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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07號

二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案件，告訴人於該案偵審中，先後所為虛構事實之陳述，屬遂行誣告之接續行為。該項陳述，如有經檢察官或法官以證人身分傳訊而具結之情形，即屬一行為同時觸犯誣告與偽證罪名，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情節較重之誣告罪處斷。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五條、一百六十八條、一百六十九條

刑法第五十五條、一百六十八條、一百六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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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15號

一

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並非原來狀態，而係應有狀態，應將損害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考慮在內。故被害人請求賠償，算定被害物之價格時，應以起訴時之市價為準，被害人於起訴前已曾為請求者，以請求時之市價為準，如能證明在請求或起訴前有具體事實，可獲得較高之交換價格者，應以該較高之價格為準。相關法條：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

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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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

二二

刑事訴訟法除於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明文要求補強證據之必要性外，對於其他供述證據，是否亦有補強性及補強規則之適用，並未規定。判例上承認被害人之陳述（三十二年上字第六五七號）、告訴人之告訴（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號）及幼童之證言（六十三年台上字第三五○一號）應有適用補強法則之必要性，係鑑於被害人、告訴人與被告立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被害情形，難免不盡不實，或因幼童多具有很高之可暗示性，其陳述可能失真，此等虛偽危險性較大之供述證據，即使施以預防規則之具結、交互詰問與對質，其真實性之擔保仍有未足，因而創設類型上之超法規補強法則，以濟成文法之不足。而投票受賂者指證他人投票交付賄賂，雖非屬明文規定之共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證人，但因自首或自白收受賄賂，得邀免除其刑或減輕其刑之寬典（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一項參照），甚或得由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因而不免作出損人利己之陳述，此有關對向正犯指證他人投票行求賄賂之證言，本質上亦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基於相同法理，仍應認有補強證據之必要性，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不利於己之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所陳述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相符、有無重大矛盾或瑕疵、指述是否堅決以及態度肯定與否，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是否有瑕疵之參考，其與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因與所陳述之犯行無涉，自均尚不足作為其所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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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237號

二三

政治性選舉，係主權在民之具體實現；透過公平、公正、純潔之選舉規定與實踐，而選賢與能，為法治民主國家之表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有選舉權人在各選舉區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寓有二義，一係自積極層面言，欲藉繼續居住四個月之期間，以建立選舉人和選舉區之地緣與認同關係，產生榮辱與共、切身利害感覺，進而使其地方生活與政治責任相結合，本於關心地區公共事務，及對於候選人之理解，投下神聖一票，選賢與能之目的克以實現；另則在於消極防弊，倘非繼續居住相當期間，而純為選舉之目標，製造所謂「投票部隊」之「幽靈人口」，自外地遷入戶籍，勢必危害選舉之公平、公正和純潔性。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罪，依其文義，行為人祇要虛偽遷籍，享有投票權而領取選票，罪即成立，至是否確實投票給原欲支持之候選人，在所不問。其中所稱虛偽遷徙戶籍，當從行為人之主觀意思和客觀作為，合併判斷；詳言之，純因求學、就業、服兵役未實際按籍居住者，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其他正當原因遷籍未入住者，既與虛偽製造投票權無關，難認存有妨害投票正確之主觀犯意；又為支持直系血親或配偶之競選而遷籍未實際居住者，雖然基於情、理、法之調和與社會通念之容許，或有認為不具可罰違法性或非難必要性者，但於其他旁系血親、姻親，仍應藉由四個月之實際繼續入住，以確實建立上揭人、地之連結關係，尚無相提並論餘地；至於離去幼齡住居之所，遷往他處生活並入籍之情形，當認已經和原居之地，脫離共同生活圈之關係，縱遇節日、休假或親友婚喪喜慶而有重返，無非短暫居留，非可視同「繼續居住」原所，更無所謂遷回幼時之籍，即回到從前繼續居住狀態，不該當虛偽入籍，不算犯罪云者。再上揭各選舉法律規定，既為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比例原則，不生牴觸同法第十條所揭示之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保障問題；尤於原住民、離島、村里長等類之非多眾、小區域選舉場合，利用遷籍方式，虛偽製造投票權，顧僅戔戔數票，即有影響選舉結果可能，自非法之所許。參考法條：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

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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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238號

二四

審判中之勘驗，係由法官透過五官知覺作用，觀察受勘驗物體狀態或場所之一切情狀，以獲取證據資料之處分，憑此作成之勘驗筆錄，乃屬法定適格證據，雖然不免帶有法官個人之若干主觀判斷成分，但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尚有相關人員（證人、鑑定人、當事人、代理人及辯護人）到場，第二百十九條準用第一百四十七條至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亦有地緣有關人員（住居人；看守人；鄰居；就近自治團體職員；政府機關、軍營、軍艦或軍事秘密處所長官或其代表人）在場陪同，隨時任意表示意見，當足趨於客觀，況經記載於筆錄，審判時仍可爭執，核屬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證明力範疇，受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支配，不應將之與證據能力之有無相混淆。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二條、二百十四條、二百十九條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二條、二百十四條、二百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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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242號

二五

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實行構成要件或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實行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均為共同正犯，惟因其對犯罪之支配程度，或犯意之主從，攸關各共犯責任評價之輕重，則論以共同正犯，對其具有何種犯罪之意思，及實行何種犯罪行為，應於判決中明白認定，詳細記載，並說明所憑之證據。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之權。刑法上之共同正犯，應就全部犯罪結果負其責任，係基於共同犯罪行為，因不法之連帶而應由正犯各負全部責任，惟於罪責評價時則應審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各款情狀，分別情節，為各被告量刑輕重之標準，有其個別性；共同正犯間固非必須科以同一之刑，但個案裁量權之行使，應受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之拘束，俾符合罪刑相當，使罰當其罪，輕重得宜。如共同正犯間之量刑輕重相差懸殊，於公平原則有悖，當非持法之平，即難謂為適法。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八條、五十七條

刑法第二十八條、五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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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319號

二六

人之姓名，除依姓名條例第一條規定所為戶籍登記之姓名外，由個人自己選定並得隨時變更之字、別號、藝名、筆名、偏名、別名等均屬民法第十九條姓名權保護之列；而所謂「簽名」乃文書親署姓名，以為憑之謂，關於本票之簽名，因法律上並未規定必須簽其全名，是故，僅簽其姓或名，即生簽名之效力。且所簽之姓名，不以本名為必要，簽其字或號，或雅號、藝名、別名、偏名等，祇須能證明其主體之同一性，得以辨別表示為某特定人之姓名者，即足當之。因之行為人如以其偏名簽發本票或為法律行為，苟其偏名，係行之有年，且為社會上多數人或其交易之相對人所知，則該偏名已足以證明其主體之同一性，該行為人即無偽造他人名義之犯意。至於「主體同一性」之意涵，乃指由行為人所使用之姓名（包括字、別號、藝名、筆名、偏名等）足資辨識該行為主體，而不致產生人別混淆而言，非指偏名（別名等）與其真實姓名之同一性。參考法條：刑法第二百零一條

刑法第二百零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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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411號

七

查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項時效完成後，仍應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於被害人，民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二項定有明文。該項規定旨在表示賠償義務人因侵權行為受有利益時，得發生損害賠償請求權與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競合。此觀該條立法意旨載明：「損害賠償之義務人，因侵權行為而受利益，致被害人蒙受損害時，於因侵權行為之請求權外，更使發生不當得利之請求權，且此請求權，與因侵權行為之請求權時效無涉，依然使其能獨立存續」，足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與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處於獨立併存互相競合之狀態。故上開規定所謂「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加害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仍須具備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構成要件。而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不當得利，須當事人間財產損益變動，即一方所受財產上之利益，與他方財產上所生之損害，係由於無法律上之原因所致者，始能成立；倘受益人基於債權或物權或其他權源取得利益，即屬有法律上之原因受利益，自不成立不當得利。相關法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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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450號

八

勞基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列之工資優先受償權，乃係就債務人之全部財產有優先受償之權，並未因該執行標的物之拍賣而消滅，其參與分配自應受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限制。倘將工資優先權解為不受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限制，工資優先受償之債權人陸續聲請參與分配，不僅將重蹈修法前之覆轍，致分配表遲無法確定；尤易發生債務人勾串造假，衍生分配表異議訴訟，拖延強制執行程序，有違強制執行法修法之立法本旨，且同為一般優先受償權，工資優先受償權不受參與分配之限制，其他一般優先受償權則受限制，在論理上亦難自圓其說。又基於強制執行法採塗銷、消滅主義，因而在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債權人之參與分配，例外不受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限制，並非在否定工資之優先受償權，倘勞工就勞基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列之積欠工資，經合法參與分配時，本即享有該條所定優先於其他普通債權受償之權利，自無損於其工資優先受償權利。況工資優先受償權應否優先於抵押權，於七十一年勞基法第二十八條立法審議時，已有所斟酌，而為立法所不採，尤其同條第二項復設有墊償基金，資為墊償雇主所積欠第一項工資之機制，已兼顧勞工生存權之保障，無違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百五十五條保護勞工之憲政意旨。自不能以此曲意解為工資優先權參與分配不受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限制。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四條

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強制執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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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454號

九

查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七規定，關係企業之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者，如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有債權，該債權不論有無別除權或優先權，於從屬公司依破產法之規定為破產或和解，應次於從屬公司之其他債權受清償。其立法理由並指出：為恐控制公司運用其控制力製造債權主張抵銷或利用其債權參與從屬公司破產財團之分配或於設立從屬公司時濫用股東有限責任之原則，儘量壓低從屬公司資本，增加負債而規避責任，損及其他債權人之利益，特參考美國判例法上之「深石原則」訂定本條文。而美國判例法上「深石原則」（ＤeepＲockＤoctrine）之建立實為「揭穿公司面紗原則」（ＰiercingtheＣorporateＶeil）之延伸，本此原則如認定控制公司有詐欺、不忠誠、不公平之行為或不當經營從屬公司時，或從屬公司資本顯著不足之情事時，應予否認或居次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之債權，以防止控制公司製造假債權參與從屬公司破產財團之分配，或濫用股東有限責任原則，以從屬公司為傀儡而增加債務規避責任之機會。尋繹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七之立法理由及上開「深石原則」所揭櫫之精神，關係企業之交易，如控制公司未實際交付貨物給從屬公司，卻大量向從屬公司收取貨款及營業稅款或以詐欺溢收貨款，即可認控制公司係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不合營業常規或不利益之經營。相關法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七

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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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56號

三

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並無時間上之限制，其在法院審判中供出者，固可促使在場之檢察官知悉而發動偵查，或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一條之規定函送檢察官偵查，期能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但事實審法院依據被告所供其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自行調查、認定，並因而查獲其共同正犯或共犯者，自仍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適用。上訴人於第一審即已供出扣案之毒品來源為邱○○，第一審及原審並傳訊證人邱○○調查，第一審復囑託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對邱○○實施測謊，原判決依憑案內調查所得之證據資料，既已認定邱○○係本件運輸毒品海洛因之共同正犯，卻又以檢察官尚未偵辦，難認有因上訴人之供出而破獲情事，無上開規定之適用，即不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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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

十

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勞退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十四條第一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相關法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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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681號

二七

施用毒品者之指證某人為販毒之人，雖非屬共犯證人類型，但因彼此間具有利害關係，其陳述證言在本質上存有較大虛偽性之危險，為擔保其真實性，本乎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相同法理，自仍應認為有以補強證據佐證之必要性，藉以限制其證據上之價值。此之補強證據，必須求之於該指證者之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資證明其所指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別一證據。以毒販間通話之通訊監察譯文作為施用毒品者所指證販賣毒品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必須其等之對話內容，依社會通念已足以辨明其所交易標的物之毒品品項、數量及價金，始足與焉，否則對於語意隱晦不明之對話，即令指證者證述該等對話內容之含意即係交易毒品，除非被指為販毒之被告坦認，或依被告之品格證據可供為證明其具犯罪之同一性（如其先前有關販賣毒品案件之暗語，與本案通訊監察譯文內容相同，兩案手法具有同一性），或司法警察依據通訊監察之結果即時啟動調查因而破獲客觀上有可認為販賣毒品之跡證者外，因仍屬指證者單方之陳述本身，自尚不足作為其所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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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689號

二八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雖就該條例所稱之彈藥，規定為係指同條、項第一款各式槍砲所使用之砲彈、子彈及其他具有殺傷力或破壞性之各類炸彈、爆裂物。但就如何可認為具有殺傷力或破壞性與爆裂物，則無定義性之規定，自當由實務加以補充。一般而言，殺傷力係針對人體而著眼，其認定，係「指在最具威力的適當距離，以槍砲彈丸可穿入人體皮肉層」，據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研究結果，每平方公分動能達二十焦耳以上之彈丸，即可穿入人體皮肉層，向為我國司法實務參採；此動能基準，於槍砲彈丸之場合，固可經儀器測定，然於爆裂物之情形，無法依儀器測定其動能標準，當就其爆炸傷害效應而為認定，倘依其爆震波之超壓、人體位移加速減速傷害、高熱或爆破碎片等情況，足以對人體或其皮肉層造成傷害，即該當殺傷力；至於破壞性，乃針對物件而著眼，凡能對於物件予以破壞、毀損者，即具有破壞性，不以喪失全部作用為必要，造成瑕疵仍屬之；而爆裂物，則指其物具有爆發性，且有破壞力，可於瞬間將人殺傷或物毀損者。政府鑑於爆竹、煙火，因存有炸藥成分，其製造或施放，皆具有危險性，故於九十二年間，制定爆竹煙火管理條例一種，以為規範，其第一條後段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按此部分於九十九年修正時刪除，理由為當然解釋，無待明文），是凡不屬於此條例所稱之爆竹、煙火，而具有殺傷力或破壞性之爆裂物，當仍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適用。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其所稱之爆竹煙火，係指供節慶、娛樂及觀賞之用，不包括信號彈、煙霧彈或其他類似物品；且就其成品之危險性與所含（火）藥劑量多寡，分類為二種，一為「高空煙火」，二為「一般爆竹煙火」（按九十九年修正，改以施放技能作為區分標準，分成「專業爆竹煙火」和「一般爆竹煙火」）。無論何類，依其第六條規定，須經申請許可之後，始得製造；又縱屬一般爆竹煙火，其販賣人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猶應事先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型式及個別認可，發給「型式認可證書」及「附加認可標示」，始得為之；第十條規定不得以自動販賣、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購買者年齡之方式為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兒童施放，應由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陪同（後二條文，嗣經修正條次為第十二、十三條），足見嚴謹管理，非許貿然從事，免致公共危險。再所謂製造行為，除初製者外，尚包括改造在內，亦不論外觀情況或實質內容（兼及增加效用或增強功能）之改變，祇要將原物施加人工，變易其結構，縱僅變動其使用方式，仍然該當。倘將主管機關核准一定型式之一般爆竹煙火，任意加工，非供節慶、娛樂或觀賞使用，既經刑事警察機關（構）鑑定認為具有殺傷力之爆裂物，則是否仍可認為屬於上揭爆竹煙火管理條例所稱之爆竹煙火，事涉專業智識，當由主管爆竹煙火事務之「消防」機關（構）提供鑑定意見，以憑釐清，審理事實之法院若逕為不同於「刑事警察」機關（構）之鑑定判斷認定，遽為無罪諭知，應認有查證未盡之違失，足以構成撤銷之原因。參考法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第七條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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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808號

十一

按未定有期間之最高限額保證契約，在未經保證人依民法第七百五十四條規定終止前，於約定範圍內所生之債務既均為該保證契約效力所及，則已發生之債務縱因清償或其他事由而消滅，該保證契約依然有效，嗣後所生之債務，於不逾最高限額範圍內，保證人亦仍應負保證責任。是以債權人就定有期間之主債務，未經保證人同意，即允許主債務人延期清償時，因經延期後之主債務，在約定之最高限額內仍為該保證契約效力所及，保證人自不得依民法第七百五十五條規定主張免負保證責任。相關法條：民法第七百五十五條

民法第七百五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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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857號

