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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他笑着擦了擦前额的汗水。然后就拉断了被子上的一截线,从被子里边掏出个缝着的布包。打开布包,一块铮光明亮的手表露了出来。我说:我看看,我看看,我还真没看过浪琴表是啥样的。这表多少钱? 他把表拿给我看,说,咳,这表可是块好表,比不了劳力士,比罗马表和梅花表要高一档。这还是一块有特殊意义的表。 有什么特殊意义? 那真是一块很漂亮的表,我拿在手里反复看着,然后递还给他。他接过表,拧了几下发条,秒针蹭蹭蹭地走起来,才说,这件事我可是没跟你说过,我是在大学里搞过对象的,对象是比我低一级的同学。我毕业时她还在上学,我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西北。我们原来商量好的,等她毕业了我们就结婚,她也来甘肃工作。 可是第二年毕业,由于她父亲的反对,她留在上海了。 我们的恋爱关系叉持续了两年,她终归拗不过父亲,决定结束这种关系。最后分手的时候,她送我这块表,作为留念。 我说,这块表不便宜吧? 他说,不知道。人家是大家闺秀,家里是资本家,买一块表不当回事;我家是城市贫民,没见过这种表,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我们正说着话,突然身后有个人说,邹永泉,翻腾啥哩?
我觉得他是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找不到了,就问,你找什么呀?什么宝贝没了? 他的前额上沁出亮光光的一片细碎汗珠来。他说,表。我的表不见了? 我说,表不见了?找找,好好找找。 浪琴,那是块浪琴表呀!被人偷掉了! 偷掉了!你看看锁子坏了没有。 他合上箱盖,检查了一下锁。锁是好的。他又翻过箱子,看看箱底有投有损坏。 他下意识地叫起来:箱子好好的,表怎么不见了! 我说他,不着急,不要着急,慢慢找。只要箱子没坏,说明没人偷。但我又责备他:你也太粗心大意了,手表哪能放在箱子里?木箱子人都能撬开,你一个皮箱,一刀就能划开,哪能放那么贵重的东西!想想,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放在别处啦? 枕头,枕头里有没有? 他摸了摸枕头,把枕套里塞着的一件破棉袄倒在铺上。但就在这时,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翻起被子来,他的手从被子的一条边摸下去。 立刻,他就朝我笑了一下,说:哎呀,吓了我一跳。 我说,怎么,找着了?你呀,把我也吓了一跳。 他笑着说,唉,我忘了。在夹边沟时,我把表放在箱子里,去北大河挖石头时我就装在身上了,到了这儿,又缝在被子里了。 我还以为在箱子里呢!唉,记性也不行了。这是块浪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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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浪琴表的价钱,但为了表示对他的藐视,我说。 多少钱?你问多少钱做啥?你想买吗?一块大罗马多少?——一百二十元!一块浪琴表最少顶五块大罗马,你算算多少钱! 2 他又瞪了我一眼,显然,他对我的话很不满意,他说,你胡球说啥哩,顶五块大罗马?哪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呀,不信你到兰州看看去,到兰州中央广场的玉盛祥眼睛钟表店去看看。那里还有几千上万元的手表。你要是比五百元便宜的价钱买下一块浪琴表,我给你输些啥! 他说,我就不信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你是说我骗人吗?我告诉你吧,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兰州张掖路有文具店,里边卖的水笔一支二百元!那是美国造的,派克!派克笔的墨水都是专用的…… 杨生孝对我的话似信不信的样子。但他一定感觉到我的话语中对他不敬的成分了。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晃了几次,又迎着天窗的亮光看了看表,还给邹永泉。 杨生孝走后,邹永泉收拾一下箱子,躺下了。我也躺下了。 大概是刚才和杨生孝说话太多和过于亢奋的原因吧,我觉得有点累。 躺着,邹永泉说,明天你自己去南寨村吧。 我说,你不去了? 他回答,明天你去,把我那条泡泡纱的床单换了。手表我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我和邹永泉一起扭过脸去,发现农业大队的副大队长杨生孝站在过道里。他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 邹永泉回答,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换点吃的。 杨生孝说,翻出啥宝贝来了? 邹永泉回答没什么,就剩下一个空箱子。 但杨生孝早就看见他手里的手表了,说:你不是还有块表吗。很阔气嘛。 邹永泉说,一块表能干什么?卖,没人要,换吃的又换不了几斤。 杨生孝说,有总比没有好嘛,换些吃的,能顶几天嘛。我看看,我看看你是块啥表。 邹永泉把表递给了杨生孝。杨生孝先是两根指头穿在表带里掂了掂分量,然后又把表凑近地窝子的天窗,借着天窗上透进来的亮光看了看,说:这是块啥表?还好看! 浪琴。 浪琴?还有这名字的表吗?我还没听说过。 我是非常反感这个杨生孝的。两年多快三年了,我们在他的手下劳动,他从来不顾惜我们,总是非常严厉地督促我们劳动。我认为我们饿得皮包骨头,许多人死于非命,他是有责任的。此时听他说不认识这块表,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以轻蔑的口气说,杨队长,甭说你没见过这表,我在兰州长大。在兰州工作,都没见过这种表! 他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瞪了我一眼问,这表能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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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出了刘政德,就再也没动弹,闭着眼睛装睡着了。刘政德可是夹边沟农场的名人。他原是兰州市秦腔剧院的经理。反右运动中定了个右派,原因是他当经理时剧院演过几出禁演的旧戏,(几出)《李翠莲上吊》什么的。可是他到了夹边沟运气好:他参加革命早,抗日时期就搞抗日戏剧,后来到了解放军的文工团,解放后转业到了兰州市秦腔剧团当经理。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几个领导都是戏迷,都看过他这个秦剧团的戏。所以他到了夹边沟,局领导就指示夹边沟,这个人要照顾,于是场领导就叫他在食堂当管理员。他的权力大得很,管几十名炊事员,管两千人的粮油菜。有人进去过他的宿舍兼办公室,看见地下码着上吨重的红糖、几大缸植物油。他可以把某个人叫去当炊事员。 而他看哪个炊事员不顺眼,立即就能叫你下大田劳动去。许多劳教人员都巴结他,想去食堂做炊事员。在夹边沟农场,谁要是进了食堂做饭,那就意味着生命安全无虞。 我很奇怪,高高在上的刘政德怎么会到找们这寒碜龌龊的地窝子来。我一动不动,竖起耳朵。 邹永泉说,刘管理员,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刘政德说,没事,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你,给你拿几小……
我说看什么情况呀?你是盼着增加口粮吗?不可能呀,我们天水老家也饿死人,农民都吃救济粮,也是一天七两。 他说,夹边沟的右派死了这么多,这事中央不知道吗?我想总是有人会向中央汇报的。说不定,有十天半月的,就放我们出去了。 我没再说话,他心里想的,也是我所向往的。我们之所以还能坚持着活着,就是盼着放我们回去的一天。 后来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可能是一小时,也可能是两小时。一个人的说话声惊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见我的头顶站着个人。那人弯着腰看邹永泉,并轻轻地唤着:老邹,老邹,你醒醒,醒来呀。 听清楚那人说的话,我心里惊了一下,我以为自己睡得太久,到早晨了。因为头顶的天窗抹上了一抹亮丽的晚霞,我把它当成是早晨的霞光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夜里睡死过去,早晨人们叫他醒醒,起床打饭,但他却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扭了一下头,看了看那人。我认出他是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食堂的管理员刘政德。 这时邹永泉也醒过来了,迷迷瞪瞪说,谁呀?那人说,我,我是刘政德。邹永泉惊讶地说,哟,是刘……老刘呀。他很快地爬起来穿上棉大衣,依墙坐着,叫刘政德坐在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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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永泉说,是,我是有一块表。 是一块好表,是名牌货? 是名牌。 叫浪琴? 是浪琴。你问这事干什么? 我听说你要拿表换粮食? 是的。是要换粮食。怎么了? 怎么也没怎么,我就是问问你,是不是真的要换粮食? 是真的要换粮食。 你把表换给我吧。 邹永泉的声音闷住了。过一会儿他才说,噢,刘管理员。你今天到这狗窝来找我,就为了这事呀?我说呢,你给我馍馍,原来你并不是来看我的,你是拿馍馍来换表的呀。你把你的馍馍拿走。 邹永泉的身子动了一下,从被子下边摸什么,但刘政德压住了他的手,有点严厉地说:不动,老邹,你不要动! 邹永泉说,拿走吧,你把你的馍馍拿走吧。你知道我的表是名牌表,你拿了几个馍馍来就想换走呀? 刘政德说,嗳暧,老邹,那几个馍馍不是换表的嘛,那馍馍我是给你白吃的。 换表的馍馍,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不要急,你不要急嘛。说实在话哩,不是我要换你的表。 那你是给谁换的? 你问这于啥?你管我给谁换哩?反正不是给我换。你就说你换不换吧? 你不说给谁换的,我就不换! 刘政德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真要问,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是杨队长想换你这块表。他说你有块好表,叫我找你问一下,你换不换?
拿几个什么,刘政德没说,但我听见了索索的细碎响声,是纸张响的声音。我还感觉到有一股轻轻的凉气扑到我的脸上了。我判断这是掀被子或者穿衣裳带动的气体扑在我的脸上了。我稍稍睁了一下眼,发现刘政德坐在铺头上了,他的脸斜对着邹永泉,他把什么东西放在邹永泉怀里了,邹永泉惊讶的口气刘管理员,这……你这是干什么? 不要说,你啥话都不要说,这是一点小意思。刘政德往邹永泉的被子底下塞东西,弓着腰伸着脖子把嘴凑近邹永泉的耳朵又小声说,几个白面馍。 但邹永泉分明是享受不起的口气说,这……这是为什么? 我凭什么收你的…… 刘政德说,不要说,给你,你收下就行了。没啥,这是点小意思。我们不是在一个组劳动过吗,你怎么见外啦! 邹永泉沉默了,任刘政德把报纸包着的几个白面馍塞进被子下面。他沉默了大约半分钟吧,说,刘管理员,你是有什么事吧? 刘政德咳嗽了一声,说,嗯……事情是有点事情,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刘政德又住嘴了。邹永泉说:什么事,你说呀,吞吞吐吐干什么? 刘政德迟迟疑疑支吾着说,老邹,是这么件事——我听人说,你有块手表…… 邹永泉一脸惊讶的表情:你听谁说我有块表? 听谁说的并不重要。你说,你是不是有一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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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把大家的救命粮拿来换我的表,结果是我吃了粮食,他得了表,别的人可能就饿死了。你说,这样的粮食我能换吗?我吃下去于心不安呀!我是损人利己呀,是助纣为虐呀…… 刘政德沉默了,许久他才说,这么说你是不换了? 不换。 换给吧。 不换。 你真不换? 真不换。 好吧。不换就不换吧。你睡吧,我走了。 邹永泉说,把你的馍拿上吧。 刘政德说,不拿了,不拿了,那是我给你的。 刘政德走后,邹永泉一动不动地就那样坐着,直到食堂的炊事员提着饭桶进了地窝子。最近的这次搬房之后,很多人起不了床了,农场领导体恤劳教分子,叫炊事员把饭送到地窝子,减少体力消耗。 吃的仍然是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豌豆是凉性食物,淀粉少,煮的糊糊又稀溜溜的,所以要趁热喝下去;如果放凉了,糊糊就懈了,变成半碗面糊半碗清水。 喝完豆面糊糊,躺倒又睡,但怎么也睡不着,我就捅了邹永泉一下,说,喂,你今天可把刘政德弄得难堪得很! 邹永泉正在嚼刘政德给他的白面馍馍,他停止咀嚼说,他活该。 我说,哎,你也不怕得罪他? 他说,怕他什么?我也不是炊事员,还怕他整我吗? 我说,可你把杨队长得罪了。
邹永泉不出声了。刘政德说:换给吧,把你的表换给他吧。 邹永泉还是不出声,刘政德说: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是觉得换多少粮食话不好说吧? 他是队长,管你的,你有顾虑,是不是?你不要为难,我告诉你。 杨队长说拿十斤豆面馍馍换你的表。你换不换? 邹永泉说,不换。 刘政德怔了一下,说,十斤你都不换吗?你可要知道呀,一块大罗马才换五斤,你的浪琴比大罗马好,人家给你十斤也就不少了,你说是不是? 邹永泉说,我不是嫌少。 那你为啥不换? 我就是不愿意换。 刘政德惊讶的口气说,为啥嘛?你为啥不换嘛?你的肚子不饿吗?皮箱里有粮是不是? 3 我没粮食,我的肚子饿得难受,但这表我不换。 为啥嘛?你说个不换的原因嘛! 为啥?这原因很简单:杨队长一个月供应多少粮食,不也和我们一样吗?一天七两口粮。他吃饱吃不饱?有剩余没剩余? 他拿十斤豆面馍换我的表,这豆面馍从哪里来?我问你,杨队长的家又不在这里,他在食堂吃饭,他哪来的十斤馍馍? 你不要管他的粮食从哪来的嘛。 不管粮食从哪里来?不管不行呀,他的粮食肯定是要从我们吃饭的灶上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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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寨村在兰新公路的北边,紧靠着公路,有几十户人家。南寨村和明水农场之间隔着一片沙包,人叫鸣沙窝,有六七里宽。 南寨村的农民也很穷,有些人家的男子汉逃荒去新疆了,家里就剩妇女老孺。 一路走一路吃沙枣,回到山水沟的地窝子我已经把沙枣吃光了。喝完了晚上的一碗糊糊就又躺下了。躺在被窝里我对邹永泉讲述换粮食的过程。他一边听一边骂:抢劫!这是抢劫。 他就这么可笑,随便一件小事都容易激动和发脾气。我记得刚搬到这间地窝子的那天夜里,有个专门做生意投机倒把的农民拿着个布袋子,里边装着烟卷烧饼之类的东西,闯进我们地窝子来。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有个右派用一支金星笔换了一盒双羊牌劣质香烟。他大声地骂那个农民“抢劫”。那个农民说不换就算了,转身要走,他却又拉住人家要用自己的毛衣换烧饼。 听我讲完去南寨村的事,邹永泉说,刘政德今天又来了。 我说是吗? 他说,他还是要换我的表,说再增加几斤。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换。 他没再说啥? 说了,他说了很多,央求我把表换给杨队长。他还说,他这次找我换表,是杨队长在他房子说话说起来的,我这里有块好表,他就主动提出来替杨队长换我的表。
他说,得罪就得罪吧。过去他也没照顾过我,我也没讨好过他。以后呀,要是上边开恩把咱们放回去,他也不能扣住我:要是长期如此,没有十斤粮食是个死,有十斤粮食也是个死。至于死了以后的事,我就不想他了——是埋掉呢,还是扔在沙滩上叫狼吃掉,都一样呀…… 我没再出声。我们比邻而眠已经七八天了,但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一切对我们都没多大的意义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了。就拿目前来说吧,他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政德拿来的白面馍,并不掰给我一口。而我呢,也不责备他吝啬和自私。我有吃的也是独吞,不给他。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的父母常常寄点炒面粮票什么的,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而他已经衰竭得够呛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认为这要怪他的家人,家人不给他寄炒面和罐头却寄给他一包多维葡萄糖粉,他每天冲一小勺喝。那不就是糖水吗!肚子吃不饱,一缸子糖水能救命吗? 不过他今天对刘政德的态度令我钦佩,他不为了多换点粮食而去损害别人! 转天我独自去了南寨村。我的棉袄裤换了六七个土豆,我还拿着两双袜子,两双袜子换了两把沙枣。闹饥荒的年代,这里的农民把沙枣当粮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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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呀,刘政德找你换表,你就换给他吧。 嗯?你同意换给他。 不是我同意,那是你的表,你拿主意。我是说,他答应给你十斤豆面馍馍,今天又说加几斤。你就跟他说,15斤,给15斤就换给你。不少了,一块表换15斤粮食,真不少了。你知道现在的行情不知道,一块大罗马换不上5 斤炒面了。再说,他还说了。有啥困难找他去,他要是真心帮助你,你可能还能活着走出明水农场…… 妄想!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可以猜测到他白皙却又黄惨惨的消瘦面孔上痛苦的表情,因为他说话的口气虽然缓慢无力,但却用辞很坚决。他说: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包括场领导的讲话——现在是全国性的缺粮食,我们劳改劳教的首当其冲。要想改善,得到明年夏收……咱们一天吃七两豌豆面,无论如何活不到明年夏季…… 那你就该把你的表换吃的…… 换得三五斤,七八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何为。 可你昨天说,说不定十天半月能放我们出去……
他说,既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这表要是换不成,他不好给杨队长交待。我想,他跟我说这些话,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个目的是给杨队长开脱,他们怕我找领导反映呀,大队长拿灶上的粮食给自己换手表!再一个目的就是一旦动员我换成了,他杨队长既得了表,刘政德又讨好了杨队长。我把他们的目的猜透了,就是不换,叫他在杨队长跟前丢脸去。你可没看见呀,刘政德今天低三下四的样子。他一再央求我:看在我的面子上换给他吧,换给杨队长吧。这次你帮我这个忙,以后你有啥困难了你就来找我…… 我就说不换,只要是杨队长换我的表,我就是不换! 当时,我夸了邹永泉两句:好,好,你把刘政德碰回去好,叫他不要以为当个管理员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叫杨队长也明白,虽然我们是阶下囚,但也不巴结他……但是,喝完了晚上的那份汤,又一次沉入黑夜躺在地铺上之后,我又久久地睡不着觉,我又一次捅了捅邹永泉:喂,老邹,你睡着没有? 他从睡眠中醒来,迷迷糊糊问我,嗯,什么事,老杨,是你叫我吗? 我说他哪来那么多瞌睡!不要睡了,我们说会儿话。他问说什么。我说,就说你的表的事情。索索的被褥响的声音,他转过身来了,把脸对着我了,说:表怎么了,你说我的表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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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傍晚,炊事员提着桶走进地窝予以后,我就特别注意炊事员打饭的过程:给我给别人打饭,他都是一舀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轮到邹永泉的时候,他舀T ——5~,但往外走的过程中马勺一倾斜,流出去不少。倒在邹永泉的饭盆里,和我的比比,少了三分之一。我们都是在夹边沟农场小卖部买的儿童洗脸盆当饭碗,大小一样。 邹永泉立时就叫起来:你怎么给我的比别人少? 炊事员说哪里少了,哪里少了! 邹永泉把我的盆端过去和他的盆放一起。炊事员只好说,再给你补一点,再给你补一点。 炊事员又给他舀一点糊糊,但也不如我的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四天,每次开饭炊事员都给他舀的饭少,他几乎每天要和炊事员吵架。于是我又一次劝他把表换给杨队长,我说他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不为所动。我又劝他,那就到南寨村去换吧。 换给农民吧,你总要填补些粮食嘛。他对我苦笑一下:杯水车薪,杯水车薪。 但是有一天下午,他到隔壁的一间地窝子去看一个他的上海老乡回来,很激动地对我说,杨世华,这两天你还去南寨村吗? 我是经常去南寨村的,有时拿自己的物品换粮食,有时有人死了。在管理干部来处理后事之前偷下一个饭盆,一双袜子,一件旧大衣,我都拿到南寨村换粮食。
那是希望,美好的想象。实际不可能。好长时间我都在想,毛主席不知道下边的人胡作非为,不知道我们在农场里受这样的苦,他知道了会解救我们的,可是我又想,毛主席不会不知道我们受的苦,受的罪,他那么聪明决断,甘肃省委能瞒了他? 听着他的分析,我心头一阵阵发凉,我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小心人听见了汇报去。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就按刘政德的话办。把表换给杨队长,你能多得几斤粮食。 不换,他给的粮食再多也不换。他是拿大家的El粮换我的表呀,我可能活下去了,但更多的人死掉了,我不是助纣为虐吗? 我死了人们也要骂我呀,为一己之利损害众人。 没人说你呀!就是有人说你,也可以原谅的,罪责在刘政德,你并投有多大的责任。 他说,古人不是说过吗?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我说,不管你跟谁换都要早点换,越往后粮食越紧张越贵,换的就越少。睡吧。 他说睡吧。 4 其实,不论是邹永泉还是我,都对这件事的后果估计不足。 第二天早晨喝汤的时候,他把饭盆伸到我面前说,你看。 我看到了,他的饭盆里面汤比我的少三分之一。 我说他,你认为是刘政德捣的鬼! 他说,到晚饭看看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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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袄换粮食的事不好办。我在南寨村进了几户人家,有的嫌小。——我的身材瘦小,我穿的衣裳,农村的成年男子要么穿不上,要么穿上了紧绷绷的胳膊不能活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说拿皮袄换粮食,有些人不敢换,他们说,队长早就讲过,不叫他们和明水农场的犯人来往。给犯人衣物和粮食,就是帮助阶级敌人,脚后跟站歪了,是犯罪。 有一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老婆子的儿子儿媳逃荒到新疆去了。 这个老婆子看了我的皮袄,穿在身上试了试,很合身,就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说是换给她。但是说到换多少粮食的问题,她说给我两碗酸菜。西北的酸菜也叫浆水,是大白菜呀元白菜呀芹菜呀煮个半熟倒进缸里,再煮上一锅苞谷面糊糊倒进去,盖上盖儿,使菜发酵。发酵后的菜就不再发霉r ,要吃时舀出来做汤喝。两碗酸菜就想换我的皮袄,那哪行呀,我当然不换。我就是想换点粮食的,但她死活不同意给粮食。她说,给你三碗酸菜,给稠些。我说不换不换,酸菜你留着自己吃吧,三碗酸菜你吃了可能还救你的一条命哩,可是救不了我的命。
哪怕换一把沙枣,我也去。 我说去,明天去。 他说,你找人打听一下,有没有人拿粮食换手表。 我说他:你改变主意了? 他告诉我,在隔壁的地窝子里,人们都在传说,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过夹边沟了,还有人说是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是个女同志。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看来,夹边沟死人的事真的惊动了中央,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要放我们回去了。我要活下去。 听到这讯息我也很高兴。我把自己在天水中学工作时缝制的一件半大皮袄拿出来了,拿到南寨村换粮食。中央已经知道夹边沟的事了,那就是说有希望了,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活着回到天水去。 我的短皮袄做得很好,是直贡呢的面子,水獭皮的领子。里子是九道湾的滩羊皮。滩羊皮是很有名的,是宁夏自治区靠近黄河的河滩上放牧长大的绵羊皮。它皮薄毛厚,既保暖又轻便,九道湾又美观好看。这件皮袄缝好以后,我就没穿过几回,在学校里上班我都舍不得穿。也就是过春节穿几天。定右派后我把它带来夹边沟,放在箱子里根本就没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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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山水沟跟邹永泉讲了情况,他说去,明天我去。我怕他腿软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但他不知哪来的力气连休息都没休息一次,跟我穿越鸣沙窝去了南寨村队长家。这次一进门,队长就给我们一人一块白面饼,然后看表,然后谈价钱。事先我和邹永泉就商量好的,不能一次谈成,要吊他的胃tl,多吃他两块白面饼。所以第一次没谈成。 后来又去了两次,我们两人又吃了村长的四个饼,然后交易谈成了,换了五斤炒面外加三个白面饼。 最后。村长把我的皮袄也留下了,给了我三个白面饼。村长说,皮袄留下就留下吧,我的儿子大了再穿。村长30岁出头,他的儿子8 岁,刚上小学。 我的三个饼,回到明水农场,我一顿就吃完了。许久没吃过饱饭了,三个饼放在口袋里很是诱惑人,吃过了晚饭坐着,掰一块,再掰一块,到睡觉时就吃完了。 我真钦佩邹永泉。他的三个饼和五斤炒面,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只是像冲多维葡萄糖粉一样舀了两小勺炒面,冲成稀汤汤喝了一碗,然后就把白面饼和炒面都放进皮箱里,锁好。我说他,两小勺炒面顶啥用?有吃的就吃呀!他回答:不能多吃,要细水长流。这种状况不知要持续多久,可我再也没什么东西去换吃的了,不细水长流以后怎么办?
走了七八户人家,皮袄也没出手,最后我就进了队长家。说我的这件皮袄想换点粮食。队长也喜欢我的皮袄,但他试着穿了一下,穿进去一条胳膊就再也穿不进另一条胳膊了。嫌小。 他说,你再来的时候给我拿件宽大一些的,也要滩羊皮的。我说我又不是二道贩子,哪里给你找件宽大的滩羊皮皮袄去。这时我突然想起邹永泉托我的事,我就说我有个朋友有一块手表,想换些粮食,你换不换?队长说换,是块什么表,是大罗马吗?我说不是大罗马,是浪琴,比大罗马好得多。队长听说这么一块表要换粮食,很是有兴趣,立即给我拿了个白面饼吃。那白面饼还真白,我已经好久没见过那么白的白面了,跟城市里卖的富强粉一样白。拿在手里掂一掂,有四两重。关于那块表队长问了我很多情况,最后对我说,你回去问一下,他要换多少粮食?你把他叫来行不行,我们当面谈?我说他可能来不了啦,他的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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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了两三天,他的身体突然肿起来了。全身都肿了,像是吹气一样肿了起来。腰肿得像是水缸一样粗,脸肿得眼睛睁不开。叫医生来看,医生了解一下情况,说是吃蜥蜴中毒,给了几个白色的药片片,转身走了。过了一天,他就完全地闭上了眼睛。 埋葬之前,我想给他换一下衣裳,但是因为肿胀,衣裳绷得紧紧的脱不下来。 清理遗物,打开他的皮箱,见他从南寨村换来的炒面还剩下二三斤,还有两块白面饼。白面饼子干得掰都掰不动。 赞同 |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6:42:00 第 13 楼这就好了 杨显惠 1 我作为知青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当农工,有一段时间患了皮肤病,湿疹。 那是1970年冬季,我的小腿上长出一些疹子来,其痒无比。一开始我没在意,一发痒就抠,结果抠破溃烂了。去农场卫生队——我们是兵团建制,农场的医院叫卫生队——看了几次医生,谁知病没治好,反而加重了:溃烂扩展到大腿,化脓,流黄水。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由一名叫尚春荣的医生给我治疗。
以后的口子里,食堂给他打的面糊糊还是比别人少,但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找领导反映。他就是每天冲一碗面糊糊补充一下。这期间他也不再躺着了,我和他一起每天都去挖苦苦菜。 我们要争取活到释放的那一天。怕人偷,他每天外出时把炒面和白面饼装在一个布袋里背在身上,晚上睡觉时才锁在皮箱里,放在脚下边。每天我们都去南寨村的麦田里挖野菜。他还不断地追逐蜥蜴,用铁锨拍打,打死了拿回来烧着吃。 我是很注意饮食卫生的。我挖野菜煮着吃,也捋草籽炒着吃,但我从不吃老鼠、蜥蜴之类的。 有一天,在挖野菜回来的路上,他打了二十多条蜥蜴。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在地窝子外边用蒿蓬点了一堆火,把蜥蜴扔进去烧,一边烧一边吃。我在那儿煮苦苦菜。后来,吃得剩下两个蜥蜴了,他说我,这两个你吃了吧。我说不吃,有毒。他说,没毒,我吃了十几天了,平平安安的,没啥事,你放心吃吧。他还说,他吃第一条蜥蜴之前观察了好久,别人吃了蜥蜴没出什么事,他才吃的。我说我嫌恶心。 结果他把那两只烧得黑乎乎的蜥蜴又嚼着吃了。虽然蜥蜴表面烧黑了,但里边还是没烧透,他咀嚼的时候我听见了咯吱吱的声音。我的心里麻酥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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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人又不愿结婚。——很多知青不安心边疆建设,害怕结了婚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农场了。那位男青年找了一次尚春荣,尚春荣就给他的女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去安西县人民医院做了流产,丑事就掩盖了。 那次我住院三个月,天天和尚大夫见面,聊天。尤其是他值夜班的日子,我经常在医生值班室和他聊天,听他讲故事。他入伍后一直在公安部队服役,见过世面,阅历丰富;他的大脑里装着许多大悲大喜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 下边就是他讲的一个故事。 我对你说过,我是:1956年入伍的义务兵,国家制定新兵役法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在那以前,招的兵都是志愿兵。那年,国家在我们县招了一连新兵。入伍后在兰州的新兵连受训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又把我送到兰卅市七里河区的兰州部队总医院卫生员大队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陕西的三零四五部队当卫生员去了。 我们那个部队是看押犯人的,押着犯人修铁路。我到部队那年,部队就调进甘肃了,改编为内卫七十二团,修宝成铁路,然后又修兰新铁路。 兰新铁路修到柳园,修到省界,犯人就不再参加铁路建设了,由铁路工人去修了,我们那个团就专门看押张掖和酒泉地区的监狱和劳改队。
尚医生三十二三岁,甘肃省通渭县人。他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军医,1956年入伍,先是当卫生员,后来提干当了军医。 他1965年转业,在甘肃省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当医生,后来农建十一师分成农一师和农二师两个师,他调到农一师小宛农场卫生队当医生。 我们卫生队的医生大都是大学生和中专生,还有两个提拔起来的知青。专科出身的医生对我们这些农工总是有点高高居上看不起的样子,而那些知青提拔的医生,农工们又不大信任,认为他们没多少专业知识会庸医害人!我们去卫生队看病,都愿意找尚春荣看病。尚春荣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搞了多年医务工作,治疗常见病很有经验。他还有个优点,就是当过兵,性格活泼,爱交往,对农工热情。他能和知青一起聊天,甚至一起发牢骚。农工们有事去求他,譬如说想开张病假条休息几天,或者想开个转院证,借故到玉门镇或者嘉峪关市去玩几天,他都能让你满意。 他说,玩几天就玩几天去吧,蹲在农场里就像劳改犯一样,蹲傻了。我那个连队有两个青年谈对象,女的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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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卫生队,问季队长,你叫我来做啥?季队长说,接到上级的指示,说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病号很多,死了不少人,叫我们派个医生去那儿协助工作,抢救人命。我考虑你去合适。我吃了一惊,忙说,季队长,我是个二把刀——卫生员嘛,你叫我去抢救人命哪行呀,我会抢救人命吗?你派个有能力的医生去吧。 季队长说,我考虑了,这事你去最合适,你胆子大,不怕死人。再说,那里也不缺医生。那是个右派农场,大医院来的医生、教授多得很。叫你去,是叫你到那里跟人家学习技术去,将来好提干。我想了想,觉得季队长的话有道理:我在团部卫生队当过两三年卫生员,好几次外出执行任务,队长都派我去。原因是那些专科毕业的军医们看见劳改犯或是遇上战斗,心里发怯。有过战斗呀,那一年嘉峪关公社发生反革命暴乱,部队去镇压,枪声一响,和我一起去的两个军医腿都软了,不会走路了,我不仅要抢救伤员,还要照顾他们。 于是我说,好吧,明早我就去。 季队长说,到药房里领上些药,背上些强心剂和葡萄糖,多背些。 我说那我就领药去了。 我已经出了办公室,他又喊,哎,回来,回来,你先不要走。 我走回来。我以为他还有什么事要说,但他却看着墙壁吸烟,像是在思考什么?
