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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党派问题（1938年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1938年2月19日
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全中国不分在朝在野的各党各派，如果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无可犹疑的应该避免无关于抗战胜负之根本政策的争论，而以全力用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上面。
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危机，停止多年的内战，在军事上合力抗日，这是无可非难的事。这一联合，在数月抗战中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可是同时两党磨擦的暗潮，日渐浮于表面，这是众人皆知，无可讳言的事。因此国人颇为惴惴，深恐此种磨擦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或至影响抗战前途，并且这一问题日渐成为私人谈论时局的中心，这一忧虑，不是毫无理由的。
其实这种磨擦，除了根本原则不计外，其种子已包藏于联合之最初时期，即两党对于联合之方式，都未免鲁莽：一方面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一方面共产党在政治上事事迁就允诺，未能坦白的坚持自己抗日的政治主张，因此事后在政治态度及宣传上，引起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有言行不符的疑虑。一切磨擦便自然的日渐发生了。
此种磨擦如果双方都感觉有停止的必要，下列办法或者可以收相当的效果：
一、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的党派，都公开的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
二、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
在原则上，政治上的争论，有可能推动政治进步，直接间接有利于抗战。非政府党党员在政府附属机关担任工作，这本与政权无关。政府对于所属机关之用人，应采人材主义，不必一党包办，在野党亦应避免政府附属机关中地位之竞争；非政治的斗争即地位斗争，有百害而无一利。各党各派如果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这种斗争是应该停止的。党派间以至一党中小派别之非政治的无原则的地位斗争，只有为敌人开辟道路！
1938年2月19日《血路》第六期署名：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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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独清《忘记出处随笔》（1940年8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忘记出处随笔
王独清
（1940年8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文艺世界》第2期，1940年8月15日出版，署名：青侯。
不知道哪一部笔记上记着一位在清朝作了官的明朝人物底话，意思是：“我底老婆，小老婆，儿子，女儿，这么一堆人都要吃饭。大家只要想想我这方面的情形，对于我底行动总该会原谅的。”
这说得很可怜，而且也实在是投降者最好的辩解。
但他底老婆，小老婆，儿子，女儿，却一定是大倒霉的。他会常在他们身上出气，会常骂着“就是为了你们，我才被人看不起的！”
可是再下去，官作大了，小老婆又非多讨几个不行，于是儿子，女儿又添了不少。要吃饭的人越发多了，这回是拚命作贪官。
事实上自然更加会被人看不起的。然而有甚么要紧呢？他可以出气的人也更加多起来了。
※※※
又不知道哪一部笔记上记着一位在清朝作了官的明朝人物底话，意思是：“明朝那样腐败，还值得叫人守节吗？我所以降清，就为的是反对那种腐败。”这说得很堂皇，且还是最动人的辩解。
话是不错的。明朝到了末期，确是腐败到了极点，要不然农民也不会叛乱了。而且就是到了南明，从福王到桂王，还是腐败得可观。但投降者底错处，却就是把这种上层统制者底行为看成整个中国人底行为了。他就忘记了叫民众“不纳粮”的李自成却是“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
但为反对明朝腐而作了清朝大员的这位先生自己是怎样呢？我想总不外是买田产，起房子，再多讨小老婆。
※※※
依然不知道哪一部笔记上记着另一位在清朝作了官的明朝人物底话，意思是：“我在明朝是不得志的。明朝不爱我，我也不爱明朝。”这说得很愤激，不待说也是最好的辩解。
然而奇怪，除了这恩怨分明的人物外，竟然有大批虽然明朝不爱他们而他们偏爱明朝的人。当时各地底义民都在明朝没有“功名”的，就是有“功名”也小得可以：出名的像阎应元是一个典史，黄毓祺是一个贡生，在恩怨分明的人物看来，他们是傻子。
而且那些义民不断地号召的民众，许多都是曾经被明朝请清兵剿过的农民，他们也真糊涂，竟然拚命去做以德报怨的蠢事。
不过说到这儿，却有点触犯了目前我们底某种文士了。——我们底某种文士底主张是民众是“贼”，义民是没有价值的。这样的论断，真正只有“天晓得”。呜呼，予欲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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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独清《不安分八笔》（1940年7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不安分八笔
王独清
（1940年7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文艺世界》第1期，1940年7月15日出版，署名：秦佬。
一
屠格涅夫底《罗亭》，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这名字现在已经成了“能言不能行”的代表，其实这是冤枉的。我们只要细细地把这部名著玩味一下，便会发现屠格涅夫总是把肯定的笔锋挥在他底“英雄”底身上。嘲笑，自然是有的，但那却实在是对于造成那种人物的当时社会所施的嘲笑。在最后的一章，罗亭与他底同学莱资约夫的谈话中间，屠格涅夫便替他底“英雄”作了很明白的表白了。我们才了然罗亭是要工作，要从事艰苦的事业，就为了这个他才不愿意安定，愿意过流浪的生活。——这便是他遗弃娜太雅的主要原因。说是骗了一个女子底感情，那自然是不错的，但屠格涅夫却并没有把罗亭描写成“拆白党”。
罗亭到处“碰壁”，没有做成一件事，那恰是当时俄国社会底赐予。当时的俄国确是没有余地使一个为时代奋斗的人立脚的，于是罗亭到法国去了。他终于参加了一八四八年底“六月暴动”，作了国营劳动所（Ateliersnationaux）底牺牲者。——试问，这是“能言不能行”的人所能做的么？
我们有些作家在“讽刺”自己底敌党时，也在用起“罗亭”这个名词了。这自然是极博学的。但可惜在表示看不起罗亭的时候，却简直就没有用镜子照照自己。罗亭是要去作改革的事业，吃苦的事业的，而我们却是在租界上一面骂人，一面做投机生意发财；罗亭处在当时的俄国要去流浪，而我们处在目前的中国却去尽量享乐；罗亭为了自己底志愿，遗弃了地主小姐，而我们却只想做富家姑爷或要人女婿，没有办法时也想找一个女子给自己“倒贴”；最后，罗亭参加了革命暴动，而我们却去参加××，我们还拿甚么面孔去表示看不起罗亭！
二
宋朝太学生底救亡运动是极出名的，但却也有极不体面的历史。据《北盟会编》所记，金人围城时，太学生为了求生，投状归金国的有一百余人。那情形是：“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文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有川人闽人者，各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但以后却被金人赶走了六十多人，理由是：没有本事，不配叫我们养你！留下的人想入学司业博士，却被金人把大家召集在一处，结结实实地给打了一顿完事。
三
这依然是宋朝底故事。
张邦昌被立为皇帝了。登基的一天，金人派了卫队去迎“驾”，邦昌恸哭上马，到了行典礼的地方，又装着晕了过去，接着又是哭，一直哭到了“礼成”。
这扭扭捏捏自然是丑态。但我以为他不肯满面笑容，总还多少是知道人间有羞耻事！所怕的是就连这一点都没有。
四
下面是我们目前最流行的文学内容：
（一）非洲有一产妇，一胎三男五女。
（二）南美有一球员，足重九百磅。
（三）好莱坞某明星一天要打一百二十个喷嚏。
（四）某处某富翁只咳嗽不唾痰。
（五）希特勒演说时胡子先要动三下。
（六）张伯伦右脚比左脚大二寸五分半。
（七）萧伯纳每天早晨要在头上搔痒十下。
（八）赛珍珠写稿时先要一声“嗳哟”再一声“喔唷”。
…………
但要把这样的好材料填满一个副刊或杂志，也不是容易事，因为这毕竟要些调查的时间，同时没有悠闲的心情也是不成功的。于是这种文学的创造便自然而然地要一个必要的条件才行。甚么条件呢？两个大字：“和平”！
五
十八世纪伟大的唯物论者之一的拉麦特利，在他震动一时的名著《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底卷头上写了一篇献词，是献给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哈莱先生（M.Haller）的。但哈莱却跳出来公开地否认和拉麦特利底关系；而且还把一种过分的侮蔑加在这位赠给他荣誉的著作家底身上。《人是机器》底卷头上还引了伏尔特尔底诗句，但伏尔特尔却也是对拉麦特利不客气的一个人。其实哈莱在生理学上的贡献与拉·麦特利实在是相同的，伏尔特尔也宣传着同一理论的思想，但是他们却都不能容忍《人是机器》底作者。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为拉麦特利敢于坚持自己底信念，——就是说，因为他太过彻底了。
六
X：你发财了！该不是……？
Y：这有甚么要紧！我劝你也……
X：不行我总觉得良心问不过去。
Y：人生不过几十年，何必当这样的傻子！甚么良心不良心，这都是时代落伍者底话，不要惹人笑了罢。
X：但我总觉得转不过来。
Y：我教你个法子，当你觉得难为情的时候，狠狠地叫几声“妈的！”自然就转过来了。
七
明亡后的许多“遗民”，凡在清初享盛名的，实在说来，生活却都是舒服的。他们多半都是大地主，又有不少的门生都是在清朝作了官的，不但有人送钱，而且还有人保护。就以“遗民”领袖顾亭林来说罢，他实际上生活却是非常阔绰，这在金谢山底《亭林先生神道表》里面已经给我们交代过了。而且亭林晚年总住在北京，他住的地方总是那般在京作官的他底后辈底官邸。
不过话虽是这样说，“遗民”总还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他们就是虚伪罢，也虚伪得有人气。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把顾亭林和洪承畴拼在一起。
最苦的倒是那般作守城抗战的下层人物：他们没有名，没有钱，只是一味地死干，直到最后为止。要说“民族英雄”，他们才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但是他们底“神道表”呢？
然而直到现在，我们却还有人要抄袭对清朝献殷勤的“史笔”，把那些没有“神道表”的人物呼之曰“贼”。
八
拉丁伟人西塞罗在他给后世留下的散文经典之一的《说老年》（DeSenectute）中给老年人卖了不少的气力，说老年人无论怎样的智慧的渊源。在那书底第六节中，说得更加露骨，最后有这样的几句话：
……譬如斯巴达，统治国家的便是所谓“元老”，但实实在在也是老年人。倘若大家肯注意外国史，就一定会明白败坏一个庞大的国土的是青年，而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土的是老年。
——“你们底国土为甚么很快的失掉了呢？”
奈维乌士（Naevius）在他底戏剧《狼》里面提出了这个问题。在那很多的答案中间最恰当的一个是：
——“因为出现了一大群幼稚而瞎吵的年轻人。”
…………
我在这儿并不想驳这位伟人底宏论，我只想举出一个有趣的事实：现代欧洲作家中，纪德是号称为承继西塞罗风格的作家，他底一本被人称赞的作品《新的食粮》（Lesnouvellesnourritures）曾经有“包含西塞罗风格之各方面”的声誉，但是那书中却有两节牢骚，很奇怪地竟然成了这传统的极显明的讽刺。那两节牢骚是：
我将要成某些人底仇敌了。那些人是：引人为恶者，无病呻吟者，无精打采者，向后退走者，踌躇不前者，嘻皮笑脸者。
我厌恶一切使人“不丈夫”的人，我厌恶一切使人减少聪明，减少信仰，减少速度的人。因为我不相信智慧会常伴随着迟缓与怀疑。也就为了这层，所以我以为存在孩子精神中的智慧比存在老人精神中的智慧要多得多。
你要问那般老人底智慧吗？……呜呼，他们底智慧，还是不要提起的好！
那智慧要人尽可能地少活动一些，要人不相信一切，要人只去保守。
在那般老人底忠告里面，常常总是我所不懂的老话，陈话。
最好是看看某些家庭中的母亲怎样粗俗地在吆喝他们底小孩子：
——“不要摇得这样厉害，当心绳子要断了；
不要靠在这树上，当心树要倒下来了；
不要在湿地上跑，当心您要滑倒了；
不要坐在草上，当心您身上要弄脏了；
像您底年纪，应当要懂道理了；
您到底要叫人给您说多少次才行；
不要把膀子这样放在桌上……
这孩子真叫人受不了！”
——但是算了罢，老太太！你实在比孩子更叫人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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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独清《灯下走笔》（1939年12月12日、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灯下走笔
王独清
（1939年12月12日、1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12月12日、14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秦佬。
（一）
丹麦哲人吉尔刻哥尔虽然以神秘论者出名，但他却总是常用峻烈的笔调把眼前的社会批评得体无完肤。我从杜林格尔（R.Dollinger）所编纂的德文本《吉尔刻哥尔警语集》（SoSprichtSorenKierkegaard）中看见了这样的一段：
“所谓时代，从全体看来，便是革新的，完全要从最初开始而舍弃传统的……但是看罢，在日常生活，在实际生活，形成这时代底当前的人们，却都以呼出援救传统为最上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又极不容易抛弃。例如商人每日在新闻上登广告，希望从重复不断的事件上，得到非经过几十年不能得到的传统力量，便是。
这情形到处皆然。是的！可以说我们时代底商业与贸易，实际正是由巧妙的方法来追随传统的。
这样，人们所想的事是如此：想从已经无用了的那种古式的传统中离开，而希望尽可能地快一点确立作为代用物的传统，即由巧妙的方法来实践的传统。
人们以为自己是革新的，而讨厌所称为传习的所有的东西。——但集纳主义者尽可能地在短时期之中对于民众推进一种传习，却又正是为的显示革新的。——注意罢，这种传习对于这种所谓人类底恩惠者是怎样的便利呀！”
这话说得好像隐晦了一点，但却实在深刻得很。这现象在我们眼前到处都是，用不着再来举例。照吉尔刻哥尔看来，凡是用巧妙的方法维持传统的，都是商人底行为罢了。可是真正说来，这意思也并不过分。我们且看看目前那般用了许多巧妙的解释要青年去读“古文”的先生们，实际上是不是为了生意经？
在同一书中又有一条：
“我在犹太底巨骗狄莱所写的东西里面读到了传布很普遍的那个柏林人的——也就是黎本达尔一族中之一人的——强盗的故事。他是犹太人，先本是当着扒手，因为做得极不顺利，于是在公正的‘天界’之下（在犹太人，所谓‘天界’是特别有重大的意义的，至少狄莱是这样说）发了大誓，对神说：无论如何再不作扒手那样的事了。他守着他底信约——但转瞬间他却去做了强盗。等到他再从牢里出来了，他便再向神请愿，发誓再不做强盗了。——但这回他却去做了骗子。”
这虽然说的是犹太人，但却和我们目前时髦的“排犹”无关，所注重的只是在说明这样的一种典型。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底神经过敏，我总觉得这好像是在我们某一些不断转变的名人和作家底身上开刀。
（二）
偶然在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底《狱中通信集》里面发见了一段对于高尔斯华绥的批评，说得极其透彻，但也极其刻毒，而目还带累了一下我们熟悉的萧伯纳。那信是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八日在乌弄克监狱中写给李卜克内西（K.Liebknecht）底夫人苏尼亚的。话是这样说：
“……在一部小说中，我本来不去追求倾向的，首先是迷惑着艺术的价值，可是这部《世界上的同伴》却使我反了常态。高尔斯华绥在这部书中显示的智慧太厉害了。那真会使你吃惊。不过高尔斯华绥本身却是属于萧伯纳或王尔德一类的典型人物，也就是现在英国知识群中最普遍的典型人物：他是许多人中间最聪明的，文雅的，但却也是腐朽的；他面对着世间一切的经过，却用怀疑的或游戏的态度去观察。高尔斯华绥使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摆出世界上最严肃的面孔，那面孔却都被注出了巧妙的带嘲弄的记号，常常使我哄然大笑。但这样的，那些主人在实际上却又都是受过好教育的而又优雅的人，对于他们底周围从来不去笑骂，或者很少去笑骂，就是他们真的瞥见了可以笑骂的事。——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永远不应该以一种嘲弄的态度去和他本来创造的章义对立的。但是，苏尼亚，请了解我，我并不是说这个便排斥伟大风格的讽刺。例如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底《基督的愚事》便是近代社会最残酷的讽刺，那种讽刺是自从百年以来聪明人写着的文体。但霍普特曼自己却并不在写作中露出冷笑……高尔斯华绥便完全相反，他用装满了他处处要避免一点的那种智慧的描写，使我结果得到的只是一种桌面上的感觉，——是每次一位新客走进客厅里的那种桌面上的感觉，——就是说，不过有一种狡猾的语言要从我底耳旁滑过而已。”
其实这段话的本身已经是带着极浓厚的讽刺味的“桌间上的感觉”，真形容得无可再妙，简直概括了一切冷笑文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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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独清《跑》（1939年10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跑
王独清
（1939年10月2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10月21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秦佬。
偶然在旧杂志上看见了一位学者底文章，说他对于车夫非常看不起，因为他们一看见巡捕要来干涉了，便甚么道理也不知道去讲，只是撒腿一跑完事。文章底结论是：民众只知道跑。
这话是极不错的。民众当到自己是赤手空拳又没有成为团体的时候，一看见握着有武器而可以宰制自己生命的人，自然只有一跑。试问不跑等甚么呢？准备挨打或坐牢，是可以不跑的。但可惜人都有自卫的本能，虽然就是车夫罢，也决不会蠢到安心挨打或坐牢。讲道理自然是最漂亮的一着，但可惜车夫不是学者，讲道理的本领又很不高明，而且就是高明，对面的人也未必肯听，结果是除了跑，实在没有别种法子的。
民众只知道跑。——谁敢说这话不对呢？遇到捉，他们跑。遇到剿，他们跑。遇到炸，他们更跑。看历史上的大事变，要是只着眼于民众底跑，那便几乎是“跑的历史”：最早，大兵一追，大家都往山里跑；以后，地方大了，大家便都往海边跑。有时候是城里的人向乡间跑，有时候又是乡间的人向城里跑。现在有租界了，于是成千成万的难民便向租界上跑。
这些，学者自然都看不起的。作为学者首先是知道讲道理，其次就是不讲道理，也用不着跑。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见了不少：新主子一到，学者就先献文，上策，或者等着“垂询”和“推荐”，住得安稳极了。现在呢，——不必说吧。
不过学者对于民众的观察，却并不见得是正确的。他只看见赤手空拳又没有成为团体的民众，而没有看见手里也有了武器并且成了队伍的民众。——到了那时的民众，就不是只知道跑了。他们只知道冲。
民众底跑是我们常见的；民众底冲，我们却不常见。但要见也容易；只要你逼到他们尽管跑，跑得无可再跑的时候，他们就会回身给你冲起来的。到那时，学者只怕又吓得要跑了。
看历史，只着眼于民众底跑，自然是“跑的历史”。但实际上每一个新的时代，却都是由民众冲出来的。冲了以后，伟人出来了，于是民众又开始只知道跑。——自然，这时，学者又会回来的。于是他再到马路上去看见车夫不知道讲道理，只知道跑，表示自己底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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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独清《读书偶解》（1939年9月21、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读书偶解
王独清
（1939年9月21、23日）
〔说明〕本文连载于1939年9月21、23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秦佬。
（上）
唐中和四年，黄巢被剿灭了。当黄巢底人头献到皇帝面前的时候，还有一批降了“贼”的贵族妇女也被带来了。皇帝问道：“你们都是受了皇家底恩典的，为甚么要降贼呢？”那为首的女犯答道：“国家有百万的人众，也还要失守、迁都，陛下却责备几个女子不能抵抗，不怕文官武将难为情吗？”结果是皇帝再不问了，只喝一声道：“拉下去砍了罢！”
这故事得以流传，倒多亏了司马光：他把它写在《通鉴》里面。周辉在《清波杂志》里面特别赞美这位给皇帝碰钉子的女子，说像这样的人物竟然没有被写入“烈女传”里，使她底姓名湮灭，真是恨事。——这识见，我看在中国古人中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但这里所说的皇帝，就是唐僖宗。我在《南诏野史》里面却又读到这位皇帝另外一件和女子有关涉的事。
也就是黄巢被李克用“痛剿”的一年（中和三年），因为南诏（即云南）强盛而又强硬，这位皇帝感到有些难以应付了，便把宗室底一位公主送给南诏王隆舜。这算盘没有打错，南诏真的便派了最重要的大臣和唐朝讲交情来了，于是来了三个，便给他毒死三个。只可惜不久李克用又造反了，这雄图终于没有发展得下去。
我想，那位公主大概算是报了“皇家底恩典”了罢。
※※※
中国一向的著作家总不愿意说别个人底坏处，术语曰“存忠厚之道”。但这“忠厚”往往会变成虚伪。
吴德旋底《初月楼闻见录》是一部记载明清以来人物的书，在掌故上贡献极大，但若是从头地读一遍时，却会叫人发生一个疑问。那疑问是：怎么他所“闻”所“见”的人物都是这样有才能又有道德的呢？因为事实上真不见得到处都是“好人”。所以据我看来，吴德旋底这部著作，至少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
而且要为一个人隐讳，势必用自己心目中的道德标准为标准，那往往会恰恰隐讳了一个人底长处。像《初月楼闻见录》里面记载徐巨源的一条，就犯了这样的毛病。
照那里面记载的徐巨源，只是能文章，隐居山中，誓不降清，被强盗用火烧死，便算是一切。但徐巨源却另外有一段动人的事迹的：他曾经参加了叛乱的农民队伍，当时他本身便被人称之为“强盗”。据我想来，他既能誓不降清，他的做“强盗”，必定多少和“反清”有些关系。现在我们知道他底事迹很少，以吴德旋的时代和“闻见”，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却为了隐讳而使他底事迹湮灭了。
（下）
中国底士大夫只知道顺着上面的人讲话，那为的自然是讨好，但有时却也会例外的倒霉。
宋朝叶梦得底《石林燕语》里面便记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宋太祖改年号为“乾元”，自己很得意，说这年号很是新鲜，赵、韩王在一旁便跟着说：“是呀，是呀，很新鲜，很新鲜……”不料被一位卢学士却蹴了一下蹩脚，说“这是伪蜀用过的年号”。皇帝一查不错，便气得用笔在韩王底脸上抹了一通。韩王带着花脸回去一夜不敢洗，直到第二天皇帝说了一声“把你底鬼脸洗了罢！”才算是恢复了人形。
这讨好的结果是很别致的，虽然没有吃大亏，却也够晦气了。但皇帝为甚么要用笔在他底脸上抹呢？我想那意思大概不外是：“你小子，真不要脸！”
但这总还算是好，因为没有因讨好而被砍头。
也是宋人底笔记里记出的故事，——张齐贤底《洛阳缙绅旧闻记》里记梁太祖的一段，说有一次，梁太祖坐在一株柳树下边说道：“好柳树。”那些跟他一同坐着的官员都站起来轰的一声道：“好柳树。”梁太祖又说：“这好柳树，好做车头。”便又是轰的一声道：“好做车头。”但这结果却是梁太祖知道了柳树不能做车头，便即刻叫把顺着他说话的人绑起来当面都给杀光了。
但虽是这样，我们底士大夫却总还是顺着上面的人讲话，因为这种倒霉毕竟是例外。
※※※
不久以前，有人做过一篇讽刺文字，内中牵连了一下他底敌方底名字。但那也只是讽刺文字，并不是板起面孔的批评。不过却就惹起了学者的不满，说那太不纯厚了。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在讽刺文字中找纯厚，却也实在算是奇事。不知道怎样弄的，我竟然也碰到古人这种不纯厚的例子了。
罗大经底《鹤林玉露》里面记了一条宋朝太学生骂梁成大的话，那话是：“大字旁宜添一点，曰梁成犬。”
我决不主张一定要拿名字作为骂人的材料，但我总觉得这比“台甫是……高雅，高雅，……”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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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独清《说文坛上的“隐”》（1939年8月29、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说文坛上的“隐”
王独清
（1939年8月29、31日）
〔说明〕本文连载于1939年8月29日、31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秦佬。
（上）
我现在说的“隐”，是“隐姓”或“隐名”的“隐”。
看情形，目前用笔名发表文章在某些文士手订的文坛“新宪法”上又像成了罪状了。倘是文章是带着批评性的，就更加证实了这罪状，罪名便叫作“隐”起来说漂亮话。
于是受了批评的“文士”便吼着道：“你出来！要是好汉，你出来！”其实这问题在文坛上已经闹了很久了。稍微知道文坛掌故的，大概总会记得有两个时期笔名曾经被人仇视过，用笔名的作家也都曾经受过不名誉的攻击的。
第一个时期已经过了十多年了。那时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打架，笔名便是引起吵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一边有人用了笔名发表文章骂了这一边，这一边便指那是“盗窃行为”，而且这一边底作家还即刻注销启事，郑重地声明自己从来不用笔名，好像笔名简直不是人用的。这场斗争延长得很久，直到后来反对笔名的作家也用起了笔名的时候，还被从前背着“盗窃行为”的作家回头来嘲笑了一通。其实平心来说，作家用笔名并不是罪大恶极的事，无论如何拉不到“盗窃行为”上面去。不过那时文坛却实在也纯粹得很，不管这边和那一边都和“官方”没有关系，而且作家都还古板得可以，似乎也还不知道给敌方加一顶能够使他送命的帽子的那种方法，所以说那时写文章的人不应该“隐”，应该用真姓名出马，却也并没有错。
第二个时期却只过了七八年。那时的时代变化了，大批的作家都沾染了政治，不敢拿出真姓名来，于是便争着“隐”“隐”“隐”，造成了文坛上一个空前的笔名天下。然而从别一方面就跳出反对派来了。他们愤慨得很，说用笔名的人是没有勇气，是在躲着放暗箭。这回笔名底仇人和上次大大不同了。他们其实是想找法律上的罪人，因为作家不肯出面，竟弄得无法指定，所以便气得乱跳乱骂。但那主要的作用却还是“激将法”，想叫作家一怒而写出真姓名来。但终于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便愈加要把用笔名的作家判作“阴险的人”，倒好像他们才是再坦白不过的。——但自然，也难怪他们自负，因为他们底文章倒实在多半用的是真姓名。
这两个时期底反笔名论者虽然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表面的论调却都大致一样，都是叫用笔名的作家“出来”。
谁要说文坛没有“进步”，那才真是没有头脑。就在这件事上来看看罢。第一个时期底反笔名运动尽管闹得像有点起劲，但却实在简单得很，那时底反对者都有些笨相，简直就没有别种作用，只是为反笔名而反笔名罢了。一到了第二个时期，运动底性质却就复杂了起来，而且反对者也都是聪明的脚色，他们底真正目的倒不是为的取缔笔名，而是为的取缔用笔名的人。——这就比第一个时期来得实际多了。
（下）
从这历史的发展上看来，目前我们文士又复活了的反笔名运动，也当然是更进一步的“进步”。
要说出这更进一步的“进步”底特色，也并不难。
首先，目前运动底性质更加复杂得多了。第一个时期用笔名的作家虽然负了“盗窃行为”，但据反对者底口气看来，只要不用笔名，那恶谥也就可以取消。第二个时期虽然反对者底方法可怕，用笔名的作家若是有真的一怒而写出真姓名的时候，即刻就要吃大亏的，但反对者表面上所骂的却也还是一般的老调，你要不理，他们还是没有法子的。目前却就不然了。我们底文士一面在骂你“隐”起来是卑污，一定就给你一顶可怕的帽子。那作用是：假使你一怒而写出真名来，不用说是罪人，同时假使你依然用笔名，却还是罪人，总之是要你无法脱逃。这种周密的“法网”，实在可以使人佩服到无可佩服。
其次，目前的文士不但没有第一个时期底祖宗底笨相，而且比第二个时期底祖宗还要聪明。第一个时期底反笔名论者虽然后来自己也用起了笔名，但在当时却实在都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的。第二个时期底反笔名论者在这一点上也还有几分笨，他们为了骂人，自己也还肯露一露真实的嘴脸的。目前却也不然了。我们底文士尽管在骂别个“隐”，其实自己也在“隐”着，而且越是骂得凶，“隐”身法便越变得快。那正像包探在捉“反动份子”一样：被捉者为了自卫，不得不化装，而捉人者一面骂他狡猾，一面自己却化装得更厉害。这作风也是値得佩服的。
凭了这样更进一步的“进步”，于是我们文士便向用笔名的人理直气壮地吼着道：“你出来！要是好汉，你出来！”
但真的会“出来”吗？我看未必。
因为“出来”或不“出来”，都一样是罪人，还是索性“隐”得牢一点，不“出来”的好。还有，一看见吼着叫你“出来”的人穿戴的是欧洲中世纪底盗甲，一身都裹在铁片里面，只露着两个眼睛，而却要你学现代底游泳家，赤裸裸地出场，只要想一想，觉得也还是不出来”的好。——一句话：世上没有这样的傻子的。
这样看来，作家大概还要“隐”下去的，虽有我们热心的文士，也怕难挽回这颓运。文坛也终于难有“光明的一天”了。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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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与生态社会主义战略（﹝爱尔兰﹞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2022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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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与生态社会主义战略
﹝爱尔兰﹞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温谦翻译、日土兀校对
〔相关文献〕
·气候变化与反叛：采访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约翰·莫利纽克斯（《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采访，2020年2月4日）
·应该怎么做？环保运动的战略（﹝英国﹞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2021年9月16日）
·约翰·莫利纽克斯，1948-2022（﹝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2022年12月12日）
〔说明〕原载全球生态社会主义网络（GlobalEcosocialistNetwork）。原文链接：CatastropheandEcosocialistStrategy
最近发生的事件——巴基斯坦的可怕洪水，中国、非洲许多地区的洪灾和旱灾，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酷暑和火灾，美国肯塔基州的洪灾和如今日益增多的灾难……这些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气候混乱造成的灾难正在来临。而且还有一个更令人感到颤栗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只不过是世界变得更糟的过程中的一个起点。
简单的事实就是：数十年来科学家和环保运动提出“大难将要临头了”的警告被统治者们故意忽视，同时用“洗绿”和空话来掩饰。联合国第二十七届气候峰会（COP27）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Sharmel-Sheik）举办，但是，埃及在塞西丑恶的独裁统治下，难有真正的抗议。而COP28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这进一步证明了全球资本主义不会改变本色。
这就生出一个策略问题：气候运动，尤其是对生态社会主义者来讲，下一步又将要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气候运动整体而言，集中给我们敲醒了警钟：（1）寄希望于统治者，他们将采取有效措施；（2）希望国际社会能充分地意识到现状，并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者迫使政府改变政策。在这个框架下，生态社会主义者们一直致力于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灭绝本质和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必要性提供一般性的理论依据。当然，这些努力将会继续下去，而我们也应当继续支持他们。但是如果他们的努力不够，或是他们所凭借的希望是虚假的，又或是至少是可疑的呢？
对于第一个愿望，说服掌权者采取有效措施，陪审团很清楚这些东西。如果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做，那一定是不会接近所需要的，我们又有何基础期望他们在不久将来改弦易辙，即使已经累积了大量的科学证据。具体而言，在头二十六届COP会议惨遭失败后，那在27，28或是29届上，会有什么改变呢？关于第二个愿望，我认为，即使大多数“普通人”被说服有必要进行剧烈的生态变化。例如，全球从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的快速转变，资本主义下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它们将无法在个人或政府层面带来必要的变化。
在个人层面上，问题的一个例子是假定一个人，无论他们有多“意识”，都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汽车，因为他们需要它去上班（他们需要工作），没有足够的公共交通作为替代。这个例子可以变化出几十个不同的情况。此外，这场危机的全球规模和紧迫性使这一计划完全不可行。它是一个我们要逐个提高3.3亿美国人，15亿中国人，13亿印度人的环保意识，直到他们都成为绿色消费者的项目吗？但是，即使数以亿计的美国人或欧洲人聚集在一起，尽管媒体和所有的政治建制的操作（还记得他们是如何摧毁科尔宾）都投票给致力于大规模气候行动的政府，问题仍然会存在，当中最坚定的阻力来自大型企业，富人和他们在国家机器内的亲密盟友。看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遭遇——尽管在2015年“纾困”公投中60%的人投了反对票。
显然，这些论点，尤其是第二个论点，是有争议的，但如果它们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将不得不推翻资本主义。对此有两点观察：这很好，但极不可能在所有或许多国家同时发生；它更有可能首先发生在一两个国家，然后以连锁反应传播（比如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过去革命的前车之鉴表明，这一革命性的过程将从一个有计算、有意识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开始是不太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是，这一过程将以对特定情况或不公正的大规模反应开始，尽管这些情况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气候变化。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推翻资本主义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社会主义者需要在影响工人阶级和受压迫人民的广泛问题上表现全面积极。这不是以个人身份行事的活动家所能做到的；这需要一个组织、运动或政党，鉴于目前的政治运作方式，这个组织必须是全国性的（尽管有国际主义的抱负）。但这也要求该组织/运动/政党彻底被灌输并致力于生态社会主义变革，充分理解需要做些什么来确保人类和地球生命的未来。这样，由生活成本、对民主的渴求、对和平的需要等引发的人民起义可以转化为致力于生态社会主义和真正可持续性的政府和革命国家。从所有这些可以得出结论，现在生态社会主义者必须致力于整合所有左派和工人阶级运动和组织的生态需求和意识。
对这一观点最明显的反对意见是，我们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时间等待资本主义被推翻。正由于如我一开始说的，气候变化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对此我想回应的是，任何人都不应该梦想要求任何人“等待”任何事情。我们目前需要每一项改革，每一个前进的步伐，尤其是这些措施能为我们赢得时间。然而，在现阶段，无论是改良资本主义还是推翻资本主义，都无法阻止气候变化的严重破坏，这也是事实。不过，恰恰是气候混乱造成的可怕影响，会产生反抗制度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说是无数的可能性。
这就引出了我的最后一点。生态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就是思考并提出要求采取措施，不仅是阻止气候混乱发生（可再生能源、免费公共交通、植树造林等），而是在现在不可避免的灾难面前捍卫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我们需要根据我们各自国家的情况，推进对大大增强防洪能力、扩大消防服务、加强救援和应急服务、重新规划城市以减轻极端高温等的诉求。而且我们应该把花费都花在这些领域而不是花在军国主义和战争上。我们可以把环境斗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具体做法是：从根本上将武装部队改组为应急组织，并首先通过向对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大公司征税来筹集资金。毫无疑问这些将会变成阶级，反种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极佳的议题。因为全球的富人和精英务必会保护他们自己。
总结：目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
1．推翻资本主义
2．通过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所有劳动人民和受压迫者的活动、运动和组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3．推动我们的纲领，不仅要阻止气候变化的发生，而且要保护工人阶级在灾难来临之际的利益。
2022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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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匪概况”介绍（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编印，195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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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匪概况”介绍
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编印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安厅翻印一九五四年四月
录入者按：一原印版为“一九五三年九月”，实际写作时间或更早；封面印有“编号：”、“发给：”及“绝·密·”（一印版则为“仅供参考”）
第一章托匪的本质及其国际组织情况
第二章中国托匪组织及演变情况
第一节抗战前时期
第二节抗日战争时期
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及解放后
第三章中国托匪活动的方针、特点与方法
第一节活动的方针
第二节活动的特点
第三节活动的方法
一、发展组织的方法
二、联络的方法
三、派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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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日侵沪期中一个文字劳动者脱险的经过与感想（李季，193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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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日侵沪期中一个文字劳动者脱险的经过与感想
李季1932年5月
录入者按：刊载于《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4期
日前遇着多年不相见的L君，彼此于叙述别后的生活状况后，他开始谈此次暴日侵沪期中脱险的经过：夹叙夹议，亦庄亦谐，颇饶风趣，爰走笔记之，以飨读者。
我这几年来，虽过的是一种地下室的著述生活，但并不是袭用“闭户造车，出而合辙”的办法，完全与社会脱离关系，我总要分出一部分时间与人交接。就是东洋矮子也有和我往来的。他们不是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便自称为报馆记者，相见时，有的虽只略一点头，但有的却要行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而且至再至三。中国经过多次排日风潮，报纸上形容日本人怎样的横蛮凶恶，然在交际中他们倒也彬彬有礼，显出一种绅士态度，并不觉得十分可怕。
你听到东洋矮子这个名词，以为我是在轻蔑日本人，其实不然。他们虽是帝国主义者，虽是我们的仇敌，但却有许多长处，为我们所望尘莫及，故不必挟一种虚骄之气，加以无谓的轻蔑。我现在且举一件事证明日本人的厉害。记得两年前的某日，我忽然从某书局接到一本小书，上面写的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寄。我的心中很觉诧异，那里并没有相识的人，何以有书相送？拆开一看，是该事务所研究室所编辑的《满铁支那月志》。日本在中国的一个铁路公司居然有研究室，研究室居然出杂志，而杂志中所志的竟全是中国政治经济的状况，党派学术的情形，这令我们见了，作何感想？他们是在细心研究我们，是在做知己知彼的工夫，我们自己呢，不独不知彼，而且也不知己。至于这个铁路事务所送杂志给我的原因就是介绍了我的一本书，说了好些赞许的话，似乎故意要使我知道的一样。
我述此次逃难的经过，先把这些事告诉你，自然不是替日本人鼓吹，更不是借日本人自重，而是根据我亲身的经验，证明他们在动手干之前，对我们有各方面的大规模的准备，有比较详尽的调查与深刻的认识。我以为先把这些说出来作过引子，总不算是多余的，
当一二八事迹之前，据报纸所载，事态十分严重。不过上海市政府对于日本所要求的四条在二十八日下午六点钟以前，既已完全答应，在理不应变故发生。但内幕却不如此。日本在上海等处的居留民大半都要求日本军阀重演沈阳故事，日海军陆战队准备于当晚发动，并自信在四点钟内可以完全解决我国军队。我们的住所在施高塔路的东边某里某号。我们住第三层，二房东住第二层，某女士住楼下。她在日本一个机关中做事已经有好几年了。是日午刻回来说：“东洋人不管市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不答应，陆战队今晚要动手。大家最好搬一搬。”这样的一个消息使全屋子的空气登时紧张起来。我们为着中日问题本来也开过非正式的会议。二房东Z先生曾受高等教育，不过为着衣食问题终日在外面奔走，他于二十七日晚上很自信地对我说：
“我今天在宝山路一带看了一下，十九路军尽是小个子，头上戴着斗笠，怎样能够和东洋人打呢？唉。中国人总是倒霉！……”
“不打，不是就要亡国吗？”本来不认识字不能看报，并不懂得国家大事的Z师母这样很着急地插一句。
“今天先生说是美国人好，东洋人如果要打中国，美国人就要帮我们的忙。”正在青年会读书的Z大少爷也急忙加入谈话会，
我的W听见这句话，马上笑着答道：
“‘美国人好’！那完全是你们先生脑子中的幻想。美日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对中国是同样压迫，同样剥削的，不过因国情不同，手段有软有硬罢了。美国有钱，乐得运用金元的势力来宰制中国，日本很穷，只好凭借武力来征服中国。你将来会看见，美国是不是‘要帮我们的忙’？”
他们对于我的W这些话似乎相伶，似乎又不相信，于是视线集中于我，好像在等候我的判断。我却说道：
“对呀，美国也是我们的敌人，那里肯真正帮我们的忙？我们要对付日本全靠自己努力。听说十九路军准备抵抗，尤其是下极军官和兵士非常激昂。日本是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有的是飞机，炸弹，大炮，和一切最新式的武器，中国是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一切军器都很窳败，我们当然打不过它。不过这不是不抵抗的理由，日本要闸北，可以强抢去，我们却不能平白让给它。那怕中国军队只能抵抗一二天，就要失败，也应当干。”
我们谈论国事的结果，当然归结到是否搬家的问题。大家都决定不搬，因为即有战事，我们的住所并不当街要，且也不会延长，用不着多此一举。迄二十八日午刻得到楼下某女士的报告，并有许多前后左右的邻人忙着收拾行李，预备搬家，我们却不以为意。不过为防万一起见，我的W劝我将数年前做好而未经整理的一大包稿子放在一个提包内，亲自送往沪西一个朋友家中。我出发时正是下午一点钟，北四川路一带虽偶有搬家的车辆经过，还安静如常，看不出有什么大祸临头的样子。迨三点钟回来，啊，情形可大不相同了！
一路电车一到苏州河，即看得出纷扰和紧张的情形，迄至老靶子路，简直没有法子前进：满街是搬场汽车，普通汽车，马车，黄包车，小车，夹在如山如海的人群中往来驰骋。不独中国人搬家，东洋人也搬家。不独东洋人搬家。西洋人也搬家。不独富人搬家，穷人也搬家。不独住户搬家，商店也搬家。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那种狼狈情形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尤其是许多人脸部的表情就和上杀场一样，令人见了，心中万分难过。一路电车在这种拥挤和凄惨的状况中也失去了它平日那风驰电掣的威风，垂头丧气地缓缓前进，愈近靶子场，它的行动便愈感困难。可是一至狄思威路口，只见日本的军用汽车满装着持枪在手的水兵，横冲直撞地一辆一辆驰过。这些水兵不独趾高气昂，神气十足，而且时露出骄傲的笑容，似乎是在鄙视逃命的中国人太不中用，又似乎是在预计战事可操胜算，先以战胜者自居，故喜不自胜。岂知战事爆发后，他们几乎全体牺牲在十九路军英勇的抵抗之下，变成枉死鬼了！
电车在这种一方悲痛一方高兴的残酷对照中终于达到它的终点。我挟着满腔愤懑的感情，急忙跑回家中。至则本弄堂的住户正在纷纷迁徙，楼下的某女士已不知去向，家具也搬到她的亲戚家中去了。Z先生不在家，Z师母要搬家又没有钱，要留在家中又害怕，迫得三番五次地往三楼跑，候我回来替她决定。至于我的W态度却很镇静，没有搬家或离家的意思，我更是如此。这是有许多原因的，最重要的如下：
一，她产后身体未复元，小孩满月后仅四日，且正种牛痘，都不好随便移动。
二，每月文字所入，已经不敷应用，更无余资作这种意外的搬家费用。
三，我们两人都经历多次的兵乱，变成了洞庭湖的麻雀，以为这次战争至多不过两三日就会终止，秩序也不会大乱，用不着多此一举。
有了这些原因，虽全弄堂一百余户人家，于二十八日下午走去一大半，或三分之二以上，我们丝毫不为所动，仍旧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当五点钟时，要走的人大概已经走完了，全弄堂在暮气沉沉的当儿，格外显得寂寞了，而我们的老友C先生却于此时翩然莅止。
“局面紧张得很，我以为你们走了，特地来看看。”
“楼下Y女士说，日军今晚马上要动手，但这里不是战区，大概不要紧，我们决定不走。”
“不走！恐怕有危险？为什么不走？”
“带着小孩子走。用费太大，事实上办不到。住几天再说罢。”
“也好。”
“六点钟一过，马路上就不能通行，你还是快走罢。”
“对啦！时间快到了。我就走。再会。”
“再会。”
C先生和我们这样简单地谈了几句之后，即离开我们的家中。我们安闲自在地吃过晚饭，我的W陪着小孩睡在床上，我看过几点钟的书后，于十时就寝。但未几因生炉子，我复起床。钟刚敲十一下，枪声响了，我们知道战事果然爆发，躺在床上静听。步枪声，机关枪声和大炮声纷然并作，时疏时密，时远时近。初听时虽不心悸。但感慨万端，不能成寐，迨五点多钟，枪声愈响愈近，逼到我们的门口来了。这是怎样一回事？我马上起床至窗前察看动静：未几只见隔壁譬察派出所的二三十个警察急忙跑到马路上集合，排成一队，双手高举。我初时很觉诧异，他们为什么抛弃枪刀，要用赤手空拳抗日？旋即想到我曾在电影中看见举手向上是对敌人投降，才明白他们原求也是不抵抗主义的信徒，东北军的好同志！这边的阵线——不如说投降线——还没有摆好，只听见步枪响处，一个日本水兵拿着上刺刀的枪冲来了，接着又冲来一个，接着又冲来一个。着啊，三个日本兵就这样使二三十个中国警察变成俘虏了！我以自己的人格保证这是亲眼看见的事实，绝对不是向壁虚构，故意污蔑中国警察的。当时的愤怒几乎冲破了我的脑袋：心想这些警察平常打车夫，捉“乱党”，收捐税，搜住宅，是何等威武，勇猛，敏捷，决切，今竟以十倍之众屈服于东洋矮子之前，未免太可耻了！转身将此事告诉我的W，她叹口气说道：
“警察原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呀，你怪他们干什么？
我的气于是渐渐地消灭下去了。
中国警察投降的滑稽剧才告终，日本绅士们的滑稽剧又接着开演了。大约在六点钟以后，我听见一辆汽车自远而至，急到窗前一望，原来是一辆装货大汽车从刚才警察投降的地点经过，内中站着十几个戴博士帽穿大衣的人，我以为是捉的中国人，用车子装去做胜利品，不禁吃了一惊。但车行不过数十步，即戛然而止，跑上晒台一望，毫无所见，回到房中，忽听见锄声，钟声和小车声同时并起。这是干什么呢？大概是军事工作罢。我一边想，一边偷偷地下楼到弄堂后门去侦察，果然看见十几个人在门外数十步的地方钉木桩，装铁丝网，起沙土，装沙袋，为状甚忙，而且这些人就是那辆汽车装来的，他们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绅士们！
啊，东洋矮子真厉害，他们在上海的人竟全体动员来干我们了！我一面走，一面这样想。回到自己的房中，把窗门打开，换换空气，只见日兵一二在马路上逡巡。有一日兵见我打开窗门望，也一声不响地望着我，我们虽隔了一扇墙和一个竹篱，但相距不过六七丈。我起初见他没有背枪，有些纳罕，因此也不怕池，仍站着不动，互相注视，及至后来他移动一二步，我才发觉他那为竹篱所掩蔽的下垂的右手拿着一枝手枪，恐怕他的兽性暴发，用这顽意儿和我开顽笑，便三步两脚地跑开了。
但空中的飞机声与马路上的汽车声总是来引诱我。非到窗前去望一望不可。我于是在窗帘掩护之下，频频向外暸望，终于又看见那一群戴博士帽穿大衣的东洋绅士肩上荷着鸭嘴锄或大锤。口中衔着雪茄烟，从马路上缓缓地经过。我对于他们这种从容不迫的态度有两种解释：一，他们于一度挖土打桩的紧张工作后，须稍微借此休息一下；二，他们这样为国服务，心境十分舒畅，而平日文雅的神气又于不知不觉之中表见出来了。
可是矮子绅士——戴雪白的西装硬领的绅士，为着帮助军事进行，早些征服中国，替国家增光荣，替自己增财富，参加工作是非常努力的。他们在行路中虽带着休息的神气，但一抵目的地——我们的弄堂前门——不到三分钟，锄声钟声和小车声等等又纷纷送入我的耳鼓，并且较前加甚，这不知道是由于前门靠近我的住房，听得更清楚些，还是他们因为当时的枪炮声响很特别起劲，不得不用加倍紧张的工作报答他们杀人的同胞？
东洋绅士们工作的结果，把我们的弄堂后门通施高塔路的路封锁了，把我们的弄堂前门通狄思威路的路也封锁了。这样一来，不独把全弄堂残存的居民惊动了，并且把他们吓慌了。大家面面相覩地要找出路，要找逃命的出路——首先跑去问看门警察老王，老王或王先生（娘姨们这样称呼他）本来是着警察制服的，这几天因为风声紧急，身边且挂起盒子炮，表示完全负责保护本弄堂居民的样子。但今日——二十九日——的老王不独没有挂盒子炮，而且换了一件长衫，好像一个管账的先生一样。他对大家说道：
“东洋兵打到咱们的四周来了，前也是东洋兵，后也是东洋兵，左也是东洋兵，右也是东洋兵，他们在咱们的弄堂外面西边装着铁丝网，南边也装着铁丝网，只有东边可以通乡下，但今天早晨那边也听见钉得砰砰地响，说不定也装着铁丝网了。……”：
他这样一说，几乎等于宣布了大家的死刑，有一个吃基督教的老太婆，胆子本来是很大的，昨天有人劝她走，还被她讥笑一顿，此时也大吃一惊，不等老王说完，马上插嘴道：
“那么，你去看一看，好么。”
“我去看一看？性命交关！昨天人家都搬家，都走，你们为什么不走呢？今天东洋兵把我们的弄堂围得铁桶一样，……哎哟，又是一枪，你们听，机关枪又响起来了！啊，那边飞机又来了！”
老王这样发狂般叫着，竟把大家的视线转移了，都不管出路的问题，拍起头来看日本飞机。不过当飞机消失在天边之后，大家的恐怖不独没有跟着消失，并且大大地增加了，找出路的问题竟成为目前一个最迫切的问题，于是众人中又闪出一个西装少年，带着一种严重的神气向老王说道：
“你应当出外去探听一下，看有没有通租界出路？枪炮声这样响个不停。我们如果没有出路，难道死在这里不成？你穿起这件大衫，怕什么？去罢！”
“对呀，对呀。”
“只管去”
“不要紧。”
大家你一句，我一嘴地附和着，老王虽迫于众议，虽明知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应当去干，但他深信东洋人是不好惹的，总是空口支吾着。没有行动的表现。大家见催促他不动，也没有办法，便陆续地散去了。
东洋绅士们装铁丝网和堆沙袋的工作大概是在七点钟前后完成的。本弄堂的人知道此事，就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很不自在，他们对于平日出钱武装起来的老王或王先生“按兵不动”，更是非常失望，八点钟，九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十二点钟，度时如年地过去，丝毫没有辨法！小菜也没有买，荤菜也没有买，油盐酱醋也没有买，有些人家的米或煤恰恰用完，正待添购，也无从取得！这怎样办呢？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终于自动地起来干，叫老王拿钥匙开门，待他出去看看。大约三十分钟的光景，他带着喜信回来了：就是东边一条路没有被封锁，虽有日兵守卫，经检查后还可通过。
这消息一经传出，全弄堂残存的人就和无期徒刑的犯人忽然到了大赦一样，都喜不自胜。有些人连已经上了桌的饭都不吃，忙着锁房门，“溜之大吉”，有些人则仍照昨天出走的人的办法，吩咐娘姨看家，自己到租界上去避难。我们的二房东夫妇本来是没有钱不预备走的，但昨晚至今天不断的枪炮声使他们害怕，而三五成群的大小男女静悄悄地由门前经过，向东边唯一的出路逃命，更使他们心慌，遂决定不顾一切，离开这四面受包围的弄堂了。Z先生昨晚曾和我们约定，只要我们不动，他们一定也不动，此刻特上楼来告诉我们，他的老婆和小孩子们闹着要走，也只好一同伴去，但晚间仍回来，其实这是一句骗人的话，他何尝回来？他问我们怎样办？我的W不主张走，我更乐得不走，好继续我的文字工作。
当二十九日下午，全弄堂残存的人又去了十分之八九，仅剩下几个主人和二三十个守屋的娘姨。那个吃基督教的老太婆不知是仗着“上帝”的威灵，还是舍不得她那堂皇富丽的家具，仍旧稳定下来，不曾出走。至于我们不走的理由已如上述，可是此时已陷入困境，因为我们的娘姨是在她自己家中住宿的，自日兵包围我们的弄堂一带后，她不复前来作工，而我的W产后又发了心脏病，完全不能劳动，一切烹调洗屎尿市的事均须由我担负。最苦的是我们的房子太大，天气太冷，夜间须起床三四遍替小孩换尿布。是晚不独枪炮声未曾稍息，我们那一带的电灯也横被电灯局停止给电，以致变成黑暗世界！幸我们还有唯一的一枝洋蜡，能在黑暗中放一线光明，但为实行节省起见，仅燃一个半钟头，即吹消就寝了。
到了三十日，本弄堂各号的留守主人受了昨夜黑暗地狱的教训，本日时断时续的战争的影响，和四周驻扎日兵及骑脚踏车巡街的日兵的威吓，都悄悄地逃跑了。连那受“上帝”保护的老太婆也不见了。就是留守的娘姨也不复遵从主人的命令，一个个提着包袱开步走了，剩下的娘姨和大司务不过数人，东张西望，好似丧家之犬。至于我们，因娘姨不来，一切菜蔬都无从取得，我的W因饮食不良，心病逐渐加剧，乳水也感不足。我自己不独因忙着弄饭。洗屎尿布无暇外出，而且也不敢外出（所有留守的娘姨和大司务都不敢外出），因为万一被捕或被阻不能回来，她们母子的生命都要发生危险！同时外边的消息一点透不进来，战事谁胜谁败，完全不得而知。不过依照警察的不战而降，和日本军的占领附近地带等事推测，我们断定宝山路一带的十九路军一定是凶多吉少。
三十晚上黑暗仍旧笼罩着我们弄堂的四周，令我们得不到一线光明的希望，而弄堂西边数里的地方——宝山路和青云路一带——自二十九晚起即火光烛天，终日终夜不熄，这种可耻的对照令人常常感觉资本主义达到帝国主义的时代，实在是罪恶贯盈，而急速发展的日帝国主义尤为凶横恶毒，因为据后来的消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和许多大中小学校的文化机关以及慈善机关，商店，工厂，住宅，都因日本飞机投弹或大炮发弹而炸毁，而着火焚烧。
到了三十一日，枪炮声逐渐稀少，我们以为是战事结束了。未几娘姨走来了，问她外面的情形怎样，一无所知（她住的地方也正是日军占领的区域），只说外面有菜买，也有黄包车可叫。我们因当时正是旧历年关，商人快要歇业，马上拿了几只洋叫她出去购买大批的菜蔬。是日下午大房东（本来也住在本弄堂内）派人来察看他的家宅，我们才知道中国军队不独没有败退，而且大获胜利，打得日军落花流水，要求停战三天！这个奇突的消息使我们何等欢欣鼓舞啊！可见中国军队不尽是张学良式的不抵抗主义者，不尽是草包！其实说张某的军队尽是不抵抗主义者，也是一句寃枉话。友人某君说当九一八事变时正在沈阳军事机关服务，他上次来沪时曾对我说：
“当事变前，张学良已经知道日本军队要发动，特传令军中，不准抵抗，否则军官们的身家性命一概不保！迨是晚日兵一部分越墙而入兵工厂，兵士们都已就寢，日兵跑到寢室，见兵就杀。兵士们气愤不过，在一个班长率领之下与之格斗，杀死了好几个日兵。军官们知道，马上跑求责备这个班长，说上面有命令，不准抵抗，现在闯了此祸，如何得了？班长说，此事是他干的，由他负责，于是砰的一声将自己打死了。同时又有一营兵不管长官的命令不命令，各自拿出武器向进攻的日军射击，因此才掩护兵工厂其余的军队安全退却了。”
这个正确的消息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不肯抵抗的，系上层的军事长官而不是兵士，素来缺乏自动本能的北方兵士受了民族意识的支配，不独要抵抗，并且要自动地抵抗。南方兵士和中下级军官大概都受过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而他们自动的能力也较为强大。他们在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点上海容易接受外界的影响，而他们的高级长官在“实逼处此”的环境中也不能不接受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十九路军于已经撤退一都分兵力之际，终出于抵抗一途，并不感觉奇怪。我们所奇怪的是他们以窳败的军器竟能打败世界上军事设备最完备和军事训练最精密的军国主义国家日本的军队，使之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们事后时常听见人家说：
十九路军久经战阵，富有作战经验。东洋兵从来没有打过仗，缺乏这种经验，当然打不过十九路军。
这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据我们后来的调查所知，十九路军每于紧急关头，如遇敌人的铁甲车进攻，难于抵抗之际，辄令自愿为国捐躯的兵士满装炸弹，上前碰撞，或卧地让其辗毙，使敌我同归于尽。这种明知必死而甘心送死的精神是一种革命精神，是一种反抗外族压迫的精神，只有感受压迫而不甘灭亡的民族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当日俄战争时，日军有一次于行军紧逼之际，遇着一条宽广的深沟，急切不能飞渡，却由兵士们自动地倒在沟中，填满这个缺口。当时日本还是被压迫的民族，所以它的军队有这种悲壮的表现。现在呢，它变成一个侵略民族，它的军队不独已起了阶级的分化，兵士们也不感觉有舍命的必要，因此除掉长官极大的压迫外，他们不肯冲锋陷阵，至于自动效死的精神已经连影子都没有了。这就是此次中日战争中中国屡胜，日本屡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我的话说得很远，现在应当回转来讲我们的切身问题。世界上第一等强国的日本军队竟败于它素所鄙视的中国军队之手，它为保存体面计，必定大动援兵，再接再厉，所谓停战讲和，无论是出于它的请求或应允，原不过一种缓兵之计，除掉十九路军马上撤退外，战事必定再爆发，并且延长下去，这是我们预料到的。不独本弄堂的房客除我们外，一个都没有了，不独老王的家眷固早已送走了，他的箱子和被包等物今天也开始向外面搬。承他的好意屡次劝我们快搬，而残存的娘姨们看见我们还没有走，更露出惊讶的神色。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真不得不走。不过天气非常寒冷，小孩种了痘，W生了病，怎样走呢？妙手空空的我们出走后怎样解决食住的问题呢？出走后家中的什物书籍归谁看管呢？这些问题都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至少是极难解决的。
在另一方面，日兵一小队驻扎弄堂隔壁的警察派出所，晚间虽时常呜枪示威，但并不到弄堂里面来骚扰，我们对于他们无所畏惧。还有一层，几个娘姨，大司务和老王既然留在弄堂内，我们为什么要胆小如鼠，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的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们一样“逃之夭夭”呢？所以我们两人讨论的结果，仍旧是不走。我因娘姨来了，不必从事家常工作，即照常看书作文。这一天又混过去了，
老王或王先生听见说十九路军打了胜仗，他的勇气又恢复了，至少恢复了一半，当二月一日清晨，有十八架飞机排队在空中示威，他硬说这是南京派来的。因为飞机的飞行甚高，无从辨别，我们对于老王的宣传也有几分相信。但后来调查的结果，才知道这是日本飞机，至于中国飞机不独没有东来，并且飞到西方去隐藏起来了。是日我们的娘姨没有来，我又要代行职权，这倒不算什么。因为在小孩出世之前，我们并没有雇娘姨，一切烹调的事都是自己担任的。最感痛苦的是晚间没有电灯，白天没有报看，一则使我们沉沦黑暗世界，一则使我们如堕五里雾中，以致生活顿失常轨。
这这不要紧，到了二日，我们四周的环境突然变恶了。据老王的报告，有一个娘姨在楼上遥望见西边某里有日兵进去搜查，并且将十几个房客，娘姨带走了，双手反缚在背上带走了。这个消息使我们万分不安，如果日兵照样到本弄棠来搜查，我们这些残存的人不是也要变成他们的俘虏么？但旋又想到日兵既已封锁本弄堂的前后门，大概不会进进来搜查，即搜查，总不能无缘无故地拿人。我们这样自己安慰了自己一番，我又照常工作，没有准备走。
到了十点钟的时候，娘姨又来了，我们叫她马上出去买菜，打算仍旧株守下去。但同时叫她跑到租界上去买一份报，插在内衣里面带回，因为凡经过日兵的地方均须检查，尤其不准带中国报纸到他们占领的区域中来散布，故不得不如此做法，可是娘姨去后，一等也不回，再等也不回，我们以为她买的报纸被日兵搜出，因而破捕，真是坐在房中空着急。直至十二点钟敲过，她才姗姗回来，据说毗连华界的租界都有日兵驻守或巡查，要走得很远，才能买到报纸。我们急忙接过报纸来一看，知道情形不对了。报上最重要的几点是：
一，停战三天即于当日满期，双方会议丝毫没有结果，日方继续增援，战事冯上要再爆发；
二，十九路军当局布告战地居民务必迁移；
三，日军获得三个女学生，在六三花园附近轮奸。
第一点虽不是青天霹雳，但使我们感觉到战争不独要延长，而且要扩大，我们附近一带有变成战区的危险。第二点明示我们战区是不能寄居的。第三点便令人不能不生戒心。我相信这决不是报祇上的谣言，一定是事实。因为无论怎样“文明”的国家的军队奸淫总是免不了的。我回忆留学德国时，所听的一桩有趣的故事，尤觉信而有征。现在且先把此事写在下面罢：
当拿破仑派兵征服德意志时，法兵遇着德国妇女，即行强奸。妇女们没有法子，只好屈从，但她们中间有些人预计征服她们国土的法兵的“武器”必定非常厉害，于是在如此这般之前，拿一点煎过的猪油涂入阴户，希望借此减少磨擦的痛苦。不意后来的表现，凡是涂过猪油的，没有一人受孕，而未行此项手术的，多半珠胎暗结。自此猪油妨止受孕的趣谈便传遍德国了。
我们试看号称文明先进国的法兰西的兵士犹有这种兽行，难道文明后进国的日本的兵士——本来没有完全脱去野蛮习气的日本兵士——不会有这样的表现？此间不可久居了，我们决定马上滚蛋。吃过午饭之后，即收拾一点行李，由我带娘姨去叫车子。
我们是一点半钟出门的。叫车的事大感困难，因为要由日兵占领的华界跑到海宁路一带才有车子可叫。我走到离开堂约莫半里路的地方，即望见马路上有日兵站岗，便止步，要娘姨一人前去，当时正是日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示威，那一带的贫民都出外来观看。他们仍照常住家营业，并没有迁徙的准备。租界，尤其是战事发生时的租界本是资产阶级——至少是小资产阶级——的安乐窝，轮不到他们的名下来，所以他们不打这个主意。同时日兵也有手段，不独不惊扰他们，而且利用他们中间的流氓——和后来事实所表现的一样——趁火打劫的心理来扰乱后方，为虎作伥，所以他们也没有迁徙的必要。当看飞机时，我正杂在他们的中间，因此引起了日兵的注意，马上有两个日兵，一个官长，和一个便衣侦探向我冲来。
我所站的地方本在一只屋角的空地上，距马路上的日兵有好几百步远，且有屋角作掩护，彼此并不看见。可是因为这屋角障碍的缘故，才有四个日本武人突然出现于我的前面的事件发生。他们看见我身上穿着西装和大衣，头上戴着博士帽，认定我是一个便衣队的指挥者，在此煽动贫民，图谋反抗。他们今日算是又遇着立功的机会了。
两个凶恶的日兵首先开跑步跑到我的前后，将上着刺刀的枪口对准我的胸膛和背部，我以为他们马上就要把我当作肉靶子，前后夹攻，只好站着不动，任凭处置。但他们并不开枪，也不用刺刀来杀我。“难道要等他们的官长喊口令么？”我这样暗想着。不到一分钟，那官长和便衣侦探也来了。官长一声不响地站在旁边，我才知道还没有到处决的时期，那便衣侦探却向前一步，动手搜查我的身上，并操着上海话问道：
“侬干啥事体的？”
“不干啥事体，阿拉住家的。”我也操一种上海话（？）回答他。但他显然不满意，开始要寻置了。他在我的大衣口袋中摸着一个皮制的钱袋，拿出来。用手细揑，并问里面是什么？我说：
“铜版。”
“铜板！”他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将袋口张开望一望。同时我前面的一个日兵一手拿枪一手帮助他来搜查。后面一个日兵则嫌我的两手没有举起，很粗暴地强制它们——朝天。这样一来，我知道下面的文章还多着。果然，他们很精密地检查我的大衣的四个口袋。那个便衣侦探从里口袭内取出一个皮夹，他的妁妁闪动的眼光又显露新的希望，以为这里面一定可以寻出砍下我的脑袋的证据。他急忙将皮夹打开，用一个手指去搜索皮夹的各小格，还怕靠不住。又辅以双目。他搜出几张一元钞票，好像担心它们是假的，将正面反面通通细心看过，然后揑戍一堆，向原格中一插。又从皮夹的大格中取出一些空纸片，一片一片地看，一片一片对着阳光照。但失望地很，终于找不出证据来。
但当我看到那些纸片时，猛然想起他找不出证据，我倒有证据了，便急忙向那便衣侦探说：
“侬不要搜，阿拉拿证据给侬看，阿拉是在福民医院养病的。”
说后即从上衣里面的口袋中抽出一束账单给他看。原来在两年前我的W患极重的伤寒症，初时就诊是沪上某名医，来家一趟，就是六元六角，但他看过三次之后，见病象日增，即“敬谢不敏”，不肯再来了。同时许多人说这种危险重症只有两个医院有医治的把握，即同济医院与福民医院。当即用电话询问同济有无三等病房。答以人满，我于是将她送入福民医院，她经过发热，长期的昏迷，和痢疾，烂疮的各种危险局面，卒被医好了。我们于是留下一束账单作为纪念。上月二十九日我的W开柜屉子，看见这些账单。便对我说：
“隔壁的日兵如果进来骚扰，我们拿福民医院的账单耠他们看，恐怕要好一点。”
“那是陈货，有什么用处！”我不甚经意地回答着。
“不一定，日本人生来是小器的，看见我们在日本医院诊过病，当然认为主顾，要好好看待。”
“‘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日本兵如果真正要来骚扰，管你什么账单子！当八国联军入北京时，有一个老先生拚命读《大学》，想借此退洋兵！你现在异想天开，要借账单退洋兵了！哈哈！”
“你不要笑，出外时，还可把它们当作‘护照’咧！等找来分作两份，一份插在你的衣袋里，一份插在我的衣袋里。日兵来了，记得拿出来。”
她说罢，真正把它们分别藏好，我还笑她多事。不意那个由旅沪商人或店员改充的日本便衣侦探此时接到福民医院的账单，果然“把它们当作‘护照’”，翻过几次后，向站在旁边的官长说了几句日本话，再也不为难我，即废然而返了！
日兵去后，我倒也不喜，胸中登时发生了许多感慨，我想上海的日本商人真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真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者，真是中国民众百分之百的仇敌。此次上海事变，代表日本资产阶级利益的日本军阀固然是主动者，但力促其成的是日本的旅沪商人，不仅是大商人，而且是小商人。他们几次的居留民大会都主张用武力侵略，他们几次的归国请愿代表都是要实现武力侵略的主张。迨战事爆发，他们就做便衣队，做侦探。做向导——总说一句，做武装侵略的急先锋！他们剥削了中国民众的金钱，再来做中国民众的刽子手，这是何等可耻，何等卑鄙的事！但同时他们又用尽方法养成亲日派，凡与日人或日人的机关有关系的人一律予以优待。我刚才的脱险，正是他们这种政策露骨的表现。想到这里，我真是万分惭愧，恨自己原不该将福民医院的账单拿出来，更恨我的W不该将此等账单插入我的衣袋里。不过回转一想，付医费，取得账单，原是已成的事实，而诊病——诊名医束手的病——更不是买普通日货——中国本来有替代品的日货——可比，中国的科学不发达，医道不高明，不能诊危险重症的病人，不转求于日本医生，有什么办法？在这个紧急关头，废物利用，原是我的权利，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因此心中又觉得好过一点了。
我在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旅沪的日本商人特别痛恨中国学生，教员和其他一切智识分子，视为排日运动的鼓励者，随便指为便衣队，加枪杀或逮捕的事。后来在报纸上看见这一类消息，才感觉到当时如果没有这一束废纸或“护照”，即不被那来势汹汹的日兵就地处死，也会被捉去，与成千成百的无辜同胞受敌人的监禁，鞭笞，甚至于枪决。因为我在当时虽因环境的关系，没有履行我的抗日的义务，但自他们看来，像我这样的智识分子“无缘无故”地跑到贫民区域，并且站在贫民的中间，这已经是做便衣队工作的天大的证据！
我经遇这次盘查之后，心中很不宁静地踌躇了一回，旋感觉这里敌人占领的地方，这里是虎口，我没有逗留的权利，于是不管娘姨叫车成功与否，不再等待，急循原路返家。不意半途又窜出三个流氓来和我纠缠。他们问我是不是要搬家？我随口答道：
“搬是想搬，阿拉晤没铜钿，不能搬。”
“不要搬，东洋人并不碍事。”第一个人说。
“要搬，也不要到租界上去，租界上房子贵不过。”第二个人说。
“我的表哥住在江湾，搬到他的家里去好，我们都是自己人。我替你帮忙。”第三个人说。
我一边走，一边敷衍他们，到了弄堂门口，叫老王开门入内，对他们说：
“谢谢你们。我不搬家了。”
这三个流氓吃过闭门羹之后。只得败兴而返。
我回家时已是两点半钟，在外虽不过一个钟头，但我的W似乎是一年半载，急得要命，媳猜想我们必定被日军捉去，否则老早就应当回来。未几，娘姨叫了三辆黄包车同来。只拖到外白渡桥，每辆须大洋三元，我和他们讲了一阵价，坚不肯少，仅允延长路线，拖至跑马厅。在这种紧急关头，我们只好答应。于是带着两个箱子，一个被包，和零星物件，去实现冒险通过敌人防地的企图。
我们东行不避，即折向南方，达到狄思威路。日军的岗位到处都是，至远的距离不过二百码，最近的仅及百尺。每过一处，必须下车开箱，让其检查。我手中拿着福民医院那件法宝有时也发生很大的效力，但有时完全不行，检查的人说这是两年前的东西没有用，当他们认真检查时，不独箱子中的衣服要一件一件用手去摸，连身上也要搜查，我的W和娘姨的身上都被搜查过，尤其是我的工作十分麻烦而紧张；我一方面要受日军的检查，另一方面，又要开箱子，解被包，因为我的W害病不能劳神，娘姨抱着小孩，也不能帮助。当第一次受检查时，一把中国锁似乎故意和我开玩笑，硬开不开，最后的胜利虽终属于我，但因用力过猛，锁角在我的左手虎口上划了一条长一寸多深一分多的痕，弄得鲜血淋漓。自第二次以至X次的检查，日兵都注意我这条痕，有几处的日翻译员特地查究那是怎样一回事？他们大概是认我在受检查时有过反抗的行为，为他们贵国的兵士杀伤所致。
我们经过无数次的下车上车，解衣服，扣衣服，开箱子，锁箱子，解被包，捆被包，才得脱离日军的势力范围。我们一经出险，就和死里逃生一样，心中的愉快简直不可名状。这种愉快是没有经过险境或苦境的人玩味不到的，因此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五日来最丰富的报酬。
三个黄包车夫自经过这重重的难关后，不知道是因为在狄思威路一带逗留得太久，要补偿时间的损失，还是想快些拿三只洋去享乐一下，便拖起我们飞电似的向外白渡桥冲去。那一带的景况竟和从前大不相同。街道两旁的商店多已关门；而街道上则塞满了车辆和行人，人们脸上的表情虽不像我上月二十八日在北四川路所看见的那样悽惨，但也十分紧张。同时又杂有的许多“白相人”在这里看热闹，还有不少的“小瘪三”在那里抢东西。所以这一回的情形比上次复杂多了。
我们满希望快些通过那一带地方，立即达到目的地，不意这个念头正在盘旋我的脑顶之际，娘姨车上的一个盛满食物的大菜盒子被抢去了，我知道此事，正要说她太不小心，啊，我自己头上的帽子也不翼而飞了，这真滑稽！我举目一望外白渡桥，见两边站满了这一类的小瘪三，马上叫我的W把帽子取下，箱子拿紧，才得幸免损失。至于工部局的巡捕虽比平日增多一二倍，但丝毫没有力量制止此等事件。在稠人广众和巡捕林立的地方，公然强抢物件，这是我旅居上海几年以来第一次看见的事，因此又增长一点见识了。
我们到达跑马厅后，将手中所存的最后的银元，角子和铜版集合拢来，开清车钱，我的W和娘姨带着小孩改乘电车，我则拿上几件行李换一辆黄包车向某处友人所开的一个学校进发，一刹那间就到了。我们下车后，备受友人和学生等的热烈欢迎，他们争着说道：
“你们为什么不早些出来？真是死胆子！”
“啊，住在东洋兵占领的地方好危险？”
“你们在那里吃什么？”
“你们不害怕么？”
“………………”
“………………”
他们或她们这样围着我们问个不休。我们也随时答应了他们或她们的问题，后来遇着许多朋友，都怪我们没有早出来，害得他们——C先生也在内——空着急。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穷鬼，像我们这样的“危险人物”出来到那里去啊？黄浦江固然没有盖，可以让我们在里面游泳，不必花钱，但我们本着自己的使命还要干一干，不能这样自暴自弃，至于此次所投的学校原是一个公共机关，当一二八事变之前，租界上有的是空房子和旅馆，我们事前倘若出来，是不好意思搬进去的。到了二月二日，上海一切空房子和旅馆已经被有钱的人甚至于没有钱的人住满了，商店罢市，工厂停工和学校停课的局面也变成常态了，这是上海市成立以来空前的大变，我们此时跑到那里去避难，才不致使朋友们感觉难于处置。他们马上替我们布置两个小房间，使我们得暂时免去生活的铁鞭重大的打击。
我们的住食虽不成问题，但因为包伙食的缘故，营养成分非常缺乏，吃得身体发肿，我的W不到一星期，脸上渐次胀大，人家都以为她发胖了，她自己也认为吃了富于维他命的糙米，故有此好结果，心中甚为高兴。不过她的心脏病日益加剧，乳水日益减少，而小孩则逐渐长大，供求完全不能上相适合。我们感于勒吐精牛奶粉的宣传，即购此粉代母乳，殊不知依法喂养，小孩总是哭泣。时常要吃，后来弄得大便不通，日见枯瘦，改请奶妈（娘姨已自动辞工，同乡下去了），才将这小小的生命救转，至于我的W旋经医生的诊视，才发见她的脸部和颈部的胀大不是胖而是肿，经过长期的服药与打针，方得稍微痊愈。
我们在那学校寄居了二十三天，因原来住校的一个同事仍旧要回来，遂由一位朋友就商于他的友人，慨然将自己唯一的小安乐窝——亭子间——暂时让给我们居住。这个房子的布置虽带着一点美术化，周围的空气虽十分清洁，但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起，生活的困苦，较前更甚，尤其是由原来的学校送饭菜，在寒冷的天气中，经过半里以上的路程，一点热气也没有，它们在胃中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恢复体温，可是我们却因此受害不浅了。
迁居不过一星期，十九路军即因孤军独战，后路为敌所乘，突然撤退。我们现在对于它要略批评几句。当一二八战祸爆发以后，十九路军无战不捷，使日军受了意想不到的损失，并感觉绝大的恐慌，倘能乘此时机，改守为攻，直冲日军根据地，则一二日间必能使原来没有设防的敌人全军覆没。不意十九路军的领导者计不出此，意中了日军缓兵之计，轻易停战三天，使敌人得从事准备与增援，这不能不算是失策，后来日军虽屡次增援，却屡次失败，赖有租界为护符，仍得收拾余烬，进攻我军，并再接再厉。十九路军当局受了这种残酷的教训，应当翻然改图，乘胜穷追，闯入租界，扫荡敌人的巢穴，并据以为迎敌的根据地，敌人在陆地上如不能立足，真无用武之地可言了。可惜十九路军当局惑于租界系中立地不能侵犯，或一入租界必引起各国干涉的谬说，划地自缚，于每次胜利之后，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更是失策。殊不知日军既据租界为侵略我国的策动地，租界——至少是北四川路和日军经过的一带——已丧失中立的性质，敌能住，我亦能住，绝对没有违犯国际条约的任何条文。况且租界土地的所有权原为我有，不过暂时租与外人，尤非中立国可比，其他各国更不得借词干涉我军在租界上解除从事侵略的敌人的武装。还有一层，英美在中国都和日本有极大的利害冲突，决不至助日军张目。所以十九路军如进攻北四川路——至少是越界筑路的老靶子路以北一带——在法理上和事实上都是没有滞碍的，失此不图，胜败之局早已决定了。
在另一方面，十九路军当局于战事爆发之后，不能帮助民众组织义勇军，甚至于不能尽量接受已经组成的义勇军的援助，以厚实力，惟以孤军与敌相周旋，也是一个错误。
话虽这样说，但我们不要忘记十九路军的处境本来十分恶劣，它在军实的接济和兵力的补充上都发生了不少的困难，所以我们正不必求全责备。它既没有飞机，又缺乏大炮，铁甲车和一切新式武器。竟能以血肉之驱与军械最精良的敌人——数目至少多一倍的敌人——相搏至一月之久，这种坚苦和英勇的精种是可歌可泣的！这种军队是中华民族革命的反抗运动中光荣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自己能够解放自己的符号。在全中国二百万军队中倘若再有几个十九路军（在事实上当然是有的）开来上海与日军相搏，一面再派军队往东三省与沿江沿海一带以与日军相周旋，这个局面只须延长半年，不独日本国内因财政的困难，产业的停滞，与失业的恐慌，会爆发革命，即国际间也要发生剧烈的变化，尤其是美俄因自己利害的关系，必定崛起共制此太平洋上恶魔的死命。不意勇于内战而怯于御侮的谋国者计不出此，惟坐在安乐椅上斤斤计较敌我乒刀的强弱与器械的良窳等等，按兵不动，而以孤军委敌。殊不知在革命的民族运动中，被压迫民族原不应以兵弱械窳而自馁。况且日本的现役兵不过二十多万，其作战的实力远逊于中国军队，即全数开来也不足畏；至于它将来因战事扩大而临时召集的后备兵更谈不上有什么良好的训练和充足的实力。讲到军械的良窳也不是战争胜负的唯一标准，十九路军的成绩就是一个显例。即退一步，假定中国抗日的军队在数月内一齐失败，一齐瓦解（在事实上决不如此。东三省的义勇军正是一个好例），还有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存在，这种运动——特别是其中的抵货运动——是日本的兵力征不服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是全国动员和本干，破釜沉舟地干，我们一定能够制胜日本，至少也不会为它所屈服，即屈服也是光荣的屈服，而不是无耻的屈服，是精疲力竭的屈服，而不是保持实力准备内战的屈服！我谈到这里，真有些痛心，因为这种完全可能的事实竟成梦幻，而梦幻忽变成了事实——十九路军败退了，
全国民众，海外华侨，特别是上海民众对于十九路军是怎样的爱护，怎样的期望，这可以从大批的零星捐款赠物和报纸上的文电与报纸本身的销路看出来。他们声嘶力竭地替这种苦战胜敌的军队请援，他们节衣缩食地对这种给养困难的军队助饷，他们手舞足蹈地向这种骁勇善战的军队祝捷，他们诚惶诚恐地望这种死伤枕藉的军队坚持到底。但是不独日军四易大将，海陆空军排山倒海而来，我军援兵不继，军实不充，难于应付，而作战的地图竟被卖国的将领献给敌人，浏河的空虚被敌窥破，以致敌人重兵潜入，牵动全局，于是十九路军一月以来的战功尽付东流了。全国民众特别是近在咫尺的上海民众对于这种悲惨的结局愤怒到要发狂了。他们敢怒，他们也敢言，他们日日诅咒秦桧，他们时时痛骂东洋人。但他们自己没有实力起来干。这种已成的局面是不能改变的了。
上海民众于悲愤失望之余，胸中酝酿着一种抑郁的感情正在找地方发泄，有一天晚上六点前后——大约是十九路军退后的两三日罢——忽然枪声响起来了，炮声响起来了，愈响愈近，愈响愈密。吓得二房东马上把门关起来，不准人出去，问他是什么一回事？他很着急地说：
“十九路军又打回来了，现在正是冲租界。你们听，到弄堂门口来了，这怎么得了？！”
“不见得是十九路军冲租界，他们已经去得很远。这一定是CP暴动，我早两天就看见墙壁上曾有他们准备暴动的口号。”一个房客带着一种急张的情绪和自信的态度，说出这几句话，表示自己是观察深刻，消息灵通。
“是的，CP和十九路军是相通的，他们内应外合来打东洋人，冲租界。也好，痛痛快快干一下，大家弄不成。”房客的友人很愤激地这样附和着。
我因为没有得到确实消息，不愿乱发言论，只站在旁边静听着，但情形确是是严重，弄堂里人声嘈杂，脚步声也响得特别厉害。竟攻进来了。未几我们的后门也捶得砰磅砰磅地响，并且急促而厉害。“真的来了！”大家都毛发悚然地站起来。可是我侧耳一听，门外的人是正在呼我和我的名字。这就奇了。我跑去一问，才知道是我们前此寄住的学校的几个学生，以为她们也是来逃难的。我一打开门，不等她们开口，便问道：
“外边不是发生了暴动么？你们怎么出来的？”
“没有。白川大将炸死了，外边正在放鞭炮庆祝。”一个女生这样说。
“什么？”我很诧异地反问着。
‘不是炸死的，是水雷爆发，兵舰摇摆震振，把他撞死的。”另一个女生马上加以改正和补充。
“水雷是冯玉祥派人装置的。”第三个女生再来一句说明。
“真的么？你们从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刚才有人从法兰西（指法租界）来，说是路透社传出来的。特地来告诉你们。”
我们知道此事，心中确是痛快，而且高兴。大家于是把刚才认鞭炮为枪炮，以及随便乱说和无故惊慌等等的错误一齐掩没在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中，一窝蜂跑到外面去参加群众会议了。一群一群的男女站在弄堂内外纷纷发表意见：
“白川死了，总算给了日帝国主义一个教训。”
“死了一个，又要来一个，东洋人还是要干的。”
“当然，中日大战就在眼前。世界大战也快来了。”
“这一回逼得国民政府干，非干不可。”
“要干才有出路。我们大家去当兵，不愁东洋人不吃败仗。”
“不买东洋货，他们就要饿死。”
“中国要齐心，早就把日本灭掉了。”
“多装几个水雷，把东洋的兵舰一起炸沉，也是好的。”
“中国吃亏就在没有飞机，南京政府把好的飞机藏起来，送了几架教练来助战，东洋飞机打三个圈，中国飞机只打一个圈，后来连这几只教练机都叫回去了。……”
“………………”
“………………”
所谓群众会议就是这样没头没脑地各人一句，我听了不感兴趣，便开步走，及到弄堂口，只见老虎灶的老板拿着一捆一捆的鞭炮在那里放，原来他也是因为十九路军败退，这几天心中闷得慌，今晚忽然得到这个喜讯，所以买些鞭炮来发泄发泄。
全上海为着此事放鞭炮，足足有两个钟头，无论那一次的年节总没有这回热闹，异日清晨急买一分报纸来看，才知道昨晚的消息完全是伪造的。这样作伪的人真是可恶，因为此举于敌无损，于我有害，——并且还不是小害，而是大害。试看全上海的民众自从借两点钟的鞭炮发泄胸中的一股怨气和郁气后了感觉舒畅的多，对于中日战争，再不关心了。这样一来，不独整个的中华民国受了绝大的无形的损失，连贩报的阿三也失掉一笔大生意，不能维持生活了！
上海方面的战事既因十九路军撤退而告终，原住在闸北和北四川路一带的居民于是纷纷往工部局领取护照，各自回家去察看或搬取自己的什物。报纸上纪载此等事件已经三四日，才引起我们的注意，打算回家去看一看。
向工部局领取护照，手续虽十分简单，但每日有数千人在门口候领，殊难到手，有人领照等候两三日仍不能如愿相偿。不过妇女前去领照的得受缇前领取的优待。我的W扶病冒雨前往，果然不到两三个钟头就达到目的了。我拿着护照向故居的地方进发，到了老靶路，即见景象全非昔北，而奥迪安戏院一带和狄思威路口（靠北四川路的）一带房屋被日军焚毁的遗迹尤足表现日帝国主义的横暴。
我走到某里的故居，见门上的锁被毁，前后门洞开，知道情形不大佳妙，登楼一看，亭子间门和前楼门都被撬开，什物零乱满地，细加检查，失去两个皮箱，及两个大藤箱中所有被帐衣服，此外，如柜中的衣服，床上的枕头，窗上的帘布，都被取去。甚至于油盐米菜，锅盆壶桶，一律无存。调查邻居各户也都有相当的损失，据说是江北人抢去的。幸而我的大批的书籍仍旧保存着，使我得继续从事文字工作，否则真要改业拉黄包车了。
“江北人是汉奸，江北人是强盗，江北人可恶，江北人可杀！”上海的资产阶级甚至于小资产阶级这样大声嚷着。这已经是一种“舆论”，这已经是一种“定论”。没有人敢或肯出来说句公道话。如有的话，那就不外说：“做汉奸和强盗的不限定尽是江北人，而江北人也不限定尽是汉奸和强盗。”其实就是做汉奸和强盗的江北人也是资产阶汲和小资产阶级造成的，他们平日对于这些车夫，苦力，倍极鄙夷，完全不视为人类，不独未尝予以相当的教育，并且任军警随意加以鞭笞辱骂——试问像这样无知无识的人在战争中忽然失业，不去做汉奸与强盗，有什么事可做？叫他们白白饿死，是办不到的。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觉悟这原是自己造得罪孽，竟袭用“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的办法，天天在报纸上骂江北人，借以泄愤；他们的眼睛只看见这种小汉奸和小强盗，而不看见国内还有更大的汉奸和更大的强盗！它们为什么不看见呢？因为此等人正是他们里面的人，觉得与自己是“无以异也”，便熟视无睹，于是犯着孟老夫子所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毛病了！
江北人，或非江北人，仅窃取了我们的一些衣服用具，面不毁灭我们的“文化机关”：总算比日本人好得多，所以我对于他们是比较满意的。当日即雇两辆塌车将所有书籍和家具运出，在某处租一个前后楼住下，我们从此又兴高采烈地拼命作起工来了。
可是我们在工作之中，时时有恶劣的消息——停战会议中中国一步一步屈服的消息——来相侵扰。不过这种消息只能催促我们加倍努力，而不能使我们沮丧，因为中国的国是糟到这个样子，我们青年不肯奋斗，或肯奋斗而不得方法，也是一个原因。此后只有用我们的血去求中国民族的自由和中国被压迫民众——主要的是无产阶级与贫民——的解放。这是我们已定的方针。
但在另一方面，国内一般青年，特别是智识界的两年因战事的失败和停战会议的屈辱，感觉中国完全没有出路而流于悲观，而趋于放纵，于是许多自暴自弃的事宣传于报章了。我以为这完全是他们认识的错误。我们如果深刻地去观察中国下层的民众，可以确切相信中国不致为印度高丽之续。试看我前面所述的不抵抗主义者首领张学良部下兵士自动抵抗暴日的事实，中国民众是何等富于民族意识，是何等富于反抗精神！试看此次十九路军兄弟们与第五军兄弟们自动抵抗暴日的事实，中国民众是何等富于民族意识，是何等富于反抗精神！试看东三省的义勇军纷纷自动抵抗暴日的事实，中国民众是何等富于民族意识，是何等富于反抗精神！又试看南方各省和华侨中的青年纷纷自动地投入上海义勇军抵抗暴日的事实，中国民众是何等富于民族意识，是何等富于反抗精神！这种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就是中国不致灭亡的一重保证！所以青年们因政治上的失败而遽形沮丧，是丝毫没有道理的。
不过单靠这种保证是绝对不够的。我们从事革命的人必须提醒一般青年，特别是知识界的青年刻苦自励地干去，将全国富于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的民众，正在找出路的民众组织拢来，训炼出来，以与国内外的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作残酷的争斗，非达到民族独立与民众解放，决不终止。要是这样，中国才不致灭亡，中国才真有出路。法国女小说家乔治桑（GeorgeSand）说：
“努力争斗，否则即是灭亡；拼命血战，否则归于乌有！”
这也就是我于述完这次避难经过后对全国青年要说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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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暴动与人民的创造性（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195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纳耶夫斯卡娅
殖民地暴动与人民的创造性
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1958
资源来源：News&Letters,September30,1958.ThispieceappearedasDunayevskaya’scolumn,“TwoWorlds."
英马库录入：byKevinMichaels.
中文翻译：工作的人
跟在热战结束脚后跟后紧随而至的美俄冷战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能解决任何资本主义——不管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不断创造引发的基本问题，并且这些问题使得它们不断把无数人民踹进不断的战争。与此同时，二战后爆发的殖民地暴动也与一战后爆发的那些显现出了尖锐的不同。
一战后兴起的殖民地斗争受到了俄国1917年革命的振奋，他们——比如说孙中山领导的1919年中国革命，遵循着把民族解放与劳动阶级争取一个彻底的新社会秩序的斗争联系为一体的图示，然而二战后爆发的殖民地斗争及不是由美国就是由俄国主导的两个超级资本集团对世界权力的再划分，只是走上了与旧社会秩序妥协的道路。
军队的显眼角色与和旧社会秩序的妥协
或是像在埃及发生的那样，殖民地斗争成为了一种与旧封建结构的妥协；或是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殖民地斗争的结果是快速走向俄式工业化与集体化；这两种殖民地斗争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国家的突出角色，而这也是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
一个阶级国家最鲜明的特点便是它的军队。不管是通过一次迅速政变夺取权力的纳萨尔二级上校，还是带着他著名的八路军经过数十年内战才夺得权力的毛泽东元帅，这些事件的实质便是那里的人民暴动被军队纳入了控制。百万人民的创造性力量从未像俄国革命的最初年头那样展露于新社会秩序的建立。
这带来的结果便是蒋介石与法鲁克的腐烂旧政权的倒台并没有给百万人民带来新生活。正如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中国的六亿人民仍然生活在矛盾之中。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中国看起来那么“新”呢？
这个“新”似乎是“显然的”。在中国，民族斗争不是像印度那样由当地资产阶级领导并成功走向独立。民族斗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确实，共产党不是劳动者政党。确实，领导着党的小资产阶级不是依靠着人民，而是依靠着军队。事实上，中国的宪法给军队和“党”以相同的地位。
仍然因为毛的明显对手是被驱逐出境的腐败的蒋介石，尽管得到罗斯福和斯大林的支持，毛的真正反对者——中国劳动人民——被遗忘了，许多人都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毛泽东是“进步力量”，应该在任何“局部战争”中得到支持。仿佛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和核战争的时代，任何战争都被简单的视为“局部战争”，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此类战争中“选边站”！目前，这将是最愚蠢的做法，而且会毁掉无产阶级的斗争。
真相是中国以一种新社会秩序展现出的社会秩序只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国家资本主义。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间的劳动者官僚，工会里的或是政党里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整体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他把他的个人主义变成了“集体主义”——国家计划。有一点没有改变：它是反对工人革命的国家计划。
计划或是没有计划无关紧要，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如此衰颓，其危机如此全面，正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资本家和工人的两个世界，而整个世界被划分成两部分，它没有力量、手段和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承担完成农业革命甚至救助千万人的任务，更不用说建设欠发达国家的现代产业结构了。俄罗斯和美国都未能帮助埃及建造阿斯旺大坝。在这个时代，印度再次面临大面积饥荒。中国也是。
不是毛，而是百万人民尚未显露的创造性力量
认为毛和他的官僚们将会领导中国走向一个新人类秩序的想法是荒谬的幻想。中国没有幸存下去的历史可能。对每一个问题的不完全解决只会增加矛盾的积压并且把世界引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中国唯一的“历史性未来”。
亚洲的十亿众人民与非洲觉醒的百万之众所能走向的唯一进步来源于这数十亿人民尚未发掘的无尽创造力。没有军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殖民地革命提出的问题是人民的创造性与自我运动。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个最终解决走向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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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香港海员大罢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第四章香港海员大罢工海员的生活状况中国海员的生活状况，其最感痛苦的有四：第一，是工资的微薄。普通工资每月大概在二十元以下，而物价又逐年飞涨，譬如米，一九二二年时，上海增加到百分之一二．五，香港增加百分之一五。因此，海员工资不够单身维持生活，若有家属更是困苦颠连了。故中国海员中往往有因生活艰难而做偷运军火的冒险事业。但这种事业，幸而不被破获，可得微利，不幸而被破获，本人必须潜逃，否则必须被捕坐监或被杀。第二，是包工制的剥削（粤语叫包工为“洗马沙”）。海员中有所谓“馆口”，约有三种：一种叫“洗马沙馆”，由包工头设立，与船东勾结，包揽介绍海员工作。凡找工作者必须贿赂工头数十元不等，上船作工后，海员工资中抽扣十三元或十五元归包工头。一种叫“君主馆”，由个人设立，营业性质，亦与船东勾结。凡加入者须纳入馆费数十元，方有候工资格。在馆食宿，由馆主收饭钱和征收其他种种名义用费。介绍工人上船作工，并不按先后秩序轮流，而是由馆主个人意志支配。一种叫“民主馆”，亦名“兄弟馆”，海员合股组织，系公共宿舍性质，自然比较公平；但海员多不识字，故必请知识分子做馆中管理先生，此管理先生积久则把持馆务，从中渔利，剥削工人。上述三种馆口，香港一处便有一百三十余处之多。自然以前两种为最有势力，很显然的，因包工者与船东勾结，海员不经过他则得不到工作；既得工作如不经常报效他，又随时可以取消工作，因此海员只有忍气吞声受包工制的剥削。第三，是待遇的不平等。中国海员与白种海员虽做同样工作，并不能得同等工资，普通是十与二之比。一切待遇更是悬殊。譬如住房，白种海员，一二人一间房，中国海员则须五六人一间；而且中国海员住房不是火舱附近，便是空气与光线不足之处。沿海内河轮船大半没有海员住房，货堆上、通路傍、煤炭里，便是他们的卧处。其他凌辱打骂及罚金等酷虐待遇，不可胜计。第四，是失业恐慌。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手工业与农业破产，沿海一带，失业农民及手工业工人，群趋大都市找寻工作，于是大都市里经常的有广大的劳动后备军。船东与包工者恃有此经常的广大劳动后备军，得肆无忌惮的对在业海员施行无情的剥削。你如不愿受此剥削，就把你挤出于轮船之外。香港一处，海员失业的经常总有一两万人。海员失业后，就只有饿肚皮，睡马路。罢工的准备及其爆发海员的经济生活状况既如上述，基于经济痛苦，他们就有起来斗争的可能，又何况当时世界革命潮流非常汹涌。海洋轮船来往东西洋，他们受此潮流的激动，独得风气之先，那有不发生阶级觉悟的道理？就是内地亦发生不断的自发的罢工斗争，香港机器工人罢工更给海员以眼前的实例。因此香港海员首先便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了。一九二○年有宝泰办馆者，企图包揽英国昌兴公司轮船的海员雇用权，引起海员的公愤。其时海员中有苏兆征林伟民等积极分子，从此便乘机开始从事宣传与组织。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便成立海员工会，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但中国海员籍贯既殊（最多的是广东人和宁波人），方言亦异，乡土观念帮口观念又深，当时很难团结，工会依然还是空的。但工会此时已明白，要工会取得群众信仰必先从小斗争做起，于是用工会名义向轮船办了几次交涉，如抗议殴打海员，和要求恢复海员工作等，结果皆得胜利，因此群众对工会的信仰日益加深，而加入者亦渐渐多起来了。不久，工会更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的问题，准备大罢工，组织“增加工资维持团”专办此事。另组织“征求队”、“劝进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交通队”以及各种秘密机关；并在广州设立办事处，预备罢工后工人回广州，因罢工后事实上工人必须离开香港回广州。关于罢工经费亦着手募集。又发出工人生活表及要求条件到各埠各船给海员传观，同时并派人到各埠各船报告工会情形及罢工准备情形。另外还联络外国海员要求援助；联络中国其他运输工人要求援助；各国工会凡知道地址的便发信要求援助。兹将要求条件列举于下：（一）工资十元以下者加五成；十元至二十元加四成；二十元至三十元加三成；三十元至四十元加二成；四十元以上者加一成。（二）工会有支配工人权（按即职业介绍权）。（三）雇工合同签定时，工会有派代表权。一九二一年九月，工会向资方提出加资要求，资方不答；十一月又提出，又不答；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第三次提出，并申言限二十四小时内答覆，否则罢工。当工会第三次提出要求前，已约定对工会有信仰的轮船海员为领导罢工的中坚。果然不到十二小时，罢工便爆发了。凡香港开往广东内地的广州、江门、澳门、梧州的轮船以及到港的英、荷、法、日、美各国的海洋轮船，霹雳一声，一致罢工。当时数约一千五百人。罢工实施后香港政府甚为失惊，因为这是出乎它的意料之外。当晚便派华民政务司（这是专门管理中国居民的官员，当然是英国人）到海员工会，带半讥讽半威吓的劝告，叫海员回船作工，工资将来慢慢商量。工会坚持非答认条件誓不上工，此时群众挤满工会内外，大家高呼罢工口号，华民政务司只得狼狈退回。次日，罢工海员搭火车回广州。其他轮船继续到港，陆续罢工。这种形势，很快的影响到新加坡，暹逻，上海等口岸。汕头亦随即加入罢工。有些船在半路便罢工。有些船不敢开来香港。一星期之内，罢工海员已达六千五百人。罢工总办事处设于广州，于香港设分办事处，并设秘密机关。汕头另设办事处专管汕头。香港政府的恐慌罢工之势既成，香港政府极为恐慌。一月十六日，宣布戒严令以恫吓罢工工人。十七日又出一通知，内中提出船主的条件以期缓和罢工。其条件如下表：轮船种类海员要求船主的还价相差百分百分百分（一）沿海轮船三五·○一五·○二○·○（二）内河轮船（中国）三二·五二五·○七·五（三）其他中国的轮船三二·五二五·○七·五（四）省港澳轮船（英国）二五·○一五·○一○·○（五）其他英国轮船二五·○一五·○一○·○（六）爪哇线一七·五一二·○五·五（七）太平洋线一七·五七·五一○·○（八）欧洲线一七·五七·五一○·○（九）澳大利亚线二○·○一○·○一○·○由上表看来，海员的要求与船主的还价相差实在太远，于是海员不理，锐意扩大罢工。的确，海员罢工可以致香港于死命。因为香港是一个孤悬海口的小岛，它的海上转运业，虽在远东是首屈一指，但是本地的出产，不能供给五十二万八千零九十的人口之用，所有一切粮食及一部分日用必需品从中国内地运来。譬如梧州的鸡鸭，广州的猪肉、牛肉，汕头的水果，上海的纺织原料和服装用品，此类日用品，都得仰海运的供给。海员罢工后，食物就骤形停顿，而物价则突然飞涨，看下表便知。十三种食物市价表一月十日一月二十四日食物（以磅计）价目（以元计）增加百分数米○·一三（元）○·二二（元）六九·二鲑鱼○·四○○·六○五○·○鲤鱼○·一三○·三二一四六·○鲟鱼○·二四○·二八一六·七龙虾○·三二○·四○二五·○蟹○·三六○·四○一一·一猪肉○·二○○·二六三○·○羊肉○·三四○·四○一七·六牛肉○·二○○·三○五○·○牛肉排○·一九○·三○五七·九鸡肉○·三四○·四二二三·五鸡肉排○·三二○·四四三七·五鸭○·二八○·三二一四·三香港运输工人同情罢工至一月底有香海运输工人同情罢工的事。当海员罢工时，本拟联络其他运输工会一致罢工。但运输工会非常复杂，大半由工头或小买办做中心，故当时尚意存观望。后来轮船越停越多，事实上他们已无工可作，经海员工会之活动，不到半月他们就同情罢工了。从前有一两只船偷偷摸摸起落货物逃去，到运输工人全体罢工，则完全停顿。于是罢工人数增至三万人以上。此时正值中国旧历年关，香港形势更形严重。二月一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及其他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会，逮捕罢工领袖和工人，并架大炮对住海员工会，将工会招牌拆去，理由是：“海员工会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调停与破裂香港运输工人既一致罢工，使香港政府更为困难，对付罢工政策，软硬兼施既均无效力，不能不出于托人调停之一道。首先嗾使华工总会到广州协同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航业公司向海员工会调停。海员工会说：“这次罢工，香港政府不但不居中调停，反而采用高压手段，封闭我工会，逮捕我工人，野蛮之极！我们只有坚持到底！”这一场调停遂无结果。华工总会调停既失败，香港政府又嗾使东华医院用街坊名义出面调停，写信到广州请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东华医院，乃留居香港的中国绅商之大集团，其名义是一医院，其实是一社会集团，不用说是一仰承帝国主义颐指气使的洋奴组织。故在香港颇有政治势力）。海员工会派了五个代表去，于是东华医院调停之一幕喜剧便开场了。此时因香港政府封闭工会，拆去工会招牌，故海员工会的要求首先提出恢复工会为先决条件。绅士们说：恢复工会是可以，是要改变招牌，添多或减少几个字。因为香港政府煌煌文告宣布封禁，你们是知道的，这是政府的威信所关。海员代表说：“工会招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字也不能增，一字也不能减，而且要给还原有招牌。”绅士们见话不投机，乃改变态度，说起妙语来了：你们罢工我们不反对。但你们要顾念现在香港的粮尽食绝，岂不把几十万留居香港的中国同胞活活地饿死。海员代表说：“是的，香港居民将绝食，这是实情。我们早已预计到的，而且早已挂念着的。但是，我们挂念香港居民，而你们却一点也不挂念海员，我们海员老早就有几十万要饿死了。我们此次罢工，更苦得要命，天寒肚饿，你们为什么不曾说一句救济的话呢？”说来说去，不着边际。海员代表声言：“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香港政府反把工会封闭，且把同情罢工的工会也封闭；还要逮捕工人，拘禁领袖，是何道理？你们为什么只替政府说话？政府既没道理，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们。你们若有本事叫政府给还我们工会招牌，就有话可说，否则我们即刻回广州去。”海员代表立起身来要走。绅士们知难挽回，便说：我们同去华民大人处说情，可以不可以呢？海员代表表示拒绝，后经绅士再三要求，海员代表方允许。到华民政务司后，华民司说：“因为你恐吓他人罢工，故政府封闭工会，现在不能把工会招牌还给你们。恢复工会可以，但名称要改。加资问题，你们是知道的，各船情形不一样，将来或增或减，我们举出代表按照公道评判，看那船该加，那船该减。”海员代表说：“恐吓他人罢工，有何证据。用莫须有的罪名，用机关枪拆去我们工会招牌，抢去我们工会家具，还说我们恐吓。中国海员罢工是多么文明哟，你看，香港自罢工后，秩序比前好得多（按意即谓市面萧条）。英国煤矿铁路海员三角罢工，我们中国海员去到伦敦，他们还要我们一共参加。现在我们还没有邀请各国工人同情罢工哩。说到加工资，如果香港政府主持公道，早就应该调解。我们三次向资方提出要求时，同时通知政府，而政府看不起中国海员，全然不管，因此激成罢工。说到将来举出代表公道评判解决加资问题，那我们‘唔领过的咁ロ既哟’（按即不上这个当的意思）。现在的问题很简单，第一送还工会招牌，第二承认加资条件，我们立刻上工。如工会招牌要改，那么加资问题也不必谈了。”海员表示明天回广州去，华民司说：“西人商会要找你们谈话。”当晚上海银行大班，渣甸洋行大班，wion燕梳公司大班等请海员代表谈判，非常秘密，不许傍听。他们问：“你们愿意华民司参加吗？”海员代表说：“有什么不可以。”华民司亦一同参加。洋资本家说了一套与华民司相类似的话，海员代表亦用与答覆华民司相类似的答覆。说到恐吓罢工一事，海员代表否认，华民司说：“是事实，现在许多人愿回香港做工，你们强迫他们不许回来。”海员代表说：“省城太远了。拿香港来说吧，有馆口一百三十余间，每间总有数十人，为什么他们不肯上工？是谁恐吓他们。”说到加资一事，海员代表说：“找公正人调查评判，我们不能接受，只有说定加多少，大家签了条约，才是实际。”说来说去，说了几个钟头，海员代表坚持恢复工会给还招牌为先决条件。他们说这事要请示“兵头”（按即香港总督，他有统率香港海陆军的全权，故俗称之为兵头）。一场谈判无结果而散。到此时已是山穷水尽了，香港政府暗使华商总会约海员代表去谈话，劝他们明日莫回广州，等西商请示“兵头”看有什么商量？有罗旭初者，香港著名的大绅士，约海员代表到他的写字楼去，他说：“今天的事你几人帮助我一下就可解决。”海员代表说：“什么叫帮助？你不来帮助我们，反叫我们帮助你！”他说：“一切都在你们身上，你们说什么就可解决。”海员代表已料定罗旭初有行贿的意思，乃说：“我们什么都取决于罢工工人，那能说在我们几人身上。”说毕不顾他的强留而走了。第二日华民政务司叫海员代表去，拿出公文来，大意与华民司昨日所说相同。海员代表立即拒绝。说：“工人委托我们要恢复工会给还招牌为先决条件，现既办不到，带此公文何用？”既而说：“带回公文也可以，但我们在此郑重声明，并不是接受了公文上的什么条件。”香港政府布置了这一个天罗地网，假使海员代表不得其人，真的，是会落在他们的圈套中的。你不看中国的大绅士、西商大老板、华民大老爷，从前眼角都不瞧工人的，今则这样和顺与谦恭，甚至于表露行贿的意思，如果海员代表稍一动摇，全盘糟了。然而海员代表却不激不随，坚持到底，应付裕如，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海员代表之一便是苏兆征，说话亦以他为最多。双方的鏖战调停破裂以后，香港政府乃改变了策略，进行破坏罢工。派人到上海、菲律宾、印度等处招集新工。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得此消息后，便纠合宁波海员公所阻止招募新工行动，李启汉便因此被捕入狱。但在上海所招得来的新工几百人，经过汕头时便给汕头罢工办事处说服了一大半，一小半到了香港。有几只船是给新工开走了，但技术不好，在海上发生了危险。在菲律宾印度招募得来的新工，情形大致相仿佛。海员工会除通电各处工人团体请求制止招募新工外，并派“防护破坏罢工队”暗杀招募新工者，在香港刺杀梁玉堂一名（行刺的工友被捕，工会替他打官司，一直打到伦敦理藩院，终被判决死刑，绞绝）。因此香港政府这一新策略又告失败。罢工海员方面的政策，便是更加加紧封锁香港。扩大纠察队的组织，分派到各海口去，禁止粮食运往香港，到处受农民工人的帮助，甚至小商人和土匪也起来帮助了，此时真是一茎菜，一粒米都不能到香港，香港粮食更行恐慌。从此双方对峙的局面更加严重。二月中旬罢工的船只有如下表：英国八二只五八、三六八吨中国三六只三○、一六六吨日本一五只三六、四七四吨荷兰一一只二七、四一七吨美国八只一四、五二九吨挪威七只八、七九八吨法国四只三、○五三吨丹麦一只一、四五六吨葡萄牙一只一、一四五吨暹逻一只九九八吨总计一六六只一八二、四○四吨这次罢工实在太可怕了，好像时疫一样，传染得异常迅速，只要那船上有中国海员，并不要工会的命令，他们便自动的离船上岸。所以各地轮船都认香港好像一时疫区域，不敢开来，或者只在港外稍停便走，或者径直不停，由西来的直达上海，由东来的直达新加坡或小吕宋。香港全市工人同情总罢工调停破裂以后，香港其他工人及一般平民对香港政府皆表示愤激而同情海员。先是香港各工会曾开联席会议，议决海员罢工，我们要大家同情援助，如运输工人同情罢工不能胜利，则我们一致举行总同盟罢工。海员工会此时便根据此一决议向各工会大肆活动，工会都表同情。但不能立时即罢，因香港一般习惯，工人须到月底才能取得工资，此时正是二月中旬，不能不略等些日子。各工会共派出七个代表，到广州与海员工会商议筹备一切，并组织“全港同情罢工办事处”。他们只提出援助海员，并未附加自己条件。虽然如此，当前却来了一个障碍，就是香港政府得知全港工人准备同情总罢工的消息后，便嗾使机器工会（本名“华人机器会”，是香港政府御用的机关），向工人宣传说：“海员罢工我们应该援助，海员现在最需要的是经济援助，我们可以捐款，不必急于罢工。”又说：“海员罢工势成骑虎下不得背，我们应该援助他们下背。我们可组织‘全港工人调停海员罢工会’来援助他们，这才是实际。”这种宣传居然发生极大效力。海员工会得此消息后，即派在广州筹商总罢工的七个代表回港制止调停会之实现。同时海员工会召集大会，宣言：“我们工人若同情就加入罢工，不能说什么调停？调停就是妥协”。大会一致决议不受什么工人调停，要香港工人切勿组织调停机关。群众异常激昂，高呼“工人兄弟团结一致”“打倒调停机关”口号。此消息在报上布露流传香港后，港工人憬然觉悟，取消调停会，并将调停会的招牌和印信打得粉碎。从此便一意准备罢工，毫不动摇了。二月二十七日，香港政府知全市总罢工就要到来，宣布欧战时一样的戒严令，把中国各口岸所有的英国军舰调集香港，禁止火车通行，加岗巡查街道，离港者要铺保。香港变成战时状态，谣言四起，罢工海员率性放火烧了香港三个贮藏粮食的货仓，于是全市更起恐慌，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但香港政府虽下战时戒严令，然而工人并不害怕，月底领得工钱后，大家收拾被袱乘夜过海，预备天亮步行回广州（因火车已停）。邮局，银行，酒店，茶居，街市（按即菜场）一律罢工，连住家的使役，女仆，厨司，轿夫，园丁以及水底电线工人，山顶电车夫，报馆，印刷局，轮渡夫役，饼干店伙友，面包工人，公事房使唤人，牛奶房工人都加入罢工。弄得财主佬家里，饭没有人烧，火炉没有人发，小孩啼哭没有人理，全市关门闭户，秩序大乱，全港居民都感觉是危在旦夕。然而香港政府终无如之何。只得调遣全部海陆军警巡查街道，加紧戒严。沙田惨杀十余万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三五成群，络绎于道。行到沙田地方，该处有大队英国军警驻扎，禁止工人通过，并开枪向工人射击。工人非常勇敢，大声高呼：“不要怕，前进，去啰去啰！”一呼千应，声震山岳。英兵放枪扫射，当时死四人，伤数百人，后因重伤致死者二人，是为“沙田惨杀”。工人被英兵开枪击散后，有绕山背回广州者，亦有迷失路途绕回的，也有中途闻讯退回的。但是退回并不上工，散住街上空地或楼底，军警见三四十人一堆的便枪击驱散。政府禁止饭店借给成堆的工人煮饭。香港政府满拟此项铁血政策可以奏效，而殊不然，反因此更促起工人愤激，不肯开工，香港居民亦更同情工人。沙田惨案发生后，罢工海员更形愤激，誓死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一面督促广东政府向香港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一面通电国内外请主持正义予以援助。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我们这里要来约略说说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当工会准备罢工时，本已筹备经费，但为数极微。所得之数不够罢工海员回广州的火车费。陆续回广州的海员人数不下五万人，后来又加上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人和香港工人，其人数更众多了，罢工经费当然拮据万状。幸而此时广东政府每日借出数千元，前后共计约十万元，罢工经费赖有此源源接济得以支持（其时广东的政象是这样：一九二○年北洋军阀发生内讧，而有所谓“直皖战争”，段祺瑞倒台，而成奉直的联合政府。南方护法讨段之目的既失，于是岑孙分裂，岑去孙来，另建立政府，自为总统，继续抗北。但孙之部将陈炯明势力益大，与孙不睦，孙不得已以广东交陈而自去广西之桂林督师北伐。海员罢工时孙陈冲突愈益紧张。陈炯明是知道孙中山在海员中有相当影响的，此次海员罢工，所以他极力表示帮助，其用意不用说是在减削孙中山的影响而欲利用之以帮助自己倒孙的事业。不然，陈炯明何至有那样慷慨？罢工海员亦非常明白这个内幕，却利用陈炯明的经济接济，而始终未被陈炯明利用去作政争）。罢工经费虽每日有数千元接济，但人数众多，工人生活仍然是很痛苦。每日饭食两顿，每顿一毛。除饭食外，什么都没有，时值隆冬，只发棉衣一件，后来棉衣买不起，就发给麻包。工人都在地上打铺，又无被盖。刚刚此时下雨又多，道路泥泞，工人连鞋也没有穿。冷不过了，只好烧柴火取暖。大家互相鼓励着说：“顶硬上，兄弟！米俾人睇小！”（粤语，按即“坚持到底，兄弟们，不要给人看轻”之意）只对外省海员（如宁波海员）稍为优待，住小旅馆，有棉被，每日发五分钱买香烟。广州罢工总办事处分总务科、财政科、粮食管理处、纠察队、宣传队、慰问队、骑车队、招待处等机关。设立宿舍数十所，饭室则设海中紫洞艇上。办事很有条理，颇能照顾全局。罢工开始时苏兆征便是总务科主任。后来，会长陈炳生因犯私人刑事被捕，由大会公举苏兆征代理会长。此时还不知组织俱乐部扮演新剧等，罢工工人无可消遣，不下雨时就舞狮打球。后来在观音山附近开修一条马路，定名海员罢工路。外界的援助香港工人同情罢工援助，足见其阶级同情之深。广州工人援助亦极勇跃。就是远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亦热烈的援助，京奉、京汉、陇海、正太、京绥等路工人，发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曾举行许多次大会，并发出许多次通电和文告，一面向铁路工人宣传休戚相关之义，一面捐款援助海员罢工。最有趣的，是京汉路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从汉口回转来又飘扬到北京。这是北方军阀专制政府下破天荒的英勇的一举。在国外的华侨捐款也不少。各国工会也有许多电报表示慰问及援助，但均被香港政府扣留。其时广东有一华俄通讯社，系苏联所组织，海员工会和它建立密切关系，每日以罢工消息报告，请其转达各国。那时海员工会便常致电法国《人道报》——共产党的机关报，请其转告各国工人阶级予以援助。此时中国阶级分化还不明显，小资产阶级不用说表同情，就是资产阶级，亦有对海员罢工表示同情，竟至以物质相援助的。香港政府的日暮途穷香港政府对于罢工的策略，先之以欺骗，继之以压迫，三之以调停，四之以破坏，最后出之铁血，然而均不能奏效，至香港全市工人同情罢工后，更见狼狈万状，不得已只得令沙面英领事并派副华民政务司到广州要求广东政府出任调停。很哀怜的说：“香港几十万中国居民没有粮食，必会饿死，我们白人在那边并不多呢。”要求海员工会先准香港船来广州自由采买粮贪。海员工会说：“可以，你叫船来，但买不到粮食不关我们事。”果然第二日香港用海军开一船来，但来了一天，一块肉一粒米都买不到手。叫艇艇不来。他们没有丝毫办法，只得把空船开回香港去。海员工会知道提出解决办法的时机已到，二月七日召集大会通过下列决议案：（甲）暂时办法如下：一、工人月薪在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四十。二、工人月薪在二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三十。三、工人月薪在二十五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二十。四、必首先承认后面丁项原则，然后可谈暂时办法。如果船主承认此项暂时办法，海员全体即刻复工，由公断处商议（丁）项决议案。（乙）公断处设在广州。（丙）公断处由下列人员组织之：一、广东政府代表，二、英国总领事代表，三、西船主代表，四、华船主代表，五、海员代表。公断处人数，由广东政府和香港政府商议后决定。这个公断处有讨论解决罢工之权。（丁）中国海员工会提出下列八条，请求公断处讨论。一、工人工资在每月三十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三十，在三十元以下的加百分之四十。二、罢工之后，复工的工人不能加以任何理由歇业或降职。三、工资增加适用于现在香港停泊的轮船，和从各埠向香港开驶的轮船。四、船主雇用海员，须由海员工会介绍，以免经手人克扣工钱。五、签立雇用海员合同时，须有海员工会派证人到场，否则无效。六、无论海员或海员工会的职员不得因无相当理由递解出境七、加工资日期由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起。八、中国海员复工之后，雇主须加以平等待遇，不得苛虐。决议之后，电告香港政府，并于（丁）项所列八条之外，再加一条，“恢复中华海员工业总会原状，及现被封各工会与被禁之办事人。”罢工的解决香港政府此时除接受罢工海员的要求外，再也无路可走，七十年来赫赫弈弈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香港政府接到海员工会电报后，叫沙面英领事要求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谈判。海员工会派出代表四人和广东政府交涉署代表一人去香港。香港政府承认组织公断处。此公断处屡次在香港和广州开会，到三月五日，把条件议妥，签字解决。全文如下：下列条件经各签字于条约者同意，认为解决双方争执的办法：（一）兹将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正月十二号在香港应支之工价，须由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一月一号起增加如下：甲、华人内河轮船加三成乙、其余华人轮船在一千吨以下者加三成丙、省港轮船公司加二成丁、其余英人轮船公司（以省区港澳轮船公司之工资为底）加二成戊、沿岸轮船加二成己、来往渣华轮船加二成庚、来往太平洋轮船加一成半辛、来往欧洲轮船加一成半壬、来往澳洲轮船加一成半（二）须订定一日期，以便各船员一律回船，由离工日起至一律回工之日止，工金照新定之价折半支给。各船东须用回其船员在其公司之船供职，又如双方允肯，则安置其在别船供职亦可。如各船回工无席位，则于无席位用他期内，须折半支给工金予他。惟以由一律回工之日起计，不得过五个半月为限。此项折半之工金款项，另委管理人管理之。（三）各船东允愿襄助实行一个新的雇用船员办法，以便尽量减少一切关于付船员工金之弊病。关于工资一项，其百分比，结果如下表：解决条件海员要求相差一、沿海二○·○三五·○一五·○二、内河（中国）三○·○三二·五二·五三、其他中国船三○·○三二·五二·五四、省港澳（英国）二○·○二五·○五·○五、其他英国船二○·○二五·○五·○六、爪哇线一五·○一七·五二·五七、太平洋线一五·○一七·五二·五八、欧洲线一五·○一七·五二·五九、澳大利亚线一五·○二○·○五·○除上列条件之外，恢复原有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沙田惨案死者每人优恤一千元，也答认了。总而言之，此次罢工算是得到胜利。自一月十二日起，至三月八日止，共罢工五十六天。庆祝罢工胜利罢工胜利之后，工友们自然欣喜奋发，首先就在广州举行庆祝大会，随后回香港又举行庆祝大会。会中情形，略而不叙，我们这里只简单叙一事，即启封工会时之盛况。海员工会招牌曾被香港政府拆去，三月六日，香港政府只得明令取消二月一日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工会招牌亦只得恭恭敬敬地给还海员。当重行挂上工会招牌时，罢工全体海员及香港全市工人都来庆贺，人数不下十余万人，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在高呼“海员工会万岁”的欢声雷动中，一致仰着头，看招牌徐徐地挂上去。爆竹连天，声震全港。这次罢工的教训香港海员此次罢工，其性质虽纯系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然而其实际却带着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因为中国航业几乎全系外国资本经营，中国民族资本，远洋船一条也没有，沿海内河船也不及外资公司三分之一。所以中国海员与帝国主义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成了直接的仇敌。这是中国海员斗争的特殊意义。此次罢工胜利的原因，在客观上当然是当时国内外革命潮流的激荡，是一个利于斗争的环境；在主观上则为罢工有相当准备；选择的时机适当（中国旧历年关），群众完全了解并兴奋；团结力甚强；领导者聪明而坚决；援助力量有莫大的作用（运输工人甚至全港工人的同情总罢工）；应付策略的适宜（特别是封锁香港的饥饿政策）等。此次罢工的弱点，不在于罢工时而在于罢工后，罢工胜利了，一般领袖和陈炳生、翟汉奇之流，由骄傲而至于腐败，再进而把持会务，盗用会款，变成工贼了，工会变成空虚无力。帝国主义见此弱点故敢把亲手签定的条约悍不履行，实际上胜利条约等于一张废纸。以致到了后来一九二四年，工人群众不能不起来做驱逐工贼运动，而把苏兆征（罢工胜利后仍回船作工）从船上叫了回来整顿工会，方逐渐恢复旧观。但胜利条件帝国主义却至今仍未履行。虽然如此，此次罢工在当时总算是胜利的，它的影响，及于全国，所以它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历史上的意义便特别重大了。这次罢工还有另一结果，就是影响广东政府把中国刑律中关于罢工治罪之条文明令取消。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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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第三章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高潮的总形势一九二二年一月起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这个高潮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才告终结。经过继续到一十三个月之久，大小罢工当在一百次以上，参加人数当在三十万人以上。我们先来叙述这个罢工高潮的总形势。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是高潮的第一怒涛，接着就是长江海员罢工和上海邮差罢工与日华纱厂罢工。五月，全国劳动大会后，广州发生盐业工人罢工，上海日华纱厂继续发生罢工，澳门全体华人发生总罢工，于是高潮又起了一个波峰，至六月而低落。七月，汉口钢铁厂发生罢工，工潮又高涨，此时劳动立法运动普及到全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个目前的斗争纲领，更推进高潮上升。首先表现在八月的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接着是汉阳兵工厂罢工，上海丝厂女工罢工。从此以后，因长辛店罢工的胜利，影响波及北方各大铁路与两湖，高潮的趋势更加奔腾澎湃。九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再次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罢工，安源煤矿罢工，汉口扬子机器厂罢工，十月京奉铁路唐山罢工。至十月末，开滦五大煤矿大罢工，而工潮达到最高峰。开滦罢工失败，工潮已开始表示低落的征兆。上海方面所谓金银业，日华沙厂，英美烟厂工人三角同盟罢工，就一败涂地，工潮在上海表示先退。虽然如此，但在北方各大铁路与两湖，工潮仍回旋荡漾于铁路方面，十月发生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十二月发生正太铁路石家庄罢工，次年一月发生津浦路浦镇罢工，次年一月发生花厂罢工，英美烟厂再次罢工。湖南方面发生水口山铅矿罢工。粤汉铁路武昌段第三次罢工。武汉方面，十一月发生汉口英美烟厂罢工，直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发生“二七”惨案，为这次罢工高潮最后的一个怒涛。从此以后，中国职工运动暂时进于消沉期了。下面我们来分别叙述各个工潮。海员罢工潮海员罢工，开始于香港，波及于长江，前后约经四个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我们准备一章详细加以叙述，这里只略述长江海员罢工。香港海员罢工胜利后，影响及于长江，于是长江亦起而斗争，原因是香港海员罢工争得的加资条约，上海中国轮船公司不肯履行，宁波海员公所乃派代表朱宝庭到香港要求海员总会派人援助。总会乃派林伟民到上海，着手组织海员工会上海支部，向中国轮船公司提出履行加资条约，资方不允，遂宣布罢工。招商局和三北公司等约二三十只轮船加入，时为三月下旬。罢工坚持两星期之久，结果胜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长江海员罢工虽未取得领导，确曾加入援助。铁路罢工潮在这里须略略提到过去的事，中国铁路最早的罢工，要算一九二○年十二月粤汉铁路南段全路工程部罢工（主因在索欠薪），和于次年三月该路全体车务工人罢工（因军队殴打工人），但因偏在南方对北方铁路毫无影响。对于北方铁路有影响，当然要算一九二一年粤汉铁路的武长段罢工和陇海铁路机工罢工，我们在上章已叙述到。除此以外，还有这样的事，即一九一九年京汉、京绥两路旧交通系职员因反对丁士元将两路合并为汉库路而罢职，一九二○年京绥路员司因请求发薪致发生冲突而罢职（这些罢职，虽然是上层老爷们的勾当，于工人无若何关系，但这种为“罢”的群众，却相当印入工人脑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后，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中国铁路上早有一种政治集团叫做交通系。以梁士贻、叶恭绰为首领。北京政府内阁虽屡有更换，但交通总长差不多总是该系充当，该系爪牙布满了各铁路，国家铁路变为该系私产。该系在铁路上的势力确已根深蒂固。此时刚在直皖战争之后，交通系得奉天军阀张作霖之助，组织内阁，总理便是梁士贻，交通部总长便是叶恭绰。共产党在长辛店开办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影响亦日益澎涨，该系岂有不知之理。因此，该系应付共产党的政策：第一便是由交通部在各路开办学校以为抵抗，他们的计划拟办学校三十余所，凡是大站都有。交通部特设职工教育委员会，开办职工教员养成所，为实行这个计划之用。首先该系便在长辛店开办职工学校，和共产党的劳动学校恰恰两相对垒。第二便是交通系指使他的爪牙（员司），以同事同乡的关系拉拢一部分工人组织团体，如在京汉路之郑州便组织“交通传习所”，粤汉路之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这个团体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俱乐部，又恰恰两相对垒。很明显的，共产党与交通系成了争取铁路工人生死仇敌。不用说共产党如要争取铁路工人，首先须将交通系打倒，因此不断发生剧烈斗争。适逢其会，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直胜奉败，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御用内阁，于是交通系的职工教育计划未能实现。吴佩孚新胜之余，收买人心，通电发表四大政治主张，其中一项便是“保护劳工”。吴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长远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在铁路上有新兴势力，于是他就企图利用共产党铲除交通系。当时共产党北京党部明知道吴佩孚的利用，然而亦乐得相互利用一下，因为在铲除交通系这一点上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样一来，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却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护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胪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送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现在来说我们当时曾被吴佩孚利用没有呢？没有的，用事实证明是没有的，就在那个时候，北方各铁路发生风靡一时的罢工斗争，并不因恐遭吴佩孚的疑忌而来束缚自己的行动，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与吴佩孚血战，更证明我们对吴佩孚没有任何的幻想和任何的让步。我们再连带说到一事，就是奉直战争以后吴佩孚想企图影响工人，甚至于制造自己的肖像徽章发给京汉铁路北段的工人，说工人帮助战争有功。是的，堂堂“大帅”赠送“下等社会”人以徽章，这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确有不少的工人把大帅的徽章佩带起来，引为荣耀，我们怎样办呢？我们向工人宣传：“吴佩孚也是军阀，工人佩带军阀的肖像，是可耻的”。这样一来，工人就不佩带了，有带者必受同伴的耻笑或捽毁。这可见就在相互利用政策之下，我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准备和吴佩孚斗争的。这里必须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吴佩孚四大政策之“保护劳工”一项，确是李守常同志经过他的老友白坚武（吴佩孚幕下的政治处长）建议于吴佩孚的。但是这种倾向，对于当时做职工运动实际工作的同志确是不生丝毫影响。叛徒陈独秀在京汉罢工失败以后，他在上海用共产党的名义发表宣言，说什么“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较开明较进步的党派和势力”采用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有时并须帮助这支势力”，这只是陈独秀把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全盘托出罢了，于当时职工运动的实际政策毫无关系。现在要来说到铁路罢工潮了。首先是八月二十四日长辛店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北方铁路罢工潮的起点。这次罢工参加者有三千多人，支持两日，绝断南北交通，虽有军队干涉，但工人毫无所畏，终使路局屈服。胜利条件如下：（一）开除总管郭福祥，另有数人查实撤革。（二）工人俱乐部有推荐工人之权。（三）北段自九月起，中段自十月起，南段自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角。（四）短牌换长牌，从九月起，凡作工过二年者一律改为长牌。（五）司机工薪凡递进至最高工薪者即为头等工资。（六）凡奉直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应开单候奖。（七）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处，须盖立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八）长辛店酌筑休息官房。（九）工人因公受伤者，在害病期内，不得扣薪；并承认在罢工期内不扣薪。这里须特别指出的，即中段与南段的工人并未参加罢工，然而罢工胜利的条件，连带使中段南段的工人亦得增加工资，不消说，这使全路工人发生休戚相关的深刻印象。这就可以解释统一全路总工会为什么首先成为京汉铁路工人的迫切要求，以至于为了成立总工会，不惜与军阀搏战，作最大的牺牲。长辛店罢工胜利后，很快的就传染到了各路。接着就是九月四日京奉铁路山海关机器厂工人的罢工。火车未停。工人要求斥革工头，改良生活。结果路局与工人代表会议承认条件，计罢工八日。再接着是九月八日粤汉铁路武长段全路的罢工。因监工虐待工人而起，军警干涉，伤毙并逮捕工人。工人得各路工人及武汉工团之助，结果监工查办，被捕工人释放，并承认工人要求，分别加资。计罢工二十七日。与山海关约定同时并举的本有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因准备不及，延于十一月罢工，火车并未停，参加者二千余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承认工会等。结果，相当胜利，惟承认工会一项未得。计罢工八日。十月二十七日京绥铁路全路车务工人罢工，参加者一千余人，亦系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结果完全胜利。计罢工二日。十二月十五日，正太铁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火车全停，参加者一千余人。要求与京绥路大致相同，惟多提承认工会，结果完全胜利。计罢工二十一日。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津浦铁路浦镇机器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罢工。南段火车停止，参加者二千余人，要求大致与上相同，结果相当胜利。一月六日，粤汉路徐家棚工人罢工，参加者二千余人，要求增加工资，结果相当胜利。此外还有一月十六日京汉铁路刘家庙车站因反对兵士殴伤工人而罢工一日。最后便是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全路总罢工，下面第七章再专门叙述，此处不赘。总起来说，除东三省云南广东不计外，北方及中部各铁路，只沪宁、沪杭、胶济、南浔未发生罢工，京汉路和粤汉路武长段均全路加入。京奉路只山海关、唐山两处罢工，甚至并未停车。无论如何，铁路罢工潮激动了每个工人的心胸，数千年麻痹自卑的劳动者到此时的确逐渐觉醒起来了，也就因此迅速的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一跃而到反对军阀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这一跳跃的具体表现，就是最后发生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详后）。矿山罢工潮此时矿工罢工的共有三处，直隶的开滦五大煤矿，江西安源煤矿和湖南水口山铅矿。首先是安源煤矿罢工。安源煤矿为汉冶萍公司之一部。汉冶萍公司为中国有名的钢铁企业，在大冶取铁，在安源取煤，运到汉阳炼造。安源有工人一万二千人，每日可出煤共二千多吨，其中烟煤约七八百吨。共产党湖南党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在此地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能至（立三）同志。过两月即筹备工人俱乐部，至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七月间汉阳钢铁厂罢工胜利消息到后，因其同属一个产业，故感受极大的影响。遂于九月十三日罢工，株萍铁路为该矿专门运煤所筑亦同时罢工。在罢工中表示群众高度的热忱与勇气，经过五日，终使路局屈服，承认工人十三条件，最主要的是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及增加工资，完全胜利。十月二十三日开滦五大煤矿罢工，更是光芒万丈，下面第六章再专门叙述，此地不赘。继安源而起的有十二月水口山铅矿罢工，其雄壮不亚于安源，其条件大致与安源相同，结果胜利。主持者为蒋先云同志（蒋同志死于武汉北伐之役[1]，时为张发奎军队团长之一）。武汉罢工潮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一九二一年冬粤汉铁路和人力车夫两次罢工，便预报潮汛之将至。到一九二二年下半年，罢工运动澎湃一时。这里只叙述几个大的罢工。首先是七月汉阳钢铁厂罢工。上面叙述安源罢工便已说到汉阳钢铁厂是汉冶萍公司之一部，它与汉阳兵工厂是武汉两大五金工厂，自然在武汉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势力。这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该厂有大规模的熔铁炉，如继续一星期不升火，便会凝冻作废，也就因此迫得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工人条件，故只五日便已解决。接着就是八月十三日汉阳兵工厂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军队干涉，伤工人若干名，毙三名，工人炸毁一部分机器，结果相当胜利。九月二十三日，汉口扬子机器厂罢工，帮助粤汉铁路罢工外，并提出增加工资条件，结果亦得胜利。随后就影响到轻工业。十月十九日汉口英美烟厂罢工，参加者三千余人，亦要求增加工资，得到胜利。计罢工十三日。后来因厂方不履行条约，于次年一月作第二次罢工，又得胜利。计罢工二十八日。一月十一日汉口花厂罢工，参加者三千余人。起因为厂主反对工人组织工会，工人罢工对付，结果胜利。计罢工八日。此时局部的小罢工很多。最后就是二月援助京汉铁路的全市总同盟罢工，包括各业工人，其详叙于第七章中，不赘。武汉方面所有的罢工，几乎全为当地共产党所领导，未遇见任何竞争者。湖南罢工潮与武汉争辉并美的，便是湖南罢工潮。湖南本非工业区域，比之武汉相差很远，此地除一个纱厂外，尚有造币厂、黑铅炼厂数家，其余则有三个大的矿山：安源之煤矿、水口山之铅矿和安化之锡矿。如说共产党在武汉方面没有遇着竞争者，那么，在湖南方面就恰恰相反，劈头就遇着竞争者——而且是非常强固的竞争者。先共产党湖南党部还未成立之时，便有无政府党人在此活动，其首领为黄爱、庞人铨。一九二○年他们便组织湖南劳工会，两年以后约有工会二十，会员七千人。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湖南省党部成立之后，便着手与黄、庞携手合作，真的，黄、庞那时候曾倾向过共产党，在他们被杀之前二月确曾介绍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黄、庞被杀后，无政府党人争着黄、庞是纯粹的无政府党，不是共产党。其实黄、庞不失为为工人阶级利益而牺牲的有价值的战士，而无政府党人后来借黄、庞之死，在外敛钱自肥，以致晚节不终，投降杀黄、庞的军阀，实属可耻）。湖南劳工会的基础便是那个唯一的纱厂（华实纱厂），一九二二年一月发生罢工。罢工的原因在于工人要求奖金和一个月双薪。参加者二千多人。华实纱厂实际即政府企业，省长赵恒惕派兵镇压罢工，开枪击伤工人数十名。虽然如此，但工人依然坚持，赵恒惕不得已承认酌给奖金。罢工工人虽然胜利了，但他们的首领黄爱、庞人铨却于罢工解决之后，被赵恒惕逮捕，推至浏阳门外斩首。黄、庞因此便做了为工人阶级牺牲的英雄。黄、庞被杀后，湖南劳工会亦遭封闭。但黄、庞被杀却引起社会的不平，因为当时湖南省刚刚宣布省自治。赵恒惕制定什么省宪，亦曾冠冕堂皇规定人民得有什么自由权利的条文，这样一来省宪的假面具完全揭开（本来赵恒惕宣布省自治就只是军阀割据的护符）。共产党湖南党部便发起“驱赵恒惕运动”。这一运动不仅限于湖南，而且波及省外各埠，影响甚大。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谓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产党员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困苦艰难的工作。过数月后，开始罢工斗争，最大的当然是安源煤矿和水口山铅矿的罢工。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了。总之，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湖南罢工潮最澎湃的时期，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几乎全部罢过工，而且是联合全市小作坊小铺店的同盟罢工。罢工大半胜利。湖南罢工潮也因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而归于停止。上海罢工潮上海本为全国工商业中心，但在此次罢工高潮中，却不及内地远甚。其原因：第一、上海为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帝国主义在本国已积有百数十年压迫罢工的经验，对付中国新生的幼稚的罢工运动自然是优有余裕。真的，我们要承认那时真不是他们的敌手。至于内地，我们固然幼稚，军阀官僚资本家对于压迫罢工也同样没有经验，所以当时罢工往往在内地胜利，而在上海则否。第二、上海工人成份比起铁路工人来，女工童工极为充斥，如纱厂百分之九十是女工，丝厂则常常是百分之九十九，而且其中有一半是童工。女工童工的觉悟力与战斗力当然不及成年男工。那时帝国主义对付罢工最主要策略有三：（一）无论如何不让罢工胜利，不与工人订立条约，宁愿听其多罢几天工，宁愿罢工解决后由厂方自动加资，意思就是加资不是由工人斗争得来的，而是由于厂方“恩赐”。（二）无论如何不让工人组织工会。（三）即使有时对工人让步，但以开除罢工领袖为交换条件，自然开除工人领袖多以别项美名（如“调工作”，“自动辞职”等）为欺骗。我们遇着这样的强敌，真使我们难于应付。虽然如此，但上海工人阶级仍曾表现其好身手，仍是屡跌屡起的前进，最明显的例子，是日华纱厂两年之内发生八次罢工。我们这里来叙述一九二二年的罢工潮。二月上海有两个纱厂的大罢工。一个是上海第二纱厂，因为工人家属送饭时资本家恐怕偷纱，不许入厂，工人大愤，二日起罢工，参加者一千四百多人，计罢工三日。另一个是三新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十一日起罢工，参加者共六千多人，结果被租界巡捕压迫而失败，计罢工二十日。四月十六日，日华纱厂罢工，参加者三千八百多人，要求加资，结果胜利。四月二十四日，邮差罢工，参加者七百余人，反对增加保证金及储蓄金，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结果胜利，罢工二日。工人组织工会。这两个胜利的罢工，可说给上海工人及附近的工业城市，如苏州，无锡等处不少的影响，数月之内发生无数的罢工。全国劳动大会后，五月二十日，日华纱厂又发生罢工，因经纱间要求按件付工资不遂而起。工人组织工会，巡捕拘捕工人，上海南京各团体纷纷援助。结果前一次加资一律有效，罢工期内发二日工资，经纱间女工技精者按件计资，但工人领袖自动辞职，工会不准存在，计罢工十五日。罢工潮既日盛一日，上海工部局查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逮捕李启汉同志，罪状是“煽动罢工”、“扰乱秩序”。判处徒刑三月，永久驱逐出租界。帝国主义驱逐李启汉同志，并不是真驱逐，而是递解中国官厅，并授意中国官厅，将他永远监禁。当时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仰承帝国主义意旨，不加审问，将李同志脚镣手铐送入大狱，时经两年，百计营救无效，直到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起，李同志始被放出来，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八月五日，丝厂女工大罢工，参加者一万余人，要求增加工资及减少工作时间，结果被警察干涉。罢工只三日而失败。从此，罢工便趋向低落了，最后发生的所谓三角同盟罢工，即金银业、日华纱厂、英美烟厂三罢工是也。十月七日，上海金银业罢工，参加者数千人，要求改良待遇，承认工人俱乐部，增加工资，减少学徒年限，废除包工制等，支持二十七日而失败。十一月一日，日华纱厂又罢工，参加者三千多人，要求启封工会，被军警压迫而失败。十一月二日，英美烟厂罢工，参加者九千多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启封工会，结果，亦遭军警压迫而失败。这三个罢工失败后，上海罢工工潮遂一蹶不振了。广东罢工潮广东罢工潮比上海还要落后，其原因是共产党广东党部很弱，而且夹有极大机会主义成份。代表人物即现今国民党改组派的陈公博。他当时主张“联陈倒孙”[2]，后经共产党中央派人前往纠正，开除陈公博及其信从者出党，自经此事变后，党部方稍能对外发展，但领导罢工仍属软弱无力，广东自发罢工也有，均无若何结果，大的罢工有两次，即盐业罢工和澳门罢工。五月十二日，广州盐业工人罢工，其时为国民党政府，中国有名的老外交家伍廷芳为省长，但此次罢工却是经伍廷芳之手压迫下去了，甚至于还实行取缔工会条例。五月二十九日，澳门全体华人总罢工。澳门系葡萄牙帝国主义的租借地，此次罢工因西人侮辱中国妇女，有华工见而殴之，被租借地政府拘捕，华人请愿释放，遭枪击，大愤，全体华人罢市罢工。由广东政府交涉，但广东内部不久发生政变，无结果，罢工自行溃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全国罢工高潮的状况我们已大致叙述过了，现在来叙述当时工人组织的状况。首先须叙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后简称书记部）在当时中国工人群众中的确有很大的威信，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确起了先锋的作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劳动大会（后面第五章还要专门叙述）就是由它发起的，而且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它为全国总通信机关，俨然成为全国工会的总领袖。在大会以后，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为总部，总主任为邓中夏同志。并于上海、武汉、湖南、广东、济南设分部，上海分部主任为袁大时（现已叛变），武汉分部主任为林育南同志，湖南分部主任为毛泽东同志，广东分部主任为冯菊坡（一九三一年已离开了党），济南分部主任为王尽美同志（现已死）。书记部迁往北京，为的在当时罢工高潮中，北方铁路做了骨干，迁往便于就近指挥。真的，书记部当时确成了罢工的唯一领导者，在那样紧张罢工潮中，书记部的工作不用说是万分忙碌，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员派出，遑遑于火车轮船道中；书记部的总机关报即为《工人周刊》，其他分部亦有机关报。第一次劳动大会的缺点，在于没有一个工人目前斗争的纲领，书记部是补救了这一缺点，其时适值国会重开，书记部乃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实际即斗争的纲领，并号召全国工会为此纲领而斗争（参看后面第五章），也就因此把全国工人罢工斗争的意志统一起来；而同时全国的罢工，差不多都得了书记部（总部或分部）的指导，因此书记部的信仰越发增高起来，有不少的地方罢工胜利后，由工人群众提议捐助书记部的经费，即此一端可概其余了。两大地方组合与两大产业组合在罢工高潮中，固然，多数是先有组织而后罢工，但亦有不少组织成立不到数日便罢工的，或罢工时开始成立组织的，甚至还有罢工前后均无组织的。这样一个大的缺点，当然是书记部首先须以全力克服的。除在各地帮助工人组织当地工会外，书记部特别注意是组成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最先成立的是武汉工团联合会，它包括有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下陆矿厂工人俱乐部、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香烟厂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武汉缝纫业工会、武汉轮驳工会、江岸铁路分工会、徐家棚铁路分工会、武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洗衣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建筑工会等二十个工会，会员三万余人。其次成立的是湖南工团联合会，它包括有粤汉铁路岳州分会、粤汉铁路长沙分会、造币厂职工俱乐部、铅印活版工会、黑铅炼厂工人俱乐部、人力车夫工会、土木工会、理发工会、缝纫工会、笔业工会、安源矿工俱乐部、水口山铅矿工人俱乐部等等十四工会，会员亦达三万余人。再其次成立的是汉冶萍总工会，包括汉冶萍总公司整个企业，计有汉阳铁厂工会、大冶钢铁矿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俱乐部、下陆铁厂工人俱乐部、汉冶萍轮驳工会，于十二月十日开成立大会。最后就是筹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这里有一个困难，即各路工会组织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京汉铁路算是沿路经我们的手组织起来了。但京奉则只有唐山、山海关、天津、丰台有我们的组织，关外没有。津浦路只南段的浦镇、浦口和中段济南有我们的组织，其余各站不是没有组织，便是工头组织。泰安工头某承交通系的意旨还宣布成立全路总工会。京汉路则机务车务机器厂分成三部，车务和机器厂有我们的组织，而机务则在交通系走狗之手。陇海路上的罢工，本为工头领导，故工会亦为工头把持，分化的结果，洛阳完全为我们所有，其余各站则我们的影响极微。正太路只石家庄、阳泉有我们的组织。道清路粤汉路和株萍路北段则全有我们的组织。其他如沪宁、沪杭，全无我们的影响。在这样状况下，马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当然时期尚早。开滦大罢工起，书记部召集各路代表开会于北京，本为讨论援助开滦罢工，但开会时开滦已失败，于是讨论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当成立筹备委员会。并决定于最短期间内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后来京汉铁路大罢工便为成立该路总工会而起。“二七”失败后，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遭一顿挫。自然那时我们在上海和广东均有这种总组织的企图，上海是没有成功，广东虽然挂起“广东工团联合会”的招牌，但实际上没有基础。海员工会方面，香港则因我们南方党部太弱未能打入，上海虽由李启汉同志打进去了，旋因被捕，工作也就停顿。工会组织的内容无疑的在那样紧张那样迫切的罢工环境之下，对于组织无论如何是不精密的，又何况那时我们的经验实在太少。一般的说，那时工会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每一工会内大概有一主任或委员长，文书、组织、宣传、庶务、调查、交际各部。大会，代表会议，委员会议都是有的，但在组织的运用上的确模糊不清。一般的说，工会的秘书，确是我们派知识分子去充当，自然经过工会的同意，这个秘书帮助工会办事，久而久之，信仰巩固，往往不知不觉的变成“秘书专政”，这是有的。至于由我们派去的同志充当工会主任，那时还是极少，有几个同志确因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他的勇敢和能干，为群众所拥护，至选举时，群众便选举了他，并非党的委派。工会与党这里我们提出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我们在当时确做了一个极大错误，这个错误不在党与工会的关系，而在于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最大错误是党的关门主义，大家有这样的观念，以为工人觉悟程度还不够加入共产党，把许多斗争中表现很好的积极分子，都推到党的门外。介绍个工会会员入党，常郑重要经过数月的考察。还有这样的可笑事，介绍工人入党必先介绍入书记部，书记部成了工人入党的经过机关。这样一来，工会与党的发展成了非常奇怪的形式，极不相应。自然当时工会中的党的组织普遍是没有，只有共产党员个人，也就因为如此对于工会的领导，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后来，“二七”失败，工会被封，我们党在工人群众中除政治影响外，什么也没有了，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个错误明显的是十足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个遗毒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北方铁路工会还有残留。我们已经对于一九二二年的罢工潮流，有了一个一般的叙述，现在可以把当时职工运动里最大的几件事，分章的详细说一下：海员罢工，第一次劳动大会，开滦矿工罢工和京汉铁路的“二七”屠杀。[1]蒋先云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武汉国民政府军队北伐河南时作战牺牲。[2]陈系指陈炯明，孙指孙中山。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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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职工运动黎明期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第二章职工运动黎明期世界革命高潮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无疑的是受了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我们这里不能不略述当时世界革命高潮的形势。欧洲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接着就发生了一次掀天动地的世界革命高潮，首先就是一九一七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领导之下，在最短时间内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统治，建立光芒万丈的工人国家，这样一个事实，是如何鼓舞全世界劳动群众的精神呵！从此就开展一个极其猛烈的革命高潮时期，尤其是在欧洲各国。如一九一八年三月芬兰的工人革命，同年十一月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德国巴维里亚苏维埃的建立；一九二○年土耳其的民族革命，九月意大利工人夺取工厂；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德国革命。就在远东，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日本米荒运动和一九一九年二月[1]的高丽暴动。至于当时欧洲各国的罢工运动，更是蓬蓬勃勃，多至不可胜计，例如英国，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四年之内，罢工多至四千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五六百万人。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革命怒潮，以其锐利的形式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过程。一九二○和一九二一年世界革命发展到最高度，到一九二三年年底才受挫折而低落，因为一九二三年的秋天，保加利亚的暴动和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都遭到了极大的失败。中国职工运动就是在这个世界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因为革命怒潮导源于俄国，泛滥于欧洲，很快的也就浩浩荡荡的冲到远东，中国的万里长城堵不住了，中国的工人群众被这种潮流惊醒了。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产儿。它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有资本制度崩溃过程中的世界革命；在国内，有资本主义工业相当发展中的原始自发的罢工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确已开始趋向于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个阶级的基础上生长起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能表现它在工人运动中伟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此有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领袖，开始引导他们走向革命斗争的大道。中国共产党做职工运动的起点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有了共产党，然后才有“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才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我们这里来叙述中国共产党做职工运动的起点。一九二○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即开始出版工人小报，上海出版的叫“劳动者”，北京出版的叫“劳动音”（后改名仁声），广州出版的叫“劳动声”，都是周刊。上海还另外有一个专门对店员宣传的小刊物叫“伙友”，这几个刊物大都只出了几个月便停版了。组织工人工作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北京党部开始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的一个总站，距北京四十里，这里有一大工厂，工人三千余人。张特立（即叛徒张国焘）和邓中夏同志在上年底到此地与工人接头，筹划在此地开办学校，那时还是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与几个觉悟工人几经磋商，经过相当的筹备，遂决定这年元旦开学。这里要指明的，当时发起学校之中，还拉拢了几个有力工头，因为开始必须得到他们的赞助才行。学校经费是由募捐得来。教员都是用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去的。先只常驻教员一人，即吴雨铭（叛变）。后来教务发达，增加教员数名，也任用非党同志。这个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工人子弟，夜班是工人，但多青年工人，老一点的工人不愿读书。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了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竟有一千余人，并且在群众大会上通过成立工会。但工会通过成立，实际上并未切实组织，不用说是我们当时经验欠缺所致。的确工人的觉悟从此日益提高了，首先表现工人与工头的斗争。上面说过发起学校时还包含有工头，但是工人觉悟日益提高，于是工人内部便发生分化，工头表现反动，而工人便和他斗争。这种斗争是不断的发生，而且愈斗争愈激烈，有几个工头竟被工人强迫工厂开除，驱逐出境。这样一来，工人更感觉得组织团体的重要了。开始组织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工会之变名。为什么不叫工会而叫俱乐部呢？工人们说，工会是工头共同发起的，现在我们独立组织了，不要那个名称，要由另外一个来分别。这种话在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由此可见当时群众的情绪。真的，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工会通用的名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日益加多，取得群众很大的信仰。工人有了团体觉得自己的力量了。譬如以前乘火车自长辛店至北京，照例如常人一样须买车票：此时都不买票了。查票员询问时，工人瞪着眼说：“票吗？我是俱乐部的会员，有徽章在此。”查票员只得一声不响过去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特别是南段总站江岸的工人俱乐部组织最强。此时，共产党北京党部出了一个《工人周刊》，主编者为罗章龙，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并极力鼓吹组织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一切活动，当然在此刊物上尽量宣布，这样一来，使得北方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这当然不用说给了我们更好的机会，乘时宣传，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了。因此，北方各铁路开始都有了工会组织的萌芽。共产党上海党部在一九二一年亦开始做组织工作，首先在沪西小沙渡。此地是上海纱厂集中区域之一。着手也是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主持者为李启汉同志（牺牲），其影响当然不及长辛店，但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仍有它的意义。长辛店和小沙渡两地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此外共产党的武汉党部、湖南党部、济南党部、广东党部也开始了职工运动的工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开始成立中央委员会。大会以后，成立一公开的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张特立，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脱党）等。发行《劳动周刊》。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对于上海，确有相当影响，因为上海工人经过这个机关，也逐渐有了组织了，并且还领导了不少的工人斗争。罢工运动之蔓延在此时期中，全国自发的罢工斗争仍不断发生，间亦有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总计大小罢工不下九十余次。这里只略述几个大的罢工。（一）香港机器工人的大罢工。一九二○年四月，香港机器工人，因米价太贵，生活困难，又因外国资本家常借口营业衰减，辞退工人，遂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参加罢工的五千余人。结果，由劳资双方代表谈判。计罢工二十五日。这里须指出，香港机器工人给予香港海员不小的刺激，因而有一九二二年赫赫有名的大罢工。（二）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大罢工。先是一九一九年长江下游一带米粮歉收，但奸商却运输出口前往日本，因此，上海米价飞涨。日本资本家在杨树浦所办的第一、第二、第三纱厂工人，因米价高涨，难以度日，要求每月每人加工资一元，厂方不允，遂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宣布罢工。结果，由厂方允许每月售与每人最上秈米三斗，不论市价如何，每斗取价八角，至米价平定为止。计罢工十三日。（三）广州机工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广州机工万余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罢工时与粤汉、广九、广三三条铁路上之机工一致行动，经当地政府调停，结果，加工资百分之二十至五十。计罢工三日。（四）上海英美烟厂新旧厂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因新厂机车间与监工冲突，发生罢工。参加者万余人，结果，双方会议，和平解决。计罢工三日。（五）粤汉铁路武长段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发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由北京政府交通部调查，结果，工人胜利。计罢工五日。（六）陇海路铁路机工大罢工。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生罢工，全路停车。要求撤换洋总管若里，并要求恢复原薪及最发材料。结果胜利。计罢工十日。（七）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大罢工。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发生罢工。反对车行增加车租。哄动了租界内五国领事，商量对付之策。此次罢工甚为壮烈，车夫被捕，乃举行了大示威游行，与租界巡捕冲突，以至流血。后经各国领事、商会、基督教青年会、洋车行经理、夏口县知事、洋务所长等会议：决定两星期不加车租，再由青年会研究善后办法，被捕车夫释放，计罢工七日。以上七大罢工：上海英美烟厂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参加去领导的；汉口人力车夫和粤汉罢工完全为共产党武汉党部所领导的，陇海铁路罢工，共产党北京党部闻讯派人驰往参加则已解决。由些可见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的确渐能领导罢工了。特别是武汉因铁路工人与人力车夫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进展。主持者为林育南（牺牲）和施洋同志。罢工运动中最早的思想斗争我们这里首先略述当时中国知识阶级的思想斗争的概况：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崭然一新，相率竞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谟克拉西的宣传，继而为社会主义的研究。后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首先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抗议，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以与社会主义信仰者挑战，于是在北京方面发生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经过一场激烈斗争后，结果，在形式上算是主义派取得了胜利。但社会主义信仰者在当时派别是极为纷歧的：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此外还有夹七夹八的什么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因此“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接着又是社会主义各派别的斗争。在此次混战中，马克思主义派在形式上曾将各派各个击破，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最老的资格和相当的深厚的基础，特别是在广东，于是就在广东方面发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结果，也算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胜利。这思想上的斗争，对于当时的工人阶级，自然没有若何的直接的关系，但对于当时从事职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确有很大的影响，也就经过后者以影响前者。就职工运动本身来说，只无政府党在南方工会中有很大影响，其余各派社会主义者只是清谈并未实际参加职工运动，故北方及中部工会中的确多部分或者完全是共产党的影响。但值得我们注意的，当时职工运动中却有另一种特殊的现象，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市侩的或流氓的工会主义。这种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你如说当时上海没有工会吗？有的是！工会的招牌有好几十，自然群众是一个都没有。这都是市侩和流氓办的。他们假借工会招牌，在劳资斗争起来的时候，招摇撞骗，从中捣鬼。这种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的确是当时工人组织自己阶级工会的极大障碍物，也即是中国共产党的当前大敌。所以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中，共产党会有一次反对招牌工会的剧烈斗争，这种斗争是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著成效的。[1]据当时报纸和一九四九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的《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所载，均为三月一日。即举世闻名的朝鲜“三一”运动。本书所载二月，当系三月之误。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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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原始的职工运动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第一章原始的职工运动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中国“现代式的”工会运动，是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以后才开始的。虽然中国劳动者的团体，有它自己的特殊历史，有种种特殊的形式，但无论如何是不能与“现代式的”工会同日而语的。中国产业工人阶级还是很新的阶级，大家都知道这一阶级只是在欧战期间因中国工业相当发展才形成。在此以前，中国很少产业工人，主要的都是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因此在工人中也就只有行会，只有帮口，只有秘密结社。我们来说明这三种东西：一行会“中国劳动者的组织，从前是一种神权的行会式的组织，这当然都是手工业的组织，其中雇工学徒和业主是混合组织的。业主在这些组织之中，自然是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这样组织的任务，实际上就是‘同行公会’的任务，即所谓生产者对付消费者的组织。例如木匠的组织，大家公约木匠工作的价钱和条件，一致的对付雇主。同时这也是业主对付雇工学徒的组织，大家公约木匠收学徒的条件、学徒的年限等等。这些行会的公约，都请一个神来保证，例如木匠的神，便是鲁班（行会的神都是道教的）。雇工和学徒在这种组织之中，只有听从业主的决定：每年工资或每次工资的多少等等；不过这里所谓工资，往往在形式上都带着分红的性质，而且行会的组织总有业主‘团结’自己的雇工对付消费者的幻梦，使雇工和学徒觉得业主的事业和营利，就是自己的事业和营利似的。“（见瞿秋白《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一书）二帮口“再则还有一种会馆式的组织，这种组织本是绅士阶级的组织。例如北京有各省甚至各县的会馆，每省或一县的人住在外乡做事，他们之中最大的绅士官僚就收集金钱，建设会馆，准备同乡人暂时居住的地方，碰着同乡之中有争端发生，或者受着外县人的欺侮，‘会馆’的主持人物，就要出来调解或者‘争面子’。苦力和劳动者在外乡做事，当然受不着这么许多的帮助。但是，因为苦力和劳动者极大多数是离着家乡很远，并且很难找着工作，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一类的组织，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这种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这也是很自然的——苦力的同乡组织也要靠‘有权有势’的同乡（工头，包探，‘有面子的人’）。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实际上这些同乡帮口，都只是大小绅士的工具。……”（见同上）三秘密结社“中国‘下等社会’之中，还有一种组织，便是‘秘密结社’性的组织，例如青帮，洪帮，哥老会，三合会等。这种组织的历史很长，此地不能叙述。比起同乡性质的帮口来，这种组织更进了一步：他们有一定的头目，一定的系统，秘密的暗号等。加入这种组织的人，一定要经过许多神秘的手续。这是一种斗争的组织：破产失业的流浪生活，使‘下等社会’里的人找着组织方式，互相帮助着反抗官厅的追捕，保护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可以为豪绅资本家利用，去反对自己的仇敌，他们这种组织往往是用武力斗争的办法，打架，械斗等等。他们的首领，也大半是职业的刑事犯。……这种组织的系统，是极严格的宗法社会的形式：‘大龙头’，‘二龙头’，师父徒弟的辈份分得极清，纪律极严。‘下等社会’的组织都模仿着‘上等社会’的帝制主义，族长主义。自然他们的群众，要变成首领互相械斗的炮灰和谋利的工具。……”（见同上）最早的罢工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无疑的发生很早，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工人参加革命斗争的事实，但都已湮没不可考，我们这里只来叙述两个为老一辈的工人所知道的罢工运动：一个是一九一三年汉阳兵工厂的罢工。这时中国已经推翻满清帝制，改建“民国”，黎元洪为当时的湖北都督。汉阳兵工厂为中国最大兵工厂之一，却于此时发生一次罢工。这次罢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纸币跌价，工人反对以贱价纸币发给工资。罢工只数小时，便被黎元洪用武力压迫而失败。领导这次罢工的刘某，他是以老君会（一种秘密结社的会名）为中心，他们的目的在于暴动，但结果这位领导罢工的英雄被处了死刑。现在武汉老一辈的工人尚能记得他。再一个是一九一五年安源煤矿的罢工。这次罢工的原因，是工人反对一个德国工程师，因为工头极端剥削工人，这位工程师却袒护工头殴打工人，工人大动公愤，相率罢工。主持这次罢工的也是秘密结社性的洪帮。结果也被军队当作土匪用武力镇服了，杀了一个工人领袖。辛亥革命后与职工运动有关的政治派别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由专制政体改为共和，当时政党组织纷纷而起。就中与职工运动有关的有两个政党：（一）无政府党——首领刘师复，在中国南部宣传无政府主义，发行刊物多种。他反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又反对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攻击不遗余力；特别反对江亢虎，出有“伏虎集”。他在广州首创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相传理发工会当时有基金十万元。茶居工会则至今犹存。（二）社会党——首领江亢虎，是一卑鄙下流的政客。当民国成立，选举国会，江亢虎为了要多得选举票，想拉拢工人替他捧场。因此派出党徒，倡言组织工人团体。据说浦口码头工人和北方有几处铁路工人，有一部分是被他们组织起来了。民国二年，袁世凯专政，解散国会，江亢虎所组织的工人团体也就昙花一现，无影无踪了。除此之外，国民党中包含各种的派别，就中有谭人凤组织自由党，收买秘密会社哥老会的群众，即流氓无产阶级；戴天仇（季陶）则在上海办民权报，亦鼓吹组织劳动党，但都与职工运动无关。上述的社会党，对于工人的影响，自民国二年后就丧失得干干净净；无政府党对于工人的影响，的确延长十余年，特别在广州，一直到一九二五年，还成为共产党斗争的对手（大革命时无政府党纷纷解体，几乎完全投入国民党；国民党叛变后，不用说这些分子也做了“助桀为虐”屠杀工人的刽子手）。欧战后自发的罢工斗争欧洲大战后一九一八年，中国曾有一度自发的罢工斗争，如在上海日华纱厂便继续有四次罢工；三新纱厂、上海第二纱厂各有两次罢工；厚生纱厂有一次全体罢工。其他如英美烟厂、祥生铁厂、冷作铁工、沪宁铁路小工、电车司机以及手工业工人亦发生零碎罢工。就中尤以黄包车夫的罢工，参加者八千辆，两三万人，规模最为雄伟。其他各地如苏州之机织工人，杭州之络经女工，汉口之笔工等，皆有罢工。此外尚有不少的罢工，可惜报纸失载，我们无从稽考了。“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罢工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九一九年赞助“五四”运动的爱国罢工。什么叫“五四”运动呢？当一九一九年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法国巴黎开大战后的所谓“和平”会议，这个会议是战胜国的帝国主义处分战败国的德国的会议，亦即重分世界市场的分赃会议，在这会议上中国山东问题也是被处分的一个。先是欧战以前，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租借青岛，建筑胶济铁路，并取得铁路附近之采矿权。欧战起，德国无力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以协约国资格，乘机攻陷青岛，强迫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但当时中国既对德宣战，则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自应完全归还中国。然而帝国主义列强的巴黎和会，却硬把山东处分给日本。此消息传至中国后，全国震惊，群情愤激，于是首先在北京发生空前未有的群众大示威运动。发动此次运动的是北京学生，时为五月四日，是谓“五四”运动。当日群众示威，愤怒之下，放火烧毁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公馆，又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当向政府提出要求：“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会条件”，并“罢免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官职”。政府当然不允，学生再接再励，六月三日，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政府下令逮捕学生一千余人。消息传至上海后，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为北京学生声援。此次参加罢工的：纺织厂方面，有内外棉第三、四、五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及叉袋角日本纱厂数家。金属业方面，有祥生船厂，船坞铜匠铁匠，江南船坞，铜铁机器工人，浦东和平铁厂，锐利机器厂，札新机器厂等。运输方面，有沪宁沪杭两路机师工人，浦江各轮船水手，沪南商轮公司等。市政工人方面，有南市电车，英美电车公司，全埠汽车夫，全埠马车夫，华洋德律风公司（属英国）接线人员，中国电报局，公共租界清道夫。其他的工人，有亚细亚美孚煤油栈，叉袋角大有榨油厂，荣昌火柴第一、二两厂，华昌梗片厂，华章造纸厂，商务印书馆印刷工厂，英美烟公司烟厂，礼查饭店工人，以及漆匠，泥水匠，洋行住户及西人饭店之执业者。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罢工日期参差不齐，有从六月五日罢工的，亦有在十一日才罢工的，十一日已得北京释放被捕学生和罢免曹、章、陆消息，于是商人开市，学生开课，工人开工。其他各地工人参加此次运动不详，据我们所知道的，京奉铁路的唐山和京汉铁路的长辛店是加入了的，他们不仅仅有过大示威游行，而且还组织了团体，当然还只限于爱国的意义。“五四”运动的发动者是青年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也参加了。民族资产阶级之参加此次运动，显然是因为这一运动与他自己的利益适相符合；特别是反日更为他们所绝对需要。当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曾有一个比较发展时期，因为欧洲帝国主义那时不暇东顾，减少了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但是东邻的日本帝国主义却于此时在中国与民族工业作猛烈的竞争，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认日本是他们当前的大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本家对于此次反日的爱国罢工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不仅赞成而且鼓励（此次罢工据说有些简直是资本家命令罢的）。但资本家这种办法，一方面固然利用工人给了他们的竞争者一个打击；可是另一方面却也相当的启示了工人，认识罢工的威力，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自然后者是为当初资本家所不及料的。这里还要附带说到一件事。就是工人是向来为所谓“上等社会”的老爷先生们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运动中工人却表现了相当的力量，于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感觉这是一种力量，自然他们就想要来影响工人归附于他。首先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开破天荒的公开讲演大会，头一个题目就是“劳工神圣”。另有一个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在上海着手组织工业协会。这一类事实，无疑的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争取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的企图。当然，还另有一种浪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或者可说是急进民主派的学生，他们却因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感觉到自己孤立，须要找一个共同奋斗的同盟军，这一同盟军在他们的实际经验中认为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真的“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于共产主义，以至于加入共产党。南方工会的发生南方工会为什么首先发生？这里不能不略略叙说当时的政治状况。原来辛亥革命形式上虽成功，实际上却因当时革命派与封建势力妥协而失败。帝制虽倒，代之而起的为封建军阀。当时封建军阀的代表者就是袁世凯。革命之第二年袁世凯就削平当时革命派各省的政治军事势力，而大权独揽。后来解散国会，再后来帝制自为，于是当时革命派起兵讨袁，而有所谓“护国战争”（一九一六年）。不久袁死，起而代之者为段祺瑞，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后来段又解散国会，于是当时革命派又起兵讨段，而有所谓“护法战争”（一九一八年）。从此南北分裂，国会南迁于广州，自建所谓护法政府。但既号称护法政府，政治不能不略取开明，故人民颇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南方工人就因此得以组织工会。这里须得指出的，就是南方工会，严格说来，仍然算不得“现代式的”工会。首先说到孙中山领导下的工人团体，简直不能算做工会。孙中山奔走革命流亡海外时，曾以乡谊关系与海洋轮船上之粤籍海员发生不少关系，以救国为号召，鼓吹海员组织团体，有所谓联义社群益社等等组织，这些组织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只是为了孙中山自己的目的。的确孙中山在南方几次军事行动，得到此等团体为孙中山秘密购买和运输军械。再则当时还有谢英伯曾大辟等发起的华侨工业联合会和手工业者组织的广东总工会，都还不是阶级的工会。就是有名的机器工会，也是广州办理市政的资本家，利用他们从南洋群岛招来的技术工人组织成的，为的是好和其他的资本家抢生意，至多只能说是行会工会的“欧化”。这种欧化是很自然的，因为广州邻近香港，香港为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免多少渲染英伦职业工会（TradeUion）的影响，香港那时就有这类欧化的行会工会，这种影响于是由香港间接及于广州。相传广州当时共有六十二个工会。南方工会当时的真相就是这样。[1]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此处及第二章所说“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系指共产主义小组而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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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申明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著者申明本书原定三十章：前三章为“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后十四章为“广东时代极盛期”，“反奉战争”，“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海罢工期”，“北伐期中两湖职工运动之发展”，“上海三次暴动”，“武汉时代极盛期”，“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国民党叛变后”，“广州暴动”，“大革命失败后的消沉期”，“职工运动的转机”，“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总结”。但中国革命新高潮之日益高涨，使著者不能不立即回国，因此，只得把已写成的定为上卷，先行出版，前三章也只得日后再补。其余定为下卷，将来有暇时再写。本书缺乏材料参考，大部分都是凭记忆所及，秉笔直书，脱漏及错误之处，在所不免，望读者加以匡正，以便再版时加以补充和修改。列宁说过：“因为作出‘革命底经验’总是比论述‘革命底经验’更为愉快，更为有益。”[1]所以著者对于本书虽因未能及时完成引为恨事，然而却因为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又引为莫大的快事。邓中夏一九三○年六月十九日于莫斯科[1]参看“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三一页。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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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反叛：采访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约翰·莫利纽克斯（《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采访，2020年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ClimateChangeandRebellion:aninterviewwithJohnMolyneux
气候变化与反叛：采访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约翰·莫利纽克斯
《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ofAfricanPoliticalEconomy）采访五达译、natsuko校、凡人编辑
社会主义作家和活动家约翰·莫利纽克斯
在一场对社会主义作家和活动家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的采访中，《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的里奥·泽里格（LeoZeilig）对他就关于气候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提问。在一个由约翰近发起的重要倡议中，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GlobalEcosocialistNetwork，GEN）将跨越全球南北方的活动家们和研究者们联系到了一起。该网络希望能够将社会主义者在与环境危机斗争中的声音放大。他认为，非洲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您能为《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的读者们讲述一下您自己的故事吗？例如您的背景，活动生涯和政治倾向。
我出生于1948年的不列颠，在1968年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反抗活动和巴黎五月运动中变成了社会主义行动家。我在那年的六月加入了国际社会主义者（InternationalSocialists）的组织。我从那时起一直保持着活跃。从70年代中期起，我开始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写作，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政党》（MarxismandtheParty,1978）和《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WhatistheRealMarxistTradition?,1983）和其它的书，小册子以及文章。从90年代后期，我也开始了关于艺术的创作，并且在今年晚些将出版一本关于艺术辩证法（TheDialecticsofArt）的书。
1975年到2010年，我担任了各级教师，曾在朴次茅斯的中学，持续教育（furthereducation）[1]还有后来到朴茨茅斯大学艺术学院任职。2010年，我退休之后搬到了都柏林，在那里和左翼政党人民先于利润（Peoplebeforeprofit）一起继续我的活动生涯。在那里我也保持着我的作家身份，出版了有关无政府主义，媒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以及《今日列宁》（LeninforToday）一书。我也曾经作为一名发起人和编辑服务于《爱尔兰马克思主义评论》（IrishMarxistReview）。
您能够说一些关于您在气候变化运动中的参与事迹吗？作为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者和活动家，您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是什么对您造成了如此明显的影响？
我不认为有什么片刻很深地影响到我。我认为很可能一位社会主义作家，乔纳森·内勒（JonathanNeale），对我有不小影响。我第一次从他那里获得了关于这个议题的充分解释，大概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乔纳森曾经在叫停气候变化运动（CampaigntoStopClimateChange）中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书记职务，我也在有限的程度上参与了该运动。但是我没有发现他们很接受我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
但是，从很早开始，我就坚信气候变化将成为人类的生存危机，因为我坚信资本主义不能阻止它。当然，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很多人认为一定有一个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或者至少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觉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谈不上的。其它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就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否可能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假设性辩论。
我的观点是不管理论上有什么可能，那个我们正在面对的——实际上存在的资本主义不会阻止气候变化，甚至不会试图阻止气候变化，直到为时已晚。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被利润和每一阶段上竞争性的积累所驱动的，也因为它在化石燃料上的投入太大，无法简单地转向可再生能源。对于那些说：“我们等不来你们的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现在就开始改变”的人，我的回答是我会同你们一道为了改变现状而斗争，但我不相信我们能等到资本主义变得环保，那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希望我的想法一直以来都是错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正确的。
我一直都知道气候变化是灾难性的，但起初我以为这是很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直到本世纪末等时代才会发生，甚至可能超出我生活的年代。但是这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s）过于保守的预测都说明气候灾难的开端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
最近，特别是去年（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寻常的学生抗议和其它示威活动中，气候的紧急情况登上了世界舞台备受关注，让我们所有人都永远改变了。您能够和我们谈谈您怎样解释这场运动和它的意义，还有它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吗？
学校中为了气候议题的罢课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向童贝理（GretaThunberg）等为此活动做出贡献的人致敬。看到全世界的年轻人们都走向进步，我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尤其是在第一次伦敦叛乱周（LondonRebellionWeek）中，由灭绝与反叛（ExtinctionRebellion）组织的公民抗命行动，也是一个进步。每个社会主义者都应该热情支持他们并且参与到他们中做出贡献。我没有太多时间留给一些声称激进年轻人缺乏“正确的计划”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基础而抵制他们的那类左翼份子。
但当然，这些运动就同每一场紧急发生的群众运动一样都有不足。这种不足尤其表现在人们趋向于认为他们已经“超越”或是“凌驾于”政治之上，从而经常忽视政治辩论。在我看来，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的方方面面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一些政治力量（主要是那些处于重要地位或所谓“强硬左派”），他们都是地球和气候运动的盟友。而其它的政治力量（右派和极右翼）则是它的敌人。并非把3.5%当成幸运数字<灭绝与反叛组织认为要确保“体制改变”，有必要动员3.5%的人口>，我认为该组织制订要动员如此规模群众的目标是很出色的想法，但我并不确定他们的组织方法都有利于达成该目标。
您刚才提到了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GlobalEcosocialistNetwork(GEN)）使得跨越全球南北的活动家和研究工作者们联系起来。您能具体说说您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结果吗？
不断扩展的气候紧急情况已大大增加了公众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的认识，并引起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积极参与的新一波社会行动。但无论在媒体还是在大多数公众，当前国际上的环境讨论都被所谓的“绿色自由主义”（greenliberalism）所主导。绿色自由主义更加激进的版本也在行动主义者和模糊的“深绿色”（deepgreen）觉悟中广泛流行。这同对体制变革的理解一道，本质上都是集体意识的变化。这使得人们对企业，主流政客和国家政权的改良仍然保有幻想。
目前社会主义者在运动中的声音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显然不在主导地位。但是社会主义者的声音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资本主义既不会解决气候变化导致的问题，也不会控制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客观上，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必要的。而且，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赢得和动员大量工人阶级力量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在这个极为紧急的情况下，大部分革命国际主义左派力量十分脆弱。
我们的网络是一次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这种情况的尝试——放大社会主义的声音并注入新的力量。它最初的目标是将生态社会主义者团结在一起，促进社会主义生态主义思想以及世界上有关危机和抵抗事态发展报道的交流和传播。以后它或许能够召开会议并发出采取行动的呼吁。
最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其它一些作家论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作品”。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挑战是至关重要的？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这场挑战中有所帮助？
首先，我认为我们必须认可由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他的合作者们例如保罗·布尔克特（PaulBurkett）和伊恩·安格斯（IanAngus）完成的非常重要的智力工作。包括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都有广泛的解释：马克思是“生产主义者”（productionist）和“超工业化支持者”（superindustrialiser），因此是反环境主义者。他们打破了这个传言。就我个人而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Ecology）这本书令我收获颇丰。当我在三十年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重读这本书时，它实质上改变和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代谢断裂”（metabolicrift）[2]的概念非常重要。我为他也是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的支持者而感到十分骄傲。伊恩·安格斯（他也是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的支持者）的书《面对人类世》《FacingtheAnthropocene》[3]也是杰出之作。
上面我已经解释了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挑战的根本原因，这在各个层面上都适用：无论我们是在谈论周围向我住所的角落倾倒的有毒废物，令海洋窒息的塑料，还是对空气造成的致命污染，直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挑战。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将确保对其正在制造气候灾难的反应是麻木的，残忍的，基于阶级私利的，种族主义的。这结论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还在历史上反复上演：从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Katrina），到波多黎各的玛丽亚飓风（HurricaneMaria），再到澳大利亚的大火。（因此，要想真正防止气候灾难）我们必须将资本主义的优先权，结构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彻底质疑，不仅要制止环境退化和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而且还要处理其影响。
《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作为一个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评述网站，正聚焦非洲。不幸的是，我们最近没有足够详细地报道气候紧急情况。去年，整个非洲大陆的动员力量都很薄弱，一点儿也不鼓舞人心。那么，非洲在这场制止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应该扮演怎样的主要角色？您期望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GEN）能对其做出什么帮助？
非洲对于这场抵制气候变化斗争来说绝对是十分关键的。就即时效果来说，非洲几乎肯定会成为世界上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南非和东非的干旱已经实实在在是致命的威胁，而与此同时非洲的贫困程度将加剧每次气候灾难和极端天气事件的恶果。毋庸置疑，非洲大陆人均碳足迹世界最低。而这正让非洲成为任何关于气候正义口头承诺的答卷。
此外，世界上的死亡等级制度也处处体现着种族主义：相较于西方所关心的——与加利福尼亚或澳大利亚几个人死亡相比，他们一定会确保使对于中非或东部非洲成百上千人丧生的报道会少得多。
与气候正义诉求相关的非洲大规模动员将是这种状况的最佳解药。
因此，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尽一切可能纠正对非洲局势的漠不关心，并激发非洲大陆的根本抵抗。
很高兴我们的最初支持者中有很棒的非洲代表。我们已经发表了一篇关于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糟糕局势（terriblesituationinSouthernandEasternAfricabyRehadDesai）的出色文章，由南非激进派电影制片人瑞哈德·德赛（RehadDesai）撰写，他也是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临时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
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当下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如何扩展这个组织？
当前最要紧的任务是扩大我们网站的读者群还有网络的会员规模，这两项都要通过个人的加入和与其它组织的并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现有的成员和支持者们积极推广和参加网络的招募。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加入网络是一项“轻度承诺”：它在活动方面不承担任何主要义务，也不影响任何个人或组织的现有政治惯例。
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有足够多的成员加入并且募集到充足的资源（目前我们没有任何外部资金），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召开某种形式的国际会议。可以希望这能让我们将网络置于比现在更健全的民主基础上——当然，在全球范围内这样做会带来某些问题，例如无论在任何地方召开此类会议：不管是里约，巴黎，开普敦，拉各斯，孟买或悉尼，对于某些同志而言，仅仅是前往参加就已经要比其它同志都难得多。我们可能在线下会发展多个区域性重点和中心。今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缔约方会议可能也会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同时，我们非常欢迎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为我们网站供稿、宣传，加入我们以及组织并入等任何方面给予支持！
2020年2月4日
约翰·莫利纽克斯（JohnMolyneux）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活动家以及《爱尔兰马克思主义评论》（IrishMarxistReview）的编辑。约翰还是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者网络（GEN）的發起人之一。
原载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网站（ROAPE-ReviewofAfricanPoliticalEconomy）
原文链接：http://roape.net/2020/02/04/climate-change-and-rebellion-an-interview-with-john-molyneux/
[1]称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的社会成员，特别是成人的教育活动。──校订者按。
[2]代谢断裂”（metabolicrift）理论发端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的阐述。“代谢断裂”描述的是资本积累的逻辑切断了人类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从而生命本身自然规律所规定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依存过程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将会使得生态进一步恶化，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新陈代谢关系出现断裂。后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拓展了这一理论。──校订者按。
[3]参考《生态社会主义或是野蛮状态：访谈伊恩·安格斯》（https://kuaibao.qq.com/s/20200401A0U92200?refer=spider）──校订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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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托匪活动的方针、特点与方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托匪概况”介绍（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编印，1954年4月）
第三章中国托匪活动的方针、特点与方法
第一节活动的方针
第二节活动的特点
第三节活动的方法
第一节活动的方针
这里主要讲的是托匪在解放以后的活动方针。
上海解放前夕，多、少数派均召开了所谓“应变会议”。在会上确定了解放后的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其总的方针是：面向工、农、兵、学，进行“宣传教育”，隐蔽组织，秘密发展，深入我学校、工厂和军政机关内部，寻找空隙，利用时机，进行各式各样的“合法”斗争。目的是：等候时机，“夺取政权”。他们企图以伪装积极进步的面目出现，打入我党团组织内部，并变我党团组织为他们的组织。在行动上，对我采取“批评的支持”两面手段。所谓“批评的支持”即对我党的政策法令表示拥护，但也不完全拥护，对某些问题要批评，如在土地改革中，我们要保护富农的财产，对这点他们“批评”，认为应把富农的财产完全归贫雇农所有。对统一战线，他们“批评”，认为这是投降资产阶级。从其总的方针来看，他们主要是宣传托匪谬论，秘密进行活动，伪装进步面目混入我党团内部，篡夺领导，夺取组织，以两面手段对我进行破坏。
第二节活动的特点
一、在“左”的革命辞句伪装下，进行反马列主义宣传。利用小资产阶级过“左”情绪、平均主义思想，来煽动欺骗群众。他们常常将马列主义片断的辞句加以歪曲，从而发挥其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言论，在群众中扩大影响。例如，托匪头子彭述之、王凡西、郑超麟等曾大量翻译托洛茨基匪徒的著作，并将托洛茨基的著作和他们自己的反革命谬论，印成杂志、小册子，在青年学生中散发，并建立各种名目的外围组织——“读书会”、“社团”，如温州的“读书会”、“S小组”，广州的“海社”，上海交大的“山鹰社”等。此外，还利用讲课和发出校刊的机会，公开向青年群众灌输托匪思想的毒素。
二、针对我党各种政策及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歪曲、诽谤、造谣破坏，如在托匪文件和言论中污蔑增产捐献是“为了弥补庞大的军事预算，把前方战争的损失，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污蔑生产竞赛是“牺牲工农利益的新的剥削方式”。歪曲我奖励劳动模范和劳保条例是“为了稳定统治，分化工人阶级”。说我抗美援朝是“金融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掠夺性的战争”。在三反中托匪“M·Y”组织在托匪秘密刊物上，号召托匪“应当拥护三反运动并将这运动向左推进一步”；另一面，宣传三反是“为了巩固国家资本主义占有的国营经济”，说，“人民的血汗都被共产党贪污去了”等等。从实际情况来看，托匪在三反中的活动是很猖狂的。
三、积极打入我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内部，利用各种空隙，挑拨离间，鼓动风潮。上海、西南等地已打入我工厂的托匪以过左的口号，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不切合现实的过高要求，阻碍生产，破坏增产捐献运动。青岛山东大学托匪李定钧乘该校教授丁山病死的机会，声言“丁是学校逼死的”，因而拦棺验尸，企图鼓动学潮，以达其破坏学校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温州托匪利用要求助学金，鼓动几个学校同时罢课，并捣毁学校的桌椅用具。潜入温州市公安局的托匪分子窃出我反托情报，并借提审名义代理在押托匪二名越狱逃跑。广州托匪卢基混入我某军鞋工厂作工，借我结束该厂之机，鼓动工人反对停工，事后曾得到托匪组织的表扬。广州托匪陈堡雄，借参加土改任工作组长的机会，将贫农、中农三人划为地主，致使该三人自杀，并从中挑拨离间，打击领导。
四、伪装积极骗取信任，钻入我党团内部，企图窃居领导地位。如：浙江瑞安中学的托匪分子有二十五人打入我党团组织，该校党支部书记一度即为托匪分子充任；青岛文德中学政治教员及我青年团辅导员就是托匪多数派党员。另如：托匪周仁生（中委）也是一贯在学校活动，散布毒素，发展组织。解放后，周逃往福建海澄县，他以马列主义辞句欺蒙该县的县委。因此，该县县委称其为“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聘其为镇反中“清理积案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分会”委员，并任用为海澄中学的校长。
五、惯用假坦白，假自首的两面手段。托匪组织一般是反对向我坦白自首，但经过几个全国性的大运动，他们知我已掌握材料，或无法转移时，即被迫坦白。但托匪组织令其匪徒要“不论在坦白或被捕后，只承认有托匪思想，不承认有组织；只供过去不供现在”。企图以假自首、假坦白的方法来麻痹我们，取得合法地位，再继续活动。
总之，托匪活动的特点，主要是：伪装成“政派”面目出现，伪装成“革命者”，并善于讲革命的辞句，借以欺骗、蒙蔽群众；同时，他们有长期地下活动的经验，言行诡密狡猾，善于煽动群众，尤其是在学校中他们的办法更多：这是与其他反革命分子所不同的。
第三节活动的方法
一、发展组织的方法
A发展的对象：
1．利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对政治认识不清：许多青年学生对参加革命的热情很高，因受托匪的宣传，误认托匪是“革命”的，致参加其组织；
2．利用落后工人或没落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对我有不满情绪，制造他们的发展对象；
3．利用其兄弟姊妹及亲友关系。如：在旅大我破获托匪案件中，一家姊妹四人，皆是托匪。这种事实很多。
B发展的方法：
较普遍的方法：一般是先从感情上拉拢接近，组织各种读书会、社团，借读书或研究马列主义著作为名，散布谬论，灌输托派思想，至一定程度，发展参加托匪组织；另一种是，在学校内任教的托匪，利用讲课机会散布谬论，或将马、列著作介绍给和他接近的人，俟他们看过书，提出问题时，托匪便乘机加以歪曲，或直接将托匪书籍介绍给他们看，至一定程度，发展参加组织。
二、联络的方法
托匪的联络方法，计二种：一是利用亲友往来传递消息、文件；另一种即利用通讯（主要方法）的方法。在其通讯方法上，一种是密写，一种是暗语。如称：
1．“三叔对我很好”。意思是说，我人民政府或我党对他很信任（“三叔”——是指我党或我政府）；
2．“四叔生意很发达”。即“第四国际”很活跃；
3．“××已住医院了”。即：某人已被逮捕；
4．“××害了肺病（或重感冒）了”。即是说，某人的活动已为我所发现了。
一般的称“家庭”、“商店”、“公司”，系指托匪组织；“伯父”，系指彭述之；“兄弟姐妹”，系指托匪分子。
三、派遣的方法
托匪在解放后，虽大部分均在国内继续进行潜伏活动，但托匪在港的组织亦不断派其匪徒到内地来秘密活动。其派遣的对象主要是：技术工人、学生、华侨等。借回国投考学校或招收失业工人的机会，以及通过国内的亲友关系寻找职业而混入我内地来。在派遣前，多经过谈话，派来后与当地托匪联系或直接与港匪联系。其活动的方向是工厂和学校，通过学校打入我机关、工厂。也就是他们所说：“要接近工人，在工人中活动。”
注：托匪的组织名称大——地委、支部——但人很少。如：有的一个支部仅三个人（书记一、政委一、组委一），小组也是如此。其次，托匪组织不是在全国各地都有，而是在某一城市或某一单位，有托匪的支部或个别托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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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国托匪组织及演变情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托匪概况”介绍（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编印，1954年4月）
第二章中国托匪组织及演变情况
第一节抗战前时期
第二节抗日战争时期
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及解放后
第一节抗战前时期
中国托匪起源于一九二八年。他是来自莫斯科归来的部分留学生，及以陈独秀、彭述之为首的叛徒两方面。归国的留学生大多是共产党员，因在留学中受托匪的影响，回国后叛党，进行托匪活动。留学生中有几个小派别，再加上陈独秀的组织，共有四个派别。即：
一、“我们的话派”：以梁干乔、陈亦谋、区芳等为首；
二、“战斗社”：以王平一、来逸民、赵济等为首；
三、“十月社”：负责人是刘仁静、王凡西；
四、“无产社”：以陈独秀、彭述之为首。
这些人虽都自称是托派，因为他们是无思想、无原则的一群匪帮，所以经常相互攻击争吵。至一九二九年末，中国托匪组织酝酿统一，并分别将文件寄送托洛茨基，希望托洛茨基承认他们为正统。一九三〇年八月托洛茨基给中国托匪指示信（致中国同志信）内称：“中国托派并没有什么纲领上和战略上的分歧，应当统一组织………。”同时在信内指定陈独秀为召集人，及为统一后的书记。中国托匪接到指示后，在各派内进行了讨论，因意见分歧，直到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才在上海正式召开统一大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又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会上选出了干事会，以陈独秀、王凡西、宋逢春、陈亦谋、郑超麟等五人为正式委员，宋景修、彭述之二人为候补委员。“中央”成立不到一个月，因马玉夫（无产者社）对统一不满，向国民党告密，同时其本人也投降了国民党，因此“中委”相继被捕，组织也日渐涣散。一九三二年美国托匪李福仁到中国，重新将未被捕的托匪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央临时委员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总书记先为陈其昌，后为彭述之。
第二节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开始后，被捕托匪相继获释，这时他们在上海又开始活动；另一部分托匪分别在广西、重庆、温州、广州等地陆续建立组织，进行破坏抗日活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托匪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因对“抗日战争的性质问题”意见分歧，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分裂为两派：
一、“多数派”（又叫“新斗争派”）：以彭述之为首
二、“少数派”（又叫“国际主义派”）：以王凡西、郑超麟为首。
这两派的分歧点是：多数派主张抗日战争还有进步意义，应采取“保卫主义”路线；少数派认为抗日战争是“蒋介石和日本天皇之间的战争”，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应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分裂后，两派各自成立了“中央”，并经常互相攻击谩骂，内部争吵更加剧烈。各地托匪也相继分裂。这次的分裂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因对“抗日战争性质问题”的意见不一而分裂。但从他们的实际行动和性质来看，他们并不是什么“政派”而是一伙无原则无思想的匪帮，所以他们不可能有统一的组织；而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如彭述之曾和日本特务机关谈判，日特给他钱，他负责给日特搜集情报。由上述情况可见，这些人实际上是为国民党和日特机关服务的。因此他们两派的意见分歧，不是理论上的争执；而主要是用以欺骗其下层分子及群众。
分裂后，“多数派”成立了临时“中央”，以彭述之、刘耀如、蒋振东、陈仲禧、陈其昌等五人为委员。后因陈其昌、蒋振东投入少数派，陈仲禧在香港，其“中央”实际负责人是刘耀如和彭述之。“少数派”成立了“国际编辑部”，并以王凡西、郑超麟、陈其昌、蒋振东、楼子春、毛鸿鉴等六人为委员。后因陈其昌死（因给国民党搞情报被日枪毙），毛鸿鉴回广州，其“中央”实际负责人是王凡西、郑超麟、蒋振东、楼子春等四人。出版的刊物有“国际主义者”、“新旗”、“建立”等。
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及解放后
日降后，托匪利用当时民主运动的高潮，积极活动，欺骗了一些幼稚青年，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的组织有所发展，特别是在温州地区，最为显著。
一、多数派的情况
一九四六年多数派“中央临委”吸收陈碧云参加，并组织临时“中央常委会”，负责领导上海“地委”及各地托匪活动。从日降后，多数派积极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曾举办了训练班，讲座会，由彭述之等负责讲课，借此散布毒素。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上海召开了“建党大会”，定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并选出以彭述之、刘少严、尹宽、焦励夫、喻守一、陈碧云、戴颜、扑克（郑泽鉴）（候补）、刘毅（候补）等九人为委员。负责领导上海六个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十个团支部，及与四川（地委）、武汉、杭州、南京、温州（地委）、中山（县委）、广西、台湾、香港等地托匪联系。
托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多数派领导的。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临时筹备委员会”（代号S·Y），以余嘉、章涛、陆绩、康溪、丁毅、周仁生等六人为委员。负责领导上海“市委”（九个支部）及四川、江苏靖江、南京、杭州、温州（地委）、中山、广东、广西、香港、台湾等地托匪组织活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多数派”准备“应变”，决定将“中央”迁到香港，并在上海布置了潜伏组织——“江浙党团临时委员会”，由书记钱川、委员刘毅、丁毅、王国龙、杨博、熊安东等，负责领导上海、南京、温州、杭州、青岛等地的托匪活动。解放后，托匪将上海分为四个区，成立了四个中心支部（每个中心支部下，领导三、四个支部，计十六个支部），其组织完全是秘密的。该组织在一九四九年被我破获，其委员除杨博、熊安东外，全部被我逮捕，因当时对该组织的性质未搞清楚，其“委员”被我扣押不久就释放了。现刘、丁、钱等人已逃往香港。该组织被我破获后未建立新的组织，仅由杨寿元、熊安东二人负责个别联系进行活动。此外，广东（中山）、广州、广西桂林、南宁、北京、福建、汉口等地均有托匪的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是和上海或香港直接取得联系。
多数派的“中央”迁港后，将“中央”分成两个局，即：“中央政治局”与“中央组织局”。“中央政治局”由彭述之、刘少严、陈碧云负责；“中央组织局”由喻守一任书记，因一九五〇年喻回国，现由焦励夫任书记。其“中央”一面负责领导香港当地托匪活动；另一面领导大陆托匪活动及与“第四国际”取得联系。
二、少数派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夏成立了“工作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四月改称“地委”，负责领导上海的六个支部。一九四九年四月少数派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建党大会”，在会上定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出王凡西、郑超麟、何之瑜、俞硕遗、林华瑗、黄鉴铜（候补）、曹毓麟（候补）等七人为“中委”。并布置了“应变”工作，决定由王凡西一人逃港，其他“中委”（六人）皆潜伏在上海，所以少数派的“中央”，实际是在上海。同时为使其组织更加隐蔽，更进一步由郑超麟、俞硕遗、黄鉴铜等成立了“三人小组”，作为少数派在上海潜伏的最高领导组织，负责领导上海、苏州二地的四个支部（三个在沪、一个在苏州）。
少数派所领导的团组织，叫“马克思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在一九四八年成立。最初人数很少。由严西城、李培、徐眀烈等三人负责领导。一九五〇年因严西城和国民党伪军官组织了“工农自卫军”进行武装活动，被我逮捕枪决，因而其团的组织也涣散了。后由黄鉴铜（候补委员）、叶春和、郑良等重新组成“中央临时委员会”（代号M·Y）。一九五〇年三月，“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与温州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托匪在温州的团组织。最初该团组织不参加多数派、也不参加少数派。后因“共产主义青年团”部分人员逃到上海，被少数派拉入“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内），成立“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中央临委会”。书记由黄鉴铜担任，叶春和、陈鹤森为组委，郑良为政委。下设“组委会”与“政委会”。“组委会”由叶春和、陈鹤森负责；“政委会”由郑良、曹家聪、方则正等人负责。该组织负责领导上海当地的六个支部和南京、山西、旅大、北京各支部，以及散布在沈阳、长春、哈尔滨、辽西、鞍山、迪化、象山、西安、长沙、济南、淄川、温州等地的个别托匪分子。
少数派在香港的“中委”王凡西，现尚未发现其有形的组织，但有一批少数派托匪在活动。王凡西在港的主要任务：一是指挥大陆托匪；另即负责与“第四国际”联系。
