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唐朝为什么不削藩？ 从安史之乱开始，藩镇割据就一直是唐朝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从肃宗以降，都没有采取大规模削藩的策略？虽然也有“元和中兴”时讨伐藩镇的记录，但是…
话题：﻿历史、唐朝（李唐）
回答：﻿转载自天涯论坛评论安史之乱的帖子安史之乱后篇——永失河北有朋友说回帖太杂，有个时候搞不清楚都说的哪段时间的故事，所以打算相应的整理一下各个时间段，给出对应的主题，这样大约能不显得那么杂乱无章。从758年开始到763年，安史之乱实际上到了新的阶段，唐帝国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终于打垮了燕帝国的核心两京兵团。然而，与两京兵团的血战，极大的消耗了唐军，河西陇右精兵几乎就此成为历史，朔方军团大伤元气，而躲在老巢坐观风云的河北军团，在以史思明为首的河北军头的率领下，却得以迅速扩张，现在的北中国，已经没有力量可以和河北军团抗衡，而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共同制约下，终唐之世，帝国始终也没有再能染指河北。唐帝国永失河北，就是这一段历史的主题，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能理顺帝国永失河北的一些脉络，就能对晚唐到宋二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就能对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化的历史进程，多一分理解。对于帝国的永失河北，后世直到现代的许多无聊史评，都刻意强调肃宗一系在收复两京，尤其是史思明投降后，没有立即攻克安庆绪残部，是最大的失策，似乎唐帝国只要早那么半年，继续进攻，就能改变今后一百多年的历史走势，就能改变藩镇割据的天下大势。可是如果仅仅是半年多的等待，就最终造成河北永久割据的事实，那么，早上半年，难道河北就真的能回归帝国的怀抱？如果唐帝国当时真的如臂使指，如日中天，他就是等上几年，甚至几十年，地方割据也是无力为继的，就好比以前的晋帝国南下东吴，磨磨蹭蹭了十多年，一战成擒，毫不费力；又好比后面的宋帝国北克北汉，拖拖拉拉十多年，最终还是瓜熟蒂落，没有意外可言。唐帝国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始终无力真正染指综合实力远远逊于自己的河北，本身就说明唐帝国此时已无力真正发挥自己的全部战争潜力与物资潜力，这背后包含着深远的综合因素，也意味着有我们容易忽视的困难，这些问题，绝不是早半年晚半年就能解决的。那么怎么去理解唐帝国此时停下战争脚步背后的原因呢，首先当然是政治原因，史思明、安庆绪割据河北固然是威胁，莫非现在极力扶持朔方系，让郭子仪、仆固怀恩们一路打进河北，就能高枕无忧？这只怕源自极度乐观的想像，在没有充分布局与制衡的情况下，郭子仪、朔方系取代史思明、安庆绪，很可能只是草驴换了头叫驴。当然，对于某些不学无术的大V来说，肯定会高声大叫，你凭什么说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们不是大好人，凭什么认为皇帝像防狼一样防他们是正确的呢，这不是歪曲历史，编造历史吗？但为了不让大家被这些不学无术的“大V”所迷惑，我们还是要深入理解这些为什么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召唤一个大人物，一个我们要真正理解肃宗的历史，也就是真正理解安史之乱期间的唐帝国，一个绝对绕不开的关键钥匙，这个人就是第五琦！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对第五琦和他所代表的唐帝国当时正在发生的剧变没有了解，就绝不可能梳理出肃宗朝、安史之乱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的客观规律。其实对于第五琦我们已经不陌生了，2094楼《李泌的战略》，我们就是通过第五琦来理解为什么李泌的战略不可行，现在我们继续通过对第五琦这个关键钥匙的深入了解，来理清肃宗一系在这休战的大半年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做了哪些决策。第五琦是安史之乱后突然出现在帝国的舞台的，安史之乱爆发前，他在韦坚手下任职，韦坚是陕郡太守兼水路转运使，专门负责漕运的经济工作，第五琦大约在此时已开始实际一线参与基层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事务。安史之乱爆发时，第五琦只是北海太守贺兰进明部下的一个录事参军，从七品的小官，简单理解就一副处级干部。到了756年八月，玄宗皇帝南逃成都，第五琦被贺兰进明派到成都面圣，在成都忽悠了一通玄宗，拿到了侍御史兼江淮租庸史这样的小官，享受一个处级待遇，干的活管的事最多也就到厅级。到了十月，贺兰进明发现自己站队大大的失误，赶紧补救，紧急起身赶赴肃宗所在的灵武，第五琦接到指令后随即北上，先一步拜见新即位的肃宗。第五琦这次忽悠肃宗皇帝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虽然行政级别没有变，暂时还是个处级，却加了一个前所未有，划时代的大头衔——“山南等五道度支使”，这个使职所掌控的实际权力，已经可以认为是部级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远超部级，第五琦的官场生涯一下子来了个大跃进。第五琦也以此为起点，以其干练的表现和巨大的才华，迅速升级为金部郎中、御史中丞、度支郎中、户部侍郎、山南、河南等五道转运使、盐铁使等等，并在三年后升级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了宰相进入班子，完美的复制了当年杨国忠的轨迹，以至于玄宗后来气急败坏的专门派房琯去指责肃宗，你太过分了，逼我杀了我的杨国忠，怎么自己也整出来一个杨国忠！后话不说，我们回顾下2094楼，就知道现在第五琦担任的“山南等五道度支使”，主要是执行江淮江南租庸市轻货的战时应急经济，解决肃宗中央的燃眉之急，这里不再赘述。然而“山南等五道度支使”这一空前的任命，是那么的打破常理，以至于新唐书和后世现代很多历史研究者，长期以为这里是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记错了，应该是“山南等五道支度使”才对。直到后来通过一些同时期墓志的记载提及，才明确第五琦的头衔就是“河南等五道度支使”，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无误，这一压倒性的一手资料作为证据，了结这桩公案，但仍长期令不少学者大惑不解。也许这看起来很矫情，一个度支，一个支度，不就翻个顺序嘛，有啥好研究困惑的，这和“回”字有四种写法有啥区别啊？其实这是误解，一个度支使，一个支度使，看上去就是名字换了一下而已，差别却极其巨大，根据唐帝国的规定，中央掌度支，地方掌支度。度支是先度后支，意思是我先划预算，根据预算该给谁多少钱就支给谁多少钱，重点在“度”，是关键之极的中央预算部门。支度，重点在先收其支，再度，意思就是我根据上级的给我的计划和支出，再根据我部门的需要，为我的部门做自己的出纳小账本，总体来说是地方的出纳部门。这两个职务，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一个重预算，一个重出纳，实际权力之高下判若鸿泥！