄同乡会》，约有300人参加。每个小组派一名代表参加中央的组织。这个中央组织只研究大学生的组织形式，大学生图书馆等问题。工艺学院当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该校当时有两个十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即高年级学生布鲁什涅夫（⑩）和茨维斯基。他俩把工艺学院青年大学生的读书活动引上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使他们注意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个大学当时盛行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这种组织关心的不是工人运动，而是经济发展的形态，因为它认为这种形态是具有某种独立意义的。经济形态是按一定的方向发展的，完全不以人的意志和态度为转移。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灭亡就会不可避免地来到，但是不必为此而去发动什么革命，工人不应干予这一客观的发展过程。军事医学科学院内。民粹派的思想十分严重。我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我重读了《资本论》，这一次的理解就深刻得多了。我们在小组研究和讨论所读的东西。我们手边都有一张写满问题的纸单子，这对我们的小组活动很有帮助。与此同时，我们还到公立图书馆去，把那里一切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书都借来阅读。所读的主要是吉别尔对《资本论》的讲述和一些期刊上的文章。当时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书非常少。除了《资本论》之外，马克思别的著作一本也未翻译出版，甚至连《共产党宣言》也没有；恩格斯的著作一本也未翻译出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读到的是一种手抄本；中间和结尾部分都残缺不全。为了读懂《反杜林论》，我毫不吝惜时间，开始潜心学习德语。我想尽快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起初，我要求工艺学院的同学让我领导一个工人小组，但是当时他们与工人的联系也很少，不可能分给我一个组。我曾想让民意党人让我领导一个小组，但他们要我加入“民意”党。这时我决定通过瓦尔古年在涅瓦关卡外开设的星期日夜校建立与工人的联系。这所学校位于斯摩棱斯克村，在工人区的正中心，它与女子学校和奥布霍夫学校一共能招收一千名左右的工人学生，他们程度不齐，有的还是文盲。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五年，与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我对工人的生活和对工人本身都有了深刻的了解。当时还有这样的事情，督学把补习班查封了，因为班上讲了分数，而按教学大纲却只能讲四则运算；有的工人由于与经理谈话用了“劳动强度”这个词而被遣送回乡，等等。尽管如此，学校的工作还是可以幵展的，只要不用“沙皇制度”、“罢工”、“革命”这些可怕的字眼，就可以畅所欲言。于是我们（次年又有几位马克思主义者来到学校）在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尽量不提马克思的名字。令我惊奇的是，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说明问题，即使是最难懂的问题，也很容易向工人解释清楚，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比如说，秋天有一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他上“地理课”和俄语课时堵住耳朵不听讲，却去读鲁达柯夫的旧约或新约圣经，可是到了来年春天，这个小伙子一放学之后就跑到小组来，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暗示着什么。一个工人在《地理》课上会说：“小手工业不能与大生产竞争”，或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人与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之间有何不同？”这时你就会知道，这个工人已经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他也明白他用这句话表明他是“有觉悟的”。这时，我们之间就建立了某种关系，好像他刚才说的是某种暗语似的。以后每次见面都特别亲近，说：“你大概是我们自己人”。即使那些没有参加小组活动的人，不会说什么“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人与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之间的差别”的人，对我们教师也总是很关心，很友好。有时一个学生会提醒说：“您今天可别发书（虽然所发的多半是图书馆的书），今天来了一个陌生人，谁也不认识这个穿马夹的人。我们要弄清他的身份。” 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说：“对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什么也别说，他常常跑暗探局。”这个工人是教堂的一个小头目，他很不喜欢那些不尊重长者的年青人，但他还是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教师。有一个学生要去参军，临走前，他把普济洛夫工厂的一个朋友领来说： “他走远了不行，每天晚上来也不行，但每星期天可以让他来上‘地理课’”。在这所学校度过的五年，给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同工人阶级永远团结在一起了！
我的生活道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我的生活道路克鲁普斯卡雅依稀的往事我生于1869年。我的父母虽然都出身贵族，但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结婚之后，经常靠借债度日。我的母亲靠着官费在一个女子学校里学习。她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离开学校之后，就当了家庭教师。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和祖母很早就已谢世。父亲就读于武备学校，毕业后当了军官。当时，很多军官不满现实。父亲博览群书，不信鬼神，并且熟悉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形。父亲在世时，经常有一些革命工作者来我们家（起先是虚无主义者，随后是民粹派，后来是民意党人）；父亲本人参加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不知其详，因我14岁时他就去世了，而且当时革命活动的形势又要求所有的革命工作者严格地保守机密，因此他们极少谈及自己的工作情况。每当他们谈到革命工作的时候，不是打发我去买点东西，就是支使我去干活。虽然如此，耳濡目染，我还是知道了不少革命道理。父亲急公好义，每遇不平之事，总要仗义执言。当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军官的时候，他奉命去镇压波兰的起义，但他并不“奉命唯谨，忠于忠守”，他释放了许多波兰俘虏，帮助他们逃往国外，并且总是尽量使沙皇军队在镇压反对沙俄政府难以容忍的压迫的起义中不能得逞。这次战争结束后，父亲进了军事法律学院，毕业后，派到波兰去当县长。他认为，到波兰去的都应该是些正直的人。当他到达那个县城时，那里正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犹太人被拖到广场上来，不顾他们的民族习惯，在鼓声中强迫剪掉他们的鬓发；不准波兰人在自己墓地周围修栅栏，任凭猪群践踏坟墓。父亲下令禁止这些胡作非为。他建立了医院，使医院的工作井然有序，并且对贪污行为严加惩罚。这一来，就招致了宪兵和沙俄官吏对他的切齿痛恨，但他却赢得了居民（尤其是波兰人和贫穷的犹太人）的爱戴。不久，父亲遭到各种匿名信的诬告，被上级视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无端解除了他的职务，把他送交法庭审判（他们给他捏造了22条罪状，如说波兰话，跳波兰马祖卡舞，沙皇寿辰时没有在办公室张灯结彩，从来不到礼堂礼拜），剥夺了他担任公职的权利。此案一拖十年，一直闹到枢密院才告了结。父亲虽被宣判无罪，但那时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我是这样学会仇恨专制制度的我自幼就憎恨民族压迫行为，觉得犹太人、波兰人以及其他民族一点也不比俄罗斯民族差，所以长达之后，我对于俄国共产党的党纲衷心拥护。因为党纲上规定各族人民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生活，有权处理自己的一切事务；在我看来，承认民族自决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很早就明白了沙皇官吏的专制是怎么回事，强横暴虐又是怎么回事。我长大之后，就成了发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者。父亲丢掉官职之后，碰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当过保险公司代理人和工厂检查员，办理过诉讼案件，等等。我们经常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去，这就使我有机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观察到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情况。妈妈常常谈起她在一个女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的情形，谈起她经常目睹的地主惨无人性虐待农民的情形。所以，有一次我们到妈妈当过家庭教师的那个女地主家里去作客度夏的时候（那时候父亲正在找工作），我虽然只有5岁，却闹起别扭来了：早上既不愿向那个女地主问好，晚上也不愿跟她请安，并且从不感谢她的招待。当父亲来接我们离开鲁沙诺夫（那个女地主的领地名）的时候，妈妈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坐着四轮带棚马车离开鲁沙诺夫（那是已是冬天），途中农民以为我们是地主，差点把我们打死，马车夫被打得死去活来，农民还要把他丢到冰窟窿里去。父亲并不责怪这些农民，他后来跟母亲讲到农民对地主的血海深仇，说地主确实可恨之至。我在鲁沙洛夫跟一些农村儿童和妇女做了朋友，我站在农民这一边，他们对我很亲热。父亲的话我一直没有忘记，正因为如此，长大了以后，我拥护没收地主的土地，把他分给农民的主张。父亲在乌格利奇的“哥瓦尔德”工厂里当过检查员，我常常在一旁听他谈起工厂里的一些令人气愤的事情，谈起工人受剥削等情形，这使我自幼就仇恨工厂主(那时我才6岁〉。我踉工人的小孩一起玩，我们常常商量好躲在墙角落里用雪球打从旁边走过的经理。我8岁的时候，我家住在基辅，那时与土耳其的战争开始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人们的爱国主义的狂热，常常听到有关土耳其人的残暴罪行的谈论，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亲眼见到了一些身受重伤的土耳其俘虏，并且曾经跟一个被俘的土耳其小孩在一起玩耍，当时我就认识到，战争是一件最有害的事情。有一次，父亲领我去看维列夏金的画展。有一幅画上画着：一位大公率领一群身穿白色制职的參谋人员，手里拿着望远镜，站在一块安全的地方观看自己的士兵怎样浴血奋战，我当时虽然还不能完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长大了以后，我是完全同情那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 “季莫菲卡” 11岁那年的春天，我给带到乡下住了一些时候。那时父亲正在女地主科夏卡夫斯卡娅家工作。这个女地主在普斯科夫省开设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文具工厂，厂里的事情本来杂乱无章，可是父亲把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条。当时科夏卡夫斯卡娅家很需要父亲这样的人帮忙，所以待他很好。那年春天，我病得很厉害，科夏卡夫斯卡娅一家人建议把我带到她们的领地上去住些时候。这领地名叫“山泉”，距别拉雅车站40俄里。家里的人都同意。我在陌生人面前总有点拘束，但骑马外出是一件异常偷快的事情。我们穿越森林，走过原野；山坡上开满了野花，空气中散发着泥土和青草的芳香。第一天晚上，他们把我安顿在老爷华丽的房间里，睡在一张很考究的床上。房里异常闷热。我走到窗前，推开窗子，紫丁香花的芳香扑鼻而来；夜莺清脆悦耳的歌声不时传来，我依窗凭栏，久久才去。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随后就到花园里去了。我在花园里碰到一个年轻的姑娘。大约有十八岁，她穿着一件朴素的印花布衣裳，前额很低，头发乌黑而又卷曲。她跟我交谈起来。我估计她就是本地的教师亚历山大·季莫菲耶夫娜（大家都叫她“季莫菲卡”）。大约过了十分钟，我同“季莫菲卡”就混得很熟了，像一对要好的女友在一起似的，于是我也就对她随便谈起我的印象来了。这家女地主出资开办了一所学校，当时还在上课。在高年级学习的有5个人（伊留沙，谢良，米吉卡，瓦良和巴维尔），那时他们正准备参加考试。从此以后，我就常常跑到学校去，同这些小朋友一起进行演算习题的比赛，一起朗读；日子过得非常愉快。 “季莫菲卡”房里的小炉子上，堆着很多儿童读物，我常常帮助她修补和装订这些书籍。每逢星期天，很多小朋友和青年人都到她这里来，大家一起读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季莫菲卡”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从她的谈话里，我懂得了地主是最坏的东西，他们对农民坏极了；我知道了应该帮助农民。我不喜欢科夏卡夫斯卡娅这家人，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科夏卡夫斯卡娅妈妈总是穿着一件白衣裳，说话时装腔作势，常常责骂仆人。我看她很不顺眼。女地主纳吉莫娃和她豢养的狗在我们到附近的一个领地去了一趟之后，我就更加不喜欢地主了。那次，去的人有科夏卡夫斯卡娅一家、“季莫菲卡”和那五个髙年级的学生（这五个学生要在那里参加考试）。他们把我也带了去。我们去的那块领地，属于一个富裕的女地主纳吉莫娃。神甫在这个女地主没有来以前就不做弥撒。因为每当她去做弥撒的时候，总是先吻吻神甫的手，然后就塞给他25个卢布。考试是在学校里举行。主考的是本地的一个神甫，还有一个什么督学。孩子们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允其是伊留沙。当他们开始听写的时候，伊留沙由于惊慌而把“酸汤”写成了“酸糖”。“季莫菲卡”叫我规规矩矩坐着，不要东跑西窜；她自己也忐忑不安。孩子们总算都考及格了。伊留沙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心里很久都不能平静。后来有人来叫我们到纳吉莫娃那儿去吃午饭。在那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房间里豢养的一大群小狗：小狮子狗、小哈巴狗，还有一些别的狗。这些小狗在椅子上跳来跳去，一会儿也不闲着。我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来了两个光脚丫的小姑娘。纳吉莫娃首先把菜汤分到小狗食用的盘子里去，这两个小姑娘就把菜汤分送给每条小狗吃；然后，菜汤才分给客人吃。住宅里到处都显得富丽豪华。花园也都经过精心的修葺；水池周围盛开着鲜艳夺目的蔷薇。我却感到无聊至极，因此在我们准备动身回家的时候，我非常髙兴。我当时老想：“季莫菲卡”说应该消灭地主，这话的确是对的。以前，我在父亲那里也听到过这样的话。 “季莫菲卡”每次到邻近的村子里去的时候，总是带我同行。她经常给农民送一些小册子，同他们长谈，她说的话我并不全懂。后来，“季莫菲卡”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月。同工厂的人们在一起就在这时，父亲和母亲来了。我家就住在工厂附近，离科夏卡夫斯卡娅这家人的领地大约两俄里远；我跟那些在厂里干活的小孩子交上了朋友。原来伊留沙当时也在厂里工作。我常到工厂里去，有时竟在厂里一连坐上几个小时，把包装纸堆成一堆一堆的。我还跟一个给工厂里运送木柴的老头做了朋友。他常常让我爬上大车站着赶车。我高兴极了。我们常常跟他到森林里去，帮他把木柴堆在车上；然后跟着车子走回来，到了工厂，就把木柴卸到锅炉房里。父亲和母亲看见我这么起劲，双手都脱了一层皮，感到很好笑。在工厂旁边的一个屋檐下，整天都有一些村妇坐在那里，她们一边哼着歌儿，一边清理厂里用来造纸的那些肮脏的破布。这些破布是一些专收破烂的小贩从各村农民那里收来的——有破衬衫、衬裤和各种破旧衣服，我也常常坐在这些村妇旁边，跟她们一起哼着歌儿，清理破布。我家楼梯下面喂了一只兔子，这是一个村妇给我的。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小狗卡尔松，是一条毛色火红的看家狗。我每次吃完饭之后，就把菜汤、酸奶倒在盘子里，把骨头和面包屑也扔到盘子里去，然后就呼唤：“卡尔松，卡尔松！”听到我的喊声，它就飞快地跑了过来，贪婪地吃着给它的食物。后来，我们要走了。我舍不得离幵“季莫菲卡”（那时她已回来了），离开那些小朋友，离开运送木柴的老爷爷、玛丽雅婶婶和卡尔松。马车来了之后，我们就坐了进去，卡尔松却躺在车下不动，只好用力把它拖了出来。那年冬天，我听说卡尔松被狼吃了，心里非常难过。以后，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起“季莫菲卡”。父亲有一次说：有一天，警察突然闯进了“季莫菲卡”的屋子，在她那里进行搜查，结果发现了一些文件和一张沙皇的画像（上面写了一道算术题演草）。后来我打听到“季莫菲卡”在普斯科夫监狱里的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被关了两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她姓雅沃尔斯卡娅。冬天，我坐在教室里，老是画着一些挂着“学校”牌子的小房子，同时想：我将来要怎样去当一个乡村教师。从那个时候起，我一直对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的工作怀着强烈的兴趣。 1881年3月1号那时，我怎能不同情革命者啊！我至今还很清楚地记得1881年3月1号的夜晚。那夭晚上民意党人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起先，一些亲戚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都吓得魂不附体，个个沉默不语。随后，突然闯进来一个军人（他是父亲在武备学校的老同学），他详细地叙述了沙皇被刺的经过和沙皇乘坐的马车被炸毁的情况，等等。他一边说：“瞧，我买了一块服丧黑纱”，一边就把买来的黑纱给我们看。我至今还记得，当我知道他想为他经常咒骂不休的沙皇服丧的时候，我是多么惊奇。父亲的这个朋友是个吝啬鬼，我想：“既然他都肯破费买了一块黑纱，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就很明白了。”这一晚，我彻夜未眠，我在想：现在沙皇已死，情况将会好转，人民也可得到自由了。但是事与愿违：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比以前更坏。民意党人纷纷被宪兵逮捕了，刺杀沙皇的“凶手”被处以死刑。在行刑以前，宪警押着凶手从我们学校门口走过。行刑以后，那天晚上，叔叔谈起当米哈依洛夫被吊起来又怎样从绞索上掉了下来的情况。我们熟悉的一些革命者也不断遭到逮捕。各种社会活动遂渐消销声匿迹…… 学习！最初我在家里学习，由妈妈教我。我很早就学会了读书。书籍成了我的快乐的源泉，我一本接一本地贪婪地读着。书把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我盼望早日上中学。我10岁的时候就入学了。但这所中学的情况很不理想。班上人很多，有50个左右。我非常腼腆，不大和别人接近，因此班上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谁也不注意我。教师就是教课，叫人到黑板前去提问功课，然后打分数，什么问题也不许问。我们的女学监爱吹毛求疵，大喊大叫。她对那些骑马上学的富家小姐照顾备至，而对衣衫破旧的女孩就咒骂不休。最主要的，还是同学之间没有友情，所以生活显得非常枯燥单调。我学习十分努力，不落人后，但回答问题总是成绩不佳，因为教员所问的东西完全不是我所想的。父亲看出我不喜欢这个学校，就让我转到私立奥波连斯卡娅中学去了那里的情况完全不同。谁也不对我们大喊大叫，同学们一点也不拘束，彼此相处都很和睦，我跟很多人做了朋友。当时的学习很有意思。直到现在，我回想起这所学校的时候，还感到很亲切：它教给了我许多知识，培养了我工作的能力，使我长大成人。不得不考虑收入问题我和父亲（他的情况已如上述）的感情很好。我14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妈妈两人。妈妈心地善良，精力充沛，但她总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我一直顽强地保持着我的独立精神。只是后来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关系的时候，我们才格外亲密起来。妈妈对我爱护备至，我们在一起过了一辈子。她支持我参加革命活动，并且经常给我一些帮助。凡是到过我家的党内同志，对她都很了解、很敬爱。她总是关心每一个人，不让任何一个人挨饿。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收入问题了。于是我就去教书。我和妈妈也给别人做一些誊写工作。此外，我们租了一幢大寓所，开始出租房子，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知道大学生和各种城市小知识分子（电话接线员、女裁缝、女护士等等）的生活情况。因为我是第一名女学生，所以我被聘为女子中学教师。这是一项苦差事。有钱的家长都瞧不起女教师，常常来干涉教学工作。我曾幻想在女子中学毕业后能到普通中学去做一个教师，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位置。出路何在那时，我孜孜不倦地读着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他猛烈抨击富人的奢侈和闲逸，抨击当时的国家制度，指出一切都是为了让地主和富人过一种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的生活，指出工人如何由于过度劳累而未老先衰，早早死去；农民如何拼命工作以求一饱。列夫·托尔斯泰善于一针见血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我把所见所闻认真加以思考，觉得他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革命者的斗争，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斗争的目的。但是用什么办法呢？采用恐怖手段，暗杀个别怙恶不悛的官吏和沙皇，这是无济于事的。列夫·托尔斯泰指出了这样一条出路：进行体力劳动和自我改造。于是我就开始自己料理全部家务，夏天就去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我在生活中力戒奢侈，处世待人更加谨慎耐心。但不久我就明白了，这种做法无济于事，不管我怎样拼命劳动，不公平的制度依旧会继续存在下去。诚然，我对农民的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学会了直率地跟工人和农民谈话，但这算什么出路呢？我当时想，如果我能进高等学校，那么我就能找到改变生活、消灭剥削的途径。当时，妇女既不能上大学，也不能进任何其他髙等学校。女皇认为，妇女不必学习，只要在家侍候丈夫和抚养孩子就行，因此，根据她的命令，当时女子医科学校和高级女子学校都停办了。我只好努力自学。后来，彼得堡开设了一所高等女子学堂，我就到那个学校去了。过了两个月，我对这所学校非常失望。我发现我所需要的知识学校没有给我，在那里所学的都是一些远离生活的纯学术性的东西。我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时的情形和现在完全不同。没有一本像样的关于社会问题的书，从来不开会，工人们完全没有组织起来，工人政党也没有建立。当时我已经20岁了，我甚至没听说过马克思其人，对于工人运动、共产主义毫无所知。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学生小组去（那时学生运动已经开始），使我眼界为之一开。我离开了学校，开始参加小组里的学习，读起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其它一些有关的书来。我这才明白，只有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才能改变生活现状；我明白了要想成为一个有益的、有用的人，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这年春天，我请别人给我弄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以及其他一些对我有用的书。马克思的著作当时很难弄到，甚至公共图书馆都不出借。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外，我还弄到了吉别尔写的《原始文化概论》，沃龙佐夫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耶菲缅科写的《北方之研究》。这年初春，我和妈妈在乡下租了一间小房子，我把书也随身带去了。整个夏天我跟房东、当地农民一起干活，因为他们人手不够。我帮他们的小孩洗澡，照管菜园，割刈干草，收割庄稼。农村的生活使我陶醉。有时半夜醒来，回想着梦中耽心的事：“马该没有跑到麦田里去吧。”而在空闲的时候，我就贪婪地读着《资本论》。读头两章很困难，但从第三章起，读起来就顺利了。我就像饮着清泉甘露。从托尔斯泰的自我改造中是寻找不到出路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这才是出路所在。暮色苍茫时分，我坐在台阶上，读着“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剥夺剥夺者。”我仿佛听到了我的心在跳动。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怎么也听不懂那个坐在台阶上、双手抱着主人的孩子的小保姆在嘀咕什么“我们说是菜汤，你们说是汤菜；我们叫它船，你们叫它舟；我们叫的桨，不知你们叫它啥。”她想与我交谈，不知我为什么默不作声。我当时是否想过，我能不能活到“剥夺剥夺者”的时候呢？那时我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所关心的只有一点：目标明确，道路明确。后来，每当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如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1905年1月9日彼得堡流血星期日事件，1903年到1905年的各种事件，1912年的连拿事件，1917年的十月革命），我每次都想到：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想到我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土地和一切生产工具均为人民财产，这时我又想起了资本主义的丧钟。现在离我们的目的还有多远？我能否看到这一天？这是无法预卜的！但这无关紧要。反正现在看来“理想可能实现，并且这一天日益临近”。理想即将成为现实。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理想必然会实现。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在涅瓦关卡之外我参加大学生小组的活动有三年，学到了很多东西，完全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但我不仅渴望知识，而且还想工作，做一个有益的人。当时大学生同工人的联系很少，因为他们如果到工人那里去，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沙皇政府妄图用一道石墙把大学生同工人隔离开来，所以，要想去和工人说话，就要化装成不像大学生的样子，悄悄地去。大学生同别人的联系很少。当时我决定到斯摩棱斯克村的星期日夜校去当教员。这学校在涅瓦关卡之外，现在，这个区叫做沃洛达尔区。这所学校很大，有600人。来学习的有马克斯维尔、巴里、谢苗尼科夫工厂以及亚历山大罗夫工厂等单位的工人。我几乎每天都到学校里去。我在这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对工人生活和工人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当时有这样两件事：一个是外地来的督学把一个补习班解散了，因为他们学了小数，而按照教学大纲只准教算术整数四则；另外，一个工人被遣送回老家，因为他在同经理谈话时用了“劳动强度”这个术语，等等。尽管如此，学校的工作还是可以开展的。只要不用“沙皇制度”、“罢工”、“革命”这些可怕的字眼，就可以畅所欲言。于是我们（次年又有几位马克思主义者来到学校）在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尽量不提马克思的名字，令我惊奇的是，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说明问题，即使是最难懂的问题，也很容易向工人解释清楚，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比如说，秋天有一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起先，在上“地理”课和“俄语”课时堵住耳朵不听讲，却去读鲁达柯夫的旧约或新约圣经，可是到了来年春天，这个小伙子一放学之后就跑到小组来，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暗示着什么。一个工人在“地理”课上说：“小手工业不能与大生产竞争”，或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人与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之间有何不同”，这时你就会知道：这个工人已经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他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这时我们之间就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好像他刚才说的是某种暗语似的。以后每次见面都特别亲近，说：“你大概是我们自己人。”即使那些没有参加小组活动，不会说什么“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人与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之间的差别”的人，对我们教师也总是很关心、很友好。有时一个学生会提醒说：您今天可别发书（虽然所发的多半是图书馆的书）——新来了一个人，谁也不了解他，据说他当过修道士。我们得去摸摸他的底…… 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说：对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什么也别说，他常常跑暗探局。一个学生要去参军，在临走前，他把普济洛夫工厂的一个朋友领来说： “他走远了不行，每天晚上来也不行，但每星期天可以让他来上‘地理’课。” 我在这所学校教了五年书，直到我被捕入狱时为止。在这所学校度过的五年，给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同工人阶级永远团结在一起了。当时我们已经有了组织，虽然还很薄弱，但毕竟有了组织。这个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以德国工人党为榜样，叫做社会民主组织。 1894年（）列宁来到彼得堡，于是情况就大为好转，组织很快就巩固了。我和列宁在一个区工作，不久我们就相好起来。我们的组织已经从事广泛地散发传单的工作。我们开始印发秘密小册子，后来又想出版通俗的秘密杂志。当一切都已筹备就绪的时候，列宁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突然被捕了。这对我们的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我们仍然聚集了一些力量来继续散发传单。1896年8月，我们竭力鼓动工人罢工，并使罢工能够有组织地进行。罢工之后，政府开始大肆逮捕，被捕的也有我。在流放时，我和列宁结婚了。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就同他的生活紧密地联在一起了；我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工作。谈起这段往事，实际上也就是谈起列宁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国外流亡的日子里，我的工作主要是与俄国保持联系。1905年到1907年我担任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从1917年起，我从事国民教育工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认为它极为重要。为了把十月革命的事业进行到底，工人们需要掌握知识。农民们也需要掌握知识。农民要是没有知识就不可能自觉地跟着工人阶级走，就不可能很快建成农庄。我所从事的国民教育工作与党的宣传工作是紧密联系的。（）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一书中说列宁是1893年到彼得堡来的（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页）。——编者结束语我真是幸福，能够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日渐壮大，看到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断巩固，能够目睹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目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萌芽和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常常惋惜我没有孩子。现在却不然了，因为现在我有很多孩子——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少年先锋队员。他们都已成为列宁主义者，或者渴望成为列宁主义者。这篇自传是我应少年先锋队员之请而写的。我把这篇自传献给亲爱的小朋友们。原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陈苇录入及校对
第三章哲学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第三章哲学问题俄国革命的失败必然影响到社会民主党，这种影响也反映在当时日益加剧的思想动摇上。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以前就已存在。有些人早已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有布尔什维克，也有孟什维克）则受新康德主义者、奥斯特瓦尔德(F.W.Ostwald)、马赫(E.Mach)和阿芬那留斯(R.Avenarius)的影响。波格丹诺夫(A.Bogdanov)已写出自己的著作《经验一元论》。而在1908年，巴扎罗夫(V.Bazarov)、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A.V.Lunačarski)、别尔曼(J.Berman)、海尔方德(O.J.Heljfond)、尤什凯维奇(P.S.Juškevič)和苏沃洛夫(S.A.Suvorov)的论文集也出版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却完全主张哲学上的经验批判主义观点。别尔曼在《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一书中、尤什凯维奇在《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一书中和瓦连廷诺夫(N.Valentinov)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一书中，也传播着同样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当时已经同他们，特别是同波格丹诺夫展开论战，但是，列宁对已展开的论战并不完全满意。1908年3月24日列宁在给马·高尔基(M.Gorki)的信中写道：“普列汉诺夫反对他们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不会或者不想或者懒于具体地、细致地、简明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用深奥的哲理不必要地去吓唬读者。我无论如何要按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意见。”[1] [1]V.I.Lenin,PsimoM.Gorkomod24.III1908;Izabranapisma,Zagreb1956,str.180.（参见列宁：《给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译者注）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曾经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不希望由于哲学上的分歧而导致政治上的分歧和决裂。因此，列宁特别是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强调了这种情况，并认为，如果在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问题上基本一致的话，那么，上面这种分歧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对于这样的论点，如认为应该用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认为唯物主义已被科学的最新成就所驳倒，等等，列宁是不能不加以反驳的。1908年初，列宁就开始写他的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是在伦敦和巴黎写的，于同年年底写成，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这部书显然是论战性的。列宁首先要澄清情况，也就是要指出：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出现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任何一种唯心主义都绝对没有联系，因此也同马赫主义绝对没有联系。所以，在评价列宁的这本著作时，首先必须注意这一点。列宁详细地分析了他们的全部观点，分析了阿芬那留斯、马赫以及其他一些马赫主义者的观点，指出了他们的一致之处和他们的唯心主义。马赫主义的基本论点是：客观世界是感觉的复合，主体和客体是不可分割的同格。与此相反，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指出：这一论点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列宁在全书中主要坚持的是以下观点：“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因为以明显形式表现出来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1] [1]V.I.Lenin,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v.14,str.34.（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译者注）列宁在第81页上（中文版，同上，第90页。——译者注）也表述了有关“反映”是物质的特性这一观点：“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是合乎逻辑的。” 列宁在这里从根本上提出以下问题：或者走唯物主义的路线，承认物质的现实是第一性的，因而是不依赖于意识的；或者走唯心主义的路线，把客观现实变成感觉的复合。这是列宁的分析和批判的重点，因为这是基本问题。因此，列宁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我着重强调唯物主义，是因为以后还要谈到这个问题），这些观点在列宁的这部著作里以各种形式得到表述。“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感觉依赖于大脑、神经、视网膜等等，也就是说，依赖于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1] [1]V.I.Lenin,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v.14,str.43-44.（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译者注）围绕列宁的这些观点，特别是从上述观点必然产生的反映问题，争论颇多，意见纷纭，因此这里有必要立即做一个说明。列宁根据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想首先指出应当唯物主义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他有理由说这些观点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必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1]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关于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问题完全是第二位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任何唯物主义，甚至大部分唯心主义早就承认的一个观点。而且，对于马克思来说，仅仅停留在这个观点上，那是一种局限性，最后必然变成纯思辨，而这只会妨碍解决在马克思看来是最重要的问题：历史问题和人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就用自己关于人是实践的存在的观点克服了当时那种唯物主义的片面性，把重点放在自然界的“人化”、自然界和历史的人性上。马克思关于改变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的原理，不仅是人类历史的基础，而且也是人类认识的基础。可见，列宁是停留在上述范围，仍然从古典唯物主义关于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实践这一被马克思主义用来说明人和认识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标准出发。他的大多数后继人，不懂得这种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原理同马克思的辩证的人道主义的原理是有重大区别的，而其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也是有本质区别的。 [1]列宁的表述同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表述是一致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像；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但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素朴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v.14,str.57-58.[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译者注]）他在另一处写道：“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v.14,str.309.[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译者注]）因此，在这部著作里，在谈到实践时，列宁仍然是首先把它作为真理的标准，尽管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但是在研究标准问题时，列宁却敏锐地看到，不能把实践的标准变得绝对：“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 [1]V.I.Lenin,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v.14,str.130.（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译者注）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今天的许多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这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的看法过去就是不正确的，现在更是加倍的不正确，因为他们把列宁当时的某些观点绝对化了；同样还因为他们把一般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宣布为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其次又把实践这一范畴片面地理解为认识论的范畴，同时又在认识论内把它片面地理解为只是真理的标准。[1] [1]关于这一点，将在《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一章中详加论述。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列宁后来由于研究黑格尔和其他一些哲学家而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的时候，向前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列宁在同经验批判主义论战时，还提出并解决了一些应该着重指出的问题。例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虽然恩格斯和狄慈根已经研究过，但列宁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时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2）如果有客观真理，那么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第二个问题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1] [1]V.I.Lenin,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v.14,str.110.（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译者注）列宁赞同并遵循恩格斯关于这种关系的论断，同时指出，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他也指出，这些真理无疑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意识中的映像是客观存在着的模型的反映。因此，列宁同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一致，既排斥相对主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接受相对主义。排斥它，这是因为仅仅停留在相对主义上，相对主义就会成为各种诡辩论的根据，接受它，这是因为相对主义也包含有绝对因素。“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1] [1]V.I.Lenin,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v.14,str.124.（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译者注）在这部著作里，列宁对当时的物理学危机和根据这一危机而得出唯心主义结论的企图所做的分析，意义是很重大的。20世纪初，对原子构造和光的性质的新的理解，动摇了那些已经统治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权威观点。正如列宁所断言的，在这样急剧转变的时候，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此以前对物质的理解还是很不辩证的，而今则为新的理解所补充。能量、电力等等成为只是不具有物质性的新的实体。与形形色色的反唯物主义的意图相反，列宁用自己的解决方法说明了什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物质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至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看来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固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1] [1]V.I.Lenin,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v.14,str.247.（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译者注）列宁的这些观点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恩格斯和狄慈根对这些基本问题所做的辩证的解释。在理解“实体”、“不变的实质”等等方面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被克服了。“承认某些不变的要素、‘物的不变的实质’等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1]“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表现的只是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2] [1]V.I.Lenin,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v.14,str.248.（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译者注） [2]V.I.Lenin,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v.14,str.249.（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译者注）正是关于科学真理的非绝对性的理解，过去和现在都在科学家队伍中引起迷惑不解，但也正是这一理解成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和认识所做的解释的正确性的最有力的证明。列宁完全正确地强调指出新物理学陷入了唯心主义，这正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1] [1]V.I.Lenin,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v.14,str.248.（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译者注）列宁正确地估计了自然科学当时的情况和分析了当时的危机，这场危机一方面在打破旧的观念，同时又在导向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等。列宁特别根据雷伊(A.Rey)和杜恒(P.Duhem)的文章发现了这个过程的另一个根源，即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同时指出，他们由于不懂得辩证法而不可能正确地表述相对性的问题，并且必然被导向唯心主义。一般来说，第二国际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差。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论战还是最多的，这些论战表明，不论是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布伦坦诺(L.Brentano)、巴尔特(H.Barth)、施塔姆勒(R.Stammler)、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J.Tugan-Baranovski)、桑巴特(W.Sombart)、柏姆-巴维克(E.Böhm-Bawerk)、马萨利克(T.Masaryk)，或者是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些人，都没有理解，而且从资产阶级的角度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实质。一讲到唯物史观，大部分批评家都简单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无非是机械的经济主义，无非是上层建筑单方面地依赖于基础的观点，然后去激烈地反驳这些基本观点。要证明这些看法的毫无根据，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困难。上面提到的每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同这些任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论战。然而，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来说，我们可以再次断言，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认识。既然在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人们对这个问题就不是特别感兴趣，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归结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或者被归结为唯心主义的某一个派别，那么，在资产阶级官方哲学的队伍里，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的学者中间，人们对这一问题知道得更少，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情况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某些理论家（雷伊、杜恒）在企图解释最新成果，比如物理学的最新成果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实际有时是在敲敞开的大门。另一方面，他们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在所有这些困难和怪论的牵引下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列宁在结论里扼要地说明了自己的分析，指出经验批判主义在认识论问题上的反动性质，指出它与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与内在论者（舒伯特-佐尔德恩[R.Schubert-Soldern]、勒克莱尔[A.Leclair]、舒佩[W.Schuppe]）相近。同时列宁指出：“最新的哲学也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哲学派别的对抗归根到底表现为阶级的对抗。”[1] [1]这个结论虽然基本是是正确的，却是片面的，特别是考虑到唯心主义的历史作用的时候。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列宁后来对此做了修改。“最新的哲学象在2000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它拥有庞大的组织，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v.14,str.343.[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译者注]）后来在斯大林时期，人们把列宁的这些观点绝对化了，并企图完全机械地用之说明哲学思想的发展，而列宁本人在自己的笔记中对这个问题早已采取了另外一种看法。列宁写道：“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话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360-361.[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译者注]）列宁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的摘要中同样写道：“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心主义代表聪明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不动的代表愚蠢的。”（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271.[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译者注]）这已经是对他本人的观点做出重大修改，也是对他的信徒后来在解决这个问题时的荒谬做法的重大否定。列宁的这本书是他所发表的唯一的一部篇幅较大的哲学著作，因此，应该根据当时的整个形势和任务，并给予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哲学水平的考量来研究和评价这本书。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对于列宁来说，政治利益也是占第一位的，他认为，经验批判主义的种种解释已使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成了问题，因此必须给以最坚决的回击。这部著作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发展时刻彻底完成了这一任务，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加强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正确性的信念，从而促进了俄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后来发展中，列宁的每一个观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个观点）都被偶像化，哲学领域中上述的种种缺点都被说成是优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做法的荒谬之处完全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做法恰恰同列宁本人格格不入。列宁认为，革命的辩证法思想也必须不断地被运用到自己的成果中去。列宁在研究过去的辩证法巨匠，特别是黑格尔时所做的出色的哲学笔记、批注、评语、记号和注解中提供了这种榜样。列宁还在青年时代就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1905年以后的时期，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出现了动摇和把经验批判主义，即一种唯心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并以前者来代替后者的倾向时，列宁认为必须起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但是，列宁并没有忘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外一个方面。当重新出现引起国际冲突的历史因素时，当必须准备进行决定性的革命战斗，而这种战斗要求巧妙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时，列宁再次对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给予极大的重视。在1914-1916年期间，列宁详细地研究了黑格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逻辑学》和《哲学史》，还研究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兹等人的著作，也就是说，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在其著作中可以发现大量的辩证法问题的所有那些哲学家。在阅读大量哲学著作过程中写下的所有这些札记和批注，后来汇集成书出版，这就是《哲学笔记》。因此这本书不是一部特别系统的著作，而是列宁在自己研究哲学的过程中记下来的零散的想法、评语、片段和个别论点。但是这些札记，特别是在1914-1916年期间所写的札记的中心问题是辩证法问题。在恩格斯之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深化地触及这个问题。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说，思维领域还是一个在理论上未经触动的领域。就连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最著名的代表者之一的普列汉诺夫本仁，也没有比较广泛地阐明过这个问题，而在大多数场合只是对哲学历史问题、社会学和各种文化历史的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因此，列宁特别在自己关于辩证法的短文中坚决主张按逻辑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不是只停留在举例说明某一原理上。[1] [1]应当立即着重指出，列宁创造性的哲学遗产正是包含在《哲学笔记》的这些片段中。例如联系到对立面渗透的辩证规律问题，列宁对恩格斯也采取了批评的态度：“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见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一书第3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为此绞尽脑汁，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做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357.[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译者注]）列宁对认识论和逻辑学特别感兴趣。他在一个批注中指出，在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时，应当注意专门科学的历史、动物的智力发展史、语言史、感觉器官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然而，在这一切之中，对列宁来说，什么是主要的呢？他是怎样对待这些问题的呢？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任何事物和任何现象都是辩证的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客观现实的任何一个个别情况中都可以指示出辩证法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要素。既然人的思维只是物质现实存在的一种形式（虽然是最高的形式），那么它自身也必然是辩证的。一方面应该考察我们的思维从有逻辑以前直到现在的辩证发展；另一方面，应该联系现实本身的形式和规律来考察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因为思维不仅仅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且也反映着这个现实。列宁依照黑格尔对逻辑学问题所做的深刻分析，指出判断的问题，在判断中，一般和特殊、个别和一般、必然和偶然等等的统一得到揭示。判断作为我们的思维的一种形式，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是某种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本身具有辩证性的思维形式。它之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它所反映的现实是辩证的。因此，在判断中，个别和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比如，玫瑰是植物）是一个现实的、客观的内容在思想上的反映，是组成客观现实本身的个别和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现实统一在思想上的反映。列宁在《哲学笔记》的著名短文《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是这样理解和批注的：“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概念的因素、胚芽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我们在说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很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胚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本来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1] [1]V.I.Lenin,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359.(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308页。——译者注) 这只是列宁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人类思维提出最基本的原理所做的努力的一个实例。他在自己的这些主张中明确指出，研究思维不能离开唯物主义辩证法，而逻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本质上也正是辩证法的问题。[1] [1]因此，列宁在这一段的最后提醒说：“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V.I.Lenin,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360.(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页。——译者注)）在这些主张中，列宁的想法和意图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论述是一致的，只是在很多问题上列宁走得更远一些。从上面所引的短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并不主张把逻辑学问题分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问题，而把逻辑学问题主要是理解为辩证逻辑的问题，我们的任何一个思维命题都说明这一点。如果思维是现实的一种形式，那么由于它是现实的一部分，由于它反映着辩证的现实，因此它自身同样也是辩证的。“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过渡=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过渡、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1]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非常明显地指出一般判断（其中反映了现实的辩证法）的复杂的辩证法。任何一个普通的个别在判断中向我们表明，它同另一个个别有共同的宾词，从而表明它可以通过自己的个别性转变为特殊性和共同性，表明它同那种不仅为它本身所固有，而且也为另一些同样的个别性所固有的情况是等同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判断都不仅指出同一性，而且还指出差异性、对立面和转化，因此，一般不能讲形式上的抽象性，而是讲真正的辩证法。 [1]V.I.Lenin,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188.(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译者注) 在所有这些论述中，作为唯物主义者的列宁所感兴趣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被忽视了的东西——辩证法。