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评价莫言的《丰乳肥臀》? 对小说有些细节的描写要表达的意思不懂，比如金童恋乳的含义，对各种乳房的描写的意义等
话题：﻿文学、丰乳肥臀（书籍）
回答：﻿就冲此书美化地主还乡团这段，也配不上伟大作品的行列。有人说，小说不是历史，不必较真。可1996年汪曾祺、王千等7位知名作家评价《丰乳肥臀》时，可是把它吹成“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大的概括性”、“展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的“杰作”。既然此书要概括、展现所谓“中国的百年历史”，就别怪考据党较真了。下面这些文章，主要是当时在高密地区战斗过的老八路的亲身经历以及一些正义之士对此书的批评。当然，由于历史局限，文章的政治语言会比较多。但至少在还原高密地区抗战的历史事实这方面，他们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以下文章，摘自《中流百期文萃》第210——211、215——270页，金城出版社，1998年）评小说《丰乳肥臀》赛时礼编者按：这篇文章是电影《三进山城》的编剧赛时礼同志撰写的。作为山东胶东地区革命斗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曾任抗日武工队长），他不顾年近80的高龄，特等残废的身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用第一手的事实，驳斥了小说《丰乳肥臀》对胶东地区抗日战争历史的无端歪曲，对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丑化。这是值得重视和敬佩的。《丰乳肥臀》的名字既特奇，又难听，是从地痞、流氓说的污言秽语拼凑而成的，一看令人厌恶，欲呕。有人曾把《丰乳肥臀》吹捧得天花乱坠，说这是一部“史诗式”的严肃巨作。然而展卷一阅，令人大失所望。我怀着愤怒的心情，好歹看完了。因为小说跨的年度较长，还“包罗万象”，我不想一一去评论它，仅就我熟悉的抗日战争时期那段历史，提出我的评论意见。（一）歪曲抗日战争历史，丑化抗日军民抗日战争时期，高密县所处的历史背景：侵华日军占领胶济铁路线以后，即以高密县城为大本营，一面严密控制铁路线，一面占领区乡公所驻的集镇，疯狂地镇压屠杀“反日”的中国人，以显示大日本皇军的威风。当时，原高密县国民党的军政大小官员，以区长蔡晋康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把保安大队拉出城外，控制全县日军暂时到不了的地区，以伪警备大队的名义，与日军一起维持治安。蔡晋康带着200多人枪北上，抢占了胶东中心山区——牙山里的栖霞城，扩充部队，企图霸占全胶东。在1941年春，蔡晋康联合日军向八路军进攻时，号称有3000多人的部队，被八路军基本消灭了。蔡晋康带200多人的残兵败将又逃回了高密县，投降了日军，当“曲线救国”的汉奸队，驻守在城东北乡，继续残害广大人民群众。那时候，高密县属于鲁东南滨海战略区领导，驻滨海的八路军暂时还腾不出手来，到高密县的铁路沿线打击敌人，在密南乡开辟抗日根据地。上述是抗战时期高密县所处的背景，以及日伪军和国民党投降派的部队，在城东北乡星罗棋布的攻击态势。当然，写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使源于生活的内容更加精练，情节更加集中，人物更加集中，地点集中，更鲜明地突出反映历史与社会群众生活的现实。但遗憾的是，小说却歪曲了历史现实，竞把日伪军和国民党投降派的部队统治中心地区的大栏镇，作为群众生活变迁和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场地，宣扬大栏镇镇长司马亭和他弟弟司马库领导的抗日小部队，放火烧了蛟龙河上的大铁桥，又阻击了向大栏镇进攻的日军，沙月亮的鸟枪队，也配合伏击敌人。不久，抗日小队扩编为爆炸铁路的别动队，司马亭和司马库又指挥着别动队，炸毁了一座大铁桥和一列运军火的火车，给日军一些伤亡，因此，惹恼了日军，又包围了大栏镇，司马亭司马库只身逃走。日军把司马氏的全家和亲戚18口全部杀害，把人头挂在木架子上示众。司马亭兄弟虽被敌人屠杀了家属，还是决心抗日。这是有意往司马亭兄弟俩脸上贴金，有意赞扬司马亭兄弟是打鬼子的英雄，也是特意反驳有些人说国民党的游击队不打日本鬼子的话。请看当年群众讽刺国民党的游击队不打鬼子顺口溜：“国民党，游击队，每天不是赌钱就是睡，日本鬼子来了往后退，吃香的、喝辣的，若是一时待不好，轻者捱顿打，重者落个私通共党匪……”书中还胡编一个日军军医，救了鲁氏第三个女儿难产之危和救活了双胞胎金童玉女的命。把杀害中国人民的日本强盗说成是“文明”、“仁慈”者，不遗余力地美化日本侵略者。（二）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铁路爆炸大队进驻大栏镇，所发生的事件：铁路爆炸大队插进敌占区后，在高密东北乡摆了地雷阵，打了一仗，俘虏了伪渤海警备司令，不幸鲁大队长牺牲了，政委蒋立人为纪念鲁大队长牺牲，他改姓鲁，叫鲁立人。自从这支铁路爆炸大队进驻大栏镇，政委兼大队长鲁立人这个身负军政要职的干部，小说却诬蔑他是没有政策观念，道德败坏，军纪松弛，乱搞妇女的人，这个大队是乌合之众，以鲁立人带头干尽了坏事、丑事和蠢事，真是睁着眼说瞎话，往抗日部队身上大泼污水。我干过武工队长，深深知道，上级都是挑选军政素质好，政策观念强，能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干部为武工队员。因为这是深入敌占区执行特殊任务，首先是依靠群众，才有饭吃，才有房子住，才有群众当眼睛，帮助侦察敌情，才能在敌占区站住脚，才能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深入敌占区战斗，失去群众的支援，不但不能打胜仗，反而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支铁路爆炸大队，是由抗日根据地出发，经过70多华里的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才能到达大栏镇。遗憾的是小说并未描写这支抗日武装在大栏镇依靠群众的支援，不断地深入铁路线上，破铁路，炸铁桥，不失战机地伏击小股敌人，而是驻在大栏镇干坏事。试问这支抗日部队，没有群众的支援能在敌人的包围内呆下去吗？能躲过被敌人消灭的命运吗？这就不难看出，小说故意把这支部队描写成一些麻木不仁的人，任意栽脏、诬蔑、摆布。请看小说安排的一些场面吧：——鲁立人作第一件糊涂事，他把当汉奸的沙月亮的妻子、女儿押起来当作人质，逼着沙月亮投降，这是违犯敌伪军工作政策的，他这样作适得其反。借此诬蔑鲁立人是头脑简单、不懂政策的糊涂虫。鲁立人作第二件蠢事是在大栏镇打了两个兵，一是大地主的孙子小号兵马童，另一个是哑巴，小说就利用这两个兵大作糟塌诬蔑鲁立人的文章。马童是个风流人，在村里光干娘就有20多个，因为鲁立人和马童争风吃醋，就把马童枪毙了，罪名是盗卖子弹。小说借着班长王根木的嘴，说马童死得冤枉，是推完磨杀驴吃，马童是大地主的孙子，家有良田千顷，骡马成群，还缺那几个钱花，反正当了替罪羊，战乱的年头，枪毙个人，等于用手捏死一个蝼蚁一样。因王根木班长说了牢骚话，被鲁立人撤了班长之职，又任命哑巴代理班长，这真令人“啼笑皆非”，荒唐透顶！我当过班长，班长是刺刀尖上钢，冲锋陷阵，拼手榴弹，拼刺刀，炸联防，是全班的带头人，怎么能叫哑巴代理班长呢？十个哑巴九个聋，听不见枪炮响，怎么能指挥全班打仗呢？我在八路军干军事工作，没听说有哑巴当班长，这是诬蔑八路军是愚蠢的部队，用哑巴打仗。作者把笔锋一转，竟说哑巴当代理班长的当天，就强奸了上官鸟仙。鲁立人为了严格执行纪律，下令枪毙哑巴。丑事越悬乎，越把抗日部队糟塌得没有人味。在枪毙哑巴的场面，战士不愿执行鲁立人的命令时，上官鸟仙像仙女似地跑到哑巴脚下，跪着上手把哑巴的两条腿扒开，不知羞耻地用手握着哑巴那个家伙笑着说：“都是它作的孽呀！”这场丑剧不堪入目，在场的男女群众歪头掩面，鲁立人无趣地问鸟仙，“哑巴是强奸还是顺奸？”鸟仙他娘却说：“我看叫我女儿和哑巴成亲吧！”鲁立人没有吱声，低着头走了。这场枪毙哑巴的丑剧就收场了！下面说一个小故事。1942年冬，日伪军3万多人，再加上国民党投降派2000多人的配合下，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的残酷的拉网大“扫荡”，在邹山脚下的一个小村里发生一件可歌可泣的事情，其情况是这样的：当扫荡的敌人到了邹山地区宿营时，两个站岗的日本兵，在一条小沟里捉着一个青年妇女，两个鬼子兵要强奸她。一个躺在铺的大衣上，叫那个妇女给他脱裤子，另一个在沟崖上看着情况，因为天已放昏，又降大雪，什么也看不见，在那妇女假装着给鬼子脱裤子时，从棉袄布袋里搁出一把剪刀，她强忍着怒火，使尽全身之力把剪刀刺进鬼子脖颈的大动脉管上，刹时鲜血喷了出来，痛得鬼子嚎叫一声，滚了一个滚死了。与此同时，妇女她男人，从沟崖的松树林里手拿一个斧子窜了出来，朝着站岗的鬼子后脑袋砍了一斧子，鬼子的脑浆进出，跌倒在地上。夫妻拿着两支大盖枪，顺着小沟跑了出来。当我军民粉碎敌人的大扫荡队后，《大众报》的随军记者孔东平同志，写了一篇“夫妻二人杀鬼子夺枪”的文章，刊登在胶东《大众报》上，号召胶东抗日军民，要学习他们夫妻二人，杀鬼子夺枪的英勇精神。莫言的小说不去歌颂群众奋起抗战的英雄行为，而是胡编哑巴与鸟仙的丑剧，居心何在？关于小说借地主的嘴用古比今诬蔑铁路爆炸大队是：“盗钩者贼，盗国者侯。”“抗日抗日，抗出一片花天酒地。”这是群众愤恨国民党投降派的顺口溜，加在抗日的八路军身上。至于王根木班长说的那些牢骚话，都是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投降派挑拨离间八路军的官兵亲如兄弟的关系，和八路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的。关于枪毙士兵的问题，八路军总部早有命令，凡是官兵违犯了法律和军纪的罪行，都要押送到团、旅、军分区、军区军法部门审判处理，坚决不许营连借故枪毙人。那么鲁立人怎么敢不执行总部的命令，枪毙马童和哑巴呢？这不是有意污蔑我军法纪混乱吗？（三）小说污蔑抗战胜利了，铁路爆炸大队反而惨遭覆灭抗日战争刚胜利了，司马亭和司马库带着还乡团把驻在大栏镇的铁路爆炸大队包围了，部队被缴了械，鲁立人与上官盼弟赤身裸体趴在床上，灰军装和女灰军装扔在地上。屋里一片狼藉，鲁立人和大队队员就这样被还乡团赶出大栏镇。这个情节安排得很巧妙。人们不禁要问，铁路爆炸大队，在大栏镇驻了好几年，也没打鬼子，扒铁路，炸铁桥，究竟驻在大栏镇干什么？上级领导机关和首长，也没派人到大栏镇看看，好像是无人领导的独立大队。他们的军需给养谁供给？在八路军史上恐怕没有这样的部队！那么，部队的党的组织（党支部）党员都干什么？据我所知，这样单独执行特殊任务的大队，要有党支部，100多人，也有三分之一的党员，党支部是大队的堡垒，是部队执行战斗任务的保证。爆炸大队在大栏镇干了那么多违犯党的原则的事情，没看见一个党员为维护党的纪律，当面批评过党支部书记鲁立人，这就看出小说有意不写党的领导和党员的骨干作用，以便任意向这支抗日武装身上加罪名和大泼污水。作者不仅不懂抗战时期的历史，而且连胶东抗日根据地哪年搞的“土改复查”都不知道，抗战胜利时，还没进行土改，哪来的还乡团呢？根据地是1947年搞“土改复查”后，各村的地主有的吓跑了，在国民党的部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时，地主才组成还乡团，返回家乡，向贫雇农反攻倒算。高密县是1948年解放军攻克了潍县城打通了胶济铁路线，才进行土改的。司马亭和司马库带着还乡团赶走了铁路爆炸大队，大栏镇“解放”了，群众欢天喜地，夹道欢迎还乡团，司马亭和司马库，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和把铁路爆炸大队赶出大栏，就杀猪、杀牛煮成一盆一盆的猪牛肉，摆大村中间的一排桌子上，还从地里挖出好些大缸陈酒，放在摆肉的桌子旁边，叫人尽管喝酒，尽量吃肉，尽情欢乐！还乡团还把蛟龙河上的冰炸开许多大窟窿，让群众捕鱼改善生活。小说把还乡团说成“仁义之师”，对老百姓关怀备至，这真撒的“弥天大谎”。炸冰捕鱼的真实情况是1947年冬季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军占领的莱阳城后，一部分解放军奉命到莱（阳）西县水沟头一带，把向贫雇农反攻倒算的还乡团彻底消灭了。所以贫雇农和广大基本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的热烈场面，恶意地加在地主还乡团身上。当时莱西县，被地主还乡团烧毁抢夺、反攻倒算，大杀分地主房子、田地、家具、牲口、粮食的贫雇农和基本群众，呈现一片血流成河的惨状。有的妇女生了小孩奶子不出乳汁，想买条鲫鱼煮汤喝，补补身子，为有乳汁给孩子吃，因解放军刚消灭了还乡团，连鲫鱼都买不着，有的群众患了肝炎病，也买不着鲫鱼熬汤喝。莱西县有条五龙河里有鲫鱼，但河面上有二尺厚的冰，群众无法下河捕鱼。