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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9月5日,被告人孙庆凯经营的天津东远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远公司)与天津市河北区环金安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金安居公司)为开发天津市河北区京津公路142号天津自行车二厂地块经济适用房项目(以下简称自行车二厂项目)成立天津市河北区环金某建设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以下简称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营业场所位于天津市河北区胜利路405-411号A区102室C,被告人孙庆凯任负责人。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就开发自行车二厂项目,先后与天津住总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总公司)、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远大公司)、天津五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建公司)、天津市冠华伟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华伟业公司)、天津宇昊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昊公司)签订协议,骗取上述公司共计3150万元,截至案发前,尚有3019万元未归还。2010年4月至2014年9月间,被告人孙庆凯采取隐瞒真相的方法,先后骗取被害人张某1、张某2、李某1、刘某1、彭某共计7066240.45元。 一、被告人孙庆凯犯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事实 2014年5月29日,环金某公司与东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东某公司作为自行车二厂项目的投资方,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负责该项目的运营。2014年8月6日,环金安居公司与天津市飞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鸽集团)、天津自行车二厂签订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约定环金某公司支付土地转让价款4824万元以获得自行车二厂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协议签订后,飞鸽集团多次催要土地转让款未果,并于2015年5月15日宣布解除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就开发自行车二厂项目先后与住总公司、湖北远大公司、五建公司、冠华伟业公司、宇昊公司等五家公司签订协议,骗取上述公司共计3150万元,截至案发前,尚有3019万元未归还。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2014年1月22日,被告人孙庆凯使用伪造的环金某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与住总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发包初步协议,约定将自行车二厂项目发包给住总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骗取住总公司“工程保证金”500万元,案发前已归还60万元。 2、2014年3月至4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与湖北远大公司签订工程发包初步协议及补充协议,将上述项目重复发包给湖北远大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多次骗取湖北远大公司“借款”共计300万元,案发前已归还71万元。 3、2014年7月3日,被告人孙庆凯使用伪造的环金某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与五建公司签订工程发包协议,将上述项目重复发包给五建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骗取五建公司“诚意金”2000万元。 4、2015年2月27日,被告人孙庆凯在飞鸽集团多次向其催收土地转让款均无力给付的情况下,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与冠华伟业公司签订强电工程发包协议,将上述项目中的强电配套工程发包给冠华伟业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骗取冠华伟业公司“定金”50万元。 5、2015年5月间,被告人孙庆凯在飞鸽集团已经解除自行车二厂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的情况下,仍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与宇昊公司签订工程分包协议,将上述项目分包给宇昊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骗取宇昊公司“定金”300万元。 经环金某公司报警,被告人孙庆凯于2015年7月6日在天津市南开区三马路太极园A座1403号内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二、被告人孙庆凯犯诈骗罪的犯罪事实 2010年4月至2014年9月间,被告人孙庆凯采取隐瞒真相的方法,先后骗取被害人张某1、张某2、李某1、刘某1、彭某共计7066240.45元。 1、2010年4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三河东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河东润公司)、天津市燊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燊丞公司)拟合作开发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京哈路北酒厂西侧居住项目。其间,被告人孙庆凯在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国投大厦709号通过转账支票方式骗取合作方燊丞公司负责人张某1工程投资款1000万元,案发前尚有130万元未归还。 2、2011年4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其经营的天津华某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成公司)运营周转为由,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骗取被害人张某2100万元,案发前尚有51万元未归还。 3、2012年3月至2013年9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其经营的东某公司运营周转为由,通过现金及转账方式在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罗兰新园等地多次骗取被害人李某1484.6万元,案发前尚有4576240.45元未归还。 4、2013年10月至11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其经营的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开发自行车二厂项目需要周转为由,虚构给付高额利润的事实,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三次骗取被害人刘某170万元,案发前尚有45万元未归还。 5、2014年8月至9月间,被告人孙庆凯以其姐姐生病、开发自行车二厂项目运营周转为由,通过现金及转账方式在天津市南开区城厢东路盛津园13-11号分两次骗取被害人彭某23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环金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环金某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12日,法定代表人为潘某,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 2、东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东某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13日,法定代表人为孙庆凯,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 3、环金某公司与东某公司协议书证明,2014年6月9日,东远公司与天津市二轻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产权转让协议》中产生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纠纷均由东某公司承担。天津市河北区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北区建委)为批准和监管方。 4、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通知书、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设立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负责人登记表、孙庆凯任某金某第九分公司经理的任命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住所使用证明、房产证等证明,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9月5日批准设立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环金某公司于2013年9月3日任命孙庆凯为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负责人、经理。 5、市场主体基本信息证明,东某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13日、华某成公司成立于1995年8月17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5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均为孙庆凯。其中东某公司和华某成公司均为有限责任公司,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为有限责任分公司(注册资金0元)。 6、证人张某3(河北区建委副主任)的证言证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系环金某公司设立的分公司,负责人为孙庆凯。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成立目的是专项运营自行车二厂项目,孙庆凯的东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投资方。2014年5月29日,环金某公司与东某公司签订协议。因为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所以这个土地转让协议最后是由环金某公司签订,土地转让款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打到环金某公司的账户中,由环金某公司支付给飞鸽集团。但是由于孙庆凯的东某公司没有资金,一直拖着不支付,河北区建委也曾多次对其进行催办,后来因为孙庆凯的违约行为,飞鸽集团在2015年5月份致函环金某公司解除《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 7、东远公司呈交河北区建委的《关于在原天津市自行车二厂地块进行经济适用房项目投资若干问题的报告》证明,东某公司于2013年8月18日将原自行车二厂项目的投资运作思路书面报告给河北区建委。 8、环金安居第九分公司关于向河北区申报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新选址项目的请示证明,环金安居第九分公司于2013年8月25日向河北区建委请示将原天津自行车二厂地块用于投资开发经济适用房项目。 9、东某公司承诺书证明,东某公司于2013年12月22日向河北区建委出具承诺书,保证项目的投资方向和开发建设顺利进行。 10、河北区建委关于申报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新选址项目请示证明,河北区建委于2013年12月24日向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请示申报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新选址为自行车二厂地块。 11、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关于自行车二厂地块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选址的函证明,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20日向天津市国土房管局、市建交委、市规划局发函拟将自行车二厂地块作为河北区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 12、环金安居第九分公司致函河北区建委关于致函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请将天津市自行车二厂原址用于河北区定向经济适用房建设的申请证明,环金安居第九分公司于2014年3月5日向河北区建委发送书面文件请河北区建委向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发送《关于商请将天津市自行车二厂原址用于我区定向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函》,书面商请在天津市自行车二厂原址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 13、河北区建委关于协助办理将自行车二厂原厂址用于河北区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建设的请示证明,河北区建委于2014年3月6日向河北区政府请示协助办理将自行车二厂原厂址用于河北区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的建设。 14、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商请将自行车二厂原厂址用于河北区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的函证明,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18日向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函商请将自行车二厂原厂址用于河北区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项目。 15、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10月15日给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批复证明,同意将天津自行车二厂一处厂址交由环金某公司收购整理,专项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 16、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文件证明,该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将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津国资企改[2014]287号“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将天津自行车二厂厂址交由天津市河北区环金某建设有限公司收购整理专项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的批复”转发给飞鸽集团。 17、环金某公司与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签订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证明,2014年8月6日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与环金某公司约定将自行车二厂土地使用权以4824万元的价款转让给环金某公司。 18、飞鸽集团敦促履行协议函二份及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回复函证明,2014年10月28日飞鸽集团要求支付土地转让款,次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回复尽快履行合同。2014年11月20日飞鸽集团再次催促支付土地转让款。 19、解除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函证明,2015年5月15日飞鸽集团因环金某公司未能支付合同约定土地转让款,决定解除土地转让协议。 20、“法人授权委托书”内容为,环金安居公司潘某于2013年10月18日授权环金安居第九分公司孙庆凯全权代理投资建设原天津市自行车二厂地块经济适用房事宜,凡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名义并经孙庆凯签字的合同文件,环金某公司均承认。 21、证人姚某(飞鸽集团资产法规部部长)的证言证明,2014年8月6日,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与环金某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约定环金某公司支付4824万元补偿费用,但一直未支付,飞鸽集团于2015年5月15日解除转让协议。 22、证人赵某1(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孙庆凯是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负责人。2014年7月1日之前,孙庆凯拿来环金某公司授权委托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委托书,是一份扫描件,章是盖好了的。孙庆凯和熊某1的公司签订了总包协议收了500万元的定金,后人家要账,孙庆凯给熊某1打了欠900万元的欠条。其追问保证金去向,孙庆凯说用在五大道装修两个会所,部分还了高利贷,还有还了三河市项目的账。后来孙庆凯还和湖北远大公司签了工程协议。到了2014年底这些人都来公司要账,孙庆凯也发不了员工工资,他只能去外面四处借钱。五建公司转账过来的2000万元,没两天孙庆凯就给转走了。天津市帝业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业康公司)是做钢材生意的,孙庆凯拿着这笔钱订了钢材,这个项目还没到设计阶段,且钢材市场供大于求,一般建筑行业都先用钢材后付款,他的行为不合情理。单位电脑显示孙庆凯可能在西青区马球场附近花了280余万元买房了。 还有孙庆凯给他妻子买了一辆路虎极光汽车,这辆车现应该在刘某1手里,因为孙庆凯欠刘某155万元没有还。孙庆凯给刘某1打的欠条,上面写的是等到自行车二厂项目启动了还给刘某11400万元利润。 23、证人潘某(原天津市内环建设开发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2005年9月份成立了环金某公司。按照市里的要求,安居工程是政府投资建设安居房,投资人名义上是挂在环金某公司内设立的分公司,谁投资谁承担责任。环金某公司从来没有给任何分公司出具过法人授权委托书。 24、证人王某1(环金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孙庆凯是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负责人,正在操作自行车二厂地块的安居建设项目。环金某公司和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之间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环金某公司对分公司是不负资金监管责任的。环金某公司和孙庆凯的东某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由东某公司成立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负责自行车二厂的安居建设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东某公司承担,产生的任何责任和纠纷都由东某公司负责,并且在协议的第八条约定,河北区建委作为东远公司共同开发此房地产项目的批准和监管方。 环金某公司从来没有给孙庆凯出具过法人授权委托书。2015年5月份将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公章收回。 环金某公司与飞鸽集团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因孙庆凯未支付补偿款而未实际履行。 25、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与住总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发包初步协议、还款承诺书、收条、借条、法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分别证明,2014年1月22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将自行车二厂地块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发包给住总公司,住总公司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支付了保证金500万元。2015年5月8日熊某1将500万元债权转给赵长宝150万元、王某2200万元、蒯某50万元、胡某20万元、方某50万元、尹某130万元。 26、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浙商银行账户自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7月9日的资金流动凭证、华某成公司银行明细账、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往来收据、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明细、懿德永信(天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懿德永信事务所)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分别证明,2014年1月24日住总公司将500万元转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银行账户。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将部分钱款分别转入华某成公司、赵某2、许某账户及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后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转入张某7、路某、杜某账户)、转给懿德永信事务所,以及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取款或者消费。 27、证人熊某1(住总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孙庆凯是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负责人,负责开发自行车二厂项目,经考察2014年1月22日双方签订了工程发包初步协议,住总公司通过支票形式支付给了孙庆凯500万元。后住总公司等了三四个月没有开工,孙庆凯说项目还在审批,其个人只好把公司的债权承担,和孙庆凯签了债权转让协议,孙庆凯负责的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要连本带利及损失费偿还其680万元,后其将债权部分转给了王某2等六人。之后,孙庆凯以没有钱为由,答应将其在河西区罗兰新园的房产抵押,经查询发现房产已经被抵押了。后孙庆凯还了王某220万元,具体还多少也不清楚,2014年底左右,孙庆凯给其开了200万元的支票,去银行兑换发现是空头支票。 28、证人陈某1(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出纳员)的证言证明,自己负责孙庆凯经营的华某成公司、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东某公司的出纳工作。从2014年1月开始,接触过几笔较大的资金流动。一笔是2014年1月24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账上接到了住总公司汇来的500万元保证金。孙庆凯让转入华某成公司、许某、赵某2账户中及给懿德永信事务所代理费,余下264万都打到了孙庆凯个人账户中,剩下4千元留在了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账户上。孙庆凯让其给湖北远大公司开具过几张总计为300万元的收据。 2014年7月7日,五建公司转给环金某第九分公司2000万元保证金。这笔钱转过来的当天及以后的几天孙庆凯就让分多笔共1796万元打到了东某公司账户中。又给懿德永信事务所转入6月份的代理费,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账上剩下的余款,被孙庆凯转账及作为公司的日常支出了。7月9日东某公司将1796万元转给帝业康公司1450万元,剩余款项分别转入孙庆凯的个人账户中。 2015年3月2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收到了冠华伟业公司转来的50万元保证金,到账后分别转入孙庆凯的建设银行卡内,给王某4、杜某、赵某3、刘某2账户转账及发放员工工资、物业费、欠餐费。 2015年5月25日,宇昊公司给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转入了300万元保证金,后分6笔转到了孙庆凯个人账户了。 孙庆凯在2014年春天买过一辆路虎极光轿车,当时是给他爱人开。孙庆凯还存在长期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 公司网银、法人章、公司的证照、合同协议都由孙庆凯保管。 29、证人刘某2(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孙庆凯经营的华某成公司、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东某公司同在一个办公地点。从2014年1月开始,公司业务里有几笔较大的资金流动。一笔500万元,一笔2000万元,都打到环金某第九公司的账上。 孙庆凯曾经给其转过几次钱,是日常帮公司垫付的制作项目资料册费用、公司汽车加油费、孙庆凯的电话费、孙庆凯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差旅费、孙庆凯个人在网上买衣服或者击剑服的费用。公司的汽车有两辆,一辆是奔驰车,另一辆是奥迪车。 30、证人尹某1、王某2(均为孙庆凯的债权人)的证言分别证明,尹某1、王某2均是熊某1的债权人,熊某1是孙庆凯的债权人,熊某1将孙庆凯欠他的500万元的债权转给王某2200万元、尹某130万元、赵长宝150万元、方某50万元、胡某20万元、蒯某50万元。债权转移后,孙庆凯给打了欠条,后孙庆凯还了王某240万元,还了尹某120万元。 31、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与湖北远大公司工程发包初步协议、借条、企业往来收据、补充协议、账目分别证明,2014年3月25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将自行车二厂项目发包给湖北远大公司,该公司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出借300万元作为保证金并支付,付款人彭某。 32、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明细、农业银行账户明细证明,其银行账户收到彭某多次转款共计300万元,及分别转给韩某、孙某1(孙庆凯大女儿)、陈某1等人,以及异地POS消费、取款、转账。 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于2015年3月23日转账给彭某5万元;2015年5月25日转账给彭某3万元。 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于2014年9月29日收到彭某转入的人民币20万元。 33、被害人彭某(湖北远大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的陈述证明,2014年8月孙庆凯说他姐姐病了找其借3万元现金,2014年9月29日以项目的名义借20万元,共计23万元。同时还证明,2014年年初,孙庆凯说他负责开发自行车二厂安居工程的项目,可以把建设工程发包给湖北远大公司。2014年3月25日双方签订了工程发包初步协议,后分几次给了孙庆凯300万元。这个项目一直没有启动,其就开始催孙庆凯还钱,他陆续还了65万到71万元之间的数额。 34、东某公司、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与五建公司签订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建设银行回单、往来收据、签约照片、营业执照分别证明,2014年7月3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将自行车二厂项目发包给五建公司,收取五建公司保证金2000万元。 35、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浙商银行账户自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7月9日的资金流动凭证、孙庆凯个人建设银行账户明细、东某公司浙商银行账户自2014年2月10日至2015年3月31日的资金流动凭证分别证明,五建公司于2014年7月7日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转入诚意金2000万元。 2014年7月7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向东某公司分六笔转入1500万元。7月8日东某公司向帝业康公司转入1450万元,余款转入孙庆凯银行账户。 2014年7月7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向孙庆凯个人建设银行账户转入200万元。转日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分别向路某、张某8转账。 2014年7月9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向东某公司转入250万元。同日东某公司将此笔款转给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向郝某、李某2以及孙庆凯个人账户转账,其余钱款分别取现。 2014年7月14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向东某公司转账。同日东某公司分两笔将55万元转入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向孙某2、孙某1、张某8、陈某3山账户转款,其余钱款分别取现。 2014年7月16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向懿德永信事务所转款。 2014年8月6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向孙庆凯建设银行账户转款并取现。 2014年7月21日为购买富舜园12号楼1102号房产给付高银地产(天津)有限公司10万元定金。 36、钢材供货合作协议,银行电子回单,收款回单,企业往来收据,帝业康公司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东某公司银行交易凭证、帝业康公司银行流水等分别证明,东某公司与帝业康公司于2014年7月7日签订钢材供货合作协议。东某公司于2014年7月8日向帝业康公司转账1450万元。帝业康公司于2014年7月8日向天津市运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入1500万元。 37、证人徐某(五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2014年6月五建公司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洽谈自行车二厂项目合作事项,7月3日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五建公司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支付诚意金2000万元。期间,孙庆凯带徐某考察工地,且出具了环金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后孙庆凯未退还钱款。 38、证人郭某(高银地产(天津)有限公司置业顾问部员工)的证言证明,2014年7月21日孙庆凯来公司交纳了准备购买富舜园12号楼1102号房子的定金10万元,给他开具了定金票。 39、证人刘某3及张某4(帝业康公司负责人)的证言分别证明,帝业康公司在2014年7月和孙庆凯的东某公司签订了钢材供货合作协议,约定公司为孙庆凯所在自行车二厂项目提供钢材,孙庆凯先交付定金1450万元。2014年7月8日,东某公司账户转入其公司账户1450万元。帝业康公司将这1450万元给南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订购钢材了。 40、证人尹某2(南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南希实业集团欠帝业康公司5300万元。其自愿用名下河西区马场道天骄园1号楼6门601、602号房产抵给了帝业康公司,估价大概1500万元。 41、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与冠华伟业公司签订的强电工程承发包协议、委托协议书、企业往来收据、银行明细证明,2015年2月27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将自行车二厂项目强电工程发包给冠华伟业公司,后冠华伟业公司向孙庆凯支付定金50万元。 42、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资金流动凭证往来收据、孙庆凯个人建设银行账户证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收取冠华伟业公司定金50万元,分别向孙庆凯个人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并向张某7、彭某、王某4、杜某、赵某3、刘某2、宋某、史某等人转账。 43、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与宇昊公司工程分包协议、往来收据、银行回单、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与孙庆凯银行账户明细分别证明,2015年5月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将自行车二厂项目部分工程发包给宇昊公司,宇昊公司支付保证金300万元,后孙庆凯将该款转出后分别向彭某、刘某4等人转账及取现。 44、证人汤某的证言证明,自己的电力施工队挂靠在冠华伟业公司。2015年2月与孙庆凯开发的自行车二厂项目合作并签订了协议,交给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保证金50万元。 45、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5月,宇昊公司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签订了自行车二厂项目分包协议,约定交给环金某第九分公司300万元的定金。协议约定2015年9月15日之前开始履行。 46、环金某第九分公司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会计凭证证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在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的资金流动情况。 47、证人张某5(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其于2015年5月17日正式来到孙庆凯的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帮忙参谋自行车二厂项目。孙庆凯给其看了东某公司、自行车二厂、环金某公司之间关于自行车二厂项目的三方协议,孙庆凯说,“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跟环金某公司签订了土地补偿协议,需要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给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4824万元土地补偿费,项目就可以启动。但是现在东某公司和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没有钱,需要对外融资交纳土地补偿费。”其发现东某公司和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同时发现孙庆凯对于房地产行业缺乏必要的了解,公司的员工没有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工作经验,规章制度、日常管理等方面也比较混乱。其告诉孙庆凯土地补偿费是4824万元,必须要融资到5000万元以上,这个项目才有启动的可能。孙庆凯只要账上有钱就想花,发工资、还债,所以把他个人欠债弄得越来越多。 48、证人孙某1(孙庆凯女儿)的证言证明,父亲孙庆凯与母亲已离异。2012年之前,其在美国上学,是父亲资助的。2012年10月回国后,就工作了,没找父亲要过钱。 49、证人杨某2(懿德永信事务所员工)的证言证明,其在公司负责给东某公司、华某成公司、天津森龙鑫照明设备有限公司记账。这三家公司的账都是和东某公司的出纳陈某1对接的。这三家公司近两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收入,账上也没有什么钱,一直拖欠着其单位的代理费后给付的情况。 50、三河东润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三河东润公司成立等情况。 51、三河东润公司存款凭证及验资事项说明、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三河东润公司的股权经多次变更,于2010年变更为冯某、唐山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某公司、燊丞公司。 52、三河东润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燕郊项目合作协议书、委派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审批卡、土地使用权变更申请书、三河东润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经召开股东会,三河东润公司由冯某任公司董事长,孙庆凯、张某1任董事,张虹为监事。 53、借款单、付款说明、转账支票、收据、还款承诺书分别证明,2010年9月孙庆凯向张某1借款,至2011年11月25日已经归还170万元,余款以河西区永安道罗兰新园4号楼4门2××号房屋作为抵押。2014年1月以转账支票方式归还200万元(空头支票,未兑现),后于2014年7月9日孙庆凯归还50万元,尚欠张某1130万元未还。 54、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明,其是燊丞公司及天津市美益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10年4、5月份,孙庆凯以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项目预付款的名义取走了1000万元转账支票,后陆续还了大部分,还欠其130万元。 55、借款合同、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委托书、公证书分别证明,孙庆凯、张某6夫妇向张某2借款共计107万元,并以河西区友谊北路罗兰新园4号楼4门2××号房产作为抵押,因该房产在浙商银行有抵押,故同时以陈某2名下的河东区格调竹境花园1号楼2门2××号房产作为共同抵押物。张某2于2011年4月25日向孙庆凯转账100万元。孙庆凯、张某6夫妇委托杜某处理以上房产。后孙庆凯银行账户分几次向杜某共转账49万元。 56、证人杜某的证言证明,孙庆凯找张某2借了107万元。账户转入100万元,借条是107万元,李某3是担保人。孙庆凯把他在河西区友谊北路罗兰新园4号楼4门2××号的房子以及他外甥陈某2名下的河东区格调竹境花园1号楼2门2××号的房子作为抵押物,给了两处房产的房本,当时是因为孙庆凯说罗兰新园的房已经抵押给了浙商银行,但是房子也存在一定的残值,该情况张某6知道,他们一起办理的抵押手续,一起在合同上签的字。 57、被害人张某2的陈述证明,2011年4月孙庆凯找其借钱,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张某6也签了字,合同上的借款数额为107万元。孙庆凯和张某6以河西区友谊北路罗兰新园4号楼4门2××号作抵押,因为这个房子在浙商银行有贷款,所以同时以陈某2(孙庆凯的外甥)名下的河东区格调竹境花园1号楼2门2××号房子作为共同抵押物,孙庆凯讲了房产本身就存在银行抵押的情况。当时约定如果到期不能还款,则无条件配合对方办理抵押物的处置手续,后来孙庆凯大概还了不到20万元。孙庆凯和张某6还为此做过公证和委托书,为表示诚意孙庆凯在做完公证后还把罗兰新园的房屋钥匙给了其。 杜某是其朋友,孙庆凯借完钱以后,其就让杜某催还款,孙庆凯还钱有的时候也打在杜某的银行卡上。 58、河西区友谊北路罗兰新园4号楼4门2××号房产证复印件、购房定金收条、收条、农业银行回单、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拍卖文件、执行异议申请书、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补发房地产权申请证明,2012年至2013年间李某1曾约定向孙庆凯支付450万元用于购买上述房屋,2011年1月孙庆凯以该房屋向浙商银行抵押贷款390万元,因到期未归还贷款,经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判决后决定将该房屋拍卖,后中止执行程序。 孙庆凯以上述房屋房产证丢失为由向房管局提出补发该房屋的房产证。 59、银行账户明细证明,孙庆凯、李某1双方互相转账的情况。 60、被害人李某1陈述、证人王某3证言及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分别证明,2012年孙庆凯和张某6来借钱,王某3把李某1介绍给了孙庆凯,后来孙庆凯找李某1借了钱,但是孙庆凯没有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还债。经过李某1和孙庆凯协商,李某1以45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孙庆凯的河西区友谊北路罗兰新园4号楼4门2××号住房。直到后来孙庆凯才说实话,这个房子早在浙商银行抵押了300多万元,暂时过不了户,李某1急了,孙庆凯就把房本交给了李某1,并让李某1搬进房子中居住。听说这个房子被法院拍卖了,因为孙庆凯还不上浙商银行的抵押贷款。2012年孙庆凯还找李某1借了35万元和11.6万元,孙庆凯给李某1写过借条。 61、证人陈某2(天津森龙鑫照明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文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2月左右,孙庆凯以天津森龙鑫照明设备有限公司的名义,用其本人在河西区友谊北路的房产做抵押,从浙商银行河西支行贷款300多万元,都是孙庆凯自己操作的,其不知道钱款的去向。 62、证人张某6(孙庆凯爱人)的证言证明,其和孙庆凯名下有两处房产,一处是南开区西市大街格调故里18号楼2门102号,产权人是张某6,另一处是河西区永安道的罗兰花园,产权人是孙庆凯。这两处房子都抵押出去了。孙庆凯向姓路的和李大姐借过钱。 其名下的路虎极光轿车是孙庆凯在2014年4月购买的,2015年5月,有农民工到孙庆凯公司要钱,孙庆凯找郑恩广借了50万元,由于钱暂时还不上,只能把这辆车抵押给了郑恩广。 63、借款单三份、借款融资说明证明,孙庆凯以项目周转资金为名,于2013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向刘某1借款共70万元。提出项目成功后刘某1以投资入股方式获得股份利润分成1400万元,如未成功70万如数归还。 64、被害人刘某1(北京建黎铝合金木墙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述证明,孙庆凯曾于2013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以自行车二厂项目用款名义向其借款三次共计70万元,并为此书写了借款融资说明。 65、借条证明,孙庆凯个人于2015年2月17日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作为担保向彭某借款,作为自行车二厂项目周转资金,约定2015年4月30日前分期还清。 66、公安机关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被告人孙庆凯的身份情况。 67、公安机关案件来源、抓获经过证明,经环金某公司员工宋金栋报警,公安机关于2015年7月6日下午18时许,在天津市南开区三马路太极园A座1403号,将被告人孙庆凯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讯问。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庆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分别构成合同诈骗罪、诈骗罪。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五)项,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孙庆凯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20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二、责令被告人孙庆凯退赔被害单位住总公司440万元;退赔被害单位湖北远大公司229万元;退赔被害单位五建公司2000万元;退赔被害单位冠华伟业公司50万元;退赔被害单位宇昊公司300万元。