二九

刑法上之加重結果犯，係指行為人就故意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於一般客觀情況下可預見將發生一定之加重結果，但因行為人之疏虞（即過失）而主觀上未預見，致發生該加重之結果而言。若行為人主觀上對加重結果之發生已有預見，而其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者，則屬故意之範疇，而無論以加重結果犯之餘地。故加重結果犯就基本犯罪而言，為故意犯；對加重結果而言，則具有過失犯之性質。而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項之加重內線交易罪，係以犯內線交易罪，而其犯罪所得金額達一億元以上者，為其要件，該罪係國家為維護證券交易公平及社會經濟秩序所設之特別加重處罰規定。其立法意旨，係以犯內線交易罪，而其犯罪所得金額達一億元以上者，對於股市交易公平及社會經濟秩序之危害較為嚴重，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乃就此種情形另設規定，並加重其法定刑，以資懲儆。其加重處罰之意義，在於行為人犯內線交易罪所發生之客觀結果，亦即由法律擬制一定之犯罪所得金額，作為客觀加重處罰條件，與行為人主觀之惡性無關；故行為人對於該罪關於「犯罪所得金額達一億元以上」之要件，是否具有故意或認識（即預見），並不影響該罪之成立。況行為人犯內線交易罪之目的，本即在藉不公平之交易手段，以獲取不法利益，而其犯罪所得金額多寡，與該重大消息影響股價之程（幅）度，暨行為人買入股票之數額具有密切之關聯，其間含有主觀期待或預先計算之成分，故行為人對於上開客觀加重要件（即犯罪所得金額達一億元以上）之發生，應無所謂「過失」之概念存在，甚至不能排除有不違背其本意之情形，顯與刑法上加重結果犯，行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具有過失犯之性質不同。況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內線交易罪，係屬即成犯，而非結果犯，祇要行為人於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後，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有買入或賣出該公司股票之行為者，其犯罪即屬既遂。而行為人犯罪既遂後，尚未能直接取得財物或利益（即「犯罪所得」），必須俟上開重大影響股票價格消息公布後，造成該公司股價漲跌變動，始能就行為人買入股票之成本（包括相關稅費）或賣出股票之金額，與消息公布後該公司股價漲跌幅度之差額計算其犯罪所得金額。故行為人能否取得差額利益暨其所取得差額利益之金額若干，尚繫乎該重大消息公布後影響該公司股價之幅（程）度，而影響股票價格之原因甚夥，包括經濟性（例如股票上市公司之財務狀況與經營策略、國家經濟或財稅之法令或政策修正等）與非經濟性（例如國際政治局勢變動、國內政治選舉及重大天然災害等）多方面因素在內，其漲跌幅度隨時處於上下擺盪或曲線波動狀態，並非恆定不變，一般人在客觀上未必均能預見該項加重條件（即犯罪所得達一億元以上）之發生，與加重結果犯於行為人實行基本犯罪行為當時，一般人在客觀上均能預見加重結果發生之情形，亦不相同，二者自不能相提並論。參考法條：刑法第十三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

刑法第十三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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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917號

三○

刑法第十九條係針對行為時精神狀態異常之行為人，依其行為時欠缺責任能力為理由，給予特別之處遇規定，而犯罪行為之發生除行為人之外，尚有被害人之存在，為避免實務適用時，將行為人之責任能力與被害人特質之認定採相同標準，而與保護被害人之意旨相悖，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乘機性交、猥褻罪之要件，亦配合第十九條用語，修正為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並於立法理由揭明「本條被害人狀態之認定，不以被害人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為判斷之依據，而係以被害人身、心之客觀狀態作為認定之標準，以與保護被害人之意旨相呼應。」蓋本罪之性質，在於行為人係趁被害人囿於本身因素所造成無法或難以擷取意願之狀態下而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被害人此一狀態之形成，包括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之精神病，其異於一般疾病者，在於精神病為慢性病，雖可藉由治療藥物之不斷問世，以緩解避免其惡化，但尚無法完全治癒。依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身心障礙等級表」，慢性精神病患者係指由於罹患精神病，經必要適當治療，未能痊癒且病情已經慢性化，導致職業功能、社交功能與日常生活適應上發生障礙，需要家庭、社會支持及照顧者，其範圍包括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妄想病、老年期及初老期精神病狀態、其他器質性精神病狀態、其他非器質性精神病狀態、原發於兒童期之精神病。慢性精神疾病患者之病理變化過程通常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因而可經由觀察、追蹤、研判其潛伏期、症狀起伏、治療與否及療效良窳，推斷患者在特定期間內可能之精神狀況。從而，關於被害人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之鑑定，必須兼及被害行為前後一段過程之病理資料，在此一時間軸上之精神狀態被判斷具有一體性，方足以推認被害人於被害當時精神、心智之客觀狀態。參考法條：刑法第十九條、二百二十五條

刑法第十九條、二百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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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927號

三一

刑事訴訟依現行刑事訴訟法（下同）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係採證據裁判主義，故證據調查厥為整個審判之重心。而所謂證據調查，實可分為「應否調查」、「如何調查」及「調查如何」三種不同層次。本法所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依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一並規定被告有指出有利證明方法之權利。首者，證據「應否調查」，原則上委諸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與輔佐人（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但法院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關係被告重大利益之事項，負有補充調查之義務（同條第二項）。故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原則上由當事人提出（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二、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並於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處理之（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然如聲請調查之證據與待證事實，在客觀上欠缺關連性、調查之必要性或可能性者，依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二第一項規定，法院得裁定駁回之，以維訴訟之經濟。尤其所經調查之證據，已足形成有罪之確信，法院對於聲請調查之其他證據，認無調查之必要，不予調查，則此一證據「應否調查」之處理，既無不合，當亦無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之違法。次者，證據經認屬應予調查後，始有「如何調查」之問題，此時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必須該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始得作為判斷之依據（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反面解釋）。被告以外之人（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及共同被告等）之陳述，須依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等傳聞例外之規定，具有證據適格後，除有傳喚不能等例外情形，均須依法具結，踐行交互詰問等合法調查程序，其供述始得採為判斷之依據。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所揭櫫反對詰問權為訴訟基本權及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內容，即指此而言。是對於被告以外之人之反對詰問，必須經法院認為屬客觀上有調查之必要，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基礎所繫之證據方法，上開調查證據程序之規定始有適用，非謂一經聲請詰問，縱法院認無調查之必要（即不應調查），仍一概適用，否則即剝奪其憲法上之權利，此為當然之解釋。至經調查後，得作為判斷依據之證據，其間之取捨與證明力之判斷，乃屬「調查如何」範疇，依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由法院依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本於確信自由判斷，同時賦予當事人等辯論之機會（第二百八十八條之二）。三者層次不同，不可不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十二章

刑事訴訟法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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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1997號

三二

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擅自占用山坡地致生水土流失罪，其保護者為水土資源維護之公法益，並兼及私人之財產法益，屬於關連性法益，在罪責評價上只擇較重之前者，而不論及後者，自僅論以違反水土保持法之罪（如本院二十八年非字第四七號判例，詐術違法徵收入款不另論詐欺罪；二十六年滬上字第二號判例，誣告罪不另論妨害名譽罪；七十九年台上字第一四七一號判例放火罪不再論毀損罪等，學說上亦有稱之為典型的伴隨關係）。參考法條：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條

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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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012號

三三

刑罰制裁妨害性自主行為，係為保障他人關於性意思形成與決定之自由，自須以妨害他人關於性意思之自由為前提，故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對妨害性自主犯罪之處罰，依被害人性意思自由受妨害程度之不同，異其處罰之輕重。其出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而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者，依個案具體情形，分別依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之違反意願性交罪或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之違反意願猥褻罪處罰；利用被害人已陷於不知或不能抗拒而欠缺抵抗能力之既有無助狀態者，縱未達違反被害人意願程度，亦難謂對被害人之性意思自由無所妨害，故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仍予處罰；利用被害人因適值童稚幼齡之年，身心發育未臻成熟，性知識及智慮淺薄，或因處於身受行為人監督、扶助、照護等不對稱關係中之劣勢地位，或陷入行為人有心作偽仿冒所形成有婚姻關係之錯誤資訊者，因被害人欠缺完全之性自主判斷能力，未能為成熟、健全、正確之性意思決定，故行為人形式上，雖非但未違背被害人意願，甚而業經其同意，然因被害人同意之性意思形成與決定有瑕疵，刑法仍予犯罪化，而分別於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及第二百二十九條有明文處罰。其間分野，不可不辨，俾維護各別處罰條文之規範功能。參考法條：刑法第十六章

刑法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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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165號

三四

人民身體自由應受保障，乃行使憲法所賦與其訴訟權利之前提，為重要之基本人權。而刑事訴訟之目的固在發見真實，藉以維護社會秩序，然其手段應合法純潔、公平公正。故憲法第八條基於保障人權之理念，即明定非依法定程序不得為逮捕拘禁。所稱「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律定之，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當國家機關為實行其刑罰權，以被告之陳述為證據方法時，依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一條之一及第七十二條之規定，係以傳喚為原則，而於符合一定之法定要件下，始例外以拘提、逮捕之手段強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到場。由於偵查機關無羈押之權限，其依法拘提、逮捕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即應踐行同法第九十三條之規定，以實質正當之法定程序為之。該條第一項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拘提、逮捕後之訊問，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時刪除「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之文字，明定為「應即時訊問」，係基於人權保障程序應實質正當之要求。則在偵查機關依法拘提、逮捕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後之暫時留置期間，應以防止其逃亡、湮滅罪證、勾串共犯或證人及確認其犯罪嫌疑是否重大等保全事項而為處置，非以實施積極偵查為其主要目的。故檢察官對於依法拘提、逮捕到場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應依該條之規定，以第九十四條至第一百條之一所定之方法為即時訊問。此時訊問之內容，以釐清第九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聲請法院羈押或認無羈押之必要，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相關事項為限。因此，第九十三條第二項所規定之二十四小時期限，偵查機關雖依上揭方法為訊問，縱仍在法定期限或法定障礙期限內，仍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以防止偵查機關利用該期限，在非公開之偵訊處所，為違背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侵害憲法所保障基本人權之行為。倘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專為取得自白，對於拘提、逮捕到場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遲延訊（詢）問，利用其突遭拘捕，心存畏懼、恐慌之際，為使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自白或取得正犯與共犯之犯罪資料，而不斷以交談、探詢、引導或由多人輪番之方法為說服之行為，待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已屈服之說詞或是掌握案情後，始依正常程序製作筆錄並錄音。在此情形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精神及身體可認處於恐懼、壓迫之環境，意思之自由自受壓制，其因此所作之陳述，難謂出於任意性，此種偵查手段非但與憲法保障人身自由所必須踐行之實質正當法律程序相悖，且與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其他不正之方法」之要件相符，其證據能力自應予以排除。而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轉換為證人加以訊問，有上揭情形者亦同。但檢察官之遲延訊問確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自不待言。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一百五十六條，憲法第八條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一百五十六條，憲法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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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300號

三五

強制辯護案件被告有數人時，除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外，得指定一人為數被告共同辯護，非謂必須為每一被告指定一辯護人，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甚明。是否利害相反，須就案件具體情形予以審酌，亦即以辯護人就數被告被訴之犯罪事實為防禦時，能否均為適當有效之辯護為衡。鑑於刑事被告享有受辯護人協助之權利，故不問是共同辯護人主張有利害相反之情形存在（辯護人經由與數被告之溝通中，更能明白是否有潛在之利害衝突存在或危險），抑或法院得有合理的懷疑，法院均應即採取必要措施以適當保護每一位被告之辯護權，惟如被告或辯護人未於審判中主張及此，或法院有未盡利害相反之調查情形，基於無害違誤審查原則，當亦必其真實之利害相反已造成對實質辯護權之行使有不利之影響者，始得作為第三審之上訴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三百七十八條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三百七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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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301號

三六

管轄錯誤、不受理、免訴之判決均為程序判決，惟如原因併存時，除同時存在無審判權及無管轄權之原因，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及同一案件重行起訴，且先起訴之案件已判決確定時，後起訴之案件應為免訴判決等情形外，以管轄錯誤之判決優先於不受理之判決，不受理之判決優先於免訴判決而為適用。又同為訴訟條件欠缺之不受理事由，必也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所列舉之程序違背規定者，始有第一款概括規定之適用，而以數個程序違背規定為競合之欠缺時，應以不適法理由程度較重者予以裁判，其中第五款被告死亡者，因其為當事人一方之訴訟主體既已不存在，則在程度上，其不適法當然較諸其他各款事由為重。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二條、三百零三條、三百零四條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二條、三百零三條、三百零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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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424號

三七

犯罪之競合，除想像競合外，尚有法規（條）競合。前者，刑法第五十五條前段設其規定，係指一行為發生數結果，觸犯數罪名之競合狀態，而就所觸犯之數罪名中，從其較重之一罪處斷，但仍不排斥其競合之輕罪，僅不另加以處罰而已（至所從重之罪，在量刑上應受輕罪最低度刑之封鎖規範），屬於裁判上一罪。後者，則不見之明文，認應委諸於法理解決，乃一行為發生一結果，成立一罪名，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之情形，而就競合之數法條中，擇一適用，並當然排斥其他法條之適用，而為單純一罪。從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款所稱「罪名之告知」，其屬想像競合者，被告應受告知之權利，自應包括重罪與輕罪之數罪名，缺一不可，至如為法規競合之情形，則被排斥適用之其他法條之罪名，既無礙於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亦不生突襲性裁判問題，縱未為該項告知，於判決本旨及結果俱不生影響，自不得執為第三審之上訴理由。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五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

刑法第五十五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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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

三八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有關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之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之規定，是為學說所稱之起訴（或公訴）不可分原則。而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在訴訟法上係一個訴訟客體，無從割裂，故其一部分犯罪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後，檢察官再就全部犯罪事實提起公訴。經法院審理結果，認曾經不起訴處分部分與其他部分均屬有罪，且二罪間確具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時，依上開起訴不可分原則，其起訴之效力自及於曾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部分，法院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審判。而檢察官前所為之不起訴處分應認具有無效之原因，不生效力，無確定力之可言。本件原判決依卷證資料，確認上訴人先於九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在玉山銀行羅東分行以遺失本案支票為由，填具遺失票據申報書，請該管公務員轉送司法警察機關協助偵查侵占遺失物罪嫌，係犯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嗣於同年十月十六日在台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時，明確誣指告訴人竊盜，係犯同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項之指名犯人誣告罪。因誣告罪為妨害國家審判權之罪，其未指定犯人誣告，自應為高度重罪之指名犯人誣告所吸收，不再論以未指定犯人誣告罪，上開二罪間具有實質一罪關係至灼。雖台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曾就上訴人涉嫌未指定犯人誣告部分，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署九十七年度偵字第三九一二號不起訴處分書可按。嗣檢察官依據上開告訴人被訴竊盜案件審理時之卷證資料，認上訴人涉犯上開指名犯人誣告及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行，就誣告之全部犯罪事實提起公訴，依上開說明，自無違法可言。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ㄧ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故行為人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並於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理該誣告案件時，同時以證人身分，就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相同之虛偽陳述，因該偽證與誣告行為均係侵害國家司法權正確行使之法益，並俱以虛偽陳述為犯罪之主要內容，僅因陳述時之身分不同而異其處罰。且告訴人之指訴乃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如就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親身知覺、體驗事實陳述時，即居於證人之地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具結，其供述證據始具證據能力。足認誣告行為人所為偽證行為係為實現或維持其誣告犯行所必要，二罪間具有重要之關連性，從行為人主觀之意思及所為之客觀事實觀察，依社會通念，其偽證與誣告間自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法律評價應認屬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較為適當，而偽證既係在於實現或維持誣告犯罪所必要，自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情節較重之誣告罪處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二百六十七條。刑法第五十五條、一百六十八條、一百六十九條、一百七十一條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二百六十七條。刑法第五十五條、一百六十八條、一百六十九條、一百七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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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585號

三九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之所謂「有關係部分」，係指判決之各部分在審判上無從分剖，因一部上訴而其全部必受影響者而言。其為單純一罪者，固無所謂一部、全部可言，若屬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者，雖僅就其中之一部上訴，基於審判不可分，其效力仍及於全部，即其犯罪事實之全部均生移審之效力。而有無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法院應依起訴之全部犯罪事實為之觀察，不受檢察官主張之拘束。檢察官就甲、乙兩事實以其係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提起公訴，原審就甲事實部分諭知有罪之判決，認乙事實部分行為不罰或犯罪不能證明，但僅於理由內予以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倘僅被告就有罪之甲事實聲明上訴，於此情形，上訴審除依起訴之全部犯罪事實予以觀察之結果，甲、乙兩部分事實顯然係屬實質上數罪，原審判決本應將乙事實部分於主文內明白諭知無罪，始為適法，其於判決理由內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固屬違法，然究難謂原審未對之為無罪之裁判，復因檢察官對該部分可分之判決未據上訴，應認移審之效力不及於不另為無罪諭知之乙事實外，基於公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之原則，上訴審仍應就甲、乙事實全部予以審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八條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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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659號

四○

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定有明文。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調查時所為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倘檢察官以證人警詢之陳述為起訴被告犯罪之依據，而被告否認其證據能力，法院依法傳喚調查時，如先前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而具備「可信性」及「必要性」二要件，仍例外認有證據能力，得採為論罪證據。原判決如不採納，自應敘明何以該警詢陳述欠缺「可信性」或「必要性」之要件，不得逕以被告或辯護人主張該警詢陳述屬傳聞證據，即摒棄其適用，而為無罪之判決。檢察官既將證人宋○○之警詢陳述列為起訴被告之犯罪證據，並於審判期日迭次主張該供述雖屬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但因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然原判決就與審判中不符之警詢陳述，未說明何以無前開傳聞法則例外之適用，遽依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之主張，認無證據能力而予排除，除法則適用不當外，理由亦屬欠備。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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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

四一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被告犯罪已經證明者，應諭知科刑之判決；倘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則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及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法官對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唯有經過嚴格之證明並獲得無疑之確信時，始得為有罪之判決。然人力有其極限，縱擁有現代化之科技以為調查之工具，仍常發生重要事實存否不明之情形。故於審判程序中，要求法官事後重建、確認已發生之犯罪事實，自屬不易。倘法院依卷內調查所得之證據，仍存在無法排除之疑問，致犯罪事實猶不明確時，法院應如何處理，始不至於停滯而影響當事人之權益，在各法治國刑事訴訟程序中，有所謂「罪疑唯輕原則」（或稱罪疑唯利被告原則），足為法官裁判之準則。我國刑事訴訟法就該原則雖未予明文，但該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息息相關，為支配刑事裁判過程之基礎原則，已為現代法治國家所廣泛承認。亦即關於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之認定，法官在綜合所有之證據予以總體評價之後，倘仍無法形成確信之心證，即應對被告為有利之實體事實認定；易言之，當被告所及之犯罪事實，可能兼括重罪名與輕罪名，而輕罪名之事實已獲得證明，但重罪名之事實仍有疑問時，此時應認定被告僅該當於輕罪罪名，而論以輕罪；若連輕罪名之事實，亦無法證明時，即應作有利於被告之無罪判決。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二百九十九條、三百零一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二百九十九條、三百零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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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70號