因此，他的意图是要指出一般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的重大区别。所以列宁坚决主张辩证地来研究我们的认识、概念、范畴等等。这样理解认识问题，就不会停留在对反映所做的机械理解上了。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发表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评论和思想。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写道：“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1] [1]V.I.Lenin,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360.(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311页。——译者注)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361.[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译者注]）这就是说，列宁在这里又一次修改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同时出色地阐明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源”，指出唯心主义不只是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定的认识上的结果。虽然它是片面的和直线的等等。因此，列宁在很多地方强调指出的正是这种既要辩证地理解反映本身，也要辩证地理解我们的认识的必要性。“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1] [1]V.I.Lenin,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186.(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译者注) 列宁的这些观点在他的笔记中的很多地方都能见到，而这些观点的基本特点是列宁要求并坚决主张尽量灵活地、动态地和辩证地理解认识。列宁在一个地方写道：“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复制（=概念），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行为；不仅如此，它还有可能是抽象概念、观念向幻想（最后=上帝）转变（而且是不知不觉的、人所意识不到的转变）。因为即使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观念（一般‘桌子’）中，都有一定成分的幻想。”[1] [1]V.I.Lenin,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370.(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页。——译者注) 列宁从这方面去考虑，就找出了具体的一般和抽象的一般的重大差别，现实本身所包含的一般同我们的概念和范畴（即对这个具体的一般的认识）的重大差别。列宁一方面把概念了解为判断的“纽结”，把范畴了解为“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另一方面，列宁着重指出，我们的任何一种认识都是“粗鄙化、僵化。不仅思想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2]。正因为我们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具有抽象的、不完全的、主观的性质，所以“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务”[3]。但是同时列宁（同黑格尔一致）得出结论说，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如果思维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抽象的力量就在于此，因为一切科学的抽象比一般观察的认识更深刻、更完全地反映反映着自然界，因为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概括了主要的和本质的因素。[4] [1]“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81.[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译者注]） [2]V.I.Lenin,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255.(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页。——译者注) [3]V.I.Lenin,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275.(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译者注) [4]V.I.Lenin,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161.(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译者注) 其次，列宁非常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实践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克服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并且发现了在他以前没有人提到过的某些因素。例如，在构成、创立和形成我们的思维、一定的原则、规律和公理的问题上，列宁把实践看作可以借以构成我们思维的整个锁链的基础。列宁在评论黑格尔的一个非常模糊的思想时指出：“黑格尔力求——有时甚至极力和竭尽全力——把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纳入逻辑的范畴，说这种活动是‘推理’(Schluß)，说主体（人）在‘推理’的逻辑的‘式’中起着某一‘项’的作用等等，——这不只是牵强附会，不只是游戏。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要倒过来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不同的逻辑的式，以便这些式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这点应注意。”[1] [1]V.I.Lenin,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181-182.（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译者注）联系到这个把实践看做认识过程的组成要素（因而是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彻底理解了的实践）的观点，应该指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常常被错误地引用，这个观点认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Filosofskietetradi,sv.38,str.161.[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译者注]）实践的因素在这里说明得还不够，还是更多地被理解为真理和我们的认识的某种补充的标准。因此，更确切的提法应该是：从实践和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且再到实践。这里列宁直接指出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历史性论战的解决办法，他指出任何一方都没有完全掌握真理。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都完全不懂得实践的要素，因此，必须不是陷入片面的后验论(aposteriorizam)就是陷入片面的先验论(apriorizam)。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革命后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进行的一次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曾经回到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来。列宁在举“玻璃杯”这个简单的例子时，首先指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多种性质，一个定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它的一切方面和一切关系。其次，他指出，实践本身也将从根本上确定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将择取哪些方面，舍弃哪些方面；在这以后，列宁得出以下结论：“形式逻辑——在中小学里只讲形式逻辑，在这些学校低年级里也应当只讲形式逻辑（但要作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或最常见的事物，运用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同时运用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炊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仅仅指出事物的不同方面的折中主义的定义。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1] [1]V.I.Lenin,Eščerazoprofsojuzah,otekuščemmomenteiobošibkahtov.TrockogoiBuharina,sv.32,str.72.(参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译者注) 列宁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他的全部工作和研究都服从于一个唯一的目的，那就是革命。列宁把自己的全部生活和事业都贡献给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的目的，即建立一个符合人性的人类共同体。正因为这样，加上自己的天才，列宁才成了革命的真正领袖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也只有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列宁对哲学的兴趣。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有许多问题和流派，列宁出于自己迫切的需要首先关心方法论问题，关心哲学中那些可以直接帮助他分析和观察复杂历史事件的认识。因此，作为认识和方法的辩证法问题成了列宁的研究的中心，逻辑方法论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本体论问题成了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伟大思想家黑格尔的著作《逻辑学》成了他研究得最多和最详尽的一部著作。在这方面，列宁的哲学兴趣同晚年的恩格斯的哲学兴趣基本上相一致，可以说，他们两人都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奉行这样的方针，那就是：把辩证法首先理解为在对现实的辩证法的联系中对思维的辩证法进行的哲学研究。哲学的-历史的问题和人道主义的-人本学的问题，基本上处在列宁的哲学视野之外，这首先因为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是在直接的历史活动中、在与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各种政治派别和观点进行理论争论中解决上述问题的。从列宁当时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看，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的发展中，一些理论家也那样做，无视20世纪以来哲学兴趣和问题的新变化，毫无创造性地只停留在上述范围，就令人完全不能满意了。因此，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依然应责无旁贷地对新的历史情势，对资本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始终不及的错综复杂情况做出回答。所有这些只是再一次证明，我们要解释和理解我们的极其伟大的思想家以及所有其他思想家，就不能离开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不能离开他们的现实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那些问题。而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是对他们的伟大，对他们解决当时和现代一系列问题的天才钦佩不已，而且也要看到任何一个个人所必然具有的主观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
第二章社会主义运动和党的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第二章社会主义运动和党的问题在列宁被流放期间，1898年在明斯克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回来，立即动身出国，参加了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列并着手创办《火星报》，这一机关报的任务是要澄清许多争论问题和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准备。无产阶级和自发的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以及第二国际这一时期修正主义的流行，在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在关于“自发性”、“经济主义”的理论中以及在把马克思同康德结合起来等等问题上，也都具有强烈的反应。列宁精辟、风趣，然而又尖锐地把从1897年开始的这一时期描述为“这是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人在少年时期，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一种假嗓，这种假嗓一方面出自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布尔加柯夫和别尔嘉耶夫等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出自弗·伊-申和尔·姆、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著作。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却的只是领导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继续发展，大步向前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把愈来愈多的工人阶层卷进来了，并且扩展到整个俄国，同时，又间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是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在广泛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屈服了；这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的已经是另外一批活动家，他们几乎纯粹是靠‘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培养出来的，而群众的自发性要求他们具备的自觉性愈高，这样的书刊也就愈显得不足。领导者不仅在理论方面（‘批判自由’）和实践方面（‘手工业方式’）都落在后面，并且还企图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辩护。社会民主主义被合法书刊上的布伦坦诺派和秘密书刊上的尾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1]。 [1]V.I.Lenin,Čtodelat'?;Sočinenia,sv.5,str.484.（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6页。——译者注）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进行的理论斗争首先对于确定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作用和性质来说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这一著名的论点，对俄国无产阶级在当时历史情况下的任务、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性质做出了论断，以自己天才的洞察力超过了当时人们所想到的和可能想到的一切。[2] [1]V.I.Lenin,Čtodelat'?;Sočinenia,sv.5,str.341.（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页。——译者注） [2]列宁从自己的分析中勇敢地得出的那些论断确实是惊人的。列宁在上述著作中探讨了恩格斯对德国无产阶级作用的分析，恩格斯的分析提出了这样一个在今天仍具有极为现实和重要意义的思想：“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恩格斯语）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说：“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峻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70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Čtodelat'?;Sočinenia,sv.5,str.345.[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译者注]）这段话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列宁对那种形势的估计，说明了列宁正是要争取建立一个在他以后的一切著作和论断中所提到的那样的党。工人运动的自发论并非仅仅是俄国的现象，而且基本上是同改良主义、工团主义和工联主义这些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普遍现象相联系的。列宁尖锐地提出另一个论点，即作为这个运动的领导力量的社会民主党应该是一个坚强的和自觉的组织。“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1]当时列宁还同意考茨基的观点，即在工人运动开始时，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仍然必须由参加运动的知识分子来建立，因为分工造成的种种客观原因使工人不可能大力研究理论问题。列宁尖锐地提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由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发展恰好是朝着遭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影响的方向进行的，列宁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2] [1]V.I.Lenin,Čtodelat'?;Sočinenia,sv.5,str.354.（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5页。——译者注） [2]V.I.Lenin,Čtodelat'?;Sočinenia,sv.5,str.356.（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页。——译者注）自发性的观念主要是在“经济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中形成的，这种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它是由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产生的。列宁并不反对经济斗争，而是强调指出，孤立地进行经济斗争只能引导工人去注意政府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仅仅在经济斗争的范围之内是无法发展工人阶级的觉悟的，这个范围太狭窄了。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知识作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1] [1]V.I.Lenin,Čtodelat'?;Sočinenia,sv.5,str.392.（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页。——译者注）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同时也由于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特殊而困难的条件，列宁坚决主张，党应当是一支严密组织起来的革命家队伍，它不应当由于在组织问题上的广泛发展和自由主义而涣散。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已经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不久以后，在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这个基本观点引起了尖锐的争论和分裂，列宁强调：“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因此，我说是革命家组织，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1] [1]V.I.Lenin,Čtodelat'?;Sočinenia,sv.5,str.422.（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3页。——译者注）列宁的这个观点对俄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不仅是因为在社会民主党涣散时期他提出了这个至少是对俄国以及类似情况唯一能够行之有效的原则。列宁是从正确的分析出发的，他认为工人运动正在进入革命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必须锻炼出一支无产阶级的突击力量。无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或党外，所有站在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立场上的人都必然要反对列宁这一激进的主张。 1903年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立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党章第一条条文的问题上，因为这个条文有两种表述：一种是马尔托夫(L.Martov)的表述，一种是列宁的表述。在党的组织问题上，马尔托夫持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列宁则要求，某一个人不能仅仅自以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还必须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后来列宁在阐述这次代表大会的著作中写道，“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正因为如此，组织问题是中心问题之一，而在某些历史时刻它甚至是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来看，列宁比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袖站得高得多，他对当时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比这些领袖深刻得多。 [1]V.I.Lenin,Šagvperëd,dvašaganazad,sv.7,str.383.（参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6页。——译者注）由于这些问题，在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列宁获得了多数，但是党的机关报《火星报》却落到了少数派（孟什维克）手中，普列汉诺夫后来也成了孟什维克。列宁在上述著作中扼要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其实，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整个立场，还在讨论党章第1条条文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主张建立界限模糊的、松散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来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们要求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生和‘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他们欣赏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欣赏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极力鼓吹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错误。”[1] [1]V.I.Lenin,Šagvperëd,dvašaganazad,sv.7,str.188-189.（参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199页。——译者注）罗·卢森堡在《新时代》杂志上写过一篇批评这本书的文章，就列宁本人从来没有那样提出过的一些观点（如中央委员会万能、中央委员会垄断、雅各宾主义等等）谴责列宁，列宁曾写过一篇答复的文章，但该文章当时并没有发表。在土地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列宁提出农民在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论点。在这些事件之后不久，即在俄国1905年的革命期间，出现了更为尖锐的分歧。俄国沙皇制度在日俄战争中的惨败（这再一次表明俄国专制制度的衰弱和落后）和对参加和平示威游行的工人的一月大屠杀，引起了自发的暴动，暴动转变为革命。从理论观点来看，对待这次革命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列宁是一种态度，而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则是另一种态度。普列汉诺夫做出结论说，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该轮到资产阶级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和推翻沙皇制度了。因此，他就陷入了形式主义地、抽象地解释历史的地步。而列宁则是从具体条件，从力量和关系的各种情况出发，提供了对一定形式进行深刻的辩证分析的杰出范例，因为形势从来也不是仅仅按照抽象的一般公式来发展的，它会由于特殊的因素和非常重要的个别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并受这些因素制约。这次革命的性质必定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具体的特殊的地位，这次革命必然具有特殊的性质。列宁就这一问题写道：“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作为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农民占大多数，农民受半农奴制的大地产的残酷压迫，已经组成社会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有力量有自觉性——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一特点并不排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在他们对考茨基的立场所作的最不成功的批评中都企图说明是排斥的）。这一特点只是决定了我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质和为了在这样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 [1]V.I.Lenin,Kocenkerusskojrevoljucii,sv.15,str.41.（参见列宁：《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译者注）列宁后来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十月革命以后又大加补充的这些分析，几乎是列宁留给革命力量的遗训中最宝贵的部分，而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却被忘得一干二净。这种分析就是：不要用现成的死板公式来对待历史，不要把现成的公式强加给诸如历史这样的变动极大、十分特殊的时间综合。因此，列宁在同普列汉诺夫论战时完全正确地这样谴责普列汉诺夫，他说：“普列汉诺夫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尝试，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概念’推断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待立宪民主党的具体态度；而不是从研究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特点来推断出现代俄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1] [1]V.I.Lenin,Predisloviekrusskomuperevodubrošjury:"V.Libkneht,Nikakvihkompromisov,nikakvihizbirateljnihsoglašenij!",sv.11,str.366.（参见列宁：《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译者注）列宁在考茨基论俄国革命的小册子的俄译本序言中，对革命问题的这种非辩证的观点提出了更尖锐的警告，虽然考茨基当时在小册子中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分析和评价还是很不错的。列宁从分析一定的革命形势得出下列基本的方法论的观点：“从泛泛的空谈中推断关于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一定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各政党的态度，关于革命‘一般性质’等具体原理，却不从精确地分析俄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利益和地位的具体材料中得出这个‘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的结论。——难道这不是捏造吗？难道这不是公然嘲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吗？”（Predisloviekrusskomuperevodubrošjury:"K.Kautski,Dvižuščijesilyiperspektivyrusskojrevoljucii",sv.11,str.372.[参见列宁：《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的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译者注]）俄国开启了现代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即过渡到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总的趋势是在完全特殊的情况下实现的：资产阶级不仅置身于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已经面临着强大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而这就是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的根本不同点，这一特点对将来任何一个类似的情况都会是适用的。列宁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而对这种资产阶级的性质不抱任何幻想，而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却对历史的顺序得出了形式主义的结论，并把革命完全让给已经显然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与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德国和奥地利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的情况如出一辙，而这同一个考茨基在此以前还是知道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一定的历史现象的。列宁在分析和评价历史发展和十分具体的情况时充分发挥了的非凡的辩证思想，在革命的进程中提供了真正精辟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一书中举出这样一段话作为例子：“我们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这是一种完全是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并且能够对它取得‘彻底胜利’。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来说的，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了这两种力量中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1] [1]V.I.Lenin,Dvetaktikisocial-demokratiivdemokratičeskojrevoljucii,sv.9,str.39-40.（参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2页。——译者注） 1905年的俄国革命还使列宁能更透彻地去说明无产阶级的策略。在这种革命情况下，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彻底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克服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然后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并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此外，列宁把在革命中产生的苏维埃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基础。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分析，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它说明了怎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观来解释一定的历史情况，从而制定革命力量的一定的策略。而这对于现代历史来说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列宁活动的开端——与民粹派的争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第三部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第一章列宁活动的开端——与民粹派的争论在19世纪，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马克思都是一位占主导地位的革命任务；在20世纪上半叶，这样的人物是列宁。如果仅仅把列宁的出现主要归结为沙皇俄国当时的历史情况，其特点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从西欧转移到了俄国”，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忽视了这位人物身上的重要的东西：他的独特的个性，他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革命实践方面的天才，他的思想的异常广博深邃、才能的极其全面多样、洞察力的非凡卓绝和革命精神的无与伦比。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时期内几乎不曾有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特别是不曾有过这样的领袖，他既有不同寻常的理论深度，又能明察每一个历史契机。倍倍尔(A.Bebel)或盖得(J.Guesde)缺少前一种素质，拉法格(P.Lafargue)缺少后一种素质，只有罗·卢森堡(R.Luxemburg)在才智方面接近于列宁，然而在这方面也还有很大的差距。列宁与许多最有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不同，这些人有一个特点：研究过去的某些文化历史问题，这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科学地说明过去虽然是有意义的，然而必然会妨碍他们全部献身于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具体历史人物（例如考茨基[K.Kautsky]、梅林[F.Mehring]、普列汉诺夫[G.V.Plehanov]等人）。他们都是一些理论家和知识渊博的著作家。列宁则既是这样的任务，又比他们高出一筹——他是一个富于革命精神的领袖和领导革命的领袖。[1] [1]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对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列宁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的和全面的分析。直到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著作没有勇气把一切事件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把十月革命后的一切事件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世；而另外那些不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著作，又无法理解社会革命的逻辑，因为这种革命是不能从抽象的民主原则出发去评价的。属于前一种类型的著作有官方的《列宁传》（V.I.Lenjin,Institutmarksizma-LenjinizmapriCKKPSS,Moskva1960）。属于后一种类型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BertramD.Wolfe:Lenin,Trotzkij,Stalin,FrankfurtamMain1965;LouisFischer,DasLebenLenins,köln-Berlin1965。南斯拉夫的有关著作可见M.Filipović,Lenjin.Monografijanjegovemisli,Sarajevo1968。列宁早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参加了这一活动。早在1891年和1892年左右，他就加入了彼得堡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894年，在法律系毕业后，他起来反对民粹派，首先是反对瓦·沃龙佐夫(V.Voroncov)。列宁在他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和《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5年）中，继续进行普列汉诺夫已经进行过的富有成效的反对民粹主义思想的论战。他的这些著作不仅驳斥了民粹派的观点，特别是有关俄国资本主义问题的观点，而且还尖锐地批判了当时为普列汉诺夫所肯定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特别重视社会经济形态这一社会学范畴，这在理论上是值得注意的。这个从马克思开始，但一直到现在仍没有得到彻底和全面的分析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因为它既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特殊规律问题，也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结构的总体。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以生活资料的谋取方式为出发点，而生活则始终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中展开的。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这样的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重要和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已为社会经济结构这一内容和政治、思想形式之间的区别所代替了。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在仅仅存在着特殊的，即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规律的地方也有自然界的规律，对这种观点的批驳也就确切说明了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本身。”[1] [1]V.I.Lenin,Ekonomičeskoesoderžanienarodničestva;Sočinenia,OGIZ,IVizdanje,Moskva1941,sv.I,str.390.（在本书中我们所引用的《列宁全集》均出自该版，即俄文版第四版，因此以下引文我们不再标注版次，只标注卷次和页码。[参见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2-373页。——译者注]）列宁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当时围绕民粹主义、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等问题所展开的论战。列宁做了一系列报告，写了许多文章，为他后来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重要巨著积累了许多材料。通过这些工作，列宁同工人建立了联系，组织了小组，并于1895年创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列宁在筹办秘密报刊《工人事业报》期间遭到逮捕，1897年初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三年。在那里，列宁写完了自己的重要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这本书不仅极其深刻地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坚决地破处了沃龙佐夫、卡雷舍夫(N.A.Karyšev)、丹尼尔逊(R.V.Danielson)等人的民粹主义幻想，而且使列宁本人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比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刻地看清俄国社会的真实动向和这个社会的结构，而这又是列宁能够如此正确地和清楚地估计当时俄国历史具体形势的一个前提。列宁根据自己在彼得堡被监禁期间就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仅从国内市场的角度研究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而且只限于分析改革以内的时期，只限于分析俄罗斯各省的资料和分析这一过程的经济方面。列宁指出了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并依据大量的农业统计数字和其他经济著作，第一次分析了农民的发展和分化，由此得出结论说，当时俄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商品经济的环境。“农民（种地的和村社的）中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向我们表明，这里存在着任何商品经济和任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竞争，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抢租和抢购土地，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被排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受少数人的商业资本和雇佣的剥削。在农民中，没有一种经济现象不具有这种资本主义制度所持有的的矛盾形式，也就是没有一种经济现象不表现出利益的斗争和摩擦，不意味着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一些人有损。租地、买地和截然对立的两种类型的‘副业’是这样，经营的技术进步也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结论不仅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而且对民粹派全部学说的意义问题，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矛盾向我们清楚地无可辩驳地表明，‘村社’农村中的经济关系结构决不是特殊的结构（‘人民生产’等等），而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的结构。与我国近半世纪来流行的理论相反，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1] [1]V.I.Lenin,RazvitiekapitalzimavRossii,sv.III,str.140-141.（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146页。——译者注）列宁根据这种发展，还指出农民如何发生了资本主义发展所特有的那种分化。农民逐渐分化成农民资产阶级或富裕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即有份地的、从事商品性和货币性生产的雇佣工人阶级。中等农民是中间环节，其特点是商品经济发展得最差。农民的这种分化，为资本主义创造者国内市场。在随后的分析中，列宁指出土地占有者是怎样从徭役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即说明了农业生产工业化的过程和雇佣劳动在农业中的发展。与此同时，为市场的生产，即商业性农业自然也随之发展起来。列宁得出结论说，改革后农业进化的基本特点是农业越来越带有商业的和企业的性质，但由于农业本身的性质，农业“向商品生产的转变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和工业中的这种过程并不一样”[1]。这也就为资本主义创造着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则大大扩大和加剧了农村固有的矛盾。“但是，尽管如此，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其历史意义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力量。”[2] [1]V.I.Lenin,RazvitiekapitalzimavRossii,sv.III,str.267.（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8页。——译者注） [2]V.I.Lenin,RazvitiekapitalzimavRossii,sv.III,str.296.（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译者注）与民粹派相反，列宁认为这一进步表现为资本主义一方面把“世袭领主”，另一方面把宗法式的依附农民变成了同现代社会中其他一切业主一样的手工业者。而且，农业资本主义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建立了以使用机器和工人的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最后，农业资本主义彻底摧毁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肯定这一过程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列宁也指出了这一过程的矛盾性和历史性。“因此（我们再说一遍），在强调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进步历史作用时，我们丝毫没有忘记这种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也没有忘记它固有的深刻的社会矛盾。相反，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正是那些只会哭诉资本主义‘破坏’的民粹派分子，才极其肤浅地估计这些矛盾，抹杀农民的分化，无视我国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性质，用‘农业副业’或‘外水’等等说法来掩盖农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1] [1]V.I.Lenin,RazvitiekapitalzimavRossii,sv.III,str.273.（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4页。——译者注）在谈到这些之后，列宁详细地分析和阐述了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了手工业、作坊和大工业在这一发展中的状况。列宁在这里又一次指出，马克思对西欧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有关大工业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的结论，也适用于俄国的发展情况。大机器工业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人口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最终摆脱了土地和旧的依附关系。从另一方面来说，“大机器工业在破坏宗法关系与小资产阶级关系时，另一方面却创造了使农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工业中的雇佣工人相接近的条件”[1]。 [1]V.I.Lenin,RazvitiekapitalzimavRossii,sv.III,str.475.（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页。——译者注）列宁在结尾部分再次总结道：既不能抹杀资本主义改造的进步意义，也不能回避其消极的和黑暗的方面。民粹派实际上是一些闭目塞听、无视现实的人，因而对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做了错误的判断，抹杀了农民的分化，无视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抹杀了农村雇佣工人和工业雇佣工人的产生。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以后的时代同改革以前的时代有很大区别，因为俄国已经开始变成工业国，具有任何资本主义都必然具有的那些现象。在谈到资本主义造成的劳动社会化时，列宁指出，民粹派对这一整个过程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至于谈到这一过程的快慢，列宁认为，如果同在现代一般技术与文化水平下的发展的速度相比，这一发展则是缓慢的。列宁在该书的最后说，“它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最后，我们与民粹派的意见分歧的最深刻原因，可以说是对社会经济过程基本观点的不同。在研究社会经济过程时，民粹派通常作这种或那种道德上的结论；他们不把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看作是这种或那种生活形式的创造者；他们的目的不是吧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总和看作是利益不同与历史作用各异的这些集团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果……如果本书作者能为阐明这些问题提供若干材料，那么他就可以认为自己的劳动不是白费的了”[1]。 [1]V.I.Lenin,RazvitiekapitalzimavRossii,sv.III,str.527-528.（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2-553页。——译者注）同写其他所有著作一样，列宁写这本书并非仅仅处于纯学术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社会行动。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大量封建主义残余、政治专制主义残余和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并存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里，对列宁来说，主要的问题在于：在俄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有没有现实基础？而这又必须回答有关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形成的问题。列宁这部杰出的著作，从学术角度来看是他最缜密的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部著作在大量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和阐明了这一过程，证明了西欧的命运就是俄国的命运。而对这样一个过程的实质所做的深入探讨，为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的领袖提供了认识当时俄国的结构和社会变动的一切必要的基础，即提供了使得列宁有可能对俄国社会的力量对比的每一个情况、移动和改变做出准确而天才的判断的基础和认识。
第五章返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1905》第五章返在我们马拉雪橇旅行的第一段时间，每到一个宿营地我就向回望，惊恐地发现我们离铁路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奥布多尔斯克对于我们而言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对我也不例外。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跑的事情。我有返程的护照和路费，它们被我巧妙地藏进了靴底。但是规模庞大的护卫队和警觉的监管制度让沿途逃跑变得极为困难。然而，不得不说，逃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不是集体逃跑，而是独自逃跑。我们虽然有一些绝非不符合实际的计划，但是一想到逃跑之后留下来的人会是什么下场，我们就被吓住了。护卫队的士兵，尤其是军士，有责任把流放者送到指定的地点去。去年有个托博尔斯克的军士因为纵容被判行政流放的学生逃跑，所以进了惩戒营。自此以后，托博尔斯克的护卫队就戒备起来了，在流放途中对待犯人的态度也恶劣得多了。他们与犯人之间仿佛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不要在路上逃跑。我们没人觉得这个协议有绝对的约束力，但它还是瓦解了我们的决心，让我们就这样把一个又一个宿营地抛在身后。快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已经行进了数百俄里，怠惰也滋长起来了。我也不再向回望了，而是向前看，“在当地”努力，又担心自己不能及时收到书籍和报纸。总之，我就准备好长期待在那儿了……在别廖佐夫[1]，这种心态立马就烟消云散了。 “有办法逃出这个地方吗？” “在春天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那么现在呢？” “这就难了，不过也不是完全办不到。但是之前没人这样干过。” 所有人都告诉我们，在春季逃离这个地方轻而易举，因为一小撮警察完全不可能管得住一大群流放者。然而，要看管住在同一个地方、受到特别关注的十五名流放者还是有可能的……现在就跑会好得多。但要这么做的话，首先就必须待在别廖佐夫。行进到奥布多尔斯克就意味着返程需要额外增加480俄里。我告诉县警察局长我累了、病了，不能也不愿意马上出发，局长跟医生商量了一下，让我在别廖佐夫休息几天。我被送进了医院，此时我还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在医院，我享受到了相对的自由。医生建议我尽可能多走路，然后我就借着散步的机会去弄清楚附近的方位。沿原路（大托博尔斯克公路）返回似乎是最简单的，但这条路看起来很不安全。确实，许多可靠的农民居住在这条路的两旁，可以暗地里把我从一个村庄送到另一个村庄，但还是非常有可能遭遇不测。整个行政机构都是沿路布局的。两个昼夜之内——紧急的时候还可以更快——就可以从别廖佐夫到达最近的电报站，然后就可以发电报警告警察，让他们在通往托博尔斯克的整条路上严加戒备。我最终没有采用这个方案。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坐着驯鹿雪橇翻越乌拉尔山，然后经伊日马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在那里等着坐第一班轮船出国。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路很安全，只经过偏僻的地方。但是待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又有多安全呢？对此，我手头完全没有任何情报，短时间内也无从获取这些信息。第三种计划似乎最可行。先是坐驯鹿雪橇到达乌拉尔的矿厂区，在博格斯洛夫斯克工厂乘坐窄轨火车，沿着铁路到库什瓦，也就是窄轨铁路和彼尔姆线交汇的地方。从那里就可以去彼尔姆、维亚特卡、沃洛格达、彼得堡、赫尔辛福斯…… 沿着索西瓦河或者沃古尔卡河，是有可能乘坐驯鹿雪橇从别廖佐夫直达工厂区的。出了别廖佐夫立刻就是一片荒凉，方圆上千俄里之内都没有警察，也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的村落，只有汉特人的帐篷零星散布在大地上，自然也不可能有电报，而且一路上连一匹马都没有——路只适合驯鹿雪橇走。我只需要赢过别廖佐夫行政当局一段时间就够了，之后他们哪怕沿着我走的同一个方向追，也不可能赶得上我。有些人警告我说，这趟旅途充满了艰难险阻。有的地方方圆一百俄里内都没有人烟。汉特人，这一地区仅有的居民，遭受了传染病的猛烈侵袭：梅毒没有绝迹，斑疹伤寒症也经常造访。没人能帮忙。就在这个冬天，多布罗沃利斯基，一位来自别廖佐夫的商人，在靠着索西瓦河路上的欧尔维帐篷发了高烧，他无助地在病床上辗转了两周，最后年纪轻轻就死掉了……如果驯鹿死了而且找不到别的驯鹿来接替怎么办呢？？如果遇上暴风雪了呢？暴风雪有时候会持续好几个昼夜，要是在沿途撞上它就必死无疑了。与此同时，二月正是暴风雪的月份。而且，现在真有能去工厂区的路吗？那边的人员交通很少，如果汉特人近几天都没有在这些地方之间来往，很多地方的道路痕迹就会被雪完全盖住，也就是说，很容易迷路。这些就是我所受的警告。不必去否认这些危险。当然，如果从自然环境安全和“舒适”的角度来说，托博尔斯克的公路有很多优点。但正是因为这样，它在警察追捕这方面就要危险得多。我决定沿着索西瓦河出发——事后证明我没有理由后悔做出这个选择。 ※※※ 我还需要找一个能带着我去乌拉尔工厂区的人，而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2] “等等，我能帮您一把，”在和我促膝长谈、深思熟虑之后，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一个年轻的“自由派”商人（我一直在与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谈）对我说道，“有一个名叫尼基福的科米人[3]，住在离城镇大约四十俄里的地方……他真的是一只老狐狸……他就像有两个脑袋一样，什么事都办得成。” “他不喝酒吗？”我预见性地问了一下。 “怎么会不喝——当然喝了，而且这里谁不喝啊？他就因为喝酒把自己糟蹋了。他是个娴熟的猎人，以前靠着剥黑貂皮赚得盆满钵满……但别担心，如果他同意帮忙，上帝保佑，他会节制一下的。我到他那儿去一趟吧。他真的就是只老狐狸……如果他都没法运您，就没人能运您了……” 我和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一起制定了协议的条款。我给三头驯鹿付钱，选最好的那种。雪橇的钱也由我来付。如果尼基福把我安全送到目的地，驯鹿和雪橇就归他了，并且我还会额外付给他五十卢布的现金。那天晚上我收到回复，尼基福接受了这个提议。他出发前往离他家约50俄里的一处帐篷，并且会在第二天午饭前带着三头最好的驯鹿回来。我们应该能在第二天晚上离开。到那时，我必须储备好一切必要的物资：买到上好的鹿皮靴和鹿皮袜、鹿皮外套或者大衣，[4][5]以及十天左右的食物。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主动提出负责这一切。 “我跟您讲啊，”他向我保证，“尼基福会把您带到那里的。他肯定做得到！” “是啊，如果他不酗酒的话。”我半信半疑地补充道。 “不必担心，上帝保佑，他不会酗酒的……他只担心在山里会找不到路：他已经八年都没走过那条路了。也许就不得不沿着河边走到肖明斯克帐篷去，那条路就远多了。” 情况是这样，别廖佐夫与肖明斯克帐篷之间有两条路。第一条是笔直的“山路”，在好几处地方会直接穿过沃古尔卡河并经过维日普尔蒂姆帐篷。第二条路要沿着索西瓦河走，穿过沙伊坦帐篷、马列耶夫帐篷以及其他定居点。山路只有一半距离，但它很偏僻，连汉特人也很少过这里，而且有时候路会完全被雪给抹掉。不过，结果我们没法在第二天离开了。尼基福没有带着驯鹿出现，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显得很是窘迫。 “您没给他买驯鹿的钱？”我问道。 “您在说什么呢！我又不是小孩了。我刚给了他五卢布当定金，而且还是当着他老婆的面。您再等等吧，今天我再去他那儿一趟……” 我至少要延期24个小时才能离开。局长在任何一天都有可能要求我启程去奥布多尔斯克。这个开头很不好！第三天，也就是2月18日，我终于离开了。那天早上，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到医院来看望我。一等到病房里没有旁人的方便时刻，他便坚决地对我说： “今晚11点您要悄悄地到我这儿来，午夜时分您就离开。我一家老小今晚都要去看演出，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您在我家乔装打扮再吃顿晚饭，然后我骑马送您去林子里。尼基福会在那里等着我们。他会走山路送您：他说昨天有两条汉特人的雪橇压出了一条路。 “这是最终决定吗？”我带着疑惑问道。 “毫无疑问是最终决定了！”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等着夜晚来临。晚上8点，我去了那个举办演出的军营。我下定决心，告诉自己这么做会更好。军营的房间里人满为患。天花板上挂着三盏大灯，左右两旁燃着蜡烛，用刺刀固定在墙上。三位音乐家挤在舞台上，前排坐满了主管人员，在他们的后面商人和政治犯混杂着坐在一起。坐在后排的是些更平常的人——商店店员、小市民和年轻人。士兵站在两侧的墙边。契诃夫的《熊》已经开始演出了，又高又胖且和善的医生助理安东·伊万诺维奇负责扮演“熊”。医生的妻子饰演美丽的女邻居。医生本人则是提词员，在小房间里压低声音说话。然后精心绘制的帷幕落下，全场鼓掌。在幕间休息期间，政治犯聚在一块儿，相互交换最新消息。“他们说家属代表不能留在别廖佐夫，局长对此深表遗憾。”“顺便提一下，局长说从这里逃出去是不可能的。”有人反驳道：“得了吧，他是在夸大其词。能把人送到这里，也就说明能往回去。” 三位音乐家停止演奏，帷幕升起来了。下一场则是契诃夫的《一位做不了主的悲剧人物》（Трагикпоневоле），这部剧讲了一个每天都要在乡下别墅里忙来忙去的一家之主。军医士当中的一个医院看管人扮演这个一家之主，他穿着茧绸上衣，戴着草帽——这可是在二月份的北极圈。这位乡村丈夫的戏剧落下帷幕的时候，我借口说神经痛，向朋友们告辞了。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在等着我。 “您正好还有足够的时间吃晚饭和换装。我已经通知尼基福在瞭望台十二点敲钟的时候赶去会合地点。” ※※※ 约莫午夜，我们就出去到了院子里。离开了明亮的房间后，外面漆黑一片。一片朦胧中，我能看到一架一匹马拉的大雪橇。我在雪橇里躺下，匆匆忙忙地在身下摊开我的鹿皮大衣。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用一大捆干草盖着我，又在上面用绳子把它捆了起来，这样看上去就像是在运货物。干草都冻硬了，里面还夹着雪。我呼出来的气很快就让雪稍微化了一点，雪水落在我的脸庞上。我忘了把手套掏出来，而在绳索底下连稍微动一下都很困难，所以双手也在冰冷的干草里挨了冻。瞭望台的钟响了十二下，雪橇便开始行进。我们从大门出去，马儿在街道上急跑起来。我想：“终于开始了！”此时，双手和脸上冰冷的感觉只让我感到愉悦，因为这真真切切地证明自己确实已经在路上了。马儿载着我们快跑了二十分钟，然后停了下来。我头顶传来一声尖锐的哨响，这显然是尼基塔的暗号。不远处马上传来了回应的哨声，然后就是些模糊的声音。“这是谁在说话啊？”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上。尼基塔显然和我一样担心，因为他没给我松绑，反倒自个儿小声嘀咕。 “那是谁啊？”我在稻草堆里小声问道。 “鬼晓得他和谁搞在一起。”尼基塔回复道。 “他醉了吗？” “就是这样，他神志不清。” 此时，说话的那些人从树林里走到了路上。 “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没事的，不要担心，”我听见一个人在说，“让那主体儿放心……他是我的朋友，还有那老人则是我父亲……这些人，没事的没事的……” 尼基塔嘟囔着给我松了绑。一个穿着鹿皮大衣的高大汉子站在我面前，没戴帽子。他有着明亮的棕红色头发，脸上带着醉意却又显得狡黠，看着很像乌克兰人。一个年轻小伙安静地站在一边，一个老人则从林子里出来，摇摇晃晃地抓着雪橇来到路上，显然是酩酊大醉了。 “不要担心，先生，不要担心，”那个红头发的人（我猜是尼基福）说道，“这些是我的人，我给他们做担保。尼基福虽然喝酒，但可没把头脑喝坏……您放心就是。这么雄壮的牲口（他指着那些驯鹿），怎么会不能把您送到……米哈伊尔·叶戈里奇大叔说：你走山路吧，不久前有两架汉特人的雪橇刚走过……我也觉得走山路好……河那边每个人都认得我……我就请了米哈伊尔·叶戈里奇过来吃饺子……他是——条——好——汉……” “停，别说了，尼基福·伊万诺维奇，快把行李放上去，”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抬高了嗓门儿。尼基福便匆匆开始忙活。不到五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我坐上了新雪橇。尼基塔责备道：“诶，真是的，尼基福·伊万诺维奇。你不该把这些人带过来的，我跟你说过……喂，你们要当心了，”他又对那两人说道，“你们要说不知道！”” “不知道……”年轻的男人答道。那个老人则只是虚弱地在空中摇了下手指。我亲切地与尼基塔作别。 “驾！” 