退赔被害人张某1130万元;退赔被害人张某251万元;退赔被害人李某14576240.45元;退赔被害人刘某145万元;退赔被害人彭某23万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孙庆凯不服,提出上诉。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判事实不清,量刑过重;关于合同诈骗,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而是挪用资金罪;关于诈骗,其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而属民间借贷。 孙庆凯的辩护人郭春明认为:一、孙庆凯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能成立合同诈骗罪,对其行为应评价为挪用资金罪。1、孙庆凯签订合同的本意是将自行车二厂项目运行下去,所获资金大多用于项目运行。2、孙庆凯虽使用过伪造的法人授权书,但该授权书的内容与其作为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负责人的职责和权限一致,伪造的目的是为了使对外合作更顺利,而不是为骗取钱财,该授权委托书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合作方同意签订合同的原因并不是授权委托书的出示。3、孙庆凯不存在重复发包行为,其与合作单位签订合同均是在前合同已经到期不能履行之后,孙庆凯在合同解除后均有积极偿还保证金的行为。4、收取五建公司2000万保证金一事,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生效,环金某公司已履行判决,返还了五建公司2000万元诚意金及利息。原判内容与已生效的判决内容相悖,显属错误,其他四家公司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签订的合同性质与五建公司一样,均应认定为民事纠纷。5、给帝业康公司的1450万元确是购买钢材所用,不应计算在犯罪金额中。6、孙庆凯的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的任何一种情形。7、对孙庆凯的行为应正确评价为挪用资金罪。二、孙庆凯与张某1、张某2、李某1、刘某1、彭某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是诈骗。1、孙庆凯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在有条件情况下一直偿还着债务,没有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2、五名被害人自始至终没有指控过孙庆凯诈骗。3、孙庆凯不存在将房产重复抵押的情况,出借人在借款时都知晓房产抵押的情况,孙庆凯没有隐瞒。三、一审庭审中,合议庭拒绝辩护人提出的被害人出庭的要求,导致案件事实没有查清,作出错误认定,对辩护人提交的资金证明等证据材料原判未予认定。四、原判没有充分考虑孙庆凯有主动交代、认罪等情形,没有从轻、减轻其处罚,明显错误。 孙庆凯的辩护人于永洋认为:一、原判认定孙庆凯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孙庆凯的行为不具有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1、孙庆凯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2、孙庆凯未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孙庆凯与几家公司签订合同或协议前已告知项目运营情况,作为项目发包方与多家公司签署协议在行业中也较为普遍;孙庆凯在收到几家公司的款项后将款项转出的行为,并不违背建筑工程行业的相关操作惯例;虽然制作法人授权委托书这一方式存在瑕疵,但所载内容并不存在虚构成分,目的是为了促进项目顺利运转;孙庆凯是与原合作方终止协议后继续发包,不存在重复发包情形;孙庆凯未支付项目转让对价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规划的改变,其在案发前一直致力于协调和解决土地规划问题。3、孙庆凯的行为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4、将1450万元的采购钢材款认定为犯罪金额明显错误。5、五建公司的2000万元诚意金应在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五建公司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已由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该2000万元纠纷的性质属于民事纠纷,且该款项已实际向五建公司履行完毕。二、原判认定孙庆凯犯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孙庆凯不存在重复抵押行为;原判依孙庆凯公司暂无收益即认定孙庆凯骗取他人财物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孙庆凯与几名被害人关系亲密,彼此间经常有钱款往来,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经营或项目使用,并非用于个人挥霍。三、孙庆凯系初犯、偶犯,能如实供述全部案件事实,主观恶性较小,原判量刑过重。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原审法律文书齐全,诉讼程序合法;原判认定上诉人孙庆凯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原判认定上诉人孙庆凯犯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有误,量刑不当。建议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上诉人孙庆凯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诈骗被害人李某1、刘某1、彭某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与原审一致。 另查明,住总公司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支付了500万元工程保证金后,因公司资金压力过大,公司经理熊某1承担了公司该500万元债权,后将部分债权转让给王某2、尹某1、赵长宝、蒯某、胡某、方某。孙庆凯已归还王某240万元,归还尹某120万元。该事实有熊某1、王某2、尹某1的证言,孙庆凯的供述,借条等书证予以证实。 五建公司曾就其2000万元保证金等损失向本院起诉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环金某公司、东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7日作出民事判决,认为环金某公司自身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分公司及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具有明显过错,环金某公司的过错与五建公司的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判令环金某公司返还五建公司诚意金2000万元及支付部分利息损失,东某公司作为签订协议的一方主体,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现判决已经生效并由环金某公司履行完毕。该事实有本院(2015)一中民一初字第0036号民事判决书、(2016)津01执349号执行结案通知书予以证实。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孙庆凯的辩护人还出示了下列证据: 1、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宇昊公司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签订合同时,其审查了相关文件,也到项目现场实地看过,项目是真实的。宇昊公司曾到法院起诉过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被以“先刑后民”为由驳回。其认为宇昊公司与孙庆凯之间的纠纷不属合同诈骗,而是经济纠纷。 2、证人汤某的证言,证实冠华伟业公司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签订合同时,其看了项目的相关文件,也到现场去过,孙庆凯没有说假话,否则不会跟他签合同。其曾到法院起诉孙庆凯,其认为与孙庆凯之间的纠纷不是合同诈骗,是经济纠纷。 3、被害人张某2的陈述,证实孙庆凯第一次向其借款是2011年4月25日,签订了借款合同,中间人李某3做担保,此后有多次借款,期间有借有还,对借款数额孙庆凯也认可,他说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孙庆凯有格调故里别墅、罗兰新园两套住房,其知道两套房有银行贷款,但也有残值,所以对借钱给孙庆凯感觉挺放心。2015年5月30日,孙庆凯出具了还款承诺保证书,承诺罗兰新园的房子在浙商银行拍卖后,剩余的款项都给其。其认为与孙庆凯之间是民事纠纷,公安机关找其了解情况时,其说孙庆凯不是诈骗,是正常借钱。其已到法院起诉孙庆凯。 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以及辩护人当庭出示的相关证据,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一、关于合同诈骗 在案证据能够证实孙庆凯为负责人的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成立经过,自行车二厂项目审批情况,孙庆凯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名义就开发自行车二厂项目先后与五家公司签订协议的经过,五家公司给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及孙庆凯打款的情况,孙庆凯还款的情况,孙庆凯对以上事实亦无异议。认定孙庆凯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孙庆凯是否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孙庆凯是东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环金某第九分公司负责人,相关证人证言及孙庆凯供述均证实以上两家公司由孙庆凯实际控制,本案涉及的工程承包协议由孙庆凯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与五家公司签订。 相关书证证实,2014年8月6日环金某公司、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三方签订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约定飞鸽集团、自行车二厂将自行车二厂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环金某公司,总价款为4824万元,此协议经市国资委批复后生效,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环金某公司一次性向飞鸽集团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天津市国资委于2014年10月15日批复同意自行车二厂项目,故前述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于当日生效。因环金某公司与东某公司已于2014年5月29日签订协议,约定东某公司为自行车二厂项目投资方,东某公司成立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作为该项目的专营公司。故自行车二厂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价款应由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实际支付。 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生效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转让款。2014年10月28日、11月20日飞鸽集团曾两次发函催要土地转让款,期间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复函称会尽快履行协议,但终未履行,故飞鸽集团于2015年5月15日发函解除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此外,飞鸽集团资产法规部部长姚某的证言证实,为了履行协议在2015年春节前后曾和孙庆凯商议先交1000万元定金,协议都拟好了,60日内再交其余3824万,孙庆凯同意,但也没有交。河北区建委副主任张某3的证言证实,其多次在建委例会上催促孙庆凯尽快履行协议,他当场答应,但还是没有履行。 孙庆凯以环金某第九分公司的名义就自行车二厂项目于2014年1月22日与住总公司签订承发包初步协议,约定住总公司支付500万元工程保证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保证2014年9月30日前完成项目招标,保证2014年2月28日前将土地款交齐,取得项目开发权,否则三日内退回保证金,住总公司总包施工;于2014年3月25日、4月28日与湖北远大公司签订工程承发包初步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保证2014年9月30日前完成项目招标,湖北远大公司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出借600万元,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保证2014年3月31日前将前期土地款交齐,取得项目开发权,否则三十日内归还湖北远大公司150万借款,湖北远大公司总包施工,后将600万借款减为300万元;2014年7月3日、2015年3月24日与五建公司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保证2014年10月30日前完成项目招标,五建公司付给环金某第九分公司2000万诚意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承诺将项目交五建公司总包施工,补充协议再次承诺将工程全部交由五建公司总包施工,否则双倍返还诚意金,60日内落实;2015年2月27日与冠华伟业公司签订强电工程承发包协议,协议载明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依法获得原自行车二厂地块土地及房屋使用权,用于定向安置房建设,约定冠华伟业公司向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支付50万元作为该项目中全部强电配套工程的定金;2015年5月与宇昊公司签订工程分包协议,约定由宇昊公司负责该项目中30000平米工程分包,宇昊公司以300万元定金取得分包权利,环金某第九分公司2015年9月15日前完成项目总包招投标,将300万元定金转交项目总包方作为工程保障金,完成宇昊公司与总包方的对接。 综合以上事实,孙庆凯在与五家公司签订、履行协议过程中使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孙庆凯不具备与五家公司签订、履行协议的前提。因环金某第九分公司并未支付自行车二厂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价款,并未实际取得土地使用权,更不可能取得自行车二厂项目开发权,并最终导致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被解除。孙庆凯对此系明知,但其签订协议时向相对方隐瞒了上述事实。孙庆凯当庭辩称其已找到合作方投资并准备支付土地转让款,因2014年10月26日得知土地规划发生改变,导致合作方认为项目将来不会获利而撤资,其至案发前一直找相关部门协调土地规划相关事宜。但该辩解没有足够证据予以证明,孙庆凯在相关人员催促其履约时和给飞鸽集团的复函中亦均未提及土地规划问题。即使土地规划改变,按孙庆凯所称其一直在找相关部门协调此事,但孙庆凯在2014年10月26日之后仍与两家公司签订协议,另三家公司的钱款其仅返还一小部分,故该辩解与其客观行为相悖,不能成立。孙庆凯未取得项目开发权,没有就该项目与他人签订、履行协议的前提。 其次,孙庆凯与五家公司签订协议的内容虚假。在全部协议中,均有保证在指定日期前交纳土地款,取得项目开发权;保证在指定日期前完成项目招标;环金某第九分公司依法获得原自行车二厂地块土地及房屋使用权等虚假内容。此外,孙庆凯与住总公司、湖北远大公司、五建公司签订工程发包协议的时间均在自行车二厂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孙庆凯不能预知土地取得时间,从而保证项目招标完成时间,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协议内容的虚假。 再次,孙庆凯在与住总公司和五建公司签订协议时使用了伪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孙庆凯及其辩护人均辩称伪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与孙庆凯的职权、环金某第九分公司成立目的并不矛盾,伪造的目的是为了顺利与对方签订协议。但前已述及,孙庆凯并不具备签订项目协议的前提,所签协议均含虚假条款,在此情况下其使用伪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促成协议签订,那么伪造法人授权委托书亦是其诈骗手段的一部分。 最后,孙庆凯虚构了钱款用途,隐瞒了其无偿还能力的事实。孙庆凯以项目发包名义收取工程保证金、定金、借款等,收取后并未支付土地转让款,相当一部分钱款用于偿还借款、公司运营及个人消费等。协议中虽约定返还钱款的期限,但在案证据已经证实孙庆凯实际无力返还。 综上,孙庆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致使五家公司陷于认识错误,即相信能够取得工程承包权,从而支付钱款,孙庆凯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方面。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方式及仅返还一小部分钱款的事实亦表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故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孙庆凯及其辩护人辩称五建公司2000万诚意金中的1450万元,被用于向帝业康公司订购自行车二厂项目所需钢材,1450万元不应认定为犯罪数额。经查,钢材供货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7月7日,是在自行车二厂地块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签订之前。项目用地尚未落实,孙庆凯即订购钢材不合常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转让协议签订之后,孙庆凯并未履约,不可能取得项目开发权,为项目订购钢材亦无从谈起。五建公司签订合同及支付诚意金是基于相信能够取得项目承包权,孙庆凯的欺骗行为使五建公司不可能实现合同目的,该1450万元不应从犯罪数额中减除。 本院曾作出民事判决,判令环金某公司返还五建公司诚意金2000万元及支付部分利息损失,东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民事判决是基于环金某公司存在失职、放任管理的过错而认定其应承担民事责任,东某公司作为协议的一方主体,应与环金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与本案刑事责任的主体并不相同,涉及的法律事实亦不相同,该判决不影响孙庆凯犯罪行为的认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 辩护人提交杨某1、汤某的证言,以证实孙庆凯的行为不属合同诈骗。杨某1、汤某均系基于项目真实存在,二人考察过项目现场、审查过相关审批文件而判断孙庆凯不存在合同诈骗行为。但孙庆凯诈骗手段并非体现在虚构项目本身,而是体现在其并未实际取得项目开发权等方面,杨某1、汤某的证言不能否定孙庆凯合同诈骗的事实。 二、关于诈骗 (一)原判认定孙庆凯诈骗张某1、张某2钱款的事实。 在案证据证明东某公司为三河东润公司股东之一。2010年4月孙庆凯、三河东润公司、燊丞公司拟合作开发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居住项目。其间,燊丞公司负责人张某1交给孙庆凯1000万元支票作为投资,孙庆凯取得支票后将钱款挪作他用,后将此情况告知张某1,并向张某1归还650万元及出具借款单。此后,孙庆凯又陆续归还张某1220万元,尚有130万元未归还。没有证据证明孙庆凯在此过程中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三河东润公司、燊丞公司确于2010年4月21日签订了燕郊项目合作协议书,2010年8月18日燊丞公司取得三河东润公司30%的股权,成为三河东润公司的股东之一,合作真实存在。对该起事实不应认定为诈骗。 孙庆凯以其经营的华某成公司运营周转为由向张某2借款100万元,与张某2签订了借款合同,以两套房产为抵押,由李某3为担保人,告知了张某2房产有银行抵押贷款的情况,同时委托张某2的朋友杜某处理两套房产,并对委托书进行公证。没有证据证明在此过程中孙庆凯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对该起事实不应认定为诈骗。 (二)原判认定的孙庆凯诈骗李某1、刘某1、彭某的事实。 李某1的陈述、王某3的证言,相关书证及孙庆凯的供述能够证实,2012年孙庆凯向李某1借钱,不能按时归还,二人商定由李某1购买孙庆凯名下罗兰新园房产,之前的借款冲抵房款,李某1将其余购房款已陆续全部支付给孙庆凯。因房产在银行有抵押贷款,孙庆凯一直未与李某1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李某1支付的房款孙庆凯均用于他处,在李某1要求过户时,其告知李某1等其项目做完就将贷款还清并办理过户手续。因孙庆凯未偿还银行贷款,银行将孙庆凯诉至法院,该房产遂被查封并欲拍卖。孙庆凯的客观行为表明其并无偿还房屋贷款从而将房产过户给李某1的诚意。其虚构要将房产卖给李某1的事实,隐瞒无力偿还贷款的真相,使李某1错误的认为能够取得房屋所有权而支付房款。孙庆凯的行为导致李某1购买房屋的目的不能实现,其又无力退还房款,故其主观上对李某1的钱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刘某1、彭某的陈述,相关书证、孙庆凯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实,孙庆凯虚构自行车二厂项目需要周转资金和项目获利后将给付高额利润的事实,骗取刘某170万元,尚有45万元未偿还;虚构其姐姐生病和用于自行车二厂项目运营的事实骗取彭某23万元。孙庆凯从未支付项目用地的土地转让款,不可能取得自行车二厂项目开发权,该两起事实应认定为诈骗。 三、关于量刑 根据法律规定,犯合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原判根据上诉人孙庆凯犯合同诈骗罪的具体事实、犯罪数额、危害后果,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量刑适当。罚金的判处除应根据犯罪情节外,还应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原判对孙庆凯所犯合同诈骗罪并处罚金人民币3200万元,数额过高,应予调整。 上诉人孙庆凯诈骗数额属特别巨大,根据法律规定,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但原判对孙庆凯两起诈骗事实的定性错误,诈骗数额认定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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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包发包;合同诈骗;定金;保证金;
上诉人孙庆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上诉人孙庆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予以惩处。上诉人孙庆凯犯有数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原判对孙庆凯两起诈骗事实的定性有误,量刑不当,应依法改判。孙庆凯及其辩护人关于向张某1、张某2的借款属民间借贷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予以支持,其他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意见,本院酌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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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包发包;合同诈骗;定金;保证金;
1、关于合同诈骗,其行为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挪用资金罪;2、关于诈骗罪,其行为是构成诈骗罪,还是属于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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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包发包;合同诈骗;定金;保证金;
韩毅然申请再审称,盈嘉资产公司将其盈嘉宾馆租赁给韩毅然、郑敏时,隐瞒了该宾馆在消防工程方面的问题,致使再审申请人无法经营。韩毅然、郑敏通知该公司解除合同,未达成协议。现请求依法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反诉费由对方负担。盈嘉资产公司应承担违约损失20万元,并退还收取的发射塔租金24000元,以及茶楼及桑拿中心租金76000元、二楼证证券中心及补偿费用35000元、垫付的水电费及兑付的储值卡费12000元等费用,共计147000元。 郑敏申请再审称,与韩毅然上述意见一致。另外,在2013年5月10日,郑敏与韩毅然签订了退股协议,已不是承租合伙人,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不再承担合伙承租期间的债务。 盈嘉资产公司辩称:盈嘉资产公司出租给韩毅然、郑敏的房屋具有三证即房产证、土地证、租赁许可证,对外出租合法。房屋的建筑结构和消防整改问题承租人是明知的,合同也明确了由承租人承担整改责任,出租人并没有隐瞒消防隐患问题。2012年11月19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属双方自愿,合同签订后承租方不续交租金构成违约,应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另外,申请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律规定的六个月期限。综上,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本院原审认定的事实:2012年11月19日,韩毅然、郑敏与盈嘉资产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盈嘉资产公司所有的位于安乡县深柳镇文艺中路的原老盈嘉宾馆房屋前栋六层、后栋九层及其附属设施租赁给韩毅然、郑敏经营,年租金为270000元,租期为10年,租金从2013年1月20日起开始计算,每年的1月5日前给付当年租金。合同签订后承租人只给付了2013年的租金。但到2014年1月5日,没有按合同约定给付2014年的租金。 另查,韩毅然、郑敏在签订该合同前已从事宾馆行业多年。 本院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二被告租赁原告的是宾馆还是一般房屋?二、原、被告双方在租赁合同中谁违约,违约金该怎么计算?三、二被告是否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四、租金如何给付? 焦点一:本院认为,二被告租赁的是一般房屋而不是宾馆。理由有三:一、从合同形式上来看,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名称就为房屋租赁合同;二、从签订合同内容上看,合同约定为甲方(原告)将其合法拥有的座落在安乡县文艺中路(南浦)的老盈嘉宾馆前栋六层及后栋九层出租给乙方(二被告)用于经营,虽然内容上有老盈嘉宾馆,但老盈嘉宾馆根本就没有宾馆营业执照,只是在当地人心中一个地名,一个字号,另外,该房屋面积为5000平方米,在县城的中心地段,合同明确约定房屋租金为150000元,设备使用费每年120000元,总共270000元,如果是租赁的宾馆,租金按照当地商业地段,应该远不止现在的租金;三、二被告均是从事宾馆生意多年,对经营宾馆应该具备的条件是知道的,并且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二被告也对租赁物的结构进行了解。所以二被告租赁的标的物应为一般房屋。 焦点二、原、被告双方在租赁合同中谁违约,违约金该怎么计算?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应该属于二被告违约。因为按照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租金支付方式,租金支付方式为现金结算,租金每一年交一次,每年270000元,于每年的1月5日前交付当年租金”,二被告租赁原告的房屋后,租金应该是每年度的1月5日前交付当年租金,然而二被告到现在2014年7月份租金仍没有交付,所以按照合同约定应该属于二被告违约。关于违约金,原告要求二被告从2014年1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租金每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但按照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第八条第四款“乙方应如期交付租金,如乙方未经甲方同意逾期交付,每逾期一天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年租金的0.05%支付违约金”,故本院认为违约金只能按照双方的约定计算即每日租金的0.05%,而不是每日千分之五计付。至于违约金给付时间从何时算起,虽然双方合同约定从租金给付之日即每年1月5日前算起,但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反诉原告)从2014年1月20日算起,这是原告(反诉被告)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合理处分,本院应予以认可。 焦点三、二被告(反诉原告)是否可以解除合同?本院认为,二被告(反诉原告)是可以解除合同。理由如下:一、按照合同的约定,二被告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给付租金,存在违约,且二被告也主动要求解除合同,依照合同法具体条文的有关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并且按照二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第一款“……同时在租赁期间内乙方(二被告)如以任何理由终止本合同,乙方投入任何设施,设备都不能带走……,”所以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看,二被告也是可以解除合同的;二、根据安乡县公安消防大队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上注明的问题来看,一是原告出租给二被告的房屋存在与相邻建筑防火间距不足(按照消防法的规定,最低应为6米以上,而该标的物间距不足6米),二是疏散通道的宽度不够(按照消防法的规定,最低应为1.4米以上,而该标的物疏散通道不足1.4米),存在上述问题都是原告的标的物主体存在的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具体条文,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从本案租赁合同的标的物来看,该标的物的相邻建筑防火间距和疏散通道宽度均达不到国家强制标准,从而使原、被告双方合同客观履行不能,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具体条文,导致租赁房屋无法使用,承租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二被告(反诉原告)请求解除合同,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合同解除后而产生的其他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 焦点四、租金的给付?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租赁期间内的租金,二被告应立即给付。在庭审中,二被告也同意给付2014年实际租赁期间内的租金,按照合同的约定,2014年房屋租金从2014年1月20日起计算房屋年租金为270000元,算到2014年7月21日止租金应给付134630元。2014年7月21日后二被告(反诉原告)实际租赁经营的,按合同约定的租金条款另行计算。 另外,争议的移动塔租金24000元,茶楼及桑拿中心的租金76000元,二楼证券中心的租金及补偿费用35000元以及二被告垫付的2012年11月20日前的水电费和原告以前发出的储值卡12000元,韩毅然、郑敏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对韩毅然、郑敏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本院原审判决:一、解除韩毅然、郑敏与常德盈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韩毅然、郑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给付常德盈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金134680元(从2014年1月20日算至2014年7月21日),2014年7月21日以后被告(反诉原告)实际租赁经营的,应按合同约定的租金条款另行计算;三、韩毅然、郑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常德盈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违约金(违约金从2014年1月20日起,每日按年租金270000元的0.05%计付至解除合同之日止);四、驳回常德盈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韩毅然、郑敏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0元,反诉受理费50元,共计6050元,常德盈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550元,韩毅然、郑敏负担3500元。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2013年5月10日,郑敏与韩毅然签订了退伙协议,郑敏从租赁合伙中退出,韩毅然退给郑敏合伙资金55万元,退伙协议签订后,合伙人韩毅然拒付退伙资金,2015年3月18日,郑敏另行起诉,本院支持了郑敏的诉讼请求,韩毅然上诉后,上级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但郑敏在原审时未提及退伙问题,2016年2月29日,郑敏以退伙协议和一、二审判决书为新证据提出申诉,认为已经退出合伙,不再是本案租赁合同纠纷的责任主体,不承担承租期间的合伙债务;2014年5月22日,安乡县公安消防大队向盈嘉资产公司下达责令立即改正通知书,指出经营房屋存在消防隐患,责令采取措施,确保消防安全;2014年7月21日原审判决解除租赁合同至今,其租赁房屋仍然由韩毅然控制并经营;盈嘉资产公司出租的房屋始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房屋经验收合格,有合法的房产证和国土证。该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为法人企业,注册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服务、其他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酒店管理、房屋租赁;2012年消防部门向盈嘉资产公司颁发了住宿特种行业许可证。 再审期间除原审证据外,再审申请人郑敏提供了新证据《民事判决书》2份,拟证明郑敏退出合伙不再向出租方盈嘉资产公司承担给付租金和违约责任的义务;被申请人盈嘉资产公司提供了新证据“消费发票”和《照片》18张,拟证明租赁房屋仍然由承租人郑敏、韩毅然占有使用并进行正常经营。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郑敏提供的新证据属于承租人内部之间的经济纠纷,对郑敏、韩毅然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对本案合同相对方没有约束力,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不予采信;盈嘉资产公司提供的新证据《照片》客观的记录了承租人仍在租赁房屋内继续经营的事实,该证据客观真实,且与本案相关联,予以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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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效力;消防安全不达标;
原审认为,二被告作为承租人租赁的是一般房屋,双方对租赁物了解,标的物是符合合同要求的。租赁房屋存在与相邻建筑防火间距不足,疏散通道的宽度不够的问题。该标的物的相邻建筑防火间距和疏散通道宽度均达不到国家标准。承租人取得租赁房屋后从事宾馆经营,提升了消防要求,但阻隔合同目的实现不是必然的,不支持合同无效。 再审认为,该租赁房屋在建成后,一直作为服务性经营场所,本案提及的消防问题,程度不一的存在。但未发现以前有行政管理部门禁止其经营的记录。本次公安消防的通知是整改,并不是禁止经营。公安部2012年颁布的《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强制消防要求达标的范围,是指在50米以下的建筑物。也就是该房屋作为租赁物建立合同关系,不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他字第11号函复《关于未经消防验收合格而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如何认定其效力》的相关意见,认定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成立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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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效力;消防安全不达标;
租赁房屋消防要求不达标,能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是否当然无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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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效力;消防安全不达标;
2015年4月4日,被告陈世周驾驶琼01-25348号四轮农用拖拉机与原告驾驶的琼CCM158号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原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武警海南总队医院住院治疗至2015年6月5日出院,共住院治疗62天。2015年4月15日,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原告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被告陈世周仅向原告支付了2000元医疗费,其余费用均未予以赔偿。本院认为:一、原告的姐姐在没有取得原告授权的情况下,无权对原告的权利进行处分。因此,调解协议无效。二、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的计算及认定的问题。依法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损失共计132784.53元,其中:一、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的项目有:医疗费8661.3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营养费3000元,合计14761.32元,由被告人保海南分公司在医疗费10000元的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10000元,不足部分(14761.32元-10000元=)4761.32元的70%,即4761.32元×70%=3332.92元由被告陈世周承担; 二、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伤残赔偿限额的项目有:误工费13625.26元、护理费4541.75元、交通费8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残疾赔偿金89256.2元,共计113223.21元,由被告人保海南分公司在死亡伤残赔偿110000元的限额赔偿原告110000元,不足部分3223.21元(113223.21元—110000元)的70%,即3223.21元×70%=2256.25元由被告陈世周承担; 三、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财产损失限额的项目有:摩托车修理费2000元,由被告人保海南分公司在财产损失赔偿2000元的限额内赔偿原告2000元; 四、鉴定费2800元的70%即1960元(2800元×70%),由被告陈世周承担。 综上所述,被告人保海南分公司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给原告人民币122000元,被告陈世周应赔偿给原告人民币7549.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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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调解协议;交强险;
一、原告的姐姐在没有取得原告授权的情况下,无权对原告的权利进行处分。因此,应认定该调解协议无效;二、依法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损失共计132784.53元;三、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财产损失限额的项目有:摩托车修理费2000元,由被告人保海南分公司在财产损失赔偿2000元的限额内赔偿原告2000元; 四、鉴定费2800元的70%即1960元(2800元×70%),由被告陈世周承担。
你是专业律师,请你提炼下面信息中的法律关键词: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调解协议;交强险;
一、双方在交警支队调解时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有效,被告陈世周是否还应对原告罗章的损失予以赔偿;二、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的计算及认定的问题;三、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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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调解协议;交强险;