少数派主要是领导“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这一“M·Y”的组织是比较大的，其活动也是比较猖狂的（托匪经常发文件、发通知）。少数派的组织在解放后，尚未被我破获，其活动比多数派猖狂，核心组织也比较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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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托匪的本质及其国际组织情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托匪概况”介绍（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编印，1954年4月）
第一章托匪的本质及其国际组织情况
我们要了解托派的本质，必须从苏联托洛茨基派讲起。托洛茨基和其党徒们，最初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以一个政派面目出现的。后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混入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九二七年被联共党揭露并驱逐出党，托洛茨基逃往外国。托洛茨基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呢？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苏联军事法庭在莫斯科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革命匪帮的公审中，可以看出：这些匪徒从很早以前就是帝国主义间谍机关的特务奸细。以托洛茨基本人来说，他从一九二一年起就卖身为德国间谍机关服务，每年向他们领取二十五万马克的活动费；后来又充当英国特务机关的间谍。所以托洛茨基的全部活动，都是遵照帝国主义的指示进行的。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逃往外国后，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按照帝国主义的指示，拉拢世界各国的革命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成立了一个国际间谍组织，即所谓“第四国际”。其目的是企图继续以“政派”的面貌在世界上出现；实际上，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披着革命的外衣来欺骗群众，并借以指挥托匪破坏各国的革命运动。一九三七年斯大林同志在联共中央全会上所作“论党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的报告中讲道：“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由此可见，托派是打着革命的招牌，为帝国主义间谍机关服务的帝国主义走狗；他们是以反苏反共为职业的匪帮。他们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所不同的，就在于：他们经常伪装成“革命者”的面貌，以过左的革命辞句作掩护，乘隙钻入革命内部进行破坏活动。
“第四国际”情况介绍
据现有材料，“第四国际”是于一九三八年在瑞士正式成立的。名字叫“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党”。在各国建有所谓“第四国际”的支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政治局”设在比利时。一九四八年四月“第四国际”在巴黎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英国、法国、比利时、锡兰、荷兰、越南、印度、瑞典、挪威、瑞士等十九个国家，代表二十二个“第四国际”组织。当时中国没有代表参加，大会的报告及提案由美国托匪格拉斯（李福仁）于会后代交的。在会上选出了政治局委员，主要负责人是吉尔曼（比利时人）。该组织至今仍存在。现在他们的最高领导机关是“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常设在巴黎。
中国的托匪从产生开始至今，一直是在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破坏中国革命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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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各苏维埃党部的通知——关于苏区惩办帝国主义者办法的决议（一九三○年十一月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给各苏维埃党部的通知——关于苏区惩办帝国主义者办法的决议（一九三○年十一月八日）〔1〕各苏维埃党部：接到此决议后，各地党部更须根据这一原则，定出具体的条例，广泛的在群众中宣传，以扩大反帝工作的影响，与增加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并将执行经过及成效，报告中央。中央十一、八、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惩办帝国主义者的办法的决议因为各苏维埃区域之中时常有帝国主义者（外国商人教士等）企图领导当地反动残余阴谋反对苏维埃政府，或者响应进攻红军之国民党地主的武装，因为苏维埃区域之中帝国主义者仍旧自以为享有治外法权，任意违背苏维埃法令（戒严令，八小时工作制令等等），所以决定特别通知各苏维埃区域政府之共产党党团及各该区的共产党党部：（一）必须经过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最高领导机关决定公布惩办外国人反革命罪犯及违背苏维埃法令的罪犯之条例。（二）此等条例之中，关于惩罚办法可以分别轻重定为若干等，大概的原则如下：（1）罚款（限于罪犯本人在当地的财产之中提出）；（2）没收财产（同上）；（3）监禁和苦役（大约定出年限）；（4）非常刑罚（死刑）——但得缓刑若干时间，暂时监禁。（三）反革命罪犯之外人，受监禁处分或非常刑罚（死刑）处分而缓刑者，可以依“交换俘虏”的惯例，向国民党各地政府（南京，上海，南晶，武汉等等）或帝国主义政府（如上海工部局政府，香港英督府）提出释放之条件，即指明国民党政府应将某地狱中之革命“罪犯”（共产党员赤色工会会员等）释放，限期妥送至苏维埃区域后，则苏维埃政府将释放反革命罪犯外人某某一名或某某等若干名。此等犯罪罪名应即公布电达外界。（四）上述办法为苏维埃政府应当暂时执行之对付帝国主义者罪犯之正确办法。苏维埃区域之中如有提议要求外国领事或国民党政府用赎款办法为释放此等罪犯之条件者，共产党党部应予以批评及驳斥，因为此等办法显然不是工农民权独裁政府所能适用，最近反动报纸宣传吉安等处拘捕外国教士而提出赎款一千万之条件，苏维埃政府应当公布对全国全世界之电报，痛斥反革命派之造谣。各局各省委：此件只供给你们负责人参考，不允许发到下级党部去讨论。中央8／11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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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进攻红军告民众书（一九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进攻红军告民众书（一九三○年十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全国的工人们！兵士们！贫民群众们！国民党政府现在调动二十师的军队，来进攻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了！地主绅士资本家都在请愿派兵去“剿灭共匪”。各国帝国主义的军舰，今年决定留在长沙等处，不但不撤退，并且要增加，他们帝国主义现在实地指挥着国民党进攻红军的屠杀战争，并且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都在计划再出兵几万或几十万来压迫中国工农的革命。苏维埃区域，就是政府归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管理的地方。工农〈兵〉会议的政府之下，工人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增加了工资；农民没收了地主军阀等的土地，自己实行平均分配；红军里的兵士生活和军队指挥员完全平等，并且可以分到土地；贫民群众都得了完全的自由；军阀政府的一切税捐完全取消了。工农兵会议的政府容许商业的自由，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只是坚决的反对奸商资本家的投机剥削和反革命。工农兵会议的政府，并且完全实现了中国的独立，取消了帝国主义者的一切特权，对于外国资本家，一样的绝对不许违背工农兵会议定出来的法律及命令，工农兵会议定了保护劳动，保护工人女工苦力雇农青年工人等的法律，保障工农劳动民众组织工会等的绝对自由，并且经过全厂工人选举的工厂委员会，实行监督资本家的生产。所以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劳动民众自己的政权；亦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的政权。红军就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拥护劳动群众的这些利益，完全服从工农兵会议的指挥。现在政权归了工农兵会议的地方（苏维埃区域）这些革命利益怎样得到的呢？当然是当地工农群众自己的斗争和暴动，以及他们所组织的红军，勇敢牺牲的战斗里面所得来的。全国的劳动群众们！这样的地方，现在在全中国里面，还不过南方的三百多县，而且还没有完全联络起来。我们大家的目的正是要扩大这种地方到全中国，使全中国的政权，都归到工农兵会议，归到劳动民众自己选派代表的会议，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解放，劳动民众才能脱离压迫！可是国民党是中国地主资本家的党，是帝国主义走狗的党，各派国民党军阀政府（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汪精卫等等）自然就要想杀尽红军，消灭这些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区域。他们现在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大规模来进攻，这不但是打江西，或者打湖南几十县的工农，这实在是打全国的工农民众。全国的劳动民众们，我们大家的生活痛苦到万分了！中国已经被军阀替帝国主义瓜分了！我们要争取全国工农兵会议的政权，要解放中国，我们就一定要赶快一致的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进攻红军，反对他们进攻工农兵会议已经拿到政权的地方（苏维埃区域）！现在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实行着进攻红军的战争，却还不要脸的讲和平统一，他们是给什么人讲和平？这不过是蒋介石张学良等军阀之间暂时的假和平。国民党军阀现在的进攻红军，正是要肃清后方，准备又来一次更大的军阀混战。上次蒋介石阎锡山等的军阀混战，据蒋介石自己的口供，双方死伤的人就有三十万以上。现在不过因张学良进了出〔山〕海关，蒋介石还要准备一下方能再打，所以讲“和平”了！那死了伤了的三十万人，那还活着的兵士群众们，又能够给谁去讲和平呢？而且国民党打长沙打江西……打红军，飞机毒气弹打死的，各地屠杀死的几千几万的工农，我们全国几千几万万的群众，又给谁讲和平呢？军阀对于工农民众是不讲和平的，他们正在大大的屠杀，积极的进攻红军呢。全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们，国民党讲“和平”的鬼话，是骗不了我们的。他们打我们全国的劳动群众，我们只有坚决的反抗，积极准备暴动，拥护红军的革命战争。现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他自己也知道了单是屠杀单是进攻红军是消灭不了革命运动的；他也和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派陈独秀托洛茨基派一样的“聪明’起来，提出什么国民会议的问题，他们想用国民会议的欺骗宣传，来劝工人和劳动群众不要去热心去争取工农兵会议的政权，不要热心去拥护红军，不要积极起来反对进攻红军。国民会议是什么？顶多不过是许多军阀地主资本家的“分赃会议”，国民党的政府没有国民会议只是地主资本家的专制，有了国民会议，也还是地主资本家的专制，也还是帝国主义走狗的政府，我们大家只有一致的起来，反对国民会议，拥护工农兵会议，选派代表到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去，组织起工农兵会议的临时中央政府来集中红军的指挥，组织革命战争，争取工农兵会议在中国的胜利！全国的劳动民众们！国民党的“和平统一”和“国民会议”只是不要脸的欺骗宣传；国民党的进攻红军，我们大家要赶快的一致起来坚决反抗！工人们！一致起来反对进攻红军提出严厉的抗议实行示威罢工，各工厂全厂的工人在赤色工会领导之下，选出工厂委员会来指挥一切斗争，积极准备暴动！尤其是海员铁路工人，立刻起来拒绝运兵运械去打红军，兵工厂工人停止制造兵器！农民们！一致起来反对进攻红军，抗捐抗粮抗租抗债阻挡军阀进兵，组织各村农民委员会，发动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实现地方暴动，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兵士们！一致起来反对进攻红军，掉换枪头打杀反动的军官，投到红军方面去，组织革命的兵士委员会，发动斗争，反对军阀的一切压迫，反对欠饷，反对派遣到攻打红军的前线上去！贫民群众们！一致起来反对进攻红军，反对一切捐税公债，尤其是什么“剿匪公债”，组织自己的革命团体，发动斗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全国劳动民众呵！反对进攻红军，拥护红军的斗争，就是要争取我们自己政权的斗争，赶快积极团结我们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一直到完全推翻他们的统治，使全中国都建立起工农兵会议的政权！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进攻苏维埃和红军！海员铁路工人拒绝运兵运械去打红军！拥护工农兵会议，反对国民会议！拥护红军的革命战争，反对军阀战争！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中国苏维埃革命成功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三○年十月根据1930年10月《红旗日报》第67期、第68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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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九日）长江局转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在你们第二次攻取长沙的时候，中央曾有〈信〉指示你们在攻下长沙之后应进行的工作方针。当时中央并派关向应同志前往组织苏区中央局。嗣关同志抵长沙附近后，因战区相隔，无法通过，而你们不久亦引兵入赣，故关同志乃复来中央。现在扩大的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亦已于九月底开过，一切国际的指示与全会的决议，均将抄送你们。在这一精神之下，中央更决定一苏维埃区域工作计划，在各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随着这一计划，又有各种具体条例与红军改编计划以及苏维埃政府的选举法与各种法令，望你们接到后与各特委及地方党部切实讨论，迅速执行。苏区中央局的组织，中央已派江钧同志前往主持，他到后对中央的一切决定当能有极详细的传达。现在因为从湘省委方面得到你们分兵入赣之极简短的消息，与反动统治“围剿”红军的计划极有关系，故不待你们的详细报告来，即先行指示你们如下：第一，听说你们两集团军方面，曾有攻长沙攻南昌的争论，因争论不得结果便发生分兵行动。这一消息，虽未经你们自己报告证实，但我们依据近一月来红军攻下吉安后的动静，我们确也有这一感觉，即感觉你们似已经将主力军一部分屯驻吉安，一部分搁在袁州分宜新喻之线，而没有什么进攻行动似的。如果你们现在确因争论而分兵，确以反攻为守，或采取暂时休息的计划，则你们便犯着极严重的错误，予敌人进攻苏维埃区域“围剿”红军以极有利的机会。你们要知道现在红军的作战已超过了散乱的游击战争的范围，广大的红军已开始了以国内的革命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的战斗；这样，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过去红军中之保守与地方观念，已限制了红军的不少发展，兜圈子式的游击，已使红军不能有阵地的向前发展，现在如果你们不以组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为红军的中心任务，而仍回到过去“分散以游击”“兜圈子以避敌人围剿”的道路上去，则这一退守策略，必然要遭受严重的失败，而为敌人各个击破。据我们所知，敌人“围剿”红军的计划也较从前为进步。他们预计首先两个月内不大举进攻，先实行包围。在包围的过程中，要组织起地方的武装自卫一即是武装地主及一切反动势力。一使包围合拢，再逐步的探进，不惜施用毒瓦斯来屠杀，以便能“斩草除根”，“一网打尽”。固然，这种计划的实现，多分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日益生长的革命新高涨，广大的农民战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绝对不会被敌人根本消灭的，可是，你们如果不坚持进攻以击破敌人的策略，而采取暂时的退守，分兵与休息政策，或企图向湘南逃窜，即使不然，只采取不进不退策略，与敌人造成相持的局面，这将都是极严重的右倾危险，将会使敌人的预计得到部分的成功。你们必须坚信：在敌人的进攻与“围剿”中，在全国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只要我们能坚持进攻以击破敌人“围剿”的策略，只要我们能动员广大群众一致起来反抗这一“围剿”，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则胜利必将为我们所得。第二，什么是进攻的策略呢？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攻南昌还是次长沙。照今天的形势来说，攻长沙或是攻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虽然能够攻下是很好的。今天的具体问题，在军事上是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它的指挥，在苏维埃区域里要肃清一切反动势力，武装广大农民与实行自卫，将红军调到与敌人作战的前线，要利用敌人的弱点，尽力的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实际上的办法，首先便是要使湘鄂赣这一特区与赣西南特区，完全打通，要使樟萍线完全抓在红军手里，这第一步便要击溃从萍乡袁州方面来的湘南军队，与肃清清江的敌人，绝对不能使湘赣敌人在这一线上打通，截断我们中心区域。在这一巩固的基础上，坚决的向外发展，集中一三集团军的力量，击破敌人的一方，以压迫湘赣两方的敌人，使之反攻为守，这样来击破敌人的包围。同时更要特别注意敌人军队的士兵工作与其驻在地的群众发动。在这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派遣为红军俘虏过来或投入到红军中来的士兵，回到敌人军队中去工作，以煽动他们大批的哗变，大批的投入到红军中来。同样要派遣苏区的干部到苏区周围的城乡中去，发动群众斗争，特别要破坏敌人军队的运输，要号召群众反抗民团靖卫团的组织，组织农民群众自己的武装，来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一切苏区内外的行动方针，必须根据于总的进攻方针来决定，必须根据于巩固的向外发展的原则来计划。如目前第十六军的行动，假使为着集中行动以便攻破敌人一方起见，它是可以移动的，因此，它首先就须与第三集团军取得联络，接受它的指挥。但它却不应放弃进行大规模国内战争之基本力量之担当，而回到赤卫队之保卫地方政权的责任上去，这样，便将要减弱组织革命战争的战斗力量而分散了我们已经集中的武力。另外，在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时，我们决不应放弃运用广大农民赤卫队游击队的游击战术，以牵制和袭击敌人；相反的，游击队的游击战术，正要成为我们战胜敌人的优点，然而它必须是附属于大规模作战的范围之内。第三，这次敌人“围剿”红军的计划，是不限于一三两集团军的所在地域，不过一三两集团军是敌人进攻的最主要的目标。因此，我们在反抗进攻红军冲破敌人“围剿”的中心任务下，必须使各地红军都能依照总的进攻策略，在各地进行自己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而收到我们自己相互策应之效。这一原则，中央已具体化了指示红军，当着你们与其他红军发生联系时，亦应依此原则指导各部队。（具体的办法参看苏区工作计划第三部分）第四，目前敌人所以能调动二十师左右的兵力驻扎湘鄂赣三省的，自然是因为军阀大混战，有了暂时的休息，革命发展即要受到挫折。这种单纯以军阀战争有无为革命发展之标准的观点，完全是不正确的。要知造成革命高涨之全国政治经济总危机现在不仅没有减轻，并且更加强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军阀战争相〔当〕然不会长期停止，而且事实上已经开始准备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了。在这样的基础上，是军阀混战当然要更加引〈起〉群众痛恨统治阶级，而助长革命发展，军阀战争便一时停止了，也同样不能动摇高〔革〕命高涨的生长。因此目前的中心问题，已不是军阀战争之暂时停止与否问题，而是要以开始的部分的革命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的问题。要使革命战争能大规模发展起来，攻破敌人的“围剿”，这完全要看共产党运用的策略正确与否，及其发动群众的能力如何来判断，绝对不应归之于军阀战争之有无来作判断的。这一点，在红军过去争论中，多少有这样类似的错误见解，在目前，如果重复发生，很明显是右倾危险，他将要与保守进攻逃避分散等观念一齐爆发，成为敌人进攻红军中党内最危险的思想，你们必须与之坚决的斗争，并肃清这一思想上的根源。第五，依照中心〔央〕新的决定，一三两集团军，应坚决的执行红军的改编计划。一切编制草案，已详见送去的文件中，最主要的便是要在现有的红军中，训练出政治上坚定的战斗力强的红军中坚的铁军。依照编制第一集团军改编为第一军，以第三军第四军第十二军合编为三师；第三集团军改编为第二军，以第五第八第十六三军合编为三师。改编时不应拘束在原有的部队系统上，但亦应顾及战斗的主力与作战时之迅速的改编方法。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委员名单另附。军事指挥必须统一，依中央上次通知，仍以朱德同志为一三两集团军总司令，当其他部队与中央区发生作战联系时，亦归一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委暂不组织，候江钧到后再成立，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中央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根据中央档案原复写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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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为发动全国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为发动全国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一、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塞维克党的领导之下，开始世界革命，创造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日子。广州暴动是中国工农兵士群众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树起苏维埃的旗帜，建立工农民主独裁政权的开始。今年这两个纪念日的时期，正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准备并且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时候。因此，我们今年必须发动全国的广大斗争和群众示威，打破敌人的进攻，扩大革命战争——这样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二、十月革命成功了，十三年来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尤其是最近社会主义建设之伟大的成功和兴盛，反映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恐慌与衰败，就更加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与殖民地革命的兴起。这样，帝国主义国家乃更加紧了对于进攻苏联的布置，从政治经济上一直到军事上，并得到社会民主党（它在各国都已变成社会法西斯蒂）最有力的帮助。因此，在今年来纪念十月革命的十三周年，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准备世界大战，更成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中心任务之一。尤其是在中国，中东路问题虽告一段落，但南京政府的代表莫德惠屡次在莫斯科想推翻伯力协定〔1〕，所以进攻苏联的危机在中国也同样加紧，且南京国民党政府必然而且已经拿这一问题与“围剿’中国红军进攻中国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因此，在全国群众反抗进攻红军苏维埃的运动里，拥护苏联的任务，在中国遂更有它严重的意义。三、广州暴动在它的本身上虽遭了失败，但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却在中国从此开始。土地革命的运动从广州公社以来，亦从未停熄过；近一年来苏维埃区域在中国南部的发展，超过了三百县以上，统治的人口约五千万，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红军将近十万。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汇合着敌人军队中士兵的革命哗变，城市贫民反抗统治阶级的运动，尤其是城市工人的革命斗争，遂造成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涨之日益生长的形势。这样反动统治在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基础上，要延缓它垂危的寿命，于是更加厉行白色恐怖，积极的向苏维埃区域与红军进攻，特别是在目前军阀混战暂时休息的当儿，国民党军阀可以从前线上调回一些军队来担当这一任务。所以最近湘鄂赣三省调动了将近二十师的兵力，准备实行他们的“围剿计划”，在这里帝国主义做了直接的参加入和指挥者。因此，中国工农劳动群众在今年十月革命节后来纪念广暴三周，更加要加紧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与“围剿”红军，以保持与扩大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四、但这不是说中国军阀混战便因进攻红军而长期停止了，——事实上，他们的进攻红军，正是“肃清后方”以准备新的混战的一种步骤，甚至于各派军阀正在共同进攻红军的时候，也有开始自相冲突的新的混战的可能。再则，这也不是说敌人以二十师左右的兵力来“围剿”红军，红军苏维埃区域便要被敌人根本消灭了。凡是这种想法的人，无疑的是取消派的一流人物。我们很肯定的说：目前造成中国军阀混乱〔战〕的根本原因，不但没有丝毫减轻，而且更加加强起来了。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冲突，因为日本在北部英国在南方之各自势力的加强，将更加紧了美国势力侵入的竞争。单这一点，已足以作主要的说明：中国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统治之下，是绝对不会有和平统一的可能的，相反的，只是更加分裂割据，更加增强政治、经济的各种危机吧了。所以蒋阎冯的战争还未完全结束，而蒋张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之下，已从各方面准备他们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新的战争了，各派军阀的相互关系，又重新以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开始布置他们新的阵势了。只有革命战争的扩大和胜利，只有苏维埃政府的革命的统一中国，才能根本消灭军阀和他们的混乱〔战〕。在这样基础上发展的革命新高涨，特别是全红军苏维埃区域反对敌人进攻的伟大的英勇的战斗基础上所推动的革命高涨的前进，将要使这种农民战争受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即使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之联合力量的打击之下，会有部分的失败，可是，始终要更加发展，仍然要引导中国革命运动得到全国的胜利。而军阀混战从此消沉，和红军苏维埃区域将要大大削弱和根本消灭的估量，只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幻想与取消派的妄谈吧了。因此在目前军阀战争暂时休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联合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当儿，党内最容易发生右倾的失败主义退守主义危险，党必须以全力与之斗争，这首先就需要在群众中揭破从蒋介石派一直到取消派之伪和平的欺骗主张与国民会议的口号，以彻底肃清右倾思想在政治上的根源。五、然无论如何，反动统治之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总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尽管军阀军队在进攻红军的当儿，还要布置他们中间的混战，尽管他们中间还有很多弱点，尤其是敌人士兵倒戈到红军中来的事变，将要成为一种潮流，最足以使敌人恐慌，但如果共产党的策略和工作上的布置，不能针对着这一危险，利用敌人的弱点，动员全党乃至全〈体〉革命群众，特别是有苏维埃政权的几个省区，来冲破敌人的“围剿”，战胜敌人的进攻，则我们的弱点将有可能为敌人所乘，而受到部分的失败。所以当前最中心的任务，正是调动全国劳动群众和红军，打破敌人的进攻，就是一方面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群众，有组织的进行革命战争，发动广大的各区域的斗争，并且互相配合联系起来，别方面，政治工业的中心城市，发动广大的工人群众，领导起一般劳动群众的反抗进攻红军的伟大运动，这样，不但可以使敌人进攻的企图受到严重的打击，而且一定可以扩大革命战争，更加动摇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确立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阵地，开辟革命总进攻的局面。因此，在目前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拥护红军的革命战争的一切种种斗争和示威，必须成为普遍到全国的运动。六、这一运动必须与拥护苏维埃政权，选举代表到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去的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要使全国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深切的认识：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下，在“国民会议”的欺骗口号下，只有日加痛苦，饥饿失业与走向死亡，再也不能得到解放，而在苏维埃区域，却能得到八小时工作制，得到土地，得到免除一切苛捐杂税的利益；从这里来认识国民党政权必须推翻，只有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工农劳动群众要拥护苏维埃政权，不仅要自己选举代表去参加建立全国临时政权的苏维埃大会，以△行集中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并且更要加紧自己的革命斗争，准备在自己的区域里也能建立起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更要使群众认清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武力；要拥护红军，便要从实力上来加强它。——号召广大群众去加入红军，选派得力的工人干部去领导红军，尤其是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鼓动宣传与组织工作，领导他们投入红军中去。七、为着要实现目前党之最中心的任务——发动与组织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选派代表到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中去。中央特号召各地党部，动员全党，动员赤色工会会员及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经过他们并动员最广泛的群众，经常的加紧实行一切种种斗争，用实际行动去反对进攻红军和拥护红军的革命战争，并且从十月革命节起，调动全国群众，一致起来举行不断的示威和反抗，一直发动到广暴纪念日举行全国的总示威。要使在纪念十月革命时，将拥护苏联与拥护中国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与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中国红军苏维埃区域，都能密切的联系起来。在纪念广州暴动时，则更加要使纪念广州苏维埃能成为动员群众反抗进攻红军与拥护中国苏维埃政权之实际行动的口号。因此，这一运动的发动与扩大，经过这两个革命节的期间，要做到全国的动员，要真能在实际行动中给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之进攻红军以严重的打击，要真能从工厂中农村中兵营中选出工农兵士群众自己的代表到苏维埃大会去，拥护苏维埃政权。八、这一动员计划，中央除已经通告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给以相当的指示和工作计划以外，特别号召各地党部应依照历来群众示威的经验与教训，配合当地实际情形，定出更具体的办法来迅速的切实执行。现在中央特指出大体的办法如下：1．这一运动现成为党之中心任务，各地党部对于实现这一任务之工作上的执行，便应使之具有经常性。拥护苏维埃政权运动，已不自十月革命节开始，在这两个纪念节中间，应更加使这一运动具体化实际化起来，而造成全国一致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中心口号是：反抗进攻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用革命斗争击破敌人的“围剿”，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反对国民会议，拥护苏维埃政权，派代表到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去！2．这一运动决不是仅仅开会示威便算了事，必须切实的调动群众，发动广大的斗争，使列强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政党感觉到中国民众方面的有力的反抗。而且，在反抗进攻苏维埃区域“围剿”红军的运动中，城市的工人要能够领导一般的劳动群众和兵士群众。各工厂工人（以及一般劳动民众）的各次会议，飞行集会，群众大会上应当真正从群众之中通过决议，通电，小宣言，简短明白的表示他们自己反对进攻红军，拥护红军革命战争的意见。——（一）可以寄《红旗日报》转共产党，（二）可以寄给反动政府和中外报馆，（三）可以寄给军阀军队里的兵士，（四）可以寄给红军和苏维埃区域。这样在工农兵群众的联合运动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的总口号之下，和群众日常经济要求联系着发动真正群众的政治罢工（半天一天的示威式的罢工），以斗争罢工来回答，要使敌人的后方没有安稳的日子。尤其是海员铁路及一切运输工人要实行反抗运兵运械到攻打红军的前方去，兵工厂工人要停止制造枪弹。一切的城市贫民要反抗一切捐税尤其是什么“剿匪公债”。在乡村，要广大的发动起农民的斗争，要组织农民战争，要推广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运动到长江下游到黄河以北。邻近国民党进攻红军的军队兵械经过的地方，要能够用游击战斗的方法，阻挡国民党军队的前进，夺去兵械，宣传兵士，拒绝供应这些军队，同盟拒卖一切物品给这些军队。在敌人军营中，要号召广大士兵群众不打红军的弟兄，要掉转枪头杀自己的官长投到红军中去，到农村中分土地去，要发动起士兵闹饷与改良待遇的斗争以动摇敌人军心。同时，在各种革命斗争中，又必须以拥护苏维埃政权，选派代表到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中去为中心工作之一。关于所有这些工作，各地党部应当注意自己区域的特别工作，具体规定出某一兵工厂，某一车站工厂，某一公司的轮船，某一只轮船，某一路的乡村，某一兵营……之中的实际工作和步骤（散发传单，发动实际行动，示威抗议，传达群众抗议到社会的方法等等）。这样从各方面减弱敌人进攻红军的力量以至瓦解敌人的力量，而树立革命的中心力量，是这一运动中的根本任务，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必须依据上述的策略，配合当地的情形，坚决的在群众中工作以求得具体的实现。3．群众的示威反抗，要依据于党之发动群众的能力与群众拥护红军苏维埃的热烈程度；因此各地示威巡〔游〕行，不一定都从十月革命节这一天起，但要在这一纪念中，便培植下发动群众反抗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根基，要从这一纪念起，便能经常不断的从工厂中农村中兵营中发动起群众举行各种形式的示威反抗。即使在一开始时，不能做到争取街道的群众巡〔游〕行，而能在车间中茅屋内举行一部分群众乃至少数人的集会，都必须坚决的去发动去领导，因为这种集会正是发动群众反抗热情的基本工作。在这里，必须补充两点，即使是一部分群众或少数人的集会，也必须经过极热烈的鼓动与极实际的宣传，开起会来必须是争取公开的，没有这个，则无鼓动宣传工作做基础的秘密集会，不仅不能影响到会外的更多的群众，便连到会的人也将得不到深刻的印象。假使这种集会一开始便仅仅限于党员与赤色工会会员，则这一发动的范围也将愈加缩小，而集会的形式，必然要变成是秘密的。因此发动群众的工作，不妨从极细微处或一部分群众做起，但发动的对象必须着眼于非党的群众，无组织的群众，一定要使他们在工作一开始时，便能受到影响，经过他们而传达到最广泛的群众中去。这样，从车间开会，各厂的飞行集会，露天讲演，一直做到厂外的群众大会。有了这一发动的长期工作，则广暴纪念日的全国总示威便能获得宽广的群众基础，收得最大的成功。4．这一运动当然要更加与群众日常斗争经济罢工以及一切的不满联系起来。凡是可以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统治之罪恶的事实，丝毫也不能放过，我们要抓住这一罪状鼓动起广大群众之反抗的情绪和决心。凡是可以引起群众不满的痛苦，我们要尽量宣传和鼓动，务使群众能从这一不满中能自动的斗争起来。即使一开始是小小的抗议或纯经济的要求，我们也不能丝毫放松对它的领导。只有这种不满愈加深入，这种斗争愈加增多，则政治的发动才能愈有基础自然我们的政治口号，要在一开始便能与群众的痛苦和统治阶级的罪状联系起来解释，要能很广泛的在群众中作宣传鼓动的工作，但群众的斗争却不—定都在我们的中心口号之下发动起来。所以坚决的发动与领导群众日常斗争，是进行这一运动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个，政治斗争与罢工是不会凭空爆发的。5．这一运动不仅在宣传鼓动与发动斗争中来扩大党及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影响，并且要从组织上来巩固这一影响；因此，在一切这些斗争之中要发展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兵士委员会等的运动。各厂各村工农群众选派代表到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中去的工作，是建立和巩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权〉的第一步。全国苏维埃政权不仅建立在各个苏区之广大群众的直接拥护上，并且要使敌〈人统〉治区域的工农群众都能在选举代表的运动上，建立起自己的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而成〈为〉苏维埃政权在敌人统治区域伸张的基础和前提。其次，征收党员运动，发动赤色工会征收会员，青年团征收团员，乃至工人纠察队，赤色先锋队，农民赤卫队的运动，与拥护《红旗日报》运动，都要与这一运动联系起来。要使这一运动做成检查与发展各种工作的中心，要做成考查各级党部工作成绩的标准。这样，才能不使这一运动成为虚浮而不实际的，才能与三全扩大会的尤其是国际的指示——党要执行策略上必要的转变与组织工作上的严格转变，实际的配〈合〉起来。6．在这一工作的进行中，党要坚决的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是要集中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一切过早的脱离群众的策略与工作方法，党必须坚决纠正；而最危险的还是群众斗争中之尾巴主义现象，对军阀战争与进攻红军之右倾的估计（认为军阀战争可以长期停止，进攻红军可以根本胜利），对党的政治口号不敢在群众中坚决的提出：这都是革命发展中之最大的障碍。同时，对敌人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持乐观态度的，表面上是“左倾”，实际上是助长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而减弱反抗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的。九、这一通告是为着敌人统治区域中各级党部用的，苏区各级党部得依照中央最近的指示（见苏区目前工作计划）配合这一运动进行巩固与发展苏维埃区域，加强与集中红军，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的任务。这一通告要一直达到支部中去讨论实施，要经过党团的活动到赤色工会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中去求实现。一切工作计划与执行的经过，都须经常的向中央做报告。中央—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伯力协定”系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后，中华民国政府同苏联政府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伯力签署的“伯力会议议定书”（又称“和平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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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1〕根据最近国际关于苏维埃区域工作的指示和决议，根据三全扩大会的一切决定中央政治局特规定各苏维埃区域（以下简称苏区）目前工作大纲如下，以适应正在开□发□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形势。壹、巩固苏区根据地问题一、为使苏区要能巩固的向前发展，土地革命要能深入的向外扩大，红军要能△△△△结坚固的组织与政治上的坚定，尤其是开始的革命战争要能有阵地的进行大规△△△△△能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各地零散的苏维埃政权要能集中起来建立起全国苏维埃△△△中央领导，这就必须依照国际的指示与三全扩大会的决议，选择与建立根据地域△△△△据地域，依照目前的环境看，已经不止一处。但选择根据地的最主要条件应当是：一、在这里，农民群众发动到充分的程度，或可能发动到充分的程度；二、在这里，红军有扩充训练的可能和取得敌人武器的前途；三、有可以向前发展的前途，就是可以进而取得“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二、依照上述的条件，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环绕着它的首先是赣东北与湘鄂边两个苏区根据地，再则，鄂东北与闽事赣两个苏区也很重要。广西的苏维埃隔离中央苏区太远，必须向着湘南发展，才能打通这一区域。这六个区域，有的已经大致具备了根据地的条件，需要我们将它巩固的建立起来；有的还只具有它的前提，需要我们用大的力量快的速度将它发展起来，前者如湘鄂赣及赣西南这一中央区，后者如湘鄂边。三、巩固苏区根据地的一般条件是：首先要发动起农村基本群众――贫农，雇农苦力的全部都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并巩固对中农的联盟而坚决的反对和抑制富农的发展。在这里，最重要的策略是赞助以人口劳动力为标准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反对以生产工具为标准的富农扩张土地的办法，要最谨慎的不要侵害到中农的利益。现在不少苏区还存在着富农路线障碍重分土地或者把持土地革命的利益，另一方又有不少区域走到大杀富农动摇中农的错误策略上去，这都是障碍巩固根据地之最主要的危险。第二、要坚决的迅速的肃清苏区内一切反动势力的组织及其武装，要排斥富农成分于政权及一切武装组织之外，要吸引土匪流氓群众也来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解散他们固有的组织分配他们以土地，解决他们的反动领袖；即是同情革命的领袖，至少也不能让他领率原来的部队。第三、要建立起真正广大工农劳动群众自己〈管〉理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方，要动员群众实行改眩在有工农革命委员会或连工农革命委员会都没有的地方，必须立即发动群众来建立自己的政权。在政权中，最主要的是树立起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推选工人干部主持政权机关，要吸引基本的工农群众来参加政府工作，坚决的执行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令。第四、要在现有的红军中创造一些数量并不是很多然而却是很坚固的红军的“铁军”，同时又必须扩红军后备军的组织与赤卫队的发展。在这里，集中与统一的军事指挥便成为先决问题。第五、在实行巩固的任务时，必须要反对“偏安割据”“和平保守”躲避上山等观念，必须要反对“划疆自守”不向外发展的自杀政策，尤其要反对“兜圈子式”“游击式”的发展计划。现在有些苏区中竟已发生地主民团以及富农领导的武装组织向工农政权实行反革命的游击战争，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过去苏区猛烈的发展，的确冲破了许多保守地方观念，收到了不少发展的成效，只是发展而未巩固，扩大而未深入，尤其是只作“游击式”的发展，这都足以助长上一现象的发生，需要我们极严重的予以注意。四、为要巩固各苏区根据地而向外发展，必须首先注意于各苏区的联系配合与一致的行动。在中央苏区中，湘鄂赣与赣西南的主要联系在樟萍线与株萍线，这条线以萍乡为中心的群众发动与军事的巩固，是制胜敌人围剿计划的基本工作。在鄂南方面，必须使通山与大阳〔2〕的群众斗争和军事行动联接起来，打成一片；从这里便可以与隔江的黄广〔3〕的红军苏区发生联系，中央区与赣东北的联系亦须打通，经过抚州南城这一线不过两三县之隔，西南与东北便可贯通。赣东北与赣北经过鄱阳湖的口子也要联系起来。这样，在江西便造成包围南浔路与赣江的整个形势。中央区与湘鄂边的直接联系较为困难，但平浏鄂南的发展与鄂西的行动，必须有沿江沿铁道的配合。鄂东北不仅要打通自己内部的黄麻与黄广的联络，不仅要打通它与豫东南皖西中间的间隔，而且它将要更进一步与鄂北襄枣向东的发展联系起来。闽粤赣这一苏区，无论如何总要保持它与赣西南可以打成一片的联系，并且要迅速的完成这一打成一片的任务。广西苏区的发展，只有向着湘南北江才能与中央苏区直接的联系起来。这些根据地的配合与联系的实现，要决定于各地党部的指导与军事行动能否完全一致；因此，中央政治局便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五、在巩固苏区根据地的意义上，苏区内部的一切城市应当完全占领，当然在战术上尤其是在发动群众上，一些较大的城市，不是都可以一下子占领的，但现在决〈不〉应再容许敌人可以凭借交通要道一无阻碍的直达苏区的内部城市，长期的维持他在这些城市中的统治继续的组织和指挥地主的反动武装向苏维埃的乡村四出游击。举例如赣西南的吉安赣州，其所以长期在敌人手中的主要原因，便因整个赣〈江〉流域始终未为我们切断，故敌人能自南昌樟树输送兵械，长驱直入。这样，便使苏区内部时时有被敌人骚扰烧杀的危险，红军外出作战遂也无后方可言，不过占领与巩固苏区内部的一切城市，也决不是单凭硬攻和孤守这一城市所能收效；相反的，占领这一城市如果是要靠发动广大的四周农民群众来围困它，是要靠加紧城内工作来响应它，则巩固这一城市更加要靠推广四周群众的发动，加紧城乡群众的自卫工作，而保卫政权的红军反更要向外发展，切断敌人的一切交通，威逼着敌人使他无从侵入。譬如吉安现已攻下，我们红军的主力，便应迎击樟树的敌人，同时更要发动赣西南四周的群众，切断敌人一切可以侵入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吉安的胜利才能保持，中央的根据地才能巩固。总起来说，一切苏区内部之所谓白色乡村，尤其是所谓白色城市，再不应容许其继续存在，我们必须坚决的有计划的运用发动群众的力量与军事行动配合起来，将它们全部赤化。当然这不是说将永久保障白色势力再也不侵入了，但这一巩固是开始的革命国内战争必须具有的前提，我们必须打破游〈击〉主义的定论。贰、苏区的发展方向及其前途六、依照苏区的所在地点，依照目前的发展情形，湘鄂赣三省是在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下最有首先争取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区域。因之，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必须联系到京汉粤汉株萍南浔各铁路线及长江上下游的发展。没有这些区域广大群众的发动与包围，没有这些区域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巩固和影响，没有中心城市中的群众工作与瓦解敌人军队的准备工作，长沙南昌尤其是武汉在敌人今日严密的防守与帝国主义直接的帮助之下，决不是轻易可取得胜利的。两次攻取长沙的教训，便在告诉我们怎样向这些中心城市长沙南昌乃至武汉发展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今天的我们，便在要努力实现这些必要的前提和必经的步骤，以便进而能取得“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七、在各个苏维埃区域说，除去主要的向着共同的中心发展以外，它还应四向发展，以扩展它的范围，以推广苏维埃运动。这样，也才能更加易于抗拒敌人的反攻和围剿，保持自己的胜利和巩固。举例如湘鄂边的特区，它主要的方向应向长江下游逼近武汉发展，但它同时还应挎〔跨〕汉水联系到鄂中乃至鄂北，溯江而上发展归巴施鹤〔4〕乃至四川，南向可发展到沅江上游。其他各苏区也应有同样的规模，在向外发展的过程中，当然决不是“单靠红军打天下”，主要的工作还是要建筑在发动当地农民群众执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与生长红军的基础上；这样，苏维埃的疆域才能日益扩大，红军才能日加发展，而敌人的统治才能日加削弱，同时敌人它在中心城市的统治也就要日加动摇起来。叁、红军的战略与战术八、目前红军作战的战略，必须依据于全国政治情势和党在苏区的政治方针。现在反动统治当着军阀混战有了暂时休息，同时又在准备新的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当儿，因此遂能从前方调回几师兵力，向红军苏维埃区域实行反攻。所以最近湘鄂赣三省敌人军队的增加，围剿红军的布置，的确有相当实现的可能。我们在这里，必须认清为要击破敌人的围剿，为要使苏区根据地不受到敌人的摧残还能够巩固的向前发展，我们只有从内外两方坚决的迅速的进行保卫苏区和红军的计划。党在苏区外部应进行的动员群众以保卫苏区援助红军和破坏敌人进攻围剿的实际计划，此处且不说，而在苏区内部则必须彻底肃清一切反动武装，必须发动起广大群众的自卫，使敌人首先不敢派遣队伍深入苏区。红军的作战战略，则必须采取进攻以压迫敌人围剿的计划。从这个观点出发，红军首先应以进攻的阵势，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威逼，威逼得敌人退回自己的防地，退回到中心城市去作防御；这样，苏区根据地不但可以得着巩固，并且可以向外发展。而且也只有这样，苏区根据地的巩固才能得着保障，敌人的围剿计划才能碰着又一次的失败。这个，便是目前反抗敌人围剿的总方针！但必须补充两点：第一、这种战略只有在各部分红军在统一的指挥之下一致行动与相互配合的基础上，才能收到实效。过去各不相顾的现象，在现在敌人进攻红军的过程中，只有更易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利便。在这里，我们要指责过去各个集团军尤其是第二集团军不能与一三集团军一致行动的错误与损失。第二、这种战略决不是冒进政策，它必须以调动广大的武装群众作压迫敌人的阵势，加紧在敌人内部的瓦解它的工作为主要的战略，然后再以主力的红军突击敌人弱点；这样，敌人没有不溃散的，广大的士兵群众没有不转向我们的，两次攻取长沙的经验，都明白教训我们：军事上最重要缺点便在没有伟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军事指挥还不能集中，行动还不能一致，尤其严重的是在敌人士兵中，特别是敌人作战的主要部队中，一无我们工作，致已动摇的士兵还不能立刻便转向到我们方面来。这是何等重大的损失！九、目前敌人围剿红军，虽其中还有许多弱点，但总的形势，确已逐渐反守为攻。因此，现在红军便要很迅速的压迫敌人回到反攻为守的地位。在现在敌人的动员中，还有很多军队不能一下子都抽调转来，调转来的也不是一下子都加入进攻红军的前线，他们中间还有很多为争夺地盘或惧怕丧失地盘的冲突和迟疑，尤其是敌人军队中士兵厌恶战争与倾向红军的动摇心理，都足以减少敌人进攻红军的声势。我们便要抓住敌人这些弱点，针对这些弱点，很迅速的执行压迫敌人的进攻战略。我们决不能等待，等待便是让敌人取得优势。我们决不能退守，退守只是死路一条。我们更不能孤守一地，孤守是给敌人造成包围的机会。我们更不能再作兜圈子式的游击，兜圈子式的游击将使我们没有后防，没有阵地，以至丧失一切根据地。我们正确的战术应当是：在以红军作主力的大规模作战中，要调动最广大的武装群众在敌人军队的前后左右发动最广泛的游击战以疲惫敌人，截断一切交通运输以围困敌人，遣派工农群众中红军中尤其是俘虏过来的士兵中的得力分子去到敌人军队作最有力的鼓动以动摇敌人的兵心，这样来便利红军的进攻和对敌人施行各个击破的突击。因此，我们在苏区红军中就必须集中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在现在，一切分散政策上山主义兜圈子式的逃跑观念，很有复活的可能。同时，“左倾”的没有联系的没有配合的冒进政策，反对集中反对一致的散乱行动，也同样是送给敌人以各个击破之机会的。这两种倾向，苏区的党和红军必须以极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与之斗争。这样才能保障红军在一致的行动和集中的指挥之下来回答敌人的进攻，来击破敌人的围剿。肆、苏维埃政权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十、在现在六大苏区内，还有许多地方是没有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甚至已经建立的地方也许多是些空招牌，这是最不应容许的事。土地革命与创立红军的目的是为什么？不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国民党政权，不建立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如何能取得与保障革命的胜利，如何能实现党之最低限度的政纲，如何能得到与推广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拥护？缺乏建立政权与运用政权的观念，或者企图以少数先锋分子的组织代替广大群众政权的建立和运用，都是极端错误的，苏区各地党部必须予以严重的斗争和打击。因此，现在苏区最紧急的任务，便是普遍的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与在已有政权的地方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选。选举的办法，可依照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所宣布的条例（原件附）办理。最基本的选举区域是各工厂作坊兵营，城区与乡村；在这里，党要发动起最大多数以至全体的工农兵劳动群众来参加建立或改选自己的政权的选举。各县的苏维埃政府都要在十一月内完全建立起来或改选成功，同时还要选派代表到各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各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尽可能的要在十二月十一日广暴纪念前完毕，能在十一月内便举行的更好。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正式成立各特区的苏维埃政府和选举出席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代表。各苏区的管辖范围，不仅这六大苏区的内部要能都建立起地方的政权，要能都有代表出席各特区的苏维埃大会，并且对环绕在它们周围的敌人统治区域，也要派人去工作，最好也能有赤色工农群众团体选出代表来参加各特区大会，以扩大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十一、在改选[举]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运动中，要将中央苏准会所宣布的一切法令草案（原件附）在群众中广为宣传，要使这些法令的根本原则与具体规定能成为苏维埃政权一切设施的标准，并且要成为工农劳动群众根本拥护的政纲。不仅这样，共产国际和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原件附），尤其是关于党在苏区的一切政策，必须经过党团的活动，而成为各级苏维埃的施政方针。各级苏维埃政府树立起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要吸引工农劳动群众中最积极最有威信的分子，尤其是工人领袖，来参加政府机关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在政权中要肃清一切富农成分，政府机关中不应容留消极怠工腐化分子尤其是官僚主义分子在内，要彻底肃清旧政权基础上的官僚制度。目前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设施，自以服从于方开始的革命战争的利益为前提，但同时又应注意这一革命的国内战争是方局部的开始，还需要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组织来参加。因此，工农苏维埃政权下的群众斗争的发动是要与巩固和发展这一政权相适应的。十二、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或改选，都必须与选派代表到全国苏维埃大会与建立中央临时政府的任务联系起来。没有广大群众对于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真切的认识和需要，没有广大群众起来拥护这一全国临时政权建立的运动，全国苏维埃政权决不会突然建立起来的。即勉强建立，也不能成为领导群众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因此，要使广暴纪念节的全国苏维埃大会能开得成功，必须先努力于各地苏维埃之建立和改选。假使因为发动群众的缘故，各特区的苏维埃政府与派赴全国大会的代表不能赶在广暴纪念节前选出，则全国大会可依照实际情形延长到明正开幕，各地对这一改选怠工，固绝不容许，但如对选派代表采取敷衍塞责的办法，那简直是罪恶，简直要断送苏维埃政权在群众中的威信。派选代表的方法和比例人数均依照中央苏准会所颁布的条例（原件附）办理，如各特区的情形（即管辖的地方与工人的成分）有变，亦得酌量增减代表的人数。各特区的代表选出后，须立即送达中央区，交通的路线另附图表说明，各地亦得依照实际情形自行变更，惟目的必须使各地代表能够全数到达中央区。中央区亦必须在各要隘多设大会代表招待处，以便引导代表到会。十三、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及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法，中央苏准会已有了大致的规定（条例附），更具体的可在大会中确定。政府组织系统见附图一；其中须指出的是湘鄂赣赣西南虽合称中央区，但仍设各特区苏维埃政府；各特区等于省，特区下暂只设县或独立市苏维埃政府，直接受特区苏维埃政府管理。十四、在苏维埃政权中，军事指挥系统应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下之革命军事委员会。但依目前情况，在有些特区里（与中央尚隔离着敌人统治的地方）亦得设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直接指挥其属下的红军及一切武装力量，其大概组织系统如附图二。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各特区政府亦居于隶属关系，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绝对的，可以变更特区政府的决定，其相互关系见附图三。革命军事委员会有全权指挥所属的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或特区委员会可以变更其决定。地方政府与地方党部均无权干涉。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内部组织，在目前宜放其工作重心于参谋部，范围不宜扩大，政治部的中心应在师和军。其组织系统如附图四。十五、站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观点上，各苏区应厉行肃清反革命的工作。这一工作，不仅要将一切反革命的组织肃清，将一切反革〈命〉的分子逮捕，将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消灭，同时更应该注意政权内部政府机关中，红军赤卫队中，工农劳动团体中，文化教育经济机关中，甚至共产党青年团中有无阶级的敌人反革命的侦探暗藏在内，有无进行破坏政权破坏党尤其是破坏红军的阴谋和组织；这都是极严重的问题，需要党和政府及工农劳动群众随时的予以注意，一有发现，便立即予以解决。因此，各苏区在革命胜利的第一秒钟便应有肃清反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施行对反革命的镇压，同时就要逐渐的开始筹备并建立自上而下有系统的经常的，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和工作，以执行保卫和巩固政权与党的领导的任务，肃反委员会要吸引工人雇农贫农等组织中的积极分子来参加，要经过这些工农团体的帮助，立即组织特别队伍，在城市由工人充当，在乡村由雇农贫农苦力及手工业工人充当，来施行对反革命的恐怖斗争。但恐怖宜有系统，应打击反革命的头脑。肃反委员会在革命胜利一开始时，即应有地方上军阀官僚高利贷者豪绅流氓一概的头目拘捕起来做抵押；同时并通告全体群众说：这些抵押人应负地方治安之责。在乡村中便应拘捕地主绅士做抵押人。对这些人的处置要依照他们所应负的责任与群众对他们憎恨的程度及为着工农民权独裁的利益来分别处理，最低限度也要是监禁。肃反委员会应登记人民的枪械，以备意外的收回。在胜利一开始便须解决商团民团流氓和土匪的武装。私藏军械的概须处死刑。肃反委员会在胜利第一天便应开始人民的登记，特别要统计曾经服务于旧式军队军事政治机关的人员，因为他们有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中坚的可能。凡一切地方绅士商人地主的团体都应完全解散，反动分子组织任何团体之企图，都应予以严重的惩罚；尤其是在红军中，只承认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唯一的领导，――唯一政治路线的领导，一切其他政治派别乃至于其他政治倾向与党内小组织的活动都绝对不容许，都须以破坏军队破坏党的威信来论罪。在肃反委员会之特别队伍外，为着维持革命秩序，镇压土匪，镇压流氓骚扰，镇压反革命起见，要建立起经常的城市的赤色警卫队和乡村的赤色警卫队，赤卫队即以各苏区之农民赤卫队充当，城市的赤色警卫队的主要成分应当是工人，下层的贫民亦可吸引，但旧时的警察和流氓不应当容许其加入。肃反委员会要随着它自己工作的深入与有系统，逐渐开始政治机关中红军中各级“政治保卫局”的建立。凡政治保卫局建立的地方，肃反委员会的名义便可取消，委员会可成为“政治保卫局”的委员会，特别队伍可改编为“政治保卫队”，但其中的人选和成分还须经过党部最慎重最负责的考查和决定才得继续□任，尤其要以这一肃反过程中各人工作的成绩与能力来做主要的标准。政治保卫局的一切组织条例与工作范围，另文通知（见附件）。这里，我们应特别指出第一次攻下长沙时的大烧衙门洋行机关的办法，并不是肃反的工作，相反的，正是移转革命群众仇恨的目标到不可能负责的□□上，而放松了疏忽了对于反革命的拘捕，以致一切反革命的头脑都得从容逃出长沙，甚至□能在长沙进行反革命阴谋的计划，连旧时站岗的警察还能改换装束，在街道上来往替敌人作侦探作间谍。故红军一退出长沙，这般人便成为屠杀工人贫民的唆使者告密者与直接的刽子手。这是何等严重的错误！另外，在一切苏区没有建立起“政治保卫”的工作，也正足以说明敌人所以能在苏维埃政权内部进行反革命的阴谋和组织而一无阻碍的主要的原因的所在；这都应特别注意的。伍、土地分配问题和经济政策十六、苏维埃区域里政权的巩固，首先就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然后才能够得到广大的贫农中农群众的拥护。第一，一切地主的土地庙田祠田以及其他大私有土地者的土地，无条件的完全没收，（半地主富农出租的土地也完全没收）。第二，各乡的田地，由该乡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执行平均分配。第三，分配的标准应当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混合标准，就是：凡是乡村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公民都有分配土地的权利。第四，没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十六岁以下的儿童，衰老残废的人等）各归家庭或者寄住入家担负供养，――按照这种担负的轻重，可以在分配的时候，对于担负较重的人酌量增加些土地。第五，每人（有劳动力者）的“分配亩数”（分配时应得的亩数）和“附加亩数”（因为负担供养无劳动力者而应得增加的亩数）都应当由当地的苏维埃（乡苏维埃或区苏维埃）适合各地情形去规定；但是每人“附加亩数”不能够超过每人“分配亩数”的四分之一（这是大致的标准）。第六，一乡或一区人口过于多而土地不够分配〔分配〕的时候，可以酌量情形迁移一部分居民到邻近人口较少的地方去，以便于实行比较适当的分配土地。第七，红军兵士的家族在没有人能够耕种的条件之下，可以由各地苏维埃设法使人代耕。第八，没有容养之处并且没有劳动能力的孤寡，由当地苏维埃实行社会救济。凡是以小经济的方式经营的农业（例如竹林，桑田等等）亦由当地农民群众决定分配方法。注：举例来说：某乡每一有劳动者的分配亩数，假定是十亩，他还有未成年的八岁女儿一人，或六十岁老母亲一人，那么，他还应当得到附加亩数若干――应当在二亩半以下。每人所得分配亩数较多的地方，甚至可以规定每家负担供养一个以下没有劳动力者的不附加亩数；附加亩数从负担两个以至两个以上没有劳动力者的再递加上去。共耕制度，必须是不得已的时候（例如贫农分得土地而没有充分的耕具的时候），由自愿的农民自己订立契约去实行，――不应当由政府强迫行施。苏维埃政府应当竭力替〔赞〕助制造耕具的手工业或合作社的发展，设法帮助贫农能够用贱价购得耕具，没收地主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耕具，要适当的分配给贫农。雇农在土地分配之后，仍旧继续做雇农的，不但党应当组织他们的雇农工会，并且政府对于他们要实行劳动法的保护，赞助他们的斗争。雇农要求分配土地的地方，党应当赞助这种要求，并且应当注意帮助他们得到耕具。这种初步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在现在的各苏维埃区域之中就必须坚决的执行。这就必须反对富农的一切阴谋，――富农阻碍土地革命的方法往往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之中表现出来，例如反对重新分配，反对依照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来分配，或者在分配的时候用种种方法想取得更多的更好的土地。党必须去揭发这些阴谋，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和他们奋斗，现在各苏维埃区域之中，在土地问题上，投降富农，而不彻底进行土地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的危险，各地党部必须集中火力来反对这种倾向。同时，在土地问题上，亦必须加紧反对“左倾”的错误。“左倾”错误的表现，举例来说：就是（一）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这种口号事实上是帮助富〔富〕农，使他们借口“共产党要没收人人的土地”来煽惑中农群众。（二）勉强的实行共耕制度，认为是集体农场或国立农场，并且以为这就可以训练小农的“共产”观念，扫除私有倾向。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三）现在就用政府的法令或者用党的决议禁止土地买卖和租借。这在现在亦还是过早的办法。这些办法，都会引导到脱离全国农民群众的后备军的。总之，共产党的土地政纲，要使全国群众明白的了解：――无产阶级的政党是要领导农民群众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的原则，并不应用到农民身上，并且不应用到富裕的中农身上去，平均分配土地的结果，在推翻军阀统治（取消军阀的一切捐税）和没收地主的土地（取消全部地租）的条件之下，决不是侵犯中农利益的，而且对于中农群众有极大的利益，土地革命的利益首先应当及于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要团结中农于自己的周围，反对富农的剥削。这些，是现在情形之下的中心问题。现在各区域实行土地革命的过程之中，一方面肃清封建残余，消灭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别方面也就开展广大的阶级斗争――雇农同着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所以，就要广大的宣传土地国有的政纲――说明只有工农民权独裁的胜利推广到全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来保障土地革命胜利的巩固，才能进一步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业化之下，改造农业经济的技术基础，同时进行真正的集体农场和国立农场的建设，这样，然后才不是空消灭小农经济，而是真正的改造小农经济到社会主义的经济，真正开辟彻底解放农民群众的道路。十七、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应当在容许自由贸易的原则之下，实行抑制剥削分子的方针。现在各区域的苏维埃运动――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军阀统治的推翻，――一方面肃清封建残余，别方面就开展广大的阶级斗争。苏维埃政权是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它应当站在发展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来执行自己的经济政策。第一、是在确定劳动保护法之下，实行工人团体监督生产的原则。工厂或作坊之中，工厂委员会或作坊委员会对于厂主实行生产监督。手工工人和店员就经过各业的职业工会，监督店东。监督生产的任务是防止或揭发厂主店东的怠工，投机，破坏金融，紊乱市场以及其他反革命行动。对于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的厂主，要有严厉的处分，一直到没有〔收〕他的企业（对于外国人暂时亦这样办），这种对于生产的监督，必须有坚强的群众的工人团体，方才能够顺利的进行，方才能够保证政府法令的实施。同样，劳动保护法的实行，劳动条件的检查，失业的救济等，也必须有坚强的工会组织，做政府执行这些法令的支柱。第二、是实行统一金融的调节市场反对高利贷政策。首先要开始统一金融和统一币制的规划，禁止商人私自发行纸币，把发行纸币的权统一在苏维埃政府银行手里。同时，实行统一度量衡的规划。这样才能在自由贸易之下，尽可能的调节市场，抑制剥削。钱庄当铺等高利贷机关完全没收。――当铺之中贫民所当的东西，一概不取本息按票发还，由政府银行及其分行实行最低利息以至无利息的借贷，帮助贫农，尤其是贫农。这样，才能实际的进行反对高利贷的斗争；这样，同时实行严厉的惩罚法定利率以上的高利贷，才能得着充分的成效。第三、实行累进的统一所得税。对于城市商人实行累进的所得税，而对于一定收入以下的工人贫民，完全免税。取消一切军阀统治之下的各种捐税（厘金等等），对于乡村亦是如此。经常的税则之外，遇见特殊需要的时候，由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正式决议征收公益费，这种决议的通过和讨论，最好要有广大的工人贫农群众参加；这种公益费的负担，也要加重在富裕的分子身上。第四、实行合作社运动。首先就是贩卖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合作社的组织，在苏维埃政府赞助之下，必须吸引广大贫农和工人自愿的参加，要有群众社员的严密监督，使富农投机商人不能利用。农产品的输出和工业品的购买，在贩卖或者购买合作社的经营得法的情形之下，将要是反对投机商业的一种有力的武器。第五、特殊政策。现在一般的实行集中供给（政府专卖等）或者强制的调节物价，是要避免的过早的办法。这种特殊政策，只有在军事上的必要，或者反对投机商业和商人怠工的必要时候，对于某些货物可以暂时实行（盐、煤油等等）。而且这些特殊政策的决定，必须经过苏维埃正式会议，必定要由广大群众自己的要求并且参加讨论而决定。即使决定了实行这些办法，也要尽可能的避免政府机关专卖的方式（因为这是需要庞大的机关的），而最好由政府规定法定价格，经过群众团体（工会，贫农团，合作社等）去监督实行。对于非苏维埃区域商人来贸易，可以规〈定〉相当的办法，加以调节（如一定的税则，禁止输入出某种货品等）。至于其他实际政策，例如革命法庭的建立（没收反革命的商人富农财产和土地的办法等）婚姻登记的简易法令，教育行政等等问题，都应当根据共产国际和三中全会的议决，决定具体的办法去执行。经济政策上面，同样要反对“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例如无必要的破坏政策，无组织的没收办法就是“左倾”的错误；简单的“保护商人”口号，实际上放任剥削投机的政策等等，便是右倾的错误。陆、苏区之党的组织十八、依据三全扩大会组织决议案（见附件）的规定，党在苏维埃中央区设立中央局，直接指导各苏区之党的特区委员会。在有些苏区与中央区还没有打通时，则这些地方的特委，仍暂依原有关系属长江局或南方局，惟一经打通，则立即改隶〈苏〉区中央局。在中央区内湘鄂赣赣西南两特委仍依原规〈定〉的设立，闽西东江两特委合组为〈闽〉粤赣特委。鄂东北皖西两特委合组鄂豫皖特委。特委下依地势与地区宽广的需要得〈于〉某些地域内设分区委员会管辖这些县委。分委驻在地点得依照国内战争的需要不机械的固定于某一县。有时或因地势的便利和指导的灵便，驻在于多县交界的中心镇市。分委的委员人数三五人即足，专门负责者至少要两人，其他得以所在地的县委委员兼任。苏区之党的组织系统如附图五，但各地情形如有变更，亦得斟酌增减。十九、苏区之党的中心组织，仍在地方党部，因此，县委以及城区乡区的委员会，必须尽力加强自己，要吸引支部中积极斗争的分子，尤其是工人干部来参加指导机关，来学习指导工作。县委区委中必须尽量淘汰腐化消极动摇的分子，必须表现党的指导机关的最积极性。三全扩大会组织决议案中指示的苏区的党的组织工作，要求得全部的实现，尤其重要的是关于党员的发展要有计划，各级党部要实行自上而下的检查工作，要实行必要的改造。在革命战争区域党内要实行军事纪律以加强党员的责任。县党部的管辖区域为便利于革命的发展和革命战争的联系，有时得不限于旧的县治，或两三县合组一县委，或将这一县某几乡区划归另一县委管辖，但一般的原则，仍依旧时县治为中共各县委管辖区域的标准，县以下乡区的划分亦然。二十、苏区各级党部与政权的关系，是要经过党团的活动从中起领导作用的。这一工作方式，从中央政府直到乡村苏维埃政府，各级党部都应一致遵守，一致的肃清党代替政府的根本错误。在政府中，要尽量的吸引非党工农群众来参加工作，要使广大群众了解党是党，政权是政权，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作用，只是司舵的对于全船的作用一样，而保卫和管理这只船的责任还是属于群众自己。党为对于保卫和发展政权的武装力量要保障它在政治上的坚定和行动上的一致，得直接的对革命军事委员执行政治上的指导，得经过政治委员的制度和政治部及党的组织施行党在红军中的监督和领导的责任。这中间，党与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相互关系，应依照附图六的规定执行。柒、苏区的群众组织与群众工作二十一、在苏区的群众组织问题中最中心的是如何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与无产阶级和乡村贫农的结合；这里，首先就需要注意到苏区城镇工人乡村手工业工人苦力的工会的组织，雇农工会的发展以及贫农团的创立。在现在许多苏区中，手工业工人决不在少数，如赣西南便有四十多万手工业工人，我们却未将他们完全组织起来，即已经组织起来的，也不被党所重视，甚至工会的领导权竞落在雇主东家的手中，阻碍着工人斗争的发动，这是最不应容许的事了。苏区中工人的组织如此薄弱，不仅要削弱了工人阶级在政权中革命战争中的坚强领导，并且影响到党在苏区之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政策，而使党要浸化到农民意识中去了，这是最危险不过的现象！现在各苏区必须以建立与发展各城镇的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的工会为组织上最中心问题。必须在这些工会中肃清一切雇主东家乃至包工头的成分，必须发动起群众的力量来争得自己的利益。要求得自己生活的实际改善。要取消包工制，要援助和组织学徒之反抗压迫与虐待的解放运动。不仅这个，这一切工会要成为城镇苏维埃政权的柱石，要成为工农劳动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运动的领导者，要成为输送工人干部到红军中去枢纽。同时，这些工会会员更要成为各城镇的赤色警卫队的骨干。这一切都要由党经过党团活动的领导，使各工会都能自立的发动起群众来求实现。自然苏维埃政权是站在工人阶级这一方面的，它要帮助各工会实现自己的要求，它要以政权的力量制裁资本家的抗拒，但基本的力量还须建筑在群众的发动上。假使在私人资本的企业中，不发展罢工斗争，那简〈直〉是最大的危险。但在这里，不要忘记保卫苏区及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合，应当将工人的利益与农民土地革命的利益以及反帝国主义的利益联合起来。至于苏维埃政府自己的企业，则工会在这里的任务完全是另一样，它拥护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时还必须提出积极的发展和巩固苏维埃的工业的任务，这也就是要使工人中积极分子参加到苏维埃的工业的领导地位中去。同样，在乡村中手工业工人苦力的工会也应当普遍的组织起来，它与农民的关系较诸城镇的工会更加密切，它的下层基本组织如苦力手工业工人小组都必须参加到乡村的贫农团中去，如雇农小组一样从中起领导的作用。雇农工会在乡村中依经济关系来说，它的地位较乡村中的手工业工人苦力工会为更重要，它应该是实现无产阶级在现时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重要工具之一。它要普遍的在各地发展起来，即使这一乡村仅仅有几个雇农，也必须将他们组成小组，加入到以区为单位的雇农工会中去；同时，这一雇农小组更加入当地乡村的贫农团中去。有人说，土地平均分配后，雇农将不复存在了，这是极端错〈误〉的想法。平均分配土地只是土地革命深入的初期的事，它是用来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关系的，但绝不能说它将也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空想；相反的，在消灭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军阀制度和高利贷的剥削之后，资本主义特别在农业上一定要表现向前生长的趋势。另一方，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只有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才能代替它；这样，就要更加多了农业工人的数量。所以雇农工会的组织在现在是反富农斗争的柱石，在将来革命转变时，它将要进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社会力量。这一切工会的组织系统，在城镇，产业工人依产业为标准，手工业工人店员依职业为标准组织自己的工会。在乡村，手工业工人苦力雇农各以区为单位组织自己的工会分会，在一乡一村中则组织雇农苦力及其他工人的小组成为这些工会的下层基础不论某种产业工会或手工业工会，苦力工会，雇工工会都要有他们自己的全县工会乃至全特区的总工会；至全县的总工会是包含各总工会及城市的各工会两种组织而成立的。全部的工会组织系统见附图七。国际决议案指出产业工人工会对于雇农与苦力的工会，必须有―种“领导制度”，这是很必要的，具体的办法，如指定安源的矿工工会对于其附近几县的雇农工会实行“领导制度”，它便应在经常关系上，特别负起一种领导与帮助的责任，尤其要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去帮助这几县的雇农工会去发展组织和建立工作。二十二、贫农团是用以进行反富农斗争而团结中农在其周围的。贫农团应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发起，它是一种社会团体的组织，与雇农工会同成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它的组织成分应包含贫农雇农苦力及乡村中其他工人；雇农苦力及其他工人即以各自在一乡一村中的小组在贫农团中起领〈导〉的作用，同时受自己的工会指导。贫农团的组织只限于一乡一村，在特别情形之下为对于某一特别问题的讨论可由区的雇农苦力手工业工人各工会召集各区的贫农团开联席会议，贫农团的会员虽只限于贫农以下的人，但绝对不是反中农的；相反的，它应在一切活动中吸引中农于其周围，应推选中农的积极分子到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各种委员会中去参加工作，应组织中农到农村中各种补助团体如文化教育组织以至武装组织中去，以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在苏区内，农民委员会的组织，应随着农村苏维埃政权的成立而消灭的。农民协会组织的消灭应依照国际农民问题决议案的指示办理。苏区内以及苏区附近的旧式农民武装组织，如小刀会枪会等或会党如洪江会三点会等，党必须严重注意他们中间的领袖，党必须以全力夺取他们中间的群众放在党的影响与共产党员的直接指导之下。在这种工作过程中，农民的旧式武〈装〉组织必须改编到赤卫队中到红军中去，会党的组织，必须逐渐使它瓦解消灭，起码要做到使群众脱离其领袖，改变其神秘的生活，这就要一开始便吸引这些群众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要使他们中间有急烈的阶级分化，不仅农民与地主，还有雇农贫农与富农。这些领袖，即使不是反革命的，也要极谨慎的处置，假使整个组织已在进行反革命的阴谋，苏维埃政权，便应当以对待反革命组织的革命手段迅速的予以处置，但其中如果有被胁迫的或盲从的群众，则便应分别处理。至对土匪的办法，也大致准此原则办理。二十三、苏区对于劳动群众尤其农民的迷信问题的政策，应依照国际农民决议案的指示执行。在这里，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就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现在有些苏区，简直不承认这一工作的必要，这是极错误的。目前在战争时期，固说不上文化教育能做到怎样普遍，但已必须开始注意和领导群众自动的进行这一工作，尤其要就它成为一种运动来动员群众。初级的与职业的学校的组织是需要的，尤其是识字补习学校更应该普遍在各乡各村设立起来。学校教育的主旨，自要以灌输共产主义的阶级教育与启发对民权革命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信心为原则，但同时必须联系到当地的实际斗争和当前的革命战争中去，且必须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能不离实际工作的训练。其他俱乐部游艺会体育团体等等组织应依据各地情形为适当的建立。总之，这一切文化教育的组织，都是为的团结更广大的劳动群众增长他们的战争能力的。二十四、苏区中城镇贫民，应有贫民协会的组织，成为苏维埃政权下一种社会团体，它应成为拥护苏维埃政权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的一种组织力量，它应成为工人阶级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在城市的主要同盟军。这种贫民协会只能包含不剥削他人的独立劳动者与自由职业的下层分子，它只能有成〔城〕镇的组织，不需要有上层的联合。同时，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组织，苏区中也应广泛的组织起来。在城镇中，工会是它的主力，贫民协会也要加入；在乡村中，雇农工会贫农团要成为它的骨干，并应吸引中农分子加入，以扩大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战线。二十五、在苏区中的青年群众组织，除青年工农劳动群众得各依照其社会地位分别加入各种工农贫民组织外，并得进行各种青年附属组织以至少年先锋队劳动儿童团等。这些少年先锋队劳动儿童团等组织可有他自己的组织系统，但在军事行动中少年先锋队须服从当地赤卫队或城镇中赤色警卫队的指挥。妇女群众在苏区中，不需要独立的组织，应按照她们各自的社会地位分别加入各种社会团体。她们在这些团体之中，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并且党团在这些团体中，尤其是在工会贫农团中，应特别注意推举女工农妇的积极分子到指导机关中参加实际工作以培养她们的作事能力。捌、苏区的武装组织与红军的改编二十六、苏区中武装组织的主力是工农红军，在现在它已经成为组织革命战争的中坚力量；因此，各乡村的农民与城镇的工人贫农〔民〕更需要普遍的武装起来负起自卫的责任，一方面来巩固红军与敌人作战的后防，另一方面还应受着红军的指挥进行扰乱敌人防线的游击战。在这里，苏维埃政府需要宣布一种军制，凡是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不剥削他人的劳动男女，统有权利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政权。这种普遍的武装，在城镇为赤色警卫队，在乡村为农民赤卫队，赤色警卫队分常备后备两种：常备队脱离生产专门负保卫地方之责，后备队仍不离开工厂作坊及他种职业，惟须有经常的武装训练，在目前内战状态中，须准备随时可以动员。农民赤卫队一般的说均是不脱离生产的，但它的组织与训练是准备随时都可以动员的，尤其是捍卫地方上，各乡村的赤卫队要做到只要一闻警号随时都可以集中。各区苏维埃政府为执行保卫地方之责，可依照当地情形酌调一些赤卫队暂时脱离生产，至区政府所在地驻扎。这种调派，最好能带有轮流的性质，使全区赤卫队都能受到集中动作的定期训练。在赤卫队与红军的中间有游击队。一般的说红军是由游击队中生长出来的，现在各苏区应使游击队变为红军的正式后备军，并且要使这种后备军成为一种正式军制。在苏区各县都应有红军后备军的组织，它的编制应包含着从志愿兵制生长到征兵制的过渡作用。他经过赤卫队的动员，经过工会贫农团，以及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帮助，要使十八岁以上之不剥削别人的劳动男子都能自愿的向红军后备军部报名。红军后备军在原则上是不脱离生产的，但有些游击队是不受这一限制的。不过凡是脱离生产的部队，便应很快的改编到红军中去，成为正式作战的队伍。关于征兵制的宣传，现在在苏区内亟应开始实行，要使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了解只有自己武装起来保卫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苏维埃政权才能巩固和扩大，才能争取在全国的胜利。所以苏维埃红军的征兵制是为着工农劳动群众自己的，是为着本阶级利益的，它决不同于封建军阀的抽丁，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征兵制是为着他阶级作压迫本阶级的工具的。因此，苏维埃的军制应这样说，只有不剥削别人的劳动男女才有权利武装自己，保卫和发展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为着统一各苏区的武装组织和编制，中央特草一种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军制草案，约具有原则上的规定，交各苏区试用；草案见附件。二十七、从两三年来红军生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从最近红军两次攻取长沙的过程中，我们可看出主要的教训是：一、红军现时的作战已超过了过去游击战的范围而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战争状态；因此，小规模的游击队已不复能成为这种革命战争的主力。二、红军的成分大部分尚还不是以雇农贫农苦力作基本部队，即最有力的四五军也还是以士兵成分作骨干，二军更多是土匪流氓的成分。红军的主要干部尚多不是工人，第三军甚至将安源七八百工人编成一团，而不将他们训练成干部，成为红军的中坚。党的组织与威信在有些红军中还是很弱的。这样，就指明了红军的加强与巩固成为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三、过去红军为适应游击战争的便利起见，各军的纵队（团）编制多受着地方性的束缚，多寡不等，配合不匀，力量不均；这样综合起来的各军也彼此差别很大，仍只宜于游击战而不适于国内战。四、在红军作战方面，还多习惯于游击战野战山地战而不习惯于炮垒战，阵地战或街市战。五、红军各部队在指挥上直到现在还没有统一起来。虽然过去已有一二三集团军的组织，但集团军之上却无最高的指挥，集团军之外的各军也无居中的指挥，这都是很△△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不是放弃游击运动，并应推广其发展到全国，但无论如何目△△事上最中心的任务，还是在创造一些能担当国内战争任务的红军的“铁军”。组织这样子的红军的主要问题是：第一，要改编与整顿红军现有的力量。依照最近中央军委扩大会通过的编制草案（见附件），将现在主要部分的红军改编为七军。新编制的特点是在遵照国际的指示，充实各军各师各团一直至各连的人数，要使它能担负起大规模作战的责任；同时，又采取极灵活的编制，准备随时随地夺取了敌人的武器便立即可拿来使用，在各级编制中更包含有补充队伍，准备吸引使用旧式武器的农民游击队来参加，以扩大战斗力。改编的次序，第一集团军改编为第一军，第三集团军改编为第二军，第二集团军改编为第三军，原第一军，第十五军，第九军合编为第四军，原第十军编为第五军，闽西两军东江一军合编为第六军，原第七军仍编为第七军。这里边，自然许多不足成一军的，可先开始组织一师或两师，最能做到足额的是第一第二两军，次之为第四第六两军。其他部队则暂随各地情形定其名义，如在邻近上述七军的地域，则可编为独立师团等，直属于上述七军之一。第二，成分方面要大批吸引失业工人去参加，而根本肃清富农分子出去。要以雇农贫农苦力为基础，最好是他们自己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而他们的子弟来当红军。中农与城市贫民的成分也要引导他们来参加红军。要输送大量的工人干部到红军中当政治委员和军事指挥，要有计划的有决心的培养这些工人干部。在中央苏区要办一大规模的红军干部学校（计划见附件），各特区也要办较小的军事政治学校，在敌人统治〈区〉域，中央准备在半年内要输送大批的经过训练的工人干部到各苏区的红军中去。第三，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提到最高度。党要经过党的支部组织，经过政治委员制度，经过政治部工作，使党的威信日益建立和提高起来。这首先便是政治委员应有的权限要完全实现起来，他要成为一军的主干，他有监督军事指挥员的权力，他有管理政治部与指导党的组织的权力。过去有不少红军对于政治委员的职权还不甚予以尊重，甚至还有因袭国民党的残余习惯，视政治委员为无足轻重的，这是最不应容许的事。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要使他的权限逐渐缩小一直做到消灭。当然新创立的红军或是新从敌人军队中瓦解过来的红军，还是要经过兵士委员会这一组织作用的。（一切政治委员政治部及党的组织法和工作条例见附件）第四，在正式红军的周围，仍然要能运用广大的农民赤卫队与游击队来增强红军的战斗力。因此，游击战术是绝对不能取消的；相反的，正因为我们红军能运用游击战术，才更易比较敌人占战略与战术上的优势。但同时红军却绝不能丝毫忽视与目前敌人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战略与战术上的布置，使游击战术的运用要能与它配合起来。第五，在敌人军队中的工作，从红军苏区去进行比较从敌人统治区域去进行为更易见效，因为它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可以使敌人的兵士认清自己的出路。最好的鼓动员组织员是原先俘虏过来的或倒戈过来的敌人兵士，他们再回到敌人的军队里去做工作，比任何人都要有力。第六，红军军械与给养的来源，只能把军阀军队当做目标，应当根据△△△△息，实行袭击敌人的后方辎重队和交通队。为这个目的，实行袭击与暂时△△△△个苏区外的大城市而不预备长久的停留（尤其是对于有小兵工厂或修械厂的城市）是有益处的。在苏区里也要建立自己的小规模的制造子弹与修理枪械厂；这一工作是需要从敌人兵工厂中吸引工人特别是有手艺的工人去建立的。第七，红军中的探访与交通，决不是技术问题，在今天更成为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敌人军队的一切行动，假使红军不能事先一一知道，则在作战上特别是今天需要大规模的冲破敌人包围计划的作战上，将会蒙着很大的不利。第一次红军退出长沙，完全是吃亏在没有探访的工作。交通问题特别是苏区与敌人统治区域的来往，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的关系必须尽可能的与尽最大速度的将它们打通，这首先便需要交通站在整个苏区与苏区附近的敌人统治的交通要道上完全建立起来。要使苏区的交通网与我们在敌人统治区域的军事交通网能完全衔接起来。至具体的计划另文规定（见交通网之建立计划附件）。第八，在改编红军计划之实施中，要注意反对现在红军中几种不正确的倾向，如地域观念，保守观念，小组织倾向，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无组织的倾向，农民意识流氓意识等等，这都须要根本肃清的。至改组派，取消派在红军中的活动，党必须依照红军需要统一政治指导的原则，认定他们是来破坏红军破坏共产党的领导的，对他们只有执行军事纪律的制裁。（红军纪律条例见附件）二十八、在苏区中青年工农的武装组织，为少年先锋队，它应有独立的全国的组织系统，但在军事行动或罢工斗争时，应受农村赤卫队或城市赤色警卫队工人纠察队的指挥。少年先锋队在年龄的限制上应同于青年团，由十四岁到二十三岁，但当着青年工农已加入赤色警卫队或赤卫队时，便无须再加入少年先锋队。同时少年先锋队亦应负责介绍得力的队员到赤卫队中到红军中去，尤其是介绍青年工农到红军中去更是苏区青年团的主要任务之一。〔5〕中央政治局月日通过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时间是根据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判定的。〔2〕指湖北省之通山与大冶、阳新地区。〔3〕指今湖北省之黄梅县和广济县。〔4）指湖北省西南部之秭归、巴东、恩施、鹤峰地区。〔5〕本文所列附件、附图等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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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三全扩大会的总结与精神（一九三○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三全扩大会的总结与精神（一九三○年十月十二日）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们：扩大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业于九月间开过了。这次集会是在中共第六次大会两年之后，二中全会一年之后，正当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着极大的经济恐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伟大的兴盛，世界革命运动亦正开始高涨，而中国革命斗争在全国政治经济危机急剧的发展的基础上，已开始了新的时期——开始了革命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的时期；因此，它负有极大的历史任务——要解决目前许多严重的策略问题。同时，在今年夏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曾有多次会议，通过许多关于具体策略问题的决议案，如政治任务，组织任务，职工运动，农民问题，苏维埃建设等等等，需要中国党来切实讨论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正当这两三月中因为对革命发展的形势，在程度上与速度上有了过分的估量，以致在部分的策略上，工作的布置上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嗣经过国际指正之后，中央政治局坚决的执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开始策略上必要的转变。这样，就更加重了三全扩大会的本身任务。三全扩大会到有中央委员十四人，参加同志二十二人，经过会期五天，在国际训令的指导之下，在全体的一致精神之下，很顺利的达到它的成功。会议中通过接受国际决议的政治组织职工运动三决议案，通过对中央工作报告的决议案，通过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及其它几个决议，最后，并补选中央委员七人，候补中央委员八人，审查委员二人。※※※三全扩大会首先肯定的指出：在全中国革命新高涨的形势之下，中国党一年来有了大的发展，中央的工作有了大的进步。这个发展和进步是：全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党员的数量增加到十二万以上；党的政治影响扩大了，《红旗日报》在秘密中发行到一万份；党领导群众斗争的力量和组织能力都加强了，赤色工会发展到十万多会员，苏维埃区域包括有将近三百县，正式红军有十万，农民赤卫队在百万以上；尤其是党内反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的斗争，反右倾调和派的斗争，都收到初步的成功，使中国党能在思想上组织上得到巩固的发展，而走上更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因此，全会认为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与国际的路线一致的，只是在这复杂的政治变动中，中央政治局却犯了不少的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在去年国际有关于富农问题黄色工会中策略问题的纠正，在今年便是最近三月来关于布置某几个大城市武装暴动，全国总行委的组织，党与青年团合并，对于苏维埃政府对帝国主义策略的不了解等等问题，也经了国际的指示而迅速纠正。中央政治局在每次国际的纠正之后，都能执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与坚决的转变，全会指出这是中央政治局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具体的表现，这是巩固中共党的领导之必要的前提；同时更号召全党在坚决的执行国际与中央一致的路线之下，要实行自我批评来检查各级党部的工作一直到支部，来巩固党的发展和进步。三全扩大会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中共六次大会关于革命高涨必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预言，现在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一切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取消中国革命的谰言，和党内右派认为新高涨已经推迟，甚至将要遥遥无期的悲观论调，禁不住群众革命斗争的一击。在目前，革命新高涨虽“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的形势”——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但发展的趋势，“即使革命形势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几个主要的省份”，即是说目前在革命新高涨的形势下，已存在着革命首先争取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尤其是湘鄂赣在红军两次进攻长沙之后，已显明的开始了以革命的国内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的形势，超过了过去零碎的游击战争的范围。这一形势的促进与发展，却正如国际所指示，“大部分要看共产党有没有正确的策略，首先是能不能正确的解决那领导和发展苏维埃运动的任务”。在这里，国际执委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上指出中共的政治任务要从两方面来实现；一方面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任务是：巩固与发展苏维埃区域，发动更广大的群众，集中与巩固红军的发展，加强党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苏维埃的临时中央的政权，“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另一方面的任务便是：加强党在反动统治区域的城市工作，加紧发展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与赤色工会的组织，加紧发展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发动乡村中的农民战争与敌人士兵的革命哗变，以增加革命的力量；这样便能更加动员广泛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与苏维埃区域里的工作联系起来。三全扩大会完全同意国际关于这两方面任务的指示，认定过去中央政治局为实现这两方面任务之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一总的政治路线，正如国际的指示一样，是在发动和领导群众发展革命斗争，集中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只是在实现这方面任务之部分的策略上与工作布置上，却犯有错误与缺点，这首先便是对苏维埃区域工作注意之不足与对几个大城市布置武装暴动与争取群众的任务没有充分联系，以致造成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这两方面任务的配合，国际指出“党在苏维埃区域里的工作，应当和全中国的行动联系起来”，具体的工作便是以拥护苏维埃运动与全国苏维埃大会的准备运动来联系全国工农斗争的发展与革命的国内战争的扩大。在这里，最主要的任务便是党要从各方面“保障彻底的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党要在一切宣传鼓动工作中，指出苏维埃区域里一切革命的设施与工农劳动群众之真实的解放，来影响全中国工农劳动群众的斗争与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运动。三全扩大会更号召全党从双十节拥护苏维埃运动起，要更加将这一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与一切群众日常斗争联系起来，与发动工厂作坊中农村兵营中群众大会选举自己的代表到全国苏维埃大会去的工作联系起来。三全扩大会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在苏维埃区域里的中心问题首先是建立一两个以上的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为要使苏维埃区域巩固的发展，有阵地的向外扩大，有后方的向前进攻，组织已经局部开始的革命战争，党必须注意在现在已占胜利的苏维埃区域里建立一两个以上的军事根据地；在这里，要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要将所有的农村基本群众武装起来，要肃清一切残留的反动势力，要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要加强党在这一区域里的领导能力，使敌人一切清乡围剿的计划完全失掉它的作用。这一根据地的解释，要绝对反对“割据偏安”“和平保守”的观念利用它来发展；相反的，我们要从这些根据地的配合与联系上，发展与扩大上，来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一形势在目前湘鄂赣三省是最有这一可能的。建立革命的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竭力去开展正在斗争的群众的鼓动和动员”，是在集中正在开始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领导。在政权中，要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要肃清一切封建残余和富农分子，要使一切工农劳动群众自己参加政权机关。土地革命的利益要使落在乡村中基本农民群众——贫农雇农苦力以至中农身上。平均分配没收来的地主土地，是最彻底的消灭封建剥削的办法，但分配的原则，要防止被富农利用去，——例如主张依照各人所有的生产工具为分配的标准等；同时要不侵害到中农的利益。土地国有的口号是要广泛宣传的，但这一口号的实行是要与全中国的工农民权独裁的胜利联系起来的。苏维埃区域的农民组织，雇农工会是树立乡村无产阶级领导的最基本的组织，农民协会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要使它逐渐失掉它的作用以至于不存在。此外党要领导贫农雇农苦力组织贫农团，树立苏维埃政权下反富农的组织力量。贫民〔农〕团的性质是社会团体，它的主要基础是在乡村中，城〔与〕区不需要组织上层的贫农团，雇农苦力除自己独立的工会组织外，在贫农团中要组织小<组>，来尽它的领导作用。贫农团绝不是反中农的，相反的，它要吸引中农在它的周围，推选中农的分子到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去工作。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一般的原则是：遵守苏维埃政府法律与工人团体监督生产的工商业家，可以容许其营业自由与贸易自由。但某些工商业家进行反革命的怠工关厂以至敢于进行反对苏维埃政府的行动时，苏维埃政府便应对他们采取惩办以至没收的政策。在改良工人生活方面，苏维埃政府应在立法上“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订立最小限度的社会法，确立阶级工会的自由”。党和赤色工会，应当努力去加强苏区工人店员手工工人的工会组织，领导他们的阶级斗争，用群众行动和群众组织的力量，保障并且取得更多的利益。在加强与集中红军的发展和领导方面，第一应使红军的成份比重放在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乡村基本农民群众身上，尤其是青年的雇农贫农与苦力，第二应使红军中主要干部握在工人成份手中，第三尤其重要的是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要提到最高度；在这里，党要加重红军中政治委员的作用，加强党在红军中的支部组织与政治工作。而且党不仅在组织上要肃清红军中一切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的活动和富农分子，并应在意识上要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富农路线流氓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习惯，以至各种不正确倾向，以巩固和保障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之唯一的领道〔导〕。苏维埃政府为更加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为更加能引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为更加能切实准备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战争，应实行向全世界宣布对于帝国主义的列强，苏维埃政府要求他们的公民在中国苏维埃区域之内，应当绝对遵守中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它们的海陆军应当无条件立刻撤退；在这种条件之下，中国苏维埃政府，可以和他们进行外交上的谈判，亦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中国苏维埃政府方才能够保障不进行反革命行动的外国人，得到生命和营业的安全。同时党和一切群众团体更加要动员全国民众进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标明共产党的政纲是要彻底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特权，直到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租界等等。这样，只是更加说明中国工农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在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无条件的解放，而并非对帝国主义有任何长期和平的幻想与妥协的要求。国际决议案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继续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战斗”，“要党去发展并且领导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要党去开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在职工运动中，党要在坚决的独立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之中，去努力巩固和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在国际所指示的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这样，便首先须加强对于群众日常部分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领导，扩大罢工运动和经济战斗以至各业的同盟罢工，发动更广大的政治斗争，联系经济的和政治的要求，去组织更伟大的政治罢工。在反帝斗争中，党要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暴行来引起群众的反抗和示威，要联系反帝运动到拥护苏联的口号上去。在进行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时，党要坚决的反对改组派第三党胡适派以至托洛茨基陈独秀的取消派之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和工贼作用，特别要指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是它们破坏中国工农革命替国民党帝国主义当走狗之联合的旗帜。在敌人统治区域的农村中，党要坚决的发动农民的革命斗争，从抗租抗税的运动发展到农民游击战争，一直到深入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推广和援助苏维埃运动。在北方，党更要特别加紧对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饥民运动与回民暴动的领导。在军阀军队中，党的中心任务，是瓦解敌人军队使之变为革命的力量；因此，在目前军阀混战与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发动和领导革命的兵变，组织适当的兵士暴动，是目前最中心的策略。工人武装问题，党要将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发展成为广泛的工人群众的自卫组织，赤色工会从中争取它的领导。至赤色先锋队应是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人武装组织，它具有暴动时先锋队的作用，但在日常的发展中，它必须与群众斗争联系起来，必须负有发展工人纠察队的使命，而成为工纠的中坚领导力量。三全扩大会承认一年来党在组织上的进步，已成为革命新高涨的基础与前提，可是中共的组织力量和它在群众中的工作，总还是落在这日益加速的群众的革命斗争过程之后。因此，加强主观力量要成为目前党之最迫切的任务。党在目前要最大限度和最大速度的发展党的无产阶级成分和吸引乡村中雇农贫农分子入党，要考察和巩固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工作，尤其是要巩固支部；要加强和发展党内新干部，尤其是要引进工人干部参加指导机关工作；要特别注意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要进行苏区中党的改造，坚决的肃清一切富农成分腐化投机以至官僚主义分子；要特别加强群众组织中党团工作，尤其是支部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这些，都是目前组织上最中心的问题。过去中央因为对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方式有所误解，曾多次将它变成党内的组织，其实行动委员会是适应某一政治斗争或某一群众罢工行动之一种临时集中的群众性的组织。这次，又因为对于全国革命发展的程度与速度，有了估量上的错误，致行动委员会成为全国党内之普遍的组织，并因此取消了团的独立组织系统，障碍了工会的日常独立工作，这更是错误的。三全扩大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在接到国际的指正之后，承认行动委员会在党内的组织是不适当的，并立即恢复了团的独立系统与工会的经常工作。同时，三全扩大会更特别指出青年团在这一年来政治上虽有它显著的进步，但团的工作转向青年群众中去的成绩却很微弱，过去这一党团合并的错误，将更加而且已经助长了党内对于青年团的取消倾向，轻视青年团工作的倾向。全党必须坚决的与这一倾向斗争，必须努力帮助团执行工作上的转变，加强团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倾和“左”倾的清谈关门主义，以及“第二党”倾向等等。同样，党内对于妇女工作的取消倾向也必须坚决的肃清，并要从实际工作中，支部中真正建立起妇女工作。三全扩大会指出过去中央在反对党内无原则的斗争上，尤其是在反对取消派和右倾的斗争上已表现党在思想上的坚定性，已领导全党开始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现在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党内又开始取消派暗探的活动。三全扩大会公开的指出何孟雄同志在上海区书联席会上利用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加以造谣污蔑，公开的向中央进攻，这完全是取消派在党内暗探的作用。这事实上是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一致的路线的斗争。且何孟雄同志这一发动，完全不是偶然的，它自从江苏代表会后累次提出与省委不同的意见，多是从右倾的观点出发的，如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不足，对农民战争的取消主义，认中国革命没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恐惧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否认政治罢工是目前工运中的中心策略，对主观力量落后持悲观见解，这些观点的汇合，遂形成了一贯的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不仅孟雄同志如此，党内确实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这样机会主义的见解，所以全党在忠实的传达国际与三全扩大会决议的过程中，在坚决的执行策略上必要的转变的过程中，首先须防止机会主义的曲解与活动，要与它作坚决的斗争。同时，三全扩大会承认伴着革命新浪潮而来的“左”倾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倾向，亦已在党内发生，尤其是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在农村中的烧杀主义，动摇中农的行动等，亦成为目前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组织革命战争在工作上的障碍。这些“左倾”的错误，事实上只是加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而现在党在群众运动之中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一般的是落在客观斗争发展之后，这种情形之下，阻碍革命发展和党的策略之正确执行的主要危险，正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右倾危险除去已表现在何孟雄同志之系统的右倾路线中外，还有对于工人斗争的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停顿在日常斗争中的观念，富农路线等等以及对这些右倾观点的调和倾向。因此，党要保障党之坚定的路线就必须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右倾也反“左”倾以及对于一切不正确倾向的调和主义。同时，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所以党就必须“集中火力去对付主要的右倾危险”。且为要从组织上巩固党的斗争战线，党更必须反对一切小组织倾向，无原则斗争，极端民主化，政治思想绝对自由等等不正确观念，尤其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三全扩大会更指出党在巩固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下来实行自我批评，来检查各级党部自己的工作，这是党内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尤其是反右倾斗争的必要前提。最后三全扩大会完全拥护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前途及其任务的指示。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民权“革命胜利就要开辟社会主义发展前途”，指出中国革命处在国际的国内的优越的条件之下，在适当的时机内，应准备下社会的经济的前提，以便将来经过许多准备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具体指南。但“中国革命在最初的阶段上，当然还并不剥夺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相反的，当着彻底的实现民权革命任务，还是革命当前阶段的主要内容的时候，资本主义还会表现向前生长的趋势。中国革命胜利之中，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开辟出来，又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向前生长——这两个趋势的互相斗争里，无产阶级“并不在于立刻便排斥一切社会关系里的资本主义，而在于经过革命民权独裁的机关”，利用一切社会的经济的可能，“造成那种前提和优势”（尤其是利用国外条件的帮助），“去彻底发展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形式的生产”，在这种的革命转变的过程之中，无论如何“无产阶级不应当脱离自己的农民后备军”，这是中国革命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必要条件；离此，不仅革命转变不可能便连民权革命之彻底胜利亦将受着损伤了。因此，三全扩大会反对将两个革命阶段用万里长城间隔着的观点，同时也反对中国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时便开始转变之机械的不正确的了解。※※※这些便是：三全扩大会的总结与精神！这一三全扩大会的成功，将要更加巩固党的发展，将要回答一切反革命派的压迫与进攻，将要成为党战胜党内一切“左”倾的尤其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利器；全党在这个基础上将要更有力量来迎接日益生长的革命新高涨，来领导已开始的革命战争，来争取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各级党部接到此项通告后，望即随同三全扩大会一切文件决议直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尤其重要的是要与当地实际工作群众斗争相配合相印证，使策略上工作上必要的转变能得到彻底的执行。中央一九二○年十月十二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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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中全会告同志书（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共三中全会告同志书（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1〕一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共产国际执委的指导之下，对于当前的革命任务，有更明确的规定，要求整个的党，坚决的实行策略上组织上相当的转变，去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历史使命。现在中国群众革命斗争正在日益高涨，革命危机更加尖锐，军阀战争继续不已，农民的革命战争却在无产阶级与其政党的领导之下有了猛烈的扩大，工人群众的罢工运动亦在高涨。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表现着更加动摇；工农苏维埃政权，却日益扩大。长沙战争之后，这一形势更加明显，因此一切反革命势力更加加紧残酷的白色恐怖，拼命的挣扎，企图勉强延长自己的寿命，同时也就更加暴露他们的恐惧和削弱。这种形势，明显的证明：中国正在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共产国际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三中全会的议决案，都明确的规定了这种时机党的任务。全党的同志，都应当深切的了解并且积极的执行这些任务。党的现在状况，使我们不能不特别加重的说明：为着执行这些任务起见，必须要更加集中巩固党的力量，动员并且训练自己的队伍，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扫除党的领导作用反而落在客观革命斗争发展之后的现象，同时防止无产阶级先锋的党脱离广大群众的危险——因为这样方才能够真正组织革命斗争和革命队伍，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定胜负的战斗，而领导革命到胜利的道路。中央政治局从二中全会直到现在，完全站在和共产国际一致的路线之上，领导着全党进行革命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全国劳动群众的领袖，组织上思想上的发展和布尔塞维克化的斗争都有很大的成绩，尤其是肃清资产阶级的奸细——陈独秀托洛次基的取消派，强固了党，增高了党的战斗力，并且继续反对盲动主义的残余，特别加强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最近，政治局在三中全会之前，以及对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之下，更能够公开的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自己的工作，指出过去的缺点和错误，领导起全党来为着更加彻底执行中央和国际的一致路线而斗争，为着加强党的战斗力和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参看三中全会的议决案和报告。）二现在，我们号召全党同志和各级党部，根据这种精神，坚决的实行对于工作的检查——实行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任务，（1）是要发见工作上各种缺点和错误，以及他们的来源，而加以坚决的迅速的纠正，所以不但要有对于错误的认识，而且要有积极的具体的提议，来纠正这些错误。（2）必须切实的提出当地的具体问题来批评：这一盛这一县、这一支部的工作上策略上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限于一般原则和全国政策上的空洞的批评。（3）必须认清批评的目的，是在于研究怎样更加有力量有成效的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一致的路线，而决不能够动摇总的政治路线。（4）必须有布尔塞维克的公开承认错误的精神，公开认清事实的勇敢，而不应当夸大和隐瞒。列宁说：“一个政党对于自己错误的态度怎么样，这是一种最重要最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这个政党是否认真，是否事实上能够执行对于本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责任。公开承认错误，寻找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发生错误的环境，细心审查纠正错误的方法——这是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是党执行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教育并且训练自己的阶级以至于群众。”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和各级党部，都应当执行列宁的这个教训，很切实的依照共产国际和三中全会的议决案，执行对于自己工作的检查，而努力的积极纠正过去的错误。三现在中国共产党要能够正确的解决当前的新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保障自己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反对理论上实际上的这两个倾向，集中火力对付主要的右倾危险。（1）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早就已经开始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布尔塞维克化的斗争。如果说以前中央政治局因为“过分的”反对右倾，所以并没有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没有反对“左倾”——那是不对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不是要减轻些反对右倾的斗争，而是要更加加强这一个斗争，同时，加紧反对“左倾”。——“左”倾并不是更革命些，其实正是加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的。所以说过去反对“左倾”不充分，决不是因为反对右倾过分了，恰好是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力量还需要加强。（2）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不应当仅仅限于理论上的斗争，而且要坚决执行反对实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甚么是实际机会主义呢？——就是表面上并没有发出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见解，可是在实际工作上，结果是做了群众斗争的尾巴，降低政治口号，投降黄色工会和富农意识，阻碍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右倾）；或者，结果是脱离群众，忽略广大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妨害中农群众的利益而破坏无产阶级对于他们的领导……（左倾）。因此，特别要注意使两条战线的斗争深入，一直到支部的党员群众之中。支部中不正确倾向的表现，大多数往往是在实际工作上，如果只注意到反对机会主义言论的斗争，那就可以忽略各种实际工作上的错误。而且反对这种实际机会主义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种错误，决不是简单的提出机会主义的名词，加以咒骂，就足以纠正的，一定要耐心的去寻找错误的根源，积极的指出纠出〔正〕的方法。（3）再则必须注意：理论的实际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都是妨碍党去解决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的。“左倾”的盲动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很明显的，不但由于指导机关过分估量客观的形势而有脱离群众的发动计划，或者，不能充分认识党在革命之中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而忽略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而且也由一般共产党员直到支部之中，往往还不能充分的认识：共产党员是群众的先锋和领袖，他们的任务，不仅只是自己去革命，还要领导群众去革命。共产党不能充分明了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所以会有不信任群众的观念：认为非共产党员的工人和贫农，都是没有力量的，或者是“只要我们来了，他们都会跟着来的’。这样，自然就会不注意党和赤色工会的发展，工厂委员会运动也不能扩大，更坏的观念是认为不积极参加斗争的群众都是工贼，或者是认为党只有到了武装暴动才有出路而认群众的日常斗争是没有出路的，这样使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和争取群众的任务逐渐脱离起来……结果，是要走到只有共产党来替群众革命，而不是共产党领导起群众来革命的观念了。右倾机会主义根本否认革命高涨的形势——对于军阀国民党的欺骗口号（国民会议等）抱着幻想，对于进攻红军的时局，发生悲观失败主义的情绪等等。所以右倾的尾巴主义和投降政策，就是不去争取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却是要把党往后拉，拉到落后的“群众”观点上去——实际是投降资产阶级的奸细，黄色工会和富农等，因为这是要党不去做群众的领袖，而去做群众的尾巴。右倾的个别表现，例如工会的合法主义，这是不去反对黄色工会，或者只反对黄色工会领袖的个人，而不坚决的提出反对国民党。因此，即使能够领导到群众自发的经济斗争，可是在这种方针之下，不但不能去抓住斗争的政治内容，领导群众进到政治的罢工斗争，反而是模糊政治斗争的观念。其结果，一定连经济的最小胜利也仍旧是要丧失。在农民斗争中，只是停顿在抗税抗捐的阶段，不敢发动游击战争，不敢组织地方暴动去创立新的苏维埃区域，或者在苏维埃区域采取保守割据偏安的方针，阻碍土地革命的深入，总之，是投降富农，不反对富农——不但事实上对于雇农独立工会的组织和斗争怠工，并且放任中农群众落到富农的反动影响之下去。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切表现，都是放弃争取群众，不要组织革命的一切运动，不领导群众的争斗来扩大集中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胜利的总斗争。总之，要完成争取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必须坚决的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四为什么现在右倾是主要的危险呢？并不是因为“左倾”比右倾要好些。而是因为现在的事实是这样：客观上革命运动的发展很快很激烈，可是党在革命运动之中和在群众之中的组织作用领导作用，却比较的落后。最近一年以来，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罢工斗争，由党领导发动起来的，比较以前要更多；自发的农民骚动和兵士哗变，由党去参加而取得他们的领导，或者至少得到相当的联系的，也要比较以前更多些。可是，如果看一看全国的情形，那么很明显的，党的这些进步还是太不够了。工人的经济的战斗，还有许多是自发的，党没有能够取得领导，或者虽然领导了参加了，可是不能巩固党的影响，不能使党的政治口号深入，不能领导这些客观上带着充分的政治性质的经济战斗，使他转变成明显的政治罢工。农民群众，尤其是在北方，自发的激烈的斗争着，有许多地方的运动，的确有很大的可能可以转变到更高的阶段，可以进一步而反对以至于消灭欺骗群众利用群众的反动领导（富农等），进一步而转变到地方暴动，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可是，事实上还有很多运动，因为党不能去领导，或者因为领导的方法是机会主义的，因此，失掉正确的道路，仍旧被反动领袖把持着。这种情形之下，右倾机会主义，即使是个别的表现，即使是无意的不自觉的实际工作上的表现，也是非常严重的危险。这种危险，客观上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影响，来阻碍革命运动的扩大和深入。尤其应当注意是：陈独秀托洛茨基的取消派，虽然已经肃清出党，然而他们的残余仍旧有些留在党内暗中活动。右倾机会主义不但有个别的实际工作上的表现，甚至于形成整个的路线，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党的正确路线。这种形成整个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不管代表这个路线的同志，主观上是怎样想法，可是，客观上不能不也成为取消派埋伏在党里面的奸细。关于这一点，三中全会的政治议决案已经详细的指出，这里不再重复叙说。总之，代表这种路线的同志，例如江苏的何孟雄，事实上是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新的高涨，根本否认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和组织革命战争的路线。这些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八九月间，党开始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初期，他们对陈独秀主义就是采取调和的态度。现在，他们借口中央的策略上的个别错误，就说中央领导完全破产，中央路线完全错误。他们室传这种说法，还带着鼓动无原则的个人纠纷，企图把中央政治局里的个人和整个领导机关对立起来。尤其表示他们政治上的外交手腕的，是他们企图说自己是“拥护”共产国际路线来反对中央的路线。这里，很明显的是：他们企图曲解共产国际和中国党的路线，而来进攻中央。他们事实上是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事实上是要破坏中国的党的。他们的活动，更是显然的客观上帮助取消派帮助统治阶级，来扰乱无产阶级先锋的队伍。他们的路线是：在中国工农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来阻碍这个过渡，阻碍斗争的前进和深入，要使工人斗争停顿在经济的小的范围之内（反对政治罢工），根本否认农民战争的作用（说长沙战争是部落式的暴动，没有前途），投降帝国主义（说中国工农对于列强的机关枪大炮是没有办法抵御的），取消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前途（说“国际无产阶级赞助中国革命是空话”）。这样，我们应当明白：为什么右倾是党内主要的危险了。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坚决实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加紧反对右倾和加强右倾立场的“左倾”，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五同样，我们应当反对对于右倾或者“左倾”的调和主义。很明显的，如果放任对于右倾或者“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那么就一定不能够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不能够彻底的为着布尔塞维克的思想一致而斗争。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态度，主要的意义，并不是绝对不容许讨论和研究，不是的。布尔塞维克的党一定不能够容许这种命令主义的精神，而必定要增高各个同志的自动能力和建议能力，必定要有集体的领导和集体的行动。不调和态度，也不是说反对倾向的斗争纯粹只有组织上的斗争（处罚开除等）；反对倾向的斗争，必须有教育一般党员的意义，必须加紧思想上的斗争，使党员群众都能深切的了解。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态度的主要意义是：（一）必须坚决的为着唯一的一致的路线而斗争，反对容忍两三条路线在党内来自由讨论和自由批评——因为这样，就会把为着总路线而反对“左”右倾的斗争，变成功〔为〕反对总路线的斗争，就会把为着总路线的自我批评，变成功〔为〕反对总路线的自由批评；（二）必须在民权集中制的原则之下严格的执行党的纪律，这就是说，反对倾向的斗争，不能够仅仅限于思想上的斗争——解释、驳斥等等，必定要有相当的组织上的结论——对于有倾向的同志首先要他遵守党部集体的决议去执行，违背党部的决议，就要受到相当的处分，一直到开除出党。凡是反对这种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态度的调和派，事实上是暗藏的机会主义，胆小的机会主义，他们不公开的来反对党的路线，不敢明显的赞成机会主义的主张，所以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企图缓和党对于机会主义的进攻，亦就是帮助机会主义的发展。例如江苏党部反对何孟雄的机会主义的时候，有些同志就是这种立场自然这种同志要声明“组织上服从中央，政治见解上还要保留自己的意见”。总之，对于这种调和主义，全党的同志也一定要坚决的反对。同样，党应当继续肃清无原则斗争，小团体小派别的纠纷的残余。这种无原则的纠纷是消耗党的力量，破坏党的队伍的（例如河南的陈原道同志等）。布尔塞维克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不能容许这种现象的。小团体的无原则斗争之下，不论是进行实际工作的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不论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的斗争，都会发生削弱和减低这种工作效能和政治斗争力量的现象：小派别的分子往往对于自己“所亲近的同志”，采取调和掩护的态度，对于自己“所嫌恶的同志”，就故意扩大事实，甚至于造谣挑拨。因此，全党同志和各级党部都必须注意：要努力和这种无原则纠纷的残余奋斗。这种现象，亦都是小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表面上虽然是无原则的，实际上同样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至少是客观上帮助机会主义以至于托洛茨基取消主义的发展。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必须加以严重的打击，以至于完全肃清。六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坚决的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委最近的指示和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现在中国革命的新的高涨，已经正在走进更高的阶段，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最近的将来，就要迎接决定胜负的战斗——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和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以提高党的战斗力，是万分必要的了；必须切实的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必须坚决实行反对右倾“左倾”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着火力反对右倾的主要危险，必须反对调和主义，反对破坏纪律，反对无原则的纠纷。只有这样，党方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方才能够指导中国几万万的劳动群众的斗争，使他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中国地主资本家的政权，而完成中国苏维埃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三○年十月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日期是根据一九三○年十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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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山发言——在国际指示之下来检查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柏山发言——在国际指示之下来检查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听了特生同志中央工作的报告，少山同志国际决议案的报告，的确使我们感觉到必须在国际指示之下来充分检查我们的工作上与各方面的策略。在两个报告中都已指出中央过去在某些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这些我完全是同意。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更〕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在国际指示之下，来检查工作，应先把我自己所已经了解到错误在何处——不仅在表面的，而且应当检查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只有如此，才能根本肃清这些错误，切实改良和学习。特别是我们没有列宁主义好的训练，更是容易错误。如果没有学习教训的精神，那就更是莫大的危险。当然在分析过去错误的中间，绝对不允许右派分子利用来反党反国际。在自我批评时，一定要与右派的路线分别清楚，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要知道也只有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才能更有力量巩固正确的路线，更有力的来反对右倾。一、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这一问题的中心是世界革命总危机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少山同志报告中已说现在世界总危机的严重，同时指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认识，但的确还有模糊的地方。在六月十一号决议之前，与陈绍禹等斗争，他们只看见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忽视了世界的总危机，实际上就是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取消了世界的总危机。因此得出对中国革命的悲观和投降政策。现在右派何孟雄等的一切观念，便是从这样错误的理论出发，证明我们过去坚决反对这样除外主义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对不平衡的特点就不能着重的说明。因此提出了中国革命必然掀动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必然在世界大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这就表面上说还是不错的，但是认识得太直接了。这个“掀动”一定要经过一个斗争的过程，中国将来或许比一九一七年革命掀起世界革命的时期要短或许还要长些，这都不是现在所能预先决定而要决定于我们的斗争。因此没有明白指出斗争的过程，结论非常之直接，自然是错误的。我们虽未说今天中国革命，明天即有东京暴动，但如不认识这一斗争的过程，就是模糊的观念。二、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六月十一号决议案提出目前总形势日益接近革命高潮，同时反对认为现在已经是全国革命高潮（如江西省委所说）。这一总的估量与国际完全一致。可是，在分析这一形势时，就有了几个不正确的观念。（一）发展不平衡问题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指出这一发展不平衡的形势，因为经济上的落后与政治上军阀割据形势，于是统治动摇的形势是一样，而各地程度与速度不同，这是正确的。可是，另一方面，过分估量了全国总危机，认为如果在任何中心城市大斗争的爆发，马上可以成为全国革命形势，这句话本身就是忽视不平衡的特点。如果上海有总罢工是可以影响全国，但不能说这〔直接〕就是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工农斗争发展不平衡，在六月十一号决议中也指出了的，但未着重这点，认为有决定策略的严重意义。而指出斗争形势是不平衡，而斗争的尖锐化是一样，因此是正在走向平衡的发展。工农斗争走向平衡是事实，但今天呢，是不平衡的。我们没有着重回答今天的问题，而太着重了走向平衡的前途，以此而来决定今天的策略，自然要犯到冒险倾向的错误。自然我们在批评过去这些模糊观念的时候，同时我们要反对除外主义，右派因不平衡而说些地方除外，如何孟雄认为江苏是除外。同样因工农斗争不平衡，而对工人运动悲观，我们无疑的都要反对。（二）估量工人斗争的形势我们认为工人斗争非常尖锐，每个小斗争都可以成为严重政治斗争，这是对的。可是六月十一号以后，在某些文件上是把它扩大了。以为工人非但认识武装暴动的必要，并且已经有决心实行武装暴动，这是错误的。自“认识”到“决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必须在斗争中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以为有了“认识”即是有“决心”，这是很大的错误。因此在策略也就犯了错误。（三）对革命发展速度的估量我们指出日益接近革命高潮而右派是认为遥遥无期，很明显的右派是错误的。可是，我们的确把这一速度看得太快了，以为只要有一个伟大罢工的爆发，马上就是全国革命高潮。这三点是主要的错误。我们估量革命高潮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错误的地方是对革命的力量与发展速度有了不正确与错误的地方。三、党的总路线少山报告中，指出党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与国际一致的，因为总的估量上一致，故总路线上必然是一致。中央估量革命日益迫近高潮，故指出用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争取广大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目前的总路线，这与国际的指示完全相同的。党的中心任务，少山报告中指出两方面：（1）对苏维埃区的；（2）非苏维埃区的。要把两个合起来，准备全国武装暴动。我们在这中心任务当中对苏区的注意不够，的确是很大的弱点，的确我们深刻得到教训。过去我们说，我们的基础主要的是城市工人，把一切力量集中城市，虽然反对右派对农民战争的忽视，同时也指出极力发展农民战争的重要，但我们不懂得，这是我们的第一中心任务。不管中央做了多少工作，因此一点，这些工作自然都是非常不足。第二、注意城市工作完全是对的，可是，六月十一决议案指出，今天的任务，不只是政治上准备武装暴动，而且要在组织上技术上准备，轻易看来似乎是很对的，可是因为没有特别着重指出今天主要的任务还是在政治上准备武装暴动——就是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这又是着重前途而没有着重今天。故此也可发展到策略上偏重武装组织与武装技术的准备而忽视日常斗争的领导。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政治上的准备，决不能因组织上，技术上的准备而忽略了政治上的准备。这一重心是要特别认识的。四、苏维埃区问题苏维埃区问题，完全同意少山的报告。只简单的再讲几点：（一）根据地问题过去反对割据偏安的观念，完全是正确的，但因此而发生误解。以为根据地就是保守，因此就怀疑这一问题。如果仔细想来，如要扩大而无基础，如何发展呢？岂不又是游击战争的方法。我们只反对逃走，而没有想到立刻要根据地，这点上是不清楚的。且有一个原则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平衡是与我们不利的，看出了城市的弱点，要加重城市工作去争取平衡，但看不见在农村中却是我们的强点。更不了解要特别运用我们的强点来打击敌人。故特别加强苏维埃的领导，马上建立中央政权的工作，自然就放松了。（二）中央政权我们是积极建立的，但有机械的观念。认为这必须与一省或几省的胜利联系起来，要在武汉建立才好，如在山上建立中央政权，岂不是开玩笑。而不知道在山上建立是不对，为什么不可以在吉安，长沙，南昌这些城市建立，为什么一定要在武汉呢？因此在实际上就没有积极迅速的进行这一工作。（三）对帝国主义完全同意少山的解释，我个人对这问题是不清楚的，根本原因少山已说出，即是只想到“可能”问题，因此只讲艰苦的战争，可是就以为连一点可能也没有。可能不是绝对没有的，如过去海陆丰时，如前次的大冶事件，都是很好的例证。所以如有可能，一定要利用。还有一点觉得与帝国主义办交涉，群众就说是妥协帝国主义，这是不好的，所以国际电来时还是怀疑。（四）土地问题少山也指出了法令上许多皆是对的，但解说上有错误，我完全同意。如禁止买卖，这条不仅我们是如此想，而且是实际如此做，农民并且要求如此做，这是由于两个特点：（1）中国地主不是封地领主的残余，而是由买卖产生，因此地主一推翻，农民觉得仍旧允许买卖，一定还要产生地主。（2）农民受剥削，表现在租佃制，故一反地主，就连租佃也不要了。故苏维埃区一起来就反对这些。可见这又是太机械了。因为现有苏维埃区皆在南方，在别的省份有许多地方并不一定是这个形势（如自耕农多的地方）。如以法令来决定，可以使农民不了解。国际的决定就更正确。还有一点，资本主义农场，不应分割而应组织集体农场，这更是不正确的地方，法令上也如此规定，使农民易为受到富农的欺骗，觉得自己的土地也有失掉的危险。（五）农民策略中央执行国际指示，一般皆正确的，可是不知组织贫农团的重要，这的确是重要的。要反对过去一种左倾观念，即把“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改为“没收地主与富农土地”的口号，这观念的代表是陈绍禹。而南通更是“杀尽富农”的办法，南通原来是富农路线一转而为“杀尽富农”，红色区域因此而大分裂，我们受了严重的挫折，所以这样左倾的办法是严重的危险。（六）经济政策国际指出允许自由贸易，是非常之对的。过去反对苏维埃区右倾，如朱毛提出“保护大小商人”，我们反对，因此没有充分注意自由贸易的问题，工人监督生产，在苏维埃大会上虽提出了，但解说不够。（七）红军过去一般策略是对的，如改变游击战术等，但对巩固问题的工作是不够的。在苏维埃区中这些问题过去是有错误和缺点。五、非苏维埃区域（一）政治罢工中央指出坚决组织政治罢工，且说一定要联系到经济要求（六月十一日决议），可是同样有“不止是要在群众的经济斗争中加紧政治口号的宣传并且要以政治的口号去组织罢工”，这是对立。可是没有特别着重指出要去发动与组织经济斗争，这样才能扩大政治罢工。因此影响到实际工作上就更利害，有时竟忽视经济斗争。这是在工人运动中犯的严重的错误。（二）对赤色工会执行国际指示，扩大赤色工会，健全工会生活，在上海有相当的成绩，当然不能如右派所说工会工作的转变是因孟雄，克全不执行中央路线的原故。对黄色工会，注意到了要加强工作，但是因着重独立领导的原因，便发生了放弃或忽视黄色工会工作。此问题到现在仍是严重。（三）地方暴动七十号通告指出这一策略是对的。同样没有注意到农民斗争不平衡，南方可以直接组织地方暴动，北方的发展还要经过一定的过程，即令这一过程无论如何短促。这一点过去是没有注意到的。（四）兵暴原则上是正确的。特别是现在要瓦解的军队，组织兵暴。可是不能过分估量。兵暴必须在工农斗争的影响之下，才能成功，过去我们组织成功的，皆在上述的条件之下。（五）青年妇女对青年问题，少山已讲过很多，党的领导是不够的。行委成立，取消了团的独立组织，更助长了取消主义的发展，此当然是更严重的错误。过去党特别帮助团工作转变，这个精神是正确的，以后更要加强。二年来C．Y．工作削弱，是很〔严〕重问题。妇女工作，的确是有忽视，或视为儿戏，不注意。当然不能怪，除上海香港以外就没有工作，这是取消观念。我们必然坚决反对这样的取消观念。六、党的组织过去中央坚决指出主观力量与无产阶级基础薄弱。故过去的努力完全正确的。六月十一号决议，更指出党内小资产阶级浪漫倾向与手工业式的工作方式。这在现在仍是严重，必须切实纠正，这是要补充少山报告中的不足。秘密工作上就可看出，最近任何一省的破坏，无不由此而来。七、革命的转变过去中央反对那些认为“两个革命”严格分开的，又反对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就是社会主义政权，这是对的。可是也有机械的地方，即是指出中央政权成立的开始即是转变的开始。这些是六月十一号决议上以及以后发展到策略上的缺点和错误。八、总行委组织以后总行委的组织可以说明我们的幼稚。这总行委的组织应是群众性质的，而不是党的。我们把它变成党的组织，并且把青年组织也合并，运用上是根本错误，因此事实上也就取消了C．Y．。后来在上海组织产业委员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在开始即指出工会成立，产业委员会即取消，但后来执行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妨碍了工会独立系统的指导与作用。赤色先锋队是成为群众斗争领导力量，与武装组织，可是在解说时，弄成惟一是武装暴动的组织了。因此发生脱离群众的现象，虽然很快纠正了，的确有了工作上的不好的影响。在大规模工作以后，工作是有发展，但是同时机关主义也复活了。这的确是我们未特别指出要反对空头机关的结果。行委组织以后，工作方式上，因党的组织军事化口号之不适当，因而发生命令主义复活，也是很明显的事实。九、党内斗争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应深刻自我批评来肃清这危险。另一方面，取消派暗探利用时机来反党。江苏何孟雄认为中央反国际，造谣言，来发展他自己路线。他不是改正党的错误，而是乘机来攻击党的路线。同时又有调和派活动，所以斗争是更复杂的。国际提出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坚决站定，执行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巩固反右倾的阵线。当然对于右倾更应毫不客气的攻击。对三中全会郑重说明二中全会以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不少错误，这一次更加明显，在三中全会上，必须要使这些错误彻底肃清。我对错误应多负责任。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使党以后在策略上能够稳定。我们已经知道进攻，但进攻策略知道太少。我们必须切实讨论与学习进攻策略，检查过去工作来学习进攻的策略，这是三中全会的任务。“附白”这一记录太简单，说话时许多重要地方，以及发挥的精义，都失掉了。又因工作与时间关系，无法重写一遍，只好暂时付印，当做一个大纲。俟记录人详细整理出来后，再补印一次。柏山附白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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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恩来（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经过原报告人大致的校阅过）我在三中全会报告的记录，本有两种：一种是问友同志记的，比较详细；一种是善南同志记的，便是这个。后来问友同志病了，我想等问友病好整理那个较详细的一种，但现在已不再许可和不再需要了，因为四中全会便要开幕。我现在便将善南同志记的这一种发表。这一记录远在国际来信以前在上年十月内便抄送国际去了，我现在仍依原校正之稿不加更易的发表。虽然所记的太简略了，但对立三路线之调和主义错误实可以拿它做一个标本式的文件。我发表了它，也正是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我自己亦将在党报上批评我这一有系统的严重错误。恩来注一九三一、一、三我的报告是在特生同志报告的精神之下来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党指示的路线。我们必须要反对任何分子对于国际路线之曲解。（一）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首先我很感谢红旗报已将斯大林与摩洛托夫两同志在联共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报告完全登载出来，这里可以使我省事，不用更详说国际问题。―、国际资本主义危机的生长依斯大林同志指出的国际危机有四个特点，在目前形势中可以指出：（一）是这次世界政治经济危机包括了美国在内，而且美国是这次危机的主要部分。（二）这次危机不仅限于工业国，而且是农业国一样也发生恐慌。（三）资本主义在垄断的形式之下造成了广大失业现象――工人的后备军在主要的资本国家内有二一，○○○，○○○人，仅美国即有六百万。（四）在大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根基上，造成目前的经济危机。二、一切国际间矛盾的加深一切国际间的矛盾于是更加深起来。这矛盾第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互相间的矛盾，世界大战危险日益加深，海军军缩会议后法意冲突加激，日本对于军缩会的不满意也是极其明显。第二，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加增了战败国赔款，也就是加紧了对于工农之剥削。第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现在帝国主义益加对于殖民地的剥削，同样的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日益激烈，如印度，南美，中国，安南。第四，帝国主义国内的矛盾，统治阶级是更法西斯蒂化，用社会民主党压迫无产阶级是更严酷而露骨，另一方面广大的罢工，工人斗争之发展，如在法国，波兰，德国等。从去年五一节德国之武装冲突一直继续到今日，德国共产党是不断在斗争着。今年在英美失业运动日，均有大批的失业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大示威。三、苏联的巩固和空前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衰落说到最后一点矛盾，也就是最主要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矛盾。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衰落，而社会主义经济是突飞猛进。苏联的五年计划伟大成功，工业的某些部门在三年或三年半可以完成，农业方面二年半或三年完成；这样，全部计划可以在四年以内完成。苏联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联邦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努力于社会主义竞赛和冲击队的组织，猛进的执行社会建设计划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模范。资本主义的没落，社会主义的兴盛，更加紧了帝国主义之恐慌，因此帝国主义更要在它的危机中加紧对苏联的进攻，从去年中东路事件起，欧洲许多和苏联交界的国家有同样性质的事件发生，如波兰图炸俄大使馆，罗马尼亚的武装示威等等以及英美对苏联之经济封锁，想从物质上对苏联予以打击，当然全世界无产阶级是反对这一进攻的，苏联无产阶级以空前的社会主义竞赛来回答这一封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给了他们以示威的反抗，喊出武装保护苏联，这样就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有所畏惧。在资本主义深刻的危机中，更加反映出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伟大，这个成功是得着世界无产阶级热烈拥护的。这就使世界无产阶级更加认识“资本主义的崩溃不仅是可能，而且成为必然。”（摩洛托夫）。四、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有些国家已由经济危机转变为政治恐慌了，有些国家只是开始了经济危机，虽然这些发展是不平衡的，但都是要影响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样的中国的危机，也更使帝国主义不能稳定，同时也更加紧了世界革命的发展。在世界革命不平衡的发展中造成某些国革命有首先胜利的可能，这是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也就回答了国际右派――布哈林等――的错误。说什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美国除外”，“印度非殖民地化”等等奇谈。也回答了苏联猛烈发展之下要倒台的咒骂，更可以回答中国右派对世界战后第三时期特点的怀疑，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能掀起世界革命。这些右派的语调都被事实打得粉碎。（二）中国革命的新高涨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一、在全国经济政治危机上日益扩大的军阀战争在中国政治经济危机基础上，更扩大了军阀战争，这是中国事变的特征，中国农业的破产，工业的加速衰败，商业的停滞，铁路破坏和中断，米面的腾贵，不必重复去细说。同时三年来国民党内外政策的破产，和平统一招牌撕得粉碎。在一年多的军阀战争中，每次上一个战争的结束，接着便是准备着下一个战争，张学良的进兵，很明显的新的战争又在准备中了。在军阀战争之扩大与继续不断的基础上，一面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更加强大，另一方面是工农劳动群众生活更加恶化与痛苦，战争死亡失业破产，使中国工农不能再生活下去，而救死求生的斗争也必然发生；这就更加引起群众积极的反抗和斗争。二年来群众虽在极严酷的镇压之下，但革命的斗争是日益尖锐与激剧。二、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发展着群众的政治斗争（1）土地革命深入，使苏维埃区域扩大到长江下游，深入了南中国，现在统计已有三百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统治着的人口有五千万。在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中建立了红军，十万武装的红军，在两次进攻长沙和一次占领长沙的肉搏中，表现了他的力量，表现了他已局部的开始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的战斗。（2）军阀军队中士兵革命化，倾向于土地革命。反动军队之下兵士，他们是成连成排，继续不断的，投入到红军来，尤其在最近半年更为增加发展。第一次进攻长沙时有何健部下的成团士兵投入到红军来，第二次攻长沙有戴斗垣〔1〕三团人投入红军，鄂东北红军第一军作战时敌人有大批士兵的跑过来。这都是明例。（3）城市贫民之日益革命化，最主要的是工人斗争的高涨。不必再说以前的革命斗争复兴与去年的日益高涨形势，只单说本年北方铁路工人斗争，中东路工人的斗争，青岛工人的罢工，上海的红色五月以来的汽车，电车，纺织工人斗争，以及最近丝厂五万多人的大罢工，武汉纱厂工人罢工，南中国香港工人的斗争与罢工，即一向落后的北京，也有近万人的示威运动，表现出工人政治斗争的决心之加增，常由经济政治的斗争，发展到武装冲突。这些情形更证明中国革命之日益尖锐化，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前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苏维埃旗帜之下而斗争的。三、两种战争两种政权的对立综合以上的现象，确如国际所指示目前中国有两种战争存在着，一个是军阀的战争，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是更加崩溃了军阀制度，是已经局部开始了中国的国内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很明显的两次攻取长沙，这是消灭中国军阀战争的序幕。在这一基础上是有两个政权对立着，一个是工农民主的苏维埃政权，一个是国民党反动的政权。国民党的政权，是反革命的，它日益缩小，动摇而走向死亡。工农民主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是革命的，它要由分散而集中起来日益巩固与扩大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革命与反革命极端化的形势中，不能容许有第三派的企图与存在的，如陈独秀派胡适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之企图，只有失败。所谓国民会议就是分赃会议。一切欺骗的改良主义，都要被这革命的急剧发展中打得粉碎。因此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更加施行疯狂的残酷的白色恐怖屠杀工农，加紧进攻革命，尤其是在长沙事变之后。于是使黄色工会，以及取消派，改组派更加法西斯蒂化，以维持他们反动统治的最后呼吸。四、革命新高涨的特点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在中国革命新高涨中有一特点，亦是国际最重视的问题，这就是全国经济政治危机上，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分割状态中，因之中国经济发展还保存很多地方性，政治变动有先后，革命经验有多少，这些条件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今天工人尚未拿起枪来推翻反动统治，而在乡村中的农民战争却已广大起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北方农民的痛苦甚于南方，然而农民群众却尚未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与分配土地。这就是在革命发展的程度与速度上的不平衡。在这里，国际与中央的估量有些差别。中央虽然看到不平衡，但未重视不平衡，因此就不能回答目前的问题，因此在估量时往往将前途的某一可能而作为今日要做的根据，这就在革命发展的速度与程度上发生了过分的不正确的估量，因此遂发生策略上的个别的错误，这是国际所要纠正的。国际决议案说：“中国革命新高涨已成无可怀疑的事实”，这就回答了机会主义派的争论点。但是在今天中国工农的力量尚未能聚集起来袭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可是国际并没有将这前途看得很远。革命形势即使不在全国范围也要包括几个重要的省份，这就回答了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在一省或数省争取首先胜利的可能，已在今天的全国革命新高涨形势下逐渐显明起来了。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共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中央在自己正确路线之下曾坚决的与右派斗争。这些右派，他们的估量是和国际不同的，他们否认中国全国有政治经济危机，借口发展不平衡而怀疑革命发展的前途。所以只认为某省有革命形势，而不能有全国工作的配合，这就取消了中国革命。江苏何孟雄同志，就是在这一路线的基础上向中央进攻。这一个取消主义是和国际无丝毫共同点，决不容许在这样路线上来进攻中央与国际的。（三）党的主要任务与中心策略―、党在组织革命战争与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中要实行着两方面的任务党在组织革命的战争中，依照国际所指的，我们必须实行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我们要巩固现有的苏维埃区域，将分散的苏维埃区联合起来，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向工业中心城市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巩固的基础向前发展，要深入的向外扩大，中央过去对此工作之注意不足，中央只注意到红军的发展与扩大，可是放弃了巩固与加强，尤其是对苏维埃区域，中央直接的指导是很不够的。这一任务，在今天看起来是更加严重了。在两次进攻长沙中，均可看出红军的指导尚不集中，彼此没有配合，进攻的后方还不巩固，没有最高限度的发动群众，没有在敌人军队中的士兵工作，尤某中央的直接指导没有，所以在主观上缺乏可以胜利的前提，以致敌人死命的孤守，我们即开办法。于此，更证明国际的指示绝对的正确。国际对于这一任务看得十分严重，认为是第一等的重要。但是不许象机会主义者那样曲解，将两个政权对抗解释成农民的偏安政策，更不许为富农路线所利用来反对向外发展。第二，要发动城市工人群众的斗争，加紧宣传组织工作，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去积极准备武装暴动；这是另一方面的任务。坚决发动与领导工人斗争，更积极去领导工人政治斗争，这样才能使工农斗争汇合，才能易于使苏维埃区域向中心城市发展。中央过去是加重了对这方面的努力，缺点是策略的运用上有错误，使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过去中央对于苏区的中心任务注意得不足，另方面又犯了策略上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国际的指示是要我们在这两方面任务的加紧与配合上，来组织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的中央临时政府。二、苏维埃区域的中心问题依国际的指示，有下列几项中心问题：（1）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有了苏维埃根据地的特点是和游击战的流动性不同，这要能更广大的发动群众，在党的指导集中下，使苏维埃区域巩固，不是只限于小村小镇，而联络成为大块的根据地，这即是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也即如列宁在一九○五革命时指示“奥的沙”的暴动要建立根据地要设立临时革命政府，而发动更广大的群众的意义；这一意义用在现在中国来是更适当的，更正确的。根据地在中国目前来讲，已不仅是一个地方，而是有许多地方可以建立。现在红色区域还有许多地方未联络起来，还没有将那些城市打下，这些地方多是半年前即可巩固起来作为作战的后方的。在湘鄂赣，在闽西都可以建立根据地向外发展，这决不是农民偏安意识。这一问题中央过去是有些不了解的地方，因为防右倾机会主义的利用，对于正确的解释反而忽略了。（2）苏维埃代表大会与中央政府前次五月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是宣布了法令，是有红军和群众的领袖参加，但是没有建立政权意思，因为没有公开在苏维埃区开大会，实际上只是准备会的性质。那时中央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而没有注意集中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统一指挥问题，统一法令与实现这一法令问题，殊不知这样是可以更兴奋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可以更影响全国的工农群众，这是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主要的作用；当然在中心城市是比小城市好，但是这是次要的问题。中央对此问题，在原则上是了解的，但在运用上有缺点。（3）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共产党是不会动摇反帝国主义的政策的，尤其是不会在今天民主革命阶段中反帝是两中心任务之一的斗争上发生动摇。问题是在我们如何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为更发动广大群众，如〔为〕着能有把握的得到胜利，苏维埃政府应施行一种外交政策，在可能限度与不违背中国独立解放的原则上可与帝国主义进行外交谈判；这样可更暴露帝国主义狞恶的面目于群众之前，引起世界无产阶级的同情，发动更广大的群众的反帝战线，以便有时间去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的实力。对于帝国主义谈判的原则是帝国主义一切武装力量退出苏维埃区域，一切外国人应当遵守苏维埃的法令，不妨害中国独立，在这根本原则上来进行与帝国主义外交谈判。这点是中央也懂得的。列宁在不列斯特和约的精神，每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应当了解的。中央是懂得此策略的采用，但怀疑今天是否有和帝国主义进行谈判的可能，甚至说对将来是否有可能也怀疑。而国际指示我们是有利便条件时即有这一可能。如第一次攻长沙，适遇湘江水浅，只有两只外国兵船在长沙，但是不能再派来了。这时可以包围他或解除他武装，而和他们讲条件，要他们停止再运兵船来，这样我们可以得一时间专门对付何剑这样的便利是有的，将来也一定还是有的。同时要知道帝国主义者互相间也有冲突，我们不是如右派取消派的分子怕大炮而无办法，也不是以外交政策向帝国主义投降。同时，我们苏维埃政权主观力量的巩固，也将要推动客观的变动。外交手段如何要看我们对于第一第二两点是否认识，固然目前与帝国主义办外交的可能性很少，但不能说以后就不要外交。所以要认清政府的作用，在这里可以用它的名义发对外宣言，这是给外国无产阶级看的，也就是答复了帝国主义说中国革命专门是杀人放火的谣言。这不能指为投降，也不能指为取消了群众反帝的决心。相反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外交政策，如对租借地问题的解决，决不是再放弃什么特权，而是收回特权，而是要发动起更广大的群众有决心的来收回特权。如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上所讲的，登山的道路不一定是走一条，但目的却必须是登山。（4）土地问题中央与国际路线根本是相同的，没收土地的利益要落在贫农和雇农的身上，予中农以利益。决不是落于富农之手。平分土地的观念虽会被解释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可是列宁说过，只有如此才可以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我们是必须反对富农之阻止分配土地的意识，要反对以生产工具为标准的分土地办法，也必须反对象如皋的好地给富农的办法。必须要使中国贫农及无地的雇农少地的苦力得到土地，不要怕损害及富农，但却要不妨害到中农的利益。这些中农在经济上，取消了高利贷，他已得到利益，更一方面要在政治上去巩固它；要从政治上去解除富农的武装。对富农有两种左倾毛病，在经济方面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杀尽富农，这不但不应如此对待富农，在目前这样做，更加要动摇中农的。中农在经济发展上是有可能变为新的富农的，但今天决不能使中农离开我们，而减弱了农民的革命力量的。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因为现在尚无全国的胜利政权可言，不能将土地归苏维埃公有即解释为国有。中国土地问题中一个特点，就是有资本主义的自由买卖的关系，农民因为反对地主，更怕不公有土地，仍旧会恢复地主制度；但决不能说中国农民已经打破了私有观念。所以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当然土地国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彻底的条件，同时也是革命转变的前提之一。我们反对地主租佃办法，只因为它是封建的剥削形式；但是资本主义的转租办法，是不能反对的。如闽西已经发生，好象寡妇或红军分得了土地自己不能耕种，于是和别的农民订立合作的办法，这是不应禁止的。即在苏联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式的转租制度，还是长期存在过。过去中央所通过的苏维埃法令在解释中也有许多不合宜的，现在亦已改过。（5）雇农工会与贫农团这两团体在目前的任务更为重要了，但是已经组织的还少，中央在指示上不能说没有努力。苏维埃农村中的斗争是有两个，一个是彻底反封建，另一个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后一个斗争，就要从组织上去培养作战的基础，不仅从雇农方面着手，而要吸引贫农来反对富农。因为贫农是半无产阶级，在许多关系上是被富农所剥削。组织贫农团，包括雇农，贫农以至苦力；但是不和十月革命后的贫农委员会相同，因为贫农委员会的作用主要的是推翻富农的政权，而目前的贫农团在中国是要做苏维埃政府的中坚，这样来抑制富农的发展。不要以为土地彻底没收了，富农的土地并不比别的农民土地多些，这样就根本没有富农了，这也是不对，是机械的了解。要知道新富农仍旧会发生的，虽然富农所得土地和贫农一样的多，要知道他是有特别的基础的，他有好的农具，有耕牛，有多的人口，有农业上的知识，在他小块土地上能经营得法，一样可以成为新的富农，所以将田亩数作标准，以为大家都是一样多的田，就不会再有富农了，是不对的。不仅这样，富农与地主是有联系的，他们是更容易受其他派别的影响。所以反富农是很重要不可忽视；即使富农的土地是和贫农一样多的时候也不可忽视。同样也要防止对富农左倾的办法，不管对中农的关系，如南通如皋在群众大会上提出不是雇农滚出去，这是策略上运用的极端错误。（6）经济政策在今天民主革命的阶段上，经济政策的原则，仍然是在遵守苏维埃法令与劳动监督生产的原则之下许可自由贸易，营业自由，这为的是使苏维埃政权能运用经济流通的帮助来更集中注意力于组织革命战争和向外发展。但同时应注意内战时的工商业者是会和反动统治下的反动派勾结的，所以对这些怠工关厂以至有反革命阴谋的分子一定要加以处分，由小的惩罚一直到没收的行政处分，这当然不能解释为一般的经济没收了。（7）红军问题今天来谈加强红军是很晚的了，在一年以前已有红军了，但还不都是真正的红军。红军虽由游击队生长出来，但一定要和游击队有分别，二中全会本已指出过，但是还不够。过去猛烈发展红军的策略上是打破了逃避的观念，但是不够的，一定要使红军成为国内战争的主要力量，要在无产阶级组织与领导下成为坚强而集中的红军。两次进攻长沙的教训更可看得清楚。国际的指示是：（甲）红军的成份一定是要以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分子或其子弟的贫农雇农苦力为中坚。（乙）主要的干部要工人，要打破无组织的农民意识。（丙）党在红军中要占有绝对的威信，肃清托洛斯基派取消派等各派别的影响，而且要肃清农民流氓的意识，这才能作战有力。今天的红军除四五军对这些条件相当成熟外，一般的还是很脆弱的，我们必须要在国际指导之下，造成强有力的中坚的红军的“铁军”。我们只有从这些正确路线下去了解国际的指示，然后才能达到真正巩固苏维埃区域组织革命战争以向外发展的任务。三、在非苏维埃区中的工作（1）城市工作从国际对城市工作指示上，可以认识很明显是要在发展城市工作中立定几个中心城市总同盟罢工的方针来发展全国工作。远在指示反对改组派的信上国际已经这样指示了，要在一切工作上准备实行总的斗争，这是说在领导城市工人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中，都要向着总的斗争方面去发动。这样才可以看得出，无产阶级有了袭击敌人的力量没有。中央在这点上是没有动摇过。这一路线从策略方面去实现，中央在七十号通告以后，便以组织政治罢工为我们中心策略。日常斗争中很多经济罢工转变到政治罢工，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成为不可分离。党的中心策略即是要进行有组织的政治罢工，一切怀疑于在中央领导中没有实现过政治罢工的不是事实，在红色五月中有过政治罢工实现。党也领导转变过经济罢工为政治罢工，如上海水电罢工，唐山五矿以及北宁路的斗争，都是明显的事实。所以怀疑于这一策略不能实行的完全是右倾的观念。但同时我们要指出组织政治罢工中心策略运用得有时太机械了，必须将这一中心策略，配合日常斗争灵活的运用起来。我们运用这一中心策略时有机械或孤立，只想用简单的政治罢工口号，而来配合部分的经济要求口号，因此只能有部分先进的群众被动员，而走到等待赤色工会或红军来干的情绪，落后的根本就不接受这口号。这是运用中的缺点。如准备武装暴动而组织赤色先锋队，在政治上是对的，但是不配合日常斗争，如果今天不动，明天不动，后天仍旧不动，这样就冷淡下来了，或者是离开了。这是实际工作中不能配合日常斗争的一种极严重的现象。右倾的错误是停顿于日常斗争中，不去联系到政治斗争或发展到大的斗争，另一种错误是不管日常斗争，只想准备大的斗争，这都是错误的。当然现在下级干部最大多数的错误还是停留在日常斗争中，不向前去推动。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如何正确的运用国际的指示到实际工作中去，才能打破这两种倾向的错误。所以国际决议案上说：“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继续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战斗。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的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外，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后的工人阶层的经济要求”。附带说到中央过去计划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受着国际反对，国际不是在原则上反对，而是指示我们如何去准备，反对在今天或明天就做。国际是根据在武汉工人斗争的力量不广泛，在工人斗争中党的领导不强固，敌人的力量还可以战胜我们，因此国际不同意。特生同志报告中已说到过分估量的问题，这种估量是将某种可能代替了目前实际，在这样的基础上，当然发生了这个不适时的策略了。但是绝对不许机会主义者来解释说国际路线是退守的。（2）加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应当由今天起更加推广和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现在他的范围和组织力量都不够，且过去还多是在小资产阶级身上，工人只有部分的参加。还没有能发动最高限度的广大群众。我们不怕帝国主义的大炮，正是因为我们有群众的力量，然而现在这种群众斗争力量显然还不够，所以必须加强。（3）实行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极端化的过程中，要反对胡适，第三党，取消派，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在这些有形的组织上去反对，同时也要防止那些第三个党派意识的发展。在城市工会中黄色倾向，帮口观念，乡村中的富农路线农民意识，都是妨害无产阶级斗争的，决不能放松与之斗争。在我们领导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上，尤其是不可忽略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我们一定要承认现在党及赤色工会组织力量尚不够，群众中反对统治阶级的情绪尚不坚决，只有最先进的群众可以在我们口号之下行动，次之同情者是不能自己动，再次一等的只是消极反对国民党，最落后的还有对着国民党某一派存着幻想的。如果不是这样，则在拥护长沙胜利运动中是会有极广大的群众起来的，自然大的原因是白色恐怖的压迫，但不能将这一解释作为惟一的单纯条件，尤其不能将这一条件来掩盖我们在发动群众策略上的错误；如果这样，只有待红军来消灭白色恐怖才有办法了。因此一定要使广大群众能在部分口号下先动起来，然后联系到中心口号，使他们了解中心口号是他们所需要的。不然，是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的。（4）广大的发展农民战争现在全国各地激烈的农民战争发展着，有许多尚未得到我们的领导，所以国际指示要使这些自发的农民战争能够都在我们领导之下行动起来，尤其是北方的农民运动。凡是我们农民运动够的地方，都必须要如此。（5）正确的运用组织革命的兵变的策略现在军阀战争的结果，使兵士生活更加恶化，同时红军发展与土地革命的事实放在士兵的面前，使兵士哗变来参加革命更是主要的出路。我们要去组织兵士哗变，要使这一力量不被反革命所利用，如变为土匪等。使他成为革命力量，这样就普遍的造成了兵暴的基础不论在当地是推翻地主，或是城市统治皆是兵暴。今天要指出兵变第一个出路是去参加农民战争，因为现在工人斗争力量尚不够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所以在大工业城市的兵暴不是目前可以立即实现的。自然我们是毫无问题要领导条件亦已成熟的兵变，在小城市实行地方暴动。这里可以指出我们组织镇江南京伤兵暴动来占领城市的企图是错误的，不仅这一次，过去停止了一次的南京兵暴，也是一样有过高的估计，这都是左倾的错误。（6）青年与妇女青年与妇女问题今天不必说青年工人农民与妇女在革命中地位之重要了，因为这是没有人怀疑的。问题是这一工作实际上怎样。虽然有组织的革命青年群众有百多万，但是这百多万是否我们的青年团能够领导呢。这数目大部分是在苏维埃区，他们是与省委中央没有什么好关系。在大城市中青年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危机，各地团的青年运动是削弱，这是不可不注意。青年团的反对取消派托洛斯基派的在政治上的坚决是他的成绩，团自五次大会后执行转变至今连初步的成功还没做到。这个责任不仅青年团要负，党对团的领导是太不够了，至于最近“行委”的组织，实际是取消了青年团组织和工作，这是党更应负责的。女工运动只有上海，或者再加上顺德，余则什么地方也没有了。北方根本没有做女工运动。现在党内的女工干部的缺乏，都是极应当注意的问题。党在上海女工运动中，得着许多经验，但是还未应用到全国去。（7）少数民族问题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占了重要地位，正因为他是领导殖民地革命中有极大的任务，围绕在中国四周的大都是弱小民族。内部也有许多弱小民族，虽然云南满洲只有一小部分。联系上述两方面任务的，就是全国拥护苏维埃运动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这一工作要发动各地下层群众选举代表，要在非苏维埃区域之工厂乡村中直接派代表共同来参加在广州暴动日开会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任务显然是全国党的任务。中央已决定在双十节作一个拥护苏维埃政权之广大群众运动的发动，号召起群众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两个战争两个政权对抗中之党的最迫切的任务。（四）党的问题一、党的进步与组织工作的弱点党在二中全会后到今天，这一年中党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方才特生同志报告中已经给了一明确的答案，指出中国党是已经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摩洛托夫在联共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报告中也说到了。但是要指出中国党在革命迅速发展中主观的力量常赶不上客观的发展。不仅中国共产党是如此，摩洛托夫报告说到各国党的状况：“工厂作坊里的工作的不充分，下级党部软弱，群众组织里党团工作不充分，特别是工会工作不好，这就是各国党实际上最大的弱点”；这些语句用来批评中国党是再适当没有了。只要看现在我们所领导的斗争的群众是流动着的现象，这是说明中国党在组织上尚很弱，无产阶级干部还不够，特别在党内的产业工人只有二千多人。党的政治影响虽然大，组织力量还不能巩固这一影响，所以国际指出中国党的任务应特别加强自己的主观力量。二、组织上的中心任务（1）扩大无产阶级基础虽然党员数目有十二万，但是产业工人数目只有二千多人，这个比重是太弱了，这个在领导的作用上，实在是太弱了。（2）巩固支部的工作。（3）加强干部，特别是引进工人干部，加强各级党部领导的力量。（4）加强支部及党团的在工会及群众中的核心作用。三、党内自我批评与坚决反右倾的斗争在二中全会后，就提出自我批评的问题，尤其是最近中央因策略上犯了部分的错误，于是号召同志在国际路线之下，来检查自己的工作，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纠正这些错误，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中央在检查了自己工作后的批评是很深刻的，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指导的，负责问题是整个的，当然我们也批评到立三同志负责是要多一些，这不是说政治局别的同志不负责，尤其是如国际指示的执行和传达迟缓是大家都要负责的。即如南京镇江的兵士暴动的问题，我自己也犯了错误。三个月来的工作总结，我们是接受国际批评，指出立三同志在思想上多负责一些，但不能允许任何同志的挑拨，如孟雄同志那样说“立三主义”等话，同样的在检查工作中，也是以集体精神来执行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一定要在巩固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不妨碍秘密工作环境，不超出检查工作范围变成攻击个人武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利用，他们利用中央个别的错误，加以造谣诬蔑，他们主要的是发挥自己路线，在今天与明天《红旗日报》上所登载的罗迈同志在江苏积极分子会上关于何孟雄问题报告的记录说得很详细。大概说，右派的路线是什么呢：（甲）对革命形势有过低的估计，不相信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不相信战后第三时期。（乙）对帝国主义的大炮机关枪怕得发抖，想从投降妥协帝国主义方面找出路。（丙）对于农民战争的意义看得非常之轻，认为攻长沙是一个部落的行为，认红军为流氓土匪。（丁）对于主观力量悲观，认为不能领导任何斗争。（戊）对于政治罢工的观念动摇这当然是中央与江苏省委要号召同志与它斗争的，且这个斗争是已得了初步的成功，大多数同志是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主张肃清机会主义的暗探的。因为何孟雄的活动，以及政治观念不清楚的，或者真是有自己路线暗藏着的人，它们怀疑中央与国际的路线是否相同，在江苏已有陈韶玉〔2〕，刘峻山等同志已表显出它们调和的倾向，这也是党要和它们坚决斗争的，自然不能因此而减弱了自我批评，同时必须号召同志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四、两条战线的斗争，主要的是反右倾列宁说：“当反对右派时不要被左派利用了，反对左派时也不要被右派利用了。”我们知道列宁党在某一时期内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常是集中火力反对某一种倾向――比较更危险的倾向，同时也不忘记另外一种倾向。我们现在要将主要的火力放在反右倾，另方亦要反对“左”倾的危险。国际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主要的是传达资产阶级影响到党内来障碍革命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这需要党极坚决的与之斗争，即那些个别的错误，如群众斗争中的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富农路线等等也不能丝毫放过。同时要反对在反右倾中的“左倾”发生，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过激情绪，如斯大林同志说的“胜利得热昏脑袋”。中央制止过南京杭州的暴动，就是说中央工作不是没有反对过“左倾”。同时对于一些个别的“左倾”错误，也要去反对他，如最主要的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不去作艰苦的群众工作，只作革命的清谈，这种危险便在专限于少数先进分子中活动而离开广大的以至落后的群众。这值得我们积极去注意反“左倾”，这不会减弱反右倾的力量，而反能更巩固之，因为“左倾”亦正是加强右倾机会主义之立场的。只有如此，才能不会使自己阵线中有弱点。这是国际所指出的，我们一定要分清右倾与左倾，特别要集中火力反右倾。这是中央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坚决的精神。（五）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的特点关于革命的转变，这是带着一些理论的问题，在国际决议案上是占了一个重要地位，指出了在中国实际上将来可以实现的问题。国际决议案上很明白的指出目前中国革命中的特点：（1）上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不再参加革命了，而成为反革命，成为我们要推翻的对象之一，政治上是要解除其武装的。（2）中国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围绕着无产阶级，是工农联盟的强固基础。（3）中国革命是反对封建阶级同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本统治，这是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表现出中国革命的特点。（4）中国革命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发展着，这一政权形式在一九○五年俄国革命中尚未能确定，而在中国就决定了中国政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成为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最坚固的政权。（5）在政权中的领导中共产党党员占绝大多数，不说将来的政府，即现在各地农民战争中已是如此。主张国民会议的任何一派是不能参加的，群众是不会许它们参加的。这种优越的国内条件，使中国革命在其胜利的道路上，开辟了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在国际指示上，更指出过渡的阶段，要经过许多准备的阶段便要逐渐彻底的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不仅这个，中国革命更有好的国际环境，它是在大战后的第三时期；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的条件下，同时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成功，这是列宁所说的国际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还不雄厚的中国，因有国际条件正如列宁所说的可以绝对的保障革命的转变。二、如何去培养革命转变的前提（1）社会的前提使革命转变的社会力量，一定要决定于无产阶级之组织力量和觉悟力量，以及他与贫农的结合，这些条件今天是正在生长着。现在广大的工人斗争，和贫雇农的组织，当然在政权取得时将会更加成熟。（2）物质的前提国民党政府的企业，帝国主义的企业要没收它，民族资本也由行政处分上逐渐没收了，这样可使一切大产业入诸政府之手，并可以发展到农村经济大规模的经营――当然这要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3）政权的领导力量政权在共产党占了多数情形之下，自然是可使政权为革命利益而更集中组织，可以不再参加有其它政治派别的分子，以保障无产阶级唯一的领导。这些前提的培养是今天就要认识的，当然不是硬来就可以转变的，例如我们只有一些乡村，而后没收了作坊，即谓是有转变意义，当然是不对的。三、反对转变中的错误倾向与反对三民主义和托落茨基主义最后说到反对转变问题中的错误主张，我们在今天不应忽略了民主革命中的另一个可能，即是在土地革命胜利的农村中有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存在。不注意到这点，即会发生错误。苏联的经验已有了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尚且有新兴资产阶级的发生，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中是更多可能的。如果仅凭主观想用人力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发展，这是不行的，我们是要培养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各部分的转变的前提，才能在将来抑制另一种发展的趋势。因此民主革命的内容仍是目前的中心口号转变的前提的准备，也必须由这彻底实现民主革命中生长出来。右派将两个革命阶段划分得清清楚楚是不对的，但决不能说转变已是目前主要的任务。另一种更危险的，是以为取得了工业城市，即转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对于彻底实现民主革命到全国的范围有极大妨害的。这样就指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关于这一点的解释是太机械了，可是反对两种错误的精神是对的。最后党要发挥列宁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转变的正确理论，要反对托落茨基派所说的中国革命已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妄谈。同时也要反对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反动性与所谓国民党是要领导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欺人之谈。在理论上一定要战胜一切反动派别，要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中国胜利！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系国民党军第四十七旅旅长，一九三○年八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在文家市战斗中被击毙。〔2〕即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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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特生（一）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同志们！红军现在正在湖南江西作战，农民战争扩大到很大的规模，城市工人的斗争也在日益高涨，——我们能够在这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地主官僚向来“安心”避暑的庐山〔1〕，来开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要来更具体的决定我们党的任务。只看今年在庐山避暑的大人物和豪商绅士，已经没有当年那样“安心”了，天气还没有十分凉快，就赶紧逃回租界里去了！（全场大笑）。同志们！从六次大会到二中全会，我们指出当时全党在中央的领导下，扫除了盲动主义的残余，克服了党内无原则斗争，加强了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渐次稳定了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相当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逐渐恢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便使党从零散破碎的状态当中挽救出来，树立了党之布尔塞维克化的基础。现在我们来估量党从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的工作成绩，我们可指出全党在中央领导下：甲，开始战胜了托洛斯基主义与陈独秀等取消派，坚决的进行反调和派的斗争——在苏代会上打击了何孟雄的调和派的主张；乙，领导着全国革命势力得到大的发展，举例如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扩大（现已有三百多县有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统治着的人口约有五千多万），红军的发展（人数超过十万，枪枝在七万以上，除占领过龙州，大冶，景德镇，岳州大城市外，最近更两次攻打长沙，进逼沙市），党在工人斗争中领导力的增强（北方的铁路矿山以至人力车夫的斗争，上海市政纺织店员手工业工人的罢工，武汉纱厂工人的斗争，南方各业工人的斗争，尤其是去年八一以来各城市的政治示威，都表现出党的领导群众力量的加强），赤色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发展（赤色工会会员超过十万多人，农民群众组织约数百万，青年群众组织有一百六十万，互济会组织亦有八十六万）；丙，党的组织在与严重的白色恐怖作残酷的斗争下，仍得到数量上的发展（九月份统计全国有十二万二千三百一十八人）；丁，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除党领导的工人斗争，罢工，示威，农民战争，革命群众组织以及红军都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外，党还树立了党报的作用（如《红旗日报》，《上海报》，香港小日报，各地《红旗》等）；戊，在国际指导下坚决的纠正了某些部分的策略错误（如富农问题，职工会问题等）。综合这一时期的进步，可说是：中国党开始战胜了取消主义，巩固了列宁主义的路线，领导着中国革命之新的高涨，同时在国际的指导之下，坚决的执行自我批评。这样，便足以指明中国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正如国际的估量，已开始走上布尔塞维克的道路。但这决不是说，全党在中央指导之下，乃至中央本身，便没有错误，没有缺点，这个我在下边将要说到。（二）从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的中央工作在这个主要问题上，我只能说到主要的部分：第一中央领导全党的策略路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大别分两个时期来看，从二中全会后到今年的一月，是革命开始新的高涨时期，这时期的中心事变是中东路问题与新的军阀战争的开始。党中央在这时期领导全党的中心策略，是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中央所坚决执行的，是领导群众日常的部分的斗争，发展到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组织多次的全国的政治示威，开始反对农民战争中逃跑，分散，保守等观念，要红军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坚决的进行反托洛斯基主义与陈独秀等取消派的斗争。这一时期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是坚定的。从今年二月到现在，是中国革命新高涨更加成熟的时期。这时期的特征是全中国的经济政治恐慌更加急剧，军阀战争更牵动了全国的局面，而且继续扩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极端痛苦，已迫使他们觉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城市工人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特别是农民战争的发展，红军的突飞猛进，使革命形势在南中国更加扩大起来。中央在这后一时期领导全党的策略路线，从七十号通告以后，是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在党内仍须坚决反右倾的斗争，以肃清取消派在党内的残余。这一策略路线，直到现在依国际的指示，仍证明是正确的，是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的。但中央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后三月中，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在六月十一日决议案上已开其端），在它发展的速度与程度上，却犯了过分的与不正确的错误，这就使对于目前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有所轻视，这在策略上便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在国际的决议与指正之后，中央已坚决的纠正这一错误与开始的执行策略的转变。具体的下边将要讲到。第二反托洛斯基主义与陈独秀等取消派的斗争从托洛斯基派公开出版《我们的话》以后，党内便开始了反托洛斯基主义的斗争。在托洛斯基派分子还未完全肃清出党的时候，陈独秀便在中东路问题上开始取消中国革命的理论。他提议以劝国民党不要误国的口号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从这时起一直到陈独秀被开除止，陈独秀在他每一封致中央的信中，告全体同志的信中，都是一贯的掩藏在“左”的外表之下，散挥他取消中国革命之机会主义的理论。同时又与党外的托洛斯基派勾结一起，进行党内小组织，一致的向党进攻，反对共产国际，反对中央，反对党，反对革命。中央在他致中央的第一封信起，便坚决的与之斗争，从思想上的斗争起，直做到从组织上将陈独秀派开除出去，中央是始终号召全党一致起来深入这一斗争，反对对取消派的调和倾向，以巩固列宁主义的路线的。经过陈独秀等八十一人联名的宣言，经过陈派与托派的合而复分，经过他们争着求教于国际的叛徒托洛斯基，经过他们在群众中破坏罢工毁谤红军以后，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已经成为公开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资产阶级的侦探，法西斯蒂的工贼了。因此，中央在国际的指示之下，更号召全党要注意到党内暗藏的取消派托洛斯基派，要坚决党内反右倾与调和派的斗争，要深入反取消派与托洛斯基派的斗争到群众中去，以根本肃清取消派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第三国际的指正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首先要说到，在国际与中央一致的路线之下，中央确实犯有部分的策略的错误，最近两三月来，这种政治错误，犯得更其严重。在每次的错误中，都得到国际坚决的指正，中央在切实的讨论与检查之后，亦都是坚决的执行自我批评的精神来纠正的。当去年国际三次来信，对于富农问题，黄色工会中策略问题有所指正，对于反改组派问题有更进一步的分析与指示后，中央立即接受国际这些纠正与指示，并坚决的通告全党一致遵行。最近两三月因为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国际几次指示，都是坚决的纠正这些错误，最主要的是：（一）反对在某些重要城市之武装暴动的布置，（二）指正中央对于帝国主义进行外交政策之不了解，（三）指正行动委员会组织的错误与恢复党团工会之经常领导机关之必要。这三事，很显然是由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之发展的速度与程度有过高的估量，以致许多策略决定的基础，常建立在一种而又不甚肯定的可能与推论上，一旦这种可能不存在，推论被推翻，于是这种策略的本身也便无所依据了。中央了解了自己这一种非辩证的观点以后，便立即坚决的纠正自己的错误，更召开这一三全扩大会公开的实行自我批评，以领导全党执行策略上的转变。同时，中央更指出，在国际指示中央纠正错误的过程之中，右倾机会主义者如何孟雄竟利用中央某些错误，加以造谣污蔑，来实行反中央的活动。且在江苏区书联席会议上，更发挥他的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的向党进攻。中央指出何孟雄同志这一活动不是偶然的，他在客观上起了取消派党内暗探的作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全党与之作无情的斗争，同时也要克服党内对何孟雄右倾路线发生动摇的调和倾向。（三）总结依据上边的报告，我们可做这样的结论：国际与中央的路线，完全是一致的，一年多的中央工作，虽犯了不少策略上的严重错误，但全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中央在坚决的反托洛斯基主义，反陈独秀派的斗争中，在国际的指正之下进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在整个中央集体的指导中，中央的领导的确具有了布尔塞维克化的精神。现在中央要更加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反右倾也反“左”倾的斗争，尤其是反右倾的主要危险。这首先便要中央在国际的指正之下，坚决的执行自我批评，肃清“左”倾与一切危险倾向，在这个基础上才更易坚决进行党内反右倾与调和派的斗争，才更加能肃清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只有这样，党才能更加巩固列宁主义的路线，才能更有力的组织与领导革命的国内战争消灭军阀战争，才能更加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以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实际是在上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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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通过）（一）工人斗争的形势和共产党的工作—、现在工人运动的特点最近一年来，因为国内政治经济的总危机，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工人群众的生活受着更残酷的剥削和极端白色恐怖的压迫，所以“罢工斗争日益高涨，这斗争的性质和程度都更加提高”。最显著的事实，就是重要城市的工人群众，在最严重的白色恐怖镇压之下，却发展着广大群众的罢工运动，时常和警察巡捕军队发生武装的冲突（上海水电罢工，纱厂罢工，丝厂总罢工，最近青岛人力车罢工等等）。虽然这些罢工运动，还没有更大〔的〕规模的巨大的力量，还不足以去直接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整个统治，可是，斗争的剧烈化和日益高涨，已经是明显的事实。现在工人斗争的特点是：（1）斗争的发展范围和规模还没有充分的伟大，经济斗争还是散漫的和不相配合的现象，可是经济斗争剧烈的形势却一天天的利害起来；（2）虽然还没有坚强而巨大的政治罢工，然而多种斗争之中的政治性质正在增高起来；（3）一般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的确日益提高，先进的工人更日益表现对于推翻国民党和武装暴动必要的认识，但是一般斗争之中党和赤色工会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还不充分，特别是在工厂作坊中的组织还很薄弱，并且缺乏对于斗争的准备与领导。总之，群众对于暴动的决心，尤其是群众之中的组织力量还没有十分坚强起来。城市工人斗争的力量，一般的说来，还没有和农民战争的力量互相汇合和平衡。二、赤色工会的进步和弱点赤色工会运动，自从党的二中全会之后，得到了相当的进步和发展：（1）更加积极的参加，并且领导群众的经济斗争，把经济斗争转变到政治斗争转变到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总之，对于这种方针，能够积极的努力；（2）最重要的产业（铁路、矿工、海员等），和最重要的城市（上海、香港等）里面的工会工作有相当的发展；苏维埃区域的赤色工会相当的建立，赤色工会组织的扩大（从三万会员增加到十万以上的会员）产业工会的开始建立（铁路，上海等）；（3）党和赤色工会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可是，党和赤色工会的发展和实际工作，还是落在群众积极性之后，表现很多的弱点和缺点：（1）赤色工会组织直到现在还是薄弱和散漫，并且是极不稳定的流动状态，重要产业工人之中，和重要城市之中赤色工会的组织尚且还是极其弱小，特别是在重要产业里没有建立起真正稳定的基于工厂作坊里面的和群众有联系的组织，没有加重工厂作坊中组织工作，尤其对于童女工及失业工人组织工作；（2）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还不能有系统的准备和动员，大多数的罢工斗争和冲突，仍然是群众自发的，不能充分的注意罢工的准备与领导，因此不能把各种产业工人的散漫的斗争配合起来，并且有些是停滞而不能扩大，对于动员成千成万的失业斗争以及与在业斗争联系工作极不充分；（3）在黄色工会之中也缺乏有系统的坚定工作，特别在罢工之中和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斗争之中都表现了不坚定性；（4）对于罢工运动之中策略的运用，表现许多机械的工作方式，尤其表示“没有充分的技能去实行下层的统一战线”，许多罢工计划都表现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薄弱；（5）对于苏维埃区域赤色工会运动注意得太少，特别是对于城市工人斗争和乡村农民战争之间的联系，缺乏实际的工作。这些缺点和弱点，在全国革命之中，在争取广大工人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总任务之上，在汇合工人斗争和农民战争，加强无产阶级领导，为着苏维埃政权的总斗争之上，都是很大的妨碍。三、职工运动之中党的策略上的错误党对于职工运动的路线，从二中全会到现在，一般的说来，是正确的；政治局曾经迅速的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更明确的确定赤色工会独立领导工人斗争的路线，可是，最近政治局策略上的错误，不能不反映到职工运动上来：（一）组织政治罢工之中，对于经济斗争的注意减轻，没有把政治的和经济的要求充分的联系起来，去领导和组织广大的群众；（二）偏重工人武装的技术上的组织和训练，没有充分注意把武装训练工人的任务和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任务联系起来，而且和赤色工会的发展隔离起来；（三）尤其是各级“总行委”的组织方式和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代替了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妨碍了工会群众组织的独立指导系统，使工会的领导机关（例如全总和上海工联）和工厂里面的工会组织以及群众斗争不能密切，工会领导机关的行动和工作停顿起来，这样，自然是削弱了赤色工会的整个组织的活动，这对于真正争取广大群众来积极准备暴动的任务，是最大的危险和障碍。而“左倾”的空喊暴动，说“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和示威”，这种观念，事实上只是引导到对于群众日常斗争的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而且是加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本次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正确的指示，坚决纠正这种危险和错误，而要求执行必要的转变，同时，严重的指出：这一转变固然是要坚决反对空喊暴动而不艰苦的争取群众的倾向，可是，这亦就是要对于目前最主要的危险——黄色倾向尾巴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做更加坚决的斗争。（二）共产党现在对于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四、发展赤色工会领导经济战斗和组织政治罢工中国现在的形势是：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因此，共产党在职工运动里的中心任务，就是：（一）在坚决的独立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之中，去努力巩固和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特别要在全国重要产业工人之中（铁路，矿山，海员，兵工厂，纺织业等）和在重要城市之中（上海，香港，武汉，天津，满洲等），发展和建立最重要的产业工会组织；（二）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因此，必须努力加强对于群众日常部分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领导，扩大罢工运动，以发展各业的同盟罢工，并且发动更广大的政治斗争，联系经济和政治的要求，这样去组织伟大的政治罢工。这是目前最中心的战略。同样，要加紧对于苏维埃区域赤色工会运动的领导和发展，要使工人斗争和农民战争更迅速的汇合起来，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巩固发展为着苏维埃政权胜利的总斗争。五、两条战线的斗争职工运动之中，必须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同样加紧反对“左倾’和“右倾”的斗争，而右倾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尤其要集中火力来反对。关于政治罢工的问题，“左倾”的错误是——认为每一个总同盟罢工，“必然紧接着就是武装暴动”，这种机械的断定，客观上引导到“罢工和暴动没有区别”的观念，反而形成放弃组织罢工而等待暴动的现象。再则，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机械的分别对立起来，这亦是很大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可以引导到只用政治口号而忽略经济要求的号召罢工。其实，总同盟罢工转变到武装暴动的可能，必须党和赤色工会用自己的组织力量去努力争取，方能够得到胜利的实现，而总同盟罢工和政治罢工发展的“必要的前提，正是要能够运用正确的方式，去领导一切日常的部分的经济政治斗争”；没有这个前提，就只能取得少数先进工人的同情，而不能引起最广大的落后的群众来积极参加斗争。关于政治罢工的问题，右倾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尾巴主义的落后行动，自己不能积极的独立的去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不能抓住广泛的自发斗争，不能认识现在中国工人经济斗争之中，特别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成份，因此，也就不能适当的领导赤色工会去提出政治口号，反而认为现在应当只做经济斗争，不应提出组织政治罢工的任务，并且认为总同盟罢工是遥遥无期的次要的问题，现在，中国全党范围之中，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最主要的严重危险。现在事实上关于组织政治罢工问题的错误和缺点，的确是：（1）没有更充分的，从领导群众日常部分的政治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去组织政治罢工；（2）没有把政治口号和政治罢工的方针，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去，很实际的把这种口号和方针联系到群众日常的部分要求——直到最落后的群众要求，——来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到伟大的政治斗争；（3）尤其普遍的是，没有在群众经济斗争的领导之中，正确的抓住斗争的政治实质，来动员群众而转变到政治罢工。党的任务是——反对“左倾”和右倾的对于政治罢工的观点，尤其是要加紧反对尾巴主义的落后行动。这就是要努力使政治罢工的口号深入到群众之中去，联系着一般工人群众最切身最实际的要求，去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混战等口号之下，发动并且组织政治罢工。同时，也要加强注意：要从积极领导群众日常的部分的经济政治斗争，来发展和联系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总斗争，来准备几个最中心城市的地方总同盟罢工和全国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暴动。（三）赤色工会的总任务和组织原则六、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和赤色工会赤色工会的总任务是：——加紧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的斗争，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加强反对军阀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苏维埃和红军，以及反对军阀混战和赞助革命战争。因此，必须由每一日常的部分的政治经济要求和斗争联系到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总口号，必须在坚定的组织政治罢工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领导并且组织群众的日常部分斗争。目前，尤其要加紧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宣传和组织工作。要有系统的鼓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实际行动——示威罢工等等，去赞助红军的胜利，反抗并且阻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实行调动工人群众去破坏交通和运输，鼓动军阀军队里的兵士群众）同时，实行帮助苏维埃和红军的行动……在各业各地工人之中组织代表团到苏维埃区域参观等。