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越南经济较差，越南人是否存在崇洋媚外的情况？ NA
话题：﻿旅行、文化、越南、崇洋媚外、越南历史
回答：﻿越南人是有崇洋媚外的，但是……这十万移民越南的国人算什么？他们是不是崇洋媚外呢？这十万人数字只是媒体报道，实际情况更甚…………为甚他们要移民经济差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呢？某些嘲笑越南经济差，越南人崇洋媚外的答主被打脸疼嘛？疼吗？国家政治场景下的边民认同探究——以近代以来中越边境地区云南段为例作者：徐永志,赵旭峰摘要：中越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原本居住于同一区域的有历史渊源的边民群体由于国界线的明确划分而归属于不同的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对两国边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国家归属意识。但边民对所属国家的认同总是与具体而实际的民族利益的情感相联结在一起，它不可能离开国家语境而单独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中充分考虑边民权益的获取和传统表达的机会。关键词：国家政治场景；国家认同；边民认同；中国；越南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民族危机下的西南边疆开发及社会变迁研究（1885—1945）”（12CZS064）；2012年度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项目。作者简介：徐永志（1962—），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与东北亚史研究；赵旭峰（1979—），男，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西南近代社会政治史及地方民族文化研究。认同(identity)一词，是一个在当前的各种学术文本中频频出现的概念。尽管何谓“认同”，中外学者对之有不同的理解，但都认为它是一种社会、群体的行为，并因个人社会生活空间边界的变动性、多元性的特点而建构出多种多样的身份认同。具体而言，它小到可以是具体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大到则可以是对一个国家的向心；依据不同的情境，个人的认同的展现方式既可以是多重性的，也可能会强调或突出某一种认同。本文以近代以来中越边境云南段边民认同的变迁为主线，探究边民如何构建起各自的国家认同，国家权力是如何进入边民的社会秩序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的，边民的“话语”又是如何在国家政治场景中表达的？试图从一个侧面为这几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越南在实行“革新开放”后，越南政府开始认识到边疆边民问题关系到越南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自越共“七大”以来，越南政府在边境地区推行移民实边和稳定边境居民生活的政策，对边境地区的农民实行三年低利息贷款用以购买生产资料，对特别贫困的农民，国家无偿提供耕牛、种子、种苗和生产工具，甚至在建房方面也给予财政资助，对边境边民看病医疗和子女上学（一直到大学）实行免费，且能落实到户、落实到人［11］。笔者曾经在2005年、2010年、2013年到越南北部的老街、北河等省调研，真切感到越南边境地区的社会发展是在不断进步的。这些就使其边民确实能得到实惠的同时，对我边民也形成很大的吸引力。《凤凰周刊》曾刊发《模糊的边界——云南十万边民移居海外》一文，认为我国边境地区发展的相对不足与邻国相对优厚的条件，引发了边民大规模移居周边国家，从而对我国西南边境的稳定与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12］。而实际情况是，早在2000年，根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民委要求，云南省开展了“兴边富民行动”，实施基础设施、温饱、安居、免费教育四项工程，用以改善当地民生，但由于边境地区所存在问题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些惠民政策尚未能全面地落实。