原判认定,2014年9月13日21时30分许,被告人尼亚孜·伊敏在本市徐汇区罗香路***号长桥*村大门附近,尾随被害人袁某,从其背在左侧的单肩挎包内窃得钱包一个,内有钱款人民币550元等财物。由于袁某及时发现,尼亚孜·伊敏遂将所窃钱包归还给袁某。此时,在该处巡逻的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民警印某某、姜某某发现后,即向尼亚孜·伊敏表明身份并对其实施抓捕。尼亚孜·伊敏随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与民警对峙,并拿出一玻璃瓶状物体扬言是炸弹而相威胁。对峙数分钟后,尼亚孜·伊敏逃至徐汇区百色路汇成五村附近,在特警赶至现场持枪对其压制后尼亚孜·伊敏才放弃抵抗。尼亚孜·伊敏到案后拒不供认上述犯罪事实。 原审确认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被害人袁某的陈述,证人印某某、姜某某、李某某、曹某、朱某等的证言,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调取证据清单、赃物照片、抓获经过、刑事判决书等。原审法院据此认为,被告人尼亚孜·伊敏在实施盗窃犯罪后,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相威胁,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尼亚孜·伊敏系累犯,依法从重处罚。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被告人尼亚孜·伊敏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上诉人尼亚孜·伊敏上诉提出,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出庭意见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尼亚孜·伊敏犯抢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尼亚孜·伊敏在实施转化型抢劫的过程中,既没有实际控制被害人的财物,也没有造成实际的人身伤害,其行为构成抢劫未遂而非既遂,原判适用法律不当,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原审判决相同。原判所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经原审出示、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现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一、上诉人尼亚孜·伊敏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 经查,被害人袁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9月13日晚,袁沿罗香路行至长桥*村北门附近,发觉其背在身上的挎包晃动,遂转身看到上诉人尼亚孜·伊敏手里拿着袁的钱包,尼亚孜·伊敏见状把钱包塞回袁的挎包内。证人印某某、姜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9月13日晚,印、姜在罗香路执行反扒任务时发现尼亚孜·伊敏形迹可疑,在跟踪至长桥四村北门时,看到尼亚孜·伊敏从一女子挎包内窃取出一只钱包,在被该女子发现后,尼亚孜·伊敏遂归还钱包并离开。后印某某向尼亚孜·伊敏表明警察身份并欲实施抓捕时,尼亚孜·伊敏持刀威胁并拒捕,又在逃跑过程中多次持刀威胁,并掏出一玻璃瓶状物体扬言是炸弹。尼亚孜·伊敏在逃到汇成*村附近时,被赶到现场的特警持枪压制后才放弃反抗。上述证据与自发参与抓捕的行人李某某、曹某的证言,出警的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特警支队民警朱某的证言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尼亚孜·伊敏在盗窃他人财物后,为抗拒抓捕而使用暴力相威胁,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尼亚孜·伊敏关于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上诉人尼亚孜·伊敏的行为构成抢劫既遂还是未遂 本院认为,上诉人尼亚孜·伊敏在盗窃后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以使用暴力相威胁,其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转化型抢劫罪与普通抢劫罪的主要区别在于暴力、胁迫行为与取财行为发生的先后顺序有差异,在构成要件方面并无本质区别。根据法律规定,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具备劫取财物或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之一的,属抢劫既遂。同理判断转化型抢劫是否既遂也应当看上诉人是否最终获取了财物或是否给他人造成轻伤以上后果。本案中,尼亚孜·伊敏虽然短暂地从被害人的挎包内取出钱包,但在被被害人发现后又随即归还,尼亚孜·伊敏在整个转化型抢劫行为实施终了后未能劫得被害人财物。此外,尼亚孜·伊敏抗拒抓捕的行为也未对他人造成轻伤以上后果,故尼亚孜·伊敏的行为属抢劫未遂。原判认定尼亚孜·伊敏的行为系抢劫既遂不当,检察机关的相关出庭意见依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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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罪;
转化型抢劫是否既遂要看暴力、胁迫等实行行为实施完毕后被告人是否最终控制了财物。被告人虽窃取了财物,但暴力、胁迫行为实施完毕时被盗财物被追回的,其行为仅转化为抢劫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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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罪;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在扒窃他人财物的过程中被被害人察觉,随即归还财物,并采用持刀威胁等手段暴力抗拒民警抓捕,其行为构成抢劫既遂还是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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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罪;
被告于2013年10月9日对原告作出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在废酸贮存时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材料;将含酸污泥、煤焦油渣倒入炉渣中一起贮存;废酸产生量、去向不明,对原告处以10万元罚款。被告向本院提供其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送达回证;3、送达照片;4、2013年6月9日现场检查(勘验)笔录;5、2013年6月14日现场检查(勘验)笔录;6、现场检查照片;7、市环沣渭限改(2013)90号《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决定书》;8、送达照片;9、2013年6月24日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0、2013年6月24日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1、现场检查照片;12、市环沣渭限改(2013)95号《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决定书》;13、市环沣渭罚告(2013)50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14、市环沣渭听告(2013)17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15、送达回执;16、送达照片。以上证据证明其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七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一项。 原告陕西捷瑞钢结构制造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称,其系具有合法完备的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2012年12月,征收实施单位以阿房宫遗址保护项目为由对其进行拆迁改造,因补偿标准问题,其与征收单位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2013年11月22日,被告向其送达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10万元的罚款。被告滥用行政职权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后其向陕西省环境保护厅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被告的处罚决定,其不服,诉至法院。现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其提供以下证据:1、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陕环复决字(201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企业营业执照,证明其经营范围。 被告西安市环境保护局辩称,2013年6月9日、6月14日、6月24日其在原告处检查时,发现原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煤焦油渣、含酸污泥均属于危险废物,废物代码分别是HW34、HW11、HW17。原告在废酸贮存时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材料;将含酸污泥、煤焦油渣倒入炉渣中一起贮存;废酸产生量、去向不明。其于2013年9月26日向原告送达《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决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13年10月9日,其对原告作出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3年11月22日送达原告。其作出的处罚决定有理有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3无异议;证据4中的签字人已离开公司,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实,无公司员工签名,见证人身份不清,部分记录与事实不符;证据5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捷瑞热镀锌公司和见证人的签字;证据6不能证明被告列明的事实;证据7的处罚主体错误,依据事实不清;证据8无异议;证据9中签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部分记录与事实不符;证据10部分记录与事实不符;证据11与事实不符;证据12、13、14的处罚主体错误,依据事实不清;证据15、16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原告所称被检查人签字问题,不足以否定被告证据的合法性,被告的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调查、处罚的过程,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被处罚、申请复议及复议结果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9日、6月14日、6月24日,被告在原告处检查时,发现原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煤焦油渣、含酸污泥均属于危险废物,废物代码分别是HW34、HW11、HW17。原告在废酸贮存时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材料;将含酸污泥、煤焦油渣倒入炉渣中一起贮存;废酸产生量、去向不明。被告于2013年9月26日向原告送达《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决定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13年10月9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市环沣渭罚(2013)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10万元罚款,并于2013年11月22日送达原告。后原告向陕西省环境保护厅申请行政复议,陕西省环境保护厅以陕环复决字(2014)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另查明,原告与西安热镀锌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被告现场检查地点均为原告所在地三桥和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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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行政处罚;逾期;
原告在废酸贮存时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材料;将含酸污泥、煤焦油渣倒入炉渣中一起贮存;废酸产生量、去向不明。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五条责令原告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处10万元的罚款,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被告针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依法向原告告知了相关权利。综上,西安市环保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并且符合法定程序。另需指出,被告于2013年10月9日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3年11月22日送达原告,超过了法定送达期限,但该瑕疵不足以否定被告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因此,行政处罚决定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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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行政处罚;逾期;
西安市环保局逾期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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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行政处罚;逾期;
2016年9月23日,原告向被告牛旭东向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其称人人乐天津西湖道购物广场所购买的“口水族鱿鱼丝”含有甲醛、淀粉,要求被告依法受理并立案查处,将查处情况及处理结果书面向其告知。被告于2017年9月26日收到原告举报后,依法对投诉举报线索进行核实,并履行了现场检查、询问、抽样检验、法协助调查函、办理延期处理结果告知、立案,并于2017年3月10日履行了将原告投诉举报予以立案的结果告知原告的法定职责。 原告牛旭东诉称,2016年9月23日,原告向被告举报在辖区内人人乐天津西湖道购物广场所购买的“口水族鱿鱼丝”添加致癌物甲醛和淀粉,要求被告依法查处。被告称于2016年9月26日收到。依照《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被告已超出法定期限,至今没有做出处理决定,没有履行其法定职责,为维护消费者饮食安全及身体健康,为督促被告依法行政,故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如下的证据: 1、2016年9月19日的投诉举报函、身份证复印件、购买小票,公证书一份; 原告用以证明2016年4月21日,原告在人人乐西湖道店购买鱿鱼丝,且原告的购买行为和送检过程合法。 2、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 该证据原告用以证明天津市工商局在2009年已验证鱿鱼丝产品中含有甲醛行为。 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辩称,被告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并向原告进行了反馈。2016年9月26日被告收到原告举报后,依法对投诉举报线索进行核实,依法履行了现场检查、询问、抽样检验、发协助调查函、办理延期处理结果告知、立案。被告于2017年3月10日履行了对原告举报予以立案并告知原告的法定职责。目前,原告投诉举报已转为行政处罚案件,正在查办过程中。被告依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办法》第20条,反馈处理结果时间为自受理之日起60个工作日,情况复杂的经批准可再延长30个工作日,且办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因检验检测,专家评审论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从原告投诉举报,被告依法履行相关程序,进行检验和两次协查期限,办理了延期审批手续,并将延期情况告知了原告。在诉状中,原告适用《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是错误的,该《办法》已经失效,已被2016年3月1日施行的《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所取代,原告以失效的法律依据用于本案是错误的。综上,被告行政行为不存在原告所诉的违法情形,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第五条。 该依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具有对举报内容进行立案查处的法定职权以及职权依据。 2、2016年9月26日《12315消费者举报转办单》、2016年9月19日原告的《投诉举报函》、原告提供的检验报告(NO.2016-WT-113)、原告提供的《公证书》(2016)津北方证经字第3113号),原告身份证复印件。 该组证据被告用以证明案件来源与原告举报内容及被告接到举报时间。 3、2016年10月11日的《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及现场拍摄的涉案商品照片、2017年1月10日、2017年3月1日、2017年3月8日对被举报人的《询问调查笔录》各一份。 该组证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针对原告举报内容履行现场检查与调查询问职责。 4、被举报人的《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授权委托书》各一份。 该证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履行了核查被举报人主体资格及委托代理人资格的职责。 5、《南开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任务委托单》及其附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任务委托书检测项目明细》、南开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环节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三份(分别是NKLT16203201,NKLT16203202、NKLT16203203)、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样品移交确认单、KQ1016W-001检测报告、KQ1016W-002检测报告、KQ1016W-003检测报告各一份、2016年10月20日《现场检查笔录》一份。 该组证据被告用以证明2016年10月11日被告对当事人销售的产品进行委托检验、被告于2016年10月19日收到检测结果,并于次日将检测结果送达被举报人。检测时间为2016年10月11日——2016年10月19日。 6、2016年11月22日《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关于核查鱿鱼丝产品中含有甲醛有关问题的函》、2016年11月24日的邮寄凭证及2016年11月25日的投递情况网络查询截图、2016年12月20日《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协查成都采阳实业有限公司有关情况的复函》及其附件、2016年12月26日邮寄凭证及2016年12月28日被告收到复函的网络查询截图。 该组证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就原告主张事项有关内容,第一次向涉案食品生产企业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函,要求协助调查。要求协助调查时间为2016年11月24日至2016年12月28日。 7、2017年1月25日《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关于核查鱿鱼丝产品中含有甲醛有关问题的函》、2017年1月25日邮寄凭证及2017年2月1日投递情况网络查询截图、2017年2月10日《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协查含有甲醛的鱿鱼丝产品的生产者问题的复函》及其附件,2017年2月15日邮寄凭证及2017年2月17日被告收到复函的网络查询截图。 该组证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就原告举报事项有关内容,第二次向涉案食品生产企业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函,要求协助调查。要求协助调查时间为2017年1月25日至2017年2月17日。 8、2017年2月15日被告向原告告知案件延期办理的短信截图、2017年3月10日被告向原告告知举报已经立案的情况的短信截图。 该组证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将案件进程及延期办理告知原告、被告向原告反馈办理情况。 9、《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食品药品处罚程序规定》第七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关于区(县)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该组依据被告用以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规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牛旭东对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4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5、6、7、8、9有异议,认为被告对原告举报内容没有立刻进行检查,故对在2016年10月11日检查形成的笔录有质疑,认为被告并没有对原告举报中的淀粉进行检测。原告认为被告在调查过程中亦无需向成都方面邮寄函件,造成延期。对于被告提出的以短信告知原告的方式,原告亦不予认可。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对于原告牛旭东提交本院的证据,认为已超过举证期限且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明2016年4月21日,原告在人人乐西湖道店购买鱿鱼丝,并将其送检,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的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采信。被告的证据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且证据来源形式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23日,原告牛旭东向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称,2016年4月21日其在人人××天津××道购物广场店购买的“口水族”鱿鱼丝含有甲醛、淀粉。被告于2016年9月26日受理原告投诉后,对涉案商品于2016年10月11日依法进行检查及询问,并对被举报人的主体资格依法进行核查。并于2016年10月11日-10月19日,对涉案商品依法进行检测,于2016年11月24日-12月28日和2017年1月25日-2月17日两次发函至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对方协助调查。并于2017年2月15日,以短信形式告知原告案件延期办理,后被告于2017年3月10日以短信形式告知原告举报已经立案的情况。原告对被告履行的上述行政行为不服,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对原告的举报案件履行告知处理决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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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履行法定职责;
被告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具有依法规范和维护本行政区域内市场交易行为,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的法定职责。针对原告的投诉举报,被告依法进行了现场调查、询问、送检、要求协查等程序,对举报情况已进行立案处理,并告知原告。原告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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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履行法定职责;
被告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原告所诉的超期程序违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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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履行法定职责;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605000元的犯罪事实 (一)收受郦某贿赂55万元的事实。 2007年,郦某欲在杭州成立一家从事环保业务的公司,为开拓衢州市场,需得到时任衢州市环保局局长被告人江某的关照,郦某邀请江某儿子江某甲(另案处理)合伙开办环保公司,江某甲将此事告诉江某,在征得江某同意后,江某甲答应与郦某等人合伙成立公司。郦某承诺给江某甲20%股份,并替江某甲出资6万元用于公司验资注册。2007年3月公司成立,名称为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万元。2009年,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全额出资成立了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江某利用衢州市环保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帮助某公司开展环保业务并盈利。2009年至2012年,郦某以江某甲占股20%为由,以公司分红的名义,通过江某甲送给江某现金共55万元。 (二)收受周某贿赂5万元的事实。 周某系衢州市环保局原办公室主任姜某的丈夫,其女婿蒋某在衢州市环保局衢江分局工作。周某为了与被告人江某搞好关系,希望江某能够在蒋某工作上给予关照,分两次送给江某现金共5万元,江某予以收受,分别为: 1、2006年春节前后的一天,江某在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收受周某送的3万元现金,并占为己有; 2、2007年春节前后的一天,江某在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收受周某送的2万元现金,并占为己有。 (三)收受徐某贿赂5000元的事实。 徐某系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原副站长。2011年春节前,徐某为了获取时任衢州市环保局局长江某在其竞聘衢州市环保局监测中心站副站长过程中的帮助,在江某办公室送给江某5000元现金,江某予以收受,并占为己有。 二、贪污49990元的犯罪事实 2010年5月,被告人江某儿子江某甲准备在衢州市东方大酒店举办婚宴,婚宴酒店相关事宜由其下属姜某(时任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负责。在婚宴前的菜品试吃时,江某经姜某提议,同意增加一道龙虾以提升婚宴档次,并欲将龙虾费用从衢州市环保局财务上支付。后衢州市东方大酒店在江某甲婚宴菜品中增加了龙虾。事后该笔49990元的龙虾费用从衢州市环保局财务报销支付。 三、私分国有资产409000元的犯罪事实 2010年至2011年期间,时任衢州市环保局局长的被告人江某违反规定,授意单位财务人员通过虚构会议费、招待费、土特产费等名义从衢州市环保局账户、下属的监察大队账户、监测中心站账户上列支并套取款项409000元,用于购买东方购物卡,并以过节费的名义发放给全体职工。 公诉机关就起诉指控的上述事实向法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江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占为己有,数额为605000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被告人江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为49990元;被告人江某作为单位负责人,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其行为已分别触犯《中某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应当以受贿罪、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江某归案后如实供述部分受贿及贪污、私分国有资产的犯罪事实,应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罚。 被告人江某的辩护意见为:1、指控受贿事实中,在某公司入股的6万元是江某甲自己出资,按股分红的,其未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公司盈利;2、对指控的其他犯罪事实无异议,但其主观上无私分国有资产的故意。 被告人江某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某收受郦某贿赂55万元的证据不足,该指控所依据的江某及江某甲的有罪供述因存在侦查人员指供、诱供等情况,故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证人郦某的证言多处反复、前后矛盾、不合常理以及缺乏客观证据印证,不应采信。2、被告人江某不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其行为未违反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所指的“国家规定”,且其主观上无私分国有资产的故意。3、鉴于江某有认罪、退赃、初犯等情节,建议对其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提交及申请法院调取江某甲银行交易记录、机动车行驶证。 经法庭审理查明: 衢州市环境保护局的主要职责有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监督管理污染防治工作,负责环境监理和行政稽查工作,监督实施国家及行业环境保护的标准规范,组织实施各项环境管理制度,负责环境监测工作等。被告人江某于2001年9月至2011年7月期间,任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主持全局党政工作,分管人事、财务等工作,2011年7月任调研员。 一、受贿犯罪事实 (一)收受郦某贿赂6万元的事实 2007年年初,郦某欲在杭州成立一家从事环保业务的公司,为开拓衢州市场,得到时任衢州市环保局局长被告人江某的关照,郦某邀请江某儿子江某甲(另案处理)合伙开办环保公司,江某甲将此事告诉江某,在征得江某同意后,江某甲答应与郦某等人合伙成立公司。经商定,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郦某占股30%,潘某占股25%,孙某占股25%,江某甲占股20%。郦某向江某甲提出要替江某甲出资6万元用于公司验资注册,江某甲将此事告知江某,江某表示同意,后江某甲收下郦某所送的6万元并存入公司验资账户。2007年3月公司成立,名称为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2009年3月,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全额出资成立了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某公司)。某公司在衢州从事环保相关业务,并从衢州市环保局承接了环保工程运维业务。2009年至2012年,某公司按照各股东的出资比例进行分红,江某甲依据其所持的20%公司股权分得55万元,江某甲收到上述款项后均告知江某,经江某授意后处分。 (二)收受周某贿赂5万元的事实 周某系衢州市环保局原办公室主任姜某的丈夫,其女婿蒋某在衢州市环保局衢江分局工作。周某为了与被告人江某搞好关系,希望江某能够在蒋某工作上给予关照,分两次送给江某现金共5万元,江某均予以收受,分别为: 1、2006年春节前后的一天,江某在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收受周某送的3万元现金,并占为己有; 2、2007年春节前后的一天,江某在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收受周某送的2万元现金,并占为己有。 (三)收受徐某贿赂5000元的事实 徐某原系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2011年春节前,徐某为了获取被告人江某在其竞聘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过程中的帮助,在江某办公室送给江某5000元现金,江某予以收受,并占为己有。 二、贪污49990元的犯罪事实 2010年5月,被告人江某儿子江某甲准备在衢州市东方大酒店举办婚宴,婚宴酒店相关事宜由其下属姜某(时任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参与。在婚宴前的菜品试吃时,经姜某提议,江某同意增加一道龙虾以提升婚宴档次,并欲将龙虾费用从衢州市环保局财务上支付。后衢州市东方大酒店在江某甲婚宴的菜品中增加了龙虾。事后,该笔龙虾费用49990元从衢州市环保局财务报销支付。 三、私分国有资产409000元的犯罪事实 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江某违反规定,授意单位财务人员通过虚构会议费、招待费、土特产费等名义从衢州市环保局账户、下属的衢州市环境监察支队账户和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账户上列支并套取款项409000元,用于购买东方购物卡,并以过节费的名义发放给全体职工,江某分得5000元。 案发后,被告人江某的妻子阮某替江某退出2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书证:(1)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中共市环保局党组文件、衢州市人民政府干部任免通知、公务员登记表、入党志愿书等,证明衢州市环境保护局的主要职责有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监督管理污染防治工作,负责环境监理和行政稽查工作,监督实施国家及行业环境保护的标准规范,组织实施各项环境管理制度,负责环境监测工作等。被告人江某于2001年9月至2011年7月期间,任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主持全局党政工作,分管人事、财务等工作,2011年7月任调研员,协助党组书记、局长指导调研环境保护事业的一些重大问题,联系环保产业协会。(2)工商登记、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证明杭州某公司、衢州某公司的基本情况,2007年3月成立的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万元,四股东中江某甲出资6万,2008年核准变更股东,其中江某甲变更为童某;2009年3月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全额出资成立了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从事环保相关业务;衢州市环境监察支队系事业法人,主管机构为衢州市环境保护局;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系事业单位法人,举办单位为衢州市环境保护局。(3)衢州市环保局党组文件及会议纪要、合同、财务凭证,证明2010年9月衢州市环保局党组会议决定将三个地表水自动监测站和二个空气自动站委托给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运维,江某参与党组会议决定,并在支付运行维护费的发票上签字同意。(4)收款收据、记账凭证、银行交易单,证明收款收据显示2012年6月12日杭州某公司收到阮某6万元,中国银行业务交易单显示2013年5月20日杭州某公司入账57000元,杭州某公司记账凭证显示2013年5月30日公司入账57000元现金。(5)记账凭证,证明2009年11月至2012年,郦某从杭州某公司以提备用金、工资、差旅费等名义提取现金情况。(6)中国银行交易账单、对公现金缴存单,证明2007年3月16日江某甲存入现金6万元到中国银行杭州某公司账户。(7)婚宴订单、记账凭证,证明江某甲在东方大酒店定婚宴的情况。(8)记账凭证、转账凭证、支付通知单、发票、会议文件,证明2010年5月、12月,从衢州市环保局账户、市环境监察支队账户、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账户分别向东方大酒店支付费用情况,发票联均有江某签字同意;东方服务账单显示2010年5月10日市环保局消费龙虾共39900元,2010年5月25日市环保局消费龙虾共10000元。(9)记账凭证、网上银行转账凭证、发票联、接访方案、省环保厅文件、丁某工作笔记等,证明记账凭证已经姜某辨认,根据丁某笔记本记录2010年8月至9月期间及2011年1月,衢州市环保局分别发放东方购物卡共160000元及249000元;相关记账凭证显示2010年8月衢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向东方商厦支付土特产费32000元,2010年9月衢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向东方大酒店支付会务费27000元,2010年8月衢州市环境检测中心站向东方大酒店支付会务费53000元,2010年8月衢州市环境检测中心站从东方商厦支付土特产费48000元,共计160000元,2011年1月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向东方集团支付会议费43440元,2011年1月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向东方商厦支付购买土特产款28560元,2011年1月衢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向东方集团支付会议费23755元,2011年1月衢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向东方商厦支付货款15245元,2011年1月衢州市环境检测中心站向东方集团支付会务费91768元,2011年1月衢州市环境检测中心站向东方商厦支付土特产费46232元,共计249000元,以上发票联均有经办人丁某签名,发票联上有江某签字同意。(10)《关于调整浙江省环境监测专业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同意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费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复函》等,证明环境监测费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环境影响评价费从2001年起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11)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证明预算外资金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主管部门或政府委托的其他机构(以下简称“部门和单位”)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而收取、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的各种财政性资金,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里通过市场取得的不体现政府职能的经营、服务性收入,不属于预算外资金,必须纳入单位财务收支计划,实行统一核算。(12)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印发《关于环保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经费安排的实施办法》的通知,证明各级政府环保行政机构及监督执法机构履行环境管理和监督职责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安排,向政府环境管理和社会公众提供环境技术服务的环境监测机构、信息机构、放射性及危险废物管理机构所需的经费,由同级行政预算资金和本单位经营服务性收入统筹安排。(13)国务院转发《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意见﹥的通知》、《关于清理检查“小金库”的具体规定》,证明凡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侵占、截留国家和单位收入,未列入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帐内或未纳入预算管理,私存私放的各项资金均属“小金库”。主要包括各项生产经营收入、各项服务和劳务收入、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14)《衢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2010年3月衢州市财政局对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做出的行政处理决定:①根据规定要求你单位加强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的编制管理,规范编制单位预算,同时将取得的环评费、监测费收入全额纳入市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②责成你单位对职工技术协会及时进行清理,撤销技协账户,并将结余资金如数上缴市政。(15)关于《衢州市环保局财政财务检查报告》有关事项及整改落实情况的说明,证明2010年3月衢州市环保局就衢州市财政局的财务检查做出相应说明及整改意见,市环保局认为环评费、监测费属于经营性服务收入,环评费、监测费是财政预算外资金,用于补充财政预算内不足,市环保局已于2008年12月主动撤销了职工技协账户,资金全部纳入财政专户核算。(16)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人事部、审计署《关于严肃纪律加强公务员工资管理的通知》,证明自通知下发之日(2005年6月7日)起,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在国家统一工资政策之外新设津贴、补贴、奖金项目,一律不得提高现有津贴、补贴、奖金的标准和水平,一律不准以现金或其他任何形式发放新的福利。(17)扣押财物清单、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明阮某于2014年1月26日向衢江区人民检察院交暂扣款200000元。 2、被告人江某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其于2001年至2011年期间任衢州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后任调研员,2007年的一天其儿子江某甲打电话和其说浙江大学有个叫郦某的人要和浙江工商学院的潘院长、孙教授成立一个从事有关环保业务的公司,郦某邀请他入伙,他自己也不懂环保业务,问其行不行,其表示同意,后其通过江某甲认识了郦某,在该公司注册前,江某甲又打电话告诉其公司名称为杭州某,注册资本金是30万元,郦某占股30%,潘院长和孙教授各占股25%,江某甲占股20%,郦某要送江某甲6万元钱用于缴纳新公司的股本金,江某甲自己拿不定主意,问其能不能收,其告诉江某甲说这钱其实是冲其来的,这6万元钱先收下把股本金交掉,江某甲就按照其的意思将这6万元钱收下来并用于缴纳公司股本金了;杭州某成立初期没有分红,2009年左右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成立,公司经营重点逐步放到了衢州地区,效益逐步好转并开始有了分红,郦某、江某甲都和其讲过某公司分红是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配的,分红的钱都是由江某甲拿回家,总额大概50多万;成立公司时江某甲无相关环保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父子二人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2008年或2009年,受浙江、衢州环保系统相关人员被查处等影响,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其和江某甲商议将江某甲名下的某的股份转到江某甲同学童某名下,但实际股东还是江某甲;其认为郦某邀请江某甲合伙开公司又送上述6万元股本金,主要是为了在开拓和发展衢州地区市场时,得到作为衢州市环保局局长的其的帮助和支持;衢州市环保局对于衢州市企业的环保工程项目有检查、监督的权利,某公司从环茂公司承接了衢州企业环保工程的运维业务,原先衢州地表水维护运营都是市环保局自己维护运营,后确定由衢州某公司来承接三个地表水自动站和二个空气自动站的运维业务;(时间)郦某被检察机关抓走后,其心里感到不踏实,就要求其妻子阮某和江某甲一起将6万元现金还给杭州某公司,并要求某公司出具退款凭证时将还款时间提前到郦某被抓之前,后阮某回来告诉其已将钱退掉,由于取款时比较匆忙,少退了二三千元;其还和江某甲曾多次探讨6万元干股的问题,其当时要求江某甲记牢杭州某公司的股份是他实际出资,按股份分红就好了;其对收受周某5万元、徐某5000元、贪污49990元的事实供认不讳,与相关证人证言、书证等能相互印证;从2001年其担任衢州市环保局局长至2011年,其单位过年过节均以现金或购物卡形式发放福利,2009年之后,经其同意后单位财务人员从市环保局大帐中以“会务费、餐费、接待费”等名义套取资金购买购物卡发放给员工,所有员工发放金额一致。 3、证人证言:(1)证人江某甲的证言,证明其于2006年年底左右经朋友介绍认识郦某,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郦某和其说想成立一家做环保工作的公司,问其是否有兴趣,之后其打电话问父亲江某是否同意其和郦某等人合伙开公司,同时也将公司的相关事项向父亲做了介绍,父亲对此表示同意,经与郦某、潘某、孙教授商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万元,主要是从事环境工程方面的业务,郦某占股30%,孙教授和潘某分别占股25%,其占股20%,过了不久,郦某到其位于杭州的住宅楼下,将6万元现金交给其,说是他给其的6万元股本金,让其自己打到新公司的账号上,等郦某离开其打电话将此事告诉父亲,问收下6万元股本金是否妥当,父亲表示同意,其就将上述6万元现金打到郦某给其的指定账号;杭州某成立前期经营状况一般,基本没什么盈利,2009年左右郦某为了开拓衢州市场成立了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司经营状况好转并陆续有了一些分红,其按股分红得款共56万元,经江某决定用于家庭开支,父子二人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2008年经父子商议,其将名下的20%股份转到同学童某的名下,但实际持股人还是其;2013年4、5月份,郦某被检察机关带走后,其和父亲担心与郦某之间的不正当经济问题暴露,多次商量如何应对检察机关的侦查,商定统一口径说杭州某的股本金是其自己出的;2013年5月,郦某被检察机关调查,其父亲要其和母亲将6万元钱退还给杭州某公司,因时间匆忙,一共退了57000元,当时还让会计出具了6万元的收款凭证,并要求将收款时间写到郦某出事之前。