此事被解放军的领导知道了，就命部队用炸药炸开冰层，捕鲫鱼给群众治病和给妇女补身子，好有乳汁给孩子喝。一天一夜之间，部队捕了许多鲫鱼送给了群众，所以群众感激地流下了眼泪，纷纷给解放军赠送锦旗：“解放军是爱护群众，关心群众的仁义之师”以表示感谢解放军的恩德。作者竟别有用心地把群众拥护解放军和群众的鱼水之情及“军爱民，民拥军”的美德，加在地主还乡团身上，令人无比的气愤……上述是我对小说《丰乳肥臀》所编造歪曲的抗日时期这段历史提出的评论和看法。供广大读者参考。原载《中流》1996年第9期文坛的堕落和背叛——在山东高密地区战斗过的老红军、老八路看《丰乳肥臀》本刊记者问题的提出：“史诗”？还是“反史诗”或“颠覆史诗”？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曾被人说成是反映山东胶东高密县地区生活的“史诗式的严肃之作”。有的评论者甚至认为，小说“辉映出了北方大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是一部严肃的、诚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大的概括性”的“巨著”，并且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杰作”。因此，它不仅得以被中国最重要的、最权威的文学出版机构之一隆重推出并广为传播，还破天荒地获得被授予10万元奖金的“殊荣”。一时间这部作品的问世，被当作文坛盛事，被捧上了天，被“炒”得火红、火红……。当有人对这一点提出根本质疑的时候，有的人却又站出来辩解说，小说所反映的根本不是历史。因此，就根本不应当用历史的真实性、深刻性去要求它、评价它。意思说，你批评我不符合历史，可是，我所反映的根本就不是历史。这真正是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怎么说都有理了！我们不妨看看发给《丰乳肥臀》10万元大奖，在颁奖时的“评委会评语”：“《丰乳肥臀》是一部在浅直名称下的丰厚性作品，莫言以一贯的执着和激情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深刻地表达了生命对苦难的记忆，具有深邃的历史纵深感。……情感诚挚严肃，是一部风格鲜明的优秀之作。”这里说得不是明明白白吗？“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具有很大的概括性”，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纵深感”恰恰是给予这部作品大奖的最主要的“根据”。说这部小说与历史根本无关云云，纯粹是极其拙劣的睁着眼说瞎话的欺人之谈。上述的“白纸黑字”，至少足以证明，如何看待和评价《丰乳肥臀》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看待山东高密地区的人民和那个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透过高密的历史来看待整个中国的百年史，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的问题。在这个基点上，争论的双方，其实是并没有根本分歧的。问题在于，《丰乳肥臀》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它在多大程度从本质上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了高密地区的历史和人民生活的面貌？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了整个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沧桑？它给了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纵深感”，怎样反映“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的百年历史”做出了怎样的“概括”？它所表露的又是怎样一种“执着的激情”呢？它真的可以称得上反映高密地区，以至整个中国近百年的“史诗”吗？最近以来，这部作品，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了较大、较多的讨论和争议（这种讨论和争议，在本刊也曾陆续有所反应），分歧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个方面而展开的。我们也不妨看一看与此有关的评论！不久前《文艺争鸣》发表了署名张军的一篇评论：《莫言：反讽艺术家》。在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一个值得人们重视和深思的论断：“有人说《丰乳肥臀》是一部史诗。我认为，与其这样说，不如说是一部‘反史诗’采得准确。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有一种反史诗，或者说颠覆史诗的味道。”文章作者还明确地认为，他所说的这种“反史诗”或者对历史的“莫言式反讽”，并不是对一时、一事、一地一枝一节的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反讽”，而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总体的、根本的“反讽”，一种“颠覆”性的“爆破性”的“世纪反讽”。我们不能不这样来提出问题：《丰乳肥臀》到底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严肃的史诗，还是一部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那场革命的伟大历史，大唱反调，对之歪曲、颠倒、嘲弄、否定、亵渎、背叛的“反史诗”，“颠覆史诗”和“世纪反讽”呢？到底怎样看我们的人民，怎样看我们的民族，怎样看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怎样看高密那个地区的父老乡亲的生活和斗争？怎样看高密和整个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这难道是不应当弄清楚的枝节问题吗？当文艺界和社会各方面从这一角度，对这部作品提出批评；对给这部作品以10万元大奖的非寻常的举措表示异议时，我国的一位“著名作家”不是就立即被请出来，通过在几个大报连续大发“广告词”（！），为之加油打气吗？说什么“《大家》（首发这部小说，并发给10万元大奖的一家刊物）是用自己博大精深的作品来说话的”。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并破例获奖的《丰乳肥臀》，当然也就归人“博大精深”之列了。“《大家》出大家”。《丰乳肥臀》的作者，因在这份刊物上发了这部作品，当然也就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家”了。这就是某些人对社会各方面的批评所做出的强烈反应。寻访历史见证人对这些问题，最具有发言权，最有资格作出权威回答的，当然不是自封的“著名作家”或其他什么人，而应当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当事人，首先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高密那个地方的基本人民群众，更应该是曾经亲身在那个地区战斗和生活过的，为之献出过青春、鲜血和生命的几代革命的老前辈——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老武工队员、老共产党员……。在首都北京有没有可能找到这样的历史见证人和历史当事人呢？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毕竟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而不属于早已被人忘却了的、“死无对证”的遥远过去。亲自参与、经历、目击过那一段历史和生活的人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是健在人世的。他们对这部小说是持怎样一种看法？我们可不可以多少听一听这一部分人的看法呢？毕竟，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才是文学艺术的最权威的评判者！为此，本刊记者开始了一个寻访的过程。这个寻访过程，实际上是从本刊编辑部本身开始的。我们的副主编陈志昂同志早在还是一个少年作曲家的抗日战争时期，就曾经为词作者于在水同志写的一首反映高密周围地区抗日斗争的歌词谱过曲。这支题名为《高平路民兵歌》，满腔热情地歌颂高密、平度人民英勇抗敌的抗日歌曲，曾刊载在1944年8月胶东解放区出版的《胶东大众》上。歌词全文如下：高平路，长又长，公路两旁好地方。米麦棉花遍地长，谁家不是粮满仓！鬼子兵，凶似狼，投降分子无天良，抓人杀人还不算，捐税重重没法抗！拿起土炮和土枪，男女老少齐武装。组织民兵展开了游击战，配合八路保家乡。朱鲁顶子一战胆气壮，大战敌人在高格庄。刘家官庄屋顶来当战场，武器虽“熊”志气刚！宁拼死，不饿死，口号真雄壮！要自由，要光明，大家团结求解放！这支歌，所反映的、所歌颂的，就是1943—1944年左右，共产党领导下武器十分简陋的抗日武装力量，在高密——平度公路两旁，同日寇、汉奸、投降派进行英勇、艰苦斗争的事迹。在当时的战斗中，还曾涌现过“高平路上‘五虎将”’的英雄人物，受到胶东军区的嘉奖。这难道不是极其可贵、真实的历史记录和写照吗？这难道不是构成高密地区抗日斗争“史诗”的可歌可泣的十分生动的一页吗？高密人民和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创造的，决不是一部“拆烂污”的，糊里糊涂的，莫名其妙的历史！历史决不容许糟蹋和强奸！这就成了我们寻访到的最初的线索和起点。有没有可能找到更直接的历史见证者和当事人呢？感谢我们的老朋友、老战友、老读者，甚至与我们有着生死之交的韩力同志和李平中将。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在高密地区工作过，却都是经历了包括高密在内的胶东解放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乎整个过程的老战士。韩力同志，是山东胶东解放区的一个革命前辈。李平同志，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还曾经在离高密不远的北海军分区的一个武工队当过政委。他们自身的经历，已经足以有资格对这部小说总体上的历史真实性作出客观的、权威的判断了。就是在他们两人的热心的帮助、引导下，我们终于在首都北京找到了几位曾直接在高密县周围地区战斗、生活过的革命老前辈。他们不仅是当之无愧的历史见证人，而且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在那一带地区担负过实际领导责任的、最有发言权的，更加直接的历史当事人。这些人是：原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贾若瑜，老红军。1940年来到胶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率领一支部队在胶东南海地区胶县、高密、平度、即墨等地活动过。1945年曾被任命为胶东南海军分区司令员，（高密就是南海地区的一个县）直接领导了那个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此外，贾若瑜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曾长期任胶东军区参谋处长、参谋长、抗大胶东分校校长。解放初期，他还担任过胶东军区司令员。胶东南海地区（包括高密县），自然也一直在他的视野之内；前中国驻挪威大使徐中夫，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曾长期在胶东南海地区（包括高密）从事抗日革命活动。1940年，曾任南海地委书记，南海独立团政委。是高密县当时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抗日根据地开辟工作的直接领导人之一；前国务院煤炭部副部长李奎生。从1940年前后，就一直在胶县、高密、平度、昌邑等地从事抗日武装斗争活动。1941年，作为胶县县委书记兼管高密县党的工作，主持建立了新的中共高密工委。抗日战争的后期（1945年1月开始），曾被任命为高密县武工大队的政委、中共高密县工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亲自领导了日本投降以前那一阶段时间高密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英勇斗争，并在那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这些同志那里我们得知，这样的当事人有相当一部分都还健在，即使在北京，也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人。