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史学里什么是「叙事」，或者「宏大叙事」？ 只知道现在这种已经被主流抛弃(？)了。。。也看过一些解释，觉得不明就里
话题：﻿历史观、历史哲学、历史学、史学理论
回答：﻿@殷守甫的回答非常好，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谈了“宏大叙事”的概念。我这里主要是就中国历史学界中的习惯用法及范式实践来做一点补充。事实上我认为，在中国的历史学界里，“宏大叙事”的意涵比单纯的后现代史学理论批判要复杂一些，已经不仅是停留在“史学理论这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上，而是直接和历史学研究的实践及批评联系了起来。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许多世界史、全球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概念，在中国历史学界都处于和历史研究实践相隔离的状态；只有在“史学理论”这个分支的学者所撰写的论文中，大家才能读到这些概念。而“宏大叙事”这个概念就不一样，正如殷氏的作答中所说，它变成了一种常见的、对一些关注国家、民族，用“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待历史的批评。那么，为什么这个概念会在中国史学界里产生影响呢？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呢？这里我们要引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很能说明“宏大叙事”在中国历史学界所指的对象：历史学中所谓宏大叙事大抵指研究者遵循某
种理论预设，以历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为标志划分
时期或阶段，从该时期或阶段中寻出一些重大事件
或一连串性质相同相近的事件，根据这些事件的性
质特征断识它们反映了这段历史的某种发展趋势，
从中抽绎出一条线索为纲，将若干乃至所有事件人
为联系起来，在这条线索联系及其发展的趋势中解
释这些事件的意义、评价人物作为，并概括出这段
历史的某种发展规律，形成某种理论认知体系。以
此方式讲述历史，即称为历史学的宏大叙事。就中
国近代史而言，从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建
构中国近代史体系，到1980年代完善以“反帝反封
建”政治革命为主线考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
其实践发展持续到新世纪。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陈其泰主编《中国近代史学（1840－1919）》，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的第6卷，承续了老一代
学者的思路；200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吴泽主编《中
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其主旨、内容与初版相较
无大调整。这两部著作体现了原有范式研究所能达
到的高度，成为后人依旧有思路难以企及之作。（刘俐娜：《疏离宏大叙事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现状及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110-114页。）换言之，“宏大叙事”在中国历史学界当中，几乎特指近代史的“主流叙事”。如果说得更具体些，便是由“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进而同中国共产党史对接，描述从农民起义到工农运动、从落后挨打到民族觉醒，最终收结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以“反帝反封建”、阶级-民族双线交叉的叙事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甚至刘文所列的两部书都只是在“扩充”它；而位于这个体系的核心的，则应是《毛泽东选集》，外面包裹的则是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两书，以及戴逸《简明清史》等一批相对已有些学术色彩的著作。这些著作，构成了“宏大叙事”形诸文字的实体。当然，“宏大叙事”和“主流叙事”两个概念还是有不同的。“主流叙事”更强调结论的统一性（其他历史学的写作要能在观点上被容纳到这个“主流”里）和这种叙事的统治性地位（这个观点要在对历史的认知中占据“主流”）。而“宏大叙事”则更多地指一种方法，不仅是看待问题的视角，也包括铺陈史料、行文组织的习惯。展开来讲，“宏大叙事”的视角，要求著史者始终把历史问题抬升到国家、民族的层面上，书写阶级斗争、民族觉醒、抗击侵略、步入现代，在线性史观中不断消除落后、走向进步的故事。而“宏大叙事”的行文组织，则更为具体，要求著史者援引“与主流叙事相称的资料”（例如《毛泽东选集》等），不要迷惑于“繁琐且局部”的碎片故事，并且一定要以雄壮有力、激昂向上的笔触来著史。