赤色工会要在这些斗争之中，密切的联系着群众的部分斗争和要求，日益组织更加广大的工人群众，领导他们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全国胜利而斗争，更加使工人群众武装暴动的决心坚决起来。七、赤色工会组织的扩大和工会生活的建立赤色工会组织的扩大和巩固，是目前职工运动之中最主要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工人阶级力量，去迎接将要到来的决定胜负的战斗。扩大赤色工会的工作，必须在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之中去进行，必须在反对黄色工会和独立领导罢工的斗争之中去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这里的任务，首先就是建立工会的下层组织和群众基础——要深入到工厂作坊里面，使每一个赤色工会，都有真实的工厂里面的会员。这就是说：在斗争过程之中去发展工会。必须消灭现在的流动而不稳定的现象，而切实的建筑群众里的基础这样，同时也就使反对黄色工会斗争里，赤色工会的影响和领导，真正得到组织上的巩固。至于巩固赤色工会的工作，那么，首先就是工会生活的建立，赤色工会组织的扩大之中，必须：（一）工会和工会会员有更加实际和密切的联系——缴纳会费，定期开会，讨论日常斗争的领导，这样，去消灭群众之中那种“除某时斗争之外，可以不需要工会组织”的观念；（二）切实运用工会的组织作用，去和群众斗争密切联系，这就是说，每次斗争之中，工会要有组织的讨论决定进行斗争之中的每一步骤，而且都要会员群众来参加；（三）切实执行白色恐怖之下可能的工会民主主义（职员的选举，问题的集体讨论）实现并且加强集体的指导，消灭一两个共产党员或工会职员包办一切的现象；（四）工会组织——各业工会从下而上从上而下的各级执委，要有独立的工作系统的组织路线，尤其要提倡下层组织，工厂作坊里面的工会组织，以至各个会员，对于工会的建议能力，发展他们的积极性和独立的活动能力，——要消灭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的残余。这样来建立经常的独立的工会生活，才能真正在扩大之中巩固赤色工会。在这种工会生活的群众化的基础之上，才能扩大而巩固的建立产业工会——把重要的全国各业的产业工人组织合并起来，同样，把各大城市所有的各业各厂零星组织联合起来，成立各业的全国产业工会（铁总等），各地每业的产业工会，以及各城市的总工联会。“如果不是这样，那末，对于经济斗争和各业的同盟罢工的切实领导，对于政治罢工的组织，对于总同盟罢工的真实准备，以及一般工人政治斗争的发动，都会感受到极端的困难”。八、党与赤色工会的关系和群众组织的路线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他要巩固并且扩大自己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在现时的中国――就只有更加充分利用工会组织的系统，经过各工会去组织极广大的工人群众。工会应当有他自己的组织上的独立，赤色工会应当在党的政治影响和领导之下，可是，他不可以和党混合为一（也不能为任何行动委员会所代替），因为这样，就使工会的组织狭小起来，丧失他组织广大群众的作用。因此，党现在要更加加紧消灭党和工会混合的某些现象，而努力帮助工会组织的独立和工会路线的建立。――从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到某工厂委员会的独立的组织系统和工作路线的建立。党对于工会的领导，必须经过党团去实现，经过工厂支部去实现。要坚决纠正“党包办工会”和“党团代替工会执行机关”的现象。要充分吸引无党的工会会员，来做工会的干部，来参加工会各级指导机关，――这是彻底消灭“党包办工会”的基本办法。同时，为着加紧发展赤色工会运动和彻底执行工作上的转变起见，党必须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有耐心的在工厂之中，注意斗争过程里新的工会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党分配到工会里去工作的工会干部，不应当随便改变工作，而且要用党的最好干部，来担负工会的职任。最近党的各级职工委员会之中，分配最好的干部临时组织专管各产业的小委员会（所谓“产委”），去专心帮助各产业工会的建立，――这种方法，的确有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这种党部之下的小委员会，或者工会上级机关的小委员会，只是临时的工作委员会，他们绝对不能代替工会的本身，所以只能在开始建立和发展某业产业工会组织的时候适用。等到产业工会的基础和群众工作发展起来之后，这种“产委”就必须取消。党到这种时候，就应当组织各该产业工会里的强固的党团，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在组织路线上，应当帮助各该产业工会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作和组织系统。（四）实行下层统一战线九、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赤色工会要执行这些严重的任务，就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去坚决的加强反对黄色工会国民党等的斗争。党对于反黄色工会斗争和黄色工会内部的工作，已经改正过去的错误而得到相当的进步和成绩；可是党内还存留着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认为黄色工会已经完全法西斯蒂化，绝对不能欺骗群众，于是放弃反黄色工会的斗争，走到狭隘的赤色工会关门主义的道路；（二）对于黄色工会斗争不坚定的机会主义路线，只反对领袖而不反对黄色工会和国民党，不敢拿公开的赤色工会纲领去独立领导斗争，而隐藏在黄色工会组织的形式之下，完全变成国民党的俘虏――这是最严重的黄色倾向。这两种不正确的倾向，都妨碍党和赤色工会独立领导和争取广大群众任务的执行，必须坚决的肃清这些倾向和实际行动。党应当在黄色工会内部采取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方针，对于一切欺骗工人群众钳制工人运动的派别和份子，都要这样，现在国民党黄色工会虽然更加法西斯蒂化，更加成为政府机关的一部分，执行警察和资本家代理人的作用，可是，他们还靠着白色恐怖的威吓和资本家协作的关系，维持他们形式上的存在和压迫群众的作用。广大的群众，虽然认识黄色工会不是工人自己的工会，可是，还只有消极的表示不满，多数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公开脱离黄色工会，就是潮流一样的来加入赤色工会而受赤色工会的领导。这里，正需要党和赤色工会独立的去领导群众斗争，加强赤色工会在反对黄色工会斗争之中的组织作用。这就是说：党和赤色工会，不但要能够领导黄色工会内部的先进份子，做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而且要特别注意一般群众以至最落后的群众的动员，使他们都积极起来参加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斗争……以至于消灭黄色工会。因此，目前最中心的策略问题，就是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这不仅在黄色工会之内争取下层群众而且在无组织的工人群众之中，也是十分重要的策略。执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当然，绝对不是放弃党和赤色工会的纲领，不是放弃独立领导，而去和黄色工会的首领实现联合战争。恰恰相反，正是为着白色恐怖之下，大多数无党的群众，以及非赤色工会会员的群众，还不敢公开赞成党和赤色工会的主张的关系，所以必须由党和赤色工会，提出最适当的斗争口号，最切近于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并且把这些口号和要求联系着中国革命的总口号，独立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和行动，这样去实现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赤色会员和非赤色会员之间的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使先进工人能够把广大的以至于最落后的群众团结于自己的周围，争取青年工人和童工女工，以及一切劳动群众，来在党和赤色工会纲领之下，反对黄色工会及其领袖，打破群众之中的帮口观念和帮口组织――这样，在斗争过程之中，罢工运动的发展之中，一直达到消灭黄色工会。改良主义的基础，在中国虽然非常狭小，可是，民族改良主义在群众之中还有影响。工人运动之中，必须加紧反对一切种种改良主义的斗争，反对国民党改组派，反对邓演达派，特别要反对工人阶级叛徒的陈独秀托洛斯基派，揭露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过去反对黄色工会以及这些派别的斗争，还不充分，必须格外的加强。十、工厂委员会运动和斗争委员会等的组织方式实行下层统一战线以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现在使工厂委员会（作坊委员会，船只委员会，车站委员会，矿、坑委员会等）的运动更加成为最中心的问题了。工厂委员会是团结工厂内先进工人以至最落后的工人，领导他们一致行动的最根本的组织方式。赤色工会在工厂之中要努力成为工厂委员会运动的中坚；同时，工厂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之中，正可以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而且巩固赤色工会的工会生活。从六次大会二中全会决定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方针之后，直到现在，全党对于这个问题，注意得太不充分，实际工作上差不多有忽视这一工作的现象（上海只有部分的很少的经验）；本次扩大的三中全会，特别号召全党严厉的纠正过去这一缺点；赤色工会和党的工厂支部，都要用最大的努力来发展工厂委员会。党和赤色工会还要会用各种辅助组织――俱乐部等来团结群众在自己的周围。尤其要会运用临时的组织方式，例如斗争委员会，罢工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等。这种斗争委员会是临时领导斗争的组织，如反对罚钱，反对加工，要求减〔增〕资，反对关厂等等；罢工前后就是罢工委员会，这些组织要尽可能的转变到经常的工厂委员会。为着领导规模广大的斗争，更可以组织行动委员会，统一各种群众组织，在一致的动员之下来行动，以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其他劳动群众的领导作用。（五）赤色工会的组织问题十一、发展和巩固赤色工会的重要产业和中心城市赤色工会的发展和巩固，在下层统一战线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和组织政治罢工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首先要集中力量，注意：（一）重要产业里的发展，最主要是――矿工，铁路，海员，兵工厂等；（二）重要城市的市政，纱厂，丝厂，印刷，铁厂（五金），码头……以及他们的联合；主要的城市是――上海，香港，广州，武汉，天津，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同样，要注意到反动统治区域的农村工人（雇农苦力等）。十二、失业工人运动中国现时总的经济危机之中，失业工人运动愈加严重了，工厂停闭和大批开除工人，使失业问题成为失业工人和在业工人共同的斗争。过去党和赤色工会没有把这个运动认为目前最中心的工作之一，仅仅做了某些工厂倒闭时候的临时斗争的领导，这是非常错误的。对于失业工人，必须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去领导他们的斗争，建立他们的组织；领导他们去进行“要工作，要工资，要饭吃，要政府和资本家实行经常的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险”的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包围工厂和政府机关等的行动。但是失业工人的斗争必须与在业工人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要求减少在业工人的工作而加增工资，反对开除裁减工人，反对加重工作和减少工资等斗争，可以和失业工人要求工作……赞助在业工人罢工的运动联系起来。失业工人的组织，也必须同时各自参加各业的赤色工会。而且要训练失业工人之中的积极份子，使他们成为工会的新的干部。失业工人的斗争，必须联系到一般的政治斗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因此，失业工人运动之中，同样要加紧关于苏维埃和红军的宣传。要号召失业工人加入红军。要由赤色工会选派积极工人以及失业工人的最好份子到红军中去，充当红军干部或者帮助苏维埃政府工作――以坚强无产阶级对于苏维埃区域红军的领导。十三、女工运动和青年工人运动党对于女工青年工人之中的工作，虽然历次会议和决议之中都有正确的决定，但在实际工作的检查之中，发现很严重的取消青年工人女工运动的倾向（不积极争取女工青年工人加入工会，对于女工青年工人的特殊斗争不去领导，以及工会之中这两种工作只有形式上的机关，尤其是忽视在纺织业中这种工作等等）。现在必须切实的反对这种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这是发展青年工人女工运动的前提。现在资本加紧的剥削和进攻，――生产合理化等等的压迫之下，更加增加了青年工人女工在产业之中的重要和他们斗争的积极性，这是在争取广大群众的时候，绝对不容许党和工会再有丝毫忽视的。必须动员全党和赤色工会的组织，来争取青年工人女工加入工会，要加紧领导他们的特殊斗争。党和赤色工会要把这种工作认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之一。为着加强青年工人女工的工作，必须不但设立青年工人部女工部，而且要党和赤色工会的整个组织，直到工厂支部，都切实注意起来；要努力培养工厂之中的青年工人女工干部，吸引他们实际参加各级工会的指导机关。赤色工会里的青年工人部，要实行他的作用，必须由下而上的建立起来，必须纠正过去只有上层机关的错误。要使青年工人部和女工部切实执行青工女工的一切工作，领导青年工人代表会，女工代表会的运动；青工部还要建立和发展劳动童子团的组织和工作。同时，在黄色工会内及无组织的青年工人女工群众之中，也要努力进行女工代表会和青年工人代表会的运动。这种代表会必须经过广大群众选举，建立经常固定的工作，来团结青年工人女工的群众，使他们围绕赤色工会而成为斗争的组织。十四、工人的武装组织和训练现在群众斗争的发展之中，应当同时经过工会，去加紧工人武装组织和训练的工作――工人武装自卫团体的编制和演习（纠察队，赤色先锋队和少年先锋队等）；应当实行军事的编制训练和政治教育以及武装的练习。必须防止脱离斗争而单纯的机械的进行武装组织和训练；必须使这些训练和组织，更密切的和群众日常斗争联系起来，而且要建立在厂内活动的基础之上：例如保护示威，保护罢工工人，保护青工女工斗争，保护赤色工会组织和会议等等。这样，才能更加帮助赤色工会的扩大和发展，以及真实的准备暴动。十五、工会的鼓动工作和鼓动组织赤色工会必须建立经常的有系统的独立的宣传鼓动工作，利用每一次大小的斗争，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不论这种斗争是在黄色工会钳制之下或是无组织工人的自发斗争。从全总直到最下层的工会组织，都应当有经常的定期刊物，直到墙报和工厂小报，而且这种最接近群众的出版品，却是最重要的。赤色工会，特别是下级工会和工厂支部，要建立宣传鼓动的组织，要训练鼓动的干部――宣传队，读报团，演讲会，工厂小报或墙报的编辑委员会，工人通信员协会，红旗读者会等等。要吸引无党的工人，以及非赤色工会会员来参加这些组织。十六、赤色工会的公开和秘密工作赤色工会运动，在严厉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常常是处于极端秘密的地位，因此，赤色工会争取公开的活动和秘密工作的方式，需要极切实极灵敏的联系，赤色工会，甚至工厂委员会，为着争取公开活动起见，可以运用各种灰色的名义，发展自己的工作，而且同时要争取公开活动。至于反动统治动摇削弱到某种程度的时候，要求赤色工会整个组织自动的公开出来，以领导广大群众的直接行动；这种时候，赤色工会尤其要注意公开活动之中，保存秘密工作的组织和基础这种工作方式上的组织问题，特别“须要一方面有很大的敏捷能力和适应能〈力〉，别方面，还要党和工会支部有极坚定的原则和策略路线”。（六）苏维埃区域的赤色工会运动十七、苏维埃区域工会运动的重要苏维埃区域里的工会运动，“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现在建立苏维埃的根据地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领导的总任务之下，为着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胜利的总斗争之下，苏维埃区域的赤色工会运动，成为最中心的问题之一。党和工会过去对于这一问题，没有充分的注意，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对于这一问题的指示。苏维埃区域赤色工会的任务是：――拥护苏维埃政府，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红军，保障八小时工作制及劳动法令的实行，赞助发展土地革命斗争，及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苏维埃区域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要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实行劳工监督生产的任务。同时，赤色工会要用自己领导群众斗争的力量，来实现苏维埃的劳动法，保障工人的经济利益，不应当完全依赖政府的力量去达到一切。苏维埃区域内的工会组织，必须成为真正群众的组织，更加发展群众对于工会的积极性，吸引广大群众来参加工会工作，实现工会的会员生活，坚决纠正机关主义的倾向。党和全总，为着加强苏维埃区域内赤色工会运动的发展起见，应当派出大批的工会干部，到苏维埃区域去领导工会运动，应当有系统的建立当地统一集中的产业工会和手工工会的联合。中央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中华全国总工会要设立苏维埃区域的执行局，派得力的全总执行委员去主持，以统一当地工会运动的指导。苏维埃区域的赤色工会运动，必须和反动统治区域，特别是重要产业区域的赤色工会运动，建立密切的联系。产业中心城市的赤色工会，对于苏维埃区域的赤色工会，要实行加强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帮助――调动自己的干部去加强苏维埃区域的工会。苏维埃区域的工会要把当地工人生活和胜利的情形，广泛的报告到反动统治区域的工会，以发展广大的宣传和鼓动，引起更加广大的群众，起来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十八、雇农工会问题苏维埃区域里面，也和反动统治区域一样，要更加加紧组织独立的雇农工会。苏维埃区域之中，雇农工会应该是实现现时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和反帝国主义革命之中的领导权的重要工具之一。特别为着彻底肃清富农路线，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为着争取中国革命将来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雇农工会的组织和领导斗争，更加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党和赤色工会，要加派工会干部到苏维埃区域，以及反动统治区域的乡村之中去，发展和领导雇农工会的运动。这是再也不能迟缓的了。苏维埃区域的雇农工会，应当和贫农团建立巩固的联盟，并且争取<对>中农群众的领导。雇农工会的独立的组织，是苏维埃政权在乡村里的支柱，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苦力工会的运动，也是同样的重要。至于反动统治区域的雇农工会和苦力工会的会员，也要对于农民委员会起核心的作用。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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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扩大的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扩大的三中全会通过）一、二中全会后党的组织状况二中全会后，中共在组织上的进步是：党员的数量有很大的增加（一二二三一八人），特别是在苏维埃区域；支部数目只就大城市的产业支部说，也增加到一倍以上（由九八到二二九）；有些中心城市如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作不仅恢复而且有了发展；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历次的政治示威中，尤其在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以及两次进攻长沙中，党的政治影响特别扩大，中央《红旗日报》每日销数将近一万，各地“红旗”亦有销一两千的）；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力量特别在苏维埃区域表现出很大的进步（北方矿山、铁路、人力车夫大斗争，上海市政、纺织、码头、店员、手工业工人的历次罢工，武汉纱厂工人的示威，南方工人的不断斗争，大都有党的领导，赤色工会会员的发展达到了十万以上，苏维埃区域的农民组织以及赤卫队各有数百万，红军依最严格的计算也近十万，其他群众组织如〈互〉济会亦有数十万）；尤其是党在反托洛斯基主义陈独秀取消派以及右倾调和主义的斗争中，更表现出它的坚定性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这些就足以证明中共本身的稳定和它与群众关系的进步，已成了中国革命新高涨的前提和基础。谁要否认这一大的进步，谁便要在客观上帮助了右倾。可是中共的组织力量和它在群众中的工作，总还是落在这日益加速的群众的革命斗争过程之后。特别是大城市工人党员的增加，还是很慢很少（产业工人党员由一千多增加到二千多）。在全国党员数量上，工人成份竟成了相对的减少（即是说工人成份的增加，赶不上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之增加的速度）。这种主观力量的落后，对于目前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最近将来武装暴动的准备，对于在这些斗争中革命领导的保证，正是一种主要的危险。在这里首先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主观力量的悲观论，同时也要反对忽视加强主观力量与只要客观形势一到主观力量不成问题的自然论者。为要不做事变的尾巴，扩大的三中全会同意国际的指示：“党的全部组织工作，正〔在〕最短期内应有最严重的转变”；更切实的说，应有新的组织工作方式，应有更高的组织速度与更广的组织范围。二、目前党的中心组织任务目前中国时局的特点，正如国际所指示：“是从工农群众部份的革命行动走向总的革命进攻的过渡时机”。党的队伍要能有迅速动员和迅速改编的能力，以适合环境的任何改变。因此，中共的中心组织任务是：要最大限度和最大速度的发展党的无产阶级成份；要考察和巩固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工作，尤其是要巩固支部；要加强和发展党内新干部，在中央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积极分子到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的周围，尤其是工人干部；要特别注〈意〉苏维埃区域之党的工作，要肃清停留在党内的富农成份和官僚主义投机分子；要特别加强群众组织中党团的工作，尤其是支部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在两条战线上，尤其主要的是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战线上，进行无情的斗争，来考察党的组织之各种部门的工作，来纠正各种不正确的组织观念，来巩固党的纪律，以便更有力量的领导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三、征收党员运动党在组织上的主要关键，在于加速党的发展和加速党内工人干部的发展，这首先就须增加党内工人核心和工人干部人材之比重。因此中央及地方党部应将加紧征收新党员和检〈查〉它在数量上社会成份上所得的结果，“看成一种战斗的任务”（国际组织决议案）。党要向产业工人开门，要使吸收产业工人入党成为一种潮流。要使党的发展方向集中全力于城市工人和乡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尤其要认清目前敌人白色恐怖统治最严厉的地方，中共党员的数量也发展得很弱，特别是在大企业中如海员、铁路、矿山（开滦五矿最近却有大的发展）、兵工厂等党员数量之稀少，大城市支部之流动不定，都到了不可容许的地步。“中央应以征收新党员，建立新支部及巩固现在的党的组织的成绩，来作地方党部工作成绩的尺度”（同上）。这一切的发展和巩固，都须在斗争过程中进行，都须在坚定的宣传共产主义广大的鼓动党的口号的基础上进行，都须在支部有系统的进行党的工作中进行。关于吸收新党员，党应排斥一切惧怕新党员只找旧线索之机会主义的见解，党要把群众斗争中一切较好的成份，勇敢的无所畏惧的吸收到党的队伍里来。党应加重训练新党员的任务，分配他们参加实际工作，给他们办短期训练班，引导他们积极参加党的生活，使他们能担负起党的下层工作的任务。多量的吸收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在支部中将起生力军作用，这是改造支部的主要出路。党在女工农妇中的发展也要放在主要的地位。为要达到这一切目的，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中共全党应举行征收党员运动，同时更应扩大这一运动到青年团、赤色工会、赤色农会中去。四、厂内活动与支部工作为使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更加扩大，为使党的策略在群众中起真正领导的作用，为使党能发动起更广大的群众，能组织起更多的赤色工会会员与能灵活的宽广的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方式，党必须加重在工厂作坊内的活动与建立和巩固支部本身的工作。没有这个在城市中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便将没有群众的基础过去许多自发的工人斗争得不到党的领导，在有些罢工中党的领导失败，各地的政治示威发动群众不宽广，赤色工会在大城市的发展还极微弱，并且下层基础也极流动；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党缺乏在工厂作坊内的活动。党的政治口号常常成为厂外的号召；党的策略指示至多达于支部书记；地方党部与支部关系是常靠“厂门口等人”的办法来建立；支部一般说是缺乏经常与独立生活的；因此，支部便失去其在群众中核心的作用，常与群众组织无异，有时连反映群众要求和斗争的能力都缺乏，这是目前实际工作中最严重的现象。扩大的三中全会唤起全党注意：必须将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心，放到厂内活动上去，这首先就要建立经常的支部生活，尤其在目前，许多产业部门，党员数量要有大量的增加，因此，更加要建立起健全的独立的支部生活。支部干事会要有组织的有系统的领导支部工作，分配每个同志到群众中去活动，并采取适当的分工（组织、宣传、青年、妇女等）。在人数多的支部，要更加强支分部干事会乃至小组长的领导作用。支部要发展关于策略上工作上的讨论，要深入反倾向的斗争，要肃清和平发展与党内和平的观念，以加强支部的战斗力与在群众中的领导力。支部要注意与失业同志的联系以及在失业工人中的发展。这一切都要求全党尤其是地方党部予以最大的注意。首先便要帮助中心产业支部加强起来，稳定而发展起来，尤其是培养支部中的中心干部，以树立自立的工作基础；这样更推广到一般支部中去，使党的一切活动的重心，由厂外转到厂内，由上级移到支部中来。五、干部问题革命运动的突飞猛进，反映出目前革命的干部感受极端的缺乏。但直到现在，全党对于干部问题的注意，都还存着一种听其自生自灭的状态，全党对于引进新的工人成份到一切群众工作中去，引进工人干部参加指导机关的实际工作，还表现不可允许的迟缓与犹疑。党还不甚了解在从最近革命斗争——罢工、示威、农民斗争等等中表现出的新的力量上来扩大党的干部的任务。党对于新干部的训练和养成，还缺忍耐性。各级党部如不能团结党内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干部在自己的周围，以传达和执行党的路线和策略，则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必将脱离群众而成为架空的组织。支部的群众工作与教育工作是训练干部的基础，从最广泛的个人教育工作，直到有系统的训练班，都必须努力去做，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继续着留恋在实际上不可挽救的旧干部，对于党只有害处，这是必须指斥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但决不因此丝毫减低对于不了解的党员之政治讨论的启发，务“使每个党员能够自主的懂得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现时行动纲领”（同上）。一般干部中有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来讨论的恐惧，这正足以助长机会主义者的活动，全党上下应一致的肃清这一障碍。没有这个，党内反倾向的斗争将不能深入，党将不能团结成巩固的铁的纪律的一致行列，以执行行将到来的革命战斗。六、巩固各级指导机关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在目前形势下，巩固党的组织，最高限度的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内部纪律，最高限度的改善和巩固党的领导机关等成为党的当前第一等的重要任务”。为要加强各地方的领导及支部工作，首先就要求中央巩固各省委的工作。省委中心的组织任务在巩固地方党部的领导，加强对大产业支部和中心农民斗争区域之党的直接领导。许多支部之不稳定，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许多地方党部的软弱，工作无计划，不实际，或保持着机会主义的情绪，许多农村党部之停留在富农甚至地主的领导中，或另一偏向走入杀尽富农甚至拒绝贫农中农份子入党的“左”倾危险中，都成为放弃障碍甚至断送革命斗争之严重的问题，需要中央和省委刻不容缓的去执行整顿和改造的任务。对于地方党部的改造，必须引进在业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必须培养指导机关独立的工作能力。为彻底的实际的执行这一任务，各级巡视工作更成为极端重要，中央对于地方，省委对于支部，经过巡视工作必须有直接的实际的了解和指导。为使国际指示的两方面的政治任务更能切实的有保障的执行，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当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建立起来后，苏区中央局应经过党团在政权中起领导作用。苏区各特委凡能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直接关系的地方，都应隶属其指挥。另一方敌人统治区域的中央局，长江局是最关重要的一个，中央政治局应尽可能使之得到安全的保障，其他各局可次第设立。在分设各局以便于分区指导的原则下，中央仍保有与各省在工作上必要的报告和指导的关系，但一般的必须经过各局。七、党报党报不仅是统一党员意志的指南，而且是鼓动群众，说服群众，组织群众的利器。中央的《红旗日报》为使他更能实现这一任务起见，必须唤起中央政治局更加负责与注意，必须使全党党员了解党报是党的喉舌，必须使党报的文章具有最高的指导性和最大限度的具体性，必须尽可能的通俗化，使它真正能够深入极广大的劳动群众中去。党报必须设立全国系统的工农通讯员，经过他们使党报与广大群众密接起来。必须建立群众的发行网，以保持秘密的发行路线。在群众中党的支部应组织读“红旗”的小组以扩大宣传。最近《红旗日报》屡受敌人的摧残，中央及各地党部更应在群众中发起拥护“红旗”运动，从精神上物质上给《红旗日报》以帮助，并给敌人以有力的群众的反抗。同样，在各省委与各地方党部亦必须尽力出版地方党报，多注意于讨论当地党部的任务与策略及地方性质的问题。此外，必须尽可能使各支部出版工厂农村小报。八、工作检查与巩固纪律为使党的组织工作在实际上有个真正的转变，为使党的纪律更加巩固起来，全党应实行自上而下的工作检查，检查的方法依国际的指示：1．遣派巡视员到地方支部中去；2．发展自下的自我批评。但这一检查须是巩固纪律的，须是加强工作速度的。“自我批评要成为国际和中央路线而斗争的工具，不要恶化为个人的或偶然性的无原则的争论”（同上），更要反对党内暗藏的取消派机会主义右派利用中央或省委某些个别错误，进行反对党的路线与中央或省委的活动。扩大的三中全会尤其同意中央政治局对于过去几个星期中所犯的个别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国际的指示之下，采取的严格的自我批评的态度。中央这一自我批评的领导，将更加巩固党的集体指导的威信，将更加有力的打击一切反党的企图，而加紧进行对右倾和“左倾”的斗争，在检查工作上，对于各级党部之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之实际内容，对于工作计划之实施程度，都要有严格的审查与批评，要消灭一切虚浮夸大，隐瞒不切实际的现象。在检查工作上，要反对命令主义残余的复活，要反对一切不要组织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性，要反对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要反对工作上寒热病的状态，要建立各级党部尤其是地方支部中之系统的经常的工作，要巩固下级党部中松弛的铁的纪律。在检查工作上，对于研究工农革命斗争的经验，应加以最大的注意，尤其是对于群众的示威运动或武装冲突，更应研究其教训，以指示全党。九、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在开始的革命的国内战争中，极端的白色恐怖要成为统治阶级最后的挣扎，于是党的秘密工作更成为十二万分的重要。一切小资产阶级浪漫冒险的情绪，一切农民散乱无组织的习惯，都成为无产阶级谨严的秘密原则的敌人。党必须在深入群众和反对机关主义两个原则上来建立秘密工作的基础，地方党部的工作应深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吸引一切在业同志参加党的工作。同样中央及省委也要尽量减少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在业同志参加工作。各级机关来往的文件要减少到只是最必要的程度。各级书面的指示要避免冗长难懂或失去中心的毛病，报告讨论接头和开会时间，要在最紧缩的时间中完毕它的工作。一般干部的力量要多用在群众斗争的注意，发动和领导上，不当以机关工作消耗其主要精力。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有密切的联系，争取公开活动的方式，要会灵活的运用。在敌人力弱尤其是斗争发展的地方，党要很灵活的争将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公开起来，在群众中公开党的领导面目，但并不因此便破坏了党和赤色工会的秘密组织基础甚至在苏维埃区域中，党及革命的群众团体必须保有它们的秘密组织基础，准备能在万一的挫折中很迅速的转入秘密的状态中去。十、行委与党的组织军事化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是适应某一政治斗争或某一群众罢工行动之一种临时集中的群众性的组织，党一年来对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方式有了认识上的错误，故至每一次政治示威中都将行委变成党内的组织，同时又另组织了群众的公开的团体代表会。这一方面，使党的经常工作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在示威的指挥上又嫌叠床架屋，反而妨碍扩大群众力量一致行动的根本意义。至于这次全国行动委员会的组织，1．由于中央过去对于目前革命发展的速度与程度的估量是有错误，2．由于一贯的对于行委的组织方式运用错了，故有此不适当的组织。并且因此行委组织，取消了团的独立组织系统，障碍了工会的日常独立工作，这一错误显然已影响到下层群众工作中去。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的指正，承认行委在党内的组织是不适当的，并立即恢复团的独立系统与工会的经常工作。同时，并指出在某一示威时，在某一大罢工的发动和指导时，单纯为这一问题的本身仍然需要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以集中与统一指挥，但绝不因此便要妨害了党内的经常工作或取消了团与工会的独立指挥系统。相反的，愈因革命潮流日益高涨，党愈需要经过一切非党群众的组织发动更广泛的群众来加强革命的力量。在这里，扩大的三<中>全会要批评“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这一口号的解释与运用将要障碍目前在可能限度内之党内民主化的实施。即在国内战争与军事共产时代，列宁也只将党需要最集中的组织，从精神上比做军营一样，党的决定常常看做军令去执行，铁的纪律解释成近于军事纪律，但却从未说要军事化了全党的组织。因此党在目前需要严格的执行党员军事化与党在国内战争区域需要实行军事纪律是与“党员军事化”仍有分别的。十一、青年妇女工作在政治路线的执行上，尤其是在反取消派反右倾的斗争上，青年团表现它与党相同的坚决性及其进步，可是团对于本身工作转变到青年群众中去的任务，执行得非常不充分，甚至初步的成功都没有做到。青年团组织在大城市中的削弱，青年工作的缺乏，青年干部的引进和发展不够，都到了不可容许的地步。党对于青年团的帮助与督促万分不够，最近复因行委的组织，造成了取消团的独立组织的错误。团的青年工作，遂陷于一时的停顿。这样，团内特别是党内一切取消团的倾向更特别发展。扩大的三中全会除去纠正这一党团合并的错误外，且应认清青年团是非党的青年群众的共产主义的组织，它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实施青年运动路线，它将党的政治口号运用到青年工作上去，同时它并保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和工作系统。党应坚决的帮助和督促团执行工作上的转变，反对对于团的取消倾向和只是消极的批评。同时，青年团内要同样的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的主要危险，加紧反对障碍青年团向着实际青年群众工作转变的“左倾”清谈和关门主义，消灭“第二党倾向”的残余等等。团固应不断的供给党以新的干部，但党从团的组织中抽调兼党团员必须在不妨碍目前团的紧急工作与发展为限，党尤应坚决与团之兼党青年干部不安心做团的工作的情绪斗争，以巩固团的领导，在支部中党对于团的帮助尤关重要。女工农妇在革命斗争中之地位的重要已成无可争辩的事实。目前中心问题便是要怎样建立这一工作到全国去，到工会中去，到妇女群众中去，这先决条件要从支部中，下层工农会中都注意妇女运动与建立妇女工作做起，各级党部与工农会的妇委要有它自己的工作，下层女工农妇会议要常召开，要建立妇女通讯员，并要注意到工农家庭中的妇女工作。各级党部要有方法的训练女干部，要给她们以参加实际工作的机会，要在每一斗争中，每一组织中检查妇女工作之实施与否的程度，要反对对妇女工作的取消倾向。十二、群众组织与党团工作为了准备力量以进行决战，尤其为取得胜利，不仅需要一个共产党员的组织，而且需要更广大的有组织的非党工人的核心组织。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需要中共应用新的方法以更快的速度，用更大的努力来扩大与巩固各种方式的工人群众组织和巩固党对于这种组织的领导。这首先便是赤色工会在整个产业中的建立和发展。依据上海的经验，党内在大产业城市建立产业委员会（部分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作用），以推动阶级的产业工会能自下而上的建立起来，这在目前十分必要。但党的“产委”绝对不能代替工会，绝不能妨碍上级工会建立产业工会或其分会之直接指挥系统与日常工作，因“产委”本身只是一种党内工作委员会的性质，它既不能直接指挥工会，也不能指挥党的支部，它只可以推动着各支部去告诉他们怎样去筹备与建立产业工会的分会与总会。当着产业工会及各厂分会正式成立以后，“产委”便应取消，过去有将“产委”解释成行委的，也甚不妥。且工会一经成立，即应建立起他的直接指挥系统与工作范围。尤其是党的支部在赤色工会分会中的党团作用，赤色工会下层基础的扩大，吸引非党工人到工会委员会中工作，防止工会职业家的流弊，尽可能的实行工会内的民主化，一切党的策略和决定必须经过党团活动，经过工会委员会通过才能在工会中执行，以建立独立的工会群众路线；这些，都成为建立赤色工会之组织上的中心问题。同时党民工作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党应运用各种群众选举的斗争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组织以动员和团结广大群众。赤色工会除了保存自己的秘密组织基础外，应加强各种形式的公开活动，上海历次示威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注意。但同时也要认识历次示威都因厂内发动群众的工作薄弱，致动员群众极不宽广，有时复因示威次数太多，致群众感觉疲倦，这需要中央乃至各级党部予以严重的注意和纠正。斗争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是要从工人群众某一斗争罢工中或其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全厂工人组织，党和赤色工会，应采用各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建立起自己的领导。此外，工人纠察队，赤色先锋队（它是偏于军事系统的组织）等组织，都是工人武装自卫以至巷战的直接参加者。但切忌把目前活动的工作与当前的斗争搁置起来，专拟一些空的计划静等武装暴动的到来。在敌人统治区域的农村中，群众组织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农民委员会，要使他为最近要求的日常斗争扩展到为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一切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也都应严格的使之环绕在党及赤色工会领导的周围。且这些组织于团体会员之外，还要注意于发展个人会员，以加强其独立工作能力。党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应如国际的指示加紧在他们中间的组织活动与反抗军阀，地主，土司，王公斗争的领导。在有少数民族区域的省委，应组织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管理此事。十三、宣传鼓动工作党必须扩大对工农和城市贫民新阶层的鼓动，中共过去鼓动的工作，只限于接近党的工人的狭隘的阶层中，几乎完全没有传达到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中。党还没有学会在应有的范围中去利用一切可能和公开可能，传达共产党的精神和口号到群众中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还没有运用得好。共产党员在黄色工会中夺取群众的工作做得还很弱——尽管群众不满意黄色工会及其领袖，但也不立刻便倾向我们。从鼓动群众斗争，罢工直到示威，这中间须经过很艰苦的了解群众生活，了解群众心理及其注意力，了解群众斗争情绪等工作，须经过极艰苦的厂内工作，须发动起成千成万群众对政治的热忱和反抗的决心，这样，才能依据群众的力量冲破警察的罗网，这样，才能实行领导群众夺取街道，掀起广大的示威。所以每个党员每个赤色工会会员之日常有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分配党及工会的报纸宣传品给群众看的工作，是取得和准备群众力量之必要的链环。党在这里，首先便要建立起宣传鼓动工作之全国系统，在地方党部尤其是支部中要训练出宣传鼓动的干部，以推动和领导这一工作，同时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俗教育也须极力使之深入到支部中去，到群众中去。十四、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工作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国际对苏维埃区域的组织问题之全部指示。苏维埃区域一切组织问题的中心都须适合于正在向前开展着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军阀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且要使这一斗争的胜利与全中国的工农斗争联系起来，以便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统治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制度。这便是正在开始进行着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特点。因此，更首先需要党在苏维埃区域中实行更集中的组织与军事纪律。要使每个党员对于革命，对于一切组织行动负严格的责任，尤其要严厉的反对党员中有官僚主义腐化堕落或比一般群众处在特别优遇的地位的状态。当然军事纪律绝对不能解释成为没有教育意义而用武力威吓的恐怖办法。使党员屈服于武力之下，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无产阶级的党要教育同志自觉的服从革命的利益与铁的纪律，要用群众的斗争力量克服同志间的错误。要对于不可挽救的党员，无情的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其罪状而肃清他们。党在苏维埃区域要反对农民群众中散乱无组织的倾向反映到党里来，并且党还应教育和领导群众，使他们能逐渐习惯于无产阶级的原则，习惯于苏维埃政权的使用，以加强革命的组织力。为使中共的领导在苏维埃区域建立巩固的威信，党必须坚强自己的各级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应训令苏区中央局及各特委执行自上而下的极严厉的工作检查，凡各级指导机关存在有官僚主义分子，腐化分子或甚至有被富农地主分子占据的，或有下层党部被宗法观念所包围，整家整族的介绍同志，并成立家庭支部，以致彼此对峙，甚至造成宗族的械斗局面的——上级党部都必须予以彻底的改组和肃清。各级党部必须选拔在群众中最有威信的积极分子，必须吸引工人干部参加指导机关，这要成为改造各级党部的基本条件。党在苏维埃区域已成为公开的政权的党，但绝不能因此便减弱他的秘密组织基础之建立的需要。党对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只有经过党团的活动才能见诸施行。各级党团的领导者，应以党中最得力的同志充当，但党团必须绝对服从各该级党部的指挥。许多苏维埃区域现在尚存在着党与政权混合不分，党委员会书记有直接命令政府机关的现象，亦必须坚决肃清。在红军游击赤卫队中，党的威信应提到最高度，要使全体武装群众对中共有绝对的信仰。这一任务的实现，首先要决定于党在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中的组织力量，政治委员的领导力，与政治工作的成绩，同时武装群众中的雇农与贫农成份的加重，尤其是主要干部之工人化，也居于决定这一问题的主要地位。苏维埃区域中征收党员时，要实行与正式党员有真正区别的候补期，要对新党员施行必要的共产主义的训练。在一切行动上必须使群众感觉到共产党与群众组织的不同，的确是群众革命斗争的唯一领导，加入共产党绝不是随随便便的事，而是有严重责任有异常需要有光荣的一体事。苏维埃区域除以组织赤色工会（苦力手工工人及产业工人），雇农工会为主要任务之外，党必须依照国际指示进行其贫农团的组织，它的性质是社会团体，它的成份是包含贫农雇农乃至苦力（雇农苦力要以小组加入从中起领导作用），它的作用是要用以与乡村富农成份对立起来，以便进行并加紧反富农的斗争，但它绝对不包含丝毫反中农的倾向。相反的，它应吸引中农在它的周围，推选中农积极分子到政权机关中去，到各种委员会中去参加苏维埃的一切设施。在这里，党还须反对以杀尽富农或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幼稚政策的危险代替与富农斗争，从政治中排斥富农的正确办法。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合作社运动以及文化教育工作，发展合作社以及各种文化团体的组织，在目前苏维埃区域都是必要的，但要防止和平建设的倾向与农民群众中保守观念的发展。为要坚决的执行国际所指示的两方面的政治任务，目前在全国举行拥护苏维埃政权与准备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运动，更成为异常紧急的工作。党不仅在苏维埃区域要进行自下而上的各级苏维埃的改选，要吸引最广泛的群众参加这一政权的建立，党更应在敌人统治的区域，使这一苏维埃运动深入到工厂中，农村中，兵营中去，与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兵士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密接起来，要在群众中做到公开的推选代表派遣到苏维埃区域去参与全国中央临时政权的建立，以推广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扩大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十五、巩固党内斗争的战线最后，党在两条战线尤其是反右倾的斗争上，必须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阶级路线。过去中央在反对党内无原则的斗争上，尤其在反对取消派和右倾的斗争上已表现党在思想上的坚定性，已经领导全党开始走上布尔塞维克的道路。现在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党内又开始着取消派暗探的活动，右倾和“左”倾之不断发生，调和倾向之存在，这都需要党与之作无情的斗争和坚决的肃清工作。且这一党内反倾向斗争必须以思想上的斗争作骨干而联系到组织上的制裁，必须深入到支部中去，深入到全国党的组织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不如此，即使表面上某些个别犯倾向错误的分子受到组织上的制裁，但一切不正确倾向仍会在党内发展的。为要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斗争战线，党必须反对一切小组织倾向，派别观念，无原则斗争，极端民主化，政治思想绝对自由等等不正确观念；这一切，与布尔塞维克的党内斗争原则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相反的，它只是破坏党的一致与铁的纪律之小资产阶级的企图。党必须加紧党内关于组织观念的训练，并在巩固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原则下来实行自我批评，来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是反右倾调和派的斗争。这样，党才能日益巩固起来，日益布尔塞维克化起来，以争取革命的胜利。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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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一九三○年九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一九三○年九月）三中全会听了政治局报告以后，认为在近一年来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之中，在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党的影响大大的扩张了，党对于工农群众斗争的领导的加强，博得了很大的成效。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稳定与相当的扩大，在中东路事件之中党坚决的执行武装拥护苏联的策略，对于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策略，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坚决的发展农民暴动，红军的建立与巩固的策略——凡此都与革命的发展相符合，党的领导作用也同时巩固起来了。党曾很坚决的同托洛茨基主义的分子及取消派（陈独秀彭述之等）奋斗，防止取消派在党内的发展，很敏捷的动员全党与取消派斗争，把他们清除出党，由此党就一天天的布尔什维克化，实行对于各种不正确倾向的斗争，特别是反对右倾。凡此都足以表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中央的领导的坚决，与全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进步。三中全会认为政治局在六月十一号的政治决议案之中，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客观形势，所以未能有正确的分析。全会接受国际的指示，认为国际的指示完全是正确的，政治局在执行这些指示上的动摇怀疑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些错误使政治局走上冒险的道路。当政治局感觉自己的错误以后，便很坚决的进行自我批评，并很敏捷的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精神的表现。全会号召全党用这种精神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利用这一机会，企图反对党的路线，破坏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说“党的路线是同共产国际的路线对立的”。全会指出这些说法完全是公开的造谣，是给取消派以客观上的帮助。党在中央与国际的一致路线之下，坚决的反对取消派的这些行动，把取消派完全清除出去。此外，党还须坚决的反对调和派，以至右倾与左倾的错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及思想上没有丝毫的区别。调和派在客观上是右倾与左倾的拥护者，若不战胜调和派，党便很困难战胜与驱逐暗藏在党内的右倾分子。“左倾”的错误在实际上是巩固右倾的地位，中央以及全党也必须同他们坚决的奋斗。在中央与国际的路线之下，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对付右倾，同时经过自我批评来检查自己的一切工作——只有这样，党才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扩大会一九三○年九月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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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一九三○年九月，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一九三○年九月，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决议）（一）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兴盛和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现时世界的状况是：在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基础之上，开展着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整个系统的一切主要矛盾剧烈到极点，开始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末日；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化和集体农场运动已经有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成绩，虽然还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在布尔塞维克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赞助之下，苏联的发展已经是大踏步的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这样，使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更加看见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的日益深入，这种主要矛盾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兴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动摇。因此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加紧对于苏联的侵略，积极准备进攻苏联的战争。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也因为更加要加紧争夺市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所以发展着相互的冲突，日益促进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也极端的剧烈起来――资本家对于工人实行残酷的进攻，群众的大批失业，工资的降低，工作时间的加长，社会保险的取消，税捐的加重等等；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蒂化，剥夺群众的政治自由，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也法西斯蒂化，他们和资本主义的政府机关混合起来，工人群众正在用广大的罢工斗争来反对这种资本的进攻：国际的群众政治示威，失业工人的广大运动，德国，法国，波兰，以至英国美国都有广大的斗争爆发，殖民地的劳动民众，也发动革命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国，印度，安南等）。总之，世界的经济危机，引起无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反攻，和殖民地革命斗争的兴起，在有些国家里面，经济危机已经引导到政治的危机；所以全世界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而最近的世界危机只是更加促进殖民地上，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国内战争的开展。这种情形，很明显的把国际的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和党内右派对于世界革命的悲观的取消主义的估量，打得粉碎。二、世界革命的高涨和中国革命同时中国的反帝国主义革命，已经是在世界革命的总高涨的情形之下进行，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说只有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内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胜利的说法，固然是错的，同样，看不见中国革命胜利，有促进世界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掀动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亦是非常之错误的。（二）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三、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深入中国最近的事变指示出：中国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政府更加密切的和帝国主义列强的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巨大的工业，农业，金融的危机，更加深入（工业的停滞和衰落，巨大饥荒的继续，失业之增加，银价低落和米价等的高涨）。工人受看中外资本家极端残酷的进攻，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贫民，亦大批的更加破产和贫困化。而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为着抢夺劫掠中国市场，而加紧侵略中国，重新瓜分中国，争夺中国的势力范围。于是中国国民党――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他的各派军阀政客，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互相倾轧和排挤，在经济危机深入的推动之下，更加加紧争夺着对于工农贫民群众的“剥削权”，同时他们也就各自勾结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受他们的实际支配，而替他们争取势力范围。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斗争，不但已经爆发成为连续将近两年的军阀混战，而且已经完全毁灭了所谓“青天白日旗统一中国”的幻想，公开的分成几个互相排挤互相战斗的政府（北方政府的成立，满洲政府的“中立”和最近张学良的出兵进占天津北京等〔1〕），一次战争没有完全结束，立刻又暴露更加扩大范围的第二次战争的准备步骤。更明白表演着：――中国全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国民党军阀制度的崩溃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反革命的军阀混战的延长，和统治阶级的更加分裂，愈益削弱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同时这是更加加重对于群众的剥削和压迫，而日益引起群众方面更加积极的反抗和斗争。四、中国革命运动高涨的新时期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也正在走进新的时期。中国的工农红军，占领过长沙一次，接着在退出长沙之后，利用占领长沙的一切军事政治上的教训，集中并且改编自己的力量，而进行更有效的反对反动统治的战斗。长沙十天的苏维埃政府，不管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和陈独秀托洛茨基等怎样诬蔑咒骂，他对于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劳动民众都引起极广泛的同情和赞助。固然，第一次占领长沙之中：第一，红军各部队的力量没有充分的配合行动；第二，红军的进攻和长沙的群众斗争没有充分的联系；第三，当时没有充分组织后方和根据地；第四，仍旧保留着许多游击战斗的性质。然而，长沙的占领，开辟了中国革命高涨之中的新时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苏维埃暴动，是前一次革命失败过程之中的“退兵的战斗”；而现在长沙十天的苏维埃，却已经是新的革命爆发的“进兵的斗争”――他开始了为着全国苏维埃胜利的革命战争。江西、湖北、广西、福建、广东的红军，正在这个时间更加发展自己的力量的斗争；新的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地方暴动，以及自发的农民斗争，也都在扩大。军阀军队里的兵变和士兵暴动的酝酿和发动比以前更加增加了他的力量，扩大了他的范围，尤其是和红军接触的部队。城市贫民自发的斗争，也往往成为广大的骚动和抢米运动。最主要的城市工人群众，在最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发展着群众的罢工运动，时常发生和警察、巡捕、军队的武装冲突（一九三○年全国红五月的广大运动，和政治示威，八一运动，上海水电罢工〔2〕，上海五万人丝厂女工的罢工〔3〕，青岛的纱厂和人力车夫的大罢工，武汉裕元纱厂的罢工等等）――虽然运动和斗争的规模和力量，还没有充分的巨大，可是斗争的剧烈和日益高涨的形势是很显然的。一般工人反对黄色工会和国民党的斗争，更加普遍，更加剧烈，这是证明对于除出武装暴动没有出路和必须推翻国民党政权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认识开始更加深入到工人阶级里面去。这种斗争情形明显的表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长沙的占领和革命战争的开始，是在中国一般的新的高涨的背景之上的，而且苏维埃已经是能够总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唯一的旗帜。五、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是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总的革命进攻的过渡时机：（一）城市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充分的力量，足以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整个统治，可是正在更加剧烈和日益高涨；（二）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力量，也有各地方不平衡的现象，有些地方刚在开始农民的游击斗争，有些地方却已经能够推翻当地的国民党政权；（三）而且红军战争的主要区域已经进到规模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正式战争，跟着军阀军队的兵士的革命哗变和响应红军的运动，也正在日益扩大。――这样，部分的说来，军阀混战已经开始变成革命战争；（四）苏维埃区域的逐渐汇合，要从零星散乱的各地方革命政权的树立，进到建立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权，来指挥组织革命的战争，集中革命的势力――用统一的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去和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对抗，去领导起全国的革命运动，为着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六、国民党的屠杀和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中国革命中国国民党就用发狂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企图挽救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凡是反动统治现时还维持着的地方，不论是城市和乡村，都是这样情形。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军事顾问包探专家的帮助之下，特别布置主要城市（武汉等）的“防御工事”。国际各国的帝国主义的海陆军和国民党各派军阀，都用极残酷的手段来攻打苏维埃和红军，施用飞机炸弹，整个的轰毁许多村镇，杀死成千成万的民众。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已经公然计划，并且实行出兵几十万到中国来干涉革命。七、国民党改组派和取消派等的拥护白色恐怖政策这样，革命和反革命决定胜负的斗争一天天接近，使一切种种所谓“第三派”更加加紧的企图用“国民会议”等口号的欺骗宣传，来蒙蔽群众，破坏革命。可是，国民党的改组派，汪精卫等，最近参加北方政府，公开勾结帝国主义，赞助军阀，宣传并且实行反对苏维埃革命的白色恐怖政策，使改组派的假面具完全揭露，甚至于完全丧失。托洛茨基陈独秀等取消派，亦跟着改组派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反对苏维埃，说“长沙是土匪占领的”，这很明显的表示他们实际上拥护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其他胡适之的“民权派”，邓演达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是同样的作用。取消派等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实际上也是在努力维持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国际的托洛茨基派，以及白朗德尔派，也和中国国内的陈独秀一样的，他们对于残酷的白色恐怖，以及长沙汉口等处最近屠杀几千工人和共产党员，并没有表示半点抗议，而对于中国红军，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却极力的诬蔑。八、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帝国主义的列强，这样积极的实行领导反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运用他们一切种种走狗的赞助，来镇压那争取中国解放的工农苏维埃革命；中国国民党各派的白色恐怖政策，以及陈独秀、邓演达等的反动宣传，都这样一致的来反对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这足以更加明显的指出：一方面对于中国革命敌人的力量（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需要更伟大的更有组织的发动极广泛群众的革命力量，来和他们对抗和斗争；别方面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自己已经认识清楚――在全世界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劳动群众，一般的革命高涨的情形之下，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都有极大的危险，对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那简直是死亡的日期一天天的接近。（三）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现时革命情形的正确估量九、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致的总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年七月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估量中国革命的运动说：中国“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最近期间，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包括到整个中国，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省份的地域”，不过是“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的形势（武汉暴动的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总合起来，这些运动还没有保证必需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然而“中国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潮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和一切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预言完全相反。中国最近的事变，照上面所讲的看来，正是确切的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估量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根据于中国的一般的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情形，党的路线的确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说：要在工人群众之中，首先是在工厂中加紧党和赤色工会的作用，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并且把这些斗争密切的与政治口号及斗争联系起来，以动员和组织工业城市之中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同时，使工业城市群众运动，与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及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创造总罢工武装暴动的必要条件，巩固并且扩大苏维埃区域的根据地。十、中央全体会议对于过去错误估量的纠正同时，中央全体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在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总起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现在的事实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力量，还没有平衡，还没有汇合，农民战争之中还缺乏充分的无产阶级领导和组织作用；政治局亦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就已经有这种估量上的错误――认为“城市工人尚未定到‘客观革命的形势’的主要原因，只是由于白色恐怖的镇压”，而忽略共产党在群众之中和革命之中的组织作用的还不充分，亦是这种情形的一种重要原因；甚至于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和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客观革命的形势。”这种估量是不清楚而不正确的，一定可以，而且已经引起策略上的错误。这种估量之中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一）现在大城市的产业中心里，还缺少更加广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发动；（二）各地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发展扩大，还需要领导的加强和集中，需要建立巩固的阵地，去迎接更加残酷巨大的决定胜负的战斗。因此，政治局过去的策略上，就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的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暴动前提的斗争。为着更加坚决彻底执行国际和中国党一致的路线起见，必须遵照国际执委的指示，立刻完全纠正这些错误，而在一般策略和工作上，实行必要的转变。十―、反对动摇党的路线同时，中央全体会议指出来：实行纠正政治局过去策略上的错误，决不是变更党的路线。最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利用这些个别的错误，企图进攻中央的路线，企图用曲解国际路线的手段――认为现时应当采取保守政策――而来推翻中央和国际一致的路线。总之，“左倾”的估量认为全国客观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应该马上到处布置暴动；右倾的估量就否认全国总危机和一般的革命高涨事实，而认为应该抛弃准备总同盟罢工，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方针，这都是违背国际和党的一致路线的。而右倾的估量，简直是投降政策――客观上是取消派埋伏在党内的奸细。总之，空喊“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和示威”的“左倾”机会主义，以及反对政治斗争，反对创立武装暴动必要的条件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两种倾向都阻碍着争取广大群众及发动和领导坚决的战斗。党应当坚决的斗争：――反对空喊总罢工武装暴动而忽略工厂之中日常的群众工作，和群众直接的日常要求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只看到经济斗争而否认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联系的密切，不去努力创造总罢工武装暴动的必要条件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现在右倾是主要危险。（四）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十二、共产国际指出的任务的总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根据对于中国形势正确的估量，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目前任务，更有详细明确的指示。这任务的意义是：（一）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二）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样去坚决的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十三、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革命势力――工农红军的发展，正在从零星散乱的游击战争，进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正式革命战争；长沙占领事变的经过，更加明显的指出这样情形。中国红军的三，四，五，八军的汇合和广大的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正是证明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阵地，就是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地域――苏维埃的根据地，创造并且巩固真正坚强的，政治上军事上有充分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以便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政治中心――这种形势，现在是湘鄂赣区域最为成熟。十四、苏维埃区域里的政策这种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不但继续扩大发展各苏维埃区域，而且要切实加强这些区域里无产阶级的领导：（一）要切实组织并且整顿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吸引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的参加，排斥富农和投机分子；（二）要坚决彻底的实行土地革命；分配田地；（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最小限度的保护劳动的社会法令；（四）实行适当的以承认自由贸易和施行劳工监督生产为原则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抑制剥削者的政策及租税政策；（五）实行坚决的肃清反革命政策，和革命的民权独裁；（六）实行经过群众团体定期征调志愿兵的办法，去坚决改良红军的社会成份，建立红军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提高和巩固党在红军之中的领导作用及绝对的威信。……这就必须发动当地更广泛的群众，组织他们的斗争，发展并且巩固当地的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民团等，去团结中农群众于自己的周围，而肃清富农的一切反动影响和领导。只有这样，苏维埃才能有巩固广大的群众基础国际执委的议决案，对于这些问题的详细指示，应该立刻坚决的去执行。对于这一个问题――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创造并且巩固真正的红军，以确立最有保障的地域（根据地）以及随着这个方针而必须执行的许多步骤和办法――中央政治局直到最近才加以充分的注意。这个任务的执行，决不是“割据偏安”的“和平建设”，恰恰相反，只有在斗争之中，才能够发展出坚强的政治上稳固的真正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这种巩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肃清苏维埃区域内部反动势力的方针，正是要用更加巩固革命阵地的方法，使胜利的进攻得到多分的保证，这样去真正扩大苏维埃区域。――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现在不彻底的去准备苏维埃根据地，不加强和改造红军，不做政治上军事上更好的准备，而使单纯扩大战斗的政策束缚了自己――这是很有害的。十五、城市工人运动里的任务反动统治区域里城市工人的斗争，女工运动，青年工人和童工运动，以及失业工人运动，必须加以更加充分更加切实更加坚决的领导，对于自发的经济战斗和反对国民党及黄色工会的斗争，以及还在黄色工会等箝制之下的运动，必须加以更多的注意：要保障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使他不但不致〔至〕于比客观自发斗争的剧烈化还要落后，而且能够得到组织上的巩固――首先就是党和赤色工会的发展，以及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切实执行和扩大，这就必须更坚决的去执行独立领导斗争，团结广大下层群众，反对黄色工会，消灭黄色工会的策略。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就是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因此，必须努力加强对于日常部分的经济政治战斗的领导，扩大罢工运动，直到各业同盟罢工，并且发动群众的更广大的政治斗争，不但不把经济和政治要求机械的分割对立起来，而且要能够综合联系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去组织伟大的政治罢工。要能够发动群众的经济战斗和政治战斗，从这种部分要求的群众运动的领导，联系到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总斗争，这样去真正切实的准备政治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暴动。对于罢工运动不能充分领导群众切身要求所激起的部分斗争，同时又并不能使政治罢工的鼓动深入群众，并且不能联系部分要求的斗争和总的政治斗争――这里争取群众的很大的障碍。至于机会主义的动摇分子，企图分割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要使运动停顿在经济的小斗争范围之内，并且把准备总同盟的政治罢工推到第二等的地位――那就简直是尾巴主义的最严重的表现。十六、争取群众和积极准备暴动的联系反动统治区域的农民运动，饥民运动，兵士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等，亦都应当在这种原则之下去进行。总之，对于目前任何细小的斗争，党都不应当忽视；必须认清：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一直到落后的广泛的劳动群众――是和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任务，绝对不能对立起来的。恰恰相反，正应当利用工人和厂主，店员和雇主，农民和地主，兵士和军官……以及帝国主义军阀和中国民众，反动的中国政府和境内弱小民族之间的一切冲突，去领导和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削弱反动的统治，争取，动员，并且组织革命群众，这样去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十七、革命武装力量的扩大和准备这些斗争的发展之中，应当注意到工人军事上的编制训练和武装训练；应当坚决的从抗租，抗税，抗债等斗争里，从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和土地革命运动的斗争里，发展更广大的农民武装，游击队和游击战争，适当的去创造新的红军；应当对于兵变给以正确的领导，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之下组织士兵暴动，使他们的发动，的确能够削弱反动军队，而加强革命的武装势力――和工人农民以及红军的斗争联系起来。主要的问题是在所有这些运动之中，实现并且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这里，不能够有冒险的行动和布置；因为准备的不充分，以及和兵士群众的联系的缺少，或者因过于夸大计划而等待不可能的配合――这些行动和布置，反而可以断送我们在敌人军队之中的力量。十八、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任务的相互关系自然，反动统治区域的这些斗争任务，决不可以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割离起来，尤其不可以互相对立起来。恰恰相反，这两部分的任务，只是一个整个任务的两方面，――这个整个任务，就是为着全国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两方面的任务，应当互相适合，互相联系。例如要在日常斗争里去引起广大群众的发动，在反对军阀混战，变军阀战争为反对军阀的革命战争的总口号之下，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反对攻打红军，阻挡运输军械军队去打苏维埃区域，号召兵士投到红军，工人替苏维埃政府去工作……等。总之，党的总方针，是要组织现在的革命战争和积极准备城市暴动，互相配合和联系起来。十九、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运动一般的全国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斗争，苏维埃区域的政策，以及红军的战争，都要集中统一的组织起来，领导起来，适当的联系和配合起来。所以最近党的具体任务就是要领导起极广大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运动。要能够切实的把全国大城市和一般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工农群众的解放运动，以至日常斗争，和苏维埃大会的准备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并且要能够真正发动各苏维埃区域极广泛的群众，来积极参加大会的准备，这样，使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和将要在大会产生的临时中央工农苏维埃政府，的确有全国斗争的劳动群众做他们的支柱。二十、苏维埃政府的大政方针全中国以及全世界范围之内，要发动广大的赞助并拥护中国苏维埃大会而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广大运动。――要百倍的加强列强驻华海陆军里面革命的兵士运动。要经过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在一切宣传鼓动的运动里，提出主要的中心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劳工团体监督生产，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建立独立的解放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国，取消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中国境内，不论是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凡是违背和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法令的，都要受到严厉的裁制，一直到把他们的企业租借区收归国有；――要公布这种苏维埃政府的目前大政方针于全国和全世界。并且要特别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来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及民众，共同拥护苏联，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进攻苏联以及压迫中国革命的战争。二十一、党的组织任务所有这些任务，很明显的要求党努力去加强主观的力量。首先就是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广泛的征求产业工人女工入党，而征求农村工人雇农苦力等入党，亦是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同时，要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的贫民群众之中，发展党的组织；要坚决提出〔拔〕工人千部，训练新的干部，要百倍的加强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直到支部干事会。要扩大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一切革命的群众团体，尤其是赤色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以及劳动童子团，工人纠察队，赤色先锋队，少年先锋队，革命的农民及兵士团体，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等。现在，一方面要努力加强党对于青年团工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的领导作用；别方面正要更加扩大群众的非党团体，广泛的发动他们的组织，提高他们自己的活动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并巩固党对于广大群众的政治影响，使有组织的革命势力，不仅仅限于最先进的先锋队伍，而能极广泛的包含到伟大的群众。任何组织形势〔式〕和工作方法上的某些办法，足以妨碍这种任务的进行，甚至于事实变成取消青年团以及妨碍工会工作等的现象的――都极端的有害，而不能不立刻改变；要真正建立并且强固各种群众团体里的党团工作，要努力扩大并加强党的支部和他在群众之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产业支部。以后党的最主要的组织任务之一应该是：有系统的扩大赤色工会的基础，使他们在工厂之中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全总，上海工联，各省的总工会，以及各产业工会，都要成为有战斗能力的组织。要从工厂里面最好的最积极的工人之中，特别是从罢工及各种斗争里面最积极的分子之中，提拔新的工会干部。应当铲除害怕和不信任非党的无产阶级分子做工会指导机关工作的倾向；党的支部和党团，应当在工厂和工会里面，把这些选拔出来的广大的无产阶级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党团和工会，都应当特别注意劳动妇女运动，尤其是女工运动，必须各级党部，团部，工会的整个指导机关，一直到每个支部，每个工会下层组织，都负责积极去进行妇女工作。党对于青年团要注意到现时极严重的青年团的危机状态――青年工人的工作薄弱到极点，团员的工人成分，比党还要稀少，苏维埃区域虽然有青年群众的组织，而极端缺乏团的正确领导。党必须百倍的加强对于青年团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加强青年团的反对右倾主要危险，同时加紧反对障碍青年团实际工作转变的“左倾”清谈和关门主义，而切实执行青年共产国际所指示的转变，实行工作上的青年化，尤其要反对党内轻视青年工作的倾向。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关于“总行委”决议，事实上得到了取消团的组织的结果――这种错误直到最近方才纠正；――这种错误引起了取消青年团倾向的加强，所以特别要坚决的反对这种取消主义的重要危险。同时，也要加强斗争，去反对因为这些最近的错误而更加激起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倾向”。二十二、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现在革命发展的形势，是革命和反革〈命〉开始日益接近决定胜负的战斗，国民党改组派，陈独秀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邓演达的社会民主派，胡适之等的民权派，凡是这些企图站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中间派”“第三派”，都自然要更加努力帮助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地主资本家――想出比较巧妙的方法，来欺骗群众，拉住群众，阻碍群众的革命化，而维持反动的统治。他们一致的口号是“国民会议”；他们多多少少相同的策略，便是企图诱惑群众走到合法主义的“正轨”上去，甚至于露骨的做破坏罢工的工贼，出卖农民群众斗争的奸细――已经成为通常的现象。就是不成派别的工头，帮口，红枪会等类的首领（富农豪绅等）事实上也是传达改组派等影响到群众中去的工具。这种政治派别和破坏革命的分子，甚至暗藏在苏维埃区域里去活动。他们的活动，尤其是在反动统治区域，往往还能够欺骗落后群众，至少是使群众暂时的犹豫，散乱，认不清目标。所以共产党的任务，就要更加加紧反对这些派别和这些分子的斗争，争取群众自发运动的领导，主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这就必须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在一切斗争，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应当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行斗争，独立的去领导他们的运动，使这些运动都走到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来。这样，在斗争的过程之中，要在每一步，每一件事情上，都切实去暴露这些派别，黄色工会的领袖，红枪会等类的首领……的反革命作用，以及他们欺骗箝制出卖压迫群众的真相。二十三、革命转变问题和反对孙文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是斗争急剧的发展和迅速的深入。因此，共产国际执委特别指出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前途问题。中央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最近几次议决案上，指出“两个革命完全隔离”的说法，以及“革命开始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的错误，固然是正确的，可是，自己的解释，也是不清楚的，而且是机械的（“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就一定是革命转变开始”的说法）。党必须根据国际七月议决案的详细指示纠正这些错误，更切实更明确的指出并且解释：中国革命现时阶段，还是民权主义的性质，而他的胜利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且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加紧反对孙文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五）反对倾向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二十四、自我批评和反对倾向的斗争党现在要担负起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严重任务，要在组织上加强自己的战斗力，要加紧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在群众里的影响，而争取广大的群众。为着执行这些任务，党必须根据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的七月议决案，和本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切实检查党的工作，实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从中央一直到支部，都要站在国际和党的路线上审察批评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而坚决的执行纠正，使全党都了解这些错误的实质和教训。别方面要防止调和主义精神的非布尔塞维克的“自由批评”――离开党的路线，甚至攻击党的路线的批评。并且党在现在情形之下，应当比任何对期，都要更加保障思想上布尔塞维克的一致，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右倾和调和主义。二十五、“左倾”的错误因为必须坚决的领导罢工斗争，尽量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关系，除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机之外，又发现了盲动主义关门主义倾向的错误――就是往往不去争取群众，不能估计群众的力量而只有脱离群众的发动计划等等。同志之中发现“不理黄色工会”“凡是不是雇农，一律都应当开除出党”“杀尽富农”“只要领导十亩以下的贫农去抗税抗租”等类口号的提议。并且已经有放弃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忽视组织上巩固党的影响和群众团体等的现象。甚至于借口“群众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论调，而实际上走到极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消极。群众之中的这种情绪，只足以表示群众对于国民党统治的毒恨的增长，以及群众力量组织的需要的增加。如果因此就不去领导群众日常斗争，那就成了等待暴动。别方面，这一类的“左倾”情绪，在革命战争之中，往往会引导到表面是“坚决向前进攻”，实际是继续“没有后防的作战”方式；在苏维埃区域里，就是不会适用对于帝国主义的应付政策，脱离农民群众的“左倾”幼稚政策，反对富农而不会团结中农于自己的周围；以及一般的不会在政治上解除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富农等等的武装，而反对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左倾”的错误，是在于只看到先进分子的情绪，而不去切实艰苦的去争取群众，因此，脱离广大群众而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急进主义。“左倾”的错误，事实上是巩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所以一定亦坚决的反对一切“左倾”，不应当有任何调和的态度。二十六、右倾的主要危机和调和主义同时，现在党要在斗争的过程中，准备力量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决定胜负的战斗，要勇敢的去发动，并且独立的去领导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条件之下，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的状况：最严重的危险事实上的确是对群众斗争落后的尾巴主义――有些同志甚至于说，“群众都是右倾落后的”来掩护他们自己的怠工。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上实际上的表现，就是：工会的合法主义（投降黄色工会，放弃独立领导斗争的黄色倾向），农村里的“富农路线”（阻碍土地革命，保守和和平发展的主张，放任群众在富农影响之下等等事实），对于农民战争的蔑视，恐惧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过分”发展等等。可是最近这些个别表现之外，还有更严重的现象――甚至于形成整个的右倾路线，企图鼓动同志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种右倾路线是：（一）说“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中国革命是空话，而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是实在的力量”，所以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二）说城市工人没有革命的斗争，没有同盟罢工的可能，只能实行日常的经济的小斗争；（三）说农民的斗争，因为没有工人革命斗争起来，所以不能成为什么大的力量，说农民战争是“部落式的暴动”（“长沙的占领是决没有前途的”）；（四）借口发展不平衡，否认世界的总危机和一般的革命高潮（否认“第三时期”），否认中国全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和总的革命高潮；（五）因此，认为不应当有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并且根本否认党的成绩，发展〔表〕悲观的论调――主张避免剧烈斗争来和平的发展“主观力量”，说一定要赤色工会组织了大多数工人之后，才有别的办法；（六）造谣挑拨说党内实行纯粹的委派制度，“弄得同志都不敢讲话”，发展煽动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这个路线显然是反对党的整个路线――亦就是反对国际的路线。可是，这些右倾分子却利用着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组织上的个别错误，不但造谣诬蔑挑拨离间，进行小团体的活动，而且宣传中央的路线和国际是不一致的，用政客外交的手段，冒着，拥护”国际路线的名目，实行反对国际和党的路线。这些分子的领袖，又正好就是从二中全会以前，江苏问题的争论，反对陈独秀斗争的最初阶段以来，一贯的是反对中央的。而且，在党批评和打击这些右倾分子的时候，居然有些同志还采取调和态度，说右倾路线并没有形成，说思想上反对右倾固然需要，组织上的制裁是用不着提起，只说中央和国际不会不一致，而不答复右倾分子的诬蔑中央；总之，调和主义的特点，就是说，在组织系统上当然服从中央，可是思想上的自由，讨论上的自由，即使是要动摇党的路线的也还要保留着。这些调和派是向来有小组织的派别主义倾向的一些同志，他们现在事实上是在阻碍党反对右倾的斗争，如果他们不抛弃暗藏的机会主义的立场，那么，自己也始终要走上公开的机会主义的道路。党必须同时反对调和主义，然后才能无情的克服这种右倾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然后才能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工头富农的意识。如果这些同志不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继续坚持，那么，党必须肃清他们――因为这种形成整个路线的右倾分子，客观上不能不是取消派埋伏在党内的奸细。二十七、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党和革命任务的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的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最近对于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纠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为着要执行这些指示，以及为着要执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案，纠正过去个别的策略上工作上组织上的错误，并为着更加坚决的执行国际的路线起见，为着要担负起当前的严重的革命任务起见，必须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尤其要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任务，就是同时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右倾是现在阻碍党去执行当前重要任务的主要危险。注：中央政治局从六次大会之后，大致已经习惯了把“革命高潮”的名词与“直接革命形势”的名词，用成同等的意义。字面上“高潮”和“高涨”极容易混淆，而“直接革命形势”（国际这次决议案上称之谓“客观革命的形势”）和“高涨”在实质上却大不相同，所以“高潮”的名词应当废除。以后划一名词：（一）凡是表示革命运动向上生长的普遍意义的，一律只用“高涨”。（二）凡是表示可以有武装暴动直接袭击统治阶级的统治之形势的，应当用列宁的名词“客观革命的形势”，以后不用“高潮”。（马鲁伊里斯基〔4〕同志最近的解释：“直接革命形势”是以前齐诺维也夫〔5〕所用的，也有不妥当的地方）。一九三○年九月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一九三○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汪精卫等于九月上旬在北平成立国民政府，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军及东北四省政府持中立态度，而同年九月中下旬，张学良等通电支持南京国民政府，出兵进占天津、北平等地后，其中立态度宣告结束。〔2〕指一九三○年六月中旬至八月中旬，上海法商水电公司工人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和增加工资举行的罢工，斗争坚持五十多天，获胜。〔3〕指一九三○年八月中旬，上海丝厂女工为反对中外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所举行的同盟罢工。这次罢工斗争，有六十多个工厂、四万余名女工参加，因遭敌人残酷镇压而失败。〔4〕即曼努意斯基。〔5〕即季诺维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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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九三○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引言（一九三○年十月六日）[1]一九三○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之下开会。中央委员到会者十四人，审查委员二人，此外出席者有，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C．Y．，全总党团之代表二十人。议事日程共有四项：第一项——中央政治局报告及政治状况及党的任务问题，亦就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此外，共产国际东方部还有对于中国农民运动问题，苏维埃问题二个议决案，亦一并讨论。第二项——组织问题，同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三项——职工运动问题，第四项，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此次扩大的三中全会，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极重要的意义。第一，召集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在红军两次进攻长沙之后。国际七月议决案的主要精神，就是指出中国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之后，现时已经进到新的时期：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农民战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在全国一般的革命高涨的背景之上，已经从零星的游击作战开始进到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正式的革命战争，中国重要城市的工人运动之中，争取群众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亦更加紧急起来。这祥，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把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和组织革命战争的具体任务，提到党的前面。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召集苏维埃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以统一革命运动和红军的指挥；加紧的争取广大群众，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之中的领导作用；扩大的无产阶级基础，加强党对于青年团，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的领导，加紧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的主要危险——这是这些任务都是非常之重要，而不可迟缓要解决。第二，二中全会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对于党的全部工作，以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需要实行一次检查，在国际和党的正确路线之下，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检查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公开的暴露过去错误的来源，而坚决的予以纠正。此次会议，便在这样的精神之下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此次会议，并且通过了为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奖励红军的信，庆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德国共产党选举胜利的电报。六次大会之后，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之中，有好些中国无产阶级的领袖，象彭湃，扬殷等同志，被国民党帝国主义谋害而牺牲了不少。所以这次中央会议，不但照例选举政治局，而且，依照共产国际惯例补选中央委员七人，候补委员八人，审查委员二人。中央委员会现在有正式委员二十三人，候补委员十七人，审查委员正式二人，候补二人。现在公布三中全会的材料如下：一、共产国际一九三○年七月中国问题决议案（一）（1）中国问题议决案（政治秘书处七月二十三日）（二）（2）组织问题议决案（共产国际东方部议决案，一九三○年八月）（三）（3）职工运动提纲草案（东方部）（四）（4）苏维埃问题议决案（共产国际东方部议决案，一九三○年八月）（五）（5）农民运动议决案（共产国际东方部议决案，一九三○年八月）〔2〕二、政治问题（六）（1）政治议决案（七）（2）对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议决案（八）（3）特生报告（九）（4）少山〔3〕报告（十）（5）伯山发言（十一）（6）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十二）（7）之夫〔4〕结论三、组织问题（十三）（1）组织问题议决案（十四）（2）报告——结论（十五）（3）C．Y．代表副报告四、职工问题（十六）（1）职工运动决议案（十七）（2）报告——结论（十八）（3）全总党团副报告五、其他（十九）（1）告民众书（二十）（2）告红军书（二一）（3）致苏联电（二二）（4）致德国电末（5）告青年团书中央一九三○年十月六日因为文件将整理审查，不能按照次序付印发出，所以各地接到各项文件时，可按文件上编好的号数，编订成为整个的材料。秘书处十月六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此次会议召开于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但会议文件的成文时间不尽在此时。〔2〕共产国际文件见本册附录。〔3〕即周恩来。〔4〕即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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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国际电（一九三○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国际电（一九三○年九月八日）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的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对帝国主义的策略确需要。坚强红军，建立根据地与苏维埃政府是第一等工作。城市工作要有更实际的发动群众以代替空喊的冒险。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在这一转变中，右倾机会分子已利用之作反中央的活动，将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对立起来。中央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坚决反右派及调和派的斗争，立三同口坚决，因此，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准立三暂不来国际，可否准许盼复。中政局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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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一九三○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一九三○年八月十四日）工人们！农民们！兵士们！全中国的劳苦群众们！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危机中，在世界帝国主义一切矛盾异常尖锐的形势中，半殖民地的中国，一方面受着各帝国主义之更残酷的剥夺，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相互间之不可调和的冲突，更造成了中国之连年不断的军阀战争。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之各种形式的压迫之下，特别是军阀战争的延长与扩大，使全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生活已经日陷于水深火热求生不得的境地。就在这一种基础上，爆发了全国广大革命斗争怒潮，使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显然到了历史上的大风暴的前夜。正因为如此，在全国劳苦群众前面，为的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为的消灭军阀战争的痛苦，已经摆着了许多严重的政治任务，需要广大工农群众自己负担起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时时都站在中国劳苦群众的前线。过去在每一个政治事变中，中国共产党都曾正确的指出了中国工农群众斗争的环境，指示了各种斗争的任务与策略。现在当新的政治形势之下，伟大的历史事变到来的当前，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根据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理论，特对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作下列的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一致斗争！一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的危机目前的世界，是整个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剧烈动摇崩溃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普遍的经济危机，生产缩小，工厂倒闭，股票跌价，金融紊乱，特别是失业工人的增加，已经使全世界资本主义之一切内外矛盾，都更加尖锐起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迫于巨大的经济危机，都积极的准备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各帝国主义虽然已经感觉着严重的财政恐慌，但仍然在疯狂似的拼命的扩充武装，一切海军，陆军，航空，化学毒气，新式战术，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更加百倍的凶恶。这一恶毒的战争准备，首先是对着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领导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领导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劳苦群众，鼓动了整个世界革命之迅速的发展。德国，法国，波兰，英国，美国，日本，这些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正在不断的爆发着广大的罢工以及群众的反对失业的斗争，日益接近着全世界的直接革命的形势。印度，安南，埃及，菲律宾，朝鲜及一切殖民地中，不断的爆发着反帝国主义的武装暴动，动摇了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殖民地的基础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中的政治影响，已经迅速的壮大起来，时时都在准备着推翻全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的矛盾是同样的尖锐，各国都充满了准备战争以强夺殖民地的空气。这一种国际的政治形势已经显然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正在促进着新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新的全世界的革命与暴动，促进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死亡。在这一种状况之下，中国革命便在整个世界革命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广大劳苦群众之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必然要促进世界革命之普遍的爆发，迅速的掀起西欧无产阶级之普遍的武装暴动。在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殖民地革命的口号之下，中国革命必然要与世界革命汇合起来，共同取得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另一方面，我们分析国内的一切政治的与经济的状况，同样可以看见中国广大劳苦群众已经到了不得不迅速起来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时期。自从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革命中所受了〔的〕损失都迅速的恢复起来，同时国民党更订立了许多新的不平等条约，更扩大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帝国主义得着很便利的扩大自己利益的条件，于是便发生了疯狂似的竞争，造成了更紧张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国民党各派军阀在各国不同的帝国主义的指导之下，又加以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之内部的剧烈的冲突，于是产生了连续不断的军阀战争。国民党已经无数次的宣布“全国统一”，“训政开始”，无数次的宣布努力“和平’，“建设”，但这些不仅是等于不兑现的支票，并且完全是军阀战争与白色恐怖的装饰品。在三年来的国民党统治中，除了将大批的中国主权赠送于帝国主义以外，还有对于全国工农士兵的屠杀与剥夺，简直完全达到了全世界历史上之空前未有的现象。全国的大灾荒，灾民达七八千万，每日数千数万的死亡。战场上的士兵群众，在国民党军阀三年来的压迫之下，成千成万的变成炮灰。“杀敌数万”，“死者山积”，这是国民党各派军阀每日在报纸上所最夸张的胜利。一切工厂，企业都加重工作，禁止罢工，使工人生活完全处在极端奴隶压迫的地位。交通工业及军事工业中，工人的生活更是残酷，工人的性命每天都寄在枪口上。全国国民经济的破产，首先使全国工农群众受着严重的痛苦。铁路做了战场，航业完全停顿了。丝业，烟业，火柴，棉织，纱业，面粉等等大批的民族工业，都在倒闭，停厂，缩小，掉通班，改三日班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是广大工人的失业，减少工资，另一方面是普遍的物价高涨，最粗的米已经高至每石二十余元。国民党军阀更尽量增加一切苛捐杂税，抽刮军费，供各派军阀争取地盘的需要。军阀战争的范围，已经普遍到整个的中国，任何一派军阀都早已表现着绝对的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由全国经济危机所产生出来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经没有任何暴力可以将他压迫下去。这一形势极明显的指出，这一军阀战争的归结必然是各派军阀同时俱倒，工农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且只有革命的胜利才能消灭军阀战争，完成中国的统一与解放。三两个政权与两个战争就在这一种基础上，便造成现在中国政治生活的特点，造成了全国两个政权的对立。一方面豪绅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仍然在继续其残暴的白色恐怖的统治。另一方面，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英勇斗争，已经在全国一部分的区域，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苏维埃的政权。表面上看来，国民党的政权得了帝国主义的承认，并且占据了全国政治与经济的中心，可是实质上这个政权已经处于极端动摇与崩溃的末日，现在已经成了最后挣扎的一幕。而工农苏维埃的政权，现在正由乡村中而进展于城市，已经占有数千万人口的土地，三十万以上的红军，如火如荼的向前发展。一切重要产业中心的无产阶级，都迫切需要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国民党的政权，代表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他使中国永远处于殖民地的奴隶地位。苏维埃政权彻底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要求中国之绝对的自由独立。国民党的政权延长军阀战争，苏维埃的政权消灭军阀战争。国民党政权是豪绅资产阶级的专政，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使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劳苦贫民专政，彻底的消灭豪绅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农民得着彻底的解放。这两种政权是不能同时长期并存的，他的前途一定是两个社会阶级之最后的阶级决战，两个政权只能存在一个。因为有两个政权的对立，所以现在普遍中国有两种战争同时进行，一个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连年不断的军阀战争，另一个是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与反对军阀战争的革命战争。国民党的军阀战争完全是帝国主义军阀争地盘的战争，争取剥夺工农的战争，这是完全反革命的战争。工农劳苦群众进攻国民党的战争是为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完成土地革命，这是革命的战争。军阀战争是使全国工农更受压迫，革命战争是使工农群众得着彻底的解放。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决不是和平方法可以达到，必需以革命战争推倒国民党军阀。中国红军及苏维埃区域已经发动了全中国广大的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广大劳苦群众都迅速起来为拥护这种革命战争而奋斗。两个政权的对立，证明了中国阶级斗争的尖锐，证明了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是目前非常迫切的任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已经号召于今年十一月七日举行全中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正式的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这自然是目前整个革命斗争之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这一伟大的任务，仅只有在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总策略之下才能实现，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必需很勇敢的起来，坚决的准备全中国武装暴动，拥护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四反革命的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每一次阶级斗争紧张的时候，统治阶级一定不只是直接用白色恐怖的压迫，而同时尽量在各方面施行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中国现在所有的一切改良派，无论是汪精卫陈公博们的改组派，陈独秀彭述之们的取消派，邓演达陈启修们的社会民主党，都一样的是专以愚弄中国工农群众的骗子以至破坏工人斗争的法西斯蒂。改组派的真面目自然是非常显明的。不但在过去的大革命中，改组派是屠杀广州苏维埃的罪魁，并且在最近两年来的军阀混战中，改组派一样代表着帝国主义的利益，与一切封建军阀密切的勾结起来。仅只是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之下，改组派因为其在野的地位，时常发表一些的漂亮口号企图欺骗民众，以帮助其军阀战争与夺取地盘。现在改组派在北方已经取得了日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的宠爱，已经走进了政治舞台，在这里首先之第一个政纲便是保护帝国主义的利益与财产，拘捕一切革命的战士。红军占领长沙之后，汪精卫公开向帝国主义表示：“这不仅是中国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完全同意帝国主义军舰向长沙苏维埃的进攻。北京扩大会议马上电令李宗仁出兵长沙，以表示他们非常积极的“反共”，比蒋介石还要更凶恶的与更努力的压迫革命，以这来博取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同情。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止一次的宣布，改组派是国民党中的一派，即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中的一派，他与南京政府所代表的都是中国反动的统治阶级，因此，反对改组派是中国革命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整个任务的一部分。取消派陈独秀们是中国革命的叛徒，他们与国际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共同背叛了共产国际。他们歌颂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稳定，反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帮助着南京政府，一样高唱“全国统一”，“政权稳定”的欺骗论调。他们之一贯的取消革命的理论，企图使全国工农群众永远做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批评工人罢工为“盲动”，谩骂红军为“土匪”，这些都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口吻完全一样，客观上他们完全代表着统治阶级以向革命势力进攻。如果要说取消派在今天还没有公开的与国民党军阀勾结起来，则完全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更能发展他的欺骗群众的作用。不但如此，他们到现在仍然还假冒自己是“共产党”，这些完全是他们最狡猾的与最无耻的欺骗手腕。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都公开的宣布，陈独秀及一切托洛斯基主义者，都完全是中国革命的叛徒，完全是世界共产党主义运动的罪人。在谭平山的第三党破产之后，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发现了。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工人中间已经成了腐臭的尸体，但现在却被邓演达们将他搬到中国做为欺骗工农的工具。社会民主党不仅是西欧的法西斯蒂，并且与一切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关都完全混合起来。社会民主党不但不会有任何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并且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麦克唐纳尔，汤麦，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制度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在中国组成的意义，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运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企图在中国革命的大风暴中，挽救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命运。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政纲，他与改组派及取消派都完全没有两样，他的目的是使广大群众离开真正的革命斗争，去幻想为国民党军阀所领导的国民会议。—切改良主义的各派，都将召集国民会议做—个主要的欺骗群众的口号，就在这一点暴露了一切反革命派别的原形。中国共产党宣布，在现在国民党军阀的统治之下，任何国民会议都只有欺骗的强奸民意的作用，绝对没有实现真正民权的可能。广大劳苦群众要想得着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只有坚决的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新的政权组织必需直接是工农劳苦群众的代表会议（苏维埃），不需要一切资产阶级式的国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宣布，一切提出要求国民会议的党派，都是在阻碍着群众直接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客观上都是反动的国民党统治的拥护者。并且，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官僚制度的统治，使直接生产的群众都成为被奴属的阶级，这正是地主，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一种国家组织。不彻底破坏官僚制度，工农劳苦群众，决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国民会议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官僚制度，他是将全部政权都交给资产阶级的官僚，使工农群众仍然绝对没有管理政权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劳苦群众起来坚决的反对一切官僚制度，建立工农群众自己管理的苏维埃政权。五中国革命的总要求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全中国之政治与经济的客观条件，根据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需要，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政纲。两年来全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英勇奋斗，特别是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已经在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生活中，证明了本党十大政纲的正确。在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根据于本党所提的十大政纲，通过了全国苏维埃政府的行政纲领。现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将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更迫切的摆在面前，因此，十大政纲已经不只是中国民众奋斗的目标，并且已经成为苏维埃政府实际政策的指导。因此，本党现在必须根据十大政纲的原则，更具体的提出中国革命之总要求。要求在中国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立刻要依照这些条件全部的实行。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统治，建立全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二、没收帝国主义一切银行及各种公司企业，三、否认一切外债，四、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五、驱逐一切外国海陆军，六、收回一切租界，租借地，割据地，七、承认国内各个民族之完全自决权，八、帮助国内各少数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建立绝对自由独立的民族共和国，九、帮助各少数民族之各个民族文化经济的发展，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与苏联，十一、确定八小时工作制，青工六小时工作，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十二、确定劳动保险法，由国家救济失业，并特别规定农村工人劳动法，女工劳动法，十三、工人监督生产，十四、不遵守苏维埃法令之一切工厂企业，绝对没收，十五、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兵士，十六、没收一切教堂，庙宇及各种公地，十七、农民平均使用土地，禁止土地买卖，逐渐实行土地国有，十八、开办各种水利，十九、开办农民合作社，二十、解散军阀军队及一切宪兵警察，分配士兵土地与工作，二十一、实行民兵制度，创造工农红军，二十二、改良兵士生活，士兵长官一律平等，二十三、取消田赋，厘金及一切苛捐杂税，二十四、实行统一累进税，二十五、禁止一切高利贷资本，否认对地主豪绅富农与一切典当的债务，二十六、创立贫民合作社，贫民借贷银行，二十七、实行男女绝对平权，并特别帮助劳动妇女之一切经济上与文化上的发展，二十八、实行全国免费的义务教育，二十九、实行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之一切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绝对自由。中国共产党相信这些要求是全中国数万万劳苦群众之迫切的需要，这应该是中国苏维埃政府之最具体的行政纲领。在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一天，便应该开始猛烈的积极执行。只有这些纲领的全部实现，才是中国革命之真正彻底的胜利，中国民族之真正的独立平等，中国广大劳苦群众之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六积极的全国武装暴动的准备在争取中国革命总要求之全部实现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都积极的组织起来，准备着全中国之伟大的武装暴动，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最后的决战。尤其在最近红军占领长沙，迫近武汉，及武汉工人积极准备暴动的时候，中国革命马上便有在武汉附近省区首先胜利以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可能。一省与几省的革命政权，这就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开始。我们必须充分的准备着自己的力量，极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完成工农劳苦群众的解放。全国工人们！你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必须要以最大的力量来团结自己的队伍，扩大自己的战斗力，以准备着伟大的历史事变的到来。事实上在全国政治压迫与经济危机的状况之中，已经完全证明全国工人阶级仅只有武装暴动才能取得一切的自由，仅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得着工人阶级之真正的解放。在全国罢工浪潮与武装冲突的扩大中，证明全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走到了武装斗争的战场，已经没有任何和平斗争的可能。一切改良主义的黄色领袖，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用以压迫工人的工具。这些黄色工会的作用，就在破坏工人的斗争，使工人完全服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服从资本家的压榨。我们必须要以最大的力量来整顿自己的队伍，加强阶级的战斗力，消灭黄色工会，扩大赤色工会，建立工厂委员会，加紧关于举行武装暴动之一切必需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特别指出组织总政治罢工的重要，因为这是举行广大的武装暴动之必须的先决条件。全国农民们！你们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已经有了伟大的胜利，你们应当是更坚决的继续前进。你们必须更坚决的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彻底的消灭一切地主豪绅，完成土地革命，坚决的进攻富农。现在的苏维埃区域，更必要猛烈的扩大，争取全中国苏维埃的胜利。红军将领士兵们！你们已经做了许多伟大的事业，摇动了整个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你们必须更扩大的建立苏维埃，更彻底的执行土地革命，更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更猛烈的扩大红军。广大的全中国的武装暴动，马上便会与你们的斗争配合起来！全国的士兵弟兄们！反动军阀对于你们的压迫已经残酷到极点了。军阀以你们的肉体当炮灰，不过是为他们争地盘，争取权利。反对军阀战争是你们直接的迫切要求，应当迅速的在这个口号之下动员起来。全国工农红军是你们的弟兄，与你们有共同的利益，一样的是在反对一切国民党军阀。你们应当暴动起来，驱逐反革命的长官，投到红军中去。你们现在的一切痛苦，只有在苏维埃政府之下才能得着解放。全国的贫民们！你们要饭吃的奋斗，必须要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必需要自己团结起来，参加全国工农群众共同的武装暴动。只有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才能解决全中国劳苦群众的吃饭问题。一切劳苦群众们！必须很迅速的团结起来，建立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统一战线，建立扩大的武装的组织，准备全中国之消灭军阀战争的武装暴动。我们要一律的动员，为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时机是很紧张了！革命的国内战争已经开始了！英日美法各帝国主义的海陆军已经正在直接的压迫中国的苏维埃革命，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之直接行动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劳苦群众都迅速的组织起来，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在反帝国主义及消灭军阀战争的旗帜之下，我们争取中国苏维埃的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中国工农苏维埃共和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月十四日根据一九三○年八月十五日《红旗日报》第一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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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关于加速武汉暴动的工作等问题（一九三○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关于加速武汉暴动的工作等问题（一九三○年八月十日）鄂委转长江局：革命发展形势的突飞猛进，更加速武汉暴动的成熟条件，但据扬生同志的报告，说武汉仅有同志四十人，这一报告，虽不一定正确，但党的主观力量的薄弱，确在武汉目前准备武装暴动争取首先胜利的极严重问题。你们必须切实的动员全党，极猛烈的扩大组织，大批的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入党，至少每个党员每日须介绍一个同志，同时每人须组织一队赤色先锋队，加紧工人群众中组织，特别加紧京汉粤汉两条铁路罢工，海员罢工工作，以加强党的力量。同时须立即向赤色区域调大批干部到武汉工作，以迅速扩大党的工作。长沙事件，你们没有迅速坚决的指导采取积极进攻，消灭何键力量，向武汉发展，反采取防御政策，固守长沙，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因此使何键还可能集合各方残余势力作最后的反攻，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失策，而且是政治上极大的损失。据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在这形势下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的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在必要时，即使未下沙宜，亦应超沙宜攻汉阳，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逼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汇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武汉。但这一工作，在红军采取集中进攻下，必须加紧组织的猛烈发展，工人运动的十倍努力扩大，邻省工作充分加紧的布置配合，才更能实现暴动胜利的保障。蒋介石有搬走兵工厂的机器消息，究竟搬了什么机件走？以及实际情形如何？望调查报告中央。湖北全省工作情形如何，特别是武汉，以及与邻省的工作配合与具体布置，望即做一报告来，特别关于武汉组织的情形。长江局成立，已近半月，以后中央交通，只与长江局发生直接关系，与各省关系，均须由长江局负责，你们与各省的关系如何？以及何时与长江局发生直接交通关系？望速复。江西方面，长江局必须注意派人去，同时向赤色区域调大批干部到九江南昌工作，以建立下层群众中的工作。特别要赣东北积极猛烈的组织湖口暴动，彭泽暴动，占领马当〔垱〕，以切断长江交通。如南昌下后，全国革命委员会，应在南昌建立，并可暂由毛泽东任主席。大汉〔1〕等到否？望复。长江局经费，除自给外，须速设法大批汇解到中央来，至要！中央一九三○年八月十日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即李震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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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李立三一九三○年八月六日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的报告（一九三○年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李立三一九三○年八月六日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的报告（一九三○年八月六日）同志们！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已经显然表示着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已经显然是推翻统治阶级与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使着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更加重大。在现在形势之下，不仅要有健强的党的领导机关，并且要有全党同志的动员，自上至下的总动员。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要更集中与严密的指导。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现在必需有全国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以及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总行委的成立，这些组织成立的意义是要使全党的指导更敏捷，更迅速，更巩固，这就是向忠发同志今天所报告的总行委成立的意义。总行委成立以后，是要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执行政治局所付托的任务，因此，现在必需将中央政治局对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于目前党的任务的决定，在这里作一概括的报告，作为总行委今天讨论的基础。甲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一中国革命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国革命之第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革命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世界资本主义之一切内外矛盾的紧张，整个经济制度之严重的危机，显然表示要急剧的走向崩溃与死亡。中国是一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世界帝国主义制度之经济组织中的一部分，现在世界帝国主义之一切矛盾，都在中国反映出来。中国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冲突最紧张的地方，是英日美三个主要帝国主义相互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同时也是半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冲突最严重的地方。这一切资本帝国主义世界中的矛盾，都全数的在中国集聚起来。正因为这些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革命的危机，生长成为现在中国的大革命。这一国际条件是与前一次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完全不同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在客观上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是资本主义之暂时稳定，是所谓第二时期。现在不然，现在是整个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全世界普遍的逼进于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是便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的。这一国际条件，可以决定中国革命的大爆发。特别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地，是现在帝国主义制度的一个主要经济基础，更必然要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中国革命之第一个特点。二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的崩溃目前革命形势中的第二个特点，便是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因为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都利用军阀制度来做统治中国的工具。各帝国主义中间相互的竞争与冲突，又加以封建势力之争取地盘的特性，于是使中国不断的发生着军阀战争。远一点说，这种战争曾延长了二十年，近一点说，在近三年来的国民党统治之下，同样完全没有停止。这一长期的军阀战争，使广大群众陷于绝地，全国经济的大破产，使广大群众破坏〔产〕，失业，饥饿，死亡。在这一种形势之下，全国广大群众确是已经觉悟了，除了坚决的对军阀战争作战以外，别的是没有出路的。特别现在全国农民暴动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深入，这是直接动摇了军阀制度的基础数百万的军阀军队中的士兵，这些都是失业破产的农民，因此，农民暴动当然定要动摇军阀军队中的士兵。这一次的长沙事变，很是一个显然的例证。当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何健的军队超过红军几倍，并且在何健军队中间，我们共产党的工作是非常薄弱的，几乎是完全没有，但是何健的军队一到与红军见面的时候，不开一枪的大批的潮水一样的投降红军。自然，这一军阀制度的崩溃，不只是简单的农民暴动的一个原因，同样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数十万以至数百万的士兵群众，已经受了长期的军阀战争的痛苦。在每〔是〕一次的军阀战争中，士兵群众眼看着自己弟兄变成炮灰，战场上的尸山血海，换来的不过是军阀们的升官发财。因此，广大士兵群众知道在军阀战争之下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兵士群众的哗变暴动，投降红军，不仅在一些杂色军队中看见，并且在南京政府下之主要部队中也不断的发生。这一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崩溃的象征。这是要特别认识的第二个特点。三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斗争的尖锐化第三个特点便是中国阶级斗争的尖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是极端的尖锐化。这一认识在目前〔的〕有严重的策略上的实际意义。从前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曾指出俄国阶级斗争的一个特点，就是工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不可分离。当俄国工人提出经济要求的时候，必须与沙皇的宪兵警察发生严重的冲突，因此，经济斗争便必然要成为反对沙皇的政治斗争。这一种形势，在现在中国革命中还更要显明，中国现在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比当时俄国还要更加十倍的严重。现在当世界资本主义战后第三时期中，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夺，特别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夺，客观上必然要非常残酷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之下，若不是残酷的剥削工人，则简直不能维持其存在。在这一种形势之下，所以中国的帝国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对中国工人绝对没有改良主义的可能，而最主要最基本的唯一的方法是白色恐怖。不错，在中国也有改良主义黄色工会，但他与西欧是完全不同的。中国黄色工会只有对工人群众之口头的欺骗，绝没有在工人中可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中国黄色工会已经完全法西斯蒂化了，完全成了国民党之御用的工具。由此造成了斗争的特点。目前中国工人斗争的形势，任何〔是〕小的经济斗争都必然要成为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至成为直接的武装冲突。这个现象，大概每个在党内参加工作的同志，在这两年的斗争实际中都可以看出。并且，在今天看来，这种形势更为显明。从北京人力车夫的武装斗争以来，以后北宁铁路工人的斗争，青岛纱厂，火柴，人力车夫的斗争，上海电灯泡厂以至现在的法界电车，我们不必详细的举例――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经济斗争，结果都必然成为非常严重的武装冲突，群众拘捕，巷战，屠杀。因此，我们肯定现在中国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比俄国从前还要更加十倍的显明。由阶级斗争的尖锐，产生出两个结果，首先便是黄色工会的官僚化，法西斯蒂化。黄色工会在现在的阶级的斗争中，就是表面的中立的地位也是不能维持的，他必然的成为国民党压迫工人的工具。北方黄色工会的领袖，一出来便要带手枪，南方黄色工会，也是一定要带手枪，才能收会费。上海在每一个罢工中，黄色工会是公开的出来阻碍罢工，破坏罢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工具。我们毫无疑义的可以肯定，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影响，早已完全的根本的破产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已经无数次的直接打黄色领袖，在现在若仍然以为黄色工会在群众中〈有〉很大的作用，则必然会得出非常右倾的结论。还有第二种现象，也是由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的条件所产生的，这就是广大工人还在没有伟大政治罢工之前，已经迫切的有了武装暴动的要求。譬如现在的工人斗争，还没有象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大罢工，也还没有象现在法国之十余万人的大罢工，但是广大工人群众确已有了武装暴动的认识。这不是理论，而是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形。如果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形的人，他必然以为这是共产党人的夸大狂，或者布浪基主义。假使现在跑到工厂中，问工友是否需要暴动，工人一定答复是需要暴动。许多工人都说：“暴动的时候，你们都来通知我”。南京的铁路工人，当我们初次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只到了五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到会，他们说：“只是开会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厂中驻的有兵队。”后来我们同志又告诉他们：现在开会是为的准备暴动。于是许多工人群众都高兴了，第二次会到的人数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纠察队立刻成立了很多，并且他们对党的信仰也异常提高了。他们大呼：“这才是办法！”在这次长沙事变中也是一样，当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我们长沙党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不过只有两个支部，并且因为白色恐怖的压迫，我们支部在群众中很少活动与影响。在这一种形式〔势〕之下，广大工人群众及城市贫民当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依然在拥护中国苏维埃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之下，暴动起来，响应红军。这些都证明，还没有到广大的政治罢工的实现，工人群众已经迫切的有了武装暴动的要求以至行动，这是中国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状况之下所产生出来的现象。在西欧，因为黄色工会之长期欺骗，改良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国会制度的存在，使广大工人群众在伟大的总罢工还未实现之前，很难有武装暴动的觉悟。中国工人则不然，总罢工还没有实现，但工人已经迫切的要求武装暴动了。这是中国革命第三个特点。四中国的农民革命现在的中国经济状况，我认为比俄国一九一七年还更落后。就在这一经济基础上，使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比从前俄国农民还要更大。中国无产阶级若不能得着广大农民做他的同盟者，则中国革命绝没有得着胜利的可能。并且，客观的经济条件，使着中国农民仅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着解决的土地问题的可能。中国还不象当时的俄国，俄国还曾有过地主资产阶级的斯托里平的政策〔1〕，还做过些须的农业改良。中国没有任何斯托里平政策的可能，国民党改组派虽然尽量宣传二五减租，但是这种对农民的改良主义也是与对工人的一样，不过只是一些口头的欺骗，绝对不会实行的。这不是别的原因，乃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之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的帮助农民执行土地革命。这一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了解无产阶级对农民之领导的问题，许多人对于这个问题是非常机械的认识，他以为只有城市有伟大罢工的时候，然后才能说农村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许多人看领导问题是只看见了斗争的领导，而没有看见政治上的领导。固然，无产阶级在现在还没有广大的政治斗争，以领导与配合农村的斗争，这是现在之非常严重与非常严重的问题，可是，无论如何，绝不能因此说农村革命不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因为这些农民革命，都完全执行了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政纲，显然在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之下。广大的农民革命已经直接动摇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基础，已经使国民党的统治在广大的区域完全崩溃。农民在广大区域中，都建立了苏维埃的政权，这在中国革命中是有非常伟大意义的，这是现在形势的第四个特点。五红军的存在与发展中国革命之第五个特点，便是中国红军之存在与发展。有许多同志以为只有革命胜利中产生红军，而不是红军促成革命。就由这一观点，便根本怀疑到红军的存在，以及整个党的策略路线。自然，取消派陈独秀们是不用说了，他们当红军占领长沙以后，曾开会讨论：“长沙是谁人打下的”？自然，取消派的无耻，他们当然可以与国民党统治阶级做一样的回答，说“长沙是土匪攻下的”。自然，这是统治阶级对于我们的污辱。我们自己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六次大会已经告诉我们，红军是由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在今天我们更可以补充的说，是与统治阶级的崩溃，工人斗争的尖锐，及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都是不能分离的，不如此，便不会对红军有正确的认识，并且不能决定红军发展之根本的策略问题。现在是非常显明的，现在长沙，南昌，九江，大冶，黄陂，沙市这些绕围武汉一切重要城市，或是已经被红军占领，或是完全在红军的威骇之下，这种形势，我们确不敢断定红军在什么时候可以与武汉工人暴动会合起来，占领武汉。我们固然不能预料这个日期，但占领武汉的形势是非常的显明，并且有很大的可能。不过，若是不能明了红军的意义，我们可以走到非常右的策略。在俄国革命前曾有过农民的游击战争，中国不仅有游击战争，并有正式的红军，六次大会指出红军是革命的动力之一，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据于中国政治经济之客观的条件。乙全党的总任务由我们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严重。中国革命正遇着整个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大恐慌，军阀统治之急剧的崩溃，阶级斗争之极端的尖锐化，土地革命的深入与发展，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三十万红军之迅速的发展，就在这些条件下来决定中国革命与我们党的任务。一〈准〉备武装暴动在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全国政治任务的决议案中，曾指出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革命高潮到来之后，必然紧接着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这一指出，到今天已经更加显明了。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到今天虽只有两月之久，但实际斗争生活已经完全证明了他的正确。在这两个月的全国政治生活中间，我们确已看见了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之伟大的领导作用，假使这一决议案在今日才发出，则我们便已做了全国革命斗争的尾巴。自然，许多重要的问题，在这一决议案中都给了根本的正确的解答，这些解答在今天自然仍是完全的适用，在这里我不必重复了。今天我需要特别提出的问题，就是关于革命高潮与武装暴动的问题，这一点在今天有更严重的意义。在一般的说来，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并不一定马上就是武装暴动。譬如在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事变以后，上海三十万工人的大罢工，开始了中国革命之伟大的高潮，直到两年才有上海的三次暴动。即使以北伐为武装暴动的开始，但也在“五卅”事变一年以后。可是，现在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革命发展的形势中，表现着在政治与产业中心城市中，还没有极广大群众的政治罢工。这是由于统治阶级在城市中，用尽一切白色恐怖的压迫，以保持着在城市中的最后挣扎。当然，在这里我们应当承认城市工人力量的对比还是不够，但是决不能因此否认工人群众推翻统治阶级的认识和决心。的确，现在还没有赤色工会广泛的发展，还没有极广泛的政治罢工，这里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运用策略的不正确，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阶级知道城市是他最后挣扎的基础，将他一切的反动力量都集中在这里，因此，革命势力在城市中必需要有更加十倍的努力，才能冲破敌人的阵线。现在，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广大的农村，同时，城市革命斗争之迅速的发展，使反动统治在城市中已经有了巨大的动摇，这种动摇更加急剧的时候，必然就是大革命的爆发，统治阶级整个的死亡。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后，有了广大的城市的革命高潮，但统治阶级在农村中的基础并没动摇，因此，很难迅速将统治阶级推翻。现在形势，统治阶级在农村中的基础，已经是严重的动摇与崩溃，若是城市爆发革命高潮，统治阶级失掉了他的镇压的能力，则马上武装暴动，那么统治阶级的基础，已经完全瓦解，无疑的便是夺取政权的时候的到来。所以在伟大的革命高潮的爆发，一定要紧接着武装暴动，甚至武装暴动与总同盟罢工同时到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天伟大政治罢工还没有爆发的时候，我们便需要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不仅在政治上要准备，并且要在组织上技术上准备。若是现在不知道预先准备，一定要到总政治罢工实现以后再去准备，那么，我们便会完全丧失对革命的领导。准备暴动马上便要积极的进行，要以准备武装暴动为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不然，伟大事变的到来，将使我们措手不及。在红军〔军〕占领长沙之后，广大的工农群众要求暴动在各处都表现出非常迫切，因此，准备武装暴动在今天的意义，甚至于比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中还要更有直接的意义。譬如现在武装暴动，我们真是不敢预定的。假使武汉的总罢工在今天实现了，我敢说武装暴动一定要今天开始，假使明日总罢工实现了，武装暴动也一定便要在明天实现。正因为如此，所以关于武装暴动的准备，绝不是要候到总罢工实现以后，因为在那里便已经来不及了。假使在今日我们不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那我们便必然会做革命发展中的尾巴，会成为断送革命的罪人。伟大政治罢工的实现，他已经逼近了我们的前面。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反对军阀战争的勇气，这种客观形势已经告诉我们到了伟大事变的前夜。那些认为武装暴动还是遥遥无期的人，固然是十足的取消派，但同时将今天准备武装暴动还看成只是组织广泛群众的罢工，而不需要实际的组织上技术上的准备，不需要特别加紧工人的武装组织与训练，这也是同样的机会主义。因此，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武装暴动的目的来布置全国的工作，这确是全党在今天的总任务。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在准备武装暴动中，最中心的政治口号便是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最近全国军阀战争的形势，已经完全证明了我们过去估计的正确。若要问最近军阀战争的前途如何？我们可以直接回答，一定是双方俱倒，革命胜利。任何人都可以懂得，现时中国已经决没有任何一个军阀可以将全中国完全统一起来。军阀战争延长了这样长久的时间，全国政治经济之大破产，使广大群众，求生无路，群众不但必然要起来反对军阀战争，并且已经起来了。城市的罢工浪潮的高涨，农村中广大的暴动，红军的猛烈发展，特别是军阀军队的激剧动摇，证明中国广大群众已经是非常坚决的反对军阀战争。很显然的，现在只要有一个伟大的力量，他能坚决号召反对军阀战争，能勇敢的做反对军阀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则无疑问的，广大群众一定会汹涌的起来拥护他。这里，首先是要求我们有真正的起来反对军阀战争的决心，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一定可以取得全国最广大群众的拥护。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坚决的反对季罗维也夫〔2〕及加米列夫〔3〕关于武装暴动的动摇季罗维也夫与加米列夫在当时坚决的反对暴动，以为布尔塞维克取得政权，不能得着其他政党的帮助，一定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意见。列宁说，无疑问的，只要布尔塞维克取得了政权，一定可以得着广大群众之热烈的拥护。特别是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无产阶级首先可以夺取广大农民士兵的同情。在今天中国的情形看来，正与列宁所说的一样，无产阶级政党若能真正坚决的起来号召反对军阀战争，领导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则我们无疑问的必然得着广大中国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拥护，建立与巩固中国的苏维埃政府。并且，不仅是我们领导了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一定可以得着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党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可能，有了这样伟大的力量。我们不仅在客观任务上应该起来反对军阀战争，并且在主观的能力上，我们有力量可以消灭军阀战争。固然，我们党在组织上还没有团结广大的工人群众，赤色工会的组织还不强大，但在政治上我们党的确已经得到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拥护，共产党是中国工人群众之唯一相信的领导政党，数千万的农民群众，现在已经公开的在政治上与组织上都信仰我们党的领导，作决死战争。三十万以上的红军，完全在党的直接指导之下，广大中国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都无疑问的接受了我们党的政治口号。因此，我们党不仅是在客观任务上需要反对军阀战争，并且是现在中国之唯一的有力量的政党，可以领导消灭军阀战争的斗争。问题仅只在这里，就是看中国共产党是否能认清这一形势，是否真正的有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决心，中央政治局是认清这一形势的，是有了这一最大的决心的，就在这一点上，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的同志，举行全党的总动员，准备着这一伟大事变的迅速到来，坚决领导全国消灭军阀战争的革命战争。丙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一更迫切的准备武汉暴动的任务在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中，已经指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般的策略原则，自然在这里不必来重复的说明。在今天的形势看来，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中所指明的一切，都已经得了完全正确的证明。特别是，在执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总任务中，应当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了非常可能与非常迫切的任务。长沙的占领，广大红军绕围武汉的发展，统治阶级之不可终日的形势，使着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已经公开承认：“武汉入共党之手，只是时间问题。”帝国主义机关报自然不会帮助共产党宣传，因为事实的真象确是如此。现在武汉的形势是非常显明的，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之严重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罢工仍然是不断的爆发。广大的工人群众，都积极的要求武装暴动。农民暴动与红军都逼近了武汉。敌人的兵士群众，甚至蒋介石在前线的基本部队都倾向我们，找寻我们的领导，这一现象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点。在西欧其他各国中，假使没有工人的大罢工，兵士群众是很难革命化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则不然，到处的兵士，都自动的经过各方面的关系找共产党，要求领导他们兵变或暴动。许多自发的兵变，揭起红旗子，借此找寻共产党的领导。在我们党各级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中，时常遇着许多这样的事实。这不是偶然的。这个现象的来源，是因为长期的军阀战争，使广大兵士群众在军阀长官的驱逐之下，成千成万的死亡，绝不能换取任何精神上物质上的安慰。另一方面，土地革命的深入，在广大兵士群众中有非常伟大的影响，已经使兵士群众整个的动摇起来。士兵是失业的农民，他看见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才使他们迅速的革命化。特别注意的，我们不能将兵士革命化与工人革命斗争分开，因为兵士革命化的原因是因为整个革命势力的发展，而整个革命的发展，完全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特别是整个革命发展中，红军的发展，红军之不断的胜利，更是直接影响到军阀军队的动摇，现在已经有十万以上的红军，正在非常迅速的向武汉进攻。假使在适当的配合中，我们有极大的可能，举行武汉的武装暴动，以与红军汇合起来夺取武汉。现在客观形势是已经成熟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就在加重斗争的配合，努力组织武汉工人的政治罢工与武装暴动。二红军进攻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有少数同志对于红军之积极向武汉进攻，是非常怀疑的。他们以为武汉现在还没有工人斗争的高潮，若以红军的力量向武汉进攻，这似乎是以农民领导了工人，又似乎是军事投机，由此便对党在目前之总策略路线发生怀疑。这样的怀疑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完全了解，如若没有工人群众的武装暴动，单纯红军是决不能夺取武汉的，因此，党在目前之最基本最严重的工作，是要加重在武汉工人中的政治宣传与鼓动，扩大他们的组织，发动政治罢工，准备武装暴动，党绝没有单纯以红军进攻的观念，并且坚决反对单纯以红军进攻的观念。但同时，党一样坚决反对另一种观念，以为“夺取武汉仅只能组织武汉工人暴动，在武汉工人还未暴动之前，红军便不应向武汉进攻”。这完全是一种书呆子的见解。单纯用红军的力量，不去组织工人群众的政治罢工与武装暴动，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但只知道工人武装暴动，而不知道运用现在的红军，这一样的会成为严重的断送革命的罪恶。我们要夺取武汉，必须特别注意各种革命势力的汇合，一方面要加紧武汉的武装暴动的准备，特别是组织武汉工人的政治同盟罢工，同时，必须积极的领导红军向武汉进攻。如果红军更加逼近武汉，统治阶级更加失败动摇，这便是武汉暴动的更成熟的条件，无疑的我们可以领导武汉工人暴动起来，而取得完全的胜利。红军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放弃或轻视这一种革命力量，当然是革命的严重损失。第五军进攻长沙的时候，红军不过三四千人，何健的兵却有七团以上，但红军与何健部队接触的时候，何健部队都水一样的向红军投降。我们在长沙工人中的工作特别弱小，可是在何健军队日益失败的时候，长沙工人便在城内暴动起来，使何健军队更迅速的动摇而完全失败。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安知道不会过〔遇〕着这样的形势？假使是可能的――的确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领导红军进攻武汉呢！让红军在远远的等候武汉工人暴动，恐怕只有书呆子会这样想。红军的发展，他与城市的工人斗争不可分离，党在坚决的准备武汉工人的武装暴动的时候，便同时应当指挥红军向武汉进攻。三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战争武汉的首先胜利，必然紧接着便是残酷的国内战争，以至国际战争。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便指明了这一点。斗争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假使我们夺取了象武汉这样的城市，帝国主义者一定组织国民党各派军阀，联合起来以向革命势力进攻，这必然是国内战争更残酷的形势。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必然自己出来，直接以武力炮舰压迫革命。龙州，大冶，岳州，长沙的经验都告诉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断定，在夺取武汉以后，马上便要到来的便是更残酷的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若我们企图以外交手腕来避免与帝国主义的冲突，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帝国主义是很敏明的，他知道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将要致他的死命，如果不是在他已经无力摧毁的时候，绝不会允许苏维埃政府存在，尤其不会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和平的外交的。中国是殖民地的国家，反帝国主义是其最基本的任务，中国苏维埃革命，苏维埃政府只有在坚决反帝的斗争中才能生长起来，才能巩固起来。对于这一点，必要有很明了的认识，然后才能很坚决的发动全国之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所以武汉的胜利，绝不能只依靠于武汉附近省区的革命势力，而必要有全国的配合。不仅要工人的暴动，而且需要农民，士兵，红军及各种革命群众力量的配合。不但如此，因为武汉胜利要紧接着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所以更必须特别加紧在国际无产阶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以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因此，我们现在的工作布置，必需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加紧。要准备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及各产业中心的政治罢工，要准备各省重要城市的暴动，要组织全国铁路海员的反对军阀战争的总罢工，要组织前线上以及后方之重要军事政治中心的兵士暴动，要配合着全国红军以向大产业中心集中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全国范围内的工作。一定要有全国的总动员，然后才能有夺取武汉的胜利。同时，中国党必须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宣传与鼓动，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起来援助中国革命。无疑问的，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残酷战争，一定会发展成为全世界之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不是我们主观上愿意如此，而是客观形势上所决定的必然的结果。很显然的，当中国苏维埃成立之后，帝国主义绝不仅是压迫中国革命，同时一定会更加紧对于苏联的进攻。帝国主义知道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当他进攻中国革命的时候，决不会放松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及进攻苏联的事，一定是同时并进的。在进攻苏联的战争发动以后，这便是全世界之最后的阶级决战到了。所以在中国革命爆发以后，将要转变成为国际战争，在这时候，必然要有全世界革命的大爆发，才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四兵士暴动问题还有一个为一般同志们所怀疑的问题，这就是兵士暴动的问题。有些同志以为革命的武装暴动，一定要以工人群众为他的基本力量，假使单只是兵士是不能暴动的。一般的说来，这个观点有一部分理由，因为若是没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做革命的基本力量，则兵士是不会革命化的。可是我们必需注意，在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之下，虽然当工人群众之广大政治罢工还未实现的时候，但兵士群众已经积极的普遍了武装暴动的要求。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认识军阀战争所给与广大士兵群众之直接的痛苦，土地革命与红军发展所给与士兵群众之伟大的政治影响。这些都无疑的是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现在全国还没有工人暴动的时候，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生了兵士暴动。即使在将来之各处大城市中，也许会有在工人暴动之前，首先是士兵暴动做导火线，这个现象是不能避免的。假使有人由这样的事实做出结论，以为这表示兵士领导了工人，这便仍然是书呆子的见解。因为兵士暴动，是目前整个革命斗争激剧发展下面的产物，绝不是离开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的。兵士暴动之正确的出路，一定是组织苏维埃政府与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纲，这就是说，他一定要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不然是不会取得胜利。破坏统治阶级的军队，夺取反动军队中的士兵群众，这是每一个革命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中国这一种军阀制度的国家中。并且，目前中国革命中之一个主要的动员群众的口号，就是反对军阀战争。而反军阀战争之最有力量的直接行动，这〔就〕是兵士暴动。因此，兵士暴动不仅是士兵群众的需要，而且是全国广大劳苦群众的迫切要求，无疑的可以得到极广泛群众的拥护，可以引起革命斗争的大爆发。五怎样组织工人群众？最后，还有一个为少数同志所不能了解的，就是以为“现在客观的形势虽然很便利于革命的发展，但我们党的主观的力量还很薄弱，赤色工会很少，因此，我们还不能拿准备武装暴动来动员群众，而是要很艰苦的做每一厂每一厂中的工作”。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首先在现在状况之下，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忽视了我们党主观力量之伟大，我们党在政治上已经无疑问的取得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我们对于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一口号，主要的一定要从政治上了解，绝不能很机械的，以为赤色工会的会员占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时候，才算是夺取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即使在资本主义很发展的国家中，譬如西欧各国，任何国家的赤色工会――甚至连黄色工会一齐，都不能占全国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当然在中国更是不能。现在世界上只有苏联的工人有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在工会的组织之中，在中国一定也只有革命成功以后，赤色工会才能在组织上取得工人群众的大多数。至于在政治方面，广大的工人群众――无论是先进的或是落后的――确已接受了我们党的政治口号，许多自发的罢工，都揭出了党的政治口号，都坚决的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工人群众都自动的经过各种关系找取我们党的领导。这证明广大的工人群众，接受了党的政治影响。自然，我们应当非常严重的注意组织工作，我们一定要在每一工厂每一作坊中建立强固的组织，因为仅只有政治上的影响是非常不够的。没有强固的组织基础，政治影响决不会巩固，决不会成为群众的革命行动。但是，问题只在这里：我们用什么口号去组织工人群众？用什么口号来扩大党之无产阶级的基础？假使我们只用经济的口号，这是绝不可能的了。事实是这样，中国阶级斗争特殊的尖锐化，工人群众每个经济斗争都遇着国民党的残酷的压迫与屠杀。广大工人群众完全知道没有坚决的反国民党的斗争决难有经济斗争的胜利，这就是造成了工人群众武装暴动的迫切要求。假使我们现在不用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将使广大工人群众失望消极而离开我们。准备武装暴动已经是广大的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只有在这个口号之下，才能动员广大工人群众，才能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扩大我们党内之无产阶级的基础我们是要到每一工厂每一作坊中加紧组织工作，但我们必定要以准备武装暴动做组织群众的主要口号。从总的政治上以至策略上，都说明了我们党现在已经不是在一个经常工作的时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历史上之大转变的前夜，到了中国革命之最紧张的关头。我们必要使全党的同志都认清目前这一政治形势，认清党的任务的重大，将全党同志都动员起来，在一致的战斗的精神之下，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根据一九三○年八月《红旗日报》第二至第四期刊印注释〔1〕斯托里平，即斯托雷平?彼得?阿尔卡季也维奇，沙俄国务活动家。一九○六年至一九一一年任大臣会议主席和内务大臣。斯托雷平的政策，是指一九○七年至一九一○年，斯托雷平实行的土地改革法令。即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可以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富农可以用贱价收买土地等。他企图通过某些改革来巩固专制制度，结果遭到失败。一九一一年被社会革命党人博格罗夫在基辅刺死。〔2〕即季诺维也夫。〔3〕即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列甫?波里索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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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关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党的行动路线（一九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关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党的行动路线（一九三○年八月五日）〔1〕共产国际主席团：中央讨论你们来电之后，觉得必须将现在严重的形势，与党的路线报告你们，要求你们重新讨论。延长数年的军阀战争已经使全国广泛工农兵士群众陷于绝地，使统治阶级统治力量日益削弱，而造成现在革命高涨猛烈发展的形势。一、现在红军猛烈发展，全国二十二军计三十余万人，农民占主要成份，主要各军均有工人干部的领导。第五军已与长沙工农暴动汇合占领长沙，何键在长沙军队完全崩溃投入红军。长沙附近各县几百万农民兴起。现正与帝国主义及军阀联合军作残酷的战争。第三、四两军即可攻克南昌九江，第二、六两军已攻取沙市，第一军已截断京汉路，第八军已下大冶，都在向着武汉进攻。二、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等处工人的罢工运动，都在猛烈的发展，特别是各铁路工人不断的举行罢工，黄色工会更成为国民党压迫工人的工具，在群众中的威信已经完全破产，各处罢工，大多数在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之下，坚决的反对黄色工会国民党，每一罢工都成为直接的武装冲突，广泛工人群众都要求武装，要求暴动。最近两星期来在上海，南京的赤色工会特别是赤色先锋队发展极为迅速。三、全国有组织的武装农民有五百余万，有组织的群众三千余万，农民暴动普遍全国，而且都坚决的要求夺取中心城市。四、军阀军队极端动摇，到处哗变，找寻党的领导与农民联合，特别是党在军阀军队中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飞速扩大，现在南京镇江驻军主要部队，完全在我们领导之下，并且要求即刻暴动，汉口主要驻军的大部分，也在我们影响之下。在军阀双方前线的军队，尤其反对军阀战争，其中党的组织也有相当的扩大。特别是十余万伤兵热烈要求党的领导。这一客观形势，无疑的是武装暴动的条件正在成熟，因此党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在这一路线之下，特别加紧全国工作的配合，尤其是工人群众的工作，已在各产业中心每个工厂当中组织行动委员会，猛烈扩大赤色工会，特别是赤色先锋队，以准备全国总同盟罢工与武装暴动。我们觉得最近五个月来革命高涨的猛烈发展形势，未向国际报告，而前一电报又极简略，使国际无从明了实际情况，自然要反对现在组织武装暴动与总同盟罢工。所以再将现在革命猛烈发展的情形电告，〈请〉求国际批准中央的决定，并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予我们以实力的援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忠发八月五日忠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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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一日益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与党的任务一、最近国际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愈益严重和普遍，显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更加迫切，帝国主义为图挽救自己的危机，进攻苏联的战争，成为目前主要危险；另一方面，各国工人阶级罢工浪潮的汹涌，失业斗争的扩大，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共产党在各国群众中威信日益增高起来，普遍全世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切都是根本的在动摇帝国主义统治全世界的基础这些是无疑的证明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已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在这一国际形势之下，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大革命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二、因为帝国主义各种根本危机的剧烈发展，愈加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危机，造成继续不断愈益扩大的全国军阀混战，使全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陷于饥饿死亡的痛苦境地，统治阶级的任何一派，都无法挽救这样的危机，只有日趋于不能统治的崩溃的末路。另一方面，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全国工人罢工浪潮愈益普遍的扩大，政治斗争成为一切争斗的主要内容，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争斗，已是普遍发展，武装冲突，政治示威，到处不断的发生。这是证明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经迅速的向着革命高潮急进；农村斗争已进到高潮，在十几省内已建立苏维埃政权，自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后，更有迅速的扩大；红军的猛烈发展，最近更向中心城市进攻；军阀军队士兵群众的革命化，自觉叛变的增加。这一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有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紧迫前途。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是不可分离的。这一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三、党在目前异常紧张的革命形势之下，主要任务，是加紧广大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爆发，积极的在组织上在技术上准备武装暴动，以最大力量来布置以武汉为中心附近省区首先胜利，准备第一次苏维埃正式大会，建立全国政权，坚决实现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这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在这一总路线之下，党的中心策略，是组织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猛烈的发展赤色工会，建立强固的产业工会，建立并扩大工人群众的武装组织，坚决的组织地方暴动，猛烈的扩大红军，坚决采取进攻的战略，向主要城市及交通要道发展，组织士兵暴动。在执行这一路线的主要前提，是坚决与各种右倾倾向斗争，在广大群众中坚决反对改组派及取消派，肃清他们的影响，这是促进革命高潮和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二准备夺取政权与党的组织路线四、在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下是要争取千百万广大的工农群众，用最大的组织方式，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准备革命首先在一省和几省胜利，以及坚决的准备实行国内的国际的残酷阶级战争，完成中国革命胜利。在这样的严重任务之下，必须是更强大更严密而集中的，更能组织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实行最坚决斗争的一个有力的布尔塞维克党，才更有力的来完成一切历史使命，才更能在夺取政权与国内国际残酷战争的时候，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很迅速的完成巩固最后的胜利。五、扩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发展，强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建立强固的工厂支部，每个支部成为党的堡垒，健全地方党部，严密党的组织，发展工人群众组织，建立强大的产业工会，要使党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中，保持在组织上最大的领导作用，这是目前党的组织主要路线。六、党目前处在严重的残酷斗争的环境与准备夺取政权的严重任务之下，党的组织形式，必须要采取更严密更集中的原则，在将来国内战争的时候，党的组织必须完全军事化，因此，目前党的组织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之下要求扩大党内民主，这是削弱党的力量，松懈党的组织；党内自我批评，同样也应在党的集中领导之下来实现。这样正确的组织原则之运用，是巩固党的组织，保证党在残酷战争中作坚决的斗争的最重要条件。三党的组织状况与不正确组织观念斗争（―）党的组织进步与布尔塞维克党的建立七、党自六次大会后在两年不断斗争中（如顺直、江苏问题、反取消派等），党的组织随着党的正确路线，获得伟大的进步，不仅是将党从涣散的状态挽救出来，而且是使党成为一致的巩固的能战斗的党，特别是反取消派与反右倾的斗争，党在政治上在组织上，都走上了布尔塞维克的道路，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的扩大，特别是在群众斗争中，更表现伟大的领导作用。今年红色五月的运动，各地工农伟大的示威，证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进步，比任何时期要快。党员数量的增加，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发展，几个重要城市党的组织建立（如武汉，哈尔滨，广州等），支部生活的改善，地方党部已能坚决的领导斗争，争取公开活动，在今年全国几个重要城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哈尔滨等），都获得相当的成功，赤色工会在全国各地已有相当发展（全国有六万多会员），赤色区域群众有二千万以上，各种群众组织（如互济会，反帝，自由大同盟等）都有普泛的建立与发展，特别是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收到相当成效。一般说来，这些进步，都强固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布尔塞维克化的党。（二）党在组织上还存留许多弱点与缺点八、在目前革命发展的客观条件之下，党的组织进步还是非常缓慢而不够，尤其是在目前党的严重政治任务之下，在组织上更表现了许多严重的弱点：（甲）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小资产阶级成份占极多数，产业工人党员，在最近虽有相当发展，可是极其不够，全党工人党员的成份仅占百分之五点五；（乙）支部生活在极大多数支部中，还未正确的建立起来，支部大多数还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反右倾斗争没有深入到支部，右倾倾向在支部特别表现严重，许多动摇分子，还站在支部领导地位；（丙）农村党的组织，不仅在成份上雇工占极少数，富农甚至地主成份还存在党内，最严重的是许多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还充分带着封建形式（如鄂东广济党员入党要取得族长的同意，江苏通海支部书记是老头子，广东东江按族组织，整个支部参加两姓械斗等），党与群众组织混合不分（如信江由群众成立党的支部选举书记，支部书记随便改换苏维埃的决议等），党部负责人的腐化（如鄂东信江党员分配土地有优先权等）；（丁）群众组织的不宽广，特别是赤色工会组织仍然弱小，党在群众斗争领导上虽获得强大的地位，但是工会组织发展极少，许多党的支部不做工会工作，工会组织还存留在狭隘的秘密路线上；（戊）党的干部缺乏，上级党部虽注意到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积极引进，可是下级党部对于这一工作，极不积极，有的对于旧的动摇干部分子留恋，甚至许多党部连下级干部都要中央供给；（己）地方党部组织，缺乏独立工作，多半表现一种简单的传达上级决议或命令，减少地方党部领导作用；（庚）对于妇女工作忽视，对于吸引广大工农妇女入党不积极；（辛）党员理论水平线仍低，特别对于组织理论的缺乏。党在工作上主要缺点：（甲）党在组织上与工作上，还表现一种小资产阶级浪漫性的危险，不能有组织的有规律的有系统的去进行工作，督促工作，常常表现寒热症的状态，这是大有害于工作的紧张，特别对于秘密工作的忽视，不能经常有系统的注意，致常常因小的技术的疏忽而影响整个党的安全与存在；（乙）工作方式转变得很慢，在工作上的机会主义的残余，没有彻底肃清，特别在组织上还保留许多，工作方式还充分表现手工业的形态；（丙）各级党部在组织上的运用非常机械，不能充分发挥各级党部在组织上的作用。在这些党的弱点与缺点中，特别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不宽广，小资产阶级成份占多数，工人干部缺乏，党员理论水平低，以及小资产阶级浪漫性，这些很易于助长不正确倾向的发展，尤其是在目前严重斗争中，助长小资产阶级意识与右倾思想的发展。可是这些弱点与缺点，只有运用党的进步，及反取消派和反右倾正确路线与经验，实行坚决斗争，吸收广大的产业工人，强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以巩固党的更正确组织路线，加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三）坚决肃清一切不正确的组织观念九、对于党的组织上右倾估量，在目前革命发展中，认为客观条件成熟，而党的主观力量不够，以及否认党的伟大进步，否认赤色工会的存在，对于组织基础发生恐慌，过于夸大党的弱点，这是极严重的右倾观念；这一观念必然要动摇党的政治路线，无疑的要走到取消派陈独秀们的取消党取消革命的取消道路。十、将政治与组织对立的观念，将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对立起来，认为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以外另一个路线，或是将组织认为技术问题，以为只要政治路线正确，组织问题是次要的问题，以为只要有客观的顺利条件与政治的影响，没有组织也可以的，这必然走到轻视组织的道路，放弃组织工作，其结果必然妨碍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危害党的政策的实现，这仍然是机会主义时代的组织观念。组织问题，是构成列宁党主要条件之一，是构成党的整个政治路线之主要部分。没有坚决的政治路线，便不会有坚决的组织路线产生；没有坚决的组织路线的正确运用，就不能完成党的策略执行。在目前党准备夺取政权的严重任务之下，轻视组织问题，就等于放弃党的任务。十一、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这一倾向虽经过党的坚决斗争，到现在还有残余留在党内。在目前严重斗争形势之下，特别是在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成份还占极多数，小资产阶级分子，时常借口党内民主不够，要求扩大党内民主，主张无限制的实行自我批评，企图动摇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传播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扩大无原则的斗争，这是极危险的危害党的倾向，在客观上必然走到瓦解党的道路，党的民主集中的原则，必须根据党的主观的条件，来确定党内民主范围的扩大与缩小。在目前严重斗争环境与党准备夺取政权的任务之下，及党内小资产阶级成份占极多数，在布尔塞维克正确原则运用下，必须将党的组织更加集中，才能巩固党的一致，排斥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十二、坚决肃清党内封建残余的小组织倾向，在党内各方面还表现许多同乡观念，同学观念，朋友感情，而形成一种小组织的形式，这不仅是组织上严重的现象，而且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这种封建残余的思想，根本是危害布尔塞维克党的建立。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下团结起来，绝对排斥一切封建关系的残余，一切党员都只有在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之下，团结一致，绝对不容许有任何小组织的发生，坚决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肃清一切小组织倾向和封建残余。这是巩固党的最基本条件。十三、存在组织上的右倾观点。许多地方党部对于工厂支部，一方面不积极指导支部工作领导支部的斗争，反而对于支部同志右倾观念和行动采取让步的态度，阻碍党的策略执行，松懈党的纪律，这是极右倾的路线，同样的对于新的干部不积极，对于新的干部引进，借口缺乏工作经验而怠工，留恋旧的动摇分子，支部不敢在群众中发展党的组织，借口“靠不住”阻碍党的发展，这都是极严重的右倾倾向，只有坚决肃清这些倾向，才能加强党的组织和发展。这种种不正确的组织观点，是包含极严重的右倾倾向，不仅是妨碍布尔塞维克的组织路线进行，而且要危害党的政治路线执行，需要党坚决的从政治上组织上，肃清这些倾向，然后党才能使得全党更巩固更一致的在党的正确的政治的组织路线上而斗争，更巩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四党内组织的中心任务为加强党在主观上实行严格争斗，准备夺取政权的任务，为要迅速消灭党在组织上的弱点与缺点，为坚决肃清一切不正确的组织倾向，中国党的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一）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十四、目前党内所表现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主要的来源是无产阶级基础不宽广，小资产阶级成份占多数，当达到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的分子，不仅本身动摇，而且运用各种方式企图传播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来动摇党的正确路线。因此，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是巩固党的正确路线，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强固党的组织和先锋军的作用，这是党目前在准备夺取政权，将来国内战争，以及保证在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更能便利的进行的一个最中心的任务。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广大的工人罢工发展，党的政治影响迅速的扩大，党在斗争中的领导地位日益强大，群众的政治觉悟飞速迈进，这不仅说明党在群众中有极顺利的发展条件，而且许多工人群众自动的来找党。过去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发展，支部组织的建立，不但十分缓慢，而且表现许多阻碍党的发展，最主要的原因，是右倾观念的阻碍，这一右倾观念在支部特别表现严重，如在群众中不敢宣传党，避开说党；因此，介绍党员，完全着重在亲朋或老实可靠的分子，不敢大批的吸收斗争中的积极分子，甚至对于积极活动分子，发生恐惧，拒绝入党，这必然使党变成一个极狭隘的神秘的小团体，同时，也就是使党形成和平发展的基础要使党在产业工人中广大发展起来，首先要坚决与这些右倾观念作无情的争斗，肃清阻碍党的发展的障碍。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只有“向产业工人开门”，大批吸收工人中积极分子入党，特别是重要产业工人中――海员，铁路，矿山，五金，兵工厂，市政，纺织等――要尽量的来扩大党的组织。“向产业工人开门”，必须首先要坚决与阻碍党的发展的一切右倾观念斗争，要尽量对工厂中积极分子大批的介绍入党，不应当有严格限制或候补期，经常在群众中不仅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宣传党，解释党是什么。在斗争中更应采取大批介绍党员的方式，将大批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在可能条件之下，党可采用半公开的方式，召集斗争中积极分子开会，报告党的组织意义，征求他们入党。要使每个支部及工会工作的党员，将发展党的组织成为他的最主要工作之一。应当将发展党员，列为支部会议议事日程主要之一。党的主要阶级基础是产业无产阶级，在农村中是农村无产阶级，――雇工，手工业者（如裁缝、剃头匠，木匠是独立劳动者）不是无产阶级，贫农虽是半无产阶级，虽然党在他们队伍中，应当吸引最积极的最革命的最勇敢的分子入党，但不是党的组织的阶级基础党的组织阶级基础是农村无产阶级――雇农工人（长年作工的工钱劳动者，以卖工做附业的不是雇工，乃是贫农――如临时做短工），若以手工业者贫农与雇工平列起来，认为是党的阶级基础，这是根本混淆阶级关系，削弱党在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基础因此，在农村中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必须大量吸收雇工工人入党，坚决改正以贫农手工业者与雇工并列为党的阶级基础的错误。（二）严紧党的组织强固党的纪律“在目前尖锐的阶级战争的时代，共产党必须有最集中的组织方式，必须有铁的纪律――这纪律是近于军事纪律的――的维系，他的中央必须是一个有权威的机关，具有广泛的权力，获得全党的信任，只有这样，共产党才能实现他的任务。”（列宁）因此，目前严紧党的组织，强固党的纪律，成为党准备夺取政权的一个主要条件。党在反取消派反右倾倾向的斗争，虽克服了取消派的思想及一切不正确倾向，将陈独秀等取消派由组织上开除出党，巩固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与组织，可是还有许多取消派的思想暗藏在党内，作各种破坏党的阴谋，甚至有些地方发现改组派及国民党侦探（如上诲沪中，鄂东北，广东东江等等）参加到党的组织内，在农村中许多地方富农甚至地主还参加在党的指导机关，这种严重现象，尤其是目前极尖锐的阶级战争时代，各方敌人都积极向党进攻，党若不严重注意，将要危害党的组织，危害中国革命。这种严重现象的发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党的组织不严紧，党员与党的关系没有严格的建立（党员可以随便行动，不参加党的工作，不按期出席支部会议，不按照组织手续随便可以发生组织关系，党对党员的行动没有严格的考察等），党内斗争――最主要的反右倾斗争没有深入支部，因此，使取消派的分子，可以暗藏在党内，改组派等很易于混进党的组织。严紧党的组织，在目前是巩固党，抵御敌人的进攻，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组织严密与铁的纪律，这是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的最基本原则。尤其当尖锐的阶级战争的时代，成为加强党的战斗力，巩固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如此，才能排斥一切不正确倾向，巩固党的一致，动员全党为党工作。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与严紧党的组织，强固党的纪律，是目前党的组织的重要路线。（甲）严紧党的组织，强固党的纪律，绝不是以清党的方式来执行，而主要的是用斗争的方式与正确组织路线的运用。首先是严格的将党员与党的关系严紧起来：（1）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执行党员的基本任务（缴费，出席会议，分发宣传品，执行工作等），并且每个党员都要自觉的为党工作；（2）每一支部对全体党员都能了解他的生活和行动，并要时常加以考察，每个党员的行动必须向党报告，一切行动都要得着党部的批准或许可才能进行，绝对不允许个人的自由行动；（3）没有组织的负责介绍，不能发生组织关系，一切脱离党的党员（除有特别关系外）必须经过入党一切手续，重新入党，同样的被开除的党员恢复党籍，必须经过长期考察，重新入党；（4）以前自首的党员，绝对不能恢复党籍；（5）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必须经过候补时期，经过考察，始能转为正式党员。（乙）坚决与一切不正确倾向非组织行动斗争。党内绝不容许与党相反的路线，即在党员一切行动都应在党的正确组织关系之下，一切非组织的行动，都应坚决禁止，要肃清一切封建残余的关系存留在党内，对于小组织的倾向和行动，党不仅唤起全党与之争斗，并应坚决予以党的纪律裁制。（丙）在严紧党的组织，加紧党内争斗，对于暗藏在党内的取消派等，应在斗争中坚决排除出党。而且对于在一切指导机关――从上级党部到支部的动摇的，以及有害于党的党员之一切负责的职务解除，亦是非常之必要的。开除一个暗藏的取消派，等于减少一个敌人在党内的侦探，指导机关减少一个动摇分子，即巩固党的一分。（丁）党与群众组织要严格划分清楚，党员必是群众中最觉悟的最革命的积极勇敢分子，每个党员都是群众的领导者。（戊）在农村中要坚决的排斥富农出党，肃清指导机关的一切官僚腐化分子，广大的发展群众组织，在群众中吸收最觉悟的积极分子入党，坚决改正一切带封建性的党的组织形式，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建立党的支部。（己）在以教育方式来肃清党内不正确倾向中，必须在党的铁的纪律之下，才有保障，对于一切倾向和行动的斗争，要与党的纪律紧密联系。纪律的执行，不仅在政治上还应当执行组织的纪律。（三）发展产业支部健全支部生后支部是党的组织基础，党只有在工厂及群众中建立了党的支部组织，只有使党支部成为群众的核心，才能有力的领导工人群众一切斗争，吸引广大工人群众紧密的团结于党的周围，党才有把握从厂内调动工人群众流水一般的参加示威以及武装暴动时参加巷战。支部是党实行阶级战争的堡垒。党在目前组织上，表现最严重的弱点，是支部组织的不健全，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领导，产业支部还是很弱，支部生活的建立，一般说来是非常不够，因此，党的正确策略不能完全达到群众中去，减少党在群众一切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右倾的倾向，在目前特别在支部中表现严重，甚至有的支部阻碍党的发展，成为党与群众中的障碍。最主要的原因是党的策略没有很好的传达到支部，许多支部不讨论党的策略；反右倾斗争没有深入到支部中去，即或斗争也异常不够，没有形成支部全体党员斗争，许多动摇的右倾的甚至公开自认为黄色领袖分子，还占据支部的领导地位，地方党部对于指导支部工作方式不好，不能建立健全的支部生活，最好的支部也缺乏独立工作，不能形成党在工厂中的堡垒。党必须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强固组织基础，才能将广大产业工人紧密的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保证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阶级决战中获得完全胜利。因此，党以最大力量去发展产业支部，强固产业支部组织，成为最中心的工作。特别是在重要产业工人――海员，铁路，矿山，五金，兵工厂，市政，码头等――建立中心支部’这是在领导阶级斗争组织武装暴动，将来次定胜负最中心的力量。健全支部组织，首先是在支部坚决执行反右倾斗争，加紧支部教育，培养支部中的干部分子，要根据党的组织基本原则，紧严支部组织，这是健全支部生活最先决条件。支部不仅要讨论工厂中群众斗争，而且必须经常的讨论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与群众斗争实际联系，以及具体执行的计划和方法，要养成支部在党的政治路线下独立工作，才能实现支部在工厂中党的堡垒作用。支部不仅是群众的领导者，而且是群众的组织者，只有将他的周围群众组织起来，加强核心作用，领导群众实行坚决斗争，因此每个支部都要建立群众组织，这是他的最主要任务和工作。街道支部的建立与健全，在目前更有迫切的须要，因为在武装暴动时，它有伟大的作用，它能领导广大贫民群众参加暴动。目前除了工厂，大作坊及学校外，店员，手工业工人及失业知识分子，贫民均应编入街道支部，加强街道支部的作用。（四）健全地方党部地方党部是党的组织枢纽，是党在阶级斗争中领导群众作战的指挥单位。有了健全地方党部，才能更巩固与建立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才能充分实现发展产业支部，健全支部生活的中心任务，才能在党的整个战略之下领导群众实现党的任务。目前地方党部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完成地方党部的组织与作用，缺乏独立工作的精神，仅仅形成简单的传达机关，甚至有的地方党部，这一责任都没有尽到。在工作方式上更表现个人活动，缺乏组织的运用，缺乏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工作，对于支部工作不能以正确的组织关系来指导支部，帮助建立支部生活。命令主义的残余还充分保留在地方党部。因此，党的正确路线不能很迅速的传达到支部，不能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动员支部实现党的任务。健全地方党部尤其是中心区域的地方党部成为党的组织的中心任务之一，这是执行地方暴动的主观条件之一。地方党部的主要任务，是将党的政治任务正确的传达到支部及全体党员，要能正确的将地方工作与党的一般任务联系起来，而有计划的去执行，应在党的组织路线之下巩固并建立党的组织基础；要随时很迅速的反映党内外的群众的真实情形，并正确的转达到上级党部。目前地方党部最中心的问题，是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建立自己的独立工作，健全本身的组织，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执行工作。因此：（一）地方党部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建立政治生活，经常注意地方政治问题，正确与党的一般任务联系起来，而且在运用党的一切策略要正确的使之地方化；（二）地方党部要按照组织原则使之健全，委员会，各部组织都能实行集体指导和具体分工，各部都要建立本身独立工作；（三）委员会的成份应是当地党员最有威望，最有信仰的同志，与工农群众有联系的分子，委员会应有当地工厂或工人（没有工厂地方）支部有威望的代表加入，并使这些代表能积极参加委员会的一切工作；（四）应当定期的召集支部书记联席会，活动分子会等会议，不但领导来讨论党的策略和工作，并且使委员会与支部及党内活动分子建立亲密关系，正确的反映党员群众意识到指导机关来；（五）委员会应有计划的去执行工作特别是对于中心工厂支部，群众工作和革命斗争应当抓紧的成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六）对于支部应当运用组织关系来指导支部，领导支部建立支部生活和反右倾斗争，加强对于支部同志列宁主义教育和基本的组织理论，坚决肃清命令主义的残余与个人指导方式。（七）为使地方党部加强对于地方工作的指导，巡视工作的加紧是非常重要的。（五）注意女党员的发展全党对于妇女工作的注意极不充分，特别表现对于女党员发展上十分疏忽。全党女党员成份只有百分之△〔1〕，尤其是在工厂中女党员占极少数，这更加助长了党对于妇女运动的忽视倾向。党不能争取广大工农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党就不能更有力的完成自己的任务，党要争取广大妇女群众参加阶级战争，首先要党在工农妇女群众中树立党的组织强大基础，特别是在目前生产合理化中，女工占生产中最主要的地位和成份，党不积极吸收女工中积极的分子入党，树立党的组织基础，就很困难的夺取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之下实行最坚决斗争。因此，在广大工农妇女群众中尤其是产业工人中的女工扩大党的组织，成为党的组织的中心任务之一。（六）加强对于青年团的领导，帮助团的路线转变党对于团的工作帮助，在最近以来已相当注意，可是在党对于团的取消观念仍不时在各地表现严重，对于团的工作还没有在工作上看为党的最主要工作之一部，因此对于团的工作指导非常不够。在工作上对于团的工作发展和团的青年化的路线的转变的帮助更是极其微弱，甚至有将团认为群众工作之一种，这是极其严重的取消观念。党必须认为团的工作是自己主要工作之一部，帮助青年团的发展要看成自己的任务。这不仅在组织上建立党与团正确关系，各级党部从省委到支部与各级团部实行互派代表出席，尤其要积极的对于团的工作指导要在工作上建立正确的关系和联系，在党的会议上要时常提出青年团的工作讨论，在组织上及群众工作中应予以最大力量帮助青年团的组织和在工厂农村中青年群众工作发展领导团内反右倾斗争，完成团的正确路线的转变，坚决向取消团的各种不正确观念斗争，并特别注意团的组织的独立性。只有积极帮助团的工作发展，加强对于团的领导，才能经过团的组织争取广大青年的工农劳苦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实行坚决斗争。（七）严重注意秘密工作肃清小资产阶级浪漫性在目前严酷斗争和党的准备夺取政权任务之下，注意党的秘密工作，这是保护党与保障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在这样尖锐阶级战争的时代，敌人从各方面向党进攻，党的组织的破坏与损失，是中国革命的莫大的损害。目前各省区重要党部的组织破坏对于党的工作与革命发展都予以直接的影响，这样血的教训应唤起全党特别注意。现在党的组织上工作上还表现一种小资产阶级浪漫性的危险！这不仅有害于工作的紧张，特别是对秘密工作的忽视，每每因一小的玩忽而直接影响党的安全，与革命工作的发展，这样小资产阶级浪慢性，在客观上实等于帮助敌人危害革命。坚决的肃清小资产阶级浪漫性，成为目前巩固党的组织主要任务之一。秘密工作不是使党的一切行动都秘密起来，而是党要利用一切社会的群众的方式来保护党的组织，以避敌人的眼目，但是党的工作必须是为广大群众所共见。因此秘密工作与公开活动应有好的联系。五引进新的干部与加强党的教育党应积极从工人中引进新的干部到指导机关，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最中心的任务。没有大批的新的工人干部造成党的组织骨干，就很难加强党在目前严酷斗争的强大领导力量，巩固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要积极引进新的工人干部，必须坚决与右倾倾向斗争，留恋旧的动摇干部，就是对于新的干部引进的怠工，必坚决解除在各级指导机关动摇分子的职务，才更有决心将新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引进到指导机关。