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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527 【原文出处】世界农业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9～11,5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4 【 标 题 】美国农业合同制概况及其启示 【 作 者 】黎均湛/罗朝晖 【作者简介】华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 正 文 】 二次大战以前，美国农业中就已出现了合同制，但在战后的50年代，合同制才逐步发展与完善。战后商品农业的高度发展使农业走上了工业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道路，农业原有的许多职能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中，农场主与工商企业，合作社的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70年代起，美国政府逐步通过与颁布了很多限制大型工商企业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法令。如1971～1975年间，俄克拉何马、堪萨斯、密苏里等州都制定了这类法令。这迫使大型工商企业只能主要依靠合同来控制农业生产，通过签订合同进行生产与销售的农产品在全国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1960年这个比例为15.1％，1970年为17.2％，1980年为22.9％。个别部门甚至达到90％以上。在各个地区这个比例有所不同，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爱达荷、纽约、北卡罗来纳等州较高；堪萨斯、北达科他、蒙大拿、华盛顿、俄克拉何马等州较低。部门发展情况美国统计部门仅对种植业与畜牧业的合同式生产与销售作了统计。总体而言，畜牧业中合同制较为盛行。1.种植业 农作物通过合同经营的产品产值占农作物总产值的比例，1960年为8.6％，1970年为9.5％，1980年为14.3％。果蔬、马铃薯、甜菜与种子作物的合同经营较为普遍。柑橘类水果、加工蔬菜、甜菜与马铃薯合同经营的产值1980年分别为65％、83％、98％与60％。果蔬生产部门盛行合同制，是由于这类产品易腐烂、不便运输，必须快速供货，保证高质量。马铃薯不易腐烂，但其生产集约化程度高，而且战后消费者需求结构变化很大，对经过加工的马铃薯制品需求增加。而谷物易于贮存和运输，较少采用合同制。1980年，合同经营的粮食谷物和饲料谷物的产值分别占总产值的8.0％与7.0％，只是那些具有特殊消费需求的品种较多地采用合同制，如高赖氨酸玉米和麦芽饲料玉米、硬粒小麦等。2.畜牧业 合同经营的畜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1960年为27.2％、1970年为31.45％、1980年为38.4％。其中，鲜牛奶、 肉鸡与火鸡的比例，1980年分别为95％、90％与62％。肉鸡生产是美国最早采用合同制的部门，发展也较为充分。从种蛋生产、育雏、肉鸡饲养、配合饲料供应、鸡舍消毒、运输、屠宰加工到销售等，几乎每个环节都采用了合同制。例如，种蛋农场依据合同向孵化场提供种蛋；孵化场依据合同向肉鸡饲养场提供雏鸡；肉鸡饲养农场还同饲料公司与屠宰加工厂签有合同，从饲料公司取得饲料玉米以及向屠宰加工厂提供成品鸡，从而实现了建立在合同基础上的高度一体化经营。畜牧业盛行合同制，是由于其专业化、集约化程度较高，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产品的产量、品种与档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类型与形式合同一般有下列3种类型：（1）生产合同。规定向农场供应种畜种禽、饲料及其他生产设备等物资，规定这些物资的价格及向农场提供公司信贷等。（2）销售合同。对农场规定供货数量、供货期限、 产品的质量和规格及农产品价格等。（3）生产销售合同。 这是上述两种合同的结合。80年代以来，销售合同的比重明显增大。由于各类农业生产的不同特点与具体情况的差异，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合同形式。例如，肉鸡生产部门采用的合同形式主要有：（1 ）贷款合同。工商公司以公开帐户形式向农场提供生产贷款，农场按照公开帐户的条件购买公司的生产物资，成鸡出售后偿付贷款。生产过程中的损失和风险由农场承担。这种合同50年代初较盛行。（2）利润分成合同。工商公司向养鸡农场主提供有关的流动资本，农场提供房舍、设备和劳动力。农场经营所得利润按双方投资比例分享，其间的风险也由双方分担。50年代中期普遍采用这种合同形式。（3）保障起码收入合同。 预先测定价格，保证农场主起码报酬，若经营良好，可由预先规定的级差表得到额外收入和价格加成，这种合同盛行于60年代。鲜菜生产部门主要采用3种合同形式：（1）农场主负担生产费用，公司收购产品时，接单位播种面积付酬，农产品销售后，再付给农场主1／3的利润。（2 ）农场主负担生产费用，公司收购产品时，先付最低价款，销售后再付50％的利润。（3）农场主按照作物面积先从公司得到保障价款， 用作生产费用与劳动报酬的偿付，产品售出后，公司再付给农场主一定的利润。养猪业采用的合同形式有贷款合同、种猪建筑物和设备出租合同及小猪育肥合同等等。作用与局限农业合同制是农业关联企业（也有少数合作社）与农场主签订合同，在明确当事双方分别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条件下，把产供销统一起来。通常，工商企业负责向农场主供应农用物资，提供技术服务，保证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农场主则按照合同向对方提供农产品，并且必须保证符合合同规定的数量、质量、交货期限等条件。合同双方均保持经济上、法律上的独立性，各自实行独立核算，双方能够发挥自己的经营灵活性和积极主动性。同时，通过合同建立了严格的经济责任和稳定的业务往来关系，能保障双方的业务开展和正常运作。双方能有稳定的收入预期，并能回避风险。由于上述特点，合同制有利于农业生产销售的专业与社会化，分工与协作的程度得到空前提高，工业生产方法、工艺过程、经营管理与现代机械技术、生物化学技术能及时而广泛地应用于农业，大量的资金与劳动力也被投入到农业中来。以合同制与农场主保持紧密联系的工商企业，通过合同把市场需求信号及时传递给农场，使其生产规模和生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对市场的适应性。农场主不再盲目地从事生产，而是根据合同，使其产品直接进入对方的收购网或加工厂。工商企业则修建了大批的仓储、冷藏和中转性的设施，便于农产品顺利、有序地进入市场。例如，美国安全食品贸易公司一家就拥有26个中心分配仓库，25个专门贮存肉类、冷冻品的仓库。合同制使农业的生产与销售走向现代化，从而提高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劳动生产率以及获得规模效益。例如，马里兰州的肉鸡农工综合企业威尔逊―雷尔家禽公司在佐治亚、阿肯色、北卡罗来纳、特拉华、弗吉尼亚州设有分公司，这些分公司与300 多家肉鸡饲养农场签订了协作合同。公司的5个配合饲料工厂、5个肉鸡加工厂、5个孵化场与4个种蛋培育农场也与所在地周围的农场签订了合同。另一家肉鸡生产公司艾舍姆斯公司，在合同制经营中的组织协调范围更宽，包括了从种蛋培育到向饭店直接提供肉鸡每一个环节。与该公司签订肉鸡饲养合同的有150家农场， 这些农场提供的成鸡占公司加工产品需求的75％。1971～1973年间美国按单位工时计算的肉鸡产量是1945～1949年间的27倍，同时，品种改良加快，成本大幅降低。70年代，鸡肉已成为美国最便宜的肉类，价格仅为猪肉价格的1／2，牛肉价格的1／3。合同制生产销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合同制还有利于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优化。随着合同生产与合同销售的发展，工商业向农村地区扩散，工业的专业化生产方式被直接传播到农业部门，工商企业按合同为农户提供大量贷款，弥补了农场主资金的不足。农场主按合同规定分得部分工商企业利润，增加了收入，扩大了积累。工商企业提供的有关技术服务，使新的科学知识在农村得到广泛传播，农业生产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得以提高。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扭转了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农村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三产业间的比例趋于协调，缩小了城市差别，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组织得到发展与完善。但是，合同制在农业中的盛行，也带来了不良影响。（1 ）工商业通过合同制把大量农场控制在自己手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寡头垄断。寡头垄断市场的价格比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高，产量则要低，寡头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寡头企业不在长期平均成本的最低点进行生产，因而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而且，寡头企业在广告宣传、产品包装、装璜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2 ）由于农场主是分散的个体，谈判能力较弱，同时，农业对工商业依赖日益加深，这样，在签订合同时，农场主在很大程度上让渡了一部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农场成了工商垄断企业控制下的生产车间或班组。在分配利益时，农场主处于不利的地位。据美国商业部的调查表明，1974年，只有65％的农场主对销售合同的内容感到满意，对生产合同满意的占75％。（3）工商企业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合同提供的农业服务的范围、内容、地区分布等必然有所限制。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了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会对农业及社会发展带来恶果。启 示我国农村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合同，但是，这些合同基本上都是纵向（计划）合同，行政手段的介入更加强了这种性质。随着商品农业、市场农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农业产业化的兴起，出现了大量以市场为导向，当事人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横向（市场）合同。一种以横向合同为主要纽带，使农业生产销售及相联的各个环节进行分工协作的经济组织形式在逐步发展。今后，应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1.加深认识，积极推进 各级政府应认识到农业合同制是比较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市场化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有利于引导广大农民进入市场，也是当前农业产业化中较宜采用的方式。因此，应积极扶持与推进新型农业合同制的发展。对那些易于腐烂、不便运输、消费者要求较高，或便于进行专业化、社会化生产与大规模加工的农产品，更应作为推广横向合同制的重点。2.健全法规，依法治理 对合同制的管理，主要应运用法律手段。我国1981年通过《经济合同法》，1993年进行了修订，其中专门设有农产品购销合同部分。应以此为基础，根据形势的发展与要求，逐步健全与完善与农产品合同制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依法进行治理。向广大农户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增强其自我保护能力与谈判能力。3.培育市场，提供环境 合同经营是一种市场行为，其订立与执行都不能离开完善的市场体系。我国的商品市场发育较成熟，但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及信息市场等还相对落后。因此，应积极培育要素市场，包括明确产权，尤其是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理顺价格机制，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等。4.协调利益，保护农民 每个合同的实质都是利益关系。在管理农业合同制时，应在协调好当事双方利益的前提下，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避免其受到损害。5.全面考察，综合评价 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合同制的盛行会使农业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因此，在推行合同制的同时，要防止破坏生态系统平衡、滥用自然资源、污染环境及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行为出现与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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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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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503 【 版 号 】6 【 标 题 】莫将环保当大棒（国际论坛） 【 作 者 】左锋 【 正 文 】 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称，美国将把环境问题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以确保美国的利益。据悉，从１９９７年开始，美国将仿照国务院人权报告形式发表世界环境问题年度报告，点名指责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国家和地区。此消息引起世人关注。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表演来看，“环境外交”有可能是这个超级大国挥向发展中国家的又一根大棒。众所周知，在发展经济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使两者协调，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１９９２年里约环发大会上，可持续发展已为国际社会所认同。而今，美国却要从一己之利出发，擅定标准，对他国环境问题品头论足，指手画脚。这种做法当然不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在历史上，发达国家在实现自身发展过程中，过度消耗世界资源，大量排放污染物，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受害者。例如，当今世界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荒漠化，就是新老殖民主义者对前殖民地资源掠夺性开采的恶果。目前，发达国家不合理的消费方式是世界环境持续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的２０．６％，所耗资源却占全球资源消耗量的８０％。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５％，却消耗世界资源总消耗量的２５％。发达国家对咖啡、肉类、香蕉和木材的超量需求，致使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原始森林资源遭到破坏，加速了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然而令人关注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开始注重环保的同时，发达国家在环保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却日益减少。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发达国家感兴趣的，只是向发展中国家出售环保技术和工艺，轮到掏腰包就极不痛快，甚至附加种种政治条件，借此兜售自己的价值观。保护环境是人类共同的任务，各国都尽责尽力，推动合作，才是可取的务实态度。因此，美国应当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义务。若将环保问题政治化，借以打人，那只能损人害己，其目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美国推行人权外交处处碰壁，就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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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37 【原文出处】科学时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729 【原刊页号】⑦ 【分 类 号】C3 【分 类 名】管理科学 【复印期号】199905 【 标 题 】经济全球化呼唤管理科学的革命――’９９世界管理大会综述 【 作 者 】沈晓慧 【作者简介】本报记者 沈晓慧 【 正 文 】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由此将引起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管理思维、管理方式、管理组织的巨大变革。由国际管理学者协会联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研究会、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单位联合主办的’99世界管理大会于1999年7月17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在世纪之交， 全球管理学界权威人士汇聚北京，探讨经济全球化历史环境下的管理革命及应采取的对策，促进管理者和企业家确立新世纪的发展战略，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此次大会是全球管理科学研究及学术成果交流的大会，也是我国首次举办大规模的世界管理科学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际管理学者协会联盟历届主席、理事会成员，国内外管理学界教授、企业家、管理工作者共600多人。’99世界管理大会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主任成思危，我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国际管理学者协会联盟执行主席皮提特教授，前主席比耶尔教授、野口佑教授、布罗尔教授等在会上做了主题报告或专题报告。成思危在题为“新世纪的机遇与挑战”的主报告中，就目前世界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形势下，应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争取在21世纪实现管理的革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依存，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机遇又有风险。由于目前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是在具有经济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所以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也有可能受到威胁。为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就必须在国家和企业管理上有所创新，直至进行一场革命。为此，管理科学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动管理的革命：（1）转变管理战略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 企业在制定战略目标时，不仅要注意短期的利润，更要注意所有者权益的长期增值，还要兼顾企业利益、客户利益和社会利益。（2）把人放在首位。 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应当适应以人为本的观念，重视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 （3）提高组织素质和应变能力。组织素质是一个组织的根本优势所在，组织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应更加强调组织的进化性和应变能力，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有力地促进组织的变革。（4）从竞争转向合作。西方现代管理中十分强调竞争的作用。 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强调竞争的思维定式有许多缺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联合与兼并之风不仅在工商企业之间加速流行，而且还要扩展到金融业及其它服务业。而为了实现创新的目的，企业还应当与供应商、用户甚至竞争对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竞争对手之间应当寻求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并将各自的优势综合起来，努力扩大及开拓市场，并分享其利益。世界管理学者协会联盟（IFSAM）执行主席、 加拿大人力资源管理和社会科学联合会年会主席皮提特对“管理科学的国际化与交融”问题做了精辟的阐述。皮提特先生的报告解释了全球化的概念，阐述了他对最近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认识，同时还探讨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最终的全局性结果。而作为一个管理学者，皮提特教授更关心的是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管理学科的学者应该做些什么，并应从何处入手。此次会议是全球性的管理科学大会，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也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研讨。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郑斯林在会上作了“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宏观政策体系”的专题报告。报告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思路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所存在的突出的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以及进入90年代以来，为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所逐步建立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财政部副部长张佑才作了“中国财政状况和会计制度改革”的专题报告，报告介绍了中国的财状况和会计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阐明了我们对会计工作的基本认识和主张。报告认为，随着经济、信息发展和信息技术进步，经济活动和资金流动超越了国家范围，整个经济越来越一体化。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不局限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而已经扩大到世界范围。提高世界各国和地区会计可比性，成为当前国际会计界的热门话题和共同行动，中国将以极大的热情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对外贸易合作部外资司副司长胡景岩也作了题为“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的专题报告，报告对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概况、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和今后外商投资政策趋向作了介绍。作为国际性的大会，’99世界管理大会不仅规模空前，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或指导性意义的观点。如国际管理学者协会联盟的阿兰・伯兰德（Alain Burland）和巴黎管理学院教授、 法国会计协会主席克雷斯蒂安・霍朗（Christian Hoaran）提出“会计的未来是会计地方准则的协调发展而非会计全球标准化”；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社会学及传播学教授詹尼斯・贝尔（Janice M・Beyer ）提出“联合公司的管理上层领导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伞’，以使各个成员可以在这个伞的隐蔽下有效地合作”；澳大利亚的谭安杰教授提出了一种适合中国新的企业的企业先导模型，该模型主张“在选举监事会成员时，采取集中的投票制度，即采用一名股东一票的制度代替一股一票，雇员代表在监事会中的席位不能低于20％”。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金融学会会长黄达在其题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中国金融改革”的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我国金融改革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京文教授则提出：对于知识经济，应该营造一种积极向上而又谨慎务实的舆论环境；既要呼吁人们迎接知识挑战，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要防止把知识经济讲得高深莫测，将传统产业拒之门外，更要防止相互攀比、一哄而起的倾向。作为’99世界管理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上市公司管理论坛”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兴趣。北京大学教授曹凤岐、华夏证券研究所所长林义相等专家学者的报告，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中国上市公司如何在资本运营模式，法治结构、企业经营与管理和国际化发展战略等多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会议期间，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和企业家还就管理科学、管理战略、资本管理、企业创新、管理科技和综合管理等六个论坛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这次会议为我国企业制定21世纪发展战略和科学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与对策建议，同时，为促进国内外管理学者之间、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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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9年 第14卷 第3期 Vol.14 No.3 1999某直升机齿轮传动系统的瞬态热分析*刘志全 沈允文 陈国定 苏华【摘要】 提出了传动系统瞬态温度场的分析方法，建立了失去润滑条件下传动系统功率损失及对流换热系数的计算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失去润滑后传动系统热状态参数的时变特征。在稳态热分析的基础上，求解了某直升机齿轮传动系统的瞬态温度场，为该传动系统生存能力的预测提供了理论依据。 主题词：齿轮传动 温度场 热分析分类号：TH132 V275.1TRANSIENT THERMAL ANALYSIS OF A HELICOPTER GEAR TRANSMISSION SYSTEMLiu Zhiquan(Mechanism Divis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Spacecraft System Engineering,Beijing 100086)Shen Yunwen，Chen Guoding，Su Hua(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ABSTRACT Survivability of a gear transmission system in attack helicopter after Loss-Of-Lubrication (LOL) is greatly dependent on the transient temperature fields of the systems.A helicopter gear transmission system was researched.A method is put forward to calculate the transient temperature fields of this system after LOL and the models for power losses and heat transfer (convection) coefficients are established.In these models,the time-vari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rmal physical parameters,such as viscosity,thermal conductivity are considered.A computer program is worked out for calculating the transient temperature fields of th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se models.In the computation,the calculational results of the steady state temperature field in the transmission system are used as initial values of the transient temperature fields and the time steps are properly controlled so as to prevent "data oscillation".The transient temperature fields of the gear transmission system are obtained from the computation and can serve for predicting the survivability of the gear transmission system.Key Words Gear transmission Temperature field Thermal analysis1 引 言军用直升机传动系统，在战场上遭敌方火力攻击而中弹漏油失去正常润滑的概率很大。在失去润滑这样严苛的工作条件下，传动系统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取决于传动系统的瞬态温度场和传动元件材料的热承载能力。笔者在文献［1］中已对某直升机齿轮传动系统(在正常润滑条件下)进行了稳态热分析，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该传动系统进行失去润滑条件下的瞬态热分析从而为传动系统生存能力预测提供理论基础。2 传动系统瞬态温度场的分析方法求解系统瞬态温度场所遵循的基本原理是，节点的净热流量等于节点相关体积内能的增加。即：qj＝ρjCpjVj（dTj／dτ） （j=1，2，…，n） (1)这里qj，ρj，Cpj，Vj和Tj分别表示第j个节点处的“净热流量”、“材料密度”、“材料比热”、“相关体积”和“温度”。τ为时间，dTj／dτ为第j个节点处的温升率。求解式(1)给出的一系列一阶非线性微分方程(因含有辐射项和对流换热项)的简便数值计算方法是将时间τ按时间步长(变步长)离散为一个时间序列，k为循环次数，则τ(k+1)时刻的温度场T(k+1)j就可用τ(k)时刻的温度场T(k)j递推出来，即：τ(k+1)＝τ(k)+△τ(k) (2)T(k+1)j＝T(k)j+［dTj／dτ］(k)△τ(k)＝T(k)j+（q(k)j／ρ(k)jC(k)pjVj）△τ(k) (3)利用递推公式(3)就可求解系统的瞬态温度场。但是若时间步长Δτ选取不当，就会发生计算结果的“振荡”现象，为此时间步长需满足条件dT(k+1)j／dT(k)j＞ 0，即：(4)对于有n个节点的系统，满足式(4)的△τ(k)j就有n个。在每一次循环时对不同节点可选用统一的一个时间步长△τ(k)，即：△τ(k)=Min(τ(k)j)，(j=1，2，…，n)。将上述选定的△τ(k)代入式(3)并将有润滑时系统的稳态温度场作为τ=0时瞬态温度场的初始值，则可获得系统的瞬态温度场。某直升机齿轮传动系统的结构和热节点布置如图1所示。图1 齿轮传动系统的结构及热节点布置3 失去润滑条件下的功率损失及对流换热系数失去润滑条件下，弧齿锥齿轮平均功率损失N(G)f取为输入功率NI的2.5%。N(G)f在主从动齿轮(节点1和节点14)上的分配与文献［1］中对应的分配方法完全一致。圆锥滚子轴承的平均功率损失Nf可按下式计算［2］：(5)这里ni为轴承内圈转速(r/min)，Fr和Fa分别为圆锥滚子轴承承受的径向力和轴向力(N)。d和αe分别为轴承的内径(m)和接触角。对于传动系统内的4个圆锥滚子轴承I1，I2，O1和O2可按式(5)分别算出其平均功率损失N(I1)f，N(I2)f，N(O1)f和N(O2)f。该平均功率损失在轴承内外圈上的分配原则与文献［1］中对应的分配原则一样。在失去润滑条件下，机匣内的对流换热介质为空气，机匣内空气与弧齿锥齿轮齿面的对流换热系数仍近似地按正常润滑情况下对应的换热系数公式(文献［1］)计算，所不同的是公式中的普朗特数、导热系数、运动粘度需要代入机匣内空气对应的热物性参数而不是润滑油的热物性参数［3］。同理，机匣内空气与圆锥滚子轴承之间的对流换热系数也可近似地按有润滑情况下对应的换热系数公式(文献［1］)计算。但需将公式中的导热系数、普朗特数、运动粘度替换为机匣内空气对应的热物性参数［4］。除此之外，其它节点处（节点号为j=2，7，11，12，20，24，25）的对流换热系数可用下式计算［5］：αj＝0.3Re0.57jxjKj/Lj (6)式中：Re，K，x和L分别为雷诺数、导热系数、修正系数和定型尺寸。需要指出的是，在失去润滑条件下，由于传动系统温度场的时变特性，所以有关材料的热物性参数也将随温度场的变化而变化。机匣内空气的热物性参数随机匣内空气温度的变化关系为：(7)金属材料的密度ρ(kg/m3)和比热Cp［J/(kg.℃)］随温度的变化不是很大，可近似将其视为定值，即：ρj=7850 和Cpj=641(j=1，2，5，10，13，14)；ρj=7810和Cpj=670(j=3，4，8，9，17，18，21，22)；ρj=2680和Cpj=963(j=6，7，11，12，20，24)；ρj= 7830和Cpj=550(j=15，19，23，25)。这里j为节点号。文献［1］中提及的导热系数Kb和Ks随温度T的变化规律为：Kb(T)＝-3.36×10-5T2+2.3×10-2T+37.836 （100℃≤T≤900℃） (8)Ks(T)＝-2.5×10-5T2-2.55×10-2T+43.8 （100℃≤T≤400℃） (9)4 节点净热流量及节点相关体积某节点j的净热流量qj等于功率损失(发热量)在该节点上的分配Qj加上流入该节点的热流量QINj减去流出该节点的热流量QOUTj。即：qj＝Qj+QINj-QOUTj (10)对于本文研究的在失去润滑条件下的直升机齿轮传动系统(11)(12)这里，RwCj和RjCx为传导热阻。RjVy为对流换热热阻，σ=5.67×10-8 W/(m2。K4)为玻尔兹曼黑体辐射常数。εZ为表面黑度，AZ为辐射换热面积。下标中的w，x，y，Z均指与节点j有直接换热关系的节点号。qj及Vj(j=1～15，17～25）的算式所占篇幅较大(详见文献［6］），此处不一一罗列。失去润滑情况下的传导和对流热阻仍按文献［1］中的热阻公式来计算，但需考虑失去润滑后热物性参数随温度变化的因素。5 瞬态热分析结果及讨论根据上述瞬态热分析思想和数学模型，笔者编程计算了某直升机齿轮传动系统的瞬态温度场。需要输入的结构参数和工况参数与该传动系统稳态温度场计算时的一样。这里的边界条件是：(1)机匣外空气温度Ta=25℃；(2)机匣内空气温度T(k+1)H=T(k)H+0.02△τ(k)，TH初值为70℃；(3)16节点的温度T(k+1)16=T(k)16+0.05△τ(k)，T16的初值为70℃。取循环次数k=800次。计算结果：(1)传动系统输入轴有关节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如图2和图3所示。图2 输入轴部件瞬态温度场图3 输出轴部件瞬态温度场由图2和图3可见：(1)输入轴有关节点(1，2，3，5，8，10，13)的温升率最大，当时间经历τ=220秒时，主动齿轮齿面温度上升了151℃，已达到272℃，其余各节点温度在原有基础上上升了120℃～130℃。主动齿轮齿面是整个传动系统中温度最高的部位。(2)输出轴有关节点的温升率较之于输入轴有关节点的温升率小得多，在τ=220秒的时间经历内，大多数节点温度仅升高10℃～20℃，从动齿轮齿面温度上升48℃。(3)从T3，T8，T17，T21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来看，在4个轴承中，轴承I1和I2在失去润滑后发生失效的可能性大于轴承O1和O2。(4)与文献［7］所揭示的温度时变规律比较，本文的瞬态温度场计算结果基本反映了传动系统的热时变规律。*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59705003）和航空基础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97C53029）作者简介：刘志全衬小35岁 博士后 副教授 北京市9628信箱48分箱 100086作者单位：刘志全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沈允文 陈国定 苏华 (西北工业大学)参考文献1 刘志全，沈允文，陈国定，张永红．某直升机齿轮传动系统的稳态热分析．中国机械工程，1999，10(6)：607-6102 万长森．滚动轴承的分析方法．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73 Handschuh R F.Thermal Behavior of Spiral Bevel Gears. Ph. D. Thesis,1993,NASA-TM-106518,19954 Hadden G B,Kleckner R J,et al.Users Manual for Computer Program AT81Y003 SHABERTH Steady State and Transient Thermal Analysis of a Shaft Bearing System Including Ball,Cylindrical and Tapered Roller Bearings.NASA-CR-165365,19825 Harris T A.Rolling Bearing Analysis.2nd ed.A Wiley-Interscience Publication,John Wiley & Sons,19846 刘志全．武装直升机生存能力的研究―传动系统的稳态及瞬态热分析．西北工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西安：1998：55～577 Coe H H.Thermal Analysis of a Planetary Transmission with Spherical Roller Bearings Operating After Complete Loss of Oil.NASA-TP-2367,1984:81998年9月收稿；1998年11月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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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数据采集系统中的噪声及抗干扰指标问题梁志国啊∨费羝罩摇±罱宇 李 滨摘 要 采用一种新的干扰模型表述方法来评价数据采集系统的抗干扰指标，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仿真及实际测量结果均证实了其良好的重复性和优良的分辨力。关键词 数据采集系统 噪声 干扰 评价 模型Problems about Noise and Anti-interference Indexes of Data Acquisition SystemLiang Zhiguo Ou Yang Puzhong Li Jinyu Li binAbstract In this paper,a new presenting method of interference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anti-interference index of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is adopted.Using this method,we have got a better result.The simulation and practical measurement result have all proved its very good repeatability and excellent resolution.Key words Data acquisition system,Noise,Interference,Evaluation,Model由于数据采集系统大多用于电气环境比较恶劣的工业现场，所以其噪声和抗干扰指标较多，噪声指标主要为量化噪声(对大信号测量)或随机噪声(对微弱信号测量)，包括开路噪声、短路噪声、匹配噪声等；干扰指标则涉及通道共模抑制比、通道间串扰和通道隔离度等。这方面的内容和技术很多，但无论是随机噪声评价，还是干扰特性的评价则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地将微弱的噪声或干扰信息确切可靠地描述出来。这个问题解决了，才可能获得恰当的噪声水平、合理的共模抑制比以及合适的通道间隔离度等抗干扰指标。噪声和干扰虽然有某种共同点，也存在特别明显的不同之处，实践证明，那种将噪声及干扰的评价均视为噪声评价的提法是不太确切的。本文将对以往的抗干扰指标的评价方法及特点,在数据采集系统抗干扰特性评价方面应用后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并针对随机噪声描述上的特点，寻求一种比较稳定的噪声和干扰的评价方法，并将其应用到数据采集系统抗干扰特性评价上。1 测量系统中抗干扰指标的评价方法数据采集系统噪声和干扰的评价及其指标的选取中，人们通常最为关心下述几方面问题：①有效描述噪声和干扰的水平及其水平的微小变化,以便于同一类及不同种设备之间噪声和干扰特性的横向比较。②评价结果具有良好的重复性。③评价结果受数据序列长度、量化因素等外界影响最小，即限定条件最少。目前测量系统抗干扰指标评价中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类：1)峰峰值读取法。给被评价的测量设备加载模拟干扰信号，然后将被干扰设备测量通道的干扰测量结果的峰峰值读取出来，该“峰峰值”作为被测量设备受所加载的“干扰信号”的“测量值”，由此“测量值”和“干扰信号”的幅度比，获得相应的抗干扰指标，如共模抑制比、通道隔离度等。这一种方法的优点是操作简单易行，而缺点是结果随机性较大，重复性差，只适于粗略估计，不能称为精确的严格评价。2)线性模型化方法。这一方法是为了克服上一种方法的随机干扰单值读取的随意性而发展起来的，使用总体平均效果来反推干扰“测量值”的峰峰值，然后用上述“峰峰值读取法”相同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这一方法的优点是克服了上述方法中峰峰值读取中的随机性较大的问题，有较好的重复性;但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干扰在测量设备中是线性传递的假设上的，即“直流干扰信号”仅造成“直流干扰效果”，“交流干扰源”仅造成“交流干扰效果”。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正确的结论，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是不完全准确的。上述两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均存在较明显的局限和不足，这在数据采集系统的抗干扰特性评价中表现尤为突出；因此，迫切需要使用新的干扰噪声评价模型，以进行数据采集系统抗干扰特性的精确评价。2 数据采集系统中干扰的特点数据采集系统是一种线性测量系统，这是就其输入输出的宏观传输特性而言，在其量化误差量级的信号幅度上，则表现为具有典型量化特征的非线性传递特征。各类干扰在其设计和制作技术上，均是受到严格抑制和禁止的，因而其幅度一般都较小，其路径比较复杂，其传递特性也有很多表现为非线性特性，并不完全是“直流干扰信号”仅造成“直流干扰效果”和“交流干扰信号”仅造成“交流干扰效果”的线性化模型方式。每一种干扰源，均可能同时造成“直流干扰效果”和“交流干扰效果”。另外，每一个数据采集系统，均有本机噪声，这并不是干扰源所带来的效果，任何干扰的测量结果，均有本机噪声的作用含在其中；而任何干扰的精确评价方法和过程，均应将上述本机噪声的效果去除才为合理。同时考虑了“干扰源”造成的“直流干扰效果”、“交流干扰效果”和“本机噪声”剔除的抗干扰指标的算法和模型，才能算是较全面、完善和精确的模型。3 随机噪声的特征及描述人们面临的测量过程中，大部分噪声均具有随机性，其幅度随时间无规律变化，很难确定其“最大峰值”，也根本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最大峰值”，通常，只能确定其幅度值在某一范围内的概率，因而用“最大峰值”评价噪声时，具有单值的随机性；很多时候评价结果的重复性较差，任何两次评价结果，都有可能具有较大的变化。但其均值、平均功率和有效值，则具有统计性、平均特征和确定性;因此，使用均值和反映其功率的有效值或标准差来衡量噪声特性和水平，比用“最大峰值”来评价噪声应具有更好的确定性、更好的重复性,也更具优越性。尤其是人们不可能无限期地测量下去，只能用有限长的噪声取样序列来描述其特性，更是如此。通常，人们评价噪声均使用有限长的采样序列，因此，序列越长，获得更大的“噪声最大峰值”的概率将变大，因而用“最大峰值”评价噪声时，获得更大“噪声”的结果可能性变大。即：数据序列长度将对“最大峰值”评价噪声的结果有影响。但数据序列长度足够长以后，其长度的变化，对使用反映其功率的有效值或标准差来衡量噪声的评价结果，将没有明显的影响。另外，在数字化测量过程中，测量结果均具有量化特征，而噪声与信号相比，其幅度通常是微弱的。因而，当噪声及其幅度变化量小于最小量化阶梯(1 LSB)时，用噪声峰值来评价噪声，这样的变化可能仅反映在具有某一量化数据个数出现的几率上，而噪声量化后的“最大峰值”则不变化，因而无法确切评价和分辨噪声及其幅度变化;但是，使用反映其功率的有效值或标准差来衡量噪声水平，在这里可望获得更确切的结论，具有更好的分辨能力。对模拟零均值正态噪声经量化后的峰值、有效值描述方法的仿真，完全验证了上述分析与结论。这里，噪声最大值、最小值和极差联合描述的是噪声的峰值信息，噪声的标准差描述的是其幅度有效值，即能量信息，噪声均值与理论均值的比较，反映的是描述噪声序列的数据个数是否足够长了。通过仿真试验，用计算机生成零均值且标准差可变的正态噪声，和经过量化后的噪声序列xi(i＝1，…，n)，仿真数据采集系统测量中的噪声。对该噪声序列的均值、最高峰值、最低谷值、极差和标准差进行运算处理：均值标准差最大峰值最低谷值极差假设该噪声是有效值幅度为EA＝100mV的正弦交流共模干扰信号造成，则有额定共模抑制比使用实测噪声序列极差算出的共模抑制比使用实测噪声标准差算出的共模抑制比详细情况见表1～表3。其中，量程为－100～100mV;噪声标准差s0为1mV;A／D位数为12bits从表1来看，噪声峰值、标准差、极差和均值均有离散性;但是，对评价噪声比较重要的峰值与标准差(有效值)两者比较起来，噪声标准差的重复性要好得多，可高一个数量级以上。因而由其运算获得的抗干扰指标也具有良好的重复性;而极差的离散性则较大，由其获得的抗干扰指标的重复性不十分理想。从表2可知，噪声序列的采集数据个数对噪声的峰值影响较大，数据个数增多，其它不变的情况下，噪表1 量化后正态噪声的极值、均值、极差和标准差的重复特性最大值最小值极差均值噪声标准差实测值抑制比共模抑制比共模抑制比XmaxXminλxsC0C0C04.053-4.4438.469-0.010870.95524030.4540.404.443-4.3468.789-0.0059710.96384030.1540.323.809-3.5647.3730.025460.94684031.6840.473.076-3.4186.4940.0075950.96764032.7840.292.979-3.8096.788-0.012220.91374032.3940.782.686-3.1255.8110.060750.94354033.7440.513.369-3.1256.4940.024410.96164032.7840.342.832-2.8325.664-0.056830.91374033.9740.783.076-3.0276.1030.026240.97234033.3240.242.783-4.1996.982-0.045380.98294032.1540.153.076-2.8325.9080.021330.93444033.6040.59表二次 量化后正态噪声的极值、均值、极差和标准差随数据个数变化的特征数据个数最大值最小值极差均值噪声标准差实测值抑制比共模抑制比共模抑制比nXmaxXmaxλxsC0C1C2502.148-1.9534.101-0.033200.92904036.7740.641002.490-2.2954.7850.0029301.0104035.4339.912002.734-2.9795.713-0.025031.0014033.8939.993003.027-4.0047.0310.0052970.92934032.0940.644003.369-2.8816.250-0.025410.93004033.1140.635003.320-2.6866.006-0.11200.95294033.4640.426002.881-40046.8850.037421.0014033.2739.997003.027-2.9796.0060.039540.95954033.4640.368003.320-2.8326.1520.004870.94764033.2540.479003.076-3.5166.592-0.012150.95864032.6540.3710003.418-3.3696.787-0.026660.94274032.4040.5150003.906-3.5167.422-0.0036620.95264031.6240.4290003.857-3.8097.6660.0058700.95604031.3440.3999994.248-3.8098.057-0.0047000.95654030.9140.39表三 量化后正态噪声的极值、均值、极差和标准差噪声标准变化的变化情况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极差均值噪声标准差实测值抑制比共模抑制比共模抑制比S0XmaxXmaxλxsC0C1C20.024400.09766-0.09770.1952-0.00010280.0274772.2563.2171.220.026840.09766-0.09770.19539.822E-050.0288071.4263.2170.810.029280.09766-0.09770.19530.00035120.0307470.6763.2170.250.031720.09766-0.14650.2442-0.00064360.0319369.9761.2869.920.034160.1465-0.14650.2930-0.00035720.0330569.3359.6969.920.036600.1465-0.14650.29300.00037620.0388868.7359.6968.210.039040.1465-0.14650.2930-0.00011260.0411568.7359.6967.710.041480.1465-0.14650.29309.807E-050.0426268.1759.6967.410.043920.1465-0.19530.3418-0.00023080.0450167.6458.3566.930.046360.1465-0.19530.34180.00064540.0465567.1558.3566.640.048800.1953-0.19530.39060.00070580.0480966.6857.1966.360.051240.1953-0.19530.3906-0.00097030.0500466.2357.1966.010.056120.2441-0.24410.48820.00032810.0560965.8155.2665.020.058560.2441-0.19530.43940.00011760.0594265.0256.1764.520.061000.2441-0.24410.48824.908E-060.0601564.6555.2664.42声峰值也将增大，而噪声标准差在数据个数足够多(例如n＝100)以后，基本不受数据个数的影响。从表3来看，噪声序列的标准差变化对噪声的峰值影响较大，当其它条件不变，仅噪声序列的标准差在量化台阶的1 LSB内微小变化时，因为量化效应，噪声峰值可能不变化，因而，噪声序列的峰值此时具有较差的分辨力；而噪声序列的标准差却可以分辨出远小于1 LSB的噪声有效值的微小变化，具有更高的分辨力。由其获得的抗干扰指标也具有更高的分辨力。未量化前的正态噪声除了没有量化特征，其它特征与量化后的基本相同(仿真结果略)。由上述仿真结果，不难得出下述结论：用噪声序列的标准差描述噪声，比用噪声序列的峰值来描述噪声，具有更好的重复性、更高的分辨力，以及对数据个数的要求更低。因而，在数字序列输出的测量仪器评价中，采用噪声序列的标准差描述噪声，比传统的模拟式测量仪器中通常使用的峰值评价法更为优越。由于干扰具有随机噪声特征，所以，使用标准差描述干扰，并进而用于计算抗干扰指标，比起使用峰值或极差，具有更精确的特点。无论是重复性，还是分辨力，都更优越。4 数据采集系统中抗干扰特性的评价综合上述数据采集系统中干扰及噪声的特点，以及随机噪声的特征及描述状况，经过总结分析并实际测试验证，获得如下较好的数据采集系统的抗干扰指标的评价方法：以共模抑制比评价为例，设系统增益为G，使共模信号为0，测量记录数据采集系统通道的本底噪声采集数据x0i(i＝1，…。n)；加载共模信号，其幅度有效值EA，测量记录通道的干扰采集数据xAi(i＝1，…，n)；按下式计算出通道的共模抑制比CMRR：其它干扰，如通道隔离度、串模抑制比等的测量过程和处理原则，均可参照共模抑制比来进行。即，首先确定干扰源不存在时，测量获得被评价设备的本机噪声方差和均值；存在干扰源以后，获得的干扰测量值序列经剔除本机噪声的均值和方差的影响，得到的认为是干扰造成的变化的有效值，该有效值作为干扰测量值，用于评价计算抗干扰指标，可获得优良的效果。在一种数据采集系统HP54501A上，通过评价其通道隔离度指标，完全验证了上述分析结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所述的噪声和干扰模型，仅是数据采集系统干扰模型的一种，随着该项研究的深入，将会出现更好的干扰和噪声描述模型。作者简介:34岁 男 高级工程师作者单位:梁志国啊∨费羝罩摇±罱宇 李 滨 (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北京市，100095)参考文献1 王述杭.数据采集系统鉴定规范(草案).测控专业委员会.19842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工业标准HB6489―91,地面计算机测控系统输入输出子系统性能鉴定要求和方法.199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技术规范.JJG1048―95,数据采集系统校准规范.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19954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检定规程.JJG315―83,直流数字电压表.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1984收稿日期:1998-03-17修改日期:199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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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097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118-142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 作 者 】丁宁 【复印期号】199606 【 标 题 】论艺术史的作品观念（之二） 【 正 文 】 三 画面与框架如前所及，“框架”甚至应该成为解构一种颇为流行的艺术作品观念的重要思想支点。框架未必仅仅因为自身而显得非同小可，而且更由于它与特定画面的特定联系而不容看轻〔35〕。在某种意义上说，无框架即无绘画。在《古典艺术》一书里，沃尔夫林强调道：“作品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搬动或修改，甚至其中的思想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一旦艺术家将其创作思维自觉或不自觉地延伸到了作品周边的框架上，那么无视框架的存在等于是在歪曲原作！事实上，像夏皮罗这样的艺术史学者已经提过，框架具有显而易见的语义价值。但是，正像帕奎所忧虑的那样，艺术史学者还是大多不提框架的意义，即使偶尔提及也仅仅是当作一种趣味问题来看待。对绘画的真实边界或轻描淡写，或干脆视而不见，追究起来，是同一种漫长的人文主义传统有关的。在这一传统中，艺术是非物质化了的存在，如此才能凸现新柏拉图主义式的描绘思想。然而，框架是物质化的，现在来将之作为对绘画作品的视觉理解的一把钥匙，显然不无激进的意味〔36〕。在我们看来，解构主义者把框架（而非画面）看作解构的起始点，并不是小题大作。勒本斯特因指出，首先，某些特定框架本身确实是难以与画面切割开来的，比如恩斯特（Max Ernst）作于1920 年的《卷发的凯瑟琳娜》一画所用的新巴罗克风格的铸铁框架已经和画面融为一体了。令人遗憾和迷惑的是，此作的复制品却总是非把这两者分开不可。其次，即使不经艺术家本人亲手制作的框架也难免有相当特殊的“语义”。普桑在画完《吗哪》后致信尚特罗，请后者为画面配置一种上楣镀有金色的边框，目的就在于驾驭观者的注视，使之集中于画面。第三，在历史的层面上，我们还看到，对得体框架的特殊要求贯穿了整个西方绘画史。虽然像康德这样的美学家在《判断力批判》（第十四节）中把画框之类视作“虚饰”而已，全力论述所谓美的本身，但是，框架不只是起到保护、增色之类的作用，它的必要性还在于有意味地把画面与被摹仿的现实界划开来。德里达在其《绘画真理》一书中还进一步地认定，把框架仅仅看作是图像的语义与造型的延伸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依然忽略了图像与框架之间的复杂的交互作用。受此启发，更有学者提出框架的张力问题，甚至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能指。在这里，大略地回顾一下艺术史有助于对框架的历史性含义及其特殊作用形成丰满的认识。在不同时期，对框架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着历史而变化的框架观念事实上何尝不在反映框架的意义流动？15世纪的阿尔贝蒂在其《论绘画》中从一个侧面提到了框架的天然本性。他写道：“我先勾勒出一个我想在其中作画的长方形，它在我看来是一扇打开的窗口，透过这一窗口，我或许看到我所要画的事物”，而图像所占的面就似一片透明的玻璃……既然框架犹如窗口，它就自然有存留的必要。使人颇有兴味的是，把框架当作绘制对象或考虑在内，甚至还曾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壁画和手绘本的创作上。确实，框架成了艺术家吸引观者的重要手段：世界是以框架这一窗口向人们洞开的，画即是世界的一部分〔37〕。换一种角度说，框架不但不是外加和附属性的，而且相反被整合到了再现的空间之中，使画作成为更为显在的能指系统。在此，框架（特别是在16世纪以来的祭坛画里）实际上已变成绘画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不过，把画面与摹仿的现实区分开来固然是框架的重要作为，反之，把两者融合到一定程度有时也是通过框架而实现的。譬如，在巴罗克的再现作品中的边框即是如此。甚至这种融合的手法还颇有选择的余地。在一些天顶画、版画或手绘本上，框架所起的界分和融汇的作用是并行不悖的。在罗马耶稣天顶画上，框架既是明确的又是越界的；界线的清晰可辨使升上天堂和落入地狱的人只是部分地叠合在一起，而相对的混融则可使耶稣能从天界进入仰视于他的凡世。在杰斯布莱希特斯（Gijsbrechts）和福特－布拉斯（Fort Bras）的架上油画面前，人们则可能要重复宙克西斯式的错误，以为画的东西是实物本身而忍不住伸手去摆弄。福特－布拉斯曾在屋子的一角置放了一幅使框架隐而不见并与背景融为一体的画，观者以为这是某件实物；而杰斯布莱希特斯则再现一种架上油画的背面，画家将之置于角落竟引得观者动手把它翻过来看一看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画，结果，翻过来的一面才是真正的背面！在这里，艺术家正是利用了人们对框架的习惯心理，反其道而行之，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相似的例子还有坦普尔（Abrams van denTempel）和巴彻列尔（Jean-Jacgues Bache-lier），前者作于1672年的《园子里的两条狗》，其中的框架有三面围住画面，但下方却成了窗台，上面放着装有两只狗的篮子；后者1753年时画有《迷惑眼睛》，正如题目所示，也是把框架变为画面上再现性的一部分。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如半身晕映的画像、未完成的作品、引喻整体和向外开放的作品等）在框架上同古典和拟古典的对比是相当明显的。确实有时在布莱克、龙格或是弗里德里希的画作中，框架本身成了绘画与世界之间的中介而不是阻断两者之间的联通。以龙格的《夜莺授课》一画为例，其框架是对赤陶浅浮雕的摹拟（图4）。 艺术家在给兄弟的一封信中谈到了采用这种框架的具体用意：“我在画的底部画了一些风景。这是茂密的森林，一条溪流从其深处流出来。溪流处在背景上恰似树荫中流动的长笛之声。在浅浮雕的上方，再次出现带着里拉琴的爱神；一边是百合花精灵……另一边则是玫瑰花精灵……这样相同的东西在画中出现了三次，由于有别于画中的图像，它们具有一种抽象和象征的倾向。”〔38〕也就是说，形似浅浮雕的框架通过对画面主图像的若即若离的作用完成了对整个作品主题的有力引发，既是集中的渲染又是开放的烘托。到了19世纪末期，绘画与所有其它艺术与科学一样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框架亦成为不少画家关注的一种问题。譬如，按照马奈的理解，框架之所以必不可少就在于“没有框架，绘画就丧失了百分之百的东西”〔39〕。马奈没有点明哪一种框架是断不可失的，但看一看印象主义画家的选择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他们大多以白色或杂色的框架取代以往镀金的框架。这一变动本身不是对时尚的一种呼应，也不是形式上的小小招数，而恰恰是和印象主义画家们笔下的画面特点紧相联系的。因而，这一现象曾经引起当时有眼光的艺术批评家――如哈伊斯曼、费内翁和拉法格等人――的高度重视。拉法格就入木三分地写道：“在他们的各种展览中，这些独立的画家用合乎理性又不无想象的精致画框取代了旧式镀金的框架，后者是专业学院派惯用的构架。日照下满目绿茵的风光、冬日小景、灯火耀眼且服饰五光十色的室内等，都要求不同类型的框架，而这只能由画家本人来提供，就如女性最知道该穿什么，施什么粉黛和该选什么墙纸配自己的闺房一样。”〔40〕金光闪耀的框架，形式繁复有加，它们之所以被弃而不用，不只是因为透出一股矫揉造作的俗气，而且还由于耀眼的金色会破坏画面上由光的细微变化而形成的特定色调。据说，德加绝对容忍不了金色的框架，而是像惠斯勒那样只用自己选中的特殊边框。在所有独立的画家中，大概修拉是最在乎框架的结构效果了。他之所以这样，也是出诸一定的艺术追求，即实现其色彩－光学理论，达到一种完完全全的控制。由于画面上每一块色域都受到邻近色域的影响，框架的色泽就要考虑进去，否则会对距边框最近的画面造成破坏并渐渐地波及整个画面的艺术效果。起先，修拉是采用印象主义画家所偏爱的白色框架的，后来他用了有点彩风格的框架。1889年后，修拉还注意在边框与画布之间加上一条边线作缓冲，以吸收浮雕框架的“阴影”。他也受过瓦格纳舞台创新的影响，逐步地以深色框架代替浅色的。因为，在剧院中灯光暗下来就是为了使灯光集中的舞台成为唯一的注意中心，绘画也要如此。作于1884年的名作《大碗岛的星期日》（见封底上图）中，事后添加的边缘部分后来还是改了，因为邻边的画面受到了影响。另一幅名画《马戏团》的框架（以及假的框架）则都选用了蓝色，这一用色使作品以外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总之，对并不具象的框架同画面以及作品以外的事物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深深关注，确实构成了修拉创作思维的一个有机部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框架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历史性的印证。西涅克就曾说过，独立的画家们所用的白色框架本身即是被逐出官方沙龙展的一个充足理由。当时，不用镀金的边框既不合规范也不够高雅。曾经有人邀请德加参与一个展出，他对画家说：“或许你会觉得我们所要求的框架……过于花哨了一点，但是绘画难道不是一种奢侈品吗？”德加的回答是：“先生，你们的框架或可如此，但是，我们的框架却是那种绝不可少的框架。”〔41〕此言再恰切不过地表达了艺术家对特定框架的理解态度。到了20世纪，又有另一番景象。先锋艺术家们热衷于推翻既定的一切（诸如绘画的定义、绘画的本质，等等），框架自然也无以例外。对作品框架的干涉被理解成对以往的艺术乃至文化所赋予它的地位的颠覆，比如放弃边框曾一度是先锋艺术家反权威和秩序的一种标志〔42〕。无疑，假如不存在原先传统的对框架的惯例性期待，先锋艺术家们放弃框架的作为是不会有什么意义和效果的，这正好说明了，放弃或疏远经典的框架实际上正是以对框架的理会、在乎等为前提条件的。蒙德里安就曾在一封信里写道：“就我所知，我是第一个把绘画从框架中解放出来的，而不是将之置于其中。我感到没有框架的图像要比有框架的好，而且配置框架会造成三维空间感，有一种深度的错觉。所以，我用普通木头做成框架，然后置画于其上，从而更有真实感。把图像和环境融合起来而形成的真实性是我走向抽象绘画以来所持的一种理想。”〔43〕去除边框或者削弱其作用的艺术家中还有马列维奇（Kasmir Malevich ）、 沃顿伯格－吉尔德瓦特（Friedrich Vordemberge-Gildewart）、恩杰尔斯（Pieter Engels）、巴克利（Stephen Buckley）和布拉格里奥（Pierre Buraglio）等。他们都曾把作品的框架当作一种具有核心意味的艺术问题。需要申言的是，正像勒本斯特因所概括的那样，“摆脱框架并不一定是这样一种迹象，即艺术作品已然丰富到不需要框架的地步了。因为，显然是华丽的装裱透现它所饰之物的贫乏，对象就要剥离自身以显示出自足的特点”，而且“渐成学术课题的框架是否有可能（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呢？……事实上，人们只能以时时规定框架的事物为出发点”〔44〕。换言之，框架不啻是一个静态的和微不足道的外围问题，它同样是一个我们尚未吃透的艺术史现象〔45〕。（附图 {图}）图4. 龙格：《夜莺授课》，现藏汉堡美术馆。其框馆为赤陶浅浮雕。四 原位和移位美国艺术史家斯坦伯格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启示性的论文，题为《在西拉斯礼拜堂中的观感》〔46〕。如我们所知，属于波波洛圣玛丽教堂的西拉斯礼拜堂，从建筑史意义上看，是不怎么令人感兴趣的。人们之所以还要去那儿只是为了观看其中的几幅卡拉瓦乔的作品。不过，斯坦伯格对此还作了很有意味的提醒：事实上，对卡拉瓦乔的这些作品的体验在人们进入礼拜堂以前就已开始了。当他的肖像画把人引向小十字型的空间时，顶上的嵌板在图像志上同下面的这些作品恰好构成特殊的联系。假如取正面的角度看，卡拉瓦乔的《圣保罗的皈依》和《圣彼得的殉难》在构图上会显得让人犯惑。只有当人们在光源来自绘成天堂的椭圆形十字交叉的圆顶时才有可能扫视这些作品，进而理解卡拉瓦乔的这些作品为什么非要在这一礼拜堂里不可。一旦人们单独观看（如复制品），作品的某些图像志意义便无以落实。所以，在有些情况下，对某些艺术作品的把握不仅仅要亲睹原作，而且还须把作品的“语境”考虑进去，这样才能较为整全地认识艺术作品及其历史性质〔47〕。有些艺术作品在它所处的原来位置上才是本真的，若被移置他处，艺术史学者就须重构其原位性或原始的“语境”。多少会让人遗憾的是，人们对艺术作品的原位意义似乎一直缺乏足够的关注。普里尼在其《自然史》（亦译《博物志》）中所提供的有关宙克西斯和巴哈修斯的文本已是耳熟能详：两位古代画家较量，宙克西斯出示的是一幅描绘葡萄的作品，由于画作栩栩如生竟引来小鸟啄食；巴哈修斯则拿出一件再现幕帘的作品，由于同样是毕肖原物而使宙克西斯脱口说出，现在该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幕布后画的是什么了……最后，宙克西斯诚恳地向巴哈修斯认输，承认他自己只骗过了小鸟，而巴哈修斯却骗过了一个专业画家的眼睛〔48〕！但是，听完这种故事，我们只消细想一下就会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假如巴哈修斯的画作确实蒙骗了宙克西斯，那么它应该有多大的尺幅，置于何种场合，才可能有如此神奇的视觉效果？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会有人轻信一幅大小尺寸一般又挂于墙上的画是一道伸手可揭的布帘，就像谁也不会把逼真之至的照片等同于被摄的原物一样。这里，是不是也有一种被略而不详的关键之物？对此，布列逊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阐释：“这一故事作为写实主义的一个寓言，在艺术史的记叙中被频频引用，就极易失却其最重要的特征，即这一事件发生地点的奇特性。我们可以围绕这两幅画把故事分成两个从而见出这一点。静物葡萄引来了空中的小鸟：也许我们认为它们撞上了画面就像碰到了一片玻璃那样。可是在［普里尼］文本的措词中当有另一重语义：所画的葡萄是如此出色以致于小鸟飞向‘舞台的墙上’。事实上，宙克西斯的画作是希腊人称之为Skenography 即剧场布景画的作品。第二幅画是巴哈修斯对幕布的精心描绘，对它亦有类似的误解。我们或许会把他的画想象成用布帘蒙起来的，就像18世纪的收藏家那样，总是用布把架上画罩起来，或者是在一种想象的具有戏剧性的揭幕仪式上把绒布拉开就显现出底下价值连城的画作。用布帘或是障眼的东西构想出错觉的狂喜，这本身就有戏剧性；而使戏剧性倍增的是，表现一幅似乎像是要揭去幕帘的画作的图像，其本身正是在一个剧场中展示的。恰恰是在这种公共剧场里而不是在我们从菲洛斯特拉托斯那里所见的集市或类似画廊的地方，宙克西斯和巴哈修斯之间展开了一场竞赛”；“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戏剧化观念的故事的方方面面以及对绘画与舞台的联系的强调”〔49〕。虽然宙克西斯与巴哈修斯的画作早已轶失而无以亲睹，而普里尼的文本事实上也可能夹杂了主观的臆测成分〔50〕，但是假若我们无法构想所涉作品的原始位置，就不免会有很多不得要领的认识。事实上，要自觉地意识到作品的原位“语境”并非易事。因为，人们面对这样的“语境”的机会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少而不是相反。以汇聚艺术作品最多的各类博物馆为例，它们尽管不失为供奉缪司的上好场所，但却未必全是理想的、无损作品原意的“语境”。在《传统与欲望：从大卫到德拉克罗瓦》一书里，布列逊特别强调，在异彩纷呈的艺术博物馆里，作为观者的人和作为艺术家的人会有截然相异的反应，因为前者可以恬然陶醉在视觉的盛宴中而不思回返，而后者则可能有莫名的压抑，感受到传统所留存的艺术业绩已使自己施展身手进行创造的空间变得狭小无比了〔51〕。把这种强调稍加引伸，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重差异：作为观者，人们在博物馆里巡视过去的视觉文化瑰宝时，可能会庆幸自己进入了视觉的节日，目不暇给；而作为艺术史学者，他却应有另一种叩问：眼前的这些艺术珍品最先是怎样存在的，或者说，它们原始的“语境”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在大部分博物馆里，人们所知觉和体会的其实是文化、时代、艺术和艺术家等诸多因素的交叉和混杂。对于这样的缺憾，阿诺德・豪泽尔有过相当尖锐的评说：“博物馆也被称为陵墓，在这个陵墓中，艺术作品过着一种抽象的、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们已经与产生它们的生活，与它们曾在这种生活中完成的实际任务隔断了联系。当它们按照某种与现实或作品本身无关的原则被放在或挂在博物馆里的时候，它们失去了与现实的原始联系，而进入了某种新的，与其他陈列品的联系。它们不再是偶像，不再是仪式的形象，不再是有代表性的绘画、庄严的纪念碑或简单的、有实用价值的工具，而是成了具有某种共同性的艺术作品”，问题就在于：这种仿佛有共同性的展品使人对艺术原真的历史面貌的把握与理解产生颇大的偏差，因为一旦博物馆把“史前的偶像、异教徒供奉的神明、埃及墓中的雕塑、印度寺庙里的装饰、移民时期的珠宝、基督教圣经里的插图、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巴洛克绘画、自然主义－印象主义的风景画、立体派和抽象－表现主义的形式结构”等全部放在一起时，它就提供了一种虚假的“统一艺术的概念”〔52〕。在此，豪泽尔不免言重了点，但其矫枉过正的鲜明立场确可启人深思。在西方的一些主要博物馆里，从中国古代的佛教壁画到亚述的雕塑，从古希腊神殿的断墙残垣到古埃及的巨大雕像等，如此大跨度的文化艺术并置起来，颇易产生历史的错乱感，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历史特性会大为淡化。在某种意义上，博物馆对艺术作品的原位性质的人为或强制性的冲击，使艺术作品再难维持原有的全部魅力。把米洛岛的维纳斯雕像移入卢浮宫固然获得了上乘的保护，然而这尊作品的魅力（即和其原位环境联系在一起的魅力）却已不再一如原初。在谈到雕塑所要求的特定空间时，苏珊・朗格很是敏锐地指出：“雕塑体本身似乎与周围的空间有着一种连续性，不论固体部分有多大，都与周围空间组成了一个整体。空的空间包围着它，包围它的空间作为有形体的延续，有着生命的形式。”〔53〕这清楚不过地点明了像雕塑这样的艺术作品，有些是和周围的特定空间唇齿相依的，两者之间有一种非同小可的联系，忽略或者改变这种关乎生命的联系实际上便是对作品本身的人为修改和歪曲。对此，阿恩海姆的观感是很有针对意义的：“雕塑在最完全的意义上不能当作可以移动的对象，它们是与一种受它们的意义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决定它们的意义的场所联系在一起的。当今天的观众来到佛罗伦萨看到米开朗琪罗的《大卫》被囿于美术学院空荡荡的圆形大厅里，这一作品已失去其颇为独特的品性。在过去的世纪里，唯有一件翻制品在市政厅的入口处表明其原位性：1504年，正是在这里，此作成了‘对共和国公民的两种重要品质的体现， 即大卫是Cittadinoguerriero（尚武的公民）’”。〔54〕可以见出， 艺术作品并非孤立的、完全自足的存在，而恰恰与原本的位置有极为重要的关联。或许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人能像18世纪的德国哲人J. 赫尔德那样看重艺术作品的原位意义了。他用充满激情的文字颂扬希腊艺术的高贵精神，又从忘情的感动中体悟了作品原位性的至高无上的意味。他这样写道：“我站在古代大师的艺术造像之前，安安静静地观察和衡量寓于人体构造之中的人的灵魂力量的力学和静力学，这些时刻在我是难以忘怀、永远富有教益的。当我细细揣摩这些艺术品的对称和协调的时候，尤其当我细细揣摩这些天神般的躯体按照性格的不同，在静与动的状态中形成的优美的对照的时候，我享受到多少乐趣呀！灵魂是可爱而又严肃地显现在衣纹和皱褶里，宛如一个飘忽的精灵。你们这些希腊人可真是认识了我们的天性并把它高贵化了；你们知道，一幕幕转瞬即逝的人的生活究竟是什么，你们把人的生活镂刻在一些石棺上，刻得既正确真实，又纯朴动人。你们抓住了人的生活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场面上的花朵，把它放在人类之母的永不凋残的花环里，使之神圣化。倘若我们人类有一天竟堕落到连人类的这种内在的力量和优美，连我们的存在的崇高的标志都认不出来的时候，呵，自然，那你就把你那已经堕落的、最高贵的创造物的形象粉粹了吧，或者让它自己破裂粉碎吧！”在这种无比神圣的艺术面前，人只有感受到一种被占有的幸福，而不是反过来去占有艺术。但是，令赫尔德难以忍受片刻的是，这样纯美的艺术恰恰被人占有――毫无道理地在改变它们的原位性。他不禁感慨甚至愤怒了：“每次当我看到这类宝藏被人用船运到英国去的时候，我总感到可惜……你们这些世界霸王，把你们从希腊、埃及掠夺来的宝物还给它们原来的主人，那永恒的罗马吧。只要命运不阻止人们走向罗马的路途，每个人在罗马都能不花分文地接近这些宝物。把你们的艺术品送到那里去吧……”〔55〕确实，古希腊艺术本来就如一股生命的气息，它是和一种特殊的天时地理与人和融汇在一起的，分离它们就是像赫尔德所说的那样是野蛮地占有这种艺术，而不是反过来让它占有我们从而最理想地提升我们的灵魂和精神。赫尔德无疑表达了一种对艺术作品的原位性的最完美要求。不过，即使是不甚彻底（或者不可能彻底）的原位性的重构也是有其意义的。正像罗斯基尔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假如不回溯到艺术作品原本的展示方式，就时常不能像构思与创作它的艺术家以及当时的观者那样，整全地理解一件作品的本性”，而且“即使作品是可以移动的，比如画布上的作品，其原初的挂排顺序以及作为一组画所形成的格局，似乎也须重构出来”〔56〕。对于杰出艺术家的作品来说，这一点尤为明显。像拉斐尔为西斯廷礼拜堂所设计的壁挂作品就是一种显例。这组作品曾经对当时16世纪中后期的意大利艺术产生过极为深入的影响，而且也是拉斐尔去世之前全力以赴所完成的唯一的大型作品（以后无论是在梵蒂冈或是其它地方所作的系列性湿壁画都未必全是拉斐尔的所作，他或是只提供一些想法，或画些草图，而实际的绘制则由助手、画徒等承担，不少还是在拉斐尔去世后才完成的），显得尤为难得。但是，令艺术史学者犯难的是，这组作品最先如何排列并与礼拜堂的背景构成整体的联系，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而且先前的种种研究尝试都难可人意〔57〕。到了50年代，两位英国艺术史学者怀特（John White ）和希尔曼（John Shearman）共同作了较长时期的研究， 终于为人们比较确凿地把握和理解拉斐尔的这组作品提供了一种读解方式。他们曾经提出五种设想作为研究的初始性考虑：第（1）， 这组总共十件的作品是一种系列的整体，没有其它的排列可能性；第（2）， 它所表现的故事片断吻合《新约》“福音”和“使徒行传”中所叙述的事件次序；第（3）， 与圣彼得和圣保罗有关的两组叙事次序就像有关基督和摩西的湿壁画那样，也是从礼拜堂的祭坛处开始的；第（4），或许最为重要的是， 艺术家曾为每组场面设定一种特殊的光照条件，即从礼拜堂窗口所渗入的光线必定同每组叙事系列相对应。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中，系列性作品通常总是顾及这种光照上的配置（比如布兰克奇礼拜堂中的系列湿壁画即是如此）。因而，有理由相信，拉斐尔在这里也遵循了类似的准则――事实上，拉斐尔在创作其它系列作品订件时，总是十分在意空间与光照的条件，以及画作所预定的位置的；第（5）， 从具体尺寸上看，这组作品必定占满了礼拜堂从中央的祭坛直至原屏帘位置处的所有墙面。正是基于这五个类似前提的条件，他们修正了当时的重构工作，不仅理顺了彼得与保罗的关系，而且也为两组系列（尤其是关于保罗的系列）找到了最恰切的光照对应关系〔58〕。虽然我们尚不能从上述这一重构研究中得到绘画作品就如雕塑作品一样不可挪改其原位性的结论，但是却足可使我们意识到原始的展示方式对作品的理解与阐释是何其重要。或许正是类似的觉悟使阿恩海姆对包括绘画、雕塑以及建筑在内的艺术作品失却与广义环境的交互作用流露出深深的遗憾，认为这正是艺术与物相混淆的“病态”。在他看来，艺术作品应该专属于特殊的位置，它之于环境的效果不是巧合，而反过来环境对它的影响，也须在预见之中。所以，人们推崇拜占廷教堂墙上的镶嵌画、哥特式大教堂中的彩色玻璃画等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些艺术作品构成了所处环境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同时也从其环境中汲取或呼唤起相关的意义。然而， 博物馆、 美术馆中的空间似乎是把艺术作品的原位性中性化了〔59〕。当然，在艺术作品的原位性和移位性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绝然对立的东西，因为具体到某些作品，其最先的、原始的展示特点未必是最佳的，同时我们毕竟不可能悉无所遗地重构一切艺术作品的原位性，或者说更为普遍的情形是，原位性本身也要经受历史的变化。假如特定的移位（即对原位性的改变）相对充分地贴近作品本身的固有品性，那么它就有可能转化为那种同样可以被认可的“次生的”或“二级的”（甚至再类推下去的）原位性。 以美国弗里尔美术馆中著名的“孔雀室”（Peacock Room ）为例， 它现已成为用来陈列惠斯勒（James MeNeill Whistler）的油画作品（《来自瓷器国度的公主》，1863―1864）、装潢设计（如东南角的《蓝色和金色的和谐》，1876―1877）（参见封三下图）以及中国部分清代瓷器的一种范例而广受称道。当然，实际上所有的展品都曾几易其地，小如其中的中国古瓷器，大则甚至整个“孔雀室”本身。根据文献，“孔雀室”原先在伦敦，为莱兰（Frederich R.Leyland）所属，后于1904年（即莱兰去世十二年之后）移入伦敦的一家美术馆。同年，被弗里尔购下，全部拆散后运至美国底特律重新组装。弗里尔去世以后，按其遗愿，“孔雀室”再运至华盛顿，在现弗里尔美术馆中组装起来公诸于众〔60〕。“孔雀室”算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相似的更可胪陈，如纽约的弗里克收藏馆（Frick Collection）、伦敦的华莱士收藏馆（Wallace Collection）与索恩博物馆等。在这些美术博物馆中，我们已难想象变动其中的艺术作品的空间特点而无损于原先应有的欣赏和理解；虽然这些作品已经大多脱离原始的（即非次生的）空间规定性，但其次生的原位性确实比较恰切地贴近作品的格调与气质。上述这些收藏量绝难称雄于世的美术博物馆之所以特别吸引人或者成了艺术史学者最为推崇的美术博物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所保持甚或强化的那种次生的原位性的历史意味。因而，既没有必要把原位性与移位性看作绝然对峙的范畴，也不需要出于尊奉原位性而太看低了同样也可能沉积了历史性魅力并且与特定作品相得益彰的“移位性”。事实上，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那些收藏量极为庞大的博物馆也在程度不同地向理想化的或者同类化的原位性靠拢，尽管这种意向始终不可能具备原位性本身的全部意义，但是自觉营造构想中的原位性仍起到了非同凡响的效果。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一座仿造的明代文人庭园对于中国古代卷轴画的欣赏、玩味和思究实在有不可多得的助益，而16世纪西班牙式内院和东亚风格的室内陈设等也会对相应的西班牙艺术与伊斯兰艺术的观赏和阐释构成一种对特定原位性的呼应与强调；同样，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中的那种把书画艺术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展示的做法，也是营造特定的原位性气氛。尽管从根本上说，任何对所谓原位性的重构的努力都只能是限定的、局部的，甚至有歪曲的成份，但是这种重构的意向却应该永远持续下去，因为事实上无论是具体化为一种实体的环境、气氛、情趣和格调等，还是只体现在艺术史学者的实证研究中，都有其特别的价值。一旦这种原位性与移位性的对立和转化的意义不再成为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维度，那么对艺术作品的历史性观照就无疑将失落重要的一翼。五 原作与伪作究明原作与伪作之间的根本差异构成了艺术史研究中一个传统课题即鉴赏。虽然艺术作品有着比这种确定归属权或者年代等的意义更加广泛的问题，譬如可能被排除掉的美学与文化等方面的探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理由无视鉴赏的意义〔61〕。或许，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还要不要鉴赏，而在于从什么角度去把握它。在此，著名的语言哲学家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提醒是特别需要记取的：“对于那些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确定某些艺术品是否是真品的收藏家、博物馆长和艺术史学家来说，艺术赝品是一个使他们头疼的实际问题。但是伪造所引起的理论问题甚至还要尖锐。”〔62〕可以注意的是原作、摹本之作和伪造之作之间的异同。尽管摹本并不等同于原作，而且在时间这一尺度上加以衡定，它也是有逆历史性的一面的。摹本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们由此达到对原作品的印象，或者在原作缺失的情况下成为一种替代物，因而有意地在淡化自身与原作的各方面差别，诸如审美气度、原创特点以及由于时间差而带来的技巧、媒介材料等的种种区别。但是，摹本在本质上还不完全是对原作的僭越或假借，而往往会自明其身或者临摹者的本意大多是出自研习与存留的明确需要。只是当摹本隐匿自身而影戤原作时，也就是说，不再表明其非原创的性质时，它就与伪作无异了。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摹本与伪作往往不过一纸之隔而已。当然，所谓的伪作并不仅仅限于这里所提的以假乱真的摹写，其实际情形无疑更为复杂多变。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摹本的意义或价值恰恰只有在那种无以与原作相互比较的条件下才有相对充足的体现。换一句话说，在其原作依然存世的前提之下，摹本不仅永远等而下之，而且更可能是完全无足轻重的。正是因为形形色色的摹本总是可能遇到其所临摹的对象即原作或轶失或毁弃等情况，它留存于后世甚至达到受人瞩目的地位也就可以顺理而成章了。以中国的美术史为例，那些为比较早期的原作而作的相对也较早期的著名摹本，诸如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多达四种，现分藏故宫、弗里尔美术馆和辽宁博物馆等）、《列女图》；南朝萧绎的《职贡图》；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名作的后世摹本，事实上较诸纯文字材料更胜一筹，因为这些摹本毕竟相当出色地保留了可视的形象依据。尽管艺术史学家依靠这样的摹本重构历史显得不无单薄和只是差强人意，但是其可资参照的重要性在原作不再可遇的条件下只会有增无减。已无原作存世的摹本与尚有原作可鉴的摹本之所以会有判若云泥的价值差异，道理即在于斯。像16或者17世纪模仿米芾的山水画、19世纪临摹埃尔・格列柯的作品，放在艺术史的序列中是丝毫不会有价值的；即使是极少数较诸原作还略胜一筹的临摹作品，也因其与原创相距一二而不具备多少历史性的价值，譬如伦勃朗对曾经是自己老师的拉斯特曼（Pieter Lastman）的复写就似乎比原作要好一些，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临摹之作既不是伦勃朗的代表作品，也不是特定时期中值得记取的艺术业绩，因而很难在艺术史的殿堂里赢得一席之地。在此，艺术史的逻辑表现得既简单而又明了：一个无名艺术家的作品并不因为有某一大师曾经作过的临摹而有所改变，而临摹最有成就的大师之作也不能夺取原作者的历史地位。应当承认，伪作或赝品本身所关涉的情况较诸摹本要显得扑朔迷离得多。按照美国学者A・莱辛的体会， 假如我们把伪作问题仅仅置于美学的视野之下，就可能会方枘圆凿，极易误入迷津而得出荒谬的结论，原因之一是“真品与伪作之间的对立关系是判断的另一种非审美标准。一件艺术作品是伪作是一条信息。与它同类的信息还包括：艺术家创造它时的年龄；它的创作时代和地点的政治环境；它最初的售价；它所用的材料；它所显示出的风格影响；艺术家其时的心理状况；他作这幅画的目的，等等。所有这些信息都可归入传记、艺术史、社会学、心理学领域……”一句话，所有这些方面都未必是“至关艺术品的本质，至关艺术品所造成的审美经验的本质”，因为伪作的审美价值未见得就低劣至不堪入目的地步，像精于仿造17世纪荷兰画家弗米尔的汉・万・米格伦（Han van Meegeren ）所作的《以马忤斯的晚餐》（Supper atEmmaus，亦译作《基督及其使徒在马忤斯》、《使徒在以马忤斯》等）（参见封三左上两图）甚至也“包含和展示了17世纪弗米尔的艺术的伟大”〔63〕。因而，对原作与伪作之间的差异的探究尚需从艺术史本身的需求出发加以展开。人们不会否认艺术史仍然面临着真伪难辨的悬案作品〔64〕，事实上，一方面其数量不容轻视，另一方面，就如艺术史学者自己也感叹的那样，不少真伪问题恐怕不会有什么一锤定音的结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像古德曼所做的那样，提出类似这样的直逼问题要害的追问：“谁又能断定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有人把艺术的真品和赝品区分开来呢？”尽管古德曼所指的区分还是A ・莱辛所不甚看重的审美性质上的差异，但是且不究明是何种性质上的差异，只要它们是人为的、具体的，就不能不予以注意。以修复为例，虽然它绝对不是对作品原作的伪冒而是旨在让其回复到本来应有的面貌。但是，由于修复是非常人为的，它在原作上的任何修正、改变等就须慎之又慎，否则就可能滑向伪造的边缘。有时，一幅壁画上虽然轻微但是自鸣得意的修改较诸严重的物理毁损还要令人忧虑〔65〕。法国圣萨文教堂中的《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的壁画上，美丽的夏娃就被不知名的修复者不辨男女地在脸上添上胡须，这确实比岁月的侵蚀或者完完全全的伪造还要拙劣。实际上， 那种精心策划长期为之的巨大修复工程同样也不能回避真伪问题。1980年开始的累计耗时十四年的西斯廷壁画的清洗修复工程就引起了一场难以平息的“真假风波”：这是恢复原作的原始风貌，还是破坏了原作风格？批评者尖锐地指出，米开朗琪罗的壁画作品似乎失却了原先沉郁典雅的颜色，变得像是艳丽的通俗画；明暗变化上的层次也较前减少，失去了丰富的立体感；现在，米开朗琪罗变成了马蒂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66〕。在此暂且不论争论各方究竟谁对谁错，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对于艺术原作的任何一种哪怕是十分微乎其微的变动，也会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可能，即反而远离原作的应有历史状态。然而，对艺术原作的伪造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种有关原作的历史性可以完全复制出来的观念基础上的。米格伦在为自己伪造弗米尔作品而辩解时就曾如此表白：“要么批评家们就得承认他们会犯错误，要么他们就必须承认我与弗米尔一样伟大。”〔67〕反正，弗米尔可以被仿制得真伪无界是不庸置疑的。的确，米格伦为伪造《以马忤斯的晚餐》这幅仿佛是出诸三百多年前的弗米尔之手的作品，几乎达到了一切都无懈可击的地步。这一伪作之所以能在专家的眼皮底下（如荷兰伦勃朗研究会）得到认可并从1937年起堂而皇之陈列于荷兰博伊斯曼博物馆（Boysman Museum）长达七年，全然因为米格伦的伪造太殚思竭虑了：首先，是收集弗米尔用过的颜料，如蓝色采自天青石，黄色采自树脂，红色采于干胭脂虫，白色用白铅，等等。同时，仿照弗米尔那样，手工研磨所有颜料以使颗粒略微不匀，这种与机械磨制有别的色彩颗粒将使日后的显微检查变得无足轻重；其次，是有计划的试笔，比如把弗米尔画中出现过的东西都画上一次，而且予以不同的组合；第三，画面处理的技术性准备。为了使伪作的画表面获得那种历经了三百多年风雨的古旧面目，米格伦不仅设计了特殊的器械（如烤炉），而且尝试用不同的特殊材料加固用色以使人确信画中的颜料成分稳定而又年代久远；第四，伪造《以马忤斯的晚餐》本身。他选择了17世纪的一幅旧作，采用其画布和画架，再以轻石粉加苏打打磨掉画布上的原图像，但有意保留了底色（这同样也是为了应付日后的年代考证）。画完以后经特殊烘烤装回原架；最后，则是编造天衣无缝的有关名画的来历。如此这般之后，《晚餐》经年迈的布雷迪斯博士鉴定后被确认为弗米尔所作，不久移入博伊斯曼博物馆作为重要作品陈列〔68〕。面对米格伦这样登峰造极的伪造高手，我们要提出的问题仍然是：他是否原样再造了弗米尔？回答应当是否定的。虽然米格伦的伪造之作被接纳为弗米尔的杰作后，甚至连衡量弗米尔作品的标准也一度随之改变，但是这种“一度”对艺术史这一时间长度而言只是一瞬而已。有意思的是，人们不但事后发现了米格伦的伪作与真正的弗米尔的作品在风格上的差异，而且事实上在伪作刚出世时就有目光敏锐的专家看出其中的破绽，如纽约的艺术商杜维当时就收到过他在巴黎的一代理人发去的电报，其结尾是大写的“十足的赝品”。只是它尚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假如再横向地比较米格伦的其它画作，则更能找到他所处时代的事物（如化妆与电影似的夸张效果）对其作品的影响〔69〕。总之，即便是高明绝伦的伪造者也不能完全与自身的时代无关。或许我们再退一步设想还可把伪作的非历史本质揭示得更为一目了然。倘若伪造者提供的正是与所伪造的原作对象一模一样的作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获得了进入艺术史的资格了呢？回答还是否定的。因为，在这里，艺术史所使用的“原创性”概念与美学、艺术理论中普泛的“原创性”（或独创性、创造性等），是有所不同的。《以马忤斯的晚餐》虽然可以毫不费劲地归列到诸如此类的“原创性”概念之下：如（1 ）艺术作品区别于其它任何物品的特性；（2 ）艺术作品具有的某种表面的个性，这种个性使其有别于其它的艺术作品（如色彩、构图和题材等）；（3）别出心裁的表现，比如题材处理方面前无古人的作为；（4）特定作品的艺术造诣，等等。但是，不管怎样，米格伦的伪作绝难归入那种在艺术史上非常强调的某一人或某一流派的艺术成就。以弗米尔为例，正因为在他之前的艺术中找不到他的那种构图感、他对鲜明的色彩的运用以及对光线反射的驾驭能力，我们才说他的作品富有原创性，而这种原创性又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才能凸现出来。换言之，在艺术史的领域里，原创性永远是历史地加以限定的。移之以论《晚餐》，我们就可毫不含糊地说：米格伦的伪作在其所处的20世纪的历史背景上是无所谓原创的，因为它对艺术史并无实质性的贡献或是突破。尽管孤立地看，《晚餐》仿佛堪与弗米尔的作品相媲美，但是它无法克服历史的距离〔70〕。总而言之，历史的尺度是划分原作与伪作的最高的标准。由此，也可见出艺术史的内在秉性。六 余言在艺术史的视野中，艺术作品不仅是一种精神的独特凝聚，而且也是一种物化了的特殊载体。无论是经验自然主义的艺术理论还是分析论美学，都似乎难以勾勒出艺术史所面对的艺术作品的特性，前者在强调艺术与整个人类生活及文化的整体联系的时候似乎又混淆了艺术与非艺术，而后者则在“开放”艺术概念的同时实际上又否认了界定艺术的可能性。在当代的具有传统倾向的美学理论中，艺术作品的认识也颇不尽人意，比如“惯例论”，无论是论及体制、习俗抑或艺术家的意向，都似乎顾及作品的外在因素而对艺术作品本身的特征略而不论。对于艺术史的研究来说，具体的作品研究不仅不应该是抽象而又普泛的论证，而且还始终需要把作品的本体特征与具体、特殊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加以把握。正是在对每一件本身就显现诸种差异的作品予以历史性的审视时，每一种特征或因素（甚至极为微小的因素）才有可能作为整体的一个有机成分而显现出特殊的意味。把艺术作品具体化和历史化，正是艺术史作品观的重心所在。＊注释：〔1〕 正是在这一年，鉴赏家瓦根（C.F.Waagen ）被聘为第一任艺术史教授，参见贡布里奇：《艺术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浙江摄影出版社，1986年；也有人主张，温克尔曼才是现代艺术史的创立者，而贡布里奇在其《颂词》一书中论及“艺术史之父”时又提到过黑格尔；最近，麦克丽厄达（Dianne Sachko Macleod ）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由于把一种理论的框架引入了艺术史，沃尔夫林是当仁不让的“现代艺术史之父”， 参见《现代主义和英国艺术的辩证法》（ The Dialecties of Modernism and English Art,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p.2,Jan.1995）。〔2〕 载〔美〕M. 李普曼编：《当代美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3〕 参见昆廷・贝尔：《艺术批评家――“感受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 Quantin Bell:The Art Critic ――‘Facts ofFeeling’vs.‘Facts of History’, Artnews, May 1576）。〔4〕 当然，客观地说， 建筑家索恩具有把艺术品和有限的居室空间近乎完美地融合一体的天才：他收藏不同的艺术品本身，即在改变作品的原位特点。令人感兴趣的是，当他把不同的艺术品与陈列空间的关系提升到另一种谐和的对应时，他是否创造了一种别样的原位性而使人至今仍珍视与反思？〔5〕 参见普雷扎西：《现代性的另一面：欺骗眼睛的博物馆》（Donald Preziosi: Modernity Again: The Museum as Trompe Loeil,in Deconstruc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ed. Peter Brunette and David Wil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6〕 参见伯伦：《博物馆的功能》（Daniel Buren: Functionof the Museum, in Theories of Contemporary Arts, ed. RichardHertz, Prentico-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85）。〔7〕〔44〕 参见勒本斯特因：《从框架出发》（Jean ClaudeLebensztejn: Starting Out From the Frame, ( Vignettes ), inDeconstruction and the Visual Arts）。〔8〕 参见拙著：《美术心理学》，第107―109页，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4年。〔9〕〔 14 〕 参见佩特：《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Walter Pater: The Renaissance: Studies in Art and Poctry, P. 114,P.12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10〕 此作后经发现是公元前2世纪时根据公元前350年雕刻家罗凯斯（Llochais）的一座铜雕而仿作的。不过，这尊作品尽管不是古希腊雕塑的最高造诣的体现者，但其自身又不失为古代的优秀雕塑，且因温克尔曼的描述而驰名尤加。〔11〕〔13〕 中译采自《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集》，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12〕 黛诺斯圣林系希腊爱琴海中的一小岛，传说中是阿波罗神迹的圣地〔15〕 参见沙默：《富者的尴尬：黄金时期荷兰文化的阐释》（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Gnlture inthe Golden Age,P.401, London, 1987）〔16〕 参见弗里德伦德尔：《回忆和沉思》（Max J. Fried－lander: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 P.33,Greenwich, 1969）〔17〕 西画中一种独特的透视处理：从正常的视角（如正面）看，画中的图像呈现为畸形。但是，若选定特殊角度或窥视孔，观者则可以矫正原先畸变的图像，使之重归常态。〔18〕 参见瓦里亚诺：《前言》（John Varriano: Foreword,Art History's History, by Vernon Hyde Minor, Prentice Hall,Inc. Englewood Gliffs,New Jersey,1994）。〔19 〕 参见卡里尔：《图说与阐释：创造现代的艺术史》（David Carrier:Ekphra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Art History, 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 Writing,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20〕 其实，本雅明在这里混淆了通过摄影而得到的艺术复本与木刻的印制品之间的差别，后者并不是艺术复本而是原本本身之一。〔21〕 伯格：《视看的方式》（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P. 19 London,1972）。〔22〕〔25〕〔33 〕 参见萨维多夫：《通过摄影看艺术》（Barbara E. Savedoff: Looking at Art Through Photographs,Journal of Aestheties and Art Criticism, Summer 1993）。〔23〕 兰伯特：《成倍的图像》（Susan Lambert: The ImageMultiplied, P. 16, New York, 1987）。〔24〕 温德：《艺术与无序》（Edgar Wind: Art and Anarchy, 165f, London, 1963）。〔26〕 参见《艺术通报》（Art Bulletin, P. 521, Dec. 1990）。〔27〕〔28〕 参见盖奇：《西方艺术中的色彩》（John Cage:Color in Western Art: An Issue? note 28, Art Bulletin, Dec.1990）。〔29〕 有关边框问题，下详。〔30〕 这里牵涉到艺术作品的原位性，下详。〔31〕〔51〕 参见布列逊：《传统与欲望：从大卫到德拉克罗瓦》（Norman Bryson: Tradition and Desire: From David to Delacroix, PP. 106 109,3-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32〕 温诺：《创造的世界：艺术心理学》（Ellen Winner:Invented Worlds: Psychology of Arts, P. 81,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82）。〔34〕 贝克威尔等编：《对象，图像，探究》（E. Bake Wellet al: Object, Image, Inquiry: The Art Hitorian at Work. P.11J. Paul Getty Trust, 1988）。〔35〕 这如同雕像与基座的关系：后者未必有特殊的意义，如果把它孤立起来看的话；但是，即使是像安德列（De Andrea ）所惯用和偏爱的素白色的基座也是“语义”颜为丰富的载体：人体（尤其是美的人体）形象应该既是芬芳的又是庄重的；这是把形象具现代和圣洁化的最后一笔，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班迪内利（Baccio Bandinelli ）的雕塑作品，如《尼科迪默斯支撑着死去的耶稣》（1559年）的基座上的两处文字，更是不容忽视的意义对象了。〔36 〕 参见帕奎：《框架作为视知觉的一把钥匙》（ Nyeole Paquin: The Frame as a Key to Visual Perception, in Emerging Visions of the Aesthetic Process: Psychology, Semiology, and Philosophy, ed. Gerald C. Cupchik et 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37〕 有关“框架－窗口”的讨论可以引伸为一种很有深度的课题：参见戈特利布：《艺术中的窗口》（ Carla Gottlieb: TheWindow in Art: From the Window of God to the Vanity of Man: ASurvey of Window Symbolism in Western Painting, Abaris Books,NewYork,1981）。〔38〕 《致丹尼尔・龙格》，1802年7月27日（To Daniel Runge,27 July 1802; Hinterlassene Schrifen 1840-1841, Vol. 1, p.223,New Edition, 1965）。〔39〕 参见安东宁・普鲁斯特：《爱德华・马奈――回忆录》（Antonin Proust: Edouard Manet――Souvenirs, p. 101, Paris,1913）。〔40〕 拉法格：《朱尔・拉法格文选》（ Jules Laforgue:Selected Writings of Jules Laforgue .p. 178, New York, 1956）。〔41〕 沃拉尔：《倾听塞尚、 德加、 雷诺阿》（ Ambroise Vollard: En Ecoutant Cezanne, Degas, Renoir, p.107, Paris, 1938）。〔42〕 参见〔德〕曼・科・希勒布雷希特：《现代派艺术心理》，第141页―14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不过，饶有兴味的是，按照有些研究者的看法，现代派艺术家对框架的放弃，未必是背叛传统，因为恰恰是在有些样式（尤其是壁画）中，作品的构思须与建筑物的结构角度、曲线走向等相呼应，所谓的“框架”已然是建筑物本身了。〔43〕 《致詹姆斯・约翰逊・斯威尼》， 1943 年（To JamesJohnson Sweeny, 1943;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Bulletin, 13,No. 4-5, p.35-36, 1946）。〔45〕 中国古典绘画尽管没有像西方艺术那样的框架问题，但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譬如装裱的问题，实在还大有文章。〔46〕斯坦伯格：《在西拉斯礼拜堂中的观感》（Leo Steinberg: Observations in Cerasi Chapel,Art Bulletin,49, 1957）。〔47〕 古典作品如此，现代的抽象绘画亦然， 以莱热（FernardLeger）1952年为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厅所作的大型抽象作品为例， 其中两个巨大的似触手状的东西的组合，有力地表达了彼此团结和合作的力量感，但是正像阿恩海姆所理解的那样，这种非常特定的含义也恐怕只有在联合国的这一会议厅中才能得到最为充分的确证。参见阿恩海姆：《拯救艺术》（Rudolf Arnheim: To the Rescue of Art: Twenty-SixEssays, p.23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48〕 参见普里尼：《自然史》（Pliny: Natural History,【校 对 者】xv.p.65, London, 1961）。 〔49 〕 布列逊：《注视被忽视的事物：静物四论》（NormanBryson: Looking at Overlooked: Four Essays on Still LifePainting,PP. 30-3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50〕通常在古希腊剧场的舞台上是不使用所谓的幕布的，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那种幕布和乐队席之间的拱形墙。只是到了古罗马时，幕布才得以利用。或许在希腊式的剧场里，所谓幕布是用以遮盖和变换布景和道具等，而不是对整个舞台而言。所以，普里尼在讨论巴哈修斯这位古希腊大画家笔下的幕帘时，可能是误引了后来才出现的戏剧用具：或者，他干脆是在虚拟一场古代的艺术竞赛！参见斯蒂芬・班恩：《真实的葡萄：视觉再现和西方传统》（Stephen Bann: The TrueVine: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Western Tradition,Chapter 1, Zeuxisand Parrhasi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52〕〔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第173―174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53〕〔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第104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54〕〔59〕阿恩海姆：《拯救艺术》。〔55〕赫尔德：《论希腊艺术》，《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56〕罗斯基尔：《何谓艺术史？》（Mark Roskill: What IsArt History?PP.105-106,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9）。〔57〕1527年在罗马被劫掠之后，这组作品曾被打乱顺序而且失散过，其中有两件送至威尼斯，另一些则可能往北运往法兰西的里昂，或者往南移至那不勒斯。它们不久又被送回梵蒂冈。但是，由于其时米开朗琪罗已在礼拜堂中画了《最后的审判》，这组画的位置就愈难依照艺术家原来的构想重归原处。除了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送展卢浮宫之外，此组作品一直留在梵蒂冈，偶尔在宗教节庆日展于礼拜堂或广场；现藏梵蒂冈美术馆。自此，作品的原位性（顺序、位置等）便成了难以索解的问题。〔58〕当然，按照图像志的思路，怀特和危尔曼的研究也可再作斟酌。以左右为例，右侧总是具有荣誉的含义，而圣彼得作为众使徒之首，置于右侧会更适得其所。详见罗斯基尔：《何谓艺术史？》。〔60〕参见梅里尔：《惠斯勒的孔雀室》（Linda Merrill:Whistler's Peacock Room,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93）。〔61〕在西方某些“新艺术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看轻真伪鉴赏的倾向，因为在他们看来，与其积极地去估量鉴赏的实际作用，还不如把它消极地搁置起来。〔62〕N.古德曼：《艺术与真实性》，《当代美学》。〔63〕〔70〕A.莱辛：《艺术赝品的问题出在哪里》，《当代美学》。〔64〕罗斯基尔提及，“经过一段时间――有人认为只消二十五年工夫――即使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伪作也会变得不那么令人信服了。人们看待艺术家的方式在改变，而伪作就如任何艺术作品一样，不可避免地会显示出它所绘制的年代的印记。”（参见《何谓艺术史？》， 第167页），这似乎是太过简单和幼稚的看法。〔65〕〔67〕参见《当代美学》，第264页，第276页。〔 66 〕参见山石：《西斯廷壁画真假风波》， 《艺术世界》， 1994年第5期。〔68〕〔69〕参见罗斯基尔：《何谓艺术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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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1期 Vol.17 No.1 1999京郊粮食作物采用“三三制”种植模式的建议恽友兰北京市副市长岳福洪在市农口1998年上半年经济分析会上讲到，京郊粮食生产要将“两茬平播向多种种植形式调整”，调整内容应当是多向性的。本文仅就调整京郊粮食作物“单一”种植模式、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提出以下建议。京郊粮食生产装备和农业科技均达到较高水平，已经成为黄淮以北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产地区之一，在过去年代发挥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变化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京郊粮食生产成本偏高、市场竞争能力不强的矛盾日趋表现出来。因此，研究机械化、集约化条件下，改变粮食生产成本偏高，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应当是京郊粮食生产持续发展的共性课题。京郊粮食作物“单一”种植模式是招致生产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京郊平原地区约250万亩粮食耕地，几乎都是“单一”冬小麦＋夏播玉米一年两熟种植模式，少数是稻麦两熟。这种模式是过去“主攻单产”的产物。不仅耕作“单一”模式，小麦、玉米使用的品种熟期类型相近，甚至连栽培管理也大致相同。这种“单一”种植模式，通过10年实践，明显表现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这种“单一”种植模式，导致小麦收获、玉米播种的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高度集中，一个乡、村、农场等生产单位，夏收夏种耕作期一般只有5～7天，秋收秋种7～10天。为此，超额配置农机装备，却导致农机使用率大幅度降低，造成农机投资过大，农机使用成本增加。第二，由于北京地区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热量紧张，这种“单一”种植模式，年年都有部分玉米被迫“砍青”，玉米不能正常成熟，一般减产10%～30%，籽粒品质降低；年年又有部分小麦过晚播种，招致减产。这种玉米“砍青”和小麦过晚播种，自然会提高粮食生产成本。调整对策，根据现有“单一”种植模式和现有技术储备，可考虑采用“三三制”。1.冬小麦＋夏玉米免耕播种，以目前现有种植模式和种植技术为主。2.冬小麦＋非传统麦田套种玉米种植模式，即机械化冬小麦套种玉米一年两熟制。此项技术已在京郊试验、示范4年，1998年关键技术有新的突破，在北京、石家庄、天津试验、示范4200亩，长势良好。这项技术包括：玉米种子延迟发芽技术，通过种子处理苗期矮、壮技术，“大苗”套种技术，小麦、玉米种植行距与农机田间作业定位运行技术，其它配套技术。采用这5项关键技术，可解决麦田难于机械化套种问题，实现小麦套种玉米全过程机械化，能做到麦田机械套种玉米不伤小麦，机收小麦不伤套种 玉米苗，麦秸粉碎压不住玉米苗。通过小麦套种玉米共生，增加玉米生育期热量资源配置。采用此项技术，一般4月下旬套播玉米，5月下旬出苗，麦收时玉米苗长到20～30cm高，通过共生可延长玉米生育期25天左右，增加≥0℃.日积温可达到3000℃.日，能满足中晚熟玉米品种需要。应用这项技术可将夏播玉米改为机械化麦田春播套种玉米，比常规夏玉米亩增产100kg，增20%～30%，而且免烧麦秸直接还田。另外，非传统套种玉米麦田，小麦收割排序可以往后排，有利于其它种植形式抢时收种，提高整体经济效益。3.特早熟冬小麦＋夏播中熟玉米品种免耕播种。目前北京市农工商总公司和双桥农场科技站已育成特早熟冬小麦新品种9804、9805。根据近两年双桥农场田间试验，抽穗期：1997年4月28日；1998年4月22日，分别比对照京411提早5～7天；成熟期两个品种近两年分别为6月8～11日，比对照京411提早5～8天。亩产量，1997年两个品种比对照京411分别减少5%～4%；1998年增加3.2%～2.9%，两年平均亩产372.2～373.6kg，平均比对照减0.6%～0.4%。据两年观察，抗寒、抗病、抗倒等性状与对照不相上下，株高只有80cm左右。此外，据说中国农大也在培育特早熟冬小麦品种。我认为像北京这样的生态条件，既然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热量紧张，被迫超额配备农机装备，减少收、种期间热量农耗，以期缓解夏玉米生育期热量不足，不如搭配特早熟冬小麦品种＋夏播中熟类型玉米品种种植形式。根据现有研究推算，种植特早熟冬小麦，既便比京411等现有中熟或中晚熟品种减5%～10%；夏玉米播期相应提早5～7天，增加≥0℃.日积温120℃.日以上，可种植中熟类型玉米品种，光温增产潜力每亩可达70～80kg，比常规夏播玉米增产20%。上下茬产量增减相抵，全年耕地产量、经济效益会高于目前京郊种植模式。预期经济效益：如果把京郊目前冬小麦＋夏玉米“单一”种植模式改为“三三制”，则有如下几方面预期效益。1、可将夏收、夏种耕作时间延长到10天以上，比目前5～7天延长一倍，秋收、秋种耕作时间延长15～20天，也可增加近一倍时间。从理论上推算，农机装备可减少50%；相应农机使用率增加一倍。实际如果能达到预期效果50%，直接、间接粮食生产成本下降10%，也算是可观的经济效益。2、粮食产量：实行“三三制”，冬小麦、夏玉米过晚播种可大为减少，有利于平衡增产。各种模式小麦、玉米产量，增多减少，实行起来，可能小麦产量会受到一些影响，而玉米则会大幅度增产，籽粒品质提高，全年产量提高。实行“三三制”，发挥了玉米高产优势，发挥玉米经济效益高于小麦的优势。平均粮食生产成本下降，亩经济效益提高10%应当是可能的。上述两项合，粮食生产成本有可能比目前“单一”种植模式降低20%，这将进一步增强京郊粮食市场竞争能力，再加上规模效益，京郊粮食生产有可能成为一个稳定产业。实施、实行“三三制”，其中特早熟冬小麦品种育种和非传统麦田套种玉米高产技术两项研究已经得到市上级部门的支持，作为一种耕作制改革，由单一种植模式改变为“三三制”种植模式，这是一项重大改革，应请专家论证，慎重研究，然后再强化单项研究，综合试点，全面推广，约要3～5年。作者单位：恽友兰(北京市农业局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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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4期 Vol.23 No.4 1997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机器人实时控制研究廖俊 朱世强 林建亚关键词 神经网络，模糊控制，机器人.STUDY ON ROBOT REAL-TIME CONTROL BASEDON FUZZY NEURAL NETWORKLIAO JUN ZHU SHIQIANG LIN JANYA(State Key Lab for Fluid Power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Key words Neural network,fuzzy control,robot.1 引言模糊神经网络结合了模糊逻辑和神经网络各自的优点，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高度重视，在自动控制和许多其它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但这些结果多以仿真为背景.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以两关节机器人为对象，对模糊神经网络的实际控制性能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2 模糊神经网络控制器结构网络结构见图1［2］.令 xi(j),yi(j) 为第 i 层第 j 个神经元的输入和输出，wi 为第 i 层连接权值，N(i) 为第 i 层节点数.图1 模糊神经网络结构在第二层，x2=w2y1,y2(i)=exp(-((x2(i)-a1(i))/b1(i))2).在第三层，采用 T 模运算.在第四层，前向传递时，采用 C 模运算.反向传递时，节点函数为 bx4(i)=exp(-((y′4(i)-a2(i))/b2(i))2),w4 的元素为0或1.在第五层，节点 y 输出网络数据；反向传递时，训练数据从节点 Y 馈入.3 学习算法学习分为离线学习和在线学习两个部分.对图1的网络，作者曾提出一种一次性的快速离线学习算法.对每一个样本，它仅需学习一次，就能获取较理想的 w4,a1(i),a2(i),b1(i),b2(i).算法为［3］【1】CF(i,j)=0, i=1,2,…,N(3), j=1,2,…,N(4), k=0. 【2】k=k+1, 对第 k 个训练数据对，分别计算 y3(i),bx4(j),i=1,2,…N(3)，j=1,2,N(4),k=0.【3】计算 Dml和 Fh，Fh(m)=max(bx4(j),Dml(n)=max(y3(i). 【4】置 CF(n,m)=CF(n,m)+1. 【5】if k≠Q，to【2】，otherwise to【6】. 【6】for i=1,2，…，N(3)， j=1, 2,…，N(4)，if CF(i,j)≥τ then w4(i,j)=1 therwise,w4(i,j)=0. 【7】结束. 其中，Q 为训练数据对个数，τ≥1 为置信度阈值，N(3)，N(4)分别为网络第三层，第四层节点数.为提高控制精度，对参数 a1(i),a2(i),b1(i),b2(i) 进行在线调整，采用 BP算法.由系统的实际输出偏差及其积分提供网络学习数据.4 机器人实时控制4.1 控制系统结构控制对象为两关节液压机器人.每一个关节由一个 FNN 控制器进行控制.FNN的结构均为(2，18，81，9，1)，网络的输入为偏差 e 及其变化 e′，输出为控制量y.本文采用一常规控制算法(PID)代替控制专家.根据 PID 的控制行为对每一个关节产生 1000 个训练对(e,e′―y).这些数据经虑波处理后用于训练网络.4.2 控制规则的获取两关节角位移传感器输出为 1.9―2.9V，其变化范围为 1V，关节角度变化范围为 0―90℃.因此本文将e,e′ 的论域分别定为［-1，1］，［-5，5］，由于 D/A 输出范围为0―5V，因此将 y 的论域定为［0，5］.网络初始化后，将训练数据从网络两端馈入.当 1000个训练数据都经过学习后，产生连接权阵 W4.通过分析矩阵W2，W3，W4可知产生的控制规则共有61条.4.3 正弦跟踪结果及分析对同样的系统，分别用 FNN 控制、PID 控制及一般 FUZZY 控制实现同一目标并进行性能比较.跟踪频率为 0.5Hz，幅值为0.35v.图2和图3分别是下臂和上臂的实际响应曲线.跟踪精度af 见表1.图2 下臂跟踪响应图3 上臂跟踪响应表1 实验结果性能比较控制方法FNN控制FUZZY控制PID控制频率(Hz)0.50.250.50.250.50.25上臂 af(%)3.401.905.764.683.572.28下臂af(%)2.611.454.732.763.181.53从表1和图2、图3 可以看出，FNN 控制比传统模糊控制和 PID 控制具有更好的效果.5 结论经前面几节的分析，本文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本文用模糊神经网络成功地实现了机器人的实时控制，研究了其实际控制行为，获得了满意的效果.由于计算机运算速度的限制(工控 286)，在线学习时，仅调整了第四层节点函数中的参数，如果用更高档的机器，可望取得更好的结果.(2)模糊神经网络构成的控制器，比神经控制器和模糊控制器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它将神经网络的学习能力和模糊逻辑的知识表达能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自动控制领域中必将得到更为广泛地应用.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流体传动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杭州 310027参考文献［1］ James J.Buckley,Yoichi Hayashi.Fuzzy neural networks:Asurvey.Fuzzy Sets and Systems, 1994,66:1―13.［2］ 廖俊，朱世强，林建亚.DIFNN――一种新型的模糊神经网络.96中国神经网络大会论文集(C2N2-96)，386―389.［3］ 廖俊，林建亚，任德祥.模糊神经网络快速学习算法的研究.控制与决策(待发表).收稿日期 1995-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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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422 【 版 号 】7 【 标 题 】简讯 日本仿造中国北宋时期古天文台 【 正 文 】 日本长野县下诹访町最近仿造了一座中国北宋时期元佑年间（一○八六―一○九三）的古天文台。这座古天文台名为『水运仪象台』，内有『浑天仪』和『浑象仪』以及报时装置『昼夜机轮』。这座古天文台的所有装置都是由水车驱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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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622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147-154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 作 者 】路爱国 【复印期号】199506 【 标 题 】世界体系分析：建立史论一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尝试 【 正 文 】 如何对待历史和理论的关系一直是摆在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背后存在着的相当程度的共识。首先，历史和理论被看作两个不同的范畴，它们有各自的领域、主题或“任务”，以及方法。具体说来，历史是在具体层次上探讨史实，强调过程、独特性，而理论是在抽象层次上找出普遍规律，强调结构、一般性。其次，除了少数例外，人们或多或少都认为历史和理论需要某种程度的结合，只不过，对于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来说，史论结合的方式或顺序有所不同罢了。以经济研究领域为例。经济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之分。经济史研究的是经济演变过程，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是经济结构或运行模式。对这种“分工”，很少有人提出置疑。同时，这两个分支的学者大都承认史论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困难之处。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史论结合的重担远非由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同等负担，因为经济史学家面临的问题似乎要困难得多。道理很简单。经济理论已被公认为一门“科学”，随着数学方法的引入和模式建立的流行，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走着一条“越抽象就越理论化因而就越科学”的道路。尽管如此，人们通常认为，经济理论模式的建立都已经经过了对至少某些史实进行加工、提炼的过程，也就是说，由史到论方式下的史论结合被看作经济理论的应有之义，因此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经济史则不然。经济史不仅可以“无定理”，而且可以无理论。［①Ａ］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肯定史论结合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如何结合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有的经济史学家抛开所有现成理论，坚持从具体历史过程中得出结论。但是，这一途径，即使被承认为史中有论，也难以避免理论抽象层次低，因而不能揭示一般规律性的诘难。还有的经济史学家运用一种或几种理论来组织史料，在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同时力图作出符合所用理论的解释。这样做的困难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反常”现象，即超出所用理论解释范围或与所用理论相悖的历史现象。［②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以静态的理论去解释动态的、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必然产生的矛盾。可以说，史论结合始终是经济史研究的难点。坚持史论分明也罢，力图史论结合也罢，长期形成的社会科学传统造成的历史和理论之间的鸿沟却几乎不能逾越。然而，学术思想界从来不乏突破传统的尝试，社会科学也正是在不断向固定范式挑战的基础上一步步得到推动和发展。近二十年来，对这一传统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的，当属七十年代初产生于美国的“世界体系分析”。［①Ｂ］世界体系分析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是伊曼纽・沃勒斯坦。他是社会学博士，多年来任教于社会学系，自称受到“社会科学”的训练，而其代表作，多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又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史著作。这一学派人数似乎不多，但在美国、欧洲、亚洲等地都不乏追随者，尽管它迄今仍是美国和西方学术界的非主流学派。从诞生之日起，世界体系分析就旗帜鲜明地批判西方社会科学的传统，并把批判矛头指向它的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世界体系分析反对任何理由的史论分家。不承认史论分家是合理的，自然也谈不上史论结合的问题，沃勒斯坦甚至说，“历史就是理论”。例如经济研究中，“唯一可能正确的经济理论是经济史理论”。当然，并非所有人笔下的历史自然而然地都是理论。他认为，必须运用连续不断的抽象，其中每一个抽象，都捕捉住世界现实过程的一部分。许多这类抽象的不断叠加和积累，就能使我们认识这个长时期、大空间的历史总貌，从而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解释。第二，世界体系分析反对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学科分类和学科设置。自１９世纪中叶西方社会科学建立以来，经过不断“完善”的学科分类和发展，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定型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四大学科：研究市场活动的经济学，研究国家及相关领域的政治学，研究市场与国家以外所有其他活动的社会学，以及研究所谓文明社会以外人群的人类学。沃勒斯坦认为，社会科学据以分为几大学科的标准，包括分析层次、中心议题、方法、设想等等，或者已经失去了现实依据，或者，即使还有些现实依据的话，也不再能够促进知识发展，相反，成为新知识形成的障碍。因此，必须突破学科界限，建立一种历史和理论一体的、综合的新型社会科学，沃勒斯坦称之为“历史社会科学”。不少人曾经认为，世界体系分析的特点在于它的跨学科研究。这样说又对又不对。如果指的是世界体系分析采用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等多层面、多因素的综合研究方法，这个说法显然没有错。但如果说世界体系分析无非倡导跨学科研究，那就背离了它的基本主张。跨学科研究曾被广泛应用，以美国为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跨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就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发展出一批社会科学的新学科，而六十－七十年代更被称为跨学科研究时代。［②Ｂ］世界体系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一学派不仅主张跨越学科之间的篱笆，而且主张的拆除这些篱笆，以“探索领域”代替传统的学科分类。总之，世界体系分析主张从整体上重新审视传统西方社会科学，重新检讨流行已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定式进行挑战。就此而言，可以说它具有革命的意义。世界体系分析论者的这些主张，具体体现在他们对世界体系演变过程的一系列研究中。其中，沃勒斯坦是集大成者，尤其是他的《现代世界体系》更是该学派中的奠基之作。［③Ｂ］沃勒斯坦的其它专著和文章，以及这一学派中其他学者的著作，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围绕历史体系运转这一主题，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不断完善和深化世界体系分析。下面，以沃勒斯坦的著作为主，简单介绍一下世界体系论者如何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中，形成和阐述了史论一体的历史社会科学观。１．分析单位。世界体系分析论者一致强调分析单位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要明确以什么为单位进行分析。事实上，究竟以一国、一地，还是组织、个人作为分析单位不仅决定研究者的视野，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且影响甚至决定所得结论的可靠性和“运用”范围。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许多以前的著作即使没有明确指明分析单位，至少都隐含着这个内容。世界体系分析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认为，要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体系”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层次的结构都更合适的分析单位。研究近代历史演变，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适当的分析单位应当是“现代世界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例如二次大战后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以及随后产生的“依附理论”共同采用的分析单位－－民族国家。以历史体系作为分析单位，世界体系分析学派开拓出一片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天地。沃勒斯坦认为，从公元前一万年到公元１５世纪，世界上存在过多种历史体系。按照内在关系、结构和运行逻辑，迄今已知的历史体系大约有三种：微型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这三种形态的历史体系长期以来处于某种并存共生状态。到１６世纪，由于某些尚待解释的原因，世界经济脱颖而出，不但得到巩固，取得主导地位，而且在其后几百年间，逐渐吸收和消化掉其他两种历史体系－－微型体系和世界帝国，终至于１９世纪末囊括了全球，成为当今唯一的历史体系，即现代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是世界经济，而这个世界经济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运行的，以资本积累为动力和目的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一出世就是世界性的，它从来不是某个民族国家之内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同义语，它们在时空范围、运行逻辑上是一致的。那么，根据什么来判断或选择单位呢？进行判断和选择，自然离不开概念的形成，离不开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但更重要的是，象自然科学规律一样，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矛盾不能靠臆断而要靠发现。最能揭示这些矛盾和规律的分析单位就是最合适的分析单位。对世界体系分析论者而言，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完全由于它是一个客观存在，解开它的谜，也就解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谜。沃勒斯坦给世界体系作过如下定义：“世界体系是一种社会体系，有它的边界、结构、成员群体、合法规则，以及凝聚力。体系的生命由彼此冲突的力量造就出来，这些力量之间的对峙使体系得以作为整体存在，而当每个群体试图把体系变得对自己永久有利时，冲突力量就使体系解体。它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即存在生命周期。在这期间，其特征在一些方面有所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稳定不变。从它职能的内在逻辑上看，它的结构在不同时期有强弱的不同。”（１９７４：３４７）提出并研究世界体系的这些特征和变化，正是世界体系分析学派得名的由来。值得指出的是，世界体系分析论者在坚持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因为这的确是整个流派立论的基础。２．时空观。世界体系分析的另个一方法论特点是它的长时段、大范围的时空观。人们在研究中对时空界限的选择，往往取决于研究对象。世界体系分析采用长时段、大范围的时空概念，就是由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由世界体系的生命周期和活动空间决定的。在空间上，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界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张而延伸。１６世纪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刚刚形成时，它还是一个欧洲的世界经济。虽然从来不以国界为限，但最初它只复盖世界版图的一部分。之后，资本主义的扩张逐渐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卷了进来。世界体系分析论者称这个过程为“整合”过程。到１９世纪末，现代世界体系已将世界上所有地区“整合”殆尽，地球上再也没有脱离它而独立存在的空间了。在时间上，历史体系运行的时间，即它的发生、发展到死亡的生命周期要求人们首先必须着眼于长时段。在这一方面，世界体系分析接受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概念，把历史时间分为长、中、短三种时段，分别以几百年，几十年，几年或更短的时间为计。各个时段与不同的历史过程相吻合。照布罗代尔的说法，与长时段相吻合的是历史结构变化，与中时段相吻合的是历史周期循环，与短时段相吻合的是历史事件。布罗代尔尤其强调长时段对研究一切历史过程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把中、短时段的周期循环过程和历史事件置于长期结构变化的大视野中，才不致于就事论事，才能高屋建瓴，从总体上确立任何重大事件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布罗代尔有一句名言：“事件如尘埃”，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①Ｃ］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分析与年鉴学派的主张是一致的。世界体系分析把上述时间概念应用于当代世界体系研究可谓得心应手。现代世界体系有一个基本稳定的结构，它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照沃勒斯坦的说法，从诞生至今五百多年间，尽管发生了种种变化，现代世界体系就其结构而言，大致上依然如故。我们今天仍处于同一个世界体系中。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世界体系才进入一个结构性变化的过渡时期。世界体系的中时段变化，表现为诸如以经济周期或世界霸权更替为标志的周期性波动。短时段的事件更多不胜数，例如法国大革命，大小战争等等。沃勒斯坦认为，在历史时间的概念上，经济史学家一般更具有长时段视野，原因是他们所研究的经济过程不象政治或战争事件那样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经济变化是持续的、缓慢的，是需时长久的过程。３．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基本矛盾。在微型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这三种已知历史体系之间存在着实质性差别。比如，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的基本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一个包含各种文化在内的庞大政治结构，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则是由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不平等链条连结起来的庞大经济结构。世界帝国依靠收取贡赋来维持它的生存，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则通过全球范围的分工和资本积累来扩张它的生命。当然，要实现这一切，离不开历史体系本身的构造。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体系分析是如何看待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的。按世界体系分析的理解，复盖整个地球的现代世界体系由三部分构成：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构成核心的是当前世界上少数最富裕的国家，构成边缘的是当今世界上广大最贫困的国家和地区，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则形成半边缘。三个区域中每个区域的存在都以其他区域的存在为条件，它们不仅在交换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在生产活动上也有显著差别。核心国家主要从事高科技、高垄断因而高利润的生产，沃勒斯坦称之为“核心类生产活动”边缘国家生产活动的特点是低科技、低垄断因而低利润，被称作“边缘类生产活动”。在半边缘国家中这两类生产的比重大致相当。现代世界体系的这个等级结构保证了世界财商在损害边缘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朝有利核心国家进行再分配。核心国家保持优越和特权地位主要依靠经济垄断，尽管从不排除与之配合的政治、军事手段。半边缘的问题值得在此多说几句，因为核心，边缘的概念在依附理论中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半边缘倒是世界体系分析的“发明”。沃勒斯坦认为，提出以大致相当的核心类与边缘类生产活动为特征的半边缘地区的存在首先是一个经验观察的结果，从各个历史时间点上都可以发现存在着这样一个地带。半边缘兼有核心与边缘行为，它可以使世界体系避免两极分化，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具有重要的稳定功能。此外，半边缘国家总是试图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并希望交上好运跻身于核心国行列，所以半边缘国往往尽可能地运用国家机器去干预经济，因而，这些国家的力量往往大为强化。总之，半边缘是现代世界体系等级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动力是通过剥削剩余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论者基本接受马克思的观点。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观点在这里只是作为起点而不是终点，因而，世界体系分析在许多方面又“背离”马克思的理论，例如，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上。世界体系分析论者认为，核心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过剩危机，解决危机的途径不外有二。一是削减生产，这在核心国历史上屡是不鲜。二是扩大消费，通过提高工资，增加福利等扩大市场容量。显而易见，无论那一种办法，都不利于资本积累。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在一国范围内克服经济危机的余地着实有限，假以时日，必然威胁到资本家阶级和核心国本身的存在。但在现实中，资本积累的过程不但持续了几百年，而且利润率并未有明显的降低。世界体系分析从全球结构出发，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资本积累从来不以核心国家的国界为界。核心国家反危机措施所导致的本国利润率降低、积累水平下降的趋势，通过资本向边缘地区的不断扩张得到控制。那里，工资工人相对较少，工资水平相对很低，而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比例相对较高，非工资劳动也较普通，因此剥削率就较高。当一个地区无利可图时，资本就会再移动。世界财富就这样通过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分工，通过不断的整合过程，从边缘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入核心地区，维持了资本积累的正常进行。资本在全球扩张的冲动完全由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决定，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后果。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分析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论断相左。在他们看来，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例如剥削工资劳动或非工资劳动、资本输出或商品输出、市场或垄断等等，只要有利于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就都是资本积累的正常手段，因而都是资本主义的正常现象。在整个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之后，仍然花精力去区分经济中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因素，区分资本积累的正常和非正常的手段，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误区。此外，不改变现代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无论个别国家和地区发生什么政治变化，都动摇不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基础，改变不了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过程，甚至这些个别地区和国家也改变不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部分的命运。４．周期波动与长期趋势。能否正确把握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关键在于理解不同性质的变动。世界体系分析提出二个基本概念：周期波动和长期趋势。世界体系从产生到死亡的发展轨迹有如一个朝前的箭头，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这就是世界体系的长期趋势，在这个长过程中，又会产生一些重复出现的现象，由于重复出现，它所在历史时间上似乎是可逆的，这就是周期波动。每次周期波动的变化，呈现出长期趋势的端倪。长期趋势由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引起，而周期波动是长期趋势借以表现并实现的唯一源泉。例如，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典型的周期循环现象。根据经济长波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由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组成。经济降至谷底时就被称为危机。沃勒斯坦认为，小心区分周期性危机与体系本身的结构危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周期性危机是世界体系运行中的正常现象，在体系危机到来之前，周期性危机通过迫使对短期问题提供中期解决办法的连续过程维持着世界体系的长期稳定。在应付危机的中期解决办法的积累中逐渐勾勒出长期趋势的面貌。如此循环再三，终至会有一天，到中期解决办法甚至在中期内对解决短期问题都不再灵验时，世界体系就达到一个转折点，进入体系危机阶段。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总危机，是体系生命周期终结的开始。这个危机不再能够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维持不变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一个历史性的过渡阶段就随之到来。从１６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多次大小不一的危机。但直到１９６７年以前，危机都是体系内的危机而不是体系本身的危机。许多世界体系分析论者认为，１９６８年在现代世界体系发展中是一个重大的象征性年头，因为１９６８年的危机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开始。自此以后，世界体系进入大动荡，大分化的结构危机时期。这个阶段发展的前景，将导致世界体系的根本性结构变化。尽管，如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样，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我们今天已经处于这个最后过渡阶段了。沃勒斯坦认为周期性危机和体系危机的不同之处还表现为：在前一阶段，巨大的动荡常常不过引起世界体系结构的轻微变化，而在后一阶段，轻微的动荡可能导致体系的总颠复。在描述和揭示现代世界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世界体系分析运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包括：商品链、整合过程、无产阶级化－－资产阶级化、国家体系，反体系运动等等。从以上简介不难看出，世界体系分析的概念与历史描述密不可分。离开了具体的历史叙述，我们无法单独讨论世界体系分析的“理论”。这正是它强调史论一体的主要特色。世界体系分析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首先，它吸取了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研究成果的许多精髓，包括历史研究的“问题史学”观点和大空间、长时段、多因素的整体史观和方法。世界体系分析与马克思学说的继承，发展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沃勒斯坦本人对此从不讳言，他认为，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一笔概念丰富、充满道德激励精神的伟大遗产。同时，沃勒斯坦完全同意马克思对自己理论局限性的认识，把它视为那个时代的产物。世界体系分析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冲力的前提出发，把资本积累始终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体、综合的考察，因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得出了与马克思学说相联而又不相同的结论。世界体系分析解释了马克思学说似乎不能解释的许多历史现象。世界体系分析最容易令人想起依附理论，特别是在核心，边缘的划分及其不平等关系的分析方面。此外，两者又都是作为批判“发展主义”的反现代化理论出现的。不同的是，世界体系分析不象现代化理论或依附理论那样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而是在历史体系上作文章，因而更有历史感和整体性，所得结论也大不相同。此外，世界体系分析的“野心”要大得多，它不仅批判流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而且批判整个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笔者认为，尽管世界体系在出现时间和议题上与依附理论最接近（人们据此常常把它放在依附理论之后，作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现代发展理论链条中的一环），事实上，从概念、方法论层次上讲，它与依附理论的渊源远不及与年鉴学派和马克思学说来得深远。不少世界体系分析论者“出身于”社会学，沃勒斯坦本人就被许多人称作社会学家。虽然世界体系分析的议题大大超过当代主流社会学专注的微观领域，它的形成和发展却不能不受历史上一些伟大社会学家的影响，可以举出例子有卡尔・波拉尼，艾米尔・迪尔凯姆，马克思・韦伯等等。这些杰出的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诸如社会演变分工、社会阶层分析等等，被程度不同地吸收进世界体系分析的史论框架中。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世界体系分析还不很熟悉，但它的宏观、总体、甚至理论化的经济史观都不难在中国找到知音。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曾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要“破四就”：必须对外国经济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必须对政治法律曲章制度乃至社会心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必须对经济发展全过程有所了解，不能就所研究的时代而论那个时代；必须重视理论上的提高，不能就事论事。这些主张，强调的正是经济史研究的大视野，多因素、长时段以及史论结合的观点。尽管观察问题的角度相当不同，严中平集毕生精力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总结出的这些真知灼见，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研究的主张如此不谋而合（我猜想严先生以前可能并不了解世界体系分析这个学派），不能不再次表明，要在研究中作出科学结论或有所创新，关键不在于研究什么题目，而在于如何去研究它。世界体系分析对我们思考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大问题也不无裨益。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史学界长期以来对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究竟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还是以中国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作为这个中心线索。此外，还存在一种“冲击－－反应”模式的外国论观点。［①Ｄ］这几种范式分歧的核心问题，可归结为如何对待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在这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对外因的强调，大致在外国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这个顺序上依次减弱。当然，这个归纳过于简单化，不能反映各个观点的完整立场。应该说，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观点还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观点都承认，离开世界经济的过程，很难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作出科学解释。不过，内因、外因孰轻孰重的争论，的确反映了国别经济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即以一国为分析单位无法避免甚至难有定论的问题。相比之下，世界体系分析的立论则使它不必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分析单位，按照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的逻辑，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贫困落后的国家，各民族国家的经济过程都看作世界体系内某一地理位置上发生的过程，因而也就不存在内因、外因之争了。世界体系分析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史学体系，始终不渝地坚持逻辑的一贯性和分析的整体性，事事处处从世界体系的立场观察问题。笔者感到，世界体系分析的这些长处，同时造就了它的局限性。世界体系分析崇尚的综合、整体、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方法在它之前和之后都为许多学者分别地和不同程度地运和于各种题目的研究中，甚至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也不是自世界体系分析开始。但是，通过这些方法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分析，却很难被人们“择其善者而从之”，也就是说，你要么接受它，要么不接受它，很难部分地接受或采取折衷立场。比如，如果同意世界体系是适当的分析单位，你就不可能再承认就一国论一国的合理性，就要对传统的国别经济史研究进行重新思考；承认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规律性，就不能不摒弃认为所有国家都能最终实现所谓现代化的发展主义，等等。总之，接受世界体系分析的基本框架意味着再没有既可以从世界范围看问题，又可以从一国范围看问题，或此时此事从世界范围看问题，彼时彼事从民族国家看问题这样“灵活运用”的余地。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分析迫使人们做是或否的选择，而非此即彼的选择从来都是困难的。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对所有问题作出解释，强调大系统、大视野的世界体系分析当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对世界体系分析的批评至少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Ｅ］１．有些批评者认为，世界体系的概念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过程。世界体系分析的整套研究不过是作者运用这个概念重新组装历史，让历史符合这个概念。２．批评者们认为世界体系分析忽略社会历史的特殊过程，即忽略世界体系以外分析单位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化。把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理位置，疆域大小千差万别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历史用同一的世界经济整合过程一言以敝之，无助于人们对客观历史过程的认识。３．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沃勒斯坦以韦伯式的社会阶层观点代替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同时，批评世界体系分析把研究的重点问题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片面强调商品交换关系而不是商品生产关系，因而带有流通主义论色彩。有些人还据此称沃勒坦为“流通主义者”或“新斯密主义者”等等。对这些批评，沃勒斯坦几乎从不作正面回应。不过，他一直宣称，世界体系分析不是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而不过是对现存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一种抗议。就试图替代这一传统的世界体系分析来说，它还远没有完成，还有大量有待认识、有待发展的领域，完成这一工作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这也正是他本人和其他世界体系分析学者和学生们目前正在致力的工作。世界体系分析为建立史论一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尝试，无论人们对它的成败如何评价，无论它本身存在多少不完善的遗憾，这一尝试对传统的历史－－理论框架的突破与创新，很可能代表了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分析对我国的经济史研究，甚至对整个社会科学都具有启迪作用。作者路爱国，１９４９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①Ａ 关于法国年鉴学派对这一历史学传统的批评，可参阅特拉颜・斯托亚诺维奇：《法国史学方法：年鉴学派范式》，１９７６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②Ａ 参阅夏森：《中国史研究的经济学方法’研讨会简介》，《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１６０－１６１页。吴承明先生在谈到运用经济学理论于经济史研究时，在指出诸如刘易斯的二元结构不符合我国传统农业的概念后问道：“我们研究经济史是从经济史是从经济史的现实出发，还是从一种理论模式出发呢？”见吴承明：《谈封建主义二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４期，第３－６页。①Ｂ 这是创立者们对自己这一学派的正式称呼。他们不称“世界体系理论”而称“世界体系分析”的原因，在了解到该学派对理论和历史的看法后就会明了。中文用“世界体系论”似亦无不可，因为中文的“论”字的含义远较英文的“理论”(Theory)一词为广。②Ｂ 有关这方面的介绍，参阅朱玫：《美国的跨学科研究》，载《国外社会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５期，第６６－７０页。③Ｂ 《现代世界体系》原计划为四卷，前三卷分别在１９７４、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９年出版，第四卷尚未问世。①Ｃ 关于历史时间的讨论，参阅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论历史》，１９６９年，巴黎；沃勒斯坦：《时空现实的发明：如何理解我们的历史体系》，载《地理》杂志，７３卷第３期，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柯祖托夫・波米安：《周期概念的长期演进》，载《评论》。２卷第４期，第５６３－６４６页；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第１－２１页。①Ｄ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阅《纪念严中平同志逝世一周年专辑》论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第１－７０页；《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笔谈，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３期，第６２－８０页；汪敬虞：《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第１－１１页；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第１５３－１６０页；等等。①Ｅ 参阅苏耀昌：《社会变化和发展，现代化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１９９０年赛奇出版社，第２２０－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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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60 【原文出处】民族艺术研究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27～40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复印期号】199812 【 标 题 】漂泊的行吟：灵肉之歌 ――论田汉早期的文艺思想与剧本创作【 作 者 】吴戈 【 正 文 】 一1916年，年届18岁的田汉，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长沙师范毕业后，田汉得到舅舅易梅臣的资助，负笈远游，东渡日本。易梅臣寄厚望于田汉，有诗赠曰：“西风无恙送征帆，一幅潇湘晓色寒。差幸同行今有汝，不缘落笔兴初酣。眼前人物皆如此，乱后江山忍细看。好向蓬莱深处住，采将灵药驻童颜。”（注：引自《文化史料丛刊》第4期）到达日本后，田汉与舅舅同在东京小石川茗荷谷町湖南经理处居住。一边补习外文，复习备考，一边充任经理处的抄写员。不久，他考入日本高等师范学校。闲暇之时，舅甥品茗豪谈，田汉在舅舅指点下，颇留心于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按舅舅的设计，他尝试做一个政治家的必要知识准备，这决定了田汉在日本最初几年，少年诗心主要投在政治、经济、哲学甚至军事方面的研究上。到日本第二年，田汉写出的一篇长长的论文，就是有关社会革命与经济问题的――《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论文发表在李大钊主编的神州学会会刊《神州学丛》上，得到了李大钊的鼓励与嘉许。论文主要从政治制度的专制残暴与经济上的极度贫富悬殊两方面入手，去分析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富有意义的是，他始于分析俄国革命，归于思考中国社会，以为导致俄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原因应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具有借鉴作用。受到鼓励与嘉许，使田汉的“问世之志继续壮大。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影响迅速扩大，在日中国留学生迅速响应，5月7日，留学生们“八百健儿长驱突进”，“围攻公使馆”的矫健身影中，就有田汉。稍后，田汉积极参与筹备与组织后来的中国志士仁人中影响颇大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主持了“少年中国学会”。东京部会员的谈话会。他强调，要“振作少年精神”，“转移世纪风气”，“第一要图个性之完成”“第二要图社会的改造”。从“少年中国学会”成立的宗旨看，“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与田汉若干年来以国家民族为已任的“少年诗心”是不谋而合的。以“少年诗心”的热忱与勇气来疗救社会，创作一个“少年中国”的新气象，这是何等心潮逐浪的快事，气吞山河的伟业！正是在这样的宏伟志向与远大抱负驱动下，田汉在日本写成的另外几篇论文也格外值得注意。它们是《平民诗人惠特曼百年祭》(1919)，《诗人与劳动问题》(1920)、《新罗曼主义及其它》(1920)。在《平民诗人惠特曼百年祭》和《诗人与劳动问题》中，谈的似乎是文学问题，但指归，依然在舅父给他设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框架内。前者通篇闪烁着自由、独立人格、民主主义与民族精神的字眼儿，应和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思想提出的真知灼见。前期的“文学革命”理论，更多的是从文体、语体、反对言之无物与陈词滥调出发来讨论新文学的。田汉参加这一讨论，却借美国诗人惠特曼的百的祭，提出了他的“文学革命”见解。这是偏重于“内容”方面的。他着重强调惠特曼所代表的民主主义精神，是“一品大百姓”，“保持原人的纯洁心，发原人特有的绝叫”，“说的是天真，写的是心血”，不做什么人、什么派的附庸，而“特立独行”，所写之“诗立志解放世界一切困顿网罟之人”，（注：《平民诗人惠特曼百年祭》（《田汉文集》第14卷 P6-7）他赞美惠特曼的诗对美国所持的乐观、自信态度与自豪感，“燃亚美利加（引者按：美国）的希望，祝亚美利加的健康”，“替他的民族、他的民族性结晶的自由平等Americansm（引者按：美国精神）吐冲天的意气。”（注：《平民诗人惠特曼百年祭》（《田汉文集》第14卷 P8）惠特曼所讲的“美国诗人的天职”尤其能使田汉的少年诗心产生共鸣：“他的精神要与祖国精神相呼应，他是他的祖国的地理、生物、巨河、名湖的化身。”显然，田汉也认为诗人、艺术家所抒发的，应是主观与客观相呼应的产物，是一种“伟大之自然感情”。无论是“悲天悯人之情”，还是“乐天爱物之意”，均出于创作者的“深感信爱”。田汉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应该从惠特曼的诗歌、人生追求中得到启示：应高扬以平和、平等、博爱与自由为底蕴的“中国精神”；要“发达民众艺术”。他把纪念惠特曼的意义归结在“救国”这一基准点上：“我们中国少年所确信能够救‘少年中国’的就只有‘民主主义’一服药。”（注：《平民诗人惠特曼百年祭》（《田汉文集》第14卷 P23）的确，这“一服药”，别人怎么看，信不信都无关紧要。田汉是真相信，他后来的戏剧生涯中显现出来的“绝不依附”，“自我肯定”，注重民族精神的高扬与写实心底的真实，生活经历中情感、体验的真实等等特征，在他对惠特曼的倾心推崇时就已经初步流露。《诗人与劳动问题》，谈的是诗歌创作与人生体验的关系问题，是从“苦求真理”的劳作而来的。而“徒趋作伪，弄技巧，腐心于修辞之术，陷于言语的游戏，……就成了虚伪的诗。”（注：《诗人与劳动问题》（《田汉论创作》 P417）田汉在简述了美国诗人惠辙(1807-1892)“纯写他自己劳动和感想的生涯”之后指出：“他的意思，以为在人类的存在上最不可缺的便是劳动。不赞美讴歌这种神圣劳动的诗，可不算真正的诗人！！――我这篇《诗人与劳动问题》千言万语也不过这几句话的证明和演绎！”（注：《诗人与劳动问题》（《田汉论创作》 P401）田汉一方面强调诗人是“劳心”、“劳力”的双重劳动者，抒写自己劳动体验所得的“自然”与“真实”，一方面呼吁少年中国的诸君“注意”中国有劳动者，有无穷的劳动者的现实，并列举了英国诗人吕斯璧的几首篇幅不短的“劳动的诗歌”、“劳动者的诗歌”，其中包含了田汉自己的主张：“诗歌是人生的反映”，诗歌应歌颂“神圣的劳动”，应关注神圣的劳动者。而且，诗歌创作本身也应该是一种“神圣的劳动”。显然，这里头承载了田汉童年、少年时期对劳动、劳动者的深厚感情。田汉在贫困的早年生活中认识到了劳动的伟大和神圣，也认识到了劳动者心地的纯美与净美。据田母回忆，田汉在长沙念选升学校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寿昌暑假后从乡里进城，学校里因为搬寝室把他的被卧、帐子给搬失了，他又不愿到亲戚家去住，只好睡在学校会客室的大炕床上。因为是大热天，到了半晚上蚊子多得实在熬不住，寿昌只得把炕床上的两个大椅垫子盖起来，但蚊子还是向头上、脚上不断的咬。寿昌气起来把炕床打得一片响。工役室里一个同乡的工役听得不过意，起来到会客室叫寿昌：田少爷，这么多蚊子，没帐子怎么能睡？到我们那边睡吧，我们那儿有两个铺。这样算救了他。他疲倦了，在工役室里呼呼地直睡到天亮。寿昌因此总看得起做工的。他说：‘只有穷人懂得穷人’。”（注：《田汉文集》第15卷 P260）以“穷人懂得穷人”之心去关注劳苦大众，去讴歌劳动神圣，实在是“伤心人独有怀抱”，产生于最切实深刻的体验！田汉后来的创作中，无论话剧还是电影剧本，或是戏曲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深切同情民间疾苦、为民请命的平民意识与民主思想，就更是必然的了。应该强调的是：田汉这时谈文学艺术，指归在于社会人生，讨论国家民族时的“精神与物质”、讨论文学艺术流派时的“浪漫主义的热情、斗志”与“自然主义的著实、稳健”、讨论诗的境界与人的追求思想与文艺观点。它们充分体现了田汉的积极入世思想。在这种情形之下，任何有违于他那忧国忧民的少年诗心与有碍于他的“采将灵药童颜”的远大抱负的思潮或观念，都不可能进入田汉的思想意识兴奋中心。不把握这一点，就不容易从田汉早年貌似驳杂的思想表述与概念援引中准确抓住其观念核心与思想脉络。二事实上，田汉的上述思想意识与概念内容，直接影响着他的文艺观点，这在田汉的重要论文《新罗曼主义及其他》中体现得很明显。在文章中，他对在《平民诗人惠特曼百年祭》和《诗人与劳动问题》中就论及的“灵与肉”的调和、统一问题更为集中地进行了讨论，触及到了文学艺术创作中主观与客观、写实与表现、认识与审美的问题。应该说，在同代文学家、艺术家乃至文艺理论家当中，田汉由知觉或感性把握到、颖悟到的东西，要深刻得多，要接近文艺创作规律得多。可惜，当着绝大多数人醉心于口号、表层地把“为人生的艺术”、“现实主义文学”理解为“描写现实生活、思考社会问题”的文学艺术时，田汉的声音就显得单薄、沙哑了。甚至，这还成了田汉只能被定为在“激进的民主主义家”的行列里的依据。检视《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运动史料》集，田汉的这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竟无缘“入册”，登大雅之堂。可见人们对田汉的误解之深，偏见之大。而事实上，在“少年诗心”点燃下的田汉，可能比他们中的不少人还狂热，还激进，还有理论根底和艺术悟性。偏见与误解，是从田汉鼓吹的新浪漫主义而来。许多人认为，新浪漫主义是一种颓废、绝望、消极的世纪末情绪的代名词。田汉既醉心于此，则无疑是一种迷失，一种错误，一种思想上、追求上的“失蹄”了，这就构成了他终生抹不掉的缺憾。这种看法，多年后还作为有代表性的权威论断而为学术界接受：田汉思想中的这种消极因素，是和当时风行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浪漫主义有关系的。所谓新浪漫主义是欧洲资产阶级文艺的一种流派，盛行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间。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初期的进步浪漫主义文学，反映当时进步社会力量对于封建主义秩序和资本主义统治的强烈反抗，以及对于未来理想的热情追求。而所谓新浪漫主义，却反映出资产阶级的没落的思想感情，因而是一种反动的流派。新浪漫主义包括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在反对自然主义的借口下，排斥科学和理性，片面强调主观感受，轻视客观现实，终至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道路。”（注：陈瘦竹《现代戏剧家散论》 P68）这里面，有诸多颇可怀疑处：1、用政治术语去界定新浪漫主义文学艺术流派是否合适？2、如果合适，知人论世，这一流派的作家艺术家“反谁而动”？3、从认识论的反映论出发去确立所谓“科学和理性”、“客观现实”的尺度来贬斥别的创作观念、手法与流派，是否经得起万紫千红的文学艺术发展史的检验？就精神生产的文学艺术创造而言，何谓“科学和理性”？何谓“客观现实”？4、田汉创作中“终至走上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道路”的作品有多少？如果没有或很少，我们有什么理由断定田汉受到了新浪漫主义的消极影响，作品产生了局限？更为重要的是，评价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不能简单地说他受了什么流派的影响，而应该分析和看清他为什么受流派的影响，受了该流派的什么影响，受了该流派的什么影响，这才是最值得深入探讨的。田汉视界中所摄取的新浪漫主义，既不消极，也不反动：“浪漫主义是文艺复兴的特产物，是掀翻欧洲若干年的传统形式、习惯、拘束的新气力。因为人没有现实主义的性质，就不能著实、稳健做事体；而没有浪漫主义的性质，就要缺乏人生最宝贵的‘热情’（！）和‘斗志’（！！）的两大要素。文学亦然，没有浪漫主义的文学，也决难脱去古典主义的陈腐性，进到现实主义的坚实性――何况文坛的新进作家和批评家都认今日的中国为文艺复兴的时代呢！那么，‘浪漫主义’在今日之中国，如欣慕新美之心、积极反抗的感情、语法修辞上的反形式主义、诗学上的奔放不羁、自由自在的精神，都是少年中国的少年思想家、文学家、美术家乃至社会运动家等应该撷采的！！”（注：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一个冲决罗网的时代！一个“凤凰涅ｐáｎ＠①”以求再生的时代，一个埋葬旧世界、创造新天地、“新鲜的太阳”的时候，新浪漫主义奔放不羁、自由自在、反抗旧形式、旧传统束缚的“新气力”，便令“诗心少年”田汉“目光如炬”“心壮如火”了。它不必就一定是那副使少年中国诞生的驻颜灵药，但作为勇气的借鉴、热情的映衬与新美的启发，总不致太错的。田汉眼中的新浪漫主义，既不是所谓悲观主义的，也没有神秘主义的虚无与幻灭感，相反，倒有极强的现实感与针对性：“新浪漫主义，是直接由旧浪漫主义的母胎产下来的，而他‘求真理’的着眼点不在天国，而在地上；不在梦中，而在现实；不在空想界，而在理想界。”（注：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显然，田汉之倾心于新浪漫主义，出自强烈的现实感与社会功利性，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与突出的进取心，拿被人病垢的“世纪末果汁”的神秘虚幻颓废悲观的尺度相对照，田汉的追求目的绝不在此，他完全没有理由“代人受过”。田汉悲剧性地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对文学艺术创作的简单认识，去探讨创作对象的表象与本质的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创作者的主观能力――目光的深邃程度、对事物的审美敏感与对生活的判断力等等。这在从唯物论的反映论简单地看待文学艺术创作现象，把文学艺术家迸血带泪的复杂精神活动简单地看作生活的记录、反射和世俗情感的宣泄的人们看来，是难免于理解也不可接受的。但他的被误读、受冷漠却已成事实，载入历史。“所谓新罗曼主义，便是想要从眼睛看得到的物的世界，去窥破眼睛看不到的灵的世界，由感觉所能接触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觉的世界的一种努力。”（注：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他无非是强调去生活表象下发现更为复杂、更为灵动、更具有认识价值与审美意义的人类精神活动、情感活动内容：无非是强调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千世界里文学家、艺术家要保持“不为所惑”的清醒、冷静、犀利、敏感的“第三只眼”。田汉没有、也不可能去否定现实主义的东西，他鼓吹的新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创造一种更为健全的文学艺术：“‘世界因久忙于物质之考察与调查，因之灵的方面，大告饥荒。现在因为灵又归还来了，而新文学因之而起。这种新文学的意思便是谓：眼睛所看得见的世界，已不必为现实；眼睛所看不到的世界，已不必为梦幻。’这真是说得好，真是懂得新罗曼主义的人。”（注：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田汉恰恰认为，新浪漫主义是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结合，他宣称：“新罗曼主义是以罗曼主义为母、自然主义为父所产生的宁馨儿。”