四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所稱共犯，應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包含對向犯罪之共犯）在內。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投票交付賄賂罪，乃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特別規定，相對應於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投票收受賄賂罪，立法目的在於維護人民參政權中之投票權得以純正行使，就其犯罪結構之屬性，屬於必要共犯之對向犯類型。以投票收受賄賂者指證他人投票交付賄賂，因自首或自白收受賄賂，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得邀免除其刑或減輕其刑之寬典，甚或得由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指證他人投票行求賄賂而拒絕收受賄賂，並不成立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又選舉競爭激烈，不乏從事不正競選之情形，有關指證他人投票行求賄賂之證言，本質上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尤應認有補強證據之必要性，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參考法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一百四十四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一百十一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五十六條

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一百四十四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一百十一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　　　　　五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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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82號

五

行為始於著手，著手之際，有如何之犯意，即應負如何之故意責任。犯意變更與另行起意本質不同；犯意變更，係犯意之轉化（昇高或降低），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行為之前或行為繼續中，就同一被害客體，改變原來之犯意，在另一犯意支配下實行犯罪行為，導致此罪與彼罪之轉化，因此仍然被評價為一罪。犯意如何，既以著手之際為準，則著手實行階段之犯意若有變更，當視究屬犯意昇高或降低定其故意責任；犯意昇高者，從新犯意；犯意降低者，從舊犯意，並有中止未遂之適用。另行起意，則指原有犯意之構成要件行為已經完成，或因某種原因出現，停止原來之犯罪行為，而增加一個新的犯意產生，實行另一犯罪行為之謂，至於被害客體是否同一則不問；惟因其係在前一犯罪行為停止後（即前一犯罪行為既遂、未遂或中止等），又另起犯意實行其他犯罪行為，故為數罪。行為人以傷害之犯意打人，毆打時又欲置之於死地，乃犯意昇高，應從變更後之殺人犯意，殺人行為之傷害事實，當然吸收於殺人行為之內。倘若初以傷害之犯意打人已成傷之後，復因某種原因再予以殺害，則屬另行起意，應分論併罰，成立傷害與殺人二罪。參考法條：刑法第十三條、二十七條、五十條、二百七十一條、二百七十七條

刑法第十三條、二十七條、五十條、二百七十一條、二百七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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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861號

四二

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項之誣告罪，祇需行為人具有誣告之意思，及其所告事實足以使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為已足，且以其所為之申告送達於該管公務員時，即屬成立，至所申告之事實係屬告訴乃論之罪，其以後之撤回告訴或自訴，不過犯罪既遂後之息訟行為，與誣告罪之構成不生影響。此與行為人所誣告之事實，在法律上根本不可能予被誣告人以刑事或懲戒處分者，例如依法不得提起自訴而提起，或須他人親告之罪而未據告訴，或追訴權已完成之罪等皆是，則縱有虛偽情形，亦不構成本罪者，迥然有別。參考法條：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

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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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966號

四三

現代刑事訴訟進步理念，認為唯有透過程序的正義，始能實現實體的正義；缺乏程序正義，即無實體正義可言。我國刑事訴訟法乃以法院、檢察官和被告形成訴訟結構的三面關係，法院居於公平、客觀、中立、超然立場審判，後二者為當事人（不含被害人及告訴人，但此二類人員之權益保障，另見後述），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第一百六十一條），被告受無罪推定保障（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審判以法庭活動為中心（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六十四條至第一百七十條），訴訟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主導（第一百六十一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法院僅補充性介入（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學理上稱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是：（一）、因檢察官作為國家機器，係公益之代表人，擁有廣大之社會資源為其後盾、供其利用，自應盡其職責，蒐集被告犯罪之證據，負責推翻被告無罪之推定，以證明被告確實犯罪，學理上稱為實質舉證責任（包含說服責任），乃有別於過去之形式舉證責任；至於被告，因通常不具有法律素養，是賦予律師倚賴權，俾使具有專業能力之律師提供協助，以有效對抗檢察官（控方），學理上稱為武器平等原則。（二）、法院之審判，必須堅持證據裁判主義（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及嚴格證明法則（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檢察官之起訴，自不能草率，倘仍沿襲職權進行主義之舊例，因「有合理之懷疑」，即行起訴，此後袖手旁觀，冀賴法院補足、判罪，應認為不夠嚴謹、不合時宜；以量化為喻，偵查檢察官之起訴門檻，不應祇有「多半是如此」（百分之五、六十），而應為「八、九不離十」（百分之八十，甚至更高）；至於公訴檢察官在公判庭上，則應接棒，負責說服法院達致「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百分之百），使形成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從而，雖然案件在起訴之後，檢察官對之不再有強制處分權，但非不得依憑職權，指揮司法警察，進行任意性之調查、蒐證，以反擊或削弱被告及其辯護人（辯方）提出之反證證明力，而後在公判庭上之法庭活動中，精準針對程序進行浮動中，所顯出之各種有利、不利於己方之證據資料，展開互為攻擊、防禦，斯亦直接審理主義、言詞審理主義之精義所在；倘竟不翔實預作準備，無法說服法官，自應受類似於民事訴訟敗訴之判決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實現公平法院理念，不生法院必須和檢察官聯手，主動「介入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否則將致被害人之權益不保、正義無從伸張之問題，更無所謂法院有未盡查證職責之違法情形存在。（三）、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漏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由法院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等各保障規定，補強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仍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本於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以兼顧被害人權益及被告利益，盡其訴訟照料（第二條第一項）與澄清義務（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四）、九十一年二月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係法院補充性介入之法源依據，首段規定之「得」，既屬當事人主導（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之例外，但書之「應」，更為其例外，解釋上當至為嚴格。鑑於無罪推定已屬普世之價值，司法院諸多號解釋亦將之肯認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九十二年修正之刑事訴訟法乃正式納入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九十八年復將含有此項原則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立法成為具有「國內法之效力」，九十九年之刑事妥速審判法並本此原則而作設計，其第六條甚且明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原提案委員說明：法院毋庸為其他不利於被告證據之蒐集（經無異議通過）等語，至此業已建構完成以該原則為中心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立法旨趣甚為明確。上揭法院補充性介入之規定，既在上述諸法律修正或制定之前，自應與時俱進，踵步時代人權、法律思潮之演進，依合目的性解釋方法，限縮其意涵，俾與整體法秩序理念相適合，況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本院爰依該法條當時之立法說明所載：「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及判例累積形成」之立法授權，並遵照上開公約施行法第八條剋期各政府機關於二年之內，應檢討、改進其相關法令之規定意旨，作成最新見解，認為該但書規定，專以有利被告者為限，亦即以攸關被告利益重大，若不介入，恐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有害者為其範圍，並不及於被告不利之事項。良以在訴訟三面關係之架構下，角色分明，本不容相為混淆，加以有前述法官曉諭、告訴人等委任律師閱卷、在場、陳述意見等各配套措施，而具有治安維護者與公益行政角色者（含保護被害人權益）之檢察官，精密偵查、翔實蒐證、認真實行公訴，原為其責無旁貸、無可迴避之職責，基於檢察一體和審判中變成當事人一造所應承擔之任務、功能，豈可再冀求、依賴法院代為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並謂法院若不此之為，即有未盡職責之違法。易言之，法院實應固守不預設立場、不偏亦不倚之公平法院角色、功能，絕不能再接棒或聯手而偏向檢察官對付被告，否則如何與職權進行主義相區別，公平法院復云何哉！然於實務運作時，仍應有其彈性，例如被告無辯護人，或辯護能力明顯不足，而被訴犯罪或重罪名能否成立，客觀上殊值存疑；或攸關訴訟經濟、法院量刑職權裁量之公平正義者，斯時法院始有發動職權介入調查之必要；反之，則否。晚近部分人士未全盤理解本院新見所寓深意，譏稱「法院天秤往被告傾斜」云者，容係斷章取義，而有誤會。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一百六十三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一百六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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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970號

四四

刑法上所保護之秘密，必須具備「非公知性」，倘具有通常知識經驗者，依媒體相關之報導，參酌客觀之情事，得以判斷該報導係出自於確切之資料或消息來源者，即足認為該資訊已經「公知」，而非秘密。亦即該資訊內容已為不特定之人所知悉或眾所周知達明確無疑之狀態，而與依法註銷、解除秘密之公開程度無異時，即不具保護之實益，而非刑法所規範之秘密（此即一般所謂「已經公開之秘密不是秘密」）。至該資訊洩漏或交付於某特定人或機關，固無回覆原封存狀態之可能，但僅洩漏或交付予某機關或特定人知悉，而未達公開之程度；或內容雖經謠傳揭露而猶待確認時，仍具「非公知性」，而不失其秘密之性質，倘再洩漏或交付於第三人，即有擴大損害範圍或內容遭雙重確認之虞，此種再洩漏或再交付之行為，仍難謂非洩密，自有處罰之必要。參考法條：刑法第一百零九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

刑法第一百零九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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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299號

二

按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二項規定，主張抵銷之請求，其成立與否須經裁判確定，始以主張抵銷之額為限，有既判力；且其既判力之範圍應不超過本訴請求之金額。 次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一項規定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惟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始可發生。若訴訟標的以外之事項，縱令與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判斷，除同條第二項所定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此項判斷有既判力。倘當事人提出之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非不得作相反之主張，法院亦非不得為相反之判斷。有鑑於仲裁制度之單級審理特色及仲裁判斷之有限司法審查，此於仲裁事件亦有其適用。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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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044號

四五

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刑事訴訟法第五條定有明文。此所謂被告所在地，係以起訴而案件繫屬法院之時被告所在之地為準，又此所在之原因不論係屬自由或強制，皆所不問，被告服刑監所之所在地法院自係有管轄權之法院。又在甲地服刑中之受刑人，如經移監解交乙地監獄執行而除其名籍，固可認該甲地已非被告之所在地，惟倘暫時離監，例如戒護就醫及借提暫押而暫時離開甲地等情形，甲地之監獄，並未解除該受刑人在監服刑之名籍，且因故借提期間復長短不一，甚至有一、二日即解還之情形，而借提原因消滅後，除另有事由，即應解還原監所服刑，是受刑人被借提暫押他處時，亦不能認其原服刑之監所所在地法院係當然無管轄權。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五條

刑事訴訟法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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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074號

四六

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自明。故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未臻明白，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待聲請，即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其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尤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而其中所謂「公平正義之維護」專指利益被告而攸關公平正義者而言，為本院近來所採之見解（見本院一○一年度第二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換言之，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事實仍未臻明白，為發現真實，得就當事人未聲請部分，依職權為補充、輔佐性之調查，惟此調查職權發動與否，法院仍得自由裁量。且此調查對於被告有利或不利之事項均得為之，非謂於本院前揭決議後，法院均不得調查對於被告不利之事項，不可不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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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163號

四七

我國刑事審判程序有關犯罪被害人之規範措施，僅止於具證人之適格而為證言（九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五七八號判例），及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審判期日到庭陳述意見（如兼具告訴人身分，依同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得委任代理人到場陳述意見）。被害人在公訴程序不惟不具同法第三條所定刑事程序之「訴訟當事人」定位，更因本法未有類如德國、日本刑事訴訟法，為確保被告以外、最具利害關係之被害人程序權益，而創設「被害人訴訟參加」之程序機制（日本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增訂），賦予被害人「訴訟參加人」之地位，則犯罪被害人在現行刑事審判程序僅為證據方法之一種，自無從基於程序主體或訴訟關係人（類如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之輔佐人）地位，聲請調查證據。被害人或告訴代理人欲聲請調查證據，或於陳述意見時，如認有為如何調查證據之必要者，應經由檢察官之協助，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以書狀提出於法院為之，方符程式。倘檢察官未協助被害人為聲請，或被害人、告訴代理人所陳調查證據之意見，依卷內資料判斷，尚無足以啟動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之情事，即使法院未予調查或說明，當亦無所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或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可言。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一百六十三條之一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一百六十三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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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177號

四八

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就證人、鑑定人之詰問及回答，得以違背法令或不當為由，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固有明文。然聲明異議原則上應即時提出，縱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三但書，就遲誤時機所提出之異議事項與案情有重要關係者，設有例外規定，但此程序事項，自應於該審級提出，否則應認其異議權已喪失，瑕疵已被治癒，不得執為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一百六十七條之三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一百六十七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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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25號

六

刑法第十條第三項「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乃係有關判斷文書是否屬公文書之規定，此與文書證據能力（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資格）之有無，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加以認定，兩者並非相同。申言之，文書是否為公文書，與其證據能力之有無，係屬二事，不容混淆。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一款固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賦予公文書具有證據適格之能力，作為傳聞證據之除外規定，但其前提要件定為「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尚須有「紀錄」、「證明」之條件限制，亦即須該公文書係得作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涉犯罪事實嚴格證明之紀錄或證明者，始克當之，倘不具此條件，即無證據適格可言。是採取容許特信性公文書作為證據，應注意該文書之製作，是否係於例行性之公務過程中，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時記載之特徵。原判決雖以台北市國稅局刑事案件移送書、查緝案件稽查報告書，台北市國稅局中正、中北、士林、新莊等稽徵所之處分書，高雄市國稅局及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之處分書，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查訪表等，為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而謂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一款規定，有證據能力。惟稅捐機關製作之刑事案件移送書、查緝案件報告書及處分書，內容固載有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涉嫌或受處分人違規等事實之相關證據或調查、處分經過等事項，但其本質上，乃係移送、報告或處分機關所製作之文書，而非屬於通常職務上為紀錄或證明某事實以製作之文書，且就其製作之性質觀察，係針對具體個案為之，尚非在其例行性之公務過程中所製作，因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無特別之可信度，對於證明其移送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涉犯罪等事實，並不具嚴格證明之資格，自無證據能力，要不能資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憑據。至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查訪表，係員警訪查他人關於親身體驗事實之陳述所錄製之書面，因文書內容所載事實，並非錄製者本人之親身體驗，而係間接得自他人之傳聞，不合於例行性、機械性及不可代替性原則，復難謂無日後供作訴訟上證明之預期，自非屬前揭規定之特信文書。原判決遽認前揭公文書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一款規定，俱有證據能力，難認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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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309號

四九

販賣毒品行為之處罰基礎，主要在於行為人將持有之毒品讓與他人使之擴散並取得對價，所著重者厥為「賣出」之意涵上，行為人究竟有無買入之行為，與販賣毒品罪之成立與否，並無必然的關連。就比較法而言，日本在毒品的管制上，係以「麻藥五法」作為管理及處罰之基礎，而麻藥五法是以毒品的類型為區分，並以「交付」及「收受」作為基礎行為類型，再以「意圖營利」資為加重刑罰之要件，與我國立法方式雖然有別，所重者亦在乎毒品之散布。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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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343號

五○

本票為有價證券，與一般之負債字據有別，得依背書或交付轉讓，具有無因性及流通性，其權利之發生、變更，與證券之作成、占有具有不可分之關係，而有「物」之性質，得為竊盜、侵占、搶奪、強盜、詐欺取財、恐嚇取財等犯罪之客體，上訴人等既以強暴、脅迫之手段，至使被害人不能抗拒，而取得被害人簽發之上揭本票，自應成立強盜取財罪，與取得財物以外之其他不法利益，尚有不同。至被害人嗣後得否依票據法第十四條規定，對上訴人等為惡意之抗辯，係屬另事，與犯罪既遂與否之認定無關。參考法條：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

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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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345號

五一

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以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為要件。所謂收受存款或視為收受存款，係指同法第五條之一所規定，向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或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所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之以收受存款論之行為而言。換言之，必其取得款項、吸收資金，係出於合法之方法，但因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未經依法核准、許可者，始足成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倘行為人係以詐欺之方法取得款項，因其並無「返還本金、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之意思，縱佯為給付之約定，亦僅為施用詐術之手段，即非所謂「收受存款」或「以收受存款論」之行為，而屬於刑法詐欺取財或修正前常業詐欺罪之範疇，要非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二者規範之行為不同。參考法條：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銀行法第五條之一、二十九條、二十九條之一、一百二十五條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銀行法第五條之一、二十九條、二十九條之一、一百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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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385號