党的干部分子的培养，必须是有系统的从支部有计划的从斗争中训练出来，而地方党部更成为引进干部训练干部的直接机关，各级党部必须办各种训练班，特别是注意大批工人同志的挑选。在目前极端尖锐的斗争中工厂的一般积极活动党员最易于被厂方开除而离开生产，过去党对于这些被工厂开除的积极分子，没有积极来注意，这是党在组织上的严重损失，今后应以积极方法，使这些积极分子能继续在原工厂或其他熟悉的工厂中活动，特别加紧党的教育，使这些分子成为党的中心干部。加强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成为党的最主要工作之一。这是准备夺取政权的党，武装自己的最基本的工作。因此，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应从支部起，经常的有系统的来教育同志，应使用最通俗的方法特别是理论与实际斗争联系，更使一般党员了解和认识，才不致变成学院式的研究。各级党部应有这一类小册子和定期刊物出版，同时对于群众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也非常重要。六工厂小报与发行工作工厂小报是党在工厂中夺取群众的一个有力工具。他是联系群众斗争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的一个主要环子。成为支部主要工作之一。党在过去对于这一工作，六次大会以后很少成绩，还不能引起全党在工作中实际去建立，即或有工厂小报建立（如从前香港，上海等地），不仅是地方党部完全包办，而是〔且〕在报的内容都是长篇大作，与群众实际生活相隔太远，多半是一种形式，不能变成党在工厂中煽动群众的一座风扇，指导群众斗争的武器。工厂小报的创办，成为目前支部的最主要工作特别大产业工厂中更加重要。它是帮助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是夺取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阶级斗争，它的作用在目前严酷斗争中，能运用每一问题动员广大群众起来举行政治罢工，将广大群众与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在群众中最锐利的工具。因此，工厂小报必须是群众化，必须是实际将群众生活与斗争联系在党的任务之下，一切内容要简单明了，最富于实际性，才能将工厂小报变成党在每一个工厂中的一座煽动机器。这一工作是建立支部生活有效方法之一。地方党部应积极领导支部来建立，使支部能独立办理，但不能代替支部包办。支部另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很适当的组织宣传品的分配工作。要使党的宣传品和刊物能更迅速普遍的深入到群众中去，发行分配工作决不是技术工作，而是有严重的政治意义。党的宣传和政治主张不能深入群众，就不能使党与群众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就不能调动广大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过去从省委到支部对于这一工作异常忽视，对于一切宣传品和党的刊物随便抛弃，没有完全达到群众中去，这是党在政治上一个极严重的损失，应严厉纠正这种现象。发行分配工作应当从各级党部有系统的建立起来，应当运用整个党的组织形成一部发行机器，应当使党的支部成为党在各种群众中的宣传品发行所，刊物的代卖处。散发党的宣传品与发行党的刊物要成为每个党员最基本任务之一，支部应当经常讨论在群众中散发宣传品与发行刊物的一切方法，应当将党的宣传品做正确的有计划的分配，要使党的每一张传单和宣言都要达到群众手里，在某一区域或某一工厂的发行网的建立在斗争与示威以及暴动时对于动员群众都有很大的作用，“建立发行网，很迅速的适当的分配宣传品，传单，宣言等等，便是做了最后示威，暴动的准备工作的大半”，这一工作建立“能使全部工人阶级在一夜之内被我们说服，并且可以说在一夜之内便可动员”。（列宁）建立全国发行交通网，适当运用现在一切交通的工具（轮船火车等），运用群众组织路线来替党输运一切宣传品和刊物，普遍传递到各地。这一交通网的建立应为各党部与各种群众组织党团的重要任务之一。要运用一切公开的机会，设立党的刊物代卖处，在党的影响下的群众组织都是党的刊物的一个代卖处。七党员军事化与党的组织军事化党员军事化在目前党准备夺取政权的任务之下，愈加严重起来，谁要忽视这一工作，谁是没有决心夺取这一政权，尤其是武装暴动的形势日益迫近我们前面，还不积极使这一工作迅速完成，这无疑义的将是革命的罪人。目前全党应积极对于党员的军事训练成为准备武装暴动最基本条件。党员军事化与建立赤色先锋队的工作是不可分离的，党员都应积极参加这一组织受各种军事训练，并且在军事上还要进一步的学习各种战术与战略，在准备暴动时每一党员必须成为赤色先锋队的领导者，在举行暴动时要成为群众武装队伍的指挥官；农村及苏维埃区域全体党员都应参加红军和赤卫〈队〉中受相当军事训练，在将来国内战争及国际争斗时使全党都要参加武装的残酷战争。党员军事化的意义不仅是每个党员要受军事训练，尤其是生活的军事化，党的组织在武装暴动时，完全要军事化，全党形成一个军营，一切指挥绝对集中，完全以军令行之，下级党部绝对服从上级，党员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各级组织的极端严密，动作灵敏而迅速，严格纪律与行动绝对的一致，因此目前党的组织都要适合此种组织形式才能在严酷的阶级战争中动员全党争取革命胜利。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是党领导斗争最集中而有力的行动组织方式，是在某一行动中改变经常组织的形式和动作，转而成为更紧张更敏捷的作战的行动组织。因此党在大的斗争和行动中，却〔都〕必须采用这一组织方式来动员全党领导行动。在这一组织方式之下，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按照各级组织形式成立行动委员会――支部成立行动干事会行动小组。动员全体党员团员在总的行动之下到各种群众中去领导斗争。行动委员会之下设立青年秘书处，妇女委员会，组织和宣传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等组织，在支部建立各个干事，但是这些组织除了军委有直接组织系统以外其他不能形成单独的系统，而且其他工作必由整个行动委员会来执行。行动委员会在行动中，是最有权威的集中的组织，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执行一切命令，同时各级行委必须使工农及其广大群众组织的党团及最中心的工厂支部参加行委组织，这是更能使行委迅速的敏捷的来动员全党及广大群众。行动委员会是党一种非常时候领导斗争的行动组织，在某一行动结束时即将这一形式取消，恢复原有组织形式和系统的经常状态。当目前党在加紧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紧迫任务之下，全党应立即开始采用行委组织形式来动员全党，以加紧执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实际任务。在暴动形式到来，全党自中央至各地下级党部，更无疑的成立行动委员会，党的组织更加实行军事化，指挥全党来作最后的残酷斗争。八党在群众组织中的主要任务为实现党夺取政权的任务，不仅仅依靠少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坚决勇敢，而需要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及广大劳苦群众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来作坚决的决战。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阶级战争中最后决定胜利的残酷战争，不仅是需要广大工人阶级有了决战的决心，还需要阶级决战强大组织力量。因此目前党要运用―切组织方式用最大的组织力量来组织工人阶级大多数，成为准备暴动夺取政权最基本任务。党要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要团结广大劳苦群众在党与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来实行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必须要在工人阶级中及劳苦群众中最广泛的发展赤色群众组织，党只有经过赤色工农会及其他赤色群众组织，才更广大的异常有力的与阶级和群众保持最紧密的联接，才更能将一般同情于党的群众转变成为在党的领导之下的作战的军队。这不仅是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中最主要的基本任务，就〔也〕是夺取政权以后保持政权的最重要的条件，党只有这一任务充分完成，才能愈有力的来执行他的一切历史使命。近来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及在群众组织中的工作的确已获得极大进步，但就客观的革命发展与需要及党的严重任务，党组织群众的工作还非常不够。最严重的就是赤色工会的发展极其缓慢与薄弱，各级党部还没有将组织群众认为最主要工作，在群众工作中还充分表现轻视组织的倾向，机会主义的组织观念及群众工作方式的残余，极浓厚的保留在工作上――只做宣传鼓动工作，不注重组织工作，党包办群众代替群众组织，群众工作还缩小在党的范围内，群众组织还是狭隘的秘密路线，这是极其严重的现象，尤其是在斗争中更为严重。在目前阶级斗争严酷战争中，没有组织的力量，就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作坚决斗争取得斗争的胜利，群众斗争的事实已教训了一切，谁要轻视这一问题，就等于摧残群众的革命斗争，不可宽恕的罪人。建立群众工作的路线，是目前树立群众组织的最中心问题，这才能够运用各种组织方式将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之下，首先是党的支部要在群众中充分起核心作用，每个党员都要成为群众的领导者组织者。群众工作是支部最重要最中心的工作，每个支部都要建立赤色群众组织，团结群众在其周围。这是建立群众工作路线的最基本的基础第二是党与群众组织要严格划分清楚，党绝对不能代替群众组织，党只能在群众中起党团作用。党团的运用是经过党员在群众中组织的关系实现党的领导，党绝对不能直接指挥和命令群众组织。第三在一切行动要充分运用群众组织，一切组织系统和关系来动员群众领导群众。第四要采取非法的各种公开方式来发展和建立群众组织，坚决肃清狭隘的秘密路线，这是建立群众工作与群众组织最基本条件。加紧群众组织工作，这是发展群众工作领导斗争的最基本骨干，应当在任何时候任何行动中都不要忽视组织工作的加紧，必须有加强组织是扩大斗争发展斗争的最重要的前提，特别是在斗争中要尽量扩大组织，要以最高的组织性来组织群众领导斗争。发展和建立赤色工会，是党在目前中国革命阶段中最中心的实际任务，只有在工人中特别是重要产业工人中广泛的建立赤色工会组织，党才更便利的取得在工人阶级中强固领导地位，更有力的经过赤色工会动员广大工人阶级在党的口号之下实行最后决战，发展和建立赤色工会是每个工厂和工人支部最基本任务，有了一个工厂支部就应建立一个赤色的产业分会或工会。建立赤色的产业工会，特别是海员，铁路，矿山，兵工厂，五金，市政，纺织等重要产业工会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党应在最短时期内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就是将同一产业的赤色工会和赤色支部组织联合起来正式成立产业工会，党在目前可采用各种产业委员会的组织来集中该产业中的党员及群众中与该产业工人有关系的分子在产业委员会的周围去建立并发展产业工会，组织政治罢工和准备总同盟罢工。每个产业工会，都要制定一个共同斗争纲领来向广大群众宣传，发展产业分会，与扩大组织，产业工会的建立，是组织政治同盟罢工与总同盟罢工最基本条件。没有强大产业工会就很难领导广大的群众在共同目标之下，一致动作，实行最坚决斗争，产业工会是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强大的阶级斗争组织，充实全国海员、铁路总工会的组织，这是全党的最迫切的工作。发展与建立赤色工会必须在公开方式之下才能广大发展起来，应当以工会章程纲领公开在群众中来争取群众加入赤色工会，要动员党与赤色工会的组织在群众中，发动一个发展赤色工会运动争取赤色工会公开，成为工会运动与斗争中最实际的中心问题，要领导与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为求赤色工会公开存在而斗争，以组织政治同盟罢工。赤色工会要坚决实行民主化，这是发挥群众对于工会积极性的最主要条件，要吸引工人中最积〈极〉分子参加工会领导机关，坚决肃清指导机关中的妥协分子和黄色倾向领袖，命令主义与委派制度是群众组织与工会正确的组织系统建立的障碍，必须要坚决肃清，才能树立工会正确的组织路线。工厂委员会发展，在目前最为严重，这是党争取工人群众帮助赤色工会运动发展最有力的方式，要普遍的发展与建立工厂委员会成为准备武装暴动的最实际工作，只有工厂委员会广泛的发展，才能便于在组织政治同盟罢工与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暴动时，调动广大群众参加这些坚决的斗争，尤其坚决消灭黄色工会组织更是有力的武器，目前把工厂委员会在群众中发动一个极广泛运动，每个党的工厂支部与赤色工会组织都应建立一个工厂委员会。在群众斗争中加强组织的领导与作用，行动委员会组织的运用是极其重要，特别是罢工中，罢工委员会组织，要使群众的一切争斗都要在有组织形式之下动作，采取各种组织方式，加强群众斗争力量，吸引最积极分子参加斗争，领导机关要坚强斗争的领导力量，要运用各种组织方式（如纠察队，宣传队，代表会等）将群众都组织起来参加斗争，这必需正确运用行动委员会及其他一切组织，并要运用斗争和运动去团结所有群众组织，建立群众总的行动委员会，去组织政治罢工及总同盟罢工。黄色工会随着统治崩溃，成为法西斯蒂组织，反动统治机关之一部。已经使广大群众剧烈起来反对。消灭黄色工会，成为工会运动中最中心的任务，现在对于黄色工会的策略，不仅是为争取群众，而是坚决的领导群众实行消灭黄色工会组织，谁要轻视这一工作，就是帮助黄色工会的存在，成为不可宽恕的罪恶。农村中的组织最主要的是建立雇农独立的工会，要成立有系统的统一的工会组织，直接加入地方工会并积极筹备全省全国的雇农工会组织，凡是与农村生着〔产〕有直接关系的工钱劳动者都应加入，但临时短工（不是卖工作主体的贫农）和手工业工人不应组织在雇工工会之内，手工业工人另行组织手工业工会，但必将独立劳动者（不受剥削而自己也不剥削人而有生产工具的手工业者），与手工业工人如裁缝剃头另行组织独立劳动者联合会，与手工业工会分开。在白色区域应当是尽量扩大农民协会及农民委员会的组织，首先将党与群众组织严格划分，以贫农雇农做中心，反对富农加入，加强雇工在农民中的领导，加紧来领导农民斗争，实行地方暴动，在组织地方暴动中，必须注意使农民与城市工人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雇农在地方暴动中的作用。为准备将来革命胜利转变到社会主义以及减少将来革命转变的困难，在组织上除了坚决组织独立的雇工工会外，在白色区域的农协中，应当成立贫农小组，在苏维埃区域中苏维埃政权建立，农协应当取消，成立贫农委员会，建立雇工与贫民巩固同盟，肃清富农的影响争取中农。在群众组织中特别注意争取广大工农青年妇女参加一切组织和阶级斗争，特别是在工厂中，更应以争取青年妇女为主要工作之一，吸引他们参加赤色工会组织，这成为党与工农会整个组织的中心任务，党应帮助青年团在青年工农群众工作，并充分予以工作发展的机会。在将来武装暴动和国内战争时期，必然与帝国主义作极残酷战争，对于外国海陆军的工作，成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最主要的工作，党应该运用各种方法，特别是几个中心城市（如上海，汉口，香港，天津，大连等），在外国海陆军的士兵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吸引外国士兵加入革命，破坏帝国主义的军队，同时这一工作须与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兄弟党取得工作上的联系。并且使一切兄弟党的在华党员必须参加中国党的组织和工作。对于中国军队的工作更为重要，必须动员全党来发展士兵工作，建立党与士兵委员会的组织，特别成为每个支部党员一个最中心行动。济难会反帝大同盟，争自由大同盟，革命学生会这都是党争取群众的工具，这些组织必须要建立自己组织的独立路线，极普遍的在群众中发展组织，吸引广大群众同情革命，参加革命斗争。城市贫民是无产阶级在城市中最可靠的同盟军，党应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贫民协会，在贫民妇女中成立贫民妇女协会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一切革命斗争，这是在政治斗争与武装暴动时一支最有力的别动队，贫民组织的范围只限于一般苦力独立劳动者（如小贩等）失业的知识分子破产找工做的农民等，凡是带有剥削关系，都不能将他们组织在内。示威运动是群众革命情绪发展最高，坚决反抗统治阶级，动摇统治阶级的基础和社会秩序的一种庄严的革命斗争行动，到了严酷斗争时期，这是与敌人武装斗争实际武装暴动的演习，因此组织示威运动，不仅在政治上来动员群众使广大群众有了坚决的决心并且在组织上更为严重，没有最大的组织力量所组织的示威，就不能获得示威运动完满成绩，使这一剧烈的坚决行动，更向最高阶段发展，所以示威运动，必须严重注意组织工作，要运用组织方式与力量在工厂和学校内去动员群众，才能调动广大群众到街上参加示威，示威队伍要有严密组织，按照各厂各业组织起来，形成有组织的军队一样，然后在指挥口令之下，一致行动起来，要有各种队伍组织，（如宣传队口号队唱歌队……）使他在示威中起各种作用，各级指挥组织更为重要，没有健全指挥系统，就不能指挥自如，领导群众在总的方向之下行动起来。示威最中心目标是占领街道举行壮烈的游行，在目前形势之下示威必然要与敌人作剧烈武装冲突，实行冲锋向敌人进攻及各种巷战方法，才能冲破敌人的防线这到目的地。因此示威群众本身必须有严整的组织，才能领导群众完成示威，不致受敌人的破坏而瓦解。示威队伍中要有中心队伍组织，成为群众中的主力军，这除了以工人纠察队集中起来成为领导群众的先锋队，还要选择最有组织和基础的群众做为基本队伍，这样在示威时就能使广大群众在其集中行动领导之下作各种进攻行动。示威行动与武装暴动一样的是一种艺术，应当运用一切示威的经验来组织示威领导示威。示威运动，要获得完满成功，必须坚决的组织群众的政治同盟罢工，没有极广泛的政治罢工，实现示威，是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坚决的政治斗争行动，要严厉纠正组织示威运动，不去组织广大群众，而只是少数先锋队英勇行为，示威运动，在目前将成为群众主要的政治斗争的行动，示威的成功，有可能的更迅速地达到最高斗争阶段，所以组织示威运动，不仅在政治上去动员群众组织示威，而且更要在组织上来注意，才能获得示威运动完满成功。准备武装暴动，在目前不只是政治上而且应积极在组织上技术上来准备，因此建立群众武装组织与加紧军事训练成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工人中建立并扩大纠察队与赤色先锋队组织，纠察队是按照工会组织系统的广大群众武装组织，应在斗争中尽量扩大这一组织，赤色先锋队当然以工人为主体，并吸收其他革命群众中积极分子加入，这是党一种军事系统组统〔织〕，这是将来暴动时中心队伍，在农村中应尽量扩大赤卫队组织，使所有农会会员，都要受军事训练。要号召广大贫农雇工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组织，要有系统进行各种军事训练，这是目前刻不容缓的最主要的中心工作。九苏维埃政权与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苏维埃是工农阶级自己的政权组织，是按照生产关系（如工厂，作坊，农村等等）有一定的比例，直接由群众选举，必须是由下而上建立各级苏维埃，绝对不能由少数人来成立，因此苏维埃的成立，必须在群众中作广大宣传，使群众在选举上及组织上认识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组织。在暴动时建立了苏维埃，这不但是暴动胜利后政权组织，而且是暴动的指挥机关。可是常因环境关系，在暴动时来不及成立苏维埃，可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来指挥暴动，在胜利后，革命委员会就是临时政权，不过应迅速按照苏维埃选举法来正式成立苏维埃，正式政权建立后，革命委员会应即取消。苏维埃是工农群众政权组织，与党绝对不能相混合的，党在政治上是领导苏维埃，但在组织上不能直接指导和命令苏维埃，党只能运用在苏维埃中的党员起党团作用，实现党的领导，党只能得到群众的邀请，公开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大会，不能直接由自己经常出席苏维埃一切会议。党对于苏维埃委员选举可以拟定名单，但不能直接向群众提出，只有在群众中宣传，使群众自己接受这种意见，选举出来。因此，决定党员被选为委员，必须是在群众中有威信而为群众所信任的分子。苏维埃的决议与法令，当然事先要经过党团讨论与决定，然后由苏维埃中的党员向苏维埃提议，即或苏维埃的决议与法令，如有修改或取消之必要时，也必经过党团向苏维埃提议，绝对不能由党直接命令。目前党决定在十月革命节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建立全国中央政权，这是与目前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几省首先胜利是不可分离的，此大会的准备工作是全党目前最主要工作之一，各级党部应领导组织各级准备委员会，特别是各个工厂，农村，学校，兵营准备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应以最大的努力，动员广大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争取全国苏维埃的胜利。红军是中国革命主要动力之一，在目前猛烈扩大红军路线之下，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是保障中国革命胜利主要条件之一，因此党在红军中必须完全公开，改变过去秘密组织方式，特别是应注意加派产业工人及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造成红军的主要干部强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并应吸引大批雇工贫农加入红军以改善红军的成分，坚决肃清红军中富农成分与富农的领导。十反右倾斗争及其正确路线党自六次大会以后，战胜了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特别是反取消派及右倾〔及右倾〕斗争，在正确路线之下将他们战胜并坚决将陈独秀等开除出党，巩固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与组织，使党〔党〕更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可是在目前阶级斗争到了最尖锐的时候，党内小资产阶级成份占极多数，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时时从各方面表现出来，尤其是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思想，还在企图运用各种方式来动摇党的正确路线，一般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都足助长党内右倾危险发展。这是妨碍党的总路线执行的最大障碍，坚决的与一切右倾观念斗争肃清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这是目前巩固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执行非常中心的问题。继续过去党反取消派及右倾的正确路线，加紧党内反右倾斗争，坚决肃清在政治路线与理论上与党相反的纲领，使取消派的思想与其相类似的变相思想丝毫不能存留在党内，对任何小组织的倾向和行动，都应严厉斗争，反右倾斗争，主要的是深入到支部中去，运用每一斗争，来教育全党的同志，除掉从思想上理论上肃清一切不正确倾向外，对于一般有系统及经过党纠正而仍坚持他的意见对于一切小组织的活动，如发现时应即公开停止其活动，并严重指出他的错误而不诚意接受的，首先应当坚决解除在指导机关内的工作，并给以组织上的制裁，特别是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固执，虚伪，狡猾，怠工，没有纪律执行是不能克服这些倾向和危险，对暗藏在党内的取消派分子，应坚决的驱逐出党。反右倾斗争愈坚决，则党的正确路线执行愈有保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愈能迅速完成。只有肃清一切不正确倾向则党的组织愈加巩固，愈能使党在目前严酷阶级战争中担负一切伟大使命。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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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知第一四七号——红色区域最高的军事政治指导机关（工农革命委员会）之产生与运用（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知第一四七号——红色区域最高的军事政治指导机关（工农革命委员会）之产生与运用（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1〕一、在执行猛烈的扩大苏维埃区域，猛烈的扩大红军，红军的作战任务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集中农民武装到红军中来，普遍的武装苏维埃的工农群众，各种当前的主要任务的时候，红色区域的军事政治指导机关，无疑要采用绝对的强有力的集中形式。这不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而且是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时期战争区域必然要采用的指挥形式。只有这种集中形式，才能够运用一切革命力量，来完成消灭敌人的伟大任务。这一指导机关的具体组织形式，在目前过渡时期，就是工农革命委员会。二、目前红色区域，军事，政治，党务，都只有横的关系，但没有一个集中指导的权力机关。因此，不但不能抓紧一切力量进攻敌人，而且许多问题因为多头形式，不能得到完满解决。尤其是红军上面没有一个公开指挥的政权机关，使红军更易走上以军事代替一切的危险。这正是没有正确运用工农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作用，所得下的结果。三、目前过渡时期的最高级工农革命委员会，不仅是红色区域的最高级政权组织，而且要成为战争区域军事政治党务的集中指导机关，自然后者是处于过渡时期的特殊性质。因为只有这样才会适应战区的实际需要。这一组织，在红色区域战区地域有指挥一切的权限，成为一个各种工作系统的最高级动员机关。四、工农革命委〈员〉会的产生，由某一战区的最高政权（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地方党部的最高指导机关，与红军的高级指挥机关（政委与军长等）会合成立，这一委员会可以由九人到二十一人不等，内设常委三人，负经常指导的责任，委员会的主席，由中央指定之（组织内容可以按着实际环境伸缩运用）。红军本身的指导机关即由政委，党的书记，军事主管官三人组织军事政治苏维埃（即现在的前委）以政委为主席，决定一切工作。红军的指导机关是直接隶属于工农革命委员会的。五、红军所在的战区，如果群众尚未建立政权，甚至尚无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时，红军的政治部就必然要加紧推动群众成立政权，帮助地方发展党务，即是迅速建立战区的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以期迅速成立工农革命委员〈会〉的指导机关。六、战区的工农革命委员会，一开始即是由地方性过渡到全国性的，在全国革命中数省首先胜利一到来的时候，必然要立即建立全国的政权形式，战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就直接隶属于全国革命政权。中央七、二一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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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八十四号——为充分实现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的策略路线（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告第八十四号——为充分实现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的策略路线（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切事变的发展，都在证实或已经证实六月十一日政治局通过的政治决议对于政治局势估量的正确。已经成熟了的中国政治经济与革命的危机，都在加速转变的过程，军阀战争高度的发展，造成的更大混乱，与经济破碎，工人失业，农民极度的贫困化，城市贫民大量的增加，再加食粮的恐慌与生活程度的激昂，这样的把广大群众都卷入反军阀战争的战线。工人罢工示威，农村斗争的高潮，地方暴动与兵变的发展，这一切都是革命高潮前夜的形势，这一个形势一般的都在猛烈的向前转变的推进，向着更高的形式发展，在这一个形势底下，党的任务应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组织总同盟罢工是目前的中心策略。二、对于这一个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是目前党内主要的右倾危险。因为对于革命形势转变估量的〔的〕不够，对于策略的执行动摇的右倾，并且有的省份不能站在整个革命形势的立场上来坚决地执行党的策略，而发生一种地方的“例外观念”，以及对于工作布置，不能抓紧革命形势的转变而更加开展。这一切都是对于目前革命形势转变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右倾危险，这一切右倾危险，将是机会主义的前提，我们应当坚决的与这一右倾倾向斗争，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正确执行。三、在革命形势加速的向前转变，党应当夺取广大的群众，更实际的加紧准备全国武装暴动，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实际布置。加紧反对世界大战，武装保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援助殖民地革命运动，在这一个总任务下，坚决的反对军阀战争，执行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的策略路线。为能充分的实现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所决定的策略路线，应加紧以下的工作布置：（一）各省须成立行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来发动目前的工作，同时必须积极的动员全党，使同志能了解革命形势的转变，坚定对于策略执行的决心。（二）扩大党的政治宣传煽动工作。这一个工作过去做的非常不够。现在党应当印刷各种宣传品，每天经常的向群众中散发，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一定要认清楚：今天如果能在群众中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与煽动，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广大群众都能在党的政治影响领导之下而作坚决拼死的斗争。（三）拥护苏代会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要在群众中指出目前两个政权的对立，拥护苏维埃政权消灭国民党政权，宣传苏区代表大会的政纲、法令等，在工厂中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中组织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运动。各省应从省委到支部来组织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争取全国一省成数省首先胜利与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四）组织总同盟政治罢工，在今天一定要认清革命形势的转变与斗争形式转变的迅速。在一个前提下来发动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目前斗争形势客观上已经早已具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的条件，没有能很广大发动起来的原因，主要的是执行策略上的右倾〔倾〕（一）对于革命形势转变认识不够的动摇；（二）不能坚决的提出政治口号来发动；（三）组织同盟罢工缺乏整个的布置来抓住中心发动，而是组织中心斗争来推动同盟斗争的观念；应当坚决的以政治要求来组织斗争，并应运用适合同盟罢工的新的斗争方式。（五）为适应总同盟罢工与同一产业的同盟罢工，应采取新的组织斗争的方式，组织同一产业同盟罢工的行动委员会（如纱厂，市政……等），这一个委员会是一个群众系统，同时集中党的力量。各个产业的行动委员会，直接在市总工会指导之下，若因地域不集中，可以建立分会（如上海沪东沪西的纱厂委员会分会），每一个工厂同样建立委员会，在它的下边团结群众的及党的活动分子于其周围来行动。每一个行动委员会，党应派得力同志参加或主持，如果该区区委所属的重要工作对象是纱厂，那么，区委重要负责人应参加主持该区分会。每一个行动委员会应当每天开会，计划与指导这一个产业的同盟罢工的工作，只有这种方式，才能适应目前新的斗争形式。（六）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是组织斗争的先决条件，极力纠正群众组织的狭隘的右倾观念，应以赤色斗争纲领，运用公开的群众路线广泛的发展与建立赤色工会。经过赤色工会来扩大建立工人纠察队的组织。（七）赤色先锋队与党员军事化。赤色先锋队是准备武装暴动的具体的军事组织形式，它完全是军事系统属于军委。每一个支部，以及青年团支部及工会党团，都应有军事特派员，负责建立赤色先锋队，每一个党员都应负责建立赤色先锋队，党员除在支部内受特殊的军事训练之外，一般的应在赤色先锋队内受军事训练。（八）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建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目前应当猛烈的扩大与大规模集中，消灭当前的敌军，向主要战略目标进迫。目前红军扩大与发展最困难的问题，是地方党部、苏维埃与红军关系不好，现在在战区内应立即建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最高政治军事的指导机关，集中统一指挥。（九）加紧士兵运动与组织反军阀战争的兵士暴动。目前士兵运动一定要与我们准备武装暴动的主观力量来对比，以加紧军阀体系的中心部队的工作。组织反军阀战争的士兵暴动，必须要与整个革命形势转变来配合。（十）组织地方暴动。在今天组织地方暴动，应是中心产业区域武装暴动的联接点。目前应加紧组织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周围以及沿交通路线的主要城市及工人区域的地方暴动，使其与整个革命转变的形势配合与城市武装暴动的衔接。（十一）农村中与苏维埃区域工作，应当有极大的转变，积极发展地方暴动，建立政权深入土地革命，苏维埃区域，应站在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立场上，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领导，广大的动员，普遍的武装群众，猛烈的扩大红军，建立雇农工会与贫农委员会的组织，巩固与中农的联盟，镇压富农的反动。（十二）城市贫民工作，组织贫民闹米荒的骚动，与整个武装暴动的准备及组织总同盟罢工配合。应建立贫民群众组织与武装的组织。（十三）扩大党的阶级基础，是党的组织主要路线。在大产业中发展党员，坚决执行向产业工人开门，建立支部生活，是目前党的主要组织任务。在农村中巩固党的阶级领导，建立党的基础于雇农群众之上，坚决肃清在党内的富农成分。（十四）最后：各地对于工作布置应当站在全国革命形势转变的立场上，与全国首先胜利的形势配合。中央一九三○、七、二一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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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八十三号——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一九三○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告第八十三号——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一九三○年七月十八日）最近中央通过党的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上明确的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因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在全世界帝国主义万分严重的根本危机的尖锐化之下，尤其是在国民党军阀连年不断愈接愈厉的混战之中，发生了异常剧烈的恐慌和破败。中国的工商农业金融财政交通等全部经济组织，已经由衰落停顿而愈益趋于完全破产的地位。普遍全中国的灾荒，战祸，失业和国民党政府穷凶极恶的政治压迫（残酷的白色恐怖），敲骨吸血的苛捐杂税，使全国几千万，万万的工农劳苦民众陷于饥寒，流离，死亡的绝境，他们除了革命，绝对没有别的生路。因此，全国工农兵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都同时猛烈的爆发起来：全国各大重要城市的工人群众反帝国主义国民党黄色工会和资本家的罢工斗争日益扩大和尖锐，他们早已由经济斗争和平合法的运动而转变到政治斗争乃至剧烈的群众示威和武装冲突，虽然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联合的残酷压迫之下，工人群众的政治斗争仍是不断的爆发，这表现工人运动正在汹涌的日益高涨。全国特别是南方的农民运动早已在和地主阶级作残酷的战争，土地革命的扩大和深入已将南中国大部分农村中的反动统治推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对立起来，北方各省农民斗争亦是不断的爆发，这显示农村革命已达到广泛的高潮。此外，工农革命的武装——红军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之后，已经在猛烈的扩大，并向交通道路和重要城市进攻。兵士在长期的剧烈的军阀混战中日益普遍的革命化，自觉的兵变日益增加，并且到处寻找我党和红军的领导。在统治阶级方面，全世界帝国主义经济的政治的危机日益加剧，他们国内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劳苦民众的革命运动普遍而猛烈的爆发起来，因此，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根本的剧急的动摇起来，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国民党的任何一派都不能将革命镇压下去，整个的中国统治阶级只有日趋于崩溃的命运。它们在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高潮之中毫无疑义的必然归于死灭！全国政治总的形势：一方面是反动统治日益动摇削弱而趋于崩溃；另一方面是群众斗争日益逼近新的革命高潮，因此，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指出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灭亡，并指明只有工农群众的革命暴动胜利，才能消灭军阀战争，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因此党的当前任务就是号召广大群众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军阀战争，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推翻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的中国。为动员全国广大的群众，汇合各种革命势力以完成消灭军阀战争，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任务，中央决定于本年十一月七日召集正式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本年五月举行之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其主要任务是决定全国——特别是苏维埃区域革命斗争的策略路线，制定苏维埃政府的根本法令，并汇合全国各种革命势力，以促进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而尚未建立统一的全国的苏维埃的政权，以与国民党反动的政权对抗。在目前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日益逼近新的高潮时期，特别是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争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南方各省已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不断的在生长和飞快的发展中，所以更需要汇合集中成立全国统一的政权以与帝国主义扶植之下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对立，以激起并发动全国几万万广大的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以动员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消灭军阀战争，推翻反动统治，争取革命胜利而奋斗！因此，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与上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意义显然不同，而其政治任务较之上次大会当然更为伟大和重要。此次大会的准备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坚决的动员几万万广大群众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和有效的方法，将此次大会的意义和任务以及上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是政治决议案和土地法令劳动保护法等）的宣传扩大并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中央及各省机关的党报以及各工会各革命团体的刊物均应辟专栏作大会的宣传。各工会农会及其他革命群众的团体均应召集群众大会或举行群众示威作拥护大会的宣传和鼓动。一切宣传鼓动及在任何斗争中，均应以“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拥护苏维埃大会”为中心口号。在组织的准备方面，已由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发表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宣言，并邀请全国各重要革命的民众团体，各省苏维埃区域，红军等代表于本年八月二十日组织中央准备委员会，并成立大会的中央准备委员会，各省市县区乡及各工厂，学校，军营等群众团体及机关，均应召集群众大会选举委员成立各级准备委员会。各级准备委员会系党外的群众的独立组织系统，应由公开的群众路线产生，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去领导，不可由党委派或包办。各级准备机关应成为健全的组织，执行一切宣传组织和领导斗争的工作。各级机关间应有经常的组织上和工作上的密切关系。各级党部接到中央通告及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召集大会的宣言和邀请书，应即动员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支部详细讨论具体办法，领导各被邀请的团体或机关选举代表参加中央准备委员会（八月二十日），特别要使每个支部每个同志都动员起来，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作大会的宣传和煽动工作，发动所有的各工厂，乡村，学校，兵营以及一切贫苦群众，都参加各级准备委员会的组织，特别是工厂准备委员会的组织以及大会的选举和各种活动。尤应注意领导各级准备委员会的一切宣传和组织等工作。各级党部应依照中央通告及中央的大会工作计划大纲，决定各该地的具体工作计划交中央审查批准，切实执行。中央一九三○、七、十八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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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山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一九三○年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柏山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一九三○年七月十三日）我与江苏讨论后，再经审慎考虑，觉这一问题，确是极严重的问题，南京兵暴，是掀动全国革命高潮之起点，紧接着一省数省首先的胜利。为要更正确的了解这一问题与策略的决定，对于原则有重新说明之必要。1．兵变与兵暴兵变是兵士哗变投到工农群众中去，兵暴则是推翻政权，建立政权，并且坚决的向敌人进攻。2．兵暴与武暴武暴是广大工农群众以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行动上的领导，有积极斗争的决心，在这革命高潮时连落后的群众也有拚死斗争的决心的暴动。兵暴是以兵士为主力，有拚死斗争的决心，但尚不是以工农为斗争的主力。南京并没有到武暴。武暴是以推翻政权夺取政权为目的。兵暴是为反军阀战争反反革命的战争，因此亦必须建立政权，以号召群众起来反军阀战争。武暴是有夺取政权而可保障胜利维持政权时的行动。南京是不是如此？不是。因为现在是严重军阀战争的时候，广大群众都有反军阀战争的要求，南京来一兵暴，确可发动全国反军阀战争的革命高潮，可以有直接掀起全国反军阀战争的伟大斗争。兵暴只有在反军阀战争，反世界大战，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以及军阀进攻红军等等时候，可以组织兵暴。因为可以掀动反对反革命战争的革命高潮。在一九二五年德国兵暴失败，考茨基以为盲动，列宁批评他是无耻，证明他的叛变，在这里的批评，可以证明我们南京兵暴决定之正确，因为兵暴与武暴是不同。〔1〕武暴固然工人是为主力，兵暴是兵士为主力，但并不是说兵暴是单独的兵士行动，而不要工农，如果如此，则绝对错误的，因为兵暴是为着掀动全国群众的反军阀战争，并不是单独兵士的行动，而是说以兵士为主力而已。南京兵暴是与一般兵暴不同，因为：1．南京是反动统治阶级最高政权所在地，南京兵暴是要使反动统治阶级最高统治之死灭，这一意义是十百倍于一般的兵暴。2．如果全国形势，不是如今天一样，则他的意义又不同，现在群众受军阀战争的痛苦，红军的发展，群众有反军阀战争之决心，南京兵暴之胜利，必然紧接着上海八十万工人之大罢工，掀起全国之大风暴，因为去掉反动之最高领导足以鼓起群众之斗争狂热勇气。上海八十万工人之大罢工，是革命高潮之标志。3．南京是反动统治的最高机关，推翻南京政府即是动摇帝国主义之统治，南京兵暴胜利，帝国主义必然1．用极大力量镇压南京革命，2．必然命令军阀妥协一致向革命进攻，并且进攻红军（蒋或下野，改组派上台），改组派必以蒋“反共不力”而要蒋下野，蒋则必以一致对共为辞而缓和战争，调兵向南京进攻，同时仍想维持前线。虽在一致反共的条件之下，保军阀间仍有冲突的存在，这一情形，比过去广州暴动更是不同。所以1．帝国主义必通令军阀的一致。2．广暴是革命低落时期，现在则不然，帝国主义不会如取消派一样轻看红军，所以必更令军阀在“清共”口号之下暂时停止军阀之冲突，而一致反共（但他们冲突仍然是有的）。所以我们估量帝国主义必然是（一）帝国主义直接进攻（二）组织军阀之一致。4．南京兵暴的影响，必然掀起全国数千万群众之兴起，而使统治阶级的崩溃，这是革命极伟大的力量，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才更能坚决执行这一工作，动员号召数千万群众的力量，很快的足以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这更应有坚决的认识。如果以为帝国主义不至向我们进攻，这是错误的。如果认为帝国主义进攻，我们无办法，这亦是不正确，这是与我们策略的决定有极严重的意义。我们在这认识下，我们怎样来执行南京兵暴？苏特委原来的计划，不特不是兵暴，而且是失败观念，客观上是帮助改组派，批评为“反革命的作用”亦不为过，但特委为什么这样计划？主要的他们仅估量以单独兵士的力量作消极的破坏敌人，生长成为红军，发展土地革命，他们不了解这一兵暴的伟大意义。石心〔2〕昨日的解释，还是推托，并不是了解对这一问题的错误，我们批评特委，主要的是要使认识今天路线之正确。在他们的计划决不会有全国工作配合的准备，全江苏工作的配合以至上海总同盟罢工之配合，因为他们根本路线就已经错误了。因此，现在应积极说明以后的路线。南京兵暴有如此伟大的意义与力量，因此必须与党的总路线总方针相联合，就是说与争取武汉首先胜利相配合，否则，如果使南京工作孤立，不特不能掀动全国革命高潮之起点，并且可以受到敌人猝不及防的进攻与压逼，因此更可说明原来计划之严重错误，因此对南京工作的布置，必须指出下列原则：1．南京兵暴必须联系党的总路线，配合党的策略的总方针，就是说更积极的布置武汉首先胜利之工作。但这配合并不是要南京在等待，而是说在整个形势下的配合，这就是说不是今天南京一兵暴，明日武汉即暴动的机械了解，因此必须了解这配合是在有计划的有准备的配合。2．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否则，必致成为大失败，而不能掀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我们必须认识上海总同盟罢工的意义，较南京兵暴更伟大。说到这里，有几个问题要解释的：（1）这里是不是兵士领导了工人？绝不是，因为南京兵暴是在全国形势下而造成的，绝不是南京本身所造成的，而是全国形势所促进，同时是整个工人阶级斗争影响所领导的。革命的爆发，不一定是先在主力军，往往爆发在同盟军，如两军战争，往往是前哨先接触，因此南京兵暴，丝毫不会是兵士领导工人。（2）今天我们亦不能这样机械了解，以为上海总同罢，必须在南京兵暴以后，而是需要我们必须积极的准备，能在南京兵暴以前实现更好。3．必须注意全江苏工作的配合，如通海区，苏州，镇江……如〈无〉全省工作的配合，南京兵暴胜利是很困难的，过去广州暴动即是教训，因此对这一点的注意，是非常重要的。4．组织南京兵暴，必须加紧前线工作，现在必须很艰苦的在前线工作，对于前线工作的配合，在整个工作中，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5．对全国工作的加紧，同样是非常重要。如果上海总罢工的实现，但天津不起来香港不起来，则仍使上海的斗争陷于孤立，固然客观上必能起来，但党更必须在这客观可能下加紧其工作，使全国工作，得到更有力的配合。因此全国各省，必须注意各重要城市中，加紧组织总罢工的工作，各省的工作，都必须以总罢工为工作的前提。6．更严重更加紧反帝反军阀战争的中心工作，极广泛的发动群众。我们必须了解今天就是仅仅散布了百万的传单，虽没有表现很大的作用，但在革命高潮时，即在这政治影响的扩大，可以决定胜负的关键，如果抓紧了每一问题，加紧反帝反军阀战争的工作，在整个工作的影响，必然是非常伟大的。7．加紧全国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与一切工作相联系。8．实际的准备武装暴动。在我今天的了解，以为武装暴动不一定在武汉首先爆发，但这绝不是在别处先来一盲动。如上海来一总同盟罢工，工人要求暴动，党应如何呢？党必须看八十万工人有否暴动的决心，如没有决心，则党还须告诉他们没有到武装暴动的时候，但八十万工人如已有决心，则党必须坚决的领导。但无论如何，武汉的武暴，必是很密切的紧接着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必不是很远的到来。因此各省都应实际的加紧准备武暴。9．军委必须每军中派一人去，在这计划下，不仅是求更大的发展，而应有作战计划配合形势的决定。这样才能在整个工作中，更有切实的作用。10．特别在武汉工作，更应严重的注意，远东局同志问中央是否企图在江苏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的话，是很有意义的。固然我们要力争南京暴动的胜利与政权的建立，但事实上很困难维持这一政权，然而南京的同志，决不应以为南京政权横竖维持不住，早一日退出亦好，如果这样了解，真是断送革命的罪恶。我们要了解即使南京苏维埃政权多维持一点钟，亦有极伟大的意义。因为这样了解，才能有拼死维持南京政权的决心。但南京暴动的胜利，必须有武汉暴动的紧接着的爆发以争取武汉的首先胜利，同时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须在武汉。对于武汉工作，必须了解其首先胜利的重要意义，因此武汉工作必须：（1）扩大反帝反军阀的斗争（2）从今天起更坚决的组织政治罢工，才能实现总罢工（3）兵工厂工作的加紧（4）坚决的加紧建立赤色先锋队（5）特别注意武汉军队中的工作，即使总罢工，军队中的暴动，仍有极重要的意义（6）暴动技术之准备（7）市郊农民工作的加紧（8）各方红军的配合（9）注意各个苏维埃中工作（10）海陆军中的工作（11）长江局应迅速去武汉开始工作。这许多工作，必须较上海十倍的努力。因此中央必须多注意中下级干部的分配去加强工作。11．特别加紧上海外国海陆军中的工作，如帝国主义向武汉进攻时，外国兵士中有竖起红旗以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进攻，则这一意义是非常伟大的。12．加紧皖，浙，鲁南的工作，特别是杭州，杭州过去要求马上暴动，但中央停止其暴动，现在的形势则不同，中央应明确指示杭州应积极准备暴动工作，坚决的领导暴动。皖鲁工作的加紧，自然都是极重要的。对于全国工作的布置是如上述，再说到南京本身的工作，这一问题，昨日已说明，现再说明如下：（1）南京兵暴，是以占领南京为目的，绝不是逃跑。（2）因此必须以打国民政府推翻其最高的指导机关，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3）必须特别注意群众工作，固然兵暴是以兵士为主力，保如能成为武装暴动，何尝不可以。同时即使是兵暴，但动员群众起来同样的十分重要。因此必须加紧工农群众的工作。（4）昨日的苏特委原来计划中，没有将反动警察力量估量在工作计划以内。这是很大的缺点与错误。必须估计进去。（5）必须占领电话局，兵工厂，飞机场，电报局，无线电台，以便广大的向全国作宣传鼓动的工具。这对于掀动全国斗争，是极有力量的。（6）必须对于铁路工作加紧，特别是沪宁沪杭路的工作。（7）推翻反动政权，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因此一切组织上以至技术上宣传材料，政纲法令宣言等等的准备是非常重要。（8）对于反动派领袖必须深切注意调查其所在，准备彻底解决（广暴是很好教训），以更快崩溃一切反动领导力量与工具。上海暴动问题，今日虽不能详行具体决定，但原则必须决定。昨日省委对上海暴动口号提出有争论，有主张提出“出厂暴动”的口号。我们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自然必须在南京兵暴工作中，准备上海武装暴动，但准备总同盟罢工是很重要的中心。同时准备武暴，更应准备其他一切工作。因此提出出厂暴动口号，是不好的。“暴动到来了，大家罢工，”在南京兵暴后提出，完全是对的。我们必须了解上海武暴，并不是很远的。上海总罢工必然是很大的骚动，在这形势下不是我们的武装暴动，必然是敌人的大屠杀，因此必须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自然组织总同盟罢工与武暴准备是不可分离的。同时上海武装暴动，不一定在武汉之后。上海兵暴，必须配合上海武暴，但亦不是不可在上海武暴前来一兵暴。最后我再严重提出，南京问题，有决定全国胜负的意义的问题。中央必须有决心来动员全国布置全国的工作。其余问题，等一下可以讨论到。因为问题的重要，所以今天特先提出这一问题来讨论。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段文中的一九二五年有误，因列宁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即逝世了。〔2〕即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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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别通告——关于组织兵士暴动问题（一九三○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特别通告——关于组织兵士暴动问题（一九三○年六月十九日）〔1〕自从中央指出组织兵变为兵运的中心策略后，虽然在观念上多少引起了全党的注意，然而在策略上工作布置上，不但还非常的不够，而且在实际效果上，除了鄂东独立十五旅外，简直还没有得到什么有组织有计划的收获。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全党对于这一策略路线工作方法工作计划，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中央认为目前应有特别指示这一问题的必要。（一）反军阀战争与组织兵士暴动一、剧烈的帝国主义矛盾，以及国内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反映在中国的经济政治上，所造成的经济恐慌与军阀战争，这一个经济政治上的深刻危机，现在更加尖锐化了！这一大战的前途，不是那一派军阀的胜利，不是那一派军阀能够消灭对方而自己巩固起来，而是更加混乱，更加崩溃，更加削弱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与缩短它的统治范围，使这一派军阀那一派军阀都同归于尽走上最后的死亡。现在革命势力日益逼近高潮的形势正与统治阶级的崩溃正是一个正比例的发展，这一个形势的具体特征是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形势更加实际化与具体化了！可是衰老的统治阶级，无论如何危殆，不经外力的摧撼，是不会根本倒下的。因此，党的当前任务，是加紧反对军阀战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战争，以阶级战争消灭军阀战争，以完成失败主义的策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来完成革命的最后胜利。二、组织兵士暴动，是直接反对军阀混战的一支巨流，它是从军阀制度的根基破坏起。目前长期混乱的军阀战争，给与了兵士无限量的痛苦；深入而扩大的土地革命，指出了兵士的出路，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兵士参加政权的红军，激长了兵士的阶级觉悟。所以自发的兵变，普遍全国的发展，广大的兵士群众提出“到红军中去”“找共产党去”的口号来，有的变了后自己打起“共产军”的旗子，这证明了广大兵士群众的自觉，军阀崩溃的加快，组织兵士暴动客观条件的完全成熟，现在组织兵士暴动，完全是一个行动的策略，一有了组成线索，即须积极布置士兵暴动。谁没有看清这些条件，谁还要说等待条件，谁就不会有决心来组织兵士暴动，谁就要堕入机会主义的泥坑。三、组织兵变要成为一种“兵士暴动”的斗争形式，其意义在于使每一兵变走上斗争的最高形式，脱离原始性的兵变范围。这完全决定于党的领导作用。这一意义的内容，在准备上说，应该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建立兵士群众的基础（不是少数人的行动），与工农斗争取得适当的配合，在行动上说，应该有鲜明的旗帜与政纲，实现建立红军建立政权与土地革命的任务，以及无情的破坏统治的基础，在技术上说，应该把马克思的暴动艺术运用到举行兵变的策略上去。这就是这一通告上要解答的中心问题。（二）怎样实现兵士斗争的最高形式一、组织兵士暴动，首先要在政治上建立起广大群众的基础，于是扩大对兵士群众的政治宣传，是组织兵士暴动的先决问题，党要提出兵士的斗争纲领，这里要包含兵士群众最迫切的共同要求，要使每个兵士都对这一纲领深切了解，即是把这一纲领成为每个士兵热烈拥护的口号。党要将统治阶级的崩溃，兵土的痛苦状况，散布到每个士兵脑袋中去。党要把土地革命的影响，土地革命的事实，红军发展的状况，红军官兵的生活，红军的英勇，一五一十的传达到敌人一切军队中去。党要把国际革命消息，国内工农的斗争，各地兵变的事实，一切能够鼓动兵士革命情绪的材料，通俗的扼要的带有强烈鼓动性的，送给到兵士群众中去，在任何的宣传煽动上都要指出士兵暴动的积极出路。党应该有经常的传单标语宣言告士兵书以及一切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品，党应该在一切宣传品上联系到兵运宣传的内容，党应该建立兵运的经常宣传工作宣传计划宣传方法，特别是目前应该在反军阀战争的中心口号下，加工的实现这一任务。二、加紧发动兵士日常斗争，是建立群众基础，扩大党的影响，提高兵士暴动勇气的最好方法。和平的进行兵运，不但工作不能开展，至多也不过使兵士感到现状的不安，想拖枪到红军中去或等到红军来了再干，而绝对不能够有决心组织一个暴动，直接了当的自己创造红军。自然在今日发动日常斗争，是绝对不能以日常斗争为范围，而是从此争得走上最高的斗争形势，卷入广大群众到斗争漩〈涡〉中来。发动日常斗争的策略，主要的是针对群众的迫切要求加以有力的宣传鼓动，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很巧妙的破坏军阀的威信，松懈军队的组织，和抓紧斗争的时机。三、动员全党全团特别是地方党部每—支部每一同志以及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都有组织有计划去扩大这一工作，方能实现兵士的暴动。兵士运动是一种群众运动，绝对不是一种军事机关的工作。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决心运用这一工作路线，许多地方党部都没有注意这一工作，甚至兵变后来找党也不敢去领导，红军中没有经常的对敌军兵士的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并没有与兵士运动联系，党没有动员全党同志找兵运的线索，地方党部的兵委有的没有建立有的是不健全，有些地方党仅仅是口头注意了，工作布置丝毫没有建立。因此，党的兵运工作，始终很少开展的现象。目前要组织兵士暴动，作为反军阀战争的骨干，如果不把党这样忽视兵运的现象根本纠正过来，可以说绝对不会举行一个有力的兵士暴动，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央要号召全党同反映到兵运上的右倾倾向斗争。四、组织兵士暴动，不仅要在军队中各部的工作有配合的准备，而且要与当地的工农斗争有配合的准备。组织兵变能够走上暴动形式，就只有这一工作的配合准备有了基础，才会完成。所以党在加紧组织兵士暴动以反对军阀战争的实际行动下，必然要有计划的从军队中各部工作推动起来，工人罢工，农民游击，红军扩大政治影响，贫民起来抢米闹荒以至搔动，以及其他各种破坏统治基础的斗争，都要联系起来。自然在兵士暴动本身上讲，还是要以兵士力量为发动中心，绝对不好运用机械式的配合主义，致因此失去成熟的兵士力量应有独立爆发以推动各种工作的机能。五、善于运用组织力量来完成兵士暴动，同样是组织兵士暴动的中心策略之一。第一是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在军队各部中有平均的发展，特别是注意中心部队的发展如司令部警卫队等（因为这些部队一动即可将反动军官干掉）。党的组织无疑的要成为组织暴动领导暴动的中心。动员全部同志都成为政治上非常灵活，果断，坚决，机警的活动成分。第二是群众组织，以每部很少的同志要领导大多数群众都动起来，只有运用群众组织才有可能，如兵士联合会或兵士委员会等。故无论敌人军队如何严密，争取公开组织群众的可能很少，而我们党亦应公开在政治上扩大宣传，鼓动兵士群众组织士兵委员会。至于在群众组织的实际运用上，则可用兄弟团同乡会以及秘密的发展。例如我们在一连中有三个同志，每个都能组织一个十人的兄弟团，则我们就有了三十人的群众力量基础，以三十人领导一连暴动，这绝对不是一件困难事件。当然在运用群众组织时，一开始就要带有斗争性质，使这些组织完全在我们的斗争纲领下活动着。第三是暴动队的组织。在举行兵士暴动时，必然要将党的同志及最勇敢最忠实最可靠的分子组织暴动队，这种组织是非常秘密的，事前这种组织应该有很周详的训练与计划，一动的时候，这种组织就是最先锋的领导者，它要以非常迅速果决的残酷手段，消灭反动的主要军官，反动军官一消灭，它马上就成为群众的直接指挥者，故暴动队的分子还应该是群众平日信仰的分子，惟事前是绝对秘密的。第四、党的组织，群众组织在平时当然各有独立的系统，在准备暴动时，应该把一切的组织都集中于暴动指挥系统之下，暴动指挥机关应该把这些组织中的可靠分子集中到暴动队中来，一切组织，准备指挥工作都只有一个系统，使权限集中，但指挥机关事前绝对不能公开到群众中去。第五、兵士暴动指挥机关，是一个组织兵士暴动领导兵士暴动的机关，它的组织原则，要充分适合指挥集中迅速，准备工作完备，以及调查，联络，计划周详等等。同时应该准备可以马上转变为公开的指挥领袖。在暴动直接指挥机关之上，应有党的特别委员会之组织，成为一切计划的最高级决定者，使公开的指挥机关对一切问题有所依据。六、组织兵士暴动，必须建立新的工作方法。第一、如何扩大政治宣传呢？除了动员全党加强这一工作外，还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才能传达到军队中去，这种方法顶好（1）□□驻军周围的劳苦居民，特别是做小生意的妇女小儿或洗补衣服的女子老妈，她们容易接近兵士，她们不引人注意，她们以“人情世故”的说话最容易带着有力量的鼓动宣传；（2）建立自己的小贩，专为传达消息与宣传品（顶好以包物的形式将宣传品传进去）；（3）使军队中的同志及同情者了解宣传鼓动的工作方法，很巧妙的利用一切机会，取得群众的同情，散布革命的消息红军的影响和领导日常斗争；（4）兵士所经过或驻扎的地方，到处要有我们的宣传如传单标语等，如某部军队离开此地或开到此地，我们都要有专门告兵士的宣言；（5）一切宣传鼓动，要实际化通俗化，句句是兵士群众的心坎语。第二、怎样与兵士发生密切联络呢？必然〔须〕建立起与兵士接头的各种方法，如小贩，如访亲问友等，但访亲问友要有很好的准备，小贩要很临机应变的。兵士同志亦要知道党的通讯处，使兵士移动驻地亦不致与党断绝联络。第三、在准备暴动时，更要取得机会派许多有力同志做勤务兵传令兵或司书等打进军队去，当地的失业工人与贫民更要组织起来。第四、各部队的交通联络要用各种方法来建立，联络交通顶好是军队中的传令兵或某种军官的勤务兵是同志。第五、每一个准备暴动的工作同志，都应了解适应工作性质的方法，特别是对秘密工作方面。（三）过去的宝贵经验与教训一、最可耻的是幻想军官同情的机会主义兵变。这以两次组织“新一师”的兵变之经过，集了机会主义的兵变之大成。新一师我们是有普遍的工作基础，然同志都是下级官，兵士群众同志是非常少的，这些下级官的同志都与上层官有因缘的（同乡的封建关系），这里就埋下了机会主义兵变的雄厚基础。第一次兵变是在反对“黄埔学生”的口号下爆发了，可是结果我们军队中的党让给了旧军官做领导，杀了一些黄埔生，仍然把队伍编到另一位“军阀大部下”去了。第二次兵变是始终没有爆发的，我们的同志感觉自己的力量不够，于是直接与他们所幻想的上层军官开谈判去了，结果等于自己告密，把自己负责同志送了死！这里的教训是机会主义的失败，幻想上层军官而没有决心建立群众基础，当然模糊的“反黄埔学生”，这是一非阶级的口号，也是不正确的。二、运用组织罢工的办法来组织兵变，这是再书生不过的方式。这是在唐山组织兵变的形式。唐山的组织兵变，路线是正确的，他们动员了全党扩大兵士运动，他们准备着与工人罢工联系，他们懂得运用群众力量的配合，但是他们在举行兵变的艺术上，却只是抄用罢工的方法了！他们没有敏捷、果断的手腕，他们认“兵变”与“罢工”的形势〔式〕为一样，他们不懂得严密的暴动队之组织，于是他们的秘密在两小时以前被敌人破坏了，结果仍然是自己牺牲而丧失了兵变。三、等待条件的兵变，这也是机会主义之一种。这是在塘沽发现的。组织兵变当然不是完全无条件的逃跑主义。然而现在兵变条件在客观上是到处成熟的。过去在塘沽，群众很热烈要求动，领导的同志因为计算塘沽没有军阀战争塘沽没有红军……所以塘沽不要兵变。最后群众自动兵变了，我们的同志借故一溜烟跑了，结果这一兵变也因无领导而“鸟兽散”了！四、自上而下的阴谋路线的兵变，变成了也是不足以为法的。这在红军第七军就是一个明证。红军第七军是自上而下转变过来的，虽然自有他的革命意义，然而下层基础是不易建立的，而且上层的旧军官始终不愿意破坏原有的基础于是左江的红军内部可以发生叛变，以致失败，右江红军一直至今也还未巩固其下层群众基础这里主要的教训，当然不是在根本取消这种兵变，而是要在这种兵变当中，坚决的无情的破坏其旧基础，加紧群众基础的建立。五、等到军队上了火线，才派人去组织兵变，这是尾巴主义的自欺欺人。火线上不但不能让人自由前去，而且上了火线的兵士群众，完全是更机械化了，真是“欲变不能”！最近徐海前线有组织的兵士，在将上火线时，不坚决举行兵变，到了火线上开始残酷战斗了，才派人去组织兵变，不但证明事前没有随时随地准备组织兵变的决心，而且暴露事后尾巴主义的愚笨！这里主要的教训，要我们培养兵士同志自动发动兵变能力，但最主要的教训在战争时候兵士暴动一定要在后防〔方〕发动，如果等到前线发动实际等于取消兵士暴动。六、模范式的兵变，只有在群众基础与领导正确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就是独立十五旅在阳新大冶兵变〔2〕的著名事件。独立十五旅我们是有群众基础的，但每连每排至多不过三、四个同志，而且是把全部队伍分散至一连一排到各乡村“剿匪”的，但因为大冶阳新红军的政治影响的扩大，独立十五旅整个都在动摇，所以我们的每连每排以二、三同志作暴动队，一举手即将反动军官消灭，一个协同动作即将敌军大部倒过来了。这完全在政治影响的扩大，群众基础的建立与党的领导之正确以及运用了暴动艺术而获得这一效果的。（四）举行兵士暴动的任务与坚决进攻一、使每一个兵变成为一个兵士暴动，主要的任务是一开始即建立红军，扩大游击，发展土地革命，与工农斗争会合成为地方暴动，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在发动时的第一秒钟，就应该完成两个先决任务：一是很残酷的破坏国民党解决反动军官及其他反动队伍，毁坏统治阶级重要的建设如铁路电局电线等；一是打开当地的监狱，援救被禁的同志。两者相较后者更重于前者。二、从兵士暴动胜利的第一秒钟起，便须积极的执行进攻的路线，向着敌人的主力部队与中心城市进攻。无论何处发动，即在何处坚决执行任务，揭出纲领，建立苏维埃政府鲜明旗帜。绝对不应掩旗息鼓的拖到远处再行斗争，这是逃跑主义，不是兵士暴动。（五）兵士暴动前的准备工作一、兵士暴动与武装暴动一样，主要的规律是坚决的勇敢的拼命的进攻。一切工作的准备，都要以实现这一规律为前提，不致使兵士暴动中途流产。二、整理军队中现有的组织并扩大其组织，把一切组织改变为暴动行动的组织，以适合而且巩固战斗的作用。三、以反军阀战争为发动兵变的中心，并提出群众迫切要求的鼓动口号，扩大宣传，动员广大兵士群众起来斗争。同时要与工人罢工，农民地方暴动，贫农闹荒搔动，取实际行动的配合，使兵士暴动不致流于单纯的军事行动。四、暴动队的建立，以最忠实勇敢的分子充当，特别要使暴动队的分子，充分了解暴动手段的运用。此外要从外面的群众力量建立破坏队宣传队交通队，在举行暴动时，一致援助兵士斗争。五、暴动前口号联络号记的规定A、旗帜，旗语等B、臂章或卷袖子倒戴帽子等C、口笛声响等D、时间之规定，预先决定共同行动号记E、口令等六、调查工作的准备，如敌人的力量，地区的形势，交通的要隘，以及攻击的对象，破坏的目标（如监狱等）以及敌力分配的情形，来往的道路，敌人武器的藏贮地，重要机关重要官长的所在地等。七、搜集材料如地图的绘制，破坏爆炸的工具等。八、交通，联络，通讯工作的建立，使准备迅速，配合适宜，指挥集中。九、行动时的计划，详细考察当地区域的地形，敌我力量的估计，何区何物为最主要的目标，重要军官一举手即可消没，各部暴动队的分配，胜利后应该怎样，失败后应该怎样，怎样配合工人，农民，游击队，红军，以及贫民搔动等，以及劫狱，破坏的（夺取武器，解决其他军队、警察，破坏政权机关与交通机关等）各种计划。十、各部暴动行动后集合的地点之规定，每一暴动队能够按照自己的斗争环境来完成共同的目的。十一、公开的秘密的指挥系统之建立。十二、指挥机关要集中，内部应分调查，搜集，计划三部工作，同集中于指挥者之下。十三、监狱内外工作的准备，必于兵士暴动攻打监狱时起来配合。（另一工作系统）十四、阴谋工作系统的建立。（另一工作系统）（六）行动时的注意点一、选择最主要攻击点：如司令部，指挥官，主要官，武器，其他反动部队及政权机关交通机〈关〉等。二、突然进攻：最好是黎明进攻，首先杀掉主要军官，使敌人无法提防。三、同时爆发：各部协同动作，各部都一举手即把军官杀掉，使敌人无法而无人来领导反动军队解决我们。四、要有坚决勇敢的决心必须有毫无反顾的精神。五、要深深明白兵士群众的心理，任何时兵士都愿意干的，只要军队的指挥者一杀掉，群众无疑的都响响〔应〕着。所以群众自发的兵变，是无有不胜利的。我们举行兵变时特别要了解这一点。六、指挥要统一集中，而且要坚决果断敏捷，各部指挥要有运用独断专行且与总的企图不悖的智慧与决断。（七）行动后巩固与扩大胜利的诸问题一、猛烈的扩大政治宣传，坚决的执行任务与纲领，马上编为红军，吸取广大的群众加入部队。并发动群众扩大游击，执行土地革命，必使在这一兵士暴动之下，群众得到大的利益。二、以兵士群众斗争的领袖为红军的军官，党要派政治人员进去加紧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三、坚决的肃清敌人其他的部队并搜集其武器，向着发展的方向扩大工作。四、鼓动群众的革命精神，都有勇气与决心来争取总的胜利，于扩大胜利中来巩固这一胜利。五、与一切革命斗争汇合起来。（八）组织兵士暴动的工作路线一、组织兵士暴动发动兵士暴动指挥兵士暴动，应有独立的更秘密的工作系统。党的兵士工作及工农群众工作的配合，是另一系统。后者发展的工作可以完全交给前者，但后者与前者组织不容相混，这包含有秘密工作与指挥集中的意义。二、在组织兵士暴动时，最严重的秘密工作问题，这一点丝毫不容忽视，一切交通，传达，接头，开会等，都应该非常严密。在暴动的指挥机关与暴动队以及一切准备工作，都应该有绝对的秘密基础绝对要防止事未发动即先受破获的事件。三、关于一切特种部队如兵工厂，要塞，飞机，唐克车，铁甲车，海军等工作，当然不在举行兵变之列（属于全国暴动者），但如遇有敌人必开来压迫兵士暴动的特种部队，则一样要预先准备破坏工作。省委各级党部各军委兵委，接到这一通告时，应特别加以详细讨论，而且就现有的兵运工作，决定组织兵士暴动的计划，必要时省委同军委协同成立进行这一计划的指导机关（特别委员会），马上从行动上来布置这一工作。同志们！军阀混战已打得天翻地覆了，兵士群众更是自己在那里无组织无领导的发动兵变。我们党呢？有什么反军阀战争的实际行动呢？而且许多我们有组织的兵士，也因为没有获得党的领导，已在前线上做了炮灰，这不仅是党在工作上丧失了多少机会，而且是党在政治上遭受了很大损失！同志们！中央很坚决的号召全党起来，加工组织兵士暴动，汇成直接反军阀战争的巨流。注：这是一个特别通告，含有更严重意义的。希望每一个读者同志，看了后仍交回组织保管，谁遗失出去，谁就要受党最高纪律之制裁。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2〕指一九二九年冬，吴德峰、程子华等率领国民党军独立第十五旅一部，先后在大冶、阳新举行的武装起义。起义后，部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之第五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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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致四军前委信——关于执行新的中央路线问题（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致四军前委信——关于执行新的中央路线问题（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1〕闽粤委即速转四军前委：（一）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同时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头传递，虽然我们的信都比较简单，蔡同志口头传达又不充分，但完全都是根据中央的路线，可是这〔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二）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现在整个形势都有极大的不同，极显著的：正在成熟的世界经济危机，现在更加尖锐化，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的急剧化，更加使资本主义稳定的动摇速度加快，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浪潮的深入和扩大，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成熟，尤其显著的是印度安南与中国。这一个国际形势自从伦敦海军会议失败之后，更加速的尖锐了。世界大战尤其是进攻苏联的战争的危险，帝国主义的准备正在成熟。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可以爆发一个世界大战尤其以进攻苏联的战争。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反映到中国来尤为露骨，帝国主义在中国组织这样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当然军阀战争加〈有〉其他的次要原因），在这一个军阀战争的形式上，表示出来帝国主义间矛盾的尖锐。长期和扩大的军阀战争，破坏了中国政治经济，使统治阶级的崩溃，已走到不可挽救的地步。革命的成熟复兴，最明显的是工农兵红军走向平衡的发展，在这一个政治经济与革命的危机尖锐化的主要特征：显示了一省或数〈实首先胜利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在革命成熟复兴的时候，任什么一个问题，都有可能爆发一个革命高潮，因此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已经摆在我们的前面了。目前党的中心策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士暴动，就是针对这一个革命形势，极力促进各种革命势力汇合的总暴动，争取一省或数〈实的首先胜利。（三）党对于红军的策略，亦完全是针对着这一个形势。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避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应当准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四）我们过去对于四军的指示，完全是基于革命形势的转变，与中央对红军的新的策略的基础你们因为没有了解现在革命的形势，所以不能明白中央的指示。你们过去的路线是对的，的确也获得了成功，但是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竟〔经〕转变。同时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着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的错误：（一）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如象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你们甚至机械的认为只有把武装分配给农民以及红军在农村杀尽土豪劣绅，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你们没有懂得，现在土地革命已走入更高的阶段，——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土地革命的彻底完成，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才有可能，你们因为反映了农民意识，所以忘却了这一个真理。（二）你们的割据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如象你们认为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你们认为打南昌以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理由是：一，江西资产阶级比较全国弱；二，江西没有当地军阀；三，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你们提出打南昌与中央指出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立场，完全不同。你们的意见是错误，尤其是你们打南昌的理由，更包括着严重的错误。（三）你们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你们提出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以及不强迫缴商团的武装，要注重你们所谓的秩序，这完全是武汉时代的机会主义的残留，你们应当完全站在阶级利益上来转变这一个策略，你们这一个机会主义错误与第四个错误有密切关联的。（四）你们对于帝国主义更是机会主义的观点，你们非常怕帝国主义，所以过去我们指示你们到东江，你们说东江帝国〈主义〉力量大，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你们说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不可能。你们完全没有懂得，现在国际形势与一九二七年国际形势完全不同，那时，正是帝国主义的暂时稳定，一般的没有国际革命浪潮，现在正是资本主义战后的第三时期，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急剧尖锐化，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浪潮正在成熟，中国虽是帝国主义的统治焦点，同时是帝国主义统治最弱的一环，整个世界大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可能。中国革命一爆发必然遇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但革命一起来亦必然的掀动全世界革命的爆发，在全世界革命决斗中来消灭帝国主义。你们只看到帝国主义要压迫中国革命的事实，并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动摇的加速，与国际革命运动正在成熟。你们因为对帝国主义的不正确估量，所以对于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做出取消的结论，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五）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你们一定要坚决地猛烈的扩大红军，要决心歼灭军阀力量。但在这里我们还申明一句，我们现在所提出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的战略，与你们过去有的同志主张打大城市的理论完全不同的。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四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四军能坚决的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此致革命的敬礼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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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要求在国际决议上确认中央已定路线（一九三○年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要求在国际决议上确认中央已定路线（一九三○年六月十二日）〔1〕恩来同志并转共产国际主席团：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宣传运动。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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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一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一）最近国际事变的发展：海军会议以后，各国战备的竞争更加急剧，法意冲突的尖锐，英日美极力操纵中国军阀战争，显示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更加迫切；日本极力利用白俄捣乱的阴谋，白里安组织欧洲合众国以一致进攻苏联的企图，美国指使美洲各国对苏联绝交，环绕苏联各小国波兰，立陶宛等在英法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军事的动员等，更表现着帝国主义一致向苏联进攻的紧迫，这是由于全世界资本主义都走到严重的恐慌时期，从他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产生出这样无可解决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各国工人阶级罢工浪潮的汹涌，失业斗争的扩大，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成绩，更增加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社会民主党以及他的左派，日益丧失他在群众中的地位，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增高起来，尤其使我们严重注意的，普遍全世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高涨，印度革命的高潮，安南的暴动，以及其他各殖民地的扰乱，中国革命急剧的发展，这样一切都是在动摇帝国主义统治全世界的基础因此帝国主义更加紧迫的企图首先进攻苏联以挽救自己的危机，所以进攻苏联的战争，成为目前主要危险。这样普遍全世界的严重的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便是说明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这一国际形势，无疑是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条件，是与一九二五——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时完全不同的优越的条件。（二）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来看，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地方；中国是世界的主要帝国主义——英日美冲突最激剧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直接接触的地方之一，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革命最深入的地方，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最易为尖锐化——譬如现在每次工人的经济斗争，都迅速的转变为严重的政治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样一切帝国主义的矛盾都集中在中国，而且最易为尖锐化，遂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的危机，造成不断的军阀战争，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日趋崩溃的基础，造成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日益走上革命来找寻自己解放的出路。所以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三）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地与原料的供给地，因此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组织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假如帝国主义的统治失掉了中国，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英日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末日的到临。因此帝国主义必然要一致的用尽一切的可能极残酷的来镇压中国革命，所以中国革命必然要遇到与帝国主义的极残酷的战争。可是，因为中国革命的爆发可以掀动全世界大革命的客观条件，到了这一残酷战争的逼临，我们不只是可以动员国内几千万以至几万万群众对帝国主义作激烈的斗争，并且可以号召起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战，无疑的在这一最后决战的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四）对于这一形势认识的错误，成为取消思想与一切右倾思想最主要的根源。陈独秀说：“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爆发的时候才有可能”，以及一些右倾同志认为“现在革命固然是在发展，可是将来对帝国主义没有办法”和估量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要选择在“帝国主义势力比较薄弱的省区”，都是不了解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而掀起全世界大革命，中国革命便要在这一世界大革命当中取得胜利的可能的客观条件，而勇敢的争取这一前途。我们必须明确的指出这一悲观的右倾观念的错误。二日益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五）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因为帝国主义各种根本危机的影响，特别是两年以来继续不断的国内军阀战争，已进到异常激剧的恐慌。金融混乱，产业衰败，失业的危机日益增加，百物昂贵，劳苦群众的生活更加痛苦。农村经济更是空前的破坏，普遍全国的灾荒兵祸，使千万群众陷于冻饿，流离，死亡的境地，南方大部分的区域都处在农民与地主的残酷战争当中。统治阶级的任何一派都已经无法挽救这样的危机，无法统一全国，而且都必然要更加瓦解，更加崩溃。另一方面，工农劳苦群众处在无法生存的境地，只有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这就完全说明了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成熟，回答了取消派“资产阶级正在稳定”的谎言。并且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飞速的向前发展，工人罢工浪潮的扩大，从经济斗争转变到政治斗争，广大工人群众从国民党黄色工会欺骗之下，脱离出来，走向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争斗，从和平请愿的合法斗争的方式之下解放出来，走到直接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是证明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经向着革命的高潮飞速迈进。经过今年红色五月——“五一”与“五卅”，普遍各地严重的政治争斗，这一形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农村斗争，无疑的已经进到极广泛的高潮，不只是使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在农村中崩溃起来，而且在许多区域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统治全国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对立起来。经过这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必然要有更迅速的扩大。加以红军的猛烈发展，与军阀军队士兵群众的革命化，自觉叛变的增加，这一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六）这样，一方面，统治阶级继续削弱崩溃，另一方面，群众斗争日益逼近革命高潮，极明显的指示出这一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并且只有工农群众的革命暴动的胜利，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因此共产党的当前的任务，就是号召广大群众，以革命的斗争来反对军阀战争，坚决的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推翻军阀统治，彻底消灭军阀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七）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是革命的先进阶级，一般的甚至落后的群众对政治斗争的积极，伟大的政治罢工在主要的城市中爆发起来。可是如果只看到现在城市与乡村发展尚未平衡的表面的形势，而忽视着工人斗争，阶级对抗的异常尖锐化，广大群众革命的决心与勇气正在飞速的增加与统治阶级统治力量的日益削弱与破产，这样形势之下，在每一个事变上都有爆发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可能，那么，必然会形成严重的右倾甚至取消思想。工人罢工运动尚未形成革命高潮的主要原因，决不是工人革命觉悟的落后，尤其不是工人不需要革命，而是由于正在崩溃的统治阶级要在城市作最后的挣扎，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白色恐怖与欺骗，极力来镇压工人斗争，所以城市的斗争比乡村要更加严重，更加残酷，这就说明要我们更加倍的努力于城市工作，以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可是现在工作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对工人斗争怀疑悲观的右倾观念，肃清这样的动摇，是推动工人斗争高潮迅速到来的主要条件。（八）就一般的说，并不是每一工人群众的大的斗争，都可以发展成为革命高潮，而必须有其他必要的条件的配合。在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不仅如是，而且在现在的形势，如果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斗争，这就是统治阶级不只是在乡村而且在城市都无力镇压革命斗争，无法统治的时候了，这就有了武装暴动的客观的条件的成熟，所以我们可以指出革命高潮的爆发必然要紧接着武装暴动。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不只是要注意政治上的准备——在广大群众中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而且就要加紧组织的与技术的准备。如果我们不认清这样的客观形势，无疑的会犯到策略上的严重的右倾错误——忽视武装暴动准备的必要，而且无疑的会成为群众的尾巴，甚至阻碍革命。（九）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因此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所以革命高潮可在这一省或那一省首先爆发，但决不能有离开全国的单独一省或几省的革命高潮。因此，党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的时候，必须严重的注意全国的配合与发动，割据一省或几省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观念，无疑义是极端错误的。三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十）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的说来，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产业的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与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经济中心支配之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造成政治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形势是一样，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十一）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决议案）。因此要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一定要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现在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与加深，无疑的是更便利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积极争取这一胜利的实现，是目前党主要任务。可是，要注意革命已经或者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时候，反动势力的各派，各省军阀，尤其是各国帝国主义，要暂时抛弃他们相互的冲突，联合一致的来压迫革命。以前第一次大革命时，革命政府可以割据广东一年来准备自己力量的形势，在现在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是绝对不可能的。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必然马上遇到残酷的战争，不仅是消灭反动势力的内战，而且是反抗—切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战争。所以必须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之下，来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革命政府才能很迅速的调动全国几千万以至几万万群众，一致坚决的与反动势力作拚死的决战，并且还〈要〉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援助和一致争斗，以克服反动势力，争取全国的胜利。所以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全国胜利的开始，只是全国革命进到更剧烈的争斗，决不会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任何一个省区都必须积极准备争取一省胜利的暴动，以与这一总的形势配合。所以在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侯，必须特别注意全国工作同时加紧，并且要注意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特别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十二）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更要注意统治阶级要在城市作最后的挣扎，这残酷争斗必然比乡村更加厉害，所以要加倍的努力城市工作，在主要城市，尤其是在重要产业工人中，树立强固的基础，唤起广大群众拚死斗争的决心，是目前最严重的工作，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十三）在中国客观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暴动，兵士暴动，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不能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四种革命势力中，缺乏任何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取消派轻视农民，取消红军，无疑的是企图削弱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消灭革命战斗力的反动思想。农民在革命中伟大的作用，在中国有更严重的意义；在土地革命中产生红军，更是中国特有的条件，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取消派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同样，认〈为〉现在城市的工人斗争尚未进到高潮，要农村采取保守的策略，停止红军的发展的等待观念，也是极端错误的。工人斗争固然还没有进到革命的高潮，农民暴动，士兵暴动与红军发展也还表现着不够，所以我们是要特别着重工人斗争力量的加强，同时要抓住农民暴动的发展，士兵暴动的爆发，与红军的猛烈的扩大。四改组派与取消派（十四）在革命继续急剧的向前发展当中，改组派更完全暴露了他是统治阶级的一派，不只是在此军阀战争中完全与帝国主义和阎冯军阀相勾结，而且在广西与法帝国主义联合一致，极残酷的摧毁龙州苏维埃，屠杀工农革命群众数千人之多。证明认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中间营垒，完全是一种迷惑工农革命群众的谎言。不过因为他处在半在野的地位，可以喊出一些改良欺骗的口号来愚弄群众，所以他还能打入一部分群众中散布改良的幻想。特别在农村中，富农群众是他最好的基础，更易为扩大他的反革命的作用（最近在湖北苏维埃区域中，已经发现了改组派的有组织的活动，便是明显的例证）。这是要我们严重注意，积极到群众中去揭破他们反革命的面具。这一斗争，不能有丝毫的忽视。（十五）现在取消派无论在他的政纲上（召集国民会议），行动上（勾结工贼破坏罢工，在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中实行反革命的阴谋）都与改组派没有丝毫原则上的差别。他的作用完全是欺骗群众和缓革命，成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另一工具。到革命高潮的时候，更无疑的要公开的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变成完全的法西斯蒂。所以对取消派的斗争，不只是党内思想上的争斗，而要特别注意到群众中揭破他们反革命的作用，消灭他们的影响。（十六）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当中，特别是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这一工具完全破产，改组派汪精卫必然成为帝国主义最宠信的工具。取消派陈独秀各派，同样要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更积极的反革命，这是极明显的前途。只有我们从现在起坚决的到群众中去肃清他们的影响，才能扫除他们反革命的危险。这是准备革命高潮，准备革命胜利的主要任务之一。五准备革命的转变（十七）现时的革命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消灭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无疑义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取消派认为现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终了的滥言，只是使我们放松民主革命的任务，放松动员广大群众实行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反动思想。可是现时无产阶级已是唯一的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这就决定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十八）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必然要用尽一切力量来反对革命，武装进攻，经济怠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等。这一残酷的战争，是对帝国主义地主买办的战争，同时就是反资产阶级的战争。这时革命政府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要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使民主革命彻底，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削除反革命的武器，并且为着对付严重的经济封锁，必然要实行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同时在政治上为着对付顽强的反革命的进攻，必然需要更集中独裁的政权，这就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转变主要是阶级关系的转变，无产阶级专政，便已经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所以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十九）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时革命政府，如果不坚决执行阶级的策略，没收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削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武器，不只是停止革命的深入，而且会障碍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革命的自杀政策。所以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另一方面，如果以为“革命胜利的前夜，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开始胜利以后，革命政权一开始建立，便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政权”，也是错误的。这就忽视了革命转变的过程（不论这一过程是如何的短促，然而是必然经过的），忽视了这时反帝国主义反豪绅资产阶级的残酷的进攻，还需要民主革命的口号和政策来动员千万、万万的群众，来克服这一反革命的进攻。（二十）革命胜利的开始，必然就是更残酷的阶级战争，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除掉极力进行反革命的武装进攻外，必然还要用尽一切方法来引诱尚留在革命战线内的小资产阶级来反对革命。所以在革命转变的过程当中，不可免的要发主〔生〕新的动摇与叛变。所以我们决不应幻想革命的和平转变，而要从现在起运用我们正确的策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雇农的独立组织，并巩固与贫农的联合，肃清富农的影响，争取中农，以减少将来革命转变的困难。这样正确的坚决的策略，的确有决定将来革命转变更加顺利的严重意义，不容我们丝毫忽视的。（二十一）决定革命胜利，以及革命转变的另一重要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有力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依据中国半殖民地的条件，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将是不可分离。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空前猛烈的争斗，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同时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也很难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所以特别加强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特别是加强斗争的联系，是目前严重的任务，是准备革命胜利与革命转变主要条件之一。六党的任务和策略路线（二十二）在革命急剧的发展，伟大的革命巨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争斗，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的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二十三）军阀战争这样继续扩大，使广大群众陷于流离、破产、死亡，无可挽救的地位，整个国民党的统治，不只是表现到他自己已经走到最大的恐慌，特别是广大群众已经对它绝望。因此只有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在反军阀战争的中心口号之下，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如果党不积极的提出这样的口号，而单只提出一些部分的，经济的要求，反使群众感觉无出路而不积极起来斗争。群众好久以前就在说：“暴动的时候，通知我，我一定到来”，现在党应当勇敢的号召群众，“暴动的时候快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过去党对反军阀战争的争斗，注意得异常不充分，是严重的缺点。现在党必须坚决提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特别是反军阀战争的口号，组织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士暴动，号召红军积极进攻，以实现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战争的总路线。执行这一路线，首先要注意到中国革命的国际任务。中国革命的爆发，不只是要促起帝国主义一致的压迫中国革命，而且要促起帝国主义更积极的进攻苏联。因此，武装保护苏联要成为革命的中心口号之一，并且要同时注意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革命斗争的联系，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革命群众中的宣传。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也在日益紧张起来，因此作广泛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与鼓动，加紧发动极广泛的反帝运动与援助殖民地革命运动，也同样是非常迫切的任务。在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加紧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决议，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运动。必须告诉广大群众，只有推翻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一运动，必须深入到每个工厂、学校、农村中去，以鼓动广大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决心。（二十四）这一路线的最中心的问题是组织政治罢工。不只是要注意在经济罢工中加紧政治的宣传，不只是要领导每个经济斗争转变到政治斗争，而且要坚决的提出政治的口号（如反对军队驻厂，反对白俄，反对拘捕工人，反对黄色工会，要求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最中心的是反对军阀战争），来组织广泛群众的政治罢工。没有坚决的政治斗争，决难取得经济的胜利，只有坚决的政治口号，才能更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在战术上每个政治口号的鼓动，每个政治斗争与经济要求的联系，自然是要严重注意的）。组织“五一”，“五卅”运动的教训，一般的都是政治的宣传鼓动不够，不能勇敢的提出政治的口号来组织“五一”，“五卅”的罢工，大都只注意到以经济的口号去发动群众，这是在各地未能组织广泛的罢工的主要原因。这是极严重的右倾错误，这不只是群众的尾巴的倾向，而且是障碍群众斗争的严重的错误。（二十五）现在工人运动中，一般的组织薄弱，成为最严重的弱点，我们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用最大的努力来扩大赤色工会，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可是一定要注意只有在坚决的政治斗争的口号之下，这一努力才能收到更大的成功。必须坚决发动争取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的争斗，发动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争斗，才能团结更广泛的群众。如果只束缚在狭隘的，秘密的范围之内，群众组织很难有广泛的发展，很难强固起来。（二十六）建立并扩大工人群众的武装组织（赤色先锋队与纠察队），加紧军事训练，成为目前迫切的任务。不只是要在斗争中宣传组织纠察队的必要，而且要以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来鼓动广大群众加入纠察队与赤色先锋队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迅速的扩大群众武装组织，才能使纠察队和赤色先锋队成为暴动的中心队伍。（二十七）坚决的组织地方暴动，是实现目前总路线的主要任务之一。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夺取地方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是农民暴动的最高形式，他的前途必然要与中心城市汇合起来，完成全国暴动的胜利。现在农村斗争，已经进到高潮，无疑的地方暴动的条件，已经是一般的成熟。党应毫不犹疑的，在号召地方暴动的口号之下，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实现这一任务。现在实现这一任务的最大障碍，是过去“游击”的观念，只是攻打城市，而不是夺取城市，没有决心将地方苏维埃政权在城市中树立起来，这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反映，与目前的路线没有丝毫的共同点。地方暴动胜利以后，应当马上建立起地方苏维埃政权，并且应当马上动员广大群众，实行坚决的进攻，积极向外发展。（二十八）猛烈的扩大红军，更是目前严重的任务，特别是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在军阀制度统治的中国，没有强大的红军力量的配合，决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现在党，特别是苏维埃区域的党，应当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加入红军，拥护红军，集中武装到红军中去。必须告诉广大群众，只有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完全推翻，只有全国革命的胜利，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以冲破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这一观念是目前猛烈扩大红军的最大的障碍。第二个严重的障碍，就是没有认识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仍然株守着游击战术的军事观点，来反对红军的扩大以及扩大的策略，这是完全不了解军事的战术、配备、编制，组织都应随着整个政治路线而改变，如果用旧的军事观点来束缚党的策略的转变，便是严重的右倾错误。（二十九）红军的战略与战术，不只是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根本改变他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在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总的计划之下，有配合的，有组织的实现他的军事作战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总的目标，便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现在红军另一严重的任务，就是特别加强阶级的政治的教育，目前红军成份农民群众占了最大数量，这必须严重注意阶级的政治教育，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肃清一切农民意识的错误倾向。（三十）在目前总路线之下，兵士运动的任务，不只是要发动军阀军队的兵变，投到红军中来，而且要以组织反军阀战争的兵土〔士〕暴动为中心战略。这就是说，不只要鼓动简单的零碎的哗变，而且要有组织，有计划，并且与各种革命势力配合的，举起反军阀战争的旗帜，实行消灭军阀的暴动。这样，在暴动以后，便应坚决采取进攻的战略，以瓦解军阀的军队，切实纠正过去哗变以后即行逃跑的办法。（三十一）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的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对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系统的取消主义思想的取消派，已经在事实上，从党内的反对派发展成为阶级的敌人，需要党在党内特别在群众中更坚决的斗争。可是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思想，因为他表面赞成党的路线，而在每个实际的策略上都发生怀疑，动摇，怠工，不积极的执行，的确同样的成为目前莫大的危害。不克服一切右倾的思想，党的路线与策略决不能有充分的执行。（三十二）青年与妇女是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力量，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忽视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倾向，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现在任何一个斗争上，都看到青年与妇女的积极作用，党应当积极地把他们吸引到革命的战线上。党更要多方面帮助青年团工作的转变，反对团内的清谈倾向。七党的组织问题（三十三）目前党的组织力量的不够（特别在城市中），是革命的主要的弱点，在任何一次斗争中都极明显的表露出来。加〔如〕果因组织上的弱点而怀疑现在革命形势，怀疑党的路线，是极严重的右倾观念。可是忽视党的组织的弱点，不积极的为强固党的组织而斗争，同样是严重的错误。因此，特别注意强固党的组织，是执行目前总路线的总任务。（三十四）在目前党的组织上，的确暴雾〔露〕出许多异常严重的弱点：首先是工人中发展的缓慢，无产组〔阶〕级基础未能迅速的扩大起来；新的工人化的干部引进得非常之少；支部生活不健全，不能在群众中实现核心的领导作用。这样，党的正确的策略不能完全传达到群众中去，而群众的落后意识，却时常反映过来，发生对于党的策略的动摇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支部执行反右倾的斗争异常不够，许多地方反右倾简直还没有达到支部中去，以至许多动摇的右倾分子尚据着支部的领导地位，妨害着一切策略的执行，首先就妨害着支部生活的健全。因此在支部中坚决执行反右倾的斗争，加紧支部的教育，培养支部中的干部分子，是健全支部生活，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的路线与策略能够实际的正确的执行的先决条件。这是要特别唤起各级党部严重注意的问题。（三十五）现在党的组织上，还表现着一种小资产阶级浪漫性的危险：不能有组织的、有规律的去进行工作，督促工作，常常表现着寒热症的状态，这是大有害于工作的紧张，特别是对秘密工作的忽视，简直直接影响党的存在。最近几个省区的严重破获，主要原因都是由于不注意秘密工作。这样严重的血的教训，应该唤起全党的莫大的注意，坚决与小资产阶级浪漫倾向斗争，成为巩固党的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根据一九三○年七月十九日《红旗》第121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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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八十一号——扩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宣传运动（一九三○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告第八十一号——扩大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宣传运动（一九三○年六月十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已经闭幕，这一大会是完全成功。这一大会的伟大意义，不仅表现在全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深入，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剧烈的动摇崩溃，垂于死亡。中国革命的浪潮，飞速的向前发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成为苏维埃中国的先声；同时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非常紧迫的当前，殖民地革命运动空前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不断的骚动与示威，尤其是世界革命先进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加速的成功。——这些事实表明全世界阶级的最后决战，将要到来，世界革命加于中国的任务，在这一大会上更明显的昭示于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面前。这一大会的成功，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一大会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聚集各苏维埃区域的工农战士和红军士兵，以及全国各主要省区，产业中心的工，农，兵，贫民，革命青年和革命的社会团体的代表。经过很热烈的讨论之后，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以及劳动保护法，土地暂行法等，确定了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和战略。一切的讨论和决议，都是中国革命当前急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不仅回答了全国苏维埃区域现实的各种任务，并且指出了中国目前两个政权的对立形势下，全国革命走向苏维埃中国的正确道路。这一大会的过程中，全国正当着红五月的革命运动，各地工人的罢工，农民的暴动，兵士的哗变，红军的发展，更如火如荼的发展。尤其是各中心城市与苏维埃区域广大群众的示威，更指明革命高潮与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客观形势正在成熟。尤其在目前军阀混战当中，执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的阶级战争”的任务，已经成为当前动员群众的口号，现在毫不迟疑的采取失败主义的路线反对军阀混战，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头。中央号召全党为争取苏维埃中国的前途，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武装保护苏联，反对军阀混战，准备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中国，为目前一切宣传鼓动的中心口号，在这些口号之下，普遍的深入的扩大宣传，以提高群众政治斗争的决心，指示目前两个政权对立的形势下一切群众斗争的出路，尤其是号召广大群众起来热烈的拥护这一大会而行动。这是非常迫切的任务。这一大会在筹备当中，各地的宣传非常不广泛不充实，这是这一大会事前的缺点。因此目前特别要抓紧宣传工作，造成群众中的广泛宣传运动。主要的宣传方法是：各地召集群众会议，由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代表出席报告大会的经过，作热烈的鼓动，号召群众造成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的群众广泛运动。各种革命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农民协会，反帝同盟，自由运动同盟，互济会，学生会，贫民协会等召集各种群众会议，欢迎参加大会的代表出席报告，或指定专人负责报告各种重要的决议，引起群众的讨论，通过发表宣言拥护这一大会。宣传的中心，要着重向广大群众指出目前反动的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革命政权下，各种根本不同之点，使群众认识只有争取苏维埃中国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在工人群众中特别要宣传劳动保护法，用极通俗简单的言语文字图画，向工人解释劳动保护法的意义，特别要针对着各地工人群众的痛苦，说明这一法令的实际意义，鼓动工人群众为实现这一法令而斗争，成为目前组织政治罢工的中心口号之一。在农民群众中宣传土地暂行法，特别是非苏维埃区域的农村，使之成为组织地方暴动的中心口号之一。在地方党报及党所领导或影响的一切刊物杂志画报上，必须出版苏维埃专号，除转载大会宣言决议案外，并须多作通俗浅近的文章或图画，以及各种小册子，使这一宣传极广泛的深入到群众中去。在一切宣传上，必须提出拥护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口号，这一口号直接联系到准备武装暴动与武装保护苏联，是目前宣传的基本任务，在这一任务之下，需要全党用极大的努力，这是中国革命进到直接革命形势争取苏维埃中国的基本任务之一。这一宣传，同时要扩大到全世界，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这是中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保障。党需要用极大的努力，完成这一任务。各级党部接到这一通告后，立即提出讨论（宣传纲要，《红旗》最近两期，中国苏维埃小册子，大会宣言决议可作参考），规定详细的宣传计划，发出讨论大纲。一致动员到群众中去作广大的宣传运动。中央一九三○、六、十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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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一九三○年六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柏山〔1〕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一九三○年六月九日）〔2〕现在中国革命形势上，革命高潮已到了，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到我们前面来，所对目前许多根本问题，党应有正确估计：1．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中，一定要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关系，所以他不简单是影响世界革命，而且可以掀动世界革命高潮，不认识这一点，必定会走上取消派的道路。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要等到世界革命爆发才有可能，有许多同志看见帝国主义力量大，将来对帝国主义没有办法，这样可以形成右倾思想的基础认清这一点是解决目前党的路线的基础如果中国革命不能掀动世界的革命高潮，则党的一切路线将成为不正确的，如果不能引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则中国革命最后还是失败，党的一切路线将要都是错误的，这一点非常严重，在目前形势之下每一个同志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必须要使每个同志了解中国革命有掀动全世界革命的可能，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必同时进攻苏联，更足以引起全世界革命的爆发。关于这一问题有许多同志问：“为什么1925—27年中国大革命不能掀动世界革命高潮？”这是根本不了解现在国际形势与1925一27年的不同。在解释这点〈时〉不能离开目前是全世界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同时中国更具备了掀动全世界革命高潮的条件。2．目前革命形势的估量——关于这一问题在鄂代表会议〔3〕时，中央均已讨论过，指出革命高潮已经接近到我们前面来了。第一，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江西来信说目前已经是革命高潮，莫斯科回国的学生也说是革命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一问题，是一名词的问题。革命高潮不能与直接革命形势分开，什么是革命高潮，革命高潮是武装暴动，六次大会决议案说革命高潮未到来，武装暴动是宣传口号，到来了则是行动口号。革命高潮不是部份的，而是全国的。中国有许多地方需要号召武装暴动，但决不能说中国现在已经是革命高潮，因为革命高潮必须是全国范围的而不是只某一部份的，如果以为目前〈已〉经是革命高潮了，那末我们问在中心省份中是否可以以武装暴动的口号，号召群众暴动呢？当然不可能的，要以武装暴动的口号来号召暴动，一定要有广大政治罢工的实现。所以革命高潮的到来即是暴动形势的到来。直接革命是什么？就是暴动形势，列宁文集上没有直接革命名词，是季诺维也夫发明的，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都是暴动形势，所以不能将他分开，有人说革命高潮发展顶点才是直接革命形势，这是没法分的。什么时候是顶点呢？这只有在革命高潮到来以后才能知道，这是将组织暴动与举行暴动没有分清楚，现在中国党总的路线是组织暴动。什么时候举行暴动呢？必须要是高潮的顶点，所以我觉得直接革命形势与革命高潮分开，用他代表两个不同的形势，在任何方面都是说不通的。所以这虽然只是一个名词上的问题，如果弄不清楚会能引起政治上的意见。同时，革命高潮这名词，中国将他译作高潮，但是原字是有向上发展的意思，而在中国“高潮”两字则已经是很高的潮流的意思，这一名词意思的不同也是会能有很大影响的。关于这一问题，今天政治局应讨论决定，通告全党对于这一名词的认识。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危险是目前的严重问题，党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都要坚决反对这一估量不足的危险。另一方面对这革命形势过分的估量，也是同样的错误的。有些人不仅是名词上的不同，而是事实上对这一革命估量的过分，如杭州要暴动，要上海来响应，这一出发点是以为可以夺取杭州的政权。这种观念在党内并不十分多，但如果发现了必须马上纠正。最严重的并还不在这一问题的本身，当然在盲动的错误之下，革命的力量必定要受很大的损失。而尤其是经过这样的错误之后，同志必会怀疑到党的路线之不正确，同时是帮助了取消派右倾之广泛的宣传。所以中央对杭州问题的解决，定会是正确的，告诉他杭州的胜利，必须在上海胜利之下，估量杭州暴动形势，首先要看到上海，杭州是上海附属，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目前党的这路线一点不放松。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高潮已经爆发，选择武装暴动举行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革命高潮到来，随便哪天都可以暴动。第二，革命高潮主要标志，是落后的群众对政治斗争的积极，有伟大的政治罢工在主要的城市爆发。关于这点已经讨论过，我不再多说。第三，革命今天形势的问题——革命发展趋势上是平衡的发展，乡村城市同样是在发展，而日益接近革命高潮，在这一发展总的趋势上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在今天的现状上说，乡村的发展在实际斗争形势上是比较城市快些，最根本原因是城市残酷压迫的问题，决不〈是〉工人阶级斗争不尖锐化，工人不要革命。所以说在乡村在城市阶级斗争的实质上是同样的，在统治阶级动摇崩溃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放弃乡村而守城市，所以城市斗争必定更残酷更严重。毛子〔4〕说，这样估量会能以为乡村没有残酷斗争，而事实上敌人天天在进攻乡村。我以为实际上是他对城市估量不足，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因为很明显的统治阶纵放弃了乡村而保守城市，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要乡村，而是保守了城市后，然后再占领乡村。同时我在这一决议草案上写乡村已经是革命高潮，这就是说中国革命高潮主要的标志是城市的斗争，在城市还未到革命高潮，虽然乡村已经是革命高潮的形势，但不能〈说〉已经是革命高潮。而在乡村则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当然无疑的已经是革命高潮。但我又想现在中国革命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那末土地革命已经到了高潮，是否已经是革命高潮呢？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内容，而不是革命的形势，所以乡村虽已到了革命高潮而城市未到，仍不能说是高潮。关于这一点也要讨论，为什么不说是高潮？如果是高潮党一定要号召武装暴动，组织武装暴动，如果这样做一定发生对革命形势过分估量的危险，当然盲动结果足以使革命受损害，特别是使同志怀疑到党的正确路线及助长取消派和右倾的宣传。第四，在鄂代表会时，弼时提出的意见，他说革命高潮同样有在一省或几省首先爆发的可能，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在全国革命高潮将要到来之下，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这是对的，不过这一普遍的发展是很快的，因为在全国任何地方的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首先爆发的地方，则是统治阶级力量最弱，而同时是革命斗争更加发展的地方。在组织部部务会上，方英提出来说，革命高潮要先有一省或几省的高潮，然后再推动到全国。当时我批评他的意见，因为全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在一省或几省首先爆发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客观条件首先成熟而再推动到全国的客观条件成熟是不同的，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的正文完全是正确的，只是在顶批上说是有一省或几省高潮的可能。据我的观察，这一首先爆发革命高潮之有最大可能的地方是上海或武汉，主要的条件是政治上经济上有全国领导的意义的地方，“五卅”便是很明显的例证。上海是有这一领导意义的，这决不是说上海在政治上经济上能够支配全国，但一定要承认上海是全国的领导。第二个条件是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第三个是要有无产阶级的主力。所以最有可能的是上海，其次便是武汉。3．一省与几省政权首先胜利问题——许多原则问题，政治局均讨论过，在这一决议案上只是重复的写出来，在这里还有几个问题：第一，须要解释的，是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六次大会决议案上已经说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不能支配全国，因此，统治阶级之动摇崩溃之趋势虽是全国一致的，而其动摇崩溃的程度则不相同，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如果要估量到哪一省有首先胜利的可能，则要看到统治阶级在哪一省最崩溃，革命在哪一省最发展，因此，中央在七十号通告上指出来，武汉有这一胜利的可能，不是简单的主观问题，而是要看客观的条件。我们指示各省，要注意争取这一首先胜利的条件，但同时一定要注意到他是否能有这一客观条件，如浙江，福建，事实上则不能有这一条件，所以对这一问题的指示，要注意到实际的策略。对江苏，同样是不能这样指示的，如果是要江苏争取革命首先胜利的条件，则红军发展的方向及一切工作，都不能是现在这样的布置。第二，自中央提出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意见之后，同志中最不正确的是割据的观念，以为要以一省或几省的政权来推动全国的革命高潮，这完全是农民的意识，关于这一问题，以前已经讨论过，以后应当特别注意，纠正这一观点。第三，红军夺取城市问题——我们说必须要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有城市无产阶级的暴动，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决不是说要红军等待城市无产阶级的暴动，不注意配合，当然是错误的，但等待配合，同样的是错误，如果红军能逼近了武汉，无疑的是统治阶级的动摇崩溃已经到了极点。无疑的武汉工人的武装暴动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在总的路线上也决不是要红军打武汉，我们提出没有工人领导，没有城市工人暴动，革命不能胜利，是更加紧城市工作的意义，决不是要红军等待工人暴动。第四，在现在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工作上，有一个严重问题，我们作的非常不充分，即是国际的动员问题，不仅中国党做的不充分，国际同样做的不够。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取得，马上会爆发进攻苏联的战争，革命政府成立之第一天第一件事即是反对帝国主义，现在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成立革命政府的第一天，就会有几百万几千万的群众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有这祥广大群众的反帝行动，当然可以保障革命的胜利。但这还不够，一定要注意国际的宣传，要减轻这一帝国主义进攻的危险，一定要是世界革命很快的爆发，所以必须要注意国际的动员，特别加紧国际的宣传，这一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有严重的意义。同样在中国宣传国际革命也同样的重要，安南的革命，中国党注意的确不够，印度革命也是同样的，在将来一省或几省政权的胜利上这一问题非常严重，目前应特别加紧这一工作。中央已决定宣传部马上成立国际宣传科，同时中央必须要马上写报告到国际去。毛子说国际从二月起已在搜集中国革命的材料，但他们确很难了解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所以中央须从速供给他们目前的材料，当然我们相信国际目前必定已经动员了，尤其是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问题，在国际上已经作了广大的宣传。至于全国配合的问题，仍是非常重要，在政治局已经注意到了。在上次政治局会上讨论上海兵变与南京配合的问题是非常正确的，不过，我觉得将他当作一个单独问题来讨论是一缺点，应将他与各地配合，在整个计划之下来讨论。4．改组派与取消派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现在为严重提起各级党部注意，所以特别写了一段。国际讨论中国问题时，有人以为中国有三个营垒，一个是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另外一个是小资产阶级，代表这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则是改组派。这一意见是非常危险的，改组派与蒋介石不同的地方，只有他是半在野地位，他可以放许多空炮欺骗群众，国际指出改组派是整个反革命营垒中的一部份，但他确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以他更能够欺骗群众。目前已发现改组派在赤色区域活动，所以这问题已经是非常严重，必须更加紧反改组派的宣传，特别在乡村中的富农，这是改组派最好的基础革命愈向前发展，改组派愈将成为帝国主义的有力的工具。同样取消派将来无疑的可以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取消派的刊物已可以公开出版，现在减轻取消派的危险，必须就将他的前途和他反革命的作用指出来，向群众作广大的宣传。5．革命转变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没有新的意见写上去，只是说明建立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开始即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如果以为革命的转变，必须是在全国胜利之后，这是非〈常〉错误的，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是极端右倾的危险，同样另一个极端以为一开始建立政权便是社会主会〔义〕的政权，也是非常严重的错误。6．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的问题——第一，现在党要抓住的问题是反军阀战争问题。党的路线是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但这一路线的执行非常不充分，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是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一位的重要工作即是反军阀战争，军阀战争给与广大群众生活上莫大的痛苦，不仅是工农劳苦群众，就是小资产阶级也是反对军阀战争的，这是广大群众的生活实际问题，但我们过去确是未能充分的注意这一工作，我们对于这一路〈线〉的执行非常不够，党必须要更坚决的从各方面来执行这一路线，这就是，布置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以至于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反军阀战争为中心。第二，党讨论江苏问题时〔上〕已说到，以政治口号号召斗争确是工作中心，仲同志来信说，在城市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乡村组织地方暴动，士兵中组织士兵的暴动，在红军中扩大红军，积极的进攻中心城市及敌人的主力，这是非常正确的，党必须坚决的执行，如果不这样做，将使广大群众失望，这些话完全正确。过去我们以为经济口号是发动群众的，政治口号只是斗争的前途，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已经证明如果仅只有简单的经济口号，反足以使群众感觉没有出路，不能够积极起来斗争，只有政治口号，才能够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因为现在每一斗争，即是很小的经济斗争，也必会遭受到政治上的压迫，非群众先具有政治斗争的决心，即是经济斗争也很难得到胜利。过去群众说，“暴动时通知我”，我们过去只是告诉他要准备罢工暴动，现在这样已经不够，现在应当告诉他组织暴动的时候，快要到了，必须坚〈决〉组织起来，这并不是以暴动来号召群众，这更足以坚决群众斗争的勇气。这也就是说，要以政治口号来〔口〕号〈召〉群众，中央必须要有执行的具体计划，注意到全国配合的问题，不过配合决不是等待，是说各方面应当同样的加紧，行动一致，而不是说要各方面等待。第三，组织政治罢工问题，过去只是在每一经济罢工中加强政治意义变成政治罢工，而以政治号召以政治口号组织罢工的非常少，现在〈应〉特别注意，尤其是反军阀战争口号。当然，政治口号当然同样要与群众实际生活联系，特别是反军阀战〈争〉口号。“五一”、“五卅”的罢工，在上海不能广大起来，主要原因是不能以政治口号发动他的罢工，一般的说，是以经济条件联系到政治口号，这在组织政治罢工中，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城市中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工人武装问题，要特别动员赤色工人群众组织武装纠察队。我们必须了解，革命高潮的到来，一定紧接〈着〉武装暴动，乡村统治阶级已表现不能统治，如果城市再到了这样，已是整个统治阶级，不能统治的时候了，所以一定是武装暴动形势，现在不仅是宣传武装暴动而且是要注意到组织武装暴动，组织纠察队，组织赤色先锋队。城市工作中第三个问题是扩大赤色工会问题——如果不能公开组织群众，将组织赤色工会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斗争，对赤色工会的组织采取政治上的让步，将赤色工会组织在亭子间里，只束缚于狭隘的秘密的范围以内，这是右倾的表现，群众组织很难广泛的发展和强固。第四，地方暴动问题，现在许多暴动是游击式的暴动，仅只是打城市，而未准备夺取城市，这不是地方暴动，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对于这一点，各地都认识的不深刻，地方暴动不是退却的而是积极的进攻。第五，猛烈的扩大红军问题——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现在的红军需要扩大充实，而不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式的组织。第六，士兵暴动问题——在过去组织兵变的策略之下，只是士兵哗变拖了出来到红军或赤色区域中去，而未注意到士兵政治上的出路。现在则应当坚决的组织士兵的暴动，要以进攻策略来消灭敌人，尤其在军阀战争的时候，在反军阀战争的口号之下，可以号召起出我们意料之外的士兵群众的暴动。现在一定要注意士兵暴动之后如何消灭敌人，使敌人军队瓦解，而不是计划如何哗变，如何逃跑。第六〔七〕，党的组织问题中最严重问题，是反右倾的不深入。党的组织不能扩大，支部生活不能健全，主要的是反右倾的不深入，未能深入到支部中去。上海事实上对支部没有斗争，只是对支部妥协让步，在支部中领导的还是右倾分子，因此不能执行党的路线。支部右倾的问题每天可以遇到，但我们不是斗争，所以工作根本不能执行，这是严重的根本问题。我感觉到目前党整个路线没有问题，一切问题都可以抓得住，不过对组织路线对各方面的解决，都是不深刻的，全国组织会议要在这里解决全国组织问题，现在要非常严重注意这一问题，如果不能有明显的路线，这是非常危险的，至多抓住大的方向，没有深刻认识。第七〔八〕，小资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冲动式的工作，一个时期的，而不能有组织的有规律的进行工作，如上海之发展党员，只是一个时期的注意，这样是防〔妨〕害党的工作之紧张的。尤其严重的是对秘密工作不注意，现在几省的破坏，确是如特生〔5〕所说，是反革命的行动，满洲湖南等处的破坏，确是自己对秘密工作的忽略，这一问题丝毫不能放松，一定要认识过去这些血的教训，特别注意纠正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性。根据中央档案原复写件刊印，中央会议记录校订注释〔1〕即李立三。〔2〕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3〕指一九三○年四月，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一次中共湖北全省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除湖北省代表外，还有中央代表、红军代表、汉口代表、湖南代表、河南代表等。省委代表任弼时主持会议，中央代表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以《中国革命高潮前的湖北党的任务》为题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选举产生了省委和审查委员。〔4〕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称为“毛子”。〔5〕即向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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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七十八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告第七十八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Ⅰ、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反帝国主义目前国际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日益巩固，促起了帝国主义国内与国际间的矛盾同时紧张，帝国主义间互相抢夺殖民地的冲突，世界大战的危机更加紧迫，进攻苏联的危险，尤为严重，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日益剧烈，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普遍的尖锐。特别是海军会议更暴露了帝国主义间不可调协的冲突；帝国主义更制造各种问题（如宗教问题，白党将军失踪问题，美国宣传赤化问题等）向苏联挑衅；世界的失业斗争与五一运动，扩大了罢工运动，掀起了世界革命的浪潮；印度，朝鲜，菲律宾，安南，中国等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异常猛烈的发展；最近一切国际间的事变，都是说明世界大战危机日益加深，世界革命浪潮日益开展，正如国际十次全会的分析，目前世界革命的形势，日益接近革命高潮。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中点，帝国主义的矛盾反映到中国最尖锐最严重，中国为英、日、美以至于德法等帝国主义逐角之地，各国海军会议，主要是准备抢夺中国的大战，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的冲突，比任何国家都要深入，帝国主义必然成为中国革命最严重的敌人。同时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最薄弱的一环，无疑的造成中国革命最便利的条件，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震动全世界，引起全世界革命运动爆发，推翻整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可能。中国革命，将要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中取得完全的胜利。中国革命高潮到来，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将立刻引起一切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进攻，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国民党各派军阀，更要一致的压迫革命，极凶险极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成为革命的紧急关头。目前帝国主义已经充分的准备，大批海陆军纷纷来华，从国民党攫取了航空特权，与南京政府订立各种卖国条约，操纵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一切实权，这些事实，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帝国主义知道，这一次战，很快就要到来。目前帝国主义正在唤起国民党各派军阀，首先消灭各省农民暴动，革命的兵变，红军的发展，特别是在上海，青岛，帝国主义直接压迫工人罢工，群众的示威，在上海开枪杀死工人领袖刘义清，不断的逮捕革命战士交给国民党，在龙州，法帝国主义直接以飞机炸弹，进攻苏维埃红军。这些教训，说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帝国主义将用尽所有的力量来与中国革命决死战，这一形势，绝对不同于一九二五——二七年，那时帝国主义威迫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依然可以统治中国，目前中国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将完全被驱逐出去。因此，全党必须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第一个主要的敌人，革命愈发展，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危险愈严重。中国革命第一个主要的任务是反帝国主义，目前全国革命浪潮更加发展，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必然加重。Ⅱ、目前反帝国主义的形势目前全国军阀战争更加扩大延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紧，广大群众都深深感觉到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和耻辱。上海电汽车同盟罢工，爆发在两个帝国主义的产业，坚持二十二日之久的实际反帝国主义罢工，满洲哈尔滨群众袭击日领事馆与示威，青岛工人不断的反帝国主义罢工与示威，香港群众冲破帝国主义的港例与巡捕决战，龙州的农民与红军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战争，第二次夺回龙州，南方以及北方各省农民暴动，游击战争，都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的冲突，驱逐了帝国主义的领事，神父，没收了帝国主义的财产，鄂西的红军，与帝国主义的军舰开战，更给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这一切事实，说明反帝国主义是广大群众迫切的要求，反帝国主义运动正在普遍的发展。自“五三”济南惨案以后，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国民党更露骨的投降帝国主义，连欺骗的宣传，亦非常少见。改组派口头上目前仍然高喊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实际正与蒋介石向帝国主义争宠，取得帝国主义的帮助，组织北方政府，汪精卫陈公博日日奔走于帝国主义之间，哀求帝国主义谅解与接济，以反俄反共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广大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反帝国主义的胜利，从帝国主义的压榨之下解放出来。驱逐帝国主义，不仅是工农群众迫切的要求，广大的士兵，贫民，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国内一切少数民族，都是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极广泛的群众革命运动。这一运动，一定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反帝国主义，同时是国际无产阶级以及被压迫民族的任务，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打成一片，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Ⅲ、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过去的缺点两年来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大都是党的领导或影响之下，举行过独立的反帝国主义示威或游行演讲，各地渐渐成立了反帝大同盟的组织，特别是运用群众路线争取公开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尤其是中东路事件发生，造成了普遍全国的保护苏联，反对世界大战的运动，这是极明显的进步。但是这些进步，仍然是非常不够，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帝国主义的屠杀，压迫中国革命群众的事实，南京以至各派国民党军阀公开的秘密的出卖中国，订立了许多卖国条约（如承认西原借款与日本互惠（？）条约，名为收回镇江，威海卫租界，实则永远出卖等等），上海“四八”“四二七”帝国主义屠杀，逮捕工人学生，〔1〕青岛日本警察屠杀工人，满洲日本兵到处杀人，法帝国主义炸毁苏维埃的龙州等等事件，都是发动群众反帝国主义的机会；上海四八惨案，日本报公开宣传是第二“五卅”，然而我们却没有抓紧，造成广泛的运动；上海电汽车同盟罢工，爆发在帝国主义的产业，工人被帝国主义武装包围，压迫，拘捕以至欺骗，我们没有掀起反帝国主义的浪潮，这些机会被我们忽视，这是革命莫大的损失。各地反帝大同盟，至今还极少成为广大群众的组织，甚至缩小到狭隘的范围，架空的机关，止于相当起了号召的作用，没有充分的运用群众路线公开的建立经常的工作和组织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这是这一工作不能发展的基本原因。全党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依然很少独立号召，一般都是从各种群众斗争联系到反帝国主义甚至于降低党的口号（如顺直反对小幡使华，撤回汪荣宝）。没有独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很难推动这一工作普遍的深入群众，在宣传鼓动上亦极不充足。这三个主要的缺点，表现得非常严重，尤其是目前革命激烈的发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党的历史任务前面，这些缺点，更值得全党的严重注意。Ⅳ、党的策略路线（一）党要独立的领导反帝国主义运动，独立号召，组织独立反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演讲，飞行集会，农村中的武装示威，各苏维埃区域及暴动游击区域，必须坚决的领导群众，没收帝国主义财产，教堂，驱逐帝国主义，造成反帝国主义政治运动。尤其是在海员，铁路，矿山及帝国主义产业中，特别要抓紧反帝国主义组织政治罢工。（二）反帝国主义必须是公开的号召，充分运用群众路线，才能团结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国内一切少数民族，成为广大群众的斗争，绝对不能束缚在党的狭小范围内，〈否则〉是极大的错误。（三）要抓紧一切帝国主义的暴行，进攻苏联的事实，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的材料，发动广大群众，造成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广泛的发展，配合全国革命运动，有极大的可能成为革命高潮的导火线。（四）目前反对世界大战，反对进攻苏联，必须成为反帝国主义运动主要目标，在这一运动中，特别要与保护苏联，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援助殖民地（如印度，朝鲜，安南）革命运动，打成一片，造成国际的运动。（五）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战争，反国民党各派——特别是改组派，不能分离，抓住一切事实，揭露国民党各派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然后才能揭破国民党各派利用民族的口号，欺骗群众的面具。（六）在宣传上应该有经常的反帝国主义的号召，在党的刊物上经常登载反帝国主义的文章，吸收一切党所影响的刊物，成为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品，反帝大同盟，更要建立单独的机关报，一切群众会议，群众示威，游行，都须有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与鼓动。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必须以反帝同盟的纲领为中心，站在群众的立场，采取群众化的宣传方法，才能博得广大群众的同情，绝对不能使单独反帝国主义的刊物，变成党报的形式。（七）反帝国主义必须与争自由运动密切联系，要向群众指出帝国主义不推翻，绝不能求得自由与解放，在自由运动中，反帝国主义必须成为主要纲领之一。（八）要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广泛的发展，形成广大群众的行动，扩大与充实反帝大同盟是最中心的工作。反帝大同盟要极广泛的发展，吸收一切反帝国主义的个人与团体加入，经过群众的选举，产生执行机关，经常公开的办公，引导群众参加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公开号召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加入反帝同盟的团体会员，与互济会团体会员一样（见中央通告第五〔七〕六号）吸收大批非党群众参加大同盟工作，党经过党团，指挥反帝大同盟。Ⅴ、准备全国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会议中央决定在今年八月尾召集全国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会议，产生全国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制定全国反帝纲领，特别是号召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一工作，立刻在各省要开始充分的准备，特别是上海，武汉，顺直，广东，满洲的反帝同盟要居于发起的地位，目前在各省应该广泛的宣传，首先扩大和充实各地反帝同盟的组织，没有组织的地方，在六月以内要完成这一组织，尤其要发动各地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事先召集各地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会，公开由群众选举代表出席全国会议。这一工作，必须成为全国的中心工作之一，不论城市与乡村，一样要充分的注意，丝毫不能忽视。各省接到这一通告，立刻提出讨论，不但要转发通告到下级党部，必须要立刻规定极具体的计划，不断的督促下级党部充分的执行，随时检查执行的程度，每月在总报告中特别单独列为一项详细报告中央。中央一九三○、五、二二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指一九三○年四月八日和四月二十七日，为声援南京“四三”惨案，准备“五一”总罢工和游行示威，中共江苏省委先后两次召集工人，学生代表在上海举行筹备会，散会时均被中外武装巡警包围，打死工联纠察队长刘义清，打伤及逮捕工人学生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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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致中共青年团中央信——关于团的政治、组织任务与路线（一九三○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共中央致中共青年团中央信——关于团的政治、组织任务与路线（一九三○年五月五日）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青年团问题讨论之后，我们认为青年团中央的确是站在党及少共国际与团五次大会的路线上奋斗。在与取消派各派斗争上，团统是很坚决的。并且团的工作开始了转变的过程。（二）但是在我们考察目前的客观形势与团的现状时，各方面都不能使我们满意。现在革命形势的发展日益接近高潮的时候，工农兵群众的斗争从各方面都爆发起来，现在正向着一个高潮的前途汇合，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都卷入这一个斗争的战线，他们在一切斗争都表现特别积极勇敢；但是青年团的活动不能适应这一个新的形势，表现得特别落后，多拘束于团内的活动范围，缺乏团外的群众工作。团五次大会所指出的“群众化”的口号，在实际工作反映极其薄弱。许许多多的青年工人自发斗争，团很少起组织与领导的作用。所以青工斗争的阵线，表现着步调的零乱与涣散开组织的状态，以致有的青工罢工起来之后，因为缺乏领导，以至无结果的复工（如老怡和童工）的事情都很多。广大的士兵群众，青年团很少开始工作。尤其是赤色区域，广大的青年群众都起来了，他们大都是成千成万的团结在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形式之下，但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许多是得不到青年团的正确领导。虽然表现了他们勇敢积极的精神，因为没有得到青年团正确的领导，作了许多无意识的举动（如湖北各地）。红军现在发展将近七万左右，但这里尚没有青年团的工作，这一些严重的现象，都表示青年团的群众工作缺乏与政治活动的落后。（三）在团内无产阶级基础还是薄弱，还没有广泛的建立起产业支部来。工厂支部工作也没有很好的建立，尤其严重的青工干部引进团内，简直极少。团内的领导者，还大部分停顿在旧的干部基础之上。这许多旧的干部，有〈一〉部份尚保存着旧的工作方式与方法，这样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在客观形势的日益发展中，简直起了青年团全部工作转变的阻碍作用。自我批评也还没有引起全团的严重注意，团内的指导方式也很少有新的转变，正如少共国际所说的：完全以通告文书作基础的。（四）在团内政治生活上表现尤其严重的是清谈危险，只说话不做事，只去背诵一些浮泛的学院式的公式，不注意去决定实际策略与具体的工作方式与方法。这一个倾向在团内发展完全是反映团内的干部停留在旧的智识份子的基础之上，这是团的转变中最大阻力。清谈的发展、将使团一天一天的离开群众。（五）在这一个革命形势尖锐情形下，青年团应当严重的认清自己群众工作与政治活动的落后。团必须以极大的毅力冲出狭小的团内活动范围，努力团外的群众工作，加强自己的政治活动，扩大团的阶级基础，与改造团的组织。尤其是要坚决的与清谈倾向斗争，唤起全团起来了解转变的意义实际执行工作的转变，加强督促与指导。只有这样才能真实的使团转变到青年群众化与无产阶级化。（六）团的政治活动是建立在争取青工群众及一般劳苦青年群众的特殊利益与特殊斗争的基础上面。团应当在这一个基础上，把党的路线适当的应用到青年群众中去、与青年的特殊要求配合起来确定对青年的政策，这就是团的群众工作与政治活动的方针。基于上面的分析，对于青年团的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提出下列的意见：一、在青工群众中建立有系统的工作。目前在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的中心策略之下，建立赤色工会是领导斗争的先决条件。团应当积极地来发展青工部以及青工部的经常工作。青工部是团夺取青工群众与组织青工斗争的力量，团应当发展这个组织力量，来吸收广大的青工群众，争取自己的特殊利益与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与影响，以及与黄色工会斗争。这是一个群众工作系统，团应当经过团组与工厂支部，把工作建立起来，计划如何去发展赤色工会与反黄色工会，如何发动青年斗争与罢工及青工特殊工作。这一些工作都应基于青工特殊利益的基础上，依据党的政治路线来扩大团的政治活动与群众工作。二、整个的士兵群众都动摇起来，兵变与兵士暴动一天一天的发展，但在过去这一些斗争中简直没有看到团在士兵群众中作用，团应当开始这个工作，中央应当领导各级团部，有组织的征调一部分团员与少年先锋队等来建立兵士宣传煽动与组织工作。三、少年先锋队是团在农村中团结农村青年群众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且是一个极有作用的斗争力量。但是在各地都缺乏，以至失掉团的正确领导，团并没有严重注意运用这一个力量来参加斗争，这是工作上的损失，团现在一定要积极起来把这些少年先锋队整理与扩大起来，使这个组织不仅在赤色区域而且要扩大到白色区域内。四、红军发展将近七万人，现在还没有青年团的组织与工作，希望团能于短期间开始来征调团员，加以相当的训练，送到红军中工作与建立团的小组。并应确定团及红军中经常的工作。五、劳动童子团根据近来上海的经验，在城市有极大发展的可能。在农村中一祥是容易发展。这一个组织形式是扩大在童工中共产主义教育与组织童工参加斗争最好的方法。青年团应当严重注意，在全国各地普遍的发展与建立。六、建立工厂支部与建立支部生活。要大批吸收产业青工入团，建立团的阶级基础青年团中央应当计划在全国重要产业区域——上海，天津，唐山，满洲，广州，香港，武汉等发展产业支部与青工同志，建立支部生活，具体的分配支部同志工作，在支部内提出自我批评与巩固纪律的口号，使支部有组织的活动起来。尤其是大批的吸收新的青工入团。这一个组织基础的改造，是团转变的根本条件之一。七、改造旧的干部与吸收新的青工干部，也是转变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旧的干部基础上的青〔清〕工〔谈〕倾向发展是最为危险，以及这些份子所保守一些顽固的旧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一些不与青工接触的书生作风，一定都要在工作中肃清。如果这些干部在工作中表现不能接受新的转变的时候，要坚决地以新的干部来代替。以团的现状来看，只有多量的增加新的干部才能使团与青工群众实际生活密切的联系起来。以及经常有计划地来教育新的干部，使他们政治水平提高起来，以加强新干部的工作能力与效率，这是转变中一个中心问题。（八）发展自我批评。团应从各级指导机关一直到支部，要在经常的工作中发展自我批评的精神，反对一种缄默不言或是相互原谅的小资产阶级的习气。现在发展团的自我批评，是执行转变的一个重要方法。九、改造指导的方式与方法，应废除一些官僚式的官样文章，多注重活的实际问题的指导，尤其是具体的任务与方法。并要检查各地如何执行以及执行的结果怎样，从这些具体的实际问题获得经验与教训，加以纠正与批评，才不会把指导关系与活的实际问题分割开。最后，我们希望这一信到达团里起一个有力的反映，迅速地冲破狭小的团内活动范围，加紧群众工作，与扩大政治活动，使团的工作能在很快的过程中转变过来。同时党应从各方面帮助团这一个转变。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五、五根据一九三○年五月十七日《红旗》一○二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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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紧急通告（通告第七十五号）——关于上海罢工浪潮的高涨与党的任务（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紧急通告（通告第七十五号）——关于上海罢工浪潮的高涨与党的任务（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上海市政工人同盟罢工，从公共汽车工人开始，英界电车工人于昨日继续罢工，电汽与法界电车的罢工今日又将实现。这一同盟罢工已震动了全上海，纱厂，丝厂工人等，均在酝酿同盟罢工。因此这一形势，很有发展到全上海总同盟的可能，将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信号。二、这一猛烈的上海工潮，必然要震动全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在目前客观条件日益成熟的时期，极可能掀起全国的罢工高潮，也就是全国革命的高潮。自然，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将要更残酷的施行白色恐怖，来镇压这一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改组派，取消派等也将蒙着改良主义的面目来欺骗工人，破坏罢工，以缓和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特别抓紧这一时机，用最大的努力推动这一罢工浪潮的发展，冲破敌人的白色恐怖，尤其是与改良欺骗斗争，以促进革命高潮迅速的到来。三、执行这一任务的策略应该如下：1．特别扩大上海罢工在广大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召集厂内群众会议以及工会代表会议，多发鼓动的传单标语，并组织上海工人罢工后援会，举行演讲募捐运动，以扩大这一影响。2．在这一伟大的影响之下，无疑的要推动广大群众积极斗争的精神，因此，各地必须更坚决的去号召罢工，组织罢工，以与上海的罢工浪潮相配合。3．在这一罢工浪潮发展的当中，应特别注意赤色工会的发展，工厂委员会的建立，尤其是工人纠察队的扩大。只有我们组织的力量特别加强，然后才能冲破敌人的白色恐怖。4．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改组派，取消派等更要加紧他们的欺骗工作。如果我们不能特别注意揭破他们的欺骗，将不能巩固我们在罢工中的领导权，这是最严重的危险！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揭破改良的欺骗，尤其是反对黄色工会的工作。在每一个罢工起来以后，便应马上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号召广大群众加入赤色工会，以根本消灭黄色工会，这是巩固我们在罢工委员会中领导的最重要的策略。5．这一罢工浪潮的兴起，正当军阀战争大爆发的时候，因此，我们应当特别加紧反对军阀战争的宣传，而且应当进一步的用反对军阀战争的口号，去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6．现在帝国主义更在积极进攻，他们在明天举行万国商团总示威，这一罢工的发展，更必要更残酷的压迫。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压迫罢工，反对拘捕罢工工人，反对屠杀工人，成为我们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7．这一罢工浪潮的掀起，在各主要产业中心，都有爆发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的可能。所以各地必须坚决注意加强组织上的领导，有计划的发动这一总的斗争迅速的到来，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必然要成为群众的尾巴！8．关于各方面策略详细的运用，应特别注意上海的经验。上海红色五月的工作经验，已出到第八期，各地必须特别的注意！四、在这一形势之下更应坚决的去组织红色五月的政治示威运动〔1〕，“五一”以后，应特别注意“五九”与“五卅”的反帝国主义的全国大示威。五、这一形势无疑的有发展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可能，可是我们策略的正确与组织力量的加强，有决定的力量。因此，各级党部必须坚决动员全党同志起来，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一致斗争！六、尤其重要的就是做各种工作的详细报告来，特别是“五一”工作的经过与执行这一通告的工作计划。中央等候着你们的报告，以便作进一步的指示。中央一九三○、四、二五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指中国共产党为纪念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五月三日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五月四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爆发、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五月九日袁世凯正式接受投降卖国的“二十一条”、五月二十一日“马日事变”和五月三十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的“五卅”惨案等等，在全国（以上海为中心）各主要城市组织领导工人、学生等进行的政治示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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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与机会主义取消派作斗争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信（一九三○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关于与机会主义取消派作斗争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信（一九三○年四月十一日）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Ⅰ、在阶级斗争走到激烈的紧张的时候，过去党内动摇，畏怯的同路者，必然要离开革命阶级的阵地，投降到敌人的怀里去。现在党内取消派——机会主义及托洛斯基反对派的产生，就是过去出卖大革命的机会主义派及未经过群众斗争，以至害怕群众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看见目前革命的高涨，看见党路线策略的正确，使他们恐惧而不敢进行，自然的离开党离开革命的立场而去投降敌人。因此取消派的基本路线与策略，就是要破坏党的组织，避开革命的道路，取消群众的斗争，夸张与赞扬统治阶级的稳定，企图消灭新兴的革命浪潮，而延长统治阶级的寿命。这就是取消派——机会主义及反对派的来源及其出路。Ⅱ、因此，取消派为实现其反革命的作用与目的，必然要先分裂真正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必然要先破坏了党的组织，才能使革命的潮流和缓下来。因此取消派必然要成立与党敌对的组织，这个组织现在已存在。但这还不够，他们必然还要留一部分奸细在党的组织内，利用党内一般认识浅薄的同志，实现他分裂党的阴谋。现在取消派——机会主义及托洛斯基反对派同样派人到各省活动，成立他们反党的组织，在重要省份中都有取消派的发现，同样的留奸细在党内活动，在表面上服从党而暗中活动，同样的出刊物，公开的反对共产国际及中共党的中央，他们这种行为，党固然不应夸大其有如何严重的作用，但在斗争紧张的过程中，党若忽视取消派——机会主义及反对派的作用与活动，结果必然会使党的组织削弱，群众的斗争受到阻碍。这是每个布尔塞维克党员，各级指导机关，绝对不容忽视；而且与取消派——机会主义及反对派的斗争，绝对不容有丝毫怠工的。Ⅲ、同时我们一样的要认清，党内右倾思想（如富农路线，黄色倾向等）及调和派的作用，是取消派在党内继续发展的基础每个同志在他的思想上若已发生了不愿斗争，妥协，恐惧，软弱，合法运动等观念，党的指导机关及每个党员若不与他做坚决的斗争，若不能彻底的将他克服，这个同志必然是取消派的后备军，也就是暗藏在党内的敌人。同样的，每个同志在他的思想上若已发生了怕与取消派及右倾斗争，或是承认取消派及右倾思想有部分是对的，或认党开除取消派分子为过分，等等的错误观念，党与每个同志若不能坚决的指出其错误，彻底的克服这种倾向与思想；那这些调和的同志必然也要走向右倾，走向取消派的途径。因此各级党部及每个同志必需要彻底的认识，凡是与党的正确路线策略有相反的，不同的，甚或对党的正确路线与策略取动摇模糊态度的，都是要做彻底的坚决的斗争，因为事实上这些现象就是取消派的根源。反对取消派，不仅要反对已形成的有组织活动的；同时更要注意正在萌芽的、思想上的取消派，极力与之斗争，防止其发展，这才是根本肃清取消派的办法。Ⅳ、革命的形势愈加发展，党内不革命分子的分化愈加迅速，取消派的活动亦愈加积极，在这个过程中党若不能引起全党同志对取消派斗争的注意，若不能在群众中揭破取消派的面目，若不肃清取消派分子出党，结果取消派的活动会使党的组织力量散涣，会使党的领导力量削弱，会使已起来的群众斗争得不到出路而消沉下去。目前革命形势逐日开展，取消派必用全力来破坏党的组织，欺骗群众和缓群众的斗争。这在上海，满州〔洲〕等处表现的最明显。因此各省，尤其是已有取消派活动的地方，党必需把反取消派的斗争做为中心任务之一。谁若忽视这一工作，或是对这一工作怠工，谁就是根本助长了取消派的活动，实际上就是破坏了党的组织，障碍了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Ⅴ、中央号召全国党部及全体同志公开的与取消派斗争，已经有半年之久，但斗争的成绩除上海广东有相当的注意外，各省不但未曾斗争，而且有许多地方根本未曾注意，甚至未曾了解取消派的面目。中央对于这一斗争除有通告，给同志公开的信指出取消派的实质及斗争的方法外，每次给各省的指导文件中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都尽量提出这一斗争的重要，但地方党部始终没有注意执行。这证明一般的同志甚至一般的下级党部缺少为党斗争的精神与认识，这是党不能很快肃清与克服取消派的最大原因。Ⅵ、现在中央为督促与提醒全党加紧反取消派的斗争，特指出几点斗争具体的方式，望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切实的执行。1．注意思想上的斗争，取消派思想的表现不仅在客观上自觉的活动，凡是主观上不自觉的错误观念，如取消斗争，合法观念，改良倾向，富农路线，尾巴主义，恐惧，怀疑群众力量等等都是取消派思想的根源。因此在日常斗争生活中，对于这些错误的右倾的思想必须尽量的指出，坚决与这种思想斗争。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党必需用正确的路线策略纠正其错误，指出其前途的危险，自然对于一贯的有系统的取消派的路线与策略的斗争，更要坚决的执行。但与暗藏在同志思想中的取消思想斗争是肃清党内取消派发展的根本斗争。2．号召支部与取消派斗争。取消派最危险的活动是下层的活动，他们利用一般对党认识浅薄理论水平低的同志作宣传的对象。因此党一定要号召支部具体的讨论取消派问题，提高支部的理论水平，要每个支部同志在日常生活中与取消派奋斗，洗刷取消派在支部中的活动。这一工作各地指导机关必然要用力督促支部执行。提高支部的政治生活，改变过去与取消派斗争只是中央及省委的责任的错误观念与方法。3．要在群众中揭破取消派的面目。取消派不仅反党，同时是出卖阶级的叛徒。因此党对取消派的斗争绝不能采用空谈形式，绝不能认为只是党内的问题，而必需要使群众了解他的反革命，卖阶级叛徒的行为，在群众斗争中，揭破其面目，引起群众对取消派欺骗的注意与斗争，使取消派在群众面前破产。这一工作不但能使群众对取消派的认识更加深刻，而且是与取消派以根本的打击。因此领导群众与取消派斗争一样的不能有丝毫的忽略，而且党与取消派的斗争，必需建筑在群众的斗争上。4．各级党部必需有计划的拟出反取消派的讨论大纲，编通俗的，工人同志能看得懂的反取消派的小册子，发给支部讨论，并且在各种指导中，如党的路线策略中，必需经常的指出取消派与党不同的中心点。使同志在每个问题上去认识与了解取消派的错误与反革命。5．各省各地如发现了有取消派活动的分子，或是发现了有犯取消派严重错误的同志，省委及地方党部必需督促全体同志起来斗争，省委或地方党部作最后的解决。除了有特别问题的同志，不应当送到中央来。过去满州〔洲〕就犯了这种错误，凡有取消派嫌疑的同志不在地方工作中同他斗争，而都送回中央。这样的结果，使党与取消派的斗争不建立在下级党部而建立在中央，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6．对取消派组织上的制裁。无产阶级的政党在政治上不能有两个不同的路线与策略；在组织上不能有分裂的小组织。因此党若发现了有作取消派活动的分子，或有取消派思想的分子，经党的教育纠正而不能改正时，党为巩固政治的一致与组织的统一，必采取最后制裁开除党籍。各级党部对于组织上的执行固然要慎重审查，但绝不容姑惜〔息〕一般破坏党的分子存留党内，这是要特别注意的。以上指出的几点是与取消派斗争的几个重要方式，望各级党部各同志得此信后，切实的努力执行。中央一九三○、四、一一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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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工农兵运动与“五一”示威准备工作（一九三○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工农兵运动与“五一”示威准备工作（一九三○年四月十日）〔1〕福建省委：中央根据省委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草案，大会总结及中央巡视员回到中央后的报告，经过中央讨论，在几个主要的问题上，中央有下列的指示。Ⅰ、目前革命形势与福建党的中心任务省代表大会根据目前全国革命浪潮的发展，全国政治经济空前的大危机，提出准备全省暴动的口号，目前中心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无疑是非常正确；依据这一路线，检查了福建全省工作，指出过去的弱点和缺点，决定今后工作的方针，重新布置全省工作，加紧全省总暴动的准备，此次大会精神，对于福建工作上有重大的意义，中央认为是满意的。在政治决议案草案上还有不少的缺点与不正确的分拆〔析〕，中央在这里要特别唤起你们注意下列的问题：（一）全国目前的客观形势，一省暴动的客观条件，一般的都正在成熟，在福建工商业的恐慌，农村经济大破产，各派军阀的矛盾与对群众的榨压，失业危机的发展，亦不减于他省。这种局势下，群众斗争日益剧烈尖锐，闽西苏维埃区域日益发展，红军日益壮大，全省总暴动的前途，绝非遥远。但全省总暴动的胜利，一定要决定于全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在福建特别要与江西广东的革命浪潮有适当的配合。必须认识，一省暴动便是全国暴动的开始，固然福建全省总暴动不是要等待广东、江西的暴动，但福建全省总暴动必须与广东、江西配合，才能取得胜利的保障，才能取得发展的前途。因此，要防止儿戏暴动的倾向，尤其要防止一切保守的观念（如一省单独胜利，一省割据）特别是右倾观念的发生，应向同志解释一省暴动的前途，同时要指出胜利的条件。（二）加紧准备全省总暴动，更加重了福建党反军阀战争，反帝国主义，反改良主义欺骗，反改组派，反党内右倾与取消主义的中心任务。反军阀战争与反帝国主义在代表大会决议案草案上已经明显的指出，应该特别加紧在实际行动上动员全省同志与群众为实现这两大任务而斗争，严厉的防止清谈倾向。决议案草案上对于反改良主义欺骗，反改组派，反取消主义，反右倾，写得非常不够，仅散见于草案文句中，没有特别提到全省党的中心任务前面，客观上将引起全省党员对于这些中心任务之忽视。目前反改良主义反改组派反取消主义与反右倾，正是福建党迫切的任务，正是夺取群众执行党的策略路线之先决条件。应该从新列入你们决议案中，成为主要部分。并须特别号召全省党员在实际行动上为这些任务而奋斗。Ⅱ、职工运动代表大会指出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同盟罢工为职工运动的中心策略是非常正确的，要实现政治罢工，必须领导群众自发的散漫的斗争，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必须抓住当前的任何剥削压迫屠杀等等事件，以发动群众的直接斗争。因此，建立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纠察队成为当前的中心工作，特别是反对黄色工会，争取黄色工会组织下的群众，不容有丝毫的忽视。（一）建立赤色工会，在三大城市很少成绩，零散的组织，束缚在狭小的范围，这些基础绝不够领导政治罢工。福建党必须有计划的建立一个产业一个职业的赤色工会，在各厂各作坊建立分会。这些工作，首先便应当加紧一、动员一切党员与工会会员向工人群众普遍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与章程；二，广泛的散发赤色工会的宣传品，《厦门工人》应该成为工人群众的读物，并吸收在业工人报〔投〕稿，批评，三、党与团的每个工厂与作房〔坊〕支部同志必须发起赤色工会的组织，所有同志均为工会会员，吸引勇敢积极的工人参加。四、每次斗争，赤色工会必须独立的领导，吸收大批接受赤色工会纲领的工人加入工会，扩大赤色工会的基础，目前客观形势下，虽然很难使全体工人加入赤色工会，但必须努力争取工人大多数；五、赤色工会一成立，便须有工会生活，经常开会，讨论工人本身问题，坚决征收会费，建立工会纪律，发会员证，发散工会宣传品，介绍会员等。（二）要使赤色工会在群众中有广大基础，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在每厂每个作坊建立工厂委员会。它必须是：各厂各作坊工人自己的组织，绝不能委派，群众大会所选举的委员，群众经常要监督他们为群众工作，滥职时由群众撤换另选。工厂委员会的任务：一、领导群众日常斗争，训练工人学习管理工厂；二、必须召集群众开会，报告自己的工作，讨论群众中一切实际问题；三、工厂委员会要进行厂内调查统计，了解工厂营业与工人的生活，解决工人中一切实际问题。四、在大的斗争或要罢工时，工厂委员会应召集全体群众成立行动委员会或罢工委员会指挥这一斗争；五、工厂委员会要在赤色工会的政治领导下，团结群众于赤色工会周围以消灭黄色的工会。（三）为训练工人群众能在尖锐斗争中保卫工人自己的组织，防止工贼走狗的破坏，抵抗敌人的压迫，将来更成为暴动的中心队伍，目前就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建立工人纠察队：一、利用一切斗争一切公开的运动公开的组织纠察队；二、在各厂各业建立基本组织，经常开会，实行政治与武装的训练，使成为公开的纠察队的干部；三、除开秘密的武装训练外，工纠的训练必须与群众斗争群众示威不可分离；四、纠察队的各级干部，应该是工人群众中的积极勇敢的分子，才能树立起在群众中的威信；五、在罢工，飞行集会，示威当中，纠察队应该起中坚力量的作用，站在斗争前线，冲破敌人的压迫。（四）反黄色工会，是建立赤色工会的前提。反黄色工会主要的目的在推翻黄色工会，消灭黄色工会的影响，夺取其群众。反黄色工会的主要策略是到黄色工会下的群众中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反对黄色的纲领，揭破黄色工会的欺骗，特别在斗争中，要领导群众打倒黄色领袖，打碎黄色工会招牌，消灭黄色工会的组织，号召群众脱离黄色工会组织加入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是领导这一斗争之最好的组织方式。另一方面，我们要防止少数运动的错误，防止同志的畏缩，消极脱离黄色工会，不愿到黄色工会中去艰苦斗争，实际是帮助黄色工会的发展。党内的黄色倾向是反黄色工会的最大障碍，党须无情的肃清这一倾向。Ⅲ、农民运动代表大会决议草案对于闽西苏维埃决议有几个缺点：（一）闽西苏维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向外发展，发展的方向固然主要的是漳厦莆泉，同时亦须注意向着韩江上游发展与广东东江革命取得联系，要坚决肃清一切保守地方的观念，同时党的组织群众组织以及苏维埃组织要防止随红军游击的倾向。（二）苏维埃组织应当采取民主集中制，闽西苏维埃区域一切工作计划与工作推动，应当是集体的统一的，在集中的指挥下养成农民的组织生活，集体生产的习惯。大会指出由下而上“尽量发挥群众自己创造的精神”，只统一军事财政于苏维埃，这是不够的。只于这样的执行的结果，客观上必然有取消苏维埃的集中原则，帮助农民散漫保守自由行动的意识发展，失去苏维埃在目前斗争中集中指导的作用之危险。苏维埃的群众化是对的，群众化主要的意义是要苏维埃真正由群众中产生出来，实际为群众利益而努力，吸收群众中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各部各委员会工作，经常向群众报告苏维埃的工作，经常召集苏维埃各级代表会，规定苏维埃大政方针，绝不是只要民主而取消集中，即令是减少集中的成分，在目前斗争过程中都是不利的。况且民主化之需要，正是为的集中指导的便利。苏维埃区域一切工作，必须在苏维埃统一计划之下分工，集中指导之下执行，尤其是在集中指挥之下向外发展。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在极端民主化的生活之下很难实现的。如果有精密计划，正是发挥群众创造精神的动力，如果群众有比苏维埃更好的意见，可提出苏维埃采纳，运用到整个闽西，这绝不妨害群众创造精神的发展。（三）闽西实行领导农民平分土地是正确的，民主革命的阶段，农民要求平分土地，党应坚决领导，不过这一口号党不应提出（党应提出土地国有）。大会指出“中农占多数的地方，不应提出平分土地的口号”，这是不妥的。如果多数群众赞成平分土地，党自然应领导。实际上中农亦有时赞成平分土地因为中农在平分后所得的土地虽比从前为少，但在苏维埃下，他可不受一切剥削与压迫，他能保障他的收入，这一点尤其需要党向农民宣传。不过党在现时决不应强制中农，以免妨碍与中农的巩固同盟。“但应该打破农民以为平分了土地，便可得到彻底解决的幻想，”这样指出是正确的。（四）代表大会主张闽西苏维埃为奖励农民创造精神，采取农产品竞赛，在现在经济条件下，竞赛的结果，只有饶有肥料与生产工具的富农占上峰，穷苦的贫农，生产必然落后，所以采取竞赛，客观上有帮助富农倾向发展的危险。况目前闽西苏维埃的任务是继续斗争，以求扩大，不是大规模的建设时期，农产品竞赛，没有必要。（五）防止官僚化的危险，主要是靠群众的监督，使苏维埃能够反映群众进步的意识与生活，各级苏维埃代表会，必须是每次开会前由群众选出代表，代表不是固定的如资产阶级议会式；由代表会产生执行机关，在群众严格监督之下工作，政府人员要成为认真办事的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在各级苏维埃工作中，极力发展自我批评，严厉纠正一切不正确倾向。（六）农村斗争停止在抗捐抗税的范围，是由于土地革命不深入，是富农路线之反映，若说是由于阶级分化不明显，则必然忽视农村中阶级矛盾之加剧，忽视反富农斗争的任务。土地革命之深入，的确可以促进阶级之明显的分化，你们的批评，在策略上是倒果为因，有掩饰富农路线的危险。（七）闽北农村斗争，应当从现在就坚决组织地方暴动，建立并扩大红军。在战术上应该发动群众反捐税抗租债斗争，建立广泛的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培养群众领袖，扩大游击队，坚决向敌人进攻，尤其是发展建瓯，延平，等城市工作，非常重要。闽北斗争一起来，必须与江西之信江，闽西苏维埃区域取得联系。（八）三大城市四郊农民运动，立即要有计划的建立，与城市工人斗争相配合的发展。Ⅳ、士兵运动大会决议草案指出：“党必须坚决有计划的进行工作”，“特别是对张贞，刘和鼎，金汉鼎，杨树庄，卢兴邦的部队及兵舰炮台的兵士”。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福建党对于士兵运动过去缺乏注意，而福建士兵因生活苦痛，非常迫切的要求革命，许多士兵群众自动的找党找红军，客观上士兵运动极其容易，尤其是在闽西土地革命影响之下。今后应当有计划的加紧士兵运动：（一）动员党团员以及赤色工农会会员，利用一切机会向士兵群众宣传鼓动。派遣有组织与鼓动能力的同志入伍。（二）发动士兵群众斗争，坚决组织士兵群众兵变，即令驻扎城市的队伍，一样在适当时机要坚决的发动兵变，投入农村发动游击战争。（三）士兵运动绝不能倚赖军官，这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主要是向着下层士兵群众，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保障兵变的胜利。军官与兵士，必须分开编组，革命的军官，至多只能帮助士兵运动的发展，不应倚靠军官去发展士兵运动。（四）已成的红军，应极力扩大：一、集中农村武装，吸收勇敢的工农报〔投〕入红军，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之勇敢积极分子编入红军同时要积极发展赤卫少先队等组织；二、组织兵变，收缴敌人的武装。这是扩大红军的前提。闽西的红军主要的应向韩江上游发展，自然可以以一部分力量帮助漳泉属组织地方暴动。Ⅴ、加紧“五一”示威的准备根据中央两次通告，配合厦门几次示威的经验，特别是“三一八”示威调动近两千人之多，无疑的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和决心，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党应当加紧准备五一示威，从现在就要抓紧这一工作；应当大规模的准备，除开中央通告所指出的一般策略外，中央特别唤起你们注意下列的工作：（一）省委立即成立行动委员会，为集中指挥，行动敏捷，应当在行动委员会之下组织青年秘书处，将党团行动统一在行动委员会之下。行动委员会组织可分组织部，宣传部，军事委员会，青年秘书处四部工作。行委有整个工作计划，每天工作日程，主席团每日开会，全体行委会应当吸收中心支部书记加入，有定期的开会。团的工作一样由行委讨论交各支行于事会执行。青年秘书处须系统的提出团的与青年工作的意见于行委。（二）行委应在工作进行中召集活动分子会，支部书记联席会，不断的检查督促和分配工作，推动所有的同志一致动员。（三）特别加紧健全支部生活，每天开会接头，分配当天工作，检查昨天的工作，尤其是要建立支部纪律，发展自我批评，以推动支部工作。（四）有计划的坚决发展党与团的组织，引进新的千部，改造党与团的基础。（五）成立公开的“五一”筹备处，建立各厂各校的筹备会，公开的召集几百人的群众代表会议，在公开的场所开会，讨论“五一”工作。（六）在公开筹备处之下公开到各厂各校组织纠察队，进行作战的训练与事先的演习，选择最勇敢最积极分子组织基本干部，成为“五一”示威中心力量。（七）《厦门工人》应集中宣传“五一”示威，经过公开的群众路线推广发行。在各厂各校尤其要建立群众自己的宣传品，如工厂小报与传单标语壁报，引导群众自己著，自己写，自己散发。在党能影响与能利用的报纸副刊上，须多出“五一”专号扩大宣传。（八）“五一”工作应注意与党的一般任务密切联系，特别是反黄色工会，反改组派，反国民党帝国主义，在每次行动上宣传上丝毫不能忽略。建立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反帝大同盟，成为五一工作的基础。省委接到此信后，必须与中央七十号以后的各期通告与《红旗》，配合福建目前实际情形，详细讨论，定出具体工作计划，加紧工作并报告中央。中央10／Ⅳ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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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红军的当前任务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一九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关于红军的当前任务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一九三○年四月三日）〔1〕粤赣闽}省委转四军前委：最近阅报，得向〔悉〕四军早向江西游击，似与赣西南红军以及第五军取得联系，大有发动群众夺取江西之势，这与目前全国政治形势党的任务是向〔相〕符合的，中央正拟给你们一详细指导信，以坚定你们这一发展的前途。可是迄今这两日来，报载你们渐向大庚信丰进展，这一行动的转变，究是因为敌人威逼所致，或者意在与东江红军联络？中央是无从知悉的，惟是这样发展，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是相背驰的，无论你们如何执行进攻策略与向外发展甚至争取广东一省的先胜利，而你们在推动全国革命高潮意义上，也是异常减弱的。因此，中央特提前给你们这一简单的指示：目前的革命形势，就全国范围言，都无疑的走向革命高潮。国际帝国主义海军会议的僵败，全国统治崩溃的加速，工农兵斗争的平衡发展，红军的到处生长与壮大，这却〔都〕是这一高潮快要到来的特征（详七十号通告）。特别在这一总的形势发展之下，因为某些地域范围更表现经济政治危机的剧烈，革命力量的强大，显示了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前途。当然先胜利前途之实现，无疑的即是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全国胜利的开始。党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它的总任务，是加紧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潮流，建立红军扩大红军。配合这些工作，正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同时在这一总配合之下，更必然要加紧来争取一省或数省的先胜利前途。红军是推动全国高潮尤其是争取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前途直接动力之一，因此，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等省而以武汉为中心。广东当然也是一先胜利的区域，然而以全国范围言，当不及扼长江中枢的武汉之更有意义。故党配合先胜利的工作，必然要以湘鄂赣为最主要区域。四军是最有斗争历史和全国政治意义的红军，它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它的任务是加紧配合这三省的工作，与这三省革命的力量，谋得共同的发展，在协同动作之下汇合起来，以争取这三省的先胜利，也就是争取全国胜利的第一步。“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这在你们是已必然明白的了。至于“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不是没有可能，而是要争取湘鄂赣数省胜利前途下来实现的，在这一个前途与整个革命形势配合之下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是武汉胜利的保障，是全国革命开始胜利的保障。以广州为中心的粤闽桂等省，在目前当然也是一先胜利区域，故广东代表大会曾以配合这一先胜利的工作为理由，提出要第四军入东江发展的意见，中央经过再三的讨论，认为配合广东的工作，以福建红军广西红军均向广东发展是正确的，而要四军亦从湘鄂赣区域中转向粤中发展，则失去了最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央决变更广东代表会的意见，指示你们与三军联系，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其次是扩大红军的策略。四军扩大红军的程度是极其微弱的，扩大的行程更是非常迟缓。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你们还不自觉的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第二，你们错用了分散的去武装农民的策略；第三，没有从各方面来动员广大群众踊跃的加入红军。这是你们当前严重的问题。中央认为〔你们〕必须号召你们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必然要用绝大的力量扩大红军的政治宣传，实现红军的行动纲领，鼓动广大的农民群众，编成红军，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只有坚决的猛烈的扩大，才能完成当前的迫切任务——争取一省数省的政权的任务。刚写这一信时，张幄筹同志由赣西南来，知道你们有极大的发展，和组织上的改变，中央将于最短期中，根据张同志的报告，加以详细讨论，给你们更周详的指示和人员的供给，特并告知。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务须执行中央这一个决定。中央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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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知第一○三号——关于全国红军指挥问题（一九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知第一○三号——关于全国红军指挥问题（一九三○年四月三日）〔1〕现在全国红军的发展指挥统一问题，已非常严重而必要，过去因为没有严格的规定，对各地红军，除中央指挥外，各省省委以至特委都可以指挥，于是指挥的系统既紊乱而决定又常不免有抵触，比如中央决定江西之二、三、四团及二游击大队为第三军，而现在前委又决定为第六军。阳新大冶红军中央决定为第八军，而广西又自己组织第八军。又如中央根据全国的政治形势，决定某部红军向何方发展，而省委或特委又有与中央不同的方向的决定，若如此紊乱下去，将来难免不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因此中央决定关于红军的指挥问题，以后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中央与各地红军距离太远指挥不灵便，中央军委将在各地设立办事处（如最近拟在南方及武汉设办事处）代表中央军委工作，如距办事处还远的地方，中央军委当委托各省军委指挥。但这种指挥的统一，绝对的不是不要各省委与各地红军发生关系，相反的各省省委以至特委必须更密切的与当地的红军发生很密切的经常的横的关系相互帮助，供给他们政治消息文件刊物，建立交通以及一切物质上精神上一切可能的帮助，来扩大与发展红军的组织。至于地方的赤卫队游击队及一切地方性的武装，均应渐次集中组织为红军，但在未成立红军之前，仍归地方指挥，一至成立红军后则指挥权应移交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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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发展产业工人党员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一九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发展产业工人党员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一九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一、目前全国革命新的浪潮，正在日益开展，统治阶级的政权，日趋崩溃，军阀战争牵动了全国范围，经济的危机一般的加剧，群众的革命斗争普遍的发展，这些现象的汇合无疑的是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在这一开展的革命形势之下，无论在中心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唐山，香港，广州，哈尔滨等，无论在农村如安徽，浙江，河南，四川，云南，尤其苏维埃区域及红军游击区域如湘，鄂，赣，闽，两广等省，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是普遍的扩大和加深。但是群众斗争虽然普遍的发展，党的政治影响虽然逐渐的加深与扩大，而党对群众斗争在组织上的领导始终是非常不够，表现出软弱的尾巴主义。这是目前整个革命形势上最严重的弱点，同时也是党基础最严重的弱点。二、固然党在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广暴纪念之后，组织上无论质量与数量，都有了相当的进步，如上海，唐山，天津，广州，香港，武汉等产业中心区，党都有产业工人同志的发展与产业支部的增加，但是这个进步，仍是非常迟缓与微弱，绝不能适应客观上革命发展的要求，尤其是重工业方面如电气业，矿山，兵工厂，五金工业部门，交通方面的铁路，海员等，党的发展更非常的微弱，党的组织仍停留在旧的基础之上。这个现象，尤其是目前全国普遍的农村斗争，士兵斗争，贫民斗争，需要城市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与配合的严重任务上更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三、所以在党的组织上，目前最严重而且最中心的任务，是要很坚决的，大胆的向产业工人开门，尤其是重工业工人，尽量吸收新旧先进的，勇敢的分子到党内来，扩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基础同时在客观事实的表现上，群众斗争的发展更加深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在许多地方群众自动的迫切的找党，要求党的领导，成为极普遍的现象。所以党在这一客观条件下，吸收先进的工人入党，扩大与加强党的组织基础是有很大的可能的。四、在广暴纪念时，中央在五十九号通告上曾详细的指示各级党部在广暴纪念周前后，加紧发展产业党员，但是各处执行的结果，甚不完满。这个原因不是客观条件之不可能，而是主观工作方式的不会应用，没有好的支部生活，不能起支部在群众中的作用，加以狭隘的组织观念更束缚了党的发展，不懂在斗争中的过程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来，使党的发展不能得到应有的成效。这种现象此后必须严重的注意纠正，不然，始终是党发展的障碍。五、中央为实现目前组织上这个严重的任务，为提醒与督促各级党部对此任务的切实注意与执行，特规定从四月到红五月中，全国工人同志旧新发展，与产业工人同志旧新发展之数量，按各省的环境分别规定，望各省省委及各级党部动员全体同志按中央这个指示切实的执行。省份工人的发展产业工人的发展粤一○○○四○○直一○○○五○○苏一五○○八○○鄂八○○四○○满四○○三○○闽四○○四○赣六○○六○豫四○○一○○浙五○○三○皖二○○三○川七○○三○○陕一○○一○鲁二○○一○○滇四○○一○○湘三○○六○晋一五○六○桂一○○二○六、上面所规定的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限度，以目前客观革命的形势，群众斗争普遍的发动，与党所规定的红色五月运动的条件下，只要全党同志动员的坚决努力，工作方式彻底的改变，一切右倾保护〔守〕等错误观念均能肃清，那党的发展工作各省都有超过这个限度的可能。七、此外，对于农村的发展，中央虽未规定确定的数目，但各级党部亦应特别注意在农村中，尤其是有斗争的地方，吸收雇农分子入党，改造党的组织，加强党在农村中无产阶级的基础此次必须将雇农党员的数量作详细调查报告中央。八、各省委应将中央所规定的发展数目，拟出发展的具体计划，很适当的分配到各产业区，并须特别教育一般同志以发展产业党员的意义及方法。九、执行上面的任务欲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改变过去的工作路线。现在具体的指示如下：（1）首先应使一般同志了解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党的组织的任务与发展组织的意义与必要，同时尤应注意打破一般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害怕发展组织的恐惧心理。中央为发展组织告同志书，必翻印给每同志一份，必须在支部中作详细讨论，使每个同志都能了解坚决执行。（2）坚决的打破狭隘的组织观念，要丝毫不犹豫的向产业工人尤其是向重工业工人开门，吸收多量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到党内来。在斗争激烈的群众中更应大量的吸收，打破过去不敢介绍同志的保守观念与方法。（3）吸引的方式必须注意在斗争中引进积极的，特别注意群众的积极干部，坚决的纠正和平发展，尤其是用感情拉拢的方法。（4）在发展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在群众中吸收新的斗争分子，引进新的干部，而不应该专门寻找旧的线索，使党的基础继续停留在旧的成分之上，不能反映群众斗争的热烈情绪到党里来。（5）已有支部的工厂、矿山、铁路、以及其他企业，党应极力扩大支部的组织，尤其注意到该工厂或产业的重要部门的发展，多吸收新的斗争分子，来加强支部的力量，改造党的旧基础，没有支部的工厂或企业，必须在此两月中把支部建立起来。（6）要加紧赤色工会的工作，引进赤色工会会员中的积极、勇敢的分子到党内来。（7）产业区的地方党部，应更切实规划这一工作，推动支部同志来讨论执行，经常予以检阅与督促。尤要注意工作方法的指示与帮助。（8）加紧建立支部工作，各产业支部及工人支部均应以发展党作为支部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切实讨论发展产业党员的意义及其具体方法，动员每个同志，艰苦的做群众工作，接近积极分子，作党的宣传，吸收他们入党。学生支部以及街道支部，都要动员所有的同志到工人中去，找发展的对象，同时对于环绕在这些支部周围的群众自然也应注意。（9）对于发展的新党员，应举行入党式，给以党的初步教育，省委应编印各种通俗的，适于工人看的，党的基本理论，党纲的解释，入党须知等小册子，发给新同志，并须举办短期的新同志训练班。十、中央准备于六月中，精确的审查全国党的组织，尤其是工人及产业工人在这两个月中发展的成绩。所以各省在六月初即应将全省组织尤其是新发展的工人及产业工人数量详细的统计出来，报告中央。十一、这个严重的任务是党目前要加强党的基础，领导群众斗争，促进这一新的革命形势更快的走到革命高潮的迫切要求，尤其在红五月中，党更应该切实的加紧工作，以完成这个任务，而不能有任何忽视与怠工！中央一九三○、三、二二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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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打倒资本家口号的解释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一九三○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关于打倒资本家口号的解释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一九三○年三月十五日）〔1〕广东省委：中央接到省委四七号来信，关于提出“打倒资本家”口号的问题，省委原来是束缚于民主革命的观念，所以不敢先于群众提出这一口号，东江特委更指示惠来县委说“工人喊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仍然不妥，我们在主观上不要提出这一口号”。理由是根据目前革命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省委在接受中央的指示之后，仍然认为目前打倒资本家的口号是宣传口号。中央对于这一问题有以下的解释。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根据于革命的客观任务——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封阶〔建〕势力——来决定的，这些任务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当中并未完成，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后，更助长封建势力的复活，全国封建势力目前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仍占着优势，无疑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军阀制度目前是革命的任务，这些任务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因中国资产阶级多兼有买办与封建的剥削，因此澈底的消灭封建势力与驱逐帝国主义，都直接的（原件缺字）所以在第一〈次〉大革命中资产阶级便背叛革命，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联合封建势力，以镇压工农革命斗争，资产阶级早已反革命，（原件缺字）它必然更加反动，必然尽力破坏暴动的胜利，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障碍，□打倒资产阶级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然而，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依然存在，绝不因为革命动力的转变而消灭了这一革命的阶段。但目前唯一能够实行这些任务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农民。无产阶级在实行这些任务当中，绝不应停止在民主革命的阶段，发展的前途，必然很快就要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正如省委所说从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绝没有横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所以我们更应加紧提出这一口号来号召广大群众的斗争。但是“打倒资本家”这一口号，不能解作“没收一切私有财产”的意义，尤其不是现在的苏维埃区域马上把一切私有财产没收，因为没收了之后，既不能组织社会主义的（原件缺字）徒然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反对而已。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有大规模的机器的生产，（原件缺字）将来建立了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也只能没收一切比较大的工厂，比较小的工厂作坊无法没收的。至于因为反抗帝国主义军阀等战争的激烈，而实行军事共产当然是另一回事。假如这些小工厂作坊的资本家，他们实行破坏革命，实行经济的怠工，无疑问的要实行没收。没收后可以告诉工人采用生产合作社的方法进行生产。省委对于特委的指示大体上是正确的，但解释上还嫌不够。望你们根据这一指示补一信给特委。关于这一问题，中央在最近党报上，还有专文详细解释。〔2〕中央15/Ⅲ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2〕本文“（原件缺字）”均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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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一九三○年三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一九三○年三月十三日）一、目前政治形势与五一节工作的总路线（一）最近国际失业斗争日（三月六日）〔1〕，在全世界各产业中心与重要城市都发生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大示威，资产阶级竭尽他的武装力量极力镇压，可是丝毫不能阻止示威运动的实现。这一日使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发抖起来，充分表现无产阶级的威力与革命斗争勇气的高涨。另一方面殖民地革命暴动的发展，更是普遍到了全世界任何一个殖民地国家。这就充分证明了世界革命浪潮正在激剧的向前发展。因此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必然要爆发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的示威运动，伟大的阶级斗争！（二）目前中国革命斗争，无疑的是成熟复兴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城市罢工浪潮继续发展，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普遍到了任何一个省区，兵士自觉叛变的增加，红军日益壮大，这就指示出革命形势是在平衡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侵掠的加深，军阀战争继续蔓延与扩大，更要加深广大群众的痛苦，逼使广大群众除掉革命没有出路，使革命危机更加急剧。在这样形势之下，党的任务，便是要坚决的去组织伟大的政治斗争以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特别是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形成全国的伟大的总的革命斗争，推进直接革命形势更快的到来，并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首先胜利。因此，在伟大的国际斗争日——五一节，党必须坚决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组织伟大的政治罢工与示威运动。二、几个重要的策略问题（三）在目前统治阶级日益趋向崩溃的形势之下，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五一节的办法必然是采取压迫和欺骗双管齐下的政策：就是一方面极力以武力残酷的镇压群众的斗争（压迫罢工示威等）；另一方面必然要指使一般官僚化的黄色的领袖，召集工贼走狗的非群众的五一纪念会来欺骗广大群众。党必针对着这样的形势，坚决执行独立的政治号召，并且要坚决准备激烈残酷的斗争。决不应号召群众去参加国民党组织的黄色领袖会议，因为他们的会议并没有群众，而且决不要群众去参加的。如果我们采取参加的政策，便会失掉了我们独立的政治的领导，失掉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所以党必须坚决的去号召群众的政治罢工，组织广大群众的示威运动，反抗国民党的压迫，并极力揭破国民党欺骗政策。（四）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陈独秀与脱洛斯基派）以及与他们有政治联系的黄色工会等，他们在五一节必然是要极力进行他们的欺骗政策。就是一方面组织群众的会议来宣传他们的改良欺骗的政纲，另一方面极力阻止群众的示威行动，引导群众走向合法请愿的道路。党的策略是要更坚决的进行反改组派第三党与取消派的斗争特别是反黄色工会的斗争，尽力去揭破他们的欺骗，宣传我们的口号，加紧在各工厂作坊的组织，特别是发动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从现在起就要提出同盟罢工罢课举行“五一”示威的鼓动，把广大群众夺到我们政治影响之下来。使“五一”的行动完全在我们领导之下举行伟大的示威，使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黄色工会等在广大群众的前面破产！固然不可忽视这些改良的派别在群众中仍有他的幻想的残余，并且他们必然要在群众中加紧他们的活动，可是只要我们从现在起加紧这一斗争，无疑的可以战胜他们，因为现在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极便利于我们工作的进行。这就是说各级党部必须坚决的执行独立的政治号召，加紧准备“五一”的示威行动，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这一示威是否能号召广大群众参加？从现在起就特别加紧反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黄色工会等的工作是主要条件之一。（五）我们五一节的宣传的中心口号应该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争取组织工会与罢工的完全自由，反对资本进攻，反对白色恐怖，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进攻苏联，同盟罢工罢课。这些口号必须从现在起就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与解释，同时在一个〔切〕宣传上都必须指出要达到这些目的，只有〔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统治。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把这些口号的宣传，联系到群众的迫切的要求与斗争，提出许多群众迫切的要求，抓住一切临时的事变来做鼓动的口号。（六）这一日在上海，南京，武汉，香港，天津，唐山，哈尔滨，奉天，青岛……等重要城市与产业中心必须极力组织广大群众的示威行动，同样在农村中也要组织群众的集会与示威，在赤色区域中更要组织广大群众的武装示威。总之在这一天必须有全国一致的广大群众的示威运动。（七）组织群众的示威运动必须尽可能的运用公开号召的策略。在五一前必须以工会及各种群众团体组织纪念“五一”的筹备会来公开号召群众。并且公开召集群众性的代表大会（至少有几百代表参加使警察巡捕无法逮捕），并要在工厂作坊中举行群众会议与飞行集会等来鼓动广大群众。（八）如果示威行动有号召广大群众的可能，必须准备在示威运动时坚决与巡捕警察军队的急剧反抗，必须以强固有组织的队伍冲破敌人的防御来夺取街道举行示威，夺回被捕的人，防御敌人的冲击，这就是巷战的演习。今年“五一”敌人必然采取残酷的压迫，这样从示威转变到巷战，将是不可避免的形势。必须有坚强反抗敌人压迫，冲破敌人防御的准备，然后才能取得示威运动的胜利。