（注：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要进一步了解田汉这时形成的重要文艺思想、了解田汉后来创作中强烈的现实性与丰富的浪漫色彩何以成为他的作品风貌，那么就应将田汉倾心的新浪漫主义的内容解释清楚。与他所谈及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结合”的表述相联系，他在日本时期一直萦萦于怀和反复谈论的，是“灵与肉”调和的概念。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中，田汉就开始谈及“灵肉观念”，“诸君，要知道过重灵魂而轻蔑肉体的，莫不否定现实，认这个世界为万恶。我们只有遁出这个浊世，别寻所谓天国。既重灵魂，又重肉体的，他便始终到底要肯定现实，觉得我们所能求的天国不在过去，也不在将来，却在现在。哪怕这个世界无一毫价值，我们凭着努力，可以使他有价值。哪怕这个世界无一毫意义，我们凭着努力可以使他有意义。”（注：《田汉文集》（第14卷 P15-16P23）田汉认为他所推崇的惠特曼诗歌“尤能本自然解放之旨，发大胆无敌之言”，（注：《田汉文集》（第14卷 P15-16P23）透出的朝气蓬勃的、乐观向上的和肯定生活、民族和现实的精神，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惠特曼持“灵肉统一”的人生观念与创作态度。田汉将“灵肉调和，心物统一”的思想由创作问题、世界观问题引入了社会问题，可见这对概念在田汉心目中分量有多重！他说：“我们‘老年的中国’因为灵肉不调和的缘故已经亡了。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一方面要从灵中救肉，一方面要从肉中救灵。惠特曼是灵人而赞美肉体的，主张灵肉调和的思想，所以要纪念他。”（注：《田汉文集》（第14卷 P15-16P23）到一年后写《诗人与劳动问题》时，田汉仍然在“灵肉调和”的大前提下立论，阐释灵、肉的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或是健全人类不可分割的两半，若有偏废，则尤“医鸟之一翼，换车之半轮”。他说：“我们人类最大的职务在为世界创造一种健全的文明。健全的文明一定在灵肉一致的圣域。”（注：《田汉论创作》 P407）三推己及人的“灵肉调和”的要求，对文学艺术创作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结合统一”的理解，事实上昭示着田汉世界观、人生观与文学艺术观的初步确立。最值得注意的是，灵与肉这对概念，构成了田汉一生中理想与现实、艺术与生活、个人与群体、诗意与世俗多种关系中的基本关系，多种命运上的最初母题。甚至，田汉的这种“灵肉调和”观影响到了他的交友与恋爱。最为典型的，就是与郭沫若的友谊和同易漱瑜的恋爱了。田汉早已心仪郭沫若这样的少年天才，与郭沫若尚未谋面，才始神交，就引为知己，仰慕之心是毫无保留的。可是在与郭沫若通信一段时间后，田汉到福冈拜访郭沫若，得到的郭沫若印象，却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清新俊逸、优雅浪漫，而是陷在日常俗务中，太多烟火气。尽管后来他们偕游太宰府，浅醉豪歌，高谈阔论，以歌德席勒自诩，十分尽兴，但田汉还是略略有点儿失望。他曾对郑伯奇谈及访郭沫若的感受：“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注：郭沫若《创造十年》 P61）在田汉的心底，大概深感郭沫若的生活“灵、肉”关系没有能很好地调和，有点儿“灵为肉累”的窘困了。易漱瑜是田汉舅舅的女儿。她在田汉赴日本之前，已由父亲做主许与田汉。但易漱瑜的生母陈颖湘一直不太情愿这桩婚事。1919年暑假，田汉回国探亲，在舅父的支持下，带易漱瑜“逃离”生母的控制，双双东渡日本。在五・四时期，反对包办婚姻，主张恋爱自由的世风极盛。许多勇敢的青年冲决社会偏见的藩篱，因爱情而同居的现象十分普遍。但抱着“灵肉调和”观念的田汉，决不肯轻率地走这一步。他送易漱瑜住女子寄宿舍补习外文，他自己则埋头读书写作，常常是见面散步都成为一种奢侈享受。这样的清纯做派，使得郁达夫开田汉的玩笑，他说“睡在未婚妻身上读《圣经》”。其实，田汉与易漱瑜之没有立即同居，并非出于道德意识的禁忌，而实乃出于“灵肉调和”的观点与主张。出于欲望的同居、结婚只是“肉的结合”；而两情相悦、精神谐和的“灵”的相融，才是“灵肉调和”的理想婚姻的前提。田汉显然认为他和易漱瑜之间尚未具备这种前提。在这样的爱情态度下，田汉是不屑苟且的，因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保持着纯粹的精神恋爱。他与易漱瑜之同居，是在听到国内传来的易梅臣遇害的消息以后。田汉父亲早死，自幼失怙，易梅臣在他的生活里，重要性无异于父亲。这一来，他和易漱瑜同时成为了孤儿。他与易漱瑜象寒流急雨中的两朵小蔷薇，相互依偎着感受亲情的温暖，彼此支撑着体验相濡以沫的力量。他们同居了。这次不幸对于田汉的打击，在他的情感特征、人生态度上都明显地反映出来。他的早年生活中叔叔伯伯们的死、婶婶表姐们的死、父亲的死、他为之心仪神往与热血沸腾和革命党人的死、舅舅的死……田汉看到了太多的不幸与太多的死亡，他深切感受到了生活中令人难于忍受却又无法逃避的惨愁与阴冷、不幸与不平。他开始留意“连遭不幸生活”的日本文艺家厨川白村与松浦一，他顿然颖悟到他们的文艺观“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文学信念是由他儿子宏之死培植来的”与他们的作品“辛辣之笔，传惨痛之声”之间的联系。这一时期的悲剧意识与感伤情绪，几乎笼罩了田汉。显然，这成为了田汉感受人生的敏感点与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情感内容。《环峨嶙与蔷薇》显得欢快明朗些，与稍后的作品那浓郁的悲剧意识、感伤情绪不同，但却是一部田汉创作初期不能忽略的剧本。问题在于，从《环峨嶙与蔷薇》的渲染浪漫诗情与热烈理想转向《咖啡店之一夜》等作品抒写缺少暖意的漫夜漂泊感受与咀嚼感伤的长路独行情怀，暗合着田汉生活的一次重大转折。讨论田汉的早期剧作，必须从《环峨嶙与蔷薇》开始。《环峨嶙与蔷薇》是一部四幕话剧，讲述了一个颇能适合青少年的心理情感的爱情故事：流落无助的京韵大鼓名角儿柳翠姑娘与飘零无着却怀着绝高的音乐天赋、远大理想抱负的琴师秦信芳（张雪舫）相遇并相爱了，相同的处境、相似的身世与漂泊者的孤独感，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但他们的相爱，一开始并不和谐。柳翠因为自己守身如玉、不肯低就而受到那些当了官僚商贾的姨太太、小妾的梨园姐妹们的嘲笑，因此在感伤之际，不平之余就想嫁个富人穿金戴银，向市利小人们出口恶气；而秦信芳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恰恰是放弃原则、自暴自弃的行为。他柳翠顾惜他的爱，勿出此下策。然而，当着柳翠更深地认识了秦信芳的才华与抱负，更深地爱着他的时候，她决定以秦到巴黎学习、完成一个伟大音乐家的最后锻造所需的钱款为代价，嫁与一富商当小妾，以自我牺牲来成全秦信芳，帮他圆艺术家的巴黎梦。她要秦彻底忘了她。秦信芳本以为灰色的人生只有这一星亮色，冷酷的世界尚存这一点温热，但希望柳翠的决定，令他感到色退热散了。他深深感到，缺少了爱的滋润的艺术，就只是诉苦含悲的劳什子。恋人既以身饲虎，供人蹂躏，则这惨重代价换来的巴黎艺术之梦也是破碎、惨愁和凄楚的，愈这么想，愈是万念俱灰。于是决定一死殉情。千钧一发之际，月光下，寂静中远远传来妙如天籁的环峨嶙琴声。琴声中，高髻青帔的柳翠赶到了，制止了这场情死悲剧。原来柳翠在秦信芳绝望离去之后，痛感失掉了爱的人生的寂寞难忍与空寂无聊，更重要的是她感到自己的牺牲非但救不了渴求着爱、也痴迷着艺术的秦信芳，反而会加速他的颓唐并加重他的痛苦。于是，她毅然离开了那个“对他很不错”的富商的家去寻找秦信芳，及时地来到了绝望的秦信芳身边。但这时，破碎的爱已经重圆，但艺术的梦，又成幻影。接下来的发展，便是在前边的戏中被诅骂病垢足了的“为富不仁”的商贾出场了。却原来，他并非拆人幸福、“暖饱思淫欲”的恶魔，而是个惜才爱才、仗义行侠的天使。李简斋是个灰心于政治风云的早年革命党人。闹革新，闹变法，费尽折腾后他心灰意冷，无意于政治而专一经起商来。先前反对过的三妻四妾，现在却从中得到些微慰籍与解脱了。他的信念是：天大地大、权大势大，大不过钱去。他要赚足钱并用钱来为社会办几件切切实实的益事。恰巧得知秦、柳二人之事，便想成全他们。买柳翠做小的一节，是他恐艺术家清高，赠金不受；而且，有意给柳翠一个“无爱的痛苦”的教训……他达到了目的。当秦、柳苦情重诉、无计可施的时候，他带了赠款两千元、四枚金戒指和一部精致华美的法国小说《鼓女与琴师》赶来，说破自己欲解囊相助的意图，使秦、柳二人转悲为喜，感慨万千。剧情到此峰回路转，雨过天晴，皆大欢喜。戏在秦信芳优美的《月光曲》中诗意、浪漫地结束。这部作品，历来评价不高，田汉自己也因作品“缺乏现实性”而否定它。但事实上，这部作品值得予以足够的重视。“现实性”远不是评价作品唯一的、甚至亦非重要的标准。应该看到，这部戏作为田汉戏剧生涯真正开始的第一部创作，象一个包含着众多至关重要的“遗传信息”的胚胎，可以为研究田汉戏剧生涯提供不少“来龙去脉”的线索，显示田汉创作某些“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首先，作品初步显示了后来在田汉剧作中最见长的抒情特征。田汉善于利用浪漫的故事、感伤的情绪、抒情的语言与优美静谧的环境来营造浓郁的抒情氛围。其次，作品表明田汉有极强的故事叙写能力，误会，巧合，陡转，秘密，结扣解扣，情节十分流畅，而且具有很强的传奇性。如果说，抒情性是田汉从小受“剧诗”的中国戏曲突出的抒情特征影响的积累所得，使他在歌词创作，诗创作和戏剧抒情氛围的营造有厚实基础，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话，那么，传奇性便是田汉早年生活中曲折生动的戏曲情节与二十四册的《绿野仙踪》一类传奇故事给他的馈赠了。田汉创作始终显示着一种“编故事的能力强”的特征，曲折、流畅、生动、传奇性，在《环峨嶙与蔷薇》中已可见一斑。再次，田汉是个善于“移情”于作品、主观色彩极浓烈的剧作家，这在《环峨嶙与蔷薇》中已经显现了出来。这部作品的情节、人物中包容了田汉那个时期的生活、爱情与观念几方面的东西。就他的个人生活而言，那一段生活中最重要的是舅舅易梅臣与表妹、未婚妻易漱瑜。这两个人的影子，都可以从剧中人李简斋身上找出来。易梅臣是个思想激进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后十分活跃，但从1918年以后却十分颓唐，这些田汉看得十分清楚。易梅臣在政治上的消沉与失望如李简斋，经济上他却绝无李简斋的陶朱之富。但“艺术与爱的保护神”，他却是当了的。那就是1919年资助从家乡“逃”出来的女儿易漱瑜跟田汉东渡日本，放他们到自由追求的天地去。田汉剧作中塑造的这位“假恶汉”、“真好人”的李简斋，实际上注入了对舅舅的崇敬之心与感激之情。易漱瑜18岁到日本之后，生活、学习上都十分不适应，而沉湎于新知识、躁动于创作欲、豪歌于交挚友的田汉，对易漱瑜的状况难免疏于关怀，有时甚至不免不满。那时的他，心中的理想爱情模式，是岛村抱月与松井须磨了式的“比翼双飞”，现实中的易漱瑜，显然是无法达到田汉这么高的要求的。于是，田汉一方面可能通过剧本的方式，给易漱瑜一种委婉的提示与暗示的希望；另一方面也是他对理想爱情的一种热烈向往与诗意憧憬，作为现实缺憾的补充或代偿。因此，剧中秦、柳的你情我意、爱的歧误甚至一些小小的观念的不一致不和谐，都极有可能有田汉与易漱瑜之间爱情生活的某种反射。据一些材料看，田汉创作《环峨嶙与蔷薇》的时候，正与易漱瑜经历着一场情感的风波。易漱瑜觉得田汉自私，不关心她的生活；田汉觉得委屈，但也隐隐感到易漱瑜有些添累。以他看来，爱情与艺术，两者都值得全身心地去追求，而且，恋人常常能为对方殉情牺牲，那么当恋人忙于艺术创造与追求的时候，牺牲一下“被关怀”的权利又有何不可？显然，柳翠不惜“卖身为妾”以成全秦信芳的艺术梦的壮举，包含着田汉对恋人易漱瑜的某种希冀或期待。另外，田汉这一时期醉心研究并以之解释人生、社会、创作的“灵肉观念”在《环峨嶙与蔷薇》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秦、柳的恋爱故事，悲欢离合的基本点，就在这“灵肉”关系的变化上。如果爱与美的追求――恋情与艺术是人的“灵”的活动的话，那么，生活的保障、留学的资金之类，便是人的“物”的追求、“肉”的活动了。剧一开场，飘零的秦与厌倦的柳，便都处在这种“灵肉分离”的境况中。因为无学资族费，秦的艺术梦只是圆不了的“梦”；因为生活无保障，早厌倦了卖艺生涯的柳只能无可奈何地延续着掩泪妆欢的卖笑生活；因为要成全秦的艺术梦，柳只好牺牲与秦的爱情，与李简斋实行分离了“灵”的“肉”的结合。尽管她对秦信芳心依旧，可这种爱情关系却因“灵肉不能一致”而好梦成残。生活中的许多悲剧，在田汉看来都源自“灵肉不能调和”的矛盾，可能是主观原因，更大可能则是客观原因。所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对人言无二三”，是生活中最普遍的存在。“灵肉之调和”，是如此地难于解决，大概田汉自己在生活中也是常常苦于无法解决的。因此，他设计了一个有“物”（肉）的能力的“爱与艺术（灵）的保护神”李简斋来解决矛盾，人类生活中最普遍的“灵肉分离”的悲剧变成了“好人相助”后“灵肉调和”的大团圆喜剧。这悲剧现实和喜剧结局转化的关键是“误会法”。这是轻喜剧情节中、剧作初试者使用最多的有效编剧技巧。还有一层，这技巧选择中，既包含着田汉所希望的“灵肉调和”的人生理想，也印记着他看熟的中国戏曲式的结局方式。无论从他所相信的观念出发，还是从他所熟悉的戏剧材料看，毫无疑问，田汉喜欢这样的结局。四一幕三场话剧《灵光》产生于《环峨嶙与蔷薇》上演的十多天后，为着中国国内灾荒，中国留日学生演剧部受中国使馆委托搞赈灾演出，找到田汉，要一个演出不超过一小时的剧本，田汉一口答应，日夜挥毫，六天写出本子，边印稿边排练，于1920年10月20日演出于东京有乐座，赢得了一片好评。《灵光》一开场，写在美国留学学医的女留学生顾梅俪与心仪她的好友王墨秋在谈话闲聊；王墨秋颇有用意地告以一种传说；顾梅俪的未婚夫张德芬回国探亲，其实是要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女子完婚。顾梅俪将信将疑，待王墨秋离开后，愈想愈烦躁，遂狂读歌德的《浮士德》以求解脱，不想昏然入梦，魔鬼靡非斯特翩然而至，邀顾梅俪上“相对之崖”一览“绝对之国”的景致，且象与浮士德的关于“灵魂抵押”的约定一样，与顾相约：无论看到什么，不能与崖下人搭话出声，否则就要永坠啼川受无尽之苦。第二场是顾梅俪站在“相对之崖”看到的“绝对之国”的景象。“绝对之国”由“欢乐之都”与“凄凉之境”构成，是一种对比呈现：中国北方五省遭灾，饥荒蔓延，瘟疫肆虐，饥饿的人拔尽了草根剥光了树皮，人贩子则趁机发财，人间苦难，何其深重也？顾梅俪感到惨不忍睹之时，“欢乐之都”的情景出现了。这里的人“不知人间有忧患事”，留学生们养尊处优，出车入马，玉盘珍馐，却还成天叫枯燥，无聊，烦闷，为三角恋爱而寻死觅活。两种生活的对比正令人心有所感之际，顾的未婚夫张德芬率领的医疗队出现在“凄凉之境”的逃难灾民中，恰逢张的“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包办婚姻媳妇朱秋屏在灾民中晕倒于地，为张所见，前去救护，言语温存，举止亲密，这令“相对之崖”上的顾梅俪醋海扬波，锐声高叫：“德芬负了我”！从崖上直坠啼川谷底。第三场是顾梅俪从恶梦中醒来，兀自惊疑不止，恰逢张德芬来探访。顾梅俪以梦中所见相告，张德芬却告之以事实真相：朱秋屏亦一包办婚姻的反抗者，她爱的是另一个有志青年。他们已经过努力解除婚约。听到实情的顾梅俪亦惊亦喜，亦悔亦羞。张德芬再次向顾梅俪表白了自己忠贞不渝的爱情后，以爱国爱乡的豪情相互勉励：两人决定回国办医院，搞创作，从“灵与肉”两方面同时去为拯救人民做点儿切实的事。这时，顾梅俪屋里挂的那个耶酥像头上就放出“灵光”来，戏在“灵光”辉映中结束。这出剧十分别致，场面上，是“凄凉之境”与“欢乐之都”的对比呈现；剧情上，是人物潜意识流动的舞台直观化；结构上，由“梦”入戏，“梦”醒出戏，结构安排与材料运用都与“虚拟冲突”的女主人翁的“内心动作”极其协调，形式与内容就浑然天成了。这在现代话剧几乎还是空白的中国话剧史上，算是一篇出手不凡、起点很高的作品。就思想性而言，《灵光》为着“赈灾”目的而写，讲的是极浅显的道理，传的是最普遍的精神，无非是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去动恻隐之心，出救难之力，这是任何有天良的人都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剧末耶酥像头上发出的“灵光”不是神示，而是人类应普遍遵循的在“灵与肉”两方面自救与救人的基本精神。这种“灵光”，田汉在早期希腊精神、惠特曼诗中均发现过，赞美过。正因为此剧讲浅显的道理，扬普遍精神，和以饱满的热情，上演受到了“二十四国人的客观之最后喝彩”。（注：《田汉文集》第1卷 P429）值得注意的是：“灵与肉”的观念依然存在于作品当中。但是，要拯救民众于水火，让他们的灵、肉均能得救的，不再是一个富商形式的“他者”，而是身体力行的自己了。这一解决“灵肉调和、心物同一”难题的办法的微妙变化，对于田汉的思想、情感和将来人生道路的选择，是意味深长的。别外，田汉将个人生活“植入”剧情、人物中去，借戏剧形式假想性地处理现实矛盾的情形再次出现。剧中顾梅俪、张德芬与朱秋屏之间的“三角恋爱”并未构成；而顾梅俪、张德芬与王墨秋之间也无“三角关系”的戏剧意义，但田汉煞费苦心地要造成人物事件的一种“三角恋爱”的架势，让人一眼看出这“架势”不是捕风捉影的谣传，就是猜忌者心造的幻影。其意图正是想借此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个人情感的相似情形。就在田汉创作《环峨嶙与蔷薇》、《灵光》期间，他与易漱瑜曾有过一场情感风波。一方面，田汉埋头创作，博览群书，看戏交友，在纯粹的恋爱与“灵肉调和”的高要求下，与易漱瑜保持着一定距离，这样，会给易漱瑜以“疏于关怀”的冷淡感；另一方面，田汉生性豪爽，最喜交际，异性朋友不少，当时有两位女性与田汉关系十分密切：一个是后来颇负盛名的女剧作家白薇，再一个是广东女子康景昭。白薇原名黄素如，亦湖南人氏。情爽性烈，敢做敢为，为着反抗包办婚姻，她逃婚离乡，经历千辛万苦的磨难后东渡日本求学，可巧在女子寄宿舍里遇到了常去看易漱瑜的田汉，很快成为朋友。她深受田汉才华与诗人气质的吸引，不觉常常单独去找田汉散步、谈天或请教问题。田汉觉察了这位热情如火的南国女子的心态，十分为难。每逢白薇再来相邀，田汉便总是喊上易漱瑜在一起，籍以避嫌。（注：王易庵《记田汉》（《杂志》1936年第10卷第2期）可以推断，正在多愁善感、玉貌绮年时期的易漱瑜对此不会无所觉察。康景昭，活泼健康，善解人意，她的外貌、气质上，都有易漱瑜所不具备的东西，这深深地吸引了田汉。田汉与康景昭同游携手，别后相思的情形，在敏感的易漱瑜心中，肯定引起过不快。“疏于关怀”的冷淡感慨已在前，异性朋友的亲密交往又相跟在后，易漱瑜自然难于心平气和。尽管不知田汉与易漱瑜的这场情感纠纷是怎样结束的，但从田汉的一些诗句中，《灵光》的情节中，可以判断田汉在这场不愉快中的立场与态度。在诗句中还是解释的态度，委婉的语言，但在戏剧中就有了变化。他当然是剖白自己的忠诚，而将这场情感风波衍化为一场虚拟冲突与心造幻影所致。显然在《灵光》中，这场情感风波被处理成了一场“误会”，浮云散尽，圆缺阴晴无由，全因猜忌所致，悉为幻影了。王墨秋的谣传、那“梦”的虚惊、顾梅俪的“虚拟冲突”统统都说明着男主人翁被猜忌“情有旁逸、心有他属”的无辜。关键问题在于顾梅俪对爱的信任与理解。有信任才不会见疑起妒，有理解才能够“灵肉调和”。最后，在事实中受到教育的顾梅俪在张德芬的鼓励下，开阔胸襟，打开眼界，走出情感的偏狭地带，与未婚夫比翼双飞，去实现爱国爱乡的伟大理想，个人情感纠葛中的小肚鸡肠转化为爱国爱乡的普遍情感的恢弘气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田汉此戏是应“赈灾演出”而创作的，作者已感到了“命题”作文与艺术创造之间的矛盾，他已无法克服这一对矛盾。在《灵光・序言》中他写道：“总之我这脚本的精神，借一时的事变，写永久的精神，不可当作应时的戏看。（注：《田汉文集》第1卷《灵光・序言》）一时的事变与永久的精神之间的矛盾，其实亦即现实需求与艺术创造（肉的要求与灵的活动）之间的矛盾。田汉的理解是，二者有矛盾，但亦能调和，他一生都在为这种“调和”而努力。这种努力，甚至决定着他的创作的基本风貌，才华与平庸并存，优势与局限同在，正是这种“调和”努力所达到的程度和获得的结果。田汉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是极其艰难的。他无法艺术至上，真正走“高蹈”的路。因为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在“启蒙与救亡”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诗心少年”，一个怀着“象牙塔”，尽管有时候他会在诗意的路上走得很远，在浪温的国里痴迷流连，但他的“入世之心”会让他保持一种不远离时代、生活与群体意识的天然警觉，形成他思想、情感与创作上的自我调节因素。另外，恰恰也因为他所持的“灵肉调和”观念影响着他的文学艺术创作思想，他不可能只单纯地沉浸在写应时之作的劳动里，他毕竟是个气质浪漫的诗人，一个朝着“中国未来的易卜生”努力的戏剧家。他要在应时的义务外，保持一块艺术天地。这样，他那被人垢病的“二元性”令田汉保持了作品一定的丰富性与相对性，而在同时代大量作品绝对化地为“一时之事变”所左右的时候，找到了一定空间去抒写“永久的精神”，这种情形下他的创作就颇有可读，颇出新意，颇见深度，颇现光彩。田汉的创作从一开始显现出来的特点，是时代要求、主观选择与“灵肉调和”观念相统一的产物，让田汉在时代要求与个人趣味、群体意识与个人追求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性。应该说，《灵光》是最早的样品。五在《环峨嶙与蔷薇》、《灵光》的创作之后，演出的成功与剧本发表获得的反响，令田汉更坚定了当戏剧家的信心。1922年，他一气写下了四个剧本，均是独幕剧。它们是《乡愁》、《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和《辟亚罗之鬼》。四个剧本，四种类型，这标志着田汉创作初期在题材、情调、趣味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但与两年前的创作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却还是明显的。这就是抒情戏剧的特征。至于转向社会戏剧的《午饭之前》和《辟亚罗之鬼》，历来很受研究者们的重视与推崇，但事实上这两部戏无非是表现得比较靠近宣传阶级斗争的需要罢了，当时的时尚与后来我们的研究出发点、批评眼光都愿意田汉吻合这样的“需要”。严格说，这两部戏还不是真正的宣传阶级斗争的宣传戏，而是田汉当时思想水平下产生的观念戏。《辟亚罗之鬼》用托尔斯泰式的“贵族忏悔”去解决劳资斗争，那样的结局恰恰是当时强调“不可调和性”，但也仅仅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斗争”概念的演绎，写得真诚而幼稚，单调又枯燥，发表后反响极差。但田汉自己也从宣传需要出发，明言对这出戏的偏爱。显然，他是相信了那种“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品＝由重大意义的作品＝好作品”的作品评价尺度。这使得田汉丢失了他的“灵肉调和”的判断标准，在“应一时事变”的欢欣中忘却了“写永久之精神”的追求。这是田汉创作中的第一次明显的“灵、肉失调”。篇幅所限，这一问题我们放在别的地方去讨论。《乡愁》写于1922年，发表于1924年的《南国半月刊》创刊号。它象是个抒情小品，主观生活色彩极强烈，它没有什么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一次由三人组合成的“漂泊者夜话”。剧情是这样的：一对离家远游、留学东洋的中国学生，男的叫孙梅，女的叫伊静言，他们已经同居。是夜，面对着临时家庭外暮色中的丘陵，莽苍的草原，静谧的森林与风铃叮当的小茶庵，他们的心头泛起了浓郁的乡愁。这很大程度上又是田汉与易漱瑜生活的戏剧场面化。乡愁中，女主人翁渐渐对同居者起了怨恨之心，她谴责男主人翁自私利己，眼中只有功名的幻影，而没有同居者的倩影；心里只燃着对书、对艺术的热望，而缺少对所爱的人生活的体贴、情感的慰籍与事业的提携。这一番话，令男主人翁心生秋意，欲辩无辞。应该说，伊静言的抱怨，也是有依据的但男主人翁也有难言之苦；他并非不想关怀、体贴自己心爱的人，并非不想悉心爱护那滋润着他的漂泊生活的爱情，而实在是因为追求成功的愿望过于迫切而顾此失彼所致。《环峨嶙与蔷薇》中，女主人翁是不惜卖身为妾，生离死别，也要成全男主人翁到巴黎深造，当“未来中国的音乐家”的梦想，是“少年轻别离”；《乡愁》中的女主人翁，则颇有点儿“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心态了。当孙梅与伊静言凄然相对之时，另一个漂泊者王右文翩然而至加入了他们的“漂泊者夜话”。王右文的心声与孙梅的心声是相似的，“早几年，我还想弄得功成名立的时候，也衣锦还乡，叫爱我的欢喜一下，仇我的眼热一下。但是到现在功也依然没有成，名也依旧没有立，我那种野心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注：《乡愁》（《田汉文集》第1卷））王右文13岁离家远游，怀了功名之心，在外面闯荡漂泊整整16年，依然是功不成名不就，他对自己的前程一片茫然，也厌倦了浪迹萍踪的生活，害怕那纠缠着他的无家可归、无人可傍的日子。中国文人的梦，常常是“念书时红袖添香”，失意时“红巾翠袖，ｗèｎ＠②英雄泪”！但他孑然一身，什么也没有。在他看来，孙梅、伊静言的生活，便是中国文人典型的理想生活了；而刚刚还在爱情烦恼中的人只有苦笑以对，孙梅倒还羡慕他只身漂泊的无所挂碍。这再次令王右文陷入迷惘，他喃喃自语，又象在发问：“无家的羡慕有家的幸福，有家的羡慕无家的幸福，到底哪一种幸福些？”（注：《乡愁》（《田汉文集》第1卷））青春年少之际，怀了移山填海的志向，逐着诗情画意的梦想，易于受挫，产生迷惘是自然的事。这在年轻过、有过抱负、有过追求的人来说，不难体会。但《乡愁》的意义还不在于写了“迷惘”本身，而在于田汉找到了一个将个人具体情绪与普遍人生经验相结合的戏剧情境，这情境富于人生况味，富于诗意；其戏剧性是通过隐然的对比传达出来的：漂泊者羡慕有家；有家的人渴望漂泊。这里的家与漂泊，实际上是一种象征，一处“灵、肉失调”的象征。“家”象征着世俗的“肉”的生活，而“漂泊”，代表着清苦的“灵”的追求。漂泊尽管清苦，却因着“灵”的追求而显出诗意与浪漫，是一种割断了世俗冗务与沉闷琐事而充满了变化与新奇的浪漫漂泊，一种可以反复咀嚼玩味的诗意的感伤。“少年轻别离”也好，“长亭更短亭”也罢；“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也好，“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罢，无论是文是武，是豪放是婉约，漂泊都是一种赍志怀仁抒情写愤的诗意生活与审美情调。田汉显然极明了在中国文人心中代代相袭的这种情怀与生活情调。当着个人的实际生活境遇陷入相似的漂泊情形中的时候，田汉自然而然地接通了他的实际生活情形与被审美化了的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境界之间的联系。这中间，未必包含着多少真的感伤，也未必弥漫着真的迷惘。最真实的东西，倒是透过“漂泊”对人生诗意的抒写、咀爵与玩味。这种情调，在田汉后期创作中反复出现过。田汉甚至从波希米亚的流浪艺术家的生活中，也发现过这种人生的浪漫与诗意，他感到了一种审美情调存在的普遍性，身在漂泊生活中的他，注定会为这种情调所深深地吸引，也注定会以这种情调去感染无数漂泊着或做着漂泊梦的文学青年。后来的“南国”时期，这种情调，几乎左右了“南国”艺术家们的生活。漂泊生活是一种诗意生活，漂泊者显然便是诗意人生的追求者了。《乡愁》中的三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漂泊者，只不过，两个是筑起了香巢爱垒的小憩者，一个是漂泊中的厌倦者。其戏剧趣味与意蕴深度在于：暂住者与漂泊者的相互羡慕。钱钟书多年后在小说中以“城”作比流露过的关于“家”的情绪，田汉在这里已经感到并表现出来了。有人说，女性的追求终点是家，所以结婚生子后便是栓丈夫，致力于“家”的建设，她们是物质生活的象征；男性的追求却没有终点，所以从生到死他们都是漂泊者，“家”只是他们漂泊终生的旅途上的一个重要绎站，他们是精神生活的象征。这种说法未必全是，但还是有些道理。田汉写孙梅与伊静言的爱情生活时，是否想到了这些，无材料确考；然而，写出“家”里的“灵、肉失调”，这是颇有些促人思考的人生意蕴的。而且，这种“失调”尴尬与王右文的“羡慕”构成了戏剧性，一种没有外在行动的“剧烈”、却有内心动作的“紧张”的戏剧性。也许，这与田汉研读约翰・沁孤、梅特林克的“静剧”所受的影响有关。他用“对比”手法获得的“内在紧张”的戏剧性，使“漂泊者夜话”充满了诗意的启悟力。从《乡愁》到《咖啡店之一夜》，田汉真的就将“漂泊者夜话”从漂泊者小憩的“家”，蔓延到了漂泊者过路的“店”里。出场的漂泊者已不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是咖啡店里的一群！但作者主要的笔力，是放在咖啡店当女招待的白秋英与到咖啡店来借酒浇愁的大学生林泽奇两人身上。漂泊的身世，苦闷孤独的心态与咖啡店的感伤氛围融成一气，着实感动了许多青年。从戏剧构思看，田汉采用的是白、林两个漂泊者身世的两条线索平行发展，终于交织的方式来完成剧情发展的。间以李乾卿的“负心”插曲与咖啡店酒客的场面渲染，戏剧就编得疏密有致、开合自如了。白秋英虽出身书香之家，但家境贫寒，本与富商之子李乾卿猝然相遇，这时的李乾卿已是手挽新欢，与一富商家的小姐订婚，俨然一个阔女婿了。悲愤至极的白秋英强作镇静，而李乾卿竟厚颜无耻地向白秋英索要旧时写去的满是甜言蜜语的情书，索要两人的合影，声称为了他家庭的荣誉、体面不因与出身卑微的人有联系而受损，他愿出高价赎金。白秋英怒斥了这个负心郎的卑下情操，将李乾卿强递过去的钞票连同她珍藏的照片一齐投入火中焚毁，以示决绝。她刚烈的行为赢得了酒客们的一片敬意，而李乾卿在显然于他不利的氛围中感到狼狈不堪，灰溜溜地离开了。这时，座中为颓废情绪笼罩、借酒浇愁的大学生林泽奇振作了起来，他受到了白秋英坚毅性格与果敢行为的鼓舞。他因为家庭的包办婚烟所苦，一方面要勉为其难地去与自己所不爱的人结婚，另一方面则要割舍与自己珍爱的人的情感，于无法遁脱的现实困境中，他意志消沉了。如果说，苦闷使他消磨于漂泊人生中的“咖啡店”，正在被颓废消沉的情绪所埋葬，那么，白秋英的行为让他猛醒与自新，意识到要“深刻地生活下去”，继续漂泊，虽然不知漂向哪里，但漂泊与希望紧紧相联！而白秋英与李乾卿的相遇与决裂，使她从一个寻找者变成了一个漂泊者，从一个情感的附庸者变成了一个精神独立的自由人！她与林泽奇几乎同时意识到：在琐屑的愿望里讨生活是浅薄的，在微温的情感里求慰籍，常常会收获冰冷的绝望。于是，两个漂泊者“在悲哀的洗礼”中得着了同志，获得了勇气，走出漂泊者的歇脚处――咖啡店，奔向外面的生活。田汉的创作意图是：“以咖啡情调为背景，写由颓废向奋斗之曙光。”（注：《田汉文集》第1卷 P436）显然剧作体现了这种意图。较之《乡愁》，《咖啡店之一夜》少了点儿诗意，多了点悲剧色彩。感伤依旧存在，但并未令人沮丧，而是让人从绝望中奋起，于感伤之余觉到理解与同情的温婉。《咖啡店之一夜》，是一个向旧的告别、向新的追求的新生之夜。田汉创作中，除了主观生活的“移情”入戏的特点之外，还具有将广采博收的阅读与思考中的“观念”入戏的嗜好。从《环峨嶙与蔷薇》、《灵光》、《乡愁》到《咖啡店之一夜》，都有长篇独白、大段台词的通病，长的达两三页之多！作为舞台剧，这显然是令观众难受、演员难演的。尤其突出的是，田汉有时“入世之心”太强，而离开剧情需要让人物在台上“说教”；有时大概又因自恃见解的高明，忍不住要他的人物离开规定情境去“宣讲”一番。以《灵光》为例，有一段对话在剧情中就显得十分生硬，张德芬与顾梅俪在“三角恋爱”的虚拟冲突外大谈惠特曼与自由诗。而这些都不是《灵光》的人物情节所必须的，这贴上去的东西，极大影响了作品的整一性。【责任编辑】何如明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般下加木＠②原字扌加温去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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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05 【原文出处】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贵阳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51～56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11 【 标 题 】《清诗铎》袖珍叙事诗艺术造诣 【 作 者 】胡鸿延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贵州教育学院 【内容提要】提出《清诗铎》的“袖珍叙事诗”分类，从精警性、生动性、完整性等方面发掘该类诗的艺术造诣。 【 正 文 】 中国古代诗歌以精约见长，长诗如《离骚》、《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秦妇吟》也不很长。中国古代很有一些篇幅短小，容量并不贫瘠的小叙事诗，占了古代叙事诗的绝大部份。尤其是唐代名篇，如《长干行》、《三吏》、《三别》、《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长不过几十行，一百行以上即不多见。从汉乐府至清末诗界革命以前，少有破例。若对这类小叙事诗观察比较，可以发现，有的作品之“小”，小得很令人惊异，有的只用几行篇幅就能发挥出叙事优势，容纳丰富的内容，给人深刻的印象。再进一步观察，这种特短的小叙事诗，还有一些突出特点，尤其是集中、凝炼、精约、强烈等特点，常常令人叹为观止。若再细一些分类，在小叙事诗中，还应该分化出独特的一支，特别立为袖珍叙事诗，从外观看去，一是篇幅特短，只有几行至二十余行之数，二是构架很费功夫，简中有繁。若从内部结构及表现技法等进行剖析，自有特殊之处。《清诗铎》是一部以小叙事诗居多的大型诗歌选本，其间几行至二十余行的为数不少，很能见出袖珍叙事诗的成就和独特面貌，为后人运用及发展这一文学形式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读《清诗铎》，一为它的内容博大精深而惊讶，二为它的小叙事诗、袖珍叙事诗的成就而赞叹，其中的精品，称为明珠瑰玉并不过份。一、丰富性与广阔跨度从内容上看，《清诗铎》选诗的原则是“吾儒吐言辞，于世期有济，岂徒累篇牍，月露风云字”（《清诗铎自题》），“尝读子美《潼关吏》，《石壕吏》诗篇，及香山、文昌、仲初新乐府，洵所谓言易知而感易人者。当今之世，不少子美、香山、文昌、仲初之咏，散见于各集中，爰就听见，选辑汇编。”（《清诗铎・自序》）这里发挥了儒家诗歌观积极的一面，必然离开风花雪月，声色犬马及生活圈子狭小的闺情洞房纸醉金迷之境，而是面向社会生活、社会压迫采摘悲凄之诗入选。要获得成功，内容上必然要求具备丰富性。然而袖珍叙事诗的篇幅很有限，与内容要求的丰富性是难以相容的，这必须有很强的创造性，很高超的技巧，才能在小中寓大，点中见面。《清诗铎》中，袖珍叙事诗内容的丰富性，特点有二。一是从总体数量上看，涉及很广泛的生活面，反映了许多社会现象，社会矛盾。二是从单篇上看，大都内容札实，经过很精妙的提练、裁取，内涵相当丰富。《清诗铎》分门别类罗列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社会的重大矛盾，几乎都有专卷。所选的袖珍叙事诗也就涉及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但并不因短小而显得生拉活扯，生硬充填，也不显得因短小而与其他小叙事诗情调抵牾，破环其总体倾向。可见这种诗体的生命力，诗人的创造力，可以证明大题材如何通过小篇幅来反映和表现。《清诗铎》的社会视野相当广泛，上至官吏的为非作歹，下至平民百姓的贫困冻饿、外敌的侵略、兵匪的杀扰，天灾与人祸、田园劳作、家庭情趣、嫖赌吸毒等，都有反映。尤其是许多隐晦的东西，袖珍叙事诗都能克服先天短小、容量有限的局限，别具功力匠心，常能对准一点打中要害，以一针见血的优势发挥作用，收到较好的效果。例如《一点朱》，原诗不过十六行，八十字，可是内容却丰富得很，叙述了官府批文捉拿百姓，皂录奉令执行，老百姓遭秧害怕，避祸又不能的过程进展，仿佛流水直下，很容易令作者难以收束。但作者别具匠心，对准“一点朱”着笔，头绪尽束于些。“一点朱”指的是长官用朱笔批文，作者把“长官一点朱”与“小民一点血”联系起来，控制了事件的关节。二者都是意象叠加，容易调动心理反应。因红色相通，暗喻长官的朱批牵连着老百姓的人命，而皂录凭着“一点朱”名正言顺地敲诈勒索：“黑索袖中藏，朱票袖中出。汝若不见信，大会有朱笔”，俨若公事公办的姿态。接着“朱笔任意下，不方复不圆”两句，揭露其实质，从侧面指责长官随心所欲草菅人命的骄狂神态。最后两句“长官一点朱，小民万个钱”，既明快又含蓄，既集中又深广。明快在于直接揭示“一点朱”弄得老百姓倾家荡产，含蓄在于“一点朱”与“万个钱”的关系引人联想。原来“一点朱”是要见血出人命的，而“万个钱”却可以免除人命。所以“一点朱”最后落实到“万个钱”之上，二者能相互转化，其间转化过程可以是贿赂，可以是诈取，可以是任意处罚、巧取豪夺等盘剥行为。而转化结果是官吏金满盆，银满斗，老百姓则力求蚀财免灾，实则人财两空、家破人亡。尖锐的揭露、沉痛的指责，深广的内容，作者举重若轻，将视线集中于“一点朱”，对准症结，避开旁枝，快刀斩乱麻，穿绳牵牛鼻，充分显示了得心应手的技巧。此诗内容相当丰富，篇幅却很短小。成功的原因在于作者一能找准焦点，二能运用联想，故能从精简中见繁富。《清诗铎》中的袖珍叙事诗选材也不落凡套，发人细微，隐中见显并不少见。试看这首《布谷谣》：“村墟五月布谷鸣，家家驱牛向田塍。谁令我家充里正，荒田地白不得耕。昨日县卒至，驱迫入城市。官府怒我输税迟，系狱一日再论笞。肉腐虫生，垢面篷首。亲友来相探，牵衣泣下不能止。附书与亲交，归告我妻卖儿子。”仅十四行，叙述极有层次，抒情不多，情调却极为惨痛，经历亦感人至深。从社会内容来看，十四行中，包含了苛捐杂税、冤狱流弊，小吏苦难，大官权势，阶级压迫，买卖人口等严重问题。在封建社会，官吏都压迫老百姓，而基层的小吏，却有相当一部分是受压的。有的小官小吏虽说是朝廷遣派的，实则是从老百姓中指定的一员，和老百姓一样受压迫。由于地方、乡邻等关系，他们与老百姓关系较密切，有时也为老百姓说说话。这首诗揭露的就是这一事实。诗中的里正，由于为朝廷“输税”不得力，一样落入冤狱，弄得“肉腐虫生，垢面篷首”，直至卖儿赎身的悲惨结局。这首诗可以说反映了过去很少有人反映的封建统治基层的动摇，封建社会基脚不巩固的事实，受害者不仅是普遍百姓，连小官小吏也不例外。《清诗铎》的袖珍叙事诗内容丰富，涉及的社会面广泛。由于是以社会问题为纲编卷，题材和内容涉及整个封建社会。除了在一般常见的题材，如专卷《田家》、《蚕桑》、《盗贼》等常见，此外在较少有人反映的问题之中也有突出表现。此类题材，由于前人少有佳作则更显出《清诗铎》的光彩。例如，清代以前礼赞母亲、体贴母爱的诗歌极少，唐诗只有孟郊的一首《游子吟》，短短六句，可说是浅尝则止。而《清诗铎》中却有几十首之多，其间不少是袖珍叙事诗。如《母抱儿》：“母抱儿，儿在怀中啼。我儿且勿啼，村中榆树剥尽皮，三日不食气一丝，哪得有乳哺汝饥？抱儿出门去，负儿行道周。不知东西与南北，仰面乞食低面羞。行人来往各＠①，谁能救汝母子命。”仅仅十二行，将母爱与灾荒，社会压迫与贫困艰困，尽现眼底，读来令人泪下。再读《鬻儿女》专卷，写到母子情爱与荒年煎熬，几乎首首令人痛哭失声。再如反映荒年的问题，历来都是哭诉荒年的惨痛，抨击统治者的糜烂，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鲜明对比。《清诗铎》不乏这类诗歌，深度广度都有扩大增多。更为令人惊异的是，在反映荒年百姓困厄、哀鸿遍野之际，还反映统治者的“仁政”，这本来很容易让人感到是为统治者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缺少现实意义和人民性。然则《清诗铎》却从中揭露统治者的伪善，显得深刻细微。例如《买米谣》：“渔阳岁俭水灾被，青黄不接食翔贵。官仓出米取价廉。务要粜平贫民沾。年深廒底粟红腐，买来扬簸半灰土。米少灰多那忍说，此灰都是农夫血。”篇幅虽短小，揭露却十分深刻。既写了荒年的灾难弄得老百姓没饭吃，又反映了官府行“仁政”，发放救济粮装点门面的事实，巧妙地揭露了这种“仁政”的虚伪性。原来官吏在救济粮中渗有灰，“此灰都是农夫血。”救济粮名为救济，实是农夫被盘剥去的。渗灰的目的，自然是盘剥之后，以灰充数蒙混眼目的狡诈行为。这种揭露弊政的方式，远比在表面上做文章，或用谩骂的方式深刻得多，对“仁政”的实质暴露得也很充分。再如写工人生活，清代以前罕见，唐诗中也没几首，李白有一首《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曾被视作珠玉。《清诗铎》却列有专卷，较广泛地记载了封建社会工人艺匠的社会状况、生活状况、劳动贡献等内容，可以说是个奇观。试读这首《采煤曲》：“云根＠②尽龙山拆，辘轳深绠垂千尺。额灯蒲伏漆为肤，饥驱贫子齐肩入。朝入还期夕数钱。忽逢崩石生长捐。千村土锉炊烟出，中有民命如丝悬。”短短八句中，第一句写地点，第二句写操作的险状，第三句写劳动条件的描述，第四句对生活所迫加以追诉，第五句写索取报酬及朝不保夕的忧虑，第六句写工伤事故，第七句为视线转换，第八句写忧民意识。变化多端，进展却自然，题材和内容又是前人罕至，都显示了它的丰富性。更令人惊异的是，某些极平淡的生活场面，看去没什么诗意，文学作品也很少反映，《清诗铎》却有出色表现。例如《田家翁》：“丁男入县晚未归，老翁自掩溪边扉。风急月落霜满屋，敲石取火饭黄犊。布衾不补冷如铁，病骨天阴痛欲折。瓮头有酒不敢尝，来春换米输官仓。”这首诗写的是一个老翁睡觉前的一些思想举动，题材很平常，但揭露社会问题却相当深刻。“丁男入县晚未归”给人悬念，使人担忧。“布衾不补冷如铁”是生活贫困的写照，处境已相当悲惨，再兼“病骨天阴痛欲折”，痛苦更加深一层，“有酒不敢尝”、“来春换米输官仓”是一种多么难忍的自我克制，忍看自己的果实将被夺走，谁是心理压力的制造者，谁该受到指责，不言自明，这正是社会问题的所在。再看一首《村锣叹》：“东村打锣西村惊，破锣皇皇作饥声。饥无宿粮官催征，娇儿夜啼爷早兴。爷谓怕锣避锣去，打锣人在爷何处，安得碎锣锣可嫌，碎以为锄为钩镰。地无锣声是乐土，春社醵钱奏箫鼓”。这首诗有小序“官到催租，则村人传锣以惊从。”打锣打鼓本是平常的事，很缺少诗意，可是这首诗却写得那么精警，那么生动，联想又那么合理，社会内容又那么丰富，足见《清诗铎》中袖珍叙事诗题材之广阔，社会问题之丰富。《清诗铎》中袖珍叙事诗的这种丰富性及深广跨度，还有它的短小精焊，启示后人可以在容量方面多下功夫，较小的篇幅也能容纳较多的社会内容。袖珍叙事诗通过审题、构思、讲究技巧、发掘意蕴等方法，拓展了它的空间容量，显示出生命力，充分施展出一文学形式的特长。二、精警性与艺术效应短篇作品都很讲究精，诗歌又比其他文学形式更讲究精，而袖珍叙事诗又为精中之精，《清诗铎》所选大都具备精的特点。《清诗铎》中袖珍叙事诗大都体现出一种精妙与机警在于能灵活变通，并能警世，而警世是它的目的性。明代以来，不少文人看到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在加剧，对社会的腐朽现象进行揭示指责。有的作家有目的地要求文学作品承担“警世”作用（“喻世”“醒世”也同类）。冯梦龙人凌＠③初等小说家直接把他们的小说集冠以“警世”之意，如冯梦龙有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③初有小说集《拍案惊奇》都以警世为明确目的。在这些小说集中，有的名篇确能警世，立意和技法也显得很精警。但小说由于情节取胜，篇幅也较长，精警不易集中。其他方面，如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等反而更为触目。与之相比，袖珍叙事诗虽然容量有限，精警这一点却能由于集中而变得相当突出。如果说，在小说中，精警如晶体化入较长的篇幅中去了，在袖珍叙事诗中则是结晶成半块状，份量得以较充分地显示出来。《清诗铎》中的佳作，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很能体现出较充分的精警性。《缫丝叹》就是一首实例。全诗十三行，故事却很完整：“缫丝缫丝乍出盆，催徵虎吏早入门。吏云卖丝输我税，妇云无丝姑不温。吏声转厉妇声苦，妇翁抢丝入城去。妇牵姑衣不敢信，姑视缫车泪如雨。卖丝翁归意转欢，今年官赋赖妇完。巾箱虽空魂梦安。一夕骚骚北风起，翁姑僵卧同长叹”。全诗几乎句句直叙和白描，一句转一意，很容易流于徒具空架子的形式只见骨不见肉。然而，由于进展自然，显得生动，含意精妙，读来有理趣，人物心态又各异，显得感情复杂有抑扬，并令人深思。诗中写一家人养蚕抽丝之后，官吏即来催税。一家人都是受苦人，但心态不同。主妇认为应该给小姑逢衣御寒，但在官吏的催逼下，只能事与愿违，改为与老翁进城卖丝，见到丝将被夺走，主妇，小姑哭成一团。但卖丝之后，老翁主妇又高兴起来，原因在于“今年官赋赖妇完”，可以不再受租税的催逼之苦，可以得点安稳觉睡息。这当然是一种画饼充饥的安慰，但由不愿卖丝到被逼卖丝，流泪痛哭到卖丝之后“意转欢”，却是很大的反差，是一件事的三次逆折，直叙之笔就变得曲致。末两句“一夕骚骚北风起，翁姑僵仆同长叹”是结局，否定了“意转欢”的自我安慰原是空的，“僵卧”才是事实，财物都被搜刮去了，拿什么缝衣制被？这是被迫卖丝的结果。从老翁一家的遭遇可以看到整个蚕农的艰苦，其现实意义是相当强烈的。精警，作为思想方面，精主要指矛盾集中；警，主要是警世。但从艺术上看，精，主要指精当、精炼；警，是灵活变化，长于翻新。诗歌以精警为手段，能从单调中忽地化裁出新奇，从即定思维走势之中忽地翻出令人惊奇的其他思路，别开新面。《清诗铎》的袖珍叙事诗，好以此种技法载警世之道，警告统治者应该注意社会矛盾。再看这首《牛行迟》：“牛行迟，马行疾，昨日里胥徵牛车，远送军装如火急。今日宛转泥淖中，泥淖没轮行不得。将士震怒挝牛主，鞭牛不起杀牛食。牛死车敝身杖创，归来独向牛栏泣。”短短十句。内容何其丰富。历来写牛的诗很多，这首诗写牛独照一隅。牛拖车是履行职责，天经地义，牛陷入泥坑又仿佛是一种天灾，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将士”对牛的态度，是一种辛酸的揭示，极写将士的罪恶。本来滥用军务之名征用牛车就是一种抢迫，是将士之恶行。诗更进一层，暴露将士的冷酷、贪婪、横霸。征用了牛，弄坏了车，还打伤了牛和车的主人，无理之甚，无＠④之尤，杀牛食肉是更深层次的揭露。牛车的主人受此掠夺，表面上没有沮咒，没有反抗，而“归来独向牛栏泣”一句，隐去无限伤心语，胜他许多叫骂。试想，连叫骂都不敢了，只能归去哭泣，专横势力何等猖獗。须知在封建时代，牛是农民的主要劳动工具之一，牛车也是主要劳动工具之一，人被拉夫，牛被强食，车被用烂，隐含在背后的处境又是什么？家破人亡景象不着笔，却依然如在目前。这种精警使人震惊，揭露尤为有力。《清诗铎》精警见意的袖珍叙事诗实在不少，如《田家翁》、《布谷谣》、《村锣叹》、《猛虎行》、《一点朱》、《驿卒词》、《买凶》、《哀痴儿》、《绿林豪》、《荒年杂诗之三》、《塔山犬》、《忧旱谣》等，恕不一一列举。从总体上看，精警的成功之处一是技法的运用精谌，二是揭示社会弊病的准确，能够对准社会疮疤下力，期求发挥刺激震惊作用。袖珍叙事诗虽受篇幅的限制，然而，仍能以小寓大，以虫鸣春，以一总万的技法焕发生命力。因此，集中、精警、灵活、执繁就简、一击两鸣、牵一动百等特点就会出现在较好的作品中，世间上的矛盾不是单一的、尖锐问题不是一目了然的，社会事端不是一根长线通到底的，巧妙地运用上述技法，摆脱袖珍篇幅难以铺叙、回旋等局限，从矛盾的共同点去把握矛盾的多方面，收效是广泛的。以精警取胜是袖珍叙事诗的可行之路，问题是需要走好，走出风格来。《清诗铎》中的袖珍叙事诗，单篇精警，诸篇广泛，内容丰富。若干作品的结集，也能发挥小说那种丰富内容的警世、醒世作用。元白的小叙事诗以描述，直白取胜，《清诗铎》的袖珍叙事诗则以别种风格（精警、生动、灵活）取胜，这是清人的贡献。《清诗铎》所选显示出来的成就，说明这种文学形式可以走出独立，成熟的道路来的，虽然至今总结和研究尚很不足，但它的历史地位是客观存在的。三、生动性与艺术活力《清诗铎》的叙事诗，普遍倾向指责和揭露，袖珍叙事诗也不例外。大都能令“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矣”，“握军要者切齿矣”。但若缺少技巧，易流于吼叫，甚至骂街。历代诗家写作此类的诗，出过一些败笔，甚至连白居易那样的高手，写到愤怒时，也有一些以骂詈为诗作收场的失着。平心而论，指责和揭露的写法，虽然能淋漓尽致，但从艺术成就上来看，容易流于形象苍白、趣味困乏的窘局。《清诗铎》中的袖珍叙事诗，虽然也有一些缺少形象性的作品，但就成功之作来看，很能显出妙趣横生的生动性，使其虽有骂詈而不失形象性，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活力，成为其特色之一。中国古代诗家是懂得生动性的，但大多在炼字炼句上推敲、下功夫。如讲究用动字，用活字，讲究写眼前景如在目前之类的技法。例如，从“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去品味春的生动性，从“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去品味云月的生动性等。《清诗铎》的袖珍叙事诗则不限于此。有时善于刻画，有时长于调理诗味，有时运用某些表现手段引发出人意外的联想，有时以场面出色、揭示幽妙等取胜，有时诙谐机智等，都显出特有的生动性，成为其间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如果那些作品仅限于套用唐宋人的衣钵追求几句突出的句子，或吼出一时之愤懑求取一时之痛快，那么，虽然仍然会有一些意义，但很可能是明人复古拟古的那种作品，故《清诗铎》中袖珍叙事诗的创造是有意义的，它们用成就说明了以指责、讽刺揭露为主的叙事诗也能够富含艺术魅力，也能以生动的形象获得恒久的生命。试看这首讽刺诗《猛虎行》：“山南白昼猛虎来，柴门竟日常不开。村东少妇血渍草，村西老翁骨成堆。官府明文下猎徒，村舍奔走相号呼。入门不顾索鸡酒。由来苛政猛于菟。亦毋张尔弓，亦毋亡尔镞，明朝群起颂相公，虎畏相公渡河北。”就诗所叙而言，实在很平常，情节也一般。在捕猎工具落后的封建时代，老虎吃人，官府下令捕虎是常事。诗中也没有出现武松打虎那样精彩的片断，也就没有描写生龙活虎的情况来加强感染力。然而，作者别出心裁，运用诙谐技法，以轻松之笔写极冷酷之事，显出一种特殊的生动性。通过老虎吃人，官府派人捕虎，而老百姓反而隐瞒虎情，搪塞官府，杜绝派人捕猎为理由，画龙点睛点出“由来苛政猛于菟”的主题。这是一种比较和判断，谁的危害更重不言自明。更绝妙之处还在“明朝群起颂相公，虎畏相公渡河北”二句。“颂相公”是反写，明是“颂”，实是嘲笑。试想，老虎害怕“相公”竟然逃到河北去了，那么“相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在村庄上骚扰下去呢？老虎怕相公，不是说相公本事高明，老虎被吓跑了，而是说相公比老虎更环，不能与相公的危害比高下，这种运用幽默，诙谐技法使用品从平淡中产生跌宕的落差，增强艺术表现力的创造性，体现出很精彩的生动性。《绿林豪》也是一首很别致的讽刺诗：“江头来往绿林豪，弓箭在手刀在腰。门里劫商门外坐，捕捉公人当面过。杀人打货上船行，人人知是食粮兵。箭杆分明记名姓，官符朦胧不许问。君不见西家被劫报官知，合门拷掠血淋漓。”这种叙事完整却过略，容易流于概念化。但作者通过变换视角空间，把视线伸向丰富的社会内容，产生了辛辣的讽刺效果。第一、二句写“绿林豪”的外貌，第三至六句写抢劫杀人罪行，七、八两句变换视点，末两句忽然中断叙事，翻出他事，揭开底牌取一击两鸣的作用，揭发官府与“绿林豪”狼狈为奸的事实，原来“绿林豪”就是“食粮兵”，难怪老百姓受抢劫后告官反而“合门拷掠血淋漓”，比抢劫更害人。不写勾结而勾结自见，不写腐败而腐败自明，“血淋漓”放在最后，集色彩、心理感受、惨痛景象于一体，如豹尾一扫，尤为有力，其生动性是相当直观的。赤裸裸的抢劫杀人行为、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的隐情，血淋淋的事实就这样串成一串，似乎可以提起来给人看似的。这种生动性既有立意上的高度匠心，又有技法的妙用，故能奏效。《清诗铎》中的袖珍叙事诗，作者还注意选择生活场面来加强生动性。那些生活场面，往往体现出作者的发现，有时数种事端或矛盾交叉冲击，揭破矛盾，爆发出强烈的震荡力量。有时看来平常的生活场面，由于揭示，翻出内里的生动情趣，增强诗味和感染力。试读这首《忧旱谣》：“蒋家山，山头晓日红斑斑。陶冲驿，驿前流水无点滴。高高下下各成村。村村夜夜闻哭声。一升一合不得插，秋来那得有收成。哭声未歇人声闹，火光一片当门照。腰间抽出朱红票，声声只道县官叫。县官差派须立辨，明朝大吏过夜站”。这首诗明写抗春旱，人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的场面，实则暗揭更大的人为灾难还在后头。仅仅十几句，悲凉辛酸与生动热闹，自然灾害与人为祸害交叉在一起，场面博大，内容丰富。从末两句可以想象得到“大吏过夜站”，老百姓被拉夫服役和荒芜抗旱的景相及后果，还能看到老百姓在官吏面前的愁苦状态，看到小官吏在大官吏面前低头哈腰曲意奉承的丑态。背后大官吏的作为更为牵动读者的心，同时也引导和深化了主题思想的意义。又如《采薪女》：“采薪女，多辛苦。三朝入门便缺妆，短衣结束持樵斧。上山朝采薪，山头雾雨淋满身。下山暮负薪，山脚虎狼惊煞人。那得避雾雨，亦莫怕狼虎。只愁道旁恶少年，牵衣草寮争数钱。”这首诗仅写了采薪女上山砍柴的一个镜头，却挖出了深层次的社会恶势力压迫欺凌及劳动妇女的悲惨处境。采薪女一出场即代表贫民，富家子女是不会上山采薪的，雨雾虎狼的威吓，本来已够辛苦，但这只是大自然带来的灾难，是人和自然的矛盾，而人为的矛盾才是采薪女无法克服的。恶少年对采薪女的欺负，即是犯罪行为。坏人得势，同时也是妇女地位低下的反映。《清诗铎》中不少篇章就是这样从平常中见奇崛，从一点中见若干矛盾交叉，从一面中牵制若干面。小叙事诗和袖珍叙事诗都容易流于框架式的结构，然而，由于匠心和技法的运用，是可以增添其生动性的。《清诗铎》中的袖珍叙事诗还有一些其他特色，如，有的作品体现着一种完整性，仿佛雨花石、夜明珠经得起观赏。语言风格简洁而丰富。能从小见大，从平中见奇等。清人应宝时曾认为《清诗铎》有《楚辞》、《玉台新咏》的意义（见《清诗铎・应序》），这种说法并不过份。若从体系性，社会广泛性，现实性、人道性方面来看，则是远远超出前人的。《清诗铎》中的袖珍叙事诗又象一张巨幅绘画上的精细部分，它既能适应题材、场面的广泛性，又能反映丰富多变的社会现实，它体现出来的集中、精警、生动等特点，很值得借鉴学习。《清诗铎》既是一本诗歌选本，又是一本历史文献，还是一个艺术宝库，它的成就是应该得到后人开采的。【责任编辑】易健贤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快的左部右加炳的右部＠②原字属右加斤＠③原字为汽的左部右加朦的右部＠④原字为耽的左部右加沁的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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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390 【原文出处】中国文学研究 【原刊地名】长沙 【原刊期号】199703 【原刊页号】71-80.84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胡良桂 【复印期号】199710 【 标 题 】当代历史小说的现代性与创造性［＊］ 【 正 文 】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当代历史小说的现代性，是其观念更新、当代性的渗透、矛盾冲突的拓展、人格神魅力的结果。关键词 观念 当代性 人格神＊ ＊ ＊１历史观念的演变能推动历史小说与十分强烈的现代焦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了观念的嬗变与更新，就有了历史小说的现代性。这与其说是历史小说家的历史观念从文学侧重史学的一种表现，不如说这种历史观念本身更偏重文学，特别是与新时期文学观念发展变化的轨迹密切相关。新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突破了以往写作的禁区，极大地增加了创作的包容量，使过去难以表现的历史场景，如今纷纷跃上历史小说家的笔端：帝王将相的励精图治、雄才大略，清明上河图式的礼仪典章、僻野山乡，才子佳人的花前月下、悲欢离合，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气贯长虹等等。宏阔的叙事视角取代了两极化的思维模式，作家对历史题材的选择不是根据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多侧面、多角度的叙述，把中华民族丰厚悠久的历史以更加丰富多彩、鲜明生动的形象再现了出来。在漫长封建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朕即国家”，家国一体。这一国之君的皇帝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独立的个人。作为群体的人，他是一个历史时代整体的一份子，作为个体的人，他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关键人物、重要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这样，一个朝代帝王的思想就是这个朝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个国家朝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如何？就决定于这个帝王。因此，从漫长历史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有政治抱负、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应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把帝王作为历史的个体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引入小说创作，是历史观念的演化对历史小说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它虽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需要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并把握史实。但只要作家有了这种观念的变革，并能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重新评价历史，作家在重构历史时就会更具历史的合理性。《少年天子》不仅写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还把握住了历史运行的精神。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人数少而落后的满情，无疑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可它偏偏用武力征服了文明程度和生产力较高的汉族地区，这意味着，它不只是弓马娴熟、仅具武力上的优势，而且本身就具有一种活力，能给末期的封建社会一剂强心针。腐朽的明王朝政权，并不与先进的生产力划等号，正在向封建制转变的后金――满清也未必就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生产力。明朝的败亡表面看来败亡于军事上的惨败，其实败亡于它对封建经济的摧残和破坏；由“后金”而“满清”，居然站稳了脚跟，迎来“康乾盛世”，就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才建立起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马克思说，在历史上，“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②］顺治正是顺应了这条永恒规律，意识到关外的、祖宗的那一套，不能再套到他的时代，意识到满蒙的野蛮倘若能被汉人的文明开化，将会带来国力的强盛，由此，他对入关初期多尔ｇǔｎ＠①侧重虐杀掳掠造成的社会经济大破坏，加以修复和政策上的匡正。从而使他成了充当历史规律不自觉的工具，成为“动力”的象征，历史本质精神的承担者。凌力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顺治的。由此可见，顺治就不是一般意义上励精图治的帝王，而是意味着他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而且，这种“动力”在《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中进一步得到生动的体现。清王朝创建前后一百年间，勇武睿智者联袂而出，康熙、雍正、乾隆共同际会了清王朝社会发展的一个高潮――“康乾盛世”。这一切，无疑都说明帝王也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作家用这样一种历史观念统帅历史小说创作，证明历史文学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突破了过去历史文学观念上那种狭隘的单一化模式，走向多角度、多层次思考历史生活，注意发掘历史事物内涵的多重意蕴，从而构成历史小说创作意义深远的转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是变革历史的主体。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③］这里所谓的历史发展，就是历史变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的革命。在这样的历史社会，农民既受到封建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同时他们自身也不能不受到封建文化和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农民起义既具有变革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意义，又有不容忽视的局限性。所以，对历史多输入一些理性意识，多一些对历史的冷静思考，正视历史上农民革命斗争最终虽然失败了却有光彩夺目篇章这一历史事实。就是说，农民起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也带来不小的副作用。如果从这一视角来看农民起义的变革历史，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确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如众所周知的《李自成》。作者选取我国古代许多次农民起义中最著名、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次：这次起义，起自陕西，横扫中原，起义队伍自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进入河南后就飞速发展，三年内从几千人一下子发展到相传有一百万人的规模，并风驰电掣般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经过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反复、曲折、艰苦的斗争，最后终于打进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然而，由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局限性和弱点，既想称帝改元，又有“流寇主义”的毛病；既无经济供给的保障，又不团结明臣对付外来威胁。尽管声势浩大进了北京，最直接地扼断了明王朝的命脉，但却没有建立牢固的农民阶级的政权，推动历史的发展，而是迅速崩溃，彻底失败。李自成没能完成农民起义的最初愿望和终极目的，倒为清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终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可见，农民的革命与农民的起义在一个沧海横流的时代，一个正义与非正义、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反动犬牙交错、波诡云谲的时代面前，虽不能领导历史潮流，主宰时代命运，但它是历史变革的真正动力却毫无疑义。而且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天国恨》写洪秀全、冯云山为首的天国领袖，凭着过人的胆识，利用宗教的力量，审时度势，聚众起义，给国难频仍、民不聊生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线“太平”的希望。“天国”的杏黄旗在金田村冉冉升起，预示了清帝国大厦崩坍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农民运动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他们既反对封建皇帝，又羡慕皇权；既腐化退化，又脱离群众；既争权夺势，又相互残杀。原本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这样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联合绞杀下走向了失败。尽管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但它仍然没能取得农民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没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由此可见，由于农民起义先天性的不足，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也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虽然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也只能起到变革历史的作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动力的历史观。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多民族的统一和融合是其发展和创造的关键与基础。国家要兴旺，只有全体人民的团结，才能万众一心、共创未来；民族要振兴，只有各民族的团结，才能奋力拚搏、开拓进取。毛泽东曾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④］这种观念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却需要最英武、最雄阔、代表性最强的帝王，才可能拿起这一武器，凝聚国人的力量。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个产物便是“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⑤］所谓“合力”，就是各种意志和力量在相互冲突，相互抵销，相互融合中产生的一种凝聚力。能否抓住“合力”所在，也就意味着能否抓住民族团结这一历史的本质和精神。《少年天子》中顺治提出的“满汉一家”，就真正具有了民族融合的含义，而且是落后民族融合到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那里去。事实上，我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大融合，规模和深度最可观的，还要数清代的融合了。这种融合，在政治上能激发调动汉民族的积极性，使多民族凝成一股绳，为立足未稳的清王朝奠定坚实国基。在文化上的融合，从顺治说出“不思明者未必是忠臣，思明者未必不是忠臣”的惊人之语，表明了他的胸襟眼光。而且他经史子集莫不历览，一笔丹青造诣甚深；读骚弄诗，抚琴长啸，都足见浸润汉文化之深。尤其与乌云珠的天合之作，更是具有浓厚的政治文化色彩。这一阴一阳，一个是满汉文化融洽而成的奇苑，但侧重汉文化，一个是满洲文化孕育的人杰，又倾慕汉文化，他们的勇武和文明，侠骨和柔肠，雄心和智慧水乳交融，就成了满汉文化融合的象征，按照他们这样一种美好的意愿来改造世道人心，不正是国泰民安的盛世之象征？！《金瓯缺》的作者徐兴业，更是深入地表现了这种历史观念，他在小说中不是站在一个民族，而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不是带着传统的、比较狭隘的民族意识，而是以现代中国人远为宽广的胸怀来看待和处理这段历史。作者这种高屋建瓴俯视往古的襟怀和气势，正是这部小说具有巨大思想力量的重要源泉。读者掩卷深思，也就自然会从中华民族的往昔到中华民族的今天乃至未来，想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必然趋势，想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完全统一和精诚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的灿烂前景。由此可见，历史小说自觉地写出这种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观念，也就是在表现一股正气，一种力量，一派国泰民安、族合民富的兴旺景象；表现历史人物思想、观念、情感上的超前性，或许这种超前性还缺乏历史的自觉，但对国家、对民族却是英明有为之举。２历史小说对历史内容的描绘，如果失去其当代性的启示，那么便会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故纸。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出过去，辉映现在，当代历史小说的发展历程，就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逐渐深化并且把这思考和深化投身到历史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国古代人编撰历史的目的非常明确。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⑥］到魏征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⑦］到司马光把自己的史学巨著命名为《资治通鉴》，再到我们读《项羽本纪》并不注重楚汉相争的因果成败，而是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气盖世的英雄的非凡之举：破釜沉舟大败秦军，鸿门宴当断不断放虎归山，兵败之际雄风不减单枪匹马斩将夺旗，放弃求生机会自刎乌江以谢江东父老。古人写史都知道是为了后人的借鉴，何况今人写历史小说。作家强调历史精神与当代意识接轨，借历史表达人们对现实的感触。对历史的反思是为现实发现人类、人生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并用当代的思想去照亮它，从而使历史的叙述具有当代的意识，也就是说，写历史小说是为了今天的借鉴，要具有今天社会的现代性。对政治的反思――漫长的历史年代，留给人们的思考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⑧］是在强调过去的时间与现实之间的价值联系。柯林伍德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⑨］注重的是探索人类思想的过程，是一种积极的批判的思考。政治是权力的表征，权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流历史意识，它决定与影响着历史的发展。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以权力持有者的需要为中心，直接或间接地张扬权力，维护权力，而权力历史意识在权力的盾牌下，又会得到诸多庇护。因此，不论是帝王的革故鼎新，还是大臣的守成有功；不论是惊天动地的农民革命，还是刚勇义烈的变法图强。他们都只能在权力支配下运作，或由此取得成功，或由此走向败亡。正象海德格尔说的“历史学作为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实际上时时都‘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⑩］历史有时往往会重演，历史与现实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反思政治权力历史意识，也就是在探寻历史与现实的某种连接与沟通。《汴京风骚》写知识分子与帝王的关系，就是这种文人和政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王安石关于变法的设想在若干年前便已形成，并向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但仁宗不感兴趣，万言不如一言，王安石不得不把一切的期望寄托在年轻的皇帝赵项身上。王安石可以不怕任何人，但他必须惧怕赵项，他必须说服赵顼，赢得支持，才可能付诸行动，把变法的设想变作万钧雷霆和疾风暴雨。为此，王安石先声夺人，待价而沽，呈《万言书》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于前，论识高远，雄辩如虹，变革之志，炽若烈焰。而赵顼新即帝位，励精图治，欲做英主，求贤若渴，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一拍即合，终于拉开了变法的序幕。然而，后来终因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以及守旧派权势的膨胀，王安石的变革最终毁于一旦。赵顼为解决对王安石的去留问题，竟把决定的权力交张“上天”……；王安石则在“凄怆江潭”、心灰意冷之际辞世早逝。看来，不论文人的地位多高，他的所有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必须得到皇权的首肯，才能得以实行。即便是帝幼无识，大权旁落，掌权者也得“挟天子以令诸候”，一切须借天子得以推行。否则，一旦闻出“不恭”，不是贬谪边塞，就是琅铛冤狱。因此，革命也好，变革也好，没有权力作后盾，任何革命与变革的政治目的都是无法实现的。权力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必然途径和终极手段。任何一个有政治目的动机与愿望都不忽视权力的作用。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真识灼见，又为知识分子的变革创造了一个引以为戒的“榜样”；既是历史的现实，又是现代的镜鉴。反思的历史要高于原始的历史，才能超出直接的见闻，而上升到知性反思的水平，用“抽象的观念”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和概括，从而达到“哲学的历史”的境界。即从精神现象上从理性上考察人类进程。“因为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里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精神’经过了这种发展阶段的行程，才取得它的真理和直觉。这些阶段的各种形态，就是世界历史上各种的‘民族精神’，就是它们的道德生活、它们的政府、它们的艺术、宗教和科学的特殊性。‘世界精神’的无限冲动――它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就是要实现这些阶段”。［①①］黑格尔希望历史学能够从原始的记录和实用的反思中解脱出来，讨论人类性民族性的精神特征，从有限趋向于无限，借暂时的人表现永久的人。《庄妃》的作者对满清贵族开创基业时的创造精神、开拓精神、气度和胸怀就持这样一种“哲学的历史”的态度。一个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林莽之间的弱小民族，竟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成为上亿人的辽阔疆土的统治者，这本身便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庄妃在这个事业的起点上，显然起着一种积极的凝聚作用。在皇太极突然驾崩，满清贵族内部面临一场夺皇位的内哄、互相残杀的危机的时候，是庄妃为了全民族的大局利益，斡旋于王公贵族、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并以科尔沁草原上其父兄所统辖的精锐铁骑为筹码，成功地化干戈为玉帛，推出福临为帝，协调各实力派贝勒、亲王的关系，明确地高举起“入主中原”的旗帜，使满清从东北进攻中原形成了新的更强大的合力。当然，任何一个民族的整体利益，绝对需要克制乃至牺牲局部的、小集团的、个人的利益。庄妃为了稳住儿子福临的王位，“下嫁”掌握着清王朝实际权力的摄政王多尔ｇǔｎ＠①，所运用的正是这个思想武器。每个民族都必须产生自己的英雄人物，为了民族的大功利，有时必须容忍他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小说中那个尸骨未寒便受到清算的多尔ｇǔｎ＠①，对于满清王朝来说，他是真正的开国元勋，未称帝的皇帝。尽管他也专横、也残忍、也好色、也贪婪，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后退一步，避免了自相残杀，他有一万条错误，但开国之功足以弥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永恒的开拓精神才是其活力的源泉。正是这种活力使前、中期的清王朝，给中华民族的疆土开拓带来了多大的荣耀，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完整和统一。这里，作者的创作动机是非常鲜明的，他不仅同情庄妃“下嫁”的选择，还热情讴歌她历经三朝，辅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的英雄壮举。但是，作者又以深邃的目光，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即庄妃阶级属性上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因此，他才尖锐地指出，“入主中原”百分之百地是正确的，但是，在百分之百正确的“入主中原”之上，还有攻城掠地、征战杀伐、残忍狠毒是百分之百的非人道。这种深层意蕴并不是为历史留下一份文学记载，它是由政治拚搏、权力角斗、王朝更迭、战争胜负的历史风云，开掘出一个超越有限时空的普遍性哲学性的命题：“入主中原”与血流成河即革命和人道的悖论。当然，强调历史小说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就是“实用的历史”。所谓“实用的历史”，是根据现在的兴趣和需要来研究过去的时代，研究遥远的世界。它的益处在于“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它的缺憾是具有主观主义的性质，往往把“自己的精神，算作那时代的精神”。其反历史主义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而非历史主义的，所以它企图提供“道德教训”的目的也难以实现。对此，黑格尔曾说：“人们惯于以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特别介绍给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①②］对这一观点，列宁非常重视，他在《哲学笔记》中，特意摘录了这段文字，并加上“非常聪明”的批语。黑格尔所讲的，从历史中引申出的道德训诫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以及它可能具有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的确是见解不凡、令人深思的。《李自成》尽管获得“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文学巨著”［①③］的称誉，但仍为读者所诟病，就是因为第二卷之后作者把李自成和高夫人“现代化”了，使他们超越其时代局限，带上了某种现实的痕迹。而且，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共同的症状。吴因易写《唐宫八部》，作者说他是受到鲁迅的影响――鲁迅曾经有意写一部唐玄宗李隆基与杨玉环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这触发了他的思考，并使其接触了大量的史料。他说：“随着反复研读这段历史，我逐渐明白了，鲁迅先生并非有兴趣为一个风流皇帝和一位绝代佳人立传。而是开创了举世闻名的开元盛世而又亲手毁掉了这一盛世的李隆基，作为中华民族人世间的镜鉴，只怕不是其他历史人物所能替代的。鲁迅先生要用他那如椽之笔，为文学画廊新绘这一人物，其意当在此吧？”［①④］与其说这是吴因易对鲁迅创作意图的误解，不如说他是把自己根深蒂固的“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都不好了”［①⑤］错当鲁迅的思考。只知道借助历史服务于现实，用切近的功利的眼光演绎历史，把浅近的理解，误以为就是当代性，历史的精神。其实，从鲁迅对历史题材的一贯处理方式和价值评判来看，他对于人心和人生的关切，更加突出。比如他的《故事新编》中大禹、后羿、嫦娥、伯夷、叔齐、老子、庄子、墨子、孔子等历史人物，就不在于他们如何生活、兴衰功过，而表现的是现代人际的“冷暖自知”［①⑥］、世态炎凉。显然，即使鲁迅写出了这部小说其思想意义与艺术表现，也不可能与吴因易的明皇系列完全吻合。作家对现实的关切，一旦压倒了他们对于历史自身的兴趣，以古注今，借古喻今，就必然会损害历史的真实性。如果历史小说中所写的“只是今日问题在历史中的反射”，只是现代所考虑的“那些问题的一种抽象的来历”。那么，这种为现实功利观念的需要而“抽象”地显示历史，其“现代化”就只能成为不尊重历史真实的“现代性”。３矛盾冲突的拓展，能使历史人物的性格力度得到充分的展示。这种加强人物性格力度的方式，就是一种紧密联系、相互呼应、双向对流的建构方式。从哲学上说，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吸引、相互贯通，是一方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不是冤家不聚头”，正因为是“冤家”即对立面，才能够聚集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体。所以，拓展矛盾双方的行动和内心世界，写出人物在严峻的情境和尖锐的态势下呈现出来的各种具体的感受和心理活动，他们的命运变化、灵魂的震撼程度和心灵的艰苦历程，才能把人物非凡的力量和勇气，表现得淋漓尽致。《雍正皇帝》正是在这种矛盾的拓展中，写出人物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小说从“讨没趣须碰硬壁，恶作剧拍马踏筵席”开始，接着清查库银，催收欠帐，封疆大吏和阿哥四处发难，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康熙一废太子引发了夺嫡之争，使他感到事情的严重，加之得知太子昏昧，终又将胤祖ｒéｎｇ＠②复立。但胤ｒéｎｇ＠②复出后旧病复发，继续结党营私，并打击那些未拥戴他复位的朝臣，结果康熙再度废黜并圈禁了他。这时，矛盾冲突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胤祀、胤＠③、胤＠④三派都积极谋取皇储地位，紫禁城中，杀机四隐。工于心计，善于伪装的胤＠④，既在父皇面前，装扮成“和光同尘，与世无争”，表现出有耐心，不露痕迹，又在处理兄弟、朝臣、藩属的关系上尽量笼络团结；一面巧设骗局激获档案，又待档案运到胤祀等人面前时，下令烧毁，作了“香客又折庙”。等康熙闻讯震怒，严令查办时，他却又侃侃陈词：“箕豆之火不燃，则兄弟相安；党争之氛不起，则朝局相安”。威慑了胤祀，抛开了太子胤ｒéｎｇ＠②，又给父皇留下了办事精明，深谋远虑的印象。然而，他又阴险狡诈、心狠手毒，江夏镇遭焚，几百口子人丧生，他闻讯无动于衷。康熙驾崩之前，雍正险胜，可他登基之后，害怕夺嫡计谋被人泄露，有损天子“光明正大”的龙颜，竟把协助他夺嫡的谋臣干将一网打尽。雍正的专断多疑、刻薄寡恩就在与兄弟的相互争夺，相互纠结中激发了出来，在这你死我活，互不相让的斗争中，显示了雍正的意志、勇气和智慧，奏出了一曲胜利的凯歌，既使人惊心动魄，斗志昂扬，又有一种功名之可惧，权势之可怕的残酷性。从而使“《雍正皇帝》里的许多人物形象，可以说极大丰富了或者说填补了小说人物画廊中人物形象，很多人物是我们在以前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有一种很强烈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是能够带给读者极大的审美享受的”。［①⑦］这一切，都是作者善于在拓展矛盾冲突中写人所获得最大成功。由此我们想到：拓展矛盾一定要追求一种平衡的力度，即事物双方以互为依托而存在，红花有了绿叶，才更加绚丽多姿；明月有了浮云，才更加耀眼明亮。也就是说，没有伟大的敌人，英雄的伟大也就难以显示，除了众星拱月，区分出明暗亮度，还有双雄并峙，两强相争，与高水平的对手较量，才表现出自己的高水平。所以，只有把矛盾双方的平衡力，表现到相映成趣、势均力敌的境界，被表现事物的本质才会更加鲜明突出，收到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这种道德冲突的悲剧――不是个人道德，而是历史道德冲突的悲剧是最高形式的悲剧。他指出：“过去历史上这一切伟大的时代、一切伟大的事件都是两种道德观念的斗争，每一方都各有自己的权利，然而在这互相矛盾的两种倾向之间总有一方比另一方更合理，因此也就更强。它开始得胜，消灭一切和它对立的东西，但是既然压倒了反对倾向的合乎规律的、公正的权利，它本身从而也就变得不公正了。现在公正已经转到敌对的那边，因此过去在本质上原是比较公正的倾向，在自己的不公的重压下，在敌对倾向的打击下，终于垮台了，然后又进入新的一轮斗争”。［①⑧］这种曲线的斗争，就是一种不平衡的力在寻找一种新的平衡力。在《汴京风骚》中，居于冲突各方的主要人物，宋神宗赵项，开创新法、有进无退的王安石，老成持重的朝臣典范司马光，才高气盛、命运多蹇的文坛领袖苏轼，以及古道热肠、笃友重情的驸马王诜，为子孙担忧，又讲究行动策略的太后，直至监管一座城门的小官郑侠，……他们希望看到大宋王朝的振兴和强盛，为国分忧的心情是相同的；他们的个人道德，都是属于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上品之列的；但是，在变法运动的进展中，他们却不只是分化为不同的政治集团，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形成尖锐而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更进一步地，在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在残酷的成败进退的角逐中，他们不能不越过友谊，越过道德的界限，以政治的实用主义，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王安石听从吕惠卿的进言，用权术将司马光和苏轼驱逐出京城，远离权力中心，一贬再贬；但是，变法的进程，在各种力量的互相撞击下，形成的合力，又毁灭了新法，连王安石的儿子王ｐāｎｇ＠⑤，也陷入权术和阴谋之中，不仅导致了复出后的王安石的再次垮台，还送掉了自己的性命。而一向以稳妥和守成为本色的司马光，在握有权柄以后，也变得激烈起来，不问青红皂白地尽废新法，为了政局所需，还对已经日暮途穷的王安石继续围剿；更可怕的是，他也和当年的王安石一样，大权在握，就变得刚愎自用，拒绝不同意见，排斥逆耳之言，像王安石大刀阔斧地推进“熙宁新法”一样，推行他的“革故鼎新”。书生意气，仪义直言的苏轼，便在这两位视作知己的执政者面前，一再碰壁，一再遭贬……即使是大文人大学者，在这多强相争、多雄并峙的角逐中，都无法以其学养幸免于沉没，其冲突的尖锐性、结局的悲剧性是多么强烈呀！这种始终追求矛盾冲突力的平衡，比那种作家不由自主地将人物置于非常辉煌的中心位置，以他人的相形见绌或卑下，烘托主要人物的高大巍峨，把斗争的双方设定在不对等的状态下，或凭借权势在握，或者依靠绝对优势，或者是高下优劣判然分明，或者是褒贬臧否一目了然，然后让双方去演绎作者的浅近的历史观无疑深刻得多，生动得多，形象得多。此外，作为主要人物，还应具心灵冲突的拓展。心灵的冲突越激烈，选择的难度越大越艰难，内心世界的表现就越是有力，并能以此发掘人性的底蕴。西方心理学家容格说：“人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因为一切依赖于一种内在对比的条件，因为一切是作为能量的一种现象存在的。能量必须依赖于一种预存对比，无它则不可能有能量。为了使平衡过程――这就是能――能够进行。总得经常有高度和深度，热和冷等等。凡生命都是能，因此它也依赖于留存在对立物中的力”。［①⑨］应该说，容格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即生命是一种能，而且是由对立的两种心理力量互相碰击而产生的。这就是说，有生命的世界，特别是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个放射着生命能量的张力场。在这个张力场里，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不断地进行对抗，然后又达到统一，就推动着生命向前发展。这样，心灵冲突行动自由度越大，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越多，人物的所作所为就越是感人至深。比如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就他功高盖世而言，足以构成一部具有英雄性和传奇性的佳作。但作家更看重的，是一个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以传统文化的传承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大时代中的选择，他痛斥太平天国灭圣诋孔，废儒弃祖，而以传统文化的保卫者自居，把一场阶级和民族间的战争改造成为一场保卫儒家教义的战争，团结了湖湘一带的知识分子，并且以此形成湘军的骨干力量，也形成战胜太平天国的思想舆论基础。曾国藩自己是恪守儒家礼教的，他以亲身的实践证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给传统的儒家精神注入了实践的活力，实现了儒家的道统和现实的政统的近乎于完美的结合；他最早地感受到西方文化和坚船利炮的挑战，预言这是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积极做出回应，开洋务运动之先河；他文治武功，极晚清之盛；但是，他又是处于重重的矛盾困扰之中。他不但在对被俘虏的太平军战士的杀戮中显露出残暴狰狞的面目，毫无仁义可言；为了不犯欺君之罪，显示对皇室的忠贞不二，为自己邀宠，他可以把自己的亲弟弟逼入空门，忍受寂寞凄凉，斩断骨肉之情。他又一直是在异族皇帝的猜疑和排拒中讨生活的，为了换取皇家的信任，他可谓呕心沥血；个人修身养性的结果，儒家规范的束缚，虽使他在看到政局的溃败、统治者的专擅和昏庸，翻天覆地的巨变在即，当众多政界要员、学界朋友、江湖奇士劝他乘势而起，见机而作，取满清王朝而代之的时候，却恪守名节，做茧自缚，痛失良机，以奇崛不世之才，殉昏愦末世之主，加入了愚忠而死的儒臣行列，个人的才华气度，敌不过文化伦理的僵硬桎梏。儒家文化对于曾国藩来说，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曾国藩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全部矛盾，它的优长和它的缺憾，它的行世和它的困境。这一切比那种把主要人物写得意志刚强、百折不挠、光明磊落、毫不动摇；各种各样的矛盾汇集于一身，给他造成巨大的压力和困扰，他仍不会软弱 不会低头，认准一条路，九牛拉不回，死亡也不能改变他的意志。对他来说，只有环境的顺逆，没有心灵的彷徨，更不会在两种选择面前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相反地，为了烘托他们的坚定，次要人物却容易处于动摇反复不定之中的方式显然复杂得多，真实得多，现代得多。４历史小说中的人格神创造，是指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理想人格。所谓人格，就是人的存在状态。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包括一个人的心情胸怀和德行事业，都是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而人格神是指一个人的人格进入到了崇高的精神神格境界。人格神是一个人的个性品格的最高境界，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最高境界。人格神中雄强坚毅的精神，是一种“历尽艰难争成就，费尽心机保成就，直至为成就所累的奋斗历程”。［②⑩］就是说，“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②①］要奋斗必有阻力，要成功必有障碍，只有顽强拚搏、慎独自守，那怕是身心的摧折、个性的压抑、精神的痛苦、无名的委屈，也决不服输，决不服软，要有“打脱牙和血吞”的不屈气概，才有可能通过坚毅不拔的个人奋斗，达到人格神的崇高境界。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中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事业有成但悲苦兼尝的“圣者”形象。他的出现，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民族精神的进化史；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为仁而读，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仕途文化的全部要义，他的顽健的存在本身，既无可置疑地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们支撑着。作为活人，他有血有肉，作为文化精神的代表，他简直近乎人格神。曾国藩“居闾里一呼万应”，得益于他人格力量的张力。做人，他是孝顺的儿子，重情的丈夫，仁义的兄长，慈爱的父亲；做官，他是公正宽厚的上司，恭顺而有作为的下级，有定见但好打交道的同事；作文，他词切理辟。他惜才重义，对杨载福危急之时救落水女孩十分激赏，对得到康福这样重义薄利的人才十分欣喜。他不计往嫌，大力推荐左宗棠，他与极富血性、重情重义的儒将彭玉麟之间的友情和对太平天国之中俊才的评价，都显示了曾国藩的品格和高识。他虽官居显位而饮食起居十分简朴，一日三餐素食为主，还把消暑的莲子羹换成苦茶。他的慎独，他的强韧，他的一丝不苟，都让人惊叹。他有如一个逆潮流而行的舟子，要凭着自身的最后活力坚持到最后一息。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享有桃李无言的威望。然而，曾国藩的人格又是矛盾的，体现着封建文化的两面性：他最仁义也最残忍，最坦诚也最虚伪，最刚烈也最怯懦，最腐朽也最开放。他在初创湘军时杀人如麻，滥施酷刑，主张“乱世须用重典”。他标榜“平生以诚自信”，但对待太平天国的降将韦俊叔侄的问题上，却做了食言而肥的事情。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明知公理，却要秉承朝廷旨意逆天道而行。“内惭神明，外惭清议”，他痛心疾首地哀叹“萃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他叩问苍天，“天意从来高难问”，他扪心自责，他的灵魂在战栗、在流血，圣贤和禽兽展开一场惨烈的搏战，直战得天倾地斜，黑雨滂沱。原来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又是最冷血的食人者。毫无疑问，曾国藩是有崇高的奋斗精神，但却没有找准道路；他在辉煌的功名之路上达到顶峰，却又被“背信弃义，残忍刻毒”轰塌了偶像；他的思想是保守、倒退的，但他的人格又充满沉郁的美感，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某些精华，东方化的人之理想。因此，只要我们懂得把封建思想与传统文化区别开来，曾国藩的某些精神品性在今天仍具某种超越性和继承性。人格神中以民族振兴、国家强盛为己任的强国富民思想，是一种为国为民、卓厉敢死的英雄品格。把国家与民族的完善化作为个体追求的目标，认为个体只有在国家和民族振兴中才能达到理想人格的状态，无疑是一种尽善尽美的高尚人格的化身。正象圣西门说的：“有最大的可能将自己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最有益地贡献于社会和大多数同胞”。［②②］《戊戌喋血记》中的谭嗣同就是这样一个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社会和大多数同胞的善的化身，美的象征，是最崇高、最有权威的“人性既善，才明过人……仁心日厚，知识日莹”［②③］的“仁人”。所以，谭嗣同的理想人格是达到了极致状态的超人境界。谭嗣同对振兴中华的炽热的爱和执著的追求，已渗透到了他的骨髓里，支撑起了他的整个人格。他说：“我周游十年，思索再三，深知要救我国家之颓运，挽我民族之危亡，还是只有仿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办法，自上而下的改革为好”。他的君轻民贵，改良维新，富国强民的思想十分明确。因此，一方面他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另一方面他“倡论擘画”“内河小轮，商办矿务，湘粤铁路”。将全身心都投注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上，尽力履行一个彻底的“仁”字，建立一个他心中所梦想的卢梭、华盛顿式的民主自由的社会，履行佛陀所倡导的众生平等的学说，走向康有为所阐述的自由小康而臻于大同的世界。这个深沉的精灵似的人物远不是一般的改革家可以望其项背。即使在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仍能嗅到谭嗣同灵魂的残余气息，这种封建精英人物长久地活在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其精神能量是多么的不同凡响。谭嗣同人格神的强大魅力，更在于他临危不惧的献身精神。百日维新失败，梁启超曾劝他跟他一起逃走。他却认为当变法受挫，国家、民族处于极其危险之时，参与新政、肩负重任的他竟撒手而逃，临难苟免，是一种懦夫行径，会败坏维新党人在国内外的声誉。“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我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同时又时时、处处为战友、为大局着想，“卓如走后，但愿你矢志不二，与海内外同志，前赴后继，共图国事，使我神州大地终能建成一自由幸福之新国家，则我谭嗣同虽肝脑涂地，亦将长笑于地下了！”谭嗣同人格中光明磊落、胸怀远大，以及把生存让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已被作者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他几乎没有私德，完全进入到一种天地的境界。他的人格神既是一种文化理想的“化身”，又近乎一种抽象的精神化身。超自然对象的境界，是人格的完美属性。不论全能、全善、全美、全知、全在和全备，还是至公、至义、至高和至上，都既超越于万物又内在于万物。如果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那么，摆脱痛苦的路，唯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转变自己的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就叫做“涅盘”或“解脱”。而这种境界，也就是进入了“圣人”的最高境界了。杨书案创造的孔子（《孔子》）人格就进入了这样一种“神格”的境界。孔子行数万里，奔走列国，为的是在政治上“使天子得治天下，诸侯得治本国”，经济上维护原有贫富均衡现状，其目的就是要“复周礼、兴周道”，返回到周文化的“礼治”秩序中去，弘扬大公无私、仁爱智慧、勤劳创新、合和万国等优秀传统品德，并从孔子的人格理想、言行举止来肯定人生世事、讲求内在人格完成和圆满，从而使孔子独创的思想体系有力地伸展到未来的历史中去，成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这样，他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入世尚刚，自强进取，便构成中国的传统智慧，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崇高。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超于常人的部分和高于同时代人的思想，就是其人格神的超自然对象、超凡人时空。作为“圣人”孔子的人格神，还在于他能从常人生活中悟出深刻的“道”，升华到更高的精神境界。普普通通的事物，只要在他脑子里打一个转，便能以敏捷跳跃的思维，升华为理性化的“圣迹”，或者悟出深刻的“道理”。渔夫送给他及其弟子们一篓卖不出去的鱼，他可以从中“拎出”“务必把余财剩物施赠出去”的“圣人”的理性原则；弟子们关心他好心不得好报的几句议论，引出他“穷困也乐，通达也乐，乐的不是行时或背时，乐的是道”的高深人生哲理；著名相士姑布子卿说他“象一只丧家狗，一生祸福难说”，几句话也会由他引伸出“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求索闯荡，不但一生祸福难定，千百年后毁誉也难定”的圣哲的预言。其特有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选择方式，激发出潜藏的创造性活力，进入自我意识的彻悟状态，就使他的思想行为能冲破已有的意识框架，显出某种怪诞和不入俗流的特征。正是这样，他才能从平凡的生活中体悟、提升出“圣迹”，修炼、追求至“道体”，终于达到了常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具有贯通古今的意义。从而进入人性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孔子的理性人格、智慧人格、完美人格，就是一种最高人格；孔子的飘逸、高蹈、神秘，孔子的克己、复礼、道体，都进入到了一种“神格”状态。作者完成了对深厚博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中华文化的阐释，也就完成了对孔子理想人格中一种更高精神境界的塑造。注释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５２页、第２卷第７０页。③《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２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④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⑤《恩格斯致约・布洛赫》。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⑦《新唐书・魏征传》。⑧转引自《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第４６０页，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⑨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２４４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⑩转引自《上海文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①① ①②黑格尔：《历史哲学》第９３―９４页、第４０页。①③《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第１６６页，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①④吴因易：《宫闱惊变・序》。①⑤《中华读书报》１９９６年８月７日。①⑥《鲁迅全集》第２卷第３４２页。①⑦《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研讨会纪要》，《当代作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①⑧《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著作选集》第１卷第２６３页。①⑨《个人无意识与超个体或集本无意识》，《西方心理学家文选》第４１９页，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②⑩《湖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６期。②①泡尔生：《伦理学原理》。②②《圣西门选集》第１卷第１５６页。②③转引自《人格之谜》第２０４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职称：副研究员 邮编：４１０００３＊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滚右部＠②原字礻加乃＠③原字礻加题＠④原字礻加真＠⑤原字雨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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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Envio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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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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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559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403 【原刊页号】025-036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 作 者 】杨林 【复印期号】199501 【 标 题 】《三国志演义》：二元化的历史观 【 正 文 】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三国志演义》），是用小说形式来演化汉末三国历史的一部文学作品，它在传播历史故事的同时，也传播了这些历史故事所负载的作者的历史观念。其历史观由一系列既丰富又庞杂的思想和观点所组成，分散、错杂地融合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叙述中，不少地方彼此抵触，相互矛盾，表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倾向。探讨《三国志演义》中这种二元化的历史观，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部作品将不无裨益［（１）ａ］。一、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顾名思义，《三国志演义》就是把《三国志》这部史书加以演化、铺陈。为了强调这一点，作者特意这样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庸愚子《序》称其“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后来毛宗岗托名金人瑞的《序》也有“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之说。鲁迅先生更明确指出，《三国志演义》“凡首尾九十七年（一八四－－二八０）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以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２）ａ］。一部小说作者自称史家“后学”，又承认自己的作品不过是史书的“编次”，这在中外优秀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相当少见。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史书地位之高，影响之大，远非小说所能比拟，所以作者要打出这样的旗号；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从历史发展的线索、过程到具体事件，大都可以从史籍中找到根据。过去有一句流行的谚语说是“真三国，假封神”，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这部小说的特点，也是它在有着强大史传传统的中国能够得到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由此，《三国志演义》被写成了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它通过汉末致乱、黄巾起义、军阀混战、三足鼎立、西晋统一等符合历史真实的事件的描绘，暴露了统治阶级昏聩荒淫、争权夺利、残暴不仁的丑恶本质，反映了当时谲奇多变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状况，鸟瞰式地展现出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乱、战争频仍的时代的长卷。更为可贵的是，罗贯中在小说中对三国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总结了自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不断从治走向乱，又不断从乱走向治的这种普遍的、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因而这部作品的主要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如实地反映出事件的本来进程和既定结局，更在于揭示出历史运动的内在必然性。这是从司马迁以来的史学重要传统。在罗贯中看来，各个封建王朝统治者由其本质所决定，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前代统治者的覆辙，曾经兴盛一时的封建地主阶级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没落。他借崔州平之口阐述此理说：自古以来，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如阴阳消长之道，寒暑往来之理。治不可无乱，乱极而入于治也。如寒尽则暖，暖尽则寒，四时之相传也。根据这种道理，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又作了如下解释：久闻大道不足而化为术，术之不足而化为德，德之不足而化为仁，仁之不足而化为俭，俭之不足而化为仁义，仁义不足而化为三皇，三皇不足而化为五帝，五帝不足而化为三王，三王不足而化为五霸，五霸不足而化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为七雄，七雄不足而化为秦、汉，秦、汉不足而化为黄巾，黄巾不足而化为曹操、孙权、刘将军等辈，互相侵夺，杀害群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这一番兴亡之理反映出了一个无情的事实：任何封建皇朝都要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败和灭亡。三国时代的历史是这样，历朝历代的更替也莫不如此。《三国志演义》在创作上的历史主义特色，已是公认的事实，但细心检索则不难看出，它虽取材于三国的历史，所采用的却大都只是粗线条的轮廓，与史实尚有不小的距离。罗贯中将个人的审美理想寄寓其中，当史实与理想发生矛盾时，宁就理想而背史实，这无疑又体现出明显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这种非历史主义倾向集中反映在历史素材的处理上，以小说中的情节对照史实便可发现诸多“不实”之处：一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如“怒鞭督邮”系刘备所为［（１）ｂ］，但据史敷演，便不合其贤明之主的品德。因此，罗贯中将这一情节移植到莽撞、嫉恶如仇的张飞身上。再有，斩华雄是孙坚而非关羽［（２）ｂ］；博望烧屯是刘备而非诸葛亮［（３）ｂ］；草船借箭乃孙权在赤壁战后第三年于濡须所为，并非诸葛亮赤壁所“借”［（４）ｂ］；捉放曹操的中牟令也不是陈宫［（５）ｂ］。二是本末倒置，变动史实。如单刀会的结果是刘备一方让步，“割湖水为界”；鲁肃冒险“趋就羽”，义正辞严使“羽无以答”［（６）ｂ］。而小说写成关羽单刀赴会，挫败鲁肃的“鸿门宴”，全胜而归。曹操临终遗令简葬，“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１）ｃ］。但小说却改为曹操遗命众妾每日在铜雀台设祭，必令女伎奏乐上食，又令设七十二疑冢。三是于史无征，完全虚构。蜀汉方面有桃园三结义，献帝认皇叔，关羽义释曹操，刘备跃马檀溪，庞统巧授连环计等；孙吴方面有周瑜以反间计杀蔡瑁、张允，多次忌妒暗算孔明，吴国太佛寺招亲等；曹魏方面则有曹操许田围猎僭礼，逼死荀攸，征管辂卜卦等。四是添枝加叶，踵事增华。如刘备三顾茅庐在史书中只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２）ｃ］，罗贯中却敷衍成上万字的篇幅。再如吕布大闹凤仪亭、关羽降曹、徐庶投刘备、诸葛亮七擒孟获等章节在史书中或叙述简略，或一笔带过，但在小说中都发展成为极其丰富、生动的故事。这种生发铺张不同于对历史符合原貌的加工，而是在作家审美理想的作用下，表现出浓郁的传奇性来。由于罗贯中将非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来运用，《三国志演义》中的很多人物完全迥异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雄才大略的曹操被写成“集众恶于一身”的大奸臣，性度恢廓、雅量高致的周瑜也被形容得偏狭忌才无以复加，而诸葛亮、刘备、关羽等则成为高度理想化的超人式英雄。特别是诸葛亮，不但政治上远见卓识，军事上神机妙算，外交上纵横捭阖，内政上立法施度，而且识天文地理，通阴阳五行，甚至可以呼风唤雨，役鬼驱神。试看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祭风的描写：令军士取东南方赤土筑坛。方圆二十四丈，每一层高三尺，共计九尺。下一层插二十八宿旗……第二层，周围黄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位而立。上一层用四人，各人戴束发冠，皂罗袍，凤衣博带，朱履方裙。……十一月二十日，是甲子吉辰，孔明沐浴清斋，身披道衣，散发跣足，来到坛前……再如六出祁山的战役中，诸葛亮诱司马懿引兵劫寨，他“仗剑步罡”，到“天已初更，风清月朗；忽然阴云四合，黑气漫空，对面不见”。司马懿趁机杀入蜀寨，却中了埋伏，“人报初更时阴云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后来收兵已了，天复晴明，乃孔明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所以如此。”这样的描写，实在与历史上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诸葛亮相去甚远，难怪被鲁迅先生批评为“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３）ｃ］。二、正统观念与非正统观念过去评论《三国志演义》，往往从“正统”立论。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开篇就说：“读三国志［（４）ｃ］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其实，历史上何为正统，过去本无一定标准，大都是统治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以己为“正”，以人为“伪”，因而历来争议颇多。这种正统僭伪之争，在历史著作中首先发难的就是三国历史。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改以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复以正统属魏，南宋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以正统归之蜀汉。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曾有评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皆然。”［（１）ｄ］这就是说，所谓正统观念，即拥曹反刘抑或拥刘反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化着。某种被时人视为正统的观念，其实正是前代非正统的观念，从历史的眼光看，二者常常纠缠在一起。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认识《三国志演义》中正统观念与非正统观念二元对立的一个前提。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正统与非正统的矛盾，我们不妨就此对历来被视为继统与篡立的两个代表人物刘备和曹操做一些探讨。罗贯中非常强调刘备属于汉室血统，不厌其烦地处处加以点明，将他标榜为汉室的合法继承者。他动辄向人宣扬自己的家世。督邮询问“刘县尉是何根脚”时，刘备答：“备是中山靖王之后。”三顾茅庐时，刘备也先后打着这个招牌。第一次叩门，对童子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见屯新野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二访不遇，留书自称“汉朝苗裔”。见到诸葛亮后，下拜自称“汉室末胄，涿郡愚夫”。刘备手下文武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一点，以抬高其身份。刘琦死后，鲁肃借吊丧之名来讨荆州。诸葛亮却说：“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今皇上之叔，封疆之内，合分茅列土而居。……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到无分，汝主姓孙合情佃也？”曹丕自立为大魏皇帝后，诸葛亮、许靖、谯周认为“四海不可以无主”，欲尊刘备为帝，理由就是“王上乃汉室之苗裔”。甚至连一些并不属于刘备手下的人，也在为他的“汉室宗亲”招牌做宣传。十八镇诸侯会师讨董卓，公孙瓒把刘备介绍给袁绍。袁绍说：“既是汉室宗派，取座来。”又说：“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这些描写，都表现了作者浓厚的正统观念。但是，刘备身上所体现的正统观念实际上又是相当薄弱的。一方面，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所谓“汉室宗亲”之说并不为时人所看重。因为刘备比起与汉室有直接宗亲关系的刘表、刘璋来，无疑“族属疏远”。何况他“贩履织席为业”，早已沦落为下层小手工业者。诸葛亮舌战群儒时，陆绩以“汝刘豫州虽中山靖王苗裔，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履之庸夫”相讥。对此，诸葛亮反驳得一点也不显得理直气壮，只是说：“至于吾主，纵非刘氏宗亲，仁慈忠孝，天下共知，……”可见这块招牌的号召力相当有限。这说明罗贯中的择主标准并不限于“汉室宗亲”。另一方面，刘备的“复兴汉室”其实并非真要延续汉献帝的统绪，而是要自成霸业。他在恭请诸葛亮出山时说：“仰启先生，仁慈恻隐，忠义慨然，展吕望之良才，施子房之大器。”这番话无意中露出了他对帝业的希冀，他希望诸葛亮出山来做吕望和张良，自己的用心当然也就十分明白了。刘备占领西川、汉中后，诸臣劝他称帝，这时汉献帝还在位，刘备怕背上“僭居尊位”的恶名，不肯同意。诸葛亮折中了一下，建议暂称“汉中王”，并说“离乱之时，宜从权变；若守常道，必误大事”。刘备便答应了。这里的“权变”，实质上与篡立并无二致。由此不难看出，刘备并没有把汉献帝真正放在眼里，所谓“复兴汉室”，不过是他争夺天下的筹码而已。再来看曹操。在《三国志演义》的许多描写中，罗贯中确实表达了他对曹操“窃国弄权”、“欺君罔上”的谴责。但细心审阅全卷就会发现，罗贯中对曹操的态度实际上又是相当矛盾的。书中所反映的是一个“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终其一生，虽然“窃国家之柄”，但死时只是魏王，既起兵勤王绝诸侯问鼎之心，又延续汉祀断他人帝王之念，于汉多少有些功劳。当曹操死后，作盖棺定论的评价时，罗贯中引诗称：“虽秉权衡欺弱主，尚存礼义效周文。”说明作者虽有不满，但对曹操的做法还是赞许的。对于曹操成为实际上的中原之主，罗氏也流露出宽容的感情。如写曹操义释关羽一事后，他就明确评论：“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的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对曹操在平袁绍后尽焚手下人暗地通袁之书而不问，又引诗称赞：“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这些都不啻对正统思想的否定。对于刘备、曹操的这种矛盾态度，书中有一句在不同场合里重复多遍的话大概可以作为注脚：“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这句话在嘉靖本里前后共重复了六次，在毛宗岗本中都无一例外地被删去了。以正统观念来看，历代帝王皆视天下为一家一姓私产，子子孙孙世袭无穷，故尔此说当属大逆不道，它对作为正统观念基石的封建宗法世袭制和帝王血统论提出了完全对立的看法。由此可见，当汉家气数已尽，汉室不可复兴之时，取代汉室已是必然趋势，承继汉室的关键并不在于姓刘还是姓曹，而在于是否符合“惟有德者居之”的标准。究竟选择哪个新主？刘备、曹操和孙权，其实都是人们选择的对象。显然，作者主观上虽想宣扬正统观念，但实际上却以丰富的史实和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刻揭示出正统观念的内在矛盾，从而激起人们对宗法政治的核心－－皇位继承权以大胆的怀疑。需要说明，正统与非正统，在《三国志演义》中并非单纯地表现为表层与深层，或主流与支流，或明显与潜动的矛盾，而是一种融汇式的、合流式的对立。彼中有我，我中亦有彼。惟此，方见作者以及这个时代文人审视历史的迷惘。三、英雄史观与民本思想《三国志演义》是一部英雄传奇，“三分自是多英俊”的历史风貌在这里得到了波澜壮阔的艺术展现。这些英雄决定芸芸众生的命运，决定历史的进程及其结果。显而易见，作者过分夸大了他们个人的才智、能力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因而在艺术表现上对他们关心备至，不惜重墨涂彩，浓情渲染，甚至为他们罩上了一圈灿烂的光环，从而使英雄史观以一种形象化的表达，贯穿于全书的始终。然而，也不可忽视的是，在《三国志演义》中还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它与英雄史观虽然相互对立，却又紧紧纠缠，互成表里。《三国志演义》的大量篇幅，表现的是以各路英雄为代表的豪强势力割据称雄、逐鹿中原的故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当然不在罗贯中的描写之列，但他们对战乱的厌恶和对安居乐业的向往却依稀可见。时逢乱世，正是封建诸侯们争夺天下的大好时机，而百姓几乎成为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处于残酷的战争灾难之中。书中写董卓强迫迁都，司空荀爽劝谏：“丞相若欲迁都洛阳，百姓皆危亡矣。”董卓却冠冕堂皇地声称：“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于是，“李＠①、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推拖，死于沟壑中者不可胜数。及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饥饿自尽者死尸遍野。啼哭之声，震动天地。”董卓被杀后，尸体被抛在大道上示众。罗贯中这样描写道：“卓极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照达旦，膏流满地。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将李儒绑在街市时，百姓过者争啖其肉。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忻，歌舞于道。男女贫者尽卖衣装，酒肉相庆曰：‘我等今悉夜卧，皆可方占床席也！’”书中还写了“骄奢过度，不恤军民”的袁术“独卧空床呕血亡”，“重敛于民，民皆怨之”的袁绍转瞬之间土崩瓦解，“务于货利，侵求吏民”的黄祖更是一触即溃，身首异处。这些描写表达的正是对大小军阀为争夺天下任意荼毒人民的愤懑之情。在黄巾起义失败后不久，人民群众只好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中那些能与民为善的英雄出来恢复一统，平息战乱。书中几次设想这类境界，对蜀国清平富饶的安定局面有不少描绘，反映了人民对明君贤相统治下轻徭薄赋、风俗淳朴、守望相助的憧憬。《三国志演义》中，统治阶级的英雄构成全书主要人物，但罗贯中却把对这些人物褒贬的标准放在人民的向背上。这里的民本思想，主要是通过在战乱时代怎样争取民心，实现图王霸业表现出来。刘备是小说中着力刻画的救世主式人物。一方面，他是曹操所说“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英雄；另一方面，他最懂得“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道理，因而能够比较清醒地看到人心向背对“英雄”作为的巨大制约。初任安喜县尉，“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其盗者皆化为良民”。驻军新野，百姓感激他的德政，作歌称颂：“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尤其感人的是携民渡江一节。当曹军将至，新野、樊城两县孤城不可久守之时，众将劝刘备暂弃百姓先行，而他在这样的生死紧急关头，仍不忍抛弃相随的百姓。在取西川的过程中，刘备也最注意争取民心。他对川兵说：“汝川中皆有父母妻子所牵，如愿降者充作军数，不愿降者放回。”显然，刘备的成功，得益于他宽厚仁德、爱民如子的为君之风。实际上，刘备集团事业的衰败，最终也可归为民心逐渐丧失的结果。吕蒙袭取荆州时，最成功的一条计策就是抚恤荆州军民。他出榜告示吴兵：“如有妄杀一人者，夷其三族；妄取人家财物者，按军法治之。”正因为如此，当关羽返攻荆州时，军士皆无战心，因而造成麦城之失。诸葛亮六出祁山，本就是空劳兵力，“军士多有怨心”。姜维继续九伐中原，更使蜀国百姓承受着沉重的负担。谯周在得知姜维出兵时感叹说：“朝廷近来溺于酒色，信从中贵黄皓，不理国事，只图欢乐；伯约累欲征伐，不恤军士，国将危矣！”钟会进军汉川时，在军中立起“保国安民”的旗帜，明令“凡到之处，如妄杀一人者偿命”，“因此汉中人民，皆出城拜迎”。由此看来，蜀汉的灭亡，最终还是民心起了作用。需要指出，《三国志演义》中所描写的英雄，也是从人民视野中映现出来的英雄。与其说他们是高踞于人民头上的众神，不如说是以人民的思想感情浸染过的图象。因为他们都比较接近民众，在艺术上也渗透着民众的审美感情。罗贯中力图从这些英雄身上去表现人民所崇尚的讲信义、重道德、智勇双全、不畏牺牲的英雄品质。这些英雄具有的经天纬地之才、扭转乾坤之力，实际上反映了封建时代人民的智慧、幻想和愿望。所以，说《三国志演义》主要宣传的是一种民众的英雄主义，大概也不无道理。另外，《三国志演义》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也颇有意思。罗贯中对黄巾起义是否定的，因而远未写出这场起义动摇东汉皇朝统治基础、促使东汉皇朝分崩离析的重大作用；而且他写黄巾起义，主要是由此引出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并不是直接表现起义本身。但即使在对农民起义不无偏见的有限的笔墨中，他也写了起义领袖张角“散施符水”，“云游四方救病”，“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其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表明张角是深得百姓拥护的。起义后，“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官吏望风逃窜”，倒也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黄巾起义深得人民拥护的情形。特别是他借张角之口说，“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道出了民心向背决定着社会治乱的道理。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中，民心向背的作用一直得到肯定。但是民本只是重民，即不虐民、顺民心，却不承认民有直接推动历史的力量，这要靠英雄来完成。看来《三国志演义》亦未出此外。四、天命论与人事论《三国志演义》在探求历史盛衰时有大量关于天命、气数的描写。在罗贯中看来，天是决定汉末鼎足三分，三分又一统归晋的根本原因。全书结尾处的那首古风把这种意思表达得相当明确：“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统乾坤归晋朝。”这就是说，人世间的一切矛盾斗争、发展变化最终由天数决定，非人力所能勉强。天命成了唯一能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的决定性力量，成了接受或拒绝人类行为的最高权威。这种描写，使作者历史家的锐利眼光，常常被遮盖在一层虚无主义和宿命思想的迷雾之中。当朝政败坏、朝纲不振时，上天即垂示异兆以为示警，同时对恶人也施以异常现象作为告诫或惩罚；而当真龙天子出现时，则必有祥瑞。罗贯中在小说开头这样写道：建宁二年四月十五日，帝会群臣于温德殿中，方欲升座，殿角狂风大作，见一条青蛇，从梁上飞下来，约二十余丈长，蟠于椅上。灵帝惊倒，武士急慌救出；文武互相推拥，倒于丹墀者无数。须臾不见。片时大雷大雨，降以冰雹，到半夜方住，东都城中坏却房屋数千余间。建宁四年二月，洛阳地震，省垣皆倒，海水泛溢，登、菜、沂、密尽被大浪卷扫居民入海，遂改年熹平。自此边界时有反者。熹平五年，改为光和，雌鸡化雄；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秋七月，有虹见于玉堂，五原山岸，尽皆崩裂。种种不祥，非止一端。这些灾害和异常现象之所以频繁出现，目的都在于警告汉灵帝，不要让妇人阉竖干预朝政。但汉灵帝没有警省，结果引起天下大乱。曹丕废汉夺位，正在受禅台上向上天跪拜时，“台前起一阵怪风，飞沙走石，急如骤雨，对面不见；台上灯烛，尽皆吹灭”，曹丕也被吓倒于台上。显然，这是天道在表示对曹氏篡立的谴责态度。再来看书中对刘备当蜀汉皇帝的描写，先有襄江渔翁张嘉，夜间捕鱼时捕上一枚玉玺，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谯周也说：“近有祥风庆云，从空中旋下，成都西北角有黄气数十丈，冲霄而起，帝星现于毕、胃、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所应汉中王当即帝位，以继汉统。”似乎刘备当皇帝，也是上天嘉许的。上天超越于道德和理智之上，决定着人的生死寿夭：注定该死者不能强活，注定不该死者必能绝处逢生。天数对人寿夭的干预有不少例子。如诸葛亮把司马懿诱入葫芦谷，堵断了谷口，正要用地雷柴禾将司马懿父子烧死在谷中时，“忽然狂风大作，黑雾漫空，一声霹雳响处，骤雨盆倾，满谷之火尽皆浇灭，地雷不响，火器无功。”司马懿父子因而得以逃脱性命。诸葛亮不由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的死也是天数注定。在五丈原，他曾企图用祭斗镇住将星的方法来延长自己的寿命，只要主灯七日不灭，便可增添一纪阳寿。但第六天夜里，魏延进帐报告军情，一阵风将主灯扑灭。姜维欲怪罪魏延，诸葛亮说：“是吾天命已绝，非文长之过也。”修髯子在《引》中有诗云：“天假数年寿孔明，山河未必轻归晋。”但是上天太公正无私，即便是诸葛亮，也不肯多假一年半载的阳寿。因此，蜀灭晋兴自然是天数使然。天命决定论虽然在《三国志演义》中如此普遍地存在着，但除了少数几个隐士，几乎所有人物都不肯屈从于天意安排。恰恰相反，他们似乎有意与天命对抗，人人竭尽智术勇武之事。这一点，倒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精神。从蜀汉方面来说，刘备事业的成败，显然是合乎天意的。但合乎天意，并没有使他们在创业中减少一分艰难；顺乎天意，也没有能阻挡其事业走向溃败。这里仍以诸葛亮为例。司马徽曾长叹“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而诸葛亮却在“天命不可违”的命运面前，把人事的主观努力发挥到了极致。《隆中对》开宗明义：“非惟天时，抑亦人谋。”肯定的实际上是人谋。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在人类自身中有着怎样开掘不尽的聪明才智。如果说，三分鼎立既合乎天意，又顺乎人心，二者在这里取得和谐一致的话，那么，诸葛亮后来六出祁山便明显违背了天意，表现为一种与天命的执意对抗。从刘备ｘｉāｏ＠②亭惨败之时，他便已经意识到“汉朝气数休矣”，可是当他决定北伐的时候，却完全把天意抛于脑后。谯周反对北伐，向后主报告：“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诸葛亮的回答是：“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由此可见，诸葛亮本质上又是一个与天命相对抗的现实主义者。的确，诸葛亮六出祁山向人们昭示的，正是一种为“克复中原、重兴汉室”，知其不可为而勉强为之的悲剧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他辛苦操持，竭尽忠诚，导演出许多精彩绝伦、可歌可泣的场面。尽管他因天命而中道陨殂，但多少年来，真正得到读者认同的却正是这种精神。在正统史家笔下，中国的历史悲剧少有撼人心扉的表述，只有《史记・项羽本纪》虽有此笔，后近绝响。《三国志演义》写诸葛亮，庶几近之。反过来说，如果诸葛亮在天命面前束手待命，那么，连《三国志演义》本身，大概也没有必要再写下去了。三国中的魏、吴两方，也多有一心要与天命相抗争的人物。曹操“任天下之智力”，从不相信鬼神之事。正如他自己所说：“孤在戎马之中三十年，未尝信怪异之事。”因此无论作善作恶都无所顾忌。孙权继位以后，周瑜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方今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他在赤壁大战中儒雅潇洒，占尽风流。临死时他仰天长叹：“既生瑜，而何生亮！”表达了对天道的愤愤不平。综上所述，三国人物都不能不承认冥冥之中天命的存在。皇朝兴衰、人的寿夭皆取决于此。但是惟其如此，在命中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他们更相信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事业有更大成就，也就是说更看重人事因素，因而才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伟业。这种描写，可谓三国历史故事中最具生气的部分，它说明作者在解释历史时虽不乏天命思想，但同时也把人的力量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五、二元化历史观的由来对于《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我们所知甚少。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肯定他是元末明初人，曾从事过反元活动，是当时的“有志图王者”之一，与张士诚有过一定关系。张士诚失败后，他采取了与朱明皇朝不合作的态度，隐居从事历史小说的著述，后来浪迹江湖不知所终。他在《三国志演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的二元性，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从社会原因看，《三国志演义》产生的元末明初，是一个旧皇朝覆灭、新皇朝建立的历史巨变时期。这个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两者都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于是战乱迭起，社会急剧动荡。元末农民起义规模之巨大、斗争之激烈、时间之长久，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异族统治的元朝在动荡中土崩瓦解，朱元璋经过兼并杀伐，建立起新的封建皇朝。皇朝的更替，血与火的交锋，使封建统治的种种弊端进一步暴露，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发展趋向的种种反思。罗贯中似乎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于是寄意于稗官野史，借渔樵闲话浇胸中块垒，聊以寄托一代文人无法排解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历史观上的矛盾，便通过小说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第一，元末动荡剧变的现实与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不少相似之处。面对“群盗纵横半九洲，干戈满目几时休”［（１）ｅ］的时代，作为既关心现实斗争又通晓历史的通俗演义小说家，罗贯中试图通过描写汉末三国盛衰隆替的历史，来探索封建时代的历史进程。为此，这种描写必须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并能从中抽取那些带有规律性的特征。这便为小说的历史主义提供了前提。同时，对历史的叙述又是为元末现实斗争服务的，历史故事中被灌注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和鲜明的政治态度，因而不能不掺杂了诸多非历史主义的成份。第二，在元代，蒙古贵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征服了整个中国，异族统治者比本民族统治者更为专横、暴虐，于是，人心思汉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这种民族意识表现在对三国历史的看法上，就是“帝蜀寇魏”的正统思想。然而，元末明初的历史又在昭示人们，真正能够左右形势、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并非宗法血统，从而把作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谁有本领图王霸业上来，使小说表现出一种非正统的倾向。第三，作者的想象力被当时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发，不由自主地将希望寄托于救世主式的人物，并在这种英雄史观的指导下，描绘出那些咤吒风云的帝王将相及其所创建的雄伟业绩。而作者对人民的灾难和痛苦深有所感，则促使其形成“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力图在英雄身上表达人民反对暴虐统治、渴望和平统一、向往仁君贤相的要求。第四，作者对元明之际的政权更迭具有自己的选择，但历史没有按照这种个人的意愿发展。他所属意的张士诚集团争夺天下的种种努力，最终成为一种“徒费心力”之举。作者找不到别的原因，便将其归结于天命，在笔下尽情抒发了那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感叹。与此同时，他又从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亲身感受到人类为自身生存而拼搏的信心和力量，极力通过历史故事来表现人与天命的悲壮抗争。显然，在《三国志演义》中，这种二元化的历史观，正是作者所处的那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时代的烙印。从思想原因看，罗贯中本质上是一个儒家思想较为浓厚的知识分子，而儒家思想本身又是具有一系列内在矛盾的庞杂体系。自孔子以降，儒家内部便出现过许多分歧，不同观点常常尖锐对立，但又共同存在于一个大的思想体系之中。《三国志演义》中历史观的二元对立，也是儒家思想这种矛盾性的表现。儒家治史倡导实录精神。孔子言夏殷之礼，必取征于文献。晋灵公被杀，太史董狐直笔之事，被孔子赞叹为“古之良史”，《春秋》记载便取董狐的写法。班固在评论《史记》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２）ｅ］成为中国史家的重要传统。但与此同时，儒家所推崇的《春秋》，却不乏“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处，以至后来发展成为“回护之法”，对后世史书影响甚大。儒家在历史著作中这种“实录”与“回护”的观点，大概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视作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的滥觞。对于道统问题，儒家思想表现了明显的二重性：既要辨正闰、明顺逆，认为封建道统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也主张“皇天无亲，唯德是辅”［（３）ｅ］。作为正闰史观的创立者，班固历来被视为正统思想相当强烈的人物，他极力宣扬刘汉皇朝的“正统”地位，论证其“纂尧之绪”［（１）ｆ］，对非汉政权和非帝系人物则采取卑视态度，认为他们只是“余分闰位”［（２）ｆ］。而他在记载谷永上疏汉成帝时又有“去无道，开有道，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３）ｆ］的句子，表现出对这种非正统说法的认同。罗贯中在接过正闰史观的基本观点，并将汉末三国历史完全纳入正闰演绎之中的同时，也将“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一类具有进步意义的非正统口号直接溶于自己的小说里，表达了他反对腐朽统治者的“家天下”、“私天下”、希望“有德”的明君贤相统治天下的主张。可以说，这两方面都能够在儒学中找到清晰的渊源关系。儒家思想历来十分强调统治者的作用，主张“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４）ｆ］，以至不恰当地将帝王将相夸大为历史变化的决定性力量，认为只要有仁君贤臣，天下就兴、安，如果是昏君奸臣，天下就危亡。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在这个前提下，他们中的不少人又相当注意民心的向背，重视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５）ｆ］的观点。荀子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６）ｆ］，也注意到了人民的作用。显然，罗贯中大力描写刘备的“泽布于民”，拯救万民于水火，因而深得“天下民望”，是把他作为真正的“有德者”、“爱民”的“仁君”代表，藉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与儒家“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和“以民为本”、“保民而王”的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在天命与人事这组对立的观念中，儒家思想也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矛盾中。孔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并且承认天命。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７）ｆ］，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８）ｆ］但他却常常把人事提到第一位，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９）ｆ］司马迁的《史记》与后来罗贯中的看法更为接近。他一方面在《天宫书》中大量记载天象运行情况，认为日晕、月晕、适、云、风等天变，“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论说天象变化在人间有其反应，得出“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的结论；另一方面并不主张听天由命，力图通过写历史，表现事在人为。在他笔下，夏、商、周三代之兴，都是“修德”的结果；三代之亡，都是暴虐失“德”所致。写秦朝兴亡，由于商鞅变法后，实行耕战政策，以武力吞食六国，才得以兴；由于急政暴赋，激起人民反抗，以至于亡。都是从人事得失上记述历史。罗贯中全面继承了这种历史观，因而既把人物的穷通祸福、政权的兴衰成败解释为“天”的有意识的安排，尽力渲染天命的力量；同时又注意揭示人物的积极进取精神，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天命搁置一旁。从《三国志演义》的形成过程看，这种二元化的历史观是在三国故事的流传中由史家与民间艺人共同完成的。对小说的源流进行考察，可知其主要来自两个流传系统：即正规史学系统和通俗文学系统。毋庸置疑，有关三国的史学著作和民间作品的历史观，对《三国志演义》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三国混一至隋以前的三百多年间，三国故事主要在历史系统流传。《三国志》的成书距三分归晋为时不远，是陈寿将他所能见到的、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三国历史记载收集起来加以选择、编纂而成。为了补正其“脱漏”和简约，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补充了一些陈志所没有的材料。东晋以后，发现的史料渐多，南朝宋裴松之起而为《三国志》作注，广泛搜辑史书至二百多种，可以说是集流传的三国故事之大成者。有关史学著作虽以褒贬人物和征鉴史实为主要目的，但三国故事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不同的历史观也已清晰可见。隋唐以后，三国故事逐渐超越历史的轨迹，进入民间文学系统广泛流传，通过杂剧、话本得到不断丰富。《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等书中记载三国故事的杂剧大约６０种，其中５３个剧目与后来罗贯中小说的内容相关。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基本上是元代以前民间三国故事的集结，主题、人物、情节都接近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不但为小说勾勒了大致轮郭，成为作者构思的蓝本，而且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三国故事中历史观的二元对立倾向。当然，《三国志演义》完成于罗贯中之手，但他毕竟是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于长期流传在史家与民间的三国故事创作的。因此，这一千多年来对三国历史所形成的种种观点和情感，无疑会凝聚在这些传奇性故事和被再创造了的人物中。从有记载以来的三国故事来看，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与历史记载和民间文学在历史观上的倾向性是大体一致的。可以说，《三国志演义》实际上是一千多年来史家和民间作者倾注于这些故事中的历史情感的延续，史学著作和民间作品在历史观上的二元性自然也被横移于这部小说之中。一部历史演义，总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广泛利用历史材料进行艺术创作的结果，作者的立意和创作构想，必然受到一定历史观念的影响。作为开启一代反思历史的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从主题思想到故事结构乃至人物性格，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作品的二元化历史观有着重要关系。这种由不同视角对历史兴亡交替的铺陈与思索，终以《三国志演义》为代表，演化成中国历史小说的时代主题之一。（本文作者杨林，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人报编辑部主任）（１）ａ本文所依据的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文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４月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准，引处不一一注明。（２）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１）ｂ《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典略》。（２）ｂ《三国志・孙破虏传》。（３）ｂ《三国志・先主传》。（４）ｂ《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５）ｂ《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世语》。（６）ｂ《三国志・鲁肃传》及裴松之注引《吴书》。（１）ｃ《三国志・武帝纪》。（２）ｃ《三国志・诸葛亮传》。（３）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４）ｃ这里所说的《三国志》，即指《三国志演义》。（１）ｄ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１）ｅ刘基：《忧怀》（２）ｅ《汉书・司马迁传》。（３）ｅ《周书・蔡仲之命》。（１）ｆ《汉书・叙传》。（２）ｆ《汉书・王莽传》。（３）ｆ《汉书・谷永传》。（４）ｆ《史记・楚元王世家》。（５）ｆ《孟子・尽心》。（６）ｆ《荀子・君道》。（７）ｆ《论语・八佾》。（８）ｆ《论语・宪问》。（９）ｆ《论语・先进》。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亻加鹤去鸟＠②原字犭加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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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19 【原文出处】北京日报 【原刊期号】19990804 【原刊页号】⑨ 【分 类 号】C3 【分 类 名】管理科学 【复印期号】199905 【 标 题 】经济信息全球化呼唤管理创新和管理革命启动管理新思维 【 作 者 】成思危 【作者简介】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 【 正 文 】 管理科学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一直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为了适应经济信息全球化的形势，管理科学家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动管理的革命：管理的战略目标，特别强调从环境的变化中寻找机会并避免威胁在经济信息全球化的形势下，企业在制定战略目标时不仅要注意短期的利润，更要注意所有者权益的长期增值，还要兼顾企业利益（例如增长速度、利润、劳动生产率等）、客户利益（例如价格、质量、交货期、售后服务等）和社会利益（例如保护环境、社会服务等）。事实表明，有的小企业由于尽量为客户着想，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尽管一时处于亏损状态，其股票仍一再攀升，前途无量；而有的大企业虽然赢利丰厚，但公众形象不好，将来就有可能被淘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不仅要在国内竞争，而且要到国际上去竞争，故应特别强调从环境的变化中寻找机会并避免威胁。再加上顾客需求趋于个性化和多样化、多数传统产品供过于求等原因，企业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其首要的战略目标也由追求数量的增长转向提高本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的领导一定要全面考虑上述各种竞争力的因素，明确自己的强处及弱点，从而确定本企业的竞争定位。更重要的是要识别、培养和发挥本企业的核心能力，树立“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目标，力争在强手如林的市场中有立足之地。要把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放在首位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因此，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许多管理科学家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人力资源的管理问题，包括人员的招募、选拔、培养、考核、使用和维系等方面。许多企业都加强了人员的培养，并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提供购买公司股票的期权）来留住人才。对人才的评价也趋向于从智商（IQ）转向情商（EQ）。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个时期特别盛行定量的分析方法，使得管理科学几乎成了运筹学的同义语。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解决管理问题不能单靠定量分析方法，还必须与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因此，管理科学必须与信息技术和行为科学相结合。例如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路径选择问题，从传统管理科学家的观点看来，只要用运筹学求出最短路径就可以了。但从经济学家的观点看来，这并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因为可能会在最短路径上因堵车而增加油耗且浪费时间，如能给某一司机提供信息，使其了解路况，则该司机可能会选择另一条更好的道路。但即使所有的司机都能通过无线电台而获得路况的完全信息（信息完全对称），行为科学家还要考虑到司机的择路行为，有经验的司机往往会对路况的变化作出更好的判断而选择更好的路径。这就说明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的素质和主动性就更加重要。这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不谋而合。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也应当适应以人为本的观念，例如，在许多企业中，由于分工过细造成了手续繁杂、交接频繁、各自为政、效率低下的局面，再加上产品品种增多和生产批量减少，过细的分工就更加显得不够灵活并造成人员和设备的利用率降低；单调乏味的操作也会抑制职工的全局观念和创新精神。在某些情况下，减少分工甚至由一个人包办某项工作反而可以提高效率。分工过细也造成了管理上的集权，因为各部分的矛盾只能由负责全面的管理人员来协调。这样，往往会由于各部分坚持自身利益而使得协调困难，决策迟缓。在这种情况下，减少管理层次，将协调权适当下放，以此调动各级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能是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组织素质和应变能力的提高，孕育新型的组织方式组织素质是一个组织的根本优势之所在，而组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则要靠不断的修炼，即要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组织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更要强调组织的进化性和应变能力。一个组织要想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能够从外部准确而及时地获取信息，迅速调整自己的内部结构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在组织方式上提出了无固定边界的非正规组织、层次很少的扁平型组织、成员之间能有效沟通的网络状组织、有利于鼓励内部创新的半自治式组织，等等。信息技术的发展能有力地促进组织的变革，例如由于能实现信息共享（通过网络及各种数据库）、规则共享（通过各种规范和规则的数据库）、方法共享（例如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决策支持系统）和经验共享（例如专家系统），以及操作自动化和控制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就可以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完成以前需要由许多人分工完成的复杂任务，还可以大大减少组织层次，实现组织的扁平化。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可以使企业能通过网络及时而准确地从外部获得信息，不失时机地开拓市场，并能够在多变的环境下及时进行大胆的战略调整，把握好战略的转折点而度过危机。单纯的竞争战略被竞争――合作战略取代由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因此，在西方现代管理中十分强调竞争的作用。在“商场如战场，竞争即战争”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研究竞争战略，夺取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创立独家名牌，消灭竞争对手，占据垄断地位，压低进料价格，套住顾客用户等一系列手段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做法。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求生存，就非要与竞争对手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强调竞争的思维定式有许多缺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联合与兼并之风不仅在工商企业之间加速流行，而且还扩展到金融业及其他服务业。而为了实现创新的目的，企业还应当与供应商、用户、甚至竞争对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竞争对手之间应当寻求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并将各自的优势综合起来，努力扩大及开拓市场，并分享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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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相访捷新华社布拉格５月２日电日本外相中山太郎２日抵达布拉格，同捷克和斯洛伐克外长丁斯特贝尔举行了会谈。两国外长讨论了欧洲和世界局势，以及双边关系问题。双方表示，两国将进行政治对话，扩大经济与科技合作。据捷通社报道，捷联邦政府总理恰尔法会见了中山太郎。中山太郎表示，日本政府愿意帮助捷恢复经济和提供先进工艺设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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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19卷 第1期 Vol.19 No.1 1999厌氧颗粒污泥对五氯酚(PCP)的吸附、解吸及生物降解郝丽芳 周岳溪 张寒霜摘要：以未驯化污泥接种的升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可形成降解五氯酚(PCP)的颗粒污泥.颗粒污泥去除PCP的主要机制是生物降解作用,而不是生物吸附作用.PCP在颗粒污泥上的吸附和解吸符合Freundlich等温方程,吸附和解吸的Freundlich常数K、1/n分别为0.7857mg/gSS、0.5079和1.1095mg/gSS、0.3782,部分PCP被不可逆吸附.与其它活或死的生物材料相比,本试验形成的颗粒污泥对PCP吸附量较小.该方程较准确地表达了UASB反应器内厌氧颗粒污泥对PCP吸附量的变化规律.关键词：五氯酚；厌氧颗粒污泥；生物降解；生物吸附；Freundlich等温方程中图分类号：X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6923(1999)01- 0005- 04Biosorption, desorption and biodegradation of pentachlorophenol (PCP) by anerobic granular sludge in an upflow anerobic sludge blanket (UASB) reactor.HAO Li-fang,ZHOU Yue-xi,ZHANG Han-shuang(Institute of Wate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19(1)：5～8Abstract：Granular sludge degrading PCP would be developed in an UASB reactor treating wastewater containing PCP, as the reactor is seeded with unadapted sludge. The sorption isotherm and desorption isotherm of PCP by the granular sludge were determined, and the data fitted to the Freundlich equation. The Freundlich constant K and 1/n were 0.7857mg/gSS and 0.5079(r2=0.9793) for the sorption, and 1.1095mg/gSS and 0.3782(r2=0.9736) for desorption, respectively. This indicated that a part of PCP was irreversibly sorbed to the biomass. The sorption capacity by anerobic sludge granules was much weaker than its previously reported sorption by other live or dead biological materials. With empirically determined constants from this study, the Freundlich model can describe the partitioning behavior of PCP in the UASB reactor reasonably well. PCP removal by the granules was due to biodegradation rather than sorption.Key words：pentachlorophenol；anerobic granular sludge；biodegradation；biosorption；Freundlich isotherm equation近10年来,利用高效厌氧生物处理工艺(如UASB等)处理含五氯酚废水,探索其工艺运行参数和机理已成为一个热点[1-3],认为微生物的还原脱卤可使五氯酚降解[1-3].但是,此项工作目前仍处于开始阶段,在国内有关方面的报道则更少.在这些研究中关于厌氧颗粒污泥对PCP的吸附作用和解吸作用考虑甚少.由于UASB反应器内生物量巨大,有机物在生物污泥上的吸附和解吸很可能对这类化合物的归趋方面有重要作用.本试验在利用UASB反应器成功地培养出降解PCP厌氧颗粒污泥的基础上,研究PCP在厌氧颗粒污泥上的吸附和解吸以确定PCP去除的主要机制,同时进一步分析UASB反应器处理含PCP废水的效能.1 材料与方法1.1 试验材料1.1.1 试验装置 反应器由有机玻璃制成,内径9cm,高104cm;上部沉淀区高31cm,容积2.04L;下部反应区高72cm(其中锥体部分高7cm),容积4.58L;总容积6.62L,有效容积6L.内设三相分离器,下部为污泥悬浮层和污泥床,沿反应器高度设有10个取样口.将结构完全相同的1#、2#两套装置置于35± 1℃的木制恒温箱内,其温度由温度控制仪控制;进水由蠕动泵打入反应器底部;产生的沼气由湿式气体流量计计量.其中2#反应器进水不加PCP,培养非降解PCP颗粒污泥; 1#反应器进水投加PCP,培养降解PCP的颗粒污泥.除进水PCP成份不同外,两个反应器其它工艺条件均相同.水力停留时间(HRT)为24h.进水碱度由无水Na2CO3调节,保持出水pH值在6.5～7.5之间.1.1.2 试验用水特性 试验用水为人工模拟配水.以葡萄糖为碳源,尿素和磷酸二氢钾分别为氮源和磷源(比例为COD:N:P=200:5:1).1#反应器进水中投加定量PCP.1.1.3 接种污泥性状及反应器接种 接种污泥取自北京啤酒厂生产性UASB装置中的颗粒污泥,未加任何营养物放置4个多月后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接种,接种量为15gVSS/L.接种时污泥已经解体,大部分为0.3mm以下的细小颗粒.反应器接种后静置4d开始连续进水运行.1.2 试验方法1.2.1 降解PCP和非降解PCP厌氧颗粒污泥的培养 由于接种污泥活性低,故试验开始时,1#反应器进水不加PCP,待基质去除率达80%以上,产气量明显增大时,进水中开始投加PCP.根据出水中COD、PCP浓度和产气情况,及时递增COD负荷、PCP负荷和水力负荷,以加速降解PCP厌氧颗粒污泥的形成.2#反应器进水中未加PCP,是典型的有机物废水,污泥很易颗粒化,形成非降解PCP的厌氧颗粒污泥.1.2.2 厌氧颗粒污泥对PCP的吸附和解吸 每个试管注入10mL培养基,其中含有工业葡萄糖35mg,磷酸二氢钾0.66mg,尿素1.57mg及碳酸钠17.5mg;在厌氧状态下向各试管中投加PCP钠盐储备液,使PCP浓度分别为1.1、8.2、11.8、17.9、23.1和28.9mg/L.将上述各浓度试管分成3组:第1组先用Na2S(0.5mM)还原培养基,然后用注射器接种0.5mL非降解PCP的厌氧颗粒污泥;第2组培养基也用Na2S还原,但不接种颗粒污泥;第3组培养基不用Na2S还原,也不接种颗粒污泥;将上述3组试管置于摇床上,在35± 1℃和100次/min条件下培养14h[7],以达到吸附平衡.对第1组试管,3000r/min离心30min,使泥、水分离,再测定上清液PCP浓度.然后向试管中污泥注入1.4mL培养基,混合在35± 1℃条件下继续培养6h以释放被吸附的PCP.培养结束后,离心分离,测定上清液PCP浓度及各试管的污泥浓度.对第2、3组试管,3000r/min离心20min后,测定其中的PCP浓度.1.2.3 反应器内厌氧颗粒污泥对PCP吸附量的测定 取1#反应器上、中、下3层污泥,3000 r/min离心30min,弃上清液;准确称取湿污泥2.0g,加入1moL/L NaOH溶液2.0mL,乙腈1.0mL,摇床振荡10min后,离心;取上清液经0.45m m微孔滤膜过滤后,供高效液相色谱(HPLC)分析,测定PCP浓度;同时测定污泥浓度.1.2.4 高效液相色谱(HPLC)对水样中PCP的分析 样品的前处理:取离心后上清液1.0mL,滴加0.5mL乙腈,混合;3000r/min下离心20min,再经0.45m m的微孔滤膜过滤后上机测定;测定条件: 流动相为乙腈和5%的乙酸水溶液,两者体积比为8:2.流量1.0mL/min,波长300nm,保留时间5.45min.1.2.5 化学分析项目与分析方法 COD:采用标准重铬酸钾法测定[4];SS和VSS采用重量法测定[4];pH值采用HORIBA公司M-8型pH计测定[4];厌氧污泥的活性[5]采用最大比产甲烷速率法测定.2 结果与讨论2.1 厌氧颗粒污泥对PCP的吸附、解吸PCP是一种弱有机酸,它在固液二相间的分配受液相pH值、温度和离子强度等的影响[6]. 由于降解PCP颗粒污泥的脱氯代谢十分迅速,利用此类污泥不可能得出准确的PCP吸附或解吸动力学关系.因此,必须采用非降解PCP的厌氧颗粒污泥即2#反应器形成的降解葡萄糖颗粒污泥进行吸附试验,通过考察2#反应器内的颗粒污泥对PCP的吸附、解吸特性,确定厌氧反应器内因污泥的理化作用所引起的溶液中PCP浓度减少的可能性.为使结果与反应器内的情况有可比性,本试验选用与反应器模拟废水相同的溶液作为吸附、解吸介质,试验的工况与反应器的工况相似(pH=6.5～7.5,温度35± 1℃).试验结果见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厌氧颗粒污泥对PCP的生物吸附和解吸符合Freundlich等温方程：吸附等温线：X/M=0.7857Ce0.5079(R2=0.9792)解吸等温线：X/M=1.1095Ce0.3782(R2=0.9738)图1 厌氧颗粒污泥对PCP的Freundlich 吸附和解吸等温线Fig.1 Freundlich sorption and desorption isotherm for PCP by anerobic granular sludge1.吸附等温线 2.解吸等温线吸附和解吸的Freundlich常数K、1/n分别为0.7857mg/gSS、0.5079和1.1095mg/gSS、0.3782.吸附和解吸等温线不同,因此部分PCP被颗粒污泥不可逆吸附.另外,HPLC检测PCP时未检测到其它氯酚类化合物,说明吸附和解吸之间的差异不是由于PCP的转化所造成.第2、3组试管培养14 h后,PCP浓度无变化.说明培养基内不含有降解PCP的成份.但是,如表1所示,与好氧污泥对PCP的吸附作用相比,本试验的吸附量较小.其原因可能是微生物对物质的吸附与其膜脂有关,不同的脂类具有不同的吸附性.虽然好氧与厌氧微生物的膜脂总量相差不多,但这两类微生物的膜脂成份却有着本质差别.另外,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还与试验条件及污泥的种类有关.表1 各种生物材料对PCP吸附作用的比较Table 1 The compare of sorption constants吸附剂(活或死)温度(℃)参数文献序号K1/n无根酒曲菌(Rhizopus arrhizus)(活)2032.10.56[8](死)2028.80.90[7]好氧活性污泥(活)2085.10.60[8](死)2010.10.80[7]厌氧颗粒污泥(活)281.150.47[3](活)350.78550.5018*注：* 本试验2.2 UASB反应器运作效能的分析在实际反应器中,由于厌氧颗粒污泥对PCP的降解作用,不可能使反应器内固液两相之间达到真正的平衡,但利用相似条件下培养的非降解PCP的颗粒污泥所建立的Freundlich模型仍较好地预测了反应器内污泥对PCP的吸附情况.假设降解PCP的颗粒污泥和降解葡萄糖的颗粒污泥对PCP的吸附和脱附作用相同,当反应器内PCP浓度为0.5mg/L时,lg(SS)厌氧颗粒污泥靠吸附作用去除PCP的量为0.55mg,即反应器内平衡浓度为0.5mg/L时,UASB反应器内污泥(约260gSS)只能吸附143.5mgPCP;但按PCP去除量计算,到投加PCP后的第23d,投入反应器的PCP约为156mg,两者对比表明,此时厌氧颗粒污泥已开始降解PCP.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运行到第150d时,进水PCP浓度为8mg/L,PCP的去除率大于80%.如按80%计算,则反应器的颗粒污泥去除PCP的量约40~42mg/d,远大于反应器内相应浓度时的PCP吸附量,也就是说,厌氧颗粒污泥去除PCP主要机制是生物降解而不是生物吸附作用.2.3 反应器内厌氧颗粒污泥对PCP吸附量的实测值与预测值的比较表2是在UASB反应器运行过程中,不同出水PCP浓度时反应器内厌氧颗粒污泥上PCP的吸附量的实测值与利用Freundlich吸附方程的预测值的比较.由表2可知,Freundlich等温方程可以较准确地预测UASB反应器内厌氧颗粒污泥对PCP吸附量的变化规律.表2 UASB反应器内厌氧颗粒污泥吸附PCP量的实测值和预测值Table 2 The calculated capacity and determined capacity of sorption of PCP by anerobic granular sludge in UASB reactorPCP平衡浓度(mg/L)实测吸附总量(mg)预测吸附总量(mg)误差(%)0.4125.7133.96.11.0221.1212.14.21.65317.2313.11.33 结论3.1 UASB反应器内厌氧颗粒污泥去除PCP的主要机制是生物降解作用,不是生物吸附作用.3.2 UASB反应器内厌氧颗粒污泥对PCP的吸附符合Freundlich等温方程,吸附是部分不可逆的.该方程较准确地表达了UASB反应器内厌氧颗粒污泥对PCP吸附量的变化规律.与好氧活性污泥相比,厌氧颗粒污泥对PCP的吸附量较小.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9578013)作者简介：郝丽芳(1965-),女,河北安国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工程师.主要从事污水的微生物处理等工作.曾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参加过国家“七五”、“ 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发表论文及著作10余篇.作者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12)参考文献：[1] Nicholson D K , S L Woods, J D Istok,et al.Reductive dechlorination of chlorophenols by a pentachlorophenol-acclimated meth- anogenic consortium [J].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92, 58(8):2280- 22862.[2] Frank O Bryant,Dorothy D Hale, John E Rogers.Regiospecific dechlorination of pentaclorophenol by dichlorophenol-adapted Microorganisms in freshwater,anaerobic sediment slurries [J]. Appl. Environ. Microbiol.,1991,57:2293- 2301.[3] Wei-min Wu, Larshmi Bhatnagar, J Gregory Zeikus. Performance of anaerobic granules for degradation of Pentachlorophenol [J]. Appl.Environ.Microbiol.,1993,59(2):389- 397.[4] 魏复盛,寇洪茹,洪水皆等.水与废水检测分析方法 [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5] 吴唯民,胡纪萃.厌氧污泥的最大比产甲烷速率的间歇试验测定法 [J].中国给水排水,1985.1(4):30- 36.[6] Lee L S,P C Rao,P N Kedi-Kizza,et al.Influence of solvent and sorbent characteristics on distribution of pentachloropheno in octanol-water and soil-water system [J].Environ. Sci. technol., 1990,24:655- 681.[7] Bell J P, Tsezos M.Removal of hazardous organic pollutants by adsorption on microbial biomass [J].Was.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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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研究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UTERS2000 Vol.17 No.5 P.72-73，77基于地理信息的有线电视网综合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陆勤 高俊波 蔡庆生摘 要 首先介绍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概念，阐述了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然后着重对系统中涉及的节点自动捕捉和自动生成不同设备属性的录入界面等关键技术进行了讨论。关键词 地理信息系统 有线电视0 引言地理信息系统[1]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简记为GIS)是以地理空间数据库为基础，在计算机软硬件环境的支持下，对空间相关数据进行采集、管理、操作、分析、模拟和显示，并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适时提供多种空间和动态的地理信息，为地理研究、综合评价、管理、定量分析和决策服务而建立起来的一类计算机应用系统。其应用领域覆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环保、国防、公安等诸多领域。GIS概念最早提出在60年代，当时从空间数据的处理入手，开始了对其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到了70年代，随着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环境、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GIS技术开始进入实际应用，并出现一些实际的应用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在90年代蓬勃发展，蔚然成为信息产业的重要一环，其应用广度与科学内涵，远远超过70年代以制图自动化与图形分析为主体的初期水平，逐步形成跨学科的多层次、多功能的区域综合与空间分析工具。基于地理信息的有线电视网综合管理系统就是这样一个将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于有线电视行业的系统。它的开发背景使目前大部分有线电视台工作重点已经从工程建设转移到网络管理上来了，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随着有线电视网络的扩展、业务的综合化和用户数量的增多，对用户业务和计费信息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有的手工管理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尽管目前在某些环节使用了计算机管理，但由于各系统处于孤立的状态，各系统之间无法进行数据的交换与共享，因而产生了大量的重复劳动，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且难以达到准确、迅速、高效、协调的管理水平。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根据有线电视网络建设和管理中存在大量包含地理属性的数据(如用户地址、设施安装地点、电缆走向等)的特点，提出在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将用户管理、工程图纸管理、网络管理等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有线电视台提供一个完整、有效的有线电视网综合管理系统。1 系统总体结构与功能1.1 系统总体结构基于地理信息的有线电视网综合管理系统采用Client/Server结构，采用专用服务器作为地图、图档文件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客户端采用高档PC机，以数字化仪作为地图数据的输入手段，以绘图仪和打印机作为地图数据的输出手段。网络操作系统采用Windows NT Server，数据库管理系统采用SQL Server，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平台采用MapInfo Professional和MapX，前端开发工具采用Delphi Client/Server Suite。这种结构的主要特点是：运用关系数据库作为空间信息数据库的基本载体，可以获得优秀的数据操纵能力，辅以特殊结构的空间信息数据文件则可以获得原本缺乏的对空间对象的表现能力。这就实现了地理数据和属性数据的有机结合，便于用户基于地图对象快速查询空间和非空间的属性数据。同时，基于ActiveX技术的基础组件MapX的使用，则允许将地图对象嵌入到一个新的或已有的应用中，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基于地理信息的有线电视网综合管理系统(如图1)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用户档案和收费管理系统．地图维护和批量数据录入系统．工程图纸设计与管理系统．设备器材管理系统．网络管理和台长查询系统图1综合管理系统框图案1.2 系统的主要功能1.2.1 用户档案和收费管理系统基于MS SQL Server大型数据库记录和维护所有有线电视入网用户的档案资料和收视费记录，并与地图系统相关联，将入网用户定位到地图上。提供常规的用户资料查询统计和地图驱动的查询和专题统计功能，对用户资料实行“可视化”管理。1.2.2 地图维护和批量数据录入系统基于MapInfo Professional桌面地图系统和MapInfo MapX组件，对地理信息(地貌、道路、单位、片区。楼栋)实施分层管理、叠加显示，提供漫游、放大、缩小等地图浏览功能和添加、删除、修改地图对象及其属性的地图编辑功能。另外，提供以地图驱动方式成片、成批地录入用户档案信息的功能。1.2.3 工程图纸设计与管理系统在地理图层上叠加工程图层(有源器件、无源器件、光缆、干线电缆、支线电缆)，提供有线电视工程设计的绘图工具。在图纸设计中，根据给定的初始参数和设备信息库提供正反向设计的辅助计算，引导设计者合理选用器材和设定参数。设计结束后，可自动生成器材调拨单，与设备信息库相关联可生成工程预算报表。同时对工程图纸统一管理，提供审核与修改功能。1.2.4 设备器材管理系统对有线电视网络中使用的各种有源设备、无源设备、光缆、电缆等器材实施分类管理，记录各种器材的技术参数，提供给工程设计系统使用，并对器材领用调拨情况进行管理。1.2.5 网络管理和台长查询系统维护有线电视网络现状图，将已经完工的工程铺设的电缆和安装的设备及时更新到现状图上，提供分配网络中各种器材的定位查询和分类统计，还可通过同步案卷与用户数据库关联，查询有关的用户信息。2 系统中关键技术的实现2.1 节点自动捕捉的实现在工程图纸设计中，各种有源设备、无源设备的符号在相应的工程图层(有源设备层、无源设备层)中定义为点对象，光缆和电缆则在相应的工程图层(光缆层、电缆层)中定义为线对象。当地图进行缩放显示的时候，设备符号不会随着地图视野的变化而变大或变小，缆线也不会随着地图视野的变化而变粗或变细，但它们之间的距离将随地图视野的变化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拓扑关系的变化。如图2所示。图2而在工程设计辅助计算中依据之一就是设备/器材和缆线的拓扑关系，因此必须确保设备符号的中心与缆线的指定端点重合，即在放置设备符号时必须捕捉邻近的缆线的端点，在铺设缆线时必须捕捉邻近的设备符号的中心。为了实现上述功能，首先设置一个以屏幕坐标为单位的捕捉精度值pixelstep，然后将pixelstep换算成以地图坐标为单位的捕捉精度值mapstep。当地图缩放时，此精度值mapstep需要重新计算以适应新的地图视野。同时捕获鼠标移动的系统事件，作如下处理：(1)获取鼠标所在位置的屏幕坐标，并换算成地图坐标(mapx，mapy)。(2)以(mapx，mapy)为圆心，mapstep为半径，在工程图层中搜索地图对象，只要有地图对象部分落入圆内，即将此地图对象添加到搜索操作返回的对象集合foundobjs中。(3)如果是铺设缆线捕捉设备的中心，只需对foundobjs的点对象作一次遍历，找到距离(mapx，mapy)最近的点对象，并以其中心作为缆线的节点即可；如果是放置设备捕捉临近缆线的端点，则需要对foundobjs中的所有折线对象的每一个节点作一次遍历，找到距离(mapx，mapy)最近的点作为新放置的设备符号的中心。2.2 自动生成不同设备属性的录入界面设备器材管理系统中是按树形结构进行分类的，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设备分类，不同分类的设备，它们的属性(技术指标)也是不同的。这样，用户在录入设备的属性(技术指标)时，就需要有不同的录入界面，如果为每一个设备分类静态地定制一个录入界面，那么用户在新建一个设备分类时，系统就无法为其生成新的录入界面，为了系统的通用性、扩展性和可维护性，有必要根据不同的数据库结构自动生成它的录入界面。该问题的实现主要借助于数据字典，我们在设计数据库结构时，设计了实体表(Pobject)、表与字段对应表(Ptable)、字段描述表(Pitem)和配置表(Pconfig)。