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人生应该活成什么样子，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 NA
话题：﻿生活、哲学、人生、生活方式、人际交往
回答：﻿讲一个古人的例子：李贽。他是我最欣赏的人生方式。一个人到了什么时候，才能够为自己而活着？李贽的答案不是18岁，也不是36岁，而是54岁。▲泉州故居内的李贽铜像011580年，李贽54岁。此时，作为云南姚安知府，他的三年任期届满。上级领导对他在这个偏远之地的工作和贡献相当认可，要向朝廷举荐他。没想到，李贽一听到升官的消息，拔腿就跑。他要求他的上级领导一定替他递交辞职信。与他在学术上针锋相对的骆问礼，得悉李贽辞官的消息，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李贽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把他当作士人的榜样：士类中有此，真足为顽儒者一表率。近世儒者高谈仁义，大都堂奥佛老而支离程朱，至于趋炎附热，则无所不至，视此老有余愧矣。但这个士人的榜样，在辞官之前，内心却是煎熬而痛苦的。李贽是一个真实的人，真实得把科举做官当成谋生的手段，当成社会职业的一种，而从不去夸夸其谈治国平天下、为人民服务的大道理。嘴上不说，他却比空喊口号的官员清廉得多，口碑和实绩也都好得多。不愿同流合污，坚守内心孤傲，是他20多年官场生涯痛苦的根源。1527年，李贽生于福建泉州一个“航海世家”。26岁时，在乡试中考中举人。中举这么大的幸事，他则认为不过是儿戏。他说，中举秘诀无外乎每天背诵几篇范文，等到肚子里有三五百篇范文了，在考场上审对题目，根据题目默写一篇上去，保准高中。简单得让蒲松龄听了落泪，范进听了要再发疯。有个举人头衔，足以糊口谋生。李贽对进士没有什么欲求，所以未再参加会试。四年后，他远离家乡，开始宦海人生：在河南共城任儒学教谕3年，在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各数月，在礼部任司务5年，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又近5年，最后被任命为云南姚安府知府。在就任知府以前，他的官俸极为微薄，甚至不足糊口。这期间，他做官并不顺利，处处与上级领导“触”。这种抵触未必是行动上的抵牾，但其内心有棱有角，与现实格格不入，却是不争的事实。合群是合群者的通行证，孤独是孤独者的墓志铭。为了承担家庭与家族责任，20多年里，他不得不收起触角，摸黑前行，孤独痛苦，难以言表。一个中年人，肩上有太多的重担，内心有巨大的压力，他只有默默忍着，不敢出声，尤其不敢顺从自己的个性，好好任性一把。再苦再累，再泯灭个性的光辉，也只有咬牙坚持。哪怕牙断了，只能和血吞。他始终清楚，一个中年人活着的意义——为妻子而活，为子女而活，为父母而活，为家族而活，唯独不曾为自己而活。这期间，中年李贽经历的苦难一点点磨砺他的本性，也一步步释放他的枷锁。因为清贫，他有过极其深刻的挨饿体验，跟小说家莫言一样深刻。他的至亲，包括他的父亲、祖父、儿子和两个女儿，在几年内陆续去世。那段时间，他说与妻子黄宜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生命中有太多无法承受之重。连李贽都只能把这一连串的重击当作梦一般，以此麻痹自己的内心。▲李贽画像0254岁那年，李贽辞官，逃离体制。之所以作出这个任性的决定，是因为此时，他认为加诸其身上的家庭责任已经完成。大半辈子为他人而活，现在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次。所以，54岁，在绝大多数人一眼望到死亡的年纪，李贽重新出发了。去寻找他渴望了大半辈子的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从选择落脚的地方，他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一般官员都是告老还乡，还有说发达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成功了也没意思。而李贽，去了湖北黄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他的理由貌似很纯粹，因为这里有朋友，生活不用发愁。“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他说。事实上，他不愿回老家泉州，也与他的个性有关。他“平生不爱属人管”：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这个理由，与他辞官时所说“怕居官束缚”是同样的道理，都表达了一种对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渴望。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按照当时的习惯，李贽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决不能仅止于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然而当时的李贽，已历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可以看出，李贽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标榜个人价值，企图挣脱一切宏大意义，既不能受缚于官僚体制，亦不能被传统的家族观念困住。他选择了一个远离故乡，远离宗族的地方，作为终老之地。然而，他的亲族对于他这种背离传统的行为，并不能理解和原谅，也不能善罢甘休。他没有了儿子，于是他的家族强行指定一个侄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这引起他的不满。