而当边民感觉到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生存空间受到威胁，又不能从原有的历史传统找到适应之道时，其内心产生的被边缘化和被剥夺的感觉就有可能通过各种矛盾和摩擦表现出来，甚至引发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发生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洒西事件”和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江城事件”，正是此类所属。这些事件本身是当地边民要求对失衡的利益分配关系进行重新均衡分配，但当地政府在处置过程中由于举措失当时，便演变成为民众一种非常规的利益诉求、利益表达的方式。以上边民移居海外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与边民被边缘与受挫折的情感因素有关，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自然使这种迷失更深一重，而这些都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某种关联”［13］，进而会影响到边民对国家的认同。2011年，国务院印发《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国办发［2011］28号），就加强边民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加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推进村庄内外道路硬化、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巩固“普九”成果，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加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卫生院（室）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建立多元化、社会化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做了指导性意见［14］。今后，国家在提高边疆发展水平的同时，还需要有边民主体性地位的充分体现，努力寻求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模式与规律。可见，“边境地区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决策。国家不但要从宏观层面处理边疆问题，还要从中观、微观层面入手，为宏观决策提供诸多现实支持。”［15］［11］方铁.中国与越南边境政策比较［C］//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南部边疆研究民族工作参考资料：第22辑.北京：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2009.［12］谌彦辉.模糊的边界——云南十万边民移居海外［J］.凤凰周刊,2007，(19):1-6.［13］霍布斯鲍姆埃.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5.［1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EB/OL］.2011-06-13.［15］李正亭.元明清时期云南边地民族与国家疆界关系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97-98.原载：《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0期凤凰周刊：模糊的边界——云南十万边民移居海外贫穷与邻国相对优厚的条件引发了云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移居国外。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成为境外民族分裂运动积极争取的对象，并已开始在云南边境地区参加这些组织的武装行动。