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什么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却发展不出科学？ NA
话题：﻿哲学、学校教育、世界历史、自然哲学
回答：﻿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发表半个世纪后，出版了《文明的滴定》，关于这个标题，他的解释是：滴定是用已知浓度的化合物溶液来测定某溶液中化合物的量，前者将后者完全转变为第三种化合物，转变的终点由颜色变化等方式来确定。这就是所谓的“容量分析”或“滴定分析”。……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在研究中国和其他文化的发现文明史时，总是试图确定年代——中国的第一座运河水闸出现在公元984年，亚述的第一条灌溉渠出现在公元前690年，中国的第一条运河出现在公元前219年，意大利的第一副眼镜出现在公元1286年等等。这样便可以将各大文明相互“滴定”……显然，李约瑟是相信不同文明间存在的滴定是可能的。否则，李约瑟之问将不能成为一个问题——science是一个从希腊的知识概念ἐπιστήμη出发，最后从法语进入英语的19世纪概念，它的诞生和发展谱系是清晰且全然属于西欧的。那么，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近代科学的解答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三段论：科学是西欧的产物，中国不是西欧，所以中国产生不了科学。至此，为什么中国历史没有发展出科学这个问题，就会实质上成为为什么西欧诞生了自然科学。无论回答是默顿的“清教徒伦理”，还是赫森的“资本主义经济“（或其他），像李约瑟用十五卷著作考察中国的”科学“（我们必须小心使用这个迷惑性的词汇）都只能算作一种文化研究，而“真正”的科学史会被局限在对西欧历史的考察。在这样的滴定中，将是异质文化的溶液与西欧文化的溶液不发生反应，直到整个锥形瓶中几乎是纯粹的西欧文化的溶液，观测的结果也只可能是对近代科学起源地文化的不同层次的还原，比如常见的“形式逻辑与实验精神孕育了自然科学”，乃至河殇式的地理决定论。这样的研究并非无意义，却难以得出服众的因果关系。况且这种还原常常是困难的，亚历山大.柯瓦雷对此评论到：（关于近代科学起源）的一切解释，无论听起来多么言之成理，最终都是原地打转。毕竟，这对人类思想来说并不是丑闻。存在着不可解释的事件、不可还原的事实、绝对的开端，这在历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是相当正常的。因此柯瓦雷对科学革命研究的态度是：在尝试给出一个关于17世纪科学革命历史出现的解释之前（无论它是什么样的解释），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它的内容。因此李约瑟问题的提出只能在一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科学具有一定的可通约性下才有意义。在这种预设下，西欧并不必然是近代科学的起源地，其他文明也有其独自发展出的“科学“，只是在某些因素作用下，科学革命最终诞生在了西欧。研究这些因素，正是掌握了近代科学这一标准样滴定液的科学史家的使命。然而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发展出了近代科学的原型的话，又将面临这样的困难。首先，科学本身的边界是模糊的。我们习惯性接受的叙事（关于这个叙事的问题@姜源老师已经有了回答了）：希腊的自然哲学——黑暗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与拜占庭带来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那么除了希腊的自然哲学，中国的“全然异质的“（李约瑟语）自然哲学能不能算作科学呢？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发达的力学和工程成就有一大部分散失和衰落（讽刺的是传承下来的希腊化时代综合科学后来却成为科学革命的头号敌人），像安提凯希拉装置这样的杰作都难以考证，更谈不上其对科学革命的启发，那我们又如何认为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一种科学呢？在我们进行这样文明的滴定时，就有了一个预设的工程、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边界。退一步说，即使是某些被我们今天明确接受为真正的科学的科学定律，与其有某种形式上相似之处的，就能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原型吗？勾三股四弦五是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原型吗？“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极限概念的原型吗？如果认为只是一个例子而缺少形式逻辑，从而不是“科学”的原型，那我们就又一次回到了西欧，回到了形式逻辑和实验传统造就近代科学的经典叙事中——科学必须按照西欧近代科学已有的进路发展，所以西欧以外的地方产生不了近代科学——这样的循环论证中。