五二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制度，係利用特許權競標方式，將公共建設交由民間機構興建、營運，以取代政府之傳統管制制度，彌補政府財政、人力、管理及效率之不足。現行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下稱獎參條例）所形塑之民間參與模式BOT（Build,OperateandTransfer），依獎參條例第六條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一條等規定，交通建設不論由政府規劃或民間規劃，民間機構均係依法律取得特許權，在政府監督、管理及擔保下，以自己名義，利用自有之資金、專業技術及經營理念，從事興建、營運等履行投資契約（特許權契約）之行為，乃交通建設之開創者與執行者，並非政府委託或移轉其興建及營運權之結果。鑑於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其內部財務報酬往往不足，為提高民間投資誘因，達到獎勵投資目的，獎參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政府對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補貼利息或投資部分建設辦法（下稱政府補貼或投資辦法）第九條明定關於非自償部分，由政府補貼其所需貸款利息，或投資其建設之一部。則政府投資非自償部分之交通建設，既係基於獎勵投資之目的，如由民間機構併同興建時，仍屬原投資契約之特許權範圍，無從予以單獨割裂，遽認非自償部分係政府委託興建。從而民間機構為實現交通建設之興建、營運所需之採購行為，乃居於私人地位之私經濟活動，而非受託從事公共事務，並無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原則之適用，自亦不生採購公正性、客觀性及信賴性之保護問題。此觀促參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依本法核准民間機構興建、營運之公共建設，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益臻明瞭。故民間機構因履行投資契約，其承辦採購事務之人員即非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後段或第二款所定之公務員。又因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涉及公共利益，為確保興建營運計畫之執行，獎參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民間機構於興建或營運期間，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品管重大違失、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時，主管機關應採取適當措施，要求定期改善、中止或停止興建或營運之一部或全部，甚至強制接管。此為政府對民間機構履約行為之監督、管理機制，尚不得執為民間機構受託執行公共事務之論據。參考法條：刑法第十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四十八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六條、四十三條

刑法第十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四十八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六條、四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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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412號

五三

在採行罪狀認否程序之英美法，被告可當庭為認罪之答辯，此項答辯，雖不以自白相稱，但案件即可不經陪審及無須與不利證人對質詰問，由法官逕予判處罪刑。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法院於準備程序期日，應「訊問被告、代理人及辯護人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之答辯，及決定可否適用簡式審判程序或簡易程序」，是若被告認罪，則法院於經此必要之訊問、闡明，瞭解其間之供述及證據，除可及早確定是否有開啟適用上開程序之契機外，更因被告對起訴犯罪事實為認罪之答辯，案情已臻明確，則可認定被告並無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意。蓋審判中詰問證人之目的，在於辯明供述證據之真偽，以求發見真實，而於被告認罪之情形，再行詰問，曷異蛇足。從而，已合乎傳聞例外之得為證據之證人在審判外之陳述，即便未賦予被告反對詰問之機會，既無礙於真實之發見，且於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無不利影響，自不得執以作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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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416號

五四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違法監察他人通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犯罪行為主體並未規定限於公務員；參酌同條第二項所規範之對象，為執行或協助執行通訊監察之公務員或從業人員，第三項則為前二項營利犯罪之行為人，足見其第一項之處罰對象應係針對一般人民；況若認同條第一項之犯罪主體亦以公務員為限，則與同條第二項所規定之犯罪主體雷同，其第一項規定豈非成為具文；又同法第三十條復規定同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罪，須告訴乃論，茍同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犯罪主體限於公務員，則公務員違法監察他人通訊，不僅侵犯被害人之隱私權，更違背公務員之忠實義務，有辱官箴，實不宜規定為告訴乃論之罪，足見同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之罪所規範之行為人，應為一般人民。參考法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四條、三十條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四條、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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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565號

五五

刑罰規定對於何種犯罪應擔負何種刑責，常於立法時即已斟酌不同犯罪之構成要件要素，所涵攝相異之可罰性，而賦予不同之刑罰效果，是舉凡屬於犯罪構成要件而為形成法定刑範圍之原因事實，於決定法定刑輕重時，既已加以考量而為評價被告犯罪輕重之因素，於量刑時，即不得再執為裁量刑罰輕重之標準。上訴意旨以上訴人持有子彈之行為，主觀上並無犯罪意圖，獲知違法後已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且持有本件子彈，未曾出借他人，對社會未造成任何危害，原判決本應據以酌處輕刑，乃卻未就此部分之量刑基礎為任何說明，遽維持第一審判決，顯然理由不備，且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云云。然上訴人持有扣案子彈有無犯罪故意，乃非法持有子彈罪成立與否之問題，要非認定犯罪成立後，裁量刑罰時所應審究之事項；又上訴人就持有子彈部分犯行坦承不諱之犯後態度，第一審判決量刑時已予以斟酌，原判決維持第一審此部分科刑判決，顯亦已考量上訴人上開犯後態度；另原判決對上訴人非法持有子彈部分犯行，論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二條第四項，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非法持有子彈罪，而非同條第三項，法定刑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意圖犯罪非法持有子彈罪，即慮及上訴人僅單純持有扣案子彈，未曾利用持之為犯罪之不法行為，自不得再重覆執以為從輕量刑之理由。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七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二條

刑法第五十七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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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668號

五六

違法者固應受法規範所定之刑罰。然死刑非同小可，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殺人罪之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目的即在賦予審判者能就個案情狀，審慎斟酌，俾使尚有教化遷善可能之罪犯保留生機。基於對生命之尊重，並免任何之錯失，法院對於宣告死刑之案件，除採證、認事應切實遵守法定程序外，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任何法定量刑資料，均應詳予檢視、審酌，並於判決理由內加以說明。又刑法第五十七條各款所定量刑輕重標準之事項，非屬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固以經自由證明為已足，然所謂自由證明，係指使用之證據，其證據能力或證據調查程序不受嚴格限制而已，其關於此項科刑審酌之裁量事項之認定，仍應與卷存證據相符，始屬適法。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七條、二百七十一條

刑法第五十七條、二百七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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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723號

五七

不起訴處分已確定者，非有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情形，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定有明文。所稱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而言，並不包括法律上之同一案件。蓋案件在偵查中，並無類似審判不可分之法則，故想像競合犯、結合犯或其他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一罪之一部犯罪事實已經不起訴處分確定者，仍可就未經不起訴處分之其他部分提起公訴，不生全部與一部之關係，亦不受原不起訴處分效力之拘束。又所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係指於不起訴處分前，未經發現，至其後始行發現者而言，若不起訴處分前，已經提出之證據，經檢察官調查斟酌者，即非上述所謂之「發現新證據」。易言之，不起訴處分前已經提出之證據，苟未經檢察官調查斟酌者，則仍屬新證據之範圍。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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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848號

五八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將舊法之「法院因發現真實之必要，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第一項）、「當事人、辯護人、代理人或輔佐人得請求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時，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第二項），對調其項次，以示當事人聲請進行而主導者優先，屬於原則，法院依職權進行，以輔助或補充者備位，作為例外；復將後者法文中之「應」，改為「得」，採自由裁量、便宜主義，祇存職權，不再是義務；猶恐職權遺緒過重，尚於前者當事人詢問規定之末，增設但書，然不以「審判長認為不當者，得禁止之」之正面表列，而以「審判長除認為有不當者外，不得禁止之」之反面體例為之；復增定第三項：「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凡此種種，皆在於嚴格禁止審判長恣意依職權介入，儘量將其能夠發動職權之機會，降至最低之程度。雖然另於法院得依職權調查之規定項下，增設「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因係上揭例外之更再為例外，故此義務性規定適用範圍，其實至為狹隘。嗣復於九十二年配合增定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關於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之方式，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二關於聲請調查證據之否准情形，後者之第二項明定「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始屬於不必要調查之範圍，亦即除此四種情形之外，必須准予調查，可見此單元之規範，堪謂完備，在在宣示應確實尊重當事人之證據處分權與程序主導權，節制法院職權之介入。晚近部分人士或未細繹上揭修正各法條之體例與整體之相關架構、不解其中所蘊微言大義，或囿於本位而抱殘守缺、拒絕進步，竟單純以曩昔之職權進行主義觀點，註釋新制，均無異欲以圓鑿而納方柄，不得其入，無待多言。審判中訴訟之三面關係為法院、檢察官（含自訴人；控方）及被告（含其辯護人、輔佐人、代理人；辯方），並不包括告訴人、告發人及被害人（或其家屬）。檢察官雖為公益代表人，惟主要任務在維持公訴，說服法院，俾使被告受罪刑宣告，從而維護被害人之權益並安定社會秩序，此為其法定任務與追求之目標，但衡諸實際，除被告等辯方人員之外，對於訴訟進行之程度及結果最為關心者，厥為被害人或其家屬，尤其關於辯方所為辯解是否符合實情，被害人等常有一定程度之了解或不同觀點，甚至可能優於公訴檢察官，是為保障被害人權益，並補強檢察官之控訴能力，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學理上稱為被害人之到場陳述意見權，法院除有該條但書情形外，不應恣意剝奪，否則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非適法。舉例而言，實務上常見被告為求輕判，先與被害人方面成立民事和解，作成書面，提出於法院為憑，然則實際上卻未依約履行，或僅敷衍式履行部分，審結之後，即不再理睬；或匿、飾、增、減犯情，而狡展圖卸。斯時，法院若依上揭規定傳喚被害人等，自能及時詢明，曉諭檢察官是否為不利被告證據之調查聲請，進而轉換被害人等之身分為證人，釐清疑情，於真實發現與罪責相當原則之把握，皆有助益。每一個人之親戚、朋友，甚或自己本身，皆有成為被告之可能，當會希望經過正當之法律程序，符合嚴謹證據法則之標準，進行公平之審判，始願甘服，乃刑事訴訟制度設計假定前提事項中之一種，由此發展出無罪推定、不自證己罪、直接審理、保持緘默、公開聽審、請求調查證據、反對詰問、辨明證據、辯論事實與法律、最後陳述等諸多訴訟防禦權。而審判，乃良心工作之一種，刑事庭法官經常於被告是否有罪及如何始為適當刑度之間徘徊。大體而言，前者屬程序法問題，以證據裁判主義為基礎；後者係實體法事項，以罪責相當原則為理想，雖具自由裁量權，但仍有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必須在刑法分則（含特別刑法）之「法定刑」範圍內，擇定「宣告刑」，是為外部性界限，實際裁量時，則應參考刑法第五十七條所揭示之各種量刑因素，並受法律秩序理念之指導，即為內部性界限。此外，除依法協商者外，不受當事人（含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代理人、輔佐人、辯護人、告訴人或被害人具體求刑之拘束。又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條所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學理上以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稱之，其實前段規定為原則，但書規定為例外；一旦有但書情形，即可改判較重之刑，以確實實現實體的正義。由是可知，所謂透過程序的正義，以彰顯實體的正義，乃係因程序法及實體法之正確運用、交互形成，若有發出「刑事訴訟重被告、輕視被害人」之喟歎云者，容係因沒有完全融合實體法和程序法之整體規範，偏執一端所致，並非的論。再違法設置廢棄物掩埋場，對於環境保護危害實重，甚至貽禍後代，允宜嚴加評價，審理事實之法院自應查明土地誰屬，並依法傳喚，究明實情，並使其等有到庭表示意見之機會，法院因而能確實得悉被告犯罪所造成損害之程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進而妥適評價、量刑。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刑法第五十七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七十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一、第一百六十三條之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刑法第五十七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七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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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903號

五九

證人固應就其親身見聞體驗之客觀事實提供證言，倘若陳述其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因係主觀己見或臆測，非屬客觀見聞之事實，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然若證人係以自己直接體驗之事實為基礎，所作之推測或意見，即伴隨該經驗事實或以此原因事實而為之推測，本具有某種程度之客觀性與不可代替性，既係基於合理體驗之事實所形成，乃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自與單純私見或臆測有別。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條規定「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除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其所謂不得作為證據者，應僅限於單純之意見及推測，倘證人之意見或推測事項，係基於一定具體之實際經驗事實，而具備合理性之事物者，即非所謂之意見，而仍應認其具有一般之證據能力。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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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92號

七

犯罪之著手，係指行為人為實現犯意而開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而言。犯罪之構成要件包括數階段之行為者，並不以開始實行最後階段之行為，始認係著手；行為人雖係為某階段之行為，但依該行為所該當之罪立法目的、行為人之違法性認識及國民之法律感情等，足以認定行為人所為係為實現該項犯罪者，亦應認係著手。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而觀諸該條第一項之規定，其立法目的在杜絕任何選舉舞弊，以達選舉之純正與公平性；而該條所稱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係以該選舉區之整體投票結果，包含計算得票比率基礎選舉權人之人數及投票數等投票結果在內，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為已足。行為人基於妨害投票之犯意而虛偽遷移戶籍，取得選舉人資格，且於投票日前二十日以前仍未將戶籍遷出該選區，經編入該選區選舉人名冊中，取得形式上之選舉權而得於該選區行使選舉權，已足以妨害選舉之純正及公正性，適足以影響該選舉區之選舉權人人數或投票數等整體投票結果，其行為已達於可實現該罪之構成要件，自應認係已著手犯罪。倘謂行為人之該行為係僅止於預備階段，因該罪不處罰預備犯，其行為自不受刑事處罰，則該項規定將形同具文，顯昧於社會事實。是應認行為人已著手犯罪，如其並未前往投票，自屬未遂，若其進而前往投票，則完全實現妨害投票罪之構成要件行為，自屬既遂。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五條、一百四十六條

刑法第二十五條、一百四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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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396號

八

非銀行不得收受存款業務；又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條之一定有明文。而違反前揭規定者，應依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處罰。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立法目的，乃以金融服務業務之運作攸關國家金融市場秩序及全體國民之權益，為安定金融市場與保護客戶及投資人權益，特以法律將銀行設定為許可行業，未得許可證照不得營業，並嚴懲地下金融行為。而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之規定，乃在禁止行為人另立名目規避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不得收受存款」之禁止規定，而製造與收受存款相同之風險，是於定義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之與本金顯不相當時，自不應逸脫上開法律規範之意旨。又所謂與本金顯不相當，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資金，並約定交付款項或資金之人能取回本金，且約定或給付高於一般銀行定期存款之利率，即能使多數人或不特定人受該行為人提供之優厚利率所吸引，而容易交付款項或資金予該非銀行之行為人，即與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所謂與本金顯不相當相符，非謂應以民法對於最高利率之限制，或以刑法上重利之觀念，作為認定銀行法上與本金顯不相當之標準。參考法條：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二十九條之一、一百二十五條

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二十九條之一、一百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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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041號

六○

以往我國政治性選舉，不乏出現各種所謂「選舉奧步」之情形，其中虛偽遷移戶籍、製造選票之方式，社會以「投票部隊」或「幽靈人口」謔稱之，引致朝野立法委員關切，於民國九十六年聯席提案修正、增定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二項，送司法委員會審查，不經黨團協商，逕付二讀，旋三讀通過，據其修正理由說明略為：「一、公職人員經由各選舉區選出，自應獲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數之支持與認同，始有實質代表性，若以遷徙戶籍、但未實際居住戶籍地之方式，取得投票權、參與投票，其影響戕害民主選舉之精神甚深二、然行政機關若對此未加以剔除，進而列入選舉人名冊，……若再通知選舉人前往投票，選舉人……因（此）投票，並非屬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所定）之非法之方式，（是以司法院及法務部基於罪刑法定主義）均認為不構成該條（之罪）。但此種新型態行為，嚴重戕害選舉之民主性，實有必要對此種類型，立法新增處罰之規定，以導正選舉風氣……三、又原第一項用語抽象不明確，……所以增定第二項規定，並於第二項實施後，凡以遷戶籍方式影響選舉結果者，均不適用第一項規定之處罰。……四、現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有數百萬人，其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增加或維持應當選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其原因不一。然此與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不同，並非所有籍在、人不在，（而）參與投票（之情形），均須以刑罰相繩，是以第二項（僅）以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投票者，（作）為處罰之對象。」另亦採納主管機關法務部所為：遷徙戶籍之後，「在還沒有投票之前，就被檢察官查到，所以不敢去投票，若說他不構成犯罪，顯然也不公平」之意見，明定未遂犯罰之。細繹本罪之客觀構成要件，計有三部分，一為虛偽遷徙戶籍，二為取得投票權，三為投票。其中第二部分，係由選務機關依據客觀之戶籍資料，造製選舉人名冊，經公告無異議而生效，行為人根本不必有所作為；亦即實際上祇有第一部分及第三部分，始屬於行為人之積極作為。而第一部分之虛偽遷徙戶籍，就該選舉區之整體投票結果以言，其計算得票比率基礎之選舉人數額，及實際投票數額等各項，當然導致不正確發生，自毋庸如同第一項，特將其「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再列為犯罪之構成要件，故一旦基於支持某特定候選人之意圖，而虛偽遷徙戶籍，當以其遷籍之行為，作為本罪之著手。第三部分則應綜合選舉法規、作業實務及社會通念予以理解，詳言之，投票雖可分為領票、圈選及投入票匭等三個動作，但既在同一投票所之內，通常祇需短短數分鐘時間，即可逐步完成，客觀上符合於密接之同一時、地內行為概念，自不能分割，是應合一而為評價，一旦領票，犯罪即達既遂，此後之圈選或投入票匭，仍在同一之投票行為概念之內（選票依法不得任意撕毀或攜出）。至於領票之前，倘因遭犯罪調、偵查機關查辦，不敢前往投票，屬障礙未遂（非僅止於預備犯）；若純因自己心理障礙（例如良心自責或害怕被發覺），未去領票，故未實際投票者，屬中止未遂；如已領票，卻因上揭心理障礙，當場求助選務人員妥處者，堪認具有自首之意。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投票日前二十日以後遷出之選舉人，仍應在原選舉區行使選舉權」，是縱然在該「投票日前二十日以後」遷回原籍，無論係出於良心自責或究辦彌縫，既未喪失原虛偽取得之選舉區投票權，自於犯罪之成立，不生影響；且領票後，縱然未投票給其原欲支持之候選人，暨該候選人是否如願當選，亦同無影響。參考法條：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

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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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101號