可惜，因时间和条件的关系（有的人地址不详，有的人离首都太远，无法取得联系），我们暂时就不可能去一一寻访了。同样令人高兴的是，根据我们采访中得到的另外一个线索，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更能代表高密地区历史本质的令人钦佩的真正的革命家庭——与小说中上官一家形成鲜明对照的，被称之为抗日老人牛景文一家的可歌可泣的光荣家史。在李奎生同志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山东高密县组织史资料：1925—1987》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载：“1937年8月原八区前屯村在济南求学的牛树兰（芳稷）、牛玉华、牛玉温（刘新）等进步学生，在党的影响下，坚决拒绝随校流亡，决意回乡参加抗战。他们回乡后，与本村同学王寄语、张希贤（张进）等，以及颇有名望的前屯村小学校长、被誉为抗日老人的牛景文（牛芳稷、牛玉华等人之父）共同酝酿，召开了一次万人抗日宣传动员大会。他们组织爱国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建立革命武装，利用冬学识字班进行抗日宣传，影响了周围的村庄。”这是十分典型的一个革命人家的家史，它同样是构成整个高密的革命史诗的生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家人的成员之一，抗日老人牛景文的大女儿，已离休的牛玉华同志，现在就生活在首都北京。她大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就是在学生时代从自己的故乡高密西南乡开始的。她的弟弟牛芳稷，就曾经是抗战初期高密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她们父女、姐弟，早在30年代末就已经自觉投身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这在高密县是广为人知的，并已经载入当地的史籍。这一家人，不是完全可以无愧地称之为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真正的、典型的“革命世家”吗？不是与书中人为编造出来的上官一家形成极其鲜明对照吗？她作为这个伟大历史的直接参与者、亲历者、见证人，对《丰乳肥臀》向高密革命历史、高密的人民及其斗争史，所泼出的脏水，所进行的歪曲、亵渎、丑化，作出强烈反应，表示了极大的义愤，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牛玉华同志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已经以《历史不能胡涂乱抹》为题，写成专文，发表于本刊今年第10期。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就不再赘述了。真正的胶东和高密的抗日战争历史是怎样的？作为1940年便来到胶东抗日根据地，并长期战斗在包括高密在内的胶东南海地区的老将军的贾若瑜同志不无感慨地说：《丰乳肥臀》确实反映了、代表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思潮。在当前我们强调“讲政治”的时候，我们军队的作家写了这样一本书，就更应该引起高度的注意了。要知道，像它的作者这种人，现在是很能得宠的。不仅《丰乳肥臀》，作者的另一部小说《红高梁》（反映的也是胶县、高密一带的历史），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其消极作用不容低估。这涉及山东革命历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历史、革命根据地历史的评价问题，是必须搞清楚，并毫不含糊地作出澄清和反应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山东和胶东军民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贾若瑜同志首先作了简要的介绍：山东和胶东的抗日战争史，是伟大的、可歌可泣的！在抗战8年中，山东八路军共作战两万一千多次。消灭敌人50多万人。胶东八路军则作战七千多次，消灭敌人13万6千人。在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山东部队共27万人。胶东就有10万人多一点。光是胶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参军的，就有将近50万人。胶东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光是上缴黄金一项，就为抗日战争贡献了130万两。有力地支援了整个的抗日战争。胶东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光是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6万7千人。贡献不小，牺牲巨大。当时胶东比较特殊的地区是南海区。包括即墨、崂山、莱阳（大部）、平度（南部）、胶县和高密。这个地区靠近日本在胶东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青岛，而且横跨着敌人最主要的交通动脉——胶济铁路。敌我的争夺是比较激烈的，因而斗争也就特别艰巨、复杂而残酷，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也就更大。当时在胶东，驻有日本的第5混成旅团，再就是海军陆战队。伪军在山东惟一的正规军，是伪治安军第8集团军，全部在胶东。主力则在南海——平度和莱阳。当时的伪军，还有当地各个县里的保安队、伪自卫队、皇协军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说，我刚到胶东时，国民党的军队大约有5万8千人。我们的军队是1万5千人。他们的力量是我们的3倍多。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在南海。他们人比我们多，但不抗日，后来又陆续投降日本。当时南海的地方封建地主、道会门势力也非常强大。相对来说，在南海我们党的力量和武装力量都是比较弱的。我们在1938年，由袁超拉起一支队伍，搞了一次起义。后来被人吃掉了。后来又搞了第二次起义，也被人挤出来了。到1942年的时候，南海成立了一个独立营。当时，我们在南海只剩下13个村庄。南海基本上是一个平原，敌强我弱，党的基础比较薄弱。斗争特别尖锐而复杂。我们是靠了极其艰苦的斗争，在以后的几年，才逐步打开了那里的局面。我1945年正式到南海任军分区司令员，开辟诸（城）、胶（县）、高（密）抗日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特点，是胶东的地方党的基础比较好，群众基础比较好。胶东部队的素质是比较高的，觉悟是比较高的，文化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军民关系特别好。不管在哪个时期，不管在哪个地区，抗战时期也好解放战争时期也好，不管是哪支部队，军民关系、军政关系，都是特别好的。这正是我们革命抗日武装力量最本质的特征。这样的军队才能够打仗。否则我们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1943年，曾经成立了一个“铁道游击队”。纪律是很好的。我们的武装力量政治、思想、文化素质都是很高的。不仅很能打仗，而且纪律也很好。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没有这个条件，我们一天也不能生存，更谈不到胜利了。我们当时是把最好的干部配备到那里去的。曾经把正规部队16团3营9连很能打仗的连长王福贵，专门调到高密任独立营长。16团的领导舍不得放，为此还有过一番周折。这个王福贵，打仗是很好的（后来解放战争时，他成为“海南英雄团”的团长）。他本人也是高密人。他可能是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牺牲了。没有想到我们中国的文坛堕落、腐败到这等地步我们所拜访过的老同志，大都对文艺创作的情况并不熟悉，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固定的成见。但是，在接触到《丰乳肥臀》这部作品后，他们无不感到十分震惊，甚至愤怒。1940年在胶东南海地委任过地委书记和当地武装部队政委的徐中夫同志，在对我们谈到这部作品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想到我们中国的文坛竟堕落到这等地步！真不知作者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你到底有什么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我看不出来。格调低下，非常下流。我看了之后非常厌恶，太无聊啦！有些则完全是瞎编。像让一个哑巴当班长，就纯粹是编出来的。班长，是要指挥作战的。哑巴，怎么传递信息，进行联络，指挥作战？”徐中夫同志激动地、斩钉截铁地说：“在革命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不腐败的，而且是惟一不腐败的一支政治力量。如果不是这样，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共产党确有许多腐败现象，那时的共产党却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呀！”他接着说，这不是说，我们抗日军队没有个别的缺点。可是，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政治纪律，却是当时任何别的武装力量所根本不能比拟的。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主流。我们的党和军队是惟一舍身为国，出生入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集团和武装力量。我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真正的鱼水关系。如果我们的武装力量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一群浑浑噩噩、为非作歹的乌合之众，我们不是早就完蛋了吗？腐败绝对不是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固有的。当前，我们所面对着的种种腐败现象，恰恰是忘记、丢掉、背弃了这些光荣革命传统的产物。《丰乳肥臀》却告诉人们，我们的党和军队，从来就是那个样子。这是根本违背历史事实的。当时，我们能够在极其艰苦、险恶的情况下生存下来，壮大起来，并最后取得胜利，靠的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血肉联系。否则，我们一天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他气愤地、深情地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谁想到挣钱？谁想到作官？谁想到追求个人享受？甚至谁想到还能活到今天？我们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贡献给民族解放的事业。千千万万先烈为这一神圣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这些人能活到今天，是幸存者。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正义的胜利，民族大义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人民军队的胜利，更是党的胜利。它来得比我们想象得要快，更来得不易。你这样来糟蹋它，你是什么东西！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逆流。不仅是《丰乳肥臀》，还有那本《红高梁》，也是写高密的。这样来糟蹋我们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意思？还大出风头。