(2)证人郦某的证言,证明2006年下半年左右,其经朋友介绍认识江某甲,得知江某甲的父亲是衢州市环保局局长,2007年其和浙江工商大学孙某、浙江工商大学潘某以及江某甲一起商议欲成立环保公司,在杭州、衢州等地区开展环保业务,主要从事在线监测设备安装、运维以及环境影响评估等业务,注册资金30万元,江某甲占股份20%,其为了能够得到江某的关照,于公司成立前,在江某甲位于杭州的住宅附近,送给江某甲6万元现金用于缴纳股本金,江某甲予以收受,2007年3月杭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册成立,2009年杭州某公司全额出资成立了衢州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业务重心逐渐转移到衢州,在江某的支持下公司经营状况好转并开始有了分红,2009年至2012年,其按照江某甲20%的出资比例共分给江某甲分红55万元,其中2012年10万元是预发的分红,股东每人都是10万元;2007年3月份左右公司注册成立期间,潘某将他的7.5万元股本金拿给其,让其帮忙交到公司的验资账户,并托其在入账单上签上“陈文娟”的名字,其说股东签字很重要,最好还是让陈文娟自己来签,以后说的清楚,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潘某说没事的,其就跟潘某说,江某甲的6万元股本金是其出的,江某甲从其这里把钱拿去后还是他自己去银行缴款并签字的;2007年10月份左右,某公司作为浙江环茂公司的合作伙伴,在衢州地区开展在线监测设备的安装业务,当时潘某的亲属跟随公司到衢州工作,在此期间,其听到公司和环保局的人在议论杭州某的股东和股份情况,潘某亲属也参与其中,其担心潘某将其给江某甲出股本金的事情告诉亲属,让这个事情暴露,在一次和孙某的聊天过程中,其跟孙某说起其的担心,孙某就知道了其给江某甲出股本金的事情;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其和潘某、孙某以及江某甲在一次聚会中,潘某提出江某局长退居二线了,杭州某可以考虑聘用江某为公司的顾问,当时在场的人没有接话,之后这个事情一直搁置下来,没再提过,据其所知,某公司从未聘请江某为公司顾问,也未向江某支付任何的顾问费或者咨询费之类的相关费用。(3)证人潘某、孙某的证言,证明2007年初其二人和郦某、江某甲一起成立杭州某公司,都是郦某在管理,二人各占股25%,江某甲占股20%,郦某占股30%,江某甲的父亲是衢州市环保局局长,2009年至2012年,二人分别拿到分红60余万元,其中2012年10万元的分红是预发的,分红的具体数额郦某更为清楚;2013年5月左右,江某甲和他母亲阮某来杭州某退6万元钱,阮某说是顾问费,后实际退款57000元,阮某特意交代公司会计将收据的时间提前;潘某的证言还证明2012年春节前,当时江某已经退居二线,有次几个股东以及江某一起聊天时,潘某提出江某当局长时对杭州某及衢州某的业务很支持,现在退居二线了要感谢一下,每个月以顾问费的形式给江某5000元,江某当时没有表态,其他股东也没有接话,大家就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事后大家也再没提过要给江某顾问费的事情;孙某的证言还证明据其所知杭州某未支付江某顾问费;潘某、孙某的证言还分别证明各自听郦某说过江某甲的6万元股本金是由郦某出资,分别与郦某的证言能相互印证。(4)证人孙某甲的证言,证明其系杭州某公司兼职会计,2013年5月的一天,江某甲和他母亲来杭说有笔6万元钱想交还给公司,但他们只带了57000元,让其帮忙垫付3000元,其同意,其给江某甲母亲出具了一张金额为6万元现金的收款收据,并应江某甲母亲的要求把交款时间提前到2012年6月12日。(5)证人童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下半年,江某甲和其说想将公司转到其名下,让其把身份证借他用下,其同意;其是杭州某名义上的股东,不清楚杭州某的情况也没有分到红。(6)证人阮某的证言,证明(时间)江某甲陪其到杭州欲退回杭州某公司60000元现金,实际退还60000元不到一点。(7)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其为了能够成功竞聘衢州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副站长,于2011年春节前,送给江某8000元现金。(8)证人周某、姜某的证言,证明姜某曾系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二人系夫妻关系,为了想把在衢江区环保分局工作的女婿蒋某调到市环保局,分别于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到江某办公室送给江某3万元现金、2万元现金,合计5万元;姜某的证言还证明2010年5月份江某儿子婚礼的酒席方面事务由其负责,试菜当天其向江某提议婚宴中增加一道龙虾,以提高婚宴档次,该笔费用从环保局账户中支出,江某表示同意,后该笔费用共49990元由衢州市环保局支出,当时其要求东方大酒店的朱某开具五张酒水、服务账单,其中1万余元的发票由时任市环保局副局长的赵某帮其分担签字;姜某的证言还证明2008年市财政“四统一”后,单位不能自己决定发放奖金福利,技协账户也被取消,经过江某同意,由办公室操作以会务费、土特产费等形式,从市环保局、监测中心站、环境监察支队三个账户套取资金购买购物卡发放给职工,最后由江某签字同意予以入账,并辨认了相关财务凭证。(9)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东方大酒店工作人员,江某儿子江某甲婚宴试菜当天,姜某找到其说每桌要增加一道龙虾,后婚宴上龙虾的费用共49990元并未与婚宴其他费用一同结算,而是在姜某要求下,酒店开了五张酒水、服务账单,将此笔费用与市环保局结算。(10)证人赵某的证言,证明其原系衢州市环保局副调研员,2010年5月左右江某儿子江某甲的婚宴举行后,姜某让其帮忙从衢州市环保局相关账户操作报销江某甲婚宴上龙虾费用,其帮姜某处理了1万元左右的两张酒水单。(11)证人丁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10年1月至今兼任衢州市环保局出纳,市环保局每年除了按国家规定领取的工资及年底的考核奖励之外,逢年过节局里还会额外发放一些购物卡或现金作为福利,其从2010年开始在笔记本上记录的发放情况显示,2010年8月每人发放2000元购物卡,是以土特产、会务费的名义支付给东方,共160000元,2011年1月5日每人发放3000元购物卡,是以会议费、土特产费等形式支付给东方,共249000元,并辨认了相关财务凭证。(12)证人郑某的证言,证明其自2008年1月至2012年5月任衢州市环保局机关及环境监察支队会计,2008年前环保局存在技协账户时,每年局里会通过该账户以现金形式发给单位职工现金和福利,技协账户被取消后,以现金形式发放福利的情况没有了,之后是局里通过发放购物卡的形式发放一些,每年金额在5000-6000元左右,这些购物卡是从局机关、监测站、监察支队三个账户里通过虚开“会务费、土特产”等发票形式套取资金购买,该项工作由姜某安排丁某具体办理,并让其协助。(13)证人赵某的证言,证明系衢州市环保局办公室副主任,衢州市环保局一共有四个账户,衢州市环保局账户、监测站账户、监察支队账户,还有一个基建账户,衢州市环保局、监测站和监察支队是全额补助拨款单位,资金来源都是财政拨款,监测、环评费是先由其这里开具相应票据,然后相关企业、个人把钱转入衢州市财政的非税专户,排污费大部分企业是委托银行托收进财政非税专户,环评费、监测费进入非税专户后,如果年初预算有的话,可以直接把这些款项以财政拨款的形式从非税专户转入到监测站的账户,排污费进入非税专户后,要上缴国库,收取的排污费的80%划拨到衢州市环保局的账户,再按照实施项目由环保局划拨给各项目实施单位,行政罚款进入非税专户后,然后上缴国库,在其接手后,行政罚款上缴后没有下拨过,监测站、监察支队的支出中招待费需要局长签字,其他费用只要监测站和监察支队的财务负责人签字就可以支出。(14)证人薛某的证言,证明其原系衢州市环保局党组成员,2008年以后市环保局里在春节、中秋、国庆等节日会发放一些福利,一般以衢州东方商厦购物卡为主,每次发放的金额是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一般情况下都是原办公室主任姜某事先与原局长江某沟通,提出给环保局工作人员发放福利的建议,经江某同意并确定具体的发放数额后,会跟班子成员讲一下,之后具体的发放事宜就交给姜某和财务人员去操作。(15)证人江某乙的证言,证明其系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综合室主任,衢州市监测站拥有独立账户,但自身财务一直都是由市环保局的财务室管理,2008年后按规定局里的“技协”账户被取消,局里逢年过节都会统一发放一些购物卡,金额大家都一样。(16)证人任某的证言,证明其系衢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其辨认2010年8月30日第0010号记账凭证、2011年1月31日第0006号记账凭证以及2011年4月30日第0015号记账凭证及附件,从票据上显示是监测站在衢州市东方大酒店开会的相关费用,但在其印象中,监测站是从来没有在东方大酒店开过会,而且这些发票与附件中相应的会议通知等文件也无法对应,所以其认为这些会议费支出都是虚构的,但是这些费用实际用于何处其不清楚。(17)证人包某的证言,证明其曾任衢州市环境监测站站长、衢州市环保局固体废物监督管理中心主任,2008年衢州环保局存在小金库的问题暴露,经市里相关部门决定取缔衢州环保局的小金库,并规定之后环保局的有关收入必须进入衢州市财政非税专户,市财政在另外按一定额度拨款到衢州环保局及下属的监测站、监察支队,环保局对上述资金就失去了自由支配权,为此局长江某就让环保局有关人员编造虚假的接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各种名目开具正规发票从财政拨款中套取资金,用于环保局职工奖金、福利的发放等,其辨认部分记账凭证是姜某让其签字,并让其找些会议文件做报销依据,其让监测站综合室编造了一些会议文件,事实上这些钱是用于购买购物卡。(18)证人雷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8年8月至2012年5月期间任衢州市环保局监察支队支队长,监察支队及监测站有独立的收入及财务,但相应的财务人员都是在局财务办公的,财务人员其实是一套人马,只是独立建账,2008年之后局里小金库问题暴露,市里规定环保局的有关收入必须进入衢州市财政非税账户,市财政再将一部分拨付给监察支队和监测站,环保局就对资金失去了自由支配权,局长江某就让环保局有关人员编造虚假的接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各种名目开具正规发票从财政拨款中套取资金,用于环保局职工奖金、福利的发放等,其辨认部分记账凭证是市局开支从监察支队走账的,不是其监察支队的消费开支。(19)证人姜某的证言,证明2007年5月至2012年4月其任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2012年5月开始任站长,监测站有独立的账户,但由市局的财务统一管理,2008年年底,技协账户被取消,市里要求之后环保局有关收入都必须进入市财政非税专户,然后市财政再按照一定额度拨款到衢州环保局及下属的监测站、监察支队,这样局内部就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为解决这一困难,局长江某就让有关人员从衢州东方大酒店、衢州国际大酒店等地方虚开一定数额的发票,然后通过衢州市环保局及下属的监测站和监察支队将这些发票以各种名义和方式处理掉,最终从市财政拨款中套取一些资金用于环保局职工福利的发放等。 4、鉴定意见,证明经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司法会计鉴定,衢州市环保局在2010年至2011年1月(“四统一”后),无许可依据以单位名义通过购买购物卡发放409000元给个人的财务事实存在。 针对辩解、辩护意见,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1、关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经审理认为,本院通过庭前观看审讯录音录像、询问郦某等方式,未发现侦查机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被告人供述或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的情况,故对于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辩护人提交及申请法院调取江某甲银行交易记录、机动车行驶证,用以证明江某甲在2007年3月从个人账户支取的3.4万元是用于缴纳6万元股本金,2012年5月现金存入个人账户的6.5万元是某公司给被告人江某的顾问费,以及江某甲在某公司成立前没有使用车辆,经审理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证明辩护人欲证明的内容,故对上述证据及申请不予采纳。 3、关于被告人江某提出6万元股本金系江某甲自己出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江某收受郦某贿赂55万元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江某甲的6万元股本金由郦某实际出资的事实,有江某的有罪供述,江某甲、郦某、孙某、潘某的相关陈述证明,且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可以认定。但因江某甲所持20%股权是基于6万元的出资额,并进行了股权登记,实际占有该股权,该股权是具有价值的实质性的财物,而55万元的分红是基于出资比例、依附于股权获得,故应认定江某收受郦某贿赂6万元,分红款55万元是受贿资本的非法孳息。 4、关于辩护人提出私分国有资产罪不成立的问题,经审理认为,衢州市环保局采用虚假名义,从衢州市环保局账户、下属的监察支队、监测中心站账户上列支并套取款项409000元,用于购买东方购物卡,并以过节费的名义发放给全体职工,上述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管理、使用、保护国有资产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被告人江某作为分管财务的衢州市环保局局长,明知上述行为违规仍予允许,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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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数额;股本金;分红;
于受贿数额的认定问题,经审理认为,江涵的6万元股本金由郦赛忠实际出资的事实,有江云珊的有罪供述,江涵、郦赛忠、孙培德、潘灿根的相关陈述证明,且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因江涵所持20%股权是基于6万元的出资额,并进行了股权登记,实际占有该股权,该股权是具有价值的实质性的财物,而55万元的分红是基于出资比例、依附于股权获得,故应认定江云珊收受郦赛忠贿赂6万元,分红款55万元是受贿资本的非法孳息。该笔非法孳息不能计入受贿数额内,但应当依法追缴,上缴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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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数额;股本金;分红;
被告人江云珊是否收受郦赛忠6万元作为合伙成立公司的出资款,以及江涵依出资比例分得的55万元是否认定为受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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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数额;股本金;分红;
2014年5月,正德学院发出询价通知书,就测量仪器采购项目进行询价采购,项目内容为全站仪、光学经纬仪各2台及配件,货物总体要求为:供应商提交产品必须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完全符合采购文件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达到国家或行业规定的标准,并对来源合法性负责。2014年5月28日,优尊旭公司向正德学院发出投标函,载明其愿以95,780元的总价,接受《询价通知书》关于供货、服务、质量保证等的条件要求。2014年6月13日,正德学院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载明测量仪器采购项目中标单位为优尊旭公司。2014年6月26日,优尊旭公司将货物送至正德学院,由收货人常涛签字确认。2016年1月10日,正德学院发函要求优尊旭公司提供和全站仪相对应的商业发票、报关单及原产地证明。截至本案审理过程中,优尊旭公司仍未提供报关单及原产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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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意思表示;
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合同的签订以要约、承诺的方式进行;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正德学院向优尊旭公司发出《询价通知书》,优尊旭公司按要求进行投标,正德学院于2014年6月13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确认优尊旭公司为中标单位,并于同年6月26日签收优尊旭公司送至的设备,足以说明双方就成立买卖案涉设备的合同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因而已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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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意思表示;
1.双方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正德学院以优尊旭公司未提供案涉两台全站仪的国内代理授权书、报关单、原产地证明为由拒付货款的抗辩理由能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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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意思表示;
屏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监督检查中,在屏山县大乘镇新思维幼儿园储藏室存放待用合格食品的冰箱冷藏室内发现发臭肉馅300克,且该幼儿园在采购肉类等食品中未索取供货方资质证明、采购清单和检疫报告单。据此,屏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为该幼儿园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新思维幼儿园收到决定书后,既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未自动履行处罚决定,屏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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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行政处罚;行政执法主体适格;
行政处罚相对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既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处罚决定,行政机关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于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行政程序合法,行政执法主体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准予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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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行政处罚;行政执法主体适格;
对于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人民法院何种情况下应当作出执行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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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行政处罚;行政执法主体适格;
2016年1月至6月期间,原告蒋军胜在销售“口味王”系列槟榔过程中,采用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分别与宁远县辖区内部分经营户签订《口味王槟榔专卖协议》,协议约定经营户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只接受销售原告提供的“口味王”系列槟榔产品,不得再销售其它同类品牌的槟榔产品,由原告每月暗中支付各经营户50元至300元不等的专卖费作为奖励。截止案发时止,原告已支付各经营户专卖费共计117 750元未入账,且未向被告宁远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提供会计账簿。2016年10月14日,被告对原告蒋军胜作出的宁市监处字[2016]15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蒋军胜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180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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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蒋军胜为排挤其他竞争对手,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规定了经营户只销售其提供的产品,不得销售其他人提供的其它产品。蒋军胜并在暗中给予了经营户一定数额的现金或物资作为奖励且未如实入账。蒋军胜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已经构成商业贿赂。蒋军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已经构成商业贿赂,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属情节较轻,原则上可以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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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为排挤其他竞争对手,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规定经营户只销售自己提供的产品,暗中给予经营户一定数额的现金或物资作为奖励且不入账的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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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
原告曹×、李晓静、王志兰、曹玉中诉称:曹文杰系曹玉中与王志兰夫妇之子。曹文杰与李晓静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一子曹×。李晓静与曹文杰共同经营北京杰宇兴旺家电销售店(以下简称杰宇兴旺销售店)。2015年6月26日,贾纯友从该店购买了两部空调。曹文杰与店员王仕田便至贾纯友家中进行安装。当日11时,空调的安装工作全部完成,因贾纯友家空调插座未接线,为此,贾纯友要求曹文杰为其接线,曹文杰在接线的过程中触电身亡。曹文杰并无为贾纯友接线的义务,因同村村民,平时较熟识,故义务为其帮工。贾纯友作为被帮人应对帮工人受到的伤害负有赔偿责任。此外,贾纯友自信已经采取断电措施,从而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具有重大过错,对曹文杰的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故我们起诉至法院,要求贾纯友按照70%的责任比例赔偿其死亡赔偿金404520元、丧葬费3877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17935元、尸检费用8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计538813.1元。 被告贾纯友辩称:第一、本案起诉主体欠缺。曹文杰系受杰宇兴旺销售店的指派为我安装空调,其是在履行职务的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故应当追加该销售店为本案的被告,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王仕田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对曹文杰接线的行为应引起充分注意,提示曹文杰断电接线,而不是带电作业。王仕田对曹文杰的触电身亡存在过错,亦应追加王仕田为本案的被告,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我与曹文杰之间不存在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他法律关系。曹文杰、王仕田接受杰宇兴旺销售店的指派为我安装空调,其中所进行的接线行为系安装空调应尽的义务,否则无法完成和保证空调的正常使用。故我们之间不存在义务帮工的法律关系,与曹文杰形成法律关系的是杰宇兴旺销售店。第三、曹文杰不具有安装空调上岗资质证,杰宇兴旺销售店亦没有相应资质。故曹文杰所进行安装空调的行为系属于违法行为。第四、我不存在任何导致曹文杰受到伤害的过错行为。我作为空调的购买者,有权享有安装完毕的空调正常使用,杰宇兴旺销售店有义务保证我购买的空调正常使用,因此必然会出现安装过程中为了调试空调进行接通电源的行为。第五、曹文杰主张的尸检费用、曹玉中、王志兰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 经审理查明:曹文杰系曹玉中与王志兰夫妇之子。曹文杰与李晓静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一子曹×。2015年6月26日,贾纯友从北京杰宇兴旺家电销售店购买了两部空调。双方约定购置空调的费用及安装费共计3900元。当日,该店指派曹文杰、王仕田至贾纯友家负责空调的安装。二人将空调安装完毕后准备通电试机。由于贾纯友家东屋空调专用插线板在装修时未接线,为此,曹文杰、王仕田帮助贾纯友将该空调专用插线板的线与东屋外预留的电线连接上,曹文杰至贾纯友东邻居家平房上接线时不慎触电身亡。为此,曹文杰的近亲属诉至本院。 另查明:曹文杰无相应电工资质。曹文杰法定抚养义务人为其子曹×、其父母王志兰(1951年3月13日出生)、曹玉中(1952年4月14日出生)。王志兰与曹玉中共生育二子一女依次为曹艳霞、曹文杰、曹文强。 经本院核实,曹×、李晓静、王志兰、曹玉中的经济损失有:死亡赔偿金404520元、丧葬费3877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179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以上共计731233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曹×、李晓静、王志兰、曹玉中提交的火化证、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死亡医学证明、死亡殡葬证、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接警单、医院记录;本院调取的派出所询问笔录在案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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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帮工;赔偿责任;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曹文杰无偿帮助贾纯友将家中的空调专用插线板的线与东屋外预留的电线接上,对此贾纯友未明确表示拒绝,该活动不是安装空调的工作内容,二人形成事实上的帮工行为。曹文杰在此过程中触电身亡,被帮工人贾纯友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曹文杰自身无电工资质,仍带电作业,未能完全尽到自身安全保护义务,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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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帮工;赔偿责任;
如何区分雇佣活动和义务帮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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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帮工;赔偿责任;
被告人孙彦彬利用与其关系密切的原X大学党委书记孙X彬(庆)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钱款,又通过孙X彬(庆)能够帮助补录学生入学资格的职务便利,收取他人钱款,并向孙X彬(庆)行贿5万元;2005年,被告人孙彦彬为刘X海任法人的X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用品能通过招标进入X学院,介绍其与时任原X学院党委书记孙X彬(庆)认识,在孙X彬(庆)的关照下,刘X海公司的办公用品顺利通过招标进入X学院,为了感谢孙X彬(庆)对公司业务提供的帮助,刘X海送给孙X彬(庆)一台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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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响力受贿;介绍贿赂;追诉时效;
孙彦彬(哈)作为时任原X大学党委书记孙X彬(庆)的密切关系人,利用孙X彬(庆)的身份影响力,帮助李X忠、刘X刚谋取肇源县新肇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大415区块恢复工程竞争优势,并从中谋利,数额巨大,其行为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上诉人的犯罪行为尚处于持续状态中,追诉期限的计算依我国《刑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应从其犯罪行为实施终了之日起计算,因此未超出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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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响力受贿;介绍贿赂;追诉时效;
一审判决认定的415号地块工程承包中,被告人孙彦彬所收取的25万元是参与该工程获得的中介收入还是受贿钱款;向孙X彬行贿福特汽车,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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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响力受贿;介绍贿赂;追诉时效;
2014年6月12日,被告王勇林驾驶车从遂昌县驶往开化县,18时30分许,行驶至山深线1752KM+100M常山县何家乡琚家村路段时,与横过机动车道的原告余祥生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造成原告余祥生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王勇林负事故主要责任,原告余祥生负事故次要责任。原告余祥生受伤后,被送往常山县人民医院治疗,共住院27天,用去医疗费14252.12元。2014年10月22日,衢州天恒司法鉴定所对原告误工、护理及营养期限进行了鉴定,评定休息期限为损伤之日起至鉴定前一日止,护理期限为50日,营养期限为60日,用去鉴定费840元。浙KU2921号轻型普通货车系被告范新明所有,在被告安邦财险浙江公司投保交强险。被告范新明和王勇林长期在一起务工,事发当天,俩人从遂昌前往开化华埠务工,因被告范新明身体不适,请求被告王勇林代为驾驶,但被告王勇林仅取得准驾驶车型为G的驾驶证,不具备驾驶轻型普通货车的资格。事发后,被告范新明支付了8100元医疗费用。原告余祥生要求三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9565.19元,其中被告安邦财险浙江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王勇林和范新明承担。被告安邦财险浙江公司辩称由于驾驶员王勇林系无证驾驶,我公司仅承担垫付责任,鉴于本案诉讼标的较小,法院应判决由被告王勇林和范新明直接赔付,请求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另外,被告范新明已支付医疗费8100元,即使法院判决我公司承担垫付责任,也应扣除上述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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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赔偿责任;
交强险是任何机动车上路都必须投保的强制保险,发生交通事故时,除了是受害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情形外,保险公司都必须先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受害人已从无证驾驶侵权人处获得部分赔偿时,保险公司不应扣减该部分赔偿责任,如侵权人存在无证驾驶等违法情况,保险公司可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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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赔偿责任;
受害人已从无证驾驶侵权人处获得部分赔偿时,保险公司是否可扣减交强险范围内该部分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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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赔偿责任;
海马公司为通海公司的股东之一。通海公司向嘉宸公司借款,发生过借款纠纷,法院将通海公司部分资产(此部分资产为海马公司出资)进行拍卖。后通海公司向工商银行借贷,海马公司提供担保,后工商银行几经辗转将其债权让与给嘉宸公司,嘉宸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海马公司出资不实,且滥用通海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巨额债务,请求海马公司应对通海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驳回了嘉宸公司的诉讼请求。后嘉宸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海马公司向嘉宸公司偿还相关债务。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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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出资义务;连带责任;出资不实;
在审理法人人格否认案件时,考虑到债权人处于信息劣势而举证困难等因素,裁判中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债权人用以证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证据令人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形下,将没有滥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诉股东。但上述举证责任调整的前提,应是作为原告方的债权人已举出盖然性的证据证明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了损害的结果,而不是当然的举证责任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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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出资义务;连带责任;出资不实;
法院在法人人格否认案件审理中是否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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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倒置;出资义务;连带责任;出资不实;
原告余松根诉称,原、被告一直有生意来往,于2013年8月底被告称“其最近资金周转不灵,尚欠工人工资未能发放,希望原告作为朋友帮助,借15万元度过难关”。被告口头承诺借款能在五个月内归还,并愿意拿面值25万元的支票作为担保。原告于2013年11月11日通过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网银转账借款到被告王海全中国工商银行广州东城支行的账号14万元,并现金借款1万元给被告,共借款15万元。借款之后,被告还通过信息确定收到原告借款的事实,为此,原告并没有要求被告写下借条。 期届满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偿还借款,被告一直推延。原告急需用钱,于2015年3月30日拿支票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兑现,得到知该支票无法兑现(理由是该账户长期不动户停止结算)。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借款150000元及利息。 被告黄海全辩称,本案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汇入被告账户的款项是原被告之间的其他生意往来的款项,被告没有使用过涉案的手机号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余松根于2013年11月11日通过其开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户网银现金转账方式,将现金人民币140000元转账到被告王海全开设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的账户。以上网银转账存款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转账凭单、明细清单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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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证据;民间借贷;
原告主张被告向其借款15万元,要求被告清偿,原告只是提供了其在2013年11月11日通过工商银行网银转账方式存入被告账户14万元的银行转账凭单、明细清单,而没有向法院提供欠款人出具的借款凭证或其他能证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的证据。且被告辩称该网银转账存款14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原、被告之间的其他生意往来款项。故此,原告主张要求被告偿还借款15万元及利息,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应予驳回。原告主张借款之后被告还通过信息确定收到原告的借款,因被告称没有使用过涉案的手机号码,且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涉案的手机号码就是本案被告王海全使用的手机号码,也无法确认原告手机所收到的借款信息就是本案被告所发出,故原告的该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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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证据;民间借贷;
原告通过工商银行网银转账方式存入被告账户140000元的银行转账凭单、明细清单性质应当如何认定,双方是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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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证据;民间借贷;
案涉车位为没有产权的“子车位”,其与有产权的“母车位”均为东西方向的地下建筑物,“母车位”为标准车位,可以办理产权登记。因“母车位”与“子车位”交界处有一立柱,“子车位”不能满足东西方向正常停放车辆的使用要求,无法办理产权登记。开发商才将其与之相连的“母车位”进行捆绑销售。原告俞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停止对南京市玄武区月苑5村的地下车库负一层11号车位旁的11.32平方米的仅有使用权的车位的执行,并确认该车位的使用权归原告所有。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俞曦在二审中陈述,涉案车位应为全体业主所有,并非其所有,则依其主张,其已经认可其对涉案争议车位不享有阻却强制执行的合法民事权益,其作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原告主体不适格。驳回原审原告俞曦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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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车位;
无产权子车位属于业主共同共有。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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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车位;
“子车位”的法律性质和归属,以及异议人是否属于有权提起排除执行异议的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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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车位;
1.基本案情 2012年,重庆市江津区教育委员会撤掉重庆市江津区嘉乐学校七八九年级,高平以其孙女、外孙女受教育全收到侵害为由将重庆市江津区教育委员会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被告强行撤掉嘉乐学校七八九年级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判决被告于2016年3月1日前必须恢复嘉乐学校七八九年级,并保证学生正常上课。 2.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本案中,针对原告诉讼的行政行为,可确定其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嘉乐学校,而利害关系人是与所诉行政行为存在一定关系的学生或该学生的法定监护人。而本案原告不属上述两种情况,故其主体资格不适格。至于原告诉称因其孙女、外孙女现在或将来在外地读书增加其经济负担的问题,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故裁定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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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原告适格;法定监护人;
撤销学校初中教育的行政相对人是该学校,利害关系人是在一定关系的学生或该学生的法定监护人。本案中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并非法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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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原告适格;法定监护人;
原告是否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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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原告适格;法定监护人;
