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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 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
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他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
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
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的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
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 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胡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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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4:58:00 沙发4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
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
| 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
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
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
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 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的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投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
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 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投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
| 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
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
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
| 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
…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人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登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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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5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
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
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昕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
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
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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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的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
看着她走近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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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00:00 第 3 楼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
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
| 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建义，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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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
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
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
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
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唉了一声。
6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瞳嚎。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El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
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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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
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芨芨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建义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他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住进医务室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
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
| 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线，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
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
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人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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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问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芨芨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
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
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
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
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
| 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就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
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会你了，你就死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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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嘤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
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建义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7
|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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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疽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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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
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问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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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锨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簌簌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
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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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02:00 第 4 楼8
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她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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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千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董——建——义——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的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
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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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
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
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
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 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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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
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
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
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
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
| 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
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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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 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
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
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
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9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
| 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
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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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奠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
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
| 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自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搂。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
泉石小说书库(www.bookdns.com)每日更新(2005-8-4) 往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
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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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
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丁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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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12:00 第 5 楼#1 李玉霄：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发信站： 燕南社区 (http://bbs.yannan.cn)
|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
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 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杨显惠。
一 杨显惠其人
杨显惠操着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他显然还保留着西北人的古道热肠，虽然已经在天津东部的滨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记者要离开塘沽，他从家里急急忙忙提了两瓶甘肃产的白酒，硬要记者带上。
和记者在一起时，杨显惠很在意每天的中饭和晚饭，首先一定要由他做东，其次一定要喝上两杯，再聊上大半天，聊的当然是都是夹边沟。
酒酣耳热之际，58岁的杨显惠感慨，“好文章其实是老天爷给你安排好的，它们和你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这一年，他刚刚高中毕业，只有19岁，年轻的心中揣着的是一个作家梦。
他被分配到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友们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浑苍凉的戈壁风光、战天斗地的时代召唤使得年轻的杨显惠激情满怀，但是，一次不经意的闲谈让他发现了生活的严酷一面。
| 小宛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在1960年代，这样的闲谈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两语，杨显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
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内，有一个劳改农场，名叫夹边沟，三千名右派，大面积地死亡，死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死得很惨……
一下子，杨显惠牢牢记住了“夹边沟”。
40多年后，他在《告别夹边沟》的后记中写道，“右派们的叙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历久不息”。
但是，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无法求其详细。
从1965年到1981年，杨显惠一直呆在农建十一师，期间，他做过售货员，当过会计，读了工农兵大学，在农垦中学做了七年数学老师，开始了文学创作。
16年里，有关夹边沟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总是很隐秘地传来。对于杨显惠，它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1988年，杨显惠成为天津市作协专职作家，跟随爱人调到了天津，在塘沽深居简出，他的创作仍然以西北戈壁滩上16年的农场生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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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日显边缘化，中国的作家们整体进入一个调整期，有人沉寂了，有人转入商业化写作，还有人沉醉于描摩世俗生活，笃信文以载道的杨显惠也面临抉择。
这个时候，“夹边沟”从心底深处顽强地冒了出来。
杨显惠放弃了以建国后西北地区劳改农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计划，开始着手调查夹边沟事件，他要“真正搞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幺事情，即使没有名，没有利，我也认为值！”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40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
虽然杨显惠对夹边沟的来龙去脉已不陌生，但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让他震颤不已。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一次次生生地揭开伤疤，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
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
二 夹边沟农场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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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幺多人。
至于为什幺甘肃省要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是这样解释的：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 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2000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 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三 夹边沟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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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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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幺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它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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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 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它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幺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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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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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17:00 第 6 楼#2 陈家琪 ：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关于《夹边沟记事》的琐记
《夹边沟记事》很悲惨，悲惨到人不得不相信有地狱的地步，不得不相信就是在地狱里，人也无非这样过；一千多近两千右派分子就这样饿死了，无声无息，幸存者与街上走的任何一个人毫无二致，就是听他讲起过去的事，也仿佛是在听外国或一个不知什幺朝代的古老故事。残忍绝对是人的发明，那幺记忆呢？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呢？如果都是人的“文明”的发明，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并不具有普遍性，有些人强行使自己记住不忘，有些人却不尽然。看《上海女人》时，先是妻子哭，哭了一中午；我笑着说，不至于吧，神经也太脆弱了，我们这代人什幺没经过？我看时，拼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看过了《上海女人》，后面的就只剩下了叹息。叹息之余，我不由得不这样问自己：就这样洒一把眼泪就完了？且不谈作者的意图，难道从自己的这种记忆、这种感同身受的同情或敏感中就只能生长出眼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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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想，这样悲惨或比这更要悲惨的事不是每时每刻就发生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吗？那幺残忍也好，记忆、同情也好，与其说是人类发明了这些事，还不如说是发明了这些词；没有这些词来记述、描述这些事，我们其实无动于衷；就如没有杨显惠的这本书，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夹边沟这个地方一样。那幺，通过这样一些词来记述描述这样一些事，作者能达到他的目的，或者说，人所作出的反应就一定会如作者的所愿吗？当我这样想时，我真的犹豫了，甚至，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它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那幺到底为什幺要把这些陈年往事翻出来，翻出来又想怎幺样？后来把这本书推荐给一些人看，他们并不感兴趣，最多说一句“跟看恐怖片的感觉一样”；告诉他们“这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就非得怎幺样吗？说是想影响历史，避免灾难重演，纯粹是疯话，连自己都不信。但总有一点教育作用吧？“教育”也是个很荒唐的用语――马克思说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到底谁教育谁呀？
| 至于这本书可能起到的“反作用”，我却立即就想到了这幺两点：第一，看了这样的书，人更害怕了，觉得什幺都没有保住自己重要。有那幺多人无缘无故或仅仅因为多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成右派，最后饿死他乡，谁不怕呀？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死亡自然是最大的恶，或者理解为“恶”的唯一绝对的标准；那幺与此相反，保存生命也就是最大的或唯一绝对的“善”。与这一意义上的“善”、“恶”比较起来，出卖、乞求、争抢、偷窃、逃亡、撒谎等等人们在平时所厌恶、所不齿、不屑、不忍的“恶行”又算得了什幺？在夹边沟，人切身感受到的就是死亡，因为惧怕死亡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才渴望生命，而不是相反，因为活着而珍惜生命。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恐惧是正义及全部道德的根源，因为人会依靠自己受害的经验而走向理智。但这里的理智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出卖、乞求、偷窃等等。看看这本书，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把自己最高级的智能和才干都用在了这些平时完全不屑的勾当上，因为不这样就会落入最大的“恶”――死亡之中。这到底应理解为是人的聪明才智的浪费，还是理解为道德意识的泯灭？“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中午，右派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参观，并且大声地说：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见该书第141页）这实际上是在问：“看你们怕不怕？”它既是对人的聪明才智的浪费（何希金偷粮食可谓绞尽脑汁）的谴责，也是对他的道德意识的泯灭的谴责；在刘振宇看来，这正是要对右派分子进行改造的原因；而改造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他们“怕”，只有在“怕”中，人的聪明才智才能用到正道上，道德意识也才能高扬起来。“利维坦”就是一个让人“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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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了这样的书，人也可能变得更凶残、更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在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划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审判决定，哪个人枪毙，哪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划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第59页）