其中：(1)实体表Pobject为每一个表及该表的所有字段记录一个标识Iobject，该标识是该表的主键和外键，将其余几个表有机地连接起来，实体表中还记录了每个表的表名和字段名，也就是说，通过唯一的标识Iobject就可以查询到它的名称。(2)表与字段对应表Ptable中通过表和字段的标识Iobject建立了一种从属关系表，也就是这个字段是属于哪个表的。(3)字段描述表Pitem以字段在实体表中标识Iobject为索引，详细地描述了每个字段的属性，如字段描述、字段类型、字段长度、是否为空、是否唯一。该字段的输入格式、输入范围、它的值是可编辑的、还是列表选择或可编辑的列表等信息。(4)如果一个字段的值通过列表或可编辑列表进行选择，则列表中的初始值就保存在配置表Pconfig中，该表是以实体表中的标识Iobject为索引的。创建设备属性数据表的程序伪码为：BeginCreate Table; //按照用户定义的数据库结构生成一个数据库表GetMaxIobject; //取Pobject表中Iobject的最大值AddObjectRecord('Pobject', 表名);//向Pobject中增加表名记录,其Iobject为最大值加1,且最大值加1For each item in Field //对于该表的每一个字段，循环执行下一段BeginAddObjectRecord('Pobject', 字段名);//向Pobject中增加字段名记录,其Iobject为最大值,且最大值加1AddTableRecord;//将表名和该字段名在Pobject标识值Iobject添加到Ptable中AddItemRecord; //将该字段名在Pobject中的//标识值Iobject及其属性添加到Pitem中If 该字段为列表或可编辑列表 thenAddConfigRecord; //向Pconfig中添加该字段的列表初值End;End;自动生成该设备属性录入界面的程序伪码为：BeginGetTableObject(表名);//根据表名, 在Pobject表中查询该表的标识值IobjectFor each item included the table //在Ptable表中查询属于该表的//所有字段，并且对于该表的每一个字段，循环执行BeginGetFieldName; //从Pobject表中提取字段名GetFieldAttribute; //从Pitem表中提取该字段的属性If 该字段为列表或可编辑列表 then GetListValue;//从Pconfig中提取该字段的列表初值End;End;最后根据已获得的每个字段的属性信息生成该数据库表的录入界面。3 结论基于地理信息的有线电视网综合管理系统是由安徽科力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本文所讨论的几个关键技术已成功地应用于本系统中。该系统已应用在合肥市有线电视台，系统运行良好，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陆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合肥 230027)高俊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合肥 230027)蔡庆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合肥 230027)参考文献1，Dick Newel1, Perspectives in GIS Database Architecture[C], SSD' 19972，詹舒波等. 电子地图数据库存储文件的设计[J]. 计算机科学, 1996, Vol. 23 No.33，张剑平等. 地理信息系统与MapInfo应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4，修文群等.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 北京: 希望电子出版社, 19995，MapInfo Professional参考手册. MapInfo Corporation, 19986，MapInfo MapX Reference Guide. MapInfo Corporation, 1998收稿日期：199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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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6 【原文出处】《文艺评论》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4～9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网络时代的许诺：“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 【 作 者 】黄鸣奋 【 正 文 】 “从事艺术活动”，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得以成为艺术主体的必要条件。从事艺术活动的人至少有三种类型，一是艺术爱好者，二是艺术工作者，三是艺术家。喜欢艺术或许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因此，任何人几乎都存在某种对于艺术的爱好，有过因欣赏美妙的音乐、高超的表演、惟妙惟肖的绘画或妙笔生花的文学作品而产生的愉悦，甚至还进行过艺术创作。在这一意义上，任何人都是潜在的艺术爱好者，而且至少在其生活的某些时刻存在现实的艺术爱好。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爱好者相比，艺术工作者对应于一种职业，其人数要少得多，要求则高得多。艺术的职业化是在社会分工相对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职业性的画工、乐工、舞蹈演员、游吟诗人在人类历史上已存在了数千年之久，随着艺术门类的推陈出新，艺术的职业大军经历过一次次的变革，影视演员、多媒体设计师等角色是现当代才有的。与一般的艺术工作者或艺术爱好者相比，“艺术家”的范围最为狭窄，要求也最高。这一称呼本质上是一种肯定性的声望角色，与较高的艺术造诣和社会影响相联系。以上所述的对于艺术家的看法，在网络时代正受到挑战。1997年12月14日，一个叫福斯特的人在Internet上发出了一份邮件。他在邮件中说。“你知道自己是个艺术家吗？你可曾想过被所谓‘伟大诗人’用过的所有的词汇，你一样可以运用（至少你所熟知的某个人可做到）？你是否知道邪恶的艺术体制正在喂养现代压迫与陋行，它们的丰满与富有是以您为代价而取得的？这一切靠的都是下述谎言，艺术作品是独特的，只能由上帝所看好的某个特别存在物――所谓‘艺术家’来制造。你是否认为现代诗歌是吸血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别再读下去了，因为你是敌人。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有个机会，让你回击那些使你忽略我们都是艺术家这一事实的人，回击那些使你的世界丑陋而阴冷的人。因为这是全球首篇网络诗，而你就是作者。我们并不知道它会有多长、它的内容是什么、它将扩散到何方。我们也不在乎这些问题。这是真实的全面反映生活的诗歌，它是一般的、自动的、集体的。而非特别的、人格的与个人的。这是一首瞬息即变的诗，永远不会结束，永远是奇特的、全面的与完全的。我们所求于你的是读读已经写出的东西，并且喜欢它，因为它是一首奇特的诗，只有你（大概还有其他几个人）见到，然后添上一个词、一个短语、一点想法、一个随心所欲的标点，等等。你也可以从中删去些什么，或重加安排。你怎么做都可以，但总要加点工，再将它发送给任何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在生活中迫切需要某种艺术的人，如经理、政客、十几岁的人、烦恼者、乖戾者与无望的健全人。但最最重要的，是钟爱它。这是你的艺术。”福斯特的邮件并非空穴来风。“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这是网络文化鼓吹者最激动人心的承诺之一，也是网络冲击波中最响亮的一个音符。这个音符之所以响亮，是由于社会分工作为一种桎梏已经长期使许多人无法作为艺术家在社会上立足。“艺术家”作为一种角色，是在人类的精神生产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社会分工不发达的蒙昧人当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当然也可以说人人都是艺术家。当他们围绕着篝火跳舞、欢庆狩猎的胜利时，情形就是如此。这不是说人与人之间就不存在艺术才能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可能在蒙昧人当中就已出现，并且成为社会分工的某种依据。当人们感到有必要讲述部落的历史、以帮助部落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之类问题时，以此为业的游吟诗人登上了历史舞台。游吟诗人在说唱方面自然应有自己的特长，他们为部落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也应有一定的回报。这些人不仅在精神上获得部落其他成员的尊敬，而且在物质上也得到一定的报酬。这种现象标志着作为职业角色的艺术家的出现。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职业型艺术家与业余型艺术家相对立而存在。职业型艺术家以“娱人”为谋生手段，业余型艺术家则将自娱作为从事艺术活动的宗旨。不论是哪种类型的艺术家，他们赖以成名的条件不仅仅是个人的天赋、机遇，而且有多种社会因素（如教育等）。在这些社会因素当中，媒体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不通过一定的媒体，一个人的艺术天赋再好也无从表现。在书面传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不论是从接受艺术训练的角度还是从发表艺术作品的角度看，媒体所能提供的空间都是非常有限的（原因之一在于抄写或印刷费用的高昂）。因此，只有为数很少的人有望获得社会承认、成为知名的艺术家。网络作为一个媒体是高度开放的，它的入口处没有对于学历的限制，也没有对于艺术天赋的苛求；网络作为一种媒体又是豁达大度的，它能容忍各种水准的作品，从初学者的涂鸦到造诣精湛者的杰作。不仅如此，网络作为一种媒体还具有廉价的特性。如果我们将作品上网也看成一种“出版”的话，那么，网络的出版费用相对于印刷媒体来说是非常低廉的。正因为如此，艺术爱好者们面对着网络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跃跃欲试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看来不是得不到回报的。笔者曾听一位同事眉飞色舞地说：他年方八岁的儿子写了几首诗，发送到网上（这不是什么难事），居然有人按网页上提供的电子地址给他回信，称之为“诗人”。这个孩子并非特别走运，他能办到的，其他人几乎都可以办到（当然得用点心思）。就此来说，“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已经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另一方面，要想成为艺术主体，最重要的一条是能够从事“扮演”。扮演一词，至少有三种含义：其一，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经常进行游戏、劳动、学习一体化活动。他们因此通过想像体验某种角色的内心生活，并在观念中或行动上与人交往。这种角色对儿童来说是亦真亦幻的，因为他们还很难从心理上将现实角色与想像角色区分开来。其二，成年人担任一定的社会职务，被称为扮演。社会职务本质上是现实（而非想像的）角色，由不同社会职务组织的角色丛界定了当事人相关的现实联系，从而规定了他们的本质。其三，艺术家对虚拟性的想像角色进行艺术构思，或进行艺术表演。如果以这一意义上“扮演”作为艺术主体的本质特征的话，那么，网民便普遍具有成为艺术主体的倾向。因为他们通过化名、改变身分在网上所进行的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带有虚拟性的扮演。不过，在为“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而欢欣鼓舞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令人沮丧的另一面。杰克・明戈，一个已经写了9本书的作者，曾经这样说：“80%的网络上的写作都是令人讨厌的，10%由于其思想偏执而令人发狂，而只有10%是精彩而有趣的，值得让人拼命地想看完它余下部分。”照此看来，作品的“含金量”在降低。其实，“艺术家连同作为其分支的“诗人”、“画家”之类）作为一种头衔的含金量也在降低。当作品的出版或者发表变成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时，不仅艺术的质量没有了保证，艺术家的水平也没有了依据。尽管如此，我们没有必要对于这种现象妄加讥弹。在历史的长河中，上述现象实际上是艺术普及的一种途径。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已经是现实的倾向，在另一种意义上，“人人可以成为艺术家”又仅仅是幻想或者神话。前者指的是原先艺术家自矜的某些技能已经由于数码技术的发展而贬值，也就是说，原来有一定难度或难度相当高的艺术加工，如今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像为图画作个摹本便是如此。即使是创作，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难困。例如，笔者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时，就用计算机绘图程序画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图形，好让老爸写的书当封画。后者指的是：处在信息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许多新技能需要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众所周知，在电影界，美国某些大片采用了许多电脑特技制作的镜头，这类镜头在国产影片中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这不是由于中国观众或者电影厂家对于电脑特技不感兴趣，而是由于国内这方面的人才奇缺。将上述两种意义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把握“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这一命题的含义。在主导媒体由印刷媒体过渡到电子媒体的时代，传统技能的普及使得几乎所有的人都比以前更有可能实现成为艺术家的梦想，新型技能的出现又使得成为符合新时代之要求的艺术家对于多数人来说并非易事。由于有了前一种变化，传统意义上已经成名的艺术家或者以艺术为业的人们，感受到一种失落甚至一种恐惧。艺术家作为一种职业角色，不仅仅是专门化技能的体现，而且是代表某种意识形态的发言人。在传统时代里，人们之所以需要艺术家，很多时候是希望有代言人来实现社会沟通。社会沟通的对立面是言路堵塞，而这种堵塞和媒体的垄断有很大关系。当媒体由垄断走向开放时，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发言，那么，传统艺术家的存在理由也就受到了质疑。不仅如此，网络媒体的特征之一是用户可以匿名上网、可以自由地在游戏或者聊天时转变身分（包括实现“性别变换”），这种态势下的网上交际实际上就是某种表演。在传统时代，外在表演是舞台艺术家的特长，内心表演则是一切艺术家共同的拿手好戏，正像老舍在《出口成章・对话浅说》中所自述的：“我是一人班，独自分扮许多人物，手舞足蹈，忽男忽女。”一旦表演成为网民活动的普遍特征时，上网本身就成了一种艺术活动，而“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就有了进一步的理由。不过，在媒体变革带来剧烈的社会变动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反论，同样有着进一步的理由。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是，作为工具的软件和作为产品的的艺术两者的关系日益密切，在许多情况下，软件的特性决定了以之为工具开发出来的作品的特性。常见的是，这些作品不仅依托一定的软件才能创作，而且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软件才能欣赏。这样，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仅要会应用现成的工具去传情达意，而且要会通过编程来制造得手应手的工具。以此为标准来衡量，真正能达到艺术家水准的人就非常有限了。计算机博士罗林斯在《机器的奴隶》一书中曾作了这样的对比，“如果我们把莎士比亚全集（大约印刷了25万行）撕成一页页，并用胶水将它们首尾相连，那么，展开后的长度大约有一公里。而现在，一个小型的电话交换机的软件若按同样的方法展开，有大约2公里长，航天飞机上所载的控制软件有大约4公里长，哈勃望远镜的软件有大约8公里，一个大型电话交换机的软件则超过了16公里长。何况，这些软件尚需考虑莎士比亚所不必担心的一致性、正确性和完整性。”艺术家如今常用的软件的长度也不见得小，要想为之编程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倘若再将软件迅速更新的因素考虑在内，在网络时代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是难上加难了。若将“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及其反论的矛盾展开于时间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成名之迅捷是和留芳之短暂相联系而存在的。古人有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传统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大师、艺术经典，也许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确立其地位。但这种地位一旦确立，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容易动摇的。支持这种权威的延续性的技术条件，便是书面媒体的相对稳定性。如今，网络媒体变动不居的特性给艺术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不论是艺术名人或艺术名作，都逐浙变成昙花一现。美国作家杰克・明戈说，“网络是一种不同的媒体，因为在这里没有了为这个时代而写一点什么东西的幻觉了，甚至与通信也不相同了――因为在通信中你至少能够想像收信人正在保存这些信件，在你成名之后他们可能把它拿出来，而且有可能在你死后进行出版――在网络上写信就像是在建一座沙子做的宫殿。你知道无论你在这一过程中是多么仔细，你写的信很快就会被删除掉。在很多时候它就像发生在鸡尾酒会上的谈话一样。你对它所能抱的最大希望就是在它消失在空气中之前能给人们留下一点印象。”（转引自摩尔《皇帝的虚衣》一书）作为对比，想想北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吧！他在晚年名满天下之后，还将诗文张贴在家中，细细琢磨。妻子问其原因，他说：“不畏先生嗔，但惧后生笑。”这种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事实上与书面媒体的特性是分不开的。在电子空间中，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身后的声名，还不如说是当前的影响；人们所能留下的也只是当前的影响，而不是身后的声名。成名之迅速与留芳之短暂，在影视媒体商业化时就已露端倪了，一批批经过包装迅速走红的明星以同样的速度被人遗忘，便是例证之一。网络媒体在艺术领域的应用，不过是加速了这种趋势而已。因此，“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的准确说法，应当是“人人都可短暂地充当艺术家”，其反论则是“人人都不能长远地充当艺术家”。这在历史上很难说是一种退步，它是与人们要求打破社会分工对自身的束缚相联系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进一步考察角色与分工的关系及其历史变革。上文一再谈到的“角色”，本是戏剧中的一个术语，后来被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其含义是与当事人所占有的一定社会位置相适应的行为模式。我们平时所说的“父亲”、“老师”、“警察”等，实际上都是角色。角色是由人来扮演的，不仅在舞台上如此，在生活当中亦然。一个人可以扮演多种角色，形成角色丛。反过来，角色从一旦形成，当事人的社会特性也就得以确定。众所周知的一句名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角色丛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体现，因为任何角色都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例如，“父亲”就是在与子女的关系中定位的）。在当今社会中，我们想到一个单位求职，经常得填表，表上的各种栏目几乎都与角色相联系，“性别”一栏的含义，只有从角色才能理解，因为对人来说“男”、“女”之别不仅在于生理上的雌雄异类，而且在于行为模式彼此有别。循此以推，“籍贯”一栏所代表的是地域角色，“民族”一栏代表的是群体角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通过角色划分来配置社会成员、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这在人类历史上曾是一个进步。传统社会所追求的是角色关系的稳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古训，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这一点。支持这种稳定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三大支柱，即人类在物种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的分工。分工明确，就有固定的社会位置，也就有与这些社会位置相对应的行为模式，个人只能对号入座，别无选择。所有这一切，在网络时代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时代的特征之一是角色飘移，其背景是对社会分工的反拨。基于人类物种生产分工的角色是性别，任何履历表都有性别一栏，可见它的重要。父、母、子、女、夫、妻之类角色都是从男女角色派生出来的。尽管有着“花木兰替父从军”之类传说、允许跨性别表演之类戏曲，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性别变换是难乎其难的。人们是男的就是男的，是女的就是女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怂恿、鼓励或强化性别差异，当事人也认可并以性别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当然，这不是说“男”与“女”在人格、角色和自我意识等方面都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天堑。事实上，从医学的角度看，性别可以通过手术加以变换，从就业的角度看，习惯上属于男子的领域（如足球运动）和属于女子的领域（如保姆）已经表现出某种互渗性，从个人认同的角度看，生为男子而思为女子、生为女子而愿为男儿并非稀罕事。尽管如此，在传统社会中，性别的转换或互渗受到种种限制，虽然确实存在“人妖”之类实例。网络则为用户的性别变换提供了空前的自由，关东大汉一变而为窈窕淑女、纤弱闺秀一跃而为豪士侠客，在网上聊天室里早就是家常便饭。“一切是虚拟的，没有面对面的物理特性，甚至你连对方的性别都不能确定，这就给彼此有了比教堂忏悔室小窗板更安全的心理屏障，使聊者更能放松。这往往使聊天室显示出惊人的一幕，人的愿望会完全表达出来，不管美丽的还是丑陋的，都会在聊天室里沸沸扬扬。”（向勇《越聊越危险》）基于人类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分工的角色都是岗位或职业，一类是劳力者，另一类是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象，是在精神生产从物质生产获得相对独立、体脑分工相对明确的条件下出现的。除了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相对分工之外，劳心者和劳力者内部还存在许多不同的分工，如农民与工人、艺术工作者与哲学工作者等。网络时代这类区分风光不再。一位职业作家曾带着愤愤不平的口气说：“找工仔、小保姆都可写作长篇，洋洋洒洒几大册不在话下。长篇小说这位文学宫殿的公主下嫁民间，电脑成了关键的轿夫。这位职业作家的愤慨未免不合时宜，但他对电脑作用的看法倒不失明智。用电脑写作之迅速，让体力劳动者得以业余创作长篇小说，通过网络发表之方便，则培养了一批批职业艺术家以外的艺术创作者，使之得以成名。网络对于社会分工和角色定位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促成人们脱离某种社会位置而加入另一种角色的行列、成为其中固定的成员。乔装巾帼或者须眉上了几回网便想动真格的变性手术、在网络上张贴了几首诗便认准有望走专业作家的道路，这样人即使有，也寥若晨星。网络所起的作用，其实主要是促进人们不断地尝试新角色，以求打破社会分工加给自己的束缚。如果没有社会分工，便不会有高度发达的专门能力，也就不会有拉斐尔那样精彩的绘画、贝多芬那样美妙的音乐，同样不会有阳刚与阴柔这两种不同特色的美与艺术。但是，专门能力的高度发达，经常是以其它潜能的被埋没为代价而获得的。正因为如此，在传统社会中，早就有人力求打破社会分工所加给自己的枷锁，寻找自由发展的机遇。自从网络走进生活之后，人们不仅求职便捷得多，而且居然得以品味性别变换之类禁脔。当然，在有生之年平均值未增长时，人们扮演的角色越多，在每个角色上所花费的时间就越短，更换角色的频率也就越快。这一点与上文所说的“人人都可短暂地充当艺术家”、“人人都不能长远地充当艺术家”是一致的。世纪之交是一个剧变的时代。与网络共生的“后人”正在崛起，将人束缚于一定社会位置的传统分工正在被打破，自我的确定性不再是天经地义的，新颖的网上生活正在成为颇具魅力的艺术描写对象，个人而非大众正在成为最主要的艺术奉献对象，网络正因其向人们展现大千世界的光怪陆离、提供丰富的艺术经验与艺术范例而成为艺术师法对象，“用户”或“合―作者”(co-writer)正在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或读者，分销代理制正让位于网上直销制，传统的人文精神正面临着高科技的挑战……从这一背景来看待“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的口号，我们不难感受到时代的氛围。尽管如此，“艺术家”毕竟是一个迄今为止弥足珍贵的称谓、一种在历史上焕发光彩的声望角色。爱惜“艺术家”的称号、使之增值而非贬值，尚有待于你、我、他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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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o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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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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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39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94-101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 作 者 】钱念孙 【复印期号】199609 【 标 题 】“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 ――评朱光潜早期文艺功利观【 正 文 】 一朱光潜1949年以前的各种文艺观点中，被误解最厉害的莫过于他的文艺功利观了。在人们印象中，他是个“否定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政治联系”的人，是个强调文艺“超现实”的“艺术至上论者”[1]。 这一点，甚至于他自己也承认。1956年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他在清理自己1949年以前的文艺思想时曾说：“我的基本论调是把艺术看成超社会、超政治、超道德的。这表现在对各种问题的处理上”[2]。然而，只要我们不是片面“摘句”式地对待朱光潜的文艺思想，而是细读他的全部著作，特别是他直接论述文艺与道德、文艺与人生关系的篇章，则会发现：人们原来的“印象”并不确切，他自己的“承认”也与事实相违。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解呢？根源在于朱光潜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本身的复杂性。这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他的前期（1949年以前）思想中，确实比较突出地存在审美活动和文艺活动“超现实”、“超功利”的观点，但是他也在许多地方阐发了艺术与现实、与社会、与道德的紧密联系，对于文艺如何发生社会影响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问题是，在他的整个著作中，谈文艺“超现实”、“超功利”的内容多于后者，以至掩盖或让人忽视了他的文艺与现实密切关系的论述。二、朱光潜1949年以前的美学思想并非铁板一块，其自身经历了重大变化。在1931年前后完成的《文艺心理学》初稿和1932年出版的《谈美》中，他基本接受康德、克罗齐一派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审美活动和文艺活动同任何实际功利效用是相对立的。但是，在193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悲剧心理学》和1936年正式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他已开始越来越自觉地批评形式派美学的缺点，尤其是在文艺与道德、文艺与整个现实人生关系等问题上，他的观点发生了重要转变。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转变，而仍然把他看作一个纯粹的形式派美学论者，这怎能不导致对他的文艺思想发生误解呢？翻开《谈美》，“开场话”就写道：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是欣赏艺术时，人都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3]类似这样的话，在朱光潜的早期著作里俯拾即是。人们据此把他看作“为艺术而艺术”论者，认为他“否定艺术的社会性和功利性”，当然不是空谷来风，而确实是有根有据的。问题在于，这主要是他1933年以前的观点，在1936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他便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十九世纪后半期文人所提倡的“为文艺而文艺”，在理论上更多缺点。喊这个口号的人们不但要把艺术活动和其他活动完全分开，还要把艺术家和社会人生绝缘，独辟一个阶级，自封在象牙之塔里，礼赞他们唯一尊神――美。这种人和狭隘的清教徒恰走两极端，但是都要摧残一部分人性去发展另一部分人性。这种畸形的性格发展决不能产生真正伟大的艺术，因为从历史看，伟大的艺术都是整个人生和社会的返照，来源丰富，所以意蕴深广，能引起多数人发生共鸣。[4]诸如此类申述艺术与人生、与社会联系的话，在他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的著述里，也是反复强调的。对此，我们显然不该视而不见或一概抹煞，而应实事求是地加以清理。这清理对于消除以往对朱光潜的误解，发现对我们文艺理论建设有用的积极成果，都是有意义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朱光潜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里注意了艺术与人生、与社会的联系，但是他的文艺功利观与当时蓬勃崛起的“左翼”文艺运动对文艺的要求，仍有相当差异；他对“左翼”文艺家简单地用文艺作为宣传工具的做法，更是公开表示反感。为此，他当时受到了“左翼”文艺家的激烈批评，他自己也作了反驳。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他与当时“左翼”文艺家之间的分歧？这不仅是朱光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更涉及到如何评价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问题，因而不应回避。好在今天与当时已相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已能够站在超脱当事人的“庐山外”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双方的论争，发现应该记取的教训和可以吸取的经验。二朱光潜关于文艺功利关系的论述，在《文艺心理学》第七、八两章里谈得最为集中。第七章“文艺与道德（一）：历史的回溯”，主要从中国和西方两条线索，检讨历史上各家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看法，以“看清各家争点所在和这个问题的复杂性”[5]。 第八章“文艺与道德（二）：理论的建设”，在衡量“文艺寓道德教训”和“为艺术而艺术”两说缺陷的基础上，着重申述自己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看法，意在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朱光潜认为，以往关于文艺与道德的探讨，之所以越争论歧见越多，离解决问题的道路越远，关键是在研究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上都存有很大弊端：在历史上文艺与道德的问题闹了二千年之久，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卷入战团，到今天还没有得到一个结局。这件事实固然显出问题的繁难，同时也引起我们怀疑从前人讨论这问题的态度和方法都有很大的缺陷。就态度说，他们都先很武断地坚持一种信仰而找理由来拥护它。就方法说，他们对于文艺和道德的关系，不是笼统地肯定其存在，就是笼统地否认其存在。其实就某种观点看，文艺与道德密切相关，是不成问题的；就另一种观点看，文艺与道德应该分开，也是不成问题的。从前人的错误在没有认清文艺和道德在哪几方面有关系，在哪几方面没有关系，于是“文艺与道德有关”和“为文艺而文艺”两说便成为永远不可调和的冲突。[6]基于这种认识，朱光潜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研究，力戒笼统的泛泛之论，注重细致的具体分析。他突破形式派美学孤立地研究美感经验的窠臼，把美感经验放在整个审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上，分“在美感经验中”、“在美感经验前”和“在美感经验后”三个阶段，来具体探讨究竟在何种情况下文艺与道德关系密切，在何种情况下两者应相互分开。这样的探讨，不仅在方法上别具一格，新人耳目，而且得出的结论也与以往不同，颇具启发意义。在美感经验中，即在心中猛然见到一个完整优美意象的瞬间，不论是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会暂时忘去名理的判断和道德的思考。比如西门庆引诱潘金莲原是不道德的行为，武松拒绝潘金莲的引诱原是道德的行为，但在《水浒传》和《金瓶梅》的作者和读者看，这两篇道德对立的文章都同样地入情入理，同样地精彩有趣。作者创造武松、西门庆和潘金莲艺术形象时，注意的是如何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而不是对他们下道德判断，如让道德感涌入笔端，常常会破坏形象塑造。同样，读者欣赏这几个艺术上成功的角色时，在觉得入情入理的精彩有趣的顷刻，观赏的只是艺术形象本身，而无暇从道德观点上去褒奖武松或谴责西门庆、潘金莲。因此，在美感经验发生的瞬间，艺术和道德是可以分开并应该分开的。但是，美感经验毕竟只是人的生活中稍纵即逝的暂时现象。一个艺术家不仅要像普通人一样过日常生活，而且在突然得到灵感，产生美感经验之前，要进行学问储备、经验积累，要了解人情世故、思量社会道德等种种问题。所以朱光潜指出：“稍纵即逝的直觉（美感经验）嵌在繁复的人生中，好比沙漠中的湖泽，看来虽似无头无尾，实在伏源深广。一顷刻的美感经验往往有几千万年的遗传性和毕生的经验学问做背景。道德观念也是这许多繁复因素中一个重要的节目。”[7]这就是说，一个文艺家会发生何种美感经验，会进行什么样的形象创造，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已被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个人性情、学问修养以及道德观念等等，在无形中指定了大致的方向。因此，像莎士比亚、陶渊明这些作家，即便无意于在作品中表现道德观而道德观仍然自现。从此可见，文艺作品中的道德因素，实有不可避免的一面。至于在美感经验之后，文艺与道德的密切关系更是显而易见。许多文艺作品，如屈原、阮籍、杜甫、白居易、陆游、元好问诸人的诗歌，绝大部分元代戏曲和明清小说，作者原来就有意或无意地渗透一种人生态度和道德信仰到作品里去，人们在欣赏或评论它们时，就不能不顾及其人生态度和道德信仰的价值。以屈原或杜甫的诗来说，他们的杰出人格和忧世忠君的热忱，本身就是决定其作品价值的重要成分，人们欣赏或批评它们时，从中受到道德教益实在是题中应有之事。退一步说，即便一些被认为丝毫不含道德因素的作品，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谢灵运和王维的写景诗，以及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等，虽然没有任何道德说教的成分，但能在潜移默化中引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实际上对人的精神仍发挥了陶冶性情的作用，仍是文艺具有道德功用的表现。这里的关键是对“道德”含义的理解。在朱光潜看，文艺作品中所蕴涵的“道德”，决不应是一般的道德说教或宣传口号，而应是对人生世相的正确认识和深广同情。他曾这样评析传统的“文以载道”说：“如果释‘道’为狭义的道德教训，载道就显然小看了文学。文学没有义务要变成劝世文或是修身科的高头讲章。如果释‘道’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学就决不能离开‘道’，‘道’就是文学的真实性。”[8] 由此可见，朱光潜肯定文艺的道德作用，但反对狭益的“文以载道”论，而主张通过深广地表现人生世相，以文艺自身的独特品格去发生道德影响。三那么，如何以文艺自身的独特品格去发生道德影响呢？朱光潜认为，从文艺产生道德影响看，文艺作品可分为三类：一、一般认为不道德者，二、有道德目的者，三、有道德影响者。一般认为不道德者，主要指坊间流行格调低下的黄色作品，或宣扬打斗加色情的武侠小说等。这类作品要么本身无艺术可言，要么即便有艺术性，作者意图也不在营求艺术，而在刻意表现感官刺激，对读者和社会都会产生“有伤风化”的坏的影响。人比其他动物高尚，就因为在饮食男女之外，还有较崇高的追求。文艺的责任在促进这追求，而不是把人引向完全饮食男女式的蝇营狗苟的生活。作者写这类作品，“大半有意迎合群众的心理弱点，借艺术旗帜，干市侩勾当，不仅在道德上是罪人，从艺术观点看，他们尤应受谴责”。朱光潜认为：“他们的作品根本不是艺术，所以不能作道德与艺术问题的论证”[9]。所谓有道德目的者，就是作者有意要在作品中寓道德教训。这类作品很难一概而论。有的毫无艺术价值，如中国无数的“戏善书”和“阴骘文”、法国大革命时期带宣传性的戏剧、华兹华斯歌吟基督教教义的十四行诗（ecclesiastical sonnet）等，都是显著的例子。 但有的作品虽有意渗透某种道德教训，却并不有损其很高的艺术价值。如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绝大部分小说，以及易卜生、萧伯纳诸人的戏剧，都带有明显的在作品中张扬某种人生信仰或道德观念的意味，却并没有因此动摇它们作为世界名著的地位。有鉴于此，朱光潜提醒道：“我们不能因为作者有道德目的，就断定他的作品好或坏”。他认为，即便有意寓含道德教训，这类作品照样可能具有“极大艺术价值”[10]。然而，朱光潜却并不主张有意在作品中鼓吹道德教训，而是更倾向于作品“无所为而为”地发生“道德影响”。他特别强调“有道德目的”与“有道德影响”的重要区别：“有道德目的”是指作者有意宣传一种主义，拿文艺来做工具；“有道德影响”，是指读者看过一种文艺作品后在气质或思想方面发生某种变化。前者是“有意为之”，后者是“无为而为”。他认为在文艺活动中，“最可注意的是没有道德目的的作品往往可以发生最高的道德影响”。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就目的说，并没有什么道德观念要宣传，就内容说，所写大半是女逐父、夫杀妻、臣叛君、弟弑兄之类不道德的事迹；但人们真正了解一部悲剧以后，精神上不是觉得颓丧而是感发兴起，不仅情感仿佛经过一番净化和升华，并且对人生世相也获得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可见，文艺家的作品尽管可以发生极深刻的教训作用，但他们自己在创造作品时往往并不存心要教训人。所以，朱光潜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第一流艺术作品大半都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11]。朱光潜之所以特别推崇“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的文艺作品，是由他文艺功利观中潜藏的深刻矛盾决定的。一方面，他认为文艺是人超越于动物而有较高精神追求的体现，其重要特征就是与实际人生拉开一段距离，再造一个摆脱实用功利世界的精神园地，供人在忍受现实苦楚和不幸之余“避风息凉”。如果文艺家创作时就预先抱有道德教训的目的，则易消除艺术审美世界和现实功利世界的区别，由丧失艺术价值进而丧失艺术对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艺术是自然和人生的反照，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所以“真正伟大的作者，必须了解现实人生”[12]。由于文艺家与常人相比，有较真挚的性情，较敏锐的感觉，观察比较深刻，想象比较丰富，因而他们的作品“是启发人生自然秘奥的灵钥”。朱光潜认为，这“启发”对于道德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真确的认识。这三件事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13]。就此而言，“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能给我们更深广的人生观照和了解，所以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能帮助我们建设更完善的道德的基础”[14]。朱光潜文艺功利观中潜藏的这种深刻矛盾，是文艺本身即隐含这种矛盾的反映。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就意识到这种矛盾，极其深刻地认为这矛盾是个难以解决的带有“二律背反”性质的命题，并以“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来概括这矛盾的性质[15]。朱光潜提出的“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的看法，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受到康德的启示。在康德那里，所谓“审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指审美判断与利害关系及任何外在目的都无关，所以具有“无目的”的特征；但人在审美时去掉一切利害和道德内容后还剩下形式，这形式因无形中可以给人以心理愉悦，所以又具有“合目的”的性质。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强调的是文艺的绝对“超功利性”。但朱光潜的“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的观点，却在维护文艺“超功利”、“超现实”特征的同时（没有道德目的），又肯定了文艺与现实的联系及社会功利作用（有道德影响）。这样，他一方面坚持了文艺的独立性和文艺表现人生世相的特殊方式，另方面也顾及到文艺的社会性及其对现实人生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光潜调和他文艺功利观中两方面矛盾所做的勤苦努力，更可见出他力求使文艺与道德关系的探讨在理论推进一层，“求一个较满意结论”的学术进取精神。四正因为朱光潜更看重“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的文艺，所以他对文坛上某些作家有意借文艺去宣传政治信条和道德教训非常反感。这反感引起了他与当时的“左翼”文艺家的一场论争，其原委还得从他的一贯学术立场谈起。朱光潜一贯认为，学术和艺术发展的重要条件，就是要能够自由思想；学者和文艺家最可贵的品格，就是要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身份”[15]。他从二十年代初发表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起，至三十年代初从欧洲留学回国止，虽然时时都在对现实进行“文化介入”，撰写了大量著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却时时注意与现实激烈的政治变革和党派斗争保持距离，坚持知识分子的超然态度和独立人格。当时他所处的客观环境，即长期在国外生活（英、法留学八年），不论是地理空间上或社会生活的不同上，都帮助他比较容易地实现了自己坚持学者“独立自主的身份”的理想。然而，1933年7月他回到国内后， 随着对国内文坛的逐渐熟悉并投身进去，他很快发现保持多年的“超然态度”和“独立人格”已难以维持，觉得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都面临政治的“压迫”。1937年初，他发表《中国思想的危机》一文说：“中国知识阶级在思想上现在所能走的路只有两条，不是左，就是右，决没有含糊的余地。所谓‘左’，就是主张推翻中国政治经济现状，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行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是很鲜明的，观者一望而知。至于所谓‘右’，定义就不容易下，这个暧昧的标签之下，包含一切主张维护现状者，虽不满意于现状却不同情于苏俄与共产主义者，虽同情于苏俄与共产主义而却觉得现时中国尚谈不到这一层者，甚至于不关心政治而不表示任何态度者。政治思想在我们中间已变成一种宗教上的‘良心’，它逼得我们一家兄弟要分起家来。思想态度相同而其余一切尽管天悬地隔，我们仍是同路人；一切相似而思想态度不一致，我们就得成仇敌。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感到这种不能不站在某一边的严重性是一种压迫。”[17]这里所说的“压迫”，说穿了与当时“海派”和“京派”的尖锐对立密切相关。“海派”主要指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京派”主要指当时京津地区的一批知识分子。朱光潜回国受胡适之聘，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自然被看作“京派”一分子。京派在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和《新月月刊》时最为兴盛，但随着他死于飞机失事后便日渐衰落。胡适、杨振声等为了使京派再振作起来，请朱光潜任主编，和杨振声、沈从文、叶公超、周作人、朱自清、林徽音、废名一起组成一个八人编委会[18]，创办《文学杂志》。在该刊的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里，朱光潜对当时学术界和文艺界的状况，较为全面地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一面倡导“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风气，一面批评左右两派“都是老鼠钻牛角”，对政治“压迫”可说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抗争。这抗争在他当时写的许多文章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表现，以下面两段话说得最为明确和集中。在《现代中国文学》一文里，他说：本来新文学运动的倡导人大半是自由主义者，在白话文的旗帜之下，大家自由写作，各自摸路，并无一种明显的门户意识。“左翼作家同盟”起来以后，不“入伙”的作者们于是尽被编入“右派”的队伍。左翼作家所号召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或普罗文学，要文学反映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使文学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在中国尚未成为事实，他们也只是有理论而无作品。不过他们的伎俩倒被政治色彩不同底人们窃取，近二、三十年文学界许多宣传口号都是这种伎俩的应声。我们看见许多没有作品的“作家”和许多不沾文学气息的文学集会。[19]在《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一文里，他指出“口号教条”是低级趣味的一种：存心要创造艺术，那是一种内在的自由的美感活动；存心要教训人，那是一种道德的或实用的目的。这两桩事是否可合而为一呢？一箭双雕是一件很经济的事，一人骑两马却是不可能的事。拿文艺做宣传工具究竟属于哪一种呢？……从史实看，大文艺家的作品尽管可以发生极深刻的教训作用，可是他们自己在创造作品时大半并不存心要教训人；存心要教训人的作品大半没有多大艺术价值。所以我对于利用文艺作宣传工具一事极端怀疑。我并不反对宣传，但是我觉得用文艺作宣传工具，作品既难成功，就难免得反结果，使人由厌恶宣传所取的形式因而厌恶到所宣传的主张。……我本不想说出这番不合时宜的话来开罪许多新作家，但是我深深感到“口号教条文学”在目前太流行，而中国新文学如果想有比较伟大的前途，就必须作家们多效忠于艺术本身。他们须感觉到自己的尊严，艺术的尊严以至于读者的尊严；否则一味作应声虫，假文艺的美名，做呐喊差役，无论从道德观点看或从艺术观点看，都是低级趣味的表现。[20]对于朱光潜的这一系列文学主张，当年的左翼作家觉得是对革命文艺的攻击。茅盾批评他“对于实际情形的缺乏理解，在他论及文坛现状时，尤其显著”，并认为《文学杂志》所标举的“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宗旨，是“欺人的漂亮话”[21]。周扬指摘他在《文学杂志》发刊词中“反对文学‘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甚至‘为国防’”，主要是“朱先生以为艺术的目的正是要使你摆脱繁复错杂的现实世界，而‘替人生造出一个避风息凉的处所’”[22]。巴人讽刺他“以心理的距离冷看投水女人的姿态底美妙”[23]。郭沫若更是把他的文艺观点认作“反动文艺”的一种代表[24]。近年来，有的论者在反思以往现代文学研究时，指出这些批评“并不完全合理”。因为朱光潜主要是从文艺自身特点和规律出发，对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上述批评则完全是从时代政治要求出发来对待其观点，“只能计量出它政治意义单薄”的一面，忽略了其尊重艺术自身规律的“更为重要的一面”[25]。我以为，从根本上说，朱光潜讲究“纯正审美趣味”的文艺思想及推崇“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的文艺功利观，与当时左翼文艺家突出阶级意识和政治思想，强调“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文艺观，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文艺体系，彼此发生尖锐冲突是必然而又自然的事。从文艺自身的要求看，朱光潜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基本论断，无疑是切中当时文坛时弊并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例如他批评“左翼作家同盟”的门户意识，即“左联”文艺政策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就始终没有得到纠正；他反对用文艺做宣传工具的“口号教条文学”，当时左翼文艺也确实存在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毛病。就此而言，朱光潜的观点比起左翼文艺家的看法远为深刻和合理，因为他的论点不仅显示了维护文艺自身特征的艺术良心，更显示了一个学者与时流抗争的学术勇气。[26]但是，实际情况却以朱光潜的观点被左翼文艺家严厉攻击，更多知识青年同情和支持左翼文艺运动而告终。这原因不难理解。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崛起，在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对立之时，整个社会爱国热情和政治意识空前高涨。在这种时代气氛中，社会的现实需求无疑更倾向于“拿笔杆代枪杆，寓文略于战略”的左翼文艺一边；而朱光潜呼吁“作家们多效忠于艺术本身”的论调，自然是时代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不得不落入曲高和寡的窘境了。如果说，左翼文艺家因更多地着眼于文学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以及对现实功利的直接介入，一定程度上与文艺本身规律相隔膜；那么朱光潜的文艺观点，则因执著追求纯正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的审美效应，与时代的要求相脱节。正是如此，在我看来，朱光潜当年批评左翼文艺缺点的话，其本身并没有错，只是说话的时机不对，不合当时的“时宜”。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重要开创者和建设者之一。他所致力建构的一套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代表了诸如沈从文、梁实秋、李健吾、梁宗岱等一批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的审美选择。这种审美选择如果早在“五四”时期出现，它会被看作对于封建狭隘的“文以载道”论的一种反拨，看作文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受到礼赞。但是，它出现得太晚，直到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三、四十年代才登上文坛。此时，非阶级、非政治的超然态度，既容易受到“左”、“右”两边的夹攻而难以存身，又不免被激进的左派文艺家目为反阶级、反政治的思想而受到抵制和批判。当时代需要政治力量去改变现实时，他却要用谈美的方式去洗刷人心；当时代要调动一切因素服务于眼前的实际利益时，他却说文艺要超越这种功利而保持自身价值。结果，尽管他竭力维护的审美态度和文学趣味十分纯正，但由于不合时宜，还是被时代更为汹涌澎湃的浪潮所卷没和抛弃了。这一切，对于朱光潜来说，固然是悲剧，但对于那只有血与火而排斥美的时代来说，又何尝不是悲剧呢！好在那政治与艺术激烈冲突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当年充满政治鼓动作用和战斗激情的作品早已被人淡忘，而被视为落后以至反动的朱光潜的美学观点和文学思想，却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魅力。这胜于雄辩的事实，不是告诉我们许多值得深长思之的东西么？已有论者指出：“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历史的变迁，朱先生这些三十年代美学著作的政治上的负作用将大为减弱，它们的学术价值相对地显得更加突出。”[27]这看法已为新时期以来的美学发展和文艺发展所证实，还将在未来得到更加充分的印证。[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注释：[1]参见蔡仪写于1948年的《论朱光潜》，《美学论著初编》 （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42页。[2]《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31页。[3]《谈美》“开场话”，《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6页。[4][6][7][9][10][11][13][14]《文艺心理学》第八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316、310、320、318、317、319、325页。[5]《文艺心理学》第七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294页。[8]《谈文学・文学与人生》，《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161页。[12]《谈报章文学》，《天津国民日报》（1948年2月2日）；又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352页。[15]参见康德：《判断力批评》（宗白华译）上卷第一部分“审美判断力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9―82页。[16]《自由主义与文艺》，《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又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480页。[17]《中国思想的危机》，《大公报》1937年4月4日；又见《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514页。[18]朱光潜写的“自传”里，说当时的编委会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音等人和我”（见《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5页）。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有意没有提到叶公超，叶后来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任外交部长，又可能因记忆有误，以俞平伯代替了废名。[19]《现代中国文学》，《文学杂志》第2卷第8期（1948年1 月）；另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327页。[20]《谈文学・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 《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184页。[21]茅盾：《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载《文学》第9卷第1 期，1937年7月1日出版。[22]参见周扬：《我们需要新的美学――对于梁实秋和朱光潜两先生关于“文学的美”的论辩的一个看法和感想》，《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23]参见巴人：《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文艺阵地》第3卷第1期，1939年4月16日。[24]参见郭沫若：《斥反动文艺》，载《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出版。[25]参见刘锋杰：《京派批评观》，《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26]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所著《中国新文学史》里，说朱光潜的文艺见解“在功利主义弥漫的三十年代，这真是一副清凉剂”，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参见《中国新文学史（中）》第255页， 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27]李丕显：《朱光潜美学思想述评》，《美学》第4期，第90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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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艺技术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1999年 第3期 No.3 1999矩形花键的铣切加工Milling Rectangular Spline工程师 李国平矩形花键通常采用铣切或滚切成形，再经磨花键达到设计图纸要求。铣切加工一般采用专门设计的T形槽铣刀，这种铣刀适合大批量专业化生产，但对中、小批量非专业化生产不太适合。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试用三面刃铣刀及片铣刀，获得了满意的结果。矩形花键轴如图1所示。材料为18Cr2Ni4WA，硬度为渗碳面HRC56～62；心部HRC32～38。加工工艺路线为：锻件→粗加工→铣切花键→渗碳→去碳层→热处理→研顶锥孔→磨花键→检验。图1 矩形花键零件Fig.1 Rectangular spline对于铣切花键工序，由于与其配合的主动齿轮靠大径过盈配合，过盈量0.006～0.013mm，小径有间隙，所以可采用通用三面刃铣刀或片铣刀对小径进行加工至近似圆弧。加工过程按工步叙述如下：(1)零件装夹在卧铣分度头上，用半顶尖顶紧。(2)调整顶尖位置，外圆高度差≤0.01mm。(3)用百分表测定外圆跳动(≤0．05mm)。(4)按分度头的中心高度划出键宽中心线，转180°验证中心线(误差基本不变)。(5)留出磨花键键宽余量0.4mm，分别划出键宽为6.4mm的六等分键宽线。(6)将键宽中心线转过90°至最高点。(7)按键宽线用厚6mm的三面刃铣刀铣6个键宽一侧，工作台移动“键宽+刀宽”距离，铣另一侧。(8)转动分度头，对键槽进行逼近圆弧加工。下文对加工结果作一分析和讨论：(1)侧面铣切时选用的通用三面刃铣刀要根据花键的具体参数及三面刃铣刀的规格来决定。设三面刃铣刀的宽度为B，应满足…………(1)式中：h――每个键槽上小径的宽度；N――花键的键数。铣刀宽度B的值不能过大，以免铣切键槽的另一侧。其中h值可用下式计算：…………(2)式中：d――花键小径；L――留有磨削花键键侧余量的花键键宽。将(2)式代入(1)式，即有…………(3)(2)修正小径应根据h选定三面刃铣刀或片铣刀，加工成近似圆弧。(3)若以小径定心，则需留出直径磨量0.2～0．3mm。(4)用三面刃铣刀及片铣刀加工花键，能满足设计要求，降低制造成本，提高中、小批量生产的效率。作者单位：保定螺旋桨制造厂(责编 文 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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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193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229 【原刊页号】②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004 【 标 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９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８日）【 作 者 】国家统计局 【 正 文 】 八、对外经济1999年，由于国家采取了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在内的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逐步复苏，我国外贸出口转降为升。全年进出口总额36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3％。出口总额1949亿美元，增长6.1％，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6.6％，加工贸易出口增长6.1％。进口总额1658亿美元，增长18.2％。进出口相抵， 贸易顺差291亿美元。出口产品结构有所调整，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4.7％，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36.5％上升到39.5％。分地区看，对非洲和亚洲的出口分别增长1.3％和4.5％，对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出口分别增长6.1％、10.8％和16％，对拉丁美洲的出口下降1％。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全年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7100个， 比上年下降13.8％；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404亿美元，下降11.4％。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业务继续保持增长。全年签约13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4％；完成营业额112亿美元，增长10.9％；年末在外劳务人员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万人。国际旅游发展较快。全年入境游客人数7280 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14.7％，其中过夜旅游者2704万人次，增长8％。入境游客中， 外国游客843万人次，增长18.6％；港、澳、台胞6426万人次，增长14.2％。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41亿美元，增长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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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焦裕禄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兰考举行新华社郑州５月１６日电（记者赵德润、赵平安）在焦裕禄同志逝世２６周年之际，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领导科学》杂志社、《领导科学报》等单位，于本月１４日至１６日在河南省兰考县共同组织召开了弘扬焦裕禄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河南、山东、山西、四川、北京等省、市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和部分地、市、县党政负责同志共１００余人。会上交流了７０多余篇论文。许多同志认为，焦裕禄同志作为一名党员、县委书记，时刻牢记党的宗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学习焦裕禄同志，就应该把握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实质，从而使焦裕禄精神发扬光大。不少同志还从焦裕禄精神形成的过程以及焦裕禄的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会上，参加“弘扬焦裕禄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县委书记、县长还向全国的县委书记、县长发出倡议。倡议说，要象焦裕禄同志那样，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敢于领导，善于领导，当好“班长”；要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心贴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人民的公仆；要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在困难面前逞英雄，艰苦奋斗，立志创业；要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廉洁奉公，一身正气，无私奉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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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9年 第14卷 第3期 Vol.14 No.3 1999叉排扰流柱排列参数对旋转矩形通道对流换热特性的影响吉洪湖 玉宝官 王代军 邓化愚【摘要】 本文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了叉排扰流柱阵列的排列参数对旋转矩形通道对流换热特性的影响。实验共采用了6个模型，扰流柱的排列参数Sn／d的取值为5.0，6.5和8.0，Sp／Sn为1.2，1.6和2.0，其中d为扰流柱的直径，Sn为扰流柱横向间距，Sp为2倍的纵向间距。结果表明，在实验范围内，纵向排列参数Sp／Sn的取值介于1.2和1.6之间为好；扰流柱横向排列参数Sn／d=5，即最密时，最有利于换热，但应综合考虑其引起的流阻损失。 主题词：旋转 对流换热 实验自由词：扰流柱 矩形通道分类号：V231.1 TK124EFFECT OF ARRANGEMENT OF STAGGERED PIN FINS ON HEAT TRANSFER OF ROTATING RECTANGULAR DUCTSJi Honghu and Wang Baoguan（2nd Dept.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Wang Daijun and Deng Huayu（Department of Power Engineering，Xindu 610500）ABSTRACT An experimental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arrangement of staggered pin fins on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of rotating rectangular ducts.Six test models were used in this experiment, which cover a parameter range of Sn／d=5.0,6.5 and 8.0，Sp／Sn=1.2,1.6 and 2.0,where d is the diameter of the pin fin,Sn and Sp,are the transverse space and twice the axial space between pin fins respectively.The 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range show that,the axial parameter,Sp／Sn between 1.2 and 1.6 will give the best result;in the transverse direction Sn／d=5.0 gives the highest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but the pressure drop caused by this arrangment should be considered.Key Words Pin fin Rotating Rectangular duct Heat transfer Experiment1 引 言国外对旋转管流的研究着手较早。如在50年代Barua［1］等人就开始对旋转光滑管内的流场、压力场、温度场进行了分析研究；此后人们（如Harasgama［2］）对多种截面形状的旋转通道的传热进行了研究。近年来，粗糙管旋转换热的研究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如Zhang和Chiou［3］研究了带肋矩形截面蛇形通道的换热特性；Hsieh和Liu［4］研究了两面光滑、两面带肋的方管和矩形管的换热特性；Hsieh 和Hong［5］对单通道粗糙方管的换热特性作了研究。以上这些研究一般认为旋转将加强换热，但对通道各个表面的局部换热特性，各研究的结果有所不同。国内对旋转涡轮叶片内冷通道的换热也作了一些工作，如王宝官和丁小江［6］进行了旋转光滑圆管的换热研究；王武［7］作了旋转光滑方管和收缩通道的换热实验。本文作者［8］对一个带有叉排扰流柱阵列的矩形通道在旋转状态下的对流换热进行了初步的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在雷诺数（定义为Re≡ρVD／μ，其中D为通道无扰流柱处的当量直径）的试验范围内(12000～45000)，在相同转动数（Ro≡ΩD／V）下，Re越大，换热系数增加得越多；旋转不仅增加了通道后表面的换热，也增加了前表面的换热，且换热随Ro的增加而增加；由于通道内扰流柱的影响，沿通道轴向换热系数是单调增加的。为了研究叉排扰流柱的排列参数对传热特性的影响，本文对6个实验模型进行了比较研究。2 实验模型本实验所用的实验装置在参考文献［8］中已作了详细的描述，本文不再重复。实验模型的结构如图1所示。通道无扰流柱处的最大截面积A为52×8mm2，对应的当量直径D（≡4A/C）为13.8mm。模型通道全长270 mm，其中无扰流柱的不加热段长为58 mm，由胶木材料制成，起整流和模型安装的作用；带扰流柱的加热段长为212 mm，这一段的通道壁面（厚为3 mm）和扰流柱均采用黄铜材料制作。直径d为2 mm的横穿通道的扰流柱按叉排方式排列，其排列参数由表1给出。图1 (a)模型结构和扰流柱的排列形式；(b)前、后表面的定义（顶视图）表1 实验模型的几何参数模型号123456Sn／d6.56.56.55.08.0光滑通道Sp／Sn1.22.01.62.02.0光滑通道Ar／A15.4%15.4%15.4%23.1%15.4%0其中Sn为扰流柱横向间距，Sp为2倍的纵向间距，Ar为扰流柱总阻塞面积。模型5是参考文献［8］中所采用的模型，模型6是光滑通道为参考模型。通道轴线与旋转轴线垂直，矩形通道的长边与转轴平行，冷却气流径向朝外。3 实验结果分析影响带扰流柱阵列的旋转矩形通道换热的主要因素有：雷诺数Re、转动数Ro、雷莱数Ra（≡ZΩ2β△TD3Pr／ν2）、普朗特数Pr（≡μcp／λ）、模型的轴向位置Z／D，扰流柱的排列形式及参数Sn／d，Sp／Sn和Ar／A等。在本实验中Pr为0.72，Ra数为5×105量级。实验数据采用与参考文献［8］相同的方法处理。3.1 雷诺数Re、转动数Ro及通道轴向位置的影响作为参考，图2给出了光滑通道在静态时的壁面各点局部努塞尔数Nus（≡hD／λ）在不同雷诺数Re时沿通道轴向的分布（注：图中通道前表面和后表面的实验点用相同的符号表示，但前表面各点的连线为实线，后表面的连线为虚线）。在同一雷诺数下，在通道进口处，Nus数较大，随着Z／D的增大，Nus数先不断降低，然后趋于平缓，在轴向位置Z／D大约为20的地方（相当于模型通道的中部）换热系数最低，然后缓慢增加，在通道出口附近增加的速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Z／D较小时，附面层较薄，对流换热比较显著，因而Nus数较大。随着Z／D的增大，附面层变厚，不利于对流换热，导致Nus数逐渐下降。在Z／D＞20后，换热系数也有所回升。前后表面的实验结果重复得很好表明系统的实验误差可忽略。图2 光滑通道静态时Nus沿通道轴向随Re的变化在静止状态下，当相同雷诺数Re时，有扰流柱的模型沿着通道轴向各点的局部换热系数与光滑通道模型对应点的换热系数有明显的区别。模型1～模型4的实验结果与模型5的结果［8］相类似(图3)，随着Re数的增加，各测点局部Nus都增大；随着Z／D的增加，Nus呈单调上升的趋势。在通道进口附近，Nus升高得较缓慢，随着Z／D的增加，Nus的增加速度不断加大，到出口附近Nus的升高幅度最大，这主要是由于扰流柱的存在，使得沿Z方向紊流度不断加大的原因。图3 模型5静态时Nus沿通道轴向随Re的变化旋转对光滑通道的换热的影响可由图4(a)看出，图中纵坐标Nu／Nus反映了旋转时通道的努塞尔数与同一通道静止时的努塞尔数之比。在给定的转动数Ro下，通道前表面从进口一直到出口附近各点的Nu／Nus值几乎不变或略有下降，只是到出口时，才有所增加。而后表面各点的换热能力都高于前表面的对应点。并且转动数越大，前后表面换热系数的差异越大。这主要是由于后表面为压力面，边界层趋于不稳定，有大尺度的涡存在，而前表面为低压面，边界层较稳定，向紊流的转捩较后表面为晚［9］。旋转对带扰流柱的各模型的换热影响是类似的，作为例子图4(b)给出了模型5的Nu／Nus分布。可以看出，首先旋转提高了通道的换热能力，并且转动数越大换热能力的提高幅度越高；另外，前后表面换热特性的差异变小（参见文献［8］），且都随通道轴向距离的增加而单调上升。图4 模型6和模型5不同转动数时Nu/Nus沿通道轴向的分布（a．模型6 ； b．模型5）造成各模型Nu／Nus沿通道轴向呈上述分布的一部分原因是当Z／D变大时，各局部点离心浮升力增大，导致近壁处气流的扰动加强，有利于换热。另一部分原因是实验中流动处于进口段，在靠近进口处气流速度分布较均匀，哥氏力引起的二次流较弱，对换热影响较小。随着Z／D的增大，在中心区域流体的速度逐渐增大，而靠近壁面的附面层内的气流速度较小，受哥氏力作用产生的二次流加强，增大了通道内的扰动，有利于换热，从而使Z／D较大时，换热增加的程度也加大。3.2 扰流柱排列参数Sp／Sn对换热的影响模型1，2，3的扰流柱的排列参数Sn／d相同，Sp／Sn不同，其中模型1的Sp／Sn为1.2，模型2的为2.0，模型3的为1.6。比较这三个模型，可说明扰流柱排列参数Sp／Sn对通道换热的影响。首先来看一下这三个模型在静态时Nus/Nu0沿通道轴向的分布（其中Nu0是对应光滑圆管充分发展紊流的平均努塞尔数，即Nu0=0.023Re0.8Pr0.4）。图5是Re=12000时3个模型的比较，图中还加上了光滑通道模型6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光滑矩形通道的Nus／Nu0值在通道两端约大于1，在通道中间部分约小于1，其平均值约等于1，即静态时光滑矩形通道与光滑圆管的换热接近；带扰流柱的模型1，2，3的换热明显大于光滑通道模型6，且Z/D越大，这种趋势越明显，模型3出口处Nus甚至已达光滑管Nu0的4倍。这些都说明扰流柱对通道内的换热有极大的强化作用。图5还表明模型3各点的Nus／Nu0值都比模型2约大0.5左右；模型1的换热沿通道轴向的分布与前两个模型有所不同，在Z/D＜22时，换热沿轴向的变化很小，当Z/D＞22之后，换热开始缓慢地单调增加。在Z/D＜22时，模型1的换热最好，当Z/D＞22之后，模型1的换热反而小于模型3，但仍大于模型2。图5 模型1，2，3，6在静态时Nus/Nu0的比较图6是旋转状态（Ro=0.1）下模型1，2，3，6的Nu／Nu0沿通道轴向的分布。图中曲线的变化趋势与图5静态时的趋势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从前面对Ro数的分析中可知，此时的值都比对应雷诺数下静态时的值大。事实上，与Ro=0.02和0.06时的实验相比较说明（因篇幅限制，本文未给出曲线图），转动数Ro越大，Nu／Nu0的值越大。另外，转动时，各模型后表面的换热都略大于前表面的换热。图6 模型1，2，3，6在Ro=0.1时Nu/Nu0的比较Sp／Sn这个参数实际上反映了上游扰流柱的尾迹对下游扰流柱及通道壁面换热能力的影响。在实验所考察的范围内，Sp／Sn的取值选在1.2和1.6之间较好。3.3 扰流柱排列参数Sn/d对换热的影响参数Sn／d反映了扰流柱阵列内横向排列的疏密程度，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通道的阻塞面积比。它对通道换热的影响通过比较模型2，4，5的结果来说明。图7(a)和图7(b)是静止状态下Re=12000和25000时模型2，4，5，6的Nus/Nu0沿通道轴向的分布。在这些图中可以看出模型2和5沿轴向的换热变化规律差别非常小，而模型4的换热要比这两个模型高得多，光滑通道模型6的换热仍然远远小于扰流柱通道。沿通道轴向，模型2，4，5的换热都是单调增加的，通道出口附近，大约在Z／D＞22之后，各模型的换热增加得较快，且模型4的这种特征尤为明显。图7(a)(Re=12000)与图7(b)(Re=25000)的比较显示：Re较大时，模型2的换热优于模型5，即雷诺数对模型2的影响较大。图7 模型2，4，5，6在静态时Nus/Nu0的比较（a．Re=12000 b．Re=25000）图8是模型2，4，5，6在转动数Ro=0.08时的换热比较。比较图7(a)和图8，可以发现，静态时曲线非常接近的模型2和5的换热分布，当转动数为0.08时二者却拉开了距离，变为模型5的换热明显优于模型2，也即旋转使模型5的换热量增加得更多，模型5对旋转的作用更为敏感。这与雷诺数对这两个模型的作用相反（图7b）。所有这几张图也说明，带扰流柱通道的换热明显大于光滑通道，且越往下游这种趋势越明显。图8 模型2，4，5，6在旋转时Nu/Nu0的比较无论是静态还是旋转状态下，模型4的换热系数都明显大于其它模型，这是因为模型4的Sn／d最小，扰流柱横向排列最密，换热面积增加的最多。但是，模型4的扰流柱阵列的总阻塞面积比最大，Ar/A为23.1%，而其余模型仅为15.4%。可以推断，模型4的高换热能力必然伴随着高的流阻损失。4 结 论（1）随着雷诺数Re和转动数Ro的提高，本文所有通道的换热系数都提高，并且，由于通道内扰流柱的影响，换热系数沿通道轴向单调增加。（2）旋转时，光滑通道前、后表面的换热系数升高的程度不同，后表面换热系数高于前表面换热系数；带扰流柱的通道前、后表面的换热系数的差别减小。（3）在实验所用的3个Sp／Sn值(1.2，1.6，2.0)中，1.2和1.6对换热较为有利。（4）在实验所用的3个Sn／d参数(5.0，6.5，8.0)中， 5.0对换热最为有利。但实际应用中应综合考虑由它引起的流阻损失。作者简介：吉洪湖 男 41岁 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动力工程系 210016作者单位：吉洪湖 玉宝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代军 邓化愚 (燃气涡轮研究院)参考文献1 Bariua S N.Secondary Flow in a Rotating Straight Pipe.Proc．Roy．Soc．A.,1954～1955，227：133-1392 Harasgama S P,Morris W D.The influence of Rotation on the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Circular,Triangular and Square-Sectioned Coolant Passages of Gas Turbine Rotor Blades.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1988,110:44-503 Zhang Y,Chiou J.Local Heat Transfer Distribution in a Rotating Serpentine Rib-Roughened Flow Passage.Journal of Heat Transfer,1993,115:560-5674 Hsieh S S,Liu W J.Uneven Wall Heat Flux Effect on Local Heat Transfer in Rotating Two-Pass Channels with Two Opposite Ribbed Walls.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1996,118:864-8755 Hsieh S S,Hong Y J.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s in an Orthogonally Rotating Duct with Turbulators.Journal of Heat Transfer,1995,117:69-786 王宝官，丁小江．模拟涡轮旋转叶片冷却通道换热的初步实验研究．航空动力学报，1989，4(3)：280-2827 王武．模拟涡轮叶片内部冷却通道的方管和收缩管的旋转模型的对流换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68 王代军，吉洪湖，王宝官．带有叉排扰流柱阵列的旋转矩形通道的对流换热实验研究．重庆：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传热传质学学术会议，论文编号973083，19979 Ji Honghu.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wo Rotating Turbulent Shear Flows with Gas-Turbine Applications.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Faculty of Technology, 19941998年9月收稿；1998年12月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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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4期 第10卷 Vol.10 No.4 1999XYZ系统的目的、意义、作用与应用唐稚松摘要 XYZ系统是一个基于线性时序逻辑的软件工程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经过15年的时间设计并实现.它被用于解决某些高技术工程领域的问题.文章介绍了这个系统的目的、意义、作用和应用.关键词 时序逻辑语言,状态转换,动态语义,静态语义,规范语言,冯诺曼模型,逐步求精,构件,软件体系结构,一致性验证.中图法分类号 TP311The Goal, Meaning, Effec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XYZ SystemTANG Zhi-song（Institute of Softwa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Abstract XYZ system is a software engineering system based on linear time temporal logic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ftwa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one and a half decades. It has reached its last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application to solve some high technical engineering problems. In this paper, the goal, meaning, effect and applications of this system are introduced.Key words Temporal logic language, state transition, dynamic semantics, static semantics, specification language, Von Neumann model, stepwise refinement, component, software architecture, consistency checking.1 时序逻辑语言XYZ/E研究的目的与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半导体线路生产自动化水平提高很快,计算机硬件造价迅速降低,而软件生产仍处于手工编制状态,其可靠性很差、生产率低下,形成瓶颈,严重影响了计算机的应用与发展,并且进一步地也影响其他新技术的发展.因此,长期以来各工业先进国无不以提高计算机软件生产率作为国家关键技术的重中之重.针对这个问题,美国工业界与西欧学术界各自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法.美国工业界的方案着眼于技术,认为提高软件生产率应加强支撑软件开发的工具以提高其自动化水平,以及加强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技术以提高程序模块的可重用性;而西欧学术界则认为软件生产率低主要是由于程序可靠性差所致,其原因是由于命令式程序语言中包含求解过程的细节太多,以至难读懂、难修改,因此,应设计一种直接表示程序含义的形式化规范语言书写程序,然后再自动转换成有效的执行程序.故其关键是关于形式化程序语义理论与规范语言的研究.他们沿着各自的道路,越走越远,形成理论与技术实际严重脱离的现象,最后导致提高软件生产率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我则认为,这两种方案对提高软件生产率都有其重要意义,但不应彼此分离,而应紧密结合起来.而妨碍它们相互结合的深刻原因在于计算的模型.本来计算机是为解题而研制的,其模型是自动机(即图灵机或有穷自动机),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状态转换.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冯诺曼体系的本质.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不论机器体系、程序语言(命令式高级语言的赋值、循环等也是经过掩饰的表示状态转换),还是当时形式化语法理论也都是围绕着这一模型建立的,故相互间紧密结合,推进了生产率的发展.自从规范语言及形式化语义理论提出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长期找不到一种以逻辑或代数等理论为基础的语义形式化方法以表示出状态转换机制.但另一方面,计算机硬件体系结构又必须以状态转换方式表示.当时以英国学术界为代表的理论家主张,不但理论及规范语言(当时以指称语义及代数语义为代表)应建立在函数式模型之上,而且计算机硬件体系结构及程序语言的基础也应改为函数式模型.因此,一时间形成非冯诺曼模型研究的高潮,我国的计算机界也受此影响.而我当时对这一潮流却持怀疑的观点.我认为,只要作为物质基础的线路元件是脉冲式离散型的,不论硬件体系还是程序语言,归根到底不可能脱离以状态转换为特征的冯诺曼模型.可是,如何以形式化方法表示状态转换机制的语义则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难题,时常挂在我的心上.1979～1981年,我应邀到斯坦福大学访问.这时,以色列著名理论家,后来在1997年荣获图灵奖的A.Pnueli教授提出了时序逻辑理论,以Z.Manna教授等为代表的斯坦福专家们正热烈地开展应用此理论表示并发通信进程的活性与安全性的研究.我在研究了他们的工作之后感到非常有意义,但是时序逻辑理论还有另一重要的特性被他们忽略了,即用这种理论可以自然地表示状态转换机制,而且这是动态语义.我首次大胆提出时序逻辑语言XYZ/E(详见文献［1］)的概念,并认为它可以作为软件开发过程的统一基础.当时,计算机科学理论家虽然不能指出我的主张有何不妥之处,但对此都普遍感到怀疑.我明知我的这一途径将使自己摆在差不多全世界计算机科学理论主流的对立面,但我却坚信这是使计算机研究理论与技术结合的唯一正确方向,很有意义.这样做,工作量极大,必将耗费我余生的全部精力,并且得不到理论家的支持,但我认为,不必为此计较个人一时得失,坚持下去必将成功.到了80年代后期,RISC技术与工作站流行,所谓函数式计算机终被淘汰.而函数式语言除LISP及SML在不讲究效率的应用领域,如人工智能及程序验证系统实现等方面,仍保持其生命力外,多数这类语言已无人问津;但以函数式模型为基础的语义理论及规范语言（特别在西欧学术界）仍保持活跃和繁荣.等到90年代前后,即令在这一领域,也已开始有些著名理论家,如Braunschweig的H.D.Ehrich教授、SRI的J.Meseque教授、慕尼黑的M.Wirsig教授,陆续在其范畴论或代数语义的框架中引入状态转换机制,并承认受XYZ/E的影响［2］,或者承认因E.Engeler教授或H.D.Ehrich教授的推荐而了解了我们的工作.虽然软件工程界的主要科学家,如马里兰大学的叶祖尧教授、CMU(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的N.Habermann教授、Trondheim的Solvberg教授等,早已对XYZ/E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而在理论界直接明确肯定XYZ系统的重要意义则直到1988年才开始.英国理论家H.R.Barringer与D.Gabbay在一篇总结性报告中指出,“在将时序逻辑运用与发展于软件工程方面的重要一步是找到可执行的时序逻辑”,并承认XYZ/E是这方面最早的“先驱”(LNCS NO. 335).而更重要的变化则是A.Pnueli教授对待XYZ/E态度的改变.我们虽然于80年初即在斯坦福相识,但他对XYZ/E一直不表态.直到1994年他第一次访问我国,在仔细询问下参观XYZ系统的演示达数小时之后,他对我说:“过去我对XYZ系统一直很怀疑,认为你野心太大,不可能成功.这次参观后,我发现你已经成功了”.在他与他的合作伙伴Z.Manna教授的倡议下,1995年在北京召开了《逻辑与软件工程》国际研讨会,以庆祝我70寿辰.在Manna和Pnueli合著的论文正文之前,附有如下一段祝词:“唐稚松教授将时序逻辑概念用得超乎任何人的想像,在他之前没有人认为是可能的”［1］.在Pnueli为这次研讨会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他又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思想.他是这样说的:“我仍记得在最初听到唐教授提出要将时序逻辑作为整个软件开发过程的基础时所感到的惊讶(amazement).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系统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一个致力于此的小组不断扩充与实现,这种惊讶也逐渐转变成为钦羡(admiration)”.此外,在序中他还强调了“由唐稚松教授所构想并发展的XYZ系统作为先驱所开拓的这一方向”对于软件工程的重要意义［2］.接着,在1997年他从以色列启程去美国洛杉矶领取图灵奖的前夕,给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在谈到他荣获图灵奖时,他说:“由于我一贯认为你是时序逻辑的最强有力与最热衷的推动者之一,我完全相信你应该分享这一使时序逻辑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概念所授予的荣誉中的一个有意义的部分”.应该指出,随着90年代计算机领域技术情况的发展,我从80年代初以来所持的观点已被证实.以上所述国际上一部分第一流的理论家对待XYZ系统的态度虽已发生彻底变化,但这些都只限于到过我们研究所参观了XYZ系统演示的少数人,国外广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界对XYZ系统具体内情仍很不了解.许多人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一本全面详细介绍XYZ系统的英文书尚未能写出并出版所致,实因我太忙而力不从心.事实上,时序逻辑语言XYZ/E在语义理论方面的重要意义还远不止于此.还有两个方面至今很少被人所认识:(a) 这一语言能以统一的程序框架既表示程序的动态语义（即状态转换机制如赋值、转移等）,又表示出其静态语义（即前置断言与后续断言规范）.由于能做到这一点,它才能表示逐步求精过程,使程序开发过程能一边分步骤进行,一边检验其语义一致性.这样即可以使一个复杂过程分解成许多步,从而使一段复杂的程序变得既便于理解又便于维护,特别是可以避免将程序的规范与其执行程序分割成彼此独立的两大块去进行“马车套在马的前面”式的验证.现今除XYZ/E外,其他形式规范都未能将动态语义与静态语义混合写在一段程序之中,故其程序维护与验证非常困难.(b) 对于通信并发进程而言,所有流行的实际命令式语言仍是建立在原来以状态转换机制表示的、由Hoare提出的CSP模型之上的.但Hoare在80年代中发现,他原来所希望的将并行语句的语义用其中包含的各进程的语义的合取（也就是结构化组合）来表示的设想在通信的情况下可能不成立.因此,他在80年代介绍CSP的书中,将其语义模型由状态转换（即冯诺曼模型）改成了依据CCS所发展的进程代数（它是以函数式语义为模型的）.这样一来,实际实现的CSP与其语义理论中的CSP其模型事实上并不一致.这样的漏洞在实际应用中显然就可能导致语义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近年出现的下述两件事是与此相关的.一件是据传闻在上次海湾战争开始时,伊拉克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软件系统突然瘫痪;另一件是最近在马来西亚召开经合会首脑会议上作为主席的马哈蒂尔的全部发言突然从所有的录音带上消失,但事前事后检查所有线路都是正常的.对于这样一个关于通信进程语义可组合性的问题,我们已找到了一种解决的办法,能使它在XYZ/E的框架内成立.这样一件事的重要实际意义在软件技术界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人们还以为这只是理论家的纸上谈兵而已.除此之外,多年来我们对时序逻辑语言中各种机制的语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理论推敲.一方面保证其功能与常见语言一致,另一方面又保证其理论上的可靠性,而且表示语义的语言与常见程序语言的风格完全一致.在已有的形式语义与规范语言中能做到如此全面考虑的,据我们所知并不多见,它们大多只能表示部分机制的功能,而且甚至已改变该机制的原来意义.以上是时序逻辑语言XYZ/E的意义所在.2 XYZ系统中软件工程方法与工具的作用与应用XYZ系统为时序逻辑语言与软件工程方法与工具相结合而成.后一方面包括以下3类:(Ⅰ) 基于模块的可视化的图形设计与分析工具.这方面所讨论的程序模块包括基于程序流图的模块（包括过程与进程）、并发通信模块和面向对象模块.每种模块都有与之对应的可视化的图形设计工具,并且每种图形模块设计完成后均可由相应工具自动生成由XYZ/E表示其动态语义的程序.这类工具曾是80年代国际软件工程研究的潮流.但从事后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只能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其理由是:(1) 对于多重模块组成的程序,其集成过程未能自动化,由用户负责既不方便又难以保证其语义正确;(2) 与形式规范脱离,一致性验证不易进行;(3) 未能体现程序设计的逐步求精过程.(Ⅱ) 面向形式规范的逐步求精与语义一致性检验过程的支撑系统.这一方法和工具恰与(Ⅰ)相反,它着重强调了形式规范、逐步求精过程及语义一致性.我们已应用这一方法在表示几个国际著名问题的解题过程中取得了较为成功的效果.一个是应用时序逻辑语言XYZ/E表示了由Abrial提出的蒸汽锅炉实时混成控制系统的开发全过程.从建立物理模型开始,表示其安全性、活性组成的形式规范、逐步求精过程、每一步语义一致性的验证以及最后用可视化图形表示的有效的实现,全过程均在XYZ/E的框架内表示并进行光滑的过渡.能做到如此程度,在关于这个著名问题的国际文献中过去还未见过.此外,我们也应用XYZ/E语言及其Hoare逻辑验证系统,表示并论证了L.Lamport与M.Broy曾在TLA框架内论证的RPC-Memory问题,效果也颇令人满意.由于有了这些试验作基础,我们现在正开始与有关单位合作,应用这一方法与工具表示并验证我国宇航方面一个大型实时控制系统的开发全过程;类似地,我们也正准备与有关专家合作,研制一个具有一定复杂性的CIMS系统并论证其正确性.此外,我们还将这一方法应用于软件技术其他的新领域,比如动画片与多媒体.数年来,我们与北京邮电大学的专家合作,已应用XYZ/E语言实现了这类新技术的典型例子.现在,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将形式规范、逐步求精方法及语义一致性检验这些理论方法也引入到这些新技术领域中(如果成功,影响将很大).过去,在这方面世界上几乎无人做过任何有意义的尝试,难度极大.最近,有一位研究生已令人满意地表示出这类新技术程序的轨迹语义(已引起国内有关专家的注意).另一位研究生也已找到一种表示这类程序的轨迹语义的形式规范、逐步求精过程及语义一致性检验的方法.看来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已为期不远.但这一方法仍有一个重要不足之处,即未能与软件模块结合.(Ⅲ) 基于组件并面向软件体系结构的逐步过渡并检验其语义一致性过程的方法与工具.关于软件组件(或构件)及软件体系结构的研究是两个新兴的软件工程研究方向.有人(Perry-Wolf)称“90年代是研究软件体系结构的时代”.我认为,这类研究如果脱离形式语义基础将是不可靠的.而XYZ/E能以统一框架同时表示静态语义与动态语义,故可在这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而且由此形成的方法与工具正好可将上述(Ⅰ)中的软件模块化特征与(Ⅱ)中的形式规范与逐步求精特征结合起来.为此,我们提出一种以可视化图形表示的软件体系描述语言XYZ/ADL,其核心为组件.每一组件由两方面构成:其外部界面即静态形式规范,其内部结构即体系.体系由其子组件界面与联结关系(connections)所组成.每一步设计即将其组件的外部界面(规范)替换成其相应的体系结构,这就形成一步过渡.体系内部又包含子组件,还需将其外部界面的规范过渡到相应的内部体系结构,如此构成逐步过渡过程即逐步求精过程.每次体系结构画出后,系统即可自动生成相应的表示其语义的XYZ/E程序(由联结关系的动态语义与子组件规范的静态语义混合而成).用此XYZ/E程序与原组件界面的静态规范相配合即可论证一次过渡的语义一致性.故它包括了(Ⅰ)、(Ⅱ)两类方法与工具的两方面的特征.因此,(Ⅱ)中所谈到的正在进行研制的应用问题(如航天实时系统及CIMS系统等)均将同时应用(Ⅲ)中方法作为另一方案进行研制,然后将两方案的结果进行比较,以见到两种方法的效果.此外,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系主任艾波教授和由他指导的周莹新博士在《软件学报》(1998年第11期)上发表的论文中也介绍了他们应用XYZ/E表示软件体系结构问题所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整套软件工程方法论,且试图将之应用于电信领域:电信信息网、智能网、管理网的研制.我认为这是XYZ系统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应用.此外,我们还即将与西安邮电学院专家合作,开展应用XYZ/E研制软硬件结合的嵌入式系统.这里应说明一个问题.在XYZ系统中,以逐步求精方法表示的软件开发过程被置于较为关键的地位.这样的过程与一般软件工作者所习惯的实际软件开发过程是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实际软件开发过程由先后3个阶段构成:即形成需求,由需求得出（形式）规范,由规范导引设计并编制出可在计算机上有效运行的正确程序.其中每一阶段都可能因为认识不够全面或判断有失误或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需要补充与修改.一般来讲,这是一个由底向上不断试探与修改的过程,但逐步求精都是一个由顶向下的分解过程,这二者应如何协调配合？事实上,这种现象在数学问题求解时也常出现.众所周知,人们在数学问题求解时,实际上常起作用的是Polya所总结过的那种试探性过程.往往是先构造典型的例子或反例,对其进行分拆修改,找出解题规律.在这一过程中总不免判断有误,要求进行老鼠走迷宫式的回溯,再向前再回溯等等.最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之后,再将总结出的结果按照逻辑关系将这一过程的各部分整理成定义、公理、引理、定理、推论的形式.事实上,后面这种理性的架构并非实际解题过程的直接反映,而是在经过试探性解题过程,找到了较好的解题途径之后,对其进行总结、分析、整理,找出各组成部分的逻辑依赖关系所得的结果.它反映了解决该问题的合适途径、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有了这样的描述,以后遇到同类问题即可进行单刀直入的处理,免走弯路;或者对性质相近的问题只要找出其不同之处即可直接对相应的部分进行适当的修改并论证其语义一致性,而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进行试探.这后一点对于程序维护尤为重要,因为程序开发事实上是一个不断修改论证的过程,甚至在一个软件系统交付使用多年以后,仍可能因外在条件的改变而要求修改.所以在解题过程中,试探法与经过分析组成合理的逻辑结构这两方面事实上是交替应用的.这个两过程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因此,这种由规范导引的逐步求精方法（特别是与记录开发历史的工具相结合）,对提高可维护性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而90年代以来关于软件体系结构的研究,更为表示这种形式规范导引的逐步求精（过渡）方法找到一种合适的技术基础,即构成一种将软件的功能与结构的分别表示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因此它可以提高软件的可靠性与可维护性.目前,XYZ系统已开始进入走向应用与走向世界的阶段.一本介绍XYZ系统的中文专著《时序逻辑程序设计与软件工程》的上册(介绍时序逻辑语言)于1999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下册(介绍软件工程)需待2000年才能出版.至于英文专著,因人力所限,看来尚待时日,这不可避免地将对迅速扩大XYZ系统的国际影响起到消极作用.最后,还应指出,XYZ系统的基础是在哲学思想上从西欧理性主义与北美实用主义的片面性中解放出来,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西方逻辑分析方法相结合的道路.日本软件工程学会主席岸田孝一先生对此极为赞许,他在1995年12月4日《朝日新闻》(夕刊)上介绍XYZ系统时说:“虽然这个系统(指XYZ系统)所采用的基础数学理论来源于西方,但构造此系统的基本思想却来自于孔子的中庸哲学与佛教禅宗的认识论哲学.这也许可以说是东方文明对于新的21世纪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一大贡献吧”本文通讯联系人：唐稚松,北京 100080,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作者简介 唐稚松,1925年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北京 100080参考文献1 唐稚松等.时序逻辑程序设计与软件工程(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Tang Zhi-song et al. Temporal Logic Programming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Vol.Ⅰ).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9)2 Pnueli A, Lin H ed. Logic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1996本文1999-02-03收到原稿,1999-03-03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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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击败日本队(4)内容: 新华社深圳５月２２日电（记者曲北林）１９８９年国际女排邀请赛今天在深圳开始。下午古巴女排以３：０战胜中国二队。晚上中国国家女排以３：０击败日本队。古巴女排的世界最佳扣球手、３号路易斯因伤未能参赛，使古巴队实力受到一定削弱。从今天古巴队出战中国二队（中国青年女排）的情况看，去年打世界杯赛冠军的主力阵容基本如故。今天出场的第一阵容有１号奥・塔尼亚和４号依・莉莉两个二传手，卡・梅塞德斯和１５号卡・玛加丽斯两个主攻手，８号贝・雷格拉和１２号拉・诺尔加打副攻。中国青年女排初次与古巴队交手，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局曾打到１２：１２，后来连丢三球。第二局和第三局的比分为４：１５和９：１５。日本女排着眼于１９９２年奥运会，今年５月才拉起一支新军，平均年龄只有２０岁。该队最大的变化是身高明显增加，全队平均高度达１米７７。４号副攻大林素子，２１岁，１米８５。１０号松川代一、１１号吉原知子、１３号福田记代子的身高都在１米８０以上。４号、１４号甚至打出男选手才有的后排扣球。日本队身材矮小的传统观念需要更新。前两局中国队以１５：９和１５：３获胜。第三局，日本队曾领先打到１２，后被经验丰富的中国队追过。中国队以１５：１２获胜。１９９０深圳国际女排赛分两天举行。今天获胜的古巴队和中国队将于明天争夺冠军。今天的两支负队之间将决出３和４名。五连冠的中国女排自８８年奥运会来，两失世界冠军桂冠。古巴队于去年世界杯赛上击败中国队夺得冠军。但今年中国队在国内外各胜古巴队三场。其中国内三场比赛路易斯缺席。２５日和２６日，这四支队伍将移师南昌，再行比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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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SPORT SCIENCE1999年 第1期 No.1 1999我国体育市场法制建设研究阎旭峰 张士忠 李雁军 周旺成 胡雪峰摘 要 加强体育市场法制建设，是我国体育市场迅速发展的客观需求。针对体育市场及其法制实践中的问题，运用文献资料、理论论证的方法，从市场构成基本要素和法制主要环节入手，研究认为：应当从完善体育市场主、客体制度，建立体育产权制度，规范体育市场、竞争合同行为，保持体育市场立法的统一性、全面性和专门性，强化体育市场管理执法环节，健全体育市场执法监督机制等方面加强我国体育市场法制建设。关键词 体育市场 体育市场主体 体育市场客体 体育市场行为 体育市场法制 体育市场立法Research on the Buildup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Chinese Sports MarketYan Xufeng et al(Beijing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ijing, China 100084)Abstract It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market to build up a legal system. Based on documents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study,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sports market and its legal practice. From the viewpoints of the basic factors of sports market and the key legal aspects,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sports marke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o perfect both the subject and object systems of sports market, build up the system of sport property rights, standardize sports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ontract assignment, maintain a unitary, comprehensive and unique legislation system,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sport market, and improve the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the law and regulations.Key words marketing, sport, law, legislation, administration1 体育市场主体制度的完善1.1 体育市场主体制度及其意义 市场主体是市场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国家用于规制调整市场关系中主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即为市场主体制度。建立和完善体育市场主体制度对于确立各类市场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明确各类市场主体间的责、权、利关系，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体育市场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法制管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1.2 体育市场主体资格的确认 市场主体资格确认的实质是通过立法确认主体在市场中法律地位、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使市场的管理主体能依法行使对市场的管理职权，使生产经营主体能够以独立、平等的主体身份参与市场竞争，追求各自的利益。依据我国已有法律规定，能够成为各类市场主体必须具备的一般资格为：具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相互独立的市场主体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地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能从事法律行为；具有能为自已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的能力。然而并非是具备一般资格就可成为所有体育市场的主体。一些专业技术性强、专业技能要求高的体育市场还要求其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专业技术技能的资格。必须研究设定主体特殊资格体育市场的范围，结合各类体育市场专业技术要求的特殊性，依法设定各类不同体育市场、不同主体应具备的特殊资格条件。1.3 体育行政部门和有关体育组织在体育市场中身份的界定 体育行政、事业部门在体育市场身份的不同直接影响其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他以国家代表“公权者”的身份出面，行使管理和维持市场秩序及裁决市场参与者之间争议等职权时，是属于市场管理主体，与被管理主体在市场中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而以国家财产所有者的代表出面，参与市场经济的投资、经营、商业活动时，则又属于市场生产经营主体，这种情形下的行政部门与其它市场参与者在市场活动中是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体育行政、事业部门如再以双重身份出面参与的各种市场活动，则违反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破坏正当市场竞争，为形成市场行政垄断和利用行政权利谋取私利造成条件。因此必须坚持“政事”“政企”“管办”分开，依法确认体育行政部门在体育市场中管理主体资格的法律地位，界定体育行政部门管理体育市场的职责权限，要依法禁止体育行政部门以双重身份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按照国际、国内体育惯例，单项体育协会、各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等有关体育组织，则既可以是体育市场生产经营主体，又可以参与对体育市场专业技术等某些方面的管理，在体育市场中具有双重的身份。体育组织在市场中管理主体的资格和其所行使的职能权限的获得途径，也应变体育行政、事业部门委托授权为法律法规赋予更为规范。1.4 当前需要建立和完善体育市场主体的法规制度 我国的民商法、企业法、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中所确立的市场主体制度是完全适用于体育市场主体的。但是在对不同体育市场主体的具体规范过程中，由于受体育市场特殊专业业务的限制，还需要将其细则化和专门化才能得到更有效的实施。将国家有关市场主体的一般性法律细则化和专门化的过程，就是对体育市场主体制度的完善和健全过程。为此，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的主体制度有：经营性体育俱乐部资格认证制度；对以盈利为目的临时性的体育经营主体管理的规定；体育企业生产经营许可制度；体育组织对体育市场生产经营实体专业技能资格认证、监督、管理制度；有关体育中介机构和体育经济人的规定；有关体育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变更、退出制度等。2 体育产权制度与体育市场客体制度的建立2.1 体育产权制度与体育市场客体制度及其意义 体育产权是市场主体依法对各种体育有型和无型资产占有、支配、利用并获得利益的权利。资产产权价值转让和互换的市场交易实质，要求其主体必须具有自主的地位和独立支配享用其所有产品的权利能力，要求用于市场交易的产品必须具有确定、明晰的产权。建立健全体育产权法律制度，是确认市场主体对其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和责任、适应和满足体育市场发展对体育财产要求的客观必需。体育市场客体指体育市场主体间权利与义务的指向和交易的对象，是构成体育市场必备要素。对体育市场客体的有效管理和规制直接关系到各种体育产品、服务质量水平的提高，关系到体育消费主体合法权益和经营主体经济权益的实现，影响着体育市场的运行秩序，必须通过完善体育市场客体法规制度，依法有效地对体育市场客体加以规范、监督和管理。2.2 建立体育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与内容 体育产权制度的建立首先须依据“谁投入、谁所有”的原则，确认、界定体育产权的最初取得的主体；依据“权、责、利相统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原则确立体育产权多种所有制结构和多种占有使用的形式；依据“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谁投入谁受益、投入与受益相一致”等原则建立体育产权交易的具体法则和程序，建立产权价值实现、利益获得和分配的有关法规制度。应确立“产权法定”的原则，以保护体育市场主体的合法财产权益，稳定体育产权关系，促进体育产权制度的系统化，赋予市场主体的公民和法人以对抗非法行政干预的明确的法律武器；要满足体育市场交易中的特定主体只有能按照自已的意志独立地支配属于自己的资产，市场商品的交换才能实现这一要求，避免由于一个物上设定两个财产所有权导致的权利人在行使支配物权时造成的矛盾冲突，还应确立“一物一权”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产权关系的变动均会对市场交易的安全性以及第三人的利益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体育产权法制建设还必须坚持“产权公示”的原则。为了保护和鼓励社会各界对发展体育产业和参与体育市场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必须确立和坚持“产权平等地受尊重和保护”的原则。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从体育产权所具有的特征出发逐步完善有关“体育产权发生、体育产权归属的确立”、“体育产权内容范围的界定”、“体育产权主体享有的权利、承担的责任”、“体育产权变更的条件、程序、形式”、“体育产权的法律保障”、“体育产权纠纷的解决”及“侵犯体育产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的法律法规制度。2.3 完善对不同市场客体管理的法规制度 依据我国学者对体育商品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类型划分，体育市场客体法规制度可相应地划分为“物质性客体法制管理”和“非物质性客体法制管理”两大类。加强对体育场地设施、体育用品等物质产品以及由物质形态表现的图书资料、音像等精神产品的监督、管理，需包括：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质量监督检查制度，检验管理制度，产品质量国家标准等属于物质性体育市场客体的法规制度。要从非物质性市场客体特点出发，确认和制定体育劳务进入市场的范围，进入市场的资格条件和程序制度；制定不同项目种类和同项目同种类中不同层次、不同档次服务质量的具体规格和标准；建立各种对体育劳务商品的监督、检查、管理的法规和制度，以加强对非物质性市场客体的法制规范和管理。3 体育市场合同行为与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3.1 体育市场行为及其法律规制的意义 市场行为是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后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指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和竞争行为。市场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行为场。受利益目的驱动，市场主体间相互竞强争胜，使市场充满生机活力，激发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率的提高，也导致投机钻营、弄虚作假、损人利己、不守信用等行为出现的可能。为使市场这一互动互利的行为场得以正常运行，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准则限定主体的市场行为。逐步建立和完善既与国家有关市场行为的法律法规相统一，能反映市场规律又符合体育市场的特点，适合于规制体育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制度，是体育市场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3.2 体育市场合同行为的法律规制 合同形式是市场主体交易的保证。合同行为是市场主体间各种交易行为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合同法是市场交易行为制度的法律表述和规范市场交易主体行为的基本法律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具有体育特点的合同制度，可以使国家合同制度得以完善、补充和更为有效地实施。体育合同制度的建立首先必须坚持“平等、自主、自愿、公平、有偿”的现代合同制度的精神；其次须深入研究各类具体体育市场交易行为的特殊性和规律，确定体育市场行为的特殊性和与其他市场行为的差异程度，并以此作为建立专门合同制度或者制定细则必要性的依据。其三，须注重引进和借鉴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体育市场，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体育市场交易的国际惯例和做法，力求与国际体育市场相接轨。完善体育市场合同制度的两项重要任务，一是需将普遍适用于各类市场的国家合同法律的规则立法加以细则化和具体化，使其能够在体育市场这一特殊的领域中有效地实施；二是要从体育市场合同行为的特殊性出发，研究制定有关体育合同的订立程序、必备条款、履行与担保、变更与解除、纠纷的解决、违约的责任等内容的法规制度，对市场主体的签约行为、履行合同的行为、变更或解除合同行为以及违约及其承担责任等行为加以有效地规制。3.3 体育市场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普遍现象。保障体育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转。建立体育市场竞争法规制度，首先需要依法确立的有关基本原则包括“自由竞争”的原则，即指竞争者在同一市场条件下，按照同一市场规则，独立自主地决定参加或退出市场的竞争而不受外在意志的干预；“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即指：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的竞争机会均等，进行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同一，竞争地位平等，竞争者所享有的竞争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平等，国家和法律对待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一视同仁；“规制竞争”的原则，即指国家须运用法律的手段对市场竞争活动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以使竞争活动能够在符合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体育事业的法定范围进行。有效地规制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必须完善就以下内容加以明确的界定：(1)体育市场正当竞争的内涵；正当竞争的构成要件和正当竞争基本原则、范围、方式、手段、功能与作用；竞争者依法享有的正当竞争的权利和必须承担的义务；(2)不正当竞争的本质特征；不正当竞争的主体、客体和存在的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手段、方式和具体表现形式；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责任；(3)体育市场垄断的概念、特征、种类；垄断的形式、构成要件、危害性、形成原因；法律禁止的各种具体垄断行为；法律禁止适用除外(法律豁免)的体育垄断以及对垄断行为的法律制裁等。4 体育市场立法的完备4.1 统一的体育市场与体育市场立法的统一性 统一性是市场存在和发展的本质要求。体育市场既要与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相统一，又要保持自身的统一性。市场的统一性有赖于市场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统一的前提是立法的统一。保持体育市场立法的统一性，首先必须严格按照我国立法和有关法律所确立的立法体制和法律效力结构，要处理好中央、地方、部门之间的立法关系，明确界定中央、地方、部门的立法权限范围，严格立法程序、形式。第2，要加快中央级体育市场立法步伐，解决高层次立法滞后，低位阶立法缺乏统领所导致的不统一不协调的问题。第3，必须统一体育市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立法原则，树立从全局，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促进国家体育事业的社会化、产业化出发的指导思想；第4，应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已制定实施的法律法规中存在的不统一、不协调，甚至是相互矛盾冲突的法律法规及其条文，及时给予修改或废除。4.2 “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与体育市场立法内容的完善 现代法学理论将法律划分为以规定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公法”和以规定公民或法人利益为内容的“私法”两大法域。我国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必须以承认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在我国体育市场法制建设应该注重体育市场立法的全面性。一方面我们需要重视“公法”在体育市场中宏观调控管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忽视“私法”在体育市场中建立良好市场秩序、维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体育市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从公法和私法的性质上对体育市场法规加以区分，或只承认、注重公法而忽视或不承认私法，势必会影响体育市场立法的全面性，造成体育市场立法品种单一，体系不完善，对体育市场关系调整出现空缺的结果。当今世界“公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的发展演进，使得经济法与民商法出现了结合并举的趋势。这种发展趋势提示我们，在建构我国体育市场法制体系、创制体育市场法律法规时，应注意兼容市场管理和市场交易两个方面的内容，以提高体育市场法规管理、规范、调整的综合效能。4.3 体育市场的特殊性与体育市场的专门性立法 体育市场的专门性立法是指对体育市场的特别领域进行特别的立法管理。在我国对体育市场进行专门性立法的必要性首先是由于某些体育市场专业技术性特征所决定的；其次，对某些体育市场进行的专门性立法是与国际体育市场某些惯例相适应、相接轨的需要；第3，也是对目前国家有关市场立法空白和不完善而补缺的需要。判断和衡量体育市场有无专门性立法必要的基本标准为：(1)各类市场体育附加值程度，即市场与体育本质属性结合的状况；(2)体育专业技术知识含量要求的状况；(3)危险性程度和影响体育消费者身心安全的大小；(4)国家已有法律法规对体育市场调控管理的范围和效能发挥状况。体育市场的专门性立法是国家立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不允许也不应当将体育市场的专门性立法做为“部门利益垄断”的立法，而破坏体育市场法制的统一性。体育市场管理的执法环节和执法监督机制是体育市场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法是执法主体适用法律，使已有法律法规进入社会生活中，发挥其规范、调整等功能作用，进而形成良好法律秩序的环节。要确保执法主体能够在执法过程中正确、及时、公正、合法地行使执法权力，就必须具有对行政执法状况进行有效地监督、检查和制约的机制。体育市场的社会性、统一性、专业技术性等特征决定了多主体参与同一市场的管理具有必然性，但同时也极易形成多头重复执法，执法不统一的可能。加强体育市场执法环节，首先应在行政体制上理顺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做到各执法部门的职责权限边界清晰，以利其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执法主体上，对专业技术性较强的体育市场的法制管理主体应定位为：归口管理为主，公共管理为辅的模式。即由国家体育行政部门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对体育市场专业技术技能特殊要求方面的管理，而对体育市场共同性的要求由有关职能部门负责。管理体育市场的专业技术性特征、经济性特征和执行各种法律法规复杂性特征，要求在体育行政部门中设置专门的体育市场管理机构和专职的体育市场管理执法队伍，对于专职从事体育市场管理的工作人员和体育市场管理执法人员。应当经过有关培训、考核并取得执法资格证书者，才准予持证上岗行使市场管理权和执法权。就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中关于体育市场专门机构、队伍的设置、编制的具体要求；建立和制定有关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市场专职管理人员、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和任职资格确认的法律法规制度；界定参与体育市场管理各主体的权限范围。此外，在体育市场的执法标准、执法手段和执法程序等内容上也需要通过统一的立法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保持体育市场管理执法的统一性。解决体育市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法律监督机制，强化国家有关行政部门和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市场执法监督的权力和作用，建立完善的体育市场执法监督体系。5 结论与建议5.1 完善体育市场主体制度是体育市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应根据不同体育市场专业技术特点要求，具体设定不同主体的特殊资格条件；应依法界定体育行政部门在市场中单一管理主体的身份和有关体育组织在市场中管理与经营双重主体身份；尽快建立和完善有关体育俱乐部资格认证、体育企业生产经营许可、体育市场生产经营实体专业技能资格认证监督管理、体育中介机构和体育经纪人、体育市场准入制度以及主体变更和退出等制度。5.2 体育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确认和保护市场主体对其财产所享有的权利、调整产权关系的客观必须。应坚持“产权法定”、“一物一权”、“产权公示”、“产权平等保护”、“产权交易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等原则，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关体育产权的发生与归属，产权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产权变更与消灭的条件、程序、形式，产权法律保护与法律责任，产权纠纷的解决等法律法规制度。5.3 对体育市场客体有效的法制管理直接关系消费主体和经营主体利益的实现。应建立和完善体育物证性产品的生产许可证，质量监督检查、商品检验管理、国家质量标准等法律法规制度；要针对非物质客体的特殊性，制定有关进入市场的体育劳务的范围、资格条件和程序，不同服务质量的规格和标准以及对其监督检查和管理等法律法规制度。5.4 有效地规范体育市场主体行为，是体育市场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基础。合同行为是市场主体交易行为最基本的形式。市场竞争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保持市场活力的原动力。应坚持平等、自主、自愿、公平、有偿的现代合同制度精神，建立和完善符合体育市场规律，能满足体育市场需求的体育合同制度。应坚持“自由竞争”、“公平竞争”、“规制竞争”等原则，建立保护市场主体正当竞争权利，反对、制止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的法律法规制度。5.5 立法的统一性、全面性和专门性是体育市场立法完备的标志之一。必须统一立法指导思想和原则，处理好中央、地方和部门间的立法关系；加快中央级体育市场立法步伐，发挥高层次立法对低位阶立法的统领作用；对已有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应经常及时地检查、清理。应当注重宏观管理市场法律法规的完善，也须注重保障生产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促进其公平竞争、正当交易方面内容的法律法规的创制。确认体育市场有无专门立法的必要，应以体育市场中体育竞技与健身本质属性含量的高低、对体育专业技术知识要求程度的强弱、危险性及影响消费者身心健康、安全的大小以及国家已有法律法规对体育市场效能状况为依据。5.6 应通过立法形式，明确体育市场的主管部门，理顺市场执法部门关系，界定不同执法主体的职责权限，完善执法制度。应建立健全专门执法机构和队伍，建立体育市场执法资格认证制度，提高执法质量。作者单位：胡雪峰阎旭峰(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张士忠(中国政法大学）李雁军 周旺成国家体育总局)6 主要参考文献[1] 孙国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2] 梁慧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 张岩，等.我国体育市场的现状及需要研究的问题.体育文史，1995(1)[4] 谢次昌.中国市场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责任编辑：马宣建1998-04-16收稿，1998-06-12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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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005 【原文出处】《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9～23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探析 【 作 者 】张亚泽 【作者简介】张亚泽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邮编：710062 【内容提要】对合法性本质、来源、基础的分析提供了认识合法性问题的理论工具。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合法性危机表现出敏感性、普遍性、爆 发性及层面深的特征，其原因可以从现代性的挑战、转型带来的政府“超载”、阶级和阶层冲突以及公共权力失控中找到。合法性的维护应致力于创建现代性的合法性结构。【关 键 词】发展中国家/转型合法性/合法性危机 【 正 文 】 20世纪后半期，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本文试图在对合法性进行理论辨析的基础上探讨这种危机与社会转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对转型社会合法性的维护与创建进行尝试性解答。一、关于合法性的理论辨析“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且颇有争议的概念。鉴于学界在合法性认识上的分歧，对其进行一些基本的理论梳理应成为我们分析具体合法性问题的逻辑起点。（一）什么是合法性合法性是伴随着政治现象出现而产生的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城邦政治的合法性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进而他指出“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2)亚氏这里所说的“公理”实质上就是指政治的合法性，在他的理解中，合法性是指政治体系客观上获得了社会成员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与服从。继亚氏以后的学者对此并未提出多大异议，但在进一步考察社会自愿认同、支持与服从的内在机理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法性是内化在属民观念中对政治体系的信仰与忠诚，只有存在相对固化的积累式忠诚才会产生合法性。马克斯・韦伯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3)李普塞特也指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4)另一种观点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5)在这里，公众获得了积极而又独立的判断能力，合法性被认为是合乎理性选择基础上的认可，它关注的是为什么应该服从和服从中的权利与义务。这样，对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评判就成了一种经常性的理性行为，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多持此观点。笔者认为，社会成员自愿服从的本质是价值问题，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就在于前者强调了社会价值存在的客观性与稳定性，而后者则注重价值生成中的主观理性因素，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才能正确地认识合法性的本质。（二）合法性的结构来源从结构功能角度看，统治者与其属民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在合法性的背后隐藏着体现一定价值和价值取向的统治者与依据一定价值标准进行判断的服从者之间的关系。那么，统治者与其属民，谁是合法性的创造者？合法性又借何机制得以建立呢？一种观点认为，合法性不过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统治者对政治权力进行论证和渲染的结果，“他们成功地向人民灌输了他们执掌的权力为合法的想法。”(6)另一种观点笃信公众“健全的理智，”认为合法性产生于公众从自身价值观念体系出发对政治体系自觉的认识与判断。这两种观点反映了合法性产生中的两个方向；一方面，统治者借助传统、宗教、意识形态等资源来影响公众的价值形成，并且以实际的政治作为来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社会公众政治社会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并非完全与统治者的意愿同质，他们在价值观念体系作用下的相对独立评判使得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上述两种观点各执一偏，片面性自不待言，现实中，纯粹单维构建的合法性是不存在的，它内在地导源于统治者与社会大众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正是二者间的矛盾变化使合法性呈现出创建、维持与危机的动态发展过程。（三）合法性的基础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搞清统治者靠什么获得公众的自愿服从，公众服从的心理动机是什么。对此，韦伯的见解颇具影响力，他从经验的角度概括了三种广为熟知的合法性基础：(1)传统；(2)领袖的超凡魅力；(3)法理。显然，韦伯所提出的合法性基础是纯精神的，这种“为人所信仰的终极价值，它独立于对实际成果的展望。”(7)“学界一般也从合法性表现形态上的精神特征入手，认为能够实现统治者与属民在价值上相契合的传统习俗、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宗教文化等精神存在均构成了合法性的基础。但韦伯还曾表达过这样一层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意思，“一个制度的合法性可通过下述情况得到保证：一、纯粹内在的……二、也（或者仅仅）通过期望出现特别的外在的结果”。(8)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更是明确地认为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经济关系以及受其影响的社会关系之中，“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然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9)这样，从根本上看，合法性的基础存在于政治统治体系能否满足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在特定生产关系框架中的功利性需求，纯粹的功利关系难以产生合法性，但是，再坚不可摧的精神合法性也有一定的物质底线。因此我们说，具有基础地位的物质因素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因素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二、转型中合法性危机的特征及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时受到武装动乱、暴力冲突、非制度性政权更迭等问题的困扰，合法性危机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发展中倍受关注的政治现象，对其特征和原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一问题。（一）合法性危机的特征第一，从单个政权来看，危机的敏感性强，偶发的经济、社会或政治问题就可能导致政局动荡或政权更迭。这说明，这些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很大的浸蚀，或者其合法性基础一直很脆弱，在处理突如其来的事件上失去了弹性。第二，从世界范围内看，危机具有普遍性。亨廷顿曾描述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政治演变的普遍特征：民族和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叛乱和群众暴力反复出现，社会大众离心离德，一盘散沙，合法性危机时有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又有30多个权威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出现了民主化的第三波。由此可以看出合法性危机在社会剧烈变迁中的多发性，它和转型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第三，从表现形式上看，危机具有很强的爆发性，表现出较为广泛的政治冲突。合法性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有些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是潜在的，并未形成对政治体系的冲击，而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则是切切实实存在的，经常性地表现为对政治体系的冲击。第四，从深度上看，危机常常触及到政治秩序的核心和组织原则，甚至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建国初期的合法化过程中，权威领袖往往成为合法性的主要载体。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个人权威掩盖下的问题不断出现，一些有传统裂痕的国家出现了分裂主义运动，有些国家则出现对政治秩序、政治制度安排的质疑。（二）合法性危机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合法性危机的特征已初步表明危机与社会转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只有立足但又必须超越对单个政权的孤立考察，将合法性与社会转型结合起来宏观分析，才能深刻把握合法性危机的内在原因。正如李普塞特所言，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必须从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中去寻求。”(10)1.社会转型中现代性因素对传统合法性来源和基础的结构性挑战是危机的根本原因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经历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结构调整与重建，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因素作为积极的力量解构着传统合法性来源和基础。从其来源上看，在属民普遍愚昧和同质性很强的传统社会中，统治者用“导源于人类行为以外”的神话、宇宙秩序来论证其存在的正当性，并且他们凭借渗透性极强的统治体系相当成功地控制了属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与传统“自上的合法化”不同，转型社会中影响政治社会化的因素呈现出多元色彩，公众逐渐获得了对政治自由论证的意识和能力，开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评价政治现实。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权威不能顺应这种来源方向上的变革来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因而埋下了合法性危机的隐患；从其基础上看，公众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利益标准在变革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纯精神的“天命说”、“君权神授论”等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在现代科学面前已失去了生命力，而自由、民主、契约、公正等价值观则上升为人们普遍追求、信奉的东西。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合法性危机不是某一种信仰丧失，而是一种类型的理智不再被信奉。在合法性的物质基础方面，随着政治世俗化对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11)“因此，“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12)这种变化无疑大大缩小了转型中政治统治的弹性限度，使得一些传统结构下的政治权威受到了巨大挑战。2.社会转型中政府的“超载”及政府供给能力下降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面对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了现代化的赶超战略，政府被赋予主导和组织现代化运动的使命，它们是发展的计划者和推动者，担负着促进增长、社会动员、公平分配、国家整合、政治参与等繁重的任务。政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家长式”角色使其常因“超载”，供给能力下降而面临发生危机的风险：为了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统治者往往以加快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变革为许诺来获取公众信从。经济起步初期的较快增长和社会变革在满足公众基本需求的同时也使其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成比例地迅速膨胀。但事实上，许多“政治体系不能很快地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得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于困难。”(13)它任何政策上的失误和挫折都极易形成“成就缩小效应”，变得难以容忍。许多政府保持了较高政绩，但其政权合法性还是受到了削弱，这是因为在经济增长中民主化、社会公正、自由等价值目标受到了忽视，这种代价与该政权有关，从而减少了公众对该政权的支持。3.社会转型中产生政治要求的新兴阶级及失利阶级或阶层在一定条件下聚成了具有反抗情绪的政治力量，他们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消解着政权的合法性。我们认为合法性产生于公众普遍的遵从与认同，但并不抹杀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观差异对合法性的重大影响，哈贝马斯曾指出，“阶级冲突是各种合法性解体现象的基础”。(14)在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变动中，传统末落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受到了威胁；掌握社会资源较多的精英力量借助转型期的制度短缺聚集了大量财富，成为变革的最大受益者；代表新生产方式的市民阶层不断兴起，提出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要求；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下层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这种阶级、阶层间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动带来的摩擦与激荡在政治领域内多表现为对政权的冲击：一些代表特权阶级的传统政权由于无法抑制特殊利益，无法容纳日益强大的新兴社会力量进入统治体系，从而逐渐被蛀空了合法性根基；一些与传统完全割裂的激进政权在压制仍较强大的保守集团时又丧失了“昔日合法性”的支持；许多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政府面临着下层成员要求改变不公平分配的压力，但高收入者又常常与政府密切相关，结构性的不平等消解着政府合法性，有时则变成了激发判乱的因素。4.社会转型中公共权力运行失控导致的政治腐败与合法性危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公共权力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保证，但权力作为一种可支配的资源使“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15)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当旧的体制逐渐失去约束力，而新的体制尚未形成时，制度短缺造成了权力约束的真空。从经验上看，这种约束的弱化使腐败呈迅速膨胀，广泛蔓延的态势。如在朴正熙、全斗焕统治时期的韩国，马科斯统治时期的菲律宾以及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腐败成风，公共权力掌握者凭借权势聚敛钱财，瓜分公共利益。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腐败通过分散物质利益，有助于把新兴集团结合进政治体系，提高政治的合法性。但事实上，它使利益越来越集中在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商业伙伴身上，政府公众代表的形象大大受损。当腐败的恶性发展到了国家无力遏制，特别是政权的核心部分也陷入此道时，导致的是广大社会成员的离心离德和强烈公愤，一旦有人发难，政权会迅速崩溃。正如杰拉尔德・E・蔡登在国际政治学会第14届世界大会的交流论文中所言，“所有的腐败都是一种为小利而牺牲公共利益的欺骗，一种谎言。……它不仅给社会指出错误的方向，而且使政府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三、转型中合法性的维护与创建尽管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有着不同的合法性状况，但从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特征及原因分析中可知，一方面社会变革对合法性提出的是来源和基础等方面的结构性挑战，另一方面转型期社会变动的复杂性给政治体系带来的巨大压力也使危机发生的机率大为增加。因此，无论从经验事实还是从理论分析上看，转型中合法性张力的出现都具有某种必然性，一个政权如不能有效回应这种挑战，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维护合法性就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那么，如何维护合法性，这是诸多政治学者和政治实践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在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统治者可以动用比较丰富的合法性资源来维系统治（如宗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但转型带来的挑战使合法性的维护不再仅仅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顺应历史规律，在充分借助现有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现代合法性的结构与内容。对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一般性的认识：（一）以公众作为合法性创建的逻辑起点，在尊重当代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具有亲合力的意识形态自然的非神圣化、生活的契约化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使发展中国家的国民逐渐摆脱了高度政治控制下的“非自由”状态，从而获得了理性认识与选择的机会。同时，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传播媒介的普及又使他们的政治认识与行为能力大为改观。这样，在合法性的生成机制上，民众主体性的能量不断得到释放，任何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巩固只有以民众作为逻辑起点才能获得。与此相一致，自由、民主、公正、人权、契约、创新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承认、尊重这些基本价值，并真正实践这些价值就成为每一个政权都必须面临的现实选择。但合法性的创建并未终结于此，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政治、社会现实与过度膨胀的价值追求间的巨大落差同样会危及合法性。这样，创立和发展有利于形成公众对政治共同体认同的意识形态尤为重要，因为成功的意识形态体系可以在国民中树立这样一个信念，即政府是不断实现公众价值目标的最佳选择，从而在现实与价值目标之间架起稳固的桥梁。（二）创建法理型的现代合法性基础，开发合法性的体制性资源尽管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但在现代社会中，二者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合不合乎法律、制度与规范往往成为公众评判政权合法与否的重要尺度。这是因为，上升为法的制度与规范是公众价值观念符号化的产物，它在公众普遍同意的基础上设定了程序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准则，从而可以在稳定的制度框架内实现合法化。在习俗、宗教、领袖魅力等传统合法性衰落中，这种“理性的形式原则在实践询问中取代了诸如自然或上帝一类的物质原则”，(16)成为现代合法性的主要基础。在许多国家，正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由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制定法规，通过自由选举产生政府的基本内容的体制，因而它才在价值尺度上被视为‘正统’”。(17)基于此，笔者认为，法理型合法性适应了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需求，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合法性受到挑战后，应加快制度创新，不断开发合法性的体制性资源，建立一套民主的，能得到公众认同的运作规则，从而获得程序和体制上的合法性。（三）平衡政府“治国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关系，在保持政绩的同时，树立起廉洁、负责任的政府形象一个无法有效满足社会需求的政府很难建立起牢固的合法性，同样，丧失廉洁、公正形象的政府也不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为了提高效率，保持“政绩上的合法性”，发展中国家普遍以强有力的权威政府来推进发展。权威政府能够迅速有力的采取行动，协调社会利益冲突，其“治国能力”是不容置疑的，但它未能从体制上解决自身的“责任能力”问题，极易产生腐败。这样就出现了“治国能力”与“责任能力”的悖论。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权威政府的“治国能力”也因“责任能力”差而受到挑战。发展中国家应逐渐改变“硬政府、强能力”的管理模式，在积极探索保持“治国能力”的新途径时，实行权力向社会的分散，建立起社会对国家的有效监督制约体系，实现政府“治国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协调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持较高政绩，一方面又可以树立起良好的政府形象。（四）实现政治结构的分化，建立消解合法性危机的“安全阀”机制亨廷顿在对亚、非、拉各国政治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时指出，“相对原始和简单的传统政治体系通常都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推翻或遭破坏。”(18)纠其原因，主要在于维系合法性的结构过于单一，缺乏适应能力，极易产生危机由浅入深的连锁反应。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实现政治结构的分化，使社会不满情绪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得以疏散，不至于因其积重难返而危及政权的核心。对此，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实现公众支持对象层次上的分化，将合法性从掌权者个人或某项政策转到体制、政治共同体层面来。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往往可以从领袖权威及符合民意的政策中找到合法性服从的原因。由于领袖合法性的身份性及政策绩效的非持久性，领袖和政策的变动往往会引起整个政治体系的动荡。公众支持对象向体制、共同体的分化与转移则有助于增加统治结构的稳固性和韧性；其次是培植社会中介组织，提高社会的自组织化水平和自我整合能力。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是政治结构分化的重要内容，它具有表达意愿和利益整合的功能，因而可以起到凝聚民众、缓解社会压力、沟通和平衡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作用。（五）完善政治社会化机制，培养具有政治向心力和理性、守法精神的政治人在传统社会里，人们习惯于屈从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强有力的尊卑秩序束缚着个人自主精神的萌发。群众的盲目信从、狂热崇拜构成了统治者美化自身，发动“造神运动”的社会基础。“现代制度所需要的个人，要能够遵守既定的计划，遵从抽象的规则，基于客观证据做判断，服从不是由传统或宗教而是由技术才能够合法化的权威。”(19)因此，现代合法性的创建还必须实现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随着社会进步，有相当多的人自发地发展了现代政治人的素质，但国民素质的整体性提高还有赖于完善政治社会化机制，充分发挥家庭、学校、传媒、社会政治组织的积极作用，影响人们的政治价值、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培养其对政治体系的向心力。需要明确的是，政治社会化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公众对现存政治体系的支持，更不是用渗透性极强的手段搞“愚民”政策，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取向应是适应现代合法性结构的要求，培养具有理性、守法精神的政治人。只有这样，才能为现代开放的政治体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参考文献】 (1)(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188页；第210页。(3)(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第239页；第64页。(4)(10)（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55页。(5)(16)（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184页；第190页。(6)（英）P・S・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第176页。(7)（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页。(9)(12)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84页。(11)(17)（日）山口定．政治体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第216页；第217页。(13)（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80页。(14)转引自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第343页。(1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7，第164页。(18)（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20页。(19)（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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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811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404 【原刊页号】⑥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6 【 标 题 】文艺批评与价值重建 【 作 者 】杨义 【 正 文 】 20世纪在西方世界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各种各样的批评流派纷纷涌现，发表了很多新鲜的深刻的见解，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缺陷和偏颇。从“五四”以来，尤其是最近20年，我们大量引进和借用西方批评界的观点和术语，包括所谓新批评、接受美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性批评，以及时下很时髦的后殖民思潮，等等。我们在借鉴这些东西时，有时是偏执一端，有时是综合兼容，这可以成就一大批有特色有才华的批评家，也拓展了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的视野，但是浮躁空泛之风很盛，概念卖弄成为时髦，不但没有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批评世界，在有些方面，反而使批评的权威性，在相当程度上跌了价。应当看到，式样翻新的理论思潮之间充满了互相矛盾的各执一端的价值观，西方思潮得以产生的文化情景，和东方接受者的文化情景之间，也存在着价值的差异和错位。所以在信息流通这么广这么迅速的现代社会，当然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广泛地汲取、选择、消化和融合人类最新文化成果，作为我们自身的多样性的文化探索和创造的资源，这是启发我们自身的现代性创造的需要，但是这种多样性的创造，必须是一种有主体性的多样性，必须把多样性和主体性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外来思潮可以作为我们的创造性参照物和借鉴的对象，但是不能代替我们的创造性本身。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不靠自己的独创，而专门去贩卖外国的时髦货色，就能够创造出包含自己的血脉和信仰在里面的精神家园，就可能创造出带有自己的理论权威性和自己的大国风度的文化。过分地浮躁地去学西方那些常常是过眼烟云的颠覆的姿态和行为，就很可能损伤我们自己文化的元气，造成我们文化的贫血。美国的例子很值得我们深思。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绅士的眼中，它是一个逃学的，去闯世界的孩子。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所做的美国学的研究，是投入了很大的资金、人才和精力的。所以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扬基文化”和“清教徒文化”，建立了美国自己的人文价值体系。美国哈佛大学的课程，50%是人文科学，知识经济后面有人文的价值观在里面。所以我们中国的人文科学要为我们民族的命运着想，我们的文学批评，光是拿人家的眼光来对自己评头品足，这是很不够的。西方的理论思潮，我们可以借鉴，但是把它们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方法可以借鉴，但责任不能让人家来代替。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责任感，自己的价值观。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是价值观的问题。什么是先进，什么是方向，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这难道不是价值观吗？当代的文学评论应该用邓小平理论，也就是当代中国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建构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现代的要求，同时也是我们现代文化繁荣活跃时期的一个现实要求。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讲的价值重建和“五四”时期提出的价值重估，应该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要重估，而是要重建。要建立中国的现代的人文体系。我们现在讲经济、科技全球化，就是要有一种负责任的全球化，而不是放弃我们责任的全球化。我们应从文化的角度，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具有更加充沛的元气，使我们的文学评论出现权威的大家。同时，也使我们的文艺评论成为有益于国家民族发展的有力的精神上的支柱、精神上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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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企业 管理 体制 与 生产 经营０６０１１９８７ 年 ３月 ６ 日国家 经委 全 国 加强 企业 管理 领导 小组 、国家 经委 关于 企业 升级 若干 问题 的 说明 （ 试行 ）（１９８７ 年 ３月 ６ 日 ）为了 认真 贯彻 落实 《 国务院 关于 加强 企业 管理 若干 问题 的 决定 》和 国家 经委 《 贯彻 国务院 ＜ 关于 加强 工业 企业 管理 若干 问题 的 决定 ＞，做 好 企业 升级 工作 的 意见 》， 切实 搞好 企业 升级 工作 ，现 将 企业 升级 中 需要 进一步 明确 的 问题 作 如下 说明 ：一 、 企业 等级 指标 的 确定 与 考核１、 根据 国务院 《 决定 》 对 企业 等级 主要 标准 的 要求 ， 国家 特级 、国家 一级 、 国家 二级 企业 的 主要 产品 质量 指标 ， 物质 消耗 指标 和经济 效益 指标 ， 由 国务院 有关 部门 制订 ， 国家 经委 组织 协调 。 省 、自治区 、 直辖市 级 先进 企业 的 考核 指标 由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制订 。计划 单 列 城市 的 企业 采用 所在 省 的 省级 先进 企业 标准 。２、 主要 产品 ， 系 指 国家 确定 的 重要 工业 产品 （ 见 国家 标准局 《国标发 〔１９８６〕２９０ 号 》 文 ） 和 能 代表 企业 水平 或 起 主导 作用 的产品 。 企业 的 主要 产品 可以 是 一 种 或 几 种 ， 但 主要 产品 的 产值 之和 ， 应 达到 ６０％ 以上 ， 多 品种 小 批量 生产 的 企业 应 达到 ５０％ 以上 。具体 品种 由 企业 主管 部门 根据 企业 具体 情况 具体 确定 。３、 主要 产品 质量 指标 ， 达到 国际 先进 水平 ，系 指 达到 我 国 国家 和 专业 标准 中 的 优等 品 的 要求 （ 见 国家 标准局 《国标 发 〔１９８６〕２５５ 号 》 文 ）， 或 达到 同期 及 近 期 在 国际 上 处于领先 地位 的 国 外 公司 （ 企业 ） 标准 ； 工业 发达 国家 的 行业 标准 、国家 标准 以及 国际 标准 中 具有 当代 先进 水平 的 标准 。 没有 以上 标准 的， 可 参照 具有 当代 先进 水平 的 产品 实物 质量 制订 考核 指标 。４、 主要 产品 质量 达到 国际 ７０ 年代 末 ８０ 年代 初 的 先进 水平 ，系 指 达到 我 国 国家 和 专业 标准 中 的 一等 品 要求 （ 见 国家 标准局 《国标 发 ［１９８６］２５５ 号 》 文 ， 或 达到 这 一 时期 内 国际 标准 中 具有先进 水平 的 标准 、 国 外 先进 标准 和 产品 实物 质量 水平 。５、 国家 二级 企业 的 主要 产品 质量 指标 （ 有 在 国 内 同 行业 领先 ，适合 市场 需要 的 优质 名牌 产品 ）， 系 指 企业 主要 产品 质量 达到 部 优 标准 ，或 相当 部 优 标准 的 水平 。６、 省级 先进 企业 的 主要 产品 质量 指标 （ 有 在 省 内 同 行业 领先 ，适合 市场 需要 的 优质 名牌 产品 ）， 系 指 企业 主要 产品 质量 达到 省 优 标准 ，或 相当 省 优 标准 的 水平 。７、 主要 物质 消耗 ， 系 指 生产 产品 的 主要 原材料 和 能源 消耗 。生产 产品 比较 单一 ， 有 条件 按 单 耗 考核 的 企业 ，主要 原材料 和 能源 消耗 按 产品 的 单 耗 分别 计量 考核 ， 没有 条件 按 单 耗计量 的 企业 ， 可 按 综合 消耗 计量 考核 具体 考核 项目 ， 按 其 在产品 成本 中 所 占 比重 和 可以 节约 的 程度 ， 由 行业 主管 部门 根据 本行业 的 具体 情况 分别 确定 。 考核 项目 的 价值量 之 和 一般 应 达到 全部物耗 价值量 的 ７０％ 以上 。主要 物质 消耗 指标 ， 达到 国际 先进 水平 ， 比照 第 ３条 产品 质量 指标 水平 制订 。“ 主要 物质 消耗 指标 达到 １９８５ 年 国 内 （ 或 省 内同 行业 先进 水平 ” 的 确定 办法 是 ， 按 同 行业 企业 数 的 多少 ，分别 各 项 考核 指标 取 同 行业 中 排 在 前列 的 若干 名 企业 （ 不考虑 企业 规模 大小 ） 的 主要 物质 消耗 指标 的 平均值 ， 详 见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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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6期 Vol.17 No.6 1999甜瓜几种主要生理病害的发生原因张博在保护地甜瓜栽培中，由于管理不当，易出现不同程度生理病害，使品质、产量、商品价值等方面受到影响。本文介绍常见的几种生理病害发生原因和防治措施。1 花打顶甜瓜花打顶是在植株生长点处，节间呈短缩状，茎端密生小瓜扭，不见生长点伸出，上部叶片密集生长停滞，造成封顶，这种现象常见于小苗和定植前后，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苗龄太长，蹲苗过狠，苗子老化成为小老苗。(2)土壤干旱，水肥供应不足，生长停滞。(3)地温偏低，根系发育差，吸收功能降低。(4)温度较低，白天的光合产物夜间不能很好地向生长点输送，植株生长受抑制。(5)施肥过多或伤根严重。(6)使用生长激素浓度过大或栽培季节不适合等。要防治花打顶首先育苗苗龄不宜太长，一般20～25天，土壤温度稳定在13℃以上方可定植。定植前施足底肥，每亩施优质腐熟土杂肥3000～5000kg，过磷酸钙20～30kg，钾肥20～30kg或复合肥30～50kg，定植后浇定植水，如早春温度低可采用水稳苗定植，待温度提高后再浇大水。2 化瓜化瓜是刚座住的小瓜扭，子房没有膨大，花冠底部逐渐变黄，最后干枯。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温度高低不稳定，忽高忽低或土壤过干过湿。(2)连续阴冷低温天气，植株不能进行光合作用。(3)土壤水肥条件不好，不能满足植株生长需要。(4)栽培过密或氮肥使用过多，营养生长过盛。(5)温湿度不适引起花粉授粉不良。没有蜜蜂昆虫传粉或人工授粉时，损伤柱头以及柱头没有接受到花粉。(6)整枝、摘心不及时，营养生长不能很好向生殖生长转化。保护地内一般都采用立架栽培，80cm畦宽栽2行，畦距70～80cm，株距35～40cm，每亩1800～2000株，不宜过密。甜瓜授粉最适宜温度25～27℃，白天清晨7～8点钟开花，没有昆虫的大棚要施行人工授粉，温度偏高，湿度小，授精不良。近年生产上使用防落素、座瓜灵等生长激素占花，防止化瓜落果，但要掌握好浓度，否则出现畸型瓜，瓜苦现象。要及时进行整枝，打杈，摘心，立架栽培多用单蔓整枝，子蔓结瓜整枝方式，每株留1～2个瓜，瓜前留2片叶摘心。3 僵瓜甜瓜长到比核桃大一点时，不再膨大，外皮坚硬，成熟晚，完全失去商品价值。其主要原因有：(1)座瓜节位低，出现坠秧。(2)座住瓜以后没有及时浇水(也称膨瓜水)和追肥，不能满足小瓜膨大要求。(3)整枝疏瓜不及时，营养失去平衡，出现疯秧。(4)座住瓜以后遇长时间阴冷低温天气，营养运输受阻，外皮僵化。厚皮甜瓜适宜座瓜节位在12～15片叶，瓜长核桃大时要浇一大水同时进行追肥，每亩施复合肥25～30kg。要及时进行整枝，摘心，疏瓜工作，以防坠秧和疯秧。4 裂瓜(1)裂瓜除与品种特性有关以外，也与田间管理有密切关系，膨瓜水浇的晚，果皮已形成很厚木质化细胞壁，遇大水，就会出现表皮裂。(2)水量过大，当果实已停止膨大时遇大水，细胞改变原来代谢，也易出现裂瓜。通常浇过膨瓜水以后一般不再浇大水，尤其在采收前半个月，更不能浇水，其后果是容易裂瓜，而且糖度也会降低。作者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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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716 【原文出处】台湾研究集刊 【原刊地名】厦门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29～35 【分 类 号】F3 【分 类 名】工业经济 【复印期号】200012 【 标 题 】台湾经济转型与制造业劳动成本变动 【 作 者 】王兴化/张锐钢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 【内容提要】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经历了一个大幅上升和缓慢下降的过程，但劳动生产力指数却几乎以相同的速度持续提高。60至70年代劳动 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扩张拉动劳动成本迅速上升。80至90年代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大陆使劳动成本上升缓慢直至回落。台湾电子业劳动成本降幅最大，且该行业在大陆的投资规模最大，这种强相关关系表明，投资大陆降低了该行业对岛内劳动力的需求，抑制了劳动成本的上升并进而使之下降。【关 键 词】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经济转型 【 正 文 】 台湾经济起飞后，台湾制造业一直保持着健康发展状态。台湾制造业所经历的两次重大转型是其健康发展的保障。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的剧烈变化是台湾制造业转型过程的重要特征。第一次转型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进口替代向出口扩张的转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产品市场的扩张将台湾剩余劳动力吸纳完毕，并进而直接拉动劳动成本的上升。第二次转型是台湾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目前，这种转变仍在进行。第二次转型本应导致岛内劳动成本的大幅迅速上涨，但事实上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却表现平缓甚至下降，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台商大规模投资大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至大陆，使台湾制造业对岛内劳动力的需求减缓。