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什么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却发展不出科学？ NA
话题：﻿哲学、学校教育、世界历史、自然哲学
回答：﻿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科学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内在价值）。科学永远依附于现实存在而存在，从而只具有外在价值或实用价值。而这一依附性导致了，如果生产力没有巨大的、飞跃性的发展，科学就没有办法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历史发展不出科学，而只能说中国还没发展出科学就遭遇了西方）。与之相反的是，欧洲（或者整个受两希影响的文化圈）的科学或是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古希腊、文艺复兴（？）），或是虽然名义上依附于别的东西（神），但因为这一所依附的对象本身被定义为无穷，所以具有事实上的独立性。而这一独立性保证了科学（社会意识）可以先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存在）而向前发展。而科学在中国之所以会长期处在依附状态，本质上是因为中国没有发展出相应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政治结构很可能也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没有办法产生）。我们知道，祖冲之在公元五世纪就将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六位，但是后来为啥没人继续算了呢？小时候我就挺好奇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我的想法是：小数点后六位已经能够满足那个生产力水平下的所有需要，再继续精确地计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没意义”非常重要：大家都不是孩子，都是成年人，小孩可能会指着天空问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一闪一闪呀？成人不会去问这个问题，除非这个问题能让我活得更幸福——而在传统的（恐怕也是现代的）中国思想中，“了解一个真理”，就其自身而言（perse），并不包含在“让我活得更幸福”这一目标之中，因此，“知道圆周率后面第x位”就其自身而言，不能成为一个目的，因此，尽管π的位数是无限的，但是对它的了解所带来的幸福却是有限的——它的限度决定于其与中国思想中定义的幸福的相关程度：也就是说，它可能可以偶然地（peraccidens）与幸福相关：比如当对π的了解可以如此这般地提高手工艺品的制作精度的时候。而当对π精度的进一步了解已经不会增加这里定义的幸福（边际效用减为0），而计算π只会增加痛苦，那么这一探究活动就必然会停止。同样地，如果有中国科学家在历史上偶然地发现了某一种特定的数学规律（比如勾股定理），但由于对它的扩展性研究没有实用价值，因此对于它的莫名其妙的扩展性研究（比如费马大定理）就不会有人去做。因此我们发现，尽管任何时候知识和认识知识的能力都是无限的，但当它为有限的社会存在（生产力、政治等等）服务时，它自身就坍缩为有限的，一旦知识满足了特定社会存在的量，它就不再会自动前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史往往呈现为片段式的状态的原因。与之相对的是，从古希腊开始，一群人就提出了“探究世界本源”的自由人的根本任务，而亚里士多德更是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命题“人的本性是求知”。从而，“求知”本身在这一思想中成为了不依赖于生存、繁衍、政治统治或者“特定的人应该承担的职分”而存在的幸福的一个独立部分。“了解真理就是幸福”使得科学不是依附地，而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生活中。因此，有别于中国思想，单纯地求知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由于人的幸福和知识本身都是无限的，这就使得人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有动力地试图超越任何当下存在来求知。而追求知识的独立价值的另一个结果是，知识本身，不是被其所依附的对象规定而依照这些具体存在而分类，而是依照其自身，究其本性来分类（比如我们在下面七艺中看到的分类）。从而奠定了当代系统化科学的基础——因为只有系统化地对世界进行把握，我们才能让“把握世界”这一幸福最大化。另一方面，基督教作为一种发源于犹太教的宗教，本来也是依照闪族传统“坚定不移跟神走”的：人和神处在最恰当的关系——服从——中，就有最大的幸福。但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与希腊思想的长期斗争与融合后，也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而，神成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并没有事实上改变古希腊的人本质理论和对善和幸福追求的理论。并且他自身的无限性也没有破坏幸福-求知这一组无限性的无限性。为了让这个比较更清晰，我们可以看看古代中国的六艺和西方的七艺的差别：中国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西方的七艺（artesliberales）：语法、辩证、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两个学科的划分法恰恰体现了这两种思维下科学的不同地位。六艺是士大夫要承担相应社会责任所应该学习的知识，只有熟练掌握了他们，士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也就是士的最大幸福。因此，这里面的学科都服务于特定的士的职分（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无论是可能包含科学的射、驭还是数，都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幸福本身）。它们因此也不会凭借自身而被分类（比如里面包含的相同抽象原理），而是依据其所要满足的作为士的要求（政治事务的不同内容）而被分类。与之相对，自由七艺并不考虑个人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是考虑人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完满幸福：实践理性上的完满性和理论理性上的完满性。在实践领域：从事政治活动，需要与人交流，参与政治事务，辩论和说服，我们需要文法学、辩证和修辞；在理论理性领域，我们需要认识数和形（算数和几何），需要让算数和几何与时间发生关系（天文，时间中的几何；音乐，时间中的数），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它们。在这一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两者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最大幸福，但由于其根本的哲学基础不同，科学所处的地位就不同。因此，当我们说（西方）哲学是科学的母亲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只能谈一个剥离的事情，我们谈的可能是，科学之所以获得独立性的来源问题。总结来说，由于中国和欧洲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目的的思考的差异，导致了科学的地位和独立性产生了差异，这一差异又影响了科学在东西方的发展进程和存在结构，最终导致了题主的疑问（“为什么中国历史发展不出科学？”）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认为，中国是可以发展出科学的，只不过比较缓慢，所以被西方超车撞到了，而即使发展出了科学，其形态也是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是一种高度依赖于实践的科学。补充：感谢@姜源老师的批评，让我发现有一点很重要的东西值得补充，那就是为什么只有到了伽利略时代以后，才有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而不是在古希腊、中世纪或者阿拉伯？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科学真理和经验在古希腊思想（以及这一思想影响下的中世纪和阿拉伯思想）中的断裂：经验不能作为可靠知识（episteme）的来源，它只是永恒真理的一个摹本。因此在古希腊知识中看不到发达的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等等，却有发达的数学、几何学，关于乐理的学问，以及逻辑学（中世纪和阿拉伯的逻辑学更是发达），因为它们不来自经验，是“确凿无疑”的知识。而“对经验的征用，构成了近代科学的基础”（阿甘本），而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对上述希腊思想的发展：一方面，科学家并没有放弃对真理本身的追求，和真理作为幸福一部分的肯定，另一方面，科学家又承认经验与科学真理之间的关系。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不再作为杂乱无章的废料，而是被要求进行符合科学的整理，这一点或许应该归功于培根。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经验恰好是作为工具，而不是作为目的服务于真理：既然我们能够得到的“确凿无疑的知识“是有限的，那么我们看看通过对经验的谨慎反思和探究能够获得多少真理。（参考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里面的一些说法。InfancyandHistory,thedestructionofexperience,London-NewYork1993,17ff.）我个人会将近代科学的这一经验转向看作是古希腊思想的自然结果：当我们对真理的渴望是如此没有极限，而传统思想中追求的”可靠知识“似乎又达到了它的极限时，我们自然就想着要突破这一极限，以满足我们真理的更多渴望，而这一突破的方法，就是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将经验划入真理的范围。事实上，后来许多近代科学的突破（复数、非欧几何、近世物理学），又开辟了更多的，既不是经验，又不同于传统”可靠知识“的领域，而这些领域的开拓，根本地还是要回归到那个将对真理的渴望作为人的本质的古希腊哲学思想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