外国人喜欢这样的作品，如获至宝，给你奖励，都不足为奇，可以理解。有这个材料，他们是求之不得的。他们就是要丑化我们，出我们的丑。可是，我们的国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为什么还要拿来大量出版，我们的一些头面人物为什么还要高度评价，大力吹捧？有关单位还给予高额奖励，大炒特炒，大出风头。这值不值得我们的文艺领导部门考虑呢？他们对这股潮流采取什么态度？你赞成还是反对？毛泽东的《讲话》还应不应该作为我们文艺的指导方针？我不能理解，我感到非常气愤！你的书写得粗糙，艺术性不够，都可以谅解。现在不是这样，他就是对共产党仇恨。不仅糟蹋共产党，糟蹋了革命，也糟蹋了人民，糟蹋了你的妈妈、姐妹，你的父老乡亲！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难道你就拿这样的货色，奉献给自己的母亲’？”“这就是文艺界的一种腐败的现象！歪曲历史，歪曲现实，诬蔑你的先辈，诬蔑人民，诬蔑抗日军队，哪一条你能站得住脚？老实说，文艺界堕落到这个程度，我是想不到的。太肮脏了！无法卒读。就是书摊上那些被禁止黄色的东西，也没有下流到这个程度。它应属于‘扫黄’之列，大扫、特扫之列！文艺批评不展开，不争论，实在是不行了。”他一再发出感叹：“唉！真是想不到，无法理解！出自人民军队的作家之手，就更难以理解了！我们的部队是不应当出这种事的。这也可以说明一点问题吧！我感到非常痛心！”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李奎生同志是直接在胶县、高密县从事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较早、较久的同志之一（更早在胶县、高密领导开展武装斗争，拉武工队，对那里情况最熟悉的是袁超同志，他远在上海，我们未及找到他）。李奎生同志不仅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当时高密周围地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情况，还向我们提供了他所珍藏的两本书：《中国共产党山东省高密县组织史资料1925—1987》和《中共平度党史大事记1932—1949》。书中对高密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是这样描述和概括的：“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全面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危亡。10月，国民党高密县长曹梦九率部弃城出走。1938年1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高密县，不久，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日伪的统治区。国难当头之际，高密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投入了抗日战争。他们宣传发动群众，或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高密党组织在这民族斗争中恢复、建立、发展、壮大起来，成为领导人民进行抗御侵略的中流砥柱。”这难道不是高密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抗日斗争历史最概括、最本质的明确表述吗？出生入死，经历了高密周围抗日斗争大部分过程的李奎生同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个概括作了具体而生动、详尽的注解，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的情节。因为篇幅关系，在这篇报道中我们不可能充分记录和反映出来，转达给我们的读者。李奎生同志在谈话中，还曾深情地唱了当时高密地区人民群众怀念一位抗日烈士（他的亲密战友）的一支歌曲：“刘大队长牺牲，为了老百姓！”这不是集中反映了当时真正鱼水、血肉般的军民关系吗？它所表达的是真正能够催人泪下的战友之情、人民之情！“为了老百姓”，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惟一宗旨。千千万万的抗日革命志士，正是为了这一崇高的宗旨而舍身忘我，艰苦斗争，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谁也没有权利否定它、抹煞它、歪曲它、亵渎它、颠倒它、糟蹋它！而在《丰乳肥臀》这部小说中，用1/3的篇幅描述的高密地区抗日阶段的历程，却显然与上面的表述完全背道而驰，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恐怕不能简单地用对历史的无知来解释吧？它在真正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当中引起强烈的反感和不满，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了。到底是《丰乳肥臀》的描述反映的是高密人民抗日斗争的真实历史，还是上面那段对历史的概括反映了那里的真实历史呢？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当事者，这些老革命有资格、更有无可推卸的义务对此作出历史的澄清，向人们说出历史的真实情况。这是对革命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负责，也是对高密周围为革命作出过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善良人民负责，更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未来负责！继承、学习、发扬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是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课题。是克服、防止、医治堕落、贪污、腐败、脱离群众最有效的“防腐剂”之一。为此，我们应当把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人民。这也是社会主义文艺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丰乳肥臀》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会对年轻一代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半个世纪后，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我们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沉默！原载《中流》1996年第12期附：历史不能胡涂乱抹——莫言的同乡对《丰乳肥臀》的时代见证牛玉华编者按：“1937年8月原八区前屯村在济南求学的牛树兰（芳稷）、牛玉华、牛玉温（刘新）等进步学生，在党的影响下，坚决拒绝随校流亡，决意回乡参加抗战。他们回乡后，与本村同学王寄语、张希贤（张进）等，以及颇有名望的前屯村小学校长、被誉为抗日老人的牛景文（牛芳稷、牛玉华等人之父）共同酝酿，召开了一次万人抗日宣传动员大会。他们组织爱国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建立革命武装，利用冬学识字班进行抗日宣传，影响了周围的村庄。”（摘自《中国共产党山东高密县组织史资料》）上引资料中的牛玉华，就是下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在这篇文章里，用事实作为时代的见证，反驳了《丰乳肥臀》对历史的胡乱涂抹，对莫言笔下那些污秽淫荡的语言行为则没有涉及，只在开头和结尾稍微揭露了这位“军人作家”的丑恶、卑鄙的灵魂，由此也足见我们文艺界有些人堕落到什么程度！请读者看一看牛玉华同志的这篇文章吧！这才是抗日战争期间的高密人民！这才是高密的热血青年！和《丰乳肥臀》中的上官一家形成鲜明对照，牛景文的一家，才真正是值得纪念、歌颂的革命的一家！他们才是真正值得尊敬和爱戴的！前些日子，我家乡的一位年轻干部，专门来长途电话，若有其事地问我：“老大姨，你有《丰乳肥臀》这本书吗？”我十分惊异地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有这么本书？”他爽快地回答：“街上书亭里多的是，都在抢着买哩！”我又问他：“你也买了？”他声音变得很低地说：“大贵贵的，我买不起，想向老大姨借一本看看。”我坚决回答他：“我没有，有也不借给你，希望你有时间多读一些帮助你思想上进步的书。”快要放下话筒了，他又煞有介事地赘了一句：“那本书可是咱老家的作家莫言写的啊！”我放下了话筒，沉默了良久，感到自己作为家乡的历史见证人，总要说一点应该说的话，否则，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也对不起家乡的那些纯朴、善良、勤劳的父老姐妹。1956年出生的莫言，从他的年龄和社会经历，以及所受的政治、文化艺术教育，以小说体裁写自己家乡的风情、人物和历史的演变，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文学作品虽然和直接写历史不完全一样，但总的来说，也必须立于历史的社会现象和生活现象的基础之上。我觉得《丰乳肥臀》这样一本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从满清时代八国联军入侵我国一直写到改革开放，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背离和歪曲了真实的历史背景。我不打算从更多的方面去评论这本书，也不愿意涉及书中所描述的一些男女之间性生活方面的污秽行为，仅从抗日战争前后（这段历史占了全书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一段时间，我所听到的、感受到的、亲身经历到的事实，做一些回顾。让读者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读者，看一看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的人民，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人们应当清楚，这一段时间我们中华民族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的侵略，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屠刀下丧生，全国人民群众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奋起抗战。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炎黄子孙，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这些故事当然也产生和流传在我们家乡高密这块热土上。不论是它的东北乡还是西南乡，哪里也回避不了这些惨痛激烈的搏斗，最后我们终将万恶的敌人赶出国土。偏僻的农村并不孤立地存在我出生于高密县第八区西南乡一百多户人家的前屯庄，这个庄没有地主，但有不少给后屯庄地主当佃户的，其次，就是贫农、一部分自给自足的中农和几户较富裕的富农了。我从记事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乡里邻居的伯伯、叔叔、大娘、婶婶们大都是那么勤劳善良、和蔼可亲。当然，也听说有小偷小摸，和个别的地痞流氓；因为人们都讨厌他们，我也从来没有和他们接触过。我小时候记得较清楚的一件事是，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曾出过黄埔军校第4期学员李子明，还出过在孙中山领导时期的国民党中担任过高（密）诸（城）安（邱）三县专员，江苏省党部常委牛扶霄；在我们庄上的土墙上，贴过“打倒列强”、“反对侵略”的标语，一些青年农民曾扛着土枪参加农会，晚上在小学里上夜校，学着识字，唱铲除军阀的歌，我父亲牛景文，便是这些青年农民的义务教师。谈到我的父亲，从辛亥革命以后，他便带头废私塾办学堂。他读过孔孟的书，民国年间又到县里受过单级小学教师的培训，县里任命他为第八区中心小学校长兼教员，是一个热心教育事业的人，也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兴办学堂，动员庄里的学龄儿童，不论男女，都入学读书。为了吸收更多的女孩走进小学大门，女生比男生少收一元钱学费，这样，有些女孩用自己在田野拣麦穗、拾豆粒卖的钱，就可以交够一年的学费了。