由此可见，随着台湾制造业的转型，其劳动成本经历了一个大幅上升和缓慢下降的过程。与香港不同的是，台湾的第二次经济转型并没有出现岛内制造业的空洞化，相反，台湾制造业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高科技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台湾制造业的转型与发展代表了台湾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的变动状况体现了台湾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进程，反映了世界市场需求和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对台湾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这也是台湾海岛型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本文将对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的变动状况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并以此为主题深入研究台湾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问题。一、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经历了一个大幅上升和缓慢下降的过程1.70年代至80年代，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经历了一个大幅上升的过程。90年代，这种上升势头放缓，尤其是近几年，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指数出现了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态势，这主要是由某些行业劳动成本大幅回落所直接导致的结果。表1 台湾制造业受雇员工单位产出劳动成本指数 基期：1991＝100时期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平均指数 79.63 81.52 87.04 92.69 98.77 100.00 106.43时期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8平均 (1-7月) (8-12月)指数 110.34 113.02 112.35 111.97 108.97 120.18 98.75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自由中国之工业》1998年10月，第10期，“台湾经济统计”。表1选取的资料主要年份集中在1986年至今，70年代至80 年代中期只是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迅速提升期间（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一部分，为免去数据繁杂的问题，这里与台湾一些统计资料的作法相一致，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区间代表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的迅速提升时期，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这段时期是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变动缓慢的时期。本文使用的资料的截止时间为1998年7月，由于1998年1月份，台湾制造业受雇员工单位产出劳动成本指数为248.77 ， 大大超过1997年1月份164.92的水平，据了解这可能是1998年1月台湾制造业受雇员工得到了比往年更高的双月薪所致，所以表1中既列出了1998年 1～7月的平均劳动成本指数，也列出了1998年2～7月的平均劳动成本指数，两者差距甚大。1998年全年平均劳动成本指数要低于该年度1～7月半年左右的平均劳动成本指数，因为前者是将1月份超高成本被12 个月平均而非7个月平均。从表1中1998年的两个数值可以推估1998年的指数与前几年相比不会出现大的改变。2.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近几年上升趋缓甚至有所回落，但台湾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指数却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在提高，即受雇员工劳动成本的下降不但没有使受雇员工劳动生产力下降，相反却保持了与劳动成本上升期间大体相同的提升速度。这说明，台湾制造业企业的素质已大大提高，获利能力和竞争能力得到加强，对劳动力要素的利用更有效率。表2 台湾制造业受雇员工劳动生产力指数 基期：1991＝100时期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平均指数 69.26 73.90 77.78 84.87 91.26 100.00 103.8时期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平均 (1-7月)指数 107.16 111.15 118.72 124.43 133.10 138.22资料来源：同表1从表2可以看出，台湾制造业劳动生产力逐年提高， 且提高速度趋于均衡和稳定，这表明台湾制造业不但没有出现衰退迹象，而且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3.研究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的变动，应从劳动力要素供给与需求两个层面来进行。从供给层面看，台湾劳动力要素供给缺乏弹性，这种判断主要源于台湾海岛型经济有限的人口增长及引入外劳空间的狭小。台湾经济起飞之前，虽然劳动者工资水平较低、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且存在较高比例的失业率，但由于劳动力要素整体规模较小，失业人口绝对数量不大（与较大型经济体相比较而言），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较快。这种状况表明，即使在台湾经济起飞之前，仍不能将台湾经济看成是一种劳动力要素供给无限型经济。随着台湾经济的持续发展，劳动力要素价格上升，企业劳动成本提高是必然趋势。同样，如果经济转型使台湾经济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缩减，劳动力要素价格下降、企业劳动成本回落是必然结果。总而言之，由于台湾劳动力要素供给缺乏弹性，使劳动成本对于劳动力要素需求的变动相当灵敏，这已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实。由于劳动力要素供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研究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变动因素应重点从需求层面加以分析。下文将分别从台湾经济两次转型及其对劳动力要素需求变动的角度，分析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的变动问题。二、60～70年代台湾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扩张拉动劳动成本迅速上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走向成熟1.50年代，率先实现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消费品的需求增长迅速。与此同时，这些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了优势，相关产品具有了大量的进口需求。这两种特征的同时出现，为60～70年代台湾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提供了有利机遇。针对这种状况，台湾自1955年起实行外销退税或出口退税办法，减轻关税保护对出口的抑制作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当局正式提出改变工业发展策略，由轻工业品的进口替代转变为出口扩张，随之又陆续出台了若干法令与制度安排，为实现台湾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提供保障，如1958年实施的“外汇贸易改革方案”、1960年的“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及“奖励投资条例”等。这一系列针对出口企业所建立的相当完整的法规制度，再加上1965年的保税工厂制度及1966年间的加工出口制度，在70年代都逐渐发挥作用。2.除了市场需求拉动及较完善有效的政策措施作用外，台湾劳动力要素的价格优势也支持了台湾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快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节省资本要素，耗费劳动力要素。劳动力要素过剩与劳动力价格低廉常常同时并存，这种状态能够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成本优势，正是这种优势保证了台湾劳动密集型企业主导要素的供给。虽然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优势推动了台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但由于本文前述的台湾经济起飞之前仍不能视为劳动力供给无限型经济的特点，使台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很快将剩余劳动力吸纳完毕，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1972年，台湾失业率降至仅1.5％。从劳动力与资本两种要素配置变动的贡献来看，60～70年代与40～50年代相比，实现台湾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要素的增长，即台湾经济成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增加取得的。例如，70年代台湾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中，劳动力要素增加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7.8％，大大超过资本要素投入增加的16.7％的贡献率（注：参见张冠华：《转型期台湾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台湾研究》1996年第3期。），如表3所示。表3 以生产要素投入变化解析台湾经济增长来源项目 劳动力与资本 劳动投入 资本投入 经济增长率增长百分点70年代 4.9 3.4 1.5 9.01981－1985 4.2 2.6 1.6 7.01986－1994 3.9 2.1 1.8 8.31986－1994 4.4 2.8 1.6 8.3贡献百分比70年代 54.5 37.8 16.7 100.01981－1985 60.0 37.1 22.9 100.01986－1994 47.0 25.3 21.7 100.01986－1994 53.0 33.7 19.3 100.0资料来源：张温波，总体经济调整与成长来源变化之探讨，载台湾《自由中国之工业》1995年12月。3.台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保持了台湾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国民收入及劳动者人均收入都获得了快速增长，劳动成本上升压力增大。在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之前20年左右的时间内，台湾一直保持连续的高速增长，其中1961年至1972年间，台湾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高达10.2％。“出口平均每年实质增加23％，对外贸易由入超转为出超。出口占国民生产毛额的比例由1961年的13.8％提高到1972年的41.8％。工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额的比重亦自20％提高至40.4％，农业则由32.8％相对降为14.1％。由此一系列顺利的转变，使台湾地区由落后的农业经济转变为进步的工业经济，由进口替代之经济转变为出口导向之经济……”（注：叶万安：《对台湾未来发展方向的看法》，《自由中国之工业》1986年2月。）前文已提到，为突出显示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的变动状况，文章选取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来代表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提升时期，略去对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的分析。而50～6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台湾制造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过程，这其中虽然也伴随着劳动成本的上涨，但前者是主要的，后者不具有典型特征。到70年代初期，台湾实现充分就业，劳动成本开始迅速提升，并成为台湾制造业发展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70年代，台湾制造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调整。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和岛内日益攀升的工资成本，迫使台湾改变经济发展策略，即制造业发展不能继续过多地依赖能源和劳动力要素，必须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经济建设十年计划”（1979～1989）中，当局宣布积极发展机械、资讯、电子、电机、运输工具等附加价值高、能源及劳动力密集度低的技术密集型工业，并将这些类别的工业定名为策略性工业。但台湾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在90年代实现的，80年代仍属转型期，这时期台湾劳动成本上升速度仍较快，90年代开始放缓，直至回落。三、80～90年代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大陆使劳动成本上升缓慢直至回落，台湾经济实现了高效益增长1.经过80年代的转型期，台湾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90年代获得了快速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特点是较多使用资本和技术要素，较少耗费劳动力要素，且风险高、利润高。其中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都与技术要素紧密相关，例如，一般规定此类产业中产业研究发展经费占产品销售的比率（即产业的研发密集度）及雇佣人员中科技人员所占的比率两项指标均大于10％，此类产业包括电子资讯、通讯、精密机械、太空、生物、特用化学品、医药、资讯软件及材料等。台湾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占制造业百分比由1986年的24.0％提升至1998年1至11月平均的 40.4％（1998年1至11月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为新台币24166亿元）。高技术密集产品占总出口百分比自1986年的18.4％提高为1998年的41.1％。电力及电子工业成长迅速，占制造业生产净值百分比由1986年的14.1％提升至1998年1至11月平均的27.9％。如表4、表5 所示（注：薛琦等：《我国高科技产业与经济发展，《自由中国之工业》1999年2月。 ）。90年代，台湾研发费用支出逐年增加，从1991年的1.70％增加至1997年的1.92％（注：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9. Council for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aipei, Taiwan June1999.）。表4 台湾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比重及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注：薛琦等：《我国高科技产业与经济发展，《自由中国之工业》1999年 2月。）年份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占 出口商品结构(按技术密集度分)制造业的比重 商 中 低1986 24.0 18.4 33.7 47.91987 26.2 19.4 35.2 45.41988 27.7 22.6 36.9 40.61989 29.3 24.2 38.1 37.71990 30.4 26.7 38.6 34.71991 31.3 27.2 38.5 34.31992 32.1 29.5 38.5 32.01993 33.5 31.4 40.3 28.31994 34.1 32.5 42.0 25.61995 35.7 36.5 41.4 22.11996 37.6 39.6 38.9 21.51997 39.3 39.7 38.9 19.21998(1－11月) 40.4 41.1* 40.5* 18.4**1998年全年数字资料来源：台湾“经济部”统计处《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工业生产统计月报》1997年7月，1999年1月；台湾“财政部”统计处《中华民国台湾地区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1997年1月，1999年1月。表5 台湾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净值百分比技术密集型制业年份 电力及电 金属基本 化学 化学子器材业 工业 材料业 制品业1986 14.1 6.7 6.9 2.11987 15.7 6.5 6.4 2.21988 16.6 7.0 6.4 2.31989 16.7 7.4 6.5 2.31990 17.3 7.6 7.0 2.51991 17.8 7.7 7.3 2.51992 17.9 8.4 7.9 2.61993 19.2 9.0 8.2 2.71994 20.6 9.0 9.4 2.81995 23.2 8.7 9.5 2.81996 24.7 8.7 9.7 2.91997 27.0 9.7 9.5 2.91998 27.9 10.0 8.3 2.5(1－11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年份 成衣及 皮革、毛皮 木竹 家具及饰品业 及其制品业 制品业 装设品业1986 3.5 2.5 2.6 1.81987 3.3 2.3 2.3 1.91988 2.6 2.1 1.9 1.81999 2.5 2.0 1.5 1.71990 2.1 1.8 1.1 1.51991 2.0 1.7 1.1 1.51992 1.6 1.3 0.9 1.41993 1.4 1.1 0.8 1.31995 1.1 1.0 0.5 1.11996 1.0 0.8 0.4 0.91997 1.0 0.7 0.4 0.91998 0.9 0.6 0.3 0.8(1－11月) 1.0 0.8 0.3 0.8资料来源：同表4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缓解了台湾劳动力要素（尤其是普通技能水平的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抑制了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过快的攀升势头。由于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大陆两种因素共同抑制了台湾制造业劳动成本的过快上涨，很难明确界定这两种因素各自对劳动成本上涨的抑制作用有多大，本文是将这两种因素合并在一起考察其效果。2.90年代台商开始大规模投资于大陆的制造业，同时也开始了台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大陆的进程。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初始目的或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要素，降低劳动成本。大陆普通技能的劳动力价格远远低于台湾同等技能水平的劳动力价格，经过简单的培训过程，大陆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就能达到台商所需要的标准。由于劳动成本的吸引，使台商对大陆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即使这种投资受到了台湾官方的种种限制，但台商对大陆投资依旧热情不减。截至1999年6月，台商对大陆投资累计协议金额达419.18亿美元， 累计实际投资金额224.97亿美元，在大陆吸引外资来源地排名中，仅居香港、日本和美国之后，排第四位（注：统计数据参见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两岸经济统计月报》第85期，1999年9月。）。台商开始投资大陆制造业时，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技术层次相对较低，例如纺织、成衣、鞋帽、普通家电、塑胶加工、食品及饮料制造业、基本金属及金属制品制造业、机械仪器制造业等。近年来，随着台湾电子业的迅速发展，台商对大陆电子业的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超过了所有其它行业的扩张速度，例如1991至1999年8月， 台湾对大陆电子及电器制造业的投资金额占大陆全部台商投资的22.25％， 在台商对大陆投资的所有行业中居第一位。比居第二位的食品及饮料制造业的8.78％高出13个百分点。仅1999年前8个月， 这一投资占同期对大陆全部台商投资总额的45.56 ％（注：统计数据参见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两岸经济统计月报》第85期，1999年9月。）。重新观察1986年至1998年台商制造业受雇员工单位产出劳动成本指数表，可以发现，在台湾制造业全部行业中，电力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修配业的劳动成本降幅最大，如1997年该行业劳动成本指数为89. 18，1998年7月又降至83.63，已接近和低于1986年84.67的水平， 这种降幅在台湾制造业中是鲜见的，并促使台湾制造业平均劳动成本的降低。表6 台湾电力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修配业劳动成本指数 基期：1999＝100时期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平均指数 84.67 82.57 86.85 95.27 101.03 100时期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1-7月)平均指数 105.85 105.57 106.32 98.22 97.90 89.18 83.63资料来源同表1从表1和表6可以看出，台湾制造业受雇员工单位产出劳动成本指数和台湾电力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修配业劳动成本指数都是自1995年开始下降的，并且后者下降的幅度大于前者。这是因为台商是在1992年大陆改革开放进程加快，投资信心增强，于1993年及1994年开始迅速扩大对大陆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业的投资，致使台湾岛内制造业平均劳动成本、尤其是电子业劳动成本于1995年开始迅速降低。台湾电力及电子机械器械制造修配业劳动成本降低幅度远远大于台湾制造业平均劳动成本下降幅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该行业劳动成本的快速下降，台湾制造业其它行业的平均劳动成本将仍旧是上升的。台湾电子业在大陆的投资规模最大，且该行业在台湾全部制造业中劳动成本降幅最大。这种强相关关系表明，该行业大规模投资大陆使岛内该行业劳动成本迅速降低，证明了前文得出的结论：台商制造业投资大陆的初始目的和直接目的是为了降低劳动成本，也正是这种大量投资降低了该行业对岛内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抑制了劳动成本的上升并进而使之下降。（此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大陆台资企业劳动成本与当地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相关分析》中期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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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联邦议会通过关于西柏林的新选举法新华社波恩５月２３日电（记者赵勇）西德联邦议会今天通过了一项关于西柏林选民直接参加联邦议会选举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西柏林选民今后将在该市８个选区中直接选出１６名议员进入联邦议会。而在此之前，由于西柏林的特殊地位，西柏林选民不能直接参加联邦议会选举，而是由西柏林议会在联邦议会选举当天选出２２名议员进入联邦议会，这２２名议员且不能享受充分的表决权。由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以及反对党社民党一致同意了这项法律，只有绿党投了反对票。联邦参议院将在６月１日最后通过这项法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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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1224 【 版 号 】10 【 标 题 】电动汽车带来好消息 【 作 者 】李安定 【 正 文 】 （新华社记者 李安定）电动轿车ＥＶ１――一辆流线型的蓝色双座跑车，在’９６北京国际电动及替代燃料汽车研讨展示会上露面。就在１２月５日，展示的同一天，美国通用公司生产的这种ＥＶ１开始在美国的洛杉矶等四个城市正式销售。我被邀请试开一下ＥＶ１。稍微在加速板上给一点力，ＥＶ１就轻盈地开始滑动。这辆电动轿车加速极快，从静止到时速９６公里只需９秒钟。一瞬间，人会感到飞机起飞的那种被压在座椅上的压力。据说它的样车曾经创造了时速２９３公里的电动汽车陆地车速的世界纪录。然而，最奇特的感觉，是车里的绝对宁静，好像一只海鸥贴在平静的海面上滑行。有人把电动汽车称为２１世纪世界车坛未来的主角，其实，早在１８３５年，世界上第一辆电动汽车就已问世，比燃油汽车早了整整半个世纪。１９世纪以铁镍铅酸蓄电池作为动力的电动汽车，充电一次，行程一般为３０公里到５０公里，１８９９年曾创造了时速１００公里的世界纪录。在当时，电动汽车远远优于其它机动车辆。直到２０世纪初内燃发动机汽车进入流水线大生产，技术进展缓慢的电动汽车才渐渐退出舞台。４０年代，电动汽车的保有量尚占世界汽车保有量的１％。到了６０年代初，就只剩０．１％了。近年来，石油资源的短缺和环境保护的呼声使电动汽车重新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各国政府和大汽车公司纷纷投入巨资进行电动汽车的开发。但是，电动汽车的商业化尚有两个难题有待突破。一是目前的蓄电池容量小、重量大，电动汽车一次充电的持续行程很短；二是电动汽车的充电时间很长，一般需要６到１０个小时，很不方便。当然，各国政府和汽车大公司积极在电动汽车的技术上力求突破。ＥＶ１采用的一项有趣的新技术是“电流再生”技术。当减速或刹车的时候，电动机就自动转为发电机的功能进行运作，同时把产生的电流转回蓄电池里储存，从而使续驶里程提高２０％。ＥＶ１采用快速充电只需３小时，续驶里程可达到１４４公里。由国家科委和机械部主办的研讨展示会，表现出中国政府对开发汽车替代能源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及开展这一领域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日本丰田公司参展的电动汽车ＲＡＶ４也是一辆成功的商品车，今年９月就已经在日本销售。这辆具有休闲吉普车外观的电动汽车，在全球率先以高容量的镍氢电池驱动，使它的续驶里程提高到２１５公里。电动汽车由于生产批量小，价格不菲。ＲＡＶ４在日本的售价为４９５万日元，而同级别普通轿车约２００万日元。我问，这么贵的轿车主要卖给谁？丰田公司介绍说：购买者主要是热心环保的人士、研究机构，另外就是电力公司。因为电厂的发电量都是按照高峰时的用电量安排的，夜晚用电低谷时的电力就被白白浪费了。而电动汽车一般可以夜晚在家里充电，电力公司当然希望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据测算，在日本光是因夜间用电减少而空置的发电量就足够供５００万辆电动汽车使用，相当于可节省日本８％汽车的汽油，而且根除了这部分汽车尾气的污染。社会效益可谓大矣。当然，讲社会效益，政府部门的优惠政策是不可缺少的。据介绍，ＲＡＶ４贵出的３００万日元，由日本政府向购买者提供５０％的资助，而且政府还为在日本建立１００个快速充电站提供支持。在美国，出于推进环保的考虑，联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承诺给予电动汽车购买者的资助上限可达９０００美元。除了电动汽车，替代燃料汽车也是这次研讨会的明星。替代燃料包括液化石油气、压缩天然气、甲醇和乙醇。也许，这些同样没有尾气污染的汽车在经济与技术上离我们中国人更近一点。美国福特公司是国际汽车大厂商中替代燃料汽车开发的佼佼者，在福特展出的采用各类能源的汽车中，有一辆甲醇（工业酒精）燃料的“金牛座”轿车。甲醇是福特公司与中国国家科委、机械部的合作项目――利用我国煤资源开发汽车燃料的产品之一。我国煤炭大省山西用福特的甲醇发动机装备国产汽车组成一个车队，正以阳泉煤转换的甲醇为燃料进行试验。煤炭资源世界第一的中国将能为汽车提供广泛而洁净的新能源，的确是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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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27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7 【 标 题 】当前作家文艺思想的五层次 【 正 文 】 陈辽在《青春》2001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目前我国作家的文艺思想有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十分注重作品的思想性，总把作品写得有点意义。在这一层次中，不只老一辈作家多的是，就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如潘军、邓一光、池莉、毕飞宇等也不少，他们约占中国作家人数的30%左右。第二个层次是，不刻意去追求作品的思想性，而是通过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健康、向上、积极，有益的倾向感化诗坛。如已故作家汪曾祺的《异秉》《大淖纪事》等。第三个层次是，着重写人性的思维层次，属于这一思想层次的作家有写《活着》的余华，写《本是同根生》的叶广芩等，他们和第二层次的作家一样，各占了作家总数的30%左右。第四个思想层次热衷以“表现自我”和“自我表现”作为作品的艺术内容，写这些作品的作家，鼓吹“私人化写作”，他们的作品，不过是展览自己空虚、无聊、委琐、庸俗的“内宇宙”罢了，他们在作家队伍中，约占了7%左右。第五个层次是，津津有味、自得其乐地暴露自己和别人的性乖异，恶形恶状地描写性关系、性生活，难以入目。这一层次的人数，只占作家总数的3%左右，但他们作品的影响却是极其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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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从黑猩猩食用的药草中发现新药新华社伦敦５月１４日电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科学家在分析黑猩猩食用的药草中发现了一种具有特别疗效的新药。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兰厄姆在非洲雨林中研究黑猩猩，发现胃病发作的黑猩猩自己寻找某些种类的灌木，细心挑选最好的树叶吃下，脸部表情就像小孩吃药那样。他对黑猩猩选食的树叶进行化验分析时发现了一种强效抗菌素噻茹布碱，它能杀死各种细菌和病毒，但是对人和哺乳动物无毒。这种药在非洲已被用于治疗胃病和外伤。这种药对损害植物的蠕虫有很强的杀伤力。用这种药处理西红柿植株可使产量增加１倍。目前美国科学家正在试验能否用新发现的这种药治疗艾滋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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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379 【原文出处】《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200104 【原刊页号】30～37 【分 类 号】J8 【分 类 名】影视艺术 【复印期号】200106 【 标 题 】论影视景框的艺术活力 【英文标题】On the Artistic Charm of the Viewframe in Movie andTelevisionPAN Xiu-tong(School of Art and Technology of Movie & Television,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 200072,China)【 作 者 】潘秀通 【作者简介】潘秀通(1941- )，男，天津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上海大学 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上海 200072 【内容提要】只有不断增强与提高对影视景框所拥有的屏蔽与分离、限定与延伸、稳定与变化、收敛与扩展、客观与主观、修饰与美化诸多艺术 表现作用和美学功能的认识，更加自觉地理解、开掘影视景框的艺术活力，才能不断创新影视话语，提高影视制作质量和全民族影视文化整体素质与整体水平。【英文摘要】If we want to update the style of the dialogue in movie and television,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m and to rais e the attainment of movie and television to a new height,the following aspects should be give adequate attention.constantly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in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aesthetic function of the shield and separation,definition and extension,stability and variation,contract and expansion,subject and object,decoration and beautifying for viewframe in movie and television.Consciously explore and apply the artistic charm in movie and television.【关 键 词】影视景框/艺术作用/美学功能viewframe in movie and television/artistic role/aestheticfunction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J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1)04-0030-08电影电视的世界是银幕或屏幕上的世界。它以景框的边缘为界限。影视景框犹如照相、绘画、舞台的画框，乃是银幕或屏幕的框架，影像画面的空间界域。然而，对于电影电视的这一矩形空间领域的艺术表现功能不少人却不甚了了。只有影视制作者、评论者乃至影视观众，不断增强与提高对影视景框的艺术地位、美学功能的认识，更加自觉地理解、开掘影视景框的艺术活力，才能不断创新影视话语，提高影视制作质量和全民族影视文化整体素质与整体水平。一歌德曾经说过，“显现与分离是同义语”，“那些将要显现的物体，为了将自己显现出来，就必须分离”[1](P92)。影视景框就像一道矩形屏障，一个分离器，它首先屏蔽与分离出景内与景外两个空间，一个显露可见的画内影像世界和一个虽不可视、却能引人想见的隐藏画外的神秘世界。“景框犹如窗框，而这扇窗户是向世界敞开的”[2]。景框内的影像世界应是制作者从无限大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精心选择乃至苦心创造出来的，它一经同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分离并显现于景内空间范畴，成为幻象，即如云开日出，获得凝聚性与神话性，成为能量动力场，足以唤起观者的视觉注意和读解兴趣。雷利・斯考特执导的《角斗士》十分醒目的第一个镜头画面，就是在深沉幽怨并富有田园风味的主题曲中景框内一只戴着结婚戒指的大手，轻抚黄色麦穗向前移行，并有妻儿欢声笑语ｈｕí＠①响天际。它不仅揭示了罗马军队统帅马克西穆斯将军的出身与理想、愿望，并且为全片意识结构部分奠下基石。景内空间是影视制作者同影视受众进行信息交流的窗口和媒介，也是信息传递和能量散放的一种疆域。如将景内空间分割，这一疆域可分为平面的上、下、中、左、右部位，纵向的前景、中景、后景方位，以及横向与竖向、平面与立面相交叉所形成的诸多部位与方位。“疆域还显示权力和等级”；“一个特定疆域内，生物体所占空间数量和它拥有的控制程度成正比”[3]。被表现的主体与陪体，作为传达信息的不同信息源，为影视制作者置于景内空间疆域的那一特定部位，并形成何种对比关系与支配关系，势将发挥不同的引导、控制作用和心理、情感作用。人们通常认为：景内空间中央部位乃是视觉注意中心，占据支配地位；上下左右边缘部位因远离画面中央而处淡化地位。布里昂・德・帕尔玛执导《嘉丽》，为凸现自我封闭、“灰姑娘”似的嘉丽被蔑视、侮辱、损害的社会地位，在影片前部表现人物群体场景中大都把她置于景内空间的右侧或右上侧边缘部位。就一般状况而言，往往是上轻，下重，前景地位重要、突出，对中景具有解释作用，后景则显次要、疏淡，对中景起着衬托作用。日本影片《W的悲剧》中名演员羽鸟翔劝诱学员静香代她承担丑闻的镜头画面，其前景、后景的鲜花便隐喻着鲜花遮掩丑恶与眼泪的象征意义。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一经创造性运用，亦如《认识电影》一书所说，靠近画面顶部的位置可以表现权力、威望和雄心壮志，画面底部可以具有从属、脆弱和无力的特性。大卫・里恩的《雾都孤儿》开头，由于暗夜里电闪雷鸣、风起云涌、池水掀波、树摇叶落这一语境的烘托，在第五个镜头景内空间中，占据画面1/3的顶部所展现的是向画面右方涌动的压顶乌云，占据画面不足1/3的底部则是朝左下角倾斜的山坡暗影，一个小小人影从右下方入画，渐渐显现于山坡斜线上。这分外渺小的踽踽独行的人物剪影，不但立即攫住人们视觉注意力，并且形象地揭示出这一未婚先孕女子此时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影视世界是运动的世界。与静态造型艺术有所不同，无论影视景框处于何种状态，其景框内的影像世界始终都在运动着，变化着，亦即说，景内空间中的能量动力结构乃处于不断变化与改组的动态过程之中。因此，把握影视景框固须注意，依据视觉扫描自上而下、由左向右的通常习惯，相对而言，“一个视觉式样的底部应‘重’一些”，左半部作为“观赏者主观经验中的中心”，而“位于右侧的视像比左部的视像要清楚一些”[1](P28-35)，则是视觉中心。在一组由两个或三个演员形成的组合中，位于左边的演员大凡是被强调的角色，而此刻从右方上场的人物又会立即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观赏者视觉方面的反应，应被视为大脑皮层中的生理力追求平衡状态时所造成的一种心理上的对应性经验；艺术家所以要在艺术中追求平衡，也就在于维持人体的平衡乃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即如前面所述，一个演员从舞台右方上台，观众就会立时注意他，然而倘若他上台之后没有继续去占据中心位置的话，人们的注意力便会立即转向左方的活动区域。影视景框就像戏剧舞台。既然艺术欣赏是不断寻求与建立心理平衡的动态过程，影视景内空间也在流动多变，其间诸事物主次关系又不断变化着，因此，影视制作者必须适应变化求得动态中的均衡，依照实际生活和自己独特的表现意图，通过摄影构图技术或数字技术与技巧辩证而创造性地运用景内空间领域。《角斗士》第一镜头中，马克西穆斯将军的左臂虽然居于画面右半部，但他轻抚麦穗向上滑行的左手手掌却一直处于画面中央，又一直呈于动态，并是暖色调长镜头，加之欢语声和主题音乐的衬托，因而令人过目难忘。影视景框这一结构工具，既构造了一个演奏“主旋律”的有限的画内影像空间，同时又营造了一个虚灵而非虚无的画外想象空间。客观实在空间的无限与影视画面空间的有限，决定了影视画面构图只能在“无限”中选择“有限”，以“咫尺之图，写百里之景”，以个别反映一般，借局部暗示整体。正如格式塔完形心理学认为的那样，视觉并不满足于看到物体的一个局部，而是要把握它的全貌。况且，景内的氛围并不可能脱离景外的氛围而孤立存在。因此，影视景框作为画内与画外、显露与隐藏、视像世界与想象世界的交叉融合处，也就兼具限定与延伸感官的作用以及直露或含蓄的美学功能。“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4](P71)影视制作同其他艺术形式的制作一样，都应“以少总多”，力求精炼，善于“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恰如契诃夫所说，“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掉罢了”。影视画面构图，不仅要剔掉多余的东西，还要善于把观众的想象力和补充作用从画内的“有限”引向画外的“无限”，使表现内容更凝练、丰富、含蓄，更富有高远的美感。中国导演张艺谋、王家卫分别执导的《红高梁》、《花样年华》，都善用断、藏手法，始终把患麻风病的李大头或另外一对婚外恋人截留于画外空间，既剪除枝蔓，省出笔墨给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又留给观众一份悬想的空间。画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空间，它应当是贮藏和蕴涵更大能量的动力场。“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5]中国影片《黄土地》中翠巧出嫁新婚夜那一镜头，在房门吱嘎一声响过之后，只让翠巧丈夫的一只黑手伸进画内，其余皆框于画外，这不只在于减头绪，立主脑，并且在于避拙就巧，借助观众审美的主观性与差异性，透过翠巧惊惧无言地哽咽着向后退缩的细节刻画，调动观众参与艺术创造，殊途同归地去充分想象翠巧丈夫的丑老形象，并反思封建婚姻制度违逆人性的本质以及女性的悲剧命运。恰切地利用景外空间，亦可淡化性与暴力场面。景外空间的精巧运用，还有助于独特美学风格的构建。法国影片《禁忌的女人》展示了不愿说谎的22岁女子米芮儿同不愿离婚的39岁的方斯华在6个月内从邂逅、热恋到疏冷、直至找到充足理由分手的历程。全片除却一个镜中影像和两只手偶尔闪现，男主人公的整体形象始终未在景内空间显现，使这部影片成为迄今罕见的全是主观视角的“第一人称”影片。景外空间完全可以创造为艺术空间、风格空间和美学空间。断藏结合、“有无相生”乃是艺术创造法则之一。影视制品的画内与画外永远相依并存，互补互动。把握景框亦须注意“画外意”本在“画中态”，所谓“景外之景”须出自“景内”，“象外之象”则源于“象内”。电影电视的美，必须以充斥景内空间的影像、构图技术和技巧以及声画匹配作为火种，燃点观众的思维和想象，艺术审美过程中的美感首先仰赖制作者在“景内”“象内”创造。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编导的《橄榄树下》，运用同期声将噪音、语声乃至摄制组人员对话等多维性画外音录制下来，让人同时感知画内与画外交相辉映的多维空间的真实存在。该片又将“戏中戏”《生命在继续》（即阿巴斯摄制的前一部影片）的场景严格限定在生活中震后重建的两层楼小房子的底楼外景空间，以此作为“戏中戏”的戏剧空间，即前部影片遗留下来的梦，一个虚幻世界；而此时框于画外的二楼外景空间则为“戏中戏”外的《橄》片本文戏剧空间，一个现实世界，却又是前部影片延续下来的艺术世界。于是，景内景外亦幻亦真，相映成趣，全片艺术空间又与现实生活客观空间完全重合，浑然一体，充满张力，从而让全世界观众都能深切地感受到阿巴斯纪录风格影片的别样光彩。二清人王夫之在《思问录・内篇》中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他认为，动与静都是运动的基本形态，其差异只在“动之动”与“动之静”。绝对的运动与相对的静止，乃是对立的统一。“动之动”与“动之静”的交替变化与复合，亦是影视运动的基本形式。影视景框的相对稳定与变化，也就生化而成场面调度与空间调度两种基本形态。影视景框处于稳定状态时，其画面边框无异于舞台画框。因此，电影电视与舞台艺术交叉共用着场面调度语言。“场面调度”原出自法语，意为“摆入画面之中”，是戏剧专有名词，指导演对画内空间一切视像构成元素的有机控制。沿用于影视领域，作为影视的再生性语言，必须同舞台场面调度达到“不似而似”，既具规约性，又具非规约性。戏剧与影视的“不似之处”乃在于一个是三度空间内的“实体直现”，另一个则将三度空间的实体事物转变为两度空间内的“影像再现”形态。而二者皆谓“场面调度”，其“不似”而“似”的规约性即交叉点正在于舞台与影视的画框均处于相对静态。电影的场面调度乃与电影相生相伴。除却普洛米奥在威尼斯船上拍摄的那一镜头段落，电影诞生伊始的卢米埃尔纪录电影和梅里爱的电影戏剧基本都是场面调度形式。场面调度乃是产生最早、生存最久的电影话语形态。伴随影视话语的当代创新，影视制作者可以创造性地透过单一镜头静态画框内的动作调度和构图形式，凭借对人、景、物、光、色等影像构成元素的有效把握，对画内主体与陪体的形状、结构线条、空间位置、透视规律、动静变化、光效、影调、色调及声画配置诸多造型元素的积极驾驭，发挥场面调度其凝聚注意、突现主旨、揭示内涵、转移视点、渲染气氛、推进节奏、创造风格的艺术功能和美感作用。场面调度的景框及其画内空间因处于静态而以稳定性见长。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将场面调度作为主体调度手段，使之成为影片风格特色之一并把它推向极致，形成“物极必反”的悖论，从而揭示并突现了惟独没有春天的封建大宅院那死气沉沉的氛围，沉重凝滞的生活节奏以及喜庆的大红灯笼也掩饰不住的陈腐僵死的本质。同时，自颂莲夏日走进大宅院做了四太太那一刻起，她就同其他女性一同置身于林林总总的口字型构图样式中：拱形门洞窗口，带有雕梁飞檐张开或关闭的门，方形帐帷，半个圆形镜面，鸟瞰角度的日里夜间的庭院内围轮廓……制作者还有意利用透视焦点和暗调子强化这种口字型与口口相套的构图及其纵深，随着情节的发展，三太太梅珊的惨死，影片以她那“好比杀人场”的唱词点睛，点化出所有女性都在这里吃人、被吃、杀人、被杀的实质。影视景框及其空间一旦处于运动状态，这便形成电影电视所独有的空间调度话语形式。它是制作者通过摄影（像）机机位及其镜头的运动乃至镜头组接运动，综合运用各种视向、角度、距离、景别、焦距等因素进行运动取景，造成影像画面空间的变化，实现动态构图的影视原创性语言形态。其画面景框与影像空间由于镜头的调度而处于运动状态，因此空间调度亦可称谓镜头调度。它因而也就同影视景框及其空间处于静态的场面调度明显地分离开来。通过移动摄影造成影视景框及其影像空间变化，可有沿着光学轴线运动的推拉形态，沿着水平或垂直方向运动的摇与甩摇（闪摇）或俯摇、仰摇形态，围绕固定水平轴进行垂直运动的升降形态，跟随被摄体同步运动的跟拍形态，沿其种种规则或不规则路线移动的移拍或旋转镜头形态，不规则运动拍摄的晃动、滚动形态以及综合运动式镜头形态。这些空间调度形式，即可化静为动，使原本处于相对静态的被摄体伴随画面空间的运动产生动势，从而创造出具有影视特性的造型形象，丰富影像画面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活力，又可返动为静，将运动的被摄主体相对地控制于镜头视野中，保持其在画面空间中的视觉中心地位，从而有利于展现被摄主体在运动过程中的形神状貌，并为其完整的表演提供一气呵成的可能性。动态的景框，又可强化电影电视的控制功能。随着动态景框的起幅与落幅、位移路线和运动节奏，它可以凝聚或转移视觉注意中心，强调某一事物，带上鲜明的指示作用和诱导作用，唤起人们视觉的注意或心理上的兴趣，以便深入理解镜头画面的内涵。因而镜头调度还具有强调与突现的功能。同时，作为影视空间调度主要标志的移动摄影，冲破定点摄影的束缚，使每一个在运动中摄取的镜头画面，都成为一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固定镜头画面之和，其间每一位移抑或镜头的每一点改变所获得的每一影像画面，都相当于一个不同视点，都能把握到一个新质的画面空间和具有价值性的新环境，从而有利于展示动态中的事物，并能够富有吸引力地表现某一运动或情节的连贯过程，也就为镜头内部蒙太奇、长镜头和纪实风格美学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使影视的艺术表现与美学功能得以拓展。影视景框乃是银幕或屏幕的整个视域，它还拥有收敛与扩展影视视野、从而具有凝聚或散漫的美学功能。景框从变化趋于稳定，由动而静，或者“推”向被摄体，“跟拍”表现主体，收缩框架必然限定或收缩景内视域，使封闭的影像画面内容紧凑集中，富有张力并能显现影像画面结构的形式美；而随着画内空间的收敛，却相对扩展了画外想象空间，便于画外生情。至于影视景框由稳定趋向变化，由静而动，或者“拉”开来，乃至俯、仰、摇、移，必将画面框架延伸，不断把画外空间内容纳入景内，扩充和延展画内空间，加大与增多画内信息含量，获得丰富的涵盖力和开放性。这样，虽然因景内扩容而缩小和淡化了观众的想象空间，但是却强化了镜头画面舒展散漫的自然形态和真实感。影视制作者完全可以根据内容表现和美学风格创造的需要，创造性地处理影视景框的延展与收缩、变化与稳定、开放与封闭、自然美与形式美的辩证关系。影视景框可静可动，亦可静动交融，静动相生，张弛有致。中国影片《早春二月》片头就是交叉性调度形式：在一个相对静态的大画框内，套着一个动态的舷窗小画框，沿岸风光景物从中掠过。一个镜头内便融合了场面调度和空间调度两种形态。《橄榄树下》交叉运用两种不同的调度形式。其戏中戏《生命在继续》部分，用的是场面调度，显现其镜头画面的戏剧空间与虚幻空间性质，艺术地反映出大地震后伊朗人民对生命和生活一种淳朴、自然、平和、顽强的心态与生态；而本戏《橄》剧，运用的基本是镜头调度形式，特别是长镜头及其大景深，真实地再现了历经浩劫重获新生命与和平的伊朗人重建家园、追求幸福人生的执着精神。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则是一部艺术化和商业化的武侠影片，其镜头画框一直锁定在主要人物及其动作上，追随李慕白、俞秀莲、玉娇龙穿房越脊、剑飞刀舞、坐卧行止，弹跳腾飞于竹林碧波之间；人物对话则通过静态景框的正反打变换以揭示其内心活动；可谓“人动它亦动，人静它亦静”，流畅，自然，不仅利于突现“人要真诚地对待自己”这一主旨，并且创造出莱辛在《拉奥孔》中所盛赞的“媚就是在动态中的美”。影视制作者无论运用何种调度形式，自应讲求“先立宾主之位，次定远近之形”。被摄体同镜头距离的远近，既取决于景框内人与物的多少、情节的表现需要及环境空间的具体状态，又取决于外在条件的影响、内在心理与情感乃至社会文化背景状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因其自然条件、文化背景的诸多差异，决定了有其各自不同的距离模式，而各自的亲密距离、私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又有各自的尺度与内涵。就一般艺术表现而言，“远则取其势，近则其取质”[4](P53)，中景位则兼顾“质”与“势”。摄影（像）机镜头又与观众视点等同，因而景内被摄体越贴近观众、视域越收敛的“紧凑画面”，观众便越加感觉亲近真切；被摄体越远离观众、视野越扩展的“松散画面”，观众情感上就会越疏冷中立。然而，貌似“松散画面”的《橄榄树下》结尾那个近4分钟的俯拍式广角长镜头，先用大全景表现身着白上衣的侯赛因沿着蜿蜒小路冲下山坡，跑进山下眼前的一片橄榄树林；继而景框缓缓升起拉成远景，展现不时闪现林间、渐成白影的侯赛因呼喊着“塔娜莉，塔娜莉”，追赶已经走出树林、成为白点的塔娜莉，期盼获得她的答案。当又一个白点钻出郁郁葱葱的橄榄树林，镜头落幅于大远景，于是，在鸟啼虫鸣和18世纪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契玛罗萨的乐曲声中，只见此时已处于相对静态的景框内，一前一后的两个小白点宛如两只蝴蝶追逐着翻飞于万绿丛中，牢牢吸引观众关注他们的爱情结局，特别是最后侯赛因那一小白点伴着欢快的音乐节奏折身而回，顺着原来方向快速跑回来，更赋予人们美好的想象，发挥了“紧凑画面”和“特写”有时也难以企及的美学功能，因而自树一帜。三影视景框也是向人们提供的一种观看方式和视野样式。它如何指引人们观看，又指引人们怎样观看，是客观地还是主观地、忠实地或是变形地观看，便形成种种特定的视野形态、感知关系和美感作用。镜头是具有仿生眼作用的装置。电影刚刚诞生之时，卢米埃尔和梅里爱的影片大都只是一个镜头，摄影机及其镜头又基本固定不变，因此镜头及其景框就相当于摄影师和观众的视点与视野，其影像画面即为他们目之所见。这时的电影唯有一种场面调度，一种客观视点和客观镜头。然而，自从电影有了移动摄影和剪辑技术，也就有了镜头调度，电影视角获得空前解放，于是伴随景框及其空间的不断变换，动态景框的起幅与落幅、位移路线和运动节奏，又由于镜头的仿生眼作用，便使其影像画面往往成为制作者、观众或剧中人物观察、认识、思维过程的具体反映，因而也就产生了主观视点和主观镜头。所以，影视景框的艺术活力还表现在它能分离和创造客观与主观两种视点、两种视野、两种镜头，并且拥有修饰性和不同的美感性。通过景框与影像空间的转换与组合及其节奏变化，“从画面的联系中创造出画面本身并未含有的意义”这种特有的蒙太奇技术与技巧，借此再现或表现人类主、客观生活，其多样、丰富的艺术表现功能以及相应的思辨的美感作用，足够开辟专章另述。仅就景框处于动态状况下的镜头调度而言，它即已能够展示被摄体存在与运动的体态、角度、方向、速度及其同环境的联系与关系，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像画面造型、运动节奏及其同前后镜头的匹配，展示人物外在运动形态和内在精神世界。譬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拯救大兵雷恩》中，徐徐推向女兵眼睛或墓碑前詹姆斯・雷恩眼睛的镜头，实则在渐渐推向他们内心世界；而从眼睛特写猛地拉开的镜头，则表示意识活动的戛然而止。至于手提摄影机拍摄的晃动镜头，因其不稳定性和不规则性，不仅可以用之展示纪录片中新闻摄影师的主观视角，并且可以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用以展现准尉瓦斯柯夫押解俘虏途中疲惫不堪、跌跌撞撞状态下的主观视像。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雷恩》中，那抢占俄马哈滩头战役的一场戏20多分钟，始终运用手提摄影机拍摄的摇晃镜头，既创造出枪林弹雨中战地摄影师的视角，强化了景内空间的纪实性，又渲染出抢滩战斗变幻莫测、动荡不安的氛围，并辅以镜头转换和慢镜头及无声，创造出米勒上尉的主观视点及其主观视像，从而突现战争中死亡与生存的残酷搏斗。景框跟随被摄体运行，或者移、摇、俯、仰、升、降、滚动，甚至居高临下航拍俯瞰，其影像画面原本就是运动视点的产物，因此极易形成一个潜在者的偷窥视角和主观视点。美国影片《与敌同眠》中，罗拉为维护人格尊严佯装溺毙逃至爱荷华州一个小镇，并改名莎拉，而凶残丈夫马田不久即明真相便追踪而至。欢庆地方节日的那个夜晚，莎拉与其新结识的男友从游艺场归来，影片便凭借跟移的画框暗示一个偷窥者的潜在。罗拉旋即发觉居所中的种种异常，不胜惊恐，此时镜头景框一直追随莎拉，而其丈夫马田却隐匿画外。这长达六分半钟的镜头画面，既制造了悬念，又加剧了恐怖感。影片最后的高潮部分，完全由这潜伏的偷窥者的主观视像和罗拉的主观镜头结构而成，形成全片的一大特色。“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影视景框同被表现主体于空间位置方面的联系和关系所形成的观看方向与角度，诸如两极状态的正面与背面，交叉状态的侧面和占据3/4或1/4正面的斜侧面，常人常态的平视角度，非常态的倾斜、仰、俯、鸟瞰角度，均因人类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对不同方向与角度积累了不同的生活感受和心理感受，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因而在艺术制作上各种方向、角度也就具有不同程度亲或疏、尊或卑、褒或贬、稳或乱的表现作用，拥有不同的心理性、哲理性与美感性。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晚年情怀”一集中，在邓小平退休告别讲话镜头画面之后，叠化出景框仰视并摇过湛蓝高天、最后落幅于五星红旗的长镜头，喻示邓小平宽广的胸襟，并把他的主动退休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及祖国前途联结起来。影片《菊豆》在出殡“挡棺”一场戏中，用仰角、逆光和主观镜头反复渲染盛敛杨金山的棺材以及怀抱灵牌端坐其上的杨天白从头而越，具有重压感，却用俯角乃至“无语”表现菊豆和杨天青、即天白的生身父母一次次地挡棺终至精疲力竭的惨状，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无情摧残，传达出制作者富有情感性与哲理性的认识。饱蘸情感与哲理的影像画面，亦是主观化镜头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矩形景框还具有不容忽视的修饰与美化功能。其高宽之比，一直在追求视觉造型的修饰性与美感性。先前无声电影和有声窄片电影画面景框的高宽之比大都接近或等于3∶4的比值1∶1.33，乃是接近世界几大著名城市的绘画珍藏品画面高宽之平均比值，因而获得绘画画框一样的装饰性能和视觉和谐的美感性能。方今，普通电视荧屏的高宽比则为1∶1.33左右，依然承袭了这一比值及其相应的修饰与美化性能。虽然宽银幕影片景框的高宽之比为1∶2.35，然而，遮幅宽银幕影片已成为当今的常规影片，其景框的高宽之比分别为1∶1.85、1∶1.66，它们连同数字电视屏幕高宽的新比例9∶16（即1∶1.77），都更加接近黄金分割（2∶3、3∶5、5∶8）的比值，因而愈加拥有造型形式的修饰性与美感性。孟子曾说：“充实之谓美”。影视景框的形式美应当跟画内影像内容的充实统一起来。同窄片景框规格相比较，当今遮幅式常规影片景框规格乃是相对加大了画面空间的宽度，扩容了景内空间，具有更大包容性，更有利于全景画面内容的展现。这也正同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同电影的传播方式和信息读解装置是银幕，其视觉空间广阔、画面信息容量大相适应，相协调。米哈尔柯夫执导的《西伯利亚理发师》就采用了宽片规格。在此规格景框中，影片开头随着人声嘈杂与调试乐器的背景声隐没，字幕衬景则为大剧场中乐队指挥带领乐队奏起《费加罗咏叹调》的全景镜头，两道大幕向旁拉开，所展现的乃是相继叠化而出的航拍的西伯利亚广袤的森林、山川、河流，大远景中有列火车行驶林间，只见浓重的白烟飘浮半空。随即，在又一个化出的全景镜头空间里，表现珍于1905年写信给美国西点军校的儿子，袒露内心的一个秘密，从而奠定了影片中两个历史空间、三条叙事线索、传统叙事与现代叙事相结合的恢弘结构基础。其画面与声音、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即产生一种和谐的美。《橄榄树下》所以舍弃遮幅而用35毫米窄片规格，亦适应其人物较少、情节单纯集中、但着墨于人的精神展示的内容表现需要，同时也便于借助电视传播。相对于电影银幕，一般电视屏幕不大的景框空间决定着它的信息容量乃至场面表现均受到严格限定，因而更适于家庭里以个人读解为主的传播方式。然而，当前一些中国电视剧的制作，力图步电影后尘甚至取而代之，不仅津津乐道于千军万马、大场面、远景位，并且热衷于遮幅形式，有的甚至将某些镜头或段落胡遮一气以示新异，这既浪费电视景内空间，又无形中把电视景框愈加缩小，南辕北辙，悖逆于电视美学原则。它同有些VCD、DVD光盘制作者，削足适履地将遮幅影片改作窄片规格或当下屏幕规格乃殊途同归，同样弄巧成拙。影视制作者把握画面景框，既应考虑内容的表达，风格的创造，亦应关注电影电视媒体及其景框空间承载功能的各自所长与所短，尽可能地避短就长，抑或化短为长，弃旧图新。影视景框的运用，同样是“有法”而“无定法”。运用上要“有法”，乃是要影视制作者注意景框所以能够成为影视话语中的一种“语言”元素，就在于它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则性，相对稳定的艺术表现基本功能和美感作用，应善于吸纳融合前人和他者的成功经验与语汇，使自己的景框“语言”运用能提升到全球化与世界性的高度和广度，以适应世界影视文化大市场的需要；运用中又要“不拘成法”，就是要敢于发展，勇于创新，以独到的视角不断发现与开掘影视景框的艺术表现潜力，不断为其注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活力，使景框的技术把握科学化、艺术化、个性化、风格化，以确保中国影视文化的独立品格与地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面对电影电视的全球化趋势和进入WTO的挑战和机遇，当代中国影视工作者当会不辱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影视景框这一记录人生、演绎艺术的有限舞台中，创造无限壮美的景观。收稿日期：2001-04-13【参考文献】 [1]［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法］罗伯・格里叶．我的电影观念和我的创作[J]．世界电影，1984,(6).[3]［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38.[4]历代论画名著汇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5]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2.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辶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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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ENVIRONMENTAL TECHNOLOGY1999年 第17卷 第6期 Vol.17 No.6 1999人体防电磁辐照的安全限值鲍协文 鲍路明 蔡珍梅摘要：电磁场对人体的影响是何等的复杂，以致不少专家或学者将不妥的量值作为标准。作者在大量调测，亲身体验和界面研究之后，为了去伪存真，还科技之本来，推出了符合系统工程之要求的防电磁辐照安全限值。关键词： 人体； 防电磁辐照； 安全量值中图分类号： T09-651 文献标识码： AINCREASE THE PRACTICALITY OF THESAFE THRESHOLD OF ELECTROMAGNETIC IRRADIATIONBAO Hie-WenTHERE IS SOME LIMITATION IN IEEE ANSI C95.1Abstract：The use of 377Ω and SAR is not suited to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engineering and human conditions Through many years of researches wehave set up a new general threshold which brings human health intoconsideration while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步入研究的时代背景从1973年开始，由于长期工作在各种强电磁环境之中，经常身受各种有感的电击、失衡、头晕、致热等(可重现的)影响，为了自我保护，在寻找安全标准中，发现中国标准过于浮空，苏联标准夹带臆造，美国限值内含错误。不少专家和学者又抛出了(说不清道理的)美国限值比苏联的高十百千，迫使作者投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自费研究。由于抓住了人体在电磁环境中的敏感性，抓住了防护与否对安全限差的影响力，抓住了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生产发展对电磁环境的依存关系，所以节节突破，每每成功。为了让人类有个符合自身利益的防电磁辐照的客观标准，再来一次突破。常识性的突破（1987）当时，此类标准以美苏最有代表，涉及面广(如频段f、电场E、磁场H、功率密度S、时间t等等)，从图1和图2中能直观地看出美苏之异。问题是:同属人体的安全标淮，为何美苏E和H来个反差? 是美国人的抗E比苏联人强，还是苏联人的抗H比美国人的高? 中国人呢，是其中档，还是举世最低?……为何苏制舰船战位上的射频电场比其限值大几十倍？为何欧美感应淬火炉在人体位置的射频磁场比美标大几十倍？图2的计时法是美式的对还是苏式的好? ……对SAR有何看法? 用377Ω换算对吗? 用经补法和随访法制限合适吗? 作业与生活有何不同? 制定防辐照限值的要求是什么? ……常识确认:人类生活在非自由空间，人体阻抗(包括人对物的阻抗)不是377Ω：（在低频段)人体(材料)的抗磁场能力胜过抗电场;不该用377Ω作H、E、S的近场换算，……实践证明，美E、S和苏H较接近作业实况;苏E、S较接近生活环境。……常识与实践给我们以动力，大胆地浮动了H值，示出了于众不同的图3限值。……通过会审，图3限值注入船舶GB 10250和海军GJB 1446.40中。图3未涉及公众(生活区)的制约量值。图1 美国与苏联的限差有多少图2 美苏的计时法何以不同图3 步入实况的作业安全限值技术性的突破（1989）事也巧，当作者在中国推进的同时，国外似乎也悟出了什么。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各使各的招术。英、德、日、美先后在1988、1989、1990、1991年也示出了大幅更改后的标准(其中，美C95.1是在IEEE、EMC转载作者文章1、2之后）。与以往相比，图4中的各国限值，不是上浮H值，就是拉开作业（可控）和公众（非控）的限差。其中，日本限差最大，美国变动最大，……问题是：作业与公众用同值肯定不对，限差用五倍也不妥，作业与公众的谐振段能等同？公众（生活区）在614或1000V/m的强场中就不产生电击? ……实践证明(在低频段)人体对电击的敏感性远胜过场强。也就是说，有无防电击措施，在同一安全电流下，有差值很大的安全辐照场值。图5为传导(触电)而立，因人体对电流与时间的安全值成反差，所以感应电击的电流可以比图5中的大些。……如果国内外的此类制限者，都认识到作业(可控)与公众(非控)在现实法规工程中的如下区别：作业――有防电磁辐照常识者，是健康的成年人，工作时须以不同的体姿出现，必要时会按规定时空，或用等电位法，或用绝缘法进入强场区，防止对人体产生有感的电击，是一组有条件的纯属辐照场的安全值。公众──不该受控的， 或不可能采用防护用品的工种和场所，它包含老弱病幼和活动中的群体，可触及门窗、车辆、杆索等金属件，确保对人体不产生有感的放电电击，是一组无条件的安全值。知道作业与公众的这些区别，就会引出同属安全条件下的四种技术性的限差:──健康与否，限差两倍以上;──有无防护常识，限差五倍有余;──有无防电击措施，E差卅倍不止;──不同波长比构成不同的谐振频段。顾及生活中必要的环境电平，适当地拉开两组间的限差，给出了比图4客观而稳妥的图6限值。随之，通过会审，纳入到工业与科学和医疗的射频设备的GB 4824之中。到1994年止，还存在如下问题：人体在强场中能否产生谐振? 谐振时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或最敏感的)要素是什么? 按SAR给出的最低限合理吗?图4 变动后的英德日美限值图5 感应电击的敏感特性图6 符合实况的作业与公众的限差概念性的突破(1998)要想步人客观，非要找出欧美制限史中经典性的错处，它就是延续至今的SAR(specific absorption rate):来路不正的SAR──将每日人均食物的30％转为人均表面的热散量，与人体50%表面受微波场辐照的致热量等效。……又利用人眼受微波辐照的安全值(10mW/cm2)与热散量之巧合，引出了经典理论SAR，实属歪理。（食物致热与微波致热的理化原理本不同;人体在全频谱中的敏感点是皮肤;人体对H、E、S、f的敏感性不一，这都说明SAR是乱套的理论)。自相矛盾的SAR──“人体单位质量(kg)吸收电磁能量(W)的平均值(W/kg)”这是SAR不可测的物理量的定义，实际，对血肉骨可测出随f上升而增加的(W/kg-f)线型，只不过测出的线型与图7的线型格格不入。……图7本是波长比的产物。用同一人体(同一重量)不同体姿(举、立、坐、卧）就可试出不同波长比的线型(无需用不同年纪)。注意:人体对辐照场的敏感系统不是图7中的包络线。总之，图7与定义互不相容。违反客观的SAR──提出防电磁辐照量值的重要依据应是可重现的(无法臆造的)度量衡。人体对电磁能量的敏感特性，不但是众人已承受过的，而且是有心者已试出的……虽然人体对V、I、H、E、S、f、t的反应不一，虽然同一人体不同年龄不同状态不同部位对电磁能量的反应不一，(除舌头外)人体对电磁能量最敏感的皮肤的有感值汇集于图8之中，电击感的I值随f上升而增，电热感的S值随f下降而增，无感区的量值正与图7成反差，这一实际效果，是上浮谐振低限的客观依据。 另外，在“过渡频段”会产生耦合能量汇集于(手臂)某处形成集结热(不在被辐照的表面，不在SAR中的手/脚/腕)，这是IEEE ANSI C95.1标准所无法描述的。图7 不符实况的SAR线型图8 研制安全限值的内在动态关系在信息的世界里，在光机电产品广为应用之际，在环境电平猛增之时，……在一座现代化大厦中，上不是停机坪就是发射天线，下不是停车库就是变电站，中间除了电梯吊梯和电缆外，左邻右舍就是家电……。可见，良好的制限术必须抓住人体，顾及界面，满足周边，(和声光热的环境一样)过高或过低的环境电平，对人类自己都不利。适量的电磁环境，为各方的共同要求……在上浮谐振段的低限之前，为作业和公众的制限法则再增补两句：作业(可控)工作区──要在“促进生产发展与保护人身安全上度量”，它是一组(有意步入的有条件的）相对安全值。公众（非控）生活区──要在“控制环境电平与提高生活水平上均衡”，它是一组(无意承受的无条件的)绝对安全值。从图3图6到图9均为实质性的突破，图9是一套跨行业、越国界、不分人种的通用制约值。它比较客观地表征出人体在宏观活动中可承受的安全环境。（和声光热等有感的环境不一样），小于图9的电磁环境电平，对人体均属无感的影响，短期（低频用天，射频用时，微波用分）超限，在所难免，只要全身不超3倍，四肢不超6倍，仍属安全范围。……用（RMS）宽带全向近场仪，对人体可达的空间进行检测，天线距物体应不小于30cm，距公众用品以30cm为限，贴身产品用3cm。图9涉及时间但不提及时间，因为一般作业的连续辐射不超3小时。其它时间均在公众环境之中。长期受连续辐照的莫过于生活在超高高压电力线下的或中大功率发射天线旁的公众。受射频热合机或无线电话机等断续辐照的人，上海超200万，中国超2000万，世界超2亿……这些均是无病变的见证者。图9限值，也为不少伪科学的产品（如手机用的什么套呀，膜呀，卡呀，塞呀）开了红灯。因为那些防护用品对人体没有什么作用，有的有负面效应：有损手机的收发效果，是手机设计者所反对的。图9 人体防电磁辐照的（较为客观的）安全限值作者简介：鲍协文，男，界面研究所，研究员。作者单位：鲍协文 鲍路明 蔡珍梅 （EMC界面研究所，上海 200030）参考文献［1］ 电磁污染研究.全国EMC论文集.1988-1991［2］ “SAFE THRESHOLD OF ELECTROMAG-NETIC IRRADLATION”（美）IEEE EMC 1991 NO149。［3］ 电磁辐照的安全限值.世界广播电视.［J］1992［4］ 电磁辐照的安全限值.上海环境科学.［J］1995.12［5］ 生态电磁环境研究.环境技术.［J］1996.4［6］ 人体防电磁辐照量值之研究．中华优秀科学论文集（医学卷）1998。收稿日期：199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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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消息,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航太研究所的华裔女学生胡宇帆，去年与大学里的五位女同学共同制造出全球最迷你的卫星，如果成功发射到地球轨道中，他们的研究结晶将成为先驱，带领人造卫星走向另一境界。胡宇帆在斯坦福大学首次接受中文媒体访问。在这之前，已有各国的媒体先后来访，大家都对这群大学女学生发展出来只有巴掌大的超迷你卫星感到好奇。这群年轻的团队共有六名核心人员，全是女生，打破了航太界清一色是男性的藩篱。胡宇帆是其中的技术领导人。她说：“我的职称是系统工程师，等于是工程方面的领导者，要管工程方面的研究与问题。”这个计划始于98年6月，当时胡宇帆正在矽谷的圣他克拉大学电子工程系念大四，需要做一个计划，便与同学商量，组成团队。13岁时自台湾移民来美国的胡宇帆说：“当初我们找计划，想找较为有趣的，就想到卫星，想到将来我们的指纹将升到太空，非常酷。”那时候念电子工程的她，打算毕业后继续念硕士，做卫星计划只是好玩。她笑着说：“没想到它改变了我的生命。”她并认为十分幸运，以前学校有研究所学长做过类似的研究，但从没机会发射，因为成本太高了，发射卫星的费用约为一公斤一万美元，她们称之为“Screem”的卫星计划，创下了几项记录，不但是大学生首次开发卫星，也是首次大学生的卫星计划得以升空。今年23岁的胡宇帆认为现在世界的科技朝著“轻、薄、短、小”的方向走，估计迷你卫星很有潜力。她说，小卫星的优点在经济上来说，可以使开发成本降低，同时由于体积小而重量减轻，发射的成本也相对降低。在收集资料方面，她指出，因为便宜可以制造许多个，解决了大卫星收集资料的缺陷，若是只使用一个大卫星，绕著地球轨道转，想要收集一个特定地点的资料，必须分为数个时间，而使用数个小卫星，则可以连续收集该地点的资料，较为完整。Screem团队制造出的迷你卫星(pico-satellite)共有三个，其中两个较大，为8x3x1寸，另一个则只有4x3x1寸，为名副其实的超迷你卫星。其中较大卫星的主要功能为观察大气层中的闪电情况，将资料传送回来，超迷你卫星则会对外太空发送出Screem网站的摩斯密码。这三颗卫星的制造历时10个月，花了8000美元，财源包括学生自己出一点，学校提供一点资金，若干矽谷半导体公司捐赠一点。学生们获得大学教授基特(ChrisKitts)的指导。去年5月卫星终于完成，6名成员总共花了6000小时。胡宇帆说，单单是她自己，就花了1500个小时，除了照顾其它课业外，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其中，努力的情形可以用不眠不休来形容。当时斯坦福大学亦有一项“猫眼石”卫星计划，自95年即开始推动，准备在98年发射。经过申请，斯坦福同意将她们的三颗小卫星放在猫眼石卫星之中，当猫眼石发射到离地表750公里的地球轨道时，会将腹部的三颗小卫星弹射出来。然而，卫星的发射计划却一延再延，这些卫星原本将由空军基地的火箭在去年9月发射出去，却不知何故而延期。胡宇帆说，经过查问，得到电脑、接收及地面控制有问题的多种回答。她表示，延期发射十分耗费时间，因为卫星的发射需等到地球转到向阳轨道的特定位置才适合发射，下一个发射时间的来临可能要等数周。终于又等到上周五，被通知卫星将发射，然而却在发射前一分半时因为电脑问题又宣告流产。胡宇帆颇感失望的说：“再等下一次不知是何时了。”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在这之间，胡宇帆已自圣他克拉大学毕业，进入斯坦福的航太研究所读书，其它五名团队队员也各奔前程。长得娟秀的胡宇帆表示，以前从来没想过会念航太，或进入名校斯坦福，因为这项卫星计划，不但走入了航太领域，并且虽然学业成绩不是很优秀，却幸运获得斯坦福的入学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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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名人赛赛罢最后一轮（空）钱宇平获与俞斌加赛快棋资格(4)内容: 新华社杭州５月１０日电（实习生汤李梁）第三届围棋名人赛１０日在浙江嵊县进行最后一轮角逐，刘小光击败在前６轮比赛中所向披靡的俞斌八段，使得棋王钱宇平获得与俞斌加赛快棋的机会。棋王钱宇平今天执黑击败梁伟棠后积分与俞斌相等。这样他俩明天将加赛快棋争夺挑战权。今天比赛一开始，棋路自成一格的俞斌执黑布下一招罕见的大飞挂；棋风彪悍的刘小光以牙还牙，如法炮制，如此两虎相争，战在一处。此时心情更为紧张的恐怕数钱宇平。他不仅要制服对手梁伟棠，而且还得为前天击败他的刘小光祈祷。如果刘小光不肯卖力，那么“挑战者”非俞斌莫属，而与他钱棋王无缘了。结果，俞斌执黑中盘认输，钱宇平喜出望外。事后俞斌总结说，他最懊悔的是右下角那一手立。当他落下第３５手妙着，眼看右下角尽归自己版图，不禁大喜过望，赶紧立下一手加以巩固，而没有紧接３５手跳，结果右下角虽然占稳了，却造成右边及中腹全面被动。刘小光则对观众说：“我昨天曾在这里表示一定要替你们的钱宇平老乡争得决战机会以报答诸位的厚爱，事实证明我还是挺够义气的。”上届名人马晓春赶紧接茬：“钱宇平尽管祖籍嵊县，但他是代表上海队的。俞斌才是我们浙江人，我为俞斌加油。”其余两台比赛也均是中盘定胜负：聂卫平执黑胜王洪军七段，徐荣新七段执黑胜阮云生七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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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5期 Vol.17 No.5 1999种子工程初见成效全国半数农作物品种推陈出新在湖北省召开的全国种子工程工作会议获悉，我国自1995年实施种子工程以来，共推广农作物新品种1210个，推广面积达7.6亿亩，主要农作物品种更换率达到56%，良种覆盖率达到95%，全国商品种子生产能力由64亿公斤提高到80亿公斤，大大加速了我国种子产业的发展步伐。据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介绍，种子工程实施4年以来，已完成投资15亿元，种子试验、生产、加工、检验、储藏、运销能力不断增强。通过推动主要农作物种子的标牌统供率、精选率和包衣率“三率”，大田生产中“品牌多乱杂、高低三层楼”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良种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中的贡献份额由1995年的30%上升到了40%。在实施种子工程中，各地采取了加强种子生产经营管理的措施，规范了生产经营行为，净化了种子市场，使假劣种子坑农害农案件显著减少。由于实施了种子工程，“九五”期间是我国种子事业和农业生产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之一。然而，由于管理体制不畅等原因，种子“三率”、管理与经营分开、种子公司企业化、育繁销结合进展缓慢，全国种子工程发展极不平衡。针对这些问题，农业部要求各地在加快种子工程建设时，一定要实行种子管理站与种子公司彻底分开，建立一支公正、高效、行为规范的种子管理队伍，积极引导种子企业进行改革、改制、改组，大力推进种子公司和科研育种单位之间的联合，加快集团化、专业化、育繁销一体化的进程。同时，要加大力度抓“三率”，用行政推动和市场机制等综合手段促“三率”，推动农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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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1期 Vol.24 No.1 1998用模糊模型在线辨识非线性系统陈建勤 席裕庚摘 要 讨论用模糊方法实现非线性系统在线辩识问题. 首先给出了简化的模糊规则表达方法及其相应的自适应模糊推理， 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模糊模型参数在线辨识算法. 最后对非线性模型进行在线辨识， 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模糊模型及其在线辨识算法.关键词 模糊系统， 非线性系统建模，在线辨识，聚类算法.ON-LINE IDENTIFICATION OF NONLINEARSYSTEMS USING FUZZY MODELCHEN JIANQIN XI YUGENG(Institute of Automatio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Abstract Nonlinear system modeling using fuzzy system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 simple fuzzy rule representation method and the corresponding adaptive fuzzy inference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is modified fuzzy system, the paper presents an on-line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with which the on-line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nonlinear system is realized. A nonlinear model, as an example, is identified to verify the fuzzy system and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s.Key words Fuzzy systems, nonlinear system modeling, on-line identification, clustering algorithms.1 引言由于模糊系统具有灵活的知识表达形式和推理方法， 近年来， 非线性系统的模糊建模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模糊模型实际上是模糊规则及其推理的一种数学表达形式，是对模糊规则及其推理的统一表达. 基于局部线性函数的模糊模型［1］， 其规则前件是模糊变量， 而结论部分是输入输出线性函数，它以局部线性化为基础，通过模糊推理方法实现了系统全局的非线性. 由于这种模型使用了局部线性函数，能克服模糊系统的高维问题，所以已成了人们广泛使用的模糊模型. 然而这种基于局部线性函数的模糊模型建模算法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算法很复杂， 泛化性差，没有在线辨识算法.本文在一般模糊系统的知识表达与推理框架下，针对用精确数据表达的非线性系统， 改进了现有的模糊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在线辨识算法.2 简化模糊模型和自适应模糊推理用模糊模型实现非线性系统建模，其输入和输出处理的都是精确数据， 所以，模型可以简化成模糊规则if x is vi,ri,then yi=θTiz, i=1,2,…,q (1)和模糊推理(2)其中 x=[x1,x2,…,xm]T是系统输入，z=[1,x1,x2,…,xm]T，θi=[ai0,ai1,…,aim]T是第i条规则对应的结论参数，vi是第i条规则对应的输入局部区域中心，ri是相应的半径，si是输入x属于第i条规则的程度，yi是规则对应的输出，q表示规则个数.利用模糊规则(1)表达非线性系统，实质上对系统进行了输入输出局部线性化，很显然规则的输入局部区域用表示. 如果对于任意输入x都能找到一个或几个输入局部区域，使，那么规则的输入区域的并集就覆盖了输入空间. 反之，规则输入区域的并集就不能包含全部输入空间. 一般来说，如果每条规则的输入区域根据输入范围人为确定，那么可以使其并集等于输入空间. 但当每条规则的输入区域对应的参数{vi,ri}是通过辨识获得的，那么，由于训练样本可能不会充满整个输入空间，或者由于输入空间聚类个数不一定很多，可能会出现划分好的输入区域之并集小于输入空间的情况，为此提出如下自适应模糊推理方法：当新的输入数据属于某条或某几条规则的输入区域时，可以用通常的方法进行推理，即用式(2)推理. 而当新的输入数据x(t)不属于任何规则对应的输入区域时，则需用如下步骤进行自适应模糊推理.① 设adapi(0)=ri (i=1,2,…,q),k=1;② adapi(k)=adapi(k-1)+βri (i=1,2,…,q);if (3)③ ifif (4)其推理过程是，以βri为步长，逐渐增加每个输入区域的半径，直到某一区域或某些区域包含新的输入x(t)，即‖x-vi‖＜(1+∑β)ri. 由于每条规则的结论部分是线性函数， 所以适当增加每条规则输入区域的半径仍能保证每条规则的结论有一定的准确性.3 模糊模型在线辨识对于式(1)描述的模糊规则，在线辨识的目的是要根据不断得到的输入输出数据实时地估计规则输入区域参数{vi,ri}以及输出参数θi. 一般输入区域参数要根据输入数据的结构确定. 为此，本文采用聚类算法对输入空间进行自适应划分，其算法如下［2］：1) 选择聚类个数q(即规则数目)， 初始化中心点vi(i=1,2,…,q);2) 对于任一输入x(t)，依输入样本密度确定最近中心点vc，(5)其中， pj表示中心点vj附近样本的密集程度， nj为vj被选为最近点的次数.3) 修正vc，(6)使用pj‖x-vj‖进行比较可使pj参与竞争，使死点有竞争机会，从而避免一般竞争学习中的死点问题.规则输入区域参数ri(i=1,2,…q)不但决定了输入区域的大小，而且还决定了相邻输入区域或是相邻规则的重叠程度. 在模糊系统中，规则之间的相互重叠是很重要的，它体现了规则的模糊特性. 为了实现在线估计各规则输入区域的半径，可以首先给出希望的相邻输入区域之间的重叠度σ， 然后按下式在线确定输入区域半径(7)或者为了提高计算速度， 在某一时刻可以只确定(8)由于规则结论部分是线性函数，所以当任意时刻输入x(t)属于某一或某些规则的输入区域时，其相应的结论部分参数θi(i=1,2,…,q)可以用递推最小二乘估计如下：ifthen(9)if ‖x(t)-vi‖＞ri,then(10)在估计θi时，每次θi是否修正要根据训练样本是否属于某一或某些输入区域而定. 如果训练样本{x(t),y(t)}属于多个输入划分区域，那么它将同时修正多个θi.综上所述， 可以采用下述在线估计算法实时估计模糊规则的参数vi,ri,θi.算法1.步骤1. 确定规则个数q及重叠度σ(1＜σ＜2).步骤2.初始化输入中心点vi及θi，并使pi=αI,ni=1,i=1,2,…,q. 这里α是一个较大的数，I是单位矩阵.步骤3.输入训练样本{x(t),y(t)}.步骤4.先按式(5)确定最近中心点vc，然后按式(6)修正vc.步骤5.按式(7)修正ri(i=1,2,…,q)或者按式(8)只修正rc.步骤6.按式(9)或式(10)修正θi.步骤7.转到步骤3.上述在线辨识算法中，新的数据与旧的数据对参数估计都提供了同样的信息. 这样，当某些训练样本受到严重污染时，即使新的数据不断更新，旧的数据对参数估计产生的不良影响仍然不能被消除. 这时可以采用加遗忘因子的递推最小二乘算法克服这一不足.4 仿真检验本文采用模型逼近性能指标来衡量辨识的精确程度，其中y(t)是模型的实际输出， y*(t)是估计输出.例.选用Mackey-Glass混沌模型［3］(11)进行辨识. 选取模糊模型x(t+1)=f(x(t),x(t-6),x(t-12),x(t-18))逼近Mackey-Glass时间序列. 由式(11)产生3000个数据，其中50―2500个数据用于参数估计，而2501―3000个数据用于检验模型精度. 选取β=0.5,q=10. 实验可得PI=0.00057， 结果如图1所示. 结果是非常满意的，估计输出与实际输出相差很小，在图中已很难分辨，并且所用规则数目要比文献［3］少得多.图1 β=0.5，q=10时，实际输出(实线)与估计输出(虚线)比较结果.5 结论针对非线性系统辨识问题，本文给出了简化的模糊模型并提出了自适应模糊推理的概念和方法. 利用聚类算法在线学习模糊规则的输入区域中心，按预先规定的规则之间的重叠度在线确定每条规则的输入区域半径， 用RLS算法实现规则结论部分参数的在线估计. 本文给出的在线辨识算法逼近度高，泛化性好，不存在过拟合问题，所用规则数目较少，辨识算法中的可选参数对辨识结果都不敏感且容易选择.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研究所 上海 200030参考文献[1] Takagi T, Sugeno M. Fuzzy identification of systems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modeling and control. IEEE Trans. Syst., Man, and Cybern., 1985, SMC-15(1):116-132.[2] Ahalt S C, Krishnamurty A K, Chen P, Melton D E. Competitive learning algorithms for vector quantization. Neural Networks,1990,3(2):277-291.[3] Wang L X, Mendel J M. Generating fuzzy rules by learning from examples.IEEE Trans. Syst., Man, and Cybern., 1992,SMC-22(6):1414-1427.收稿日期 1996-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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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研究APPLICATION RESERCH OF COMPUTERS2000 Vol.17 No.1 P.9-11，15新一代可视化交互集成仿真环境Arena陈旭 武振业摘 要 作为目前呼声最高的新一代可视化集成仿真环境，Arena的产生是需要和可能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对Arena的产生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Arena的层次结构体系，从输入分析器、可视化柔性建模、输出分析器、Arena定制与集成等方面讨论了Arena的功能特点。最后，探讨了Arena在制造系统、公共系统和服务系统三方面的应用。关键词 Arena 面向对象技术 可视化技术 集成仿真环境Arena是美国System Modeling公司于1993年开始研制开发的新一代可视化通用交互集成仿真环境。基于SIMAN/CINEMA发展起来的Arena，很好地解决了计算机仿真与可视化技术的有机集成，兼备高级仿真器(simulators)易用性和专用仿真语言柔性(flexibility)的优点，并且还可以与通用过程语言，如：Visual Basic，FORTRAN和C/C++等编写的程序连接运行。目前，System Modeling公司推出的Arena3.02版，代表了现代计算机仿真软件的最新水平[1]。1 Arena的产生任何新概念、新方法和新商品的产生都是需要和可能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Arena作为商品化的软件也不例外。需要是直接动力，可能是现实基础，二者缺一不可。1.1 从需要来看以制造业为例，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可谓举足轻重。为了生产TQCSE产品，即使得生产的产品周期(T)缩减、产品质量(Q)提高、产品成本(C)降低、产品的服务质量(S)更好和对环境(E)无污染，各种先进制造技术(如：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精良生产(LP)，敏捷制造(AM)等)纷纷出现，生产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随着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生产系统的复杂性、快节奏、柔性和半结构化的特点使得管理决策的机会成本日益昂贵，传统的管理方法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系统仿真具有良好的可控性、无破坏性、可复现性和经济性的特点，能够“用较少的投资换取风险的大幅度降低“，成为理论分析和实物实验之后又一主要的认识客观世界规律性的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作为未来企业管理决策的一项战略技术[2]，系统仿真为传统管理决策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同时，系统仿真是以多种学科理论为基础，以计算机及其仿真软件为工具进行实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作为系统仿真工具的仿真软件的发展成为管理决策的迫切的客观需要。1.2 从可能上看如果仅有需求还只能算是美好的梦想，那么要“梦想成真”则还需要现实的可能。对于Arena，其现实可能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Buffon针实验奠定了系统仿真的基本理念和思路[3]。(2)80年代初，微机的问世使系统仿真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原来靠手工无法实现的大规模的计算和实验成为可能。(3)从60年代初的Simula-60和GPSS等仿真软件的问世以来，人们从三、四十年的软件开发和应用历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4)SIMAN/CINEMA的不断发展则是Arena产生的直接来源。SIMAN和CINEMA都是System Modeling公司开发研究的“主打”产品。SIMAN是一种柔性建模语言，由System Modeling公司于1982年推向市场。CINEMA则是由System Modeling公司于1984年开始推出的与SIMAN配套的计算机动画环境。在随后的十余年里，SIMAN、CINEMA不断推出新产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仿真软件之一，为Arena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基于SIMAN/CINEMA发展起来的新一代通用可视化交互集成仿真环境，Arena的核心技术来源于SIMAN和CINEMA，又在此基础上有了深刻的变化。其变化的力度不亚于Windows 95相对于Windows 3.2。需求和可能的共同作用使目前呼声最高的仿真环境Arena的产生成为现实。2 Arena的结构体系专用仿真语言，像GPSS、SIMSCRIPT和SLAM等，具有建模灵活的优点，但是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学习编程，并且由于特定语法规则的限制，编程较复杂和容易出错。通用过程语言(如：Visual Basic、FORTRAN、C/C++等)更是如此。另一方面，近年出现的仿真器(simulator)，很好地解决了专用仿真语言和通用过程语言使用复杂的特点，采用像直观的鼠标驱动图形用户界面、菜单和对话框等典型操作，简单易用。进行仿真时，只需选择可以获得的仿真建模构造(如：仿真模块等)，将它们连接起来，然后运行所建模型，就可进行仿真，系统成分的可视化图形动画就会随模型的运行而动画和变换。但与此同时，仿真器又往往为了达到易用的目标而损失建模的灵活性，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可视化集成仿真环境Arena，则将通用过程语言、专用仿真语言和仿真器的优点有机地整合集成起来，采用面向对象技术、层次化的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兼备易用性和建模灵活性两方面的优点。图1 Arena的层次结构体系一方面，Arena提供了可供选择和可供交替的模板，这些模板由动画仿真建模和分析模块组成，你可以采用这些模块建造范围十分广泛的仿真模型。为了显示、使用和组织的简便，模块被分类组成不同类的模板。这样，通过转换模板，就可以获得完全不同的建模结构和能力，并且这些由来自不同面板和模板模块可以混用来建立一个模型。另一方面，Arena通过完整的体系保持其建模的柔性。Arena的层次结构从下向上建模水平依次提高。在最底层，你可用过程语言(如：VB，FORTRAN或C/C++等)来建造你的模型，常常用来满足复杂的决策规则或外部数据的选取等这些特别的需求。块和元素面板是由SIMAN模块组成的，即SIMAN模板，因而它具有SIMAN的一切优点。支持与运送面板是由SIMAN模块封装后组成的模板，可以进行灵活性更大的建模。常用面板是仿真建模过程中最常用的一些通用模块，它和支持与运送面板一起组成了Arena模板，SIMAN模板、Arena模板则和用户用过程语言(如：VB，FORTRAN或C/C++等)编写的程序一起构成了Arena的标准版本。应用方案模板(Application Solution Templates，简称：ASTs)是System Modeling公司建造的一些常用系统模板，如：先进制造模板、流程再造模板、程控中心模板和其它工业模板等。应用用户生成模板可以生成用户自己公司需要的各种模板，目前用户已经建立了的模板有矿业模板、自动制造业模板、快餐店模板和森林资源管理模板等，Arena的标准版本与ASTs和用户生成模板一起则组成了Arena的专业版本。在建模过程中，你可以从上述模板和面板中获取需要的模块或编写需要的代码，并且所有这些部分，不管在该体系中位置多高或多低，都采用Arena提供的统一的可视化用户界面。这样，就既保证了使用的方便性，又保证了建模的灵活性。此外，在同一工作环境里，Arena还提供了与模型集成的模块动画、动画和图表数据设计分析等可视化技术支持。3 Arena的功能特点作为新一代可视化交互集成仿真环境，Arena具有强大的功能。下面本文将从输入分析器、可视化柔性建模、输出分析器、Arena定制与集成等方面来讨论Arena的功能特点。3.1 输入分析器(Input Analyzer)输入数据质量的好坏与系统仿真的质量密切相关。如果输入的数据质量不高甚至是错误的，再好的建模仿真也不过是把错误“精确地”处理了一下，此即所谓的“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garbage out）”。传统的系统仿真中的输入数据用手工处理，费事费力且效果不好。在Arena环境下，提供有专门的输入分析器作为Arena的一个标准组成成分来辅助用户进行数据处理。输入分析器是一个功能强大且通用的工具，能够用来拟合你所提供的数据概率分布函数，你可以预先选择分布函数，然后用输入分析器进行相应参数的数字估计，并计算出该分布的拟合质量；你也可以用输入分析器直接对你所提供的数据进行拟合分布，进行相应参数的数字估计，计算出各分布的拟合质量，然后从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分布函数。不管那种情况，生成的分布都可直接结合进用户模型。采用输入分析器来拟合你所提供的数据，通常采用以下四个步骤：(1)生成包含你所提供数据的文本文件；(2)在输入分析器里对上述数据拟合一个或多个概率分布；(3)选择合适的概率分布；(4)将借助输入分析器得到的概率分布结合进Arena模型的适当位置。需要注意的是，数据文件需用ASCII的文本文件形式，数据之间用空格或竖线隔开，其它方面的形式(如：如何分行，每行的数据个数等)则没有限制。输入分析器可以用来显示同一个概率分布函数的参数变化影响；还可以产生可被输入分析器分析的随机数流。在实际仿真中，用输入分析器进行分析的数据文件的典型代表是表示随机过程的间隔时间(如：到达间隔时间、一系列加工(服务)时间、相继失败的过程时间等)、实体类型、实体的批次批量等。Arena提供了包括贝塔分布、常数分布、指数分布、经验连续分布、经验离散分布、k阶爱尔朗分布、伽玛分布、约翰逊分布、正态分布、泊松分布、三角分布、均匀分布、维布尔分布等十五种常用的分布函数。3.2 可视化柔性建模Arena通过采用层次化的体系结构，保证了具有易用性和柔性建模两方面的优点。在Arena环境下，采用的是面向对象的层次建模方法。对象是构成模型的最基本的元素，对象与对象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模型。由于对象具有封装和继承的特点，使得对象构成的模型也具有对象的特点，即模型本身也是模块化的。这样，模型又可以与其它模块或对象构成新的更大更复杂的模型，从而形成层次建模，保证了模型层次分明且易于管理。根据不同的类，Arena将模块化的模型组成不同类的模板，不同模板公用一个统一的图形用户界面，不同模板之间转换简便，且来自不同模板的模块可以共同来完成一个模型的建立工作。与传统建模环境SIMAN和可视化环境CINEMA分为独立的两个系统不同的是，在可视化交互集成环境Arena下，建模与可视化技术是集成在一起的。这样，在建模的同时实现模型的可视化表达，提高了可视化建模的效率。3.3 输出分析器(Output Analyzer)仿真研究的输出数据是科学决策的依据和来源，对系统仿真输出数据进行预加工则是决策的前提。输出分析器作为Arena集成仿真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提供了一个易用的用户界面以帮助用户简化数据分析，使你查看和分析输出数据更加快捷，简便。下面简要讨论一下如何用输出分析器来辅助用户结实和分析系统仿真输出数据。输出数据文件是由一次或多次仿真运行产生，用来记录单个统计观测值和该观测值发生的时间。输出数据文件还可由输出分析器提供的工具(如：为缩短预热期采用过滤产生的数据值等)和外部数据加载产生。Arena环境下提供了七个输出数据文件类型：Counter，Cstat，Dstat，Frequency，Tally，Output，and Batched。Batched类型的输出文件由输出分析器直接产生，其它类型分别由位于SIMAN面板和常用面板的模块产生。为了对输出数据进行分析，常将输出数据文件的数据通过与输出数据处理器交互来进行分组。然后借助输出数据分析器就可对数据进行多样的显示处理(如：条形图(Barchart)、柱状图(Histogram)、移动平均(Moving Average)、曲线图(Plot)、表(Table)等)和功能强大的数理统计分析(如：分批/截断观察(Batch/Truncate Observations)、相关图(Correlogram)分析、古典置信区间(Classical Confidence Interval)分析、标准化时间序列置信区间(Standardized Time Series Confidence Intervals)分析、标准差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on Standard Deviation)分析、均值比较(Compare Means)分析、方差比较(Compare Variances)分析、单因素固定效应模型方差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fixed-effects model)等)，为进一步的科学决策提供准确有力的数量支持。3.4 Arena的定制与集成Arena2.0以上的版本能完全与Microsoft Windows和Microsoft Windows NT等兼容。Arena开发了两项Windows技术以增强桌面应用程序的集成性。一是ActiveX自动化(OLE自动化)，它允许应用程序间通过一个编程界面相互控制。一个应用程序要能够自动化，它必须有一个列出可以控制的应用程序对象的归对象模型，并在安装时注册。这样用户使用一种自动化编程语言并计划利用应用程序的这项功能时，只需建立一个指向引用对象模型的引用即可直接对该模型进行编程。许多桌面应用程序(如：Microsoft Office，AutoCAD和Visio等)都可以自动化(即被其它应用程序控制)，读者可以使用像C++，Visual Basic或Java这样的编程语言来生成控制这些应用程序的程序。Arena开发的第二项应用程序集成技术表述了编程界面的问题。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VBA)是一个包含在桌面应用程序中支持ActiveX自动化的Visual Basic编程环境。使用VBA，用户不用购买附加的编程产品就可以开发出集成的自动化程序。安装了Arena后，通过Tools菜单的Show Visual Basic Editor项或点击相应的工具按钮就可以进入一个完整的Visual Basic编程环境。这两项Windows技术共同作用使得Arena可以和其它支持ActiveX自动化的程序集成到一起。Arena可以控制和定制用户化的输出报表。通过块面板上Arena提供的VBA模块，相关的Visual Basic Editor编写的VB代码，RunBeginSimulation中设置的g-SIMAN变量，用CreateObject ActiveX自动化调用Microsoft Excel，用Excel.Workbooks.Add方法自动化启动Excel，用g-nextRow变量决定行数，以及调用RunEndReplication VBA过程等，来灵活定制用户化的特殊报表。在有很多人需要看仿真结果，特别是一些非仿真人员，这样的特殊报表能够帮助你一种别人很容易理解的格式组织和显示输出数据。Arena还可以通过对象链结与嵌入(OLE)使用其它应用程序的文件和函数。如：在Arena的模型中放入Word文件；建立到Microsoft Powerpoint的链结；添加声音文件；标记Arena对象作为VBA中的标识；增加欢迎窗体等。另外，使用Arena专业版还可以定制用户化的模块和面板。4 Arena的应用作为通用的可视化交互集成仿真环境，Arena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几乎覆盖可视化仿真的所有领域。下面按制造系统(生产系统)的应用、公共系统的应用和服务系统的应用三个方面来讨论。4.1 制造系统(生产系统)的应用[4]制造系统按其物质流、信息流及其相互作用可分为三个部分：生产过程系统、生产管理系统和生产价值系统。Arena在生产系统中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生产过程系统中的工艺过程计划，设备布置，工件加工轨迹的可视化仿真寻优等。生产管理系统中的生产计划，库存管理，生产控制和产品市场的预测和分析等；生产价值系统中的生产系统的经济性、风险性进行分析，改进生产，降低成本或辅助企业投资决策等。可视化仿真是先进制造模式(如：计算机集成制造(CIM)、精益生产(LP)、敏捷制造(AM)、并行工程(CE)等)研究的关键技术之一，对各种先进制造模式的可视化仿真成为目前Arena应用研究的热门，如：企业流程再造(Business Re-engineering)可视化仿真优化，虚拟组织(Virtual Organization)的建立与管理可视化仿真决策，敏捷供应链(agile supply chain)管理的可视化仿真决策等。4.2 公共系统的应用Arena在公共系统的应用常见的有：医疗系统的医院临床设备、医生、护士的配备方案选择和医疗改善等)；军事系统的兵力部署、军事后勤系统等；自然资源的环境污染防治，水土资源管理等；公共服务的紧急救援系统，公民诉讼流向等。4.3 服务系统应用Arena在服务系统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如：交通运输中的高速公路的交通控制，出租车的管理和路线控制，港口运输计划模型，车辆调度等；计算机系统实现中的数据传输，内存队列分析模型评估等；化学工业中的加工设备设计，专用化工产品工厂决策支持等；航空运输中的航线分析，空难疏散中的旅客行为等；通讯系统中的无线电中继站网络分布，电话服务过程，远程通讯网的虚拟现实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 79870035)陈旭（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成都 610031）武振业（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成都 610031）参考文献l，W David Kelton, et al. Simulation with Arena. The Mc Graw-Hill Companies, In., U.S.A, 19982，Milan Gregor, Jan Kosturiak. Simulation: Strategic Technique for the Factory's Future. SIMULATION, Vol.69, No.5; 291~305, 19973，徐光主编. 计算机模拟与信息技术.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7年10月: p1～104，武振业, 陈 旭. 生产系统动画模拟综述. 计算机应用研究, Vol.15, No.4, 1998: 9～11收稿日期：199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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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1期 Vol.23 No.1 1997最优鲁棒解析余度设计方案研究颜东 张洪钺摘 要 利用广义特征结构理论求解最优鲁棒性能指标，来获得奇偶向量.采用了非线性滤波估计传感器的误差，再补偿奇偶向量，实现了用常值门限进行故障检测；提出了均值检验法(MVT)分离故障的最优性能指标，由此求解分离故障的检测量，并用于冗余捷联惯导系统的故障检测与分离.关键词 最优鲁棒解析余度，均值检验，广义似然比检验，非线性滤波，捷联惯性导航系统.DESIGN OF OPTIMAL ROBUSTANALYTLCAL REDUNDANCYYAN DONG ZHANG HONGYUE(Department of Automatic Control,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083)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ew method of calculating parity vector is proposed. First, a performance criterion for robust fault detection is given. By using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Eigenstructure, the criterion can be solved to obtain optimal redundancy relation for the system detection. An optimal isolation performance criterion and Mean Value Test method(MVT) is also proposed. The parity vector can be compensated by using non-linear filtering, and the parity vector compensation approach can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sensor errors such as input misalignments, scale factor errors, and biases, and allow to use a constant threshold. When only one sensor fails, both GLT and MVT method can detect and isolate the failure correctly; When more than two sensors fail simultaneously, GLT method can detect the failures,but can not isolate the failures. However, MVT method can not only detect failures but also isolate failures.Key words Optimal robust analytical redundancy, mean value test, general likelihood test, non-linear filtering, strapdown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1 引言奇偶空间方法已被广泛用于故障检测与隔离［1－6］.在文献［1］中，提出了奇偶向量的求取方法.该方法只有在传感器具有特定的对称结构时，传感器的故障对检测量的贡献能力相同，即满足故障检测的均匀性［7］，因而Potter算法的应用受到了限制.本文提出了对传感器的安装结构没有特定要求的新的求取奇偶向量的方法，并采用非线性滤波估计传感器的误差，来对奇偶向量进行补偿.提出了检测故障与分离故障的均值检验方法.当两个或更多个传感器同时出现故障的时候，仍然可以正确检测与分离故障.2 最优鲁棒解析余度设计方法设惯性元件有n个传感器，并且没有传感器误差而仅有附加的噪声序列η，则测量方程为m=Hω+η. (1)其中，ω是真实的状态；H是n×3维的传感器几何矩阵.H的n行包含了n个传感器轴方向的方向余弦.当故障发生时，测量方程改变为m=Hω+Bbf+η. (2)当第k个传感器出现故障时，则B的第k个对角元为1，而其余元素为0.为了检测故障，要求选择v矩阵vH=0, (3)v是(n-3)×n维的正交投影阵，此时的奇偶向量变成p=vm=vBbf+vη． (4)其中p是一个(n-3)维的奇偶向量.文献［1］提出了求取奇偶向量的方法，但只适用于传感器的配置结构具有特定的对称性的情况，此时［7］(5)hi,hj表示测量阵H的第i行，第j行.很多情况下这种特殊的对称性并不满足，即使理论上满足了这种安装模式，由于传感器包含了诸如输入轴不准，刻度因子以及偏倚等误差，也将使这种特定的对称性被破坏，这样会直接影响FDI的性能，所以，这里提出了最优鲁棒解析余度的设计方法.所谓最优鲁棒解析余度关系是指，由最优鲁棒解析余度所生成的残差对系统状态的变化最不敏感，而对故障的变化最为敏感［8］.由公式(4)可知，要使设计的奇偶向量对系统状态的变化最不敏感，应使vH尽可能地小；同时，为了能对故障最敏感，而使vB尽量大，为此提出下面的性能指标(6)这个性能指标是两个二次型的比值，由文献［8］提出的正交投影向量的求取方法，(6)式的解可写成(7)其中，λ是矩阵束HHT-λBBT的特征值，vT是对应的特征向量，它可以通过MATLAB中的函数计算.采用(7)式中最小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vT作为正交投影矩阵，进而可以获得奇偶向量p=vm.3 故障检验与分离的均值检验方法设X1，X2，…，Xn是从正态母体N(μ，σ20)中抽取的一个子样，其中σ20是已知常数，检验假设H0(μ＝μ0），采用(8)式的统计量进行均值检验［9，10］.(8)对给定的显著水平α，查正态分布表即可求取检验门限.其判决函数为(9)对于奇偶向量p可以作如下的统计检验：(10)其中σvη是vη的均方根值，k表示第k个采样时刻.再按判决函数(见(9))便可以对(10)进行故障检测.通常的均值检验方法，只能检测故障，却无法分离故障，这里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离故障的方法.由(4)式可知，故障时刻的奇偶向量的均值为Ep=EvBbf+Evη=vBbf. (11)k号传感器发生故障时，则有Ep=v(k)bf(k),v(k),bf(k)分别为正交投影矩阵v和故障向量bf的第k个元.做均值检验应该使v(k)bf(k)尽可能的大，提出性能指标如下［11］：(12)(12)式表明，由此正交投影向量产生的奇偶向量不包括第k个传感器的测量值，而对第l个传感器的敏感程度已经设定，并且，对除第k个传感器之外的传感器故障最敏感.ek是第k个元素为1，其余元素为0的行向量.在事先不能确定哪一个传感器为故障传感器的时候，将k依次取为1，2，…，n,按照上式，共可以求出n个分离故障的正交投影向量，它们分别是v1,v2,…vn，按此n个正交投影向量分别求取n个奇偶向量，它们分别是p1,p2,…，pn，再同时对n个奇偶向量进行故障检测与故障分离.由(12)式，根据拉格朗日常数法可以得到(13)对J求偏导数，并令其为0，再令All＝eTlH(HTH)-1HTel,Alk=eTlH(HTH)-1HTek,Akk=eTkH(HTH)-1HTek,Akl=eTkH(HTH)-1HTel,可求得(14)当第k个传感器出现故障时，不包括第k个传感器测量值的奇偶向量的数学期望为Epk＝Evkm=Evkη=0，由此可见，如果只有第k个传感器出现故障，n个残差中只有一个残差不包括故障项，而其它的残差都包括故障项，这样其余(n-1)个残差就可以通过均值检验检测出有故障，而不包括第k个传感器的残差检测的结果为无故障.由于在进行故障分离之前，已经检测出系统中出现了故障，便可判定没有被包含的传感器出现了故障.如果按照上述方法仍然无法确定故障源的话，则说明至少两个传感器出现了故障，可设定分离两个故障时的正交投影向量的性能指标为(15)上述性能指标的含义为由(15)式产生的奇偶向量不包括第k个和第l个传感器的测量值，这样按(15)式就可以确定n(n-1)/2正交投影向量，并得到n(n-1)/2个奇偶向量.按类似的过程，可对两个以上传感器同时出现故障的情况进行故障检测与分离.4 奇偶向量的补偿文献［12］和文献［13］分别提出用卡尔曼滤波方法和偏差分离估计的方法对奇偶向量进行补偿.但由于奇偶向量是系统状态与传感器误差的非线性函数，这样卡尔曼滤波的应用受到了限制，而在采用偏差分离估计方法的时候，算法的收敛性是很难保证的.为了提高FDI的性能，这里采用了非线性滤波来估计传感器的误差，并对奇偶向量进行补偿.通常测量方程可以表达成m=(I+Hse)(H+Hme)ω＋b+η. (16)其中H是n×3维的几何矩阵，Hse是由于传感器刻度因子误差引起的n×n维矩阵，Hme是输入轴不准引起的n×3维误差矩阵，b是n×1维的传感器的常值偏倚，η是n×1维的白噪声.其中Hse，b,η表达式参见文献［11］.由于系统的安装误差模型比较复杂，其解析表达式应视具体的安装方案而定.系统的状态变量可以选取为(17)其中Hsei,Hme(i,j),bi 分别表示Hse, Hme和b的诸元素，由此可见方程(16)是非线性的.系统方程可以表示为x(k+1)=x(k)+g(k), (18)其中 g(k)=［g1(k),g2(k),g3(k),0,…,0］T，gi(k)(i=1,2,3)是高斯白噪声.通过对方程(16)和(18)所组成的测量方程和系统方程进行非线性滤波，可以得到ωi,Hsej,Hme,bj(i=1,2,3,j=1,2，…n)的估计值，，，，然后对奇偶向量进行补偿，补偿后的奇偶向量表达式为［14］(19)从公式(19)可知，如果，，，,则p*趋近于vη.当故障发生时，补偿后的奇偶向量表达式p*≈vBbf＋vη，再对p*进行故障检验与分离.5 应用与仿真这里分别以一组六个和五个单自由度陀螺为例给出检测结果，六个陀螺均匀地安装在正十二面体上(满足对称性要求，见公式(5))，五个陀螺均匀地安装在园锥的表面上(不满足对称性要求)(其几何矩阵参见文献［11］）.仿真时，安装误差角δθ(i),δαj，δβj的均方根值为0.018°，刻度因子误差Hsei的均方根值为0.001，偏倚bi的均方根值是0.00004°/s,gi、ηj的协方差为1.55E-11(°/s)2，陀螺发生故障的时间为第1.25秒.(a)在不考虑传感器误差的情况下，分别由Potter算法与本文的最优鲁棒算法求取奇偶向量的GLT检验法对6个传感器(满足对称性要求)，可检测的最小故障分别为3.6e-5，3.6e-5,3.9e-5,2.7e-5,9e-6,3.9e-5(单位是°/s).(b)在不考虑传感器误差的情况下，分别由Potter算法与本文的最优鲁棒算法求取奇偶向量的GLT检验法对5个传感器(不满足对称性要求)，GLT方法可检测的最小故障分别为3.1e-5,2.3e-5,2.3e-5,2.5e-5,2.2e-6(单位是°/s)、均值检验方法可检测的最小故障分别为2.6e-5,2.4e-5,2.4e-5,2.6e-5,2.2e-6(单位是°/s).由上式可以看出，本文的最优鲁棒算法求取奇偶向量的均值检验法与Potter算法求取奇偶向量的GLT检验法可检测的最小故障十分接近.(c) 在考虑传感器误差的情况下，GLT检验法与均值检验法对6个传感器故障检测结果分别是：GLT方法可检测的最小故障分别为3.1e-5,1.5e-5,1.6e-5,1.6e-5,1.9e-5,2.2e-5(单位是 °/s)，均值检验方法可检测的最小故障分别为3.0e-5,6.0e-6,8.0e-6,1.9e-5,1.9e-6,6.0e-6(单位是 °/s).由此可知，均值检验法可检测的最小故障比GLT检验方法可检测的最小故障要小.(d)当只有一个传感器发生故障的时候，GLT检验法与均值检验法都可以检测和隔离故障.例如，当一号传感出现故障的时候，GLT方法的故障隔离函数DFIn,(n=1,2,…，6)分别为3.36065e-10,1.73196e-10,6.81251e-11,1.25699e-10,2.59862e-11,1.06689e-11,按GLT方法，可以将第一号传感器隔离，均值检验法分离曲线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图1 一个传感器出现故障时，均值检验方法故障分离曲线(不包括故障项)图2 一个传感器出现故障时，均值检验方法故障分离曲线(包括故障项)从图1，图2可以看到，如果公式(12)中的vk的序号k与故障传感器的序号一致，则奇偶向量中不包括故障项，检测结果为无故障；否则，检验结果为有故障.(e)当二个传感器同时发生故障的时候，GLT检验法只能检测故障；均值‘检验法可以进行正确的故障检测与隔离.例如，当一号和四号传感器同时出现故障的时候，GLT方法的故障隔离函数DFIn, (n=1,2，…，6)分别为9.64598e-11, 7.56961e-13, 1.93368e-10, 7.01055e-11, 3.11012e-12, 2.41300e-10, 由GLT方法分离故障的规则，将把六号传感器隔离.均值检验方法故障分离曲线分别是图3和图4：图1 二个传感器出现故障时，均值检验方法故障分离曲线(不包括故障项)图2 二个传感器出现故障时，均值检验方法故障分离曲线(包括故障项)由图3，图4可见，如果公式(15)中，所选择的k,l与故障传感器的序号一致，则检测结果为无故障；反之，检测结果为有故障.6 结论最优鲁棒算法求取奇偶向量的均值检验法比Potter算法求取奇偶向量的GLT检测方法对故障的检测有更高的灵敏度.当两个或两个以上传感器同时出现故障的时候，GLT方法只能进行故障检测，而本文提出的均值检验法既可以检测也可以隔离故障.所以，本文提出的最优鲁棒解析余度设计方案比传统的Potter算法求取奇偶向量的GLT检验方法有更高的工程应用价值.作者简介：颜东男，1966年12月生于辽宁省锦州市，于1995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系获博士学位，现在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控制理论及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并行处理技术、系统建模与系统辨识、状态估计方法、容错技术、微米/纳米技术及应用，现已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张洪钺 简介及照片见本刊1995年第21卷第1期.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系301教研室 北京 100083参考文献［1］ Potter I E, Sunman M C.Thresholdless redundancy management with arrays of skewed instruments.Integrity in Electronic Flight Control Systems. AGARDOGRAPH-224,1977,15-11 to 15―25.［2］ Desai M, Ray A.A fault detection and isolation methodology. Proc. 20th Conf. on Decision and Control, 1981, 1363―1369［3］ Chow E Y， Willsky A S.Analytical redundance and the design of robust failure detection systems.IEEE Trans. Aut.Control, 1984,AC-29:603―614［4］ Lou X C, Willsky A S, Verghese G L. Optimally robust redundancy relations for failure detection in uncertain systems. Automatica, 1986, 22:333―344.［5］ Chen Jie, Zhang Hongyue. Parity vector approach for detecting failures in dynamic systems, Int. J. Systems Sci., 1990, 21(4):765―770.［6］ 以光衢，吴奋.捷联惯导可靠性的奇偶向量方法.信息与控制，1992，(2)：26―32［7］ 陈杰，张洪钺，以光衢.余度传感器系统中传感器配置结构和奇偶向量的最优化.航空学报，1990，11(3)：175―182［8］ 张洪钺.不确定系统鲁棒解析余度的最优化设计.控制与决策，1994，9(2)：141―145.［9］ Yan Dong, Zhang Hongyue. Mean value test for FDI in redundant sensor configurations, american automatic control conference, USA, June 21―23, 1995.［10］ Zhang Hongyue, Yan Dong. Optimal design of robust analytical redundancy for a redundant strapdown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FAC Intelligent Autonomous Control in Aerospace, Beijing,280―285.［11］ 颜东.导航、制导系统状态估计方法及容错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5.68―71.［12］ Hall S R, Motyka P,Gai E, Deyst J J.In-flight parity vector compensation for FDI. IEEE Trans. aerosp. electron. syst., 1983,AES-19:(5)668―675.［13］ 张汉国，张洪钺.改进的容错惯性导航系统，航空学报，1990，11(1)：47―52.［14］ Yan Dong, Zhang Hongyue. Parity vector compensation using non-linear filtering. IFAC Workshop on Safety, Reliability and Applications of Emerging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ies, 1994,HongKong, 177―181.收稿日期 199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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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图书馆新馆落成(4)内容: 新华社天津５月１５日电（记者朱玉泉）由香港实业家邵逸夫先生捐款建设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图书馆新馆分别于今天和昨天落成启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图书馆新馆的建筑面积分别为１１０００平方米和１１５００平方米。前者为乳白色，后者为米黄色，造型新颖，十分壮观。两馆的建成为两校师生提供了幽雅、舒适的学习环境。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和邵逸夫先生的代表参加了今天上午的开馆典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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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38 【原文出处】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3～5 【分 类 号】F22 【分 类 名】乡镇企业、民营经济 【复印期号】200006 【 标 题 】１９９９年度全国乡镇企业经济运行分析 【 作 者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信息统计处 【作者简介】执笔：吕晓梅 【 正 文 】 1999年，全国乡镇企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这一机遇，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加快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步伐，大力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使全国乡镇企业呈现出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为发展国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保持社会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一、乡镇企业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一）经济平稳发展，总量持续增加1999年全国乡镇企业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进入了稳定的发展阶段。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幅度虽比上年有所回落，但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总体水平均呈平稳增长态势。企业个数、职工人数扭转了负增长的局面。1999年末全国乡镇企业达到2071万个，比上年增加67 万个。 从业人员12704万人，比上年增加167万人。完成乡镇企业现价总产值108426亿元，比上年增加11732亿元，增长12.1％。其中实现现价工业总产值76736亿元，比上年增加7608亿元，增长11％。实现增加值24883亿元， 比上年增加2697亿元，增长12.2％，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3％。其中实现工业增加值1737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44亿元，增长11.9％。 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三位的仍为浙江省2442亿元、山东省2359亿元和江苏省2236亿元，其增加值占全国乡镇企业的28.3％。1999年全国乡镇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0932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1581亿元， 增长13 ％。 营业收入居全国乡镇企业前三位的为浙江省10743亿元、山东省9043亿元和广东省8930亿元， 其营业收入占全国乡镇企业营业收入的28.5％。1999年全国乡镇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98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73亿元，增长17.1％。 实现利润位居全国前三位的是河北省577.5亿元、浙江省537.9亿元和河南省511.3亿元。1999 年全国乡镇企业应交税金总额3217亿元，比上年增加401亿元，增长14.2％。其中实交税金总额178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表明乡镇企业为支援国家建设、农村小城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贡献。（二）运行质量有所提高，综合效益明显好转1999年全国乡镇企业综合效益进一步提高，正在从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营业收入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等经济效益指标均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5.9％， 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总资产报酬率为13.2％，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资本收益率为33.9％，比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 表明乡镇企业强化企业管理、控制成本支出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运行质量有所提高。乡镇企业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对社会的贡献逐步加大。1999年企业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分别达到34.1％和20.9％，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0.5和0.6个百分点。（三）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第三产业发展迅速1999年，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339亿元，增长－2.1％；第二产业为19319亿元，增长11.6％；第三产业完成5225亿元，增长15.4％。 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三个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1.36％、77.64％和21％。 一产比重有所下降，二产比重大体持平，三产比重小幅上升。表明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1999年乡镇企业逐步向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小城镇、工业小区、专业村（镇）发展。到1999年底，累计建成和正在建设中的乡镇工业小区10398个， 聚集在小城镇和工业小区的乡镇企业也越来越多，达到20％以上，其中营业收入在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达30％。以特色产品为优势的专业村（镇）日益增多，区域经济的特色日趋明显，浙江、河北等很多地区这种经济已经占到乡镇企业的1／3左右。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的格局开始形成。（四）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规模效益效果明显1999年全国乡镇企业通过资产的重新组合，引进增量资金，不断扩大规模，形成了规模效益。1999年当年实现营业收入1 亿元以上的企业3401个，实现营业收入8017亿元。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52363个， 个数占全国乡镇企业0.3％。这些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达23112亿元，占全国乡镇企业营业收入的22.9％。营业收入超过500万元的工业企业68087个，实现营业收入18133亿元，占全国乡镇企业营业收入的18％。 乡镇集体企业中，平均每个企业拥有资产总额283万元，比上年的245万元增加38万元，增长15.5％。平均每个企业实现净利润18.3万元，比上年增长12.5％。（五）企业制度改革深化，产权主体呈多元化格局全国乡镇企业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优良资产要素的引进和重组，资产的组织形式正在由过去单一的集体投资为主向多元化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混合型经济转变。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企业偿债能力不断增强，资产负债率继续降低。大批的外企、国企、个体纷纷投资入股。1999年全国乡镇企业新重组转制的企业21991家，累计重组转制企业193089个。部分省市重组转制面已达80 ％以上。从资本金的构成分析，1999年乡镇集体企业的资本金为8485亿元，比上年增加226亿元，增长2.7％；其中法人、个人、外商资本金增长幅度很高，由1998年的3870亿元提高到了4257亿元，增长10％。占实收资本的比重由1998年的46.9％提高到50.2％，增加了3.3个百分点。（六）外贸出口企业形势好转，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1999年，乡镇企业外贸出口企业形势开始好转。全国乡镇企业出口企业13.46万个，比上年增加1.1万个，增长8.81％。从事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人数1082万人，比上年增加128万人，增长13.42％。全年完成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774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增长幅度比上年提高10.5个百分点。外贸出口企业，抓住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大好机遇，努力搞好产品结构调整，扩大出口，成为乡镇企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七）个体私营经济势头强劲，其经济总量继续攀升近年来，各地将乡镇企业新的增长点转移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上，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民脱离土地，因地制宜，发展二、三产业，使全国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得以蓬勃发展，拉动了乡镇企业的经济增长。1999年全国乡镇个体私营企业达到1977万个，比上年增加80万个，增长4％。实现增加值14969亿元，净增2749亿元，增长22.5％。增长幅度超过全部乡镇企业10.3个百分点。1999年全国乡镇个体私营企业增加值占60.2％，比上年的55.1％增加5.1个百分点，成为乡镇企业新的增长点。二、乡镇企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999年全国乡镇企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中西部发展速度趋缓九十年代以来，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一直快于东部地区，但最近几年，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速度逐步趋缓，1998年首次低于东部地区。1999年，东部地区实现增加值14766亿元，增长速度为14. 1％；占全部增加值的比重为59.3％，比上年增加1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增加值为8353亿元，增长速度为11.5％；占全部增加值的比重为33.6％，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增加值为1764亿元，增长速度为0.2％；占全部增加值的比重为7.1％，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二）部分企业效益下滑，亏损比较严重1999年部分乡镇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生产的产品不对路，形成滞销，或由于管理不善等因素造成亏损。到1999年底，乡镇企业中亏损企业个数达到211万个，比上年增加83万个，亏损面达10.17％，增加3.77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1135亿元，比上年增加71亿元。平均每个企业亏损4.9万元，比上年的3.3万元，增加1.6万元。（三）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任重道远由于受市场、人才、资金等方面的制约，乡镇企业的产业、产品结构调整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乡镇企业产业、产品结构不合理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信息、电子等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比重小；科技含量高、高附加值的产品相对较少。企业布局分散，总体规模偏小，竞争能力低下。（四）企业管理工作存在弱化倾向乡镇企业的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工作是个薄弱环节。相当部分企业缺乏规范化、科学化的财务管理，企业管理粗放，手段落后。三、2000年工作的几点建议2000年是世纪之交的一年，也是“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做好今年的全国乡镇企业工作，全面完成今年乡镇企业改革和发展目标，意义十分重大。乡镇企业要在去年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扎扎实实地搞好今年的工作，继续保持乡镇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好局面。（一）加快乡镇企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挥乡镇企业资源、人力优势，把战略性调整与适应性调整结合起来。努力调整工业结构及布局，促进制造业升级，积极发展第三产业，鼓励农民向第三产业转移。（二）加快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步伐乡镇企业要紧紧抓住国家对西部进行大开发这一机遇，特别是中西部10个省市乡镇企业要利用这次机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规模效益好的大项目到中西部落户。培育一批乡镇企业新的增长点，拉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三）继续大力推进企业制度改革，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因企制宜，讲求实效，多形式推进。可以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可以实行出售、租赁、兼并、破产，也可以几种形式配合实行，形成多元化产权主体。在改制中努力引进增量，盘活存量，提高资产的运营能力，确保乡镇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合理配置，加快个体、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改革的同时，要注意加强集体企业资产的管理，防止集体资产的流失。（四）切实加强企业科学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加强企业的科学管理，必须从加强企业的基础管理入手，重点抓好以财务成本管理为核心的各项管理。改变一些企业帐目不清、数字不实、信息失真的状况。企业要在加强科学管理上下功夫，向管理要效率、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要效益，才能促进乡镇企业的稳步健康发展。（五）积极参与小城镇建设，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一项长期的根本方针”，“发展乡镇企业是个大战略，搞好小城镇建设也是个大战略”。为了处理好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机协调，各地应注意搞好几个结合：一是在生产力布局上，要将乡镇工业小区规划与小城镇的发展结合起来；二是发展乡镇建筑、建材行业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三是发展乡镇第三产业与丰富小城镇文化、精神生活相结合；四是发展乡镇新兴产业与搞好小城镇社区服务相结合；五是发展特色产业与加快特色小城镇相结合。真正使小城镇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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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848 【原文出处】戏曲艺术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64～68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909 【 标 题 】研究方法优化论――艺术理论的研究方法 【 作 者 】吕景云 【 正 文 】 任何一位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任何一个科研课题和项目的过程中，都是在追求要运用最优化的科学研究的方法的，因为科学研究者总是希望能够尽快地找到自己研究的问题的答案，尽早地将自己研究的成果贡献于世。方法不对头，往往会延误研究的时间，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甚至还会出现错误或是于社会毫无意义的结论。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方法问题就是世界观的表现，就是目的和动机的反映，而世界观是有科学和非科学之分的，目的和动机也是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别的，这就势必导致所用的方法是否是优化的问题的出现。在科学研究中，由于客观事物是无限多样的，所以研究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又由于客观事物是无限发展的，所以一切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也是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更新的；还由于每个科研工作者研究的理论水平、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思维方法、实践经验和能力、研究的视角和兴趣等各个不同，所以他所选用的研究方法、途径等也就不同。客观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是对立而又统一的。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在特定的对象和具体条件下，相对真理具有绝对性；超出了或远离了这个时空和具体条件的范围，真理便成了谬误。如牛顿的力学便属于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是相对主义论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伟大发现，堪称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大跃进，但并不否定牛顿在一定时空范围和条件下依然具有真理性；弗洛依德发现无意识的作用，并不能否定意识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弗雷泽和列维・布留尔发现原始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并不否定文明人类思维方式的高级水平。绝对真理是无限个相对真理的历史长河，每个历史阶段的人只能发现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相对真理，却不能穷尽绝对真理的长河。对同一事物（或问题）的研究，每个人和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带有自身特有的“参考系”（即主体的特定时代精神和主观努力的不同条件、不同视角、不同思维方法和研究手段等诸因素的组合）投入工作，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尽相同；然而这一被大家所研究的事物本身却是有着它自身固有的特征、本质和发展规律，这是任何人和任何“参考系”所改变不了的。“参考系”有优异和非优异之分，不是任何“参考系”都能使人对事物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只有具有优异参考系的人，才有可能使他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提高到现代科学和现代思想文化应有的新的高度。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研究方法及具体系是属于“参考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它集中地反映研究者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性质及其科学性程度，反映了他原有的科学理论和文化的水准，反映了他运用方法的实际科研能力和发现真理的可能性程度，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以科研意识为中心的科研文化和科研水平与风貌。正因为这样，一门学科研究的对象确定以后，便是要找出研究它的合适的方法。由于当代每门科学都已发展到很高水平，并继续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科目越分越细，这就势必使得提出来的许多重点和难点问题所涉及到的科目很多，除了运用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外，势必还要借助于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有时，为了解决某一难题，需要运用多个研究方法，否则，就很难将研究推进一步。特别是对具有指导全局性的哲学方法论的掌握是至为重要的，因为哲学问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它是指导研究一切科学的方法论，这就是说，哲学的方法论和各门学科诸多具体研究方法是统一的，即一和多的统一，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法学系统，代表了我们时代的以科学研究意识为中心的科研文化的水平与风貌，也是科学家们进行科研过程中的“参考系”的主要内容。一、哲学方法论在方法学系统中的作用在方法学系统中，哲学方法论是居于最高层次的，它渗透在科学研究的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学科诸多具体方法之中。应当承认，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它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下面两个大的研究和思维的原则：1.客观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原则客观性原则是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提出来的要求，它要求必须根据客观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力求避免主观臆测，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书本上的定义和主观想象出发。任何科学的结论都是来自广为占有材料和深入分析研究的末尾，一切科学工作者都应首先采取这种态度。与此同时，唯物辩证法又非常重视人的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首先是重视实践中的人的认识的先导作用。人们掌握客观世界，首先是通过人的感知、表象、记忆、想象、思维、意志、情感、概念、推理和判断等心理与思维的作用来达到认识客观事物特征和规律这个目的的，然后根据这个科学的认识，按照人的意图、计划和目标进一步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人的自身。辩证唯物主义是既要首先从客观实际出发，又要充分承认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研究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正是为了更好的提高人的主观精神的素质，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客观到主观，又从主观到客观，如此循环往复地互相碰撞、互相作用，最后才有可能达到对某门学科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掌握。2.解决主要矛盾和解决次要矛盾相结合的原则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一个大的事物过程中，存在着多个矛盾，在研究过程中有时需要我们首先要善于捉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其它各个次要矛盾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但是，有时却常常会出现与这种做法相反的情况，只有首先逐个解决一些次要矛盾，最后才能解决主要矛盾。所以需要将此二者结合起来运用才好。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所提供的两个基本原则具有总体指导作用，但是它不能代替各学科诸多具体方法的运用。科学是个系统，而不是分割的，每门科学都是这个系统的元素之一。每门理论，都是一定的层次上的概括，到了最高层次就是哲学。哲学通过各个桥梁与各门学科相联系，如通过自然辩证法作桥梁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作桥梁与社会科学联系起来，通过数学哲学作桥梁与数学联系起来。如果把学科分成九个方面，便有九个桥梁通到哲学。因此，只要是行之有效的任何一种具体方法，它都可以接纳为方法学系统内的一个要素。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所用的具体方法是根据研究课题或项目的需要来选用的，有时为了解决某个难题，先后需要运用多个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运用的成功，往往进一步证明唯物辩证的方法论的正确性。可见，哲学方法论与各学科诸多方法是统一的。例如，戏曲创作与演出便需要贯彻唯物辩证方法论及其它诸多有益的具体方法。进行戏曲创作首先要将个人体验、书面资料以及相关舞台演出的成败信息（参照系）有机融合，按照唯物辩证的原则去广泛地占有第一手资材；在艺术构思和舞台演出时，如何能站在历史及现代意识的高度去观照历史、反思文化、使作品及其人物体现出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如何按照戏曲艺术本身所特有的舞台时空及戏剧的规律，处理好继承借鉴和革新创造的辩证关系，如在戏曲舞台设计中，如何体现出写意戏剧观指导下的戏曲艺术在假定性、虚拟性、程式性等方面对舞台布景、道具、灯光、服装等的特殊需求，使京剧姓“京”，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戏曲表演载歌载舞的优势和特色，强化舞台声、光、色对现代戏剧的重要作用，创作出中国的“音乐剧”，以进一步与世界戏剧接轨（当代欧美的音乐剧很有市场）；在戏曲表演方面，如何协调和创新处理好戏曲对现代生活表现的局限，即现代生活与戏曲程式的矛盾，努力创造新的戏曲程式，以符合戏曲表演的规律，并广泛地汲取现代世界各重要表演体系与流派的优长以“为我所用”；在戏曲演出与观众欣赏的问题上，如何处理好戏曲作为世界重要的戏剧表演体系，作为“国宝”与青年观众的“接受”问题，等等，都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并结合其它诸多有益的方法，才能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二、系统论方法的作用路・冯・贝塔朗菲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创造性地在自然科学领域创立了系统论，这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所谓“发展”，就是运用前人创立的先进理论体系中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了新的领域的新问题，从而更加丰富和充实了前人的科学理论。所谓系统，就是由许多元素所构成的相互间具有有机联系，并具有特定功能的一个载体。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系统中都有各个组成部分――元素或要素，各个元素之间具有有机联系；而系统外部有环境，它与环境之间联系形成特定的功能。所以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把系统定义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体。”所谓系统方法，就是用系统论的基本观点去研究所要研究的对象，即从整体出发，考察其内部各个元素之间的结构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质，从而加以综合地处理问题，以达到最佳目的的一种方法。系统论所指的系统、元素、结构、功能、环境等一整套范畴都是偏重于它们的结构功能以及信息的流程的研究的。根据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证明，凡是客观的事物都有质量、能量和信息三种属性，这三种属性又都以一种具体形态表现出来，而系统论只充分利用事物的信息这一属性。系统论所确立的系统、元素、结构、功能、环境等一系列范畴和原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任何一个系统（不论系统的大小和性质如何）都可以套用的框架（仅仅是个框架）。系统的规模大小是相对的，大而言之，整个宇宙是一个系统，哲学系统就是研究整个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共同规律的科学，小而言之，物理学中的分子、原子、粒子也各算是一个系统。系统论就是只偏重研究它们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及其环境和功能的理论体系。“系统”是一个中性的泛指的普通名词，它既可以指客观事物系统，也可以指主观精神系统。如果指的是客观事物的系统，它正好是“物质”这一高度概括的哲学概念的具体化。因为，宇宙中的各种大小不同的具体事物都是以系统的形态表现的，而“物质”正是宇宙中许许多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具体事物――即具体的系统的高度抽象和概括。也就是说，一切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的系统都包含在“物质”这一概念之中，“物质”的具体内容就是指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具体事物的系统，每个系统又由各种元素结构而成，各种元素又有各种子系统，循此而往，以至无穷。这样，“物质”的概念就显得丰富而又具体，不像原来理解的那样抽象、空泛；对唯物主义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也有了现代科学成果的依据。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客观事物的系统和元素应当包含质量、能量、信息、表现形态、元素、结构和功能等全部内容，否则就谈不上是“物质”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客观世界和具体事物了。这样看来，系统论仅仅为“物质”概念的深化提供了系统、元素、结构、功能、环境等可以套用的一个框架，要想让它真正变成“物质”概念中“合格”的具体内容，还必须在系统、结构、元素、功能、环境等所组成的框架中赋予其具体形态、属性（质量）、能量等内容。因此，我们所说的系统论在某种意义上深化和丰富了“物质”“精神”概念的具体内容，是指它所提供的这个框架。看不到系统论的系统、元素、结构、功能、环境仅具框架的性质，笼统地说它丰富和具体化了“物质”“精神”概念，显然是欠妥的。正因为这样，系统论方法也是可能应用于艺术理论的研究的。我们在最近著述的《艺术心理学新论》一书中，就运用了系统论的方法。艺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所包含的内容不外乎这样几个大的方面的元素：艺术家的艺术心理、艺术创作心理、艺术作品心理、艺术欣赏心理、艺术批评心理等。这些元素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它们有机地结构成了艺术心理学的系统。从艺术心理学这些元素中考察它的结构、功能及其与外周环境的密切联系关系，是有利于对艺术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并从宏观上把握其形成、发展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的。又如，戏曲就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包含着戏曲文学创作、表演、音乐、导演、舞美等各个元素。也就是说，这些元素是有机地组成的。正因为这样，每个元素都需要保证其优异的质量，才能使诸元素的结构质优异；也只有使诸元素结构质优异，才能使它与周围环境――欣赏者产生优异的功能质，即受到国内外欣赏者赞赏。三、控制论方法的作用控制论主要是研究生物、机器装置和人类社会等不同性质的系统对于信息的利用和控制的共同规律。电脑和人工智能所控制的对象就是信息，如信息交流、反馈调节、定向控制、自组织、自调节等共同控制规律，都是以信息为其对象和内容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控制系统的控制，都是建立在它们对于反映周围环境及其本身状态的种种信息的获取、传输、变换、处理和利用的基础上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信息是控制论的基础，离开了信息就无所谓控制。控制过程的本质是信息的变换和处理的自动化过程。所谓控制论方法，就是运用控制论的原理和观点研究事物的方法。这个方法适用的范围也是比较多的。如：文艺创作、表演、欣赏、批评等都是人们自觉地、有目的地进行控制的过程。就以其中文艺创作来说，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控制系统，它包括信息源――社会生活、文艺知识和其它有关知识的获取；决策机构――大脑对有关信息的利用和加工（包括艺术想象和艺术思维等）；执行机构――运用艺术语言将所构思成熟的文艺意象或意境物化为作品；反馈线路――作者的体验、内省、推敲、修改以及读者和评论者的反映等等。在这整个控制过程（包括各个环节）中，都是首先以文艺心理的活动来开路的，离开了文艺心理的活动及具首先开路的控制（认识和把握）作用，一切控制环节和过程都成为不可能。这说明对文艺心理的深入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文艺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文艺学就很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许多创作和欣赏中的难题也就无法解决。从这个文艺创作的控制系统可以看出，作者对社会生活和其他知识的掌握，即对各种信息源的获取是十分重要的。作者的大脑没有对一定信息量――社会生活和其它知识的掌握，是谈不上有什么控制的。可以这样说，熟悉哪方面的社会生活和其它知识的掌握，哪方面的作品产生的就会最多。如托尔斯泰熟悉俄国十九世纪后期农民生活，所以他的作品成了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镜子”；茅盾熟悉三十年代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生活，又受过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育，所以《子夜》是运用丰富的文学语言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征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巴金亲身经历过封建大家庭破落的生活，又受过国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所以写出了《家》、《春》、《秋》等反封建的长篇巨著；老舍熟悉老北京的市民生活，《骆驼祥子》、《龙须沟》等作品，从语言到生活习惯，从背景到人物形象，无不逼真地展示了解放前后北京市民的生活画面。这种情况是完全符合控制论观点的，因为作家控制的对象就是他所熟悉的生活信息和知识信息，正如电脑控制的对象是一定的信息和数据一样。从作者的文艺创作的控制系统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大脑对于社会生活和其它有关知识的选取、加工、想象、组合等能动的构思过程是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为这是在思维中能不能把有关的社会生活和知识生发和变成艺术意象的关键所在，即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的思考力和想象力以及伴随而来的创作激情，从而将零散的生活信息的感性认识飞跃而成初具艺术意象或艺术意境的理性认识阶段。如果没有这个主观能动的选取、加工、想象、组合等构思为艺术意象或意境的飞跃，便不可能将杂乱的零散的社会生活和有关的知识变成有机的清晰而又鲜明的艺术意象或意境，也就不可能具体地物化成艺术作品了，正象电脑的决策机构将从感受机构中得来的信息进行变换、加工和利用一样。只是电脑不像人脑那样具有随机应变、主动灵活，激情奔放、一泻千里的遐想等主观能动性，因为电脑的决策机构的加工是按人事先准备好了的指令进行的。鉴赏者和批评者的意见和评论，反馈到作者那里，引起作者的思索，使他吸取合理的意见作为自己修改的依据和下次创作的宝贵经验，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反馈线路。四、各学科诸种具体方法的运用除了哲学方法论、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以外，其它各学科所用的各种具体方法那就更多了，我们可以根据具体问题的需要，灵活地择用。因为这些具体方法都是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被选用的，虽然其中有的方法被选用的机会稍多一些，但是毕竟都是单个的具体方法，如进行实地考察的有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测量法、比较法等；逻辑思维的有分析法、综合法、演绎法、归纳法、推理法、内省法、催眠法、联想法、历史法、横切法、溯源法、定性法等等，都是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随时选用的。有时在某些场合，同时可以选用几个具体方法。甚至在哲学方法论指导下，在系统论方法使用中或是在控制论方法使用中，同时选用两个以上具体研究方法来“会诊”地帮助解决某个课题中的难题，这也是常见的。如艺术灵感产生的生理机制和神经来路的探讨，需要实验心理学方法、传记法、脑科学、阅卷法、内省法、神经生理学、系统论、控制论、唯物辩证法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才能找出它赖以产生的生理机制和神经来路。总之，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各学科诸多具体方法是统一的。这里所说的各学科诸多具体方法，既包括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方法，也包括西方当代哲学、文艺学、美学和现代派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也就是说，在方法学的体系中是包含了方法论和一切有用的具体方法在内的。人们可以根据科研课题的性质、任务和需要来选定它，有时甚至同时要运用多个方法才能解决一个课题，它具有最科学、最优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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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94 【原文出处】《中国京剧》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12～19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舞台艺术 【复印期号】200104 【 标 题 】艺术不朽 生命永恒――为马连良先生百岁寿诞而作 【 作 者 】李佩伦 【 正 文 】 上个世纪第一春，八国联军正在京师横行肆虐，刀光血影，天悲地怆。慈禧避祸西安，病入膏肓的李鸿章奉旨求和取辱，为签订卖国和约奔走上下。就在这年的正月初十，公历2月28日诞生了一位未来的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外寇猖獗，内乱频仍，伴着他求生求艺的生命历程，天命之年欣逢盛世，几多求索，未能一一实现，便卷入文祸武唱的历史尴尬中，无言饮恨西归。白云苍狗世事沧桑交织着“往事只堪哀”，“峥嵘岁月稠”。寿夭听命于天，无须怨怒。荣辱取决于己，世有公断。人类记忆向永恒绵延，抹不掉的记忆，记忆中辉煌，那才是历史。在这新世纪第一春，冥祭艺术大师马连良先生百年寿辰。他或许是世纪老人，但他在忧患中生，活得苦涩，在忧患中去，死得沉重。这未竟之年，未竟之业的遗憾，并非只是留给了他个人和他的家族。当我们立足于文化的高度，用历史的目光，回眸那不可重复的历史的冷暖阴晴，马连良在他生命实现与价值实现统一中，没有苦斗的轩昂，只有苦苦追求的平凡。他虽是不朽的艺术家，这从众的平凡，在某种社会学尺度评价上，他少了些盛誉下的浮名。没有了障眼的种种，或许才更容易走近马连良，做出贴近真实的判断。会有遗憾，遗憾留给了良知。又无须遗憾，天宇新开，金轮浮海，马连良，马派艺术，京剧事业正开始着朝阳到夕阳的轮回。马连良生在回族之家。父亲马西园酷爱京剧，藉以谋生的马家茶馆，设了二黄清音桌，实际上成了个票房。由于地处阜成门桥头附近，“门马茶馆”一时颇受戏迷和票友青睐。马西园的三弟和六弟本是京剧演员，近水楼台，自然会请来一些名演员助阵。儿时的文化环境，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文化品位、文化人格，马连良一生用京剧支撑着生命，幼年的耳濡目染起着关键作用。唱戏需要天赋的嗓子和扮相。回民只食牛羊肉，清咽少痰。回民先祖来自西域，明眸隆准。故回民子弟进入梨园虽不多，有此先天条件往往易于出类拔萃。种种主客观条件，成了造就一位京剧大师的基点。马连良小名“三赏”，回回名“尤素甫”。这是伊斯兰教一位先知的名字，他聪颖、博学、英俊、富有，回回人家的男孩大都取用尤素甫的经名。马连良五岁多被送到清真寺学习阿拉伯语与宗教知识。伊斯兰意识灌注到他的生命结构中。无形意念决定有形生命，终其一生，马连良的坚韧、进取、扶危好义、达天知命，莫不体现着作为穆斯林的人格特质。附图{图}值得一提的是，马西园老先生同样是轻财仗义，热心公益，也为清真寺做了大量好事。他在茶馆之外还经营过一个戏装作坊。开张不久就为北京几十座清真寺殿内方桌送去了桌围。墨绿缎子，精工绣出鹅黄的“古兰经”文。为阿訇凭桌讲经增添了更为庄严的色彩。马老先生功德之多，未可尽数。这无疑也深深影响着马连良。凡回回事，他自觉奉献，义务化为他的使命。本是无欲无求，却也曾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给马连良本人带来伤害。马连良于1908年入喜连成科班，虽与家道中落有关，但主要原因是对京剧艺术情有独钟。连良一名自此开始，总教习萧长华赠号温如。回回人特有的经名渐渐被人忘却。马连良坐科十年，时逢慈禧、光绪国丧，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护国讨袁，军阀混战，可以说这十年之内国无宁日。富连成举步维艰，可想而知。恰是这十年惨淡经营，为京剧真正成为大众的艺术，成为国剧，成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瑰宝，培养了大批有生力量。马连良初从茹莱卿学武小生，后从叶春善、萧长华学老生。所学尽是边边沿沿角色，但人物多样化，戏路多样化，这大大有助于他才能的开发和广泛的适应能力。由于马连良少年老成，潜心学艺，功底扎实，文武不挡，便有了更多的舞台实践的机会。根据他的所长，老师派给他的戏多以做工为主，如《胭脂虎》、《一捧雪》等剧目，马连良演来得心应手。虽是发轫，却让人看到了开阔前程。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变革的历史走向，涌动出一股变革戏曲的文化思潮。他们以京剧为标靶，从她的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做了全盘的否定，虽矫枉过正，带有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也确实道出了京剧艺术某些症结。京剧作为表演艺术，综合运用一切艺术手段是她的无与伦比的优势。在其逐渐雅化过程中，主要行当生、旦，以唱为主，渐渐形成了重唱腔，轻做、念的审美取向，演员唱戏，观众听戏，这无疑限制了舞台形象的完整性，产生了演行不演人的流弊，妨碍了观众多元的审美满足，也阻碍了京剧艺术走向现代生活、走向世界舞台的脚步。政治改革社会思潮中出现的京剧“消亡论”，使京剧艺术受到了强烈冲击，也激发了京剧内部的活力。求生的本能和自我意识的强化，化为了守住本体，适应新变，寻求发展的某种能量。总之，社会动荡，舆论压迫，以及受众审美需求的变化，都作为巨大压力，使梨园内部产生了危机感，尽管尚不具备自我改革明确方向和自觉意志，却调动起了各方面积极力量，马连良学艺之始正逢其时。老生行当大多以谭派为宗，马连良也不例外。或许是天赐良机，一日谭鑫培的《朱砂痣》缺个娃娃生，选用了马连良，在剧中扮演韩天赐。同台还有陈德霖、贾洪林。这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马连良珍惜这一机会，演出极为成功，这对于一般孩童只是一时得意，而马连良则是在久久震撼之后，寻找到了求艺的路径。贾洪林继承谭氏衣钵，又从自身条件出发，发挥做表的优长。其唱、做兼工，一时无二。马连良从贾氏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定位。从此，他便以学贾而入于谭，即置身贾氏堂奥，遥拜谭氏门墙，走着另一条学谭的门径。马连良十三岁开始在主戏里担纲。由于他学习刻苦，演戏认真，其台风、气质令人刮目相看，从此奠定了正工老生的地位。1917年，16岁的马连良学艺九年出科。以科里红而为观众瞩目。恰值三叔马昆山在福州组班，由于家庭生计日蹙，需要他承担起养家的责任，马连良便应邀赴闽，在马昆山的扶持下，他得到了充分展示才艺的机会，以谭派须生而名噪闽地。马连良经受锻炼，大开眼界，却又深感成就大才的种种不足。一年之后，1918年秋返回北京，一番恳求，感动了叶春善、萧长华等前辈，允许他再入富连成，带艺进修。这一非常举动，实乃基于欲成大器的雄心。综观他的一生，马连良总是凭着努力，去接近高悬的目标，面对成绩从不志得意满，而是跨越过去，迈出更为艰难的一步。这次入科，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学艺演出之外，他观摩名家演出，叩访名家求教。他不只关注自己的本行，对于其他行当以及京剧的各个部门都给予了关注。为他以后综合性地对京剧艺术全方位革新做着准备。老师们的精心栽培，师兄弟们相互激励与帮衬，使马连良走向了成熟。赴上海搭班演出，又得到了同样具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南国权威观众群体的认同。从他灌制了《借东风》、《定军山》、《珠帘寨》等多种唱片来看，表明了他在观念心目中并非等闲。这期间他结识了进步报人邵飘萍。邵氏年长于马连良16岁，二人忘年之交，过从甚密。邵飘萍的进步思想、文艺观念给马连良以深刻影响。直到1926年4月邵飘萍被张作霖杀害，二人始终保持亲密联系。马连良一生始终追随着进步潮流，但他没有激进的思想和超越从艺生涯的激进行动，他只是在努力追随进步潮流的走向，从未想也不敢想立于潮头成为一面旗帜。直到他争演现代京剧遭诬，争上《海瑞罢官》获罪，都是在力图跟上时代，跟上进步的社会思潮。往往先驱者的牺牲，可以走进历史，获得荣耀。而追随者的死，只能获得某种抚慰。这是属于普通大众的伟大与崇高。1922年开始，21岁的马连良开始和菊坛名家合作演出，如王瑶卿、梅兰芳、尚小云，其中与朱琴心合作时间最长。京剧由于受南北地域文化影响，形成京派、海派、双峰并峙，各有风光。差别本是促生的激素，而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往往会在自恋中使生命萎缩。马连良绝无南北派别之见，他多次在上海及南方各地演出，却因独具慧眼，见人之长，思己之短，获得了京剧革新的诸多启示。1927年应上海天蟾舞台之邀，与周信芳合作演出，堪称梨园佳话。此后为人称誉的“南麒北马”，不仅表明两个人艺术风格各有千秋的差异性，而且包含着两位艺术家互敬互学，无心于私，执着于艺的同一性。1933年二人在天津再次合作，名分不争先后、角色不争主次。台下切磋互重，台上相互烘托，只求戏精，无意炫己，永远是京剧人的楷模。剧本是一剧之本。马连良在舞台上立定脚跟之后，便开始着手剧本的整理改编。主题的开掘，人物的定位，唱表的设计无疑都将成为体现演员美学追求和艺术个性的凭藉。从他初出茅庐直到终其一生对剧本整理改编始终不遗余力。有的剧目是删冗取精如《四进士》，有的则增益充实如《苏武牧羊》，有的贯散成统如《胭脂宝褶》，有的则移植改编如《串龙珠》、《春秋笔》。有了自己看家戏，就是有了创造发展个人艺术风格的自由空间。当今流派，有派而不“流”，“滞”而无进，自然难有新的流派诞生。这与不少可堪造就之才，没有属于自己的剧目大有关系。马连良出科不久，便有了“独树一帜”的评价，其中包含着两种对立的评判标准，并非都是对马连良创新精神的肯定。马连良生性谨小慎微，但在艺术求索上却胆识过人。他对“独树一帜”的承认，实际上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的艰难之路。马连良此后的革新，表现出他不肯从俗从众的独立艺术品格，又表现出他无意只顾眼前功利的以标新立异去巧得个人风光。马连良着眼于京剧艺术未来命运，他的革新是历史责任感使然。马连良从出科到搭班，不断寻找着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他从事革新的蓄势过程。由于个人艺术积累和实力的增强，从1927年自立“春福社”独自挑班之后，便开始了全面的京剧革新的艺术实践。从演员组合、剧本选择、音乐唱腔设计到舞台形态等方方面面，无不给予关注。马连良的革新工程是个系统工程，最终体现在整个舞台的形象体系上，绝不是光体现在唱腔和做表上。此后形成的马派艺术所以难学，就因为马派不只是风格独具的唱腔艺术，而更是体现在舞台艺术整体性上的风韵独标的表演艺术，是以多种艺术手段塑造完美艺术形象的表演体系（它仍是归属于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中的子系统）。马派艺术求似不易，超越更难，这正是马派艺术虽有广泛群众基础却又后继乏人的原因之一。马连良挑班之后，更加勤奋，摆正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把握住根基，进而焕发生机，渐渐成了他的自觉意志。向前辈虚心求教，几乎成了日常功课。除向钱金福、王瑶卿等人学艺外，又赴天津拜在了与谭鑫培齐名的孙菊仙门下。孙氏艺术思想倾向于保守，与马连良的力主革新存在较大认识差距。但孙菊仙唱念做表自成一家，有着独特的艺术个性。尤其他的白口风趣自然，接近口语，少有雕琢痕迹，更以其鲜明节奏感，顿挫有致，情韵不匮而有着悦耳煽情的艺术效果。马连良早已私淑许久，拜师之后则更是登堂入室受益多多。拜师孙菊仙显示了马连良无门户之见，见善而学的宽阔心胸和艺术远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连良被评为四大须生之一。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四大须生屡有更迭。但是，马连良始终稳坐其中。最初四大须生为余、马、言、高。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三人同庚，皆生于1890年，年长于马连良11岁。马连良如此年青，取得这样成就，可谓少年得意。但他心高志远，无意自得。面对成功后的种种诱惑马连良凝志于艺，方寸不乱，洁身自爱，从无半点闪失。1928年马连良接受梅花馆主采访，有一段精彩的谈话。这段谈话于两年后发表于《戏剧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做人，最难做在二十左右。做好人在此，做歹人亦在此；成功在此，失败亦在此。盖二十岁之青年，心志未定，意旨未坚，外界之诱惑无能力足以抵抗，一不留意，即坠玄中，身败名裂，无可自拔，我辈唱戏人全靠嗓子过活，举凡声色货利，俱是害人之魔，染其一即可使嗓子损坏而有余。在此紧要关头，如能打破难关，杀出重围，即可安然无恙而登彼岸……幸有父母之管束，师傅之监督，而自己向上之心究亦较强于作恶些须。微名乃得赖以保全。若在此时任意妄为，随波逐流，今日之下，恐已无小马之啖处矣。”马连良身居声色货利之中，而无声色货利之欲。台下风度，台上风采，儒雅风流，却始终不为利诱，不为色迁。在他之前之后，多少天才毁灭在本能的欲望中。马连良在人格看守上，也可谓“独树一帜”。他的上述谈话足可为一切有志青年的立身金箴。1928年、1929年马连良红遍南北，灌制了《阳平关》、《焚绵山》、《清风亭》、《甘露寺》、《大红袍》、《取南郡》、《翠屏山》等大量唱片，并和梅兰芳合灌了《四郎探母》、《打鱼杀家》、《宝莲灯》等唱片。附图{图}扶风社近二十年的风雨行程中，无论面临什么困难，上演剧目都是有益于教化的严肃题材，即或在票房极差的情况下，也初衷不改。扶风社十分重视扶持人才，马连良善于识才，更能诚心育才。当时许多初入菊坛的十几岁的青年演员，由于幸遇马连良，无不在马连良的点拨、指导、推崇和精心策划下，得以一举成名，较早地脱颖而出。如叶盛兰、袁世海、张君秋、王吟秋、李玉茹等。马连良甘为人梯，从大局出发，努力培养后学，绝不压制新人。如此无偏无私，在京剧界里广为人们称道。由于扶风社人才济济，马连良革新步伐更快。当时报纸评论极多，有的称赞他：“极聪明，又肯卖力，做派动作均甚漂亮。”并客观描述他演出盛况：“其新戏、旧戏重排者甚多，每一贴出即满。”当然也有批评意见：“演于天津，观众谓其胆大妄为……”马连良率领扶风社知难而进，没有退却半步。他在1936年第三期《实报半月刊》上，在题为《演剧近感》之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在梨园界，是一个胆大妄为者，常常把戏装和唱腔，杜撰添些花头，太不顾人家诽笑了……我听吴幻荪君说，戏剧艺术表演，是重个性的，我国古谓性灵……我颇引为同情。”