如果我们认为某种意义上的相似可以作为某种科学原型的判据，面临的困难将是这种相似是主观而不可靠的。首先，我们认为的形式相似完全是从近代科学视角出发的相似性。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也许与物理学的原子论概念相似，但实际上古希腊原子论是对物质的变化和本原问题的回应，而不是对物质结构问题的回应。原子论承接巴门尼德的不变的“是者”概念，影响了柏拉图的理型论。而与柏拉图理型论最紧密关联的科学领域是天文学——从当代视角看是不会认为原子论和天文学有怎样紧密直接的联系的。其次，什么样的程度算相似呢？炼丹是近代化学的原型吗？也许是。炼丹能独立发展出近代化学吗？我想大部分人不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李约瑟给出的理论是停滞论——某种社会或经济原因阻碍了科学的原型进一步发展为自然科学。我们先不论如何找出这样的社会或经济原因（当然我们知道只能与西欧进行对比——这又回到了之前的问题），这里给出的预设是，近代科学的图景只有一种，如果这些社会或经济原因不从中作梗，中国发展出的科学也会是如今近代科学的形式。让我们回忆蒲柏给牛顿撰写的墓志铭：自然与自然的法则在黑夜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出世！世界一片光。在这里物理定律是先验的，悬置的和普遍的。科学定律像伊甸园的果实一样等待采摘，而且只有这一个伊甸园。我们认为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而不是伽利略发明了自由落体定律也是基于这样的预设——即使出现了一个阿拉伯的伽利略或是中国的伽利略，他发现的“科学定律”依然是轻的铁球与重的铁球同时落地，而不是相反。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种可能，或者说我们至少无法用语言描述这样的一种“科学”，它是独属于某种除了西欧以外的文化的。我们难以想象一种以《九章算术》这样的史志体书写出的数学体系，而不是《几何原本》的公理和证明。能多大程度上想象这样一种异质的科学，取决于我们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接受程度。引用《告别理性》中费耶阿本德的说法：论题1:个人、群体以及整个文明都可能从学习异己的文化、习俗和观念中受益，不论支持他们自己看法的种种传统多么强大（不论支持这些看法的理由多么强大）。例如，罗马天主教可能受益于学习佛教，内科医生可能受益于研究《内经》或偶遇的非洲巫医，心理学家可能受益于研究小说家和演员塑造人物角色的方法，普通科学家可能受益于研究非科学的方法和观点，而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文明能够从“原始”人的信仰、习惯和制度中学习许多东西。对论题1的回应有一个很宽的谱系，以下是其中的四个：A.该论题被拒绝。这发生在一个深入信仰者日常生活的世界观被当做唯一可接受用以检验真理和美德的度量之时。……B.该论题被拒绝，但仅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这出现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包含相互作用微弱的一些部分（宗教、政治、艺术、科学以及私人和公共的行为等），每一部分有一个定义良好和排他的范式所指导。个体被响应地切分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人可以依靠信仰，“作为一个科学家”ta必须依赖证据。或者作为一个谈起加尔文的历史学家，当评论起处死塞尔维特时：“作为一个人，他并不残暴，但作为一个神学家他是冷酷无情的；而他正是以神学家的身份来对付塞尔维特的。”C.这是一个更为自由的回应，它鼓励不同领域（文化）间的观念和态度的交流，但却要求它们服从于支配被进入领域（文化）的规则。因此一些医学研究者承认非西方医学观念和治疗的用处，但他们进而要求科学手段发现它们并且必须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证实；它们没有任何独立的权威。D.最后是关于我们谱系中极左的观点，我们对此的看法是：即使我们最基本的假定、我们最为坚实的信念和我们最不可置疑的理由都是可以通过与最初看起来纯粹疯狂行为的比较而加以改变——改进，或缓和，或被证明是有关的。在费耶阿本德的表述中，我们讨论过的态度在B与C之间。所以，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本身有意义的必要条件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单开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历史没有发展出科学’何以可能”也许是件更有意义的事。（@灰堡魔法师提醒我，这个问题的本意可能是”为什么中国不是西欧“，那我就真的没法回答了。或者说还是应该问：何出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