我跟你讲过,我在团卫生队当过卫生员,在双塔水库当过卫生员——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连看押犯人修水库。从水库下来之后,团卫生队的队长跟我说,你到一营卫生所干一段时间去吧,你是老卫生员了,要提高一下技术,争取提干。我明白他的意思:在连队当卫生员,只能治个头痛感冒,重病号送营卫生所和团卫生队;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看病的都是医生,轮不着我给人看病。在营部就不同了,营部的卫生所就一两个医生,忙的时候卫生员当医生用,可以锻炼人。我猜对了,到了一营营部,果然就给了我处方权,我可以给病号开处方治病了,不再拿我当卫生员使用了。 一营营部在酒泉东边十公里处的城郊农场。那里有二千劳改犯种地,一营的一个连队当警卫。 我在那儿干了几个月,天已经冷了,那是1960年的11月下旬吧,营长找我说,小尚,你到团部卫生队去一趟。季队长来电话了,叫你到他那儿去一趟,可能要给你派个啥任务。我问营长,执行啥任务?背背包不背?营长说我也不知道啥任务,没说叫你背背包。 执行任务,又不背背包,这到底是个啥任务嘛。我心里疑疑惑惑的,就坐上一辆去酒泉拉货的马车去了团部。 那时候我们的团部在大衙门那儿,就是酒泉邮政街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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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农场你知道吗?噢,你昕人说过?那好,那我就不介绍夹边沟农场的情况了,我只讲我的经历。那时候部队汽车很少,我是步行走去的。我先到部队,把背包放下,就背着药去了夹边沟农场的场部。 我们部队为什么要在夹边沟驻一个连队呢!不是,不是看押右派的。1959年,甘肃省的吃粮就出现困难了,部队的战士一月就供应三十八斤粮食。部队上都是年轻人,三十八斤粮食吃不饱呀。为了解决缺粮问题,团领导抽了一个连在夹边沟开荒,种地。开荒的第一年,我在那儿当过卫生员。那一年,团部机关的干部,包括卫生队的医生和卫生员都下去过,开荒、修渠。 我在那儿当卫生员时指导员上课讲过,平时不要到夹边沟农场乱转,不要叫右派当成部队是看押他们的。我们没那任务。但是指导员又讲,如果农场发生暴动和骚乱,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制止和镇压。连队离着农场的场部几百公尺,但每天晚上派一组游动哨在农场的围墙外边巡逻,逢节假日还要加岗哨。 我原计划见一下农场领导的,可到了办公室门前没遇见人,冷冷清清的,见一间房门口钉着个木牌牌,写着医务所三个字。 我敲敲门走了进去。
良久才转过脸来说:你就到一营二连去住吧。 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可笑。夹边沟农场驻着我们的一个连队——一营二连,我去双塔水库之前,还在那个连当过半年卫生员,我去夹边沟农场当然要住在那儿,这还用你嘱咐吗!我说,季队长,我还以为你叫我住宾馆去哩,可那里哪有宾馆呀! 季队长是陕北人,1938年当的兵,解放后授衔大尉,很快又升为少校。他平常严肃得很,也就我敢跟他开玩笑,因为我胆子大,完成任务好,他喜欢我。 他短促地笑了一下,说,你到了那里,遇到啥特殊情况,一定要给我汇报。记住,你住在二连,可不归二连领导,有啥事向我汇报。 我说,有啥特殊的事? 嗯……他沉吟着说,能有啥特殊的事我知道吗?我是诸葛亮吗,能掐会算吗? 我是提醒你,那里押的都是右派,还有一些大右派,阶级斗争情况复杂,啥事都可能遇到。要真是遇到难办的事了,可不要擅自做主。 我说是。 他说,去吧。把事情办好。这是你独自执行任务,不要出麻烦。 我在去药房的路上心里觉得好笑。季队长向来说话干脆利索,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领好的药,先到城郊农场背上背包,再步行到夹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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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就不问了。我知道,他们不敢说真话,他们就是说真话才犯错误的,才送到这儿来劳教的呀,他们敢说真话吗? 我说,你们领我到号子里看一下去。 那个姓杨的医生领我去号子。我记得往北边走了几十公尺到一百公尺的距离,进了一个大院。大院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房子里像是没有啥人。我问那个姓杨的:这些房子怎么都空着? 2 他说,人都调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去了,走了两三个月了,夹边沟剩下些老弱病残了,都起不来了,都成病号了。 我问有多少病号? 他说三百多吧。 我们进了第一间房子。是一间大房子,有三问房那么大。 正面和左右都是盘的土炕,像马蹄铁的形状。睡了二十多人,还没把炕睡满。 啊呀,那些人睡在炕上的样子,叫人心酸呀。右派,都是些干部呀,应该是体面人嘛,竟然一个个像是叫花子,穿得破破烂烂的。有的人腰里还系着麻绳。可能是冷吧,我就没有看见火炉子嘛,系个绳绳暖和些。大部分人睡着,少数人在炕上坐着,还有个人用一个装饼干的罐头盒子做的炉子在茶缸子里煮什么,烧的是一本书。他就跪在炕上,罐头炉子也放在炕头上。他的身旁还堆着几本书。他手里的那本书撕得剩下几张了。 我问那个人:你煮的啥?
医务所坐着三四个人。看我进去,他们也是不明就里,停止了说话,忽地站了起来。我想,他们是惊了一下,因为我一身军装,还穿着军大衣,我的领章上是个红十字。我问这里是夹边沟农场的医务所吗?他们齐声说是。我问您们医务所的领导哩? 他们说领导到城里劳改分局要药去了。 这时他们还站着,我就说了一声:你们都坐下,站着做啥! 他们坐下了,拘谨地看着我。我说,你们不要紧张,我是酒泉的部队上派来的,给病号治病的。领导说了,你们这里病号多得很,人死得止不住,叫我来协助您们给病人治病,抢救人命。 别的啥事我都不管。你们把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几个人也自我介绍一下。 那几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姓杨,是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临洮县人;有个小个子,兰州市工人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还有个女右派,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在他们面前,我是当然的领导了,他们向我汇报:病人很多,有些病人血糖过低,思想包袱重,精神状态不好,死掉了。 我说,问题这么简单吗?是血糖低的问题吗?血糖低就能死人吗?血糖为什么低,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们都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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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忙说,不要装,你们不要给我装啦。我是来看病的,我不管你们伸冤的事。 你们的信应该叫管教干部寄出去呀。 那些人根本不听,硬是把信装进我的口袋。有的人说,我这是伸冤的信,寄不出去呀,领导要检查哩。 我说,你们给我我也寄不出去呀。我就住在这里,不进城去。 他们还是往我的口袋里塞信,根本不听我的劝阻。于是。我很快就从这间房退出来。就这,我的口袋里装了七八封信。 一下午,我把所有的病号房都走遍了。总共有十来间房,病号三百人。 晚上我回二连吃饭,住宿。第二天,我就和那几名右派医生一起去查房了——巡视病房,或者抢救病号。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闲着的时间:查完房回到医务所,想休息一下,喝点水,但不时有护理员或病号跑来报告,某某人晕过去了,某某人不行啦。我就又跟着他们的医生跑到病房去,打强心针,或者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真是灵得很,已经晕厥过去的人,连气都不出了,往静脉血管推进去四十毫升易渗葡萄糖,过几分钟,那人就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睛后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左顾右盼地看他身旁站着的人。
他回答,干菜叶子。 人们的模样确实吓人呀。有的人瘦得像柴棍棍,眼睛陷得深深的像两个黑洞洞。 腮也陷下去成了两个坑坑。脸上一点儿肉都没有了,脸皮薄得就像直接贴在骨头上的牛皮纸。有的人浮肿,肿得像是大胖子,头肿得像背斗那么大,脸有脸盆那么圆。 由于怕冷,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衬衣,绒衣,棉衣,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皮大衣。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胖得睁不开。 我问了几个人,哪个单位的?从哪里来的?犯的什么错误? 回答的都很简单。我想,他们可能是怕我,看我穿着军装,搞不清楚我的身份。 我叫那个姓杨的医生介绍一下,我是部队上派来的医生,是来给大家看病的。他一介绍,情况大变,把我吓了一跳:七八个人忽地从炕上下来了,围住了我,手里都拿着写好的信,叫我替他们发信。我没接信,我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该怎么处理,再说,季队长说过阶级斗争复杂不要惹麻达的话。那些人看我不接信,就硬往我的大衣口袋里塞。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解放军,拜托你了,求你了,给我把这封信发出去。有的说,我是冤枉的。还有的说,我们受的这苦,中央不知道,你替我把这封信发出去,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会搭救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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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话的口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三天来右派们给我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我不知怎么处置才好,是退还给他们吗?还是给发走? 他静了一会儿,说,给他们发了。但是略一停顿他又说,不要给二连的通讯员,也不要在夹边沟的邮局发,你哪天进城,从邮局发了。 我要放话筒了,他又问一句:还有啥为难的事吗? 我说没有。 不料,第五天还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我已经来夹边沟四天了,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抢救病人,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独自抢救晕厥的病号了。再说,成天泡在病房里,病号们已经熟悉我了,他们不惧怕我这个解放军了,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事情了。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原因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放卫星,他很反感。他在党委会上提意见:你把产量报高了,我们县交公粮、卖统购粮多,留的口粮就少了,社员要饿肚子。结果县委给他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他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这叫拔白旗。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修天兰铁路,他把铁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他说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可是铁路修成之后送他到夹边沟,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第三天早上有一个晕过去的人,我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律衰竭晕厥不醒的状态,都在抢救,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给他打了强心针,推了五十毫升葡萄糖,后来又推了一百毫升,此人还是没活转来。后来,我帮着护理员用被子把他裹起来,用绳子系上,抬到门外边放着。傍晚有专人拉出去掩埋。然后我就回医务所去了。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一条生命由我的手送上黄泉路了,我这个解放军派来的医生无能呀! 回到医务所,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问我出啥事了。我回答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心里不好受。我问他:你们一推葡萄糖,病人就活了,为什么我救不活?杨医生安慰我:不怪你,这不怪你。那个病号是抢救过两次的人,他的渊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他了。我大吃一惊:还有这道理吗?他回答,这是经验!第一次晕厥的人,推四十毫升葡萄糖就活了,第二次晕厥的人就得八十毫升或是二百毫升才能救活,如果第三次再晕厥,你推上五百毫升葡萄糖也是白搭! 这天中午我回二连去吃饭,下午上班晚了一点。我从二连打电话给季队长,打到两点半钟才打通,我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季队长在电话里问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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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答:你们部队在武威驻扎过吧? 我又说:住过,我们团部和卫生队都在武威住过。 他说:在武威,我的姑娘跟了季自生。 我说:是吗?那么说你姓吴? 他说:对,我叫吴成祥。我的姑娘叫吴秀英。 我说:对,对,我们季队长的爱人就叫吴秀英。啊呀呀,这么说你就是季队长的岳父了。 他谦恭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眼前的这个老人是我们季队长的岳父,我心里感慨不已。老人瘦得像个骷髅。他的胡子很长,长得垂在胸前,白花花的。他的头发也全白了,和胡子连在了一起。衣襟上全是吃饭拉拉的汤水的污斑。但从他脸上的神态,他的长长的胡须,我仍然觉得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胡须在进入夹边沟之前,想必是很好看的。我黯然神伤地说:您姑娘和女婿知道你在这里吗? 嗯……老人支吾了一下。 我又问,你没给姑娘写过信吗?。 没写过。 我再问:你为什么不写信呀。你女婿是我们的卫生队长,你写个信,他还不帮助你吗? 老汉不说话。 我停一下说,老人家,你要不要我给您的女婿带个话。 他似乎在思考,过一会儿才说,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要点辣面子。 3 我说:你不要点糖吗? 他们有糖吗?
我在这几天里走遍了场部,熟悉情况。一天,走进磨坊,看见一帮女右派在磨面。有个姑娘正在偷吃生面粉,脸上沾了许多面粉,那样子怪怪的,就像只白老鼠。 我问她哪里人,她说是通渭县人。她认为偷吃面粉叫我看见了,很恐惧,我说她,不要怕,我们是老乡。还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讲师,叫由天,我问她为啥来夹边沟,她说她的工资低,她提意见,领导定她个右派送到夹边沟了。 第五天的早晨,我独自到病房巡视,在第四间病房,一个老汉喊住了我:解放军大夫,问你个话行不行? 这个老人,前两天我就注意到他了:我给别人看病的时候。 他一直是在炕上躺着。他的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投有了。但这天早晨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在炕上倚着被子坐着,大衣披在身上。 我在他面前站住,说,有啥话你说吧。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的脸上显出很谨慎小心翼翼的样子。 打听谁? 我问你,你们部队的编制是不是内卫七十二团? 我说是。咦,你怎么知道我是七十二团?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季自生的人? 我一怔:有啊,是我们团的卫生队长。怎么,你认识他? 他答。认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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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老汉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的姑娘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这事我给你办。我找季队长去。什么划清界限不划清界限,岳父要饿死了,他能不管吗? 这天中午回部队吃饭,我想打电话来的,想在电话里跟季队长谈这件事。可是在连部坐着等上班时间的时候,我又觉得打电话不妥:接线员听见我们的谈话怎么办,传出去怎么办?从我来夹边沟之前季队长跟我谈话的神情来看,他是知道岳父在夹边沟劳教的。既然知道岳父在这儿,又不给予帮助,这说明他的确害怕这件事给他惹出什么麻烦来。 这事我须谨慎处理才是。 .下午临下班,我说明天进一趟城,去卫生队要点药去。那几个右派医生很赞成,因为我带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第三天就用完了。 翌日晨,我步行30公里到了酒泉县。我先到邮局把右派们的信发了,然后去了团部。一进大院,我就遇见了季队长。看见我他有点惊讶,问你怎么来了,遇到啥事了吗?我说是取药来的。他问取什么药?我说葡萄糖,抢救病人最好的药是葡萄糖。 还要啥药?他问。 强心剂。 再啥? 豆面疙瘩。 豆面疙瘩就是康复丸。用豆面羼上红糖和红枣捏成的圆疙瘩,甜甜的很好吃,病号们都愿意要。
有。他有特别供应证。他是校官,少校军衔。 啊,那你就给我要些糖来。 再要些什么? 能要些炒面吗? 能要呀。啊呀,你还客气啥呀,他是你的女婿。你都快饿死了,跟女婿要些吃的有啥不行的。要。我给您要去,要些饼干。 啊,好,好好。解放军,你贵姓? 我说姓尚。我还想和老人说说话的,可这时隔壁房子的一位看护跑进来叫我,说,尚大夫,有个人不行了。我急忙跑去抢救。 抢救完病号,我又到吴老汉那儿去了一趟,坐在炕头上,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在武威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县工商联的主任,解放前是商人,经营毛皮生意。 我问他女儿是怎么嫁给季队长的。他说女儿在兰州上的师范,毕业后在武威一中当老师。 部队和学生搞联欢时,认识了季队长。我又问,你女儿和女婿真不知道你在夹边沟吗?他说,应该知道,我给家里写了信,叫家人给姑娘写信说明我在夹边沟,叫姑娘给我送些吃的。家人来信说写信说了。我说,你姑娘没管你?他没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可能姑娘没收到信吧,也可能家里人哄我——没写信说写信了。我说他们哄你做啥嘛?他说,害怕给姑娘和女婿出难题呗! 我是阶级敌人了,帮助我还了得呀!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同情阶级敌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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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农场的情况,季队长连烟都不吸了,双眼直直地盯着我。我想,应该说他关心的事了。于是,我吸了口烟,又说,对长,你可不要嫌我多嘴,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有一个武威人,是个老汉,有60岁了吧,知道你的名字。他问我认识你不认识,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队的。 你怎么说了? 我说不认识,我们部队没这么个人。队长,你不要嫌我说谎,这事,我怕连累你,没敢跟他说实话。可是,我觉得这事必须告诉你,所以昨天认识了他,今天我就来卫生队,向你汇报。 季队长说,对,你做得对,这事你做得对。他再跟你说什么没有? 没有。 他没说怎么认识我的吗? 没有。 季队长长长地出了口气,身体一仰靠在椅背上,好久没说话,光是吸烟。我呢,也没说什么话,我不知他怎么想的,怕说多了惹出麻烦。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用很神秘的口气问我:小尚,这件事你没跟啥人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好,没跟人说好。这种事呀,知道的人多了不好,这我不说你也明白。
季队长把我领到了药房,对司药说,小尚是给医疗队来拿药的,要多少拿多少。 然后又对我说,领了药,你到我房子来一下。 我想,他可能沉不住气了。 取完了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一进去,他就叫我把门关上,叫我坐下,然后给我让烟。季队长平时抽的飞马烟,可是这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牡丹香烟,抽出一根给我。我接过烟,他又划火柴。不好意思叫他给我点烟,我忙接过火柴盒说,我自己点,我自己点。 我点上烟才吸了一口,他问,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他怔了一下,说,你的医疗水平提高了吗?那些右派医生的水平很高,病号也多。 我说,提高什么呀,病号多是多,可是病情很单纯,就是低血糖。人晕过去了打强心针,往静脉血管推葡萄糖。再啥事都没有。 他说,遇到啥事没有? 有啥事? 譬如说,遇到什么特殊的人没有?像你们通渭县的老乡呀。 熟人呀…… 人嘛,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有个通渭县的丫头,才21岁。叫拔了白旗。不过这人我不认识。还有个人是傅作义的堂兄,叫傅作恭,那里的人说,那是个大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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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上些肉,最好炒成臊子,他每顿能调上些。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 再拿些葡萄糖粉。再给拿几件衣裳。 衣裳不要拿。那里死的人多,死人的衣裳没人穿,衣裳不缺,就缺吃的。对了,有毛袜子拿上一双。我看老汉没袜子穿。 用包脚布当袜子。 最后季队长说,现在你回家去。明早走的时候到我家来一趟。 4 从卫生队出来,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到1959年,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挣工资了——一月四卜多元,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有些人就结婚了。我找了个酒泉姑娘结婚,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晨,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盐,辣椒面儿,十几斤炒面和三四斤饼干,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捆好,我背好之后,季队长说,小尚呀,你就辛苦一下吧,本想给你找个车,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用不着找车,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但临走,我又问了一句:吴老师哩?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吴秀英在酒泉中学当老师。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她上班去了。
可是这事呀……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上级叫我们派人到夹边沟去,我为什么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可靠,办事我放心,你也机灵。我害怕别的医生去了,遇到这事处理不好。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打听我的人就是吴秀英的父亲——我的岳父呀。 是吗?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是,就是。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了,说他父亲在夹边沟。 这事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我说,队长,你放心,这我明白。我不会对人说的。 他又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他没说他那里缺什么?没说要什么? 没要啥。我没说认识你,他能要吗? 你觉得他缺啥?他就是没要也得帮助一下他呀。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叫我们帮助一下老汉。我害怕粘上说不清,没管。现在得管一下啦,不要叫老汉饿死。 我心里一阵轻松。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我脱口而出,说,缺盐,缺辣面子。 缺烟,老汉不吸烟的呀。 不是烟,是盐,吃的咸盐。他们一天两顿饭,就是喝些豆面糊糊,害怕吃盐会浮肿,伙房不放盐,难喝得很。给他带些盐,辣椒面,调调味道。 再给带些啥吧?——带上些炒面,你说好不好? 好,带些炒面,多带些。有饼干了拿上几斤,最好。 饼干有,饼干有。要不要再给拿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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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渭的姑娘。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酒泉,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他交待这事,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讲完之后,我等待着他的发作,我想我该倒霉了,不要说提干,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谁知他却很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夹边沟,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这时夹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那个通渭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夹边沟的,汽车开动时,那姑娘看见了我,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 那不是我的事了,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夹边沟。 尚大夫结束了他的夹边沟故事,开始吸烟。我静了好一会儿,问尚大夫:你什么时候提干的? 他回答,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的农建十一师?
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第一,我去她家的时候才七点半钟呀,天还不大亮;第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他走进里屋去。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在病房里就厉声训起那几个医生: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这个病号要看好,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人死了,训他们有什么用!但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对不起吴老汉呀……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挖了个深些的坑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些了,才对我说,我去酒泉的一天,老汉就晕厥了两次,都救活了。这是第三次晕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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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像是篦子一样,警卫战士们把田野篦来篦去篦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就撤除了警戒四方追捕还是没有结果。这次是武汉市公安局拘捕了两个入室盗窃者,经审讯是从王家坪农场逃跑的犯人。武汉市公安局将此事通知了甘肃省劳改局,劳改局打电话叫王家坪农场立即去武汉接犯人。 接到电话的当天上午,科长就带着我和张祥出发了。科长叫李天庆,已经58岁了,过一两年就要退休,借着这次出差的机会回老家看看。他的老家就是武汉。张祥是老干事了。三十五六岁。农场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兰州火车站,我们上了从兰州去武汉的直达列车。 因为走的急,也因为农场经费困难,我们买的是硬座票。看起来,科长和张祥已经习惯这种外出的差事了,火车一开,他们就都倚着椅背歪着头和身体打盹。我真是不习惯这种枯燥的差事:没人打扑克,也没人聊天,睡觉吧,歪着身体挺难受的,根本无法入睡。再说,车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空气龌龊难闻,令人窒息。
1965年,我们季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 正好那年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要医生。 农建十一师组建于1964年。 赞同 |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6:45:00 第 14 楼在列车上 杨显惠 1 1990年夏季,我从省警校毕业即被分配到地处白银市的王家坪农场工作,在教育科当干事。王家坪农场的正式名称是银城监狱,就因它在白银市境内的原因。王家坪农场劳改的都是判了十五年刑期以下的刑事犯。上班不久,那是年底前,我就执行了一次公务。奉命去武汉押解犯人。还在我去王家坪农场之前,那儿逃跑了两名犯人。听老同志讲,那两名犯人逃跑得特别蹊跷:几十名犯人被带到农田里劳动,在警卫的看押下干活,傍晚收工时少了两个人。警卫战士坚决不承认从他们眼皮底下跑了人,因为那是一片出苗不久的玉米地,犯人们在锄草,每个人影警卫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逃走。经过分析,农场管教干部和警卫人员共同认为犯人是藏起来了,藏在沟坎或是草丛里了。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不便于搜索,警卫部队便把田野封锁起来,准备明天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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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分鸡蛋,他总是要找个秤来称一称,看够不够分量;若差了一两二两的,都要跑到后勤部门去要回个鸡蛋来。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请示一件事情,恰好遇上他和老伴吵嘴。我听了听,原来是儿子要结婚了,女方家里要一笔钱,儿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他出一万元。他同意出这笔钱,但却要儿子写借条,将来必须归还。 老伴儿生他的气,说他财迷转向,对儿子无情无义。他说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应该自己奋斗,自食其力,不应依靠老子。老伴儿说,他不靠老子靠谁去?你说,谁家的孩子不是靠老子?他说,你看人家外国,儿子一长大就独立生活,不靠父母。 老伴儿反唇相讥:你跟外国人比什么,你是外国人吗?中国和外国国情不同,不能和外国比。他说,不和外国比就不和外国比,那就和我比吧。我16岁离家后就再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我还把他们养大了,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女人说时代不同了。你不能拿现在和过去比。你过去过的啥日子,你要儿子过你那样的可怜日子吗?
时间真是难捱,到黄昏吃过盒饭,我就忍不住了,向科长建议买一张卧铺票,三个人轮换着睡睡觉。科长不同意我的建议,说买了卧铺票回单位无法报销。我说,咱不要公家报销,咱三人凑点钱买张卧铺票,换着睡觉不行吗?科长更不同意了,说,出差给公家办事,为什么要自己掏钱呢!你坚持坚持不行吗?我老头子了,能坚持,你个小伙子这点苦就受不了?我明白,不是能否坚持的问题,他是舍不得掏钱。于是,我改口说,科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不要你和老张掏钱,就我自己掏钱,买了票咱们三人轮流休息,回去后我也不要求报销。他不说话了。不说话就是默许,我又说了声我去买票啦,他还不出声,我就去补票了。我们科长的小气在单位是出了名的。我是在警校学会吸烟的,到监狱上班的第一天,我吸烟的时候递烟给他,他不要。 我以为他是不吸烟的,但过了不一会儿,他就从口袋里摸出烟卷吸了起来。这样的事遇到了两三次,我以为他嫌我的烟不好,但仔细观察,他吸的烟更是差劲。 我觉得蹊跷,问同事们,同事们告诉我他就是那种人,从不吸别人的烟,自己吸烟时也不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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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车尾我们坐的车厢,面对着科长和老张询问的眼光,我沮丧地说,没买上卧铺,列车长说没铺了。张祥说,不可能呀,这么长的一列火车,一张卧铺都没有了?我回答,车长说没了,都卖光了。他说,不会的,车长手头总是有几张卧铺票的,不会都卖光的,人家是留着照顾领导或者熟人的,不卖给你。白跑了一趟,我心中本来就不痛快,听了张祥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没本事,便反唇相讥:我是没本事,你行你去买呀。张祥遭我抢白,也有点不高兴,说,我说你没本事了吗?我是说车长手里有票,可人家不卖,谁也没办法。我又说,你怎么知道他有票不卖?张祥说,我当然知道,以前坐火车,我遇到过一个列车长。他对我讲过,每趟列车的列车员车厢里都有十几个硬座和卧铺席是空着的,这些座位和铺位,是列车长掌握的,火车站无权出售。 我和张祥戗戗有没有卧铺的事,科长听着听着说话了:别争了!你们俩的意思不就是要卧铺吗? 对呀!我回答。 真想坐吗? 那还有假吗? 你把钱给我吧。 干什么? 我去试试看。 你有办法? 咳,这谁能保证。去试试看呗,买来就买来,买不来就买不来,买来了不是更好吗?拿钱来。 科长,你真去呀?