马连良在文中公开承认自己是个“胆大妄为”者，并不顾及别人诽笑。因为他认识到了艺术创造必须个性化，而墨守成规永远是艺术创造的桎梏。他继续写道：“创造谈何容易，须把古人精华融为己有，然后另辟新机，才是真创造。不然兴出来的不如古人，说什么创造呢。我自忖天赋和功力，去古甚远，所以抱定了主意戏剧要复古，因为古人研究的奥妙，我们还没有完全领会和表现。反过来戏曲含义要取新，不要让他失去戏曲原义，能辅社教，使他有存在的价值。”马连良的创新，绝不是悖离戏曲本体的乱加花头，而是回归本体，以复古而求新变。马连良对于艺术传统的崇拜而不迷信，创新而非弄潮，这一艺术体验值得认真研究。今日戏曲舞台某些新戏，编导者对戏曲本体知之甚微，拿来西方现代戏剧某些手法，强迫二者成婚，推上舞台确实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在“玩文学”之后，“玩戏曲”又复登场，令人深感不安。马连良七十年前的这篇短文，谁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让人感慨万端。马连良受传统文化熏陶，有同情心，富于正义感，在同行中口碑甚好。每有济贫赈灾义演，马连良从不落后。及至解放后，艺培戏校（即北京戏曲学校前身）成立，因经费短缺，无法开学，又是马连良慷慨解囊，才使第一期的学生得以按时入学。至于同行中，他同样是轻财仗义，恤老怜贫。马连良塑造的一系列舞台形象，虽是个性有别，但都有着传统美德的共性，体现着善良忠诚、坚贞不屈、嫉恶如仇的民族精神。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件，侵占了我国东北。在全国抗日热潮风起云涌之际，马连良将旧本《万里缘》改编为《苏武牧羊》，刻画了一个陷于虏阵，守节不移的爱国英雄的形象。1938年，日本侵占了华北，全面抗战如火如荼。马连良将山西梆子《反徐州》移植改编为《串龙珠》，正面歌颂了反抗异族压迫的正义斗争。《串龙珠》上演之后，立即遭到日伪的禁演。马连良处在日伪在华的统治中心北平，排演这类民族意识强烈的剧目，甘冒风险，实是出于民族义愤。禁演之后，他继续争取上演，甚至到当时伪满演出，仍然把《苏武牧羊》、《串珠龙》作为主要剧目送给观众，其心可鉴。一桩历史公案，使马连良后半生备受折磨。1942年，与马家有世交的张子文阿訇在当时奉天（沈阳）创办奉天回教文化学院。因经费不足，派人约请马连良为筹集建设资金赴东北义演。有此请托，马连良义不容辞。前此又有不少演员赴关外演出，收入较丰。马连良基于上述原因，才做出了关外之行的决定。日伪在扶风社起程之际，强加给扶风社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演艺使节团”的头衔，使节团任务是为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演出。这既无事先商议、筹划，又无任命和必要文书，纯粹是个政治阴谋，企图藉助于马氏名声，以达到宣传“中日满三国亲善”，欺骗世人的目的。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与日伪勾结遭到严厉斥责。北平当局为了转移视线和榨取钱财，便将马连良作为汉奸进行审讯迫害，直到他家财耗尽才无罪开释。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有预谋的政治陷害，却由于传闻不实，无人详加考证而久久误会着一个不谙政治的艺术家。马连良东北之行主要是为回教文化学院建校义演。义演十天，所得35万元全部捐献给了文化学院，至今沈阳回民念念不忘。随扶风社演出的表演艺术家李玉茹女士于1986年10月23日在给张子文阿訇的家属信中明确指出：“（伪满之行）确为奉天私立回教文化学院义演，目的如此而已，并无其他。”义演之后继续演下去，则是为了赚钱养活全团及家小。守节的确崇高，而平凡众生只能以“达节”使自己存活下去。伪满建国于1932年3月1日，日伪称之为“三一国庆节”。马连良这个所谓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的使节团抵达东北已是十月下旬，距离“三一国庆节”已有八个月，焉有八个月后派使节祝贺“国庆”的道理。如此与事实相悖，偏要说是为伪满国庆十周年作庆祝演出，实在荒唐。马连良遭受国民党迫害，有加无已。于是为了避祸谋生，于1947年离开北京赴上海演出。因身心两疲，健康状况日下，1948年冬赴香港治病。由于全国解放，此后便困居香港。1949年在香港先后拍摄了《借东风》、《打鱼杀家》、《游龙戏凤》三部舞台艺术片，旦角为张君秋，在这极其珍贵的电影资料中，能见到马连良病容难掩。尤其从《打鱼杀家》萧恩的形象里，我们看到了马连良的英雄无奈，精神潦倒。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天才艺术家，在周总理直接关怀下，通过梅兰芳先生的联络，由有关部门于1951年10月1日将马连良秘密接到广州。此时马连良已是知天命之年，作为人民的艺术家，他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1952年7月1日，马连良受到了周总理亲切接见。总理对他拒赴台湾，毅然返回大陆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他继续努力把自己的艺术奉献给人民。并对他赴伪满演出一事给予实事求是地分析，希望马连良不要为这件往事背上包袱。十年来马连良始终在误解和压迫下苦熬岁月。周总理这番谈话，才使他抖擞精神，从此挣脱了无形的精神镣铐。同年八月建立“马连良京剧团”。作为民间剧团却积极参加各类无偿的招待演出和纪念演出，1953年更主动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回国之后参加各种庆祝演出，慰问演出更多。民间剧团，自负盈亏，却又在公有体制的网络中，不能自由地面对市场，反而是不断地去完成政治任务。作为剧团领导，负责全团生计的马连良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马连良以身作则，艰苦自律，使得全团上下始终保持着团结奋斗的精神，不断有好戏献给大众。1955年他与谭富英、裘盛戎组建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任团长。以后又有张君秋、赵燕侠参加。角色齐整，珠联璧合，当属国内京剧名家强强组合的最佳阵容。这些艺术家同台献艺，不讲头牌二牌，不分角色大小，不计名次先后，而是互相谦让以艺为先，以戏为重。马连良更是起着表率作用。在《秦香莲》戏中，他扮演王延龄，在《状元媒》中饰吕蒙正。虽是配角，却表现出极强的敬业精神。从而印证了“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一戏剧格言。如此大家，甘作绿叶，至今传为佳话。且以其示范的力量，足能使某些人摆脱卑琐的个人目标，回归于艺术与人性的本质，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为了培养接班人，北京京剧团成立学员班，马连良亲自授课。1962年出任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他以自己的师长叶春善、萧长华为榜样，视徒如子，百般关爱，教艺育人。在他的带动下，北京戏专日新月异，成绩斐然，不仅造就了张学津、李崇善、孙毓敏、李玉芙、马增寿、王树芳、赵葆秀、李宝春、阎桂祥等一批著名演员，而且不少人后来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京剧事业中坚力量，如中国京剧院院长吴江、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北京戏校校长孙毓敏、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石宏图等。在这期间，马连良排演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大红袍》、《赵氏孤儿》等优秀剧目。1964年全国现代戏会演，不甘落后的马连良参演了《杜鹃山》，以后又参演了《南方来信》、《年年有余》。马连良一生在艺术追求上以创新为目标，紧紧把握着内向的精益求精，外向的跟上时代。1960年在提倡“海瑞精神”的政治背景下，马连良为了跟上时代，他请吴晗创作了《海瑞罢官》，自己担任主角。由于受到剧本限制，演出后反应平淡。岂料六年之后，政治阴谋家们藉着这出戏，掀起了一场历史风暴。《海瑞罢官》被搬上政治舞台后，却产生了至烈至大的轰动效应。它使神州震颤，更使不少人在互为地狱中丧失了自我。沿波溯源，多少演出，谁有如此风光，《海瑞罢官》堪称千古一剧。1966年12月16日，马连良饱受折磨之后病逝，享年65岁。默默而来，个人必须沉重地活下去；默默归去，则把一切沉重留给了生者。血泪浸透的沉重的怀念往往会击痛麻木，激活信念。这也许是马连良留下的最好的遗产。1978年8月30日马连良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3月27日在八宝山革命烈士纪念馆，隆重举行安葬仪式，补开追悼会。欣逢盛世，马连良其人、其德、其艺，才得到了最公正的评价。今年是马连良百年冥寿，重大的纪念活动正在准备着，这将是重新解读，深入读透马连良的一个契机。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江总书记的英明指示：“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京剧艺术是民族文化瑰宝，民族不朽，它会永远拒绝死亡。上世纪初泛起的“旧剧消亡论”轰轰作响至今没有稍歇。百年来，京剧消亡论者，在自谱的京剧葬歌中，一批批魂归地下，而京剧艺术依旧在舞台上硬硬朗朗。路，会是坎坷的，但不会有尽头。二百年来京剧艺术在一代代艺术家的艰难创造中，建造了自己的艺术天地，她已天然地结构在中华民族永恒、无限的文化时空中。人民的需要，文明的需要，历史的需要，已使个人的爱恶变得如云烟一样轻飘。“消亡”云云已是老调。登高方能望远，认识京剧，认识马连良等京剧艺术家也应在新的立足点上，找到更多更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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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36 【原文出处】《开发研究》 【原刊地名】兰州 【原刊期号】199905 【分 类 号】F101 【分 类 名】财务与会计 【复印期号】200004 【 标 题 】欧元的启动对会计国际协调的影响 【 作 者 】周龙 【 正 文 】 欧元，一个新生的国际货币，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的基石，已于1999年1月1日如期启动。它标志着欧洲联合国进入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阶段，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产生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EC，欧洲联盟前身）有关财务与会计指令的颁布与实施，使得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无论从财务信息的可比性，成员国会计理论的完善，还是其促进经济贸易的交流、发展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研究并借鉴欧洲联盟会计国际协调道路上的成功经验，分析欧元的启动及其对会计国际协调的影响有着一定的意义。一、欧共体会计协调的历程回顾欧洲共同体是由欧洲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和政治团体。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共同体的建立和各成员国经济政治的逐步相近，使共同体内部经济均衡增长。为了使企业的股东、债权人和其他有关人员通过共同体得到投资保障和鼓励资本流动。这就需要共同体内部有关公司受统一法律和税收的支配以及有相似的财务信息。这种经济上的联合必然要求会计上的协调，在经济一体化努力促进政治一体化的同时，势必要求会计的协调化直至一体化。当时各国的现实却是各成员国的会计不仅分属几种不同类型的会计模式，且各国的会计制度又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在会计准则制定权限方面，法国、德国、意大利由官方制定，荷兰由会计专业团体制定，英国由官方机构制定一般的会计准则，由职业团体制定与实务有关的特殊的会计准则；在会计规范体系方面，法国来源于商法典、公司立法和会计总方案，德国来源于税法、商法典，以各种公司法案作为补充公司法的描述非常详细具体，荷兰以民法典、税法作为补充。为此，共同体首先从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公司法入手，以比较严格的立法推进会计的协调化。1966年在布鲁塞尔，由每一个成员国的主要会计团体的代表组成正式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会计师研究小组，该小组与共同体委员会和协会联络磋商，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协调的目标：一是制定“指令”(Directives)；二是制定“条例”(Regulations)。这些指令和条例便成为欧共体范围内的法律，欧共体正是通过这些指令和条例来协调欧洲会计。迄今为止，欧盟已发布的指令中，与会计和财务报告有关的共有四个，即第4号指令、第5号指令、第7号指令和第8号指令。其中的第5号指令――《有限责任公司的结构管理与外部审计》，由于成员国公司结构有较大差异，达成协议有较大困难，因而80年代早期这一指令被撤销。其余三个指令的发布时间及主要内容如下：第4号指令为《共同体内部公司财务报告的基本问题》，1978年批准，1980年公布，1982年1月开始生效。其内容是：(1)确定财务报告的目的是显示最近时间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正确和公允。(2)表述了一致性、持续经营、谨慎性和权责发生制的原则。(3)年度财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4)企业与有关外界（股东与潜在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第7号指令为《关于合并报表》，1976年4月29日以建议书形式公布，1978年进行了修改，1983年6月被采纳，1988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内容包括：(1)在集中或统一原理下，不一定达到控股程度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概念。(2)凡对其他企业有支配权的企业，或共同体中非独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提供合并财务报表。(3)规定了合并财务报表的设置、合并程序、合并原则和合并报表的附注。第8号指令为《有关审计师的资格及工作》，1978年5月公布草案，1979年批准，规定必须于1988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允许有两年宽限期。其内容主要是：(1)教育及职业培训、考核方面的要求。(2)对于当前从事审计法定工作，但不符合指定要求的人，提出了过渡性安排。二、欧共体指令对成员国会计的影响德国：(1)将欧共体指令纳入商法。德国会计也强调要按照有规则的簿记原则真实和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要做到“真实和公允”这一思想也曾体现于《股份有限公司》，虽然这一原则远未被德国会计界接受。(2)1980年以前，德国法律并不要求企业在使用计价程序和会计方法时遵循一贯性原则，随着欧共体指令纳入商法，一贯性才成为一项重要的会计原则。(3)按欧共体的指令，德国的财务会计与某些税法规定也开始偏离。(4)重置成本会计理论在德国虽然起步早，但在实务中至今未用，其原因固然与德国近年通货膨胀率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根据欧共体第4号指令第33条规定，不能实施重置成本会计或类似方法。法国：(1)目前有效的统一会计方案是1982年根据欧共体第4号指令修正后的。(2)在商业实体和其他公司实体的会计要求方面，1983年4月30日通过的第83～353号会计法案与第4号指令相协调。(3)以单项法律实施第7号指令。第7号指令通过1985年1月的会计法案和1986年的指令得以实施，要求上市公司从1990年起编制会计报表。(4)也要求树立“真实与公允”概念。英国：(1)产生了包括必须的财务报表格式和详细计价要求的1981年公司法。(2)制定会计准则时，考虑了欧共体的会计指令。以上的第4、7、8号指令共同形成所谓的欧共体会计(EEC Accounting)。三、欧元的启动对会计国际协调的影响1.欧元的启动意味着会计在欧洲地区的协调取得了成功。坦率地讲，欧共体各成员国之间会计环境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已成为欧共体经济、政治一体化和会计地区协调的重大障碍，但欧元的启动意味着共同体在本地区会计标准协调方面取得了成功，其原因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指令使会计标准协调的问题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这是成功的法律保证。正是因为强制性，使得欧共体各成员国在制定公司法及会计准则的过程中，不得不去考虑指令的要求。例如英国1981年公司法规定的五项基本原则与欧共体会计就十分类似；法国的《会计总方案》在1982年修订时结合了欧共体的第4号指令；德国已将欧共体第4号指令纳入其公司法。第二，将共同体内部公司财务报告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去解决，使各成员国得以受益。共同体内部各成员国会计的差别给各国经济交流形成了障碍，提高公司之间财务信息的可比性已成为各成员国的共同呼声。指令就财务报告的目的、表述的四个基本概念、年度财务报告的格式和内容等有关方面给予限定。第4号指令使多数成员国财务报告格式、程度或计价程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成员国限定时间内的调整，促进了共同体内部的经济贸易交流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合并报表和审计师资格等第7、8号指令做好了准备工作。第三，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市场的相互渗透，跨国公司的发展，迫切要求就合并报表的编制在各成员国之间进行协调。1983年欧共体第7号指令的被采纳无疑是合并会计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它将对大多数成员国合并法律和惯例产生重大影响。如在法国，最终将导致广泛采用按统一格式编制已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在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公司将首次公布合并信息。它将促使欧共体内部实现较高程度的协调化，第7号指令从第一次意见书的公布到最终实施，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协调者在集团的性质，尤其是母公司概念与主体概念之间的争论，并且由于各成员国的意见不统一，在通货膨胀方面没有提出要求。这说明在协调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障碍，而最终的实施及取得的成就，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各国会计之间存在的差异是暂时的，而最终都会走向协调化。第四，具有一定的可选择性。欧共体指令在强调统一性的同时，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这样能够使成员国在指令的范围内结合自身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会计惯例和方法。当然，这样做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如荷兰坚持对价格变动进行调整，而德国则竭力反对这一做法。2.欧元的启动降低了跨国公司报表合并的费用。一方面，启用欧元可以减少汇率风险，促进国际贸易。欧元的启动使欧盟的内部市场真正统一起来，简化了流通手续，加快了商品与资本的流通速度，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成本，既节省了外汇开支及套头开支的费用（跨国公司在欧盟内部的交易也就无需外币会计折算），又节约了跨国公司报表合并的费用。另一方面，目前欧元汇率高于美元，若改用欧元计价将抬高商品的名义成本，不利于发挥价格竞争优势。在欧元过渡期，跨国公司也应认识到欧元的推动可能带来的债务风险。3.欧元的启动至少在欧盟内部解决了一个难题――一体化的市场与各国会计制度不统一的矛盾。从美国80年代的垃圾债券市场到90年代的巴林银行，再到亚洲的金融危机，充分反映了国际会计制度改革的一个现实难题。一方面表现为会计环境的变化：市场国际化的迅速发展，新型金融工具的大量产生，新兴市场的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表现为国际会计制度缺乏统一的标准和适应变化与创新的机制，一些国家、地区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原则滞后于市场的发展。欧元的启动意味着欧洲货币的单一化实现，统一的欧洲经济政策，统一的欧洲资本市场已经形成，这就必然需要更多的国际化的、业务面广的咨询中介机构，需要建立统一完善的国际会计准则，更需要建立执行这些准则的机制与架构。而欧盟的会计指令的颁布与实施，使得成员国会计准则在协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也使得在其他地区表现为由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政府制定和监管的财会法规框架，在欧洲由欧盟这一地区组织来担负。同时，欧盟会计指令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这一点也将保证所制定的会计准则在欧洲大陆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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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639 【原文出处】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036-040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 作 者 】张明军/陈少晖 【复印期号】199505 【 标 题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思考 【 正 文 】 长期以来，发生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被史学界多数论者看作是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大搏斗”。这种评价是否客观、准确，笔者认为，对这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论争有重新认识和思考之必要。一、是两个敌对思想体系的搏斗，还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思想分歧？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１）］这就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思想和主张时，不能脱离历史事件产生与存在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不仅要看到它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且还要看到它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作用。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在这场被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西方的各种学说，各种思潮如潮水般涌来，“无政府主义者便介绍西洋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者则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德国留学的哲学家们则介绍康德、黑格尔、斐斯特等一流的德国思想家，……。”［（２）］一时间，异说杂陈，论争纷坛，每一种派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把自己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３）］中国思想界围绕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这个中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景下，１９１９年７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３１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当即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撰文驳论，由此展开了一场持续近二个月的关于“问题与义”的思想论争。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蜂涌而至的各种国外政治思想及学术思潮，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胡适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而不要只空谈好听的“主义”［（４）］，否则，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十分危险。他说：“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当这种救世主张变成主义之后，“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从而也就失去了“主义”应有的真实的含义，“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有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５）］他进一步又说，空谈好听的主义十分危险，因为如果“主义”变成一块招牌，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一抽象名词来骗人，正象王揖唐也可以自称社会主义来招摇撞骗一样。因此，他奉劝舆论界的同志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些纸上的主义”［（６）］针对胡适这一观点，李大钊一方面“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主义的宣传，也确有被“假冒招牌的危险”，表示”以后誓问实际的方面工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７）］。另一方面，李大钊明确指出：问题与主义有着不能截然分开的联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这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思想主义”，主义与问题之间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主义”的危险，不在主义本身，而主义的空想。不能因为主义存在被假冒的危险，就停止对主义的宣传，相反，为了揭露假冒牌号的主义，“我们越发应该一方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方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８）］。第二，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是实验主义的局部改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对此，胡适从资产阶级立常发，以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础，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反对“根本解决”的社会革命。他指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按三个程序进行：“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最后“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解决的方法，并从而证明之”。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功夫来的。因此中国的社会问题要从解决“大到总统的极限问题，小到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这样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入手，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而高谈社会主义的“根本解决”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９）］很显然，以上论点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主张有明显的差异。对此，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明确驳斥。他说：所谓根本解决“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这个基础一旦得以解决，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切法律政治伦理问题都可以随之解决。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行的社会，更“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１０）］。从上述双方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认识：其一，尽管胡适在他的自传中宣称由他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但从其文章内容来看，胡适立论的初衷并不是蓄意要反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对当时舆论界所崇尚的以空谈为特点，以“包医百病”为招牌，以贴标签为能事的教条主义危险倾向进行批评。而且，胡适强调研究实际问题，并非反对主义的宣传。他在文章中强调指出，“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有了许多学理作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１１）］。把主义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这一观点是与李大钊相一致的。据此，我们难以得出胡适主张的“少谈些‘主义’”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定论。其二，由上可知“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围绕如何改造中国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思想的分歧和争论。胡适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代表，全盘接受进化论，以实验主义为其独特的思想武器，主张点滴改良主义，反对社会革命；而李大钊则“从一个社会革命的信徒立场出发”［（１２）］，主张以社会革命为手段，“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还是以实验主义为思想武器，就是这场争论的真正分歧所在。但是，应该看到，五四时期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反对封建专制、列强侵略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胡适所倡导的改良主张在当时尽管和中国的实际有不切中之处，但就其目的而言，其矛头主要指向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其初衷是使中国摆脱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走上民主、富强、繁荣的近代工业化道路，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还不长，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１３）］，客观上起着反封建的革命作用。对此，李大钊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特别指出，“在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条件具备之前，无论改良还是斗争都是必要的”［（１４）］。并没有简单地用革命来否定改良。因此，就争论的性质而言，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简单地把这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两种新思潮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的正常思想争鸣说成是两个敌对思想体系的搏斗，而应该看作是在如何改造中国，走上昌盛民主之路不同方法的争论。二、是政治上的“激烈战斗”，还是学术上的平等辩论？从５０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开始，“问题与主义”之争一直被大陆思想界评论为“实际上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和第一次公开激烈的战斗”，是两军对垒式的阶级对抗。胡适文章中对“主义”的批评被丑化为“泼妇骂街、唁唁狂吠”的造谣诬蔑；而李大钊在争论中对胡适的驳论又被夸为冷酷严厉的“痛斥”。诚然，如前所述，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是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不相一致的，其言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的指责也不无偏颇。但是，如果我们以历史的观点去阅读、分析这场论争的有关文章，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李大钊，还是胡适，他们的争论并不是剑拔驽张，敌我相见，而是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自由平等的讨论问题，既相互辩驳，又相互肯定。我们知道，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共同战斗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了统一战线。胡适和李大钊作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同仁，北大的同事，有着长期的私人友谊。当《胡适文存二集》结集出版时，他在扉页上题签“献给李守常”的字样，深切地表示对亡友李大钊的怀念之情。在胡适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他说，尽管我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但我们之所以仍然可以成为朋友，就“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１５）］。表现了在思想分歧上求同存异的学者风范。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开始时，胡适正式代理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蓝公武，李大钊等人撰文反驳时，他不仅没有利用主编之职加以拒绝，而是将来稿在刊物上全文发表。并且在文章中肯定蓝、李两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１６）］。争鸣的态度是诚恳的。作为争论的另一方，李大钊所表现出的一个追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更值得称道。李大钊一贯主张思想自由、学术民主，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他曾指出：思想文化领域的争论只能通过说理斗争来解决，决不能依靠暴力予以强行禁止，“禁止思想自由，断断没有一点效果”。“假使一种学法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它，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它的原素仍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假使一种学说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会去信，若是把它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１７）］。正因为李大钊具备了这种正确的论争态度，所以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针对胡适的改良主张，他既坚持原则，也十分注意论争的方式和策略。他始终把胡适的错误作为新文化运动内部的矛盾处理，而不是作为敌人的进攻而予以回击。在他的文章中，一方面指出自己与胡适观点的“稍相差异”之外，“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１８）］。另一方面也明确承认在某些问题上与胡适的“意见完全相同”［（１９）］。即使在这场争论结束之后，李大钊仍与胡适保持了密切的私人友情，在政治活动中，还是把他看成同盟者，多次合作，１９２０年，他与胡适等人共同发表了《争自由宣言》，呼吁人民起来“为自由而战”，反对北洋军阀当局禁锢思想自由的专制统治。这种同志式的合作关系直到胡适后来坚持与马克思主义为敌在组织上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为止。综观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虽然立场相异，观点对立，但就争论的形式而言，我们既没有看到尖酸刻薄的造谣辱骂，也难以发现充满火药味的两军对垒式的“激烈战斗”，有的只是争论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和、自由、对等的辩论。三、对“争论”的几点思考。发生在五四时期的那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已经过去７０多年了。但是，今天仍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首先，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争论，应当划清政治斗争与学术争鸣的界限。各种思想流派的自由争鸣，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现象，和历史上任何社会现象一样，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社会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的大变动。文化思想也往往会出现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各种政治思潮、学术流派应运而生，纷纷发表各自的政治见解和救国方案。面对这种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复杂局面，要把学术与政治绝对地分割开来，固然是困难的，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人们可以在有共同的政治观点的同时，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尽管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胡适从其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的主张局部改革，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主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多有抵忤，但在反对封建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和昌盛的问题，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李大钊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在涉及到如何使国家、民族由弱变强的方法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我们不能因为胡适从新文化统一战线分裂出去之后，走上了杜威的“实用主义”道路，就将胡适与李大钊之间正常的争论定性为两个敌对阶级的政治斗争，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主导思想的今天，更应当划清政治斗争与学术争鸣的界限，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使人们真正享有遵守宪法前提下的学术民主。允许不同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的并存，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而且还能够正确、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更多有益的理论财富。其次，无论是政治上的论战，还是学术上的争鸣，都应当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这方面，李大钊早已为我们作出了典范。他指出：对待不同思想的论争，我们“一面要有容人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２０）］。因此，我们看到，在当年与胡适的论争中，李大钊既有对马克思主义“自信独守的坚操”，在文章中公开声明自己信奉布尔什维主义，并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对胡适的实验主义观点则表现出“容人并存的雅量”，明确承认在社会革命的“根本解决”以前，社会改良也是应当准备的。正因为具备了这种正确态度，李大钊才能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既热烈地倡导思想自由、平等讨论，又坚持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努力扩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这种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值得当今中国思想界效法。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容怀疑的首要原则，但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式、步骤等问题，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却是可以展开广泛的研究和讨论的。因为，“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２１）］。对各种理论问题作广泛探讨，充分的论证，才能掌握它的规律，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第三、应当将理论的宣传和问题的研究相结合，既要反对效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更要反对空谈泛议的教条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早在“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李大钊就明确指出：我们既“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两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把主义作为工具和材料，“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２２）］。这种观点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２３）］的论述是基本一致的。毋庸置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的政治大方向。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引人们按照客观规律进取、探索的思想武器，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２４）］。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潮束缚，我们未能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空喊口号，企图使激进的革命的主义宣传成为推进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忽视了从实际出发运用正确的理论去解决我国社会所面临的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等、系列实际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永远是应当牢记的深刻教训。所以只有把远大的革命理想和求实的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２５）］，作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才能形成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现改革的强劲动力，从而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注释（１）《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５１２页。（２）（５）（１２）《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第１８１页、第２０１页、第２０３页。（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５３页。（４）（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４）（１６）（１８）（１９）（２２）《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第９１页、第９２－９３页、第１０６页、第１０５－１０７页、第９３－９４页、第１０９页、第９４页、第１１０页、第１１０页、第１０４页、第１１０页、第１０９页。（１３）李新《伟大的开端》第２２２页。（１５）《胡适往来书信集》上册第３５６页。（１７）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每周评论》第２４号。（２０）李大钊《新旧思想论战》，《每周评论》第１２号。（２１）《新青年》第２卷第１号。（２３）《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４页。（２４）《邓小平文选》第３７４页。（２５）《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至２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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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919 【 版 号 】9 【 标 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观》简介 【 作 者 】薛梅 【 正 文 】 魏俊章撰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观》一书，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从哲学高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学术专著。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和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哲学基础；二是充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三是主题鲜明集中，内容全面系统。该书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观、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文明观、建设条件、国家统一、市场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哲学剖析，颇有新意。 （薛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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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704 【原文出处】《文学报》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10104 【原刊页号】③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02 【 标 题 】崇高的文学理想 独特的艺术风格――王安忆文学创作研讨会部分发言摘要 【 正 文 】 越走越独特 越走越成熟邹平：王安忆的文学创作是多变的，但多变中有不变。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仅仅是多变是不够的，没有不变的东西是成不了大作家。王安忆创作中的不变因素有二点：一是创作态度。王安忆二十多年来执著于小说创作，安心写作，写作之外的东西她不是很关心。这符合她名字中的第二字“安”。安心地创作小说，不断地探索小说的新途径。她的小说并不是每一部都很成功，但她执着地走下去，每一部不很成功的小说就像一个个台阶，引她走向成功。二是写作方法。王安忆在写作方法上的变是大家公认的，但她有不变的东西，这就是她名字中的第三个字“忆”。回忆是她写作的不变的因素。她从回忆中寻找生活，寻找题材，又从回忆或者说想象和虚构中表达精神，表达艺术。王纪人：不与别人趋同，不追求文学时尚，不随波逐流，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我，我行我素，我又不是我。这就是王安忆。尤其从写作《叔叔的故事》开始，这种特立独行的写作姿态，贯穿了她的整个90年代。《叔叔的故事》就是虚拟中两代作家的一次最经典的精神对话和对“叔叔”的精神审判。作为叙事文学的一种新探索，具有原创性和不可重复性。在虚构中，纪实的材料逐渐符码化，以至成为一个族群的种性，甚至一个时代的人格化。“叔叔”就是一个族类的符码，从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说，比典型性格的涵盖面要更大，也并无类型化之嫌。而获得此次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则来源于一则凶杀案的报道，但在这个长篇和最新的长篇《富萍》中纪实的成分又相对大大淡化，前者是一则报道触发了她的构思和无穷的联想，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文学想象力和表达人物在各种复杂境遇中的行为和心理的技巧，以及叙述人特有的言说方式，而后者似乎力图节制想象，使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尽可以地以朴素和纪实的方式呈现出来。陈思和：20几年来，她的创作一直在跟着时代一起进步。回顾80年代崛起的那批知青作家，在90年代依旧具有广泛影响的大概只有两位，一个是贾平凹，一个是王安忆。两个人在90年代的创作道路不完全相同，王安忆选择了一条精神性的道路。整个90年代，她面对着时代的潮流，坚持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独特的感受，越走越寂寞，也越走越成熟。如果说80年代的王安忆还裹胁在种种文学思潮的浪花里的话，那么今天的王安忆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个性和世界。《长恨歌》正是这样的一种表征，在这部作品里，一种底层的、民间的、普通人的生活成为王安忆的创作的最坚实的依托。也正是这一意义上，王安忆的作品提示了一种超越90年代主流文学之上的关注象牙塔以外普通劳动者的可贵精神。郜元宝：一位大师说过，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一百个人看，但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一个人看一百遍。王安忆的很多作品我虽然没有看过一百遍，但也是读了很多遍的。它们在我的身体里种下了一种舒缓抑扬、充满关切和热诚的语调。或许对她的评价总会有不同之处，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她的声音总能够被大家听到，她也还将持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意识和两个叙事空间陈惠芬：虽然王安忆多次表示她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以表示她对西方那套女性主义理论的疑义，但这却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杰出的女性作家。在她的作品里，建构起了一种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视角，浸透着一种强烈的第三世界“女性意识”，这种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立足于中国女性自身的生存体验。像在《弟兄们》里，西方女性主义者或许可以读到某种关于“女性情谊”的表述，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更容易感同身受的倒是文中某种关于女性必须化妆成“花木兰”才能顺利进入男权社会的女性“匮乏”的表述。《叔叔的故事》中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则更为深刻，“女性”问题被放置在全球性的视野里，和阶级、种族、民族等问题紧紧缠绕。王雪瑛：检索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显而易见的是她的笔下有轮廓清晰、界线分明的两个区域：一个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另一个是以“大刘庄”或是“小鲍庄”命名的乡村。无论是“城市”和“乡村”都是她虚构世界的载体，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对照，体现着王安忆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构筑的过程就是思想的过程。在具体的写实的日常生活的演绎中，隐含着作家形而上的思考。乡村生活的理念，对于现代人有着怎样的意义呢？都市的现代化过程对于乡村的生活方式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怎样的环境，怎样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人的完善？心灵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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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063 【原文出处】文汇报 【原刊期号】20000202 【分 类 号】F61 【分 类 名】财政与税务 【复印期号】200003 【 标 题 】“四两拨千斤”――讲究财政拉动经济的策略 【 作 者 】董辅ｒéｎｇ＠① 【编 者 按】1998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针对我国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在宏观上作调整，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 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加大了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继续实施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五项主要任务的第一项任务。资深经济学家董辅ｒéｎｇ＠①曾在前年和去年在《文汇报》论苑版刊发过两篇这方面很有见解的文章，今天，他根据新的形势，撰文提出要讲究财政拉动经济的策略，我们特刊登此文，作为一种见解，与读者交流。【 正 文 】 为增加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1998、1999年，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其中主要的措施。1998年8 月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 亿元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要求银行增加1000亿元贷款，当年实际拨付的国债投资620亿元，银行贷款500亿元，地方配套资金1050亿元，共计2170亿元。1999年8月财政部又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相应地带动2500亿元银行贷款，同时也带动地方配套资金的投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增加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有效的，否则，通货紧缩趋势会更严重，这两年的经济增长也达不到那样高的速度。至今，在增加国内需求中，仍主要是靠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总的情况看，通货紧缩趋势尚未过去，2000年还将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有限度的，因为财政赤字在迅速增加。1998年为960亿元，1999年预计达1500 多亿元。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给今后的财政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负担，更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为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有效，需要研究其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设法以有限的财政资金增加更多的有效需求，即通常说的“四两拨千斤”，近来也有一些积极的经验。下面作一点探讨。第一，目前，在拉动经济的增长中，从增加投资需求来说，仍主要靠政府财政增加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民间投资仍无明显的启动。1999年民间投资大约只增长8％，这是令人关注的。 民间对投资缺乏热情，持观望态度，固然与经济由冷转热的走势尚不明朗有关，也与民间投资领域太窄、民间投资缺乏融资渠道有关。在以往的文章中，我曾提出，有些投资项目，特别是效益好的项目，不必都由政府财政投入，最好是实行向民间招标的办法，吸纳民间投资，有些项目可由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这样，同样多的财政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会大得多。拓宽允许民间投资的领域是吸引民间投资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金融、保险、电信等行业民间企业是不让进入的。我国迟早要加入世贸组织，这些领域都已经或将要对外开放，给外国企业以国民待遇，这就没有理由不向我国自己的民间企业开放，给它们以国民待遇，允许其进入。如果允许民间企业进入外国企业可以进入的领域，民间投资的领域将大大拓宽，民间企业就会有巨大投资热情。民间投资缺乏资金，难以融资，向银行借款又缺乏担保，是民间企业普遍遇到的困难。用财政资金建立担保基金，为民间企业提供担保，是一种办法，但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这不是很好的办法，更好的办法是允许民间投资建立投资担保公司，主要为民间企业的融资提供担保，这不仅可使财政腾出一笔资金，而且有助于扩大民间投资。第二，在用政府财政投资增加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中，投资于不同的产业对增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1998年，政府增发国债的投资基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必要的，因为基础设施是薄弱环节，而且基础设施将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长远地起作用。但是，与制造业项目相比，基础设施在建设时期由于其产业关联度弱，对当前经济的拉动力一般地说不及投资于制造业项目的建设。因此，在以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来创造有效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时，需要对投资的产业组合作出恰当的选择，除某些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外，还应选择一些需要发展的、产业关联度强的制造业项目来投资，特别是投资于一些高新技术的制造业项目，以带动相关的产业，这样，同样多的财政资金的投入就能创造更多的有效需求，从而在拉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财政贴息是用有限的财政资金的投入创造更多需求的有效办法。1999年财政从增发的600亿元的国债中拿出90 亿元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以此带动银行的贷款和企业的配套资金的投入，由此大约可以带出1800亿元的技术改造投资，也就是说，带出了20倍的资金的投入。不仅如此，将财政资金用作技术改造的贴息，不仅会拉动当前巨额的投资需求，更可为将来的经济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财政贴息与财政直接投资不同，财政直接投资指望将来从投资的一些项目收回投资甚至获得更多收益，财政贴息则不能直接从贴息的项目收回，但由于通过投资拉动了银行的贷款和企业的配套投入，在当前会比直接的财政投资能取得大得多的乘数效应，从而带动大得多的有效需求，而且，在经济摆脱通货萎缩、重新转强后，财政还可从经济的加快增长中增加收入，其数额可能大大超过用于贴息的支出。财政贴息的办法也可以用得更广些。例如，规定对在特定的时间内购房给以贴息的优惠，以刺激住房消费需求的增加。这里想强调指出，住房消费的产业关联度很强，对经济的拉动力很大，居民有很大的潜在的住房消费需求，但受到房价高、收入不足的限制，巨大的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能给予贴息，将可使其中一部分潜在的需求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用财政资金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上，切忌“撒胡椒面”，最好主要集中于启动住房消费需求上，住房消费启动了就能带动许多相关的消费，从而有力地拉动经济的增长。第四，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除运用财政的支出政策外，也运用了一些财政的收入政策，如，提高出口退税率，今年将暂时免征投资方向调节税，规定今年底以前购房可免去住房交易中的契税等，但比起支出政策，收入政策用得少些。其实，收入政策也很有用，特别是把收入政策与支出政策结合起来运用，当更能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房价太高令一般居民只能望房兴叹，而在商品房的价格构成中，我用有关资料粗略计算一下，各种税费竟占55％，其中还包括为压抑房地产投资过热而增收的投资方向调节税，如果能把可以减免的税费给以减免，房价就可以大大下降，再配合以财政贴息、银行贷款，何愁住房市场不火起来！住房销售旺了，财政因减免税费而减少的收入和因贴息而增加的支出又何愁不能补上！第五，由于《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目前，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中央一级财政挑着重担。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后中央财政借了一半给地方财政，否则有些投资项目即使中央财政投入了一部分，地方政府没有配套资金也无法兴建。《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债券自有其道理，这使中央政府能够控制政府债务的规模，便于中央政府实施宏观政策，防止发生债务危机。但凡事有利也有弊，这种规定也会约束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其实，各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地方不仅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需要，而且也有按时偿还债务的能力。如果对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的要求进行严格审查，对地方政府的信用进行严格的评级，对发债的用途作严格的审查和控制，地方政府有条件地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利用好地方的资金，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如果国务院对此作出具体规定，也不会违反《预算法》。当前，在对付通货紧缩时，如能允许某些资信好、经济实力强的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将有助于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使中央预算有限的财政资金能有更多的地方资金配套，从而能更大地发挥拉动经济的作用。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视的左半部右加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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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552 【原文出处】宏观经济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49～52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200006 【 标 题 】澳门经济：特点・问题・发展思路 【 作 者 】谢明干/江春泽 【作者简介】谢明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江春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 正 文 】 一、澳门经济的特点和优势从总体看，澳门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和优势：1、澳门经济是比较发达的“微型经济”。澳门面积小， 市区仅6.5平方公里，总面积也只有23.5平方公里；人口少，约43.6万人；资源贫乏，几乎没有任何矿产资源，完全依赖于国际市场；没有深水港，对外货运要经香港中转。在如此不利的自然条件下，澳门经济却有了长足的发展，从70年代至90年代初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为9％左右，1995 年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8万美元，居世界微型经济体前10 名之列（注：引自香港《经济导报》总2649期第4页。）。2、澳门地理位置优越。它地处珠江口西岸， 东隔伶仃洋与香港相距仅40海里，共扼珠江口的咽喉；南临南海，为东南亚与东北亚航线的中继点；北与广东珠海市毗连，背靠珠江三角洲地区；西北溯西江而上，可深入到广东肇庆、广西梧州等西江中下游的宽广腹地。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澳门与香港一起成为外商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3、澳门是连续中国与西方特别是欧洲市场的桥梁。澳门有400多年同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目前与世界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往来，与欧洲、北美多个国家签订了独立的纺织品贸易双边协议，享有较为充裕的纺织品配额，并且享受西方国家的普及特惠税待遇。特别是由于与葡萄牙的历史关系，澳门与欧盟的联系密切，1991年被纳入欧共体投资合作伙伴计划，此计划为欧洲与澳门合资的企业提供了资金方面的便利；1992年与欧共体签署了贸易与合作协议，内容涉及贸易、工业、能源、科技等多方面；欧共体还在澳门设立了资讯中心、文献中心和欧洲旅游培训中心。此外，不少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粮农组织代表机构、教科文组织文献中心、澳门教科文中心和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以及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都在澳门设有机构。因此，澳门有可能成为内地与台湾通向世界尤其是欧洲和拉丁世界（其中有讲葡语的巴西、莫桑比克等资源极为丰富、潜力极大的国家）的便捷桥梁。澳门这种国际关系网络资源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所不能取代的，二者可以互为补充。4、澳门实行自由港和不干预政策。在澳门，货物进出口自由， 只有极少数货物进口需缴纳少量关税，其余都免税；资金和外汇进出境自由，没有任何管制；人员进出境自由，对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葡萄牙以及欧洲、北美、拉美、澳洲、东南亚等地的20多个国家的公民可免签证进入澳门，其他国家的入境旅客亦只需办理简便的签证手续；企业经营自由，无论内资或外资，都可以自由地开设企业，享受平等待遇，受到法律保障；实行税种简单、税率低的税收制度，公司除缴纳定额的营业税外，对盈利部分缴纳利得税，个人工作收入缴纳职业税，税率采取累进制，最低为2％，最高为15％，比香港还低， 比内地及欧美更低得多。5、澳门的生产经营成本相对低廉。除税率低外， 澳门的地价和租金只相当于香港的1／10，劳动力价格比香港低30－50％。 澳门的生活费用亦比较低，约为香港的40％。6、澳门社会经济环境比较稳定。近百年来， 澳门没有遭受过战争劫难（香港曾有三年多被日本占领）。澳门元与港元挂钩，港元又与美元挂钩，故澳门元的外汇价一直比较稳定。二、澳门经济近几年陷入严重衰退从1993年开始，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澳门经济发展持续放慢，1996年后更连年出现负增长，生产下降，失业增加，需求减弱，各行各业都不景气（见表1、表2）。从四大支柱产业看：表1 澳门近几年的人均生产总值（万美元）（注：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司资料，转引自香港《信报》1999年9月8日及《经济导报》总2650期第11页。）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1.62 1.82 1.76 1.75 1.60表2 澳门近几年的失业率（％）（注：引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经济信息》（载于《中国国情国力》杂志1999年第11期第48页）及香港《经济导报》总2650期第12页。）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7月2.5 3.6 4.3 3.2 5.4 7.7旅游博彩业。是澳门经济支柱产业的“老大”，其收益占生产总值45％左右，1998年博彩业缴纳的税收为50.5亿澳门元，占当年政府总收入的56.9％。近几年，由于旅游博彩经营方式老化，社会治安变坏，游客主要来源地香港发生金融风暴，使旅游博彩业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入境游客从1996年的815万人次降到1997年的700万人次和1998年的694 万人次，1998年的博彩收益比1997年下降19％。出口加工业。以纺织制衣业为主，其产品出口占工业制品出口80％以上，此外还有玩具、鞋帽、刺绣、食品、电子、仪器、五金等。80年代以前加工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占35－40％，90年代降到20 ％以下。1997年金融风暴后，出口加工业大幅度萎缩，1998年加工业在出口不景气的情况下，产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9年的21％降到8％。房地产业。过去在外来资本的炒作下，楼价飞涨，楼宇建设盲目发展。1993年后，楼宇供大于求，外资大量撤出，使房地产业逐渐衰落，目前空置单位超过5万个，占压资金超过1000亿澳门元，楼价比90 年代初的高峰水平下跌五成左右。金融业。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放慢，银行经营不景气，1998年银行体系盈利仅10.68亿澳门元，比1997年减少22.3％。 而且金融业结构单一，仅有中短期资金存贷业务，无法满足经济结构调整所需的大量融资需求，亦与国际自由港的地位不相适应。可以说，目前澳门经济正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又是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经济转型时期。回归以后，如何尽快摆脱困境，实现经济振兴，重新起飞，对澳门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更是严峻的考验。三、阻碍澳门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澳门经济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困难，从外部因素看，主要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外资撤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需求萎缩。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有：1、长期沿袭葡萄牙落后的管理制度。 制度问题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澳门的制度是适应葡萄牙殖民统治的需要建立起来的，经济上采用着眼短期利益的专营制，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如博彩、电讯及其他公用事业均存在垄断因素，没有形成自由、公平竞争的机制；行政上实行“华洋共处分治”，使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华人难以了解与认同葡式的管治；法律上国际化程度低，法规均采用葡文，律师、法官亦均操葡语，尤其是法院每年有长达3个月的假期， 极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2、技术和管理水平低。澳门是外向型经济，出口依存度1998 年高达72.28％。由于产业调整和升级缓慢，技术水平、 管理水平提高不快，澳门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旅游博彩业如此，出口加工业更是如此，至今基本上还停留在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的状况，产品更新换代滞后，因而出口竞争力下降，对中国内地的吸引力也远不及香港和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影响了自己经济发展的空间和规模的扩大。3、投资环境欠完善。一是与内地往来不便，没有铁路， 公路是二级的，内河航运也比较落后。二是没有深水港，货物进出要经香港中转，增加运输、装卸费用，直接妨碍自由港功能的充分发挥和进出口贸易的扩大。三是行政效率低，办事程序、手续繁琐，互相协调、沟通不畅，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也比较差。四是近几年社会治安恶化，贪污贿赂盛行。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大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和信心，资本结构长期以港资、中资及本地华资为主体，外资进入甚少。4、缺乏资本市场。澳门的金融业主要是银行业，没有外汇、 证券、期货、黄金市场，金融买卖都通过香港进行。银行业主要是应付本地需求，经营简单的存贷业务，没有同业拆息及其他业务。加上澳门元并非国际通行货币，进出口贸易均以港元作为计算单位。这种状况大大限制了澳门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5、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据澳门政府1995年统计， 劳动人口中文化程度为初中或以下者占82.4％，大专及以上程度者仅占5.5％。四、振兴澳门经济的思路与对策随着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中国，澳门经济的复苏与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第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是澳门经济振兴的坚强后盾和有力保障。澳门背靠的广大腹地正是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经济最有活力、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而且澳门与香港长期有紧密的经济关系，澳门回归后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这些优势来加快发展自己。第二，“一国两制”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的贯彻，使澳门人有条件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和澳门的各种优势，解决体制上、政策上存在的问题与弊病，尽快实现经济复苏。第三，澳门近年加强基础设施如机场、桥梁、工业村、世界贸易中心、博物馆、文化中心等的建设，修订有关投资和贸易的法规，强化海关监管，打击黑社会势力，加强科技开发，鼓励私人购房等，为推动经济振兴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第四，世界经济形势正趋向好转，大多数受金融风暴冲击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恢复得好于原先的预期。所有这些，都是澳门经济调整、产业升级和经济复苏、重新起飞的有利条件。但是机遇的存在并不等于发展的现实。要实现经济复苏和重新起飞，首先必须有一套既符合澳门实际情况又有创新精神的思路和对策，其中以下几个问题要着重予以关注：1、科学地确定澳门的经济定位。在新的历史时期， 综合考虑澳门自身的优势、不足以及历史传统、现有基础，澳门经济今后一段相当长时间内的发展，似可定位为区域性的商贸服务（注：商贸服务业包括的范围很广，为离岸金融、转口贸易、空运代理、电讯服务、市场研究、商贸咨询、设备租赁、数据处理、形象设计、广告、技术咨询、工程设计、会计审计、法律顾问等等。）中心和旅游博彩中心。无所作为的悲观思想是不对的，过高的设想如“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等是不现实的。要抓住回归以及亚太、欧美经济趋好的有利时机，围绕这两个中心，积极配合周边环境的需要，革新体制，改造、提升支柱产业，尽快实现经济复苏。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变经济过分依附外界、过分依赖特殊产业的状况，向经济基础坚实、具有自我创造力的现代化城市迈进。2、 把澳门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粤―港―澳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分工的比较优势基础之上。澳门地域狭小、资源缺乏、劳力与技术不足，迫切需要内地尤其是毗邻的珠江三角洲的市场、劳力、资源、技术，以之为依托；澳门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程度上，在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程度上，在资金、技术、管理和国际金融、航运、商务、信息网络上，都远不及邻近的香港，需要向香港学习、靠拢，提高自己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并依靠香港更好地走向世界。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和香港也需要利用澳门作为通向欧洲和葡语国家的桥梁，并利用澳门经营成本相对低廉等优势来发展自己。自80年代以来，许多港澳厂商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迁至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动了三地之间各方面的合作，逐渐形成了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久前，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了三地协同发展的设想：“穗港澳深珠之间五万平方公里……形成更紧密整合的区域经济……让人、货、资金等各种资源依赖经济规律自由流动组合，以达到新的飞跃。”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构想。为实现这一构想，可以成立半官半民的机构进行谋划与协调，做到三地互补互利、共同发展。从澳门来说，当好内地的“窗口”与“桥梁”，当好香港的“后勤”和“助手”，是目前充分发挥自己作用、加快自身发展的最好办法。3、推行体制创新，改善经济环境。 主要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一个高效、精干、廉洁、公正的政府，解决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办事程序及手续繁锁、贪污受贿等问题；提高法治程度，修订、完善有关法规，实现法律本地化并与国际接轨，建立严格的司法制度；全面开放市场，扩大对外商的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国际资本；取消专营垄断，引入公平竞争机制；重组审计、廉政、海关、保安等部门，厉行反腐倡廉，改善社会治安等。4、重整旅游博彩业。旅游博彩业是澳门的主导产业，已有150多年历史。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大力发展旅游业并以博彩带动旅游，仍然是保持澳门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对旅游博彩业加以重整、改造、升级。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改单一经营模式为多元化经营，把历史人文景点、主题公园、博物馆、会议展览中心、文化馆、影剧院、表演场、娱乐设施、赌场、酒店、渡假村、商场等结合起来，综合规划，建设成为像美国拉斯维加斯那样的综合性旅游城市，不仅有博彩旅游，还有观光旅游、文化旅游、娱乐旅游、渡假旅游、健身旅游、会议旅游、商务旅游、展览旅游等，使各种游客都能找到自己喜爱的项目，还可以和粤、港合作，举办各种特色的粤―港―澳游。为此，要充分利用澳门具有中西合壁的文化宗教、博物馆式尤其是欧陆小镇式的都市风貌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等优势，系统、深入开发这些独特的旅游资源，以更加突出自己的特色，增加对中外游客的吸引力。目前旅游博彩业垄断专营的状况要改变，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开发新项目，改进设施，提高服务质量。此外，还要加强与内地、香港及其他周边地区的合作，争取放宽跨境旅游的限制，简化出入境手续；要加强监督制度，从法律和制度上对经营者的经营条件、资格、项目内容、经营方式、收费、纳税等作出明确的规定。5、大力改善交通条件。澳门要充分发挥国际自由港的功能， 要与其背后的经济腹地形成紧密联系，要成为台商投资内地的中转站，没有便捷、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是不行的。为此，要尽快改善港口设施，加快九澳港二期工程的建设，开辟与西江的内河航运，加快广珠铁路、京珠高速公路建设并与澳门衔接。同时，要把珠澳合建深水港提上议事日程，有了深水港，才能直接与世界各地进行商贸往来。6、加快加工业的升级转型。 加工业是从业人数最多（占全部就业人口1／3以上）、产品几乎全部出口的重要支柱产业，加工业的发展是澳门经济平稳发展的主要基础，现在面临着加快技术改造与调整转型的紧急任务。一方面，要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有进有退，该淘汰的淘汰，该转移的转移，该升级的升级，改变以外延为主、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粗放经营方式，走高品质、多品种、小批量、高效益的路子。要重点改造纺织制衣业和食品加工业，通过资产重组扩大生产规模，采用先进技术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可以先选择若干适合澳门条件、国际市场有销路、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如制药、电子、仪器等），由中小企业搞起，也可以与香港、内地的高科技企业配套，并提供中介性商贸服务。7、稳步发展资本市场。 目前可先利用资金进出自由和外币流通量较大、境外银行实力较强等有利条件，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提供融资服务。为此，要制订有关法规和鼓励政策，并积极引进外资银行。在此基础上，筹组创业基金、商业银行、开发银行，筹建债券、证券市场，逐渐改变金融市场机构单一、金融业过分对外依附的状况。8、调整房地产业。在现阶段，主要是通过各种措施， 如改进贴息补贴和按揭办法、完善《投资居留法》、放宽澳门居民的内地亲属来澳定居的限额、优惠技术移民等，加快对现有空置房的消化。在此基础上，加强批出土地的计划性、改善经济房的供给与分配、限制楼花炒作、规范市场管理，以建立一个稳定的、多层次的房地产市场。9、大力发展科教事业。澳门经济的问题。 归根结底是劳动力的素质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世界市场竞争的要求。因此，必须积极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加大对教育、科技事业的投资力度，加强人才培训。同时，积极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责任编辑】王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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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96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62～66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6 【 标 题 】日本近代化与艺术的变迁 【 作 者 】青木孝夫 【作者简介】青木孝夫，1955年生，日本广岛大学副教授。 【 译 者 】金颖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艺术”文化范畴的演变，在社会历史背景下，对近代化带来的日本艺术的新划分，以及艺术、艺能、 艺道概念的内涵与沿革进行了辨析。【关 键 词】日本/近代化/艺术/艺能/艺道 【 正 文 】 在注重历史及文化多样性的当今时代，有关艺术的普遍主义或本质主义立场，因显得过于纯朴而失去了效应。代之崛起的是从历史方面积极地对在各自的文化领域中承担着语言、文化及历史使命的艺术概念的探索。到了近代，我们学习和引进了西方的美学，如今也重视对西欧艺术概念的研究。但我们同时有必要对生活在东亚圈的艺术这一概念的历史性进行调查研究。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艺术的概念，并非是脱离社会的变化而独立展开的，而是和政治、经济紧密相关的。一、非西方国家关于近代化的反论：日本的情况17世纪西方列强开始了对亚洲的接近。那时，日本正处于锁国时代。可是，到19世纪中叶，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逐渐陷于殖民地化的险境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时的日本因不具备充分的、能与西方帝国列强抗衡的军事力量，作为能保持政治上独立的惟一手段，不得不选择西方的近代化。这样，日本政府迫于无奈终制定了以西欧为榜样的“富国强兵”的政策。概括地说，上述的背景迫使日本在经历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达到国家的统一后，又以欧洲及美国的近代国家为楷模对国家进行全面的改革。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推行了“文明开化”(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运动。由于“开化”的典范和基准是西方式的，日本也面临了文化的危机。的确，日本在经受几个世纪的中国文明的影响之后，变得文明、开化起来了。可是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却改变了文明化的样板，开始模仿西方社会的科学和制度。日本想脱离亚洲，成为先进的西方国家的一员。这种文化动向亦称作“脱亚入欧”。当时日本认为：“日本人在保持传统的东洋精神和道德的同时，亦应该学习西方文明的技术财富。”无疑，这正是引进西方文化时采纳的、被称作“和魂洋才”的基本精神所在。有一条由佐久间象山(1811-1864)提出的，也是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口号，即“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意思是道德上学东洋，技术上学西洋。这里，“艺术”是指西方的技术，道德则是指支撑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日本社会的主要美德和道德。但是，早已渗透了儒教思想的日本精神即大和魂，到明治时期却遭到了冷落，而且在近代化行进的过程中逐渐消失了。由于选择了西方近代化的道路，日本一直努力致力于维护作为独立国家的文化。另一方面，日本还是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方面的背景和文化方面的独立性。日本在依靠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维护政治独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文化方面的殖民地化。这样，日本就成了将东西方各国的文化融为一体的大舞台。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日本、也是有关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剧。二、近代化带来的诸多艺术的新划分文明开化的先驱者福泽谕吉(1864-1901)和西村茂树(1828-1902)倡导西方文化。例如：提倡靠法律、道德及诸多艺术开阔人们的视野，并将西方的音乐、美术及文学引入日本。歌剧被认为是最能反映欧洲社会的文化，但直至20世纪初，在日本却从未以团体的形式公演过。由于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了日本，在文化生活方面，如西餐（包括由日本人独自创造的西式菜谱及西式餐食）、洋馆（式样为西式建筑，但却是洋溢着日本风情的、规模较大的木制结构建筑物）等等，人们开始重视来自于西方的文化及东西方混合文化的重要性。而日本一直存在的江户时期的社会的另一面，因被认为是日本固有的封建社会的遗产而受到了轻视。在艺术文化方面，由于受西方社会培植的关于艺术上的近代的概念及体系的影响，传统的日本艺术和文化被重新选择和组合。由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问、艺术及军事方面构成一体的文化方面的霸权给日本的美学概念带来了新的划分。当迈进日本艺术世界的殿堂时，人们往往因不理解对艺术上的多重的文化方面的划分而困惑。日本人为了弘扬自己固有的美学文化，一直使用着像“艺术”、“艺能”、“艺道”这样叫法不同的词语。这些语言表现的几乎是相同的文化领域，但同时又内涵着将同样的文化现象范畴化了的多种视点。我们通常将文化不发生变化的一面视为传统的文化。我们现在称之为传统的艺术或者传统的表演艺术，包括连歌、能乐等，实际上是依据西方式文化的基准从日本的文化中拣选出来并被归入到叫做艺能的一个群体中去了。茶道是另一个可以充分显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上座率、表演风格方面）的好例子。然而，茶道却因此没被归入到西方式的“艺术”之中去。茶道在和西方式的艺术进行比较时被否掉了。大体上看，日本的文化被划分成两种群体。一是主流方面，它是一种依据西方式的思维方法形成的美学文化，即艺术（狭义的）；另一个是非主流文化，即是处在西方文化霸权之下的、颇受压抑的艺能。三、划分变更的另一例；由礼“乐”到演“剧”直至20世纪中叶，在日本从未存在过包括能乐、歌舞伎在内的作为类概念的“演剧”（theater，相当于中国的戏剧）范畴。江户时期，歌舞伎的社会地位与能乐的社会地位正相反。一般地说，能乐不具商业性演出形式的色彩，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武士即军人阶层的娱乐和礼仪。能乐是江户幕府的“式乐”，即武士用的宫廷礼仪。另一方面，歌舞伎是一种商业性的大众化娱乐，被上流阶层视作低俗的东西并受到蔑视和鄙夷。因这两种艺术处于对立的状态，故不可能统一于同一社会的文化范畴之内。但是，在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两者都被归属到来自于西方文化的“演剧”这一类概念中去了。解释的定义也由儒教的“乐”变成了西方式的“剧”。歌舞伎虽然由于特殊的原因，被承认是“演剧”。但是关于能乐的归属问题，在一个时期内一直成为争议的对象。因为西洋近代关于剧的典型特征的概念是：它是一种不具歌舞形式的对话剧。然而能乐的表演特征恰恰是将歌舞、音乐、合唱、歌等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舞乐”因不太具备“剧”的风格而未被划入到演剧类中去。“演剧”这一范畴就是在如此这样的文化的相互倾轧中，被移植到日本的土壤中来的。四、艺术的变迁现在在日本，“艺术”一词作为泛指各种艺术的一般概念被使用。这一词源于中国的古典。但在日本，它是作为移植过来的词使用于近代的。据中国学者高明凯介绍，艺术一词是和经济、哲学等词一道由日语中引进的。在中国和韩国，则将它视为由日语移植过来的词语之一，且它在日语中表示的是艺术的意思。“美术”的意思是"fine arts"、"beaux arts"、"schone Kunsten"。无论艺术还是美术，这些词汇都来自于欧洲。不过在明治初期，美术一词作为移植过来的语言，泛指一般的艺术；艺术一词则被译为“自由文艺”之意。将这两个词译成一对词组的人是伟大的学者西周(1829-1897)。但在这之前(1839)，在“自由文艺”即意在“培养人才”这一意思上使用“艺术”一词的是渡边华山(1793-1841)等人。渡边华山曾在日本某一小地方任家臣之长，是对海防学感兴趣的荷兰学者。在欧洲的艺术概念被移植到日本之前，早在江户时期艺术一词就已经存在了。艺术本来是军人阶级即武士们的教养科目之一。武士当时作为侍奉封建领主者统治着整个社会和藩属领地，武士既是军人也是官僚。在江户时期，大体上分为一个文化阶层。其一是儒教之道（宇宙的原理和人世间的伦理）；二是艺术（实现道的必要的基础教养）；三是游艺（与公共事业完全无关的、纯属个人娱乐的场所）。作为未来的统治者，要求必须德才兼备，文武双全。这些均被称之为艺术。在中世纪的欧洲，“自由文艺”是从事神圣职业的人及学者们的最基本的基础文化教养。江户时期的日本亦如此。艺术对当时的军人即武士――也就是江户时期的官僚们来说是一种自由文艺。无论哪种艺术，对自己将来所从事的职业来说，都是预备的学科。谈到自由文艺，它要求发挥才智，积聚理智。一方面艺术中蕴藏着纯粹的智慧上的学问，同时又内涵着身体方面的技能。八百般武艺并不包括在艺术上的近代的概念和形象之中，反倒被认为是些体育运动或是某些武艺。但在江户时期，艺术中包含了称之为“弓箭和骑马之礼节”的某些方面的武艺和技能。江户时期武士们的艺术是由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的六艺演变来的。在此简单地说明一下。弓箭和骑马象征性地表现着日本中世纪勇士们的礼仪和伦理。他们的后代，即江户时期的军人官僚们，将自己比作中国古代时期的儒家政治家――士大夫，将弓箭和骑马理解成中国古代的文化。其结果，弓箭和骑马这两种技术，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两种教育学科，即与贵族的六种艺术（六艺）中的射礼和御车之礼是相同的。在此，引用一下熊泽蕃山的说法。他将中国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理解成日本武士的传统――“礼、乐、弓、马、书、数”。这是因为在日本传统的技艺精湛、文武双全的形象中可以捕捉到六艺的技能。这样，江户时期的艺术就被比喻成中国的六艺了。正如美学讲座在世界上最先在东京大学开设的那样，明治以后，在日本的名牌大学里，曾非常盛行包括西欧多种学问在内的学术方面的研究。在近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丢掉了艺术这一词汇所具有的本来的历史背景，艺术之用语也就成了主要是指西方的艺术。总之，它成了代表高尚的艺术的用语。江户时期的做法遭到了冷落，并被日本的学术界忘记了。在文明开化时期的文化风潮中，作为移植到日本来的艺术（在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它被“美术”替代了）这一词语，它一方面被认为是脱离了道德、宗教、政治的具有自律精神的文化领域及概念，另一方面，它又发挥了启蒙和教化国民的社会机能。在近代的民族国家成立的过程中，导入艺术的自律性这一概念时，其中一定有其政治上及文化方面的原因。简言之，美学自律性的概念，是因政治方面的原因由西方他律性地移植到日本来的。五、形式与表演在以西方式的形象捕捉的艺术核心中有一种“形”。在以传统的形象捕捉的艺能的核心中有“表演”。处于艺术与艺能之间的文化上的优劣关系的背后，存在着关于“形”与“表演”方面的基础美学的对立。在近代的欧洲，存在着一种倾向：由于绘画、雕刻等作品是由具体的材料做成的，并且是作为有形的物体存在的，故将这类作品视为高尚之物。也因此，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即被称做古典艺术的一些东西却因不符合西方文化的基准而被淘汰了，至少被看成是次要的。另一方面，在日本一直把表演艺术看得非常重要，认为它与物质方面的作品同等重要，甚至超过它。人们希望表演者在实践中表现其艺术技巧的时候，也能同时反映出其表演者的人格和品德。传统的文化非常重视日常生活中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同时还认为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出其人的教养和品德。处于这样的文化传统的氛围中，在日本近代的学校教育方面，大幅度地增加了西方的学问和艺术等内容。艺能不属于在近代的学校教育科目中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但因它在日常生活中弘扬了伦理之美而起到了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艺能的练习被称作“习事”、“御稽古事”，是日常性的艺术实践。它是通过练习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通过交流开阔人们的思想境界，增强对美的意识，达到净化心灵、提高修养之目的。至此，我们对艺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这就是艺通过其实践教化人的本性，提高人的品德，促使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完美的高度。这样，曾一度被人轻视的、始于江户时期的艺能教化的机能，在近代的学校教育过程中，被艺能，尤其是艺道这种文化的实践承担起来了。六、对艺道的重新认识当今在日本，对艺术的理解越来越西方化了。但是，在日本文化上的共同体方面，还存在着另一种叫做“艺道”的观念。在这种传统的观念中，我们往往强调艺术作品与作品的制作者、著者、画家或者表演者之间的密切的联系。庄子学中关于庖丁的趣闻，生动地描绘了出色的实际演习同通过长时期的练习所获得的真正的启蒙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艺道方面，与其说重视艺术作品莫不如说更注重与创作有关的主体精神的自由。这种传统的观念在中国及韩国同样存在，而且在西方文化中也存在。这些是艺术领域里普遍存在的特征。可是在近代文化方面，我们往往过于强调必须严格区分艺术创作上所具有的这两种要素，并有偏重作品的能力及作品的倾向。要了解艺道方面的历史的本质，最重要的是应将着眼点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历史上。艺道是依据某种价值观解释的并被社会标榜的一种观念。其价值观确立的历史时期恰好是由西方化向浪漫的民族主义转变的过程。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发出了应对艺能和艺道进行重新评价的呼声。大正时期(1912-1926)后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始，日本在享受近代化带来的恩惠的同时，也开始陷入了经济危机带来的种种险恶困境（“昭和恐慌”，1930-1931）。那时日本的哲学家们就深刻地意识到这应该是在哲学领域内解决的课题。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始终以西方为典范，并成功地建设了一个近代国家。对于曾一度认为已经大体上实现了近代化的日本人来说，似乎失去了文明化的惟一楷模。其结果，一个新的不仅是作为政治而且也是作为哲学的课题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在成功地跨越了近代化的西方模式以后，必须开拓世界的新时代。这就是通常所指的“超越近代”之课题。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一直以亚洲最强自居，还因此向周围国家强行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并陶醉在近代化成功的喜悦之中。这些均为政治上同时也是哲学领域中应该处理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尽管是不彻底的，日本还是在反省和批判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近代的超越”――或许也可称之为留给现代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超越近代”这一过程中，艺道这一观点被提出来了。在文化哲学领域，日本主张跨越西方美学的界限，使西方美学与艺道方面的传统观念融为一体。但是，最初使用艺道一词的世阿弥(1364-1443)只不过用这个词表现艺能这种艺术的实践性的存在方式。芭蕉(1644-1694)在深化和扩大艺道的传统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并没有使用艺道这个词。进入昭和时期(1926-1989)以后，基于学者们在解释学方面作出的努力，艺道一词成为表现所有艺术类的语言。至此才确立了艺道的一般性概念。另外，更有学者认为与其说艺道是东洋思想莫不如说它表现出的是日本哲学的优越性。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不懈地探索艺道思想的文化根源，并追溯到日本中世纪的禅佛教及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庄子思想，以求弄清这些哲学方面的根源。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处于上述的历史发展时期，艺道这一源流学是在抵制西方美学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七、结论我们生存在“后现代”的时代。这个时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超越的近代”时期不同。从经济上看，我们享受着极为方便的、极为丰富的物质生活，并且可以依靠电子机械的发展，进行着超越国家范围的信息交流。更让人欣慰的是，我们正从国家、家庭、爱好等一切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过，为这种自由付出的代价是，作为一个个人，我们的确生存在一个艰难的时代。这是因为前人给我们规定好的固定的人生模式已经不存在了。作为个人，我最关心和最感兴趣是，我们应该展开对存在于当今时代状况下的艺道的思索。我将本论文限定在对“艺术”文化的范畴进行政治上的历史性的分析和对艺道的历史性进行记述。不过我想在下次机会来临之前，继续对艺道的现代化这一课题进行探讨和研究。我们应该对历史的教科书、历史的文脉及历史的状况等，不能单做理论上的研究，应该依据一切理论性的实践重新考察传统的美学，并靠我们自身的努力使其成为现代地平线上的新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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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969 【原文出处】农业现代化研究 【原刊地名】长沙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9-12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傅龙波 【复印期号】199604 【 标 题 】２１世纪中国外向型农业发展战略构想 【 正 文 】 （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210095 傅龙波）摘 要 本文着重从农产品贸易角度来探讨外向型农业发展的战略模式。在分析外向型农业产业结构特征和贸易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及未来时期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发展趋势，提出我国外向型农业战略发展目标：到本世纪末，实现农副产品出口从原材料型向加工型的结构转变，促成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农副产品出口年增长速度保持在2. 7％，进口保持1.7％，使农产品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顺差态势。 并提出具体的战略构思和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措施。关键词 外向型农业 发展战略 农产品贸易＊ ＊ ＊1 外向型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外向型农业就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出口农副产品及加工品而获得比较利益和进行生产要素国际交换，来促进本地区农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出口农产品是在开放和国际竞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所以发展外向型农业其实质就是外贸农业。作为一种对外贸易行为不仅要创汇，而且应当有利。那种认为发展外向型农业就是发展创汇农业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1.1 外向型农业的产业结构特征 外向型农业不同于主体农业（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的非外向型农业，其产品流向是内向的），有其自身的产业结构特点：①外向型农业以国际市场上产品消费需求及其结构作为主要依据，国际市场上农副产品的消费需求结构决定了外向型农业潜在的产品出口结构，从而决定着外向型农业各产业的形成。②外向型农业的直接目标是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主要依据比较利益原则，重点发展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这和主体农业强调各产业的平衡发展显然不同。但优势产业是动态变化的，产业结构必须因此而作相应的调整。③外向型农业对整个国际市场而言，供需总量有一个饱和度，但对于其中一个国家而言，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对外贸易不存在供过于求问题，它可凭借竞争优势占据一席之地。1.2 外向型农业的贸易特征 ①我国扩大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是高附加值产品及高价值产品而非关系国计民生粮油产品（如蚕丝、茶叶、罐头）、水产品、畜产品、蔬菜、水果等高价值产品是我国主要创汇产品。在出口农产品中，加工产品从80年代初的60％左右上升到90年代初的70％左右。我国进口农产品是原木、羊毛、粮食、油料、糖料产品。1991年粮油糖食品进口达到41.2亿美元，今后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②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市场相对集中，贸易伙伴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地区。贸易伙伴农产品贸易在我国农产品贸易中占70％左右。主要向这些国家或地区出口的农产品是粮食、禽产品、饮料及烟类产品，从美、加、泰、新加坡、澳大利亚及前苏联进口木材、棉花、植物油与粮食。2 外向型农业发展的现实条件发展外向型农业，必须对国际农产品市场基本走势有一清醒认识。2.1 农产品贸易结构日益多样化 随经济水平提高， 消费结构将从对谷物和淀粉需求转向对肉类、蔬菜、水果和饮料的需求，由此出现了畜牧、水产品出口值占农产品出口比重显著增长，加工品出口逐步取代原料出口而导致油脂和饮料出口值大幅度提高，高产值农产品（如海珍品）在国际市场上备受青睐。2.2 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重 一些发达国家为争夺有限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保护本国农业生产，在贸易价格上赢得更多的利益，利用其经济、科技优势，对其农产品进行巨额补贴，同时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其它国家农产品进入。2.3 在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取消的情况下，农产品贸易集团化趋势将日趋明朗 据GATT统计，1994年已有各种形式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55个。〔1〕欧共体（EC ）建立大市场计划加速了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则掀起了高潮。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议发表的《茂物宣言》，则确立了在下世纪初叶实现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区域内贸易自由化的阶段目标。这意味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主流。2.4 传统的大宗农产品贸易将相对稳定， 高价值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贸易将继续高速增长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今后国际农产品贸易中，谷物的潜在需求基本稳定，畜产品、水产品等高价值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品的潜在需求将增大，棉、毛、丝绸原料的潜在需求仍然较大，烟、茶的潜在需求呈不定状态。2.5 农业贸易改革引起的世界农产品市场价格上扬， 使得出口农产品有利，进口农产品不利2.6 发展中国家内部农产品贸易将有较大发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分工体系的深化，尤其是亚太区域经济的崛起，发展中国家之间内部贸易将得到更大发展。2.7 跨国公司在农产品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统计， 目前全世界85％的粮食贸易控制在六家跨国公司手里，25％的茶叶贸易由5 家跨国公司控制，7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90％的烟草贸易，12 家以生产和销售农业机械为主的跨国公司掌握了全世界70％以上销售量。3 外向型农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布局3.1 战略指导思想 要坚定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 加大中央及政府各部门在政策上对发展外向型农业的倾斜度，进一步加快以农工商为序的生产导向型向贸工农为序的市场导向型的思想转变；树立优质、价廉和适销对路取胜的经济意识。根据比较利益原则，选择我国相对有利的产品生产和产业，从事最有效率的专业化生产，以本国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产品交换其他国家相对有利的产品，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要素组合和资源最优配置。3.2 战略目标 在遵循国家“大经贸战略”前提下， 外向型农业要走以质取胜的路子，出口商品中逐步增加产品的加工深度，实现出口商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过渡，后达到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应实现农副产品出口从原材料型向加工出口型的结构转变，促成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考虑到世界经济贸易走势，我国产业结构、资源情况和经济外向化程度，有关专家提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商品进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应保持在11―12％水平上，农副产品年出口增长速度保持在2.7％，进口保持在1.7％的水平。到200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将达4000亿美元，在保持进出口平衡的前提下，初级农产品出口额达200亿美元，进口额将达到160亿美元，维持顺差的基本态势（李健，1995）。3.3 战略布局 发展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 要在发挥各自优势和加强横向联合原则下，把沿海经济特区农业，开放城市郊区农业和开放地带农业放在优先发展地位，并同中、西部内地农业有重点地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各有侧重，又分工协作，顺势形成多类型、多梯度、连横状的农产品出口贸易经济区域格局。东部沿海开放区外向型农业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结构向劳动、资金、技术混合型生产结构转变。应随着资金积累的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初级产品的加工业作为主要产业，以制成品的出口作为主要出口产品，对第一产业继续加强其发展，保证加工业原料产品的需求，对过去的时鲜货产品的国际市场不能放弃，蔬菜、花卉、水果等产业应进一步发展。对三来一补企业要在发展过程逐步进行产业职能的转型，逐步脱离外商或集中力量开创新企业，成为外向型农业产业结构中的一个独立生产部门。中部内陆农副产品主产区，外向型农业由于资金、技术水平限制，其潜在优势未能发挥，应选择以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结构作为这一地区的主导产业。一方面要积极和沿海地区联营，为其提供初级农副产品加工出口，沿海地区外向型农业部门为中部地区提供信息、资金、技术等来促进其外向型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本区农产品直接打入国际市场，通过国际市场行情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同时，通过招商引资，内引外联，推动技术创新，提高初级产品加工能力，增强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临近边境口岸这一有利地理优势，积极开展边境贸易，在初期阶段，可以利用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毛皮、毛纺织品及土、特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作为发展外向型农业的基础产业，同时有选择地引进重点项目，开发优势资源，提高商品档次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积极创汇，以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外向型农业的发展。4 供选择的外向型农业发展战略模式4.1 模式一：外向型农业发展战略分为进口战略和出口战略4.1.1 农产品进口战略 ①进口农产品实行总量控制， 进口的上限以进口总值不超过出口总值的80％为原则，年进口增长率控制在1. 7％左右。②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解决我国粮食问题必须立足于国内，12亿人的吃饭问题决不能依靠进口来解决。但由于资源约束选择的粮食低弹性供给和呈刚性的食品需求增长所产生的矛盾在我国天赋的资源范围是难以经济地调和的，90年代我国粮食需大于供的基本格局难以改变。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仍需进口一部分粮食，年进口总量控制在2000万吨以下为宜。③近年来我国棉花出现进口在于出口的局面，从比较利益看，国际市场棉花价格较之我国其他农产品的进口价格高。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纺织用棉应立足于国内，不能依靠进口。④在原糖与精白糖比价有利的情况下，可考虑进口原糖加工精糖出口，以利用国内炼糖厂的生产设备能力，创收部分外汇。⑤我国大宗农产品的进口宜采用多元化策略，以在价格竞争中取得有利的地位。⑥进口粮、糖等大宗农产品时，为转移价格风险，应在商品期货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以避免损失，保障我方利益。4.1.2 农产品出口战略 ①农产品出口发展速度不宜过高， 应略低于80年代的发展速度，以保持年平均增长2.7％左右为宜， 使农产品的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顺差的态势。②农产品出口战略的重点是优化出口结构。从四个方面加以考虑：a由原料产品向加工产品发展， 增加加工深度，提高产品的附加值；b发展经济价值高的农产品出口；c发展我国具有独特资源的名、优、特产品；d适应市场需要，增加花色品种。 ③出口要立足于发展生产，积极发展外向型的创汇农业，增加农产品的出口货源，加强出口商品基地建设，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系列化、现代化的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④重视农业科技研究，开发新产品，提高出口农产品的科技含量。⑤开辟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农产品出口国际市场。⑥努力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农产品出口的经济效益，以持续稳定地扩大出口。4.2 模式二：在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实现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和均衡市场结构的过程中应采取以下战略：4.2.1 商品战略 高质量的商品是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是出口商品战略的核心。要从三方面着手来提高商品质量：第一，要解决生产、加工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减少初级产品和半制成品出口，扩大加工制成品出口。第二，建立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维护我国出口农产品的信誉。第三，改进对出口生产企业的管理，对出口生产企业采用出口额、创汇率、产品质量等指标来进行经济考核。4.2.2 市场战略 多元化、 有重点的市场结构是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市场战略的重点。这样做，既有利于我国掌握出口主动权，减少出口贸易受制于少数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的风险，又有利于我国发挥各种生产优势，发展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活动，保证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长期稳定发展。为此：①要继续巩固和发展以港澳、日本、美国为主的亚太市场，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支付能力强，消费水准高、市场容量大，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农产品出口的重点市场。②通过官方、民间、双边、多边等多种渠道，发现和培养更为广泛的非重点市场和潜在市场，并有计划有步骤地使潜在市场变为现实市场，非重点市场过渡到重点市场。大力拓展欧共体市场，恢复和发展独联体，东欧市场，积极拓展中东、拉美市场；继续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4.2.3 销售战略 制定销售战略应考虑：①尽快建立国内外商情网络。②根据农产品的具体特点和销售渠道的长短宽窄，合理选择批发商、代理商、经纪商、零售商等销售渠道的对象类型，择其最优渠道，建立一套相对稳定的经销网络。③制定合理的农产品销售价格。4.2.4 生产开发战略 没有稳定的货源和不断创新的产品， 出口增长难以为继。应在统一规划基础上，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建立货源稳定，对外适销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使出口产品生产集中化、专业化和优质化，从而提供大批量规格化的出口产品。其次，与出口生产基地建设相配套，建立科研、加工、贮运、包装、信息、金融等一系列机构，形成贸工农技术融于一体的出口商品生产体系。第三，利用我国乡镇企业国际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选择合适的区位，创办跨国公司，实行农业经营国际化，以绕过新型区域化和贸易集团的国际贸易壁垒，提高我国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水平。此外，国家还应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合理的外汇和奖励政策，建立农产品出口生产发展基金，出口风险基金和储备基金等，大力扶持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跨国企业的外向发展。5 外向型农业发展战略措施5.1 转变观念，增强发展外向型农业的意识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朗，国际农产品贸易越来越从原来的基于自然资源基础上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变为各国利用国际市场资源转换机制，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因此，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对外贸易，以此作为农村经济向深层次发展的突破口。5.2 全面推行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发展模式， 由市场推动外向型农业的持续发展 发展“三高”农业，①要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发展名、特、优新产品；②要突出抓好农产品加工制品质量，为农产品出口生产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农产品；③要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制品，努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5.3 调整农产品贸易结构，积极发展高产值、 高品质产品及加工品出口，促进贸易多样化 必须调整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稳定棉麻丝，大力发展高档产品、水果、蔬菜，努力增加高品质、深加工品，开发新产品贸易。5.4 尽快理顺农产品价格体系， 通过价格机制促进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严重扭曲，既不反映产品价值，也不能引导生产要素和资源合理流向的局面。5.5 进一步加强农产品外贸体制改革 本着“合力对外， 利益共享”的原则，解决好生产部门和外贸出口部门的矛盾。积极促进“贸工农”一条龙的外贸专业公司的大力发展，消除“产、供、销”脱节现象。同时也要打破农产品出口由单一部门垄断经营的局面。建立一种具有充分动力机制和协调机制的符合国际贸易惯例的高效贸易体制。5.6 因地制宜，建设具有创汇能力的农产品出口生产基地 要根据各地自然、经济、技术条件，发挥地区优势，全面规划，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具备现代化先进技术和规模的农产品出口生产基地。今后应充分考虑中、西部资源优势，加强中西部地区开发，建立具有相当规模的出口生产基地。5.7 鼓励和促进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农产品跨国贸易在条件成熟时，不失时机地建立我国自己的跨国贸易公司。5.8 树立“科技振兴外贸”的思想，增加外向型农业科技投资国际市场上商品正向优质化、多样化、高级化、方便化发展，竞争异常激烈。出口产品的竞争就是科技力量的竞争，我国对出口农产品应稳定地保持一定的科技投入水平。参考文献1 曾时．初级产品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长期影响． 国际贸易问题，1995（1）2 张锐．论外向型农业的政策保护．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4（6）3 孙雪芳．外向型农业发展思路．农村经济与技术，1993（11）4 李健．中国对外经贸战略及其展望．国际贸易，1995（1）5 蒋振强．外向型农业产业结构的特点与模式选择． 中国农村经济，1993（4）6 王德文．90 年代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战略． 国际贸易问题，1993（11）7 梁振华．科技进步与外向型农业发展．中国农村经济，1993（6）8 路林书著．外向型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9 黄祖辉，徐加主编．外向型经济与管理． 浙江农业大学农经系教材，198810 腾维藻、陈荫枋主编．跨国公司概论，人民出版社，1991（收稿：1995年5月3日）＊作者简介 傅龙波，男，26岁，博士生。1992年毕业于贵州农学院农经系，同年被免试录取就读于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农业外贸研究。参加国内、国际合作课题3项。发表论文3篇。注释：〔1〕于若倩，“APEC、PECC、PEEC 之关系”， 《工商杂志》，1994,6,（42）,（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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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027 【原文出处】中国农村经济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51～56 【分 类 号】F51 【分 类 名】商业经济、物资经济 【复印期号】199905 【 标 题 】民工消费的经济分析及其启示 【 作 者 】张兴华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 正 文 】 在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的今天，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在外部环境变幻莫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动员国内即期和潜在的有效需求，已成为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是在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较低，经济结构明显失衡条件下形成的。这样的买方市场有点早熟、发育不良，主要症状就是相对过剩与相对短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有些产品表面上是过剩，实质上是一种短缺，因为市场尚未得到充分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大内需就要从供给入手，在过剩中寻找短缺，在短缺中创造供给，进而拓宽市场空间，培植消费热点。然而在这广阔的市场空间中，有一个被人遗忘的死角――民工消费。一、民工消费现状1998年8月，我们在广东（包括广州、深圳、 东莞三市）和北京两地对690名民工的消费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注：本次调查涉及12 家企业，包括2家国营企业、3家私营企业、3家中外合资企业和4家外资独资企业；调查以问卷为主，结合访谈法和观察法，从民工、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三个角度获取较为全面的信息。）。结果显示：民工平均月工资584.8元（注：月收入包括基本工资397.8元、奖金50.6元、加班费93.5元、补贴19.3元、其它收入23.6元。），年工作时间10.4月，年收入6081.9元，其中2627.4元（43.2％）寄回或带回原籍。在考察消费状况时，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即包括劳动人口及其负担人口，而本次调查对象均为劳动人口，我们对此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即粗略地认为所寄回或带回原籍年收入的43.2％，是民工负担家庭人口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包括通过支持生产性活动间接承担的费用）。这样，可将剩余的3454.5元视为作为消费者的民工在流入地的可支配收入。（一）民工消费特征对资料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民工在流入地的消费具有如下主要特征：1.消费倾向明显偏低。民工的可支配收入为3454.5 元， 消费支出1835.1元，平均消费倾向0.53，明显低于城镇居民（0.81）和农村居民（0.77）。低消费倾向是民工消费的基本特征。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民工的消费倾向具有某种不协调性：民工可支配收入介于城镇居民（5160.3元）和农村居民（2090.1元）之间，但平均消费倾向既低于城镇居民（0.81），也低于农村居民（0.77）。这种消费倾向与收入的不协调，主要是由于民工的可支配收入虽然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但消费支出（1835.1元）却只略多于后者（1617.2元），结果导致平均消费倾向明显低于后者。2.恩格尔系数上的矛盾。恩格尔法则揭示：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食品支出的比例将逐渐降低，但绝对数却是递增的。表1 所显示的城乡居民的消费状况正体现了这一规律，城镇居民收入高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前者（0.46）低于后者（0.55）；食品支出的绝对数前者（1942.6元）高于后者（890.3元）。然而民工的消费状况却有悖于此： 一方面，民工可支配收入低于城镇居民，但恩格尔系数（0.41）却低于后者；另一方面，民工的恩格尔系数低于农村居民，食品支出的绝对数（753.3元）也低于后者。 恩格尔系数上的矛盾反映了民工在食品消费上的不协调。表1 民工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照表（1997年） 单位：元；％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绝对数 比例 绝对数 比例可支配收入 5160.3 - 2090.1 -消费支出合计 4185.6 100.0 1617.2 100.0食品 1942.6 46.4 890.3 55.1衣着 520.9 12.4 109.4 6.8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316.9 7.6 85.4 5.3医疗保健 179.7 4.3 62.5 3.9交通通信 232.9 5.6 53.9 3.3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448.4 10.7 148.2 9.2居住 358.6 8.6 233.2 14.4其它商品及服务 185.7 4.4 34.3 2.1民工绝对数 比例可支配收入 3454.5 -消费支出合计 1835.1 100.0食品 753.3 41.0衣着 260.3 14.2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1.2 0.0医疗保健 49.1 2.7交通通信 55.0 3.0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57.8 3.1居住 410.2 22.4其它商品及服务 248.2 13.5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26、348页并据此计算； 民工数据来自本次调查。 * 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平均纯收入。3.文化消费与年龄结构和收入水平不相称。本来以年轻人占主导的民工，在娱乐文化上属高消费群体，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年支出只有57.8元，大大低于城镇居民（448.4元），甚至也不到农村居民（148.2元）的一半。在支出比例上，民工文、娱支出只占总支出的3.1％， 为城镇居民（10.7％）和农村居民（9.2％）的1／3左右。 这种状况同民工的年龄结构和收入水平是极不相称的。4.家庭消费空档。在表1中， 民工的“家庭设备及服务”栏几乎为0（人均只有1.2元），这表明民工的家庭消费基本上属空白。相反，该类支出在城乡居民的消费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城镇占7.6％（316.9元），农村也已占5.3％（85.4元）。 这一方面与民工大部分是单个人（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外出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民工在流入地总是作临时工，居无定所，这种状况自然不会有多少耐用消费品和家庭服务需求。5.居住支出居高不下。尽管在消费支出上，民工大部分都非常低，但在居住支出上高达410.2元，占全部消费支出的22.4％， 而城镇居民只有358.4元，占8.6％。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居民在住房方面享受高福利，而民工却完全是“自费”。可见，同城镇居民相比，民工的居住支出与其收入水平也具有某种不协调。（二）民工的消费潜力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同城乡居民相比较，民工消费有些反常，但最基本的特征是消费倾向明显偏低，这正是其消费潜力之所在。当然，本次调查的民工处于较高收入的京粤地区，故收入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权威部门测算（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1997年，全国转移到城镇的民工， 年平均收入为5096元。由于本次调查对象大部分不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故作为负担家庭人口费用所寄回或带回原籍的比例显然是偏低的，就全国而言，在城镇务工经商的民工该项支出为总收入的55.5％（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所以全国外出民工（包括进入外地农村）的年平均收入可估算为5000元，寄回或带回原籍2500元，即他们在流入地的可支配收入为2500元，消费倾向为0.55。全国离乡民工约为7000万人（注：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其中绝大部分（约78.5％（注：农村年度分析课题组：《1995年经济绿皮书》，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在城镇就业，因此可以城镇居民为坐标来考察民工的消费行为。以1997年为例，该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0.81。民工在流入地的可支配收入人均为2500元，总共为1750亿元。据此，民工在流入地的消费支出应为2025元，但实际只有1375元，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0.26。即由于种种原因，人均少消费650元，总共为455亿元；换言之，民工中有455 亿元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可见民工潜在的消费市场是非常巨大的。二、民工消费的制约因素（一）直接因素1.谨慎动机强。众所周知，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程度同储蓄倾向具有极高的负相关性，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可以消除某些私人储蓄的必要性，从而大大地减弱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随着社会福利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国民储蓄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美国的储蓄率从二战后的10％以上，下降到80年代后期的2％左右（注：［美］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十四版），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第817页。）。 这一点从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明显高于农村居民的事实也得到了验证。在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下，民工似乎生存于“国家”空间之外，他们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政府的各项政策未惠及他们，流出地对他们鞭长莫及，流入地对他们“近”而远之。他们不仅在流入地几乎无任何保障可言，甚至在经济上乃至在政治上还受到种种歧视，属于被排挤对象。一项调查表明：企业为外来民工办理了退休养老保险的只占3.9％， 办理了医疗保险的占11.9％，办理了工伤保险的占25.4％，而外来民工生病能够得到生活补贴的只有12.9％。（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通讯》，1996年3月。）由于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民工未来的“不确定性”比其他任何群体都大，他们比任何人更需要手持货币以备不测，这就极大地强化了其谨慎动机，降低了其消费倾向；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民工在消费支出上的“不规则”。2.收入具有“暂时性”。“持久收入假说”认为，人的收入有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之分。前者是指一时的、非连续的偶然收入（比如一次性的奖励或一个不常有的好收成），后者是指长久的、有规律的稳定收入（如被晋升到一个可靠的高收入工作岗位）。该理论进一步阐明，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因为人们普遍希望消费是稳定的。对于不同的收入变动，消费者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看来是持久的，那么，人们就可能会消费掉其中的大部分；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收入增加的相当大的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很显然，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民工无论是工作还是居所都是临时性的，城市一有风吹草动，民工就成了清退对象。因此打工收入实际上是临时性的。此外，由于种种限制和歧视，民工的很多本来属于正常的经济活动都被视为“非法”（比如北京市明文禁止外来人口在多个行业就业），所以对民工来说，在流入地务工经商的收入无法得到保证，流出地的土地收入才有保证，才能算持久收入。根据“持久收入假说”，民工在流入地得来的暂时收入只能是大部分储蓄起来。3.“相对收入”不高。 美国经济学家Ｊ.杜生贝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而取决于收入的相对水平，即消费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与消费者过去所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因此，在长期中尽管收入增加了，但只要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变，消费也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同比增加。很显然，尽管民工在外务工经商，但现行的制度环境改变不了其“农民”身份。因此尽管他们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不低，但只要环境条件不改变，他们的“相对收入”就难以提高，结果他们的消费也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同比增加。4.城镇居民的示范效应发挥不了作用。根据“示范效应”理论，人们的消费行为是相互影响的，别人的消费对自己具有“示范效应”。其实，每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每个消费者总是属于某一“关系集团”（消费者个人在心理上把自己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个团体）。他要消费什么商品，总是受自己所属“关系集团”的影响。一个人之所以坚持某种消费习惯，固然有偏好问题，但也与消费者力图保持同“关系集团”之间心理上的联系有关。消费者在实现其消费行为时总是受到该集团的“评价和规范”的支配，个人为使自己的行为与这一集团的“评价和规范”保持协调，需要通过消费支出来调节自己的生活方式。由于人们之间交往的渠道不同，各自从属的“关系集团”有别，而且各个“关系集团”的“评价和规范”也不一致，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众所周知，民工游离出农村，却难以融入城镇社区，即使居住在城镇居民之中，也不例外，因此民工同城镇居民形成了由一堵无形墙隔离的两个阶层。此外，民工一般聚集在城乡结合部，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同城镇社区的隔阂。结果民工消费的“关系集团”还是来自农民，具有现代消费观念和消费时尚的城镇居民的“评价和规范”对民工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民工难以摆脱小农所具有的重节俭的传统消费习惯。5.生活的非家庭化。现行制度环境等因素使民工主要是个人外出，而非举家外迁，这种格局决定了他们在流入地生活的非家庭化倾向。事实上，很多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实现的，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和家庭服务，这就导致了表1所显示的民工家庭消费的空档。 生活的非家庭化也是民工消费倾向很低的原因之一。本来按“生命周期假说”，民工属高消费年龄段，但由于上述诸多因素，造成了民工在流入地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将消费开支压缩到尽可能低的限度。（二）深层原因毫无疑问，造成民工低消费的根源并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民工所处的制度（体制）环境。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有必要对这种制度（体制）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很显然，这种体制是计划经济历史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的背景是卖方市场，资源配置方式是“行政命令”型，而非市场导向型。与此相对应的是部门和行业垄断，地区分割，城乡隔绝，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固化。结果是等级和特权的产生，“城市偏好”的形成。现在虽然已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市场经济意味着平等，不承认任何特权和等级，但对民工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并未受到任何冲击。因此作为市场经济参与者的民工，在城市经济的竞技场上，不仅天生就站在起跑线之后，而且还有种种附加的参赛限制。这样不仅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也会恶化他们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的恶化必然导致工作和收入不稳定，风险增大，不确定性增强，前途预期渺茫；进而使谨慎动机增强，“相对收入”不高，“暂时收入”虽增，“持久收入”不长，等等；最终必然是消费倾向降低，需求规模缩小。自从近年来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资源约束型转为市场约束型，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理念是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买方市场的理念则是唯消费者的意愿事从，然而长期对民工的歧视使人们在观念上形成了他们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群体的印象，民工消费市场成了一个死角。三、政策建议（一）处理好城乡就业矛盾从现实情况看，对民工不利的制度环境与对民工就业的错误认识直接相关。从直观上看，民工在城镇的就业，意味着城镇就业岗位减少，要解决城镇的失业问题，似乎必须减少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因此需要设置障碍，以尽量阻止民工进入城镇就业。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城镇失业问题，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大量民工涌入城镇，甚至也不在于自然环境和人口问题，而在于制度和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工商业，管制农业，并实行城乡隔离的制度。结果劳动者失去了获得市场机会的自由，城镇劳动力靠国家安置，农村劳动力也无法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向高效率的产业部门流动，无论是农村或城镇都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种国家垄断经济的就业渠道越来越狭窄。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不同的经济体制和就业模式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农村改革给了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国家放弃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的垄断，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民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开发要效益、要岗位；创办乡镇企业；走南闯北寻找就业岗位，等等。农民在极大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仅乡镇企业一项，在国家没有任何投资的条件下，吸纳了1.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之，正反经验都证明，走市场化之路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根本性出路。只要放弃国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的垄断权，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培育市场竞争的就业机制，就能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实现高就业，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目前这种“厚此薄彼”的就业政策，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甚至会适得其反。因此政府应当从限制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转向鼓励人口和劳动力社会化流动和迁移。放宽和逐步取消对职业、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方面的限制，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职工得到转移，使闲置劳动力资源得到利用，通过城镇化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工业来增加他们的收入，形成一个适应我们目前耐用消费品工业的消费者阶层，消除农民、下岗职工因收入减少导致的需求萎缩和工业品过剩。（二）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民工所处的制度（体制）环境从根本上制约了他们消费的扩大。可见，内需的扩大需要尽快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首先要废除对任何群体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进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以保险福利待遇、工资待遇、住房制度、子女入学等为基本内容的现行制度的改革。在有关制度的改革上，应将流动人口和城镇人口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之中。近年来尽管政府采取了多项限制外来人口政策，甚至在许多岗位上明文禁止外来人口就业，但收效甚微，可见民工及外来人口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城市规划、管理等方面（如市政、交通、教育、商业……），考虑外来人口因素，将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纳入一体化的管理之中。流动人口从个体上看，是“暂住”人口，但从群体上看，他们已是“常住”人口，北京市的300 多万外来人口已相对稳定就是证明。目前，不少城市因适龄儿童少年逐渐减少而使学校越来越“吃不饱”，部分教师面临失业的危险；但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外来适龄儿童少年上学是一个大难题，若两者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之中，就可统筹兼顾。近年来，政府已经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比如教育部出台了一些政策，提出流动人口儿童少年就学是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的共同责任，倡导以公办学校借读为主解决他们的就学问题。（三）开发民工消费市场1.进行市场细分和市场定位。现代商业要求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市场开发首先要对市场进行细分，并根据其特点进行市场定位。由于民工的社会地位、经济水平、文化教育、年龄结构、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其他群体有显著的区别，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看，这就是大市场中的一个子市场。因此在消费政策的制定、市场规划、市场定位上，都应考虑民工市场。2.开展对民工消费市场的调研。民工消费市场以前是一个被忽视的死角，本文的粗略分析表明，这一市场不仅潜力巨大，而且特征明显。因此，建议开展这方面的专题调研，全面掌握这一新兴市场的内在规律。3.根据民工消费的结构特点，有针对性地寻找市场空间。比如目前民工的家庭消费还几乎处于空白，其家庭耐用消费品和家庭服务消费就大有潜力可挖；民工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比例非常低，因此他们的职业培训市场前景广阔。4.开拓民工“社区”服务市场。民工一般聚集在城乡结合部，居住相对集中，形成各种各样的“民工村”。这样的社区一般都是自发形成的，没有必要的规划，其内部缺乏所需的设施和服务，因此迫切需要综合性的社区服务，比如：文化娱乐、商业网点、医疗保健、法律、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各种修理、家庭服务、信息咨询、中介服务，乃至慈善事业和宗教服务等。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观念，积极开拓民工“社区”服务市场，这将能形成一个消费热点。总之，我们应深入研究，大力挖掘民工消费市场潜力，开发出适合民工消费特点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在过剩中找到短缺，以供给启动消费，不断拓宽市场空间，培植新的消费热点。【责任编辑】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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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506 【 版 号 】5 【 标 题 】污染治理 技术改造 三废利用相结合 鞍钢树立“大环境保护”意识近５年实现综合利用产品４３种利润７．８亿元【 作 者 】王忠奇 【 正 文 】 本报讯 鞍钢把污染治理同技术改造和“三废”综合利用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提高环境管理水平，使厂区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钢铁渣等主要工业“三废”实现了资源化。５年间，实现综合利用产品４３种，创产值１７．３亿元，实现利润７．８亿元。近５年来，鞍钢进一步提出了要树立“大环境保护”的思想，建立了“经理（厂长）任期环保目标责任制”，将环保工作列入各级领导政绩考核的内容。加强了环保目标管理，将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方针、目标，实行环保指标与生产指标一同实施考核，实现了责、权、利三者的统一，该公司连续多年实现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零，保证了主要环保指标达到国家一级企业考核标准。与此同时，鞍钢“三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工作已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近年来又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年处理能力为２４０万吨的钢渣磁选加工线，开辟了矿渣综合利用的新领域。目前，磁选加工后的粒铁、渣钢和尾矿粉等多种矿渣系列产品，被广泛用于炼铁、炼钢、烧结和建材等行业。鞍钢每年产生的４００万吨钢铁渣不仅全部得到回收利用，而且还可加工处理积存的钢铁渣３００万吨，实现了“钢渣原渣不出厂，加工利用变废为宝”这一鞍钢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王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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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URBAN ENVIRONMENT & URBAN ECOLOGY1999年 第12卷 第4期 Vol.12 No.4 1999环境基础设施运营现状及市场化对策刘金生 刘文仲摘要：本文对建立环境基础设施社会化投入机制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提出五条对策建议：即加强规划管理、建立社会化投入机制、推行环保设施运营市场化、发展股份制污染防治企业、加强法制建设并制定配套政策。关键词：环境基础设施；运营；市场化；对策中图分类号：X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264(1999)04-0040-03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Running andits Commercialization CountermeauresLIU Jin-sheng1,LIU Wen-zhong2(1.Urba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ittee of Tianji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Tianjin 300042)(2.Tianj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Tianjin 300191)Abstrac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counter measures to set up the mechanisms of the socialized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and commercial running shown as follows:strengthening the plan administration,setting up the mechanism of socialized investment,carrying out the commercial running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tallation, developing the joint-stock enterprise i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strengthening the legal system and formulating the related policies.Key words：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running; commercialization; countermeasures环境基础设施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治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物质基础。同时，它的建设、管理及运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向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企业化的方向发展已是城市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多年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观念形态及运作机制，在新的时期已显现出诸多缺陷，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因此，了解并分析环境污染防治面临的困境及环境基础设施的运营现状和问题，研究探讨适应市场化、社会化的运营对策，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 污染治理非市场化的主要原因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之后，限期治理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普遍存在一些不应出现的问题，诸如：单个企业缺乏资金，治理进度缓慢；虽然建成污染防治设施却停而不用，至使环境污染重新抬头；一些环保设备制造厂家或治理项目承担者，由于利益驱动，只求一次达标，赚取利润了事，一些企业上当受骗的问题时有发生。至于后期服务、设备维修，更是薄弱环节。出现这些弊端有各种原因，而没有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市场化运行机制尚未建立、环保市场不完善是最主要的原因。造成污染防治非市场化的根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没把污染作为一项特殊的经济活动来对待，以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环境管理掩盖了属于经济范畴的限期治理的“经济性”。有的仅靠政府行为而忽视经济行为，很难做到污染治理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二是对“谁污染，谁治理”认识上的误区。由于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惯性认识，很多人把“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片面地理解为每个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和单位都得上污染治理的设施，只强调形式上的投入，忽视了实质上的产出。由于未按经济规律办事，企业把治理污染视为额外负担，因而缺乏治理污染的主动性，或仅上应付环保部门检查的设施，检查则开，不查则关，或夜停昼开，很难做到正常运转，使大量的环境投入白白浪费。另外，有些污染物应由企业单独处理，有的则不需要单独处理，可以集中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这样可以节约重复投资，实现污染治理区域化和社会化。否则，使大量环境投入造成浪费，发挥不了社会、经济、环境效益。同时，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在行动上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既影响了环境污染防治，也影响了经济持续发展。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仅靠单个工厂建小而全的治理设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不可能实现污染治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因此，除了明白“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外，还应加深理解“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这一原则明确了污染者对社会资源补偿的责任，而排污收费的改革方向应是集中使用，体现市场化、社会化和区域化。排污收费的返贷方向应是社会化、企业化的治理单位，同时也体现对污染影响大的重点单位的有偿支持。2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现状及问题目前，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运营模式的延续。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因受环境保护是社会公益性事业的理解和运作方式的局限，很多单位和一些人认为所需资金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但是，由于环境基础建设规模很大，仅靠政府投入远远不够。许多环境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包括绿色工程计划项目，均因投入不足难以启动。有了规划没法落实计划，有了计划又无法实施，即使开始施工，也往往因经费问题使工程延期或省略施工，更难建成环境设施的精品；在环境基础设施运营方面，也是行政主管部门的官方运营，管理干部吃皇粮，设备维修运行费用吃补贴，多数环保基础设施成了国家的包袱，非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已使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出现了蔽端。归结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单靠政府财政投入影响了环境基础设备建设的规模和进度，多渠道投资机制还没建立，形不成环境投资社会化。二是环境基础设施运营机制不适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财政倒挂、政府补助式的经营管理方式，难以维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不能充分发挥环境设施的社会、经济、环境效能。三是环境基础设施规划管理薄弱，主要是摆位不够，没做到同步规划、同步施工、同步启用。在建设中随意变更或压缩建设规模的现象比较普遍。四是对环境基础设施的监督管理机制还没理顺，行政管理与设施运营管理不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环保部门脱节。在管理上也存在多部门职能交叉互相推逶的问题，环保部门对环境基础设施的监督职能还没有效发挥。五是在环境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四个环节上，还没有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没有形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应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缺乏活力的“官办”、“官营”与缺乏宏观调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同时存在。3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化及运营市场化的对策针对目前存在的上述问题，应把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及运营放在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框架中统筹考虑，以改革创新的思维方式，从深层次上探讨在政府宏观指导下适应市场经济特点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新模式。建立社会化的投入机制和管理部门宏观调控的市场化运营机制。3.1 加强规划管理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应坚持“城市建设、经济建设、环境建设”三同步的原则，关键是要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管理工作。一是保证规划的权威性，由市政府牵头，组织多部门、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制定科学合理的中长期规划。二是使规划具约束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由市政府批准并公布于众增加透明度，便于公众参与和监督。三是使规划有严肃性，各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都无权修改和随意变动，必须严格按规划进行建设和施工。四是规划要坚持连续性，不因政府换届或领导更换就改变规划。应实行“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配套一条龙、管理一盘棋”的规划管理，环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严把“选址定点、方案设计、竣工验收”三关，保证规划的完好实施。3.2 建立社会化投入机制过去人们通常认为环境基础设施是公益性事业，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其建设投资及运行管理也都应由政府包揽。正是这一观念的误区，使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总也跳不出计划经济的桎梏。为深化环保事业的改革，有必要对环境基础设施公益性的内涵重新进行审视。我们认为环境基础设施公益性的实质是其所产生的环境经济效益属于全社会及每个居民的公共利益，就其所有制形式来说，可以是国有，也可以是非国有。其建设与管理可以是国家、集体或者个体，也可以联建联营。从观念上应树立“利益和责任一致性”的思想，环境基础设施是公益性事业，那么，其建设投资也应靠社会化责任来支撑。在作法上应实现由政府单方责任向社会多方责任的转变，建立“国家投资、地方自筹、社会参与、利用外资”的多渠道并存投融资机制，实现环境基础设施投入多元化。可通过社会(国际、国内)进行项目投资建设招标，对投资者可实行有偿投资；也可以推行产权股份制，使投资者按照股份享有产权；还可采取入股参与经营的办法，使投资、经营融为一体，让法人对投资风险、施工质量和经济效益负有全面责任，并享有充分的利益。从而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是必要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但是，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仅靠单向投入还不够，只有扩大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单方面的财政投入如果没有消费的需求和支持，则不能将政府启动变为市场启动。因此，应在加大建设投入的同时，千方百计引导和刺激消费需求，变建设投入的“单向驱动”为建设投入和消费需求的“双向驱动”。3.3 推行环保设施运营市场化实践证明，单靠政府行为而缺乏社会积极性的环境基础设施的运营，没有可持续性，永远满足不了运行资金和增加人力和更新设备的需求。为此，环境基础设施的管理和运营应实现由单纯政府包揽的官办型向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转变。要实现环保设施运营市场化，首先要实现企业化，为此，必须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把环境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经营从行政主管部门中分离出来，使之由事业型转变为企业型，并完全推向市场。同时，加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方式，用市场机制进行调控，按市场经济的机制和规律办事，实现环境基础设施管理体制由事业型向企业型转变，运营机制由非市场化向市场化的转变。把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分离，把环保部门的依法监督和治理企业的治理行为分离。做到专业化管理和群众性自我管理相结合，行政依法监督和公众参与相结合。3.4 发展股份制污染防治企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发展，探索股份制污染防治企业的发展模式很有必要。这是实现社会化治理和吸纳社会资金的一种好形式。股份制企业的参股者可以是各级财政、环科院(所)、监测中心(站)、环保技术开发中心、环保设备厂、社会企业或个人，以吸引社会和个人投资。治理企业按股份制企业的运行机制进行经营管理。适合股份制治理企业承揽的环境工程项目可优先考虑区域污水集中处理、城市垃圾集中处理、重金属集中处理、有毒有害化学品和放射性物质的集中处理等。治理工程的一次性投资应由参股者筹集，运行费用由被治理企业按污染物多少及治理的难易程度合理支付。所收运行费用和物料回收、再生产品的商品化效益，便是股份制企业的经营收入，每年根据获利情况按股份比进行分配。这样就可出现一种新的治污机制，即排污者与治污者之间形成经济关系，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与治污者之间形成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另外，可提倡被治理企业或单位自愿参股，他们不仅是环境的受益者，也享有股份制企业的效益权。这样，可极大地调动他们改进工艺、推行清洁生产、减少排污量的积极性。搞股份制治理企业可增加承担治理任务者的技术责任、管理责任和经济责任；还能有助于增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更重要的一点，可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能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3.5 加强法制建设，制定配套政策要实现环境基础设施运营市场化，必须有法可依，靠法规政策规范其规划、建设、运营及管理。为鼓励社会投资，应研究制定多元化的政策和机制；为引导和刺激消费需求，应研究并拿出扩大环境消费需求的行政法规和政策措施；为实现环境基础设施运营市场化，使之充分发挥社会经济和环境效能，应制定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比如，提高用水的价格和污水处理价格，既可促使排污单位节约用水，又可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为规范环保市场，应制定供、产、销、后期服务及资质认证等一系列的配套法规和政策。为扶持股份制污染治理企业，政府应制订配套的管理办法，促使排污单位将污染物进入处理系统，增加消费需求量，明确规定对违反管理办法的处罚细则，以使股份制污染治理企业充分发挥改善环境质量，同时创造经济效益的社会功能。作者简介：刘金生 男，59岁，1964年毕业于天津工学院，高级工程师，天津市人大环保委副主任，在天津市环境保护工作中重点抓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和法制与科技进步工作。被评为天津市环保先进个人和“全国环保事业优秀领导者”，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公众参与环保事业》的专访报告。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多篇。作者单位：刘金生 天津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天津 300042刘文仲 天津市环保局，天津 3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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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2080 【原文出处】《独生子女健康》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199711 【原刊页号】13 【分 类 号】G51 【分 类 名】幼儿教育 【复印期号】199804 【 标 题 】孩子为啥反复感染 【 作 者 】曾正斌 【摘 要 题】孩子身体素质较差，三天两头就感冒发烧，这是困扰许多年轻父母们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好办法使孩子强壮起来 ？