“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给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安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第63页）
|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蒋洪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蒋洪：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第128页）
诸如此类的“漫不经心”似的娓娓道来几乎比比皆是。
死亡在什幺情况下才可获得一种不同于死亡经验（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这种经验）的死亡意义？这经验当然只能来自“他人之死”。但“他人之死”难道真与我有什幺关系吗？如果这样的死每天都“数十人”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哪怕对死亡再敏感的人也会麻木起来，如果还不麻木，那就该用地委书记的话问问自己：“你尻子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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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两点绝非作者所愿、但又恰恰最有可能按照事物自身的莫名其妙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力量，我们还领教的少吗？）而导致这样一个结果相应的，就是人们在看了这本书后还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近两千名右派分子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或一天“数十人”地相继死去，既然“生”、“死”已成“善”、“恶”的绝对标准，既然人已变得毫无顾忌、冷酷无情，既然迟早是一死，为什幺还会如此逆来顺受地坐而待毙呢？逃跑者是有，但总是个别的，如果多一些人集体行动，食堂、粮仓、附近的农户，反正可找到粮食的地方有的是，到底是一个什幺样的“法网”才有如此的力量，使这些人着了魔似的如此“听话”地坐在那里等着饿死？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一群知识分子，一群真正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知识分子：“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第166页）看来把这些右派分子真搞错了，他们一脑子虔诚，即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就是把他们打成了“右派”，他们也仍然想着改造自己――谁又不需要改造呢？正因为这些人是如此的爱党、爱社会主义，才放弃了在上海、天津等地的优厚生活，才从国外纷纷回来，才自愿支持边疆，来到“西部”，才在五七年说了那幺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才宁肯饿死也不逃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坏”而落得如此下场，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好”才甘愿如此。就这种“好”“坏”的错位或颠倒而言，李祥年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李祥年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也就正是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才对完全被错判了的李祥年表现出一般人家不可能表现出的“大义灭亲”：在李祥年最挨饿的那些年，曾写信给家里要点炒面、钱，可家里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有给他；他逃跑回去，是母亲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他送回夹边沟的；他就业后要结婚了，求姐姐支持一下，“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附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实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第182页）正是“文化人”的“文化”、“知识分子”的“知识”，才使得这些人的家庭有了如此高的觉悟，使得这些家庭培养出来的人能如此虔诚地等待着“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的一天。也说明正是“右派们”平时所受的教育而不是日后对他们的改造，才是真正约束他们、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呆在夹边沟的“精神法网”。那位曾目睹了“上海女人”的全过程的李文汉在平反后“又写了几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而且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那种感激、兴奋、自豪的心情几乎溢于言表。几乎每个获得平反的“右派分子”都是这样：自己本来就一脸虔诚，现在终于盼来了伯乐。李祥年对俞淑敏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第185页）面对这样的一些人和事，我们除了感动还能怎样？感动，为这些在眼前晃来晃去的人的苦难与虔诚而感动。可这到底都是些什幺样的人呢？我们该如何描述、如何评价我们自己的形象？责难、怜悯、愤怒、谴责，显然都不对。我们真的找不着表达的词语，真的，而不是出于忌讳或害怕。有某种比忌讳与害怕更为有力的东西在无形中制约着我们，就是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只好长长地叹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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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寻找思想的生长点？
仅仅一个68年的五月事件，按照摩林（Edgar Morin ）的说法，就对法国几十年的社会状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第一，它侵蚀了整个社会的地基，西方理性化社会的两根主要支柱秩序与进步不再是不可置疑的起点；第二，知识分子不再徘徊在顺从与反叛、习性与不安之际，而是逐渐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工作、自然、死亡、性或异性，“这种对存在的新渴望，突出地表现在‘欲望’这个字广泛地被使用上。媒体不再美化现实，开始真正面对问题。曾经提供现成幸福药方的杂志，也出现了有关老年、疾病、孤独、夫妻间的困扰、人际间的障碍等问题的探讨”（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一书的“中文版序”）而为哲学界所熟知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蔚为流行起来的。
在我们这里，何止发生过一个月的“大事件”？
我又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一段话：“你的词语被剥夺了力量，你被打成了碎片，自行作为一道惨淡的影子而消失了。你将被允许与一幅画结合，这时，一个深刻的寓意就会帮助你掌握那被隐藏的（东西）。”（中译本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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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真的只有在与一幅画的结合中才能领会那被隐藏的东西。这幅画，就是作者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中所选入的最后一篇小说《黑戈壁》：
“他画的是黄昏的戈壁。画面分两大块，五分之二画着戈壁，其余是天空。他用蓝、绿、褐色画戈壁，颜料堆得很重，近看一堆一堆杂乱无章，远看却是黑压压、乌沉沉、庄严、浑厚。他给戈壁上堆积了大块大块的红色，这又使戈壁显出了骚动与不安，像是有一种巨大的力――大概是岩浆吧――供着戈壁，戈壁变得像集聚的乌云，像沸腾的大海。”
让我们长出一口气，在审美似的悲切、期待与满足中回味三十多年前发生在夹边沟的往事吧，尽管我们依旧怀疑再骚动不安的戈壁，是否也能生长出思想的大树。当然，芨芨草和胡杨林是有的，我在戈壁滩上也见过。
| 作者附记：此文写于２００２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反正书一出版，我就收到了一本，而且希望我能写点什幺。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寄给一家刊物，大约是因为这本书当时看来有什幺问题，所以评论也就没有发。于是就这样放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书名变成了《告别夹边沟》（我还没有看到），而且有了新的评论，于是就再次想到此类“记事”能否或如何才能生长出“思想”的问题。因为这也是一个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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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23:00 第 7 楼走进夹边沟
杨显惠
1
8 月初，正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天仓高级农业合作社下乡的金塔县团委书记祁钥泉接到县委通知，立即回县上开会，行李带回去。这个季节回县上开会祁钥泉觉得意外。他是七月初带着一个三人的县委工作组来到天仓的。这是第二次了——从去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夏收前夕，县委县人委（五十年代。县政府称为县人民委员会。）要组织庞大的工作组分赴各乡，督促各乡做好夏收、交公粮和统购粮的工作。
上级下达的统购粮任务很重，县委原定工作组要到九十月打碾罢了才回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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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县上他才知道。要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祁钥泉是很爱读书读报的，他知道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早就搞大鸣大放了，人民日报刊载了很多大鸣大放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重要社论，说有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际向党发起进攻，党对右派进攻的反击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金塔县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是在新近落成的宝水堂进行的，全县乡以上干部参加，全体教师和文化工作者参加，县委书记陆为公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开会，叫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
县团委的干部和文教系统的干部教师们分在一个组里。这是最大的一个组，有二百人。
| 祁钥泉是敦煌县人，1949年秋季，在酒泉县河西中学读高三。酒泉解放了，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理想的祁钥泉立即到军管会报名，要求参军。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干部，军管会便把他送到新成立的酒泉地区干部培训学校学习三个月，然后分到临泽县当了青年干事。1952年初又到沙河镇团区工委当书记，同年又人地区青年干部学校培训几个月，回县后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同年入党。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学习又刻苦——他每天都在读书，喜爱文学，又努力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几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省团校、省党校两年的学习之后，组织又任命他为金塔县团委书记。
由于这样的成长道路，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红孩子，本质就是革命的，所以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给党提意见的思想。
文教系统的大鸣大放冷冷清清，连着两天都没人提意见。
第三天，县委书记陆为公参加了文教系统的会议。由于会议规模较小，陆为公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帮助党整风的意义。要求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他说，给党提不提意见，作为党员干部来说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对非党员干部来说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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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钥泉是非常崇拜陆为公的。陆为公是革命老区庆阳县人，出身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但却早早参加了革命，当过我党领导的陇东中学的校长，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庆阳县委书记，解放后第一任的定西地区专员，省交通厅副厅长，后调省委办公厅做秘书长。他是1956年9 月下放到基层来锻炼的，兼职金塔县委书记。
金塔县县委书记秦高阳是陕北人，也是老革命，上级并没有免他的职务。于是金塔县出现了两个县委书记的奇特现象，两名县委书记主持着县委工作。
祁钥泉崇拜陆为公还因为陆为公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讲话有水平，文章写得好。陆为公作报告从不叫秘书为他写稿，而是自己写个提纲，上台就讲，头头是道，逻辑严密。为人谦和，做事稳妥。他来金塔县工作之后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疾苦，改变了从前的县委领导粗暴的工作作风，并纠正了一些原县委的错误决定，因此很受农民和各级领导的拥护。是他主张修建金塔县第一座大礼堂的，他说金塔县的干部没有个开大会的地方。
礼堂建成后他提议叫做宝水堂。他说水在金塔县是最宝贵的，是命根子。
| 陆为公也很赏识祁钥泉。这年初县委把向上级汇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总结报告交祁钥泉起草。祁钥泉因工作忙拖着没写，临到审查前的这天夜里突击而成，一夜写了三十二张稿纸。转天早晨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念了一遍，陆为公连声称赞写得好，这个总结写得好，我没意见。
我看就这样往上报吧。接着他还说，总结报告是很难写的。县委书记秦高阳也随声附和，报吧，就这样报上去吧。会上还讨论了宣传部的《宣传工作汇报》和学生部的《学生工作汇报》，却都未获通过。后来《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报告》打印成文报到地委去了。秦书记去地委开会，回来后握着祁钥泉的手说，地委书记夸我们的报告写得好。
祁钥泉兼任着县上的理论学习指导教师，经常给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做理论学习的辅导报告。陆为公去听了他讲课，事后对人讲，这个祁钥泉厉害嘛，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讲得很理论，水平高。我看呀，金塔县的干部，理论上没有超过祁钥泉的。
因为赏识，陆为公在县委常委会上提议，向上级组织部门建议提拔祁钥泉当副县长。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两个月前偷偷告诉祁钥泉：给省委组织部的报告批下来了，叫你当副县长。陆书记说了，等整风运动结束后就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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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陆为公在文教系统的干部会上讲话的第二天，祁钥泉决定响应陆为公的号召，带头发言。他说，今天我发个言，给县委秦书记提些意见。
我的第一条意见是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党在金塔县最高领导人，应该注意一下个人的生活作风，行为要检点一些。现在金塔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这句顺口溜还有个版本：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身后跟着两个大姑娘。这第二个版本的意思是说下一次乡，糟蹋一个大姑娘不行，还要糟蹋两个大姑娘。
这是大鸣大放的会，是文教系统的干部大会，祁钥泉是很严肃的口气说这些话的，但会场上仍然爆发出了一阵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有点压抑的哄笑声。许多人捂着嘴笑。不等笑声落地，祁钥泉依旧严肃的口气说，大家严肃一点。我为啥要提这个意见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作风问题！你秦书记是共产党的干部呀，你是代表着共产党在金塔县工作的，你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
| 三座大山推翻了，共产党坐江山了，你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下乡的时候要搞女人，还要搞两个。你的这种行为和旧社会的恶霸有啥两样？说实在的，国民党的县长下乡还很少听说搞女人的。下边我谈谈第二条意见，关于统购粮过头问题。我今年上半年在双城乡下乡，看见那里的农民脸带菜色，问啥原因，说是去年的统购粮购得过头了，老百姓没吃的，返销粮又跟不上，老百姓挖着吃野菜……我希望县委领导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合理收购统购粮……
祁钥泉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散会后还把这七条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院里。
他不提意见则罢，一提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县委有个管福利的干部，每个月给秦书记发一份救济补助款，秦书记把他提了个组织部副部长，这人便趾高气扬，并且每个月给秦书记送一份钱。祁钥泉就这人写了一份大字报：《赵春发不为国不为民，拿着福利费向上爬》。在金塔县北边的沙漠里营造防风林带，树总也栽不活，他写份大字报：《光栽树不浇水，春天栽树冬天烧柴》……他还写了一封给县委的公开信，交给了陆为公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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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信里，他给县委提出十条建议：1.要坚决反对三大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2.搞好统购统销工作，既要给国家多交公购粮，也要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叫农民吃饱肚子；3.对党员要进行深入的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贪图享受的；4.县人委有些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应安排他们去干其他工作；5.应该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而不是搞独裁……由于他的带动，机关的干部们都开始提意见、写大字报，大鸣大放还真热闹起来。但是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十几天，祁钥泉和其他人提意见的热情突然就冷却下来。原因是他们逐渐发现了，每次开会提意见之后，记录稿被专人封存起来，发言人想查看一下记得正确与否都不允许。还发现有几个人每天在院子里抄录大字报。
人们不再提意见了。有些人把自己贴在机关大院的大字报扯掉了。
| 祁钥泉也觉得情况不妙。他听人说，那几天抄大字报的人是秦高阳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贴出去的十几张大字报扯下来烧掉了。就这，他的心中还是惴惴不安，觉得要出什么事。他跑去找陆为公，说，陆书记，你把那封信给我吧。陆为公说那封信我交给秦书记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门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他了？陆为公说怎么了，信交给秦书记不对吗？你那是给县委的公开信呀。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忙说，交给就交给吧。只是我觉得形势有点不好，像是要出啥事。他想从陆为公这里得到些什么情况和消息，可是陆为公什么也没说。陆为公的脸上仅呈现出公事公办的沉稳神情。
从陆为公办公室出来，他的心里已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点恐惧，脊背上凉飕飕的。他不明白，原先对他很热情的陆书记为啥今天这样冷淡？还有，陆书记的脸上为什么那样忧虑，精神状态也不好……2
过了两天，他就去找秦书记了，说，秦书记，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敦煌县去。他当时预感要出啥事，决定要求调走。
秦书记冷冰冰地说，现在搞运动，你哪里都不能去。想调动等运动结束之后再说。
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文克栓部长不是调走了吗？我怎么不能调？
你和文克栓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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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一怔，又问，我和他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你还问我吗？你心里不清楚吗？
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大着胆子说，我不清楚，你给我说一下。
说一下！好，我就说一下。你呀，祁钥泉，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24岁。
我看你不像24岁。你年轻轻的，就把一辈子的事都做净了！
祁钥泉心里一阵阵发冷。秦高阳又说，你呀。在金塔县已经登峰造极了，你就差提刀杀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过了五六天，开始反击右派……
二十年以后，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祁钥泉落实政策。销毁反右当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干部问过祁钥泉：老祁，我问你，当年县上叫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城市里早就反击右派了，你怎么还提意见呀？这不是手里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当时脑子里怎么想的？
祁钥泉回答，是呀，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总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的确太信任陆为公了：认为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关起门来打狗……
|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
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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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的对，你写的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
| 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 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
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
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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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宝水堂。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他说，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宣布逮捕令。
赵正方是农民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过村长，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后升为公安局副局长。公安局没有正局长，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接着赵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声捆起来，就由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捆起来。后来赵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钥泉站出来！
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祁钥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所以他不等赵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边去了，而且走到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赵正方读完逮捕令喊了一声捆起来，两个公安战士拿麻绳走了过来，伸手要抓祁钥泉的胳膊，但祁钥泉大喊了一声：后站！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祁钥泉大声说，赵书记，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今天你们逮捕我，我要问一句，我犯什么法了？
赵书记说，你还没有犯法吗？
共产党叫提意见，我提意见了，提意见犯法吗？那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犯法不犯法？
| 赵书记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无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
会场沉寂了约一分钟之久，有几个积极分子喊捆起来，捆起来，太嚣张了！