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走到列车中央的列车长工作席,我就出了很多汗。车长席旁没什么人,车长正低着头数钱。我叫了声车长,然后说,请帮忙给我解决一张卧铺票。车长没有抬头就说,没有卧铺啦。我想利用一下警察的身份,便提高嗓门说,唉呀,那怎么办,我们是外出执行公务,路途远,能不能照顾一下? 我的话产生了效力,他抬起头来了,看我。于是,我看清楚了,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列车长,圆圆胖胖的脸,大盖帽的下边,双鬓已经花白。他的长相显出朴实敦厚的样子。我便又接着说,我是去武汉押解犯人的,我们有一位老同志也像您这年纪了,身体不好,请您照顾一下。您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一边说,一边把工作证递过去,但是,他只是瞥了工作证一眼就低下头去了,说,告诉你了,没有卧铺。我无计可施了,央求他:帮个忙吧…… 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抬了,也不说话,干脆不理会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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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本同意张祥的话,我们的科长是有点怪,比如他的吝啬,比如他的思想方式。记得上班的第一天,他在介绍工作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对犯人要像亲人一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爱心去感化他们,教育他们,但是一转身,房子没人的时候,他又以严厉的口气说:犯人都是兽性未泯的东西,心狠手毒,和他们打交道,可是要小心谨慎,保持警惕,保持距离。我对他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那也是刚上班不久的一天,教育科进来一位老人。那人刚进屋,他就很亲热的叫了一声苏政委,并且对我介绍,这是退休了的原监狱政委,是他的老上级。他那恭敬有加的神情令我很是感动。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苏政委提出要一个篮球,拿回去给孙子玩。他立即就绷起面孔说,苏政委,你孙子要玩篮球,你自己花钱买一个也买不起吗,为什么要公家的?我可以给你一个篮球,教育科有一大堆篮球,少一个两个无所谓,但是,这篮球是给犯人活动用的,我给了你,犯人是要指着脊梁骂我的,也要骂你的,说共产党的干部这么点小便宜都要占。他几句话说得苏政委羞惭惭的走了出去。我当时想,他这人太不近人情了,那么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找你要个篮球,你不给也罢,说那么难听的话干什么?搞得老头太难受了。
我已经白跑了一趟,怕他去了也是劳而无功,但这时张祥推了我一把:掏钱吧,你快掏钱吧。科长说去,你还罗嗦什么,舍不得钱啦? 我拿钱给科长。等他走了,我说张祥:谁舍不得钱啦?我是怕老头子自跑一趟,无功而返。 张祥说,不会的。他自已要去的,准是有办法呗。 什么办法?他认识车长? 谁知道呢。他这人呀,你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好多事情,咱认为办不成的,他去了还就办成了。我和他出差多次,遇到补票的事,住旅馆的事,都是他去,十有八九能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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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行,那不行。你先去睡吧,我和老张值班。再说,这钱也不能叫你花,是我要买卧铺的。我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潮湿的钞票。我真是没有想到,平日里抠抠搜搜的老科长今日这样大方。 但是,他推开我的手说,我要你的钱干什么,我根本就没花钱。 2 我哪里信他的话,说,你开什么玩笑,科长,不花钱叫你睡卧铺,车长那么好心?他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 他瞪眼了,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是遇到熟人了——列车长是我的老朋友,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我还是不相信:科长,你是没买到卧铺呢,还是不想叫我掏钱?三十多年没见过的朋友,今天遇上了,是列车长,一1 你自坐卧铺,天下有这么巧的事? 啊,是这么巧,你不相信呀?不相信就算了。张祥,去,你先去睡觉。小林子不信,就叫他坐着。 我不能不相信了,我说,哎呀,天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科长,你们是什么朋友,是老战友,还是莫逆?你们的关系够铁的! 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 那……那是什么关系?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给你这么大面子——不花钱坐卧铺!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吧。你不是困了吗,你去睡觉就是了,你管什么关系干什么!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而且文化水平也不低,工作能力也很强——他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我们银城监狱志的撰稿人——可是他的警衔才是个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是科长。我们的监狱长比他整整小20岁,也已经是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比他高出两级! 还不是党员!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科长回来了。不等他坐下,我就问买到票了吗。他把捏在手中的钱递给我。 你也没买来呀?我说。 他扬了一下手,意思是叫我把钱装起来。我把钱装回口袋的时候,觉得钱是湿的,便说,科长,你是替我省钱呀?你看,你把钱都捏出水来了。 我的话一语双关,既说了他没本事,又讽刺他小气。当然,说了这话我也有点后悔,因为平日里谁要是说他小气,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跟人家吵架,瞪眼睛。 不过,这天他倒是没生气,还朝我笑了一下。他坐定之后说,你们谁累了,就先去睡觉吧。到列车员车厢去,就是最前边的那节车厢,一进门的第一个格子,下铺。 我一惊:科长,你买到卧铺啦? 他说,去吧,你闹得最欢,先去睡吧。 我真的吃惊了:真的,科长,买到啦? 他说,咳,你怎么这么罗嗦,叫你去你就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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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张铺轮着睡一下就行,不能给你找麻烦。真的我这回儿不想睡。说着话他就往后车厢走去。列车长和我只好跟在后边。 到了硬座车厢,列车长-1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然后就领着张祥去列车员车厢了。我和科长在硬座上坐下来。 我早就闻到科长身上的酒气了,车长和张祥走后我问,科长,今天开戒了?我知道科长是不喝酒的。科长笑了一下说,喝了点儿。我说,喝了点儿?到底多点儿? 他说,一瓶。我吓了一跳,说,你们俩喝了一瓶?他胆子也够大的,作为列车长,在车上还敢喝酒?科长说,一开始他不喝,说工作不允许,可是,他看我也不喝,就说我喝点儿他也喝点儿。结果,我们把一瓶古井贡喝光啦。 我挪了挪位置,让出一块地方叫科长斜一会儿。我想,老头子了,喝了酒,一定是要睡觉的。他却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反复地说,30年啦,我们30年没见面啦。
我当然不好意思先去睡,这里边就我年轻。我和张祥都叫他先去睡。他不去睡,他说,我可是不能睡。我那位朋友说了,这阵儿他当班,等下了班要来找我,我们要聚一聚。 最后还是我先去睡觉。我走到列车员车厢,找到那张铺,果然是空着的,我躺倒就睡了。 我是被人推醒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李科长站在铺前。他弯着腰把脸凑近我,小声地说,起来。我迷迷瞪瞪坐起,看看窗外一片黑暗,车厢里也是只亮着暗淡的脚灯。我问他几点了,他说是凌晨两点。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哟,睡了这么长时间?你睡吧,你睡吧;我到后边去。他身后站着个人,这时也说,老李,你睡吧。可是科长说,不睡不睡,这阵儿我不瞌睡,叫张祥来睡吧。然后他指着那人对我说,来,小林,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朋友魏长海,这趟车的列车长。我们剐刚聚了一下,说说话。我和列车长握了握手,说,认识,我们白天就见过面了。 和白天比较,车长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白天不认识。然后又说,老李,你就放心睡吧,你的两个朋友我来安排就是了:车到西安就有铺了,我给他们一人安排一个铺。但科长不同意,说,不用,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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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7年10月在王家坪农场被定为右派的。原先,我在省公安厅工作,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是苏振起把我要到王家坪的。苏振起你认识吧,就是有一次到教育科来给他孙子要篮球的那个老头。他离休前是咱们监狱的政委。要说他的历史可是老资格了,三七年参军的老红军,五十年代初在陇东一个县当过公安局长,因为犯错误免了职。他对我说过,是因为公安局看押犯人的警察有天夜里喝醉了酒,犯人跑光了,他因渎职罪被免去局长职务,在公安厅当个生活管理员。1957年初领导又起用他,叫他到王家坪农场当场长;他要我去给他当秘书。我家庭出身不好,经过内部肃反之后领导不信任了。不叫我当侦察员了,调到公安厅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干事。那时候我的思想正处于低落时期,有精神压力,他叫我跟他去王家坪,我就去了。 他是个大老粗,不识字。
过一会儿又说,小林子,你不知道呀,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我看出来了,他这会儿很兴奋,一丝儿睡意都没有,就跟他说话:你们在一起工作过,老同事。他摇了摇头:不对,不对。我又说你们是同学?他说,不对,更不对了。你听不出口音来吗,他是西北人,我是南方人?我告诉你吧,你猜是猜不着的。我们是夹边沟出来的,生死之交。 我惊了一下。夹边沟我是听说过的,那是酒泉县北边的一处地方,五十年代末期,数千名右派曾在那儿劳动改造;我也听人说李科长当过右派,但不知道他曾在夹边沟待过。我问他,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俩关系好? 他回答,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我奇怪了:也就是说,关系一般? 他说,不一般。 我糊涂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谈不上好,谈不上坏,可又不一般,这不是矛盾吗? 他又说:不矛盾,一点儿也不矛盾。小林,我看这么办吧,你已经睡过觉了,我呢也不想睡,我就对你讲讲我和魏长海的事吧。 我答道:好的,反正我也不困,你讲到天亮我也陪得住。 于是,在去往武汉的列车上,深更半夜的,李科长跟我讲了下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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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农场的汽车把我送到了兰州火车站,就像今天送我们出差一样,就是时间比今天早一些,因为去酒泉的火车十点多钟发车。苏振起派了个人送我到火车站,给我买了火车票,送我上了火车,他就跟车回去了。我自己坐火车西行。 第二天上午到酒泉火车站,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到县城。我扛着行李去了酒泉劳改分局,放下行李,叫他们有车时带过去,我步行去了夹边沟农场。 在夹边沟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大约七八个月,到了秋季又调到新添墩。新添墩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场。 我就是在那儿见到魏长海的,就是这个列车长。 我的印象是夹边沟农场有三千多右派。夹边沟场部有两千多人,新添墩一千左右。新添墩共有七个队。一个是副业队,管养猪、放羊、种菜、喂牲口赶马车。这个队的人数是一百出点儿头。另外六个队是农业队和基建队,这六个队的人数都是一百多人。我在基建队。基建队的活最苦了!在农业队劳动还可以重活轻活有个调换,粮食成熟时偷把麦子或是谷穗吃,基建队始终干的是重活累活,糜子呀谷子呀一把也搞不到。你看我都干过些什么活:盖房子,开荒,挖渠,筛沙子,在山里挖矿石背矿石。
我就不讲反右派的过程了。关于反右派的书出了不少,想必你也读过,打右派的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只是讲定为右派之后去夹边沟劳动改造的事。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3 月22日。苏政委打发老婆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顿饭,给我送行。他说他问过省劳改局了,叫我自己到夹边沟农场去报道,劳动教养。我当时说了一句:你不派人押送我吗?不怕我跑了?他说,啥,你跑?你跑到哪里去?我又说,中国这么大。我哪里不能跑?他哼了一声:哼,除非跑到美国去,别的地方,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我也把你抓回来。咳,我就是那么说一下,我根本就没想跑。我是公安出身,还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吗?小林,这你可是不了解:五十年代的人,阶级斗争的觉悟高,警惕性高,犯人跑到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人查问你是干什么的,发现你形迹可疑就报告。再说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是阶级敌人,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判了个劳动教养,我还想通过劳动教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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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流经酒泉北缘,所以人称北大河。它从夹边沟和新添墩南边四五公里处流过,孕育出大片的水草地。十几个人挖了半年,挖下的草筏子都堆在沼泽地上。到了冬季由新添墩的劳教犯背回来堆在田野上。来年当肥料。背草筏子一个来回七八公里,领导规定一天背六趟。超额完成任务者受表扬,完不成定额者扣晚饭。一开始大家都挑晒干了的草筏子背,后来于的背完了,只好背湿的。湿草筏子很沉,路又远,肚子又饿,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傅作恭就背过草筏子,有一天倒在路上了。傅作恭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傅作义的胞弟。傅作恭原来是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据一位和他在一间房子住过的右派讲,傅作恭在兰州读的中学,后来去金陵大学读农林系,毕业后在兰州雁滩摘了个农业实验站。他和他哥哥傅作义不同,没有从政。而是走了一条专家学者的道路,科技救国。他在解放后当了省农林厅的工程师。1958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记得在新添墩最初看见他,他还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 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挖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
我还背过草筏子。夹边沟农场在酒泉县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离县城约三十多公里。它的西边是一道沙梁,其余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沿着沙梁北麓往西走七八公里就是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几十间土房,建在一片贫瘠的草滩上。草滩上长一些骆驼草,芨芨草。 我和魏长海不是一个队,刚去时根本不认识,后来一个偶然的原因认识了他。 那是1959年的冬季,我们从酒泉县东边的沼泽地往新添墩背草筏子。我刚才说了,新添墩土地非常贫瘠,是沙土地,盐碱地。我们去的头一年和第二年就种了小麦,但连续两年没有多少收成。为了改造土地,1959年夏天,副业队的积肥组就被派到北大河边的沼泽地去挖草筏子,积肥。北大河就是发源于祁连山脉的托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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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他的身旁还站着两三个人。他们不是集体休息,如果是集体休息,大家都会坐在地上的。我走过去问了一声,出什么事了。有人对我说,傅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来了,朝我们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啦!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赵队长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你怎么啦?傅作恭不回答,闭着眼坐着。赵队长吼了一声:说呀,怎么啦,为什么坐着不动?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 我听人说过,这个傅作恭平常对管教干部是不大尊敬的,他要是累了,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一点也不爱惜!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给我的印象是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了瘦条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拴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多公里,早晨五点多钟出发,傍晚五六点钟方能完成任务。这是指身体强健的人,至于那些体弱无力者,则要背到夜里十点钟十二点钟。你要知道,这是冬季,河西走廊严寒的冬季,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啸的寒风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像潮水泼在你的身上,像刀子割你的脸。不要说干活,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或是十六小时,你试一试,看你能坚持几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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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说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猪圈旁边的: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猪圈旁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了。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便不攻自破了。 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那件事令我从心底里痛恨魏长海。 右派们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有些人特别积极,开批判会发言积极,批判起别人来声色俱厉,无限上纲;有的人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马上就向领导汇报。这些人的心理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就是想表现自己,想早点摘去右派帽子,但是,像魏长海这样的人,我从心里不能原谅:他对同类太残忍了!他确实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背草筏子没几天,他被调到食堂当炊事员去了。不再挨饿了。 据我的了解,魏长海是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中专毕业生。他比我还小三岁,那年二十三四岁。 我和魏长海真正熟识起来,是七八个月以后的事情。1960年9 月,省上决定在高台县成立一个名叫明水农场的大型农场。
就坐下休息。不管你管教干部怎么说,哪怕威胁要把他送到监狱去,他也不动弹。管教干部曾经多次组织人开他的批斗会,他也不当回事。这天的情况就是这样,赵队长大声训斥他: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的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工程师。赵队长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来了。赵队长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魏长海,你给我把他拉起来。这时候,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还是不走,赵队长把傅作恭背斗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他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他还就真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挣扎着跟他走。 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在一起的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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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们迁徙明水前的两个月,魏长海偷食堂的馒头换烟卷,被领导发现,一气之下又把他调回基建队劳动。事有凑巧,由于在夹边沟农场时候人员死去了很多,到了明水,队与队组与组进行合并,我和他竟然编在了同一个队的同一个组。 新添墩的右派来到明水农场后住在西边的一道山水沟里。 这道沟比场部所在的东沟深,由南往北越往北越深。有六七公尺深。我们组十几个人住在最北边的一个最大的窑洞里。河西走廊的地层是沉积状的,一层粘土一层沙,又一层粘土一层沙。 我门的窑洞掏在比沟底高出七八十公分的一层沙土上。脚下和头顶都是坚硬的粘土层,两层粘土之间约有一公尺四五十公分的空间,人可以站着,但需弯腰。
这个农场计划在东起新华镇西到骆驼城的荒原上开垦50万亩土地,建成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劳教农场。所需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所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抽调。这些农场包括饮马三场、十工农场、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下河清农场、高台农场、夹边沟农场,等等。夹边沟农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原本就不适宜农业生产,这次就一锅端了:除去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些病号和蔬菜队留在夹边沟之外,其他人员全部迁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乡。这次迁移对于夹边沟的右派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破船偏遇顶头风。在夹边沟的长期的繁重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垮了,也饿垮了。刚到夹边沟的时候我们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到后半年就降为30斤,转年又减到26斤。迁到明水后减少到每天七两(旧秤。一斤为十六两。)。 还没有房子住。由于是仓促上马建农场,任何建筑材料都没有,右派们到了明水农场之后,只是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处的两道山水沟里挖了些地窝子和窑洞居住。 地窝子顶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椽子,所以只缮了些树枝、灰蓬、芨芨草,不能上房泥。睡在里边可以看见星星。不论是窑洞还是地窝子,都没有炉子,没有煤,而到了十月下旬,河西走廊的严冬就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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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给一个名叫晁崇文的右派掏粪蛋儿。先掏出来的是比羊粪蛋蛋大比骆驼粪蛋蛋小的草蛋蛋——骆驼粪蛋蛋你没见过吧?骆驼身材很大,但排泄的粪蛋蛋却比驴粪蛋小,比鹌鹑蛋大一点——可后来扑哧一下稀粪喷出来了,我猝不及防,一下子喷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气得骂了起来:你这松…… 人的肠胃和牛羊不同,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营养的功能很差,到了十一月的严寒季节,死亡进一步加剧。所有的人都浮肿了,虚弱者迅速走向死亡,较为健康者急遽的虚弱下去。有些人连到草滩上捋草籽的力量都没有了。 我和魏长海是属于“健康者”之列的。对于魏长海,我是不屑于与他为伍的。
夹边沟的右派到了明水以后,仅仅劳动了半个多月,垦荒工作就停止了。作为最下层的一个劳教犯,我不知道停止垦荒是否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当时进入了困难时期,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也可能是因为仓促上马,条件不成熟,上级撤销了这个项目。我只是知道从安西县的十工农场调来了仅仅几十个右派住在相距明水农场的山水沟十五公里处的高台农场,再就是夹边沟过来的一千几百人。原定从其他农场调人的计划没再执行。先头到达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开始大批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度虚弱,形势非常严峻,场领导不得已才停止了右派们的劳动。停止劳动以后,右派们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之后,就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捱延时日,或者跑到草滩上去挖野菜、捋草籽聊以充饥。他们当中身体比较强健的人去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有些人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吃。 天冷之后就挖不到野菜了,只能把干树叶和草籽煮熟了吃。 草籽吃了胀肚,便秘又来折磨人。人们经常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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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魏长海还是那样精神,脸上没有一点浮肿的迹象,虽然消瘦,肉却是瓷实的,还泛着淡淡的亮光。我还发现,他外出很勤,说是去捋草籽,却极少带回过一把草籽或者树叶之类的东西。有两个其他组的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常来找他。 那两个人也都没有浮肿,行动如正常人一样灵敏快捷。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总是显出鬼鬼祟祟的样子。 据我所知,那两个人是兰州铁路局送来劳动教养的列车员,身份是坏分子。在夹边沟农场劳教分子,除了右派,还有一部分坏分子。他们是兰州市的省市机关大专院校和省级企业的职工,在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但不戴右派帽子,而是冠以坏分子之名,和本单位的右派一起送到右派农场劳动教养。
我嫌他积极,积极得没有了人性,失去了同情心。但这个人很聪明,脑子灵,会挖鼠穴,迫于饥饿,我丢弃前嫌与他合作去挖鼠穴。我们住的山水沟两旁的荒原上,有几片明水公社的农民开垦的撞田(河西走廊地区降水量小,农田都是水浇地。为了增加收获。农民在无灌溉系统的荒滩上开垦土地耕耘播种,遇到雨水多的年份,便有一定的收获,若雨水少,便颗粒无收。耕种此种田地有着撞大运的意味。人称撞田。),撞田左近的鼠穴里地鼠在它们的粮仓里储备了过冬的粮食和草籽。挖到一个鼠穴,就可以收获七八斤或者十多斤谷穗和草籽。后来,我和那两个人因为浮肿和虚弱实在无力挖鼠仓了,相继退出了挖鼠仓的组合,而去捋草籽扫草叶了。魏长海一个人身单力薄,也挖不了鼠仓。每找到一个鼠穴,必须一口气挖到它的粮仓;若是当天挖不到粮仓,隔夜再去挖,地鼠就把粮食转移殆尽。他便也到草滩上捋草籽了。 到了11月中旬,我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了,不光是两腿浮肿,脸也肿了起来,外出捋草籽已经不敢走远了。我们窑洞的人也都浮肿了,有的死去了,有的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于死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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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我的反映,他说他调查调查。过了一天,他就到窑洞来找我,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于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这里来看什么?司机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 我知道掩埋死者的程序:所有的尸体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儿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是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 赞同 |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6:46:00 第 15 楼4
11月末的一天,我顺着山水沟往北走,到沟口的湿地上去挖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状植物,长得筷子粗细,一柞长短,细的如香火头粗细;煮着吃很面,有一股淡淡的甜味,生嚼辣嘴。那天我走远了一点,快走到沟口了,突然看见魏长海和那两个坏分子在一个土坎下边煮什么吃的东西。其他人都是捕到什么东西,拿回窑洞去,在窑洞里用土块架起洗脸盆煮着吃,他们却要在沟里煮着吃!我向他们喊了一声:你们搞到什么好东西啦,偷着吃!喊过之后,我朝他们走过去,想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可是我还没有走到,他们就端起被烟熏黑了的洗脸盆走远了。 他们行色匆匆,神情紧张。 为什么怕我看见呢?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我的好奇和疑心,傍晚回到窑洞之后我就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报告了队长司机才。 司机才是原省建工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延安边区政府当过科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定为右派,五八年到夹边沟劳动教养,被管教科当“拐棍”(在监狱和劳教农场。管理部门利用犯人和劳教分子管理犯人和劳教分子,此“以工代干”者被称为拐棍。)使用,任命为一个队的队长。他虽然是个“拐棍”,但却不坑害同类,遇到不平的事还为右派们说话,和管教干部据理力争,所以在右派们当中口碑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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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机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旁边的沙子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是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昨天向司机才反映情况,也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根本也没想到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扯的吧?司机才问。我说,不像狗扯的,狗扯的创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机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机才又说,看看,你再看看胸膛里边。我不敢看了,也不想再看,往后退了两步。司机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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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我说,总得想个办法吧,得制止这种行为! 司机才说,我查清了情况汇报赵队长,叫他处理去,你说好不好? 我说好。 事情后来的经过是这样的:司机才分头找了那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带吓,他们便承认了。他便报告了赵队长。过了一天,下午,我们在窑洞里坐着,赵队长和食堂的两位炊事员闯进来了。我们的窑洞很低,大概一米五那么高,赵队长进来后抬不起头,弯着腰往四下看着,大声喝问,魏长海!魏长海在哪?其实魏长海就在他跟前坐着,但他不吭声。大概是和司机才谈话之后,他知道事情不妙,从昨天到今天,再也不外出了,蹲在窑洞里,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不时地讨好地与其他人说话。此刻他的脸色变成了死灰的颜色。但是,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指着他说,这不是魏长海吗?赵队长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窑洞的黑暗,认出了魏长海。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好你个熊,你在这达坐着哩!