相关部门对非法出境人员的情况仍显得知之甚少。苏德玉在71岁时终于去了比镇上更远的地方。苏德玉，彝族，云南省江城县勐烈镇人，办完边防证后，去了趟老挝看望多年未见的侄子。她的侄子在当地开了一家宾馆，日子过得比国内要好。“那边的森林比这边多，树比这边高，土地也比这边肥沃、平整。”苏德玉不停地比划着说。他们自己的大部分耕地属于坡耕地，跑水、跑肥、跑土，村民们只能广种薄收，“种一坡，收一萝”，“种一窝，收一棵”。一些村民种的南瓜还要系一根绳，以免滚落下山。一、边境开放后的落差云南4000多公里的过境线上，有16个少数民族（即壮、傣、布依、苗、瑶、彝、哈尼、景颇、傈僳、拉祜、怒、阿昌、独龙、佤、布朗、德昂族）跨越而居。他们环绕着边境一线，守边固土，繁衍生息。“边民是最苦的。”很多走出大山的边民这样感慨。他们和他们生活的地区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原始农耕社会直接过度到社会主义社会，而被成为“直接过渡区”。然而，社会形态跨越式的变革并不意味着生产力也同样有了突变。一些边民意识到，他们与全国全省及领国同族的差距很大。中缅边境的一些布朗族村寨，村民没有水田，在山地上种些包谷、黄豆、稻谷，还有一些杂粮。他们食用的蔬菜则山里刨来的野菜。他们固守的山地不肥沃，今年种庄稼，明年就得伦歇。而且，山里的野兽常来破坏庄稼。“狗熊来吃，野猪来吃。”村民说，他们收获的粮食少之又少，一年亩产最多150公斤，今年才解决温饱，家庭年收入最高688元，最低只有380元。在边境的一个布朗族山寨，100多户村民都住在茅草屋里，一家紧挨一家。“茅草屋不怕下雨屋漏，最怕失火。”村民说，一家着火，全寨遭殃，所有家当都会烧个精光。“我们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低层次。”边境村寨的干部说，这些地区不仅生产力低下，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人均受教育程度也很低，绝大多数人都属于绝对贫困人口。还有的边境民族没有固定的耕地，走到哪里开荒到哪里，一年换一个地方。部分边民还在养着野猪，放野牛，一些村寨则处于洪涝灾害与贫瘠干旱交替的地区，生存环境恶劣，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频繁发生。在这里，布朗族、拉祜族、佤族、傈僳族贫困人口都占到总人口的70%以上，独龙族更高达90%以上。云南35个边境县市中，分别被国家和省确定为贫困县的有25个，占总数的71.4%，其中有22个属于国家级特困县。二、出路：境外打黑工贫困让边境少数民族的青年们无法忍受，纷纷走出大山谋生。曼皮村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巴达乡的一个布朗族村，和缅甸山水相连，隔着一条南览河。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边境开放，不少村民跑到对岸的缅甸，又辗转到泰国。很多人一去不返。岩玉三道就跑出村寨，跟着表兄去泰国谋生了。父亲岩坎井追不上这个二儿子，眼睁睁地看着他渡过河，翻山越岭，偷渡去了缅甸。那一年，岩玉三道15岁，他是曼皮村出国打工最早的一批年轻人之一。岩玉三道在泰国做过厨师，汽车修理工，每个月能赚5000泰铢（约合1200元人民币），比全家人一年挣得还多。几年光景，三儿子岩塞叫长大成人也留不住，“走出去一个，发现外面的世界更好，于是一个带一个。”岩坎井说，老三跟着老二去了泰国曼谷种花，一个月收入也有1000多块。后来，岩玉三道在曼谷找了一个同村的姑娘结婚生子。妹妹玉生特11岁就被二哥领着去泰国照看小孩。4年后，她也留在曼谷一家制衣厂打工，缝衣服。老两口的身边只剩下大儿子岩坎井。“现在想出去的挡不住，出去的又劝不回。”岩坎井是曼皮村村委会副主任。他说，村民出国打工有时候是成批出走，一个带一个。“他们也没什么文化，平时别说内地沿海城市，就连昆明都不敢去。”岩坎生说，村里人多数没走出过山寨，连汉话都不会说，他们胆子小，害怕上当受骗。但是泰国不一样，因为布朗族语言跟泰语相近，年轻人学起来较快，去泰国打工也比在内地挣得多。曼皮村现有6个布朗族村寨，共1904人，村民有一半在国外。他们年龄大多在16-40岁之间，还有七八岁和一两岁的孩子，都是村里人在泰国结婚生下的。“跑出去的都是壮劳力，村里只剩下老人、小孩、和妇女。”岩坎井发愁，村里2万多亩山地，人手不够种不过来，很多土地荒芜。前年种茶，100亩茶园只种了58亩。而多数村民出国打工也是种花、种菜和养鸡。岩玉三道出去10多年，一共只寄回来2000多块钱，“那也是家里盖房急需时才给的。”