在“儿科诊所”里，曾大夫为您解难答疑――【 正 文 】 一般来说，孩子在一次感染之后，获得一定免疫力，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再发生感染。然而确有一些孩子反复发作，如平均每个月患呼吸道感染至少1次者便可以称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 简称“复感儿”。有人曾分别在部分城市和乡村作过调查，“复感儿”在城市儿童中发生率为32.61％，农村为24.19％，近年来还有上升趋势。发病率为何居高不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先天不足。如果是早产儿，或有某些先天性缺陷或疾病，特别是心肺功能不全及免疫功能缺陷方面的疾病，最易诱发呼吸道反复感染。二、发育不健全。肺脏娇嫩是儿童的重要生理特点，除此以外，鼻、气管、支气管等都没有发育健全。小儿肺脏防御能力弱，外界的病菌就容易从口鼻而入，侵犯肺脏引起发病。三、喂养不良。呼吸道反复感染多见于6个月至3岁的幼儿，这个阶段的喂养情况如何，不仅决定着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决定着他们免疫功能的完善，缺少母乳喂养的孩子体质总是差一些；有些独生子女过于娇惯，偏食、厌食、或喂养不当，食品过精，导致营养不良，缺铁、缺锌，或蛋白质摄取不足，都是容易发生反复感染的原因。四、缺乏锻炼。有的孩子长期“囚禁”于室内，缺少户外锻炼，经不起气候变化的影响，极易发生感冒、感染，有些家庭一味强调人为地调节冷暖，营造四季如春的家庭环境，反而使孩子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很差，既受不得寒，又耐不了热，稍有气候变化就生了病。五、缺乏维生素A。维生素A可促进小儿生长发育，增强机体抵抗力，特别对呼吸道上皮细胞的分化和修复具有重要作用。维生素A 缺乏时，上皮细胞的纤毛很快消失，腺体细胞失去正常功能，溶菌酶和分泌型免疫抗体明显减少，屏障功能减弱，易致感染发生。六、缺钙。钙不足可致小儿佝偻病，导致严重抵抗力低下，易受病毒、细菌感染；缺钙可抑制呼吸道上皮纤毛运动，使呼吸道分泌物不易排出，也是导致反复感染的重要原因。防止小儿发生反复呼吸道感染，就要针对上述原因，从合理喂养做起，按其不同发育时期的需要添加营养，对孩子的饮食不能太单调、太精细，提倡杂食，以满足各种营养素的摄取。还要注意从小经受体育和冷暖锻炼，衣着不要过暖，即使冬季也不可常居室内。室外活动每天至少在1小时以上，呼吸新鲜空气，接受阳光照射。保持空气新鲜，温、湿度适宜，被褥常晒，避免烟尘污染，这些才是预防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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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840 【原文出处】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132-133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 作 者 】方士敏 【复印期号】199504 【 标 题 】浅谈提高感知觉能力在运动实践中的作用 【 正 文 】 在运动实践中，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运动技术的发挥，对创造优异成绩不利，人们一般会想到，除了技术等原因外，心理状态是重要的因素，其中，运动员的情绪、个性特点、神经类型的影响，则是人们常谈的问题，也是运动心理学工作者感兴趣和研究的比较多的问题。在这众多的研究课题中是否有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就是人们感知能力的好坏对运动技术的发挥，优异成绩的创造有否影响呢？本文就这方面的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无可置疑，人们能够认识世界，是由于各种感知觉为人们收集了丰富的关于外界事物的信息。那么，人们感知觉能力的强弱就为信息收集的多少奠定了基础。所以，感知觉能力是人们接受信息，认识世界的基础。在运动中，感知运动速度的能力；时空能力；人在运动中的动态和静态的视觉敏锐度；运动的深度知觉；对目标的直线，目测力等等。如在训练中能很好的发展，提高这些方面的感知能力，对创造优异成绩，无疑是有利的。感知运动速度的能力，外界物体和我们自身运动不停地进行。但不是所有的运动都能被我们直接知觉到，我们所能知觉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运动知觉的阈限。它可以用来辨认最慢和最快的运动速度。因而，运动速度的快慢可以衡量人们运动知觉能力，运动速度阈限越大，运动知觉能力越小。运动速度阈限越小，运动知觉能力越大。在各项体育运动中，运动速度阈限太小，相应的运动知觉能力太差的人，对于他准确地判断或其他运动对象的实际运动速度是不利的，如对手的动作速度，击剑的剑身速度等。同样，对于自身的动作判断和控制也不利。当我们在对运动员进行训练时，就要注意到影响运动速度知觉的条件。首先是物体或自身运动的速度知觉受对象的形状大小而制约，运动物体的形状大小与速度知觉成正比。第二是照明也影响运动速度知觉，亮度强的速度阈限小，速度知觉能力高，感到运动速度变快了。反之，亮度弱的速度阈限大，速度知觉能力低，这就对物体的运动速度知觉变慢了。这主要是人们对速度知觉由于照明条件的变化产生了误差。第三，方向不同，对于运动速度的知觉不同，还有个人主观条件影响运动速度等。运动中的似动现象。两个不同空间位置，两个连续相逢呈现的刺激之间的显似运动，就属于似动现象，在运动中也可称为非真实的运动知觉。电影的拍摄和放映就是利用了这一原理，拍摄时是一个个固定的画面，而在放映时，在一定时间内连续出现的几十张画面，这就使物体运动起来。当然，这种似动现象的出现与三个因素分不开，就是剌激物的程度，出现时间间隔和空间距离。如果呈现时间过多，两物体出现过快，就会出现不正常的知觉，团体操的表演中，经常利用观众的似动知觉组织技术动作，使一些本来孤立的单个动作，由于先后按一定方向出现，就会给人似动的外观，以增加成套体操动作的动态节奏感和美感。在运动中，运动员有时也经常利用非真实的运动现象的干扰造成错觉，掩盖真实运动知觉，妨碍完成技术动作，尤其是在错综复杂的集体对抗性比赛中，对方经常来用假想性的运动知觉作为心理战术，如果对这一类一无所知，就会上当。可是利用这类现象一定要建立在技术动作非常娴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也不是一朝一夕就会成功。动态和静态的视敏度。视敏度是人眼在视野中分辨细节的能力。是人眼正常辨认和剌激对象的最小维度。视敏度高说明人眼能分辨精细的细节，视敏度低说明人眼分辨精细的细节能力差。那么，以何种标准来测定视敏度呢？这里有三个方面。一是以一定的单位来确定剌激对象本身的宽度；二是对象在眼内的张角；三是计算网膜内图象的宽度。在快速的球类运动中，运动员依靠视觉系统给他提供不断运动着的剌激环境，证明在某些视觉效率与活动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那么这一视觉系统中就包括着视敏度。但运动中的视敏度与非运动中的视敏度有所不同。非运动中所要求的视敏度能力属于静态视敏度，而运动中所要求的视敏度能力属于动态视敏度或动力视敏度。因为在一些快速的球类活动中，要求运动员在行走、跑步或注视人或条件在移动时，能精细地分辨出两物体间的差别，所以把这种动力视敏度可解释为：观察者与客体之间存在着相对运动时，前者探测后者细节的能力倾向，有些研究者做的实验表明：一个以相当快的速度扔出去的，并在第一根线桩上的球，它的角速度大约为１００／秒。另外，视敏度的高低与各种因素有关。首先，物体大小和距离有关，在距离人１０米左右时，视敏度下降。第二，不同亮度会影响空间视敏度，亮度增加，视敏度开始很快增加，但当亮度增加大于３尼特时，视敏度的增加就接近饱和不再增加或增加较慢。有人做过实验证明。在一般情况下（静态）背照度为１００勒克司就足够了，但当眼睛注意一个迅速移动的物体时，要求照明度达到１０００勒克司。另外有人在实验室观察了探测乒乓球轨迹方向时四种不同照度的效果，结果表明，照度为２０００勒克司的运动成绩要高于其它照度的成绩。这种在运动条件下需要有强照度，是因为出现在视网膜上的形象运动的作用的减少，只有通过较强照明来增加强度对比。第三，是物体与背景之间的对比度不同，空间视敏度将受到影响，当物体与背景之间的对比度加大时，则视敏度提高，反之则降低。第四，视网膜不同部位的空间视敏度也不同，因为锥体细胞对细节分辨有重要作用。所以在视网膜中间凹处空间视敏度最大。在运动中追随运动物体时，只要前后误差并不超过“几度”角，那么对轮廓的主观感知就能保持不变，值得注意的是，视敏度与从视网膜中央凹开始的角度差立方倒数大小相同，离开视网膜中央凹对视敏度下降，如在乓乒球运动员眼里，球的视直径约在０．５°－－３．５°之间，因而在运动视敏度状况下，瞄准物体细部所显示出来的视直径只是球的最小视直径的十分之一。此外，年龄的增长与视敏度也有关系。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视敏度会随之下降的结果。还有，即使在视网膜的中央凹区，离中央凹的不同距离相对视敏度也有很大差异。所以说，为了看清东西，就需要将视轴向内侧靠拢，以便通过会聚将像聚照在中央凹上，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视敏度，使图像更为清晰。（责任编辑 翟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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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132 【原文出处】足球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60325 【原刊页号】⑴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 作 者 】陈伟胜/梁清 【复印期号】199604 【 标 题 】承认差距 重新奋起国 奥首席发言人谈吉隆坡之败 【 正 文 】 （本报特派记者 陈伟胜 梁清）3月21日， 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在写满了中国足球血泪史的吉隆坡默迪卡体育场，0:3败在了宿敌韩国人的脚下， 中国足球最终没有逃出宿命论的捉弄，再度失去了进军奥运会足球殿堂的良机。值国奥队离开吉隆坡之前，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中国奥林匹克足球代表团团长王俊生，就国奥队的失利以及一系列公众关心的问题，作了较全面的倾谈。失利原因王俊生痛心地说：“事隔四年之后，中国足球在冲击奥运会的过程中，又一次失利……“至于这次又输给了韩国队，未能出线，我的心情也与大家一样很难过。这次国奥队没有出线，我看原因很多：一是实力上的确跟对方有一定的差距，具体表现在球员个人的作战能力、技战术能力、整体配合、比赛经验都显得比较年轻，与对手有差距；二是被分在这一小组中，强手如林，的确是死亡之组，就实力上明显低于沙特和韩国，即使与哈萨克斯坦也是各有特点，前两场比赛都是在先失球的情况下，花了很大力气才扳回来或逼平对手，使得球员在体能上消耗很大。到与韩国队的比赛时，体能明显下降，不如前两场，而国奥队的特点又是一支靠顽强拼搏、讲精神斗志的球队，没有了体能作基础，与对手的差距就显示出来了；三是队内的二三名主力球员接连受伤，姚夏在对沙特队的比赛中锁骨撞裂，彭伟军在对韩国队比赛开赛不久就拉伤了大腿，于根伟半月板动完手术，依然没有完全痊愈，而这几名恰恰又都是中场球员，所以使国奥队本来就不强的中场，实力进一步受到削弱；四是由于体力消耗的原因，球员们在执行教练战术布置上出现了失误，或者说是不够坚决，特别是在防守上贴人不够紧，使后防线出现了失误，最终造成了比赛的失利。”肯定努力王俊生在承认国奥队失利主要是实力上的原因的同时，表示不能拿一场比赛的失利去确定国奥队全年的工作，应该看到国奥队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特别是在比赛作风方面比过去有明显的进步。这表现在前两场比赛都是先落后，然后经过努力拼搏才将比分追回或扳平，实在不容易，即使在对韩国队0:3落后的情况下，全体球员也没有泄气， 仍然在场拼搏到最后一秒钟。王俊生指出：“我感到国奥队的领导班子和教练班子，自建队以来一直是本着对足球事业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去拼搏，在几年的工作中，都是尽心尽力。在准备奥运会预选赛的过程中，也是十分认真执行所制定的计划，他们的工作也是很辛苦，我对国奥队的教练班子和国奥队全体球员的努力和工作，以及他们所作出的牺牲，还是满意的。”四点教训王俊生认为，在中国足球冲击奥运会的征程上，又一次失利，输给了韩国，说明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虽然有提高，但还没有质的突破，因此通过这次的失利，今后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工作：第一，继续加强体能训练，尤其是加强连续比赛的体能训练，要使球员的体能足以应付像这次八强赛如此频繁场次的大赛；第二，应该从青少年培养开始，注重提高青少年技战术的培养，特别是个人实用技术的培养。因为通过这次比赛可以看出，中国球员在个人技术能力，特别是接传技术能力上，与其它队有差距，应该建立这样一种思想：利用技术优势去消耗对手的体力，而不是让对手消耗我们自己；第三，从国家队到青年队球员，应该继续增强实战经验的锻炼，增加有压力的比赛，使球员能够适应激烈的、有压力的比赛的考验；第四，在训练比赛恢复手段和营养科学化方面，应该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目前我国对球员的恢复仅是物理疗法，而缺乏化学方面的营养指导，这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提供了一个科研的课题。重新奋起当谈及本次失利，是否会对中国足球造成严重挫折和影响时，王俊生认为，奥运会足球赛没有冲出去，对中国足球的发展的确有不利的方面，但中国足球经过多次的挫折，已经能够经受起再次的冲击，虽然这会对已经出现成效的中国足球改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说明中国足球还是需要时间，绝不能因为这次的失利而灰心丧气，应该重新振作，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真正解决问题，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并使之科学化、系统化，坚持“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继续努力搞下去。王俊生动容地指出：“不经过艰苦的磨练，中国足球就不会有质的变化和飞跃，就不可能在大型比赛中战胜其他的亚洲强队。另外，在青少年培养上也应进一步加大管理的力度。”王俊生表示回国后首先要抓紧的就是国内的职业联赛，把中国足球蓬勃发展的势头保持下去，注重提高目前中国足球存在的不足，发扬中国足球原有的优势。勇担责任对于戚务生在国家队的任职问题，王俊生表示，从他个人意见来看，中国足协对继续留用戚务生将毫不动摇，但是这件事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够说了算的，最后的决定还有待下一步回国请示。王俊生激动地说：“如果因为国奥队失利，就罢免主教练，那么以后谁还肯来国家队、国奥队干？这次国奥队的失利，责任不完全在于教练员，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水平不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赢，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次国奥队的失利，我作为团长，作为中国足协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失利的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不能去责怪教练和队员。”最后谈到国家队对世界杯外围赛的准备时，王俊生指出，其实早在施拉普纳率领的国家队失利之后，中国足协就已经开始着手备战世界杯，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今年对于国家队来讲，首要的任务就是备战亚洲杯决赛，这本身就是在为世界杯外围赛作实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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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660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901 【原刊页号】16～21 【分 类 号】A3 【分 类 名】邓小平理论研究 【复印期号】199904 【 标 题 】邓小平经济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作 者 】袁斌昌 【作者简介】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袁斌昌（1949- ），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讲师。 【内容提要】作者认为，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具有鲜明的主题、严密的逻辑结构、较为完整且能不断丰富发展的经济科学体系。文章指出，邓小 平经济理论以其内容上、方法上的创新特色，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理论高度。文章把这一经济理论体系概括为四个层面的基本构架，包含十一个方面理论和八个规律法则等内容。【关 键 词】邓小平/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正 文 】 ［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1999)01－0016－0021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构成当代世界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逐步形成的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经济理论是我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崭新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的经济关系、经济发展科学分析的理论成果。这一经济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包括邓小平同志在经济领域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论断、基本观点和战略思想，内容涵盖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教育诸多领域，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在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生产力依靠科学技术发展起来，国民经济步入持续高速增长的轨道，人民生活改善，国家综合国力增强。经济体制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结构形成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格局，基础工业迅猛发展，高技术产业及第三产业兴起；经济体系从封闭型逐步转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由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和历史趋势。列宁科学归纳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邓小平探索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方法。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邓小平同志熟悉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求中国社会主义能够比较顺利发展的道路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实现内容上的全面创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理论高度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探求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理论。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新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发展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括。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 ）这一概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科学地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于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他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首要任务和根本任务，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2页。）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邓小平同志高度的理论概括为党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划出一个初级阶段，明确初级阶段的特征、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原理，提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依据。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52页。）这是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判断， 社会主义是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初级阶段是发展水平和过程特征。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他在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我国的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他说“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1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基本纲领。第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理论，是对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他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10页。）“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 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42页。）他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经济改革实践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的传统模式，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所有制结构形式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认为，应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政企分开，以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等多种经营制度和经营方式搞活国有企业。党的十五大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理论，提出全面理解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及其主体地位；“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按劳分配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按劳分配原则。邓小平同志认为，坚持按劳分配，才可能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有利于提高效率，又体现公平，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他在改革中形成了系统的实行按劳分配的思想，其理论贡献主要是：①确立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承认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并使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协调统一；②把劳动报酬同劳动贡献联系，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③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先富裕，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新构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邓小平的分配理论，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五，系统的改革理论，科学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制度界限内不断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0页。），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13页。），其性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42页。）。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确立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提出了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和改革的目标，拟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式和重要步骤，阐述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这些系统的理论思想是中国改革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第六，对外开放理论方面，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结合时代的特点，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战略。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才能发展。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对外开放是对世界各国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金，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抄照搬。他明确了对外开放应坚持的原则：“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406页。 ）；“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注：《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页。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包括对外开放政策和基本原则的精辟阐述，经济特区理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以及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原则方式等等，内容涉及外交、外贸、金融、投资等领域，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外交、外经贸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战略方针。第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方式理论的突破和创新。这一闪烁真理光辉的伟大理论，深刻揭示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和特征，科学解决了计划与市场结合方式的经济学难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48页。）他认为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两种手段的具体运用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可以有所不同。邓小平同志的科学理论使中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改变了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也转换了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角度，从而带来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第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系统解决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宏伟目标，并逐步形成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战略和理论思想：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定了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②经济建设突出重点，带动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9页。）；③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若干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 377页。）；④“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7页。），要以改革促发展，在稳定和协调中求发展；⑤经济发展不仅要重速度，还要重质量，重效益，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⑥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⑦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使人民得到实惠。这些关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方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致胜法宝。第九，加快发展科技和教育的理论，精辟地阐明科技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无疑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同志高度概括了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趋势及特点，看到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日益重要和显著的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74页。）的著名论断。他也充分认识到教育关系到人才的培养和开发，认为教育和科技是关键。“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20页。）。关于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7页。），另一方面， 科技和教育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08页。）， 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08页。）。 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思想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第十，加强民主和法制的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性质、相互关系以及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民主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于，“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406、144、147、147、367页。），而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扩大地方、企业及农民的经营自主权，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这就是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又是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民主离不开法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406、144、147、147、367页。）。“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10页。）。法制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作用在于，规范各种行为方式，“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406、144、147、147、367页。）；以法律形式确定各种经济关系，解决矛盾和冲突，“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406、 144、147、147、367页。）；用法律手段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为改革和发展经济争取安定的社会环境；依靠法制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 378页。），“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34页。），两手都要硬。这些理论思想是我们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战略的理论依据。第十一，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理论，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具体化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去，精辟地阐述了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提出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战略思想。他认为，物质文明是基础，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精神文明来自物质文明，“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也会有大变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89页。）； 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他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就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44页。 ）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406、144、147、147、367页。）。《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是对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文明建设理论的系统阐述和进一步发展。二、邓小平经济理论揭示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规律、趋势及法则，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新的理论水平邓小平经济理论所以能构成独立的新型科学理论体系，除上述十多个方面系统的理论内容以外，主要因为这一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联系或规律。1.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趋势 这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定的。这一趋势的实现状况，取决于国际国内环境和机遇，取决于通过改革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与活力的大小，取决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取决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成熟程度。2.作为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各种制度及组织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如果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生变革，就要相应进行制度改革和组织创新，新经济体制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能界定责权利关系，既能产生巨大动力，又具有监督和约束机制。3.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必将贯穿于中国整个发展过程 这一趋势由改革的性质决定，已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所证明。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不断保持生产发展的势头，人民得到实惠，又创造了稳定和发展的社会条件。改革逐步形成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更成熟、更定型的方针政策。这是社会主义长时期稳定发展的制度保障。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在改革开放中求发展，依靠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发展的基本态势和基本方式。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必然或最优选择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要加以利用并为社会主义服务，单一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但又不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实现二者的结合，否则无法根本改革旧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必然选择，是最优的结合方式。在新经济体制框架内，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要方式，计划主要在大的方面和方向问题上，依靠中央权威，实行宏观调控。5.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让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裕起来，再帮助和带动其他人实现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这才是中国实现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法则。6.社会主义经济呈阶段性发展、波浪式推进的规律 由于不同时期国际国内的环境条件不同，同时各种经济比例关系在发展中总是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打破再达到新的平衡，因而必然交替形成若干个加速发展的阶段和调整时期。经济发展时间上的阶段性伴随地区间经济的波浪式发展，各地区资源条件和技术水平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平衡，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到一定的时候，要求这些地区拿出力量支持后发展地区，再让发达地区继续发展，国民经济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7.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的趋势和原则是：农业、能源、交通、科技和教育是战略重点；基础工业包括原材料、能源、交通通讯是经济发展的起点，基础产业的兴起依靠重点工程和上大项目，形成一定规模，从而为下世纪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带动一批新兴产业，并改造传统产业。8.“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7页。），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必然经过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活了农村经济；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在农业改革中兴起，伴随着两次飞跃不断发展和提高，反过来又促进农业的发展。三、邓小平经济理论以其内容上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观邓小平经济理论始终体现和贯穿着的基本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理论研究的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16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出发点是中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点。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经济观点和科学论断，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原则性。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党在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他在实际领导这场历史性变革中必须全面而系统地提出和解决全局性重大问题，其经济理论必然具有系统性。这一理论系统包含四个层面的理论构架：第一是基本层面，包括：①社会主义本质和基本经济特征的理论，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论；第二是核心层面，包括：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三是主架构层面，包括：④经济改革及制度创新的理论，⑤对外开放理论，⑥经济发展和经济战略理论，⑦发展科技和教育的理论；第四是其他层面，包括：⑧加强民主和法制的理论，⑨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理论。邓小平经济理论中的经济战略思想以及发展目标、重大决策，都是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准确判断发展趋势，适宜地把握发展时机的前提下形成的，因而极具预见性。邓小平同志很多富有预见性的理论观点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他设计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一步一步地在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为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所信仰、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经济理论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观点，始终从中国现实出发，不断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因而具有鲜明的创造性特点。他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运行机制、经济发展、分配方式以及对外经济贸易诸多领域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四、邓小平经济理论以其方法上的突出特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方法论一种科学理论在内容上的创新离不开方法上的创新。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极具特点，主要表现在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如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唯物辩证法等，不是一般地运用，而是创造性地运用。同时形成独特的新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方法，是贯穿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精髓和最基本的方法，是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灵魂。这一方法的特点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把从中国实际出发放在首位，强调解放思想、联系实际、大胆创造，特别注重实践，讲求实效。这一方法不仅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打破了思想理论领域的僵化状态，科学创造精神日益兴起，注重实践和实际操作的理论研究新风尚日益兴起。试验的方法，即大胆试验，及时总结经验并加以推广的方法，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方法的特色之一。他很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大胆的试验”、“一个最大的试验”、“一场伟大的试验”，亲自指导和支持了安徽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首钢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验、经济特区的试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试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试验、试行股份制等等，通过一系列试验，逐步探索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他指出，这一方法的运用，首先要大胆试，大胆闯，“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其次要及时总结经验， 加以推广，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政治与经济高度结合的方法，即从政治角度认识和处理经济问题，从经济角度和用经济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特色。一方面把政治工作落实到经济上，通过经济发展解决一些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克服“空头政治”倾向。一方面又把经济问题放到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把经济工作当作最大的政治，把发展生产力和现代化建设作为政治路线，把“三步走”目标看作政治目标。这一方法提高了对重大经济与政治问题的认识高度，拓宽了解决两方面问题的途径，适应我国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的需要，有利于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也能使经济研究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唯物辩证的方法，即以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方法。其理论体系的基本线索体现了对这一方法的运用。他运用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本质论和生产力标准论；运用生产关系反作用的原理创立了经济改革理论；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围绕发展生产力的中心问题，借助一系列矛盾范畴，如计划与市场、先富与共富、稳定与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中国化，也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特色之一。他的经济观点的表述准确而通俗，语言简练而寓意深刻。他用“三步走”目标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规划；用“窗口”说明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功能；拿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故事，在形象说明改革的风险困难时，表达了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改革决心和达观态度。邓小平同志生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创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确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在经济科学领域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在当前和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应该认识到，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系统。这一伟大理论产生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必将随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他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曾就方向性、全局性的问题提出了基本的观点和思路，但很多具体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系统研究，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的生存发展道路、社会保障制度、农产品的价格和流通、宏观调控的具体方式及其运作等等。应该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这些深层次问题不断取得创新突破，都是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贡献和发展。【责任编辑】张俊青 收稿日期 199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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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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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779 【原文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期号】199703 【原刊页号】98-103 【分 类 号】B1 【分 类 名】哲学原理 【 作 者 】李惠康 【复印期号】199711 【 标 题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邓小平的政治理论 【 正 文 】 邓小平的政治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它对于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一、邓小平的政治观是中国当代政治学建设的指导思想政治观，从最直接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对政治的基本认识、基本观点和基本界定。一种政治学，总是要以一定的政治观作为其理论框架，主要观点的理论前提和指导性线索。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学者截然不同的政治观，是鉴别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主要标志。而且，任何政党和国家都要以一定的政治学说指导自己的活动，并将一定的政治学说付诸于实践，因此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观，会对其政党和国家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观，使人类对社会政治现象的认识达到了一个科学的境界。他们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上对政治作出了解释和界定，如“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1〕；“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从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2〕；“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 “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4〕等等。 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言论和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论述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是唯物主义的政治观、无产阶级的政治观，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政治观。邓小平善于从政治角度看问题，他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正确的政治观指导和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倡导下才得以恢复的。他在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呼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5〕1979年邓小平在对思想理论工作提出的要求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6〕在这里， 邓小平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政治的含义作了一个高度概括的界定：政治就是大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贡献。政治就是大局，是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的发展。所谓“集中表现”就是政治是全局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和战略性的问题，取决于经济基础，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会有不同的政治表现。阶级斗争要从国内外大局的角度来把握，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是在一定范围内以特殊的形式存在，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政治是人民根本利益的表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要通过经济建设，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从世界范围来说，这也是与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紧密联系的，这就是大局。政治就是大局，表明了邓小平善于从政治角度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方法，把基本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放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集中精力解决好中国的问题。邓小平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7〕“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8〕。“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9 〕“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0〕邓小平的政治观，其鲜明的特点是：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主题、大趋势，新情况、新特点出发，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出发。因此，邓小平的政治观对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党的基本理论的主要点。邓小平告诫全党，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邓小平的政治观同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就是还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我们的最大的政治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最大的政治。1979年，邓小平在谈到当时制定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总路线时，指出：“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总路线还不是最大的政治？”〔12〕后来，邓小平又强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根本内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的政治观，在准确把握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为我们提供了光辉的典范。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告诉我们：第一，必须善于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邓小平曾经说，在经济问题上，我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因为经济建设本身是最大的政治，而且经济建设又需要政治保证，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第二，必须善于用经济途径来解决政治问题，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只有正确、妥善地处理好经济中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政局的稳定。第三，必须善于从经济方面来衡量政治，邓小平曾强调，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也是衡量政治的标准。“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3〕。二、邓小平政治观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当代政治学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系统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在中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其政治理论的科学体系，其主要内容至少包括：1.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对中国阶级状况变化的科学论断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基本前提。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在现时代的经济进步和社会政治进步中起领导作用；我国农民已经是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我国原来的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工农两大阶级的团结和合作是我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力量。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正确予以处理和解决。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在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发展生产力，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富裕，公有制和人民民主政权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才能不断增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我们党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路线。2.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多次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著名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等方面的主要弊端，强调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后来又进一步强调，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好，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总的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就是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便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并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就是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就是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基层民主；就是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设，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需要由完备的法律来引导、规范和保障，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是我们的重要任务。3.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国体，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人民民主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这就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对于一切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工具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也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和议会制。邓小平强调，为了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就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保证和更好地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立法职能，以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4.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我国的立国之本。邓小平指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的瓦解和覆灭，必然是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组织状况、领导工作状况和党的领导制度。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要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团结。进行党的干部制度的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要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中国共产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各民主党派与中共的通力合作，主要表现为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和民主监督作用。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它反映了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同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联系、相适应的。5.坚持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仍是一大法宝。邓小平指出，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由革命的统一战线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作出积极的贡献。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统一战线长期的战略任务。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布局是：以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总目标，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台湾几千万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积极推进“一国两制”的实施，为统一祖国服务；发扬爱国的传统和智力优势，为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完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服务，并使这三者密切配合，互相促进。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邓小平说，它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人民政协的基本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监督作用。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服务，是人民政协的根本任务。6.实行“一国两制”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国情和时代、历史和现实出发，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说“一国两制”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它的前提和核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没有这个前提不行。但为了实现和平统一，保持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繁荣和稳定，允许这些地区实行资本主义，这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实行“一国两制”，在统一和回归以后的香港、澳门和台湾设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邓小平指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特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行政管理法、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审判权，高度自治是与港人治港相联系的，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繁荣和稳定。“一国两制”是长期国策。邓小平曾反复强调“五十年不变”。他说，我们讲“五十年不变”，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一国两制”是人大通过的方针，是法，怎么会变；问题是政策对不对，对，就谁也改不了。所以不要担心，变不了。邓小平始终把“一国两制”放在国际战略的高度来考虑。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有许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这个新办法就是“一国两制”。7.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对当前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和平和发展互相联系，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证。对于总的国际局势，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中国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发展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在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且越来越大。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实现和平和发展，必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准确地把握时代特征，不断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考虑国和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中国永远不允许别人干涉内政。社会主义中国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力量。＊注释：〔1〕〔2〕〔4〕《列宁选集》第4卷，第416、370、234页。〔3〕《列宁文稿》第3卷，第407页。〔5〕〔6〕〔7〕〔8〕〔9〕〔10〕〔11〕〔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179、163、194、234、 194、249页。〔13〕《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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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城揭“面纱” 海天相映蓝大连城区烟尘污染得到控制(4)内容: 新华社大连５月１１日电（记者李小林、通讯员王永海）昔日，灰蒙蒙的工业烟尘宛如一层“面纱”，遮住了大连这座海滨名城俏丽的姿容。如今，这层“面纱”被揭掉了，大连城区２００平方公里烟尘污染得到了控制。登上大连南部的山岭放眼望去，高楼、绿树、屋顶、街道，显得明快、清朗；远处，天蓝蓝、海蓝蓝，天水一色，更增加了这座城市的清新秀色。在星海公园里，一位来自鞍山的中年女游客对记者说：“大连不但景致美，而且空气特别好，叫人心情愉快。”大连人也发现，今春大连的天空更晴朗了。大连市环保部门介绍，两年来大连市治理了各种工业窑炉、炉灶８０００多个，城市上空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含量明显减少，达到了国家烟尘控制标准，其中被列入辽宁省四大烟尘区的甘井子工业区，也于去年摘去了“烟尘区”的帽子。前不久，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公布的首次城市污染控制和环境建设指标，大连名列３２个城市中的第一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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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563 【原文出处】东方艺术 【原刊地名】郑州 【原刊期号】199506 【原刊页号】4-5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 作 者 】亦书 【复印期号】199602 【 标 题 】小剧场艺术探索的多极性与终极性 【 正 文 】 小剧场艺术就其形式而言是无定形戏剧，就其精神而言是实验戏剧。自由不羁的探索与创造是其人文品格的根本特征。自安托万的自由剧院建立以来，小剧场艺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主旋律：最初呈艺术反叛姿态，20世纪后以艺术实验为使命。在20―40年代的中国它曾作为戏剧的生存手段和舆论工具盛极一时。60年代以后，在政治动荡，民族、种族冲突和反战运动的大背景下，欧美小剧场艺术成为一种情绪发泄和反体制方式，同时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子化和休闲方式的个性化，它又表现为对一种新的戏剧审美机制的探求。当代中国小剧场艺术是在对西方戏剧的共时性接受中产生的，它同时面临着生存与发展问题，因此其艺术探索的现实动机与美学指向呈多极化态势，前卫戏剧、常规戏剧与类戏剧的可能性共同构成了小剧场艺术的当代形态与格局。前卫戏剧具有反戏剧倾向，是传统戏剧离心力的表现。北京的“戏剧车间”、“穿帮剧团”、“亚麻布戏剧工作室”，台湾的“洛河展意”表演团体、“笔记剧场”、“环墟剧场”、“河左岸剧团”可归于此列。在他们的许多演出中，除观演关系外，所有戏剧要素都不同程度地被削弱或遗弃，而解构戏剧文学则已成时尚。《与爱滋有关》在自然环境的复制上显示了惊人的魄力，油光闪闪的大块猪肉、热气腾腾的蒸锅、熊熊燃烧的火炉和大批的沙石、砖块、架板及哗哗淌水的龙头都被搬上了舞台，却把剧本扔进了街边的垃圾筒里――除了展示一个完整的做饭与进餐过程和两段仪式性舞蹈外，再没任何预设的东西。演员与角色同一，表演成为自我表现，看戏如同看街景。《我爱×××》没有废弃剧本，但废弃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戏剧情境，而通过重复来发现社会流行语和日常言语动作的喜剧性与荒诞性。《爱在伊甸园》只保留相对固定的人物关系，一切取决于现场的即兴表演，演员从此时此地的感受出发交谈、论争、冲突。每场演出互不重复，强调感受的瞬间性、即时性和独特性。在这种类似文明戏和偶发戏剧的演出中，幻觉性、假定性和程式性这些常规戏剧要素都受到了挑战。另一类实验着力开掘肢体语言的表现力。《彼岸》由一系列仪式性场面和情节性形体动作组成，其中包括演员一个接一个当众从悬索上攀爬而过的竞技性动作，台词少到几近于无。台湾小坞剧场演出的《黑暗里一扇打不开的门》，全剧没有台词，只有演员的呼吸声、喘息声、呻吟声和肢体语言，兰陵剧坊的一系列演出如《猫的天堂》、《社会版》、《悬丝人》等均为无言戏剧。中国话剧的原型是西方近代剧。20世纪西方戏剧中“话”的成分已有消解趋势，这在阿道夫・阿庇亚、戈登・克雷、梅耶荷德及莱因哈特、皮斯卡托的作品中都有表现。但是处于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选择了以对话为首要元素的易卜生、萧伯纳式的戏剧模式，并于1928年由洪深提议将相对于传统戏曲的现代剧定名为“话剧”。当戏剧转而探视人的深层心理和隐秘的精神世界时，“话”显出了局限性，戏剧感到了“言不尽意”的痛苦，于是把目光投向形体语言这个新大陆。对形体语言的探索才刚起步，但已对欧美戏剧发生重大影响。R ・威尔逊的戏剧实验小组曾集体服用大麻，然后将失去理性支配的行为动作录相分析，提炼出戏剧动作。他们的许多演出没有台词，戏剧动作以近乎静止的极慢速度展现，结果使习见的形体动作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实验戏剧对形体语言的发掘虽然还带有很大随意性，缺少科学依据和动作间的内在逻辑，但这种探索非语言表现可能性的实验使语言在舞台上的中心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前卫戏剧是小剧场艺术探索性、实验性的极端表现，从走下舞台到走出剧院，从放弃剧本到取消语言，由打破第四堵墙、观众与演员直接交流到观演双方互换位置，加之观众、演员、角色、表演空间与观赏空间、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的转换、交叉、重叠、渗透，前卫戏剧已将自身置于艺术与现实的临界点上，与大多数观众的审美习惯相去已远。但它将通过对小圈子的影响，对常规戏剧的激发而最终接触到大多数观众。它处于精神运动的三角形顶端。类戏剧是小剧场艺术探索的另一极。70年代，格罗托夫斯基领导的波兰戏剧实验剧院曾进行过被称为“节目”、山地项目”、“三人”的类戏剧实验，80年代，他领导的多国藉成员组成的小组又进行了一系列“源头戏剧”实验。类戏剧取消虚构成分，取消观众，体现着一种将艺术生活化的要求，这无疑是极有意义的尝试。但是格罗托夫斯基忽略了一个极重要的环节就是将戏剧大众化，结果使实验窒息于他自己狭隘的思路中。类戏剧广泛存在于东方世界和西方文明的边缘地带，存在于原始文化的残骸之中，它指的是伴随着日常生活的演剧活动。马来西亚巴厘岛的居民至今保持着类戏剧生活方式，戏剧伴随着日常生活、公众生活于戏剧之中，而没有专门的演剧时间、地点，也没有专门的戏剧家。从远古延续至今，广泛存在于中国农村的傩戏傩仪也是类戏剧，傩仪伴随着人的生老病死，是生活的伴随现象。在傩文化涵盖区，傩戏是一种全民性的宗教娱乐活动，所有人都有着极高的参与热情。此外北方的秧歌、南方的社火，街头、公园的戏曲演唱、化妆表演，其形式可能粗砺简陋，但却是人的观演本能的自然流露，蕴含着最基本的戏剧元素。体现着人的观演本能的、自发的、大众化的戏剧活动，必然具有不可遏止的生命力。类戏剧是雅戏剧的母体，它自身也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但这需要发掘与整理：民歌曾经过整理而出了经典之作，民间演剧尚未得有。30年代熊佛西在定县进行的“戏剧大众化实验”，抗战初期抗敌演剧队的部分演出和延安时期《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具极大可能性。但是这种探索未能持续和扩展。近年对傩、傩仪和傩戏的研究已形成热潮，而对如何在傩戏中提炼出更具戏剧性，又能最大限度地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演剧样式、方式和剧目的问题则未引起注意。《与爱滋有关》和《爱在伊甸园》有戏剧向民间回流的意向，但仍局限于富贵闲人和大都市，仍是戏剧家的构想。而以民间演艺活动为起点的进行规范化、艺术化演剧的实验尚未展开。常规戏剧是主流戏剧，它最关注的是如何同更多的观众建立起更为牢固的审美约定。小剧场艺术从早期旁逸斜出的权宜性活动已演变为独立的演出形式，并出现了一批情有独钟的戏剧从业者和观众。小剧场艺术要形成相对稳定而规范的形态，建立独特的审美机制，要能够纳入市场运作、取得商业效益，从而获得常规性，跻身主流戏剧，因此它需要在沙龙化的前卫戏剧与大众化的类戏剧及传统戏剧的思维定势之间发现一个联结点，使它既保持艺术革新的动势，又能为一般观众所理解和欣赏。中央戏剧学院的《第十二夜》、《思凡》及京、沪、武汉、南京各地推出的《情感操练》、《留守女士》、《热线电话》、《同船过渡》、《情系母亲河》已经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小剧场艺术的票房号召力。这些作品大都较多地保留了传统戏剧的符号系统、观演关系，表演空间与视听空间的位置不发生根本性变化，观众参与基本保持在情感与心智范围之内，动作参与只作为局部处理；剧本仍是决定性因素，但充分考虑到了小剧场的空间特征，题旨切近普通人的现实人生，结构简洁，线索清晰，人物减到最少；表演风格由现实主义向真实主义靠近，强调逼真、细腻，并通过舞台调度贴近观众，以细微的眼神、肤色变化和肌肉颤动造成大特写效果，观众在近距离审视虚构情境中人物的命运、卷入其情感世界的同时，由演员的喘息声、汗渍、泪痕以至气味真切地感受到艺术家的创造过程，表演的双重性与观赏的双重性均得到强化。《第十二夜》和《思凡》是另一套符号，它们无意再现而重在表现，以假定性、程式性和虚拟性为美学依据，以夸张、变形和戏拟手法造成反讽效果，并通过布景道具的强烈装饰性、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的自由转换而凸现整个演出的表演性。这两部剧目都充分利用了常规剧场观演之间的既有约定，又给予适度陌生化，所以它不造成观演间的审美阻隔，又具有新奇感，透露出后现代文化气息。前卫戏剧的形式爆破、类戏剧的形式混沌与常规戏剧的形式重建使小剧场艺术探索呈多极性，这种互动互补的多极探索将为小剧场艺术的发展拓展出广阔的生存空间。但是无可讳言的是，整个90年代小剧场艺术探索始终停留在观演关系的调整、剧场空间的解构与重建上，戏剧家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更有效地、更出其不意地搔观众的痒痒肉，舞台上不是儿女温情、身边琐事就是新闻热点、语言游戏，见不到迪伦马特、弗里施剧中那凌厉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对现代人灵魂的无情拷问，更见不到萨特、贝克特剧中那忧愤深广的人类文化意识、自审意识与超越经验世界之上的形而上沉思和对当代人的生存境况、精神状态的寓言式概括。在任何严肃的艺术追求背后，必然有一个更为深远广大的目的，而中国小剧场艺术实验所缺乏的正是戏剧背后的震撼人心的、发人深思的、富于精神价值的东西。如果早期前卫诗人宣称“我不相信”时是指不相信世界，那么今天的前卫戏剧家首先是不相信自己。他们不乏艺术的真诚，但缺少改变世界的勇气，佯狂放浪、玩世混世，以形式技巧上的翻新追奇代替对新的审美维度和人生哲学的发现。后现代主义文化西风正紧，但逻各斯中心话语的消解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放弃对真理的探求，它倒是更多地鞭策人们在虚无中重新团聚或发现意义，重建价值。小剧场艺术探索应当更具终极性情怀，小剧场艺术有责任还戏剧以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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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1129 【 版 号 】9 【 标 题 】我国家庭文化建设活动的特点 【 作 者 】傅文萱 【 正 文 】 （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 傅文萱）一向将家庭当作自己传统工作领域的妇联系统，针对社会转型时期家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教育为主线、以活动为载体、以评比为动力、以阵地为依托、以调研为基础开展的家庭文化建设活动，已成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一、以教育为主线。主要从提高家庭成员素质入手，以培养有文化、有技术、有道德的人才为目的，使四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科技教育）进家庭。比如，今年六月，『上海九五十佳家庭』向全市四百五十万户家庭发出『弘扬中华民族美德，建设文明温馨家庭』的倡议书，在『夫妻和睦、尊长敬老、以德育儿、善待亲友、邻里团结』五个方面提出了内涵丰富、操作性很强的内容。二、以活动为载体。根据各地群众的实际需要组织贴近家庭生活、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活动。比如组织有关思想道德修养、调剂人际关系、法律知识、家庭教育、家庭消费等专题讨论、座谈会等。北京市组织了『双休日家庭读书知识竞赛』，大连市开展了『母子读书』、『家庭藏书小状元』、『千人读书点』活动。三、以评比为动力。通过评比活动，激发家庭成员的角色意识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作为推动家庭文化建设的内动力。自一九九○年以来，全国妇联举办了『美好家庭』评选活动，明年起将在全国表彰一百户五好文明家庭。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今年举办了『九六全国金婚银婚佳侣评选活动』。这些活动在社会上起到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养人们高尚情操、推动家庭文化建设的良好效果。四、以阵地为依托。包括图书馆、活动室、『妇女之家』、家长学校、大众读书会、新婚夫妇学校、家政学校、老年聊天站等，在许多省都达上万或几万个以上。五、以调研为基础。深入农村、厂矿、机关、学校、企业以及劳改所搞调查，掌握了大量有关家庭伦理道德和家庭文化建设的情况和问题，这对于深入开展家庭文化建设的研究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我国开展的家庭文化建设活动有三个主要特点：一、家庭文化建设活动已从家庭走向社会，与厂矿、街道、社区文化融合在一起，共同塑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时代特征的大文化。不少地区已把家庭文化活动纳入当地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划中，融入『建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的活动中。二、家庭文化活动与生产、生活密切结合，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例如不少农村把家庭文化活动和『学科学、学技术』结合起来。三、家庭文化活动发挥了教人育人、稳定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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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58 【原文出处】美术史论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304 【原刊页号】77-82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 作 者 】孙幼兰 【复印期号】199603 【 标 题 】召唤艺术的新天地 ――新型《艺术概论》诞生五周年回顾【 正 文 】 六年前，为了适应新时期教学改革的需要，高等院校《艺术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作为基础理论课程，列入了国家重点项目。国家教委因而决定成立主编负责制写作组，撰写一部新型《概论》，供卫星电视高等教育美术专业教学之用。这一筹划设想本身即孕育着大胆改革之举。1988年秋，国家教委方面到中央美术学院商洽聘请主编事宜。按照院级领导推荐，决定特聘孙美兰教授担任主编。孙美兰出于专业性、学术水平等方面的考虑，遂邀请中央戏剧学院从教文论、艺论多年的仇学渊先生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事乐论、艺评多年的孙幼兰先生共商大局。出于强化《概论》新体制、新观念、新格局的考虑，孙美兰随之推荐并力争当时尚在美院美术史论系攻读硕士学位――由孙任导师的研究生钱志坚作为写作组正式成员参与这项工作。俾使青年学者在撰写本学科基础理论教材的实践中，得以充分发挥其才智和理论思维、表达方式的灵敏度；同时又作为“中外美术比较”主攻方向教学的一部分，使其得到“现身说法式”――“一超直入佛来地”的磨炼和提高。这一请求终于获得国家教委破格批准，一个兼容美术、音乐、戏剧为一体的四人写作组，通过严格审核成立了。按照为来看新学员、新学年备好新型基础理论教材的需要，《概论》写作任务须在三个月内完成，时间异常紧迫。高等教育出版社具体统领教材写作和出版。《概论》提纲通过后，即进入集中写作阶段。大体在次年1月底全书初稿完成。主编统修、整一化， 而后由各章作者分别定稿；最后在此基础上，统核注释、统核图例、统核体例结构、统核艺术专用词汇及文字规范。3月中旬， 顺利地将全书清稿交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编室，听取意见，多次探讨研究，由主编对书稿中某些重要理论问题的阐述集中修定、全面通观，力求揉为一体。经文编室领导人彭志平、郑惠坚二位先生终审、付梓。1989年7 月出书――一部召唤艺术新天地的新型《艺术概论》诞生了。其封面装帧是设计家邵柏林、王卓倩伉俪共同的大手笔。它以简洁的形、对比强烈的色、以古体“艺”字的人形化，表达著作的新的人文、自然与时代审美意向的精神内涵，赏者赞曰：“一书在手，心旷神怡”。首次印刷8千册，供不应求， 当即加印1万册。此后，每年必增印1～2次，每次增印至少1万册。到1994年6 月，即第5年，印书累计达11万册以上，为同类出版物之首。与《概论》一书面世同步，国家教委任命由张大安先生主持，拍摄一部《艺术概论》卫星电视教学录相片。1989年3 月下旬开始准备工作，7、8月份大暑期间进行《艺术概论四十讲》的拍摄工作。 赶在同年9月1日新学年秋季在“国际卫星中国教育电视台”首次播出， 受到热烈欢迎和好评。当年，卫星电视教学主持人预计，今后每年秋季开学播放一轮，持续播放6年。经过验证，此意不差。而全国众多高等院校、 大专美术系，乐意自选这部《概论》教材，以致因本书经常脱销，千方百计致函主编，要求设法成批或单独购书。这就超乎张大安先生预计之上了。卫星电视教学，主讲人经“授课资格”审定，教学15分钟讲授试拍通过，作了分工：第一章（6讲），主讲人孙幼兰；第二章（8讲），主讲人仇学渊；第三、四、五、六章（26讲），主讲人孙美兰；期末总复习辅导讲授（4讲），主讲人孙美兰。全套卫星电视《概论》教学片由邵镛先生主持的摄影组承担拍摄工作，总计44讲，每讲50分钟，工作量很大，超过高等美术院校《艺术概论》课程全学期授课量饱和点。由于主持人邵镛先生精通影视拍摄专业，责任心强，由于主讲人由作者本人和主编分担，在卫星电视教学片摄制过程中，又继续充实了一系列图象及音响教材，突破了书籍教材的某些局限，补充其不足，尽其所能发挥视听通感及心理美学教育综合效应，因而使艺术理论教学本应具有的魅力得以显示出来，命名新型“课堂”，有声有色，生动活泼，使“静观”的教科书与“流观”的录相片同步互补，相得益彰。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教学背景与标志设计，采用西方古希腊建筑柱式与东方古中国文字“艺”的自然贴近与交合，结构意象；于庄重典雅中，创造了新意流荡的现代空间，颇具匠心和现代意味，它的设计者是中央戏剧学院留校硕士研究生、青年教师刘杏林先生。高教出版社的新型《艺术概论》为什么受到读者超乎寻常的热烈欢迎？其“新”又新在哪里？试从以下几方面思索：（一）教改中的突破性尝试（1）整体结构的变革是一次大胆突破。全书主旨， 意在紧紧把握艺术本体的内在规律，这一主旨，必须贯穿于相应的整体结构之中，结构不变，其意难张。变革整体结构，这在《概论》教材中是首创，是新时期对艺论学者的召唤。例如，第一章，专门探讨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也是生产形态；艺术形态的物化结构、符号体系；艺术形态的构成关系；艺术形态与艺术家主体世界诸问题。在第三章中探讨了什么是艺术作品；艺术语言问题。在第五章，在艺术创作中深入揭示了中外艺术史直到现状，已经存在的最主要的四对矛盾着的创作方法、图式和语言、语系，已经存在并继续拓展演进着的艺术多元化格局。总之，艺术本体的内在规律如同遍布人体里的大小血脉、微细管那样通达全书各个章节，意在使全书充满艺术理论新的生命力与魅力。（2）变“泛论”为以美术作聚焦点，是在方法论上的突破。 “方法论”还注重多向交叉比较、如中西比较、绘画与音乐比较，在两相比较中相辅并行、解析论述，形成本书的重要特色。这一特色由授课对象主要为美术专业大学生所决定，也由艺术形态的内在关联所决定。时间与空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时又是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两个界域。不能想象没有时间的空间；也不能想像没有空间的时间。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在相对的“动”与“静”的关联中也存在着类似的依存关系，且由于艺术的“意”化与升华作用，语言魅力的作用，竟至将时间与空间交织为多面的“魔方”与多棱的“魔镜”。19世纪下半叶，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和同时代画家雷诺瓦的《少女肖像》，就是时空艺术在这种奇妙关联中，能引起心理感应相互转换、妙趣无穷、极富启发性的实例。当代中国画巨匠陈子庄说：“用笔如弹琴，……试以琴韵写吾山水”――也是精深至通的画论。在授课中，在电视教学中，召唤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采用“比较法”，使绘画图象之美与乐声音响韵律之美的“通感”，时时在人们心中交感回荡，不仅用“耳闻”，且用“心听”；不仅以“目识”，且能以“神会”，视象与乐曲，就能更长久并存于人们心灵之中。这只是一例，这一例中包含以“比较法”变“泛论”为聚焦点式的“专论”新尝试。正如《概论》新著出版的荐介中所说：“这是一部艺术学基础理论教程。它的特点之一，是以美术、音乐为主线，以东西方艺术比较为构架，以本体论为核心，探索艺术理论新体系。以求在艺术自律性与他律性的关系中，把握中国现代艺术精神及其在当代世界文化大背景下发展的主势。”（《美术家通讯》1990. 7.）（3 ）首创理论教材与电视授课一体化――这是实践国家高等教育改革新举措的重大一步，展示着基础理论建设工程的诱人前景。《艺术概论》作为理论教材，可以在论述中选图，可以在阐释中援引一段乐谱，但毕竟存在局限，不长于唤起直观性感受。而艺术理论电视讲学则可以融视听艺术、心理美学于一体，丰富、活化艺术理论的讲授，使学员在直观性感受中，艺术灵感思维与理性逻辑思维驰聘在一个全新的、多维与多元化的艺术天地里，得到双重教益。浙江湖州四中教师胡志民给主编的信函中说：“收看您亲自讲授的《艺术概论》，真是一件莫大快事，不仅使我获得知识，开阔视野，听课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享受，一种情操的陶冶。目前，这一方面的论著不能说少，但读后总觉得没有您讲得那么形象、生动、贴切、透彻。”（1990. 1.）（二）观念更新观念更新的主要标志，是思路的多维性；是视野的拓宽，是艺术活动主体性的自觉。（1）理论思路由单一模式向多维转化。例如， 探讨艺术创作的理论基础和类型时，从东西方形形色色、庞杂无比的艺术现象概括出了最有代表性的四大系统：再现论及再现性艺术；表现论及表现性艺术；构成论及实验性艺术；自然论及东方（中国）艺术精神。这样一种清晰的概括，体现着艺术观念的新质，涵盖了古今中外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艺术创作。推动着理论思路连同艺术思维的豁然开朗，顺乎文化艺术规律，步入多元化、现代的艺术新天地。（2）视野拓宽：从纵向看，有由原始艺术到现代艺术、 当代艺术的流变；从横向看，有中西艺术的比较。80年代，可说是出版介绍古今中外文艺理论、文艺美学的繁荣期，这就为《艺术概论》全面吸收最新科研成果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如北京大学《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叶朗《中国古典美学史大纲》、钱钟书《管锥编》、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等，有助于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探讨，有利于吸收中国古典美学包括久被否定的老庄美学的积极内核；从社科院出版的有关西方现代美学专著、译著中，吸收了诸如“有意味的形式”，“格式塔心理学”等理论；从俄苏美学理论原著中，吸收了形态学的最新成就；使得本书能以在丰实的科研基础上，给以全面的、多角度的归纳、整理、提炼、升华，藉以理出自己的创见。或变异补充，或重新阐释，这就大大地克服了偏狭、封闭导致的盲目性、简单化。从封闭走向开放，拓宽视野，沟通艺术和学术的信息量，也就为扩充审美胸襟、提高美学素养展示出理论的洞彻的曙光。这里亦如《概论》新著出版的荐介中所说：“本书……立足现代中国，环视俄苏、欧美、世界艺术大局；吸收东、西方古典及近、现代艺术理论主要成果，以开阔的视野，对艺术的形态；艺术的发生、发展和社会功用；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进行了较大跨度的理论概括和探索。”（同上）（3）艺术活动主体性的自觉――在本书中， “艺术家”专设一章，是青年学者钱志坚热情支持、自告奋勇执笔写成的。本书强调艺术家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创造性。阐明艺术家是具有丰富情感的人，是具备艺术技能的人，艺术家的生命在于创造。本章全面探讨了艺术家的作用、地位与存在价值。注重艺术家主体，由此推及创作的主、客观条件；创作与欣赏心理活动的规律性探索和阐释；这是艺术活动主体性的理论发现和理论自觉的定向表达；是新观念沐浴下的果实。（三）教学与科研的宝贵结晶主编及一、二章作者分别从事美术、音乐、戏剧艺术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已有20年～30年的艰苦实践经验，具有较丰硕的专业成果，艺术理论功底扎实雄厚，对本门艺术专业的历史和现状考察思索较深，在相互探讨中目标一致，精神默契。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完成新型《概论》体系自身提出的、难度极大的新课题，获得突破性进展。（四）社会检验、信息反馈之回顾五年来，社会各界对《概论》一书的反馈信息值得特别重视，可惜一直没有条件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调查。仅从数十封读者来信、贺年卡、以至附寄本人作品的情况看，其投寄地区之广、其文化层次、文化环境之各异，超乎意料。除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大学生、《概论》主讲老师、中学美术教师、画家占很大比重，似是当然读者之外，还有老山战士、摄影记者、湖南农村青年、新疆电脑操作技术员、东北商贸行业美工人员。未料美术设计家、美学家亦有热烈的信息反馈。例如：（1）济南山东师大艺术系教师衣丽华来信认为，此书“简洁， 明晰，不庞杂，少废冗之言。”（1989. 10.）（2）鞍山师专艺术系教师邵春田来信认为， 高教《艺术概论》“系统性强，见解新。”（1991. 10.）（3）天津师专教师王景艺来信认为， “当今世界的艺术确实呈现着多元的、多层次的发展。不言而喻，新《艺术概论》在当前中国艺术实践中，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1990. 8）（4 ）武昌湖北经济管理大学应用美术系学生肖鹏来信反映：该大学艺术理论课程已采用此书，“我们的老师给这本书以高度的评价！谢谢您为我们主编了这么好的教材。”（1990. 9.）众多读者来信中表示，新型《概论》把原来觉得枯燥乏味的理论说教变成了启发智慧、丰富多采的美学殿堂。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推荐，专家的评语，也给与《概论》书作者以巨大支持和鼓励：高教出版社文科编辑室推荐《概论》为近年出版的文科优秀教材，指出：“这部教材的封面设计和附图都很新颖，内容也很有特色，自问世以来深受欢迎。这部书不仅在内容上有可读性，而且附图有保存价值，封面设计又有欣赏价值，故各界人士争相购买，两年来重印5次。 ”关于“本书特点”，文编室也给与高度评价：“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艺术论的基本观点，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近年来中外艺术理论的新成果，对艺术的规律和特点有较深刻的分析，突破了原有艺术理论教材的框子，在内容和体例上都有所创新。”（1991. 7.）专家评语，精谨审慎，指出作为一部学术性强的基础理论专著性教材，它所具备的严密性、开拓性和大胆探索的品质。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黄翔鹏教授评论说：“作为一部教材，它突破了过去那种单纯采用理论思维的叙述方法，较多地从感性入手，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于具体论述之中，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优点。”“在理论的系统性方面，本书为了博采艺术论研究中的众多成果，创新使用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章节结构，颇利于教学工作中藉以拓宽学习者的理论知识与艺术眼界。”中央美术学院李树声教授评论说：“这本《艺术概论》与以往主要是探讨它律理论的著作不同，它着重于探讨艺术本身内部规律――这是它的一大特点。”“主编孙美兰教授及其写作组，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着重在东西方艺术比较中探索艺术的发展规律，尽可能地汇集了各种艺术思潮冲撞中具代表性的不同观点，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加以剖析论证，得出清晰的结论，这是一次新的探索。”“该书以古今中外名作为图例进行具体分析，以音乐、美术为主线、旁及戏剧、舞蹈、建筑、电影多种艺术门类，涵盖面大，显示出作者的知识丰厚，修养渊博，做到了理论和艺术实践的统一。”“该书很多章节的分析深入浅出，配图多是美术界众所瞩目的代表作。作者对美术界历来反复发生的矛盾症结十分熟悉，在书中回答了共同关心的艺术美学和创作实践中一些重要问题。既适应普及艺术理论教育的需要，又具有高层次的学术水平。”中央戏剧学院邓世还教授，在成书之前草拟提纲阶段和写作全过程中，都给予了热情关注，提出具体建议并积极协助。她曾以长信方式提出理论设想和一些宝贵意见。成书后，又第一个写出书面评论，发表于《文艺研究》――“研究之窗”。（1990. 5期）邓世还教授评论说：“《艺术概论》的新意，体现在它采取了一个新的角度来阐述艺术的规律性”。“在体例上，以艺术的本体论为核心来建构教材的理论体系”。“在内容上，各章的论述都贯穿了艺术掌握世界的主体性这一规律性特质”。又指出，本书艺术理论体系构成的特点之一，“是它纵向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的优秀传统；横向吸收了现代西方艺术理论的积极成果，并在东西方造型美学体系的对照比较中阐释艺术创造的规律性”。最后，她肯定本书的另一个长处，是在考察艺术的起源、发展与社会功用等方面的规律时，强调了艺术诸多的社会功用只有在其审美功用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下，才能完成。但是如果只看到艺术的审美功用而忽略了它的认识、教育、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功用，实质上就是取消了艺术可能发挥的多方面社会影响，从而也就大大降低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削弱了艺术的时代使命，这既不利于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不利于艺术自身的提高、繁荣”。――这些评论深入浅出，是中肯的，也是切中时弊的，意在引导读者贯穿地、全面地领悟本书艺术理论体系构成中跃动着的基本美学思想和召唤艺术新天地的时代精神。孙幼兰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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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MEASUREMENT TE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4 1999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的电路设计吕俊芳+啊∨司 陈巍摘 要 详细介绍了光电感烟火探测器电路的各部分工作原理和设计要点。该电路具有用μA级电流驱动mA级器件工作的特点，有抗干扰电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火灾报警的可靠性；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及很大的实用价值。关键词 光电感烟 火灾探测器 电路设计Circuit Design of Photoelectric Smoke－Sensing Fire DetectorLu Junfang,Pan Jun,Chen WeiAbstract The operation principle and key design points of every part of the circuit of photo－electric smoke－sensing fire detector are presented in detail.This circu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using microampere current to drive the milliampere device.And it has the anti－jamming circuit,so that the reliability of fire alarm is increased.Thus this paper has great value in theory and practice.Key words Photoelectric smoke－sensing,Fire detector,Circuit design.火灾的探测是以物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现象为依据，实现早期发现火灾。感烟式火灾探测器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普遍、数量最多的探测器。据了解，感烟式火灾探测器可以探测70％以上的火灾。感应式火灾探测器又可分为离子感烟式和光感烟式两种，从发展趋势来看，光电感烟式已越来越受到用户的欢迎，它已广泛用于图书馆、档案资料馆及高层的民用建筑上，同时也用于航空、航天飞行与空间站上。本文对光电感烟式火灾探测器进行了分析，重点介绍该探测器的电路设计。1 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工作原理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分为减光式和散射光式，分述如下：1.1 减光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该探测器的检测室内装有发光器件及受光器件。在正常情况下，受光器件接收到发光器件发出的一定光量；而在火灾时，探测器的检测室进入了大量烟雾，发光器件的发射光到烟雾的遮挡，使受光器件接收的光量减少，光电流降低，探测器发出报警信号。原理示意图见图1，目前这种形式的探测器应用较少。1.2 散射光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该探测器的检测室内也装有发光器件和受光器\}图1 减光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原理图件。在正常情况下，受光器件是接收不到发光器件发出的光的，因而不产生光电流。在火灾发生时，当烟雾进入检测室时，由于烟粒子的作用，使发光器件发射的光产生漫射，这种漫射光被受光器件接收，使受光器件的阻抗发生变化，产生光电流，从而实现了将烟雾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的功能，探测器发出报警信号。原理示意图如图2。作为发光器件，目前大多采用大电流发光效率高的红外发光管，受光器件多采用半导体硅光电管。受光器件阻抗是随烟雾浓度的增加而降低的，变化曲线如图3所示。烟浓度以减光率表示，单位m，即每米内光减少的百分数。2 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的电路设计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的电路原理图如图4所示。图2 散射光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原理图图3 受光器件阻抗随烟浓度变化曲线图4 电路原理框图对该探测器的设计除了符合国际要求外，我们还要求探测器在正常监视状态下工作电流不大于100 μA，探测器的电源为24 V直流电压，探测器的输入阻抗为240 kΩ，呈高阻状态。在报警时，工作电流不大于80 mA，并等效于一个7 V左右的稳压管，呈低阻状态。因此，探测器静态功耗很小，同时也有利于区别探测器的两种不同工作状态，以便与座电路相匹配，实现频率的远距离传输。2.1 倒相电路(图5)图5 倒相电路按国标规定，探测器输入24 V直流电压。桥式倒相电路的优点在于接入电源时不必分正负端，可以随意接入电压的两根线，而输出是有确定极性的＋E电压，给施工安装带来很大方便。2.2 稳压、限流电路(图6)图6 稳压、限流电路上电后，Q1、Q2均处于导通状态，形成I4电流对C2充电。由于R1和R2阻值的选择使I4电流较小，C2取值又较大，所以B点电位缓慢上升。此时，Z1处于不稳压状态，I2很小。由于Q2导通，A点电位随B点电位上升而上升。当A点电位上升到Z1管的稳压值附近时，Z1管的动态电阻增大，I2电流突然增大。在这瞬间，I1电流基本稳定，这样I3电流相应减小，Q1、Q2相继截止，C2开始放电。经过一段时间后，B点电位下降，当B点电位降到一定值时，Q1、Q2又重新导通，I3逐渐增大，I2减小，使Z1管又处于不稳压状态。如此周而复始，Z1管间隙工作在稳压点附近。B点电位虽略有起伏，但还是较为稳定。B点电压波形见图7。图7 B点波形图2.3 振荡电路(图8)图8 振荡电路由NPN型Q3管，PNP型Q4管与阻容反馈支路C3、R4构成一个无稳态振荡电路。当B点电位达到某一值时，通过偏置电阻R3使Q3导通，从而在R4上建立偏置电压，高速开关管Q4迅速导通，C点电位升高。从C点流出I5、I6电流，I6用于驱动接收放大电路，I5则通过阻容正反馈回路C3、R4流入Q3的基极，巩固Q3的导通。当C3充电到一定值时，将D点电位下拉，Q3截止，Q4也相应截止。当B点电位又上升到某一值时，Q3、Q4继续导通，形成一个无稳态振荡电路。C点电压波形如图9所示。图9 C点电压波形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3 s低电平期间，电容C2在存储能量，只在100 μs内释放能量，从而实现了探测器在正常监视状态下平均工作电流为100 μA，呈高阻状态。我们也曾尝试,采用CMOS时基电路7555取代振荡电路，可以得到图9的波形。但由于该芯片本身有一定静态功耗，另外它没有储存能量的功能，总工作电流为几个mA，不附合技术条件的要求。2.4 接收放大电路(图10)图10 接收放大电路从图中看出光电转换是由红外接收管PE完成。PE与红外发光管LED相匹配，波长均为900 nm。PE由B点供电，一直处于导通状态。LED由F点脉冲供电，所以为间断的。当有烟雾时，PE应该接收到LED的发光信号。对LED采用脉冲供电方式，除省电外，还有抗瞬间尖峰脉冲干扰的作用。光电管PE接收到信号后送运放A1(3140)的同相端，A1在此作比较器用，A1的反相端接的R10与可调电阻R11，可以根据探测器所需的不同灵敏度调节P点电位。A1输出电压UH直接送抗干扰电路。运放A1的电源也是由F点供给脉冲电压，平均耗电极少，这就是为何μA级电流能驱动工作电流为mA级的器件的原因所在。2.5 抗干扰电路(图11)A2、A3连成了计数器形式，当连续两次收到接收放大电路输出的正脉冲信号时，Q2输出一个确定的火灾信号，否则认为是干扰而不处理，所以，该电路对瞬时及短时易过性的干扰有较强的抑制作用。R14、R15、C7组成了一个积分电路，在第一个正脉冲到来后，若没有连续收到第二个正脉冲，则将计数器复位。A2、A3的电源由B点电压供电。2.6 报警接口电路(图12)在抗干扰电路未输出正脉冲的火警信号时，可控图11 抗干扰电路硅的控制端为低电平，可控硅不导通。当正脉冲到来时，可控硅的控制端为正脉冲触发，可控硅导通，Z3稳压管开始工作，电压E被稳定在7～8 V左右，报警电流增至几十mA，探测器呈低阻状态，符合技术条件的要求。另外，Z4、R17组成的抗干扰电路，这样,低于火警信号电压幅值的干扰信号就不能使可控硅触发。图12 报警接口电路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总电路图如图13。1)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的电路有其自己的特色，它解决了用μA级电流驱动mA级器件工作的难点，在解决其它类似问题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该电路设有抗干扰措施，提高了火灾报警的可图13 总电路图靠性。3)该电路采用的元器件均是市场上通用的，成本低，也适合以后电路集成之用。作者简介：＋54岁 女 副教授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302教研室，北京市，100083参考文献1.国家标准局.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技术要求及实验方法(GB4715―84)，19852.边久荣.火灾探测器的分类与原理.消防技术与产品信息.1991,增刊收稿日期：1998-08-12收稿，1998-10-10收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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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学报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1999年 第19卷 第1期 Vol.19 No.1 1999界面在钛合金燃烧过程中的作用赵永庆 周 廉 邓 炬摘要： 高推重比航空发动机中的钛火在燃烧过程中燃烧界面对钛合金燃烧行为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钛合金燃烧产物与空气的界面及产物内部因膨胀系数、P-B比不同等原因，均严重开裂、多孔，不能阻止燃烧的持续进行。纯钛和TC4合金燃烧产物与基体的界面也如此，而Ti40阻燃钛合金的燃烧产物与基体的界面致密，界面产物是稳定的具有保护作用的Cr2O3，可阻止空气中可燃气体氧向基体内扩散，降低合金的燃烧速度。以此为基础提出了阻燃钛合金的中断氧输送阻燃机理。关键词： 阻燃钛合金； 界面； 阻燃机理； 钛合金燃烧中图分类号：TV2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053(1999)01-0029-05Role of interface in burn of titanium alloysZHAO Yong-qing ZHOU Lian DENG Ju(Northwest Institute for Nonferrous Metal Research, P.O.Box 51 Xi′an, Shanxi 710016, Chian)Abstract： Titanium fire found in advanced aircraft engines has attracted interesting attentions.Influences of interface on the burning behavior are important.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burning products and air is cracks and porous,which can not retard oxygen diffusion into the matrix and the burn.The interface between burning products and matrix for C.P.Ti and Ti-6-4 is also cracks and porous,however the interface of Ti40 alloy is tenacious,which is in the form of Cr2O3,and this product can retard oxygen diffusion into the matrix and reduces the buning velocity.Thereby burn resistant mechanism of suspending oxygen diffusion is put forward.Key words: burn resistant titanium alloys; interface； burn resistant mechanism; titanium burn钛合金因其优异的综合性能在航空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高性能航空发动机中钛火促进了阻燃钛合金的发展。90年代初，美、俄、中相继报道了研制的Alloy C［1，2］，BTT-1/BTT-3［3］及Ti40(Ti-25V-15Cr-0.2Si)［4］和Ti14［5］阻燃钛合金，钛合金的燃烧行为也引起了钛科学工作者的重视，这方面也已有资料报道［6］。在这些报道中均没有涉及钛合金燃烧界面问题，而界面行为是钛合金燃烧机理研究和阻燃机理研究的基础。本文针对常规钛合金及Ti40阻燃钛合金在燃烧过程中的界面行为进行研究。1 研究方法试验用纯钛和TC4合金为工业生产的2mm厚板材，Ti40合金为自制2mm厚板，将3种钛材加工成50mm×5mm×2mm的试样，采用DCSB燃烧法［7］点燃钛合金，即在一定电压、电流条件下，空气中点燃钛合金一定时间(本文中点燃时间均为50s)。燃烧后，用SEM和EDAX研究分析燃烧产物与气体的界面、燃烧产物内部及燃烧产物与基体的界面。2 结果与分析2.1 燃烧产物与气体的界面及燃烧产物内部图1为纯钛、TC4和Ti40合金燃烧产物与气体的界面形貌,图2为TC4合金燃烧产物内部形貌。3种钛材的界面均严重开裂，呈多孔疏松状，TC4合金产物内部亦如此。这是因为燃烧产物间的热膨胀系数、P-B值［8］等不同产生了较大内应力所致［6］。经X射线衍射分析表明，纯钛的燃烧产物主要是TiO2；TC4主要是TiO2，Al和V氧化物；Ti40合金主要是TiO2和V的燃烧产物，含有合金元素Cr的Ti40合金产物中并不存在Cr的氧化物［6］。开裂多孔的界面和内部形貌不可能阻碍可燃气体氧向基体内扩散，也就不可能阻止钛合金的燃烧。图1 纯钛(a)、TC4(b)和Ti40(c)合金燃烧产物与气体的界面形貌Fig.1 Interfacial images between burning products and air(a)C.P.Ti; (b)TC4; (c)Ti40图2 TC4合金燃烧产物内部形貌Fig.2 Internal images after TC4 burn图3为TC4和Ti40合金燃烧产物与空气界面的半定量EDAX分析结果。TC4的界面主要是Ti,V,Al元素的氧化物，Ti40合金主要是Ti和V元素的氧化物，在Ti40产物界面并不存在合金元素Cr的氧化物，这与X射线衍射分析结果一致。合金元素V和基体Ti在界面及内部的大量反应，有可能引起合金元素Cr的产物在某些区域聚集。图3 TC4(a)和Ti40(b)合金燃烧产物与空气界面的EDAX分析Fig.3 EDAX of interface between burning products and air(a)TC4； (b)Ti402.2 燃烧产物与基体的界面图4为纯钛、TC4和Ti40合金燃烧产物与基体的界面形貌。纯钛和TC4的界面仍有大量裂纹、多孔疏松，如同燃烧产物与空气的界面，不可能阻碍空气中的氧向基体内扩散，二者的燃烧持续进行，它们的燃烧速度较高(图5)。而Ti40合金的产物与基体的界面是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有可能阻止氧向基体内扩散，关键是该物质是否稳定。图6为TC4和Ti40合金燃烧产物与基体界面的EDAX分析结果。TC4的这一界面分析结果如同图3a中界面的分析结果，均为Ti，V，Al的氧化物。而Ti40合金产物与基体界面大量富积Cr，与图3b中界面分析结果明显不同，这富积的Cr以其最稳定的氧化物Cr2O3形式存在。图4中密集的产物就是Cr2O3。Cr2O3在燃烧过程中有保护作用［6］，可阻止氧向基体内扩散，降低合金的燃烧速度(图5)，使合金表现出良好的阻燃性能。由此提出阻燃钛合金的“中断氧输送”阻燃机理［8，9］：钛合金持续燃烧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空气中的氧持续不断地通过燃烧产物与气体的界面、产物内部和燃烧产物与基体的界面扩散到基体内部，若在燃烧过程中因某些原因产生了某种致密、稳定的物质，阻碍了氧向基体内扩散，阻止燃烧反应的持续进行，降低合金的燃烧速度，可使合金表现出良好的阻燃性能。Ti40合金燃烧过程中产生的Cr2O3就是这样一种产物，使该合金有良好的阻燃性能。图4 纯钛(a)、TC4(b)和Ti40(c)合金燃烧产物与基体的界面形貌Fig.4 Interfacial images between burning products and matrix(a)C.P.Ti; (b)TC4； (c)Ti40图5 DCSB法测得的几种钛合金的燃烧速度Fig.5 Burning rate of different titaniumalloys by DCSB method3 结 论(1)钛合金燃烧产物与空气的界面及产物内部开裂多孔，不可能阻止空气中的氧向产物内及基体内扩散。(2)纯钛和TC4合金燃烧产物与基体的界面亦开裂多孔，而Ti40合金燃烧产物与基体的界面是致密、稳定的Cr2O3氧化物，可阻碍氧向基体内扩散，降低合金的燃烧速度，并由此提出阻燃钛合金的中断氧输送阻燃机理。图6 TC4(a)和Ti40(b)合金燃烧产物与基体界面的EDAX分析结果Fig.6 EDAX of interface between burning products and matrix(a)TC4; (b)Ti40注释：基金项目： 国家计委“九五”攻关项目(计国防95-YS-017)作者简介： 赵永庆(1966-)， 博士， 研究员作者单位：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西安 710016参考文献：［1］Eylon D.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eta titanium alloy.JOM,1994(6):14～15［2］Boyer R R.An overview on the use of titanium in the aerospace industry.MaterSci Eng,1996,A213:103～114［3］赵永庆，赵香苗，朱康英等.阻燃钛合金.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1996(5)：1～6［4］赵永庆，朱康英，赵香苗.一种含V，Cr和Si的阻燃钛合金.中国专利，97 1 12303.9［5］赵永庆，赵香苗，朱康英.一种含Al，Cu和Si的阻燃钛合金.中国专利，97 1 12302.0［6］Zhao Y Q,Zhou L,Deng J.Burning behavior and burning morphologies of titaniumalloys.In:Zhou L,Eylon D，ed.Proceedings of Xi′an International TitaniumConference.Xi′an,1998.696～701［7］赵永庆，周廉，王笑.一种钛合金燃烧速度的检测方法.中国专利.98 1 01281.7［8］Zhao Y Q,Zhou L,Deng J.Burn resistant behavior and burn resistant mechanism ofTi40 alloy.In:Zhou L,Eylon D,ed.Proceedings of Xi′an International TitaniumConference,Xi′an ,1998.541～546［9］赵永庆，周廉，邓炬.Ti40合金的阻燃机理研究.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1999(2)收稿日期： 1999-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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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820 【原文出处】江苏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199904 【原刊页号】186～187 【分 类 号】F22 【分 类 名】乡镇企业与农场管理 【复印期号】199908 【 标 题 】完善和发展“苏南模式”的必由之路 ――苏南地区个体私营经济理论研讨会综述【 作 者 】黄胜平/马奇凡/刘韶岭 【作者简介】黄胜平、马奇凡、刘韶岭，江苏省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江南论坛》杂志社编辑 【 正 文 】 “苏南地区个私经济理论研讨会”于1999年5月19日至22 日在无锡隆重召开。这次研讨会是由苏锡常镇四市社联、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无锡市工商局和《江南论坛》杂志社等七个单位共同主办。来自江苏省委和苏南各市党委宣传系统、工商和金融等政府职能部门、社科研究院所、高校及实业界的代表7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主题，畅所欲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讨了苏南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问题。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大力发展苏南个私经济必须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和新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发展个私经济的自觉性就全国范围来讲，苏南是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区域之一，但在这一地区内，生产力也呈现出多层次性。在这样的条件下，个私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并存就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此外，今天的个私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外部环境下生存、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个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受到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影响：①它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尽管个私业主的主观目的是赚钱，但在客观上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否则，它就无法生存和发展。②它必须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和监督，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必然受到追究和惩处。③它必须接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引导，在价格、信贷、产业发展方向和用工等方面，按照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要求，开展经济活动。因此，个私经济成为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当前，苏南各级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及社会各界要对个私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全新的认识，加大舆论宣传的力度，树立新“三论”：一是“适应论”。即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来看，个私经济的发展不是多了，而是刚刚开始。因此，发展个私经济是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国情的需要。二是“组成论”。要深入宣传个私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明确个私经济现在在我国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越来越多人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它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长期论”。要广泛宣传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使全体社会成员包括个私业主明确，发展个私经济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政策，决不是权宜之计，以消除人们的思想顾虑。二、大力发展个私经济，促进所有制结构调整，才能使“苏南模式”得到完善和发展苏南是我国乡镇企业的发祥地，以“三为主一共同”（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镇企业为主，以市场取向为主，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为主要特征的“苏南模式”，对冲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打破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改善所有制结构，优化经济基础，激发市场竞争力，促进苏南经济崛起功不可没。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苏南模式”的弊端和弱点逐步暴露出来。其弊端表现为：乡镇企业虽依靠市场起家但又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胎记”，对政府依赖性极大，成为乡镇政府的附属物，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很模糊，组织形式和经营形式不够多样化，机制运行举步艰难，不能真正做到自我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逐步失去优势。其弱点表现为：集体所有制由于过于集中，一个模式，孤军作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生产力不相适应，制约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充分竞争，活力不强，生命力衰弱。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单一经济成分难于形成充满活力的竞争机制，只有形成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公平竞争的多元化经济成分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的优势和创造性，使整个经济充满旺盛的活力和生机，达到生产力的最佳发展。近几年，“苏南模式”虽然经过一定程度的改革，所有制结构有所改善，但“纯度”还相当高，公有制比重仍过大，个私经济还比较弱小，还不足以成为苏南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个私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对发展市场经济具有先导作用，是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重要力量。因此，苏南经济要想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当务之急是加快乡镇企业改革，为个私经济腾出发展空间，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市场主体结构，为“苏南模式”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三、制定政策，完善管理，营造苏南个私经济有序发展的运行环境目前，个私经济与其它性质的经济在政策法规方面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很不利于其发展壮大。为此，必须从政策法规上给个私经济与其它性质经济一样的“国民待遇”，确立它们的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保障它们的合法权益，真正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良好环境。1.在审批程序和经营范围上，要进一步放开限制，简化办证、办照手续。除国家、省、市明令禁止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从事的行业和经营的商品外，均允许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合法经营。进一步放宽个私经济从业人员范围和从业条件。2.在经营场地上，政府应将市场建设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经营场地相结合，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统筹解决。需要租用或征用土地建厂建店的，规划、土地、计划、城建等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项目审批和土地租用、征用手续。涉及到城市建设、道路拆迁的，政府应妥善解决，并且要强化环境建设，根据需要，结合本地实际开辟私营经济园区，为个私经济提供良好的经营场所。3.在税费征管上，要严格规范税费征管。除国家和省政府明文规定的税费外，严禁任何部门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可以设立收费明细卡制度，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主对收费项目和标准一目了然，有权拒绝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4.在融资上，要建立适应个私经济特点的贷款担保和资产保全办法。一是对小规模经营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增加小额存单抵押贷款的总额。二是银行与个私企业签订存贷挂钩协议，按一定的存款积数配置贷款，同时以贷款人的财产作抵押，财产抵押控制在抵押资产的50％以内。三是建立个私经济贷款提保基金。由工商联、个协、私协牵头筹集私营经济贷款担保基金，为一些无质押品、财产抵押条件又不具备的个私企业贷款作抵押担保。银行对抵押担保实行总额控制，贷款总额不超过抵押担保基金的80％。担保基金在银行开户，贷款到期不还的，银行直接从基金中扣收。四、加强引导，大力推进，促使苏南个私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苏南的个私企业从构成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原有的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二是一些原挂靠集体、国营企业的“真个体，假集体”脱掉“红帽子”的个私企业；三是随着产权制度改革和招商引资，涌现出的一批新个私企业。在私营企业中，一批随市场经济体制应运而生的原生型企业，多年来经受了市场经济风浪的摔打和磨炼，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和自我发展力，已成为当地个私企业的领头雁。但大多数个私企业存在着重积累轻投入，重生产轻科技，重市场轻管理等问题，以致规模不大，水平不高，名优品不多，发展不快。因此，苏南各级政府需依据市场规律，实施对个私企业的引导，重点抓好几个方面：1.引导个私企业向科技型、外向型、规模化发展。一是及时进行经济信息引导，引导个私企业科学决策，少走弯路，力避重复投资和无效投资，把企业发展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二是引导个私企业积极参与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购买、租赁、兼并国有集体企业，迅速扩大经营规模，逐步向科技型、规模化、集团化方向发展，使个私企业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2.引导个私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引导个私企业突破小作坊、小本经营、家庭化管理的原始格局，向社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重点是引导个私企业完善企业组织形式，加强企业自身建设，实现制度创新，为推进资本经营，筹集社会资金，提高管理水平，降低经营成本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3.引导个私企业把经营重点转移到第一、二产业上来，改变个私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状。要根据工业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间产业布局的调整而引起的市场变化，采取减免税费等多种优惠政策，引导个私企业大力发展为城市大工业配套的技术型的加工业、服务业。同时，要把发展个私经济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转移剩余劳动力，加快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引导个私业主发展大农业，振兴农村经济。4.引导个私业主个人资本正确投向。随着个私经济的不断发展，其资本积累也不断增加。这些资本积累既是个人财富的增加，也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个私业主将资本积累用于不断扩大再生产，以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责任编辑】平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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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5期 Vol.17 No.5 1999抗除草剂作物研究进展张丽萍 张贵云摘要 综述了基因工程在培育抗除草剂作物品种中的应用和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在抗除草剂作物方面的发展现状，并探讨了抗除草剂作物研究的意义和前景。关键词 抗除草剂 研究进展近十余年来，随着生物技术，特别是DNA重组技术的发展，抗除草剂作物研究有了很大发展。1 除草剂抗药性遗传学基础开展作物对除草剂的抗性遗传研究，为除草剂抗性品种的选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是把除草剂的耐药性或抗药性基因导入种质，并期望能获得除草剂抗性品种的必由之路，它将会大大促进作物品种或品系的迅速发展。1.1 除草剂耐药性遗传大麦对除草剂的耐药性遗传表现出对燕麦灵具有不同的敏感程度，这反映了它们的遗传学差异。燕麦灵处理后，不同的大麦品种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绿症状，这是由一个具有独立遗传性状的隐性基因控制的；而且对顶端抑制剂的抗性表现为数量遗传性状［1］。Grogan在玉米对阿特拉津(atrazine)抗性的遗传学研究中，首先采用了特别敏感的近交系，发现这种敏感程度是有条件地受到单隐性等位基因的控制。接着是利用移位种系把这个基因转移到玉米上。研究发现，这个控制敏感性的基因可能位于第八条染色体上的长臂上。1.2 除草剂的抗性遗传Solymosi利用子叶作为核靶标研究了西风古对三氮苯抗性的遗传学特性，并观察到其母本为单亲遗传［2］。Casauez等用龙葵的三氮苯类抗性生物型与敏感性生物型进行互交试验，结果F1和F2代均表现出对三氮苯的抗性，属母性遗传［3］。2 基因工程在培育除草剂抗性作物品种中的应用1985年，Comai将沙门氏杆菌(Salmonella)的aroA突变基因转移到烟草上，首次获得了抗草甘膦的转基因植物［4］。1986年，Tachibana报道，草丁膦抑制细菌和植物的氨基酸生物合成酶谷酰胺合成酶(GS)［5］。1988年，Haughn通过基因转移手段已将变异植株的ALS基因引入烟草，这一转基因植物产生了对除草剂的抗性［6］。由中国科学院朱立煌，周佩珍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岳绍先等组成的作物抗除草剂基因工程协作组从阿特拉津的龙葵植物中提取出了抗性基因，将其导入大豆叶绿体基因组中获得了转基因的大豆植物，并证实抗性基因可传递到后代［1］。在实际应用中，以基因工程进行抗除草剂作物的研究，主要有三条途径。其中包括对除草剂作用位置的结构改变，基因放大和受体位置的过度暴露，以及除草剂脱毒基因的引入［7］。3 跨国公司在抗除草剂作物方面的发展现状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上许多公司已开发了不少耐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其中尤以孟山都公司最为活跃，而Calgene、Dekalb、Pioneer、Hi-Bred、艾格福、汽巴和杜邦公司也积极参与。孟山都(Monsanto)公司是开发基因工程种子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公司。开发的项目如：①适应草甘膦大豆，对灭生性除草剂草甘膦有高度耐受性，叶部喷洒可以防一年生及多年生阔叶草及禾本科杂草。1997年进入市场，主要在阿根廷和巴西，约有300～400万hm2种植该品种。②适应草甘膦油菜籽，是一种耐受草甘膦的油菜籽品种，可用来作茎叶处理，1997年在加拿大商品化，之后进入欧洲市场。③适应草甘膦棉花，1997年试销2.5万hm2。④适应草甘膦玉米，1998年在美国和加拿大销售。⑤适应草甘膦甜菜，1997年在欧洲公开试验，预计1999年进入市场。杜邦公司，通过基因转移技术，培育出对磺酰脲类除草剂具有很好耐受性的STS大豆种子。1997年有250～350万hm2的市场。艾格福(Agrewo)开发的项目如：①自由系列油菜籽，是一种基因工程的杂交油菜籽，主要特征是抗铵草灵，可以作茎叶处理，因为作物中含有抗此除草剂的基因，1997年播种面积达50万hm2。②基因工程杂交玉米，表现出很强的抗铵草灵特性，可以作茎叶处理。1997年在美国播种面积达约40万hm2。③基因工程杂交大豆对铵草磷具有高度耐受性，所以可以作茎叶处理。约于1998年进入市场，以后进入巴西和其它国家。美国氰胺公司开发的抗除草剂作物：IMI玉米是一种基因工程的杂交玉米，对咪唑啉酮除草剂有高度耐受性，可进行叶部喷洒施药。该品种1996年商品化，1997年有130万hm2的市场。BASF公司开发的抗除草剂作物：SR玉米，对稀禾定有高度耐受性，所以可以作芽后喷洒之用，以防治所有的禾本科杂草。该品种1996年商品化，一年后约有40万hm2的市场［8］。4 抗除草剂作物研究的意义及前景抗除草剂作物的培育成功，具有多重意义：①为除草剂开拓了广阔的市场。②大大降低除草费用。以大豆除草为例，在美国一般每hm2用除草剂的费用为74美元，若在抗草甘膦的大豆地用草甘膦除草，每hm2仅30美元。③培育抗除草剂作物的研究，为解决杂草抗性找到了有效的方法［9］。目前世界上已开发出30多个抗除草剂品种，随着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此方面的研究将有广阔的前景。5 讨论当杂草和除草剂抗性作物亲缘关系接近时，通过自然杂交，基因可以从除草剂抗性作物流入亲近的杂草。因此在作物种植区如果存在有亲近关系的杂草，则不应该把除草剂抗性基因导入该作物。对除草剂抗性作物的使用应十分谨慎小心，要避免抗性作物剩余的种子贮藏在土壤中进入下季，例如，玉米可以成为大豆田的杂草等。作者单位：山西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 044000参 考 文 献1 黄建中等. 农田杂草抗药性.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262～2632 Solymosi P,1981,Inheritance of herbicide resistance in Amaranthus retroflexus. Noven foermeles,30:573 Gasquez J Etude de la transmsison de al resistance chloroplastique aux triazines Chez. Solanum nigrum C R Acad.Sic.(paris) Sec.,1981,292:844 Comai L.Facciotti D.,Hiatt W R, Thompson G,Rose R E,Stalker D M,Expression in plants of a mutant aroA gene from Salmonella typhimurium Chfers tolernce to glyphosate. Nature,1985,317:741～7445 Tachibana K, Watanade T, Sekizawa T, Takematsu T, Action mechanism of bialaphos.II.Accumulation of ammonia in plants treated with bialaphos J pest.Sic.1986,11:33～376 Haughn G W Smith J, Mazr B.Somerville C, Transformation with a mutant Arabidopsis acetolactate synthase gene renders tobacco resistant to sulfonylurea herbicides. Mol.Gen.Genet.1988,211:266～2717 刘长令，汪灿明编译. 芽后除草剂的研究进展. 农药译丛，1998，20(4)：23～248 李宗成. 国外农药研究动向. 农药，1998，37(1)：3～49 任不凡等. 草甘膦及其研究进展. 农药，1998，3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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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研究RESEARCH OF ENUIRONMENTAL SCIENCES1999年 第 12卷 第6期 vol.12 No.6 1999我国SO2排放总量控制方法探索与初步评估*杨新兴 高庆先 曲金枝 姜振远摘 要 介绍了我国SO2排放总量的控制方法以及大气网络输送理论在总量控制研究中的应用，并对大气SO2总量控制方法的研究结果做了初步评估，给出了我国2010年SO2排放总量控制的目标(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的大部分地区除外)。关键词 二氧化硫 大气污染 大气输送 总量控制The Exploration and Initial Assessment of Total Amount Control Method for SO2 Emission in ChinaYANG Xinxing GAO Qingxian QU Jinzhi JIANG Zhenyuan(Research Center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EPA,Beijing 100012)Abstract The total amount control method for sulphur dioxide emission in China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transporation theory for atmosphere were describ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otal amount control method for sulphur dioxide emission were assessed initially. The total amount control target of sulphur dioxide emission in China was provided for the year 2010,excluding the most areas of Gansu,Xinjiang,Qinghai and Tibet.Keywords Sulphur dioxide; Atmosphere pollution; Atmosphere transportation; Total amount control为落实国家“九五”环境保护目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了《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和《“九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其中二氧化硫被列为必须实施总量控制的最重要的12种污染物之一。控制大气污染的基本方法有3种，即：①浓度控制法。该方法是通过控制污染源排放口污染物的浓度，减少大气排污量；②P值控制法。该方法是通过调整污染源排放高度(烟囱)和排放量，降低近地面大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它对控制民用小污染源(小烟囱)没有效果，这种方法与国外的K值控制法类似；③总量控制法。该方法的基本含义是：为确保在给定区域内实现国家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根据环境科学基本理论计算出该区域所允许某种污染物排放的总量，并将其合理分配给该区域内的每一个排放源，每一个排放源只允许排放在总量控制下所分到的污染物排放数量。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大气污染治理历程基本相同，即浓度控制→P值控制(K值控制)→总量控制。我国已经实行过浓度控制和P值控制。目前，仅对排放源采用浓度控制法和P值控制法已不能保证对大气环境质量的控制。为此，实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已迫在眉。1 实施总量控制的理论基础在80年代，我国环境科学工作者提出环境容量与环境背景值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创建了污染物排放的局部总量控制法，较好地解决了局部地区的环境质量控制问题。但是，全国范围内的总量控制问题尚未解决。大气环境容量和大气输送理论是国家“七五”和“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在环境背景场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它们将是研究全国总量控制方法问题的理论基础［1～4］。1.1 大气环境容量理论把给定地区的自然输送、稀释作用概率M(r|rs,τ)与污染物本身的化学和物理性质导致的清除概率N(τ)的特征，统称之为该地区的大气环境过程函数，其参变量由野外探测及室内实验得出。根据多年实际经验和论证分析证明［1］，大气环境容量是一个由两类自然参数和一类规划变量(包括地区规划与控制工程设计，环境区划与环境管理目标等)构成的概率性质的目标函数，并伴随费用最少的约束条件：伴随的约束条件：F(投资费用)→最小δ1(地区损失函数)=0δ2(地区开支函数)=0式中：Q――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a――表示某一种污染物；B――表示不同地区；αm――地区自然规律参数；βn――污染物的化学物理特性参数；γp――规划变量。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地区规划变量γp(属于人的主观社会活动)，若能完全适应给定地区的自然规律参数αm和污染物的物理化学特性参数βn(属客观的自然规律，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则可以实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最佳效益，即当规划变量γp适应αm，βn的规划控制时，求得Q=Q常坏宝i<p适应αm,αn的规划控制时，求得Q=Q′。可以证明得到Q>Q′，Q呈歉定地区效益最大的大气环境容量，为概率分布。控制方程的基本形式为：式中：C――大气污染物浓度；t――大气污染物扩散时间；u――主风向风速；v――横切风向风速；w――垂直风向风速；x――主风向污染物移动距离；y――横切风向污染物移动距离；z――垂直风向污染物移动距离；Vg――污染物沉降末速度；Kx――污染物在主风向的扩散系数；Ky――污染物在横切向的扩散系数；Kz――污染物在垂直向的扩散系数；q――某一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进而定义将L代入控制方程，得到：大气环境容量使用的控制方程为：该方程的解为不适定，即有解但不是唯一的，因此很适合解决环境问题。因为如果一个方程有多个解，则相当于存在多个环境控制规划方案。根据给定地区的实际承受能力及其约束条件，可以从中选择一个最佳方案。1.2 大气输送理论影响一个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的因子是很复杂的，仅仅使用大气环境容量理论还不能完全解决大气环境的总量控制问题，还必须引进大气输送理论。因为大气输送的尺度特征不同，即有大尺度输送(如复杂地区的区域性大气环境及其宏观规律)、中尺度输送(涉及大型工业城市排污及其城市发展建设)和小尺度输送(如小城镇的发展，山谷中的矿山火电站排污)，因而对大气污染物的扩散、迁移和转化的影响也不同。在影响大气环境的外界因子当中，气象要素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变化最大而且也最复杂。此外，地形条件也是影响地区大气输送的重要因子，特别在开发西南、西北地区的资源时，复杂的地形条件常常滞积着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因此这类地区的总量控制研究是最为复杂的。采用欧拉型大气污染输送方程［5］：式中：C――大气污染物浓度，此处指大气中的SO2浓度；Ke――扩散系数，包括水平扩散系数KH和垂直扩散系数KV；E――SO2向SO42-的转化速率；V――风速矢量；S――源强。为了研究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还必须揭示大气输送的气候序列问题，即既要考虑年际之间大气输送规律的差异，又必须研究时间序列的大气输送场的空间演变问题。研究发现，大气输送宏观规律具有正常年和异常年的分别，正常年为多数年，异常年为少数年；大气污染物的垂直输送，海岸带的海陆风等都是影响地区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子。因此，它们都是研究总量控制问题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大气输送理论的特征量，即输送参数，对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迁移及转化等过程影响很大。因此，掌握全国范围的输送参数及其季节性的变化规律，对于研究大气排放总量控制问题是非常重要的。2 全国大气SO2总量控制的计算方法全国大气SO2总量控制计算的基本过程是：①根据能源的消费数量，计算出SO2的排放数量；②以SO2空气质量的二级标准为约束条件，计算出大气的SO2排放容量，确定各个省(区)的大气SO2排放控制总量；③计算全国的大气SO2的排放控制总量。在排放控制总量的计算过程中，需要利用基本控制方程，大气环境容量理论和网络模型。2.1 基本控制方程考虑到研究和控制区域是我国的全部范围，因此选择球坐标下的大气污染物输送方程：式中：R――地球半径；θ――地球经度；φ――地球纬度；KH――水平扩散系数；KV――垂直扩散系数；S――源强；E――化学转化项；D――沉降项；σ――地形追随坐标；W――地形追随坐标下的垂直速度。地形追随坐标和地形追随坐标下的垂直速度表达式：式中：h――地形高度函数；H――对流层高度。模式分辨率：水平计算范围为73°～135°E，18°～55°N；水平网络距0.2°×0.2°；垂直计算范围从地面至对流层顶，网格不等距的分为11层，即：σ=0，0.012，0.04，0.06，0.1，0.2，0.3，0.4，0.6，0.8，1.0，距地面的高度大约为200，600，900，1 600,3 000 m。研究总量控制所需要的空气环境质量分布的计算方法，与大气酸沉降量的计算方法不同。大气酸沉降计算的是大气中的酸性物质以干沉降和湿沉降形式沉降到地表面的数量，模式计算网格取1×1；而总量控制则要求计算出作为人类活动空间的大气层的空气环境质量浓度，这一浓度与人类的生存环境，与人体的健康，特别是与人类的呼吸活动密切相关。因此，要求计算网格应当具有能够反映出城市范围的分辨率。在该项研究中，计算网格取0.2×0.2，即可满足这种要求。SO2的总量控制的约束条件取国家规定的SO2空气浓度二级标准，即年均值取0.060 mg/m3。2.2 计算方法根据0.2×0.2网格上的计算得到的SO2浓度数值，以及总量控制的约束条件，按照大气输送的网络模型中大气输送通道，采用容量计算法，导出各个区域内的已有的SO2排放源的必须减排数量以及该区域内的个别地区尚可增排的数量；然后进一步计算得到全国SO2排放的总控制数量。在该研究中，将排放源分为地面源和高架源(高架源主要是指燃煤发电厂)。SO2排放源资料采用文献［6～8］中提供的数据。3 我国SO2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根据上面介绍的计算原则和方法，笔者导出了各个省区以及全国的总量控制数量。我国各个省(区)及全国2010年的总量控制的数量在表1中给出。2010年全国预测SO2排放总量为3 830.80万t，控制数量为1 248.46万t，减排量为2 582.34万t。表1 2010年各省(区)SO2排放控制数量(混合源) 万t省(区)预测排放量减排量控制量说明河北191.36164.8126.55北京42.413.8438.57天津28.304.5823.73山西227.09172.5454.55内蒙202.70114.0488.66辽宁207.88138.1069.78吉林77.0558.0219.03黑龙江120.7580.9939.76江苏258.01203.7854.23上海45.60-17.1262.72浙江144.33122.1622.17安徽209.05177.8931.16福建68.9553.7215.23江西110.5990.1120.48山东323.18206.74116.44河南169.27150.1819.09湖北114.5888.4226.16湖南141.7891.8849.90广东154.42112.2942.13广西132.0277.3054.72海南5.113.681.43香港13.340.0013.34陕西204.57158.5446.03甘肃66.4938.8027.69只计算兰州宁夏15.506.4121.91新疆34.7817.3552.13只计算乌鲁木齐青海22.6618.693.97只计算西宁四川331.03257.2773.76贵州118.3742.9175.46云南49.4841.927.56西藏0.15-49.9750.12只计算拉萨台湾―――目前未统计合计3 830.802 582.341 248.46注：“―”表示未统计对于青海、西藏、新疆和甘肃，除西宁、拉萨、乌鲁木齐和兰州以外的其他地区，由于能源消耗的地区分布和数量等约束条件不清，在总量控制的计算中，暂时未考虑。4 我国SO2排放总量控制研究的初步评估在该研究中，对排放源进行计算的每一个网格的大小取0.2×0.2，也就是20 km×20 km的区域范围。将计算范围精确到20 km×20 km范围以内，取这样小的网格对SO2排放数量进行研究，这在以前还没有人做过。该研究采用反演的方法，首先计算出各个省(区)的SO2排放浓度，然后以国家规定的大气SO2浓度二级质量标准作为约束条件，计算出各省(区)应该削减的SO2排放数量，由此进一步导出各个省(区)和全国必须控制的SO2排放数量。根据大气输送理论，一个地区的污染物浓度，除受到本地源影响外，还可能受邻近地区或者较远地区的排放源的影响［5］。因此，为了控制大气中的SO2浓度，除削减本地源的SO2排放数量外，还必须考虑削减邻近地区或者较远地区排放源的SO2的影响。另外，根据大气网络模型，还可以找到影响一个地区大气污染物浓度的本地源和远地源的地理位置。计算所得结果仅为参考，且只适用于宏观决策，不适宜于每一省一市对号入座。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是在夏青教授和任阵海院士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96－911－05－01)作者简介：男，1941年生，副研究员作者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中心，北京 1000125 参考文献1 任阵海，姜振远，杨新兴，等.我国酸性物质的大气输送、沉降及省际间的相互影响.见：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中国酸雨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1997.75～96.2 任阵海，黄美元，董保群，等.我国酸性物质的大气输送研究.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攻关课题研究报告(85-912-01-03).北京：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1995.139～162.3 任阵海，陈复，柴发合，等.大气环境容量研究.见：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攻关课题研究报告(75-60-02-02).北京：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1990.4 任阵海，苏福庆.大气输送的环境背景场.大气科学，1998，22(9)：454～459.5 杨新兴，姜振远，任阵海，等.我国硫输送和沉降规律的研究.环境科学研究，1998，11(4)：27～34.6 杨新兴，高庆先，任阵海，等.我国SO2减排构想与经济分析.环境科学研究，1998，11(6)：13～15.7 于砚民，杨新兴.我国未来二氧化硫排放源的分布估测.见：陈复主编.环境科学与技术.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30～33.8 刘鸿亮，张远航，番自强，等.能源发展与生态环境.见：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咨询报告(97－00－01).北京：中国工程院，1998.1～2.收稿日期：1999－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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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2期 Vol.17 No.2 1999优质蛋白玉米(QPM)陈海林 陈 刚 Hardacre A K摘 要 本文阐述了优质蛋白玉米(QPM)的发展，潜在的营养价值，生化特性及遗传基础，育种途径，对食品玉米和饲料玉米的影响，以及CIMMYT在优质蛋白玉米研究中的独特作用。关键词 Opaque-2基因 高赖氨酸玉米 优质蛋白玉米玉米胚乳蛋白质含量低，氨基酸构成不合理一直是育种家努力改良的目标。这方面的试验最著名的是始于1896年美国Illinois农业试验站的玉米蛋白质连续选择试验。随后各地育种家开始了高优质蛋白玉米(High Quality Protein Corn,HQPC)的选育研究。1963年Mertz等人发现Opaque-2玉米的营养特性之后，又掀起一股高赖氨酸玉米(High Lysine Corn,HLC)育种的浪潮。修饰因子高赖氨酸玉米，即硬或半硬胚乳高赖氨酸玉米，首先被CIMMYT叫做Quality Protein Corn(QPM)以区别于传统的软胚乳高赖氨酸玉米，随之在世界范围内传开，在我国目前叫做优质蛋白玉米。近几年来，危地马拉、巴拉圭、厄瓜多尔、巴西、中国、南非以及美国等国家相继注册发放与普通栽培种产量相近或相等的优质蛋白玉米品种，从而引发对优质蛋白玉米的深入研究。Buckholt等人1992年的研究指出，尽管优质蛋白玉米与优质食品玉米对照相比质量特性稍低一些，但它完全符合食品工业对干法和湿法玉米加工的性能要求。并且由优质蛋白玉米所加工的食品具有无可比拟的香味和口感。玉米的食品消费，特别是快餐食品消费，都在逐年增加，饲料工业也对玉米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优质蛋白玉米可能引发一场玉米的质量革命。1 优质蛋白玉米的生化特性和遗传基础1.1 玉米胚乳蛋白的组成胚和胚乳是玉米籽粒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胚蛋白质量优越且含量相对较少，胚乳蛋白占到整个籽粒蛋白的80%左右。种子蛋白有几种划分方式：据SDS-PAGE流动性、溶解度、蛋白结构等。据溶解度划分方式，玉米胚乳蛋白可分为：清蛋白(溶于水)，球蛋白(溶于盐溶液)，醇溶蛋白(溶于高浓度乙醇溶液)和谷蛋白(溶于碱液)，上述各类蛋白所占比例为3%，3%，60%和34%，占大多数的醇溶蛋白一般不含或微含赖氨酸和色氨酸，而这两种氨基酸是人类和单胃动物所必需的氨基酸，这也是传统上玉米蛋白一直被认为是低质蛋白的原因。1.2 优质蛋白突变体及生化效应第一个被发现的高氨酸突变体是Opaque-2(O2)基因。随后，Floury-2(fl2)突变体，Opaque-7(O7)突变体,Opaque-6(O6),Floury-3(fl3)突变体,Mucronate(Mc)突变体，以及De-B30等突变体相继被发现。上述所有突变体都降低玉米醇溶蛋白在胚乳蛋白中的比例，从而相应提高赖氨酸、色氨酸的相对含量。在保持醇溶蛋白较高比例而寻找高赖氨酸基因的过程中，Nelson(1981)还发现了Opaque-7749和Opaque-7455(O11)等突变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只有Opaque-2突变体被应用于育种实践中。上述优质蛋白突变体可以改变四种主要贮藏蛋白在玉米蛋白中的相对份额。例如醇溶蛋白的份额可以被减少50%而同时使清蛋白、球蛋白和谷蛋白的份额增加，而在这三种蛋白的氨基酸构成中，赖氨酸、色氨酸等人类和单胃动物所需的必需氨基酸含量相对合理，这样，通过从总体上改变氨基酸的构成，而使赖氨酸和色氨酸总体水平提高。现有资料表明优质蛋白突变体都是通过抑制短缺赖氨酸的醇溶蛋白的合成来增加赖氨酸和色氨酸的含量的。1.3 O2基因的遗传特性和修饰基因O2基因位于玉米的第七条染色体上(位置16)，因为是全隐性基因，因此只有在纯合状态下，它才表达抑制醇溶蛋白合成的生化效应。除了具有上述的生化效应之外，O2基因还具有多效和次生效应。许多研究人员都对与O2基因相关联的高赖氨酸玉米(HLC)的不良农艺性状做过报道。例如低产量，高湿度，不良籽粒表型性状，低容重，以及易受病虫害侵染等性状。修饰基因或遗传修饰因子是自身并不具有任何效应但却可以与优质蛋白突变体互作并对其表达起修饰作用的一系列基因。修饰基因的互作修饰效应可以体现在每一个性状上，但所观察到的最显著的效应体现在对籽粒表型性状的作用上，因此利用修饰基因的剂量效应以及与O2基因的互作效应来改良O2玉米籽粒的粉质胚乳和蛋白质量成为相关研究的重点。修饰基因的累积可以改变O2籽粒的物理性状，硬质化及透明度增加。母体效应，遗传背景及籽粒质地可以影响或更改修饰基因表形表达的程度。举例讲，硬质胚乳遗传背景一般更易表达出修饰基因籽粒性状。在总结大量研究结果的基础上，Glover(1988),Glover和Mertz(1987)，以及Bjarnason和Vasal(1988)等人认为籽粒修饰性状的遗传受数量遗传系统的加性遗传效应控制。1.4 优质蛋白玉米(QPM)利用O2基因来改良玉米胚乳蛋白质量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初期的高赖氨酸玉米阶段，以及现在的优质蛋白玉米阶段。QPM是CIMMYT的科学家，在比较综合之后利用O2基因与修饰基因的互作而选育成功的。CIMMYT的科学家首次这样命名是为了彻底区分QPM与软胚乳O2玉米，随后其他国家也沿用这种说法，并展开相关研究。与传统的软胚乳O2玉米相比，QPM包持了原有的蛋白含量，并大大提高了籽粒的表型性状和产量，大大降低了穗腐病的发生，并使脱水性能增强，胚乳成为硬质，从而对真菌和虫害的抵御能力增强。与普通玉米相比，QPM的限制因子是广适性和可接受的产量水平。但与普通玉米相比QPM已显著提高清蛋白，球蛋白的含量，以及谷蛋白和类谷蛋白的含量；而同时醇溶蛋白和类醇溶蛋白的含量明显降低。这一点可以从表1看出，醇溶蛋白含量的多少与QPM胚乳的修饰基因的作用程度高度相关。表1 正常、软质O2、硬胚乳O2类型Tuxpeno-1玉米的蛋白构成类型正常软质O2硬胚乳O2清蛋白＋球蛋白6.220.615.5醇溶蛋白39.28.110.4类醇溶蛋白19.710.716.2类谷蛋白13.618.521.4谷蛋白22.442.536.6来源：Vasal,19942 优质蛋白玉米(QPM)的营养价值与普通玉米相比，高赖氨酸玉米的营养特性优势已在许多婴幼儿、成人以及许多的动物喂养试验中得到证实。QPM的营养优势已在乳猪和成猪试验中得到证实。与食品玉米和饲料玉米相比，由于QPM的蛋白质含量和质量的提高，而使上述试验中利用QPM喂食的乳猪和成猪具有生长和消化优势。Sproule等人(1988)报道指出，用QPM喂养白鼠的试验表明，QPM比用添加1%的酪蛋白的食品玉米的增重速率和效率都要高。Knabe等人(1990)的实验表明，与普通玉米和传统的O2玉米相比，QPM的能量物质和氨基酸的消化率没有变化，但QPM较高的赖氨酸和色氨酸都在猪生长中得到了有效利用，因此利用QPM玉米生产猪饲料可以有效减少蛋白质添加量。一些在南非和美国进行的试验还显示利用QPM玉米作为青饲料在乳牛生长中具有同样的效果。QPM玉米的脱胚性和碾磨性与普通玉米相似。玉米碴和其他物质产量也与普通的马齿玉米相似，但QPM的干磨加工可以生产出营养价值较高的玉米产品。QPM玉米一般籽粒较小，胚乳相对较软，因此在烹煮加工时，与食品玉米相比需要时间更短。利用QPM生产的食品与食品玉米生产的食品相似，但QPM玉米生产的玉米面团的风味，延展性和颜色更加理想，以QPM玉米面团生产的玉米片的颜色味道以及所具有的香气是食品玉米面团生产的食品不能比拟的。QPM玉米的玉米片与食品玉米的玉米片保质期相等。综上所述，大力种植开发QPM玉米可以使玉米小吃食品工业提高产品的营养质量。因此优质蛋白玉米在西方国家既可以提升玉米饲料工业营养水准，又可以提升玉米食品工业营养水准而日益受到重视。3 QPM玉米的研究进展与方法讨论早期展开的高优质蛋白玉米(HQPC)的工作随着O2基因突变体的发现，而转入对HLC的研究，但上述研究随之伴随的诸多问题使得上述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缩减。伴随上述研究，几家研究机构也开拓出几种途径来解决上述问题。这些途径包括：①寻找新的突变体，②改变胚/胚乳比例，③在普通玉米群体中通过轮回选择的办法来提高赖氨酸含量，④利用双突变体，如O2-fl-2双突变体以及Su-O2双突变体等，⑤选择多糊粉层，⑥利用O2基因和基因修饰子的互作效应选育QPM种质。CIMMYT的科学家在经历几个阶段，付出大量心血之后才意识到最后一种途径是目前唯一现实可行的途径。正是从那时起CIMMYT的科学家开始正式启动QPM玉米项目来选育硬胚乳O2玉米种质。Vasal等人(1993)评估了CIMMYT起源于低地热带和亚热带的大部分QPM种质。在1984年以前CIMMYT的QPM项目主要是进行群体改良和选育天然授粉品种。从1985年起工作重点开始转向选育QPM杂交种。巴西的QPM项目是从1983年引入23个CIMMYT的天然授粉品种开始的，在上述种质的基础上，具有和普通杂交种一样农艺表现的白色QPM杂交种BR451，于1989年发放。南非也发放了与普通玉米对照产量相近的QPM杂交种。Texas农业和机械大学的QPM项目首先是引入11个CIMMYTQPM群体，随之将美国普通玉米自交系转化为QPM自交系。该项目已选育出非常突出的白色和黄色的QPM杂交种，这些杂交种的产量在当地甚至超出一些最好普通对照杂交种。危地马拉、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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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9年 第25卷 第6期 Vol.25 No.6 1999非线性时滞系统的稳定性分析及鲁棒稳定性条件1)陈东彦 徐世杰 邵成勋摘 要 研究非线性时滞系统的稳定性.应用Lyapunov函数，分别讨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非线性时滞系统.对于确定性系统，给出其零解渐近稳定的充分条件；对于不确定性系统，给出其零解鲁棒稳定的充分条件.最后通过两个实例说明所给方法的有效性.关键词 非线性时滞系统，不确定性，Lyapunov函数，零解渐近稳定.STABILITY AND ROBUST STABILITY FOR NONLINEARDELAYED SYSTEMSCHEN Dongyan XU Shijie SHAO Chengxun(Department of Astronautics and Mechanic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Abstract The stability of nonlinear systems with delay is studied. Using Lyapunov function, certain and uncertain nonlinear systems with delay a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For the certain systems,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asymptotical stability of zero solution are presented. For the uncertain systems,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robust stability of zero solution is presen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methods is showed by two examples.Key words Nonlinear systems with delay, uncertainty, Lyapunov function, asymptotical stability of zero solution.1 引言不确定时滞系统的鲁棒稳定性分析已得到了广大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且已在线性和半线性系统上取得了许多成果［1～6］，其中主要是应用Lyapunov方法，给出相应系统渐近稳定和鲁棒稳定的充分条件.而对于非线性系统的研究则较少，且仅限于无时滞的情况，如文［7，8］等.在实际问题中，线性关系只是对某些特殊系统才存在，或者只是对问题的一个近似描述，非线性关系才是最普遍存在的，才是最符合实际的.所以研究非线性系统的稳定性及鲁棒稳定性是十分必要的.对于非线性系统(1)给出如下定义及引理.定义1.［7］系统(1)的零解称为大范围渐近稳定的，如果它本身是稳定的，且当t→∞时，它的每个解都趋于零.引理1.［7］系统(1)的零解大范围渐近稳定的充分条件是，存在一个定常正定对称矩阵P，使得xT［PJ(x)+JT(x)P］ (2)对所有x为负定函数，其中由引理1知，如果存在定常对称矩阵P，使得Q(x)=-［PJ(x)+JT(x)P］ (3)对所有x是对称正定的，则非线性系统(1)的零解大范围渐近稳定.对于不确定非线性系统(4)给出如下引理.引理2.［8］假设非线性系统(1)渐近稳定，并且存在两个正定矩阵P和Q(x)使得(3)式成立，则不确定系统(4)在Lyapunov意义下稳定，如果满足条件(5)其中和λmax(.)分别表示矩阵(.)的最小和最大特征值，‖.‖表示向量(.)的范数.2 确定性非线性时滞系统的稳定性考虑非线性时滞系统(6)上式中x(t),x(t-τ)∈Rn是状态向量；f,f1:Rn→Rn均是连续可微向量函数，且f(0)=f1(0)=0;τ>0是时滞.为方便，以下简记x(t)=x.假设‖f1(x(t-τ))‖≤β‖x(t-τ)‖，β>0.定理1.假设对于系统(6)中的f(x)存在定常正定矩阵P，满足(3)式.如果条件β<λmin［W(x)］/2σλmax［P］ (7)成立，则系统(6)的零解渐近稳定，其中证明.由定理假设，取Lyapunov函数为V(x)=xTPx.其沿系统(6)对t的导数为(8)注意到,并结合(3)式及引理2，则有(9)由于xTW(x)x≥λmin［W(x)］‖x2‖，且由Razumikhin［11］，假设对任意q>1，有不等式V(x(t-τ))<q2V(x).从而有将上述不等式代入(9)式，得(10)注意当条件(7)成立时，必存在某个q>1使λmin［W(x)］-2βqσλmax［P］>0.否则，令q→1得β≥λmin［W(x)］/2σλmax［P］，这与(7)式矛盾.故由(10)式知，，定理得证.在定理1中，我们视f1(x(t-τ))为不确定部分，得到了类似于条件(5)的充分条件(7).下面我们将视f1(x(t-τ))与f(x)为同等地位来讨论.为方便，记这里.