“宏大叙事”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历史学界具有压倒性的统治地位。这种压倒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视角上的，即绝大多数历史著作，无论是研究性的还是叙述性的，几乎都是在关注、书写、回应那些“重大问题”，言辄称“中国”如何如何、“中华民族”如何如何，很少去关注具体人的日常生活、具体某一“小型地域”的地方社会等等不那么“宏大”的问题。再比如说断代的时间点也是确定的，比如说不会写“从宋到民国”的历史，中间至少要断一次（鸦片战争）。其二是资料上的。由于“宏大叙事”要求著史者必须看到大题目、大概念，因而许多具体的史料如清宫档案等，便难免于所谓“局部”之讥。其极端形式，便是党史学界中长期以“毛泽东选集”为唯一权威史料的习惯。近代史其他领域比这个要宽容不少，但仍然长期对具体的一手史料解析有所轻忽。当然，也并非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然而试图修正这一问题的人，往往也会落入类似的问题里：他们写历史时，还是会下意识地讲问题抬升。而那些胪列碎片史实的书，如“清宫家具探析”等等，又因为构不成“叙事”（甚至有时候还要硬往“主流叙事”上套以便体现出这本书有“叙事”）而谈不上方法的突破。这里要辨析两个概念。第一，“宏大叙事”与“自上而下”（Top-Down）并不总是一回事。这里虚构两个例子：以奏折和谕旨为史料研究光绪朝财政政策，以及通过国民政府的政令研究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如果有人做这两个研究，那么毫无疑问它们都是“自上而下”的视角，但严格来讲并不完全符合“宏大叙事”，因为问题的设置并不契合“主流叙事”所对应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史观”（当然，广义上讲，说宏大叙事也并非不可，只是不够准确罢了）。第二，“宏大叙事”与“以论代史”也不全是一回事。杨奎松先生曾同时用这两个词来形容近代史书写的代表性风气，但细究起来，“以论代史”比“宏大叙事”更强调行文风格，即拒斥具体事件的关注和对具体史料的考辨，将历史书写等同于政治论说。而“宏大叙事”更强调的是一个视角，行文组织更像是这种视角的一种体现。而步入2000年代中后期以后，“宏大叙事”开始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反思。这与海外中国研究的译介、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著作的稍有传播、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频繁分不开。然而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1970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新生学者开始崛起，他们大多数成长于经济起飞的年代，特别是1989年以后，宏大的国家、民族、社会议题越来越和生活中的政治脱钩，或者说对政治的实践与革命时代差异越发巨大。相反，切身体验越来越集中于消费、物质文化、日常生活等等不那么“宏大”的问题。同时，应该说，学术界的风气虽然尚不能与美国的中国研究相比，但相较于1980年代的历史学界，毕竟已经开放了很多，至少学术界可以容许年轻学人凭借自己的兴趣拣选题目、不必事事贴近主流叙事。与此对应的，是“宏大叙事”相关的领域，如清代政治史等或凋零、或转向。而近代（或者“早期近代”）医疗卫生史、城市史、物质文化史、书籍出版史等领域则悄然兴起，成为近年来有志走向学术研究道路者所乐于探讨的问题。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宏大叙事”有种痴迷，认为“宏大叙事”所要述说的国家、民族、社会乃是至高无上的皇冠；而做一些小题目，则不啻为历史学的逃兵。这半年多以来，读了很多美国学界的史学研究，深感先前未免将关怀与方法绑得太死。诚然，著史者要有宏大的视野和关怀，但这并不意味着视角必须限制在宏大的层面上。日常生活、潜意识的观念、中介因素中同样可以潜藏有宏大关怀的实践，而且这些实践的影响真未必比“宏大叙事”影响下的、稍早所习见的政治史、经济史所指称的要小。在此我要郑重推荐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和刘文楠《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两位学者仍是在中国人著史的习惯下写作，前者是前辈学人，后者……啊，好吧，相对于我而言也是前辈啦。前者关注早期近代的十八世纪，后者关注一般意义上的近代，也就是二十世纪。两部书都是非常好的脱离“宏大叙事”来书写宏大关怀的著作。总之就是，“宏大叙事”在中国历史学界里确实有其特指。我们今天可能经常会以各种理由嘲笑“宏大叙事”，但或许更有价值的问题是，如何超越它呢？我们看到的经常是就着小事写小事，要怎么才能就着小事写大事？“政治”“社会”从来都会是历史最迷人的主题，“国家”“民族”也绝不会远去。但我们该怎么去“看山捉水”，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