三、组织五一示威的准备工作（九）要组织五一节广大群众的示威，必须严重注意从现在起的准备工作。只有从现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极其充分的时候，尤其是宣传鼓动能深入群众的时候，然后才能取得示威运动的成功。这是各级党部要严重注意的！（十）准备五一示威的第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过去历次的示威运动教训了我们，如果是正在斗争的群众便是示威运动中最勇敢的群众，只有斗争广大的发展，才能号召广大群众来参加政治示威。所以各级党必须从现在起坚决的去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这是组织五一示威运动的主要的条件。（十一）特别加紧工人纠察队的组织。组织工人纠察队是目前的中心工作之一，可是现在组织“五一”示威运动中，尤其特别重要，只有工人纠察队有强固的组织，然后示威运动才有中心的力量，才能冲破敌人的压迫，夺取街道以至与敌人巷战。所以必须从现在起就加紧纠察队的组织与训练，在每个赤色工会的分会或支部中至少有一队纠察队的组织，而且要加以特别的训练，政治与武装的训练。（十二）加紧发展赤色工会。在准备“五一”示威运动的时期，必须举行一发展赤色工会的运动。动员所有工厂支部的同志与赤色工会的会员到群众中去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号召他们加入赤色工会，使赤色工会广泛的发展起来。（十三）建立工厂委员会。组织“五一”示威，单只号召赤色工会会员来参加是万分不够的；一定要能动员无组织的工人，夺取黄色工会的群众都来参加这一示威，然后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因此在每个工厂作坊中去建立工厂委员会成为准备示威中主要的工作。这就是说每一个赤色工会的分会（在还没有赤色工会组织的工会〔厂〕，便由党的支部来执行这一工作）都须在他的本工厂内号召全厂工人的会议，组织五一纪念的筹备会（这就是工厂委员会的形式）以领导全厂工人去参加示威运动，以领导本工厂的斗争，以准备本工厂作坊中的组织宣传等工作。（十四）要特别注意四郊农民与兵士当中的工作，要在他们当中宣传五一示威的意义，号召他们来参加示威行动。在组织上要尽可能的建立农民委员会与兵士委员会，成为他们参加示威的领导的组织。这一工作各级党部决不容有丝毫的忽视，在目前革命浪潮日益开展的时期，工农兵斗争的联系与配合成为严重的问题，因此在各地的五一示威中，必须使他成为工农兵士的总的行动。（十五）加紧“三一八”与“四一二”（国民党屠杀上海工人的纪念日）的工作。尽可能的在这两个斗争日组织群众的示威或飞行集会，并且要在这两次的行动中极力扩大“五一”的宣传，使这一斗争的行动一直发展到“五一”去。同时要注意在这两个斗争日的工作中，检查各方面工作的弱点，以便针对着这些弱点来加紧准备工作。（十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2〕，已决定在五月开会，号召广大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有极伟大的意义。因此在准备“五一”工作中，必须特别注意这一宣传，并且要把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为“五一”示威的中心口号之一。（十七）要执行这些工作，动员支部与全体同志，自然是首先的工作。因此各地党部必须积极的召集各种党内的会议，特别是支部会议与活动分子会议，讨论这一策略，与具体的工作。并且在准备的时期要继续召集这些会议来检查工作，督促工作。到了相当的时期，便须组织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力量来指挥这一工作。（十八）在这一工作的过程中，在党内有几个严重的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是建立支部的生活与支部的纪律，必须支部的生活与支部纪律健全起来，然后才能动员全体同志与广大群众。对于这一策略路线怀疑动摇的同志，以及对工作不积极怠工的同志，必须推动支部同志起来严厉的批评，以至对这祥的同志加以纪律的制裁。第二，是发展同志，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必须尽可能的发展新同志，发现了群众中的积极的分子便须很快的把他介绍到党内来，不仅是支部同志要注意这一工作，并且一切群众工作的同志（工会与互济会等）都须极力注意这一工作，使党在组织这一政治示威的过程中有极广大的发展。这一工作在加强革命的主观力量，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成为异常严重的问题，中央对这一问题另有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必须唤起全体同志特别注意！（十九）执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反对党内的右倾危险，对于一切错误的观念，必须严厉的争斗与纠正；对于这一路线动摇怀疑的同志，更须严厉的批评，经过批评还不接受或改变的同志，便应毫不犹疑的与以纪律的制裁。现在右倾机会主义成为党内异常严重的障碍，只有坚决与右倾的危险斗争，才能执行中央指示的正确路线。四、实现“五一”示威以后的策略（二十）现在特别加紧组织“五一”示威，决不是以实现“五一”示威为目的，而是要使这一伟大的政治示威，推进革命更快的向前发展。并且统治阶级无疑的要极力来压迫这一示威运动，所以我们要准备着继续坚决的斗争。在“五一”示威后便须马上组织反抗帝国主义屠杀，拘捕压迫的政治罢工，或者争取八小时工作的罢工，推动这一斗争广大的发展起来，一直发展到“五卅”的总的行动方面去。各地党部对于这一点必须严重的注意！五、执行这一通告的注意点（二十一）各省委接到这一通告后，必须马上转发到下级党部去讨论，并决定具体的工作计划立即执行，同时详细的报告中央。（二十二）到了“四一二”的前后，便须把执行工作的情形，国民党对五一的准备，和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活动的情形，详细报告中央，以便中央有进一步的指示。（二十三）在“五一”示威以后，更须有详细的专门的报告到中央来。（二十四）过去各级党部对于中央通告讨论与执行的经过毫无报告，使中央无从考查各地工作的情形，这是异常严重的错误，在这一次工作的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纠正这一错误，决不可把对中央的报告作为次要的工作，千万注意！中央一九三○、三、十三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为组织世界广大工人进行反对失业的斗争，共产国际西欧局于一九三○年二月决定：以三月十二日为反对失业的国际斗争日。随后，西欧各共产党会议决定改为三月六日。据此，全世界各大城市工人于三月六日同时举行了反对失业的大示威。〔2〕是指由中共中央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起，一九三○年五六月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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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一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一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一、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发展到目前准备中的蒋阎直接开火，已牵动了中国全部的生活。从两广到顺直，从四川到江浙，没有一省不受着军阀战争之直接祸害的。过去一年多的战祸，已使民族工业日趋衰败，交通机关日益破坏，农业危机与灾荒现象更日加深入与扩大，虽富庶之区如江浙都不能免，因之群众生活的痛苦更日益走向绝地：饿死的，战死的，被屠杀的几遍布在全中国的城乡，失业工人，破产农民，以及灾民伤兵更成千累万的不绝于途。这些，都是造成革命新浪潮更加成熟的客观基础自然现在这一形势的开展，一方面决定于统治阶级之日趋崩溃，另一方面则决定于广大群众斗争之日益高涨与革命的主观力量之日益加强。在统治阶级营垒中，中国军阀的火并，主要的是反映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冲突的加紧。伦敦海军会议之露骨的冲突，是更加证明世界大战将无法避免，而且要更快的来到。因此，中国国民党军阀统治处在这帝国主义列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激烈的争夺之下，将永无可能挽救其必然崩溃的命运。在群众斗争方面，自最近上海电泡厂，同兴鸿章纱厂，电气厂的工人罢工示威以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屠杀和资本家的欺骗压迫，唐山路工的罢工示威，包围路局，并打死黄色领袖，青鸟工人武汉纱工之不断的向统治阶级示威，益发证明工人斗争是走上了政治的直接斗争的形势。加之农村斗争的发展和深入，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和胜利，敌人军队中的兵变之惊人的发展，更足以说明全国群众斗争之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因此，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不断的进攻苏联，便为其压迫革命挽救危机之唯一的冒险尝试，因此，我党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加强政治领导，加强主观力量以反抗和冲破反动统治的压迫与进攻，以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党的进步二、过去半年自八一运动〔1〕后，党在政治领导上的加强，的确有很大的进步，最显著的是：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两大任务之确定，反富农斗争与纠正过去党在黄色工会中机会主义策略的错误，与机会主义——反对派之取消主义及党内各种右倾思想之艰苦的斗争以及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任务前面之具体策略的规定和执行。同样，半年来党在主观组织力量之加强上，也得着显著的进步：一般的说党的基础是稳定了（城市党员日有增加，农村党员没有象以前那样增减无定，一差几万），主要的是工人党员比半年前增加一千三百多人，产业支部增加数倍，中心城市工作（如武汉，广州，哈尔滨）不仅恢复而且有了发展，各地党部渐能抓住工作中心，党内反取消派斗争收成〔到〕了初步的成功，党的政治影响扩大，争取公开活动路线有了相当的成绩。这些政治领导和主观力量之加强是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党在这上边的进步，谁也不能否认。只有闭着眼睛讴歌反动统治稳定的机会主义陈独秀派和反对派才会不去看这些事实，才会否认目前形势而发出种种取消主义的主张以取消革命。党的总任务与中心策略三、因此目前党的总任务毫无疑义的是更加重了党之争取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全国危机的加深，“反帝国主义”，“武装保护苏联”，“反对军阀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反抗资本进攻”成为目前最迫切的中心任务，而“争自由”“要土地”“要饭吃”成为动员群众最中心的口号。配合这一切斗争的领导，汇合这一斗争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在这一总路线下，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确定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为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暴动的中心策略。只有坚决的执行这些中心策略，坚决的在这一集中进攻的总路线下加强党的主观力量，革命才能争取到全国的胜利，首先争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特别是武汉及其邻近的省区，表现着更多的可能。中央六十号通告指示现在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路线完全是正确的，但中心策略的指示还不十分明显，如在工人运动策略上以组织同一产业职业的同盟罢工为中心而未将组织政治罢工为中心，在农民运动上没将组织地方暴动提作中心策略。在各地党部更有许多错误观念，如以为目前组织同盟罢工，只是经济罢工的，甚至顺直省委中人还有以唐山路工罢工纯是经济斗争的；许多农村斗争已发展到地方暴动形势而迟疑不敢领导，甚至江苏外县党部还有怀疑和放弃游击战争；对兵士运动更有忽视兵变甚至放弃兵变领导的根本取消倾向。红军的集中进攻在有些地方确已收有效果（如鄂东，鄂东北，赣西南）。但在这主要的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尤其是反帝运动尚未为全国党部所重视，而成为造成全国革命高潮最有力的条件；反改组派的运动与组织城市贫民斗争，也还未成为各地党部的中心策略。右倾危险同样，党在主观力量加强与工作布置上，也还有严重的缺点：一般的说各地吸收产业工人入党还不努力，引进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做得很少，支部不做群众工作，全国至今尚没有真正一产业的阶级工会和雇农工会（仅浏阳有一区有），工人武装的组织和训练除上海外尚没开始。在地区上说，全国工作的配合，长江下游缺乏重工业工人运动之加重，士兵运动软弱，尤其浙皖工作没起，与农村富农路线领导，是最严重问题，长江上游最严重的是交通工人中工作太弱，士兵工作少主观上加强，农村中地方观念，保守倾向，尚普遍于湘，鄂，豫，等省，城市工作，在湘赣等省缺乏配合，南方的缺点，首在没有反帝，和海员工作的进步，中心区域（如广东中路，广西梧柳）工作不够，士兵工作少有办法的进行；北方的工作以铁路矿山工运中的党员黄色倾向为最严重，次之便是农村斗争没有坚决发动和领导，士兵运动尚有重视军官的错误倾向，山东山西的工作又还没有恢复和发展起来；满洲工作是后起的，最主要的缺点是反日和重工业工人中的工作不足，与沿铁路的农村和中心军队中的工作一般缺乏。在倾向上，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斗争中的尾巴主义倾向，城市黄色倾向，农村富农路线，干部中留恋旧的基础与调和倾向是目前政治上组织上最右倾的表现。因此党在目前，若不坚决的执行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若不努力的加强党的主观力量，若不适当的配合和联系各中心省区的工作，若不无情的肃清党内右倾的政治思想与组织观念，则直接革命形势还会因之延缓，即或一省或几省的暴动形势首先成熟，革命也还会遇到挫折的。中心策略的解释四、在实施目前的中心策略，中央更有下列的解释和指示：第一、在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的总策略下，自然要以发动一厂一业的工人斗争，尤其是组织同一产业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为主要的战略。现在的局势，不但同—产业职业的同盟罢工在其组织赤色工会与准备罢工的过程中离不开政治斗争的关系，即一厂一业的斗争也一样要关联到政治斗争，尤其是失业工人的斗争一发展便是向政治斗争。因此在目前反动统治极端的压迫下，我们要抓住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每一压迫工人屠杀工人的事件来发动组织政治罢工，扩大一厂一业的政治罢工到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同时更要推动一厂一业乃至同一产业的经济罢工发展到政治罢工，要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成为组织政治罢工的生力军。在组织上，要加紧建立产业的阶级工会，加紧发展一工厂一作坊的赤色工会分会或支部以扩大赤色工会的基础，尤其是党的每一生产支部，必须立即在其所在的工厂作坊中建立赤色工会分会或支部，同样要加紧失业工人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在每一斗争中必须运用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以吸收全厂全业的工人群众，而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更成为团结全厂工人群众推翻黄色组织接受赤色工会领导之最迫切的要求。实行这些组织，首先要肃清工会运动中之委派制度命令主义的残余。必如此，政治罢工才能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且才能成为有力的扩大。必如此，一切政治动员的示威才能在这样基础上有广大的发动，才能以集体的力量冲破敌人的一切压迫和武力摧残。必如此，才能使政治罢工与示威的发展做成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第二、在组织地方暴动的总策略下，首先要深入农民的土地斗争与发展游击战争。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亦必须以组织地方暴动建立城市领导来打破过去苏维埃政权躲避乡村或将苏维埃秘密起来之种种取消和保守倾向。尤其重要的反富农路线的斗争是深入土地革命的先决问题。同时，打破游击战争中之上山倾向保守观念分散政策等等农民意识和土匪倾向，是组织地方暴动的必要前提。在目前形势下，许多游击战争尚未发生的省区（如江苏，如北方各省）更必须坚决的发动和领导农民的武装斗争发展到游击战争并配合成地方暴动，务使这一武装斗争不再长期停留在小的游击方式，要与城市的工人罢工兵士兵变相配合以适应目前政治形势的发展，而更便利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组织上，在农会中，苏维埃的政权机关中，游击队中，必须树立雇农贫农坚强的领导，必须坚决的以斗争的方式肃清富农分子，而抓紧对于中农的联合。尤其重要的是雇农工会的建立，必须成为党的每一农村支部之最迫切的任务。第三、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军阀继续战争中实现失败主义之中心的策略。现时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士工作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一切对于兵变策略的动摇与忽视兵变潮流的倾向都不容许。进行组织兵变，要能经过士兵群众的日常斗争，要更有士兵委员会形式的公开斗争组织，在实现兵变的条件上，当然要计及当时的客观环境与工农群众斗争的情形以决定兵变的配合与其发展方向，但这决不是取消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兵变总策略，更不是限制了兵变策略的实施，且全国兵变潮流愈能得到党之有计划的有组织的领导，全国工农斗争浪潮才愈能得到有力的配合而准备发动全国的暴动。第四、扩大红军的总策略是要建立在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之整个基础上的。红军的生长是由于土地革命的深入与游击战争的发展，但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红军的作用必须在集中进攻的原则下，才能更加显露其对于全国革命的政治影响与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直接动力，尤其是在目前形势下，红军的发展与扩大，只有在这一原则下，才能更有利于准备全国暴动的配合。一切分散红军，逃避敌人进剿，向偏僻地区发展的观念在现时局势下，便成为极端错误的取消观念，因此，红军扩大的计划必须首先从扩大与集中农民武装的组织，坚决的肃清反动的武装，广大的宣传工农群众投身红军，有计划的进行组织敌人军队的兵变做起；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以摧毁敌人的要害，以联系地方暴动到城市工人斗争的领导之下，才能更推进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第五、在上述的主要策略下，反帝运动反军阀战争的加紧是联系一切主要斗争的骨干。尤其是反帝斗争必须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发动群众起来，形成广大的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高潮，必须深入到一切乡村及敌人军队中，尤其是重要城市的反帝组织与其全国的联合更成为一般的必要。城市贫民运动及其组织在目前是辅助城市革命斗争发展的主要同盟军，党及工会必须吸收城市广大贫民群众于一切斗争的周围，尤其是争自由运动。在目前形势下，改组派的一切活动将更要障碍革命浪潮的开展，将更要吸引落后的群众走入妥协改良的幻想，因此，坚决的反对改组派的斗争，揭破改组派在群众中的一切欺骗以至第三党反工人阶级的活动是目前决定革命胜负的必要前提。五、为保证目前党的中心策略之有力的执行，党必须更加紧于主观力量之加强与工作之适合的布置，向产业工人发展，坚决的引进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努力的从斗争中改造党的旧基础，督促支部做群众工作，有计划的建立各中心城市的产业的赤色工会和农村中的雇农工会扩大党纲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是目前最主要的组织任务。在工作布置上，中央要更加强对各地的政治指导，要使中央党报更能成为指导全国政策和组织群众的中心力量，要更特别加强对于全国重工业工运的指导，尤其是海员铁路兵工厂矿山的工运。关于中心省区的工作，中央及省委都要以更大的努力纠正过去的一切缺点，尤其是注意各种主要工作的配合与联系。党内反一切右倾的斗争及与取消派在党内党外的斗争成为目前保障党的路线坚决执行之主要的条件。各级党部必须认清陈独秀取消派和反对派在工人群众中的一切活动已走上破坏革命的工贼道路，尤其是在目前形势中，取消派必然要诋毁党的政治路线是盲动主义。因此，党必须坚决的将取消派从群众中驱逐出去，尤其是要从思想上理论上肃清取消主义的路线。因此，党更须从根本上肃清党内一切右倾的政治思想与组织观念，尤其是调和倾向。以彻底消灭取消派在党内的客观基础，以保障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央一九三○、二、二六日根据一九三○年三月一日《红旗》第80期刊印注释〔1〕指一九二九年“八一国际赤色日”运动。参见本选集一九二九年册《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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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知第八十四号——为争自由运动（一九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知第八十四号——为争自由运动（一九三○年二月二十日）〔1〕一、在国民党法西斯式的残暴压迫之下，不独工农遭受残酷的屠杀，即是广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同样也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丝毫自由，而且政治上的压迫，必然会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而日益加深。在这种极端的反动统治之下，可以发生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自由运动，它是承认国民党的统治，希图在三民主义反动政权之下来实现民主立宪制度（如陈独秀胡适之等提出国民会议一类的口号）；另一种是革命的自由运动，它是要根本推翻现存的统治阶级来实行彻底的民权主义达到真正的自由。前一种自由运动的实质是企图消灭革命斗争，是革命发展极大的障碍，后一种自由运动它是能够推进革命向前发展，因此它必然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并且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自由运动，才会有发展的前途。二、最近在革命成熟复兴的过程中，上海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革命潮流的推动发起了一个争自由大同盟的组织，在开成立大会时，发言人都表示不满现在国民党政府的残暴，并且通过了一个争自由的宣言，这一运动的发生显然是由于全国工农革命斗争的复兴，掀动了广大群众，使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界也渐在革命潮流影响之下起来为自由而斗争的表现。现在上海自由同盟的发起人成份中，虽然没有改组派第三党和取消派分子，这些分子并且是在破坏这一运动，但是我们要认清，在目前阶段中还是一些著作者教授新闻记者律师和学生，他们在口头上虽然表示左倾，并且可以影响全国的青年群众，但到了工农群众加入这一运动，必然免不了分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先锋，应当坚决领导这一运动走向革命的道路，因此各级党部应当号召工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参加，要尽量扩大使之成为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的组织。三、我们党在领导这个运动当中必须注意下面几个策略的运用：（一）这一运动必须成为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在推翻国民党赞成土地革命拥护苏联纲领之下来发展工作；（二）必须公开号召并且使之成为斗争的组织防止走入合法运动的倾向；（三）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以及国家主义者必然会要进行破坏的工作，自由同盟必须公开批评攻击他们的反革命作用，他们破坏的方式甚至是加入进来夺取领导，使之变成改良主义的自由运动，因此我们只能允许赞成同盟纲领的团体或个人的加入拒绝他们领导下的团体加入；（四）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小资产阶级成份的动摇，并须随时给这些动摇倾向以无情的批评，绝不可犹豫而导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四、为扩大这一运动特定下列办法，望各级党部遵照执行：A、各地应将大同盟宣言登载于我们影响的公开刊物上，并且设法在当地各大报上能够发表，尽量使这宣言广泛传播到群众中去。B、在我们党办的群众刊物上除上海香港半公开小报外不必转载，惟须作文批评，指出争得真正自由，只有在工人领导下推翻国民党政府才能获得。即半公开小报上亦应如此。C、发动各种工农学生等群众团体发表宣言拥护，并在当地发起同盟分会（尤其是北京天津香港广州武汉开封青岛哈尔滨奉天厦门重庆等重要城市），在工厂农村学校中成立支部，我们领导的工农会及学生会青年团体，可以团体加人。其发表的宣言尤其是工会宣言应注意带有批评性。D、在各工厂农村及学校中要组织群众会讨论争自由的问题，发动争自由的群众行动，尤其是在上海要利用有社会地位的发起人组织公开讲演，各学校可以公开邀请他们去讲演。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填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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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一九三○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一九三○年二月四日）一、自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遭了失败，无产阶级受了莫大的损伤，但普遍在南方的农民土地革命却并未因之死灭，反而因中国党脱离了机会主义的领导，坚决的领导农民作艰苦深入的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于是从湘鄂赣三省的秋收暴动，蔓延发展成为整个南方的游击战争。从海陆丰醴陵琼崖等地方苏维埃之成立，中间虽经敌人不断的会剿，不绝的破坏，但两年以来农民苏维埃的政权，始终未尝绝迹于中国。及最近，遍长江及珠江流域各省，几无不有苏维埃区域及游击战争的存在。红军的发展自朱毛第四军至最近鄂东因大冶兵变而成立的第八军，总共已集中的武力不下五万人，散布在两广闽赣湘鄂豫诸省，其中游击队及赤卫队的数目与其他浙皖等省已集中的农民武装尚未算入。在北方，许多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回民的暴动，蒙古的民族革命运动，在东满的朝鲜农民运动固还没能全在我党领导之下进行，但南方土地革命的影响却已牵动了北方广大的农民群众逐渐的加入这一战壕，使乡村中反地主的斗争将与反军阀捐税的斗争同样的开展。在南方，这些苏维埃区域的存在，红军与游击战争的发展，发动了成千成万的农民群众卷入这一浪潮，天天都有几万群众在发动，这是过去海陆丰醴陵苏维埃政权时代的特点，现在闽西，赣西，潮梅，赣东北，平浏，鄂东，鄂西几个大的苏维埃区域，同样都是围绕着几万几十万的农民群众，在进行没收地主土地，推翻豪绅统治，建立自己武装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一伟大的革命事实的存在和发展，便连反动统治的报纸都不敢予以否认，除非闭着眼睛坐在研究室的取消派，才会瞎说中国革命自失败后便一直死亡到而今，才会否认中国革命中农民战争的作用，才会讴歌中国统治阶级有了或将有资本主义的稳定。凡是革命的群众都会承认国际与中国党六次大会所指出的中国革命只是暂时的失败，全国的形势是在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二、固然，全中国革命高潮将要来到之最主要的象征，还是大城市的工人斗争的复兴，但继续两年来的农民土地斗争与红军的发展，的确反证了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是决无稳定可能，而且因军阀战争之继续必然日趋崩溃。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目前全中国工人斗争的浪潮已日渐急剧，尤其是经过最近北平人力车夫的巷战，唐山路工之示威打死工贼，中东路工之推翻黄色领袖，武汉纱厂工人之包围公安局，上海电气工人之示威游行，沪西工人争工会自由的罢工，在在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之革命领导的发动是日在成熟。而士兵群众的革命化，有组织的革命兵变逐渐发展，贫民斗争的左倾，反帝运动之日益激烈，更能与全国的工农斗争日渐配合的向前发展。虽目前因为敌人压迫的严厉与欺骗的巧妙，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充实尤其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我们还不能预言这一实行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到来的速度，但我们必须坚信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并不是很远的将来的事。尤其是革命的斗争向着平衡而有配合的方向发展时，这一前途将更有在伟大的工人斗争领导之下实现的可能。因此党的策略必更须注意于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联系，要使广大的农民政权与武装不仅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要使其在无产阶级坚强的领导之下联合起来，更有组织性的行动起来，而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直接动力。因此，中央特号召全国各级党部尤其是农村地方党部在群众中公开宣传今年五一节将开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以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三、这一大会的召集将以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党为主要的发起者，各地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亦将被邀请列名。他的任务毫无疑问的在目前革命斗争紧张的情势下，将有他更伟大的历史使命要担负着。这一大会首先要解决的是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之更一致的联合行动，他要在无产阶级坚决的领导之下实行工农联合，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肃清一切反动武装，坚决反对富农，根本消灭豪绅地主的乡村统治，普遍的建立农民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政纲，集中农民武装，建立红军赤卫队，加增雇农工资，发展雇农工会。这一大会要使这些任务都能有具体的规定，有实际策略的讨论，有与城市工作的配合布置，有每一区域及每一红军之发展方向的决定，尤其重要的是要与工人斗争士兵贫民运动反帝工作建立密切的联系。许多游击区域及红军在全国或一省几省的范围更应确定其统一的指挥，苏维埃政权下的实际政策与红军的发展计划亦应有一具体的讨论和规定。自然最根本的还应将这一大会之召集做成广大的运动，要知目前农村苏维埃与红军之发展是处在极艰苦的斗争时期。只有斗争，才能削弱敌人的统治，才能消灭敌人的武装！只有斗争，才能扩大苏维埃区域，才能发展红军！我们现在要使这—斗争，不仅单发展在许多南方乡村，并要影响到大城市，更能得到无产阶级的领导，要发展到北方，更推动着北方的广大农民深入于土地革命，要波及到敌人军队，更吸引着成千成万的武装士兵投身到红军中来。因此，这必须有一广大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运动，才能更加推动这斗争的发展与影响的扩大，苏维埃大会召集的本身意义，其最主要处便在此。中央特号召全体同志重视这一运动，宣传这一运动，准备这一运动，务使这一大会不仅能召集成，能生产出许多决议与计划，且更能因此运动而更加发展苏维埃区域，拥护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以促进直接革命形势与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之更快的到来——这才是主要的成功！四、大会的布置将由发起者通知各地，中央拟定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中的重要代表，将先集一地开一预备会议，讨论并起草一切议案，然后再开大会于某一被指定的苏维埃区域，同时举行全国拥护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示威运动，会议的代表除工会代表外各苏维埃区域应有二人以上之主要代表，红军如军应有一人以上之主要代表，其他游击区域及农民斗争区域亦应有一人以上之主要代表，至其他群众代表农民赤卫队代表则由各地酌选，但每区至多不得超过五人。详细的办法，将由发起者及中央另函通知，主要的宣传与准备工作，各地党部必须立即做起。关于红军的材料，《红旗》已出有专号，苏维埃材料，中央亦将陆续印布供给各地。同时各省省委以及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中的同志亦应将苏维埃及红军中的实际斗争材料尽量的做成报告与文章寄来中央发表，以扩大这一宣传。如有图表更好。各地党报及工会刊物应登载这类文章，各种工人群众集会罢工示威应提出“拥护中国红军与苏维埃区域”的口号以引动群众的注意，有可能时，更应作简短的报告以深入宣传。在工人群众中更应广大宣传红军的作用，号召失业工人投身红军，组织工人参观团去参观苏维埃区域及红军，及进行实际的工农联合。互济会亦应加紧其三月中援助红军运动周的工作，以推动更广大的群众同情于革命的反抗，并密切此城市与乡村的联系。青年团要在这一运动中加紧其为青农利益的斗争，进行少年先锋队的组织与士兵运动，特别是要吸收更广大的青农到自己的队伍里来，以扩大目前青年团在乡村的狭隘基础农妇工作也应同样被视为重要，同样要发动她们为斗争中主要的群众，这一切准备工作，要在各地发动起来，要使这一运动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骨干，成为爆发全国革命高潮的主要信号之一。中央一九三○年二月四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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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九三○年一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1930）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九三○年一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通过）年前十月二十六日的国际来信，对半年来的中国事变与党的目前主要任务，都给了明确的分析和指示，这足以证明中央于二中全会后，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一般的是正确的。只是中央在策略的运用和工作的布置上，尚仍不免犯有错误，虽中央已曾自觉的改正过来，但国际这一指示，确给了中央更有力的督促与帮助。因此，中央除完全同意国际来信的指示外，更成立下列的决议：一、全国的危机与革命的新浪潮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一方面是农业危机之深入，民族工业的衰败，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重新爆发，而各派军阀的背后，都站着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剧烈起来；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之迅速的发展，如罢工，工人斗争，农民斗争与暴动之增加。中东路事变之起，也因帝国主义之内外的危机加深，苏联因五年计划之成功而日益巩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激烈，帝国主义乃更要首先压倒世界革命大本营的苏联，故指使国民党军阀进行军事的进攻。目前向全世界唯一的工农国家的进攻是失败了，虽然现在以和平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但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正准备更大的更高度的新的进攻。同时因进攻苏联而引起的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营垒的矛盾与对抗，亦更加剧烈。故党必须断然排斥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将帝国主义相互冲突与其对苏联的冲突平列来看之非阶级的观点，因为如此，必然要减轻全世界无产阶级拥护苏联的任务。纵然在帝国主义间为夺取市场与原料，为增加军备，特别为瓜分中国之不断的斗争使他们彼此的矛盾更加尖锐，但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最大的危险，却是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国民党反动统治一年来的外交政策，如借款建设，关税自主，撤消领事裁判权等，都已完全破产。国内政策，则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白色恐怖的压迫，既没能真正缓和与压住群众的革命运动，更不能使这一企图在和平统一问题上求得丝毫成就。这一切尝试之根本失败原因，自因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强与其所操纵的军阀战争的继续，以致一年来许多民族工业日在衰败（特别是面粉业、丝业、航务、矿务）农业危机与灾荒现象更成为大革命失败后之经常状态，而外国资本在全中国经济生活中却日渐扩大起来。机会主义——反对派闭着眼睛说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陈独秀语），所以“下一次革命爆发之前，必须有经济的复兴”（刘仁静语）；这种取消主义的估量，完全敌不住现实生活的一击！因此，目前中国工农生活更加一般的恶化：城市的大批工人失业，物价腾贵，工资减低，工时增多，工作加重；农村中大量农民失业破产，大量的灾民无法生活；军队中士兵生活苦到万分，成千整万的死在战场；这些都是造成革命新浪潮的客观基础故近半年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在上海每月有成百次的斗争，北方有天津电车工人的罢工，开滦五矿的斗争，北平人力车夫的巷战，青岛纱厂工人的苦斗，武汉有数千纱厂工人包围公安局的示威；农民斗争更是不停息的在南北发展，尤其是游击战争的发展，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土地革命的深入，各地红军的壮大；反动军队的兵变已形成全国的潮流（虽其发动的还多为反动军官的军事阴谋，但客观上却是反映士兵群众不能再忍受军阀压迫的痛苦与自找出路的要求）；同时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复兴，城市贫民的日益不满，使着这一革命新浪潮更加平衡的发展起来。现时虽不能预言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但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的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中央现在正号召全党同志在这一路线上加倍努力。取消派不了解这一革命形势，骂国际及中央是在实行盲动主义，只得由他们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为实现国民会议而斗争去吧！二、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中分出民族改良主义的一翼国际来信很系统的指出：在中国反革命胜利的初期过后，帝国主义及全部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已在生长和深入他们中间的矛盾和分裂。现在这个联盟更分裂成为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一个是包含军阀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当权各派；一个是代表中等资产阶级之现时处在在野地位的改组派。他们都绝对属于反革命的营垒，都参加反苏联的战线，因此，都是帝国主义反苏联联盟的臣仆，是服从于帝国主义的。在当权的各派中间，因为各种矛盾的加剧，根本便没有和平而只有不断的军阀战争。改组派便企图利用群众对此的不满，散布自己的改良主义影响到中等资本家，到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到乡村不满意的小地主及一切富农。他的主要目的是在与当权的各派争夺南京政权与预防新的革命爆发。当他在开始争夺时，他便极端妥协和驯服于帝国主义及军阀，所以陈公博曾主张亲美，汪精卫曾亲去拜会麦克唐纳尔，在军事行动上除靠张发奎外，便要与桂系冯系乃至北洋残余联合，在政纲上首先以“讨俄不力”罪南京政府以献媚帝国主义。同时，用国民会议的口号来欺骗群众，实际上是迎合各派军阀的分赃主张，这不仅表示改组派没有能力树起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权，尤其是在革命浪潮更加发展的条件之下，他必要很快的丧失他在野党的态度，很快的与当权的各派合并，重修旧好“成为统一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来一致压迫革命。只是，现在革命浪潮尚在初期，群众中尚存有对国民党改良主义的幻想，改组派不仅“还没有来得及在劳动民众之前完全暴露自己的真相”，并且他还以代表工农小市民的理论，以国〈民〉会议（这也是托洛斯基派陈独秀的口号）树立民主势力的口号，以爱国主义的欺骗，甚至在上海利用“四次暴动”〔1〕的名义，在广东利用“农民自卫军”的名义，在北方利用群众不满意政府的情绪，来哄骗工农群众供他军事阴谋的牺牲，做他争夺国民党部的工具。这些，确如国际所指，都极需要党与他作“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他的反动妥协欺骗的影响”，这实是革命争取胜利与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之必要的前提。中央在过去一年多工作中一开始便指出改良主义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反改组派斗争是我党中心任务之一。特别在每一次的群众斗争中都提出坚决反改良主义反改组派反第三党的口号。确实的，这一工作做得还不充分，客观上自然会给下级党部一般同志以更加忽视的机会，在少数同志中间（如过去直隶，江苏，浙江，安徽等少数外县党部）便有如国际所指出的“常常要用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各种变动和勾结，来代替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甚至加入国民党企图掩护，——这简直是“机会主义公开的露骨的表现”，中央与省委都曾予以极严厉的斗争。还有在敌人军队中做工作的分子，亦有表现出机会主义的见解与行动的。但这决不能如机会主义——反对派解释成为中央对改组派有幻想，中央与军阀们勾结，因为这不仅是造谣，且是蒋介石污蔑共产党之最好的间谍。三、全国危机中的特点在全国危机与革命新浪潮中，国际指出两个中国式的特点：一个是军阀战争的继续，客观上是在日益削弱反动统治的政权，引导工农群众走上反抗运动的道路；另一个是农民战争的发展，北方自发的回民暴动，蒙古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红枪会大刀会等类的武装斗争，与南方各省的农民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相互呼应着，而成为革命浪潮中一个主要的支流。密接着这两个特点发展的便有普遍全国的兵变潮流。然而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在这一切革命斗争中，中国党确已渐能树立起自己的领导力量，尤其是去年各地的政治示威与农民游击战争，但还不能令人满意。中国党的领导力量及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还跟不上工人群众斗争的发展。赤色工会数量的微弱；黄色工会的影响还大；党过去在黄色工会中策略的错误，这些错误实际上是把赤色工会的作用估量得过低，没有完全了解独立领导的意义；党过去还很少有计划的组织工人阶级经济的政治罢工；党更没能够很注意吸引革命的工人干部在自己的周围，也没有充分注意于在广大基础上组织雇农工会的预备工作。在农村中，因为党过去策略运用的错误，致使富农路线常常代替了党的正确领导；南方游击战争发展区域，有些地方，地主的土地还未没收；北方各省看着农民自发的或为反动领导的群众武装斗争，我们不能领导，而自陷于合法运动和平发展；在江苏已有无数次刀匪群众的武装，而仍有人怀疑到在南京政府直接管理之下，游击战争是否可能。许多兵变客观上只有与土地革命汇合才是出路，但我们不能领导。反帝运动之单独组织与经常斗争，在许多大城市中甚至如香港，天津，武汉，奉天，都还缺乏；广大的城市贫民尤其是在北方，党还没能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工人阶级在城市的有力同盟军。这一切尾巴主义的严重现象，在许多地方许多工作上部〔都〕表现出，尤其是对取消派以及对改组派有幻想的分子，都需要党予以无情的斗争。必如此，党才能转变“成为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发展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必如此，党才能打破目前主观力量跟不上客观发展，尤其是工人阶级自发斗争的主要危险现象。四、党的目前主要任务依据上面的分析，就足以规定中国党目前的任务，同时足以证明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所指出的主要任务与策略完全是适合于国际的指示的。第一，党必须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必须在一切宣传与鼓动上，最大限度的暴露国民党一切派别的反革命作用，必须在群众一切日常斗争中联系到目前两大任务，发动群众斗争到更高度经济的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斗争。应准备群众，破坏一切军阀派别的政权，破坏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之一切企图“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成为党在群众鼓动中主要的紧急的口号。过去拥护苏联的口号，在许多城市已收了相当成效，反之，在广州暴动纪念中之反军阀战争的动员，却还没能扩大起来，这需要各地党部予以极严重的注意。第二，党必须以改良主义为目前革命复兴中之最危险的敌人，以反改组派的斗争为争取群众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之最主要的前提。党必须以最大努力最坚决的发动群众的直接斗争，去破坏改组派的一切影响与领导，去揭露改组派的反革命的面目。只有群众斗争广大的向前发展，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坚决的领导斗争组织斗争，欺骗群众抑压革命的改组派，没有不在群众革命巨潮之前跌落下的。青岛纱厂工人，上海码头工人，开滦矿工，北平人力车夫的伟大斗争前面，改组派总是仓皇失措转而与当权的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来压迫工人的。但我党的领导亦常常在这种斗争前面表示软弱畏怯，甚至不能给改组派一个适当的打击，这在客观上无异于挽救改组派在群众中已失的信仰。同时党必须更积极的暴露改组派所谓代表工农小市民的政纲，实际上是在代表资产阶级说话，反对工人，反对土地革命，而投降驯服于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指出苏联是中国革命的好友，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以揭破改组派爱国主义的欺骗；以工农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行动，答复改组派反革命的军事阴谋；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回答分赃会议式的国民会议的号召。在这里，同样要注意现在反动统治的当权各派，一样是以改良主义的语句来欺骗群众，来抑阻革命，我们必须如反对改组派一样在群众中反对他们，对第三党的一切活动也要如此。第三，党必须特别注意于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依照中央所决定的有计划有准备的去组织同一产业同一职业的罢工。在配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候，党更须以全力发展政治罢工，立定准备总同盟的政治罢工的计划。党在准备政治罢工的目标上，必须以发展经济罢工为基础，但同时要认清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下，一厂一业的经济罢工常不可避免的要生长到政治罢工，且在斗争一开始时便须有政治要求的条件，以推进斗争局势之开展。在工人运动中，党同时要以建立赤色工会与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成为经常而又切要的任务。党必须坚决的肃清工会工作中的委派制度与命令主义的残留。党必须有计划的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民主集中制的一产业的赤色工会，这便是产业的阶级工会。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每个工厂建立一个赤色工会的分会。在每一个有黄色工会的工厂，必须组织赤色工会的支部，以便动员群众，去扑灭黄色法西斯蒂工会的力量，驱逐黄色领袖，以该产业的革命的阶级工会的分会去代替黄色工会。这必须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去夺取群众到我们政治与经济的纲领之下，我们一切的活动都必须为的实现我们的目的：去夺取群众，以便组织在我们的工会之内，而不是去夺取黄色工会机关中的地位。因此，在客观上必然要推翻国民党工会（不论是改组派领导的，或当权的国民党领导的）压迫的权力，这是帮助发展工农兵苏维埃权力的一种方法。工厂委员会与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在目前更成为必要，这不仅在斗争中去发展，且要成为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树立起全厂工人与中坚的群众组织。第四，党必须更加注意于反帝运动的领导，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之下，一定要加紧反对美帝国主义。过去一年，党在反帝运动中确收有成效，尤其是在五卅，八一，九一，九七等示威运动中，国民党改组派之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的确减低不少。但党还应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强暴表现，来发动群众革命斗争，组织政治示威，同盟罢工以及单独的反帝组织，来吸引工人群众与广大的农民及城市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党并须使反帝运动与工农斗争尤其是反国民党反改组派的斗争相联接。在乡村，要深入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在满洲等地，党更应有计划的在一切反帝运动中，提出直接拥护苏联的口号，以对抗国民党的欺骗，以揭露他们投降帝国主义的事实。这一工作，在哈尔滨一中学生斗争中（一一九示威），曾有显著成效，党应运用这一经验到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去。党要纠正过去忽略城市贫民工作的错误，要知道城市贫民工作比学生运动还更重要，党要组织他们在反帝反军阀战争反捐税争自由的斗争战线之内。第五，党必须以扩大游击战争，有组织的进行兵变，组织地方暴动为深入土地革命的必要条件。党应坚决的肃清乡村党内的富农，排斥农会中游击队中的富农分子，反对党内对农民战争以及兵变的估量不足。党不仅在南方各省要集中红军，集中武装的农民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没据〔收〕地主的土地，便在北方各省也一样要打破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观念，不自限于反捐税的斗争范围，要领导农民直接起来为土地的斗争，一样要领导农民灾民乃至回民自发的群众暴动，夺取被反动领导的红枪会大刀会的武装斗争到革命的领导之下，分化与改编他的组织与系统，以发展游击战争，兵变潮流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且须与农民土地革命相配合，以更加削弱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军阀战争区域，这一工作更有他利便的条件，党应坚决的组织兵变，“最大限度的武装工农，解除军阀的武装，夺取交通的用具”，以彻底实现党在军阀战争中之失败主义的策略。在这一切斗争中，党必须扩大工人阶级的影响，要以全力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同时党必须加强国际的任务：第一，要使中国工农群众明了他们与其他被压迫民族，如印度人，韩人，马来人之相互的关系；第二，要加强与日本及其他各国，特别是与苏联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关系。五、党的领导作用与布尔塞维克化在这些新的条件之下，中国党的根本之主要任务，恰如国际所指是争取革命运动里的领导作用与党的真正布尔塞维克化。只有党完全肃清过去脱离群众的现象，积极的领导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斗争，推动群众斗争日益进到更高的阶段，党才能将自己锻炼成为最有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有党在斗争中，坚决的勇敢的吸引无产阶级积极的斗争分子，来充实自己的队伍，引进斗争的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党才能将自己变成群众革命斗争中之有力的领导者。只有党不断的无情的与党内党外政治上思想上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党才能将自己真正布尔塞维克化。因此，党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他们现在已结成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同时更要认定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富农的思想，黄色工会工作中不正确的策略，对改组派的幻想，对农民战争的估量不足，尤其是党在群众斗争中所表现的尾巴主义取消主义倾向，党内斗争在各方面所发生的调和倾向，以及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危险估量得过低——都需要党以全力来战胜。没有这些胜利的保障，党是不能领导新革命高潮之来到，达到组织武装暴动的任务的。为要切实与一切动摇，犹豫，机会主义，取消主义（这是右倾之最高度的表现）做无情的斗争，各级党部以及全体同志必须执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必须认识自己对于一切错误倾向的存在，然后才能使国际正确的路线，得以坚决的有保证的执行。根据一九三○年二月十五日《红旗》第75期及三月八日第82期补正刊印注释〔1〕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江苏省委拟准备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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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工人与劳动民众（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中国工人与劳动民众（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起来！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全中国造成了贫穷，灾荒，战争，疫厉与死亡！千万万的外债，重重叠叠的苛捐杂税，百分之七八十的地租，高利贷等等一切重担，都加在全中国劳动民众的仔肩上，再加上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种种剥削，使全中国的经济完全破产，使全中国的劳动者失地失业，那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军阀官僚间的不断战争，更加速了这种过程。一切战争的负担，一切战争中所破坏的财产，所死亡的人民又都是我们劳动的民众！全中国的工人与一切劳动民众们！我们过着的真是奴隶牛马的生活。我们的呼号是没有人听见的！我们的痛苦是没有人怜惜的。当我们的满腔热血，为愤怒而沸腾时，当我们拚着性命起来同我们的剥削者，帝国主义者，官僚，军阀，地主，资本家，高利贷者做反抗斗争时，我们就是“反动”，就是“叛逆”，就是“共匪”，我们就遭毒打，杀头、枪毙！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我们的生命真是蚂蚁都不如。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下，我们是奴隶，我们是牛马，我们只有饥饿，流血而死！然而这种压迫剥削与屠杀，我们终究再不能忍耐下去了。我们开始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觉醒了转来，我们开始知道了组织与团结的力量，我们开始同统治阶级做群众的斗争，我们后来知道夺取统治阶级的武装，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最后知道怎样起来举行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建立我们工人与劳动民众自己的政权了。我们在同帝国主义国民党长期的血战中，我们牺牲了千百万我们英勇的兄弟姊妹，我们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毒气炮，毒瓦斯弹，机关炮，机关枪底下，遭到悲惨的命运，我们过着艰苦卓绝的生活，然而我们前仆后继，我们奋勇杀敌，我们终究在残酷黑暗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世界中打出了许多光明的红色的区域，创造出了我们工人与劳动民众自己的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我们更能在许多胜利的革命战斗中间，召集了我们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们！起来！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拥护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我们工农兵自己的国家！在中华苏维埃中间，我们已经没收了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了贫苦的农民；我们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与工人监督生产，改良了工人的待遇与生活；我们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了统一的累进税，以及种种保护工农利益的经济政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间，我们取消了—切帝国主义的特权，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一切武装力量，没收了它们的一切财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剥夺了一切剥削者的政治权利，用武力镇压它们的一切阴谋与反革命，而宣布了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性别的一切劳动民众的自由平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他们的祖国苏联，以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打倒造成全世界经济恐慌，贫穷，灾荒，战争与死亡的帝国主义，去永远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只有消灭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我们工人与劳动民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我们才能从一切剥削者的铁蹄之下得到解放。在江西瑞金集合的当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号召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团结起来与武装起来，去实现这一目的，去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全中国的胜利与巩固而斗争！一切对于统治阶级的希望都是徒然的。必须打倒它们，必须把政权放在我们工人与劳动民众自己的手里，我们才能依照我们自己的希望与意志来安排与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帝国主义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或是工农兵以及一切劳动民众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所应该选择的！在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为了苏维埃共和国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地主资产阶级，怎样在它们灭亡的命运之前，颤抖着挣扎着，怎样利用它们所有的一切力量来压迫与屠杀革命的民众，来向苏维埃共和国进攻呵！它们更驱使它们的走狗，国家主义派，改组派，第三党，AB团，人权派，陈托取消派等等向苏维埃政权狂吠，造出种种欺骗宣传，要我们工人与劳动民众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叫我们不要梦想去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它们把我们为了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民众，目为洪水猛兽，它们把我们“赤色的苏维埃区域”描写成为人间的地狱。它们号召全世界的反动力量来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来实现它们消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企图！然而这只是统治阶级与一切它们的走狗的造谣欺骗！只是因为在赤色区域内，不是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工农劳动民众的政权，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专政，而是工农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所以它们这样咒骂着苏维埃共和国，这样痛恨着“赤化”。但是正是“赤化”，是我们所希望实现的，正是苏维埃共和国是我们要建设的。“赤化”的苏维埃的区域，对于统治阶级与一切剥削者是地狱，然而对于我们却是天堂！在白色区域内我们是奴隶，然而在赤色区域内，我们是主人！全中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向全世界全中国的统治者声明：一切它们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造谣欺骗，一切它们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都是劳而无功的！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更坚决更奋勇的同江西，两广，湖南，湖北，福建，安徽，河南等省的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以及一切劳动民众在一起，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去推翻它们的统治，去争取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起来！全中国饥寒交迫的奴隶们！起来！全中国的工人与劳动民众！我们要失去的是锁链！我们要得到的是全世界！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江西瑞金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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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全世界劳苦民众与各国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节于江西正式成立了，它是中国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它是代替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并且继续号召与组织全中国劳苦民众起来推翻这一统治的政权。它正式宣布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最好的朋友与同盟者。它的目的是在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起来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它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任何侵掠，而主张澈底的民族自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向全世界的劳苦民众与政府宣言，他主张取消一切帝国主义过去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切中国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中国民众运动与屠杀民众借用的外债。它主张一切帝国主义的租借地都应该无条件的收回，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都应该滚出中国去。尤其为得要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力量，它主张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工厂，矿山与交通工具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向全世界劳苦民众与各国的政府宣言：它的最后目的，不但在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且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但是在目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不反对与世界各帝国资本主义的政府重新订立完全平等的条约。在苏维埃区域内，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不违犯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必须声明，任何违犯苏维埃法令的行动，立刻会使犯罪者失去一切自由与他们所有的一切财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更认为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主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切秘密外交的目的，是在欺骗本国的无产阶级与侵掠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众，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坚决的反对任何的秘密外交，而主张外交的完全公开。它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劳苦民众的监督与拥护之下，进行国际间的一切交涉。它将无条件的宣布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同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一切密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号召全世界劳苦民众起来帮助并拥护中国唯一的工农兵革命政府，并同他们的兄弟姊妹们在一起，去消灭全世界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的制度，而走上苏联工农们所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最后必须声明，它坚决的反对世界大战与中国国内的军阀战争，而主张和平，但是它认为：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以它号召全世界的劳苦民众起来，用革命的国内战争消灭一切反革命的战争，取得世界的永远和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于江西根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二十四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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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问题决议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红军问题决议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在国内革命战争的火线中，在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反对封建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无情的斗争中，中国各地零散的工农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三年以来英勇斗争的过程中，红军表现是土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最坚决的执行者，虽然有一些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但他仍然是为着建立苏维埃的中国而继续与一切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红军已经引起了一切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奴隶主，官僚，警察，刽子手，侦探，牧师以及白俄）之极度的仇视与妒恨，他们动员了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和军阀军队加紧向红军进攻。现在敌人虽有极大的军队和精巧的技术，并且在帝国主义充分帮助之下，但仍然不能消灭经验缺乏和技术尚拙劣的红军。现在国内和全世界的工农劳苦群众，对于中国工农红军都是表示无限的喜悦和爱戴。这些情形，完全证明中国工农红军是土地革命和反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武装力量，这也就是证明中国工农群众从长期奴隶生活与一切压迫（地主豪绅军阀的残酷压迫以及血腥的封建式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剥削）之下求解放的斗争，已经开始，而且顺利的向前发展了，中国革命已经达到了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阶段。坚决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了，而且在向前发展着，但是为着完成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在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农民之前尚摆着艰苦斗争的道路，因为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者正在用尽一切力量向革命的工农与红军进攻，这一已经开始了的历史上的阶级战争的胜负，将要以武装的力量来决定。为保护苏维埃政权，扩大苏维埃区域和保障革命的胜利，为加紧与中国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作艰苦的斗争，中国工农群众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在数量上质量上去巩固红军。红军是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保护者。他是阶级的军队，不论在任务上和精神上，他与国民党的军队和帝国主义的军队是根本不相同的。军阀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与群众隔离的，是压迫工农侵略殖民地的工具，是进行侵略战争与军阀混战的，而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是解放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且负有极伟大的国际任务的，红军的武装力量是可以加速全世界反动统治阶级的崩溃，消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军队的。红军是依照劳动群众的国际任务与精神去训练并行动的政治的军队，他是中国历史上有觉悟的革命战士所组织成的，每个红军战斗员都知道为着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为一切劳苦群众而服务，绝不是替剥削者和资本家去压迫工农的。红军政治委员政治部，是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红军中的直接代表，共产党与共产青年团是红军不可分离的组织成分。一切劳动者，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都有武装起来保护苏维埃政权的权利，一切属于统治阶级的和剥削者：军阀，地主，豪绅，官僚，资本家，富农及其家属都不准加入红军。为着革命的利益，在红军必须建立严格的自觉的革命纪律，一切指挥管理以及给养机关必须完全集中统一，用一切力量经常巩固并提高红军的争斗力量，同时必须尽量在红军中提高苏维埃政权的威信。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迅速实现组织并巩固红军斗争力的一切必要的实际办法，大会更具体的有以下委托：（甲）指定最高军事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红军总司令，管理红军的给养与组织以及军事训练，并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只有严格集中的领导（包括一切红军），执行上级领导机关的计划与统一行动之条件之下，红军才能战胜军阀帝国主义的势力，才能扩大苏维埃区域根据地，因此，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其附属机关的一切训令，红军应立刻坚决的执行。（乙）设法增加红军中的工人与雇农成分，尽量吸收工人雇农加入红军，同时大会号召非苏区的工人团体，经常输送革命的工人到红军中来，只有增加工人雇农的成分，加强政治委员及政治部的工作，巩固红军中共产党与青年团的组织，才能保障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丙）大会特别指出，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政治部，共产党与青年团是执行阶级的任务，对于红军政治人员的政治教育和巩固红军战斗力是有极伟大作用的。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制定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以及各种政治团体在红军中的责任与应有权限的各种条例，并使每个斗争员都能深刻了解这些条例的内容。（丁）经常注意改善红军指挥员的质量，这首先就要引进工人，雇农，贫农以及过去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忠实而富有经验的革命战士，去担任军事指挥员及政治工作。（戊）采用一切有力的方法扩大红军的数量（组织新团，师，军），改造红军的质量，按照战术条件去组织争斗单位，创造红军学校，出版军事法令及各种书籍），以帮助红军战斗力去战胜革命的敌人。（己）为保障红军军械及一切必需品的供给，应组织弹药制造厂，兵工厂和统一集中的供给机关。（庚）没有苏维埃政权各方面的积极帮助，红军作战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苏维埃政府应制定革命的法律，规定各级苏维埃机关对于红军的权利和义务，以巩固红军和帮助红军的作战行动。（辛）应制定颁行红军斗争员的誓词。为红军的巩固与扩大，红军战斗力的加强，大会特制定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附后）苏维埃大会号召各级苏维埃，共产党，青年团，职工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和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给红军以更大的，帮助，要记得谁不帮助红军，不去赞助红军的力量，不去赞助红军的纪律，他在客观上便是反革命，反对红军。大会相信有过去光荣胜利的红军，在广大工农群众拥护之下，在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去坚决执行上列各种任务，将来一定是能够消灭全国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完成他自己所负的历史使命！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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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为着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工农革命联盟的巩固，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下列条例，作为目前苏维埃经济政策的根据。一、工业方面（一）为保障完全独立的苏维埃政府，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租界，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等）。在目前允许外国某些企业重新另订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其他各种条例。如这些企业主违反这些条件，实行怠工，关闭企业或干涉苏维埃政府的内政，拥护反革命，则必须立即没收作为国有。（二）苏维埃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尚保留在旧业主手中，尚不实行国有，但由工厂委员会及职工委员会，由工人监督生产，若这些企业主怠工，破坏苏维埃法律或参加反革命的活动，如故意破坏或停止生产，则必须立即没收他的企业，按照具体条件交给工人劳动协作社或苏维埃政府管理。（三）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苏维埃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工厂，作坊，手工业，家庭企业……）。二、商业方面（一）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何苏维埃必须严禁商人的投机，以抬高价格，应解散商会，禁止大小商人以商会名义垄断价格，如遇商人怠工，或经济封锁，危及基本群众主要生活商品的供给，或因红军需要，苏维埃政府应规定必须物品之最高限度之价格，但这种方法，须在必要时施行，有可能即须恢复商业自由。（二）与非苏维埃区域的贸易，还绝不能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同时苏维埃政府应实行监督这些贸易，以保障苏维埃区域必须商品的供给，银币输出必须得该地苏维埃允许。（三）为着整个苏维埃贸易与保障劳苦人民的利益，改良劳动群众必须品的供给，苏维埃政府必须极力帮助消费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苏维埃对于合作社，应给以财政的帮助与税的豁免，苏维埃应将一部分没收的房屋与商店交给合作社使用，并且为要保障劳苦群众的供给，苏维埃政府必须提倡公共仓库积蓄粮食，以便实行廉价供给与接济。三、财政与税则（一）消灭国民党军阀政府一切的捐税制度和其一切横征暴敛，苏维埃另定统一的累进税则，使之转由资产阶级负担，苏维埃政府应该豁免红军，工人，乡村与城市贫苦群众家庭的纳税，如遇意外灾害亦应豁免或酌量减轻。（二）取消过去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及高利贷的契约，取消农民与城市贫民对高利贷的各种债务，严禁预征或债〈务〉的奴役，应以革命的法律严防并制止一切恢复奴役与高利贷关系的企图，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价的退还原主，当铺应交给苏维埃。（三）苏维埃区域内旧的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通行，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须对于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采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四）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农发〈行〉货币之特权。工农银行对于各农民家庭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实行借贷，以发展其经济。这个银行应实行兑换货币，其分行并带征税收。（五）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机关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禁止这些银行发行任何货币，苏维埃应严禁银行家利用本地银行，实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切企图。四、市政方面苏维埃应实行相当调剂，以减轻城市贫民的房租，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政客的房屋和财产。这些房屋应交给工人苦力学徒居住。财产由城市贫民分配，或由苏维埃用作公共事业。城市苏维埃应采取一切办法改良贫苦人们的居住条件。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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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之春（诗集《工人之春》前言摘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1．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
工人之春
诗集《工人之春》前言摘录
编者按：选自《文学宣言》，联盟出版社，1929年，第176-178页。原载诗集《工人之春》，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22年，第1-2页。
伟大的十月革命来临了，工人阶级和那些备受旷日持久的帝国主义战争之苦的士兵群众们摆脱了资本主义奴役的桎梏。
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科学艺术之宫森严的大门，在他们面前敞开了。
多年来蕴藏在劳动人民内部的力量，苏醒并激发出来了……这些力量波澜壮阔地奔涌到“人世间”。
一些新的歌手纷纷唱出了工人的歌曲。这些诗人与向资产阶级展开胜利斗争的俄国无产阶级血肉相连。他们是革命的产儿，革命养育了他们……
基里洛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加斯捷夫、格拉西莫夫、萨莫贝特尼克等人的光荣名字，在伟大的俄国革命初期就已放射出光彩，追随着他们的是一大批新起的诗人.这部诗集选的就是这些新起诗人的作品。
这些新起的诗人的名字本身，就大部分来说，还不能说明问题。他们的诗作往往还经不起推敲，也还不够流畅。有时候显得生涩刺耳。韵律也有毛病。
这毫不足怪……因为他们过去没有学习的机会。
他们几乎都是工厂或农村的孩子。他们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在机床旁或工场里做工。为了谋生，干长时间的、劳累的工作。
刚刚出现了学习的机会，又赶上了国内战争，需要拿起武器去保卫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
许多工人诗人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流了血。他们当中不少人从国内战争的战场上回来时已成餐费，例如克拉西科夫就是如此。
克拉西科夫失去了双腿，但他没有灰心丧气，他充满了真正无产阶级的乐观精神和活泼的幽默感；他深信未来是光明的。
我们这部诗集中的许多诗人至今仍在机床旁做工，或者只是在最近才离开工作岗位去从事学习、党的工作或到红军去服役的。
如大略了解一下我们这些作者的社会成分，这样你们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创作的性质。
伊凡·多罗宁——农村的孩子，光荣的图拉兵工厂的工人，后因到红军服役而离开工厂。他的诗歌就象他刚刚锻造出来的钢铁一样铿锵有力，在他的创作中，大城市狂热沸腾的童话与阳光普照的农村田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他喜爱大自然，但农村的宁静并不能使他满足，他希望用机器的轰鸣促使死寂的田野活跃起来。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十八岁的青年，是个车工，不久之前还在“发动机”工厂做工.这是一个“光荣的世袭无产者”。他生在工厂，是个地道的工人。工厂养育了他。在他那些光彩夺目、清新宜人的诗作中，工厂是他喜爱的题材。
克谢尼娅·贝科娃——从幼年起就饱尝了仰仗他人生活之苦，那些人千方百计地剥削她童年前劳动。
贝科娃出生在农村中一个农民家庭，但她已习惯了城市生活，城市是她精神的主宰。她这样写道：
我出生在乡村的土地，
但却与城市生活融为一体，
我愿作无产者——一心一意……
亚历山大·安德烈诺夫——一个园丁的儿子，大剧院的舞台工人。
康德拉申——汽车修理厂的工人，粗通文墨。他吃力地写出来的那些歪歪斜斜的笨拙诗句，几乎叫人无法辨认。康德拉申还没有超越摹仿心爱的诗人的阶段，因此他的诗歌里总是回响着柯尔卓夫的调子。
逐个地列举这部诗集中的所有作者不免令人生厌。为了帮助读者弄清诗集所刊作品的性质，上面所举例子已经足够了。
我们这部诗集的目的是：给各个工厂的广大工人群众提供这样一些歌曲和故事，——它们出自象他们自己一样的无产者的手笔，并且反映了这些工人群众本身的情绪和创造性劳动的过程。
我们希望这个目的将能达到。
贺国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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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苏联经济形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四篇苏联因素及苏联变局
二十一、苏联经济形势
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上台，4月召开苏共中全会，提出“加速战略”，企图把苏联经济从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挽救过来。但事与愿违，戈氏一伙统治底下，苏联经济每况愈下，1990年更陷于全面崩溃状态。以下是一些具体数字（表21.1）。
表21.1：苏联经济形势，1961-1990年/年均增长率(%)
61-6566-70
71-7576-8081-85
868788
8986-8990
净物质生产6.57.8
5.74.43.5
4.12.33.7
2.53.15-4
劳动生产率5.56.8
4.63.33.1
///
///
总消费（不变价格计）//
5.84.72.7（81-84）
///
///
人均消费（不变价格计）//
4.43.32.1
///
///
投资//
7.03.33.5
//-7
-6/20
国防开支//
4.02.0（76-82）
///
///
按：①劳动生产率等于净物质生产增长率除以职工人数增长率
②1971-85的投资数字为毛额，1988-90的数字为净额。
资料来源：1961-85年各项数字（总消费一列除外），爱·晓域特（EDVARDA.HEWITT），《改革苏联经济：平等对效率》（REFORMINGTHESOVIETECONOMY：EQUALITYVSEFFICIENCY）（华盛顿，1988），页52，转引自乔·白拉锡卡（GEORGEBLAZYCA），《苏联：改革的经济压力》（“THEUSSR：UNRELENTINGECONOMICPRESSUREFORREFORM”），载《资本与阶级》（CAPITALANDCLASS），第38期（1989年夏季号），页32。根据史洛基思蒂，同，页68-70，1976-80净物质生产年均增长率及投资年均增长率先后为4.2%和3.4%，而非上述的4.4%和3.3%；除此之外，1966-85的其他各项数字与上述相同。1971-85总消费数字见史洛基思蒂，同，页71。[1]1986-88年净物质生产增长率数字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ONOMICCOMMISSIONFOREUROPE），《欧洲经济调查1987-88》（ECONOMICSURVEYOFEUROPE1987-88）（日奈亚，1988）及《东欧市场》（EASTEUROPEANMARKETS），1989年2月10日号，转引自白拉锡卡，同，页32及36。1989及1990年净物质生产增长率及1988-90年投资增长率见《经济学人》，1990年12月22日号及1991年4月6日号援引国际货币基金会统计数字。
柯锡金（KOSYGIN）1965年进行经改，把净物质生产年均增长率从1961-65年6.5%提升至1966-70年7.8%。但1971年开始，增长持续放缓。虽然以“停滞”来形容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上半叶的苏联经济，乃夸大其词，但15年来经济一直一蹶不振，则是无从回避的事实。况且，生产技术上，西方国家的“微型软件革命”把苏联愈抛愈远。直到七十年代中叶，印度对苏联贸易以出口原料和进口工业品为主。但此后，印度一些机械产品的技术水平已追上苏联，开始向苏联输出。[2]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头四年半，增长放慢趋势没有扭转，人民生活水平萌出恶化的苗头[3]，但直到1989年，经济仍然属于相对稳定，未出现滑坡。1990年的崩溃，是整个苏联和东欧政治形势出现突变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经济及政治政策上的失误也起了加速作用。这点下又会有所论述。
表21.1显示，七十年代下半叶，政府大力压缩投资和国防开支，两项开支増长率先后下降53%和50%。相比下，人均消费増长率仅下跌25%。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卡特政府重新把军备竞赛升级。这迫使苏联提高积累率，因而令1981-85年的人均消费增长率比1976-80年下降36%。有关这个情况，以下是一些详细资料（表21.2）。
表21.2：消费和净投资占国民收入比率
按不变价格计
按当年价格计
19811982
198319841981
1982
消费0.7560.738
0.7360.735
0.7660.738
净投资0.2440.262
0.2640.265
0.2340.262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93-94。
一方面，生产增长率不断下降，另方面，军备竞赛升级又迫使政府提高积累率。这对苏联经济带来巨大压力。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净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收入比率从六十年代的17%一直持续上升到1988年的26%。[4]
1981-85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平均低于国民收入2.5%。（按：美国1988年财赤为国民收入3%。）1986年，上述比率突然升至多于6%。1988年更达10%。[5]虽然国家各项补贴庞大，例如，食物价格补贴约占财政收入15%，1990年达1,200亿卢布[6]，1989年底以前，财赤不断上升主要是经改给企业让利的结果。1985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47%；1989年下降至38%。[7]1989年，财赤达920亿卢布，虽比预算1,200亿为低，但仍创历史最高水平。[8]根据财政部长华·奥尔洛夫（VLADIMIRORLOV）及国家银行行长格拉先科（GERASHCHENKO）向国会提交的报告，1990年的数字回落到580亿布。[9]这是苏联经济于1990年唯一令人较为“欣慰”的事项。
政府应付财赤的办法是增加货币供应。1989年货币供应比上年增加183亿卢布；1990年1月至9月再增230亿。[10]货币供应暴升自然导致通胀。1986年通胀率为6.2%；1987年为7.3%；1988年为8.4%；1989年为12%至20%（非官方估）；1990年达18%至20%（非官方估计）。[11]（按：1991年1月政府提高零售价格以前，通胀缘于自由市场价格上升。）
按政府预算.1991年财赤将为267亿[12]，占国民收入比率3%。[13]但首季数字已达511亿。[14]有关财赤情况于1990年有所改善后再次转趋恶化的原因，下文会有所分析。
1987年开始实行的《企业法》给企业增加工资及发放奖金方面很大自由。1988年工资上升8%；1989年增长12%。[15]但消费品生产与居民货币收入形成反方向发展，民间积存大量需求无法满足的卢布。按官方数字，1990年初，总额突破1,000亿大关，达1,047亿；1990年底上升至1,327亿。[16]据一些非正式估计，实际数字可能高达5,000亿之巨，超过一年的总零售额。[17]
1989年以前，苏联外部收支情况令人满意。以下是详细数字（表21.3至21.5）。
表21.3：苏联硬货币来往账平衡（十亿美元）
7576
777879
808182
838485
868788
8990
对西方发达国家贸易平衡//
///
2.4-0.70.6
2.57.5-0.6
///
//
总贸易平衡//
///
3.4-0.74.3
6.24.10.7
>48<5
0-6
来往账户平衡-6.1-3.9
-1.3-1.70.6
3.6-0.84.1
6.14.30.6
>272
-4>-10
资料来源：1975-85年，史洛基思蒂，同，页32及45。1986-90年，《经济学人》，1991年1月19日号，页46援引国际货币基金会数字（按：由于《经济学人》以图表显示，故上述仅为约数）。
表21.4：苏联硬货币外债（亿美元）
7071
747576
777879
808182
838485
90
毛额2518
59114/
177172172
178209200
205216252
542
净额/6
1716101
11211291
9612599
108105145
430
按：净额相等于毛额减去苏联在西方国家的硬货币资产。
资料来源：1970-85年数字，史洛基思蒂，同，页34及50。1990年毛额为官方数字（《南华早报》，1991年7月18日）；净额见《经济学人》，1991年3月9日号，页80。
表21.5：苏联偿债率（%）
727475
777980
818283
8589
171523
27248
988
14>25
资料来源：1972-85年，史洛基思蒂，同，页41及64；1989年，《经济学人》，1990年5月19日号，页80。
可见，八十年代以来，直到1988年，苏联硬货币贸易及硬货币来往账户均有盈余；硬货币外债及偿债率均处于低水乎。政府1988年开放外贸，允许15,000个企业独立从事外贸，进口由此迅速标升。[18]1989年，硬货币来往账户马上转盈为亏，1990年赤字超过100亿美元。1989年，偿债率越过25%水平。1991年1月至5月，迟还款项达15亿美元。[19]
除进口猛升外，导致外部收支环境转趋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出口下降。这与经济于1990年出现严重滑坡有密切关系。一向以来，石油出口占苏联硬货币收入约四成。1990年石油产量下跌6%。[20]1991年1月至5月，出口猛挫49%。[21]
[1]以上见葛·纳田（GERTLEPTIN）及万·梅尔沙（MANFREDMELZER），《东德工业改革》（ECONOMICREFORMINEASTEASTGERMANINDUST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页XV-XVI及页4。
[2]同上书，页7。
[3]同注1，页6。
[4]同上注。
[5]同注1，页9。
[6]同注1，页11。
[7]同注1，页163。
[8]同注1，页164。
[9]同注1，页75-77。
[10]同注1，页78。
[11]同注1，页164。
[12]同注1，页161。
[13]史洛基思蒂，同，页197。
[14]同上注，页198。
[15]同注1，页175-6。
[16]同上注。
[17]同注13，页69。
[18]同注13，页71。
[19]菲·彼里逊（PHILLIPJ.BRYSON）及梅尔沙，《东德经济的结束》（THEENDOFTHEEASTGERMANECONOMY）(伦敦，1991），页32。
[20]同上注，页26。
[21]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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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工会团结同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美〕威廉·福斯特->福斯特自传（1937）
第十四章工会团结同盟
↘工会团结同盟的纲领
↘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经济危机
↘危机时期的工会团结同盟
↘失业工人的斗争
↘工会团结同盟在采矿工业方面
↘纺织工业方面
↘缝纫业方面
↘汽车、钢铁、海运业
↘农业、食品和制鞋业
↘工会团结同盟的其他工会与团体
1928年年中，工会教育联盟开始改变其对独立工会政策的方针，在它的力量最强大的三种工业，即纺织、煤矿和缝纫业中，组织新工会，并在由于大举开除工人，美国劳工联合会趋于衰落等等原因而条件最成熟的地方，也组织新工会。这些工会当中的第一个是全国矿工联合会，它于1928年9月在匹兹堡召开代表大会。由于在1927到1928年大罢工失败之后，矿工十分涣散，仅有一万五千工人参加这个新组织。
新成立的第二个工会是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1928年9月成立于纽约，会员约5000人。然后是缝纫业工人产业工会成立大会于1929年1月在纽约举行。这次大会代表工人22000人。这些会员数目字都只是一个约数，因为当时的会费制度还组织得不好。
工会教育联盟于1929年8月31日至9月1日在克利夫兰城举行第四次全国会议，或者更确当些说，举行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8州的690名代表，其中来自太平洋海岸的代表15人。这些代表中间，代表新成立的三个产业工会约共会员57000人（或许估计过高一些）的代表320人；各工会左翼集团代表159人；无工会组织之产业的工人小组代表107名；直接来自美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工会（会员2855人）的代表18人；工会教育联盟全国委员会和44个兄弟组织的代表40人；代表中有64名黑人，72名妇女，159名青年。代表们的平均年龄仅为32岁。
这一代表大会改组了工会教育联盟，改名为工会团结同盟。这是符合于我们运动的新趋向的，这次大会的代表热烈的表示拥护这一名称。这一新章程规定了三种全国性的组织：（一）产业工会，（二）产业同盟和（三）工会少数派小组。
（一）全国产业工会，在形式上是适应于每一产业的情况的，所依据的原则为“一个工厂，一个产业，一个工会”；这些工会按其产业重要部门的划分而分作若干部；这些工会有自治权，可以选举自己的干部，规定自己的会费和入会费。制定自己的详细的纲领和工会章程，各自进行罢工，仅受工会团结同盟总部的领导；重要特色之一是都设有青工部。
（二）全国产业同盟是产业工会的胚胎；这些同盟乃是地方工会，车间委员会和个别工人所组织的比较散漫的全国性组织。这些团体还没有强大到成为工会，他们的会费由工会团结同盟全国执行局规定，他们的活动由这一执行局监管。
（三）全国性工会的少数派小组，它的前身是原来工会教育联盟在保守派的工会中活动的全国产业部。凡是在一个产业中有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工会团结同盟并存的地方，工会团结同盟便与它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少数派小组取得联系以便行动一致。
在地方上，工会团结同盟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如地方产业工会、地方行业工会、车间委员会、发起组织工会小组、左翼工会小组等等。所有这些连结起来组成全市的工会团结委员会，章程上并有成立州工会团结委员会的规定，但从来没有实现。
在全国范围，工会团结同盟由全国委员会领导，委员53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每6个月开会一次）选举全国执行局，委员十人，每月开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工会团结同盟全国性的领导干部如下：总书记福斯特；助理书记兼司库石米斯（JohnSchmies）；全国组织委员约翰斯通；全国黑人组织委员福德；编辑邓恩；（注：后来《劳工团结》的编辑为N·贺尼和杜黑）这种的组织系统，全国的和地方的，在工会团结同盟存在的整个时期始终没有大变。工会团结同盟的机关刊为《劳工团结》，各个全国工会和全国同盟又各有自己的报刊和会报。
工会团结同盟的纲领
克里夫兰大会把工会团结同盟组织成了新的工会中心。但是，这次大会并没有成立普遍的双重工会的系统。它声明反对个别地退出美国劳工联合会或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分裂了，它建议只是在美国劳工联合会腐朽不堪，或不存在的地方成立新工会。它也一再告诫不要放松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的工作。它的纲领说：
“新成立的工会团结同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无关的独立的产业工会。同时，它把革命的工人和改良主义的工会组织起来。它把失业的工人和在业的工人在政治上、组织上团结起来。”
除了这些重要的新工会的情势之外，大会还继承了和发展了过去工会教育联盟的一般政策。它明显地是一个左派的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当中只有很少几个杰出的工会进步分子；这是很平常的，因为在柯立芝景气达于顶点的当时，进步分子一般都十分热衷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所主张的工会与经理部合作（即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和赶快生产的方法来挽救工人阶级，他们拒绝工会团结同盟所主张的战斗的阶级斗争的路线，认为这一路线是幼稚和过了时的。
这次代表大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和雇主们加强阶级合作的整个计划：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劳工高级战略、薪工资政策、劳工银行等等，进行了正面的冲突。“大会的中心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合理化运动及其一切恶果，如赶快制度、失业意外事故增多、职业病、工资低等等”（注：见1929年9月14日的《劳工团结》）。大会主张战斗的罢工政策。它的纲领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它的中心口号是“阶级反对阶级”。大会的主要的决议案概括为下面这些口号：
“建立工会团结同盟，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苏联，反对资产阶级的合理化运动，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实行7小时工作日，实行5日工作周，实行社会保险，黑人在种族上、社会上、政治上完全平等组织青年与妇女，打败工人的反动领袖，世界工会团结起来。”
这次大会很注意产业工会运动、罢工策略、把无组织工人组织起来这几个问题；它使工会团结同盟更加密切地注意没有组织工会的基本产业如钢铁、汽车、化学、农业等方面，并在南方进行工作；大会详细讨论了在从事大批生产、业已托辣斯化的工业中建立车间委员会的问题，详细讨论了如何打败厂主的侦探和黑名单制度的问题；大会制订了实现统一战线的办法，尤其是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美国劳工联合会基层工人与工会团结同盟的工会会员之间的统一战线；大会强调了工人们应与他们的反动的工会干部相反，有独立的领导政策。这次大会也很注意黑人工人、青工、女工等专门问题，工会团结同盟在初期是很忽视这些问题的；大会声明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工人团结一致；大会警告有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尤其是反苏战争的危险。大会对于“普遍繁荣”的扩大与持续没有任何幻想，因此决议要求实行联邦社会保险，对失业或因疾病、意外事件或老年而无法工作的一切工人，仍按其原有工资发给全数养老金。这次大会并且修正了以前工会教育同盟对于劳工党的态度，即：鉴于工会执行人员普遍反动，大会声明只有在劳工党真正掌握在工人手中之时，才参加劳工党。在1932年选举时，工会团结同盟及其所属工会拥护共产党的候选名单，和1924到1928年间，工会教育联盟所做的一样。
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经济危机
工会团队同盟代表大会之后不到两个月，1929年世界产业大危机爆发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金碧辉煌的金融制度崩溃了。原以为预示着普遍繁荣之曙光的工业及农业上紧张的合理化运动，结果却造成了市场大大过饱的现象，生产大大过剩，这些产品，贫困不堪而被掠夺的群众既无力购买，在国外也销不出去。工业生产迅疾跌落了一半，工资受到多方的削减。农产价格跌落约60%，地价也随之相应降低。失业大军由所谓好时光的300万人一跃而为1933年的1700万人。全国劳苦群众的贫穷、困苦和饥饿大大加深了。统治阶级怀着革命的恐惧。曾被大事宣扬的“新资本主义”生动地证明了一桩事实，就是说“新资本主义”终归只是旧资本主义，因此，它绝望地陷于资本主义制度全世界规模的腐朽与衰亡之中。
这一可怖的危机的到来，在工会和社会党领导人中间引起了一片混乱。他们的“新工资政策”、“劳工高级战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以及他们其他一切赶快制度、阶级合作、繁荣幻想等等黄金美梦在一夜之间全部幻灭了。工人运动在他们领导之下，本来始终是精神沮丧而混乱的，工人们长时间受到阶级合作、不罢工、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等宣传的毒害而组织涣散；工会则由于丧失会员，压制民主和最好的斗士被开除而削弱了。由于这种起破坏作用的政策的结果，一旦遭逢危机的沉重打击，在群众方面自然毫无自卫的准备，而他们的工会领袖也是除了仓皇败退之外别无其他政策。
其结果就是：在危机开始以后的3年半中间，一直到罗斯福实行新政之前，雇主们残酷地把危机的重担推卸给工人和工人的家庭身上，无情地减低工资，普遍的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工人方面却没有任何真正的抵抗。而工会领导人们却反而以其投降政策，在实际上帮助雇主进行这一野蛮的进攻。在这向工人的生活水准大举进攻的整个时期，罢工的次数比以往许多年的罢工为少。例如，1933年的罢工仅及1922年危机时期的十分之一。
芝加哥的情形就是美国普遍情况的典型。这一城市的工人有许多战斗的传统，有坚强的工会，可是尽管如此，足有50%的产业工人失业，而在业工人的工资也减低了20%，然而，在危机时期的前三年竟没有一次稍为重要的罢工。资本家看见工人阶级普遍的精神沮丧而肆无忌惮地自以为不可一世，而工人阶级的沮丧却正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多年来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假惺惺地宣称：这表示劳资甚为和谐，他们赞美工人们在面对着危机的考验时还有这种“耐心”和忠诚。在困难处境中的资产阶级的确是有效地使用了他们的“劳工助手”——行业工会的领袖。
这个时期是美国劳工联合会政策在整个悲惨历史上最可耻的时期。雇主们牺牲工人利益以挽救他们自己的任何一个重要措施，事实上都得到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直接、间接的支持。这些反动的领导人复合资本家的一切减低危机严重性和关于繁荣“很快到来”的谰言，并加以宣传，从而松懈了工人的警觉性。危机刚才开始，总统胡佛便于1929年11月11日召集雇主和工会领袖举行全国工业会议，装作打算维持工资标准的模样。这个时候，在工人没有组织起来，实行大批生产的工业中，已经在削减工资，胡佛这一会议的目的，显然是打算用骗人的不减工资不罢工协议来束缚工会的行动，先把无组织工人的工资减低之后，就可以比较容易来减低工会工人的工资。在危机爆发之初，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格林和其他领袖不仅不是像工会团结同盟所主张的那样。以英勇的战斗的罢工来抵抗正在发展着的减低工资的浪潮，却反而引导群众走上胡佛布置好的圈套。
这样一来，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与胡佛取得协议，便无异于立刻把无组织的工人投给减低工资这一饿狼，听其任意吞噬。托辣斯化的产业，猛烈地大事减低工资，被出卖和沮丧的工人无力抵抗，而就在这个时候，胡佛和格林竟都厚颜无耻地硬说工资并未减低。最后，在无组织的工人被“紧缩”之后，便必不可免地轮到有组织的工人来减低工资了。在这个时候，工会领袖们又反映着资本家的利益，一变而为热烈主张减低工资的人物。他们事实上在主张：既然无工会组织的产业已经减低了工资，那么现在有组织的工人也只好减低工资。于是各个工会相继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工资减低，丝毫不加抵抗。这些工会领袖之热衷于减低工资，可以举乌尔为例，他竟把铁路工会不进行罢工而接受减低工资10%，赞扬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工业成就。在缝纫业方面，社会党领袖们也是遵循着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总退却政策，在经济危机当中，美国工人阶级是从来没有这样驯服地听任将工资减低的，1890年代和1921——1922年的大斗争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劳工助手”们的帮助下，资本家得以把他们的削减工资的大运动贯彻实行，除了弱小的工会团结同盟所组织的抵抗外，他们没有遭遇到工人阶级的抵抗。不过，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利益最大最深的地方，是在数百万饥饿的失业工人问题上面，胡佛处理失业问题的计划（这是金融资本的计划）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所谓有工大家做（其实是大家同受穷困）的政策，即是强迫大多数工人仅从事部分时间的工作并相应减低工资；第二是把失业救济作为地方慈善事业的事情处理而与联邦政府无关的政策。这是最残酷的、有组织地使群众中挨饿的政策。
必须指出，最可耻的使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竟又是自行迎合这种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残酷进攻。他们成为胡佛所主张的有工大家做这种“轮班做工计划”的最得力的为湖人，他们成了最疯狂反对失业保险的人物。他们难以置信地无耻和愚蠢，竟诋毁“救济金”为“辅助懒惰”、“损害美国工人的尊严”、“阻碍真正的进步”。他们宣告：失业保险就是工会的毁灭和文明的衰亡。总而言之，他们用流行的大资本家的理由来反对救济饥饿的群众。由于他们这种反动的立场，美国劳工联合会博得了华尔街美国统治者的褒奖。在1930年波士顿举行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大会上，胡佛、许多将军、主教、资本家、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军官们和格林、乌尔、佛莱等人政党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褒扬声中怡然自得的时候，千百万失业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却越来越深地沉陷在穷困和真正饿死的境地。
危机时期的工会团结同盟
工业危机的到来，是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意料中的事情。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早就了解“繁荣”的暂时性，并预见其必然破灭。当工会和社会党领袖们还在歌颂着柯立芝时期资本家工业合理化的时候，共产党和过去的工会教育联盟便一直在警告工人要注意将来会有痛苦的算总账的一天。在危机发展起来之后，工会团结同盟和共产党便负起了动员工人的责任，动员他们进行斗争，反对资本家降低群众生活水平那种愈演愈烈的攻势。它们进行了许多次罢工，并展开了强啊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失业的运动，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其他许多战斗的活动，例如支持农民的斗争、退伍军人补助费运动、学生运动、蒙尼及斯科茨波罗六黑人案等等。在危机期间，一直到新政时期，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仅有的一些对广大群众贫困化的严重事件，都是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所组织和领导的。这是一桩无可争辩的事实。
雇主和政府对这种左翼的战斗精神，采用了残酷无情的政策。在大多数产业中，工会团结同盟的盟员已被发掘便立即被开除或列入黑名单。对工会团结同盟所组织的罢工，雇主们残酷地加以镇压。工会团结同盟的罢工委员会会址被搜查，委员被下狱，纠察员被毒殴、被枪击、受瓦斯的毒害、遭逮捕。法庭发出了数不清的许多禁令，禁止赤色工会（1931年工会团结同盟纽约地方会议上，食品工人产业工会展览了一百一十道禁令，都是对付他们的纽约罢工的）。有几个州宣布取缔工会团结同盟。在布鲁克林，劳工部的特务曾恫吓一些雇主，不许他们和工会团结同盟的工会成立合同。劳工部并在著名的工贼道克主持下将数百名英勇战斗的工人驱逐出境，而且往往驱逐到法西斯国家，被驱逐的人中间有工会团结同盟的工作人员多名。政府对工会团结同盟所主持的失业工人示威，攻击尤其恶毒，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警棍、手枪、催泪瓦斯、骑警的冲袭和监禁。雇主、警察、流氓等等对于工会团结同盟和其他英勇战斗的力量所进行的种种联合进攻，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社会党元老工会领袖们都是视若无睹，不去过问。
在工会团结同盟火的洗礼中，被毒殴、被监禁、被驱逐出境的工人达数百人之多。被杀害的也不少。据劳工调查协会的统计，从1929年9月到1933年3月，在工会团结同盟的斗争中被杀害的工人是23人。其中8人是在罢工中被杀的，如在加斯顿尼亚被害的维金、在纽约被害的卡托维思、在肯塔基州被害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国矿工工会组织委员席姆士等等。在失业工人示威中被杀的十五人，其中有五位是在著名的1932年3月7日底特律城福特工厂饥饿游行中被杀害的，有三位黑种工人是在芝加哥1931年8月4日反对驱逐房客的斗争中被杀害的。
失业工人的斗争
在本章所叙述的危机时期以至罗斯福总统任期开始时为止，工会团结同盟的主要活动，在于组织和领导正在挨饿的广大的失业群众。它的组织为全国失业工人委员会，最初由班甲明领导，后来由安姆特与米尔斯领导。这个组织原来直属工会团结同盟，但后来成为独立的团体，得到共产党、工会团结同盟、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其他革命团体的充分支持。
工会团结同盟确定这一工作的中心问题为：要求实行联邦失业保险，这笔费用由政府和厂方支付，并以在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基准。这个要求是符合工会团结同盟代表大会关于社会保险的决议案的，这些要求终于形成为一项法案，名为工人失业保险法案（《国会记录》2827号）。工会团结同盟并为其各种各式的失业救济办法进行斗争，例如地方救济费、以工代赈、反对驱逐房客、儿童免费就学等等。它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里弄、街邻、城市和全国的委员会和会议，无须缴纳会费。它的主要斗争方法就是群众示威，但也紧张地进行了个别救济的工作。它无情地揭露这一时期所有种种骗人的慈善计划，这种计划绝不能拿来代替有效的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它的战略的中心在于把失业工人的斗争和在业工人的斗争联系起来。
工会团结同盟的失业工人工作又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支持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左派，即魏英斯托所领导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委员会。这个基层群众的团体在工会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主张失业保险和救济，反对格林所主张的轮班工作计划、实行地方慈善救济、把交不起会费的失业工人开除工会会籍等等反动政策。1934年2月政府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调查会上，魏英斯托证实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工会已有三千多个工会赞成失业保险法案。以后，又另有数百个工会表示赞成。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932年代表大会上不得不改变反动态度而至少在口头上主张失业保险，这一委员会的工作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首先为失业工人的利益而斗争的是全国失业工人委员会，它是与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共同进行工作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则公开支持胡佛；社会党在玩弄资本家的各种各样虚伪的慈善计划（例如汤玛斯在无线电广播上帮同摩尔根拥护那骗人的“里弄拨助制度”，只在我们在组织失业工人方面做了两年工作之后他们才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因此，广大工人群众都拥护失业工人委员会的领导。它在“要不饿死便起来斗争”，“要工作，要工钱”的口号下组织了许多次全国性的英勇的示威斗争。第一次是著名的1930年3月6日的示威，参加游行的工人约一百二十五万人，其中在纽约十一万人，在底特律十万人等等。这次是为把失业保险的问题确定地提高到当前全国性政治问题的水平。在纽约，由于失业的群众人数至为庞大，资产阶级惊慌失措，在3月6日之前，形势十分紧张。在3月6日的前几天，乌尔公开与警察合作，在报章上大事造谣，污蔑工会团结同盟曾自莫斯科受到二百万美元以布置这次示威。警察局长惠伦下令禁止示威队伍前往市政厅，并动员了大纽约市的一万八千名警察和七千名消防队员来阻止。“联合广场”到处布满警察，附近的房屋上密布机关枪，尽管如此，我们仍是打算游行，警察于是冲击群众的队伍，以警棍乱打，将队形冲散，打伤工人多名。工人委员会的人员，包括迈纳、安姆特、雷蒙和我自己在内，全数被捕并被判处在纽约郡反省院监禁三年。我们都是仅受徒刑六个月便假释出狱，只有雷蒙受十个月的徒刑。其余要我们做的事是宣誓保释。
除了这次斗争之外，失业工人委员会在共产党、工会团结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等充分支持之下，另外组织了许多次全国失业工人示威、饥饿游行、群众代表团和代表大会等等。曾举行三次全国向国会请愿运动，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每次至少有一百万人。这些大运动中比较重要的有1930年7月4日在芝加哥的全国失业工人代表大会，参加的代表一千五百人；1931年2月25日全国失业保险日，示威者四十万人；1932年2月4日，示威者五十万人；1931年12月7日的全国饥饿游行，有一千八百个代表到达华盛顿；1932年12月6日的第二次全国饥饿游行，有代表三千人，各城市参加者估计一百万人；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职日的全国大示威。工会团结同盟也曾积极支持著名的1932年向华盛顿进军的退伍工人补助费游行，这次游行是被胡佛在刺刀的逼迫下赶出了国会的。这次游行是由列文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工人退伍军人同盟所发起，不过这次运动却具有极为广大的群众性，以至大大超出了该同盟所能掌握的程度。
工会团结同盟的失业工人斗争，主要战场却是各个地方。在这些地方，失业工人委员会进行了无数次城市的和州的饥饿游行，反驱逐房客斗争，失业工人代表大会等等。几乎每一个工业中心都有这种活动。示威都是极具战斗性的，通常总受到警察的狂暴攻击。这些斗争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迫使城市当局不得不救济饥饿的群众。这种例子很多，现在仅举其中二例：1932年秋，圣路易斯市议会决定对一万七千个家庭停发救济金，但是失业工人委员会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有战斗性的示威，迫使市议会立即撤销了这一野蛮的决议；1932年夏，在芝加哥，失业工人委员会和失业公民同盟结成统一战线，组织了一次巨大的群众运动，打败了拟将救济金减少50%的计划。在其他几十个城市，战斗性群众斗争的政策也获得了这一类成就。
共产党、工会团结同盟和失业工人委员会展开了失业工人的伟大斗争，他们在美国工人史上写下了最优秀的斗争的一页。挽救群众不致真正饿死和促使联邦大规模救济措施的终于成立，这个运动曾是一个决定的力量。这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极为反动的政策，社会党的动摇的、儿戏的态度，适成鲜明的对照。
工会团结同盟在采矿工业方面
在克里夫兰改组之后，工会团结同盟扩大了它的罢工活动。在危机时期的最初几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不断的衰落和腐朽，这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在种种工业中扩大了独立工会运动的基础，使革命工会的领导责任，担子越来越大。不过，工会团结同盟的最大的斗争场所却仍是采矿工业。在危机时期知道罗斯福执政之前，工会团结同盟在这里进行了几次大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1931年夏，全国矿工工会在宾夕凡尼亚州西部，俄亥俄州东部和西佛吉尼亚州北部所进行的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矿工四万二千人；在美国革命工会所领导的罢工当中这是最大的一次。
1927——1928年罢工失败和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在这些地区垮台之后，工资惨跌，由每日七元五角跌为二元，工作条件十分恶化，到处大批失业，真正饥饿的现象充满了整个矿区。新成立的全国矿工联合会就是在这个局势下产生的，它的领导者都是些善于战斗的人物，如书记波理赤、杜黑、迈尔斯柯、汤普逊、斯林格、迈纳里奇、卡敏诺维奇等等。他们曾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胜利地举行了几次地方矿山的罢工，这些罢工在屡经失败和精神沮丧的矿工中间激起了新的希望。在这之后，全国矿工联合会号召举行“反饥饿罢工”，向减低工资的新浪潮宣战。
罢工于1931年5月27日在艾特拉斯堡——麦唐纳矿山开始，罢工工人一千人。它迅速扩大，罢工的热情传遍了各地痛受压迫的矿工。到6月1日，罢工人数达一万六千人，到六月下半月，达四万二千人，其中有六千黑人。这次罢工影响到美国许多最大托辣斯所属的矿山。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派去了一些组织工作者，如邓恩、约翰斯东、维根尼特和我等人，帮助小而弱的全国矿工联合会进行工作。可是仍然极端缺乏组织工作者去团结愿意参加的矿工和动员他们罢工。要是我们能迅即集中更大的力量，我们无疑地是可以至少组织几十万人罢工而且使罢工赢得胜利的。
这次罢工震撼了全区；钢铁工人开始动起来了，失业工人举行了巨大的视为；罢工所影响的地区正在酝酿着大变。工人的斗争是惊人的，有二万五千人参加了全国矿工联合会，不分男女老幼，都纷纷参加群众的纠察队。统一战线的地方的与总的委员会都成立起来了，在美国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大规模运用这种组织方法。
政府、资本家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拼死反对这次罢工。罢工工人面对着大队的州警察、副治安官员和矿山警察；劳工部的特务在这一地区严密搜索外国出生的英勇战斗的工人，把他们驱逐出境；法庭则接二连三地发出严厉的禁令；武装部队则囚禁、毒殴、枪击许多罢工工人，人数简直无从计算，被杀死的工人二名；公司方面把十万男子妇女和儿童赶出了住房，全区到处都派有罢工替工者——这些人都是迫于饥饿才不得不到矿山来工作的。但是，罢工所受到的最惨重的打击却是美国联合矿工工会所造成的，这一工会在匹兹堡终站煤矿公司的矿山签订了地方性的协议，同意减低工资。资本家和政府，自胡佛以下，都在同声高叫“重建美国联合矿工工会”，使它成为抵制革命的全国矿工联合会的堡垒。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和全国矿工联合会之间，公开进行斗争，而米尔斯科、汤普逊和其他一些英勇的工人便曾因为这一斗争而被囚禁了二年。
7月15日，全国矿工联合会在匹兹堡举行了统一战线的全国矿工会议，以扩大这次罢工。出席的有代表八州二百七十个矿山的六百八十五名代表。这次会议决定设法把斗争扩展到其他地区。可是，还没有动手去做，遭遇重重困难的罢工便已开始趋于减弱，工人们陆续复工了。8月18日，在匹兹堡的总罢工委员会决定各矿工人应尽可能争取到最好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宣布停止罢工（这件事做得稍微迟了一些）。这次罢工是失败了。全国矿工联合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许多矿工被列入黑名单。不过，矿工状况的可怕的恶化至少是受到了一些限制。在罗斯福的新政期间，重新建立美国联合矿工工会时比较容易得到厂方的承认，就是由于厂主们还生动地记起1931年全国矿工联合会大罢工的缘故。
这次大罢工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不久之后，肯塔基州的矿工在全国矿工联合会领导下举行罢工。这些矿工以前是由美国联合矿工工会领导的，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在进行着美国煤矿工业史上最坚决的罢工，斗争几乎成了游击战争，双方伤亡很大。肯塔基州的矿工们因为痛恨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错误领导和受全国矿工联合会英勇斗争的感召，派出了代表团，由斯林格率领参加在匹兹堡城举行的全国罢工会议，回去之后重新组织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罢工。他们受到资本家及其仆从们利用宣传和恐怖手段加以攻击，资本家们高叫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肯塔基州的煤田几乎成了兵营，全国矿工联合会的整个地方领导机关人员在派恩维尔被捕1931年1月1日有矿工八千余人罢工，他们几乎全部是几代祖先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不过这次罢工力量并不大。因为在恐怖统治之下准备不充分，所以很快就失败了。
在伊利诺斯州，全国矿工联合会也进行了许多活动。1929年在它成立之后不久，立刻就在柯比什莱、汤普逊、伏赛等人的领导下，在南方几个产煤县份中反抗伊利诺斯州美国联合矿工工会腐败领袖的矿工们组织起来了，人数有好几千。于是举行了一次罢工，要求改善矿工的日益恶劣的处境，反对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借以压迫工人的资方代扣会费制度。不过这次罢工没有充分的准备。约计一万到一万五千人罢工，罢了几天但是没有成效。这次计划不周、组织不善的罢工，使全国矿工联合会在伊利诺斯州全部垮台，使共产党和工会团结同盟在这些矿区多年来的强大的影响大受破坏。自这次失败之后，全国矿工联合会在伊利诺斯州逐渐取消了仅存骨架的地方工会而支持美国联合矿工工会中逐渐增长起来的反对派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是社会党人和缪斯特派分子所领导的。此外，在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力量和斗争精神都在日趋衰落的时候，各地煤矿工业都发生许多与此相类似的运动。前一种运动和后一种运动中的一派终于在1932年秋与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分裂，另外成立了美国进步矿工联合会。后来，美国进步矿工联合会和美国联合矿工工会之间，为了争夺地方工会的控制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伊利诺斯州的多次武装冲突中，有23人被杀。后来，在进步矿工联合会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反动的领导集团和政策。
在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烟煤区，全国矿工联合会原拟建立地方工会，但很快就看到在这些已有工会组织的地区这种做法是颇为不智的，便开始以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左翼反对派的身份进行活动。在矿山里情况极为恶劣，工会领导机关对矿主唯命是听；因此有几种强有力的反对运动发生，这些运动通常以举行“非法”的罢工为顶点，终于产生双重矿工工会。在这些运动中，工会团结同盟有很大影响，但是没有能够赢得领导权，领导权总还是在摩尔根、舒斯特等一流人物手中，他们利用这些运动招摇撞骗。
纺织工业方面
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主席是李德，[1]是在1928年新贝德福城25000名纺织工人罢工中诞生的，这次罢工部分地打败了资方普遍减低工资10%的计划，在这方面，原来的工会教育联盟曾起了决定的作用。在这次罢工之后，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派出组织工作者到南方，很快就在北加罗林纳州加斯顿尼亚地方的工厂里建立了据点。当地的工人原是完全没有组织的，他们十分不满意极低的工资和残害工人的“延长工时”或赶快制度，这个地区童工充斥，到处都是贫穷和可怖的饥饿所造成的疾病——意大利癞病。
1929年3月12日，有六千造丝工人在田纳西州的伊利萨伯顿城自发地罢工，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由于专门注意加斯顿尼亚正在发展着的斗争，未能及时派组织工作者前去该城，罢工的领导便落入美国劳工联合会手中；他们很快就把罢工结束了。4月2日，部分组织起来的加斯顿尼亚工人在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下，在曼维尔——珍克斯的工厂爆发了罢工。这次罢工扩大得很快，最后波及了加斯顿尼亚区的五千工人。厂主自始就拼命地企图把这次十分英勇的罢工镇压下去。
加斯顿尼亚的罢工竟是燎原的星星之火，它在南方纺织工人广大群众中间，广阔地展开了热烈的罢工方式的反抗运动，反对无可容忍的“延长工时”和工资低微的制度。马里安、格林维尔、丹维尔和其他许多地方迅速爆发了罢工。美国工业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一种无组织工人自发的巨大骚动。可是，工会团结同盟却丧失了领导这整个斗争的大好机会。凭着它在加斯顿尼亚的威信，要是把一切可能的外勤组织工作者都派出去并召开一次南方纺织工人代表会议的话，本来是可以把许多分散的斗争团结成一个伟大的协同动作的斗争的。但是当时领导着共产党的洛夫斯顿集团很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批评了扩大这一斗争的建议，反而把一切力量集中在加斯顿尼亚。
总的结果就是把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致命地孤立在恐怖统治下的加斯顿尼亚，听任这种普遍自发运动的领导权由于疏忽的缘故而落入美国劳工联合会手中。美国劳工联合会因为震骇于在纺织业中的赤色工会运动，突然决定“组织”南方工厂的工人。格林当即派来了一批组织工作者，把南方各地主要的罢工都控制在手上。于是他们遵循其不罢工的政策，窒息了一切英勇战斗的行动；根据巴尔的摩——俄亥俄计划与厂主订立赶快工作协议的原则，结束了一切罢工。可悲的是：工人是反对赶快制度的，而美国劳工联合会政策的核心却是助长可恨的赶快制度。工人们到处勇敢地与流氓、军队和警察斗争，有许多工人被害。但是，他们已没有胜利的希望。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诡谲伎俩，缪斯特所领导的进步分子集团的伎俩，的确不是他们所能应付得了的。他们的罢工到处遭到打击，整个伟大运动完全崩溃了。这事件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动领导的另一个可痛心的纪念碑。
就在这个时候，加斯顿尼亚正在进行着一场猛烈的都在。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的罢工工人极端有战斗性，而厂主的打手则极为残暴，维金就是在这里被暴徒开枪杀害了的。警察和公司的警卫队屡次使用恐怖手段，企图打破罢工工人的团结精神，有一次他们武装袭击国际工人救济会所主办的罢工工人收容营。工人们也手执武器起而自卫。经过一场激战之后，袭击者终被击退，警长艾德荷特就是在这次斗争中丧命的。厂主们在激怒之下，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私刑式的冤狱，有七十个工人被捕并被控犯杀人罪，其中十五位终于被判五年到七年徒刑，被判徒刑的有：麦拉夫林、麦金尼斯、亨得利克斯、米勒、比尔（后来变节）、奈特等人。这次罢工终被镇压下去。在这次斗争中，在加斯顿尼亚的工会团结同盟大部时间都是由邓恩领导的。
其后的二年间，工会团结同盟参加了罗德岛、麻萨诸塞、新罕姆什尔和康涅狄克州的许多地方性罢工，参加这些罢工的工人有五万人。这些罢工几乎全部都是在反对减低工资和限制赶快制度上面获得了全盘的或局部的胜利。1931年，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与联合纺织工人工会和联合丝织工人工会同时在派特逊举行罢工。斗争大多是去拿过纺织工人联合会领导进行的，而其他工会却在厂主、报纸等等的协助之下取得了妥协的解决。“用一切办法打败赤色工会”，这就是厂主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纺织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口号。1931年2约，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又在劳伦斯城领导一万人的罢工获得胜利，反对了赶快制度，阻止了大批解雇工人，逼迫厂方辞退了效率工程师。这一斗争在当地是柏克曼所领导的。这一重大胜利，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精神，因此，1931年10月有23500工人举行罢工，他们大部分是无组织的工人。这是1912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劳伦士城罢工以来最大的一次地方性罢工。这个时候，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的领袖柏克曼已被劳工部逮捕监禁，打算把他驱逐出境。[2]这一事实，加上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被禁止自由集会，这两种情况使得美国劳工联合会得以控制这次罢工并使这次罢工很快就归于失败。
在上述这些和其他许多英勇战斗的罢工中，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在纺织工业中普遍地建立了威信。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只剩下少数骨干，而且由于他们的不罢工，主张赶快制度的政策，变得软弱无能了。工人除了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之外，别无其他保护人。不过，纺织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人数还是少，起伏于五千到一万人之间。它为厂主所痛恨，所畏惧，它的会员被列入黑名单。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纺织工会（联合纺织工人工会）的领导人是不惜以一切办法来破坏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所组织的罢工的；而社会党和缪斯特进步劳工行动会议派则到处与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作对。
缝纫业方面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在危机时期的头三年虽然关于必须保持工资的话谈得不少，其实他们却帮助厂主减低工资，帮助的办法是第一步接受胡佛的虚伪的不减工资不罢工协议，这便利厂主在无工会组织的产业中大大减低工资；然后第二步，在第一步完成了之后便由工会“自愿地”同意减低工资。缝纫业方面的社会党工会领袖们也执行这相同的总路线，正如他们以前执行美国劳工联合会1923——1929年的赶快制度和加强阶级合作的政策一样。
在危机时期的早几年，缝纫业中的确有过几次大罢工，这些罢工是在与雇主商得同意，在资产阶级报章的称颂声中本着友好的精神进行的。这些罢工大都历时仅仅几天，全都是以大事宣传的所谓工人“胜利”而结束。唯一实际结果就是减少工资，要工人赶快工作，要无组织的工人加入改良主义的工会，逼迫分散的小雇主加入厂主联合会。在1929——1932年，这种所谓“成功”的罢工发生了十几起甚或更多一些，范围包括每一重要缝纫业中心的大部分缝纫工人，然而缝纫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却急转直下地恶化。
新成立的缝纫业工人产业工会，设在纽约，由海曼任主席，哥尔德任书记。这个工会为反对缝纫业工人生活水准的不断下降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它猛烈反对当时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减低工资和计件工资政策。它提出了“把假罢工变为真罢工”的口号，它所实行的政策是：在它所能支配的工厂中组织自己的会员举行这种罢工；号召美国劳工联合会和联合成衣工人工会的工人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缝纫工人产业工会合作，为工人的真正要求展开英勇的斗争。因此，缝纫工人产业工会能以大大加强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缝纫工人的抵抗力，至少部分地保护了他们，使他们不致为减低工资和工作条件普遍恶化的恶浪所卷没。
除了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罢工之外，缝纫工人产业工会并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了多次罢工。次数很多，在这里不胜枚举，在胡佛的危机时期，几次比较重要的罢工是：1929年2月，纽约一万成衣工人罢工；1929年6月，纽约二千毛皮工人罢工；1931年2月，纽约三千成衣工人罢工；1931年7月，纽约四千毛皮工人罢工；1932年2月，纽约八千成衣工人罢工；1932年7月，纽约七千毛皮工人罢工；1932年8月，南河城一千八百成衣工人罢工。在波士顿、费城、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缝纫工人产业工会也举行了许多次罢工。据劳工研究会的估计，在这几年中间，仅在纽约一地，在缝纫工人产业工会领导下罢工工人达三万人。这些罢工当中有许多获得了局部的胜利。
缝纫工人产业工会的斗争是特别困难的，因为这个组织的斗争要对付厂主、流氓、警察、法庭、报纸、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与社会党的领袖。虽然如此，工会团结同盟却在这一产业中建立了深固的基础，尤其是在毛皮业方面，在这里，会员人数和影响上都大大超过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它在缝纫工人中普遍地有着巨大的威望，它的英勇战斗的精神大大坚定了缝纫工人的反抗。对于企图减低工资的厂主来说，它确是一大障碍。对他们来说，害怕英勇战斗的缝纫工人产业工会控制工人的恐惧心理，始终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可是，缝纫工人产业工会从来没有成为大工会。在它存在期间，它的会员人数最少时是一万五千人，最多曾达三万人。（作者按：关于缝纫工人产业工会历史的详情，请参阅哈第著《成衣工人》一书。）
汽车、钢铁、海运业
汽车工业是专业化、机械化、合理化和托辣斯化高度发展的工业，它提供了典型的例子，证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业工会没有可能阻止从事大批生产的产业。这一工业早就需要独立的工会运动。在欧战期间，汽车飞机车辆工人工会曾有过一些活动，这个工会就是一个独立的工会。但是，在战后雇主的攻势中，这个工会被摧毁了。192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底特律年会曾夸下海口，说要把汽车工人组织起来，但当汽车大王拒绝美国劳工联合会帮助他们使工人赶快工作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赶快制度很感满意），曾要求给以组织工人的权利的十九个工会便从此悄然放弃了它们的“组织运动”，不再过问了。
在这之后不久，工会教育联盟争取到了以前汽车飞机车辆工人工会孤立的底特律地方分会的领导权。1929年，这情形扩大到汽车工人工会（属于工会团结同盟）。这个汽车工人工会设在底特律，领导者为雷蒙、石米斯、哥兹等人。它在汽车工人中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并在共产党和底特律失业工人委员会所组织的失业工人的几次大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所进行的第一次重要罢工就是1931年7月弗林特城费歇车身厂的罢工，参加的有五千工人。这次罢工是失败了的，原因是这一个厂的领导权落在公司走狗手里去了。这一工会还进行了许多次小规模的罢工。
在本章所谈到的罗斯福上台以前的危机时期，汽车工人工会所领导的最重要的罢工发生于1933年12月间。当时厂主正字大事减低工资。汽车工人工会在布里格斯滑铁卢工厂发动了六百人的罢工，打败了减低工资的企图。这一胜利是开始蔓延开去的一点星火，很快就发生了连续不断的罢工，所有的罢工都得到了胜利，终于发展成为布里格斯工厂的一万人罢工（布里格斯工厂是为福特工厂制造车身的工厂）。这次罢工赢得了一些让步，但最后终又失败。它曾使得福特工厂破天荒第一次因为罢工而停工几天。赫得逊汽车工厂三千工人的另一局部罢工也赢得了局部胜利。这些罢工使汽车工人工会的会员大大增加，威信提高不少。这些罢工在掀起全国复兴计划时期的巨大罢工浪潮上，起了很重大的作用。汽车工人工会的会员于1933年达最高点，共有五千人。
钢铁金属工人产业工会是于1932年8月在由匹兹堡将原属于工会教育联盟的五金工人产业联盟改组而成的。五金工人产业联盟原由奥佛加德领导，钢铁金属工人产业工会则由墨耳顿、鲍威尔斯和伊更任书记。钢铁金属工人工会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钢、铁、锡业工人联合会，软弱腐朽、死气沉沉、充满反动精神，丝毫不去组织钢铁工人。在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危机时期，知道罗斯福上台时为止，钢铁金属工人产业工会主要是从事群众宣传并在失业工人中进行工作。它所组织的主要罢工是1932年9月1日俄亥俄州瓦伦城共和钢铁公司工厂一千五百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是胜利地结束的。1933年3月，它只有纳费会员一千四百人，但是影响甚为广泛，这种影响很快就在全国复兴计划时期掀起了十分重要的罢工。
航海运轮工人产业工会（书记为赫得逊）于1933年3月成立于纽约，会员二千人。它是由原来的航海工人产业联盟（书记为明克）改组而成的。它是在这一工业中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十几个软弱无能互相倾轧的行业工会使得工人精神沮丧的情况中诞生的，这些行业工会中最重要的是极端反动的里安集团所领导的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和也是极反动的富禄塞思——奥兰德集团所领导的国际海员工会。航海运轮工人产业工会的前身航海工人产业联盟，曾在费城、加尔维斯顿、新奥尔良、杜路斯、萨克拉孟托等地在海员、码头工人、内河船夫中进行许多宣传工作和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罢工。由于它的工作的发展，终于成立了航海运轮工人产业工会，这个工会在新政时期领导了十年来第一次的航海运轮业的重要罢工，在旧金山的伟大的总罢工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农业、食品和制鞋业
在工会团结同盟克里夫兰大会上，由远西地区前来的几个农业工人代表组织了农业工人产业联盟。这个联盟后来改组为罐头农业工人产业工会。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个阻止，很快就领导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农业工人罢工，并成为美国农业工人所曾成立的最成功的一个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自然完全忽视了农业工人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整个展开在工会团结同盟面前。
罐头业和农业工人产业工会（当时还是一个联盟）不愧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农业工会最优秀战斗传统的继承人，它于1930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帝国谷”地方领导了两次有战斗性的罢工：一次有两千五百人，另一次有四千人。罢工工人大部是墨西哥人、菲律宾人和日本人。罢工是在极为恐怖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罢工的结果是工人获得了很大果实。由于大事搜查工会会所，有一百工人被捕，有八名工人领袖被判徒刑三年至四十二年而监禁于圣昆田反省院（这八位是斯培托、斯克拉、艾力逊、伊默利、罗哈斯、奥罗斯科、堀内和赫勒拉）。
罐头业和农业工人产业工会所进行的另一次十分重要的斗争，就是1932年春季科罗拉多一万八千甜菜工人的罢工。这次又是遭受了残暴的镇压，被驱逐出境的由墨西哥工人数千人之多。这次罢工争得了一些让步。领导这次罢工的是杜黑和纪恩，主持这次罢工的是一个包括若干兄弟组织的团体：“甜菜工人统一战线行动委员会”。
罐头农业工人产业工会的主要据点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和西南地区，不过在其他各州，甚至远在东面的纽泽西州也有一些地方分会。1933年4月，它领导了圣佐斯二千二百摘花生工人罢工；1933年6月，东部新墨西哥州有摘棉工人二千人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罢工；1933年9月，加利福尼亚有六千采葡萄工人和数千种莴苣工人罢工；1933年10月，南部加利福尼亚州和阿利桑那州有一万八千采棉工人罢工等等。下一章我们将说到这一工会的领导人员如何因这些有战斗性的胜利的罢工而被捕下狱的情形。罐头业和农业工人产业工会和移种农联合会、南方佃农联合会等等贫苦农民的阻止合作，共同反对强大的垦殖公司。
奥柏梅耶、勃鲁姆菲尔德和鲁滨等人所领导的食品工人产业工会是1930年从联合食品工人工会分裂出来之后成立的。它的总会和最坚强的组织设在纽约。这个工会有这样的传统为其基础，即是说，工会教育联盟曾在联合食品工人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和在无组织工人中间进行了十几年的左翼的宣传工作。食品工人产业工会领导了纽约饭馆、咖啡店和食品店的几百次小规模罢工。它特别需要与罢工禁令的威胁作斗争。每次罢工，刚一开始便会立即遭到禁令的制止，这种禁令都是雇主和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所准备好的。为了执行工会团结同盟以群众的行动去打破这种禁令的政策，曾有会员数百人被捕下狱。虽然食品工人产业工会的罢工有许多都得到成功，然而一直到1933年3月（即本章所说的这一时期的末了）会员人数总是在一千五百人左右，不过在这日期之后不久，会员人数一跃而增加了好几倍。
制鞋及皮革工人产业工会成立于1931年9月，领导者为毕登克普、季贝尔等人，总会设在纽约。其前身为独立制鞋工人工会，这些组织曾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了多次罢工，而且在若干独立的这些工人组织和反动的美国劳动联合会靴鞋工会内部进行了斗争。他们的罢工，最重要的有1921年纽约独立制鞋工会四千五百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是成功的，另外是1932年制鞋与皮革工人产业工会一千四百名工人的罢工，这次却遭到失败。
工会团结同盟的其他工会与团体
烟草工人产业工会成立于1931年4月，总会设在纽约，主要的全国领导者为特拉斯、乌弗尔和拉米列兹。这个工会的地方性很大。在成立之前，工会团结同盟在佛罗里达州淡巴城的雪茄工人七千人曾于1930年11月举行罢工。由于该城工会在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节，被该城当局逮捕了工会重要会员十五人，工会举行了三天总罢工，使淡巴城所有的雪茄工厂全部停工。在恐怖的高压下，工会终于被摧残，波尼拉、勒沙玛和麦唐纳各被判处徒刑十年，艾尔瓦列茨和马勒罗各被判徒刑三年，被囚于恶名昭彰的佛罗里达苦役营中。烟草工人产业工会曾于1931年在纽约举行工场大罢工，1932年8月举行纽约全市总罢工，两次参加工人五千人。但在这些罢工中工会会员增加的人数不多。
木材工人产业工会。书记勃朗，总会设在西雅图，成立于1931年，是过去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木材工人组织的一部分所组成的。它曾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组织许多次小规模的罢工，但在新政开始时，只有会员约三千人。
家具工人产业工会，书记基斯，1934年2月成立于纽约。成立约14个月之后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家具业工会合并。在新政时期，这个工会曾举行一次重要的总罢工。
食品与屠宰工人产业工会，书记魏斯曼，总会设纽约。它进行过几次罢工，会员人数不多。
除了以上所说的13个全国产业工会之外，工会团结同盟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组织，其中有建筑养护工人工会、渔夫与罐头工人产业工会、理发工人产业工会、新式皮革工人工会、珠宝工人产业工会、机关工人工会、批发与织品工人工会、印刷工人产业工会、出租汽车工人工会、玩偶玩具工人产业工会、摄影工人产业工会、洗衣工人产业工会等等。
工会团结同盟的最重要的工会团结委员会，即各地方中央组织，是在纽约。在它的存在的五年期间，书记为约翰斯东、札克、司徒奔和奥佛加德。
工会团结同盟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各工会和铁路兄弟会内部有许多左翼小组，主要是在采矿、缝纫、建筑、制鞋、五金、印刷和其他已为行业工会所控制的产业中。在工会团结同盟期间，这些团体在它们所属组织的生活和斗争上面都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这些团体在规模上都是地方性的，仅有的例外就是：铁路工人产业同盟（书记为万格林，总部设在芝加哥）和纽约印刷业产业同盟。
[1]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鲜明地表明了工会团结同盟的一个特有的弱点——领导人物变动太多，在其存在的五年中间，它曾有过好些全国书记：基勤、魏斯波、米勒、穆尔道克、德万、鲁沙克、柏拉克。
[2]在这紧张斗争时期，劳工部公开勾结厂主攻击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和工会团结同盟的其他工会，它逮捕了全国纺织工人联合会先后两任全国书记穆尔道克和德万，并把他们驱逐出境。劳工部又将继任的书记，一位美国出生的女子柏拉克逮捕，判决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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烬于夜火（﹝法国﹞迈克尔·勒维（MichaelLöwy），1998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Consumedbynight'sfire
烬于夜火
﹝法国﹞迈克尔·勒维（MichaelLöwy）1998年1-2月
王鹤凡翻译、韩达校对
居伊·德波（GuyDebord）是一枚定时炸弹，而且是最难拆除的那一类。尽管人们从未放弃过对他的研究，他们却始终无法完全掌握他的思想。人们试图中和他，淡化他，美化他或否认他的独创性。然而这不过是徒劳。但这颗“炸弹”仍在那里，它可能会在将其捡拾起来并试图使其无害化的任何人的手中发生爆炸。
不妨拿菲利普·索勒斯[1]（PhilippeSollers）编撰的集子中的例子来说。显然，德波不过是一个文风华丽的“文坛花花公子”：“他的作品只剩下文学价值。”在他的作品中，“伦理被重新吸收到美学中”他是怎么把《景观社会》（LaSociétéduspectacle）这样一部革命性的巨作作如此无害化的解读的？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你把（革命性的思想）忽略掉就行。这本书的革命思想本身也不直白，被忽略掉也非怪事，并不值得单独拿出来说，毕竟作为一部“客观的理论作品”，它不是以第一人称行文的。更要命的是，德波从青年马克思和黑格尔那里引用来的词句喧宾夺主，破坏了它原本优美的文风。“当他终于不再模仿那些德国作家的文风时，一切都好起来了。”显然，比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作者更钟爱里瓦罗尔（Rivarol）和埃兹拉·庞德（EzraPound）。
相比之下，其他人则只提到德波在1967年出版的书籍——甚至仅仅是看了标题就望文生训，把它的主旨简化为对大众媒体的无关痛痒的批判。然而，他所说的”景观社会”并不简单指代电视对人民娱乐的全面掌控——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现实的最肤浅和最直接的表现——而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经济，民生与政治制度。（当然还有其在东方的官僚主义变种。）这套制度建立在一种转型之上——人变成了被动观察商品交易与一般事件的观察者。这个系统将群众分割开来，而造就这个体系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一种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它倾向于不断重新创造一切——从汽车到电视——从而产生隔阂与距离。现代景观——用德波非常擅长的一种极好的表达方式来描述——是“一首史诗”，但与《伊利亚特》不同的是，它不讲述“军队和英雄”的故事。它描绘的是“商品和激情”。[2]
德波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这本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现在却必须重新强调一遍。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极为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一位极具创新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他对自由主义的见解持开放态度，但他仍然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景观社会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依据该书物化理论的核心思想，人类已经沦为观看商品按自身规律运动的观察者。像卢卡奇一样，德波在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了可以抵御物化的力量。这一极具解放性的主体通过实践与斗争活动将思想变为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用以消除产品与生产者之间、决策与执行之间的分离的工会，是景观社会的最激进的反抗者。[3]
对于一系列的对德波思想的中和和阉割，最重要的是记住居里·德波那永垂不朽的著作乃是出自一个自认是“在文化领域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之手。在他的影响下，与超现实主义相对立的情境主义（surrealism）将工人委员会共产主义（workersʼcouncilcommunism）的传统和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精神融合成一场旨在彻底改变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提出的最大胆的构想就是从情境主义而来。
德波对批评持开放态度。但这种贵族精神渐渐陷于源自傲慢的孤独。他欣赏巴洛克艺术风格，崇拜狡猾的政治战略家，如马基雅维利、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巴尔塔萨·格雷西安（BaltasarGracian）和红衣主教德雷茨（CardinaldeRetz）。他“荒谬”地宣称他是这个奴隶社会中唯一的自由人。但必须承认的是，不同于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他从未准备以任何方式使自己顺从于现存的秩序。
使德波的作品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便是它们的不可化约性和泛着黑暗光泽的浪漫。当我谈到浪漫主义时，我指的不是——至少不仅仅是——19世纪的文学流派，而是一种更伟大、更深刻的事务：以过去的价值观之名对抗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一种传统。它始于十八世纪中叶，由让-雅克·卢梭发起，贯穿德国的早期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如影随行般的批判，它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始，至消亡之日终（不得不说这一天还挺令人开心的）。像情感架构或者世界观一样，浪漫主义贯穿文化的各个领域：文学、诗歌、艺术、哲学、史学、神学和政治。浪漫主义在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幻想之间挣扎，谴责着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破坏：世界的祛魅、机械化、物化、量化以及社群的解体。尽管不断追忆过去，浪漫主义并不一定是退步的。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既有过反动的面貌，也采取过革命的形式。[4]
居伊·德波是一名乌托邦主义者，归属于从威廉·布莱克到威廉·莫里斯，以及查尔斯·傅里叶到安德烈·布勒东的革命浪漫主义的颠覆性传统。他从未停止过谴责和嘲笑“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也从不害怕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当‘绝对现代化’成为好似暴君颁布的一条特别法律时，诚实的奴隶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被怀疑流连于过去”。[5]
他从未隐瞒对资本主义之前的共同体的某种怀恋。交换价值和景观社会已经瓦解了人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曾经是建立在对事实的直接体验、个人之间的真正对话以及解决问题的共同行动之上的。德波经常提到历史上对真实共同体的不完全实现：希腊的城邦（polis）、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村庄、街区和受欢迎的小酒馆们。他（含蓄地）采用了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önnies）对共同体（Gesellschaft）与社会（Gemeinschaft）的辨别，将这一景观蔑称为“一个没有共同体的社会”。[6]
我将以一段文字为例来说明德波的黑色或哥特式浪漫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十八世纪的某些英国小说亦可以说是暗黑哥特式的：比如电影InGirumImusNocteetConsumimurIgni〔译注〕的剧本。此文集诗意、哲理、社会性和政治性于一体，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言说。剧本本身和影像在反传统的——严格来说——古典电影的框架内相得益彰。文字具有独立于影像的内在价值。从这点上看，1990年德波只重新发布了文本，而不是完整的剧作，并简单地添加了一系列脚注，这一点意义重大。
【译注：这是德波去世前最后一部指导的电影，其标题是一句生造的拉丁文回文句，从前读和从后读是一样的。其大意是“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这在后文中有进一步的讲解。】
这部电影由其他电影的引文组成，文本也充满了引文，有些给出了来源（譬如引自冯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和斯威夫特的），有些则没有（譬如引自圣经，维克多雨果的）。德波处理他们的方式就像强盗处理赃物一样。他将他引用的段落从上下文中抽离出来，将它们整合到他自己的文本中，从而赋予它们新的意义。
德波很善于挑衅，他以直接攻击观众的方式开始他的故事。他的绝大多数观众都是在商品社会中享有特权的工薪阶层，他们无法摆脱在毫无意义的炫耀性消费中相互竞争，从而甘愿沦为景观社会的受害者。但他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此。他讲述了五十年代的巴黎是如何地催生了一个完全颠覆性的项目。这部影片的片名是回文的拉丁文——“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其模棱两可的意象勾勒了以“拒绝一切被普遍接受的东西”为口号的一群年轻人的感受和困境。这群人处在1968年5月的“反抗世界秩序”的最前沿。尽管敌人并没有被消灭，但这些年轻的战士仍然将自己的武器深入“这个充满谎言的统治系统的喉管”。[7]赋予他剧本迷人力量的不仅仅是它的诗意、哲学的独创性、批判的严谨或傲慢的无礼。这也是为哥特式浪漫主义颠覆传统所启发的一种思维方式的激情和想象力。像他的那些浪漫主义的前辈一样，德波完全对现代社会嗤之以鼻：他不断谴责现代社会“糟糕的、不健康的和阴暗的建筑物”，其中的技术创新通常只对商人有利，“现代化的文盲”、“惊人的迷信”，尤其是“不友好的景观”被用来满足现代工业对集中营的要求。他对第五共和国的新豪斯曼式与现代化的城市设计的抨击尤其猛烈——因为这险恶地使城市迎合了汽车产业的需要。根据德波的说法，这一政策将导致太阳的消亡，因为巴黎的上空将被“由污染导致的虚假雾气”所遮蔽，这将使得“这个荒凉山谷中事物的机械循环”永远黯淡。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旗帜鲜明地否定“这个现代的资产阶级和官僚的丑闻”，并认为“消灭一切阶级和国家”是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8]
这种革命性的反现代主义与对过去的怀旧相映成趣——无论是已经沦为废墟的权贵古宫，还是1950年代的巴黎，都无关紧要——规划者已经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废墟。对“永逝的美人”的深切遗憾，对那“星辰未因异化的兴起而熄灭”的时代，以及“淑女、骑士、甲胄和情人”的迷恋，就像一些不经意的喃喃自语一样贯穿整个文本。[9]
然而，这不是回到过去的问题。很少有20世纪的作家能像德波那样成功地将怀旧转化为爆炸性的力量，转化为用来对抗现有秩序的武器，进而转化为对未来的革命性突破。他和他的朋友们最初在“漂移”（derives）中追求这个目标——“寻找一个不同的、有害的圣杯”，这个圣杯有着“惊人的遭遇”和“危险的魔法”——能够让他们再次掌握“分解一个整体的诀窍”。[10]
“危险的魅惑力。”——这句话是相当重要的。
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说，时代精神（ethos）就是祛魅（dieentzauberungderWelt），浪漫主义首先是一种尝试——而且通常是一种绝望的尝试——识图重新让世界复魅。它将作何尝试？在保守的浪漫主义者梦想着宗教复兴的同时，从查尔斯·马图林（CharlesMaturin）到波德莱尔和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的哥特式浪漫主义者却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浮士德》中的墨菲斯托这个总是否定一切的幽灵一边。
德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如此，他们是否定辩证法的仆人，选择站在恶魔的那一边，“或者换而言之，是那导致现存条件走向毁灭的历史之恶”生活在一个自称团结、和谐、稳定的腐败社会中，他们最热切的渴望就是成为“分解之王的使者”。他们希望成为“黑暗之王”的弟子。“这是个不错的头衔；毕竟现存的启蒙制度无法给予他们更高的荣誉。”[11]
与浪漫主义诗人们（诺瓦利斯）一样，德波更喜欢黑暗的意象，而不是那些很容易被统治阶级操纵的启蒙思潮（Aufklärung）。夜晚中的东西同样蕴育光明，浪漫主义最欣赏的是月光——正如蒂克用两个词所总结的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文学和哲学纲领：diemondbeglantzZaubernacht（迷人的月夜）——而《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的编剧显然对火焰之光更感兴趣：新时代的大火就这样被点燃了；此刻的生者们不能看到它的结局：顺从即死亡。[12]
壮观的城堡的墙壁已经被火焰吞噬了吗？我们是否已经像居伊·德波认为的那样在1979年看到了巴比伦城墙上的文字：“Mene，Mene，Tekel，Upharsim”？〔译注〕无论如何，他的结论是没有错的：“这个社会危在旦夕了；它的理性和价值已经得以权衡并发现其不足之处；它的居民被分成两组，其中一组希望它消亡。”[13]
【译注：引自圣经典故，见但以理书第5章。巴比伦的国王伯沙撒举行宴会时，有异象出现，墙壁上突然显现出不能解读的文字，即上文所示。先知但以理解读为神对巴比伦国的命运的诅咒和预言。果然伯沙撒被杀，王权易位。】
德波忠于哥特式浪漫主义的信条，他是一位20世纪的冒险家。但德波是这一类人中的特殊成员，1954年由国际字母派（InternationaleLettriste）发布的一份宣言中就定义了何为冒险家。签署者包括“居伊·厄内斯特·德波”。具体是这么说的：“冒险者是那些让冒险发生的人，而不是碰巧踏上冒险的人。”[14]这可以是他的座右铭。
原载英国《激进哲学》（RadicalPhilosophy）杂志第87期（1998年1-2月号）
原文链接：https://www.radicalphilosophy.cNE.Cms_Insertom/article/consumed-by-nights-fire
原注：
[1]塞西尔·基佩著《可悲的居伊·德波》，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96年版。（CécileGuilbert,PourGuyDebord,Gallimard,Paris,1996.）
[2]《景观社会》法文版§66，另见唐纳德·尼古拉森-史密斯的英译版，纽约界域丛书1994年版。（LaSociétéduspectacle,§66;translatedintoEnglishasTheSocietyoftheSpectacle,trans.DonaldNicholson-Smith,ZoneBooks,NewYork,1994.）
[3]参见安塞尔莫·雅浦著《居伊·德波》，瓦莱烈编辑，马赛1996版。本书或为目前为止最好的德波传记。（AnselmeJappe,GuyDebord,ViaValeriano,Marseilles,1996.）
[4]关于浪漫主义矛盾本质的更多探讨，请见罗伯特·塞尔和迈克尔·勒维著《反叛与痛苦：浪漫主义对现代潮流的反抗》，巴黎佩奥出版社1992年版（RobertSayleandMichaelLöwy,Révolteetmélancolie:LeRomantismeàcontre-courantdelamodernité,Payot,Paris,1992.）
[5]居伊·德波著《颂词》第89页，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89年版。另见詹姆斯·布鲁克翻译的英文版，维尔索出版社1991年版（GuyDebord,Panygérique,Gallimard,Paris,1989,p.83;translatedintoEnglishasPanegyric,trans.JamesBrook,Verso1991.）
[6]《景观社会》法文版§154
[7]居伊·德波的电影剧本InGirumImusNocteetConsumimurIgni，出现于《电影摄影术大全》一书，巴黎尚恩图书编纂，1978年版，第224，257，264页。其部分译本由露西·福赛斯引入（GuyDebord,ʻInGirumImusNocteetConsumimurIgniʼ,inOeuvrescinématographiquescomplètes,EditionsChampLibre,Paris,1978,pp.224,257,264.ApartialtranslationofInGirumNocte,withanintroductionbyLucyForsyth,appearedinBlock14,Autumn1988.）
[8]同上，见193,202,212,220–21页
[9]同上，见217,219,221,255页
[10]同上，见247–9页
[11]同上，见249,251页
[12]同上，见242页
[13]居伊·德波著《<景观社会>意大利语第四版前言》，巴黎尚恩图书编纂，1979年版。英译本见弗朗西斯·帕克和迈克尔·福赛斯译本，伦敦克罗诺斯出版社1979年版（GuyDebord,
PréfaceàlaquatrièmeéditionitaliennedeʻLaSociétéduspectacleʼ,EditionsChampLibre,Paris,1979,p.41;translatedintoEnglishas
PrefacetotheFourthItalianEditionoftheSocietyoftheSpectacle,trans.FrancesParkerandMichaelForsyth,Chronos,London,1979.）
[14]“欧洲的新理念”波特拉克杂志1954年8月，第7号46页（ʻUneIdéeneuveenEuropeʼ,Potlach7,August1954,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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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变局后的私有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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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变局后的私有化情况
上文指出，1989年9月團結工會政府成立，對原統治階級的幹部私有化構成一個沉重打擊。雖然政府無從禁制擁有原始資本的幹部繼續進行私有化，幹部私有化的條件勢必較以前為不利。
但政府著手控制私有化的步伐比匈牙利緩慢得多。匈牙利民主論壇政府1990年4月上台後，9月14日便成立國家財產局控制私有化過程。對照下，馬佐維耶茨基政府1990年4月才向國會提交私有化法例草案。
草案建議成立所有制改造部（MinistryofownershipTransformation），負責把國家財產私有化。私有化分為兩大類。一是由所改部挑選具競爭力的大型國家企業，公開出售股份。小投資者有優先獲得配股權利。企業職工可用半價購買不多於20%的股份。大投資者和外資可從二手市場向小投資者進行收購。第二類相等於匈牙利的“自發性私有化”，適用於中小型企業。過程由所改部監督，以防止“病態”情況出現。草案公佈後，團結工會表示反對，因為企業私有化後，工會議會在前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下所擁有的哪怕是流於形式化的權力，也將蕩然無存。（注122）
1990年9月14日，恩•魯雲杜斯基（JanuszLewandowski）被任命為所改部部長。（注123）
商業的私有化速度較工業快很多。1991年初，40%已成功或是通過拍賣或是透過出售股票進行私有化。（注124）
根據最新計劃，政府於1991年秋成立幾個“私有化基金”。基金由西方專業投資經理人負責。政府1992年給公民發換股證，總額約相等於100個大型企業的三成股權。公民必須把換股證存放於各個基金，由基金或是以投標方式或是以認購方式用以換取上述企業的股份。政府所保留的七成股份部份亦會交予各個基金代為託管。作為企業的持股人，各個基金可從事股票買賣、把企業清盤等。基金行政人員的收入與基金利潤掛鉤。經過一段仍未確定的時期後，公民可買賣他們手上的基金股份。（注125）
應當留意，以上計劃只涉及大型企業。中小型企業的“自發性私有化”依然有效。（注126）
顯然，給公民免費發換股證的政治意義比其經濟意義大得多。波蘭人民現正生活於極度困苦中，換股證可紓緩他們的不滿和誘導他們繼續忍受下去。但以為他們最終可以從上述計劃得到一些免費資產是一個幻想。一些捷克經濟學家便批評波蘭的計劃有誤導成份。（注127）很多波蘭企業事實上經已破產。人民到頭來將會發覺他們手上的基金股份大部份其實一文不值。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企業不愁找不到買家。這些企業都會透過出售股份等各種方法直接進行私有化。只有那些無人問津的企業才包括在換股證計劃內。私有化的得益者，始終是外資和國內擁有原始資本的人。國民經濟最肥美的部份變成他們囊中物，將被他們瓜分清光。
最近，波蘭揭發了一宗醜聞。由於第三世界無力償還欠債，這些債項在債權二手市場做價一般為債權面值一個很低的比率。1989年7月，拉科斯基政府成立一個償還外債基金（FundtoServeTheForeignDebt），職能為在債權二手市場購回波蘭的外債債權。基金一直存在到1991年1月。此期間，波蘭外債債權做價最低曾跌至面值17.5%。但根據基金報告，它所付出的價錢高達33%。（注128）
以上事例不禁令人產生疑問，在原統治集團分子仍然掌握大部份政企崗位下，究竟團結工會政府對於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病態”情況，能發揮多少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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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团结工会政府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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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团结工会政府的成立
6月4日國會選舉投票率僅62%，竟然比1987年11月29日全民投票還低5個百分點，令不少人感到失望。瓦文薩派智囊布•謝拉麥克（BronislawGeremek）承認：“投票率低是現時情緒的重要標記。部份與反對派有密切關係的選民沒有投票，多半是出於反對與政府進行妥協。”他擔心“社會爆發無法控制的動盪的危險依然存在。”（注103）
參議院全部100個席位被團結工會囊括，下議院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161個議席中，團結工會包辦160個。換句話，國會兩院合共560個席位中，團結工會占260個。
7月19日，國會兩院投票選舉總統。本來，波共聯同衛星黨聯合農民黨（波文簡作ZSL）和民主黨（波文簡作SD）合共占300個席位（其中兩個衛星黨共占103個），雅魯澤爾斯基當選應該沒有問題。但出乎所有人意料，聯農黨和民主黨議員當中12人（一說11人）竟然投反對票，另外16人投棄權票。由於投票當日有部份評論員制度，上述議員的反叛頓時令雅能否順利當選變成疑問。事實上，倘使團結工會議員全部投反對票或棄權票，雅便肯定無法得到多於半數票。
但事態發展卻可謂峰迴路轉。最後進行投票的是一些團結工會議員，他們知道自己的投票起著決定性作用。在此緊急關頭，他們當中7人故意投了7票廢票，雅所需要的贊成票數目便因此而減少。終於，雅以270票贊成，233票反對，34票棄權，一票之微當選。（注104）
其實，考慮到當時國內外形勢，部份聯農黨和民主黨議員叛變，不應使人感到太大意外。1989年1月，匈牙利通過實行多黨制。6月13日，政府與反對派召開圓桌會議，討論議程包括訂定舉行完全開放的多黨制選舉日期（原則上已定於1990年夏天前）。蘇聯對波蘭和匈牙利事態發展一直採取不干預政策。6月4日選舉充份顯示波共的脆弱。以上都是促成衛星黨叛賣波共的客觀因素。
雅魯澤爾斯基得力於團結工會議員的幫忙才能當選的消息傳出後，引致工會基層極大不滿。這個不滿和波共與衛星黨之間所出現的裂縫，促使瓦文薩一夥決定不再遵守圓桌會議協定。
7月25日，雅魯澤爾斯基向瓦文薩表示新政府21個內閣席位中，可給團結工會7個，但為瓦所拒絕。（注105）此時，瓦已和聯農黨和民主黨展開談判，謀求它們協助，阻止基茨澤克組織新政府。
8月7日，瓦文薩公開表示：“我對由基茨澤克將軍成立新政府提出抗議。解決現時環境的唯一方法是由一個由團結工會、聯合農民黨和民主黨組成的聯盟成立新政府。”（注106）
衛星黨的背叛終於迫使基茨澤克放棄成立新政府的努力。瓦文薩向雅魯澤爾斯基提名三人供他選擇：席倫、謝拉麥克（教授）、馬佐維耶茨基（《團結週刊》總編輯）。8月19日，雅提名馬佐維耶茨基成立新政府。
8月23日，國會以374票贊成，4票反對，通過馬出任總理。9月12日，新政府正式成立。23個內閣部長當中，團結工會占12席，聯農黨4席，民主黨3席，波共4席。波共4席包括國防、內政和外貿。團結工會讓出這些關鍵席位是雅魯澤爾斯基同意提名馬的條件。另外，國家銀行主席（為波共黨員）為部長會議（即內閣）當然成員。內閣名單得到國會以402票贊成，13票反對通過。（注107）
新政府成立後，立即把圓桌會議協定的經改方案付諸實行。（注108）1990年1月1日，在團結工會政府顧問、美國著名“反通脹”經濟學家薩克斯（注109）建議下，政府推行“休克療法”經濟改革。（注110）“休克療法”推行年半以來，波蘭經濟每況愈下。所謂“屬於工人階級”的團結工會政府向工人展開歷史上罕見的瘋狂打擊。
1990年4月19日至24日，團結工會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召開。圓桌會議期間，工會內部的反對勢力有一定聲勢。當時，不少人預料茲維亞仕達一派會把工會分裂，另起爐灶，抗衡瓦文薩派控制下的團結工會。（注111）如前所述，選舉投票率低令瓦文薩派對反對力量仍然有一定戒心。但團結工會政府的成立使形勢全面改觀。瓦文薩派的聲望和地位達到新高點，他們現在可以隨心所欲，任意把持工會。
不論按照一般會議程序或工會的規章，瓦文薩都應該向大會提交主席報告。但他竟然懶得這樣做。（注112）他把工會基層和代表視作自己的隨從的態度，可見一斑。可悲的是，備受蔑視下，大會依然以78%壓倒多數讓他連任主席。（注113）
二大通過的綱領說：“工會將參與把波蘭政治和經濟制度改變，但它會把保衛工人的權利和利益置於首位。”（注114）工會去年多來在“休克療法”下的表現，證明這個承諾僅為花言巧語。綱領給予西方資本主義充份肯定及認同：“經濟改變必須以市場經濟為目標，把資本積累的自由……就業的自由（按：即裁員的權利）與國家介入的成份……結合起來。”（注115）這與一大通過的“自治共和國”綱領形成鮮明對立。
前面分析，瓦文薩一夥有雙重階級屬性，以代表民營企業家階級為主。圓桌會議期間，受制於基層和左翼的壓力，他們的工運改良主義者成份有所提高。圓桌會議後，他們這個成份的比重迅速下降。1989年8月19日雅魯澤爾斯基提名馬佐維耶茨基出任總理之日，瓦文薩發人深省地公開表示：“我不希望建立強大的工會，因為一個有一千萬會員的團結工會會成為對付政府的武器。”（注116）瓦所指的政府，是馬即將成立的新政府。這個新政府即將盜用“工人政府”的名義，實行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的經濟方案。
※※※
1989年8月初，雅魯澤爾斯基辭去波共第一書記職位，由拉科斯基代替。9月中旬，波共政治局向中委會建議把黨變為社會黨。（注117）17日，中委會草擬一份新黨綱，向黨提議更改黨的名字。（注118）1990年1月底，波共召開代表大會，正式自行解散，以波蘭共和國社會民主黨代替。（注119）
1990年9月27日，經過瓦文薩、馬佐維耶茨基、雅魯澤爾斯基和格林普主教（Glemp）閉門會議後，國會以325票贊成，4票反對，10票棄權，修改憲法，把雅的總統任期縮短。較早前，國會已於9月21日通過12月前舉行新一屆總統直選。11月25日，總統選舉進行首輪投票。投票率僅61%。瓦得到最高票數，稍多於39%，但遠低於馬上當選所需的半數以上。以建設“一個金錢民主制度”為口號的波蘭裔加拿大及秘魯兩國雙重國籍的商人蒂明斯基（StanislawTyminski）第二，票數近24%。在三個省份，包括工業化重地卡托維奇，他甚至領先瓦文薩。馬佐維耶茨基僅得17.5%。在11個省份，他甚至落後於波蘭共和國社民黨候選人。（注120）
12月9日，瓦文薩終於在第二輪投票中擊敗蒂明斯基，以75%票數順利當選，22日正式宣誓就職。（注121）馬佐維耶茨基競選總統大敗後辭去總理職位。1991年1月5日，國會批准別萊茨基（Bielecki）出任總理。別為一名商人，他所開辦的顧問公司於團結工會重新合法化前聘用多名前團結分子。他領導的政黨，自由民主大會（LiberalDemocraticCongress），專注於民營經濟的發展。（注121）
蒂明斯基現象既是一個諷刺和一出鬧劇，也是波蘭社會悲劇的寫照。經歷團結工會的叛賣、飽受政府政策的摧殘、打擊，波蘭人民對任何美麗的謊言都願意去相信。工人階級意識形態上現在已完全迷失方向，任由各個利益集團肆意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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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圆桌会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十八、圆桌会议
1988年的罢工浪潮使团结工会从一个神话变回一个实体。罢工工人发觉以前的团结工会已不再存在，于是自行组织新的团结工会。如前指出，自发工潮爆发之初，很多老团结分子、领袖置身于度外。88年末，他们纷纷再次投身工会运动。前述的恩尼斯表示说到底，自己始终还是一个工会分子。
一般而言，罢工工人并不欢迎老团结分子。1981年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达‧积迪纳克（TadeuszJedynak）从澳洲赶回他原来任职的企业，罢工工人最初甚至不准许他进入厂房。类似的情况到处都有发生。工人的政治感觉告诉他们，这些老团结分子现在突然再次出现，是政治机会主义所驱使。
新团结工会与81年的团结工会有三个重大差别。首先，它规模小很多。1989年3月，格但斯克所有企业中，少于10%（116个企业）成立了团结组织委员会。其次，1980—81年扮演主导角色的技师、工程师很少参加工会。他们当中很多人拜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所赐已晋身为另一个阶级。第三，工人与工会领导之间存在着一个阶级鸿沟。1980—81年，虽然团结工会基层当中不少人对瓦文萨派不满，但始终，大家都属于工运分子，只不过倾向不同而已。现在，如前所述，瓦一伙的阶级属性已出现了变化。（注85）
瓦一伙在新团结工会的领导地位不是通过民主过程产生或确立的。相反，他们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和政府有份参与营造的传奇地位，把自己自封为领导。早于1987年8月，工会1981年全国委员会当中22名委员要求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被瓦文萨拒绝。（注86）团结工会政府成立以前，瓦文萨一伙一直拒绝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他们深知，鉴于很多活跃的罢工分子不接受老团结分子，他们没有把握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新工会的领导。不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自发工运便很难产生在全国具威信的新领袖；这样，纵使很多基层罢工分子对瓦等人有所不满，他们的地位仍然稳如泰山，别人无法取代。（注87）
工潮爆发给瓦文萨一伙创造了机会，但要把握这个机会，他们必须表现出能够驾驭工运的能力。于是，一如1981年，他们奔走全国，到处努力平息工潮。（注88）但进入1989年初，罢工仍然不绝。
瓦文萨1987年8月拒绝召开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会议后，著名工会左翼领袖兹维亚仁达、鲁劳斯基、和马‧佐锡克（MarianJurczyk）开始组织一股与瓦文萨派抗衡的势力。1988年12月，近卅个全国委员会委员再次要求召开会议，再度被瓦文萨拒绝。12月18日，他们正式成立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工人小组（WorkersGroup，一译WorkingGroup，下简作工人小组）。（注89）如前所述（见《干部私有化》一章），对照于瓦文萨派当初对干部私有化所采取的回避态度，工人小组一早便开宗明义地对这种情况加以批判和反对。工人小组反对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任何改革方案，呼吁瓦文萨派不要出卖工运。（注90）
政府向瓦文萨派提出进行对话的条件是瓦文萨派同意：①平息工潮，控制工运；②支持经改方案；③提高劳动生产率；④不接受西方工会物质援助；⑤打击工运“极端分子”；⑥参加非对抗性的国会选举。（注91）显然，政府已显示出容许瓦文萨派分享权力的准备。
不用政府提出，瓦文萨派亦会以平息工潮、控制工运和打击“极端分子”为己任。库伦在团结工会机关报《团结周刊》（TygodnikMazowsze）1989年1月25日号说：“我们不会发动罢工，它们是有害的……我们甚至会遏止它们……。”（注92）瓦文萨1989年1月19日发出呼吁：“今天，波兰不能承担罢工的后果，我不希望见到罢工压力增加……”（注93）瓦后来于1989年8月更说：“我不希望建立一个强大工会……今天，人们应该首先把自己视作波兰人，然后才视自己为工会分子……。”（注94）当然，瓦等人以保障国家经济为大前提做借口。但抽象的国家利益是一个意识形态。以当时（至今也一样）波兰社会格局而论，所谓国家利益，首先是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级两者的利益。波兰工人阶级由1988年起至今被当作改革的祭品的历史，是最雄辩的指证。
瓦文萨派对工人小组深恶痛绝（原文“深痛欲绝”）。他们和政府异口同声，一唱一和，抨击工人小组危害改革。瓦文萨本人甚至抄袭政府以前用以对付他自己的手法，暗示工人小组为西方国家敌对势力的傀儡：“当我们在此进行斗争时，他们多人前赴西方，所以他们有钱（用以煽动罢工）。”（注95）
除工人小组外，另一支使瓦文萨派和政府头痛的力量是官方工会（波文简作OPZZ）。随着旧政权出现瓦解趋势，OPZZ竟然重新扮演起工运分子的角色。圆桌会议上，瓦文萨派同意限制罢工权利。这不仅在团结基层引起极大反感和不满，OPZZ也加以猛烈抨击。圆桌会议上，OPZZ提出把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率订于100%。原先，瓦文萨派反对所有自动挂钩安排。但备受压力下，他们终于和政府达成协议把挂钩率订于80%。1980年，团结工会要求划一加薪额（这会缩小不同工资之间的差额）。圆桌会议上，OPZZ提出同一要求，但瓦文萨派相反要求划一加薪率。（注96）
可以看到，当政府与瓦文萨派在1989年初同意进行对话时，瓦等人的工运改良主义分子成份十分低。后来，在备受工人小组、OPZZ和工会基层的压力下，他们被迫把这个成份提高。但这没有改变政府对瓦文萨派两者之间的谈判的基本阶级属性。
圆桌会议分三个层次进行。最高为所谓“MagdalenkaGroup”，由瓦文萨和内政部长基茨泽克将军各自率领四至五名首席顾问进行谈判。团结工会一方成员包括库伦和亚‧米兹力克（AdamMichnik）。谈判内容涉及最重大的宪制决定，如政制改革、国会选举等。之下有几个小组委员会，分别讨论（宪制以外的）政治改革、经改和工会问题。再下为其它小组委员会，讨论房屋、教育等事项。（注97）
1989年4月5日，圆桌会议达成协议，内容包括：①设立由国会选出的总统职位。总统不干预政府的日常运作，但有权进行法令统治；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解散国会；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外交和保安（包括军队和警察）属其职权范围。②1995年，第二任总统通过直接选举产生。③设立100个议席的参议院。参议院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就一些特定法案，对下议院的决议有否决权。④下议院（SEJM）460席当中161席（35%）通过自由选举产生。⑤下一届国会（四年一届）全部议席经由直接选举产生。⑥容许反对派出版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拨出一定时间供反对派使用。⑦司法部门独立。⑧把地方政府民主化。⑨工资与通胀挂钩率订为80%。⑩正式把教会合法化；及正式把团结工会合法化，但附加限制罢工权利的条件。（注98）
圆桌会议还通过一个经改方案。方案确立：“容许所有制结构自由发展”，换句话，政府对各种经济成份一视同仁；“建立市场关系和竞争”；“废除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残余因素，把计划限于制订国家经济政策，该等政策透过经济杠杆实现”；“以专业能力作为选拔企业主管干部的标准”；“对企业实行划一财政措施”。方案还谈到“把国营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把国营企业“转化为有限公司或工人合作社”；“出售（企业）股份”；“把长期亏蚀企业清盘”；“废除货品配给和行政订价”，即把价格放开，以达市场供求平衡，换句话，容许物价大幅上涨；“废除行政订定汇率和贴现率”；“最迟于1991年初成立股票交易所”。方案指出：“宪法（应该）保证所有制多元化的永久性”。对外而言：“我们预期波兰的外国伙伴对我国公共事务各方面的转变给予理解和具体支持……西方投资者提高在波兰投资的兴趣……通过非传统的财政解决方法把波兰的外债减少”。所谓“非传统方法”指把债项变为波兰企业股份。（注99）
经改方案与拉科斯基政府的改革方案（注100）大同小异，充份表现新兴干部阶级与民营企业家阶级利益吻合的一面。
上文论及，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级也有利益冲突。圆桌会议基本上代表这两个阶级重新分配利益的政治角力（说“基本上”，因为瓦文萨派出于其历史渊源和受制于上述的压力，不得不在会议上提出一些工运要求）。雅鲁泽尔斯基同意向团结工会让出部份权力，但没有打算放弃共產党的主导权。对于新兴干部阶级来说，政府保留在波共的领导下十分重要。这点我们在论述匈牙利变局时已有所分析。88年下半年至89年初的工潮规模有限表示瓦文萨派所能从波共争取到的让步亦有一定限度。根据协议，第一任总统任期六年，由国会选出。如无意外，波共在国会得到绝对多数支持应该没有问题。故此，雅鲁泽尔斯基成为第一任总统；波共领导首届任期四年的政府，似成定局。换句话，新兴干部阶级可以有四至六年时间充份发展自己，完成上述的过渡。
但一如匈牙利的情况，国内外事态的发展超出了雅鲁泽尔斯基政权的估计。新兴干部阶级到头来为圆桌会议这宗交易所付出的代价，比预计为高。
圆桌会议协议签署后，美国总统布什4月17日公布经援波兰计划，包括给予波兰最惠国待遇、重新安排还债日期、鼓励美国商人投资波兰等。（注101）6月12日，雅鲁泽尔斯基和英国首相撒切尔会面，撒切尔表示会协助波兰向巴黎会所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寻求延期还债。（注102）
注85：以上第一及第二點見柯斯特，同，頁84-85。
注86：柯斯特，同，頁86。
注87：瓦文萨派不限于把自己自封为新工会的领导。1988年秋，不少老团结分子回流。罢工工人要求以企业为单位，自下而上选举工会代表。瓦文萨派却强行自上而下地把已经离开了企业的回流分子任命为企业的工会“代表”。（史丹尼斯基思，同页49，附注36）这种任命制度与共產党的干部制度（Nomenklatura）同出一辙。无怪工人小组（见下文）把团结工会的Nomenklatura与政府的Nomenklatura相提并论。
注88：詳見《國際觀點》，159期，頁10-11。
注89：史丹尼斯基斯，同，頁40；柯斯特，同，頁86；《國際觀點》，159期，頁12。
注90：柯斯特，同，頁86。
注91：《國際觀點》，156期，頁28；《時代雜誌》，1989年2月20日號，頁18。
注92：轉引自《國際觀點》，159期，頁12。
注93：轉引自《國際觀點》，169期，頁7。
注94：轉引自《國際觀點》，159期，頁10。
注95：轉引自柯斯特，同，頁86。
注96：以上見柯斯特，同，頁85-87。
注97：以上見柯斯特，同，頁83。
注98：《時代雜誌》，1989年4月17日號；《國際觀點》，166期，頁18。
注99：以上見《國際觀點》，163期，頁4。
注100：《國際觀點》，171期，頁5。
注101：《國際觀點》，163期，頁3。