六一

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以收受存款論」之規定，屬於立法上之補充解釋，要在禁止個人或公司藉巧立各種名目之便，大量違法吸收社會資金，以規避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禁制，乃將該等脫法收受存款之行為，擬制為收受存款之規定，俾保障社會投資大眾權益及經濟金融秩序。而合會（即一般民間所稱「互助會」）則為民間經濟互助之組織，向來以習慣法之體態存在，對於民間資金流通，促進民間經濟活動之發展，多有助益，惟因其制度內容不盡明確周延，亦因型態參差而不無流弊，故民法債篇斟酌其制度內容，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增訂合會專章，以為民間小型資金流通融通之適用規範。是以合會制度係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之除外規定，然其不同於銀行法「收受存款」之特色有三：合會具有互相協助籌集資金、儲蓄及賺取利息功能之共同經濟目的，其本質在於特定會員間互助之功能，會首與各會員間立於平等之地位。合會契約之當事人，除須互約交付會款外，尚須互約標取合會金，即須約定每一會員均有出標以取得合會金之權利，且此為成立合會之目的，而每期標會，每一會員僅得出標一次，向以出標最高者為得標。如最高金額相同者，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則以抽籤決定，以符公平。合會係以標取合會金為目的之契約，並重在各期之合會金係來自會首及會員（活會、死會）所交付之全部會款，每期應交付會款為合會契約之要素。故若僅具合會之名，卻不備上述合會之特色者，實係遂行非法吸金之行為，即無民法第七百零九條之一以下合會規定之適用，而應以銀行法作為規範依據。參考法條：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二十九條之一，民法第七百零九條之一

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二十九條之一，民法第七百零九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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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111號

六二

民國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修正前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罪（下或稱公務員舞弊罪），係以「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為其構成要件。所稱「浮報價額、數量」，係指公務員於承辦建築、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時，故意提高價額（即以少報多），或虛增其中一部分支出項目、數量，使總價額為不實之增加，而從中圖取不法利益而言；而所謂「回扣」，係指就應付給廠商之建築材料費或工程、採購價款，向廠商要約提取一定比率金額，或扣取其中一部分作為自己或其他第三人不法利益之謂；另所稱「其他舞弊情事」，則為概括補充性之規定，即除該條款所列舉之「浮報價額、數量」及「收取回扣」之情形以外，其他與上述列舉之情形具有同等危害性之舞弊行為均屬之，例如故意偷工減料、以劣品冒充上品，或以膺品代替真品，致建築、公用工程或公用器材欠缺應有之品質、數量，而使公庫支付不應支出之費用等舞弊行為均是。上開罪名係公務員特別重大之貪污行為，因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不法得利之意圖，且行為結果亦有獲取不法利益之情形，故為同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公務員圖利罪之特別規定。而該罪關於「浮報價額、數量」或「其他舞弊情事」之犯罪態樣部分，亦含有詐欺之性質，且行為結果亦有獲得財物或利益之情形，故亦屬同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之特別規定。惟公務員若實際上並未購買器材、物品，卻利用其職務上購辦公用器材、物品之機會，「虛列（購買器材、物品之）價額、數量」，藉以向公庫詐領支出款項者，雖與上揭規定所稱「浮報價額、數量」之文義未盡相符，然二者行為態樣類似，且結果均同使公庫支出不應支出之費用，而侵害相同之國家法益，顯具有同等危害性，依上述說明，自應認屬同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罪所稱「其他舞弊情事」之範疇。否則，若「浮報價額、數量」之行為須依同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重罪論處，而與上述行為態樣類似且具有同等危害性之「虛列價額、數量」行為，卻認不構成上述罪名，而另依較輕之同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斷，不免輕重失衡，而有欠允當。尤其在公務員貪污案件中，購辦公用器材、物品而兼有「浮報價額、數量」及「虛列價額、數量」之情形甚為常見，而浮報與虛列器物價額及數量結果，就總價額而言，仍屬以少報多，而涵括於「浮報」之概念內，若強將「浮報價額、數量」與「虛列價額、數量」此二種犯罪態樣類似且具有同等危害之犯罪行為予以區分，而分別依上述不同罪名論處，不僅法理混淆，且有失情法之平。故公務員若實際上並未購買器材、物品，卻利用其職務上購辦公用器材、物品之機會，「虛列價額、數量」，藉以向公庫詐領支出款項者，自應認屬同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罪所稱「其他舞弊情事」之範疇。至此類犯罪行為雖亦該當於同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之構成要件，然此係法規競合之問題，自應依法規競合之法理，從重依同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公務員舞弊罪之特別規定處斷。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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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142號

六三

關於「犯罪事實」應如何記載，法律雖無明文規定，然起訴之犯罪事實即法院審判之對象，並為被告防禦準備之範圍，倘其記載之內容「足以表示其起訴之範圍」，使法院得以確定審理範圍，並使被告知悉因何犯罪事實被提起公訴而為防禦之準備，即為已足。亦即，檢察官起訴書所應記載之犯罪事實，苟與其他犯罪不致相混，足以表明其起訴之範圍者，即使記載未詳，法院不得以其內容簡略而不予受理（本院二十五年上字第六六二號判例參照）。職是，如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已足以表明起訴之範圍，而不致與其他犯罪相混淆，其審判範圍既已特定，即使起訴書記載粗略未詳或不夠精確，事實審法院仍得於審理時闡明，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綜合判斷，在不失其同一性質之範圍內，自由認定犯罪事實，不得僅以其內容簡略或記載不詳，遽認其起訴程式違背法律必備之程式。本件檢察官起訴書及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依第一審裁定補正之內容，雖就被告強制猥褻乙、丙童之「時間」，僅記載「九十九年六月至七月十日間」，而未具體指明特定之「日期」，就被告強制猥褻丙童之次數亦僅記載「數次」，未敘明具體其「次數」，內容稍嫌簡略。惟檢察官依據卷內調查所得之證據資料，如被告不利於己之部分陳述、被害人乙、丙童之指述等，對審判對象、犯罪時間、地點、行為、次數及被害人等界定起訴及審判範圍等要項均有記載，縱使依卷內證據資料，其犯罪時間係一段期間，犯罪次數為大略之次數，然對被告涉犯本件強制猥褻罪構成要件之基本事實，已有記載，且其犯罪時間及次數，均在一定之範圍內，並非漫無邊際，綜合全部犯罪事實之人、事、時、地、物等事項，與其他犯罪尚不致混淆，已足以表明其起訴之範圍，且被告自警詢、偵查、第一審羈押庭及第一審準備程序，對上開起訴所載之犯罪事實，均有所陳述，復無妨礙或剝奪被告防禦權行使情事，事實審法院自得調查證據認定事實。第一審法院以起訴書及檢察官依裁定補正之內容，未具體特定被告被訴強制猥褻乙、丙童部分之犯罪事實，不能界定審判之範圍，認前揭附表所示部分之起訴程式違背規定，而均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依上開說明，其適用法則自有不當。原審未予糾正，仍以相同理由維持第一審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同屬違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二百七十三條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二百七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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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177號

六四

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資料，必須經過調查程序，而顯出於審判庭者，始與直接審理主義符合，否則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屬違背法令。又審判中證物之調查，就其與待證事實而言，倘以物之物理上存在為其證據資料，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應將證物提示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使其辨認；如該證物本身之物理上存在不具事實之證明功能，又非涉及專門知識與經驗之範疇，而由法院或檢察官透過直接之感官作用，就該證物之形態、性質、形狀、特徵、作用加以查驗，依其內在心理作用予以認定，並以查驗之結果作為證明事實之用，此種證據資料獲取之方式，即屬「勘驗」，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因勘驗本身非可作為判斷依據之證據資料，自應依同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將查驗結果製成筆錄，該筆錄即屬書證，法院應依同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宣讀或告以要旨，以完成證據調查程序，方屬適法。倘未經勘驗程序製作勘驗筆錄，並經合法調查程序，逕於判決書內敘明就其查驗之結果，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即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一百六十四條、一百六十五條、二百十二條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一百六十四條、一百六十五條、二百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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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244號

六五

證人保護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第二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共犯者，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揆其立法目的，係藉刑罰減免之誘因，以鼓勵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使其勇於供出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共犯犯罪之事證，以協助檢察官有效追訴其他共犯。故依法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如有翔實供出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共犯犯罪之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有效追訴其他共犯者，即應適用該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不因其事後翻異前詞，而異其適用，檢察官亦不得因此撤銷其同意。參考法條：證人保護法第十四條

證人保護法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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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317號

六六

公開招標及限制性招標固係政府採購法上不同之採購程序，其採購金額、廠商對象之限定、參與競爭程度不同，致廠商參與二種不同競標行為在計算利潤決定投標金額時，基於利潤空間不同而有不同投標價格擬定之考量，常見公開招標因公開性與競爭性因素，致得標價與工程底價之比率（標比）較限制性招標之得標價與工程底價之比率為低，因此在公開招標或限制性招標，投標廠商擬定投標價格時，必將本於當時、當地經濟情況及投標性質之考量，將合理利潤列入計算，致獲利多寡發生差異。於廠商勾結公務員事先知悉底價或僅形式比價未有實際競價之情形，因非依法定程序合法發包，不具競價機能，無從依公平競價機制下得知合法產出之合理得標價，以計算其不法所得之利益。故非依法定程序取得工程者之得標價與其他自然合理得標價之差額，即能作為判斷不法利益數額之計算依據。自非不得依個案情節，依調查證據所得，合理判斷該廠商本不應取得而取得工程所可能獲得應予沒收剝奪之利潤，或依通案式調查同性質採購機關當時、當地合法公開招標或合法比價所產生具競價機能之自然合理標比與非法得標標比之「差額」為不法取得工程者所得不法利益之計算基準。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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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332號

六七

接續犯之所以僅成立實質上一罪，非僅行為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尚由於其所著手實行之自然意義上數行為，或因係於同一時、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在時空上具有密切關係，且侵害同一法益，即學理上所謂「重覆性接續犯」，或因係組成犯罪行為之各動作，先行之低度行為，因尚未能完成其犯罪，而再繼續後行之高度行為，以促成其犯罪結果，致先行之低度行為應為後行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即學理上所謂「相續性接續犯」，其各行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所致。故重覆進行之數個同種類行為，需具有足令社會上一般人均認其不具獨立性，而應將之視為單一犯罪行為予以評價之時空上密切關係，始得認係重覆性接續犯。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罰販賣毒品行為，旨在防阻毒害蔓延。依其處罰之規範目的，販賣毒品固包括意圖營利而販入之行為，然尤重在促使毒品散布，足致毒品氾濫之賣出牟利行為。以一行為同時同地販入之毒品，若於販入後，於不同時、地始陸續賣出予多數人牟利，其各次賣出毒品行為所造成不同之毒品散布效果，依社會通念，顯難認不具獨立性而應將之全部視為一體僅論以單一犯罪。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條

刑法第五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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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333號

六八

受施用毒品者委託，代為向販售毒品者購買毒品後，交付委託人以供施用，並收取價款，與受販售毒品者委託，將毒品交付買受人，並收取價款，二者同具向毒販取得毒品後交付買受人並收取代價之行為外觀，其固因行為人主觀上，究與販售者抑或買受人間有意思聯絡，而異其行為責任，單純意在便利、助益施用而基於與施用者間之意思聯絡，為施用者代購毒品之情形，僅屬幫助施用，若意圖營利，而基於與販售者間之犯意聯絡，代為交付毒品予施用者，始為共同販賣，然販毒之人，不論大、小盤商、零售，甚或臨時起意偶一為之者，莫不意圖營利，又毒品交易亦不必然以現貨買賣為常態，毒品交易通路賣方上、下手間，基於規避查緝風險，節約存貨成本等不一而足之考量，臨交貨之際，始互通有無之情形，亦所在多有，故毒販與買方議妥交易後，始轉而向上手取得毒品交付買方，不論該次交易係起因於賣方主動兜售或買方主動洽購，毒販既有營利意圖，尚非可與單純為便利施用者乃代為購買毒品之情形等同視之，而均論以幫助施用罪，二者之辨，主要仍在營利意圖之有無，不可不慎，俾免輕啟販毒者行險僥倖之機。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八條、三十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十條

刑法第二十八條、三十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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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351號

六九

修正前後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之禁止內線交易罪，旨在使買賣雙方平等取得資訊，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公平。故公司內部人於知悉公司之內部消息後，若於未公開該內部消息前，即在證券市場與不知該消息之一般投資人為對等交易，該行為本身已破壞證券市場交易制度之公平性，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而應予非難。是此內線交易之禁止，僅須內部人具備「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形式要件即足當之，並未規定行為人主觀目的之要件。故內部人於知悉消息後，並買賣股票，是否有藉該交易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應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且該內部人是否因該內線交易而獲利益，亦無足問，即本罪之性質，應解為即成犯（或行為犯、舉動犯），而非結果犯。又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的立法理由雖有「對於利用公司未經公開之重要消息買賣公司股票圖利，未明文列為禁止規定」等語，但立法之條文的文字既明確使用「獲悉發行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的用語，解釋上是否應附加此項圖利要件，並非無疑。且縱使認為基於禁止內線交易的目的在於維持交易市場之公平性，行為人如未「利用」所獲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並無侵害市場投資的公平性，自不成立內線交易罪。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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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360號

七○

被告於法院訊問時，就被訴事實為認罪之答辯，除關乎開啟簡式審判或協商程序之處理事項，並涉及實體法上被告是否對於全部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承認，以及所附加抗辯事由之調查，故其認罪之內容必須具體而明確，如被告就被訴事實僅為概括或籠統式地答稱：「我承認犯罪」、「我認罪」等語，法院仍應為必要之闡明，使之明確，並將被告如何為認罪之陳述翔實記載於筆錄，就所附加之抗辯事由，亦應為必要之調查及論敘；必其認罪之答辯已然具備任意性與真實性之要件，始得作為被告本人之證據。至於被告針對其與共同被告之被訴事實而為認罪之答辯，其射程僅及於被告本人犯罪部分，就該共同被告部分而言，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被告本人應準用有關人證之規定，具結陳述，並接受共同被告之詰問，其陳述證言始得作為共同被告判斷之依據，尚難僅憑被告之認罪，即採為共同被告不利之證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二百八十七條之二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二百八十七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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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426號

七一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第一項規定之不正方法，參考外國立法例及網路公約之規定，自包含無權使用在內，行為人如逾越授權範圍，仍屬無權，要為當然之解釋。參考法條：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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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435號

七二

訊問被告、自訴人、證人、鑑定人及通譯所當場製作之筆錄，應命受訊問人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第四項定有明文。該規定之目的，在於保證筆錄記載之正確性，避免製作人於受訊問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後，任意增添字句於空白之處所，而影響筆錄之正確性。而所謂「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者，倘受訊問人僅有一人，固指於該受訊問人筆錄最後一頁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不得令其空白或以另紙為之；但如受訊問人有數人時，檢察官或法官於全部受訊問人訊問完畢後，始命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者，其於該數人筆錄最後一頁之末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是否得解釋為「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固有疑義；惟數人筆錄中前後記載之文字間既未留有空白，或雖有空白而空白前後可辨明其文字之連結，無任意增添字句於空白處之可能者，仍應不影響筆錄之效力。又受訊問人之訊問筆錄若未簽名，固屬違背法定之程式，但其效力如何，應視情形而定。倘受訊問人係因訊問筆錄之記載不實或出於非任意性，而拒絕簽名，已經書記官記明其事由，並經查明屬實；或受訊問人並未簽名，書記官亦未記明其事由，復無其他事證足資證明曾製作該內容之筆錄時，該筆錄是否真實可信，即屬有疑，固均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惟受訊問人若係無故拒絕簽名，或未經許可，逕自離庭，致未及命其簽名者，倘書記官已記明其事由，受訊問人於審理時復不否認曾製作該內容之訊問筆錄，而以證人身分受訊問者，並有受訊問人之具結證書在卷可考，則該筆錄雖未經受訊問人簽名，但既無不可信之情況，仍難謂該筆錄無證據能力。至該訊問筆錄內容之真實性如何，乃係證明力之問題，得由法院自由判斷。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一百五十五條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一百五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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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46號

九

法院受理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案件，固係依調查所得之各項證據資料，在客觀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支配下，本於法之確信，自由裁量、判斷，不受任何干涉，行使憲法第八十條所賦予之審判獨立職權；然而基於憲法分權原理，各權平等，必須互相尊重；實則民主自由、工商繁榮之社會，價值多元，人際關係糾結，行政機關基於各式各樣之行政目的要求，於不同時間、地點、對象，視個案具體情形，作出不同決定、處分，原屬其行政裁量權之範疇，是行政機關之首長、執事或承辦人員本於職權所為之裁量，倘無明顯違法濫權或失當，法院不宜逕為相異之認定；且法院判斷行為是否違法、可責，不能脫離行為之時、空因素，觀諸刑法第一條至第八條規定即明。八十四年間修正、公布、施行之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三項關於在水價外，附徵一定比例之費用，以協助水源特定區內之地方建設規定，於九十一年底，將「地方建設」外，增列「權益受限人」，即不再侷限於硬體設備，而尚及於人員精神領域，擴大回饋方式（嗣後復於九十三、九十九年就條、項與內容，稍作修正），據其立法說明和議事紀錄，係鑑於水源特定區實施嚴格保護，區內居民權益相對受到相當限制，引起諸多民眾抗爭，乃認應予合理照顧、補償，而依照「上游受限、下游受益」實情，採行「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政策，主管機關內政部並依立法授權，訂頒「協助台北水源特定區地方建設辦法」（按當時全國僅有台北水源特定區一處；此辦法現已廢止，於自來水法增定第十二條之二及第十二條之三，將類似內容通行於全國各「水質水量保護區」）一種，作為配套措施，於第二條規定以「台北市水源特定區管理委員會」（下稱台北水源會）為管理機關；第四條規定台北水源會，應設「協助台北水源特定區地方建設小組」，辦理協助區內地方建設計畫之審議事項；第六條規定水價外之附徵費用，應設專戶，專款專用；第七條規定上揭協助地方建設項目，係「一、環境、教育設施改善、社會福利及民俗活動二、公共設施三、其他有關地方發展之建設項目。」第八條規定水源區內之鄉（鎮、市）公所，原則上應按年度擬訂「協助地方建設計畫」，提報協建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可見協建小組就此回饋金之運用，是否符合相關規定，有其行政裁量權，原則上，法院當予尊重。參考法條：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二、十二條之三