尼基福豪迈地吆喝一声，驯鹿猛地往前一拉，我们就上路了。驯鹿精神饱满地奔跑着，舌头垂向一边，哧哧地喘着气。路狭得很，动物们挤在一堆，奔跑的时候却可以互不干扰，这让我不禁感到惊奇。 “要老实说，”尼基福转过头来对我讲，“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驯鹿了。这些雄鹿（бык指雄性动物）都是精挑细选的：那一群鹿里总共有七百头，这些就是最好的。老米海一开始连听都不肯听，说不会卖掉这几头鹿。但是后来他喝光了一瓶酒，然后说：‘拿去吧。’结果到了交鹿的时候，他哭起来了，说：‘你要知道这领头的（尼基福说时指着那最前面的鹿）是无价之宝啊。倘若你平安归来，我要用相同的价钱向你买还的。’你看，这鹿有多么好！价钱自然也着实不低，但实话说是物有所值。单是那领路的，花了二十五卢布呢。只能向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叔叔打白条借钱。叔叔直截了当的对我说：‘尼基福，你是个傻子。’结果他又说：。‘尼基福，你真傻啊。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你是要运这个主体儿呢？’” “什么角色？”我打断了他的话。 “比如，您就是角色。” 此后我还有许多机会去知道“角色”（субъект）在我车夫的字典中是个惯用词。我们这样走了不到十俄里，尼基福忽然喝停了驯鹿。 “我们要在这里拐弯，向前走大约五俄里，去一处帐篷……那里有给我准备的鹿皮大衣。我只穿一件外套能去哪里？肯定会冻坏的。……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给我留了字条，能让我去取大衣。” 这个荒唐的情况令我慌张起来，因为这帐篷距别列佐夫不过十俄里地！听了尼基福支支吾吾的回答，我意识到他本来是应当昨天去拿大衣的，但他这两天却只顾着喝酒了。 “随您的便，”我对他说。“但我不会跟着您一起去拿大衣。鬼知道是什么情况！您该早点预备好的……您要是觉得冷，可以在鹿皮外套外面套上我的皮袄——我现在只拿它来当垫子。并且，我们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再把我身上这件羊皮衣给你，它可比鹿皮大衣还要暖和。” “嗯，好吧，”尼基福很快同意了，说道，“只要不挨冻，谁还要鹿皮大衣呢？咯咯！”他对着驯鹿喝了一声，继续说道：“我们就算不用竿子抽这些壮小伙，它们也会自己跑的。咯咯！” 但是他精神充沛的状态没有持续很久。他不胜酒力，萎靡不振，在雪橇上左摇右晃，竟昏睡了过去。我好几次去喊醒他。他振作起来，用长棍去推那些驯鹿，小声嘀咕道：“没关系，这些小伙会自己走的……”——然后他又睡去了。驯鹿几乎是在慢慢踱步了，只有我的呵斥还多少鼓励着它们往前进。就这么过了两小时，我也禁不住睡了过去，但是几分钟后，我感觉驯鹿停下来了，就醒了过来。刚醒的时候我还以为一切都完了……“尼基福！”我一边拼尽全力大声喊，一边扯他的肩膀。但他只是含糊地答了一些不连贯的话：“我能做什么？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好想睡觉……” 我的状况确实非常糟糕，因为我们离别廖佐夫还不过三四十俄里，在这种距离停留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觉得这是个很糟的玩笑，得“采取措施”了。 “尼基福，”我喊着，从他醉醺醺的头上把风帽扯下来，让他觉得头冷。“您要是再不好好坐下来赶鹿，我就把您扔进雪地里自己走了。” 不知道是我的这些话还是寒气让他稍微清醒了点。他睡觉的时候手里的竿子掉了下去，他踉踉跄跄、抓耳挠腮，在雪橇里找到了一把斧子。他用斧斫了一棵小松树，削去枝叶。有了新竿子，我们于是再继续行进。我决定要严厉地管束尼基福。 “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我尽可能威严地质问他。“您把这当儿戏？如果他们那帮人赶上来，您以为他们还会夸奖我们是吗？” “我难道不知道吗？”尼基福回复道，越来越清醒。“这是哪里的话！……唯一的问题就是那第三头鹿不太行。第一头挺好，再找不到更好的了，第二头也很好……只有这第三头，……说实话，真的是屁用都没有……” 天快亮了，温度骤降。我在羊皮衣外裹了一层大衣（Гусь），所以觉得颇为温暖，但是尼基福的情形却越来越差。他酒意全无，寒冷的空气早就钻进了他的鹿皮外套，使这可怜人浑身打颤。 “您还是穿上这皮袄吧？”我向他建议道。 “不，现在已经晚了。我首先要自己暖和起来，然后才能暖衣服。” 一个小时过后，路边出现了一些帐篷——三四个原木搭的简陋屋子。 “我进去待五分钟，问一下路，稍微暖一下身子……”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十五分钟。一个裹着皮大衣的人走了过来，在我的雪橇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又走开了。天色稍稍亮了一点，森林和破烂的帐篷在我眼里映照出某种不祥的光芒。 “这件事最后会怎么收场呢？”我在自问。“我能够和这醉汉走得很远吗？按现在这个速度，那帮人想赶上我们并不难。天知道尼基福喝醉之后会口无遮拦说些什么，要是有人报告到别廖佐夫去，那我就完蛋了。他们即便追不上我们，也可以发电报告知窄轨支线的各个火车站。还有必要继续前进吗？”我迷惘地问自己…… 大概半个小时过去了，尼基福还是没回来。我必须去找他，但是忽然想起我根本没注意到他走进了哪个帐篷。我走到离路边最近的一个帐篷，从窗子往里面瞧了一眼。角落里的炉火烧得正旺。地板上放着小锅，冒着蒸汽。木板床上坐着一群人，其中尼基福坐在中间，手里拿着瓶子。我拼尽全力敲打窗子和墙。过了一分钟，尼基福出来了，身上穿着我的皮袄。这件皮袄从他的鹿皮外套下面露出来两俄寸。 “快赶路！”我厉声吼道。 “马上，马上，”他非常顺从地答道，“现在不要紧了，我暖和了，我们走吧。我们夜里赶路，这样就不会发现我们。只不过那第三头鹿没什么用，我们也许给它卸套，不要它了……” 这样，我们又继续赶路。 ※※※ 此时大概到了早上5点钟。皓月高悬，寒气凛冽，我在空气中都能感受到黎明将至。我早就在鹿皮衣外边穿上了羊皮袄，里面十分温暖。尼基福的骑行姿势里似乎能感受到他的信心与活力，驯鹿也走得很顺利，而我则平静地打起盹来。我不时醒过来看着眼前的景象，感受不到什么变化。显然，我们是在几乎不长树木的沼泽地里行进。矮小枯萎的松树和桦树从雪下边耸立出来，狭窄的道路蜿蜒向前，只能勉强看见一长条痕迹。驯鹿不知疲倦，按着精准的节奏奔跑，宛若一台自动化的机器，而它们响亮的呼吸声则让人想起小发动机的噪声。尼基福摘掉了他的白色风帽，光着脑袋坐着。鹿的白毛飞散在他毛茸茸的红褐色脑袋上，仿佛让他的头顶结了霜。“我们确实是在继续前进，”我想道，胸中升起一股温暖的喜悦，“一天甚至两天内，他们可能都没发现我不见了……我们是在继续前进呢……”然后我又睡了一会儿。大约到了清晨9点钟的时候，尼基福喝停了鹿。有一顶游牧帐篷（Чум）几乎就挨在路边，这是个用鹿皮搭的大窝棚，像是个截短的圆锥。帐幕近旁停着一辆套好驯鹿的雪橇，旁边堆着砍好的木柴，绳子上挂着新剥下的鹿皮，一个破破烂烂、生着巨角的鹿头就随意丢在地上。有两个穿着鹿皮衣服和鞋子的小孩，正在和小狗一起玩。 “这游牧帐篷是哪来的？”尼基福惊讶起来。“我以为只有到了维日普尔蒂姆帐篷才能看到人迹。”于是他就去询问。原来这些汉特人是从二百俄里外的居住地到这里，为了获取毛皮来捕灰鼠的。我拿了器皿和一些粮食，我们就从盖着鹿皮的小洞钻进了帐篷，希望在这里吃早餐，并且喝一点茶。 “派西！[6]”尼基福对主人们寒暄问好。 “派西，派西！”回答的声音从各处投来。地上放着成堆的毛皮，里边还有人影在蠕动。昨天他们痛饮了，所以今天所有人看着都有点宿醉。帐篷的中央燃着篝火，烟雾悠然地顺着帐篷顶预留的大窟窿飘散出去。我们往火里投了几根木柴，把茶壶挂在上面。尼基福说着一口非常流利的汉特语，同主人们谈笑风生。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袒胸露乳，显然是刚在哺乳，起身往火边靠了靠。她看上去很不像样子，就像死了一样。我给了她一些糖果。另两个人立马就站起来走向我们。“他们来讨伏特加喝的。”尼基福给我翻译了他们的话。我给了他们一些烈酒，酒精浓度高达95%的那种。他们喝了下去，皱着脸，又吐在了地上。甚至那袒胸露乳的母亲也把自己那份喝光了。“老人想再要点。”尼基福一边向我解释，一边给那头秃的、面颊磨得通红的汉特老人端了第二杯酒。他接着说：“我拿四卢布雇这老人，让他带着我们去肖明斯克帐篷。他驾着三匹鹿先走，为我们开路。我们的驯鹿跟着他的雪橇跑会更快活些。” 我们喝饱了茶，并吃了点东西。我送了主人们一些烟卷做告别礼物。然后我们把所有行李载在老人的雪橇上，各自入座，便重新上道了。艳阳高照，道路穿越森林，空气中有种明快和喜悦的氛围。在我们的前面，汉特人驱着他那三头怀了孕的白色牝鹿。他手上拿着一根很大的长棍，上面那头镶着角制的小钉头，下面这头则是磨尖了的金属帽。尼基福也给自己找了根新棍子了。牝鹿拽着老人的轻便雪橇飞快前进，我们的牡鹿则追赶起来，一步也没有落下。 “为什么那老人不遮脑袋？”我看到汉特人的秃头暴露在寒冷的空气里，感到很惊讶，就询问尼基福。 “因为这样的话，酒气消散得快一点呢，”尼基福回答。果然，过了半个小时，老人停下他的牝鹿来向我们讨酒喝了。 “我们得请请他呢，”尼基福这么做了决定，同时也让自己喝一杯。“您看，他把他的鹿都套上绳子了。” “是这样吗？” “他本来打算上别廖佐夫买酒去。我心想，他可别在那边说什么多余的话……所以我就雇用了他，这样我们的事情就更稳妥了。现在他如果进城去，也得要两天了。我可不害怕。他们能问我个啥？他们会问：‘是你为他赶路的么？’我可以回答：‘我怎么知道自己运了谁呢？你是警察，我是车夫。你领取你的俸禄，我有我自己的收入。你的职责是管人，我的职责是载人。’我这样说，可对么？” “对！” 今天是2月19日，明天国家杜马就要开会了。大赦！“大赦乃是国家杜马之头等要务。”也许是吧……但最好还是先往西边走个几十经度再期待大赦。像尼基福所说的，“这样我们的事情会更稳妥。 ※※※ 绕过了维日普尔蒂姆帐篷以后，我们在路上找到一个口袋，里面看来是装着烤好的面包。这袋子有一普特还多那么重。尼基福不顾我的坚决抗议，坚持把面包袋装载到雪橇上。后来，我趁着他醉醺醺地睡着的时候，悄悄把这捡来的东西扔在了路上。这玩意只会给驯鹿增加负担。尼基福醒过来后，发现那个袋子和他从老人帐篷里拿到的棍子都不见了。这些驯鹿可真是奇异的动物呢！它们既不饥饿，也不困倦。它们在我们出发前的二十四个小时之内就什么都没吃，而我们现在走了快一昼夜，中途也没给它们喂食。据尼基福说，它们现在是“走起劲了”。它们以平稳的步伐不知疲倦地走着，每小时行进八到十俄里。每行十到十五俄里，我们就停两三分钟，让鹿休息一下、有时间大小便，然后再继续上道。这个区间就叫做“鹿程”。在这一带地方，测算距离不用“俄里”，而是用“鹿程”。五鹿程对应六七十俄里。我们在到达肖明斯克帐篷（即我们与老人以及他的牝鹿分别的地方）的时候，至少已经走过了十个鹿程。这个距离已经不短了。大概晚上9点钟的时候，天色完全昏暗下来了，我们自出发以来第一次见到了数辆雪橇。尼基福想不停下雪橇，直接错开它们，但是失败了。因为道路非常狭窄，如果稍微往一边转向，雪就会直没过驯鹿的腹部。那些雪橇停下了，有一个车夫走近我们，直盯着尼基福看，呼着他的名字问道：“你在给谁赶路啊？路很远吗？” “不远……”尼基福答道，“我是给一个商人赶车，从奥布多尔斯克来的。” 这次相遇让他不安起来。 “见鬼了，竟然能碰上他！我整整五年都没见到他了，他居然还认识我，真该死。他们是利亚平河的科米人，从离这里一百俄里的河边到别廖佐夫去买货物和伏特加。明天夜里，他们就进城了。” “我倒是没什么，”我说到，“因为现在已经追不上我们了。但就是您回去之后会不会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我就说：我是个车夫，我的工作就是赶车，管他是商人还是‘政治犯’，身份又没写在那老兄的额头上。你是警察，你负责看管，我是车夫，我负责拉人。我说得对吗” “对啊……” 夜幕降临了，一片深沉黑暗。月亮要到快破晓的时候才升起来。尽管一片漆黑，驯鹿仍然坚定地迈步，沿着路向前走。我们在路上一个人也没碰见。凌晨1点钟，我们才忽然进到了一团明亮的光点，然后停了下来。路边有堆篝火明亮地燃烧着，火边坐着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影。小锅里烧着水，那个汉特小孩把茶砖放在手套上切下一点来，，然后把茶投到沸水里。我们走进篝火的光亮里，我们的雪橇和鹿立马就消失在了黑暗中。篝火边响起了我听不懂的陌生话语。尼基福从孩子手上取过茶碗，舀了一碗雪，把它放进沸水里浸了一下，然后又从篝火底下舀雪，再把它浸在锅里。他看起来就像是在这篝火上调制某种遗落在黑夜和荒蛮深处的魔药。之后他端起碗，一饮而尽。我们的驯鹿显然是开始困倦了。我们每次停下来时，驯鹿就躺在地上，相互依靠着，狼吞虎咽地嚼着雪块。 ※※※ 大概凌晨两点钟，我们到达肖明斯克帐篷。我们决定让驯鹿在这里休息一下，并且让它们吃点东西。所谓的帐篷（юрты），并不是游牧人的歇脚地，而是原木盖的永久住房。但是这里的帐篷与我们在托博尔斯克公路上住过的却大不相同。那个实际上就是农民的小屋，分为两个房间，有俄式的火炉，还有茶炊和椅子——只不过比普通西伯利亚农民的小屋要破败脏乱一些。这里的帐篷则只有一个“房间”，没有火炉，只有原始的炉灶，也没有家具。屋门很矮，窗户上面装的不是玻璃而是冰块。但是，当我脱下鹿皮大衣、羊皮袄和鹿皮鞋子的时候，我已觉得非常满意了。一个年老的汉特妇人，就把我这些脱下的衣物和鞋子挂在炉火旁烤干。我几乎一天一夜都没吃过东西了。我坐在铺着鹿皮的板床上，啃着尼基塔给我的冰凉的牛犊肉和半解冻的面包，等着茶水烧开，这感觉舒服极了。我喝了一杯白兰地，脑子稍微有点发昏，感觉我们的行程仿佛已经结束了……一个留着长辫子（辫子上结着红色的呢绒发带）的年轻汉特人从一张板床上起身，出门去喂我们的驯鹿。 “他用什么东西去喂呢？”我问尼基福。 “苔藓。他把鹿放到有苔藓的地方，鹿就会自己从雪下面找到苔藓。它们会挖个洞，卧在里面，直到吃饱为止。驯鹿的食量不太大。” “它们不吃面包吗？” “它们除了苔藓，什么都不吃，除非刚生下来的第一天就开始让它适应烤面包。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老妇人往火堆里添了些柴，然后唤醒了一个年轻的汉特女人。她脸上盖着一块方巾，让我看不到她的脸。她起身走到室外去，显然是去给她的丈夫，也就是被尼基福用两卢布雇来护送我们去欧尔维的那个小伙帮忙了。汉特的男人相当懒散，他们的活都是让女人做的。这还不止是家务方面：有时候还能看见汉特女人扛着枪去打猎，靠剥灰鼠和黑貂皮为生。托博尔斯克的一个林业官员曾经跟我讲过这些惊人之事，汉特男人有多么懒散以及他们对妻子的态度。他当时必须要去考察托博尔斯克县的荒地，也就是所谓的“迷雾”（туманы）。他雇用了汉特男人作向导，每天给他们付3卢布。他说，每个汉特小伙后面都跟着他老婆，随他一起进“迷雾”去，单身或是丧偶的就带自己的姐妹或者母亲。女人拿着路上用到的所有东西：斧子、小锅、装干粮的口袋，男子则只在腰带上插了一把刀。他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女人要把休息的地方打扫干净，从丈夫手里接过腰带——解下它是为了减轻负担——然后再生篝火烧茶。男人就坐在那儿，抽着烟斗等着…… 茶煮好了，我迫不及待地把茶碗拿到嘴边。但水散发着难以忍受的鱼腥味。我往茶碗里放了两勺浓缩蔓越莓汁，这才压住了鱼腥味。 “您不觉得腥吗”我问尼基福。 “有鱼腥味不要紧的，鱼刚从渔网里捞出来，跳到手上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生吃——再找不到更美味的东西了……” 年轻的汉特女人又回到房间，仍然半掩着脸，站在火炉边整理她的衣物，显出一种神妙的无拘无束。她的丈夫跟在她后边进来，经过尼基福，向我推销他的皮货——五十张灰鼠毛皮。 “我跟他说您是奥布多尔斯克的商人，所以他就来推销灰鼠皮了。”尼基福解释道。 “告诉他，我是在回程的路上造访他们的，现在带这些皮回去没用。” 我们喝了很多茶，抽了一会儿烟。驯鹿在补充营养的时候，尼基福便躺在木板床上小睡。我也困得要死，想躺下来睡觉，但担心自己一觉睡到天亮。所以，我拿出了笔记本和铅笔，坐在火炉边开始略记头24个小时的旅行印象。一切都简简单单、平安顺遂。甚至有点太简单了！……凌晨4点，我唤醒了两位车夫，然后我们便离开了肖明斯克帐篷。 “我看到汉特的男人和他们的女人都结着发辫，上面又缠发带，又绑发环；想必他们编辫子的次数一年也不超过一次吧？” 尼基福回复道：“辫子？他们经常扎辫子的。他们醉酒后，老是抓着对方的辫子比气力。他们喝啊喝，然后就互相紧紧抓着头发。之后力气小一点的人就会说‘放开我’，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放了他。然后他们又聚在一起喝酒。他们没必要对彼此发火，干这事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没有怒气。我们一出肖明斯克帐篷，就进了索西瓦河。路有时候顺着河流，有时候穿越森林。刺骨的寒风猛烈地刮着，让我很难在本子上做笔记。现在我们在开阔地上行进，穿过小桦树林和河床。道路简直烂得要命。大风就在我们眼前把雪橇留在身后的狭长痕迹完全盖住了。第三头驯鹿经常会踏空，从踩实的路上滑出去，雪没过它的肚皮还深，它只能拼命地跳跃好几次，重新爬回到路上，把中间的驯鹿挤开，领头鹿也被挤到一边。我们在河流或者结冰的沼泽上行进时，不得不以步行速度前进。最糟糕的是，我们的领头鹿，那头无可匹敌的驯鹿，已经瘸了。它拖着左后腿，继续老老实实地沿着这条恶劣的道路奔跑，只有它低垂的头和伸向地面、贪婪地舔舐路上积雪的舌头才显示出它已经过分努力了。突然，路面陡降，我们被夹在两面高达1.5俄尺[7]的雪墙之间。驯鹿挤在了一起，看起来仿佛是外面的两头鹿夹着中间的那头鹿。我注意到领头鹿的前腿流血了。 “我还是稍微懂点兽医，”尼基福解释道，“我在您睡着的时候给它放过血。” 他喝住了驯鹿，从腰带里拔出一把刀（我们把这种刀叫做芬兰刀）夹在牙齿之间，走近那头虚弱的牲口，久久地摸着它的伤腿。“真搞不懂这是什么怪现象，”他困惑地说着，开始用刀在蹄子上方一点的地方挖。这头牲口在手术期间躺在地上，蜷缩着腿，一声不吭，然后悲伤地舔着自己伤腿上的血迹。在白雪的映衬下，地上的血迹清晰可见，给这个停驻之地作了标记。我坚持要把汉特人的驯鹿拴在我们的雪橇上，而我们的驯鹿则拉着他的轻型雪橇。我们把可怜的瘸子领头鹿绑在了后面。离开肖明斯克帐篷后，我们大概行进了五个小时。还需要走相同的时长就能到欧尔维了，也就是唯一能换驯鹿的地方，那里有个很有钱的汉特驯鹿商，名叫谢苗·潘秋。但他会同意让自己的鹿走长途吗？我跟尼基福讨论了一下。我对他说，“也许我们必须要从谢苗那里买六匹鹿？”“那又如何？”尼基福带点挑衅意味地说道，“那我们就买呗！”我的旅行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和菲利亚·福格的环球之旅[8]曾经对我的影响一样。如果各位记得的话，菲利亚·福格买了大象和蒸汽船，燃料短缺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木制工具都扔进了机器的添料口。尼基福醉的时候（也就是几乎每时每刻），一想到新的困难和开销，就会兴奋起来。他完全把自己看成是和我一伙的了，狡猾地对我眨眼，并说：“这一路是得花钱……可我们不在意……我们才不在乎那些钱。鹿？鹿要是死了，我们就买新的。要我心疼鹿——永远都不会：只要它们还耐得住，我们就驾着它们跑。嚯嚯！赶到目的地去才是正事。我说得对吧？……” “对啊！” “如果尼基福都没法把你带到那里，那就没人做得到了。我的叔叔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是条好汉！）对我说：‘尼基福，你是要运这个主体吗？那就运吧。从我的那群驯鹿里挑六头鹿去，运他吧。你白拿就是。’有个上等兵苏斯利科夫说：‘你要带他一程？那我给你五卢布吧。’”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要运您走。” “就为了这个？他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支持我这么做。他爱他的弟兄，会全力维护他们。就因为，我们这么说吧，您是为了谁才受苦的？是为了世间大众和穷苦人。‘收下这五卢布吧，尼基福，’他说道，‘带他走，我祝福你们，责任算在我头上。’” 进入森林后，路况一下子就变好了：路旁边的树可以挡住积雪。艳阳高照，森林一片寂静。我觉得很暖和，于是脱下了大衣，只穿着一件羊皮袄。肖明斯克的汉特人和我们的鹿一直落在后面，所以我们不得不等他。四面八方都是松树，它们枝干高大，直到最顶上都不分叉，呈现出亮黄色，像蜡烛那样直。我们就像是在一个景色秀丽的老公园里穿行，这里静谧无声，只是偶尔有对柳雷鸟飞起来——它不动的时候简直和小雪墩融为一体——扇着翅膀去往森林深处。然后松树忽然就消失了，道路向着河岸的方向陡然下降。我们的雪橇翻倒了，整理好行李之后我们穿过索西瓦河，然后又在开阔地上行进。只有零星几棵矮小的桦树从雪地里伸出来。我们肯定是进沼泽了。 “我们走了多少俄里？”我问尼基福。 “肯定得走了300俄里吧，大概。谁知道啊？哪个本地人会拿俄里来算距离？除了大天使米迦勒[9]以外，没人算得出来……很早以前就有件事讲我们这儿的俄里：有个婆娘想拿手杖测，结果她甩手不干了……不过这没事儿，再过个三天我们就到工厂区了，只要这天气再保持一阵。有的时候啊，哦哟……我有次在利亚平河附近撞上暴风雪，三个昼夜才走了五俄里……但愿别这样！……” 我们到了小欧尔维。三四个简陋的帐篷里只有一个有人居住。二十多年前这些屋子里想必是住满了人。汉特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绝种……再行进十俄里，我们就到大欧尔维了。我们会在那里碰到谢苗·潘秋？我们能在他那儿弄到驯鹿吗？我们的驯鹿实在是没办法再往前走了…… ※※※ 麻烦来了！我们在欧尔维一个男人也没碰见。他们和驯鹿都呆在游牧帐篷那边，离这里要走两个鹿程。我们不得不往回走好几俄里，之后再调转方向。早知道我们就该在小欧尔维停一会儿，打听一下那儿的情况，就能节省下几个小时。女人们用我们瘸掉的领头鹿去换一头新鹿，同时我则是在近乎绝望的心境中等待着。和别的地方一样，欧尔维的女人也是一副宿醉的样子。当我把食物铺开的时候，她们都过来向我讨酒。我借着尼基福的翻译向她们说话。尼基福能够同等流利地说俄语、科米语和两种汉特方言——上汉特语和下汉特语，它们几乎不相通。此地的汉特人一句俄语也不会说。不过，俄语的脏话已经完全融入汉特语了，这种脏话以及国营的伏特加，便是国家主导的俄罗斯化政策对当地最不容置疑的文化贡献。在这个地区，包围在汉特语陌生的音节当中，他们连“你好”这么一个俄语词都不知道，突然，一个豪放的故国词汇就闪了出来，字正腔圆、没有半点口音，就像明亮的流星划过天际。我不时请这些汉特人抽卷烟，但他们只是尊敬却又满不在乎地吸着。他们的嘴巴已经在烈酒中磨练起来了，对于我这区区几根烟完全没什么反应。甚至连尼基福这样喜好一切文明产品的人，也坦白地说我这烟卷算不得什么。他这么说明自己的评判：“别拿燕麦去喂马。” 我们朝着游牧帐篷行进。周围太荒凉了！驯鹿踏着雪堆慢慢向前，在原始密林的树枝间磕磕绊绊。而车夫竟然还能判断出道路，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对道路具有特别的感觉，就像驯鹿行进的感觉一样：虽然它们头上有犄角，却仍能令人惊奇地穿梭在松树丛和云杉林里。我们在欧尔维得到的那头新的领头鹿长着很大的分叉鹿角，至少有五六拃长。路上每走一步都会被树枝挡住，而这鹿好像眼看着就要被它们挂住角了，却总能在最后关头稍稍摆下脑袋，连枝干上的一根松针也不会碰到。我目不转睛地观察了它们好一阵，看着它们的机动动作，在我看来，比起我们那滔滔不绝只知道说教的头脑里的一切本能反应，它们简直是充满了无穷的神秘。 ※※※ 连这里也遇到麻烦了！管事的老人同他的一个雇工一起去夏季营帐了——一些驯鹿被他留在那里。这里的人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等着，但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出现。而他不在的话，他的儿子，一个长着兔唇的年轻人，并不打算同我们商谈价钱。我们不得不等着。尼基福放我们的驯鹿去啃苔藓，为了让我们的鹿不会混进当地的鹿群里面，他用刀在鹿的背上刻了好几次，在皮毛上留下了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然后他趁着闲暇修了修我们的雪橇，这雪橇已经在路上颠得快散架了。我感到绝望，在空地上徘徊游荡，然后进了帐篷。一个三四岁的全裸的小男孩坐在一个年轻汉特女人的膝盖上，这母亲正在给他穿衣服。在这种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里，他们是怎么带着孩子还能住在这样的窝棚里的？“晚上其实还好，”尼基福解释道，“可以钻进毛皮里睡觉。我自己也不止一次是在帐篷里过冬的。汉特人晚上会脱个精光，裹在鹿皮大衣里睡。这样睡觉没什么问题，就是起床很困难。你呼出来的水汽会让整件衣服变得特别硬，简直要拿斧子才砍得动……所以起床就很糟糕了。”年轻的母亲用自己大衣的下摆裹住小男孩，让他贴在自己的胸膛上。在这里，孩子一直到五六岁都还在吃母乳。我在炉子上烧水。尼基福转瞬之间就从我的匣子里把茶叶倒到自己的手掌上（天哪，这样的手掌！），然后把茶叶倒进茶壶。我没胆责备他，结果现在只能喝在他手掌上呆过的茶了。他的手接触过很多东西，却很久没接触过肥皂了…… 汉特女人给孩子哺完母乳，便给他洗澡，用轻薄的木屑把他擦干，然后给他穿上衣服，放他出帐篷去了。她对孩子表现出的那种柔情让我很是惊讶。现在，她又坐下来忙活了：用鹿的筋当线，把鹿皮缝成一件大衣。她的手艺不仅很扎实，而且毫无疑问，也非常优雅。整个外套边缘点缀着各种用黑白色的鹿皮小块制成的图案，每处针脚都缝上了红色的小花条布。家里每个人穿的皮梅靴（пимы）、大衣和外套都是让女人来做的。这要付出多少劳动啊！长子患了病，已经在帐篷的角落里躺了两年了。他四处寻药，大量吞服，然后在这屋顶露天的帐篷角落里过冬。这病人有着一副不同寻常的聪明面孔：痛苦在他脸上打下了印记，就像是思考留下的痕迹……我想起来，一个月以前，就是在这里，在这些欧尔维的汉特人跟前，来买皮货的年轻别廖佐夫商人多布罗沃利斯基死掉了。他在这儿躺了好几天，发着高烧，一个能帮忙的人也没有…… 我们等待着的老潘秋拥有大概500头驯鹿。他腰缠万贯，在附近一带很出名。驯鹿在这里意味着一切——食品、衣物、交通都离不开它。几年前，一头驯鹿卖6—8卢布，现在价格涨到了10—15卢布。尼基福解释说这是因为疫情不断袭扰，使得驯鹿被大批消灭了。 ※※※ 暮色更加浓郁，显然没人会在天黑之前为我们抓驯鹿了，但我不愿放弃最后的希望。我苦苦等待着老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可能都没有哪个人像我这样等待着他。他最终带着雇工一起回来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主人走进帐篷，彬彬有礼地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坐在火炉旁。他的脸展现着智慧和威严，让我吃了一惊。显然，他拥有的这五百头驯鹿让他从头到脚都散发着王者的气息。 “您快跟他讲吧，”我轻轻推了一下尼基福，“干嘛浪费时间？” “您等等，现在还不行，他们要坐下吃晚饭。” 雇工走了进来，他是个肩膀宽大的魁梧汉子。他用浓厚的鼻音跟我们打招呼，在角落里脱下他湿漉漉的鞋子，然后挪到火炉旁边。他这张脸太可怕了！鼻子完全从这张不幸的脸庞上消失了，上唇高高翻起，嘴巴总是半张着，露出一排粗大的洁白牙齿。我被吓到了，赶忙把脸转过去。“也许是时候给他们敬烈酒了？”我问尼基福。尼基福在喝酒的事情上特别权威，我得尊重他的意见。 “正是时候了！”尼基福回答道。我拿出了瓶子。老人的儿媳妇在他回来了之后就一直遮着脸，她用火炉点燃了一片桦树皮，然后用它照明，在箱子里找出一个金属酒盅。尼基福用他的衬衣下摆擦了擦酒盅，然后往里面倒酒，直到酒快要溢出来。第一份酒要献给老人。尼基福向老人解释说这是烈酒，老人威严地点了点头，安静地把这一大盅95度的烈酒喝干了，脸上的肌肉没有丝毫颤抖。他那个唇裂的儿子也喝了。他用尽最后一点力量才喝完，皱着他那张可怜的脸，在篝火上吐酒吐了很长时间。之后雇工也喝了，然后他一直左右晃着脑袋。再之后是给病人倒酒。病人喝不完，把酒盅递了回来。尼基福把剩余的酒泼进火里，向主人们展现酒的品质——酒精上燃起了明亮的火焰。 “塔克。[10]”老人泰然自若地说道。 “塔克!”他儿子重复道，唾沫星子从他的兔唇里飞了出来。 “萨卡塔克！[11]”雇工重申了一遍。然后尼基福喝了一些，也觉得这酒太烈了。我们往酒里面兑了一些茶，尼基福便用手指塞住瓶口，摇了摇酒瓶。所有人又喝了一轮，然后再往酒里兑一次茶水，接着再喝一轮。最后，尼基福转入正题，开始讲我们找他有什么事。 “萨卡霍扎[12]！”老人说。 “霍扎，萨卡霍扎！”大家齐声重复道。 “他们在说什么啊？”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们的意思是很远……到工厂去的话，他要价三十卢布。” “如果是到尼亚克辛沃利，得付多少钱？” 尼基福稍稍牢骚了几句，显然是有点不满（后来我才知道原因），但还是把我的问题翻译给了老人，然后回复道：“去尼亚克辛沃利的话，十三卢布，去工厂则要三十卢布。” “那什么时候抓驯鹿呢？” “得等到刚破晓的时候了。” “现在是无论如何都不行吗？” 尼基福带着讥讽的模样翻译了我的问题。所有人都笑了，摇了摇头，表示不行。我知道必须得待在这儿过夜了，只得费力地从帐篷里钻出去透气。一片寂静，空气温和。我在空地上闲逛了半个小时，然后在雪橇里躺下睡觉。穿上羊皮袄和鹿皮大衣以后，我就像是躺在一个用皮毛搭成的熊窝里面。行将熄灭的炉火照映了帐篷顶上的那一片天空。四周安静极了，空中繁星璀璨，树木一动不动我的呼吸让鹿皮返潮了，皮毛的味道让我感到有点闷，但它令我欣慰地温暖着我的身体。夜晚的静谧让我困意渐浓，但我入睡时也坚定地想着要天刚破晓就去把男人们叫起来，以便尽早离开。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简直是灾难！ ※※※ 我有好几次不安地醒过来，但周围还是一片漆黑。一过凌晨四点钟，一部分天空明亮起来的时候，我便悄悄进到帐篷里，在一堆身子里摸到尼基福，然后把他推醒。他把整个帐篷的人都叫了起来。显然，寒冬时节的森林生活在这些人身上留下了后遗症：他们醒来后就一直咳嗽，咳出痰来然后往地上吐。我实在是受不了这种场面，就钻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帐篷的入口边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他往脏兮兮的双手上吐口水，然后又把口水抹在脏兮兮的脸上。做完这些之后，他用几簇木屑勤勤恳恳地擦干自己的脸和手。很快，那个没有鼻子的雇工和兔唇的小儿子踩着狗拉的滑雪板出去了，他们去把驯鹿赶到帐篷这边来。但是过了整整半个小时，第一群鹿才从森林里走出来。“八成是受惊了，”尼基福向我解释说，“整个鹿群很快就会到这了。” 结果情况并非如此。两个小时过去了，才聚起了足够多的鹿。它们在帐篷周围安静地徘徊，用口鼻刨着雪，聚成小群，卧在地上。此时，太阳已高升到树梢，照耀着搭着帐篷的白雪皑皑的空地。驯鹿的外形有大有小，有黑有白，有的有犄角，有的没犄角。他们的身影鲜明地映在雪地上，构成了一幅异常优美的景象，玄妙而离奇，令人无法忘怀。驯鹿被狗护卫着，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一看到那有五十头的一群驯鹿离帐篷有些距离，便猛扑过去，驯鹿则受了惊吓，发疯似的往后跑，退到空地上来。但这幅美景也不能驱散我对被浪费的时间的痛惜。今天，2月20日，是国家杜马开会的日子，对我来说则是个不幸的日子。我焦躁不安，神经质一般地等着整群驯鹿过来。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但是离整群鹿都聚过来还早得很。我们足足浪费了一个昼夜。显然，没法在11点到12点之前离开这里了，而且从这里到欧尔维还要走20—30俄里的烂路。如果一切按最坏的情况发展，警察今天就能赶上我。假设，警察在我离开的第二天发现我不见了，并且从尼基福无数酒友中的其中一个那里打听到了我们走的路线，那么他们可能在19日晚上就派出追捕队了。我们刚走了300俄里，这么些距离一昼夜或者一个半昼夜就能走完这么说，我们刚好留给敌人足够的时间来抓我们。这一耽搁可能非常要命。我开始数落尼基福了。我昨天就说必须要马上去老人那儿一趟，而不是在帐篷干等。兴许给他额外添几个卢布作报酬的话，我们是可以夜里就走的。当然，要是我自己就能说汉特语，我就把一切都处理好了。但是我不会说，所以要跟着尼基福走……诸如此类。……尼基福苦着脸，看着我身旁的地方。 “他们要是不愿意，又能拿他怎么办呢？而且他们的鹿都被喂肥了、宠坏了——晚上可怎么抓到它？不过，没关系，”他转身面向我说道，“我们会到那里的！”” “会到吗？” “会到的！” 我也忽然开始相信“没关系”，相信“我们会到那里的”。况且，整个空地上现在聚满了驯鹿，而两个汉特人也乘着滑雪板从森林里现出了身影。 ※※※ “现在就要抓鹿了。”尼基福说道。我看到汉特人手里拿上套索。老人缓缓地把绳子绕在自己的左胳膊上。之后他们一直大声喊着什么，显然是在商谈拟定行动计划、选择第一个牺牲者。尼基福也参加了谋划。他惊起某群驯鹿，把它们赶到老人和儿子之间宽阔的空地上，雇工则站在远一点的地方。受惊的鹿成群结队地飞奔起来，汇成一条头和角的溪流，汉特人则目光锐利地注视着这条河流中的某个点。“开始！”老人扔出套索，失望地摇了摇头。“开始！”年轻的汉特人也没能命中。但那个没鼻子的雇工站立在鹿群中间的开阔地面上，看起来自然而然地充满了信心，这很快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扔出套索，而从他手的动作就很明显能看出他没有失手。驯鹿们急忙往一边躲闪，想要避开套索，但有头脖子上挂着圆木的大白鹿跳了两三次也没能摆脱，开始在原地打转：套索缠住了它的脖子和角。尼基福解释说，被抓的驯鹿就是最狡猾的，它把整个鹿群搅得不安宁，还在最必要的时候引着其他鹿跑开。现在这头白色的反抗分子被绑起来了，事情就进展得更顺利一些。汉特人再次拿起了套索，把它绕在左胳膊上，然后再聚在一起大声交谈，制定新的行动计划。我也沉浸在狩猎的这份无私的激情中。我从尼基福那里知道，他们现在打算从那儿把那头头上长着短角的肥壮牝鹿抓过来，于是我也加入了这场军事行动。我们从两个方向把鹿群往一边赶，三条套索已经在前进方向上严阵以待。但这牝鹿明显知道有陷阱等着它，迅速地扑向一边，要不是有狗堵住它，它就完全消失在林子里了。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包抄它们，结果这次的胜利者又是雇工，他抓准时机，把绳圈套在了这狡猾牝鹿的脖子上。“这头鹿没有生育能力，没有幼崽，”尼基福解释道，“所以它工作起来很有劲。” 捕猎虽然拖了很长时间，但很有意思。在抓到牝鹿以后，我们只用了两次套索就很快抓到了一头像真正的公牛那么壮的大驯鹿。然后是休息时间，因为我们想要的那群鹿从附近逃走，钻到森林里去了。雇工和小儿子又踩着滑雪板进了森林，我们大概等了他们半个小时。狩猎临近尾声的时候情况变好了，经过通力合作，我们成功抓到十三头驯鹿——其中七头归我和尼基福在路上用，另外六头归那位主人。大约11点的时候，我们终于乘着四架三套鹿的雪橇从游牧帐篷离开，朝着欧尔维的方向进发。雇工会陪着我们一直行进到工厂区。第七头，也就是拿来预备用的那头鹿则被绑在了他的雪橇后面。 ※※※ 那头瘸了腿的牡鹿在我们去游牧帐篷的时候被留在了欧尔维。它身体没法好转了，悲惨地卧在雪地里，不用套索就能徒手抓住它。尼基福又给它放血——和之前那次一样毫无意义。汉特人肯定地说，这鹿的腿关节一定是脱臼了。尼基福困惑地站在它旁边，然后以八卢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当地的一户主人做肉吃。主人就那么用绳子把这可怜的鹿给拖走了。驯鹿的命运就这么悲惨地结束了，它“在世间处处遭遇不平等”。我很好奇的是，尼基福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把鹿给卖了，按我们的约定，只有当他把我安全送到目的地之后，驯鹿才会变成他的财产。我实在不忍心把这头为我立下汗马功劳的鹿卖到屠刀下去，但我也没能下定决心向他抗议……处理完这桩交易后，尼基福把钱放进钱包里，然后转身面向我说：“这下我净亏损十二卢布。”他这人真奇怪！他忘了是我为驯鹿付的钱，也不记得他曾保证它们能把我一直送到目的地。但此时，它们载着我走了不过300俄里，现在又得花钱去租新的鹿。今天的天气真暖和，雪都稍微化了一些。雪变软了，驯鹿的蹄子踏过时，溅得雪块四处飞散。这就让驯鹿很吃力。我们的领头鹿只有一只角，样子看起来很普通。那头不孕的牝鹿在右边行进，勤勤恳恳地蹬着腿。夹在两者之间的则是一头矮壮的鹿，它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和其他鹿套在一起走是什么感觉。在左右两匹鹿的护送下，它老老实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汉特人则在前边驾着载有我行李的雪橇。他在外套外面又套了一件亮红色的粗布上衣，皑皑的雪地、苍白的森林、灰色的鹿群和阴沉的天空让他格外突出，他就像一个荒谬，同时又必不可少的斑点。路太不好走了，前一辆雪橇的缰绳都断了两次：每次一停下来，雪橇的滑木就会冻在路上，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雪橇搬动。仅仅走过两鹿程过后，驯鹿就显得疲惫不堪了。 “我们在尼尔丁帐篷停下喝点茶好么？”尼基福问我。“到下一个帐篷还很远呢。” 我发现两个车夫都想喝茶，但我很舍不得浪费时间，特别是我们已经在欧尔维停了一个昼夜。于是我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随您的便。”尼基福一边回答，一边悻悻地用竿子打了一下那头不孕的鹿。 ※※※ 我们又安静地行进了大概四十俄里。尼基福清醒的时候显得很沉闷，也不爱说话。天气变冷，路面结上一层薄冰，路况又变好了。我们决定在桑吉—图尔—帕乌利停下来。这里的帐篷好极了，有长凳，还有铺着油布的桌子。晚餐时，尼基福为我翻译了没鼻子的车夫和接待我们的村妇之间的部分对话，我便听到了些新奇的故事。三个月前，这个汉特车夫的妻子自缢而亡。那么她用什么自杀的？鬼知道怎么回事，尼基福告诉我——用的是一根很旧的细绳子，用椴树韧皮做的，她把绳子一头系在大树枝上，“坐着”把自己给吊死了。男人当时在林子里和其他汉特人一起猎灰鼠皮，他们的甲长，也是个汉特人，过来叫他回帐篷，说他老婆病得很厉害（我脑袋里闪过一个念头：“也就是说，他们也不会一下子就告诉他真相。”）男人却说：“又不是她病了就没人能烧炉子了，”——这意思是他妈妈还和她住在一块儿——“我又能帮上啥忙？”甲长还是坚持让他回了帐篷，结果就发现妻子已经“没了”。“这已经是他死掉的第二个老婆了。”尼基福讲完了。 “怎么？难不成第一个也是吊死的？” “不是，那个是正常死掉的，得了病……” 原来，那两个漂亮的孩子是他与第一任妻子生的孩子，我们的这个汉特人在离开欧尔维时亲吻了他们的嘴，当时可让我震惊极了。他和第二任妻子生活了大约两年。 “也许是因为他们强迫这女人嫁给这么个人呢？”我问道。尼基福便去询问那个男人。 “不是，他说她是自己过来的。之后他给了她家老人三十卢布做聘礼，他们就在一起过。至于她为什么拿绳子吊死自己，这就不知道了。” “他们中间大概很少发生这种事吧？”我问道。 “你说不正常地死掉？汉特人经常这样的。去年夏天我们这边也有个汉特人拿枪把自己打死了。” “怎么回事？是有意的吗？” “不，只是个意外……我们县警察局还有个抄写员开枪自杀了。你猜在哪儿？——在警察局的瞭望台上。他爬到最高处，然后喊：‘你们这群狗娘养的给我看好了！’然后就把自己打死了。” “他是汉特人吗？” “不是……那小伙是个俄罗斯人……尼基塔·米特罗凡诺维奇。” ※※※ 当我们离开桑吉—图尔帐篷时，天色已经暗了。尽管天气还是很暖和，但是解冻算是停下了。路面很好地固定起来了，虽然软，但是并不泥泞——尼基福说，这就是最合适的道路了。驯鹿毫不费力地拉着雪橇向前走，只能微微听见它们踏步的声音。最终，我们不得不给第三头鹿卸套，把它栓在后面，因为驯鹿在不需要出力的时候就会冲到一边去，可能会把雪橇碰坏。雪橇在路面上平稳安静地滑行，就像小船游弋在池塘光滑的水面上。浓艳的黄昏中，森林看着比白天时的样子更庞大了。我完全看不见路，几乎感觉不到雪橇的移动，感觉就像是被施了魔法的树朝着我们狂奔过来、灌木丛飞快地跑到一边去，还有挺拔的白桦树旁，被雪覆盖的老树桩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一切都仿佛充满了奥秘。夜里的森林安静极了，能听见驯鹿急促而又平稳的“哧——哧——哧”的喘气声。在这种节奏当中，成千上万个被遗忘的声音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突然，这幽暗的森林深处传来一声口哨，听起来神秘莫测又无比遥远。而与此同时，汉特人在离我五步远的地方把自己的驯鹿分散开来。之后又是寂静，又从远处传来一声口哨，树木则悄无声息地从一片黑暗跑向另一片黑暗。正当我半梦半醒的时候，一种不安和担忧突然让我焦虑起来。从我一路旅行的情况来看，汉特人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富商。僻静的森林，深沉的夜，方圆50俄里既无人烟，也无狗吠。该拿什么阻止他们呢……？还好我有一把左轮手枪。但手枪锁在皮包里了，而皮包则捆在车夫的雪橇上——也就是在那个没鼻子的汉特人那里，此时此刻，他在我眼里不知为何看起来尤为可疑。我决定，等到下一次停歇时必须把左轮手枪从皮包里拿出来放在我身边。我们这位穿着红披风的车夫真是个奇人！缺少鼻子看来并没影响他的嗅觉，感觉好像他能靠嗅闻确定方位、找到道路。他认得这里的每一丛灌木，在林子里赶路就和在帐篷里一样淡定。他跟尼基福说了些什么，原来是这里的积雪下面应该有苔藓，也就是可以在这里喂鹿。我们停了下来，卸掉了套具。现在是凌晨3点钟。尼基福向我解释说，他们科米的驯鹿很狡猾，而他尼基福不管跑了多少趟，都不会放它们去自由进食，总是会栓着它们。把鹿放走很容易——可之后要是找不到了怎么办？但汉特人坚持己见，保证说驯鹿不会跑走，然后就把它们放开了。这种高尚的气度赢得了我的好感，但我还是怀疑地端详着驯鹿们的口鼻。要是长在欧尔维帐篷周围的苔藓更吸引它们，该怎么办呢？那样的话可就真是非常悲惨了。不过，在按照纯粹的道德根据把鹿放走之前，车夫们砍了两棵高大的松树，把它们劈成七截圆木，每段大概有一俄尺半长。这些圆木分别挂在每头鹿的脖子上，用来勒住它们。只能希望这些吊坠不会太轻了……把鹿放走之后，尼基福去砍了一些柴火，在靠近道路的雪地里踩出一片圆圈，然后在这个雪坑里生起了火。他在周围铺上一层云杉树枝，再搭了木板台子好让大家坐下。他们俩把两口小锅挂在两根插在雪里的湿树枝上，然后在锅里塞满正在融化的雪水……假如当时有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这场篝火旁的二月雪地饮茶会恐怕很难有什么吸引力，但老天爷特别眷顾我们，天气平和又温暖。我怕睡过头了，所以就没有和车夫们一起躺下睡觉。我在火堆旁坐了大约两个小时，一边往火堆里扔柴让它不熄灭，一边借着它闪烁的光芒写下我的旅行印象。 ※※※ 天微亮的时候，我喊醒了车夫。他们轻而易举地把驯鹿抓了回来。在他们把鹿牵过来戴上套具的时候，四周完全明亮起来了，一切都显得如此平淡。松树的身影变小了，白桦树也没向我们冲过来。汉特人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而我昨夜的疑虑已烟消云散了。同时，我想起我在离开之前弄到的这把老古董左轮手枪里只剩下两颗子弹，并且把手枪给我的人曾劝我不要去用，免得发生意外。所以那把手枪还是放在皮包里。我们走过了连绵不断的大片森林——松树、云杉、桦树、苍劲的落叶松、雪松，以及岸边的河柳和柔韧的五蕊柳。路况很好，驯鹿平稳地行进着，但跑得并不快。前面雪橇上的汉特人低着头，哼唱着他那只有四个调的忧郁小曲儿。也许他是回想起了那根用椴树韧皮做的旧绳子，也就是他的第二个老婆用来吊死自己的那根。森林，还是森林……在这一片广袤的地区就只有这千篇一律的森林，但同时它的内部组合又极其丰富。这边，一棵腐烂的松树半截栽倒，横跨了整条道路，像是一道拱门。它十分巨大，皑皑白雪覆盖着它，低悬在我们头顶。显然，上个秋天的时候这里的森林被火烧过。枯萎而挺直的树干立在两旁，树皮和树枝都被烧光了，它们就像是被毫无意义地扎了许多洞的电报杆，又像是封冻港口里收了帆的桅杆。我们在这片火灾遗址里走了好几俄里，然后就是一整片云杉林，它们枝繁叶茂、郁郁苍苍。这些参天古树彼此挤在一堆，高处的树梢紧紧接合在一起，遮挡了太阳的光芒。树枝上织着一些绿色的线，就像是粗大的蜘蛛网。鹿和人在这些古老的云杉中间都显得愈发渺小了。之后树木忽然变细小了，覆着雪的空地上，几百棵年幼的枞树分散着冒出头来，相互之间隔着相等的距离，在严寒里冻得僵硬。在道路拐弯的地方，我们差点猛地撞上一条载着木柴的小雪橇。雪橇是由三条狗拉的，车夫则是个汉特小女孩，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走在侧面。孩子们很漂亮。我注意到，总的来说，汉特人当中并不缺乏容貌可爱的小孩，但到底为什么成年人看起来就那么不像样子呢？森林，还是森林……这里也发生过森林火灾，看起来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烧焦的树干之间，嫩芽在向上生长。“森林为什么会着火？是因为点篝火吗？”“哪有什么篝火？”尼基福回答，“夏天这儿连个活人都没有，路都沿着河边走。林子是被乌云点着的。云里一阵闪电，然后就燃起来了。还有就是树和树相互摩擦也会起火，风让它们摇来摇去，夏天树又干燥……灭火？谁来灭？风会助长火势，也会把火吹灭。上面的树胶会烧掉，树皮会剥落，针叶也会烧焦，但是树干会留下来。过个两年根就会枯死，树干就倒下来……” 这儿有很多光秃秃的树干，看着已经摇摇欲坠了，有的树干就靠在旁边云杉纤细的枝条上。而这棵是几乎要倒在路上，却中途停下了，树梢离地只有三俄尺，天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必须要弯下腰才不会碰伤脑袋。高大云杉的地带又延伸了几分钟，随后突然出现了一条通向小河的林间伐木通道。 “春天的时候沿着这种通道很好抓鸭子。这些鸟儿春天会从上往下飞，太阳落山以后就在这通道上拉上网——从一棵树拉到另一棵树，一直到树梢最上面。那么大的网，得有大渔网那么大才行。然后人就躺在树下边。一群鸭子飞进通道，到了黄昏，这一整群都会涌向网子，然后一拉绳子，网就会落下来，把所有猎物都盖住。一次就能抓到50只，只要来得及把它们给咬住……” “什么咬住？” “得把它们杀了它们才不会飞走，对吧？所以就用牙齿从上边咬住它们的头——只要来得及的话……血就这么顺着嘴唇流下来……当然，拿棍子也能杀它们，只不过用牙齿可靠些……” 一开始，驯鹿就和汉特人一样，在我看来好像都长着同一张脸。但我很快就确信我们的七头鹿各有自己的长相，然后就知道了怎样去分辨它们。我不时会对这些奇特的动物生出柔情，它们已经让我离铁路的距离缩短了五百俄里。我们的酒喝光了。尼基福显得十分清醒、脸色沉闷。汉特人依然哼着他那椴树韧皮绳子的小曲儿。有几分钟时间，我感觉难以言喻的奇怪，我想到我，正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隐没在这片广阔荒凉的大地上。两架雪橇、七头驯鹿和这两个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向前移动着。这两个人，成年人，都有自己的家室，他们离家而去，经受了这趟路程上的各种坎坷，就因为某个异乡来的第三人、对他们两个来说都很陌生的一个人，需要他们这么做。……这种关系处处都是，但也许，它在别的地方都不能像在这里的泰加林里一样突然激起人的想象，因为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就这么粗糙地、赤裸裸地摆在面前…… ※※※ 在夜里让驯鹿觅过食之后，我们路过了萨拉杰伊帐篷和门克—雅—帕乌利帐篷，中途只在汉格拉兹帐篷休息了一会儿。这里的人们看起来比其他帐篷的人还要更蛮荒，所有东西在他们看来都很新奇。我的餐具、剪刀、长袜、雪橇里的毛毯，都能让他们惊喜万分。所有人一见我拿出了新玩意儿，便咯咯地叫起来，发出满意的声音。为了打听情况，我摊开一张托博尔斯克省的地图，大声读出了所有临近的帐篷和河流的名字。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听着，当我念完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我全部说对了（尼基福是这么翻译的）。我身上没有什么小物件了，所以给了每一个男女三根烟和一块糖，感谢他们提供住处和炉火供我休息。大家都心满意足。一个汉特老婆婆，她比其余的人容貌看着更好一些，非常活泼，简直就爱上了我，也就是说，其实是爱上了我带的一切东西。从她的笑容中可以看出，她对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事物有一种完全无私的欣赏。她帮我用毛毯包住腿，之后我同她热切地握手以作告别，各自用自己的语言说了些美好的祝愿。 “杜马是快开会了么？”尼基福忽然问我。 “都已经开第三天了……” “啊哈……它现在在讨论什么呢？真该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他们还真是‘够意思’。他们可是把我们这些人欺压极了，打个比方，面粉以前卖一卢布五十戈比，可现在那汉特人说涨到一卢布八十戈比了。这种价格叫人怎么活？而且我们科米人被压榨得更狠，运来一车干草得交税，劈一俄丈的木柴也得交税。俄罗斯人和汉特人都说‘这是我们的土地’。杜马该出面解决这问题的。县里派来我们这的那个警察还好，是个聪明人，那所长才是叫人忍受不了。” “杜马没什么机会出面解决问题的，不然它就要被解散了。” “就该这么办，把它给解散了。”尼基福点点头，补充了一点强硬的话，其中蕴含的力量让前萨拉托夫省长斯托雷平都会感到嫉妒。我们晚上到达了尼亚克辛沃利帐篷，这里可以更换驯鹿。我决定不顾尼基福的反对去把鹿换了，他一直坚持说我们应该不换驯鹿，继续用欧尔维的驯鹿赶路，他提出些极其荒谬的理由，还在我去交涉的时候百般阻挠。我好长一段时间都在诧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我才明白过来他是在担心返程的事：他可以带着欧尔维的驯鹿回游牧帐篷去，把留在那里的自己的鹿拿回来。但我没有让步，并且用18卢布新租用了一批鹿带我到尼基托—伊夫杰利，那里是乌拉尔附近的一处大型金矿产业市镇。驯鹿的路程到那里便算完了，我还要在那里坐马车走一百五十俄里才能到铁路线。从尼亚克辛沃利到伊夫杰利有250俄里，也就是走整整一昼夜的路。我们在这里重复了在欧尔维干过的事情：晚上没办法抓鹿，只能留下来过夜。我们在一间简陋的科米木房里住下。主人以前给一个商人做伙计，但是两人相处并不融洽，结果现在他就没了工作。他展现出不同于农民气质的文艺谈吐，很快就让我吃了一惊。我们交谈起来，他以深刻的理解议论了解散杜马的可能性，以及政府进行新一轮借债的条件。“赫尔岑的全集出版了吗？”他顺便还这么问了我。但是这么一个学问人同时却又是个最纯粹的蛮族。妻子在支撑着整个家庭，而他甚至连一根指头都不动一下为她帮点忙。妻子给汉特人烤面包——一昼夜烤两炉。她既劈柴又挑水，而且除此之外还要操心孩子。我们在她家度过的这一整个晚上里，她连一个小时也没有躺下睡过觉。隔墙后面点着一盏灯，我从声音里能听出她还在忙着擀面团。早上她还是站着，生好茶炊，给孩子们穿衣服，帮醒来的丈夫穿上烤干的皮梅靴。 “为什么您那个丈夫不帮您呢？”我在和她单独呆在木房里的时候问她。 “真的没有活给他干。打鱼——没地方可打。他也不习惯去猎皮货。这儿也没人耕地，去年开始附近的人才第一次试着开垦。他能做点啥？而我们的男人又从来不做家务。他们也懒得很，说老实话，不比汉特人好到哪里去。所以俄罗斯的姑娘从来不嫁科米人，她何必自找苦吃呢？也只有我们科米女人是习惯这样子了。” “那科米的女孩会不会嫁给俄罗斯的男人？” “那可就多了。俄罗斯男人很喜欢和我们的姑娘结婚，因为没人比科米的女人更能干活。只不过俄罗斯的姑娘从来不嫁科米男人，这种事一次也没有。” “您说附近的人试着耕地了。收成如何呢？ “收成挺好的。有个人撒了一普特半的黑麦种子，然后收获了三十普特。另外一个人撒了一普特的种子，收获了二十普特。耕地离这儿大概四十俄里吧。” 尼亚克辛沃利是我沿途见到的第一个尝试发展农业的地方。 ※※※ 我们直到过了正午才得以离开。新的车夫，就像所有的车夫那样，承诺说“天刚破晓”就能走，结果实际上快到正午12点才赶着鹿过来。他派了一个学徒同我们一起走。阳光刺眼地照耀着。我很难睁开眼睛，即使有眼皮挡着，雪色和阳光也像是融化的金属那样灌进我的眼睛。同时一阵平稳的寒风吹来，不让雪继续融化。直到进了森林，我的眼睛才有机会休息一会儿。森林还是像往常那样，里面有大量的动物足迹，而在尼基福的帮助之下，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去辨别它们。这些是野兔绕来绕去的杂乱脚印。它们留下的足迹很多，因为这里根本没人猎野兔。它们的爪子踩得周围到处都是，痕迹向着四面八方辐射出去。设想一下，野兔们晚上在这里开会，结果意外撞上了巡逻队，四散而逃了。这里山鹑也非常多，雪地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尖锐的爪印。狐狸也留下了一串媚人的脚印，在雪地里沿着道路笔直延伸了三十步左右。在那边的雪坡上，灰狼们一只接一只地下到河边，踩着同一道痕迹。到处都分散着森林老鼠不太显眼的踪迹。敏捷的白鼬在好多地方都留下了踪迹，仿佛是一根拖在地上的绳子的绳结留下的印痕。道路上则布满了好多巨大的凹陷，这是驼鹿笨重地踩踏过的地方。我们在晚上又停了一次，取下了驯鹿的套具，燃了一堆火煮茶喝，然后到了早上我又焦虑不安地等待驯鹿回来。在出发去找它们之前，尼基福预先告诉过我，它们当中有一头鹿脖子上的圆木松开了。 “那它是跑了吗？” “它还在这儿，”尼基福回答，然后立刻开始长篇大论地责骂驯鹿的主人，说他没给这趟路提供任何帮助：既没有绳子，也没有套索。我意识到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首先抓到了那头偶然走近雪橇的鹿。为了赢得那头鹿的好感，尼基福一直模仿着它们发出的呼哧声。它走得够近了，但是一注意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又马上往后跑。这番景象重复了三次，最后尼基福从雪橇上拿了条不大的绳子，把它围成几个绳圈在地上铺好，再用雪把它盖住。之后他又发出了讨好驯鹿的鸣叫声。鹿小心翼翼踏着步靠过来的时候，尼基福猛地一拽绳子，绳圈就套住了它脖子上的圆木。车夫们用绳子拖着这头被捕的鹿进了森林，让它充当“军使”，靠近其余的鹿。之后过了整整一个小时，森林里已经完全亮起来了。我不时听到远处传来人的声音，然后万物又归于寂静。那头摆脱了圆木的鹿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在路上听到过一些很有益的故事，说有时候需要三天时间才能找到一头逃跑的鹿。不，他们领着鹿来了！首先，他们抓到了所有的鹿，除了“自由”的那头。它四处游荡，坚决不向车夫们的讨好低头。然后它自己走到被抓的鹿中间，把口鼻埋进雪里。尼基福悄悄地爬到这头鹿近旁，然后抓住了这“自由人”的腿。它猛地一冲，自己跌倒在地，还把尼基福给撞翻了。不过它逃不掉了！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尼基福。 ※※※ 大约早上10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索乌—瓦达。这里有三个帐篷都被封死了，只有一个有人居住。圆木上摊着一大堆屠宰好的母驼鹿胴，不远处则是一头已经宰碎的野驯鹿。冻得发青的肉块摆在熏黑的屋顶上，中间还有两头从母鹿肚子里割下来的小驼鹿。帐篷里的所有人都醉了，他们并排睡在一起。没人回应我们的招呼。这房子很大，但是脏得难以置信，一件家具都没有。窗户就是裂了缝的冰块，再从外面用棍子抵住。墙上挂着十二使徒的圣像，历朝君主的肖像，以及一张橡胶工厂的广告。尼基福自己在炉子里生起了火。然后一个汉特女人摇摇晃晃、醉意未消地站了起来。三个孩子睡在她的身旁，其中一个还在吃奶。这几天以来主人们打猎的成果非常丰富，除了驼鹿以外，还打到了七头野驯鹿，其中六头鹿胴还躺在林子里。 “为什么这儿到处都有这么多空帐篷？”从索乌—瓦达启程之后，我向尼基福问道。 “原因很多……要是有谁死在屋子里，汉特人就不会住里边了，要么把它卖了，要么把它封死，要么把它移到新的地方去。同样，如果一个女人在她不干净的时候进了屋子，那就完了，换屋子住吧。他们的女人在这种时候要一个人住在临时的棚子里……还有就是汉特人正在飞快地绝户……帐篷就这么空下来了。” “听我说，尼基福·伊万诺维奇，您从现在开始不要说我是商人了……我们去工厂的时候，您就说我是歌德公司勘探队的工程师。您听说过这个勘探队吗？” “没有。” “您要知道，目前政府计划把铁路从奥布多尔斯克铺到北冰洋边，这样就能从那里用轮船直接把西伯利亚的货物运出国。您就这么说，我之前去奥布多尔斯克就是办这件事的。” 一天快要结束了。离伊夫杰利还有不到五十俄里。我们到了曼西人[13]的奥伊卡—帕乌利帐篷。我请尼基福去屋子里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大概十分钟以后他回来了，说屋子里全是人，个个喝得大醉——当地的曼西人同一些拉着货物去尼亚克辛沃利的汉特人在一起喝。我不愿进屋子去，因为我担心尼基福在这快到终点的地方又会把自己灌醉。“我不会进去喝的，”他试图让我放心，“我就从他们那儿买一小瓶路上喝。”一个高大的汉子走向我们的雪橇，用汉特语向尼基福问着些什么。我一开始听不懂他们说的话，直到双方都开始用地道的俄语恶狠狠地“问候”对方。过来的这个人没有彻底醒酒，而去了趟帐篷打听消息的尼基福也在这短短一段时间之内就失去了必要的镇定。于是我插话道：“他是想干嘛？”我把和他说话的人当成了汉特人，就问尼基福，但是他自己就回答了。他就是来问尼基福一些寻常的问题——运的是谁，要到哪去，尼基福却让他滚蛋，这就引起了进一步的“思想交流”。 “您是汉特人还是俄罗斯人？”我又问他。 “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我叫西洛潘诺夫，来自尼亚克辛沃利。那您是不是歌德公司的人呢？” 我吃了一惊。 “是的，我是属于歌德公司的。您怎么知道这公司的？”我问。 “他们还在初次勘探的时候，就从托博尔斯克请我去他们那儿。那时候有个英国人在那儿，工程师，查尔斯·威廉莫维奇……他姓什么我忘了……” “普特曼？”我不假思索地提示他。 “普特曼？不，不是普特曼……普特曼的夫人在那边，而这个人是姓克鲁泽。” “您现在做什么事呢？” “我在尼亚克辛沃利给舒尔金家做伙计，从他们那里运货出来。只不过这三天我得了病，全身上下都酸痛……” 我表示愿意给他一些药。这下不得不进帐篷里了。 ※※※ 炉子里的火熄灭了，也没人关心这个。这里几乎一片漆黑。房间里人满为患，有的人坐在木板床上，有的人坐在地板上，有的人站着。按照惯例，女人见到陌生人来就用方巾半掩着脸。我点了根蜡烛，然后给西洛潘诺夫倒了一些水杨酸钠。烂醉或是半醉的汉特人和曼西人立马把我团团围住，开始说自己得了什么病。西洛潘诺夫给我当翻译，我则认认真真地把奎宁和水杨酸钠分给这些病人。 “你是不是住在帝都啊[14]？”一个矮小枯瘦的曼西老人操着蹩脚的俄语问我。 “是的，在彼得堡。”我回答道。 “我也曾去过那里，参加展览会。我见过所有人，沙皇我见过，警察局长我见过，大公我也见过……” “您是去那儿做代表团吗？穿着曼西的民族服装？” “是啊，是啊……”所有人都赞成地点着头。 “我那会儿年轻，身体结实……现在老了，又得了病……” 我也给了他一些药。汉特人对我很满意，握着我的手，好多次恳求我一起喝伏特加，我婉拒他们之后，他们显得很是伤心。尼基福坐在炉子边，往茶碗里轮流倒上茶和伏特加，喝了一碗又一碗。我好几次意味深长地盯着他那个方向，但他聚精会神地看着手里的茶碗，做出一副没注意到我的样子。我也只好等尼基福喝“茶”喝个痛快了。 “我们从伊夫杰利出来走了三个昼夜，才走了四十五俄里，汉特人一直在喝酒。在伊夫杰利的时候，我们在米特里·米特里奇·利亚林那儿歇息，他是个很好的人。他从工厂那边带了新书过来：有《人民日历》，也有报纸。比如日历上准确地写着谁能领多少薪水：谁能拿20万，谁只能拿一百五。这是为什么？我绝对不认可这种事。我不认识您，先生，但我对您直说吧：我……不要……不想……也不支持……杜马二十号的时候开会了；这次会比上次好点。看吧，我们就看看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会怎么做……杜马里社会民主党人大概五十个，民粹派一百五十，立宪民主派一百……黑色百人团则少得很。……” “我能打听一下吗，您自己支持哪个党派？” “照我的看法，我是个社会民主党人……因为社会民主主义以科学的基础看待一切事物。……”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在这偏远的泰加林，脏兮兮的帐篷里，一群醉醺醺的曼西人中间，某个小富农的伙计却说他因为“科学的基础”而把自己当成社会民主党人。说真的，我感觉到对我党派的自豪感涌上心头。“您老是呆在这种酒气冲天的偏远地方实在是可惜了。”我真心为他感到遗憾，对他这么说道。 “有什么办法呢？我以前在巴尔瑙尔工作，后来被解雇了。我有家室，没办法，只能到这里来挣钱。跟狼住一起，就得学狼叫，入乡随俗嘛。我那时还不愿意跟着歌德的勘探队一起走，现在反倒是求之不得了。如果用得上我的话，您就给我写封信吧。”……我感到很难为情，想告诉他我根本不是工程师，也不是勘探队的成员，而是个逃亡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我想了想，还是忍住了。是时候坐上雪橇赶路了。曼西人在户外围住我们，手里点着我应他们请求赠给他们的那根蜡烛。空气相当平静，连蜡烛都没有熄灭。我们好多次互作道别，有个年轻汉特人甚至想亲吻我的手。西洛潘诺夫拿来一张野驯鹿的皮，把它放在我的雪橇上当作礼物。他说什么也不肯收我钱，最后我只能送了他一瓶我随身带着“以防万一”的朗姆酒。终于，我们上路了。 ※※※ 尼基福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第一百零一次告诉我，他那时坐在他兄弟家里，尼基塔·谢拉皮奥诺维奇走过来——“真是个狡猾的人！”——然后他，尼基福，一开始拒绝了，还有上等兵苏斯利科夫给了他五个卢布，说：“运他走吧！”——以及米哈伊尔·叶戈里奇叔叔——“是条好汉！”——对他说：“笨蛋！你怎么不直接说你是要运这个主体呢？”……一遍讲完之后，尼基福又开始了：“我就完完全全地跟您讲一遍吧……我坐在我兄弟潘捷列·伊万诺维奇家里，没喝醉，就是喝了几杯，就像现在这样。但这没事儿，我就坐着。突然，我听到尼基塔·谢拉皮奥诺维奇来了……” “这么说吧，尼基福·伊万诺维奇，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我感谢您，永远都不会忘记您付出的辛苦要不是不可能实现，我还会把这些事情刊登到报纸上：‘我谨向尼基福·伊万诺维奇·赫列诺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离开流放地。’” “那为什么不可能呢？” “警察盯上了怎么办？” “对，确实。但您要是刊登出去也是好事。我以前也上过一次报纸。” “说来听听？” “是这样的：有一个来自奥布多尔斯克的商人侵占了他姐妹的财产，而我——说实话吧——帮了他的忙。说是帮忙也不算，就是……促进了一下。要我说，你有钱的话，那上帝都会保佑你。是这样吧？” “呃……不完全对。” “行吧……就是说，我促进了一下。没人知道这事，只有一个人，彼得·彼德罗维奇·瓦赫拉科夫听说了。这个坏蛋！他收了钱，然后在报上这么发表：‘一个小偷，商人阿德里安诺夫，把钱偷走，另一个小偷，尼基福·赫列诺夫，帮忙销毁罪证。’每个字都是这么明明白白印出来的……” “您是可以起诉他的——告他诽谤！”我给他提了建议。“以前有位大臣叫古尔科，您可能听说过，不知道是他自己偷了东西还是帮别人偷了东西，有人告发他的时候，他就用了诽谤罪这一招。您当时也可以这么干。” “我是想这么干！但我做不到，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愤恨，而是开个玩笑……他是个聪明人，样样都在行。一句话跟您概括，他不像是个人，反倒像是张价目表！……” ※※※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到了伊夫杰利，住在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利亚林的家里。西洛潘诺夫向我推荐了这位“民粹派”，他待人诚恳、极为盛情，我很高兴能用这段话向他表达诚挚的谢意。 “我们这边生活挺平静的，”我们守着茶炊喝茶的时候他对我说，“连革命也没波及到我们这儿。我们当然对时事感兴趣，会通过报纸关注这些事，支持进步运动，送左派代表去参加杜马，但我们自己没被革命发动起来。工厂和矿山那里面有罢工和示威，而我们就平静地过生活，甚至连个警察都没有，除了有个管开矿的县警察……电报要到博格斯洛夫斯克工厂区才有，铁路线也是在那，离这边130俄里。流放者？我们这里确实有几个：三个利沃尼亚人[15]，一个老师，还有个马戏团的杂技演员。他们都在挖泥船上干活，没什么特别困乏的东西，就和我们伊夫杰利人一样平稳地过日子。我们这儿在找黄金，还有每到傍晚我们就会互相串门，见到哪家亮着灯火就去拜访……您从这儿能轻松去到鲁德尼基，没人会拦您。您可以坐地方自治局的邮车，也可以坐私人的车。我会帮您找个车夫。” 我们同尼基福告别。他已经醉到几乎站不稳了。 “您要小心呢，尼基福·伊万诺维奇。回去的路上可别让酒坏了事。” “没关系……肚皮还能装东西，背脊也就没问题。”这就是他临别的话。 ※※※ 我逃亡故事中的“英雄”时间，也就是乘着驯鹿穿越泰加林和苔原走了七八百俄里的路程，到这里其实就结束了。在这趟逃亡当中，由于幸运和机缘巧合，哪怕是在最冒风险的路段，也比在计划阶段我自己所想象的情况和其他人根据某些报纸的报道所判断的情况要简单得多、平淡得多。之后的旅程就完全不像是逃亡了，前往鲁德尼基的大部分路程里我都同一位消费税税吏同坐一辆大雪橇，他正在对沿途卖酒的商店进行统计。在鲁德尼基，我顺便向人打听了一下在这里坐火车是否安全。这里的地下工作者用当地特务的事情极力吓唬我，并建议我在鲁德尼基等一周，坐载重马车队去索利卡姆斯克，那边看起来比这里安全得多。我没听从他们的建议——而且最后也没有后悔。2月25日晚上，我顺畅无阻地在鲁德尼基坐上了窄轨铁路的车厢，一昼夜的缓慢行驶之后，我在库什瓦站换乘上了彼尔姆铁路的火车。之后，我沿着彼尔姆、维亚特卡和沃洛格达，在3月2日傍晚抵达彼得堡。这样一来，经过十二个昼夜的路途之后，我又有机会乘着马车在涅夫斯基大街上漫游了。这时间一点也不长，押着我们去“那边”就花了一个月呢。我在乌拉尔专用线上时，还远远没有脱离危险：沿着这条支线走的话，他们会注意每一个“陌生人”，假如托博尔斯克发来电报，我就有可能在任何一个站点被逮捕。不过一天之后，当我坐进彼尔姆线舒适的车厢里，我就立刻感觉到：我的行动胜利了。列车经过了路上的一个个站点，而就在不久之前我们才到过这些地方，受到当地宪兵、警卫和县警察局长的隆重迎接。不过现在我的旅程走的完全是反方向，而且我乘车时的感受也完全不同了。在最初的几分钟里，我在宽敞而几乎空无一人的车厢里都感觉闷得慌。我踏上一片漆黑、吹着凉风的连接平台，不由自主地从胸膛当中迸发出一声高喊——这是快乐和自由的呼喊！而与此同时，彼尔姆-科特拉斯铁路的列车正载着我向前，向前，一路向前。[16] [1]别廖佐夫是别廖佐沃的旧称。别廖佐沃是俄罗斯联邦汉特—曼西自治州的市区和行政中心。——中译者注 [2]以下对逃亡的描述有很大的改动，为了确保帮助我的人的安全，所有使用的名字都是虚构的。——原注中译者转引自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注释：在拙著《1905》中，逃跑这段故意用改头换面的方式叙述。因为在那时如实描写，会使沙皇警察找到我的同谋者的线索。 [3]科米人（Коми），旧称泽梁人（зыряне），是俄罗斯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区域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东北部的维切格达河、伯朝拉河及卡马河流域。——中译者注 [4]Чижи：驯鹿皮长袜，里面是毛皮；Кисы：驯鹿皮靴子，外面是毛皮。——原注 [5]“Малица”是一件驯鹿皮大衣，毛皮向内穿；在特别寒冷的天气里，上面会穿上大衣“Гусь”（毛皮在外面）。——原注 [6]这个是一个汉特语词汇。根据俄罗斯联邦汉特—曼西斯克（Ханты-Мансийск）2014年出版的《汉特语—俄语词典》，“пайԓы”为副词，有“顺利”（ровно）、“平稳”（гладко）的意思。汉特语与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同属乌拉尔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族，是濒危语言。——中译者注 [7]俄尺阿尔申是早期用于俄国及土耳其的长度单位,约等于71厘米（28英寸）。——中译者注 [8]这里是指法国作家儒略·凡尔纳的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Letourdumondeenquatre-vingtsjours》），小说的主人公是福格。——中译者注 [9]“米迦勒”是《圣经》提到过的一个天使的名字，是上帝指定的伊甸园守护者。——中译者注 [10]根据《汉特语—俄语词典》，“так”这个词有三个意思：坚固耐用的；坚硬的；尖锐的。——中译者注 [11]根据《汉特语—俄语词典》，这个词组应该对应“соттак”，意思为“很烈”。——中译者注 [12]这个词（хўва）有两个意思：远的；去远方。“萨卡霍扎”（сотхўва）意思为“很远”。——中译者注 [13]曼西人（Мāньси），旧称沃古尔人（Вогуличи），是西伯利亚西部，鄂毕河流域的原住民族，与汉特人有亲缘关系。 [14]原文直译为：“你是不是住在沙皇生活的地方啊？”——中译者注 [15]此处指来自沙俄利沃尼亚行省的人，该行省包括现代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一部分。——中译者注 [16]欲知后事如何，请阅读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中译者注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TheFormationoftheEconomicThoughtofKarlMarx:1843toCapital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 ﹝比利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 1967年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6月；吕佳翼编译编译者前言第一章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第二章从谴责资本主义到为共产主义提供社会经济的论证第三章对劳动价值论从拒绝到接受第四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次总的分析第五章周期性危机的问题第六章完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第七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或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辩证法第八章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兴起的历史前提第九章工资理论的最终形成第十章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对异化的人类学理解到对异化的历史性理解第十一章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逐渐消除异化还是工业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异化？