后来,司机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个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上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30年过去了,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他在劳教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又有新的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动。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他劳动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体上的肉还没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瘪。也正因为如此,他尻蛋子上的肉被人用刀子剜去了,那个部位呈现着两个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 看完尸体返回的路上,我问司机才这事怎么办。司机才说,我调查调查。我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还要调查吗?他说那要有证据是他们干的呀,否则,他们不承认怎么办?我又说,他们承认了你又能怎么办? 司机才沉默着走了一截,才长长的叹了口气说。你说能怎么办?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他们动的是死人,法律上有这方面的条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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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里突然沉寂了,是死一般的沉寂,人们你看我,我看你,继而嗡的一声,惊叹声詈骂声议论声就响成了一片:啊呀。还真有这种事呀?难怪他不浮肿,原来是有原因的…… 一片嗡嗡声中,赵队长吼着说,狗日的不是吃了一个人,吃了几个!无法无天了!他走上前去狠狠地踢了几脚,又骂,狗日的。你敢吃人! 魏长海缩作一团,连声惨叫,赵队长,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后来赵队长说了声拉出去,那两个炊事员就像提小鸡一样,把魏长海从窑洞口扔出去了。随着咚的一声响,传来一连声的惨叫。 这天捆起来的除了魏长海,还有铁路局的那两个小伙子。 他们被关在赵队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地窝子里。赵队长的办公室也是地窝子,只是缮了顶,安装了门板,还生着一个火炉子。 这三个人的残忍行为顷刻间传遍了祁连山下的两道山水沟,震惊了全体劳教犯。
魏长海慌忙站起,站起时头碰在窑洞顶上,哎哟叫了一声,说,赵队长,你找我有啥事?赵队长没理他,扭脸对那两个炊事员吼道,给我捆起来!在右派农场里,能在食堂当炊事员的人都是队长的亲信和打手,赵队长说声上,他们便扑上去把早就准备好的麻绳往魏长海的脖子上一搭,把两条胳膊一缠,往后背上撅过去。其中一个炊事员把膝盖顶住魏长海的后背,双手一用力,绳子唰的一声响,魏长海便尖叫着缩成一团跪倒在地。作为老公安,我可知道这一绳的分量:不要说魏长海长期挨饿受累的身体,就是江洋大盗、作案惯犯也禁不住这一绳呀! 往常,管教人员捆人打人,是没有人敢站起来说话的,但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人已把个人生死看淡了。置之度外了,所以听着魏长海杀猪般的令人心颤的嚎叫声,有个人斗胆问了一声:赵队长,他做啥坏事了,你们这么捆人?赵队长不理会,朝着魏长海瞪圆了眼睛,喊:狗日的。你敢吃人! 人们一惊,又问,什么吃人?赵队长,你说的啥意思? 赵队长仍然不理他们,仍然喊:狗日的,没有王法了!敢把死人挖出来,心肝肺煮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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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常,躺在窑洞里熬时间,时间过得很慢,慢得叫人难以忍受:肚子咕咕地叫,但吃饭的时间还很遥远。这天的下午。时间却是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不知不觉地滑过去了,天已黄昏了:从戈壁滩上斜射过来的阳光在对面的陡坡顶上只剩下窄窄的一抹。 窑洞里已是很暗了。不知是谁说了声,哟,快到吃饭的时间了。 人们这才停止议论,各自准备碗筷,准备去食堂打饭。 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饥饿。我的心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魏长海在地窝子里关了四五个小时,领导还没有把他放出来!以我的经验,他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了。五花大绑的人,绳子勒住了两臂的血管,血脉不通,时间一长,双臂就会肿起来,脸胀得像猪头一样大。这时候不马上松绑,双臂就会残废;时间再长,人就要死亡。夹边沟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一个逃跑者半夜时分被抓了回来,五花大绑关在禁闭室。因为奔波的劳累,队长回到宿舍就睡觉了。早晨起床后想起这个人来,忙去放人,人已经僵硬了。我的确是担忧得厉害,便对窑洞里的人们说,喂,你们谁去找一下赵队长,求个情,把魏长海放出来。再要是不松绑,就要出人命了。
这天下午,没有人出去找食。人们或坐在窑洞里,或聚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像是开会一样,谈论着魏长海等人的事情。他们先是无比震惊,义愤填膺,斥骂魏长海等人无法无天,道德丧尽,接着就又讨论该怎样处置他们。有的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枪毙。有的说,应该把他们正式判刑,送到饮马农场去劳改,但是有人提出了异议:魏长海犯什么罪了?他杀人了吗?他抢劫谁了吗?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吗?他犯了哪家的王法?于是,大家的讨论变得复杂而又冗长。…一我没有参加人们的议论。魏长海的事情是我发现并且报告领导的,但是,看见炊事员把他捆起来,赵队长那么凶狠的踢他,他凄厉的惨叫,我已经可怜起他来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经过短时间的争论之后,大家讨论的议题转到了道德的范畴。大多数人都认为魏长海没有犯法,只是违背了人类生活的道德法则。而道德问题是个更为复杂更加难以辩明的问题。有些人说魏长海天良丧尽,猪狗不如,应狠狠整治,但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师大历史系一位姓章的教授引经据典地说,古人云:仓禀足而知礼节。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知尝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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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胳膊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功能。开头的一个星期,他的手连饭盆都端不住,我给他打饭,用小勺喂他。他感激我,感激得涕泪双流。他不止一次地说,老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 他许愿将来要报答的话,我只当是耳旁风,根本就没放在心上。那时候,全农场的右派已陷入绝境,饥饿每天都扼杀着生命,身旁的伙伴一个又一个死去——他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还活着,天亮时再也醒不来了,永远地醒不来了——我自己也不敢说还能活几天,谁还把某个人说过的某句话当真呢。再说,他是那样一个人品低下的无耻小人,我根本就不想和他长久来往。 但是,他把我当成了真正的救命恩人。知心朋友。 那是他的胳膊恢复健康不几天的事,记得是12月2 日的一天上午。他把我叫到窑洞外边没人的地方,很神秘的样子跟我说,老李,我跟你说件事,我要走了。我惊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要逃跑了,但我很冷淡地说,你跟我说这事干什么? 他说,真的老李,我真的要走了。再不走就要饿死了。我还是那种口气: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好不好。你走不走我管不着,你走了我也不去报告,你放心吧。
我连着喊了两遍,没有人应声。后来我对章教授说,咱俩去找找赵队长吧,求求情,把魏长海放了。章教授翻了翻眼皮,躺着没动。 后来,人们就都拿着碗盆去食堂了。 我不再叫人了。我明白,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人们的心都变硬了,变冷漠了。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他们已经看惯了同室的伙伴一个又一个的倒毙,一个尸体接一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明水都不知道,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消磨殆尽了。他们没心思去管别人的事了。 可是我不能不管。魏长海是我举报的,如果他死在禁闭室里,我就是杀人犯! 只要我活着,罪恶感一辈子都会折磨我的心灵。就在大家议论魏长海的时候,我反复思考了:魏长海是做得不对,但他不应该死! 我顾不得吃饭了,跑去找司机才。我和他一起去了队长办公室,央求赵队长把魏长海等人放了。 我们走进禁闭室的时候,看见魏长海正在往地上撞头。因为血液不能流通,他的脸肿了,难捱的痛苦折磨得他把头杵在地上。我们解开绳子,他连路都走不成了。 他的胳膊根本就不能动了,肿得像水碗粗,且改变了颜色。我们扶着他回到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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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跑了,那就是放弃了革命的理想,什么光荣的历史呀,我的未来的前程呀,就全都掉丢了。我的确不愿做一个没有革命理想、庸庸俗俗过一辈子。但是,不跑吧,眼看着就要饿死,我也真是不想落个这样的下场。我愣怔了一会儿,思想剧烈地斗争,还是下不了决心,我说,要走你就走吧,你放心,我不去报告,可是我不想跑,我十几岁参加革命,现在却要当革命的逃兵,我实在不甘心。他说,哎呀,老李呀,你怎么这样傻呀,到现在还抱着革命理想不放!你是什么革命者呀,人家早把你从革命队伍里开除了,你已经是阶级敌人了,劳教犯,你还一厢情愿地做好梦呀,傻媳妇等汉子。在夹边沟劳教的两年半中,我的革命理想的确是磨灭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想,我终归没反对过革命,没做过对革命不利的事情,我被定为右派是很委屈的。我想,党就是不给我平反,也总是要给个出路的吧。所以我又说,我是不再做好梦了,但是,总有一天会把我放出去吧?总会给一条活路吧?他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什么时候释放你呢?劳教到那一天才能结束?你能等到放出去的那一天吗?老李,走吧,咱一块儿走吧。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好心总有好报的,可能你等不到释放的那一天就饿死了。你说,你死了不是白死吗,有什么价值?人活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只能活一辈子,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在战场上和敌人一刀一枪地干,死了是有价值的。你死到这山水沟里,有什么价值,不觉得冤枉吗?我沉默了。魏长海的话就像是拳头一拳接一拳地打在我的心窝上。两年半以来,我的灵魂就是为这些问题而熬煎着,扭曲着,痛不欲生。我曾经几次想到过一死了结我的一生!看我不语,魏长海又说,老李,你是个好人,我才劝你跟我一起走,要是别人,我才不管他呢,死掉就死掉去,管我的什么事。你可不要打错了主意呀,咱们一起走吧。
我当时理解错了,以为他是怕逃跑后我去报告,怕把他追回来,才在逃跑前跟我说这些话的,叫我不要报告。谁料他竟然说,老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叫你跟我一起走。 5 当时我怔住了。说心里话,在明水这一段日子,我的心里的确产生过逃跑的念头,但总也下不了决心。我是这样想的:我1948年参加革命,那时候才16岁;我当时是抱着推翻旧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狂热理想参加革命的。我参加了解放战争,还去过朝鲜。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美国的炮弹炸断了我的肋骨,我立过二等功。 就是在定为右派之后,我还想着经过艰苦的劳动改造,求得党的谅解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所以我还不想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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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自从我们迁徙到明水乡之后,隔三差五的昕到有人逃跑的消息,他们当中有人跑掉了,有人被抓了回来。抓回来的人先是受到关禁闭的惩处,然后就被送到严管队。 因为人们都已经饿垮了,这时不再搞过去的批斗会了。 魏长海说,抓回来就再跑! 说走就走,这天深夜两点钟,我们悄悄地溜出了窑洞,趁人们熟睡之际逃离了明水乡的山水沟。这天的月亮很亮,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是阴历中旬的月亮。又大又圆。月光照亮了山水沟,月光朦胧,暗影浮动,山水沟一片宁静。只有我们的心跳得很响、很慌,就像我们急匆匆的脚步。我们住的山水沟南头是戈壁滩,离着我们七八里路就有个小火车站。往常我们站在窑洞顶上就可以看见小火车站,看见火车在戈壁滩上行驶。但我们没去那个车站。我们知道,自从有人逃跑以来,农场经常派人在火车站巡逻,防止劳教分子逃跑。我们从北边出了山水沟,翻过沟口埋死人的沙包,踩着一片荒原往西跑。这是我的主意。七八年公安工作的经验告诉我,欲速则不达,南辕北辙、声东击西才能迷惑追捕者。
魏长海的话终于叫我动心了,我说,老魏,我是怕跑不出去。 我的腿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走几步就发软,身体也虚,没那个体力呀。他听出我的心思来了,提高嗓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腿肿得厉害,走不动路,所以才叫你和我一起走。你真要是走不动了,我可以帮一帮你。我苦笑一下说,帮我?你怎么帮我?我真是走不动了,你说,你怎么帮我?你是能扶着我走,还是背着我? 他似乎是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愣了一下,说,背你就背你,你以为我背不动吗?说实在话,老李,我的身体也比两年前差远了,但是,我想在临走前还是要叫上你,叫你一起走。你救了我的命,如果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走,我就一定要帮助你,就是搀着扶着,我和你一起回到兰卅I 去。他的话说得很真诚,我怦然心动,并且十分感动。我从前是瞧不起他的,觉得他太自私,品格低下,这样的人不能与之为伍。我之所以从禁闭室救他出来,只不过是解脱我灵魂的重负,是利己的,他却如此的感恩图报,古道热肠,我的确是没想到。我静默片刻说,好吧老魏,就这样定了,咱一起走。只是我还有有点担心:要是跑半截叫人家抓回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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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一位赶马车的右派手里搞到了几把沙枣。这是喂牲口的饲料,我花了十元钱买的。真是无奈得很,右派们从家里来到劳教农场,每个人手里都有点粮票有点钱,但谁知到了农场就变成了废纸;食堂就不卖加餐! 沙枣吃起来有点甜,还有点酸,很好吃,但噎嗓子。幸好离开明水之前准备了一个水壶,我们才就着吃了点沙枣,以补充我们的体力。 吃点沙枣之后继续走,我们便遇到麻烦了。手杵着地面站起来,一迈步我就栽倒了。第二次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了两步,还是摔倒了。腿软得支撑不住身体。 我的身上立即渗出一层汗来,心脏跳得又急又慌。魏长海觉出问题来了,问我怎么了,走过来拉我。我说腿不听话了,掐着都不觉得痛。魏长海说,走得太猛了,歇会儿,再歇会儿。我坐在地上歇着,心里想,是走得猛了,但主要的原因是体质太弱,疲乏无力的原因。 又歇了大约半个小时,魏长海拉着我站起来。这一次没有摔倒,但心跳得还是那么急那么慌,我慢慢地往前走。走一截就坐下来休息。喘息。
从山水沟往西二十里处就是高台火车站,我们也绕开了它;我们知道,一旦农场发现我们失踪,必然派人去较近的火车站捉拿,并通知附近的火车站协助缉拿逃犯。我们的目标是几十公里处的清水车站。清水车站在酒泉县界,那儿驻有很多部队。 我们估计农场的干警会认为我们不敢去那个车站,我们正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盲区。 我们逃窜了整整六个小时,天亮了。我真是搞不明白,我的因为浮肿而疲乏的双腿哪来的那么大力气,能够从午夜奔走到清晨,东方进出灿烂的霞光。这时候,我们正走在一片光秃秃的戈壁滩上,看不见一片村庄,也见不到一棵树木,满眼黄蒙蒙的沙土地,杂以黑色的戈壁石。魏长海说了一声,歇一下吧。不会有人来戈壁滩追咱们啦。我就像瘫痪一般倒在戈壁滩上。 我们休息了半个小时。我们累了,也饿了,我们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沙枣嚼起来。 昨天上午定下来逃跑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准备,想搞点吃的东西。我手里还捏着几十斤粮票几十元钱,我想从食堂买点加餐,但找了司机才,找了梁队长,也没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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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不出声。他又说,松包,你真是个松包!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走了,不管你了!我已经被他骂急了,这时便回嘴说,走吧,你走吧,说实在话,我根本就没想着叫你帮我。那一阵,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走吧,你要是真的抛弃我走了,我就到附近的铁路上去,在最近的火车站上车,我也不管那儿是否有人在等着捕捉我。 我们始终保持着与兰新铁路三五里路的距离前进,以防迷路和绕远。从我们歇息的地方可以看见戈壁滩上行驶的火车。 我想,这几里路。我爬也能爬过去。 但是,他瞪着我看了几秒钟,又拉我的胳膊说,呵,你还发脾气了!起来起来,我背你走一截。我站起来了,但是,我一扭身走了起来。那一阵,我的心里一热,身上又有了一股力量。 但是,身体真的筋疲力尽了,当天空的太阳明显西斜,我又一次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晕眩出现了。当时我在地上跪着。双手杵地想站起来,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团灰色的雾气。雾气一霎间就挡住了我的视线,原先就在我眼前生长着的一墩骆驼草也消失了。这种现象瞬间就过去了,也就几秒钟,眼前又出现了黄色的沙土,干枯的骆驼草。但是我马上就明白,这是晕眩,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体力已经耗尽,生命极度虚弱了。
走走歇歇,歇歌走走,大约是午后一点多钟了,太阳高高地挂在正南方的天空,我终于倒在地上走不动了。魏长海拉我我也站不起来了。我对他说,不行啦,我真走不动了。看我在地上坐着,魏长海瞪着眼睛说,你怎么这么松包!这才走了多远,也就四五十里,你就走不动了,那后边的路怎么走!清水还远去啦!我没吭声。在这之前我就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有点粗暴了——每次拉我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手很重。此刻我想。他这阵可能也后悔了,不该和我作伴。看我不回答,他又说,说呀,你说呀,你不走怎么办,咱们就在这里等死吗?他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我不能不说话了,我说,老魏,我可不是装的,我是真走不动了,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他说,我知道你不是装的,可你得走呀,你坐在这里,有车来接你吗?我又不吭声了,我还说什么呢,我已成了他的累赘了。我之所以和他一起逃走,我原以为自己还是能够走到火车站的,看来,我对自己的估价太高了。这时候他似乎更生气了,大声地说,走呀,你站起来走呀!挣扎着走呀!你坐着不动,像个死人一样哪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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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过休息之后又继续前进了,但热量难以为继。走了二三百公尺,翻过一道很矮的沙梁时,晕眩又一次袭击了我。沙梁只有二三公尺高,这是戈壁滩上的流沙堆积起来的。我已经爬上沙梁了,是魏长海拉着我的手登上去的,上去后该下坡了,我低着头往下看,眼前突然就冒出一团云雾般的东西,一头栽倒了。这次的晕眩也很短暂,我栽倒之后骨碌碌往下滚,滚到沙梁下边就清醒过来了。 这次的晕眩魏长海完全看在眼里,他觉出情况的严重性来了,他扶我站起来说,不行,你不能再走了,我背你。但就在这时,我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道石头砌的水渠,水渠那边站着两峰骆驼。我对他说,去,你去看一看,那边是不是有人。他走过去登上渠堤看了看,说,那边有人家。我也走过去了,看见金黄的阳光下,前边有许多农田,还有几间低矮的土屋。于是,我对他说,老魏,我看这样办吧,你不要背我了,你还是自己走吧,到清水去,坐火车去兰州。我到前边的村庄看看,那里有人,我在那里住上两天,休息一下,再去坐火车。听了我的话,他一下子就瞪圆了眼睛,气呼呼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叫我扔下你?我说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呀。我的情况是的确走不动了,你背着我走,你也要累垮的,那咱们就都回不去了。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我镇静下来站起身再走的时候,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脚步更乱了,双脚像是踩在棉花堆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每走一步就要摔倒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心。紧接着,我的身体哆嗦起来,像是突然有一般寒气侵袭了我的身体,冷彻骨髓。我想竭力控制住这种突如其来的哆嗦,但却无力控制,扑的一声摔倒在地。魏长海是走在我前边的,他似乎听到我摔倒的声音了,转身走回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话来,身体剧烈地颤抖。他似乎有点害怕了,捏住我的手说,怎么啦,你怎么啦,病了吗?说实在的,我与他交往不深,并不真正了解他,从内心深处还是怕他扔下我走掉,所以等哆嗦减轻以后,我说,冷,我有点冷。咱们休息一下吧。 这一次歇的时间较长,我又嚼了几颗沙枣,等身体完全停止痉挛之后又站起来往前走。后来我想过,为什么我的身体会那一阵出现那样剧烈地哆嗦,我认为是这样的:身体的运动需要热量,而我的空空的肠胃不能提供热量,我的干瘪的身体也不能提供转化为热量的营养储备,体温突然下降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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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边的事我就不再说了。我们又往前走,并且绕开了这个村庄。当然,后边的路程主要是魏长海背着我走,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说你自己走一截吧。我挣扎着走几步,然后他就又背起我来。这样的前进速度是很慢的,魏长海的确累垮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定走到铁路线上去,他说,遇到第一个车站我们就上火车,不管那个车站有没有人会拘捕我们。我们的运气真好!半夜两点钟我们到达许三湾火车站。正好车站的候车室里有一伙从哈密过来的难民,他们是四川人,半个月前,他们从四川去新疆找工作,但是去乌鲁木齐的铁路只通到哈密,从哈密去乌鲁木齐的汽车很少,他们等了十多天也挤不上车去。怕被公安部门当做盲流收容,他们便又返回四川去。只是他们没有买车票,车到许三湾被列车员轰了下来。他们叽叽喳喳商量后边的事怎么办,我和魏长海混杂其间,没有引起车站任何人的怀疑。转天上午,我们登上一列从玉门市开来的客车。 火车隆隆地往东行驶,很快就驶进了高台车站。进站之前,我们就装出睡觉的样子爬进座椅下边去了。那正是春节前的日子,车厢里人满为患,谁也不会怀疑我们为什么钻进椅下。我们必须这样做,以防追捕我们的人登上列车察看。
你先走,我到前边村子里歇上两天,再走,也能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沉默了一下,眼睛看着前方的村庄。过一会儿,却又转过身来说,不行,我不能叫你去那儿。那几家人如果好心,留着你休息两天,当然好,可要是遇上个可恶的人,往上一报告,可就糟了,你就得又回明水去了。 我被他的话吓住了。还在新添墩的时候,就有人逃跑过,但是在路上被银达乡的农民抓住,报告了公社,公社打电话通知农场,农场去人抓了回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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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答今天是第一次相逢。我说你们没见面都有30年了,两个人的变化一定很大,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 他说是的,是变化很大。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1960年的时候我28岁,他24岁,现在我们都是年近六十的人了,30年没见过面了,不细看是认不出来的。我问,你先认出来的?他说,是我先认出来的。我去列车长办公席的时候他正忙着:有几个无票乘客在补票。我站在旁边等。这等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面熟,但是怎么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是越是在那儿站着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我见过这个人,而且是很久以前见过的,不是近来见过的。后来那几个人补完票了,我挪到他对面站着说,老同志,我是外出执行公务的,能不能朴一张卧铺票?我还说年纪大了,坐硬板身体有点坚持不了。一开始他说没票了,但是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顿了一下,过会儿又看了我一眼。这一来我突然就想起来了,他像是魏长海。我从他的眼光分析:他可能也觉得我面熟,否则为什么多看我一眼呢!于是我问了一句:老同志,你是不是姓魏?他没回答我,而是直愣愣盯着我喊了一声:李天庆,你是李天庆吧!
翌日清晨火车到达兰州火车站。走出车站,我们在一家很不显眼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分手了。吃饭时魏长海说,他要回老家天水市去了,他不敢回铁路局,怕领导再把他送回劳教农场去。他说。他家是城市居民,回家后再说吧,看能不能找个临时工的工作干;如果在家乡呆不下去,他就到新疆去谋生。 我是不能回老家的。我的老家在武汉,是个资本家家庭,我以右派之身回到家中,会连累家人的。我在无奈之下还是决定回王家坪农场去。我作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领导要惩处我,那就叫他们把我正式逮捕判刑吧,就叫我在王家坪劳动改造吧,明水农场我是坚决不回去了。我可没有魏长海说的去新疆谋生的念头,那样不是成盲流了吗,高尔基作品里写的流浪汉!在流浪和漂泊中渡过一生,我简直无法想象。 我认为宁可去坐监狱也比漂泊流浪要强。坐监狱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释放后是组织安排个出路呢还是自谋出路呢,你总是合法的人了,而四处漂泊却是黑人黑户,走到哪里都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 说到这里,李科长结束他的故事,说,回到兰州以后的事,有机会我再对你讲吧,魏长海的故事就是这些了。 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讲完许久,我问,从那以后,你没再见过魏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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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科长:他几点钟找你的?这顿夜餐够水平么?李科长回答,大约十点多钟,旅客应该睡觉的时候他来找的我。饭菜还算可以吧,餐车上,又不是什么饭店,就是一碟盐水虾,一碟红烧排骨,还有炸丸子、炒虾仁什么的,总共五六碟。看起来他交待过炊事员的,我们一到餐车,菜就端上来了,很快。他还从餐车的柜子里拿来一瓶古井贡酒。一开始他不喝酒,叫我喝,他说过几个小时就要当班,不能喝酒的。我说我不能喝酒,他说一定要喝,他陪我喝一点儿。可是一喝起来就把一瓶酒喝干了。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喝酒,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我说对呀,我是李天庆。你不是魏长海吗!他说对,我是魏长海。哎呀,今天遇见你老哥了,真巧呀,咱可是30年没见面了。我说是呀,30年啦,你的头发都变白了。 他说你的头发也白了呀!你现在干什么啦?我说你看看我这身皮,还是干公安呀,在王家坪农场。他又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武汉接两个逃跑的犯人,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告诉他,我们是三个人,想买张卧铺票轮换着休息一下。他说你这是什么话呀,不要说买一张,你就是买三张,我也要给你解决呀。我告诉他不要三张,就买一张。我们是自己掏钱,买一张票轮流休息的,买三张回去无法报销。一听是自己掏钱他就说,出公差还要自己掏钱呀?算了算了,你就不要买票了,前边的列车员车厢还有一张空铺。你们就轮流休息吧。我觉得列车这么拥挤,能给咱补一张卧铺就算不错了,钱还是应该付的,就拿钱给他,并说,老魏,我还是交钱吧,别叫你犯错误。他竟然说,老李,你就别客气了,我就是犯一次错误,也不能叫你花钱呀!后来,有几个乘客来补票,我看他忙,就告辞了。告辞时他又问我在那节车厢坐着,还详细地告诉我列车员车厢那张铺怎么找。他说现在他当班,等他晚上下了班,他来找我,到餐车去坐一坐,老朋友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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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夜里,当他们确信田野上没有警卫人员之后才爬起来逃跑。 松鸦为什么鸣叫 陈应松 忽然下起了大雪。伯纬已经踏上了雪线之上的公路。传说过去翻过皇天垭,再翻过韭菜垭,便有一条通往房县的古盐道,伯纬没有走过。那得走上几天,要经过杀人冈、打劫岭、百步梯、九条命--这是实实在在的地名;九条命是九个背盐工的命,而韭菜垭60年代发生的杀死七个人事件却是并不遥远,两个房县挑夫杀了来神农架踏勘的林业部和省林业厅的技术员们(有的才大学毕业,刚刚结婚),那两个挑夫就是沿着那条藏在原始森林的路,挑着抢劫来的钱财往房县逃窜的。现在,那条路已经掩埋在荒无人迹的深山老林中,眼前的这条大道取代了它。深厚的冰,还有路边石崖上的冰瀑,这一线,那一堆。雪花大且夹杂着生硬的雪霰。从这里四下望去,整个皇天垭露出了森严的气象,遥不可及的山头和山坳间蒸腾着深蓝色的雾气,连枫杨树也因恐怖而竖起了干瘦的枝条。只有落叶松在舞蹈着,展开玉色的裙子;看久了,它们会成为一群树精。伯纬发现,公路上有影影绰绰的人正在冒雪砌护路的水泥墩子。
我问科长:你们都谈些什么?谈夹边沟的事了吗?科长回答,谈了。我们先是互相说说1960年那次分手以后的经历,后来深夜了,谈得很投机,就又说起夹边沟的生活来了。我问他:喂,你还记得那件事吗——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几个人把天祝县医院的王大夫肢解的事。我一提这事,他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很尴尬的神情,忙忙地说,不提那事,不提那事。那些事情,我一想起来就恶心。我说他:你现在恶心啦?可当初,你们把人家肢解了,那时候你没觉得恶心吗?他的脸色涨得通红,难为情极了,说,老李,那事我们做得是不对,错了,真错了,可是……那种非常时期,也没有办法呀。他已经死了,我们还想活下去,就叫他为我们作点贡献吧…… 李科长讲完他和魏长海的故事,天色已经大亮。玫瑰色的霞光从车窗斜射进来。 我估计,列车正在中原大地上疾驰。两天后我们押着在逃犯返回兰州。我们问犯人:怎么从王家坪逃跑的?犯人回答:在田野上锄草的时,他们两人挖了两个长方形的浅坑。休息的时候趁着人们分散开来东倒西歪躺着的机会,他俩躺进坑里。第三者——一个不逃跑的同谋——在他们身上盖上一层土并撒上一些锄下来的杂草。傍晚和第二天好几次警卫战士从他们身旁走过,几乎踩到他们头上但没有发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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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护墩这么修下去……"可是他的心情并不那么乐观,尽管那些影影绰绰的人和零乱的工地给了他整个冬天的惊喜。雪会越壅越厚,羊的叫声会更难听。砌墩子的工人们会龟缩在工棚里然后将那些石头和砂料遗留给翻浆的春天,成为一桩有头无尾的工程……然而事情总在变化。但他已经老了。他吧嗒着烟,叭着叭着,一颗牙齿吐了出来。 早先的伯纬还是十分完好的,光溜的面孔像刚刚换了皮的红桦,两只手十个指头一个也不少,牙齿整齐、耐看,单眼皮,没有多少心思,劲很大。这大概是二三十年前的概况了;有一天,他研究着皇天垭通往村里的那个挂榜岩。油光泛亮的挂榜岩上面传说是一部天书,说谁研究出来了谁就可能招为皇帝的驸马。这儿的人总爱谈论皇帝,但是他们不知道离皇帝有多远。千百年来,这个傻笑话还真让一些人上当。清朝同治年间,举人坪的三个红、白、黑举人,硬是在这里坐死了。伯纬这天终于看出了点门道。他看清楚了至少有两个字,一个是草写的"路"字,一个是草写的"缘"字。于是,伯纬跑回村里对人说:  "那上面我认出了两个字!"