原审判决认定:(一)2014年2月1日中午12时许,被告人涂建鸿驾驶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潭王村大沙老店门楼内,盗走被害人王某甲停放在该处的1辆五羊本田牌二轮摩托车(车牌号粤v×××××,价值2300元)。现被盗摩托车已无法追回。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王某甲的陈述。于2015年4月16日陈述2014年2月1日中午,我将摩托车放在锡场镇潭王村大沙老厝我家门口的门楼内,车锁上电门锁和车头锁,停放摩托车旁边有几辆农用木结构二轮拖车,然后回家吃饭。14时左右,我要外出时,发现摩托车被盗。同时陈述被盗摩托车是1辆五羊本田牌女庄银灰色摩托车,车牌号为粤v×××××,车架号为lwbtcg10322b56061,发动机号为02m03304,是2003年1月份以10800元购买的。摩托车的相关证件也放在车上一起被盗。今天见民警带人来找失窃摩托车地点辨认,故来报案。 2.辨认材料。2015年6月15日被告人涂建鸿确认了2014年2月初的1天在锡场镇潭王村1门楼内盗窃摩托车的作案现场。 3.现场勘查材料。经公安机关于2015年4月16日对现场进行勘查,反映案发现场位于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潭王村大沙老厝王良的住宅门口的门楼内。 4.鉴定结论书。经评估,涉案被盗车牌号为粤v×××××五羊本田牌女庄银灰色摩托车价格为2300元。 5.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及综合报告。证实2015年4月16日11时许,被害人王良向揭阳市公安局锡场派出所报称其于2014年2月1日中午11时许停放在锡场镇潭王村大沙老厝自家门口的门楼内的1辆银灰色女庄摩托车被盗。2015年4月12日,被告人涂建鸿被公安机关抓获,经审讯,被告人涂建鸿对盗窃被害人王某甲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案件来源及侦破经过。 6.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供述2014年2月初的1天记得是正月初二中午,我和陆能兴驾乘1辆男庄摩托车来到锡场镇潭物色可盗窃摩托车,在潭王村1门楼内,我发现1辆可盗窃的有车牌号的银灰色女庄五羊本田摩托车,旁边停放有几辆农用拖车(俗称胶轮车),我让陆能兴停车后,我下车走到那辆摩托车旁边,观察环境后,我将摩托车的车头锁掰开,然后使用我身上所带的“t”字型撬插入该车电门锁,将电门锁撬开后启动驾驶离开,盗窃过程,陆能兴在负责望风,得手后,我们一起离开,后我将该车以800元卖给云路镇中夏村的1个叫“阿志”的男子,我和陆能兴各分得400元。 (二)2014年5月13日下午3时许,被告人涂建鸿驾驶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石洋村“登俊公厅”门口,盗走被害人林某乙停放在该处的1辆五羊本田牌100t二轮摩托车(未上牌,价值2000元)。现被盗摩托车已无法追回。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林某乙的陈述。林于2015年5月29日陈述2014年农历4月15日13时左右,我驾驶1辆黑色五羊本田女庄摩托车来到锡场镇石洋村石林仰岐围看望我父母,我将摩托车停放在仰歧围“登俊公厅”门口,锁上电门锁和车头锁,然后进入我父母家,15时左右,我准备回家,发现摩托车被盗了。同时陈述该车没有后尾箱,车前挡板有1条裂痕,车座位下工具箱有1件雨衣,该车是2013年以3800元购买的,没有号牌。 2.辨认材料。经辨认、指认,被告人涂建鸿于2015年4月16日确认了2014年夏天的1天15时左右,在锡场镇石洋村村道旁1祠堂前盗窃1辆摩托车的作案现场。 3.现场勘查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石洋村“登俊公厅”门口等情况。 4.鉴定结论书。经评估,涉案被盗五羊本田牌100t二轮摩托车价格为2000元。 5.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及综合报告。证实2015年5月29日,揭阳市公安局新亨派出所接林燕微报称其于2014年5月13日将1辆黑色五羊本田摩托车停放在锡场镇石洋村“登俊公厅”门口被盗。2015年4月12日,被告人涂建鸿因盗窃被公安机关现场抓获,经审讯,被告人涂建鸿对盗窃被害人林某乙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案件来源及侦破经过。 6.摩托车销售证明。证实涉案被盗摩托车系林某乙于2013年12月20日购买的。 7.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4年夏天的1天15时左右,我和陆能兴驾乘1辆红色太子型摩托车来到锡场镇寻找可盗窃的摩托车,我们发现在石某1祠堂台阶前停放1辆黑色五羊本田牌女庄摩托车,该车没有号牌,也没有后尾箱,前挡板有裂痕,我下车观察一下四周环境后,由陆能兴负责望风,我用随身携带的“t”字型撬去撬开那辆女庄摩托车的电门锁,然后启动该车离开,陆能兴驾驶男庄摩托车跟随我离开。在半路,我们撬开车箱,见里面无贵重物品,因所盗窃的摩托车锁了电门锁和方某,我驾驶偷了的这辆摩托车在回家路上的摩托车配件店买了摩托车的前挡板、电门锁,回家后我自己把前挡板和电门锁换掉。2天后,我以2000元将该车卖给云路镇云七村的1个叫少育的男子,然后拿1000元给陆能兴。 (三)2014年12月上旬的1天傍晚6时许,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凤美村巷内社门楼前,盗走被害人郑某甲停放在该处的1辆“鬼火”二轮摩托车(未上牌,价值3300元)。现被盗摩托车已追回并发还被害人。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郑某甲的陈述。郑陈述2014年12月上旬的1天18时左右,我将1辆“鬼火”牌女庄摩托车停放在玉滘镇凤美村巷内的1个门楼外面,然后到门楼内去找房子租,等租完房子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摩托车被盗了。 2.证人徐某甲的证言。徐证实2014年12月份的1天15时左右,涂建鸿开着1辆黑色“鬼火”摩托车来到埔田镇××洋村大路边遇见我,问我是否要购买他所开的摩托车,我问涂建鸿多少钱,涂建鸿就跟我说2000元,我最后以2000元的价格购买了涂建鸿的这辆“鬼火”摩托车。同时证实向涂建鸿购买的摩托车是黑白相间的南方牌摩托车,涂建鸿有拿合格证给我,该车没有上牌,车架号码laycc208d1609071,发动机号为139qmi.13032071,出厂日期2014年5月6日。 3.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陆能兴的身份情况。 4.辨认材料。经辨认,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确认了作案现场,被告人涂建鸿确认了涉案被盗的摩托车及销赃现场;证人徐某甲确认了被告人涂建鸿和涉案的摩托车及赃车交易地点。 5.扣押决定书、扣押、发还清单。证实公安机关扣押到涉案的南方牌摩托车(车架号码laycc208d1609071,发动机号为139qmi.13032071)1辆,并已发还被害人郑某甲。 6.现场勘查材料。证实被害人郑勇的摩托车被盗现场位于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凤美村巷内社门楼前;被告人涂建鸿销赃的作案地点位于揭阳市揭东区埔田镇老洋村大路边。 7.鉴定结论书。经评估,涉案被盗南方牌摩托车(车架号码laycc208d1609071,发动机号为139qmi.13032071)的价格为3300元。 8.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及综合报告。证实2015年4月12日,陆能兴、涂建鸿因在新亨镇××村盗窃徐某乙的摩托车被现场抓获。2015年4月19日12时许,揭阳市公安局玉滘派出所接郑勇报称其摩托车于2014年12月上旬1天18时在玉滘镇凤美村巷内社门楼前被盗,要求处理。经审讯,陆能兴、涂建鸿对盗窃郑某甲的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9.人口信息材料、身份证。证实徐某甲和郑某甲的身份情况。 10.收据。证实涉案被盗摩托车系被害人郑某甲于2014年6月4日以4200元购买的。 11.证明、犯罪人员信息、刑事判决书及释放证明。证实被告人陆能兴因犯盗窃罪于1997年3月19日被汕头市金园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年,2002年2月7日刑满释放。因犯抢劫罪于2011年9月19日被潮州市潮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2013年8月16日刑满释放。 12.被告人陆能兴的供述。陆供述2014年12月的1天下午6时许,我和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来到揭东区玉滘镇物色作案目标,我们来到玉滘镇凤美村1老厝区门楼前,发现1辆黑色“鬼火”无牌女庄摩托车停放在该处,我们见四周无人,涂建鸿就叫我在一边等他,涂建鸿下车去偷那辆摩托车,然后我们一起逃离现场。后来涂建鸿拿了1000元给我。 13.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4年12月份的1天晚上6时左右,陆能兴开摩托车载我来到玉滘镇物色可盗窃的摩托车,晚上8时左右,我们在玉滘镇凤美村1门楼前见停放有1辆黑白相间的女庄“鬼火”摩托车,我叫陆能兴负责望风,我用丁字型撬将那辆女庄摩托车的电门锁撬开并启动,然后我们一起逃离现场。后该车由我使用半个月后,我以2000元的价格卖给徐某甲,我和陆能兴各分得1000元。 (四)2015年1月27日晚上7时许,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石洋村被害人陈某丁住家门口,盗走被害人陈某丁停放在该处的1辆东威牌二轮摩托车(车牌号粤v×××××,价值5300元)。现被盗摩托车已无法追回。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陈某丁的陈述。陈陈述2015年1月27日18时30分左右,我回家将自己1辆粤v×××××东威牌白色女庄摩托车停放在锡场镇石洋村溪头新向南22巷3号门口,随后走进家中,19时左右,我准备外出,发现我的摩托车被盗了。同时陈述被盗摩托车没有安装后尾箱,该车是2014年10月以6500元全新购买,以我妻子陈某乙的名字登记入户,车架号l1zdtbg05d0000102,发动机号d0020111。 2.辨认材料。经辨认、指认,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确认了盗窃的作案现场;被告人涂建鸿确认了被告人陆能兴。 3.现场勘查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石洋村溪头新向南22巷3号门口。 4.鉴定结论书。经评估,涉案被盗东威牌车牌号粤v×××××二轮摩托车的价格为5300元。 5.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及综合报告。证实2015年1月27日19时18分,陈某丁向揭阳市公安局锡场派出所报称其停放在锡场镇石洋村溪头新向南22巷3号自家门口的1辆白色女庄摩托车被盗。2015年4月12日,被告人涂建鸿被公安机关抓获,经审讯,被告人涂建鸿对盗窃被害人陈某丁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案件来源及侦破经过。 6.机动车行驶证、发票。证实涉案摩托车所有人系陈某乙。 7.被告人陆能兴的供述。陆供述2015年1月的1天,我驾驶1辆无牌红色男庄摩托车搭载涂建鸿携带“t”字型撬,沿着锡场镇道往潭蔡村方向行驶,经过1座桥后进入1村里,我们在1巷子里发现了1辆白色女庄摩托车,我们在巷子转弯处停车,然后由我负责望风,涂建鸿下车后走去盗窃那辆白色女庄摩托车,10分钟左右,涂建鸿开着那辆白色女庄摩托车经过我身边,我驾驶红色男庄摩托车跟着涂建鸿离开。过几天后,涂建鸿将该女庄摩托车卖掉后分给我1000元。同时供述盗窃的该辆白色女庄摩托车有车牌,但没有后尾箱,当时车箱里有1件雨衣。 8.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4年农历12月中旬的1天19时左右,我和陆能兴驾乘1辆红色男子摩托车来的锡场镇石洋村溪头,在1平房区的1巷口发现1白色女庄摩托车,陆能兴停车后我下车观察四周环境,确定可以盗窃后,由陆能兴负责望风和接应,我使用随身携带的“t”字型撬将那辆女庄摩托车电门锁打开并启动,然后驾驶该摩托车离开,陆能兴跟随我后面,后我们来到埔田1偏僻地方,打开所盗摩托车座位下的箱子,发现没有什么物品,后该车由陆能兴以2000元去卖掉,我分得1000元。 (五)2015年1月29日下午1时许,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潮州市潮安区登塘镇溪乾寮村水塔脚,盗走被害人郭某乙停放在该处的1辆五羊本田牌100t二轮摩托车(车牌号粤u×××××,价值495元)。破案后,被盗摩托车已追回并发还被害人郭某乙。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郭某乙的陈述。郭陈述2015年1月29日下午1时许,我将自己1辆粤u×××××白色五羊本田牌100t二轮摩托车停放在潮安区登塘镇溪乾寮村水塔脚后去办事,当天下午2时多,我发现摩托车被盗。我的摩托车有锁车头锁,无锁防盗锁。 2.移交物品清单、发还清单。证实公安机关扣押到涉案的白色五羊本田摩托车1辆,并将该摩托车发还被害人郭某乙。 3.辨认材料。经辨认、指认,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确认了盗窃郭某乙摩托车的作案现场。 4.现场勘查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潮州市潮安区登塘镇溪乾寮村水塔脚。 5.价格鉴定结论书。经评估,涉案被盗五羊本田牌100t二轮摩托车(车牌号粤u×××××)价格为495元。 6.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证实2015年1月29日15时许,郭某乙到揭阳市公安局登塘派出所报称其车牌号粤u×××××摩托车停放在登塘镇溪乾寮村水塔脚被盗。2015年4月12日,被告人涂建鸿被公安机关抓获,经审讯,被告人涂建鸿对盗窃被害人郭某乙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本案的来源及侦破经过。 7.机动车行驶证。证实涉案被盗摩托车系被害人郭某乙所购买的。 8.被告人陆能兴的供述。陆供述2015年1月下旬的1天中午,我开摩托车载涂建鸿来到潮州××塘镇物色可盗窃的摩托车,我们发现有1辆白色五羊本田女庄摩托车停放在1村庄巷口,没有防盗锁,涂建鸿就下车去撬那辆摩托车,我负责望风,涂建鸿得手后开着盗窃来的摩托车先离开,我的摩托车无法启动,跟不上涂建鸿,后来涂建鸿将摩托车停在他家里,后来因该摩托车卖不出,我就跟涂建鸿商量该摩托车给我使用,涂建鸿也同意。 9.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5年1月下旬的1天下午,陆能兴开着1辆盗窃来的无牌太子型摩托车载我来到潮州××塘镇物色可盗窃的摩托车。我们在1村庄的巷口发现停放着1辆白色五羊本田女庄摩托车,我就下车用工具去撬那辆摩托车,陆能兴在旁边望风,得手后我就骑着摩托车离开,陆能兴跟在我后面一起逃离现场。后来该摩托车卖不出去,陆能兴跟我商量该摩托车给他使用,我同意。 (六)2015年2月13日傍晚6时许,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半洋村,盗走被害人陈某戊停放在住家门口的1辆豪进牌125c二轮摩托车(未上牌,价值4500元)。现被盗摩托车已无法追回。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陈某戊的陈述。陈陈述2015年2月13日下午18时左右,我驾驶1辆国产豪进牌红色太子型摩托车外出回家后,将摩托车停放在玉滘镇东洋宫前自家门口,然后进入家里,当天18时30分左右,我准备外出时,发现摩托车被人盗窃。同时陈述被盗摩托车车架号12pka2che03462,发动机号120403910,是2012年7月25日以6300元购买。 2.辨认材料。经辨认、指认,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确认了作案现场; 3.现场勘查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半洋村东洋宫前2巷4号门口等情况。 4.价格鉴定结论书。经评估,涉案被盗豪进牌红色太子型摩托价格为4500元。 5.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及综合报告。证实2015年4月12日,陆能兴、涂建鸿因在新亨镇××村盗窃徐某乙的摩托车被现场抓获。2015年4月18日上午10时左右,陈某戊向揭阳市公安局玉滘派出所报称其于2015年2月13日18时左右停放在玉滘镇半洋村东洋宫前自家门口的1辆国产豪进牌摩托车被盗。经审讯,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对盗窃陈某戊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6.购车单。证实涉案摩托车系被害人陈某戊于2012年7月25日以6300元购买的。 7.被告人陆能兴的供述。陆供述2015年2月中旬的1天17时左右,我开摩托车载着涂建鸿往玉滘物色可盗窃的摩托车,大约过了1小时,我们来到玉滘镇半洋村1民宅前,发现1辆无牌太子型摩托车停放在该处,涂建鸿就叫我停下车并告诉该摩托车可以盗窃,于是我停车后涂建鸿下车去偷那辆太子型摩托车,我坐在摩托车上望风,涂建鸿用自带丁字型撬将那辆摩托车的电门锁与车头锁撬开后启动,然后一起逃离现场。半个月后,涂建鸿说该车卖了2000元,并拿了1000元给我。 8.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5年2月中旬的1天下午5时左右,陆能兴驾驶摩托车载我来到玉滘镇物色可盗窃的摩托车,1小时后,我们来到玉滘镇半洋村1民宅前,1辆无牌红色太子型摩托车停放在该处,我叫陆能兴望风,我走进那摩托车,用自带的丁字型撬将该摩托车的电门锁和车头锁撬开,再将摩托车推到路口,然后启动并逃离现场。后我们将该车以2000元卖掉,我们各分得1000元。 (七)2015年2月16日下午4时许,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江滨村坤山经联社1巷口,盗走被害人林某丁停放在该处的1辆松铃牌二轮摩托车(未上牌,价值4200元)。现被盗摩托车已无法追回。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林某丁的陈述。林于案发当天陈述2015年2月16日16时左右,我驾驶1辆没有牌号的银白色女庄松铃牌摩托车来到锡××镇江滨村坤山经联社的亲戚家做客,将摩托车停放在巷口锁电门锁及方向锁后就进去亲戚家。17时左右,我出来发现摩托车被偷了,当晚打电话报警。同时陈述被盗摩托车车尾有1银白色箱子,该车是2014年1月8日以5000元购买,发动机号d1210247,车辆识别代码luptcg2a1de00075。 2.辨认材料。经辨认、指认,被告人陆能兴于2015年5月22日确认了2015年正月的1天下午在锡场镇1村庄的巷口盗窃摩托车的作案现场;被告人涂建鸿于2015年4月15日确认了农历2014年12月28日(2015年2月16日)在锡场镇××蔡小村盗窃摩托车的现场。 3.现场勘查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江滨村坤山经联社1巷口。 4.鉴定结论书。经评估,涉案被盗松铃牌二轮摩托车的价格为4200元。 5.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及综合报告。证实2015年2月16日20时48分,揭阳市公安局接被害人林某丁报称其停放在锡场镇江滨村坤山经联社1巷口的1辆摩托车被盗。2015年4月12日,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被公安机关抓获,经审讯,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对盗窃被害人林某丁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案件来源及侦破经过。 6.购货单及机动车信息表。证实涉案摩托车系林某丁购买的事实。 7.被告人陆能兴的供述。陆供述2015年正月(前后)1天下午(具体时间不记得),我驾驶1辆男庄摩托车搭载涂建鸿来到锡场镇寻找可盗窃的摩托车,在坤山××××巷口,涂建鸿发现1辆银色女庄摩托车,涂建鸿叫我在路旁望风,然后由涂建鸿下车去撬那女庄摩托车,过了10分钟左右,涂建鸿开着盗窃来的银色女庄摩托车经过我身边,我马上驾驶摩托车跟着涂建鸿离开了。同时供述盗窃的银色摩托车是国产品牌,没有车号牌,过几天后,涂建鸿将该摩托车卖掉后分给我1000元。 8.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4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午12时许,陆能兴打电话叫我一起出去偷车,陆能兴驾驶1辆红色男庄太子摩托车载我来到锡场镇江滨村坤山蔡小村,在1居民区巷口我们发现1辆银白色女庄摩托车,陆能兴停车后我就下车,陆能兴在原地负责望风,我使用随身携带的“t”字型撬将那辆摩托车的电门锁撬开后启动并驾驶离开,陆能兴跟在我后面一起离开现场。后该车由陆能兴以2000元卖掉,我分得1000元。同时供述所偷的摩托车车尾有安装1个银白色的箱子,没有车牌号。 (八)2015年3月1日晚上7时许,被告人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半洋村村民李某丙住家附近,盗走被害人李某乙停放在该处的1辆五羊本田牌二轮摩托车(车牌号粤v×××××,价值6500元)。现被盗摩托车已无法追回。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李某乙的陈述。李陈述2015年3月1日18时许,我向朋友李某丙借了1辆粤v×××××号白色五羊本田女庄摩托车,19时的时候,我将摩托车停放在李某丙家附近的空地上,锁匙在身上,到了21时许,我发现该摩托车不见了,我去问李某丙是否将摩托车开走,李某丙说没有,我才知道摩托车被偷了。 2.被害人李某丙的陈述。李陈述其粤v×××××白色五羊本田摩托车借给李某乙后被盗的事实与李某乙的陈述内容相一致。同时陈述该车车辆识别代号是lwbtcg1g7e1029688,发动机14005331。 3.辨认材料。经辨认、指认,被告人涂建鸿于2015年4月16日确认了2015年3月1日在玉滘镇半洋村1小村树林里盗窃1辆白色五羊女庄摩托车的作案现场。 4.现场勘查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半洋村东边下塘李某丙家附近的1空地上,现场照片反映摩托车失窃地点系在小树林里。 5.鉴定结论书。经评估,涉案被盗粤v×××××号白色五羊本田女庄摩托车的价格为6500元。 6.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及综合报告。证实2015年3月1日21时34分,揭阳市公安局玉滘派出所接李俊雄报称其于当天18时45分左右停放在玉滘镇半洋村东边下塘李某丙家附近1空地上的1辆五羊本田摩托车被人盗去。2015年4月12日,陆能兴、涂建鸿因在新亨镇××村盗窃徐某乙的摩托车被现场抓获。经审讯,被告人涂建鸿对盗窃李某乙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7.机动车行驶证及发票。证实涉案被盗摩托车系被害人李某丙于2014年6月8日以6090元购买的。 8.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5年2月底左右的1天(具体日期不记得)晚上7时,我和陆能兴驾乘摩托车来到玉滘镇,发现1辆白色五羊本田摩托车停放在1小树林内树边,我叫陆能兴在一旁等我,我走近那辆摩托车后用随身携带的丁字型撬将该车的车头锁和电门锁全部撬开,并将摩托车推出树林,然后启动并驾驶该驾驶逃离现场。后我们将该车以3500元卖掉,我分得1750元。 (九)2015年3月4日晚上8时许,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淇园村被害人郑某丙的住家门口,盗走郑某丙停放在该处的1辆大龙牌二轮摩托车(车牌号粤u×××××,价值3465元)。现被盗摩托车已无法追回。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郑某丙的陈述。郑陈述2015年3月4日19时多,我回家后将自己的1辆粤u×××××红色太子型挺杆的大龙牌摩托车停放在潮安区凤塘镇淇园村住家门口,锁了车头锁,当天23时多,我出门发现摩托车被盗。被盗摩托车有1银白色不锈钢方形后尾箱。 2.辨认材料。经辨认、指认,2015年6月6日被告人陆能兴确认2015年3月上旬1天晚上伙同涂建鸿在潮安凤塘镇淇园村塘己村北33号巷口盗窃摩托车的现场,被告人涂建鸿确认了在该地点盗窃郑某丙摩托车的作案现场。 3.现场勘查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淇园村被害人郑某丙的住家门口。 4.鉴定结论书。经评估,涉案被盗车牌号粤u×××××大龙牌二轮摩托车的价格为3465元。 5.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证实2015年3月5日23时许,郑某丙向潮州市公安局凤塘派出所报称其1辆大龙牌粤u×××××二轮摩托车停放在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淇园村塘己村北33号自己住家门口被盗。2015年4月12日,陆能兴、涂建鸿因在新亨镇××村盗窃徐某乙的摩托车被现场抓获。经审讯,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对盗窃郑某丙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案件来源及侦破经过。 6.机动车行驶证。证实涉案被盗摩托车系被害人郑某丙所购买的。 7.被告人陆能兴的供述。陆供述2015年3月初的1天19时多,我和涂建鸿驾乘1辆男庄摩托车经过玉滘新桥后来到凤塘镇××××村里,我们发现在1间老厝门口停放在1红色太子型男庄摩托车(有车牌,不记得号码),该车是挺杆结构,车后有1个银白色不锈钢长方形后尾箱,于是涂建鸿下车后走过去撬锁偷那辆摩托车,我在附近为他望风,没多久,涂建鸿就撬开那辆摩托车并开走,我跟在他后面一起离开。后涂建鸿将车以600元卖掉,我分得300元。 8.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5年3月初的1天19时许,陆能兴驾驶摩托车载我来的凤塘镇1村庄寻找可盗窃的摩托车,发现有1辆红色太子型摩托车停放在1间老厝门口,该车车牌号码已记不起,车还有1个银白色不锈钢长方形后尾箱。于是由陆能兴在附近把风接应我,我下车后见四周无人,便走过去后用铁撬把那辆车的锁撬开并开走,陆能兴就跟在我后面一起离开,后陆能兴把车以1200元卖掉,我们2人各得600元。 (十)2015年3月6日傍晚6时许,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陇美村饶富中舍,盗走被害人兰某停放在该处的1辆帝豪牌二轮摩托车(车牌号粤u×××××,价值4675元)。现被盗摩托车已无法追回。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兰某的陈述。兰于案发当天陈述2015年3月6日18时左右,我将自己的1辆粤u×××××红色帝豪牌男庄摩托车停放在浮洋镇陇美村饶富中舍第3号门口,锁上电门锁、车头锁及防盗锁,然后到朋友家中坐,到了20时左右,我发现摩托车被盗。 2.辨认材料。经辨认、指认,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确认了盗窃兰某摩托车的作案现场。 3.现场勘查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陇美村饶富中舍。 4.鉴定结论书。经评估,涉案被盗帝豪牌粤u×××××二轮摩托车价格为4675元。 5.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证实2015年3月6日20时18分,潮州市公安局浮洋派出所接110转来兰某报称,其停放在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陇美村饶富中舍第3号门口的1辆男庄摩托车被盗。2015年4月12日,陆能兴、涂建鸿因在新亨镇××村盗窃徐某乙的摩托车被现场抓获。经审讯,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对盗窃兰某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案件来源及侦破经过。 6.机动车行驶证及机动车登记信息。证实涉案被盗摩托车系被害人兰某所购买的。 7.被告人陆能兴的供述。陆供述2015年2、3月的1天下午,我驾驶摩托车载涂建鸿来到潮安区浮洋镇的1个村庄内逛,发现在1间老厝边上停放着1辆男庄太子型摩托车(有车牌,不记得号码),见四周无人,就由我在附近望风,涂建鸿拿着铁撬下车去偷那辆摩托车,没一会儿,涂建鸿就撬开那辆摩托车并推出来,我马上过去接应,我用脚推涂建鸿的摩托车,边走边启动,然后我们就开着偷来的摩托车返回揭东,在公路边,涂建鸿以1000元的价格卖给1个外省男子。 8.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5年3月初的1天下午,我和陆能兴驾乘摩托车来到浮洋镇青麻山附近的1个村庄,看见1老厝旁停放有1辆男庄摩托车,我们见没有什么人,就由陆能兴在路边把风,我拿着铁撬过去那辆摩托车边见车是锁住的,我把那辆摩托车的锁撬开后推着摩托车往陆能兴的方向走去,陆能兴看见我把摩托车推出来就用脚在后面帮忙推走,然后启动摩托车后一起逃离现场。后来我们来到揭东以1000元将该摩托车卖掉,并把钱平分。 (十一)2015年3月28日晚上9时许,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坪埔村书斋埔祠堂门口,盗走被害人钟某丙停放在该处的1辆东威牌二轮摩托车(未上牌,价值2300元)。现被盗摩托车已追回并发还被害人。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钟某丙的陈述。钟于2015年4月13日陈述2015年3月28日19时左右,我到我姐姐钟某乙家玩,我将1辆红色东威牌男庄太子型摩托车停放在我姐姐位于新亨镇坪埔村的家门口,锁上车头锁。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我发现摩托车不见了,到四周找了一遍,没有找到。同时陈述被盗车辆识别代码是l1edpbj22b0000019,发动机号码dw156fmi-211a00051,该车是2012年8月以4500元的价格购买的,没有入户。因认为失窃的车难以找回,故无及时报案。 2.证人钟某乙的证言。证实案发当天钟某丙的摩托车被盗的事实与被害人钟某丙陈述的内容相一致。 3.辨认、指认材料。经辨认、指认,被告人陆能兴确认了作案现场和被告人涂建鸿及涉案赃物东威牌男庄摩托车;被告人涂建鸿确认了被告人陆能兴及作案现场、涉案赃物摩托车;被害人钟某丙确认了涉案赃物摩托车。 4.发还物品清单。证实涉案赃物摩托车已发还被害人钟某丙。 5.现场勘查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坪埔村书斋埔祠堂门口。 6.鉴定结论书。经评估,东威牌二轮摩托车的价格为2300元。 7.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及综合材料。证实2015年4月12日,陆能兴、涂建鸿因涉嫌盗窃摩托车被抓获,现场扣押作案交通工具东威牌红色男庄摩托车1辆。经审讯,陆能兴、涂建鸿交代了现场扣押的摩托车是其2人于2015年3月份在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开发区附近盗窃的被害人钟某丙所有的车辆的案件来源及侦破经过。 8.证明材料。证实涉案摩托车没有盗抢记录,车辆识别代码是l1edpbj22b0000019,发动机号码dw156fmi-211a00051。 9.被告人陆能兴的供述。陆供述2015年3月下旬的1天20时左右,我与涂建鸿商量盗窃摩托车后,我们携带作案工具,驾乘1辆女庄摩托车来到新亨镇1村庄的老祠堂门口,见1辆无牌红色太子型男庄摩托车停放在门口,见四周无人,就由我坐在自己驾驶的摩托车上负责望风,涂建鸿从车上拿了1把螺丝刀走过去将那辆男庄摩托车的电门锁撬开并启动,然后一起逃离现场,并将盗来的摩托车开到我家中停放。后来这辆摩托车就作为我们去盗窃摩托车的交通工具。 10.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5年3月下旬的1天18时左右,我和陆能兴驾乘1辆白色五羊本田女庄摩托车来到新亨镇1小村门楼旁,我们看到1辆男庄摩托车停放在该处,附近没有人,我就对陆能兴说由我去撬车,于是我下车拿了1把“一”字型螺丝刀及1把钳子走到那辆男庄摩托车旁边,我用螺丝刀插进电门锁,用力扭动螺丝刀,电门锁被我扭开了,我马上启动该摩托车并调转车头离开,陆能兴跟在我后面,一直行至埔田镇,陆能兴就驾驶偷来的摩托车回家。 (十二)2015年4月5日晚8时许,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凤美村被害人谢某的住家门口,盗走被害人谢某停放在该处的1辆豪进牌二轮摩托车(未上牌,价值3800元)。现被盗摩托车已无法追回。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谢某的陈述。谢陈述2015年4月5日19时左右,我将1辆国产豪进牌红色男庄摩托车停放在玉滘镇凤美村寨内我家巷口,然后到朋友家喝茶,当天20时10分我准备回家时,发现摩托车被盗去。被盗摩托车未入户,该车发动机号140307399,车架号lzl12p905ehc08746。 2.辨认材料。经辨认、指认,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确认了作案现场。 3.现场勘查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揭阳市揭东区玉滘镇凤美村寨内2巷9号。 4.鉴定结论书。经评估,涉案被盗豪进牌摩托车价格为3800元。 5.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及综合报告。证实2015年4月12日,陆能兴、涂建鸿因在新亨镇××村盗窃徐某乙的摩托车被现场抓获。2015年4月17日15时23分左右,谢镇锡向揭阳市公安局玉滘派出所报称其于2015年4月5日19时左右至20时左右在玉滘镇凤美村寨内自家巷头的1辆国产豪进牌红色太子型摩托车被人盗去。经审讯,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对盗窃谢某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6.机动车信息表及机动车销售证明。证实涉案被盗摩托车系被害人谢某于2014年6月14日以4000元购买。 7.被告人陆能兴的供述。陆供述2015年清明节前后的1天晚上7时左右,我开摩托车载涂建鸿来到玉滘镇物色可盗窃的摩托车,当晚8时许,我们在玉滘镇凤美村1巷口发现巷内停有1辆无牌红色太子型摩托车停放在那里,涂建鸿就让我望风,涂建鸿拿着随身携带的丁字型撬过去盗那辆摩托车,得手后一起逃离现场。过了一个星期,涂建鸿将摩托车卖掉后拿了600元给我。 8.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5年清明节(4月5日)晚上7时左右,我和陆能兴来到玉滘镇寻找可盗窃的摩托车,当晚8时许,发现在凤美村1巷口发现巷内停放1辆无牌红色豪进牌太子型摩托车,我就让陆能兴帮我望风,我走近那辆摩托车,用手摇一下车头,发现没有装防盗锁,且没有锁车头锁,我就用随身携带的丁字型撬插进摩托车的电门锁,用力扭开电门锁,再启动摩托车然后逃离现场。过了一个星期,我将该车以1500元卖给锡场镇锡东村的林某丙,我拿600元给陆能兴。 (十三)2015年4月9日傍晚7时许,被告人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双岗村塘边经联社后厝堀片31号门口,盗走被害人朱某停放在该处的1辆豪爵牌二轮摩托车(车牌号粤u×××××,价值4081元)。现被盗摩托车已无法追回。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害人朱某的陈述。朱陈述2015年4月9日18时50分左右,我将1辆粤u×××××红色豪爵牌男庄摩托车停放在凤塘镇双岗村塘边经联社出租屋门口锁上车头锁,19时10多分,我出来门口时发现摩托车被盗。摩托车行驶证也随车被盗了。 2辨认材料。经辨认,指认,被告人涂建鸿确认了盗窃朱某摩托车的作案现场。 3.现场勘查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凤塘镇双岗村塘边经联社后厝堀31号。 4.价格鉴定结论。经评估,涉案被盗粤u×××××豪爵牌二轮摩托车的价格为4081元。 5.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证实2015年4月9日21时30分,朱永利向潮州市公安局凤塘派出所报称其停放在凤塘镇双岗村塘边村出租屋门口的1辆红色豪爵牌男庄摩托车被盗。2015年4月12日,陆能兴、涂建鸿因在新亨镇××村盗窃徐某乙的摩托车被现场抓获。经审讯,被告人涂建鸿对盗窃被害人朱某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案件来源及侦破经过。 6.机动车登记信息。证实涉案被盗摩托车的登记情况。 7.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5年4月初的1天下午,我驾驶摩托车载陆能兴一起来到潮安凤塘镇的1村庄内,在村内的1间房子门口发现停放在1辆男庄摩托车,遂由陆能兴下车用铁撬将那摩托车的锁头撬开,我在旁边把风,得手后,陆能兴将摩托车启动并驾驶这辆摩托车,并一起逃离。后该车由陆能兴以1200元卖掉,各分得600元。 (十四)2015年4月12日下午2时许,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驾乘1辆摩托车携带“t”型撬窜至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北良村耕沟田,发现被害人徐某乙的1辆五羊牌二轮摩托车(未上牌,价值4200元)停放在该处,2被告人上前欲将该摩托车盗走,后因该车无法启动,2被告人弃车逃跑时被该村治保人员抓获。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徐某乙的陈述。徐陈述2015年4月12日13时许,我驾驶1辆女庄摩托车来到新亨镇××村耘沟田做农活,将摩托车停放在桥头后的田埂上。过一会儿,村民徐某丙走过来跟我说“你要注意,有2名开摩托车的男子可能是来盗窃摩托车的,你留意一下这2名男子,我去联系村治保会的人”,说完徐某丙就离开。我假装耕田并密切留意那2名男子。14时许,我看见1名男子坐在1辆红色男庄摩托车上,另一名男子走到我的摩托车旁用工具撬我的摩托车,我看了他一眼,那男子发现我在注视他便连忙走开,我继续插秧,再抬头时发现我的摩托车不见了,后发现1名男子在推我的摩托车,拿出工具在撬我的摩托车并用脚踩发动机启动杆,我连忙从田地里走上田埂往摩托车方向走去,那男子见状就将我的摩托车推倒在地上并朝他的同伙跑去,后他们2人驾驶摩托车逃离现场,事后听说这2名男子被村治保人员抓住。 2.证人徐某丙的证言。徐证实2015年4月12日13时许,我驾驶摩托车去新亨镇××村耘沟里抓蛇时将摩托车停放在田埂上,当时村民徐某乙的摩托车也停放在田埂上,徐某乙在田里做农活。我看见2名陌生中年男子开1辆男庄摩托车从玉白山方向过来,当时他们将摩托车停在前方田沟边,其中1男子下车后走到徐某乙的摩托车旁边,另一名男子坐在摩托车上,我感觉这2名男子形迹可疑,便走到田里告诉徐某乙可能有人来偷摩托车,要注意。我去报告村治保会。随后我开摩托车来北良村治保会将情况汇报,后我和村几名治安人员一起来的耘沟田边,我们看见那2名男子的其中1人正在用工具撬徐某乙的摩托车,另1男子在前方田沟等待,当时撬摩托车的男子用脚连续踩徐某乙的摩托车启动杆,摩托车没有反应,该男子便放弃徐某乙的摩托车往同伙走去,当2名偷车男子驾乘摩托车来到北陇桥头路口处,我们将他们拦下询问时,其中1人撒腿就跑,我们便追上去将2人抓住。 3.证人徐某丁、徐某戊的证言。证实案发当天在新亨北良村抓获盗窃摩托车的陆能兴、涂建鸿的事实与证人徐某丙的证言内容相一致。 4.辨认、指认材料。经辨认、指认,被告人陆能兴确认了作案现场和涉案赃物白色女庄摩托车及作案工具;被告人涂建鸿确认了作案现场和涉案赃物摩托车及作案工具;被害人徐某乙确认了涉案赃物摩托车;证人徐某丙、徐某丁、徐某戊确认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 5.扣押决定书、扣押、发还物品清单。证实公安机关在案发现场扣押到涉案2被告人所驾驶的东威牌摩托车1辆、作案工具螺丝刀1把及铁质小扳手2把、铁质套筒1个、尖嘴钳1把,铁质剪刀1把、黄色螺丝刀1把、自制电门连接装备1个;公安机关已将涉案女庄摩托车发还被害人徐某乙。 6.现场勘查材料。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揭阳市揭东区新亨镇北良村耕沟田。 7.鉴定结论书。经评估,涉案五羊牌摩托车的价格为4200元。 8.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综合材料及情况反映。证实2015年4月12日,揭阳市公安局新亨派出所接到辖区内北良村治保会的报称,治安员徐建辉、徐烈江及村民徐少光等人在新亨镇北良村耘沟田边现场抓获2名涉嫌盗窃摩托车的男子,请求处理。该所接报后将2名嫌疑人带至派出所审查的案件来源及侦破经过。 9.被告人陆能兴的供述。陆供述2015年4月12日10时许,我打电话叫涂建鸿一起去偷摩托车,涂建鸿答应我。当天12时许,我从家中拿了些盗车工具放在我红色男庄摩托车上,然后到埔田载涂建鸿,后我们到新亨镇寻找盗窃目标。13时许,我们在新亨镇××村1田垄上见到1辆白色女庄摩托车,我开车靠近那白色摩托车,然后我下车并把我的摩托车交给涂建鸿,我拿了1把黑色螺丝刀放在衣袋里并往那辆白色女庄摩托车走去,涂建鸿坐在摩托车等我并为我望风。当我准备动那辆女庄摩托车时,附近田地里有1妇女看了我一下,我马上转身往回走。后我看那名妇女低头在耕作,我就大胆返回并用“一”字头螺丝刀去撬那辆女庄摩托车的电门锁,但无法将该锁转动,于是我坐上该车用左脚踩了一下发动机启动杆,还是无法启动,这时摩托车被我碰倒,我顺着摩托车倒下的方向将车放在地上,然后快速跑回涂建鸿那里对他说“这车弄不了,我们快走”,当晚骑上摩托车载着涂建鸿离开现场约500米处时,当地的村民和治安人员将我们拦下,他们质问我和涂建鸿是否是来偷车的,这时涂建鸿转身逃跑,我则被村民们抓住,后来涂建鸿也被村民抓住。 10.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涂供述2015年4月12日11时左右,陆能兴打电话叫我一起去偷摩托车,我吃完饭后带着1个偷摩托车的工具“接驳器”,陆能兴驾驶1辆红色太子型摩托车载着我来到新亨镇××村,王某乙发现在一片田地的路边停放着1辆女庄摩托车,陆能兴对我说那辆摩托车可以盗窃,于是陆能兴就将自己的摩托车开到前面不远处,然后陆能兴停下车后说由他去偷那辆女庄摩托车,然后陆能兴在车身那辆1把螺丝刀下车走向那辆女庄摩托车,我坐在摩托车上负责望风,大约五六分钟后,陆能兴匆匆忙忙跑过来叫我把摩托车给他,然后他坐上自己的摩托车急忙启动离开,我们行了五六百米,在村道处被4名男子拦下,这几名男子说我和陆能兴是来盗窃摩托车的,陆能兴就跟他们争论起来,我趁乱马上逃跑,跑了约200米,在路边就被3名男子抓住,然后把我带到北良村村委,过一会,派出所同志就来到现场了。 综上,被告人陆能兴参与盗窃10次,赃物总价值36235元;被告人涂建鸿参与盗窃14次,赃物总价值51116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或单独采用秘密方式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陆能兴系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以内重新犯罪,是累犯,依法应予从重处罚。被告人涂建鸿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以内实施第一、第二次盗窃犯罪,是累犯,对该2次犯罪依法应予从重处罚。被告人陆能兴、涂建鸿在盗窃被害人徐某乙摩托车过程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属犯罪未遂,其盗窃既有既遂,又有未遂,且在同一量刑档次,依法按盗窃罪既遂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陆能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二、被告人涂建鸿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原审被告人陆能兴上诉称:其没有参与一审判决认定的2015年1月27日的盗窃;其在共同盗窃中只负责望风;一审判决对其量刑畸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陆能兴参与盗窃10次,数额36235元;涂建鸿参与盗窃14次,数额51116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经原审法庭示证、质证,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下面对陆能兴的上诉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原审被告人陆能兴上诉称:其没有参与一审判决认定的2015年1月27日的盗窃;其在共同盗窃中只负责望风;一审判决对其量刑畸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陆能兴参与盗窃10次,数额36235元;涂建鸿参与盗窃14次,数额51116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经原审法庭示证、质证,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下面对陆能兴的上诉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陆能兴上诉称其没有参与一审判决认定的2015年1月27日的盗窃。经查,认定上诉人陆能兴参与该次盗窃,有被害人陈凯兵的陈述,上诉人陆能兴、原审被告人涂建鸿对作案现场的辨认笔录,现场勘查材料,上诉人陆能兴、原审被告人涂建鸿的供述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足资认定,故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陆能兴上诉称其在共同盗窃中只负责望风,一审判决对其量刑畸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减轻处罚。经查,陆能兴与涂建鸿是共同犯罪,共同密谋,共驾1辆车,到达现场后,陆能兴虽负责望风,只是盗窃的分工不同,分赃也基本相同,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为主犯,均应依法惩处;原判虽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对陆能兴进行量刑,但因陆能兴所参与盗窃次数及盗得财物的数额均比涂建鸿少,而原判却对陆能兴判处比涂建鸿重的刑罚,明显属量刑不当,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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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同犯;量刑均衡;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法院应综合考虑犯罪事实和性质,结合各被告人所起作用,充分考虑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做到量刑均衡,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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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同犯;量刑均衡;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做到量刑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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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同犯;量刑均衡;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部分运费人民币28127.74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货物损失人民币1745112.2元、银行手续和贷款利息费人民币36893.63元、公证翻译费人民币10060元、国外认证机构认证费550美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29日,原、被告签订了《进出口货运代理协议书》,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办理订舱、报关、运输、仓储等货物进出口相关作业的货运代理业务,原告向被告支付运杂费等费用。