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什么有人说“仇日是智商问题”？ [图片]…
话题：﻿日本、历史、政治、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
回答：﻿曾经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成为教科书固定内容要点，人民日报提到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是八十年代的事了。南京大屠杀成为教科书固定内容要点，人民日报提到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是八十年代的事了。南京大屠杀成为教科书固定内容要点，人民日报提到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是八十年代的事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其实准确的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60年，由高兴祖牵头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组织部分师生，开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历经2年，写成8万字的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这部书稿直到1979年才获得刊印，是一本几万字的油印本，只供内部交流。“--------------------------国人有一段时间根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如果说，1960年直至1981年，中国的大部分教科书都是没有南京大屠杀，人民日报也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没建，国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相信吗？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老百姓说穿了是很愚钝的，你不在传媒（过去是人民日报和电台，现在是微博和CCTV）和中学层次的教科书上写上，他们往往就不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人就以为俄罗斯在2008年入侵了美国乔治亚州，在中国，近年的一次调查中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有五分之一就文革始于哪一年写不知道。所以，千万别高估老百姓的智商和求知欲。所以你举一千本一万本60-82年间出过的书里提到南京大图杀，都与传媒和教科书里是否存在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没法证明当时南京大屠杀在公众脑海里，是存在的。几个人的回忆吴先斌，作为64年生的人，他就没有从报纸或是教科书上得知南京大屠杀，是外公告诉他的，当时他相当震惊。（南都《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后面有附文）朱世巍：他写到曾经有人因为提出研究南京大屠杀是必要的就被打为右派，然后他的老师要以做贼一样谨慎神秘的口气告诉小学生的他（《东线：第一个冬天》68页）之后笔者买到了几本当年用的教科书和教辅，《中学历史教师手册》上教1960年版，207页是1937年年表所在位置，有老毛发表实践论矛盾论，和七七事变，平型关大捷等列在一起。没南京一个字。1960年高中毕业生用《高中历史总复习纲要》，325页关于抗战，分别四小节，是日本侵华，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结成，苏联对中国支持，美英的态度（一句话就是纵容和暗地支持）。徐师大历史系1978年编世界历史大事纪年，493-494页是37-38年的年表，有老毛的论持久战，有七七事变，后面的提到过“大陆交通线战役”“美国用原子弹杀害广岛长崎几万居民（503页）”。世界历史大事可能对中国史的篇幅有限，那么来看一下徐师大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77年编成，79年印刷版，还是什么南京的屠杀都没记录。人教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四册（1960版），60-61页几乎用了整页内容讲平型关大捷，讲得栩栩如生（每页各半面），然后62南京一失陷就没了，南京大屠杀？没见到。然后是老毛的持久战，从62页的半页写到了63页全页。之后是大篇幅讲解放区的大生产与整风的事，讲打退反共高潮。至于日军暴行也不是完全没有，72页底下五分之一的篇幅到73页是讲反扫荡，反清乡的。然后74页底下四分之一篇幅到了75页几乎全部页面都是讲国统区的黑暗统治的，让人看了觉得国民党基本上和日本人一样坏。文革期间出版的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编），供高中生用的，一样没有南京大屠杀。至于人民日报的报道，可以参看《人民日报之非主流关键词》，里面说了从1960年某篇文章到1982年某篇为止，没有一篇文章涉及到南京大屠杀。现在人民日报可供搜索的资料库已经失灵，笔者只好试着设法一年一年地买人民日报合订本，尽力地试着检查这个说法的可靠性。补充一点材料梅汝璈在那个主张抗日战争被国共之间斗争歪曲的年代，他撰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遭到了莫须有的指责，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还有人甚至从截然相反的方面指责文章夸耀侵略者的勇猛，为军国主义张目，迹近‘汉奸’、‘卖国贼’。梅汝璈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就这些问题做检查交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刘燕军，《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2013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76周年纪念日。烛光祭、守灵仪式、世界和平法会、国际和平集会，幸存者赴日证言……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显示这一主题日益受关注。但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研究南京大屠杀时，却面临着窘境。她到南京采访时，没有看到大屠杀遗址，却看到这座城市的大部分老房屋和老街景被拆除。张纯如观察到的事实，正映射了这场旷世灾难的命运：在公众视野中，它曾长期“消失”。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曾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老师不讲，教科书不提”，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曾为舆论禁区。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说，战后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尤其是对法庭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宣判，进行攻击与诽谤。“南京大屠杀的血泪历史在日本国内被刻意封锁和淡化，直至70年代初，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仍是日本新闻出版界的禁忌。”解放后30多年，南京大屠杀也曾在国内教育中长期缺失。民间记忆一直没有断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谈起南京大屠杀，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外公，一位没有经历南京大屠杀，但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老人。上世纪70年代，吴先斌上小学。有一次外公带他去南京秦淮河洗澡。在石头城桥边时，老人说：“当年日本人在这里杀过很多中国人。”年幼的吴先斌听了非常震惊，“外公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些？难道他说错了？可他是我最亲近的人啊。”当时，小学生吴先斌接受的抗战教育是小兵张嘎、地道战和地雷战等。“关于南京大屠杀，国家记忆曾经缺失了，但民间记忆一直没有断过。”吴先斌觉得官方的修史不能表达全部情感，后来产生了创办民间博物馆的设想。2006年，他出资创办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收藏了2700多件文物。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也经历了没有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育。1963-1968年，经盛鸿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上世纪70年代末，他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他在南京的家中告诉南都记者，“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大学时代的经盛鸿接触到关于国民党抗战评价是这样的词汇：“一溃千里”，“望风而逃”，“降将如毛”。史料：从确载到阙如1938年1月，刚刚创刊的《新华日报》曾多次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后来情形渐渐发生改变。