这是好事情。伯纬甩了一记羊鞭,怕羊群在人群和沙石堆里走散了。还有一些临时工棚。他很高兴。他看了看那些已经砌好的护墩,先用石头,再周边用一个框子灌水泥砂浆。因为那些木框子就摆在路边,很大很大的一个,简直像些棺材。不过伯纬掂量这样的墩子是否能阻挡得了出事的汽车。小车马马虎虎,大车一样会把它们撞飞了坠下山谷。 山上没有草,雪线之上的山头,雪把草都覆盖了,羊没啥可吃的。他赶着羊下了山,他要把这儿的情况告诉家人。 "山上全在砌护路的水泥墩子。"他对他的老婆三妹说,对女儿、女婿和孙子说。 "羊还在叫嘛。"他的老婆三妹从厨房里出来,吃力地睁着被冬天的火塘熏得红肿糜烂的眼睛。没有谁理他,没有谁在乎他说的这件事:砌护路墩。 他坐在火塘边,开始抽烟。从野外拉屎回来的狗顶开门进来了,伯纬还以为是一只因为饥饿窜进来的羊呢。狗的身上沾满了浮雪,爪子是湿的。伯纬呆呆地吃了几口烟,闻到一股焦*&味。是狗,把自己的毛给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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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天垭村从山下牵来的路像一条汪亮的绳子,看着那条小心翼翼、大弯大拐的路,人们的眼睛有时会无缘无故地湿润起来。小路爬上了坡上的人家,可它不声不响。溪水跌跌撞撞地把路冲断了,而溪水却依然发出那种不卑不亢的、干干净净的声音。紧接着,路又蹿上了悬崖。一个在路边耕地的农民和他的牛一起摔下了悬崖。那一天晚上,伯纬哭了一整夜。他问自己:"莫非我失恋了?"其实伯纬没有女人,没有接触过。 过了几天,伯纬就要到红旗岩修路了。 这完全是一种巧合。 公社要人去房(县)--兴(山)公路建设指挥部修路,每村至少要出两个壮劳力。队部的庙台上,正在议论伯纬和另一个地主子弟王皋去修路放炮炸石头的事,几个老先生恶狠狠地说,让伯纬去修路,让石头砸死他。 早先,神农架可没有这样恶毒的人,现在这种人出现了,他们就像伐木队的恶狠狠的斧头,见什么都想砍一刀,其实他们并无什么恶意。他们看见伯纬和王皋背着行李卷儿离开村子时,打着招呼说:"去京城啦?你娃子真有福气,果然要当驸马了。"伯纬和王皋懒懒地沿着山脊的小路走,这是一次寂寞的旅程。要过很多山,要过很多河。要不停地脱鞋,卷裤腿。要认方向,还要砍树砍藤子才能找到路。
村头的皇榜庙已经改成队部了,上头有许多毛主席语录和"大办民兵师"之类的标语。门口总是坐着一些老人和面相疲软而实质凶恶的狗,还摊晒着一些腌制的猪头皮,一些药材如升麻、扣子七、淫羊藿、头顶一颗珠等。狗和大胆的山猫、松鼠在那个小石潭边饮水。这时候,几个老人就笑他,并唆使狗朝他狂吠,他们看不顺眼他,以及他身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绿军装。他们说:"伯纬,你认得几个字?"他们手头拿着手抄的歌本如《七姐思凡》、《黑暗传》,嗤笑这么一个敢胡说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草写的?草字不合格,神仙不认得。是怀素的草书呢还是张旭的草书?嗬嗬,哈哈……""如果你也把字都认出来了,皇天垭不知要出多少状元。"第二天出坡之前,背着大挖锄的伯纬又偷偷地去了挂榜岩,那两个字--"路"、"缘"清晰地向他迎来。的确是这两个字。满壁都飞动着这两个字:路路路路……缘缘缘缘……二十多岁的后生娃子伯纬背着挖锄并不在乎村里那些人的嘲讪。这没有什么。他若是没认出来,他也不会相信这种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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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在说屁话,伙计!你饿昏了头么?你趁早闭住你的臭嘴,好好睡觉!"王皋说:"我总觉得我这次是去死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可我不能反对,谁叫我是子弟呢。"又说:"兄弟,如果我死了,就剩下一把骨头,你能够用双手把我捧回去吗?""好,好。这行,这没有问题。""如果你跌了一跤,把我的骨头弄散了呢?""够了!散了我捡起来不就得啦!"伯纬冷汗直冒。 "假如都掉下了悬崖呢?"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伙计!"伯纬说,"我把你背回去不就完啦,我死了卵朝天,我不找你。睡一会儿不行吗?你看月亮到哪儿了!"  "那我们起个誓吧。" "睡一会儿不行吗?!" 第二天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到了工地。 报到后,两人就分到工程四队去炸岩了。 炸岩就是炸岩。男人炸岩,女人刷边坡、挖水沟、铺路面。炸岩早晨背了炸药、雷管、钢钎、八磅锤出去,晚上带一身硝烟味回来。全在悬崖上吊着过日子。
天黑的时候他们只找到了一个岩屋(就是岩洞),只好在岩屋里铺了被子过夜。中午的糁子已经吃完了,再没有吃的,汗在身上作祟,山里全是野兽的嚎叫。伯纬燃起了火,王皋掏出一瓶辣酱来拧开盖子,递到伯纬面前,对他说:"你吃这个吗?"伯纬知道王皋一天都没有拿出来肯定是珍贵的,他就在黑暗中把辣酱倒了一点在口里,真香,辣,辣得香。又趁黑暗往口里倒了一些,呱叽呱叽地嚼着。伯纬说,你妈做的?王皋说,三妹做的。三妹是他新婚的妻子,吴三妹。伯纬说,嫂子的辣酱做得这么好!看着看着就要辣出汗了,就要浑身通泰了,王皋却突然哭起来:  "咳咳,这回我死定了。" "你如何能说这种话,怎么死定了?"  "他们不是说要砸死伯纬吗?" "砸死伯纬又不是砸死你。" "反正我死定了……" 山里的风像一把雕骨的刀子,卡在石头缝里的松树和冷杉,发出了野狼般的荒吼。伯纬发脾气了,他记得他那一天怒火中烧,狠狠臭骂了一通王皋,击退了鬼怪,以后才捡了条命。而鬼怪附了王皋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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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队是专在崖上打点炮的,就是在崖上打了落脚点,炸宽了,让二队来放坑炮,也就是打竖井。四队干的是下地狱的活。四队差不多全是子弟,还有不少从宜昌来的劳改犯。因此工地上就流行一个歌子:"洋二队,土四队,不土不洋是三队,久经沙场数一队。"王皋学会了这首歌,就天天拉长喉咙唱这首歌。他一定是在感叹自己的命运。有一天晚上,睡在另一头的王皋蹬醒伯纬说:"我梦见了死人,全是死人。"  伯纬说:"你是醒着的呐。" "我梦见河里伸出好多手来,拉我们崖上放炮的人。要死人了。"  "你分明睁着眼睛说梦话。" "我一眯着就全是那些手,肯定要死人了。"  "我看你要发疯了。" "我估计也差不离……" 第二天,在竖井里放炮的二队,炸飞了六个人。对面的崖壁上到处贴着炸飞的肉,树上挂着炸飞的膀子和腿。
王皋怕,他是个胆小鬼,怕炸药又怕悬崖,他曾经说过,我吓也要吓死。上了工地,系安全带、领雷管的时候,先是两条腿发颤,然后全身哆嗦。"我能不能唱一个歌呢?"他唱了许多的歌。王皋有一副好嗓子,可他唱歌就像打摆子。王皋本来想凭他的嗓子去宣传队的,但因为他是子弟,去不了,没人要。刚开始的几天王皋连唱都不敢唱,后来,他的胆子大了,开始唱歌了,先唱《好不过毛泽东时代》,又唱《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再唱:"妹妹住在对河坡,喂条黄狗恶不过,别人来了动口咬,哥哥来了顺毛摸,狗儿也爱有情哥……"这是偷偷地唱的,只与伯纬在一起时;神农架的情歌也像丧歌,是如此的哀伤悲切,味儿深厚,但不悠长,好像随唱随忘那歌中情感似的,好像不让人知晓,一个人偷偷唱给自己听似的。 伯纬找后勤组弄了个炸药箱装东西,上把锁就是很好的衣物箱了。王皋不要,王皋宁愿趁休息时去山上砍树,找木工组做了个箱子。他的那一瓶酱,自上工地就不给伯纬吃了,放在自己的木箱里,躲着伯纬偷偷地戳几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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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静静地、无望地听着。看着那棵香柏上的头掉下去了,一群松鸦利箭一样地跟着,笔直地插入峡谷深处。 伯纬那天听见王皋自编了一首用"哭嫁歌"唱出的歌子: 神农架山高坡又陡, 羊肠小道难行走, 一年到头修公路, 修到何时才出头…… 伯纬说:"你还不如唱'狗儿也爱有情哥'。"这时候,伯纬看见王皋的腿不颤了,正拼命地伸出一只手往悬崖边挤! 王皋想干什么?王皋前面有一块花布,挂在悬崖边的一蓬匍地蜈蚣上。在这样的时刻出现一块花布,在这么荒僻之处,在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地方。伯纬想阻止王皋去得到那块来历不明的花布,可是王皋的手上已经攥到了那块花布。是从哪儿飘来的呢?王皋兴奋地说一定是头上砌护坡的女工掉下的,而伯纬想,说不定是咬着香柏的那颗人头上飘下的呢? 没有血迹,所以他高兴,也不发抖了,大嚷道:"给三妹做件小褂子还有多的。做娃娃服最好。"娃娃服就是女人们当时穿的一种胸衣。 王皋把花布揣进了怀里,这天回到工棚,王皋就把花布悄悄放进了箱子。
四队跟二队隔着一点距离,听到地动山摇的爆炸声王皋就吓软了。两人在悬崖上一个掌钎,一个甩锤。掌钎的王皋把钎就吓掉了,掉进了万丈深渊。那些炸飞的人伯纬他们都见了,看见一些人的肢体飞到对面崖上去,有一个脑袋--就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往崖上飞去,好像要啃那儿的一棵倒挂香柏。伯纬定眼看,那脑袋果真啃住了香柏,没有身子,切切实实的一个脑袋。接着,松鸦就铺天盖地来了。这些松鸦,它们先前藏在哪儿呢?说来就来了。 松鸦的叫声又嘈又乱,还有那些嗡嗡作响的爆炸回声。王皋的钢钎又掉下了崖,两人只好荡绳回到半山的一个凹处。 "伯纬,我们还活着吗?" 伯纬就听见王皋用几乎是被石头埋齐脖子的声音沙哑低细地说。王皋的手抠在一个石缝里,另一只手抓着伯纬背上的绳子。 "你唱,你现在正是号丧的好时候。""我不想唱了,活着比死了还可怜。"峡谷里黄烟不散,一股股浓郁呛人的火药味让人忍不住咳嗽,风好像也突然没有了,风也炸蒙了,松鸦们的翅膀在烟雾中扑腾,看得到它们灵巧的头,黑色的羽。渐渐地,硝烟散去,更多的松鸦正在石壁上寻找那些血腥和碎肉,它们四处乱撞,哇哇哇哇,你可以听出是一种慌慌张张的狞笑,一种不能自持的幸灾乐祸,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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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纬那天在崖顶作业,他伤了风,又腹泻,与一些姑娘运石渣。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工地大了,死个把人不稀奇。但死的是王皋,这就不同了。晚上他对木工班两个专门做棺材的师傅说:"王皋的棺材就不做了,我背他回去的。"他把事情的原委一说,指挥部就准了他几天假,要他把王皋背回去。 因伯纬与王皋打伙同睡,他留下了王皋的棉絮,拆了包单子,将王皋一裹,用麻绳捆得严严实实。这之前,木工班的师傅给王皋雕了半个木头脑袋安在他头上的缺损处,再用一条劳保毛巾一缠,也看不出缺损了什么。就这样,伯纬背着王皋的尸体就上路了。 太阳牛卵子热,农历九月的太阳为何还如此浓烈呢?不过你只有爬山,背个百把斤的东西才会觉得太阳还存在并且有夏季的企图。其实太阳是不动声色的,是你冒犯了太阳。只要你坐下,山风一吹,又凉了,背脊上、胯子里的汗变成了恶作剧的凉水,就是这样。 烘热的秋天是因为山要成熟,山要把东西蒸熟,只剩下最后一把火了,或者火烧完了,要焖一焖,要等它跌气,东西就能端上桌了。所以伯纬有时歇下来摘"猫儿屎"吃时还是发涩,五味子又酸,苦李苦,唐梨像木渣。能摘到一串好五味子,他就连籽带皮都吞进去。
追悼会和誓师大会是经常开的,不过像这一次这么多棺材还没有过,还出动了直升飞机,听说是从武汉飞来的,停在山顶把一些伤员运走了。王皋见死了这么多人,就不敢晚上出去尿尿了,找后勤班弄了根废板车内胎,剪断,从床边的棚壁上挖个洞,通到外面。这一下屙尿方便了,可是没两天,那日晚上屙着屙着,尿漫上了床铺,王皋在半夜时分大喊:"是哪个坏蛋搞了破坏呀!"原来,有人开了个玩笑,在外头把他的废内胎打了个结。又过了两天,王皋打开箱子时,那块花布不见了,成了块桦树皮。王皋当时愣在那儿半天,脸白了,气急了,对伯纬说:  "我碰上了岩包精。" 那一天王皋就恍恍惚惚的了,丢三落四,上工去的时候竟然没穿鞋子,队长要他领五个雷管他领了八个。那天他的任务是挑竿炸石。就是竹竿上挑一包炸药,在隐蔽处贴悬崖炸,炸出石窝子能踏脚后,再去打眼。王皋用竹竿挑了炸药,荡下绳子就下去了。他点上了火后炸药不响,他以为自己未把引线点燃,从岩边伸出头去看竹尖上的炸药,头一伸出去,炸药响了,他的半个头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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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么睡呢?他在赵家屋场的山脊上看着那山坡上的两三户人家。没有炊烟,狗正在远远地朝他吠叫。我总不能背个死尸进门讨歇吧。我把他藏在人家菜园边,放在老林里?半夜被野兽啃了那我不白背了,我怎么好跟王皋家人交差呐! 正在犯难的当儿,他看见了不远的石崖下有一汪水,在暮色中泛着美妙的白,他先不想那些,就走下石崖去水坑里喝水。他埋头喝了一气,直喝得打出嗝来,再洗脸,洗身上的汗,人就轻松多了,恰好水坑边有人点种的矮苞谷,掰了几个,半生不熟,汁儿也是麻涩的。吃到后来,吃出点味来了,竟把个肚子撑饱了。再下面,有一个牛棚,他把王皋背起来,钻进去,找了些干草塞在自己的背下,一躺就睡着了。 年轻的伯纬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时霜色镀银。他迷迷糊糊地不知自己在哪儿。回头看到那捆被被单裹着的东西,想了半天,才想起是被炸死的王皋。 "王皋!王皋!" 他赶快看王皋被野物啃吃了没有,翻来覆去后,总算松了一口气,心想,今晚一定放到人家里去,保险些。 早晨,依然照晚上的办法,吃苞谷,喝水,然后准备翻猴子垭。 再想背起王皋,背不动了。
进了河谷的时候,他数了数,至少有七八只松鸦跟着他,在他的前后左右怪叫。它们闻到了死尸的腥气。伯纬不敢肯定,这些松鸦是不是从他启程时就跟上了,盯上了,还是在半路上招惹了它们?伯纬望着它们,比它们的叫声更响亮更悠闲地说着话:"别开洋荤 !我不会把王皋给你们吃了!"九月,连老林子都是明亮的,空气里流溢着干燥的、带点酒味的气息,像谁的酒坛打泼了。山楂和红枝子、蔷薇都成熟了,一串串地打着他的脸,它们喧宾夺主的气势把空气都映红了,并且让人精神抖擞。第一天走得还算轻松,说轻松,是因为王皋已不能说话了,这使伯纬觉得他背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捆山货,药材啦,苞谷啦,门方啦。想怎么背着怎么背,横着,顶着,扛着,夹着,都可以。过去背门方时,一根至少有一百八十斤,可小小的王皋满打满算不过一百一十斤甚至更少。第一天下坝店,过响水河谷,再走庙垭,邱家坪,到了赵家屋场--不知不觉已经近晚了。他才想到,他得喝水,他得吃东西,烧两个苞谷也可以,最主要的是,抹了汗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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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猴子垭的路有时候陡,有时候平,有时候还有那么点儿下坡。喘口气的下坡,迂回的下坡,死尸在背上就很轻松,还有弹性,伯纬就会感谢他。再上坡,又沉了,伯纬就吼了:"不要作法,啊!"伯纬想到兜里有王皋的一个酱瓶子,瓶子里还装着由花布变成的桦树皮,他是把它紧紧盖着的,现在他想把它打开--当然是在看到对面坡上有两个人干活的时候,他把树皮取出来,为了压邪,在皮上吐了口涎水,插在捆王皋的绳子里。 "王皋,我晓得你哪个都不怕,就怕岩包精。" 这么说着,浑身的皮肤有点发紧。他把桦树皮又抽出来,放在地上,狠了心,咬破了一块指甲皮,挤出两滴血,滴在桦树皮上。 没有什么变化,没有现原形。他对桦树皮说:"我是不怕鬼的,你只管管好王皋这王八日的,他怕你。"他这下狠狠地把桦树皮插进了绳子,拍拍王皋,扛起他来。分量的确轻了许多。 路时阴时阳,时阴的地方一色的高山栎和刺叶栎,青枝绿叶,长得比春天还好。时阳的地方混杂着灌木和小乔木,落叶的,不落叶的,浆果,核果,坚果,什么都有,都在加紧与太阳勾结,圆满自己的野心。
我昨天背得动,而我今天就背不动了?伯纬十分诧异。我还是我,为什么我今天就背不动了呢?这样的问肯定会把他问得挺起腰杆来。背了几步,又背得动了。 天是晴的,而且是大晴天,晚上好像下了一场小雨。 "王皋,你不要吓我呀,我是把你背回去的,你不要耍鬼板眼,我晓得你喜欢开玩笑的。你再一用劲,老子就把你丢下崖去,让你喂老熊了。我把你丢下去,哪个晓得,给你妈讲,给三妹讲,说是把你埋在半道上了,死无对证,你把我有什么法!"这样一说,王皋就不在背上作怪了,服帖了。趁着晨风背了三里地,就闻见了臭味。 昨天的七八只松鸦还紧紧跟着他,而且老飞在他的前面,好像知道他该怎么走。伯纬说:"叫吧,叫吧,让你们饿死吧!"他放下王皋休息,发现被单里的王皋发胀了。"怪不得这么死沉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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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纬喊得青筋暴暴,声音是直的。伯纬发现泪水沿着他的面颊往下淌,伯纬腾出一只手来揩泪。伯纬稳稳地踩着石头。伯纬下陡坡了,伯纬说: "王皋,你一句话,就让我今天要背你。昨天我也在背你,明天也要背你。明天背得到家吗?王皋,我答应的事我做了,我不骂你,算我倒霉了,臭得稀烂也要把你背回去的……"伯纬越想越伤心,把王皋往地上一扔,指着他说:"我臭了你会背我回去见我的爹娘?为什么我硬把你丢不下?听听吧,听听天上是什么在叫吧,已经两天了,我又没有枪。我用石头吓唬不了它们。你死了,我疯了。我前世欠了你八斗,还是欠你五吊?……你还是个饱死鬼咧,你鸡娃子跟标致的三妹睡了,你还是个子弟都跟她睡了,我贫下中农没摸到女人一根毛。你鸡娃子今天给我老实交待,你跟三妹摇断了几张床?……"苍蝇出现了。他看见了苍蝇,在松鸦混乱持久的叫声中。那些个顶个的苍蝇,跟吸花蜜的蓝喉太阳鸟差不多大。他重新背起了王皋。从东南隘口吹来的风简直像一千头怪兽,横扫千军,把身体的热量一下子掏空了,人歪歪欲倒。怪模怪样的巴山冷杉吐出了怪模怪样的啸叫声:呜--呜--,头上的那些松鸦也在怪叫着斗风前行。它们因为无处下口被激怒了,加上这阴森的风,让它们突然变成一些可怜的小飞虫,没有吃食,疲惫,绝望,不耐烦了。伯纬前倾着身子,他都抗不住了,背上还压了个死尸。他想今晚在这个鬼地方非得借宿了,不然他会冻死。前两个月那么炎热的天几个四川来的采药人,就在凉风垭遇冰雹冻死在山洞里。神农架的夏天冻死人并不稀奇,何况现在已经到了深秋。只有绕一里路到杨爹的家里去。杨爹一个人住在东坡,刖木为火,挖芋为食。听说他有个儿子,但谁都没见过。
只有令人头晕的死寂留给了山路。伯纬就对王皋说:"伙计,你唱点什么好?"尸体没有任何动静。莫非他要激将?于是戳着包单子,说:"几只鸦雀也比你唱得好。至少,它不会像你总是吓得屁滚尿流的。"想到了什么,伯纬哈哈大笑起来。伯纬换了个肩继续说:"我不喜欢你唱鸡娃子的洋二队土四队,洋二队又怎么样?死的人比咱们多。我还是喜欢你唱'狗儿也爱有情哥'……狗子也爱有情哥?那是想舔他的卵子……你个哑糊苕,唱出这样的歌来,我唱一首,包比你的有味。"伯纬突然扯起喉咙就向山冈上喊了起来:十八姐儿二十岁的郎, 一夜摇断九张床。 打一张铁床摇断榫, 开一个地铺蹬倒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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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他说。 "我从红坪来。"伯纬对他说。 于是伯纬坐下了,看着他的碗。碗是破的,筷子一支红,一支白。他的衣裳是破的,手也是破的,结着血痂,还有许多泥渍。他站起来,有点步态不稳,用巴掌的下部揩着鼻涕,同时唤狗。狗来舔他的碗,舔干净了,他收了碗放到窗台上,摇摇晃晃地钻进床铺睡下了。 没有灯。伯纬只好把火塘的火加大,吹火,又从墙角的一个畚箕里抓了几个洋芋埋进火里。 "你就这样睡了吗?"伯纬朝他说。 那个人没有说话,好像在整理床铺和衣裳,发出木板压榨的痛苦响声。 "我莫非今晚要坐一夜?我也要睡觉!"他赶紧翻洋芋吃,生的熟的半生半熟的就那么吞。然后找盆子洗脸,也不管主人的毛巾有多腻多脏了。他舒舒服服地洗汗,发觉狗盯着王皋! "嘁!嘁!"他用毛巾小声而严厉地赶狗。 门没有闩,他索性把门大打开了,用手示意狗出去。 狗并不出去,哑哑糊糊地望着他,又朝那被单里捆着的东西淌涎汁。伯纬想着怎么把狗赶开,他跨出门坎,在台阶上故意褪下了裤子蹲下。这一招很灵,狗以为伯纬要拉屎了,赶快跟出去候在伯纬身边。伯纬瞅准时机,冲进屋里,把门关上,狗被关在门外了。
一颗亮星出来了,猛一抬头,又看见了一轮满月。天空呈捱黑前的蛋青色,单调寥阔。天的确要黑了,还没有见着杨爹的屋影。就听见"嘣"地一声,麻耳草鞋的耳子断了,鞋散了。他把王皋放在一个坡上,四处去寻葛藤,用藤子把草鞋绑在脚上。走了几步,不对劲,硌人,比石子硌得还疼。只好停下来。一只有鞋,一只赤脚,伯纬欲哭无泪,走不了。此时冷月隐藏在冷杉林间,像一只鬼鬼祟祟的豹猫。伯纬对搁在树干边的死尸说:"王皋,碰上老虎,我只好把你扔下了。"嘿,这时他瞅见了王皋脚上的一双鞋,是解放鞋,指挥部给死者发的寿衣寿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扯他的鞋,"嘿嘿嘿,伙计,借我用一下,我背你,又不是背我自己,费鞋。"扒了王皋的鞋,两人互换了,让王皋穿上那双破草鞋,自己套上新解放鞋。耶,夹脚,蜷起趾头凑合,踏在地上舒坦,摸夜路也不怕鹅卵石子了。 一条疯狂吠叫的狗也无法阻挡他去拍杨爹的门。杨爹的门没有关,他一头闯了进去,并麻利地把王皋塞进了门旮旯里,神不知鬼不觉。 杨爹在吃什么或者已经吃完了,他放下筷子打量着进去的伯纬。他是一个五十岁,也许六七十岁的荒废了的老头儿,头发荒了,眼神荒了,动作也十分荒凉,牙齿外露,微笑,不停地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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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嗬嗬,"他对王皋笑着说,"我为你鸡娃子背了黑锅,害得老子差一点没得后代了。喂,听见没有,你说怎么补偿我吧,我没有别的要求,我不要你整十盘八碗,也不要你提烟提酒,借你的三妹陪我焐一夜脚……不同意?不表态?……嘿嘿,小气鬼,一瓶酱都舍不得的,还舍得把老婆别个睡……"天又变了,下了一场呼呼啦啦的雨,天又晴了。但是雾气上来了,两米开外不知是人间还是地府。他在寻脚下的路,扑通一跤,跌了个嘴啃泥。在雾中摸那个长长的包裹,不见了。 雾越来越浓,一时半会摸不到那个人了。他喊:"喂,王皋,你躲在哪儿了,你还有心思给老子躲猫迷!"伯纬的膝盖不听使唤,破了,流血。雾慢慢消散了,他顺手就扯到了几根地锦草,又捋了几片南星叶,放在嘴里嚼烂,敷在膝盖上。血止住了。他又用一片南星叶盖住伤口,找了根藤子系住,再去找王皋。 王皋掉到悬崖下去了。 不过不是直陡的,又有树可以攀爬。就往下趟去,从一蓬华钩藤刺蓬里扯出了王皋,扛起,往上爬。这一趟损失了伯纬的许多气力,上了崖人就虚脱一般冒黄豆大的汗珠。而松鸦的叫声现在变得更凄厉了。在这没人的老林中莫非它们要作法了唤什么东西来加害我?