所以现在就有两个不得了的大问题，需要我们去理解，第一个问题是，中央的度支是属于户部的核心部门，而且随着帝国逐渐发展，度支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发改委兼商务部财政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取代、超越户部，成为统管帝国经济和收支的帝国头号部门。什么时候一个中央的超级部门，变成使职了，成了度支使了？第二，度支是中央的部门，管的也是全国一盘棋的中央大事，现在把山南、河南等占了帝国1/3的五道（帝国全国才十五道），突然划出一个“度支”部门，这不是在说这五个大省有了自己的国家级的经济部门，独立于首都中央的经济和预算，这不是在另\立\中\央吗？这不是在搞两个大唐，一唐一东吗？我们一个个的来理解，先看第一个问题，度支怎么能成使呢？当然，很多朋友可能对使职没有具体认知，所以感受不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帝国的管理架构，理解所谓的使职是怎么一回事。帝国的日常管理架构，是所谓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加御史台，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架构。这其实就是一个平行管理架构，分为决策层、政令层、事务层和监察层。用现代来举例，决策层就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书\记\处、全\国\人\大等等，主要是管最关键的人事和决策根本方针，下达红头文件到各政府机构。而政令部门比如说各级政府，或者我们举例政\法\委这样的组织，它负责根据中央指示，制定指导方针和政策方向，指导、协调对应的公检法司机构。而公\检\法分别负责具体的事务执行，从抓捕破案到移交起诉到审理案件，这一整个的决策、指导和事务执行，又要受到独立的纪检委以及常驻各部委的纪检小组的监察。唐代前期的管理架构其实和上述现代中外的管理架构以及管理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而使职呢，就相当于现在的专\案\组，或者专门的工作小组，如精神文明办公室，农业工作小组等等，这样的机构专项专办，专门从各级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一些逐渐形成长期机构的小组还会大量招募办公人员，集政令、事务于一身。如果这个工作小组的组长是常\委\级\别的人物的话，那就意味着，大部分决策也可以自己作主。因为工作小组专项专办，各级平行部门不跟进，不熟悉情况，主管常\委汇报决议时，其他常\委除非故意找茬，大部分时候很难提出反对意见。所以这就相当于把决策、政令和事务部门合而为一，要的就是特事特办的高效。如果我们把帝国的任务当成一个个的项目，XX使就意味着XX项目的项目经理，这是一个典型的垂直化管理架构。所以帝国的日常管理和使职机构，其实就是扁平化管理和垂直化管理的关系，唐帝国前期的这类专项项目组一开始主要是针对的军事行动和检查行动，把军事行动的后勤转输或者对地方某些违规行为的查办，作为专门项目或成立专案组，设立临时项目。使职的常态化和大量出现，是从玄宗时期开始的，到肃宗代宗时期达到高潮。玄宗肃宗时期的临时项目，又往往都是从经济领域、收支财政领域开始，这是为什么呢？这恰恰就是藩镇的出现带来的直接影响。在古代，经济领域最大的支出和目的，就是军事——军事维稳和军事行动，有了278楼的基础，我们知道，玄宗皇帝时期，军事环境和方针有了巨大变化，地方军头权重难制，玄宗皇帝虽然限制了军头不能进决策层和常\委\班子，但是有地方军头背景的人员大量进入政令部门和监察部门，这样帝国的行政，尤其是经济和财政就难以避免地方军政集团的强烈干扰。而到了肃宗时期，皇帝整个都是由地方军事集团支持上位的，地方军事集团的人员大量进入决策层，大批像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军头大佬直接成为常\委，到了接下来的帝国，有过统计，超过80%的常\委不是直接来自地方军政大佬，就是从藩镇的幕府干起再转到中央的。这样遍布各地军阀渗透的管理体系里，我们可以想像，如果帝国把专门管从哪收钱，发钱给谁的经济事务工作，都继续交给原有的官僚体系去做，那除了整天开会吵架外，还能做些啥呢？因此，帝国中央和皇帝为了牢牢掌控事关税收和支出的经济领域的行政，就开始大量设立专项项目，把整个行政体系，尽量从原有的被地方军事集团大量渗透的政府机构，剥离开来，交给相对由自己控制的人选和机构，去操控实际事务。到现在，连度支也成了使职机构。好了，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问题，帝国为什么要在经济领域搞两个大唐，一唐一东呢？肃宗皇帝的这个任命一开始未必是来自于对历史进程的剖析，更多是对玄宗皇帝布置的被动回应。前面在1775楼《幸普安郡制》已经为大家做过介绍，玄宗皇帝把帝国分成了四五个大模块，其中长江中游荆州一带分给儿子永王璘，下游扬州一带分给另一个儿子盛王琦，刻意降肃宗（当时还是太子）与他的两个兄弟永王璘和盛王琦一个级别。同时，皇帝正式追认，各地军阀，后勤物资都可以自备，不受中央限制。这样一来实际上玄宗皇帝，已经把整个帝国各地，有意划成了国中之国，以给肃宗添堵，牵制破坏肃宗皇帝的合法性，意图牢牢将肃宗一系压制成西北的贫瘠地带的割据势力。正是在这层背景下，肃宗皇帝顺水推舟，采纳第五琦的自荐，成立了山南、河南等五道度支机构，将玄宗皇帝划给永王、盛王的江淮、江南地区，成立一个新的国家级的经济专区，由专门机构负责这个经济特区的经济和收支，与永王实际就是与玄宗皇帝争夺这片地方的经济资源。而也许会出乎两个皇帝的意料，那就是这一经济政策上的东西分理，此后绝大部分时候，都成为了帝国的基本国策，直到帝国灭亡。这样的事实，实际是在向我们暗示，帝国早已存在东部江南江淮和西部中原两个大的国家级的经济区，实际上，如果我们足够细心的话，就能意识到，还有一个隐藏的巨大经济区，中国此时不仅仅是东西分裂，而是三足鼎立！这个隐藏的国家级经济区就是大河北地区，也就是黄河以北，太行山已东的广阔地区，燕帝国的老巢。这里在接下来绝大部分时期，经济都是完全独立的，没有向中央交过一分钱正常税收。这片地区看地图面积不大，可是在向中央缴纳的粮食地租却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如果算上为了防御这个独立地区，而在河南山东南部与山西设立的大量半独立藩镇，这4个省的粮食地租在玄宗时期占到全国的70%！可以说是整个唐帝国最举足轻重的地区！所以，肃宗时期，也就是安史之乱时期的唐帝国，其实可以分为西部（还可细分为关中西北西南中央控制地区，和河南山东河东半独立地区）、河北（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以及东部（江淮江南）三大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无论在经济活动、经济运行、经济政策还是收支预算分配等方面，很长时间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色和发展方向！这种分裂，实际上正是中国在豪门贵族庄园式经济向商品与小农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各地发展转化的速度有巨大区别，从而带来巨大的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我们意识到在经济基础上，，帝国已经分裂为三块甚至四块国家级的地区，那么我们对于帝国只能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面对小小的河北分裂成好几块的小不点藩镇，也始终无能为力，坐困而亡，就不会感到特别的奇怪了有了上面的基础，就为我们理解唐帝国及其独特的政治面貌，打开了一扇窗。