所以，和我一起读书的女生，就有七八个，几占一个班的五分之一。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当时在我们庄里宣传革命活动也很活跃，父亲并不是国民党员，但他赞成他们“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主张。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庄里那位黄埔军校学员李子明牺牲了，他亲自为之办丧事；那位附近闻名的牛扶霄因肝病逝世了，他亲自帮助组织开追悼会；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极力宣传“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以小学为阵地保护他的进步学生，不被叛变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杀害。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不准在学校挂中国国旗，不准教中国课本，他义愤填膺，买下许多国旗准备随时高高挂起。叛变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蒋介石，在日寇铁蹄即将踏进关内的时刻，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自己豢养的大批军队不抗日，而围剿抗日的共产党。父亲端着酒杯，百思不得其解地自言自语：“都是一个国家的人，为什么不先团结起来打日本？！”我想，当时像父亲这样的农村知识分子，在全国，全高密县——不论东北乡还是西南乡，绝对不仅仅一个，而是带有相当普遍性；他们这一代人，在抗日战争初期，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农民种田喂畜更要求读书长知识我们庄上开始没有中学生、大学生，多数人家的孩子，读完小学就回家种庄稼或者做小买卖了。1934年我和弟弟牛树兰同时小学毕业了，姐弟俩都希望报考中学。但是我们的家庭，只有8亩地供6口人吃饭，父亲平均每月拿不到10元钱的薪金，打油买盐还得靠母亲喂蚕养鸡添补，怎能供两个中学生？父亲沉思了许久，十分坚决地对我俩说：“只要你们有才能考取中学，我井里无水四下里淘，就是借高利贷，卖了咱家那头小毛驴，我也舍得给你们出路费、交学费。”他还常对邻里乡亲们说：“供应孩子求学，我是一通百通，常言说养儿防老，我看上学读书是为了后继有人，他们上出学来，起码咱庄这个小学以后不愁没有教师了。”乡亲们也大都通情达理，和睦相处，他们说：“咱庄户人，就吃了不识字无知识的亏，你的孩子上出学来，对全庄的孩子有好处，众人拾柴火焰高，撒不出米打不着雁嘛！”结果，你一元，我八角，打发我们姐弟俩上了省府济南城。城里的中学多的是，我俩挑了个每月有5元津贴的第一乡村师范去报名，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专门回农村当小学教师。富家子弟想升大学，不考这样的学校，对我们乡下来的穷学生却两全其美，一是有不要钱的馒头吃着，吃饭剩下的钱，还可以买点零碎用品，二是毕业以后不怕找不到职业，回到家乡接替父亲当小学教师去。当我们姐弟的名字贴在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录取新生榜上的时候，我们写信回家报喜，父亲回信说：“你们录取了，不仅全家高兴，全村老少爷们也高兴。”我读乡师的第二年，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便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条约“何梅协定”，大汉奸殷汝耕甘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满腔热血的青年同学们，约着我到学校周围村庄宣传抗战，而学校的统治者，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将学生们死死地捆在书本上。带头宣传抗战的进步同学赵纪周，和我们班上的胡腾聪，被硬硬地开除了。这时，有的同学偷偷地告诉我：“别看咱们这个学校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反动分子统治着，他们只能开除我们的人，开除不了我们要求抗战的心。真正领导我们抗战的是中国共产党，听说建校开始，墙基底下就埋着共产党的种子哩！”我听了这些话，单纯希望读书的心里豁然开窍地想：“读书，绝不能误了抗战，当了亡国奴，敌人还能让我们读书吗？”决心跟着进步同学走。“12·9”爱国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了，被开除的胡腾聪从北平经常给我们姐弟俩寄抗日宣传材料，动员我们向附近的中学和农村散发，“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恢复东北失地”的口号激动着我的心，凡是从北平传过来的传单，我都千方百计地散发出去。但仅仅散发传单力量太小了，就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济南各校的学生掀起了响应“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高潮，我们乡师的同学在运动中起带头作用。我们姐弟俩年纪小，志气高，也跟在高年级的同学后面，作抗日宣传，学唱抗战歌曲。父亲从家乡来信告诉我们，他在报上看到全国学生都要求抗战，希望我们也不要甘心当亡国奴。有了父亲的支持和同学的带领，在抗日救国运动那强大的革命洪流中，我们心里更踏实、行动也更活跃了。第二年秋天，胡腾聪和北平的几位同学经过济南，对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齐心抗战。他们正在想办法去找红军。隔了几天，就在济南城的南圩墙根一间普普通通的民房里，胡腾聪和他学校民先队的负责人王志超介绍我们姐弟两个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先锋队。他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民先队是党的外围组织，采取秘密的方式进行工作，不要随便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怀着沸腾的心，从南圩墙根摸着昏黄的电灯照耀下的路，一直走向城东北黄台车站附近的乡师大门。我从今以后，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组织——“民先”的一员了，这件事，我没有写信告诉父亲。浯河滩上抗日宣传动员的万人大会卢沟桥枪声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关外直接踏到关内，中国大地上全面抗战的烈火燃烧起来，我们庄上正在家乡过暑假的学生们，十万火急地赶回了济南城，我和弟弟也回到了乡师。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学校当局正在准备南迁，南迁就意味着败退，有的同学告诉我，地下共产党发出号召，共产党员们，民先队员们，进步爱国的同学们，要脱下长衫到广大农村去，紧紧地和工农大众一起，发动抗日救国运动，誓死保卫国土，坚决不做亡国奴。我们七八个在省城读书的学生，也准备回乡发动抗战。当庄里的人听到我们要回家抗日的消息，父老兄弟姐妹们，无不欢欣鼓舞。有的说：“鸟无头不飞，有识文解字懂道理的青年们领着干，咱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老粗，就能拿起铁镢二杈子，和小日本拼个你死我活。”有的人气愤地说：“咱们的天，咱们的地，咱们的山，咱们的水，咱们的庄稼，咱们的人，日本鬼子凭什么来糟践？中国人总有中国人的骨气！”过去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时期参加农会的农民们，更是摩拳擦掌重新收拾自己的旧家伙。庄里小学的学生们，听说我们到了高密火车站，敲着铜鼓，吹着小号，走出好几里路迎接我们。别看农村人识字少，一颗颗爱国的红心，却不比城里人差。现在回想起来，八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主要就是依靠广阔农村为重要阵地，依靠千百万农民为坚强基础。我们回家后第一件任务，是教唱抗日歌曲，歌声能够打动人们的肺腑，歌声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我们在省城里学会了《救亡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热血歌》、《五月的鲜花》、《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恨不得支支都向家乡人尽情地吐，高昂的唱。农民兄弟们白天淌着大汗在庄稼地里砍晒红了米的高粱，收割熟得金黄黄的谷穗，晚上回家吃上口饭，就向小学操场跑，拥拥挤挤排成队伍唱歌。有一次我们教唱《救亡歌》：“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一位盘腿坐在地上的老大爷含着小烟袋说：“现今呵，有武器刀枪的不抗战，咱们想抗战的人又没有武器刀枪。”这样旗帜鲜明、爱憎分明的语言，激动着我的心，我们的乡村父老，是多么精明智慧，而又多么坚强不屈，如果把他们看成愚昧无知、野蛮粗鲁、自私自利、刁钻邪恶、行为卑下的一群，那就是对他们太不了解，甚至是有意的歪曲丑化。光唱歌，似乎已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有人提出，万事都有个理，要说说抗战的道理让大伙都听听才行。人们议论着以酒闻名的景芝镇，每月逢五排十，四面八方的人都去赶大集，西门外浯河岸上那片大沙滩上，每年庆祝丰收的季节，都要搭起高台唱大戏，今年咱们庄稼收的也不孬，为什么不在那里搭起台子，宣传抗战打鬼子的道理呢？这个提议，给我们青年学生们极大启发，但是干这样的大事，没有有威望的人带头，组织不起来。父亲是第八区（区公所就设在景芝镇）的中心小学校长，他对全区各村的小学都有一定的号召力，听说镇上有72家烧酒小作坊，掌柜的、账房先生们有不少是他教出来的学生，他主动地担当了动员搭台子和组织教师学生去参加大会的任务。父亲很自信地说：“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嘛，唱大戏能凑起份子，宣传抗日就出不起几个钱？连后庄的几家地主绅士们我都要向他们去做说服工作。你们年轻学生，只管登台唱歌、讲演、演个小戏什么的就行。”有了这个做组织工作的台柱子，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想到介绍我参加民先的胡腾聪，曾赠我一本民先队编的街头小戏本，戏名叫《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戏的主题是描写东三省被日本鬼子霸占之后，一老一小流亡到关内以卖唱为生的悲剧故事。记得在济南的时候，有一次全市进步同学秘密地在橛山顶集合动员抗日，有的学校就在大会上演过。当时我曾被戏中故事感动得热泪直流，便提议在浯河滩的大会上也演这出小戏。同学们都拍手赞成，几个人分工谁演哪个角色，一个脸色较黑的同学，自告奋勇要演那个流亡的老大爷，我个子矮小，演那个卖唱的小姑娘，牛玉温演那位主持正义的观众，弟弟抽出时间准备在大会上讲演。大会，专门找了一个星期天（不耽误上课），又逢大集的日子，在景芝西门外河滩上召开了。附近村庄的农民都要来赶大集的，都要到河滩台子底下听听消息，看看热闹。各小学的教师学生，举着红绿布做的小旗，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着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我们庄上的一些青年农民把小学仅有的一架风琴也抬到高高的戏台上，同学们打着鼓吹着号，站在戏台的前排。上台讲演的有五、六个人，还记得第一个带头登台讲话的是父亲，他讲的很多，牢记胸怀的有这么几句：“日本侵略者，快要占领咱们的省府济南城啦，省府一失，咱这高密县、景芝镇、前屯庄、后屯庄、沙窝、洛岗……还免得了被那铁蹄子踏碎？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不能单纯叹息和愤怒，要赶快想出个行动的办法，坐着不动，只能当亡国奴。”紧接着父亲和几个人的讲话，血气方刚的弟弟也登上台去，回到后台，热得脱下白布小褂，大汗渗得拧下水来。《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戏开演了，演流亡关内的“老大爷”先提着一面小铜锣从后台出来，满脸愁容地说“敲起锣儿转悠悠，关外的人们做马牛，带着小女进关内，卖唱为生也自由……”然后便高声喊着：“我的香姑呵，你怎么还不出来卖唱哩！”