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刘禅作为一名君主，其能力不足，作为帝王之师的诸葛亮要负几分责任？ 无意中和同学聊天的时候聊到这一问题。 同学觉得刘禅作为一名君主，其水平能力不足，有四五成的责任是由于诸葛亮作为帝王之…
话题：﻿教育、诸葛亮、季汉、汉后主刘禅
回答：﻿谢邀。这个问题前提就有些问题……个人认为，后主作为君主“能力不足”、“无进取心”这个结论本身就要打个问号。先看能力方面。在先主白帝托孤前夕有这样的记录：“先主既称尊号，征吴不克，还住永安。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时亮东行省疾，成都单虚，是以元益无所惮。洪即启太子，遣其亲兵，使将军陈曶、郑绰讨元……曶、绰承洪言，果生获元。”——《三国志·杨洪传》当时在成都代政、放手将太子亲卫交予杨洪平叛的后主年仅十七岁。再看丞相去世时季汉朝中的调度：“秋八月，亮卒于渭滨。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大赦。以左将军吴壹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三国志·后主传》“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三国志·魏延传》“及亮卒，吴虑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万人，一欲以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闻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预将命使吴，……”——《三国志·宗预传》“亮卒於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三国志·谯周传》“十二年，亮卒，后主素服发哀三日。邈上书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后主怒，下狱诛之。”——《华阳国志》处理魏延杨仪内斗、诛李邈、禁奔丧、益防守、固同盟、分别任贤臣接管军队和国务，让丞相去世这一重大变故井然有序地平稳过渡，何人所为？再看兴势之战蒋琬病重、费祎外出御敌时季汉朝中的调度：“七年春，大将军费祎北御魏敌，留忠成都，平尚书事。祎还，忠乃归南。”——《三国志·马忠传》将地方将领临时调至中央暂理国事，之后又顺利将权力交还原人，何人任命？再看中期蒋费董姜等后朝砥柱的职权安排：“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延熙元年，诏琬曰：“寇难未弭，曹叡骄凶，辽东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叡大兴众役，还相攻伐。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又命琬开府，明年就加为大司马。”——《三国志·蒋琬传》“十三年……夏四月，进蒋琬位为大将军。延熙元年……冬十一月，大将军蒋琬出屯汉中。二年春三月，进蒋琬位为大司马。”——《三国志·后主传》“十二年，亮卒，维还成都，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诸军，进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随大将军蒋琬住汉中。琬既迁大司马，以维为司马，数率偏军西入。六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十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三国志·姜维传》“允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尚书令蒋琬领益州刺史，上疏以让费祎及允，又表“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宜赐爵土以褒勋劳。”允固辞不受。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於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延熙六年，加辅国将军。七年，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三国志·董允传》怎么后主接到丞相“后事宜以付琬”遗言后没有直接甩手掌柜，而是让蒋琬先任尚书令暂统国事“众望渐服”、半年后才录尚书事四年后才开府？费祎姜维一保守一激进共录尚书事又是何人安排？这些人才都是丞相选拔推荐的没错，但丞相可没有告诉后主怎么用好他们。再看董允这边，说后主贪图享乐也确实没错。但正色匡主连后宫人数都干涉了的董允怎么就一路官运亨通位列四相了呢？难不成后主真是被架空的？安汉将军李邈、车骑将军刘琰表示不服。后主对待臣子的方式可见一斑。再来一个例子，看看姜维：“十九年春，就迁维为大将军。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讟，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五年，维率众出汉、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维本羁旅讬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於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华阳国志曰：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惧於失言，逊辞而出。后主敕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耳。”——《三国志·姜维传》“孙盛异同记曰：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晋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十八年，与卫将军姜维俱还成都。维议复出军，唯翼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三国志·张翼传》“景耀五年，姜维率众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於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汉晋春秋》满朝文武有点地位的几乎都在反对，三个平尚书事两个弹劾，又得罪了黄皓，够不妙吧。而后主的处置：“景耀元年，维闻诞破败，乃还成都。复拜大将军。”——《三国志·姜维传》就这样了，嗯，没有了。包括后来诸葛瞻等人的弹劾也石沉大海。我觉得最后时刻姜维拼死一搏“幽而复明”为的不仅仅是季汉理想和丞相的知遇之恩。谈及敬贤任才从善如流这个属性，也不单是能力表现更是人品表现了。接下来谈谈后主的人品，他是否真的“无进取心”？先来看和丞相《出师表》相同时间的《为后帝伐魏诏》：“朕以幼冲，继统鸿基，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朕甚惧焉。