注102：《國際觀點》，166期，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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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第—章总则第一条凡在企业，工厂，作坊及一切生产事业和各种机关（国家的，协作社的，私人的都包括在内）的雇佣劳动者，都应享受本劳动法的规定。第二条对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海陆空军服军役的战斗员和指挥员不受本劳动法的拘束。第三条无论何种已生效力或未生效力的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及其他的劳动契约，倘他的劳动条件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条件恶劣者皆不发生效力。第四条雇农，森林工人，季候工人，交通工人，苦力，家庭的女工，厨役及其他有特殊劳动条件的工人，除享受本劳动法的一般规定之外，并得享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及中央劳动部对于这些工人所颁布的个别劳动条件的规定。第五条对于苦力（搬运工人，拉车夫，拉船夫，桥〔轿〕夫，挑夫等都包括在内）的苻〔荷〕重量由中央劳动部另行规定之，以及独立劳动者在被人雇佣时所应享受本劳动法之规定权利，另由中央劳动部颁布详细条例。第二章雇佣的手续第六条雇佣工人须经过工会和失业劳动介绍所，并得根据集体合同，严格禁止所谓工头，招工员，买办或任何私人的代理处的各种契约，劳动包工制，包工头等。第七条所有失业劳动介绍所须由各级劳动部组织并管理之。严格的禁止私人设立工作介绍所或雇佣代理处。第八条严格禁止并严厉处罚要工人出钱买工做或从工资中扣钱作介绍报酬。第九条凡欲寻找工作的人，须至劳动部所设立的失业劳动介绍所登记，列入失业劳动者的名册内。第三章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第十条集体合同是一方面由职工会代表工人和职员与另一方面的雇主所订立的集体条约。在该集体合同上规定出企业，机关，家庭及私人雇主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并规定了将来雇佣劳动者个人与雇主间订立劳动合同的内容。第十—条集体合同的条件，对于该企业或机关内的全体工作人员，无论他加入了职工会与否，都发生效力。第十二条业经劳动部注册的集体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或依合同上所规定的日期起发生效力。第十三条劳动合同是一个工人或几个工人与雇主订立的协定。劳动合同的条件，倘与劳动法，现行的劳动法令及集体合同的条件较恶劣者皆不发生效力。有期限的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有效期间，不得超过一年，工会在合同未满期以前，有权要求取消合同。第四章工作时间第十四条所有雇佣劳动者通常每日的工作时间，依本劳动法的规定，不得超过八点钟。第十五条十六至十八岁的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点钟，十四岁至十六岁的重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点钟。第十六条所有工人在危害身体健康之工业部门中工作（如地下矿工，铅，锌以及其他带毒性的工作），每日的工作时间须减压六点钟以下。危害工人身体健康之工业种类及某种工业每日之工作时间减至若干点钟，由中央劳动部制定公布之。第十七条所有在夜间做工之工人，每日工作时间较通常工作时间少一点钟（通常八点钟者减至七点钟，七点钟者减至六点钟，余类推）。〔附注〕由下午九点钟到第二天上午六点钟称为夜工。第十八条除非经过劳动检查机关或工会对于某项工业部门的特别允许，任何工业和季候工作，不得做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时间以上的额外工作。第五章休息时间第十九条每工人每周经常须有继续不断的四十二点钟的连续休息。第二十条在任何企业内的工人，继续工作到六个月以上者，至少须有二个星期的例假，工资照发。在危害工人身体健康之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每年至少须有四个星期日例假，工资照发。第二十一条下列的纪念日和节日，须一律停止工作：（甲）一月一日新年（乙）一月二十一日世界革命的领袖列宁逝世纪念日（丙）二月七日军阀屠杀京汉路工人纪念日（丁）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戊）五月一日国际劳动纪念日（已）五月三十日五卅惨案反帝纪念日（庚）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纪念日（辛）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纪念日〔附注〕各级劳动部得商同当地的总工会，得按当地情形，规定地方的纪念日作为特别休息日，休息日和纪念日的工资照发。第二十二条休息和纪念节日的前一日的工作时间，至多不得超过六点钟。第二十三条在本劳动法规定的每日工作时间内包括半点钟至一点钟的吃饭时间，不得扣工资。第二十四条工人和职员若因生病或生育小孩所得的休假，不得算入第二十条的例假之内。第六章工资第二十五条任何工人之工资不得少于由劳动部所规定的真实的最低工资额，各种工业部门的最低工资额，至少每三个月由劳动部审定一次。第二十六条各种工业内（国家的合作社或私人的）实际的工资额，由工人（由工会代表工人）和企业主或企业管理人用集体合同规定之。第二十七条所有劳动检查机关和工会所特许的额外工作，工人须得双薪。第二十八条由劳动检查机关的许可，工人在休息日或纪念日做工作，应发双薪。第二十九条女工青工与成年男工做同样的工作领同等的工资，童工青工，虽按缩短时间做工作，但工资仍须按照该职业的工资等级，以全日计算。第三十条夜工的工资须高于通常的工资，工作八点钟者增加七分之一，工作六点钟（危险工作）者增加五分之一的工资，按件计算的工作，如为夜工，除应得的工资外，工作八点钟者应照其平均工资增加七分之一，工作六点钟者应照其平均工资增加五分之一。第三十—条所有工资须现金支付（不得用货品），经常每周或半月支付一次（不得迟过半月，并禁止任何方式积欠），且直接交给工人之手。第三十二条工人和职员，遇每年的例假时，在例假期间的工资，应在例假前提前发给。第三十三条按件的工作可由工人（由工会代表工人）与雇主双方面订定集体合同，所有按件工作，须规定每日的平均生产率与每日的中等工资（按照每一工业按件所作之工作时间计算）。第七章女工青工及童工第三十四条女工青工及童工，除享受本劳动法各章的普通权利之外，并规定下列的特别保护女工青工童工之条文。第三十五条凡某些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业部门，禁止女工，青工及童工在里面工作。禁止女工，青工及童工工作之工业部门，由中央劳动部审定公布之（如地下矿工，像〔橡〕皮，铅，铜，胶，水银，锡，铸造及其他同样矿场，过高或过低的地方的木工等等）。第三十六条禁止女工在任何举重过四十斤之企业内工作，若在某种特殊工业或工作过程中必须包括一部分女工，女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通常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第三十七条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及怀孕和哺小孩的女工，严格禁止做夜工。第三十八条所有用体力的劳动女工，产前产后休息八星期，工资照发。使用脑力的机关女职员（如女办事员与女书记）产前产后休息六星期，工资照发。如小产（堕胎），休息两星期，工资照发。〔附注〕女工产前产后的休息期内及小产时的工资由厂主担负，如若社会保险处已经成立，则经过社会保险处发给。第三十九条生产前五个月内及生产后九个月内不许开除女工，若不得她的同意，并不得令其出外办事或迁移到别处去。第四十条哺乳的女工，除享受本劳动法第二十三条所规定的休息外，并规定每隔三点钟休息半点钟来哺小孩，不得克扣工资，并在工厂内设立哺乳室及托儿所，由工厂负责请人看护。第四十一条十四岁以下的男女，严格禁止雇用。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童工，经过劳动检查机关许可后才能雇用。第四十二条每企业必须完备的详细的登记青工童工的年龄，工作时间和工资等等。第四十三条设立工厂或商埠学校，以提高青年工人的熟练程度，并给他们以补充教育，经费由厂方供给。严格禁止旧式的学徒制和养成工制。各种形式的学徒制，凡与本劳动法条文所规定的条件恶劣者（工资，工作时间，待遇等）宣告无效。第八章劳动保护第四十四条任何机关或企业，不经劳动检查机关检查和许可，不得进行工作，开设或迁徙地方。第四十五条所有机器须设置防护器，未经劳动检查机关检查，与适当防护器的设置，不得增设新机器。第四十六条无论何种企业，必须发给工人工作专门衣服，工作专门衣服的种类及穿着前期间，由中央劳动部特别规定之。第四十七条工作条件及工作过程特别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企业（如温度无常，毒气等），企业管理处须供给工人特别的保护衣服及其他保护物（加护眼器，面具呼吸器，肥皂，特殊食品，肉类与牛乳），在有毒企业内供给消毒药品成器具，这些设备不得由工人担负，并须按期检查工人体格，借谋保护。第四十八条各种罚款与克扣工资须严格禁止，赔偿损失亦被禁止，同时对雇用工人后任何时间内，征收工人保证金或储金制度一律严格禁止。第四十九条因厂方过失，中间停止工作，不得克扣工资（如机器损坏或缺少原料，厂方不能实行苏维埃法律的规定等）。第五十条工人去参加苏维埃选举，出席苏维埃大会，参加职工大会或会议，担任工厂委员会的工作，被法庭叫去当见证人，鉴定人或陪审员等，在执行工作期间，无论时间之久暂都不得克扣工资。第五十一条工人或职员，被征到红军中去照军役，因此而失去他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中，须预先发给他三个月的平均工资。第五十二条雇主必须供给工人以工作的工具，并不得因用工具而克扣工资。倘若工人用自己的工具，雇主必须偿还工人以原价，其详细的办法由集体合同规定之。第王十三条由工厂出资建筑工人寄宿舍，无代价的分给工人及其家庭住，未建筑寄宿舍的，每月由工厂津贴相当的房金。第五十四条工人和职员若自愿的解除劳动合同，雇主须发给他半个月的中等工资作为卸工津贴费，若雇主开除工人和职员，雇主须发给他三个月的中等工资，作为卸工津贴费。第五十五条工人和职员若暂时丧失劳动能力，雇主须保留他原有的工作地位和原有的中等工资。第五十六条由劳动检查员监督劳动法之实行，凡劳动检查员认为某一企业将有立即危害工人身体健康及生命者，劳动检查员有封闭该企业之权，劳动检查员的工作任务，由劳动部另行颁布之。第五十七条所有受雇后在工作过程中所得的职业病，本劳动法认为与职业遇险同，并应全部抚恤之。第九章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地方的组织第五十八条中华全国总工会是联合全国各企业与机关的工人和职员所组成，各项职工会及其他方组织，须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而组织之。不根据该章程所组织的各种联合会，不得称为职工会，也不得享受职工会在法律上应享的权利。第五十九条苏维埃保证职工会的行动自由，有宣布并领导罢工之权，代表工人交涉并签定合同等权，各省和各县的产业职工总会得代表工人签订该商业工业或地方工人的集体合同。第六十条一切集体合同及劳动合同，由工厂或店铺委员会监督执行，因为这是职工会在企业中的基本组织，并得监视劳动法及各种关于劳动问题的法令之执行。第六十一条职工会主要的任务是代表个别的或集体的工人，保护一切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并努力设法改善工人的一切经济及文化的条件，用各种方法积极的帮助和加强发展并保护苏维埃运动及苏维埃政府。第六十二条在一切国有及协作社的企业中，职工会是直接参加和佐理这些企业的经理〔挤〕与管理。在私人的企业中，职工会成立特别机关以监督生产。第六十三条苏维埃政府给职工会的组织以物质上的帮助，并与职工会以享受邮政，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等市政公用品及铁道，轮船等优待条件。第六十四条由雇主出工资总数以外的百分之二的数目作为工会的办公费，又百分之一作为工人的文化费。第六十五条雇主开除工人须得职工会的同意，职工会的工厂委员会，店铺委员会代表工人加入评判委员会，以解决劳资间的一切纠纷。第六十六条每个工厂及店铺委员会为直接保护自己企业中工人的劳动条件，每个企业中的工厂委员会，须组织劳动保护特别委员会，从工人的活动分子中选出三个至七个组织之。这个委员会的作用是：（甲）视察劳动法中关于保护劳动及集体合同的一切条文是否执行。（乙）劳动检查机关的检查纪录之提议是否执行……等。第六十七条职工会有向苏维埃政府提议颁布各种劳动法令，提出并提荐劳动检查员之权。工厂委员会之委员，根据工厂委员会的证书，有自由进出工厂和参观全部工厂之权。第十章社会保险第六十八条社会保险，对于一切雇佣劳动者，不论他在国家企业，协作社或私人的企业，不论工作时间之久暂及付给工资的形式如何都得施及之。第六十九条由雇主于应付的工资之外，支付全部工资额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数目，做为社会保险之基金，该项百分比例表另由中央劳动部以特别命令颁布之。绝对不得向被保险人征收保险费，也不得从工资中克扣。〔附注〕保险基金，绝对不许移作与保证工人无关系的用途。第七十条社会保险的优恤的种类如下：（甲）免费的医药帮助——不论是普通病，或因工作致病，遇险受伤，职业病等都支付医药费，其家属也同样享受免费的医药帮助。（乙）暂时失却工作能力者的津贴——如：疾病，受伤，受隔离，怀孕生小孩，以及服侍家中的病人等的空缺时间内的工资。（丙）失业津贴费——（甲）职工会会员，做工在一年以上就可得失业津贴费，非职工会会员，做工在二年以上才可得失业津贴费。（乙）失业工人必须在失业劳动介绍所或在当地工会注册，或由机关证明曾被雇用过，或有职工会会员证作证，才能得到优恤金。（丙）支付失业津贴费时间之长短，可按照当地情形和社会保险基金的状况加以限制，但于失业工人仍可继续领相当的优恤金。（丁）残废及老弱的优恤金——凡工人因一般的原因或遇险或职业病而遭受部分的或全部的残废，成年老不能工作，经过特别专门委员会的检查，而确定此种残废的程度与性质及其家庭的状况后，须得现金优恤。（戊）婴儿的补助金——如工人生了小孩，得领取补助金来买小孩十个月所必需的物品和牛奶，但此项补助金的总数不得超过二个月的工资。（己）丧葬津贴费——工人及其家属之死亡，都由社会保险处领取丧葬费。（庚）工人家属贫困补助金——凡工人的家庭，专依靠工人赚工钱生活者，若工人死亡或失踪，应得优恤金，此项优恤金的数目之大小，支付时间之长短，要看工人的家庭大小等条件，由专门委员会审查决定之。但于受雇任何企业六个月以上的工人，都得领取之。〔附注〕一，疾病优恤金从得病第一天算起，可达工资同样的数目，但不能超过相当规定的最高限度，由职业病而残废的人，同样可领疾病优恤金，到规定领残废优恤金为止。〔附注〕二，未成年人的失业津贴，不问他的工作时间之长短，做何种工作，都得领取之。第七十一条社会保险处之管理与社会保险基金之用途，雇主不得过问，雇主只尽纳保险费之义务，由职工会的代表大会选举社会保险机关的管理委员会，并由政府批准而在职工会和劳动部的监督之下管理社会保险基金之收集与用途。〔附注〕在社会保险处未成立以前，本章所列举的各项津贴费，由雇主担负之。第十一章解决劳资冲突及取递〔1〕违犯劳动法的机关第七十二条凡违犯劳动法的案件以及劳资的纠纷，或由人民法院的劳动法庭判决强制执行之，或由劳资双方代表所组成的评判委员会及设在劳动部的仲裁委员会以和平解决之。评判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的工作细则，由中央劳动部另行颁布之。第七十三条凡违犯劳动法及一切关于劳动问题的法令，集体合同等，无论他对于刑法受何种惩罚，都归人民法院的劳动法庭审理之。第十二章附则第七十四条本劳动法有疑问或在执行上发生争执的时候，由中央劳动部解释之，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区，由该苏维埃省政府的劳动部解释之。第七十五条凡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区，凡中央劳动部有权颁布之各种细则和表册，该苏区的最高政权机关有颁布之权。中华工农兵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项英周以栗曾山邓发张鼎丞陈正人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土地法》刊印注释〔1〕本文其他版本无“取递”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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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斗争，继续发展，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军阀虽然疯狂似的要来抵抗，可是苏维埃运动还是向上增长并且扩大，日益使中国的农民武装了自己，组织了红军，一县又一县的农民从数千年来在封建地主豪绅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没收并分配这些压迫者的土地，打倒了封建制度，消灭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是能够完成中国反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的政权。中国〔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他大私有中的土地，为使没收和分配土地有一个系统〔统一〕的制度起见，第一次大会站在基本的农民群众与革命发展前途的利益基础上，采取下面的土地法令，作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保障。第—条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乡村失业的劳动者，在农民群众赞成之下，可以同样分配土地。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且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配土地后，另行处理。第二条红军是拥护苏维埃政权推翻帝国主义的先进战士，无论其本地是否建立苏维埃，或尚为反动统治，均须分得土地，由苏维埃政府设法替他耕种。第三条中国富农的特性，是兼地主或高利贷者，对于他们的土地应该没收，中等农民阶级的土地不没收。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这些土地。第四条没收一切反革命的组织者及白军武装队伍的组织〈者〉和参加反革命者的财产与土地，但贫农中农非自觉的被勾引反对苏维埃，经该地苏维埃认可免究者可作例外，对其首领则须无条件的按照本法令执行。第五条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的关系及脱离地主私有权的最澈底的办法，不过苏维埃地方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以威力实行，不能由上命令，必须向农民各方面来解释这个办法，仅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才能实行。如大多数中农不愿意时，他们可不参加平分。第六条一切祠堂庙宇及其他公共土地，苏维埃政府必须力求无条件的交给农民，但执行和处理这些土地时，须得取得农民自愿的赞助，以不妨碍他们宗教感情为原则。第七条凡较富裕的农民，企图按照生产工具分配被没收的土地，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这是富农有意阻碍土地革命发展，为自己谋利益的反动企图，须给以严厉的制止。地方苏维埃政府，应根据各个乡村当地情形，选择最有利于贫农中农的原则来分配土地，或按照每家有劳动力之多少，同时人口的多少即混合原则进行分配，或以中农贫农雇农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富农以劳动力（即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地方，富农每个有劳动力者，所得分田数量，等于人口平均分配每一人所得的分田数量）为单位，人口为补助去分配。分配土地不仅应计算土地的面积，而且应估计土地的质量（特别是收获量）。在土地分配时，还应尽可能的适合的进行土地改革，预备消灭窄狭片断大阡陌的各种封建遗迹。第八条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富农在分得土地后，多余的房屋农具牲畜及水磨油榨等亦须没收。经过当地苏维埃，根据贫农中农的利益，将没收的房屋分配给没有住所的贫农中农居住，一部作学校，俱乐部，地方苏维埃，党及青年团委员会，赤色职工会，贫农团和各机关使用。牲畜和农具可由贫农中农按组或按户分配，或根据农民意见自愿的将各种没收农具办初步合作社，或在农民主张苏维埃同意下设立牲畜农具经理处，供给贫农中农耕种土地的使用。经理处应由地方苏维埃管理，农民得按照一定规例交付相当的使用金。所有农具的修理，经理处工人的供养，以及新农具新牲畜的购置，由农民加纳使用金百分之几以资弥补。第九条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及土地，同时必须消灭口头的及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民对这些财产与土地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债务无效。所有旧地主与农民约定自愿偿还的企图，应以革命的法律加以严禁，并不准农民部分的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或偿还一部分的债务。第十条一切水利，江河，湖溪，森林，牧场，大山林，由苏维埃管理建设，便利于贫农中农的公共使用，桑田，竹林，茶山，鱼塘等，得如稻田麦田的一样，依照当地农民群众的自愿，分配给他们使用。第十一条为着实际的澈底的实现土地革命的利益，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雇农工会，劳〔苦〕力工会，贫农团是必要的团体，认为这些组织是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的坚固柱石。第十二条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土地与水利的国有，才是改善农民生活最可靠的方法，而事实上就是转变农村经济达到高度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步骤。不过实际实行这个办法，必须在中国重要区域土地革命胜利，与基本农民群众拥护国有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在目前革命阶段上苏维埃政府应将土地与水利国有的利益向农民解释，但现在仍不禁止土地的出租与土地的买卖。苏维埃政府同时应严禁富农投机与地主买回原有土地。第十三条地方苏维埃如在该环境应许条件之下，创办下列事业：一、开垦荒田，二、创办移民事业，三、改良现有的与建立新的灌溉，四、培植森林，五、加紧建设道路，创办企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第十四条本法令不但适用于现存在的苏维埃区域，而且应用于非苏维埃区域，及新夺取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各苏区已经分配的土地，适合本法令原则的不要再分，如不合本法令原则者则须重新分配。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项英、周以栗、曾山、朱德、张鼎丞，陈正人、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涛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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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仅〔谨〕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它在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这些任务，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内已经开始实现。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治之后。而且在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才更能具体化，而成为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谨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指导之下，为这些基本任务在全中国的实现而斗争。一、中国〔华〕苏维埃共和国家根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二、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四、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加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代表产生方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单位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中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的向其选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实行新选举的权利。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群众走向社会主义，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五、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六、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澈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七，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的镇压一切中外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的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去的经济政策。八、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将中国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在苏维埃领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的租界租借地无条件的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九、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极力发既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为目的，宣告拥护和参加革命的阶级战争为一切劳苦民众的责任，特制定普遍的兵役义务，由志愿兵役过渡到征兵制度。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战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下，反革命和一切剥削者的武装，必须全部解除。十、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十一、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澈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十二、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十三、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十五、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众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帮助和领导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十六、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十七、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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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给中共中央电（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给中共中央电（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亲爱的同志们！苏大会已于十月革命节开幕，黎明举行阅兵典礼，晚间举行提灯庆祝。到会群众，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大会于万众欢呼之中，正式开幕。计到会代表六百一十大。中央区，闽西，浙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各苏区均有代表出席。红军方面一三军团，二六军，十六军，及各独立师，均选派代表出席。全总，海员，韩国均有代表到会。大会圆满的召集，完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大会已热烈讨论你们所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宪法大纲，并一致通过。现正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知你们关心大会，特此电闻。苏大会主席团巧根据《红旗周报》第二十五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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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一九三一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一九三一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通过）（一）现时中国革命危机1．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扩大会指出中国达到革命危机的阶段。“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在有数千万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因此中国在殖民地世界的民族革命中占第一位。苏维埃与红军的建立，保证了民族革命运动中与反帝土地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胜利，这一领导权已经在初期政权中巩固起来了。”中国的土地反帝革命已经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共产党的巩固和发展，共产党的影响在发展中的工人斗争和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中继续扩大，红军的建立，生长和胜利，在中国南部与中部广大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在苏区中澈底实行了土地革命的口号等，这一切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事变的发展，证明了陈独秀派与托洛茨基据的整个反革命的观念的破产，他们预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顺利前途，国民党政权有长时期的安定。他们在国民党的“国民会议”口号下，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帝土地革命，反对中国苏维埃，反对工农独裁。2．中国革命危机指明了资产阶级与地主反革命的破产。指出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是与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日常需要绝对不相容的。依靠在封建大地主与高利贷者制度上的半殖民地奴役已经造成一个空前的总的经济危机。很严重的农业危机已经变为长期慢性病，使几千万人到了濒于饿死的地步。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正在崩溃，而且大多数的民族工业是在帝国主义的手中。银价惨跌，更增加世界经济危机的破坏势力。国民党政策的破产，国民党不能实践它因摧残革命与帝国主义妥协而保证中国经济安定与国家统一的诺言。在实际上，不仅没有统一，而且军阀间的冲突更加紧张（同时这代表帝国主义者彼此扩张势力的竞争），经济崩溃更在发展……等等。这一切更促进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营垒中的分裂，增加他们没落的速度。在这种情形之下，群众更加认识若没有革命，不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没有苏维埃胜利，则目前的形势没有出路。国民党除用残暴恐怖主义直接压迫工农外，更想用一些花样（如召集国民参政会，颁布土地法与劳动法，欺骗宣传提高关税，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等）来消灭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绝不能轻视这些阴谋的危险。共产党要揭穿这些阴谋以消灭国民党统治。3．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虽然在有数千万人口的地域中顺利的建立了苏维埃制度，然而革命危机还没有使全国最大部分地方的群众进行直接斗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妨碍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到中国主要部分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他们团结一致，向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进攻。在反对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外国帝国主义者一天比一天更变为主要的力量。他们不再隐藏他们对于中国劳苦群众与苏维埃红军的干涉。外国帝国主义者已经用军舰与武力占领了中国的主要无产阶级中心城市，他们与国民党合作来麻痹和摧残斗争的群众之革命的力量。因为我们党在白区中的组织很微弱，所以这种阻碍革命运动的因素的力量是一天比一天加强。因此共产党不能很充分的领导，组织和发展白区中工农的群众革命斗争（包括在大的与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运动），虽然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与战斗意志是在生长。目前全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中群众反帝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够的，这也是由于同一的原因。过去党与工会的领导者完全放弃工会工作，不进一步的去发展和领导反帝斗争，这种现象现在仍然有。正是因为我们在白区的党有这些缺点，所以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援助之下，能障碍城市的工人运动，白区的工农群众运动与苏区工农红军的斗争相联合。4．虽然国民党集中了很大的军事力量，在帝国主义帮助之下，来摧残工农运动，然而农民战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这一领导经过共产党，红军与苏维埃更加有系统的表现出来）日益扩大。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根据地在数量上与力量上都是日益扩大。目前革命运动的力量，趋势和影响的来源是由于群众自己以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粮食，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群众自己创造红军，建立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的发展（这一运动正使整个殖民地世界革命化）是与苏维埃红军的根据地的扩张和巩固相联系的。地主资产阶级大部分靠用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压迫工农，以维持他们整个的反动统治，群众稍一抗议与斗争，就不可避免的与整个国民党统治冲突，在这种形势中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自然是工农革命力量的集合场，是组织和巩固工农革命力量的工具，是整个革命运动高涨中最重要的杠杆，是中国革命危机的最高的表现，是推翻国民党的主要斗争方式，是一种绝对保证革命更进一步发展的力量。5．各级党部要注意扩大苏区，建立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间广泛的斗争联系，使白区的革命斗争与工农红军的作战配合起来。党要尽量在白区宣传苏维埃与红军的活动。为要保证革命更进一步的胜利发展，同时建立革命发展中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是解决下列的三位一体的任务：（1）在坚定的获得一个苏区根据地和继续扩张这个根据地的基础上创造与巩固红军。（2）建立一个中央苏维埃政府，巩固苏维埃制度，在苏区中澈底实行反帝与土地革命的基本口号。（3）发展白区的革命群众斗争，农民运动，特别是工人的罢工运动，努力工作加强和扩大革命工会运动。要把这三个任务与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帝斗争相联系起来。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党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同时在苏区中党要提高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运动到反帝革命的阶段。假使能顺利的实现这些基本任务，那么这就保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现时阶段中的领导作用6．因为共产党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共产党的口号与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各地工农与军阀军队士兵中更加很快的扩大。全国阶级斗争的整个趋势，更促进千百万劳苦群众从事积极的革命斗争。这是共产党势力与战斗力的主要泉源，是革命胜利的保证。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学习把党在群众中的工作适合革命斗争扩大与生长的要求。党在组织上来巩固自己的影响的工作是异常不够。党还不能与广大的群众一起组织实际的日常联系，不能在工人罢工运动中负担领导作用，不能在全国建立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不能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全国虽有革命危机，党不能在白区创造一个伟大的运动，反对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在革命运动的现时阶段中，全国深处在革命危机中，在许多区域中建立了苏维埃，斗争的结果主要的并且直接的是依靠共产党自己，依靠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对群众的影响，依靠党意识上与政治上的一致，依靠一切党员的行动上的一致和纪律的严明。7．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认为在一九三○年夏季革命运动使中国共产党遇到新的任务，在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对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进攻，准备与帝国主义进行决定胜负的战争，改造红色游击队为正式红军，建立一个中央苏维埃政府，在全国极大限度的发展工农的群众斗争，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一部分领导机关在李立山〔三〕同志领导之下，以反布尔塞维克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反对列宁主义路线。这一路线企图以冒险的盲动主义代替布尔塞维克政策，同时取消在群众中的工作，取消解决革命任务的真正斗争（在解决土地问题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在苏区作极端左倾的企图想建立集体与苏维埃农场，在中国其他各部企图取消工会与青年团……等等）。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完全同意澈底的斗争反对李立山〔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路线。李立山〔三〕用“左”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词句，反对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斗争，反对巩固红军与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他轻视组织群众与争取工人阶级日常要求的重要性，他否认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右倾机会主义。8．共产国际主席团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三中全会没有揭发李立山〔三〕同志错误与半托洛茨基路线的实质。三中全会不了解克服李立山〔三〕的反列宁主义的认识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前提与特殊斗争的形式，在这一阶段中，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的危险。三中全会对于李立山〔三〕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采取了模棱的调和态度，因此使右派，取消派与破坏派，反动的陈独秀，罗章龙的走狗等能容易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在这儿必须很满意的指出当时在党的本身发生一种健全的要求克服当时一部分领导机关的动摇。9．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很满意的指出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四中全会一方面击退了右派脱党论者与取消主义者的进攻，他们企图利用一部分工人干部对李立三错误与对立三错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满，进行反党。在另一方面，四中全会严厉的打击了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斯基主义的观点和对于这种观点的调和态度。四中全会在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纠正了党的政治路线，改造了党的领导机关，同时在党的整个工作中开始了澈底的转变，实际的澈底的解决党当前的重要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同意党在四中全会时和以后所采取的组织制裁（如选举政治局，开除罗章龙及两个罗章龙的门徒，因为他们发行反党的小册子，作破坏党的活动）的必要，因此保证党路线的执行，巩固党的队伍。1O．李立三路线的附和者对党的服从是更有利于党的反“左”倾机会主义的更进一步的斗争。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这一斗争。同时必须进行坚决反对目前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右倾机会主义怀疑革命的力量，妨害革命运动的发展，降低工人运动的标准。右倾机会主义不去动员广大群众保护和援助苏维埃运动，反而使工人的斗争和组织服从国民党的法律。右倾机会主义对于党的主要口号与土地革命反帝革命口号抱取消态度，在策略上消极和等待主义，因此妨害白区中农民运动与反帝运动的发展。在苏区中，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剥削阶级，妨害工人争取较高生活水准的斗争，拥护用富农路线解决土地问题。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或者忽视建立红军与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的工作，拥护苏区中的地方主义倾向，取消或者轻视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斗争，这样右倾机会主义为剥削阶级服务。右倾机会主义者阻止工人领导苏维埃与红军，压制群众的革命创造性，使党与苏维埃机关官僚化，使党反对反革命组织（如AB团等）的斗争更加困难。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策略是领导革命走到失败的道路。右倾机会主义不是时常提出它的反对党路线的公开政纲，这种事实不仅不减少反而增加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因为我们很难在群众面前揭穿它，而在实际工作中使它流行。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揭穿右倾机会主义的各种观点，在理论中与实际工作中与它进行无情的斗争。11．党与群众的联系，群众相信共产党，这是革命胜利有力的前提。因此共产党要积极的反对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与战斗力，反对看不起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创造性，反对轻视党的作用，这虽然是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综〔总〕是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机会主义的特性。只有经过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才能保证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执行。同时，党要加强反对陈独秀与托洛斯基派的新联合战线。最近党在组织方面与理论方面都放松了反对这些反动派的斗争，而这些反动派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活动。估计到这些反动派用新的阴谋分化党与红军。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在报纸中，在自己的组织中，在工农群众中，推动反对这些国民党与反动统治走狗们的斗争。12．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及各级领导机关中的社会成份与工人作用方面变成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与革命的胜利发展。大胆的、有计划的和积极的吸收工人中的最好分子入党，这是各支部各党部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在大的重要的工厂中建立自己的基本组织，要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恢复与巩固党的组织。党应该很快的恢复那些失去了关系的工厂中的党员支部，这些党员有些继续工作数年之久，没有领导，没有与党的组织发生关系。党中央要在各方面提高工厂支部在整个党生活中的作用，各级党部要倾听工厂支部的意见，要把党中最好的工作人员参加工厂支部，要把他们的工作作为全党的模范。党的支部要很快的成为工厂中真正的领导中心，解决工厂中各种问题，团结与组织工人的斗争。党要废除目前把大部分党的力量用在上层机关的这种不合理的使用党的力量，在上层的这些同志们，脱离了群众与群众斗争，变成为党的赘瘤而已。必须改造各机关中工作人员的成份，尽量的把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派到下层组织，特别是工厂中去工作。目前党很需要干部，所以中国共产党要注意有计划的提拔新的活动分子，特别是从工农队伍中。党必须改良党的整个宣传工作与党内教育，特别是在苏区要开办一个广泛的党校网。要很快的解决苏区中党的建设问题，要立刻采取办法巩固苏区中党的领导机关与党的各级组织。要加强全体红军中党的支部与党的领导机关。要争取有计划的改善苏区中各级党组织的社会成份，要加紧各种群众组织中党团的工作。必须有系统的无情的肃清钻入党队伍内的异己分子。为了这种目的，应当在苏区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必须在当地条件允许之下，尽量发展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苏区自我批评能成为而且应当成为加强党领导链环最重要的手段，成为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武器，特别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三）发展白区的群众工作13．白区党工作的主要目标（为要达到这个目标，党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在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保护苏区，有力的帮助粉碎国民党对于工农红军的“围剿”。组织群众，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把这些斗争联系到拥护苏维埃运动的群众运动，党必须要抓住这主要的一环，唤起工业中心的群众积极援助苏区。14．要提高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党必须要恢复，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目前广大群众的不满意是很深刻的而且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形之下，假使我们能正确的组织劳苦群众，特别是工厂中的工人，那么，我们一定能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四中全会后，党的群众工作的进步，特别是在上海，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成绩，这些成绩证明革命工人运动伟大的可能性。党要恢复和加强赤色工会，在工厂中建立一个广泛的基本组织网，工厂工会支部，工厂代表制，选举的工厂委员会，首先是在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在大的工业中心城有，在大工厂，工场，矿山，港口，铁路，兵工厂等等。要在巩固基本工会组织的基础上，恢复各产业部门的工会。工会必须定出各产业部门中工人的日常要求纲领，提交各工厂中的工人群众在非党工人的大会上讨论。根据讨论的结果，工会定出最后的部分要求纲领，作为进行群众工作与发展工人斗争的基础。15．要用这种要求纲领为武器揭穿黄色工会领导机关与个别黄色工会领袖及国民党劳动法的阴谋欺骗，轻视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是一个严重的危险。黄色工会下层群众对于国民党特别是对改组工会的法令的不满情绪正在很快的生长。党要暴露国民党改组工会的阴谋，国民党想在工会群众革命化的现在，借口改组工会来更加压迫工人阶级。特别重要的是用具体的事实揭穿黄色工会领袖的两面派的把戏，他们在实际上帮助国民党改组工会，而同时在口头上反对改组。共产党员并不保护以前的黄色工会，应当利用工会的改组，使工人反国民党的斗争尖锐化，巩固赤色工会。改善赤色工会的工作，使赤色工会成为罢工运动的领袖，这样我们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黄色工会内建立群众的工会反对派，实行下层联合战线。党与赤色工会应该在黄色行会与国民党工会（包括已改组的工会）的下层群众中间进行积极的工作，在这些工会内建立工会反对派，甚至要利用最小的可能，进行群众工作，特别要利用黄色工会的俱乐部。同时，各级党的组织要继续利用一切的公开可能和组织适宜的机关（夜间读书班，游艺团……等等），凭借这些机关的帮助来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16．目前职工运动的特点是：虽然罢工运动是在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然而因为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很不适当，所以多数的罢工是自发的，没有革命的领导。不过很多的罢工带有反攻性，而且这种罢工的数目是在增加。这使共产党有很大的可能抓住与发展罢工运动。因此在这一范围内的目前主要的任务是：不顾一切的去巩固与群众间的联系，准备，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这一定能很决的推动罢工运动，使工人的斗争采取更多的战斗方式。也如以前一样，革命工会运动的主要任务在：各重要工业中心，及重要产业部门中，组织与准备经济斗争。最近上海丝织工人的罢工已经在实际行动中证明号召整个产业部门参加斗争的可能性。但是这次罢工也暴露了党在准备这一运动中的工作是异常不够，党不能在斗争中在组织上巩固党的影响。因此现在党要很注意的学习准备，组织与领导工人的革命罢工运动。克服对于经济罢工重要性的估计不足，“罢工是革命的学校”（列宁）。坚决的发展和组织斗争，党可以吸收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参加革命运动。假使经济要求是与政治要求相联系起来，各个产业部门的罢工，在本身是对苏区一个很伟大的帮助。假使党能执行一个正确的路线，能正确的革命的认识工人的情绪，假使共产党员能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扩大斗争，组织无产阶级，那么这样的一个罢工运动一定能很快的在“拥护苏维埃”口号之下，发展成为一个反国民党的伟大政治运动，提出政治总罢工的问题。17．在目前，机会主义最危险的表现是不愿与不能把争取日常经济要求的斗争联系到动员群众拥护苏维埃运动的日常的群众工作。共产党党员应当利用群众每一个不满的表现，利用他们每一个示威，来进行明确的政治煽动，解释红军与苏维埃活动对于全中国劳苦群众求解放的意义，保障苏区工农革命的利益。党应当在群众的争取日常需要的斗争中，组织群众拥护与帮助苏维埃的运动，在工厂中组织保护苏维埃运动委员会，派遣义勇军参加红军，为红军募捐，组织群众政治罢工，革命示威，干涉运输军队，军用品等等。除此之外，党要在失业者中进行有计划的工作。这种工作的开始是太晚了。党要组织失业者在特别定出的口号的周围，要把失业斗争与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总斗争联系起来。18．同时党应当采取一切办法更进一步的扩大反帝运动，保证党的领导。党要利用帝国主义压迫的每一个表现，利用国际帝国主义干涉中国苏维埃对中国反动统治进攻的战争的每一个事实，利用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劳苦群众的每一个事实。党要煽动与加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仇恨，组织群众积极的反对帝国主义。党应当加强党反帝的口头与文字的宣传和煽动，要推动反帝同盟的活动，成为一个群众组织。无论何时，只要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怒潮一经爆发，党就必须要建立行动委员会。19．党应更严重的注意妇女运动。要在这一方面加强党的工作，定出女工的特殊部分要求，利用特殊的公开工作方式，扩大工厂代表会议的经验，召集失业工人的妻子与国民党军阀兵士的妻子的特别会议。党要用这些一切方法组织女工，吸收她们参加总的革命解放斗争。20．党要严重的考虑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和帮助，因为由于李立山〔三〕的领导取消青年团的独立组织，所以青年团在它的发展中经过了一个很困难的阶段。中国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工农的领导者，在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中与斗争中，在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在完成土地革命中，在争取广大青年工农到党的周围的工作中，在加强红军的工作中，在创造新红军队伍中，青年团要起很重要的作用。中国青年团克服了李立山〔三〕主义，克服了青年团领导机关中对李立山〔三〕主义的调和主义，因此创造了青年团发展与生长的有利先决条件。在反右派中，青年团坚决的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青年团继续反左倾错误与立山〔三〕主义残余的斗争，适合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并且在这一方面的实际工作中获到了很大的成绩（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建立新的工厂支部，个别团部的发展，准备工人干部，开始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领导单独的青工罢工……等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在：领导与组织青年工人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帮助与参加苏维埃运动，加强红军，继续巩固青年团本身，改善青年团的社会成份。在执行中央四中全会所给予团的任务中，青年团在力量上与在意识上一定会生长的。21．同时，党必须努力坚决的发展国民党区域中的农民运动。党要建立农民委员会，要在农民组织中（如红枪会等）的下层群众间进行革命工作，要领导与组织农民的自发斗争，争取他们的日常要求（抗税，抗租，反对军阀的勒索等等）。党要使这种斗争革命化，转变这种斗争为没收与分配地主土地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农民运动与游击战争能走到而且一定要走到建立苏维埃的新的中心，扩大现有苏维埃根据地。22．党要努力分化军阀的军队，首先是进行“围剿”苏区与红军的军阀军队。在这方面的工作中，现时的客观形势比以前任何时都有利。土地革命的斗争已经使我们抓住了广大的贫困化的农民到工农革命方面来，军阀军队大部分是这种贫困化的农民。不过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利用敌人军队崩溃的过程，来消灭他们对苏区的进攻。我们必须避免李立山〔三〕时代盲动主义的错误，这自然不是说放弃争取国民党军队下层士兵群众，放弃利用，组织和发展兵士的哗变。以为敌人的军队完全是城市与乡村中脱离了阶级的分子，这种意见是错误而且有害的。取消利用军阀军队中士兵的部分经济要求，这是完全错误的倾向。共产党要传播毛泽东同志的积极的经验，或是组织短期训练班，训练被俘虏的白军的兵士。要继续派遣最好的领导工人分子与游击队员到军阀军队中去组织共产党支部，进行破坏敌人军队的工作，煽动和援助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切斗争。苏区更进一步的扩大，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大部分要靠共产党员与在共产党员领导下的游击队员的自我牺牲工作，分化军阀的军队，吸收下层士兵群众到土地革命与苏维埃的方面来。23．为要动员苏区的工农群众积极拥护红军与苏维埃，为要在各地方发展土地革命，中央苏维埃政府应当宣布一个中国劳苦与被剥削群众的斗争纲领，反帝土地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要宣布苏维埃政权的目的和任务，在苏区中实现政治，土地。劳动等法令，税收政策等等，这个反帝土地革命的纲领，要成为共产党员活动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和杠杆，领导全中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兵士，及城市贫民。（四）苏区党的任务与苏维埃运动的前途24．目前主要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红军，使红军各部队取得一致的行动，工农群众完全拥护红军，击退国民党新的进攻，打败与分化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实行进攻扩大苏区，建立整块的苏区。党必须竭尽心力，以实现下列的任务：（1）用各种方法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这需要积极的加强红军的政治教育工作，每一个红军战士要知道和了解工农革命的目的与红军的任务，红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努力工作，以身作则，加强红军的军纪。要在各方面巩固红军与劳苦群众间的联系，不仅在苏区，在非苏区也应该如此。要号召工人，雇农，苦力，贫农和中农参加红军。同时要肃清红军中，首先是指挥干部中的一切富农豪绅分子，要巩固与扩大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与赤色自卫队，改善这些队伍中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建立党与青年团在这些队伍中的支部。要同青年团共同开始进行苏区中青年工农一般的军事训练。要很有弹性的组织这些群众军事组织与红军的一致行动。这些群众的军事组织要成为红军的预备队，由革命工农队伍中训练最好的干部来补充红军。关于改善红军社会成份，最重要的工作是由革命群众组织（工会，城市贫民，农民团体等）自动的派遣他们最好的分子参加红军。党，红军，苏维埃与工会应当有系统的，继续不断的向苏区的农民群众解释，要保障农民已经得了的胜利，只有扩大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2）要在苏维埃根据地邻近的白区中组织伟大的工农示威行动，组织群众拥护红军的斗争。红军，苏维埃与工会要从工农队伍中派送千数煽动者和组织者到这些白区中去。这些煽动者与组织者应当广泛宣传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和目的，宣传苏维埃已经给予工农的利益，在白区中组织农民运动与游击战争，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这些工农代表要发起由工农自己选举与派遣代表到苏区去。（3）在苏区中澈底的执行土地革命的基本口号。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苏维埃的建设，红军的建设，必须要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巩固与中农贫农的联盟，在苏维埃领导之下发展群众在公共生活各方面的革命的自动性。“尽量发展下层群众的创造性”（列宁），用工农独裁的力量消灭革命的敌人。25．要澈底实行苏维埃的民主，即是要保证苏维埃与群众间真正的亲密的联系，苏维埃政府各机关完全实行选举，选民有权撤回政府人员，要有系统的建立（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苏维埃与代表个人的责任制度。苏维埃要依靠工会。不应再延迟组织乡苏维埃中的贫农团，要把雇农，中农与贫农的整个群众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要严格的实行剥夺城市与乡村中富农和其他剥削阶级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样要有系统的肃清已经钻进苏维埃中来的富农分子。群众的直接自动性应当是苏维埃国家权力的来源，苏维埃应变成群众自动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有些苏区发生了机会主义干涉工农的革命创造性，官僚主义命令群众，应当无情的消灭这种现象。长沙及其他无产阶级中心区（安源，景德镇等）并不选举城市苏维埃，成立上层的苏维埃政府，这些经验证明轻视工人阶级与工人苏维埃代表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这种危险倾向仍然存在。这种倾向足以破坏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削弱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这种倾向帮助富农干涉土地革命的发展，鼓励富农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解决经济状况的困难（如工业制造品与农产品的价目相差太远）。26．赶快把中央苏维埃政府巩固的建立在最安全的区域。苏维埃政府要宣布与实行反帝土地革命的纲领（推翻国民党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澈底反对帝国主义在苏维埃制度下求民族的完全独立与国家的统一，没收帝国主义的财产，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社会法，工人监督生产）。苏维埃政府应当根据平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对少数民族实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27．党与苏维埃要保障由雇农，贫农，中农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解决土地问题，要无代价的没收大地主，军阀，豪绅，教堂，高利贷者的整个土地（不能例外优待小地主与“慈善”的豪绅），包括他们自耕的土地与出租的土地。在苏维埃监督之下，依据平等的原则，把没收来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雇农，苦力，红军战士。不能给被没收土地的以前所有主任何土地。没收土地不能影响到中农（包括小康农民）所有的土地。过去富农所有的土地应当作为贫农，中农，雇农，苦力，红军战士的土地基金。假使富农没有参加武装反抗苏维埃，他们过去没有雇用劳动而且以后也不雇用劳动，那么，可以分给他们规定的土地，不过这种土地不能是很好的土地。有些苏区在苏维埃运动中解决土地问题时犯了错误，特别是用强力实行平均分配土地。我们不能允许共产党党员用强力或单靠行政机关的行动来实现平均分配土地。共产党员承认平均分配土地是肃清土地中一切奴隶关系与一切大地主遗迹和影响最澈底的方法，这是将来土地国有的初步，共产党可以向农民解释这些好处，消灭土地零碎分散的制度和土地距农场很远的现象。新的分配土地是根据雇农，中农，贫农等的利益，可以增加农场的收入。但是共产党员不能坚持这样重新分配土地，应当让农民群众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只能在获得了农民与雇农基本群众直接积极拥护和拥有土地的贫农中农同意之后，苏维埃才能实行分配土地。至于实际解决这个问题，和关于这个问题的煽动工作，共产党员应当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形，估计到各地社会的经济的条件之不同，特别是在一些中国省中有很大的一部分独立农民土地所有者，他们坚持着他们的偏见与小的私有的本性。为要巩固无产阶级与中贫农的联盟，并且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权，我们党必须考虑到农民群众的利益，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必须获得农民的同意。关于宗教团体，寺庙等所有的土地，各地方党部与苏维埃机关要根据当地农民的意志解决这个问题（不要伤害农民的宗教感情）。同样，我们在乡村中的党与苏维埃组织要注意雇农，中农，贫农的利益，根据当地的情形，采取最有利的分配土地的原则。土地的分配可以根据“吃饭人数”或每家壮丁人数，或者劳动力与吃饭人数混和原则。不过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注意土地的大小，而且要注意土地的肥瘠。党要警告实行关于土地国有的过早办法。只有在苏维埃革命在国内重要省份中获得了胜利后，只有在农民基本群众拥护国有土地后，我们才能实行土地国有。28．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目的应当是保证工农红军的胜利，澈底改良工农的经济地位。苏维埃要消灭与肃清一切封建奴隶关系，取消劳苦群众欠高利贷者的全部债务，反对一切恢复奴隶契约的企图，实行一个阶级的税收政策。苏维埃应当帮助发展贸易和合作社运动（首先是消费合作社与商业合作社），帮助发展苏区内的工业。苏维埃政权要采取办法（甚而可以没收）对付资本家的怠工或关闭企业。在这种行动中，苏维埃政权要依靠工人监督委员会，这种委员会要在一切大的，中等的工业，商业与银行企业中建立起来。苏维埃政权应立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劳动法（每年有假期，星期休息，保护童工免受剥削，在小的私有与家庭工业中废除童工，法令禁止苏区中的一切工业企业用童工，病期内工资照给并要设法医治，工人因在工作时受伤，应给抚恤金，由雇主出资办社会保险，开除与雇用工人须经工会同意）。十四到十六岁的青工每日作工不得超过四小时，十六到十八岁的青工每日六小时。关于雇农的工作时间，应在特别的暂时法规中规定。这些法规要注意到工作的季节的性质与中农，农场零星的雇用雇农等条件。苏维埃要立刻设法救济失业与减少失业，要认识只有中国苏维埃政权长期存在才能完全消灭失业。要阻止私人企业关门与减少生产。在具有必需条件的地方，应当把失业者组织于合作社之中，首先是为红军军需及其他社会需要而工作。29．苏区党政策的出发点，是推进资产阶级民主土地革命，发展这一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现时苏维埃运动发展中，工农群众创造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前提。这前提是：工人，农民与红军代表的苏维埃是土地革命与工农红军的产物，是无产阶级与农民革命专政的机关，革命的民众创造一个新的政权机关，这种政权机关给“被压迫阶级（工农）中最有阶级觉悟与最前进积极部分”的组织具有一个固定的形式，“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利用这个机关唤起，教育，训练与推动被压迫阶级整个群众前进”（列宁）。在土地革命过程中，贫农与中农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努力最后的与澈底的消灭封建地主制度，这种斗争不可避免的要与富农冲突，这些富农已经是在拥护资产阶级地主反动统治。农村中的贫农起了更大的作用，有了更好的组织（在苏区中建立了贫农团等等）。土地革命表现更浓厚的反帝色彩。土地革命与反帝运动的相互关系更加密切并且增加了力量。农民中的基本群众在自己的实际经验中认识了不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则不能获得土地革命的胜利。我们已经在革命运动中很巩固的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的党——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苏维埃的党，是工农红军的组织者与指导者，是工人与农民唯一的领导者。在政权的初期就已经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和过渡的步骤。30．同时为要创造中国过渡到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必须扩大苏维埃与红军的根据地，扩大苏维埃红军对反动统治武装力量的胜利，要在中国有决定重要的地域上建立苏维埃区。只有苏维埃革命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工农运动的统一，推翻反动统治，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将要吸收更大的工农阶层参加革命，很大的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澈底的改善共产党的社会成份，吸收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直接参加苏维埃建设，供给苏维埃与红军的领导无产阶级干部，集中运动……），使中央苏维埃政府具有真正的全国的力量与威权。在中国广大的地域上消灭封建军阀的割据与大的私人地主制度，建立一个单一的苏维埃政权，这将使阶级力量相互关系的转变于无产阶级有利。不仅是农民中广大阶层而且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群众团结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求中国民族解放，这将使无产阶级——唯一澈底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成为众所承认的中国人民的真正领导者。中国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战斗联盟，中国工农与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是日益发展。苏联人民的经验，模范和帮助，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些将要加强中国无产阶级的地位，在中国将来过渡到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土地与反帝革命过程中，要实现与发展无产阶级对农民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上的领导权。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苏维埃正在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将来不仅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能保证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直接争取社会主义。31．苏维埃在争取中国统一，消灭大的私人地主制度与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中，将要不仅澈底实行把一切外国的企业收归国有，而且要没收及以后收归国有首先是有国家重要的本国资本家的企业（银行，铁道，军事工业，大的水上运输业，电力站，市政工业等等），把土地，水道，灌溉等收归国有，这将大大的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更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和反革命活动，地主，军阀，帝国主义所造成的经济崩溃，群众热烈的想在目前不能忍受的环境中的一条出路，特别是要保证民众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集团战争的胜利，这些情形，使苏维埃不得不在经济上解除中国资产阶级的武装，实行国家监督，随后采取有计划的国民经济的办法。这些办法要根据保持与巩固土地反帝革命胜利的需要和使革命成功的需要。要根据于广大工人群众与被压迫分子的需要。特别重要的是使工人与被压迫分子认识这些办法的需要。还要注意到在中国，商品生产的范围很小，因为土地革命的结果，普通的商品（农民）生产是特别重要，在中国就会在革命消灭封建地主制度使农民的基本群众有利（甚至于在平分土地与国有土地后），资本主义一定会继续发展。在中国因为生产力的水准很低，无产阶级在数量上比较薄弱，所以中国所需要的逐渐过渡的时期（及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更长。32．从两个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将是党的主要任务，不过必须在中国最重要的区域中胜利的进行土地反帝革命，因为这样可以大大的加强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使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转变与无产阶级有利。由于无产阶级（包括雇农）的组织和阶级觉悟加强，农村中的贫民团结在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周围，与中农建立密切的联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中逐渐产生的苏维埃，将要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我们目前很难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将要采取什么具体形式。在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斗争中的各阶段中，党与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原则应当是巩固工人阶级与中农贫农的团结，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一团结中的领导作用，争取土地反帝革命的胜利。以后逐渐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完全消灭资本主义而斗争，以社会主义教育农民，用有系统的说服方法和实际的经济帮助，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合作社与集体化）改造农民的落后个人经济。只有巩固无产阶级与中贫农的团结，获得无产阶级已经胜利的国家直接的援助，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保障的。这是中国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先决条件，这是中国工业社会主义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前提。33．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尽它们的责任竭诚援助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责成一切共产国际的支部，在广大的范围上，进行群众运动，援助中国苏维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进行这一斗争，如在军队中组织革命工作，反对帝国主义在财政上与军事上帮助中国反动统治，要求撤回在中国的外国军队，反对反革命干涉。中国苏维埃的目的就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目的。（一九三一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通过）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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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二月）目录几点必要的声明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编辑部的话三版序言（―）引言（二）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一、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一、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估计二、对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的了解三、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和平政策问题的意见四、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二、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一、中国经济性质问题二、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三、现在阶级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四、革命政权问题五、革命领导权与前途问题三、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一、对时局的两种估计二、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三、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与一个或数个省区的革命首先胜利问题四、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A．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B.关于反动统治区域方面四、长沙事变与立三路线的破产五、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一、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二、三中全会做了些什么？三、维它〔1〕同志等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变成掩护立三路线的产物A.维它同志等反国际路线的两件显明事实B.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实际何在？六、三中全会后维它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一、隐延国际决议与上海党的混乱状况二、维它同志等不能解决敌人进攻红军的问题三、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的态度（三）结论（四）再版书后一、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A．补充说明的问题（一）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二）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三）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四）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中的反革命派活动问题B．纠正说明问题（一）关于没收和平分土地问题（二）关于长沙事变估计问题C．新加的几个问题（一）关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二）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斗争经过问题二、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一、四中全会与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上的反党活动二、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的反革命活动三、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完全破产三、党内目前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问题几点必要的声明一、这本小册子是在三中全会决议发出后，利用那时立三同志等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闲时间来写成的。小册子的第一部分是根据我对于六月十一日决议在中央工作人员会上的发言原则（这一发言我有书面东西交中央）写的，第二部分是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及当时发表的国际几种决议材料写的。在接到国际十一月关于立三路线来信时，我检查我所写的这一小册子的内容，与国际路线没有原则上的任何不同（当然有许多问题，我没有国际来信所说的那样深刻），不过只在小册子后面又加写一段关于“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的态度”那一段，同时，加写了前面一个引言和后面一段组织结论。以后又开始了实际工作，所以没有工夫继续写下去，以致不能批评中央九六号通告以前及九六号通告本身错误的东西。二、这一本小册子是差不多费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当写的时候，多半是写一点被同志们拿去看一点，所以文气有许多不十分衔接的地方——或者重复的地方。三、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底纲领作用；虽然当时只匆促的抄过三份，但是曾经过几十个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们看过的，有许多地方也曾经因看的同志的批评或建议而加以补正过的。四、这一小册子的内容，虽然有些个别的词句上——甚至某个个别问题上，有些不十分妥洽的地方，但我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再加修正的必要，因为在我个人及反立三路线斗争中，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自己应该保全它的真实性，批评指责，只有听诸全党同志。五、四中全会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斗争，绝未有丝毫的结束，而只不过是在国际路线的领导之下来从理论上实际上真正进行反立三路线的开始，我感觉到我这一小册子对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态度的斗争，还是有相当的帮助的；因此，我便把它整理出系统的节目来（原来是多少次继续写的，没有目次），请求中央将全文向全党同志发表。韶玉一九三―年二月十日上午于武汉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一、这一本小册子，原来只是集合作者在反立三路线时所写的几篇意见书而成的，所以当时命名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现在因为再版序言的增写，原来题名已经不适合了，特将它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二、再版书后，一方面是为的补充对立三路线各个问题底说明，另方面，是为的阐明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三、小册子后面附录的那几种文件，可以帮助同志们更加明了反立三路线及反罗章龙派斗争的主要内容。四、同志们要想更详细地研究反立三路线的问题，必须想法购买苏联伯力国家出版部远东分部一九三一年所出版的《反立三路线》的文集。这文集里面有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致中共信，有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有各种反立三路线的文章。韶玉一九三二年三月于庐山编辑部底话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底政治决议指出：“在中国，有革命形势，而且在很大一部分领土内有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近年来的发展和胜利，与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唯一领导者（共产党）内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密切关联着。韶玉同志底这本小册子，反映出两年来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底实际为容。这本小册子，是中共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武器之一。因此，这本小册子不仅有很大的历史的原则的理论兴趣，而且有很大的迫切的实际政治意义。这本小册子，在国内早已出版了。可是，直到现在，国外侨居的同志们，还不是每个人都已经读过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编辑部就把我们从国内接到的一份拿来翻印，以供给我们的全体同志以及一切注意中共布尔塞维克化问题的读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周年纪念日）三版序言这本小册子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出第一版，当时名称是《两条路线》。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莫斯科再版，当时因为作者加写了《再版书后》，所以改为现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时光荏苒，我们党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迅已将近十年。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反革命的本质。罗章龙及其亲近的信徒们，早已作了反革命的公开侦探走狗，李立三路线也全部宣告破产。同时，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的同志们，有的则已英勇为革命牺牲，有的仍始终为革命奋斗，这便是斗争双方是非曲直的最好证明。反李立三和反罗章龙路线斗争距今将近十年了。本书已经成为历史的文件，本无再出版的价值；不过因为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但莫斯科出版的本书，在延安份数甚少，因此，好些同志要求将此书加以翻印，这就是本书三版的动机。当本书第一版时，作者曾在几点必要的声明里说：“这小册子的内容，虽然有些个别的词句上——甚至某些个别问题上，有些不十分妥洽的地方，但我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再加修正的必要，因为在我个人及反立三路线斗争中，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自己应该保全它的真实性，批评指责，只有听诸全党同志。”这一段话在小册子三版的今天，也还适用。因为任何人的思想，历史的事实，都是向前发展的，都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定片段，而当事过境迁之后，再去审察已经过去时期的事实和理论，当然比当时当地当事人容易明白得多。但是，每个忠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同时，也不能把此地之是，一概看作异地之非；或把异地之分，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此地之是。一切决定于时间和空间，一切决定于当时当地所处之各种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因此，如果我以今日的见解，来修改十年前关于具体问题的历史性的著作，则是去掉历史和事实的真实性，这一点是不应当的。因此，除对个别词句作必要的注释或修正外，我对于本书现在不作任何重要的修正。我们党进行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距今已十年了。当时参加这一斗争的许多主要同志，已经离开了人世！何子述同志早已在北平监狱内痛苦而死；沈泽民（即书中所写的则名）同志早已在鄂豫皖苏区病饿而死；陈原道（即书中所写的列甫）同志早已在南京被反革命所屠杀，夏曦（即书中所写的劳侠）同志早已在红二方面军工作时英勇牺牲；殷鉴同志早已因在北平监狱中多年磨折而病死；张孑之（即书中所写的戒知）同志早已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与反革命奋战阵亡。当本书三版之际，抚今思昔，缅怀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殉难之各战友，无任怆然！本书之三版，或亦可作为对已故诸战友之一点纪念！最后，附带说明一点，本书初版、再版时，均用“韶玉”这一笔名，此笔名，作者开始用于一九二八年夏季作者与其他同志所译关于武装起义问题之一书上（此书系专为我党六次大会代表看的，作者在前面曾用韶玉笔名写有序言）。其后，因秘密工作关系，作者在编《红旗报》《劳动报》和《布尔塞维克》等刊物上曾用过各种笔名，如：慕石、兆雨等等。王明这一笔名，系在一九三一年底开始采用的。近年来汉奸托匪分子，在许多刊物上故意发问说，“为什么陈绍禹又叫王明呢？”把这说成好象“不光明”的事，企图以此来迷惑还未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其实问题是很简单的，每一个革命者在反动政府压迫之下，不能不随时改换姓名的，这是不得已的但同时是最光荣的事情。这些专门出卖革命者的血腥人头贩子，大概到现在还悻悻于怀地问我说：“你原来为什么不写陈绍禹于上海，而写韶玉于武汉呢？”换句话说，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几年以前未曾捉到作者去领取那十万元至十五万元的赏格。当然，对于这种人有什么道理可说？对于这种人的言论根本没有驳斥的价值。但是当本书三版之时，作者已能用真姓名问世，为使读者明白前后署名不同的原因，故特附志于此。陈绍禹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于延安两条路线底斗争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1．引言中国共产党从第六次大会以来的两年中，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很大的成绩。在李立三路线未正式形成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们虽然犯过许多个别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如联合富农、改组派估计的问题等等），但在总的政治路线上，还是执行了共产国际及党六次大会的指示。当然，我们深刻相信：如果没有这些个别的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组织上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则在成千累万的英勇同志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千百万广大工农群众的奋斗努力之下所得到的成绩和进步，要更多和更大些。自中央政治局今年（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发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一部分同志便正式形成了一条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能并存的。李立三路线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部分的损失和打击。现在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与李立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正在作残酷的斗争，每个中国共产党员应该下最大的努力来从理论上实际上认识立三路线的真面目，来坚决无情地反对李立三路线及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来澈底卓绝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取得和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2．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一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估计要正确了解现在国际形势，首先必须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特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正确，就产生了现时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派别。共产国际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主要分歧点，就在于：共产国际肯定，“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要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见《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政治决议》）以布哈林为首领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则以为“第三时期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新的工业革命的时期”（美国罗佛斯通），至少是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二时期没有什么真正区别的时期（维它同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上，就认为没有第三时期，但同时以为在决议上写下也无妨）。立三同志怎样估计第三时期的特点呢？他在一二二期《红旗》上所写的《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这篇文章中说：“第三时期是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时期。”事实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并不能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因为“从帝国主义大战，特别是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日起，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总危机的阶段”。（见莫洛托夫同志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立三同志把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实际上便是否认了第三时期。第三时期不简单地是继续表现着战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是“在这个总的危机的基础之上，开展着现时的经济危机”。（见以上莫洛托夫报告）“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锐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蚀而走向完全崩溃的时期。”由此，可见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的估计的观点，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根本否认和取消了第三时期的特质。此外，立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把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与整个帝国主义时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把第三时期看成“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因之便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绝对的规律——不平衡规律”（列宁）能应用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二、对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的了解立三同志没有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不敢公然否认列宁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只好躲在“第三时期”这一面盾牌的掩护之下，来否认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所写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现在列宁之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分析，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之各种不同的经济危机的形式中，又表现出来；可是，目前已经在另外一个历史阶段中，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程度虽然不平衡，可是资本主义之总的危机的趋势是一致的。假使在前一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美国资本主义还可以渡其繁荣的生活，可是今日，这种形式已经不会有了，英国与美国可以有程度速度范围都各不相同的危机，但必定是一样地走向没落、崩溃与死亡（这些同志惯用中国革命胜利、美国还没有革命的假说，真是美国除外主义的思想）。”我们从立三同志这一大段话当中，便可明了立三同志对于这一问题——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思想昏乱、糊涂到何等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常识的地步了。第一，他以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只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趋势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现在不仅没有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基础上开展着的全世界经济总危机的事实，并且世界资本主义一般危机这一点，也不过还只是将来的趋势。这样，就不仅取消了第三时期的存在，并且根本否认了帝国主义的特质，以至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总趋势！这种思想简直是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市侩的意识。第二，他以为英国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表现出“程度、速度和范围的不同”，而是美国资本主义在第三时期以前，有另外一种趋势——不走向“没落、崩溃和死亡”的趋势；只是到了第三时期的时候，美国资本主义才和英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走向没落、崩溃和死亡的趋势。这种“美国例外”的思想，恐怕是受了叛徒罗佛斯通的影响吧！第三，他以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是表现在国际的和国内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程度、速度和范围‘不一致’”，而是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不一致”，这真是空前未闻地对于列宁主义的庸俗的曲解，这真是歌颂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形式底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调。实际上，“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的规律”（列宁），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中，这一规律更加明显地有效。“目前的世界危机发现得不平衡，虽然总的方面都有危机，但是各国的危机是不平衡的。”（见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各国危机现象的形式，程度和性质的不一致。在有些国家中（加拿大、澳洲），美国危机的影响直接引起它们的危机形式；在另些国家中（东欧、殖民地、中国与印度、南美各国、日本），占有广大领土的正在开始着经济衰颓；在第三种国家中（德国）——一般危机正在增长；在第四种国家中（英国），许多最主要工业部门的慢性衰颓加剧；在第五种国家中（法国）——危机现象最初的征候已经发生，生产开始低降，裁减工人，股票跌价。”（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根据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报告通过的关于正在成熟的世界经济危机、群众失业与罢工运动的决议）立三同志根本不懂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的真实意义和内容，所以形成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当有些同志公开指责立三同志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错误时，他更发出毫无常识和令人发噱的理论，他说：“有些同志把总危机与不平衡对立起来或割离起来。”这真是荒谬绝伦的笑话；总危机与不平衡是一桩不能分离或对立的整个肌体，如果不先见到总危机，那里会发生总危机发展不平衡的论据来呢？！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了解不同，是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分歧点之一，这一问题密切关联到一个国家的革命能否首先胜利的问题，一个国家内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目前国际形势的真实状况问题和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问题；对于这―问题的了解不正确，便不能正确的了解目前国际形势，不能正确地了解苏联的一切对内对外根本政策，不能正确的了解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各国革命间的正确相互关系。三、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和平政策问题的意见立三同志因为对于第三时期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这两个根本问题有了非列宁主义的了解，于是便不能不怀疑和反对苏联对内对外的根本政策。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期，特别在苏联革命胜利而世界革命又已暂时低落的时候，否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他必然要走到否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无疑义地要成为帝国主义的伙友，无产阶级的叛徒，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必然归宿。可是，在现在的第三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到来的时候，特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大爆发的前夜，不把如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问题，提到无产阶级的前面，而提出中国革命是否可以维持胜利的问题……这一提问题的方式，已经是十足的机会主义……。”从立三同志这一段话的内容看来，就是苏联共产党现在的主要政策不是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五年计划；不是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和援助世界各国革命运动，而应当是马上“完成世界革命”。立三同志这种论点的来源是，在他看来：“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便决难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见《布报》四、五合期立三的《革命新高潮前诸问题》一文）同时，“帝国主义世界与苏联及苏维埃的中国不能同时对立并存。”他对于中国革命与苏联的关系，只看见消极的方面，仅指出“中国革命的爆发……更加促起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苏联”；（见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而不看到积极的一方面，“中国革命的爆发，减弱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见中共六次大会决议案）因此，便得出奇怪的结论来：“或者中国革命与苏联共同一下子消灭全世界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世界在消灭中国革命时同时也消灭了苏联。”“苏维埃的中国及苏联不能与帝国主义世界同时对立并存的。”（见立三在一二三期《红旗》上的论文）四、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正确了解应当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一定要更加影响和推动世界其它各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同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爆发和胜利，同样更加影响和推动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在现在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的情况之下，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可能，而且有首先胜利并且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立三同志在估计革命意义这一问题上，便充分表现出夸大狂的精神，以为：帝义〔国〕主义世界的一切矛盾都集中在中国，中国革命一爆发，“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世界之主要帝国主义英美日等灭亡的到来”，中国革命一开始，便是世界最后阶级决战的开始。“中国革命只有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世界无产阶级也会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见同上《布报》论文）所以“中国革命的意义比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更要伟大得多”。（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上的发言和结论）但讲到革命力量问题时，立三同志却完全露出悲观失望的态度，他说：“中国革命最主要最严重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胜负，不只是要决定于国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斗争力量，而且要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同时，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点是我加的——玉注），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苏联不同的条件得出来的必然的结论。”（《布报》第四、五期）他只认识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这一劣点，但他完全不认识和不了解，中国革命条件中包含的优点，例如（一）无产阶级能够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动员和领导几千万几万万的广大群众与百十年来血腥统治中国底世界帝国主义作拼死的战斗；（二）无产阶级能够在土地革命及反军阀制度的斗争中，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同盟军；（三）无产阶级的年龄比民族资产阶级老，而且力量比它大；（四）无产阶级有千百万广大破产、失业、饥饿、贫穷化了的半无产阶级成份作亲密的战斗员，城乡的阶级斗争都极明显而且尖锐等等。他不相信中国国内的丰富的革命动力（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他不相信苏联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革命的伟大影响和力量，他不相信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劳苦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声援的力量；因此，他不相信，在现在国际形势下，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中，尤其是在世界革命高潮日益向前发展的形势中，一方面凭借本国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伟大战斗力，另方面得到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苏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革命运动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的暴动与骚动等帮助之下底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可能，而且有先于它们胜利的可能；不仅有先于它们胜利的可能，而且有保障这一胜利持续的可能。立三同志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的实际内容，可以简括起来说明如下：在革命意义上讲：“中国革命，便是一切，世界革命，没有什么！”在革命力量上讲：“世界革命，便是一切；中国草命，没有什么！”前者的思想来源是孙中山式的“我大中华民族主义”，后者的思想来源是对于强有力的帝国主义的统治表示畏缩、失望、投降无出路的情绪，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方面表现，其中存在着不可分离的辩证的联系。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地用取消主义观点来解释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他们公开地说：“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成功或者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才有爆发可能，并且才有胜利的可能。”李立三机会主义者则躲藏在“左倾”的词句之下，——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同时一齐胜利的空想高调之下，来否认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首先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二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中国经济性质问题要想正确地懂得和确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政权、领导权及前途问题，首先便须正确了解和认清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经济充分表现出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即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原料榨取、资本输出及廉价劳动利用的市场，国家一切主要的经济命脉（如铁路、矿山、银行、航业、重要工业等）都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民族资本主义在极端痛苦、迂回、畸形的形态之下发展着，而且主要地只限于一部分轻工业（纱厂、丝厂、面粉等），并对于帝国主义有极大的依赖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带着极剧的势力和畸形的方式侵入经济生活，另方面还保有封建剥削关系的优势，经济系统是非常复杂，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经济，有“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广大的商业资本，有简单商业经济以至自然经济。帝国主义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占着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在农村经济中封建余孽（首先表现在地主对农民剥削关系上：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农民收获品付给地主作地租、非经济剥削等等）仍然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都与封建剥削关系密切关联着。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对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是叛徒罗易之流的“非殖民地化”的理论，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经济资本主义化、工业化。”（见反对派刊物《动力》第一期）“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封建残余已经没有，或只是残余的残余。”这不过是歌颂“帝国主义送给落后民族以兴盛、进步和文明”的社会民主党的应声虫！他们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躲藏在中国革命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左的”假面具之下，实行取消了中国以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现在阶段的革命，同时，即是取消了一切革命。立三同志对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代表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认识的另一种有害而且危险的观点，即是根本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相当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他在一九三○年七月间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公开地拥护“中国经济主要的只是封建经济和半封建经济”的理论，他不了解他这一经济分析的危险是否认了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事实，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存在，否认了乡村中阶级分化（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过程，结果不仅否认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与革命转变的前途，不仅否认了中国现在阶段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与必然，并且根本取消了现在阶段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陈取消派从“左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同志从右方来取消革命。二、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立三同志既然对于中国经济性质有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当然无从来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动力。他始终把富农看成小资产阶级（见一九三○年《布报》四、五合刊的《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论文或一九二九年的《布报》上立三与和森关于富农争论的文章），以为富农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他把小资产阶级看成整个的阶层，他不知道小资产阶级这一阶层中包括有剥削他人劳动的“上层”和不剥削他人劳动或受人剥削的“下层”，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后已转入反动的营垒，现在有革命作用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他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而把他们看成是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所谓“第三派”或“中间营垒”。他把学生看成整个的范畴，认为学生是“城市贫民”，不看见学生中的阶级分化过程，认为现在还有“夺取整个学生群众”到革命营垒来的可能。尤其重要地，他在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议中，讲到一切足以引起中国革命爆发的各种内外矛盾时，忘记或者抛弃了农民与地主阶级这一社会矛盾。他不能了解阶级关系在革命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的分化与结合，他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经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广东时期与武汉时期——尤其是经过广州暴动而开始了苏维埃阶段的时期，阶级力量关系，到底有过些什么实际的转变和变化，他时时在梦想着再来一个“五卅运动”。他不能正确了解中国现在革命阶段的革命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加上城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成份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三、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立三同志的脑筋中，始终找不出对于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了解，他根本不曾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他不懂得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主要的是因为现在阶段革命的中心内容——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客观上还未能超过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范围；同时，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澈底底胜利。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上已经怒号着伟大斗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封建余孽的斗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上的比重和地位，还次于民族解放及土地革命的地位和比重。然而，同时，中国现在阶段的革命性质，虽然还未踏进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但却又已跨过了俄国一九○五到○七年革命的进程。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了解，与一九○五——○七年的俄国孟塞维克（如马尔托夫之流）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孟塞维克（如陈独秀、彭述之等）的观点正相符合。他以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中，不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他对反富农问题的观点便是最好的证明。他说：“……我们因富农兼半地主性，在资产阶级性革命中一定要反动，但他们——指取消派——（附注）认为富农是资产阶级，要反对资产阶级，所以要反对富农。”（见江苏省委一九二九年《教育周刊》第四期——立三的关于反对派与机会主义问题的报告）“而我们之所以反对富农，正因为富农不是资产阶级！”（见立三在江苏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结论）四、革命政权问题列宁同志时常指出：“一切革命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时常指出，革命的正确阶级定义的必要。他说：“没有对于专政的了解，便不能作出正确的阶级的定义。没有专政的准备，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立三同志不能了解革命政权的重要意义和运用方法（他只空喊扩大革命战争和地方暴动，但反对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和不注意创造能为这一政权支柱的红军），不能了解临时革命政府在革命发展进程上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他自己在三中全会的发言里，承认他以为“在农民革命战争胜利区域里建立临时革命中央政府，是开玩笑！”），不能了解现在阶段的革命政权底正确阶级性（他所写的文章中及他起草的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上，都只就地说说“建立革命政权”，但不能也不愿指出这一政权的阶级性是工农民主专政），不能了解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胜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是无产阶级对于广大劳苦群众在政权组织中的领导权初步的实现；这一政府的任务有它的过去与将来两方面，即一方面澈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另方面准备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他“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认识不清楚”，他在三中全会发言中自己承认的。因此，他便没有夺取、建立、巩固、运用和扩大政权的一切应有的和必需的认识、决心、勇气、能力、准备与实施。因此，他便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以国民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李立三同志等以不认识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作用与前途来忽视和放弃苏维埃政权。五、革命领导权与前途问题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二月〔2〕）对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便指出中国革命发展有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国际执委的历次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全世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都确切指明和确定中国革命发展的这一前途。同时，并且指出由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相当的一定的必经的阶段，这一转变阶段的时间的长短，要由国际的和国内的斗争环境和力量来决定；大体说来，要比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的转变经过更多的阶段，同时，比俄国一九○五年革命中的转变速度要快得多。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开辟出社会主义的前途，经过一定步骤和阶段，完成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便是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已经含有和存在着一定的个别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份；而且国际的（苏联的存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空前经济危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增长）与国内的（A．反帝国主义斗争；B．不仅与封建残余和军阀制度作残酷的斗争，而且要与中国资本家作残酷的斗争；C．共产党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和共产党员占多数的苏维埃形式的政权；D．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农民群众的结合，在革命新的高潮的最初几个时期，已经相当地形成起来；E．工业农业的深刻危机，需要采取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办法等等）各种条件，都有利于而且促进革命的转变。然而这些条件之中的最主要的条件，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具体地主要地是由自己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争取和实现，共产党只有用正确的政治路线，坚决的阶级策略，灵活的组织方式，灵巧的工作方法和勇敢、坚决、勤愤〔奋〕、艰苦的工作精神与毅力去启发、教育、动员、组织与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及一般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和实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立三同志始终不能明白了解决定中国革命转变前途的那些国际的（在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上说：“决定革命胜利以及转变的另一重要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有力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国内的条件（他曾经公开取消赤色工会、公开联合富农、公开主张不反对资产阶级，他忽视雇农工会，不懂组织贫农团，不了解苏维埃政权等等）。他始终忽视共产党根本任务和根本政纲（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他尤其忽视和放松保障澈底的实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任务（首先表现明显地，就是他忽视党和群众组织的作用，他以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只要客观好了，主观便不成问题，主观与革命形势发展没有关系！”）。他忽视和放松了党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的领导。因此，他对于革命转变前途问题，始终不曾有过正确的了解。他一方面说：“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是不会有丝毫间隔的”，遮〔摭〕拾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牙秽，企图跳过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必经步骤和阶段；另方面说：“我们不要幻想和平的转变”，服膺彭述之的二次革命论；不相信可以经过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而来逐渐实行革命的转变（当然要经过极残酷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阶级斗争），以为还须再来一次武装起义推翻现在阶段革命胜利的既存政权而再去创造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就是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转变前途。立三同志对于上述的这一切革命根本问题，都有了非马克思非列宁主义的见解，都或多或少的堕入托洛茨基主义与孟塞维主义的泥坑，结果不能不使立三同志当中国革命新高潮日益生长的紧急关头，完全离开共产国际路线而几乎造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罪恶。三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对时局的两种估计“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于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每个历史时机的具体特点，有最正确的估计，并在客观上证实了的估计。我们布尔塞维克总是尽力之所及以求忠实于这个要求，从无论那种政策的科学根据上看来，这要求无疑地是必须遵守的。”（列宁——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远方来信》第一信）只有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根据阶级相互关系的状况，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根据事变发展的特点来正确地科学地估计时局的情势，估计革命运动发展的现势和前途，才能正确地了解与规定在革命运动的每一历史阶段上的党的具体任务和为实现这任务的具体策略。今年（一九三○年）夏秋之交的中国时局的实际状况究竟是怎样呢？在世界经济危机日益剧烈和深刻的基础之上，开展和加深着全中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军阀战争不断爆发，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分崩和破裂（国民党改组派联络北方各派军阀在北平成立政府以对抗南京国民党政府），使统治阶级的统治日益削弱而走向破产的道路。过去几年因为中国反动统治的结果，中外资本拼命向工人阶级进攻，工人阶级的生活已经恶化到极度，再加以现时极深刻的农村经济危机、大批的群众失业、金贵银贱、物价腾贵（首先就是米贵、米价涨了百分之七十）的结果，使工人的工资更加低落，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部分简直几乎快要到了饿死的程度。战争连绵不己、交通破坏、金融紊乱、捐税加重、征发不断，地主、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更加扩大和加深其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和城乡贫民的剥削和压迫的范围与程度，成千累万的农民活活饿死，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手工业者和农村手艺工人大批的破产和失业。工农劳苦群众这样痛苦颠连的生活，使他们更加认清在现在这种统治之下没有出路的事实，使他们更加对于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宣传（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天下太平、改良民生等等）表示绝望，使他们不能不一天一天地革命化，使他们不能不起来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统治和站在他们后面的国际帝国主义底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受着反动势力的打击之后已逐渐恢复了气力，在土地革命、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和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口号之下，又重新起来实行革命的斗争。反动军队中的兵士，因为厌恶军阀战争和不满意牛马生活，时常有部分哗变逃跑等事变的发生，有时也有直接投奔红军和援助工农斗争的事实发现，军阀制度的崩溃情势日益明显。革命的爆发一天一天的接近。从全国形势一般看来，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在各个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在革命新高潮生长的过程之中，表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和弱点，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现象，一方面表示在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浪潮还不能适度呼应的相互联合和汇合，南中国许多省份里的好多县的广大农民、手工工场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苦力等群众，在共产党一般政治影响和领导之下，已经实行起来直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开始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与红军，而重要城市的工人运动虽然是一般的高涨，但在中心城市和中心产业部门的工人斗争还极散漫而且薄弱，斗争性质也还未达到直接为政权而战斗的地步。另方面又表现在革命运动发展的地域上的不平衡，农民战争广大发展的省份，还只限于湘、鄂、赣几省的区域，就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策源地的广东，比湘鄂赣也不免落后，福建农民战争还只停留在闽西的一部，河南、安徽、广西、四川的地方暴动还只限于边境的若干县，江苏、浙江的农民游击战争还不过是零星局部的现象，北方各省（山东、山西、直隶等）以及西北各省（陕西、甘肃、新疆）虽然广大的农民的半原始性的自发斗争时常发现（如红枪会、大刀会、回民骚动等等），但共产党在那些地方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还极其微弱，以致运动的领导主要的还操在小地主、富农之手，还未真正走向革命斗争（虽然客观上有反军阀制度与反军阀斗争的意义和性质）的轨道，云南、贵州的运动还一般地落后，东三省的情形与长江流域有着显著的差别。工人斗争比较发展的，也还只限于上海、天津、青岛及其他一切次要的城市（如景德镇、自流井等），就连武汉以及香港的斗争，也还零乱脆弱。共产党在全国各重要中心城市中组织力量还很薄弱，赤色工会会员在全国十万人中，苏维埃区域便占去了绝对的大多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人团员的数量，绝对的减少（原来数量即比党少）。把上述这整个事实的全景综合看来，我们便可正确估计当时的时局真象是：全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日益生长，但是统治阶级各派的分裂和互相斗争，还没有使他们走到政治上完全破产的地步，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没有汇合起来，农民的革命斗争，广大发展着的还只不过南中国几省的有些区域，整个军阀军队的兵士——尤其是主要军阀的基本部队，还未达到应有的和必须的崩溃和革命化的程度，综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力量，还不能保证必须的力量，去根本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因此，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这种估计毫无疑问的是合于客观事实及事变特点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估计。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当时中国时局的估计。立三同志怎样估计当时的中国时局呢？“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民暴动的广泛的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事实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严重的危机，的确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形势，”（见《布报》四、五期立三同志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前诸问题》一文）“革命运动发展，表面上是不平衡的实际上是平衡的。”“万事俱备，只候东风，只要在中心城市有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马上便是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的结论）“目前全国的形势，无疑地是日益逼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形势。”（见立三起草的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议案）这种估计显然地是不符客观事实，不计算阶级相互关系，不顾及每一阶段的事变的特点的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估计。至于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讴歌中国统治阶级的稳定，根本否认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的事实，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新高潮已经推迟到遥遥无期的将来”的论调，毫无疑问地都是张伯伦、汪精卫，蒋介石等的应声虫的唧唧哀鸣，根本值不得客观事实和列宁主义武器的一击。二、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革命运动高潮是什么呢？这就表示“革命运动的继长增高”，（见斯大林同志著的《列宁主义概论》一书中“革命运动的高潮与低潮”一段）即表示统治阶级的力量日趋削弱和崩溃，被统治阶级力量日益增长和强大。革命运动高潮时期的党的策略应当怎样呢？“党的策略是进攻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总罢工，武装起义以及革命斗争等等。”（见同上一书）所以高潮是表示革命运动由开始发展到最高顶点整个时期的形势，革命形势是高潮发展的顶点，高潮在一定条件之下发展到适当的时候，要发展成为革命形势，只有在高潮发展成为革命形势的时候，武装起义才是直接行动的指令。革命形势的标志是什么呢？“一般的说，什么是革命形势的标志呢？假如我们指出下面的三个标志，大概我们是不会错误的，即：（一）统治阶级再要形式不变地保持自己的统治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或那种的‘上层’危机，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引起被压迫阶级的不满与愤怒。通常革命的到来，仅仅‘下层不愿’忍受旧式的统治还不够，还要‘上层不能’按照旧式的统治而生存；（二）被压迫阶级的贫困与痛苦的剧烈大非寻常可比；（三）由于上述的原因，大大地增高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些群众在‘和平的’时代，让人家安群地掠夺，而在风雹的时代，整个革命的环境以及‘上层’自己将他们吸引到独立的历史的事变中去。……没有这些不仅不依各种派别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且也不依各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变动，按照一般通例，革命是不可能的。”（见列宁著《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因为武装起义及起义胜利的条件是：“第一，要起义胜利，应当不凭借少数人的阴谋行动，不凭借党，而凭借先进的阶级；第二，应该凭借民众革命的高潮；第三，起义应该凭借正在滋长的革命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即当民众先锋队伍的积极性最大时，即当敌人营垒中与柔弱的、不澈底的、不坚决的革命朋友的队伍中发生动摇最剧时。”（列宁）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的相互联系和区别，是正确地了解在高潮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策略的必要前提，是正确地准备武装起义和举行武装起义的先决条件。立三同志的论文以及以立三为领导时的中央政治局文件上，都把革命运动的高潮与革命形势混成一谈，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当成同一范畴来相互并用（“日益逼近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当有些同志指责立三同志这种理论上错误及因此而产生的具体策略错误时，立三同志把这种严重的策略争论，曲解成“名词争论”，“翻译错误”，他的“十足”理由，便是：（一）在中国党同志的习惯上以及一般文件用法上，都是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当成表示武装起义形势而相互并用；（二）中共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高潮”，便是“直接革命形势”。其实，这两点理由，都不过是立三同志强词夺理的遮羞之词。我们姑不引证中国党一般同志的习惯用法并未将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相互并用的各种例子来驳斥立三同志的谰言，即就立三同志自己的习惯用法来讲，也可看出立三同志这种说法的欺人自欺的愚笨可笑。例如立三同志在《布报》五期上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前的诸问题》一文的三二、三三、三七各项上说：“工人群众罢工的高潮”、“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工人斗争的高潮”等等，难道都可以解释成“工人群众罢工的直接革命形势”、“无产阶级斗争的直接革命形势”、“工人斗争的直接革命形势”吗？恐怕立三同志也觉得有点“说不通”吧？！第二，中共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高潮”不即是革命形势一节，就决议上高潮所指的意义和事实上看，便可以明白地证明并非把它即当作革命形势，例如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上说：“……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象征，如：（一）反帝运动的复兴；（二）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逐渐兴起……（三）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已可以见到……”，难道这可以解释成直接革命形势吗？难道可以说在六次大会时中国已经见到革命形势的象征吗？恐怕就连立三同志也觉得有点“难为情”吧？！然而立三同志究竟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所谓名词（含有革命现状估计及策略决定严重意义的名词）混为一谈呢？在他把这两个名词合而为一的手法之下发现了些什么把戏呢？第一，他用窜改共产国际执委决议案的方法，否认和取消了世界革命运动日益增长的高潮（他把去年国际执委第十次扩大会议决议及莫洛托夫报告中的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都改成世界革命运动“复兴”或“浪潮”），第二，他用涂改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法，否认和取消中国革命运动中日益增长的新高潮——特别是工人斗争的高潮（去年国际在论职工运动的信上已经指出：“在中国已经有罢工运动的高潮。”）（去年一年中国罢工人数七十五万人，占世界第一位，印度第二位，五十三万一千人），在今年春季论改组派信上说：“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立三同志等将这些高潮都改成“复兴”或“浪潮”，直到今年对于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案争论时，立三同志还否认中国革命运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他在《红旗报》上还极力否认“高潮已经到来”以至“高潮开始到来的”事实。此外，即就文字的涵义来讲（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名词涵义，有极大的具体策略意义的，“理论”与实际是不可分离的），“复兴”或“浪潮”绝不能代表“高潮”的意义，“复兴”是表示已经毁灭和衰亡的事物重新还元或复活，“浪潮”有“高潮”“低潮”的不同，都不能显示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的真实意义；第三，他在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的混合及全国形势都是日益逼近革命形势的这一好听的名词之下，根本否认了在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形势之下，革命形势有首先包括一省或数个省份的可能的事实，因而就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否认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右倾机会主义者怀疑和不相信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新高潮；立三同志等在高潮即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一“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取消世界的和中国的革命运动新高潮。三、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与―个或数个省区的革命首先胜利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第一个革命高潮中，已经显明的呈露过。这一不平衡发展的来源，是根基于中国经济政治的背景。第一，半殖民地的中国被世界主要帝国主义（英、美、日、法）在经济上政治上划分成几个势力范围，在每个一定势力范围内，经济上政治上都保有相当的独立性；第二，因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和畸形，以致在经济上还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生活，还保有极有势力的封建残余，政治上还存在着军阀制度的割据形势，以致全国还不能够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单位；因此，第三，在各个不同的区域里，阶级的组成与力量的对比关系不能齐一的一致，以致各个区域里统治阶级的崩溃的程度与速度是不平衡的，工农群众斗争的经验、决心与力量也是不平衡的。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会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认识了这一特点和弱点以及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所以在政治决议案上说：“反动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在这一次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增长的过程中，革命运动的发展，依然显露出不平衡的弱点和特点。从地域上讲，新的革命高潮首先成熟的地方，大部分还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种下根基的那些区域，随后才渐渐地推广到其他的区域里去。从工农斗争上讲，“在某种意义上，工人运动比正在发展中的农民武装斗争要落后些，就是工人斗争还没有表现于直接为争取政权而战的形式。”因此，虽然一般地看来，革命运动新高潮是大体上具有全国范围的性质，但这一高潮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发展成为革命形势。革命形势可能而且难免只首先在那些条件最具备的地方（统治阶级崩溃破产的程度和速度特别剧烈，被统治阶级的斗争经验、决心、勇气与力量都特别深广的地方，共产党的力量强大——例如湘鄂赣各省等）成熟起来，在那些首先成熟了革命形势的地域，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起红军和临时中央革命政府，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便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以立三同志为领导的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们，既把高潮与革命形势混为一谈，既否认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和弱点，既躲藏在“左倾”词句之下来否认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已经存在的事实，当然不能不作出：“在中国革命中，只有争取全国范围内革命胜利的问题，绝对没有巩固或维持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的策略结论，自然不能不认为“割据一省或几省来促进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是极端严重的右倾错误”，是“和平割据”、“保守观念”等等。立三同志等既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一切特点，当然不能了解所谓中国革命首先可以在一个或几个省份胜利的实际意义和作用究竟何在。他们不了解如果所谓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涵义，只是一省与几省首先举行武装起义，“紧接着”便是全国武装起义，那末，根本便无所谓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了。难道俄国十月革命不最先在当时的彼得堡起义，然后才在莫斯科起义，然后才在南俄等处发生起义吗？难道法国、德国等革命一定是全国各地同时一齐举行武装起义，而没有一点先后之分吗？为什么列宁在俄国革命中不提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问题呢？为什么不说法国、德国等等革命，也有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前途呢？因此，可见所谓中国革命在全国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重要省区的胜利的实质，绝不仅是说革命先在某一省或几省首先爆发，而是讲不仅在这一省或几省可以首先爆发，而且可以首先胜利，不仅在这一省与几省可以首先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而且有可能与必要来巩固与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以便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实行真正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斗争，我们不仅要了解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实现，要引起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战斗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引起全国阶级斗争的更加尖锐化和深刻化，引起全世界各阶级的震慄咒咀与兴奋同情；同时，还必须要懂得，我们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实现以后，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动员、组织与武装既经胜利区域的千百万群众，以及发动和领导反动统治区域里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各样各式的革命斗争，以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装进攻，建立起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的临时中央革命政府，澈底实行我们的革命政纲，使我们既经胜利的区域，能够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基点和根据地。立三同志等把巩固既得的一省与几省的革命胜利的问题，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问题分割和对立起来，他们不了解巩固既得的胜利作为革命根据地，正是将全国革命运动统一在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之下而争取全国范围内革命胜利的最实际最重要的步骤和手段之一；因此，便不能不作出“或者全国暴动，全国胜利，或者一处也不暴动，一处也不胜利”的“左”表右里的结论。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反对中国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立三同志等隐藏在“全国范围内革命一齐胜利”的“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断送一省或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可能。四、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根据对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各根本问题的两种不同的了解，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时局估计，根据两种不同的时局估计，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对党的任务的了解，根据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目前时局估计，则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日益增长的革命新高潮的条件之下，澈底保障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澈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之下，去动员、组织、发展与汇合苏维埃区与反动统治区域的革命运动，以促进革命形势的成熟，虽然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几个主要的省份，在苏维埃区域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来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完全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以便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在反动统治区域里，加紧发动和领导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斗争，从部分的日常斗争到较大的政治发动，加紧开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加紧去作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胡适民权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以争取群众中党的政治影响底斗争，加紧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加强党、团、赤色工会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的力量，加紧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基础上（当然同时还须加紧党团员军事化、工农武装及夺取敌人武装的军事准备工作），真正准备和创造武装起义的一切必要前提。根据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对当时中国时局的估计，则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事实上是等待）某个“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的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马上形成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以便马上举行全国武装暴动。苏维埃区域与反动统治区域里的党的任务没有丝毫的差别（六月十一政治决议案没有一点提到党在苏维埃区的任务，便是最好的例证！）。根据这样对党的任务的两种不同的了解，便产生两条政治路线，两个策略，两种组织任务，两种斗争方式与方法，两种工作方法与方式。A．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一）关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地方苏维埃政权问题共产国际执委决议指出：“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调节这一政府的行动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国际指出：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真正工、农、兵群众的代表机关，真正由群众团体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政权，真正有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而团结起来广大贫农、中农群众在周围的政权组织，“每个党部，每个党员，必须积极的参加苏维埃选举的筹备工作，帮助雇农、苦力、工人与贫农选出精干的代表，向中农宣布要选举最勇敢、最忠实于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代表。在苏维埃之中的党团，受当地的党部指导；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必须注意整个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及苏维埃每个委员的工作情形，并须留心不要使富农、已经被剥夺选举权的人及其他劳动民众的仇敌混进了苏维埃，要把广大的无产阶级、雇农与贫农及红军士兵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而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和苏维埃区有些党部作了些什么呢？关于在相当区域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立三同志自己承认说：“他们以为在未打下武汉以前在山头上去建立中央政府，是开玩笑。”（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他们为苏维埃区发展的实际环境逼迫，勉强地指定一些代表在今年五月在一个非苏区里（！！）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虽然决定了许多决议和法令，对于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依然搁下不提。同志们对这一问题提出坚决的抗议，要求中央努力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便统一集中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领导，而立三同志等还表示反对与怠工，到经过同志们三、四次严厉督促以后，立三同志等才勉强发出一号召这一大会的宣言，成立些架空的脱离群众组织的苏准会机关；对于苏维埃政府工作这样的忽视和怠工，简直是不可容许的错误。对于有些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尤其不加以应有的注意。苏维埃政权的选举运动，未曾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有些地方党部不愿把忠实能干的同志派到地方苏维埃中工作，而时常派些所谓“受处罚”、“成问题，的同志去干这些“党外”工作，以致形成有些不了解的同志们把到苏维埃政权中工作看成“处罚”之一种办法的现象。（见赣西南的报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未曾经常有计划的执行，以致有些地方富农、地主在国民党、帝国主义直接帮助和指使之下，不仅时常在赤色区（周）围内部打游击，而且阴谋组织许多名目的反革命团体（AB团，——即反共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等等），有些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成份中富农占十分之五六，以致直到现在，虽然南中国几省的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蔓延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二）关于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问题国际政治决议特别指出：“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指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然后这个政府才能够有相当的力量和意义。”同时，更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发展。”建立真正工农红军的具体办法是：（一）改善红军的社会成份——使大部分红军兵士是真正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贫农、中农和苦力；（二）健全红军的指导干部——首先就是坚强的工人成份；（三）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完全保障党对于红军的指导和监督；（四）集中红军的军事政治的指导；（五）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将现有红军新编红军加以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改造和训练，使之成为真正政治上坚定、有强固战斗力而能担负大规模作战的“铁的”红军。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周志们对于红军建立问题的指导与实施怎样呢？最初一个时期，完全抱着听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在今年苏区代表会以前，差不多各地红军苏维埃运动都是由个别同志及地方党部凭直觉的阶级意识及英勇的创造行动来发展的，直到某部分红军建立起来时，立三同志等只限于派一个或几个军事同志去当军长、师长或大队长，对于红军的其它一切建设工作，都未曾采取过正确的和积极的指示。到湘赣鄂红军有了相当庞大发展时，立三同志等由一个极端又转到另一个极端，以为红军已经是“打天下”的力量了，每天调动刚刚形成的红军去攻城掠地，唯一的指导口号是：“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立三同志在中央政治工作人员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讨论会上的报告与结论）至于改造红军社会成份、建立健全领导、加强军事政治教育训练工作等等，立三同志等不仅未曾做过，连想都未曾想到过。以致当时虽然名义上有二三十军红军，实际上战斗力真正比较坚强的还不过朱、毛、彭、黄所带领的几军。（三）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国际指出必须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够为这一政府支柱的红军，建立起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可以形成与反动统治明显对立的中心，可以统一和集中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可以建立起强固的红军与强固的军事后方根据地。立三同志等始终认为这是“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与“地方观念”，他们不懂得“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地方观念”等等的右倾观点的真正来源、内容与意义，他们不懂得也不能够真正进行反对这些右倾倾向的斗争，他们不懂得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正是真正准备发展和实行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必需手段，他们把巩固胜利与扩大胜利的问题完全分割和对立起来，以致形成许多苏维埃政权成为“流动机器”或昙花一现（随着红军游击队的来去而生灭）的现象，以致形成赤色区域的广大逃难难民的现象（跟随红军“跑反”），以致国民党便于利用红军流动的机会来屠杀苏维埃区的成千成万的工农（如安徽六安英山霍山等几县苏维埃成立后，当时红军第一军全部开赴武汉附近游击，并且地方武装亦完全开走，国民党乘机派遣大批白军杀戮民众一万数千人），以致有些苏维埃区工农群众多不能相信自己的力量和胜利，以致形成红军无目的地攻城掠地的行动，以致到一九三O年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四）土地农民问题的解决国际几次关于土地农民问题的指示——尤其是最近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曾坚决地指出：“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土地革命应当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发动土地革命的力量，应当是雇农和贫农，他们和中农有巩固的联盟，而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之下，必须坚决打击富农的企图——这些企图或者是想阻碍没收地主的土地，或者是想按照农民各自所有的生产工具去分配已经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党对于这样的富农企图，应当反抗，就是要实行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没收教堂、寺院以及其它大私有财产者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依平均分配的原则交给贫农和中农；同时，不要把没收的原则应用到富裕的农民的土地上去。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的实行，应当和全中国革命高潮以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胜利联系起来。立三同志等对于中国土地农民问题，始终不曾有过正确的了解和解决；在六次大会后的第一个时期，立三同志等曾经公开地主张联合富农，在联合富农的理论和实际受到国际指责与一部分同志抗议及江西农民反富农的事实的打击以后，二中全会上立三同志等便来一个“只反对兼半地主半封建性的富农，不反对资本主义性的富农”的决议，结果依然是联合富农的变相策略；当立三同志等这一理论与策略，受到一部分同志抗议及农民革命行动打击以后，立三同志等便又想出别种口号在客观上执行富农路线，他们说：“变动了富农的土地，便消灭了乡村雇农，消灭了党在乡村中的阶级基础”（立三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的结论）——少有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他们反对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在当时召集的所谓苏维埃区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土地暂行法上，规定：“分配没收来的地主阶级的土地给农民”，而未指明应当怎样和根据什么原则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对于农民各阶层的不同办法应该怎样等等。因此，很多地方实行这种分配的结果，富农不仅不吃丝毫的亏，而且得到新的土地——因而基本农民群众有时得到很少的土地。另方面，他们又在“左的”行动之下来危害革命利益；如土地暂行法令上规定着：“不分配大私有者的土地”、“立刻实行组织共耕”、“组织集体农场”、“绝对禁止土地买卖”等等过早办法——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办法，以及“在全国革命未胜利前，不分土地给红军兵士”的错误办法——使红军不能巩固和扩大的办法。立三同志客观上执行了富农意识。至于土地国有的中心口号与全国革命胜利的联系宣传，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以致形成许多苏维埃区域富农成份充满在党及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甚至在一部分红军队伍中，改组派、AB团、取消派都能有许多机会利用着来作反革命活动。至于立三同志所谓中国北部的土地革命的中心内容，只是抗捐抗税，这更加明显地证明立三同志对于中国土地革命，有一贯的富农路线。总而言之，立三同志等始终企图（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中国土地革命成为少数富农的，而不成为广大贫农、中农的。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中心内容之一的根本问题，完全与国际采取相反的路线。（五）雇农工会与贫农团问题国际决议指出：“苏维埃区域里土地革命的任务，不可分离地和组织雇农工会、乡村无产阶级的工会的任务联系着，和组织贫农团的任务联系着。”因为只有有了独立的乡村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以及紧密地团结在它的周围在它的领导之下的贫农团的组织，才能坚决地进行推翻地主反对富农的斗争，才能将更广大的中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及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周围，才能真正进行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工作。以立三为领导的有些地方党的同志们对这一问题怎样解决呢？他们以为“雇农在分配土地后完全消灭了，完全用不着组织工会”，“雇农组织工会，农民反对，所以不应当组织雇农工会”；“雇农没有知识不革命，所以用不着组织他们”，公开反对组织雇农工会的富农理论，存在于有些苏维埃区域；“减低雇农及农村手艺工人的工资来解决所谓‘剪刀’问题——即农产品价格低，工业品价格高的问题——的办法”，在有些地方曾经有时实行过。苏维埃区域中，只有闽西一部分有雇农工会的组织。至于贫农团的组织，立三同志等不仅未曾决定作过，而且也未曾梦想过，因为他们只听见过，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组织过贫农委员会，所以他们正等着革命转变时再来谈贫农组织问题。他们不懂得用组织雇农工会及贫农团的办法来澈底保障土地革命的澈底实行和准备革命将来转变的条件。（六）经济政策国际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要有一定的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与适合于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观点上，就是一方面要处处顾到工人和乡村基本农民群众——尤其是雇农、苦力、贫农的利益，打击和抑制一切剥削者，另方面不采取一些过早的办法，以保障工人阶级对广大基本农民群众的联合。前者的具体办法，例如：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征收统一所得累进税，军事上绝对必要时，实行向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征发，必要时限制和调节一部分为境内广大人民自己所要求或军事上的必要的物品（如燃料、盐、煤油等）底价格，反对营业者投机和怠工等；后者的具体办法，例如：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允许商业自由，暂时不禁止土地买卖，不实行集中供给，不一般地限制境内商业和商品物价等等。因为只有用这样的正确的经济政策，才可以调剂苏维埃区的人民经济生活和供应红军的需要，否则便要受到被敌人经济封锁及自己造成经济混乱的危害，因而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过去海陆丰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立三同志等对于苏维埃区的经济政策，根本不谈；如果有同志提到，便骂人家是“保守观念”与“建设观念”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当然，如果谁幻想在现有苏维埃区域里“和平地”实行苏维埃经济建设工作，而且因此忘记了革命国内战争是当前最急切的任务，自然是“土地分了，革命成功了”的不正确意识的反映；但是，苏维埃区的正确经济政策却是万分必要的东西，不仅对于改善工农劳苦群众物质生活是必要的，对于革命战争更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没有相当的建设工作，便不能顺利地进行革命战争。因为立三同志等对于苏维埃区没有一定的经济政策作领导，于是有些党部及苏维埃便各随所愿地作出许多时“左”时右的行动；有些地方不懂得怎样执行限制资本剥削的办法，不抽收任何累进税，作出许多离开阶级立场的右倾错误；有些地方却又限制一切商业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甚至实行强迫挨户征发，自己造成经济的困难。（七）对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革命现在阶段的中心内容之一，只有以民众武装斗争的方法，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早已认定了的原则。但是，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的或地方的苏维埃政府，在自己的力量还未达到一定巩固和扩大的程度时，有没有可能暂时地采取某些灵活策略，以避免在我们未有准备充分以前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准备反帝战斗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我们这种策略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使我们有可能利用时机以动员、组织和武装更广大的群众力量来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只以外交手腕来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间的矛盾的幻想，与我们所说的上项策略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立三同志等始终不了解正确的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他们对于苏维埃区的指导，或者是叫他们简单地避开外交谈判，或者是叫他们用些土枪土炮轰击一切外国商船、兵舰。立三同志等的策略就是或者不战而降，或者冒险奋战而死，绝不懂得怎样应用灵活策略来极力准备与帝国主义的直接武装作战。在立三同志看来，对帝国主义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从无出路中去找出路，立三同志等就幻想在“全世界革命大爆发中”中国民众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B．关于反动统治区域方面（一）对于工人运动的策略国际的决议是：“要党去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同盟罢工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外，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后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党要加强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的工作，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立三同志等的策略是：现在工人斗争，唯一方式是政治罢工与总同盟罢工，罢工口号只是在总的政治口号之下，有时附带联系到某些经济要求，把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完全割离起来，以为只有“武装暴动”的口号，才能动员广大的工人群众，忽视和放弃一切日常的经济斗争，空洞地规定总罢工的计划（上海四月间五次，五月间四次），在“左倾”词句之下，宣布说中国绝对没有一点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说黄色工会已经完全破产和完全法西斯蒂化，因而实际上一般地放弃在黄色工会内作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不去尽力巩固赤色工会，赤色工会会员多半是流动性的；不去努力发展赤色工会，以为只要等到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马上便可以发展会员到几十万、几百万。结果使党逐渐与广大工人群众隔离，工人群众许多自发的斗争得不到正确的领导——尤其重要地好些地方党部同志对于职工运动，多半没有过经常刻苦深入的系统计划工作，时常成为群众自发斗争的尾巴。今天某厂有斗争，便上自上级领导同志，下至整个支部都出马到这一厂，明天另一个厂有斗争，又是一齐出马路到另一厂里去，斗争一完，大家又把这个厂放弃了。（二）对于农民运动的策略国际指出在反动统治区域里现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应当是发动和领导抗捐、抗税、抗债以及一切反军阀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帝国主义等各种各式的斗争，引导农民群众走向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但并不一定而且也不能在一切地方都要从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作起。立三同志等的策略是：全国各地，无论南方北方，无论近郊僻地，游击战争与地方起义的条件都已经完全成熟，所以地方起义是目前农民运动中的唯一的工作内容。结果便放弃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的斗争的组织和领导，结果把地方起义变成完全无条件的或者完全无配合的行动，结果是或者根本发动不起来，或者少数人发动起来，被敌人很快地各个击破。（三）对于士兵运动的策略国际指出要注意领导士兵群众的一切部分斗争，准备和造成兵变或军队参加工农武装起义的条件，准备和造成夺取、分化敌人基本部队的工作。兵变或兵暴一定是军队的群众行动或与工农斗争配合联系的行动，不要过早地或无目的地把我们在敌人基本部队中的潜伏力量揭露出来，或消失下去。为的是在革命紧急关头时，使这些革命军队转变到革命民众方面来。立三同志的策略是：兵变或兵暴的条件到处完全成熟了，有三个人也“变”，五个人也“暴动”，在上海也立即举行“兵暴”，在南京也马上组织“兵暴”。结果如何呢？使我们失去了广大军队阵地，使我们在客观上自己把敌人军队中的我们的最好力量断送和消灭。（四）对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国际指出我们“要加紧发展领导反帝的斗争，党应当预防忽视继续扩大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危险，帝国主义方面的一切强暴政策的表现，党部应当利用它们来引起群众的革命罢工和示威”。立三同志对于反帝运动异常忽视，半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暴行层出不穷（如日本军队再四屠杀满洲中、韩农民，日军演习攻长春，日舰队在长江合操示威，法水兵淹死船板夫，芜湖日轮打死忻丁昌案等），立三同志等都未能领导党的地方组织去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各种抗议运动，党内许多积极干部对于这一点非常不满意。他们常常自动地做了许多英勇的反帝工作。最可笑的，当忻丁昌案发生时，江苏省委一声不响，各区委群向省委质问时，省委一个同志说：“国际决议来了，我们工作转变了，所以我们不作声，看你们注意不注意这件事，如果你们不注意，那就证明你们还不懂工作的转变。”这真是一段十足遮羞怠工的说话，这是对于国际决议执行上的最可耻地机会主义的曲解的最好例证，这是根本不了解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政治事变应有和应尽的责任。（五）对少数民族工作国际再三指出中国境内有千百万回民，还有千百万的藏、蒙、苗、瑶、满以及安南、朝鲜等等的少数民族，对这些民族的工作与反帝运动及土地革命有极大意义和作用。中国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曾要中央加紧注意这一工作，并且要中央准备好中共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立三同志等对这一工作，不仅未作过应有的实际的设施，并且在重要决议案上都未曾作出对这问题的提案或答案，这一点充分证明“大汉族民族”主义的狭隘的传统思想的残余，在立三这类同志的头脑中有极大的影响。（六）对于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问题国际指出：要想达到目前党的策略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加紧注重争取群众中之政治影响的斗争，加紧去进行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中华革命党）、胡适民权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斗争，揭穿他们的假面具，证实他们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不过是拼命救济反革命统治的忠实走狗。立三同志在写六月十一日决议时，把改组派与取消派看成完全无分别的东西，说它们都已经完全破产；不指出取消派虽然在主要政纲上与改组派无分别，但它们打起假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旗帜，企图打进工人阶级内部来作资产阶级的奸细这件危险的事实；因之六月十一日决议对于那时正在组织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及胡适民权派等都一字不提。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作报告时，更说“改组派是老爷，取消派是马弁”，以及取消派根本没有多大作用等等“左倾”谰言，来忽略和轻视反取消派的斗争。对改组派、取消派等，立三同志等始终没有作过系统理论的斗争，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苏维埃区里，因为忽视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以致在有些党部、苏维埃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曾发现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产生的来源，当然主要地是由于苏区内部地主、富农的积极活动和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底培植和援助；但是，如果我们在肃反工作中采取了积极正确的办法，那末，这些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就要缩小和减弱得多了。（七）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国际指出：要想党担当目前历史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注意党的主观力量的加强，首先就要使党员数量发展——尤其是工人党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线提高，党报的数量与质量加多和提高，党的各级指导引进新积极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来加强领导的力量，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连系的工作方法，加紧发展赤色工会与青年团组织，尽可能地扩大自我批评，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等等。立三同志对于这一问题怎样呢？在理论上首先就说：“只要客观好了，主观便不成问题”，“只要直接革命形势到来，马上党员就可发展到几十百万”，“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有了足够担负伟大事变的力量”，于是在立三路线之下的实际表现就是：工人党员并未大量增加，有时甚至减少，借口“暴动”事忙，停止中央及许多省委训练班，对于各级干部及新加入同志，绝没有任何政治教育训练工作，《布尔塞维克》停版几个月，将《红旗三日刊》与其他报纸合而为一，实际上取消了一切理论策略指导的刊物，仅有一张主要是刊登国际和上海消息的秘密日报。自中央到各级党部，对于培养和吸引新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在立三同志等从未加以真正的充分的注意。对于苏维埃区域，立三同志等固然不懂得指示他们准备任何秘密工作，以预防暂时挫折或暂时退却的事变到来，而致有些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机体遭受挫折的危害，对于反动统治区域内，立三同志等，更是一方面不注意和不懂得秘密工作，另方面纯粹不了解利用公开可能来进行深入广大群众中去工作，把利用与争取公开可能变成冒险盲动的行动。立三同志等从来不了解：“我们的秘密工作的原则，是尽量将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影响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一方面我们保障与工农群众的亲切联系，另方面能够保证干部的安全。”立三同志所了解的秘密工作，不是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的掩护，而是脱离群众。立三同志所了解的争取公开可能，不是凭借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而是少数人的冒险。立三同志借口现在是“军事时期”，造出非列宁主义的“党的组织军事化”的理论，完全公开地反对任何方式的自我批评（立三同志本来也就没有了解和承认自我批评的方法和意义），完全肯定和扩大了六次大会公开指责过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家长制度，惩罚主义，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等等。对于同志们有任何原则上、组织任务上、工作方式或方法上提供自己的意见或不同于指导机关的意见时，便马上加以各种捏造的罪名（“右倾机会主义”，“小组织”，“取消派暗探”，甚至“反革命”等等），而加以组织上的处罚（停止工作，警告，严重警告，留党查看，开除等等）——而对于与国际路线相符的意见，尤其视若仇，对于与国际路线相符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尤其仇视到极点。无产阶级政党内铁的纪律，当然是绝对需要的东西；然而这需要有领导同志或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正确，执行纪律的条件和方法合乎列宁党的原则，党员能自觉地了解和接受纪律的制度，铁的纪律才是巩固和加强党的力量底主要工具之一。共产党内全体党员在政治路线上的绝对一致，当然是非常必要的条件；然而这首先就需要党的领导同志所决定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有在这种前提之下，坚决反对有路线不同的政治意见的斗争，才是健全和统一党的战斗力的根本工具之一。立三同志在自己的错误政治路线的前提之下，来抑制一切自我批评和滥用党的纪律，于是结果就造成许多干部及同志对于策略上工作上有许多意见而不敢公开发表，好些的沉默不言、埋头工作；坏些的消极沉闷、敷衍了事。做报告时，必定“多少要吹点牛皮”，在开会要发言时，必定先准备好“我完全同意”，使党的生活不能健全和有活气。这些不好现象的来源，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党内许多同志们的幼稚，同志们政治准备的不充分，布尔塞维克的党的生活和斗争经验的不够；但另方面，立三同志等所实行的家长制权威的日甚一日，确是很重要的原因。这种家长制度是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密切关联着，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领导，不能不凭借这种权威来压制党内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拥护者。在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以后，立三同志等在全国成立总行委，取消了党的经常组织和工作（一切由行委解决），取消了工会的群众组织的独立系统，取消了青年团的独立组织，成立了产业委员会及许多空架机关（如各级苏准会），实际上完全混乱了党与群众组织的系统，把党与非党组织完全混合（在苏准会等系统中，都公开地把党列为与各革命团体——工会、互济会等——一律的团体之一！），使党失去了对群众团体的领导作用，使群众组织的活动范围和作用缩小到极度，事实上不仅取消了团的与工会的组织，而且同样地差不多取消了党的组织！尤其重要的，国际决议特别指出：“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当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的基础，”因为，“现在，党在解决组织任务提高战斗力之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要保障自己的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性。然而要保障坚定的政治路线，要保障党能够正确的解决当前的任务，保障真正在实际上能够执行党的路线，就只有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左倾’盲动主义、闭关主义的倾向，反对理论上实际上这两个倾向，集中火力去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在共产党自己的内部，对于右倾和‘左倾’倾向——就算是很小的没有形成的倾向，如果没有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那就不能够最终地克服陈独秀派和托洛茨基派，不能够完全消灭对于它们的调和情绪，只有真正不调和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够清楚地真正布尔塞维克式地去解决党的当前新任务。”立三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怎样呢？根本没有所谓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始终以为“‘左些’总比右些好”，“在现在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新形势之下，左倾的观念，只要还没有犯到过早暴动的策略上的严重错误的时候，还不会大有害于群众的斗争”（见《布报》四、五期立三论文），因而不仅对于左倾——以“左”的词句或旗帜掩盖机会主义实质的倾向（如关门主义、强迫罢工、冒险盲动、某些苏区的经济上过早办法等），始终不采取任何斗争的步骤，反而尽量启发和奖励，对于反右倾的斗争，只是提出“右倾”这个抽象的名词，在这个名词之下所指出的东西，最多不过是“尾巴主义”、“农民意识”、“保守观念”、“割据观念”、“例外主义”，一些零零碎碎的空泛的缺乏实际内容的论调。至于党内当时一部分同志中已经存在的整个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从经济问题起到工作方式止），虽然许多时候是用“左”倾空谈掩盖着，立三同志等自己不仅不愿和不能指责，并且反对同志们的驳斥；当七月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我和几个同志提出党内一部分同志以“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错误时，引起了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立三、忠发等）狂热的愤怒，认为是反中央和反党的路线，“因为这些同志所说的右倾和左倾观点，都恰是中央（实际上主要地是立三的观点——玉注）的观点”（见立三、忠发说话）——事实上这些“左”右倾观点，确是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的观点，而且暂时的在政治局内占着优势地位的观点。当然立三同志等自己不独不会和不能反对，同时还要反对和打击那些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反加说话同志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头衔。在这一时期立三同志等和江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党内斗争所采取的办法，是共产党内不可允许的办法；他们把同志们的正确发言和意见，完全不发表；另外自己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捏造许多与别人意见，完全相反的谣言。或把原则斗争解释成许多无原则的个人攻击或纠纷，混乱斗争的真相，模糊同志们对党内斗争的正确观点，结果，是阻碍了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是障碍了党的列宁主义的发展，帮助了“左倾”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增长，客观上增加了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主义者在党内外的影响。四长沙事变与立三路线的破产七月二十九日红军第八军及长沙近郊农民武装队伍占领长沙。这一事变，对于立三同志等简直是晴天霹雳，使他们震撼得手足无措；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全国武装起义形势——直接革命形势之下，才会有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因此，立三同志等虽然在中央七十号通告上，即空喊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但在实际上立三同志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群众动员上，并没真正为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准备与布置；对于苏区红军并没有指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没有指示他们建立各地强健的苏维埃政权及各地苏维埃间的联系，并没有帮助他们强固工农红军及建立对红军的政治军事统一集中的领导。当长沙事变既经到来之后，据立三同志等估计，当时既还没有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则长沙的占领，只不过是一件偶然不可思议的事变；所以对于长沙红军及各地红军并没有给以正确坚强的指示。在长沙占领之后，立三同志等简直不知如何办才好。在他们想来，既没有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红军如何会占领长沙？而红军既已占领长沙，大概全国已经有了直接革命形势。然而他们〈已〉为事变所惶惑，莫知所措，因此，在反动统治区域内，对长沙事件一声不响，立三同志等在红军占领长沙直到红军退出长沙的整个时期中（自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九日）没有发表一个决议，没有发表一个通告，没有决定采取些什么办法来帮助红军的今后行动，当胜利的红军和武装农民游击队，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强大武装压迫之下，不能不退出长沙城的时候，立三等又下令去再次进攻长沙。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在长沙拉红军占领后，大大地讨论：“什么人占领了长沙？”他们回答说“土匪”，因为他们公开地反对占领长沙的工农红军，他们帮助统治阶级摇旗呐喊。立三同志等，在长沙占领后，大大地猜想：“为什么占领长沙？”他们回答说：“莫明其妙。”然而在立三同志等一猜再猜之后，结果猜出其中奥妙来了，他们猜定了：“我们的理论大概是不会不合乎实际吧？大概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了吧？”在这样一种懵懂幻想之下，立三同志等便决定：一方面下令集合三四五八〈军〉红军再攻长沙，同时，下命令全国重要城市——武汉、香港、广州、南京、镇江、上海、青岛、天津、哈尔滨等等，马上组织武装暴动。同时，立三同志等根据自己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便企图马上“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暴动起来进行全世界的最后阶级决战！企图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同时一致地大战起来，中国革命便可“乘机”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样一来，便把原来以“左倾”词句为盾牌的以立三为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一跃而成为最冒险、最投机的“左的”盲动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在“左的”盲动主义的形式之下，正式形成了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一贯系统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这种反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当然与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理论与实际不相容，当然不能不使立三同志公开走上反共产国际的地位；因此，当共产国际指令制止立三同志等全国武装暴动行动及指斥全世界大战的可耻空想时，立三便公开发表出反对共产国际的言论。二次进攻长沙遭受失败，南京、上海的浦东和南市及武汉各地暴动未能发动起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利用这些机会流了我们一部分英勇同志的鲜血。如果不经国际再三严厉的抗议和制止，如果不经过党内干部在理论上实际上的反抗，以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同志，可以造成断送中国这次革命高潮的罪恶：血的教训完全证明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正确，宣告了立三同志等的政治路线的死刑。这样一来，便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斗争方式上、工作方法上正式暴露了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政治路线的最后原形！从立三同志路线在中央政治局内占着优势时，即六月十一日决议发表时，正式开始了党的领导的危机，到此时，便形成立三路线领导的破产。据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以李立三为领导的中国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领导同志在这一时期的错误，绝不是简单的“个别的策略的错误”，而是整个的总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从工作方式和方法起，到策略问题和原则问题止，没有一个问题不错，而且这些错误相互间是有一贯的密切的联系。错误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是产生于错误的组织任务和策略任务，错误的策略任务和组织工作，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产生于错误的时局政治分析和估计。现在时局的错误估计，是产生于对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领导权，革命前途，政权等等）的错误了解；革命根本问题的错误了解是产生于对世界政治经济系统（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性质的不正确了解和认识。据上所述，可见立三同志所代表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的产生来源，不简单地由于：（一）立三同志等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相当理论基础，连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唯物辩证法也完全不懂（这点是立三同志等公开承认的）；（二）立三同志等没有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布尔塞维克的观点来积聚经验；只是用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错误观点来了解和聚积工作经验；（三）脱离群众已久，不能了解政治生活的实际；（四）中国党内陈独秀主义残余及一九二七年来的盲动主义在另一环境中历史发展等等原因；而是由于它反映和代表着一定阶层的阶级意识，即是反映和代表着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残酷压迫剥削的半殖民地的老大中国内的破产、失业、脱离生产已久、贫穷到极点而充满着无穷悲观、失望、消极、无出路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失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者、脱离生产的农民及流氓无产阶级等等）的意识。他们平时是消沉、失望、绝望到极点（从此就产生机会主义的右倾消极），遇有另一机缘，便一跃而走另一极端——拼命冒险（从此就产生“左”倾的盲动策略）；这一部分冷意狂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遇到了当前紧张的革命关头，便不免被历史怒潮把他们冲激到正轨以外去！五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自六月十一日决议产生，直到三中全会开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们，不仅在理论上完全创造出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且在实际上以“左的”盲动主义的行动，几乎酿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罪恶。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指示来到中国后，立三同志等一方面把它们隐藏起来，不向全党公布，另方面依然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去命令全国武装暴动（二次进攻长沙，指定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南市、浦东等暴动，均在国际指示到后决定举行的！），到中国事变完全证明国际路线正确与立三路线领导破产的时候，才不得已来召集所谓三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应有的任务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呢？三中全会应该做的是：（一）勇敢地、公开地、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完全揭露过去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的完全破产；（二）诚恳地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决议的指示〔3〕，根本改变中央政治局内占着领导地位的一部分同志的反国际路线；（三）在政治上组织上游底肃清在中央政治局内占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根据国际正确路线的基础，决定三中全会本身及全会后的各种工作，坚决号召与领导全党进行一个真正的路线上、策略上、组织任务上、工作方式上的大转变，把党从反国际路线的破产了的立三路线领导中挽救出来。然而事实却不如此！二、三中全会做了些什么？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第一个根本工作，就是尽量否认中央政治局内占领导地位的曾经有过以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一口咬定国际与中央路线是完全一致（？！）；因此，第二，就拼命把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所犯的根本路线的错误和因此错误而造成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及几乎造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涨的罪恶完全抹煞，轻描淡写地说：“犯了些‘左倾’的个别策略错误”，以自欺欺人的手段来模糊全党同志的意识；于是，第三，便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之下来曲解国际决议，在拥护立三错误路线的原则之下来继续立三路线，因而就产生了三中全会的不正确决议，三中全会在血的教训和事实打击之下，同意了国际指令的某些部分，停止了全国暴动的行动，取消了总行委及各级行委的组织，承认国际指出的党目前的两方面（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任务的方针；但因为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反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采取了拥护和调和的态度，所以在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上及目前策略问题上，都不能按照国际路线来决定，而且或明或暗地继续了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决议及全会本身工作之所以犯了严重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全会的主要领导者仍然是立三同志及赞助立三路线的维它同志等，所以三中全会的一切错误，都是要由立三、维它等同志负最主要责任的。三、维它同志等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变成拥护立三路线的产物A．维它同志等反国际路线的两件显明事实（一）维它同志起草的三中全会决议并未表示接受最近国际执委对于中国问题的全部决议案，——维它同志等在此次决议上，虽然因为许多原因，不便再公开采取前此立三同志对于国际来信的办法（将国际来信压下不发，先发出几号与国际来信大约相同的通告，然后再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决议上说：国际来信恰恰证明中央路线的正确），然而维它同志等决不愿诚恳依照布尔塞维克式的来完全接受国际决议，他把国际决议，只作为三中的参考材料。他在决议上并不如布尔塞维克党一般通例一样，在开始便写出：中共中央扩大的三次全会完全接受和同意共产国际执委最近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而只在决议的第二部分上，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中国最近的事变，照上面所讲的看来，正是确切地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估量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这充分地表明出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决议采取了绝不容许的不诚恳态度。（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根本否认存在过立三路线——国际决议的根本内容和根本任务，便是以布尔塞维克的列宁主义的路线来扫除以立三为首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者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首先确定下：“中央委员会扩大约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同时，坚决肯定：“实行纠正政治局过去策略上的错误，决不变更党的路线。”而对于从六月到三中全会前在政治局内立三路线曾经占着领导地位这一点，却一字不提，这就是根本否认立三路线在领导机关中存在过，这就是根本否认过去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路线，这就根本减弱了和模糊了国际决议的意义和力量。这就根本减弱了和降低了三中全会的作用和意义。B．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实际何在？（一）对于路线问题的模糊“路线”问题，这几个字在立三同志等的玩弄中，变成了不可思议的怪东西。立三同志等起草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对于革命全部问题，几乎完全错了，他们却还要说：“路线绝对正确”。其他同志要提出任何政治问题的意见或疑问，立三同志等马上便加以“动摇中央路线”，“与中央路线不同”，“党内绝不许有两条路线存在”的严厉抵抗。究竟什么叫“路线”问题呢？立三同志等一部分负责同志可以有因人而异或因地而异的答复。但综合起来，不外下列几种主要的意见：第一，“以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路线问题。这个路线，立三同志等与国际是绝对一致的。”其实，这个问题是党在这一整个革命阶段上的总的根本任务问题，对这个问题上，中央与国际不会不一致也不能不一致，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赞同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主要分水岭，不是党内在某个阶段上的政治意见的分歧。第二，“国际路线是进攻的，中央也是进攻的，所以路线是一致的。”对的，在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时期中，党的策略路线一般的是进攻的，只有李立三同志一类的完全没有丝毫列宁主义常识的人，才会侮蔑国际路线是“退守”的。然而仅说空洞的“进攻”两个字，是没有丝毫实际意义的。“进攻”的问题，要看如何进攻及向什么方向而来决定是否布尔塞维克的进攻；有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也有孟塞维克的进攻路线，有出奇制胜的进攻，也有以头撞壁的进攻，有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进攻，也有立三同志等的盲动冒险的进攻。当然，如果谁要在现时中国形势下，主张退守的策略，谁便就是公开地跑进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的反革命营垒去，谁便就根本不配在共产党内来讨论“路线问题”。第三，“国际要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然后争取全国的胜利；立三同志等也是这样说，所以国际与立三同志等的路线是一致的。”这种说法同上两种一样滑稽，在党内发生路线不同的问题的争执，只能是如何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及全国革命胜利的问题，绝不能是根本要不要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及全国革命胜利的问题；如果谁公开说：不要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及全国革命胜利，试问他还有什么资格配称作共产党员呢？到底什么是政治路线问题呢？就是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方向与方法问题。任何阶级的任何政党，在整个历史阶段上，它有它的一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战略），在这整个历史阶段的每个一定的阶段上，它有它的一定的政治路线（策略），同时，在每个阶段的总的策略路线之下，还有个别的策略问题。我们一般地讲到某个政党内部在运动某一阶段上的政治路线分歧问题，实际上即是这一政党内部对于当时时局估计及策略任务的了解问题。立三同志等与共产国际执委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分歧，虽然这一分歧远根基于对于革命根本问题认识的分歧，但主要地还是对于时局估计和策略任务了解的不同；根据对于这种估计和了解的分歧，就产生出一条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另一条共产国际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究竟国际与立三同志等的路线是否一致呢？我们再不拿多的理论与实际来证明和解释，就拿维它同志写的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的本身作解答就够了。决议第九项上说：“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根据于中国的一般的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情形，党的路线的确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说：要在工人群众之中，首先是在工厂中加紧党和赤色工会的作用，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并且把这些斗争密切的与政治口号及斗争联系起来，以动员和组织工业城市中之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同时，使工业城市的群众运动，与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及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创造总罢工、武装起义的必要条件，巩固并且扩大苏维埃区域的根据地。”接着在决议第十项说：“同时，中央全体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在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起义前提的斗争。”无论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怎样用尽全力来证明国际与中央政治局内占过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的一致，无论此处所引证的决议本身在解释国际路线及承认错误上，还带有许多不正确性及外交性，然而即就这两段东西比较看来，我们已经有十二万分地把握断定：是把两个绝对不一致而且相反的东西，强词夺理地说成一致！把这两段话详细看看，如果再去辩论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是否一致的问题，那不是有意多费唇舌，便是决心不顾真理了。（二）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维它同志等既然在三中全会上首先确定了：“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还是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决定的，同时，又迫切声明：“决不变更党的路线”，当然在许多主要问题中，都不能不继承立三同志的路线。1．对于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及目前世界革命运动新高涨问题，依然不了解；（乙）对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一声不响，而且不懂得；（丙）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及中国革命与苏联相互关系方面依然只看到消极一方面，只看到“……因此，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加紧对于苏联的侵略”，而不见到另一方面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最有趣味而且最可证明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事实是：关于国际形势及中国革命这一部分决议底前一大部分文句，差不多完全是从联邦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联共在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底决议中抄录下来的，但抄的时候，它却只抄半段――例如帝国主义加紧进攻苏联的那半段，而把另一段——说明更加减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和增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困难以及世界工人运动更加革命化等等的那半段——丢掉了，以求与立三同志等通过的六月十一日决议相吻合）；（丁）对于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正确相互关系问题，只淡淡地指出：“只有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内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胜利的说法”的公开取消派的观点，“固然是错误的”，以及“看不见中国革命胜利，有促进世界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亦是非常错误的”，而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的“只有在全世界革命大爆发中，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革命的胜利”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却默不作声，对于中国革命有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先进国和殖民地国家爆发、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依然否认！2．对革命转变及前途问题维它同志等在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国际决议所指出的转变条件、转变阶段的实际步骤，以及转变前途等等问题，都一字不提；（乙）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彭述之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一声不响；对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跳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一省与几省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绝没有丝毫间隔的”的观点），只淡淡然地说道：“是不清楚的、机械的”；（丙）在决议案的第八页上，维它同志等说到“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时，简直作出令人哭笑不得的毫无马克思主义常识的结论；维它同志写道：“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都有极大的危险，对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那简直死亡的日期一天天的接近。”哈哈！看维它同志等怎样来推想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从他们看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不仅没有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现在阶段的革命胜利也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现在阶段的革命胜利，不能不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推翻和国民党统治的死亡；而维它同志等推想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只是国民党的统治是死亡日期一天天的接近而已。难道这可以作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的解答吗？！这样的观点，是立三路线的掩蔽者的观点的发展底必然的归宿！（三）对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形势的估计问题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实质及原因问题，依然不了解。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决议第五段上，说到“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时，写了一大段，都只不过是说明革命运动发展在各个区域的地域上的不平衡，而对于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却“忘记”了。这件“小事”的“忘记”或“疏忽”，结果便会产生出不加紧工人运动的危害策略。至于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原因，决议上一字不提，维它同志在结论中只说：“我们必须说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党的领导作用组织作用”，而对于不平衡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各种原因一字未提，实际上就是不了解不平衡形势的特点和弱点；（乙）对于将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混在一起的理论原则错误，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于时局估计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都一字不提，依然把它们解释成“名词问题”，依然继续着过去曲解共产国际决议及党六次大会决议的错误；（丙）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对于时局估计时所犯的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真正实质和来源，不加正确解释，只简单地说明是“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估量得过分”，企图用这些所谓“名词”问题来掩饰问题本身的真相，即掩盖对于时局估计时不从阶级力量相互关系、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不根据客观事实等等为基础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估量的真相，以及因这种估计以致产生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的策略的真相；（丁）对于立三同志等在估计时局上把“主观”与“客观”绝然对立和完全隔绝的错误（“革命形势的到来，纯粹是客观原因，与主观没有关系”的立三理论），隐瞒不提；有意地或无意地模糊全党对于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错误认识，同时，也就使同志们不能了解对这问题的真正列宁主义的观点。（四）对于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的策略问题1．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A．土地农民问题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立三同志等过去领导的所谓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法令上，及有些苏维埃区行动上所犯的“左”的错误，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我们和危害革命发展的过早办法，如：决定在现在即组织苏维埃农庄，强迫共耕，大私有经济的土地不分配给农民，绝对禁止土地买卖，不分配土地给雇农，红军兵士在全国苏维埃政权未建立以前不能分配土地等等，不加以丝毫的指责和打击；（二）对于“没收一切土地”这个帮助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口号，不加以任何的打击；（三）对于土地国有的中心口号与全国苏维埃政权胜利的联系宣传，根本不提到；（四）对于土地革命一定要使之成为广大贫农、中农的，而不是少数富农的这一点，只字不提；反而公开地继续着富农路线的要求和办法，在决议上说到苏维埃区域政策里，只含糊地写一条：“澈底实行土地革命，分配土地”；不具体指出分配什么土地和怎样分配土地；（五）在国际政治决议上所写的：“富裕农民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的词句下，自己擅自加上一个括弧，在括弧中标明一句“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这就是公开主张“没收富农土地”；立三同志等对于富农问题，始终没有一点正确的辩证法的了解，在他们看来，只有或者联合富农以及完全不动富农土地的富农路线政策，或者完全没收富农土地，甚至现在即实行“消灭富农”的“激进”办法和空想政策；他始终不了解：在中国现在革命阶段中，可能要反对富农，但不可能消灭富农。在解决土地问题中，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来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兵士中，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在这种平均分配土地当中，经过乡村雇农工会、贫农团及苏维埃政权的正确运用和指导，不仅将富农所有的多于按照一般平分原则所应得的那部分土地分配出去，并且将富农有的质量上较好的土地设法转移给贫民、雇农和中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同时，不提出“没收富农土地”的口号，以避免混乱现时乡村阶级斗争战线的主要内容（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和动摇中农的情意（关于这一个问题，请参看再版书后B部第1页）。B．职工运动问题维它同志等在这一问题上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过去忽视甚至反对雇农工会独立组织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打击；（二）对于有些苏区里一部分同志忽视工人运动，甚至反对工人群众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任何的斥责；（三）对于国际决议特别指出的“确立阶级工会的自由”这一条，完全删去；他不了解“工人生活的改良，要经过工会工作及阶级斗争中来求得，而不是简单地凭借苏维埃政府的法令”（见国际决议），他完全忘记了和忽视了现时有些苏维埃区域对于职工运动问题不能容许的情形。C．经济政策方面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有些地方实行的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我们的过早办法，如：绝对禁止贸易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等等，不加以丝毫的指责；（二）对于军事需要及广大群众急需的物品（如煤、油、盐等）在必需时加以价格限制和由政府专卖的必要，以及对于投机怠工的工商业的处置，也未特别指明；（三）没有指出，在保障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利益之下，允许商业自由原则，而只是笼统地说“承认自由贸易为原则”的经济政策；（四）将国际具体指明的，征收统一累进税及阶级税（税捐应该加在有产阶级身上）的我们阶级的租税政策，改成为一般空洞的“超阶级性的”“租税政策”。这样一来，对苏维埃区域目前的几个根本政策，都作成了与国际不同的决议；所以虽然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接受了国际指出的苏维埃区域现在的主要任务的意见——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和真正工农红军的任务，但实际上不能认真完成这些任务。2．对于反动统治区域的策略A．对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发展、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是共产党和赤色工会在目前发展的阶段中最主要的任务，所以国际决议说：“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继续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总同盟罢工的方针。”（见《国际七月决议》）维它同志在写三中决议时，却依然和六月十一日决议一样的说：“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党的任务是……准备几个最中心城市的地方总同盟罢工和全国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起义”。这两个说法在理论上在实际策略运用上，都是不相同的。国际策略是加紧领导、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联系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同时发展政治罢工，以便真正创造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的必要前提。立三、维它同志等的策略是：政治罢工、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的条件已大体具备，为的实现这些东西，不能不附带的联系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这种策略在实际上的运用，一定依然是所谓“只要大干，不要小干”，一定依然放弃和忽视工人阶级的一切日常的经济的局部的战斗，而空喊和盲目计划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实际上放弃和忽视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的必要前提的工作。北方局主要负责同志在三中全会后，马上规定和计划实现北方三大城市（天津、北京、太原）和四大铁路（平汉、平绥、平奉、京浦）的总同盟罢工，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一切依然是以空洞的同盟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的计划，代替了实际上领导工人阶级各种日常斗争的艰苦工作。至于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将秘书所起草之号召广州起义纪念示威宣言上之“罢工、罢课、参加广州起义纪念和拥护红军示威”的口号中的“罢工、罢课”等口号取消，认为谁再提罢工、罢课等口号谁便是立三路线的继续，那毫无疑义地是一方面对国际路线的最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曲解，另方面是对立三路线的最露骨的拥护和继续。B．对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立三同志等过去对于农民运动的策略错误是：以为全国各地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的条件已完全一律地成熟了，农民运动的中心工作，便是马上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因而放弃和忽视了农民群众的一切局部的、日常的斗争的领导和发动。因此，国际此次决议特别指出：“在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统治之下的区域中，党另有特别的任务。在这些地方，党在乡村中的工作，必须注重于推动一切后备军来帮助先锋队，但是，这里的工作，并不是一定要从游击战争及地方起义做起。以后，仍然应当利用军阀之间一切部分的以及小的冲突，扩大农民基本群众反对各种形式的剥削的斗争，逐渐引导他们到革命的更高阶段，力争改善雇农的劳动条件，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特别是减租与抗租，这些斗争都依然是中共在反动统治之下的乡村中的工作的主要内容……。”维它同志等对于立三同志等过去农民运动的错误，不加以指责，而依然只简单地提出“发动游击战争与地方暴动的任务”，不遵照国际指示来提出目前的工作主要内容和真正发动游击战争与准备地方起义的前提；以致在实际运用中，依然是继续过去的错误。例如北方局领导同志在最近决议中，规定北方各省组织革命战争是目前中心任务，这毫无疑义地是直接阐发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议论。C．对士兵运动的策略问题立三同志等过去对这一问题的错误是：无条件地发动兵变（或兵暴），以少数士兵的逃溃行动代替了瓦解敌人军队和夺取广大旧有军队到革命方面来的策略，将军队哗变看成与工农斗争，甚至军队本身斗争没有联系的行动；借口士兵运动中没有进行日常的为局部经济或政治的要求的斗争的可能，以为只有或者什么不动，或者拖枪逃跑，以致使敌人便利地消灭了敌人军队中的革命力量，放弃了广大军队工作。所以，国际曾经再三地指出过去这种兵运策略的错误，指出他们根据布尔塞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经验，以及西欧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比较长期的艰苦工作，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去领导和组织士兵群众的日常部分斗争。我们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瓦解和夺取敌人的军队——尤其是使敌人主要部队能在革命最紧急的决定胜负的关头，转变到革命民众方面来（例如进攻红军的敌人队伍投降红军，重要城市的敌人军队响应红军和工农武装起义等等）。我们在敌人军队中的目前工作，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从兵变做起，而是加紧领导和组织士兵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加强使士兵群众革命化的工作，使兵变成为广大士兵群众投奔革命民众的行动，成为工农兵武装起义的肌体的一部。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同志这一错误，未加以严厉的打击。此外，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决议指示的几个重要策略问题，都几乎完全置之不顾。（一）对加强反帝运动问题——国际决议曾郑重指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危险，尤其是忽视反帝运动和对帝国主义表示畏缩的危险，要求中国党加强领导广大中国民众的各种各式的反帝运动。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暴行，几乎是日有所闻；然而立三同志等却未能抓紧一件事变来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反抗行动，这是极端错误底现象。维它同志等却轻易地将这件“小事”忘掉了。在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一个同志所起草的苏区工作计划上，也没有提到关于反帝运动的重要和策略，这无疑的是继续过去立三同志等忽视反帝运动和对帝国主义没办法的错误表现。（二）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中国境内有几千万回、蒙、藏、苗、满、瑶等小民族，这些弱小民族，不仅同样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且还受中国军阀政府的压迫和中国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残酷剥削。这些民族的反帝国主义和反中国反动统治的斗争，在历史上及目前事实上都表现得异常明显。所以中国党第六次大会特责令中央加紧注意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并准备具体的民族问题的政纲交第七次全国大会。国际屡次关于中国问题指示，均特别指出正确地提出中国境内弱小民族问题的策略的必要；此次来信并特别唤起中国党注意环绕中国周围的安南、朝鲜等革命运动的作用和意义。然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这个问题依然一声不响，依然客观上表现出继续李立三同志的“我大汉民族主义”的错误。（三）关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问题——过去立三同志等对于这个问题的错误是：（甲）将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派别，都一律看成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乙）只指出取消派与改组派在政纲上没有分别，而不指出取消派躲藏在假的工人阶级的改党的旗帜下，企图从工人内部来破坏革命是更加危险；因而不能使全党对于反改组派反取消派的斗争，有异常明显的坚定的和系统的认识与办法。而维它同志等在三全文件上，却将改组派取消派等称作“企图在反革命与革命间占一席”的所谓第三派，显然继续着过去立三路线的错误。对于这一切主要策略问题，维它同志等都作下了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以至继续的错误，所以使三中全会不能完成执行国际决议的任务。（五）对于长沙事变的估量问题红军和农民武装队伍占领长沙，是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第一次大的胜利，是农民运动与城市工人运动汇合的英勇企图，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部分开始。长沙的占领，是因为在全国革命运动一般高涨及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在湖南首先成熟了革命形势，长沙的退出，部分地是因为立三同志领导在事前及当时没有争取和保障这一胜利的决心、准备与布置。