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切入正题，为什么肃宗团队在收复两京后，要停下来呢，有什么大事比收复河北更重要的呢？答案是当然有，这些事比收复河北重要一百倍，不做这些事，唐帝国当时就名存实亡了！758年，为了庆祝收复两京，肃宗皇帝改元乾元，同时还宣布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本年度的租、庸全免！在安史之乱前，租、庸一直都占帝国收入的至少三分之一，是帝国得以维持运转的根本基石，而且肃宗皇帝弃李泌看起来很美的战略不用，执意付出巨大伤亡，强攻二京，不就是为了恢复黄河漕运，恢复中央对帝国资源的控制吗？现在帝国百废待兴，帝国的仓库空空如也，帝国的花费如汹涌的黄河，无法停歇，帝国怎么在这个时候免去全国一年的租、庸，难道皇帝真的如此爱民如子？又或者皇帝已经放弃挣扎，听天由命了？我们回顾下25楼的基础知识储备，玄宗时期，天下有课户500多万，课丁800多万，这些课户课丁完全仰赖帝国严格的一年一记账，三年一造籍的户籍管理制度，而安史之乱后，天下动荡，各地“义军”趁势而起，这些义军们自然是非常的“义”的，只不过这帝国的户口嘛，嘿嘿，拜拜了您呐。在兵荒马乱的乾元年间，帝国掌握的户口急剧减少，帝国要到两年后的乾元三年，也就是760年，才进行了一次新的人口普查，重新整理了一下户籍。对于这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史料记载的全国户口只剩190万，至于课户，只剩七十五万了，另一种说法是直到现代，研究者根据其他渠道重新梳理计算，认为这个数字也许是漏写了一百万，应该是户口290万，课户175万。不管我们采用哪一种说法，租庸收入总算起来也不过玄宗年间的三分之一；而各地军队天天打仗，天天死人，战斗物资输送和战斗人员奖恤所需，急剧增加。在这种背景下，租庸这么点税收，实在显得有点杯水车薪了。何况，就这么点粮食，在当时也是基本收不上来的，在2094楼《李泌的战略》里，我们就算过账了，即便是皇帝眼皮子的底下的中央军和朔方军，军需物资从收到运到输到支，其实完全由其自理，帝国只是勉强算个“天使投资人”，还是没有定价权的天使投资人。至于关外千里之外的各支部队，就更不用说了，早在玄宗皇帝南逃的一开始，在《幸普安郡制》就放手让各地军阀自己筹备后勤物资，打开了军阀割据的口子。当时制度上采取的办法就是“以州供使”，简单的说，就是军头尤其是挂节度使头衔的军政大佬，帝国会把节度使周边的州郡划给他作为对口支援的地方，这里的人事任命交给他，租庸调等等各色收入，就专门供这些节度使使用，节度使一般兼着采访使、租庸使、转运使，支度使等职权，实际上相当于独立王国。所以，各地拥有了自主财权后，为了招募和养活大量的军队，往往会通过增加各种附加税的方式，进一步扩大收入，满足自己的需求。比如山东的颜真卿，一举起义旗，就立即马不停蹄的在河北拉大旗的地方，搞食盐专卖，河北被史思明横扫后，颜真卿南逃到山东，不光继续卖盐，还开始和众多大佬探讨怎么在道路要津设卡收过路费，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实际上地方在大乱初起，总难免有吃了这顿不知道还有没有下顿的想法，有些地区的附加税往往多的给民众带来很大负担。所以我们稍微想一下就知道，帝国的账面户口少了，可是养的兵却不减反增，所以账面上不见了的户口，实际上当然还是要被收税的，收取的税率绝不会比以往低，只不过这些隐性的税收，对于帝国不可见罢了。因此，如果此时再收取对帝国已经如同鸡肋的租庸，就相当于对勉强留在帝国户口的民众收二道税，只会让这些民众迅速破产，进一步附庸于地方豪强，从而陷入越收税，人越少，人越少，收入越低，就越加税的恶性循环。帝国这一次的免租、庸，还有一个极其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帝国开始思考和尝试，税收的重大变革，从以实物地租为主的旧的税收模式，逐步向货币地租转变！帝国的税收主要是租庸调，租是指的粮食地租，庸就是每年二十天的义务劳动，调就是丝织品税收。义务劳动不用说了，无论是首都附近的老百姓还是军政大佬手里的老百姓，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被大肆征用早就超标，更是没法分出义务不义务的了，所以庸其实暂时没什么意义了。而租和调里面，帝国专免一个租，就很能说明帝国的意图，租是傻大粗的粮食，全国不管课户是70多万还是170多万，都有几百万石，上亿斤的粮食，帝国的黄河沿岸刚刚收复，运输基础设施大多毁坏，哪有能力送这么多的傻大粗的粮食到首都或者洛阳呢？所以帝国免租实际就是顺水人情，但是“调”，也就是丝织品，单位价值高得多，运输成本低多了不说，关键是帝国的丝绸绢帛，实际上都是作为钱在用的实物货币，钱这东西，就和空气一样，帝国时刻都离不开它，自然不能免了。对于关外和关中兵团的各路大军，帝国实际上已经放弃治疗了，对于这些军政大佬们来说，他们的后勤乃至物资储备，帝国最多只能做到参与，想要掌控在手实在是有心无力，不说人家不会愿意，就算人家愿意，帝国现在的基础设施和动员组织能力，也是搞不定的。但是帝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帝国现在的思路就是，我现在攒钱我在我的老巢，也就是关中地区再重新组建一支军队，你史思明不是趁着我们在两京打，闷声发大财吗？我也向你学习，我让你们打啊打，我在关中也闷声发大财，等你们打累了，不管打出啥结果，等我神功大成，自然就可以好好的来和你们玩一玩了。可是一个问题也就随之而来，组建军队，养活军队是要钱的，要大钱的，帝国户口也急剧减少，除了东南外其他地方的税收其实都被定点供军了，何况外面那么多军头们打仗，帝国也是要付钱的，你不付钱人家明天就算不跟燕帝国跑，那也免不了眉来眼去的，帝国的钱能够吗？帝国的钱当然是不够的，所以帝国免不了展开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那么帝国是怎么生产自救的呢？我们一段段的来看：在收复两京之前，我们介绍过，帝国中央主要仰仗第五琦组织的从江淮把粮食义务劳动全部换成钱（绢帛）后，运送到首都。不过从肃宗皇帝称帝，到第五琦这笔钱运到西北，大约用了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帝国只有朔方在灵武的存量物资和钱财，这么点钱是熬不过半年的，所以这段时间，帝国为了生产自救，派当时的宰相裴冕，主持了一个古老而传统的有效措施——卖官鬻爵。帝国的官员并不是只有三品二品这种正儿八经的职事官，还有好多品种的官：散官，就是类似现在的政\协\委\员，r\大\委\员；勋官，类似我们现在的军\衔，像被儿子坑的l艺术家等等都有少将的军衔；爵位，类似于现在的享受xx级待遇或者***津贴的科员、调研员、研究员一类。总之，这些官虽然看上去不管事，可既然是官，后面总有待遇的，每年都能领粮食领薪水，所以你现在出那么个三万五万的，以后享受了帝国公务员待遇，每个月怎么也能发个千八百的，用不了几年就能收回成本，怎么看也是划算的生意。不过呢，当时的肃宗皇帝，长安都丢了，首都都偏居在宁夏这鸟不生蛋的地方，以后这帝国姓唐还是姓燕大家都还不知道呢，而且好像帝国现在别说我们这些公务员了，帝国的正儿八经的官们的工资，好像也在拖欠啊。因此，说的好听点呢，皇帝您现在是对官爵让利大酬宾，说得难听点呢，皇帝您现在卖的就一期权，以后是一本万利还是血本无归，那实在是个未知数啊。所以呢，市场反响并不强烈，于是帝国只好鼓励大家积极踊跃购买了，总之，出那么个三五万，不但送您个官爵帽子，还送您一把刀，你知不知道不愿当官的土豪不是好土豪，我都送个政\协\委\员给你了，你还敢不要？诺，不要的话边上有把刀，您自己选吧。