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赵济，1981）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赵济1981 〔编者按〕本文原名《1930年至1932年上海托派组织的产生、活动及其消逝》，这次发表时，作者作了修改，本刊作了部分删节。〔来源〕本文刊载于《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二辑。〔作者简介〕本文作者赵济，于1927年在苏联留学期间加入左派反对派，1930年参与组织了中国左派反对派中的一个派系（“战斗”派），1931年在统一的新组织中曾被选为宣传部干事，但脱离于日常的组织生活（即自行脱党），后以译述为生。1937年后返回故乡云南，以教书为生。1952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1979年恢复自由，1994年在昆明去世，享年92岁。托派组织，就其在一九三〇年的各派分立状态及在一九三一年统一后的组织而言，它在上海活动的时间不到二年。[1] 在追述托派组织活动时，我觉得有一定的困难，困难在于只凭个人的回忆，而无当时文字上的依据。我是活动的参与者之一，但我只是一个派别的成员，对其他派别的情况不甚了解，而且统一以后我又不负任何责任，因此我所知道的并不全面，现就我所知道的情况，作较为详实的叙述，使其尽可能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一九三〇年上海的派别活动一般说，在革命遭受失败之后，党内产生不同意见，因不同意见而形成党内的派别斗争，这是时常出现的事。从各国的历史来看屡有所见。但是从中国来说，上海先后产生的几个托派小组织不是采取党内斗争的形式，而是一开始就脱离党采取党外独立的小组织活动。[2] 上海托派组织先后产生了四个派别，即：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的“无产者社”；区芳、陈亦谋等的“我们的话”派；刘仁静、王文元、濮一凡等的“十月社”；赵济、刘胤等的“战斗社”。这四个派别，就我所知，除“我们的话”派和党没有渊源外，其他三个派别的分子，大多数都是和党有深切关系的，都是在建党初期及大革命期间就参加了党的。这些人，特别是一九三〇年回国的，本可以留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向党提出，求得党内一致，可是，他们不这样做，而却脱离了党。[3]他们对王明、博古的不满固然是一种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受了托派思想的影响。现在根据我所知道的和回忆得起的，分别对这几个派别加以叙述：（一）“无产者社”的组织及其活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撤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4]后来听说他自号为“撒翁”，顾名思义，即大有撒手不干之意，但是陈独秀在政治上不会自甘寂寞的，就是随同他“下台”的、他左右亲近的人也必然不甘寂寞，因而形成他们和党对立的派别活动，这是必然的。后来，听说他们向党提出过以陈独秀为首六十一人签名的意见书。但是意见书的内容是些什么，是哪一年提出的，在他们提出意见书的时候，是否就已经接受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作为他们的意见书的内容，以及签名的六十一人，除我能想象的如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李季、尹宽、汪泽楷、罗汉、何资深、陈其昌、江常师、罗世藩、谢英、蒋振东、刘伯庄等人以外，其他是哪些人？我不清楚。我想，提出意见书在他们是一件大事，但在一九三〇年十月我和尹宽、陈独秀见面时，他们并不曾提起过。而当时我不曾听说有这件事，所以也不曾向他们问过。[5] 为了了解陈独秀等人的实际情况，我很想和他们见面。一九三〇年十月，有一天靠近黄昏时分，我到南京路“三友实业社”买点日用品，我正在南京路上走着，迎面来了一个高个子，突然把我叫住。我一看是尹宽，我就说了一句：“啊！长子，你也在上海？”他小声对我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一直呆在上海。（长子是尹宽的诨名，因为他个子高，过去党内同志都这样叫他）他问我几时回国，我说回来没有多久。紧接着他又说：“老先生（过去党内对陈独秀一般都如此称呼）也在上海，你可以和他见见面。”我说：“我也正想见见你们，苦于不知道你们的住址，今天如此巧遇再好没有了。”街上不便长谈，他立刻约我到他的住处。他住在提篮桥弄堂房子里，一个人住一间厢房，同院住的人家不少，但谁也不管谁。室内陈设除了一张卧床、一个书桌、两把靠椅外，别无他物。书籍、衣服地板上乱放，看来很不整洁，尤其使人注目的是床头放置不少药瓶，这表明他经常为病魔所缠，也显得生活十分潦倒。从尹宽口中，我知道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刘伯庄、陈清晨和他自己，都是靠写作生活的。他们写作的东西，主要是靠两个书店——“亚东图书馆”和“沪滨书店”出版。“亚东”开设得比较早，“沪滨书店”是新开设的书店。两个书店的老板，前者是汪孟邹，安徽人，陈独秀的同乡；后者是马任之，湖南人，可能是彭述之同乡，都有深厚的私人关系。在谈话中，尹宽隐约谈到他们内部还出过仅供内部阅读的刊物，名为《内部生活》，是油印的，不定期。《内部生活》的内容是些什么，我没有详细问他，也不曾向他索阅过。因为我向他的书堆仔细瞅了一下，并未发现有油印的东西。初见面，我不便多问他关于他们的小组织活动情况，以及他们对党抱什么态度。临分手时，我同他约定时间，再次到他那里和陈独秀见面，我也把我的住址告诉他。过了两天，我按照约定时间第二次到尹宽住处，那是在傍晚时候。我到后不久，陈独秀也来了，坐定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面包。我问他：“老先生，你还没有用过晚饭？”他说，他长期害胃病，近来尤甚，每天只能以面包充饥。我看他虽然害胃病，但精神并不颓唐。这一次我和他见面，也出乎我的意外，他的神情与我的想象不同，我觉得他热情而又和蔼，这和我以前见他时，不大相同。在大革命期间，我前后见过他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我列席会议，我见过他，也就在这次我认识党内不少的人。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下旬，我到广州对杨希闵军队进行策反工作时见过他。他对我和赵适然、吴少默、陶光潮等四人亲自作了指示，要我们到广州后，先向广东区委报到并和第三国际代表联系，由他们作出决定，再相机进行。第三次是同年六月中旬，广东杨（希闵）刘（振寰）事变解决后，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我回上海，向党中央口头报告杨刘事变解决经过及广东区委的工作情况。因为当时不便携带文件，我回到上海后就去见陈独秀，把区委书记陈延年口授的话详细向他报告（我那时年青，记忆力不差，自信没有遗漏，也没有参加一点自己的意见）。他听完后勃然大怒，大骂陈延年，倒使我弄得不知所措，当时郑超麟在旁劝止了他。所以他过去给我的印象是家长作风，专横独断，盛气凌人。这次见面，那些现象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在谈话中，他流露出对第三国际不满。他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第三国际不能没有责任。他之不满是说把中国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他头上，他是不服气的。但他也说这不是服气不服气的问题，而是如何从失败中取得教训的问题。他还说，如果在中国大革命期间，能够看到联共反对派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人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有些帮助，即是说中国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就不至于过分迁就，以致一错再错。随后，他问我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有些什么见闻。我把我听到的一些传说告诉他，如联共党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关于列宁遗嘱，以及关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争论等。我说这是属于“闻”的方面，而且是间接听到的，因为没有看到所争论的文件以及“遗嘱”的原文，所以不完全置信。我又谈及我在莫斯科的直接见闻，我说一九二七年底，我曾看到“第三国际六大纲领草案”和托洛茨基对“纲领草案”的批评。至于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事隔两三年即使再好的记忆力，也不可能完全记住，我只能把当时所能回忆得起的告诉他。另外，我还谈到一九二八年斯大林亲临东方大学对中国学生讲演中国革命问题的情况。我们前后听过他三次讲演，每次讲演，都各有中心内容，如批判中国党的错误领导、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前途等。斯大林在讲演中也批评反对派（指托洛茨基等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这说明联共党内对中国革命问题确有争论。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等人，是说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并没有定见，而且是前后矛盾，忽而主张同国民党联合，忽而又反对同国民党联合。我个人听了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这一指责，由于看过托洛茨基对国际六大纲领草案的批评（虽然没有直接见过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写的东西），就不完全置信。我说：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不明真相的人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您是当时的领导人也是无法否认的。可以说在莫斯科绝大多数听了斯大林讲演的，对当时党的错误领导是十分反感的。不过，也有人对当时党的错误领导抱一些原谅心理。第一，认为中国党年幼，缺乏经验；第二，中国革命的失败，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第三国际（当时布哈林任第三国际主席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后为季米特洛夫所代替）也不能完全推卸责任。因为第三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是执行第三国际指示的，中国党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鲍罗廷都很明了，就他的任务来说也应当明了，他必然要向第三国际反映，那未第三国际就应当看出中国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及时加以纠正，而不应任其继续发展，最终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以当时第三国际的威望，纠正中国党的错误，甚至撤换几个人，是不会有人敢于不服从的。为了革命的利益，我想老先生也一定会服从，尽管有人说您“刚愎自用”。我向他说了这些话后，他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就是我回国后第一次和陈独秀见面的情形。和他见面后没有几天，我和刘胤曾搬到尹宽的院子内同住了一个月左右。在这一段时间，陈独秀来过三四次，总是在黄昏时候闲坐个把小时就转去了。这几次见面，多半谈及国内情况。在这一段时间也见到彭述之、郑超麟、罗汉等人。关于陈独秀派“无产者社”的内情，如组织情况、人数以及活动等，他们不肯透露，我们也不便直接询问。不过在和尹宽相处的日子里，他偶然也流露出一星半点，因而知道他们这个小组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人数约五六十人，有少数是工厂工人。他们的活动除不定期出《内部生活》这一油印刊物外，没有更多的活动。因为他们每个人为使自己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忙于个人的生活。从尹宽身上可以看出他每天忙于写作，生活是相当艰苦的。由于我和刘胤在当时不想和“无产者社”的人过分接近，也不想入他们的“伙”，想到如果同尹宽在同一院子内长期处下去，彼此都不方便，所以住了一个月左右，我们就搬走了。以后除在四派统一大会上再和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见面，以及和尹宽、王独清偶有接触外，四派统一后的组织，被国民党破坏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二）“我们的话”派的组织及其活动我对于这个派别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不过有些情况大概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这个派别产生于一九二九年。这个派别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几个学生回国后在上海组织的。很显然，这个派别的分子同党没有关系，所以一回国后就成立这样的派别。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间，我问过尹宽，他是否知道这个派别的情况，他也只回答说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我也偶然看过《我们的话》这样一种刊物，但究竟是些什么人搞的，由于彼此无接触，所以不知道。这就说明陈独秀派在一九二九年乃至一九三〇年和自命为托洛茨基派的“我们的话”派还没有发生关系。第二，这个派别的托派思想无疑是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形成的。我们在莫斯科就听说拉狄克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山大学讲课，他讲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问题。他对中国历史有一定研究。他认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到近代的全部历史，就是农民革命斗争史。历史上农民革命没有一次成功，主要原因是革命本身没有坚强领导。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冲破了中国的封建藩篱，产生了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时也产生了中国近代无产阶级。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应当起着领导作用，放弃领导，就无异于放弃革命，这就是拉狄克的论点。“我们的话”派据说就是接受这种论点，回国后就组织了托派的小组织。这说明这个派别不是从党分化出去的，他们同党毫无关系，同陈独秀派在一九三〇年以前看来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话”派据说在一九二九年出版过刊物，其名称为《我们的话》，这个名称显然是袭用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三年以后在巴黎所办的刊物的名称。这个派别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开设了一个书店，名为“新宇宙书店”。我曾去过两次，目的想看看《我们的话》这一刊物的内容是些什么，但两次看遍了书架上所陈列的出售的书籍，都未发现这一刊物，我也不便问书店小伙计。这个书店出售的书籍，几乎全是代售其他书店出版的新书，它本身出版的在书架上我只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托洛茨基著的《列宁传》，一本大概是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前一本我翻阅了一下，觉得译笔生硬不堪卒读。后来再经过北四川路时，一看这个书店已被国民党查封了。[6] 开书店办刊物这大概就是“我们的话”派在那个时期的唯一活动。至于“我们的话”派究竟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我一直不清楚。四派进行协商以及统一以后我只知道两个人，也只和这两个人接触过，一个名叫区芳，一个名叫陈亦谋，两个都是广东人。托派统一后的组织被国民党破坏后，他们两人和陈独秀等同遭逮捕，由于贫病，不久死于南京监狱，这是后来听说的。[7] （三）“十月社”的组织及活动这个组织产生于一九三〇年十月，它之名为“十月”，当然不是因为它产生于十月，而是它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十月”来命名的。“十月社”的成员我知道的有这么几个人，即刘仁静、王文元（又名王凡西）、濮一凡（又名濮德治，也有叫他濮得之的，而其实这是同音的叫法，一九三八年来云南后改名为濮清泉）、宋逢春、董汝诚（一九三八年七月间我在昆明遇见他，他改名为董建平）等人，这大概也就是“十月社”的全部人马，因为我不曾从这几个人口中听说还有其他的人。刘仁静到莫斯科大概比我们早得多，他是在马列学院学习，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他恐怕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我们到莫斯科后，就听说他和托洛茨基见过面，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住在土耳其布林基堡时，据说他还和托洛茨基通信。刘仁静大概也是一九三〇年回国的，可能比我早一些。[8]后来托洛茨基又从土耳其被转移到挪威奥斯陆，他也和托洛茨基通信，可以说直接和托洛茨基通信的只有刘仁静一人。刘仁静收集的托洛茨基的著作比较多，他把他所搜集的东西和他与托洛茨基之间的通信当作他的私有财产，不肯轻易示人。别人对他另眼相看，他也颇以此自豪。王文元、濮一凡两人和我同一时期去莫斯科，同在东方大学，又同一时期回国，所以对他两人较为熟悉。王文元记忆力强，虽也不能说他过目不忘，但他的记忆力确实比我们强。濮一凡为人豁达，善于诙谐。宋逢春、董汝诚二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我过去并不认识，而是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我到刘仁静住处，经刘仁静介绍而认识的。虽然在上海和他们两人接触次数不多，但在我的印象中，宋逢春为人机警，董汝诚则其人如其名，为人老实，口头上话语不多，显得很沉默。 “十月社”成立后，不见发表过什么东西。在四派统一之前我只知道刘仁静、王文元、濮一凡三人都在搞翻译，刘仁静译克鲁泡特金著的《法国革命史》。王文元翻译托洛茨基著的《我的自传》，此书出版后，我曾见过，我好像记得此书所用译者名是“石越”，即“十月”的谐音。濮一凡则翻译马克思著的《工资价格及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所用的译者名是“西流”，他们几个人译的书都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神州国光社的老板是王礼锡，后台是陈铭枢。在这个时期，即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上半年，神州国光社还出过一种杂志，名为《动力》，这个杂志主要投稿的是几个回国后既不留在党内，又与四派无组织关系只有私人关系的人，如杜畏之、严灵峰等，四派中也有人化名投稿在这个杂志上的。刘仁静在理论知识方面比我们丰富得多，这是我们承认的。但此人的最大缺点是不能处人。董汝诚后来回到他的老家陕西去了。（四）“战斗社”的组织及其活动 “战斗社”是最后起的一个派别，它产生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它的成员总共有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闵荫昌、解叔达、来燕堂等七人。前六人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其中除闵荫昌在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外，其他五人都在政治班。这六人中徐乃达是最早回国的一个。他本来是于一九二七年和我们同到莫斯科的，由于对学习不感兴趣，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自动请求回国。他同国后一直呆在上海。在上海他认识了来燕堂，来燕堂的家就住在上海。徐乃达能够在上海长期混下去，来燕堂对他可能有帮助。我们回到上海后，徐乃达和我们见了面，他介绍来燕堂和我们认识。这七个人如果从籍贯上区分，那未赵济、闵萌昌是云南人；刘胤、徐乃达是湖北人；王平一是山东人；解叔达、来燕堂是江浙人。在酝酿成立这个组织之初，我们也考虑过，从人数上说，我们远不及“无产者社”，我们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强的人数，从其他方面说，我们都不及“无产者社”，在工厂工人方面、在出版界，“无产者社”都有一定联系。我们也不及“我们的话”派及“十月社”，“我们的话”派能开书店，出版书刊，虽然为期不长，但他们在经济上总比较有办法。“十月社”的人数同我们相差无几，但他们的社会关系，即出版界关系比我们广，个别人的能力也比我们强。回到国内不久，要想在上海站稳脚跟，而又不具备任何条件，就这么几个人就想成立一个政治派别，实在是不自量力。既然知道自己的力量差，为什么又不参加既有的组织“无产者社”或“十月社”？关于这一点，也有过考虑：主动参加这两个组织中任何一个，不会不受欢迎，因为彼此都是熟人，即如初见尹宽，他表示那么热情，甚至代找房子。我们搬到他那里住，但后来毅然搬走，主要原因是在当时根本不想参加他们的组织，认为与其参加他们的组织不如独树一帜。对“十月社”则因不满刘仁静而不愿参加这一组织。同时我们也想到这些派别不会长期单独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灭，就是势必会趋向于统一，因为这些派别所抱持的同样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占一位置。决定另立组织后，大家计议，对外总得有所表示，于是着手写稿，筹印刷费，出刊物。刊物以“战斗”为名，其内容主要抨击蒋介石军事独裁，提出“普选全权国民会议”口号，多余的篇幅则刊载托洛茨基的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文章。现在回忆起来刊物内容极其贫乏，写作也非常笨拙，这个刊物，虽然秘密散发过，但这种拙劣刊物当然不会引人注意。这个刊物出了两期以后，由于经济无法筹措，就此夭折了。这里有必要把“战斗社”这几个人的情况说明一下：闵荫昌是首先离开“战斗社”的一个。他之离开主要是在上海无法生活下去。我们也想在上海替他找个糊口工作，但是大家都没有社会关系。来燕堂是上海人，虽然有些社会关系，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那时的社会风气是人与人之间谁也不敢信赖，来燕堂的社会关系，要间接介绍一个人也没有希望。所以在一九三一年闵荫昌一接到他家里寄来的钱，就离开上海回云南了，从此以后同我个人也毫无联系。刘胤回国后和我同住将半年，半年生活完全由我维持。我之能维持他的生活，原因是我回国初期，家庭对我还多少有点接济。同时我因王独清的关系认识成绍宗（成仿吾的侄子），他介绍我到善钟书店任编辑，每月可得所谓车马费三十元。就在这一段时间，刘胤译考茨基著《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约五六万字。我则译柯金著《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约二十万字。他译完后我曾花了相当时间和精力替他校改，他重抄了一遍，拿到新生命书店去出版，得了二百多元稿费。他对我说：“以后我们彼此应当经济独立。”我想此人在没有经济来源时，不闹经济独立，现在有了一点来源就闹独立，我立刻对他产生厌恶之感。我说：“好吧！你去独立吧！”他拿到稿费后，顺便就找了房子，那时找房子比较容易，遍处都贴有招租条，他收拾好行李就搬走了。我以为他从此不再有求于人了，但事隔不到半年，有一天突然哭丧着脸来见我，说他患了严重的肺病，医生劝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养，他打算到西湖去。我说：“你很有条件去休养，一个人无牵无挂，经济又能独立。”他觉得我态度冷淡，且话中带刺，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说了，他和新生命书店订了约，翻译鲁宾著的《经济思想史》，每千字稿费五元。他已经译了一部分，约五万字，在养病期间不能劳作，请我代译一部分，他已经译过的那部分也请我校改。他说他已经托李俚人代他译十五万字，请我译十万字，所得稿费对半分，就是说以所得一半帮助他养病，这是靠别人的劳动来生活和养病。在他哭丧着脸来请托的时候，我觉得就其为人，可以加以拒绝，但对他的病却又不能不同情，我于是答应了他。他放心到西湖养病去了。我除搞自己的翻译外，抽出一部分时间翻译他分给的部分及校改他译的部分。我译完后，他从西湖转来，把译稿拿去。照理他应给我二百多元，但他只给我八十元，推说全部稿费尚未到手，从此就避不见面了。我不知道他对李俚人是否也如法炮制。李俚人是湖南人，同我们一同回国的，他同派别没有关系，只同我们有私人关系，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同他商量什么，只要力所能及，他是会做的。刘胤也正利用他好说话，才找上他的门的。一九三二年以后，我和刘胤就不再来往了，但他的情况还是从旁了解得一些。由于第一个译稿卖给新生命书店，因而认识了这个书店的老板樊仲云、陶希圣两人。这两个当时在上海是小有名气的文人，刘胤很可能借卖稿而和这两人拉同乡关系，所以能继续同书店订约翻译，他用的假名是李麦麦。后来听说他因陶希圣、樊仲云关系进复旦大学教课，一九三四年病死于上海。[9] 王平一，又名王伯平，山东人，他不是山东大汉，而是山东矮子，大家不叫他王平一，也不叫他王伯平，而是叫他平儿，也有人戏叫他山东武大郎，但因称号过分开玩笑，所以不流行。初期，他对“战斗社”组织表现很热心，后来由热心变为冷淡，由冷淡堕落到公开投降国民党。这是两种原因造成的：第一，四派进行统一活动，他是积极参加的一个，满以为统一后他可以占一席位置，结果落了空，所以由热心变为冷淡。第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回国后他的父亲从山东原籍到上海来看他，带来几百块钱，他在这笔钱上打小算盘，用它来作小本经营，于是在徐家汇开了一个纸烟店，父子二人靠这个纸烟店过活，这个纸烟店就成了他的命根子，他想方设法保护它，也怕别人经常到他那里去。陈独秀等被捕之后，他怕连累到他，所以公开投降国民党，这是他的必然前途。徐乃达，脸上麻子成堆，所以人们都叫徐麻子，湖北人。他从一九二八年回国后就一直呆在上海，到一九三〇年我们俩见面，为时两年多，他是不是没有脱离党，因而能向党取得生活费，或者是靠他的家庭接济，我们没有问过他。我后来发觉此人每天啥事也不做，但能生活下去，他到熟识的朋友处，见饭就吃，临走时还要捞两文去。王平一开了一个纸烟店，他同王平一打得火热，王平一大概利用他跑腿。后来他跟王平一投降了国民党。解叔达是江苏人还是浙江人，我还拿不实在，原因是我们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并不接近。他和刘胤比较熟悉，四个派别统一后，他和王平一最接近，我和他更少来往，后来也同王平一一道投降国民党。来燕堂是徐乃达的朋友，我们和来燕堂是因徐乃达介绍而认识的。“战斗社”出刊物，在印刷方面是他找的关系。他也被王平一拉拢，结果也和王平一走了一条路——投降国民党。 “战斗社”就是这样一些人构成的。一九三一年初四派开始进行统一活动要统一，首先就得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而共同的思想基础是有的，这就是这四个派别都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在现阶段进行鼓动宣传打倒蒋介石军事独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召开普选全权国民会议。各派对于“统一”，也认为已是时候。如果当时不进行“统一”，而仍旧各自分立，那末可以想象，除陈独秀可能多存续一个时期外，其他派别很可能会自生自灭。出面进行“统一”活动，即先征询各派意见，同各派接触的是“无产者社”，然后四派各推出一人共同作召开“统一大会”的准备工作，如商定大会会址，大会召开日期，大会讨论程序，以及确定各派出席大会的人数。我大约记得，为了事先共同商讨有关大会的问题，各派推出人选：“无产者社”为尹宽，“我们的话”派是陈亦谋，“十月社”是宋逢春，“战斗社”是王平一。他们四个人商讨的时间不长，很快取得共同一致的意见：（一）大会会址由“无产者社”负责布置，并于会前一日通知；（二）大会于五月初举行，确定日期临时通知，会期暂定为三日；（三）大会决定四派统一后的组织名称；（四）大会讨论政治纲领及组织章程，然后交由大会选出的起草委员会起草，再经大会通过；（五）大会选举统一后新组织的领导机构；（六）在秘密状态下，商定各派出席大会人数不宜过多，“无产者社”五人，其他各派每派二人，共计十一人，其入选由各派自行决定。 “统一大会”的经过：“统一大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如期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无产者社”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罗世藩等五人，“我们的话”派为区芳、陈亦谋二人，“十月社”为王文元、宋逢春二人，“战斗社”为赵济、王平一二人，共十一人。[10] “大会”一开始就进行政治问题讨论，各派就当时国内外形势及今后的政治任务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就所提出的意见进行讨论，最后推出陈独秀、彭述之、王文元等三人，根据“大会”确定的意见进行起草，起草后向大会宣读，然后再经大会讨论通过。由于先经过充分讨论，所以三人小组起草的文件，没有更多的增改就通过了。这个文件的标题大概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即所谓托派组织的政治纲领。其次是讨论和通过组织章程。大家都反对繁琐，所以条文不多，很顺利通过了。在确定组织名称时，原来四个派别的名称应当废除不再沿用，这是必然的。大会上也提出过一些名称，都不恰当，最后确定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1] “大会”最后的程序为不记名投票选举所谓领导机构。在未投票之前先确定人数，有的主张七人，也有主张九人，但多数意见认为就目前组织情况而言，人数过多，无此必要，人数愈少愈好，最后一致同意七人。选举结果，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区芳、陈亦谋等七人当选。[12] “大会”未了事项，交由七人委员会处理，其内部分工，由七人委员自行决定，决定后在短期内向“同盟”成员宣布，大会即告结束。 “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3]的活动及遭破坏后之情况 “大会”结束后，七人委员会开始了它的工作。其内部分工是，在书记之下，分设组织、宣传两部。据我所知，陈独秀任书记；组织部由宋逢春、区芳、陈亦谋三人负责；宣传部由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三人负责。至于统一后总人数多少，分布情况如何，怎样编组，则非我所知也。这个“领导机构”给我以“宣传干事”的名义，而我那时正译《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和我经常接头的仅陈亦谋一人。[14] 从“同盟”成立到它被国民党破获（一九三一年八月），为时不过六个月，在这一短时期内，“同盟”出过几期《校内生活》，是油印的小册子，供内部阅读，并不外传，这说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工作不易开展。在困难情况下，容易滋生颓废现象，甚至产生极端不稳分子，陈独秀等没有觉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事后我得知陈独秀对原“无产者社”分子马玉夫、谢德盘已经产生怀疑，但未加防范。马玉夫探知在八月的一个夜晚“同盟”领导机构开会，即向国民党告密。在他们正在开会时，国民党特务突然闯入，出席的人（除陈独秀、彭述之未出席之外）全部被捕，这是第一次被破坏。[15]一九三二年十月则由于谢德盘告密，陈独秀、彭述之、罗世藩、濮一凡等被捕，这是第二次被破坏。他们一同被押解到南京。[16] 陈独秀等被捕后，上海《字林西报》马上刊载了这个消息。他们被解到南京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法院对他们提起公诉，进行审判，据说在审判期间，章士钊自愿任陈独秀的义务律师，代其辩护，但章士钊的辩词非陈独秀本意，陈独秀曾当场加以否认，陈独秀本人曾写了一篇《辩诉状》用铅印散发。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他们审判经过，上海中外报纸也有登载。陈独秀等人关在南京监狱，后来听说除宋逢春、区芳、陈亦谋三人先后病死于狱中外，其余六人，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被迫抗日时，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们各自分散，陈独秀、濮一凡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转到四川。陈独秀一直受国民党暗中监视。从报上看到，一九四二年他病死于四川江津。在陈独秀等被捕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组织已无形瓦解。有些没有遭到国民党逮捕的都已销声匿迹，有些则公开叛变，投降国民党，甚至无耻到配合国民党特务在街上到处抓人。只要在街头遇到叛徒，就很难幸免。在那个时期陆续遭到逮捕的，我知道有刘仁静、孙雪庐两人，这两个人都关在苏州监狱。以后刘仁静何时怎样离开监狱，则毫无所闻。孙雪庐则是在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时出狱的。我在那个时期是幸免于难的一个。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在路上无意中遇见原“无产者社”成员之一的陈清晨，我们谈起在陈独秀等人被捕之后还有哪些人未遭逮捕，先由我们两人设法和他们联系，然后推出三五个较为适当的人，形成一个临时组织来维持残局，徐图发展，在这样一个时期，对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不时发表意见，以便在社会上造成这样一个声势，即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组织并不因陈独秀等的被捕而瓦解、而死亡。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未遭逮捕的少数几个人，如罗汉、刘伯庄都搬了家，无法联系，两三个月后才找到蒋振东一人。可以说，在一九三二年以后和我经常见面的就只陈清晨、蒋振东二人。虽然我们三人经常碰面，可是对恢复组织却一筹莫展，到后来我们三人的接触，只不过是维持残局而已。我和陈清晨、蒋振东的来往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七年我离开上海时为止。不过和蒋振东见面次数少，因为他住在杨树浦，在工厂作工，很少有空闲时间。我和陈清晨经常见面。陈清晨原名陈其昌，河南人，北京大学毕业，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党，革命失败后住在上海，是“无产者社”成员之一。他一家三口，靠他写稿生活。他经常在“北新书局”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上投稿。[17]他的妻子，是一个纯朴的家庭妇女，有时帮人做佣工。他们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但从来没有见过她对陈清晨发过一句怨言。他们的以善为乐的精神，是值得人钦佩的。在三十年代，我们这一类人都有“上海居大不易”之感，生活都是穷苦的，但还没有穷苦到像他那样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他从不向人诉苦，也不轻易向人告贷。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到九、十月间，日本强盗已侵占上海大部分地区，“英法租界”也岌岌可危，许多人纷纷离开上海。陈清晨一家数口，无力离开，只好继续住下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整个上海后，即大肆搜捕，陈清晨惨遭杀害。[18] 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期间，我和陈清晨的来往中，有几件事有必要追述一下：（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我国，强占我国东北大片土地，激起全国人民愤慨，全国各地都产生了抗日救国的民众团体，压迫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主义，率领其军队进行抗日。单是上海一地，就出现了各界抗日救国的民众组织，其中之一是“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我和陈清晨两人参加过这个“协会”，进行过抗日宣传。这个协会按地区分组。陈清晨住在沪西，我住在“法南”，所以不同组。在“法南区”与我同组的有乐嗣炳、曹聚仁、谢冰莹等人。我和这些人以前并不认识，在参加抗日协会，编在同组时才认识的。说到谢冰莹，她是组内唯一的一个女性，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她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个女兵的日记》，所以大家对她并不陌生。曹聚仁家住在金神父路，住着一楼一底的一套房子。他的客室布置得很精致，当中一张长形短腿桌，上面铺着绿绒台布，桌上放着有碟有盏的瓷茶杯，桌子两端放着珐琅质的烟灰缸，长桌两边有长的皮沙发。我们每周集会，多半在曹聚仁住处，后来由于时过境迁，这个“著作者抗日协会”也就无形中取消了。（二）大约是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天，有一天下午，我去看陈清晨，他正在写信。[19]他见我来就停下笔对我说，他打算写封信给鲁迅先生，他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在上海文坛上看出鲁迅和左联之间有矛盾，他想乘此机会写信给鲁迅，让鲁迅了解一下“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不同意他的做法，我认为无此必要。我说：“你想用一封两封信去打动鲁迅，就能使鲁迅了解‘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幻想。我们尊敬鲁迅，并不是因为他是革命的政治家，而是因为他是革命的文学家，把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是比较恰当的。鲁迅在中国文学界所起的作用有如高尔基在俄国文学界所起的作用一样，对革命是热情的，对腐朽的旧社会的揭露和拌击是无情而猛烈的，他的笔锋非常锐利，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人所公认的。但他对不同的政治主张，不一定有兴趣去作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文学家。高尔基不是在革命的关键问题上同列宁的意见相左，在十月革命后离开了苏联，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底才回到苏联吗？尽管鲁迅现在和左联有矛盾，你想利用这一矛盾，写信去打动他，你是打动不了他的。” 陈清晨没有听我的话，还是写完他的信，在未寄出之前，全信给我看过，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不同意他寄出。可是他为人相当固执，终于把信寄出去了。后来鲁迅把他的信和自己的答复，公开在刊物上发表。他看见后才知道他所得到的反响与他想象适得其反。他很想对鲁迅的答复其中有些地方加以答辩，但他没有这样做。鲁迅把陈清晨的信发表后，外面有人猜测是陈独秀化名写的，当然不符合事实。（三）一九三五年我和陈清晨在上海见过两个美国人，他们两人都是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同他们发生接触，是十分偶然的。大概是在《密勒氏评论报》上看到一则“新书出版预告”，书名是《中国革命的悲剧》，作者是伊罗生。书名本身就很引人注目，作者的名字对读者来说也并不十分陌生，只要经常阅读《密勒氏评论报》，作者所写的东西是常会看到的。正因书名很引人注目，而且从中国大革命失败以来，还没有人以此为题材，来评述中国革命的经过和分析革命失败的原因。伊罗生以外国新闻记者身份，这是一般新闻记者所特有的优越性——在大革命期间到处奔走、为了采访新闻、搜集资料，可以同多方面接触，既了解革命方面的情况，也能知道反革命方面的内幕。所以我们想象，他所搜集的史料，一定是很丰富的。经过一番整理，分类解剖、分析而写成的书，一定有读的价值。我们和他素昧平生，但为了此书如能出版，以能先睹为快，所以写信给他，作为预订，这本来是一件极普遍的事情，我们没有想到他回信约我们见面。我和陈清晨也如约而去了，在《密勒氏评论报》编辑室和他见了面，就在这时他介绍他的同事格朗士和我们见面。伊罗生在中国时间较长，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谈到他在大革命期间的活动情况，他的书是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花了几年工夫写成的，不打算在上海印刷，而是寄回美国出版。他和格朗士年底回国，书出版后，他很愿意寄一两本给我们。后来他的书是否出版，出版后是否寄给我们，我们都无从得知，因为我们在上海的住址是经常变更的。（四）一九三七年八月，罗汉从苏州到上海来，同陈清晨和我见了面。他谈到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已被迫宣布抗日，则关于释放陈独秀等人出狱的问题可以乘机进行。他说，他到南京先去见叶剑英将军（叶剑英将军是当时党派驻南京的代表），向他提出这个请求，请求他同国民党政府交涉释放陈独秀等人。罗汉同叶剑英将军很熟，我们相信他去见叶并向他提出这一请求是不会遭到拒绝的，因此我们觉得从对陈独秀等人的私人关系而言，罗汉的南京之行是有必要的。和罗汉多年不见面，这次他来上海是从“亚东图书馆”问到陈清晨的住址，才和我们见面的。我们也才知道一九三二年陈独秀等被捕后，他就离开上海到苏州，在一家私营漆染厂工作，直到一九三七年从不曾离开苏州，也不和任何人通信，这也说明他在政治上的消沉。他这次来上海，一方面办理他的私事，另一方面也想在上海如能碰见我们，谈谈彼此这多年的情况。我们见面后，他就到南京去了。十月初，他从南京回到苏州，结束他在漆染厂的工作，同着他的爱人来上海。他把他南京之行的情况告诉我们，他说他一到南京就去会见叶剑英将军，请求对营救陈独秀等人给以帮助。叶要他把关在南京监狱和苏州监狱的人开一个名单去，以便向国民党政府交涉。他根据他所知道的开了一个名单。并说，叶对他表示，党希望这批人回到党内去，但必须承认错误，叶希望他去西安一趟，见一见林祖涵，情况就可更明白些。听了罗汉所说的这一情况之后，我个人当时的想法是：无条件回到党内是可以的，如果必须承认错误，就说明党对我们还是歧视的。因此，对个人的出处，就不能不有所考虑。不过个人也认为，待罗汉西安之行的结果如何，再作决定。罗汉的南京之行，据他说，他在南京逗留期间并没有见到陈独秀等人，只是随后听说他们已经出狱，出狱后已各自分散，陈独秀到武汉去了，其他的人则去向不明。陈独秀去武汉可能还受到国民党暗中监视。他打算到武汉见陈独秀，然后再决定西安之行。罗汉谈了这些情况后，就匆匆离开了上海。十月下旬，我也离开了上海。从此以后关于罗汉的行踪就毫无所闻，一直到一九四〇年，才听说重庆大隧道崩塌，死亡万余人，罗汉即在这次死于非命。[20] 一九三七年我回云南。相隔九年后，我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初同徐如（在重庆谋得伪救济总署滇西办事处主任的职位）从昆明乘飞机到上海。一到上海我就打听一下上海出版界的情况，到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信步到五马路，看看“亚东图书馆”是否还存在，一看“亚东图书馆”还存在，店门是半掩的，不像是停业，不过有点萧条景象。我走进书店问小伙计：“汪孟邹老先生在不在？”小伙计反问我一句：“你找他干什么？”我说：“我是他的朋友，刚从外地来，想和他见见面。”小伙计进去通告，汪立即出来见我。我问起出版界的情况，他即表示并不景气，他谈起上海房价之高，真吓人听闻，租房子要金条。听了他的话，我的留住上海靠译著生活的幻想破灭了。在我们谈完话，我表示告辞的时候，他才对我说：“有几个老朋友郑超麟、王文元、彭述之都在上海，你如愿和他们见面，我可通知他们。”我说：“我很愿见见他们，就请你通知他们。”我通过汪孟邹和郑超麟、王文元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到时候我到约定的地点去会他们，见面后同到王文元住处，他留我吃晚饭，我问起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情况，在他那里我见到陈清晨的儿子，才知道陈清晨是怎样惨遭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他们几个人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潜回上海的，仍然靠译书生活的，他们并未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恢复了托派组织。他们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著的《俄国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儿子，朋友，战士》（为了纪念他的儿子谢多夫作的）等书，都是秘密发行的。这些书我都主动向他们要过，我还向他们要过托洛茨基著的《斯大林传》（英文版）、《不断革命论》（俄文版）两书，并在当时寄回云南。我向他们问起彭述之的情况，他们说这位“通天教主”（这是彭述之的绰号，据说在南京监狱就已叫开了的）真难办。他们和他意见相左也不来往，究竟在什么问题上意见相左，我也没详细问他们。我又通过汪孟邹通知彭述之，后来和彭见了面。我向他说明我来上海的原因，随后他就约我去参加他那一伙举行的“托洛茨基的纪念会”，到会的有二三十人，我和他们都是陌生的。我想这许多人同彭述之都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举行这样的集会，参加的人不会是普通的同情者。彭述之在会上介绍了托洛茨基的生平，他要我发言，我因毫无准备没有发言。我想彭述之约我参加这样一个集会，主要是让我看看他的“阵容”，比起郑超麟、王文元的一派，他的人数是较多的。我和郑、王见面除见到陈清晨的儿子外，我没有见到其他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当然郑、王一派也不一定只三几个人，但人数毕竟不及彭述之多，后来听说他们之间分为多数派与少数派，彭述之属前者，郑、王属后者，这大概是以人数多寡划分的。彭述之的多数派与郑超麟、王文元的少数派都是在他们于一九三七年出狱后回到上海经过一段时期聚合以后产生的，从时间上说不会早于一九四〇年，我是一九四六年才和他们接触的。我在他们三人之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我愿意接近郑超麟、王文元，彭述之为人，在我看来总觉得他有些傲然自恃。据说一九四九年他们又复统一，但在临近全国解放的时候，这个组织又复瓦解了。[21] 录入者注： [1]此说法是指中国托派从成立到第一、二届中常委被国民党反动派破获逮捕的时间。事实上，中国托派在上海活动的时间一直到五十年代初，总共长达20多年。 [2]此说法有误。 [3]陈独秀等人恰恰是因为“留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向党提出”，而遭中共开除。（参见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数封意见书） [4]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事实上，陈独秀不是被撤职的，而是自己辞职的。 [5]标题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由陈独秀、彭述之、尹宽所起草，有八十一人签名（实际上有三分之一为假名），罗汉、谢英、蒋振东并没有签名。 [6]新宇宙书店未出版过托洛茨基的著作《列宁传》，且最早的译本应为1933年韩起译本（南京国际译报社出版）。拉狄克的书译名为《中国革命运动史》，由克仁翻译，1929年11月4日由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 [7]区芳（？-1931），广东广州南海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共青团香港市委书记。1927年初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期间，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1927年上半年秘密加入了联共（布）左派反对派。同年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纪念日大会，他和一些中国学生在红场上打出了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1928年，被遣送回国。回国后，于同年12月参与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左派反对派组织——“我们的话”派，担任总干会候补委员，后改任干事长，并编辑机关刊物《我们的话》。1929年赴香港组织工人运动，建立起香港的左派反对派支部。1929年中国左派反对派（“我们的话”派）全国二大在上海召开，区芳作为香港工人代表列席大会。会后，区芳被留在上海领导工作，他组织和发展了上海左派反对派组织。1930年末，中国反对派统一运动开始之时，区芳及葛崇锷等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以“共党”罪名判处十个月徒刑。1931年夏在上海漕河泾狱中不幸病逝。陈亦谋（1902—1932），原名陈燕贻，广东韶关新丰人。出身农民家庭，年少好学。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附中，在大革命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同左权等一批学生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期间，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纪念日大会，他和一些中国学生在红场上打出了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因此被遣送回国。1928年，返回家乡秘密组织“犁头会”，举办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启发阶级觉悟，动员打倒土豪劣绅。1929年春，由于反动当局的镇压，秘密逃亡香港，后转往上海。到达上海后，参与并组织中国第一个左派反对派组织——“我们的话”派，积极开展宣传活动。1931年5月1日，中国反对派统一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陈亦谋被推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组织部长。5月22日，因叛徒出卖，陈亦谋及其他同志在上海英租界提兰桥被捕。11月25日，反动当局以“共党”罪名判处陈亦谋六年徒刑。1932年1月在狱中不幸病逝，享年31岁。 [8]刘仁静于1929年8月16日回国。 [9]刘胤（1903-1942），原名刘治平，笔名李麦麦。湖北竹山潘口塘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湖北区委派往苏联学习，次年转入中山大学。在校期间，接近过苏联的左派反对派运动。1927年被遣返回国。回国后即自封老牌托派，进行投机活动。1930年夏，同赵济等人一同组建了中国第四个左派反对派组织——“战斗”派，创办机关刊物《战斗》。后因其在统一的托派组织中投机失败，旋即公开投降国民党，摇身一变而为蒋匪反动政权的御用文人。1935年后，因“功”在复旦大学任教，抗战时随校一同迁入重庆。1942年6月在贫病中死去。 [10]“无产者社：陈独秀、郑超麟、江尚师、王芝槐、彭述之（经核实人数，无产者社增加一名代表，彭述之后来参加大会）；我们的话派：史唐、陈亦谋、楼国华（宋敬修代）、张九和两个香港工人；十月社：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治；战斗社：赵济、王平一。列席代表：尹宽、罗世璠、蒋振东、来燕堂。”（参见刘平梅著《中国托派党史》） [11]此说法有误。1931年5月1日四派统一的统一大会，确定新组织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表明组织仍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派。 [12]“5月3日大会选出全国执行委员会，由9人组成：陈独秀、王文元、郑超麟、陈亦謀、区芳、宋逢春、濮德志、张九、彭述之。候补委员：史唐、宋敬修、尹宽、罗汉。”（参见刘平梅著《中国托派党史》） [13]请参见注释[11]。 [14]“5月5日，举行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推选五人组成书记处：陈独秀为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主任，陈亦谋为组织部主任，王文元为党报主编，书记处秘书宋逢春。指派吴季严、严灵峰、赵济三人为宣传部干事。”（参见刘平梅著《中国托派党史》） [15]1931年5月23日，马玉夫由于其政治上的失意（投机失败），向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并发表投降自首书。同日晚托派中央机关遂被国民党破获。中央委员郑超麟、王凡西、陈亦谋、何资深、宋逢春、濮德治以及楼国华、刘静贞、张以森、江常师、王芝槐及其妻子、女儿等十三人被捕。（参见刘平梅著《中国托派党史》） [16]此说法有误。托派中央机关被破坏，是由于中共的叛徒盖叔达和费克勤的告密，并侦知了中常委的开会地点。 1932年10月15日，常务委员会在谢德盘家开会，被国民党警探协同法租界捕房破获。彭述之、宋逢春、罗世璠、濮德治及谢德盘当场被捕。谢德盘被捕后，当即叛变革命，供出了陈独秀的住所，是晚，陈独秀在家里被捕。此次共逮捕了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罗世璠、彭道之、曾猛、何智深、王平一、梁有光。（参见刘平梅著《中国托派党史》） [17]北新书局未创办过《中学生》杂志，此处应为《青年界》杂志，陈其昌同志在该杂志上发表过几十篇文章。《青年界》杂志于1931年3月创刊，为十六开月刊，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时被迫停刊，由上海北新书局编辑出版。 [18]陈其昌（1900-1942），河南洛阳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在军阀统治下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曾担任支部干事、市东城区委委员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于1927年秋离京赴山东工作，后赴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先后担任党的中高级干部。1929年在接触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著作后，与陈独秀等党内老干部一并转向托派，因而被中共开除党籍。1931-32年在托派中央两次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之时，陈其昌在白色恐怖下竭力维持、重建托派组织，在他的努力下成立了托派中央临时委员会，并担任临时中央委员。九一八事件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上海沦陷后，从事地下抗日工作和工人运动。1942年6月30日，陈其昌被日寇逮捕。9月被日寇杀害于黄浦江岸，壮烈牺牲，享年42岁。 [19]此处时间有误。陈其昌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的时间为1936年6月3日。 [20]罗汉（1897—1939），湖南浏阳小河乡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受陈独秀、李大钊及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和组织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中，积极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等学生爱国行动，并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底由北京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参加组织了勤工俭学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因此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1月，罗汉参与组建了琼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其书记，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2月创办了嘉积农工职业学校，担任校长。同年赴广州接受中共两广区委的领导，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与编辑《青年军人》杂志。东征期间，被委派为第四军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1926年2月5日，罗汉被任命为国民党琼崖特委主任，同时被任命为中共琼崖特支书记，成为琼崖国共两党组织的最高领导。1926年9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在校期间，接触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著作后，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1928年秋，罗汉回国后被派往北京，参与北方党组织的活动。1930年，参与组建了中国左派反对派组织——“十月社”，并编辑机关刊物《十月》。1931年5月1日，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罗汉当选为中执委常委，负责秘书工作。1931-32年在托派中央两次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罗汉因匿居苏州而幸免于难。1937年8月，罗汉主动联系中共中央要求同陈独秀、中国托派共同合作抗日。同年11月，中共中央突然宣称陈独秀及中国托派为“日寇暗探”，声称陈独秀及中国托派皆为汉奸、卖国贼。1938年4月，罗汉发表了《致周恩来等的一封公开信》，驳斥了中共中央的诬陷。后迫于生计，担任军委会工兵署技术员（少将军衔），从事技术工作。1939年5月3日，在重庆大轰炸中遇难，享年42岁。 [21]此处说法有误。1942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分裂成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和以王凡西、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多数派即为中国革命共产党（1948年9月建党），少数派即为国际主义工人党（1949年4月建党）。后来，国际主义工人党于1977年10月15日与多个托派组织合并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1991年后宣告解散。中国革命共产党则存在至今。
托洛茨基与苏联的科学发展（佐佐木力，1998年2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托洛茨基与苏联的科学发展佐佐木力（1998年2月23日）赵京译〔译者注〕编译自新时代社出版的《桥梁》周刊1998年2月23日号，发表于香港《十月评论》1998年第3期。一、《马克思主义科学论》的执笔意图苏联解体后，一般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权威价值，此书则力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历史性概括，揭示出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何等深透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也显示出与斯大林主义势不两立的托洛茨基思想是多么地光辉。今天的通俗史观认为，不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继承了列宁的残暴性——因为斯大林的统治只不过是沿袭了俄国革命后内战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俄罗斯，叶利钦周围的御用“历史学家们”，在日本，那些过去曾经属于左翼阵营现在转向的论客和田春树、山内昌之等人，正卖力地传播这种见解。这些人以学术权威的面目出现，为他们的说教附上坚实的外表，以不同形式论证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然归结。几年前，从实质上放弃社会主义的日本社会党，在思想态度上就受到他们的很大影响。这些曾属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论客并没有认真地阅读托洛茨基的论述，也没有认真地理解二十年代在斯大林统治下发生的“大转变”的意义。他们信奉激进主义的时髦，时髦过去后又不甘落后于新的流行思潮，站到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先头，简单地把托洛茨基主义也“超越”了。二、托洛茨基二十年代的足迹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面对突然来临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现实要求，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现成的处方。列宁与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与俄罗斯现实结合起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例如重用沙皇的旧军事专家，转换“战时共产主义”的过激经济政策、导入市场机能的“新经济政策”等等，并特别照顾到农民的现实生活。在男女平等、贫民子弟受教育权、免费医疗等方面，或许有人会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达成，但革命的领导者们却坚信，只有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才能达成这些改革。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最忌讳教条文句。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落后的农业国不可能达成高度的无产阶级文化，首先要发展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托洛茨基更进一步，在列宁临终前两三年出版了《文学与革命》，特别论及党对文学艺术的统制只会带来贫乏的结果。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的政治地位每况愈下，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1924年出版的《新路线》以及其他的经济政策有关的文献中，看出他为了工人国家苏联的存续所作的奋斗尝试。25年以后被排挤出政治权力中心的托洛茨基开始负责科学技术的行政事务，从他的演讲、著述以及“传说”中，我们知道托洛茨基对于相对论、精神分析法、原子能利用等抱有浓厚的兴趣。三、斯大林的“文化革命” 托洛茨基27年被开除出党，29年被逐出苏联。这也是斯大林权力确立的时期，在这个“大转变”时期，强行推广农业集体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统制经济，以及确立“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在此之前，列宁只被认为是伟大的政治家，但经过“文化革命”后，列宁也被捧为与马克思并列的理论家，其并不成熟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被捧为“哲学经典”；与此同时，粗俗的带有俄罗斯民族主义特征的“无产阶级文化”也诞生了。在斯大林的从上至下的“文化革命”中，文学、科学政策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卑俗的“唯物论”开始支配科学与艺术的世界。诗人马雅可夫斯基30年4月自杀，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代替了心理学、相对论因为与马赫哲学的关系受到冷眼，遗传学变成了“伪科学”，李森科一类的变态人成为权力的宠儿。只有与军事相关的物理学得到“保护”。所以，只从物理学界产生出科学家。一般地讲，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可能性下畸形发展的苏联科学，是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远因。四、托洛茨基的科学思想戈尔巴乔夫的“开放”以来，有许多从来没有公开过的关于托洛茨基与苏联科学的文献得以为人所知。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比列宁更深刻地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斯大林主义进行了全面殊死的斗争。在心理学方面，今天我们看到列夫·维果斯基的成就得到了承认。34年夭折的维果斯基的成就多是在20年代托洛茨基的影响下完成的。当然，更能说明托洛茨基影响的是在物理学分野。30年代以后，在列宁格勒活跃着以越飞为首包括朗道、加莫夫等青年的物理学家。他们不仅在20年代，而且在30年代也被允许出国与西欧的物理学者交流，被称为“苏联的哥本哈根学派”。但他们也逃不过大清洗的魔掌。37年夏天，托洛茨基的同情者布龙施泰因遭到逮捕并于第二年初被枪决。38年4月朗道也被逮捕，现在我们知道，其原因是他准备在“五一”节游行中散发反斯大林传单。朗道在狱中保持沉默并进行绝食斗争。是卡皮查与波尔等世界级物理学大师向斯大林的请愿信救了朗道的命。使朗道知名的不是他62年的诺贝尔受奖，而是他的四卷本的“朗道物理学教程”作为标准教材在全世界使用（包括中文版）。朗道20年代出国访问时总是穿上红色披风，以表示他的马克思主义——靠近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加莫夫33年趁出席学术会议之机弃却了苏联。加莫夫的父亲是敖德萨的教师，其父所教学生中的首位毕业生就是托洛茨基。除了政治思想，托洛茨基在科学、艺术、经济方面的思想，也是我们今天批判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因素。一言以概之，托洛茨基的思想是20世纪前期最忠实地、最独创性地拥护、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姜君羊〕田友，2002年1月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姜君羊（田淑）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姜君羊〕田友（2002年1月5日）历史是个奇怪的东西，老是缠住活人不放。大人教育孩子总是过去如何如何，老祖宗如何如何，还一再叮嘱：党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是背叛。今天，突然间爆出“新闻”：公布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洋洋三万言。普列汉诺夫临终前便嘱附他的政治遗嘱要在布尔什维克不再掌权才能公布。去年是苏联瓦解后的第十年，公布他的政治遗嘱可以说是符合他的心愿了。但人们弄错了，苏联的瓦解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不再掌权。布尔什维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便不再掌权了，掌权的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为什么要公布普列汉诺夫的遗嘱呢？在历史家看来，这自然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让人们能够根据它来研究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对于政治家来说，这也是一份难得的资料，说明早在1917年2月至10月的俄国革命期间，就有个顶顶大名的普列汉诺夫反对十月革命，反对建立工兵农苏维埃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人们把斯大林官僚政权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人们以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为根据，说明今天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是有历史根据的。“不要忘记过去”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大多数都不会知道普列汉诺夫是何等人物。早就有不少历史学家写过普列汉诺夫的传记，介绍他一生的经历，他的思想变化，对他这个人已有了盖棺定论，既肯定他有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也指出他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罪过。他的政治遗嘱，只不过表明他至死都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吧。下面就来看看他是怎样反对的吧。一、关于唯物史观普列汉诺夫在《遗嘱》中说：“贯穿整个《共产党宣言》的主要思想是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的阶级结构、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他们的智力活动等等。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大小”，普氏这话，一开始便说错了。不是“物质的生产水平”，而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财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出现了私有财产制度，才造成社会分裂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后一句话更是离谱。“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不是“取决”于，而是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严重程度。这是起码的常识了。普列汉诺夫曾经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94年写过《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一书，阐释了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俄国几代革命者以及各国后来的革命者起到积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作用。可是，二十四年后的普列汉诺夫，在他临终之前竟然这样来歪曲《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观点，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气愤。马克思说过，也证明过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和阶级斗争；说过，也证明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创造了物质条件；马克思说过，也证明过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便到来了。”