那两个战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他没有反抗，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士，但那是无意义的，会有四个八个战士来捆他的。但是，他不断地喊，提意见犯法吗？提意见犯法吗？
赵正方继续宣布逮捕令。这天总共逮捕了二十六个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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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26:00 第 8 楼3
全抓起来之后就把他们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从捆起来到走进拘留所的监室，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警察解开绳子，他的胳膊就已经僵硬，骨头、肩胛缝都痛。手和胳膊都肿起来了。但他投有呻吟，没有喊叫。
他读过长篇小说《牛虻》，很喜欢主人公亚瑟的坚强。这时他在心里说，我就是亚瑟。
监室里有个犯人很有经验，说尿能消肿，叫他把手杵在尿桶里。他很听话地杵了进去，忍受着令人恶心的骚味。
傍晚，食堂的大师傅送来了饭，喊，吃饭了。他没打饭，他不想吃饭。他在心里说，我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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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过饭之后，来了个铁匠，给他匝上了脚镣。十八斤重的铁匠打造的脚镣。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没吃饭。他连着三天没吃饭。但是第四天的早晨，他开始吃饭了。他饿极了，身体开始衰弱。他想，三天绝食也没人理会，是不是想着叫我饿死？他想，我不能死，死了就没法讲理了，公安局打个报告说祁钥泉自绝于革命不就交待了吗！
也就是这天上午，吃过了早饭，他被带到了公安局的预审室，一个叫万盛祥的预审股长审讯他，这话你说过没有，那话你说过没有？
审讯进行了八天。第八天黄昏的时候，万盛祥问他：你有啥话要说吗？他回答：你的审问结束了吗？那我提几个问题。我问你，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代表不代表党中央？
万盛祥说代表党中央。
他又接着问，你说代表党中央，那好，那我问你，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得清清楚楚，对于右派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反党？
万盛祥不说话，他又说：人民日报还说，对一个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个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十六岁参加革命，我的家庭是五辈子的贫下中农，这三个根源我占了哪个根源，你们把我定成右派？
万盛祥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只是气哼哼地说，你说吧，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
| 带下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公安战士就把他拉了出去，送回监室。
第二天早晨，监所的房门打开了，进来两个拿手铐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往后一窝，来了个背铐。也是铁匠打造的土铐子。
祁钥泉一直带着脚镣的。脚镣虽重但能睡觉，能吃饭。一戴上背铐，啥都干不成了：没法吃饭，没法解手。只能由一起进来的右派帮忙了。他们给他喂饭，喂水；解手时为他解皮带系皮带。最别扭的是睡觉：戴着背铐躺着睡不行侧着睡也不行，只能倚着墙坐着，坐到天亮，再坐到天黑。
四天后，同监号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喊来看守报告；那看守去向领导汇报，才来人把铐子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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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塔县的气温很低，人们冬季穿毡靴。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毡靴，因为戴着脚镣，阻挡了毡靴。好在看守是个崇拜祁钥泉的人。祁钥泉多次给公安局讲过马列理论。祁钥泉对他说你给我女人说一下，要一双棉鞋。看守不敢到他家去，也不敢去单位见他妻子，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界线，同情阶级敌人。看守在街上站着等，等他妻子下班走过来，跟在后边走，说，老祁要一双棉鞋，老祁要一双棉鞋。女人第二天就送来了棉鞋，但他的脚已经冻肿了，穿不进去。女人说明天买一双大点的送来。祁钥泉说女人：再来叫保姆来，你不要来。不要受牵连说你划不清界线。但是过了两天，女人还是亲自送来一双棉鞋。女人说，买不到你要的号码，是请人做的。冻脚的问题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没人管他了。原因是和他一起逮捕的学生部部长刘金元出事了。刘金元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他进了拘留所之后一直精神不好，就在祁钥泉带上背铐的那天夜里，用一片刮胡须的刀片抹脖子，被人发现抢下了刀片。这事被监室看守知道了汇报上去，公安局领导便决定先审他。时间不长，县法院就给他判了刑，送去玉门镇的饮马劳改农场改造。
| 刘金元送走之后，检察院开始审讯祁钥泉……接下来就又是法院审讯。法院的第一次审讯是在审讯庭公开讲行的。审讯庭不大，只有几十个人的旁听席。这天早晨八点钟，警察就把他带进了审讯庭。旁听席上坐满了积极分子。审判长还投来。
靠墙处生了个铁桶做的炉子，火很旺，他便把被告席上的凳子拿到炉子旁坐下烤火。
有个人喊，坐中间！他说冷，没有动弹。后来审判长审判员之类的进来了七个人，坐在审判席上，叫他坐中间，他依然不愿动弹。一个警察拉起他来，把凳子挪到中间，他才坐过去了。
开庭了，审判员问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吗？你不认得我吗？他不是有意这样的，他只是脱口而出而已，旁听席上竟然一片笑声。审判长和审判员都笑了，急忙捂住了嘴。后来，审判员拍了一下惊堂木——祁钥泉很久之后都在想公开审讯的场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法庭哪来的惊堂木——厉声说，严肃些！等笑声结束，审判员接着问什么职业，原籍哪里，接着就提问题，祁钥泉回答问题。七个人轮流问，因为祁钥泉抱的态度是有就有，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问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审判长说，这么说你就没罪了？他说我当然没罪！我有什么罪？提意见犯啥罪？毛主席说的话嘛，言者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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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昕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错了吗？审判长无言以对，略一愣怔说，休庭。
以后再也没搞过公开审讯，都是秘密审讯，在一间没旁听席的房子里。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警察把他和另外五个右派叫到了公开审讯过他的审讯庭，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祁钥泉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抗拒交待，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这次宣判，没有旁听者。宣判以后带回拘留所，跟过来的法院书记员问，你还上诉不上诉？他大声回答，为什么不上诉？给我纸。
这天晚上，狱友举着煤油灯，他趴在枕头上写了三页的上诉状。他在上诉状上写道：抓我时说我是右派，现在成了反革命，判六年刑。我怎么反对革命了，杀人还是纵火了，还是喊反动口号了！
翌日晨起床开饭，正喝着汤，来了一辆卡车，叫他们六个人上车。他把上诉状交给法院来的干部正要上车，女人抱着孩子来看他了。女人说，领导通知她了，叫她到双城乡的学校当老师去。泪水立刻涌上了祁钥泉的眼睛，说，我连累你了。女人说，把眼泪擦掉，哪有男子汉流眼泪的。说着，女人拿出一沓子钱来：这是家里的全部存款，二百八十元，你拿上。他只拿了八十元，把其余的塞在女人怀里说，你还要抚养孩子！
| 这天下午，汽车把他们拉到了玉门镇。在一家饭馆一个人吃了一碗炒面条。后来再走，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窝子里蹦蹦跳跳地行驶了两个钟头，停在一片荒滩上，说是饮马三场。
饮马三场是新建的劳改农场。犯人都住帐篷，一个帐篷二十四个人。帐篷外边拉着铁丝网。铁丝网外是土坯盖成的大队部。三场正在修引水的大干渠，每天由公安部队押着从铁丝网的简易大门出去，走三公里到达工地，挖土方。祁钥泉劳动不惜气力，原因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从反击右派批斗会开始，多次审讯。他就没服输过，不承认自己反党。判了六年劳改，他认为这是县委错上加错，会很快上诉成功的。劳改队也是欺生的，从他到达饮马三场的第二天开始，有几个劳改犯就想挤他的油：无缘无故地骂他，有时还推一把捣一拳，看他如何反应。对此他坚决反击。
那是一天上午，到了工地挖一段新渠，刚一挖土，下风头干活的一个人就骂他：你驴日下的这么干法吗？他说怎么了？那人说，你故意往我身上扬土！他立即就发火了，你是驴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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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着这么大的风，哪有不沾土的？你看，我的身上比你的土还多！那人说，你骂我！他逼近那人说，骂了，我就骂了！你不先骂我我能骂你吗！嫌土大呀？嫌土大回家睡着去。去呀，睡去呀。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言声了。
就是有个问题搞得他很苦恼，到饮马三场后天天夜里做恶梦。第十二天的夜里，他梦见自己还在金塔县的拘留所里，法院叫去宣判，判了个死刑。汽车拉到刑场枪毙，枪一响，一颗子弹打在头上，訇的一声响头炸开了。他惊醒了，出了一身汗，湿淋淋的，心跳得咚咚的。早晨起床吃饭下工地，他都闷闷不乐，情绪非常低落。
中午在工地休息，他躺在土堆后边吸烟，一下子睡着了，烟头掉在棉衣上把前襟胸脯部位烧着了。一个劳改犯看见了，把喝的水泼在他胸前。把他惊醒了。从夜晚到白天总遇不吉利的事，他的情绪更坏了，但是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管教干部表扬了他，说他劳动积极，并宣布他当组长，领导这个组的二十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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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工回到帐篷，正要集合吃饭，听见外边有人喊，祁钥泉！
祁钥泉在哪里住！他的心猛地一跳，跑出帐篷看，回答，我在这里。
找他的像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对他说，把行李拿出来！跟我走！
| 他急忙进了帐篷，把被褥捆好，背上。那人领着他出铁丝网到了大队部，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一眼看见了金塔县法院院长董有才，迎上去就抓住了董有才的手，一边摇一边说，你来了吗？
你来了吗？
董有才站着说，我到饮马找你三天了，今天才找到你。不知道你在饮马哪个场。
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58118 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
董有才说，算了吧，算了吧。事情过去就算了。
夏季昼长夜短，这时候天还很亮，他们决定当天就走，农场派个车把他们送到玉门镇。第二天就回到了金塔县。祁钥泉要回家，董有才却把他带到公安局，又交给了拘留所。他不得其解，问，不是无罪释放吗，为什么还要关我？董有才回答：你的反革命问题没有了，右派还是右派。你先在这里等几天吧，很快就会给你答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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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钥泉在拘留所一押就是一个多月，每天到公安局的小农场拉犁、锄草。一直到天气已经很热的一天，县委通讯员来找他，叫他背上行李到县委去。在县委大院，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他宣布：定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接着通讯员就领着他去了县汽车站，上了一辆大卡车。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税务局局长魏得荣和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
在车上祁钥泉没说话。车到酒泉县境内，停在萧家村庄——那是公路边的一个村庄，有两户人家——通讯员找农民去雇牛车，三个人坐在白杨树下休息，祁钥泉对赵正方说：哎，赵局长，你怎么也来了？
赵正方一脸晦气，说，唉，说不成，说不成。
祁钥泉说，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了？
赵正方说，老祁，这事你不要怪我。你的事都是秦书记一手操纵的……
他说，你说细一点。
赵正方说，匝脚镣是秦书记叫匝的，戴手铐是我作主的。把你抓起来的第几天我记不起来了，是傍晚，秦书记电话问我，祁钥泉拿下没有？我说没有，还是那样。
他就说再匝上一副脚镣。
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没这先例。秦书记又说，匝给，违的个啥法！
| 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赶紧开了个会。
研究秦书记的指示，最后决定还是不能再匝脚镣，给你再戴一副手铐吧。这事你千万不要怪我。抓你也是他批示的，就连逮捕令都是他叫秘书写好叫我宣读的。
还有，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从饮马回来，他不叫放你，把你还押在拘留所。
他叫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给上级打报告。他说，再报，再往上报，判不了刑就再打报告，给最重的行政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是地委批了个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听赵正方说完，祁钥泉很久没说话，后来才问，你犯了啥罪嘛？
赵正方叹息着说，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秦书记不是爱嫖风吗？公安局收到二十几封告他的信。他把人家的媳妇和丫头目弄了，人家告他。我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秦书记，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人告得不行了，领导同志乱搞女人。这事影响不好。
你在会上讲一下，叫领导们注意一下。我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再不要嫖风了。他却问告的谁。我说告谁并不重要，叫大家都注意。他一下就发火了，说，老子嫖个风，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他对我就有成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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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他整我，还有一个原因：他认为我跟张县长跑，我和张县长共同反对他了。你知道的嘛，张县长对他有看法，在有些事情上和他意见不统一。去年入冬的时候，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秦书记讲，按亩产六百斤往上报。张县长不同意，说，我听到农民的反映，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公粮上得多，统购粮也卖得多，农民吃的不够。我的意见亩产报三百六十斤就可以了。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我是外地来的，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可能了解得不准确。你们是本地人，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嘛，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产不出六百斤来嘛。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他点了我的名，我就不能不说，也不能胡吹个六百斤。我就说张县长说的三百六就差不多。秦书记瞪了我一眼，又问其他人：你们说，报多少好？
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当时秦书记就火了，说声散会就离开了会议室。
| 不久，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秦书记就开会去了。开会前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会开了，决定还是报三百六。秦书记回来后就不高兴，说保守，右倾。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我和杨崇山拖到四月也整倒了，还有宣传部长吴培周。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祁钥泉不知道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很是惊讶，说，张县长哩？张县长现在做啥了？
赵正方回答：半个月前，就送到夹边沟劳教去了。
祁钥泉惊呆了。张县长叫张和祥，这是个从庆阳老区来的老革命，待人和气，工作作风踏实，下乡的时候总愿意住在农业社的牛棚里，和饲养员拉家常。他来金塔县上任，带着老家的小脚女人。祁钥泉很敬重他。
你知道陆书记怎么倒台的吗？这时赵正方说。
他说我哪里知道呀！元月份就把我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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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正方说。就是一月份呀。党代会不是开到一月份了吗？党代会上，陕北来的省上的领导，把庆阳来的孙、陈、杨整成反党集团了，把陆书记也捎上了。秦书记在党代会上发言批判了孙、陈、杨，说陆书记是孙、陈、杨的死党，是金塔县右派的总后台，右派分子叫他陆青天。他还专门提到了您，说你就是在陆书记的支持下向党发动进攻的。他一回到金塔，就决定逮捕你，把你定成反革命。
赵正方知道的还真多，祁钥泉想再问几个问题，通讯员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个农民，赶着辆牛车。他朝他们说，上，都上车，先把铺盖放上去。
几个人上了牛车。这是河西走廊特有的大轱辘车，轱辘和人一样高。他们坐着车涉过了北大河。牛车在长城乡的土路上走了两三里，又过了一条叫做清水河的。
他们看见一道矮矮的沙梁子，沙粱子跟前竖着个木头牌子。上边一溜黑色的仿宋体大字：国营夹边沟农场。
祁钥泉的心突突地猛烈跳动了起来……他想这里会是什么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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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32:00 第 9 楼驿站长
杨显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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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在省交通厅工作过的老人都记得，交通厅有过一个“三。二六”事件。
| 那是1958年的3 月26日，省交通厅和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的干部被集中到交通厅的大礼堂开会。你知道不知道，五十年代的交通厅就在中山林，现在的省歌剧团那儿。那一天，一下子抓了四十八个人，都是科以上的干部。那天进交通厅的时候。
我根本没想到会抓我的，因为我是省交通厅直属的甘肃省第一汽车修理厂的检验科科长，大鸣大放期间带着一帮交通大学的学生搞实习，我就没参加大鸣大放。开会的头天晚上，厂长还召集我们科的人开会，研究如何降低修车成本，提高修车质量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抓我的什么预兆。所以那天进了交通厅，看见几个警察守住了门，只许进不许出，房顶上也有警察爬着，压着机枪，只是心里暗暗吃惊，觉得出什么事了，可万万没想到要抓我。
那天的大会是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平主持的。他宣布了48个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前边的20个人，宣布一个铐一个，带出去。第21个是杨子恒，省交通厅厅长，省民盟的主委，宣布他是极右分子。杨子恒把手举起来了，但没带手铐。
从他开始，后边的28个人都没带手铐，宣布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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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恒没去夹边沟，人家是上层人士，可以自谋职业，可以开除公职在家待着，可我们其他人就不行了，全都押送到了夹边沟。我是最后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我是定的历史反革命，我上学时加入过国民党。
前边戴手铐的20个人都判刑了。
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身旁坐着几个大学生，有两个哭起来了，有一个问我，怎么办？我没说话，把自己戴的罗马表摘了下来，叫他送到我家去。
到了夹边沟，我在农业队劳动了十几天，就被调到副业队去了。我是汽车修理厂的工程师，到夹边沟农场几天，农场的司机就知道了，就跟场领导说，王新修是大厂来的修理汽车的行家，就把我调到副业队了，专门修汽车。夹边沟农场里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英国造的大卡车司蒂贝克，另一辆是美国造的大道奇。投车修的时候就修农业机械，缝纫机和自行车。夹边沟农场原先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转移走时留下了十几辆自行车。那都是好自行车，三枪牌的，还有蓝翎。
| 在夹边沟农场，相比较而言，我是没受什么罪的：修汽车和农业机械是技术活，不是很累，再说刚去时吃45斤口粮，也能吃饱。可是，交通厅去的其他人可就受苦了。交通厅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业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岁数大，原先就体质弱，手无缚鸡之力，叫他们在基建队和农业队劳动，挖大渠、开荒、平田整地抬土，累得受不了，粮食也不够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这些人里，岁数最大的是王玉峰，那年他整六十岁。
我认识王玉峰很早了。我是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从重庆工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工学院——毕业的，学的汽车修理和维护专业。那时候没有毕业分配这一说，只有招聘和应聘之说。当时国民党也在开发大西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正在重庆招聘技术人员，我就报名了，录用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属下有八九个运输大队，我分在三大队。三大队的驻地在酒泉县。于是我一下子从重庆到了酒泉县，在三大队当技术员，修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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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修理工作是很辛苦的，全队一百八十辆汽车，哪儿都去。于是我经常跟车去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去哈密……有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捎个信打个电话来，我就要带着修理工开上汽车或搭着便车赶过去修车。
|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在甘新边界星星峡设有一个站。我看到过许多人写的回忆录中说，抗战时经过柳园转运站去新疆去苏联或通过柳园转运站进入甘肃。不对，柳园那时什么都没有，站是设在星星峡的。它也不叫转运站，它的名字就叫西北运输管理局星星峡站。柳园到星星峡还有六十公里。对于这个问题，《红旗飘飘》一书中有一篇《悲壮的历程》写得对，说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红军几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领下从河西走廊突围到了星星峡，新疆军阀盛世才派来十几辆大卡车，从星星峡把他们接到了新疆。为什么盛世才派的汽车从星星峡接西路军将士呢，就因为星星峡那时是甘肃最西边的一个统制局的站。这个站不大，站长、站员加上招待所服务员共计不过三四十人，但是这个站很重要，苏联援华的战争物资汽车、汽‘油，装在箱子里尚未组装的飞机，枪炮子弹，都是由苏联的司机开车直接运到这里，交接和卸货，再由我国的司机开着他们开来的汽车或者用我们的汽车把货物运往内地，运往抗日前线。那些苏联来的司机坐汽车去哈密，乘飞机返回苏联。这个站既是转运站，又是汽车站，还是个驿站。从新疆来的旅客乘长途车到了这儿要换甘肃的客车，要重新买票，要在这儿住宿；民间的商用汽车从哈密驶来，必须在这儿过夜和加油；那些从巴丹吉林沙漠走出来还要去新疆的骆驼商队也要在这儿歇息和养精蓄锐，然后才能走向几百里的戈壁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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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站在现在的柳园火车站西边60公里处。那里是一片荒凉起伏的山峰。山不高，山头像大海上奔腾向前的浪涛，是一片拥挤的丘陵。就是这片丘陵之间，有一条像河道一样的峡谷。
人称星星峡。这是内地通往新疆的唯一通道。星星峡站在这条峡的西口，一片宽阔平坦的荒滩，有一个能停二百多辆汽车的大院。院里有五六栋接待客人的平房，每栋有十几间。有宽阔的堆放货物的仓库。
这个站的站长就是王玉峰。
我第一次见王玉峰是1944年的冬季。我们队的两辆汽车抛锚在星星峡和哈密之问的甘新公路上，我从酒泉带了两个修理工开着一辆卡车赶去修理，然后返回，返回时在星星峡站住了一宿。
那一次住宿，我就对王玉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老实、热情、对工作很尽职的人。那时他四十六七岁。
我们到那儿住下之后他亲自跑来看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就招待我们吃手抓羊肉，不要钱，登记个名字就行。
临睡觉还来问我们炕热不热？炉子旺不旺？
| 我以为我是运输管理局的干部，他才这样热情地接待。但后来我来这儿的次数多了，才发现不光是对我们对本系统的人这样，举凡路过这儿的人都是这样热忱与和蔼。商人，旅客，过往司机，凡是进了大院的人，凡在这儿吃顿饭和住宿的人他都如此热忱。有一次一位老司机对我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经过这里，他也一视同仁热情接待。那司机已经在甘新公路上跑车多年了，他说新疆军阀盛世才原来和共产党合作，一起反对蒋介石，但后来不知啥原因，盛世才与共产党反目成仇，在新疆大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许多共产党搭乘商人或者运输管理局的卡车经由星星峡逃往关内，盛世才便派了特务守候在星星峡捕捉他们。有些共产党就是在王玉峰的掩护下保全了性命的。这个司机说，那一年他跑车住在这里，亲眼看见几个穿便衣的人从一间客房里抓了两个人出来，可是叫王玉峰拦住了。他大声地训斥那几个穿便衣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我也不管你们抓的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这个院子里住的人，你不能抓。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叫人把你们抓起来。那几个人乖乖地把人放了。