在事先写好的类遗书中，他提到这个侄子说：“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他早看透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的感情虚伪，在世人面前假哭以维系所谓伦理，或争夺财产继承权。总之，假戏做足，没有一个真字。哪怕他死了，他也不愿意让他的族人知道，免得上演如此丑陋的戏码。他的妻子后来独自从黄安返回泉州老家，并在老家去世。他很思念，也很痛苦，但还是没有还乡处理妻子的后事，只是留下了一些催人泪下的回忆妻子的文字。他说，他没有一夜不梦见她。62岁那年夏天，他在寄居地湖北麻城维摩庵剃去头发，却留下胡须，成了个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模样。朋友见了，都很惊讶。他淡定地解释说，天气太热。不过，他剃发的真实想法，在另外一些场合，坦率地表达了出来。他在一封信里说，之所以落发，是为了对抗家族俗事，让家族中人彻底死心，不要指望他还能回去。在给知交焦竑的信里，他说得更决绝：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反正世人都说我是“异端”，我干脆就剃个光头成全他们，怎样？哈哈。▲晚明的城市与市民生活03在这个万物冥冥之中皆有秩序的世界上，24岁玩摇滚，看世俗不爽，这叫炸裂；54岁玩摇滚，挑社会的刺，这让人想叫精神科医生。但，李贽就是这样一位生命可以苍老，思想绝不苍老的歌者。他的狷狂性格，是对世俗人生的反叛，也是对传统礼俗的抗争。为此，他不惮与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为敌。他说，幸好我天生胆大，不然自己都要被自己吓死——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以忻艳以为贤也，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而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晚明，一个走向没落衰颓的时代，竟是这名执着的老者，为帝国涂抹了一笔最有力的青春色彩。他做的第一件石破天惊的事就是，把孔子请下神坛。他告诉世人，“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他否定孔子、孟子的圣人地位，认为孔孟非圣人，也和常人一样，两者没有高低之分，所以人人皆可成圣，没有必要以孔孟的是非观作为自己的标准。他说，道路不只有一条，心性也不只有一种，怎么可以强求同一？他的主张，本质上是在崇尚个性。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一点估计没什么感同身受，觉得彰显个性是与生俱来的，还用得着去争取和追求吗？但集体主义年代的过来人，应该都能深深懂得，李贽的勇气与不易。在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是非的年代，你去崇尚个性试试？他批判程朱理学，指出所谓正统人士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他极其痛恨那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道学家们。他认为“人必有私”，人人都有私心，孔子也不例外。他其实是一位真正尊崇孔子的儒生，所以要让孔子回归到人本身，拒绝程朱理学对孔子的神化，更反对统治者利用孔子来钳制人性，禁锢思想。他说得很直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以此，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那一套束缚性的礼教击打得粉碎。不仅如此，他还公开挑战男女大防，给男权社会难堪。他为女性说话，说头发有长短，但男女的见识无长短。他公然招收女弟子，无拘无束地跟女弟子唱和交往。晚明性灵派作家袁中道说，李贽晚年多病寡欲，但为了反对道学的虚伪面目，不惜在言语中故意表现出很放纵情欲的样子。每次讲学，有人拿着道学家的书来求问，李贽就很愤愤然，说与其时间浪费在这上面，还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然后，看到有学生携妓来听课，则破颜微笑说，这也比跟道学先生作伴强。李贽几乎把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彻底翻了个个儿。他干过的事儿，300多年后，五四时代那些反传统的知识精英照着又干了一遍，然后一个个成为了启蒙大师。而这些启蒙大师们，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启蒙老师。那就是李贽。▲李贽的著作04启蒙者，被称为盗火的人，时常要冒着“声败名裂”乃至付出生命的危险。从李贽决定为自己而活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危险的迫近。他的文字都是那样纯净，让人一眼见底，却有一股穿越时代的力量。他信步走着，同时代人打马都追不上。他不过是那个永葆童心的孩子，说出了大实话，但所有人都警告他，闭嘴，那是皇帝的新衣，多漂亮。他晚年的困境始于与耿定向的论战。由于与耿定向的二弟耿定理是知交，李贽辞官后选择寄居黄安耿家。他的理念虽与耿氏兄弟截然不同，但耿定理的包容心态与柔和个性，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思想对立背后的紧张。耿定理去世后，彼此失去缓冲的耿定向与李贽反目，双方开始长达十年的激烈论战，且由学术争辩发展到现实敌对。耿定向认为李贽的思想是在“杀人子弟”。李贽则认为，以“存天理，灭人欲”相标榜的耿定向跟常人没什么两样：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属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讲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跟常人一样有私心，讲学却又这公那公，尽是口是心非，或心非口是。