我在剪发头上系了一条扎着红头绳的辫子，穿着一件母亲借来的补着好几个补丁的红花布衫，浅蓝色的裤子，随着风琴伴奏，唱了一段：“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然后，又含着热泪唱起凄凉悲壮的《流亡三部曲》，当我唱到“爹娘呵，爹娘呵！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故乡……”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家乡也将要变成东北那样，心情难控制，眼泪禁不住扑簌簌流了下来，嗓子哽咽得再也唱不下去了。这时台下鸦雀无声，随着我的哭声，有的也抽泣，呜咽起来，连在台下看我演戏的母亲，也用袖子抹眼泪了。那个扮演老人的同学，便举起鞭子向我抽打，一边抽打，一边落泪，以极悲凄的声音哭诉着：“你这个小香姑，谁叫你不唱啦，你不唱，咱这无家可归的人怎么生活呵！”这时，那位扮演观众的牛玉温，猛地从台下跳上台去，夺过老人手里的鞭子说：“放下你的鞭子，不要打你的香姑，有志气的中国人去打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为什么在自己亲人身上出气？！”当他从老人手里夺鞭子时，这出戏已进入高潮。下面看戏的人，有的可怜从东北流亡卖唱的父女，向戏台上扔铜板（当时用的一种铜币），有的高声喊着：“放下你的鞭子，有志气去打日本鬼子去！”这呼声，震天动地，景芝镇周围的村落原野，都像睡狮一样醒来，人们要救亡抗战的怒火熊熊燃烧。直到大会快要结束，那呼声，还在浯河上空如沉雷般地滚动，台上台下一起响起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歌声。这是我们从济南回来的几个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第一次在农村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后来，这一带的人们，一直传颂着这一次抗日宣传动员的万人大会。敌人据点跟前一个坚强的红色战斗堡垒1937年的冬天，日寇终于占领了离我们前屯庄只有七、八里路的景芝镇。这里晴朗的天空，变得乌云滚滚了。镇上有的酒店掌柜出头当了维持会长，给敌人当了奴才，后屯庄有的地主，驾上车马逃到县城、省府或者青岛等地方去，企图在虎狼窝里苟且偷生。但是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在凶残的敌人面前，既不麻木不仁，也不粗鲁莽撞，他们冷静地观察着百十个小日本鬼子龟缩在镇上的动静。前屯庄以牛树兰为首，暗暗地组织起一支十多个人的小小武装队伍，这些青年男女，热血沸腾，胆大包天，恨不得将那个强占我们地盘的敌人据点给一锅端了。但是苦于找不到领导我们抗战的共产党、八路军。胡腾聪已与我们失去了联系，民先队没有直接上级组织，也不能随便发展队员。树兰在这些青年中年龄较小，但信心较强，他一面安慰我们：“等一等，我设法去一趟沂蒙山。”一面到附近各村联系在外面读书回来的青年学生。有些人也和我们一样希望找到真正的抗日队伍，常常到我庄商量抗日的办法。父亲虽然不认识他们，只要他们一进小学的门，他总大包大揽地有时说是他的学生，有时说是他朋友的孩子，庄里人心里明白，嘴里不吭，有良心的谁能给小日本通风报信？望眼欲穿，盼到1938年的冬天，南郭庄一位早就认识的同学曹笃志来了，他是在沂蒙山区共产党办的岸堤干校入了党，毕了业以后，组织上派回发展高密一带党的组织的，他回来已改名为曹勇涛。一回到家乡先找牛树兰和我这两个民先队员，第一个先发展了树兰参加了共产党，并说明民先队员抗战前早就是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入党不用再有候补期。然后又介绍了我和牛玉温、王寄愚、张希贤、李致敬等（这几位同志有的后来改了名），由牛树兰任支部书记，为了打开整个第八区的局面，树兰入党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共高密第八区区委书记。这样一来，前屯庄又以小学为阵地秘密地活动起来。父亲明白大家在忙着干什么，自己省吃俭用，青年同学们一来，他总要端出四个小盘，一壶酒，热情招待。曹勇涛感激地说：“到了牛景文老师家，咱们就都是他的儿女。”支部也好，区委也好，父亲这个被人们称颂桃李满天下的老教师，就是他们的保护人。年仅16岁的青年共产党员李致敬，支部先选送他去沂蒙山区受训。人们议论：“这小子怎么不进小学门啦？”父亲说：“他小学毕业，到县里上中学了。”人们对这位老实憨厚教师的话，也都百信不疑。支部编写抗日传单，由信得过的人趁着到景芝镇买酒的机会，将传单压在酒篓子底下，通过组织散发出去。有一次，景芝镇的敌人下乡清剿了，父亲将我穿的一些花花绿绿的衣服扔出门口，迷惑住他们，让我们这支小小的武装队伍到庄西头集合起来看情况。庄里大多数的父老乡亲们，也都长着一颗中国心，对鬼子是“要头有头，要命有命，要共产党俺没看见。”支部、区委的人和他们的枪支弹药，因为没有什么人去向敌人告过密，所以没有遭到什么破坏。试问，这些纯朴、正直、爱国的农民，难道只有前屯庄有？！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黑夜，曹勇涛披着满身雪花来和弟弟商量，准备向鲁东南地委输送几个干部，研究到谁去的时候，树兰说：“男的嘛，在家乡碰到什么麻烦事，容易对付一些，还是先让两个女党员——牛玉华和牛玉温先出去。”我听到这个喜讯，犹如天空炸响了春雷，湖水里荡漾起波涛。想起在乡师读书的时候，语文老师吴天石向我们讲高尔基的《海燕》，眼前影影绰绰地出现了翱翔在乌云滚滚的海面上的海燕。决心到了沂蒙山区，一定要做一只不怕风吹雨打的海燕！和我一起到沂蒙山的除了牛玉温，还有庄上的两个进步的女孩子。牛玉丽这个学习包扎救护的妇女队员经常说：“俺什么都听您的，您上天俺跟您上天，您入地俺跟您入地。就是不敢叫爹和娘知道。”怎么走法成了一个大难题。不得不去找父亲商量。只要是正义的事情，父亲舍出命来也敢担当！他沉思良久，手捂前额说：“一不做二不休，女孩子在家里总躲不过敌人的眼，出去我也少块心事，只要你们能做一个秋瑾，死了也是个英雄！敌人来要人，我就说送你们到沂水城上学去了！就是天塌下来，我也顶住。”离家出走的那天夜里，母亲擀了长长细细的面条给我吃，指望着走了还能常来常往，站在大门口，抹着眼泪望着我。父亲一直送我们到庄西头的苇湾崖，嘱咐带领我们走的曹勇涛说：“四个孩子全交给你了。相信你会带领她们走光明大道！”然后，又拉住我的手向我手里塞了一张小币，夜影里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张两角五分的小票。父亲，这也许是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吧！走出几步，我又回头看看，他穿着长袍的身影，稳稳地站在凛凛北风之下，像一棵遮天的大树！我们走后，听说“前屯跑了四个姑娘”传到了周围村庄。父亲的确遭了不少麻烦，跟着我们走的两个女孩的妈妈，向父亲要人，这倒还可以说服；也没有丧失良心的人向缩在景芝镇的日本鬼子告密。倒是盘踞在家乡的地头蛇，汉奸张步云，将他弄去扣了起来，逼问他的闺女是不是投了八路，父亲既然早就下决心连命都豁出来了，谁也没办法对付他。最后，还是通过熟人、朋友、亲戚各方的关系，将他保了出来。1943年，听说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时候，前屯一度划给淮安县管，乡亲们将父亲推选为县参议员，直到日寇投降。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父亲患肝病晚期，腹水躺在床上，敌人一进门，就逼他供出参加共产党的儿子和女儿，他用力睁了睁愤怒的双眼，无声地与世长辞。白天，敌人不准收尸，几位民兵（也是他的学生），趁着黑夜弄了口棺材，将他浮丘在自己的地头上。解放以后，中共高密县委将他和学生们一起照的照片，教书坐的椅子，平日用的笔墨砚台，以及开会提的绿帆布小箱子，都收藏在县史资料室，纪念这位热心教育事业和抗战的老人。我在前面说过，上面写的这些耳闻目睹的和亲身经历的，只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高密农村的一些实证。只能是供作家们写文艺作品时一点点小小的参考资料。但还要再三声明，文艺是以真实生活为背景的，写长篇小说更不能离开大的历史背景。《丰乳肥臀》这本书，前面没有前言，后面没有后记。这本书到底怎么写出来的，它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农村就是这么个样子？我眼睛盯着书中的封里照片莫言手中那支香烟，缭绕的烟雾笼罩着，看不清楚他的脸面。他作为一位军人作家，眯缝着眼在想些什么？我无意中发现了他另一部长篇《红高粱家族》，在这本书的“跋”中，我顿时开了窍似的又看清了莫言烟雾朦胧中的脸。这篇“跋”里有几句是这样说的：“……怎样写好长篇呢？想了半天，忽然觉得不必谈虎色变，无非是多用些时间，多设置些人物，多编造些真实的谎话罢了。对待长篇小说应像对待某种狗一样，宁被它咬死，不被它吓死。”40多万字的长篇《丰乳肥臀》终于以这种胆量写出来了。在“跋”的最后，莫言还说：“《红高粱家族》我真的没写好，我很惭愧。好歹我在这本书里留了许多伏笔，这为我创造了完整地表现这个家族的机会，同样也是表现我自己的机会。”8年之后的今天，莫言终于编造了那么多所谓真实的谎话，也完成了表现他自己的机会。故可以从他的彩色照片里，看出他内心的喜悦。《丰乳肥臀》扉页上，莫言签名“谨将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封底上又写着“谨将此书献给母亲与大地”。他真够自豪的了！我作为一个读者，也作为孩子的母亲，母亲的孩子，知道母亲的确比父亲还要苦得多，母亲也的确是伟大的！但是，我绝不要书中写的这样一个母亲，也决不做这样一个母亲的孩子！因为她虽然受苦，但又太愚蠢无知，缺乏女人的尊严。她只能是一个用污秽、淫荡、荒唐的谎言塑造的母亲，真正现实中的母亲是值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至于作者还要将它献给大地，我们祖国的大地，几千年来，含辛茹苦，孕育了多少英雄豪杰！她绝对不允许以谎话在她伟大的躯体上胡涂乱抹。1996年8月于北京原载《中流》1996年第10期浅谈《丰乳肥臀》关于历史的错误描写汪德荣自古以来的大文学家、大诗人，大都是大思想家，同时也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的心声。他们具有深入事物本质的洞察力，能够深刻地理解历史、理解社会、理解人生。因而他们的著作都是正确地反映历史，真实地表达社会和人民生活，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浓郁的民族性和民族风格。因而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作品自然会赢得人民的喜爱而成为传世佳作。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具有与一般人绝然不同的畸形心态，他们缺乏科学地、正确地考察事物、考察社会、考察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完全没有社会责任感，完全不顾社会效果地去发表他们的诗文，虽然也可能有些同调，为他鼓吹，但由于他的畸形心态，他缺乏一般人都具有的天赋的良知良能，因而必然是一种畸形文学。《丰乳肥臀》这部长篇小说，被称做史诗式的作品。我们知道，研究历史只能从历史事实出发，任何作家或研究者都不能脱离历史真实，按照自己的思想情绪和意愿来重新假定历史应该是什么样子。历史事件是具体的，某个历史事件以某种形式出现、演进及其结局，都是由一定的客观历史环境决定的。我以为小说所描写的胶东半岛高密一带的历史、胶东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是极其谬误的，极端违背历史的真实的。作为一个山东人，作为一个在山东参加了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我所了解的、所知道的山东八路军的战斗里程完全不像小说中所写的那种情况。1937年，在日寇大举进攻、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时候，在山东的国民党当局韩复榘之流节节败退，仓皇逃窜，大片国土遭沦陷，广大人民流离失所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山东的共产党人，山东省委提出“脱掉长衫，拿起枪杆”的号召，在全省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当时党中央派来了一批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同时八路军主力115师、129师也向东挺进，到达了冀南、鲁西和冀鲁边。