放了还不算完，他叫来稽查队的人把那几个穿便衣的人撵了出去，不叫他们在招待所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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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那位老司机讲的话。运输管理局是个半军事化单位，直接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甘肃省和新疆省都管不着它。星星峡站的大院门口有管理局自己的稽查队站岗，院里还有稽查队员巡逻。站长要是发话，稽查队就会把那些特务扣起来的。
王玉峰非常敬业。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苏联对德国作战，没有什么援华物资经星星峡转运了，但这时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政府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正在实行，美国支援的物资和汽车又到了这里，人员的流动量比以前增加了，星星峡站和站外已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小镇，店铺和旅馆有几十家。诺大的星星峡站，货物的装卸与交接、汽车站的管理、客人的住宿、吃饭和安全，虽然他手下有七八个站员，但件件事都要他督察和过问，每辆车上路他都要开路单，没有他开的路单，稽查队就要扣下。那时他才四十五六岁，但他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抬头纹，驼着脊背。你如果有什么事找他，在他家中是找不到的。他总是在忙，他的身影在星星峡站的大院来来去去的，没一刻闲暇时光。
| 王玉峰是山东人。五六岁随父亲跑关东到了东北。他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后来被中长铁路录用。在铁路上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送到铁路的一个学校培训，后来当了中长铁路东北境内的一个小车站的站长。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他不愿当亡国奴，随铁路职工撤退至西安。此时国民政府正大力开发西北大后方，——当时的口号是开发西北，公路第一；发展西北，移民第一——他又参加了甘新公路的建设，后来被派到星星峡当站长。
2
他女人是病死在星星峡的，他自己带着儿子生活，没有再娶。他的儿子那年不是四岁就是五岁。我们经常看见他在接待客人时，他的儿子拉着他穿的皮袄怯生生地站在旁边。
不知为什么，看见王玉峰，我就想起普希金小说里写的驿站长西米翁。维林。
1949年8 月26日，解放军解放了甘肃省会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甘肃省党政军的余部在酒泉宣布起义。星星峡站被酒泉军管会接管。由于王玉峰口碑良好，酒泉军管会将他调来酒泉军管会后勤部工作。我记得是军管会派汽车从星星峡拉来他的家具的。他管理过那么大的一个转运站，但他的家具竟然只是一张床，几个皮箱和女人用过的一个梳妆柜，公家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都没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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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共产党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组建私营汽车运营管理委员会，他调到甘肃分会当业务科长，工作就是给私营汽车配货。
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这个分会已经名存实亡，因为1956年国家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汽车公私合营变成了国家资产。
五七年大鸣大放他根本就没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日常说过一些错话，省交通厅给他定了个政治坏分子。
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宣传中苏友谊，说苏联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老大哥如何好如何好；说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和富有。可王玉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当着交通厅领导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苏联人吗？你知道苏联人吃的什么吗？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拿的干粮是黑面做的面包，干硬干硬的，能把狗打死。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穿着工作服，里边没有衬衫。苏联的司机都是酒鬼，把我仓库的汽车轮胎偷出去跟商人换酒喝……
| 当初去夹边沟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去农场是叫你们改造思想的，去了学习上几个月，思想改造好就回来了。可是我们到了夹边沟农场，才发现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得人受不了，得拼出十二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并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地劳动，且都是超重体力地劳动。到了。t959年，口粮减到一人一天十一两，——才半斤多一点——人饿得走不动了。浮肿了，还要出工干活，挖大渠，平田整地和开荒。
我的情况还可以凑合。有车就修车，没车时到缝纫组转一圈，然后就跑到菜地里偷点甜菜叶子什么的，拿回来煮着吃，填肚子。有时来修车的司机们给我几个馍，或者几斤他们偷下的麦子、豌豆之类的，我煮熟了装在口袋里，捏着嚼。可是王玉峰的情况很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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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0年春季的一天黄昏，我从食堂打饭出来，在门口看见了他。他正和农业队的人排着队，在一口大缸前站着，打饭。他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肿得像是一个大倭瓜，眼睛细细的一条。他的脸皮肿得亮晃晃的，像是透明的油纸一样，手指头就能捅破的样子。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胡子长得像乱草。他的眼睛好像也不大好用了。我看着他打完了饭往农业队的方向走，就喊他的名字。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头，很茫然的眼光看着我，迟疑的口气说：你是王新修吗？
我说他，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吗？
他说眼睛麻了，天一黑就看不见了。
当时天还没黑，只是太阳已经落山了，回光反照还映亮着天空。我心里很不好受，说他：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看你，头发也不剪，胡子也不剃！
他一下子就哭起来：新修呀，人活到这个地步，没啥意思了……
看起来老汉是饿极了。那天我们站在路上说话，他就饿得忍不住了，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糊糊汤，一会儿就把汤喝完了。
我看他那种饥饿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那份糊糊倒在他的碗里。叫他喝。他是哭着喝完的，一边哭还一边说，作孽呀，我上辈子没积下德这辈子还债来的呀……
| 那天回到宿舍后我就想了，怎么样帮帮他。老汉一辈子都真诚待人，帮助人，尤其在星星峡的时候帮助过许多人，今天老汉自己落难了，我要不帮帮他，可是天理不容呀！
可我怎么才能帮他哩？想来想去，我决定找夹边沟农场的司机。夹边沟有个姓黄的司机，是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局长黄钲的弟弟。我调到副业队，其实就是他跟农场领导建议的。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他常常从外头拿个馍呀抓几把粮食呀给我吃那司机还真帮忙。当天晚上，他就去食堂用一个围裙提来十几个豆面馍馍，叫我给王玉峰送去。过了几天，他的汽车需要修理，他把车停在杂工大院里，然后就去找领导，说汽车需要好好保养一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叫两个人帮忙。他点名叫王玉峰来，他胡编说王玉峰开过汽车，会修车。结果，领导还真同意王玉峰临时到副业队给我帮忙。
王玉峰能帮我啥忙呢，他根本就没摸过汽车。我叫他来副业队也就是叫他休息几天；我修车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着。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洗脸盆，里边倒上半盆煤油，再泡上几个螺栓什么的。干部们走过来的时候，他拿个刷子，做出清洗零件的样子。
干部们一走他就坐着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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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夹边沟农场修理汽车已经很出名了。附近的几个劳改劳教农场，凡是汽车出了故障，都搞到夹边沟农场来修；就连酒泉劳改分局的两辆北京吉普和八辆卡车也常常弄到夹边沟来叫我修理和保养。有时候还把我借出去，到别的农场修几天车。
遇到修车和外出的机会，我就把王玉峰从农业队叫来和我待在一起，或者到外单位去。时间一长，领导干脆就把他正式调到副业队来跟我修车。我特别愿意去外单位修车。在外单位，人家把我当请来的客人看待，叫我在干部灶吃饭，可以吃到很白的白面馍，吃到炒得比较精致的蔬菜，可以吃饱肚子。
这样子过了两个多月，王玉峰竟然消肿了。我心里很是欣慰，心想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救了他，也算我行了善积了德。
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我和王玉峰修完了一辆城郊劳改农场的卡车，就等着城郊农场的司机来接车了，我和他在房子里坐着休息。农场生产股的一个干事突然闯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生产股干事说，这是安西县县委书记的汽车司机，他的车出毛病了，你去看一下。
我问司机出什么毛病了？他说来夹边沟的路上好好的，要走了，突然打不着火了，他侍弄好久，也找不出毛病出在哪里。
| 他说是一辆福特牌吉普。昕他讲一讲我还不能判断是出了什幺问题，我估计他开的车是二战或者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货，老掉牙了，什么故障都可能发生。于是我和王玉峰提上一个帆布二具包，跟他们去看车。
司机是位年轻人，爱说话，我们走着路他就说，他是拉着县委书记到张掖地区去开会的。他们返回安西县去，路过酒泉。县委书记要来夹边沟农场看一个人。那人在安西县当过宣传部长，后来调金塔县当县长，五八年打成反党分子了，在夹边沟劳动教养。那人叫张和祥。
我说张和祥我天天看见，他就在杂工大院的马厩里喂牲口。
说着话，我们走到场部门前的空地上了，车停在厂长办公室门口。生产股干事进厂长办公室去了，我和司机检查汽车。
其实故障不大，就是电路出了毛病。司机开车不久，经验不足。我把查出来的线路接好，他坐上去一打火车就发动了。听见发动机响，一个四十多岁五十岁的人走了出来。他穿着灰色的呢子大衣，狐皮领子，手里提着个战争年代人们使用的棕黄色牛皮文件包。戴着火车头式的羊皮帽子。夹边沟农场的场长皮肤黑黑的刘振宇跟出来送他，还有调来不久的梁步云书记和管教股长、生产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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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穿呢子大衣的人问，小康，车修好了吗？司机从车上下来，说，常书记，上车吧，修好了。
3
常书记就回过头去和刘振宇握手，和其他人握手，说打扰你们了，你们进去吧，然后向吉普车走过来。我知道，我这样身份的人，就是修好了车，首长也是不屑一顾的，决不会说个谢字的，所以我急忙让路，并且拉了一把站在身旁的王玉峰。但是奇怪的是常书记走过我们身旁之后突然扭过脸看了王玉峰一眼。并且站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他，从上到下地看他。
我以为他认识王玉峰，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之后又转身向汽车走去，上了车，关上了门。
司机上车了，汽车缓缓开动了，但这时我清晰地听见常书记又喊了一声：停车！
小康，你停一下。
车停住了，常书记下了车又走回来，站在王玉峰面前说：我问你个话，你是不是叫王玉峰？
王玉峰没说话。他可能对面前的情况搞懵了，也可能心里有点发憷，因为刘振宇和管教股的几个干事就站在旁边。于是常书记又问了一声：你曾经在星星峡转运站工作过？对不对？
王玉峰这才回答：我早就认出你来了。你不是常子昆吗？
县委书记说，对呀，我是常子昆。你还记得我？
我早就认出来了。
早认出来了，你为啥不说话，害得我差一点错过去！
| 王玉峰没说话。常书记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王玉峰说，我给国民党干过，给我定了个政治坏分子，劳动教养来了。
怎么个政治坏分子？
我说过苏联人穷的话，苏联的司机偷了站上的汽车轮胎换酒喝。
书记静了一下，仰脸看着天空。他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说了一句你等我一会儿，站着，不要走。然后他对送他的刘振宇和梁步云说：走，我们再进去一下，我有句话跟你们说一下。
汽车旁就剩下我和王玉峰了，我们等着常书记出来。我问王玉峰，你怎么认识这个书记的。他回答：我在星星峡当站长的时候接待过他。他从新疆跑出来，要到兰州去，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办事处去。
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吗？
知道。盛世才的人追到了星星峡。抓他的人住在外头的小旅店里，等他一出门就要抓他。我把他打扮成司机，叫人捎到了兰州。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很兴奋，心想这位书记如果还有点感恩图报的良心，总要帮助帮助他吧：给点钱和粮票呀，或者给刘振宇说句好话，生活上照顾一下他。
大约过了十分钟，常书记和刘振宇一起走出来了，还有梁书记。刘振宇对王玉峰说，王玉峰，你在哪达住着哩？去，把被褥捆上，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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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峰不明白他的意思，站着没动。刘振宇又说：去呀，拿行李去。你今天就跟常书记走。
王玉峰被这突然降I 临的喜讯惊呆了，也搞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你是说……放我走……
刘振宇大声说，怎么了，你傻了吗？当然是放你走呀。快拿去，拿被褥！坐常书记的车走！
那我到哪里去呀，回兰州去吗？
这时常书记说话了：不要问了。不是回兰州。你跟我走，先到安西县去，在我那里休息几天。其他的事，我们再说。走吧。
你的房子在哪里？我们拿行李去。
我在旁边说，他的行李在杂工大院里，他和我在一起住。于是常书记就叫我们上车，车开到杂工大院，装上了他的被褥，把他拉走了。
捆行李的时候，王玉峰说，这就要开饭了，常书记，吃过饭再走吧。常书记说，不吃了，今晚的饭到酒泉城里吃。
县委书记接走王玉峰的事件轰动了夹边沟农场，人们都说王玉峰运气好，有吉人相助。连着好几天，人们都把它当作饭后闲暇时的美好谈资。更有甚者跑到杂工大院来问我，安西县的县委书记是如何接走王玉峰的，怎么跟夹边沟农场的领导交涉的。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个大概的过程，至于怎么和场领导交涉的，过了好几天，生产股的股长领着酒泉新生电机厂的厂长来找我，我才搞清楚了。
| 生产股长对我讲，那天常书记进了办公室坐下，对刘振宇说，刘场长，今天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这个王玉峰我要保他出去。听了他的话，刘振宇、梁步云和办公室的人都惊了一下。夹边沟农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要保释劳教分子。愣怔好久，刘振宇才说，啥事嘛，你保他是为了啥事嘛？你总要说个一二三嘛？
常书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的照顾，抗日战争我就没命了。
梁书记说，说细些，你说细一些。
常书记说，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共产党和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的历史，这你们都知道。当时组织上派我到薪疆的伊犁，叫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可是后来盛世才又反对共产党，抓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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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通知我了，要我赶快离开新疆，盛世才的警察局要抓我了；盛世才背信弃义，在迪化已经抓共产党了。当时我正在得病，得的是斑诊伤寒。但得病也得走呀，我就坐一辆军车到了迪化，然后从迪化又搭乘一辆商人的拉羊毛的车到了星星峡。在星星峡，我说什么也走不成了，一来我已经病得坐不成车了，从迪化到星星峡的路上，商人就把我藏在羊毛捆子下边，我已经昏迷不醒了。我需要休息和治病。再说当时星星峡接待站的外头，那些小旅馆里住着盛世才的特务，凡是离开星星峡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盘查再三，略有嫌疑就抓起来。还在迪化的时候，我们地下党的人就说过，星星峡接待站的站长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跟他说了，我是被人怀疑共产党，从伊犁跑出来的，我要到兰州去，求你帮助我一下。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有病了，就在这里休息，治病。他表面上很冷淡，但是到了晚上，他就把我转移到他的家里了。他说。
| 这一段盛世才的人嚣张得很，有时候跑进大院来抓人，稽查队都拦不住。你住到我的家里安全些。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亲自给我端饭，叫医生给我看病。病好些了，我能动了，他给了我一些盘缠，把我安排在拉军火的汽车上，装成是司机的助手。他还给汽车队的队长——那是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塞了一些钱，叫他把我送到兰州。他不光是救了我一个人，多少来来去去的地下党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掩护。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今天成了这个样子，我能不保他吗？
听常书记说完，办公室的人静默许久，刘振宇嘬着牙花子说，不是能保不能保的事，监狱里的劳改犯还能保释哩，一个劳教的人怎么不能保释哩？就是这种事要有个手续，你要给上级打报告嘛，上级批准了才能保释嘛。你这样啥手续都没有。
就把人带走，我们没法给上头交待呀！
常书记说，我给你们写下个条子，你们把条子报到省劳教委员会去，就说我把人保出去了。
刘振宇说，那不行呀，必须是省上批了，才能把人带走。你这不是先斩后奏吗？
这是违背纪律原则的。
常书记静了一下，说：报批以后才保释，人死掉了怎么办？
你们看见的嘛，那人还有个人样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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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宇不说话了，沉默着。这时梁步云说话了：常书记，看你的样子，人你今天非要带走不可了？
常书记说，对了，人我今天一定要接走。你们觉得为难吗？
4
为难了这么办好不好？这个人不算我保释，算我临时带出去治病，我把他带到安西县去，然后我以县委的名义给省公安厅打报告，正式报批，批下来以后我再来补办手续。要是批不下来。我再把人给你们送回来。你们看这么办行不行？
梁步云哈哈地笑了，好吧，你写下个条子吧。特殊事情我们就以特殊的方法办吧。不过说话要算话，你可要抓紧上报，把手续办齐全。
常书记说，那当然，那当然。不能叫你们做憋。
王玉峰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夹边沟农场。酒泉县南关有一家新生电机厂，那是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劳改企业，生产汽车用的电机，也是河西走廊最好的汽车修理厂。电机厂的厂长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找我谈过一次话之后，就通过劳改分局把我调到那里去了。我到了那里，就成了二百名犯人组成的汽车修理车间的主任。
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可以在管教干部吃饭的食堂里吃饭了，逃过了夹边沟农场死人最多的1960年的冬季。
| 不过，我是由福得祸。1961年1 月，夹边沟和其他农场的右派遣返回原单位的时候。电机厂不放我走。电机厂的厂长跟我谈话，说，电机厂需要你，你就留下在这里干吧。我保证你将来的情况比走了的人还要好。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走了的人，不过是政府怕他们饿死，叫他们回家去，先把命保住，但国家对右派的政策没变，他们回去了也还是右派，没工资，没工作……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厂长说的话。回到原单位的右派确实很惨。而我到了六一年底就摘掉了右派帽子，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文化大革命也没受到冲击，——劳改企业的大墙像一个罩子一样罩起我来，保护了我——1978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第一汽车修理厂。
我接着说王玉峰吧。1962年的一天，电机厂营业科的科长来叫我，说外边送来了一辆破吉普，叫我看看还能不能修。我到自由人才可以走动~JUf] 口去了，——T-~ 就看见了那个给安西县县委书记开车的康师傅。他很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你调到这里了呀，我们真有缘分！你看我这辆车还能修不能修。我检查了一下车况，告诉他进行一次大修，这车还能跑几年。然后我就问他王玉峰现在在哪里，回兰州了吗？他说：王玉峰死掉了。
我的心一沉，问他：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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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那天接上了王玉峰，汽车开到酒泉县，常书记在县委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并且在招待所住下来，叫他好好洗了个澡，理了发，刮了脸。早晨起床，又给他买了一套新衣裳穿上，然后就拉着他回安西县了。到了县上，又直接拉到县招待所，把所长叫来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一定要接待好。
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后王玉峰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常书记听招待所长说王玉峰在医院抢救，先是把招待所长大骂一顿，然后跑到医院去看。但王玉峰已经断气了。他拉着王玉峰的手在床边大哭了一场，哭着说，王站长，是我把你害死的呀！
1978年回到兰州之后我打听过王玉峰的儿子的下落，有人说，王玉峰送夹边沟之后，他的十八岁的儿子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是死是活，再也没有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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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5:35:00 第 10 楼憎恨月亮
| 今年深秋的一天，我终于寻到了席宗祥，在兰州市东城巷一栋很旧的楼房的顶层。听说我是专为了解夹边沟的情况来找他的，他大为惊讶。他一边叫我进房子一边问我，你怎么知道我是夹边沟出来的？又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我说你叫我坐下呀，坐下我再跟你说。
席宗祥剪着一头很短的白发，面孔红润，运动员似的身材，根本就不像个67岁的老人。尤其是他听了我的话，一只手搔了搔后脑勺，笑着说请坐请坐，脸上出现难为情的神色，就像是个大孩子。
我坐下了，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看完信我再说。
他接过信坐下了，看信，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嘿儿嘿儿笑了：俞兆远，嘿嘿，是俞兆远介绍你来的呀。
我也笑了：对了，三年前去金塔县采访俞兆远，他就写了这封信。他说你们是好朋友，叫我拿着他的信来找你，你会接受采访的。他说你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藏掖掖躲躲闪闪。
那你怎么现在才来？老俞三年前给你的这封信嘛。
席宗祥一口的兰州方言，我便也用方言回答。
是三年了，主要是这几年来我都在河西采访，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人一个人地找。
再说，我也是二中毕业的，我想，等我采访完了河西的人，回过头来再采访你也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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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有点惊讶：你也是二中毕业？
我说，对呀，我们是校友呀，你不是五零年二中初中毕业的吗？我是六五年毕业的。
他说，我哪年毕业的你都知道了？
我笑了：那还能不知道吗？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你。我还知道，你是怎么划成右派的。还知道你在夹边沟的戏剧性的故事……你就谈一谈吧，谈一谈你的故事。
席宗祥也笑了：嘿嘿，我有什么可谈的嘛。夹边沟的右派大都是知识分子，而我才是个中学生——连高中都没读完——我跟人家们不一样。
这才是我千方百计要找到你的原因。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不管是当右派或是在夹边沟，你跟别人不一样。说吧，请从头说起。
经过一阵寒喧和聊天，我和席宗祥谈得很投机，就像是老朋友见面一样。很快地他就讲起自己的故事来——要说我去夹边沟，那还得从1951年说起。你不是知道吗，我是1950年在二中初中毕业的。然后我就去师大附中上高中。
师大附中是甘肃最好的中学，现在也是最好的中学——甘肃省的重点中学，高考录取比例全省第一。我上师大附中的目的，也就是想将来考个好大学，名牌大学，可是1951年出了一件事。
| 那时秋天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二了，天已经凉了，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那时候学校条件不好，虽说是名牌中学，但课桌很旧了，桌面坑坑洼洼不平，我经常在桌子上铺一张报纸。那天，我往桌子上换了一张新报纸。换好之后在板凳上坐着，发现报纸上印着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也怪了，平常看见毛主席的照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是那天看着毛主席的照片，总觉得毛主席长得太秀气，有点女人相，不威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是当时我把他和斯大林相比的原因吧。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就挂着马恩列斯的伟人像，斯大林穿着元帅服，留着八字胡，很威风的样子。于是，我就拿起毛笔给毛主席画了一副胡子，斯大林的胡子。
画完胡子我还挺高兴的，觉得长胡子的毛主席很威风。像个男子汉，大人物。
然后我就到操场上打篮球去了。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爱打篮球，我的身体好，个子也高，是校篮球队的队员。
一场篮球还没打完，有个同学就跑来叫我了，说班主任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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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老师叫我是正常的事，我是班里的体育委员，经常为开展全班的体育活动和老师商量这事那事，班主任还对我挺好的。谁知那天到了办公室，班主任脸色很难看，问我为什么给毛主席像画胡子。我当时没把那事情当什么严重的事，就承认是我给毛主席画胡子了，还说了为什么画的。班主任听我说完，训起来了，说，是这么简单的事吗？这可是政治问题呀！他说是政治问题，我还不服气，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不就是画个胡子吗。