接下来，帝国还有一个创收的途径，这是李林甫杨国忠时期发明的。当时的民间想看破红尘当和尚尼姑道士的很多，要当和尚尼姑可以不用担负赋税，所以是必须要有执照和许可证的，这东西叫做“告身”，这个市场不算小，所以帝国现在明码标价，三千一个，不交钱就不能剃度，就当不了和尚尼姑。如果说卖官爵主要是针对有钱人的高端产品，这剃度钱就主要针对贫下中农了，你看帝国还是很有头脑的，高档低档产品都有，全面覆盖市场。不过这低档产品需要以量取胜，宁夏甘肃这地方百姓数量不太多，这量就上不来，所以帝国只好反复告诫人民，我看你骨骼精奇，实在是个和尚的料，你居然敢不当和尚？这些手段怎么说也有点上不了台面，只是为了渡过艰苦的半年，不可能长久维持，等第五琦把钱从江南运回来后，就自然消停了。算起来，这一波让利大酬宾帝国还是可以承受的，因为看上去帝国让利大酬宾，这卖出的官爵以后都是每年要出钱养的，可是帝国原来占着这些爵位的人，大多不是死于乱军，就是投靠燕帝国，或者跟老皇帝走了，中央如果能收复两京，这秋后那么一算账，不知道要砍多少关多少，所以是能空出大把的坑来的。可是2094楼给大家算了账，第五琦江南收的钱，最多也就够用大半年，而郭子仪部收复两京并不顺利，先后两次决战失利，这钱也就很快用完了。到了757年七月，帝国眼看库房就要空了，不得不再次明码标价卖官。好在此时帝国虽然军事失利，但是燕帝国政治上已经呈四分五裂的态势，战略上唐帝国已经占据主动，帝国的期权也比较值钱了。这次帝国主要在富裕的关东尤其是江淮地区推销官爵，主导这次卖官的是郑叔清。郑叔清到底是文化人出身，一出手就指出了军人出身的大老粗裴冕的好几个错误，你说说你裴冕你个大老粗，卖官就好好卖，居然都卖些“空白告身”，就是给个空白的帝国的档案簿，让人自己去填，你说这能正规吗？这以后下一任领导不认，这不坑人家吗，你这还有没有点客户至上的意识？这产品质量没了，美誉度没了，还怎么卖上价呢？还有，你说裴冕你个大老粗，一个官就卖个两三万，你这卖的也太便宜了，这要卖到猴年马月才能卖出想要的钱啊，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尽卖些没啥用的勋官散爵的，我们要改变思路，不卖这些没啥吸引力的产品，我们要卖就卖“明经出身”的身份。所谓的明经出身就是科举考试的“明经”科，现在是最主要的一科，“明经出身”我们就可以理解卖给你一个科举考中了的名额，考中了就有了当官的资格，后面看你怎么混了，混不好可以吃皇粮，混好了那可就正儿八经当官咯。你说这么好的产品，当然要价就高，咱十万一个起！还有呢，你说裴冕你个大老粗，你卖官就得好好卖，咋卖给谁都是一个价呢？你不知道细分用户，细分市场啊？我们现在就不会这么粗放式卖官了，我们仔细分析市场，制定了最合理的价格体系，如果您会识字看书，能写文章，咱就给你打个八折；要是您还参加过科考，只不过是没考上，嘿您这就算有学问的人了，咱直接打五折；要是您居然是个文盲，嘿嘿，为人民服务的大门还是向您敞开的，就是您得多交三万块；至于您家里头因为各种政策居然有超过三个丁男是免税的，嘿嘿，一看就是钻空子偷税漏税的主，您还想当官啊，就二十万一个，别嫌贵，十万买俩免税名额，划算了您呐。这还没完呢，你说裴冕你个大老粗，要学会开拓产品啊，不能只看卖官这一项啊，你说那些本来当了官的想升官，我们是不是要给个路子？还有啊，有些混的好有钱有地的，当官或者进士身份那点收入看不上，但是就怕根据帝国规定，每年要交很多税，死了理论上八成还要还给国家，那我们现在卖他个产品，你把你所有财产的3成交出来，接下来你就永远不用交税了，你的财产也可以分文不差的继承给你的子孙了。你说这产品多有吸引力，多能填补市场空白呢？应该说，郑叔清确实要比裴冕你个大老粗更能干，帝国南阳丢失后，后面的税收不上来了，接下来这好几个月的仗，显然要多亏了这笔钱支撑。而都到这份上了，帝国真的是下了血本了，要是战事还是不利的话，帝国真的就是底裤都要掉了，好在郭子仪部为首的诸军还算争气，在回纥王牌的协助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收复两京。此时的肃宗一系真正由西北地方政权成为帝国的新核心，可是帝国想要一下子就从西北那嘎达走向全国，需要的花费急剧增加，尤其是，现在大家都闹着要打安庆绪，全国各地的军队都争先恐后，热情异常，这么多出来的军队，这钱咋办呢？等到郭子仪率领部队开始猛攻燕帝国，郭老大的特殊战法，花钱更是如流水般膨胀，第五琦收的钱还是不够用了，咋办啊？还卖官？额，这个能卖的官好像都卖的差不多了，不过别着急，只要肯动脑，办法总比困难多。帝国很快又想到了一个新的好办法，又派了一位大官康云间主持了另一个大项目，叫做“率贷”。简单的说，北方人民子弟兵在流血牺牲，你们江淮一带的和平人士当然就要民拥军、军爱民，军民鱼水情了。所以就把有钱的商人地主划了个清单，名单上的帝国统统帮助你们军民鱼水情一把，我们不拿老乡一针一线，我们就是向您借点钱，借的不多，我们就给您算下财产，然后只拿走的20%而已。这笔收入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债，只不过不是自愿买的罢了，因此这笔钱比起卖官的收入要大很多，足以解决突然间的支出大涨了。不过这个有句俗话说的好不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皇帝您跟咱们借了这么多钱，您哪个时候还啊？皇帝深情的望着大家，不由动了真情，一把鼻涕一把泪啊！同志们啊，同志们哪，你们可千万要切记啊，那个赌博害死个人哪！你们借朕这一大笔钱，朕都拿去河北梭哈去了，本来想，梭哈赢了会所嫩模，顺便还大家的钱那，可没成想啊，可没想到哇，这一把梭哈没梭好啊，把朕的裤子都给梭没了呀？大伙今儿个啊，朕庄严向你们保证，朕欠你们的钱呀，这一分——也没得还了。你问咋办啊？哎，朕和朕的臣子们，为了大家的这事，那可是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啊，诺，这好不容易想出来个好主意，你们看好不好哇？你们呢，都是商人，现在各地都在严打商人偷税漏税，这商人的税也在蹭蹭的往上涨，所以我看干脆这样，你们再借给我20%，我就给你们一个条子，以后你们就永远免除徭役赋税了。你看多好啊，什么？不想交这20%，那没办法，那您就不交呗，什么？哪个时候还你那的20%，哎我说这位同志您耳朵是不是不好使，不跟您说了朕欠你们的钱，这一分——也没得还了吗？什么，那这20%就白借了？怎么会白借呢？你再交20%不就可以免税了吗，这多大一便宜你不知道吗？哎我说你这位同志咋还这么夹缠不清呢，一看就是偷税漏税投机倒把的坏分子，下回税务局抓的就是你，知道不？什么，您问我这些商人地主们最后怎么选的？俺还真不知道，聪明的朋友们帮忙算算，哪个更划得来吧。当然，咱正经的说，上面不管是香火钱、卖官鬻爵还是率贷，怎么看都属于杀鸡取卵的临时措施，后遗症太大，帝国也就是趁今天不知道明天还信不信唐，所以可以这么临时搞一把。等到这大唐江山好歹坐稳了，自然迫切需要拓展新的、稳定的、长期可持续的收入来源，那会是什么呢？结合2094楼《李泌的战略》、2721楼《风光的背后》，我们已经了解到，为了应对燕帝国的“互破”战术对帝国带来的巨大困扰，帝国使出了浑身解数，想尽了办法。首先是利用杨国忠当年留下的遗产，通过折换东南租庸各色粮食税收为实物货币的方法，将东南的税收全部换算成实物货币，经过漫长的长江—汉江—蜀道运输线，运送到关中，解决燃眉之急。但是战争导致的漕运中断，基础设施损坏，以及户口锐减，都让这种对正税的微调，无力解决帝国的需求。为此，帝国先后采取了卖官鬻爵、收取香火钱、率贷、强制助军等等一系列临时措施，筹措军需，然而这些手段显然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更重要的都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卖官鬻爵虽然能短时间获得大笔收入，但是绝不是没有代价的，大家想当官，愿意买官，绝不是为了一个头衔，一个帽子，大家花大笔钱买个官，是冲着背后的高额薪水、免税条件，以及如果获得实际职务的话，接下来利用手里的权力可以得到的数不清的好处，所以帝国眼前的收入是以以后的大笔花销为代价的寅吃卯粮。