这时山东全省的抗日武装发展甚快，首先是鲁中地区的徂徕山起义和鲁西北地区范筑先将军在共产党员推动下的守土抗战，紧接着在泰西、在渤海、在鲁西南先后成立了许多抗日人民自卫团及游击队。这时胶东特委于12月领导举行了著名的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清河地区工委领导了黑铁山起义，组成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活动于胶济路南北，打击日伪军。12月底又在鲁东工委领导下，组织了寿光、昌邑、潍县、坊子等地人民武装起义，成立了鲁东游击第7、第8支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胶东根据地建立之后，打了很多漂亮仗，歼灭了很多日伪军，还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地雷战，出现了民兵爆炸英雄于化虎……许多英雄人物，还开展了海上的游击活动，大大震慑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小说所写的大约是1943年前后的情况，就说这一年，八九月间开展政治攻势，打击牟平、蓬莱、文登、荣成的敌人，迫使许多城镇据点弃城逃跑。9月2日荣成的六个伪军中队全部反正，我军收复了县城。这一个多月共歼日伪军五千余人，收复县城两座，攻克和迫使敌人撤退的据点130多处，使胶东四个分区完全连成一片；到年底胶济铁路以南（包括高密一带）的三个军区连成一片，根据地更加扩大。1945年8月，胶东我军攻占了高密东北一带，控制了崂山（青岛）、即墨流亭飞机场和城阳车站，大大震动了敌人，9月5日攻下了平度县城……至于解放战争时期，胶东更是整个华东野战军的可靠后方，这个地区出的兵力最多，支前也出人力物力最多，现在军委的几位领导人如张万年、迟浩田……都是胶东人，华野9纵、13纵、东北4纵都是我军主力……这就是这部小说大的历史背景。他所写的17团也就是这支英雄部队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并不要求把小说当成历史。但是，十分令人失望的是小说却把这支由胶东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相结合建立的军队写成乌七八糟一群毫无目标，毫无政策，毫无纪律的人，甚至竟然说他们“共产共妻”（书中有强迫寡妇嫁人、硬性分配的描写），滥杀无辜，不讲政策，毫无战斗力……这是对死难烈士、对我们这些老战士们的极端不负责任的侮辱和污蔑。更加不能容忍的是竟然写了我们部队让一个哑吧当班长的情节，试问哑吧当班长，怎么领导一班人去打仗？还写了押送犯人的一个细节，也是不真实的，我军绝不会蠢到那种程度，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前边所说的那些胜利又从何而来？作者把整个抗日战争，把根据地人民，把人民军队都有意地放在一个被嘲弄的、被讥笑的、被歪曲的地位上，这是完全不真实的。抗日战争是一首波澜壮阔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侵略战争的血与火中起死回生的伟大画卷，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民解放史。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给她抹黑，作者竟然作了这般的歪曲，不是足以证明他对历史的无知吗？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荒谬观点怎能不走进茫茫歧途？我们认为，评论历史首先必须尊重历史，不能凭自己的主观好恶来判定历史的是非。人类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旧制度迟早要被新制度所取代，因而要正确区别什么力量代表进步、代表正义、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什么力量代表反动、代表非正义、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从而决定讴歌什么，鞭笞什么，这是起码的也是无法逃避的。作者竟然不顾这一切，硬造了一个“成则王，败则寇”的历史观，这是站不住脚的。所谓成败决不以一时一事论定，我们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许多煊赫一时的人终归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而革命者被杀头、被流亡、被打败了，但他们的事业却是永存的，这也是为历史证明了无数次的事实。作者所写的鸟儿韩在日本逃避在山林中的那一段，是山东人刘连仁的事迹。刘连仁事迹之所以感人至深，是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他的艰苦历程反映了一个中华儿女坚贞不屈的高尚民族气节。而作者丝毫不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不去发掘崇高的民族精神，相反，却一味地把他写成一个洋相百出的丑角。甚至说他作了几十场报告都是信口开河的瞎编乱造的谎话，这真是岂有此理！真不知作者为什么连起码的民族自尊心都没有，连民族同情心也没有。在中国连三岁的孩子都知道爱祖国，许多居住海外的华侨，赤子之情坚韧不拔，在我们国家里可以说爱国主义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的品德情操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衡量一个文学家、文学作品水平高低的标志。自古以来我们就对那些叛国汉奸十分痛恨，作为一个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为什么如此下作地作践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同胞呢？为什么对千千万万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成果，被大多数人视为神圣的东西，却如此不惜一切地去嘲弄、去贬低、去糟蹋？我不知道他生活在哪里，他受的什么教育？当然，历史终究是历史。我们前人含辛茹苦、牺牲奋斗的过程中也有过失误，有过挫折和失败，这也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从中总结出可以激励后人的东西，以利继续奋斗，但绝不能变成一片虚无。我们认为没有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本不会有今天，包括作者自己今天所享受到的一切。难道连一点点饮水思源的想法也没有吗？关于性描写一般是不应反对的，但作者对于自己的母亲、姐妹，为什么竟这么和常人不同，缺乏了先天就应有的那种纯洁的眷念、尊敬、关心、护持，却一律以一种色情的心理来欣赏、猥亵、戏弄、亵渎。这种反人伦主义的东西纯粹是兽性，试看那些猫啊、狗啊、兔子啊……就是这样来对待它的异性同类的。作者口口声声要把作品献给母亲，难道这是在为母亲遭受的苦难而控诉吗？实在令人费解，也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准则的。茅盾生前曾经说过，反封建并不能背离我们的社会道德，更不能不考虑对青少年的影响。我觉得是很正确的。据说，作者是位部队作家，作为部队的一个老战士，我希望有关领导要重视部队作家的写作倾向。像这样的作品也能够获得什么大奖，真是不能不问一声：“请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在我国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作家这一行也不例外，我们都知道鲁迅说自己是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是血。我们不要求每个作家都像他那样奉献给人们营养和温馨，但是，我们起码应当要求我们的作家应该有作家的良心，起码不要放出一些有毒的东西来污染我们青少年的心灵啊！原载《中流》1996年第7期倾斜的母性——《丰乳肥臀》读后感余立新作家莫言最近推出了长篇巨著《丰乳肥臀》，并引起了读者关注。该书通过上官鲁氏的小儿子上官金童的眼睛，反映了世居山东高密的上官家族自清代末年直至当前近一个世纪的沉浮变迁，特别是通过描述上官鲁氏八个女儿的不同遭遇，作者力图揭示近百年来我们脚下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地母亲的多舛命运。但是作者达到了这个目的吗？读罢该书，我深深感到《丰乳肥臀》在对历史的把握上存在一定缺憾，对近百年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主流及基调的把握不够准确。该书基本上是以代表着两个不同阵营的司马库与鲁立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展开的。上官家的大女儿上官来弟嫁给了土匪头子、汉奸沙月亮，二女儿上官招弟嫁给大地主、还乡团头子司马库，五女儿上官盼弟嫁给了八路军爆炸大队政委鲁立人。作者这样安排显然不是偶然的，恰是欲通过他们各自的命运来显示历史的选择。但是纵观全书，我们却发现作者模糊了近百年来激烈动荡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书中全部情节及人物赖以依托的历史背景显得极为空洞和苍白，因而作者无法向我们显示历史是如何把自己的趋势体现在这几个女子身上的，更没有向我们显示历史选择中的某种必然性。翻开作品看看。小说开卷就描写上官家小康辛勤的生活，这种生活直到日本鬼子到来后才告结束。日本投降后，司马库的出现带来了重振地主家业威风的景观。为庆祝司马库的回来，村子里居然有人喝酒吃肉撑死了。司马库还请来外国人巴比特为乡亲放电影，还为大家作降落伞表演，一派喜气洋洋的场景。小说中这个阶段除了民族矛盾，我们看不到中国社会中的现实矛盾。鲁立人作为一个大学生，是什么促使他投身到中国革命中去？哑吧孙作为一个农民，他走进革命队伍的动因是什么？他们的出现仿佛是天外来客，我们从书中找不到答案。作者在书中大胆暴露出中国革命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小说第3章第8节对群众大撤退的描写，又如该章第7节对诉苦大会上一个“大人物”的刻画等，如若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描写，使读者正确认识在革命进程中，发生过的“左”倾错误，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遗憾的是这种描写由于不结合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及其深远的意义，也同样是不真实的、片面的。打开历史，无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出现多少“左”的或右的问题，但革命成为那一时代的主流，并以其新颖的理想唤起、激动了千百万人民的热情，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小说对革命胜利以后直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描述也是不够客观的。类似“文革”这样的丧失人性、兽性大发的年代，我们当然不能忘记。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近50年来，中国农民过上了相对比较稳定、没有战乱的生活，平均生活水平和人均寿命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乡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但从书中的描述我们发现上官家的真正悲剧却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看看上官家八个女儿的最终的命运吧，除了二姐招弟、六姐念弟在解放前夕被鲁立人领导的独立大队直接或间接打死，三姐领弟成了“鸟仙”，自杀而死外，大姐招弟因杀人被枪毙，四姐想弟被公社胡书记打伤脑子，最后悲惨死去，五姐盼弟“文革”中被迫害自杀而亡，七姐求弟在蛟河农场中活活饿死，八姐玉女因不愿增加母亲负担投河而死，而上官金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却不断被独乳老金等人玩弄、利用，最终流落街头。我们曾经习惯于对历史作简单、极端的认识，《丰乳肥臀》虽然是带着重新认识历史的愿望，但是否仍未能逃脱这种恶习？对此，我感到困惑。这里并不是拿历史来要求文学，而是拿文学的真实性来衡量文学。