老师很生气，又说我，你这是污辱毛主席。我更不服气了，说，去年夏天教导处的老师把半抽屉没用的学生照片倒在垃圾堆上，有几个同学把照片拿到教室里，给女的画胡子，给男的画辫子。
你也看见了，也没说是污辱同学。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给同学们画胡子不是污辱，为什么给毛主席匦胡子就成了污辱了？
这句话我当时没说，因为我看老师的脸色很严肃，很难看，我有点胆怯。
当时，老师似乎也被我的话说得语塞了，有一阵子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你这个席宗祥呀，你考虑问题的方式成问题呀！你惹下祸了，你还没认识到怎么惹下祸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写个检查，明天给我交上来。
| 老师叫我写检查，我回去就写了。说实在的，我那时候脑子里缺根政治斗争的弦。不光是我，我们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都缺政治斗争的弦。我们都认为，上中学嘛，就是为了将来考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什么要求进步呀，入党入团呀，为共产主义奋斗呀，那时候还没有在脑子里扎下根来，班里要求人团入党的人还是少数。
如果哪个同学入团了，批下来了，其他同学还笑话人家：哎呀，成了团员了，将来能当官呀。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建国才两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入党入团，还没认识到入党入团的重要性。那时候同学们当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像后来：把人团人党放在一切事情之上。
当时的思想状况就是这样，可是那天回去之后我还是动了脑子，认真写了个检讨书，给自己扣大帽子：我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是污辱了毛主席。毕竟那时候共产党已经建国两年多了，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我也怕把这件事扯到政治立场上去，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
但就是这样，过了一天，老师还是叫我在全班作检查。作检查的时候，学校教导处主任都参加了；检查完之后，班上的积极分子们发言批判我，还喊了口号：打倒席宗祥的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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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没有喊打倒席宗祥。到底，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还不像五七年的浓厚，阶级斗争的螺丝拧得还不是特别紧，还讲一点政策性——没把我当阶级敌人来批斗。
陆陆续续开了四五次批判会，批判会就停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这时候我的心里灰溜溜的，觉得丢人现眼得很。这个学再也不能上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就交了个退学报告，回家去了。
回家去干什么呀。我们家在水磨沟住，就是桦林坪和四墩坪之间的那条沟里。
那边离阿干镇煤矿近，我们家已经在那里住了两代人了，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就是烧砂锅的：夏天把煤买下，合泥做成砂锅坯子，再烧好放着，冬季的时候卖给农民或者挑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三毛钱一个大的，七毛钱一套——一大一中一小。小本生意，我父亲和一个叔叔一年四季做砂锅，忙的时候再雇一两个人，不忙的时候就自家人做，全家人忙。我实在不愿意做这个活，心想读了十年书，就一辈子挖泥蛋蛋吗？我在家里帮我父亲做了半年砂锅，就又离开家了。是我表叔介绍的。
| 到市建筑公司的建筑工地当个管理员。对于这个工作，我从心里是不满意的，虽然算个干部，但却是成年累月在工地上待着，什么吃喝拉撒睡都要管，一天到晚乱糟糟的，但又找不到好工作，就一直凑合着。到了1954年的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实际就是内部肃反，叫大家交待解放前干过什么。我是五二年才参加工作的，觉得事情与我无关，开会时不发言，结果领导却不指名地点我：有的人历史上犯过错误，有严重问题，可是不主动交待。我一听是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不就是给毛主席像画了个胡子吗，怎么抓住不放呢。第二天我就不去开会了，写了个假条说我要考大学，请长假——又回家了。
当然了，大学我是考不上的，我连高二都没有读完嘛。我就又在家待下了。待到五五年底，公私合营，我们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五六家砂锅作坊合在了一起，成了个陶器手工业合作社。
当时合作社没有一个文化人，合作社的领导就来动员我，说你都二十几岁的人了，没个工作，在家里闲着，叫你老爹养你呀！干脆参加合作社吧，给我们当个会计。我那时已经结婚了，没有合作社的时候依靠父亲生活还可以，可是一搞合作化，父亲一个人才挣几十元钱，生活发生了困难，我也就同意到合作社工作了，月工资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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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器合作社当了两个月会计，五六年初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又成立了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在小西湖的骆驼巷小学租了一间教室上课。那时候没老师，就又把我调去当专职教师了。
业余学校都是夜里上课，白天跟着领导这里跑那里跑，叫我替他们写材料搞宣传，一天到晚挺忙的，可是把我的工资降到30元了。我对降工资有意见，就说工作比过去多了，怎么工资倒降了？领导对我说，你过去是工人，现在是干部了，政治待遇高了，工资就少些呗。我当然不满意，就说，我要养家馏口，30元的工资哪够用的？国民党的时候，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要挣两三个警察的工资，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当老师的连半个警察的工资都挣不上，我怎么养家糊口？当时我就提出来不当老师了，还回合作社当会计去。领导不同意。
当了一年多不到两年老师，整风运动开始了。整个大鸣大放我就没说一句话，因为给毛主席画胡子的那件事我晦气了五六年，上不了大学，找不上个好工作，我还敢再提什么意见吗！
| 那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归七里河区政府合作科和市手工业管理局双重领导，整风时与七里河区文教科在一起学习和开会。一天下午开会时，我和一个叫姚家达的夜校老师坐在一起吸烟。当时整风小组的组长已经宣布现在开会，大家不要说话了，但很多人都在说话，没理会他。他就点我的名说，席宗祥，你再不要说话了！我根本就没有说话嘛。我在那儿吸烟嘛，他无缘无故点我的名，我就心里很反感，就顶了他一句：你看见我说话了吗？你怎么胡点名哩！
第二天就开始批判我，又是大字报，又是积极分子们发言，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给毛主席像画胡子，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我对毛主席共产党有刻骨仇恨；还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还说过什么什么……对于这些断章取义的批判我当然不服气，就顶，就吵，结果，我就成右派了。
我的右派是1958年的4 月10日，由整风小组的领导宣布的：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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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我劳动教养之后，领导还组织我们几个去劳动教养的人学习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并不是劳改，只是行政处分的最高手段，你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如果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还可以回原单位工作。领导宣读条例，目的是叫我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我却记下了这么一句话：不愿意去农场劳动教养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
于是，领导刚讲完话，我就说了：你们就把我开除公职吧，我要自谋生计，我不去农场劳动教养。
其实，劳动教养条例是骗人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妈就告诉我，早晨我上班走了之后，学校的负责人安殿策就到我家去了，说是要户口本用一下，中午就送回来了。我问我妈他要户口本干什么，我妈说她也不知道人家把户口本拿去干了啥事。
我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她把户口本拿过来叫我看，说你看一下。
到底人家拿去做啥了。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我的户口被注销了，写着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
| 我想白谋生计的幻想也落空了。那时候派出所三天两头查户口，谁家从外地来个客人住三天以上都要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不报临时户口，街道干部就天天来撵，再要是不走，派出所就来人把你带走。我没有户口了，当然就不能在兰州待了。4月20日，整风领导小组又宣布了几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把我们都送到夹边沟去了。
我当右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在前边跟你说了，夹边沟的右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共产党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
我既没有文化，又没什么思想，把我弄到夹边沟去真是滑稽得很。
说到这儿，席宗祥就要结束他的故事，他说，我在夹边沟的事情就不说了吧。
你这两年采访了不少人，可能已经知道得不少了，说起来没啥意思。
我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谈谈在夹边沟的经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就是要听你在夹边沟的故事的。好几个人都跟我谈到了你在夹边沟的事，说是很滑稽，但谁都说不清楚。你一定要详细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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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坚持要他谈夹边沟亲身经历过的事，他静了一下，搔搔白花花的头顶，脸上出现天真的窘态，他说——夹边沟，咳，在夹边沟的事说起来可就多了，一时半时说不完的，我就挑一两件跟你说说吧。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的确是老老实实，非常努力地改造思想了。为什么呢？我认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自己真倒霉：旧社会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新社会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怎么就落到了劳动教养的下场？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有错误：投有写过入团人党申请，没有靠拢过党组织，思想里投有突出政治要求进步的意识。
| 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小业主——公私合营的时候，我们家的财产入进合作社里，还给我家作了一千元的价。想通了这些，我就努力地改造思想了，积极地劳动。还向领导写了保证书、思想认识。我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那时候我在基建队挖排碱渠，定额是一人一天挖十方土，我每天都超额完成；后来调到农业队，翻地的定额是一天一人翻一亩地，用铁锨翻，我一天翻二亩。五八年五九年大跃进，夹边沟农场也大跃进大干苦干搞打擂台争红旗，有一天我半夜里一个人下地，翻地到天亮，白天叉翻了一天，翻到天黑透了，看不见铁锨了。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地，挣了个全场第一。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干？就是为了把自己改造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那次打擂台争了个第一，人们都议论，国庆节的时候肯定要给一批右派摘帽子，我打擂台立了一次大功，一定会给我摘掉的。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那年的国庆节开大会，三千名右派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给他们的待遇是劳改期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待遇，一月24元的工资，和就业人员在一起劳动。
我们进场的时候，夹边沟有几十个就业人员，他们的任务是领着我们这些劳教分子下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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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对全体右派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们被宣布送夹边沟劳教前，领导讲过，到了夹边沟如果劳动得好，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家了，可是现在摘了帽子的人也不叫回家，这不是成了无期徒刑吗？已经两年了，我忍饥挨饿。
拼命地干。本来，我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再加上这次思想上的打击，我一下子精神就垮了：国庆节过完，我就起不了床了，去伙房打饭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夹边沟农场我得感谢俞兆远。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的科长，还兼着民政科的科长。这个人是聪明人，他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没要过家里一分钱，也没叫亲属寄过食品，到处偷吃的，劳动时偷懒耍滑，不出力，但他和分队长、管教干部关系还好，原因是他在农村长大的，会干活，领导经常叫他领着我们干这种活那种活，他把领导哄得好。他还有同情心，看我真的垮了，就跟队长说了说，要把我调到放水组去，专门绘地里浇水。
| 一开始我还不愿意去放水组。夹边沟的水金贵得很，我怕跑了水追究责任。俞兆远就说我：你不知道放水的好处——浇水是个轻松的工作，就是挖口子堵口子，不挖口子堵口子的时候就在田埂上坐着休息。平时还能从菜地偷个萝卜点菜吃，也能挖几个土豆吃。要是夏季庄稼成熟的时候，还能从麦田里搓点麦粒吃，吃不完的在地边上埋起来，困难时再挖出来充充饥。
于是我就调过去了。一调过去我才发现浇水真是个好活，五九年秋收，我就偷下了几十斤糜子埋在沙包里，把五九年的冬季熬过去了。那时候我也想通了，保命要紧，能偷就偷，能吃上一口就吃上一口。
到了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我偷下的糜谷都吃完了，人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可是要从早到晚种小麦。这时候，农场的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也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抬到太平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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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因为有月亮，我们加班播种小麦。半夜时分，我们在田野上坐下来休息，主要是叫牲口也休息一下——牲口耧耙也累了。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坐着坐着，心里憎恨起月亮来。我对俞兆远说，我特别恨月亮。俞兆远很惊讶，他正在嚼一把拌过六六粉的麦子，把唾沫吐出去，把麦子咽下去之后问我：月亮怎么惹你了，你这么憎恨他？我说自从来了夹边沟，只要是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他说有本事你把月亮捺住，不要叫升起来，我们不就睡大觉去了吗？我说我不是后羿，我要是后羿，就用箭把它射下来。俞兆远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呀，没球本事就不要胡撒气了！你就不能找个轻松的工作干吗？比如说到伙房当个炊事员，或者理发员、统计的活干干。我说我可没那办法，我不会巴结领导。
|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胡扯八道，扯着扯着，俞兆远突然说了一件事。他说，前几天他老家金塔县的一个女人来夹边沟看丈夫，说了她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在酒泉城郊农场劳动改造，家属去探视后回来说：城郊农场的劳改犯的生活比夹边沟的右派好得多。劳改犯一月吃40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天八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八小时，八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农场少得多。
俞兆远说这些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听完后却是怦然心动：在夹边沟待下去必死无疑，我何不想办法去城郊农场呢？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个在严管队劳动的右派，半夜里打伤了看守逃跑，抓回来批斗后判了两年刑送到城郊农场去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
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24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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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一两年就行。
但是这种判一两年刑的罪行怎么掌握分寸呢，我又久久地作不出决定。打人，打组长或者分队长？不行，省检察院的张雨沛因为和组长闹矛盾，用铁锨砍了组长的头，逃跑，在酒泉火车站抓获，没押回农场，在酒泉就被处决了！偷仓库的粮食，把锁撬开？也不行，这种罪行太轻了，只能进严管队，而且要捆一绳子——挨捆的罪可是不好受呀：绳子解开后胳膊上的肉被勒得一条楞一条楞的，像麻花一样……
我非常苦恼地思考如何犯罪的问题，久久未果，可是这个机会却突然地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 那是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在场部门前的菜地里浇水，农场养猪场的一头小猪跑到地里来了，正在用它的长嘴拱地，啃食地下的那时候没长大的水萝卜。当时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打死这头猪，可能就能实现我的愿望。去年秋季，有个叫李志的人就是在这块菜地里打死了一只兔子烧着吃掉了，被领导知道了。捆了一绳，开了一次批斗会，还记了一次大过——农场里有规定，记三次大过者，就要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我这时想，打死一只兔子记一次大过，那么打死一头半大的猪，还不记三次大过吗？一只猪的价值比三只兔子的价值高多了。想到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能去劳改队了，我的心激动得艮艮地跳起来了。我提着铁锨悄悄地向猪走去。我还担心猪看见我逃跑。就故意装成是巡渠的，到了猪跟前先没有动手，而是一边往埂子上培土一边往它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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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其实那头猪早就看见我了，我离得它很近了。它还抬着头看了看我，但接着又拱地里的水萝卜了，对我理都不理。我突然明白了，夹边沟农场的猪平时在这里拱拱食在那里拱拱食，右派分子们根本就不敢打它，它根本就不害怕人。明白了这一点，我的胆子就大点了，我又往前挪了两步，抡起夹边沟的铁匠们锻打出来的又锋利又沉重的那种长方形铁锨，朝着猪背打下去。我是抡圆了打下去的，那一锨的力量是很大的，猪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猪并没有死，它尖利地吼叫着，挣扎了一下子，叉爬了起来。它的两只后腿在地上拖着，两只前腿扒地，往前爬，爬的速度还不慢。它还吱哇吱哇地叫，叫声响极了。传到好远的地方去。
看它不死，我就连着补了几铁锨，追着打，我嘴里还大声地吼着：你还想跑，狗日的你还想跑！
终于，我把那头猪打死了。它躺在地上不动了，也不叫唤了。
| 打死了猪，我的心情很兴奋，再加上一连打了十几锨，我的虚弱的身体也累了，出汗了，我便坐在田埂上休息休息，心里想着怎么把这件事传扬出去，叫队长们知道，可这时和我一起放水的曹怀德和俞兆远跑过来了，问我出什么事了。他们听见了猪的惨叫声。曹怀德看见猪了，吓得叫了起来，说我：老席，你惹下祸了，这下可要倒霉了。他吓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可是我说，老曹你怕什么，这是我干的，我做的事我来承担。去，找个刀去。
剥开，剥开了吃肉。曹怀德抖抖索索地说，我不吃，我可不敢吃。
吃了肉可就说不清了。他还说了许多话：你干事太莽撞，这事叫领导知道了，我和老俞也要倒霉。俞兆远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说，老席，干得好，干得好，这头猪够咱们吃一个星期的。来，咱们拉倒东边的沙窝子去，到那里剥皮去。记住，要严守秘密，谁也不准说出去，说出去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非得叫捆一绳子，进严管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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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我没想到的：我原计划打死一头猪进劳改农场的，可是俞兆远和曹怀德却认为我是饿急了，想吃猪肉了。我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也不好阻止他们吃肉。结果呢，我们把那头猪拖到东边的沙窝子里，像剥羊皮一样，用一把折叠小刀把猪皮剥了，把肉割下来，烧得半生不熟地吃了一顿。剩下的又用猪皮包起来埋好，每天夜里都去割一块烧着吃，吃了一个多星期。吃到后来，肉都臭了。我的计划落空了，我心里那个沮丧呀！
那头猪吃完了，我们又饿肚子了。于是我就又想，不行，这样饿肚子可不行，我还得再干一件坏事，一定要进劳改队去。不能等着饿死呀！
这第二次犯错误又是个天赐良机呀。有天傍晚，我正在麦田里浇水，看见农场的羊群归栏了。夹边沟农场总共有8 群羊，估计有近两千只。那天我看着七群羊回来了，还有一群没回来。
我灵机一动，就提了个铁锨到卧龙岗东边的羊群必经之路上站着，等最后一群羊归栏。夹边沟的羊经常是在东草洼那边的草滩上放牧。我等呀等呀，最后一群羊终于回来了，一个右派赶着羊群走到跟前了，我啥话也没说，冲上去就朝着一只绵羊的头上打了一掀。那只羊一声没叫就扑通一声栽倒了。那个右派是和我同一批从兰州来夹边沟的，是兰大附小的校长，一个老头子。
| 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惊叫起来：小席，你疯了吗？你不想活啦！
我对他说，不是疯了，我是饿了，饿急了。他说饿也不能这样干呀，大白天的你这样干，你不想活了？我说正是想活才这么干的，不这样于就要饿死了。兰大附小的这位校长是位胆小谨慎但心地善良的人，他当时吓得够呛，数落我说，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你打死了一只羊，我可怎么给领导交待呀？我对他说，你回去报告去，就说我把一只羊杀了吃肉了，你不就没责任了吗！
那位老右派战战兢兢地赶着羊群走了，我把那只羊拖到沙窝子里剥了皮开了肚，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是点着火烤着吃的。
吃饱了我就在沙窝子里躺着，等着人来抓我。我想，那位校长肯定要去报告的，可是我等了好久，都睡了一觉，还是没来人找我。
到了半夜，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也没人来找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校长回去后跟组长汇报一只羊走失了。好几个右派在东草洼找了一天。
我连续四五天不是白天就是夜晚，偷偷地一个人跑到沙窝子里去，把羊挖出来烤着吃，剩下的用羊皮包起来埋好。我有时候白天故意大摇大摆地去吃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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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整整吃了一星期，把那只羊吃完了，谁也没有发现我打死一只羊吃了肉。这时候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心一意地想着要进监狱，有意识地去犯罪，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反倒吃了个肚子圆。这不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那就算了吧，就在夹边沟待着吧，能偷就偷点，得吃就吃点，混El子吧。
说不定再有个一年半载劳教就结束了，老天有眼叫右派回家。
到那时还是劳教释放犯比劳改释放犯名声好一些。
可是，没想到的事突然降临了。
吃完羊肉才三天的一个傍晚，我刚刚吃完饭，我们的组长通知我粱队长叫我到他的房子去一趟。我走进农业大队的办公室，粱敬孝正在召集分队长们开会。看见我梁敬孝就说现在散会，但是大家先不要走，我们要举行个仪式。办公室是大问房子，一头有个套间，外边是会议室，还有一盘炕。梁敬孝刚说完举行个仪式，套间里走出个警察来，小小的个子大概就一点六米的样子，说，我现在宣读个逮捕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逮捕令。
查现行反革命分子席宗祥……
宣读完逮捕令，那警察说，席宗祥，为了你的安全把手铐戴上。并且他还说，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间房子里，不准出去。
我当时一头的雾水：我不就是宰了一只羊打死一头猪吗。怎么成现行反革命了？
| 是不是给毛主席画胡子的事又有新说法？
我就问了一句：能不能说清楚一下，我怎么反革命了？
跟在小个子后边出来的一个警察凶狠地吼了一声：上去。睡下！不准说话！我躺在外间的土炕上了。
第二天早晨农场的汽车送我们到酒泉火车站上车，回到兰州押在畅家巷看守所。
1961年4 月宣判，判我五年劳改。但是到了1962年，又宣布，通过复查，复议庭认为我没有罪，予以释放。
席宗祥先生讲完了他的夹边沟的故事。他在讲述的时候，讲到滑稽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讲完了，他也很平静，点烟，给我倒水，然后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在夹边沟就这么点事，没有什么叫你感兴趣的故事，是吧？我没有回答他，反问。
关于你在夹边沟被捕的事，别人也跟我讲了，但谁也搞不清你是犯什么罪被捕的，请你讲讲这件事，还有你后来的经历。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答。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的回答太令我惊讶了。