至于率贷、强制助军，说的不好听点，那不就是对远离叛军的大后方的强抢嘛，不就是所谓的吃大户嘛。你一次两次的这么玩一下还好，就当是打土豪，分劣绅了，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玩，就必然导致大户们相继破产，结果就是东南无力维持再生产，等于把自己的命根子给断了。因此，帝国中央自然知道，这种临时方式不可持续，帝国必须建立起新的，可持续的固定的收入模式。因此寻求可持续发展之道，就是帝国中央经济领域团队的头号任务，而此时的帝国中央，经过了仔细的寻找和实践，最终摸索出了两条可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说起来和老皇帝有点渊源。老皇帝跑到了四川，刚开始吃着天府之国的存量物资，还可以勉强度日，可没几个月，老皇帝就遇到了和小皇帝一样的问题——没钱了。一开始，老皇帝打的也是东南的主意，可是随着1957楼为大家介绍的《永王东巡》，老皇帝在与小皇帝的对垒中，溃不成军，东南的物资，一分也没捞着。为此，老皇帝也必须要生产自救，老皇帝团队采用的办法，也是因地制宜的一个措施——那就是收过路费和矿税。当时的四川产麻，相对缺的是盐，所以四川的麻通过长江运到江南去换盐的贸易很发达，所以控制了四川和湖北的老皇帝一系，就在以三峡一线为主的各个主要路口，设立关卡，收过路费贴补家用。当帝国收复两京，老皇帝也回归长安后，帝国中央立即对老皇帝在四川的收钱经验，进行了细致的调研，仔细分析了前期四川试点的利弊后，得出结论——这个办法很好，但是需要做出必要的改进。帝国认为，不但要收取过路费，在各大市场里面，对于规模以上交易，还应该收取交易费用，因为没有帝国为你们辛辛苦苦的打叛军，你们不就要吃二道苦，受二茬罪吗？又哪来的今天可以四处贩卖的幸福生活呢？所以为了保卫既有的革命果实，大家踊跃为帝国交税，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之前老皇帝团队采取的收费模式，是中央自己去设卡收费，经过实践，有可能会有点问题。因为你派人去设卡，那是要成本的，尤其要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最关键的是，监控成本太高，太难。一个关卡，多少人，带了多少货物从这里过，这是不可量化的东西，一个市场，有多少人在做规模以上的交易，有多少利润和营业额，在当时的信息水平下，这更是难以准确得到的信息。因此山高皇帝远的现实条件，很容易形成商人给收税的一点好处费，大家一起糊弄中央的局面，最后大钱进个人腰包，小钱上报国家。尤其现在黄淮、江淮、江南甚至河东等关键的道路交通要冲和贸易发达地区，大多处于地方军政大佬控制之下，帝国如果派人去军头们的地盘收这种流通税，就很难取得军头们的全力配合，帝国的税务人员如果一定要坚持原则，那只怕要一步一个坎，一步一个坑了。总之来的人这个有那个大员的条子，那个有这个军头的信物，个个都说我的货物都是和军务相关的大事，这税就有点不好收了；更不说你设的卡，今天碰到伙不长眼的强盗，明天遇见帮不知道哪来的乱民了，你这税只怕就有点没法收下去了。因此，中央逐步采用新思路：总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给大家派福利啦，一张金符送大家，可别小看它哦，它实在是点石成金的仙符啊，打开一看，上面有皇帝大人亲笔题词的绝世好诗——“此山是你开，此路是你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这样一张仙符，你没看错，不要19998，也不要9998，只要998，只要998，你就可以每年一次带回家！地方军阀一看，差点把皇帝的祖宗一直操到李渊那辈去！我靠，你拿张破纸就问我要钱？没你这张破纸，我不也可以收过路费？没你这张破纸，我们不已经在到处收商税了吗？你皇帝这么圣明，我倒是想山呼万岁，可我小弟手里的刀认不认得你，实在难以保证啊。帝国的回应也很简单，你不想做这军政长官，有的是人想做！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史书上，突然间全国大地密密麻麻的，各路阿猫阿狗都不自量力来造反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堂堂大帝国账面上那可怜的纳税人数量，以及这诸道商税许可证，等等这些的背后的故事。帝国对于诸道商税的征收上的逐渐转变，实际上是一种直接税向间接税的转变过程，是一种适应当下形势，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的自我调整、自我进化。商业税之所以长久以来，尤其是庄园经济发展后的东汉以降，一直在帝国税收中可有可无，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不够，商品流通不够太；二就是商业往来本身具有流通迅速频繁且过于分散的特点，以帝国当时的能力，直接收取成本高，覆盖率低，完全不划算。于是帝国在藩镇自立已无力扭转的大局下，转变思路，改一级税收为二级税收，把直接税收的收取，交给二级的地方，中央改以定额的方式收取间接税收，地方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控制能力和控制成本要比中央高出很多倍，而中央利用自己的威慑力，一个地方单对一个负责团队打交道，就要容易得多。最后定下来的定额税收，大体上分两类，一类是各地每年上缴马匹助军，一类就是商税折换成银子或者丝绸等轻货，定额上缴中央。当然，帝国该向每个地方，到底收多少钱作为保护费，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决定的，在混沌时期，互相的边界没有了解，彼此之间往往要经过激烈的，甚至是兵戎相见，流血千里的惨烈的博弈，直到彼此对各自的能量，各自能做成什么事，真的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才会逐渐博弈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新规则和新边界，为以后的博弈划定一个基本的圈子。所以，当我们看到后世双方相对比较平和的博弈，看起来妙计百出而又总能皆大欢喜的互斗时，不要因此就认为，现在这几年眼红脖子粗的喊打喊杀，真的就是有失斯文了。第二条道路，名气更加的大，甚至堪称唐帝国接下来一百多年来的根基所在，那就是由第五琦创制并推行的，大名鼎鼎的食盐专卖改革。这个食盐改革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如果我们不了解盐的历史，我们就没法吹嘘我们了解晚唐，如果我们不能说明白盐的故事，我们就觉得我们能说明白晚唐，实在会让人觉得有点托大。食盐专卖，是颜真卿跃上历史舞台后，在河北东部衡水、沧州一带最先开始玩的，然后迅速传到了山东黄河一线，包括第五琦供职的北海。第五琦以一个副处级干部，能够迅速忽悠动肃宗，跃升为部级实权要害核心部门负责人，极有可能就是他向肃宗完整的介绍了颜真卿的食盐专卖方法，并提出了如何以国家名义接管和推行的办法，这种一线基层扎实的一手信息，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非常容易打动穷极思变的皇帝和高层。第五琦草创的盐法和颜真卿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简单说，就是民产、官收、官运、官销。首先，在产盐的海边，盐池和盐井当地，收编原有以盐为业的民户，再就近划分一批新民户，免除租庸调等常规税收，专门从事产盐工作，这批人叫做亭户。