2016年1月20日到2016年1月29日期间,原告收到巴基斯坦5个案外买方开具的信用证,要求原告供应镀锌卷共计1247吨。2016年2月23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运费人民币213917.52元。2016年2月2日,原告向被告提供报关单,将需要运送的镀锌卷的货物种类、数量等货物信息告知被告。被告向海关申报后通过报关预录单对货物信息予以确认,并安排船只运输。货物运输船舶开航前,承运人及被告在未向原告发出任何通知的情形下,自行甩货37卷镀锌卷,约165.00397吨。由此导致抵达目的港货物的数量、重量、外包装等与信用证要求不符,其中2个外商因此拒绝议付信用证;运往目的港的货物滞留,产生巨额堆存费,无法运回国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被告辩称,1、国外买方是因为货物抵达目的港后发现货物状况不好拒收货物,而非原告所称货物数量问题。2、甩货是因为货物包装变形不符合装运条件,被告没有过错。货物装运前存在散架等包装不良的情况,承运人进行检验后拒收,被告将这一情况及时通知原告,原告进行了确认。3、原告主张损失金额不合理。被告收取代理费已经扣除甩货费用。目的港货物已经出售,原告没有损失。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进出口货运代理协议书》,证明原、被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及相关权利义务约定。证据2、运费发票、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证明原告履行了运费支付义务,共计支付运费人民币213917.52元。证据3、信用证5份,证明信用证规定金额、数量溢短装范围5%或者10%以内,信用证要求货物数量为1247吨。证据4、购货合同3份、付款凭证,证明被告向案外人上海楚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1255.157吨货物,共计人民币2834374.08元。证据5、报关单5张,证明被告委托上海新文海国际货物代理有限公司报关,报关货物重量1255.157吨,原告向被告实际交付货物数量1255.157吨。证据6、出口合同2份、国外银行退单说明2份、卡拉奇码头堆存费2套、海关拍卖证据、邮寄凭证、报关单5份,证明两份合同对应信用证载明货物数量分别为186吨、736吨,银行出具退单说明,货物到港和目的港海关拍卖数量为790.012吨,实际运往目的港数量为1110.613吨,海关最终报关数据1091.63吨,共计甩货144.544吨。证据7、中国民生银行信用证寄单说明、汇票、发票、船公司证明、受益人证明、箱单、提单,证明被拒付的两个信用证下交货数量为790.012吨,原告交付给被告货物数量为934.556吨,相差144.544吨;5份提单载明数量共计1101.513吨。证据8、QQ聊天记录,证明被告通知原告甩货时间为2016年2月4日,涉案船舶开航时间为2016年2月4日,被告在开船后才通知原告甩货事实。证据9、协议、运费发票、付款凭证,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协议载明费用后,被告承诺将货物运回,并不再产生堆存费等费用;原告履行了协议约定的全部付款义务。证据10、内销合同、装货通知、收款确认函、收款凭证、未退税证明、翻译费发票、认证费发票、银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凭证,证明货物损失金额,其他损失人民币47693.63元。 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合同系涉案运输发生后双方签署,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费用为被告按照甩货后实际出运数量收取的代理费,货物出运后原告及时支付了所涉运费而未提出异议,能够证明原告知悉并确认甩货及甩货系货物状况不良导致。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信用证号16INSU008900771载明允许分批装运、186吨+/-10%,实际出运数量为171.77吨,不构成不符点,因此境外买方拒收货物的原因系货物状况不良,非原告所称数量问题。对证据4的表面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合同价款与付款凭证中金额不一致。对证据5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预报关文件无法证明实际收货数量。对证据6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为境外形成,未公证认证;两合同均约定同意分批装运,原告未举证证明堆存费实际发生以及货物拍卖的事实和拍卖价格;拍卖系涉案货物被拒收后,原告怠于处理所致,并非数量短缺造成的。证据7中askaribank函为境外形成,未经公证认证,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对中国民生银行信用证寄单说明、汇票、发票、船公司证明、受益人证明、箱单、提单真实性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2016年2月4日被告通过QQ告知原告业务员EMMA甩货之前已告知原告倪总,EMMA均确认货物状况太破导致甩货。对证据9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退运合同只为用于被告代收代付,实际运输由原告负责。对证据10中内销合同、装货通知、收款确认函真实性认可;对收款凭证、借记通知、银行回单等为复印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内部“还款申请”写明“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包装在装卸过程中有破损,造成目的港客户不提货”,甩货原因系质量问题,被告无任何过错。 本院对原告证据的认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了货运代理合同以及合同内容。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原告就涉案货运代理业务支付了人民币213917.52元的运费,被告就该金额开具了发票。证据4的真实性,被告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原告向案外人上海楚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涉案货物并支付了货款。证据3、5虽然为复印件,但彼此之间以及与证据4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原告就涉案货物开立信用证、预报关的事实。证据6中的出口合同可以与证据3-5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原告就涉案货物与国外买方签订了买卖合同;证据6中的国外银行退单说明、卡拉奇码头堆存费、海关拍卖证据、邮寄凭证均为复印件,且未经公证、认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报关单与证据5的报关单和证据7中提单的记载不一致,且从表面形式上看未加盖任何印章,无法看出其真实性以及是否为最终报关单,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7中的汇票为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7中的中国民生银行寄单说明、发票、船公司证明、受益人证明、提单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且被告予以认可,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8的QQ聊天记录与被告证据1中的原、被告之间通讯往来内容上看一致,且被告认可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9,被告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10中的内销合同、装货通知、收货确认函,被告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0中的收款凭证、借记通知、银行回单等均为复印件,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定。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大副收据及翻译件、上海港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原、被告之间的通讯往来、货物破损照片,证明甩货系涉案货物包装变形、散架、不符合装运条件,被海运承运人拒载导致,被告及时通知了原告,原告对于甩货及甩货原因予以了确认,被告无过错。证据2、编号为BC11SHAKRC11号提单最终收货人函及翻译,证明涉案货物系因包装状况不良、不符合合同约定,被最终收货人拒收;其他证明目的同证据1。证据3、编号SP16005NVM检验报告及翻译件,证明涉案货物包装变形、散架、不符合装运条件,被海运承运人甩货,最终收货人因货物状况不良拒收,被告作为货运代理人无任何过错。证据4、原、被告之间的通讯往来,证明被告证据2中的提单最终收货人的函系原告发给被告的,原告知悉涉案货物系因状况不良、不符合合同约定,被最终收货人拒收。 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中大副收据为复印件,且有很多手写痕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上海港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证明是出具给被告的,其应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货损照片为打印件,真实性不认可;通讯往来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通讯记录内容包含双方合作的多票货物,并不只是涉案货物。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不是原告给被告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只能证明甩货原因,并不能证明货物拒收原因,交货时也不进行质量检验。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聊天记录的时间滞后于开船时间,告知情况并不影响原告主张。 本院对被告证据的认证意见:原告对被告证据1中的通讯往来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1中的大副收据、上海港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的证明能够与前述通讯往来记录中的内容相印证,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涉案货物甩货的数量及甩货原因;对于货损照片,从证据本身看无法看出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2为案外收货人的函件且为复印件;证据3检验报告、证据4双方的通讯往来同样为复印件,且不能证明内容的完整性,故无法核实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被告于2016年1月29日签订了《进出口货运代理协议书》,协议第4.1条约定:“乙方(本案被告)负责承办甲方(本案原告)所委托之进出口包括:进出口订舱、报关、报检、掏装箱、货物堆存及单证交接工作,乙方依甲方要求安排进出口时间,并及时告知甲方中转港信息及到离港情况…”。第4.2条约定:“船期更改,体积、重量、件数不符,乙方有责任於货物进港前主动通知甲方,并与甲方书面确认通知,甲方亦得及时与乙方书面确认上述更改内容或要求退关,否则,乙方有权将货物正常出运。” 2016年1月15日、1月29日,原告与案外人上海楚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编号为ZMA2016-604、ZMA2016-606、ZMA2016-607《出口产品收购合同》,以每吨人民币2250元和人民币2280元向案外人上海楚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镀锌卷合计1255.157吨。就上述货物,原告委托被告办理货物出运等相关事宜。2016年2月4日,在货物装船过程中,承运人告知涉案部分货物包装不良,最终经过协商仍有37卷约165.00397吨镀锌卷未能装船出运。当日,被告通过QQ聊天方式就上述37卷货物因包装不良未能装船的情况向原告进行了告知。其余已装船货物,承运人NAVALMAR(UK)LTD于2016年2月7日分别签发5份提单:编号为BC11SHAKRC08提单项下货物15卷,95.06吨;编号为BC11SHAKRC09提单项下货物17卷,103.711吨;编号为BC11SHAKRC10提单项下货物18卷,112.73吨;编号为BC11SHAKRC11提单项下货物48卷,171.77吨;编号为BC11SHAKRC12提单项下货物149卷,618.24203吨。针对上述5票货物,与原告签订合同的国外买方开据了相应的信用证,案外人上海新文海国际货物代理有限公司对货物进行了预报关。 另查明,根据原告工作人员樊佳与被告工作人员温斌的QQ聊天记录,双方除了在2016年2月4日就货物包装不良未能装运的货物进行协商外,被告于2016年2月18日就涉案提单样本发送给原告进行确认,并于2016年3月16日就未能装船出运的货物的提取以及产生的相关费用承担问题进行了沟通。被告于2016年2月19日就涉案货物的运费向原告开具了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13917.52元的运费发票,原告于2016年2月23日对上述金额运费向被告进行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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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货;承运人;收货人;包装不良;过错责任;
在承运人甩货的情况下,货运代理人没有过错,就相关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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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货;承运人;收货人;包装不良;过错责任;
1、甩货的原因及被告对甩货是否应当承担责任;2、原告损失的具体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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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货;承运人;收货人;包装不良;过错责任;
1.基本事实:2016年2月29日,被告制定《意见》对本区201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作出整体部署,并制定了《2016年宝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户籍对口校区、规模、招生计划和校舍场地条件》,将本区小学与户籍对口就近入学的范围等情况进行了公示,其中原告户籍所在地所属锦秋二居委对口小学为上海市宝山区祁连镇中心校,锦秋花园(部分)对口小学为锦秋学校(小学公办班)。原告认为该划片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公平受教育权,故诉至法院。 2.一审裁判: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诉划片行为系教育行政部门对于其辖区范围内学校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的统筹安排,是对教育资源的整体配置,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并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因此裁定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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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划分;利害关系;起诉条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诉划片行为系教育行政部门对于其辖区范围内学校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的统筹安排,是对教育资源的整体配置,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并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因此裁定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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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划分;利害关系;起诉条件;
被告的行为是否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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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划分;利害关系;起诉条件;
1. 基本事实: 峦峰初中毕业后考入某师范学校,毕业后持省教委颁发的《就业派遣通知书》到市教育局报到。峦峰诉称,市教育局应当按照省1996年中等师范学校的就业安置政策为其分配工作。而自其报到至今始终拒绝履行法定职责。但其自1999年毕业后至本次行政诉讼起诉前始终未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 2. 法院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峦峰的报到时间为1999年7月1日至1999年9月30日。在报到日期截止后60日内,市教育局并未给其安排分配工作,其就应当知道市教育局不作为行为存在,应及时提起行政诉讼,而其于2015年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因此峦峰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一审裁定:裁定驳回峦峰的起诉。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起诉期限应当自其报到后期满60日开始计算,且为两年。上诉人于2015年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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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不作为;持续性侵权;起诉期限;最长起诉期限;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本案中亦不适用最长起诉期限的规定,故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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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不作为;持续性侵权;起诉期限;最长起诉期限;
峦峰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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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不作为;持续性侵权;起诉期限;最长起诉期限;
原告张青诉称,2014年9月4日,原告在京东商城网站(网址为http://www.jd.com)下单购买了“Nature'sBounty/自然之宝辅酶Q10软胶囊60粒(美国原装进口)”(以下简称涉案产品)16瓶,每瓶单价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54元。次日,原告共计支付货款4,064元,并收到了被告出售的货物及开具的发票。事后,原告发现,涉案产品含有的“辅酶Q10”既不属于国家明确规定的食品添加剂、新资源食品或新食品原料,也无相关的国家或行业食品标准,且涉案产品未经安全性评估,属于违法向食品中添加的化学物质。另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辅酶Q10”只能用于保健食品,且涉案产品宣传的每日推荐用量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限量,故涉案产品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同时,原告还发现,涉案产品不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中文标签中未标识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且被告在销售宣传、网站知识普及问答等环节中明显违反食品不得标注或暗示具有预防和治疗疾病作用的内容、非保健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作用等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性条款。原告认为,被告销售涉案产品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其作为国内知名电子商务网站及具备食品销售资质的市场经营主体,应对其销售食品的来源及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履行合理注意义务,而被告出售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并对外进行虚假夸大的宣传,已严重侵害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退还购物款4,064元并支付赔偿金40,640元;要求两被告赔偿交通费、快递费、律师费等原告为维护自身消费者权益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4,000元。 被告京东叁佰陆拾度公司辩称,其仅是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而非涉案产品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故不应当承担相关责任。 被告京东尚信公司辩称,涉案产品质量合格,来源合法,已经取得了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卫生证书,足以证明其质量和标签均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而且,涉案产品系进口普通食品,而非保健品,并不适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9)566号文件关于“辅酶Q10”每日推荐量的规定,该文件仅针对国内含“辅酶Q10”的保健食品的注册申报,并非食品安全标准,也不适用涉案产品。即使涉案产品不符合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但被告京东尚信公司作为销售者,已对供货商的资质和涉案产品的来源合法性均进行了合理审查,在涉案产品具备正规的报关文件、卫生证书和商品销售授权的情况下,销售者不可能知道涉案产品存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综上,被告京东尚信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审理中,被告京东尚信公司改称其仅同意原告退货的诉讼请求,而不同意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4日,原告张青在被告京东叁佰陆拾度公司经营的“京东商城”网站购买了涉案产品16瓶,单价为254元,货款共计4,064元,支付方式为货到付款。次日,涉案产品16瓶送至原告指定的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XXX号金桥软件园15号楼,原告支付了货款4,064元,并取得了由被告京东尚信公司开具的发票。涉案产品的中文标签上标明:每份(1粒)添加“辅酶Q10”100mg;配料为米糠油、明胶、甘油、辅酶Q10、磷脂、二氧化钛;包装规格为400毫克/粒×60粒;食用方法为成年人每次1粒,每日2次,建议随餐食用;原产国为美国;中国总经销为诺天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生产日期为2013年12月6日;保质期至2016年12月31日等。 另查明,诺天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曾授权一加三餐(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其旗下“Nature'sBounty自然之宝”品牌在中国大陆地区电子商务渠道营销代理公司,授权期限自2012年7月至2015年7月。而一加三餐(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则授权上海易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自然之宝(Nature'sBounty)销售品牌的营养系列产品在京东电子商务平台的销售商,授权有效期至2015年7月31日。涉案产品系由诺天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24日从美国进口。同年3月10日,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就涉案产品签发《卫生证书》,其中载明涉案产品等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我国食品安全要求。 又查明,被告京东叁佰陆拾度公司经营的“京东商城”网站系向网络用户提供商品交易的平台。该网站上销售的商品包括自营商品和入驻商家的商品。原告所购买的涉案产品属于自营商品,由被告京东尚信公司负责销售并对外开具商品发票。 还查明,2009年9月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国食药监许(2009)566号《关于含辅酶Q10保健食品产品注册申报与审评有关规定的通知》,其中规定“含辅酶Q10的产品,其辅酶Q10的每日推荐食用量不得超过50mg”等。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全国市场主体信用公示系统登记信息网页打印件一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二份、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登记信息打印件一份、ICP备案信息网页打印件一份、产品实物一瓶、照片打印件四份、订单信息打印件一份、发票一张,被告京东尚信公司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份、税务登记证复印件一份、食品流通许可证复印件一份、授权书复印件二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卫生证书及附表一份以及原、被告在审理中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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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买卖合同;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标准;
“退一赔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经营者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是明知的行为,二是造成消费者人身、财产或者其他侵害。即食品销售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只有当销售者在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时存在过错且必须是“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仍然进行销售时,消费者才有权向其主张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如果销售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仅是销售者对食品作虚假宣传,或者采取以次充好等手段欺骗消费者,这种情况并不能适用《食品安全法》,只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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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买卖合同;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标准;
本案中买卖合同的效力及是否满足退一赔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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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买卖合同;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标准;
上诉人张×因与被上诉人孟×遗赠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初字第3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立案。上诉人张×请求是: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孟×的全部诉讼请求由张×依法继承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二区×号院×号楼×层×单元×号房屋被上诉人孟×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张×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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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赠;房屋;上诉;
1.证人有利害关系且没有出庭作证的意见不予采纳。 2知道受遗赠后即在两个月内通过诉讼形式表示了其接受受遗赠,应当认定为接受遗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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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赠;房屋;上诉;
1诉争房屋权利性质的归属 . 2遗赠人所立遗赠的效力 3受赠人是否放弃遗赠如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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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赠;房屋;上诉;
原告沈文新诉称,原、被告及案外人周英,于2014年8月31日,就原告承租上海市某某室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原告为承租方,周英为出租方,被告为居间方。签约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佣金人民币77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并向周英支付了四个月的租金8800元。交接房屋时,原告发现周英是虚假产权人,房屋被真正的所有权人(案外人李谷民)收回。由于被告的工作人员未核对房屋产权人信息及房产证的真伪,存在重大过错,致使原告遭受损失,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一、被告向原告返还租房佣金770元;二、被告赔偿原告租金损失8800元。 被告上海云房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辩称,居间过程中,被告验证了房东的身份证、房屋产权证原件,但被告非专业机构,无法鉴别身份证、房屋产权证的真伪,被告已尽到了形式上的审核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另外,被告对原告是否已向周英支付租金的事实并不清楚,故被告仅同意返还原告佣金770元,不同意赔偿损失。 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31日,在被告(丙方)的居间下,原告(乙方)与案外人周英(甲方)签订了《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其合法所有或拥有出租权的位于上海市某某室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双方对租赁期限、租金及支付方式、押金等作了约定。原告向被告支付佣金770元。周英提供涉案房屋的《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一张,产权人为周英、周严。2014年9月1日,周英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原告押金2200元,对该收据,被告予以确认。原告称同日其另向周英支付了三个月的房租6600元,并提供收据一张,被告对该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交房时,涉案房屋被权利人李谷民收回,原告未顺利承租。经查,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为案外人李静蕾、李谷民,周英在承租涉案房屋后伪造了周英、周严为权利人的房地产权证。现原告无法找到周英取回已付的租金。原告认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在此次居间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故诉至本院请求判决如其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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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间合同纠纷;媒介服务;责任认定;
委托人依赖居间人向其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并通过居间人提供的媒介服务完成合同的订立。居间人作为专业的中介机构,在其服务过程中,若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委托人利益受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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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间合同纠纷;媒介服务;责任认定;
被告上海云房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在居间过程中应当承担哪些义务,以及未尽义务的责任承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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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间合同纠纷;媒介服务;责任认定;
2008年起,刘凤文开始向徐州医学院第三餐厅供应柴油,双方口头商定供货的数量和单价,供货后徐州医学院三餐厅王泽光与刘凤文按月对账结算。2013年6月至2014年7月,王泽光向刘凤文出具徐州医学院三餐厅市场采购报销凭证12张,共欠货款106240元。徐州医学院学生第三餐厅供货商欠款汇总表载明:供货商刘凤文(柴油)、欠款金额106240元、欠款时段2013年6月至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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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徐州医学院官方网站显示王泽光系徐州医学院后勤管理处党总支三支部膳食管理科成员,证人李某陈述王泽光具体负责第三餐厅经营管理,且庭审中徐州医学院对其第三餐厅由王泽光负责经营管理的事实不持异议。结合上述证据认定王泽光有权代表徐州医学院签订买卖合同,并出具送货单、结算单,并无不妥。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同意徐州医学院关于调取王泽光劳动关系证据的申请,并无不妥。其次,徐州医学院官方网站上公布的膳食管理科岗位职责包括主、副食原料的采购供应。王泽光针对各种餐厅日常经营所必须的货物出具欠条、送货单,亦未超出其职权范围。再次,徐州医学院虽抗辩其与王泽光系承包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供货商对徐州医学院与王泽光之间系承包经营关系明知,故对徐州医学院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支持。综上,王泽光在其职权范围内,因经营管理徐州医学院第三餐厅出具欠条、送货单应当认定为代表徐州医学院履行职务行为,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应当由徐州医学院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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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王泽光能否构成表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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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雄伟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和第六项的规定,请求:1、撤销本案一、二审判决,改判解除双方签订的《25度阳光认购书》(以下简称认购书),责令嘉鹏公司返还马雄伟购房款及税款共计7582941元;2、判令嘉鹏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认购书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双方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已成立生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和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的要求,房产开发商销售新房时应使用规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与购房人进行签约,明确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但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认购书明显不符合上述要求,属于嘉鹏公司单方简单制作的合同文本,不是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二,认购书的内容不符合《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具备内容的要求,不属于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签订的认购书缺乏该办法第十六条第五项至第十二项的内容,不具备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不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预约合同。第三,从签订案涉认购书的合同目的看,认购书是双方为了明确房屋买卖意愿,确保签订正式合同所达成的预约性质的合同。双方在认购书中明确约定了双方签订完成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认购书即失去法律效力。从认购书的格式、内容、签订目的及法律法规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规定的内容看,认购书符合商品房预约合同的性质,不属于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马雄伟请求解除认购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如前所述,认购书不符合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要求,双方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尚未正式成立、生效,不存在一、二审认定的合同成立且已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的情形。第二,嘉鹏公司违反承诺拒绝将马雄伟认购房产时所承诺的顶层产权或者使用权写进正式合同,是造成双方迟迟不能签订正式合同的根本原因。马雄伟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嘉鹏公司在销售案涉房产时的价款远高于小区同层同房型的销售总价,顶层的装修也是嘉鹏公司聘请装修公司并自行承担装修费用。从常理推断,如不是嘉鹏公司承诺给予顶层的产权或使用权,马雄伟不可能高于正常房屋价格购买案涉房产。第三,基于嘉鹏公司拒不履行承诺,无法将案涉房产顶层产权予以明确的事实,双方无法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导致认购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在嘉鹏公司拒不按照承诺履行认购合同的情形下,马雄伟依法可以请求法院解除认购书,并要求嘉鹏公司返还已付房款和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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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约;预约;商品房买卖;解除;
虽然认购书不完全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明确的主要内容,但对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应具备的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商品房基本状况、销售方式、价款的确定及付款方式等基本内容已作明确约定,应当认定为本约合同。且双方已经各自完成购房款和房产的交付义务,合同实际履行。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作为买受人的马雄伟和作为出卖人的嘉鹏公司均应依法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共同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在马雄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与嘉鹏公司达成解除认购书的一致意见或者认购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其要求解除认购书、返还购房款及契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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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约;预约;商品房买卖;解除;
原判决认定马雄伟与嘉鹏公司之间形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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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约;预约;商品房买卖;解除;