这话说起来就又长了。我在手工业联社的业余学校当老师的时候，认识个叫姚家达的，还有个叫马鑫的。这两个人都是业余学校的老师，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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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都是高中毕业，出身都不好，没上了大学。我们有几乎相同的经历，所以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多，有共同的话题。1957年反右，我被送到夹边沟去了，，姚家达也是右派，但留用了，降职降薪。马鑫因为态度好。没定右派，但也下放到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去了。我前边说了，我是1958年4 月10日宣布劳动教养的，4 月20日去夹边沟的，这中间的十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不知道到了夹边沟会遇到什么倒霉事。由于是好朋友，姚家达和马鑫就天天陪着我，叫我散散心。有一天姚家达还说咱们照一张像去吧。过几天就要分手了，这辈子不知再能见着面不能，照个像留个纪念吧。相片照出来了，马鑫的字写得好，在相片上写了一行字：让我们的友情像森林长青。我们都把相片拿回家挂在镜框里。大概就是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的原因吧，这时就有人向领导反映，说我们准备偷越国境，跑到外国去。领导还找我谈过话。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好，火气正没处撒，领导一谈话我一下子就爆发了，我说哪个王八蛋造的谣，狗日的怎么恨人不死——这不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吗？
到了夹边沟，我们三个人还互相通信，讲述各自的情况。有一次，姚家达说他已经不在业余学校当老师了，退职了，经人介绍到兰州的陶乐春饭店当服务员去了。
|
他说他宁愿端碟子洗碗，也不愿叫原单位的那些人瞧不起他。他还说，在陶乐春饭店他认识了一个人，饭做得特别好，人特别聪明。我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组里也有个人特别聪明，生活能力非常强，家里没给他寄过一斤炒面，但他也没怎么饿着，他的名字叫俞兆远。
城关区公安局把我带到兰州，审讯中叫我交待发展了哪些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我才知道自从我去了夹边沟之后，公安局一直在盯着我们三个人，检查我们几个人所有的信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三个人是个反革命组织，我们在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期间还在发展反革命成员。结果判了我五年，判了姚家达四年，马鑫八年。
法院宣布释放我的当天，街道干部就到我家来通知，到派出所参加学习。虽然宣布了无罪释放，但要经常到派出所去汇报思想，把自己置于专政机关的监督之下。
生活上的问题嘛，工作当然是找不到的，街道正好组织了一个架子车队，我就买了一辆架子车，加入架子车队拉货挣钱吃饭。到了文化大革命又遣送回原籍——皋兰县青白石公社——种地。
我的婆娘娃娃由我父亲照看。为了拉扯我的娃娃，我父亲70岁还没退休，拉架子车。
1979年落实政策，我又在水磨沟小学上班了。教学是不行了，搞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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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好了，席宗祥笑着说，你看，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谈谈从前的事情了。
社会真是进步了。
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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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魂断孟良崮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6:28:00 第 11 楼历史一再证明，斧头帮是十恶不赦的嗜血恶魔赞同 | 回复 | 引用 | 举报
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6:39:00 第 12 楼邹永泉
杨显惠
1
1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在地铺上躺着，对邹永泉说，老邹，明天我想到南寨村去一趟。
邹永泉说，你要去换粮食吗？
邹永泉也在地铺上躺着。躺着，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只要是不去挖野菜，不拾掇吃的东西，我们就都躺着，一动不动，连话都不愿意说。我是9 月30 El 从夹边沟农场迁移到高台县明水农场的，10月10日那天，口粮就从每天十一两（旧秤一斤为十六两。）减步到七两。
| 吃十一两尚且饿死人，吃七两哪能维持生命呢。于是，所有的人都躺着不动了，除去一些确是不安分的挖野菜或者拾点、偷点什么东西的人。其实，躺着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天有七两豆面糊糊下肚，只要你躺着不动，一点儿也不要动弹，不损失身体的热量，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的。我们来到夹边沟已经一个多月了，搬了几次家，从山水沟的水洞搬进地窝子，从这个地窝子合并到那个地窝子，从那个地窝子又合并到下一个地窝子，每一次合并，我都发现，是那些总也躺着不动的人在搬家，还有些个别的能偷能抢或者家庭支援颇丰的人，而那些成天在田野上挖野菜捋草籽的人早早倒毙了，被人用被褥或者毯子卷起来抬出去了。因为他的胃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的营养补充不了他劳作而失去的热量。
我和邹永泉之所以还括着，除了躺着不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我们是单身汉。
我们来夹边沟的时候，由于没有亲属在身边，就把单身汉生活的所有财产都搬到农场来了，包括我们平时不穿不用的衣物被褥和好几箱书籍。依靠着变卖或者以物易物搞到食物，增加营养，我们才活到了现在。书籍虽然换不了食物，但拿它们烧火仍然能短时间的温暖一下身体或者烧开一茶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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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邹永泉也是最近一次合并住处之后才认识的。他原先在新添墩作业站，后来调到北大河采石场筛石头，再从采石场转移到明水农场二大队的——就是场部所在的这条山水沟。我是从夹边沟农场直接来到明水农场的。起先，我的铺和他的铺之间还睡着一个人，那个人被抬出去之后，我和他就相邻而眠了。
就熟识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过几次南寨村换粮食。他对我说过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五五年毕业。他在班上是团支部的委员，毕业时领导号召毕业生支援大西北建设，他带头报名，以身作则，结果就到了兰州，分在兰州一中教数学。
我回答他：是呀，我是想换些吃的去。你去不去？
他说，不去，我今天哪里都不想去，我的腿软得很，一走路就心发慌。
我说，走吧，换些粮食去吧，光吃草籽哪有心不慌的？
他说，不是不换，我是没有什么东西了，都换光了。
翻一翻嘛，把你的百宝箱翻一翻嘛，看还有啥可换的。咱们一块儿去。
他说，翻也翻不出什么来。你准备的什么呀？
我拍了一下枕头旁的一个包袱说，一套棉衣。前几天我妈寄来的。
他看了一眼包袱，说，刚寄来的棉衣就拿去换呀？
我说，没新衣裳还能凑合，肚子里没食凑合不了呀。你也找一找吧，看有啥换的，拿上，咱们一起去。
| 在我的催促下他坐了起来，从铺脚处拉过一个棕色的皮箱，又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这是个很大很漂亮的牛皮箱，他说是他工作以后用两个月的工资买的。
只是在农场里搬来搬去，擦出了很多硬伤。打开箱子，里边的衬布还很鲜艳。的确，他的箱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只有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他往箱子深处翻了翻，翻出两双袜子来。他说：你看，就剩了一件衬衣，一条裤子。裤子和衬衣明年夏天还我说，把裤子和衬衣都换了吧。你还想得远——明年夏天！
你先想眼前怎么活过去吧。
他拿起衬衫来看看，又拿起裤子来。那是一条毛料裤子，他拿起后摸了摸口袋，像是在摸里边装了什么没有。接着他又摸衬衫的口袋，却依然没摸着什么。他咦了一声，很快地把衣裳都掏出来扔在铺上，又从底下翻出一条泡泡纱的床单，看看箱子底。箱子底上只有一杆水笔和指甲刀什么的。他的手划了一下水笔和零碎，似乎有点紧张地叫了一声：咦，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了？
他不回答，双手去摸箱子盖上的一个小布袋。但依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真是有点着急了，把裤子和衬衫又挨个地检查了一遍，把泡泡纱床单拿起来抖了抖，并在铺上挪动了一下身体，看看他坐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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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他是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找不到了，就问，你找什么呀？什么宝贝没了？
他的前额上沁出亮光光的一片细碎汗珠来。他说，表。我的表不见了？
我说，表不见了？找找，好好找找。
浪琴，那是块浪琴表呀！被人偷掉了！
偷掉了！你看看锁子坏了没有。
他合上箱盖，检查了一下锁。锁是好的。他又翻过箱子，看看箱底有投有损坏。
他下意识地叫起来：箱子好好的，表怎么不见了！
我说他，不着急，不要着急，慢慢找。只要箱子没坏，说明没人偷。但我又责备他：你也太粗心大意了，手表哪能放在箱子里？木箱子人都能撬开，你一个皮箱，一刀就能划开，哪能放那么贵重的东西！想想，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放在别处啦？
枕头，枕头里有没有？
他摸了摸枕头，把枕套里塞着的一件破棉袄倒在铺上。但就在这时，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翻起被子来，他的手从被子的一条边摸下去。
立刻，他就朝我笑了一下，说：哎呀，吓了我一跳。
我说，怎么，找着了？你呀，把我也吓了一跳。
他笑着说，唉，我忘了。在夹边沟时，我把表放在箱子里，去北大河挖石头时我就装在身上了，到了这儿，又缝在被子里了。
我还以为在箱子里呢！唉，记性也不行了。这是块浪琴表。
| 他笑着擦了擦前额的汗水。然后就拉断了被子上的一截线，从被子里边掏出个缝着的布包。打开布包，一块铮光明亮的手表露了出来。我说：我看看，我看看，我还真没看过浪琴表是啥样的。这表多少钱？
他把表拿给我看，说，咳，这表可是块好表，比不了劳力士，比罗马表和梅花表要高一档。这还是一块有特殊意义的表。
有什么特殊意义？
那真是一块很漂亮的表，我拿在手里反复看着，然后递还给他。他接过表，拧了几下发条，秒针蹭蹭蹭地走起来，才说，这件事我可是没跟你说过，我是在大学里搞过对象的，对象是比我低一级的同学。我毕业时她还在上学，我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西北。我们原来商量好的，等她毕业了我们就结婚，她也来甘肃工作。
可是第二年毕业，由于她父亲的反对，她留在上海了。
我们的恋爱关系叉持续了两年，她终归拗不过父亲，决定结束这种关系。最后分手的时候，她送我这块表，作为留念。
我说，这块表不便宜吧？
他说，不知道。人家是大家闺秀，家里是资本家，买一块表不当回事；我家是城市贫民，没见过这种表，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我们正说着话，突然身后有个人说，邹永泉，翻腾啥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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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邹永泉一起扭过脸去，发现农业大队的副大队长杨生孝站在过道里。他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
邹永泉回答，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换点吃的。
杨生孝说，翻出啥宝贝来了？
邹永泉回答没什么，就剩下一个空箱子。
但杨生孝早就看见他手里的手表了，说：你不是还有块表吗。很阔气嘛。
邹永泉说，一块表能干什么？卖，没人要，换吃的又换不了几斤。
杨生孝说，有总比没有好嘛，换些吃的，能顶几天嘛。我看看，我看看你是块啥表。
邹永泉把表递给了杨生孝。杨生孝先是两根指头穿在表带里掂了掂分量，然后又把表凑近地窝子的天窗，借着天窗上透进来的亮光看了看，说：这是块啥表？还好看！
浪琴。
浪琴？还有这名字的表吗？我还没听说过。
我是非常反感这个杨生孝的。两年多快三年了，我们在他的手下劳动，他从来不顾惜我们，总是非常严厉地督促我们劳动。我认为我们饿得皮包骨头，许多人死于非命，他是有责任的。此时听他说不认识这块表，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以轻蔑的口气说，杨队长，甭说你没见过这表，我在兰州长大。在兰州工作，都没见过这种表！
他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瞪了我一眼问，这表能值多少钱？
| 我也不知道浪琴表的价钱，但为了表示对他的藐视，我说。
多少钱？你问多少钱做啥？你想买吗？一块大罗马多少？——一百二十元！一块浪琴表最少顶五块大罗马，你算算多少钱！
2
他又瞪了我一眼，显然，他对我的话很不满意，他说，你胡球说啥哩，顶五块大罗马？哪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呀，不信你到兰州看看去，到兰州中央广场的玉盛祥眼睛钟表店去看看。那里还有几千上万元的手表。你要是比五百元便宜的价钱买下一块浪琴表，我给你输些啥！
他说，我就不信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你是说我骗人吗？我告诉你吧，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兰州张掖路有文具店，里边卖的水笔一支二百元！那是美国造的，派克！派克笔的墨水都是专用的……
杨生孝对我的话似信不信的样子。但他一定感觉到我的话语中对他不敬的成分了。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晃了几次，又迎着天窗的亮光看了看表，还给邹永泉。
杨生孝走后，邹永泉收拾一下箱子，躺下了。我也躺下了。
大概是刚才和杨生孝说话太多和过于亢奋的原因吧，我觉得有点累。
躺着，邹永泉说，明天你自己去南寨村吧。
我说，你不去了？
他回答，明天你去，把我那条泡泡纱的床单换了。手表我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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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看什么情况呀？你是盼着增加口粮吗？不可能呀，我们天水老家也饿死人，农民都吃救济粮，也是一天七两。
他说，夹边沟的右派死了这么多，这事中央不知道吗？我想总是有人会向中央汇报的。说不定，有十天半月的，就放我们出去了。
我没再说话，他心里想的，也是我所向往的。我们之所以还能坚持着活着，就是盼着放我们回去的一天。
后来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可能是一小时，也可能是两小时。一个人的说话声惊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见我的头顶站着个人。那人弯着腰看邹永泉，并轻轻地唤着：老邹，老邹，你醒醒，醒来呀。
听清楚那人说的话，我心里惊了一下，我以为自己睡得太久，到早晨了。因为头顶的天窗抹上了一抹亮丽的晚霞，我把它当成是早晨的霞光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夜里睡死过去，早晨人们叫他醒醒，起床打饭，但他却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扭了一下头，看了看那人。我认出他是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食堂的管理员刘政德。
这时邹永泉也醒过来了，迷迷瞪瞪说，谁呀？那人说，我，我是刘政德。邹永泉惊讶地说，哟，是刘……老刘呀。他很快地爬起来穿上棉大衣，依墙坐着，叫刘政德坐在铺头上。
| 我认出了刘政德，就再也没动弹，闭着眼睛装睡着了。刘政德可是夹边沟农场的名人。他原是兰州市秦腔剧院的经理。反右运动中定了个右派，原因是他当经理时剧院演过几出禁演的旧戏，（几出）《李翠莲上吊》什么的。可是他到了夹边沟运气好：他参加革命早，抗日时期就搞抗日戏剧，后来到了解放军的文工团，解放后转业到了兰州市秦腔剧团当经理。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几个领导都是戏迷，都看过他这个秦剧团的戏。所以他到了夹边沟，局领导就指示夹边沟，这个人要照顾，于是场领导就叫他在食堂当管理员。他的权力大得很，管几十名炊事员，管两千人的粮油菜。有人进去过他的宿舍兼办公室，看见地下码着上吨重的红糖、几大缸植物油。他可以把某个人叫去当炊事员。
而他看哪个炊事员不顺眼，立即就能叫你下大田劳动去。许多劳教人员都巴结他，想去食堂做炊事员。在夹边沟农场，谁要是进了食堂做饭，那就意味着生命安全无虞。
我很奇怪，高高在上的刘政德怎么会到找们这寒碜龌龊的地窝子来。我一动不动，竖起耳朵。
邹永泉说，刘管理员，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刘政德说，没事，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你，给你拿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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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几个什么，刘政德没说，但我听见了索索的细碎响声，是纸张响的声音。我还感觉到有一股轻轻的凉气扑到我的脸上了。我判断这是掀被子或者穿衣裳带动的气体扑在我的脸上了。我稍稍睁了一下眼，发现刘政德坐在铺头上了，他的脸斜对着邹永泉，他把什么东西放在邹永泉怀里了，邹永泉惊讶的口气刘管理员，这……你这是干什么？
不要说，你啥话都不要说，这是一点小意思。刘政德往邹永泉的被子底下塞东西，弓着腰伸着脖子把嘴凑近邹永泉的耳朵又小声说，几个白面馍。
但邹永泉分明是享受不起的口气说，这……这是为什么？
我凭什么收你的……
刘政德说，不要说，给你，你收下就行了。没啥，这是点小意思。我们不是在一个组劳动过吗，你怎么见外啦！
邹永泉沉默了，任刘政德把报纸包着的几个白面馍塞进被子下面。他沉默了大约半分钟吧，说，刘管理员，你是有什么事吧？
刘政德咳嗽了一声，说，嗯……事情是有点事情，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刘政德又住嘴了。邹永泉说：什么事，你说呀，吞吞吐吐干什么？
刘政德迟迟疑疑支吾着说，老邹，是这么件事——我听人说，你有块手表……
邹永泉一脸惊讶的表情：你听谁说我有块表？
听谁说的并不重要。你说，你是不是有一块表？
| 邹永泉说，是，我是有一块表。
是一块好表，是名牌货？
是名牌。
叫浪琴？
是浪琴。你问这事干什么？
我听说你要拿表换粮食？
是的。是要换粮食。怎么了？
怎么也没怎么，我就是问问你，是不是真的要换粮食？
是真的要换粮食。
你把表换给我吧。
邹永泉的声音闷住了。过一会儿他才说，噢，刘管理员。你今天到这狗窝来找我，就为了这事呀？我说呢，你给我馍馍，原来你并不是来看我的，你是拿馍馍来换表的呀。你把你的馍馍拿走。
邹永泉的身子动了一下，从被子下边摸什么，但刘政德压住了他的手，有点严厉地说：不动，老邹，你不要动！
邹永泉说，拿走吧，你把你的馍馍拿走吧。你知道我的表是名牌表，你拿了几个馍馍来就想换走呀？
刘政德说，嗳暧，老邹，那几个馍馍不是换表的嘛，那馍馍我是给你白吃的。
换表的馍馍，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不要急，你不要急嘛。说实在话哩，不是我要换你的表。
那你是给谁换的？
你问这于啥？你管我给谁换哩？反正不是给我换。你就说你换不换吧？
你不说给谁换的，我就不换！
刘政德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真要问，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是杨队长想换你这块表。他说你有块好表，叫我找你问一下，你换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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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永泉不出声了。刘政德说：换给吧，把你的表换给他吧。
邹永泉还是不出声，刘政德说：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是觉得换多少粮食话不好说吧？
他是队长，管你的，你有顾虑，是不是？你不要为难，我告诉你。
杨队长说拿十斤豆面馍馍换你的表。你换不换？
邹永泉说，不换。
刘政德怔了一下，说，十斤你都不换吗？你可要知道呀，一块大罗马才换五斤，你的浪琴比大罗马好，人家给你十斤也就不少了，你说是不是？
邹永泉说，我不是嫌少。
那你为啥不换？
我就是不愿意换。
刘政德惊讶的口气说，为啥嘛？你为啥不换嘛？你的肚子不饿吗？皮箱里有粮是不是？
3
我没粮食，我的肚子饿得难受，但这表我不换。
为啥嘛？你说个不换的原因嘛！
为啥？这原因很简单：杨队长一个月供应多少粮食，不也和我们一样吗？一天七两口粮。他吃饱吃不饱？有剩余没剩余？
他拿十斤豆面馍换我的表，这豆面馍从哪里来？我问你，杨队长的家又不在这里，他在食堂吃饭，他哪来的十斤馍馍？
你不要管他的粮食从哪来的嘛。
不管粮食从哪里来？不管不行呀，他的粮食肯定是要从我们吃饭的灶上抠出来。
| 也就是说，他把大家的救命粮拿来换我的表，结果是我吃了粮食，他得了表，别的人可能就饿死了。你说，这样的粮食我能换吗？我吃下去于心不安呀！我是损人利己呀，是助纣为虐呀……
刘政德沉默了，许久他才说，这么说你是不换了？
不换。
换给吧。
不换。
你真不换？
真不换。
好吧。不换就不换吧。你睡吧，我走了。
邹永泉说，把你的馍拿上吧。
刘政德说，不拿了，不拿了，那是我给你的。
刘政德走后，邹永泉一动不动地就那样坐着，直到食堂的炊事员提着饭桶进了地窝子。最近的这次搬房之后，很多人起不了床了，农场领导体恤劳教分子，叫炊事员把饭送到地窝子，减少体力消耗。
吃的仍然是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豌豆是凉性食物，淀粉少，煮的糊糊又稀溜溜的，所以要趁热喝下去；如果放凉了，糊糊就懈了，变成半碗面糊半碗清水。
喝完豆面糊糊，躺倒又睡，但怎么也睡不着，我就捅了邹永泉一下，说，喂，你今天可把刘政德弄得难堪得很！
邹永泉正在嚼刘政德给他的白面馍馍，他停止咀嚼说，他活该。
我说，哎，你也不怕得罪他？
他说，怕他什么？我也不是炊事员，还怕他整我吗？
我说，可你把杨队长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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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得罪就得罪吧。过去他也没照顾过我，我也没讨好过他。以后呀，要是上边开恩把咱们放回去，他也不能扣住我：要是长期如此，没有十斤粮食是个死，有十斤粮食也是个死。至于死了以后的事，我就不想他了——是埋掉呢，还是扔在沙滩上叫狼吃掉，都一样呀……
我没再出声。我们比邻而眠已经七八天了，但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一切对我们都没多大的意义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了。就拿目前来说吧，他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政德拿来的白面馍，并不掰给我一口。而我呢，也不责备他吝啬和自私。我有吃的也是独吞，不给他。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的父母常常寄点炒面粮票什么的，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而他已经衰竭得够呛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认为这要怪他的家人，家人不给他寄炒面和罐头却寄给他一包多维葡萄糖粉，他每天冲一小勺喝。那不就是糖水吗！肚子吃不饱，一缸子糖水能救命吗？
不过他今天对刘政德的态度令我钦佩，他不为了多换点粮食而去损害别人！
转天我独自去了南寨村。我的棉袄裤换了六七个土豆，我还拿着两双袜子，两双袜子换了两把沙枣。闹饥荒的年代，这里的农民把沙枣当粮食吃。
| 南寨村在兰新公路的北边，紧靠着公路，有几十户人家。南寨村和明水农场之间隔着一片沙包，人叫鸣沙窝，有六七里宽。
南寨村的农民也很穷，有些人家的男子汉逃荒去新疆了，家里就剩妇女老孺。
一路走一路吃沙枣，回到山水沟的地窝子我已经把沙枣吃光了。喝完了晚上的一碗糊糊就又躺下了。躺在被窝里我对邹永泉讲述换粮食的过程。他一边听一边骂：抢劫！这是抢劫。
他就这么可笑，随便一件小事都容易激动和发脾气。我记得刚搬到这间地窝子的那天夜里，有个专门做生意投机倒把的农民拿着个布袋子，里边装着烟卷烧饼之类的东西，闯进我们地窝子来。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有个右派用一支金星笔换了一盒双羊牌劣质香烟。他大声地骂那个农民“抢劫”。那个农民说不换就算了，转身要走，他却又拉住人家要用自己的毛衣换烧饼。
听我讲完去南寨村的事，邹永泉说，刘政德今天又来了。
我说是吗？
他说，他还是要换我的表，说再增加几斤。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换。
他没再说啥？
说了，他说了很多，央求我把表换给杨队长。他还说，他这次找我换表，是杨队长在他房子说话说起来的，我这里有块好表，他就主动提出来替杨队长换我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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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既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这表要是换不成，他不好给杨队长交待。我想，他跟我说这些话，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个目的是给杨队长开脱，他们怕我找领导反映呀，大队长拿灶上的粮食给自己换手表！再一个目的就是一旦动员我换成了，他杨队长既得了表，刘政德又讨好了杨队长。我把他们的目的猜透了，就是不换，叫他在杨队长跟前丢脸去。你可没看见呀，刘政德今天低三下四的样子。他一再央求我：看在我的面子上换给他吧，换给杨队长吧。这次你帮我这个忙，以后你有啥困难了你就来找我……
我就说不换，只要是杨队长换我的表，我就是不换！
当时，我夸了邹永泉两句：好，好，你把刘政德碰回去好，叫他不要以为当个管理员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叫杨队长也明白，虽然我们是阶下囚，但也不巴结他……但是，喝完了晚上的那份汤，又一次沉入黑夜躺在地铺上之后，我又久久地睡不着觉，我又一次捅了捅邹永泉：喂，老邹，你睡着没有？
他从睡眠中醒来，迷迷糊糊问我，嗯，什么事，老杨，是你叫我吗？
我说他哪来那么多瞌睡！不要睡了，我们说会儿话。他问说什么。我说，就说你的表的事情。索索的被褥响的声音，他转过身来了，把脸对着我了，说：表怎么了，你说我的表怎么了？
| 我说呀，刘政德找你换表，你就换给他吧。
嗯？你同意换给他。
不是我同意，那是你的表，你拿主意。我是说，他答应给你十斤豆面馍馍，今天又说加几斤。你就跟他说，15斤，给15斤就换给你。不少了，一块表换15斤粮食，真不少了。你知道现在的行情不知道，一块大罗马换不上5 斤炒面了。再说，他还说了。有啥困难找他去，他要是真心帮助你，你可能还能活着走出明水农场……
妄想！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可以猜测到他白皙却又黄惨惨的消瘦面孔上痛苦的表情，因为他说话的口气虽然缓慢无力，但却用辞很坚决。他说：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包括场领导的讲话——现在是全国性的缺粮食，我们劳改劳教的首当其冲。要想改善，得到明年夏收……咱们一天吃七两豌豆面，无论如何活不到明年夏季……
那你就该把你的表换吃的……
换得三五斤，七八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何为。
可你昨天说，说不定十天半月能放我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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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希望，美好的想象。实际不可能。好长时间我都在想，毛主席不知道下边的人胡作非为，不知道我们在农场里受这样的苦，他知道了会解救我们的，可是我又想，毛主席不会不知道我们受的苦，受的罪，他那么聪明决断，甘肃省委能瞒了他？
听着他的分析，我心头一阵阵发凉，我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小心人听见了汇报去。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就按刘政德的话办。把表换给杨队长，你能多得几斤粮食。
不换，他给的粮食再多也不换。他是拿大家的El粮换我的表呀，我可能活下去了，但更多的人死掉了，我不是助纣为虐吗？
我死了人们也要骂我呀，为一己之利损害众人。