但马克思从没有说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取决于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大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绝对找不到这样的论断。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语）。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两者是处在互相间“交互作用”之中。政治固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反过来，经济也受到政治的影响。认为只有经济决定政治，显然就是纯粹经济主义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而不是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发展的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并不是平行的。有时经济过程走在政治的前头，有时政治过程走在经济的前头。这说明社会发展的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各有其特殊性，各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政治过程绝不是直接取决于经济，但也不能说完全与经济发展过程无关。这只要看看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革命起义，特别俄国1917年2月至10月的革命便可以明白的。二、关于资本主义普列汉诺夫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非常错误的认识。他说，他“从马克思逝世后，尤其是在本世纪初起对资本主义所作的观察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朝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他怀着喜不自胜的心情，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表示了“欣羡”之情，他说：“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欣羡。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普列汉诺夫的想象力确实丰富，他作了上引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虚构的美丽画卷之后，还做了更加美丽的“预言”，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互相竞争，互相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会慢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但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许几百年”。这些向壁虚构的东西，完全是一个临死的人在弥留之际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胡言乱语，可以置之不理，但为了弄清问题，仍应花唇舌说上几句。资本主义的发展果真如普列汉诺夫所想象的吗？假如普列汉诺夫活到今天，就请他看看今天的资本主义吧，是不是和他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呢？无论他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前面加上多么好听的形容词，什么“自由民主主义的”、“人道民主主义的”等等，资本主义始终是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野蛮”制度。不仅在它形成的初期是这样，今天的资本主义仍然是这样，甚至可以说今天的资本主义，比刚刚新生的资本主义更野蛮、更不民主、更不自由、更不人道。普列汉诺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却不知道这次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火拼造成的严重灾难，死亡人数达一千万，伤残者两千万。耗费四千亿金卢布。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有苏联被迫参战而被人描绘为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而实质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为分割势力范围的战争。这次战争造成三千万人的死亡，损失的财产无法估计。二战后的半个世纪，由资本集团支持的大大小小地区性的局部战争从没有间断过。这些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罊竹难书。今日的美国是资本主义的领头羊了，美国的资产阶级一直以他们的富有夸耀于世，还自称是最民主、最自由、最人道的国家。但在911事件，两座高矗入云的世贸中心大楼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后，那个“不是”（布什）总统的总统竟然不顾人民的反对，在自称“民主”的国会支持下，借口捉拿恐怖分子本拉登为由捍然动用海陆空三军，对弱小的阿富汗发动了战争，仅仅七十天的功夫，就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投下了一万两千余枚炸弹，其中有最新制导技术装置的导航炸弹六千七百枚，使这个小小国家成了一片焦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911事件是恐怖事件，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捉拿元凶，严惩不贷。但直至于今有确凿的证据，便以残酷的战争手段加之一个被怀疑的国家，这难道不是发动战争的统治阶级肆意妄为的恐怖主义行为吗？而且，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强国的所谓“民主的”议会或国会，也都借口911事件不约而同地通过所谓“反恐怖主义法”，大大地限制了本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加强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镇压力量。直至今天“不是”总统还在叫喊要把所谓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继续下去，而且扩大到其他的国家。总统先生不经意说出了他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恢复”早在911事件以前便已陷于危机的美国经济。选择阿富汗为打击的目标，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从陆上打开一条通向世界最富有的中东石油资料的通道。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不来了”（布莱尔）首相、“是捞得”（施罗德）先生等等也都跟在美国之后，派出军队赶到阿富汗去，要在这个早被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弄得贫穷不堪的国家去分享一口汤。这就充分暴露了今日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时时刻刻都要用战争的暴力来达到它的掠夺目的，哪怕那个地方是不毛之地。或许普列汉诺夫在阴间或者在阳间看到了美国富裕的资本主义了吧，可是普列汉诺夫是否知道，美国富裕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千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千万人死亡的尸骨之上的。不要以为任何一个单独的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发展到美国资本主义的水平。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是以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的。离开了对整个世界的掠夺，绝不会有单独“一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或许普列汉诺夫看到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工资待遇生活水平以及享有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大大地提高了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变得更人道了，而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同样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美国工人阶级今天仍然是被剥削的阶级、被统治的阶级，仍然是资本的奴隶。他们随时地都受到列宁所说“资本主义的饥饿纪律”的束缚。普列汉诺夫知不知道因最近美国经济危机而被解雇的工人有成千上万。更何况全世界六十亿人口中，有十三亿人日收入不足一美元，有三十亿人日收入不足两美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极端困难的状态中；而且，全世界每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而死亡！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揭露过资产阶级种种卑鄙的收买工人阶级为的是“安抚”工人阶级，使他们认不清资本主义制度奴役和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怎么能够因为某些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改善而抹煞资本主义的本质呢？在这里，无需再提与普列汉诺夫关系密切的当今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资本主义的所谓“福利国家”吧。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哪能有什么“有保障的福利设施”呢？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到威胁全人类生存的地步。且不说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的危害，资本主义愈来愈依靠战争这个破坏社会生产力、极严重摧残人民生命财产的恐怖工具来维持这一事实便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已经发展到不能再忍受的地步。美国拥有的各种各式的核武器这一事实就把全人类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试想一想，既然那个“不是”总统能够不顾一切在阿富汗投下一万两千余枚炸弹，谁又能保证他有朝一日不按下他所掌握的核按钮呢？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民主、自由、人道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毁灭！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普列汉诺夫要“批评一下”马克思，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根据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知识分子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知识分子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具有“全人类的性质”，而且，“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经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形势，专政将是荒谬的。” 普列汉诺夫的“阶级矛盾缓和”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都极力否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这一历史事实。他们根本不懂得或者不愿意懂得造成阶级分裂和阶级斗争的原因。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是因为有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创造的财富为小部分人所占有，而绝大多数人却不能占有，或只占有一小部分。由于私有制的占有方式的不同，便划分为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等社会形态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在社会分裂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绝对没有什么全人类“共同”的道德、公正、人道等等。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全人类共有的道德、公正、人道等等才有其现实性。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以所谓全人类的道德、公正、人道来规范阶级的行为，就是对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欺骗。普列汉诺夫至死还鼓吹这种阶级调和的论调，证明他是在欺骗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穷尽毕生的努力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分裂和对抗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被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能调和的。有时虽有缓和的时候，但最终只有趋于激化而导致最后的决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马克思经过长期的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观察，才得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结论。普列汉诺夫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却起劲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历史上有过的反动阶级的独裁政权相提并论，是对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观点最恶毒的歪曲。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深刻地指出“巴黎公社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一再要求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认真学习和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认识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巴黎公社所以不同于以往一切旧的国家政权，就在于组成政府的人员是由巴黎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不享受任何政治的经济的特权，其工资待遇同一般工人的工资相等。毫无疑问，能够被选充当管理国家政权事务的人都只能是革命群众中最有声望、最有能力、最富于革命牺牲精神，忠于事业的先进人物。他们只有贯彻执行人民意志的义务，他们的一举一动只能以人民的革命利益为依据。而所有过去的旧的国家政权，不管它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其组成人员（所谓官员）都是剥削阶级、统治阶级豢养的鹰犬，他们的本领就是欺压老百姓，并以此得到升官发财。巴黎公社时期，普列汉诺夫还只是个六、七岁的娃娃，当然不会知道什么天下大事。长大后虽然信奉过马克思主义，却不曾认真研究过巴黎公社。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巴枯宁主义，这只能证明他的无知。把自己的无知而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诽谤和攻击，这就是反动。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之后，普列汉诺夫在解释党纲中关于沙皇专制统治后建立什么政权的问题上就抱有革命阶段论的思想，他认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只应帮助资产阶级推翻专制统治，完成土地革命，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开辟道路。革命胜利后只应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只能充当反对派，争取较多的政治权和较好的经济地位。这是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已为革命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普列汉诺夫抱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使他在1917年2月至10月的俄国革命中，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战争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号召阶级妥协，反对工农兵群众推进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在1917年8月间他竟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国务会议，以表示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支持，这就充分证明他已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成为资本家、地主和反动军官、政客的应声虫，因此，他为革命人民所唾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四、普列汉诺夫临终前的其他“呓语” 普列汉诺夫在1917年2月至10月的俄国革命期间，曾经攻击列宁提出的号召工兵农革命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四月提纲”，说是“疯子的呓语”。十月革命的成功彻底揭穿了普列汉诺夫的烂言。而他临死前留下的“政治遗嘱”才是真正地道的临死的人的呓语呢。这里再举几例如下：（1）普列汉诺夫说：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十月革命时列宁主张工农兵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工农兵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正如列宁所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便无从设想。”普列汉诺夫既不理解列宁的思想，也歪曲了列宁的思想。（2）普列汉诺夫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错了。这证明普列汉诺夫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在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名著中，马克思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引者）的源泉。”这大约不需要多加说明了吧。普列汉诺夫又说：“只要劳动是自由的，结合个人利益的，俄国人就会迅速消灭国家的落后。”在任何私有制社会中，劳动从来就不是“自由”的。一个除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只能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人去劳动，去积累财富。即便是在公有制社会中，劳动也不是“自由的”，而是自愿的。（3）普列汉诺夫说：“俄国需要按照宪法明确规定的权限行事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试问：“按照”谁的“宪法”？是资产阶级、地主的宪法还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宪法？又，这个“强有力”的政权是资产阶级的政权，还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是空话。而在普列汉诺夫的心目中，他所说的“强有力”的政权正是资产阶级、地主的政权。因为他主张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掌权！（4）普列汉诺夫质问说：“谁说过社会主义改造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普列汉诺夫竟然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马克思总结以往的革命经验提出的主张！早在十九世纪中，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就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过渡阶段。”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那些热衷于所谓“自由人民国家”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请记住这些话吧！这些话是马克思总结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经验的结晶。而普列汉诺夫竟然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普列汉诺夫至死都自以为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却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请牢牢记住马克思所说的三个“达到消灭”，一个“达到改变”的话吧！没有完成这三个“消灭”，一个“改变”的任务，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而要完成这些革命任务，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做到，绝对不是任何别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能够做到的。 ※※※ 至于普列汉诺夫关于布尔什维克、俄国前途等等的临终“呓语”，这里就不必多说了。说清楚上面所说的问题也就够了。历史是无情的。普列汉诺夫曾经对俄国革命，对推动马克思主义运动作出过值得赞许的贡献。但从1905年以后，他却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既令人惋惜，也令人痛恨！ 2002年1月5日
从西雅图、魁北克到热那亚——一个新兴的群众运动（〔姜君羊〕田友，2001年8月1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姜君羊（田淑）从西雅图、魁北克到热那亚 ——一个新兴的群众运动〔姜君羊〕田友（2001年8月15日）近年来，大凡资本主义强国的领导集团召开世界性重要会议的地方，都爆发了来自世界各地民间团体组织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示威。从1999年12月3日到今年7月20日，在短短的一年又八个月不到的时间里，群众性的抗议示威运动便发生了十二起之多：1999年12月一起，2000年五起。今年到目前为止，已发生六起。下面只简单介绍比较重大的几起事件。一、1999年12月3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西雅图召开大会，遭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民间组织的群众四万多人的抗议示威。示威群众同警察发生武力冲突，引起了严重的骚乱，有十多人受伤，西雅图被迫宣布紧急状态，实行宵禁，整座城市陷于瘫痪。此后，抗议示威者即以“西雅图人”的名声载入史册。二、2000年2月12日，在曼谷召开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事前，贸发会秘书长里库佩罗宣称：“曼谷可以治好西雅图创伤。”泰国政府出动了七千警察来防卫，以防止发生西雅图那样的事件。但仍有大群自发的群众拥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贸发会议的召开。示威者举起的横幅写着：“（世界银行）=最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黑手党基金组织”。三、2000年9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布拉格开会，一万多人在会场外举行示威，表示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约一百人受伤，四百人受到警方质询。四、2000年12月6日，在尼斯，有五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欧盟首脑会议的召开，与警方发生冲突，有二十四名警察受伤，示威者有四十二人受警方拘询，两人被判监禁。五、2001年4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开会，就在距白宫仅数街区之隔的世界银行中心所在地，有六千多群众举行和平示威，遭到警察的镇压，有二百人被捕，其中有《华盛顿邮报》的著名摄影师卡罗尔·古齐。六、2001年4月20日，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魁北克举行，商讨美国提出的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与此同时，有成千上万的人群，代表九十多个劳工、妇女、学生和环保团体，纷纷从各地汇集到魁北克来，举行一连串的抗议示威活动。有数千人甚至是徒步穿越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就在美国的华盛顿州和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交界的国家公园举行集会抗议。在魁北克市，有两万多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同警察发生对抗。从21日直到22日晚上，在为保护国家首脑开会而设立的被称作“耻辱的围墙”周围的街区，示威者同警察发生了延绵不断的巷战，警察使用催泪瓦斯、橡皮弹和警棍，追捕领导群众抗议示威的领导人，如著名的等人。被捕的抗议者有五百人以上。受伤的群众有的伤势很严重。警方有十九人受伤。整个抗议活动，持续进行了一星期之久。七、2001年6月25日，原定世界银行在巴塞罗那开会，当即有一万人上街游行示威表示反对。示威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有三十二人受伤，二十二人被捕。由于害怕发生更严重的暴力事件，世界银行被迫取消这次会议。八、在上个月（7月）的20日至23日，热那亚举行西方七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俄国等八国首脑会议。在会议之前，东道国意大利政府为了保证会议安全，采取了一系列防卫措施，在市中心的主要街道设立红色禁区，用混凝土筑成高墙封锁街区，下水道全部焊死。在主会场，用高达四米的铁栏围起来。还动用两万名军警便衣，配备了催泪弹、高压水枪、盾牌、警棍等。意大利军方甚至部署战斗机、驱逐舰、地对空导弹，在会议之前几天，热那亚当局关闭了火车站、机场，停止地铁营运，还停止执行欧共体公民可以自由入境条约。出入港口的船支必需在指定的码头停泊。这一切防卫措施，有如面临大敌一样，使这座闻名遐迩的古老海港城市变成了一座孤零零的“死城”。但，这一切仍然阻止不了在八国首脑会议之前，便有来自世界各地，代表多达三百二十四个民间群众组织的十万以上的群众集中到了热那亚。在7月19日起便开始了对八国首脑会议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特别使八国首脑惊异的、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这些到热那亚来参加抗议示威的群众已组成名为“热那亚论坛”的临时机构，负责领导、指挥和协调群众的抗议示威活动。这就使本来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会合成为浩浩荡荡的大军。八国首脑会议举行三天，十多万人的抗议也进行了三天。在八国首脑会议的头一天（即7月20日）下午，示威群众同军警发生衝突，有一名叫朱利亚尼的年仅23岁的意大利青年被警察开枪打死，总共有一百四十八人受伤，其中示威群众一百一十四人，记者十人，警察六十人；有五十六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第二天，十五万群众再次走上街头，抗议警察滥用暴力，枪杀示威群众，愤怒的群众沿途向军警高喊：“凶手！”“凶手！”。示威者再次与军警发生冲突，警方用高压水枪、催泪弹，来对待群众，有两百人受伤。22日清晨，意大利警方突击搜查示威群众组织设在一所学校里的总部，带有了一批计算机磁盘，有六人受伤，十五人被捕。以上这些震撼人心的群众抗议示威运动，都是针对当今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强国的统治集团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协调它们推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国际政策，并强加给其他国家而举行的。对于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今年4月间魁北克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前夕（古巴卡斯特罗统治被排除在外，没有参加会议），到魁北克去参加抗议示威的群众，针锋相对召开了美洲民间组织的第二次美洲人民峰会。峰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我们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提案，反对贸易和自由化，反对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模式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性的，它对生态是一种破坏。我们主将建立以民主、平等和尊重环境和人权为基础的新的一体化渠道。”声明指出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提案是为提资者制定的权利和自由，它把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把人的生命和世界变成商品，否定人的基本权利，践踏民主，破坏国家主权。这个提案将加剧富国与穷国，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将会破坏人类与环境间的生态链，将会导致各国经济偏向于出口，破坏当地居民的需求，将会使地球和人类的资源商品化，危及当地的农业生产，特别对妇女劳动有着严重的威胁。声明郑重提出“我们主张保持各国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在美洲各国人民之间架设桥梁，巩固代议制和参与性民主，让妇女和男人真正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在7月间，对热那亚八国首脑会议的十五万人抗议示威行动中，也像魁北克的第二次人民峰会一样，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热那亚社会论坛”，同八国首脑会议大唱对台戏，针对八国首脑会议提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国际政策，就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环境保护、人权及劳工权益等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的问题展开了群众性的大辩论。美洲人民第二次峰会发表的声明，可以说代表了历次抗议示威群众的呼声。反映了全世界广大社会阶层的人民群众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统治者推行的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的极大不满，并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如果从十七世纪中叶克伦威尔领导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宣布成立英吉利共和国算起，资本主义制度推行至今，已经三百多年。这三百多年间，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了值得夸耀的物质文明和巨大的财富。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也给人类带来无劳无尽的灾难和痛苦：频繁的战争，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生态环境的破坏，热带雨林的毁灭，臭氧层的破坏空气和水源的污染，贫困、饥饿、瘟疫和传染病，等等，无一不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无一不在威慑着人类的生存。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已经达到最严重的地步。就社会分配来说，据近年的一些调查报告指出，2000年全世界拥有高额净财产的富豪有七百二十万人，其中北美二百五十万，欧洲二百三十万，亚洲一百七十万，中东二十二万，拉丁美洲二十七万。这些富豪占全世界六十亿人口的极少数，却拥有净财产达二十七万亿美元，比同年全世界的总产值三十万亿只差三万亿美元。而全球人均日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穷人有十三亿；不超过两美元的有三十亿。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说，三百五十八个亿万富豪的收入竟超过几十亿穷人收入的总和。全世界每日有八亿人挨饿，每年有一千三百万儿童因贫困、饥饿、疾病而死亡。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早已不适合人类生存的需要。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各国提资不足，公司大批裁员，失业率骤升，消费疲软，金融市场乱，股市动荡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迫近的阴影笼罩下，世界各阶层人民正在迅速觉醒，并采取抗争的行动，这无疑是未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的开端。尽管人民群众抗争的战略目标还不十分明确，行动还不够协调一致，特别是在历次之群众抗议示威行动中，还未能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当今社会主义左翼运动结合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个最大的缺陷。但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一个更伟大雄壮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必定会展现出来。恩格斯在1894年初应意大利社会党人的请求写了《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其中说：“《共产党宣言》的策略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所以，在酝酿中的革命运动的胜利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给我们创造出更为有环境。假如我们站在一旁，假如我们对各‘亲戚’党只限于纯粹消极的批判，那么，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有责任支持任何一种真正的人民运动”。恩格斯的话说得多好啊！一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当今新兴起的反对不合理的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群众斗争中来，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去争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至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 2001年8月15日
杂谈两则（〔姜君羊〕惠之，1999年11月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姜君羊（田淑）杂谈两则〔姜君羊〕惠之（1999年11月7日）一自从毛泽东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某一社会矛盾现象用如下的理论来划分：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知道，人们曾经把1957年的所谓“右派”划为“敌我矛盾”，以后又把彭德怀问题划为“敌我矛盾”，把刘少奇等一大批人的问题划为“敌我矛盾”，结果如何呢？历史真会开玩笑。所有这些所谓“敌我矛盾”，后来都给一笔勾销了。可见这种理论毫无价值，它的用处只在于用来排挤和打击异己的力量而已。由于思想的惰性使然，现在有些人想把陈独秀问题从原来划为“敌我矛盾”改划为“人民内部矛盾”。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改变。但这样的改变既不符合人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某条“标准”，也与陈独秀这个客观实际不符，只能说是一厢情愿。也常有人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视为“政见不同”。这当中也包含有“人民内部矛盾”之意。一般地说“政见不同”还可以，但如果把斯托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视为“人民内部矛盾”，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进入“过渡时期”的社会里，如果仍然存在着官僚国家，这个“过渡时期”社会的根本矛盾就是官僚国家的统治集团同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它决定着“过渡时期”社会的发展方向，要么就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要么就退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这一点，已为十月革命以来的全部历史所证实。正是在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斯大林代表着官僚国家统治集团的利益，而托洛茨基则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利益。我们只有从这一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考察问题，才能解开十月革命以来全部苏联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之谜。二 “圣言堂”的问题。陈独秀认为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万世皆准的制度，没有包医百病的学说。这是对的。但不能说根据前人的已被社会实践证明为真理的理论来进行论证是不对的。很明显，比如唯物主义、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等。这些都已被证明为真理的、前人研究和创立的科学理论，我们难道可以不要吗？有理由相信，陈独秀绝不会把这些科学的理论成果当作“圣言堂”之类的东西来反对的。在自然科学上也一样，我们难道可以不要原子论，不要牛顿定律，不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前人的理论是不是真理罢了。毛泽东过去提倡反对本本主义，后来竟发展到连马列主义的本本也不要了。笔者就遇到过这样的大专院校校长，自然是位共产党人了，竟连一套马恩列选集也没有，当然更谈不上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了。今日的书坊能摆上书架的马恩列的著作真是少而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现在的时尚是实用主义。不论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都以“实用”为主。凡能够促进“发展经济”、“发财致富”的就被认为是好的。难怪今天有些人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便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很好的制度了。人们希望回到资本主义制度去也就顺理成章，当然不愿再谈什么社会主义。有朋友说，毋需在历史的陈年烂芝麻的问题上多花笔墨。我们应当正视现实。现实的问题更为迫切。为什么资本主义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落后国家的劳动阶级（经过共产党）能够先于欧美的劳动阶级取得政权？苏联集团为什么会瓦解？其历史意义如何？中国现在处在什么历史阶段？所谓“改革开放”的意义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如何？……。这些无疑都是当前极需解决的问题。凡关心国家和社会命运的人都应当深入去探讨。这比纠缠在那些陈年烂芝麻的问题上不是更有意义吗？ 1999年11月7日
说英雄（〔姜君羊〕林蔚，1999年10月1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姜君羊（田淑）说英雄〔姜君羊〕林蔚（1999年10月14日） 20世纪2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批革命者，只要不依附权势，不随波逐流，而敢于探索真理，追求真理，那命运总是不济的。他们经历过许多历史事变，如抗日、二战、蒋介石垮台等等。在这些事变中，他们确实没有发挥过应该发挥的作用，虽然不能说一事无成，但他们所做的毕竟是微不足道的。正因此，不只别人常常讥讽他们没有干出个“名堂”来，即便他们自己，也无可奈何地深自愧疚，觉得他们未能做得更多，不能干预历史事变的进程，总是个“不可否认的大缺陷”。对于他们这些垂垂老矣的人来说，有这种感觉是很自然的，也有普遍性。岳飞的《满江红》有道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把岳飞的“三十功名”换成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事业，“空悲切”的感叹与他们这一辈老年人今日的感受就很相似了。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但这里有个根本的问题，即人类如何创造历史和创造什么样的历史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得讲客观条件，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情况，讲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撇开这些客观的起决定性的因素，不难就会容易陷入英雄创造历史的泥潭。人们着意把蒋介石刻画成抗日英雄。但我们知道，蒋介石是不情愿地被迫走上抗日之路的。他的胜利是“惨胜”。在人民看来，他并不是什么英雄，而是杀人如麻的魔王。人们也曾把斯大林刻划成反法西斯的英雄。但在战争中他却是十足的孬种。人民也没有把他视为英雄，只认为他是个大独裁者。毛泽东赶走了蒋介石，这无疑是英雄壮举，但他却把人民赶入“史无前例”的苦难深渊。你能说他是英雄还是枭雄？这些历史上的两面人物，使一般的历史学家大伤脑筋，不好评说。其实，这些既是所谓“英雄”，又是魔王，是独裁者，是枭雄的历史人物，都是在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塑造出来的。不管他们的业绩如何，终归他们都不是人民的英雄。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公认的十月革命英雄。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因为他们就是人民的一员。他们的一生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最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希望，并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在十月的风暴中，他们同人民一起战斗，并带领人民去取得革命的胜利。但，应该指出，如果没有人民奋起斗争，自然就不会有这两位十月英雄。列宁早死。在随后的岁月中，当苏维埃官僚们已经拥有愈来愈多的国家权力时，当人民的革命热情已经消退，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已经丧失殆尽，革命便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位十月英雄除了大声疾呼之外，他还能干些什么呢？正如历史已经昭示的，等待他的命运就只能是流放和驱逐出国的命运。列宁夫人在1927年曾说，如果列宁还活着，可能已被送进监狱去了。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官僚主义已经像潮水般淹没了苏俄大地，人民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丧失了斗志的情况下，列宁也难得有回天之术。他的命运也会同托氏差不多。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更缺少力量扭转形势。但他并不因此停止斗争。他义无反顾，坚决站在被剥削被压迫人民一边，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他承担了全世界反动势力强加在人民身上的全部沉重压力。在他一生最后的岁月中，他所做的，比他在十月革命时期所做的，更具有惊天地的英雄气概。正因此，全世界反动势力都把他视为最可怕的人，虽然他只是一个困苦的老人。他被杀害了。但他的英名，他的思想言论一直在激励斗争的人民前进。这就是人民英雄的力量所在。而那些“胜利的”僭权者却只获得千古的臭名。由此看来，一个正直的人民英雄，就在于他与人民息息相通，乳水交融，时时、处处、事事都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言行的出发点，并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和维护人民的利益，而不管他是不是成功了，或失败了。现在有些人把苏维埃的瓦解归罪于列、托这两位人民英雄，认为他们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做了“超前的”、现在还不能实现的事，以致招来今天的悲剧结局。这种责备实在不新奇，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一切机会主义者过去借口客观条件不成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极力反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陈词滥调的再版罢了。这些陈词滥调早被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批驳得体无完肤了。只要认真读一读这些精彩而有说服力的著作，就会明白今日的所谓“超前论”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不正确的。在过去的历史剧变中，革命者未能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这是因为力量太弱了。形势比人强，客观形势使他们不可能起到更大更多的作用。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给予他们的压力，比任何时期的进步人士所受到的压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像陈独秀那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广博学识多才多艺的人，在客观环境的压力下，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可见形势对他们是何等险恶了。在险恶的环境下，他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岂能奢望干出轰轰烈烈的伟业呢！在一片黑沉沉的长夜里，在众人已经疲惫不堪、沉睡不醒的时候，只有那个孤零零的守更人还在警惕地监视着时光的流逝，到时候便敲起梆梆的更鼓，催促浓睡的人赶快醒来，去赶路，去耕作，去做工，去斗争。这样的守更人，这样的工作，确实平凡而又渺小，但却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活内容和伟大的生活意义，显示了一个人做人应有的高尚品格。我们对自己的过去，固然不应自吹自擂，自夸自大；但也不应自视卑贱，妄自菲薄。我们固然不是时代的英雄；但也不是时代的侏儒。我们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只是平平凡凡的守更人，敲响更鼓，如此而已。回顾过去，堪以自慰的是，我们这些守更人，并没有逃离过职守，算得是坚守岗位。虽然也偶有打错更鼓的时候，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守护在沉睡着的人民身边，与他们共渡艰难岁月。我们没有做对不起沉睡未醒的人们的事，也没有趁人们熟睡时趁机去大捞一把。我们一直在说真心话，没有欺骗人民。仅此一点，便足以使我们抚心无愧，引以自豪了。我记得有位王姓学者，称郑超麟为英雄，称陈独秀为英雄，还说所有坚持真理、不向权势屈服的人都是英雄。这话确实说到了人生的真蒂所在。骆星华兄写了《在默默中生存，在默默中泯没──一个托派医师的后半生》一文，敍述他为病人默默地奉献自己全部力量，不为名，不图利，只知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为病人解除痛苦，因而赢得了普遍的同声赞誉。应该说，我们这位平平凡凡的医生朋友，就是一个极不平凡的英雄，是新时代新社会的楷模。一个人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此。创建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历史性事业，是人类自觉改变私有制社会为公有制社会的最伟大的历史性工程。这是一项群众性的事业，而绝不是几个革命家，或某个革命党的事业。新社会的创建必定要经历极其复杂曲折、艰难困苦的斗争过程，既包括革命人民反对阶级敌人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包括反对人民队伍中的由于私有制的侵害造成的或沾染上的各种丑恶东西的斗争，诸如反对自私自利、贪婪、懒惰、赌博、偷盗、吸毒、嫖娼、卖淫、道德败坏、装神弄鬼、愚昧落后等等的斗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只有通过这种种斗争过程，增长文化科学知识，提高革命素质，和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创建新社会、管理新社会的能力和才干，才能担负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没有革命群众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增长和革命素质的提高，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觉悟，新社会的创立简直是不可以设想的。不难设想，在科学技术获得巨大发展、专业性的社会分工和复杂的社会管理愈来愈细致的今天，如果没有文化素养和科学技术知识，就不可能管好现代化的大生产和复杂的社会机构，使其确保正常运转。也不难设想，一个二流子，或者一个浪荡汉，再或者任何一个通身都是私有制臭味的人，怎么可以成为新社会的公民？又怎么能够管理和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呢？恩格斯晚年总结1848年革命以来的经验就曾指出，由少数几个革命领袖领导被动的群众进行革命的时代过时了。今后的革命是：参加革命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具有革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懂得为什么要革命”。今天，我们可以补充说，不仅要知道为什么要革命，还要知道如何进行革命和推进革命。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几十年之后，这个群众性的革命自觉性和主动性的问题便更加明白地摆在我们面前，要求每一个革命者给予高度的重视。十月革命后之所以退潮，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常说的革命处在低潮中。所谓“革命低潮”，就是指群众由于种种原因（西欧几个国家革命的失败、俄国的落后性、多年战争和内战的消耗使人民感到疲倦等等），革命的热情冷落了，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了，没有了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再没有力量投入到革命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反动的势力就会抬起头来，猖狂起来，革命取得的成就可能会丢失。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内战结束后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进一步深究来说，群众对革命消极和冷淡的众多原因中之一，则在于对革命和革命形势没有正确的深刻的认识。因此，群众对革命就不会热心，当然谈不上为革命去进行斗争了。我们姑且不说十月革命时期一般群众对革命的认识问题。就以十月革命前入党的二万五千个布尔什维克党员来说，他们对革命和形势的认识也是很不一样的，有深刻，有肤浅；有正确，有谬误。这二万五千个党员（当然包括斯大林及以后追随他的人在内）在反对沙皇专制主义和夺取十月胜利的斗争中，无疑都是英雄好汉。但在革命胜利后的新形势下，他们当中便开始出现了分化：一些人坚持革命，继续前进；一些人看到前进路上处处荆棘丛生，险象四伏，便畏缩不前，害怕了，甚至后退了。他们宁可保住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不愿为未可测知的革命前景去冒风险。于是保守主义抬头了，革命意识慢慢淡薄了，革命的勇气和干劲也就逐渐丧失了。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在新的形势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意识和感情上的变化，一般群众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开始时，这种思想意识和感情上的变化还只是不自觉的，以后便渐渐地发展成为有意识的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思想和行动，而把革命的根本利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乎，斯大林主义对十月革命的反动便出现了。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它使我们懂得，不仅要提高革命先锋队，而且要提高广大革命群众对革命和形势的认识，提高他们的革命自觉性和主动性是何等重要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的英雄，绝不仅仅是几个革命领袖，也不只是某个革命先锋队，而是广大的拥有千千万万人的革命群众集体。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只是少数领袖人物和先锋队具有革命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要使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集体也具有同样的革命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才会有最可靠的保证。建立一支浩浩荡荡的具有革命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群众英雄集体，正是当今最迫切的任务。 1999年10月14日
真理在前进中——《失去强制的乌托邦》一文读后（〔姜君羊〕田友，1999年5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姜君羊（田淑）真理在前进中 ——《失去强制的乌托邦》一文读后〔姜君羊〕田友（1999年5月1日）偶然在《上海文学》1999年第1期上，读到一篇题为《失去强制的乌托邦》的文章，该文以●和▲分别表示两位作者金雁和秦晖的意见，全文几乎都是谈托洛茨基、其思想及托派人士的境况的。秦晖的“开场白”说出他们谈这些问题的导因： “近来郑超麟先生的去世，以及去世前他的几部引人注目的著作的发表（《郑超麟回忆录》、《怀旧集》及海外版的《忆尹宽》等）引起了国人对‘托派’的强烈兴趣。从他的书中人们看到了当年中国‘托派’人士的悲剧人生与精神风貌。那么，托派在今日世界上的境况又如何呢？” 金雁接着“先讲点个人感受。1991年我在波兰看了华沙电视台播放的多集文献纪录片《托洛茨基》，拍得颇具感染力。尤其是片中1940年托洛茨基遇害后世界各地的群众性哀悼场面，令观者无不动容。关于托派的文献我过去看过许多，但这次的视觉效果仍令人震动：真没想到以极端主义小团体领袖和偏执的激进思想家形象出现的托氏还有如此的感召力，更没想到在素无托派传统，而当时又正值剧变后不久，社会情绪的钟摆趋于最‘右’之际的波兰，会播出这么一部片子，而且产生了如此效果。” “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托洛茨基思想在当今俄国的影响。……剧变至今布哈林热早已销声匿迹、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则明显上升。今年（98年）10月7日反叶利钦大示威中为传媒关注的口号之一就是：“普里马科夫当心点，托洛茨基的子孙将把俄国引上另一条道路！” 托洛茨基主义“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之后，在1968年西欧学潮、工潮期间，乃至在东欧剧变前后，它的影响曾三度上升。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内各种左派思想几乎全面退潮，而托洛茨基主义几乎是唯一未受影响还有所发展的。” “普里马科夫当心点，托洛茨基的子孙将把俄国引上另一条道路！”这个带有警告性的口号，使人不由得想起二次大战前夕，法国驻德大使去见希特勒，希特勒津津乐道在同斯大林签订的《苏德条约》中他得到的好处，并沾沾自喜地瞻望战争胜利的前景时，法国大使警告希特勒说：你以为自己是胜利者，但最后的胜利者会是托洛茨基。这真是历史性的巧合。这是必然？抑或是偶然？当然，在二次大战中，胜利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但这不妨碍这里提到的巧合。早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已经把苏联国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斩草除根地消灭干净了。即使是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本人及他的亲人，也难逃过斯大林派遣的特务的谋害。但，六十年后的今天，竟然有“托洛茨基的子孙”要“把俄国引上另一条道路”，这确实是斯大林那样的人始料所不及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托洛茨基的子孙”指的不过是要奉行托洛茨基思想的新一代俄国工人阶级革命家。 “托洛茨基的子孙”能把今日的俄国引上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俄国的传媒没有明说。这也如同那位法国大使对希特勒没有明说托洛茨基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一样。但毫无疑问，虽然时间不同——相隔六十年，人物不同，时代背景不同，而说者和听者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所谓“托洛茨基的胜利”就是指革命的胜利。所谓“托洛茨基子孙引上的道路”，就是指革命的道路。而这里所说的革命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亦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人们自以为读过不少托派文献，但很难说是了解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主张。人们至今还在指责“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明确充斥着左得出奇的命题”，托派是“极左派”，是“极端主义的小团体”等等。尽管这些指责比指控托洛茨基、陈独秀、托派为“间谍”、“特务”、“杀人犯”、“匪帮”、“汉奸”来，要温和得多，好听得多，但这些指责毕竟仍然是斯大林辞典里的陈词滥调，没有丝毫实质性的内容。如若要人们在提出这些指责时要提供事实根据的话，可以肯定说，那只能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找到如下的话，什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就是“不要民族”，什么托洛茨基反对派提出建设水电站、实行工业化的主张就是“要农民不要耕牛，而去买留声机”等等之类的荒唐话。但，这绝对不是什么根据，而是斯大林一贯玩弄的歪曲、诬陷、伪造、栽赃、不讲道理的技俩。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代表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两个人真是冤家死对头，彼此绝不相容。但这绝不是个人之间有什么不解的冤仇，也不是什么个性的冲突；而是代表两种不同社会集团或社会阶级的利益首先反映在思想上理论上的矛盾，即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这一对矛盾及其斗争，从二十年代起贯串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列宁死后由斯大林扭曲建造的苏联这座大厦，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一国社会主义论。这座大厦的门口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到处贴满了“社会主义”的标志。斯大林把他的一言一行，他所推行的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都用“社会主义”来包装。在长长的几十年中，在苏联几乎绝少有人敢怀疑和指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托洛茨基和托派却敢于揭穿斯大林的欺骗性，指责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错误，他所建设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天堂，而是实行历史上少有的野蛮和暴虐的官僚专政。这个国家虽然由于十月革命而脱离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锁链，但它自身却充满解不脱的矛盾，特别是苏维埃官僚集团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窒息了这个国家。它的前途要么是工人阶级推倒官僚集团的统治，在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亦即无产阶级民主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正途；要么就会在官僚集团的统治下陷入资本主义复辟的深渊。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还只是一瞬间。但这六十年苏联和世界的变化却使人瞠目结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苏联瓦解了。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见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早就散了伙，它的成员争先恐后地要加入帝国主义者那个“反苏反共”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去。这些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在推行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这些改革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只差还没有在庄严的宪法上写上：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词句。但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命运，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只由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僚集团来决定的。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过去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今天仍然在反对后斯大林主义的新官僚统治集团。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并不愿意回到资本家、地主阶级统治的时代去。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发展，正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坚持要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事实胜于雄辩。几十年来阶级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体现了工人阶级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托洛茨基的主张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被苏东剧变证明是错误的。真理战胜谬误。这就是历史的裁决！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假社会主义迅速崩解，斯大林主义彻底破产面前，在托洛茨基主义在群众反对官僚集团统治的斗争中获得迅速发展的面前，那些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却给搞不清楚了。他们分不清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区别，分不清斯大林的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当然更不懂得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不断革命论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了。人们谈论什么“强制的乌托邦”、“失去强制的乌托邦”，什么“低调的理想主义”、“高调的理想主义”，什么“无强制的乌托邦”，什么“强制的现实主义”等等。用这些“概念”把斯大林的假社会主义视为“乌托邦”，也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视为“乌托邦”，把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视为“理想主义”，也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视为“理想主义”。在他们看来，不管是斯大林，是托洛茨基，乃至于列宁、恩格斯和马克思，通通都是“乌托邦”，都是“理想主义”。他们之间只有“强制”和“不强制”、“低调”和“高调”之分。人们并不追问斯大林是怎样背叛了十月革命，篡夺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权力，杀害了一整代布尔什维克，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优秀分子。不过，该文作者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者的“强制”手段是有所批评的。秦晖指责说：“理想过于‘高调’会使其难以实现，但‘难以实现’不等于造成灾难。而强制才是真正的灾难之源。……站在某种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可以力求避免乌托邦而达至意识形态理想的实现，但站在超越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我们首先要避免强制而消弥那不管以什么‘主义’为口实的灾祸。金雁则具体说出这种“强制”所造成的“灾难”事例： “过去社会主义各国都把托派称为‘托洛茨基匪帮’，指其犯了种种可怕罪行。苏联说他们是西方间谍、暗杀集团，中国说他们是‘汉奸’，领了日本人的钱来破坏抗战。如今在俄国，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究竟谁搞暗杀已不是个问题，而在中国，今天谁还相信陈独秀、郑超麟这样的人是‘汉奸’？……斯大林都搞出了‘古拉格群岛’。……在中国的‘左’史上我们听到过许多‘无不同政见者’，被借‘信仰’之名以营私的政治流氓冤杀的故事。” 而对于“不强制”的“第四国际”及所属各国党的评价，金雁则认为：“在意识形态上是比共产国际还‘左’的革命党，但党务上却是议会传统下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一直坚持‘党内民主’，派系纷出。……以致于一直流为社会边缘状态的一小撮理想主义的独侠。秦晖：“中国托派也是这样，陈独秀、郑超麟这样的人物堪称信仰纯、意志坚，……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倒十分‘君子化’，从未发生斯大林主义组织那种不择手段的自相残杀与血腥内斗，但要说作为，就实在谈不上了。” 金雁：“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它们较少背上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包袱，直至今天仍能作为民间力量，在当今民主社会中承担某种社会批判功能。而像郑超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当今斯大林主义队伍中还有几人？” 事实上，斯大林不仅对托洛茨基及他的同志肆意污蔑、迫害，而且“古拉格群岛”、监狱、集中营、劳改营囚禁着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民。这一切都是历史写下的血迹斑斑的事实，绝不是什么“乌托邦”，什么“理想主义”。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新旧官僚集团的统治，是争取自身解放的实实际际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是总结这个斗争经验的科学，绝不是什么“乌托邦”。早在三十年代末，托洛茨基就曾说过，某些知识界的人对斯大林的厌恶，会转变成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对。这真是先见之明。这样的事例时常都可见到。尽管社会的发展多么曲折和难以预测，但社会要朝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却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资产阶级，不管是“民主”的、法西斯的、军国主义的，都一致地要扑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星火。旧的和新的斯大林主义者也费尽心机，动用强大的专政力量，消灭了一代又一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切终究阻挡不了一代又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涌现和成长。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说明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历史在前进中！真理在前进中！ 1999年5月1日