产盐的地方，专门设立直属中央的盐监，可以理解为独立于地方的超大型国企，盐户产的盐，必须以指定价格自己送到指定地点由盐监收购，之后由官方统一运输销售到全国各地，收购价和卖出价，统一由官方指定，共限一价。这种做法，弊端是很明显的，后世还会有大幅改革的空间，我们等讲到另一个不可绕过的大人物的时候，再去细说，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践经验，去思考其中的奥秘。不管怎么说，盐作为民众绝不可少的必需品，食盐专卖制度的创立，为帝国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大笔税收，奠定了帝国之后长期维持的百年之基，也正是由于有盐税的保障，帝国才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做出免一年租庸的重大决策。第五琦的食盐专卖，为帝国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有的说是获利6个亿（60万贯），有说获利4个亿，其实这两个数字是一样的，6个亿指的是毛利，还要考虑用来管理销售盐的人工费用，根据后来的数据，盐铁官吏的收入支出长期稳定在两个亿，所以帝国获得的净利润是4个亿。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是，无论是4个亿还是6个亿，都是指的江淮地区的收入，当时帝国对江淮的管理还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帝国的食盐管理和运营体系也有很大的漏洞，收入潜力发挥的很少。但是帝国除了江淮的盐利，还有山西运城两池盐利和西南井盐两大块，这两个地区一直在帝国眼皮子底下，盐政的管理要有力的多。后世这两块的收入一直稳定在8个亿和6个亿，共14亿。在肃宗时打个折也有6-7个亿，因此此时帝国从盐上获得的营业额至少12-13亿，净利至少高达7-8亿，以当时物价大约相当于150万石以上的粗粮，和免掉的一年的租庸收入其实是差不多的。盐税的改革，意义绝不仅仅是增加的这些收入，食盐专卖制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是一种财产税，也是一个以最小代价绕开地方军阀对户口的遮蔽的策略。帝国课户由约600万，降到了夸张的75万，在东汉以来几百年的历史里，如果帝国的户口急剧下降到这种程度，帝国往往已经只有沦为傀儡，直到逐渐消亡这一条路了，因为突然大幅度下降的税收，已经支撑不起一个中央帝国了。然而现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帝国终于有了起死回生的机会。我们来算一笔账，食盐专卖之前，帝国的规定一个丁男一年盐的用量是一斗七，相当于贡献毛利170文，一般老弱妇孺用盐量会减少很多，根据比例平均下来一个人一年用盐一斗二到一斗三左右，也就是每个人贡献毛利120-130。所以帝国12-13个亿的毛利，实际相当于每年有1000万人向帝国纳税，覆盖的户口接近200万！这个庞大的纳税范围，超过了帝国正税可以纳税的户口和人口一倍以上！要知道现在盐政刚创，漏洞很多，后续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收入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很显然，盐税这样的纳税方式，能够更广泛的将税收分摊到更广阔的人口，做到了无论老幼，无论贫富，一体纳税，这样的纳税方式，实际上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税收负担过于向纳税人口倾斜，对于抑制贫富差距，有很大的积极效果。可能会有读者问，前面说帝国直接开卡收税，很容易遭到地方的干扰破坏，那为什么盐税就可以直接收取呢？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商税是流通税，帝国收盐税其实重点不在流通，而在于对供给的垄断。我们分析一下，在供给端，帝国的产盐主要是海盐、池盐和井盐三种，海盐池盐地点都相对单一，相比于商税的流动人口，帝国只需要集中人力甚至兵力，掌握好产盐的场所和产盐的亭户，就足以控制大部分的盐的生产。井盐当然产地要分散很多，帝国大约一共有盐井600多个，但是盐井主要分布在帝国西南的四川贵州，这里是帝国的大后方，帝国对其的掌握相对比较牢固。而在流通域，盐税也和收过路商税不一样，商税无法掌握确切的数字，很难监管是否足额上缴，中间的流失程度很容易大到令人无法置信。而盐却大大的不一样，盐可是“刚需”！只要垄断了盐的供应，市面上的盐大幅减少，那民众就不得不向政府买盐，因此，帝国对于流通领域的监管就要相对容易的多，也不必太担心上下欺瞒导致的财产大幅流失。也就是说，帝国巧妙的利用“刚需”，绕开了地方军阀对人口的大面积隐匿，实现了在不掌握户籍的“黑箱”局面下，依然可以达到全面收税的目标，什么叫供给侧改革，这就是经典的供给侧改革啊！今天介绍的两条创收道路，一条是通过中间环节定额上缴的间接税，一条是直接面向终端的直接税，各自殊途同归，都达到了可持续的为中央创收的目的，也为今后的帝国经济领域（及其延伸到的政治军事领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变局，提供了最初的蓝本。很显然，第五琦领导的帝国的经济团队，是经过了精心的分析，仔细深入的研究的，可以说，面对事关帝国生死的任务，第五琦经受住了考验，充分体现了其实干的才华。所以现在我们对2721楼所介绍的，第五琦能够在三年内从副处级干部，直线跃升到正国级国家主要领导人，也就不会再那么惊讶了。帝国通过免一年租庸，新增“诸道税商”和盐税的方式，很清晰的表达了帝国对于经济策略的重大调整。基于租庸的主要是实物粮食地租，而今天介绍的两种新税收，除了诸道进献马匹是实物收入，其他收入都是基于货币地租的，这就行了一种典型的轻资产化政策导向。由于重资产——土地和人口，在不断被迫从帝国中央剥离，因此有效的轻资产转型，是应对危机，继续生存的唯一的道路。应该说，无论是2670楼介绍的管理架构改革，2721楼和本楼介绍的经济政策的转型，我们其实都还只是做了一些粗略的，皮毛的探讨，距离真正的深水区还有一定距离。但即便如此，我们回过头来看，也能更深入的体会到，收复两京后，帝国真正要做的事，比立即用兵河北要重要的多的多。无论是管理架构改革、供给侧改革，还是轻资产转型，都是事关帝国生死存亡的一系列关键性举措，尽管这些政策调整都只是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几十年的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肃宗政府能够启动这一系列大手笔，并取得实际效果，体现了非常高的效率。这一串串的巨大变革，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在和众多军政大佬团队的竞争中，肃宗一系，中央政府，终于还是帝国最有经济实力的团队，帝国掌握住了最重要的钱袋子，从而为今后想办法进一步握住最大的枪杆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肃宗一系不通过极度高效的迅速改革，如果肃宗一系失去了钱袋子，也就必将完全失去枪杆子，那么古今中外的所有历史都告诉我们，这样的皇帝将毫无疑问的成为汉献帝，唐帝国也将迅速走向终点。失去了钱袋子，天下就是各个都是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又能如何？不过为他人做嫁衣裳，帝国灭亡指日可待；有了钱袋子，天下就算人人都是安禄山、史思明，那又如何？