他摸索着上了杨爹的床,试试探探地挤出了半边被窝。他睡着了。突然,在洪荒烟云的梦中舒服解乏的伯纬感到身上的某一个部位焦辣火疼,醒了,抽着冷气想想哪儿不对劲,是卵子,喔,是卵子。可恶的杨爹把他蹬醒了。他听见那老头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好臭……好、好臭……"我好臭吗?伯纬完全清醒了。他妈的,我好臭?黑暗中,他也闻到了一股从哪儿飘来的臭味。伯纬只好坐起来,因为蛮横的杨爹将他快要蹬下床去。 这样的哑糊苕还能闻出臭味来,证明他过去是打猎的,鼻子跟狗一样灵敏。他抱着双膝,狗不停地在外面啃门,并发出求救的呜呜声。杨爹的耳朵是聋了,要不然,狗一进来,什么都完蛋了。 他听着狗啃门的声音,缩在床头的一角,再试着重返被窝。睾丸疼,眯糊了一会,天发白了。他只好下床,喝了一瓢凉水,揣了一大兜洋芋,背上王皋,开门就走。 晨鸟的啁啾不一会被远远近近的松鸦声代替了。松鸦又与他会合了。这一口气走了几里地,穿过了阴魂岭、八人刨、锅厂河,又上了狼牙尖。嫣红的晨光全贴在狼牙尖上,灿烂夺目。因此群山向阳的一面该白的白了,该红的红了,该黄的黄了,该绿的绿了,袒露出它们坚硬的气派来。而在背阴的一面,一切似尚在沉睡中,被梦魇陷得很深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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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纬还是要盯,不动,像一根树桩。熊也盯着他,熊站着就像个人,像个绅士,老林中的绅士。现在,绅士要走了吗?绅士没走,小眼睛眨巴地望着伯纬,温和,淳朴,憨厚,暗藏杀机。 伯纬快疯了,他的腿正在被什么东西掏虚了,肩上的那个死人像一堆石头压着他。他要成为那个死者的垫背人,与那人一起到地府同游。 阳光从老熊的背后射过来,毛茸茸的影子就落在伯纬的脚前。它在移动吗?慢慢地,那个影子与他拉开了距离。红尾的林鸲正在啄一只松鸦,也许它也太紧张了,而松鸦的叫声让它讨厌。老熊在一棵被人伐倒后已经腐烂的大铁桦上斜斜地站着,歪过头朝伯纬最后看了一眼,就蹿进了一片冷杉林中。 伯纬依然一动不动,脚下像生根了一样。后来,腿一软,王皋把他压趴在地上。 伯纬送回了王皋的尸体,路就打通了最险的红旗岩,看着看着将要翻过皇天垭了。伯纬高兴了,春节也不回家,就在工地上值班。 晚上大家吃肉喝酒,喝多了酒,到了十二点,远近的村子里都响起了"出行"的鞭炮声,工地上没鞭炮,伯纬高兴,就摸出两个雷管出去甩。开了门出去,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雪,冻了凌,他一脚没踏稳就摔倒了,两个雷管在手上炸了。
伯纬一定要甩开它们,伯纬发了狠,要走得比松鸦还快,要甩开它们,甩开它们! 老林的阴影只会越来越淡天空会豁然开朗。他的腿有劲,像风钻一样要钻透恐怖的老林。 他跑,他拼了命。有时候把命赌上了,风就呼呼地向后面倒去,再沉的东西都没了分量。看不见任何东西:鬼、怪、老林子、野物、陡坡和河水。 松鸦在前面等着他。松鸦在出一个隘口的树林上叫得正欢,还有杜鹃的叫声,斑背噪鹛的叫声,长着红尾巴的林鸲的叫声。可是,它们的叫声为何如此狂乱? 他的眼睛在换肩时被王皋那破烂的身子挡住了,前面好像有个影子,一过性的揪心感觉让他抬头就直击到一头红鼻子的老熊! "我的命苦哇!"他轻轻地叫了出来。 老熊站着。他也站着。他跑不能跑,动不能动。他背着那么沉的一个死人,可他不能动。他知道,他爹就是个老猎手。他爹反复告诉过他,见了熊你千万不要动弹。熊是不吃死人的,它不会吃王皋,它想吃的是背王皋的人,活赳赳的伯纬。可你不动,你只管盯着它也是有用的,野兽都怕人,没有不怕人的野兽,包括老虎。只要你不去先伤害它,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你的。爹曾经碰到过一群野猪,硬是一双眼睛把它们盯跑了,但老熊服这个吗?你盯着它,它是个熊瞎子,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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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纬再醒来他看到的世界很有点异样了。这源于他的手,他的两个手五花大绑,伸出四只角来,那就是手指,其它的手指没有了。这些手指还是嫁接的;嫁接了五个,有三个没活。谢天谢地,活了的是右手的两个,一个能动,一个上部分能动,实际上是一个半,这是后来的情形。他看到了他的哥,嫂,爹。伯纬血流尽了,血管细得像头发丝,全瘪了。给他吊点滴,只好在脚踝那儿切开一条口子进针。 伯纬不让进针,蹬那个针头,喊道:"让我死,死了好些!"他的哥和爹把他按不住,叫来两个年轻力壮的医生,把他捆在病床上。医生说:"不进针你感染了烂死。""那也比活着好!"他在绳子里哀鸣。捆了他五天,把他捆服了,脸上渐渐有了一点人的颜色。针允许打了,也咽粥。
伯纬在黑暗中绝望地喊:"完了!"他爬起来围着工棚跑,双手疼痛,跑了一圈又一圈,手上的疼甩不掉,十个指头都炸得筋筋吊吊了。值班的人跑出来寻他,拉他,拉不住,他疼,他说:"娘,给我拿点毒药来喝吧!"一辆指挥部的汽车到三点多钟才把他运走。这辆苏联嘎斯车的师傅大家都叫他阎王爷,专门收尸的。工地上死了人,都是他的车拖,且只有他敢走夜路,冰多厚雪多深他都敢走。伯纬一上了他的车就被他吼了一顿:"我说你别号丧了,我跟你说,哭也要三个小时走,不哭也要三个小时走。那还得看车况和路况。"伯纬不能不哭,这样的时刻一双手都没有了会不哭?傻子哑糊也要哭。哭到医院,四肢就冰凉了。伯纬醒过来是因为医生撬他的牙齿。他听见医生说没有血输,都在过春节。撬他的牙齿是让他吞一种强力养血丸,一颗又一颗,吞了一大把。那时他已经在手术台上了。一个医生说:"这下麻烦了,这人醒过来了,又得费麻药。"于是要他坚持住,便往他鼻子里灌麻药。边灌医生边问:"还疼不疼?"伯纬说疼。另外的医生就用一个铁夹子夹他的脖子,不让他摆头。灌麻药的医生又问:"你的手是怎么搞的?"伯纬回答说是雷管炸的,医生问:"你结婚了没有?"伯纬说没有。医生又让他数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三十三、三十四……大概数了不到五十下,伯纬就被麻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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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砍了竹子,他研究砍刀。他最先研究的是砍刀,怎么抓住它,怎么用力。好歹砍了一捆,放在爹的屋山头。 砍刀的柄细些,能抓住它了,跑不掉了,还没让血痂掉壳,又去抓斧头,用斧头砍树。 伯纬在清晨的山上嘿嘿地砍树,砍得木屑四散飞溅。有人看见了,那些下地的人,看到的是伯纬在砍树,而不是别人,伯纬用什么攥斧头呢?他们左看右看横直看不懂,雾气和树枝挡住了他们,可的确是伯纬在砍树。一棵树倒下了,期期艾艾地让葛藤左牵右绊,倒了很久,总算倒下了。 伯纬扛着犁上了山。伯纬还能拿犁?莫非还能甩响牛鞭?牛鞭是在夕阳下山的时候响的,牛铃也响了,那是伯纬赶着牛回来了,犁尖上缠着新鲜泥土的气味,这表示,他耕过了。 他像一个什么也没发生的人,一个出坡、吃烟、喝瓦罐茶,然后回家弄点小酒喝喝,吃饱了,在门槛上抽袋烟睡觉的地道农人。他能干,残指、残掌、腕儿、肘、膀、腋窝,都帮他重新认识农具,一桩桩,一件件,漫长的认识,用血,用茧,用咬牙切齿。 他每次出坡都背一捆竹子下来,还背一捆茅草下来。 有一天他突然说:"爹,我们分家吧。"他爹他哥吓了一跳。"分家?你自己吃?"  "我当然自己吃。"
吴三妹提了十二个鸡蛋来看他。六个没煮,六个煮了。没煮的要他早晨喝生的,说是补血的。吴三妹说:"是我妈让我来看看伯纬兄弟的。"伯纬躺在床上嘀咕说:"只怕是你妈让你上街来换盐的吧。"吴三妹说:"绝没有这回事。"说到后来,她就哭了,她站在伯纬的床前,拿着他包得像一株包菜的手,只是哭,又不说话,这让伯纬难受,伯纬也就拍着床沿嚎啕大哭,谁劝都劝不住。他说:"谁说王皋不是享福去了,我这哪还叫人哪!不就是一只鸟了吗?只能用嘴啄食了,我又没有鸟嘴那么硬那么尖,鸟吃那么一点点就饱了,我若再每天吃那么几大碗,谁给我吃啊!"家里人说:"我们养你。"那是宽他的心。 伯纬能端碗了。在手术台上医生就给他的左手残掌设计了一块平掌,然后用两个残指一卡,还行。 伯纬用勺子吃饭。伯纬穿橡筋裤。伯纬拿勺子拿一次掉一次,苞谷粥溅得他满脸都是。他后来笑了,他说:"我像猫子舔食。"伯纬出院回到了村里,村里人一见他那一双手,白净的脸上也没有了阳气,都说,伯纬要到宜昌讨米去了。 "伯纬怎么还没有走呢?" 他们后来看到伯纬上了山。他不是去修路的,他在砍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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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到了四月,可山上的雪还没有化,从垭口那儿吹来的风依然是雪风,不仅仅是半夜凶猛,有时白天也狂暴,锯木场里陈年的锯末被吹得满天都是,背阴的地方依然滴水成冰。三妹和公爹婆婆及弟妹们一大帮子,还有王皋的一个哑巴叔叔,都挤在锯木场里,盖着单薄的被子甚至是稻草。 伯纬见了三妹,看着她已经出怀了,鼻子和眼睛冻得通红,偎在稻草里,就对三妹说:"到我窝棚里避避寒行吗?"他于是扶着手脚麻木浮肿的三妹到了自己的茅屋里。 开春了,挨了几次批斗又要不回房子的三妹公爹一家,要搬到巴东去了。巴东来的亲戚有十几个人,十几个脚篓来搬锯木场的东西,桌椅板凳,犁耙锅灶,还有两张矮床,一口三妹与王皋结婚时嵌玻璃的红漆柜子。十几个人要背着那么大的东西翻山越岭,要从鸦子口进去,要走大龙潭、小龙潭,过巴东垭、三十六把刀,再过长江。 三妹的哑巴叔叔来喊她,咿咿呀呀地比划说:"东西都走了,你也要走了。"四月莫非是搬家的季节?映山红在山岭上一下子全绽开了,推开腐叶枯枝,推开藤蔓浓雾,翻出了春的衣物,要晒一晒两百天漫长的冬季了。 三妹跟着王皋的哑巴叔叔走了,一步一回头,身上背着小巧的花篓,花篓里装了些伯纬给的洋芋。那是他自己种的。
他要在屋后的坡上搭一间茅屋。家里只好给他搭了,全是他自己从山上弄来的料。然后,爹和哥给他一床被子,一张床,五个碗,一口锅,还有一个吹火筒。后来爹把自己烫酒的小铜壶也给他提来了,说是他变天时手疼,喝点酒活血止疼。 他开始刨洋芋自己打火做饭。可他抓不住洋芋。他练了很多天,还是抓不住。上山又把裤裆挂破了,不想给嫂子去补,自己补,可他抓不住针。他把很大的工具都征服了,但征服不了洋芋和针。洋芋是生命中的生命噢,可是我奈它不何;没有针,我的体面就没有了,我不能强作镇静,出坡,到人家里吃酒,揣着手在裤兜里晃来晃去,我还是个叫花子。伯纬捧着针线,泪水簌簌地往下落。 三妹的公爹用儿子王皋的死亡补助款烧了一窑木炭给已经到了皇天垭的修路指挥部。第一窑没事,第二窑刚点火时,支书派人来给他的窑里丢了三枚雷管,然后说他家开地下工厂,没收了他家的房子,把他全家赶到村里一间四壁透风的锯木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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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纬说:"三妹,你唱得好哇。不过我还是喜欢听王皋唱,王皋总是发抖,可他发抖唱的歌最好听。那叫什么……那叫颤音。"三妹说:"王皋的歌是我教的。""我早就知道了,"伯纬说,"不过还有一个歌你教不了:洋二队,土四队,不土不洋是三队,久经沙场是一队……还有一个:神农架山高坡又陡,羊肠小道难行走,一年到头修公路,修到何时才出头……"  "公路已经到挂榜岩了。" 公路的确修到挂榜岩了。炸石的声音轰--轰--,从山隘口腾起的黄烟和碎石,一直溅到了他们的坡地边。伯纬边挖树蔸边说:"那都是我们修过来的。"他往手掌上吐了几星唾沫,三妹看到,伯纬的掌心全是血,他压根儿就没有掌心。 "你还能不能唱一点什么呢?"等炮声止息了,伛着腰挖地的伯纬对三妹说。 在地的另一头的三妹大声说:"生个儿子长大以后让他来养你,给你还债。"伯纬抬起头,他听清了。"难道不是我的儿子?难道不跟我传宗接代么?""你是个好心人,伯纬。"三妹说着说着就哭了。 晚上挂榜岩那儿的锤声叮叮当当,三妹就在锤声里生了,生了个妮子。 妮子瘦得像根筋,除了眼睛像人,其它都不像人。
可是到了晚上,三妹又出现在伯纬小屋的门口了。 "你怎么又转来了呢?"伯纬从火塘边拿着一把正砍柴火的斧子站起来迎接她说。 "我给你把洋芋都剐了,我给你煮洋芋吃吧,伯纬。"三妹的袖子上别着一根针。针到了女人的手上,熠熠闪光,楚楚动人。 三妹留下来了。 那天晚上没有被子,两人只好滚在一床垫絮里。伯纬说:"没一床被子,我过意不去。"  "这好,"三妹说。 "我也不会花言巧语,"伯纬说,"有一颗米,我掰半颗米给你和娃儿吃。我会凭良心的。""那就把你受累了。"三妹抹着泪说。 伯纬上了山,他要刨地种苞谷。他背着盛种的袋子,背着挖锄出门。三妹拉着他的手说:"这一双手怎么挖得出土?"伯纬说:"我总要让你和娃儿有饭吃。"那一天,伯纬烧了一块火田。他把看中的坡地四周砍出了一道防火墙,然后点火烧山地上的灌木、下木和葛藤腐叶。三妹跟着伯纬去了,她的镰刀下面也割倒了一些能引火的葛藤和枯枝。那一天把天都烧穿了,那一天的火真大。那一天三妹露出的歌喉让伯纬都惊住了:    "口衔种子手扒窝, 上山种下苞谷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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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快死了,后来又活了,支着两条前腿。母狗有两只小狗,因母狗的后腿萎缩,哺乳的奶也干瘪了,两只小狗还是去吮,伯纬见了就踢小狗,说:"就往裆里钻!"还踢那条母狗:"生这么一窝,好像就你能耐。自己都快死了。"狗被踢得嗷嗷叫,大的,小的。 那时三妹抱着妮子正在择野葱,看母狗被伯纬踢得拖着后腿去了屋后的蜂箱处。三妹哀哀地说:"伯纬,我对不起你,给你生不来娃子,我们娘俩走吧。"三妹说风是雨,就去堂屋的石磨柄上收衣服,从猪草堆里拿背篓把哇哇大哭的妮子往背篓里塞。伯纬冲进去一把抢过来妮子,说:"三妹,你多心了。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们。你走,走到哪里去?你若走了,我还有什么滋味?"妮子要上学了,伯纬决定把她送到离家五里之外的学校去住读。学校在狼牙岩下,有一栋紧靠岩壁的房子,有一溜统铺,睡着二十几个住读的孩子,有大有小。学校门口有一条河,孩子们在河里舀水喝,洗脸,寒冬腊月也是。到了星期六,伯纬就赶着一头山羊去接妮子。那山羊是三妹从她娘家牵来的。原因是一次伯纬挖洋芋,残破的双手攥锄柄使不上劲,薅到了自己的脚,烂掉了一个趾头,三妹就不再要伯纬出坡了,她自己出坡干男人的活,让男人放几只羊,就这么,从娘家牵来了一头种羊。
秋上,伯纬从山上背回了七八百斤苞谷,卖了给妮子去治病。在镇上治了五天回来,一家三口没了吃的。伯纬又背着背篓给道班去背碎石子。伯纬用在风雪中背上坡的石子换回了苞谷,磨了粉,做成了糁子糊糊,给差一点拉痢疾死掉的妮子吃。伯纬的手指已经扣不好扳机了,就挖了几个陷阱逮野物。他在山上的窝棚里守了三天三夜,总算逮住了一只青麂子。那一年的冬天青麂是怎样掉进他的陷阱里去的,简直是个神话。冬天里,麂子加糁子,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第二年春天,又烧了一块田。一场雨下来,火田里生出了一大片油亮亮的油菜。哪儿来的油菜呢?又没下种?这就怪了。嫩油菜掐了菜薹,再长成菜籽,收割了换油,三妹的肚子还是瘪的。 运木材的大汽车轰轰隆隆地开进了山了,又开出山了,一车一车带着树脂死亡芬香的大木头碾压着新开的碎石公路,好像要从山上栽下来一般往香溪河开去。一天,伯纬家的一条母狗也跑上公路,去看热闹,一下子压伤了屁股,两条后腿就没劲了,拖着爬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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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纬看见在风雪中清理路基的工人,只清理了一些小石头,腾出一条路来,让其它的汽车可以勉强行走,更大的巨石和压在石头下的车,就那么撂在公路上了,雪往上落,撕扯下来的树和树根也哀哀伤伤地横竖在那里,雪一个劲落着,神农架的雪就是那样,没有一点声响,却很严厉,但是到了晚上,你听吧,那树林里冰凌炸裂的声音简直像鬼魅,对这个世界是不留情面的。那是因为树枝和树干不堪紧缚,穿透冰雪而拼命呻唤。 但是现在没有声音。快过年了,伯纬想到快过年了,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手握着羊鞭,去看那还未全被雪掩埋的石头和石头下瘪了的解放牌汽车。是解放牌。一车上好的山毛榉,根根水桶粗。喔,他看不见那个人,驾驶室的那个人(只有一个吗?),可他看见了一只可怜的手!那手是在呼救吗?那手从车窗里伸出来,从一块深褐色的巨石缝里伸出来,是手,还是树枝?人的手,上面全是比石头更深的紫黑色血!他看见了那人断断续续的身子,或者说是衣裳。现在雪越下越紧,好像雪知道了,不想让伯纬看清这一切。这不好,看这样的惨事毕竟不好,快过年了,不吉利。 可那只手! 他也曾经有一双鲜血淋漓的手!也是在年关里,在一个雪如飘絮的时辰。
伯纬放羊,腰里用背叉子插一把开山刀,还拿了一把手锄子,砍柴加挖药材,细辛啦,柴胡啦,蛇菰啦,独活啦。伯纬的羊越放越多。最多时达二十只,吃了,卖了,死了,总在十多只。他总是喜欢把羊赶到山顶上去,在皇天垭的口子上,看公路和公路上的汽车。有时候,往山下走的时候,车轮子就悬在他头顶。车是这山里惟一的活物,假如没有云彩,没有野兽,这静静的山冈上,公路就像趴在那儿喘气的蛇,没有一点生机,被人抽了筋。如果喇叭响来了,车来了,车满满当当地瞎响,嘀嘀,嘀嘀,路就活了,山也活了。羊开始惊慌地叫,嘴里含着青草。伯纬喜欢公路。他常常掰着自己那几只不能动弹的手指,摩挲着,想着它们与眼前这条公路的关系。在下雨的时候,雾气蒙蒙,他在想,王皋会不会从那隘口走下来,浑身湿漉漉的,说:"要点炮了。"公路已经安静了,不再有炮声。可是,有一天,下雪的一天,轰地一阵声音,过去炸石松动的石头大块大块地垮了下来,砸到了一辆安徽来这里拖木材的汽车。车跑得太凶,太沉,把路也压坏了。进山的是空车,出山的是重载,一车一车的松、杉、桦、栎,都是做枕木,做榨木的料,还有香果木、麦吊杉、青檀。有一个团的军人在这里砍树,团政委转业回家时,不仅带了好香柏家具,还带走了两公斤半麝香。一只大公香獐子只产一两麝香,小的产十钱,也就是说,他要射杀近百只香獐。运木材的车源源不断,总会砸到车的。山的身子炸松散了,神也散了,抟不住,只好往下狠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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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那些天,伯纬都要提着一壶酒去公路上,洒在伸手可及的驾驶室内外。刚开始几天,他都能看见一只松鸦在岩石垮塌的山崖上叫着,在一棵落光了叶子的火漆树上,孤零零地叫。叫得人心里全是些阴暗、黏稠的东西,不知哪一天,他再抬头看时,树上什么也没有了。他对那个人说:"山上越来越寒。快开春的这段时辰,总是最冷的。你喝几口去去寒气。"有一天他说:"不是供销社卖的火酒,我不喝那个,自家酿的,地封子酒,度数低,不打头……冬天来的客少,酒还是有的,喝不完。这么寒冷的季节,哪个到咱们神农架来呀……"又有一天他说:"想你的亲人快来了吧,我反正会供你的酒喝,一直等他们来。要说错,修这路我也有错,我这双手还不是修这条路炸坏的!那时候天寒地冻,咱们也赤膊下河,筑路基呀,取河道下铁笼呀,靠啥,靠几口酒,所以,有酒了你也别怕了,阴间阳间我看差不多,一杯酒,什么都能对付过去……"春节在那种持久的高寒中悄悄地过去了,太阳出来过几天,但山上的积雪不为所动,仍然占据着显眼的地方,掩盖了山区的真相。
伯纬赶着羊群回家了,他魂不守舍,进门就对三妹说:"给我烫一壶酒。"当伯纬在半个小时后提着空酒壶回来,他的老婆三妹才问他到哪儿去了。他告诉了她公路上的一切。 "那你说了什么呢?" "我说,我说师傅,你冷么,你是安徽的车,安徽定没有我们神农架冷的,你喝点酒暖暖身子……我还说,我说了些什么,让我想想……噢,我说了我们这儿有酒规的,我敬你一个(杯),我就先喝一个,再给你一杯,然后你再回杯,回一个……回你就免了,我自己来,我斟满,神农架的人喝酒从不耍赖。我一杯,他一杯,看着看着酒壶就空了。""你是疯了吧?"三妹看着冻得鼻子发红的伯纬,他成了雪人。 "你说什么,你竟敢说我疯了?!你这个狗杂种,你敢说我疯了!"伯纬喷着酒气。他骂人了,他指着三妹的鼻子,他从来没有骂过她的。后来三妹看见伯纬在那儿愤怒地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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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伯纬赶了头羊去镇上卖,在十八拐路边上,一个司机停了车在烧黄裱纸。一问,是这儿翻车死了一对年青男女,在此合埋了一个长坟,司机说,车开到这里不烧纸,你的车上坡就熄火。司机告诉他,所有跑这条路的司机,经过这里总要带点纸烧的,你不烧,那小两口就作法,把你的车熄火,这叫留下买路钱。有的师傅不晓得,一到下雨夜,往这一带走,总会见一男一女拦车,你让他们搭车,他们就嘻嘻哈哈爬上去了,搭一段就喊停车停车,说到了。荒郊野地,两边都是老林,到哪儿啦!你若不让他们搭车,你的车不是抛锚就是滚下山去。 这个故事越传越完整,细节越多,谁谁见到过,谁谁不让其搭车,赔了小命。可是,伯纬经常在这一带转悠,有时也到夜里,却从未见到过那一男一女。坟上的草长得老高了,上面的打破碗碗花开过花了结絮,结絮了开花,坟上遗了松鸦、夹鼻乌鸦的粪便,藏着蓝喉太阳鸟小小的暖巢。就是在阴雨霏霏的扰人季节里,看走神了也没见到过那两个冤死鬼的魂影。 但是车祸却实实在在地多了起来。司机们烧多少堆纸也不管用。 有小翻的,有大翻的;有滚下几百米悬崖,有被树挡住了的;有死了,有没死的;有伤了,有没伤的。
吊车开上山了,死者的弟弟也来了。他们把死者挖出来后,发现驾驶室那儿一股浓郁醇厚的酒气,还有碗、菜饭。后来他们问明白了,这是一个叫伯纬的残疾人干的。他们把伯纬从看热闹的人里拉出来,大家看到,死者的弟弟一膝向伯纬跪下,在泥水中向伯纬磕了几个响头,说:"我哥总算没冻着,他天天有酒暖身子。"那些人看见死者的弟弟从手上捋下一块表来,硬要给伯纬戴上,说是一点谢意。在推推搡搡中那块表硬是戴在了伯纬的手腕上了。伯纬说:"这块表对我们乡下人也没有啥益,你们搞工作的人才用得上,又金贵,我是受之有愧。"死者的弟弟在运走他哥哥的遗体时对伯纬说:"我是不会忘记你这个好心人的。"神农山区的山好像渐渐地矮了。那不是矮了,是因为参天大树都砍光了。没有砍光的是一些不成材的歪脖子树和小树秧子,路袒露出来,看得清清楚楚,在山壁上,在河沿上,先是拖木材的车,后是拖门方的车,再是拖棍棒子的车,拖木炭的车,再就是拖树枝的车了,再呢,没有了。大车少了,小车却多了起来。那些小车呢,先是吉普,后是切诺基,还有拉达,再是桑塔纳,后来,沙漠王子也出现了,奔驰也出现了……名堂越来越多了,还夹杂有许多小轻卡,拖点人、货的,还有个体户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破客车,摇摇晃晃,叮叮哐哐的。在夏天,山还是绿,绿得想再长成一个森林的样子,暴雨还是下,泥石流,也有把什么都晒枯的干旱。冬天的雪却小了,也推迟了。但是,在雪线之上,在皇天垭,风雪年年依旧。雨雪霏霏的日子车一样的横冲直闯,在厚厚的油光凌上,各式各样的车轮依然有人驱动,开过去,开过来,你追我赶,去房县,去兴山,甚至去更远的宜昌和汉口。吱吱的刹车声令人心惊肉跳。赶着一群羊的伯纬看着那些刹声中的车轮擦着悬崖,心想,现在的司机咋就胆子越来越大了,吃了豹子胆么?其实并不是的,那是因为钱。但当官的呢?坐桑塔纳和红旗、奥迪车的呢?也是因为钱吗?坐在山石上的伯纬想不明白:他们为何这么匆匆忙忙?他们是在赶杀场?--这当然是在公路上有人翻车,又听说死了几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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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咚--咚……咚--轰--喀--轰……"这不绝如缕的翻车声是在妮子满十六岁订亲的夜里。伯纬喝了些地封子酒,一觉醒来,清清楚楚听见了山上传来的恐怖声。第一下,滚下去了,第二下、三下、四下,是撞在石头上,再打翻滚,再被树或什么撕开了(或者劈开了树),再滚,再没声息了,躺进了山谷。从前后发生的响声判断,车大约滚下了两百到三百米。 那时候三妹并没有睡觉,在收拾着亲戚们吃过的酒席后的残局。伯纬坐了起来,虽然是一个严冬,窗子紧闭,但跳闪的油灯似乎带来了汽车坠岩时卷过来的风。
有一天下雨的黄昏,一个农妇搭乘一辆解放军的军车,上面装有一具棺材。农妇披了雨布站在车厢里,车行至十八拐,天已经全黑了,农妇听说过这儿鬼魂的事,心情异常紧张,紧盯着车上那口水淋淋的棺材,突然,那棺材盖子移动了,从里面伸出一只手来,搭便车的农妇当即吓得掉下车来摔死了。其实棺材里是个活人,运棺材的那老头,下起雨来,没处躲雨,就钻进棺材里,后来,他伸出一只手来,想试试雨是否停了,他哪知道又上来了一个搭便车的人,结果把人吓死了。 可是,据司机们说,你要翻过皇天垭,不管你紧不紧张,耳朵里就会突然像打鼓一样,下坡时更厉害,头就大,像一团气化开了,眼睛看哪儿呀,脑壳就一团气儿,虽然一过性的,可方向盘一闪失,车轮就离了路,往下一栽,你还能知道是死是活?一切都靠天安排了。 海拔三千米的垭子,有人说是高山反应,大脑膨胀,也有人说,这儿的磁场可能扰乱了你的整个生物电波,也有人说,皇天垭是鬼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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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纬已经往坎下去了,他在猪圈里拿了一把竹子,又上来,在火塘里点燃。竹子烧着的声音,噼噼叭叭地响。 过去,车出事的不多,垭子口还有个小小的养路站,现在搬走了。所以,如果他不去看,也就不再有其他人看了。 他听见了松鸦的叫声。那是从呓语到清啼的过程,含糊的、直觉的叫和十分清醒的、充满了暗示的叫声、应和声是不同的。在黑夜中昏睡的松鸦们除非闻到新鲜的、浓烈的血腥,不然它们是不会在这样的时刻惊起的。 天空真是出奇的好,星星出奇的多,月亮出奇的亮,山也是出奇的静。在这荒僻而神秘的高山上,月亮的光似乎煞住了整个世界向更深的寒冷坠去的脚步。冷是冷点,如果没有松鸦的叫声,人心决不会打战,至少对于从出生起就在这儿生活的伯纬来说是如此。 在去现场的途中,他会突然蹦出一个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是一个惊梦罢了。当汽车完成了它的死亡之旅后,总会有一个沉寂的间隙,那时候,受伤的人连呻吟都还没有学会,疼痛还没有开始出现,也许膀子断了,肝脾裂了。
他在黑暗中坐着,他比较熟悉了汽车翻滚下的声音。如果你听到闷雷似的"轰隆……轰隆"声,持续不断,忽大忽小,那就是装运木材的车,一车的木筒子散落后滚动的声音,宛似一列在老铁路上行走的闷罐火车;而尖锐的响声来自小车:"哧--哗--叭--轰喳- -哐当--"个体户的旧客车摔下去的声音是最不中听的:"轰--哐--哐咙--哐啷- -"间或夹杂着一种哧儿哧儿的奇怪嚣声。伯纬通过声音,知道车是在哪一个地段上出事的,哪儿的石头与树抗拒车子毁灭性的冲撞会发出什么样的怒吼。他知道,任何石头和树木,你若招惹了它,它是会发出声音的,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伯纬对山上的东西都摸透啦。车子和山石、树木的对抗时常会发出不共戴天的声音--人的喉咙在这个时候是微不足道的。面对灾难的沉默,是人的最软弱之处。也许是因为太远,他听不到。反正,只有当你走近现场,你搜寻,找到那些一息尚存的人之后,才能听清楚他们在微微地呻吟,命若游丝。 伯纬因为听这样的声音,脖子伸长得像桉树。他下了床,穿好衣服。他从房里出来,对厨房里的三妹说:"我去看看。""我怎么没有听见?"三妹知道他要去干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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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女的。"那个还活着的男人说。 "噢。那我先下去找女的好吗?""你能不能给我找条裤子,我的裤子,想办法把我包包吧。"那个男的用很沙哑的烟喉咙在他后头求情说。 包包当然指的是下身而不是伤口,看来,羞耻心在这种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伯纬只好又转过身来,放下火把,思考着怎么把他包起来,天很冷,他的伤口的血已凝固了,赤身露体的确不妥。于是他与那个人商议,能否先把那人的工作服脱下来包包。那人答应了。可是当他去脱那人的衣服时,那人说:"膀子断了。"有一件毛衣,但伯纬隔衣已摸到了刺楞楞的骨头,的确膀子断了。伯纬只好脱下自己的棉袄,包住了那人的下身,并要他不要动弹,免得疼痛。伯纬说:"我找到下面的那个了我再来背你,要得啵?"伯纬探到坡底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虽然摔下去的汽车把好些树都压断了,但冬季那些坚韧的刺藤把下脚的空间几乎全堵住了,手上的火把弄得不好会引燃那枯黄的茅草、落叶,引发一场山火。为什么偏偏是在夜晚呢?他想,莫非真有岩包精和树精?还有那作法的阴魂? 一辆汽车庞大的躯体卡在岩缝里,它的前端耷拉在一个险隘。菩萨保佑,一个朝天的车门口仰面躺着一个女子,好家伙,爬上石头又爬上车子去看时,女子也光溜着下身。