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二、十二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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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47號

十

依土地法第四條及第十條規定，公有土地，乃指國有與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有之土地，私有土地則指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之土地；二者係依所有權之歸屬為區分。而國有財產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國有財產分為公用財產和非公用財產二種，前者又分為公務用、公共用及（國營）事業用三類；後者乃指此三類以外，可供收益或處分之一切國有財產；乃依其用途而作區別。是所謂公用者，相對於非公用，當指現時已經作為公用，或依其計畫確定即將作為公用者而言，自不包含祇有預備、卻尚未真正確定為公用之情形。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公用財產之使用，應依預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六條雖規定上揭三類公用財產可以相互變更使用，或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但應經一定程序或核准，不得任意處理；而非公用財產，依第三十八條至第五十九條規定，則可以撥用、借用、出租，甚至為讓售等處分。參考法條：國有財產法第四條、第三十二條、三十三條、三十四條、三十五條、三十六條

國有財產法第四條、第三十二條、三十三條、三十四條、三十五條、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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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50號

十一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具體供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第二項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旨在鼓勵是類毒品上游人於遭查獲後，能坦白認罪，達成明案速判效果，以避免徒然耗費司法資源。此二種減刑規範目的既不相同，即不相衝突，於二種情形皆符合者，自可遞減，而以先適用第二項（減輕其刑），再適用第一項（減免其刑）之方式處理。其中第一項所稱之犯罪者，係以法院認定、判斷之結果為準，非謂行為人必須自白犯同條項所列之罪，始稱充足。具體言之，縱然以持有、施用毒品人之姿，供出其毒品來源，而經查明起訴或認定其身分實係販賣或誘人施用或轉讓（下稱販賣等）者，仍有該第一項寬典之適用。換言之，經起訴販賣等者，縱否認犯罪，辯稱僅係施用、持有，如確能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仍應有該第一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否則無異強迫須自白販賣等犯行，且供出來源，始得邀減免，不唯混淆該第一項、第二項之規範目的，且違背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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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554號

七三

共同正犯因相互間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故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對該犯罪構成要件要素有犯意聯絡範圍內，對於他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而他正犯持有犯罪工具雖另犯他罪，因非屬犯罪構成要件要素，已超逸犯意聯絡之範圍，固不負共同正犯責任，惟對於他正犯持以供犯罪所用之物，本於責任共同原則，如合於沒收之規定，亦應為沒收之諭知。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八條、三十八條

刑法第二十八條、三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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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609號

七四

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規定之立法意旨，鑑於以違法吸收資金之公司，所以能蔓延滋長，乃在於行為人與投資人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股息、利息或其他報酬，爰參考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之規定，併予規定為要件之一，以期適用明確。是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所定「以收受存款論」之行為，應以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為要件。惟銀行法前揭條文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經濟金融秩序，避免社會投資大眾受地下金融之優厚條件吸引致投入金錢而受法所不允許之投資風險，其立法目的與刑法重利罪尚不相同；又銀行法該條規定處罰之對象為「收受存款之人」，並非「放款之人」，亦與刑法重利罪處罰之行為態樣不同，則上開條文立法理由所參考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重利罪規定之意旨，應僅係參考其立法用語，而非認為應與刑法重利罪適用同一標準而為解釋。則是否「顯不相當」，自應參酌當時之經濟及社會狀況，依金融機構間平均定期儲蓄存款利率或民間互助會之利率，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以決定之。參考法條：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

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銀行法第二十九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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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645號

七五

不能犯，其行為有無危險，究應如何判斷，學說看法固見紛歧，有所謂「具體危險說」（以行為當時一般人所認識之事實以及行為人所特別認識之事實作為判斷基礎，再以一般人之角度判斷該行為有無導致犯罪結果之具體危險。若有危險，則非不能犯），及「重大無知說」（以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的事實為基礎，再以一般人之角度加以評價行為人是否重大無知。若非「重大無知」，即非不能犯）之分。惟就實質之內容觀察，不論係採何一說法，均係以客觀上一般人依其知識、經驗及觀念所公認之因果法則判斷危險之有無，故絕大部分所導出之結論，並無二致。惟在罪刑法定主義要求下，刑法之法律文字應符合明確性，使人民知所遵循。刑法第二十六條有關不能犯之規定，既未如德國刑法針對「重大無知」加以規範，且「無危險」與「重大無知」在文義上復相去太遠，甚難畫上等號。故「重大無知」不宜作為有無危險之唯一判準，僅得作為認定有無危險之參考之一。詳言之，行為若出於重大無知，致無法益侵害及公共秩序干擾之危險，固可認定其為「無危險」，但若非出於重大無知，亦可能符合「無危險」之要件，即「無危險」不以重大無知為限。另所謂「危險」，不能純以法益是否受損為唯一標準，如行為人所為引起群眾之不安，造成公共安寧之干擾，並動搖公眾對法秩序有效性之信賴，破壞法和平性者，亦係有危險。即此處所謂之「危險」，包含對於公共秩序及法秩序之危險，始不致過度悖離人民之法感情。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六條

刑法第二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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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673號

七六

共同正犯因為在意思聯絡範圍內，必須對於其他共同正犯之行為及其結果負責，從而在刑事責任上有所擴張，此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謂。而此意思聯絡範圍，亦適為「全部責任」之界限，因此共同正犯之逾越（過剩），僅該逾越意思聯絡範圍之行為人對此部分負責，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至於共同正犯意思聯絡範圍之認定，其於精確規劃犯罪計畫時，固甚明確，但在犯罪計畫並未予以精密規劃之情形，則共同正犯中之一人實際之犯罪實行，即不無可能與原先之意思聯絡有所出入，倘此一誤差在經驗法則上係屬得以預見、預估者，即非屬共同正犯逾越。蓋在原定犯罪目的下，祇要不超越社會一般通念，賦予行為人見機行事或應變情勢之空間，本屬共同正犯成員彼此間可以意會屬於原計畫範圍之一部分，當不必明示或言傳。參考法條：刑法第二十八條

刑法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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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796號

七七

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規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八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於符合一定條件情形下，雖得減輕其刑，但所稱繫屬，乃指案件因起訴（含公訴、自訴及追加起訴），而與法院發生一定之關係，法院和當事人均受拘束，法院對之有審查、裁判之職責；故自法院之立場言，繫屬關係因起訴而發生，因全案裁判終結而消滅。又此案件所關之犯罪事實，固包含裁判上一罪及實質上一罪情形，有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所定起訴不可分原則之適用；但於各別獨立犯罪、應數罪併罰之情形，依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條規定，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學理上稱為不告不理原則。至被告所犯之罪，究屬一罪或數罪，專由法院認定，檢察官雖具有司法官身分，並為公益代表人，然性質上仍係行政權（團隊）之一環，不能與法官分享此類屬於司法權核心事項之權力。具體言之，本質上為數罪者，縱然檢察官基於結案壓力或其他原因，簽准以檢察署名義，將案卷函送法院，請求併入先前起訴之案件辦理，法院仍不受其拘束，無論於前案判決中說明退回之旨，或另外備文退件，均不能逕認後送之案件曾經合法繫屬於法院，蓋以函送併辦，祇能促使法院注意前後各案，有無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之審判不可分關係存在，卻尚非等同於後案之起訴或追加起訴。參考法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百六十八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百六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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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969號

七八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前段之規定，乃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處罰，而成立另一獨立之罪。本罪屬於借罪借刑雙層式簡略立法之一種，就借罪言，係指公務員故意犯瀆職罪以外刑法上之各種罪名，再加以利用其職務上所享有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為要件而成，為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概括性規定；就借刑言，即依照其所犯罪名之原基準法定刑，最重加至二分之一而言。於借罪後，因本罪構成要件與原罪相結合，其罪之條件已然胥備，而成就另一獨立之犯罪類型。故有罪之判決書對於此項犯罪事實，必須詳加認定，而後於理由內敘明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方足以資論罪科刑。在具體適用時，則應形之於主文，記載「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方法），故意犯○○罪」，並因所借之刑為其加重之基準，是除應援引其原罪法條外，應併引本條資為其加重之根據，始為適法。此與刑法總則之加重，僅在理由內記載為已足者有別。本件第一審判決論處上訴人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原判決雖以其未適用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予以撤銷改判。然原判決對於上訴人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究竟如何利用其職務上所享有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為之具體犯罪事實，並未明白認定，詳為記載，理由內更無一語論列說明，其論罪亦僅稱係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罪，主文則仍諭知上訴人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均置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前段規定之要件於不問。揆之說明，其認事、用法即難謂無違誤。參考法條：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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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4980號

七九

刑事被告不自證己罪，係基於法治國自主原則下，被告並非訴訟客體而係訴訟主體，有權決定是否及如何行使其訴訟上防禦權，而不自陷於不利地位之考量，乃禁止強迫被告為不利於己之陳述，是被告保持沈默、拒絕陳述而消極否認犯罪，為緘默權行使之態樣，本屬不自證己罪原則之內涵，固不得據為從重量刑之因素；然苟被告自願打破沈默而自由地為任意之陳述，已不屬緘默權之範疇，則被告基於訴訟上防禦權而自由陳述或行使辯明、辯解等辯護權時，若已有說謊而積極為不實陳述或其他作為之情形，雖因期待其據實陳述之可能性低，除因涉及其他違法行為，例如損及他人且合於誣告或誹謗等罪之構成要件，應負誹謗罪責外，於實體法上不予處罰，訴訟程序上亦未因此課予任何失權效果，然已與賦予被告訴訟上防禦權及辯護權之規範目的不合，自難解為被告說謊係其本於訴訟上緘默權之行使權利行為，必不得執以對其為較重非難之評價並於不違反量刑內部性界限之前提下據為從重量刑因素之一。此參諸美國聯邦量刑準據亦規定被告獲案後，為脫免刑責而故意為虛偽陳述致妨礙司法調查、偵查或量刑程序者，量刑加重二級，但被告如僅單純否認犯罪、拒絕認罪，則非該規定所指應加重級數之情形，亦採相同見解。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七條

刑法第五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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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003號

八○

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項之誣告罪，祇須具有誣告意思，及所告事實客觀上足以使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其所為之申告復已達到於該管公務員時，即完全成立。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再行起訴之規定，乃在限制檢察官於受理告訴人以同一事實再行告訴時，必須符合「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者。有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所定得為再審原因之情形者。」其一要件始能再行起訴，非謂告訴人必要提出符合該條件之證據方能向檢察官再為告訴。故在所誣告之告訴經不起訴處分確定後，仍以同一事實，基於使人受刑事處分為目的而再為告訴時，不論有無附加符合該條再行起訴之證據，仍無解於犯罪之成立。此與被誣告者不受有刑事訴追危險之情形（如行為不罰、無告訴權人之告訴、追訴權時效已完成、不得提起自訴而提起等），並非相同，自不得比附援引。參考法條：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

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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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026號

八一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不得有「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之行為。依同條第二項規定，此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準用之。違反者，應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論處（下稱本罪）。本罪之構成要件雖法條文中僅規定「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然鑑於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關於對上市（上櫃）有價證券禁止行為之規定，其目的在使上市（上櫃）有價證券之價格能在自由市場正常供需競價下產生，避免遭受特定人操控，以維持證券價格之自由化，藉此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健全發展，並保障投資大眾之利益。因之，是否成立本罪，除應考量上開法條文所定構成要件外，對於行為人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特定有價證券行為，客觀上是否有致使該特定有價證券之價格，不能在自由市場供需競價下產生之情形，亦應一併考量，始符合本罪之規範目的。亦即本罪之成立，固不以該特定有價證券價格是否產生急遽變化之結果，或實質上是否達到所預期之高價或低價為必要。但仍須考量其行為客觀上是否有致該特定有價證券之價格，不能在自由市場因供需競價而產生之情形存在，始符合本罪之規範目的。關於行為人「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之主觀構成要件，係屬行為人之心中想法，通常未表現於外，又行為人大都否認有此不法意圖，必須依賴其客觀行為所顯現之具體情狀，加以綜合判斷。而證券交易市場之投資者眾多，倘行為人之買進或賣出行為，未能誘使投資大眾跟隨買進或賣出，勢必因自由市場之供需競價，而無由達成抬高或壓低某種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不法目的。又一般買賣股票之目的在獲取利益，行為人是否意在藉由抬高或壓低股票交易價格所形成股價落差以圖謀不法利益，亦與判斷行為人有無上述主觀構成要件，具有重要關聯。本院前三次發回意旨一再闡述就本罪之主觀構成要件而言，行為人主觀上應有以造成交易活絡表象，對市場供需之自然形成，加以人為干擾，藉以引誘投資大眾買入或賣出股票，以利用股價落差謀取不法利益之意圖為必要等語，並非於法條文規定「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主觀構成要件之外，另行增加（或補充）法條文未規定之主觀構成要件，而係參酌立法之規範目的，進一步闡釋法條文所定主觀構成要件蘊含之精義及完整之內涵，俾有助於正確判斷，符合刑罰謙抑原則。上述各節，與原判決理由所說明「判斷行為人是否有影響或操縱市場以抬高或壓低某種有價證券價格之主觀意圖，應考量行為人之屬性、交易動機、被炒作股票之交易情況、行為人之交易價格（於抬高股價之情形，是否拉開盤、拉尾盤或於向上委託買入；於摜壓股價之情形，是否殺開盤、殺尾盤或向下委託賣出）、交易量、交易市場大盤、類股量價變化、以及是否違反投資效率等客觀情形等因素綜合判斷。」等語（見原判決第一一頁），所闡釋如何判斷本罪之主觀構成要件，並無實質差異，亦無互相排斥之情形。又原判決理由雖說明「本罪係屬行為犯，行為人僅須於主觀上有『壓低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之意圖』，客觀上有『連續以低價賣出以壓低該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行為』，即屬違反該規定，而構成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之罪，不以價格發生急遽變化之結果為必要，亦不必事實上達到行為人所預期之高價或低價為必要（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三○三七號、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六九○號、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六五○七號、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一○四三號、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四九七八號、九十六年度台上字第二四五三號、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七一號、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一二二號判決意旨參照）。」然上開所引用之本院判決係重在闡述本罪係行為犯而非結果犯，並非論述如何判斷行為人是否符合本罪有關「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之主觀構成要件，與首開進一步從規範目的加以闡釋所為說明，均無扞格。至於原判決另援引部分學者關於將上述本院發回意旨理解為係增加（或補充）法條文未規定之主觀構成要件之見解部分，或屬誤會，或未完全考量本罪之規定，旨在維護自由市場對上市（上櫃）有價證券之價格能在自由市場供需競價下產生等規範目的，尚非的論。參考法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一百七十一條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一百七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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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126號

八二

性侵害之案件，為佐證被害人證詞之有效性或憑信性，兼負協助偵、審機關發見真實之義務與功能，社工或輔導人員所為之書面或言詞陳述，固非不可資為判斷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然其究非經歷犯罪事實發生過程之人，其供法院參佐之證詞可符合鑑定證人或鑑定人身分者，應以其就所介入輔導個案經過之直接觀察及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就其見聞經過所為之陳述，或以其經驗及訓練就通案之背景資訊陳述專業意見範圍為限，倘所為證述僅因單憑相處機會由被害人之轉述而得其訊息，既非出於本人就所輔導個案之直接觀察或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之證述，即屬傳聞陳述，不能資為被害人證詞之補強證據。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一百五十九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一百五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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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133號

八三

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應本諸「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定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十九條所規定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醫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或心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斷資料，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然取代法院之判斷，行為人責任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採證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尤以酒後是否因而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已有欠缺或減低，原為一時之精神狀態，非如精神病患之有持續性，自無從如對一般精神病患得就其精神、心智等狀況為鑑定。是法院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認事證已明，無再贅行鑑定之必要，而綜合全部卷證，自為合理推斷，洵非法所不許。再者，未達精神疾病程度之人格違常行為人，並無認知、辨識能力之障礙，對自我行為之衝動控制能力縱然稍嫌不足，但仍具有正常之主動性，非必然衍生犯罪行為，而僅屬人格特質表徵之一端，其既尚未達於影響日常生活之病態程度，自難謂有上開規定所指較諸常人顯著減低之情事。否則個性暴躁易怒之人，動輒加害他人，反社會性強，卻得執此為藉口，獲邀減刑寬典，殊違現代刑罰注重社會防禦之規範目的，社會善良人民將失其保障。參考法條：刑法第十九條

刑法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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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182號