第二章压力下的压力集团（1906—1914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第二章压力下的压力集团（1906—1914年） (一) 1906年议会刚一召开，劳工代表委员会就采用了“工党”这个名称。工党的二十九名议员选出了干事和督导员。党在随后的八年中(1906-1914年)，虽然历尽沧桑，但分析起来看，还是相当团结的。从1910年的两次选举可以看出，自由党的那股曾经把工党带进议会的巨大的热情浪潮，是相当低落了。工党非常象是一只软木浮子，随着这股低潮一蹶不振，并在1910年的两次选举中失去了几个席位。而工党议员人数表面上的增加，(从1906年的二十九席到1910年第一次选举后的四十席，再到第二次选举后的四十二席)，完全是由于1909年矿工联合会决定加入工党后，新增加了大部分矿工议员，即前“自由劳工”议员的缘故。此外，1910年第二次选举后，工党的力量由于补缺选举的失利而减弱，大战爆发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名议员，其中十二名为矿工代表。因此，可以看出，工党议会党团这八年的记录，真正说起来，不是一个数字上升的纪录。工党在议会里一经拥有相当强有力的代表，它就能与自由党脱离关系，并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制定党的政策和宣传计划,这种情况对工党是有利的。然而,不能这样做的困难很多。首先是议会情况的特点，迫使工党对自由党政府的提案不是投票赞成就是投票反对。议会里毕竟只有两个投票厅，要代表自己选区的选民，弃权不是一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从1908年起，在劳合-乔治压力下的自由党，在社会改革方面确曾坚决采取主动,这种情况迫使工党要么支持自由党的方针，要么冒着受批评的危险，而反对这种切实可行的改革。其次，1910年第一次选举后，由于政府没有一个明显的多数，致使工党丧失了在前四年中保持的行动自由。如果政府要继续执政，那么工党和爱尔兰人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由于工党当时财政上特别困难，不敢冒重新解散的风险一至少在1910年第二次选举后不敢这样做，因为在那次选举中，工党好不容易才幸存下来。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这是麦克唐纳-格莱斯顿选举协定的成功所引起的。我们知道，许多工党议员认为他们能够当选是靠自由党的支持，这在联合竞选的选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些选区里，有几个工党议员是和自由党人联合当选的。后来要进行补缺选举，因为在某一联合竞选的选区中的自由党议员死亡或晋升了，这种情况有时是会发生的。此时，议会党团和麦克唐纳本人（他代表联合竞选的莱斯特选区）极不愿争夺那些空缺席位，这种态度使独立工党的地方支部十分恼怒。同时，还存在着这样的实际情况，即工党大大缺乏议会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提不出其他令人满意的可取的改革政策。上文已经指出，工党议员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十分能干，但还是缺乏专业训练和行政管理经验。在他们的队伍里并没有中产阶级的费边社社员，他们也决不信任费边社的领袖,尤其是韦伯夫妇和萧伯纳，因为这些人很想用自己的思想“渗透”到那些较老的政党中去。特别是，西德尼•韦伯还曾经参与制订为大多数工党议员所反对的1902年的教育法。工党自身缺乏紧密团结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这部分是由于劳工运动的民主传统完全不能适应议会生活的要求。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工党总是一个许多独立组织的联合会。因此，提出议员的团体之间存在的分歧，特别是杜会主义团体和工会之间的分歧出现在议会活动中是很自然的事。几乎在议会党团的第一次活动——选举主席时，就碰到种种困难。（选出的主席不象在其他政党里一样作为党的领袖）。选举时，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独立工党的社会主义者哈第，另一个则是棉纺工人工会的沙克尔顿，他是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工会领袖。第一次投票是记名的，两人获得了相同的票数，拉姆齐•麦克唐纳作为议会党团外工党组织书记而弃权。然后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麦克唐纳再次弃权，选举结果和上次相同。最后,在麦克唐纳的参加下再进行一次无记名投票，哈第当选了。这次表决的结果使哈第只得同意不当长期的主席，而赞成轮流担任主席。因此，在1908年，社会主义者称之为工会“老保守”领袖之一的韩德逊接替他担任主席。1910年机械工人联合会书记乔治•巴恩斯又继韩德逊任主席。1911年，巴恩斯患病，再由麦克唐纳接替他的位置，他的议会活动能力同他的行政管理才能是完全相称的。在主席人选替换如此频繁，以及党内成员的政治观点总是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下，党的纪律涣散是不可避免的。哈第显得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议员，他宁可单独行动,也决不愿适从集团的决定。在1907年的工党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反对任何以财产特许权为根据的妇女选举权法案，哈第立刻说他宁可从议会党团中辞职，也不愿接受这项决议作为他的政策。因此，议会党团便匆匆作出一项决议，允许他在这个问题上违反党的政策进行表决。[1]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件事为其他想要表示自己与集体意见不一致的人开创了重要的先例。事实上，这就是以后列入工党议事规则中的著名的“信仰条款"的起源。 [1]在1907年2月11日他们召开的会议上.见《工党通报季刊》，1907年4月，第3页。作为主席的哈第，经常委托党的督导员韩德逊在“议长背后”商谈各种事务。1907年，哈第因病大部分会议均未能参加。因此，1908年韩德逊当上主席时，就不是毫无经验的了。但是哈第对韩德逊抱有很大的怀疑，认为他比自由党好不了多少。就在韩德逊任职的第一年年底时，哈第在给他的独立工党同僚布鲁斯•格莱西尔的一封信中露骨地写道：我预料下一年仍是韩德逊任主席，那就是说反动和胆怯仍将占上风，并给我党在国内的运动带来惨重的后果。我对为那些我不能负责的和那些我极少同情的事态进行辩解逐渐感到厌烦。以后，当矿工加入时，年会将受到煤业工会和棉纺工会的控制……那意味着更加反动。有时候我看到我们多年辛勤劳动的果实被那些决不是我们自己的人，甚至现在还对我们搞阴谋诡计的人摘去时，实在感到痛心……[1] [1]哈第1908年12月27日致格莱西尔的信，见《格莱西尔文集》这种互相猜疑和意见的不一致，在许多问题上引起了公开冲突。1910年以后，一个由哈第、斯诺登和兰斯伯雷等人组成的明显的社会主义叛逆者的“脱党小组织”出现了。麦克唐纳没有加入这一组织，在他当工党主席时，他在社会主义叛逆者那里遇到的困难和韩德逊遇到过的一样多。正如1911年协助制订保险法的财政部官员布雷思韦特谈起工党官员时所说的那样：“他们不为自己的人说话，不知道自己的人想要什么，不能约束自己的人服从——这是一些相当难对付的人。”[1] [1]布雷思韦特1911年7月28日日记，引自他的《劳合-乔治的救护车》,1957年版,第196页。（二）如果议会党团内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其工会主义者的同事来说是既难对付又难以忍受的，那么不用说议会党团外工党组织中的社会主义者就更难对付，更厉害了。独立工党的基层党对于限制他们的活动很反感，这是由于他们的领袖联合了工党，并通过工党，又联合了自由党而强加给他们的。工党在1906年的两个成就——“劳资争议法”（恢复塔夫•维尔案判决前的原状）和极有限的“学校供膳法”——对社会主义者很少起作用。早在1907年，当年轻的独立工党党员维克托•格雷森在科恩谷的一次补缺选举中被提名为候选人时，工党的挫折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格雷森未能正确地做好争取公认他为候选人的工作，没有得到地方工会领袖的承认。因而，他只得在没有工党的正式支持下进行战斗。但是既然别无他法，他便只好宣称自己是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他设法在三角竞选中获得了前自由党的一个席位。这使所有的政党都大为惊异，而使工党感到不知所措。很可能正是这次社会主义的表面上的“兴旺”，使劳合-乔治确信有必要在内阁内部催促实行社会改革。在威斯敏斯特，工党议员们视格雷森为流氓无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过错所致，因为他急于想做的，是在威斯敏斯特轰动一番，而不是为建设性目的寻求可与之合作的同伴。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曾使用过类似策略的哈第，对于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工党的时期继续使用这些策略感到不满。然而，如果工党事实上是在努力争取人们重视一项建设性纲领的话，那末哈第的不满会更有道理些，但正如哈第本人所承认的，情况不是这样——他在1910年确实说过，工党“已经不能作数了"。[1] [1]独立工党《年度报告》，1910年，第58页。当然,有一部分麻烦是由于在劳合-乔治压力下的自由党从1908年起正在采取主动而产生的。作为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在多大程度上故意挑起上院否决他的预算案，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他必然在早期就认识到事情这样发展将大大有利于自由党，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诉之全国的宪法问题--这问题可以团结那些仍然倾向于不同意社会改革的形形色色的支持者，同时，工党也提不出什么不同的建议。实际上，1909年预算中提出的改革——主要的新内容是一项地价税和一项小额的特别附加税——并不特别使人吃惊,只不过有些惹人恼火而已;上院中保守党统一派多数否决预算案无疑是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性错误，从而使自己处于宪法上的危险地位。 1909年选举期间，工党在法院突然受到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这就是“奥斯本案的判决”，判决宣称工党从工会中筹措资金的制度是非法的。奥斯本是铁路员工联合会会员，他反对工党强行征收会费来供养其议员。他请求对工会施行禁令，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并于上诉中得到上院的支持。上院议员提出的观点是，由于在1876年“工会法”中工会的合法目标内没有提及政治活动，因此是非法的。上院议员还对工党议员必须保证他们在下院的行动要遵守党的指示的制度,提出不同意的看法。这项判决削弱了党的财政收入,工会用各种办法企图在自愿的基础上继续支持工党，但由于他们的会员表现冷淡而未获成功。在职工大会支持下，工党决心通过一项法律以推翻这个判决。此时，工党还必须对付1910年的两次大选，在这两次大选中，显然还要依靠自由党。1月份的选举中，在自由党的公开反对下工党没有一个人当选，12月份的选举除有两名矿工获得席位外，结果相同。在这两次大选中，第一次格雷森就失败了。但他在议会外面已变得比在议会内更为重要，因为他正在发起一场强有力的运动，据他看来，是要使社会主义运动摆脱“劳工联盟”的羁绊，这场运动不仅获得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的支持（正如所料的一样），也获得了独立工党的大部分基层党员的支持。从1907年起,独立工党的会议就已成为凯尔•哈第和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力量真正受到考验的场所。1909年，在一场不利的投票选举后,独立工党的“四巨头”：哈第、麦克唐纳、斯诺登和布鲁斯•格莱西尔，都从该组织的委员会辞职，尽管他们的政策最终得到了赞同。 1910年，当独立工党委员会的四名新成员出版了一本题为《让我们改革工党》的小册子时，独立工党内部的竞争更进了一步。这本由于封面的颜色而称为“绿色宣言”的小册子猛烈谴责独立工党领袖放弃其原先的立场。宣言说，这就是“工党必须为社会主义和本身的利益,无所偏袒地与两个资本主义政党进行斗争”。[1]独立工党部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但是叛逆者未能获得党的控制权，这可能因为格雷森不是一位好领袖,他非常爱喝酒，在岀席会议方面也很靠不住。 [1]伦纳德,霍尔等：《让我们改革工党》，1910年版，第3页。 1911年，独立工党内外的“劳工联盟”的反对者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联合组织，取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组织中最大的一个是社会民主联盟，它的富有经验的领袖海德门成了这个新团体的主席。但是这个组织内也包括有许多独立工党的个别的叛逆者，甚至是整个的支部，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诸如号角联谊会会员等，号角联谊会是由罗伯特・布拉奇福德主办的《号角报》发起成立的。英国社会党活动到第一年年底时，声称拥有一万五千名左右的党员，相当于独立工党在高峰时党员的半数。此后，直到1914年大战爆发前，英国社会党的党员逐渐减少到似乎只比原来的社会民主联盟的人数稍多一点。而且，到这时,它已在谋求重新加入工党。心怀不满的社会主义者对独立工党与工会主义者结成的联盟的攻击，在1909—1911年就这样被击退了，但也只是勉强被击退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出现了新问题——这个联盟的力量后来逐渐减弱。1911年期间，在工党的分支团体中出现了一场对工党的新的挑战。这是在工会内部的一场挑战,它是由于企图完全摆脱政治，至少是摆脱议会政治的工团主义运动而引起的。工团主义的目的是通过工业活动获得经济控制权。第一步，它企图利用工会达到它的目的,使它们从行业工会改变为工业工会，实现同一工业或同类工业中的小型社团的合并。工团主义最著名的领袖是汤姆·曼,他因在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中所起的作用而出名，但在以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工作。曼在默尔西河畔地区成功地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运输工人罢工，使得他的名望更高了。工团主义运动吸收了许多更富有战斗性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从而起了削弱英国社会党的作用，但是并未对工会的干事产生非常持久的影响。工团主义的最大成功或许是在合并组织方面，特别是把铁路员工联合会和其他另外两个铁路工会并入全国铁路工人工会。但是它即使在铁路工人中取得的成就也是有限的，在铁路企业中继续存在着其他两个工会,火车司机和司炉工工会以及铁路职员工会，就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年轻一代的工会主义者深受工团主义的影响，可能尤其是矿工，在那几年里，随着煤价的下跌他们的工资降低了，他们对那些一般说来是保守的领袖也越来越不能容忍了。工团主义的另一个成果是一份引人注目的劳工日报《先驱报》诞生了。该报主要掌握在乔治•兰斯伯雷手中，他是一位名义上忠于独立工党的左翼社会主义者。报纸的撰稿人全是各种叛逆者,但未必是工团主义者，甚至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能干的人,例如切斯特顿、希莱尔•贝洛克、漫画家威尔・戴森和年轻的牛津大学教师G・D・H•柯尔。柯尔发展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在议会活动与要求由工人管理工业的普遍愿望之间的一种折衷思想。尽管《先驱报》总是濒于财政崩溃的局面，但它比工党官方报纸《公民日报》更有趣味。《公民日报》是工党和职工大会于1912年创办的。有意义的是，当1914年大战爆发时，《公民日报》立即停办，而《先驱报》则设法继续斗争，并生存下去，在战后的世界中起更大的作用。（三）如前所述，工党最困难的时期是1910年大选之后。当时工党只得不惜任何代价支持执政的自由党，同时从自由党那里谋求立法上的让步以推翻奥斯本案的判决。但自由党有他们自己的立法纲领,工党在1911年所得到的只是实行议员由国家支薪，以报答麦克唐纳向劳合-乔治作的保证:工党将支持他的“保险法案”[1]。议员由国家支薪对工党是有利的，减轻了其议员面临的财务问题，但它显然更进一步削弱了议会党团的纪律，尤其是当人们觉得最好是废弃1903年实行的，要求议员或候选人签署遵守党章和议事规则的保证的时候。 [1]麦克唐纳1911年10月4日致埃利班克院长的信。引自弗兰克•欧文的《暴风雨中的历程》，1954年版，第207页后。就人们所知,麦克唐纳本人真诚地相信劳合-乔治的保险法的原则，一点也不相信捐助的原则，而许多社会主义者却认为这是违背他们的信仰的。正如他在二读时演说中所说：“我赞成保险而不赞成免费赠与。”[1]另一方面，斯诺登、韦伯夫妇和兰斯伯雷（他曾和韦伯夫人一起在济贫法委员会工作过）联合起来反对这个观点。他们的目标是成立一个国家保健服务机构，由它来推行有益于整个社会的疾病预防措施。要实现这个显然具有更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目标所遇到的困难是费用问题，这个不象劳合-乔治所提出的有健全统计制度的保险计划那样，它的费用将很难控制。然而，工会主义者一旦认识到工会将成为实现保险法的有效社团时，他们就接受了劳合·乔治的计划。结果在这个问题投票时，工党的大多数人支持政府，只有极少数不可和解的社会主义者和不可和解的保守党议员联合在一起投反对票。 [1]英国议会议事录,《议会辩论集》，第5辑，第26卷，第725栏。 1913年工会法通过后，工党财政上的不利形势扭转了。根据该法，允许工会出于政治目的向其会员征收捐款，条件是必须将政治基金与工业和一般基金分开。如工会会员不愿意支付政治捐款，只要写份书面声明，即可不受缴付政治捐款的约束。下院中工党的反对派不喜欢这个办法，因为他们觉得工会会员将会受到威胁，防止他们不缴捐款。他们提岀另一种办法，建议不应把工会会员当成政治基金的提供者，除非他们的确愿意承担，但是由于工党领袖们近来在自愿捐助基金方面获得的经验，这些反对派的意见当然不受他们的欢迎，这项议案在他们准备接受的形式下通过了。至此，政府感到，它还有其他许多令人心烦意乱的事务（在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上的重大斗争也是其中之一）需要处理，其中包括必须将预算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备，特别是用于海军建设计划，以便超越德国人的成就。大多数工党议员和相当少数的自由党议员一起主张抵制这种倾向。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象怀疑德国一样非常怀疑俄国，他们认为英国最好是不介入大陆的争吵,推行一种孤立政策。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把军事开支看作为一种讨厌的分散资金,因为这些钱本来是可以用于社会改革的。社会主义者也倾向于反对军备，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国际，德国的党是社会主义国际中最大的一个组织。社会主义国际连续召开的几次大会都保证各国的党要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鼓动，凯尔·哈第于1910年曾试图使一项在发生战争时进行国际总罢工的建议获得通过。德国人明知这项建议将证明不切实际，主要就在他们的提议下,大会否决了这一建议，尽管如此，许多社会主义者仍保持着一种含糊的信念，认为社会主义国际总能想办法在制止一场大战上起一定作用。在工党内部，外交事务通常是交给社会主义者进行讨论的，工会会员很少自找这种麻烦。但当投票反对海军和军事预算时，有一些人没有服从党的大多数。以海军预算为例，它得到了代表造船厂选区的工党议员的支持,因为他们不愿被指责为剥夺他们选民极需的就业机会。正如一位保守党议员不太客气地指出的，“我注意到，当工党议员正好代表船厂选区或某个生产军备的地区时，议院内就没有比他们更大的主战派了。”[1]此外，社会民主联盟成员威尔・索恩和该组织其他人员一样，相信一种称为“公民军”的征兵形式，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的，即认为要搞好一场革命，最好的办法是让所有工人阶级成员都经过一些使用武器的训练。 [1]引自马多克斯：《英国工党政治中的对外关系》,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34年版，第209页。一般说来，英国在外交上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的实际情况对工党产生的影响很少。工党也不能为此多受指责：因为阿斯奎斯和格雷害怕在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中间引起敌对反应，小心翼翼地不肯暴露出英国与法国签订的军事和海军协定的性质。结果是，对当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的讨论是在不了解情况之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工党未能把握住所涉及的真正问题，也是容易理解的。（四）毫无疑问,在这个时期工党的许多困难是由于1906年大选时与自由党密切联合而产生的。尽管这项选举协议当时就已偿付了红利，但对工党来说还承担着一笔长期的债务，这笔债务也许只有赫伯特•格莱斯顿充分意识到。一个宣称代表整个社会阶级的政党变得同自由党的主张和政策的一些局部性利益一致起来了（在自由贸易、新教徒和地方自治方面）。1909年矿工议员进入议会只不过加强了这种倾向，因为在这个时期矿工领袖的战斗性比其他工会领袖的战斗性差得多。工党在奥斯本案判决生效的困难时期中支持自由党政府的必要性，使工党议会党团完全落入一种“自由党主张和政策的仆从”地位。然而工党议会党团仅是更大的整体——劳工运动的一部分。议会党团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甚至是地方劳工代表委员会或已在各选区逐渐形成的地方工党来决定。只要比较一下1906年和1914年正式发表的党员人数就可说明这几个组织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由于奥斯本案的判决，1914年工会的党员人数下降了,但仍超过一百五十万，而1906年只有九十万左右。社会主义团体——即独立工党和人数极少的费边社——并入的党员人数从不到一万七千人增至三万三千人左右；同时英国社会党正申请重新加入。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党的地方组织的发展。到1915年，有八十五个工会委员会并入了工党，同时还有大约七十三个地方工党。在地方工党和工会委员会之间在政治职能上有一些重叠现象,在一些城市，这两个组织都登记为加入全国工党的组织。而在1906年这两个组织加在一起一共只有八十三个。这些组织在多数情况下既从工会地方支部，也从社会主义团体的地方支部中吸收会员，这对加强党在选区的势力是特别重要的。工党也通过其他途径不断发展其力量。它配备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作人员和两个视察选区的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工党还给二十个地方党的党务工作人员发生活津贴。此外，党的影响逐渐扩大到在1906年几乎未曾触及的地区。比如在苏格兰地区，那里已有一个称为苏格兰工人代表委员会的相当独立但较弱小的组织存在，它是由工党的一个苏格兰委员会负责的，这个委员会工作得很成功。另外，首都地区的一个伦敦工党也迟迟于1914年建立起来——这种发展的拖延是由于开始是社会民主联盟，后来是英国社会党控制了伦敦工会委员会，而且这个委员会在1914年前一直不愿对工党表示支持。当然，在伦敦的一些自治城镇或选区已有一些地方工党。尽管由于伦敦郡议会中旧的进步联盟的力量,伦敦的活动慢了一步，但地方工党和工会委员会在全市的活动却仍在不断扩展。可是由于进步联盟分子在1907年遭到失败，工党议员居住伦敦时又进行了外部宣传工作，使得一个工党集团从1910年后在伦敦郡会内发展起来。议会党团外工党组织规模的扩大意味着不能再由一个人把书记职务和主要的议会职务都包下来。拉姆齐•麦克唐纳从1906年到1911年一直在设法兼任议会党团和议会党团外工党组织的书记；但到1910年，他显然是议会党团主席的候选人，事实很清楚，他不能同时做好这个主席又尽好议会党团外工党组织的职责。他看来确实很想当主席，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进行必要的领导（当然，当领导是一件比早先当主席更为复杂一些的事情）。1910年，他写信给哈第说：“对于当主席的事我毫不稀罕，但我确实希望有人把党领导起来……如果你高兴的话，就领它去见鬼吧，但是不能让它象上一次大会那样松散无力了。”[1]1911年初，乔治·巴恩斯生病，麦克唐纳得以接任主席，次年，他把议会党团外组织的书记职务让与阿瑟·韩德逊。 [1]麦克唐纳1910年2月1日致哈第的信，见《哈第文集》。作为一个非社会主义者的前自由党党员，阿瑟•韩德逊在工党的社会主义者当中一直是相当靠不住的。但他逐渐养成了一种对组织的相当忠诚，并且，由于他是一个行业工会组织——铸铁工人友谊会的前任干事，因此他对党内的工会会员具有很大的影响。作为党的书记，这时他决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于是他加入了费边社。他这样做到底有多少是出于坚决的信心，倒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他这项行动是出于一些组织上的原因。麦克唐纳是工党的书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际英国局的书记。如果韩德逊名义上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就不能担任这个职务，这样，社会主义国际中的一个重要职位就可能会落到马克思主义的英国社会党手中。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韩德逊即使没有改变信仰，也是受了一次新的政治洗礼。这时，哈第正迅速衰老，麦克唐纳和韩德逊显然成为党内两个最重要的人物。麦克唐纳顺利地实现了把议会党团的主席变为有实力的领导这一目的。（然而使用“领袖”这一名词，还未得到公认），但他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与选区组织的密切联系。他的暴躁易怒和对批评的反应迟钝使他树敌很多。而另一方面，韩德逊在经验方面迅速成熟,获得很大声望。但在他们两人之间很少有冲突。韩德逊满意地把麦克唐纳看作是最理想的议会发言人，因为他很尊重麦克唐纳的才能。他们的合作为工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作班子，这也是麦克唐纳从1911年到大战爆发时，在每届议会党团的会议上都连续被选为主席的原因。然后,到1914年，工党在整个英国城镇和工业区的势力巩固了。在纯粹的农业选区中工党得到的支持就少了，甚至没有,但工党已达到这样一种地位，能够争夺更大的选区范围，而不象1906年只有五十个选区。在1910年第一次选举中，工党有七十八名候选人；同年第二次选举中，由于某些明显的原因，候选人人数降到五十六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在1914年或1915年的选举中，工党能争夺到一百名或更多的席位。那时，与自由党的1903年协议便将成为过去的事情了。然而，由于爱尔兰地方自治的问题未能解决，情况仍然很没有把握。在这个问题上，工党一直不得不支持自由党，但在1914年中，这一斗争看来似乎只能以打内战而告终了。然而，这种政治格局由于受到一种外界的催化而突然转变了——那就是欧洲大陆上的战争，英国马上就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了。
第一章新的政党：理想与现实（至1906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第一章新的政党：理想与现实（至1906年）（一）工党事实上是与二十世纪同龄的，虽然名义上并非如此。1900年2月工党创建于伦敦的一次会议上，以后历届年会即从这个日期算起。不过在1906年1月大选结束以前，工党一向是以“劳工代表委员会”这个比较不露锋芒的名称来进行活动的。劳工代表委员会是怎样成立的？以后又是怎样终于变成工党的？长期的原因是复杂的。部分原因是1867年和1884年体力劳动者取得了选举权，就此提高了“劳工”及其领导人在选举上的重要性。不过就我们对美国政治的观察所知，单单这个因素还不够说明问题。为什么“劳工”至少在进入二十世纪时就多少是英国政治中一种清一色的力量？为什么它不能通过某一个现有的政党来实现其意图?这些附带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把我们引入了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领域。不过，不妨这么说，十九世纪末叶的社会和经济的各种变化，导致了体力劳动者的更大的团结。这一方面是由于把非熟练工人的标准提高到接近于技工的水平;另一方面是由于技工的相对地位受到了压抑，或至少是受到了威胁；此外，由于国内地方的、地区的和宗教的特征逐渐削弱，大大促使现有政党之间的分化。至于“劳工”为什么不能通过这些政党中的某一个政党来实现其意图，这要从它们的组织特点中去寻找原因，特别是从大部分劳工领袖所属的自由党的组织特点中去寻找。看来当时自由党在各选区的团体太僵化了，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在十九世纪初，几乎没有什么人把"劳工'看作是社会的一个独特的阶级。照阿萨·布里格斯教授的说法，人们比较通常地谈起的是“各劳动阶级”或“各中产阶级”，用的是复数。由此可见在这两类阶级中各有多种类别。然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期间，一个单独的“工人阶级”和一个单独的“中产阶级”的概念开始出现。1870年的教育法更明显地把英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父母负担其教育费用的人，另一类则是在“公费”学校[1]或教会学校受教育的人，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者都属于后一类。此外，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非熟练工人能够仿效技工成立自己的工会。在职工大会接纳这些工会后，它们就进入熟练工人的各个社团中去。与此同时，由于工业机械化和生产规模的发展，这些“行业”本身也发生变化。若干世纪来，工业的基本生产工序几乎一成不变，当“产业革命”在若干工业部门缓慢展开时,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工厂劳动替代了个体工匠的劳动——例如制鞋业或印刷业在这一时期受到很大影响，雇主与工人之间密切的个人联系和合作已成为往事。这样，那些关心于为自己和家庭获得最低生活水准，并使自己免遭失业的非熟练工人，在心怀不满的技工队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在这两支队伍中，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这是一种主张完全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信念,而往往象威廉·莫里斯[2]著作中所暗示的，是要回复到独立工匠的时代--但当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这个所谓“工人阶级"中，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曾响应这个“事业”。象大多数新的政治信仰一样，社会主义也是由几个中产阶级领袖热心倡导的；而到十九世纪末叶，由于已就业的工人比较富裕,这就削弱了社会主义者的号召力。 [1]指十九世纪末叶英国刨设的一种小学，学校经费由当地税收支出，行政由选举产生的董事会管理。——译者 [2]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作家。——译者既然新取得选举权、越来越纯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热情不那么强烈，为什么它没有渗透和夺得一个现有政党(特别是自由党)的阵地呢？当时,自由党看来确实是比较容易渗透的，因为该党本身已经是某些政治势力的联盟，它们的相对力量又经常发生变化，而且在自由党中还有一个激进派，它曾强烈呼吁工人阶级的支持。但不幸的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自由党的组织机构变得相当僵化，党的领导人又缺乏改变这种局面的力量和决心。大部分掌握在商人、自由职业者和新教教士手中的自由党地方团体，很少推选工人为候选人，部分原因是它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必须负担竞选费用和一个穷人的赡养费用；另外，如果“劳工问题”提了出来，它们的切身利益就将受到损害。年迈的格莱斯顿死抱着“平定爱尔兰”的“使命”决不肯接受那些年轻的劳工领袖们认为是重要的问题，诸如下议员由国家支薪等问题。在可能避免的情况下，冒险地陷入社会立法这个汪洋大海中去是违背他的准则的。因此，1893年，在布莱德福成立了一个同自由党和保守党都没有关系的独立工党，其目的是想把工人送进议会。这个党的领导人承认，在帕涅尔领导下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成功地把一些主要政党的注意力集中在爱尔兰问题上，这一点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们希望在社会改造问题上，采用同样的做法。这个新政党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党章，但是从党的名称看来，它希望赢得工人的支持，不管这些工人是不是社会主义者。独立工党的几位早期领导人对自由党的主要意见是该党没有推举他们为自由党的候选人。苏格兰矿工凯尔·哈第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他在1892年议会中当了独立工党的议员，后来他被当作独立工党的思想体现者。该组织还从非熟练工人新工会的会员中汲取了力量，这些会员担心如果没有某种立法的帮助，他们在工业上的得益会在下次商业萧条中迅速消失。独立工党成立后，又从那些在格莱斯顿引退后对自由党感到失望的人中取得支持。当这位“伟人”终于在1894年引退时，他的继承人是维多利亚女王遴选的罗茨伯利勋爵，是一位在公众中并无号召力的年轻贵族。他最出色的成就是在任首相期间曾两次在大赛马会上获胜（由于他的政府仅维持了十五个月，这功绩就更出色了）。后来他以一个对英帝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进行领土扩张的强烈支持者的姿态出现。然而在1899—1900年，当劳工代表委员会实际创立时，独立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的力量已弱得可怜了。而到帝国主义成为英国政治的主要问题时，这些组织的成员一下子都离开了。这时国家受侵略主义的狂热所支配，这股狂热在南非战争时达到了顶峰。当时社会主义者很苦恼，这不仅因为他们关心的主要事情是国内政治，而且他们在多数情况下还积极反对战争。为了要了解为什么职工大会同意在1899年夏召开一次关于劳工代表问题的会议，又为什么出席后来的1900年2月会议的代表同意建立常设机构，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工会的沧桑作一番查考。（二）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有很多理由使工会主义者，特别是他们的干事感到不安和急于直接获得议会的代表权。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雇主们对工会主义的突然发展有强烈的反应,促使他们寻找扭转这种形势的各种可行的方法。同时，工业的发展，工业在全国地位的巩固和工业的一些新的组织形式，这些都是助长工业关系变化无常的因素。然而，人们不难这么认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各项法令公布以来，一向视为当然的工会主义的合法地位逐步被削弱，就是为了故意想搞垮工会主义的缘故。为了让一批“工贼”来代替罢工工人而于1893年成立的全国自由劳工协会，无疑是对工会主义的一个直接打击。但实际上,这个协会并未获得很大成功，协会的主要影响常常是增强了罢工者的决心，而不是打垮罢工者的反抗。更重要的是,全国性的雇主联合会的发展构成了永恒的威胁：最好的例子是机械制造商联合会,该会在1897-1898年第一次进行了全国性的闭厂停业，那是机械业为反对机械工人联合会而进行的。雇主由于德国和美国在竞争上的成功而感到忧虑，认为改善他们竞争地位最好的途径是通过减少工资来降低成本，他们以羡慕的眼光看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工会主义相当虚弱。1898年，进一步采取了成立雇主议会委员会的重要措施，目的是为了广泛地促进雇主在议会中的利益。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工会的合法权利显然一直由1871年和1876年的工会法及1875年的结党为非和财产保护法令所规定。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一系列诉讼案件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这些诉讼案往往是由作为最后裁决者的上院最后判决的，劳工领袖就常常匆匆作出结论，说这些判决是政治性的。政治因素左右着裁决者确是可能的，正如在美国，最髙法院据说是“跟着选举结果跑的”。但具有司法职能的上院情愿让工会因其干事的民事侵权行为而受到控告（这类事工会干事认为根据早期立法情况是不可能的），这无疑主要是由于公司法的普遍发展，特别是通称为“代理诉讼”这种方法的出现。然而，关于工会义务的法律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还未最后确定;在进入二十世纪时,工会干事关心的主要是他们的纠察权力，这顼权力由于“莱昂斯控告威尔金斯”一案的判决而受到严格限制（这一案件仅上诉到上诉法院为止）。如果工会主义者不能进行纠察,他们实际上就无力进行有效罢工。雇主议会委员会关心此判决，并向自己会员发表声明指出，目前工人纠察已变得“几乎无害”了。在这种形势下，照例于九月份召开的1899年度职工大会不得不考虑铁路员工联合会的一项提案，召开由工会、合作社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参加的特别会议以制订计划争取劳工代表进入议会。这项提案原先来自铁路员工联合会唐卡斯特分会，是由一位独立工党党员托马斯·斯蒂尔斯提岀的，他曾在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想看到这个新组织与现有的政党都不沾边。他的提案与凯尔·哈第和独立工党其他领导人的政纲完全一致。然而，如果提案在政治独立问题上过于坦率的话，可能不会获得职工大会的支持。事实上大家对提案进行了激烈辩论,矿工们反对此提案，因为在某些地区凭矿工会员集中这一条件，他们用不着其他工会的帮助就能够选举议员，迫使自由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就是所谓“自由劳工”议员）。虽然如此，提案还是以五十四万六千票对四十三万四千票通过。约有三分之一的代表弃权，从参加辩论的人来看，提案的主要支持者是新的非熟练工人工会的领袖，他们显然希望议会代表权将是他们的组织今后生存的重要保证。职工大会开过后，在保守的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在职工大会休会期间代表职工大会）和社会主义领导人之间，对由谁来安排劳工代表的会议和会议议程应怎样拟定是有些争论的。会议最后于1900年2月27日和28日在鲁德盖特广场附近的纪念馆举行，这次会议一直被视为,“工党的奠基会议”。但当时并没有认为这个会议已完成了工党的奠基工作。代表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建立一个委员会以促进和协调争取劳工代表的计划：这个委员会类似1869年的劳工代表联盟或1886年的劳工选举委员会。委员会的经费很有限，也很简单，入会组织每一千名会员缴纳会费十先令，在这样的基础上委员会既不能任用支薪的干事，也不能为其任何候选人提供经费。会议未通过什么政治纲领，甚至没有决定新的团体是否要象老的团体一样与某一个或其他现有政党合作，或者还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党。由于看来没有人想干这项工作，独立工党提名当时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拉姆齐·麦克唐纳当书记，竟然一帆风顺。同样幸运的是，第一任执行主席弗雷德里克·罗杰斯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也至少很想看到这个新团体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罗杰斯果断地修改了凯尔·哈第为该组织写的第一个文告的草案，照他说，是“有鉴于老式的工会主义者，这种人如果不能把我们推向前，那么确实可能是拉我们后退的一个重大包袱”[1]。然而,即使罗杰斯的温和作风也影响不了合作社团体的领袖。在出席了1900年全国合作社会议后，罗杰斯声称自己“在社会事务上，简直对付不了老一辈人那种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和年轻人那种乖乖的默从或轻率的蔑视”[2]。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不得不放弃取得合作社团体支持的希望。 [1]罗杰斯1900年3月13日致麦克唐纳的信，存运输大厦工党信件档案。 [2]罗杰斯1900年6月30日致麦克唐纳的信，同上档案。至于为什么连最“先进”的工会也会迟迟加入，当然有很多明显的专门原因。这些工会的组织机构在决定问题方面设置了种种拖延障碍，虽然有些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受权对这类问题采取行动，但是更通常的想法是认为需要或要求通过全体会员投票协商决定，或把问题留到年会或两年一次的会议上解决。凡是进行全体会员投票的，会员们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妨碍了作出明确的决定，因为投票率很低，就算是多数也常常被认为没有约束力。机械工人联合会书记、独立工党党员乔治·巴恩斯不得不写信给劳工代表委员会说:“联合会的会员在议会代表权问题上兴趣那么少,我们弄不懂我们怎么能参加。”[1] [1]巴恩斯1900年11月7日致麦克唐纳的信，同上档案。总的讲，第一年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工会是一些新的非熟练工人工会，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组织机构往往比较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干事更倾向于相信政治行动--事实上，其中有些人是社会主义者。此外,铁路员工联合会也加入了,该会曾在职工大会上提议召开会议，由于该会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所以得益不少，有许多铁路法规都是在议会中讨论制定的。如果再加上两个主要的印刷工人工会和靴鞋工人工会——它们所有的工人都因发展迅速的技术改革而遭受损失，他们看来一直有一种异常激进的情绪——它们已占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第一年年底的会员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二。当然，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即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和费边社。按照成立大会的决定，这些团体在委员会内获得同其会员人数和财务捐款不成比例的代表席位。费边社得一席，其他团体各得两席;这样，在委员会的全部十二个席位中他们占了五席。另外，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书记,该组织的唯一脱产干事（尽管没有工资），是独立工党提名的。可是社会主义团体在第一年仅提供百分之六左右的基金。如果不是三个团体相互间争吵不休的话，社会主义者控制和支配这个新组织的使命一定会有很大的实际意义。社会民主联盟，由于对成立大会上和第二年会议拒绝接受“阶级斗争”概念而感到不满，退出了劳工代表委员会,达样他们也失去了在委员会中的两个席位。费边社代表爱德华·皮斯反对独立工党企图把劳工代表委员会变成一个新的政党，并发觉在几乎所有意见不一致的问题上，自己都站在反对“社会主义者”的“工会主义者”的一边。因此，对这个从事政治活动的新组织来说，大量工作需继续依靠非社会主义者的工会领袖的热情。（三）由劳工代表委员会斗争得来的第一次大选，在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后仅六个月就举行了。保守党统一派的政府于夏季解散时，南非战争的危机刚刚解除，劳工代表委员会认为它可以从当时正在影响所有阶级（工人阶级也不例外）的爱国主义热情的浪潮中获得好处。由各个工会或社会主义团体提名的十五名候选人已由劳工代表委员会批准，尽管劳工代表委员会对他们只能够做到提供少量的传单和给予良好的祝愿。劳工代表委员会用于大选的全部费用只有三十三英镑。在这些情况下，它的候选人中有两人进入了议会,这与其说是它的努力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好运气的结果。在德比，铁路员工联合会书记理査德·贝尔和一名自由党党员联合竞选，当选为议员；在默瑟尔，凯尔·哈第也有同样的情况。可以这样说，哈第的成功完全是由于幸运的巧合，因为当时威尔士矿工都反对南非战争，而在默瑟尔两名谋求再次当选的自由党党员中，却有一人不反对南非战争。然而，只有两名议员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议会中并不能起很大作用，特别是贝尔和哈第两人又不十分和谐一致。哈第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在很多问题上喜欢持有一种独立的立场。贝尔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对除了同他所属的工会——铁路员工联合会——有直接重大关系的间题以外，其他什么都不管的自由党党员。这次大选也选出了几名“自由劳工"议员，虽然只有八名（在议会解散时曾有十二名），但足以防止两名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人员被当作是劳工的代表。尽管劳工代表委员会可以自称这次选举的结果很好，但是不能指望他们会做很多工作，使没有加入的工会认识到加入他们行列的重要性。真正加强了工会干事要求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愿望的是1901年7月上院对塔夫·维尔案的判决。这项判决是由于塔夫·维尔铁路在1900年的一次罢工而引起的。罢工期间，铁路公司总经理听从雇主议会委员会的意见，对铁路员工联合会书记在加的夫各站设置功阻工人上班的纠察而造成的损失提出控告。判决在纠察问题上重申“莱昂斯控告威尔金斯”一案的判决，并宣布应以工会基金赔偿工会干事的非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塔夫-维尔铁路公司获胜，并可以从铁路员工联合会处获得损失赔偿，事实上,铁路员工联合会不得不拿出总数为二万三千英镑的赔款（包括公司的讼费，不包括工会的讼费）。果然不出所料，这样一个复杂的法律上的判决的影响引起了许多混乱，但大多数的工会领袖立即开始认识到，他们在反对雇主的不断斗争中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尽管他们继续强求下院中现有各党通过立法恢复塔夫·维尔案判决前的原状，同时，尽管他们认为自由党（当然是反对党）总的说来是起有利作用的，但他们仍为增加支持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人数而活动，这个组织答应帮助他们选举工会的会员当议员。结果是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会员从1901年初的三十七万六千人上升到一年后的四十六万九千人，1903年达八十六万一千人。最大的增援是纺织工人联合会（总数有十万多会员的一个工人联合会）加入了委员会。这主要是由于在克利瑟罗纺织选区进行补缺选举而造成的结果，棉纺工人工会书记戴维·沙克尔顿被劳工代表委员会通过为该选区候选人。被考虑作为独立工党候选人的菲利普·斯诺登为了有利于沙克尔顿而退出竞选，这行动博得不少好评。工会在该选区的力量十分强大，以致尽管出缺的席位以前是一名自由党的席位，尽管沙克尔顿声明自己仅仅是一个劳工的候选人,但是不论是自由党或保守党都觉得不能对沙克尔顿的当选提出异议。继沙克尔顿顺利地通过后，纺织工人联合会进行了一次投票，决定他们是否赞成议会代表制。表决通过后，纺织工人联合会于1903年初集体参加了劳工代表委员会。机械工人联合会在经过长期的组织斗争（这种斗争在该组织决定重要事件时看来总是必要的）后，也在1902年内加入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因而，至此尚未进入劳工代表委员的较大的工会只有一些矿工工会，这些工会在选举自己会员作为“自由劳工”议员上所取得的胜利，继续妨碍着它们同其他工会一起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或脱离自由党的积极性。有了这些新的支持，劳工代表委员会在1903年2月于纽卡斯尔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会议上才能够巩固组织，并严密其章程。入会会费率增加了，进一步设了一项强制缴纳的议会基金，用以支付议员薪金。结果是入会的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缴纳的款额从每一千名会员十先令上升到接近五英镑。显然，议员支薪这一规定为维护议员和候选人的纪律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会议认为这样可以使他们服从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即今后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必须“严禁参加自由党或保守党，严禁做助长自由党或保守党任何一派利益的事”。这些变革大大地增加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实力和独立性，使它比以前更象一个新的“政党”。同时，他们还使自由党总督导员赫伯特·格莱斯顿更加渴求同劳工代表委员会达成某些谈判条件。由于保守党统一派内阁在关税改革问题上的分歧，预期的提前大选使这件事变得更迫切了。因此，格莱斯顿和拉姆齐·麦克唐纳秘密谈判，商定一项协议，使得劳工代表委员会在提出其大部分候选人时可以不再受到自由党的反对。保守党统一派政府在1903年并未垮台,从而避免了一场立即大选的危险。即使如此，麦克唐纳和格莱斯顿的协议仍是被确认了，协议虽是秘密的，但在避免劳工代表委员会和自由党的候选人之间的冲突上起显著的效果——至少在英格兰是如此,但是在苏格兰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全国自由同盟的命令行不通。这项协议完全不顾双方的地方组织（即各个自由党协会和地方劳工代表委员会）准备提出候选人，并同所有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作斗争的积极性。在劳工代表委员会方面，或许只有凯尔·哈第完全知道这个协议,而独立工党的地方支部要求竞选是特别困难的。然而,由于缺少从中央来的财政支持，由于独立工党不能要求提出多于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总数的一定比例名额的候选人,独立工党支部就会大大受到遏制。此外，幸运的是早在激进分子和独立工党都反对南非战争时已开始出现的自由党和社会主义者之间意见的和解，由于保守党统一派留任期间所提出的新问题而得到加强。自由党和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支持者（费边社除外）在反对1902年的教育法中能够联合起来，这个法令看来有损于新教徒的利益。自由党和劳工代表委员会也都能谴责张伯伦提出的关税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从1903年以后迅速地成为当时的主要政治论战问题。自由党和劳工代表委员会还发现“华工”是一个能打动人心的口号，即使这口号多少有点短暂性，因为中国契约劳工的进入南非是令人惊恐的，这里既有人道主义的原因，也有引起同英国移民劳工竞争的原因。与此同时，劳工代表委员会能够创立一个补缺选举获胜的记录,从而使自由党人越来越深信合作的好处。威尔·克鲁克斯，一个颇孚众望的伦敦东区工人，在克利瑟罗顺利地获胜后，接着在1903年3月由于自由党的支持，在伍尔维奇与一个保守党统一派候选人进行竞选获胜；这一胜利加强了麦克唐纳同赫伯特·格莱斯顿谈判的实力。同年5月，尽管炼钢工人联合会书记约翰·霍奇在保守党的根据地普雷斯顿未获胜，但得到的票数却出乎意料之外。接着在7月，铸铁工人友谊会的阿瑟·韩德逊在巴纳德堡的三角竞选中,从自由党手中获得一个席位。克鲁克斯和韩德逊以及沙克尔顿的当选，使劳工代表委员会在下院的议员名额上升到五人。但是贝尔表示不愿服从1903年劳工代表委员会会议上声明的独立要求，于是在1904年，他被正式认为背离了这个集团。而新当选的三人中没有一个是社会主义者，或激烈的无党派人士，因此，麦克唐纳和哈第在继续执行政治上脱离自由党的狭隘路线上,遇到很多困难。由于根据麦克唐纳--格莱斯顿的选举协议，他们自己与自由党有合作的秘密约定，他们的工作确实是越发困难了。（四）当选举终于在1906年1月进行时，显然麦克唐纳关于劳工方面的选举计划已经完全制订好了。劳工代表委员会按原设想共有候选人五十名；其中各工会、行业委员会或地方劳工代表委员会提名的有四十人，独立工党提名的有十人。五十人中只有十八人受到自由党候选人的反对，而在这十八人中，有些人只是碰到自由党方面的非正式候选人的反对而已。在十个联合竞选的选区中，一名自由党候选人和一名劳工代表委员会候选人联合一起与反对派保守党进行竞选。自由党和劳工代表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在兰开夏最圆满。当时兰开夏已是一个牢靠的保守党的地区，预计在该地区不会有很多变化,除非实现了此种选举联合。另一方面,在威尔士和约克郡，自由党的主张和政策仍然相当强大，其领导人感到不太需要对劳工作出让步；在苏格兰他们根本不让步。如果大选的主要争论问题是在社会改革方面的话，那么尽管有选举协议，本来也可能发现自由党和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之间的一些冲突，和他们所得到的选民支持之间的某些不同点。然而，事实上大选的争论问题只不过是那些使大多数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分化的问题：即，关税改革，“华工”，教育和微不足道的第四个问题：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形势急剧地朝着自由党的主张和政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关税改革似乎威胁着已建立国外棉纺业市场的兰开夏。选举结果是自由党获得三百七十七席，超过所有其他政党的总和八十四席。劳工代表委员会随着自由党获得二十九席，其中在兰开夏占有十二席之多。新议会的二十九名劳工代表委员会议员中，哈第、麦克唐纳和斯诺登等七人是由独立工党提名的。其余的人，虽是由工会或地方劳工团体提名、但也有很多是独立工党党员，有一人（煤气工人工会书记威尔·索恩）是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然而，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当选的二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是在自由党的反对中当选的，而五个人中至少有两个人只是碰到自由党的非正式的反对。其余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是苏格兰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仅有的代表。共有十个人（占工党议员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联合竞选的选区当选，在这些选区中的另一名议员是自由党人。二十九名新议员全都是工人阶级出身，实际上五十名候选人中除了一个美国人斯坦顿·科伊特以外，其余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中有些人是重要工会的书记——如煤气工人工会，炼钢工人联合会，造船工人工会和机械工人联合会——而另一些人曾长期担任工会干事；他们中很多人受到笼统的社会主义影响，但只有一、两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自称笃信宗教——几乎全都是卫理公会教徒或公理会教徒。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成功在那个时候曾引起了轰动，被击败的保守党统一派领袖贝尔福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他说新的自由党内阁首相坎贝尔-班纳曼只不过是随着社会主义潮流中的一只“软木浮子”。实际上，多半是另一码事，正如包括萧伯纳在内的几个社会主义者当时指出的：劳工代表委员会是随着自由党潮流的一只软木浮子。如果说在1906年有某一个“主义”获胜的话，这个主义就是格莱斯顿主义。