他从几块陡峭的苞谷地抄小路上了垭子口,他很容易就找到了汽车摔下去的地方。他用残损的手高举火把,大喊道:"喂,有人吗?有人没有?回答我一下!"确切地说,是松鸦的叫声把他引向这样的悲恸之地。在这里,至少有一群松鸦,因为无数的夜晚从嗜血的梦中醒来,练就了一双夜的眼睛。 因为举着火把,所以他的视野极其有限,在一路往岩坡趟下去时,寻找那岩缝里、灌木丛、葛藤刺棵中的人影是一桩难事,他只好走一步喊一声: "有人吗?人呢,你们在哪里?"在看到谷底下的汽车之前,他找到了一个男的。喝多了酒的伯纬现在知道他在干什么了。在这之前,他还在给客人敬酒,他面前的酒杯加上自己的门杯一共有十几个,一个杯子要喝两杯才能还回去。所有的人认为他入赘的女婿以后一定会孝顺的。"就跟自己的儿子一样,"他们这样说。这是恭维他。他的乱糟糟的脑子在听到翻车时早就平静了下来,对于没有亲生儿子的遗憾一上床便忘了。现在,他忽然想起这个事来,想到自己的家伙不行。他看到了那男的家伙--那人没有裤子,私处缩得像棵枯蘑菇;头上、大腿上血糊汤流。 "还有没有人?"伯纬问那个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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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是人是鬼?他为什么这么不耐烦?他们是那一对……伯纬感觉到了那女人的重量。他又背着死人了,那个男的顶着一床被子在向上移动,看上去像一个怪物,这使伯纬心里一阵阵发寒,虽然汗珠子从头发深处往外冒。 "车子是怎么了咧?"他问,他拼命问。 那个顶被子的男子却不再说话。刺和树枝总是挂他的裤腿。究竟是刺条还是鬼的手扯他? 好在,他们终于爬上了公路,那个男的没要他扶一下。在他拼命问话时他听见肩上的那个女人这里响一下,那里响一下,全是骨头断裂摩擦的噪音。他坐在公路的中央,他说:"我这就去捡树枝。" 他在公路边捡树枝了,那个男的用被子紧紧捂住自己。后来火升起来了,照亮了,照亮了一切,路、树、被子,死人和他自己。还有天上哪儿的鸦鸣,都照亮了。寒风劲吹。他说:"会有车的,会有车的。"他坐在那儿,口舌干燥,现在,他开始回味那些血腥味,他所见到的男人和女人的血腥味。他想喝水,或者吃花椒。
"喂!"他喊。 火星落在那个女人身上,他欠下身去看时,女的好像已经死了,脸煞白煞白。 他俯身去抱那个女的,还年轻,长头发,模样儿也不错,就是死了,软的,脸上有血,屁股、下身都有血。而且那女的浑身的骨头都似乎断了,像小时候他爹给他做过的翻筋斗的小木人。死了,就好说,他用手腕去夹那个女的,然后移到腋下,把她拖下石崖。他正在喘口气时,上面的那个男人却喊了起来:  "我的裤子,还有被子!" 喔,还有一床被子,在驾驶室里。湿漉漉的,有血腥味,全是血。那个女的爬出车门时一定没死,后来死了。他在那女的腋窝里触到了一丝热气,但那已经属于死亡了。 真是麻烦,他拖出被子,又要背那个女的,又去翻寻男的裤子,的确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他抱上被子,扛上女的,又拿着所剩无几的火把,爬上去。看到那男的已经靠着一棵树站了起来,吓了他一大跳。 "没有裤子?"那男的气呼呼地问。 "没找到。"伯纬说。伯纬心里说,你就不问问这女的死了没有。他背着那个女的,把被子给了那个男的,让他顶着,伯纬问:"你可以走?"  "走吧走吧。"那男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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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裤子,那男的还活着,女的死了,两个都没有裤子。他们的裤子可能还在车里。"一转眼,家里多了两个人,女婿和外孙。因是招婿,外孙成了孙子,跟伯纬姓。伯纬很高兴,有了把谱系传下去的人了。伯纬赶羊上山,也要把孙子牵着,"憨娃,跟爷爷捉叽溜子(蝉)去。""憨娃,跟爷爷打老虎去。"伯纬没有手,就两只不能动弹的怪头怪脑的指头,牵着孙子,赶着羊群上了山。孙子哭,不愿跟他,要跟着出坡的爸爸妈妈和婆婆,伯纬不干,伯纬就爬上树去捉叽溜子,但是女儿和女婿早把孙子抱走了。
他拼命地想吃花椒时,车来了。是一辆手扶拖拉机慢慢吞吞而且声音宏大地开过来了。多好的声音啊,越大越好。对,最好是手扶拖拉机。他张开双臂,站在路中央,大喊:"出事了!出事了!"手扶拖拉机像是从天而降,活生生的师傅开着它。他终于看见手扶拖拉机停下来了,只是机器还在隆隆地响,师傅问道:  "又出了什么事?" "翻车了。" 伯纬先把那个女的搬上车厢。车厢里只有几根门方,然后和司机一起把那个男的抄抬上车。那男的从被子里扔出伯纬的上衣,说:"能不能把你的裤子借我用一下?"反正是一条破裤子,里面还有件绒裤,伯纬就把外面那件沾了泥巴和血水的裤子脱下来给了那男的,并对他说:"车我给你照看着。"伯纬把火堆移到靠山崖的避风处,又找了些树枝来烧。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他正靠着石头打盹,就听见了羊叫。那是自己的羊,他的老婆三妹赶着羊上了山,手上挥舞着鞭子。 早晨没有一点雾,天空很干净,现在透过山下的林隙可以清楚地看见那辆摔下去的汽车。 "你的裤子呢?"三妹问他。 "我给了那个男的。"伯纬说。 "他未必没有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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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是肯定不行的,家里的人执意要他天亮后就出去放羊,家里的活有老婆三妹做了,包括带孙子,坡上的活有女儿女婿做了,包括打猪草。开山刀、手锄子、背叉子,他都放下了,他只是放羊。再说,山上如今已没药可挖,连柴胡都挖光了,升麻还有一些,党参、头顶珠是少而又少了。独活和杜仲都家养了,他家就栽培了一亩多地的独活,杜仲树已有十七八棵。他干些什么呢?他在山上,羊吃着马胡骚,有时候也啃一些带刺的小叶淫羊藿,他一个人在山上,他想给谁说点什么,唱点什么,山始终不说话,羊也始终不说话。 他好几天都无缘无故地盯着皇天垭子的垭口。垭口像一张巨大的嘴巴。有一天早上他终于看见垭口动了,像山的两片嘴唇动了,垭口里伸出一条舌头--一簇密匝匝的树。山说话了,山发出了"嗷--"的低吼声,又像是打呵欠。山懒洋洋地开始说话了,那哪叫说话呀,也就是活动活动。他对山垭子说:"老哥,你终于开口说话了。"这不过是一种错觉。他在期待什么呢? 羊发展到三十多头了。他总是让羊吃马胡骚和淫羊藿,在垭子下的油桐包那里,背阴的地方大片大片的淫羊藿无人采挖,他让羊吃了这些东西不分季节地交配,跟人一样,羊就发展得很快。
伯纬总能把孙子抢过来。他才不管他哭不哭呢。"你再哭,红毛大野人就来了!"他吓唬孙子说。有一次,孙子在山上摔了一跤,额角跌破了,脸上被石头划了好深一条口子,伤愈之后,脸上就有了条亮疤。老婆和女儿女婿就一定不让孩子出门了,于是伯纬也不出门,缠着孙子要给他讲古:"……盘古的爹是哪个?是江沽,江沽咬死了浪荡子,尸分五块,落在水中,长起一座昆仑山,也把江沽包起了,像个鸡蛋壳,一万八千年江沽就变成了盘古。江沽的爹又是哪个?是幽泉,幽泉的爹是哪个,是混沌,混沌的爹呢,是混元,混元的爹就是黑暗……黑暗老母空中转,身怀有孕一万八千年……"后来他唱了起来,唱的是《黑暗传》。"你晓得岩包精么?岩包精能把树皮变成花布……""红毛大野人其实就是山混子、岩包精、树精……有一天,一个打猎的人进山打猎,下好大好大的雪,雪地上有几十双小娃儿的脚印,到了一个悬崖那里,脚印不见了……"他太喜欢他的这个孙子,每当这时,羊圈里的羊就会饿得直叫唤,没有人放出去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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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指着驾驶室的人:"都坐满了,下次再带你。"说完,车就开动了。伯纬缩着被冻硬的鼻子,他被丢在路边。明明还可以坐一个人嘛。他浑身的气都不顺畅。他无意间回头看到了垭口的那张大嘴,他对高远的垭口伤心地说:"我其实知道这伙计姓嵇,他是个鸡娃子!"他那"子"字的弹舌音滑溜溜地向上走着:"鸡娃子--"他大喊。"你还穿走了我一条蓝卡叽裤子咧,你们两个都不穿裤子,搞什么哟!鸡娃子!"给哥嫂送羊胯子的那一趟,他来去共花了四块钱,坐的小"面的",挤死人。主要的是,他实在想不通那个姓嵇的救了他一条命为何搭个便车也不让,这是神农架山区的人吗?他想到他那冻得像枯蘑菇一样的下体,还有隔着衣服也能摸到的断骨头,现在他又攥上方向盘了。假如它又断了呢?从山头轱辘轱辘地滚下去,我还会半夜爬起来背他们吗? 夜里,老婆三妹锉牙齿的声音比呼啸的风声还大。伯纬听见的却是垭口说话的声音,山吼了。它在吼什么啦?老婆什么也不知道,山开口说话的事,还有那个嵇师傅不带他一程的事,他已经不能在家里说这些了,他们烦他。
这一年到了腊月,伯纬就熏了十六只羊胯子,也就是杀了四头羊。冬天的野花椒籽遍山都是,这种花椒籽压羊腥味很好。他想给在松香坪工作的哥和嫂嫂送两只羊胯去,还有羊骚、羊肝和羊肾什么的,给哥补补。另外,他打了一斤野花椒籽。他准备停当了,背着羊胯走到了公路上。 他想搭个便车,不花钱的,于是他选择了车招手。小车是不敢招的,那上面坐着干部,不会停下来带他这个又脏又破又残的农民,他招手的是货车。 他总算在寒风中截上了一辆拉木地板的货车,货车也在他身边停下来,司机把头从车窗里伸出来,伯纬看到,正是那个穿走了他一条裤子的男人。他又开上了一辆新东风。 "我到松香坪去。"他对那个司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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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样?要不要我送你到医院去?"那人说:"我还好,就是不晓得车咋样了。""你人还活着么,你人跑出来了,好,你到我家去把衣裳烤干,去喝口茶?"他让那人走前面,他举着火把在后头跟着,又回头看了看没有什么东西跟上来,才为那人指路。从阎王爷的腋窝下跑出的这个司机还惊魂未定,脸上像涂了石灰一样,烤火时嘴里还发出咝咝的寒战声。 "过十八拐,你没有烧纸么?"伯纬问。 "我烧了。" "你是怎么跳出来的?" "我完全记不清了。"
然而皇天垭又翻了两个车。是不是垭子开口就要吞掉一个车呢?一个大车,一个小车,小车是白天翻的,大车是半夜翻的,大车在半夜翻下了挂榜岩,只有结结实实的一声,没有铺垫,也没有余音,咚!一声山塌下来的声音,伯纬一听就知是从那陡壁直上的挂榜岩往下掉的,四百米的崖,伯纬想,人和车都报销了。 这太可惜了,我又得去背尸吗? 伯纬看了看堂屋的火塘里还有余火,还可以点燃一把竹子。他慢慢地坐了起来。被子里和被子外的气温是不同的,而屋外呢? 他在穿衣裳时把锉牙的三妹弄醒了。她在黑暗中问:  "你又听见了什么?" "我总是睡不着。好像挂榜岩出事了。"  "那我陪你去。" "算了算了,挂榜岩出事,神仙也白搭,我看看就回。"在火把照耀的雪野,人好像是去进行一次犯罪似的,给人的感觉总是鬼鬼祟祟,畏畏缩缩。尤其是一个人。他咯吱咯吱地走在冻住的雪上面,到了公路,老远就看到一个黑影朝他走来。 那个黑影拖着沉重的脚步,还有长长的影子,穿得十分臃肿,看起来就像个独行的野人。野人穿过公路的镜头已经被许多人看见过了。伯纬喊:  "喂,你是哪个?" "我的车翻了,我跳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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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品着并不太浓烈的苞谷酒,自己酿的,刚好够自己要的那个劲儿。他就想到有自己的酒喝是一桩极幸福的事,自己种下的哪一颗苞谷变成了现在的酒汁儿,自己种下的、掰下的、搓下的,又蒸熟的、发酵的。总之不会像那个人一样深夜了从阎王手里挣脱后还要一个人摸黑走十五里路去报案。其实一个人只要苞谷酒,你就会省下许多事儿,要那么多东西做什么,要车,要执照,要汽油,要大把的票子,要木材通行证,最后要了你的命……火星飞舞在空中像一些四处飘散的萤火虫,到处闪烁着它们的趣味。伯纬抬头看看天空,星不多,气温寒冷,皇天垭的那张大嘴巴闭住了,黑的,它忽然好像暗示给伯纬:今天没有松鸦闹事。 噢,真的,一声那种不祥的叫声都没有,它们的翅膀和嘴巴也都像垭口的那张嘴给冻住了吗?冰瀑是凝固的气势,而岩上的树白森森的,没有鸟禽飞动的迹象。噢,没有见一滴血。就是这样的,今天没有见一滴血,于是,他感觉到十分清闲起来。坐在火边还是冷,公路上的积雪并不厚,但结成了硬壳;在火边的冰凌烧化了,又冻住了。伯纬只好站起来,围着火堆,然后又围着汽车的残骸跑圈儿。他还摔了几跤,不过他笑了。像他这个年纪,滑倒了以后是会笑的。
伯纬烧旺了火,让那人烤得鞋底发出难闻的橡胶味,又给他冲了一杯糖水。三妹也起床了给那人烧苞谷吃,并对那人说:"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们当家的带个活人回来。"那人抓住满头的脏发说:"不是我跳得快,现在不早成肉饼了。"那人吃了两个烧苞谷,打了几个嗝,停止了寒战声,站起来跺跺脚,"我现在还能走,这不晓得托了哪个的福,我这就回镇里去报警。我想请你们帮我保护一下现场。"那人丢下二十块钱,在走出门槛时又被伯纬塞回了他的口袋,"阎王爷不敢要你的命,我就不敢要你的钱,我去帮你守守便是了。"伯纬跟那个人一起出去,三妹塞给了他一壶酒。在挂着冰瀑的挂榜岩下面,车子已经四分五裂了。他依然先点起火,把酒放在火边,再去捡拾一些捡得动的东西,比如坐垫啦,挡板啦,轮胎啦,腾出一条路来好让其它车通过。然后,伯纬就坐下来拢了拢衣裳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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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纬家从来没来过这么多有头脸的客人,穿制服,背照相机。伯纬和他的家人赶快刷羊胯子,用斧头砍,下锅,煮洋芋。 热气腾腾的羊胯子就放在火塘上,用一个铁架子架着,苞谷酒搁在一张矮桌子上。围着火塘的一圈人筷子碰筷子,吃得有人冒汗了,脱衣了,话多了,脸上的酒血也不自觉地走窜起来了。 "……那可真是吓死我了,"那个交警说,"我在十八拐的下头走了一整夜,我想抄小路翻过垭子的,明明快到公路上了,又往回头走,心里想,走错了,可脚偏要往回走,直来,直去,直来,直去。那时我在派出所,有枪,我就记起我有枪,掏出来,连开了三枪,人就清醒了,上了公路。"他讲的是他几年前的一次半夜迷路。
他后来在火堆边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了他的爹,在老林的一间茅屋前晒衣裳。爹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后来又看到有一只毛冠鹿用白色的嘴唇舔舔他,醒过来一看,他的老婆三妹在往他手里塞糁子。但是没有羊。 "人家都在忙年,我看你忙什么。"三妹说。 "嗬嗬,我忙什么。"伯纬嚼着老婆做的喷香的糁子,掺了蜂糖的。蜂糖是自家的蜂糖,还有一丝儿山里的百草香味儿。 不久,那个司机带着交警和保险公司的人来了。伯纬把他晚上捡的一堆东西交给那个人,然后说:"那我走了,我还要去放羊了。"那人说:"你先莫走,你也是一个见证人。"又对保险公司的人和交警说:"我就是碰见他的,我还到他家喝了杯糖水,他老婆还给我烧了苞谷吃。"伯纬对交警和其他几个陌生人说:"这个师傅是我看到的命最大的人了,嘿嘿。"那人不让伯纬说话,一说就捣拦他:"算了算了。"伯纬只好沉默了看那些人拉尺、拍照、记录。其中有一个对那司机说:"你吃了人家的苞谷,我们今天吃什么呀,喝皇天垭的西北风?"伯纬这下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他说:"到我家去,到我家搞饭去吃。顺便跟我孙娃儿照一张相好么?"那些人就跟着伯纬去了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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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来了两个保险公司的人,没有给伯纬捎来他想要的照片,是来调查那晚车祸的事的。那两个人因为不愿意走这严寒中的路,其中一个加上被伯纬的狗咬了一口,一肚子火气,手上拿着爬山的竹棍,进屋了还没放下。倒是喝了伯纬女儿泡的茶水,没说上两句话就问伯纬:你是什么时候看到那个人的?你是何时见到那辆摔坏的车?你在车摔下来之前没有见到那辆车吗?车是不是早就停在挂榜岩上了?你真的不认识他?你总是半夜出来走动,一摔了车你就起来救人?是一碗糖水?两个苞谷?他当时的情况怎样?他的心情轻不轻松?你是几点几分离开的?你替他守车没要他一分钱?出事现场你看见破坏没有? 伯纬接待这样的两个没有好言语的人。他悄悄跑进厨房对三妹说:"不要做饭给他们吃了。"三妹的刀正放在一块羊排骨上。但是,他出来后还是听到他的老婆把刀剁下去了,且发出很响的响声。
死里逃生的司机说:"一翻皇天垭我就会听到敲锣打鼓的。"他们问伯纬见到过什么稀奇事没有,伯纬说:"我住了几十年,啥都没碰到过。"后来他们问到他的那一双手,就谈到修这条公路死了多少多少人,有多少多少稀奇古怪的死法。伯纬没说什么,只是搓着一双残手给他们敬酒,他说:"你们多喝点,这是掺了蜂蜜的酒,又不打头。"保险公司的人说:"一进你的屋就有一股蜂糖酒的香气,你还是蛮能干的啊。"伯纬笑笑说:"反正就这一坛子酒,你们今天要把它喝完。"果然,一坛子为过年准备的蜂蜜酒喝了个底朝天。交警趁着酒兴在屋外为伯纬的家人照了几张相,说是在春节前一定洗好了捎过来。 伯纬想坐个便车去县城卖两头羊,那些人便牵羊的牵羊,撵尾的撵尾,把他带到县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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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骗保,那要坐几年牢。"伯纬抽了一口烟说,"刚从阎王手里逃脱,又要到公安手里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稀奇事呢,这年头?"三妹问道。 她看见伯纬正在吃力地摇头,被烟火熏得像枣子的眼睛泪汪汪地一片。 "你总是见到一些鬼事。你早晨起来的时候把眉毛往上抹三下,火气就升起来了,你爹妈没告诉过你么?"伯纬是第一次听到往上抹眉毛就能避邪秽,于是他就听从了三妹的建议,早起的时候往额上抹眉毛。
"他是骗保摔车。"那两个人对伯纬说,"你也没有什么好怕的,问一问,你照实说就行了。""我当然不怕。"伯纬掰着自己没有知觉的半截指头,"我怕什么,我又没做坏事,我怕什么。我只晓得车翻了,我应该去帮别人一把。我从来就是这样,不管是夜里是雪天。""嗯,"那两个人说,"就是这样的,你不知道,这当然不怪你,你一番好心,可是被坏人利用了。" 他们向他解释骗保摔车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讲着保险行业的一些名词儿,让伯纬听不顺耳。后来留他们吃饭,他们走了,对伯纬说:"请你把你的狗抓住,我还得赶快回去打狂犬疫苗。"三妹是真心诚意地想留那两个客人吃饭,她张开两只油腻腻的手出来送客。送走了客,她埋怨伯纬应该把两个人留下来。 "他们把我当犯人一样在盘。我还惹了一身臊咧,好心当作驴肝肺了。""我在听,他摔了车,别人还跟他赔车?"  "那当然。" "有这么好的事?" "人家一年投保了两三千块钱,他们为什么不赔?"  "现在不是说不赔吗?" "不赔总有他的道理。不过莫非硬要把人也摔死了就是真翻车,否则就是假翻车?"  "那哪个搞得懂。" "莫非他真把坏车摔了?" "他吃多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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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纬抹了抹眉毛,只是朝漫天的云霞打了三个喷嚏。牛在石坎边的水洼里舔水。水太冰冷,是它用蹄子把冰砸个洞才能舔到的,它不敢狂饮,只能一点一点地舔食。猪在垫圈沤肥的枯草中瑟瑟发抖,把它们的嘴拱在更深的草叶中。狗在跳跃着,追逐并凌辱家里饥饿的猫。那猫连在那早晨伸懒腰的机会都没有,哀哀地叫着,想说话,想伸冤,有时竟能说出一两个与人一模一样的单音来。 女婿和女儿都到田里挖冬花去了,三妹正用腿夹堵着调皮的孙子给他喂一种很稠的苞谷糁子。他们坐在火塘边,浓烟朝门外飘去。 "你听见什么没有?"三妹问。 "我昨晚睡得死。"伯纬故意岔开说。 "早晨唉!"三妹不耐烦地说,"你抹了眉毛没有啦?"伯纬打开羊圈把它们赶了出来,趁这难得的好晴天去把它们喂饱。羊群沿着山壁挨挨擦擦地前行,遗下光亮的羊屎。从翻起一层层外皮的红桦林间往里走,然后,这些羊群追着山脊的影子上山。羊们喜欢太阳,它们总是在山颠痴痴地对着太阳看上几个小时,白髯飘飘,像一些仙风道骨的老者。 的确没有什么事,公路上的阳光像银带子一样四处飘摇着,比别处的阳光显得更集中。 "快过年啦。"他在说。他向更高的难以翻越的皇天垭口子说。 垭子的大嘴没有说话。
松鸦的叫声在这一天还是出现了。公路上汽车来往如梭,似乎没有任何出事的迹象,可松鸦开始叫了,而且叫得很凶。一种短促的声音"哇",那就是松鸦,而叫得很长的,叫得更恐怖的:"哇--"是寒鸦或者秃鼻乌鸦,这一带,在松林、巴山冷杉和刺楸的密枝上,多是那种听起来寂寞而微微发寒的松鸦声,而且,它们的样子并不怪诞,你也很难发现它们,除非哪儿有了血腥或者即将有血腥。还有另一种声音--你若在床上不愿离开被窝时,听到好像捏着鼻子叫"要"或"娘"的鬼鬼祟祟的声音,是松鸦中的母鸦和雏鸦。它们在早晨的叫声,如果是晴天,晨光明晃晃地照在山崖或树枝上,天空的衬景显现出一种光溜溜的靛青之色的话,这些鸦声还多少给早晨带来一些活气;如果声音渐飞渐远,在另一片老林扒子里鸣叫的话,那就像隔山说话,没有事的,只当是一种平常的鸟叫,只当是一个人踏空了一块悬石,让它滚落下去;如果是在雨雾天呢,在将雪不雪的日子,在浓密的冰雪冻得人欲生不能,欲死也不能的时刻,松鸦的叫声,它们轮换地变幻各种腔调的表演,就暗含着一种命运的诡谲,好像你的一切都早已捏在了谁的手里,所有该发生的,都是上苍安排好了的。 没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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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叫得急,是因为失去了控制,翻在了八字槽槽底。槽是个泄洪的槽子,只长着些小树,挡了几下,响声不大,也就轰轰几声便翻下去了,都是一眨眼间的事。 伯纬站在公路边朝下看,他在想车为何走到这边来了呢,除非它是上坡。上坡又为何开出了公路?那么慢,未必是个没出师的学徒小伙子? 松鸦在头顶上叫,它们还没来得及睡觉呢,那一定是死了人。在早晨它们就嗅出来了,它们为何有这么好的鼻子?如果它们能通知人们这儿今晚有血光之灾,那又会怎样呢?可怜它们不会说人话。司机和车上的人们也听不见,他们从老远来,自我感觉良好,匆匆路过,谁知道哪儿会要他们的命。 死了一个,伤了两个。 伤的两个一个是司机,一个是局长。司机被伯纬从喇叭长鸣的瘪车子里拉出来时,指着高处挂在了一棵榛子树上的人说:"那是我们局长。"说话的司机从一开始伯纬就没见到他的嘴脸,也没见到鼻子和眼睛。伯纬把他从车里拖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他的鼻子眼睛和嘴巴全被撕下来的头皮盖住啦。 伯纬说:"你叫马山槐,你经常走这条线,我知道你的名字。""我是马山槐。你放羊吗,你就是在这条路上……放羊的那个瘸手啵?"  "我是不是身上有羊臊味?" "嗯嗯。" "你的鼻子好灵。"
"老哥。"他又说。 有两辆车向那张大嘴爬去,像两只小金龟子蠕动。 什么声音也没有。 他记起来,在他出来的时候,他听见三妹在给他说:"你去多了,那儿就出事。"他妈的,鸡娃子。我未必是个灾星! 他躺在已经化完了雪并被风吹干的阳坡上,有些草还真柔软,紫羊茅啦,老鹳草啦,蓝韭啦。 "可我喜欢公路。"他说。他自言自语地说。他看着自己晒在阳光下的手,那不是手,是个树蔸子。 他现在是在山上,在人迹罕至的山上,冬日的苞谷地里只有一些茬子,没有人,一棵野唐梨上有什么在晃动,不是人在摘果,是两只毛猴子。一簇丛生的粗榧间飞出一只山凤,遗失下两支蓝色的长羽。 可是天麻黑的时候松鸦的叫声又像烟雾一样呛过来了,很凶。他听见了汽车喇叭不停的叫声,是小车的。他刚把羊赶回圈里。他对惊慌出来观察的三妹说:"我没有到公路上去。"他现在要去了,谁阻挡都阻挡不住的。这样的时候谁都不敢阻挡他。他是那么的麻利,取竹子,点火,拢在残指上,精神亢奋,双耳赤红,连脚下的力士鞋也系得紧紧的,落地轻轻的,醉了,不醉,都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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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局长依然喊救命,声音尖长,已经盖过了在他身边飞舞的鸦鸣。伯纬看到,有两只松鸦已经站到那吉普的轮子上去了,这让伯纬慌乱起来。他仿佛伸手就能触到松鸦,不是一只,而是成百上千只。那个喇叭的叫声也让人心惊肉跳;他钻进车里去找茶杯时也在找哪个电开关,可惜没有找着,他不懂车。 他就只好去背局长。 局长被一根很有韧性的树枝托住了,这是他的福气,他的脚下,是比铁还坚硬的石头,还有个高坎,多么可怕!
"你帮忙把我的眼睛弄出来。"伯纬正准备去弄他耷下的头皮,那个挂在榛子树上的人就喊了:"你们在说什么,看我的姑妈怎么样了。"伯纬说:"您的姑妈已经没气了。我是先背您姑妈呢,还是先背小马?"  小马说:"背局长吧。" 那局长在朝槽下面的他们发脾气了:"背什么呀,给我搞杯茶来,我干死了,我血都流光了。" 伯纬嘿地笑了一声说:"这到哪儿弄茶去,凉水都没有。"局长说:"看看我的杯里还有没有。"伯纬说:"杯子在哪儿?摔破了没有呢?"那个懒得说话了的小马指了指汽车。伯纬又高举了火把到四轮朝天的车里去找,一个杯子压在那个局长死去的姑妈屁股下,他的姑妈好重,好像故意压着不让他取那个杯子。取出来了,划了他的手,是个破的。 这时,那个局长却在黑暗里瞎叫起来:"救命哪,救命哪,救命的为何还不来?"伯纬拿着那个杯子说:"我在给您找杯子,是个破的。"那个局长喊他,要他去,但伯纬不好离开小马,小马明明比他的局长伤重些。他见得多了,他知道谁的命还有几分。 "您能不能先让我帮小马把血止住?"他伸长脖子说。 他的火光已经照到了小马白 的颅骨,连皮带毛都扯下了,中间还有个小月牙似的口子,在一团一团地往外冒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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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纬用南星叶给他垫上再包扎时,局长一直絮絮叨叨那几个恭维他的字。他说:"我是个倒霉货,我是个局长,你的衣裳这个样子了,我到时把两套新工作服你,我的血都流到你身上了,蛮对不起呀。"局长只有一只好手,又要拿包(包吊在腕儿上)又要抱住伯纬的脖子,同时还举着火把。 伯纬不能举火把,他要抓住局长,他又没有手,几个硬戳戳的指头还要去勾树,或者抓石头往上爬。他呼噜呼噜地喘着气,可是局长已经没有话了,局长反正在他身上。 竹子熄了两支,又常常被树枝挂住,一条一条发烫的火屎飞到局长和伯纬头上、手上时,两人会同时叫起来,还有血,局长的血没有止住,往伯纬的脖子里流,流进去时像一条条滑溜冰凉的蚯蚓。 他跪着往上爬,局长的骨头断得厉害,不能帮他一点点,他的膝盖把冻硬的雪压得嘎吱嘎吱响,就像一路打破着玻璃。 太陡了,槽子太陡。他们总算爬上了平坦的公路。伯纬要把火烧起来,这样才好拦车,又能取暖,同时还可以把熄灭的竹子点起来。伯纬的裤子连磨带挂,膝盖已破了。他又去背小马。他先前给小马留了条毛巾。现在毛巾正攥在小马的手里,他没有自救,头皮还耷拉着,还是看不见鼻子眼睛。 "喂喂,你冷吗?"