八四

有罪科刑或免刑之判決，法院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所明定；此所謂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係指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之範圍內，即得自由認定事實而為適用法律而言。良以犯罪乃侵害法益之行為，犯罪事實自屬侵害性之社會事實，亦即刑法加以定型化之構成要件事實，故此所謂「同一性」，應以侵害性行為之內容是否雷同，犯罪構成要件是否具有共通性（即共同概念）為準，若二罪名之構成要件具有相當程度之合而無罪質之差異時，即可謂具有同一性。「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罪」與「公務員藉勢勒索財物未遂罪」，俱係公務員以不法手段憑藉職務上之權勢權力，向相對人索求交付財物之單方意思表示，其客觀構成要件之主要事實雷同，僅施用手段之程度略有差異而已（即前者屬於和平手段，後者則可能使相對人發生畏佈心），二罪復同為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罪質尚無差異，應認為具有同一性。從而，原判決將起訴書所引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項藉勢勒索財物未遂罪法條，變更為同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論以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賄賂罪，尚難謂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二款所定訴外裁判之違法。私人錄音、錄影之行為，雖應受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九條第三款之規範，但其錄音、錄影所取得之證據，則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蓋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法（包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關於取證程序或其他有關偵查之法定程序，均係以國家機關在進行犯罪偵查為拘束對象，對於私人自行取證之法定程序並未明文。私人就其因犯罪而被害之情事，除得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九條之一至第二百十九條之八有關證據保全規定，聲請由國家機關以強制處分措施取證以資保全外，其自行或委託他人從事類似任意偵查之錄音、錄影等取證之行為，既不涉及國家是否違法問題，則所取得之錄音、錄影等證物，如其內容具備任意性者，自可為證據。又私人將其所蒐取之證據交給國家作為追訴犯罪之證據使用，國家機關只是被動地接收或記錄所通報即將或已然形成之犯罪活動，並未涉及挑唆亦無參與支配犯罪，該私人顯非國家機關手足之延伸，是以國家機關據此所進行之後續偵查作為，自具其正當性與必要性。而法院於審判中對於私人之錄音、錄影等證物，以適當之設備，顯示其聲音、影像，乃係出於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之法律授權，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至於利用電話通話或兩人間之對（面）談並非屬於秘密通訊自由與隱私權等基本權利之核心領域，故國家就探知其談話內容所發生干預基本權利之手段（即法院實施之勘驗）與所欲達成實現國家刑罰權之公益目的（即證明犯罪），兩相權衡，國家公權力對此之干預，尚無違比例原則，法院自得利用該勘驗結果（筆錄），以作為證據資料使用。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五條。、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九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五條。、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二十九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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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198號

八五

除簡式審判程序案件外，審判長就被告被訴事實為訊問者，應於調查證據程序之最後行之；並於調查證據完畢後，命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事實及法律為辯論。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第三項、第二百八十九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亦即犯罪事實，應經調查證據、訊問及辯論之程序，始得為有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修正後，雖加強當事人訴訟地位，增強當事人主義色彩，但因仍採卷證併送制度，為求平衡，使被告得有辨明犯罪嫌疑之機會、陳述反於被訴事實之有利事實，乃明定審判長可就犯罪事實為訊問之一種補充性規定，然為淡化糾問色彩，並符合無罪推定之理念，規定應於調查證據程序之最後行之，然未明定須就被訴犯罪事實逐一訊問。本件檢察官起訴書業已於起訴後送達上訴人，並經第一審行準備及審理程序，逐一調查辯論，製作判決書送達上訴人，上訴人不服據以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再為調查、審理，上訴人對於本件被訴犯罪事實，應已詳明，故原審基於訴訟經濟及司法資源之有限性，避免訴訟程序冗長延滯，於審理程序調查證據後，以廣泛訊問上訴人而非就犯罪事實逐一訊問上訴人，雖稍欠妥適，惟上訴人並未對被訴各次犯行，表示不明瞭或何部分有疑義，而提出質疑，而僅否認犯罪，答稱「不實在」一詞。顯見上開廣泛式訊問，對上訴人防禦權之行使，並不生影響，自不得妄指為違背法令，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二百八十九條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二百八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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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263號

八六

按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否則即為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八條、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二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提起公訴，應於起訴書內記載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起訴或其他訴訟行為，於法律上必備之程式有欠缺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其補正，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及同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六項分別定有明文。而關於「犯罪事實」應如何記載，法律雖無明文規定，惟因檢察官敘明之起訴事實即為法院審判之對象，並為被告防禦準備之範圍，故其記載內容必須「足以表明其起訴範圍」，使法院得以確定審理範圍，並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提起公訴而為防禦之準備，始為完備。而法院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辯護人、輔佐人到庭，行準備程序時，可為下列事項之處理：一、起訴效力所及之範圍與有無應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法條之情形，亦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明定，此乃法院訴訟指揮及闡明權之行使之規定。是倘檢察官起訴書或其依裁定補正之犯罪事實，尚未明晰，法院非不得依上開規定予以闡明，期能釐清其審理之對象及訴訟之範圍。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二百六十八條、二百七十三條、三百七十九條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二百六十八條、二百七十三條、三百七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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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31號

十二

有罪之判決書，法院應就全部調查所得證據予以綜合研判後，對外公開其所認定之事實及得心證之理由。其中事實部分，為判斷其適用法令當否之準據，應由法院將諸如犯罪之時間、地點、手段以及其他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而足資認定既判力範圍之具體社會事實為翔實之記載；理由內於說明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時，則應臚列採認之證據且略載與待證事項相關之內容，進而為必要之闡述，俾能由形式上觀察，理解其如何經由證據之勾勒而得致心證之旨，以達事實之記載與理由之說明相契合之目的，始臻適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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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377號

八七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須賴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自白之真實性，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所明定，而被告或共犯自白以外之其他供述證據，雖法無明文是否亦有補強性法則之適用，但實例上對於某些虛偽危險性較大之供述證據，仍被要求應有補強證據之必要性。所謂補強證據，就其質而言，係指如何之證據，得為補強證據，亦即補強證據之適格問題；若從其數量言，則指補強證據補充性之問題，亦稱充分性，即如何依補強證據，使供述證據之證明力臻於完整正確之謂。前者應從一般之證據能力求其解決，為法律所規範，後者乃證據評價之問題，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是以凡屬該自白或供述以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或供述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不論係人證、物證或書證，亦不分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祇須具有證據能力，均屬適格之補強證據，而已經法院合法調查之適格證據，即與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無違，自得作為判斷依據。至於該等證據應為如何之評價，是否符合自白或供述證據補強性（充分性）之要求，乃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之職權運用，祇要補強證據資料非與認定犯罪事實毫無關連或竟相衲鑿而不得為認定事實依據者外，如以此項證據與自白或其他供述證據相互利用，為綜合判斷，而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即屬充足。預備為犯罪階段之一種，係指實行犯罪之準備行為，而尚未達於著手之謂。預備之階段，介乎犯意與著手之間，雖因其危險性較少，本無處罰之必要，惟刑事法律為預防禍害，以消弭犯罪，對於若干情節重大之特殊犯罪，乃設有處罰之特別規定，立法者通常以附屬於該罪既遂犯之構成要件形式分別為之規定，學理上稱此為「形式預備犯」，如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項預備殺人罪是。至於立法者將某些本來祇是預備之行為，予以入罪，使其分離成為另一種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條預備偽造、變造幣券罪、第二百零四條預備偽造、變造有價證券罪等是，學理上謂之為「實質預備犯」。預備行為是否應受處罰，或究應以「形式預備犯」或「實質預備犯」方式表現，以及何種犯罪類型之既遂犯始有以「形式預備犯」設其刑罰之必要，均屬立法權之裁量。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修正前第九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之預備賄選罪，其立法目的在以行為人雖尚未著手實行賄選，惟既有預備之事實，為徹底杜絕賄選，預備犯亦應處罰，此乃法律有特別處罰預備犯之規定，自為立法形成自由之一種。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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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380號

八八

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故如新舊法處罰之輕重相同，即無比較適用之問題，非此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即無本條之適用，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走私罪，立法目的在以刑罰手段處罰走私行為，阻絕管制物品之進口或出口。惟走私行為層出不窮，而何種物品或其數額須加管制，並以刑罰手段處罰其走私行為，每視變化萬端之國內外情況而定，或因應國際情勢變化或國際貿易之需要，或基於國內社會經濟狀況或保護國內產業等政策上需要，不一而足，尤其於貿易自由化、全球化與科技日新月異之現代，國際情勢瞬息萬變，不免有須隨時因應管制某種物品進出口之可能。有關管制物品之項目與數額之決定，既具有國際性、政策性及機動性之考量，並非立法者所能事先掌握，實有必要授權由行政機關因應變化而為決定。是以本罪犯罪構成要件之管制物品究何所指，法未明白規定，有待行政命令之補充，為空白刑法之一種。而行政院依本條第三項就第一項管制物品及其數額之公告，其內容之變更，屬行政上適應當時情形所為事實上之變更，並非刑罰法律有所變更。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本條第一項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三項規定：「第一項所稱管制物品及其數額，由行政院公告之。」其所為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尚欠明確，有違授權明確性及刑罰明確性原則，業經司法院釋字第六八○號解釋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即九十九年七月三十日）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立法機關為使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具體明確，使人民得以預見私運何種物品將有受處罰之可能，以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爰於一○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第一項及第三項，明定授權行政院公告管制物品之原因及管制方式，自同年七月三十日施行。修正後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刪除原條文「逾公告數額」等文字，第三項修正為：「第一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口、出口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之物品進口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之進口、出口。」其中第一項僅屬條文用字之刪減，使之簡潔無贅詞而已，至於有關管制物品項目之犯罪構成要件內容，同條第三項仍然全部委由行政院公告，但為使自授權之該條例規定中得以窺見因何種目的而為管制，及於公告管制物品項目時應考量之因素，使人民預見其行為有受處罰之可能，乃有第三項之修正，俾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更臻明確。稽其條文實質內容並未變動，新舊法處罰之輕重復屬相同，自非法律之變更，而無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適用，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參考法條：刑法第二條，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

刑法第二條，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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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570號

八九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八條結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建構成完整之自白證據排除規定，旨在維護被告陳述與否之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自由權。被告自白須出於自由意志，設若被告第一次自白係出於偵查人員以不正方法取得，該次自白因欠缺任意性固不得為證據，但嗣後由不同偵查人員再次為訊問並未使用不正方法而取得被告第二次之自白，則其第二次自白是否加以排除，此即學理上所稱非任意性自白之延續效力；又如被告之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但本其自白蒐集之證據（例如合法搜索取得之證物），該非出於不正方法所蒐集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則為學理上所指非任意性自白之放射效力。前者，須視第二次自白能否隔絕第一次自白之影響不受其污染而定，亦即以第一次自白之不正方法為因，第二次自白為果，倘兩者具有因果關係，則第二次自白應予排除，否則，即具有證據能力。此延續效力是否發生，依具體個案客觀情狀加以認定，倘若其偵訊之主體與環境、情狀已有明顯變更而為被告所明知，除非有明確之證據，足以證明被告先前所受精神上之壓迫狀態延續至其後應訊之時，應認已遮斷第一次自白不正方法之延續效力，即其第二次之自白因與前一階段之不正方法因果關係中斷而具有證據能力。後者，雖有學者主張非任意性自白應有放射效力，但原則上應將其射程限制在第一次之衍生證據，惟通說則認為本於被告自白所蒐集之證據，如非出於不正方法，仍具有證據能力，並不受自白非任意性之影響。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八條、一百五十六條

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八條、一百五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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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586號

九○

緩刑係附隨於有罪判決的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其主要目的在達成受有罪判決之人，在社會中重新社會化之人格重建功能。此所以緩刑宣告必須附帶宣告緩刑期間之意義所在。再者，緩刑制度首重再犯罪的預防，唯有對受判決人本身有充分瞭解，例如依其過去生涯，可知犯罪行為人所曾接受的教育，從犯罪的狀態瞭解行為人的行為動機、目的，從犯罪後態度推知行為人對其行為的看法，從生活狀況與環境推測其將來的發展等；才能判斷其在緩刑期間，與之後的生活中是否會再犯罪。亦即藉由前述各種因素對犯罪行為人為整體評價，作為法院判斷該行為人是否適宜被宣告緩刑，以及進一步依據個案情況決定緩刑期間，及所應採取的積極協助措施，並將之作為緩刑宣告的負擔或條件。綜上，是否宣告緩刑、緩刑期間長短、及所附加之負擔或條件，均屬法院裁量之範圍。參考法條：刑法第七十四條

刑法第七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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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587號

九一

想像競合與法規競合（法條競合），固同屬一行為而該當於數個構成要件，惟二者本質上及其所衍生之法律效果仍有不同。前者係因侵害數法益，為充分保護被害者之法益，避免評價不足，乃就其行為所該當之數個構成要件分別加以評價，而論以數罪。但因行為人祇有單一行為，較諸數個犯罪行為之侵害性為輕，揆諸「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法律乃規定從一重處斷即為已足，為科刑上或裁判上一罪；後者則因僅侵害一法益，為避免牴觸「雙重評價禁止原則」，祇須適用最適切之構成要件予以論罪科刑，即足以包括整個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故其他構成要件之罰責均排斥不用，實質上僅成立單一罪名，屬單純一罪。至於如何適用其中之最適切之構成要件，依通說不外乎先判斷各構成要件間究為「特別關係」、「補充關係」或「吸收關係」，再分別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基本法優於補充法」或「吸收條款優於被吸收條款」等原則，選擇其中最適切之規定予以適用。以行為人基於製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著手以紅磷法製造甲基安非他命為例，倘行為人於製造之過程中，已至提煉出甲基安非他命之先驅原料即第四級毒品（假）麻黃鹼之階段，但在依「鹵化」、「氫化」、「純化」三階段完成甲基安非他命之製造前、或完成製造後即被查獲時，行為人固係以一個毒品製造之行為同時該當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製造第四級毒品既遂」、「製造第二級毒品既（未）遂」二罪之構成要件。然因上開各罪所保護者，均為國民健康及社會安全之同一社會法益，且以紅磷法製造甲基安非他命，既會伴隨實現製造（假）麻黃鹼之構成要件，則上開二個競合之處罰條文即處於全部法排除部分法之關係，於構成要件之評價上，僅論以罪責較重之製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既（未）遂罪，即足以完全評價該行為之不法內涵，至於罪責較輕之「製造第四級毒品（假）麻黃鹼罪」之構成要件，即當然被吸收而不再論罪。參考法條：刑法第五十五條

刑法第五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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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633號

九二

納稅義務人出於降低應納稅額之考量，恆常以各種經濟上或法律上之方法，迂迴曲折地使特定交易關係不至於合致稅捐構成要件，其中合乎稅法立法之本旨者，乃稅法秩序所容許之合法行為，謂之為節稅，至若對於交易活動之內容未有隱瞞，僅係透過私法上所被賦予之選擇權利或形成空間，做出不合稅法目的之選擇，以規避原本可能發生之稅捐負擔，此即學理上所稱之租稅規避，亦稱避稅，乃法外之投機行為，界乎於合法與違法之間。而納稅義務人故意隱藏其經濟活動之利益或故意增加其交易成本之負擔，以圖達到減輕稅捐負擔目的之行為，則為逃漏稅捐。逃漏稅捐係不法行為，其中故意隱藏交易之事實，構成可罰之漏稅，但若係使用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以逃漏稅捐，則為逃稅。前者屬於違反誠實義務之違章行為，後者含有詐欺惡性，為刑事上可罰性之行為，故在稅法上科以刑事責任，此即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逃漏稅捐之所由定。是以，在稅捐稽徵實務中，節稅、避稅、漏稅與逃稅，各有不同之規範效果。參考法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

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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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67號

三

按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規定：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係指房屋與基地分屬不同之人所有，房屋所有人對於土地並有地上權、典權或租賃關係存在之情形而言，本院六十九年台上字第九四五號著有判例。又查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於六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修正時，將原規定：「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擴張為：「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其修正理由固提及：「……為配合憲法第一百四十二條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保護現有基地或房屋所有權人、典權人、地上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之權益」等語。惟尋繹其在立法院修正過程，行政院所提修正草案原為「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立法院考量「其他合法使用人」範圍廣，裁量幅度過大，恐形成不公現象，而因該合法使用人意指典權人，即逕以典權人取代合法使用人，通過現行條文。是現行法除租賃外，具有地上權、典權關係者亦可行使優先購買權，然非謂除此之外，其他合法使用人亦得以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方式依該條主張優先購買權，否則買受人將無從預知優先購買權利人之範圍，有礙交易之安定性。且本院六十七年台上字第三八八七號判例，僅在闡釋修正後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所謂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既未特別限定承租人之房屋，依該條一貫之文義，地上權人、典權人之房屋自應包括在內而已，並未進而闡論其他有權占有基地建築房屋情形，亦得行使該條之優先權。相關法條：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

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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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762號