第二次进攻长沙之所以不能胜利，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力量已经在相当期内准备和增强起来，另方面是由于我们轻易错过第一次长沙胜利的机会，暂时松懈了群众斗争的情绪，轻易放过了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正确与否，对于目前策略的决定，有极大的意义和作用。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依然继续过去立三同志等的错误：就是一方面，轻视这一事变的意义，认为长沙“第一次进占而又退出”，以及“第二次进攻不能得到胜利”，“是军事行动上常有不足为奇的”一回事；（见三中全会上维它同志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却又故意暗中证明过去立三路线的正确，认为它是“进兵的斗争”——“它开始了为着全国苏维埃胜利的革命战争”；第一种估计的错误，是单纯的军事行动的观点，是与过去立三路线一般轻视长沙占领事变的意义和作用的观点，没有两样；第二种估计的错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为“进兵的斗争”，而这一“进兵斗争”的意义，恰是失败的广州起义所谓“退兵的战斗”的反面（维它同志正是如此说法），那末，就恰是继续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增长的右倾观点；因为所谓广州起义是退兵的战斗的意义，是指它的失败结束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运动第一个高潮；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开始了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那末，就是承认在占领长沙前，中国还没有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的新高潮；第二方面，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进兵的斗争”，而这一进兵斗争的意义恰是全国革命爆发的开始，却并非一省与几省革命的发展（维它同志等又恰是如此说法），那末，就恰是继续立三路线以为长沙占领后应该全国立刻举行武装起义的“左”倾观点：因为如果对于长沙事变撇开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问题，而一般地提出全国苏维埃革命的开始的问题，无疑义地是承认在长沙占领时已经成熟了全国革命形势。至于有人以为长沙胜利的未能持久保障，恰已经是证明国际决议上所指出的：“已经看见的新的革命高潮，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联合力量的打击之下，亦有部分的失败退却的可能，亦有暂时沉寂的可能”的正确，换句话说，就是以为红军退出长沙这一事变，已经是革命新高潮部分失败退却或暂时沉寂的表现，毫无疑义地是对于国际决议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六）三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维它同志在三中全会上利用国际指出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正确指示，来作掩护“左”的盲动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护符，对于以立三为领导的用“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整个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和许多盲动冒险的策略，只轻描淡写地说成“个别的‘左’倾的策略上的错误”，而把“左”的盲动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来源，解释成“只看见少数先进分子的情绪”；对于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以为中国经济只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应反对资产阶级，忽视农民战争的意义和作用，忽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否认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新高潮，忽视赤色工会作用，拒绝在黄色工会内进行斗争，尾巴主义……等等），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对于某些个别领导同志在反对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斗争中所采取的动摇调和的态度，未加以任何的指责；对于立三同志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底罪恶行动与侮蔑国际底事实，未加以丝毫的举发和申斥；对于因立三路线的冒险策略失败后，如果不迅速地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则将不可免地要更加引起与加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危险（失败情绪、消极、沉闷、无出路等等）的事实，未加以严重的指出。而在三中全会上，竟补选乐迈、××〔4〕等同志为中央委员，乐迈同志当时在政治上是李立三第二，是南京、镇江、上海儿戏暴动底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江、浙、皖三省工作损失的主要负责者；在组织上及工作方式上是实行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反对任何自我批评的最好模范！××同志是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发挥者，是执行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制度最标本的一人。然而乐迈、××等同志，竟在三中全会上不受到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制裁，反而得到政治上、组织上的尊信；立三、维它同志等始终不了解党内斗争的真实意义和方法，经常不了解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意义和作用，经常把党内许多原则斗争曲解或劣化成无原则的斗争。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最近几月来立三同志及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对党内斗争所采取的非布尔塞维克方法（〈将〉同志们正确意见书隐藏起来，反而在会议上和党报捏造一些与正确意见书完全相反的意见，妄加同志们以右倾机会主义者头衔……如对陈、王、秦、何等对六月十一日决议意见，河南问题对列夫（即陈原道）同志处罚等，不仅不加以指责，反而继续和扩大这类错误。这些都毫不足奇，它是三中全会上维它同志等政治错误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六、三中全会后维它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一、隐延国际决议与上海党的混乱状况三中全会闭会已经两月了，就连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党的组织，也还未有接到和讨论国际的决议。三中全会前，维它同志等把国际决议隐藏着不发布出去，说要候三中决议一齐发出去；三中全会后，依然不发，说要候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一并发下去；江南省委决议也出来好久了，然而国际决议依然还是停滞在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处里，以致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各区区委最好的不过是刚才得到国际七月政治决议；至于支部，则国际决议根本没有得到，讲到讨论国际决议和根据国际决议来真正检查过去工作和实行目前澈底的转变，是根本没有做过。上岗的工作，除了不得已停止暴动及取消行委组织以外，没有任何变更；而行委取消后，成立了广暴纪念筹备会的组织。这一组织名义上已经不是党、团、工会三者合并的组织，但是实际工作，依然是为纪念而作纪念工作，脱离经常工作，脱离厂内斗争，只有上层号召，没有群众基础的架空组织。一切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依然是照旧一样。工作情形是“九一”比“八一”坏，“九七”比“九一”坏，“双十节”比“九七”坏，十月革命纪念节比双十节更差，已经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事实。立三路线还继续在上海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占主要地位，而且继续发展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例如一个区委负责的同志，平时不作经常工作，到十月革命纪念节前一天的晚上，才急得自己出马，拿一包传单在马路边散发，引起四、五个工人的注意和拾看；这一件事却受省委负责同志大大赞扬。因为立三路线继续发展和国际路线不能传达到一般同志及广大群众中去的缘故，结果便发生许多同志的消极、沉闷、无出路的状况。因为他们一方面听说过去错了，但又不知错在什么地方；另方面现在工作还是走不通，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得好。于是一部分干部，还在那里拼命努力埋头干，总想干得好结果出来，但依然是费尽心力，得效甚少；另一部分在那里找不到正确出路，只有敷衍工作；甚至两月以来，上海同志离开工作或离开组织逃跑的，竟达数十人之多——这种对革命怠工和开小差的现象的来源，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这些分子中有些人的“半途革命家”的劣根性，另方面立三路线的领导确有一定的作用。这一些现象，不能不使每个布尔塞维克党员得到警惕，警惕到因党的立三路线领导破产而同时国际路线又被隐蔽起来不能传布到全党中去，以至延续着党的混乱的现象，警惕到怎样唤起全党来健全党的肌体。二、维它同志等不能解决敌人进攻红军的问题长沙事变后，中国军阀战争已经部分地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各派军阀，感觉到革命势力猛进发展的威胁，于是便在张学良出兵的局面下，造成暂时休止大规模军阀混战的境况，以便反革命势力得以一致地去进攻苏维埃区域。我们只有认识进攻红军是反革命与革命力量之间的残酷斗争，是目前政治生活中第一等重要事变，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固然不因敌人的进攻而抱消极悲观的观点，但另方面绝不能取淡然视之的乐观态度。我们只有正确的认识这是目前革命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危险，我们必须设法战胜这一危险，而且相信我们能够克服这一危险。就是我们必须向苏维埃区及反动统治区域的广大劳苦群众，解释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意义，鼓动他们积极起来以无限的觉悟、勇气、决心与战斗力来回答敌人的进攻，必须遵照国际决议，一方面在苏维埃区域，澈底执行正确的苏维埃的政策，以便用布尔塞维克的进攻战术（在政治上、军事上）来冲破敌人的“围剿”；另方面，在反动统治区域，加紧号召、发动、组织和领导工，农、兵、贫民、少数民族的一切部分的发动和广大群众的斗争，如罢工、示威、不运兵、不运械、不造枪弹打工农红军、游击战争、地方起义等等行动来捣乱敌人后方和牵制敌人的“进剿”。但是维它同志等因为根据着自己的反国际路线的观点去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又完全错误了。维它同志在起草中央第十二号通告时，分析敌人进攻红军意义说：“事实上他们进攻红军，正是‘肃清后方’以准备新的军阀混战的一种步骤，甚至于各派军阀正在共同进攻红军的时候，也有开始自相冲突的新的军阀混战的可能。”这种陈独秀的向导式的分析，陈独秀式的对于中东路的分析，不但不能提高群众的阶级警觉，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反而麻醉和模糊了群众的警觉，妨碍了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和组织群众与反革命斗争。在维它同志等这种错误分析的领导之下，江南省委常委领导同志在三次常委会上，认为现时军阀内部的冲突大过红军与军阀的冲突，即是认为反革命内部的矛盾目前还大过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这真是十足的非阶级的观点。在这样一种严重错误认识之下，那里会谈到真正鼓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去冲破敌人对于红军的“围剿”？在反动统治区域里，我们直到现在还未引起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红军的情绪和行动，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至于苏维埃区方面，如果按照维它同志等所决定的一切苏区政策去做，则是完全仍违反国际指示而继续立三路线，当然难于战胜敌人的“围剿”。这一切都切实证明：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他们不能执行布尔塞维克的政治策略来解决当前的革命紧急任务。三、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底态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来信，是澈底暴露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性。维它同志等接到这一来信后，应当如何诚恳地承认他们在三中全会上否认有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调和以至继续立三路线底错误。然而维它同志等却不这样做，维它同志等在国际这样严厉来信的逼迫之下，不能再不承认过去有一条以立三为领导的政治路线，然而他们却不诚恳承认：（一）立三路线即是在中央政治局内暂时占过领导地位的路线，而只含糊地说：曾经在政治局里“占着优势”底路线。（二）不承认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与共产国际路线不能并存的路线，是半托洛茨基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而只含糊地说：是“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路线”。（三）不公开承认立三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尽力掩盖错误，是非布尔塞维克态度，反而认为：“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立三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见中央印发的立三发言），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员检查工作和批评错误，而是一个乡下的臭讼事在县公堂上搬弄字句的态度，他把他的政治路线错误，解释成无足轻重的错误。他拿些什么“了解机械”，“不了解今天”，“不了解过程”，“只看见前途”……等等名词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他再不想到他这一路线错误如不公开揭发出来，对于党和革命本身有如何深沉的危害，他只顾到他自己和一部分负责同志的所谓个人“威信”！（四）不公开承认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式下继续立三路线的反国际路线的错误，反而认为：“一般地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五）不公开承认要立刻在国际来信指导之下来接受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反而坚决地说：“认为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企图——就是想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以及这次纠正立三同志的错误，解释成为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了退却的路线。”这是再明显没有的反国际路线的供词，因为国际来信的根本用意，就是要求立三同志等改变自己的路线。这是再明显没有地代替着李立三等说话，因为只有李立三同志一类的人，才说要求变更中国党的路线为真正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国际路线，是退守的路线。（六）国际来信说：“国际执委认为现在来‘争论’（维它同志等把它改为‘讨论’）这些问题，会停滞党的工作，而使党的力量离开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然而，必须对于所有的积极党员，完全明白地、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解释这两条路线的实际，解释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而团结党员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这一段话的本意是（1）立三及立三路线的一切忠实拥护者，对于立三路线错误问题，再不要固执己见地来掩护和辩论，应该无条件地向全党宣布和承认，以免引起党内的争论而致妨碍了实际工作。（2）中国党的积极党员，应该积极起来肃清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使全体党员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而维它同志等却故意曲解国际来信这一段原文的真义，把它解释成为立三路线问题，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只限于解释工作，只要解释一下便算完事。事实上就是真正解释立三路线的工作，现在领导同志维它等是担当不起的。因为直到现在他们还不能和不愿了解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的实质，他们还不能和不愿放弃对于立三路线的拥护态度，以避免引起全党争论！（七）国际来信是给全中国党同志的，维它等同志却决定只把它发到各地方党部；以致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党部，现在还只负责同志见到，顶多也不过区委书记见到，一般同志还不晓得有这样一封信。这种坚决拥护立三路线的态度，怎能不引起所有布尔塞维克党员愤激和警惕！维它同志等起草的政治局这一决议，只是在事实上更进一步的宣告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危机，只是使一般同志对于现在政治局的领导同志维它等更表示绝望，因为现在政治局的主要领导者，一部分是立三同志的忠实拥护人，另一部分（维它等）是曾讨论和同意过国际决议的人，这些人在相当时候以后，马上换一副面孔来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他们在同意国际决议后，依然布置全国各大城市的起义，还下命令二次进攻长沙。他们在三中全会上曲解国际决议来继续立三路线，他们在三中全会上及三中全会后都拼命否认中央政治局内有过暂时地占据领导地位的以立三为领导的反国际路线。直到国际最近来信时，他们又作出这样掩护立三路线的决议，他们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是立三路线拥护者。他们极力企图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来调和与继续立三路线，这样一来，便使维它同志等领导表示出不能保证国际路线执行底危机，因而使党工作仍陷于混乱境地！3．结论根据上述种种，我们可以坚决断言：以立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因为对于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有了模糊错误的认识，因为中国党过去的一部分领导者犯过严重的机会主义（陈独秀）与盲动主义的错误底影响残余，因为在六次大会后党的领导同志犯了许多个别策略的错误，因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和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与工作经验的缺乏，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到新高潮日益生长的历史阶段上，便产生出以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领导者的非列宁主义的非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这一政治路线开始形成于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上，正式宣告破产于长沙事变及在全国儿戏暴动的布置上。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于是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因立三路线而产生的党的领导的深刻危机，有引起党的危机的可能。为着尽党员对党应有的职责，为着负革命者对革命应负的使命，中共所有的积极党员，应该大家一致起来，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把党从领导危机中挽救出来，以预制党和革命的危机，以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必须：一、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二、在七次大会未开始以前的准备期内，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领导全国正在紧张的革命工作。至少须加强国际对中央政治上组织上的各种问题的领导和帮助，对于政治局成份应有相当的改变。三、立刻在国际路线领导和不妨碍秘密工作条件的原则之下，实行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在党报上及各种会议上（从中央到支部、小组）公开讨论最近国际各种决议及指示，向立三路线开火，坚决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及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尤其要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四、立刻在党报上公布同志们的反立三路线的一切政治意见书。五、立刻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及一般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来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左”右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以便利于紧急的革命工作。六、将国际最近来信（关于立三路线的信）印发给全党同志。七、中央政治局在国际领导之下，立刻公开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最近中央各种通告——尤其是九十一号、九十二号通告——无效，实行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并且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八、在组织上实行布尔塞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反对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最后，我们以国际来信的结语，表示我这一政治意见书的预期和信念。“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一定对于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给以坚决的反抗，一切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一定完全团结起来，象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绝不疲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勇敢的坚决的为着国际执委的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一定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到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4．再版书后（或对小册子的补充）当着这本小册子再版的时候，我想在所谓《再版书后》中说明下列的几部分问题：一、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在这本小册子中说得不充分，或者说的有错误地方以及未曾说到的那些问题；二、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三、目前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问题。利用相当机会来说明这几部分问题，不仅是为着要相当地满足许多留心中共两年来党内斗争的同志们底要求，而且对于我自己也是一课有益处的学习。一、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A．补充说明的问题：小册中写得不充分的问题，据我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几个问题：（一）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二）关于中国经济特点问题；（三）关于中国“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四）关于中国苏区中的反革命派别活动问题。当然，我必须郑重声明，我此处所说的“不充分”的意义，是说小册子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法有许多不大清楚或重要遗漏的意思，而并不是说这几个问题未能从各方面发挥尽致；因为小册子在当时是为着作反立三路线的提纲而写的，为秘密环境限制及节省读者时间计，小册子中的各问题都只能限于提出问题和简明回答，从各方面把问题详细发挥，在当时的环境是不可能的。（一）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中曾经着重反对立三同志的美英资本主义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前有不同的趋势（前途）的理论，这当然是对的；但未曾进一层指明立三同志对这个问题的主要错误，就是在于他根本不了解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对于不平衡发展的了解，实际上是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了解一样的，他把“资本主义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就是把“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状况发展底水平底不同与发展不平衡问题混淆起来”，在这种错误了解之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便走到否认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加有力的事实，因此而走到完全否认在单个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完全离开列宁主义、离开布尔塞维克党、离开革命的道路。立三同志在这种错误了解之下，企图在“第三时期”这面盾牌掩护之下，去否认单个国家革命有胜利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对中国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底悲观失望消极的道路上去。因此，把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底列宁主义的正确说明介绍给中国同志们，是一件非常必要和异常有益的事。究竟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实质是什么呢？斯大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的结论中说：“究竟帝国主义底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根本成份是些什么呢？第一，就是这样一回事，即是世界被帝国主义各集团已经分割了，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所谓‘自由的’、未曾被占据的地域，为的占据新市场与原料来源地，为的扩大它们——那就要用力量从别的国家手中去抢夺。第二，就是技术底空前发展与资本主义各国底发展水平底均衡性加强，造成了和便利了某一群国家突进式地赶上另外一群国家底可能，就是比较弱些（但是很快发展着）的那些国家能够赶上另一些原来比它们强些的那些国家底可能底事实。第三，就是在各帝国主义集团间旧有势力范围底划分，每次都与世界市场上新势力关系相冲突，为的造成旧有势力范围与新的势力关系之间的‘均势’，就发生了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方法来定期的重分世界的必要。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便加剧和加强了。因此——在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冲突没有用和平办法解决的可能了。因此——考茨基所宣传的可以用和平办法来解决这些冲突的超帝国主义底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反对派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底加剧和加强，便走到超帝国主义理论的地步。这些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底特质。”斯大林同志对于列宁主义的这一主要问题的正确说明，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对于这一问题有了正确的列宁主义的了解，才能产生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单个国家革命有胜利可能底坚决信心与万分勇气，才不致于堕落到托洛茨基主义与考茨基主义的泥坑中。当然，对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当基础的同志们，仅仅看了斯大林同志这种基本扼要的说明，还难于了解这一问题的全部内容的实质，还需要加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各个问题的研究，然后才能更加清楚明白地了解斯大林同志这种说明的理论基础与实际内容。然而，我们根据斯大林同志指示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去研究列宁主义，毫无疑问地是绝对正确和绝对需要的一回事。（二）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是异常重要而且经常发生争论的问题，不仅托陈取消派、新月派以及那些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先生们，特别造出许多武断的中国经济分析（如“中国没有封建余孽存在，中国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托陈派）“中国土地过多，中国没有土地问题”。（胡汉民、戴季陶、陈公博、汪精卫等）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论是“海外奇谈”，（胡适之等）……）来曲解中国经济性质的特点，来企图作为自己反革命工作的理论根据；就是在我们党内的一部分同志中，对于这一问题也常有许多大同小异的分歧意见。我的小册子中指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指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同时指明封建剥削占优势等等，这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是，在我的说明中，还没有做到异常扼要和显明，而且在有些字句中或许还有使人误解或难解的可能；因此，我认为把共产国际决议及斯大林同志说话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简明正确的分析，介绍给同志们，是一件异常必要的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情形问题的决议案中，关于中国经济性质说：“中国现在经济状况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中国经济中存在着的系统的复杂，从财政资本起到氏族社会性的经济残余止，同时，在城市和乡村中，商业资本底各种形式与小手工业及手工工业占有极大的地位。”“中国乡村经济代表着半封建性的许多残余与正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成份紧密切地纠缠起来的一幅画图。”在中国经济分析中，除了少数被帝国主义豢养的所谓学者之流的胡适等而外，对于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中国民众以及使中国经济陷入半殖民地地位的问题，差不多是没有——至少是非常少有严重的争论。但是，关于商业资本及封建余孽问题，则直到现在还是托陈派等等拿来作反革命投机事业的武器，而且有时候他们的武断宣传还不免影响到我们队伍中某些幼稚的同志；因此，把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说明，介绍给同志们，是一件很必要的事。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斯大林同志在答复中国劳动大学学生的问题中，对这两个问题有非常明白的答复。当时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狄克同志断言中国乡村中的农民斗争，反对封建残余还没有反对资产阶级厉害是不对的？能不能说，商业资本或者封建残余在中国统制着？为什么军阀是大工业企业的所有主而同时又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呢？”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拉狄克同志的确说过象你们在问题中讲的那些话。据我记得的，拉狄克同志在莫斯科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发言里，或者完全否认封建余孽的存在，或者不承认在中国乡村中封建残余有严重的意义。这当然是拉狄克同志底很大的错误。如果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如果这些残余对于中国乡村已经没有严重的意义，那末就没有土地革命的基础了，那末，就说不上了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了。中国乡村中有没有商业资本呢？是的，有的。不仅仅有的，而且它吸取农民的血汗并不比封建主们差些。但是这种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中国乡村中与封建主的统治、与地主的统治特别地混合着，它学地主一样用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方法来对付农民。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拉狄克同志的错误，就是在于他不懂得这个特点，不懂得在中国乡村中封建残余统治与商业资本在保存对农民底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压迫方法中混合着这个特点。军阀制度、督军、省长各种的和一切的现有的混蛋的、强盗式的、军事的或非军事的官僚们，就是在这个特点上产生出来的上层建筑物。帝国主义帮助这一部封建官僚的机器。至于有些军阀有很多土地，同时又是工业企业的所有者——这件事并不能根本变更事实的本质。许多俄国地主在以前也曾有过工厂和其他的企业，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封建残余的代表。如果许多区域的农民把百分之七十的收入交付地主及绅士；如果地主操着经济方面、行政方面和法庭方面的实权；如果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省份有买卖妇女和小孩的事情——那末，就应当承认，在这种中世纪环境中占着统治力量的是封建残余的力量，地主的力量，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与商业资本特别地混合着的那种地主官僚的力量。这些特殊条件，就造成中国现在正在发展而且将来更要发展的农民底土地运动。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封建残余与封建压迫，在中国就没有土地革命的问题——关于没收土地等等的问题了。没有这些条件，中国土地革命便成为不能了解的东西了。”斯大林同志底这一段说话，不仅把中国经济性质方面最引起争论的问题给了一个完全清楚明白和绝对正确的答复，而且把这种经济分析争论中所包含的真实政治内容底分歧，作了一个简单的答复。我们从斯大林同志这段谈话中，不仅可以了解拉狄克及与他有相同观点的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特性不懂得的错误，而且可以了解这种经济问题争论中，包含着的革命的与反动的政治实质。斯大林同志及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经济特性的分析和结论，由中国千百万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英勇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等行动所证实，由中国好几省的一部分领土内存在和发展着的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来证实，而且我们相信，还要由现在和将来中国全部革命运动的进程和发展来证实。拉狄克的这种理论已经由国民党、托陈派、新月派、社民党、国家主义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和分子所采用，他们用它来反对和嘲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千百万工农英勇进行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李立三同志等所讲的中国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与斯大林同志共产国际所讲的根本不同。第一，李立三等不了解中国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简单地笼统地以“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等名词来说明中国经济性质，无论在理论上实际上都是错误的。第二，李立三同志等在所谓中国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这种笼统定义之下，实际上走到根本完全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畸形发展的事实，这种错误的实际政治内容，在小册中我们已经说过了。（三）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对于革命运动在地域上发展不平衡这一点，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除了立三路线否认这一事实外，很少引起争论，所以用不着多说。至于论到所谓“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这一点，在我们的队伍中，则不免时常有不同的了解。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执委的正确了解是：第一，中心城市的工人群众与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时常表现不一致（例如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上海及广州、香港工人运动异常高涨时，农民运动当时还很薄弱；当一九二七年湘、鄂、赣各省农民运动勃发时，许多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等——的工人运动因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与农民运动同时并举……等等）第二，当许多农民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区域早已经勃发着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运动时，但最主要的中心城市里的工人斗争，因主客观许多原因，还未能发展到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战的程度。现在苏维埃区域的居民，参加苏维埃和红军运动的社会成份，最大多数是农民；而最中心城市的产业工人，还未曾和未能直接卷进这一运动里去。但是这绝不是说：第一，中国农民革命性比中国工人要大些；或者中国工人比起农民来要落后些；第二，中国现在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运动，只是纯粹的所谓农民革命运动，没有工人阶级参加和领导的。然而在我们队伍里有时有个别同志们，不免有忽视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和过分夸大农民的独立政治作用的说法；这使得我们感觉到对这个问题有说明的必要。他们根据着“中国现在苏维埃区域是纯粹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企图来作出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底特殊革命性的理论，这理论的实质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的农民革命性抬高到第一位，使无产阶级由对农民的领导地位降到农民的助手之一的地位；因此（这是必然的）便在实际上走向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前途有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而认为前途是要发展“农民的资本主义”。这类同志企图曲解斯大林同志关于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相互关系的说话来作为自己的特殊理论底基础他们说：斯大林同志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委底南斯拉夫委员会上的演说），曾经说过：“民族问题从其实质上看是农民问题。”不错，这句话的确是斯大林同志说的。然而斯大林同志这句话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呢？其意义：“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基本军队，没有农民的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强大的民族运动。”（见斯大林同志的同一演讲）但是，这是不是说农民问题与民族问题是合而为一的东西，或者说农民问题便包括了民族问题的全部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斯大林同志在同一演讲中说：“不能把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合而为一，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除了农民问题以外，民族问题本身还包含有民族文化，民族国家等问题。”很明显的，斯大林同志这种说法，只是反对谢迷七不把民族问题看成实际上是农民问题的错误，因此，特别着重指明农民部队在民族问题中的重要性；但这种说法绝不能被曲解成“民族问题即农民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只是简单的农民运动等等，尤其不能解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有超过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革命作用，即就中国革命本身讲，斯大林同志把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看成决定革命胜负的问题。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共产国际执委底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演讲中，斯大林特别讲到中国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曾特别着重地指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便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这些同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特殊革命性——超过于工人革命性的理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各国——无论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经验，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于农民的阶级特点底观点的正确，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特质，就在于它的两重性——劳动者与小私有者两重性；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所以它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不能有独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用；因为它是劳动者，所以它有与无产阶级联合并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可能；但因为它的两重性，所以它的革命性能够发挥到怎样程度，以及农民革命能得到怎样结果，首先要看那个有独立政治作用的阶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对农民取得领导权。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不去多论世界革命运动史上的经验，只略举中国最近的历史事变，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但因为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足以创造新社会制度的独立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作领导，所以太平天国运动终于不免陷入一般农民暴动的悲运——以广大农民群众反对地主的革命行动始，以“改朝换帝”继续旧社会制度终。义和团是自发的带着浓厚原始性的农民革命运动，因为当时没有独立的先进阶级作领导，结果被中国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利用，并被它们勾结与投降帝国主义一同压迫下去。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虽然是广大农民参加的运动，但因为当时无产阶级还不能起来独立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结果农民群众被自由资产阶级叛卖了，没有得到革命的真实利益。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是一部充满着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领导权，并且创造下中国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的实际基础的历史。正因为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和经过自己先锋队——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取得和奠定下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的基础，所以才产生了自一九三○年——现在正在向前蓬勃发展的苏维埃红军运动。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农民战争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中，不会产生苏维埃和红军。苏维埃政权的红旗是广州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七年底用武装起义力量第一次举起来的。广州起义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我们有一切事实材料，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是现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它的领导者。举几个例说：1．中国苏维埃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上，公开地承认无产阶级在各级苏维埃政权选举中被选额数的特权，并且公开地承认这是实际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参加和领导作用。承认以此来保正苏维埃政权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途。2，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的唯一领袖！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及红军组织中，中共不仅有政治上的绝对威信，而且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占领导地位。3．在中国主要红军部队中，工人成份（安源矿工、景德镇磁器工人、铁路工人、手工工人、雇农等）有时占很大的百分数。4．许多人以为现在苏维埃区域只是农民的区域，这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们目前手头没有最近的具体统计材料，且把一九三○年夏季日晖同志关于一九二九年秋季赣南各地情形报告作一个参考：（A）一九二九年九月至十月，赣南各县党员人数及社会成份统计表。县名人数成份工人农民富农及其他知识分子兴国350105040雩都270106030安远70405010寻邬300156025信丰120206020南康80106030上犹6055045赣州60504010大庾60801010宁都200107020（成份以百分数计算）（B）一九二九年九月至十月，赣南赤色武装组织社会成份统计表。县名成份工人农民富农及其他知识分子兴国57025雩都55540安远207010万泰县106030南康107020寻邬57025宁都57025崇义107020（以百分数计算）这两个表当然只能作参考材料，因为它们已经是过时的旧东西。在当时赣南各县不仅城市还未被红军占领，而且许多乡村还不是苏维埃区域。最近两年以来，我们江西、湖北、河南、福建等红军，已经占领过许多比较重要的城市（如江西的吉安、赣州、安远、景德镇、宁都、兴国、瑞金；福建的龙岩、漳州、永定、上杭；湖北的黄安、麻城、黄岗；河南的光山、满川、固始；安徽的六安、寿县、正阳关、凤台、凤阳、霍邱……等〉。在这些城市中，不仅有很大数量的手工工人、苦力、车夫等，而且还有些现代产业工人——如矿山、邮务、电话、电灯、汽车、印刷、建筑工人等等；虽然有许多城市（如赣州、吉安、漳州等）我们占领的时间不久，虽然有许多城市，我们因战略关系，早已自动退出，然而，最近两年来，工人成份在我们党与群众组织中的数量和比重，毫无疑问地相当增加了。而且即就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赣南统计表看来，那种所谓现今中国苏维埃运动是纯粹的农民运动的说法，已经是毫无根据。此外，还有一个最近的统计材料，可以证明无产阶级在苏区中的领导作用。据一九三二年二月鄂豫皖苏区省委的报告，党的省代表大会，共出席三二六人，其中有二五个工人，七五个雇农，换句话说，即无产阶级成份约占百分之三十。大会总结，选举省委员会正式三十一人，候补十一人；正式委员三十一人中，有生产工人四人，雇工及零工十七人，占全体三分之二以上。至于苏区现有的苏维埃底政权形式和工农红军底武装组织、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方式，革命竞赛、革命突击运动及轻骑队等等许多先进工作方法，无一不充分证明广大农民群众是在与无产阶级联合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此外，谁都晓得，中国中心城市的工人群众，虽然还未能达到直接建立苏维埃政权底胜利，虽然他们对于苏区红军的领导和赞助，还表现得不够实际上的需要；然而他们曾经用过许多方法去加强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上海、广东、武汉、长沙、安远、景德镇、武长路、粤汉路、平汉路工人们，曾经在中共号召和组织之下，选派自己最好的干部，到苏区去作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干部，曾经举行过集会、示威、募捐、成立红军友谊会等组织来拥护红军，曾经经常地不断地举行英勇的坚苦的罢工斗争，“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不断〔但〕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起义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见共产国际执委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从这种观点出发，那末，我们可以断言，现在中国各地苏维埃政权及红军底迅速发展和胜利，不仅是那些苏维埃区域里面工农联合及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结果，而且是苏区工农群众受中心城市工人革命斗争影响及帮助的结果。当然，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和胜利，同时又影响、推动和帮助中心城市工人的革命群众斗争底扩大和深入。只有这样去了解问题，才能正确了解中国工农斗争相互之间的联系，才能正确了解所谓“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真实意义何在，才能正确了解共产国际所指示的中共在苏区与非苏区里面“两位一体的”的各种任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地了解和判断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现势和前途。当然，这里绝不是说：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已经完全取得和巩固了，争取、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不仅是在非苏区的主要任务，同样是苏维埃区域中的主要任务，同时，这里也绝不是有丝毫轻视中国农民革命作用的意思，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动力之一，是中国革命的一支最大的主力军，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而这一切，只是说现在苏维埃运动，不是纯粹农民运动或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而已。（四）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中的反革命派活动问题——当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一方面因为当时我和其他同志（如秦同志等）被立三同志等停止了一切工作，我们简直没有知道苏区和非苏区的党的工作情形的可能；另方面在许多苏区里，因为立三路线的工作错误的掩护，许多反革命派别还未能及时地揭露和暴发。因此，小册子中关于这个问题未能特别提出讨论，而只是在有些地方讲到了立三路线对于苏区及红军危害时，个别地附带地说到过，未曾一般地说明苏区内部阶级斗争及反革命派活动有关系的各个问题。目前利用小册子再版的机会，把苏区内部反革命派活动有关的各个根本问题作一个简单的说明，这或者对于许多同志了解苏区内反革命派活动及怎样与之斗争等问题有多少的帮助。我们苏维埃区域内部有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并且参加这些活动的有一部分所谓“共产党员”与“少共团员”，这并非什么偶然的或者奇怪的事。这些反革命派别产生和活动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苏维埃区域内阶级斗争的剧烈化和阶级力量相互关系的急剧变动。在我们苏维埃区域里，进行着急进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军阀、大买办、封建官僚等）的财产被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把它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富农的土地被重分，在重分时，只是在一定条件之下（不参加反革命的活动等）得到一定数量的质量较坏的所谓“劳动分地”，在有些资本家的企业中开始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土地革命的果实，落到中农、贫农和雇农手里，工人群众得到许多政治上、经济上的空前未有的新权利（八小时工作、社会保险、增加工资、选举中的特殊权利；出版、言论、集会、罢工等自由），苏维埃政权带着显明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性质，一切帝国主义者、地主、买办、资本家、军阀、官僚、政客、豪绅、富农等等的原有政治特权完全被剥夺了，而且失去了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一切政治自由的权利。工农红军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失去了武装保护自己血腥利益的权利。苏区在革命前与革命暴发后完全是两个相反的世界。这样一来，不仅把苏维埃区域内部的阶级斗争紧张剧烈到前此未有的程度，而且把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都紧张剧烈化起来。苏维埃区域内部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地主和富农们，那些失去了一切政治经济特权的老爷、大人们，用一切力量来企图夺回自己的财产和政治地位，“受伤了的野兽十倍地发狂些来拼命报复，被打倒了的统治阶级百倍地拼命些来挽回命运”；非苏区内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们，眼看着自己的兄弟们，在苏区里遭受的命运，更加十倍地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地来痛恨工农群众，他们不惜用一切最残酷最可耻的手段，来对付苏区与非苏区的劳动群众，企图以此来消灭现有的苏维埃区域和保持住自己的“财产与生命”。苏区与非苏区的压迫者剥削者们，加十倍地努力去反对在苏区统治着的工农劳动民众，这就是苏维埃内部反革命派别活动的主要来源。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们，反对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是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办法的。国民党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隐蔽形式，是中国地主资本家反对工农苏维埃政权的露骨行动。然而反革命从经验中学得了教训，就是仅仅从苏维埃区域外面来实行所谓“围剿”、“大举进攻”，是很难收到结果的。于是苏区内部的地主残余、富农及一切反革命分子们，便极力企图用一切方式组织起来，在苏区内部进行各种各色的反革命阴谋——从造谣惑众直到反革命暴动等等，来响应国民党的“围剿”；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更动员和帮助一切反革命派别，到苏区去与苏区内部反革命派结合起来，以便统一和集中“剿共”行动。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为的反对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一切革命工农兵劳苦群众们，不仅使用一切白色恐怖手段，不仅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等处设遍军警侦探机关，而且在南昌特设一个总指挥机关（由杨永泰、段锡朋等主持）专门组织和接济各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派别活动。这些反革命派别的名称虽然不一致——江西AB团，福建社会民主党，湘鄂西改组派，湘东南恋爱研究社，鄂豫皖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各地的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派……等等，他们活动的口号虽有时因时因地而不同，——例如：AB团的口号是：“红军终归靠不住的，我们大家总得想个法子，免得失败了杀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反对没收土地，实行二五减租”、“打倒第三国际，拥护第二国际”、“拥护苏维埃，打倒共产党”……改组派的主要口号是：“实行二五减租”、“改组国民党”等等。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等口号是“红军是土匪”、“组织新共产党”……他们的活动方法虽然因时因地而变更——列〔例〕如暗杀党和红军负责领导人，造谣中伤党和红军的干部，散布红军失败的谣言，宣传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力量大和“恩惠”，经过医生设法用毒药毒坏党和红军负责干部的头脑，捣乱后方，故意破坏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威信，鼓动农民“反水”，替白军当侦探、送消息，阴谋暴动响应白军……等等，但是，他们都是直接受国民党南昌总机关指挥的，他们都是向着一个共同目标进行活动——推翻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消灭共产党及一切革命工农群众组织，使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在苏区恢复统治，预防非苏区反动统治灭亡，使中国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永远过着牛马奴隶的生活，使中国人都作亡国奴。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不仅派遣一些侦探设法混到苏区内部的各种机关中去，苏区地主残余及富农资本家等，不仅尽量设法钻进共产党、青年团、苏维埃、红军、工―会等等组织当中去，就是原来偶然加入到革命队伍来的那些“半途革命家”们，当着这种阶级斗争紧急关头，也必然不免发生动摇、犹豫、悲观、失望以至投降到反革命营垒方面去；这并没有丝毫奇怪，这首先就由于我们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阶段的原故，有些高兴一般反帝口号和反对封建军阀口号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小资产阶级分子们，在某种革命运动中，也可以混进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来；但是当着真正广大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澈底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创立工农红军的时候，同时，当着在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已经发现许多艰难、困苦和复杂条件的时候，这些“半途同道者们”便不可免的要目到他们自己的营垒中来反对革命。斯大林同志还远在一九二六年底，在他所写的经过联共中央同意的、为宣传鼓动员用的提纲上，便指明了这一点，“在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上，将要遇到比俄国革命更大的困难；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逃亡者和背叛者，将比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知要更多多少。”（着重点是我加的——韶玉注）这类阶级异己分子和害怕革命困难的分子们，当着中国苏维埃新高潮与日俱长而同时又暴露了革命过程中许多严重困难的时候（例如对帝国主义斗争，冲破国民党军事“围剿”，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政府，创造和巩固红军，实行苏区与非苏区“两位一体”的任务，解决经济困难等问题），有些人便公开地投降到反革命营垒中去保护自己原来的阶级利益和另找出路，有些人虽然仍留在共产党内，却不自觉地执行敌人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奸细作用。属于前一部分人的，在苏区内便是那些干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等等勾当的假共产党员；在非苏区内便是那些干帝国主义侦探生活的顾顺章、任卓宣、傅胜蓝、廖划平、韩麟辉、王拙夫（唐虞）等一般下流无耻的家伙；属于后一部分人的便是那些在共产党内进行反党路线和组织反党派别的分子们。不仅罗章龙派是直接响应敌人进攻红军和共产党的产物（这一点以后我们亦说到），就是李立三路线在客观上也是反映出敌人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考察苏区反革命各派活动问题上，最容易看得明显。大家都记得：当李立三路线在苏区还占重要地位时，客观上掩护着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活动和发展，使反革命派别，有公开地利用当时党的口号来进行反革命阴谋的可能（例如因立三路线忽视建立根据地及巩固红军任务，使反革命派别各处易于鼓惑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不相信自己胜利的情绪，反革命派直接积极拥护立三路线的“立刻打武汉，打到南京”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在当时一方面可使红军受到损失和失败，另方面可把苏区根据地轻易让给地主富农来“复辟”——夺回土地和屠杀工农等），因此，使许多地主残余和富农分子，都能在立三路线极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下，混进共产党、青年团、苏维埃和红军中——甚至一部分地方苏维埃和地方党部团部领导机关中去，公开地和秘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立三路线在苏区对反革命斗争的实际，也和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或者发起狂来拼命大干一下——只知道杀尽一切反革命分子，不懂得分别首从，不懂得对受反革命影响和利用的那些分子做思想上教育、说服的工作，当然，更不懂得加紧党内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加紧苏维埃政权及其他群众组织中的政治教育、自我批评和群众创造性……等等，是揭露和克服敌人在我们内部奸细的有效方法之一了；或者冷淡消极，什么不干——如开始时根本没有肃反的专门组织——政治保卫局等和系统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后，全党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进行实际工作的转变。中央为着保障和加强国际路线在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中的正确执行，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都成立了中央一级代表机关（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代表等），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都曾经举行过全区的、全省的、全县的党和团代表大会，加强和改造了各级党与团的领导机关，改选和改造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扩大、加强和巩固了赤色工会、贫农团、反帝同盟、万国革命者救济会等群众革命组织，特别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及军事技术和军事训练上，巩固和扩大了我们的工农红军。正因为如此，我们苏维埃区域，在最近一年半的过程中，才得到历历可数的成绩：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和巩固起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法令、建设红军提案……等等颁布和实行了，苏维埃中国与国民党中国的对立形势更加明显和剧烈了；两个中国制度的斗争，成了决定中国一切政治生活底第一等事变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都被冲破了。苏维埃中国的领土扩张到原有的好几倍以上而且巩固了，许多分立的零碎的苏维埃区域在有些地方打成一片了，工农红军的数量增加了，质量大大地改善了，军事技术和战争能力相当地增加了；土地问题、劳动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一般地正确的解决了，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政治地位，大大地改善和提高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在全国劳动群众的心目中的威信，不可比拟地扩大和提高了。“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逐渐成为全中国民众日益相信的口号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各苏区的―切反革命派别都被暴露了，他们的一切阴谋活动都被发觉和打倒了，如江西的肃反胜利，闽西的驱逐傅柏翠事变，鄂豫皖的肃反胜利，湘鄂西肃清改组派的斗争，广东东江的破获社会民主党反革命阴谋等等。在我们一切苏维埃区域里，各种各色的反革命派别，都被广大工农群众的威力和共产党的正确策略所压倒了。当然，反革命派别的组织和活动，将要随着阶级斗争的向前加深扩大程度而更加不可避免的重新发现。然而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获得宝贵的斗争教训和创造了相当的战斗基础固然，我们在肃反工作中，曾作过许多错误，而且现在还有许多错误和弱点，但是，在我们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机关的领导之下，在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队和工农红军忠勇奋斗的条件之下，在千百万工农劳苦民众的觉悟力、创造性、组织力和斗争决心勇气与日俱增的条件之下，一定有克服一切反革命派别组织和活动而最终地取得革命完全胜利的可能的。B.纠正说明问题：小册子中写得有错误地方的，据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两个问题：（一）关于没收和平分土地问题；（二）关于长沙事变估量问题。（一）关于没收和平均分配土地问题——在小册子中讲到土地农民问题时，根据四中全会后中央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材料，我们应当指出有两个问题写得不对的。第一问题，关于“没收富农土地”问题，小册子在批评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错误时曾说到：“（五）在国际政治决议上所写的：‘富裕农民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的词句下，自己擅自加上一个括弧，在括弧中标明一句，‘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这就是公开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立三、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擅自在共产国际政治决议上自加括弧，这是对的；因为国际政治决议原文上，的确没有这个括弧和括弧内那句话。第二，说维它同志等加这括弧的用意，是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这是不对的；因为立三、维它同志等，从来不仅不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而且有时甚至公开主张联合富农；在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几个月，维它同志在中央任何文件上，都没有主张没收富农土地的指示，便是事实上最好的证明。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都主张“重分富农的土地”，但同时主张富农在其土地被重分后，在不作反革命活动的条件之下，可以分得一部分质量坏的“劳动分地”，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中国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上，完全采取了共产国际及中共这些主张。这种办法的出发点，是因为中国富农主要地是用半封建剥削方法去出租自己的土地来榨取大量的地租，重分富农土地的办法，在目前主要地还只是澈底肃清封建余孽底土地革命中的一种步骤；所以我们主张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分给富农以一定量的劳动分地——这种办法与立三、维它同志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中国现在苏维埃区域已经能够消灭富农的观点，也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第二个问题，关于平分土地问题，小册子上说：“在解决土地问题中，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根据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来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兵士中，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一段话，从现在看，有下列几点错误：第一，未能真正抓住维它同志等关于这一问题的错误的核心，维它同志等所写的“平均分配没收来的地主土地”这个口号的错误实质是：（一）未写明“没收一切地主、寺院、教堂及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见共产国际执委一九三O年七月对中国问题决议），而只说没收地主土地；（二）未显明说明“把这些没收来的土地，按照平均分配原则分给贫农和中农”（见同上决议），这样就不能使苏区地方党部及政府机关对于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什么人的问题有明确的了解，这样就不能使苏区地方党部坚决起来纠正当时在分配土地上底那些不正确企图（或者妨碍没收地主土地，或者主张把没收来的土地按照农民所有生产工具为原则来分配——见同上决议）。根据现有材料看来，当时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各苏区各有不同的办法，其办法有时并不与国际决议所指出者相同。第二，我所写的那种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办法，从现在正确观点看来，是那时候一种不正确的流行的口号。其实，它并不能作为我们的口号。当然，我们每个列宁主义者都懂得：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种办法的真实意义和内容。这种办法，从澈底消灭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观点看，是革命的，从社会主义集中生产工具的观点看，是退步的；同时，每个列宁主义者都记得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主张，即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我们应当尽力赞助这种办法——如果这种办法由农民自己提出和要求实行的时候；但同时我们应当善意批评这种办法的缺点和不澈底性，并宣传我们的“土地国有”的主张。因此，“以平均分配为原则来重新分配一切土地（没收来的地主土地，以及富农、中农、贫农原有的私有土地包括在内）的口号和办法”，并不能作为我们指导土地革命的口号，而只能是在广大农民群众都自己要求和自愿实行时，我们应当赞助的办法和口号，尤其是在中农不愿或不满意这种口号和办法的时候和地方，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中农能够保有他们原有的土地，并且在平均分配原则下得到较多较好的土地。我们在土地革命中的根本原则，应当是：“土地革命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和中农的”，“土地革命的动力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雇农、贫农和他们与中农的巩固联合。”（见同上决议）同时，我们不仅顾到革命的今天，而且要顾到革命的前途，我们始终是把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看作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底阶段；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进行在中国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得到决定意义胜利或完全胜利时实行土地国有的必要的宣传，同时，还须有系统地极通俗地把苏联集体农庄化的宝贵经验，以及它对于基本农民的切身好处等作广大深入的宣传。（二）关于长沙事变估计问题――在长沙问题（红军第一次占领长沙和第二次进攻长沙）上，当时因为我和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党的工作，所以我们简直没有知道一点实际材料的可能。因此，小册子中所讲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只是根据着反对当时否认中国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以及我们承认有这一可能底一般理论原则来提出和解答问题；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可能来根据实际材料去估量长沙事变（特别是第一次占领长沙）是否盲动冒险。据最近我们收到的中央苏维埃区党代表大会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长沙事变是立三路线的冒险盲动的具体表现之一，在这大会的政治决议中说：“长沙战争就是立三路线冒险主义发扬的最高峰，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扩大会议对于长沙战争的估量，长沙战争是冒险行动。”中央苏区党的最好领导和干部，他们根据着实际经验所作出的集体结论，无疑问的是正确的。当然，我们绝不因此而忽略了长沙占领的历史意义，“长沙战争正确地表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和英勇，得到了伟大的历史意义。”（见同上决议）大会决议上这一结论，也是完全正确的。为着使这一问题有更清楚和更周到的了解，我以为还须有一点补充的说明：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一九三○年夏季占领长沙的错误，便根本作出无论如何都不能占领重要城市的结论；谁以为我们红军永远都不必和不能去占领重要城市，谁便是对国际和党的策略作了极坏的机会主义的曲解。列宁主义与立三路线对这一问题的分歧，绝对不是在于：立三路线主张中国红军要占领中心城市，国际路线是主张中国红军无论如何都不占领中心城市；而是立三路线在红军力量不够，占领中心城市的其他条件也未具备的状况之下，要红军去冒险进攻中心城市，结果不独不能占领，而且使红军受到不必要的牺牲；而国际路线是主张红军应当逐渐准备并把自己巩固和扩大到有占领中心城市的战斗力，同时，准备其他一切必要的前提，只有在敌我力量对比有利于红军的条件之下，才去占领重要城市。c．新加的几个问题：小册子中当时未曾说到，现时有必要说明的，据我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二）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经过问题。（一）关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四中全会都确定说：“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或“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李立三路线”，然而叛徒罗章龙等当时——直到现在却一口咬定说：“李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路线，或者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的路线”，因此，他们说：“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对李立三路线取调和态度和掩蔽立三路线罪恶”。这些叛徒们以为他们的那种说法比共产国际及中共更“左”些，所以他们更是澈底地反对立三路线些。这些叛徒们在这一个“左”的词句下，企图干些什么勾当，已经是人所共知共见了。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李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或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的路线”，“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曾采纳了李立三路线，而中国共产党曾执行了李立三路线”，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是比托洛茨基主义中央和托陈取消派更坏些”——在这面盾牌掩护之下，罗章龙等不仅提出“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资格或党籍”的要求，而且实际上实行分裂和破坏中国共产党而去另行组织所谓“第二党”的行动。现在谁都明白了，叛徒们这些“左”的口号，绝没有丝毫反对或厌恶托洛茨基主义和托陈取消派的真义，而只是在这些口号之下，来企图进行诱惑一部分落后的共产党员和团员，跟着他们一路跑到托陈取消派营垒中去。他们实际上是宣传说：“看呵！中国共产党比托陈取消派更坏些，我们一路到托洛茨基队伍中去吧！”表面上挂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做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生意，这就是叛徒们装腔作势的实质。这也是现在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工作方法的特点。罗章龙等叛徒被驱逐出党了，但罗章龙等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有时在个别的共产党员中间，还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发现着；而暴露这类观点的同志们，时常也是表示他们比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见解“更正确”的态度。他们同样以为不把中共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所犯的李立三路线错误看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或比它更坏的错误时，便是轻视了李立三路线的危险实质，便是袒护了立三路线。因此，把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对于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的估计，作一个简单的说明，目前依然是很必要的事情。为的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现在的实质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早已不是共产主义的派别了，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底斗争中的先锋队”。（见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底先锋队”呢？首先因为，托洛茨基主义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对布尔塞维主义的思想上的武器，斯大林同志在同上那封信中正确的说：“谁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反对布尔塞维主义的思想上的武器，例如，在我们国家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提纲，布尔塞维主义必然腐化等的提纲呢？这个武器是托洛茨基供给他们的。苏联境内一切反苏维埃的集团，都引证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我们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关于苏维埃政权必然腐化，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恢复的著名的提纲，作为自己必然要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根据，这件事实决不是偶然的。”然而托洛茨基主义不仅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思想上的武器，并且还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反苏联的策略上的武器与组织上的武器。关于这些问题，斯大林同志在同上那封信中接着上面一段话，就说：“谁供给了苏联境内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策略上的武器，如反苏维埃政权底公开发动的尝试呢？这个武器是企图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反苏维埃示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供给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苏维埃的行动，振起了资产阶级底精神，帮助资产阶级专门家的专门危害工作，这是事实。谁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组织上的武器，如企图建设秘密的反苏维埃机关呢？这个武器是组织反布尔塞维克的秘密派别底托洛茨基主义者供给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苏维埃的秘密工作，帮助了苏联内部一切反苏维埃集团组织上的形成，这是事实。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底先锋队。”看了斯大林同志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实质这段正确精彩的说话，还有没有可能来断定，曾经在短时期内占过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地位的李立三路线与托洛茨基主义是一样的东西——尤其是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些的东西呢？不能，绝对不能！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当时所犯的李立三路线的错误，虽然在思想上有许多主要问题带着托洛茨基主义的性质，但绝不能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这部分同志在执行立三路线时，采纳过或应用过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上的武器和组织上的武器。当然，李立三同志个人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采用过共产国际一切“左”右叛徒所惯用过的词句（如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忠实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另是一回事”、“等打下武汉后再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这是铁一般事实。同时，如果李立三同志个人不及时地在共产国际及全党同志威力下屈服和承认错误，如果他把他个人的反马克思反列宁主义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在实际上继续和发展下去，他有可能地要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然而，当估计到执行立三路线时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们底错误实质时，则应当根据一切事实来作判断的根据。当我们现在讲到托洛茨基主义实质时，绝不能把他的思想上的武器和策略上组织上的武器分离开来。因此，当我们估计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所犯的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时，我们正确地指出它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这种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呢？（1）因为李立三路线是一种“在‘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消极”的路线，同时，是一种盲动冒险的路线。而托洛茨基主义也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在估计托洛茨基主义的本性时说：“内容是实际上的投降，形式是‘左’的词句和‘革命的’冒险癖，这种形式是用来掩盖和装饰这种投降的内容——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本性。托洛茨基主义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出正在破产着的那种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情形，这些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制’，他们企望或者‘一下子’就跳进社会主义，以避免破产痛苦（从这―点就产生出在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与发狂性），如果这样没有可能的话，或者就对资本主义作不惜任何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出在政策上的投降性）。”根据斯大林同志这种论点去总结李立三路线的本性，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这样说：李立三路线是形式上以“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投降内容底路线。李立三路线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出正在破产穷困的那些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情形，这些小资产阶级在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地主资本家的长期残酷压迫剥削制度下，表示出无限的愤激、悲观和失望，在中国苏维埃革命新高涨的紧急关头，一方面眩于革命运动初步胜利的头昏，另方面对革命道路上的困难表示投降的绝望，他们希望或者“一下子”使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以避免更加破产底痛苦和避免革命困难（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策上的冒险盲动），如果这样没有〈可〉能，或者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作不惜任何的让步（从这一［可］点就产生在政策上的消极性和投降性）。共产国际执委对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性底估计，正是这样的观点。国际执委在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上说：“……然而这个方针（指立三路线——韶玉注）虽然用‘左倾’的词句遮盖其消极，实际上亦是机会主义，例如托洛茨基主义亦是这样的。”（2）因为李立三路线对于革命中的许多根本问题，犯了与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同样的观点。这些带着有托洛茨基理论观点错误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信上，有很简明正确的说明；中共中央四次扩大会议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信上所指示的原则，在自己决议上对于这一点，作了个总结的说明：“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偶然的错误，而是联系许多错误观点，形成一贯的反列宁主义的系统，这些错误观点，在实质上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理论。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就否认中国革命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阶段的正确了解，处于完全矛盾的地位。他用托洛茨基否认革命之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观点，来代替列宁的革命转变的理论，这就表现他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任务，完全不了解。否认中国国内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理会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所以立三路线就取消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者的先锋队和工农群众之间应有关系，亦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线的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观点，就是因为李立三对于许多原则问题与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相同。李立三同志否认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有效用，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的作用，不了解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不承认中国环境的特点，不了解和忽视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对革命的组织与领导作用，这些都恰是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主要组成部分。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虽然曾经犯过这些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错误，但他们不仅未采用而且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武器和组织武器，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当时所犯的错误，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的错误，不能把它与早已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底托洛茨基主义混为一谈。李立三路线是一种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与中共中央这种估计，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罗章龙等直到现在还故意高呼：“中共中央是托洛茨基主义秽物”，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解散整个中共中央，开除整个中央委员党籍”的要求，与“组织新共产党”的行动的“合理”，企图以此来解释他们反对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四中全会“对立三路线调和”的罪状的正确，实际上企图以此来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和诱惑少数落后分子到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个臭泥坑当中去，这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但是，那些主观上还愿留在共产党内，而同时到现在还坚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占过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错误，尤其是比托洛茨基主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远的错误的同志们，以及认为这种说法是反立三路线时所应有的、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什么多大意义的过火言论的同志们，却须格外当心点，却应当仔细把问题的实质弄清楚些，不然，便要在客观上帮助了托陈取消派的反中共和反共产国际的活动。（二）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斗争经过问题——四中全会前的反立三路线斗争的过程，虽然一共只有七八个月时间，然而其中详细情形，绝不是很短篇幅所能说得完的。此处要说的，只是这一斗争在非苏区经过的几个最主要阶段中的几件最主要和最显明的事实。这些事实在现在之所以必要说明，因为在我们队伍中还有一小部分同志对于这一斗争经过的情形不明了，时常在文字上和说话中，表示要晓得这一斗争经过的必要。同时，罗章龙派及托陈取消派经常用曲解和捏造事实的办法，来企图加强他们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地位。这些反革命分子曲解和捏造反立三路线斗争过程的办法，不外下列几种：第一，托陈派可耻的武断说：“立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路线，共产国际之所以反立三路线，是因为共产国际企图在反立三路线的借口之下，将不听指挥的李立三等逐出中央领导机关之外，而代之以斯大林派的人物，所以中共内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是斯大林派的阴谋手段……”。第二，托陈派与罗章龙派可耻的宣传说：“反立三路线的主要人物不是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现在工作的那些干部同志，而是托陈取消派与罗章龙叛徒与何孟雄同志等。”托陈派说：“我们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即反对中共中央路线，所以我们是反立三路线的始祖。”罗章龙派说：“真正反对立三路线最早和最有力的是以罗章龙、何孟雄等为领导的那些人物，而不是那些所谓拥护国际路线的英雄们。”第三，不久以前才恢复党籍，原来犯过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分子们，最近无耻的造谣说：“现在中央负领导工作的那些同志们，并未真正作过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尤其是他们未曾用过同志关系的说服方法来帮助当时中共中央负责者李立三同志等改正错误，而只是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党的信到中国后，在中央会议上放一阵大炮，把李立三等赶跑了，自己占据了党的领导的位置。”这些分子们直到现在还继续散布这些可耻的捏造谣言，当然是为的要来污蔑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同志，企图以此来影响中共的某些同志，并企图以此在中国工农群众面前来破坏共产党的威信，所以用铁一般的事实来打破这些分子的造谣，对于使一切中共党员和同情中国革命的朋友了解这些问题的真相，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关于托陈取消派所捏造的那第一种谣言，当然已经没有辩答的价值，李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实质，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政治路线是根本相反和不能并存的实质，现在对于任何人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至于这些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们所高叫的，什么“共产国际是斯大林派把持”等等反革命论调，早已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先进无产阶级分子一致公认斯大林同志为列宁主义的最忠实、最坚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伟大事实中，暴露其反动无耻的原形了，也值不得再加任何的辩驳。关于托陈派所说的，他们是在第六次大会后，即反立三路线的问题，也是值不得辩驳；因为现在谁也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次大会后至立三路线占领导地位前的政治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一般相合的。托陈派这种谣言的目的，是在企图证明中共自从六次大会后，即是把陈独秀机会主义和以后的盲动主义完全公开宣布死刑后，特别是把陈独秀、彭述之等逐出党的领导机关后，中共中央路线便不正确了；因此，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坚决进行过的反对托洛茨基派及陈独秀派的斗争，特别是把托陈派一切分子驱逐到无产阶级政党队伍以外去的斗争，是完全不正确的。托陈派企图在他们是“反立三路线老祖宗”这面盾牌掩护之下，来达到他们的派一部分人“回党破坏”，来达到他们“无论如何设法留在党内干”的目的，这是很显然而且是无庸争辩的事实。至于罗章龙派及托洛茨基信徒们宣传的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经过的许多可耻的捏造谣言，因为有些人还不了解有些问题的真相，所以必须用铁一般的事实来打碎他们的阴谋诡计，以便那一小部分还不十分了解这一问题真相的同志们，能对于这一问题得到正确的了解。四中全会前在非苏区反立三路线经过，可以分为下列几个阶段：（一）立三同志论文发表后至中央政治局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发表前为第一阶段；（二）六月十一日决议发表后至三中全会前为第二阶段；（三）三中全会至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信在中国发表前为第三阶段；（四）国际来信发表后至四中全会为第四阶段。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一部分同志企图用个人谈话的建议和说服方法，预制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犯立三路线错误底阶段——在立三同志的许多主要论文散布在各期《红旗报》上和收集在《布报》第四、五合期上发现〔表〕的时候，就有个别同志和政治局委员项同志的十数次谈话，与忠发同志等的几次谈话（当时因工作环境关系，没有遇见立三同志的可能），到六月十一日决议案通过的前夜，有些同志又有与立三同志的谈话。在这些谈话中，都曾诚恳地明白地指出立三同志这些论文中的根本观点的危险，同时，忠告中央政治局不要把立三同志论文中的意见采纳到自己的决议中去。关于这一点，有立三同志自己给中央政治局的声明书中一段话可以证明，在他声明书中说：“（二）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问题——正因为党有伟大的历史教训，正因为党走上了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所以当立三路线形成之初，即遇到党内同志的反抗。这一反抗倾向的最明显最坚决的代表，便是陈、王、秦、何同志等反对六月决议案的斗争，还在六月决议案之前，我发表《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的论文时，陈同志等已起来反对这些错误观点。”但是，这些同志预制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犯立三路线错误的企图未能达到目的，立三同志的论文毕竟成了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的底稿。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一部分同志在领导机关内进行反对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同志李立三路线错误的斗争底阶段——当一部分同志听说中央政治局根据立三同志论文通过决议时，便起来找中央负责同志（立三、忠发等）谈话，忠告他们不要把这一决议宣布，要求他们通过新的正确的决议，立三同志等不仅不采纳这些同志的意见，而且公开答复要同这些同志到中央工作人员会上去作公开的斗争。在中央工作人员会上公开起来反对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的有几个同志（罗章龙那天虽然也出席了，可是并没有说一句反对这个决议案的话，而且声明同意这个决议）。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同志才受到当时立三、忠发等的异常仇视，不仅在政治上到处打击这些同志（骂他们是“右派”、是“取消派暗探”、是“小组织者”等等），而且在组织上采取严厉的处罚办法来对付。关于这一切有开始承认立三路线错误时的中央通过的决议作证明，在中央发表的取消这些同志处罚的决议上说：“在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发表之后，立三同志的路线已在中央居了领导的地位。这一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当时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陈、秦、王、何四同志反对此种路线的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但立三同志固执自己的观点，认为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陈同志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其他三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批评与处分，不仅是不应当，并且更抑制了党员对指导机关的正确的自我批评，与取消了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而复活了六次大会所指斥的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这正是立三路线的组织原则。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唱上，认为过去对四同志的斗争与处罚是错误的。现在除正式的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一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后，曾经有一部分文化工作党团同志（如灵壁等）及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工作同志，以及个别的区委工作同志和支部同志同情和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在河南方面，八月间，有以列甫同志为领导的多数省委委员反对当时省委书记的立三路线的领导底斗争。关于这一斗争的经过，同样有中央文件的证明。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关于解决河南争论问题的决议上说：“过去中央立三路线的领导，使河南省委工作上陷入严重的错误。去年七八月间，省委以昌勇〔5〕同志为代表的少数拥护立三路线的同志们，认为河南全省暴动形势已经成熟，应当争取河南的首先胜利，于是不顾客观形势，到处举行盲动冒险的行动。甚至三个人也要示威，一个同志没有的地方，也要派人去立即组织暴动。这种错误意见，当时曾受以列甫同志为代表的省委中多数同志的反抗，这些同志提出反对盲动冒险和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的任务。一般的讲来，河南省委内的争论，是多数同志们合乎国际指示的正确路线反对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底争论。不幸当时北方局的领导，依照立三路线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北方局加列甫等同志以‘一贯左倾机会主义’与小组织行动的罪名，取消多数省委同志们的工作……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对立三路线调和，因此在河南问题委员会上，除了对北方局关于河南问题的处置加以肯定外，并给列甫同志以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在中央告同志书上，又认为列甫同志是破坏党的原则的派别。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认为过去中央和北方局这一切处置都是错误的。现在除对于河南工作另有决议指示方针外，特决议取消以前一切对河南问题错误处置，取消对列甫同志的处罚，通告全党，号召河南省的全体布尔塞维克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下进行革命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决议）此外，在三中全会不久以前（九月一日），发生过何孟雄同志在上海区书联席会议上，反对立三路线的发言和他的九月八日声明书。中央在开始承认立三路线错误时，也曾发表过决议承认何孟雄同志的这一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并且指责了江苏省委当时加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的罪名和撤消他的省委工作为不正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罗章龙派才高叫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然而，根据我们所有的和右派自供的一切材料，可以毫无疑问地判定下列事实：第一，何孟雄这一反立三路线发动，不是最早的，而是在六月十一日决议后至三中全会前最迟的一次反立三路线发动。第二，孟雄同志并不是最坚决的反立三路线的代表，不幸得很，他恰是最不坚决的分子，因为他在九月三日区书联席会议上受了立三同志打击后，马上便承认了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后来他虽然在许多同志的帮助和催促之下，送给中央一个意见书，然而当着第二次上海活动分子会上，报告同志作报告打击他一顿时，他又公开地承认了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请求报告同志来帮助他改正错误”。第三，根据西更〔6〕后来向中央的报告，知道孟雄同志当时的这一意见书，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写的，而是开小组织会议讨论后写的。参加这小组织会议的西更同志，因为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曾经看见过当时国际执委给中国党的许多新的纠正中央错误的指示，所以能在声明书中写出一些与国际指示相同的意见。此外，孟雄同志曾与当时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谈过多次话，这更是帮助他在声明书中能写些正确意见的主要来源。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罗章龙派用孟雄同志是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这面旗帜来掩盖他们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企图，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更用不着说：孟雄同志在四中全会前后，曾离开了自己原有的比较正确的意见书的立场，而走到与罗章龙派联合进行反党的错误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孟雄同志对党的立场与罗章龙等还是有极大差别的，我很相信，孟雄同志如果不牺牲在国民党手里，他定会与罗章龙派分裂而回到党里来的。第三阶段，可以说是反立三路线斗争由比较高级的领导机关（中央、省委等）内发展到比较多些的党员群众中去的阶段——三中全会前，党内许多同志曾经风闻国际执委对中国革命问题有了新的政治决议（一九三○年七月对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及其他指示等），并且听说维它等同志已经准备召集中央全会来决定执行国际决议；因此，拥护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们，都希望三中全会能有一个正确的合乎国际路线的决议。然而事实与这些同志的预料相反，三中全会的领导同志们，不仅在政治上用调和态度来继续立三路线，而且在组织上加紧实行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来对付那些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们，把他们任何工作完全取消了（甚至连在立三路线时还保存的一部分反立三路线的同志的工作都取消了），而且连和同志们谈话都一概拒绝。这样一来，就逼得那些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原来尽力希望说服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去诚恳接受国际指示底同志们，不能不走到党员群众中去进行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因此，在三中全会决议发表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在上海已经日渐包括更多的党员群众。不少的支部、区委同志，某一部分领导工作同志，以及当时因事路过上海的（乃康同志等）苏区和外省的同志，都积极地卷入了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当时凯丰仓皓戒知等一批青年团同志及则名劳侠等一批党的同志，给了反立三路线一个极大的帮助。当时江苏省委负责人到上海来，在各种会议上，多半要遇到反立三路线的言论；在实际工作中，立三路线常遇到支部同志——首先是工厂支部同志的热烈的反抗。然而因为许多特殊条件，——革命斗争的紧张，秘密环境的困难，同志们一般理论水平的不够，立三路线主要分子握住了当时党和团的一部分最主要的领导机关，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的盛行和布尔塞维克的党内斗争的经验不够……等等条件，当时由一部分干部所领导的下层党员群众所发动起来的反立三路线的力量，还不能使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负责同志们及各主要省委（江苏、河北等）的负责人自动起来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以极大限度的非布尔塞维克的顽强性来企图作继续持久的抵抗；因此，在这一时期，使党的生活更陷入非常不经常的状态。只有在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在中国党内宣布时（一九三○年十二月初），才动员了绝大多数的中共党员和团员起来进行反对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三中会议领导同志底斗争，才逼迫得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退出自己原有阵地，而宣布向共产国际和全党屈服。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的四中全会决议上，特别加重地指出说：“现在党所遭受的一切严重影响，都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们忽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同时，四中全会指出：“中央委员会路线的纠正与一切错误的克服，是全靠了共产国际。”那些在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后高叫自己是反立三路线的“先锋”和“始祖”的英雄们，在三中全会上和三中全会后，依然是同意立三路线的健将。试拿三中全会上他们的几个最主要人物的发言记录中最主要点看一下，便可证明。三中全会上讨论政治问题时，罗章龙的发言上说：“听了报告，看了决议，我对于整个的系统意见完全赞成。报告中严厉的提到自我批评，我也是完全同意的。……三位中央同志，尤其是立三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我认为很好。”余非的发言上说：“听了特生、少山〔7〕两同志报告和几个同志的发言，尤其是立三同志的发言，及看了国际材料和参加了国际的讨论，以及最近参加实际工作以来，对照那些情形，深深感觉得中央的路线与国际路线是没有丝毫不同，企图将国际与中央对立，反对个人的方法，正是过去托洛茨基用的反党方法。”而西更则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到中央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说：“我对于维它同志的发言完全同意……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把这些铁一样的材料看了以后，同志们就可以看出罗章龙叛徒等高叫罗章龙及其党徒们是“反立三路线代表”，现在中共领导干部的同志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的狂吠，是如何可耻与捏造了！当然，他们这种可耻谣言，只有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上标题为《最近共产党的内幕及总崩溃的趋势》一文，以及中国境内天津《大公报》摘要登载而改标题为《国难中之共党衰落》一文等等），才能取得热烈的欢迎和转载。第四阶段，是反立三路线斗争普及全党而同时又是真的（站在国际路线和爱护党的同志们）与假的（站在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上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的分子们）反立三路线的阵营的公开划分的时期——在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信公开在中国党内发表后，在中共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尤其是九十六号通告上公开宣布立三路线错误后，立三路线之危害革命和党，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了。当时在党内再没有一个人敢说不反对立三路线了。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罗章龙、余非等才大吹大擂地活动起来，他们把反立三路线这几个字当作商标一样地向党员群众宣传，他们企图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之下，来达到在政治上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国际路线，在组织上以自己的右派小组织来占据党的领导机关底目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能真正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同“左”倾机会主义不能真正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样。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高叫他们能够反对“左”的李立三路线，也和立三路线者大吹在立三路线时代，他们曾经“坚决地实行过一条战线上（即反右倾）的斗争”底一样滑稽和愚蠢。“左”倾和右倾是机会主义的两方面，“什么地方有‘左’的倾向，什么地方一定有右的倾向”（斯大林），同时，什么地方有右的倾向，什么地方一定也有“左”的倾向，“左”右机会主义经常是相互掩护相互帮助和相互助长的。立三路线的实质，便是“左”倾词句下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立三路线占统治时代，不仅同时还作出许多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土地问题中的错误办法，争自由运动中的幻想资产阶级当时还有革命作用等），而且事实上正掩护和培植着那些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政治主张和右倾派别的发荣滋长。罗章龙等的反立三路线的立场，不仅不能丝毫反对立三路线，而且实际上正模糊、混淆和障碍了真正反立三路线底斗争。“左”右机会主义都同样的仇视和反对共产国际的唯一正确路线，这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观点看来，都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所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开始向国际路线转变时，便抬起头来企图将党拉向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去，这是毫不足怪的。当然，右倾分子不能不懂得：如果他们在这种党已经克服了立三路线而实行真正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底关头，公开的提出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纲，那末，他们就必然要马上受到李立三路线一样的命运。因此，他们企图躲在反立三路线旗帜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偷运些右倾机会主义的秽物来，以便用投机取巧的手段抓得党的领导机关，然后再来实行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然而，狐狸无论如何灵巧，时常总不免要“露出尾巴”来，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无论如何尽力企图在未夺到领导机关前，暂时不要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但是，结果依然不能不在许多原则问题讨论中，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狐狸尾巴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最初的发动，是采用许多转弯抹角的巧妙方式：他们不说他们不相信共产国际路线对中国党的正确领导作用，只说“中国共产党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或者“当时中央所犯的各个问题的错误，已经动摇了党的总路线”；他们不说国际来信中所指出的政治路线与任务不能实用，只说要由他们来“树立国际路线”和“重新讨论一切问题和制定一切新的决议”；他们不说他们估计中国当时形势已经没有革命运动高潮，只说“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已经完全破坏了党，破坏了团，破坏了工会，破坏了红军，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与陈独秀机会主义与瞿秋白盲动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没有丝毫轻重的差别”；他们不说他们正在准备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只说要“推翻整个中央——开除一切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籍，撤消一切领导机关同志的工作，党内绝对民主化”；他们不说消极怠工和破坏党的工作，只说“在反立三路线的时候，不能进行实际工作，谁提出加紧在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的口号，谁便是妨碍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他们不说他们反对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只说反对“C．S．S．小组织”，而却又不说明这到底是个什么组织；他们不说他们对党的发展抱悲观绝望态度，只说“反对九十六号〈通告〉上未有宣布党的危机”的扩大和深入；他们不说他们不反对右的倾向，只说“右倾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危险”或者“至少在国际来信后，右倾没有什么危险了”……这一切错误意见，开始是由个别分子在这种会议或那种会议上散布和宣布，最终，由全总一月一日党团决议把它们系统化起来，成为一些隐藏暗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当时的政治纲领。右倾分子这些错误意见，——在上海各种会议和谈话中发现时，改组后执行国际路线的江苏省委便坚决地与这些错误倾向斗争。江苏省委当时通过的关于中央九十六号通告的决议，便是坚决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好证明——反对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的立三路线残余，同时反对当时刚才抬头的公开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同志表示对右倾调和，对右倾有自由主义倾向，这部分同志恰是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致不愿批评别人错误倾向的人，这部分同志当时曾经公开地或暗藏地主张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调和与让步；在这些分子看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错误，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严重性，都不过是个别问题的“词句”或“名词”不妥当，都不过是反立三路线时不可免的或应有的“过火”言论；同时，这种思想在当时刚承认错误的政治局有些个别同志中，也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在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上，才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如说反立三路线便包括了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全部，对于已发现的错误倾向一字不提，不说立三路线破产而说党的危机等等）。然而当时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却深刻地用布尔塞维克的警惕性看透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问题提出的严重性；他们坚决地指出，如果这些倾向公开发展下去，便有成为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极大可能性。这种极大可能性的来源，不仅由于提出这些问题的分子们绝大多数是曾经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成份，而且由于一方面立三路线“左”倾词句揭穿后暴露出公开的右倾消极；另方面，当时的客观环境有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展的极大可能。同时，不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也便不能真正克服立三路线。历史事变的发展，证明拥护国际路线同志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另些同志的意见是缺乏布尔塞维克的党员的警惕性。在这小册子中，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有些问题原来写得不充分和错误的来源，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秘密斗室中，简直没有可能找到比较充分的参考材料；另方面是由于我对许多问题理论上的了解还不够——尤其是当时被取消了一切实际工作，简直没有在实际中来进一步证验和了解立三路线在当时实际工作中的错误的可能。在这个再版书后中我曾经尽我现在所见到和懂得的，企图把“不充分”的问题补充得“较充分”，“错误的”问题改正到“比较没有错误”或“少错误”。然而这个企图在实际上究竟得到了百分之几的成功，我自己是很难断定的。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理论学习中及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多的进步，以便将来写别的东西时能够避免和减少许多缺点与错误；同时，有可能再去检查一番这小册子及再版序言中有否其他缺点和错误。此外，并且希望其他读这本小册子的同志们，也在口头上、书面上尽可能地帮助我指出小册子和这一书后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至于那一部分当时未曾写到的问题，在当时是还未曾感觉到有写的必要；而到现在，党内斗争的环境，党的发展的利益，党外敌人对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曲解的企图以及许多新干部新同志对最近两年来党内斗争内容的全部了解的意望的迫切……等等条件，使得我们不能不简明地谈到这些问题。二、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直到现在在我们党的组织内和同志中，还远没有反立三路线斗争问题那样传布得宽广和深刻。这里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罗章龙派不仅未曾占据住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很快地被四中全会后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央领导着党的先锋部队——上海党的组织，将它从政治上、组织上打毁下去和肃清出去；另方面罗章龙派当时的活动主要地域，只限于上海及北方（北平、天津、满洲的一部分）等局部区域。但是，罗章龙派反党反革命行动的残酷无耻，以及党把这反革命派别在斗争中驱逐出去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每个共产党员知道和了解的。关于反对罗章龙派斗争的经过，中央、江苏省委、北方党部有许多文件，可以供同志们的研究和参考的。但因为党处在秘密环境，并且这些文件多半是对于某个人、某个问题或某几部分问题的决议的关系，所以还有不少同志对于反罗章龙派斗争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利用反立三路线的小册子再版的机会，把反罗章龙派斗争问题，作一个比较有系统的简明介绍，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在一定意义上讲，不了解反罗章龙派斗争问题，即是不能了解反立三路线斗争的全部，罗章龙的政治路线在一定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去掉“左”倾空谈假面具后的立三路线；当然，更用不着说：不了解反罗章龙路线斗争，便不能了解中共两年来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实质和现在与将来发展的前途了。一、四中全会与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上的反党活动——共产国际估计中共四中全会的实质和意义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很满意地指出：中共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战线斗争上，打退了那些企图利用一部分工人干部对立三路线错误及调和态度的不满意情绪，来达到反党目的的右派分裂者和取消派的进攻，同时，给了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方针和对他的调和态度坚决的打击。四中全会在使党更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作了很严重的步骤，改正了政治路线，更新了党的领导。同时，使党开始了在全部工作转变中来实际的和真正的解决当前紧急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一九三一年五月关于中共任务决议）正因为如此，所以罗章龙派不仅在四中全会后，而且在四中全会上便实行对党作残酷无情的进攻。在四中全会上，罗章龙派除去坚持四中全会前全总党团一月一日决议上的政治错误，以及其他一切右倾分子的错误倾向（这些倾向，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外，更对四中全会本身，四中全会日程、决议及领导机关更新等问题上，提出与国际和党完全相反的意见。当四中全会宣布开会时，罗章龙、王凤飞、余非、韩连辉等，便起来反对四中全会的开会，要求立刻解散四中全会和改期召集紧急会议；当着破坏四中全会工作这一企图被国际代表和大多数到会代表否决和打击后，他们立刻反对四中全会的议事日程，他们主张除了政治决议、反国民会议宣言、告红军书、告同志书、改选政治局和补选中央委员议程以外，还要讨论和通过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组织问题，军事工作、妇女青年问题等等决议。因此，他们要求把开会时间延长到三——四天。当着他们这些提议被大多数到会代表否决后，他们马上便提出“立刻退席”的要求来威吓会场；当着他们这种非党行动受到斥责和打击后，他们便企图在夺取领导机关问题上作一最后的挣扎。当进行改选政治局成份时，他们提出一个整个的政治局名单，这名单中除去被他们诱惑的两个工人同志外，其他的完全是与中央提出和为大多数到会代表赞成的相反。他们提出的这一名单九个人当中，顾顺章、韩连辉不久便成了国民党的侦探，罗章龙等不久便成为托陈派的伙伴。此外，他们并提出在一九二九年便被开除了党籍的托陈派分子王仲一，要求恢复其党籍和中央委员资格。他们的名单和提议，当然被大多数否决了，大多数代表一致通过了由中央提出来的新政治局成份。在他们夺取领导机关的企图失败以后，罗章龙信徒——四中全会后不久即成为国民党公开侦探的袁乃祥，便拍案咆哮，企图给警察侦探以破获的机会！叛徒的这种可耻的罪恶的企图，当然立刻被到会大多数代表们的镇静力镇慑下去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四中全会，在极短时间内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完成了自己各方面应有的任务。二、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的反革命活动——罗章龙派的反党阴谋（在政治上用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代替共产国际的路线，在组织上以右派小组织的领袖占据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四中全会上受到严重打击后，他们便马上公开地实行反对四中全会底小组织活动。他们反对四中全会第一个理由是：他们原来要求召集的是紧急会议。同志们都知道，在反立三路线斗争过程中——特别是三中全会后，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当时特别提出请求国际召集全党紧急会议的口号。当时提出这要求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占领导地位的一部分同志不愿承认立三路线的错误，反而用调和态度拥护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时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请求国际采用紧急迅速的办法来纠正中共领导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以便迅速执行摆在目前的紧急任务。这一要求在中央九十六号通告未发出以前——特别是四中全会以前，在一定意义上和范围内是正确的。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前，对于这一口号还是很冷淡的。只有在四中全会上受到失败后，他们才把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已经放弃，但是原来在党员群众中已经有相当影响的这个召集紧急会议的口号，大叫起来，企图在这个口号之下来达到他们反党的目的。共产国际执委根据着充分理由，将同志们要求开的紧急会议改为扩大的四中全会，是异常合乎当时政治上、组织上、工作环境需要上的要求的。这些理由，同志们在附录中《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对于中共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上，可以完全看到的。罗章龙派反对四中全会的第二个理由是：四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未能解决它应有的任务。罗章龙派这种意见底根据的第一点，就是四中全会只通过了政治决议、告红军书、反对国民会议宣言、告全党同志书等，未有讨论和通过其他问题（土地、农民、职工、组织、军事……等）的决议。同志们现在都知道：罗章龙派这种意见的真相，并不是真正为的要通过新的决议来解决这些任务，而是反对共产国际执委对这些问题在一九三○年七月通过的那些决议。四中全会认为共产国际的那些决议在四中全会时和四中全会后依然完全有效，因为当时的革命情况及党的任务与国际决议指示的没有不同。因此，党对这些决议的任务，是在于在实际工作中来执行它们和实现它们，而不是另外再通过些与它们不同或相同的决议；具体执行和实现这些决议的指示和办法，不仅没有在四中全会短时间内做到的可能，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因为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全党组织的经常工作。罗章龙派则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新高涨已经过去，所以国际执委的一九三○年七月那些决议已经不适用了，所以必须照他们的退却路线来通过―切问题的新决议。罗章龙派这种意见根据的第二点，就是四中全会决议依然继续对立三路线调和，“四中全会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同志们现在都知道：四中全会决议不仅宣布了立三路线的完全破产，不仅宣布了三中全会的调和态度的绝对错误，而且最严厉批评了六月十一日以后至四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各种主要文件上的严重错误，并且把立三路线所造成的实际恶果，作了一个正确的总结。当然，四中全会在这些主要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能采纳罗章龙派的提议，因为在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提议中，包含着右倾机会主义和托陈取消派的私货。例如：第一，在对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和九十六号通告的估计问题上，他们企图造成“党的危机越过越扩大加深”的理论；他们的立场是，二中全会决议比六月十一日决议更坏，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通告比三中全会决议更坏，中央九十六号通告比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更坏，四中全会比起三中全会来是“更可耻的、更背叛阶级利益的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走狗同一作用”的会议；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越过越坏，党是向崩溃的道路发展下去。”党能不能采纳右派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据四中全会估计，中共自国际七月决议——特别是关于立三路线问题来信后，换句话说，就是在立三路线逐渐宣告破产后，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虽然未能迅速地转变到国际路线，同时，虽然在转变过程中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和经过许多困难，虽然领导同志这种迟缓和困难转变的错误，妨害和延缓了国际指示的执行，同时就是妨碍和延缓了革命任务的正确解决；但以党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看来，党在立三路线破产的过程中和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中，是表现出党日益走上健全化的道路。党的健全化的程度如何，首先要看党在克服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和执行国际路线底程度如何来决定。坚决不移地执行国际路线，是保障党日益健全化和布尔塞维克化的有力保证。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党日益向前崩溃”的理论，就是他们分裂党和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的理论根据。第二，在估计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上，他们企图贩进“革命新高涨已经完结”的理论；他们的论断是：“立三路线破坏了党，破坏了团，破坏了工会，破坏了红军，破坏了中国革命，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没有丝毫轻重和程度上的差别。”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苏维埃运动已经没有了任何群众的基础，工人运动只能作细小的经济斗争了。”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四中全会深切地了解，必须把对于立三路线的实质和对于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这两种估计分别开来；如果我们估计到立三路线本身包含的对于党和革命的危害实质，当然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断定，立三路线实质上对于党和革命的危害，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没有好坏的差别；而且从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讲，立三路线正是在六次大会前形成到当时还没有肃清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底新表现。立三路线如果不受到党内干部与共产国际执委双方面的、及时的、坚决的打击和纠正，毫无疑问地它可以而且必不可免地要对党和革命运动造成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同样程度的危害。但是，当我们估计到立三路线已经造成的结果时，换句话说，即是估计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几个月执行立三路线所造成的结果时，更确切点些说，就是估计到革命领导错误对于革命主观相客观力量造成的结果时，我们就不能不很郑重地很实际地来考察铁一般的事实；因为只有根据这种估计才能得出对时局估计和党的任务的正确结论。因此，四中全会决议一方面正确地指出立三路线执行期间对于党和革命运动造成一切严重恶果；另方面正式向全党宣布它“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最近来信”，“完全实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换句话说，即是完全同意国际一九三O年七月决议及十一月来信对于中国时局估计及党的任务的指示。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党和中国革命都已经被立三路线破坏完了”的理论，就是他们离开党，反对苏维埃和红军（骂红军是土匪，说苏维埃没有前途等），反对一切罢工示威，反对工人政治斗争等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政纲的思想基础第三，在估计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至立三路线形成前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工作情形问题上，罗章龙派企图偷运来托陈取消派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底私货。他们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了”，或者“因为中央犯有个别严重错误，已经动摇了党的总路线”，甚至“立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共六次大会的路线就是布哈林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因此，“那些因为反对六次大会路线被开除的托陈取消派们（陈独秀、彭述之、王仲一等），都应当请回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四中全会深切地了解，如果党采纳了他们这种提议，就是替那些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员们底回党破坏阴谋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四中全会决议很正确地一方面指示“六次大会以来的党的成绩，因立三路线执行的结果，大部分已经消灭了”，另方面却坚决肯定“六次大会以来直到一九三○年六月为止，中央虽在富农问题、黄色工会问题、改组派问题等上面，做了许多个别错误，但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党是有了很大的成绩”。四中全会深切地懂得：任何方式地对于国际路线正确性的动摇和对于托陈取消派反革命活动的掩护，都有加以严重打击的必要。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中共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了”的理论，就是他们与托陈取消派公开合并起来的思想武器。第四，在估计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错误实质问题上，他们企图大贩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他们的立场是：“执行立三路线错误的中央政治局，比托洛茨基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道路还远些，比陈独秀领导更坏些”；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现在比较好的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领导，中共中央应当整个解散和开除出党。”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党很清楚地知道：罗章龙派这种说法是托陈派自命为“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谩骂诬蔑“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叛徒”的改头换面的把戏，是他们很久以来企图达到解散中国共产党全部领导以造成党的混乱和解体的阴谋的另一方式，党不能不给这些可耻的分子以严重的打击。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这种“中共不如托陈取消派”的理论，就是他们公开反对共产党，高叫共产党必然崩溃，实行加入托陈取消派的思想武器。党不仅不采纳罗章龙派这些反党的提议，而且四中全会给了他们这些提议以致命的打击，四中全会坚决的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主要危险，四中全会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使用了十足的火力。因此，罗章龙派高叫“四中全会在政治上是比立三路线更坏的东西”，有什么丝毫奇怪呢！？罗章龙派这种意见根据的第三点是：“四中全会在组织问题上完全是与立三路线调和的，完全没有解决它应有的任务。”他们这种论点的根据是：第一，四中全会的到会代表成份，最大多数依然是立三路线的主要分子，这简直是毫无根据的。首先我们要说明的——连罗章龙派当时也同意的，就是怎样了解和决定“立三路线分子”的问题。如果说“凡是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党员，都是立三路线分子”，那末，我们可以说，当时全党党员中，除去在立三路线时代害病或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未参加党的任何工作的极端少数同志外，其他的全党党员都是曾经在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执行工作的。因为在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规定上，每个下级党部和个别党员虽然对上级指示有不同意时有提出意见以至抗议的权利，但是在问题未解决前还须执行上级决议的。立三路线在几个月内曾经成为党的领导机关内占领导地位的路线，所以如果要从这种意义上讲，那末，不仅当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未曾反抗过立三路线的同志们是立三主义者，就是那些虽然自始至终坚决抗议，但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根据中央决议还进行了多少的党的工作的同志们，也都是立三主义者了。这种论断显然是不合乎事实和有害于党的，这种论断显然是对于全党同志的侮蔑。因此，在四中全会前和四中全会上，党即曾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党认为应负立三路线主要责任的立三主义者，除立三同志个人外，只有当时积极赞助他的路线而且负党的主要责任的那一部分同志。即是当时政治局工作的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加上江南省委书记、北方局书记、少共中央书记等几个同志。这当然不是说，除他们几个同志外，其他负比较主要工作的同志们，都不负一点立三路线错误的责任，而只是说他们几个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他们几个人在当时可以而且应当被称为立三主义者。根据党这种正确了解的观点来考察问题，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四中全会到会代表成份是一般的令人满意的。到会代表三十九人中，只有七人是上述那种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其余的人是自始至终坚决反立三路线的干部、苏区代表、上海工人干部、各主要群众团体的党团负责同志、北方工人干部、少共中央代表、支部同志等。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七个人所以必须到会的原因，不仅因为他们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内及最主要的省委内一部分主要的负责人，需要他们来报告工作和发言，同时正因为他们是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要他们在四中全会上向共产国际及全党公开宣布和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第二，罗章龙派说：“四中全会上政治局的改造，完全是不正确的，政治局被‘C．S．S．派的小组织中人包办了”，在四中全会后的头几天，罗章龙派拼命高叫反对C．S．S．小组织，但不说明这小组织的内容，所以弄得有些人莫明其妙。过了几天之后，他们自己把假面具完全揭穿了，他们公开说：“C．S．S．在英文就是ChinaStalinsSection的缩写，在中文就是中国斯大林派，斯大林派不独在中国有，而且在德国、法国、波兰、日本等国内都有小组织，斯大林特别指定一些人来包办中国革命和垄断中国党，陈某等就是C．S．S．派的人物。”“反对斯大林派”——这是共产主义的“左”右叛徒用惯了而为觉悟的无产阶级恨极了的口号，这是一切反共产国际、反各国共产党、反共产主义的分子们无耻的宣传。整个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全世界先进工人群众用一致地热烈地承认和拥护“斯大林同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挥者，斯大林同志是整个共产国际及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的宣言，答复了这些“左”右叛徒的阴谋诡计。这些托陈取消派的伙伴们，高叫“反对斯大林派”的口号，当然是毫不足怪的。我们认为我们是斯大林的学生，这是很光荣的事，因为只有斯大林的学生，才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罗章龙派高叫四中全会组织上不正确的主要原因，绝不是因为他们痛恨立三主义的分子，而是因为他们最厌恶真正拥护和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分子。在他们看来，真正拥护共产国际的分子们，对于他们比立三主义者更要危险些（这当然是的确的）。四中全会后，王十人〔8〕公开找当时的一个主要立三主义者罗×同志说：“还是你领导江苏省委好，我们赞成你来干”；达汗对另一个当时的主要立三主义者××同志说：“现在我们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派，我们大家还是比较处得来，斯大林派比你们立三派更要危险得多；他们真多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如果他们将来永远不错个什么路线，那就越过越糟了；所以现在要乘他们还未巩固时，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干一下子。”事实上四中全会上改造的政治局，在正式与候补委员十六人中，有十个工人成份。这在当时有三个工人同志还未表示出他们被罗章龙派利用的情形下，这种改造，是异常正确的。在这一改造当中，撤消了维它、立三两同志的政治局委员资格，忠发同志等是在他们公开承认错误，并且为的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机会等等条件下，继续担任政治局工作。同时，并吸引了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最坚决的那些同志和工人干部参加中央的领导。然而，在罗章龙派看来，四中全会在组织上自然未曾解决它应有的任务，因为四中全会否决了他们右派小组织提出的名单，打碎了他们夺取党的领导机关来干取消派活动的企图。因此，他们这种无耻叫号，有什么丝毫奇怪呢！？四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之所以对于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伟大的历史意义，正是因为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指示和党的利益及革命需要来解决了它应解决的任务，正是因为它不仅澈底地击碎立三路线，而且同时在全党面前揭穿了罗章龙派等取消派暗探们的反党诡计。因此，在四中全会后，全党绝大多数的布尔塞维克团结地象一个人一样坚决拥护和执行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决拥护四中全会上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在政治局领导之下，残酷无情地来打退那些立三主义残余和罗章龙派的反党活动。同时，罗章龙派、不改正错误的立三路线的分子、托陈取消派们，直到现在都拼命咒骂四中全会。这一切好恶的不同，都是必然的和丝毫不足为奇的事。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后特别地积极地活动起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党，其主要原因不仅是由于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党内历史上的机会主义派别的残余，而且是由于当时的两种情况所促成：第一，罗章龙派是在立三路线的“左”倾空谈假面具完全揭穿之后，暴露出露骨的右倾消极失望的反映；第二，罗章龙派特别是直接反映和响应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时对红军和共产党的加紧进攻。讲到第一点，读者总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立三路线实质时，根据斯大林同志对托洛茨基主义实质所作的正确估计的原则所下的定义；现在如果我们应用那种同一原理来估计罗章龙路线的实质时，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罗章龙路线是公开露骨的右的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罗章龙路线一般地反映出那些受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本家长期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同时对革命胜利表示完全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特别是反映出在立三路线的冒险盲动失败和‘左’倾空谈揭穿以后的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些情绪反映到政策中来，便是公开露骨的取消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便不仅包括了一切右派的分子，同时还参加进去那些不承认错误的立三主义分子。这种“左”右联合的反党派别，是有它的同一的社会根源和政治基础的。斯大林同志所说的下面这一段话，恰好作为这些反党分子的写照：“‘极左’的情绪，经常总是与公开的机会主义情绪符合着这件事实——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实。列宁不止一次说过‘极左’的反对派是右的、孟塞维克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反对派底反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极左’的反对派之所以干革命，只是因为他等待革命明天就胜利，那末，很明显地，如果革命发生障碍，如果革命明天还不能胜利，他就一定要对革命表示悲观失望。”（见《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演说）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立三路线盛行时代，曾经暂时地“兴奋了”“激动了”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便经常表示消极怠工一部分分子（罗章龙本人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代表之一）的积极性，使立三同志曾经傲然自得地说：“我的路线无论怎么不好，可是它的确曾经把许多很久消沉的分子都变成过积极的干部。”立三同志不了解，那些消极分子之所以一时变成“积极干部”，只是接受“明天革命便在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同时一齐胜利”的投机号召；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罗章龙路线公开发现时，那些在立三路线盛行时代，曾经用过极大努力来干冒险盲动的一部分分子（顾顺章便是其中最好的代表之一），便不迟疑地投到罗章龙派队伍中去（顾顺章在四中全会后，曾经三次找右派分子谈话，表示他与右派合作反党），使罗章龙到现在还扬扬自得地说：“许多很好的干部，（？！）都拥护我们的路线。”罗章龙很懂得，他的路线能够团结一部分对革命完全悲观绝望的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讲，罗章龙路线便是冒险盲动干不通和“左”倾空谈揭穿后的李立三路线。因此，如果李立三用“全世界革命一齐胜利”的“左”倾空谈来掩盖他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悲观失望，那末，罗章龙便公开宣告“中国革命无论如何不能胜利”，李立三用“全国革命同时胜利”的“左”倾空谈来掩盖他对于几个和一个省区的首先胜利的可能底否认，那末，罗章龙便公开“否认中国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如果李立三用“立刻打下武汉，立刻打下南京”等等冒险盲动来损害红军的主力，那末，罗章龙便公开用“红军是流氓土匪”，“红军没有前途”等等咒骂造谣来损害红军的威信和帮助敌人进攻红军；如果李立三用统一行动、组织暴动等等“左”倾空谈取消团、取消工会和涣散党的力量，那末，罗章龙便公开用“反对罢工，反对示威，根本反对暴动，现在还不能组织赤色工会，党已经要崩溃了”等等谰言来实行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第二工会”底活动。罗章龙派这种公开的取消主义的政治路线，不能不使他们在组织上走上离开革命而另找出路的道路。讲到第二点，读者还记得，一九三○年底和一九三一年初，国民党在帝国主义赞助之下，正组织第一次“围剿”红军和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运动。当时帝国主义、蒋介石、改组派、托陈取消派、新月派、国家主义派……等等的刊物和报纸上，同声一气地高呼：“三个月内，中国红军与中国共产党必定消灭”的论调；当时国民党除却遣兵调将进攻苏区红军外，同时，还特别加紧组织些新的反共机关（在上海以杜月笙，黄金荣、杨虎等流氓头子主持，在江西由段锡朋等负责，在北方由张开运主持），一方面在苏区内部去组织和帮助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陈派的活动；另方面在上海及其他各大城市专门派遣奸细侦探，到共产党内去，同时并威胁利诱共产党内部的动摇分子和异己分子去进行分裂和破坏共产党组织。同时，在这个时候，因为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使有些苏区的红军和苏维埃的确受到很大的损失以至部分的失败，有些非苏区——首先是大城市的党的组织及其他群众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情形，更使那些对革命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们容易发生响应敌人的情绪。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公开提出取消主义的政纲，这除却直接反映对敌人进攻革命的动尧悲观失望情绪外，还有什么解释呢？！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实行起来分裂党、分裂团、分裂工会并企图分裂红军及其它群众组织（组织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所谓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在北方组织非常委员会，并派几个人企图到苏区去破坏红军等）的行动，这除却直接帮助敌人来进攻红军和共产党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呢？！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把一切托陈派分子，开除党籍很久的分子，来历不明的分子等等收集起来，并且哄骗一部分我们的同志去和那些反动分子一块在旅馆里和其它公开地方去开几十人一次的反党会议，把我们党的主要干部的名单，在一切传单小册子上公开散布，结果使得我们二十几个同志（即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五人）在上海被捕牺牲，在北方被捕监禁（上海东方旅馆的破获，林育南等二十五个同志的牺牲为罗章龙派的王拙夫——唐虞——告密，北方大破获的告密人，便是罗的信徒韩连辉等等），这除却直接帮助敌人来破获我们组织和消灭我们干部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罗章龙派这些政治上的纲领和组织上的活动，除了直接执行反革命的意志和愿望——在革命新高潮时引起共产党内部的破裂和混乱外，还有什么作用呢？！如果这种公开帮助敌人和实行敌人指示的罗章龙派，还能称为共产党内部的派别，那末，什么东西才算党外的反革命派别呢！？罗章龙派从它散布“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反革命传单和小册子（宣布党的主要干部名单及国际代表姓名，向敌人告密的文件）和实行组织所谓第二党那一天起，它便不是共产党内部的派别，而是党外的与托陈取消派、社会民主党、AB团等等一样的反革命派别了。罗章龙派早已不是共产主义内部的派别了，它早已是反革命的国民党的一支小分系了！三、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完全破产——在上面所讲的话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罗章龙派之所以在四中全会时和四中全会后加紧活动，以及它由党内派别迅速转变成党外反革命派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上面一段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罗章龙派的活动是有一定社会基础和反党小组织做背景的。因此，当它初宣布反党时，曾经诱惑过党内一部分落后分子跟着它跑——当然这些分子中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原来参加右派小组织的和不改正错误的立三主义者。然而除此以外，一小部分同志及少数工人干部对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底愤恨，也曾经被罗章龙派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口号之下利用过。罗章龙派当时用欺骗口号（如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等），武断宣传（把“新”“旧”干部对立，工人与知识分子对立，反对C．S．S．小组织——当初许多人不知C．S．S．是什么意义）和反党方法（例如利用原来工作关系，欺骗一部分支部同志及外县同志当时与党隔离关系，不经领导机关同意，私自在各处召集秘密会议……）。然而，罗章龙派领袖们自鸣得意和决心反党反革命的那一天，同时就是它宣告完全破产的那一天。当罗章龙把全总党团秘密印刷机关窃据和印发向敌人告密式的宣言和小册子的时候，当他们的秘书长把全总经费拐到北方放高利贷的时候，当他们不顾一切秘密工作而召集一切反党会议以致牺牲干部时，当他们对共产国际及中央尽量地谩骂造谣时，一部分好的干部（原来是受罗章龙欺骗的人物）马上便表示不愿走上反革命道路而立刻向党承认错误回到党内来。在罗章龙派反革命面目揭穿的过程中，在四中全会决议、国际各种决议在党员群众中扩大深入的过程中，在中央、省委、区委及支部同志积极动员和积极斗争的过程中，在对犯错误同志的坚决斗争与忍耐说服工作的过程中，到二月末，罗章龙派在上海已经只剩下了残余的挣扎，绝大多数曾被欺骗的干部和支部同志，都诚恳地接受中央当时所提条件（“（一）立刻停止反党小组织活动，并写声明书，向党承认错误；（二）在党所指定的会议上和工作中去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三）把原来担负党的、团的、工会的……等等工作向党和相当党团交代清楚，向党公开宣布自己参加罗章龙派活动经过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这个反革命派别的一切情形……”），脱离了罗章龙派而回到无产阶级的党内来。只有很少数的始终不承认反党错误和已经不能挽回到党内来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如罗章龙、王十人、韩连辉等等），被驱逐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以外去。上海的罗章龙派的反动中心塌台后，马上使他们的北方组织也受到影响而逐渐崩溃；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罗章龙派在北方的活动便成了奄奄一息了。这样，在上海及北方曾经“轰动一时”的罗章龙派的活动，便在三个多月过程中，被中国共产党在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及进行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打得烟消云散，与托陈取消派反革命活动同样受到可耻的破产与完全的失败。罗章龙派这样迅速可耻的破产，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的取消政纲及反革命活动在党员群众及工人阶级面前迅速揭露了；另方面还由于党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执行了国际路线及在两条战线斗争上正确地运用了布尔塞维克的斗争方法。党在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之下，在一月至四月间，在苏区内冲破了国民党的第一、第二两次“围剿”，恢复和巩固了苏区根据地，打击和镇压了苏区内部各种反革命团体的活动，提高和巩固了红军的战斗力，改善和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状况，改良了苏区的经济状况。在非苏区内恢复和巩固了被立三路线及右派涣散了的党的组织，恢复和巩固了青年团、赤色工会、反帝同盟、贫民协会、济难会等等群众组织的工作，加强和注意了对群众经济斗争及政治发动的准备和领导。这样一来，就把罗章龙派所高喊的“革命已经失败了，党一天一天塌台了”的无耻谰言，被铁一般的事实打得粉碎了。党在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派的斗争中，一方面表示了党内斗争的原则性和不调和性，另方面采用一切必需的和正确的斗争方法（在全党内作极广大的教育工作，对犯错误同志作极忍耐的说服工作和批评工作，领导机关直接到党、团和赤色工会的支部内去教育和说服那些对问题不十分了解和受罗章龙派欺骗愚弄的分子，与罗章龙派迅速地断绝和隔离一切组织上的联系，驱逐那些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和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出党……等等）。因此，党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能够使―切立三路线主要分子对党屈服，在组织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克服了立三主义者。在反罗章龙派斗争中，能够使绝大多数暂时犯错误和受愚弄的同志们，在完全自觉地心悦诚服地〔的〕条件下对党承认错误（例如好些同志曾经自愿地写三、四次以上的声明书来逐渐深刻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而只在实际工作中证实改正错误等等），在组织上在肃清少数异己分子的情况下，打碎了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组织。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共产党和赤色工会队伍里，没有了罗章龙这类工人阶级的叛徒们，越健全、越巩固和越发展些，驱逐和肃清自己营垒中的异己分子，就是驱逐和肃清敌人在革命营垒中的奸细，是我们在与阶级敌人残酷战斗中必需的和不可少的步骤和方法之一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史曾经千百次地证实这一点，中国工人运动史——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史，也完全证实这一点。三、党内目前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问题“列宁在我们党内经常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的和明显的孟塞维克的倾向。”“我们的党在和两种倾向——右的和‘左’的斗争中生长和巩固的。”（斯大林）所以“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该是党的一切活动和领导的基础”。（共产国际执委一九三○年七月对中国问题决议）立三路线早已宣告死刑了，立三路线在全党面前早已宣告破产了，主要的立三主义者和立三同志早已向共产国际和党实行屈服了；罗章龙路线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托陈取消主义的一个小分流了，罗章龙路线早已在全工人阶级面前宣告死刑了，罗章龙及其主要的同道者早已被驱逐到无产阶级队伍以外去了；然而立三主义和罗章龙路线的残余，更正确些说，“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还时常在我们队伍中的个别分子对个别问题上时常发现着。这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事。因为第一，使主要立三主义者投降和驱逐主要的罗章龙主义者出党，这是一件事；把他们的思想肃清，这是另一件事，这是比较困难些的事。斯大林同志在讲到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时说：“把托洛茨基主义者逮捕和流放起来——这是一件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思想——这是另一件事，这比较要困难些。”这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党内现在没有了如立三路线或罗章龙路线那一类的已经完成的系统的整个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一件事；但是，党内还有——也不能没有个别的分子对个别问题的有“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左”的或右的错误，这是另一件事。当然，我们知道：机会主义的倾向与完全形成了的机会主义不一样的，倾向是还未完全溶化于机会主义而只还能改正的。同时，我们更知道：对任何问题的“左”右错误，如果不能及时改正而任它们发展下去，都可以而且不可免地要成为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任何机会主义倾向，如果不及时地受到批评和改正，如果放任它自己发展下去，都有成为一贯的机会主义系统的可能。第三，这些倾向是敌对阶级思想影响到我们队伍中来的反映，是我们队伍中薄弱的、落后的和动摇的分子们受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底反映。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有立三路线的残余呢？正确些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现在有“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呢？更确切点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时常有“左”的错误呢？这主要地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忽视革命运动本身还包含有的困难和弱点的倾向（例如忽视革命不平衡发展，忽视主观力量比客观情势相对的落后……等等），这在非苏区中由个别分子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无条件地在各地组织暴动的企图，无准备地以空洞号召来实现各地总同盟罢工的企图等等。在苏区工作中由个别分子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不顾敌我力量对比而无条件地随时随地在军事上冒险盲进的倾向，不顾巩固根据地而盲目地到处进攻的倾向，过早地进攻大城市的企图……等等。第二，不估计群众情绪，脱离群众的倾向，这在非苏区中由个别分子以至个别组织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继续采用指定罢工、命令群众的方法去“领导”工人斗争，不愿深入企业、农村和兵营中去作群众工作，硬用赤色工会纲领——甚至党的全部要求口号去与黄色工会中工人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完全取消工会中的民主制度，一切由党来指定和包办，拒绝利用公开环境工作的可能……等等。第三，以“左”倾词句掩盖右倾消极的倾向，例如在非苏区有个别地方同志拿“不要破坏了中日无产阶级团结”，不要煽起“民族仇恨”等“漂亮”词句，来放弃反日斗争的发动和领导，把“拥护苏联是目前世界无产阶级第一等任务”的口号来和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障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口号对立起来；以为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只有组织总同盟罢工或同盟罢工才能胜利的“左”倾空谈，掩盖对于个别企业中罢工斗争放弃的消极等等，第四，在苏区有些地方所采取的过早的（如消灭富农企图）和有害的（如忽视与中农联合、有时侵犯到中农利益）“左”的倾向等等。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有罗章龙路线的残余呢？换句话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现在还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呢？这主要的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在对于革命运动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不足的观点上，这一倾向表现得最明显地，在非苏区中，是以一部分工会工作同志们为代表的最近职工运动中的某一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这些错误，据我们最近得到材料看来，有以下各点：（一）以为在目前经济危机条件下任何罢工没有胜利的可能；（二）认为工人斗争在现在阶段上，只能有防御的性质和合法的范围；（三）平时不去作准备罢工的工作，到群众自动罢工时，又借口罢工要长时期准备来阻止罢工；（四）提议组织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之间的灰色工会来代替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五）完全忽视和轻视女工和青工的力量和斗争要求；（六）对组织反对日本进占上海的总同盟罢工的口号，采取消极反对的态度，甚至完全否认工人群众的反帝斗争和一般政治斗争的必要；（七）企图把赤色工会与党对立起来或脱离党的领导等工团主义的倾向等等；其次，便是那些对于群众的武装反帝斗争情绪的估量不足，以为“谁要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谁便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否认民族革命战争有胜利的可能；对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发展前途抱悲观失望的情绪；否认党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成绩，对党的健全化和布尔塞维克化问题不相信和怀疑……等等。在某些苏区内一部人中表现得最明显地，便是（一）曲解巩固根据地的策略为“退却路线”、“保守主义”；（二）曲解在一定条件之下去争夺和占领城市的国际路线为无论何时都不能占领任何城市；（三）遇有敌人进攻，不顾及敌我力量对比，便主张“逃跑”、“躲避”和“退让”的政策；（四）不相信红军胜利及工农群众力量能保证革命运动能胜利地开展；（五）根本害怕帝国主义，不准备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等等。第二，在对于不站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领导权观点上进行工作的问题上。这一倾向表现得最明显地，在非苏区中，例如不愿组织独立的工人反日会；不愿提进工农干部作领导工作，不积极征收工人入党（前此的河北一部分党员有此现象）；不愿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工作；不以同志的说服态度去对付加入黄色工会的工人群众……等等倾向。在苏区中，有些个别地方延缓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使地主残余、富农分得较好的土地，把地主当作富农，把富农当作中农，轻视赤色工会在苏区中的作用和意义；不积极组织雇农工人的独立工会；不作工人改良生活斗争。第三，表现在一部分人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上——如消极、怠工、官僚主义等等。因此，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同时，丝毫不放松反对“左”倾的斗争，是使党更向前布尔塞维克化的保证，是使党能够领导革命运动顺利地向前发展和得到更伟大的成功的保证。因此，把一切妨碍党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手段和方法，确切点讲，把那些掩护错误和帮助反党倾向的各种暗藏的与“灵巧”的手段和方法，揭穿出真相来，是使党能够顺利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和克服倾向底保证。这些手段和方法主要地有下列几种：第一种是对任何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派，调和派之中，有些是对于党内一切反倾向斗争，装做出不懂得和没有兴趣的样子；有些是作出部分地同意共产国际和中央，部分地同情于不正确倾向的态度；有些是把一切党内斗争都解释成无原则无意义，同时自命为不参加任何斗争的“清高分子”；无论调和派采取的手段如何，然而调和派的实质终究是一个：“调和派是懦弱的机会主义者——是变相的机会主义者”，调和派实质是腐败的自由主义者。第二种是两面派，两面派之中，有些是在口头上拥护国际和中央的正确路线，但在实际上不执行而且反对这个路线；有些是表面上拥护和接受国际与中央的各种正确决议，暗地里却进行反对这些决议的斗争；无论两面派的手段如何，然而两面派的实质终究是一个：“两面派是对党的正确路线底阳奉阴违和口是心非者”，是用阴谋和投机取巧的手段来进行反党斗争者。第三种是各种机会主义的“私贩者”，“私贩者”之中，有些是用转弯抹角的方法偷运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到党的队伍中来；有些是用表面上反对某种机会主义而暗地里偷运另外一种机会主义到党的营垒来的方法，无论“私贩者”的手段如何，然而“私贩者”的实质终究是一个：“‘私贩子’是用‘偷运’的方法来反对列宁主义路线的分子。”第四种是企图用制造无原则派别的手段来达到反党斗争底目的之分子，这般人之中有些是企图把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对立，有些是企图把所有“新”“旧”干部对立，有些是企图把实际工作同志与曾短期学习同志对立，无论这些人用的是那种手段，然而他们的实质终究不外下列各项：“用制造无原则派别斗争的方法，或者来掩盖自己所犯的不正确倾向的错误，或者在反对别人派别的旗帜之下去进行组织自己的反党派别”；这类人的口号是：“党内有些什么派，什么派，人家都组织起来了，我们不能不组织起来呵！”这些反党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在最近之所以特别被采用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路线之正确，以及中央在四中全会后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之正确性，已经成为铁一般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了。那些反对、怀疑和不相信国际路线的分子，以及其他各种另有某种企图的分子，时常多半不敢公开地表示出反对国际和中央的正确路线底态度，时常不能不采取比较隐蔽些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反对国际和中央路线的活动。因此，我们不仅要反对那些早已被揭穿了的、被宣布死刑了的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不仅要反对那些很明显地一望而知的“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倾向，不仅要对任何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做斗争，而且要对那些暗藏的、狡猾的和转弯抹角的反党手段和方法，进行无情的斗争。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党在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达到巩固与统一。在我们队伍中，有时听到有一小部分人发出这样的呼声：“不要闹了！闹够了：什么‘左’倾右倾呀，两条路线上斗争呀，闹得够了，都是同志们，何必要闻得一塌糊涂呢！？同志们关系简直闹坏了！”。发出这类呼声的主要的是两种人：一种是那些犯了“左”右机会主义倾向错误，而又不高兴党来批评和纠正他们的错误的人们，他们企图用这一类呼声来模糊和放松党内同志们对他们错误的注意和斗争。另一种是那些在革命斗争及党内斗争战线上感觉到厌倦的人们，或者是不了解党内斗争的来源和意义的人们。为使这些同志们能够了解无产阶级政党内底党内斗争的来源和意义，把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所说的著名的话介绍给读者们，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讲到联邦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来源时，曾经说：“……可以这样想，俄国人太爱闹了，喜欢争论，制造些分歧意见，然后经过克服党内矛盾来使党发展。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并不是什么爱闹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原则的分歧。事实是这样，矛盾只有用斗争办法才能克服。为这种或那种原则，为这种或那种斗争目的，为使达到目的底这种或那种斗争方法而斗争的办法，才能克服矛盾。对于党内关于临时政策问题，纯粹实际工作问题等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可以而且应当作各种协调。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联系到原则上的分歧，那末，任何协调，任何‘折中’路线，都是与事无补的。对于原则问题没有也不能有‘折中’路线，或者是这种原则，或者是那种原则，应该成为党的工作底根据。对于原则问题的‘折中’路线，是使人模糊头脑的‘路线’，是抹煞分歧的‘路线’，是使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思想上死亡的‘路线’。”同时，斯大林同志坚决认为：“我们党的历史，是党内的矛盾斗争的历史，是克服这些矛盾和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地巩固了我们的党底历史。”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矛盾的来源是什么呢？斯大林同志在同上这一演讲中说：“这些矛盾和分歧，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第一，在阶级斗争环境中，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底压迫，无产阶级中最不稳固的阶层，同样，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最不稳固的阶层，时常接受和反映这一压迫。不能把无产阶级当作完全与社会分离成者站在社会以外的，无产阶级是与社会的各种阶层经过各种线索联系起来的社会之一部分，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不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阶层发生联系和不能不受其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底压迫，就表现在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习惯、情绪，时常经过那些与资产阶级社会有这种或那时联系的某些无产阶级阶层而侵入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中来。“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成份不一致，在工人阶级内部有各种不同的阶层。我想，无产阶级，从其整个阶级看来，可以分为三种阶层。第一阶层——这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常备军，这就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群众，这些群众早已与资产阶级断绝了联系。这一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支柱。第二阶层——这是不久才从非无产阶级出来的，从农民、市侩、知识分子等出身的人，这些从别的阶级出身来的分子，不久才加入无产阶级成份中来，把他们原有的习惯、习气、动摇、犹预〔豫〕等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种阶层对于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和‘极左的’派别是最好的基础。最后，第三阶层——这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证的一部分，这些人们带有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希望，带有很大的趋炎附势的情绪，带有‘出头做人’的情绪。这一阶层对于露骨的改良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是最好的基础。“虽然外表上有些差别，但是工人阶级中的后两种阶层，都是或多或少地接受机会主义洗礼的部队，公开的机会主义主要地是反映工人贵族的情绪，用‘左’倾词句掩盖的机会主义，主要地是反映工人阶级中那些还未完全与小资产阶级断绝联系的半市侩等阶层的情绪……“很自然地，在阶级斗争发展的每一个紧急关头，在每一次斗争剧烈化和困难增加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各种阶层的观点、习气和情绪的不同，便不可免地要在党内的某些分歧形式上表现出来，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迫不可免地要加剧这些分歧，使这些分歧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斗争的形式上寻找出路。“可不可以避开这些矛盾与分歧呢？不可以，不能够。要想避开这些矛盾，这就等于自欺。恩格斯是对的，他曾说过，长久抹煞党内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些矛盾只有由斗争来解决。”斯大林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斗争的来源底这种说明，对于我们中共原则上一般的同样是完全正确的。当着一九二七年革命处在紧急关头时，暴发了陈独秀机会主义，它把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对立，把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变成使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底尾巴主义，最后并公开走到否认阶级斗争的孟塞维主义，毫无疑问地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队伍中最不稳固的阶层的压迫底反映；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和一九二八年初，暴发了瞿秋白盲动主义，它不去耐心地刻苦地重新集聚革命的力量，以准备革命新高潮之到来，反而用冒险盲动的方法去找求投机取巧的出路，以致使革命组织加倍地受到敌人的打击和摧残，毫无疑问地是那些半市侩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底反映。当着一九三○年——三十一年，中国革命新高涨和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的关头，暴发了李立三路线与罗章龙路线。这一切都证明斯大林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矛盾和为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斗争等底来源等指示底正确。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特别是中国革命中的许多严重困难性（首先就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困难），更加重了在每一次阶级斗争紧张关头中，中共内部矛盾的暴发和斗争尖锐性。有些分子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各种困难的本身，含有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条件，于是时常发生对困难投降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于是不可免地发生许多“临阵脱逃”或“中途变节”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所写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宣传大纲上，便早已指明了这一点，他说：“这件事实——帝国主义主要地用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在帝国主义者之间没有象在十月革命时那样的分裂和战争，那些分裂和战争削弱了帝国主义——这件事实，告诉我们说，中国革命在其走向胜利的道路上，将要遇到比俄国革命更大得多些的困难，在这一革命过程中的逃阵和变节，比起苏联在国内革命战争时代，将更不知要多好些。”斯大林同志这段先见的预言，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党每当紧急困难关头时，在党内便不可免地发生一部分分子的动尧犹豫以至消极失望；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党内那些不能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大部分都公开地跑向敌人营垒中去找反革命的出路。同时，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的意义和必要，斯大林同志同样有一段非常正确和明显地指示，他说：“如果不同时与我们党内倾向斗争，不克服这些倾向，能不能和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呢？不，不能够。所以不能够，是因为在后方，在我们党内有敌人意识的反映，在后方留有不相信我们事业和用尽一切方法阻碍我们的运动向前进步的人们，与阶级敌人开展真正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一切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是党的经常任务。”（见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因此，恩格斯还远在一八八二年便说过：“大国家的一切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这是与辩证的发展律完全符合的。”因此，斯大林同志说：“用斗争办法来克服党内矛盾是我们党发展的规律”，不仅是联共发展的规律，而且是其它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规律，是所有较大的党——不管是联共也好或欧洲各国的党也好，都是一样——的发展底规律。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克服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着和巩固着。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无情斗争中，加紧了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中央会议虽然犯了个别错误，却继续着使中共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一九二八年的中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陈独秀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死刑，使党更进一步地走进布尔塞维克化。一九二九年党在打击和驱逐托陈派的斗争中，表示出党在理论上、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上的坚定性和进步。一九三○——三一年党在克服李立三路线和驱逐反革命罗章龙派的斗争中，使党在更向前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中创造了不朽的成绩。没有这些严重的党内斗争，没有克服这些反列宁主义倾向底斗争，中共布尔塞维克化事业的进步，以及在中共领导下正在日益向前扩大深入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任何胜利与成功，都是不会有任何希望的。我们以上所特别着重指明的党内两条战线上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解为把党变成争论的俱乐部。有些同志误解了两条战线上斗争的真实内容和意义，有时把任何不必要引起争论的问题都拿起来举行争论，有时把某个或某些同志对某个问题的错误，而且不坚持主张的错误，便当作某种机会主义倾向来举行斗争，特别是时常把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变成口头清谈，变成无内容的时髦名词，不仅与实际工作丝毫无补，而且甚至在清谈斗争的方法之下放弃和阻碍实际工作，这都是不正确的和有害于党的办法。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也讲得非常明白的。他说：“这并不是说，党应当变成争论的俱乐部，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而且应当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我想说的只是，如果党内分歧带有原则性，就不能抹煞和忽视这些分歧；我想说的只是，只有用为原则路线而斗争的方法，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不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影响；我想说的只是，只有用克服党内矛盾的方法，才能使党健全和巩固。”因此，只有使党达到健全与巩固的党内争论，才是我们党所需要的和应该进行的争论。党内争论的目的，在使党更加健全与巩固，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把党内政治争论变作个人攻击或个人仇视的现象。一方面，有些犯了某种机会主义倾向的人，时常不仅不愿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且不高兴和痛恨那些批评和纠正他们错误的人，以为“批评就是攻击，攻击就是批评”。因此，拼命坚持着自己的错误，同时，咬牙切齿地痛恨着那些曾经或现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人。他们不了解，批评和纠正他们错误的人，不仅为的是使党更加健全和巩固，同时也就是为的帮助他们脱离政治错误的泥坑。他们把同志的好意当作恶意，这诚然是非布尔塞维克的表现。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时常遇见另外一种幼稚的不正确的现象。就是有些同志对于犯过某个问题或某种问题错误——但是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的人，当然更用不着说对于那些犯过某种问题错误倾向的人了，永远抱着敌视的非同志的态度。当然，我们都知道，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之一，在党内斗争中，时常不可免地要引起斗争双方的某种程度的敌视——尤其是那些犯有错误的同志们坚持着自己错误并向党进攻的时候；然而这绝不是说，对于那些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改正错误或者正在改正错误的人们，一定要抱着敌视的态度，抱着不以同志关系来帮助他和教育他改正错误的态度。列宁主义的党，对于那些不能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毫不留情地将他们驱逐出去，以便整洁我们的队伍；同时，列宁主义的党，对于那些犯过错误，但能够纠正和愿意纠正的同志们，却要设法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帮助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方法，以免减少我们的队伍的力量。同志们，试把联共党史、共产国际史及中共史检阅一遍，便可明了这些说话的正确。坚决的和正确的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使中共在思想上组织上达到布尔塞维克的巩固与统一的前提和保证。一九三○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问题决议上对于中共党内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指示，应该成为每个中共党员随时随地的指南针。“现在，除开解决组织任务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之外，党应当保证自己的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纯一性，比前此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些；但是，要保证坚定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解决摆在党面前的许多新任务，要保证党的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只有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有可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左’的盲动的狭隘情绪的倾向，同这两种倾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作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如果在共产党内部不进行不调和的、无情的反对那些那怕是没有形成的和最小的‘左’右倾向底斗争，同时，便不能最终地战胜托陈派和完全克服对他们的调和情绪。只有真正进行不调和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精确的和真正的按照布尔塞维克式的来解决摆在党面前的许多新的任务。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该成为党一切行动和指导的根据。”根据一九四○年解放社出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刊印注释〔1〕维它，即瞿秋白。〔2〕这次会议召开时间应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3〕本文一九三四年莫斯科版，此处为：“各种决议以及信件等的指示”。〔4〕乐迈、××，本文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出版部版此处为“罗迈、贺昌”。乐迈，即罗迈，李维汉的化名。〔5〕昌勇，即童长荣。〔6〕西更，即徐锡根。〔7〕特生，即向忠发。少山，即周恩来。〔8〕王十人，即王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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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近来检阅各苏区的报告，觉得各苏区党部对于“平均分配一切土地”问题的解释与执行是不相一致而且有错误的。譬如皖西北特委，在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上说：“有些地方是离开了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与实行澈底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形成了一贯的富农路线。”（七月三十一日）从这一段话上看来，似乎不澈底实行“分配一切土地”，那就是犯了富农路线的差误。但是在皖西北地方苏维埃政府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的报告上，又说：“商城分配土地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主要的是没收的原则应用到中农的土地上去。所以商城不是没收豪绅富农的土地，而实是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六月底）从这一段话看来，则是“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在鄂豫皖区苏维埃给皖西北地方苏维埃的信上则说：“对中农的土地，不可变更他原来的位置，如果已经变了的，必须宣传叫他提出意见来。如不满意，必须以山地等补充之。”（七月二十九日）这里是说不可变更中农原来的土地。这就是说在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之下，中农的土地是不包括在内的。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麻城县委的信上也说：“侵犯中农的利益，是绝对不行的。他们的土地，以不动为原则。”（九月十六日）这是在鄂豫皖苏区的情形。在黄××同志巡视鄂东苏区的报告中说：“在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口号之下，把中农土地没收，使中农动摇。”（七月十一日）这就是说在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之下，也没收了中农的土地，也分配到了中农的土地，以至使中农动摇。在赣东北苏区，赣东北特委政治决议上说：“在扩大会决议上，没有特别指出‘平分一切土地’是错误的。”（七月二十二日）赣东北省委第一次扩大会决议上指出省委的中心任务，是在：“澈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平分一切土地。”（十月十三日）“所有被没收的土地及其一切土地一律经苏维埃平均分配。”（赣东北省委报告，十月三十一日）在中央苏区，则以为：“被没收的土地应当按照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数量上质量上的平分），就是多少同好坏分匀，来分给农民。因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关系中的封建制度最澈底的办法。……在平均分配土地的一切过程中，应当把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和富农土地和中农贫农自己的土地一起拿来平分，使雇农苦力贫农中农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就是多少分匀，好坏分匀。”（见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八月二十—日）在湘鄂西苏区，在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则这样写着：“武装农民发展农民战争，同时宣传平分一切土地并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之下实行。”（八月二日）中央认为虽是有些苏区，正确的了解到“平分一切土地”口号的执行，决不能侵犯到中农的利益，然而有些苏区对于这一口号的了解与执行，还是模糊的与错误的。中央必须再一次的告诉苏区的各级党部，共产国际远在一九三O年七月在《中国问题决议案》上分明的写着：“必须坚决打击富农的企图，——这些企图或者是想阻碍没收地主的土地，或者是想按照农民各自所有的生产工具去分配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党对于这种富农的企图应当反抗，就是要实行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没收教堂寺院以及其他大私有财产者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依平均分配的原则交给贫农和中农，同时不要把没收的原则应用到富裕农民的土地上去（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中央根据国际这一指示，曾经起草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该草案上关于中农的土地与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问题给了很明确的如下的回答：“中等农民阶层的土地不没收。”（第三条）“平分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的关系，及脱离地主私有权一切束缚最澈底的方法。不过苏维埃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以威力实行，不能由上命令，必须向农民各方面解释这个办法，仅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下，才能实行。”（第五条）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明的看到，我们在土地革命中的中心口号仍旧是“没收地主教堂寺院以及大私有财产者的一切土地。”富农的土地也在没收之例〔列〕，但在富农不参加反革命，自愿耕种土地的条件之下，仍可分得坏的土地（象赣东北党那样所提出的“没收地主与富农的土地”，把地主与富农平等看待是不正确的）。中农的土地绝对不能没收。至于没收来的土地平均分配，或是更进一步的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自然中农的土地也在内），那最好由农民的最大多数去决定。中央认为有些苏区的党部，如赣东北，中央区等，只是机械的去平分一切土地，以为不实行平分一切土地，就是富农路线，就是机会主义，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在这种了解之下，完全忘记了中农，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中央根据各苏区分配土地的经验，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在实行平分土地的过程中，中农的土地以不动为原则。对于那些利用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去侵犯中农利益的“左”的企图，必须给以最严厉的与坚决的打击。但是我们不反对而且赞成在“基本农民群众（自然中农也在内）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去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因为这是土地革命中最澈底的办法。而且我们在目前还应该尽量宣传“土地国有”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的宣传，苏区的党部是忽略的。苏区的各级党部必须向广大的雇农贫农群众解释，他们要保持他们所分得的土地，要扩大与巩固苏维埃政权，要坚决的去战胜反革命与富农，他们必须同中农结成最密切的同盟，必须不但不损害到中农的利益，而且要给中农以土地革命的实际利益。就是中农所有的土地比雇农贫农所分得的较多些，我们也不能以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去分配他们的土地。妨害中农的利益，强迫平均分配他们的土地，必然会使他们动摇到敌人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这种“左”的反中农的路线，是富农路线的另一表现，实际上同拥护富农利益的机会主义，根本没有丝毫的不同。中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四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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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山东省委指示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给山东省委指示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山东省委：根据你们和中央巡视员的报告，对于山东工作，有以下的意见：一、坚决反对过去省委对国际路线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澈底的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这自然是山东党的工作的发展的基本保障，需要省委绝不疲倦的来执行。然而这是严重的战斗任务，这一任务，现在还正在开始，省委应毫不放松的在实际工作中加紧两条战线斗争的领导，才能保证这一战斗任务的完成。二、摆在省委当前的首先任务，是反帝斗争领导的加紧。省委最近对于反日反帝的斗争，虽然做到了一些成绩，然而这些成绩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工作中表现只是应付的而不是积极的领导，还不能抓紧山东特别有利的条件（1．山东是处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的长期不断的暴行与压迫之下；2．广大的工农贫民直接受着帝国主义的切肤剥削和压榨（如帝国主义产业下的工人，受帝国主义操纵农产品市价的农民，以及帝国主义典当铺高利贷强盗式的剥削）；3，满洲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给予群众的各种威胁（如减资加时，开除工人，关厂威胁等））使反帝斗争的深入与扩大。因此反帝的斗争，亦就不能不表现出：一、反帝的力量，还没有建筑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基础上；二、反帝的行动，还没有发展到各地去；三、反帝的领导，党还没有在大多数群众中取得领导权；四、反帝的斗争中，还不能深入反国民党反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五、不能在反帝的斗争中发动与开展群众本身利益的斗争，以充实反帝斗争的力量。省委必须严重注意对于反帝斗争领导的不足。因此，省委应该毫不迟缓的根据中央对于反帝斗争的指导来加紧工作，同时并执行以下的工作：1．立即对于党已有反帝工作的领导的青岛，济南，曲阜，津浦路各地的反帝工作，作一具体切实的检查，无论在组织上，宣传上加以具体的指导。并以作反帝工作的教训。2．青岛富士纱厂，铃木丝厂，是有党的支部的，省委必须督促青岛的党加紧这两支部的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在工人中加紧宣传与鼓动，做到厂内厂外的示威和罢工斗争，以使反帝斗争在工人中的深入与扩大，同时经过群众的关系，去发动四方，沧口等产业工人反帝工作的发展。必须反对过去以为同志“怕”而放松工作的领导。青岛学生中，同样应督促学生支部去加紧，而且应向工人中去活动。3．济南学生中，虽有相当的影响，但党必须注意专门在学生中的活动而忽视工人，农村，兵营中的反帝工作［中］的现象。4．津浦路的义勇军的组织是经过党的领导组织起来的，党必须加紧这一组织的扩大，领导到要求武装的斗争上去。5．党对胶济路淄博潍县等处，还没有注意到反帝工作的领导与动员，这里需要立即纠正的，省委要在最近期中立即派人去加强反帝工作的领导。6．省委必须注意国民党利用年假的机会来破坏反帝斗争的企图，党一方必须号召学生不回家，另方利用学业回家的机会，去开展各地反帝的工作。对于学生同志，党更在这一时期中分配他们到各地去帮助和加强工厂，农村，兵营中的工作。7．在反帝斗争中，必须尽量发展反帝的组织。同时加紧党的政治主张，苏维埃法令等等一切宣传工作。当然反帝斗争，必需与群众生活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必须与借口反帝斗争而放弃经济斗争与只注意经济斗争而根本忽视反帝工作的观点作坚决的斗争，同时将反帝斗争与反国民党及反反革命派别的斗争对立或与改组派采取联合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反革命）观点给以无情的打击，才能保证反帝工作的扩大。三、职工工作的忽视，要成为山东党在一年来最严重的现象。省委最近虽在工作计划中已经注意职工工作的加紧，但在实际工作上还没有成绩的表现，这是需要引起省委特别警惕的。