可见M，M1分别是x与x(t-τ)的函数矩阵，且f(x)=Mx,f1(x(t-τ))=M1x(t-τ).定理2.对于系统(6)，如果存在定常正定矩阵P和R，使得条件(11)成立，则系统(6)的零解渐近稳定.证明.假设存在P和R使条件(11)成立，令，┰V(x)是正定函数，且沿系统(6)对t的导数为(12)这里由于Y>0当且仅当R>0，且MTP+PM+PM1R-1MT1P+R<0［9］，所以当条件(11)成立时有Y>0，从而，定理得证.在系统(6)中，如果f(x)与f1(x(t-τ))都是线性函数，即f(x)=Ax,f1(x(t-τ))=A1x(t-τ)，则M=A,M1=A1.于是条件(11)成为ATP+PA+PA1R-1AT1P+R<0.这恰是文［10］中的结果.可见定理2是线性时滞系统渐近稳定结论在非线性系统中的推广.3 不确定非线性时滞系统的鲁棒稳定性考虑如下带有加法摄动的非线性时滞系统(13)其中Δf与Δf1是不确定部分，且Δf(0)=Δf1(0)=0.假设(14)我们将寻找界限δ与δ1满足的条件，使系统(13)保持渐近稳定性.简记x(t)=x.定理3.假设存在常值正定矩阵P和R满足(11)式，如果条件(15)成立，则系统(13)对满足条件(14)的所有Δf与Δf1，其零解渐近稳定，其中σ见定理1.证明.由定理假设，仍取V(x)如定理2中所示，于是沿系统(13)对t求导数，有(16)由于不难推得，当不等式δ1<λmin［Y］/λmax［P］成立时，有(17)注意，当条件(15)成立时，必存在某个q>1使得(18)成立.否则，令q→1有2δ+(1+σ)δ1≥(1+σ)λmin［Y］/λmax［P］，与(15)式矛盾.另一方面，当不等式δ1<λmin［Y］/λmax［P］成立时，由条件(15)总有(18)式成立，而此不等式已含于条件(15)之中.综上所述，，定理得证.推论1.若定理3中P可取为纯量阵αI，α>0为实数，则充分条件(15)成为δ+δ1<λmin［Y］/α. (19)4 算例演示例1.考虑非线性时滞系统(6).令计算得，存在P=2I,R=I，使得由定理2知该系统的零解渐近稳定.例2.考虑文［2］中所讨论的半线性系统当取P=2.1I，R=6.2I时，定理2之条件(11)成立，且由推论1算得δ+δ1<2.41，而文［2］中δ+δ1的最大界限也是2.41.这说明推论1的保守性不大于文［2］中结果的保守性.5 结论文中应用Lyapunov函数，分别给出了确定性非线性时滞系统零解渐近稳定的充分条件(7)和(11)，以及不确定性非线性时滞系统鲁棒稳定的充分条件(15)和(19)，它们是线性或半线性系统已有结论的推广.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作者简介：陈东彦 1964年生，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1988年在吉林工业大学应用数学系获硕士学位，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不确定时滞系统的鲁棒性分析与鲁棒控制器设计.徐世杰 1951年生，1983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飞行力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5年在法国南锡第一大学自动化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航天工程与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飞行力学与控制、机器人动力学与控制.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工程与力学系 哈尔滨 150001参考文献1 Cheres E, Palmor Z J, Gutman S. Quantitative measure of robustness for systems including delayed perturbation. IEEE Trans. Autom.Control., 1989, 34(11):1203～12052 Hmaned A. Further results on the stability of uncertain time-delay systems. Int.J.Systems Sci., 1991, 22(3):605～6143 Su T J, Huang C G. Robust stability of delay dependence for linear uncertain systems. IEEE Trans. Autom. Control., 1992, 37(10):1656～16594 Wu H, Mizukami K. Quantitative measure of robustness for uncertain time-delay dynamic systems. In: Proceedings of the 32nd Conference on Decision and Control, San Antonlo, 1993, 2004～20055 Wu H, Mizukami K. Robust stability criteria for dynamic systems including delayed perturbations. IEEE Trans. Autom. Control, 1995, 40(3):487～4906 Sun Y J, Hsieh J G, Yang H C. On the stability of uncertain systems with multiple time-varying delays. IEEE Trans. Autom. Control., 1997, 42(1):101～1057 Willems J L. Stability theory of dynamic systems. Nelson: 19738 褚健，王骥程.非线性系统的鲁棒分析.信息与控制，1990，(4)：29～329 Kailath T. Linear Systems.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8010 Verriest E I, Fan M K H, Kullstam J. Frequency domain robust stability criteria for linear delay systems. In: Proceeding of the 32nd Conference on Decision and Control, San Antonlo, 1993, 3473～347811 Hale J. Theory of Function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New York: Springer-Verlay, 1977收稿日期 1998-03-03 收修改稿日期 199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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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204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51～54 【分 类 号】B8 【分 类 名】伦理学 【复印期号】199807 【 标 题 】注重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制衡研究 【 作 者 】唐能赋 【作者简介】唐能赋，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 重庆市 400715 【 正 文 】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对于这一工程的研究和讨论重点，主要是围绕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进行的。本文则从另一视角即从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相互制衡角度，讲一点意见和看法。在以往的经济和道德的关系问题讨论中，大都忽略了经济和道德各自作用的界限及其相互制约性，忽略了经济和道德在什么社会制度结构下起什么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的研究，把问题仅仅拘泥于经济对道德或道德对经济起什么性质的作用的研究，仅仅拘泥于有什么样经济利益关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道德观念，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就会为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服务的“社会要素还原论”意义的讨论。这样的理性认识，必然在其实践中显现出它的理论局限性和不全面性，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带来误导。在以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理论讨论中，比较注重道德的意识形态性作用，注意道德对经济利益、对政治法律制度的依附性特征，很少注重把社会道德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制度与整个社会有机体结构中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互平衡问题的研究。显然，这是理论研究中的一大局限。由于任何特定社会都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和道德这三个社会基因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平衡协调发展，当今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关系问题的理论研究或实践操作，都不能离开政治法律问题而孤立进行。近年来对于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关系问题的研究讨论，难得有人从市场经济、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的“社会有机体”论的“平面型”角度进行“制衡”研究，很少涉及政治法律这个极为重要、并具有关键性作用的部分。这种离开政治法律问题去研究、讨论或设计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运行模式，就势必会使理论研究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健康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秩序化程度低下和社会公共道德失导、失范或虚无化现象的矛盾日趋突出。这一矛盾的解决，不仅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同时也有赖于市场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制度建设的同步进行与良性互动来解决。在实现由传统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制度结构向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道德文化制度的功能性分化与整合转型的新形势下，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新旧观念之间、新旧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社会结构的无序失衡现象，进而实现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这三个相对独立的制度主体在功能上互补、资源上互济和结构上制衡的良性循环秩序。马克思曾多次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个子系统因功能上互补、结构上制约而形成的平衡系统，深刻揭示出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协调性和社会有机体的相对静态性、循环性和平衡性，认为社会有机体的自我控制、自我平衡、自我协调机制，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综合的重要动力作用。他说：“任何有机体制的情况都是这样……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35 ～236、107、108、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物的系统对人的控制这个异化事实，还揭示了社会制度特别是市场经济体系的自我协调、自我平衡机能，指出：“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都与一切其他人无关，但每个人总是力求了解普遍的供求情况；而这种了解又对供求产生实际影响。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础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平衡代替了实际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35 ～236、107、108、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正因如此， 马克思称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自我平衡调节机制，是其“美好和伟大之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35 ～236、107、108、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作为维护和约束中国现代化社会秩序的市场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制度这三种基本力量，是怎样以各自的价值观念、行为原则和社会功能来共同维护“社会有机体”的稳定、有序和平衡呢？它们各自作用的界限性、资源的互济性、功能上的互补性和结构上的制衡性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在其作用上，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具有不可替代、不可逾越的各自作用的界限。三者奉行的理性化尺度是不同的。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制度主要遵循自由、平等的交换原则。在经济领域内，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换、讲求功效、趋利避害原则是合法的、合理的。但是，如果把它加以泛化，用于政治和道德领域，就会造成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政治法律制度则奉行公正性、服从性和他律性原则。政治法律这种权威性，在其自身的职权范围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既不容许把市场交换原则纳入政治生活和道德活动领域，也不容许在权力、道德、良心、尊严等方面搞“斤斤计较”、“讨价还价”，搞权钱交易，出卖交换政治权力，更不容许随意使用政治法律权威，牺牲市场交换的自由平等秩序和违背经济生活规律，或借用政治法律权力来破坏与践踏道德人格。伦理道德制度是奉行自尊、自觉、自律、教化约束原则的。在道德领域内，这些原则的权威性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也不能仅靠道德、靠良心去解决政治、法律、市场交换等问题，如把道德要求泛化和标准单一，也会造成经济发展上的低效益、政治上的“人治”或“以情代法”等不良现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理性化原则之间矛盾的批判，是从该社会普遍理性的抽象性、片面性、异化性事实为基点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平衡、自由制度是商品交换制度的要求和理想化表现；资本主义的政治、道德原则却被商品交换制度所牺牲，自由平等制度转为货币交换制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制度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社会是发达的交换价值的社会，交换价值支配着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导致社会道德关系的虚无和危机，“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3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3。）问题的关键，不是市场经济必然就有悖道德原则，而是市场经济、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各自价值观与合理性原则的不可替代性及越界性。在其资源上，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具有互济性。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资源”是一个涵盖多层意义的广义范畴。既包括有形的物质的经济的因素，也包括无形的意识的精神的价值。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人们对不同时代的“稀缺资源”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在原始社会，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技术”成为稀缺资源；古代社会为实现由氏族共同体向国家政治共同体过渡，理性化的“权威制度”和“宗教神权观”成为稀缺资源；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然物质财富的价值”已成为稀缺资源进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与外在自然、与人的内在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决定着人的“知识价值”、人的“信仰”、“信托”、“同情”等价值的稀缺性存在。资源短缺性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社会环境的制约性或条件性，突出地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社会陷于普遍贫困时，物质财富是稀缺的；当社会陷于信任危机、信仰危机、丧失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时，道德评价是稀缺的；当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出现无序时，政治法律的强制权威性是稀缺的。二是在市场经济、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这三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一旦出现严重的资源短缺，就可能使社会陷入失衡和无序之中，出现社会整合失灵和危机。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的平衡发展，需要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这三种资源的互济和互补。原因在于：尽管市场经济是一种合理的、有效的配置稀缺资源的手段，然而这只“无形的手”也不是万能的。它不仅不可能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一切形式的稀缺资源，甚至有时还会加剧或破坏某些资源的稀缺性。诸如：市场经济会把自己的危机转嫁给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用自己的价值尺度去取代政治或道德的价值尺度；它也无法有效利用和调动像道德价值这样的可共享性、可再生性资源，甚至贬低或否定道德价值资源，错误认为道德价值资源是非稀缺的、无价值的，造成诸如生态、道德这些全社会、全人类共有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造成人与自然平衡的破坏，造成社会与人的内在自然自我调节平衡的破坏。中国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发展、政治法律制度建设与伦理道德进步怎样相互制约、协调平衡、同步发展问题。正确抉择是：深入进行经济、政治的体制改革；始终坚持“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遏制“道德滑坡”，少付不应付的“代价”；保证我国社会的改革、稳定、发展的大局。在其功能上，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具有互补性。所谓功能，实际是指事物存在的效用、功效和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实践，成功地解决了市场经济与国家政权两种制度力量的相互关系。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讨论中的一个重大弊端，就是分别地赋予市场和国家以“万能”效用的形象。其实，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都不是万能的，它们均有各自特有的功能和各自作用的界限与范围。其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尽管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自由性、灵敏性、效益性和自发平衡机制是国家政府所不能取代的，然而国家政府的自觉干预，也会有效克服市场的盲目性、无序性、失灵性、分配不公和社会公害等弊端。马克思曾说：“一个国家越是强盛，因而政治性越强，那末这个国家就不会理解社会疾苦的普遍性，就越不会在国家的原理中，也就是不会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社会疾苦的根源。……相反地，……却认为社会缺陷是政治上混乱的原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80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在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时，“无一人增加利益而不减少另一个人利益”。利己必损人。如果能在不侵害他人利益情况下使某些人更为幸福，境界更为崇高，那说明社会的资源配置尚未达到最优状态。这是历史的逻辑，也是现实的理论实证。处在一定经济利益关系中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他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道德生活中的经济人、政治人和道德人，都需要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来引导、道德规范来约束、道德精神来支撑。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在其结构上，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具有制衡性。创立社会结构理论的马克思早就指出：“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2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35 ～236、107、108、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从本质的意义上讲，社会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实践结构（生产方式）的有序进化和质的变革，社会存在的深层本质则是由实践所构成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功能结构。在有序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社会结构系统中，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人们常说的经济关系、经济生活是社会道德和政治法律的基础，这只不过说社会道德和政治法律不能脱离现实的经济基础而随心所欲地建构起来，它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受制于这一经济基础。然而，作为人类思维和认识产物的道德观念、道德认知与政治法律的思想和理论，又是对现实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思。这种理性反思，总是不断发现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力图采取种种手段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道德和政治法律又是推动社会经济基础变化发展的社会力量，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状况又受制于或取决于社会道德和政治法律方面的因素。构成社会整体的经济、政治、道德各因素之间的这种联系、作用、制衡逻辑是客观的，不容人们随意相悖的。我国当今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这三种制度之间界限不明、功能紊乱、制衡较差。形成这些问题的基因，主要在于：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态势；社会结构分化过快；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低下；社会整合机制不健全；传统社会制度的“地域化”、“人伦化”、“私人化”和计划经济时代制度的“单位化”、“半社会化”、“封闭性”现象仍普遍存在。突出地体现在：（1 ）传统一体化社会结构逐渐分化与社会结构缺乏新的有力的整合机制之间的矛盾严重，出现社会公德、公共秩序和公共制度的危机和虚无化。（2）社会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社会利益的高度一体化格局转向国家、集体、个体的利益主体交错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与各种利益主体内涵界定模糊、角色设定不明确、责权利界限混乱之间的矛盾突出，造成社会公私难分、以私损公、以公损私等各种违法、违章、违纪的越轨行为。（3）因传统社会利益基础的大变动，传统道德面对新的利益格局、新的伦理问题显得捉襟见肘、无力应战与新的利益格局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道德制度正在形成、建设中之间的矛盾明显，要求人们对传统道德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新的审视，以适应变化了的利益格局的新的需要。对于上述矛盾的成功解决，不仅迫切需要社会结构的制度化整合机制的重构，同时也迫切需要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这三种制度力量的结构制约和功能契合。【责任编辑】刘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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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810 【 版 号 】5 【 标 题 】善于“滚雪球”的人 【 作 者 】程曦 【 正 文 】 今年４月１５日，对欧阳效芳来说又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江西赣南南方有色金属冶炼厂的经营权即日起正式移交给他。这是他第十次“收购”一家亏损企业。欧阳效芳与共和国同龄，革命老区江西于都县人。因家里经济困难，他很早辍学，外出帮人挑捡钨砂，卖草药，摆地摊，挣点小钱帮衬家计。１９岁到钨矿做工，虚心讨教，硬是学得一套开风钻、放炮、找矿、选矿的技术，尤其是找矿，练就了一手“绝活”。１９７８年，改革的春风吹动了欧阳效芳的心。他带着昔日一道捡钨砂的小伙伴组成“于都群联工程队”，到了福建清流北坑钨矿。为了在北坑站稳脚跟，他变卖家当，高薪聘请技术人员和老矿工为群联工程队传授技术，使大多数队员掌握了爆破、风钻、选矿、电工等专业技术。１９８５年８月，亏损１００多万元的北坑钨矿发不出工资，眼看就要垮了，欧阳效芳又变卖家产，投资承包了北坑钨矿三中段，提前二年半完成了任务，救活了这个矿。群联工程队作风正，守信用，效率高，价格低，找矿准，得到福建冶金系统领导的称赞。１９９１年，于都葛坳铅锌矿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县领导想到了欧阳效芳。面对家乡父老的盛情邀请，欧阳效芳义无反顾，一头扎进矿山，更新设备，培训人员，终使葛坳矿扭亏为盈。上犹县焦里铅锌矿支撑不下去了，赣州行署专员也叫欧阳效芳“想想办法”。他去接管经营后，又救活了这家矿。于都罐头厂，一直是让人牵肠挂肚、为之头痛的亏损企业。县里为了盘活资金创办新企业，请欧阳效芳去租赁该企业资产，接收原有职工。１９９５年春，欧阳效芳租赁成功后，把它转为赣东冶炼厂的一个车间，现在这里已拥有赣南最先进的矿产品检测设备和技术手段，可以分离、提炼，生产铅、锌精粉、电解铅、电极铜和金、银、锑、铟等稀有贵重金属，年产值３０００多万元，工人月工资平均五六百元。靠不断承包、租赁、收购亏损企业，欧阳效芳创办起民营企业金达公司。他先后从全国各地冶金行业高薪聘请九位国内外有名的铜锌加工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作为金达公司的技术顾问，帮助培训骨干，进行现场指导，还选派数批骨干到有关厂家跟班劳动，学习生产技术。金达公司的“绝活”就在于能使矿产品回收率达到８０％以上，而收购前那些冶金企业的矿产品回收率只有５０―６０％。欧阳效芳承包、租赁、收购那些亏损企业后，实行社会福利养老保险和职工离退休制度，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干部、工人同工同酬，实行能上能下的人事管理制度。无论国营、集体职工，还是招聘的职工，都感到企业是一个既有严格制度，又有人情温暖的大家庭，干事业舒心通气，有奔头。１９９３年，欧阳效芳纳税１０１万元，在全省民营企业中排名第一，县委、县政府奖给他一辆小车，这在全省是第一次；１９９４年，欧阳效芳纳税２０６万元，在全省还是第一，县委、县政府又奖他２８万元；１９９５年，欧阳效芳纳税３２４．５万元，在全省仍是第一。欧阳效芳致富不忘社会，近些年来，他一共捐助社会公益事业１００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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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信 息 探 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Research1998年 第1期科技期刊完善农业信息网络体系 提高信息服务水平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农业局 曲永涛文 摘：介绍了大连市金州区在农业信息网络建设，开发利用联网信息和提高信息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做法和体会。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微机管理和信息管理的措施。关键词：完善 农业信息网络体系 信息服务大连市金州区位于辽东半岛南端，濒临黄、渤两海，辖13个镇，7个街道，1个国营农场。总人口5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35万人。全境总面积1101平方公里，现有耕地3.53万公顷，果园1.07万公顷，海域3.91万公顷。农业具有粮、果、菜、畜、渔全面发展和城郊型、外向型的特点，是外向型农业示范区。多年来，区农业局注重加强信息体系建设，不断增强服务功能，有力地促进了全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曾被国家农业部、省农业厅授予农业基点、农经信息、农情信息先进单位。1995年初，在农业部的支持下，配置了计算机和传真机，并加入了农业部计算机信息网络，创办了信息网络载体――《农业信息条目》，发行99期，积累了一些经验。累计发行信息条目15592条，被各级领导采用1800条，近155万字，为各级领导宏观决策，指挥农业生产提供了依据。一、稳定信息队伍，健全信息网络金州区的农业信息网络始建于1985年。当时，被农业部和省农业厅列为农业统计调查基点县，为进一步提高农业统计调查和信息工作水平，1989年区编委正式下达文件，在乡镇政府机关内均增加一名自定编制，专门负责农业统计调查、农经信息和农情统计工作。有专职信息员的乡镇达94%，基本实现了乡级信息员专职化。1994年底机构改革，专职信息队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我们通过积极工作，调整充实了信息队伍，没出现人散网破，目前全区农村乡镇均有专、兼职信息员。村设兼职信息员，由村委会主任、会计或技术员兼任，乡镇选择10个有代表性农业大户为信息联系户，由区镇齐抓共管。区农业局在生产科设一名专职信息员，在局办公室设一名兼职信息员。这样，全区形成了以农业局为中心，以乡镇专、兼职信息队伍为骨干，以联系户为基础的农业信息体系。这一纵向体系横向扩展延伸，与区统计、供销、计委、粮食、科技等部门的综合统计信息人员保持联系，形成了覆盖全区城乡的农业信息网络，保证了信息传输渠道的畅通。特别是与农业部信息网络的开通，提高了农业信息网络的科技含量，扩大了视野，缩短了我区城乡与全国及世界的距离，为本地农业信息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了保证。二、传播联网信息，促进农业发展加入农业部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后，我们加强信息载体建设，在创办的《农业信息条目》上，定期从计算机网络提取信息，以条目(题目)的形式，用屏幕联机打印的方法刊出，发至区领导、区直有关部门、各乡镇以及农业企业、农业大户等。每期条目的具体内容存于计算机硬盘中的专用子目录下，用户只要在选用的信息条目上作出标记，我们就及时从计算机中调出详细信息内容。以《农业信息》刊物的形式反馈给用户。为了提高联网动态信息的时效性，1996年全区所有乡镇政府均配备了传真机，一些农业企业也配上了传真机，与区农业局传真机联网，成为农业部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利用部里计算机网和农业信息台发布的动态信息，权威可靠的农业生产和市场信息，为各级领导和农业部门宏观调控、指挥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及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服务，对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区是在1994年经国家计委批准的外向型农业示范区，经过五年努力，已经成为农业开放开发规模大，农副产品出口创汇率高，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外向型农业示范区，成为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和出口创汇的重要窗口。预计到1998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20亿元，农副产品出口供货额12亿元，农村人均创汇350美元。在制定和实施《金州区外向型农业发展规划》过程中，从联网信息中得到了大量外地发展外向型农业好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为加快发展创汇农业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全区正在开发建设水产、水果、蔬菜、畜牧和食用菌五大出口基地，十个外向型农业示范小区，四个农副产品加工中心区。示范区建成后，年增加产值4亿元，利润1.1亿元，税收3500万元，创汇2600万美元。1996年3月，金州区又被辽宁省政府确定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要用十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区农业局从农业部联网中调出有关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的信息，提供了“湖南农业产业化迈新步”、“徐文才：搞农业现代化要突出重点”、“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浙江台州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新格局”等数十条信息，近三万余字，为制定《金州区农业现代化总体规划》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开发利用联网信息，为领导宏观决策服务，为机关服务，为基层服务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有关小麦生产的信息“山东桓台建成小麦千斤县”、“河南温县小麦亩产过千斤”、“寿光小麦千斤市建设通过验收”等，找到了我区小麦生产的差距，区领导及部分乡镇领导，先后赴山东等地考察小麦生产，了解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经营管理方式、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有关问题。区农业中心、农机中心派科技人员，赴山东专题研究农机与农艺相结合的技术问题。从联网信息还找到了适合本地区种植的小麦优良品种――京冬8号、鲁麦21号等品种。通过考察，使大家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经验，增强了信息。区委、区政府决定，“九五”期间小麦面积要由1995年的20公顷发展到3333公顷，麦粮两茬每公顷产量要达到1.2万公斤以上。1996年全区冬小麦面积发展到666.7公顷，区财政投资数百万元，对麦田的水利基础设施和农机具进行补贴，并根据联网信息，全区新引进小麦播种及收割机具30套，使大片麦田实现水浇喷灌化，播种机械化。联网信息中玉米“西玉3号被农业部定为重点推广品种”也引起了农业局领导的重视。专门组成联合考察组，到山东省莱州种苗研究所进行实地考察，1996年引种5.33公顷，效果较好。向应镇城东村引进西玉3号，搞早熟覆膜玉米3.2公顷，其中套栽大葱1.2公顷，7月末青玉米及早上市，两茬玉米产值5400元。为我区发展夏播玉米积累了经验。三、加强微机管理，提高服务水平根据农业部有关文件精神及省农业厅的规定，为使计算机的处理和通讯网络工作安全可靠，设备利用充分高效，与省农业厅签定了微机使用管理协议书；同时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计算机机房管理制度、微机管理人员职责、用机人员职责，严格按制度办事。计算机网络运行近两年来，没有因人为操作错误或感染病毒影响使用的现象。联网信息使用坚持规范化、档案化管理。每期将收到的联网信息存于计算机硬盘中的专用子目录下，定期整理。同时用ARJ.EXE等压缩程序，将库存内信息压缩在3寸软盘中，编号归档，保证联网信息的安全性及调用的方便性。对每期《农业信息条目》和领导批阅及调用的《农业信息条目》分类装订归档，使查阅联网信息快捷方便，受到区政府及上级部门的好评，被喻为“电子资料库、档案馆”。为了提高服务水平，在领导的重视支持下，逐步完善了软硬件等基础设施。现已投资1.8万余元，购进全自动电子速印机、UPS不间断电源、汉字处理系统等设施，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务功能。四、几点体会(一)领导重视是提高信息网络建设的保证。作为农业部计算机网络的远程用户，开发利用联网信息，费用较高、难度较大。在起步阶段，我们坚持从联网信息中筛选有价值的信息，主动送给有关领导参考，引起区党政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区委书记每期必看，而且采用率较高。区政府分管农业区长和农业局长已采用211条和400条信息，约有20万字和40万字，局领导还在办公室紧张的情况下，安排了专门的机房，调来了专人操作，从而保证了信息工作的顺利开展。(二)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是做好信息工作的前提。为了搞好联网信息的开发利用，局领导支持信息人员和微机管理人员通过培训班、自修等途径，加强业务学习，掌握相关科技知识，逐步对硬件有了基本了解，熟悉多种微机操作系统，软件和编程知识，初步适应了开展信息工作的需要。我区已加入中国农业INTERNET互联网络，但目前由于我们外语知识不过关，难以将互联网络的信息加以综合开发利用。今后必须在外语、应用软件开发应用、编程等知识的学习和更新上下苦功。(三)紧紧围绕当前当地农业中心工作是增强信息服务功能的关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只有紧密围绕当前当地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积极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才能满足各层次的需要，保持应有的生机和活力。比如我区进行外向型、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建设，我们则注意收集提供外向型、出口创汇的项目、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等方面的信息，受到领导和基层的欢迎。还经常围绕农村工作热点和难点问题，提供各种信息服务，以适应各层次人员的不同需要。收稿日期：1997年8月21日 作者为副科长 作者单位邮编：11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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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099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36-40,49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尹均生/徐新民 【复印期号】199606 【 标 题 】展现神州大变革的历史性画卷 ――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巡礼【 正 文 】 引言中国的纪实文学源远流长，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到煌煌巨著《史记》，都为近代报告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最初的源头和滋养。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报告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反映伟大的“五四”运动的《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动》（《每周评论》１９１９．５．１１）和《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晨报》１９１９．８．２５．），以及稍后两年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构成了中国报告文学最初的潮头。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紧扣时代脉搏，数度繁荣，优秀作品联袂而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报告文学作为时代与现实的见证和记录，比其他任何文学样式都具有更为厚重的历史意识，整个２０世纪报告文学也确实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在我国，从“五四”时期包括从抗战到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作品，也是从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意识出发，描绘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构成一种审美形态的社会历史。但“文革”十年，极左思潮猖獗，思想禁锢，假大空的作品充斥报刊，真正的报告文学噤若寒蝉，即使是少量歌颂劳动者的较好的作品，也难免贴上路线斗争的标签。直到粉碎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之后，中国的报告文学才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景象。一、７０年代：报告文学的现实主义回归７０年代中期，中国新时期文学竞相繁荣，报告文学也大放异彩。首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是《哥德巴赫猜想》（徐迟）。作品以数学家陈景润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巨大精神压力，终于摘取数学王冠上明珠的艰难跋涉为线索，发掘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典型人物。作品大胆地对“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发出非议，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给予热情肯定。与《哥德巴赫猜想》同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开卷之作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黄钢），从地质学家李四光身上，反映出新中国地质科学的艰难历程。随后而出的《大雁情》（黄宗英）、《祖国高于一切》（陈祖芬），使那些“文革”中被侮辱与损害的“臭老九”，成为亿万读者争相传诵的人。《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命运》（杨匡满等）、《正气歌》（张书绅）、《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穆青等）控诉“四人帮”迫害人民的报告文学相继面世。上述作品与当时的“伤痕文学”（小说）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在反映强烈的社会现实问题上大体一致，但报告文学更多地表现出热烈高昂的基调，具有更多的战斗锋芒，在急切地反映“文革”对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摧残压抑，呼唤着还他们以公正待遇的同时，更着重于对正面人物形象以热情的赞颂，因而作品多闪耀着希望之光。随着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改革浪潮汹涌迭起，大批蕴涵“反思”意味和反映改革初期社会变化的报告文学纷至沓来，报告文学的题材范围在不断扩大。有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如《彭大将军回故乡》，写战斗在改革开放第一线优秀分子的如《船长》、《励精图治》，写城乡改革壮阔图景的如《热流》、《一个“精灵”的出现》；还有写体育名星的如《扬眉剑出鞘》、《中国姑娘》，写普通工人的《中年颂》、《一片叶子》，写战士的《好孩子》、《战士嘱托的报告》。甚至也有以写反面典型人物为主的《九・一三事件始末记》（靳大鹰）和《人妖之间》（刘宾雁）。这一时期描写普通人的报告文学作品，在题材和表现角度上都有新的突破，《癌症≠死亡》（柯岩）可称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品从一个病人的眼光中，反映不同年龄、性别的“老癌们”，集合起来同癌细胞争夺着生命的分分秒秒。他们“有的已是遍体鳞伤，有的即将去世。但他们只要还有一口气，还能走一步路。他们就将继续这一场力量悬殊、几乎是无望的角力，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之火给未来者点燃希望之灯”。这些普通人身上闪耀的人性和生命光辉，同样对读者产生震憾和启迪。纵观７０年代后期至８０年代前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内容上对“文革”十年的反思是其基本特质。这一时期创作以强大的冲击力不断引起社会轰动的实绩，为报告文学赢得了独立的地位和显赫的声名。彼时那种佳作一出，满城争睹，一时“洛阳纸贵”的红火场面，是过去时代或其他文学形式都不曾有过的。二、８０年代：全景式宏观报告文学的恢复与发展如果说，粉碎“四人帮”到８０年代前期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期的话，那么，８０年代中后期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第二个繁盛期。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开放与多元化，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更新，报告文学也大胆地吸纳一切思想成果和不断变化的艺术形式，更真实具体地描写了历史和现实。这时期出现的一批全景式观照社会和人类的心灵的作品，既受到当时思想界和文学界新思潮的洗礼，又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文学自身的发展。首先，用纪实笔法撷取百姓众生相希图观照更宽的社会层面，以显示广大普通人之生命意义的《北京人》（张辛欣、桑晔），可以说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第二个潮头的先声；《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与前者风格相近，却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而使这一种探索和形式达于高潮的，当属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这部气势宏阔的作品不仅从文学角度描写在巨大自然灾害中形形色色的人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和历史文化的高度来观照这一灾变，在不同类型、不同层面人群的心灵中引发的震撼和巨变，并对此做了入木三分的解析。这“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心理学家……为我们整个星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①］在写法上，《唐山大地震》“选取不少颇为精彩的‘点’，搭置了一个适当的框架。”［②］这种在广阔时空背景下，从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化地反映生活，有着丰富文化意蕴和历史感的作品，对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一大批这类全景式的宏观报告文学如同钱塘江潮，滚滚而来。反映中国留学生坎坷奋斗史的《世界大串连》（胡平、张胜友），透视贫困地区农民心态，反映现实与传统心理的巨大冲突的《西部在移民》（麦天枢），表现中国教育隐忧的《神圣忧思录》（苏晓康），写出“中学生心理”的《多思的年华》（孟晓云），以及深入反映生态问题的《北京失去平衡》（沙青）、《伐木者，醒来》（徐刚）、《只有一条长江》（岳非丘）等，都是这一潮涌翻动之中耀眼的浪花。１９８７年底，由百家报刊发起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应运而出。历时一年，遴选出百篇获奖作品。此外，由湖南文艺出版社编发的纪实文学丛书《改革启示录》，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增添了长篇巨制的新品种。其中《钱，疯狂的困兽》（谢德辉），围绕上海滩个体老板们的喜怒哀乐，写出他们发家之后精神上的困惑和心理的倾斜。并对当代中国的这一阶层做了社会历史的透视。《中国足球之谜》（金汕），从足球运动的热点出发，超越题材本身对中国体育的发展进行了多元化思考，认为中国足球要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就必须突破沉重的文化束缚和思维定势，建立一种适应开放形势的新的足球体系。《红灯・绿灯》（义晓）和《解放》（陈祖芬），从北京歌舞团独唱演员曹群走向世界歌坛的坎坷际遇和一位工程技术人员为保持独立人格所付出的代价，反映出中国现行人才制度的弊端，对东方式的嫉妒心理来了个无情的大曝光。《１９８７：生存空间》（陈祖芬），把中国百姓的住宅问题提到读者面前，写出住房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和艰苦性［③］。刘尊棋主编的《新中国的一日》，效仿５０年前茅盾编辑《中国一日》的方式，征集中国各行各业人士记述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１日的见闻、经历、感受的纪实短文４６０篇，计７０余万字，从不同角度映现出普通百姓的悲喜忧欢。这一大批作品形成了８０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整体宏观、全景反映大社会空间的壮阔景观。新时期报告文学由第一个浪潮到第二个浪潮的发展，经历了从集中刻画人物或围绕一个大事件展开的“小说式”报告文学，转向集纳众多事件，探讨社会深层问题的“学术式”报告文学的蜕变过程。第二个浪潮中产生的全景式报告文学，使它与小说的界划更加分明，群体人物的命运性更加突出。它的政论性和历史感空前加强。它在取材上，也由单纯人物采访走向周密的社会调查及文献参阅。它的题材范围进一步拓展，几乎遍及生活的所有领域，过去那些敏感的“禁区”，也逐渐被突破。与这种作品文本变化相联系，全景式的宏观报告文学对创作主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价值观念也随之有所改变乃至倾斜，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转型期，报告文学体现着作家们对浮躁的社会现实的思考，报告文学作家在反思旧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同时，也审视着新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剖析着种种新旧道德价值的冲突。如《西部在移民》，是在中国以农村改革为先声的大背景上，展现了生态危机对农村进步的压力，同时尖锐地暴露出农村进步与农民多子多福、依恋故土等观念的冲突。它较早地预示了我国人口合理流动与中国改革成败的密切关系，并揭示出农民的旧观念、民族隋性对改革大局的影响。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钱，疯狂的困兽》、《钱，权力的魔方》，表现了商品经济的价值观对传统的价值观，对人伦道德乃至权力的影响和冲击。《阴阳大裂变》、《性的悲剧》等则对传统的婚姻观进行社会学、伦理学的分析。《解放》、《大王魂》、《亚细亚怪圈》，揭示改革开放中，封建专制意识与小农意识在某种条件下的死灰复燃及其造成的荒谬现实景观，并就其对改革进程的负面影响表明了深切的忧虑。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些报告文学对民族的、传统的价值观批判与否定失之偏激，以至于对长城、黄河、大陆、龙等象征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征统统予以否定，他们以为向西膜拜便可以脱胎换骨、飘然飞升至“理想境界”，这是一种天真的、但失之轻率甚至有害的态度。这似乎是任何新旧交替时期激进“启蒙者”们的偏执心态。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着眼于对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做宏观把握。作家在选材提炼时视野开阔，立意高远，力图从多学科角度来认识和评价社会，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但不少作品由于过分追求报告信息容量和政论的理论思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又由于一些作家们的理论修养不足，也出现了某些引证资料过于轻率随意，甚至生吞活剥一些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的偏差。有的作品议论过于浮泛，材料散漫，或流于居高临下的说教，有的未能从新闻层面提高和升华到文学境界。三、９０年代：历史观照与文化反思的深入进入９０年代，市场经济的萌生对文学产生了极大冲击。在报告文学领域中也出现了一些媚俗的广告文学。但多数报告文学作家摒弃这条窄道，瞻视更深广的时空，创作出一批立足历史文化，对过去、现实和未来做深层思考的优秀报告文学。与小说创作中的新写实主义、实验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旗帜纷呈的现象形成反差，报告文学在现实描述中渗入了更多的理性色彩。它们或是从现况出发，忧思民族生存的前景，或是从历史中来寻找现实的回音，都有着更强的干预性与参与意识。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宏甲）和中篇《沂蒙九章》（李存葆、王光明》，是９０年代报告文学的开篇之作，有评论赞之为“黄钟大吕”。《无极之路》表现一位思路开阔、锐意改革、廉正清明、心系百姓的县委书记刘日。作品围绕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事来写，但又不局限于此。主人公对崇高人生的追求，对创造美好未来的渴望，对人的价值的重视理解等都为当代人面对人生提供了一副多棱镜。当然，由于创作者受激情的支配，今天看来，作品也有不成熟之处，而在当时，确实反映了社会对一种“新人”的追求。《沂蒙九章》是对改革大背景下革命老区的历史、现实、传统及人事变迁的重新审视。作者说写这部作品，为的是“寻觅沂蒙山那残酷的洗礼，庄严的涅ｐá＠①，伟大的觉醒，神奇的再生……。”作品在平实的章回结构里，蕴涵了对现代文明与传统精神的深沉思考。写得酣畅淋漓，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和生命的厚重感。此外，《希望工程纪实》（黄传会》、《她的中国心》（徐福铎）、《同代人赋》（梁晓声》、《种“石”成“玉”》（丛维熙）、《生之门》（陈祖芬）、《澳星风险发射》（李鸣生）、《辉煌的悲怆，南迦巴瓦峰的诱惑》（张健）、《生命不能承受之累》（方宏）、《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卢跃刚）、《塔克拉马干：生命的辉煌》（罗盘）、《中国风沙线》（徐刚）等都是这一时期较有成就的作品。其他长篇作品《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麦天枢、王先明）、《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张建伟）、《中国农村大写意》（李超贵）、《大江向洋去》（贾宏图）等作品，都有较大影响。应当特别提出的是，由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编辑前言称，它涉足本世纪初到５０年代，“表现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的重大战役、战斗和事件”；声言“作品突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力图用鲜明的当代意识和深邃的哲理，描写交战双方复杂命运与斗争的结局”；并且预言“它将以恢宏的气势，在文学与史学的天地里大放异彩。”从目前所见已出版的《历史在北平拐弯》、《板门店谈判》、《上海：１９４９大崩溃》等十多部作品来看，除《雪白血红》的思想失误引起人们批评外，其余作品可以说都达到了原编辑意图，成为一幅庄严凝重的历史全景画卷（该丛书最早几本１９８９年底出版，到１９９３年已出１２本，１９９４年有部分再版）。将触角深入历史空间的作品，如《海葬》、《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等。它们以或近或远的历史事实为对象，将那些被时势所冰冻或为时间所湮没的、影响民族命运的重大史实重新化解、挖掘出来，力图用历史的眼光和现实的价值标准审视它们，显示出作家们更为成熟的心态与智慧。应提到的是，安哲主编的“回首二十世纪大型纪实丛书”虽不及“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的内容厚重，但亦有自己的特点。该丛书本着“纵横百年，促人猛醒，打捞历史，着眼未来”的宗旨，收入３００多位作者所写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分门别类地纪录中国社会的百年风云。这部首批２０卷的大型纪实丛书的最大特点是反映面广，分类较细，对意欲了解２０世纪中国沧桑巨变的读者来说，它们不失为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与此同时，在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的跨界地带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长篇作品。《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权延赤）、《我的父亲邓小平》（毛毛）等写领袖人物的作品，很好地表现了作为人而非“神”的一代巨人。叶永烈的《王洪文传》、《张春桥传》、《江青传》、《姚文元传》，则首开为当代反面人物立传的先例，展示了他们的经历和心灵史。这些作品既有回顾历史又有警醒现实的作用，极大地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号称“纪实”，却随意杜撰，歪曲历史，制造绯闻，哗众取宠之作，引起人们的疑虑和诘难。“进入９０年代，宏观综合报告文学明显消退，经过一段沉寂之后，第三代报告文学渐渐萌发。它从宏大的社会问题回归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求；从现象透视转向历史观察；从二元判断改为多元思考；从强化主体意识变为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的话语转为冷峻的叙述。”［④］上述判断大体反映了９０年代过去的这一阶段报告文学发展态势。由前两个阶段的轰动效应，到目前的深沉思考，报告文学由绚烂归于平淡，这反映出报告文学文体已趋成熟。毕竟“平平淡淡才是真”。结语纵观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它们在各个阶段的发展中，从题材范围、表现角度、结构组织、审美观念和作者队伍等方面，都有了重大变化。与以往较为单调刻板的英雄歌颂相比，新时期报告文学四处拓荒，从自然、社会到政治人生，从经济文化到道德伦理，可以说它的目光关注到了人生空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丐帮漂流记》（贾鲁生）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董汉河）等敏感题材也都得到大胆表现，与以往报告文学仅仅着眼于“文学性”追求不同，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视野变得空前广阔。“如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一样，报告文学必将摄取更广阔的生活面，容纳更多的信息，与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心理学等广结良缘。”［⑤］与这种多学科渗透，多角度观照生活的创造要求相联系，报告文学作家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他们不仅要有良好的文学功底，还必须涉猎更多的新学科、新知识，并能站在新的思想制高点上，给读者以切实的而非浮泛的指导。因此，不少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的研究者们纷纷涉足报告文学领域，写出了诸如《超载的土地――二难境地的中国人口问题》（乔晓春、刘爽、张志刚、穆光宗）、《毛泽东，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寻找毛泽东热”纪实》（庄传伟、李红喜）等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的报告文学。在此之前，穆青的《正义的审判》已初涉这一领地。这除了前述动因之外，恐怕多少也受了当今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文学化、通俗化倾向的影响。面对纷繁复杂的题材，报告文学为了适应表现内容的需要，在结构和写作手法上也有了突破和变化。以往写单一人物事件时所奉为圭臬的结构原则受到挑战和冲击。从封闭的结构模式中走出的报告文学不断引进多维立体结构、卡片式结构、板块式结构、点面结合辐射式结构、采访实录和对话体结构等多种结构形式。诸如蒙太奇组接、意识流手法、视点转换等手法也被运用于报告文学创作中，极大地丰富了它的表现手段。与题材范围扩大和表现手法不断丰富相联系，报告文学的审美视野也发生了变化。它所表现的思想内涵在更深广的人文精神观照之下，得以充分的发挥，作家的主体作用得以更好地体现，报告文学的视角愈益宽广，即使是写具体人和事的作品，也往往能从广阔的生活背景中去审视和发掘其蕴涵。作家们更注重以哲学、文化学或其他多种学科角度来思索社会生活，报告文学因理性思辨的强化而变得日益厚重深沉。同时，报告文学也必须继续重视情致、气韵和艺术氛围的追求，力图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气息，使读者产生联想和思考，增强了感染和教化作用。作为一个文学大国，中国报告文学的繁荣不仅因其与世界文学走势相同步，也因为２０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历史性变革，产生过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件。作为紧紧跟踪现实的报告文学，自然要给世界留下自己的足迹。展望２１世纪，中国正以巨大的步伐，以努力追求现代化的步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世纪末对这一充满魅力的动荡世界的回眸与反思，也还会出现一批刻画重大历史事件的揭密性报告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报告文学这种“为人的存在和意识服务”［⑥］的文体，又将会为最大多数的普通人立传，写出他们的悲欢与忧戚，成为“小人物”的宣言书。在世纪之交，我们可以期待中国报告文学会有一个更大的繁荣，“新新闻主义”潮流在中国会有一个更汹涌澎湃的发展。注释：① ② 徐怀中：《凝神于北纬４０°线的思考》，见《〈唐山大地震〉代序》。③ 参见李一安：《越过世相的的浮尘》，载《文艺报》１９８９年１月７日。④ 《光明日报》邀请部分在京报告文学家座谈会综述，葛宗渔：《第三代报告文学：在低位盘整中萌生》，载《光明日报》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０日。⑤ 陈祖芬：《挑战与机会・后记》，载《十月》，北京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⑥ 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载《时代的报告》１９８１年第３期。责任编辑 李显杰＊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般下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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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660 【原文出处】国际问题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28～32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07 【 标 题 】西亚北非地区的社会经济改革 【 作 者 】肖军正 【 正 文 】 西亚北非地区以其丰富的能源、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新的千年中，地区国家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认真总结90年代中期以来油价下跌和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纷纷推行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改革，实行经济开放，力图依靠自己的力量汇入世界经济大潮。改革潮流成为该地区继能源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后又一引人瞩目的关注焦点。但是地区国家的经济改革也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如何维系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将是地区国家在新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改革成为地区潮流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消除贫困，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地区国家纷纷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扩大和深化社会经济改革，过去10来年零星、断断续续的改革演变成一股潮流，蔚为壮观，成为新千年中该地区的突出特征。（1）放松政府限制，逐步推行私有化。 各国把推行私有化作为一种“战略选择”，相继把过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电力、通讯、港口、航空及铁路运输等行业开放，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进入，以减少政府支出，提高企业效率。阿联酋成立了专门的水电私有化委员会；约旦电讯公司已将其40％的股份出售给法国电讯公司等国际财团，卡塔尔电讯公司向私人出售49％和22％的股份；土耳其计划2000年把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伊朗也准备在铁路运输、矿山开采、国内航空、钢铁制造等领域实行私有化，允许银行出售49％的股份，并在1999―2000年财年把500余家国有企业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卡塔尔、阿曼、阿联酋、埃及、巴林、突尼斯等国在电力行业中逐步引入私人投资和经营的IPP 合同方式。（2）大力引进外资。各国纷纷着手抑制通膨，改革税制， 完善外资投资保护法，并逐步提高外资所占份额的比例。 土耳其决心在今后3年把通膨由现在的每年60％压到一位数，以改善投资环境；卡塔尔修改法律，决定从2000年起允许外资在农业、旅游、教育等领域拥有100 ％的投资份额；伊朗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首次在合资项目中允许外资所占份额超过本国份额，在某些行业外资甚至可拥有99％的股份，伊朗还计划在“三五计划（2000―2005）”期间引进50亿的石化投资和200 亿的外资；沙特首次允许外国人拥有不动产。（3）调整产业结构。 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经济对石油依赖极大，石油收入占GDP的35％，石油出口占出口总收入的75％―80％。 持续多年的油价低迷使石油输出国认识到坐等油价回升、吃石油老本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决心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石化等产业和非油产品出口，增强对外部油价波动的抵抗力。其中石化产业被地区国家确定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地区新建和拟建的石化项目有39个，总投资额约250亿美元。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的项目就有33个，投资额近200 亿美元。伊朗国家石化公司也制定了投资额为206亿美元的长期发展规划， 计划到2013年新增石化产量1680万吨。（4）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各国通过修改财政规章， 调整汇率体制，开放国内物价来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沙特首次允许外国人投资其互助基金，为外资进入其股票市场打开了大门；伊朗允许外国银行和保险机构在自由贸易区开设分支机构。（5）改革福利体系。各国逐步减少政府对水、电、住房、医疗、汽油价的大量补贴，纷纷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对社会服务行业进行结构改革，着手建立多元社会保障体系，改变过去高支出、高补贴、高福利与高消费的社会保障模式。特别是海湾国家大多调整了过去带福利补贴性质的水、电价格，有的甚至上涨了15％―20％。阿联酋把由国家大量补贴的阿布扎比水电局改组为11家水电生产和输送公司，并计划在其中的6家公司引入外资和私人资本参与生产和管理， 减少了30％―40％的费用支出。沙特也把国营的电力行业改组为沙特电力公司，按照成本效益来确定市场价格。二、希望与挑战并存新的千年将是地区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关键时期，地区国家面临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土耳其已被欧盟接受为候选国，力争2004年尽早加入欧盟；欧盟南扩会进一步影响到北非国家，欧元面世也会为各国改善外汇储备结构提供机遇；地区国家如沙特、约旦等将进一步加快与世贸组织的入关谈判，伊朗也首次公开宣布考虑加入世贸组织。与此同时，地区国家领导人加强经济一体化的政治意愿进一步加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呼吁地区国家应更多地关注地区经济而不是政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认为新世纪下一场战争是经济战，未来属于各个经济集团，阿拉伯国家若不能形成经济集团将会失去这场战争；沙特国王法赫德指出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浪潮，别无选择，只有依靠自己、奋起直追，否则将被淘汰。各国领导人开始酝酿重新召开中断数年的中东经济首脑会议。在此背景下，地区经济组织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在1999年底第20 届首脑会议上首次就地区经济一体化达成实质协议，决定从2005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统一关税联盟，向建立海湾共同市场迈出了重要一步，并探讨了在未来10年以欧元为模式、实现统一货币的可能性；包括土耳其、伊朗在内的跨西亚和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ECO）加快调整组织结构和关税体制， 以期在实现关税同盟上迈出明显步伐；欧佩克（OPEC）中的地区国家特别是沙特和伊朗联合推动减产促价协议，谋求建立欧佩克新的协调和监督机制。各国相继开始的结构改革还推动了地区国家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的可能性，政治家和经济专家初步规划了地区经济一体化前景：先以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为核心实现阿拉伯半岛的经济一体化；其次是有着共同文明背景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国家加入；再者是尼罗河沿岸国家如埃及、苏丹、厄立特里亚、索马里等国加入；最后是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加入。但是，本地区主要是能源输出国和劳务输出国，互补性差；地区内部在制造业上的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发展缓慢；服务上的互补性（劳务、资金）大于产品生产与交换上的互补性；地区国家与国际市场的交流大于地区内部相互交流。因此，地区经济一体化任重道远。此外应该注意的是，西亚北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障碍并未解决，相反某些问题趋于恶化，主要表现是：（1）人口增长过快。90 年代地区人口增长率高达2.7％，仅次于撒哈拉以南地区。估计2015 年地区人口可达6亿，是50年代的6倍。地区人口的另一特征是普遍年轻化，青年人比例极高，平均在40％以上，个别国家如伊朗2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达到60％。人口增长过快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1996―2010年地区年均劳动力增长率估计为3.3％，远远高于南亚的1.8％、拉美的1.9 ％和东亚的1％。地区平均失业率则高达15％， 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为30％。失业问题在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沙特、叙利亚、也门、伊朗表现得尤为突出。（2）水资源匮乏问题急剧恶化。 地区人均可再生水资源已由1960年的3500立方米降至1990年的1500立方米，2025年则只有667立方米。已有10个国家的用水超过供应的100％。（3 ）城市化畸形发展。城市人口增长远远超过总人口增长，在过去35年里城市人口增加了1亿，到2025年城市人口将由现在的1.35亿增至3.5亿。在某些国家如沙特、黎巴嫩、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城镇人中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70％―80％。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使得教育、福利、卫生、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4）粮食短缺问题日趋严重。 西亚北非地区是世界上粮食自给率最低的地区，其农业增长率已由80年代4.5 ％降至90年代的3.3％。（5）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由于环境恶化造成的损失每年达140亿，占GDP的3％。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 也门，森林砍伐和土壤恶化已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这些问题不解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面貌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就不可能提高，可持续性发展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三、推动地区经济改革的主要原因（1）经济增长长期疲软低迷，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面临边缘化的危险。整个90年代地区GDP增长率为2.7％（1999年仅为2％）， 而发展中国家整体为5.5％。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从1985―1995年， 人均产值每年下降0.3％，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仍只相当于70 年代的水平。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00年西亚北非地区的GDP增长率为3.1％，2001―2007年为3.7％，低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亚、 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与此同时，地区在全球外资直接投资和外资协议投资中的比例极低，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份额也很小。 90 年代末世界直接投资总额为3640亿，地区阿拉伯国家仅占1.6％。边缘化的危险使地区国家警醒。（2）油价下跌和东亚危机的冲击。 西亚北非地区石油储量占世界的68.6％，石油出口占世界的40 ％， 以石油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国家有9个。 油价和产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各国乃至整个地区的总体经济状况。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特别是1998年底油价大幅下滑，跌至每桶10美元以下，使各国外汇收入锐减，仅海湾合作委员会6 国当年的石油收入就由900亿美元减少到550亿，下降了39％。油价下跌导致增长萎缩，福利水平明显下降，失业率陡然上升，政府预算出现巨额赤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重。而且从长周期来看，受油价和产量波动的影响，地区产油国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地区非产油国。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0―1997年地区石油出口国的平均GDP 年增长率和投资年增长率分别为2.2％和1.3％，而同期地区其他国家为4.1％和1.9％。在这种情况下，产油国痛定思痛，决心改变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做法，全面调整经济结构。在油价于1999年下半年开始回升后产油国仍继续坚持改革财政、福利、税制、汇率等。另一方面，东亚危机对西亚北非地区的冲击和影响虽是间接的，但其启示却是深刻的：必须减少国家干预，加大私有化进程，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否则东亚危机有一天可能会在西亚北非地区重演。实际上地区国家在资本、银行等金融运行上存在的问题与东亚类似：过于严厉的汇率紧盯，缺乏谨慎的管理、财政体制监控松散、金融运行多暗箱操作而缺乏透明度等。前车之鉴，地区国家领导人从东亚危机中感受到了紧迫感。（3 ）西方国家及西方主导的某些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和诱导也是地区经济改革的动力之一。美国从维护和巩固其在地区的战略利益出发，积极参与地区经济改革，重点是对美中东战略至关重要、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和作为北约成员的地区盟友土耳其，目的是为解决中东和谈营造经济基础，并着眼于谋求后和平时期对地区经济事务的主导权。继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在埃及推动私营企业商品出口项目和以放松政府管制为目标的经济稳定项目之后美国又开始在埃及重点推动农业和旅游的私有化和现代化。农业占埃及GDP的 40％，就业的50％，商品出口的22％，是其重要的经济领域。在约旦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后，美国随即开始重点援助约旦进行经济改革。西方国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杠杆，以加入世贸组织和欧盟等为条件，诱压地区国家加大结构调整步伐，减少国家干预。土为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期4年的40亿美元的援助和世界银行为期3年的30亿美元的贷款开始加快对税收、汇率、银行、货币、社会福利的改革，以求尽快达标，首要目标是压缩通货膨胀，力争到2002年把通膨率由60％降至一位数，2003年降至3％，2004年降至2％以下。为此土从2000年1月1日起放弃管制汇率的做法，实施基于预定的货币贬值计划上的汇率紧盯。这一新的货币政策只把通货膨胀作为考虑因素，改变了1994年来汇率政策以确保充足的外汇储备和满足公共借贷需求目标的做法。约旦也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结构改革计划为指导大力推行私有化。四、改革的经济和政治风险由于地区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国家统治经济特别是巴扎经济仍有相当的影响，同时民主体制不健全，君主政体仍占主流。加之存在严重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将是个充满风险和动荡的过程。（1）改革的政治风险。 地区国家的改革尤其是大幅减少政府补贴等会使原本就存在高失业和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的社会紧张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与各国不成熟的民主改革相遇，极易引发政治风险，导致社会动荡。与此同时，各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会对各国现有的宪法体制产生冲击。如土耳其为加入欧盟就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以期达到欧盟关于人权和政治改革的“哥本哈根”标准。这样土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将被逐渐削弱、限制，近一个世纪土世俗政权和伊斯兰势力间的冲突将失去有效的平衡，土政治稳定面临挑战。伊朗为吸引外资也引发了修宪议论，革命20年来确定的某些原则如国有资源不允许外资参与开发等事实上已被突破。（2）金融改革的风险。 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开放是地区国家经济改革的雷区。财政、金融和资本改革开放的先后秩序至关重要，须精心安排。财政控制如税制改革与金融自由化的先后关系，国内贸易和财政的自由化与汇率机制自由化的先后关系，经常帐户交易的自由化与资本帐户交易的自由化的先后关系等均应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谨慎处理。如果开放过快，如资本项目开放了而政府仍维持不相适应的政策（如汇率溢值，政府出面捍卫等），就很容易引发风险，从而出现刚一解决财政紧张的问题就又面临财政崩溃的局面。埃及、摩洛哥的金融改革都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此外，地区国家在资本开放的初级阶段往往倾向采取短期借贷行为，但又缺乏健全的金融系统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支撑，也极易陷入金融动荡。金融资本领域的有序自由化在本地区显得尤为重要。（3）西方模式与地区传统模式的冲突。 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认为过去10 年地区经济改革进展太慢，尤其是私有化和资本市场的开放过于保守，从而导致经济停滞。为此开出如下处方：实行浮动汇率、放开国内物价、私有化、向外资开放、一揽子财政调整如减少政府预算赤字等，目标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吸引外资。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强调投资快速增长和资本注入是解决就业、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认为外资进入金融领域可增强竞争力，推动地区融入全球金融市场，因此极力主张地区国家把开放金融市场作为结构调整的重点。这一处方的核心是减少国家干预特别是国家对资本市场的干预。实际上，经济全球化虽然意味着趋向于市场力量，但这绝不等于各国减少甚至放弃国家干预，只不过干预的领域和方式在经常变换。在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仍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紧迫的现实需要。 地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既广且深， 政府支出占GNP的36％―50％，有的国家达60％。 经济和财政资源主要被用于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这种有国家积极参与生产和分配的经济模式与地区现实的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更重要的是，地区君主、王族、酋长、毛拉、高级军官在不少国家仍掌握着权力。在其下面，巴扎商人、既得利益集团起着支撑作用，他们是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力量。而新兴的社会力量如现代企业家、现代文官队伍、白领中产阶级尚在形成中，还不具备支配作用。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可使传统私营业主的利益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得到反映，从而扩大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此外，地区国家从东亚经济危机中认识到，市场化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必须谨慎有序，要保持一定的国家调控和监管能力。中东此次所以能避免东亚那种大量外资抽逃带来的灾难就是因为其资本市场的开放有限。地区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普遍主张走带有较强实用主义色彩的渐进改革道路，尤其关注政府对财政运行的监管和对大规模游资的防范与管理。可以预料，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减少国家干预为核心的IMF 模式与地区注重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的传统模式之间的冲突和分歧会进一步加大，大刀阔斧的结构改革与稳妥慎重的渐进改革这两种改革指导思想间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公开，并有政治化的可能，成为地区国家与西方间的一个新的矛盾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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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2000 Vol.26 No.1 P.7-15基于非完整运动规划的多指手灵巧操作管贻生 何永强 张启先摘 要 灵巧操作是多指手操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探讨实现这种操作的纯滚动方法.首先利用纯滚动的非完整特性，进行非完整运动的最优路径规划，然后根据规划结果应用多指手操作运动学方程确定手指的运动.为多指手灵巧操作的实现提供了一条途径.关键词 多指手，运动学，灵巧操作，纯滚动，非完整运动规划.DEXTEROUS MANIPULATION OF MULTIFINGERED HAND BASED ON NONHOLONOMIC MOTION PLANNINGGUAN Yisheng HE Yongqiang ZHANG Qixian(Robotics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0083)Abstract Dexterous manipulation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multifingered study. Dexterous manipulation with rolling contacts is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nonholonomy of rolling, a nearoptimal planning method of nonholonomic motion is given by Ritz approximation, with the shortest length of contact trajectory on the fingertip face as cost function. With the planning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proposed multifingered kinematics equation, the motion of finger is generated to realize the desired dexterous manipulation.Key words Multifingered hand, kinematics, dexterous manipualtion, rolling contact, nonholonomic motion planning .1 引言多指手的一个重要优点和特性在于它对物体有多种抓持，并且可以实现抓持之间的变化，即从一个抓持位形过渡到另一个抓持位形.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控制手指的运动改变手指对物体的抓持状况 (接触位形)，这就是灵巧操作，在操作中具有重大意义：其一，为了稳定可靠地抓持物体，当初始的或操作中的抓持位形不佳时，需要调整到一个良好的抓持位形；其二，当手指在操作中运动到极限位置、手指之间将有干涉或接触点将超越有效的接触区时，需要调整手指的接触状态.实现灵巧操作有多种途径，如指态规划(finger gaiting)、滑动和纯滚动.其中纯滚动的方法由于相对简单、在操作过程中比较容易保证可靠的抓持而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纯滚动是一种非完整约束运动，其非完整性在于接触速度约束的不可积性.基于这点用非完整运动规划的方法、应用非线性控制理论即可实现灵巧操作.Li和Canny用现代微分几何的理论研究过两个相接触的物体之间的滚动［1］，分析了位形空间中路径的存在性，并给出了一种路径规划的方法，但此法只适用于特殊形状的物体(圆球与平面)，路径长、变化大、不光滑.Murray和Sastry发展了用正弦函数作输入来驱动非完整系统的规划方法，并用于轮式移动车辆的路径规划上［2］，并在文［3］中研究了球状指端的手指操作方形物体时接触位形调整问题，以指端和被抓物体之间的转动为输入，将速度约束方程转化为二阶链式系统，但其算法的完成需要几个阶段，比较复杂.以上研究中的算法不是最优的，而且没有考虑怎样根据规划的结果最终生成手指的运动.本文系统地探讨用纯滚动进行多指手灵巧操作的方法.首先基于纯滚动的非完整运动特性，用接触位形中的两个局部坐标的时间变化作为等效的非线性控制系统的输入，以接触点在物体和指端上走过的路径长度作为性能指标，对纯滚动进行最短路径规划.然后根据规划的结果，应用多指手操作的运动学方程产生手指的运动，从而实现多指手的灵巧操作.2 纯滚动的非完整性对于图1所示的n个手指的多指手，纯滚动运动学方程为［8］图 1 多指手及其坐标系设定(1)vpo为物体的速度，在物体坐标系中描述；Adg为对应于位形g的伴随变换［4］，将速度从一个坐标系变换到另一坐标系；为手指i的雅可比，M、K分别接触表面的度量张量和曲率张量.为规划非完整运动，只考察单个的手指即可.因此在以下的公式中，无手指下标号i.用纯滚动的方法可以实现手指与物体的接触从一种位形到其它任一种位形的变化，其可行性源于纯滚动的非完整性，即纯滚动虽然在接触位形的速度上有约束，但在接触位形上无约束.这可用现代微分几何的有关定理和非线性控制系统的可控性来说明［4］.由接触运动学［5］可得纯滚动操作中接触坐标的速度约束(2)令(2)式左边的前一矩阵可写为因而上式可写为Pfaffian约束的标准形式令由上式可得(3)这是一个非线性控制系统方程，其可控性与纯滚动的Pfaffian约束(2)的非完整性(不可积性)是等价的.而非线性控制系统的可控性可用Chow定理来说明.其过程为，计算系统方程中矢量场gi(q)的李代数，由矢量场及其李代数张成分布并判定其维数(计算其秩)，若分布的维数等于系统状态空间的维数，则系统是可控的.图2 指端和物体的局部坐标系设定以平面指端的双指手操作半径为ρo的球形物体为例.建立图2所示的局部坐标系后，可得指端的几何参数(曲率张量K、度量张量M和挠曲形式T)为球的几何参数是将它们代入(3)式并整理得到由矢量场g1和g2计算李代数，可见，在局部坐标的定义域内，矢量场g1,…,g5是线性无的，由它们张成的分布的维数是5，等于状态空间的维数.用球状指端手指操作方形物体的情况与此完全类似.而用球状指端操作球形物体，当它们的半径不相等时，用纯滚动的方法也可实现接触位形空间中的任意变化［1］.3 纯滚动的最短路径近优规划路径规划是指给定初始的和终止的位形，寻求一个合适的系统输入即合适的路径，使系统从初始位形运动到终止位形.在灵巧操作中，我们希望接触点在表面上走过的路径最短，这种考虑出于三点：1) 路径短时，接触点不容易超越指端和被抓物体上的有效的接触区；2) 短的路径不易使指端和被抓物体的相对运动范围过大而造成手指达到其工作空间边界；3)路径越短，操作效率越高.下面根据这三点来作路径规划.接触点在时间段［0,T］内，在表面上走过的路径长度可求得为［8］其中M为物体表面的度量张量.纯滚动中，接触点在两接触物体表面上走过的路径长度相等.故只需考虑接触点在一个表面上的路径长度，当然宜选取较简单的表面.为便于数学上的处理，令目标函数为非线性控制系统(3)中，输入即为上式中的这样，路径规划问题转化为端点固定的优化问题(4)系统可控时，存在优化解u*∈L2［0,T］，这里L2［0,T］是由定义在区间［0,T］内的形如的可度量矢量函数构成的Hilbert空间.下面以平面和球面之间的滚动为例说明上述问题的近优解.在平面上，由于M为2×2单位矩阵，因而目标函数为将时间伸缩为T=2π，并设为L2［0,T］上的一组正交基，那么u∈L2［0,T］可表示为其中为由满足关系式的所有标量序列构成的Hilbert空间.目标函数成为这样，寻求输入u就成了求解系数a.然而a是无穷维的，不可能求得，但应用Ritz逼近方法可以取其有限维而求得问题的近似解［6］.如取前N项，即令由于u是近似的，极小化目标函数时应考虑由此造成的输出q的误差.为此，定义目标函数为(5)其中，γ＞0为罚因子，为加权矩阵，是为了在非欧空间中度量矢量q的“大小”而引入的.接触位形空间不是度量空间，因为af,ao,ψ的量纲不同.为系统为初始条件，在T时刻的状态.显然，它是a∈RN的函数.令q(T)=f(a)，则目标函数(5) 即(6)可以证明，当N,γ→∞时，上述有限维问题的近优解收敛于无穷维的优化解［6］.(6)式的极值问题可用下列修正的牛顿法求解(7)上式的推导用了J(a)的Taylor展开，并忽略了fi(a)的Hessians.其中为f(a)的Jacobian，σ=1/γ,0＜μ＜1为参数.f(a)及其Jacobian A可按下列方法计算：定义那么u=Φa，而式(3)即为显然A为矩阵函数在t=T时的值，而对Y(t)微分可得这样，每一步都从t=0到t=T积分下列微分方程组以刷新a，(8)令f(ak)=q(T), A=Y(T)即可.求得系数后即得系统的输入，从而得到系统状态变量的轨迹.4 路径规划仿真结果本节以圆盘平面指端的手指操作半径为90mm的小篮球为例(参见图2)，对上节的纯滚动非完整运动规划进行仿真验证.假定手指与物体的初始接触位形为q0=η=(10,6,0,0,0.3)，圆盘指端的初始接触点不在其中心，期望的终止接触位形为qf=(0,0,0,0,0).要求在1秒钟内从初始接触位形过渡到终止接触位形.取傅立叶基的前十项，N =10，即按上节的叠代方法可求得系统的输入为Иu1(t)=-0.0002-0.9320sin2πt+1.6534cos2πt+0.8853sin4πt-0.4084cos4πt，u2(t)=0.0002+2.1396sin2πt-0.2472cos2πt-0.1686sin4πt-0.4063cos4πt.接触点在指端上的路径如图3(a)所示，从点(10,6)运动到(0,0).图3(b)为物体表面接触坐标轨迹，从(0,0)到(0,0)，走一封闭的路径.各接触坐标随时间的变化见图3(c)和3(d).结果表明，接触位形从(10,6,0,0,0.3)很好地过渡到了(0,0,0,0,0).图3 路径规划仿真结果更一般的情况是接触位形取任意值.假定初始接触坐标都不为零，例如q0=η=(10,6,0.2, -0.1, 0.3)，要求在1s内过渡到qf=(0, 0, 0, 0, 0).同样可得到理想的仿真结果，详见文［8］.5 灵巧操作算法及仿真直到上节只规划出指端与被抓物体的相对运动轨迹，操作中应最终求得手指的运动.根据非完整运动规划结果求得接触坐标的时间变化率，再根据被抓物体的运动，按多指手运动学即可求得手指的运动.算法如下面所述(见图4).图4 算法过程框图灵巧操作算法已知：1)手指运动学模型；2)指端和物体表面的几何模型.输入：1) 初始抓持位形θ(0)，η(0)；2)被抓物体的运动轨迹g(t)；3)期望的接触位形η(T)；4)运行时间T.输出：手指的关节轨迹θ(k).过程：1)求离散点数N,令k=0；2)用非完整方法规划路径η(t)；3)求离散点的物体速度vpo(k)和接触速度4)根据(1)式求5)求关节角θ(k+1)=θ(k)+重复步骤3)～5)，直至k=N.仍以前面的两指手操作小篮球为例.设手指有六个自由度(例如HKUST Hand的三个手指是三个六自由度的Motoman K3S机器人).设手指1 (图2中左边的F1)与球的初始接触位形为(10, 6, 0, 0, 0.3)，这时手指关节角为 (0.0184, -0.3307, -0.6082, -0.0322, 0.6084,-0.2736)，指端点在手掌坐标系(建在两手指的中间)中的坐标为 (-89.9838, 8.6849, 482.1695)，球心坐标为 (0, 0, 490).现要求将球在1s内上举50mm，同时将接触位形调整到 (0,0, 0, 0, 0).根据前节的规划结果，按照上面的算法，手指指端轨迹的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从仿真结果看到，指端点变到 (-90.0383, 0.0744, 539.9227)，姿态由下面的R(0)变化到R(1)，结果正确.同理可求的另一手指的运动.图5 指端轨迹仿真结果6 结论多指手灵巧操作是一个引人入胜而有难度的问题，虽然实现灵巧操作有几种潜在的途径，但目前还没有较简单可行的方法.本文利用了纯滚动的非完整性，以接触点在表面上所走过的路径长度为性能指标，利用Ritz逼近，给出了纯滚动的非完整运动路径规划的近优解，仿真结果表明了这种规划方法的有效性.根据路径规划的结果，按多指手操作的运动学方程求得了手指的运动，从而使灵巧操作得到了具体的实现.但是应该指出，当手指的自由度较少时，难以根据规划的结果求得手指的精确运动.在这些情况下，需要考虑更有难度的指态规划或滑动.致谢 本文部分工作在香港科技大学完成，得到了李泽湘博士的指导，对此第一作者特致以谢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69785001).管贻生 1966年生，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机器人操作及控制.何永强 1966年生，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机器人灵巧手控制张启先 1925年生，工程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机构学，机器人学.管贻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北京 100083)何永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北京 100083)张启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北京 100083)参考文献1，Li Z，Canny J. Motion of two rigid bodies with rolling constraint. IEEE Transactions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1990, 6(1)：62～712，Murray R M，Sastry S S. Nonholonomic motion planning: steering using sinusoids.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1993，38（5）：700～7163，Murray R M，Sastry S S. Grasping and manipulation using multifingered robothand.In：Proc. of Symposium in Applied Mathematics, 1990, 4：2931～29384，Murray R M, Li Z, Sastry S S. A Mathematical Introduction to Robotic Manipulation. CRC Press, 19945，Montana D J. The kinematics of contact and grasp.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otics Research, 1988，7(3)：17～326，Fernandes C, Gurvits L. Nearoptimal nonholonomic motion planning for a system of coupled rigid bodied. IEEE Transactions on Auotmatic Control, 1989，39（3）：450～4637，管贻生,张启先. 多指手操作：运动学算法和实验. 机器人，1998，20（5）：321～3278，管贻生. 多指手操作：理论、算法和实验［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8收稿日期 1998-06-23 收修改稿日期 199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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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6期 Vol.19 No.6 1999单直管科氏质量流量计――壳体振动的动力补偿减振陈楸 陈明 范东远摘要 消除壳体振动的影响是单直管科氏质量流量计的关键技术。采用独立激振的补偿管，在一定的激振控制条件下，可以平衡测量管对壳体的作用力，从而达到降低壳体振动的目的。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补偿管的设计要求及对补偿管的激振控制条件，并用实验进行了验证。关键词 科氏质量流量计 激振控制 动力补偿减振Coriolis-type Mass Flowmeter with a Single Straight Measuring Tube――Reducing Shell Vibration with Dynamic CompensationChen Qiu,Chen Ming,Fan DongyuanAbstract Eliminating the effect of shell vibration is the key technique for a Coriolis-type mass flowmeter with a single straight measuring tube.A compensating tube stimulate independently,controlled under given condition,will balance the force produced by the measuring tube.The shell vibration will be reduced.The design demand and the stimulate control conditions of the compensating tube are discussed.The results are verified by experiment.Key words Coriolis-type mass flowmeter,Stimulate control,Reducing vibration with dynamic compensation科氏质量流量计利用科氏效应，通过振动来测量流量，因此壳体的振动和外界环境的振动都会对测量造成影响。双直管科氏质量流量计有两根完全相同的测量管，并通过流体分配器保证两管中的流量完全相同，两测量管反相振动，因此测量管对壳体的作用力可以相互抵消，从而降低壳体振动。而位移传感器测量的是两测量管的差动信号，因而可以避免共模干扰。但是双直管科氏质量流量计要求两测量管严格一致，并需要精密的流体分配器，结构比较复杂，对制造工艺要求很高。我们所研制的单直管科氏质量流量计只有一根测量管，不需要流体分配器。测量管振动时对壳体的作用力靠补偿管来配平，测量管和补偿管各自独立地激振，通过调整补偿管的相位和振幅，就可以使系统达到动平衡，从而降低壳体振动。残余的壳体振动和外界振动的干扰再通过数字信号处理进一步补偿。理想的单直管科氏质量流量计的测量管可看作两端固支梁，它以对称振型振动。当测量管中有流体流动时，由于科氏效应将产生反对称振型。只要对称振动和反对称振动之间有相位差，其合成振动就会有反对称的相移。所以从对称于测量管中点的两测量点所测得的位移信号，其相位差即可用于测量质量流量。1 两端固支梁的特征频率和特征振型均匀直梁的无阻尼自由振动微分方程为(1)中m为分布质量，EI为梁的弯曲刚度。其解可表示为分离变量的形式w(x,t)＝X(x)T(t)(2)将式(2)代入式(1)并整理得(3)由于上式两端分别为x和t的函数，显然应等于同一常数，设＝λ4EI／m，式(3)分解为以下二式d4X／dx4＝λ4X， d2T／dt2＝－T(4)解得X(x)＝a1sinλx＋a2cosλx＋a3sinλx＋a4cosλx(5)T(t)＝Asin(ωnt＋φ)(6)由两端固支边界条件解得(7)因T(t)含任意常数，故可令a1＝1；而λ由超越方程cosλL＝(coshλL)－1(8)解得，它的一系列值λi确定各阶特征频率ωi，n和特征振型Xi(x)。奇数阶振型是对称的，偶数阶振型是反对称的。各阶特征振型是正交的：(9)其中L为梁长。2 两端固支梁有阻尼简谐受迫振动均匀直梁有粘滞阻尼时的简谐受迫振动微分方程为(10)其中，c为分布粘滞阻尼系数；p(x)为分布载荷的幅度。其解可表示为各阶固有振型的迭加(11)将式(11)代入式(10)，并以式(4)代入，得(12)上式两边同乘以Xj(x)，并沿梁长积分，由式(12)特征振型的正交性，得模态方程Aj((Kj－ω2Mj)sin(ωt－φi)＋ωCjcos(ωt－φj))＝Pjsinωt(13)由式(13)解得(14)并有(15)对于均匀直梁在中点受集中载荷作用的情况(16)由于载荷是对称的，因此只需要考虑对称的奇数阶振动。设1＝1±0.1，Q1≥100，则有：A1＞1.482×10－2FL3／(EI)，A3＜1.001×10－4FL3／(EI)，更高阶项将会更小，因此只需要考虑一阶振动，以下略去表示阶数的下标。两端固支梁在中点受集中载荷作用ψp(x,t)＝Fδ(x－0.5L)sin(ωt＋ψ＋φ)(17)其中δ(x)为单位脉冲函数。梁振动的一阶近似为w(x,t)＝A((sinξ－sinhξ)－1.0178(coshξ－cosξ))sin(ωt＋ψ)(18)其中，ξ＝4.730x／L，A＝0.3117×10－2L3βF／(EI)。3 测量管对壳体的作用力科氏质量流量计的测量管可以看做完全封闭于刚性壳体之中的振动梁，梁两端固支于壳体。梁在中点受集中载荷作用，载荷形式如式(17)，梁相对于壳体的振动则如式(18)所示。激振力作用在壳体上的反力为Fs＝－Fsin(ωt＋ψ＋φ)=－320.8(EI／L3)A((1－2)sin(ωt＋ψ)＋(／Q)cos(ωt＋ψ))(19)梁通过阻尼对壳体的作用力为(20)梁两端作用在壳体上的支反力为(21)振动梁对壳体作用的合力为(22)这个力是由振动梁产生的动载荷，它会引起壳体振动。4 壳体振动的动力补偿减振由上节的分析可知，单测量管的振动会引起壳体振动。为了降低壳体振动，就需要对测量管的动载荷进行动力补偿。为此，在流量计中增设了补偿管，它与测量管的材料相同、长度一致、横截面几何参数接近。工作时在补偿管中充入被测流体，使补偿管与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相近(如相差在10％以内)。科氏质量流量计的工作频率选为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它接近补偿管一阶特征频率，当测量管和补偿管的品质因数较高时，式(22)中第二项可以略去。(23)设测量管为系统1，它对壳体的作用力为(24)设测量管为系统2，它对壳体的作用力为(25)当FT；1＋FT；2＝0时，补偿管可以补偿测量管对壳体的大部分作用力，由此得动力补偿的相位条件为ψ2＝－ψ1动力补偿的幅值条件为A1／A2＝0.2422I2／I1＋0.7578m2／m1(27)5 激振控制方案对测量管的控制要求为：始终工作在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上，当流体密度变化时要跟随频率的变化。振幅要稳定在设定值上.对补偿管的控制要求为：满足动力补偿的相位条件和幅值条件。激振控制方案如图1所示。图1 激振控制方案测量管特征频率的跟随：由测量管的速度零相位正反馈来控制测量管的激振力可以实现自激振动，当测量管的品质因数较高时，可以准确地跟随测量管的特征频率。实现时测量管的速度信号由测量管的位移信号相位导前90°得到。测量管的稳幅：由PID控制测量管速度信号的增益，以控制作用在测量管上的激振力幅度，从而使测量管的振幅稳定在设定值上。动力补偿的相位条件：测量管和补偿管上传感器的安装方向正好相反，因此只要测得的相位相同就可以满足动力补偿的相位条件。由于补偿管与测量管的品质因数难以做到完全一致，因此即使用同相位的信号进行激振，两管的振动相位也不保证是相同的，要保证相位条件就必须进行相位跟随。用PID控制两个正交迭加的信号的比例实现相位微调，以保证补偿管能够跟随测量管的相位。动力补偿的幅值条件：式(27)的条件中包含时变的成分，必须采用自适应控制。式(22)测量管对壳体的作用力与其位移相位接近，补偿管亦如此。如果满足了动力补偿的相位条件，则当测量管的动载荷在壳体振动上做正功时，应增大补偿管的振幅;当测量管的动载荷在壳体振动上做负功时，应减小补偿管的振幅。测量壳体振动的加速度，积分可得壳体振动的速度。关于系统特征频率的讨论：壳体与基座弹性连接，只考虑壳体的平动，测量管和补偿管只考虑一阶振动，则系统有三个广义自由度，因此系统有三个特征频率及相应的特征振型：振型1，测量管与补偿管反向振动；振型2，测量管与壳体同向振动；振型3，补偿管与壳体同向振动。满足动力补偿的相位条件可以保证系统工作在振型1上，为了保证壳体振动最小，调节补偿管的振幅以满足动力补偿的幅值条件会产生振型2或振型3，以补偿壳体的振动。下面分析所需的控制能量。振动梁的激振功率为(28)均匀直梁在中点受集中载荷作用时所需的激振功率为(29)其中有功功率(30)无功功率(31)由于系统工作在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上，因此对测量管的激振只有有功功率，没有无功功率，当测量管的品质因数较高时，所需的激振功率很小。如果对起振速度要求不高，则对测量管的激振功率不需要太多地考虑。主要应考虑补偿管所需的控制能量，如果补偿管的一阶特征频率偏离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那么补偿管激振所需的无功功率将显著增加。6 算例我们所设计的样机参数为:测量管长L＝400 mm，外径D＝8 mm，内径d＝6 mm，材料弹性模量E＝200 GPa，密度ρ＝7.8 kg／cm3，品质因数Q＝100。实验时流体为水，激振力幅度F＝0.5 N。计算出EI＝27.48 N.m2，m1=0.1998 kg／m，ωn,1＝1639.9 rad／s，A1＝363.0 μm。测量管作用在壳体上的动载荷为FT,1＝65.98sin(ωt＋0.14°) N可见这个动载荷是相当大的，并且它与测量管的位移接近同相。测量管的激振功率为P有功,1＝0.2406(1＋cos2ωt) WP无功,1＝0设补偿管的m2＝0.81m1，其它参数与测量管相同，则有ωn,1／ωn,2＝0.9按照补偿的幅值条件可以求得A2=0.8627A1所需的激振功率为P有功,2＝0.2955(1＋cos2ωt) WP无功,2＝6.238sin2ωt W而当补偿管的m2＝1.21m1时则有ωn,1／ωn,2＝1.1按照补偿的幅值条件可以求得A2=0.8627A1所需的激振功率为P有功,2＝0.19697(1＋cos2ωt) WP无功,2＝－3.760sin2ωt W可见如果补偿管与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偏差在±10％以内，所需的激振功率是可以实现的，而实际中补偿管与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偏差是很小的。实验表明如果激振频率偏离一阶特征频率不超过±10％，样机的激振系统可以使振动管达到所需的振幅，所以即使补偿管与测量管的参数存在偏差，也可以通过调整补偿管的激振条件实现动力补偿。放宽补偿管参数的容差可以有效地降低流量计的制造成本。*国防基金、航空基金、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作者简介:陈明 教授 博士生导师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测量与控制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市，7100721999-06-16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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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140 【分 类 号】F512 【分 类 名】市场营销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知识经济时代：营销怎样创新 【 作 者 】刘凤军 【 正 文 】 一、知识经济市场营销环境新变化知识经济的到来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对企业的营销实践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产生影响。1.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已成为一个不以某一国的利益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受到这一大趋势的影响，并且都想通过自己的参与获得预期的效益。诚然，经济全球化的形成离不开各国“开放市场”、“鼓励竞争”、“放松贸易管制”等措施的支持，但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进而形成的低成本宽带通信能力的不断增强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也可以说，正是借助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和国际互联网络的形成，世界经济才成为具有一体化特征的网络经济。世界网络经济的出现，产生了许多新型的跨国经营方式，如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等。还需说明的是，经济全球化以各国国内市场国际化为依托，同时，它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2.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比重攀升从整体上说，全球产业结构正在进行着调整与组合，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攀升是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资料显示，在英国，80年代初的制造业在GDP 中所占份额是服务业的10倍，至90年代初，随着服务的骤增，已使这一比例缩小到1.5倍； 在美国，1996年创造了26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92％是由服务业提供的；OECD成员国在80年代净增的6500万个就业岗位的95％来自服务业。不仅发达国家服务业增长迅速，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发展势头也异常迅猛。从总体上说，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70％，有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也达到了50％。另外，具有智力密集、技术密集特征的高技术产业的愈益增长的势头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据统计，在过去的10年中，OECD的高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产值中的比例翻了一番，达到25％。另据资料表明，1996年，美国信息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33％，1997年升至40％。如今的美国， 70％以上的就业劳动力工作在信息业和服务部门。据估计，到本世纪末，全球信息产业将超过石油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3.网络化渠道及产销关系的变革网络化的出现，使得市场营销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革命，诞生了网络营销。首先，营销渠道发生了变革。由于网络营销可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从而使企业可以不必借助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营销努力即可实现产品销售。只要网上的客户有需求，企业就可依其需求供货；不仅如此，对网络营销者来说，还可以实现“少环节”销售，甚至可以不必设置大规模的产品展示空间和中转仓库。这样，就可以降低渠道运行费用和交易费用。其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发生了变革。在传统的运行方式下，企业欲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欲望、欲发现潜在消费者几乎很难有效实用，并且在互动沟通过程中可以实现信息对称（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干扰），从而使得产销之间实现一对一的深层次双向沟通。也正因如此，网络化营销渠道比传统的营销渠道能更好地改善产销关系。4.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要求愈益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知识的共享性决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和保护要求将会进一步增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的智力、知识成为重要的资源，随着知识的不断创新，技术寿命的不断缩短，人们越来越多地关心甚至担心或怀疑现有的对知识保护机制的有效性。另外，知识经济时代的人们还十分关心自己的智力资本在企业和社会体现多少价值、以何种价值来体现，能否得到合理承认与保护。可见，对知识产权保护需求的愈益增强是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趋势。5.全社会重视知识和人才由于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是重要的配置要素，所以重视知识、重视拥有知识的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需要。为了迎接知识时代的到来，各国政府和企业以及个人都十分关心学习和应用知识，积累智力资本。仅以美国企业重视知识与人才的实践例，目前，美国拥有自己管理学院的企业多达1200家，是9年前的3倍。1996年美国企业投资于管理方面的支出160多亿美元（比1995增加了14％），其中70 ％用于员工培训，30％流入了各商学院。还有数据说明，近来来发达国家中的就业人口有相当高的比例参加过职业培训，如芬兰为46％（1990年）、美国为38％（1991年）、瑞士为38％（1993年）、挪威为37％（1991年）、瑞典为36％（1993年）、加拿大为30％（1991年）。二、企业营销创新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做好营销创新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1.树立新观念首先要正确认识与理解知识的价值，知识不仅是企业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是企业发展的驱动器；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本身也是商品，是一种无形商品，同样也具有价值。其次，要树立创新意识，自觉提高创新能力。创新是企业的未来，没有创新，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暗淡；创新是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量根本最有效的手段；营销创新不是企业个别人的个别行为，而是涉及全体员工的整体活动。第三，树立正确的市场观――市场无国界，市场是世界统一市场。随着知识经济的逐渐全面形成，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世界统一市场将会全面形成。由此，企业的市场区域势必要扩大，面对的顾客将会增多。当然，企业面对的竞争对手也不仅仅是国内同行，不有不可忽视的具有丰富营销经验的跨国公司。2.寻求新市场市场复杂多变，市场上商品相对过剩和结构性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着的。寻找最佳的目标市场、有效地开展营销活动是企业实现营销目标的制胜手段。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我国企业常常不注重市场细分，每个企业都认为“全国各地都是我的大市场”，这种忽视消费者需求差异消费者需求差异的营销行为，必然导致营销创新缺乏针对性，降低营销效果和市场竞争力。对此，企业既要认清市场界域具有广泛性，又要认清目标市场具有有限性。在开展营销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进行市场细分，从对消费者不同需求的差异中发现创新点（包括市场新组，即市场构成新变动）。3.开发新产品产品创新必须依赖于技术创新的新成果，技术作为特殊产品，技术创新本身也是产品创新。把产品创新的着眼点放在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上是世界各国企业产品创新的一致选择。由于新技术的开发与应和的周期在逐渐缩短，所以，不断地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进行产品升级换代是十分必要的。4.研制新组合欲使创新成功，还应有与之匹配的配套营销策略组合。企业应根据市场状况（需求、竞争等）和自身特点，首先做好服务、培训和沟通等工作。（1）服务。服务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它与有形产品一样， 也是市场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常常是需求整体产品，因而在核心产品和形式产品比较接近的情况下，服务常成为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或忠诚度的重要因素。（2）培训。为使员工培训收到理想的成效，首先， 要认清培训的意义，使员工理解培训是为企业的创新积累智力资本，激发员工终身学习的欲望。其次，要明确培训目标。企业的培训作为继续教育，它不应等同于上岗前的学校的学历教育，而应以理念教育和培训实际操作技能为主。再次，要区分不同类别的人员分门别类地进行培训。（3）沟通。首先要灵活选择令沟通对象乐于接受的、 投入产出比较大的沟通方式。值得提及的是，有条件的企业可借助计算机网络进行沟通，积极开展网络营销。其次，对企业所拟输出的各种信息，要经过核实，不应发布虚假信息。再次，对所获得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要进行储存、加工、分析、整理，以便能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为企业营销活动提供决策支持。最后还需注意的是，沟通不仅对企业外部，还应对内进行沟通，这是培育企业凝聚力、激发员工“士气”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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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552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201-212 【分 类 号】K91 【分 类 名】中国地理 【 作 者 】国际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组委会/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复印期号】199707 【 标 题 】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 正 文 】 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０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１３０余位专家学者到会或提交了论文。会议举行六次大会，有３８位代表作了学术报告；另外安排了四次分会报告。这次会议是在国内外历史地理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及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形势下召开的，因而与会者除探讨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交流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新成果之外，还就人类活动干预下的环境变迁问题，尤其历史地理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展开了深入有益的研讨。侯仁之的开幕辞在简要地回顾了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之后，指出：“现在，我们历史地理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使我们的科学研究与国外的同行，进行‘接轨’！……这次会议，将是推动我们的研究走向国际的新起点！”于希贤受组委会委托作了“走向２１世纪、走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环境变迁研究》第七辑，１９９６）的发言。通过中外学者的深入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外学者在历史地理学术研究领域的相互了解，并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向国际提供了重要机遇和条件。兹将大会学术研讨内容综述如下：一、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作为历史地理学重要基础研究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探讨，受到应有的重视。陈传康教授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就《现代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现代化》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历史地理学要现代化，必须经历：一、从考证走向史论、建立通论历史地理学；二、分析历史地理发生原因、使实证规范化；三、实证规范化与可操作性研究相结合这样三个阶段。国际重要学术刊物英国《历史地理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主编阿兰・贝克（Alan R.H.Baker）在《论历史地理学的实践与原理》的报告中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生命力、任务、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四个问题。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生命力，他以各类历史地理学杂志、各类学术研究组织及各种学术研讨会议与日俱增的事实来说明学科的繁荣昌盛。关于学科的任务，他认为七十年前提出的“一切地理学都是历史地理学”的主张，至今仍然是真理。一切地理研究都需要历史的透视。现代地理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都从事地理变迁问题的研究，为了认识现代某个地区的地理，必须重视该地区往日地理的研究。总之历史地理学是研究时间历程中地理变化及其演替过程和规律的学科。关于历史地理学的意义，贝克认为历史地理学家首先必须努力地去恢复往日地理的原貌，其次有为今天的人类解释往日地理的义务，也有让社会普遍认识往日地理的责任。关于历史地理学面临的挑战，一是历史地理学者不能直接观察往日，只能依据证实历史事件的论据，这对探讨往日地理是一个严峻的桎梏；二是根据历史资料复原的地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因而争鸣和商榷是历史地理学工作的核心。总之利用最广泛的资料、最广泛的理论和最广泛的分析技术尽最大可能描述往日、解释往日，然后接受来自学术界的评判，这就是历史地理工作的全部内容。台湾学者姜道章认为：“过去的地理或时间上地理的变迁，就是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在时间上是历史的，但其内容却是地理的，研究方法也是地理的，所以历史地理学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部分。”“历史地理学的旨趣，虽然分歧，……但是过去地理的重建与地理变迁，无疑仍是历史地理学两大正统的研究主题。”但是他认为，将“历史地理学二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刘盛佳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报告中，则强调了探讨地理环境的变迁规律必须运用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以保障研究成果的准确科学。张步天则试图运用数学中的集合概念探讨历史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拓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韩光辉《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在总结个人研究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相关问题的五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张宝秀《聚落分析的方法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的运用》则总结了进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所运用的聚落分析方法；这样的实证研究总结对于开拓和完善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应该是有益的。朱士光《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思考》针对目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存在理论建设滞后、影响学科发展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历史地理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四项措施：一是开展贯通历史时期全过程的环境变迁综合性研究，二是深入人地关系的相关性系统研究，三是开展与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的现实性应用研究；四是注意吸收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等有关学科的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促进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更新与发展。石泉则以《我对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两点体会》为题向大会报告了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成长与发展的历程及重点研究领域。作为历史地理硕士点和国内历史地理四个博士点之一，在科研和教学活动中，长期坚持了重理论，从研究具体的地理实体入手；重野外考察，将文献资料与考古收获和野外考察相结合；重实践应用，将基础研究与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因而取得了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进展。杨纯渊则在分析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交接点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历史自然地理与考古学历史人文地理与考古学、及历史地图与考古学的关系，为历史地理学相关研究充分利用考古学成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阙维民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需要中西方的沟通与交流》，则在强调中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需要沟通与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指出：“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西方需要了解中国、中国更需要了解西方，以便在中西方现代化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内架设相互沟通与交往的桥梁”，这“是中西方历史地理学家共同的任务”。这次会议，中西方学者济济一堂，交流成果，研讨问题，为架设中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术沟通和交往的桥梁奠定了一块基石。二、历史自然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历史地理学作为探索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及在人类活动干预下地理环境演变规律的学科，一直肩负着揭示地理环境演化过程及规律的任务。近几十年尤其９０年代以来的工作实践也表明，历史地理学在探讨这些问题方面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受到有关学术界和应用实践部门的重视。因此，人地关系及其影响之下人类生聚的地理环境演变过程和规律的研究成果是这次国际会议交流和探索的重要内容和热门课题。张修桂对学界素所关注的上海成陆过程作了深层次的系统探讨，提出了新见。尹钧科《永定河下游淤积速度例证》以清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二十年（１７５５年）、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永定河下游三次淤积的具体实例论证了永定河惊人的淤积速度，得出了历史上永定河下游善决善淤，是导致北京以南平原地区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的结论。蔡述明等《全新世江汉湖群的环境演变――古云梦泽问题的再认识》在划分湖泊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江汉湖群的演变历史与区内河湖环境的演变相一致”的见解，及“全新世时，既不存在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也没有囊括整个江汉平原的统一的古云梦泽”的结论；同时认为，“本世纪以来，围湖垦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江汉湖群面临消亡的严重威胁。……这一消亡过程的严重性，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景爱《尼雅废墟的环境变迁》则通过对尼雅废墟的形成过程分析了这里绿洲退缩、沙地形成的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原因。这一研究对中国的西部干旱区合理地利用河水资源，防止绿洲沙漠化具有重要借鉴作用。邹逸麟《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先秦西汉时期》则从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及其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影响等方面论述了研究环境变迁的历史对目前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意义。于希贤《公元２―５７年间地理环境突变及其影响研究》则探讨了公元初地理环境突变所带来的社会及人文影响。冯季昌等则在探讨科尔沁沙地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获得某些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防沙治沙的四项方略，具有明显的社会实践价值。满志敏、邓辉、杜耘、傅云新、刘沛林、毛英萍、宋乃平、陈再勤、赵艳等均在环境变迁研究领域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卓有成就的探索。针对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现状，何业恒在对这一新兴学科分支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历史动物地理研究的重要理论和社会实践价值，同时提出了今后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加深拓宽研究领域、注意对外学术联系，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动物地理学新学科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历史自然地理和环境演变研究开展的分会报告，有两个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一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的数量化问题，倾向性的看法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的数量化是必要和重要的，是学界今后努力的方向，但数量化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具体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不要绝对地为追求数量化而对资料进行不恰当的数值处理。二是对历史地理理论框架及概念的理解和统一问题。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常常与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内容相重合，但在概念使用上往往存在差别，并缺乏一致的操作方法。这种现状并不只存在于学科之间，甚至在历史自然地理内部思想和成果的交流，有时对一些相同的术语分歧也很大。而对这个问题，部分代表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统一而明确的概念，以解决这种问题；也有代表认为，需要认真学习和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以利于沟通。总之，与会代表认为，历史自然地理和环境变迁研究亟待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的完善统一及方法的创新。三、历史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作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自８０年代尤其１９９０年谭其骧教授《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倡议发出之后，历史人文地理各分支学科均取得了长足进展，形成了全方位跃进的形势，令人鼓舞。牟元圭《明清时期华人移民朝鲜半岛考》运用国外现存资料，分七种情形，考述了明清时期华人移居朝鲜半岛的历史背景、迁移原因，揭示了大量华人融入韩民族的过程及中韩两国历史形成的深厚血缘关系。曹树基则以《环境与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１５８０―１６４４年）》为题，揭示了明代后期华北地区两次大鼠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社会经济严重衰落及社会生活严重破坏的历史事实，并客观地剖析了鼠疫的疫源及其肆虐的根源，得出了“不同景观接合部以及不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影响，是造成明代后期华北社会巨变的一个主要原因”的结论。张国雄《试论古代移民信息的类别与特征》从“移民信息是移民被接受以后产生的一种行动”出发，将移民信息区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类，进而探讨了两类移民信息的自身特征及其对移民运动产生的不同影响。这显然是研究古代人口迁移运动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用家谱资料研究区域人口迁移，虽属抽样分析但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足以说明区域人口迁移的方向及其特点。赵发国正是运用了不同家族的家谱资料对清代登州、莱州二府的人口迁移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陈家麟《关于潮仙地区开发的几个问题》对古代揭阳县的设置年代、汉代在潮仙的大规模军屯与移民、揭阳岭与五岭关系及揭阳非南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辩证的分析与探讨。陈国生等《先秦以来中国水稻分布北界变迁的初步研究》在陈述水稻生产的特点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基础上，大体复原了先秦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水稻分布的北界及其变迁过程以及水稻分布北界变迁的四方面原因。龚胜生《中国宋以前矿泉的地理分布及其开发利用》对宋以前中国开发利用的重要矿泉的地理分布特点及开发利用的有效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探讨。韩茂莉对辽本土农耕区的形成过程及农耕区的规模和地理分布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龙登高《市场资源配置与经济地理布局的历史考察》从考察唐、宋与明清我国市场资源配置与经济地理布局的演变过程与特点入手，系统分析了在蚕桑丝织、陶瓷和稻米三种主要市场资源配置与分布的作用下，明清时期我国经济地理布局的重组状况与特点。但作者认为，终传统时代，“市场始终未能全面成为支配全国经济地理布局的轴心”。鲁西奇以汉江流域开发过程为例，论述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人口与城镇分布的地区差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成对应关系”的观点及衡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三个标准：地区开发的早晚，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发达程度，同时探讨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五方面影响因素：即土地、人口及环境资源和区位交通条件及政治因素。其中土地与人口资源是主导的因素。类似的研究还有张力仁的《清与民国关中盆地商品经济的区域差异》，王培华的《元朝的海运与国运》、马雪芹的《清代河南农业生产中的人地关系》等。香港王楚仪利用地方志、档案资料、实地考察、社会调查及大比例尺地图重建了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珠江三角洲乡镇缫丝工业化的变动过程及空间特征。蓝勇《两千年来中国辛辣口味饮食文化圈的时空特征及环境成因》认为口味文化圈是饮食文化地理研究的内容之一，２０００年来中国辛辣口味饮食文化圈的时空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进而探索了该文化圈的自然成因。张伟然《湖南安仁县的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从分析该县三种类型的方言入手，认为方言分布单元的形成，除自然环境和移民背景两个因素之外，基层行政区划的长期作用也是主导因素。董立三等《从〈汉书・地理志〉看区域风俗文化的成因》分析了《汉书・地理志》对风俗文化区域划分的原则，认为风俗文化区的形成取决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背景及历史文化传统；而对中国的传统风俗文化，应剔除民族性格中的惰性和落后的一面，保持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勤劳、勇敢、刚毅、宽厚、富于智慧与进取的性格特征、并发扬光大。有关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还有杜非的《西汉姓氏及其地理分布》、刘沛林的《中国传统聚落环境的文化生态研究》、张晓红的《清代陕西婚俗地域分布特点的初步研究》、孙天胜《山东史前文明发达的地理基础》等。美国Ｊ．Ｌ．李丽莎（Elizabeth J. Leppman）《新教在中国：１８０７―１９０４》认为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中西交流史的一部分，到１９０４年时，中国几乎每一个省都有它的踪迹。Ｄ．Ａ．诺里斯（D. A. Noriss）《文化革命期间的文化景观》则认为，“文革”期间文化景观的变化反映了“文化革命”阶段性的变化。作为历史人文地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历史地理成为这次国际会议最为热烈和最受关注的研讨题目之一。参与研讨的代表约占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一。曾昭璇、曾新等《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分五个不同历史时期展示了广州对外贸易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认为广州系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陈代光《略论广州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有利条件》则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将发展历史悠久的广州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课题。作者认为坚实的历史基础、新的发展机遇、明显的经济区位优势及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广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已具备的优势条件。杜瑜《中国古代城市布局与地理环境关系》则以若干著名城市为例，阐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及其发展变化实际上与当地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的观点，因而认为探讨我国古代城市周围地理环境，使当今城市布局更好地适应和利用周围环境，以适应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刘建一《从通商口岸到开放城市》运用中国人口普查及相关数据资料研究了近代以来中国东部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历程，探讨了中国城市在长期历史发展及中国社会广泛背景下发生的实质性变化。１８４２年之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发展时期，中国通商口岸向开放城市的转变，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缩影。美国Ｗ・威科夫（William Wyckoff）《历史地理学与美国西部》通过美国西部历史地理的研究，建立起了一套可以运用于其他边远地区的地理分析框架或称探索区域历史地理状况的五个要素。他认为美国西部地区１５０年间的发展历史，是美国历史地理的重要领域。西部历史的不同阶段，提供了历史地理研究的不同主题。马正林《论汉长安园林》在比较中国、西亚、欧洲等世界三大古典园林体系各自特点的基础上，以汉代都城长安皇家园林为例，深入探讨了中国古典园林融人工建筑于自然山水之中，使之浑然一体所形成的独自特色。郑川水《清代辽东沿海市镇与港口贸易的兴起》认为辽东沿海开阔的海口港湾、清前期盛京及蒙古经济区的开发和农牧产口的增加以及在清政府粮食调剂政策导向下形成的粮食运销内地的繁荣贸易推动了辽东沿海市镇与港口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至清中期贸易额已达到可观的规模。王均《近代北京城市地域结构》从近代城市性质、城市功能地域、城市社会空间是三个层面探讨了近代北京城市地域结构的特点，为认识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发展打开了有益的窗口。唐亦功则在比较公元七至十世纪东西方城市布局的基础上，探讨了东西方文化的明显差异。作者认为反映民族文化心理的城市布局体现东西方文化差异更为具体和清晰。李孝聪《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几点看法》从城市定义、中心城市和城市体系，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三个方面介绍了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心得与体验，对中国城市史研究不失为有益的借鉴。王克陵、陈新海、刘民英、王妙发、王禹浪、晏昌贵、梅莉、张玲玲等各就自己的题目对有关城市的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取得了新进展。历史军事地理研究则有陈可畏的《楚汉垓下之战新论》，朱玲玲《蒙元宋襄樊之战》，靳生禾、谢鸿喜的《长平古战场考察报告》等。陈文集中探讨并解决了垓下的地理位置、楚汉垓下之战的形成及垓下何以成为楚汉决战战场，以及项羽近十万精锐何以一败涂地、全军覆没等问题。朱文则通过对襄樊之战的背景、蒙元与南宋双方策略的制定、南宋两度增援襄樊失败及襄樊陷落的研讨，展示了敌对双方充分利用地理环境制定克敌制胜的军事决策的历史画卷。靳文除探讨了长平之战的经验教训之外，着重就长平之战古战场的地理形势、秦赵双方进军路线、赵军防线及双方交战战场提出了详尽的田野考察报告，因而值得重视。四、沿革地理与地名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沿革及地名考据的传统研究领域继续受到重视并取得了重要进展。辛德勇《说历史文献中的夏王朝中心区域》支持王国维提出的夏“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益数百岁”的重要论断，并利用历史文献的记载，进一步申说了夏王朝中心区域是在黄河下游的古河、济之间地带，而今日普遍视为夏王朝中心的晋南、豫西地区实属夏王朝的边鄙。徐少华《包山楚简释地十则》研究了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简简文涉及的十个地名，为探索这些地区的政区沿革以及我国郡县制的形成与发展，为解决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有关历史地理问题提供了扎实的工作基础。陈伟《春秋时代同盟的地域政治系统》认为春秋各国通过结盟形成的地域政治系统具有与盟各国一般存在若干等级，以盟主为同盟主宰；及与盟各国大致以盟主为中心，依距离之远近，形成不同圈层这样两个共性，因而这种同盟政治整合程度较低，不稳定，是春秋一代霸主迭起，争战频仍的根源。艾冲《论两汉州域属性的演变》通过考察汉代州制演变的历程，尤其是州域主官的称谓、秩阶和职权的变更，认为州域属性由监察区转为行政区始于西汉绥和元年（公元前８年），定于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３５年）。陈怀荃《黄帝、炎帝和我国的英雄时代》则探讨了中原华夏的族源及五帝时的时代特征。王北辰《秦直道南口的研究》总结了以往研究和考察的成果，提出了由陕北黄土高原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隘口（即文中之南口）何在及秦直道在陕西境内的路线问题，并列举了凭据的资料和论证步骤，制订了详尽的工作计划。显然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学界注意并拨冗研讨的题目。郭声波《论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的演变》探讨了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称的源流演变及历史文化背景对江名演变的影响。周宏伟《顾祖禹籍贯辩正》从顾氏先人世居常熟宛溪、顾氏本人出生并在青少年时期生活于常熟及顾氏自署“常熟”、“吴中”等三方面论证了顾祖禹的籍贯应是江南苏州府常熟县，即今江苏省常熟市，从而纠正了三百年来顾氏籍贯是江南常州府无锡县的错误说法。靳润成《扁鹊故里新考》取证于中国古代以地为氏的事例及姓氏演变，提出了战国齐名医扁鹊故里为郑地、原称秦、即今天河南范县城南一带的新见，否定了渤海郑（今河北任丘）和卢（今山东长清县）的旧说。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概况》以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为界，分述了民国前期（北洋政府时期）省道县三级制及民国中后期（国民政府时期）省县二级制下我国行政区划的状况。此外，石大成对唐代渤海国、李晓杰对东汉建武十三年益州剌史部所辖诸郡沿革、梁国昭对汉初南越国北界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法国远东学院的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以《地理论辩与边界：１０７５年的宋辽边界谈判》为题探讨了确切的地理知识和详细的地图在１０７４至１０７５年（宋神宗熙宁七、八年）宋辽河东边界冲突及两国边界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这也是一个绕有兴味的题目。五、历史地图编制探讨以地图形式反映历史地理研究的某些重要成果是历史地图（集）的功能。这一工作历来受到历史地理学术界的重视，因而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四大领域之一，自然也是此次会议研讨的内容之一。司徒尚纪《〈广东历史地图集〉编制的若干问题》认为，《广东历史地图集》是一部以图文结合形式，汇集了广东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反映广东历史发展的综合性历史地图集。作者从图集编制宗旨、编制原则、图集编制内容、基础底图选择、主要编制步骤和表示方法六方面总结了编制省区历史地图集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教训，这对编制省区历史地图集显然具有借鉴意义。郭利民《中国历史行政区划地图主要专题要素的表示》一文对自然要素和政治要素在图集中的表示方法提出了若干个人的见解，其中对描绘一、二级政区界线的设想值得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者深入思考和讨论，以便取得共识，推动这一工作的进展。六、古代地理文献研究地理文献的研究及地理内容的发掘也是这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陈桥驿《中国方志资料国际普查刍议》认为地方志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和汉学资源，也是带有国际性的文化财富；在具备了在世界范围内普查中国方志资源的许多有利条件的今天，有必要对分布流散于世界各地的中国方志资源进行一次全面普查，补充并修订《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利方志资源的流通与利用，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同时作者对方志普查的步骤和方式方法亦提出了具体建议。牟永贵、姜祖鹏则从地理价值和军事思想两个方面论述了《读史方舆纪要》的重要军事地理价值。华林甫则从古代地名命名原则的归纳、总结与运用，地名渊源和地名通名解释与地名用字变化原委及地名难僻字读音，历史地名考辨等四个方面考察了《元和郡县志》的地名学贡献。因而作者认为《元和郡县志》是一部地名学巨著，是中国地名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七、历史地理与可持续发展关于目前全球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大会亦作为专题研讨的内容列为议题之一给予了高度重视。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章生道（Sen-douChang）在《北京走向国际性文化都城过种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可持续发展赋予古典地理学的理论以新的意义，与环境决定论，人地和谐论及“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均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他认为，中国文化和社会在世界上持续性是最长的，假如从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算起，已有６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从生态学观点或从地理学包括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持续性，参加到世界学术的主流中去，与世界学术接轨，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关于北京城市的持续发展他提出了四点看法或者建议：一、赞成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使北京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大目标，也赞成很多专家学者提出的保护与发展传统城市、恢复古都风貌建议，还希望增加民族文化与文物，提高北京旅游资源的素质；二、调整北京产业结构，改善环境质量，充分利用科技人力资源优势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附加价值高、耗能少、耗水少、排污少、运量与占地少的产业；三、城市建筑设施向垂直方向发展，地上建筑严格执行北京市建筑高度控制方案，地下空间因地质条件好、应尽可能充分开发利用；四、要在２１世纪中叶实现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在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硬件的同时，大力发展软件即城市风貌景观、环境素质和人民道德等。黄以柱《〈２１世纪议程〉与历史地理学》认为，历史地理学在探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应为实施《２１世纪议程》作出贡献。历史地理学者应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因而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目前的五项行动方略。朱士光在《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报告中，亦强调了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必须努力与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的问题。八、历史地理学发展趋势与存在问题闭幕大会听取了各分会研讨报告的汇报及邹逸麟代表大会组季会所作总结发言。综合与会代表的研讨报告和分会汇报及总结发言，分述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特点、趋势和存在问题如下：１．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受到方泛的重视 理论和方法论是学科发展的灵魂和生命线，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实践，这在学界已形成共识。可喜的是，建立在近一二十年不断深化的专题研究基础上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探索较五六十年代更提高了一个层次。实践表明，从具体的课题研究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理论和方法才最有科学价值和生命力。但还需继续深化总结，不断丰富，以尽早建立起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推动学科的健康发展。在这方面不少学者已有紧迫感。同时会议研讨认为，各个领域和部门学科也均存在理论总结和方法探索的任务，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例如在历史自然地理和环境变迁研究中如何对相关指标实行数量化及如何建立统一理论框架和基本概念问题，均需要尽早解决。２．综合研究趋势得到加强 历史地理学虽有自然和人文之分，又有更具体的部门之别，但在现实的研究课题中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就拿环境变迁研究来说，它应属于历史自然地理范畴。但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演变自古以来就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而且人类经济活动是环境变迁的重要动力，因此，探讨环境变迁问题不能忽视人类自身对环境的作用，不能离开人文和自然的综合。同时，为了深入探讨使结论科学可靠，还不可回避地移植引用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人文地理的研究也必须考虑到自然环境的作用。因此，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已基本上不存在纯粹孤立的部门研究，而综合已是必然的趋势。这就要求学者拓宽思路，提高综合研究能力，适应这一不断发展的趋势。３．部门研究与区域研究并重 五六十年代学科的分化使部门研究得到加强和深化，因而也推动了部门历史地理研究的兴起和繁荣，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随着新时期国土整治和规划及地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在近十余年来日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已出版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等区域历史地理专著，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山工作。会议认为，适应现实需要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甚为重要，应该继续加强，力争有更多的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成果面世。４．基础研究与现实结合 基础研究为社会实践服务这是一个自５０年代即已探讨的旧话题。其实，在中国“经世致用”是历史地理学的优良传统。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将历史地理基础研究与现实经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增强学科生命力和社会存在价值，已引起历史地理学者较为普遍的注意。具体措施之一，是加强近现代历史地理课题的研究。打破旧的传统，将研究的时间跨度从古代下延到现代，与现实问题的探索相衔接，大大提高了为现实服务的机遇，可视为历史地理研究出现的新动向。数理基础训练好的青年学者应在这一领域一显身手。措施之二，积极参与经济文化建设尤其２１世纪发展战略决策的论证。揭示过去，认识现在为预测未来服务是历史地理学的优势。在当今经济文化建设的大潮中，在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议题中，历史地理学应该争得一席之地，以推动自身的发展。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也是正常的现象。５．加强中西学术的沟通与交流 此次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一定数量的西方著名学者出席，为中西学术交流和沟通创造了良好气氛，并为建立较稳定的学术联系奠定了基础。经过学术交流，使中国学术研究与西方或称国际学术“接轨”的思想已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所谓学术研究的国际接轨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与西方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全面了解国际历史地理学术动向、最新学术成就尤其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进展，以为探索问题的借鉴；一是及时准确地通过国际学术刊物和会议介绍与传递中国历史地理学各个领域的工作成就和学术成果，使西方更多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以便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架设起中西方相互交流和密切合作的桥梁，最终达到推动历史地理学国际性同步发展的目的。６．坚持传统特色、繁荣学术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已形成各单位各机构乃至个人的传统特色和学术风格。这正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优势所在、生命线所系，因此在短短几十年中即形成了学术繁荣、学科发展的好形势。会议认为，在未来的学术探索中继续发扬各自传统，保持所长，相互尊重，通力合作，仍然是繁荣学术、推动专业发展的动力。在中西方之间也同样存在各自的优势和弱点乃至不同的学术风格。在国际性学术交流中如何发挥优势、取长补短，完善自我，同样是繁荣学科研究所必须给予注意的课题。会议期间，中外代表还参观考察了举世闻名的清代避暑山庄、外八庙及明金山岭长城。综上所述，经过五天紧张有序的工作，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会议确定的“报告学术、增进了解、促进交流、推动合作”的预定目标已经实现，研讨会获得了圆满成功。会议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的资助。韩光辉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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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4期 VOL.4 No.17 1999北京地区天然沸石饲料添加剂试验与应用韩 成自1982年北京地区开展天然沸石用作饲料添加剂试验以来，至今已有17年之久。回顾这段时间试验与应用状况，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广这项科研成果，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本文的宗旨。1 试验概况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与北京市饲料科学技术研究所利用河北省围场县国营沸石矿生产的斜发沸石粉前后(1982～1987年)进行了5次育肥猪饲养试验，2次肉鸡试验。取得的结果是，在生长育肥猪和肉用仔鸡的配合饲料中添加5%的沸石矿粉，全程每头猪可节约粮食16.5～35kg，效果达5.5%～14%；肉鸡饲养8周，每只鸡可节约配合饲料0.53～0.62kg，效果达10.7%～16.6%。北京市畜牧兽医站组织了蛋鸡饲料中添加沸石粉饲养试验(1987年12月～1988年12月)，结果表明，在配合饲料中添加3%的沸石，365天产蛋期每只鸡多产蛋6.2个，产蛋率提高2%，饲料消耗降低1.98%，死亡率下降18%～23%。北京市农场局粮食饲料公司等单位(1989年11月15日～1990年1月15日)在双桥农场进行了奶犊牛配合饲料中添加5%沸石及用3%沸石替代玉米的饲养试验。在各组牛的采食量基本相当、营养水平接近的情况下，与对照组相比，添加5%沸石的试验组全期增重提高5%；3%沸石替代玉米试验组增重提高3.6%。北京市农场局红星饲料添加剂厂应用天然沸石矿粉作为微量元素载体已有多年的历史。生产实践表明，沸石作为微量元素载体具有优良的流动性、吸附性和稳定性，可使各种物料混合均匀，并且在储存过程中避免了结块现象。按2.5%比例将沸石为载体的微量元素添加剂加到牛饲料中，在北京永乐店农场、双桥农场饲喂产奶牛，可明显提高饲料利用率，其中永乐店农场奶牛产奶量提高约10%。为了查明饲料中添加沸石后对动物的肉质是否产生不良影响，中科院地质所与北京市饲料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还对饲养129天的试验猪和对照猪进行了屠宰试验，并委托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的专业人员进行了肉样的割取及分析，检验结果分别列入表1～3。表1 生猪肉质常规分析结果项 目试验猪肉对照猪肉水分(%)72.5673.74灰分(%)1.120.88蛋白质(%)21.5420.71脂肪(%)4.574.86pH5.285.52发热量(J/g)7.527.06注：1987年1月19日进行屠宰试验。表2 卫生检验结果检 体细菌总数(个/g)大肠菌群(个/100g)肠道致病菌及致病性球菌试验猪肉＜10＜30无对照猪肉＜10＜30无注：1987年1月22日检测。表3 生猪肉中无机元素含量(单位：mg/kg)元素试验猪肉对照猪肉注 明钙铁磷镁锌铜铝铅锡硒镉砷硅52.2819.882166.73227.3915.140.777.500.141.250.62＜0.00050.1013.0366.4724.672020.02202.0718.121.662.640.151.310.66＜0.00050.0612.51生肉中铅最大允许含量，前苏联标准为1mg/kg，我国为0.15mg/kg；砷含量我国标准为0.5mg/kg；镉含量我国标准为0.0005mg/kg。注：1998年2月12日检测肉质分析结果表明，利用围场县国营沸石矿生产的沸石粉作饲料添加剂饲养育肥猪，肉质符合国家规定的各项卫生标准，具有安全性。北京市畜牧兽医站对蛋鸡试验结束的当日所采集的鲜蛋进行了质量检测，其结果同样符合国家制定的卫生标准。笔者认为，只要选择的沸石符合饲用标准，则肉蛋产品的质量是有保证的，10年来的生产实践也充分证实了这点。2 推广应用概况天然沸石用作畜禽饲料添加剂试验取得成功后便开展了宣传推广工作。1988年1月29日北京市饲料工业办公室主持召开了“沸石资源推广利用会”，该项成果引起了各大饲料厂家极大的兴趣；1990年6月7～9日在由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饲料工业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和产品交流会”上进行展出和专项技术报告，会上全国各地代表非常关注沸石这项新的应用领域。在国家、河北省等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下，1989年8月围场县建成了我国第一家国营饲用沸石厂。两次会议后，北京市各饲料口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应用推广，其中北京农场局系统的饲料公司第一年就使用了约2000吨沸石粉；粮食局系统的几家较大的饲料加工厂每家每年可使用数百吨沸石粉；各远郊区县饲料公司也都积极推广这项新产品。饲喂沸石的动物品种涉及到猪、肉鸡、蛋鸡、奶牛、鱼等。1993～1995年三年间是北京地区饲料工业鼎盛时期，全市每年配、混合饲料总产量在200万吨左右；沸石饲料添加剂销量每年可达1.5～2万吨，虽说推广面积仅在25%～30%，但仍然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自1996年开始，北京地区饲料工业开始下滑，产量逐年减少，到1998年全年全市配、混合饲料仅达125万吨，只相当最高年份(220万吨)的57%，估计1999年仍处在低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沸石饲料添加剂在北京地区的销售量也随之逐年下降，估计每年不超过5000吨。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宏观政策上的转变，养殖业由原来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财政补贴，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转变。(2)由大中城市近郊兴办养殖业向远郊区及周边邻省广大农村转变，养殖业由大型养殖场向中、小型养殖场及养殖专业户发展。(3)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少养殖场家自己生产配、混合饲料，因而购买大、中型饲料厂的饲料量减少，导致北京地区大、中型饲料加工厂逐年萎缩，甚至停产、下马，从而使配、混合饲料的生产向小型化方向发展。以往沸石饲料添加剂主要销往大、中型饲料生产厂家，而销往小饲料厂及养殖场的量很少。不少养殖场家和专业养殖户虽然使用了添加有沸石的配、混合饲料，但对此饲料他们不大了解。因此，一旦大、中型饲料厂生产不景气，沸石的销售量随之急速下降。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扩大沸石在饲料行业中的应用，应该使沸石用作饲料添加剂的功能由以往由饲料生产厂认可转变为由养殖场家及养殖专业户认可。为此，需要有一个再宣传、再认识、再推广的过程。3 近期试验简况为了探讨利用天然沸石治理畜禽粪便在京郊畜牧业推广应用的可能性，1998年春由中科院地质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组成的沸石粉治理畜禽粪便课题组与北京朝阳区楼梓店乡猪场、顺义区北郎中村委会等单位合作开展了育肥猪日粮中添加沸石粉等项试验。试验的目的：(1)探讨饲料中添加适量(5%)沸石粉对猪舍环境的改良效果；(2)进一步验证沸石饲用的经济效益。试验结果表明，饲料中添加沸石粉试验组与不加沸石粉的对照组相比结果如下：①猪舍空气中氨气浓度可降低40%～60%，硫化氢浓度平均降低10%，粪便含水率降低了3%左右，饲养人员和监测人员的嗅觉也可直观感受到饲喂沸石后对猪舍环境的改善效果。②沸石试验组猪平均日增重提高0.57%(P＞0.05)，饲料利用率提高5.18%，每公斤增重饲料成本降低了3.49%，可节支0.185元，全程(共84天)每头猪可节支11.50元，并且商品猪达90kg，出栏体重日期提早3.94天，可节约饲料9.50kg，节支15.34元，两项合计每头猪可降低成本26.84元。可见，饲料中添加沸石粉，不仅有助于动物对营养物的消化和吸收，而且还有助于改善舍内微环境，具有经济和环境双重效益。4 发展前景笔者认为，大、中型城市郊区保持适度规模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对确保城市居民正常消费、平抑物价具有重要意义，那种超大规模或不具规模的种植业或养殖业，不符合中国国情。作为首都北京更是这样，市场上的肉蛋奶等畜禽产品，一部分来自周边邻省广大农村，一部分来自京郊，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如果仅靠某一方，长期下去，可能会出现较大问题。今后北京地区养殖业向中、小型养殖场及养殖专业户方向发展，配、混合饲料生产向小型化及养殖场自己配制发展。