九三

本院二十五年非字第一二三號判例：「禁法上之販賣鴉片罪，並不以販入之後復行賣出為構成要件，但使以營利為目的將鴉片購入或將鴉片賣出，有一於此，其犯罪即經完成，均不得視為未遂。」係沿用失效之禁法（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布）所為之論述，違背行為階段理論，且無論是否賣出，一律論以販賣既遂罪，其法律評價違反平等原則，判例不合時宜，業經本院一○一年度第六、七、九、十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與本則判例相同意旨之六十七年台上字第二五○○號、六十八年台上字第六○六號、六十九年台上字第一六七五號等判例，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六十六年度第一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二），亦經本院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供參考）。又所謂販賣行為，須有營利之意思，方足構成，刑罰法律所規定之販賣罪，類皆為意圖營利而販入，意圖營利而販入並賣出，基於販入以外之其他原因而持有，嗣意圖營利而賣出等類型。著手乃指實行犯意，尚未達於犯罪既遂之程度而言，本則判例謂以營利為目的將鴉片購入，其犯罪即經完成，不得視為未遂，所稱犯罪既遂，固不合時宜，但其顯係認為意圖營利而販入，即為本罪之著手。是從行為階段理論立場，意圖營利而販入，即為前述、販賣罪之著手，其中之情形，則以另行起意販賣，向外求售或供買方看貨或與之議價時，或為其他實行犯意之行為者，為其罪之著手。而販賣行為之完成與否，胥賴標的物之是否交付作為既、未遂之標準。如此，脈絡清楚，既合法理，亦符社會通念。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販賣罪與意圖販賣而持有罪，均設有罰則，行為人持有毒品之目的，既在於販賣，不論係出於原始持有之目的，抑或初非以營利之目的而持有（例如受贈、吸用），嗣變更犯意，意圖販賣繼續持有，均與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之要件該當，且與販賣罪有法條競合之適用，並擇販賣罪處罰，該意圖販賣而持有僅不另論罪而已，並非不處罰。此觀販賣、運輸、轉讓、施用毒品，其持有之低度行為均為販賣等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為實務上確信之見解，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基本行為仍係持有，意圖販賣為加重要件，與販賣罪競合時，難認應排除上開法條競合之適用。從而，本院先前因本則判例而對於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採取限縮解釋，指初非以營利之目的而持有，嗣變更犯意，意圖販賣繼續持有，尚未著手賣出之見解，應予補充。至於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司法院院解字第四○七七號解釋，旨在闡述以營利為目的將鴉片購入，尚未及賣出之情形，不能祇認為成立意圖販賣而持有鴉片罪。所稱成立販賣鴉片罪，並未如本則判例明言係既遂犯，且上開解釋所依據之法律（三十五年八月二日公布之禁煙禁毒治罪條例），其立法體例與本則判例沿用之禁烟法不同，本則判例所隱含對於以營利為目的而販入鴉片，如認為成立未遂犯，其處罰（得減輕其刑）反較意圖販賣而持有鴉片罪為輕，則不無失衡之情形現已不復存在，是本則判例不再援用，並以意圖營利而販入毒品，如尚未賣出，構成販賣未遂罪，併與意圖販賣而持有罪為法條競合，與上開解釋不生牴觸。參考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五條。藥事法第八十三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五條。藥事法第八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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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77號

十三

公務員受賄罪雖然分為不違背職務及違背職務二種，但均係以公務員職權有關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與該賄賂或不正利益之間，具有對價之聯結關係存在，為其規範重點。易言之，係以此類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作為賄賂、不正利益之對價，形同買賣，違背公務員之廉潔義務，而予非難。是此對價與職務關係之聯結是否存在，其判斷時點，當以公務員之一方，踐履對方所冀求之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時間為基準，故對方給付賄賂、不正利益之時機，無論係在公務員被賦予職權之事前、事中或事後，方式為前金或後謝，皆不影響上揭犯罪之成立。參考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五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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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830號

九四

然按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為憲法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是如對相同事物為差別待遇而無正當理由，或對於不同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均屬違反平等原則。又法律解釋之目的，在求法之適用，以規制人之行為。而法律對行為之規範，取決於人民理解之結果，方得以依其所理解之意義，遵循法律，故法律之解釋，不應與人民生活脫節。而所謂販賣，除有特別情形外，必須出賣人將販賣標的物移轉於買受人，使其取得該物之所有權，始足當之（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七百六十一條參照），倘標的物尚未移轉交付於買受人，自難謂販賣行為已經完成。就刑事法之販賣罪而言，亦唯有出賣人將販賣物之所有權交付移轉於買受人，始具備販賣罪構成要件之所有要素，而為犯罪既遂。如行為人僅實行犯意，而購入標的物，尚未將之移轉交付於買受人，應祇是犯罪行為之著手，難認已達於犯罪既遂之程度，此亦為人民所認知之法律感情，而為一般社會通念所接受。亦即販賣行為之既、未遂，端賴標的物之是否交付而定。以販賣毒品而言，購入毒品，未必表示行為人能完成交易，讓買受人取得毒品進行施用。若不論行為人將毒品販入或將之賣出，皆依販賣既遂論處，不惟違反行為階段理論，抑且恣意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其法律評價顯已違反平等原則，亦與人民之法律感情相違背。查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布之禁烟法，其第六條規定「製造鴉片或其代用品，或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或運輸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圓以下罰金。」將製造、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或運輸鴉片或其代用品各行為類型規定於同一法條，定以相同法定刑度，復於第十二條明定「第六條至第十一條之未遂犯罰之。」另二十五年六月三日公布之禁毒治罪暫行條例第四條亦規定「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並於第十五條規定未遂犯罰之。由於販賣行為如未完成（賣出、交付毒品），其未遂犯之處罰（得減輕其刑），反較意圖販賣而持有為輕，斯時之裁判實務，乃出現許多不合刑法行為階段理論之見解。如本院二十五年非字第一二三號判例認「販賣鴉片罪不以販入後賣出為要件，以營利目的販入，其犯罪即經完成，不得視為未遂」者是。惟因上述判例沿用已失效之法律所為之論述，與現行有效之法律扞格不入，又違背行為階段理論及平等原則，本院乃於一○一年八月七日一○一年度第六次、同月二十一日第七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認不合時宜，不再援用。另與上述判例意旨相同之六十七年台上字第二五○○號、六十八年台上字第六○六號、六十九年台上字第一六七五號等三則判例，亦經決議不再援用。而相關之本院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六十六年度第一次刑庭庭推總會決議（二），亦因不合時宜，經本院於一○一年十一月六日第十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供參考。原判決未及審酌上情，謂意圖營利而將毒品販入或將之賣出，有一於此，其犯罪即經完成，依販賣既遂論處，自難謂當。又本院曩昔為遷就上述判例所持意圖營利而販入毒品，即構成販賣既遂罪之見解，乃對於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採取限縮解釋，指非以營利之目的而持有（例如受贈、吸用），嗣變更犯意，意圖販賣繼續持有，尚未著手賣出者而言。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販賣罪與意圖販賣而持有罪，均設有罰則，行為人持有毒品之目的，既在於販賣，不論係出於原始持有之目的，抑或初非以營利之目的而持有（例如受贈、吸用），嗣變更犯意，意圖販賣繼續持有，均與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之要件該當。是倘同時符合販賣罪及意圖販賣而持有罪之構成要件時，自有法規競合之適用（參本院一○一年十一月六日第十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考法條：藥事法第八十三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五條

藥事法第八十三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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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856號

九五

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固得為證據。惟上開規定所指「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及「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係屬傳聞證據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之特別要件，與供述證據必須具備任意性之證據能力一般要件有別，二者不可混為一談。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縱係出於自由意思，仍必須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及「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之要件，始得採為證據，否則通常在審判中之陳述均係出於「任意性」，在警詢與審判中之陳述同具「任意性」之條件下，如何單憑警詢之陳述係出於「任意性」，即判斷比審判中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又該條所定傳聞例外之「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要件，係就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與審判中所為陳述之背景，依事物之一般性、通常性與邏輯之合理性為比較、判斷何者具有信用性，純屬就供述任意性以外證據能力之審查，無關乎證據憑信性之衡量，此一要件之具備，雖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但所謂自由證明，僅係所使用之證據，其證據能力或證據調查之方式不受嚴格限制而已，仍必須與卷存證據相符，不得憑空想像，失之抽象，或為例稿式之記載。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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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879號

九六

狹義之法律解釋方法，固有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法意解釋（又稱歷史解釋或沿革解釋）、比較解釋、目的解釋及合憲解釋（後五者合稱為論理解釋），及偏重於社會效果之預測與社會目的考量之社會學解釋。然典型之解釋方法，是先依文義解釋，而後再繼以論理解釋；惟論理解釋及社會學解釋，始於文義解釋，而其終也，亦不能超過其可能之文義，故如法文之文義明確，無複數解釋之可能性時，僅能為文義解釋，自不待言。而文義解釋，係依照法文用語之文義及通常使用方式而為解釋，據以確定法律之意義；體系解釋，係以法律條文在法律體系上之地位，即依其編章節條項款之前後關連位置，或相關法條之法意，闡明規範意旨；法意解釋（歷史解釋），乃探求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所作價值判斷及其所欲實踐目的，以推知立法者之意思；目的解釋，則係以法律規範目的，為闡釋法律疑義之方法。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一項前段規定：「銀行負責人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銀行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銀行之財產或不法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依此規定以觀，茍行為主體之銀行負責人或職員，主觀上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銀行利益之犯意，客觀上有違背其職務之行為，並使該銀行發生財產或其他利益之損害結果，即構成上開特別背信罪。其法條文字並無抽象晦澀或有複數解釋之可能性，而須以論理解釋或社會學解釋等方法加以闡釋，始得明確之情形，要無捨文義解釋再以他法別事探求之必要。況：依上開規定八十九年增訂及九十三年修正之立法說明（理由）所載：「為防範銀行、外國銀行及經營貨幣市場業務機構之負責人或職員藉職務牟取不法利益，爰參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制度，而較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加重其刑事責任」、「一、鑒於銀行負責人或職員為背信行為，對銀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所侵害法益甚大，爰提高罰金刑度為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次，就銀行負責人或職員背信之金融犯罪而言，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愈大。爰於第一項後段增訂，如犯罪所得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四、在刑法構成要件中，意圖犯除對基本客觀構成要件須具備故意之外，仍須具有特定之內在意向。多數財產犯罪類型中，其意圖即屬涉及所保護法益之侵害，有關本條之意圖亦屬之；其構成要件則包含特定之內在意向及故意，並有違背其職務之行為、以詐術或不正之方法致生損害於金融機構或其他利益」，並未載明僅係基於避免銀行負責人或職員掏空銀行存款之破壞金融秩序行為等特定目的，始為上開規定之立法；歷史解釋係以立法史及立法過程中所參考之一切資料，作為解釋主要之依據。上開特別背信罪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增訂公布，九十三年二月四日修正公布（構成要件未變動），依其立法說明（理由）及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等立法資料，除後者修正時之財政部長林全於立法院聯席審查會議就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票券金融管理法、信託業法、信用合作社法、保險法及證券交易法等七項法案「提高刑度」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為「立法背景」報告時，曾提及「近年來國內金融市場陸續發生重大舞弊案件，不僅造成國家整體金融環境衝擊，影響金融體系安定，更直接損及廣大投資人及存款人權益，其所造成之損害或謀取不法之利益，動輒數以億元計，甚至達數十億、上百億元，對此類重大金融犯罪行為，實有衡酌其影響層面，適度提高其刑責，以嚇阻違法之必要」外，亦無上開規定僅係為預防掏空或類似掏空銀行存款而立法或修法之理由記載，且既係為避免「損及廣大『投資人』及『存款人』權益」而為提高刑度之修正，及依其前述修正之說明（理由）四所示，如具不法利益之意圖，違背職務而施以詐術，致生損害於金融機構者，即該當特別背信罪之規定，實亦難遽認係在「為嚴懲銀行掏空事件」之單一背景因素下訂定，而行為人茍符合前述要件，依法條文義，本即應受其規範，自不生擴張適用之問題；體系解釋乃為維護整個法律體系之一貫及概念用語之一致，使法體系完整順暢而不生衝突，上開特別背信罪之規定，文義明確，與銀行法其他規定或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尚無不完整，或彼此矛盾等體系違反之情形，自無以此解釋方法將特別背信罪限縮侷限於銀行掏空事件始得適用之必要；依銀行法第一條規定，「健全銀行業務經營」、「保障存款人權益」、「適應產業發展」、「使銀行信用配合國家金融政策」均屬該法規範之目的，則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一項對銀行職員違背受託辦理該行相關衍生性金融商品銷售之職務要求，故意詐取投資人財物，致損害銀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如課以該罪刑罰，自係符合「健全銀行業務經營」之整體立法規範目的，亦與目的解釋及法律之安定性無悖。參考法條：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

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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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90號

十四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證人、鑑定人在經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詰問完畢後，審判長得為訊問，以補詰問之不足，另同法第一百六十六條之六第二項亦規定證人、鑑定人經審判長訊問與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詰問後，審判長得續行訊問。訊問證人、鑑定人，乃調查證據之一種，屬審判長之職權，除有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一項之例外情形，其訊問權應由審判長於審判期日行之。至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規定：「參與合議審判之陪席法官，得於告知審判長後，準用第一百六十六條第四項及第一百六十六條之六第二項之規定，訊問證人、鑑定人」，係在審判長之訊問尚不能判明事實，為明瞭案情，形成正確之心證，便於參與評議，賦予陪席法官（行準備程序之受命法官亦為合議審判庭陪席法官之一人）欲補充訊問證人、鑑定人時，應秉此原則，且為統一訴訟之指揮，故規定為得於告知審判長後為之。從而，合議審判庭之陪席法官於審判期日訊問證人、鑑定人，僅具補充性，殊無得由其之訊問，以取代審判長訊問之餘地，此與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原則上不得從事實質之證據調查，乃法庭活動中調查證據程序之重要一環，同其趣旨。本件原審審判筆錄記載：「受命法官經審判長同意訊問證人Ａ女」，全由受命法官行使其審判長職權以訊問Ａ女，所踐行之審判程序即難謂為於法無違。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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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954號

九七

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犯竊盜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一至五均省略）六、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為加重竊盜罪加重條件之一，其立法理由係「參考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項、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三項等有關公共危險罪章之規定，將第一項第六款修正為『在車站、埠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者。』，以求體例一致，且涵蓋的範圍亦較完整。」可知，該條關於「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之解釋，應與刑法公共危險罪章之解釋相同，始符合體例一致之要求。而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三項之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傾覆或破壞現有人所在之供公眾運輸之舟車罪，係以其供公眾運輸之交通工具，於現有人所在之際傾覆或破壞，危害公共安全較大，特設其處罰規定，如其所傾覆或破壞者，僅供特定人運輸之用，要與該條項所定要件不合。計程車固係供人僱用運輸，但僅限於供僱用之人運輸之用，而非「多數不特定人」安全之所繫，顯與該條規定加重事由不符，且對照同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加重強制性交罪所定「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加重其刑之立法例顯然有別。刑法加重竊盜、加重搶奪、加重強盜等各罪，均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原與公共危險無涉，前揭公共危險罪章之規定，旨在保護社會大眾之安全不同。然因在車站、阜頭、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犯罪，對一般社會大眾安全之侵害性較大，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故除原規定在車站、阜頭犯之外，另於修正時增訂「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犯之者」亦應加重處罰。而同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係為保護欠缺意識男女之性自主權，乃規定「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惡性更重大，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仿加重竊盜、加重強盜、加重搶奪罪之例增訂之。但加重強盜罪僅就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等「大眾運輸工具」內犯罪而為規定；加重強制性交罪除利用駕駛供公眾運輸之交通工具（即大眾運輸工具）之機會犯罪外，尚擴及利用駕駛供非多數之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即俗稱小眾運輸工具，例如計程車）之機會犯之者，併予加重處罰。兩者規範目的、範圍各有不同，顯係立法者有意加以區別，審理強盜罪於適用上開條文時，不容恣意擴張及供非多數之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即俗稱小眾運輸工具）。故新修正之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應採與立法理由及前揭未包括非多數不特定人同一之解釋，始符立法原意。參考法條：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三百二十一條

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三百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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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5999號

九八

共同正犯在主觀上須有共同犯罪之意思，在客觀上為共同犯罪行為之實行，始足當之。所謂共同犯罪之意思，係指基於共同犯罪之認識，互相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犯罪目的之意思；共同正犯因有此意思之聯絡，其行為在法律上應作合一的觀察而為責任之共擔。至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蓋刑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雖分別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者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後者為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之差別，間接故意於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無缺，與直接故意並無不同，進而基此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共同正犯間在意思上乃合而為一，形成意思聯絡。參考法條：刑法第十三條、二十八條

刑法第十三條、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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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6000號

九九

法官終究是人，不是神，欲其將過往發生的社會事實，如同錄影倒映般，鉅細靡遺、精確還原，殆無可能，是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八條所謂有罪之判決書，應記載犯罪事實云者，係指經過法律評價，符合法定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而言，要與自然的社會歷史事實不同。從而，法院依憑嚴謹證據法則而認定犯罪之事實，既具備人、事、時、地、物要素，能與其他之事實、範圍相區別者，即為已足。參考法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八條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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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台上字第600號

四

查本件事實係發生於九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前，應適用修正前之舊法，而非修正後之新法；故依修正前民法第八百八十一條規定，上訴人之抵押權仍存於抵押物滅失後另案判決國泰產險公司應給付上訴人二千九百八十五萬元本息之保險金上，業經原審論述甚詳，雖然抵押權人依抵押權物上代位性（或稱代物擔保性）所得行使之該權利，其性質為何，學者見解不同，有擔保物延長說（日本）與法定債權質權說（德、瑞），九十六年修法時，為期明確，已明定係屬權利質權（修正後民法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二項），原判決採用後者，認屬權利質權，尚無涉及適用新法之問題。相關法條：修正前民法第八百八十一條、修正後民法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二項

修正前民法第八百八十一條、修正後民法第八百八十一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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