大权，终究还在皇帝手里。安庆绪两京兵败后，龟缩在黄河北边，河北南边的狭小地区，其统治核心就是卫州、相州（邺城）和魏州这一带。而随后安史之乱最精彩、也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相州会战也叫邺城会战就在这三个地方轰轰烈烈的展开。安庆绪所在的卫州、相州（邺城）和魏州就是古代大名鼎鼎的河内，位于黄河以北，太行山最南端的东边和南边的一块肥沃的大平原，历来都是足以和关中相提并论的重要的粮食产地，帝王之基。以现在的地名来介绍，就是从郑州到开封这一块过了黄河往北，就对着了新乡，从新乡再往北就到了雄伟的太行山，沿着太行山东麓边缘往东北就可以到鹤壁、安阳。相州（邺城）就是现在的安阳，卫州就是现在的新乡和鹤壁，主城在新乡北边一点的卫辉，而魏州是现在的大名县，在安阳东边一点。唐帝国在收复两京后，休整了整整十个月，但是其实这十个月并没有闲着，唐帝国中央在决策和执行事关唐帝国生死存亡的一系列大动作，简单的说，就是收紧钱袋子，分散枪杆子。在2764楼里，已经详细介绍了唐帝国中央是怎么收紧钱袋子的，楼主也会精彩的为大家介绍了唐帝国是如何分散枪杆子，唐帝国和李光弼、史思明又是如何各自博弈的，这里也就不赘述了。此时的唐帝国已经不用像刚开始收复两京的时候那样，看着郭子仪部朔方军的脸色行事了，一方面是朔方军在关中损失过大，尤其是永丰仓和清渠两败伤了元气，一方面则是帝国中央有意的分散和牵制朔方一系的势力。这次北上收复河北，帝国中央筹划了轰轰烈烈的九大节度使，开启了帝国随后永恒的各支部队混合组编成杂牌军的战争历史。这九大节度使分别是郭子仪、仆固怀恩部朔方军、王思礼部河西泽潞杂牌军、李光弼部河东军、李嗣业部西域安西北庭军、鲁炅部襄阳南阳军、崔光远部河南军，这六个伴随着前面收复两京的历程，大家应该已经比较熟悉的，还有三个分别是荆南节度季广琛、滑濮节度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我们先来一一搞清楚这九大节度使，探明白双方的战斗序列，这是后面欣赏安史之乱最经典、也最重要的大战——相州（邺城）会战的基础。九大节度使一一排起来自然数量有点多，看起来就会有点头疼，我们给他们分下类，这九大军区的大佬，虽然都是方面军的司令，但是实际的实力是有很大差距的，梳理起来，大约分为三个档次：首先就是郭子仪部朔方军！朔方军是唐帝国收复两京的绝对主力，担当了最大的牺牲，也获得了最大的功劳。朔方军拥立肃宗时是郭子仪李光弼合体，包含了河东军和河北民兵，一共五万人，之后五千河北民兵支援李光弼去了太原，在前面为大家介绍的两京战役，朔方军和同罗部骑兵的战斗、永丰仓之战、清渠之战，都非常激烈和残酷，损失和牺牲也都非常的大。此时的朔方军，依旧毫无疑问是唐帝国最精锐，最全面，战斗力也最强的一支野战部队，资治通鉴记载，朔方军此战过后“战马万匹，惟存三千”，也就是说参与作战的朔方部队战马万匹，朔方惯例二人三马，所以大约有六七千骑兵。朔方一般编制战马和总兵力比例是1:4，而一线野战参战部队这个比例会大幅提高，所以朔方军前线兵力一万匹战马，最多对应二万五到三万军队。同时，朔方仆固怀恩部已固定成为唐帝国与回纥联络的总联络官，此战继续有回纥的三千王牌骑兵作为外援，由仆固怀恩统一协调，这支王牌部队在收复两京中体现了恐怖的战斗力，关键时刻足以作为杀手锏使用。因此，朔方军联军总兵力大约三万人，实力和兵力都是唐帝国首屈一指的。但是此时也有几个很不好的隐患，首先是收复两京立下头功的回纥王牌的指挥官，叶护太子和其团队突然在回纥的内讧中被杀，优秀指挥官团队的更替，让这支部队的实力发挥打了极大的折扣；其次，在帝国的有意无意的支持下，仆固怀恩和郭子仪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显现，这两个隐患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将展露无疑。接下来是老熟人，关内兼泽潞王思礼部，此时所部旧唐书说法是步兵三万，骑兵八千，新唐书说法是总兵三万，骑兵八千，不管哪种说法，在所有部队中论数量，以他所部最多。王思礼部兵力最多，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前面从介绍陈涛斜甚至是灵宝之战开始，王思礼就始终是帝国军队的举足轻重的大佬，这是由于哥舒翰等大佬投降燕军后，王思礼就是河西陇右的头号大佬，虽然之后河西陇右节度使都另有其人，但是河西陇右的机动部队余部始终由其率领。第二个，王思礼部一直被帝国作为收容站对待，哪里有残部，哪里就放他过去统筹，在关内时，王思礼部一般包含河西残部、陇右残部、禁军残部，以及关中民兵残部。第三个，泽潞程千里在革命胜利前夕，不幸被燕帝国蔡希德部俘虏杀害，唐帝国中央出于扶持王思礼部抗衡朔方的目的，任命王思礼为新的泽潞节度使，兼并了这支部队。泽潞部队对垒的蔡希德部发展到大约两万，那么长期与之对抗的泽潞部队，大约也有二万的民兵，而关中各残部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大约也在一到二万之间，所以史书记载的王思礼部大约三万到三万八比较正常。不过王思礼部此时部队数量虽然超过朔方，却以残部和民兵为主要力量，部队的质量上和朔方军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再接下来是大名鼎鼎的河东李光弼部。太原会战时，李光弼部有民兵九千左右，之后和史思明在太原相持，彼此都停了快两年的火，部队实力应该有所扩张，相信可能总兵力可达二万。不过李光弼部本来就以民兵后备役为主，再加上新募的部队，战斗力肯定值得怀疑。在2545楼新店会战时，介绍了安庆绪一度众叛亲离，剩了一两千残部抱头鼠窜的时候，正是靠大败李光弼来摘桃子的一万部队，才得以声望复振，割据邺城的。所以，李光弼部出战相州会战的野战部队，基本就是被安庆绪打垮的这支部队，大约从太原老巢做了人员编制补全，所以就是总兵力一万，骑兵三百。李光弼部数量不多，质量更不怎么样，但是李光弼作为与郭子仪并列的朔方系大佬，当初是两人结伴拥立的肃宗皇帝，五万朔方军说起来军功章上有你一半，也有我一半。所以李光弼个人的地位始终非常高，一直与郭子仪一道作为常委之一，始终是帝国中央乐意扶持和分化的对象，在帝国有意无意的扶持下，李光弼个人的地位足以与郭子仪分庭抗礼。上面介绍的郭子仪崔光远李光弼，可谓九大军区中的第一集团，个个财大气粗，是九大节度使里真正能说得上话的任务。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集团怎么排座次的，首先就是又一个老熟人，来自西域的李嗣业部，在2435楼为大家介绍的香积寺决战中，李嗣业部作为关键棋子，黏住燕军骑兵的前军，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李嗣业部都来自于西域（新疆）的入援部队，关于西域的入援部队序列，记载多有重复错乱，我们就不去做枯燥的考证了，总之包含于阗部、马璘部等安西四镇与北庭的各部集合，总数一万以上，经过香积寺之战、新店会战的损耗，部队数量一万左右还是有的。这支部队数量不多但也不少，且都为边军中的百战老兵，还包含陌刀兵这样非常高质量的精锐，这也让李嗣业部的地位在九节度中排位比较靠前。再接下来的鲁炅部也是老熟人，前面多次为大家提到的南阳之战，就是他打的。鲁炅这两年南阳战斗，部队主力是政府组织的来自广东、贵州和湖北的边军入援，滍水之战和南阳守城后，只剩下残兵数千，此时也被帝国扶持为一方大员，补充了来瑱的襄阳部队，兵力是一万步兵，三百骑兵。鲁炅南阳坚守一年，功劳和资历仅次于收复两京的功勋宿将，此时在九节度中的地位位于中流，排在关中方面军各大佬之下，其他杂牌大佬之前。再接下来还有一个也算熟人，就是从先投降后从长安叛出的崔光远，崔光远投降到唐帝国后，主要负责统领一些关内的民兵部队，虽然手里的部队不咋样，但是崔光远很会来事，2435楼为大家介绍了，香积寺之战前，双方在关中平原对峙僵持的局面时，正是崔光远主导的偷袭中渭桥，逼迫燕军退出武功，立下大功。