经过结构性调整，估计北京地区配、混合饲料年产量可稳定在100万吨左右。天然沸石在饲料中的添加量一般在3%～5%，如果按最低量计算，那么每年可需要3万吨沸石粉，而目前仅几千吨。因此，饲料中推广应用沸石京郊市场仍然乐观。根据以往饲养试验结果，按每吨沸石粉替换1吨玉米计算，全面推广沸石后每年可节约3万吨玉米，按目前的物价，则可使生产成本降低达2550万元。在养殖业处在微利、持平或亏损情况下，养殖场家采用沸石饲料添加剂，有助于扭亏增盈，走出困境。另外，动物食用沸石饲料添加剂后，由于其吸附作用，粪便所散发出的氨和硫化氢量减少，有利于改善养殖环境；根据国内外(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成果证明，含有沸石的肥料有利于土壤改良，提高土壤保肥、供肥、保墒能力，促进作物增产。创立沸石农业系统工程，将养殖业―环境保护―种植业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实现农业上的良性循环。因此，沸石饲料添加剂在北京地区养殖业中的推广应用前景广阔。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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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525 【原文出处】中国方域（行政区划与地名）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199701 【原刊页号】24-29 【分 类 号】K91 【分 类 名】中国地理 【复印期号】199706 【 标 题 】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幅员的伸缩变化（上） 【 作 者 】周振鹤 【 正 文 】 行政区划的要素有幅员、边界、形状、地理区域和地理位置等方面。其中尤以幅员与边界两要素最为重要。究竟每一层级应划分多少政区――亦即设置多少个地方行政单位――方才合适，这是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礼记・王制》说：“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这是对于政区必需有一定幅员，以及幅员与人口之间数量关系的最早论述。虽然这里的邑还不见得是后世的县，但这句话正和体国经野一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行政区划的幅员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更通俗点说就是地方政府的权力圈。而政区的幅员又直接与地方行政单位（即地方政府）的数量相对应。政区幅员大则行政单位数目少，政区幅员小，则行政单位数目多。本文所论即我国历史上政区幅员的具体变化情况，以及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政区幅员的尺度幅员就是指面积的大小。历史上政区的面积大小到底是如何确定的？县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因此划定县的幅员是确定其他层级政区幅员的基础。秦汉时就定下了一个基本原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百官公卿表》）也就以百里见方的面积作为县的幅员基数，再以民民的数量作调节。人口稠密的地方，县的面积划得小些；人口稀少的地方，县的面积划得大些。这个原则自然合乎道理，因此为以后历代所遵奉，百里之县成为习惯的称呼，县令有时也就戏称为百里侯。《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载，琬为广都令，诸葛亮说蒋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意思就是蒋琬不该只当一名县令。实际上，如果除去方百里这个具体数字不计，至今也还没有更高明的原则来代替它。所以，今天青海省的一些县，内蒙古的某些旗，其地域之辽阔几和沿海的省一般大，但也无法随意缩小，因为那里的人口过于稀少。至于秦代方百里的数字如何确定，历史文献上没有记载，推测是为了与当时的管理水平相适应。如果假定县城位于方百里的某县的几何中心，那么从这个中心到四边的距离都是五十里，相当于今天的十七点五公里，这样的距离，如果起早贪黑的话，可以在当天徒步往返。这对于官员下乡劝课农桑或农民进城交纳租赋都是比较合宜的。当然这是就理想情况而言，因为一个县的地域，不会是四方四正，县城也不一定恰好在几何中心，但是以上的推测大约并不离谱，因为一切基本原则都是按标准情况制定的。秦汉时代，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已形成关中与山东（即崤山以东地区）两个经济重心。在地理景观方面，黄河中下游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为主，因此在平原上以方百里作为县的幅员标准也是合乎情理的。在国外也有类似的例子。法国大革命以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其中最高一级区划Department[1]幅员的划定，就是以使这个区划之中所有居民都能在一天之内往返于区划中心与居住地之间为原则，但这个原则的确定已在秦代之后两千年了。具体讨论政区幅员的历史记载不多。但东汉末年的仲长统，著有《昌言》一书，其中的（损益篇）于此却有颇精辟的论述：“制国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远则难绥，事总则难了。今远州之县，或相去数百千里，虽多山陵ｗū＠①泽，犹有可居人种谷者焉。当更制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可见仲长统的想法已与秦代划县时所依据的“其民稠则减，稀则旷”的简单原则有所不同，认为边远之县虽然可耕地不足，人口较稀，但也不能一味划得过大。县以上政区的幅员则没有面积大小的明确规定，大致是以所辖县的数量作为大小的衡量标准。汉代的人俗称郡为“千里之郡”，指的是一个郡大约领有十县之地。三国时代的人称州为“万里之州”，也是表示一个州大概包含百县之地的意思。并不是郡非千里见方，州非万里见方不可。说到底，千里之郡与万里之州也是间接以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两项指标来确定幅员大小的。因此在秦汉时代，南方的州郡幅员都比北方大得多，其原因就是南方户口少，而县的分布稀。二千年来，县级政区的幅员相对稳定，县以上各级政区的幅员都是变动不定的。例如从秦到宋，统县政区就有越来越小的趋向，其中有出于政治目的和行政管理的需要，也有为了适应自然区域和经济开发状况等原因。因而不但在同一朝代中同级政区的幅员悬殊很大，历代同类政区的幅员也有相当大的波动，尤其是某一朝代新创置的政区更有其特殊的幅员。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三层不同政区的幅员变化情况。二、“百里之县”幅员的相对稳定元代以前，每一县级政区的幅员大小在历史文献中一般是没有具体记载的，只是到了明代以后，在一些地方志中有些县才有幅员大小的记载。因此关于历代县的幅员变迁情况，不容易直接弄清楚。但是由于在国家疆域不变的情况下，政区的幅员与数目成反比，因此从历代县数的变化，可以间接地看出县的幅员变化情况。一般说来，县级政区数目的增加表示其幅员的减缩，反之亦然，下表就是历代县级政区数目的变化简况。（附图 {图}）从表中可以看出县级政区数量的变化是不大的，从秦到清，县级政区的数量只增加百分之五十，而时间已经过去二千年，疆域已经大大扩展。县数的增加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两个原因与县的幅员变化没有关系，那就是外部疆域的扩大与境内统治空白的消失。前者不言自明，后者必须举例以明之。譬如福建的长汀、龙岩、宁化三县都是唐朝开元二十四年“开山洞置”，所谓山洞是指原来为政府统治所不及的偏远山区，当这些地方开辟为县治后，自然不会影响其他县的幅员的缩减。但是在传统观念上，这种情况依然被看成是其他县幅员的减小。还是以福建为例。今福建地区，在西汉时只设置了冶县一县，于是全福建都被看成是冶县地，凡是新置一县，都被当成是分冶县地所置。这种看法当然不合适，因为当时的冶县根本管不到偏远的山区，只能管辖今福州附近的地区而已，但在地方志上一般都按上述传统观念来表示。除了以上两个原因，新县一设置多是从旧县分出，必然要使旧县的幅员减少。反之，原有县的撤销，也必然并入邻近的县，而使后者的幅员扩大。上表有几个朝代县数增加特别突出，有几个朝代比前代的县数有明显减少，都是县的幅员有一定程度变化的反映。秦代总数估计是千数左右。西汉的县数增至1587，一方面自然是汉武帝开广三边所增置，另一方面则因为大量侯国的分封。这些侯国绝大部分是由某县分出一乡之地，或分出几百户的户口建立起来的，幅员非常之小，但是却具有与县同等的政治地位。在1587县中，这样的侯国就有200多个[2]。到了东汉，这些侯国全被省去，再加上因人口减少而省并大量的县，于是总县数就明显减少，但这在同时却说明东汉县的幅员相对比西汉要大。南北朝时期，县数的增长最不正常，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设置更多地方官的需要，而把县的幅员不断割小，以增设更多的县政府。例如南朝齐氏的东平郡领二县，一县是寿张，是“割山阳官渎以西三百户置”，另一县是淮安，乃“割直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一百户置。”（《南齐书・州郡志》）此时县的幅员之小，可见一斑。隋代由于矫枉过正，大量并省州县，所以县数明显减少，幅员也相对增大。唐代以后南方开发程度加深，经济显著发展，不断有新县从老县分置出来，新、旧《唐书・地理志》对此颇有详细的记载，如：江西的玉山，是“分常山、须江置”。四川的蒙阳县是“分九陇、雒、什邡三县置”，被分割的老县幅员自然要缩减。唐代县数的大幅度增加，一方面是恢复了被隋代并省的部分县，另方面是疆域扩大所致，第三方面就是新县的析置。宋代疆域比唐代大为缩小，燕云十六州失于辽，陇右西北地区归于西夏，云南一带独立为大理，越南北部成为安南国领土，县数自然减少。元代县数的减少则是大为不同的原因。以元代版图之广袤，而只领1127县，令人感到难以理解。除了因长期战乱人口大量流失，因而并省大量的县这个比较明显的原因外，还有另一个比较隐蔽的缘故，那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州应当看成县级政区，而不是统县政区。宋代以前，州是统县政区，州治必须设于某个县城之中，这个县被称作附郭县。元代许多州不设附郭县，因此州治周围就形成一个与属县相当的县级政区，如下图所示。有无附郭县的州，其所含政区个数是一样的，只是前者比后者要多领一个县，也就是多出一个县政府来。同时，元代又有许多州不领县，这些州其实也是县级政区。最后，江南地区由于户口较多，又有一批县升为州，这些州也不辖县，从区划上来看，自然也是县级政区。明、清两代，所有的州都不设附郭县，清代的直隶厅也是这样。所以元明清三代，从纯粹的县数来看都偏低，从县级政区来看就属正常了。（附图 {图}）有附郭县的州（附图 {图}）无附郭县的州虽然历代的县数有一定的波动，反映了县级政区的变化，但从总的方面说来，县的数目与幅员的变化是不大的，即使在南北朝时期，县变化也比郡、州两级政区小得多，这表明作为基层政区的县，其幅员大小是以行政管理的程度来确定的。不管什么朝代，都要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才能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县级政府是直接“牧民”的基层组织，其劝课农桑和收租征赋的施政范围是不宜朝令夕改，频繁变动的，否则将会影响国家职能的正常发挥。这就是县级政区的数目与幅员相对比较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且进一步，不但求县之幅员固定，也求其大小相去不远，以利管理。对于州县幅员的大小，宋人认为应调整至大小相去不远的程度。如毕仲游主张：“为今之策，宜先求建国之大法，要在均一而易治。凡邑之大者，割其大以补小；邑之小者，增其小以成大，置一县之封必度四面之界，分长乡以补其短，分宽乡以补其狭。县相比，州相较，大者不使如固始之宽，小者不使如仙居之狭。此之谓均户口赋税之籍，徭役狱讼之制大略相等。贤者俯就而有余，不肖者勉强而无累。”[3]这个建议的目的是为了使管理者均其能力，以免能者治小县，而不能者理大县，不利于治理效果。说明宋代的地方行政管理工作已经达到比前代更高级的水平。不过在实际上，均一政区幅员的想法，远远无法实现，因为无论人口密度、经济开发程度和自然环境，地域之间的差异差别太大了，幅员大的政区未必比幅员小的政区难于治理，幅员只不过是众多影响行政管理难度的因素之一而已。三、“千里之郡”幅员的缩小倾向1.统县政区幅员变化总趋势从总的方面看来，号称千里之郡的统县政区，其幅员自秦至宋呈现出逐渐缩小的倾向，元代以后又经过一个先大后小的起伏。这一不断变小的总趋势由种种原因所造成，其中以政治因素最为关键，目的是要实现中央集权对地方分权步步强化的抑制。县级政区的幅员因为较小，而且在元代以前大多没有面积大小的具体记载，因此在历史地图上只能以点――即县治所在的地点来表示。统县政区已有足够的幅员，其属县又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因此在地图上可以画出其地域范围来，幅员的大小是一目了然的。另一方面，统县政区的幅员还可以从其所辖县数的多少来判别，辖县越多，一般说幅员越大，反之亦然。但是这并非绝对，在特殊情况下，也有辖县多而幅员并不大的。在下面的分析中，两方面的标准都要用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时置郡三十六，另外，还有一个郡级政区是内史――即首都咸阳附近地区。后来因为开胡越之地以及将内地的郡析小，到秦代末年，郡的总数是四十八，与内史一起共四十九个统县政区。秦县的总数大约为一千，平均起来，每郡统县在二十左右。汉代以后，郡的幅员明显比秦代为小。《汉书・地理志》说：“汉兴，以秦郡太大，稍复开置。”开置的意思就是把一郡分成数郡，或二或三。如前述秦代内史在汉代被分成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郡，号称三辅。又如从庐江郡分出豫章郡，从陇西郡分出天水郡，从北地郡分出安定郡等等。秦的内史相当于今天的关中平原，面积不足陕西省的三分之一，分成三辅以后，幅员就更小了。汉代为什么要把郡划小，史籍并未明言，但很显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削弱郡太守的权力，减少地方的分权。郡太守与县令都是一方元首，握有行政、财政、军事大权，尤其是郡守，因为其权力圈（即郡的幅员）较大，中央政府更不能不有所顾忌。严安上汉武帝书中就表明了对郡守权力过大的担心：“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畿千里非特里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万世之变，则不可胜讳也。”哀帝时，王嘉也上疏说：“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这种思想肯定在秦汉之际即已存在，所以汉初就将秦郡有意识地划小。这种将统县政区划小以抑制这一级行政长官的权力的做法在汉代以后，仍然继续下去。统县政区幅员的变化总趋势，如果从具体面积分析，很不容易讲清楚，这里首先用辖县数量的变化来作大体的表示，下表所示就是历代每单位统县政区所辖县级政区平均数的变化。（附图 {图}）从上表可以看出统县政区的幅员呈现出一波三折的变化。秦代以后，统县政区幅员直线下降，至南北朝末年达到最低点，隋代再次回升但未达到西晋水平，之后又再度减缩，至宋代达到第三个波谷，元代以后又回升，至明代达到新的波峰，清代又开始下降，但仍比唐为高。我们从这些数字再结合具体的实例作进一步说明。东汉的郡比西汉的郡有些缩减，如西汉会稽郡范围包括今苏南、浙江和福建，过于廖廓，东汉分成吴郡与会稽两郡。但从总的方面看来，两汉的郡幅员相去不远。西汉每郡平均统县在15个以上，包含很大水份，是由于许多小侯国的存在而形成的。例如西汉琅邪郡领有51县，是汉代领县最多的郡，其幅员实际并不大，不过只相当于今天的山东省东南一隅青岛、日照、诸城、海阳一带十一、二个县市的范围。领县多的原因是该郡的属县当中，就有大半，亦即31个县是幅员很小的侯国。三国时期的总县数与东汉差不多，但郡国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确表明郡国的幅员有很大幅度的下降。但这种变化还带有加强行政管理和反映经济开发逐渐深入的意义，有时还有强化镇抚的作用。尤其是吴国割据东南地区，过去人口较少，经济不发达，县的分布很稀，郡的幅员很大，汉末中原大乱，北方人口大量南来，政府又着意发展经济，以增强自身实力，相应也增设许多新郡。例如今江西地区，两汉都只设豫章郡一郡，到三国时已分为四郡。又如孙吴后期分吴郡与丹阳郡置吴兴郡，就是为了“以镇山越”的需要（《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西晋时期，郡国幅员与三国差别不大而略偏小。南北朝时期郡的幅员直线下降，则主要是出于分官设职的需要，而把郡的不断割小，并不全是以此来削弱郡太守的权力。隋代虽然拨乱反正，大大扩展了郡的幅员，但仍不使其过大，比起西晋来仍略小。唐代更是有意减削统县政区――州的幅员。唐代设置正式政区的版图与汉代相去不远，而唐州的总数竟是汉郡的三倍有余，说明平均唐代一个州的幅员只有汉郡的三分之一。时人常称唐州为十万户州，其实这与千里之郡一样只是象征性的称呼，据天宝元年户口最盛时期的记录，七万户以上的州仅得三十六个，只占当时总州数的九分之一。甚至五万户以上的州也占不到五分之一，大部分的州都在两三万户以下，足见唐州之小。不但如此，在削减州的幅员的同时，唐朝政府还配合以削夺刺史权力的措施，这些措施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军民分治，刺史不象汉代郡太守那样掌有军队，二是州县属员都要由中央吏部诠选，不能由刺史和县令自行辟除。这一措施实际上从隋代已经开始，《隋书・刘炫传》载炫语云：“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宋代中央集权更加强化，州的地域更形缩小，有将近十分之一的州只辖一县之地，完全不可能发生割据一方的现象，但地方政府也就因此缺乏御侮缉乱的能力，形成权轻易撼的毛病。元代统县政区有路府州三级，路、府两级的幅员比宋代州的幅员为大，但元代州的幅员是不可遏止地向下滑波，359州当中，就有158州没有属县，除了官员级别较高以外，这些州实际上等同于县，但从总的平均数来看，元代统县政区的幅员比宋代略有起色。明代则是突变时期，主要的统县政区――府的幅员已超过三国时期郡国的平均幅员。如以今山东地区为例，在明代只设6个府，而在其前的宋代竟分布有20个州（或府、军），即使在其后的清代也分置了12个府和直隶州。又如今广东地区，在明代只设8府1直隶州，而在元代却分置18个路、州。可见明代在这一地区的统县政区平均幅员比元代扩大了一倍。清代高层政区和统县政区幅员都比明代有所缩小，尤其因为直隶州数量比明代多得多，所以统县政区的平均幅员比明代小了许多，不过比起唐代州的幅员还是要大些。明代扩大统县政区幅员的做法，可以说是接受了宋代积弱的教训。既然地方上的军权、财权都已收归中央，则适当地扩大府一级官员的行政事务管理范围，对于地方上的绥靖治安能力自有一定的好处。明代能维持长达277年的长期统治，与统县政区有较强的缉乱能力不无关系。秦代以来统一王朝延续时间比明代长的只有唐代（290年），但在唐代后期存在藩镇割据现象，已算不得真正统一的王朝了。统县政区的幅员就是该级政区长官的权力范围，这个范围的大小直接与地方分权的大小相关，尤其在实行二级制或虚三级制的朝代，中央政府更不希望统县政区的幅员过大，所以从秦到宋，政区幅员逐渐小了下去。在实行三级制的时期，发生割据的危险乃在于高层政区，对统县政区幅员大小的考虑，就着重于行政管理效率，而不是分权太轻太重的问题，这就是元明清三代的路、府一级政区允许有较大幅员的缘故。2.统县政区幅员调整的原因――东汉但望分郡疏的检讨郡级政区幅员的适当尺度是多少，郡为什么要逐渐划小，这样一些问题在自上而下的官方正式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是在东晋人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中，却保留了一份极其可贵的，由下而上要求分郡的奏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中央政府政治目的以外的，其他种种划小郡境的原因。东汉后期桓帝永兴二年(154)的时候，巴郡太守但望给朝廷上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陈述了必须分郡的理由，并提出了具体分郡的方案。虽然当时的执政者因循守旧，不同意实行分郡，但是由于分郡的必要性一直存在，终于在38年后实现分郡，只不过方案改为一分为三。但望奏疏陈词恳切，理由充足，这里特将其要求分郡的原因作一检讨。分郡的根本理由是郡境过大、户口太多以及产业兴盛。该疏开头说：“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秦代巴郡居今四川东部，境域辽阔，至西汉中期才分出西南角畀犍为郡，其后垂三百年郡境未曾变动，而户口从西汉末年至当时已分别增加两倍和一倍半，属县增加三个，并且各县经济发达，盐铁五官俱全。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这样的大郡自然应该划小。由于郡境太大，“土界遐远”，“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因此治安十分困难，“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邮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绝灭。”同时由于郡境太大，老百姓当差服役，吏员履职省亲，路途都太遥远，“给吏休谒，往还数千（里）”，负担很重。下级官吏如果“冤枉弱民”，则百姓“欲赴诉郡官，每惮还往”。同时上级官员巡视属县也受影响，“太守行桑农，不到四县。刺吏行部，不到十县。”公文往来旷日持久，“闭囚须报或有弹劾，动便历年”。总之一句话，行政管理极为不便，为了治政有效，必须分巴郡为二。由但望的奏疏可以看出，一个郡的境域不可过大，尤其在人口增多，经济发达以后更须适当划小。与巴郡为邻的蜀郡，在西汉时就已一分为三（一度一分为五）。巴郡山地居多，经济还较蜀郡落后，所以郡境长期不变。但300年后，分郡条件已经成熟，所以才有但望此疏的出现。这种由下而上自发的分郡要求并不多见，因为对太守而言，郡越大，权力越大，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因此，这份奏疏应是当地土民、豪强强烈愿望的反映。大量郡级政区地域划小的具体情况我们虽不得而知，但除中央政府的集权目的以外，如上述分巴郡疏所列举的种种理由肯定是全部或部分存在的。（下期待续）【责任编辑】苏华 注释：[1]这个词过去曾被译为省、郡或县，都不妥当，因此照写原文。[2]参见周振鹤《西汉县城特殊职能》，载《历史地理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3]《历代名臣奏议》卷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毕氏语中之固始县，今属河南，仙居县在今浙江，当分别是宋代幅员最大与最小之县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氵加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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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 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10卷 第10期 Vol.10 No.10 1999基于T3BDD的动态模型检查倪 彬 冯玉琳 黄 涛摘要 Java Beans是一种组件标准.该文定义了JBDL(Java Beans description language)语言,用于描述组件语义约束规范.为了检测Java Beans组件语义约束与其实现之间的一致性,文章给出了一种基于JBDL公式的三值语义和模型的抽象化动态模型检查方法.文章重点介绍了利用T3BDD（3-terminal binary decision diagram）的符号化动态模型检查方法.关键词 组件,Java Beans,形式规范,符号化,模型检查,二叉判定图.中图法分类号 TP311T3BDD Based Dynamic Model CheckingNI Bin FENG Yu-lin HUANG Tao(Laboratory of Computer Science Institute of Softwa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Abstract Java Beans is a standard for software components. For checking the consistency of the Java Beans semantic constraints with its implementation, a formal Java Beans description language (JBDL) and a dynamic model checking method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contribute an efficient symbolic model checking approach using T3BDD. The approach is based on three valued semantics for JBDL formulas and a kind of abstract model which is dynamically established and evolved during Bean’s execution.Key words Component, Java Beans, formal specification, symbolic, model checking, binary decision diagram (BDD).组合软件开发方法和对象技术正在成为支持网络计算模型的一种主流方法和技术.可复用的组件是组合软件开发方法的基本单元和核心.组件的规范通常依据一定的标准,提供支持组件构造的系统结构和API.但是,这些标准目前都采用非形式的方法来刻画组件的语义.高质量的组件是支持组件复用和分布式计算的关键.为了开发高质量的组件,我们希望对组件的语义形式化地进行描述和验证.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描述和验证是必要的.在组件的制造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多层次的分析、设计和实现.组件语义精确和严格的形式描述,使各层次开发人员对组件语义不会产生理解上的歧义.对组件的验证有利于保证组件的正确性.这样的描述和验证也是在开发过程中选择组件、评价组件、调整组件、组合构造以及系统进化的重要依据和正确性检验手段.我们选择Java Beans组件标准作为研究对象,设计了一个基于多类一阶时序逻辑的规范语言―JBDL(Java Beans description language)来刻画Bean的语义约束.为了检测Bean的JBDL规范与其实现之间的一致性,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抽象和符号化的动态模型检查方法.在动态检测过程中,由于模型是动态建立的,并且随着检测的进行,模型还在不断演化.针对这种情况,本文给出了时序公式在动态演变模型下的三值语义,以及利用T3BDD(3-terminal binary decision diagram)有效地进行模型检查的方法.模型检查是验证系统行为约束的一种方式.其核心问题是模型状态数目无限膨胀的问题.目前的模型检查主要是从技术上尽可能地避免状态爆炸.下面是一些代表性的技术.(1) 使用有效的搜索算法来搜索状态空间.代表性的工作有CMU的E.M.Clarke和R.E.Bryant,TEXAS的E.A.Emerson等人使用BDD、划分和对称性等方法对逻辑部件进行验证[1～3];P.Godefroid等人利用偏序特性和状态无关的搜索方法检查并发系统的性质[4].(2) 组合模型检查(compositional model checking).代表性的工作有Pnueli的假设-保证法;Winskel对命题m 演算的验证;Graf和Steffen利用约简全空间进行验证的方法等.(3) 符号模型检查(symbolic model checking).代表性的工作有UPPSALA的Wang Yi和 K.G.Larson等人对实时系统进行的正确性验证;Denmark的H.R.Anderson,Susscx的M.Henessy,IBM的D.Kozen,Edinberge的C.Stirling和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的林惠民等人对用CCS表达的并发系统进行的正确性验证.(4) 利用抽象进行模型检查.代表性的工作有:CMU的D.E.Long等人对每个变量进行抽象划分,并对ACTL*公式表达的性质进行验证;Wolper对数据无关的系统进行模型检查;Kurshan在有限状态图方面的工作;Burch和Bensalem等人基于trace理论的工作.与上述几类方法相比,我们工作的不同点在于:(1) 我们要检查的模型是在运行时动态产生的,同时,模型在不断地演化,使得时序公式的语义是三值的;(2) 我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抽象方法,这种方法使得抽象可以自动进行,而且不必在抽象空间上进行操作和谓词的抽象计算;(3) 我们扩充了BDD,采用T3BDD来表示模型和公式,并进行模型检查.下面我们首先简要介绍JBDL规范,然后给出检测模型和抽象模型的形式定义以及基于T3BDD的模型检查算法,最后给出实例研究的结果.1 JBDL规范语义约束刻画了Bean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行为应该满足的条件,包括4种约束.静态约束刻画了Bean的状态空间.行为约束刻画了Bean的各个操作应该满足的前后条件.生命期约束刻画了Bean在创建之后,由事件驱动的整个生命期过程中,自身状态和行为应该满足的时序性质.协作约束刻画了由低层Bean协作完成高层Bean的操作时应该满足的时序性质.下面是JBDL的范式:< JBDL Specification> ∷=Spec <Bean Name> Inheritance<Bean Name>< Static Constraints>;<Behavior Constraints> ; <Life Cycle Constraints> ;<Cooperation Constraints> ;End Spec<Static Constraints〉 ∷=Static Constraints: < Static Formulas〉<Behavior Constraints〉 ∷=Behavior Constraints: (<Behavior Name〉:Pre Conditions <Static Formulas〉 Post Conditions < StaticFormulas〉)*<Life Cycle Constraints〉 ∷=Life Cycle Constraints: < Temporal Formulas〉<Cooperation Constraints〉 ∷=Cooperation Constrains: (<Behavior Name>: < TemporalFormulas〉)*JBDL是基于多类一阶谓词分支时序逻辑的描述语言.我们在逻辑语言中扩充对面向对象特性的支持,以便表达Java Beans的各种对象特性.我们还对逻辑语言的语义进行了扩充,以便统一地、混合地表达Bean状态和操作的时序关系.关于JBDL规范的细节可以参考文献[5～7].2 模 型要进行动态检测,就要求待检测Bean在运行过程中需要检测的时候激发检测点事件,并等待检测结果.正在侦听该事件的检测Bean接收到检测点事件后,根据待检测Bean的当前状态建立和演化检测模型,并根据该模型来进行一致性检测,然后把检测结果返回给待检测的Bean.如果检测未发现不一致,则待检测Bean继续运行;否则,产生不一致例外,并提示检测人员进行干预.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直接给出检测模型和抽象模型的形式定义,关于支持检测点事件机制和抽象方法的细节可以参考文献[5～9].定义1. 检测模型是如下定义的三元组M={S,R,I}:(1) S是Bean状态的集合,状态s∈S当且仅当s是待检测Bean在检测过程中处于某个检测点事件时的状态.(2) R是S′×S上称为状态转换的一个二元关系,(s,t)∈R当且仅当确定t的检测点事件在检测过程中发生在确定s的检测点的事件之后,并且它们之间没有其他检测点事件.(3) IR,s∈ I当且仅当s是待检测Bean在检测过程中处于初始状态检测点事件时的状态.由于检测模型是不断演化扩充的,在一个检测点,某些时序公式的值按照JBDL的语义虽然为假,但随着检测的继续,在进一步演化后的检测模型上,它们的值可能为真.这样,如果我们检测到一个时序约束不满足,我们并不知道它是暂时不满足还是永久不满足.因此,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情况:(1) 公式目前不满足,但随着检测模型的演化,公式可能在将来满足;(2) 公式在从现在开始的检测模型上不可能满足.我们把第1种情况下公式的值定义为不确定(unknown).在这种情况下,时序公式在检测模型下的语义就有3种取值.JBDL时序公式及其三值语义定义如下.定义2. 在检测模型M和论域空间C上,M,s0 |= f,含义为公式f在检测模型M下的状态s0满足,M,s0|≠ f,含义为公式f在检测模型M下的状态s0不满足,M,s0 |＝?f,含义为公式f在检测模型M下的状态s0不确定.关系|= , |≠和|= ?递归定义如下:(1) M,s0 |= p 当且仅当p是静态公式,p在状态s0满足,M,s0 |≠p 当且仅当p是静态公式,p在状态s0不满足;(2) M,s0 |= f1 ∧ f2 当且仅当M,s0 |= f1并且M,s0 |= f2,M,s0 |≠f1 ∧ f2 当且仅当M,s0 |≠ f1或者M,s0 |≠ f2,M,s0 |= ?f1 ∧ f2 否则;(3) M,s0 |= f1 ∨ f2 当且仅当M,s0 |= f1或者M,s0 |= f2,M,s0 |≠f1 ∨ f2 当且仅当M,s0 |≠ f1并且M,s0 |≠ f2,M,s0 |= ?f1 ∨ f2 否则;(4) M,s0 |= AX(f1) 当且仅当对满足(s0,t)∈R的所有状态t,有M,t |= f1,M,s0 |≠ AX(f1) 当且仅当对满足(s0,t)? R的某个状态t,有M,t |≠ f1,M,s0 |= ?AX(f1) 否则;(5) M,s0 |= EX(f1) 当且仅当对满足(s0,t)∈R的某个状态t,有M,t |= f1,M,s0 |= ?EX(f1) 否则;(6) M,s0 |= A[f1Uf2] 当且仅当对所有路径(s0,s1,…), i(i 0)[M,si |= f2 ∧j(i> j0)[M,sj |= f1]],M,s0 |≠A[f1Uf2] 当且仅当有某个路径(s0,s1,…), i(i 0)[M,si|≠(f2 ∨f1) ∧j(i>j0)[M,sj |≠f2]],M,s0 |= ?A[f1Uf2] 否则;(7) M,s0 |= E[f1Uf2] 当且仅当有某个路径(s0,s1,…),i(i0)[M,si|=f2 ∧j(i>j0)M,sj |= f1]],M,s0 |≠ E[f1Uf2] 当且仅当M,s0 |≠(f2 ∨ f1),M,s0 |= ?E[f1Uf2] 否则;(8) M,s0 |= AG(f) 当且仅当对所有路径(s0,s1,…),i(i0)[M,si |= f],M,s0 |≠ AG(f) 当且仅当有某个路径(s0,s1,…,t),M,t |≠ f,M,s0 |= ?AG(f) 否则;(9) M,s0 |= EG(f) 当且仅当有路径(s0,s1,…), i(i 0)[M,si |= f],M,s0 |≠ EG(f) 当且仅当M,s0 |≠f,M,s0 |= ?EG(f) 否则;(10) M,s0 |= AF(f) 当且仅当对所有路径(s0,s1,…),i(i 0)[M,si |= f],M,s0 |= ?AF(f) 否则;(11) M,s0 |= EF(f) 当且仅当有路径(s0,s1,…),i(i0)[M,si |= f],M,s0 |= ?EF(f) 否则.3 模型检查方法我们通过模型检查来检测Bean的时序性质.首先,我们选择一种抽象检测模型的有效的表示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减少模型检查时要搜索的状态空间,进一步提高检查的效率和可以检查的状态空间规模.然后,我们给出在这样的抽象检测模型上进行模型检查的算法.3.1 符号化表示符号化表示是用符号来表示抽象状态和状态转换,这种表示方式有助于设计和实现状态空间检测的有效算法.二叉判定图BDD(binary decision diagram)[2]方法是近年来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符号化表示方法.我们准备采用BDD来表示抽象检测模型.但是由于JBDL的时序公式在检测过程中的三值语义,而BDD只能表示真假两种结果,所以无法直接用BDD来表示JBDL的时序公式.为此,我们对BDD进行扩充,使BDD的终结顶增加一个,成为三终结顶的BDD,即T3BDD.定义3. 令f:booleanm→{true,false,unknown}是一个把m维布尔向量映射到集合{true,false,unknown}的函数.函数f把布尔向量空间划分为3个集合{Strue,Sfalse,Sunknown},使得Strue={< x1,x2,…,xn,>|f(x1,x2,…,xn)=true}, Sfalse={< x1,x2,…,xn> |f(x1,x2,…,xn)=false},Sunknown={< x1,x2,…,xn> |f(x1,x2,…,xn)=unknown}.令ftrue,ffalse,funknown分别是集合Strue,Sfalse和Sunknown的特征函数,则f的表示形式ftrue.true+ffalse.false+funknown.unknown是f的范式.这个和的形式可以用有3个终结顶true,false,unknown的BDD来表示.我们把这样的BDD称为三终结顶BDD,即T3BDD.定义4. 不含有左右子图都相同的两个顶的T3BDD称为约简的T3BDD.定理1. 任何函数f:Booleanm→{true,false,unknown}有唯一(同态意义下)的约简T3BDD与之对应,且该T3BDD是顶点最少的T3BDD.根据定理1,JBDL的时序公式都可以用T3BDD的特征函数f来表示,满足公式的状态集合是Strue,不满足公式的状态集合是Sfalse,不确定的状态集合是Sunknown.抽象检测模型也可以用T3BDD来表示.抽象状态是由一组表征Bean约束中静态子公式的布尔变量值确定的.每个抽象状态对应一组具体的布尔变量值.这样,若布尔变量的个数为n,则每个抽象状态可以看成是一个n元布尔向量.我们就可以用n元布尔关系来表示抽象状态的集合和初始状态的集合,而n元布尔关系可以用布尔公式来表示,也就可以用T3BDD来表示.同时,用表征Bean约束中静态子公式的布尔变量组V构造一个布尔变量组的偶对(Vfrom,Vto),把在抽象状态转换中表示起始状态和到达状态的布尔变量组分别对应于偶对中的Vfrom变量组和Vto变量组,用Vfrom变量组和Vto变量组作为T3BDD对应的布尔公式的变量,用抽象状态转换中起始状态和到达状态对应的布尔向量作为元素构造一个布尔关系.这个布尔公式对应的T3BDD就表示包含抽象状态转换的集合.3.2 模型检查算法下面我们给出在用T3BDD表示的抽象检测模型上,对用T3BDD表示的JBDL正时序公式进行模型检查的算法.进行模型检查的过程,主要是根据抽象检测模型和公式的形式递归构造T3BDD.设T3BDDS(s)表示状态集合S对应的T3BDD,s是表示抽象状态的布尔变量的向量.T3BDDR(s,t)表示状态转换集合对应的T3BDD,s为布尔变量的向量Vfrom,t为布尔变量的向量Vto.T3BDDI(s)表示初始状态集合I对应的T3BBD,s是表示抽象状态的布尔变量的向量.我们用T3BDDf(s)表示公式f对应的T3BDD,s为该T3BDD中的布尔变量向量.下面说明如何按照JBDL时序公式的形式递归地构造公式的T3BDD.为了表达方便,下面的公式中有一部分并不是要检测的JBDL的时序公式,这些公式标注为辅助公式.(1) 公式p是静态子公式根据抽象的方法,p在模型中有相应的布尔变量与之对应.设模型中p对应的布尔变量为vi,vi是s的分量,则T3BDDp(s)是仅含变量为vi的非终结顶的T3BDD.(2) 公式f(辅助公式)把T3BDDf (s)中的终结顶点true换为false,false换为true,unknown不变,得到T3BDDf(s).(3) 公式u2f(f)(辅助公式)把T3BDDf(s)中的终结顶点unknown换为false,得到T3BDDu2f (f)(s).(4) 公式f 2u(f)(辅助公式)把T3BDDf (s)中的终结顶点false换为unknown,得到T3BDDf 2u (f)(s).(5) 公式f1*f2,其中*为∨或者∧计算T3BDDf1 * f2(s)=T3BDDf1(s)*T3BDDf2(s)的有效算法与BDD的类似算法一致,其不同之处在于∨和∧ 对于3种值{true,false,unknown}的计算方法:∨truefalseunknown∧truefalseunknowntruetruetruetruetruetruefalseunknownfalsetruefalseunknownfalsefalsefalsefalseunknowntrueunknownunknownunknownunknownfalseunknown(6) 公式f(s)|vi=b,其中s=< v1,v2,…,vn>,b是true或false(辅助公式)这个公式表示将vi限制到b.计算限制的算法与BDD计算限制的算法相似,具体如下:(a) 遍历整个T3BDD的顶点,用vi顶点的对应子树(若b为true,则用vi为true对应的子树;若b为false,则用vi为false对应的子树)替代该顶点.(b) 约简T3BDD.(7) 公式tf(s,t)(辅助公式)设< v1,v2,…,vn>为t对应的布尔变量向量,tf(s,t)= v1 v2…vn f(s,t),而 vi f(s,t)=f(s,t)|vi=true∨ f(s,t)|vi=false.(8) 公式EX(f)计算公式f 2u(t(f(t)∧ R(s,t)))对应的T3BDD.(9) 公式AX(f)计算公式 (t( f(t)∧ R(s,t)))对应的T3BDD.(10) 公式m Q(g(Q)),其中g(Q)=f(s)∨ t(Q(t)∧ R(s,t))(辅助公式).令g(Q)true,g(Q)false,g(Q)unknown分别是T3BDDg(Q)(s)确定的集合Strue(g(Q)),Sfalse(g(Q))和Sunknown(g(Q))的特征函数,由于Q在g中的出现不含 ,gtrue和gfalse均是2|S|→2|S|的按照的单调函数,根据不动点理论,gtrue和gfalse均存在最大不动点和最小不动点.T3BDDm Q(g(Q))(s)确定的集合Strue表示gtrue确定的最小不动点,Sfalse表示gfalse确定的最大不动点,Sunknown表示其他状态.根据文献[1]的论述,通过计算f(s)∨ t(f(t)∧ T(s,t)))来计算m Q(g(Q))比直接计算m Q(g(Q))效率要高,其中T(s,t)=μP(R(s,t)∨ w(P(s,w)∧ P(w,t))).令h(P)=R(s,t)∨ w(P(s,w)∧ P(w,t)),计算m P(h(P))采用叠代的方法.首先令P0=false T3BDD,然后计算Pi+1=g(Pi),直到Pi+1和Pi相同.(11) 公式n Q(g(Q)),其中g(Q)=f(s)∨ t(Q(t)∧ R(s,t))(辅助公式)令g(Q)true,g(Q)false,g(Q)unknown分别是T3BDDg(Q)(s)确定的集合Strue(g(Q)),Sfalse(g(Q))和Sunknown(g(Q))的特征函数,由于Q在g中的出现不含 ,则gtrue和gfalse均是2|S|→2|S|的按照的单调函数,根据不动点理论,gtrue和gfalse均存在最大不动点和最小不动点.T3BDDn Q(g(Q))(s)确定的集合Strue表示gtrue确定的最大不动点,Sfalse表示gfalse确定的最小不动点,Sunknown表示其他状态.根据文献[1]的论述,我们计算vQ(g(Q))=μQ(g(Q))∨ ( t(T(t,t)∧ T(s,t))),其中T(s,t)=m P(R(s,t)∨ w(P(s,w)∧ P(w,t))).(12) 公式E(f1Uf2)计算公式(f1∨f2)∧ f 2u(m Q(f2(s)∨t(Q(t)∧ (f1(s)∧ R(s,t))))).(13) 公式EG(f)计算公式f∧ f 2u(vQ(( tR(s,t)∧ f (s))∨ t(Q(t)∧ (f (s)∧ R(s,t))))).(14) 公式A(f1Uf2)计算公式 (u2f (F1))∧ f 2u( F2)∧ f 2u( F3)∧ f 2u( F4).其中F1=μQ(( f1(s)∨ f2(s))∨t(Q(t)∧ ( f2(s)∧ R(s, t)))),F2=μQ(( (u2f(f1(s)))∧ (u2f(f2(s))))∨ t(Q(t)∧ ( f2(s)ù R(s,t)))),F3=μQ(( tR(s,t)∧ f2(s))∨ t(Q(t)∧ ( f2(s)∧ R(s,t))))),F4= t(T(t,t) ù T(s,t)),T(s,t)=m P((R(s,t)ù f1(s))∨ w(P(s,w)∧ P(w,t))).(15) 公式EF(f)计算公式f 2u(m Q((f(s)∨ ( t(Q(t)∧ R(s,t)))))).(16) 公式AG(f)计算公式μ Q(( f(s)∨ (t(Q(t)∧ R(s,t))))).(17) 公式AF(f)计算公式f 2u( (μQ(( tR(s,t)∧ f (s))∨ t(Q(t)∧( f (s)ù R(s,t))))))∧ (t(T(t,t)∧ T(s,t)))),其中T(s,t)= μP((R(s,t)∧ f(s))∨ w(P(s,w)∧ P(w,t))).构造了JBDL时序公式对应的T3BDD之后,我们通过对每个公式f计算s( I(s)ú f(s))来获得检查结果,其中sf(s)=v1v2…vn(f(s)),其中< v1,v2,…,vn>为s对应的布尔向量,vi(f(s))=(f(s)|vi=true∧ f(s)|vi=false), f(s)|vi =b是把false中的变量false限制到false得到的T3BDD.T3BDD" s(I(s)∨ f(s))为true,表示f在所有初始状态满足;为false,表示f在某个初始状态不满足;为unknown,表示f在某个初始状态不确定.算法的空间复杂度与使用BDD相同,即与变量的顺序密切相关.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按公式的形式归纳如下,其中|T3BDDf|为T3BDDf的顶点数,|t|为向量t的长度,|d|为抽象检测模型状态转换图的直径,|d|最坏情况为2|t|.公式复杂度公式复杂度静态公式O(1)fO(1)u2f(f )O(1)f 2u(f )O(1)f(s)|vi=bO(|T3BDDf|*log(|T3BDDf|))f1*f2O(|T3BDDf1|*|T3BDDf2|)AF(f )O(|T3BDDf|2*|t|*log(|d|)))EX(f )O(|T3BDDf|2*|t|))E(f1Uf2)O(|T3BDDf|2*|t|*log(|d|)))AX(f )O(|T3BDDf|2*|t|))EG(f )O(|T3BDDf|2*|t|*log(|d|)))A(f1Uf2)O(|T3BDDf|2*|t|*log(|d|)))EF(f )O(|T3BDDf|2*|t|*log(|d|)))AG(f )O(|T3BDDf|2*|t|*log(|d|)))tf(s,t)O(|T3BDDf|2*|t|))μQ(f(s)∨ t(Q(t)∧R(s,t)))O(|T3BDDf|2*|t|*log(|d|)))νQ(f(s)∨ t(Q(t)∧R(s,t)))O(|T3BDDf|2*|t| *log(|d|)))由于Bean每个状态的占用空间较多,同时在动态检测中状态数目不断增长,直接在检测模型上进行模型检查很容易导致空间耗尽.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抽象的模型表示方法,不仅能减少检测模型的状态数目,而且能保证总的状态数目有界.同时,我们还证明了这种抽象方法对JBDL正时序公式的保守性.事实上,检测是在抽象模型上进行的.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着重论述基于T3BDD的模型检查方法.关于抽象方法的论述详见文献[5,6,8].4 实例研究根据JBDL规范和动态模型检查方法,我们设计和实现了检测的支撑框架和工具――MChecker.利用MChecker,我们对JavaSoft提供的分布对象计算实例――股票报价监测器和动画实例――杂耍者进行了研究.实验结果与理论结果完全一致,表明了动态检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效的,算法的实际时空复杂度要远小于最坏情况.关于工具系统以及实例研究的细节可参见文献[5,6,9].5 总 结开发高质量和高可复用性的组件要求对组件的语义进行形式化描述和验证.我们选择Java Beans组件标准作为研究对象,设计了一个基于多类一阶时序逻辑的规范语言 JBDL来刻画Bean的语义约束.为了检测规范与其实现的一致性,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抽象和符号化的动态模型检查方法.本文给出了动态模型检查方法中,根据JBDL公式的三值语义和模型的抽象化,利用T3BDD在抽象检测模型上进行符号化模型检查的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效的.注释：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863高科技术项目基金资助。作者简介：倪彬：1969年生，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面向对象的理论和技术，模型检查；冯玉琳，1942年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对象技术，分布计算技术，移动计算技术，软件工程。黄涛：1965年生，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软件工程，对象技术，分布计算机科学开放计算技术，程序设计语言环境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北京 100080E-mail: tao@ox.jos.ac.cn参考文献1. Burch J R, Clarke E M, McMillan K L et al. Symbolic model checking: 1020 statesand beyond.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1992,98(2):142～1702. Bryant R E. Graph-based algorithms for Boolean function manipulation. IEEE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 1986,C-35(8),677～6913. Clarke E M, Grumberg O, Long D E. Model checking and abstraction. In: SIGACT &SIGPALN ed. 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nnual ACM Symposium on Principles ofProgramming Languages. New York: ACM Press, 1992. 343～3544. Godefroid P. Model checking for programming languages using VeriSoft. In: SIGACT& SIGPALN ed. Proceedings of the 24th ACM Symposium on Principles of ProgrammingLanguages. New York: ACM Press, 1997. 174～1865. 倪彬.组件语义约束及动态模型检测方法和技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1998(Ni Bin. An approach to dynamic model checking for component semanticconstraints [Ph.D. Thesis]. Institute of Softwa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1998)6. Ni Bin, Feng Yu-lin. Specifying and checking for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JavaBeans. In: Keijro Araki, Feng Yu-li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Symposium on Future Software Technology’97. Tokyo: SEA, 1997. 79～847. Ni Bin, Feng Yu-lin. Exploiting abstraction to check semantic constraints forJava Beans. In: Jose Cuena ed. IT&KNOWS Proceedings of the ⅩⅤ IFIP WorldComputer Congres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Group, 1998. 187～2008. Ni Bin, Zhou Ze-hua. Mchecker an automatically dynamic checking tool for JavaBeans semantic constraints. In: Chen Jian, Li Ming-shu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the 27th Technology of Object Oriented Languages and Systems. Beijing, 1998.164～172收稿日期：1998-07-07 修稿:199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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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机与应用WEIXINGJI YU YINGYONG1999年3月 第18卷 第3期 vol.18 No.3Java战胜C/C++的奥秘―从语言和实现机制角度剖析Java与C/C++徐鹏 王克宏摘 要：针对Java语言与C/C++语言在功能、安全性、可移植性等方面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技术分析，同时展望Java语言的发展前景。关键词：Java语言 C/C++语言 Java虚拟机 即时编译器1 从C、C++语言到Java的发展C程序设计语言自推出以来就一直十分流行。它的流行应当归功于一些非常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性(例如针对计算机硬件的特定数据类型、程序小型化以及易于掌握等)、其标准的运行时类库(其中包括了用于输入/输出、存储定位、字符串操作等功能)以及数量庞大的开发工具集(包括UNIX操作系统在内的很多操作系统上都具有很多C语言开发工具)。随着计算机应用程序的复杂化，C++语言出现了，C++语言主要用于设计大型的应用程序，同时由于充分结合了面向对象的技术，使利用这种语言设计出的程序增加了可读性和可维护性。由于C++语言过多地顾及了与C语言的兼容性，因此导致这种新语言自身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典型的问题包括：指针运算、缺少数组索引、缺少数组越界检测、函数参数的数量可变以及对字母的大小写不进行检测等。Java是一种新型的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与C和C++语言相比起来，它更加易于学习和使用。Java扬弃了C和C++语言中的一些复杂结构，增添了可移植性和安全性等功能，Java应用程序(包括Applet程序)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网络环境中运行。Java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就战胜C++，成为众多程序员首选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这与其自身的特性是密不可分的。2 Java语言与C、C++语言的比较在变量声明、参数传递、操作符、控制语句等方面，Java语言使用了和C、C++相同的风格，使得那些熟悉C、C++语言的程序员可以很方便地利用这种新型的程序设计语言进行编程工作。同时Java为了实现其简单、鲁棒、安全等特性，也摒弃了C和C++语言中许多不合理的内容。2.1 语言特性1.指针类型和算术运算。Java语言不支持C/C++中的指针，因为由于指针所进行的内存地址操作常常会造成不可预知的错误，同时通过指针对某个内存地址进行显式类型转换后，可以访问1个C++中的私有成员，从而破坏系统的安全性，造成系统的崩溃。Java对指针进行完全的控制，程序员不能够直接进行任何指针操作，例如把整数转化为指针，或者通过指针释放某一内存地址等。2.头文件。在C和C++语言中用头文件来声明类的原型以及全局变量、库函数等，在较大型的系统中，维护这些头文件是很困难的。Java不支持头文件，类成员的类型和访问权限都封装在1个类中，运行时系统对访问进行控制，防止对私有成员的操作。同时，Java中用import语句来与其他类进行通信，以使用它们的方法。3.结构、联合和函数。C、C++中的结构(Structure)和联合(Union)中所有成员均为公有，这样就带来了安全性问题。Java中不包含结构和联合，所有的内容都封装在类中。同时Java语言通过类中的方法来实现C和C++语言中函数所实现的功能。4.GOTO语句。Java不支持C/C++中的GOTO语句，而是通过例外处理语句try、catch、finally等来代替C/C++中遇到错误时用goto来进行跳转的情况，使程序更具有可读性，并且更加结构化。5.多继承。C++语言支持多重继承，多重继承指1个类可以同时成为多个类的子类，它使得类的层次关系不清楚，而且当多个父类同时拥有相同的成员变量和方法时，子类的行为并不容易确定，这就给编程工作带来了困难。然而Java语言只支持单一继承，也就是说每个Java类只能够具有1个父类。单一则清楚地表明了类的层次关系，指明子类和父类各自的行为。但是Java语言又提供了1个“接口”类型，接口把方法的定义和类的层次区分开来，通过它可以在运行时动态地定位所调用的方法，同时接口实现了“多重继承”，且1个类可以实现多个接口。正是这些机制使接口提供了比多重继承更加简单、灵活且强劲的功能。6.类型转换。在C、C++中，可以通过指针进行任意的类型转换，这常常会带来不安全性，而在Java中，运行时系统对对象的处理要进行类型相容性检查，以防止不安全的转换。7.浮点运算。Java语言在浮点运算的精确度上存在缺陷。目前计算机的处理器可以产生精确度很高的浮点数，但是Java只要求处理器返回与其所产生数据相比精确度较低的中介结果。为了满足Java规范，必须放弃对精确度的特殊要求。这不但导致了这种语言缺少精确的浮点运算，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了Java程序的执行性能，而相同的问题在C和C++语言中则不存在。8.数组越界检测。在Java语言中，数组大小为负数或者程序运行过程中数组越界都作为运行时例外来处理，而在C或C++语言中没有提供对这种错误的检测功能。9.字符串。Java语言的字符串是作为1个字符串类的实例出现的。与C语言的字符串不同，Java字符串是可变的。程序员可以通过使用StringBuffers类作为1个Java字符串对象，这样就可以任意修改这个字符串了。10.多线程技术。Java语言支持多线程操作，而在C/C++语言规范中并不包含多线程的内容。另外，通过在程序中运用多线程技术，使得这些程序与单一线程的程序比起来性能有所提高。11.内存管理与垃圾回收机制。在C语言中，程序员通过库函数malloc()和free()来分配和释放内存，C++中则通过运算符new和delete来分配和释放内存。再次释放已经释放过的内存块或者未被分配的内存块都会造成系统的崩溃；同样，如果程序员忘记释放不再使用的内存块也会逐渐耗尽系统资源。而在Java语言中，所有的数据结构都是对象，通过运算符new为它们分配内存堆。通过new得到对象的处理权，实际分配给对象的内存可能随着程序运行而改变，Java语言对此自动地进行管理并且进行垃圾收集操作，有效地防止了由于程序员的误操作而导致的错误，并且更好地利用了系统资源。12.网络功能。Java语言支持网络操作，通过URL类可以从网络上读取数据，同时还可以向服务器端的CGI程序发送数据。Java还隐藏了socket接口，同时它使得客户/服务器应用程序更加便于开发。而这些功能在C和C++语言中都没有提供。2.2开发和执行环境Java语言及其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与业界巨大的推动是分不开的。由于Java语言还是1个相对新生的事物，所以开发工作所需的工具还不很成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认为判断Java推广程度的最好例证之一就是Java RAD公司的发展，随着Java RAD工具逐渐走向成熟，这种语言将对客户-服务器形成挑战。运行性能仍旧是Java执行环境的1个重要问题，这与C和C++语言是完全不同的。Java应用程序是通过解释执行，而不是直接通过编译执行的，并像C/C++程序那样与本机代码进行链接。Java应用程序可以首先被编译成字节代码，之后通过网络以本地或者远程调用方式由Java虚拟机来解释。Java字节代码的规模很小，然而，由于每次调用都需要对相同的代码进行解释，而C和C++程序都是在本地执行的，所以这造成了Java与C/C++相比在执行速度上相对缓慢。即时编译器JIT(Just-In-Time)将字节代码翻译成可以动态执行的本机代码，由于这种翻译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只进行一次，而不是每次调用都需要执行，因此它提高了程序的性能。JIT编译器可以较好地提高Java程序的远程调用执行速度，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它执行本地代码时的速度并不理想。而本地Java编译器可望填补这个空缺。2.3 可移植性当用户将C/C++程序移植到另外一些机器上执行时，这些程序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这些程序不具备用于分配原始数据类型的一些标准。当进行原始类型转换时，C和C++语言不能够指定正确的结果。而利用Java语言设计出的应用程序可以在任何1台具有1个Java虚拟机的计算机上运行。Java的口号“一次编写，到处运行”就是指导方针。与C和C++程序比起来，Java程序更加易于进行移植。然而，虽然在各种不同的平台下都实现了Java运行环境，但是这个环境也具有针对特定主机的模块。这样，一名程序员怎么能够保证在不需要于不同平台上对他们所设计的应用程序进行测试的前提下就可以保证这些程序在这些平台上完成相同的操作呢?例如，线程的排序处理就要依赖于主机的操作系统，这样就造成了1个多线程的Java应用程序在不同的计算机环境下可能进行完全不同的操作。因此，1个“100%纯Java”程序仍旧应当在不同的平台上进行测试，这样才能够保证其运行质量。2.4 性能与Java语言相比，C和C++语言更加成熟。目前，许多软件开发商都在各自的Java应用程序中使用了一定数量的本地代码，这些公司包括IBM、Netscape、Microsoft、Dimension X、RandomNoise和NetDynamics等。在进行程序开发的过程中，许多开发人员都发现单纯地使用Java语言来编写其应用程序十分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最普遍的原因是运行性能。由于Java代码是解释执行的，因此其执行速度比起C代码来要慢很多。即时编译器JIT的出现缓解了这种情况。而Java本地编译器可望成为三者中性能最佳的编译器(这种编译器的运行速度与另外两种编译器相比分别提高50倍和4～7倍)。总之，Java语言并没有提供像C/C++语言中注册关键字或汇编程序那样的标准挂接程序来实现程序优化，它不支持那些协助代码生成工作的内联本地汇编代码。在Java语言的设计思想中，简便性和可移植性比起运行性能来是更加重要的因素。Java程序更加依靠编译器和运行时环境来改善运行性能。根据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Market Decisions公司的调查表明，有96%的Java开发人员是在Windows平台上开发并使用Java应用程序的。这个数字表明大多数Java应用程序是在Intel体系结构的平台上运行的。随着Intel系统处理器主频的不断提高，Java程序的解释执行速度也会间接得到提高。当对Java语言的内部机制进行考察后，就会发现每次方法调用都必须搜索其方法表，Java程序在方法调用方面的开销要高于C语言，接近于C++语言，而它在错误校验方面比起后2种语言来要耗费更多的运行时资源。因此有理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具有1个优秀的本地Java编译器的条件下，Java程序的运行性能能够接近于C++程序。3 结论Java是一种与C++类似，但更加简单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对于熟悉C和C++的程序设计人员来说应当很容易掌握Java语言，因为这3种语言具有相似的语言结构。然而Java程序剔除了在C++语言中一些复杂的功能，并增加了错误校验、垃圾收集和多线程支持等功能，因此Java语言相对更加健壮。通过内置在Java语言中的安全特性，应用程序可以在具有1个Java虚拟机的不同网络环境中自由地被解释运行。目前，Java开发环境的成熟程度还无法与本地C/C++开发环境相比，Java语言的解释代码运行速度还相对较慢。即时编译器和Java本地编译器正在不断改善，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它能够超过本地C和C++编译器的速度。Java开发人员必需对Java所提供的功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Java所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它还是一个由虚拟机和网络化环境(包括Internet)组成的完整的环境。为了成为一种主流语言，Java必定需要具备一个完整的功能集，同时应当易于使用、可靠且节省费用。Java语言虽然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其自身仍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前进的道路还很漫长。作者单位：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00084)参考文献1 Harbison S P,Steele G L.C-A Reference Manual.Tartan Laboratories,19962 Stroubtrup B.The C++program Language.AT&T Bell Laboratories,1996.3 O'Connell M.Java:The inside story.Sun World Online,19974 Gosling J,Joy B,Steele G.The Java Language Specification.Addison-Wesley,19965 Gosling J,McGiltion H.The Java Language Environment,A White Paper.Sun Microsystems Computer Company,19966 Ricciuti M.Java hype aside,C++still rules.C/Net,19977 100% Pure Java watered down,http://www.news.com/News/item,1997.58 Volkmann M.Java-What's All The Excitement About?.Object Computing Inc,19989 Shavlor N.JCC-A Java to C converter.Java Developer Inc,1997.10 IBM High performance Compiler for Java:An Optimizing Native Code Compiler for Java Application,white paper.IBM Corp,199811 Jain P，Schmidt D C.Experiences Converting a C++ Communication Software Framework to Java.Java Developer Inc,1998(收稿日期：1998-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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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950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126 【分 类 号】Z1 【分 类 名】出版工作、图书评介 【 作 者 】徐吉军 【复印期号】199503 【 标 题 】一部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础教材 ──读《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正 文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一书，系周一良教授主编的“大学丛书”之一，它的作者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邹逸麟先生，这是我国近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基础教材方面的一部力作。本书按照历史时期中国地理环境各要素变化的过程、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分上、中、下三篇加以概述。上篇《自然环境的变迁》分四章，第一章论述了气候和植被的变迁；第二章论述了东部平原黄河下游河道、长江中下游水系、海河水系、黄淮海平原湖沼的历史变迁；第三章对辽东湾、渤海湾、苏北、长江口、杭州湾海岸的历史变迁问题作了探讨；第四章论述了沙漠的变迁。中篇《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分成二章，前一章按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六个时期论述了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后一章则按郡县制的萌芽和确立、州郡时代、道路时代、行省时代阐述了中国历代政区的沿革情况。下篇《历代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分五章，内容涉及北部农牧界限、古代主要农业区、古代蚕桑棉养植业和丝棉织业、人口、城市、交通路线等的分布和历史变迁等问题。综观全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善于总结前人成果。本书是作者为普通高校历史、地理专业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大学生编写的一本中国历史地理教材，作者在学术上十分注意前人成果的吸收。这我们可以从本书的体例结构和论述中可以看到。例如，作者在第六章中，用郡县制的萌芽和确立、州郡时代、道路时代、行省时代来阐述中国历代政区沿革，就充分体现了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高度总结。此外，对许多问题的阐发，作者也是力求从深层次上进行分析研究，使之脉络清楚。从而把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二、详略得当。作者鉴于国内已经出版过几部篇幅较大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性著作，因此在撰写时采取了“人详我略，人略我详”；“务求以最少的文字，提供尽可能多的知识给读者”的指导思想，这不仅避免了读者似曾相识之感，而且也使全书的内容高度浓缩，主题内容突出，减少了读者的负担。作者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仅是对当今学术著作中普遍存在那种无病呻吟、长篇累牍弊病的一大痛击，而且也充分表现了作者严谨踏实的治学作风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难能可贵。三、论述比较全面、系统。中国历史地理作为一门正在建设之中的新兴学科，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极不平衡。有的研究成果虽多，但要按教材的要求编写成比较全面的一章还有相当大的困难，如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我们过去都着重于今天中国疆域的历史变迁研究，而对历史上属中国疆域而今天不属中国疆域的研究而缺乏研究。有的分支学科则处在空白点，如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有鉴于前此，作者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使本书成为目前比较系统、全面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从而为普通高校的史地系师生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的概貌及其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分支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四、史料翔实，论据充分。本书作者不仅注意吸收前辈学者和同行的大量研究成果，而且也注重对史料的广泛搜集和发掘，并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从而纠正了不少史书记载和前人论述的错误。例如，过去有人因鄱阳湖在古代曾有彭蠡泽之称而认为古代彭蠡泽即今鄱阳湖，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这是不正确的”，并从彭蠡古泽的形成与古长江在九江盆地的变化进一步论证了古彭蠡泽不是今天的鄱阳湖。这个论点，史料翔实，论据充分，推理严密，令人信服。总之，《中国历史地理概述》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历史地理概貌的大学好教材。它的出版，必将推动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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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53 【原文出处】《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38～42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200107 【 标 题 】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英文标题】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FAN JING(Humanities College,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 ance and Ecomomics,Shanghai,China,200443)【 作 者 】范静 【作者简介】范静(1966-)，女，江苏溧阳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本文从政治文化的内涵与功能的界定出发，分析了现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探讨了处于变革与发展中的当代中国创建社会 主义新型政治文化的现实意义，并进一步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今后的政治发展。【英文摘要】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exhabits in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spec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 ket economy.In this paper,the contents and functions of political culture,the basic qualities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ofChina has been discussed.In addition,the significance of creating new political culture to the polit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China,and the practical measures of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political culture have been put forward.【关 键 词】政治文化/政治发展/功能/创建political culture/political development/function/creation 【 正 文 】 一、政治文化的内涵及其功能关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研究产生于本世纪50-60年代。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中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注：［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第2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以后，丹尼斯・卡瓦纳、卢西恩・派伊等政治学者都对政治文化作过不同的定义。其中，派伊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这样的描述：“政治文化是这样的一套态度、信念和情感，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它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它包括政治理想和一个政体的运行规范。因此，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与主观维度集合形式的展示。”（注：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cience,New York,MaCmillan Co.And the Free Press,1961,vol,12,p.218.）由此我们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成员，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政治文化是政治的灵魂。一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它便以其特定结构形成一个有机系统，贯穿于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方向和作用的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首先，指导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行为，这是政治文化最基本的功能。政治文化规定了人们的政治倾向，成为一种内化了的政治行为规范，影响和支配着人们对政治行为方式的选择，并以一种执著的政治目标深刻、稳定、持久地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当然，由于政治文化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它既可以指导正义进取、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指导反动保守、阻碍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第二，影响政治统治体系的确立和稳定。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在维护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统治方面，往往能够表现出强大的功能。政治文化一方面为政治统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的说明，为新的政治体系的建立提供心理支持；另一方面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对政治稳定起到深度支持的作用。第三，制约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政治统治体系的不断巩固和完善，需要各种社会因素及各种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政治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重要力量。政治文化内含着对政治发展前景的向往，如果这种向往符合政治发展规律，则能激发人们努力通过政治实践去推动政治发展。反之，则会阻碍政治的发展。另外，政治文化的传播塑造并影响着政治社会的成员，其政治文化素养的提高对加快政治发展的进程无疑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二、现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政治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是其漫长历史的一种积淀和凝聚。中国的政治文化有着两千多年的深厚积累，不可避免地带有本国传统文化的痕迹。然而，政治文化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而言，一般具有两方面的构成要素：第一是传统的因素；第二是现实的因素。所以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两个层面。首先，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牢固的血缘宗法制度、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高度专制以及封闭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成了古代以君主的“治国之道”为核心、以处理群臣、君民关系为内容的较为完备的封建政治文化体系，民众中存在着普遍的崇圣意识和依附心理，把政事的兴衰完全寄托在明君和清官身上，“人治”成为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并已根深蒂固。此外，权力崇拜与惧怕的二元政治情感、上下等级意识及狭隘顺从心理等均构成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随着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传统政治文化开始受到现代思想潮流的冲击。虽然这两次政治运动都失败了，但它们提出的政治主张，如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倡导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等思想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变革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改革开始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公平、民主、法制、竞争、参与、开放的观念深入人心，主体意识日趋强烈。人们不再盲目崇拜、畏惧权威，而是能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理性的思考，并较为积极地关注国家政治生活和参与政治活动。一种新型政治文化开始形成和创立，世俗化和理性化成为现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所谓世俗化，“是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个人往往自信他们拥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并选定有助于自己改变环境的行动方案。”（注：［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第2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改革开放使人们拥有更多的信息、机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化渠道，人们对政府的评价更具现实性，看重的是政府的实际作为和实际效果，在政治上人们不再盲目服从。而理性化则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极端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逐步受到制约，宽容、秩序、稳定、渐进的观念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人们开始变得更为理智，在探索我国政治发展道路问题上更强调适合中国国情，而不再是追求那种浮躁的、缺乏根基的所谓“民主制度”。三、新型政治文化的创建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确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统治地位，保障了人民群众享有广泛、平等和真实的政治权利。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建设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政治生活中还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以权谋私及腐败现象，人民权利难以充分行使，公民政治参与远远不够等等，我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任重而道远。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离开我国的基本国情，所以我们既不能走西方化道路，把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当作唯一的模式，也不能忽视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政治发展中的有益的东西。应该看到，政治文化无论是从微观上提高公民个体的政治素质，还是从宏观上转变整个国民的政治价值观，都为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主体保证。当前，改革开放使政治文化打破了封闭保守的传统发展模式，呈现出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适应性和容纳吸收不同性质文化的开放性。新旧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和碰撞在政治文化主体那里得到反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体系往往是在综合旧的政治文化体系中的合理成分和新的政治思想体系中的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新型政治文化的创建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积极的、重要的意义。首先，政治文化建设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治稳定是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特别关注的问题。政治稳定是维系政治统治的保障，也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同时又是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正处在转型的重要时期，政治稳定尤其重要。为此，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逻辑上，政治稳定的直接决定因素是政权，政权造就稳定的政治秩序。但这个过程不是单纯利用公共权力的强制力量就可以实现，还必须借助于政治文化的作用，政治文化是间接的决定因素和力量，政治文化是政治稳定的思想基础。当前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增加政治信息，增强人民对现实政治系统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二是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现实政治生活的主动性和有序化。其次，政治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我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也是现阶段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多少年来，民主政治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渴望并为之而孜孜以求。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已不再由少数统治者所垄断，人民群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行使国家权力，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者。而这不仅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要通过政治文化的发展来保证得以实现。第三，政治文化建设对加强政府行为的现代性具有指导作用。政府是否具有现代性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一个职能合理、结构科学、管理有效、人事优化的现代化政府，对中国未来经济、政治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切不仅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也涉及到政治文化的变革与更新，尤其是政治价值观的深刻转变。今天，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及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是我国目前乃至将来相当一段时期政治发展的重要任务。相信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将不断改进自身，朝着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要求努力迈进。第四，政治文化建设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具有积极的意义。政治参与是公民对政府的决策过程施加影响的政治行为，是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公民对现实政治体系的认同和归属，有效地促进了公民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的觉醒，从而也构筑起现代政治有效运行的政治文化基础。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公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传统政治文化中更多的是要求百姓效忠皇权、服从统治，从思想上禁锢人们参政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而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则提倡平等、法治、民主、权利、竞争等现代观念，鼓励公民通过合法正当的渠道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四、加快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的建设任何一种政治文化，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是不能稳定持久的，只有当政治现代化的价值取向、目标内涵在人们内心形成稳固的信念，才能产生巨大能量，推动政治发展进程。因此，我们要以积极的姿态努力创建一种新型的、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使之能将我国各阶层、民族、群体的人民团结整合在一起，更好地维护和促进我国现阶段及今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还处于形成发展中，还需经历一个长期艰巨的建设过程，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建设刻不容缓。我们要做到：(1)时代性与继承性相结合。人类历史具有时代性和继承性，同样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也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继承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本国传统文化的痕迹或特征。因此，我们既要把握政治文化的时代性，又要认识它的继承性，从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求出发，积极吸收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主体意识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政治情怀；同时坚决摈弃传统政治文化中“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的封建糟粕，努力创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2)民族性与交汇性相结合。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在共同的地域、长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以此形成维系本民族的牢固纽带。因此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有其民族自身的特点。同时由于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融合性，一种文化往往会有选择地吸收他种文化中积极因素来丰富自身，因而政治文化也表现出这种融合性，能够对其他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改造和吸收，具有相当大的兼容性。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尤其是随着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政治文化的交流势必也愈加密切，这种交流是交互的、双向的，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既要立足于本民族的特点，又要适应这种全球化发展的要求。(3)系统性与传播性相结合。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是一个宏大而深刻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有赖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和促进，也有赖于它在整个社会的广泛传播。所以，我们首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前提，也为政治文化的传播推广提供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其次，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法制观念，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再者，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传播，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政治文化的传播网络，把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新内容渗透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努力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新一代公民。(4)收稿日期：2000-09-12【参考文献】 [1]王邦佐等．新政治学概要[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3]［美］塞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华夏出版社，1988．[4]胡永佳．试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J]．政治学研究，1999，(1)．[5]徐大同．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J]．天津师大学报，1998，(4)．[6]刘志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心理的发展与变革[J]．社会科学探求，（长春）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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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4期 Vol.24 No.4 1998一种活动模板子结构引导的联机手写汉字识别方法1)肖旭红 戴汝为摘 要 结构匹配是一种有效的联机手写汉写识别方法，为了减少匹配运算，人们一直在寻求利用部 分匹配的结果来引导整体匹配的方法.在特征匹配与结构匹配综合的基础上，从3.755个一 级国标汉字中提取出45个子结构，利用它们来引导结构匹配.由于这些子结构总出现在字首或字尾，因而对它们的检测比较容易.同时，通过建立子结构活动模板及设计子结构动态抽取算法，使得子结构匹配的准确度得到很大提高.实验结构表明，该方法使结构匹配的运算量减少约50%，并对类似的物体识别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关键词 联机手写汉字识别，结构匹配，子结构，活动模板.ON－LINE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GUIDED BY COMPONENTS WITH DYNAMIC TEMPLATESXIAO XUHONG DAI RUWEI(Institute of Automation,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0)Abstract Structural matching is a main approach for on－line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In order to reduce its great computational comple xity and improve its performance,people have been seeking for a way to guide the whole matching by the result of partial matching.In this paper,the authors prop osed 45 basic components from 3,755 categories of the daily－used Chinese charac ters to guide the stroke segment matching.Because they always locate at either the beginning or the end of the stroke segment string,these components are easy to extract and separate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character.Besides,the reference templates of these components are dynamically extracted from the reference segmen tstring and dependent on the current matched character so that a more accurate matching is carried out.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segment matching computation h as reduced almost 50%.The approach is also enlightening for other similar object matching problem.Key words On－line bandwritten character recognition,structural matching,sub－structure,dynamic template.1 引言随着便携式笔记本电脑的发展及联机输入接口性能的提高，联机手写汉字识别作为一种快捷 的即写即识的汉字自动录入方式，再一次引起了广大研究者的兴趣.在对规整楷书的识别取 得了一定成绩之后，人们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笔顺变化及具有连笔的自由手写汉字的识别. 虽然有的识别系统较好地解决了带有连笔的汉字的识别［1］，而另一些系统较好地 解除了对书字笔顺的限制［2］，但几乎还没有一个系统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联机手写汉字一般都以笔划序列的方式存储，由于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笔划及笔段串 匹配的结构匹配算法在联机手写汉字识别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各结构基元赋予拓朴及几何属性，结构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汉字的形变，但其运算复杂度较高，对变笔顺汉字进行识别尤其困难.因此近年来有人趋向于用脱机汉字识别的方法来识别联机汉字，即将联机汉字转化为二维图象，利用特征匹配方法来识别联机汉字.特征匹配方法的优点是模板及匹配算法的实现很容易.由于在不存在联笔的情况下，笔顺的变化并不影响汉字的图象，因此用特征匹配方法识别没有连笔的联机手写汉字，可有效地消除笔顺对识别结果的影响，但当存在连笔时，两笔划间相连接的笔段导致汉字图象的变化，从而给识别结果带来影响，同时，目前的特征匹配算法对汉字形变的吸收能力相当有限，而由于人们对联机书写不习惯等原因，联机汉字的形变比脱机汉字大得多，因而单纯用特征匹配的方法进行识别是不够的. 作为一个典型的模式识别问题，联机识别技术的发展有赖于对汉字结构的描述及计算机对人脑识字过程模拟水平的提高.由于书写习惯等原因，在很多汉字中都存在这样的字根或子结构，绝大多数人总是在最初或 最后的几个笔划中书写它们.比如，当我们书写汉字“啊”时，总是先写偏旁“口”，再书写其它部分；而对于汉字“利”，总是先完成其它部分的书写，最后才写偏旁“刂”.基于此，本文所介绍的系统利用特征匹配法对联机汉字进行粗分类，然后以字首或字尾的子结构引导属性串匹配来完成汉字识别的细分类过程.由于这些子结构总出现在字首或字尾的笔划串中，因而只要有一个合适的匹配算法，对它们的检测是不困难的，当检测到待识别的汉字 具有某一子结构时，只有包含该子结构的候选汉字才有资格与待识汉字进行结构匹配，因而大大地降低了结构匹配运算，同时也减少了连笔或笔顺变化导致的误识.在本文的后续各节中，分别对识别系统模型、子结构的构造及匹配进行了介绍.2 研究背景与系统模型汉字识别的进展与人们对汉字结构的理解密切相关，而对汉字结构的理解又受到汉字的书写 及人们对汉字的感知过程的影响，从而导致了一类与通常的汉字描述很类似的识别方法，即通过笔划间的关系识别出汉字部首或子结构，再通过这些已识别的子结构间的关系完成整个汉字的识别.基于这种思想，早在八十年代末，刘迎建等就提出了一种启发式引导模板强制 匹配的识别方法［3］.这种方法从按上下序、左右序等不同顺序排列的笔段有序串中分离出字根并与相应的模板进行匹配.但是什么时候从上下序的串中寻找字根，什么时候从 左右序的串中寻找字根?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决策，几乎没有一个算法能对这一过程进行学 习并做出正确的决策，即使我们通过手工操作，将每一个汉字的结构及搜索顺序“手把手” 地教给计算机，由于手写汉字笔划数不固定及笔段分割算法不完善等原因，也无法确定到有序串的哪一个位置去寻找相应的字根，因而这种识别方法的实现是相当困难的.为了充分地利用联机手写汉字的动态及静态信息，作者曾提出了一个利用图象特征匹配粗分 类，结构匹配法细分类的联机手写汉字识别系统［4］，粗分类过程为每个待识汉字提供若干候选，细分类过程将待识汉字与其候选字的属性笔段串进行结构匹配，最后综合特征匹配与结构匹配的结果得到待识汉字的类别.结构匹配是该识别系统的重要环节，导致其出现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一个汉字由很多笔划组成，其中一个笔划的位置变化就有可能导致笔段的相对属性，诸如相对位置、各方向的笔划穿剌数等的变化，汉字笔划越多，造成相对属性不稳定的因素越多；其次，汉字笔划一旦过多，由于匹配方法的局限性，其结构的局部差异就有可能被众多的相似之处淹灭，不利于形似字，如“拔”与“拨”的区分；第三个因素是笔顺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构的正确匹配.结构匹配法的另一个重要缺陷是运算复杂度太大.假如我们能根据汉字的部分结构来确定是否进行整字的结构匹配，就可大大地减少匹配运算；同时，把汉字分解成多个部件后，每一部件的结构相对简单，这也可以减少匹配错误.在汉字笔划的起始或末尾存在很多结构稳定的部首或字根，由于它们位置的特殊性，比较容 易把它们从笔划串中分离出来.因此，本文定义了45类子结构，通过子结构检测来引导结构匹配.整个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图1 联机汉字识别系统框图3 活动模板子结构的构造引导汉字识别的子结构的选择，主要遵循以下规则：1)这些子结构出现在汉字的开始或末尾的笔划串中.出现在汉字起始笔划中的子结构被称为 字首子结构，出现在汉字终止笔划中的子结构被称为字尾子结构.2)这些子结构必须具有较强的分类能力.一个子结构的分类能力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①是 否容易与其它的子结构或笔划串混淆；②在候选字中出现的频数.若初分类提供的待识汉字的所有候选字都包含某子结构，则它对这一汉字的匹配没有任何引导作用，因为所有的候选都必须与待识汉字进行匹配；另一方面，某一子结构在不包含它的待识汉字的候选字符集中出现越多，需要与待识汉字进行匹配的候选越少.3)子结构的数目必须适中.若所选择的子结构太少，则几乎所有候选都必须与待识汉字进行 匹配；若所选择的子结构太多，则花在子结构检测上的时间增加且各子结构容易混淆，从而导致识别系统性能降低.4)不同人对这些子结构的书写笔顺相对稳定，否则，由于匹配算法的局限，有可能导致子结 构匹配失败，从而造成识别错误.通过反复实验，作者挑选出45个子结构，它们在3755个汉字中出现的总频数达2106. 表1中各项分别为这45个子结构的名称、序号及其在3755个一级国标中出现的频数.表1 子结构名称、序号及出现频数序号名称频数序号名称频数序号 名称频数0刂5015走1030土531灬2216马2431山252页3017雨1732王333扌21518车2533户74氵21319石4834尸325木13320阝4235疒446竹4421彳2536广357禾4222火4337贝238钅7723纟7538巾119衤2024目2639又1410饣1325月7140口19911米2226日5141门2212耳1327女5242讠8613舟1228犭28434414虫3129饣2044穴19表中序号为0-2的子结构为字尾子结构，其它均为字首子结构.从表中可以看出，所选择的 子结构不包括“辶”、“亻”及“忄”等常见的偏旁，这主要是因为偏旁“辶”在字中的书写顺序很不稳定，有的人习惯先写偏旁“辶”，再写字的其它部件，而另一些人则正好相反；至于不选偏旁“亻”及“忄”，主要是因为这些偏旁容易与其它的部首及笔划串混淆.3.1 汉字子结构属性的确定子结构的序号是子结构的重要属性之一，据此，我们对每一个汉字赋予相应的属性.当一个 汉字包含某子结构时，该子结构的序号被作为该汉字的子结构属性，否则，该汉字的子结构属性被指定为－1.若某汉字包含一个以上的子结构，则选择序号较小的子结构作为它的属性.如汉字“热”既包含子结构“扌”又包含“灬”由于“灬”的序号小于“扌”，因此其属 性被定为子结构“灬”的标号，即其序号为1.子结构序号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反映了子结构的匹配顺序，若待识汉字的候选字集提供多个子结构，则从具有最小序号的子结构开始匹配.这是因为在为子结构设计序号时，就考虑到了子结构间的部分包含、相似关系及一个汉字包含多个子结构的情况.标号较小的子结构有可能包含标号大的子结构，如子结构“日”中包含子结构“口”.当一个汉字包含多个子结构时，一般来说，其中标号较小的子结构具有较小的出现频数，因而分类能力较强，应该首先匹配.3.2 子结构活动模板基于子结构的识别方法主要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子结构的抽取；二是对同一类型的子结构 ，当其处于不同字中的不同位置时，大小及笔划间的比例、位置关系也会相应地变化，从而给匹配识别带来困难.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本文方法除了采用字首子结构及字尾子结构外，还利用笔划数固定的正楷手写汉字建立模板及动态匹配规则来动态抽取待识汉字的子结构.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本文提出了活动模板的概念.我们并不为每一个子结构建立由笔划串组成的固定模板，而是只记录组成每一子结构的笔划数目，匹配时再动态地从候选字的笔划串模板的起始或终止位置抽取相同笔划组成的笔划串作为该子结构对应于该字的活动模板，由于侯选字的笔划串模板是从笔划数固定的正楷学习得到的［4］，因而每一个子结构所包含的笔划数目也是固定的，从而可以轻易而准确地得到子结构的模板.活动模板的建立，使我们从为每一个子结构建立很多个不同位置的模板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从而使利用子结构引导整字的匹配成为可能.4 子结构引导的结构匹配假设粗分类算法为待识汉字提供的第i个侯选字用wj(i=1,2,…，M)表示，若侯选wj中存在第三节中定义的子结构(即其子结构属性不为－1)，其子结构用ai表示，则子结构引导的结构匹配过程如图2所示：从含有最小非负子结构属性的候选字开始(负的属性值表明该候选字不包含所定义的子结构)，从该候选的标准模板与待识汉字中抽取子结构并进行匹配，若匹配代价小于门限th，则证明子结构检测成功，根据匹配结果动态地确定待识汉字中子结构的终止(对字首子结构)或起始(对子尾子结构)笔段的位置，从标准模板及待识汉字中删去子结构所包含的笔段，将所剩余的部件进行匹配；若子结构匹配不成功，即所有的子结构匹配代价ci都大于th，则将待识汉字与候选字的标准模板逐一进行匹配.图2 子结构引导的结构匹配过程4.1 子结构的抽取与笔段排序由于参考样本的模板具有固定数目的笔划，因而从其字首或字尾抽取出子结构是不成问题的 ，而待识样本则不同，由于可能存在的连笔，使得它所包含的子结构的数目小于或等于标准模板的笔划数，因此，子结构的抽取不再象参考模板那样直接，为此，本文方法对待识样本的子结构采用了动态的抽取策略.假设某待抽取子结构的标准参考模板由n个笔划组成，则首先以待识字的前n个笔划(对字首子结构)或最后的n个笔划(对字尾子结构)组成的笔划串作为该子结构的初始笔划串模板，然后将每一笔划分解成笔段［5］.为了利于识别带有连笔的汉字，将每一笔划的终点与它相邻的下一笔划的起始点相连，这种两笔划间的连接线段被称为虚拟笔段.各笔段顺序排列，形成初始笔段串.虽然选择子结构时力求其笔顺稳定，但为了避免偶然发生的笔顺变化导致子结构检测错误，仍需对笔段重新排序，各笔段的先后顺序主要根据以下原则确定.1)若两笔段间存在明显的上下或左右的关系，则这两笔段按从上至下或从左至右的顺序排列 .如图3中，笔段l1与笔段l4为左右关系，笔段l8与笔段l6为上下关系，因而笔段l1应排于笔段l4前面，笔段l8位于笔段l6之前.图3 汉字“日”笔段分解2)若两笔段间不存在明显的上下、左右的关系，或为左下、右上关系，则这两笔段按书写的 先后顺序排列.如图3中笔段l4与笔段l8为右*关系(其中*表示关系不确定)，因而根据书写顺序，笔段l4应在笔段l8之前.根据以上规则，得出构成图3中子结构“日”的笔段串为l1l2l3l4l8l7l5l6.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两条规则只能对部分笔顺化进行调整，子结构的匹配总的来说还是适合于固定笔顺的笔划串.4.2 剩余部件的抽取剩余部件是指待识汉字笔段串及候选字的参考模板笔段串中去除子结构笔段串后剩下的笔段 串.由于参考模板的子结构具有固定数目的笔划，因而很容易去除组成子结构的笔段而得到剩余部件，剩余部件的抽取主要针对待识汉字而言.由于连笔的存在，当根据参考模板提供的笔划数抽取初始笔段串时，在字首子结构的末尾及 字尾子结构的开始有可能包含一些剩余部件的笔段.因而在待识汉字初始子结构笔段串与对应子结构的参考模板笔段串匹配完成后，子结构笔段串即剩余部件可根据以下规则动态确定：1)将字首子结构的初始笔段串根据笔段书写的先后顺序重新排列，从笔段串的末端开始往串 首搜索，直到碰到能从参考模板子结构中找到对应笔段的笔段为止.排列于该笔段之前(包括该笔段)的子笔段串为子结构笔段串，整字中排列于其后的笔段组成剩余部件.2)将字尾子结构的初始笔段串根据笔段书写的先后顺序重新排列，从笔段串的开始往串尾搜 索，直到碰到能从参考模板子结构中找到对应笔段的笔段为止.排列于该笔段之后(包括该笔段)的笔段组成子结构笔段串，整字中排列于其前面的笔段组成剩余部件.4.3 结构匹配对每一个笔段，定义相应的绝对及相对属性.绝对属性包括笔段相对与部件(子结构或剩余 部件匹配时)或整字起点的坐标、笔段长度及运笔方向等，笔段的相对属性包括它相对于其它笔段坐标的相对顺序、各方向的笔段穿刺数等［4］.由于子结构匹配的结果直接影响着整字的匹配，且子结构中各笔段的顺序相对稳定，因此，先对子结构笔段中进行排序，然后通过带有分裂－合并操作的动态规划法进行匹配［1］，对于子结构匹配后的剩余部件及整字，则将其笔段根据书写顺序排列成笔段串，通过准松驰法进行匹配［6］.5 实验结果汉字库中的一级国标包含3，755个常用汉字，本文利用35套规整楷体样本对系统进行训练， 建立标准模板，然后利用另外3套中等工整程度(有部分连笔，笔顺变化及书写倾斜)的一级国标样本进行测试，粗分类算法为每个待识汉字提供10个候选，为测试本文提出的子结构引导的结构匹配算法的性能，进行了以下测试：1)为了检测活动模板对系统性能的影响，进行了两项实验.首先，在对每类汉字的子结构属 性进行人工训练(手工赋值)后，从具有相同子结构属性的汉字集中自动学习出一个对应子结构的标准模板，利用这些标准模板对待识汉字进行子结构检测，检测正确率仅为86%；利用活动模板进行子结构检测，正确率达98%.2)利用本文方法，平均每个待识汉字需与10个侯选中的5.1个汉字匹配，而单纯的整子匹配 法显然需于全部候选进行匹配，匹配运算量降低了约50%.3)利用整字匹配的联机系统的识别率为93.9%，利用子结构引导匹配后，识别率基本不变. 这主要是因为利用子结构引导匹配算法虽然对汉字形变及笔顺变化的免疫力增强了，但子结构匹配本身的正确率并非100%，产生累积误差，在加上前10候选的累积识别率就仅有97%，识别率就难有很大提高了.6 结论本文在特征匹配与结构匹配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子结构引导的结构匹配识别方法.通 过引入合适的字首子结构及字尾子结构，利用子结构检测的结果来引导汉字笔段串的匹配，大大减少了结构匹配运算，通过为子结构建立活动模板及设计子结构动态抽取算法，使得子结构匹配的准确度得到很大提高.在联机手写汉字已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今天，联机识别方法的突破有赖于对人脑智能模拟的水平，子结构的检测及各子结构间关系的描述与识别就是对人类识字过程的一种模拟，本文的方法对基于子结构检测的物体识别方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者简介：肖旭红 199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97年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模式识别、人工智能、图象处理等.戴汝为 主要从事人工智能、模式识别等研究，1980－1982在美国普渡大学电机系作访问学者，现任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院士，《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主编，并任清华大学、汕头大学等近三十所高校的兼职或名誉教授.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北京 100080参考文献1 Tsay Y T，Tsai W H.Attributed string matching by split－and－merge for on－line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IEEE Trans.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1993,15(2)：180-1852 刘迎建，戴汝为.在线手写汉字识别的字形结构排序法.自动化学报，1988，14 (3):10-173 刘迎建，戴汝为.联机手写汉字识别的理论与实践.中文信息学报，1989，2(4)：18-304 Xiao Xuhong.On－line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by merging ima ge features with Dynamic information.the 2nd China－Korea Joint Symposium on Ori ental Language processing,1996,65-705 Kasturi,Raman et al.Document image analysis:an overview of techniques for gra phics recognition.pre－proceedings of int.Workshop on Syntactic & Structural Pat tern recognition,1990,192－2306 Xiao Xuhong,Dai Ruwei.On－line Chinese signature verification by matching dyn amic and structural features with a quasi－relaxation approach.in:Proc. 5th Inter national Workshop on Frontiers in Handwriting Recognition,Colcheetel England 1996收稿日期 1996-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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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JOURNAL OF GEOLOGICAL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1999年 第10卷 第2期 VOL.10 No.2 1999何家山滑坡成因机制分析及稳定性评价马平 石豫川摘 要 通过成因机制分析，对何家山滑坡的稳定性进行定性评价。利用工程地质类比法选取参数， 对各种状态下的滑坡稳定性进行定量评价。关键词 滑坡 工程地质类比 成因机制 稳定性评价中图号 P642.22THE GENESIS MECHANISM ANALYSIS AND THE STABILITY EVALUATION OF HEJIASHAN LANDSLIDEMa Ping(The Second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of Railway Min istry,Chengdu 610031)Shi Yuchuan(Chen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genesis mechanism analysis,the a uthors made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the stability of Hejiashan landslide.Using t he engineering geologic analogy method,the parameter had been suggested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landslide at various conditions is evaluated.Key Words Landslide Engineering geologic analogy Genesi s mechanism Stablility evaluation何家山滑坡位于四川省广元市朝天镇西南(图1)。滑坡体前临新建的嘉陵江大桥，后靠108国道，处于极为敏感地带。由于修筑108国道新线期间，大量弃土堆积于滑坡体的后缘，后因在坡体前缘发现横张拉裂缝，才引起对其稳定性的重视。若一旦失稳，不仅影响108国道和嘉陵江大桥的正常运营，而且还将彻底摧毁城南中学，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有必要对其稳 定性进行评价。图1 何家山滑坡工程地质平面图Fig.1 The engineering geologic map of Hejiashan landslide1 地质背景本区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多年平均气温10～16.1℃，平均无霜期263d。多年平均降雨量1080mm，其中6～9四个月降雨量达769.4mm，占全年总降雨量的70%以上。区内出露基岩以三叠系飞仙关组上段的紫红色泥岩和飞仙关组下段的灰岩、泥灰岩为主。灰岩、泥灰岩单层厚度小于0.5m，为中―薄层灰岩、泥灰岩。朝天驿断层以北出露志留系的黄―绿色页岩夹灰岩条带；场地南侧出露二叠系长兴组中厚层含燧石团块灰岩(参见图1) 。在构造上，滑坡体位于明月峡背斜的北翼，为单斜地层。岩层产状NE80°～NW80°/N∠45～57°。主要发育有三组裂隙：① NE80°～NW85°/S∠15～30°；② NW20°/SW∠65～75°；③ NW20°/NE∠60～70°。第②，③两组裂隙连续性较好，第①组裂隙受层面限制，延伸较短。本区现今构造活动属缓慢上升微弱活动区，地震基本烈度Ⅵ度。2 滑坡体基本特征滑坡体后缘陡壁，由三叠系飞仙关组下段的灰岩层面构成顺向坡。前缘剪出口位于嘉陵江河漫滩后缘，两侧均有冲沟发育，周界十分清楚。分布高程为500～615m，纵向长380m，横向宽400m，推测平均厚度20～35m，估计体积(384～532)×104m3(图2)。图2 滑坡体纵剖面(I―I′)图Fig.2 The profile of Hejiashan landslide滑坡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滑体主要由紫红色泥岩组成，泥岩产状较乱，除走向与基岩相差不大外，倾向和倾角变化较大，在剪出口及其他一些地方反倾坡内，倾角变化范围15～70°，为典型的滑坡堆积体。上部滑体表面被坡残积物和素填块石土覆盖，坡残积物主要由灰岩、泥灰岩块石夹粘土透镜体构成，钻孔揭示深度大于13.5m。钻进过程中，不返水，且有掉钻现象，表明坡体具架空结构。钻孔中未见地下水，且坡体无集中排泄点，这一方面说明坡体表面的粘土层可防止地表水入渗，地面排泄较畅；另一方面说明坡体物质透水性良好，以散流形式排泄。除在滑坡体前缘发现横张拉裂缝外，未见其他变形迹象。3 滑坡成因机制分析滑坡体的坡体结构类型，为中倾外的层状体斜坡。在自重应力作用下，相对软弱的泥岩沿泥岩与灰岩的界面向嘉陵江方向滑移变形。由于前缘受阻插入河床，变形厚度加大，中后部的泥岩将发生弯曲向上隆起。这类似于褶皱的形成，将在隆起部位形成一对共轭剖面“X” 节理。缓倾坡内的一组节理，一旦与泥岩和灰岩的交界面贯通，即形成统一的滑面，滑坡随之产生。滑坡体在向下滑动过程中，有轻微旋转现象，在坡体后缘形成滑坡凹槽。后期来自后缘的坡积物大量堆积在此凹槽中。早期凹槽与两侧冲沟尚未贯通，构成一封闭的积水洼地，从而形成厚约5～12m的褐色粘土和碎石粘土。4 滑坡稳定性评价4.1 定性分析从定性分析角度看，这种滑移―弯曲型滑坡属能量消耗型。强大的势能转化成动能，在高速滑动过程中能量消耗比较彻底，其稳定性较好。据地表地质调查，滑坡体范围内仅前缘出现横张拉裂缝，地表无隆起现象，表明横张拉裂缝的形成乃前缘开挖临空所致，滑坡体中后部并未发生滑移变形。由于坡体两侧发育有冲沟，坡面径流排泄较畅，108国道新线的排水沟又拦截了后缘的地表水，使地表水难以下渗。坡体内有架空现象，地下排水较畅。这样，就难以在坡体内形成高孔隙水压力。后缘陡壁由强度较高、完整性较好的灰岩构成，虽然倾角较大，但108国道已进行锚固处理，故整体稳定性良好，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崩塌、滑坡，避免了后缘上的大量加载。因此，不存在严重改变坡体应力状态的外部条件。地下水和新建筑物(108国道指挥部)的加载，对其天然状态影响较小，可以认为该滑坡体稳定性较好。4.2 定量计算(1) 计算方案： 由于勘探深度的限制，场地内的钻孔没有揭露出滑面。滑面位置只有通过滑坡体前、后缘情况，钻孔所提供的信息和滑坡的形成机制等进行推测。为全面准确地评价滑坡体的整体稳定性，在可能的范围内按推测的三条滑面进行计算(参见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建筑场地位于滑坡体后缘。建筑物对滑坡体后缘的加载，可能对滑坡体 的整体稳定性有一定影响。因此，除了要计算天然状态下滑坡体的整体稳定性外，还需计算加载后的稳定性。此外，还要考虑地下水和地震的影响。特别是要计算最不利因素组合条件下滑坡体的整体稳定性。(2) 参数选取： 据长江三峡水库库岸稳定性研究，类似的滑坡滑带土的内聚力(C)一般大于41kPa，内摩擦角(φ)大于20°(表1)。为安全起见，滑坡体天然状态下取C=41kPa，φ=20°。由于地表水难以下渗，且地下排水较畅，难以形成高孔隙水压力。因而，地下水对滑坡的影响，主要是降低滑带土的抗剪强度，此时可取C=0kPa，φ=18°。表1 长江三峡库区几个滑体滑带土的抗剪强度参数Table 1 The shear strength parameter of the so il in slip zone of landslide in Three-gorge reservior area滑坡体名称位 置内聚力C (kPa)内摩擦角φ (°)范家坪滑坡巴东县5.0～50.018.0～23.5白衣庵滑坡奉节县9722.78百换坪滑坡奉节县9825.54鸡扒子滑坡云阳县10225.95旧县坪滑坡云阳县68.630.96桃园滑坡万县市10431.20一般情况下，Ⅵ度地震烈度区的地震力系数Q =0.069。考虑到朝天区接近Ⅵ度边缘，故按Ⅵ与Ⅶ度烈度之间取值，则取地震力系数Q =0.092。计算时，按这两种情况同时考虑 。(3) 计算成果： 采用瑞典条分法程序(PASS 94)对滑面分别进行计算，结果列于表2。表2 滑坡整体稳定性计算成果表Table 2 The calculating result of the landslide stabil ityQK/PP天然状态C=41kPa， φ=20°加载1×104tC=41kPa，φ=20°加载1×104t+地 下水C=0，φ=18°滑面①01.798/01.853/01.423/9.50.0691.340/131.363/12.5/0.0921.234/221.250/211.240/22.5滑面②01.694/01.500/41.166/320.0691.313/141.180/29/0.0921.220/24.51.100/461.027/62.5滑面③01.730/01.500/41.186/29.50.0691.330/13.51.182/29.5/0.0921.230/231.100/441.040/55.5注： Q为地震力系数；K为稳定性系数；PP为破坏概率(%)。5 结论(1) 天然状态下三条滑面的稳定性系数(K)均大于1.6，而破坏概率为零，表明稳定性很 好(一般情况下：PP＜30%，稳定性好；PP=30%～60%，基本稳定；PP=60%～8 0%，稳定性差；PP＞80%，稳定性很差)，这与前面的定性分析相吻合。(2) 三条滑面以滑面①稳定性最好，滑面③次之，滑面②(中间一条)相对较差。主要是因 为滑面①缓倾段最长，而滑面③以上的滑体薄，自重应力较小。滑面②(相对)为最不利。(3) 建筑物加载后，滑面①的稳定性有所提高，这是因为建筑群位于该滑面的缓倾段，抗滑力的增量大于下滑力的增量。滑面②和滑面③的稳定性系数有所降低，但仍高达 1.5(天然状态下)，破坏概率为4%，稳定性仍然很好。(4) 建筑物加载后，在地震作用下，稳定性系数降低幅度很大，但稳定性系数仍大于1.1，破坏概率小于46%，处于基本稳定状态。(5) 在极端的不利组合情况下（建筑物加载，地下水和地震取Q =0.092共同作用下），也仅有滑面②的破坏概率超过60%(K=1.027，PP=62.5%)，基本处于极限稳定状态。综上所述，该滑坡体天然状态下整体稳定性很好；加载后，按Ⅵ度烈度考虑地震的影响，并考虑地下水的作用，滑坡体仍然处于基本稳定状态。事实上，本区为Ⅵ度地震烈度区，取Q =0.092显然过于保守，加之滑面缓倾段并非平直光滑，因此，上述的极端不利组合情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故可以认为，滑坡的存在不会对相关建筑物的稳定性构成威胁。需要注意的是，前缘横张拉裂缝的进一步扩展，必将导致局部失稳，这对滑坡体的整体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必须限制在坡体前缘的开挖，或应采取严格的支挡措施，以确保滑坡体的稳定性。第一作者简介：马平，男，34岁。工程师。1985年7月毕业于成都地质 学院(现成都理工学院)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1985～1996年在武警黄金部队工作，1996 年9月转业到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地路处。主要从事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工作。作者单位：马 平(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成都 610031)石豫川(成都理工学院，成都 610059)参考文献1 张倬元等.工程地质分析原理.北京：地质出版社，19822 石豫川等.老林坪古崩滑体稳定性评价.成都理工学院学报，1997，24(增刊)(收稿日期：1998－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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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649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802 【原刊页号】011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 作 者 】宋小庆 【复印期号】199508 【 标 题 】“历史观和方法论”研讨会观点简介 【 正 文 】 六月六日，由北京市史学会和国家教委社科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学术研讨会。来自各高校、研究机关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会者一致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完善的理论，只有运用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才能够把握本质、明辨是非，使历史得到最清楚、最全面的解释。与会者指出，任何人研究历史都会有历史观和方法论，都会有理论的指导，只是存在着自觉与不自觉之别、正确和错误之分。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是历史学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与会者对当前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及其对史学的影响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当前某些人肯定西方的殖民侵略、贬损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推崇改良、否定革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对此，与会者认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予以回答和澄清。有的学者指出，现在有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在编造历史。当前学界中所以出现怪论，是与对马克思主义重视不够密切相关的。二、关于中国近代的根本任务与会者认为，许多观点之所以引起很大争议，是因为某些学者对中国近代的根本任务的认识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又是由不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所决定的。有些人认为，史学研究应超越感情的局限，要肯定殖民主义为东方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唯一的机会。对此，有的学者指出，人都是有感情的，批评或肯定殖民主义，只是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而已。现在有人试图夸大殖民主义传播文明的作用，贬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就方法论而言，这些人在研究历史时往往把近代中国抽象化，脱离独立和民主这个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而孤立地谈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化问题。实际上没有独立和民主作保障，仅靠办几家工厂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中国近代的任务首先要解决的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而不仅仅是引进科学、发展工业。三、关于“激进主义”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均是近代激进主义的产物，它不仅中断了中国近代的正常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到当代中国的发展。对此，与会者指出，所谓激进主义，是某些人在研究西方哲学、政治思想史后，结合对中国现实的看法所得出的错误结论。不从复杂的历史现象出发，在没有对这些现象给予合理解释、甚至连史实都尚未弄清之前，就把所有问题，包括后来的失误均算到所谓激进主义头上，这显然违背了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看，该思潮有两个特点：首先，把现实中的一些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如现实需要稳定，他们即把稳定看成近代压倒一切和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所有的起义、变法和革命则都被指责为不利于稳定而遭到否定。其次，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不是既成的事实，而是某种假设。如有人认为按清末“新政”的路子发展下去，中国就可以完成现代化。然而，“新政”的破产是历史而非假设。有的学者在回顾了近代革命的历史之后，针对当前某些人对革命的责难指出：近代史上始终存在着革命与改良之争。近代中国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改良失败的历史命运。当改良无法解决矛盾时，就会爆发革命。即使是失败的革命，其积极作用也不容否定，取得胜利的新民主义革命的意义更是不容抹煞。现在，有人根据自己的政治情绪或爱好得出否定近代革命的结论，这是一种反科学的学风。还有一些学者指出，有些人并没有深入地研究历史，他们只是根据对现实的感想来否定近代的革命。但历史学是科学而不是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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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892 【原文出处】文艺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603 【原刊页号】006 【分 类 号】J4 【分 类 名】外国文学研究 【 作 者 】傅俊 【复印期号】199507 【 标 题 】重构女性缺失的历史 －－达夫妮・马拉特和她的小说《历史中的安娜》【 正 文 】 加拿大人口的主要组成是移民，加拿大的作家大多是移民或移民后代，他们常常在作品中表现移民的经历和体验。达夫妮・马拉特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１９４２年出生在澳大利亚，三岁移居马来西亚，家里使用包括广东话在内的五种语言和方言；九岁移居温哥华，在加拿大和美国受高等教育，攻读比较文学和写作。早在大学年代她就开始发表作品；七十年代渐渐在北美文学界崭露头角；八十年代起她被加拿大多所大学聘为住校作家。到目前为止，她共发表了十多部诗集、散文、评论集和小说。她的作品大多以温哥华为背景，表现出较强的加拿大意识、女权主义倾向和明显的先锋派创作特点。这些特征在她最新发表的小说《历史中的安娜》中尤为突出。《历史中的安娜》没有连贯的情节。当第一个称叙述者安妮以其意识流开始这部小说时，她已人到中年，丈夫是她大学时的历史教授，已有一儿一女。自从因怀孕而退出研究生学习，安妮十几年来“只是个妻子和母亲”；作为“贤内助”，她还为丈夫的历史研究收集、整理资料。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她对温哥华历史档案中简略提及的一位“理查兹夫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根据极少的史料，当时地方小报的消息报道，私人日记等，加上自己的想象，悄悄着手重建“安娜・理查兹夫人的历史”。然而，在创作过程中，理查兹夫人的故事却不时被安妮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回忆所打断，两个故事交织在一起。安妮的故事着重表现了她生活中隐蔽的部分－－她对理查兹夫人“经历”的着迷、她对刚过世的母亲艾娜萦绕于心的回忆和幻觉，以及她对自己目前生活的失落感和挫败感。小说在句子结构上常呈片断和不连贯状，回忆中的谈话、想象中的交流和幻觉中的对答快速转换着。尽管有无数时间、地点上的变化，小说却以安妮的意识流为主线，在三个叙述环链中移动。这三个叙述环链是：安妮对自己孩童时代及当时的家庭生活的重新想象、安妮对理查兹夫人１８７３年从英国移居温哥华伐木镇当小学教师的经历的假设性重建以及安妮对自己当前作为家庭妇女的挫败、失落、渴望等种种感受的第一人称建构。每个叙述环链都引向意味深长的结局：童年叙述引向克尽传统妇道的艾娜精神崩溃。精神病医生对她采取电击疗法，艾娜失去记忆，成为沉默、麻木的人，最终导至死亡；关于理查兹夫人的叙述引向她的“寡妇”身份遭人侧目，她在教学中遇到困扰，半年后为了嫁人而放弃教职离开学校；当前的叙述引向安妮的幻灭和失落，最后投入同性恋情人的怀抱。安娜、艾娜和安妮这三代移民妇女尽管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体验：对妇女来说，加拿大这个移民的新家园与她们离开的故土没有很大的不同，新旧大陆都忠实地遵从男权社会确立了歧视妇女的传统行为规范和习俗，这一整套行为规范和习俗赋予男人以权威，妇女却不仅难以进入社会统治、管理的决策层，历史记载中也几乎找不到她们的影子。例证之一：安娜目击了在一群移民妇女的关爱下温哥华地区第一个白人婴孩的出生，与此同时，当地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男人们对当时的一次船赛输赢的争议，对移民妇女在新家园创造的第一个小生命却只字未提。例证之二：温哥华档案馆史料中提及的寥寥无几的妇女几乎都没有全名，只以父姓称为某某小姐或以夫姓称为某某夫人。马拉特在小说中广泛运用的先锋派创作手法对小说的主题起了深化的作用。意识流是重要手法之一。安妮的理性回忆、任意联想、潜意识的幻觉和梦魇将三位移民妇女的故事有机地串到一起，往往起到对比、强化的作用。比如，中年安妮因家庭妇女生活的没有自我而感到空虚、沮丧，由这种失落感引出对已故母亲艾娜的联想－－艾娜精神崩溃前的失落及与父亲的发泄性吵闹，更突出了女儿重复母亲命运的悲剧，也暗示了妇女这种失落感的普遍性。又如，安妮在为重写“安娜・理查兹夫人的历史”苦思冥想时不禁联想起历史档案中理查兹夫人的日记，进而想象着上世纪的安娜每天写日记的情景，当中突然又插进幻觉：艾娜指责安妮：“你又在编故事了，这可是历史！”作为反驳，安妮揭露母亲也曾悄悄模仿《读者文摘》的文体写作。这样的意识流表现了三代移民妇女试图在写作中找回自我的不约而同的努力，但“妇女写作”似乎是“不务正业”，因此三人都怕别人发现：安娜用学生的作业本盖住自己的日记，艾娜将所写的草稿藏在床下，安妮则以“收集、整理史料”为伪装在丈夫面前掩饰自己的写作。马拉特对男性撰写的传统历史中女性的缺失间接地表达了不满，并以小说中三位妇女的写作尝试传递她将妇女重新写进历史的愿望。以上例证同时也表明这是本元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它“首先是‘谈这篇小说如何成为小说’，即自我提示虚构、自我戏仿，把小说艺术操作的痕迹有意暴露在读者面前”（赵毅衡：《后现代派小说的判别标准》，外国文学评论，１９９３年第４期）。安妮的意识流有时“流露出”她重构“安娜・理查兹夫的历史”时在内容上斟酌和字词上推敲的明显过程：安妮先想象安娜・理查兹眼睛是蓝色的，立即又改变主意，认为是棕色的，最后假设是“一种难以表达的颜色”；安妮构思的意识流中还出现多处被“划掉”的词语，后面加上“重新选择”的字词；安妮的构思常被与已故母亲艾娜对话的幻觉打断，艾娜责备她又在“编故事”了；安妮也常常突然沉入关于历史与虚构的界限的思考。马拉特在小说中大量引用了与三个故事有关的伐木业、历史、医学、心理治疗、新闻报道等段落和术语；此外，作为新移民的艾娜及安妮姐妹对北美英语与英国英语之间的差异的困惑反映了新旧大陆文化上的冲突；安娜・理查兹夫人日记的维多利亚风格、幼年安妮的童稚口语、中年艾娜、青年安妮的日常口语等表现了地域、时代、年龄的差异对语言的影响，这一切使小说成了一部多种文体相互映衬的集锦。与此同时，作者也提示了，男权社会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传统语言体系中歧视、压制和贬抑妇女的因素。安妮对一些字词作了女权主义的“解构”，如“母亲”可以分解为“不同的”“我”（Mother→M＜e＞＋other）；过去由男人撰写的历史“事实”可以分解成“虚假的”“表演”（Fact→F＜alse＞＋act）等。马拉特在人名上的文字游戏对小说的题目起到了阐释性作用，也进一步突出了主题。小说题目中的“安娜”在历史记载中仅仅被称为“理查兹夫人”，安妮对她在历史中连教名也没留下，仅以一位“已故”男人的姓作称谓感到不平，便给她起了个教名“安娜”（Ana），比传统女性教名“安娜”（Anna）少一个字母n。她解释说“Ana”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拼读都没有差别；同时它与“艾娜”（Ina）、“安妮”（Annie）甚至安妮的女儿“安琪”（Ange）的拼法和发音都很相近。这种相似象征了一代代加拿大移民妇女相似的命运：她们对知识、文明、美好生活的渴望、追求，但在歧视妇女的传统文化和行为规范的束缚、压抑下，却大多成了“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充满了幻灭感和失落感。由此看来，小说的题目《历史中的安娜》也可以换写成《历史中的加拿大移民妇女》。小说一方面提示了：在男性撰写的传统历史中，妇女是几乎看不见的人，是缺失的人；与此同时小说也表现了：在妇女觉醒的今天，包括作者马拉特及小说中几代移民妇女在内的广大妇女正在努力重构一部填补这种缺失的公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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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5期 No.5 Vol.18 1998科技期刊联合国海事组织建议全球禁用有机锡船用涂料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IMO)的一次会议上建议在国际范围内禁用有机锡涂料，包括三丁基锡(TBT)，因为它引起贝壳类动力性变化和伤害其它海生动物。该建议有望于明年正式被IMO采纳，然后送交155个IMO成员国批准。在4月伦敦会议上各国政府代表同意已有足够证据支持禁用有机锡涂料。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已在小型沿海船舶上禁用以有机锡为基础的涂料，但全世界范围和大型船舶仍广泛使用。正式建议IMO禁用的日本称其国内用量已下降90%以上，但由于其它国家还在继续使用，其影响仍能在其海岸线附近观察到。欧洲环境保护团体欢迎这一建议。一家名为“海洋在危险中”的环保团的John Maggs说，代表们终于接受有机锡是有影响的科学论断，这一消息令人惊喜。但环保团体仍然关注禁用生效的最后日期。江 英 摘自《Environ.Sci.＆ Technol.》,June 1,252A(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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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民族文工队活跃在黔南山区为各族群众服务新华社贵阳５月２８日电（贵州日报记者方豹、新华社记者王念）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有６支民族文工队长年活跃在云雾山区、剑江两岸。他们深入边远乡村，走乡串寨，坚持为少数民族群众送戏上门，深受人们欢迎，被誉为“咱农民自己的戏班子”。地处云贵高原南沿的黔南州，山岭纵横，河川遍布。少数民族群众居住分散，文化生活贫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荔波、三都、平塘、贵定等县在州文化局的倡导和支持下，相继组建起民族文工队，义务送戏下乡。每支文工队有演员二三十人。他们利用农闲季节、民族节日和赶场天，打着背包，扛着道具，到边远民族村寨，为群众演戏。去年，６支民族文工队共下乡演出４００余场。今年１至４月，他们已经演出了２００多场。文工队演出的节目，多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自编自演的歌舞、相声、戏剧小品、花灯小戏等，为群众喜闻乐见，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新人新事。他们还积极编排一些生动活泼的节目，形象地进行计划生育、科学种田等方面的宣传。一位干部感慨地说：“宣传政策，文工队演一场戏，比我们说半天的效果要好得多。”在为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服务的同时，这些文工队还致力于搜集整理民族民间艺术精华，丰富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他们整理编排的水族“铜鼓舞”、瑶族“打猎舞”，布依族“矮人舞”等，分别代表贵州省参加了全国民族民间艺术表演，并且获了奖。截至目前，６支民族文工队在全国和贵州省获奖的节目已有２０多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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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805 【原文出处】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199404 【原刊页号】11-15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 作 者 】宋兰良 【复印期号】199502 【 标 题 】学校体育与现代化人的培养 【 正 文 】 （宋兰良 上海教育学院）收稿日期：1994-05-24【摘要】 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学校体育与社会生产发展的关系，顺其时间轨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学校体育与现代化人的培养进 行了理论探讨。【关键词】 学校体育；现代化人的培养 ＊ ＊ ＊1 人类体质演变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在人类社会中，作为构成社会主要生产力的人，就其社会属性是生产关系变更的推动者，而其自然属性则又必须对变更后的新的生产形式作出自身的适应。这就是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人类也改造了自身。人类体质发展无不遵循这个规律。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社会生产特征，这种特征又可分成生产形式和产出成果二方面，远古时代的刀耕火种不仅造成体力上的衰竭性消耗，就其劳动收获也极度微薄，其结果使当时人的身体处于营养的极度不良状态，显示人类总体体质水平的两项关键指标：“平均身高”和“平均寿命”也就处于甚为低下的水平。用现代先进的考古技术对残留在桑吉巴尔火山灰上的古人类“足印”进行分析，当时人类的身高仅在1.2m－1.4m之间。人类学家对非洲和东南亚出土的人类骨的分析，公元前的人类平均身高也仅在1.6m左右，而现代18岁青少年的世界抽样平均身高已达到了1.78m，并且继续呈现出缓慢递增趋势。国内外人类学家以碳放射性及骨发育衍变等技术，对不同时期人类寿命情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出土的四十多具北京山顶洞人的骨显示，其中1/3的人死于14岁之前。我国科学家通过对三个新石时期遗址中的160多具人骨进行研究时发现，其中只有6.6%的活到了60岁以上。西方的一些研究资料表明，四千年前的人类平均寿命只有18岁。即使强悍的古罗马人，平均寿命也只有22岁。英国科学家对本国人均寿命的研究告诉人们，人类平均寿命的迅速提高，是在产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物质生产出现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见表）。英国人寿命变化情况表（公元） 800年 31岁 公元 1850年 42岁1450年 33岁 1900年 46岁1750年 35岁 1940年 60岁1815年 39岁 1979年 72岁1830年 40岁 1985年 74岁社会生产过程中，人类所投入的体力、脑力等“生产能”消耗程度和比例情况，对人的体质和寿命同样产生着显著的影响。以英国威斯康星大学提供的各个时期物质生产中各类“劳动生产能”所占有的劳动成果比率，并结合同时期相应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匹配分析，就可清晰地发现，人类体质的演变与一定的生产手段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图1）。（附图 {图}）图1 各类劳动生产能占有劳动成果比率与人均寿命匹配比较十八世纪末，美国的劳动产品有60%以上是依靠“人力能”所取得，其余成份是“畜力能”，那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35.5岁。当1930年机器生产成为第一位的“生产能”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58.1岁，现在，在“机器能”取替了其它的“生产能”成份的结果，不仅使劳动过程中人力消耗急剧下降，而且社会生产财富也迅速上升，体力的衰竭性消耗和营养不良，已不可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因素，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超过了73岁，达到了1790年时的二倍以上。尤其女性的平均期望寿命，已接近80岁的大关。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生产过程中体力消耗的下降和营养状况的改善，是近百年来人类体质得以迅速增强的扭转性因素。尤其是七十年代起，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物质生产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使之出现了世界性的体质飞跃现象。这种最近二、三十年来人类体质的快速提高，可以从中日不同年代青少年身高递增的情况得到清楚地反映。从1900年～1950年的50年时间内身高递增量，还不足1950年～1980年后30年递增量的1/2。同样中国上海青年从有检测资料的1931年～1985年的54年时间阶段中，1931年～1955年的前24年身高的递增量，仅占30.8%，而后30年的递增量占到了全部54年递增量的69.2%。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物质文明导至人类营养摄取与营养消耗逐渐趋向于动态平衡，是今天人类体质得以普遍提高的根源所在。2 现代化生产和现代化人如果光着眼于现代化的技术进程而不重视现代化人的培养，那么任何现代化进程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一场悲剧。这是美国社会学家对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考察后的一致结论。这里指的现代化人，不仅包括具有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敏感的大脑，同时还包括对现代化生产和生活高度适应的体质。如果将现代化生产方式与以往各个时期的生产方式进行分析比较的话，其最根本的差异在于体脑成份的倒置性转移。从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社会的演变，只是从以生存斗争为目的的衰竭性体力劳动转向了强制性剧烈劳动。在被称作“力的时代”的古希腊社会，至所以把具有发达肌肉的强悍男子作为人们崇拜的偶像，那是因为在远古时代，一个人的体力是取得社会生产成果的唯一来源。因此，在那样的社会生产背景下，人的体力也就成了判断人类体质的突出标准。人类进入封建社会后，也只是获得了身体的解放而并没有获得体力上的解放。因此，就生产形式而言，完全可以看作为“力的时代”的延续。可以说，力的解放开端，只是以机器动力逐渐取代人力的时候才开始。因此瓦特的蒸汽机不仅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除体力成份外，人类的另一个重要劳动成份――神经应力开始登上社会物质生产的舞台，并迅速地显露出头角。但是，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尽管在降低体力消耗和增加神经紧张性消耗的天平上，按上了一个敏感的支点。但就其本质来说，由于人们无法突破生产过程中的时空控制，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的体力消耗不可能下降到次要成份。也就是说，“力的时代”并没有在隆隆的机器声中结束，人们对身体的要求也就无法摆脱“体力”这个概念。体力作为物质生产的权威，一直伴随着过去整个人类生产历史，这种地位的动摇，只是在最近二、三十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率先掀起的新技术革命，即所谓的第三次浪潮的强烈冲击下才出现的。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生产过程中，体力消耗与脑力消耗的急骤反转现象，将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这就是今天的现代化生产与以往任何时代生产特征上的本质区别。生产形式的现代化推动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经济体制的形成，这种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又造成另一种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出现，据统计，美国在1952年时拥有洗碗机和衣物洗涤干燥机的家庭仅占3%。但是到1974年时，则分别上升为33%和53%，现在则几乎普及到所有的家庭，这种因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使人类因体力消耗的急剧下降和神经紧张性应力消耗的急剧上升，随之而至的则因营养过剩引起的肥胖症、糖尿病以及神经长时间紧张导至高血压症大量出现。尤其是耗能不足和高度紧张，对心脏功能的危害尤为明显。五十年代前，威胁人们生命的主要疾病是细菌引起的传染病。现在随着一些国家的经济进程，已被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病所取替（图2）。（附图 {图}）图2 不同类型国家心脏病、癌症、细菌感染病死亡比例美国哈佛大学以《人类历史上生与死的斗争》为题的长期跟踪调查表明，一个人的体质与寿命完全与其所涉及的生产与生活形式有关。少动多思是造成心脏病的最大祸害。而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却正引导着人们朝着少动多思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唯一可选择的途径只能是培养出一颗足以与之抗衡的强壮心脏，去适应这种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世界卫生组织在1976年联合国世界卫生日所提出的口号：“您的心脏就是您的健康。”就是针对人类面临着的体质决择而提出来的。因为今天强壮发达的肌肉已不再是健康的主要象征，只有一颗健壮的心脏，才具有更现实的社会意义。3 必须重视学校体育的社会属性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成份――体育，总是根据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而进行的。由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出“体育”概念于今已有232年的历史。学校体育的初期仅仅着眼于一般的卫生角度，如饮食卫生、衣着、空气浴、散步旅行等松散的身体教育形式。是德国体育家古兹牟茨首先提出了增强体力、提高运动技能和培养良好的性格的学校体育宗旨以及创导了一系列具体的运动教学方法。嗣后德国另一位体育家施皮斯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学校体育体系，把学校体育纳入了铸型化和要素化的轨道。在施皮斯之后，又出现了高尔霍费尔等体育家，把单纯的表演体育发展成促使儿童少年身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向，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在教育手段和方法上，又相继出现了以游戏为主的游戏促进派，以针对人的结构特点设计动作的北欧体操派，并产生了团体操动作表演舞蹈艺术和音乐旋律的新体操派等一系列的体育形式和派别。使学校体育不断朝着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调整自身的目标。但是，以往的任何学校体育体系或派别，均以社会所需要的体力性要求为依据，借用运动技术手段来实现的。体育课的传习式教学形式和课的结构、技术要求以及考核等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借用竞技体育的格调和章法。并以直接反映运动系统机能水平的力量、速度、耐久力和灵敏柔韧等作为衡量身体机能水平的要素，即身体素质。这种情况在“力的时代”无疑是与社会生产的总体需要相适应一致的。这种运动能力的培养与社会生产体力的培养，不存在本质性的矛盾，因而很自然地被社会所接受。但是在今天，随着现代化生产和生活形式的出现，社会对人的体质要求也就产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需要维护高度神经紧张性生产场合，发达的肌肉和壮实的身躯不会对生产带来有实际价值的意义。相反，为维持大脑长时间的紧张性工作，满足高水平的脑血糖和血氧的供应，具备一颗强有力的心脏，却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生产随着经历体力时代、产业革命时期、工业化时期之后，不少国家正朝着后工业化时期推进。社会对人类的体力要求和神经应力要求，也不断出现对应性的变化。毫无疑问，社会的需求，将不可抗拒地决定着我们学校体育所选择的方向，以往围绕运动这根轴心旋转的学校体育时代，将成为历史。心脑功能，已成为当今社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能”。众多的研究早已证实，过去被认为属于中老年疾病的心脏病，其实早在青少年时就种下了根子。美国军医对侵朝战争和训练中死亡的年轻飞行员的研究表明，即使这些被认为体质健壮的青年人身上，已有78%的人出现了会导至心脏疾病的血脂沉着现象。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的营养摄取与消耗保持良态平衡，将是防止心脏衰退仍至病变的最佳途径。实际上喜欢运动者壮实的身躯和良好的心脏，正是这种良态平衡的结果，懒于运动的肥胖者和一些营养不良的儿童，则都不能建立这种良态平衡，其结果患心脏病或其他病患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前者。由引可见，不论是对人类心脏机能的提高，还是对心脏病的预防，这个责任将理所当然地落到学校体育的肩上。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经十分清楚，按照传统的学校体育程式是无力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为此，世界各国都已就学校体育的新方向进行着不同的探索。这种探索包括美国纽约大学体育系布切尔教授提出的《美国体育教学改革的方案与设计》，日本自1976年起集中66位专家在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浅江正一领导下编制日本中小学体育课本，直至现在出现的“快乐体育论”、“运动文化论”和“身体形成论”为理论指导的三大体育改革流源。前苏联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二十多种体育教法指导书籍等，进行理论上的改革引导。我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沈阳、大连、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根据青少年的生理特征与心脏的发育规律，在有效锻炼心率和负荷最高心率的理论区域范围内，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体育锻炼的合理密度、强度和最佳价值阈，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各地体育教学中达到的密度和强度指标。目前，虽然各国各地的学校体育改革趋势并不一致，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借鉴，尤其是通过社会信息的不断反馈并修正改革中的学校体育运行轨道。逐渐形成了某些共同性的趋向。概括起来包括(1)致力于二十一世纪人才的培养。(2)注意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倾向。(3)强调体育的“平等教育”和“民主教学”。(4)重视学校体育的集团作用和社会学特征。(5)重视地区和民族体育以及生涯体育。(6)强调懂与会的统一，注重锻炼效果。(7)普遍关注课的心功能锻炼，重视密度与强度指标的科学应用。总之，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学校体育在社会属性的制约下，为尽快适应以维持紧张性神经应力为特征的现代化生产和生活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唯一可行的途径着眼于培养出一颗相适应的健壮心脏和灵敏的大脑。因此我们认为，把以往传统的增强“肌力”为中心的学校体育运转体系，调整到以增强“心力和脑力”为中心的运转轨道，这乃是当今学校体育改革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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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759 【原文出处】艺术百家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58-62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 作 者 】王志超 【复印期号】199612 【 标 题 】审美创造与艺术流派 ――京剧表演艺术二题【 正 文 】 内容提要：京剧艺术是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典范，首先表现在其审美创造方面的有意识地表现和体验，演员既是按照戏曲艺术规律塑造艺术形象的创造者，又是审美对象。其次，京剧在与观众的直接交流、表演程式、艺术流派等方面，都体现了这种独特的风貌。关键词：戏曲 京剧 表演体系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文化局京剧演员的审美创造京剧演员的审美创造是有意识的，清醒的，同时也不排斥情感体验，可称之谓有意识地表现和体验，“有规律的自由创造”，不断创造中的程式表演。当一个京剧演员在京剧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他（她）是处于自觉意识状态的，他（她）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识活动――戏是表演给观众视听的。京剧演员在演出时当然不能忘掉观众。能与观众直接交流，使观众有一种亲切感，这是戏曲艺术的艺术特征和艺术魅力，京剧演员在这方面比其他戏曲演员更加自觉。（盖叫天把观众席分为上中下三层，并说演员在台上表演要兼顾三层。）在京剧舞台上，人物可以通过大段的直抒胸臆的唱和念，把内心独白直接倾诉给观众，或者配以动作，把人物内心感情和言语直接叙述、传递给观众；直接向观众表白内心的喜怒哀乐，直接向观众倾吐心灵的奥秘，直接向观众道出人物的心理、愿望、理想、内心冲突，甚至自我介绍姓名、籍贯、年龄、身份、性格特征；“打背供”就是为了瞒住剧中人而直接向观众表白，甚至跳出角色，游离于情节之外（向观众）对人物和事件作出评价。京剧舞台上的“场景”可以瞬息万变，那就更需要调动观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需要观众进行联想和想像，以补充演员的艺术创作。京剧演员的演唱和身段必将使观众对当时当地人物所处背景和环境，对人物的特定形象作出联想。演出中京剧演员是意识到观众的这种联想的。京剧演员在舞台上有个塑造人物形象的任务，自然要意识到向人物靠拢，向人物情感靠拢，尽可能缩短与剧中人的距离。这不同于布莱希特的“保持相当距离”，也不同于斯坦尼的“完全溶和在一起。”京剧演员既是按照戏曲艺术规律塑造艺术形象的创造者，又是审美对象。在艺术形象的创造过程中，演员与人物形象的关系是统一的，而且特别注意演员在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所创造的艺术境界是“有我之境”、“物中有我”、“物我结合”的境界。主客体基本上是统一的。梅兰芳在演《苏三起解》时，意识到苏三此时此地的情感、心态和境遇，动作细节中准确地把握和反映了女主人公的情态：拄棍杖，先是用两个手指，后用三个手指，最后满手一把抓。细腻地自觉地表现了她身心逐渐疲惫的过程。表现苏三受三堂会审，梅先生说：“跪也要注意跪得美。”如果像生活中那样“瘫跪”，那不“丑”坏了？京剧艺术离不开程式。行当、舞台、服饰、化装、砌末、唱做念打、手眼身步，乃至“表演艺术的命脉”打击乐和“演唱艺术的命脉”管弦乐，都有个程式问题。一个京剧演员，只要他一上场，就与程式结下不解之缘，他不可能不意识到程式。活跃在舞台上、负有塑造艺术形象和反映社会生活的任务的京剧演员，不可能不意识到程式的运用和发展。京剧艺术程式属于艺术形式范畴，但它毕竟是依据一定的社会生活，组织化、规范化、美化了的一整套表现形式，有明显的技术性，有充分的假定性和夸张性。所以，京剧演员要表达人物感情，反映历史内容，就不得不有意识、有目的地运用和发展程式。程砚秋在《荒山泪》里共用了二百多个水袖动作，每个水袖动作又彼此联系，并不孤立，且围绕着塑造艺术形象这个中心。他在舞台上作水袖动作的时候，他的意识必然是自觉的、清醒的，否则，他将无法非常美地摆弄那副又长又大又极为夸张的水袖，无法既要照顾水袖本身形式上的美，又要照顾体现人物内在的美。人说“一哭二笑三道白”。京剧的哭、笑，从身形到音响都很讲究美的；各行当的哭与笑又有不同的程式，倘若演员不能有意识地掌握这些不同的程式，单纯“从内心体验出发”，那不哭成一团糟，笑成一团糟了，那还有什么“美”可言、可表现的呢？一个京剧演员，在舞台上，常常会遇到同台演出的“对手”。这对手和他一样，既是剧中人，又是演员（艺术的物质基础和媒介）。他既要作为剧中人与“对手”交流，发生如同发生在古代生活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也要作为演员与“对手”配合，且要默契，要照顾“对手”，发挥“对手”的能动作用，不妨碍“对手”演戏，不抢戏，不喧宾夺主，帮“对手”表演，注意舞台调度等方面的配合。京剧中“打出手”一类的武戏，更要注意“对手”，要形成一个整体，不能有丝毫疏忽大意。有意思的是，在京剧舞台上，“对手”双方的交流的空间是虚拟可变的，甚至只要角色把手一抬，用水袖一遮，就可以把“对手”置于剧情所规定的一定空间之外，等到把手和水袖放下，“对手”则又回到原定空间来了。（如《汾河湾》里的背供）在京剧舞台空荡荡的空间里（或“一桌二椅”），随时可以被想像成剧情和人物所必需的特定空间。在演员（和观众）的意识中，舞台一下子会变成战场、高山、大海、公堂、庭院、洞房……变化无穷，奇幻莫测。京剧演员在京剧舞台上必须意识到，他将用怎样的身段来表现，“创造”带有“假定性”和“示意性”的背景和环境。他将清楚地意识到用怎样的唱做念打来告诉观众，此时此刻舞台上意味着什么样的场景；怎样凭借演员的艺术想像和唱念身段来“凭空”勾划出场景、环境，“人化了的自然界”，再由观众展开联想，加以补充。京剧的舞台是“中性”的，最能显示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空间的表现力最强，最能给观众留下艺术联想的余地，也最能为演员提供用武之地。京剧演员在舞台上常常会有某种即兴表演，这是演员对舞台上的突发事故的迅速反应、迅速判断和迅速解救。这是偶尔发生的特殊情况，但却证实了京剧舞台意识的一个特征：有规则的自由创造，意识清醒地显露京剧美学特征，综合性地利用表现手段。尤其是说明了演员们在登台之前，在他的意识中就已经把某一个或某一些艺术形象构成了。在演出过程中，他十分自觉地、有意识地在为塑造这早在意识中构成的艺术形象而活跃在舞台上。一旦出现与“开始时”意识中不相适应、与他脑海中的艺术形象不相符合的情况时，处于清醒意识状态的演员，就会充分调动他的积极性主动性，机智地纠正艺术创造中的缺陷、错误，使戏按原先的、或更好于更美于原先的样子演下去……据说，某演员演下楼时，忘了上楼的楼梯级数，怎么办呢？（按戏曲舞台常规，上楼几层下楼也得几层，如果两人上楼，前面的走几层后面的也得走几层）这时，这位演员急中生智，他还是边走边舞，走到第五级，故意不小心滑了一跤，一直滑到楼梯下。这样，管它七级九级，都说得过去，合情合理。谁也不能否认京剧演员在京剧舞台上的表演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一种有社会性的理性活动，一种“把一切内在的东西变成外在的东西”（席勒《美育书简》）从而创造了美的活动。虽然，这不排斥感情的（向人物）靠拢，但主要是一种清醒自觉的意识活动所支配的创造。演员意识与理解、设计、设想、安排、捕捉、控制、凭借、运用、流露、表达……等人的能动性联系在一起，极为明显地体现了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是一种自觉的心理活动，是对客观现实的自觉意识的反映，是一种独具特性的形象思维。虽然，演员的个性不一，不同场次的演出也会有特殊性，但演员与角色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这是一种理智与感情的统一，外在形体与内心世界的统一，自觉意识与情感体验的统一，“入角”与“出角”的统一，物我统一，是一种“物中有我”的意味美。这就是京剧表演艺术的统一观，京剧表演的自觉意识观。京剧艺术流派摭谈京剧流派纷呈，有目共睹。二百年的京剧发展史，同时又是京剧流派合与分的辩证统一过程，杂交优生的统一过程，标准化与多样化的艺术统一过程。京剧虽然是综合艺术，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京剧艺术发展内部规律方面的原因，也由于京剧艺术特征所决定的演员中心的原因，京剧艺术流派以演员艺术流派为主，很少有京剧文学、舞美等方面的流派；音乐也限于演员的唱和念，很少有文武场方面的流派。很少有，不是说没有。操琴就有艺术流派，如徐兰沅、李慕良等。其他艺术因素，服从于以演员为中心的流派。京剧的艺术流派何以如此丰富？这要从根子上说起。这与从“胎儿阶段”起就杂交优生和后来的博采众长有关，与后来形成的剧种特点有关。加上京剧艺术的综合性（内容上的包容性和形式上的丰富多彩），给以演员为中心的京剧流派的产生、衍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京剧，本就是杂交优生的产物。清代前期，北京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戏曲活动也很繁盛。弋阳腔转入北京后，与北京语音结合，形成京腔，与昆曲争胜而成为剧坛盟主。后四川魏长生进京（１７７９）带来了四川秦腔，尤其是地方戏进京后常有不同剧种、声腔同台演出的情况，不少演员昆乱不挡，为将各声腔剧种融为一体提供了条件，也为京剧流派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四大徽班进京（１７９０）后的影响，使京剧蕴孕起了质的变化；待湖北汉调入京，形成了北京的皮黄声腔，占据北京舞台，再吸取原昆曲、秦腔的长处，旁及罗罗腔，吹腔，梆子腔等，顾及北京语音和风俗习尚，一个融许多声腔剧种优长的京剧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几个杰出的戏班班主，成为应运而生的弄潮儿；第一代京剧艺术大师，同时也成为第一代京剧各流派的创始人。因为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受不同的声腔剧种影响，自然地显示了他们不同的艺术素养、艺术基础、艺术爱好，在同时融进京剧的过程中，显现了他们不同的艺术风格。譬如，三庆班主程长庚，安徽潜山县人，来自安徽，自然地融化了徽昆的长处；四喜班的张二奎，北京（河北直隶）人，特别喜爱北京字音；春台班的余三胜，湖北罗田县人，以汉调为基础，吸取了徽、昆、秦腔的优长。程、张、余三位“老板”，第一次举起京剧流派的旗帜，“老祖宗”从一开始就（在同一行当生行）显露出不同的根基、渊源和风格，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促进了）以后的京剧艺术流派的繁杂纷呈。还由于同在京城，相互影响的机会特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也很自然，这也决定了（促进了）以后京剧流派发展中相互派生、相互影响的现象，相当频繁，常常是从师而学，然后自成一派，相互揣摩形成或丰满自家一派。一个时期以后，艺术流派自然五彩纷呈，耀人眼目，非其他剧种所能比拟了。京剧艺术流派的类别，大致有三种：一是戏班流派，尤其是以家庭亲缘关系为基础的戏班。一是科班（群体开创）流派。而更多的则是个体艺术家开创的、以个体艺术家为核心，由弟子（私淑）、学生，及追随、仿学者组成的流派。流派之间的区别是确定存在的；流派内部的不同艺术家之间也有个性差异。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京剧界理性的总结较少，较难将某个体艺术家的艺术实践上升到理论并自成体系。师徒间的传授、交流，往往以身传口授为主。京剧流派的表现和流传，常带有某种经验性、意象性。弟子（学生）在台上演出，往往会在意识上出现“师父”的形象。他意识中的剧中人，与其说是几百年前乃至一两千年前的那个古代人，不如说是“师父”在舞台上的形象。因为演员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是无法直接体验的古代人，在他意识中的人物形象，实质上就是按戏曲程式化了装的“师父”的形象。流派特性的美学界定和美学范畴的差别，往往显得比较模糊。评论界在评述某艺术家的流派特征时，常囿于美学的“范畴系列”，常用一些范畴词汇来概括流派特征，诸如稳健、清新、潇洒、飘逸、古雅、苍劲、清奇、豪放、激郁、高亢、凝重、深沉、华美、俏丽……流派与流派之间，同一流派中各艺术家个体之间，到底有什么艺术个性、风格差异，往往显得较为含糊。这里，一方面需要理论界评论界进一步努力；另一方面更需要下一辈演员在艺术实践中发扬光大某一流派特征。同一流派同一师承关系的演员，在艺术创造意识中往往有一定的共同之处。而天才的艺术家，既懂得借鉴更善于创新的艺术家，却能突破师承，突破“师父的形象”，创造出崭新的、不同于甚至超出于师辈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这样，才能使流派特征得到强化，达到真正的个性化境界。也只有这样，艺术流派才能“流”起来，而且很可能就蕴孕出新的艺术流派。说到底，艺术流派是个风格、个性问题，京剧流派亦然。但流派之间是大同小异，而不是大异小同。（象欧洲文学史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间有不同个性，但都同在一个创作原则指导下。）京剧流派的创始者们，同是一个民族艺术风格，同一个表演体系和艺术程式（如行当、舞台、道具――锣鼓，等等），很多流派同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特别是当他们以唱念做打塑造人物、反映生活的时候。流派的不同艺术个性，常表现在剧目及其对剧目的处理上，对人物的不同理解上，还有不同的唱腔，念白，文武场（主要是伴奏），特殊的技艺、绝招……演出剧目：差不多每个流派都有代表性的演出剧目；虽非“专利”权，也差不多像是流派“范围”。譬如，说到谭鑫培谭派，人们就自然想起他的《当锏卖马》、《打棍出箱》、《战太平》等剧目；提起余叔岩余派，观众常会刻意要欣赏他的《搜孤救孤》、《桑园寄子》、《八大锤》等剧目。再有，《让徐州》、《上天台》、《卧龙吊孝》等是言菊朋言派的代表剧目；《哭秦庭》、《辕门斩子》、《逍遥津》等则是高庆奎高派的保留剧目。周信芳麒派的《徐策跑城》、《追韩信》、《四进士》等，马连良的《借东风》、《甘露寺》、《清官册》等，杨宝森的《伍子胥》、《李陵碑》、《击鼓骂曹》等，其人其剧，某派某剧，已约定俗成为不成文的规约。对剧目的独特的选用、移植、改编、修饰、处理――如情节场次安排，人物形象塑造，一直到唱词的斟定，动作的提炼，已成为各流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特征，显示其流派的优长。戏院门口只要挂出剧目，观众就明白挑大梁的是哪一流派。同样，只要知道谁来主演，自有戏迷会专为欣赏某派代表剧目而来。表演特色：中国戏曲非常注重演员表演，常由演员处于整个一出戏的中心位置，京剧尤其如此。基于京剧曾被称为“国剧”的地位，“演员中心”的观念和体制影响深远，其各领风骚的表演特色，当然就成为京剧艺术流派的重要内容。在极为广泛、普遍的艺术实践中，各家的表演特色，也确实成了艺术流派的重要标志。以“四大名旦”为例：梅派的表演，以塑造角色为出发点，歌舞并重，对综合艺术的各艺术元素都十分讲究其美，唱念做打、服饰、化妆、舞美、造型均达到一定的美学高度，显示一种雍容华贵、清新流畅的气度、风格。程派则以塑造悲剧人物为其特色，哀怨与悲愤兼而有之，千般柔肠中显示其激越的情感、强烈的爱憎，常显现一种刚柔相济的艺术境界，身段（尤其是水袖功夫）也十分优美。荀派的表演以个性化和生活化为其特征，爽朗和细腻，俏丽和自然融为一体的表演格调，源于他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和突破。尚派擅长矫健轻盈的身段表演，既英姿飒爽又袅娜多姿，正适合其塑造巾帼英豪的需要。唱腔个性：以唱腔个性显示流派特征，为中国戏曲（尤其是京剧）所独有。京剧观众，常以唱腔的差别来辨别演员所属的流派，“听”得出这是哪一派。同出一宗而流派各异，也常以唱腔不同而区分。譬如生角，谭、余、言、高，同宗谭派，马、杨又受余的影响很深；生行中的大家，几乎是同一个“老祖宗”；但其流派特征却十分清楚明白，尤其是“唱”。如谭的婉约悠扬，余的韵味浓烈，言的顿挫有致，高的高亢透亮，马的潇洒飘逸，杨的高雅别致……再以净角为例：有“金霸王”美称的金少山，“黄钟大吕”，雄浑宽亮；而“活孟德”郝寿臣则声强韵厚；裘盛戎更是声洪韵巧，气势磅礴而又细腻醇厚。各派的不同押韵，皆由唱腔差异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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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1022 【 版 号 】5 【 标 题 】短讯 湖北长城移动通信网组建 【 作 者 】苏保柱/谢庆前 【 正 文 】 本报讯 广州军区和湖北省邮电管理局联合建设『湖北电信长城移动通信网』协议，日前在武汉签字。军地双方联合建设长城移动通信网，为邮电通信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苏保柱 谢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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