论不服从（1981）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埃里希·弗洛姆->论不服从（1981） OnDisobedienceandOtherEssays 论不服从〔美〕艾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1981）译者：叶安宁序言第一章价值观、心理学与人类生存之道第二章作为心理和道德问题的不服从第三章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之于马克思理论的应用第四章先知与祭司第五章以人为重第六章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第七章保证最低收入的心理层面分析第八章单边裁军问题第九章老年的心理问题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摘录）（季诺维也夫，1926年2月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摘录）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季诺维也夫（1926年2月20日）一、引同志们!会上已经给大家发了执委会的书面工作报告，里面有许多与我的报告有关的具体材料。此外，还给大家发了经过执委会主席团讨论并基本同意的提纲。由于大家已经部分地了解了与我的报告的主题有关的大量材料，可以说，我的任务就轻松一些了。因此，我只引用少量的数字和事实。大家都记得，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曾确认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和平主义”时期已经暂时到来。可以大胆地说，1924年就具有这个时期的标志。1925年初召开了上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这是资本主义“稳定”的时期。1926年则是动荡的、较不巩固的稳定时期。我认为，清楚地说明目前时期的这一特点是这次全会的重要任务。尽管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完全相对的，但是我们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不夸大这种情况和不从中得出错误的结论。我想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以下一段话作为我的报告的基础：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1] 我们不应忘记这些话，特别是现在，当我们有充分理由来谈论资本主义稳定的极不巩固时更是这样。预计到这次全会的某些内容，我要说，它的主旨将是工人阶级统一的思想，工会统一的思想。这里我又要提醒大家列宁的一句有名的话，他指出“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2]我认为，目前这个“环节”就是工人阶级统一的口号，首先是在工会领域内。关于革命发展的两种前景同志们，正如大家知道的，自从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景。在某种程度上早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直到现在也还特别现实和有效，我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还将谈到），这就是说自从第三次代表大会，特别是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是建立在估计到两种可能的前景的基础上的。这怎么理解呢？这里指的是关于发展速度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问题）上的两种前景，但决不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性本身。我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提上历史的日程。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认为，我们这一代还必将经历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有一个前景，不可动摇的前景。但是从速度，期限的意义上说，——这对每个政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上面已经指出的，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的意义上说，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估计到两种前景的可能性，这一点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说得已经十分明确。关于革命发展的速度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我们曾经指出，共产国际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上应该估计到两种可能的前景：（1）革命冲突迅速成熟，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三—四—五年内取得胜利；（2）世界革命缓慢成熟，延缓发展。同志们，当然在我们的斗争和工作中存在两种可能的前景有其不便之处：有时候这被认为是折中主义，被说成是共产主义在极重要的问题上缺乏坚定的路线。有时候被说成是——从我们每个人的主观情绪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似乎我们愿宁以不甚可喜的前景作为出发点，甚至把它当作唯一的前景。两种前景的存在实际上不是由于我们的折中主义，不是由于共产国际缺乏远见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在共产国际目前所处的时期里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决定的。同志们，我要提醒大家，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以前，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也有过必须估计到两种前景的情形。在1905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对第二次俄国革命的必然性毫不怀疑：他们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仍坚定不移地相信，第二次俄国革命必定会发生，因为第一次革命没有解决革命任务，革命的动力依然存在。但是在革命的速度和期限问题上——它是否过两年或者过十年一定会爆发——，在这个问题上，在1905年以后不得不长时间地估计到两种可能的前景。那时候，也不乏想把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说成是某种折中主义的企图。但是，那不是折中主义，那是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方针；布尔什维克分析了整个情况，得出结论：从第三次革命发展速度的意义上说，不得不暂时估计到两种前景。而这种情况绝不使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变成为机会主义的或者不够坚定的策略。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有点类似，只是有一点不同，在世界范围内情况要比在一国范围内复杂得多；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特别是许多国家的革命遭到一系列失败以后，情况非常复杂，现在要在世界范围内预先估计到速度和行进路线就困难得多了。现在是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和平心静气地来分析德国1923年失败、保加利亚两次失败以及烈韦里最近一次失败的原则和教训的时候了；发生上述失败的这个时期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极其困难的时期。我们应当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而是以革命家的身份来对待这些事件。1905年的失败对于列宁主义来说是1906、1907、1908年和以后年代进行研究的对象。在革命刚刚失败以后，我们曾缺乏经验和清醒地、平心静气地分析这些事件的客观态度。同志们，我们现在在评价德国也可以说整个欧洲中部革命失败的教训时，首先应当指出，这些教训把争取群众的必要性问题庄严地提到了首要地位。我不能在这个报告中专门来谈这些教训，这是进行独立研究的课题。我只想说一点，我号召共产国际尽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这些事件上，并联系我们所面临的一方面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和另一方面确立无产阶级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任务来加以考虑。现在回过头来谈一谈开始时提到的关于两种前景的问题。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我们是否应当抛弃这两种前景，并且鉴于资本主义稳定的不巩固而立足于一种前景，那么我要回答说，不!在关于革命速度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估计到两种可能的前景（而在革命发展的行进路线问题上更其如此），我将在进一步分析目前形势的过程中竭力说明这种必要性。关于革命发展的行进路线先谈一谈革命发展的行进路线问题。开始时我们或许把自己的目光过分地局限在中欧了。这可以说是有些“迷恋于”德国的时期。当时我们觉得，继俄国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就转到德国了。在1925年召开的上一届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英国上，把德国革命的前景稍稍推后一点，到1923年底时，德国资本主义的情况特别严重，而1924-1925年由于暂时稳定的结果发生的变化显得特别出奇。因此在1925年初，在我们的扩大全会上，我们对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问题稍稍持怀疑态度。现在德国和中欧又遭到了经济和政治困难。毫无疑问，在巴尔干地区资本主义比较稳定，但同时巴尔干地区现在也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生巨大不测的策源地。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中国的运动，它也包含着许多意外的事件。同志们，大家可以看到，要总的评价形势并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地理路线是多么困难啊!我们要想概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我们就应当说，显然革命提上日程的首先在欧洲，其欢在东方。但是我们看到，欧洲革命是同东方的民族革命高涨密切联系着的；两个过程是互相紧密交织和平行发展的。只能相对地来单独考察它们。然后是美洲。（1）欧洲；（2）东方；（3）美洲。同志们，无论在欧洲，无论在东方，还是在美洲，也都应当区别其明显表现出来的特点；特别是在美洲，我觉得南美国家将起巨大的作用。我们对革命最近发展的可能行进路线问题的提法就是这样。同志们，我认为这里也应当估计到不同的可能，不同的前景。共产国际的成长和成熟必将表现在善于预见、善于估计到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一切可能的行进路线并从中得出必要的实际结论。欧洲和东方英国工党主席和铁路工人联合会总书记克烈姆普先生不久前写了一篇包含着“英明”计划的文章：国际为何要分裂，莫斯科为何要斗争？难道不能和平地进行谈判并在某些国际之间分配一下大陆吗？欧洲交给阿姆斯特丹国际，它在欧洲拥有多数；这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是莫斯科，莫斯科同亚洲各国相当接近，它的思想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渗透着亚洲精神；为什么莫斯科不能成为莫斯科-亚洲国际的所在地呢？根据克烈姆普先生的意见，这种和睦的分工就可以解决莫斯科和阿姆新特丹之间的纷争。“第三”国际就在美洲，它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克烈姆普说，美国劳工联合会已经取得“辉煌成绩”，它已使墨西哥工会运动站立起来。克烈姆普在发挥自己的英明计划时说，这样来划分彼此之间的“势力范围”，我们就可以结束现时工人运动中的分裂。这个相当天真的建议反映了英国改良派领袖的“聪明才智”。在我们这次全会上无需来驳斥这个“英明的”计划。很明显，我们想要在莫斯科建立的不是莫斯科-亚洲的国际，而是世界性的国际，而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使我们易于完成这项任务。直接以资产阶级名义说话的某些先生要比这位克烈姆普对事情了解得更好，设想得更清楚。例如，美国政界的一位高级官员不久前曾这样评论我国苏联宪法的意义。照他看来，“苏联新宪法因它的创立者而闻名，不是作为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作为实现一定政策的步骤。为了体现这一点，苏联的国徽改变了，根据第70条规定，它是由放置在地球上的镰刀和锤子组成，同时有些国家染成红色，表示今后这个红色将普及各地”。这真是新发现！而这位进官贵人的结论是这样：“这里说的不是苏俄个别热心者反对美国机构的宣传，而是苏联政府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国际联盟的坚定决心，一切国家迟早都将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事实上加入这个联盟。” 大家看到，这位资产者对事情的了解要比克烈姆普好一些。我还要引用一下沙辛先生登在《大陆评论》杂志2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亚洲的动员》。 “布尔什维主义不能用袭击夺得欧洲堡垒，于是企图包围它，阴谋夺取它。它无耻地同西方的所有敌人勾结起来。在东方，没有比第三国际更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组织了。在阶级利益同民族利益暂时相符合的借口下（！），它支持民族英雄和东方的资产阶级，而在俄国则对本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农民让步。” “欧亚两洲之间的‘不可摧毁的桥梁’——共产国际可以引为自豪的唯一产儿就是汪达尔人向欧洲文明进攻的道路。著名的‘农民梵蒂冈’就是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能得到反映的麦加。” 大家看到，沙辛先生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把我们大家的目光都放在东方。因此这个问题具有紧迫性。我们的所有敌人，包括英国的改良派领袖，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年复一年地进行某些修改，把注意力忽而集中在中欧，忽而集中在西方，忽而集中在英国，忽而集中在东方，或者以相反的顺序进行。有一点是清楚的：共产同际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组织，尽管从运动速度的意义上说具有两种前景，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性的问题上则牢牢地站在以前的立场上。 …… 五、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错误和成就。极左派的基本错误我在这里曾经谈到过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错误。错误确实是严重的。哪些错误最重要呢？我们且来列述一下。这些错误如下：最严重的错误是形式主义地理解这一策略。在某些同志看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写两三封公开信，而信写得好坏，这是次要的事。信写了，事情就算完了。不期待答复。第二个错误是超揭露。人们希望揭露社会民主党领袖，但实际做的毋宁说是揭露自己的无能。鲁特同志领导下的德国党尤其表现出这样的事例。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选举兴登堡的事。绍列姆：对，对! 季诺维也夫：既然绍列姆同志认为是“对”的，那就是说确实是对的了。在选举兴登堡期间，我们正在开扩大全会。应当客观地说，曾经在这里开会的同志们，包括鲁特同志在内，很快同意我们对这一错误的警告。后来同志们回到了德国。兴登堡当选了。德国党中央在选举后的第二天给社会民主党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们建议如此如此，不过我们知道，你们不会这样做；工人阶级将会看到，社会民主党人多么反动；换句话说，我们向你们提出这个建议，并充分相信你们是恶棍。”这是超揭露的最典型方式。既然你们真的确信这一点——我也确信这一点——，那就在公开信上不要这么说了。如果你们骂他们，那么这样使他们更易于摆脱困境。错混的第三种形式是不正确地理解工党的问题。这个毛病已经有其老根了。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曾不得不反对主张退出工党的某些英国同志。这实质上是如何解释统一战线策略的一场斗争。英国人曾经反对这一策略。我记得，各种各样的同志曾支持这种意见，好象有塞拉蒂和博尔迪加。假如英国的同志们不在工党内，我们在英国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吗？现在我们在那里牢牢地扎下了根，以致右派打算把我们开除出党。我们对他们是个威胁，围绕这个问题正在进行一场斗争。现在在挪威，这个问题表现出另一种形式。谁不善于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谁就主张反对工党。另一方面，我们也碰到这样一些倾向，有些同志认为，如果维护工党，那就应当取消共产党。我不知道这两种倾向中哪一种倾向更糟糕，大概是两种倾向都同样糟糕。如果共产党按照第二种观点行事，那么共产党人就会成为工党的左的尾巴。两种错误我们都不应当犯，而应当同它们进行斗争。还存在着老的错误的某些心理上的残余。例子就是：在开展没收邦君财产运动期间，有位社会民主党工人建议一起行动，而共产党人回答说：“你是社会民主党人，我可不支持你。”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象在柏林那样同社会民主党人打起来，那么我们就不能达成统一战线。不，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这里有人常常抽象地提出问题：怎样实行统一战线前策略——是“来自上面”还是“来自下面”。同志们说：“来自下面——对，来自上面——不！”这都是极左派特意设想出来的，以便冲淡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使它化为乌有。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它作了明确的回答。那里说：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是永远必要的，除非当一部分被社会民主党愚弄的工人站在街垒的对面手执武器进行直接军事行动的时候。在其余场合下，永远是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当然，根据具体情况，完全允许既来自下面也来自上面的统一战线，但是应当牢牢记住，第五次代表大会摒弃的是只实行来自上面的“统一战线”，即议会的联合。极左的词句和妥协的行动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的左的错误就是如此。也有右的错误。典型的例子是1923年萨克森的政策。这是把统一战线解释为同社会民主党结成公开政治联盟的例子。德国共产党和全体德国工人阶级由于萨克森的试验而取得的惨痛教训使我们防止将来犯这类错误。我们不允许今后重复这种试验。最近时期德国党生活中的又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策伊特茨。这个错误是由一个小的地方组织犯的。这虽是一个小的地方组织，但对于极左派来说是特别典型的。不能低估小的地方组织，有时它们最明显地暴露了弱点。当问题涉及到上层时，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要知道那里是一些锻炼有素的议会主义者。他们善于这样说话，以便使谁也不懂得事情的真正实质。但是，如果是小的地方集团说话，那么有时它最清楚地表明某些极左派的实质所在。我认为，策伊特茨的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要比极左派前几个星期和前几天的一些长篇的声明更令人信服。我对这些声明评价不高；我希望实际上更快地结束极左的病症，那时就用不着声明了。共产国际断然不需要右的和极左的倾向。这种对称毫无用处。如果它确实没有了，那更好。但是目前在德国极左的危险还是很大的。我们要彻底地同它进行斗争。总之，策伊特茨的例子要比许多声明更有意义。极左派领导的策伊特茨的组织决定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并签署协议，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必须完全停止相互斗争——言论上和行动上，或者其他任何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有点象1923年萨克森的方式。我觉得，必须确认这个病症并坚决清除它。是早就应该研究和克服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极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时候了。统一战线的成就现在来谈一谈统一战线的成就。我们有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就呢？是的，不但有，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认为，我们取得最大成就的首先是在英国。英国党所做的是真正的统一战线策略。在德国也取得了成就。大家知道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已在德国兴起和我们已经深入群众。在比利时也取得了成就。比利时也象奥地利一样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比利时，我们之所以有第二国际最强大和最重要的政党之一，不是因为有王德威尔得阁下在那里主宰，而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我们党是小党，但是很团结，它在工会统一和政治统一方面已经取得初步的巨大成绩。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瑞典，也取得了成就。大家知道哥德堡召开的代表会议。这是无产阶级几个巨大组成部分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真正集中的序幕。造成我们瑞典党的病根的霍格伦脓痘破裂了，党清除了不健康分子，现在正在争取广大群众。霍格伦现在在哪儿呢？基尔博姆同志告诉我，霍格伦在编一部全集，你们知道是谁的全集吗？是布兰亭的！霍格伦是做这件事的非常合适的人物。而据基尔博姆说，施特列姆“大叔”（霍格伦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同苏维埃俄国进行斗争的委员会。这些先生们的下场就是如此。我想说，中国党的政策也是在加紧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不过不是在工人中，而是在另一个社会阶层中。最后，必须一再地指出的一个成就，这就是上面已经说过的到苏联来的代表团和英俄委员会。我认为，我们并不处在只热衷于无休止地批评错误的境地。我们也有巨大的成就。这说明，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正确的，只是应当看到障碍和困难并加以克服。道路是正确的。我们有一切客观条件来进一步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争取群众而斗争提纲上说，正是在这相对稳定的时期里，我们应当善于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政党。这是不是有可能呢？我认为有可能。在这方面，捷克党的例子是很典型的。一年前，捷克党发生了危机。在它的压力下，一些捷克同志说，目前不可能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成为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党。有些同志这样提出问题：要么布尔什维克化，那时我们就变成小党，要么成为群众性的大党，那时就把布尔什维克化撇在一边。许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化原则上是好的，但这颗果子现在还不到季节。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正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化走向群众性的政党，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同任何宗派主义格格不入的。我们说：正是由于巧妙的布尔什维克化，我们才能成为工人群众的政党。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我们的观点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党正在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的主要政党。为什么这是可能的呢？因为社会民主党越来越不再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保尔·弗勒利希同志在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很有意思的材料。[3] 1925年3月，在844000名党员中有1200名党的领导官员，7000名工会官员，600名中央和地方议会议员，6500名城市管理机关人员，30000公共事业管理机关人员，1500名市长，2890名市政管理人员等等。调查表明，在政府机关和工人组织机关中总共有50000多名社会民主党党员。此外，在社会民主党内有100000名小商人和家庭主妇（非工人妻子），10000名啤酒店业主，70000名中下级官员和100000名技术和商业职员。总之，调查表明，在现时社会民主党内，有350000名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和500000无产者。尽管无产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在党和工会机关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小资产阶级。目前我接到瓦尔如同志关于不来梅的很有意思的材料——对不来梅社会民主党的详细调查，诚然，这只是一个地方组织，但这是最优秀的组织之一。那里情况也是这样。统计资料只包括8643名党员中的7465名，也就是说有1178名列在“职业不详”栏内。主要分类如下： 1、独立从事手工业的人——大部分是手工业者（例如面包师、理发师、制鞋师、裁缝等）；饭馆主人——101-274 2、独立从事商业的人（小商贩）——65 3、职员、自由职业者其中：国家机关职员——307 私人机关职员——162 技师——92 店员——84 铁路员工——83 工会和党组织职员——71 工程技术人员——46 4、家庭主妇——1356 5、“其他职业”——37 6、熟练工人——3336 7、非熟练工人——1447 总计：——7465 如果把前五类算作是小资产阶级，那么情况如下：小资产阶级——2682（35.8%）熟练工人——3336（44.6%）非熟练工人——1447（19.3%）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社会民主党正在成为工人贵族的政党，它被日益溶化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在美国，这一过程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在欧洲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当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正在胡作非为，甚至想赐给旧日的邦君10亿马克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可能通过巧妙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如果我们不善于这样做，那么我们就是蠢货。社会民主党已经丧失了50%的工人，而在道义上丧失得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希望取得成功。当然，在选举时他们还会得到很多选票，但是我们有苏联作后盾，它正在成长壮大；有共产国际作后盾，我们是衷心地希望把工人阶级而不是把工人贵族组织起来的唯一政党，我们一定能够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为此首先应当善于运用真正的统一战线策略。不久前，在一些重要的政党内，如德国，发生了一场关于柏林市议会选举中提出联合名单的争论。中央的策略是绝对正确的。失业现象的增长、工资的降低、工人群众总的物质状况的恶化、社会民主党前蜕化和变节为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那么我们就是蠢货和庸才，或者说就是犯了绝对不能容忍的错误。在没收邦君的财产问题上情况也是这样。极左派说，这纯粹是议会的问题。现在谁相信这一点呢？谁都清楚，这是通向群众的道路，要知道这样的道路我们这里还不多，因为其中许多路被社会民主党设置了障碍，而能够走得通的、使我们有可能面向社会民主党工人们的路，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必须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六、反对极左的和右的倾向德国的极左派近年来，在某些党内，如在德国、波兰，部分地在意大利、法国、挪威，出现了极左倾向的某种复发，特别明显的例子是德国和波兰，那里这个病症表现得特别明显。正是在当前的过渡时期里表现出极左的错误，我看远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就明显地可以看出，1925年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过渡年，例如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在关于工人运动左翼发展的问题上，在关于改良主义幻想的曲线如何急剧下降的问题上。我们的影响在某些国家内开始增长，可以感觉到稳定不是那么有力的。这对极左病的复发正是合适的时期，因此它严重地表现出来。不能说，在极左派阵营中没有某种准备和组织性。无论如何，在波兰和德国的极左派之间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协调和串通。某些波兰同志常常“及时地”到柏林来，以便维护“波兰的”极左观点；我不以为极左派向共产国际路线的进攻是由于贞洁受孕而发生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组织的。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波兰，那里极左的党中央同时反对法国党，反对德国党，反对保加利亚党，说实在的，反对整个共产国际。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斗争。我们也进行了斗争。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些各种极左派别的公认的代表，我们衷心地表示欢迎。这里有博尔迪加、路特一费舍、罗森贝尔格、绍列姆、多姆斯基——他们会说，我们将做出答复。我不想事先妄加评论。或许我们会听到新的论点。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了关于德国极左派的最新消息。从中可以看出，极左派开始在分化。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要知道，这是我们国际的一些同志。我们不想采取这样的政策，似乎跟我们打交道的是阶级敌人。我认为，那样诚恳地放弃错误的同志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如果他们愿意按照共产国际的行进路线和政治路线走的话。但需要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一纸声明来证明这一点。而对于其余的人，则必须斗争到底。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充分明确起来。总之，极左病的这种复发是最近一年来共产国际生活中的极重要事件之一。我们应当对它进行斗争，我们也进行了斗争。同志们，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提纲上说，以最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右倾在法国，极左倾则在德国。现在，反对德国的极左倾和法国的右倾决定着共产国际的道路。不应忘记，正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就有时可能会增加右的危险。得到我们支持的德国党中央的现时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时，必然会出现右的危险。右的危险已在一系列国家中表现出来。在法国，这是主要的危险，在意大利，在某些同志身上已有这种迹象；其中有些人甚至在党代会上维护国家凌驾于阶级之上的理论。右的危险在挪威、荷兰也有，那里象怀恩科普、拉文施坦这样的领导人也采取不能容忍的立场。拉文施坦转到资产阶级报纸方面，并从那里攻击荷兰共产党。我们在罗马尼亚也有右的错误，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克里斯廷斯库对错误负有责任。我们也应当估计到这些危险。我们知道，在象德国这样的国家里，这类情绪是完全可能的。总之，同志们，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依然不变：既不向右派也不向极左派作任何让步。我们应当抓住个别一些支部并问问自己：哪种危险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是最迫切的危险，并根据危险的程度首先给予打击和彻底加以揭露。我认为，我们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所持的路线是正确的。显然，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但是我们列举了主要的东西：德国的极左的危险，法国的右的危险。有人会说：你们忘记了巴尔千；没有谈青年共产国际，没有谈妇女，对挪威注意得太少，等等。不过我们不可能来谈论所有这些详情细节，我们只能指出最重要的、对于当前形势来说最典型的东西，并制定总的路线。我认为，这个方针指出了法国的右的危险和德国的极左的危险。最近几天传来一些新的消息。有人说，罗森贝尔格和绍列姆开始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听维贝尔和其他同志说，绍列姆已经不是极左派。我们暂时还不确信这一点。等全会开完后工作开展起来再看吧。不过到目前为止情况还是这样，德国的极左的危险是最严重的危险，目前看来这一点还是正确的。近来我觉得——我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说过这一点——，德国甚至存在着一种出现平行的极左派政党的危险。我不知道，我是否夸大了这一危险。如果夸大了，那就更好。在目前情况下，极左派政党是历史地注定要灭亡的，但是它绝不能危害我们的事业。德国党内还出现了另一种病症。大家想必还记得舍恩兰克的文章和开除他的事。有时人们说，一个人算不了什么。但是，正如在策伊特茨事件中一样，这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有些同志说，舍恩兰克是个诚实的人，他没有被收买。我们这里谁也没有这样说过，但他是个懂得问题之所在的人，也是道出了别人之所想的人。中央把他开除了，而有一位同志，绍列姆同志在开除他时弃了权。（绍列姆喊道；“出于对中央的不信任。”）我不知道，从什么观点看可以对开除了一个坦率承认自己拥护社会民主党的人的中央抱不信任态度。奇怪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绍列姆同志认为有必要对中央抱不信任态度。（绍列姆喊道：“那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发表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是共产国际最优秀的文献之一。（绍列姆喊道：“我不认为。”）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不久的将来未能使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你是不可救药的人了。你们是否认为，没有这封信，德国党的未来的顺利发展是可能的吗？我不想说，信件创造了历史，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得到了许多东西，而信被证明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法国的右倾危险尽管右派大喊大叫法国党的破坏和灭亡，但是它的情况客观上是良好的。法国的右派叫嚷说，法国共产党“正在死亡”。他们一字不差地重复着1910年俄国取消派所说的话。我们的敌人是善于更好地估计形势的。巴黎政界的一位非常有权威的人士对法国共产党及其活动作了这样的评价： “近来，共产主义在法国取得了显著的和无庸置疑的成就。除了迄今为止存在的街头混乱以外，在我们军队和警察队伍中开始表现出明显的瓦解迹象。共产党人竭力利用国家遭受的一切不幸来进行有害于法国及其声誉的鼓动宣传。为什么共产党人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呢？因为他们在国内找到了最适宜于激起人们愤怒的土壤。执政党个别集团之间的矛盾，极其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新的赋税引起的中小居民阶层的日益不满，而主要是，法国为了维护自己在非洲和地中海的利益而进行数月之久的顽固的和血腥的摩洛哥冒脸，为共产主义的反政府宣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有利的环境。法国共产党人和居住在法国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利用摩洛哥战争来在国内和军队里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这种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庆祝摩洛哥及其领袖们的独立，街上不断发出‘乌拉’声。在军队里，逃兵现象，拒绝积极行动或拒绝调往前线的现象层出不穷。8月2日，规定了举行抗议战争的总罢工。逃兵现象达到了迄今为止任何一次战争中未曾有过的规模。甚至发生了整个队伍转向敌方的现象。此外，在布列斯特发生了一些舰只人员的罢工和暴动。布尔什维主义甚至渗入到社会公用事业机关和民政机关的队伍里，特别是邮政和银行工作人员中。” 这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和有相当观察力的敌人说的话。怀疑他对我们同情是绝对不可设想的。而并非属于同类的右翼反对派对形势的估计则不同。我们在提纲中已经指出，在右翼反对派的队伍中有三个派划：第一个派别是过去的工团主义者，他们从共产主义“倒退”到了改良主义。这毫无办法。我记得，当罗斯梅说他将加入党时，我和一位同志（罗斯梅的朋友）打赌。我深信罗斯梅不会加入党。打赌我输了。罗斯梅加入了党。但过了一年半实际上退出了。他是个工团主义者，不可能成为共产党员。我们在前进，而右派希望我们后退。第二个派别是苏瓦林。按其性质来说，这一派渗透着反共主义和反动情绪，在许多方面很象布勃尼克主义。我不想说，苏瓦林的人品也象布勃尼克一样。布勃尼克披资产阶级公开收买。对于苏瓦林，我不这样说。但是，这一派的客观作用是同样的：瓦解共产党。第三个派别（洛里欧）退回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有位同志告诉我洛里欧对共产国际的看法，这是值得注意的。据洛里欧同志的意见，当俄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我们外国革命者就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去保卫它。那时，我们外国社会党人接受了二十一条，接受了列宁主义的原则；我们承认这一切是因为俄国革命对于我们来说是神圣的，俄国革命当时处在危急之中。然而，现在俄国革命巩固了，就该重新考虑这一切，就该享有绝对的批评自由了。我没有文件来证明这些话。或许这是不真实的，而洛里欧同志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对此提出异议。但是，据我对洛里欧的了解，他是完全可能有这种看法的。照洛里欧看来，列宁主义在俄国革命危险的时刻是正确的，而在危险过去的时候就不正确了。总之，这是退回到社会民主主义。当然，应当尽一切可能以便使洛里欧一派重新回到共产国际方面来，并竭力消除他们的不健康情绪。不过，如果不成功，那就毫无办法了。在法国的右派当中也有一些好工人，他们不满党内的制度并起来反对中央。那里实行着过分机械的集中制，老实说，那里党内的民主太少了。有些工人支持反对派只是表示对这些情况的反抗。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法国党中央在1925年12月的代表会议上承认了这些错误。对于德国来说，先得从莫斯科写公开信。在法国，中央的同志们自己得出结论，自己写了信。当然，这样就好得多。中央明白了自己的错误，而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这样党又会赢得反对派中的优秀分子。右派的原则路线现在我来谈一谈这个反对派的原则路线。右翼反对派首先反对在生产支部的基础上重建党。你们想必知道有250人签名的右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先从反对派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说起。他们在声明中说：“在法国，支部现在不可能成为党的基础。不然就等于不考虑国内的经济和资本主义大国的结构，不然就等于不相信使党迅速和彻底灭亡的社会力量的真正对比。但不仅仅是这些原因说明党的新制度毫不中用。支部容易滋长循私行为，此外还会碰到能使它灭亡的内部困难。我们根据经验相信，支部的存在有赖于书记的才能和稳定性。但是，在同一个地区内很难找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活跃游手好闲的支部的政治生活的书记。正因为这样，同志们只限于应付日常事务，散发传单，审理他们的工厂所感兴趣的问题。他们偶儿听听区里代表的报告，并请他快点讲，因为每个人都急于回家，因为住所往往离工作地点很远。最重要的问题讨论起来漫不经心。常常是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就散会了。对党员的教育没有进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进行。增加宣传员也无济于事，因为结果反正都一样。支部将来会瓦解，因为谁也不去活跃它的工作。要拯救党，就必须抛弃一年来采取的方式。中央建议发展机构，此外还建立‘街道支部’和‘分区委’。这些设想都是见鬼!它们不会消除祸害，而只会增加祸害。我们在这封信里不想详细地分析党组织的问题。我们只想说，必须立即回到地区支部作为党前组织基础，而绝不是不撤销工厂支部甚至还要竭力扩大工厂支部网的做法……” 即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刚刚结束的组织会议的文件，你们也可以估计一下在我们国外支部中建立工厂支部的经验。我们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切实地提出这个问题，从那时起，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工作表明，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我们在实行这个体制时将做出某些必要的修改，但这种方式本身是正确的。有意思的是意大利的极左派，如同法国的右派一样，反对这一体制。为什么呢？谁都清楚，工厂企业和工厂企业中的支部对于我们来说是基础，而右派和极左派否认这一点。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在右派的这份声明中对一些政治问题的提法和解释，特别是关于摩洛哥战争。他们写道；“中央希望无论如何把摩洛哥撤军和实行联欢的思想强加于人，在目前的情况下，实行联欢是句空话，不会有什么结果…… 的确，为什么不谈从尼斯、萨瓦、科西嘉撒军呢？迄今为止，撤军的口号只是引起了即将实现的反对摩洛哥战争的统一战线的失败。” 请在这份“历史性”文件上签字的同志们原谅我，我只能把这种观点叫做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而不能叫做别的。（喊声：“对！”）假如他们如此好心肠地谈论尼斯等等的割地，谈论应当怎样迎合资产阶级的政策，那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所作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法律。这派人在这里露出了妥协派的耳朵。这使我尤为愤懑。我们党尽管犯有各种错误，但勇敢地起来反对战争，而这类反对派竟在这样的时刻起来为资产阶级效劳和写信反对共产国际，并以如此讥笑和蔑视的口气说：“为什么我们不要求从尼斯等地撤军呢?”这是社会爱国主义的语言。法国党中央可能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对社会民主主义原则从不做出让步。反党的“250人”政策在信的结尾处说：“党在喘吁，党在死亡，与此同时，社会党出于拥有10万党员而在复兴，在重新赢得图尔分裂后失去的影响。资本丰义在巩固，在稳定，在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总之，我们党正在死亡，社会党正在成长，资本主义正在满怀信心地迎接未来。应当说，我在上面曾经援引的那位有威望的人士对法国形势的理解要比洛里欧更好。当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为党争取反对派中的好同志和无产者，但是必须同这个右派斗争到底。如果我们做出让步，那么共产国际除了一块招牌以外还剩什么东西呢？党必须善于进行实际的工作，领导广泛的辩论，同时跟右派进行斗争，提出纪律的问题。法国曾经有过党内的反抗。发出过反对250人签名者党的宣言、传单等等。他们没有服从中央机关的决议。一些反对派党员参加由被开除出党的罗斯梅，苏瓦林及其同伙出版的、具有鲜明反党倾向的杂志。有一位反对派中的工人在这里参加会议。我问他，怎么能维护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信件，怎么能同苏瓦林合伙呢？有人说：没有看就签了名。这是可能的，这是常有的事。但是你们现在看一看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把你们拖后到社会民主主义去了。他们似乎从左面来批评党，企图利用党的每一个错误并把党的整个生活纳入错误的轨道。正当党真正重新找到了通向工人群众的道路，日益紧密地与其保持联系并成为法国无产阶级情绪的唯一表达者时，他们却说，党正在死亡。不过这些乐曲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是熟悉的。孟什维克一直这样说，结果是自己在政治上死亡了。现在在法国这样叫嚷的人是些政治僵尸，而我们党正在大踏步前进，尽管它也象我们德国党一样犯了许多错误。我不想说，法国党内的情况都很好；我们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将详细地来谈论这个问题。这里我不说了。法国还存在着一些极左危险的表现。这特别反映在最近召开的一次扩大中央全会上，对这些表现还要进行研究。情况特别糟糕的是那些不把自己列入极左派而实际上犯有极左错误的派别。我指的主要是工会方面的工作。我们在提纲中说，法国没有尽力在工会领域中贯彻统一战线。这在客观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种不理解统一战线策略的倾向。必须消除组织制度上的缺点，必须同党内存在的一切坏事作斗争，必须剥夺极左派在工会领域中的基地。不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首先同法国的右翼反对派进行斗争，因为假如我们党向它做出某些原则性的让步，那么我们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译自《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1927年俄文版第10-15、41-52页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1]《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576页。 [2]同上，第577页。 [3]保尔·弗勒利希《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扮演的角色》，《国际》杂志第10-12册，1925年。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于闽西古田会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1929）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于闽西古田会议）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废止肉刑问题七、优待伤病兵问题八、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非常之浓厚，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了极大的妨碍，若不澈底纠正，则中国广大革命斗争加于四军的任务，是决然担负不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倾向的总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份是建筑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之上，然党的指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倾向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正确路线的教育，亦是使这些不正确倾向存在和发展的重大原因。大会站在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之上，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不正确倾向的来源，表现，及其纠正方法，号召同志起来澈底的加以肃清。甲、单纯军事观点（一）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1）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政治的领导，不认识红军的任务与白军的根本不同点。（2）雇佣军队的残余，特别因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观点，使单纯军事观点在下层有了基础。（3）因有以上二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群众力量。（4）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发生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二）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1）承认军事政治二者的对立，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承认军事是政治的领导了。（2）认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打仗的，不知道红军的任务，在意义上，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工作上，特别中国现在的工作上，他决不仅是单纯的打仗的，他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等重大任务。红军之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乃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因此，在组织上把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路线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垄断政权，离开阶级地位之危险，如国民党军队所走的道路一样。（4）同时在宣传上，忽视宣传队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士兵会的组织及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与组织工作都成了取消的现象。（5）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6）四军本位主义，一切只为基本队伍打算，不知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些的小团体主义。（7）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局部环境，以为除此以外就没有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观念非常浓厚，这乃是机会主义的残余。（8）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于，脑筋里充满着唯心的幻想，这又是盲动主义的残余。（三）纠正的方法（1）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念的理论根源。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2）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对俘虏的入伍期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其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3）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及群众政权机关（苏维埃）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党及红军官兵。（4）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5）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与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乙、极端民主化（一）红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确实减少了许多，如党的决议比较的能够执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定”等口号没有人说了，都是事实。但在实际上，这种减少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减少罢了，决不是在一般党员观念里头根本肃清了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毒根还深中在许多同志的心中，如决议案之执行表现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之一。（二）纠正的方法第一，是从理论上扫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斗争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必然的走到革命的失败，同时亦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反革命寿命的延长。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小农生产及城市小资本）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根本不相容的，客观上实在是反革命思想的一种。具有这种思想的人，若不努力纠正，任他发展下去，必然的要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第二，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1．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上级机关要明白下级机关的情况，及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社会来源。3．党的各级机关决定事情不要大随便，一成决议，便须坚决执行。4．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其方法就是开活动分子会，或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查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5．党的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尽的讨论，以求澈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他执行的方法。丙、非组织意识四军党内非组织意识，表现在各方面的很多，最显著的有如下列三种：（一）非少数服从多数如提议被否决，表现非常的呕气，及不诚意执行党的决议案，都是这一种的例子。纠正的方法（1）会议上要使到会人尽量发表意见，明了对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调和敷衍下去。一次不能解决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期于得到明晰的结论。（2）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应在党的第一次会失败之后，下一次会议未开之前，必须拥护多数的决议，除在下一次会议得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二）非组织的批评（1）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加增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红军党内批评，很多不明白这种意义，而误用了去攻击个人，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而且毁坏了党的组织，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了批评的意义，是加增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完全不能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2）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批评，这是因为没有建设党的组织的政治意义于一般党员观念之中，因此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的原故。这种结果，亦足引导党走上毁坏的道路。纠正的方法，就是建设党的组织的政治意义子一般党员观念之中，这样方能从根本上肃清一切不负责任的给群众以坏影响的非组织的批评。（三）一部份党员特殊化借口事情忙，实际是不愿意接近群众，又怕群众批评，因此不到支部大会和小组会，到会亦不作工作报告，种种异于一般党员，其结果，脱离群众，脱离党。在此事件上支部负责人不但不纠正这种现象，反有怕了这些特殊党员的表现。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第一，红军历来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党的机关很少注意军事工作的讨论，因而也没有督促军事负责同志于党的会议中，经常提出关于军事的计划（如训练计划，管理计划，作战计划等）及报告。结果党的讨论离开了军事，军事负责同志也忘记了应该受党的领导和对党作报告，致使红军的军事工作成为一种党的机关和一般党员所不明了的特殊部分，这样不仅对党员军事化一个任务大有妨碍，而且使党与军事分离，有成为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第二，因为有上述党的任务上的重大错误，致使一部分负军事责任的同志成为党内的特殊部分。同时负其他工作责任的同志，对于支部会议也有许多不愿意到会的，及到会不说话的特殊化了的人。这样就是使红军党的支部生活所以成为现在这种偏畸的不健全的状态的原因。纠正的方法：第一，党的各种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军事计划及报告列于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第二，不论担负什么工作的党员，均须出席支部大会及小组会，并作工作报告，不得无故不到。丁、绝对平均主义（一）红军中绝对平均主义，曾经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利害，经过许多奋斗，确实减少了好些，但尚有许多渣滓残余着。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工作需要，而认为不平等制度。分东西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顾大人小孩体强体弱，只要平均背。分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打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为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付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一个人抬了去。以上这些例子，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绝对平均主义并没有从群众头脑里头根本的去掉，所谓去掉了一些，只是部分或形式的罢了。（二）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实在是和政治上极端民主化―样，都是手工业小农经济的产品，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方面罢了。（三）纠正的方法，在理论上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种幻想，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时期，物质的分配亦当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决然无所谓绝对平均。在红军中，物质的分配应该做到最大限度的平均，如官兵薪响〔饷〕平均等，因为这是现时环境红军斗争的需要。但必须反对一切无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戊、唯心观点（一）唯心观点，在红军党员中是非常浓厚的，其结果对政治分析，对工作指导，对党的组织，都有非常大的妨碍。因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对于党内唯心的批评精神，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其结果往往酿成党内无原则的无意义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关于党内批评问题，除开唯心批评精神之外，还有应该要说及的，就是非政治的批评精神。批评的任务，不明白最大的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其次才是指出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小的缺点及小的技术方面，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及组织的错误有密切的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技术的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寻常技术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必然要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最大的危险。红军党内技术的非政治的批评精神，是和唯心论的非科学的批评精神一样，必然要得到（而且已经得到）他的最坏的结果。（二）纠正的方法唯一的是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教］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此目的，就要：（1）教育党员用马克司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2）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借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了实际调查，便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党内批评要肃清唯心的和技术的作风，说话要有证据，讨论工作要注意他的政治意义。己、个人主义（一）红军党内个人主义的表现，有如下各种：（1）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手段，这种例子很多。还有，在党内亦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找岔子报复你，这种例子亦不少。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利益，亦不知有整个党的生活，只知有自己个人，他的目标不在对付敌人阶级，而在对付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很能削弱党的组织，削弱战斗力的一副销蚀剂。（2）小团体主义。表面上是个人主义的放大，骨子里仍然是极狭隘的个人主义，他同样的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的风气很盛，奋斗的结果消灭了许多，但残余是依然存在的，还须加上奋斗的努力。（3）雇佣观念。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阶级任务的工具，而自已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斗争的主体，而认斗争与自己无与，自己是仅仅对红军长官或党部机关负责任，而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雇佣革命的观念，在红军中颇为发展，这是无条件努力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多的原因。雇佣观念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背上，这是于斗争不利的。（4）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之于享乐主义方面者。他们经常的希望是队伍开往大城市，他们之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就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工作。享乐主义的结果，就是只顾个人利益，不顾整个革命，不顾团体行动。（5）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怠工起来。消极怠工之由来，固然根本上是出于个人主义，由于他没有真确的阶级任务的认识，但尚有党内及军中处置事件，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的客观原因。（6）离队观念。红军中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亦不完全是主观的个人主义，尚有1．红军物质生活过差；2．长期斗争感觉疲劳；3．处置事件，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客观环境的原因。（二）个人主义的来源，在于小农思想直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到党内。纠正的方法，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置事件，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客观条件。庚、流寇思想（一）红军中流寇思想的来源，在于（1）红军中游民无产阶级占大多数，这是近的原因。（2）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游民大众之存在，这是远的原因。由于远近的两个原因，就产生了红军中的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主张。但是黄巢，李阁，洪秀全式的大规模的流寇行动，是帝国主义统治着的中国特别是进步的武器（手榴弹、钢炮、机关枪等），进步的通讯方法（军用电话及无线电等），和进步的运输方法（汽车轮船铁路），已经输入了的现时代的中国所不许可的，因此流寇思想自然不会成为红军中最后有力的主张。但是他的影响，表现于各方面仍是很大。如（1）不愿坚〔艰〕苦耐劳的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2）扩大红军的组织路线，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以至于扩大非地方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军买马”“招降纳叛”去扩大红军的路线。（3）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主义的表现，妨害革命加于红军巨大任务之执行非常之厉害，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和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二）纠正的方法：（1）从教育上去变更党内游民成分的不正确思想，以肃清流寇主义。（2）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及以后新来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3）引导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进现有红军队伍，改变他的成分。（4）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辛、盲动主义的残余（一）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的斗争，已经尽了颇大的努力，但不能说已经充分，因此红军盲动主义的思想和行动虽然已经克服了许多，但尚存留着一些残余。盲动主义的来源，是由流氓无产阶级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汇合所构成的。他的表现，如（1）不顾主客观条件盲干。（2）城市政策执行不充分不坚决。（3）军犯松懈，特别是打失败时。（4）不要群众基础的烧屋行为，各部队还有一部分的存在。（5）枪毙逃兵制度和肉刑制度，亦有某些成分是出于盲动主义者。（二）纠正的方法：（1）从理论上肃清盲动主义。（2）制度上，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二党的组织问题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的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的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这个问题特作详细的分析与决定，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甲、党的组织路线问题（一）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亦不应忽视。（二）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每班不能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出一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的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的方法。（三）红军原有的小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智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的法子，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的将各种出身不同能力不同的分子很好的混合编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乙、党的组织松懈问题（一）四军党的组织现状（1）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资格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组织就弄得很差了。（2）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记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委组联席会，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部党员大会等，非常开得少。（3）一般的纪律松懈，特别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他的情况，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犯律。对一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纪律一般的放松了。（4）所有官长既都成了党员，结果所有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便很少注意他的社会职业的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如各级军事工作会议，各级政治工作会议，几乎完全没有，―切都以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简直不谈起了。（5）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级会议上级少有派人出席。这固然是因为上级机关组织不健全，但上级机关工作态度不积极，也是对下级机关指导缺乏或指导不详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指导实际工作，如一个部队出发游击时的工作指导等，一般的缺乏详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6）支部大会及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二）纠正的路线（1）将旧的基础厉行清洗，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2）以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介绍人首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须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密秘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向将要入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3）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他还有教育同志的重要任务。各种训练周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的举行起来。（4）严格的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5）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质。