原审认定,2012年2月8日,陈**取得上海市南丹东路***号2201室、2202室、2203室、2204室、2205室、2206室、2207室、2208室房屋的房地产权证。1996年9月9日,江苏省盐城市郊区**中心卫生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书,陈慧于***出生,父亲为陈**,母亲为李章春。2014年7月7日,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生物物证鉴定书,经鉴定,“李章春血样”作为已知亲代样本,“陈慧血样”作为已知子代样本,“死者软肋骨”作为嫌疑亲代样本,三者在所检测的基因座上的基因型符合亲缘关系。2014年7月10日,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生物物证鉴定书,经鉴定,“高**血样”作为已知亲代样本,“陈思*血样”作为已知子代样本,“死者软肋骨”作为嫌疑亲代样本,三者的STR分型结合符合亲缘关系。2014年7月25日,上海和睦家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给陈思*。2014年12月2日,陈思*户口报入陈乐松作为户主的江苏省城南新区**街道办事处公铭路***号(民主居民委员会)。2014年12月29日,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派出所出具证明,内容为,“兹有我辖区居住陈乐松,张**,陈**,经查:陈乐松与陈**系父子关系,张**与陈**系母子关系”。陈**于2014年5月20日遭歹徒杀害死亡。张**于2014年5月24日去世。 原审又认定,2014年11月10日,李章春委托律师向上海市南丹东路***号2201-2208室租户发出律师函,内容为,“上海**律师事务所接受陈**妻子李章春、女儿陈慧委托,特指派本律师就李章春丈夫、陈慧父亲陈**生前将拥有所有权的南丹东路***号2201-2208室出租给贵公司的相关事宜向贵公司致函……”。2014年11月13日,李章春出具告知书,内容为,“事由陆**阿姨已辞退,权利人陈**已故,现由李章春(陈**的妻子)代理南丹东路***号,上海**酒店22层办公楼所有事务,租房合同将于2014年11月13日开始重新签约,至2014年11月21日截止,…请将2014年12月开始房租汇入李章春银行账户。当天,上海铂锻五金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锻公司)致函给李章春的代理人,内容为,“根据我司与陈**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我司每月按时将房租汇入陈**在上海银行的账户,同时也按时收到房屋租赁发票,并无不正常,至于陈**委托何人处理后续事宜,与我司无关,若贵律师可以确保李章春及陈慧确实为陈**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可以合法处理我司租赁房屋的后续所有事宜,我司可以按照律师函相关内容改变房租租金汇款账户,同时修改原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方主体,若我司与李章春修改房屋租赁合同,需由贵事务所和李章春出具承诺,我司与陈**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李章春负责,若再有人主张此房屋在合同的权益,由李章春负责”。2014年11月25日,李章春(出租方,甲方)与铂锻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上海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房屋坐落在上海市徐汇区南丹东路***号2207室,建筑面积81.23平方米,该合同1-2条同时约定,甲方作为该房屋的代理人与乙方建立租赁关系,签订本合同前,甲方已告知乙方该房屋未设定抵押;该合同4-1条同时约定,甲、乙双方约定,该房屋每月租金人民币(下同)8,200元;合同下方出租方由李章春签字、盖章,承租方由铂锻公司盖章、其法定代表人***签字(该合同租金支付方式为李章春户名的银行账户)。2014年12月10日,李章春的委托代理人再次发函给铂锻公司,针对铂锻公司在函件中提出的3个问题,予以答复。2015年1月26日、4月7日,李章春分别发出告知函,要求更改租金汇入账户,并提醒如有陌生人骚扰请报警,不可随意提供合同和证件给他人。2015年4月17日,铂锻公司向李章春发出告知函,内容为,“铂锻公司于2015年4月18日搬离22楼C座办公场地,房门钥匙于2015年4月30日交还与你”。2015年4月17日,李章春回复,“请C座付清所有费用至2015年4月30日便可”。 原审另认定,李章春在2014年7月21日阜宁县公安局询问时表示,其在19岁时与陈**在一起,没有办过结婚证,也没举行结婚仪式,…双方因为感情问题不住在一起五年。 原审还认定,陈慧曾被案外人收养,2008年8月11日,陈**与案外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2010年2月1日,江苏省公安局发放的户口簿显示,陈**婚姻状况为未婚。后陈乐松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李章春与铂锻公司在2014年11月25日签订上海市南丹东路***号2207室房屋租赁合同无效。 原审认为,陈乐松出示了其为户主的户口簿及公安局出具的证明,故陈乐松为陈**的父亲,系陈**的法定继承人之一。陈慧出示了出生医学证明书及生物物证鉴定书,故陈慧是陈**的女儿,系陈**的法定继承人之一。陈思*出示了生物物证鉴定书、出生医学证明及户口簿,故陈思*是陈**的儿子,系陈**的法定继承人之一。 李章春虽出示了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词,根据法律规定,法院认定,李章春身份信息以身份证为准,即李章春出生于***。李章春于2014年7月21日自认与陈**没有办过结婚证,双方因为感情问题不住在一起五年,而陈**于2012年2月8日取得包括系争房屋在内上海市南丹东路***号2201室、2202室、2203室、2204室、2205室、2206室、2207室、2208室房屋的房地产权证,故李章春不是系争房屋的共同共有人,也不是陈**的继承人。 系争房屋的产权人为陈**。陈**死亡时继承开始,根据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陈乐松、陈慧、陈思*均为陈**的继承人之一。 由于铂锻公司原已向产权人承租系争房屋,并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产权人陈**去世后,根据李章春、陈慧的要求,铂锻公司与李章春重新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同时约定,李章春为该房屋的代理人,陈乐松、陈思*以起诉的形式对李章春的代理行为不予追认,李章春仅为陈慧的代理人,现陈乐松、陈思*均未提供李章春与铂锻公司间租赁合同严重损害继承人权益的充分证据,铂锻公司因本次诉讼在诉讼期间于2015年4月30日前搬离系争房屋,李章春与铂锻公司间租赁合同已解除,故陈乐松、陈思*要求确认李章春与铂锻公司间租赁合同无效,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陈乐松、陈思*如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 原审法院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于二○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作出判决:一、驳回陈乐松的诉讼请求;二、驳回陈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50元,减半收取计825元,由陈乐松负担412.50元,陈思*负担412.50元。 判决后,陈乐松、李章春、陈慧均不服,上诉于本院。陈乐松诉称:李章春不是陈**的合法妻子,不是陈**的继承人,其无权与铂锻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李章春的行为客观上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租金收益权,故要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改判确认李章春与铂锻公司于2014年11月25日签订的上海市南丹东路***号2207室房屋租赁合同无效。 上诉人李章春、陈慧诉称:李章春受陈慧的委托行使代理权,与承租人签订的合同有效;陈**与李章春同居期间取得南丹东路房屋产权;**派出所出具证明的时间应为2014年12月3日;陈乐松不是陈**的父亲;张**去世的时间应为2008年5月22日;阜宁县公安局询问笔录未经李章春本人核对,故要求二审法院纠正原审判决中认定错误的事实,并要求维持原判结果。 上诉人陈乐松与上诉人李章春、陈慧互不认可对方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陈思*辩称:李章春的无权代理行为侵害全体继承人的权利,故其同意陈乐松的意见。 被上诉人铂锻公司辩称:签订合同时,李章春提供了婚姻状况证明、律师函等材料以证明其继承人身份,其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发表意见。 二审中,李章春出示临时居民身份证等材料一组,旨在证明其出生日期为1976年1月16日;陈乐松表示该项信息的变更发生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待进一步论证,且李章春年龄的变更目的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陈思*同意陈乐松的意见;铂锻公司表示没有意见。本院认为,该组材料具有真实性,公民的身份信息应以公安机关核发的身份证为准,因此,李章春的出生日期应以变更后的日期为准,相关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纠正。 经本院审理查明,张**于2008年5月22日去世。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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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赁合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
部分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非处分行为,系对共有物设定了债的负担,该无权出租行为并不导致租赁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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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赁合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
部分共有人擅自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性质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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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赁合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
龙之翔公司原审诉称:2008年3月,龙之翔公司与中央商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中央商场将7楼美食城1326平方米整体发包给龙之翔公司,由龙之翔公司招商引资分包给其他餐饮企业。龙之翔公司、巴贝拉公司于2008年4月15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龙之翔公司将自中央商场处承租的1326平方米房屋中约492平方米的场地(以下简称诉争场地)租赁给巴贝拉公司从事餐饮,此后双方正常履约至2014年5月27日。此后,巴贝拉公司停止支付房租、物业费和水、电费,龙之翔公司多次催告,巴贝拉公司均不予支付,故龙之翔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函告巴贝拉公司要求解除合同,截至当日巴贝拉公司仍拖欠龙之翔公司房租465740.7元、物业费39261.6元、水、电费72184.8元,按照双方的租赁合同,巴贝拉公司还应支付龙之翔公司房租滞纳金528843.3元,现因巴贝拉公司违约致使合同解除,龙之翔公司要求巴贝拉公司赔偿损失160293.6元。为维护龙之翔公司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巴贝拉公司:1、支付拖欠的2014年5月28日至2014年10月10日的房租465740.6元、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10月10日的物业费21549.6元、2014年8月至9月的水、电、气费51762元;2、支付自2014年5月28日至实际支付之日的房租滞纳金(以千分之三/日计算);3、赔偿龙之翔公司损失160293.6元;4、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巴贝拉公司原审辩称:依据生效判决,龙之翔公司和中央商场之间的租赁合同于2014年9月18日解除,此后龙之翔公司不享有诉争房屋的转租权,故巴贝拉公司应支付租金、物业费的期间是2014年5月28日至2014年9月18日。根据双方合同约定,龙之翔公司负有提供外墙广告位的义务,但外墙广告位自2010年5月4日被拆除后未再设置,巴贝拉公司认为该违约行为应减免租金2000元/月。在巴贝拉公司经营期间,因中央商场家电区域装修对巴贝拉公司的经营造成了影响,龙之翔公司未能消除影响,巴贝拉公司要求减免2014年5月初至7月底装修期间的租金和物业管理费。因巴贝拉公司已支付2014年7月水、电费和8月的空调费,仅需支付2014年8月1日至9月18日期间的水、电、气费。因龙之翔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无权主张拖欠租金的滞纳金,且该违约金标准过高,依法应予调整。因中央商场违约与龙之翔公司解除合同,龙之翔公司的损失已从中央商场处获得补偿,巴贝拉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需赔偿龙之翔公司的损失。基于龙之翔公司的上述违约行为,巴贝拉公司提出反诉,请求法院判令龙之翔公司:1、退还巴贝拉公司履约保证金149650元;2、赔偿巴贝拉公司装修残值420094元;3、退还巴贝拉公司2010年6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期间因未能设置广告牌而多收取的租金102000元(2000元/月×51月);4、赔偿巴贝拉公司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违约金315162元。 龙之翔公司原审辩称:2014年9月18日,中央商场对7楼美食城停水停电,为维护次承租人利益,其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央商场按约履行合同,但中央商场于2014年9月24日经巴贝拉公司同意对其经营的商铺进行了拆除,既然巴贝拉公司同意中央商场拆除商铺,相关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龙之翔公司系因为巴贝拉公司拖延支付租金而按约解除双方合同,不存在违约,无需支付违约金。中央商场拆除广告牌后,龙之翔公司多次与中央商场协商并要求商铺提供损失依据,经原审法院判决也已经确认了违约方为中央商场。巴贝拉公司与中央商场无合同关系,却在接到中央商场函告后自行同意清场。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巴贝拉公司除退还履约保证金以外的其他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 2008年3月13日,中央商场(甲方)与龙之翔公司(乙方)签订《中央美食城房屋租赁合同书》,约定:甲方同意将中央商场七楼(使用面积约2000平方米)租给乙方经营中央美食城使用,租期自2008年5月20日至2018年5月19日;甲方同意乙方在商场东外立墙面制作广告招牌,经甲方审核同意由乙方自行申报市、区市容部门批准后施工。后中央商场与龙之翔公司将计租日期变更为2008年5月30日至2018年5月29日,最终确定租赁面积为1326平方米。中央商场授权由龙之翔公司招商租赁。2008年4月15日,龙之翔公司(甲方)与巴贝拉公司(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诉争场地(使用面积约492平方米,其中52平方米为公共分摊面积)租给乙方使用,用于开设巴贝拉连锁餐饮,租期自2008年5月28日至2018年5月27日;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租金为105054元/月,乙方同意每月付给甲方物业管理费8856元/月;付款方式为押二付二,第二个月的24号至28号内支付下两个月的租金,付款形式为转账支付,物业管理费随租金的支付同时收取;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租金后3日内须向乙方提供正规房屋租赁税务发票,发票税由甲方承担;甲方确保乙方在商场外墙有1处免费广告招牌位置并同意协助乙方在商场内外制作广告招牌;乙方根据单独列表计量水、电、气读数,按照国家标准支付费用,其中电费按乙方实际使用读数,以供电部门收取的标准加价5%的损耗费收取;甲方无任何违约,乙方逾期支付租金连续达2个月以上的,甲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遭受的损失,依据该情形终止合同时,应预先以14天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应及时迁离并交回房产,租金照实结算;甲方违反其保证或责任、或违反本合同的其他规定,在乙方通知的补救期间内又未及时补救,致使乙方不能正常对外营业或是乙方的合同权益受到实质的损害的,乙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其遭受的损失,乙方提前终止合同的,应书面通知甲方;在甲方并无违约的前提下,乙方拖欠租金,每逾期一日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所拖欠租金3‰的滞纳金;甲方承诺因非乙方原因(除政府、自然灾害原因)造成乙方无法正常营业4小时以上二日以内的应减免相应租金和管理费,若造成乙方二日以上无法正常营业的应适当减免当月的租金和管理费,若造成乙方无法正常营业累积30日的乙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相应损失。2008年5月8日,巴贝拉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149650元。 2014年1月2日,因中央商场拆除外立面广告牌及商场内指示标识,龙之翔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中央商场恢复龙之翔公司在东外立墙面的广告招牌、恢复商场停车场内的指示,并赔偿损失3300000元。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17日判决认为,中央商场于2010年5月4日拆除广告牌违反了与龙之翔公司的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在恢复广告牌的方案未经有关审批部门同意的情况下,龙之翔公司要求直接恢复户外广告不予支持,合同中未约定中央商场需在地下车库设置指引标识,故对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未予支持。龙之翔公司的赔偿请求,应以实际损失为依据,因实际损失尚不能确定,原审法院对于龙之翔公司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故原审法院驳回了龙之翔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2014年5月6日,中央商场通知巴贝拉公司,称因龙之翔公司拒交租金等费用,中央商场已通知龙之翔公司解除合同并要求其腾空房屋,要求巴贝拉公司在接到该通知后7日内腾空租赁房屋。2014年7月16日,巴贝拉公司发函龙之翔公司称,在龙之翔公司拥有合法转租权、恢复设置外墙广告位并消除装修影响前,巴贝拉公司暂停支付租金及物业管理费。该函件留的联系地址是上海闵行区合川路2679号B座202室,联系电话021-622××××5。2014年7月26日,龙之翔公司向巴贝拉公司提供的联系地址回函称,就广告牌和解除合同事宜,龙之翔公司已诉至法院,内部装修事宜龙之翔公司已多次与中央商场交涉,尚在协调,并要求巴贝拉公司在7月30日前将所欠租金付清。2014年9月12日,中央商场再次通知巴贝拉公司要求其在2014年9月18日前腾空租赁房屋。2014年9月21日,因巴贝拉公司拖欠租金等费用,龙之翔公司要求巴贝拉公司在14日内交纳拖欠费用,逾期不交的,将按照合同约定解除合同。该发函地址亦为上海闵行区合川路2679号B座202室。2014年9月18日,中央商场对七楼美食城停水停电,巴贝拉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发函龙之翔公司要求赔偿无法经营的损失,并先行退还租赁保证金。巴贝拉公司同日函告中央商场已经于9月18日停止营业,并于9月19日至9月21日期间将需要的搬离的设备搬出诉争房屋,同时为减少门店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经和贵方友好协商,对截止当日(2014年9月22日)遗留的设施设备及装修添附物品等用于抵作中央商场的拆除费用,巴贝拉公司不再主张财产的所有权。同年9月24日,中央商场对把巴贝拉公司的租赁商铺进行了拆除。2014年10月11日,龙之翔公司发函通知巴贝拉公司解除合同,发函联系地址仍为上海闵行区合川路2679号B座202室。 2014年9月18日,龙之翔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令确认中央商场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无效,因中央商场强行收回租赁房屋,要求法院确认龙之翔公司与中央商场的租赁合同解除,并赔偿龙之翔公司的损失。中央商场于同年11月28日提起反诉,要求确认解除合同通知有效,并要求龙之翔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物业费、水、电费等费用、赔偿损失,原审法院作出判决后,龙之翔公司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认为中央商场因拆除外立面广告牌使得龙之翔公司与其发生诉讼,龙之翔公司暂停支付租金系合理维护自身权益,故中央商场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中央商场于2014年9月18日对租赁场地停水停电,与龙之翔公司的租赁合同于当日解除。中央商场强行解除合同致使龙之翔公司无法经营,而龙之翔公司仍想继续履行,故中央商场断电后至一审认定合同解除期间的损失为龙之翔公司的实际损失,中央商场应予赔偿,共计453163.33元,中央商场还应赔偿龙之翔公司6个月经营损失。生效判决还确认龙之翔公司与中央商场的租赁合同于2014年9月18日解除,判决龙之翔公司支付中央商场2014年6月1日至9月18日的租金759830.32元和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9月18日的水、电、气费139505.40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巴贝拉公司已按双方合同约定支付了2014年5月27日之前的租金、2014年7月27日之前的物业费和2014年7月的水、电、气费20540.15元。 原审法院认为: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龙之翔公司与巴贝拉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因中央商场对租赁场地断水断电,致使其与龙之翔公司的合同无法履行,故生效判决认定中央商场与龙之翔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4年9月18日解除,同理,龙之翔公司与巴贝拉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也应于同日解除。因双方合同已经于2014年9月18日解除,且巴贝拉公司实际已经于2014年9月18日停止经营,故龙之翔公司有权主张租金、物业费及水、电、气费的截止期限为2014年9月18日。双方合同虽约定龙之翔公司应确保巴贝拉公司在商场外墙有一处免费广告牌,但双方同时约定,如非因巴贝拉公司原因(除政府、自然灾害原因)造成巴贝拉公司二日以上无法经营的应适当减免当月的租金及管理费,故因中央商场违约导致龙之翔公司未能在2010年5月4日之后在商场外墙设立广告牌,并不构成巴贝拉公司有权减免租金及物业费的事由,且在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巴贝拉公司均按约足额支付了租金和物业费,如果再以此扣减上述费用也与两者之间的交易习惯不符。另,巴贝拉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因中央商场家电区装修对其经营造成了影响,故巴贝拉公司仍应按照原合同约定的费用标准支付2014年5月28日至2014年9月18日的租金389131.44元(105054元/月×4月-7.02元/平方米/天×492平方米×9天)、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9月18日的物业费15055元(18元/平方米/月×2月×492平方米-18元/平方米/月×492平方米÷30天×9天),相应地,原审法院对于巴贝拉公司要求龙之翔公司退还2014年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未设置广告牌而多收取的租金102000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现巴贝拉公司已经搬离诉争场地,双方无法核实具体的水、电发生额,龙之翔公司按照生效判决认定的2014年8月至9月其应付的水、电、气费金额按照面积分摊至巴贝拉公司,并无不当,依照生效判决的认定数额,龙之翔公司应支付中央商场2014年7月1日至9月18日1326平方米房屋的水、电、气费139505元,故巴贝拉公司应支付龙之翔公司2014年8月1日至9月18日的水、电、气费31221.85元(139505元÷1326平方米×492平方米-已付的7月份水、电、气费20540.15元)。对于龙之翔公司主张的逾期支付租金的滞纳金,原审法院认为,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仍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龙之翔公司与巴贝拉公司的合同虽因中央商场强行断水断电而解除,但支付租金与设置广告牌之间并不具有先后履行顺序,故巴贝拉公司并不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或中止履行的权利,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租金,逾期支付的,应承担逾期支付的违约金,但考虑到因龙之翔公司与中央商场发生纠纷后中央商场于2014年5月6日、9月12日发函要求巴贝拉公司腾空租赁房屋,巴贝拉公司未按约支付租金的违约行为的程度不高,结合本案实际,原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为万分之五/日。因本案非巴贝拉公司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故龙之翔公司无权要求主张6个月的闲置损失。合同解除后,龙之翔公司应将收取的履约保证金149650元返还给巴贝拉公司。根据巴贝拉公司发给中央商场的函件,其已于9月19日至9月21日期间将需要的搬离设备搬出诉争房屋,遗留的设施设备及装修添附物品等用于抵作中央商场的拆除费用,巴贝拉公司不再主张财产的所有权,由于诉争场地已遭中央商场拆除,巴贝拉公司的装修残值无法确定,且双方之间的合同并非由于龙之翔公司违约而解除,故原审法院对于巴贝拉公司要求龙之翔公司赔偿装修残值及违约金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龙之翔公司与巴贝拉公司于2008年4月1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4年9月18日解除;二、巴贝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龙之翔公司2014年5月28日至2014年9月18日的房屋租金389131.44元及滞纳金(其中210108.60元租金自2014年5月29日始、179022.84元租金自2014年7月29日始计算滞纳金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标准均以万分之五/日计算);三、巴贝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龙之翔公司2014年7月28日至2014年9月18日的物业费15055元、2014年8月至9月的水、电、气费31221.85元;四、驳回龙之翔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龙之翔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巴贝拉公司履约保证金149650元;六、驳回巴贝拉公司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原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6197元,由龙之翔公司承担8098.50元,巴贝拉公司承担8098.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834元,由巴贝拉公司承担6000元,龙之翔公司承担834元。 龙之翔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四、五项,依法改判巴贝拉公司支付滞纳金698139.53元,并由巴贝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08年3月,龙之翔公司与中央商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中央商场将七楼美食城1326平方米整体发包给龙之翔公司,由龙之翔公司招商引资分包给其他餐饮企业。龙之翔公司与巴贝拉公司于2008年4月15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龙之翔公司将中央商场七楼美食城492平方米的场地租赁给巴贝拉公司从事餐饮经营。此后双方正常履行合同直至2014年5月27日。2014年5月28日起,巴贝拉公司停止支付房租、物业费、水、电费,经龙之翔公司数次口头及书面催告其均不予支付。龙之翔公司无奈于2014年10月10日正式函告巴贝拉公司解除合同。巴贝拉公司停止支付房租的行为明显构成违约,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每日3‰的标准支付滞纳金,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龙之翔公司的损失。同时,由于巴贝拉公司违约,按照合同约定龙之翔公司不应退还保证金。二审中,龙之翔公司认为,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日期应为2014年10月11日,即其向巴贝拉公司发函通知解除合同的时间。 巴贝拉公司答辩意见为:不同意龙之翔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1、同意龙之翔公司要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但巴贝拉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只需承担租金,不需承担滞纳金。对此,巴贝拉公司也提出了上诉。2、不同意龙之翔公司要求撤销原审判决第四、五项。3、不同意龙之翔公司要求驳回巴贝拉公司的反诉请求。 巴贝拉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六项,依法改判巴贝拉公司无需支付2014年5月28日至9月18日期间房屋租金的滞纳金,支持巴贝拉公司原审的反诉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巴贝拉公司未曾收到龙之翔公司2014年7月26日、9月21日、10月11日发出的通知。龙之翔公司仅提供快递面单,无法提供快递已送达巴贝拉公司的任何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原审判决仅依据巴贝拉公司发送的通知书中记载的巴贝拉公司的地址和龙之翔公司提供的快递面单上填写的地址相同,就推定巴贝拉公司收到快递的理由不能成立。2、龙之翔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双方《房屋租赁合同》第十二条补充条款第1.1款约定,龙之翔公司保证拥有房产的转租权和使用权;第1.8款约定,龙之翔公司提供外墙广告位给巴贝拉公司作为其收取租金对价的一部分。中央商场于2010年5月4日拆除外墙广告位,又于2014年9月18日停水停电致使龙之翔公司上手的房屋租赁合同被解除,在客观上造成了巴贝拉公司无法充分利用房屋的使用价值获取收益,最终导致无法继续经营的损害后果。原审判决认定“租赁合同并非由于龙之翔公司违约而解除”,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第二项判决巴贝拉公司承担房屋租金滞纳金适用法律错误。(1)龙之翔公司主张房屋滞纳金的条件不成就。《房屋租赁合同》“违约责任”第5.1款约定,“在甲方并无违约的前提下,乙方拖欠租金,应向甲方支付滞纳金,每逾期一日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所拖欠租金之3‰的滞纳金。”巴贝拉公司于2014年5月6日收到中央商场要求撤场通知后亦有充分理由相信龙之翔公司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且巴贝拉公司已通知龙之翔公司在其拥有转租权和恢复外墙广告位前暂停支付租金。龙之翔公司存在先行违约行为,巴贝拉公司无需支付滞纳金。(2)原审调整滞纳金不符合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违约金的调整应当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其次才考虑合同履行程度和过错,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龙之翔公司在整个交易中扮演的是二房东的角色,其主要通过赚取租金差价的方式获利。巴贝拉公司未支付2014年5月28日之后的租金,没有给龙之翔公司造成经营上的损失。龙之翔公司以中央商场拆除外墙广告位为由拒绝向中央商场支付2014年3月份之后的租金。从履行程度和过错上看,巴贝拉公司在收到中央商场撤场通知后,无法确定租金支付给龙之翔公司还是中央商场,不存在过错。故假设巴贝拉公司承担滞纳金,也不应当是原审认定的日万分之五。2、龙之翔公司未提供外墙广告位构成巴贝拉公司支付租金的先履行抗辩,龙之翔公司应就其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第十二条补充条款第1.8款的约定,龙之翔公司应当提供外墙广告位。而龙之翔公司和中央商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龙之翔公司也是基于外墙广告位被中央商场拆除而拒绝支付租金,该抗辩理由已为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成立。原审法院援引《房屋租赁合同》“违约责任”第5.4款约定不适用于本案纠纷,该款约定也没有排除或否认巴贝拉公司要求减免租金的权利。原审判决认为如果减免租金将与交易习惯不符缺乏法律依据。巴贝拉公司主张减免未设置广告位期间对应的租金符合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外墙广告位是巴贝拉公司通过支付租金的方式而获取,龙之翔公司收取的未设置广告位期间的部分租金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巴贝拉公司根据广告位对于经营的重要程度以及市场行情,主张每月减免2000元合理。3、《房屋租赁合同》因龙之翔公司的原因而解除,其构成违约。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本案中,龙之翔公司作为房屋出租方负有在租赁期限内保证房屋符合约定用途并提供给巴贝拉公司正常使用的义务,这种保证也包括中央商场在内的第三人不得影响巴贝拉公司合同目的的实现。中央商场断水断电致使巴贝拉公司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行为,应由龙之翔公司承担责任。《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提前终止”第3.8款有相应的约定。4、龙之翔公司应赔偿巴贝拉公司装修残值损失。巴贝拉公司为减少损失进一步扩大,在中央商场断水断电后,搬离了可移动的桌椅和设备。店铺内的装饰装修原本计划在租赁期限内分摊完成,因龙之翔公司违约而无法继续经营造成残值损失。 龙之翔公司答辩意见为:巴贝拉公司迟延支付租金构成违约,应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按每日3‰标准支付滞纳金,龙之翔公司不应退还履约保证金。请求本院驳回巴贝拉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巴贝拉公司是否应当向龙之翔公司支付房屋租金的滞纳金;2、龙之翔公司是否应当退还履约保证金;3、巴贝拉公司主张龙之翔公司赔偿装修残值、解除合同的违约金并退还未设置广告牌而多收取的租金能否成立;4、龙之翔公司主张巴贝拉公司赔偿损失能否成立。 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龙之翔公司不持异议。巴贝拉公司对原审查明的2014年7月26日、9月21日、10月11日龙之翔公司向巴贝拉公司发函的事实有异议,认为巴贝拉公司没有收到该三份通知,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另外,巴贝拉公司认为原审还漏查了依据《房屋租赁合同》第十二条补充条款第1.8款,龙之翔公司未设置广告牌是违约行为,该行为也构成巴贝拉公司迟延支付租金的合理抗辩。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巴贝拉公司有异议的龙之翔公司向其发函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审中龙之翔公司提供了相应的快递面单原件,且快递面单上记载的地址系巴贝拉公司向龙之翔公司发函提供的联系地址,该地址具体明确,二审中巴贝拉公司亦确认该地址系其公司地址,现巴贝拉公司认为其未收到通知,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故本院对巴贝拉公司该异议理由不予采信。对于巴贝拉公司认为原审漏查的合同条款问题,本院将在二审中进一步予以查明。 本院二审另查明: 龙之翔公司与巴贝拉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第十二条补充条款第1.8款中约定,“作为本合同乙方支付租金的对价的一部分,甲方同意提供乙方如附件招牌、广告位置示意图所示之位置,供乙方进行外立面装修并设立招牌和广告,该施工费用由乙方承担。”“合同提前终止”第3.8款约定,“租赁期限内,非本合同规定的情况甲方擅自解除本合同,提前收回该房屋的,甲方应退回乙方保证金以及预付租金等相关费用并支付相当于3个月月租金的违约金。若支付的违约金不足抵付乙方损失的,甲方还应负责赔偿”。 二审中,经本院询问,龙之翔公司陈述其在二审中不再主张巴贝拉公司赔偿损失,后又陈述仍然要求赔偿损失,其在上诉请求中遗漏该项主张,即要求巴贝拉公司赔偿其六个月的利润损失160293.6元。巴贝拉公司不予认可,认为龙之翔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以上诉状为准。龙之翔公司认为,其在上诉状中已要求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赔偿损失只是明确而非增加其上诉请求。 二审中,龙之翔公司、巴贝拉公司均确认,2010年5月4日,中央商场拆除广告牌后,双方之间的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正常履行至2014年5月27日。巴贝拉公司陈述,其在此期间内之所以没有要求减免未设置广告牌的租金,原因在于善意履行、保持与龙之翔公司之间的关系。龙之翔公司在与中央商场的诉讼中,自认巴贝拉公司曾就广告牌问题于2013年6月向龙之翔公司提出过不满,但巴贝拉公司没有向龙之翔公司主张权利的具体证据。 以上事实,有《房屋租赁合同》、本院二审的谈话笔录在案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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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转租合同;房屋租赁合同;拖欠租金产生的滞纳金;履约保证金;
1.针对焦点1,该裁判认为转租合同因房屋租赁合同被解除而终止,不属于可归责双方的违约事由。因此,在龙之翔公司并无违约的前提下巴贝拉公司拖欠租金,就应当支付滞纳金。对于滞纳金的数额,该裁判认为滞纳金具有违约金的性质,在其高于损失时可酌情予以调整。 2.针对焦点2,该裁判认为双方涉案合同的解除事由并非巴贝拉公司迟延支付租金,而且所主张的滞纳金已经具备违约金的性质。因此,应当退还履约保证金。 3.针对装修残值,因巴贝拉公司已经就此同中央商场达成协议,因此不予支持;针对解除合同的违约金,因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不可归责于龙之翔公司,因此该主张不予支持;针对因未设置广告牌而要求退还多收取租金的主张,该裁判认为巴贝拉公司在广告牌被拆除后未主张权利还正常履行合同,说明其已对此认可。因此,不予支持。 4.针对该主张,该裁判认为就巴贝拉公司迟延支付租金的行为龙之翔公司已主张滞纳金。同时,本案中龙之翔公司与中央商场的租赁合同于2014年9月18日解除,龙之翔公司此后已不再享有诉争场地的转租权和使用权,而且龙之翔公司已通过诉讼向中央商场主张其经营损失并已获得生效判决的支持。因此,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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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贝拉公司是否应当向龙之翔公司支付房屋租金的滞纳金以及其具体数额; 2.龙之翔公司是否应当退还履约保证金; 3.巴贝拉公司主张龙之翔公司赔偿装修残值、解除合同的违约金并退还未设置广告牌而多收取的租金能否成立; 4、龙之翔公司主张巴贝拉公司赔偿损失能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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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转租合同;房屋租赁合同;拖欠租金产生的滞纳金;履约保证金;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28日,楚天通过电话投保的方式为其自用的沪A8XXXX宝马轿车向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投保了车损险、三者险及相应的不计免赔险和交强险等保险。保险期间为2015年1月9日至2016年1月8日。 2015年5月6日10时,楚天驾驶上述被保险车辆在本区S5上行20K处由南向北行驶,因操作不慎追尾撞上了同向行驶的案外人周某驾驶的沪FGXXXX车辆,发生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经交警认定,楚天负事故全部责任,周某无责。楚天还支出了施救费人民币1,7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经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定损,沪A8XXXX车辆损失为59,000元,沪FGXXXX车辆损失为2,400元。楚天及第三者据此对受损车辆进行了维修。之后,楚天向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申请保险理赔,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以“保险车辆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为由,予以拒赔,楚天认为保险车辆属于新车免检范围,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拒赔无理,故涉诉。 一审中,楚天诉称:其申请保险理赔,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以“保险车辆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为由,予以拒赔,其认为根据公安部、质检总局《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规定,2014年9月1日开始,符合条件的车辆在6年内无需到相关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只需要申请领取检验标志即可。其车辆是2013年购买的新车,符合上述规定确定的范围,故只需要申请领取检验标志,而不需进行年检。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拒赔无理,故起诉要求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理赔保险金63,100元。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辩称:对事故的发生经过、责任认定及投保情况无异议,对于楚天车辆的损失金额59,000元和三者车的损失金额2,400元及施救费1,700元均无异议。但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仅同意在交强险赔偿限额中赔偿2,000元,对于商业险部分,不同意理赔,理由为:因保险合同约定,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的属于免除责任的范围。而楚天车辆未按时年检并申领检验标志,属于免责范围,故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拒绝理赔商业险。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楚天、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抗辩楚天车辆未进行年检,属于保险条款的免除责任范围,但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的,属于免除责任的范围”。根据公安部、质检总局《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规定,“自2014年9月1日起,试行6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7座及7座以上车辆除外)免检制度。对注册登记6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7座及7座以上车辆除外),每2年需要定期检验时,机动车所有人提供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征证明后,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检验标志,无需到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现本案中被保险车辆是2013年购买的新车,符合上述规定确定的范围,故6年内无需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故不属于上述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责情形。虽然楚天的车辆未按时申请领取检验标志,但该行为并不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免除责任范围。故对于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对于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主张车辆修理费及施救费金额,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无异议,予以确认。综上,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应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向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理赔本车车辆维修费59,000元及第三者车辆维修费2,400元、施救费1,7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判决: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楚天保险金63,100元;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77元,减半收取688.50元,由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负担(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负担之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原审法院)。 原审判决后,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公安部、质检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并非法律,其援引的免责条款中“检验未通过”应当包括机动车所有人未领取检验合格标志的情形,符合立法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严禁上路,涉案车辆事发时未领取检验合格标志,明显违法;其对免责条款已经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有效。故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其不承担商业险的赔偿责任(商业险金额61,100元)。 被上诉人楚天辩称:公安部、质检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规定新车六年内无需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上诉人援引的免责事由“检验未通过”应仅仅理解为车辆安全技术检验未通过;该免责条款约定不明确,应作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且上诉人未对免责条款尽到说明义务,该条款不生效。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提供楚天投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被上诉人楚天提供涉案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证明被保险机动车可直接向公安机关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无需到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本案审理中,平安财险上海分公司对于涉案被保险机动车适用于公安部、质检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中关于“试行非营运轿车等车辆6年内免检”相关规定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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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合格标志;免责事由;免检机动车;