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说：“诗比历史更哲学、更严肃，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他认为文学对真实性的要求更高，对于这样以家族史反映历史的文学作品，其对历史把握的成功与否当然就更是小说本身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作家对历史把握的缺憾，反映到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上也存在不真实的现象。我们仅仅从人性这个角度来考察作品中的人物，就会发现贯穿书中的两组人物在性格刻画上反差如此之大。以司马库为代表的一组人物，如司马亭、司马库、司马粮、来弟、招弟、念弟、沙月亮等，性格复杂、丰满、立体，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爱与恨、荣与辱、人性与兽性的冲撞、斗争，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应该说这组人物塑造得比较成功。司马家族是当地一个大地主，有塔楼，有家丁，但作者更着重把他们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个体的人来写。如小说第2章第1节描写被迫作了伪乡长的司马亭掩埋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众乡亲尸体的时候，把他内心的软弱、内疚、愤怒、悲哀刻画得淋漓尽致。二掌柜司马库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凶残，作为还乡团头子，他屠杀了近百名革命干部和群众，但他又不仅仅凶残，打日本鬼子时，他火烧蛟龙桥，破坏敌铁路，好不豪气冲天！抗战结束后，他请来巴比特在乡村里放电影，表演降落伞飞行，又显出他的开朗、热情、乐于接受新事物。一些对于他性格的细节描写也十分传神。如他看到上官招弟带着几个妹妹在河冰上凿冰，就主动用电焊器帮忙。他还亲自组织、参加宣传抗日的歌舞表演等。解放后司马库因遭到人民政府通缉而四处躲藏，但听到上官家人因他而受苦时，就毅然自首，使得一个凶残的司马库同时又是一个倔强、刚劲的司马库。甚至像沙月亮这样的汉奸，其性格也不全是委琐，也有其可取之处。反观鲁立人等人，自始至终很难看到有人性的火花闪现。鲁立人的出场是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但那是一种策略，他不过是为了扣留人质，诱使沙月亮投诚。他再度出场，带来的是子弹和手榴弹。诚如书中所说，司马支队当年不过是把他们赶下河而已，没有打死爆炸大队一个人，而爆炸大队杀回来时，司马支队那些被枪毙的士兵和军官，无不感到委屈。公判大会上，在一个“大人物”的授意下，鲁立人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坚定，竟然违反党的政策，下令枪杀了司马库两个无辜的孩子。后来他成为蛟河农场场长，改名李杜，他的妻子上官盼弟也改名马瑞莲，成为农场畜牧队队长，而这个农场又是个什么状况？马瑞莲强迫乔其莎（即七姐）用牛马杂交配种，龙青萍因性压抑强逼金童与她作爱未遂而开枪自杀……再看其他人物，革命功臣哑吧孙先后强奸了上官领弟和上官来弟，市长鲁胜利（鲁立人之女）只是一个可耻的贪污犯，还有那凶残的杨公安，贪婪的文管所长，蛮不讲理的公社干部和胡书记，甚至那个充满正义的纪琼枝，小说在描写她当市长时竟是这样一幅尊容：“她穿着一件男式旧军装，连风纪扣的领子也扣得紧紧的……她叼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抽着臭哄哄的莫合烟……她坐在一张破藤椅上，穿着尼龙袜子的臭脚高高搁在办公桌上。”这哪里还有一点女性的味道？总之，这一组人物竟是如此地类似，他们发自自然的人性呢？人性的失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作者在刻画鲁立人等人时，既没有写出他们人性失落的原因，也没有写出他们人性失落的过程，更没有写出他们人性失落的痛苦，他们天生就是没有人性的人。显然这是一组苍白、干瘪、令读者憎嫌的人物，不具有典型性，也就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在司马库死后若干年，鲁立人与上官盼弟也分别惨死于蛟河农场。我们或许会感叹，在历史面前，永远没有真正的赢家，用人类浅薄的理性去理解历史，历史总是荒诞的。于是我们会体味到作者写《丰乳肥臀》的良苦用心。人性、母爱才是人类的灵魂可以企及的，她是博大的，无私的，默默无怨地承受着每一个儿女带给自己的所有痛苦。但是上官鲁氏却遗弃了自己的女儿上官盼弟，面对着女儿的尸体她说：“她不是我的女儿！”她爱抚着还乡团头子司马库的儿女，却拒绝承认革命干部盼弟的女儿，爱憎何其分明！看完全书，我们便找到了使人困惑的原因了。原载《中流》1996年第5期莫言的投枪——评《丰乳肥臀》彭荆风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被双手反剪吊在屋梁上，昏死了，瘫痪了才被放下，用凉水泼醒……这不是日本鬼子或国民党反动派在作恶，而是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描述共产党的公安人员拷打“伟大”、“善良”的母亲。莫言曾说：“为什么会有崇高？——苦难。苦难使人崇高。母亲几乎忍受了所有的苦难……”为了塑造母亲的崇高，他不仅精心设计了这一吊打场面，还用大量篇幅写了母亲在战争、饥饿、贫穷中的苦难。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在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是日伪和国、共两党争夺的地区，这个母亲由于有大女儿嫁绐汉奸沙月亮、二女儿嫁给国民党还乡团长司马库、五女儿嫁给共产党的蒋政委，也就与这几种政治势力有着特殊关系。作者用了交叉对比手法，来写国共两党的来来去去。奇怪的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母亲过得颇顺心，想下河砸开冰块捕鱼而无能为力时，国民党的司马库立即命令手下人：“快、快，在这河上给我切开八八六十四个窟窿，让乡亲们跟着我司马库沾光。”于是她们吃上粗如肉棍的鳗鲡，“乳房也恢复了青春”；抗战胜利后，司马库带着还乡团打走了八路军，对乡亲们仍很关切，“他们杀了几十口猪，宰了十几头牛，挖出了几十缸酒。肉煮熟了，用大盆盛着放在大街当中的桌子上。肉上插着几把刺刀，任何人都可以前来割食……”按照莫言的描述，国民党是那样爱护人民，因此，他那“代表人民大众的母亲”，对共产党的憎恨也就溢于言表，当她那嫁给八路军政委的女儿，在逃走前把孩子留给她时，她却拒绝接收，还恶毒地大骂：“我给你养？我把你的私孩子给你扔到河里喂王八，扔到井里喂蛤蟆，扔到粪里喂苍蝇！”在这以前，她把大女婿汉奸沙月亮、二女婿国民党司马库的儿女都收养了，却没有这样骂过，母亲的“丰乳”也是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呢！所以司马库的妻子感激地在她“乳沟里洒上法国生产的紫夜牌香水”。司马库也对她说：“从今以后，您就等着享福吧！”后来，八路军又打回来了，母亲却又开始了苦难，三女儿被八路军班长孙哑巴强奸，她们全家被关押、吊打，儿子因奸尸罪被判刑，改革开放时期，她因为不肯迁居，还遭到捆打……当共产党“像分配母鸡一样”，把寡妇们发给光棍汉时，头发花白的母亲也难幸免，她向女干部诉说：“闺女，他弟弟是我女婿。”回答是：“那有什么关系？”过去国民党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却找不到作家来编造，几十年后，却有莫言横空出世，以《丰乳肥臀》填补了这空白。莫言虽然写的只是高密东北乡一个母亲的命运，但他这位自称是“现实主义作家”的人，却一再声明：“我笔下的母亲，绝不仅仅限于作者的母亲而是大家的母亲，几乎集中了中国所有的母亲的苦难。”这也表明，他力图把笔下的母亲塑造得具有典型意义；从这也可看出，莫言借写百年历史风云，把匕首、投枪掷向谁了！莫言一向宣称：“我很不愿让自己的思维纳入‘理性’的轨道。”他虽然也是人，但对人类却充满诅咒：“人不要妄自尊大，以万物的灵长自居，人跟猪狗跟粪缸里的蛆虫跟墙缝里的臭虫并没有本质区别。”这种思维混乱的人，却要狂妄地宣称用小说概括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风云，必然会是非不分地乱掷投枪了！原载《中流》1996年第6期歪曲历史丑化现实——评小说《丰乳肥臀》陶琬编者按：当《丰乳肥臀》荣获“大家”巨额奖金之时，便有农民给本刊来信提问这“要奖励出些什么货色来”？（刊2/96期）当这部长篇小说博得传媒齐声喝彩之时，更有大学生给本刊来稿指责那“倾斜的母性”；（刊5/96期）后来见到有识之士为文批评“莫言的投枪”，我们及时转载，（刊6/96期）也是为的让读者们都来见识一下：那在先天化日之下张牙舞爪而来的庞然怪物究竟是啥子货色！这种既黄且黑的东西怎么会转眼撒满小摊塞到读者的眼前？俗话说得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心是杆秤！现在，对此件“大家大作”说三道四、评头论足的多起来了。这里，我们分别选登和转载有关评论各一篇，供读者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剖析和批评时的参考。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在大型文学双月刊《大家》上发表后，被授予《大家文学》奖，奖金十万元，接着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急于想一读此书。然而，展卷一阅，竟令人大失所望。但我仍以极大的耐性，怀着苦涩与厌恶之情读完了它。这是一部被某些人吹嘘为“史诗式的严肃之作”的小说。作者在扉页上题辞说“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在封底上，作者再次声言“谨将此书献给母亲与大地”。很好，很好，将一部赞美生育与繁衍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献给母亲与大地”，实在是再严肃、再庄重、再好也没有了，可敬得很！然而，却不然。失敬得很，我在读完这部“史诗式的严肃之作”以后，竟充满了失望、愤怒、厌恶与羞愧之情，深深地为母亲与大地抱屈。作者竟然把这样一部亵渎母亲，充满丑恶与污言秽语的作品作为“献礼”，献给母亲与大地，实实在在是对母亲的亵渎与不敬，因而感到失望、愤怒与厌恶，并为作者感到羞耻！我想，无论是谁的母亲，或者如作者所说的“大家共同的母亲”与大地之神都决然不敢承受与接纳作者这样的“厚礼”。一、总体倾向评价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必须客观地冷静地理智地把作品置于它所反映的时代、历史背景之中，对作品的总体倾向、基本的思想内容、风格、品位和艺术水准进行客观的、冷静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实事求是的剖视与评判，而不应只撷取其中的某些个别篇章、情节和词句进行孤立的、片面的、主观臆断式的评判。对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的审视与剖析也应持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丰乳肥臀》的历史跨度很长，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德国侵略军入侵山东半岛时起，到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上官金童与汪银枝解除婚约，长达90多年，包括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北伐战争、蒋介石集团血腥统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三年困难、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等时期，而以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这50多年作为描写的重点。小说以山东半岛的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展示了铁匠上官寿喜的妻子上官鲁氏和她的八个女儿与一个儿子上宫金童在半个世纪里带有传奇色彩的艰难而困苦的生活经历与高密东北乡的社会变迁。可能是出于行文上的方便，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称上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