没人说你呀！就是有人说你，也可以原谅的，罪责在刘政德，你并投有多大的责任。
他说，古人不是说过吗？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我说，不管你跟谁换都要早点换，越往后粮食越紧张越贵，换的就越少。睡吧。
他说睡吧。
4
其实，不论是邹永泉还是我，都对这件事的后果估计不足。
第二天早晨喝汤的时候，他把饭盆伸到我面前说，你看。
我看到了，他的饭盆里面汤比我的少三分之一。
我说他，你认为是刘政德捣的鬼！
他说，到晚饭看看再说吧。
| 到了傍晚，炊事员提着桶走进地窝予以后，我就特别注意炊事员打饭的过程：给我给别人打饭，他都是一舀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轮到邹永泉的时候，他舀T ——5~，但往外走的过程中马勺一倾斜，流出去不少。倒在邹永泉的饭盆里，和我的比比，少了三分之一。我们都是在夹边沟农场小卖部买的儿童洗脸盆当饭碗，大小一样。
邹永泉立时就叫起来：你怎么给我的比别人少？
炊事员说哪里少了，哪里少了！
邹永泉把我的盆端过去和他的盆放一起。炊事员只好说，再给你补一点，再给你补一点。
炊事员又给他舀一点糊糊，但也不如我的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四天，每次开饭炊事员都给他舀的饭少，他几乎每天要和炊事员吵架。于是我又一次劝他把表换给杨队长，我说他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不为所动。我又劝他，那就到南寨村去换吧。
换给农民吧，你总要填补些粮食嘛。他对我苦笑一下：杯水车薪，杯水车薪。
但是有一天下午，他到隔壁的一间地窝子去看一个他的上海老乡回来，很激动地对我说，杨世华，这两天你还去南寨村吗？
我是经常去南寨村的，有时拿自己的物品换粮食，有时有人死了。在管理干部来处理后事之前偷下一个饭盆，一双袜子，一件旧大衣，我都拿到南寨村换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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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换一把沙枣，我也去。
我说去，明天去。
他说，你找人打听一下，有没有人拿粮食换手表。
我说他：你改变主意了？
他告诉我，在隔壁的地窝子里，人们都在传说，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过夹边沟了，还有人说是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是个女同志。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看来，夹边沟死人的事真的惊动了中央，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要放我们回去了。我要活下去。
听到这讯息我也很高兴。我把自己在天水中学工作时缝制的一件半大皮袄拿出来了，拿到南寨村换粮食。中央已经知道夹边沟的事了，那就是说有希望了，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活着回到天水去。
我的短皮袄做得很好，是直贡呢的面子，水獭皮的领子。里子是九道湾的滩羊皮。滩羊皮是很有名的，是宁夏自治区靠近黄河的河滩上放牧长大的绵羊皮。它皮薄毛厚，既保暖又轻便，九道湾又美观好看。这件皮袄缝好以后，我就没穿过几回，在学校里上班我都舍不得穿。也就是过春节穿几天。定右派后我把它带来夹边沟，放在箱子里根本就没穿过。
| 皮袄换粮食的事不好办。我在南寨村进了几户人家，有的嫌小。——我的身材瘦小，我穿的衣裳，农村的成年男子要么穿不上，要么穿上了紧绷绷的胳膊不能活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说拿皮袄换粮食，有些人不敢换，他们说，队长早就讲过，不叫他们和明水农场的犯人来往。给犯人衣物和粮食，就是帮助阶级敌人，脚后跟站歪了，是犯罪。
有一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老婆子的儿子儿媳逃荒到新疆去了。
这个老婆子看了我的皮袄，穿在身上试了试，很合身，就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说是换给她。但是说到换多少粮食的问题，她说给我两碗酸菜。西北的酸菜也叫浆水，是大白菜呀元白菜呀芹菜呀煮个半熟倒进缸里，再煮上一锅苞谷面糊糊倒进去，盖上盖儿，使菜发酵。发酵后的菜就不再发霉r ，要吃时舀出来做汤喝。两碗酸菜就想换我的皮袄，那哪行呀，我当然不换。我就是想换点粮食的，但她死活不同意给粮食。她说，给你三碗酸菜，给稠些。我说不换不换，酸菜你留着自己吃吧，三碗酸菜你吃了可能还救你的一条命哩，可是救不了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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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七八户人家，皮袄也没出手，最后我就进了队长家。说我的这件皮袄想换点粮食。队长也喜欢我的皮袄，但他试着穿了一下，穿进去一条胳膊就再也穿不进另一条胳膊了。嫌小。
他说，你再来的时候给我拿件宽大一些的，也要滩羊皮的。我说我又不是二道贩子，哪里给你找件宽大的滩羊皮皮袄去。这时我突然想起邹永泉托我的事，我就说我有个朋友有一块手表，想换些粮食，你换不换？队长说换，是块什么表，是大罗马吗？我说不是大罗马，是浪琴，比大罗马好得多。队长听说这么一块表要换粮食，很是有兴趣，立即给我拿了个白面饼吃。那白面饼还真白，我已经好久没见过那么白的白面了，跟城市里卖的富强粉一样白。拿在手里掂一掂，有四两重。关于那块表队长问了我很多情况，最后对我说，你回去问一下，他要换多少粮食？你把他叫来行不行，我们当面谈？我说他可能来不了啦，他的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 回到山水沟跟邹永泉讲了情况，他说去，明天我去。我怕他腿软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但他不知哪来的力气连休息都没休息一次，跟我穿越鸣沙窝去了南寨村队长家。这次一进门，队长就给我们一人一块白面饼，然后看表，然后谈价钱。事先我和邹永泉就商量好的，不能一次谈成，要吊他的胃tl，多吃他两块白面饼。所以第一次没谈成。
后来又去了两次，我们两人又吃了村长的四个饼，然后交易谈成了，换了五斤炒面外加三个白面饼。
最后。村长把我的皮袄也留下了，给了我三个白面饼。村长说，皮袄留下就留下吧，我的儿子大了再穿。村长30岁出头，他的儿子8 岁，刚上小学。
我的三个饼，回到明水农场，我一顿就吃完了。许久没吃过饱饭了，三个饼放在口袋里很是诱惑人，吃过了晚饭坐着，掰一块，再掰一块，到睡觉时就吃完了。
我真钦佩邹永泉。他的三个饼和五斤炒面，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只是像冲多维葡萄糖粉一样舀了两小勺炒面，冲成稀汤汤喝了一碗，然后就把白面饼和炒面都放进皮箱里，锁好。我说他，两小勺炒面顶啥用？有吃的就吃呀！他回答：不能多吃，要细水长流。这种状况不知要持续多久，可我再也没什么东西去换吃的了，不细水长流以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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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口子里，食堂给他打的面糊糊还是比别人少，但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找领导反映。他就是每天冲一碗面糊糊补充一下。这期间他也不再躺着了，我和他一起每天都去挖苦苦菜。
我们要争取活到释放的那一天。怕人偷，他每天外出时把炒面和白面饼装在一个布袋里背在身上，晚上睡觉时才锁在皮箱里，放在脚下边。每天我们都去南寨村的麦田里挖野菜。他还不断地追逐蜥蜴，用铁锨拍打，打死了拿回来烧着吃。
我是很注意饮食卫生的。我挖野菜煮着吃，也捋草籽炒着吃，但我从不吃老鼠、蜥蜴之类的。
有一天，在挖野菜回来的路上，他打了二十多条蜥蜴。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在地窝子外边用蒿蓬点了一堆火，把蜥蜴扔进去烧，一边烧一边吃。我在那儿煮苦苦菜。后来，吃得剩下两个蜥蜴了，他说我，这两个你吃了吧。我说不吃，有毒。他说，没毒，我吃了十几天了，平平安安的，没啥事，你放心吃吧。他还说，他吃第一条蜥蜴之前观察了好久，别人吃了蜥蜴没出什么事，他才吃的。我说我嫌恶心。
结果他把那两只烧得黑乎乎的蜥蜴又嚼着吃了。虽然蜥蜴表面烧黑了，但里边还是没烧透，他咀嚼的时候我听见了咯吱吱的声音。我的心里麻酥酥的。
| 但是过了两三天，他的身体突然肿起来了。全身都肿了，像是吹气一样肿了起来。腰肿得像是水缸一样粗，脸肿得眼睛睁不开。叫医生来看，医生了解一下情况，说是吃蜥蜴中毒，给了几个白色的药片片，转身走了。过了一天，他就完全地闭上了眼睛。
埋葬之前，我想给他换一下衣裳，但是因为肿胀，衣裳绷得紧紧的脱不下来。
清理遗物，打开他的皮箱，见他从南寨村换来的炒面还剩下二三斤，还有两块白面饼。白面饼子干得掰都掰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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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6:42:00 第 13 楼这就好了
杨显惠
1
我作为知青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当农工，有一段时间患了皮肤病，湿疹。
那是1970年冬季，我的小腿上长出一些疹子来，其痒无比。一开始我没在意，一发痒就抠，结果抠破溃烂了。去农场卫生队——我们是兵团建制，农场的医院叫卫生队——看了几次医生，谁知病没治好，反而加重了：溃烂扩展到大腿，化脓，流黄水。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由一名叫尚春荣的医生给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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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医生三十二三岁，甘肃省通渭县人。他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军医，1956年入伍，先是当卫生员，后来提干当了军医。
他1965年转业，在甘肃省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当医生，后来农建十一师分成农一师和农二师两个师，他调到农一师小宛农场卫生队当医生。
我们卫生队的医生大都是大学生和中专生，还有两个提拔起来的知青。专科出身的医生对我们这些农工总是有点高高居上看不起的样子，而那些知青提拔的医生，农工们又不大信任，认为他们没多少专业知识会庸医害人！我们去卫生队看病，都愿意找尚春荣看病。尚春荣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搞了多年医务工作，治疗常见病很有经验。他还有个优点，就是当过兵，性格活泼，爱交往，对农工热情。他能和知青一起聊天，甚至一起发牢骚。农工们有事去求他，譬如说想开张病假条休息几天，或者想开个转院证，借故到玉门镇或者嘉峪关市去玩几天，他都能让你满意。
他说，玩几天就玩几天去吧，蹲在农场里就像劳改犯一样，蹲傻了。我那个连队有两个青年谈对象，女的怀孕了。
| 但两人又不愿结婚。——很多知青不安心边疆建设，害怕结了婚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农场了。那位男青年找了一次尚春荣，尚春荣就给他的女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去安西县人民医院做了流产，丑事就掩盖了。
那次我住院三个月，天天和尚大夫见面，聊天。尤其是他值夜班的日子，我经常在医生值班室和他聊天，听他讲故事。他入伍后一直在公安部队服役，见过世面，阅历丰富；他的大脑里装着许多大悲大喜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
下边就是他讲的一个故事。
我对你说过，我是：1956年入伍的义务兵，国家制定新兵役法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在那以前，招的兵都是志愿兵。那年，国家在我们县招了一连新兵。入伍后在兰州的新兵连受训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又把我送到兰卅市七里河区的兰州部队总医院卫生员大队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陕西的三零四五部队当卫生员去了。
我们那个部队是看押犯人的，押着犯人修铁路。我到部队那年，部队就调进甘肃了，改编为内卫七十二团，修宝成铁路，然后又修兰新铁路。
兰新铁路修到柳园，修到省界，犯人就不再参加铁路建设了，由铁路工人去修了，我们那个团就专门看押张掖和酒泉地区的监狱和劳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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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讲过，我在团卫生队当过卫生员，在双塔水库当过卫生员——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连看押犯人修水库。从水库下来之后，团卫生队的队长跟我说，你到一营卫生所干一段时间去吧，你是老卫生员了，要提高一下技术，争取提干。我明白他的意思：在连队当卫生员，只能治个头痛感冒，重病号送营卫生所和团卫生队；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看病的都是医生，轮不着我给人看病。在营部就不同了，营部的卫生所就一两个医生，忙的时候卫生员当医生用，可以锻炼人。我猜对了，到了一营营部，果然就给了我处方权，我可以给病号开处方治病了，不再拿我当卫生员使用了。
一营营部在酒泉东边十公里处的城郊农场。那里有二千劳改犯种地，一营的一个连队当警卫。
我在那儿干了几个月，天已经冷了，那是1960年的11月下旬吧，营长找我说，小尚，你到团部卫生队去一趟。季队长来电话了，叫你到他那儿去一趟，可能要给你派个啥任务。我问营长，执行啥任务？背背包不背？营长说我也不知道啥任务，没说叫你背背包。
执行任务，又不背背包，这到底是个啥任务嘛。我心里疑疑惑惑的，就坐上一辆去酒泉拉货的马车去了团部。
那时候我们的团部在大衙门那儿，就是酒泉邮政街东边。
| 我到了卫生队，问季队长，你叫我来做啥？季队长说，接到上级的指示，说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病号很多，死了不少人，叫我们派个医生去那儿协助工作，抢救人命。我考虑你去合适。我吃了一惊，忙说，季队长，我是个二把刀——卫生员嘛，你叫我去抢救人命哪行呀，我会抢救人命吗？你派个有能力的医生去吧。
季队长说，我考虑了，这事你去最合适，你胆子大，不怕死人。再说，那里也不缺医生。那是个右派农场，大医院来的医生、教授多得很。叫你去，是叫你到那里跟人家学习技术去，将来好提干。我想了想，觉得季队长的话有道理：我在团部卫生队当过两三年卫生员，好几次外出执行任务，队长都派我去。原因是那些专科毕业的军医们看见劳改犯或是遇上战斗，心里发怯。有过战斗呀，那一年嘉峪关公社发生反革命暴乱，部队去镇压，枪声一响，和我一起去的两个军医腿都软了，不会走路了，我不仅要抢救伤员，还要照顾他们。
于是我说，好吧，明早我就去。
季队长说，到药房里领上些药，背上些强心剂和葡萄糖，多背些。
我说那我就领药去了。
我已经出了办公室，他又喊，哎，回来，回来，你先不要走。
我走回来。我以为他还有什么事要说，但他却看着墙壁吸烟，像是在思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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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久才转过脸来说：你就到一营二连去住吧。
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可笑。夹边沟农场驻着我们的一个连队——一营二连，我去双塔水库之前，还在那个连当过半年卫生员，我去夹边沟农场当然要住在那儿，这还用你嘱咐吗！我说，季队长，我还以为你叫我住宾馆去哩，可那里哪有宾馆呀！
季队长是陕北人，1938年当的兵，解放后授衔大尉，很快又升为少校。他平常严肃得很，也就我敢跟他开玩笑，因为我胆子大，完成任务好，他喜欢我。
他短促地笑了一下，说，你到了那里，遇到啥特殊情况，一定要给我汇报。记住，你住在二连，可不归二连领导，有啥事向我汇报。
我说，有啥特殊的事？
嗯……他沉吟着说，能有啥特殊的事我知道吗？我是诸葛亮吗，能掐会算吗？
我是提醒你，那里押的都是右派，还有一些大右派，阶级斗争情况复杂，啥事都可能遇到。要真是遇到难办的事了，可不要擅自做主。
我说是。
他说，去吧。把事情办好。这是你独自执行任务，不要出麻烦。
我在去药房的路上心里觉得好笑。季队长向来说话干脆利索，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领好的药，先到城郊农场背上背包，再步行到夹边沟。
| 夹边沟农场你知道吗？噢，你昕人说过？那好，那我就不介绍夹边沟农场的情况了，我只讲我的经历。那时候部队汽车很少，我是步行走去的。我先到部队，把背包放下，就背着药去了夹边沟农场的场部。
我们部队为什么要在夹边沟驻一个连队呢！不是，不是看押右派的。1959年，甘肃省的吃粮就出现困难了，部队的战士一月就供应三十八斤粮食。部队上都是年轻人，三十八斤粮食吃不饱呀。为了解决缺粮问题，团领导抽了一个连在夹边沟开荒，种地。开荒的第一年，我在那儿当过卫生员。那一年，团部机关的干部，包括卫生队的医生和卫生员都下去过，开荒、修渠。
我在那儿当卫生员时指导员上课讲过，平时不要到夹边沟农场乱转，不要叫右派当成部队是看押他们的。我们没那任务。但是指导员又讲，如果农场发生暴动和骚乱，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制止和镇压。连队离着农场的场部几百公尺，但每天晚上派一组游动哨在农场的围墙外边巡逻，逢节假日还要加岗哨。
我原计划见一下农场领导的，可到了办公室门前没遇见人，冷冷清清的，见一间房门口钉着个木牌牌，写着医务所三个字。
我敲敲门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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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所坐着三四个人。看我进去，他们也是不明就里，停止了说话，忽地站了起来。我想，他们是惊了一下，因为我一身军装，还穿着军大衣，我的领章上是个红十字。我问这里是夹边沟农场的医务所吗？他们齐声说是。我问您们医务所的领导哩？
他们说领导到城里劳改分局要药去了。
这时他们还站着，我就说了一声：你们都坐下，站着做啥！
他们坐下了，拘谨地看着我。我说，你们不要紧张，我是酒泉的部队上派来的，给病号治病的。领导说了，你们这里病号多得很，人死得止不住，叫我来协助您们给病人治病，抢救人命。
别的啥事我都不管。你们把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几个人也自我介绍一下。
那几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姓杨，是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临洮县人；有个小个子，兰州市工人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还有个女右派，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在他们面前，我是当然的领导了，他们向我汇报：病人很多，有些病人血糖过低，思想包袱重，精神状态不好，死掉了。
我说，问题这么简单吗？是血糖低的问题吗？血糖低就能死人吗？血糖为什么低，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们都不说话。
| 我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就不问了。我知道，他们不敢说真话，他们就是说真话才犯错误的，才送到这儿来劳教的呀，他们敢说真话吗？
我说，你们领我到号子里看一下去。
那个姓杨的医生领我去号子。我记得往北边走了几十公尺到一百公尺的距离，进了一个大院。大院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房子里像是没有啥人。我问那个姓杨的：这些房子怎么都空着？
2
他说，人都调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去了，走了两三个月了，夹边沟剩下些老弱病残了，都起不来了，都成病号了。
我问有多少病号？
他说三百多吧。
我们进了第一间房子。是一间大房子，有三问房那么大。
正面和左右都是盘的土炕，像马蹄铁的形状。睡了二十多人，还没把炕睡满。
啊呀，那些人睡在炕上的样子，叫人心酸呀。右派，都是些干部呀，应该是体面人嘛，竟然一个个像是叫花子，穿得破破烂烂的。有的人腰里还系着麻绳。可能是冷吧，我就没有看见火炉子嘛，系个绳绳暖和些。大部分人睡着，少数人在炕上坐着，还有个人用一个装饼干的罐头盒子做的炉子在茶缸子里煮什么，烧的是一本书。他就跪在炕上，罐头炉子也放在炕头上。他的身旁还堆着几本书。他手里的那本书撕得剩下几张了。
我问那个人：你煮的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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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答，干菜叶子。
人们的模样确实吓人呀。有的人瘦得像柴棍棍，眼睛陷得深深的像两个黑洞洞。
腮也陷下去成了两个坑坑。脸上一点儿肉都没有了，脸皮薄得就像直接贴在骨头上的牛皮纸。有的人浮肿，肿得像是大胖子，头肿得像背斗那么大，脸有脸盆那么圆。
由于怕冷，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衬衣，绒衣，棉衣，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皮大衣。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胖得睁不开。
我问了几个人，哪个单位的？从哪里来的？犯的什么错误？
回答的都很简单。我想，他们可能是怕我，看我穿着军装，搞不清楚我的身份。
我叫那个姓杨的医生介绍一下，我是部队上派来的医生，是来给大家看病的。他一介绍，情况大变，把我吓了一跳：七八个人忽地从炕上下来了，围住了我，手里都拿着写好的信，叫我替他们发信。我没接信，我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该怎么处理，再说，季队长说过阶级斗争复杂不要惹麻达的话。那些人看我不接信，就硬往我的大衣口袋里塞。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解放军，拜托你了，求你了，给我把这封信发出去。有的说，我是冤枉的。还有的说，我们受的这苦，中央不知道，你替我把这封信发出去，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会搭救我们的。
| 我急忙说，不要装，你们不要给我装啦。我是来看病的，我不管你们伸冤的事。
你们的信应该叫管教干部寄出去呀。
那些人根本不听，硬是把信装进我的口袋。有的人说，我这是伸冤的信，寄不出去呀，领导要检查哩。
我说，你们给我我也寄不出去呀。我就住在这里，不进城去。
他们还是往我的口袋里塞信，根本不听我的劝阻。于是。我很快就从这间房退出来。就这，我的口袋里装了七八封信。
一下午，我把所有的病号房都走遍了。总共有十来间房，病号三百人。
晚上我回二连吃饭，住宿。第二天，我就和那几名右派医生一起去查房了——巡视病房，或者抢救病号。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闲着的时间：查完房回到医务所，想休息一下，喝点水，但不时有护理员或病号跑来报告，某某人晕过去了，某某人不行啦。我就又跟着他们的医生跑到病房去，打强心针，或者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真是灵得很，已经晕厥过去的人，连气都不出了，往静脉血管推进去四十毫升易渗葡萄糖，过几分钟，那人就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睛后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左顾右盼地看他身旁站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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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三天早上有一个晕过去的人，我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律衰竭晕厥不醒的状态，都在抢救，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给他打了强心针，推了五十毫升葡萄糖，后来又推了一百毫升，此人还是没活转来。后来，我帮着护理员用被子把他裹起来，用绳子系上，抬到门外边放着。傍晚有专人拉出去掩埋。然后我就回医务所去了。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一条生命由我的手送上黄泉路了，我这个解放军派来的医生无能呀！
回到医务所，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问我出啥事了。我回答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心里不好受。我问他：你们一推葡萄糖，病人就活了，为什么我救不活？杨医生安慰我：不怪你，这不怪你。那个病号是抢救过两次的人，他的渊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他了。我大吃一惊：还有这道理吗？他回答，这是经验！第一次晕厥的人，推四十毫升葡萄糖就活了，第二次晕厥的人就得八十毫升或是二百毫升才能救活，如果第三次再晕厥，你推上五百毫升葡萄糖也是白搭！
这天中午我回二连去吃饭，下午上班晚了一点。我从二连打电话给季队长，打到两点半钟才打通，我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季队长在电话里问啥事？
| 他说话的口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三天来右派们给我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我不知怎么处置才好，是退还给他们吗？还是给发走？
他静了一会儿，说，给他们发了。但是略一停顿他又说，不要给二连的通讯员，也不要在夹边沟的邮局发，你哪天进城，从邮局发了。
我要放话筒了，他又问一句：还有啥为难的事吗？
我说没有。
不料，第五天还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我已经来夹边沟四天了，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抢救病人，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独自抢救晕厥的病号了。再说，成天泡在病房里，病号们已经熟悉我了，他们不惧怕我这个解放军了，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事情了。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原因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放卫星，他很反感。他在党委会上提意见：你把产量报高了，我们县交公粮、卖统购粮多，留的口粮就少了，社员要饿肚子。结果县委给他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他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这叫拔白旗。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修天兰铁路，他把铁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他说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可是铁路修成之后送他到夹边沟，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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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几天里走遍了场部，熟悉情况。一天，走进磨坊，看见一帮女右派在磨面。有个姑娘正在偷吃生面粉，脸上沾了许多面粉，那样子怪怪的，就像只白老鼠。
我问她哪里人，她说是通渭县人。她认为偷吃面粉叫我看见了，很恐惧，我说她，不要怕，我们是老乡。还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讲师，叫由天，我问她为啥来夹边沟，她说她的工资低，她提意见，领导定她个右派送到夹边沟了。
第五天的早晨，我独自到病房巡视，在第四间病房，一个老汉喊住了我：解放军大夫，问你个话行不行？
这个老人，前两天我就注意到他了：我给别人看病的时候。
他一直是在炕上躺着。他的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投有了。但这天早晨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在炕上倚着被子坐着，大衣披在身上。
我在他面前站住，说，有啥话你说吧。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的脸上显出很谨慎小心翼翼的样子。
打听谁？
我问你，你们部队的编制是不是内卫七十二团？
我说是。咦，你怎么知道我是七十二团？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季自生的人？
我一怔：有啊，是我们团的卫生队长。怎么，你认识他？
他答。认识，认识。
| 我又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答：你们部队在武威驻扎过吧？
我又说：住过，我们团部和卫生队都在武威住过。
他说：在武威，我的姑娘跟了季自生。
我说：是吗？那么说你姓吴？