这正是李贽平生最鄙视的伪道学。李贽还写过一篇文章，说僧徒二人探讨怎样骂人合适。他们说，世人喜欢骂人为禽兽，为强盗，这些都不合适。因为禽兽是有情有义的；强盗是被逼的，只要给他效力的机会，也能杀身图报。两人继续讨论，世人骂人，说枉披了一张“人皮”，徒弟建议，可以骂“枉披了一张狗皮”。但和尚觉得还不妥，狗尤重义性，守护家主，忠心耿耿，比人强多了，以狗骂人，反而变成以人骂狗了。结果，两人商量到半夜都没有一个结果。这篇文章对假道学家的讽刺，简直绝妙到无以复加。然而，卫道士们也开始行动了——1590年，耿定向看到公开刊行的《焚书》后极为恼火，认为《焚书》是李贽对自己的攻击和诽谤，于是写了公开信《求儆书》，指斥李贽的异端思想。而后，又联合官府，驱逐李贽。1591年，李贽在袁宏道的陪同下游武昌黄鹄矶，被一些人诬为“左道惑众”，又遭驱逐。同年秋，耿定向及其门生蔡毅中再次攻击李贽。1594年，耿定向卧病著书，对“异学”和李贽再作攻击。同时，麻城一些人扬言要拆毁李贽居住的芝佛院。1595年，耿定向的学生史旌贤调任湖广佥事，扬言要“以法”惩治李贽，麻城又掀起一场迫害李贽的风波。同时，对于李贽与澹然等女弟子间的通信谈道，诬为“男女混杂”的种种攻击不断，甚至有人扬言“欲杀”李贽。总之，同时代的士大夫，绝大多数被李贽甩开几条大街。他们的思想跟李贽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完全接受不到他的主张。他们只能通过否定的形式来与李贽划清界限，说他“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说他“专以黑为白，以苍为素”。就跟我们现在对市场经济觉得天经地义，但朝鲜人觉得太离谱了，于是拼命妖魔化，并批判之。面对这些挑衅与威胁，李贽明言自己本心贵无事，但也不怕事，表现出了孤胆英雄般的气魄：平生所贵者无事，而所不避者多事。贵无事，故辞官辞家，避世避地，孤孤独独，穷卧山谷也。不避多事，故宁义而饿，不肯苟饱，宁屈而死，不肯幸生……无事固其本心，多事亦好度日。▲云南姚安，李贽铜像051601年春天，李贽居住的芝佛院被一场人为的火灾烧得四大皆空。尽管案情的真相未能水落石出，但没人怀疑，一张迫害李贽的天罗地网已经张开。初春寒意侵人。75岁的李贽，衰老贫病，亡命黄柏山中。此时，万历十七年（1589）的一位进士——马经纶，仰慕李贽的盛名，冒着风雪，跋涉三千里，去救援李贽。马经纶最终把李贽带到了顺天通州的家中，以避楚难。不幸的是，仅仅一年后，李贽又大祸临头。1602年，又是春天。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参劾李贽邪说惑众，罪大恶极。其中最耸人听闻的话莫过于此：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实际上，不同于那些表面守礼而暗中纵欲的假道学，“异端之尤”的李贽在个人生活上是个自觉的禁欲者。他同女弟子的交往，乃基于正常的人性人情，但偏偏就招来了风言风语。卫道士们的虚伪正在这里：纵情声色也罢，男盗女娼也罢，只要不公开化，就是许可的。相反，李贽公开向这种虚伪性挑战，却变得十恶不赦。张问达在奏疏最后不忘强调现实的危险性，说李贽现在已经移居通州，通州离帝都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尽惑，又为麻城之续”。结果，万历皇帝朱翊钧下令，李贽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当逮逋李贽的锦衣卫到来时，正在病中的李贽急问马经纶：“他们是什么人？”马经纶答道：“是锦衣卫的卫士到了。”李贽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不想连累好友，强撑着爬起来，走了几步，大声说：“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于是躺在门片上，说：“快走！我是罪人，不宜留。”被投入诏狱的李贽，没有受到肉体的折磨。根据审讯结果，他应该可以出狱，由地方看管就是了。然而，这名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斗士，晚年才过起了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怎能忍受即将到来的管束？1602年，农历三月十六日，一名侍者在监狱中为李贽剃头。趁侍者离开的间隙，他拿起剃刀，朝自己的脖子上割下去，顿时鲜血淋漓。侍者大急，问老犯人：“和尚痛否？”李贽已不能出声，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作答：“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李贽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根据袁中道的记载，李贽在自刎两天后才死去，永远告别这个“世不我知，时不我容”的世界。他曾说过，人生在世为客，以死为归。何况活了七八十岁后“归家”，是值得喜而相庆的事。为了自由，他从弃官、弃家、弃发，到最后一刻的弃命，一切选择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无悔。诚如他自己所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也许，在历史上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自身可以省却许多烦恼与苦痛。然而，李贽注定是个失败的孤胆英雄，卖命的自由捍卫者，痛苦的先知先觉者。尼采说，他沉沦，他跌倒。你们一再嘲笑，须知，他跌倒在高于你们的上方。他乐极生悲，可他的强光紧接你们的黑暗。今天，我们重温李贽的一生，就像在攀登一座思想与人格的高峰。致敬，李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