岩坎井说，他们平时不打电话，两三年才回来一次。身为村里干部的岩坎井，上任后便对出国务工人员统计人数。他提出对部分人仍然保留土地，由家人耕种，他们在泰国生的小孩也可以回村登记户口。“如果不回来登记，有多少小孩生在国外我们也不清楚。”岩说，县乡公安机关目前也不敢废除这些人的户籍，“说不定哪天他们又回来了。”2005年，巴达撤乡，并入西定。由于外出打工人员太多，人口出现负增长，两乡人口均不到两万。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洁在泰国调查发现，目前在泰国打黑工的边民是留在云南境内人口的两倍多。一个村寨如果现有200人，则这个村寨在国外发展的至少能有400-500人，数量非常庞大。“他们都是在双重违法的状态下出国打工的。”张洁说，边境一些少数民族都是非法出境，他们没有办理合法的签证和出国手续，没有持护照在国外打工。“他们的打工状态也是非人的。”张说，这些边民在泰国从事低技术、对人体伤害很大的工作，他们不需要什么知识，也不需要对外交流，这些人在泰国还面临随时被查、被抓的危险，平时不敢出门。有些非法劳工被抓到泰国移民局后，通常被关押多年，由于当地相关法律并不健全，许多人没办法判刑，也没办法送回。“一些小伙子、小姑娘被关押多年，有的老死其中，有的在遣返途中丧命。”张还发现，一些边境民族妇女到泰国后即被拐卖，他们嫁人者少，以从事性工作者居多。坎井生对此也有耳闻，总觉得“资本主义国家不安全”。两个月前，他把妹妹玉生特接回了家。两个弟弟则不听劝，他们对大哥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敢兴趣，依然选择留在泰国。玉生特回来后总戴着帽子，穿着打扮仍是泰国的装束，说一口流利的泰语，他仍向往曼谷的城市生活，说不定哪天又回去了。岩坎井似乎也想明白了，他不再强留妹妹，“他们既然在那边讨上了好日子，又何必在这边受苦受累。”三、西南边境移民浪潮马关县金厂镇老寨村水头寨的项正友，一家9口人全部搬到了越南莱州省。临走前，项通知乡里乡亲，甚至告诉镇上的领导干部，把他们请来摆了好几桌宴席，庆贺乔迁之喜。他们一家人现在都入了越南籍。当时，金厂镇原武装部部长杨光礼对项的“叛逃”并没有多加劝说，项临走还送了他一片杉树林。马关县的国境线长138公里，有金厂、都龙、小坝子、夹寒菁、仁和、木厂6个边境镇，14个边境村委会和54个边境村寨，每个寨子都有边民外迁。而沿云南中越边境一带，文山州马关和麻栗坡县一些边境民族都是举家迁往越南。据官方统计，这些边境地区的生活贫困导致边民陆续外迁，几年来，文山州麻栗坡、马关等县已有398户边民背井离乡，其中有198户752人外迁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居住。“搬走都是那边吸引力太强啊”水头寨党支部书记杨春福说：“越南的政策太好了，深得人心。”目前，越南正加快北部边境地区恢复建设。在边境一线居住的边民，越南政府给予财力和物资上的扶持，全面消除茅草房。凡是进行异地搬迁的边民，每户给予8000元人民币的补助。而公路建设、人畜饮水、边民的公共设施建设全是国家投资。对有水利资源的村寨，国家无偿为农户安装微型水电发动机。此外，越南政府每年还为每个劳力无偿供应一把锄头、一把砍刀，他们为边民每年无偿提供种子、耕牛，每年没人补助化肥15公斤，供应每户边民每月1千克煤油，2千克盐巴，还有收音机。对吃粮困难的边民，越南则每户给300-800公斤的粮食，遇到自然灾害，他们还会给边民每人每月发放10-15公斤救济粮和25元救济款。令杨春福心动的是，越南对中越边境沿线的民族山区，一律实行免费治疗，免费防疫。仅凭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不少村民搬过去。他说。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根本没办法。村民看病都要去镇上、县上的医院才能报销，而且报销部分不足一半，村民还得自掏腰包。那边的村民小组长待遇也比这边高，他们一个月18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90元。而我们一年才120元。杨春福换算得很快，他对两国政策做了一番深入的比较。他说，越南计划生育政策也宽松，这边却采取强制措施，强拉人去接扎，没钱罚款就拉牛、拉马、没有牲口就拆房子。现在，边民子女全部采取免费教育，并且对贫困学生，少数民族学生还给予生活补助，同时采用民族语言教学，吸引不少中国边民送小孩到境外读书。在云南河口、已有一部分边民的孩子自发地到越南学校读书。一些边民埋怨道：“国家这么大，也比越南富得多，可是对边民的照顾为什么还不如越南？”