1948年11月解放区的光华书店出版的《中国抗战史讲话》，也介绍了南京大屠杀，不过重点落在揭露国民党军队的逃跑，“在南京就采取逃跑主义，不战而逃。”1949年7月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从“七七”到“八一五”》，则没有涉及这次浩劫，而是对比国共的抗战表现。1957年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的《“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和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话》，“南京大屠杀”都没有出现。《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这样写道，“南京大屠杀之所以没有像纳粹屠杀犹太人或广岛原子弹那样深入世界人民的意识之中，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保持沉默。”“在社会上，那些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或受害者也不敢讲，不让他们讲。”经盛鸿介绍，在学术界，1949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30多年里，对南京大屠杀几乎没有研究。屈指可数的异数是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1960年，由高兴祖牵头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组织部分师生，开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历经2年，写成8万字的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这部书稿直到1979年才获得刊印，是一本几万字的油印本，只供内部交流。“当时高兴祖只能单枪匹马地研究，困难重重，没有人理睬，没有人重视，查找资料困难，文章也没有地方发表。后来他想方设法把他的研究成果出了，但没有人理解它的重要性，影响力没有多大。”经盛鸿说。“南京好人”遭遇南京大屠杀之前，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走了，但有20多个英、美、德等国的侨民留下来了，包括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的外教。“这些人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以中立国人士的身份，力所能及地抗拒日军的暴行，为救助几十万难民做了大量贡献，被南京难民称为‘救命菩萨’、‘南京好人’。但在解放初‘反美、仇美’的思想政治运动中，这些人都被批判了。”经盛鸿介绍，抗美援朝时，凡是与美国沾边的都受到批判，“在这两个学校任教的美国教师，如魏特琳、里格斯等人，都被打成美国特务，或被批臭，或被驱逐，赶走之后还要批判。还让这两所学校的师生员工交待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张纯如发现，朝鲜战争时，中国报纸将南京的美国人描述为帮助日本人进行屠杀的恶棍，还有文章指责南京沦陷时安全区外国人将南京城拱手让给日本人。另外的文章则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的组织，与日本侵略者串通一气。“三个世界”理论：日本被认为可以争取团结经盛鸿介绍，在南京保卫战中，很多国民政府军人牺牲，其中最少有九位将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有几万人“但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国民政府军人，和在日军大屠杀中被杀害的国民政府军人，在建国后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动军官’。”“抗战胜利后参加审判南京大屠杀日军战犯的国民政府法官，也被打成‘反动法官’，坐牢的坐牢，关押的关押，流放的流放，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没有好下场。在这个背景下，自然不可能深入追究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恶。”经盛鸿说。学者王锦思提及，1959年，日本战犯被组织来南京，但不是去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而是去雨花台默哀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先烈。经盛鸿介绍，“文革”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日本属于第二世界，被认为是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在这个背景下，只能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而不可能深入追究日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罪恶。”重回公众视野上世纪80年代，南京大屠杀终于重回公众视野。1982年是一个节点。当年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中国针对教科书事件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必须牢记这个教训》的评论。此后，中方展开调查。1983年11月，南京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筹备建立纪念馆。1984年2月至6月，官方首次有组织、大规模地调查南京大屠杀，发现了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198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开放。此时距南京大屠杀已近半个世纪。记忆的复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中华民国史辞典》仍未将“南京大屠杀”收入，却收入了“南京惨案”词条，描述了1949年南京示威游行学生被国民党军警打死2人的史实。被忽略的还有遗址、幸存者1990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旅游辞典》，描述了革命烈士陵园雨花台，对南京大屠杀遗址只字未提，1991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小辞典》亦如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亦命途多舛。1995年，当张纯如踏上南京寻觅幸存者的时候，看到幸存者是一些穷人，“他们大多住在黑暗、肮脏的房屋里，屋内潮湿，散发着霉味，到处是贫困的痕迹。”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提供了一份2007年的大屠杀幸存者名单，上面的许多老人已经离世，如今幸存者不足200人。其中一位健在的，是79岁的马庭宝。父亲在1937年的大屠杀中遇害时，马庭宝只有两岁。他目前主要依靠每月的1000多元退休工资度日，居住在南京市一间只有17平米的房子里，房子没有卫生间。退休前，马庭宝是普通工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每月领取几十元的薪水。他说，解放后至上世纪80年代之前，南京大屠杀没有被公开提起过。解放后很长时间，他作为幸存者未获任何政府援助。直到2004年———南京大屠杀67年后，马庭宝收到了南京市民政部门的第一笔援助金，一年500元，该援助金目前增加到了一年1400元。2005年，马庭宝获得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颁发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时至今日，对南京大屠杀的介绍正不断深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一块颀长而沉重的黑色大理石，上面用各国文字写着：“遇难者300000”，最开始用3种文字介绍，如今发展到了11种。---------------------------------1963年5月，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其中标明“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教学大纲中对南京大屠杀提出明确教学要求。不久“文革”爆发，我国中小学教育陷入瘫痪，各省、各地自编教材。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但仍有部分教科书提到南京大屠杀。1986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不再提“国民党战场的大溃退”，“南京大屠杀”被归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条目下。此后颁行的历史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中，“南京大屠杀”成为固定的内容要点。------------------------------南京大屠杀成为教科书固定内容要点，人民日报提到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是八十年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