因此此时获得了提拔，接替贺兰进明成为了河南节度使，崔光远接手贺兰进明手里的部队是“羸兵数千人、劣马数百匹”。上面三位部队大多不超过一万，地位和前三位顶级大佬自然也没得比，但是一个个都是资历深厚，根正苗红，多次参与决定性大战，功劳累积有序，今后按部就班向上提升空间巨大的中坚派。接下来几位属于最后的第三档次，当然即便是能够成为第三档次，那也是帝国此时公认的前排军政大佬，都有着辉煌深厚的资历，只不过缺少历次主力战场的作战资历，所以还属于刚刚冒头的潜力股。首先是滑濮节度许叔冀，许叔冀部是安史乱起后，河南一带崛起的地头蛇部队，素来独来独往，谁也不靠。其部队单论实力，并不见得比第二集团差很多，张巡封神后，贺兰进明在解释他之所以不去救张巡，就曾借口是由于害怕他把兵派出去以后，许叔冀会背后吞并他。看了前面睢阳之战的介绍，我么自然知道这里多有扯蛋的意思，不过大体可以看出，贺兰进明认为许叔冀的部队实力和他差不太多，所以许叔冀部和贺兰进明部，也就是现在的崔光远部，数量差不会太多，数千人总有的。下一位荆南节度季广琛也是一位老熟人了，在1957楼《永王东巡》中，我们也浓墨重彩的介绍过他，他的部队以永王东巡的部队为主，永王部五千主力，季广琛带走大半，所以部队大约有三四千人，战斗素质也算中游。季广琛得以位列九大节度使之中，主要还是得益于关键时刻的站队准确带来的红利，单论资历毕竟远离正面战场，此时还无法与第一第二集团的功勋宿将相提并论。最后一位，相信大家相对会比较陌生，叫做董秦，以后会改名为李忠臣。这支部队是来自平卢（辽宁）南下山东的三千边军精锐。1689楼为大家介绍完燕军横扫河北后，就没有再为为大家介绍平卢的基本战况了，这两年来，自从平卢刘客奴部被史思明彻底击败后，就一蹶不振，平卢也就陷入了连续内讧之中。徐道归杀死了刘客奴，王玄志又杀死了徐道归，内讧中，平卢镇的唐军部队越来越衰弱，面对范阳的燕军与奚/契丹部联手袭击，疲于应对。于是田神功、董秦等人纷纷带领自己的部队，横渡渤海南下，进入河北山东的黄河流域。此时董秦部队数量虽然很少，只有三千，但是平卢作为塞外一线的野战精兵，战斗素质高，中原河南各部民兵根本无力阻挡其挂着唐帝国的旗帜攻城略地。因此此战董秦（李忠臣）得以以平卢兵马使的身份，也作为一方军头参战。于是，经过我们这么一梳理，邺城战役唐军集结的战斗部队，主力精锐就是朔方、王思礼部和李光弼部、李嗣业部大约八九万，其余杂牌部队各自都是几千的样子，加起来也就三四万人，所以唐军战斗部队总数最多也就十三四万。其中可堪精锐者，唯朔方西域以及王思礼河西陇右残部，大约四五万而已。此时的河北燕帝国的基本情况，在2545楼新店会战中，有为大家做过小结，帝国皇帝安庆绪部主力基本流失，此时以田承嗣部南阳兵团四万，蔡希德部泽潞军团二万，加上少量精锐亲兵组成，可战者不过六七万，堪称精锐的不会超过三万。河内富甲天下，安庆绪在这大半年，或许会新募一两万的部队，但是新募部队战斗力可以暂时忽略。而另一位庞然大物史思明部，实力就要强大的多，吞并了铁血关中军团李归仁、安守忠及阿史那承庆部至少一万以上王牌精锐，本来就有七八千平卢、同罗王牌，史思明部王牌部队就超过一万，其余可称精锐者不下三万，而部队总数在投降唐帝国时有过清点，是八万大军。这么一算，河北兵团的部队数量和质量都不在唐军之下，或者说犹有过之，甚至论账面实力，单拿一个史思明部出来，也足以与唐联军抗衡。但燕帝国此时无法以账面数字计算实力，因为其内部早已四分五裂，史思明部、安庆绪部的公然分裂不说，即便安庆绪史思明内部也是暗流涌动。安庆绪部田承嗣、蔡希德等外军大佬自恃实力，与光杆司令的类似崔乾佑和安庆绪身边力量，自然会看不顺眼，双方随即爆发激烈内讧，崔乾佑火并了蔡希德。史思明部由众多塞外游牧民族贵族蕃将组成，各个大佬自立一方，内部也有着众多的隐患，我们后面再去详述。不过，燕帝国四分五裂，唐帝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呀。帝国费尽心思，整出一副九大军区各领一支，组成联军共同讨敌的戏码，本身就说明帝国中央为了防止一家独大，有意的平衡和压制。最重要的是，这么多部队互不统属，无论是郭子仪、李光弼，还是王思礼李嗣业，甚至是太子李豫，皇帝都很难谈的上信任，这里的各项选择的利弊，楼主必然会为大家做精彩的论述，我就不多此一举了。那么归根结底，皇帝信得过的是谁呢，是“死太监”鱼朝恩，最后由大太监鱼朝恩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身份，临时成为了各支部队的协调人，也就是说整支大部队，前敌方向只有政委，没有司令。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经过两京战场两年来的巨大消耗，帝国此时的部队已经对河北没有了优势，可是在帝国的战报里，对于联军的数量，却是二十万、四十万、六十万的卫星不断的放，这又是为什么呢？燕帝国所有的河北加河内，再怎么样富强，现在的唐帝国也会有超过其三倍的实力，可是帝国中央和皇帝，又哪能把重心全部放在充实一线部队的实力上呢？在2721楼《风光的背后》，为大家介绍过帝国现在的思路——我现在攒钱我在我的老巢，也就是关中地区再重新组建一支军队，你史思明不是趁着我们在两京打，闷声发大财吗？我也向你学习，我让你们打啊打，我在关中也闷声发大财，等你们打累了，不管打出啥结果，等我神功大成，自然就可以好好的来和你们玩一玩了。帝国此时的思路，实际上是在借鉴三国以降的乱世帝国的思路，三国时期，各国纷纷搞屯田，明确收取农民一半甚至六成的重税，某种意义上，这已不是在收税了，这实际就是把自己当成全国最大的大族来看待。帝国去掉中间税收环节，直接依靠土地向自己的部曲收取实物劳役地租，所以帝国只会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其他大族我不会去侵犯，而我的地盘的部曲，我收了重税，自然也会保证其他大族别想来收二道税，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是大族共享，豪门共治的天下。我们后面会看到，这段时间的帝国的核心思路也是，把自己当成了帝国里最大的军阀，全力以赴想办法在自己的老巢，比照军阀的模式扩张打造自己的职业军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帝国对于关东的战事的态度，实际上就变得非常微妙起来，可是基于皇权政治的史书哪敢这样写呢，哪敢做这种表明军阀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的记载呢，哪敢这样直接让大家得出，在军阀坐大的时代，皇帝也一度只敢把自己当成军阀中的一员，才能有出路呢？这样岂不就会让大家很容易得出，原来所有的皇帝神圣，皇权伟大，都只是一时环境的产物，一旦环境变了，所谓的皇帝、皇权，其实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吗？皇权政治的宣传和记载，永远得是基于君臣的关系的，永远都是好皇帝与坏皇帝，好臣子与乱臣贼子之间的猫和老鼠的故事，不然无法突出皇权的神圣，更无法树立皇权政治下的政治秩序。所以在后世的宣传记载里，太原会战、睢阳之战，对于敌人的数量不断的放卫星，而到了邺城之战，又开始不断的为唐军数量放卫星，把后勤的杂役，有的没的，统统算上，部队数量说二十万的、说四十万的、说六十万的都有。其背后的逻辑无外乎都是，帝国已经竭尽全力，最后的胜败主要取决于好将领与坏将领，好皇帝与脑残皇帝的区别而已，所以，帝国的藩镇割据，主要缘于一时的各种巧合，是由于坏将领（这里专指死太监）和皇帝一时脑残。因此，最后仍然要自圆其说，皇帝和皇权政治，那是来自神授，来自上天的旨意，是绝对的一世万世，永远作为我们的指路明灯而长存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