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前段时间的标题“地主阶级是怎样妨碍把人变成生产力的因素呢？”中“人变成生产力”不规范不正确。
话题：﻿历史、经济、科技、农业、金融
回答：﻿这就说来话长了。先大致给出结论再给论述。第一种方式，为防止自己控制下的人口脱离自己的管理和控制。主动或半主动的压抑农村佃农雇农的劳动和生产能力。保证他们做不到分家脱离自己的控制。第二种方式，通过获得政治权力，通过超经济剥削手段扩张自己的土地和财富的同时，顺手用“权力的车轮”碾死一大堆单纯依靠经营和生产技术扩张的中小地主。对于大家主观认为粮食多了钱就多的情况下，可能认为第一点有些不可思议。贫雇农的农业生产产品要以地租的形式交给地主一定比例。难道不是鼓励贫雇农生产地主的财富才会增加么。然而现实是相反的。我们以近现代沙俄帝国的情况举例。俄罗斯村社的“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农奴制取消之后的俄罗斯，现实农民工作时间比之前还少，是有村社米尔（俄国地主）的鼓励和纵容在内。其最大的因素就是防止富裕了的农民能够脱离村社出门单干。据米罗诺夫的俄国社会史记载，农奴制时期沙皇俄国农民一年工作日140天。70天为老爷干活70天为自己在农奴制取消之后，沙皇俄国的农民的每年工作时间反而缩短了。有的区域一年95个法定节日。135个节前准备和节后休息日。一共230个官方和习惯性的节假日。一年干活不到130天。还得刨去婚丧嫁娶洗礼生孩子这些事情。而且因为俄罗斯当时城市化问题的限制。没事去教堂给孩子来个洗礼都得骑马骑好几天。等于说这一年不是在过节期间就是在过节的路上。……这么长的放羊时间是因为俄罗斯气候太恶劣没法干活导致的么？否，俄罗斯各区域的适宜工作的时长和积温情况不一样。实际上据当时的天气记录统计，莫斯科以南区域每年6摄氏度以上适合劳作的天数都超过200天。反而是最北极的摩尔曼斯克没这么多毛病。在农业和渔猎并举的情况下反而成了粮食输出区域……最适宜耕种的乌克兰黑土区域加节日贼多。俄罗斯人一年107个工作日，过123个节日。乌克兰人过154个节日。白俄罗斯过120个节日。乌克兰老农民去西伯利亚的还给人科普：贪婪等于亵渎上帝。节假日干活算对上帝他老人家不敬。1879年一位乌克兰老农民被流放去西伯利亚，结果看到在宗教节日工作感到十分震惊，立马阻止人家磨面粉：报喜节磨出来的面粉能毒死人！你们不信的话割开树皮把面粉放进去看树死不死！人家树惹你了吗233，你把树皮切大发了放不放面粉放哪天的面粉都得死啊233那么这事有没有宗教信仰影响呢。有一些但不是全部。波罗的海各省天主教徒过38-48个节日，东正教过13-23个节日，穆斯林过13-15个节日。这时候穆斯林成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了……人干活多。无神论者（我们好吃亏啊）。当然那时候“淳朴刚健”的俄罗斯有几个无神论者这事比较难讲。但是在加节日摸鱼这方面，这事连异端和异教徒的问题都挡不住。信仰不同的人群互相“借节日”……我估计没人能想象到还有这出，不同信仰的人群借着节日玩。比如鞑靼人或者俄罗斯东正教徒就真的是没事把穆斯林的谢肉节改个名字，随便找个祭拜某个圣徒的理由就去嗨了。这倒颇有牛群相声《打报告》的风范：今年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就吃他了，我们急需吃八斤羊肉纪念巴甫洛夫。而且地方上真是随时随地都能找幺蛾子加节日1866年，叶卡捷琳娜斯拉夫省亚历山大县春播时期秩序混乱的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就是因为下属各村没事给自己加节日，官方规定的节日过完了不过瘾，自己加着玩就不干活。1862年雅罗斯拉夫尔省官员向司法部申请在8月份增加一个节日，被司法部踹回去了。这地方政府机关一年放假不干活三个月，学校一年放假不上课四个月。司法部看着就来气，你们这摸鱼摸的够可以了还加，加你姥姥。所以这没事加节日的歪风邪气连沙皇都管不了。完全超越了信仰和大自然的阻碍以及人类的贪婪。如果你打算多要点收成在节假日偷偷干活呢？sorry，村社内部设置法律规定，谁偷摸干活，罚钱50戈比到4卢布不等。那时候俄罗斯农民一天的收入，也就20-50戈比。这干一天活直接被抓就是好几天收入没了，然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全变成伏特加请全村人敦敦敦。自己还得陪着灌还得被村民集体嘲笑贪婪和不安分。在村社里面宣传的基本就是，清贫和稳定是上帝赐予你的，你不应该追求你不应有的财富。同时村社通过代缴沙俄那一人其实也就几十戈比的人头税。