保险公司援引“未按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的免责条款,按照格式条款的不利解释原则,其适用范围应理解为不包括属于六年内免检范围的机动车。该种情形的被保险车辆未按时换领检验合格标志而发生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缺乏合同依据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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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合格标志;免责事由;免检机动车;
未按时换领检验合格标志的“免检”机动车是否属于“未按时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免责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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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合格标志;免责事由;免检机动车;
原告岳阳诉称:岳阳于1992年5月22日向鹿回头公司购买了三亚市鹿鸣别墅小区的IV型别墅6栋(IV1、IV2、IV3、IV6、IV7、IV8),之后卖出了5栋,留下了一栋(即IV1号)自用,面积为415.15㎡,单价为3650元/㎡。2012年12月13日,岳阳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鹿鸣别墅小区房屋买卖合同书》有效并继续履行,并将鹿鸣小区IV1号别墅过户登记到原告名下。但因岳阳与鹿回头公司当时未详细对账,鹿回头公司不认可岳阳已经付清全部购房款,故该案判决合同有效,继续履行,但认为岳阳未付清购房款,驳回了岳阳要求将IV1号别墅过户登记到岳阳名下的请求。现岳阳与鹿回头公司的财务人员一起查阅了历史财务凭证,原告不仅付清了全部购房款,而且将物业费、手续费等杂费均已支付,并于2015年4月20日签署了《对账单》。特诉请人民法院判决:一、由鹿回头公司15日内将三亚市鹿鸣别墅小区的IV1号别墅房屋产权办理过户登记至岳阳名下;二、本案案件受理费由鹿回头公司承担。 被告鹿回头公司未做答辩。 在诉讼期间,岳阳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如下证据: 1、岳阳的护照及鹿回头公司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用于证明岳阳及鹿回头公司系本案适格的主体; 2.1992年5月22日签订的《鹿鸣别墅小区房屋买卖合同书》。用于证明岳阳向鹿回头公司购买6栋别墅; 3.1992年12月19日岳阳与三亚天海工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鹿鸣别墅小区房屋买卖合同书》。证明其已将六栋别墅中的五栋转让给他人; 4.河东国用(1996)字第0164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已转让的其余五栋别墅均已办理过户; 5.(2013)三亚民二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该判决已查明鹿回头公司名称的变更情况及确认1992年5月22日签订的《鹿鸣别墅小区房屋买卖合同书》为有效合同,应继续履行,认为双方未经对账,不能确认岳阳是否付清全部购房款; 6.2015年4月20日岳阳与鹿回头公司签订的《对账单》及付款凭证六张。证明双方已重新对账,岳阳已全部付清购房款,完成了合同的先履行义务,办理IV1号别墅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条件已成就。 因鹿回头公司经本庭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鹿回头公司未对以上证据质证,也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经对证据分析,本院对岳阳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1992年5月22日,岳阳与鹿回头公司签订一份《鹿鸣别墅小区房屋买卖合同书》。合同约定:岳阳向鹿回头公司购买了三亚市鹿鸣别墅小区的IV型别墅6栋(IV1、IV2、IV3、IV6、IV7、IV8),每栋别墅面积415.15㎡,6栋共计面积为2490.9㎡,价格定为3650元/㎡,总计人民币9091785元;合同签订后15天内,岳阳先付销售总额10%的定金,即人民币909178.5元,待主体封顶后付80%,即人民币7273428元,待二期别墅交付岳阳使用时再付鹿回头公司10%,即人民币909178.5元;岳阳付清房款后,双方应按中国海南省管部门的规定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应交纳的契税、手续费、公证费等按有关规定由双方各自负责,房地产在70年的使用期限内可以转让出租及继承;如无特殊情况(指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各种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鹿回头公司一期工程应于1992年9月31日前将房屋交付岳阳使用,二期工程应于1993年3月底竣工,三期工程应于1993年10月底竣工,鹿回头公司迟交房屋,自第2天起,每超过一天由鹿回头公司支付迟交购房总价的超期费0.3‰;双方合同签订后,岳阳中途退约,定金概不退还,鹿回头公司中途退约,除退还岳阳定金外再付定金20%的经济赔偿费;岳阳应按进度及时付款,如未按时交款,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增付购房总价0.3‰滞纳金,超过两个月合同视为作废,鹿回头公司只退给岳阳除定金外款的80%。 签订合同后,岳阳分别于1992年5月12日向鹿回头公司支付购房款人民币298056.00元、1992年6月4日支付购房款人民币909178.50元、1993年2月28日机设信托投资公司代岳阳支付购房款人民币7273428.00元、1993年7月16日海南南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代岳阳支付购房款人民币460000.00元、1993年11月21日海南南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代岳阳支付购房款人民币51122.5元、1998年12月9日海南南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代岳阳支付购房款人民币100000.00元,共付购买别墅房款人民币9091785.00元。1992年12月19日,岳阳与三亚天海工业公司签订一份《鹿鸣别墅小区房屋买卖合同书》,将三亚市鹿鸣别墅小区的IV型别墅5栋(IV2、IV3、IV6、IV7、IV8)作价人民币10171175元出售给三亚天海工业公司,付清房款后,双方应按中国海南省管部门的规定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应交纳的契税、手续费、公证费等按有关规定由双方各自负责。目前,该5栋别墅的房屋产权已从鹿回头公司办理至他人名下,IV1别墅产权仍在鹿回头公司名下。 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三亚市(2013)三亚民二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1991年6月6日,三亚鹿回头旅游区联营开发集团经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变更名称为三亚鹿回头旅游区联营开发总公司,1998年7月30日经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变更名称为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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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案件合同履行地;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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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案件合同履行地;
鹿回头公司应否将别墅房屋产权办理过户登记至岳阳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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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案件合同履行地;
原告诉称:原告拥有电视剧《贴身校花》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在搜狐视频(tv.sohu.com)网站及手机客户端上采取先向会员提供在线播放,然后定期定集向社会公众免费提供在线播放的商业模式,此电视剧系原告投入大量资金拍摄的网络大剧,于2016年6月上线播放,该剧一上线即掀起收视热潮,截止起诉时,该剧在搜狐视频上的点播量达到2.7亿次。被告系千影网站(iqying.com)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近期原告发现在该网站上被告未经许可擅自提供涉案影视剧的信息网络传播,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被告的上述提供涉案影视剧信息网络传播的行为已侵犯原告的著作权,请求法院依法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依法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提供侵权作品信息网络传播行为;2、被告在“iqying.com”网站首页,以及一家全国发行的报纸头版上连续发表公开声明三天,以消除影响,并承诺不再以相同和类似方式侵害原告合法权利;3、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以及为制止被告行为支出的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20万元;4、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1、原告权利主体资格不合法。根据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所有方应当进行版权登记才能证明其享有作品的著作权。原告只是借用片尾署名方式证明是权利人,没有相关书面证据佐证,且网页可以编辑,因此原告的片尾截屏不能有效证明原告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2、涉诉相关视频信息编辑是由搜索引擎自动抓取网络信息而生成,非被告编辑;被告在网页上屏蔽原告视频的词汇,属于被告的商业宣传,并非承诺,实际上是第三方平台实施的屏蔽原告广告行为,并非被告所为。被告没有实施著作权法关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所必须的提供内容的行为,涉案影视作品也没有存储在被告服务器上,且被告在开庭前,已将涉案作品链接予以删除,因此被告的行为未侵犯原告的著作权;被告仅向消费者提供了链接服务,虽然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但并非被告主观所能控制,原告应当向播放涉案影视作品方主张权利,而不应向仅提供链接服务的被告主张权利。经原告查询链接到的第三方平台未在相关管理部门备案,原告据此推断是被告设立的第三方平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鉴于第三方网站为非法经营,无法向第三方主张权利,转而向被告主张权利不合理,被告可以协助原告查找第三方网站,而不应替代第三方网站承担侵权责任;3、原告并无任何损失,原告视频网站会员制也无遭到任何破坏。被告作为提供搜索浏览器服务的网络服务者,也提供视频浏览之外的其他服务,原告所述被告会员数量情况不能直接证明与视频播放有关。综上,被告在原告起诉前已经将涉案链接删除,登录被告网址已无法进行搜索,且被告对涉案影视作品无过错,不存在明知而为之,被告免费为用户提供搜索服务,不构成侵权,原告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一、关于原告是否具有合法的涉案作品的诉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合法出版物等可以作为认定著作权归属的证据;著作权人可授权他人行使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内的相关著作权。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依法由制片者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项下的一项权利,可以经著作权人授权而取得。根据上述电视剧片头、片尾字幕显示的署名单位,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涉案作品的制片者是涉案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涉案作品《贴身校花》片尾截屏显示作品系原告金狐公司与上海丝芭影视有限公司、上海天涌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上海丝芭影视有限公司、上海天涌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该作品的联合投资方,与天津金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按照约定的比例就该作品共同享有著作权。2016年6月23日,上海丝芭影视有限公司、上海天涌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声明将该涉案作品之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新媒体权利(含转授权及维权权利)永久由天津金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占性享有。因此涉案作品的完整信息网络传播权归属于本案原告金狐公司。原告具有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诉讼主体资格。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依法受到保护,任何人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涉案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地点在线观看涉案作品的,均构成对金狐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原告有权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二、关于被告是否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1)关于topyour.com网站经营者未经许可链接涉案作品的行为是否侵权问题。第一,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人原告金狐公司及其授权的关联公司并未许可topyour.com网站经营者使用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第二,根据本案原告提交的《公证书》记载,相关影视剧作品在topyour.com网站均能正常播放,播放时所处的网址www.topyour.com明显可见,其后是实际的播放链接网址,内容均为灰色水印显示。而灰色水印部分显示的URL地址才是作品的真正播放源地址。URL(Uniform Resoure Locator)统一资源定位符,是互联网上标准资源的地址,互联网上每个文件都有唯一一个URL地址,它能指出文件的位置。一般视频地址由网页地址、相对地址和绝对地址三部分构成。通过网站观看影视作品,首先就需要打开或者通过链接进入播放影片所在的网页,这个“网页地址”会在浏览器中完整展示。相对地址也称Flash地址,其包含了播放控制程序,可以在影视作品页面加播图片、广告,设链网站在开发网页过程中,写入被链网页的此地址,即可在不离开设链网站自己网站的前提下嵌入被链网页播放页面,却没有被链网页播放页面以外的文字、图片、广告动画等内容。设链网站也可以自行编辑html地址,html 地址也是相对地址的一种形式,只是一般用一组复杂的数字代码形式存在。绝对地址也称视频文件地址,是储存视频文件的URL地址。由于视频成本高,视频文件一般被存储在外部无法公开检索的服务器中。在影视作品播放过程中,打开IE浏览器自带的“开发人员工具(F12)”,通过“网络”栏目下的“启动网络流量捕获”功能,可以获得该影片视频文件的大小、文件类型及文件来源地址(视频文件地址)等信息。一般来说,对于同一服务器上的文件,应该总是使用相对URL,只要每个文件的相对地址保持不变,链接就有效。通过点击搜索链接或其他网页链接,可以进入提供视频播放的网页,即通常说的链接。在开发网页过程中,编辑或者嵌入被链网页中flash地址的Html地址代码,即可以在不离开设链网站网页的情况下,播放来自被链网站的视频内容,此即深层链接(行业中称为嵌入第三方网站的视频或嵌套播放)。而通过破解视频网站的技术措施,伪造密钥获得视频文件地址(绝对地址),进而抓取视频网站内容服务器的视频文件,在自己软件界面内向用户提供播放或下载的行为,即是行业内称的聚合盗链行为。相对地址和绝对地址并不在浏览器中自然呈现。topyour.com网站对涉案作品的链接正是使用了上述深层链接或聚合盗链技术,在自己的网站上链接了涉案作品内容提供网站,播放涉案作品视频,去处原告广告,插入自己的广告。而被其链接的网址由于水印视觉上具有不易见性,即因嵌入水印导致视频的变化对观察者的视觉系统来讲应该是不易察觉的, www.topyour.com网络用户点击涉案影视作品的图标或搜索结果时,就可以在不离开www.topyour.com网络页面的情况下 进行涉案作品的正常播放,使得用户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涉案作品,使原告涉案作品内容直接为其所用。由于对被链涉案作品的展示、播放和下载表面上并未离开设链网页,同时此类链接也不以网络地址的原始形式出现,而仅突显使用了涉案作品名称、图标等文字或图形信息,使网络用户无从知晓信息背后是一个指向其他网站中媒体格式文件的链接,由此容易致使网络用户产生混淆,误认为被链作品来自设链网站并且该影视作品系www.topyour.com网站所有,这说明www.topyour.com网站未经许可,通过深层链接或内容聚合等技术使用户可以在不跳转或者不实质跳转到被链接网页的情况下获得了涉案作品内容。并实质替代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对涉案作品的控制。实质上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向公众提供了版权内容。第三,根据原告提供的(2017)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2055号《公证书》第154页,第02268号《公证书》第199页和200页显示www.topyour.com网站经营者通过技术手段非法去除原告在涉案作品上设置的广告,并在涉案作品播放前和播放中置换、插播自己的广告,给原告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综上所述www.topyour.com网站在客观上直接实施了未经许可链接了涉案作品内容提供网站,用被告的千影浏览器将涉案影视作品置于网络之中播放涉案作品视频,并在播放形式上实质性替代了涉案作品内容提供网站,使得网络用户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地点,观看、下载涉案影视作品,还在播放前和播放中,去处原告广告,插入自己的广告,明显主观存在故意。并且www.topyour.com网站未经ICP备案,亦未标注经营者备案信息,更说明其侵权行为主观恶意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内容的提供行为”的规定,应认定www.topyour.com网站经营者未经许可链接涉案作品的行为直接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关于被告千影公司是否侵权问题。首先,在(2017)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2055号公证书第24页公证的“千影影视大全”页面虽显示“搜狐视频”系被告合作伙伴,但原告对此予以否认,并当庭明确原告及原告授权的单位并未授权被告千影公司使用原告所有的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千影公司即未给原告支付合理的使用费用,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是合理使用涉案作品。其次,在(2017)京方正内经字第02268号《公证书》第119和第120页已经查明的事实中,进入被告千影公司经营的“千影影视大全”搜索涉案作品,进入 “so.iqying.com/s.php?q=贴身校花第一集”网址上,在播放涉案作品前,被告千影公司制作的页面上,屏蔽原告的广告,插入被告千影公司自己的广告。并且在此页面上,可见到涉案影视作品的剧照、导演、主演、编剧、剧情简介、海报等内容,说明被告千影公司对网站上的影视作品特意进行过选择、编辑、组织、整理、归类,使被告千影公司的网络用户不需要到原告许可的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合法使用者的播放平台,就可以对涉案作品的剧情、演员、地区类型等内容有所了解,以决定是否继续观看该作品。对决定继续观看的网络用户,被告千影公司提供的链接却不是普通的链接。被告认为其开发的“千影-影视大全”浏览器仅是搜索引擎,提供的是普通链接。但是根据原告提供的公证书,被告千影公司在“千影影视大全”中设有搜索功能的对话框,网络用户只要输入其想看的影视作品的名称,就能搜索到该影视作品的图标或者搜索结果,在千影浏览器中搜索栏目中查找公证书中的任何影视作品,无论选择何种播放源,都会自动跳转到www.topyour.com网站。如前所述该网站系未经ICP备案,亦未在网站上标注经营者等备案信息的情况下运营,并直接侵犯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网站。因此,被告提供的并不是一般的搜索引擎服务,而是定向链接服务。定向链接是基于链接对象的选择特定化而导致搜索结果链接的特定性的一种链接状态,定向链接技术是搜索链接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进行人工干预设定条件的链接,而并非针对全网的链接,这种链接实际上是按照预先设定的条件抓取页面从而导致搜索结果指向的特定化,定向链接体现了设链者自身的主观意图和对被链网站的选择。本案中,作为一对一定向链接的提供者,不同于“全网链接”或“开放式链接”,具有特定性和指向性的特点,被告千影公司应当知道www.topyour.com网站涉嫌侵权的可能性较大,被告千影公司作为专业经营网络业务的公司,开发专门搜索、链接影视作品的千影影视大全APP,应当且有能力注意到经常被链接网站及被链接内容的情况,但是根据原告提供的公证证据来看,被告千影公司显然没有尽到应该注意的事项,甚至是故意放纵www.topyour.com网站的侵权行为。最后,被告否认自己与www.topyour.com网站页面的有任何关系,但是根据原告提供的在(2017)京方正内经证字第02055号公证书第154页,在 www.topyour.com网站页面,屏幕中间是www.topyour.com网站动漫游戏广告,页面右侧中下部有二维码。其下方文字是“用千影或微信扫,在手机上继续观看”“没有安装千影最新客户端?点击安装”用手机微信扫该二维码,即进入千影浏览器页面,通过此页面可下载千影浏览器APP。而www.topyour.com网站却屏蔽了原告的广告。被告对此并没有进行合理解释。综上,被告千影公司开发了“千影影视大全”APP和“千影浏览器”。通过上述系统,对有影视娱乐等内容需求的其网络用户定向链接到www.topyour.com网站,在由www.topyour.com网站链接到内容提供网站,在www.topyour.com网页上不跳转或者不实质跳转到被链接网页的情况下播放涉案作品内容,已实质替代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对涉案作品的控制,实质上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向公众提供了版权内容。并且被告千影公司在引导网络用户转入www.topyour.com网站前制作插页,对涉案作品进行技术性选择、编辑、组织、整理、归类,并在插页中植入广告,获得利益。原告提交的公证书显示被告针对包括涉案作品在内的多部影视作品重复进行定向链接到www.topyour.com网站,而www.topyour.com网站也对被告千影公司的千影浏览器进行推广的广告,被告应知www.topyour.com网站重复侵权的事实。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被告千影公司在www.topyour.com网站侵权过程中实质性提供了帮助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他人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本院认为被告千影公司与案外人www.topyour.com网站的经营者分工合作,构成共同侵权。但是鉴于工业和信息部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中查找不到网络域名为topyour.com的网站信息,当事人均不能提供www.topyour.com网站经营信息,被告也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在www.topyour.com网站直接侵权行为中无过错。因此被告千影公司应当承担直接侵权责任。三、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提供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因被告千影公司在原告金狐公司提起诉讼后,已经删除了金狐公司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影视剧链接,金狐公司对此也无异议,故再判令千影公司停止侵权已无必要。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在其网站首页以及一家全国发行的报纸头版上连续发表公开声明三天,以消除影响。本院认为因原告金狐公司未举证证明被告千影公司的侵权行为给其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其此项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故本院对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以及制止被告行为支出合理费用共计20万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由于金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因被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或者千影公司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故应当适用法定赔偿原则。本院在酌定赔偿数额时,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涉案作品的类型、知名度、影响力、首播及上线日期、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千影公司的过错程度、经营规模;(2)金狐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3)网站给网络用户提供视频内容,是为了将更多用户吸引到自己的网站,一方面为自己带来流量,满足广告经营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希望大量用户访问自己的网页,为自己整个网络生态及产品链带来更多交易机会,比如收费会员、关联产品销售等,进而带动其他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销售。如果用户被截留,必然导致网站流量大量损失,广告收益无法得到实现,其他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更无从谈起。去除权利人广告无疑切断了正版视频行业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必然给正版公司造成损失。本案查明被告在侵权过程中植入较多广告,第三方网站不仅去除原告广告痕迹也明显,植入广告也较多,虽然当事人没有明确被告和第三方网站因此获利情况,但是本院将此情节作为酌定被告赔偿数额参考情节之一;(4)被告成立于2015年10月,到原告2017年2月公证前,仅一年多的时间,被告会员已经达到127万多人,这与被告提供的免费观影不无关系。虽然难以区分具体被告因本案涉案作品获利具体情况,但是此亦作为本院裁判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时的参考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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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权;定向链接;盗链;实质替代;
案件中第三方topyour.com没有合法注册备案。但根据公证书公证的内容显示,被告通过千影网站、“千影影视大全”APP和“千影浏览器”搜索引擎定向链接第三方topyour.com网站,由第三方topyour.com网站通过深层链接或内容聚合等技术使网络用户可以在不跳转或者不实质跳转到被链接网站的情况下获得涉案作品,已经实质性替代了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对涉案作品的控制,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向公众提供了版权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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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权;定向链接;盗链;实质替代;
原告是否具有合法的涉案作品的诉权;被告是否侵害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若侵权成立,被告的侵权方式是直接侵权还是间接侵权,被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能否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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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权;定向链接;盗链;实质替代;
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沽管理部为二原告办理案外人陶广红(已故)的公积金提取业务;2.判令二被告向二原告当面赔礼道歉;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案外人陶广红与原告刘强系夫妻关系,与刘晨璐系母女关系,其于2016年3月30日过世。后于2016年10月9日,二原告持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书到被告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沽管理部处办理陶广红公积金提取业务,被被告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沽管理部以需财产继承公证书为由而拒绝办理该项业务。二原告认为,在其持有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书的情况下,证实二原告系案外人陶广红的法定继承人,故应为二原告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被告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沽管理部的做法伤害了二原告的感情。为维护二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上请。 被告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辩称,第二被告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沽管理部系其排出部门,并非独立主体,非本案适格被告;另被告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系政府设立的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管理机构,其职能之一是负责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审批,因此原被告之间就住房公积金提取审批发生的争议并非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故原告应提起行政诉讼,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 被告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汉沽管理部辩称,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 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对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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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支取;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正确认识住房公积金的性质是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重要依据。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定向用于职工住房的基本需求和职工住房建设的融通资金。住房公积金系城镇职工自参加工作之日起至退休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这一段时间内,长期缴存的住房储金,具有保障居民住房需求的性质。其具有普遍性,覆盖城镇所有在职职工;强制性,用人单位和职工都必须按一定比例缴存;专用性,专门用于职工个人住房建设;政策性,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明显低于商业贷款等特点。住房公积金是否缴存、缴存比例,均非用人单位及职工个人意志体现,均需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进行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 由此可见,住房公积金虽属城镇职工个人所有,但取得及提取、使用的依据并非其与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协商决定,而系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因此二原告与被告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法律关系并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属民事诉讼管辖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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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支取;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是否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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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支取;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在来凤县高级中学从事园林绿化工作的职工于2011年9月15日去配电室合闸时,不慎摔下配电室井道致使左膝关节受伤。来凤县高级中学认为该职工的受伤虽发生在校内,但与其工作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且不是其本职工作,不服来凤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所做的工伤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与来凤县高级中学存在劳动关系(有法院生效的判决证实)。其受伤是为了单位的公共利益,且有单位医务室人员安排,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 来凤县高级中学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三人应学校医务室医生的请求帮忙去配电室合闸,是为了来凤县高级中学的利益,而并非私人原因或者其他目的,来凤县高级中学作为享受利益的用人单位应承担其社会责任。来凤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本案中第三人的受伤认为因工作原因造成的、其行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因此,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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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工作岗位;工作期间;适用情形;
为了单位的利益,而并非私人原因或者其他目的受伤,单位作为享受利益的用人单位应承担其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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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工作岗位;工作期间;适用情形;
非因本职工作但为单位利益工作而受伤的,是否应认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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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工作岗位;工作期间;适用情形;
广鑫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中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鉴定报告并未反映客观事实,且程序违法,导致判决错误。在一、二审程序中,广鑫公司一再提出异议,原审法院都不予同意重新鉴定的申请。1、鉴定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通知广鑫公司选择评估机构,未通知广鑫公司参加现场勘验,鉴定报告也未显示是根据随机方式确定的评估机构。2、鉴定内容存在错误,并未反映客观事实,包括:(1)对施工单位主体认定错误;(2)鉴定报告中《万福广场结算鉴定汇总表》第一项中“按合同建筑面积计算工程造价”中计算的建筑总面积与事实不符,实际总面积应为19576.99㎡而非鉴定报告中的19878.64㎡,由此多出了316129.2元的工程款;(3)鉴定报告中对于“误工”项目的计算依据错误,未依照市场价来计算,反而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签证计算得出878000元,该部分款项的计算多出了558000元;(4)鉴定报告中对于“其他事项”项目计算鉴定结果42100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在计算工程总造价时,不应计算该项目;(5)地下通道的工程造价,若按合同约定单价1048元/㎡计算,那么其面积应不包括无上盖物的室外道路面积,所以鉴定报告对地下通道的面积计算明显错误;(6)部分包含在原合同中(原施工图纸)的工程项目巴陵公司没有施工,而是由广鑫公司另行出资施工,该部分工程的造价在鉴定报告中未扣除;(7)鉴定报告中关于“消防工程”这一项,未附“人工、主要材料、机械汇总表”、“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等资料,申请再审人无法核实其客观真实性,且原施工图纸中是包括了大部份的消防工程项目,只是地下室与住宅通道部分的喷淋系统属图纸外的增加项目,所以原审鉴定报告中关于消防工程一项鉴定为345374.64元明显依据不足。(二)由广鑫公司于2011年10月31日向衡阳市南岳区建筑管理站代为缴纳的“万福广场商住楼安全文明费”482500元,在工程完工时,已由巴陵公司凭票向衡阳市南岳区建筑管理站退领了该笔款项,依规定该笔款项如由巴陵公司退领,应用以抵扣应付工程款。广鑫公司在原庭审时有提出,但原审判决未处理。综上所述,二审判决所依据的工程造价鉴定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客观事实,损害了广鑫公司的合法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巴陵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一审鉴定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在对本案工程进行鉴定评估时,多次通知对方到现场选择评估机构,但对方不到场,法院邮寄送达也拒收。评估机构提前通知其到场勘验,但其不配合且不到场。由于一审法院在通知广鑫公司后,其未到场,故采用了随机方式确定评估机构。(二)鉴定报告内容准确反应了本案客观事实。施工单位名称“湖南巴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存在错误,其是本项目的责任主体。鉴定报告中《万福广场结算鉴定汇总表》第一项中“按合同建筑面积计算工程造价”之所以以19878.64㎡进行认定,是因为前南岳测绘中心对本项目违规加层及物业用房和消防通道变更增加面积部分,所有进行实测的结果。鉴定报告对“误工”项目计算不存在错误,依据的是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是严格依据市场价格进行认定的。“其他费用”鉴定结果42100元属本项目所增加的工程措施费,审计时被称为其他事项。地下通道的面积计算不存在错误,因为地下通道只有一层,而且地下地质发生变化,是采用机械打桩处理,按实际施工发生的工程量计算。广鑫公司随便变更施工图及擅自加层和自行增加的工程量,并没有列入结算之中。“消防工程”是依法根据现场实际施工,现场核定审计,属于广鑫公司变更施工图而导致的费用。(三)“万福广场商住楼安全文明费”属于国家硬性规定的费用,任何人不得违规操作,是一项强制费用,不存在抵扣工程款的问题。综上所述,广鑫公司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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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二审;鉴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