与此同时，原缅共分裂，蜕变而成的缅甸佤帮在与缅甸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后，制定了迁移10万人到泰缅边境勐阮、岩城等地定居的“南迁计划”。受其发放粮食和安置费、解决住房、小孩免费入学、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具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云南边境地区的佤族1200多户，纷纷表示愿意随迁。另外还有不少边民受境外种植罂粟高额利润的诱惑。纷纷移民到佤邦种植、收割罂粟。目前，佤邦首府邦康3万人口中，有2万是从中国出去的云南澜沧、西盟、孟连3县边民外迁情况也比较严重。据不完全统计，这三个县共有799户、2832人迁移到缅甸佤邦辖区定居。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鲁刚做了一项调查显示，在越、老、缅、泰四国北部地区，分布着相当数量的来自云南境内的汉、回、白等族人口，有的已经形成较大的聚居区，一般被成为“境外云南人”或“境外华人”。其中仅缅、泰、越三国北部一带便达数十万之众。在越南北部，这些人已被称为“华族”，被列为该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另一份云南民族事物委员会的调查则显示，中国移民到缅甸果敢地区的共有约21万人（包括流动人口），其中老街就有11万多人，主要以汉族（缅政府称为果敢族）为主，他们通用汉语，其余还有彝、傣、傈僳、佤、崩龙（德昂）、苗等民族。四、民族认同超越国家认同“枪声一响，解放军还没跑上去，苗族民兵就已经冲上山顶。”60岁的王字金，原是水头寨的民兵排长，他曾带领一支骁勇善战的民兵队伍参加对越战争，老寨村的山头都是战争前沿阵地。“什么地方枪响，我们就冲锋到那儿，村民也没有逃跑。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们都不怕死，支援前线。”那时候，边境少数民族纷纷参战。王字金的堂弟属越南苗族，两兄弟都爱国，各自朝对方开火，亲戚间反目成仇。战争结束后，双方又相互来往，他们在一起喝酒时说：“不是我对你仇恨，而是国家”。现在是和平年代，很多边民抛开国，成就家。“虽然心里清楚自己是属于哪一个国的，但只要哪国政策好，他们就往哪儿跑。”王字金感叹，边民的爱国意识不如战争年代来得强烈了。与此同时，边民的民族认同感情强了，一些村民更认同自己属于苗族。中缅边境的一些和尚不说是缅甸人，也不说是中国人，只说自己是傣族。很多边境少数民族妇女则没有国家的概念，她们只能表述其居住的地名。老寨村一名党员带头户称：“我既是党员的一个带头户，也是苗族的一个小头领。”他非常熟悉苗族的历史文化，并对苗族祖先“蚩尤”分外推崇。在他眼中，中国是汉族统治的国家，而苗族只有老挝一个小国。“我们的心归属苗王。”他说，一些苗族青年去老挝、越南学习苗族文字，参加武装训练，现在要“恢复苗族”，建立自己的国家，不再受其他民族欺压。他们所说的“苗王”是指以王宝（老挝苗族）为头目的“民族联合阵线”，即在越战期间由美国扶持和装备的老挝原“特种部队”—王宝军事集团。其主要成员是苗族领袖王宝的部署和亲信，以及苗族的一些首领和知名人物，其目标是建立“寮蒙王国”，把苗族聚居区统一起来，建立苗族自己的国家。该组织目前在老、越、中三国比邻地区，特别是苗族聚居地区进行大量活动。王宝之子和该集团的主要成员均多次潜入中国苗族聚居地，不断派人到马关、麻栗坡等县的苗族村寨，通过策反诱骗等方式招募“苗族兵”。边境一些民族干部说，王宝集团多次派人到马关县都龙、夹青菁和麻栗坡县的猛垌等边境乡镇招兵买马。1995年，王宝集团派员到马关县策动23户110余名苗族农民非法迁往老挝。2000年，上半年有派员到马关县、麻栗坡县，进行宣传活动。相关民族干部还透露，文山州与越南交界地带，尤其是中越没有划清界线的地方，一些苗族青年到越南接受培训，进行武装训练。而老挝与红河州交界地带，王宝集团势力活跃,甚至攻击、杀害当地干部。在缅甸克钦独立军控制区还有一个被称为“世界文蚌民族同盟会”（又称“泛克钦组织”）的组织到处活动，其宗旨是建立“文蚌独立国”，就是要将克钦、景颇、傈僳等民族聚居区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国家。这一组织的领导成员大都是美籍缅甸人，其标注的“领土”甚至延伸至中国境内。目前，中国旅外的一些景颇族人以卷入“文蚌同盟”圈内。“文蚌同盟”经常入境活动，鼓动边民外迁他们采用包食宿、包学费、包往返路费、包零用钱等方式，配置渗透骨干，实施“松土工程”，推行“占领一座寺庙，争取一片群众”的战略，诱使云南边境近万名景颇族和傈僳族群众迁至境外。