把人头税搞成高利贷，细水长流，保证村民全体负债，你欠着米尔的钱就是欠整个村子的钱，别想跑。这也就是农奴制取消了才这么费劲，农奴制没取消的时候压根不担心这个，敢跑直接打死。不仅仅如此，在19世纪之后沙俄城市化工业化进度加速。从而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增多。而农村地主对这些人的态度就很排斥。1848年一个叫阿尼梅列的地主的报告非常能说明他们内心的想法那些在彼得堡打过几年工的人也变得机灵，敏捷和机智了。但可惜的是，他们的道德水准也下降了。他们变得不再依赖村社，也失去了对农业生产的兴趣。不再依赖村社实在是一句真正的大实话。为了阻止打工者的离去，出去打工要给村社交代役钱和保证金。接近外出务工的总收入。保证你不可能有独立的财政能力跑掉。让孩子上学一两年就辍学回来，智力方面不能超出父母，免得“变坏”。归根结底。村社地主“无微不至的照顾”农民，保证他们“安贫乐道”，一旦破门独立生产就会饿死的实际现状。压制他们的生产能力和欲望，以保证长治久安。同时协助造成这一现状的还有僧侣，俄罗斯当地东正教僧侣掌握了现实生活中婚丧嫁娶洗礼的仪式主持权利。在这些仪式中收到的谢礼也是相当重要的财源。农民富裕了，搬个家偷跑了。去了别的教区成了人家的财源，这事可不能忍。没事借上帝之名忽悠忽悠这些肥羊真的不叫事情。这帮人为了钱，可以把摆明了未成年没来月经的姑娘说成已经成年让人出嫁。这点事压根不算什么。未完待续明清地主和俄罗斯地主的不同由于双方的生产力水准不一样，在明清地主惯常使用的高利贷手段在俄罗斯收益不足。不如直接的人身禁锢带来的收益大。由于沙俄的统计不管是手法还是能力确实很挫，很难说沙俄时期有比较权威的亩产统计，不过米罗诺夫还是给出了根据部分抽样的统计。1861年沙俄平均每公顷粮食产量520公斤，1910年沙俄平均粮食产量一公顷780公斤。折算平均亩产为70斤到104斤。这一亩产情况还需要考虑区域差异，比如搬迁进入俄国境内的德意志人小地主，由于这些人掌握农业技术的情况很好。所以这帮人所耕种土地亩产在平均值以上。也几乎成为后来沙俄商品粮出口的主力军。而广大沙俄农民的平常亩产水平更要降一等。1910年俄罗斯平均每个农户有1.1个播种用的农具（34%经过改良或铁制，其他木制），1.4个疏松土壤的农具（5.4%经过改良或铁制）（所以对斯大林的描述接手了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绝非抒情，反而是描述现实）土地私有者拥有农业机器，但是品种未必就比其他农户强多少。几乎是全村共用状况。1870年俄罗斯欧洲部分每个农户拥有1.3匹马，1900年0.92，1916年为,1.3匹。这种亩产和工具情况就导致大多数农户基本没有分家单干的能力。在明清富裕农户还可能通过分家单干逼迫宗族主干让利。在沙俄的村社农民面对村社米尔基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这也是所谓斯托雷平改革后又发生村社回潮的原因之一，农民在以溢价赎买田地后完全不能独立生产，然后不得不回归村社。结果就是白被国家刮了一笔。由于普遍性的低产，农民无法脱离村社，反过来村社通过维持共同贫困保证低产，保证农民无法脱离。至于明清富裕地区农户通过租借农业生产工具，以高利贷获取更多利润的方式，在沙俄如此低产的情况下，村社出借农具很可能的结果是，收来的那点玩意还不够赔农具折旧费的。垄断地主对经营地主的伤害通过政治权力搞粮食收购，暴力兼并等手段带来的利益远远高于地里刨食。从成本上显然鼓励地主走政治路线进行兼并，而不是老老实实蹲着攒钱。帝俄官方组织的粮食征集机构的职能和法律地位长期模糊，到15年10月25日之前，没有与其职能和法律地位相关的法律文件。空间边界，职能种类，相互之间的关系统统一片混乱。各地粮食机构和粮食委员会，比较普遍地承担了地方粮食价格限制中制定限制价格（固定价格）的职能。但是，在这些机构内部，却几乎没有农民代表，甚至连地主代表都没有，而是政府官僚和城市居民，粮食商人为主。城市粮食消费端决定一切，因而使得定价过程成为一言堂，而对供应端的状况可谓一无所知也拒绝他们的参与。而定价过程，实际上就是找几个人去市场上打探一下，然后按市场自由价格往下调整10%到15%。而官员估测农业生产状况的手段则更加粗糙，基本上就是派出一两个人，坐车在农村走一圈，然后和当地地主聊聊天，然后猜测出当地粮食的总生产。向上级机关呈报和在各种粮食机构中，可以说是随着对方的愿望而随心所欲地修改口径。这一混乱不堪的粮食征集体系，在实际操作中的效果就是，如果有能力巴结上实权人物，自然可以在粮食价格上上下其手，获取分包利润。至于搞粮食生产，不搞歪门邪道的老实孩子们。他们即使在这个时候，不被正常的粮食征集搞死。