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方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欲奋剑长驱，指讨凶逆，硃旗未举，而丕复陨丧，斯所谓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残类馀丑，又支天祸，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讬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当然这篇载于诸葛亮集的诏书通常认为是丞相代笔，但诏告所出，代表的是后主本人的授意（除非你认同“蜀献帝”、“诸葛操”的观点，手动狗头）。更关键的是，此诏与后主之后包括丞相去世后的数篇诏告所展现的连贯统一的态度。如复丞相职诏：“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燿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幹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三国志·诸葛亮传》如悼丞相祭文：“惟君体资文武，明叡笃诚，受遗讬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於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三国志·诸葛亮传》再回顾一下之前引用过的蒋琬传的记载：“延熙元年，诏琬曰：“寇难未弭，曹叡骄凶，辽东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叡大兴众役，还相攻伐。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三国志·蒋琬传》试问后主对北伐态度如何？后主支持北伐的佐证也不只有诏告文书、对出征重臣的支持和安排，再来看一下大赦。在一般王朝，大赦通常是重大事件发生时仪式性举措或者政局危急时牺牲国内秩序缓和矛盾的举措，但在季汉不是：“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众中责大将军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三国志·孟光传》关注季汉后朝历次大赦的时机，绝大多数都发生于重臣还军、预备新一轮北伐之时，大赦最频繁的时段也不是景耀年间国力衰竭之时，而是延熙十六年后连年兴师之时：“十七年春正月，姜维还成都。大赦。夏六月，维复率众出陇西。冬，拔狄道、（河间）〔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十八年春，姜维还成都。夏，复率诸军出狄道，与魏雍州刺史王经战于洮西，大破之。经退保狄道城，维卻住锺题。十九年春，进姜维位为大将军，督戎马，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邽。维退军还成都。是岁，立子瓚为新平王。大赦。二十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是岁大赦。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黄皓始专政。”——《三国志·后主传》用意很明显：牺牲内政秩序，发配囚徒补充兵员以支持北伐。以及那位“上承主指，下接阉竖”的陈祇，在姜维连年兴师时期与谯周争辩而成《仇国论》，有这样的发言：“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三国志·谯周传》费祎去世、姜维常年在外的这几年，受到后主宠信主持朝政的是这一位。后主不思进取？他就差自己披挂上阵御驾亲征了。但对于年少登基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后主而言，对于风雨飘摇一步走错满盘皆输的季汉而言，御驾亲征本身就是不该存在的作死行为。他真的怠政不管事只有最后几年，出现黄皓乱政、罗宪陈寿被排挤的失误也在最后几年。而即便在这最后几年，他依然保护着姜维未受朝中侵害，并且有如下几个意味深长的行为：“三年秋九月，追谥故将军关羽、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冬十月，大赦※。”——《三国志·后主传》（※其后景耀五年姜维出师侯和）“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於沔阳。”——《三国志·诸葛亮传》君主官方给臣子立庙，上下两千多年封建帝王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件事是损害了后主自己身后名的，刘宋年间他曾因此被当做因私废礼的反面典型：“《周礼》：‘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后代遵之，以元勋配飨。允等曾不是式，禅又从之，并非礼也。”——《宋书·礼志》在万事皆休、后主本人放弃了努力的亡国前夕，这些行为表达了怎样的情感，我时常会细想，觉得很难过。后主在位41年，没有发生一起君臣不和，没有发生一起血腥政变，有记载的杀戮屈指可数、其中明文是后主本人下令而非公事公办的只有一个李邈，有记载的民变亦屈指可数且均与蛮夷有关；忠良满庭众正盈朝，直至亡国之时核心重臣姜维、董厥、樊建、诸葛瞻等亦皆为良士，尽忠报国者或在晋初发挥出众者有名有姓的达数十人之多，可非议的“亲小人”无非一陈祇一黄皓、其中陈祇被骂还是因为勾结了黄皓，可非议的“远贤臣”也就是罗宪陈寿被贬、刘永不得朝见的事。纵观历朝历代，能做到如此程度的君主又有几人？那些说后朝这些年都是靠丞相和丞相发掘的贤良支撑起来的，这个说法部分意义上也没错，进行具体行政和军事行动的的确是他们。但是请思考一个问题——一个昏庸不管事的君主，能够让满朝贤良各司其位各尽其才吗？又是否能够维持如此惊人的凝聚力？此处提名一个货真价实的甩手掌柜，明代万历。看看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朝廷是个什么模样。当然如果跟刘备曹操这样的人物做比较、如果以逆天改命力挽狂澜为标准那确实是能力不足，后主也的确并非那种百折不挠宁折不弯的烈士、也并非那种韬光养晦雄才大略的伟主。但单纯作为一个君主而言，他是合格的，亦可谓是相当出色的。最后手动反对一下前面某答案“蜀献帝”的说法。你家董卓曹操一字一句手抄经典教汉献帝学本事，你家董卓曹操家无余财亲属不掌权。你家献帝敢在董卓曹操出征时主持处死个车骑将军，你家献帝在董卓曹操去世后大力培养提拔其子嗣。再友善讨论一下前面另一答案。“董允一死后主就放飞自我”这个说法逻辑上存在一些问题——黄皓始专政是在景耀元年，算上陈祇黄皓互为表里的可能时段最多前推到延熙十六年，但董允在延熙九年便已经去世、陈祇代董允为侍中，而费祎性宽且延熙九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屯兵在外，为何从延熙九年到延熙十六年这么长时间里后主都没有“放飞自我”，而是对费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三国志·费祎传》）呢？以及关于谯周上那封劝谏疏后的调动。“徙”字为中性词，指一般的官职调动，前文描述谯周任典学从事时亦用此字。而谯周上疏劝谏前任太子家令，而上疏之后所封的中散大夫为秩六百石、主议论政事的多用于加官的散衔，原职务“侍太子”不变——谯周上疏劝谏后并非被贬，而是升了官，而且之后还有个“后迁光禄大夫，位亚九列”……（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