他说：对，我叫吴成祥。我的姑娘叫吴秀英。
我说：对，对，我们季队长的爱人就叫吴秀英。啊呀呀，这么说你就是季队长的岳父了。
他谦恭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眼前的这个老人是我们季队长的岳父，我心里感慨不已。老人瘦得像个骷髅。他的胡子很长，长得垂在胸前，白花花的。他的头发也全白了，和胡子连在了一起。衣襟上全是吃饭拉拉的汤水的污斑。但从他脸上的神态，他的长长的胡须，我仍然觉得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胡须在进入夹边沟之前，想必是很好看的。我黯然神伤地说：您姑娘和女婿知道你在这里吗？
嗯……老人支吾了一下。
我又问，你没给姑娘写过信吗？。
没写过。
我再问：你为什么不写信呀。你女婿是我们的卫生队长，你写个信，他还不帮助你吗？
老汉不说话。
我停一下说，老人家，你要不要我给您的女婿带个话。
他似乎在思考，过一会儿才说，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要点辣面子。
3
我说：你不要点糖吗？
他们有糖吗？
| 下列为一部小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请参照这部分内容，续写下一部分。 |
有。他有特别供应证。他是校官，少校军衔。
啊，那你就给我要些糖来。
再要些什么？
能要些炒面吗？
能要呀。啊呀，你还客气啥呀，他是你的女婿。你都快饿死了，跟女婿要些吃的有啥不行的。要。我给您要去，要些饼干。
啊，好，好好。解放军，你贵姓？
我说姓尚。我还想和老人说说话的，可这时隔壁房子的一位看护跑进来叫我，说，尚大夫，有个人不行了。我急忙跑去抢救。
抢救完病号，我又到吴老汉那儿去了一趟，坐在炕头上，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在武威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县工商联的主任，解放前是商人，经营毛皮生意。
我问他女儿是怎么嫁给季队长的。他说女儿在兰州上的师范，毕业后在武威一中当老师。
部队和学生搞联欢时，认识了季队长。我又问，你女儿和女婿真不知道你在夹边沟吗？他说，应该知道，我给家里写了信，叫家人给姑娘写信说明我在夹边沟，叫姑娘给我送些吃的。家人来信说写信说了。我说，你姑娘没管你？他没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可能姑娘没收到信吧，也可能家里人哄我——没写信说写信了。我说他们哄你做啥嘛？他说，害怕给姑娘和女婿出难题呗！
我是阶级敌人了，帮助我还了得呀！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同情阶级敌人呀！
| 我对老汉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的姑娘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这事我给你办。我找季队长去。什么划清界限不划清界限，岳父要饿死了，他能不管吗？
这天中午回部队吃饭，我想打电话来的，想在电话里跟季队长谈这件事。可是在连部坐着等上班时间的时候，我又觉得打电话不妥：接线员听见我们的谈话怎么办，传出去怎么办？从我来夹边沟之前季队长跟我谈话的神情来看，他是知道岳父在夹边沟劳教的。既然知道岳父在这儿，又不给予帮助，这说明他的确害怕这件事给他惹出什么麻烦来。
这事我须谨慎处理才是。 .下午临下班，我说明天进一趟城，去卫生队要点药去。那几个右派医生很赞成，因为我带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第三天就用完了。
翌日晨，我步行30公里到了酒泉县。我先到邮局把右派们的信发了，然后去了团部。一进大院，我就遇见了季队长。看见我他有点惊讶，问你怎么来了，遇到啥事了吗？我说是取药来的。他问取什么药？我说葡萄糖，抢救病人最好的药是葡萄糖。
还要啥药？他问。
强心剂。
再啥？
豆面疙瘩。
豆面疙瘩就是康复丸。用豆面羼上红糖和红枣捏成的圆疙瘩，甜甜的很好吃，病号们都愿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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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队长把我领到了药房，对司药说，小尚是给医疗队来拿药的，要多少拿多少。
然后又对我说，领了药，你到我房子来一下。
我想，他可能沉不住气了。
取完了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一进去，他就叫我把门关上，叫我坐下，然后给我让烟。季队长平时抽的飞马烟，可是这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牡丹香烟，抽出一根给我。我接过烟，他又划火柴。不好意思叫他给我点烟，我忙接过火柴盒说，我自己点，我自己点。
我点上烟才吸了一口，他问，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他怔了一下，说，你的医疗水平提高了吗？那些右派医生的水平很高，病号也多。
我说，提高什么呀，病号多是多，可是病情很单纯，就是低血糖。人晕过去了打强心针，往静脉血管推葡萄糖。再啥事都没有。
他说，遇到啥事没有？
有啥事？
譬如说，遇到什么特殊的人没有？像你们通渭县的老乡呀。
熟人呀……
人嘛，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有个通渭县的丫头，才21岁。叫拔了白旗。不过这人我不认识。还有个人是傅作义的堂兄，叫傅作恭，那里的人说，那是个大家伙。。
| 我说农场的情况，季队长连烟都不吸了，双眼直直地盯着我。我想，应该说他关心的事了。于是，我吸了口烟，又说，对长，你可不要嫌我多嘴，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有一个武威人，是个老汉，有60岁了吧，知道你的名字。他问我认识你不认识，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队的。
你怎么说了？
我说不认识，我们部队没这么个人。队长，你不要嫌我说谎，这事，我怕连累你，没敢跟他说实话。可是，我觉得这事必须告诉你，所以昨天认识了他，今天我就来卫生队，向你汇报。
季队长说，对，你做得对，这事你做得对。他再跟你说什么没有？
没有。
他没说怎么认识我的吗？
没有。
季队长长长地出了口气，身体一仰靠在椅背上，好久没说话，光是吸烟。我呢，也没说什么话，我不知他怎么想的，怕说多了惹出麻烦。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用很神秘的口气问我：小尚，这件事你没跟啥人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好，没跟人说好。这种事呀，知道的人多了不好，这我不说你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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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事呀……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上级叫我们派人到夹边沟去，我为什么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可靠，办事我放心，你也机灵。我害怕别的医生去了，遇到这事处理不好。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打听我的人就是吴秀英的父亲——我的岳父呀。
是吗？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是，就是。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了，说他父亲在夹边沟。
这事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我说，队长，你放心，这我明白。我不会对人说的。
他又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他没说他那里缺什么？没说要什么？
没要啥。我没说认识你，他能要吗？
你觉得他缺啥？他就是没要也得帮助一下他呀。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叫我们帮助一下老汉。我害怕粘上说不清，没管。现在得管一下啦，不要叫老汉饿死。
我心里一阵轻松。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我脱口而出，说，缺盐，缺辣面子。
缺烟，老汉不吸烟的呀。
不是烟，是盐，吃的咸盐。他们一天两顿饭，就是喝些豆面糊糊，害怕吃盐会浮肿，伙房不放盐，难喝得很。给他带些盐，辣椒面，调调味道。
再给带些啥吧？——带上些炒面，你说好不好？
好，带些炒面，多带些。有饼干了拿上几斤，最好。
饼干有，饼干有。要不要再给拿些肉？
| 拿上些肉，最好炒成臊子，他每顿能调上些。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
再拿些葡萄糖粉。再给拿几件衣裳。
衣裳不要拿。那里死的人多，死人的衣裳没人穿，衣裳不缺，就缺吃的。对了，有毛袜子拿上一双。我看老汉没袜子穿。
用包脚布当袜子。
最后季队长说，现在你回家去。明早走的时候到我家来一趟。
4
从卫生队出来，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到1959年，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挣工资了——一月四卜多元，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有些人就结婚了。我找了个酒泉姑娘结婚，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晨，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盐，辣椒面儿，十几斤炒面和三四斤饼干，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捆好，我背好之后，季队长说，小尚呀，你就辛苦一下吧，本想给你找个车，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用不着找车，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但临走，我又问了一句：吴老师哩？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吴秀英在酒泉中学当老师。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她上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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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第一，我去她家的时候才七点半钟呀，天还不大亮；第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他走进里屋去。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在病房里就厉声训起那几个医生：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这个病号要看好，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人死了，训他们有什么用！但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对不起吴老汉呀……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挖了个深些的坑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些了，才对我说，我去酒泉的一天，老汉就晕厥了两次，都救活了。这是第三次晕厥。
| 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渭的姑娘。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酒泉，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他交待这事，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讲完之后，我等待着他的发作，我想我该倒霉了，不要说提干，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谁知他却很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夹边沟，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这时夹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那个通渭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夹边沟的，汽车开动时，那姑娘看见了我，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
那不是我的事了，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夹边沟。
尚大夫结束了他的夹边沟故事，开始吸烟。我静了好一会儿，问尚大夫：你什么时候提干的？
他回答，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的农建十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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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们季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
正好那年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要医生。
农建十一师组建于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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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驿站经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05/8/4 16:45:00 第 14 楼在列车上
杨显惠
1
1990年夏季，我从省警校毕业即被分配到地处白银市的王家坪农场工作，在教育科当干事。王家坪农场的正式名称是银城监狱，就因它在白银市境内的原因。王家坪农场劳改的都是判了十五年刑期以下的刑事犯。上班不久，那是年底前，我就执行了一次公务。奉命去武汉押解犯人。还在我去王家坪农场之前，那儿逃跑了两名犯人。听老同志讲，那两名犯人逃跑得特别蹊跷：几十名犯人被带到农田里劳动，在警卫的看押下干活，傍晚收工时少了两个人。警卫战士坚决不承认从他们眼皮底下跑了人，因为那是一片出苗不久的玉米地，犯人们在锄草，每个人影警卫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逃走。经过分析，农场管教干部和警卫人员共同认为犯人是藏起来了，藏在沟坎或是草丛里了。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不便于搜索，警卫部队便把田野封锁起来，准备明天搜索。
| 第二天，像是篦子一样，警卫战士们把田野篦来篦去篦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就撤除了警戒四方追捕还是没有结果。这次是武汉市公安局拘捕了两个入室盗窃者，经审讯是从王家坪农场逃跑的犯人。武汉市公安局将此事通知了甘肃省劳改局，劳改局打电话叫王家坪农场立即去武汉接犯人。
接到电话的当天上午，科长就带着我和张祥出发了。科长叫李天庆，已经58岁了，过一两年就要退休，借着这次出差的机会回老家看看。他的老家就是武汉。张祥是老干事了。三十五六岁。农场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兰州火车站，我们上了从兰州去武汉的直达列车。
因为走的急，也因为农场经费困难，我们买的是硬座票。看起来，科长和张祥已经习惯这种外出的差事了，火车一开，他们就都倚着椅背歪着头和身体打盹。我真是不习惯这种枯燥的差事：没人打扑克，也没人聊天，睡觉吧，歪着身体挺难受的，根本无法入睡。再说，车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空气龌龊难闻，令人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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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真是难捱，到黄昏吃过盒饭，我就忍不住了，向科长建议买一张卧铺票，三个人轮换着睡睡觉。科长不同意我的建议，说买了卧铺票回单位无法报销。我说，咱不要公家报销，咱三人凑点钱买张卧铺票，换着睡觉不行吗？科长更不同意了，说，出差给公家办事，为什么要自己掏钱呢！你坚持坚持不行吗？我老头子了，能坚持，你个小伙子这点苦就受不了？我明白，不是能否坚持的问题，他是舍不得掏钱。于是，我改口说，科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不要你和老张掏钱，就我自己掏钱，买了票咱们三人轮流休息，回去后我也不要求报销。他不说话了。不说话就是默许，我又说了声我去买票啦，他还不出声，我就去补票了。我们科长的小气在单位是出了名的。我是在警校学会吸烟的，到监狱上班的第一天，我吸烟的时候递烟给他，他不要。
我以为他是不吸烟的，但过了不一会儿，他就从口袋里摸出烟卷吸了起来。这样的事遇到了两三次，我以为他嫌我的烟不好，但仔细观察，他吸的烟更是差劲。
我觉得蹊跷，问同事们，同事们告诉我他就是那种人，从不吸别人的烟，自己吸烟时也不让人。
| 机关分鸡蛋，他总是要找个秤来称一称，看够不够分量；若差了一两二两的，都要跑到后勤部门去要回个鸡蛋来。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请示一件事情，恰好遇上他和老伴吵嘴。我听了听，原来是儿子要结婚了，女方家里要一笔钱，儿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他出一万元。他同意出这笔钱，但却要儿子写借条，将来必须归还。
老伴儿生他的气，说他财迷转向，对儿子无情无义。他说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应该自己奋斗，自食其力，不应依靠老子。老伴儿说，他不靠老子靠谁去？你说，谁家的孩子不是靠老子？他说，你看人家外国，儿子一长大就独立生活，不靠父母。
老伴儿反唇相讥：你跟外国人比什么，你是外国人吗？中国和外国国情不同，不能和外国比。他说，不和外国比就不和外国比，那就和我比吧。我16岁离家后就再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我还把他们养大了，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女人说时代不同了。你不能拿现在和过去比。你过去过的啥日子，你要儿子过你那样的可怜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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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走到列车中央的列车长工作席，我就出了很多汗。车长席旁没什么人，车长正低着头数钱。我叫了声车长，然后说，请帮忙给我解决一张卧铺票。车长没有抬头就说，没有卧铺啦。我想利用一下警察的身份，便提高嗓门说，唉呀，那怎么办，我们是外出执行公务，路途远，能不能照顾一下？
我的话产生了效力，他抬起头来了，看我。于是，我看清楚了，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列车长，圆圆胖胖的脸，大盖帽的下边，双鬓已经花白。他的长相显出朴实敦厚的样子。我便又接着说，我是去武汉押解犯人的，我们有一位老同志也像您这年纪了，身体不好，请您照顾一下。您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一边说，一边把工作证递过去，但是，他只是瞥了工作证一眼就低下头去了，说，告诉你了，没有卧铺。我无计可施了，央求他：帮个忙吧……
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抬了，也不说话，干脆不理会我了。
| 回到车尾我们坐的车厢，面对着科长和老张询问的眼光，我沮丧地说，没买上卧铺，列车长说没铺了。张祥说，不可能呀，这么长的一列火车，一张卧铺都没有了？我回答，车长说没了，都卖光了。他说，不会的，车长手头总是有几张卧铺票的，不会都卖光的，人家是留着照顾领导或者熟人的，不卖给你。白跑了一趟，我心中本来就不痛快，听了张祥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没本事，便反唇相讥：我是没本事，你行你去买呀。张祥遭我抢白，也有点不高兴，说，我说你没本事了吗？我是说车长手里有票，可人家不卖，谁也没办法。我又说，你怎么知道他有票不卖？张祥说，我当然知道，以前坐火车，我遇到过一个列车长。他对我讲过，每趟列车的列车员车厢里都有十几个硬座和卧铺席是空着的，这些座位和铺位，是列车长掌握的，火车站无权出售。
我和张祥戗戗有没有卧铺的事，科长听着听着说话了：别争了！你们俩的意思不就是要卧铺吗？
对呀！我回答。
真想坐吗？
那还有假吗？
你把钱给我吧。
干什么？
我去试试看。
你有办法？
咳，这谁能保证。去试试看呗，买来就买来，买不来就买不来，买来了不是更好吗？拿钱来。
科长，你真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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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白跑了一趟，怕他去了也是劳而无功，但这时张祥推了我一把：掏钱吧，你快掏钱吧。科长说去，你还罗嗦什么，舍不得钱啦？
我拿钱给科长。等他走了，我说张祥：谁舍不得钱啦？我是怕老头子自跑一趟，无功而返。
张祥说，不会的。他自已要去的，准是有办法呗。
什么办法？他认识车长？
谁知道呢。他这人呀，你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好多事情，咱认为办不成的，他去了还就办成了。我和他出差多次，遇到补票的事，住旅馆的事，都是他去，十有八九能办成。
| 我基本同意张祥的话，我们的科长是有点怪，比如他的吝啬，比如他的思想方式。记得上班的第一天，他在介绍工作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对犯人要像亲人一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爱心去感化他们，教育他们，但是一转身，房子没人的时候，他又以严厉的口气说：犯人都是兽性未泯的东西，心狠手毒，和他们打交道，可是要小心谨慎，保持警惕，保持距离。我对他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那也是刚上班不久的一天，教育科进来一位老人。那人刚进屋，他就很亲热的叫了一声苏政委，并且对我介绍，这是退休了的原监狱政委，是他的老上级。他那恭敬有加的神情令我很是感动。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苏政委提出要一个篮球，拿回去给孙子玩。他立即就绷起面孔说，苏政委，你孙子要玩篮球，你自己花钱买一个也买不起吗，为什么要公家的？我可以给你一个篮球，教育科有一大堆篮球，少一个两个无所谓，但是，这篮球是给犯人活动用的，我给了你，犯人是要指着脊梁骂我的，也要骂你的，说共产党的干部这么点小便宜都要占。他几句话说得苏政委羞惭惭的走了出去。我当时想，他这人太不近人情了，那么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找你要个篮球，你不给也罢，说那么难听的话干什么？搞得老头太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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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而且文化水平也不低，工作能力也很强——他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我们银城监狱志的撰稿人——可是他的警衔才是个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是科长。我们的监狱长比他整整小20岁，也已经是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比他高出两级！
还不是党员！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科长回来了。不等他坐下，我就问买到票了吗。他把捏在手中的钱递给我。
你也没买来呀？我说。
他扬了一下手，意思是叫我把钱装起来。我把钱装回口袋的时候，觉得钱是湿的，便说，科长，你是替我省钱呀？你看，你把钱都捏出水来了。
我的话一语双关，既说了他没本事，又讽刺他小气。当然，说了这话我也有点后悔，因为平日里谁要是说他小气，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跟人家吵架，瞪眼睛。
不过，这天他倒是没生气，还朝我笑了一下。他坐定之后说，你们谁累了，就先去睡觉吧。到列车员车厢去，就是最前边的那节车厢，一进门的第一个格子，下铺。
我一惊：科长，你买到卧铺啦？
他说，去吧，你闹得最欢，先去睡吧。
我真的吃惊了：真的，科长，买到啦？
他说，咳，你怎么这么罗嗦，叫你去你就去吧。
| 那不行，那不行。你先去睡吧，我和老张值班。再说，这钱也不能叫你花，是我要买卧铺的。我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潮湿的钞票。我真是没有想到，平日里抠抠搜搜的老科长今日这样大方。
但是，他推开我的手说，我要你的钱干什么，我根本就没花钱。
2
我哪里信他的话，说，你开什么玩笑，科长，不花钱叫你睡卧铺，车长那么好心？他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
他瞪眼了，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是遇到熟人了——列车长是我的老朋友，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我还是不相信：科长，你是没买到卧铺呢，还是不想叫我掏钱？三十多年没见过的朋友，今天遇上了，是列车长，一1 你自坐卧铺，天下有这么巧的事？
啊，是这么巧，你不相信呀？不相信就算了。张祥，去，你先去睡觉。小林子不信，就叫他坐着。
我不能不相信了，我说，哎呀，天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科长，你们是什么朋友，是老战友，还是莫逆？你们的关系够铁的！
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
那……那是什么关系？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给你这么大面子——不花钱坐卧铺！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吧。你不是困了吗，你去睡觉就是了，你管什么关系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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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好意思先去睡，这里边就我年轻。我和张祥都叫他先去睡。他不去睡，他说，我可是不能睡。我那位朋友说了，这阵儿他当班，等下了班要来找我，我们要聚一聚。
最后还是我先去睡觉。我走到列车员车厢，找到那张铺，果然是空着的，我躺倒就睡了。
我是被人推醒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李科长站在铺前。他弯着腰把脸凑近我，小声地说，起来。我迷迷瞪瞪坐起，看看窗外一片黑暗，车厢里也是只亮着暗淡的脚灯。我问他几点了，他说是凌晨两点。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哟，睡了这么长时间？你睡吧，你睡吧；我到后边去。他身后站着个人，这时也说，老李，你睡吧。可是科长说，不睡不睡，这阵儿我不瞌睡，叫张祥来睡吧。然后他指着那人对我说，来，小林，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朋友魏长海，这趟车的列车长。我们剐刚聚了一下，说说话。我和列车长握了握手，说，认识，我们白天就见过面了。
和白天比较，车长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白天不认识。然后又说，老李，你就放心睡吧，你的两个朋友我来安排就是了：车到西安就有铺了，我给他们一人安排一个铺。但科长不同意，说，不用，不用。
| 我们有一张铺轮着睡一下就行，不能给你找麻烦。真的我这回儿不想睡。说着话他就往后车厢走去。列车长和我只好跟在后边。
到了硬座车厢，列车长-1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然后就领着张祥去列车员车厢了。我和科长在硬座上坐下来。
我早就闻到科长身上的酒气了，车长和张祥走后我问，科长，今天开戒了？我知道科长是不喝酒的。科长笑了一下说，喝了点儿。我说，喝了点儿？到底多点儿？
他说，一瓶。我吓了一跳，说，你们俩喝了一瓶？他胆子也够大的，作为列车长，在车上还敢喝酒？科长说，一开始他不喝，说工作不允许，可是，他看我也不喝，就说我喝点儿他也喝点儿。结果，我们把一瓶古井贡喝光啦。
我挪了挪位置，让出一块地方叫科长斜一会儿。我想，老头子了，喝了酒，一定是要睡觉的。他却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反复地说，30年啦，我们30年没见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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