局长也不轻,他的一条腿断了,手也断了,额上还有个洞,也在间歇地涌血。伯纬踮起脚去取他,局长呼出一股恶臭的血腥气加胃气来,差点把伯纬压趴掉下石坎去了。他哇哇地叫唤着,诉说着他的不幸:"我什么都经过了,坐牢,被人砍杀,火灾,心肌梗塞,就差车祸了,我算是齐全了,我的妈耶!"伯纬说:"您先不要慌,这么冷的天,越慌心越寒,血又流得多。我先给您把血止住。"伯纬拿眼四下寻找,他记起好像看到了一株南星,叶子止血挺不错的,可是局长却说:"你不要动我的包!"噢,有一个包就在那株南星后头,黑漆漆的。 "那里面也没啥东西,你给我一下,哎哟,我的手。"伯纬掐了两片南星,把包也拾起了,边拉拉链边说:"有毛巾把伤口捆住最好。"在局长发出厉声阻止时,拉链已经露出了嘴巴,里面是大叠大额的钞票,几千块,甚至上万块。 "要你不动,要你不动!" "我是找毛巾帮您包扎。" "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你救我上去了,我会感谢你的,好不好?""我不会要钱。"伯纬说,"我要钱,十几万我都得到手了,"他故意夸张地说,"这里翻车的,大老板,省里的干部都有,上次,有一个厅长……"  "你是好人,你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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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了公路彻底软了,头顶上没有松鸦,只有几颗寒星在闪烁。松鸦的叫声、车喇叭的呜咽都和槽底下的风声混杂在一起。风声里有灌木和一些大树的惊乍。他又去背那个死去的局长的姑妈。 他第三次爬上公路,看到他的老婆和女婿都在火堆边了。他的老婆三妹抱着一床破烂的棉絮。他听见他的老婆在埋怨:"老鸹都飞到我们屋顶上去了。"他们一共拦了三个车,车才停。前两个车有一个完全不理茬,另一个说到前面去调头,也一溜烟跑掉了。第三个车装一车桔子,是个面包车。伯纬说:"我们帮你把桔子卸下来救救两个人,怎么办呢。"一家人七手八脚把袋装的、篓装的、散放的上千斤桔子给搬下来了,把伤的死的三个人抬了进去。伯纬对老婆和女婿说:"你们看桔子,我送他们去医院。"到了镇上的医院,伯纬按医生的交待把局长的姑妈先背到后头的太平间里去了。太平间叫"后头",医生都这么叫。"后头"伯纬很熟悉,没有灯他也摸得到,一个未锁的门,进去有几块大木板子,用砖搁着,能放一个人。 回来以后,他又背局长和小马去拍片。医生看了片,看了人,对里面的一张手术床说:"哪个先上?"  小马说:"局长先上。" 局长也没谦让,哼哼叽叽地进去了,门也关上了。
得到应声后,知道小马还活着,他就去掀小马的头皮,并揩他的脸,终于露出那个熟悉的小马来,是那个人,马山槐。头皮捆住了,但小马的眼睛依然闭着。伯纬问他哪儿不得劲,他说,全身都不得劲。 "那我们准备上去了,上面说不定拦到车了。""你不能正面背我,我的肋骨好像刺到肝里面去了,里面疼得很。"说这些话的时候车喇叭的嚣声正慢慢地偃息下去,最后变成一线呜咽,取而代之的是松鸦,现在只剩下它们的声音了,在阴暗的角落里响彻云天。这使伯纬鼓起了劲一定要尽快把小马背上去。"松鸦叫得好凶。"小马无力地说。 伯纬正把他从侧面扛起来,说:"你不要这么想,让它们叫去,那是因为局长的姑妈。"  "我们局长还没有死吗?" "你们局长还没有死。" 松鸦的翅膀包围了他们,形成一个圆圈。伯纬总是勾不住树,滑,伯纬差一点把小马摔下槽底去了,他一步滑下了十几米。他抓住了小马,可是他的手,他听见了自己皮肉撕裂的声音。他要冲出松鸦的叫声。背着活人总比背着死人强。不过眼下背上的活人跟死了一样,就一口气了,有时候还打出很响的嗝来,仿佛要把最后一口气呛出来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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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坚持一下,这儿条件有限,就一个手术室。这儿我蛮熟悉的,我当年手炸了,就是在这儿做的手术,现在医生都换了,又混熟了,凡是我救的人,我都要送过来,放心些。"小马好像睡着了。好半天,他忽然说:"我们局长的包……他拿着?"  "当然他拿着。" "他死了也会拿着。" 伯纬看着小马,"你说这话?" "也会拿着。他的钱嘛。" "他不会死的,进了医院,进了手术室,就放心了。人哪这么容易死呀。我当年血压高压只有二十,低压只有八了,还没死,活到如今好好的。医生说,我再晚来五分钟就没命了。我就是再晚来五十分钟,我也会活着。人就是这样,哪会那么容易丢命哪,不会的,你只要想活,你就能活。除非你不想活了,还有人帮你活呢。"他不停地给小马说话。手术室没一个人出来,仿佛医院里没人,手术室也是空的。电灯又暗,伯纬看着小马突然害怕起来。他提高了嗓音说:"喂,小马,你说点话看看,要不我喊医生来给你吊点盐水。"  "更冷。"小马说话了。 "你是说吊盐水更冷么?不吊?那就不吊。小马,你饿不饿呢?你想不想喝点水?你上不上厕所?做手术时一针把你麻翻了,想撒尿都撒不好了。" 小马摇摇头。 "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单位的么?"伯纬在找话说。
镇医院半夜没有生火,也没有人,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到手术室里去了。伯纬陪着小马坐在冰凉的条椅上。门外的风又大,伯纬把门关好了,要把小马扶到靠里面的一张条椅上,说:"里边风小些。"小马就坐了过去。他的一只棉衣袖子还剪开了,因为那只胳膊断了。他淌满了血的膀子就露在外面,一些骨头从肉里钻出来,看起来就像个跟人打过恶架的失败者,样子十分可怕。伯纬想同他说话,最好还多一个人,或者有点儿歌声就好了,自己唱的,录音机里、收音机里唱的都行。他自己的膝盖也露在外头,破了,也有血,也没有了知觉。两个残手冻得像紫茄子,他想起听到手上出现的撕裂声,他这才有时间看,是右手,过去的虎口与掌子连在一起的地方破了,他动了动那半截大拇指,虎口就生疼。 "都腊月二十六了,再过三天就要过年了。"他捏着伤口对小马说。 小马没出声,闭着眼睛坐在那儿,头上缠着湿漉漉的毛巾。 "也不知道你们局长的手术大不大,估计那鼻子上额头上的两个洞几针就缝了,手和脚上夹板。"小马点了一下头,又好像没点,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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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好又坐到小马的身边,抱怨说:"都是些新手,新来的小医生,手脚又慢。"又对小马说:"医生手脚要快,你们手脚要慢。以后开车,你千万要慢点,跑那么快做什么,慢一点,图个安全,到头来受罪的是自己……"他这么说着,劝着他,他好像觉得小马已经死了。小马还是坐在那儿,闭着眼睛,垂着头,一动不动,但像死了。伯纬不用去触摸他,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断了气的人,他见得多了,瞟一眼就感受出来了。 伯纬瞟着他,不知如何是好。他的脚往旁边挪了挪,想离开小马尽量远一点。他用手去试试小马的鼻子,的确没气了。 "外头的死了!外头的人死了!"他猛拍手术室的门。
小马又摇摇头。 "局长自己的?" 小马还是摇摇头,很不情愿似的。 "你不知道,你左右不知道。你们局长说,准备给我两套工作服……那么多钱,我总算搞懂了一个问题,我要是有这么多钱,我也会把车挂到四挡五挡了往家里飞。我现在才晓得车祸是怎么来的了。"  小马还是在摇头。 "你蛮难受么,小马?"他看到小马身子一阵阵发紧,"你是不是冷哪,我去搞床棉被来。"伯纬就去拍手术室的门,他不停地拍,他害怕。他顾不了那些。 门终于打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同志欠身出来说:"有什么事?"伯纬听到手术台上有敲打声,忙哪,但是他要说:"外面的伤员冷,能不能搞床被子? "女同志说:"被子?除非做过手术了上床。那不行啊。"伯纬说:"你们还要多长时间呀?"  "马上完了,别急别急。" 他扶在门框上的手只好缩回了,因为那女的又要关门,当然是笑着关上了那扇手术室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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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纬抹了抹眼,用一双脏兮兮的手抄小马的腋窝,弓起身背上他,去了后头,才知外面正大雪纷飞。他在黑暗中把局长的姑妈挪动了一些,把小马放下来,挤上木板,放稳了,摆平了,再进医院的走廊。没有医生了,都进了手术室。在那个空荡荡的走廊里伯纬又一阵好哭,泪水简直像挖穿了的泉眼,就觉得今天让人一阵好哭。他离开了医院,摸黑往家里赶。 十几里路,雪又下得紧,风也刮得寒。好在,鸡叫了。 看到家就有了一股人气和温暖。天已经大亮,羊在叫,牛铃在牛屋里发出了骚动,牛又渴了。鸡在叫,孙子也在叫--他站在门口,单衣单裤地站着撒尿,尿把裤子也打湿了。 怎么没一个大人管他,寒冬腊月下雪天,一大早的,让他一个人站在门口?他迈开山里人的大步就上前去抱他,想把他抱进屋去。这时,在里屋的三妹丢下一个舀潲水的瓢就飞快地一把从伯纬手里将孙子夺过去了。 "你不要碰他,腊时腊月的,你刚背了死人回来!"说啥啦?伯纬愣在那儿,像一截糟木头。他站在自家的门口,看到了屋里的几个人:两男两女;三妹,那个头发垂落下来已经花白的,另一个,妮子,胡子拉碴、像根犁拐的女婿,孙子,四个人。
门开后里面的医生终于知道伯纬说的什么,一个男医生和一个女护士跳出来,他们要伯纬帮忙把小马平放在条椅上,男医生捏起拳头砸小马的胸脯,又用手掌压。女护士拿来一个大针筒,一根粗针管,两人嘀咕了几句什么,女护士捋起小马的衣服就朝肉里面扎去。一筒药水推完了。男医生用手去摸小马的脉搏,又用听筒去听他胸前,然后站起来,摇了摇头说:"不行了。"伯纬站在那里,那一刻从头到脚颤抖不止,仿佛心里边残存的最后一坨热量被什么卷走了。他把目光停留在那张被他擦过,又被他包扎过的脸上。他看灯,看墙,看医生,又看那张悄没声息的脸,很年轻,又安静,好像遽然间缩小了,瘪陷了,归顺了某种很强大的势力。伯纬哭了起来!伯纬说:"小马,不是我不救你,我是把你背上公路了的,只怪你的命了。"他对医生说:"我把他背到后头去吗?"  医生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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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纬笑着给了那人一拳,然后留他吃饭。那人也不客气,喝了半斤酒,吐着满嘴的羊胯子腥膻味对伯纬说:"我给您钱,您会骂我;我不给您钱,您也会骂我,骂我忘恩负义,您先不要说话,听我说完。我想了个点子,我帮您在公路边搞个小卖部,卖点东西。现在人也多了,车子也多了,守着这么好一条公路,不生钱划不来……听我说,生钱是来路正大的钱,不是收费站的钱,也不是交警乱罚款的钱。"怎么推脱,也不行,就这么办了,那人早就在村里叫了人,买了些木板、青瓦、檩条及椽子,不到两天,花了几百块钱,就把个小卖部拾掇得清清爽爽了。那人临走时又一膝跪下,涕泗横流,说:"我哥生前也是个识好歹的人,他会保佑您发财的。"伯纬说:"我只求平安,不求发财,恭祝你也一样。"伯纬进了些烟、酒、麻花馓子、鞭炮、洗衣粉、力士鞋什么的,还找人进了点蝴蝶标本、木制的刻有"神农架旅游"的小钥匙扣。他守着店子。有时,三妹来打打招呼,他就去放羊,他知道哪儿有好草。 生意不咋样,一天卖不出去十块钱。歇脚的人歇脚,还白搭上茶水。一些司机飞快地开着车在车上给他打招呼,没有闲空停车,忙着赶路挣钱。于是伯纬就在小屋后砌了个羊圈,把几十头羊赶来了,没生意就关了门伺候羊儿们。
他们是谁?搞什么的?是他的家里人吗?这不是他的家!是谁的,他不愿意想,不愿在意识里把它明晰起来,就像他不愿细看那些变幻不定的云朵一样。 伯纬好伤心,伯纬的双手还没有放下,还是抱孙子的那个姿势,僵痴在那里。又一次,他战抖不已。他本来不想说的,他终于说话了,他说:"我这辈子就是个背死人的命。"他说完,进屋,舀水喝,脱了衣服,上床睡觉。一屋的人,那四个人,都听他清清楚楚地说出这句话来,然后看着他把一身血壳的衣裳摔在糠柜上,发出很响的声音。 春节有两个人来看他。都是被他救过的,提了桔子酥食和火酒。火酒让女婿提回家去了,伯纬自己不吃火酒,商铺里买的火酒,总是打头,喝了又不容易出汗,闷得慌。 开春了,雪化了。又来了一个客人,是安徽的。伯纬差一点认不出来了,就是那个压在石头下的安徽司机的弟弟,说是路过,来看看恩人。那个人说:"我现在算是下岗了,又没有发财。没发财也要来了,我欠您的一笔人情。"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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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眼就看花了,什么字都没见着,那些天书里是腾起的烟雾,是密密匝匝的老林,是一群扑打着翅膀四处飞散的松鸦,还有呼啸的手臂、深壑般的喉咙……它们全像蛇一样纠缠着,冲撞着,翻滚着,煎熬着。 这时,从岩壁的天书间弹出了一片歌声,怪清亮的,比犁铧的敲打还有钢性:    "洋二队,土四队, 不土不洋是三队……" 鸡娃子有点怪呀。今天洗懒(脸)我没有抹眉毛? 他抹着眉毛,说: "王皋,你还在吓我!" 他赶着羊群上了山,山上有极好的草甸。 玉米 毕飞宇 第一部分 1.施桂芳生了小八子 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丢给了大女儿玉米,除了喂奶,施桂芳不带孩子。按理说施桂芳应该把小八子衔在嘴里,整天肉肝心胆的才是。施桂芳没有。做完了月子施桂芳胖了,人也懒了,看上去松松垮垮的。这种松松垮垮里头有一股子自足,但更多的还是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施桂芳喜欢站在家门口,倚住门框,十分安心地嗑着葵花子。施桂芳一只手托着瓜子,一只手挑挑拣拣的,然后捏住,三个指头肉乎乎地翘在那儿,慢慢等候在下巴底下,样子出奇地懒了。施桂芳的懒主要体现在她的站立姿势上,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另一只却要
这一天,他赶着羊群经过挂榜岩,就见一个老师模样的人正在给一群来这儿旅游的学生讲解:"……你们中说不定就有谁能破解这神农架天书,我相信我的眼力。不管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还是外星人留下来的……"他走近去,他还听见那个老师正口沫乱飞地给那些年青人讲什么神秘的北纬30°文化带,什么野人啦,恐龙化石啦,金字塔、魔鬼三角区啦。听着听着,那些年青人转过头对他的羊群发生了兴趣,有的男的学着羊叫,女的尖叫,然后和他的羊一起拍照,叽叽喳喳。 情形太乱了,羊到处挤挤擦擦地跑,他要那些年青人帮他吆喝,后来,汽车发动了,那些人又雀跃般地往车上钻去,留下四散的羊,它们咩咩的叫唤声太让人激动了,伯纬好久都没有这么高兴过。他骂它们,骂羊,用鞭子抽它们,抽空气,抽这个早晨。 太阳直通通地照在岩上,现在他被温驯的羊们簇拥着,他手抚着头羊的角,他仰望着岩壁,是什么字呀?一个"路"字,还有一个是"缘"字还是"情"字? 他都记不得了,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他认出来过,现在,他恨不得把两个眼珠子伸出来,扒着那些天书的缝看个究竟,啥字呀?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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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桂芳二十年前从施家桥嫁到王家庄,一共为王连方生下了七个丫头。这里头还不包括掉掉的那三胎。施桂芳有时候说,说不定掉走的那三胎都是男的,怀胎的反应不大同,连舌头上的淡寡也不一样。施桂芳每次说这句话都要带上虚设往事般的侥幸心情,就好像只要保住其中的一个,她就能一劳永逸了。有一次到镇上,施桂芳特地去了一趟医院,镇上的医生倒是同意她的说法,那位戴着眼镜的医生把话说得很科学,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好在施桂芳是个聪明的女人,听出意思来了。简单地说,男胎的确要娇气一些,不容易挂得住,就是挂住了,多少也要见点红。施桂芳听完医生的话,叹了一口气,心里想,男孩子的金贵打肚子里头就这样了。医生的话让施桂芳多少有些释怀,她生不出男孩也不完全是命,医生都说了这个意思了,科学还是要相信一些的。但是施桂芳更多的还是绝望,她望着码头上那位流着鼻涕的小男孩,愣了好大一会儿,十分怅然地转过了身去。
垫到门槛上去,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施桂芳过去可不这样。村子里的人都说,桂芳好,一点官太太的架子都没有。施桂芳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如果正在吃饭,笑起来不方便,那她一定先用眼睛笑。现在看起来过去的十几年施桂芳全是装的,一连生了七个丫头,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敛着,客客气气的。现在好了,生下了小八子,施桂芳自然有了底气,身上就有了气焰。虽说还是客客气气的,但是客气和客气不一样,施桂芳现在的客气是支部书记式的平易近人。她的男人是村支书,她又不是,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二婶子的家在巷子的那头,她时常提着丫杈,站在阳光底下翻草。二婶子远远地打量着施桂芳,动不动就是一阵冷笑,心里说,大腿叉了八回才叉出个儿子,还有脸面做出女支书的模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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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自尊一旦受到挫败反而会特别地偏执。王连方开始和自己犟。他下定了决心,决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儿子一定要生。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年不行大后年。王连方既不渴望速胜,也不担心绝种。他预备了这场持久战。说到底男人给女人下种也不算特别吃苦的事。相反,施桂芳倒有些恐惧了。刚刚嫁过来的那几年,施桂芳对待房事是半推半就的,这还是没过门的时候她的嫂子告诉她的。嫂子把她嘴里的热气一直哈到施桂芳的耳垂上,告诫桂芳一定要夹着一些,捂着一些,要不然男人会看轻了你,看贱了你。嫂子用那种晓通世故的神秘语气说,要记住桂芳,难啃的骨头才是最香的。嫂子的智慧实际上没有能够派上用场。连着生了几个丫头,事态反过来了,施桂芳不再是半推半就,甚至不是半就半推,确实是怕了。她只能夹着,捂着。夹来捂去的把王连方的火气都弄出来了。那一天晚上王连方给了她两个嘴巴,正面一个,反面一个。“不肯?儿子到现在都没叉出来,还一顿两碗饭的!”王连方的声音那么大,站在窗户的外面也一定能听得见。施桂芳“在床上不肯”,这话传出去就要了命了。光会生丫头,还“不肯”,绝对是丑女多作怪。施桂芳不怕王连方打,就是怕王连方吼。他一吼施桂芳便软了,夹也夹不紧,捂也捂不严。王连方像一个笨拙的赤脚医生,板着脸,拉下施桂芳的裤子就插针头,插进针头就注射种子。施桂芳怕的正是这些种子,一颗一颗地数起来,哪一颗不是丫头?
王连方却不信邪。支部书记王连方在县里学过辩证法,知道内因和外因、鸡蛋和石头的关系。关于生男生女,王连方有着极其隐秘的认识。女人只是外因,只是泥地、温度和墒情,关键是男人的种子。好种子才是男孩,种子差了则是丫头。王连方望着他的七个女儿,嘴上不说,骨子里头却是伤了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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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的下午王连方正在村子里检查春节,他披着旧大衣,手上夹了半截子飞马牌香烟。天气相当地阴冷,巷子里萧索得很,是那种喜庆的日子少有的冷清,只有零星的老人和孩子。男将们不容易看得到,他们一定躲到什么地方赌自己的手气去了。王连方走到王有庆的家门口,站住了,咳了几声,吐出一口痰。王有庆家的窗户慢慢拉开一道缝隙,露出了王有庆老婆的红棉袄。有庆家的面对着巷口,越过天井敞着的大门冲王连方打了一个手势。屋子里的光线太暗,她的手势又快,王连方没看清楚,只能把脑袋侧过去,认真地调查研究。这时
老天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开眼了。阴历年刚过,施桂芳生下了小八子。这个阴历年不同寻常,有要求的,老百姓们必须把它过成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村子里严禁放鞭炮,严禁打扑克。这些严禁令都是王连方在高音喇叭里向全村老少宣布的。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王连方自己也吃不准。吃不准不要紧,关键是做领导的要敢说。新政策就是做领导的脱口而出。王连方站在自家的堂屋里,一手握着麦克风,一手玩弄着扩音器的开关。开关小小的,像一个又硬又亮的感叹号。王连方对着麦克风厉声说:“我们的春节要过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说完这句话王连方就把亮锃锃的感叹号揿了下去。王连方自己都听出来了,他的话如同感叹号一般,紧张了,严肃了,冬天的野风平添了一股浩荡之气,严厉之气。 2.玉米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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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在门口忙进忙出。她的袖口挽得很高,两条胳膊已经冻得青紫了。但是玉米的脸颊红得厉害,有些明亮,发出难以掩饰的光。这样的脸色表明了内心的振奋,却因为用力收住了,又有些说不出来路的害羞,绷在脸上,所以格外地光滑。玉米在忙碌的过程中一直咬着下嘴唇,就好像生下小八子的不是母亲,而是玉米她自己。母亲终于生儿子了,玉米实实在在地替母亲松了一口气,这份喜悦是那样地深入人心,到了贴心贴肺的程度。玉米是母亲的长女,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不知不觉已经是母亲的半个姐妹了。事实上,母亲生六丫头玉苗的时候,玉米就给接生婆做下手了,外人终究是有诸多不便的。到了小八子,玉米已经是第三次目睹母亲分娩了。玉米借助于母亲,亲眼目睹了女人的全部隐秘。对于一个长女来说,这实在是一份额外的奖励。二丫头玉穗只比玉米小一岁,三丫头玉秀只比玉米小两岁半,然而,说起晓通世事,说起内心的深邃程度,玉穗玉秀比玉米都差了一块。长幼不只是生命的次序,有时候还是生命的深度和宽度。说到底成长是需要机遇的,成长的进度只靠光阴有时候反而难以弥补。
候高音喇叭突然响了,传出了王连方母亲的声音,王连方的老母亲掉了牙,主要是过于急促,嗓音里夹杂了极其含混的气声,呼噜呼噜的。高音喇叭喊道:“连方啊连方啊,养儿子了哇!家来呀!”王连方歪着脑袋,听到第二遍的时候听明白了。回过头去再看窗前的红棉袄,有庆家的已经垂下了双肩,脸却靠到了窗棂口,面无表情地望着王连方,看上去有些怨。这是一张好看的脸,红色的立领裹着脖子,对称地竖在下巴底下,像两只巴掌托着,格外地媚气了。高音喇叭里杂七杂八的,听得出王连方的堂屋里挤的都是人。后来唱机上放上了一张唱片,满村子都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村里的空气雄赳赳的,昂扬着,还一挺一挺的。有庆家的说:“回去吧你,等你呢。”王连方用肩头簸了簸身上的军大衣,兀自笑起来,心里说:“妈个巴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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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广家的没有嚼蛆,前两天她和几个女的坐在槐树底下纳鞋底,玉米过来了。玉米一过来富广家的脸突然红了。富广家的瞥了玉米一眼,目光躲开了。再看玉米的时候玉米还是看着她,一直看着她。就那么盯着。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旁若无人,镇定得很。那一年玉米才十四岁。王连方不相信。但是没过几个月,王大仁的老婆吓了王连方一大跳。那一天王连方刚刚上了王大仁老婆的身,大仁家的用两只胳膊把脸遮住了,身子不要命地往上拱,说:“支书,你用劲,快弄完。”王连方还没有进入状态,稀里糊涂的,草草败了。大仁家的低着头,极慌张地擦换,什么也不说。王连方叉住她的下巴,再问,大仁家的跪着说:“玉米马上来踢毽子了。”王连方眨巴着眼睛,这一回相信了。但是一回到家,玉米一脸无知,王连方反而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玉米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和父亲说话了。王连方想,不说话也好,总不能多了一个蚊子就不睡觉。然而今天,在王连方喜得贵子的时刻,玉米不动声色地显示了她的存在与意义。这一显示便是一个标志,玉米大了。
玉米站在天井往阴沟里倒血水,父亲王连方走进来了。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王连方以为玉米会和他说话的,至少会看他一眼。玉米还是没有。玉米没穿棉袄,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白线衫,小了一些,胸脯鼓鼓的,到了小腰那儿又有力地收了回去,腰身全出来了。王连方望着玉米的腰身和青紫的胳膊,意外地发现玉米已经长大了。玉米平时和父亲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个中的原委王连方猜得出,可能还是王连方和女人的那些事。王连方睡女人是多了一些,但是施桂芳并没有说过什么,和那些女人一样有说有笑的,有几个女人还和过去一样喊施桂芳嫂子呢。玉米不同。她嘴上也不说什么,背地里却有了出手。这还是那些女人在枕头边上告诉王连方的。好几年前了,第一个和王连方说起这件事的是张富广的老婆,还是个新媳妇。富广家的说:“往后我们还是轻手轻脚的吧,玉米全知道了。”王连方说:“她知道个屁,才多大。”富广家的说:“她知道,我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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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生婆又在产房里高声喊玉米的名字了。玉米丢下水盆,小跑着进了西厢房。王连方看着玉米的背影,她在小跑的过程中已经知道将两边的胳肢窝夹紧了,而辫子在她的后背却格外地生动。这么多年来王连方光顾了四处莳弄,四处播种,再也没有留意过玉米,玉米其实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了。玉米的事其实是拖下来的,王连方是支书,到底不是一般的人家,不大有人敢攀这样的高枝。就是媒婆们见到玉米通常也是绕了过去。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哪一个精明的媒婆能忘得了这句话。玉米这样的家境,这样的模样,两条胳膊随便一张就是 两只凤凰的翅膀。 农民的冬天并不清闲。用了一年的水车、槽桶、农船、丫杈、铁锹、钉耙、连枷、板锨,都要关照了。该修的要修,该补的要补,该淬火的要淬火,该上桐油的要上桐油。这些都是事,没有一件落得下来。最吃力气、最要紧的当然还是兴修水利。毛泽东主席都说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主席做过农民,他老人家要是不到北京去,一定还是个好把式。主席说得对,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方针”水为先。兴修水利大多选择在冬天,如果摊上一个大工程,农民们恐怕比农忙的时候还要劳累一些。
王连方的老母垂着两条胳膊,还在抖动她的下嘴唇。她上了岁数,下嘴唇耷拉在那儿,现在光会抖。喜从天降对年老的女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她们的表情往往很僵,很难将心里的内容准确及时地反映到脸上。王连方的老爹则沉稳得多,他选择了一种平心静气的方式,慢慢地吸着烟锅。这位当年的治保主任到底见过一些世面,反而知道在喜上心头的时刻不怒自威。 “回来啦?”老爹说。 “回来了。”王连方说。 “起个名吧。” 王连方在回家的路上打过腹稿,随即说:“是我们家的小八子,就叫王八路吧。” 老爹说:“八路可以,王八不行。” 王连方忙说:“那就叫王红兵。” 老爹没有再说什么。这是老家长的风格。老家长们习惯于用沉默来表示赞许。 3.玉米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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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二月玉米几乎没有出门,她在替她的母亲照料小八子。没有谁逼迫玉米,带小八子完全出于玉米的自愿。玉米是一个十分讷言的姑娘,心却细得很,主要体现在顾家这一点上,最主要的一点又表现在好强上。玉米任劳,却不任怨,她绝对不能答应谁家比自家过得强。可是家里没有香火,到底是他们家的话把子。玉米是一个姑娘家,不好在这件事情上多说什么,但在心里头还是替母亲担忧着,牵挂着。现在好了,他们家也有小八子了,当然就不会留下什么缺陷和把柄了。玉米主动把小八子揽了过来,替母亲把劳累全包了,不声不响的,一举一动都显得专心致志。
冬天里还有一件事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过年。为了给过去的一年做一道总结,也为了给下一个来年讨一个吉祥,再懒散、再劳苦的人家也要把年过得像个样子。家家户户用力地洗、涮,炒花生、炒蚕豆、炒瓜子、爆米花、掸尘、泥墙、划糕、蒸馒头,直到把日子弄得香气缭绕的,还雾气腾腾的。赶上过年了当然又少不了一大堆的人情债、世故账,都要应酬好。所以,到了冬天,主要是腊月和正月,农活是没有了,人反而更忙了。“正月里过年,二月里赌钱,三月里种田”。这句话说得很明白了。农民们真正清闲的日子其实也只是阴历的二月,利用这段清闲的日子走一走亲戚,赌一赌自己的手气。到了阴历的三月,一过了清明,也就是阳历的四月五号,农民们又要向土地讨生活了。别的事再重要、再复杂,但农民的日子终究在泥底下,开了春你得把它翻过来,这样才过得下去。城里的人喜欢伤叹“春日苦短”,那里的意思要文化得多,心情里修饰的成分也多得多。农民们说这句话可是实打实的,说的就是这二三十天。春天里这二三十天的好时光实在是太短暂了,连伤叹的工夫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