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199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204万美元，在云南境外建立3000余人的傈僳族武装，云南边境地区一些傈僳族也加入该武装。除上述两个组织外，老挝还出现过“民主救国组织”、“中立救国组织”和“独立组织”等组织，他们发动破坏运动和游击组织袭扰活动，已在一部分地区造成动乱。近10年来，云南边境地区出现的移民浪潮，与云南周边存在的跨界民族组织不无关系。五、移民造成的国际争端但到目前为止，大陆官方对移民外流之事的掌握仍然比较模糊。“谁跑了，谁知道？”西双版纳州勐海县一名公安人员说，当地政府也不知他们的去向，有的甚至生死不明。她称，目前在云南边境沿线的部分地区，有关部门对辖下由内地和境外两个方向流入的外来人员均心中无底，往往只有估计数而无较完整的统计数据，对外流人员的情况更是不甚了了。“边民很少意识到去办理边境通行证，他们不愿意掏钱也嫌麻烦，出入境很随意。”当地边防公安人员认为，他们很难掌握非法出境人数。当地干部称，这造成十分恶劣的政治影响，他们开始出来制止。但现在，“人口外流俨然成为一个趋势。”边境地区一些民族干部感觉到，人口外流数量、频率、时间、范围都越来越大。同时，境外几个大毒枭据称也是从中国出去的。一部分滞留境外者还从事“军火走私”，贩卖枪支弹药，以红河、文山两州辖下的中越边境沿线地带为高发区，种类多为军用装备，有长短枪支、各类配套的子弹和手榴弹、手雷、地雷、军用炸弹及少量的轻机枪和火箭筒。还有一些外流人口到境外后，他们自己组织起来，逐渐发展壮大成黑帮团伙。在老挝北部，曾出现一个由川、湘、赭三升级为主题的非法出境人员自称的庞大群体，他们先是在山林中建立营地开荒垦殖，后又开矿、经商并在附近公路设卡收费，鼎盛时期达到近千人之众，且拥有武装和社会组织。“谁也不敢惹他们。”边境地区的民族干部说，老挝政府当时派兵去大都打不过，后来惊动中国政府，特派边防、外事办人员乘坐直升飞机劝降，最后烧毁其村寨，把他们全部迁回国内。德宏州边境地区一些民族干部反映，缅甸民族武装组织现在非常欢迎中国人的到来，他们欢迎他们去做工，更欢迎他们去当兵，这样可以扩充他们的力量。而对这种中国人参与的分裂势力，缅甸官方已开始正视中国移民问题。对非法出境者“缅甸政府现在见一个抓一个”。2007年2月，缅甸政府遣返300多名中国民工到腾冲，其中还包括合法出境人员，但缅方一律视为非法。当地官员称，这是缅甸政府遣返中国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六、中国政府重点布控非法入境者到目前为止，云南边境地区所有的国家二级口岸及通道口都限制出入境。当地边民称：“封关了。”“’封关’主要是因为黄赌毒猖獗。”勐海县公安局有关人员解释。2004年5月，云南省8个地州、14个设计边境口岸的地、市、县公安局展开“利剑行动”，联手打击和预防赌博犯罪，在云南边境全线禁毒。但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郑维川说：“’封关’主要还是国际原因导致。”据透露，“封关”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外流人口对周边国家造成不良影响。但“封关”仍堵不住非法出境者。打洛是西双版纳通缅甸的唯一口岸，“封关”不仅没有对便民来往不利，反而有利边民的“创收”。他们通过自己对地形地貌的熟悉，帮助外地人偷渡去缅甸的小猛拉。当地边防人员对此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说，云南边境线和江河走向经纬交织，纵横交错，相比西北、东北边疆，无任何天然屏障，控制不住也守不住，整个边界线如同“有边无防”。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鲁刚认为，当前政府应“促进有序流动，抑制无序流动，制止非法流动。”他说，对非法处境者应按照出入境管理条例，依法处理，重则可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而，一直以来，“中国控制非法入境比打击非法出境得力度大”鲁刚说，云南政府目前最清楚两种非法入境者，人数甚至精确到个位。其中，一个是“黑嘎刺”（缅籍印巴人），另外一个是来自内地的新区人，主要是出于反恐的考虑。原载：2007年第19期《凤凰周刊》记者谌彦辉（发自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