在一战爆发后，很快主要大城市的日用品供应发生问题。工厂的原料和资金链条断绝。在各种手段证明无效之后，帝俄官僚扔出来的办法就是禁止自由贸易。部分军事长官开始进行粮食摊派。配套措施包含被征粮者被派发强制性的粮食输送劳役，拒绝会被罚款，承运人则可获得运价折粮两倍的奖赏。赋予全权代表入室搜查，查粮罚款（半价征收）和直接没收的权力。好了，现在直接抢劫都变成合法的了。而在派发劳役，罚款和奖赏过程中强征农民马匹后又罚款，跟承运人串通起来大榨特榨的事情比比皆是。一连串的地主村社乃至于粮食私商都开始破产。大垄断商人披上了官皮，反过来在征粮计划之中中饱私囊扩大实权兼并土地。类似的，国家劳役，赋税征发转嫁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频繁发生的，而非孤例存在。在这种社会情况下。毫无政治手段，搞技术发展的中农富农，乃至于地主，要遭受的就是转移而来的层层盘剥，乃至于直接的掠夺和抢劫。而走政治路线依靠政治关系乃至于特权的地主，则可以轻易的完成初期积累。最终形成区域甚至全国的土地垄断，在垄断形成之后，依靠这种垄断本身就能完成货物价格调整来获取利润，就根本不需要再去搞什么技术发展。没能力的保不住成果，有能力的没必要研发，生产力自然停滞不前。现实调查俄罗斯农村地主对经济经营有兴趣的只有3%，同期的中国地主干脆热衷于炒作鹰洋等投机活动。指望他们推动技术和生产力进步是不可能的。地主阶级在人身控制和政治权利上的便利，决定了他们对于生产发展的漠不关心，极力保证社会生活一成不变的保守态度。而对于地方实际权力的影响能力，决定了甚至国家法令都无法非暴力强制地主行为。比如沙俄1861年改革的实质，农民赎买土地过程实际上是与地主订立购买契约，国家提供49年长期贷款。而实际金额由地主决定。市场价为15-17卢布一俄亩的土地价格，在地主的操作下平均赎买价格为27卢布1俄亩。每俄亩土地面积约为1.08公顷左右之前提到沙俄农民每工作日收入仅为几十戈比。不考虑打工的话，其一生积蓄很难超过50卢布。而以沙俄的低产量程度，这一价格差的后果就是，原本农民获得的土地勉强可糊口，结果变成了彻底吃不饱。最后赎买的可靠性，可想而知。其保守程度造成的文化风气，导致对于精打细算乃至于追求个人利益，都视为亵渎上帝，自私自利。19世纪中叶，农民普遍认为粮食是上帝的恩赐，出卖粮食换钱是犯罪行为。甚至不接受银行给利息，视为侵吞他人财物。接受村社的私刑处置，包括鞭刑甚至私下处死，而不接受国家法律。也因此在沙俄有记载的农奴反抗中，相当一部分是反抗自己所在的村社，所属的地主，追求成为沙皇或者国家农奴。至少天高皇帝远管的没这么狠。在这种风气下，对于商业经营，甚至对于生产改进的欲望都极度压抑。俄国社会史统计，1804-1805年，29个省调查只有169名具备创新和改良精神的经营者。1861年改革前夕只有3%的地主在观念上发生了理性改变。这些甚至还跟俄国上层社会追逐西欧的文化时尚，将农奴制残余视为不道德有关。俄国地主企业家茹科夫指出，只要原有的劳役制度存在，哪怕是打算学英国人一样赚钱的俄国农夫，也只能变成一头笨熊。而同期已经被外来商品叩开国门的中国经济情况则更为复杂。至少在江南地区，由于比俄国大多数地区更适合商业发展，外来商品具备的技术优势对本地产业的打击也更为明显和致命。参照1860年代-1940年代江南地主日常生活的比较研究。对于洋货的买卖和英洋等货币炒作非常关心。由于洋货和金融投机在利润上比投资本地产业有优势。在一部分地主确实对经营性农业进行了投资之后，更多的资本进入了金融投机市场，其中大多数在清末股灾和白银法案等外国资本运作下血本无归。少部分进步效果在外来资本和买办垄断资本打击下也进行了逆淘汰。总之，无论是本国的经营性地主面对掌握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主，还是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资本产业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资本，由于在暴力和特权上的不对等，都会很轻易的一败涂地，其进步部分很快就会被蚕食瓜分。而资本主义等先进部分则在落后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积蓄力量。以本身在利润生产和人身自由上的优势，几起几落之下最终彻底击败地主阶级，成为世界的主流。指望依旧出于对人身直接控制阶段，政治特权高于利润需求的地主阶级具备自发的进步性是不太可能的。它们只有被打倒和消灭的结果，不管是被谁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