每个党员（除开党内负了重要或专门任务的人是为革命职业家外），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他的工作。（6）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级对上级要有详细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7）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的规定支部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的督促开会。丙、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问题（一）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1）不明白会议的意义。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他。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凡是对斗争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议不仅解决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查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由会议的政治化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政治化实际化，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斗争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红军党员因为不明白这些政治意义，所以成为不爱到会或到会少兴趣的第一个原因。（2）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到答复，因此，减少讨论的兴趣。（3）负责人事前没有很好的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样解决也没有准备一点意见。（4）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发言偶出题外，便马上禁止他，他便坐只不做声了，如发言有错处，除停止外，还讥笑他。（5）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二）纠正的方法第一，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第二，要把会议的政治意义时常对同志们提醒，尤其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第三，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第四，上级机关要快些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不要拖延大长，失了热气。第五，负责人要事先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第六，主席对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杀风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家，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兴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意义。第七，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的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丁、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一）军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因而没有特殊的工作对象。又党的小组，以班为单位建设方才有利斗争。因此党的支部里头无设立团的小组的必要。（二）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绪，除一般的接受党的训练外，还有特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须有专门组织去担任这种工作。因此，应在支部中划出年在廿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有特别情形如担任党的重要工作除外），成立青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除们大队为单位常有计划的召集开会外，支队及纵队亦各应酌定时间，召集开会。（三）为计划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计划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工作会议，前委及纵队支委里头各设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员会，支队委及支委各设立一青年委员，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从事工作。戊、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之关系大队支队两极党部的书记，以不兼政治委员为原则，但在工作人缺乏的部队，仍可暂时兼充。没有担任党的书记责任的政治委员，上级党应察看情形在条件适合的环境下，得委为党的特派员，有指导该级党部的任务。己、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军及各纵队的直属队，均组织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委员人数五人至七人。庚、士兵会党团问题大队士兵会下设党团，工作由支委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队委指导。三党内教育问题甲、意义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的进行党内的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大会规定用下列材料和方法去教育党员，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更详纸的讨论，去执行这一任务。乙、材料（一）政治分析；（二）上级指导的通告的讨论；（三）组织常识；（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五）反机会主义及托浴斯基主义及反对派问题的讨论；（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八）马克斯列宁主义的研究；（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他的前途问题。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在干部份子外，其余都适应一般党员。丙、方法（一）党报；（二〉政治简报；（三）编制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四）训练班；（五）有组织的分配看书；（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七）个别谈话；（八）批评；（九）小组会；（十）支部大会；（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十二）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十五）纵队为单位书、宣、组、联席会；（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十七）政治讨论会；（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甲、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乙、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一）宣传内容的缺点：（1）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不具体）。（2）忽视群众斗争的宣传与鼓动。（3）忽视城市贫民之取得。（4）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5）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6）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7）极少破坏地主阶级的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等）的宣传。（8）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二）宣传技术的缺点：（1）宣传队不健全。1．宣传员每大队由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部队连一个都没有了。2．宣传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的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他的任务了。3．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同时也为宣传员的成份太差，工作成绩少引起一般的人对他不满）“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的称号。4．宣传队没有够用的宣传费。5.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同时对他们的工作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没有人理他。（2）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3）壁报出得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4）革命歌谣简直没有。（5）画报只出了几张。（6）化装宣传完全没有。（7）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8）口头宣传又少又糟。（9）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群众以不好的影响。（10）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11）群众大会很少开，又开得不好。（12）对白军士兵宣传工作的方法不好。（三）纠正的路线（1）宣传的内容方面：1.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的政纲。2．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发布暴动口号外，还有要运合群众斗争的情绪尚低地方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3．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还给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与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4.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他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迫切的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5．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的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任务。6．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的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统治下去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份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不周，须分别的同他们宣传。7．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的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要注意。8．到一个地方要适合那一个地方的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要依照不同的时期（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2）宣传的技术方面：1．宣传队的问题A.意义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忘〔荒〕废了一个大的部份，因此关于宣传队的训练和整理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要从理论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B．组织（甲）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附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乙）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丙）宣传队的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丁）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的份子参加红军的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调班长）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的改造宣传员的质量。2．传单，布告，宣言，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速起草。宣传品分布的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问题重要的一项。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该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3．壁报为对群众宣传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政］洽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内容是：A.国际国内政治消息；B．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C．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应注意下列各项：（甲）要快；（乙）内容要丰富一点；（丙）字要大点，要看得清楚。4．各政治部负责征集井编制表现各种群众革命情绪斗争的歌谣，军政治部负督促及调查之责。5．军政治部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材集中工作。6．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的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各支队及直属队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导群众的化装宣传。7．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中建设俱乐部。8．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示口头及文字宣传的技术。9．严格的执行三大纪律。10．上门极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军中扩大红军的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的信仰的良好方法之一，应当好好的去执行。11．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的召集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之秩序，演说人及演说题目和时间。12．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的，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A．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一看起一个印象。B．除有计划的在敌人经过的路旁，多写切合其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放于该路旁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给他们看。C．从俘虏中及邮件中检查调查敌方的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的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D．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查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的士兵搜查俘虏兵的财物的行为要坚决的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来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到精神上的欢乐，〈反〉对于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约分子勉强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下〔均〕适用。E．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极有效的方法。对于敌方伤兵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红军的］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的，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还给敌军。对待敌军受伤的官长亦然。五士兵政治训练的问题甲、材料的问题下列各项应很艺术的编制课本作对士兵的训练材料：（一）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的任务与计划；（二）土地革命的各方面；（三）武装组织及其战术；（四）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五）早晚点名口号；（六）识字运动；（七）怎样做群众工作；（八）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九）各种偏向之纠正；（十）苏俄红军；（十一）革命的自前阶段和他的前途；（十二）红军白军比较；（十三）共产党国民党的比较；（十四）革命故事；（十五）社会进化故事；（十六）卫生；（十七）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十八）革命歌；（十九）图报。乙、方法（一）上政治课（1）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分两种形式：一个支队在一起时，以支队为单位上课，教授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除战斗兵到课外，传令兵，勤务兵，长夫，马夫，伙夫，须均到课。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普通兵得到初步政治常识。（2）特别班以支队为单位，从各大队士兵中考选稍识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识者五十名编成，支队政治委员为教授，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特别班的目的，在造成较普通班的高一级的政治常识人才，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3）干部班以大队为单位，军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队附，中队长，中队附，各级军佐，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预备将来充当中级干部，由纵队政治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4）以支队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队各政治委员并军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其任务为讨论在一支队内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训练的种种问题。（5）军及纵〈队〉直属部队的政治训练，由军及各纵队政治郡宣传科负责，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执行之。（6）教授法（甲）启发式（废止注入式）；（乙）由近及远；（丙）由浅入深；（丁）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戊）说话要明白；（己）说话要有趣味；（庚）以姿势助说话；（辛）后次复从〔习〕前次的概念；（壬）要提纲；（癸）干部班要用讨论式。（二）早晚点名说话（1）说话时间每次最多不得过半小时。（2）材料：〈甲〉报告政治消息；〈乙〉批评日常生活；〈丙〉解释每周政治口号。（三）集合讲话（1）支队每星期一次，纵队每半月一次，全军不定期。（2）每次讲话，须要有计划的由政治工作机关（支队由政治委员），商同军事工作机关规定讲话内容，指定讲话的人，并分配讲话时间。（3）每次讲话除任勤务的以外不准不到会。（4）每次讲话内容对群众的影响，下级政治机关须报告上级政治机关。（四）个别谈话（1）对下列各种人须和他作个别谈话：（甲）有偏向的；（乙）受了罚的；（丙）伤兵；（丁）病兵；（戊）新兵；（己）俘虏兵；（庚）对工作不安的；（申）思想动摇的。（2）谈话前须调查对象的心理及环境。（3）谈话时须站在同志之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同他谈。（4）谈话后须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影响。（五）游艺（1）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艺：（甲）捉迷藏等；（乙）打足球；（丙）音乐；（丁）武术；（戊）花鼓调；（己）旧剧。（2）每个宣传队下设化装宣传团。（3）游艺设备费由公家支给（大队由纵队政治部批准）。（六）改良待遇（1）坚决废止肉刑；（2）废止辱骂；（3）优待伤病兵；（4）恢复每月发鞋袜费的制度。（七）怎样作俘虏兵及新兵的教育（1）把红军的生活习惯如：1．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的阶级）；2．三大纪律及理由；3．士兵会的意义及其作用；4．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5．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及分伙食尾数；6．废止肉刑辱骂；7．优待俘虏事项，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2）讲述红军斗争略史。（3）红军的宗旨：1．红军与白军所以不同，此点要详细讲；2．红军与土匪所以不同；3．红军三大任务。（4）讲述红军组织系统。（5）普通政治常识如：1．国民党与共产党；2．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4．分田；5．苏维埃；6．赤卫队等。（八）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1）各纵队政治部编制青年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等教本作参考）。（2）每个纵队内设一个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或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不得超过廿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校务主任。每个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3）由公家出贱置备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六废止肉刑问题（一）红军用肉刑的效果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利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着的例子，如第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完了。九支队第廿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的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肖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声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的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大多数打入的习惯最利害的了，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一般士兵中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二）肉刑的来源和废止他的理由封建阶级为了维持他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来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的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制度，他须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的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至于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诞生，阶级斗争的激进，工农阶级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和依以这个权力的剥削，便要发动阶级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最进步阶级的政权，他的下面，不应该有一切封建的残余存在。因此苏联不但红军中老早就没有肉刑，在一股法律上亦通通严禁肉刑之使用。红军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尚未肃清的中国，他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中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和习惯，依然很浓厚的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怨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现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三）纠正的方法（1）坚决的废止肉刑。（2）举行废止肉刑运动。这个运动，要从官兵两方面工作，使“废止肉刑方才利于斗争”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中。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教育。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的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3）肉刑废止之后，因为历史习惯的原因，发生一些临时不良现象是会有的。这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与努力去说服的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违反这个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决不能借口有些不良现象，便掩护了封建制度打人的习惯。凡那些借口临时不良的现象，反对废止肉刑或对废止肉刑是怠工的，客观上便是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4）四军废止肉刑的法律：1．修改红军惩罚条例；2．由最高军政机关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红军新的惩罚条例；3．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废止肉刑的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4．一方面由士兵会召集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觉的来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纪律的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良好的收获。七优待伤病兵的问题甲、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及影响（一）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药少，担架设备不充分，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许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的医疗，即大概的初步的医疗，有时都得不到。（二）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的注意不充分如：（1）对于卫生机关的健全不但没有尽得很大的努力，而且简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议对卫生问题讨论很少。（2）官长对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而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子，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兵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厌他们的态度。（3）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怒骂，或无情的驱逐他们。（三）重伤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四）蛟洋医院的缺点：（1）无组织状态；（2）医官和药太少；（3）医宫卖私药；（4）不清洁；（5）御寒衣服被不够；（6）看护兵太少；（7）饮食恶劣；（8）房子窄；（9）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上列各种对伤泊兵〉待遇不良便发生下列影响：1．使士兵不满意红军（红军好是好，就只不要带花不要病），这种舆论简直普遍全体士兵以至下级官长之中，（2）士兵和官长不满意，越发增加宫兵间悬隔；（3）士兵及下级官长都怕带花，因此，减少红军的战斗力；（4）逃兵多；（5）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乙、解决的办法（一）军政机关再不能像从前这样对卫生机关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机关的问题。（二）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要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三）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问题］连上官长，要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想〔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护〔呼〕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要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四）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1）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2）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们说，不要一把推开他；（3）无论哪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伤或病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士，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他如其〔系〕重伤病，并要详尽设法雇夫抬来；（4）每次行军，后主〔卫〕要耐劳带上病伤兵，必须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5）发给伤病员的零用钱，要酌量伤病的轻重，轻〔重〕伤病者要比重〔轻〕伤多给一点，调养费一项，对于特别重伤重病，应该不分官兵夫一样发给；（6）伤病兵（衣服被窝问题），除公家置备外，还须在各部队中官兵中发起募捐，此外还应该在各部队中发起募款，这不仅增加了伤病兵的零用钱，而且而〔还〕是唤起全军互助济难的好方法；（7）蛟洋医院许多缺点，应该有计划去纠正。此外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服现款粮食等），以密切连系工农群众与红军。八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一）在高级机关政权没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二）红军与群众的关系，（1）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政机关〈会〉衔发布。（2）群众工作如宣传，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处罚，捐款，审查，募捐，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机关没有建设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3）凡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立〉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机关的］地方，应于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时，及红军与地方事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和红军的政治部会衔处理之。（4）帮助地方武装与发动，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但尽可能的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之。（三）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政两机关各有孤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等，则用公函平行通报。（四）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政两系统互相间均应用阶级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从指挥。（五）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但］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六）凡红军的筹款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之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的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向［支］政治部支给。（七）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主任为〔无〕须署名。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的］。根据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毛泽东审阅过的抄件刊印注释〔1〕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八部分。1930年4月刊印过。中央档案馆还保存有一份抄件。1937年底、1938年初毛泽东又予审阅，并对决议的前三部分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194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收入了这个决议，印成九部分，个别文字略有不同。本选集根据毛泽东审阅过的妙件刊印，文中错字、漏字按馆藏抄件校订，顺序号不一致的地方，作了统一编排。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1]，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2]，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3]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4]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如果遇到什么人在军事方面主张采取逐步推广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张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则谥之曰“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坏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枝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士兵委员会[5]。部队分开行动时，则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之。这时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6]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原来七月中旬，湖南敌人第八军吴尚侵入宁冈，再进永新，求战不得（我军从间道出击不值），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红军大队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并在酃县变计折赴湘南，而江西敌人第三军王均、金汉鼎部五个团，第六军胡文斗部六个团，又协力进攻永新。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永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敌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这时江西敌人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去，随即和王均的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军五个团，亦仓皇退至永新城内。设我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队已不在，我一团兵复疲惫不堪，乃决留一部分会同袁、王两部守井冈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敌范石生战于郴州，先胜后败，撤出战斗。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王尔琢。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此次失败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割据地区的现势今年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7]。八月三十日井冈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乡村。然而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有西北两区，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在莲花有上西区，在遂川有井冈山区，在酃县有青石冈和大院区。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仅失枪三十枝，最后退入山区。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冈山。十月一日，与敌熊式辉部周浑元旅战于宁冈获胜，收复宁冈全县。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十一月九日，我军又击破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口。翌日进占永新，随即退回宁冈。目前我区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莲花的上西区，永新的天龙区、万年山区，则和整块不甚连属。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消灭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正在准备打破敌人的进攻。军事问题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8]；（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9]；（三）平浏的农民[10]；（四）湘南的农民[11]和水口山的工人[12]；（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虽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13]来此，亟盼实行。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党代表制度[14]，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15]。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16]。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它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7]。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18]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19]。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湘南来的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可是八月间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现在不能调出人去。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马日事变[20]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业经规定红军每营用四连制，每连步枪七十五枝，加上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团部和三个营部，每团有步枪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聪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时，我们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土地问题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中间阶级问题：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21]，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但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国亦差不多。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但是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22]。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它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23]。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24]。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政权问题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党的组织问题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拚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拚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25]，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革命性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26]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割据地区问题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3）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4）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酃县、茶陵、攸县尚有大敌，主力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注释 [1]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结束。 [2]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结束。 [3]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4]参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6〕。 [5]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中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6]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12〕。 [7]“反水”意为叛变。 [8]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的旧部（叶部见本文注〔18〕）。这些部队在潮州、汕头一带失败后，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在广东坚持斗争，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等率领退出广东，经福建、江西，转入湖南南部，会合当地农军举行湘南起义，开展苏维埃运动。起义失败后，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9]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它的干部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这个警卫团在八月初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就转到修水，同平江、浏阳的农军会合。 [10]〕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在一九二七年春已经形成相当有力的农民武装。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即“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为了向反革命还击，浏阳的农军，同长沙附近其它各县的工农武装一起，曾经向长沙前进。在进军途中，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撤退农军的命令，其它各县工农武装都向后撤退，只有浏阳农军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长沙城下，遭到失败后撤退。七月中旬，这支农军同平江的农民武装会合。九月又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等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领导下，于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秋收起义。十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11]〕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原来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五县，这时都组织了农军。后来这部分农军由朱德、陈毅率领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 [12]〕湖南省常宁县水口山是重要的铅锌矿产地。一九二二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历年与反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为主，组成了湘南游击总队，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初，湘南游击总队编入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参加了湘南起义。后随起义军一起，到达井冈山。 [13]〕指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一九二一年秋，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当时，安源一带有一万二千多任务人参加了工会。一九二七年九月，安源工人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14]〕红军中的党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一九三○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 [15]〕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分的。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收税等方法筹措军费。 [16]〕此种办法在红军中施行了一个很长时期，在当时曾是必要的，后来改变为按等级略有一些区别。 [17]〕在军队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这里毛泽东特别着重地指出革命军队内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初建，非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农民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的革命积极性，不足以肃清干部中由反动军队传来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当然，部队中的民主生活必须是在军事纪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着加强纪律而不是为着减弱纪律，所以在部队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要求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初期的红军中，曾经一度严重地存在过。关于毛泽东反对军队中极端民主化的斗争，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18]〕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叶挺领导的部队为一个独立团。这个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伐中有名的战斗部队。革命军占领武昌以后，独立团本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同时，抽调该团部分骨干组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抽调该团的大批骨干组建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等部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兼任军长。 [19]〕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 [20]〕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旧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21]〕一九二八年湘赣边界土地法中曾经有这样的规定。毛泽东后来指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验而来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22]〕鉴于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毛泽东随即纠正了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政策。毛泽东对中间阶级的政策主张，除见于本文外，又见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内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第四军布告（内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等语）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参见本文注〔21〕）等。 [23]〕此种情况，依靠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革命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后来也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关键是坚决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过左的政策。 [24]〕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长时期都是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 [25]〕这里指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开预备会，十四日正式开会，十五日闭幕。 [26]〕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相关链接：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瞿秋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一）革命是低落吗？中国革命经过了三次失败：一、四月十二曰蒋介石的反动，二、七月间汪精卫的反动，三、十月初叶贺南征广东的失败。但是，中国革命是否因此而完全失败，完全消沉呢？固然，中国国民革命战线之中，资产阶级几次陆续的退出革命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豪绅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势力扩大起来，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由动摇犹豫而终归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因此，整个儿的国民党，从革命的各阶级联盟变成反革命的官僚政客军阀工贼土豪乡绅的党，所谓清党反共，便是从这革命联盟之中将最革命的力量排除出去，将工农阶级摈弃，所剩的只是一切种种的反革命势力，自然，国民党变成完全反革命的政党。固然，如今是这个反革命党攫取了政权和北方旧军阀分治中国，他们共同一致的屠杀工农摧抑革命，但是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何以呢？革命潮流的低落与消沉，在现时的中国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相当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逐渐稳定；三、革命的群众溃散而消沉。如今事实上中国绝对没有这些条件。再则帝国主义虽然利用国民党的反动而逐步进击中国，但是他自身并不能在世界范围之内战胜社会主义的革命，——苏联的国家日益巩固，而且他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日益发达。帝国主义自相冲突没有能力协助中国反革命的势力稳定他的统治。如今反革命的统治绝对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与民族解放的问题：土地问题上，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及减低债息至百分之二十，算是国民党的改良政策，实际上丝毫不能实现，——豪绅地主正在当权，他们根本不许农民少交一粒米，少得一个利钱，他们遇见减租运动便动手屠杀农民，至少，他们也要退佃，使佃户根本失业，他们遇见减息运动，至少也要拒绝放债，使贫民根本没有法子度日。劳动问题上，就是极端改良主义的劳动法也不能实现，工人的工作时间正在延长，工资正在减少，生活程度日益低落，全国的财政金融大紊乱，全国极大多数的工农贫民的革命需要只有更加剧烈起来，阶级斗争已经走到最剧烈的程度，成为公开的武装的斗争。民族解放问题上，关税不能自主，租界不能收回，外国资本的竞争不能遏止。——这都是显然的事实。如今北方从直隶山东起一直到南方的广东广西止，不论是国民党也好，非国民党也好，是蒋介石派也好，非蒋介石派也好，都在军阀的纠纷冲突混战之中。每省都有若干派别互相争夺，互相战争。豪绅资产阶级的内部纷争，而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也是显然的事实。再则，七月间武汉反动之后：武汉的总罢工立刻使起来，九十月间鄂南湘东农民暴动，广东各县的农民暴动，山东直隶河南陕西安徽，无处没有农民暴动；最近，叶贺失败之后，广州工人还是直接起来奋斗，十一月初江苏的农民也暴动起来。暴动的民众一动手便是杀戮豪绅没收土地，他们澈底的感觉到非自己拿着政权不能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一丝一毫，非举起武器来不能取得政权！斗争形式的剧烈到了极点，并不因为受着屡次的大损伤而消沉。这更是很明显的事实。可见国民党虽然偷取政权而背叛革命，但是他并不能消灭革命。革命仍旧陆续的爆发，革命仍旧继续着。最近半年以来革命虽然受历次的打击，而已是很严重的打击，然而革命的发展仍旧是继续着。事实已经表示得很明白：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二）国民革命完了吗？国民党偷取政权而变成反革命的政党，中国工农民众的革命潮流立刻便向着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道路。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完结了，从此开始了第二次的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呢？不是的。国民党是背叛革命，并未完成国民革命，而且还是取消国民革命已得的胜利，帮助着统治势力的复辟。“第一次”革命并没有完成而是中断，根本上无所谓“第二次”的革命。国民革命的任务，至少应当是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推翻封建式的剥削。如今事实上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立刻投降帝国主义，不但一条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废除，反而将工人所夺回来汉口九江租界都要交还英国，他们立刻造成千百军阀分裂宰割中国的局面，军阀的大混战的局面，中国不但没有统一，而且比以前更加混乱，财政交通不但没有统一整顿，而且比以前更加紊乱，——绝对没有发展自国工业的可能；资本家地主对于工农的剥削更是日益加重，生产状况显然退化，尤其因为豪绅资本家的榨取利钱不能在发展工业方面去图谋，于是他们都只在竭力加重对于土地的剥削，买田买地，加租加税，——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不但不能废除，反而更加厉害。中国革命中民族解放及民权主义的任务，丝毫都没有解决，没有实现。因此，可以断然的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并没有完。中国的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且必须工人阶级负起全副的责任，联合最澈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来实行。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是懦弱妥协的，他一遇着民众的革命高潮，立刻便转入反革命的营垒。固然，他们想着以为可以用改良的方法，稍稍和缓工农的革命情绪，稍稍哀求帝国主义放松些侵略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工农的社会革命，同时还可以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但是这始终是幻想。中国资产阶级自己本身非常之薄弱，他们对于工人的待遇根本不能实行丝毫的改良，更不能劝豪绅地主改良土地关系，帝国主义也无论如何不能放松侵略政策。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业的不发展，自己大半和土地的剥削相关联，自己大半就剥削农民的重利资本，自身大半要倚靠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与民权主义的任务。只有工人阶级能勇猛的澈底的推翻中国的旧社会关系，澈底的领导农民消灭地主阶级，澈底的反对帝国主义。所以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已经是要革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他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澈底的土地革命，本来是民权主义的性质；只有澈底的革命——铲除中国的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几万万农民的一切种种走狗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澈底的民权主义革命。（三）中国革命只是民权主义的吗？中国革命中民权主义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可是，即使为着澈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何况工人阶级自身既是革命的领袖阶级，他便不能不在革命斗争之中，力争自身利益的保障，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最近一年来工人店员力争改善生活状况的斗争，其势不能不一直要求到监督工厂管理，参加管理店务之事实，便是证明；城市之中这种工人的斗争不能胜利，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始终不能超出游击战争的限度而得到巩固的胜利，乃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中国革命要澈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何况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胜利了已经十年，全世界是资本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相对峙的形势。中国革命势必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结，而在中国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所称为由民权主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最明显的实行。中国革命根本上不能在民权主义的阶段上再成一个段落，象法国大革命似的；中国只有一个革命：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总之，中国革命，不论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仿佛革命之后，只开辟些“民治气象”得着纯粹资本主义的，更是不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五期刊印

Subsets and Splits

No community queries yet

The top public SQL queries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ppear here once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