山东有三十万的产业工人，工人半年来不断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的爆发与开展（胶济路反黄色工会，反储蓄金，拥护刘风来的斗争，津浦路酝酿发欠薪的斗争，富士纱厂反对开除工人的斗争，铃木丝厂大打工头反社会局的罢工斗争，最近贾家汪二千工人罢工的斗争），无疑的要求山东党严重的与忽视职工运动与对职工运动消极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省委必须注意山东党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堡垒，还没有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关系。然而黄色工会却普遍的在各厂各业中存在，改组派取消派却都在工人中活动，虽然这些黄色工会与反革命派别的活动没有取得群众的拥护，然而这是更增加党的严重任务。省委本身应立即有职工部的建立，来注意全省职工工作的督促，青岛，济南，潍县各地党部亦应健强职工部工作，以加紧当地职工工作的执行，山东省委应该对两个铁路与青岛济南两大城市的职工工作首先找人负责。在青岛纱厂丝厂中以及胶济路上已有的支部，必须加紧其工作，去发展工人的组织（辅助组织或赤色工会小组）。津浦路上已有二个同志，同样应加紧督促他们的工作，经过群众的组织关系去扩大与开展工人运动。特别胶济路已有的三个赤色会员，必须去加强他们的赤色小组的生活，经常的讨论工人的生活与斗争。淄博枣庄的矿山工作，省委必须找出人专门去负责。并督促附近各地的工人工作。自然其余各地的工人工作，同样不能丝毫的忽视。在这里须要求每个党员都须做工人工作，每个工人同志都应加入赤色工会，每一支部都要讨论职工工作的实际执行，这是发展职工工作的重要前提。目前新的年关的过程中，工人正在酝酿和爆发大的小的斗争。依据现在情形，省委必须注意如下斗争的领导：富士纱厂和铃木丝厂已在开展的斗争，胶济路津浦路正在待发的斗争；淄博坊子在酝酿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反帝斗争的领导要成为不可分离的任务。山东失业工人的严重，是需要党特别注意的问题。党应将这一工作的领导与在业工人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特别这一工作的加紧，也就是帮助在业工人斗争胜利的一个保障，同时与行将到来的二月廿五日失业运动节的工作，更有重要的意义。省委必须很具体的根据中央的最近职工与年关斗争的决议作详密的讨论。而反对国民党工会法工厂法与宣传苏维埃劳动法更须切实的执行。在矿山工作中省委首先需加紧淄川的鲁大公司工人中的工作，因为鲁大有几万矿工，它是中国第三个主要的矿山。这一工作的发展，能影响山东全省矿工的兴奋，同时推动整个工人斗争的发展。省委必须特别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矿工工作的对象，必须加紧内矿矿工的领导与发展，这不仅能打击资本家分裂工人的阴谋，而且更能团结矿工整个斗争的力量，同时对内外矿工必须注意消灭其历史上仇视的弱点。派去做矿工工作的同志，更须具备艰苦的条件，才能打入到矿工中去。为着有力的发展职工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与黄色工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活动作思想上工作上的斗争，是目前山东职工运动中最迫切的任务。但必须与左倾的关门主义作艰苦的斗争，必须活泼的善于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同时特别要严厉给予山东同志中放弃党的独立领导而企图与反革命派别作联合战线的右倾投降敌人的观点以残酷的打击。四、因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剥削，土地的集中化，尤其今年水灾的严重，农民反抗捐税分粮拒债的斗争更加发展起来。对于农民斗争的加强领导，自然成为省委必要的议事日程，潍县为山东最重要的农业区域，同时亦是工业区域，潍县群众斗争的开展，对鲁东工作的推动有重大的意义。因此省委对于潍县应成为农民斗争的领导的第一中心。潍县农民群众不仅有斗争的经验，并且有比较健强党的组织，最近抢粮斗争的要求正待暴发，省委必须督促潍县党加紧抢粮斗争的领导，而扩大发展到游击战争。环绕着潍县的昌乐博兴工作的推动，党所领导的民团武装亦可与群众斗争的配合，以影响和扩大潍县的游击战争。但省委必须注意同志中单纯的军事行动的错误与危险。鲁西十余县的灾民工作，必须找出专人去工作，使灾民斗争的扩大，成为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至于泰安以及附近各县的农民斗争，都需要动员党去加紧农民大小斗争的领导。沂水工作，过去虽有百余党员的组织，工作虽相当的发展，但后因一个负责人的叛变，遂与上级组织失掉关系，党须注意此地工作的建立，以恢复过去工作的基础。在农民斗争中特别要求山东党对于土地法的加紧宣传与鼓动。五、士兵工作的放弃，到现在还没有在实际工作中的纠正。省委必须严重的注意。省委必须督促各地士兵工作的执行。特别在韩复渠〔榘〕，沈鸿烈，刘珍年几个主要部队中，必须有计划的打进去，青岛海军支部必须健强起来，海军陆战队中的工作也须经已有的同志去发展起来。省委必须号召全党每一同志都须做士兵工作，每一同志都须有士兵之友，党不仅要动员党员到士兵中去工作，而且要动员群众到士兵中去。必须与“北方士兵不会赤化”的倾向做斗争。省委须利用最近孙连仲部队整个士兵投入红军的事实，作广大的宣传鼓动，来解释红军白军的不同，来鼓动士兵的兵变。自然在这里必须与军官路线做斗争，与专做土匪投机的工作而幻想建立红军苏维埃的荒谬的观点，以及目士兵是流氓无产阶级而取消士兵工作的理论作无情的斗争。六、为保障以上任务的真正实现，加强党巩固党的组织成为不可容缓的任务。山东党的组织，一般说，还在散漫的状态中。在这里省委的组织工作上，应有极大限度的转变。首先是加强已有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巩固，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去加紧青岛的富士，铃木，胶济大港站博山的几个产业支部的工作与生活，去发展建立已有同志的张店，津浦路济南站泰安站曲阜站的工人支部；同时在斗争中工作中向着积极工人分子开门，以发展党的新的基础对于已有线索的钟渊，鲁丰，济南兵工厂，四方机厂，津浦大厂，这些工厂中，也必须加倍努力去建立组织，海员码头亦须计划组织上的发展。在农村中更须注意雇农工人的吸收。自然这一组织的发展与巩固，坚决的需与和平发展倾向作斗争，无情的肃清投机右倾以及阶级异己分子出党，特别对于曾经加入过捕共队及自首的分子应无条件的开除出党。这是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与发展的斗争任务。第二，加强地方党部的领导。省委对于全省工作中心区域的决定，中央是同意的，但你们还须注意切实的检查架空组织的存在（如没有县委或区委组织的条件和必要时，即应改变其组织），按照工作的便利与集中成立中心县委，经过中心县委去管理附近各县的工作，省委则集中力量加强中心县委工作的指导，这样可使工作紧凑起来（例如潍县成立一中心县委，经过它即可管理博兴昌乐等地的工作）。第三，建立经常的巡视工作，以加强活的指导。第四，教育训练工作的加紧，要成为省委刻不容缓的任务。山东党一般政治水平的低浅，对于布尔塞维克思想上一致性的要求，表现得非常严重。因此必须在工作中斗争中有计划的教育训练的工作，在可能环境下举办三五人的训练班或个别谈话，特别对于工人干部，这样不仅可以发展党的政治上工作上的讨论，自下而上的批评，提高党员的水平，并能补救山东目前干部空慌的现象，同时才能在工作中引进新的干部。第五，秘密工作的严格执行，这是山东党应在不断的破坏中去求得血的教训下的转变。但这里必须与借口秘密工作而不工作的倾向作严厉的斗争。秘密工作的保障主要是要求党深入到群众中去，以获得群众的掩护。因此，党必须有计划的打入生产中去。七、青年团的工作，省委需要极大的力量去帮助发展。在可能时，党须分配一人去专门担任团的工作。妇女工作，应根据中央最近的决议去切实执行。八、省委迁移到济南，中央批准这一提议。济南的环境，对于省委的行动，并没有到极端的严重，省委不应过份的估量，而束缚工作的执行。当然亦不允许轻予忽视，而引致组织上的打击。九、中央巡视员在山东一般工作的指导，中央是同意的。希望你们更积极的去执行，并与过去省委所犯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领导全党作坚决的斗争。中央一九三一·十二·卅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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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的工作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的工作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只有“澈底的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使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区域，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胜利的前进；因此发展苏区革命职工会的工作，是苏区党的战斗任务。四中全会后，苏区革命职工会的工作，已经有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主要是：（一）广大的建立了雇农工会的组织，建立了产业工会支部（如蒲圻铁路工会），工会会员已过十万，在一切苏区的城市和乡村差不多都有了工会组织。（二）在平分土地运动中，工会起了相当的领导作用——如湘鄂西，鄂豫皖等处。（三）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并领导了一些经济斗争——如湘鄂西，鄂豫皖。（四）提拔了工人优秀分子到苏维埃红军作领导指挥工作，广大的工人参加了冲破三次“围剿”的战争。（五）把富农老板AB团等反革命分子从工会中肃清出去，提拔了真正的工人干部来领导工作——如中央区，鄂豫皖。（六）举行了一些工人代表会议，颁布了工人斗争纲领——鄂豫皖。这些成绩，当然不能过分的估计，当然不能掩盖我们工作的严重缺点和错误。苏区工会工作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机会主义的消极，这在下列几个主要的错误中表现出：（一）阶级的异己分子——富农老板等侵入了工会，甚至富农把持了工会（赣东北），阶级工会变成了行会组织（中央区）。（二）不去积极发展工人的经济斗争，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以工人斗争的力量，澈底的实现劳动法，同时工人的经济利益与农民土地革命的任务不能联系在一起，常常使农民与工人对立，牺牲工人的利益，或者将很高的要求加在中农身上去，八小时工作制大部分还没有实现。（三）没有将赤色工会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柱石，积极挑选优秀分子到红军苏维埃作领导工作，反而使工会与苏维埃对立，强迫工人替红军作无代价的挑夫，在红军作战时放弃工会工作。（四）不相信工人群众斗争的力量，用政府的命令来增加工资，肃清反革命分子。（五）忽视女工童工的工作，甚至在国有企业中尚不实现平等待遇（鄂东兵工厂女工不分火食尾子），或者使青工与成工对立（如赣东北组织独立的青工联合会）。（六）不广大的执行工会的民主化，重复了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的错误。（七）没有加紧附近白区工会工作，特别是重要的产业里。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非阶级的工会路线，助长了富农，老板，AB团，改组派等反革命的活动，他们侵入了工会，利用工会组织，实行破坏苏区的阴谋。因此：（一）改造苏区赤色工会成为真正广大群众的阶级工会；（二）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根本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澈底的实行劳动法；（三）发展并领导农民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战争；（四）吸引积极的分子到苏维埃红军中作领导与指挥的工作，使赤色工会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柱石，以准备“由现时的民主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应是苏区赤色工会主要的任务。为达到这些任务，必须执行下列的工作：（一）在发展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进攻反革命的过程中，澈底的实行改造工会的运动。赤色职工国际五次大会决定中国苏区革命职工会的根本任务是：“根本的改造群众的革命工会”。现时好些苏区的工会，为富农老板所把持，使工会去发展阶级斗争，巩固苏维埃政权成为不可能。党必须澈底纠正过去的错误，确立工会的阶级路线，真正去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坚决的拥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实行澈底的反富农老板的斗争，启发群众的积极性，以群众的力量从斗争中将富农老板及一切阶级的异己分子从工会中肃清出去。召集广大的群众大会及工会代表会议，自下而上的改造工会，选举真正工人领袖到工会领导机关，使工会真正在工人的手里，成为阶级的革命的组织，推进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动力。要反对不去动员群众力量，只用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或党的包办来肃清工会的反革命分子，及不发动阶级斗争，而只在形式上改换工会组织。（二）坚决的发展和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制定各种产业，各种职业部门的斗争纲领，提出工作八小时，增加工资，劳动保险，失业救济等口号，使每一工人清楚的了解。发动工人向雇主斗争，要求劳动法澈底的实行。与雇主订立集体合同，劳动合同，使每个苏区工人，在工会的领导中斗争中得到一切日常生活的改善，取得阶级工会的自由，保证无产阶级独立的作用。工会应经常派人检查雇主富农对于合同的履行，注意雇主富农欺骗和利用工人，破坏工会和苏维埃政权的阴谋，用罢工封锁等方法来对付那些顽强的雇主富农。到资本家违犯苏维埃的法律，用关门停业等方法来对付工人时，工会应要求苏维埃来解决，同时不能专门依赖苏维埃的制裁，来取消工人的斗争。在发展经济斗争中，应该将工人的利益与农民土地革命及反帝国主义的利益，巩固扩大苏维埃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不要使工人与基本农民对立，不要使罢工斗争妨碍了红军的行动和击破敌人的进攻。但绝不能以此借口来取消工人的斗争，相反的，“工人阶级生活激进的改善，是巩固苏维埃最重要的条件”。即使在苏维埃区经济严重的破坏之下，工会也应该用种种方法来保障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减少工人的痛苦，提出许多方法，经过苏维埃把经济恐慌的重担加在富农资本家身上去。（三）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发展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分配土地的运动中，工会应该起来领导农民反富农的斗争，打击富农地主残余一切反革命来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坚决的领导和组织农民澈底平分土地。拥护贫农和中农的利益。雇农，苦力只要他们愿意获得土地，绝对有权力取得土地。农村中的手艺工人及失业工人应按照他们的要求分给土地。工会不能提出一切工厂作坊工人，手艺工人都分得土地的原则，而应将工人要求生活改良的运动，与农民分配土地的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苏区工会应正确的实行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对于中农应根据苏维埃政府颁布的《雇用辅助劳动临时条例》来保障工人的利益。同时不能将对付富农的要求完全加在中农身上，也不能以对付富农残酷的斗争方法去对付中农。要订立双方协商同意的劳动合同，同时反对在中农的经济中牺牲雇农和工人的利益，工会必须要积极领导贫农，拥护贫农在土地革命的利益，使乡村的雇农，苦力工会及工厂工会会员整个的加入在贫农团里，在工会指导之下组织小组，领导贫农反富农的斗争，建立与中农贫农巩固的联盟。不能一刻延缓的去发展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工会号召广大工人群众，领导农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区，封锁苏区经济，将一切苏区的痛苦，转到进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上去。工会应发起组织反帝大同盟，领导它成为真正广大群众的反帝组织，加紧拥护苏联的宣传和国际教育。（四）赤色工会是巩固苏维埃最重要的柱石，应积极的提出优秀分子到苏维埃红军中作领导工作，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澈底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各方面帮助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巩固。工会应努力帮助苏维埃政府武装工人的工作，组织工人的赤卫队，加紧政治军事训练，保卫苏区，肃清反革命和保护工人的组织。工人赤卫队大部分是不应脱离生产的，赤卫队应归苏维埃政府赤卫队总部管辖。除开赤卫队，工会不必要另外组织武装纠察队，已组织的应改编为赤卫队。在红军作战时，工会应动员群众参加到红军和赤卫队中去，帮助红军的运输，征收粮食，监视和肃清反革命分子，巩固红军后方和苏维埃区域。工会应动员群众帮助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执行，但不是代替了苏维埃的工作，或与苏维埃对立。但苏维埃用命令来解散工会，和禁止罢工和工人斗争，一样是不允许的。苏区工会，应组织工人实行监督生产，选出忠实有经验的工人组织监督生产委员会，要雇主报告企业的生产量及营业状况，防止资本家投机商人怠工和破坏苏维埃经济，并学习管理生产。工会在国有企业中与非国有工业中，有完全不同的任务。工会应当积极的帮助苏维埃工业的发展与巩固，并应提出积极分子到国有企业及一切工业中去作领导工作。苏维埃政府要将劳动法首先在国有工业中澈底实行，改善工人的生活，同时工会要帮助苏维埃政府切实保障工人的利益。（五）巩固和扩大工会的组织。苏区工会应为吸收广大工人自愿人会而斗争，反对用“不加入工会，不准在苏区工作”的强迫办法，要以改善工人生活实际的利益（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社会保险等），宣传教育的方式来吸引工人自愿的加入到工会里。用革命竞赛的方法来扩大工会组织。提出真正工人领袖到工会机关（不识字不要紧），驱逐富农老板一切阶级异己的分子出工会，旧时的地主，豪绅，官吏，军官，侦探，警察，民团及其家属以及和尚，道士，牧师等宗教的负责人，虽在苏区作工，但不能加入工会组织，已加入者肃清出去。工会会员在六个月至一年完全不作工，改营独立经济者（如经商经营土地等）亦不能再留于工会组织，但在红军中的工会会员应保留会籍工厂作坊工人失业一年亦不能开除）。工会应依照产业的原则来建立，组织雇农工会，运输工会，职员工会，建筑工会，海员港务工会等从上而下的系统。这些工会又应加入白色区域的赤色产业工会，联成整个的机体。加紧的在斗争中训练新的干部，开办职工运动的学校与训练班。实行工会的民主化，肃清工会的命令主义和委派制度，官僚主义，少数人包办和秘书专政的现象。建立各级工会的经常工作，保证上级工会及指导机关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工会生活，来巩固工会的组织。动员工人自动缴会费，筹备工会基金，号召苏区工会正式加入全总，按月缴纳会费。（六）加紧青工女工的工作。在各级工会中设立青工部女工部，吸收青工女工加入工会，帮助扩大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的组织，召集青工女工大会及代表会议，规定青工女工特殊要求的纲领，领导他们参加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为特殊利益而斗争。反对苏区内尚存着不平等待遇女工，反对雇主，师父对青工，童工，学徒的压迫，要求劳动法中一切青工女工利益的澈底实行。反对忽视青工女工的工作，同时要纠正将青工女工运动与整个职工运动对立起来（如赣东北）的现象。提高青工女工的政治水平，深入反宗教迷信和封建关系的教育，但令青工童工去打神像，掘坟山的过早的行动，只能助长富农地主煽动农民来反对苏维埃。（七）工会注意失业工人的工作，吸收失业工人加入工会，办理失业登记，设立劳动介绍所，要求雇主及苏维埃政府救济，号召失业工人加入红军，组织工人的劳动公社及合作社，工会应帮助苏维埃想各种方法来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八）扩大宣传教育工作，创办工会的报纸。在苏维埃的帮助下，有计划的设立工人学校及工人子弟学校，举行工人的识字运动（首先是工会领导工作的），使工人读书班，阅报组等组织普遍到一切工人集中的处所。创办工会报纸，发行画报，小册子，壁报，宣传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富农老板一切反革命破坏苏区的阴谋。告诉工人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与工农民主专政中的使命，和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工人的阶级任务，领导工人的阶级斗争和拥护工会。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拥护苏联，加紧工人的国际教育。建立工会的宣传队，俱乐部，各种文化教育的组织。扮演新剧，化装演讲，以扩大宣传。（九）苏区工会应注意附近白区的工作，特别是铁路，海员，矿山及武汉，长沙，南昌，九江等处的重要企业部门。工会要派得力干部到白区的生产里，扩大苏区工人生活状况的宣传，建立白区的工会组织，领导他们的日常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黄色工会的斗争，组织白区工人到红军中去，及参观苏区，募捐帮助白区工人的罢工，并相互派代表及交换刊物。要完成上列的任务，党必须确立阶级的工会路线，动员各级党部，加紧工厂，作纺，农村的工人支部的工作，以支部为枢纽去努力进行。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与非阶级的工会路线，机会主义的消极作残酷的斗争。反对不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轻视和放弃工会工作的观念，反对工会代替苏维埃及与苏维埃对立，包办工会等一切“左”右倾的机会主义，立三路线的残余与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作坚决的奋斗，并使两条前线的斗争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中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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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一、中国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女工与农妇，除在工农已经得到政权的苏区以外，都是处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铁蹄压迫之下，早已受尽了地主资本家的残酷的非人的剥削。最近由于全国经济危机空前的扩大与深入，农村经济的破产，十七省以上的水灾，工厂的倒闭与歇业，生产合理化的加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紧迫，国民党军阀的横征暴敛，更使她们成为失业与灾荒的普遍现象中最大牺牲的对象。目前资本家为着应付经济恐慌加紧剥削，一方而大批裁减工人（目前因被丝厂纱厂裁减或开除而失业的女工已占着惊人的数量），特别增加女工生活〔工时〕（普通女工工作时间总在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以上），减少女工工资（普通女工工资每日不过二毛至四毛），另一方面利用女工工资的低廉，与比较缺乏组织性和抵抗力，以她们来代替男工，企图分裂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联合战线；至于乡村的地主与豪绅自然更乘灾荒的严重与农村的破产，加紧他们对于农村劳动妇女的剥削与奴役，使她们完全成为地主豪绅的牛马和奴隶。二、中国的劳动妇女处在这种压迫与剥削之下，自然要求解放与参加斗争的情绪是非常浓厚的，但是国民党与其他一切反动派别，对于劳动妇女的解放运动究竟怎样呢？他们除了露骨的压迫与剥削以外，只有采取一切欺骗和牢笼的方法，来蒙蔽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这里他们最主要的共同点，便是：以性的分别来代替阶级的分别，以单纯的“妇女问题”来代替劳动妇女的阶级利益，例如国民党的“妇女协会”，“妇女参政协会”以及各种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新月派，第三党等等）对于“妇女问题”的主张都是如此。他们所谓“妇女群众”总不出乎太太小姐的范围，所谓“妇女问题”总不外乎婚姻与社交的空谈，至于广大劳动妇女的阶级利益，不但深讳不言，而且更采取积极压迫的方法，利用中国劳动妇女的比较落后，常以反动的封建道德，与极端的男女界限来反对和污蔑真正的劳动妇女的解放运动（例如国民党拼命捏造苏区“共妻”与破坏“伦常”的事实，便是铁证）。很明显的，国民党与一切反动派别对于劳动妇女，不但不会有丝毫的解放，而且只有加增她们的锁链与痛苦。三、无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地主和资本家，如何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无论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如何巧妙的欺骗与蒙蔽，中国劳动妇女的解放斗争，不但要爆发，而且已在爆发了，现在能够领导这种斗争的，当然只有唯一的拥护工农劳苦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这不仅在过去已有很多的证据，而且在目前更成为铁一般的事实。最近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由于自己切身的痛苦加深，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日渐崩溃与苏维埃红军的伟大胜利，由于全国一般工农斗争的高涨，已经能在共产党的领导或影响之下，加倍表现她们的革命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在各大城市纱厂丝厂女工斗争的发展与苏区内劳动妇女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参加斗争的积极上（如洗衣队，慰劳队，救护队，作鞋队等）完全可以看出。无疑的，这种劳动妇女革命斗争的继续发展与扩大，在革命危机日益生长与成熟的过程中，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伟大的力量。四、四中全会以后，党在劳动妇女中的工作，由于路线与实际工作的转变，的确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如苏区妇女群众组织的发展与上海女工附属组织的建立等），可是这点初步的转变还非常微弱，根据目前妇女工作的检查，中央认为现在仍然充分的表现着以下的缺点与错误：1．各级党的组织，工会与青年团，仍然一般的忽视妇女工作，没有注意巩固和建立妇女工作的领导，没有认识劳动妇女工作是全部工作重要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至今仍有许多地方认为女工与农妇的工作只属于妇委工作的范围。2．至今仍没有切实的把我们工作的对象完全放在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的身上，许多地方仍然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国民党妇女协会的残余，认为妇女工作的内容，只是所谓单纯的“妇女问题”，不了解多数党所谓妇女群众的利益，主要的是她们的阶级利益，不了解我们在妇女中工作的意义，引导她们参加整个的革命斗争和为她们的特殊利益而斗争。3．至今在各大城市的轻工业中，特别是纱厂和丝厂的女工群众中，严格地说起来，我们还没有打进去，这证明各级党部与群众组织还没有真正认识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殊情形，即纺织工业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越的地位。4．在农村中特别是在数千万啼饥号寒的被灾的劳动妇女群众中，除苏区外，一般的说我们还没有工作。5．由于上面的原因我们对于劳动妇女的斗争，不但不能站在积极的主动的地位去组织和领导她们，而且对她们许多自发的日常斗争，都时常落在后面，甚至于完全不知道。6．在苏区内，至今仍有几个地方根本忽视妇女工作（如中区，湘鄂赣），其他区域（如湘鄂西，鄂豫皖）虽曾作了些工作，但是仍然赶不上劳动妇女积极性的发展，甚至远远落在她们的后面，不会（或不充分）利用劳动妇女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加以正确的领导，反而许多地方（除鄂豫皖较好外）竟将整个妇女工作的范围，束缚在婚姻问题上，以至无法解决，甚至发生禁止或限制婚姻自由的错误，使一部分劳动妇女表示暂时的不满或消极。7．无论在苏区或白区内，对于劳动妇女的教育工作，还有很多缺点，苏区的妇女生活改良委员会与妇女干部训练班，还没切实的普遍的组织起来，白区内的妇女教育团体（如妹妹团，读书班）也是凤毛麟角，关于妇女生活或斗争的刊物，更是微乎其微。五、根据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与我们工作的缺点与错误，现在党在劳动妇女中工作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在白区内，根据劳动妇女的特殊地位与痛苦，尽量发动她们为本身的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加紧领导她们一切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用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吸引她们参加整个的工农的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斗争。在苏区内应加紧领导劳动妇女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利用各种组织的方式，尽量发展她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组织并领导她们拥护苏维埃红军，改良自己的生活，同时无论在苏区或白区必须澈底肃清国民党的工作方式的残余，站在两全战线上坚决的消灭一切对于劳动妇女工作的忽视和错误。六、为着执行以上的中心任务，各级党部，工会与青年团，必须立刻进行以下的实际工作：A．在白色区域内（1）党和团的组织必须立刻加强对于劳动妇女斗争的领导，特别要抓住纱厂丝厂中女工的工作，坚决地执行“面向劳动妇女群众”的口号，省委和中心县委必须从速设法建立和巩固妇女部的领导，区委及支部必须有专门负责的妇女组织员。（2）在大的产业中心（如上海等处）必须立刻开始准备女工代表会的组织，努力使这种组织逐渐成为党在女工群众中直接工作的方式，为着适应目前的客观环境，最好首先组织女工代表会发起人的筹备会。（3）赤色工会必须立刻加强对于女工的一切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领导，坚决地打击那种把领导女工斗争的责任完全推在妇女部肩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总工会及目前已经成立的各产总必须建立和巩固妇委会的领导，各个城市中的工联与企业中的赤色工会小组必须指定一人负责女工工作。（4）估计到我们在女工中组织基础的薄弱，必须择定若干重要工厂为对象，继续派遣坚苦积极的女同志或赤色工会的会员去参加生产，以便与女工群众打成一片，对于已经参加生产的女同志必须时常给以指示并检查她们的工作成绩。（5）为着加强我们对于广大劳动妇女群众的联系与教育，必须利用各种组织的方式在工厂和农村中组织妇女的附属组织（如姊妹会，读书班，识字班，互助会等）。（6）对于工人的家属与家庭工人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与她们发生亲密的关系，并设法组织她们，吸引她们参加一般的工人斗争。（7）在农村中特别是在灾民中，必须加紧领导贫农雇农妇女的斗争，在有农民协会同农民斗争委员会的地方，必须有妇委会或妇女组织员负责领导乡村劳动妇女的斗争，在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可设法召集乡村劳动妇女代表会，以便扩大她们的斗争与党的影响。（8）各级党和团的妇女部与工会的妇委会，为着加强对于劳动妇女斗争的领导，引起一般同志对于妇女工作的注意与讨论，必须有公开的劳动妇女刊物，或在一般刊物上专辟妇女栏，以便解答各种问题，此外妇女通讯亦须经常地有计划的进行。B．在苏区内除上述各种方法均应参酌实行外，更须切实执行以下的工作：（1）必须立刻加强对于劳动妇女斗争的领导，吸引她们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党的妇女部与妇女组织员必须健强起来。（2）必须加紧发展劳动妇女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利用各种组织的方式（如洗衣队，作鞋队，救护队，慰劳队等）来领导和组织她们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3）为着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交换各处的实际工作经验，党与群众组织必须经常地召集妇委代表会及妇女组织员的大会等。（4）利用苏区的公开环境，必须设立各种劳动妇女干部的训练班，以便从工农劳苦群众中不断地培养出大批妇女工作人材。（5）要坚决地反对那种把妇女工作只束缚在婚姻问题上的错误，对于这种问题最适当的办法是在引起劳动妇女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兴趣，领导她们参加阶级的斗争，用各种教育的方法，使之觉悟，而不是加以禁止或限制。七、最后，党认为要保证这一决议的切实执行，必须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肃清立三路线，特别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一切忽视或曲解妇女工作的机会主义。中央十二月十九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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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亲爱的同志们！自从我们英勇的工农红军在全中国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热烈的拥护之下，击破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以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胜利，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工农劳苦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反帝浪潮的汹涌澎湃，再加以全中国工农运动，灾民斗争与士兵斗争的开展，使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动摇，使全中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在帝国主义列强猛烈的向中国民众进攻的形势之下，国民党除了采取“镇静”，“不抵抗”与“逆来顺受”的投降政策之外，更积极的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出卖给欧美列强，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实现。而同时对于全中国反日的民众则协同帝国主义的军队与巡捕房采取了最残酷与压迫的屠杀政策，尤其在“一致对外”“北上抗日”等口号之下，积极对于苏区根据地，尤其是鄂豫皖苏区为新的进攻，企图用最狠毒的白色恐怖的手段，来消灭全中国正在急速发展的革命斗争。然而这一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引起了全中国更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反抗。国民党在全中国劳苦民众心目中的信仰急速的破产。最广大的工农学生士兵群众喊出了本党所提出的“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口号，使开始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的斗争，现在变成了直接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现在正在急速的开展出去！全中国革命的学生群众所开始的剧烈的反国民党的斗争，向国民党示威，同国民党军警冲突，以至捣毁国民党市党部机关，践踏孙中山照像等的斗争，将是引起全中国最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实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直接行动的火焰，将是全中国革命形势的新的发展！新的革命的浪潮是汹涌地滚向前来了。到革命战场上来的，将不只是数千数万的学生群众，而更将是千百万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为了自身的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的工人，农民，兵士，与一切劳苦的群众！在这一革命的浪潮前面，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是如何的颤抖着呵！它们现在正在积极动员一切反动的力量，准备把这一革命运动浸到血泊中去。上海各帝国主义的报纸，现在正在告诉国民党政府应该如何像过去段琪瑞一样，去残杀这些学生的“暴徒”。上海各租界现在都已宣布戒严，帝国主义军舰都已开始在黄浦江集中。帝国主义者将无疑的利用直接的屠杀来镇压这一蓬蓬勃勃的革命运动。动摇崩溃着，走向坟墓去的国民党，现在正在准备集中全中国所有的反动力量，协同帝国主义，一致的来对付民众。全中国的大资本家，买办，大商人，银行家，以及一切官僚，军阀，大学教授之类，现在都云集到南京广东，协商如何在国难会议等名义之下联合一致来拯救垂危的国民党的统治。在空洞的欺骗的表明“政府外交方针”的宣言与声明底下，实正进行着最残酷的流血惨剧。而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派别如像改组派，国家主义派，社会与教育派，新月人权派等也正在特别大卖气力，鼓吹“民主政治”，“国防政府”，“一致对外”等等武断宣传，要反对国民党的工农劳苦群众去“信仰国民党”，去“和平镇静”，去等待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残杀！好以此来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亲爱的同志们！革命与反革命现在是正在动员所有的力量，准备决定胜负的残酷的斗争。我们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动员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用民众的铁锤去打击这一崩溃着的，动摇着的反革命统治，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这一任务已经不是将来革命发展的前途，而是目前所要实现的摆在议事日程上的斗争任务。一切我们工作的布置，就要拿这一任务的完成为中心！在完成这一中心任务之下，我们要求全党同志更艰苦的深入到群众中去，必须用尽一切力量发动工人群众的罢工，兵士群众的罢操，农民与灾民的斗争与游击战争，以及广大的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的口号，必须立刻转变为争取武装与夺取武装的斗争。参加斗争的群众，必须普遍的组织起来，成立反帝反国民党各民众团体的代表会议，来集中领导。必须最坚决的经过这类公开或半公开的组织，去领导广大的群众斗争，去执行党所决定的一切策略。当全中国广大的工农学生群众，在两个多月痛苦的切身经验中，了解到本党口号的正确，要求新的出路时，我们必须最大胆的，最广泛的提出只有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苏维埃），才能真正的去打倒帝国主义，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才能去消灭国民党所造成的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才是中国民众的真正出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的口号，必须最密切的与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发生联系。应该毫不迟疑地使广大民众团体的代表会议（如“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逐渐成为民众政权的雏形。我们必须在这一斗争的开展上面，千百倍地加强我们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它的一切法令与决议的宣传鼓动。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府反帝国主义的纲领与一切它的根本主张，深入到广大的工农兵士群众中去。红军是工农的武装，是反帝国主义的战斗队，必须为全中国民众所明白了解，在这种了解上，去加紧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去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鄂豫皖苏区的新的进攻。在群众直接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间，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的欺骗宣传是革命中最危险的东西。我们的同志，必须要能够利用最明显的事实，揭破这些派别（主要的为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新月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第三党，取消派）的欺骗，与它们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差个统治的作用。在各种团体内，必须向在它们影响之下群众进行忍耐的详细的解释工作，使这些群众脱离它们的领袖，而走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来。在赤色区域内，我们的党必须利用目前顺利的环境积极的向外发展。在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之下，发动广大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富农的斗争，巩固苏维埃，扩大红军，把几个分离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占领几个，主要的与次要的中心城市。在目前形势之字，苏区内的全体同志，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在全中国广大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斗争的拥护之下，争取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是立在伟大的事变的前面。要完成立在我们前面的伟大任务，争取革命在几省的首先胜利，全体同志必须坚决的站在国际与中央的领导之下，如像一个人一样去打击一切机会主义，尤其是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来发展与巩固我们布尔塞维克的党。全体同志必须坚苦卓绝地到群众中去，实现国际与中央所给与你们的一切指示。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创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几个广大苏区内的胜利，我们更将创造中华苏维埃在几省内的胜利！努力吧！胜利是我们的！中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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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的行动方向与编制（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关于敌军进攻的军事布置，红军的行动方向与编制（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日益巩固与怒长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正在着着的准备着新的进攻。在军事上，固然，在“对日宣战”“蒋介石北上收回失地”与“宁粤协作”的口号之下，调动和动员了新的进攻的部队，规定了新的进攻的作战计划。在政治上，更其用尽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捏造各种谣言与假文件，企图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唯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描写成为杀人放火的穷凶极恶的匪徒与阴谋家的小团体，甚而至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积极地利用一切在野派别与派〔叛〕徒“理论家”来努力地准备进攻苏区的舆论。在军事方面，敌人进攻苏区的新计划，大致是对于江西中央苏区取暂时的守势，而向鄂豫皖苏区作大举的进攻。派遣较大的兵力，将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来加紧“围剿”湘鄂西，浙鄂赣与湘赣边各苏区。在中央区，赣南敌军现蒋蔡十九路军已离开赣州，粤军一时尚未接防；吉安富田万安一带，原有八师兵力，现赵观涛师拟调京汉线，蒋鼎文师调抚州，李抱冰师调南丰，富田敌军撤至吉水。广昌宁都屯集孙连仲两师及毛炳文许克祥等三师残部。据此，敌人似拟侧重临川至宁广线的兵力以固南昌，对于赣江上游及赣南防守较松。闽西方面，永定龙岩苏区恢复，及与中央区联系一起后，张贞刘和鼎均取守势。在赣东北方面，敌军陈调元部第五十五师驻万年乐平一带，第十八师戴旅驻贵溪，浙江警备师（两团）驻常山玉山等〔华〕埠一带，此外尚有第四师与江西警卫团分驻苏区边境，闽北为刘和鼎部队，向十军取包围堵截的形势，步步为营，建筑炮垒与防御工事。在湘鄂赣与湘赣边两区，湖北敌人对鄂东南取守势，湖南平浏的湘军约五师与修铜之谭道源师正向红军十六军取积极的进攻。罗霖部亦从吉安出动进攻红七军于莲花一带，株萍线与湘军约二师正向湘东南独立师进攻，在广东方面，敌人对于东江红军与游击队正计划“包剿”，对于闽赣边红军则取堵截形势。在湘鄂西，敌军据襄河两岸（潜江，沔阳、天门，汉川各县）而守的有十四团兵力正与驻在监利的川军五团相互策应的以步步为营的策略向苏区中心进攻。此外，在宜昌周围的约有川军十团，江右有川湘军近十团，襄樊的敌人兵力则较弱。很明显的，鄂豫皖现在成为敌人进攻的中心目标，现在环绕在鄂豫皖苏区周围的约有十二师兵力，皖西有陈调元王均部三师，豫南有吉鸿昌部队约二师，平汉线上有胡宗南顾祝同刘峙徐庭瑶的四师以及沿长江向黄冈圻水进攻之萧之楚徐源泉夏斗寅部三师。屯集郑州的战斗飞机已有十四架，还有十四架正待命出发，每机都带有充足的毒瓦斯炸弹。此外敌人更经常的以飞机飞入苏区，投掷炸弹，轰炸群众与房屋（全苏大会开幕时，敌人曾以十数架飞机去轰炸，大会幸未遭殃，在群众热烈的拥护与庆祝之中，安然的开会与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二）敌人的政治的舆论的经济的与军事的进攻苏区的准备与行动，正在加倍的积极的进行。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矛盾的空前紧张，各派军阀内部矛盾之激烈，军事指挥之无法统一，国民经济的破产与崩溃，反动统治财政状况的山穷水尽，都是敌人的不能克服的弱点。在苏维埃运动方面：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锻炼与产生出来的工农红军，得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热忱与拥护，与红色战士闻所未闻的英勇善战；全国革命急剧的高涨，满洲之失陷警醒了广大群众的民族的醒悟，与对于出卖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统治）的愤懑与痛恨；使得统治阶级更困难的造成进攻苏区的舆论，更容易使群众了解国民党的无耻；空前的灾荒，千百万的灾民正在饥饿与寒冷的冬天面前战栗，由饥饿而产生的革命的火焰将燃烧于全国的反动统治的领土上，变成为苏维埃运动的狂热。资本向极端恶劣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残酷的进攻，饿死与反攻成为工人阶级惟一的选择，蓬勃的工人争斗，粉碎了国民党禁止罢工的命令，与红军战士的争斗遥相呼应。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反动统治的新的进攻，将和以前一样受到惨败，其结果必然是蒋介石报纸上的“胜利”，无数的白军士兵兄弟哗变到红军中去，土豪地的〔主〕的悲呼惨叫，与工农士兵的热烈兴奋，红军的更进的壮大与强国，苏维埃革命获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三）为着利用目前极端顺利的客观环境，粉碎敌人新的进攻，获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争取这个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党在苏维埃区域应该毫无二语地执行一切正确的土地劳动与经济政策，加紧动员和组织群众，广泛的宣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成功与其决议，加紧发动由满洲事变而起反帝运动的领导，将苏维埃革命与民族解放的纲领提出来，广大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揭破国民党的出卖民族利益与民族的耻辱。发动苏区周围反动统治区域中的工人农民与荒民的争斗，领导与开展这些区域中的游击运动。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任务之下，应该首先将大江以南与大江以北的各个苏区汇成两个大的苏区，在这一任务之下，红军的行动应该更加积极化，更加互相策应，互相牵制敌人。只有全国红军有彼此呼应的整个计划的配合的行动，才能打破敌人现在所取的各个击破的策略，才能够真实的帮助现在敌人进攻的中心——鄂豫皖苏区，才能取得与巩固我们的胜利。所以，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区（闽西在内）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在这一总的发展方向之下各苏区的行动方针应该是：A．中央区应以红军主力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另以少数部队与赤卫队佯攻宁广南丰线以助势并牵制敌人。对赣南（寻邬、崇义、安远、信丰、南康、大庾、上犹、孝义〔1〕等县）闽西北（清流、宁化、归化等县）应发展广大的游击运动与土地革命，阻滞敌人，巩固后方与扩大苏区。对于闽粤赣及湘鄂赣两苏区要保持绝对的联络，并与赣东北取得联系。B．湘赣边红军独立师应以吉赣线附近为主要行动方向与红军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完成赣南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以游击队的行动与湘鄂赣苏区取得密切联系，并发展遂川、崇义、泰和、万安一带及湘东南的游击运动，推广苏区与土地革命的发展。C．闽粤赣在中央区的帮助之下，首先取得永定、上杭、武平，恢复龙岩大埔苏区，巩固的向闽北发展。应设法帮助漳浦的游击队壮大起来。东江海陆丰苏维埃区域应该巩固自己的根据地，恢复和发展韩江上游的根据地与闽粤赣和中央苏区联系起来。D．赣东北应在巩固原有的根据地的条件之下将红军主力军移向信河南岸与闽北苏区打成一片，而向资溪临川方向发展，并努力争取与中央区的联系，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要真实的组织省委所规定的五大区域（金资贵余，上庆〔广〕、华德婺、上玉德与万余间）的游击运动。E．湘鄂赣十六军主力可向樟树方面移动，威胁敌人进攻苏区的后方，以帮助中央区与红军一方面军，占取赣南的一二中心城市，并巩固之。同时并帮助鄂东南与鄂南及株萍武长路附近的苏维埃运动与土地革命更加开展与深入，以便与鄂豫皖互相策应及取得联系，造成时时可以威胁敌人进攻其他苏区的后方的形势。F．琼崖与广西右江两苏区应各自巩固的向前发展。琼崖苏区不应硬攻海口，宜广大的发展琼东琼南各区苏维埃土地革命运动，根本铲除地主在乡村的武装，右江苏区应注意到贵州南部与湖南西南部的发展，造成湘贵桂边的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G．鄂豫皖在使皖西圻黄与黄麻光罗打成一片而得到巩固的发展的条件之下，应乘敌人进攻的举事布置尚未周齐之时，以红军主力击破敌人一方，实现各个击破的策略，造成在京汉路与长江边运动自如的形势；与鄂北红军游击运动的发展应取得联系，以便能时时以京汉路沿线的游击运动骚扰敌人交通要道；与湘鄂西在湘河北岸的发展亦须密切的联系起来，以便在应城、孝感、安陆的苏维埃运动更进的发展之下，汇合起来。皖西鄂东与豫南应以极大的力量去发展游击运动，才能顺利的击破敌人进攻的企图。H．湘鄂西在绝不抛弃襄河南岸（洪湖）的原有根据地的条件之下，红军主力军可以移到襄河北岸傍着原有苏区准备时时可以击破敌人一方，以发展新的苏维埃与红军的根据地。同时应留少数部队配合群众赤卫队支持原有根据地并恢复与发展江右的苏维埃运动，造成对长江上游的威胁。五鹤桑石的苏区，应扩大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而逐渐向宜沙方面进展。房郧独立师应在巩固原有根据地之下，争取与鄂北九军的联系。I．这里首先应该将襄樊枣阳的苏区巩固起来，西与房县保康苏区联系，向南发展与湘鄂西苏区打成一片，并与鄂豫苏区取得密切联系。根据上面的指示，红军各军与苏区最高党部应估计到敌人的变动，决定自己的军事计划。应严重的注意到红军的有力发展，须建筑在现在根据地的巩固之上。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同样，红军行动的积极化与互相呼应是目前最主要的，保守与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四）在指示出的红军的积极化的必须与行动方向之下，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建立强有力的红军的铁军是头一等的任务；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十倍地加强，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工作条例必须全部地实现起来；红军的编制亦应按照各军的实际情形与中央的红军编制条例重新改编，现在红军一方面军应即改组为一、二、六、七、八、十等六军，赣东北十军应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先编一师，湘赣边编足一师。红军十六军仍旧，应将现有三师尽量扩充，东江红军成立一独立师。以上各军在打通后统归第一方面军指挥。鄂豫皖第四军应扩充编成第四第九两军。湘鄂西第三军应先编足两师。鄂北红九军改成独立师。在此三部分打通后，应成立红军第二方面军，归鄂豫皖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管辖。地方武装应每县成立赤卫军一师至两师，归军分区指挥部指挥，暂不脱离生产。此外各地的独立师与中央警卫师则脱离生产。地方武装应有一部分编成游击队在苏区周围进行游击活动。中央坚信，目前良好的客观环境，红军战士的英勇善战，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勃发与其拥护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热忱，党员群众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与努力，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将在最短时期中实现起来，反动统治的丧钟是在响着，苏维埃运动的烈焰，正在燎原，努力吧！为着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的胜利！中央十二月四日（一九三一年）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注释（1）原文如此，疑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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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反帝斗争中我们工作的错误与缺点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反帝斗争中我们工作的错误与缺点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中央考查各省的反帝工作，觉得许多省委（如河南满洲等）根本没有抓住这一反帝斗争，作为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斗争，争取广大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来的党的中心任务。有些省委（如江苏）虽然有一些成绩，但只是把反帝斗争的领导当做节期式的运动，把反帝斗争同日常的经济斗争对立起来，没有去加紧的组织反帝的罢工，以为做了反帝斗争，就不免要妨害日常斗争。还有些省委（如广东陕西）那根本没有看到他们在反帝中间的具体工作。对于利用反帝斗争，公开组织群众领导群众，使群众与国民党发生直接冲突，使群众斗争从反对帝国主义到直接反对国民党，使群众在切身经验中了解到只有工农自己的武装，工农兵自己的政府，才能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还是凤毛麟角。在我们两个多月的宣传鼓动中间，我们还没有能够使广大群众了解到只有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民众革命（即工农兵的革命），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才能终止国民党政府继续出卖民族的利益，造成新的民族的耻辱，并且使他们为了这一革命而斗争！没有利用广大群众要求民族解放的热情，来深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出卖中国的斗争，没有利用“排货”的运动来转变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资本家的激烈的斗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是没有能够成为普遍的口号（如河南省委根本没有提出这一口号）。反对进攻苏联，宣传武装拥护苏联的工作非常不够。对于救国义勇军，我们也没有能够领导。尤其严重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够发动与组织一次伟大的工人群众的罢工，动员广大的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一反帝运动。中央分析我们工作中这些错误与缺点的来源时，认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特别指出的：一、我们还没有能够抓住目前领导反帝斗争的中心任务，没有把这一任务，当做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争取群众的斗争任务。二、我们没有能够很广泛的对于每一具体的事变提出我们的口号与主张，使我们的口号与主张，真能喊出群众心坎中的要求，来动员与组织群众，而只是限于一些在广大群众还不很了解的基本口号的宣传。我们还没有能够依着形势的转变，而转变我们的口号，而提高我们的要求。三、我们没有能够在斗争中，揭破国民党以及各反革命派别出卖民族利益的事实，我们没有能够很广泛的，很清楚的把以民众革命来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与中国民族统一，同国民党以及一切派别反对民众革命，投降帝国主义，造成民族耻辱与瓜分局面的民族主义的一切武断宣传与欺骗对立起来。我们甚至怕谈民族两字，怕落进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圈套中去。四、我们动员群众的工作方式，还陷在很狭窄的与秘密的范围内。我们惧怕公开，惧怕群众，对于群众民族的情绪，我们表示畏缩。我们更不能把群众反帝的斗争，同群众切身的利益密切的联系起来，使斗争扩大与持久。许多公开的反帝组织，我们没有能很好的去利用，并转变它们的性质；相反的，有的地方，如上海工联一个工作同志提议取消电话抗日救国会，认为利用公开路线去争取群众是作国民党的俘虏，以及好些地方又取消了党的独立领导，提议与改组派合作（如沪东，北平）的种种错误的行动。五、我们还没有真正能够深入群众，尤其深入到企业中去。一切到企业中去的口号，还不过是纸上的空谈。真正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坚持耐苦的去发动与组织罢工，尤其是日本工厂中工人的罢工斗争，对于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再三指示，只有敷衍了事。甚至对于各厂已发动的反日斗争，还茫然不知。或者已经发动的反日罢工（如日彩印厂）而不去积极领导。六、两条战线的斗争，也还不过是嘴上的与决议上的。在实际斗争中，在每一具体问题上，两条战线的斗争，还很少看见。对于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与“左”的关门主义者的打击，表示非常不充分与没有力量。中央认为这些现象，都是非常严重的。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进攻，国际联盟与美国承认日本并吞以及派遣所谓中立调查团，设立中立区域等等的决定，表示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危险，日益加深。国民党公然承认国联与美国瓜分中国的决定，出卖民族利益，使国民党的一切欺骗，更进一步的破产，使它的统治更形动摇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更加开展与深入，很多示威行动与斗争，已表示民众对于国民党的不信任，而找求着新的出路。然而正因为我们的工作，因为上述的错误与缺点，这一蓬蓬勃勃的反帝斗争，还没有得到我们党的坚强的领导，还没有能够使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脉斗争的中坚。这不能不说是这一斗争的主要弱点。中央认为这一反帝斗争如若得不到广大的罢工运动为中坚，如若得不到本党坚强的领导，这一斗争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切派别的联合的压迫之下，必然会遭到暂时的失败。所以中央要各级党部接到这一决议后，立刻讨论这一决议，站在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的原则之下，坚决的揭发自己工作中的一切这些错误与缺点，坚决的同这些现象做斗争，并定出开展与深入反帝斗争的具体工作计划与布置。中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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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冬荒与年关斗争决议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冬荒与年关斗争决议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九三一的寒冷饥饿的冬天和“穷人死关”的年关降临到工人农民的身上了。帝国主义正在加紧进行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的企图，国民党各派更加投降帝国主义，压迫反日运动，准备举行第四次“围剿”红军，因此他们更要利用这一个关头来向工农劳苦群众新的进攻，一切中外资本家及豪绅地主正在计划大批开除工人，掉统班，减工钱，加工作，刻扣花红养老金，利用实行阳历年来取消工人年关的休息，雇主逼债，清乡冬防等等的手段向工农群众实行新的进攻。这种新的进攻，毫无问题引起广大群众激烈的反抗。因此，党的任务是要加紧去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使罢工运动成为年关斗争的主要内容。努力去领导灾民农民冬荒的斗争，开展和扩大游击战争，深入兵士群众，组织兵士哗变和斗争，使这些工作与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拥护中苏政府反对进攻红军等中心任务亲密的联系起来，在艰苦长期的工作中，我们要冲破这“穷人的死关”——年关，将一九三一寒冷饥饿的冬天，变为工农革命进攻的冬天，变为苏维埃区域巩固与扩大及新的苏区创造的冬天！执行上述的任务，应即速进行下列的工作：（一）领导城市工人的年关斗争，党必须推动工厂支部的工作去深入群众，以支部为枢纽，领导赤色工会，加紧厂里面车间内的活动，提出实行工作八小时，增加工资，年关双薪，要花红，要储蓄金，阳历年阴历年一律休息工资照给，反对开除工人，反对关厂，反对掉统班，反对国民党资本家借口实行阳历取消工人的休息，反对国民党禁止罢工等口号，配合每厂的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每厂的年关斗争的纲领，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每厂动员群众的口号，不是将党在年关斗争中所有的经济口号政治口号统统搬出，要抓住几个广大群众最了解最迫切的中心口号去鼓动他们。我们必须细心的了解资本家进攻的政策和工人的心理，克服工人在年关斗争时常存在的弱点（如过了年再说等），利用厂内临时事件与年关的要求配合起发动斗争。这样才能真正组织一厂或一业的罢工，开展罢工运动成为年关斗争反帝运动的主要动力。我们必须学得反帝斗争的教训，反对将日常斗争与反对〔帝〕运动分离，反对空口喊组织罢工，不去加紧厂内活动，日常斗争的领导，真正的去组织罢工。领导工人斗争，决不是有了一个斗争纲领和几个口号就可以使斗争爆发起来，必须进行艰苦的厂内的组织工作，党的支部和赤色工会必须立即召集会议，具体的讨论年关斗争的布置，将支部同志和赤色会员分配到各个部门去活动，向车间的活动分子作宣传，召集车间会议，召集各间的代表会议，成立车间的干事会或代表团，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成立工厂委员会，年关斗争委员会等组织，来领导群众。我们必须学习反帝斗争的教训，反对只号召罢工，不艰苦的作厂内的群众组织工作，同样我们也要反对先组织再谈斗争。上海，天津，满洲，香港，武汉，青岛等重要城市的党要去特别研究过去的教训，抓住我们中心的有力量的工厂，中心的产业（特别是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市政等），每厂的中心部门，有计划的集中力量的去发动。中央严厉的指斥各级党部对于失业工人工作的消极，应立刻进行失业工人——特别是因满洲事件事〔失〕业及被开除解雇的兵工厂纱厂海员等工人——中的宣传组织工作，领导失业工人向资本家国民党要工作，要饭吃，要救济费，组织他们向国民党资本家示威等斗争，加紧他们的政治教育，建立失业工人委员会，要求工作委员会……等组织，以奉天事件中日资的产业中的失业工人为中心去建立他们反帝的组织，提出拿救国基金给失业工人过年，将日货给失业工人维持生活等口号向总商会，反日总会斗争，加紧失业工人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宣传，组织失业工人武装的纠察队，向国民党要枪，到兵工厂拿枪的行动。同时进行在业工人的募捐救济的运动，引导失业工人援助在业工人的斗争，使在业工人的斗争与失业工人的运动打成一片。各地党部应将失业工人的工作，摆在职运中的主要议程，上海工联会，各地工会应指定专门的人来负责进行。（二）一万万的将要冻死饿死的灾民是今年冬荒斗争的先锋，党要十倍的努力深入到灾民的队伍中领导他们从要饭吃要衣穿要屋住的斗争去实行抢米，抢衣，抢武装，吃大户，向国民党示威，到地主家过年的斗争，以开展他们的游击战争，为土地革命而斗争。提出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没收地主的粮食，焚地主的田契，雇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生活，改良食物，反对替地主守夜，反对冬防团练，反对清乡等等群众迫切的口号，发动雇工贫农中农的斗争，配合广大的灾民的行动，从这一冬荒的斗争，发动农民的武装斗争，扩大农民的武装组织，以开展农民的游击战争，以创造新的游击区域，目前要以满洲，广德，北方，江北，徐海埠为中心去发动。扩大和深入土地革命和拥护临时政府的宣传，加紧反富农的斗争，夺取富农的领导，建立灾民雇工农民的各种组织——如灾民自救团，雇农工会，农民委员会，冬荒斗争委员会，游击队，农民自卫团等等——来领导冬荒的斗争，必须指出最近各地党部对于外县工作的领导是不允许的放松，应即刻派巡视员到外县农村中有计划的去执行。（三）在冬荒年关的斗争中，加紧白区的士兵工作，领导士兵的斗争，组织兵士的暴动，成为党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党要抓住兵士反帝反国民党军阀的情绪，红军胜利的影响，饥饿寒冷的痛苦，提出年关双饷，年关放假停操，改良生活，增加月饷，补发欠饷，要棉衣，要钱寄回家中过年，投到红军中去，到苏维埃政府下去过年等具体口号，引导他们投到红军中参加革命战争，哗变到农村中去参加游击战争。各级党部要号召同志改正实际工作中放松兵士工作的错误，打破同志不愿艰苦作白区兵士工作观念，深入兵士的队伍中，敌人的主要部队中扩大党的宣传，印发拥护红军苏维埃的传单小册子，发散到每个兵士中，建立兵士的组织和反帝团体，派人到白军中当兵，有计划的领导和组织他们的斗争和暴动，特别在敌人的主要部队中。（四）在苏区要纠正强迫禁止农民过年的行动，消灭农民中迷信和封建的习俗，是要经过长期斗争，尤其要发动农民自觉的去进行。苏区的党要利用农民过年中来扩大和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发动苏区的阶级斗争，进行巩固和改造苏维埃的工作，和庆祝中央临时政府的运动，这要根据各苏区的实际情形，用各种的方式去进行，尤其是要根据中央的决议，参照各地情形去发动邻近苏区的城市和农村年关斗争冬荒斗争。（五）年关斗争冬荒斗争的工作，与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压迫反日运动，“围剿”红军，拥护苏维埃红军是不可分离割裂的。各级党部执行这一工作，必须将过去中央在反帝，水灾，工运，拥护苏维埃红军各种决议所指出的任务，口号，具体工作亲密的联系起来，特别要加紧反对国民党各派利用“停止劳资纠纷”“一致对外”的口号来消灭年关斗争的阴谋及一切反革命的派别的改良欺骗，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召集各级的会议具体来讨论布置这一工作，并且要随时检查执行的程度，向中央报告。中央一九三一·一一·二○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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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的经济危机，在日益剧烈的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之下，空前的扩大与深入。农村的经济空前的崩溃，工商业的衰落与大批的工厂关闭，普及全中国的水灾，以及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残酷的搜括与剥削，造成了大批失业失地的工农群众，使他们的生活日益陷入绝境。全中国工农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情形之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这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办的成立中，尤其表现得明显，但中国工人阶级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的开展，当然也是中国革命危机的主要指标。从党的四中全会以来，尤其在满洲事变以后，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显示以下的特点：（一）罢工斗争带着浓厚的政治性质，反对国民党和黄色工会的斗争日益剧烈，目前正在爆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罢工；（二）罢工斗争的反攻中带着很多进攻的性质，这在最近的斗争中更明显的表现了出来；（三）罢工斗争包含了整个产业（丝厂）及各主要产业的工人（上海市政，纱厂，印刷，北方铁路，矿工及纱厂工人）。斗争一开始就带有几个工厂同盟罢工的形势，而且在许多产业部门正酝酿着同盟罢工；（四）斗争大部分还是自发的，经济的，猛烈的发动，还缺乏持久性与组织性。因为统治阶级的崩溃和革命危机的成熟，一方面推动了工人斗争的发展，同时使得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产阶级更加残酷的使用暴力来压迫工人的斗争。主要的在以下的事实上表现出来：（一）国民党使用强迫仲裁与工厂法工会法来压迫工人阶级，几次命令禁止一切“劳资纠纷”，逮捕争斗的工人。（二）资本家使用开除政策（整个的部分的开除罢工工人）来对付罢工，要求工人赔偿罢工怠工的损失，日本资本家更以关厂政策对付工人。（三）国民党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到处收买流氓工贼，在企业中组织法西斯蒂队伍，分裂工人的战线，鼓动工人起来械斗，利用失业工人及灾民来破坏罢工。（四）在工厂配置武装厂警，施行严格的搜查，架设机关枪，实行在工人区域戒严。（五）在“一致对外”及“增加生产”的口号之下，加重工人工作，减少工资，进行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在“退职”的口号之下来反对工人的反日罢工，解散罢工工人，禁止工人的“非法行动”，枪杀游行示威的工人。国民党资本家这些压迫的政策，是直接在黄色工会的积极拥护之下进行的。黄色工会拥护国民党资本家进攻工人阶级的一切政策，与国民党资本家及帝国主义结成联合战线，来压迫工人的革命斗争。因此，黄色工会在工人中的信仰大大的缩小，主要的倚靠工厂中的法西斯蒂队伍及国民党的警察维持自己的地位。同时，因为国民党内部斗争加紧，黄色工会的派别斗争也剧烈起来，改组派正在想利用工人对南京政府的不满，利用工人的经济斗争，进行欺骗群众的工作，企图握取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打击蒋介石派。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右派，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严重进攻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应该罢工，也就是和黄色工会一样帮助统治阶级来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仅仅只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赤色工会是坚决的拥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组织工人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进攻。党和赤色工会在最近的工作中得到了以下的成绩：在几次反帝示威中提高了工人的情绪，党的政治影响在工人中扩大，有些企业中增加了党员及工会会员，并团结了部分的工人群众在自己的周围，开始建立了工厂委员会。领导了一部分的罢工斗争，组织了一些工人的反日会义勇队及辅助组织，在工作中开始运用公开工作的方式及下层统一战线等。但是党和工会组织还是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还非常不够，还暴露了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有：（一）在组织反日罢工中充分表现我们组织的无能和不积极，不会将工人的经济要求与反帝口号联系起来动员群众，许多日本企业的罢工与辞职没有去领导，使罢工还没有成为目前反帝运动中的主要力量。（二）赤色工会独立领导经济斗争的成绩极少，缺乏有计划的耐性的准备，很少去领导工人的自发罢工，甚至有人说，工人只有在组织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之后，才能举行经济罢工。同时赤色工会又不会在组织上来巩固自己的影响和已得胜利。（三）赤色工会在企业的组织非常薄弱，尤其是各重要产业部门。缺少经常工作，不能将企业中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领导大多数群众，散漫和会员的流动现象，还没有消灭。（四）空有庞大的上层工会机关，部分工作人员的雇佣化与对工作的敷衍，以及悲观消极和清谈的现象，还非常严重。没有将一切工作的重心放在企业里面。（五）不了解工会工作的中心是解决工人切身的日常问题，不会利用工人的切身问题来联系到党的主要任务，常常使工会的工作与党的工作完全一样，用建立党的方式来建立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不善于运用群众工作的方式去接近和领导群众。（六）不会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来吸引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没有组织〈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等，或者由少数赤色会员推举罢工委员会，脱离广大的群众。不会利用公开并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七）在黄色工会中还没有建立有力的革命反对派，不愿在黄色工会的群众中去工作，不注意研究黄色工会欺骗群众的方法并拿住每一个事实来揭破黄色工会的欺骗。同时投降黄色工会的倾向还时常表现出来。（八）党的地方党部和工厂支部忽视建立工会和参加工会工作的重要，许多工厂的同志不加入工会，认为建立工会仅仅是工会工作人员的事。（九）对于失业工人运动及青工女工工作一般的忽视。（十）在苏区的工会工作，在有些主要区域内（如湘鄂西，鄂豫皖两苏区）已经有了不少的成绩，但是，在有些苏区内（如中央区，湘鄂赣苏区等）一般的是忽视了工会工作，工会还是空洞机关，没有领导工人争斗及大大的改良工人生活，甚至劳动法及八小时工作也不能充分实行，并有认为在战争紧急时期必须放弃工会工作的理论。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就是使党和赤色工会落后于客观形势的主要原因。党为着完成自己在职工运动中的中心任务——动员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罢工，成为目前反帝运动的中坚领导力量，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为澈底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及完成土地革命而斗争，就必须领导日益发展的经济斗争，使这些斗争与党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消灭党和工会在职工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保证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完全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准备力量来迎接当前的伟大革命。要达到达一目的就必需执行下列各项：（一）党与工会的组织应以极大的紧张和毅力来组织反帝国主义罢工。开始发动那些中心日本工厂，利用日本资本家的关厂政策来组织工人的进攻。努力使罢工扩大到一切工厂，同时反对国民党并竭力拥护工人的本身利益，使工人的经济罢工与反帝反国民党的罢工密切的结合起来。应坚决反对国民党借口“救国”来禁止“劳资纠纷”，反对资本家借口“提高生产”来进攻工人阶级。应广泛的利用公开来建立广大工人群众的反日组织。应很好的答解工人对罢工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如救济费等）。同时应宣传只有工农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党和工会应采用各种方法去领导那些反日的自发罢工与辞职，使工人的行动转向积极的有组织的斗争。（二）党和工会组织应集中力量来领导日益发展的经济斗争。这是夺取工人群众到党和工会周围所必须拿住的关键。赤色工会及革命反对派应在群众的经验中去证明自己：是群众切身利益最忠实的拥护者，与黄色工会的欺骗，拍卖和背叛完全不同，证明赤色工会和反对派不只是对远大的政治问题有办法，并能使群众从赤色工会和反对派那里得到一切切身问题满意的回答与解决。这是吸引工人的自发斗争来寻找赤色工会领导的最好方法。党和工会的组织应使自己不落后于群众，就应经常查明和表白群众的情绪，把群众的不满变成简单明了的要求，时时都准备来领导群众斗争。应提出各产业部门的要求纲领来准备每一产业的同盟罢工。应扩大工人的每次罢工，组织群众的“同情运动”，来发动同盟罢工。同时赤色工会还应该动员自己的组织及在自己领导之下的工人去援助自发罢工，用写信，慰劳，招待，派代表，组织后援会等方法与罢工工人发生联系，在刊物和印刷品上向罢工工人作各种提议，用这些办法去扩大启发罢工并给以领导。（三）党和工会应该用种种方法使罢工政治化，使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的罢工。我们的组织应该在罢工进程中提出各种为工人群众所了解的政治口号（如反对用军警压迫工人罢工，反对把机关枪架在工厂门口，反对公安局捕人）来使罢工政治化。应该组织群众来反对禁止罢工，逮捕工人领袖，解散工人团体及封禁工人报纸和搜查，要求集会结社罢工等的自由等，反对国民党的仲裁调解，反对国民党办工厂法工会法，一直到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的直接斗争。只有忍耐的，经常的，向工人群众宣传我们的政治口号，只有在实际斗争中，使工人群众在自己经验上了解我们的口号的正确，我们的口号才能为广大的工人群众所拥护，才能使广大的工人群众为了我们的口号而斗争！（四）赤色工会独立领导经济斗争必须广泛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下层统一战线应基于下层群众的共同要求（首先就是工人的切身要求）上建立起来。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应该普遍成为领导斗争的组织形式，应该号召全体工人或大多数工人来选举罢工委员会，使罢工委员会一分钟都不要脱离群众。秘密的赤色工会应依靠自己在罢工委员会的小组来领导罢工委员会，完全采用群众工作的方式来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在黄色工会有力量的企业中，更必须采用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的方式来夺取经济斗争的领导权，努力使这些委员会脱离黄色工会和国民党来独立领导。（五）应该努力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利用各种可能来征求会员（尤其在罢工时期），召集赤色工会的代表会，建立各种产业委员会等。党的地方党部和工厂支部应该把工会工作放在工作日程的最中要地位，尤其在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中，党的支部就应该担负建立工会组织的责任。党和工会应集中力量克服一切的困难，在铁路，海员，五金及重要矿山中工作，建立组织，夺取这些重要产业下面的群众。赤色工会应利用一切的可能跳出目前的秘密状态，应组织群众的力量来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利用罢工委员会在结束的大会上来建立工厂委员会，在可能时直接把罢工委员会转变为群众的赤色工会。利用各种临时紧急问题（如大的罢工，目前的反帝高潮等）来召集各种工人团体的代表大会并成立联合的组织。赤色工会组织应积极参加这种联合的组织握住领导权。（六）党和工会应在各地建立各种公开辅助组织。这些组织应适合群众的需要，经过党员和会员在群众中去发起来建立。应在这些组织中扩大党和工会的宣传影响，吸收党员和会员，并利用这些组织来帮助工人的斗争。（七）为着与被收买的流氓工贼及法西斯蒂队伍作斗争，应组织罢工纠察队及工人自卫队。应利用目前工人对于武装的迫切要求，利用各种公开的名义来普遍的组织工人的武装队。（八）在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是党和工会主要任务之一。应采用各种方法和步骤去进行。切实推动在黄色工会中的同志和赤色小组去工作，训练他们的工作方法，在与黄色领袖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征取群众，联合赞成赤色工会纲领的工人来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反对派应在每次斗争中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利用各种事实揭破黄色工会的纲领和欺骗。当着大多数的群众团结在反对派的周围，就可以从黄色工会分裂出来。党员和赤色会员参加黄色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只有群众选举的才允许），主要的目的，是在代表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而说话，是在不断的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并揭破黄色领袖们的欺骗作用与他们的出卖行为，把群众夺取到赤色纲领之下。党和工会对于被选者应有严格监督与领导。他们不应脱离企业，不应领受国民党的津贴。（九）应该加紧反对一切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取消派，罗章龙派等等。在斗争中揭破一切这些派别的阴谋与欺骗，指出他们反对工人阶级投降统治阶级的实质。这一斗争在目前尤其重要。（十）应特别注意组织失业工人运动。建立失业工人委员会，用各种方式来组织和帮助失业工人。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来解决目前切身生活问题向政府和雇主要救济，住到空着的和公共的房屋中去，联盟不交房租，自动分配公共的和私人的粮食等，组织失业工人及一般失业群众的示威。使失业工人运动与在业工人联系起来，反对资本家的收买。反对关厂，反对资本家的开除政策。应宣传工人失业的原因和出路。应向工人解释水灾的原因及其与工人生活的关系。号召工人援助灾民的斗争，使失业工人运动与灾民斗争打成一片。（十一）整个组织应重视青工女工工作。在青工女工中发起组织读书会，体育队，音乐队，儿童团等。召集青工女工代表会，在斗争中提出青工女工特殊要求并联合全体工人为这些要求斗争。号召青工女工加入工会及纠察队等。加强对青工女工的教育，组织特别的训练班。还应在工人家属中工作。（十二）应注意建立工人的报纸，工厂小报及画报等。拿住企业中每一个工人的切身问题和斗争问题来讨论分析。注意揭破黄色工会纲领及国民党的武断宣传，组织大批工厂通讯员并教育工人投稿。使报纸大部发行到工人中去。应宣传苏维埃区域及苏联的工人生活，宣传苏联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人的关系。（十三）党和工会应将一切工作重心放在企业里面，坚决执行“面向生产”的口号。应帮助得力的同志去参加生产，经常检查支部，派最有经验的同志指导支部工作，从企业中培养大批干部。短期训练班应普遍到许多工厂矿山，并提拔新干部到指导机关负责。应与工会会员的流动性作斗争，就应该建立工会生活，使企业中的组织有经常的实际工作，绝不允许到支部中清谈。应极力缩小工会的上层空机关，把工作人员分配大企业中去，消灭工作人员的雇佣现象。（十四）应该加派职工运动的干部到苏区，严格训令苏区同志执行国际中央和全总对职工运动的决议，按照产业的原则来建立和改组苏区的工会，发动工人斗争来大大改良工人生活，实行劳动保护法，增加工资，八小时工作，救济失业及社会保险等。在苏区应训练大批的工会干部，尤其注意雇农工会的组织和建立。在战争紧急时更应加紧工会工作，经过工会发动群众来参加战争。在国民党的后方应动员群众来援助苏区和红军，扰乱国民党的后方，破坏军事交通等。应在工人中组织“红军之友”，募捐慰劳红军，征调工人到苏区和红军。（十五）为着执行上述任务，党必须坚决的在两条战线上作斗争，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保证工作方法和方式的澈底转变，尤其要集中力量来反对右倾危险，各种黄色倾向，投降黄色工会的主张，和平合法的观念及消极不动的情绪，与清谈，敷衍的现象。每一具体的错误倾向，必须与之作最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来教育同志。应尽量使两条战线的斗争具体化，并且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中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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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为土地问题致中央苏区中央局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为土地问题致中央苏区中央局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中央苏区中央局：本年八月你们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现已收到，知道你们已正在开始抛弃过去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非阶级路线的办法，而接受——国际和中央的决议，但这仅仅是开始，在你们决议案中，我们还发现有很多非阶级路线的观点和办法，必须立即加以纠正，才能使土地革命的果实真正落在贫农雇农和中农的手中，而不为富农攫去。现将主要各点分别指示如下：（一）欲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必先对于中国农民的各阶层有明确的认识，以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他们的态度，因此，中国农民各阶层的定义，必须首先弄清。过去有一时期，苏区对农民各阶层所给的定义是以收获量的多少来判别富农中农与贫农，这当然是非阶级的错误观点。在这次决议案中，你们说：“只有在革命前，据有较多土地，自己耕种一部分，而以一部分出租或放高利贷及经常雇用雇农的人，才叫做富农”，“中国的富农是兼地主和高利贷者，所以他们的土地应当没收”。照这样看来，那不兼地主，不兼高利贷，只是经常雇用雇农的人，就不是富农，他们的土地就不应没收了。这当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第六次大会已经明显的指出，凡是剥削一个雇农或一个雇农以上的农民，都是富农，不论他们兼不兼地主，放下放高利贷。你们对于富农的不了解，不但使革命前许许多多的富农，逃出了你们的法网，并且把革命后，所有的富农都放走了，因为革命后的富农，依法不能兼做地主，兼放高利贷，在这里，你们无形中替富农做了辩护。此外你们说：“商人不应分得土地，已经分得土地的现在应当收回，但这种办法只限于那些专门经营商业的商人，至于以农为主以商为副则不在此例。”这岂不是说富农的土地不应收回吗？因为富农正是“以农为主，以商为副”的农民！最后，你们说：“至于流氓在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时，可以分得土地。那些已经分得土地而自己不耕种，使土地长期荒芜的流氓的土地，在大多数农民赞成的条件之下，可以实行收回”，我们不了解，你们所说的流氓到底是指什么？我们想如若苦力与雇农分得了土地，而你们不去想法帮助他们工具，种子，肥料等等时，他们拿到了土地还是不能耕种，以至土地荒芜。难道这些苦力与雇农都属于“流氓”，以至他们的土地应该收回吗？这些当然完全是富农的主张！（二）要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各阶层的态度，还须首先认清土地革命的中心对象是在消灭封建剥削关系与地主阶级，因此，过去苏区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这不仅是不正确，而且还动摇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土地私有的观念，以为连他们的土地也要被人没收。现在国际更进一步的指示我们，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也同样含有危险性，使广大的自耕农（富农除外）感觉到自己的土地也有被人拿出平分的危险。所以正确的口号仍当是去年七月国际对中国问题决议案所指：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及大私有主祠堂庙宇教堂的土地，把这些土地澈底平分给贫农雇农与中农，这样，才不致使目前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模糊起来，而动摇农民群众的战线。你们这次决议案已经承认把土地分配给乡村中一切男女是错误的，你们更应深刻的认识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同样是错误的；同时你们在决议案中还没批评过去容许租田给地主家属种，也是错误的，而只严禁地主买回土地，并容许他们及其家属“在赤区内开垦”，这仍然是变相的分田给地主耕种的办法与给他们暗中租田的机会。一句话，要澈底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剥削关系，绝对不能再容许地主阶级及其家属在其土地被无偿还的没收以后，又重新与土地关系结合起来，凡有这类的企图，都是给地主复辟的机会，我们应给以无情的打击和反对。（三）根据目前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在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剥削关系，当然不能得出消灭富农的政策，但决议案指出：“只有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时，革命才可以消灭富农”，仍然是错误的，因为中国革命即使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后，也必须进展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时，才能提出消灭富农的任务，这就是说即在革命转变后也还要经过一个过程。苏联十月革命后，富农还有一个时期的发展，中国将来这个过程的快慢，主要的决定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力量与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帮助。至“杀尽富农”的口号则与“杀尽资本家”的口号一样，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所应提出的口号，这不仅现在提出才是“绝对错误的”，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中，无产阶级政党对富农的态度是以抑制富农发展为总方针。因为中国富农的特征，多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故没收他们的土地，但仍可分配他们一份坏的土地，只要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力去耕种，这表示当没收时，决不分别谁是兼地主和高利贷者，谁是仅仅雇用雇农者，而是一概加以没收，当分配时，则须以自己劳动力去耕种为条件而分以坏田，以一律肃清富农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关系。你们决议案中只有兼地主和高利贷的富农的土地才没收的主张，当然很可给不兼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富农拿来做护身符避免他们好的土地之被没收，这是一。第二，你们决议案中又绝未提到没收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只提到没收地主的农具，这又给富农一种回避执行土地法令的借口。第三，你们又肯定说在人口多的地方，只有以人口为平分土地的标准是正确的办法，而且能迅速分配土地，假使在富农家属人口多而贫农雇农多是“光杆儿”，即有家小而自己又因穷困所迫出外谋生一时不能回乡的地方，富农正好利用你们肯定的原则，很迅速依照人口标准平分土地，则结果必致贫农雇农与中农受到损害而富农蒙其实惠。这三点全是决议案中对抑制富农发展的方针有所动摇。（四）决议案中，再三声明“侵犯中农的利益，是土地革命中最危险的倾向”。不错，上地革命基本的群众是贫农与中农，从无产阶级观点上看，必须依靠贫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才能使土地革命澈底完成，但不能因巩固与中农的联盟，便要牺牲贫农雇农的利益来迁就中农，这样，将使贫农雇农愈加无力领导中农，而富农反得从中影响中农。相反的原则，应多抑制富农的发展在贫农雇农绝不侵犯中农利益的条件下，使中农也能多得利益。假使闽西苏区提出“富农中农分坏田，贫农雇农分好田”的主张（原决议文在此外写得不清楚，只能了解大意如此），当然要坚决反对，因这是送中农给富农最好的办法。但你们对巩固中农联盟的具体方法，却是“雇农贫农中农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被没收的土地房屋财产森林生产工具等按照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来分给工人雇农贫农中农），这〈里〉边实包含许多错误。第一，不同的农民阶层，绝没有绝对平等可说，同样多而又同样好常常会变成一种空想，否则便要牺牲贫农雇农的利益，因为一个地方的土地大多是有上中下三等田，坏田既给富农，中田又给谁？如上中等田各人都分一点，则既嫌零碎，且事实上亦常做不到。故好田必先给贫农雇农，中农最好是不变更他原来耕种的上地，即使是好田亦然；如他们原有的收获量比平分后的收获量较多（也只能较多，决不会太多，太多便不是中农而是富农了），则在不侵犯中农利益的条件下亦不必要他割出，如较平分后的收获量为少，自然应给他补上，则补上的即使是中等田，也仍然与他有利。所以不侵犯中农利益的具体办法应是如此，贫农雇农对中农必须的让步便在不再要他（中农）割出原〈有〉的较多的收获量，而好田仍应首先分给贫农雇农。国际东方部对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上，曾剀切说明：中农即使在平分土地时不能得到更多的土地，但他已经免除了地主的佃租（佃农）或军阀政府的田赋（自耕农）以及一切官僚豪绅国防的征发和剥削，这在他已经大大的获得土地革命的利益。第二，如提到分配土地，则不应将工人与贫农雇农中农列在一起；如专指分配没收地主豪绅官僚反革命的房屋财产，则应分给城乡的一切贫苦民众，而不应只提工农，森林则又当别论，大的山林应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小的竹林，桑田，茶山。以及造纸的树林应照稻田同样分配给农民。至于生产工具，则只能是地主的与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必须分配给没有农具耕牛的雇农与农具不足耕牛缺乏的贫农，即使在分给雇农贫农之后仍有多余可给中农，那却是例外的事。所以将雇农贫农中农聚在一起，平分没收来的农具耕牛，完全是侵犯雇农贫农应得的利益，使他们仍然感受农具不足之苦，而使中农于本身不甚缺乏的农具外（中农之所以能够生活，农具必不甚缺乏，即使稍有缺乏，也必不如雇农贫农之甚），反又多得一份，以便利其向着富农方面发展，这完全是错误的办法。假使你们在分配没收来的农具耕牛时，是主张将农民原有的农具耕牛都计算在内，合并起来重新分配，这不仅事实难以做到，且将引起广大农民私有观念的反抗和不安。如你们因为某些地方经过战争之后，连中农的衣具耕牛都被敌人烧光杀光，故非连中农一同分配不可，但这不能算做一般的原则，尤不能以此当做巩固中农联盟的具体方法。（五）根据以上各项所指，我们已经看出决议案对于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发展巩固中农联盟所采取的办法有许多是不正确的了，而更严重的则是该决议案竟对于无产阶级在乡村的基本群众——雇农与半无产阶级的贫农，没有一语提到他们特殊的利益，如国际决议案及中央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所指以好田分给贫农雇农，以没收地主的及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分给贫农雇农，为贫农雇农组织农具经理处与耕牛站，借种子肥料给他们等等。这决不能说法令中已有，决议案中可以不提，因为你们处处以雇农贫农与中农并列，提出绝对平均绝对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反变成以中农为中心，使贫农雇农处在绝对不能平等发展的状态下了。这更加失掉无产阶级政党自己的阶级立场！（六）在平分土地问题上，我们既不提出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在实行上，我们也就不应在决议案上肯定的主张在各地都“应把已经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土地和中农贫农自己的土地一起拿来平分”。假使某些地方，中农开始时不愿参加土地的分配，即使他们每人据有的收获量较多于平分后每人应得的收获量，但在不侵犯中农利益的原则下，应对他们让步，可以不将他们土地与他们自己加入分配土地的范围内，同时，我们应坚决反对强迫中农拿出他们的土地一同参加平分。总之，没收与平分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土地给他们坏田自种，可以订之于法令，至于平分土地的范围是否包括中农（富衣的自耕农不算，因已在没收之列）在内，这要决定于他们的自愿，不能以法令来强迫。（七）关于平分土地的标准，决议案中肯定以人口为标准是正确的，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是不适当的，中央以为这是错误的。国际决议案及中央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不愿肯定只有一种办法是适当的，而只说大致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因为我们肯定的是平分土地的原则，应没收富农土地给他坏田自种，分好田给贫农雇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至于分地的标准，应依各地环境在上述的原则之下，看如何能使贫农雇农中农更有利，便如何办，这点农民自己在他们本乡本土，比我们知道还清楚。至于决议案肯定说“人口过剩土地缺乏”的地方，只有以人口为分配标准，“人口少土地多”的地方，才可以劳动力为分配标准，这使我们不能了解。因为国际与中央提出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分配标准，正是为人多地少的地方设想。我们知道人口多的地方，一定是贫苦阶层的农民群众更多，而“单身汉”的苦力雇农与从外边流落回来的贫民当亦不少，即是〔有〕家属子女的贫农中农，他们的家属人口亦常较富农为少，富农则几乎人人都有家小，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使他们易于成家。在这样情形之下，如以人口为分配标准，每人可分得收获量三担谷，然而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富农全家的收获量将较原先每任三石谷的全家总和为少，而“单身汉”的苦力雇农与外边归来的贫民，每人将分得较三石谷为多的收获量，家小人口较富农为少的贫农雇农亦将分得较多收获量，中农在不侵犯他们利益的原则下，或者与原先收获量一样多或者较多。至有劳动力的人应分多少，无劳动力的人应分他们的几分之几，而劳动力的标准限制在几岁以上几岁以下，则可依各地实际情形以何者最有利于贫农雇农中农为定。所以在我们看来，以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为标准一般是对于贫农雇农有利的，只有在特殊条件之下，以人口为标准，才对于他们有利。但你们的观点，却正相反！（八）关于分地的对象，你们决议案中没有提到对于红军中还有非苏区的农民与俘虏哗变过来的士兵如何办，因为他们大半在苏区是没有家属的，这点在中央上次指示信中已经提到，那种红军公田的办法是在湘鄂西鄂豫皖两苏区试行了而有成效的。在白军中当兵士的家属为〔如〕系农民，我们只能以其家属的农妇地位分土地给他以影响她的丈夫或儿子，不应如红军战士一样，连白军兵士“本人”也分得土地，决议案这种规定是不对的。（九）综合这上述一切，可以明显看出你们决议案与国际中央的决议和法令草案有很大实质上的不同。国际和中央所要实行的是：地主阶级必须澈底消灭，绝对不能分田和租田给他及他的家属，凡是富农的土地都须没收。只有在他们自己耕种的条件下才分坏田给他们，富农的多余农具耕牛，也须没收，要分给雇农贫农使用，巩固中农联盟要在不侵犯中农利益的条件下向他让步，贫农雇农必须分得好田，要为他们组织农具经理处耕牛站及借种子肥料给他们，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不应提出，在实行上，只有在自耕农（中农贫农）自愿的条件下，才能将他们的土地拿来一起平分，分配土地大致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你们决议案中要实行的则是：容许地主开垦，未禁止他们租地，富农只有在革命前兼有半地主半封建剥削的人的土地才被没收而给以坏田自种，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农具耕牛，巩固中农联盟是要侵犯贫农雇农的利益，与贫农雇农绝对平等的分得同样好的田，与贫农雇农绝对平均的分配没收来的生产工具及财产房屋，没有专门为贫农雇农谋利益的特殊办法，而使他们附属于中农，分配土地，不仅提出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并且肯定主张将地主富农及中农贫农土地一起拿来平分，并肯定以人口为分配标准是正确的，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是不适当的。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实质，很明显的，前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路线的办法，后者是非阶级路线的办法。因此，你们决议案虽在原则上接受了国际和中央的指示，声明抛弃了过去非阶级的路线，但这些对立的实质和办法，将完全取消了你们所接受的原则。无怪这一决议案中，一方面承认“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非阶级的不正确的办法，另一方面却又说“执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成绩”，“在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比较澈底的地方尽量的使贫农中农能够保留其原来已分得的土地”，便十足的表现这一精神！要知江西苏区土地革命的成绩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他的成绩是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平分这些土地，推翻国民党地主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和巩固工农红军，绝不是在执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相反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恰恰是土地革命进行中一个富农路线的办法。至于所谓“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比较澈底的地方，无论他怎样澈底，贫农总还保有他们所谓少的瘦的那块土地，不过另外加了一些多的肥的，以与富农所保有的没被抽出的那块肥田在收获量上相等，现在要贫农中农保留其原来已分的土地，等于给富农一个机会讨巧而不变更他们保有的那份肥地。所以这一决议案与国际决议及土地法令同时发表，必将给富农以更多便利来曲解和不执行国际决议和土地法令，来攫取土地革命的果实，以影响中农而更加削弱贫农雇农的力量。中央要求你们在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改正这些错误的观点和办法，重新成立决议，使目前苏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能毫无修改和曲解的在群众中澈底执行。中央相信你们有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的勇气，必能坚决的毫不迟疑的顺利的达到这一任务，领导苏区广大群众和工农红军好更有力的开展土地革命的胜利。中央—九三一·一一·一○附：关于“移地”的事业，我们不甚了解，故未加以批评。根据《红旗周报》第二十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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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的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了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暴动，暴动的胜利，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由于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七年的屡次遭受摧残与失败，近郊农民与兵士工作之缺乏及暴动组织的政治上与组织的个别错误，广州暴动及广州公社在帝国主义者的炮火之下，失败了。广州暴动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企图挽回失败的退兵时的一战。但是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了，而广州公社的意义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不会磨灭的。广州公社开始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的阶段，指示中国的劳苦群众及东方殖民地的奴隶们求自己和民族的解放的真正道路。一切污蔑广州暴动为盲动主义的托洛斯基，彼彼儿，陈独秀之流，都在革命的战斗之中，背叛到敌人的队伍中去了。公社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公社社员的革命的热忱与勇敢是值得每一个革命者的尊敬的，公社的教训，武装暴动的教训是值得每一个共产党人加以深刻和详尽的研究的。特别是全国革命危机逐渐成熟的现在来纪念广州公社与其英勇牺牲的战士是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二）在广州公社失败之后而继起的新的中国革命的高涨，已经循着广州公社所开辟的道路——苏维埃的道路大踏步的前进了。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已经不仅在零星的乡村之中得到了胜利与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的存在已经不止一年了，而且从反动统治手中获得较广大的几个区域，并且成立了全国的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仅仅这个事实已经千百倍地加重了今年纪念广州公社的意义。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的并存与对立是中国目前事变的主要的特点。一个是在萌芽与茁长中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个专政正在一天天的发展，另外一个是为帝国主义所维护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这个专政虽在广大的区域及中心工业城市中维持他的统治，但是他正是被工农的革命争斗震撼和威胁着他的存在。两个政权的尖锐的对立，必然的要形成为残酷的国内的阶级决战。反动统治阶级虽然遭受到三次“围剿”的严重失败，但是绝不会丝毫的忘记了“赤色”的危险。动员一切工人，农民与劳苦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拥护苏维埃与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而争斗，是党的总的战斗任务。（三）目前在全世界上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急剧开展，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两个社会制度之尖锐的对立，更加加重了反苏联战争的危险。资产阶级正在动员着他的整个的机关与力量，来进行反苏联的战争准备。法总理赴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总长们的风尘仆仆，满洲的占领与日本资产阶级反苏联的狂热，苏联集中兵力于满边及援助马占山的无耻的谣传，德国天主教所主持的新的反苏联的宣传，捏造所谓苏联的经济危机，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区别作反苏联的舆论准备。反苏联战争是在急速的准备着，但是我们拥护苏联的宣传与实际工作上的准备是远落后于资产阶级的反苏联战争的准备。加紧武装拥护苏联的宣传煽动，及切实工作上的布置，是绝对不能延迟的了。（四）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怒涛，与空前水灾及紧张的灾民的为土地与灾荒的争斗，城市工人运动的开展着的对资本进攻的反攻与进攻的争斗造成了目前全国革命危机的日益成熟。广州公社纪念日的来到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在满蒙肆虐而伟大的全国的反帝争斗蓬勃发展，正是今年的寒冷与饥饿的冬天降临于被灾的千百万农民与失业工人身上，正是中外资本家对于工人残酷的进攻的时候。组织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的部分的经济的争斗，领导与开展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将广州公社的经验与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必要，在群众中广大的宣传，引导他们向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堡垒作坚决的决定胜负的决战，是党的迫切的任务。经过长期坚苦的工作，我们要将今年寒冷饥饿的冬天变为工农革命进攻的冬天，变为新的苏区建立与现在苏区巩固与扩大的冬天。（五）根据着目前的形势，在广暴纪念中，各级党部应该进行下列的各项具体工作：（1）印发各种宣传品，在群众中进行广大的宣传与鼓动，解释广州公社的经验与教训，宣传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必要。在每一个支部与小组间，特别的讨论广州公社，使广州公社的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为每一个党员与团员所深切了解。（2）进行文字的日头的宣传鼓动，来说明两个政权尖锐的对立的形势和意义，而动员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来拥护苏维埃政权。这里最好的方法是将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与法令与国民党的法令对照——特别是宪法大纲与国民会议通过的所谓约法，劳动保护法与工厂法工会法，土地法与国民党的土地法。动员工人群众参加红军的工作必须十倍地努力来进行。（3）进行广大的拥护苏联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将五年计划第三年的成功与世界经济恐慌对照起来。在党报及我们领导下的各种报纸上开展拥护苏联的运动，坚决地揭露一切国民党与帝国主义报纸上反苏联的无耻谣传，组织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拥护苏联的组织——苏联之友协会，五年计划研究会等。（4）广州公社纪念的工作必须要加紧党在一切群众的工作与活动，必须打破为纪念而纪念的错误。在广州公社纪念日，党必〔须〕估计各地的实际状况来举行各种形式的行动——露天大会，飞行集会，分区示威与总示威。但是这些行动，必须以艰苦的厂内活动与动员广大的群众来决定。只有在罢工运动及灾民斗争的基础上，这些运动才能有力。因之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战斗与灾民争斗是广暴工作中之重心。健全支部生活，创造真正党的生活，是建立经常群众工作的基础一切放弃日常工作，取消日常工作，调动一些先锋的先锋去示威的立三路线的方式必须加以打击，而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与怠工，尤其应该加以布尔塞维克的猛击。（5）目前的高涨的反帝运动，在广暴工作中，丝毫的不能放松党对他的领导，相反的只有加紧反帝的领导，加紧开展反日争斗，变成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争斗，才能够使我们顺利的完成广暴的工作。（6）必须采取一切的方法加紧对于灾民与农民斗争的领导，发展他们的部分的争斗，以发展游击运动，创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7）在广暴工作中必须加紧反对一切在野派别，这些派别的活动是援助破产的国民党的统治，来阻碍群众的革命化。将改组派是广州公社的刽子手及取消派的对广州公社的叛徒的估计，广大的在群众中揭破是有力的反对这些派别的武器。（8）在广暴工作必须注意到党和一切群众组织的组织上的发展，进行广大的征收党员及群众组织会员的工作，组织上巩固党的政治影响的开展。（9）在苏区中广州暴动的纪念中必须举行各种公开的纪念。必须在一切俱乐部，读书室，列宁校中讨论关于广州公社的问题，加紧对于群众的国际主义的宣传，组织群众的拥护苏联的团体。一切的纪念工作必须与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根据地的争斗联系起来。中央十一月九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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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第七号电——关于宪法原则要点（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第七号电——关于宪法原则要点（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日发）中央局：宪法原则要点如下：一、宪法任务在保证苏区工农民主专政达到全国胜利，并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二、苏维埃全政权属于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者反革命分子没有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权利。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为全国苏维埃大会，闭会期间临时中执委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下设人民委员会。四、凡十六岁以上工农兵劳苦民众不分男女种族宗教皆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五、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六、消灭封建剥削及澈底改善农民生活，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七、限制资本主义发展，更使工农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八、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特权，宣布不平等条约无效，没收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企业与租界，目前许可外国企业在遵守苏维埃法律条件下另订租借条约。九、拥护和参加阶级战争为一切劳苦民众责任，由志愿兵役过渡到征兵制。十、保证工农劳苦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十一、保证澈底实行妇女解放。十二、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权利，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十三、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信教自由的实际和反宗教宣传自由。十四、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十五、庇护受反革命迫害的中国民众及世界革命战士。十六、苏区内劳动的外国人，享有法律上一切权利。十七、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与苏联结巩固联盟。望提此原则要点在苏大会通过。全文即补送上。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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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红军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五日）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发展过程中，由零星的工农游击队伍生长出来，他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作了英勇坚决的斗争，得到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将本身组织壮大起来，成为目前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为要消灭中国革命发展，曾动员了很大的反动势力和数十万技术精强的军队来三次围攻我红军及苏区，结果都被我英勇红军配合群众力量冲破了，因此使中国统治阶级更极度的动摇和加速的崩溃，开展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英勇的红军在这几年的坚决的斗争中表现了他的伟大力量，引起全国和全世界劳苦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要建立强固的革命根据地，争取一省及几省政权首先胜利，红军便是执行这一任务的主要力量，所以目前红军一切的建设，应该适合于实现这一任务的要求。在红军中党的路线，确实〈有〉了很大的转变，如成分的改善，战斗力的提高，红军的扩大和巩固，战略战术的采用，都能渐次实现国际正确路线，使立三路线之下的衰弱的红军逐渐巩固扩大起来，打破了数十万技术精强的敌人，成为目前苏维埃运动的主要力量。目前红军中表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游击主义的传统，还是深远的保留着，组织上一般的松散，各工作机关没有精确分工，也没有建立经常工作，作战自由行动，纪律不严明，教育训练不切实加紧去创造技术精强的部队，后方组织工作没有精确计划，更没有深远计划，这些涣散无组织无计划的现象，成为红军中最严重的状况，为进行大规模作战的绝大障碍。但反对游击主义绝对不是反对游击战术，恰好相反，游击战术要尽力采用，尽力发展。党过去在红军中是起了领导作用，但一般说来仍然是薄弱的，并且还是不能得到一般的正确和明显的了解，把党在红军中领导作用看作党在红军中管理一切，将军事和政治机关的经常工作，由党来包办。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党包办一切的结果，将党变成了事务主义的机关，反而放轻了党在红军中的本身工作。党的组织非常松散，党的生活也不健全，党员的领导作用异常薄弱，党的发展很迟缓，党对红军的政治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也不去加紧，因此不能很紧密的将整个非党员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这种严重情形已成为红军中普遍现象。红军中军队军阀残余，在过去虽经过坚决的斗争，大体消清，而成为创造工农红军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在某些方面仍未澈底消清，如关于管理教育，还不能完全站在阶级路线上及实际要求上去实施，还带着形式主义（如打骂责罚的态度等）。尤其对党及地方政府机关的关系，有些还充分表示象国民党军队对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态度，以为红军是政府的创造者，政府机关应小于红军，没有认清红军是苏维埃政府一部分，政权机关是工农专政的工具。红军中生活腐化的现象有些还是存在着，到处都有表现。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在党内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没有完全打破，所以在组织上产生了各级党的委员会，这种组织是削弱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代表党和政府制度不能澈底实行，政治部工作不能健全起来，这是主要原因之一。过去对于干部的洗刷培养和训练，仍然缺乏明确阶级路线和极端注意，对于提拔和培养工人成分的干部，做得非常不足，各级机关工作人员也不能在自己实际工作中加强工作能力，使其工作专门化，这是因为党包办了一切，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工作不能健全起来的结果。对于集中力量有组织的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创造大批干部，提高红军作战的技能，仍然表示过犹豫的态度，这是因为狭义的经验论和小团体观念没有完全打破的缘故。目前中国革命形势转到了一个新的局面，中国统治阶级正在全部崩溃，帝国主义在中国矛盾更加尖锐化，中国革命高潮猛烈向前发展，这一发展前途必定引起反动阶级更猛烈向苏区红军进攻，但这种形势的转变，是非常利于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展。当前红军作战的环境和任务不仅在政治上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同时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地理条件上，经济环境上和群众基础上都有了与过去不相同的条件。因此，红军一切的建设，必须根据当前和将来作战的环境和任务转变过来，建筑在大规模的作战基础上，反对游击主义的传统，建立周密而有系统的组织，建立科学的分工。大会更具体的指出，在军事政治组织上及提高红军战争力上一切必要的实际办法。（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工农红军最高级权〈力〉的指挥机关，管理红军的组织与给养以及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作战行动，只有立刻健全这一严格集中的指挥机关，才能坚决的执行上级领导机关的计划与统一行动，才能战胜军阀帝国主义的势力，才能达到当前革命任务。（二）加强党在红军中领导作用，首先就要澈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和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的组织与工作。因为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是代表党和政府在红军中最高党的政治机关和人员。打破党的包办主义，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党的一切组织都应该在政治部管理之下，这样才是澈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主要前提，军队中党的生活，应该是为巩固红军战斗力和包〔保〕证命令的执行而不是包办一切的。（三）红军中党的政治工作机关，应有系统的建立起来，因为只有健全和巩固党的组织与政治机关系统，才能保证政治工作的实际，才能提高一般政治水平低落的干部的阶级觉悟，才能提高红军战斗力，才能将整个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最有力的工具。（四）红军中主要干部成分要是工人雇农贫农以及在战斗中表示最勇敢忠实的革命战士，应尽量提拔和吸引进来，军事政治学校应集中力量办下去，学生成分要多吸收工人与雇农，在教育上理论与实际应融合起来，以打破单纯的狭义经验论及空谈论调。（五）加强红军中政治及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为巩固红军战斗力主要条件，在军事训练须着重于技术能力的增高，特别要注意特高技能，要有堡垒战，白刃战，街市战，夜间战，射击飞机等的演习。政治教育精神上，须基于军事化苏维埃化国际化几个重要原则上提高红军的阶级觉悟水平。及将整个红军团结在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之下作坚决的阶级斗争。（六）红军编制须统一起来，要开始适合于大规模作战的组织，要根据目前器械地理条件社会机关及作战对象，并以中央颁布红军编制草案为基本，制定统一和适应的编制。（七）给全各级参谋处组织和工作，尤为目前迫切需要，因为现代火器的发达影响于作战环境异常复杂，而且在战斗条件之下，一分钟时间都有决胜负的意义，如果没有严格的而有力量的参谋处组织和工作，就不能在复杂战斗条件之下组织作战行动和统一指挥。（八）提高军纪，指挥员威信，为巩固红军战斗力重要条件，红军军纪是建筑在阶级利益上，须以自觉和相当监督精神维系之，红军军纪要于每个战斗员在日常生活上养成坚忍的勇敢，团结的精神。提高指挥员威信，须与加紧对指挥员在思想上行动上确能做红军的领导者。（九）应制定颁行红军优待条件〔例〕惩罚条例及各种条件〔例〕。（十）巩固红军后方组织，就是保证红军后方战线与前方战线的胜利，关于军械军医及一切军需用品，均应精确的统一的而有深远的调查和计划。（十一）为应付目前作战环境和完成目前任务的要求，各苏区红军须巩固扩大。红军一三军团于最近期内须扩大，至少要增加到一万人。在扩大红军运动中须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坚决的反对立三路线和招兵买马的观念，应扩大并加紧对独立师及地方工农武装的领导，这样来把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到红军中去，要在有基础的群众中做扩大红军运动，以宣传鼓动经过群众路线的方法，吸收最勇敢的工人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分子到红军中来。为着巩固的进行阶级战争和上述各项任务，必须很坚决的反对红军中一切不良的倾向和思想，游击主义，党的包办主义，事务主义，军阀军队残余，以及狭义经验论和空谈论调，这些都是障碍红军巩固发展的坚石，尤其是游击主义为目前红军须要适应于大规模作战中最大障碍。在红军中加紧二条战线的斗争，尤其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样为目前第一个重大任务。只有在无情的坚决斗争中，才能走到国际的正确路线上，才能保护红军团结和战斗〈力〉的提高。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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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一）苏区党的环境与任务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建设工作的总方针：最近一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飞速的发展。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要建立强固的革命根据地，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因此更加重了苏区党的任务。苏区党的一切建设工作，应当适合于向前开展着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斗争的革命需要，和正在进行着的国内革命战争环境的需要。苏区与白色统治区域环境不同：苏维埃区域党与白色统治区域党所处的环境是不相同的。在苏维埃区域以内，是已经推翻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实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和保卫及发展这一政权的工农红军。苏区党的任务与建设工作的重要：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他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这里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从支部起——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增加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二）苏区党的现状党的组织工作的实际转变，还只是初步的开始，主要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动员群众的工作：苏区党在四中全会后确实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政治路线上，逐渐脱离了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而走上了国际和四中全会的正确阶级路线。但是，党的组织工作的实际转变，还只是初步的开始。对于肃清隐藏在党内的及反动分子——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洗刷富农地主成分等，确有相当成绩。提拔工人干部与转变工作方法，相当的引起注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威信提高了，这些表现是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但是尚有许多重要工作还极不能令人满意，最主要的是表现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动员群众的工作。而立三路线的残余，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浓厚。目前党表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党的阶级基础薄弱，忽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问题，（甲）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到异常的程度。党内的领导机关大多数仍然操纵在知识分子中农及独立劳动者手中，甚至还有地主富农分子暗藏在党内指导机关以内，在某些地方表现有党对雇农苦力工人关门的严重状况。一般的状况是忽视强固无产阶级领导的根本问题，很少注意工人运动的领导。不了解党的领导作用，党包办一切的理论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理论的遗毒：（乙）各级党部对于党的领导作用的了解，是非常模糊而不正确的。以为要保障党的领导作用是要由党来包办一切。党办一切的理论，造成政权与群众组织完全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这种现象的来源，仍然是立三路线取消群众组织的残余，同时表现是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理论的遗毒。支部工作不健全，不注意群众工作的领导：（丙）党的基本组织——支部的工作很少建立起来，一般的状况，是支部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能在群众中起有组织的核心作用，常常做了群众的尾巴，上级党部一切重要决议很少能传达到支部中去，支部缺乏经常的分工和检查工作，很少努力群众组织工作的领导，这样使党员不能过完善的党的生活。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工作方式很少转变：（丁）党内生活表现缺乏积极性活跃的状态，固执迟钝的现象，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派别观念与党内和平主义等，还表现得很浓厚。党内民主化的运用与自我批评的执行，一般的是很缺乏。官僚主义腐化的现象，在党内与政权机关中滋长，而党又没有正确的执行纪律。各地党部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仍然保留许多旧的残余，没有坚决从工作中去创造许多新的工作方式来代替旧有的方式。教育工作缺乏，忽视理论，形成事务主义状况：（戊）党内教育工作与思想斗争也是很缺乏，一般党员对党的基本主张与重要策略的了解是很浅薄的。还有许多党员不认识党的阶级性，把党看成是工农或穷人党，相信党的个人甚过于相信党的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常识的系统教育工作，尚未能引起党严重的注意。而在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党的发展不及客观发展形势，不注意干部提拔，介绍新党员方式错误：（已）虽然革命斗争是一天一天胜利的向前发展，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是在不断的增长，然而党的发展却赶不上这一形势。甚至有些地方党员的数量是减少的。特别是对于提拔雇农苦力工人干部的工作，许多地方尚表现是消极的形式主义，尤其过去赣东南地方与红军中拉夫式的介绍党员，是非常错误的。指导机关不健全，上下级关系不密切：（庚）各级党的指导机关，从支部委员会起都是不健全。没有科学的分工，没有建立各部的经常工作。一切工作多半是集中在书记一人身上，缺少集体领导和巡视工作。上级党部对下级尤其是支部工作情形，不能有很深切的了解。上下级党部的关系异常不密切。党内反革命派别活动仍是一个严重问题：（辛）因为在机会主义时代，党内混进了一批豪绅地主富农成分。这些分子，在土地革命斗争真正深入就动摇叛变革命。加上立三路线的恶果，以及党本身的弱点，造成反革命派别——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在苏区党内政权红军及群众组织中发展的机会，甚至篡夺了一部分指导机关。现在各主要苏区党虽积极领导肃反工作，渐次夺回了党的领导。然而这些反革命派别在党内红军政权与群众组织中的活动，仍然表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健全状况的客观上和历史上原因：以上这些党内不健全状况形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现有的苏维埃区域以内，缺少广大的无产阶级基础农村落后的散漫的小生产经济生活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落后的散漫的生活与手工业工作方式。同时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侵入到我们党里来，以及过去党对革命理论一般忽视，和过去立三路线恶影响，党的组织发展上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等，都是造成党不健全的客观上和历史上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但是党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对国际路线尚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实际工作中实行工作路线的澈底转变，党内缺少思想上及两条战线的斗争，和自我批评发展的不充分。没有充分努力去进行强固党内阶级基础和强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任务，这些是造成党不健全状况主要的原因。（三）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共产党是阶级先进的领导群众的有严密组织的政党：共产党是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他的目前是领导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达到没有阶级也不要政党了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他必须是先进的时常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向前斗争的，他是要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绝不是固执落后而随着群众尾巴跑的。他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本身必须有极强固的无产阶级基础和极严密的民主集中的组织，来担负着正确领导革命的责任。党必须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现在阶级〔段〕中党的任务，是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然而他将来是要领导这一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我们党的每一个分子，都必须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要使我们的党真正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坚决执行全部工作澈底转变：依据当前革命形势，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澈底转变。要与过去一切缺点与错误和各种不正确观念作无情的斗争，使党能迅速克服这许多困难，而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使党得到新的工作上的伟大进步。（1）强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保障领导作用，绝对不是由党来专政：在现在苏维埃政权仅及于偏僻地区的情形之下，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是保障这一运动绝对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前发展的惟一主要条件。这里党必须认识清楚，保障党与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作用，绝对不是由共产党专政来包办一切，而是要真正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共产党在这一政权中，经过无产阶级成分和自己的党员来负起领导的责任。巩固阶级领导不仅是要政治上来争取群众而且要在组织上巩固党的影响：要达到强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任务，首先就要党能运用明确的阶级路线。不仅要极广泛的扩大党的政纲与策略的宣传，努力动员并领导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在政治上来争取苏区中所有的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群众。而并且要加紧工会雇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工作与政治领导，使党在这一基本群众中——工人贫农雇农苦力——能够在组织上来巩固自己影响，推动他们来参加政权工作，保障政权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关系。要纠正一部分同志与群众的错误观念：这里党必须与一切动摇阶级路线，忽视工人运动与半无产阶级贫农中工作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同时党应当注意，纠正有一部分农村无产阶级和党的同志对于无产阶级领导问题一模糊错误的认识。这种错误就是时常把工会与政权对立起来，造成工人与农民的隔膜现象。这完全是因为不了解强固无产阶级领导，是要在一切实际斗争与工作中表现自己的积极性，成为群众所信仰的模范者，才能够真正〈成为〉领导广大的群众中的领导阶级。（2）强固党的阶级基础建立支部工作党的基础要建立在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群众上，反对对无产阶级关门倾向：关于党组织上的改造，首先就要注意到党的阶级基础，必须坚决的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群众上。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党坚决的顽强的执行阶级路线。这一方面是须要澈底肃清地主富农师傅老板分子和一切异己分子，坚决改变干部的成分，尤其是要肃清一切对无产阶级——工人雇农苦力关门的倾向，要在斗争中吸引这些成分中觉悟的进步的分子来增强党内无产阶级的基础。支部工作必须澈底转变，支部要作群众工作：党的支部工作必须有澈底的转变，要使支部真正成为党与群众的连环。必须培养支部在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之下独立工作的能力。支部必须负起对于政府和周围群众组织——工会，雇工会，贫农团，赤卫队，游击队，反帝同盟，互济会，合作社，俱乐部等——经常的领导的责任。努力巩固党在这些群众中政治影响，领导群众的斗争。在没有这些群众组织的地方，就要领导群众建立起来，要坚决反对支部不管或忽视群众工作和把支部看成是单纯的教育机关的倾向。（3）健全各级委员会健全各级党的指导机关，改变指导方法：建立强固的各级委员会——从省委直到支部——是目前党的组织任务中最中心任务之一。要最高限度提高这些党部委员会的积极〈性〉和实际工作的效能。各级党委员会必须有经常科学的分工建立各部的工作。要消灭过去一人包办一切的手工业家长式的工作方式，取消秘书长制度。要肃清党内一切不经过正当组织上的超组织的只信仰个人的现象，上下级党部须建立亲密的关系，下级党部对上级必须经常有口头的或书面的工作报告。上级党部必须切实建立巡视工作制度，经常派人巡视下级党部，检查并实际上帮助其工作。对下级党要随时给以具体的活的（口头的）指导，改变文字的不落实际的指导方式。（4）改进党的生活提高党员注意党内生活的积极性：党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提高与党内生活的健全与否是有极密切的关系。以后党应当注意推动党员对于党内一切问题的讨论，提高全体党员注意党内生活的积极性。要注意党的政策上的讨论，使每个党员能够明了当前的斗争任务，要经常检阅党内工作，上级党部必须向下级党部和党员群众报告自己的工作，引起同志在自我批评精神和两条战线斗争的基础上，来讨论与批评。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肃清命令主义通知主义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党的进步与缺点，各种新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消灭一切事务主义，培养自动工作能力，养成生活的政治化。推行党内民主化，但要防止极端民主化与超组织的政治自由倾向：要适当的推行党内民主化来消灭委派制度的残余。民主化推行的程度当然要依据当时的客观条件来决定（如在当地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问题严重情形之下自然是不广泛的适用民主原则），要防止一切极端民主化和超组织的政治自由的倾向，尤其是在红军中要防止这种不正确倾向的发展以致于妨碍红军的统一指挥。红军的同志是应该绝对服从上级军事政治指挥员的命令（如果发现上级指挥员有反革命的阴谋，当然例外）。但一般的情形，以后地方党委员会和红军各级的党务委员会的产生，非在特别情况下，均须由党大会或代表会议产生，经上级党部批准。这一原则，同样要适用到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指导机关的产生。实行自我批评，防止派别观念与成见和制造派别的倾向：实行党内自我批评，是保障党正确路线执行推动党的进步的最有力的方法。这可以防止党内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极等不正确倾向与现象的产生与发展。以后各级党委员会及支部大会须经常举行工作的自我批评。务要使每一个对党的路线与工作有意见的同志能够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反对一切抑制自我批评，尤其要反对抑制工农同志批评党的企图，以免除一切背着党表示不满而引起消极怠工的恶现象。在厉行党内自我批评中，同时要防止一切派别的成见和感情的无原则的争论，与攻击个人等不正确足以妨碍党进步的倾向之发展，要消灭一切派别观念或制造派别的企图。要使自我批评成为为着国际和中央正确路线斗争的工具。（5）创造党的新干部坚决提拔干部训练干部，反对动摇这一路线的企图：提拔干部是目前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必须坚决从下层提拔在各种斗争中表现积极坚决执行正确路线的工农分子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代替旧有不好的干部，使他们团结在党的委员会周围，成为党的最好的活动分子。对于所提拔的新干部，党必须带有很大的教育性质，时常给以个别的特殊教育。在初提拔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他的工作能力与兴趣，分配以适当工作，提高他的工作能力，逐渐提到上级指导机关来工作。我们要与地方及红军中一切对于提拔工农干部犹豫，留恋旧干部和形式主义做无情的斗争。这些不放心或以为工农分子工作能力薄弱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企图阻碍工作路线的转变的右倾的机会主义。对于干部的培养，除开在实际工作训练外，还须要有计划的组织各种党的，军事，政治以及群众和苏维埃工作的训练班或学校。经常挑选一部下层积极工农分子去受训练，训练的方式与材料都须要有很实际的充分的选择与准备。（6）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加强党内教育，防止两种倾向，注意思想斗争：党内教育工作，主要的是要实际斗争与理论问题能够很好的联系起来。一方面是要打击狭隘的经验论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一切离开实际斗争的空谈主义和一切夸大狂。以后党的重要决议和文件，尤其是每一次的斗争之后，必须把斗争中一切经验和教训整理起来作为一种实际教育的材料，传达到党员群众中去，引起同志讨论。对于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应当要抓住来做思想上的斗争，使每一个党员能得到正确的阶级认识。过去反立三路线反右派及托陈派等类的思想斗争，及国际路线的传达与讨论，是非常的不充分。这一工作，以后还须要继续进行。对于反改良主义及其他反革命派别思想和理论的揭穿，亦得要引起党的注意。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在这些教育工作和思想斗争中，必须要很灵活的联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政纲及目前任务，以达到提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效果。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教育，还须要注意有系统的进行，特别是对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中的干部，更加需要。为着这一工作，党必须切实执行下列几种办法：（一）要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从这里面提出问题讨论。（二）在支部大会或特别召集干部会议，作浅显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报告。（三）组织各种问题研究会。（四）出版各种问题简〈明〉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订其他材料供给党员作研究的参考。（五）在各种训练班要按受训练同志政治理论水平定出这种问题的课目。（六）能识字理论水平较高同志应自己看读基本的理论书籍。党应收集并翻印这类书籍。对新党员必须有特别教育工作：关于新入党的党员，党必须给以特别的教育与训练。一方面是要适当分配以具体可能胜任的工作，去使之受实际工作的训练。同时须要施行个别的谈话式的和集体的——组织新党员训练的教育方法，使他们在进党以后的短期中能够了解了一个党员所应知道的基本常识。（7）严紧党的纪律严紧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严格执行党的铁的纪律，是严密并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在群众中威信的方法。现在在各政权机关红军及各种群众组织中，多半是党员担负着最重要的工作。为要保障这些同志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下级党部与党员对于上级党的决议，应负绝对执行的责任，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这尤其是在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中更加重要。党应当加紧反对官僚腐化贪污等现象的口号，防止那些现象滋长。防止两种不正确的倾向：在严密党的纪律当中，必须防止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产生。第一种，就是假借说服，要防止惩办制度，或是因为感情关系而放松纪律的执行，以致走到根本忽视党的纪律。第二种就是完全不用说服的精神，采用机械的或过分的施行纪律的惩办制度，这种惩办制度的结果，是足以妨碍干部的培养，减弱党员积极性发展的。（8）建立红军中党的组织工作实现政治委员制度与政治工作条例：以上的原则与方法，同样运用于红军的党部。为要强健红军中党的组织，保障党的政策的实现，和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党应当切实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各军党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并指导其工作。中央局对各军党的工作指导亦须经过总政治部。同时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在工作上应有明确的适当的分工。这些工作上的划分，是为着培养新的干部，推进一般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工作的效能，绝不是减轻政治委员对军队中所负党与军事领导上的政治责任。（9）建立健全的党报反对忽视党报作用的倾向：党报是领导全党的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主张周围的一种最重要的武器。要消灭过去党一贯的忽视党报作用，在全党树立对党报的正确观念。建立完善的党报，应看成是党的建立工作重要的一部分。党报内容要最大限度的具体指示性：各苏区的各级党部，应当集中力量组织一个党报。党报的论文对于下级党部应带指示文件的性质。所有内容应有最大限度的具体性。指示地方党部如何执行国际和中央的路线以及每一个斗争的策略与方法。应当发展〔表〕许多斗争的经验教训和新的工作方法。经常提出党建设工作的多种问题，帮助路线澈底转变的执行。但是党报的文字须力求简单通俗，尽量求得能适合党员的需要。为着建立完善的党报，每个党员尤其是干部，应当负责供给党报的材料与文章，并且要努力负起发行的责任。（10）建立党与政权及群众组织的正确领导关系党只能经过党团实现自己的领导，不应机械占据政权与群众组织整个机关：党对政权及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是要经过党团的领导作用来实现党的领导。党绝对没有权力直接命令政权和群众组织。尤其是不应当去包办其一切工作。以后在政权及群众组织指导机关当中，党应当注意引进非党的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培养这些分子的能力，提高这些群众干部的积极性。政府和群众组织，必须真正经过群众选举产生，绝对禁止党来指定委派的制度。党员不必机械的占据这些机关的最大多数，尤其不须要使全体委员都是党员，而以能够保障党的领导为标准。建立党团的经常工作：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健全的党团，来保障党的领导。党团应绝对服从所属党部的指示，执行其一切决议。经常保持党团在会议上一致的意见。加紧对于在机关内非党员的政治工作，达到取得多数来实现党的一切领导。党团在每一次政府和群众组织开会之前，必须召集会议准备自己的意见，上级党部必须经常加紧对党团的领导工作的检查。（11）发展党的组织执行对工人雇农苦力开门的路线，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党：苏区党的发展是党组织上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在党的发展当中，必须特别要执行向工人雇农苦力开门的路线。地主富农分子完全不能容许入党。对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必须有严格的条件。要防止一切投机分子混进党里面来。但是吸收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中先进觉悟分子入党，仍然是很重要的工作。在大的斗争之后，或重要的纪念节，可举行公开征求党员。发展组织与扩大党宣传不可分离，新党员入党必须根据自动原则：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党的宣传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党必须经常向群众解释共产党的组织和政纲及当前任务与策略，使工农群众对党有正确的认识，自动要求入党。要绝对消灭赣东南与一部分红军中过去不经过本人同意的正当介绍手续，而秘密拉夫式发展党的方法。对于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后，必须严格执行候补期。要注意秘密工作的建立：苏区党在公开存在的条件中，仍然要注意秘密工作的建立。尤其是边区的党要准备随时可以转入秘密工作环境的基础这就是保留一部干部与同志的秘密，来担负新环境中的工作。要注意邻近白色统治区域及重要城市中秘密党的建立：根据苏区党执行向外发展的任务，党必须注意赤区邻近的白色统治区域与中心城市中秘密党的建立。同时建立白军中党的工作是目前苏区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党必须选派一部分适宜的干部，到这些地方去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种群众的组织。（12）党团关系问题过去团的严重状况党没有积极领导是一个重要原因：团的组织与工作比党表现更加严重状况。这种结果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立三路线执行的恶果，团的阶级基础薄弱，在许多地方曾被反革命派篡夺了团的领导，造成了现在的严重状况。然而过去党忽视团的作用，对团的取消观念，没有积极领导团，帮助团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党应把团的建设工作看成自己的重要任务，建立党团密切关系：青年工农群众在苏区与红军中的作用显然是增长的，党应把团的建设工作看成是自己重要任务的一部分。要加强对团的领导，帮助团的工作路线的澈底转变。为着团的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党必须调一部分适宜青年运动的干部做团的工作。各级党与各级团，在组织上必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要切实执行互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制度。反对党内对团的取消观念：党为着加强对团的领导，首先要给党内一切对团的取消观念以有力的打击，并且须要使党员了解青年运动的重要意义，和C．Y．工作路线的实际内容与工作方法。（四）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防止转变中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在党实行全部工作澈底转变当中，可以产生各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在发现党内各种不健全状况，因而对党的力量和领导作用估量的不足，走向悲观失望的错误认识。一种是对党的各种弱点不能有正确的认识，不能深刻的了解这些弱点的严重意义，因而对于执行澈底转变的路线会要走到消极的怠工，企图继续现有的状况，或者口头承认，而实际不去真正执行澈底转变的任务。另外有一种“左”的不正确观念，就是夸大党的进步，以为这种转变是很容易的事，不了解这些党内不健全状态是有长久的历史根源，必须要有思想上的斗争与说服，克服一切不正确的认识，才能达到澈底转变的任务。这种任务一遇到转变的困难，同样会要走到悲观失望的前途。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因此党在四中全会与国际路线基础上来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工作澈底转变当中，要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在目前转变当中，要特别注意与一切悲观失望和估量不足的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不能深刻认识转变中的艰苦斗争的“左”的不认真的倾向作斗争。要反对一切党内和平观念，派别观念与小团体和地方观念的倾向。同时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要坚决反对这种两面派阻碍实际工作的澈底的转变。防止肃反工作代替两条战线斗争：肃反是当前苏区的重要任务，然而要防肃反的简单化扩大化而阻碍两条战线斗争，甚至于代替了这一斗争的错误。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巩固党的战线，保障国际中央路线的正确的执行的。党必须坚决的从两条战线斗争中，消灭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巩固党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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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五日）苏维埃运动已经成为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成为中国革命危机的主要标志了。在最近三四年来，由零星的农民游击队发展成为目前强有力的红军，由微小的游击区域发展成为目前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了。在这些苏维埃区域里，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没收了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了土地给中农贫农；消灭了地主阶级的武装，建立了工农的军队。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与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对立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最近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进一步的崩溃，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产生，使这二个政权的对立更加尖锐化，这二个政权的斗争更加剧烈化。这二个政权的斗争，是不能调和不能中断的斗争。在苏维埃运动一开始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就不断的来进攻红军与苏区，尤其是最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国民党派遣几十师的兵力，动员一切反动力量来与苏维埃运动作殊死的斗争。但是，国民党“剿共”计划完全失败，红军与苏区获得伟大胜利，这更证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这一切事实更给所有不相信和污蔑苏维埃运动的托洛斯基主义陈独秀主义以及一切右倾机会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苏维埃运动在其发展中，因为路线的错误——立三路线，曾受到一些损失。但是国际路线的执行，使苏维埃运动走上巩固发展的道路。苏维埃运动中立三路线的错误与恶果我们必须作一个总的检阅，这样的来更深刻的了解国际路线的正确，来定出苏维埃运动的方针。苏维埃运动中的两个路线——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的开始就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共产党在最近几年的艰苦斗争中，领导着苏维埃运动，获得了伟大胜利，但同时也犯了不少严重错误，现在必须以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检阅过去的工作。在最近一年来，苏区党的最严重错误就是执行了立三路线，这路线确实使苏维埃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与挫折。但在四中全会以后党开始转变到国际路线上去，克服了立三路线，而使苏维埃运动走上巩固发展的道路。由立三路线到国际路线的转变，确实是苏维埃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关键。在立三路线之下，党不去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反而采取不顾力量对比的向中心城市冒进的政策，不去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不去巩固和扩大地方武装，反而取消地方武装，不顾及一切社会成份的去胡乱的扩大红军，结果使苏维埃区域受到打击和削弱，使红军受到挫折和部分失败。长沙战争就是立三路线冒进主义发扬的最高峰，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扩大会对长沙战争的估量：长沙战争是冒险主义的行动，但是它确实表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和英勇，得到了伟大的历史意义。但长沙战争的过程，铁一般的证明立三路线的错误和破产。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苏维埃根据地开始巩固，红军开始改造，苏维埃运动开始走到巩固发展的道路。立三路线不仅是简单的冒进主义，而是根本不认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不认识真正发动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立三路线过分估量军事力量，而根本忽视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之建立，因此苏区的群众不能广大的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一切群众组织成为空的纸面上的机关了，苏维埃政权机关也不能发生应有的作用，结果苏维埃运动不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参加，不能得到强固的群众组织基础。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群众开始发动，开始组织，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开始建立与巩固。在立三路线之下，苏区的土地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土地问题上立三路线是“左”的面具——集体农场，苏维埃农庄，掩盖着极右倾的富农路线——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及好的土地，向富农让步。再立三路线是根本忽视土地问题，因此在很多苏区中，地主富农的土地很久没有没收，土地很久没有分配。至于分配了的地方，有些是按照生产工具为标准的十足富农路线，有的是按照立三路线所领导的苏代会之土地法令。就是注重土地问题的江西苏区的党部也同样没有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这种“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非阶级路线是大多数苏维埃区域的普通现象。上述一切错误，使土地革命不能深入，使贫苦农民或者根本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如没有分配土地的地方），或者没有得到最大利益，而使富农偷取土地的果实。这些错误，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与对阶级关系的认识模糊起来。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土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执行了土地革命中的明确阶级路线，执行了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最大利益，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了，苏区的群众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立三路线是根本不认识党的领导作用，它不但继承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论，实行包办一切，并且直接取消了工会青年团等组织。苏区执行了这路线是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是取消了政权工会以及一切群众团体的作用。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使赤区中与赤区附近的白区中的党员与干部受着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立三路线在党的发展上在干部的提拔上，都没有阶级路线，结果，使许多阶级异己分子混进党内，组织反革命派，使党受到极大的危机和困难。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党开始改造，党的作用提高，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始肃清出去，党一天一天的巩固起来了。立三路线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不能具有明确的阶级路线。但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这一现象在苏区里表示得特别明显，并且是普遍于一切苏区的，这是因为苏区党的无产阶级意识薄弱，农民的落后思想反映到党内的恶果。在过去，不仅是在土地问题上，并且在一切政策上，在政权红军工会群众团体的成份上，干部的提拔上，同样也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结果，阶级斗争不但没有充分的发展，反而模糊起来，工农的积极性没有发扬，而使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地主豪绅子弟富农商人混进了政权和一切革命组织，在干部中也充满了这些异己分子。立三路线的执行，使我们不能在组织上来巩固革命的果实，来巩固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反而使阶级异己分子能够混进革命组织和党的组织里来，使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得到利用立三路线的错误，来发展反革命的政党——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托洛斯基派等等——的一个机会。这些反革命分子并且有时是占据了政权及党的领导机关，这样的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与暴动。这些反革命的政党与反革命的事变已成为一切苏区的普遍现象。富田事变就是这种反革命事件的最明显的表示，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和中央局扩大会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富田事变是AB团反革命的暴动。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个事变的处置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阶级路线开始执行，政权开始改造，阶级工会与贫农团开始建立，党内异己分子开始洗刷出去，贫苦工农的积极性开始发扬，反革命派受到严重的打击，苏维埃运动组织上的巩固得到初步成功。总之，由立三路线转变到国际路线，的确是苏维埃运动中的主要关键。在立三路线，富农路线，非阶级路线，以及过去一切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红军受到损失，苏区受到削弱，群众力量不能发扬并且未能组织起来，加之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赤区，的确使苏维埃运动遇到极大的危机，但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苏维埃运动巩固起来，并且得到大的发展。最近各苏维埃区域都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屡次“围剿”，获得新的胜利，都是国际路线执行的结果，尤其是中央区三次战争的伟大胜利更表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正确领导的结果。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军所在地，因此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据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担负在中央苏区的任务也就特别重大，所以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是绝对必要的了。苏区党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一致认为这指示信所与中央苏区的批评与其所指出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在中央局扩大会议以前，不仅地方党部，就是红军中党的领导机关都是执行立三路线，扩大会议前的中央局是执行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确是转变到国际路线的开始。可是对于中央指示信上所指出的中央区的极严重错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仍旧没有明确的了解和及时的纠正。中央局八月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纠正这些错误的开始，是正确的解决了土地问题。大会认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大会认为扩大会后尤其是八月土地问题的决议后中央局的政治路线是一般正确的。大会首先指出：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伟大的成功。红军围绕着广大群众的力量，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的白军，开辟了战争史中的新纪元；在中央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实行了平分土地，并还在八月土地决议后开始实行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实行中央所提出土地法令草案；在中央区建立了强有力的红军，阶级异己分子已经有了初步的肃清，贫农占了多数，工农干部也开始提拔；在中央区广大群众已经开始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开始提高，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提高，一切反革命派特别是AB团遭受极严重的打击和失败。中央区虽然有了这些伟大的成功，但中央区至今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与缺点。这些错误就是中央指示信上所说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大会除同意中央的全部批评外特别指出：1．苏维埃根据地问题：赣东南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主要根据地，这根据地应当伴着闽西苏区和河西与湘东南苏区，而把这些苏区打成一片，建立起更广大的根据地。但是中央区的根据地还是很流动的，与闽西苏区只在最近才能贯通，与河西苏区仍是隔离的。在中央区的根据地上，阶级群众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群众的组织力量更是脆弱，苏维埃政纲没有最大限度的实施。苏区的阶级斗争不但没有发展到最高程度，并且受到障碍，从阶级群众一直到党的干部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是不深刻不清楚的。因此阶级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发扬，而阶级异己分子时常占领领导机关，结果，一切任务的执行只有从上而下的命令，而没有从下而上的群众发动与批评。从政权一直到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非常散漫，并且还有许多纸上空文。在这里要指示出，中央苏区的地方工作是赶不上闽西和其他苏区的。2.红军问题：红军一三集团军确实获得了伟大成绩，成份上实行了改造，工农干部开始提拔，共产党在红军中的信仰很高，反对军阀倾向的残余，曾经做了残酷的斗争。但是红军中的工作仍有错误与缺点：首先在改造红军的成份上不以肃清地主富农商人等分子为中心，而笼统的提出“洗刷流氓”，同时又把白军的一切士兵当作流氓，这是模糊了阶级路线。根本肃清地主富农商人及一切异己分子和提拔工农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的工作没有全部执行。其次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这个游击主义是表现在组织的散漫，小团体的自由行动，工作缺乏科学的分工，忽视阵地战和白刃战等等。因为党的包办，政治委员和军事指挥员的权能表现不够，政治部不能建立，而且没有从上而下的系统，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都不充分。此外，军阀倾向的残余仍旧存在，具体表现就是在指挥员对战斗员和军队对工农群众的恶关系，以及不尊重苏维埃政权的恶习惯。3.土地问题：中央局在八月土地问题决议后，过去的非阶级的“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路线开始纠正，但在执行中，仍旧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来执行这个决议，仍旧有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目前最严重的就是反对中农，破坏与中农联盟的“左倾”错误。中农分中田，不允许中农去参加苏维埃政权，把贫农团来代替苏维埃政权，这都是这种“左倾”错误的表现。雇农工会，贫农团，合作社的组织是不健全的。4．苏维埃政权虽然经过屡次的改造，但还有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等——混在苏维埃政权机关里，因此更失去了工农政权的阶级性。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统治的作用薄弱，政纲没有完全实行，政权的工作没有建立，从上而下的政权系统没有树立，而且党包办政权工作。政权的基本组织——城市苏维埃和乡村苏维埃——根本没有成立，而代之以乡村政府执行委员会及政府小组。政权的组织和工作不是按照政权的形式，而是仿造群众团体的方式（如政府成立宣传部妇女部，政府委员可以随便调动，政府可以随便改组等），并且又是一贯的命令群众，政权的威信很低，政权机关忙于“办差”（找伕子等），“招待过路人”，“打路条”等非政权的工作。这一切都使苏维埃政权不能变成群众的有工作能力的工农的阶级政权，不能变成工农群众斗争的统一意志的表现。5．工会运动与反帝运动：工会运动在赤色区域是一般忽视的，过去的工会完全不是阶级工会，企业主，老板，独立劳动者甚至于和尚道士地理阴阳先生都加入工会。工人反对雇主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发展的，工人生活的改善还很差，八小时工作制一般的是没有实现，其他的劳动保护法更没有实现。工会的领导的斗争是独立劳动者对农民的斗争，这是破坏了与农民的联合。最近工会虽有改造，但工会的整个系统仍旧没有建立，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仍没有充分发展。同样，反帝运动是一般忽视，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群众中进行非常少，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只在开始建立。6．党与青年团问题：共产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极高，成为革命唯一领导者，这是党的唯一成绩，但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非常薄弱，在党的工人和雇农极少，而地主子弟富农商人这些异己分子仍旧有混在党内的，这是过去在党的发展中缺乏明确阶级路线的结果。党的组织非常松懈，党员对组织的认识缺乏，党内的教育训练很差，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很低，党包办一切的制度非常普遍，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论与工作方式的遗毒在党内很浓厚，党的生活非常缺乏，党内的思想斗争，反对倾向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差不多没有，党内自我批评缺乏到极点，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并且存在着一种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这一切都使党的组织，工作，与生活不能健全的建立起来，而使党在一切组织中与群众中的领导作用削弱。青年团的工作一般是忽视的，党对青年团的组织与工作，一般是犯了取消主义的错误，党对青年团的领导与帮助非常脆弱。7．肃清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中央区的肃反工作是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反AB团的斗争是正确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肃反工作中仍旧有很大的错误。首先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群众中的教育工作是非常缺乏，尤其是反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取消派，右派的斗争更是缺乏，而把反对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缩小到破获，捕拿，处决的范围里去，同时，又把一切反动分子，一切不满分子，一切犯了错误的人都当做AB团看待，肃反代替了党内思想斗争与两条战线的斗争，党内生活与群众政治生活落入非常状态。这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了，并且过分估量AB团的力量，轻视革命力量，因此发生恐怖，而把AB团扩大化了，并且在处理AB团时未能每次都把领袖与被欺骗被威胁的分子分别开来。这一切错误形成了一种非常错误非常有害的“肃反中心论”——认为一切工作只有从肃反做起，结果，群众没有发动，党，团，政权及一切群众团体不能改造，不能建立，而这样的肃反有时是得到相反的结果。肃反的专门组织不健全，破获反动的工作不能成为一种专门的特殊工作，而一切党部反把这种肃反工作当着普通的群众工作来做，而根本不去进行反对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和群众的教育工作，这一切都是极严重的错误。这一切错误与缺点，都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表现与结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目前国际的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得到惊人的伟大胜利，五年计划不但执行而且超过，农业飞快的集体化，富农日益消灭，工农生活大加改善，政治和文化程度大加提高，无产阶级专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正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前进。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上，经济危机发展到最高度，生产大缩小，金融大混乱，失业达到惊人的数目，各国财政陷于破产的地位，工人阶级的生活恶劣到万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榨取比以前更残酷。世界革命工人运动与殖民地革命运动正在高涨，革命条件在许多国家里日渐成熟，世界革命的大风暴不久就要到来，资本主义制度正向死亡的末日走去。在苏联与资本主义对抗日益加深，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为争世界霸权为争市场的斗争更形剧烈的条件下，帝国主义正在准备世界大战特别是为反对苏联的战争，最近日本占领东三省，固然使日美英各国间的冲突加烈，同时目前战争的主要危险——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更是日益逼近。在中国，政治经济的总危机更加深入，反动统治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水灾普遍于十六省，灾民达六千万，工人，农民，贫民达到极贫穷的极痛苦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内政外交完全破产，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增加，红军与苏区在胜利后有了新的大发展，日本出兵东三省引起了全国反帝运动的大发展，工人活动高涨，苏维埃运动大发展，北方开始出现苏区，反动军队的兵变与哗乱正在继续，这一切都表示中国〔反〕革命统治之进一步崩溃，表示革命条件之逐渐成熟。统治阶级为要挽救其死亡，正在企图团结与联合，以求一致进攻革命，现在这种企图虽然是没有达到，但是他们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准备与计划是毫不放松的，不过反动统治的内部矛盾和崩溃，并不因此而消灭而减弱，而革命力量的发展，一定能战胜反动统治无数次的更疯狂更野蛮的进攻，而在这些无数次的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一省和几省的革命首先胜利。这是世界革命的新局面。在这种新局面下，苏区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放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澈底的转变党的路线，最大限度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造并扩大铁的红军，发展新的苏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实现全苏大会的一切政纲与法令，建立健全的地方苏维埃政府，这样来支持不断的艰苦的阶级革命战争，来发展苏维埃运动。1．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阶级战争，首先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个任务在中央苏区与其附近（闽西，湘赣边与湘鄂赣边等等）苏区中更加重要。为要建立根据地，不仅是要去扩大和建立红军铁军，还要最大限度的去发动苏区的群众，发扬他们的积极性，组织他们到工会，到一切群众团体，到地方武装组织中去。必须最大限度的发展阶级斗争：农民消灭地方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还要以最大的决心建立赤区附近的白区的秘密工作，进行白军中的革命工作。苏区必须扩大，中央区与闽西的连系必须巩固，中央区与湘赣苏区以及赣南的零星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2．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巩固和扩大铁的红军，为使红军能够担负起大规模作战和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红军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实行澈底的转变，完全脱离游击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传统，建立起严密组织的，有先进军事技术的，有强固的有系统的政治工作，军事上强固的，政治上坚定的铁的红军。阶级异己分子应当继续肃清，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贫农的，党的包办应当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与政治工作条例应当坚决执行，政治部应当建立经常有系统的工件。要坚决的增进军事技能，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的技能，要坚决反对落后的阻止红军技术进步的狭义的经验论。同时要反对不尊重苏维埃政权，不爱护战斗员的和其他一切军阀思想与行动的残余。红军必须扩大，并要进行扩大红军的经常运动。3．为着发展苏维埃的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我们必须进行改造苏维埃的运动。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应当迅速洗刷出去，“以党治国”的国民党的理论与党包办政权的恶习惯应当根本肃清，政权应当建立起自下而上的系统，建立起各部的经常工作，应当吸收广大工农群众来参加政权的各种工作。为要改造苏维埃，首先必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乡苏维埃与城市苏维埃，建立起这个经常的代表会议制度的政府，政权的民主化必须发展。这样使苏维埃政权变成工农的真正的群众政权，来实施全苏大会的宪法与一切法令，团结起广大工农群众与苏区内外的敌人作斗争。4．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澈底解决土地问题，坚决实行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在新区域中一定要明确的实行全苏大会的土地法，在老区域中没有执行中央局八月决议的要继续执行。土地的分配，贫农中农以人口为标准，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做标准。红军必须分田，由苏维埃政府设法代为耕种，外籍的红军战士必须由苏维埃政府在各地划出公田分给他们，以维持他们的家庭生活。要坚决的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要坚决的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和破坏与中农联盟的“左倾”的错误。为要实现中农贫农的而不是富农的土地革命，一定要发动并组织广大雇农贫农中农的群众，要认清若不发动广大劳苦农民的土地斗争，土地革命的利益不会真正的落到雇农贫农中农的手中。5．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加紧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为要发展反帝运动必须坚决反对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帝运动的“左倾”观念，必须使全党认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要利用一切作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宣传与鼓动，最近要切实利用日本出兵占领东三省的事件，进行广大的反帝运动，并须在这个时间内成立苏区的反帝大同盟的组织。为要发展职工运动，必须坚决的反对忽视工会与工人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苏区工人很少没有什么工人斗争错误的观念，要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一切老板师傅等分子要洗刷出去，工会要坚决的正确的领导工人反雇主的斗争，雇农反富农的斗争来改善工人的生活，来实现劳动保护法，同时这些斗争必须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巩固工农联盟的原则之下去进行。这样来发扬苏区工人的积极性，来加紧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6．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的战争，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必须了解，只有发动并组织广大的群众，改善我们各方的工作，建立强有力的党和政权，要进行反对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和群众教育，我们才可以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与消灭一切反动派别。否则仅靠“肃反”工作是不能达到巩固革命的目的的。肃反工作要集中到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去，对付反革命组织的方法与技术必须改造，要技集各方面的材料，绝不要单独相信口供，要坚决实行自新自首的政策，要坚决反对肃反的中心论，要反对把反革命派扩大化而产生的恐怖，要反对肃反工作中的唯心论，要反对处决中的非阶级路线。为要执行上述的一切任务，必须巩固党的组织。首先要改善党的成份，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理论政治水平，勇敢的提拔工农干部，对干部进行专门的教育。党的发展工作必须坚决的实行阶级路线，党的生活必须用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建立去改进，党的宣传工作要有系统的去进行，党与政权及其他团体要建立适当的关系，组织党团，提高党的领导作用，消灭党的包办制度，支部工作与生活必须变成党的工作中心，党对青年团的领导必须反对党内对青年团工作的取消倾向。党内要发展广大的思想的斗争，反对一切错误的思想与倾向，反对事务主义，反对狭义的经验论，反对农民的落后意识以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党内的自我批评必须尽可能的发展，反对命令主义与惩办制度。党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但不放松反“左倾”的斗争，只有坚决的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保障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才能执行路线的转变，才能纠正和肃清过去的一切错误，才能完成国际与中央所给我们的全部指示，才能完成革命的重大任务，完成中国革命在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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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对话”的阶级内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十七、“对话”的阶级内容
波蘭國營部門的改革遠不及匈牙利徹底。新興幹部階級的形成沒有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及孕育。但波蘭整個八十年代的經濟形勢比匈牙利更為惡劣。社會更早開始瓦解，程度比匈牙利更為嚴重。官僚幹部與民營企業家階級相互勾結、攜手發財，極盡貪污腐敗之能事。一個新興集團迅速從原來統治階級當中孕育出來。（注74）
新興幹部階級和民營企業家兩者的利益息息相關。繼續放寬私營部門和進一步把國營部門市場化，甚至私有化令雙方都得益。當然，兩者也有利益衝突（如上文分析匈變局時指出，國營部門對信貸、物資的壟斷最為私營部門所詬病）。這些矛盾在政治上表現於有關開放政權給黨外力量的鬥爭。
就新興幹部階級而言，維持波共的有效統治地位（最理想當然是維持一黨專政）不單有利於使更多原統治集團成員能夠過渡成為私人有產者，亦可使他們在與民營企業家階級攜手發財過程中分肥更多。但是，維持一黨專政面對兩個難題。一、如匈牙利的情況一樣，為免葬身於緣於外債壓力的全面經濟崩潰，結束一黨專政以換取西方的幫助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嚴峻抉擇。二、新興幹部階級的發展有賴於繼續進行經濟改革。再者，進一步經改也是西方國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等）不馬上把波蘭“清盤”的條件。資本主義的邏輯使然，工人階級必定成為經改的犧牲品。別於匈牙利，波蘭有一個富於鬥爭傳統的工人階級。這一關波蘭新興幹部階級很難越過。除非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駕馭工運。瓦文薩一夥是唯一有這種能力的勢力。但他們要求與波共分享權力作為交易條件。
以雅魯澤爾斯基為首的波共改革派是新興幹部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們深切認識新興幹部階級與民營企業家階級兩者的利益唇齒相依。1988年10月，拉科斯基成立新政府，委任私營經濟巨子美•維曉澤克（MieczyslawWilczek）為工業部長。拉氏原先亦邀請前述的私營建築大亨兼華沙經濟學會（WarsawEconomicAssociation）主腦人柏斯狀況斯基參加房屋部，但為柏所婉拒。理由是作為一個反對派分子（柏的文章經常刊載於地下刊物），柏認為反對派沒有足夠的準備參加由波共領導的政府。（注75）
改革派深明團結工會的瓦文薩派對統治集團的利用價值。瓦等人1981年的表現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前所述，頒佈軍管時，雅魯澤爾斯基政權依然屬於一個傳統共產黨政權。（改革派的階級屬性隨著波蘭社會生產關係出現重大變化而轉變是實施軍管後發生的事。）但作為統治者，鑒於波蘭七十年代末以來的險惡經濟形勢，雅氏一夥十分清楚，把瓦文薩等趕盡殺絕對統治集團一點好處也沒有。相反，給他們留一條生路，維持他們在一般工人心目中的地位，為他們製造一個神話，有朝一日，這項“投資”將會為統治者帶來“合理回報”。
1981年12月13日宣佈實施軍管，部份團結工會領導人逃脫追捕，潛入地下。地下組織中包括瓦文薩親密盟友布席克，亦包括很多瓦、布的左翼政敵。幾個月後，左傾地下領袖先後一一就逮，幾乎無一倖免。相反，布席克卻能一直“逍遙法外”。根據一名與布一同在地下工作的工會分子柏•巴克科斯基（PawelBakowski）後來透露，他經常發現自己被保安人員監視和跟蹤，但雖然他排名於通輯令前列，他一直沒有被逮捕。布席克本人最後被捕的情況也頗堪玩味。他於1986年5月31日就逮，兩個月後，政府宣佈大赦，布又再恢復自由身。大赦後，保安人員與約三千名地下分子接觸，向他們展示大批有關他們地下活動的詳細資料，顯示他們沒有被捕，並非因為警方沒法追尋他們的行蹤。政府對不同政治傾向的地下分子的差別對待，顯然是出於政治考慮。（注76）
波共內部當然亦有保守派。根據本文分析，保守派為以中央部委為核心的傳統官僚資本階級的政治代表，建制內的社會基礎為一些依賴國家照顧養活的企業幹部和低層小幹部。波蘭的經濟險情令保守派不成氣候。舊有統治形態的腐爛蔓延至整個原統治階級。副總理、中央部委高官也不甘後人，參與幹部私有化，在經濟混亂中分一杯羹。當然，抱殘守缺仍有人在。但這條道路只會導致原統治階級與國民經濟玉石俱焚。不論改革派或保守派都認識到這個冷酷的現實。繼續進行幹部私有化，累積原始資本以便能夠在市場機制底下以新的形態保留統治階級地位，成為原統治階級的唯一選擇。改革派能在黨政軍內壓倒保守派，便是以此為客觀基礎。
如前所述，1987年4月，政府公佈“第二步”改革方案。政府1982年在軍管下實施第一步改革，已膽顫心驚，在徵收工資增長稅時容許多項豁免。現在工人階級被鎮壓後元氣已開始恢復。生死存亡攸關，政府不敢掉以輕心。1987年5月，政府通過法例，宣佈11月就經改方案進行全民投票。（注77）投票提出兩個問題：1、“你是否贊同全面實施已提交國會的關於徹底把經濟治癒的方案？這個方案目標在於使社會生活情況顯著改善，但［人民］需要渡過充滿迅速改變的兩至三年的困難日子。”2、“你是否贊同［實行］把波蘭政治生活深刻地民主化的模式？這個模式目標在於加強自治、擴大公民權利、和提高公民對管治國家的參與。”（注78）
政府刻意把兩個問題複雜化，又把方案／模式的目標加插其中，顯然是希望藉此操縱結果。
團結工會馬上作出反應，呼籲人民抵制投票。投票前，政府表明，即使不能獲得多數支持，經改也勢在必行。
11月29日，投票如期舉行。團結工會的抵制號召沒有得到人民響應。投票率為67%。兩個問題獲得的肯定答案先後占票數中66%和69%。這相等於全部合資格選民44%及46%。雖然5月的法例規定，要得到全部合資格選民半數或以上贊成方案算通過，但政府依然宣佈結果代表人民支持改革方案。
投票結果對政府構成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但總算不致一敗塗地。於是，政府按原定計劃把方案付諸實行。“好戲還在後頭”，方案實施後不久，令政府寢食不安的工人運動幽靈終於再一次出現。
如前所述（見《經濟危機》一章），1987年實際收入已下降4%。“第二步”改革令物價上漲100%至200%。
1988年4月底碧高殊市（Bydgozcz）爆發罷工。罷工由官方工會發動；團結工會如在夢中。工潮迅速蔓延到各地，工人自發成立罷工委員會。罷工不僅與團結工會無關，當工潮波及勞華克達鋼鐵廠（NOWAHUTA）時，當地團結工會分子基於不認識罷工領袖的理由，竟指責罷工為政府的挑釁行動！一些老團結分子甚至不願意踏足被工人佔據的廠房、船塢。瓦文薩不愧政治敏銳性強。他知道自己一派的機會已經來臨。列寧船廠一捲入工潮，他馬上返回船廠，“支持”工人。4月至5月的工潮規模絕不能與1980年相提並論。受影響的企業僅數十個。但這經已足夠使政府作出讓步，答應增加工資。（注79）
8月，工潮再度爆發。跟4月至5月一樣，這次工潮亦是自發的，團結工會沒有插手。工潮規模和上次相若。政府亦照樣加薪以平息事態。（注80）
加薪為黑市外匯市場製造恐慌。茲羅提對美元匯率從5月的1400下跌至2000。年底，更創3400高峰，平均工資以美元計降至僅15元。居民擔心物價會上漲，紛紛進行恐慌性搶購。（注81）
政府急於讓步是因為波蘭再受不起另一次龐大工運的衝擊，所以希望儘快把工潮平息於萌芽階段。但政府的讓步對經改構成沉重打擊。茲羅提的貶值十分形象化地把問題勾劃了出來。根據波蘭財政部長說，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波蘭把人民生活水平削減10%。（注82）面對以上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局，政府唯有打出它悉心經營數年培養出來的最後一張皇牌。
早於1988年8月工潮進入第二浪時，雅魯澤爾斯基已首度提出與團結工會對話。1989年1月，波共中全會上，雅魯澤爾斯基、內政部長施•基茨澤克（CzeslawKiszczak）、總理拉科斯基、國防部長科•史柯域基（FlorianSawicki）四名政治局首腦提出要求，把團結工會合法化和與工會展開對話，否則四人將集體辭職。激烈辯論後，由於保守力量沒法提出其他可行方案，中全會接納四人的要求。（注83）
與團結工會對話是一張一石二鳥的皇牌。一方面，由團結工會呼籲工人“勒緊褲頭”，政府便得到把經改付諸實行的空間。另方面，對話可成為政府向西方國家求助的談判資本。當然，政府需要付出代價，把部份權力讓出，給團結工會分一杯羹。但既然新興幹部階級單憑自己的力量已面臨絕境，改革派付出以上代價來換取這個階級的發展空間和生機，不失為一宗有利可圖的交易。
1980～81兩年，波蘭償債率為99%及87%。論經濟危機，波共政府已前無去路。與此同時，團結工會會員一千萬。面對這種經濟形勢和實力如此雄厚的對手，波共在蘇聯催促下，毅然進行鎮壓。如前分析，考慮到波共政權當時的階級屬性，鎮壓是符合邏輯的決定。1988～89年，經濟危機依舊，但團結工會已徒具虛名（上文已論及這點，下文會有進一步分析），自發工潮規模不可與1980～81年同日而言。政府這次卻相反選擇與團結工會進行妥協。這種轉變不是出於雅魯澤爾斯基等人經過七年變得“明智”。也不是瓦文薩派奉行“見好就收”、“自我抑制”或“自限”策略（注84）的成果。這七年間，波蘭經濟形態出現重大變化。民營企業家階級與新興幹部階級攜手齊齊“發跡”，兩者關係千絲萬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波蘭險惡的經濟形勢無法改善表明，原統治階級的唯一出路，便是繼續沿著這個軌跡發展。向團結工會提出對話的雅魯澤爾斯基政權，階級屬性自1981年實行軍管後發生了重大轉變。政府提出對話的對手，瓦文薩一夥已經不是舊日的工運分子。
簡而言之，與一般人的印象相反，圓桌會議談判雙方不是一個斯大林政權和一個自由工會。相反，圓桌會議是新興幹部階級與民營企業家階級在受到工人反抗進一步經改的壓力和威脅下，重新分肥的一場政治角力。諷刺的是，瓦文薩派這一次機遇，是拜工人運動所賜。但工人卻成為上述分肥的局外人和犧牲品。筆者在上文把工運在波蘭變局的角色形容為“催化劑”便是這個意思。
應當清楚，即使蘇聯反對這次談判，這只會帶來波共與蘇聯發生衝突。新興幹部階級為了自救不會再聽命於蘇聯。
不明實情的人還天真地以為圓桌會議是“理智”、“開明”的事物。誰知它是兩個新剝削階級之間重新分肥、私相授受的勾當。如筆者在第一章指出，不從階級分析出發，便無法理解為什麼1980～81及1988～89會出現相反的情況，而波變局就始終屬於一個謎。
有一種意見認為筆者把群眾運動在東歐變局的作用“貶低”，是“太過絕對化”。這種空泛的批評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該根據事實講道理。當然，東、捷等各國的群眾運動在各國本身的變局中發生一定作用。但就整個東歐變局而論，若非拜波、匈兩國變局及蘇聯對該兩國不干預所賜，上述各國便不會出現群眾運動，而各國政府亦不會那麼輕易讓步。基於波變局在整個東歐變局的角色，波蘭工運是東歐變局所有群運中起著最重要作用的運動。它在波變局的角色也不外如上述。鑒於以上，筆者用“從屬”來形容東、捷等國的群運在整個東歐變局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有把它們“貶低”，讀者自必有公論。
注74：雖然新集團在波蘭的發展缺乏匈牙利新興幹部階級由來已久的穩固根基，但到頭來，最終結果也大同小異。故此，為文字表達方便起見，本文同樣以“新興幹部階級”作為新集團的名稱。
注75：柯斯特，同，頁82。
注76：以上見柯斯特，同，頁76。
注77：以下有關全民投票的資料，除另加注明外，見占•麥克加力格爾（JamesP.Mcgregor），《經濟改革與波蘭民意》（“EconomicReformandPolishPublicOpinion”），罷工《蘇維埃研究》第XLI卷第2期（1989年4月），頁215-227）。
注78：1987年，政府撤銷八個產業主管部門，成立統一的工業部，同時把1800個以前直屬主管部門的企業轉交地方政府。（戈奧立基，同頁73）這是所謂加強自治的其中一個措施。
注79：以上見柯斯特，同，頁81；《國際觀點》，第159期（1989年3月20日），頁10。
注80：同上注。
注81：柯斯特，同，頁81-82。
注82：《國際觀點》，第15期，頁11。
注83：柯斯特，同，頁83；《國際觀點》，第156期，頁28。
注84：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理論權威胡平在民聯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1990年4月、5月、6月、10月及11月號發表長文《八九民運的反思》評論中國八九民運的失敗，提出一個叫做“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民運“策略原則”。筆者曾就這個“原則”及胡平對中國八九民運的評論提出詳細的批評（劉榮錦，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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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压迫的劳苦民众们！今年全世界劳动群众热烈纪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的时候，在中国江西将涌现出一支雄伟的工农革命的柱石，这柱石就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大会是在革命危机日益生长情势之下，在英勇的工农红军第三次冲破敌人联合“围剿”之后，在工农劳苦民众革命斗争日益开展，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各派统治，尤其是在广大民众抗争满洲事变运动猛烈高涨的基础上开幕的。这一大会将成立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一临时革命政府毫无疑义将要成为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者与组织者。它将更燃起全国革命的火焰，极大限度地激发推进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争斗，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血腥剥削制度与各派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加震撼，动摇和崩溃，一直到根本颠覆它们。它将一定成为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和奠定的先声，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并且它更要继承广州公社光荣的传统，成为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解放的明灯，继续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在世界革命史上写下新的伟大的一页。这一大会将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劳动法，土地法，及对国内各弱小民族主张完全民族自决权与各种重要经济政策的法令。它将根本摧毁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度，没收地主阶级豪绅军阀的土地归中农贫农雇农与红军兵士。它将保障八小时工作及全部劳动法令的实行，努力提高工人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它将废除地主国民党军阀一切苛捐什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它更将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工厂企业，否认外债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它将剥夺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将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给与劳苦民众，实现最广大劳动群众的德谟克拉西。同时它公开宣布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它依靠工农红军的武力，要镇压一切反革命派别颠覆苏维埃政权恢复旧制度的企图。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们！满洲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强盗更公开实行瓜分中国践踏中国民众，同时也更积极进攻苏联，中国各派国民党反动统治，不论是南京政府或是广东政府不但不能反抗帝国主义的进攻，而且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一致压迫民众反帝运动与一切革命斗争，把中国更陷入殖民地命运，驱使广大劳苦民众到饥饿，奴役，死亡的境地了！只有推翻国民党整个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劳苦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才能根本地消灭一切水灾与兵灾，才能够真正的根本地改善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生活状况，才能够把中国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全中国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民众们，起来！罢工罢课罢操游行示威庆祝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武装拥护苏联与中国苏维埃共和国！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世界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月廿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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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紧急通知——关于动员和组织拥护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运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1931）中央紧急通知——关于动员和组织拥护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运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一、全国第一次苏大会将于十一月七日在江西开会。在革命危机日益生长情势之下，在英勇的工农红军光荣的胜利之中，在苏区和非苏区的劳苦群众的革命争斗的空前的高涨的基础上，苏大会将毫无疑问地得到伟大的成功与顺利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在今年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节日，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全国政权机关能够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来，这是中国革命运动极大的胜利。全国苏大会及其产生临时政府（人民委员苏维埃）是全国革命运动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争斗的明灯，是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和奠定的先声。工农兵代表政府的产生，将极大限度地激发推进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争斗，将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吃人制度及国民党的刽子手的统治更加震撼，动摇和崩溃，一直至根本的推翻它们。二、非苏区的各级党部必须深刻的估计到苏大会及中央革命政府产生的重大意义，加紧动员和组织拥护苏大会的运动。要使这个运动能成为真正的最广大的群众运动，吸收不仅先锋队而且基本的甚至落后的群众参加，必须将他与一切群众的政治的经济的争斗密切联系起来。这就是说，不论在反帝运动中，水灾争斗争〔中〕，工人的日常经济要求的争斗中，我们必须坚决地为群众的部分的日常要求而争斗，同时指出和进行普遍的宣传鼓动，说明只有国民党统治的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才能够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才能够根本地消灭一切水灾与兵灾，才能够真正的根本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估计着，落后的甚至基本的劳动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意义，和政策还缺乏清淅〔晰〕的了解，各级党部必须编印各种传单，画报，小报，小册子，歌曲，标语来说明关于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一切问题，大量的印发苏大会的一切劳动法，土地法，基本法，及其他一切文件的草案，在群众中组织专门的读书班，读报班来解释这个问题。党报上更应加紧的注意这个问题，经常的加以解释。三、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运动必须与十月革命纪念节的工作联系起来。党要向广大的劳苦群众解释十月革命的意义及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功与帝国主义强盗反苏联战争准备的积极，动员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为拥护苏联而争斗，特别要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蒙的运动中，加紧对于苏联和平政策及苏联劳苦群众同情中国工农群众，援助中国工农群众反帝国主义争斗的宣传。必须开始在学校和工厂中组织五年计划研究会，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研究会及苏联之友协会等等的组织。四、为着组织群众对于反动统治的愤恨，与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热忱，在反动统治区域中，党必须准备动员和组织十一月七日的罢工与示威。自然，这个罢工与示威不是用大的空空的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去号召，而是要善于利用群众的一切部分的政治的经济的要求去组织他们。尽可能的利用群众的反日情绪与公开半公开的组织方法（各种筹备会，委员会，后援会，追悼会等等），及上海双十节的分区示威的经验，并不要幻想组织一切工厂的总罢工，紧紧的抓住几个中心工厂去集中力量来准备。即使不能全厂完全罢工，那一车间的罢工或停止几小时都是有重大意义的。示威的组织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形，并不要一定幻想全城市的总示威（如果条件不可能的话），有力的工人区域的分区示威，其意义，其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将并不比总示威减少。在没有可能组织罢工的工厂中必须准备露天大会，车间会议，代表会或者各种群众组织的会议，赤色工会小组，兄弟团，姊妹团，友谊会，俱乐部等。在各色各种露天大会或屋子里的会议上必须说明关于苏大会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劳动法令的宣传，并通过简单切实的决议（如本工厂中动员几人到红军中去，募捐多少慰劳金，组织苏维埃之友协会，红军之友协会等）及致全苏大会的贺电，特别应该根据他们的切身的要求，和劳动法的条文而提出自己的条件组织他们争斗，这些文件，除交上级党部设法转送苏区外，必须在当地党报上，工会机关报或壁报上登载。学生中同样必须进行各种的宣传鼓动与组织的工作，团结学生中的贫苦的阶层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来。五、在农民群众与灾民群众中，拥护苏大会的运动必须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地主与国民党官僚们的一切剥削争斗，发动抗捐，抗租，不还粮，吃大户，开仓等各种各式的斗争，在这些争斗中，指出苏维埃的意义，宣传苏大会的土地法，引导他们到游击战争与建立苏区的道路上来。对士兵群众必须估计到随着满洲事变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而来的士兵情绪急剧的变更，向他们指出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罪恶，说明只有推翻自己的长官，与工农在一起，或转红军方面去，才能够得到士兵群众的真实的出路。必须深刻的记得，在反动区域发展游击战争与兵变，对于苏维埃运动的开展是极有力的帮助。六、为着使得群众能更亲切的与红军苏维埃关联起来，关于动员到红军中去的工作，这个动员应该严格地反对以前的招募式的办法，应在群众充分了解红军和苏维埃，愿为红军苏维埃坚决争斗的基础上，自愿地到红军中去。在有多数群众而一时不能送入苏区时，应将他们组织在苏维埃之友协会或红军之友协会内，成为这些组织的骨干而将这组织广大地发展起来。其次即募捐慰劳金，数额不论多少，主要地是将这些群众与红军的争斗与前途联系起来，并派选代表团到苏区去参观。在这一运动中与其他运动中一样必须严重的注意到组织上巩固党的政治影响之必要，极大限度地发展党的及群众的组织，是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中央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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