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评价罗伯特·赫德? NA
话题：﻿英国、海关、清朝、中国近代史、历史人物
回答：﻿就我所知道的赫德还有海关的东西，随便说一说。赫德是晚清时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位海关总税务司，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税务司。赫德他在位时间从1863年到1908年，时间长度达到45年，跨越了同光两朝，这个时间也基本上是慈禧太后一生的执政时间。海关总税务司在中国近代的官职体系里是一个特殊的职位，这是清政府的官僚，受雇于中国人，但这个职位的出任者都是英国人。一个英国人在中国的官场混，与中国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和地方封疆大吏们打交道，既要让中国人过得去，还要考虑到大英帝国在华利益，这是个十分艰难的差事。虽然总税务司在晚清的官僚机构里基本是是一个独立王国，总税务司在内部有绝对的权力，但终究是中国政府的部门，是中国政府的组成体系之一，中国政府虽然可能无法插手海关内部事务，但握有人事任免权，其任用与否完全在中国政府手里，英国政府和驻华公使也无法干预。同时总税务司几乎都是英国人，英国人自然应该忠于自己的国家，而大英帝国也是他们的后盾，所以他们又得重视英国政府的利益和态度。这样总税务司在握有巨大权力和财富的时候，也实际上是个高危行业。他要在中国人与英国人之间，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做出很好的平衡，否则任何一方都可以把他挤走。在中国历任的英国籍海关总税务司里有李泰国、赫德、裴式楷(代理）、安格联和梅乐和这几个人。李泰国虽然威海关的开山祖师爷，但作风霸道，为中国的实权派不满，为英国同僚不满，同时这样的风格也会损害大英帝国在华利益，自然早早就玩儿完了。裴式楷是代理总税务司，在赫德回国养病期间，他一直还挂着总税务司头衔，虽然已经是空名了。安格联的生涯主要是北洋政府任期内，虽然安格联一度以北洋政府的太上财政总长自居，但到了晚期，因为大英帝国已经日落西山，在华呈保守退让趋势，而且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方的国民政府在关税的问题上都愈加强势，最后安格联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结束了自己的在华生涯。梅乐和是赫德的外甥，不过他真正成名和独当一面已经与赫德没多大关系了。他是最后一位英国人的海关总税务司，不过赶上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海关已不再如当年那样辉煌了，并最后走进了历史。这里面只有赫德是任期最长的，也只有赫德的任期内中国局势基本是太平的，也只有赫德比较好的在中英之间取得了平衡，一方面是当时大英帝国在世界上如日中天，另外就是赫德的个人能力了。海关税收收入原本在清朝每年的财政收入里并不高，赫德在位四十多年间，海关税收逐年增加，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原来的微不足道变为占近三成，成为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也是最稳定的财政收入之一。1861年海关税收为503万两多，1863年时候海关收入855万两多，而到1908年他实际上卸任时候，海关收入32930162两。要知道，晚清的关税税率是值百抽五，世界最低的关税，而实际中连值百抽五都难以切实保证。赫德凭借着显赫的功劳，在清政府中的地位和在英国驻华公使与英国政府中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了。晚清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诸多赔款多以关税做担保，关税是清政府最稳定的财政收入，自然也是最稳定的担保。同时晚清时代的诸多借款，也都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经手。晚清许多军火采购乃至对外谈判，赫德也曾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赫德职位虽然只是一个总税务司，但他的影响力则绝非那么简单，他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赫德是一个具有职业精神的人，凭借着才干和手腕，建立了相对廉洁高效的海关系统，并在几次外交冲突中穿针引线，相对维护了中国的利益，也维护了英帝国的利益。凭借着多次借款和赔款里的条约，赫德权力的范围不仅局限是海关，而且部分海关周围的常关以及内地部分地区的厘金的征收也都纳入了海关的征收范围。海关征收范围的扩大，也即意味着海关权力也就是赫德权力的扩大，影响的扩大。在晚清时代，海关还只是负责税收的征收，但关税税款的保管和存放以及使用权都在清政府手里。不过赫德已经在两广的九龙、拱卫两关开了条口子，这两关的税收都没有存入中国的海关银号里，而是汇丰银行里，这个开端也为日后辛亥年间总税务司将关税纳入汇丰银行奠基了。赫德长年身在中国，渐渐的也对中国有了很深的了解，也对中国多多少少的有了感情，是中国给了他辉煌的人生和显赫的权力。如果没有中国，他也许一辈子默默无闻，就是个普通的翻译和公职人员。赫德常年在中国，受雇于中国政府，与中国的保守派、洋务派、立宪派乃至宗亲贵族们，还与各国公使领事们打交道，他是一个少有的能比较好的做到居中平衡的人。不同于一般西方人对华态度的恶劣，赫德对华态度还算是不错的，不过在海关内部，他始终歧视华人。他懂得起码的常识与礼仪，知道尊重中国人。庚子年间，他也被困在使馆区里，同时开始思考如何善后以及赔款问题，也思考会否有新的权力能为他所掌握。辛丑条约4.5亿两白银的赔款，基本是出自于他的计划。1906年5月9日，清政府外务部突然发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一个札文，内称：“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奉上谕：户部尚书铁良著派充督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著派充会办税务大臣。所有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钦此。相应札行总税务司查照钦遵，并转饬各关税务司一体遵照可也。"这是个晴天霹雳，根据这项上谕，四十多年来一向由总理衙门大臣统辖的海关改归税务大臣统辖了。这个变化引起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波动，各国商人以及与海关洋税有关的债券持有者都极度不安，而海关洋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自从海关税务司成立以来，一直由总理衙门管辖，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后，改归外务部。这道上谕发出后，也标志着清政府将对海关有新的动作。虽然税务处与海关税务司事实上基本平级，但却隶属于督办税务处，而且隶属之后，税务司就再难以插手税务以外的事情了。此外这道上谕的幕后运作，都在高度保密中进行。一向神通广大的总税务司和公使团对此事前基本没有听到一点风声。赫德等人知道这道上谕后，连续很久都在打听这件事情的来源，但都没有什么实际效果，而且在拜访税务处和外务部时候，铁良和唐绍仪都没有见他，这都是在以往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赫德明白自己的身份，对此他虽然心里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各国尤其是英国驻华公使很不满，但清政府的举措完全合规，而且毕竟这也是清政府的内政，清朝毕竟还是一个起码名义上的独立国家，英国十分不满也无可奈何。不过作为妥协，海关税务司的一切都暂时还按照旧制进行。赫德到了晚年，对海关的统治依然是大权独揽，而且他极力任人唯亲，想培养自己的妻弟裴式楷作为接班人。其实他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两次想萌生退意，但都因为怕海关大权落入他人之手而继续坚持了下去。1908年初，赫德因病回国休养，清政府赏假一年，由副总税务司裴式楷署理总税务司。次年因病沉重，又赏假一年。不过署理总税务司的人选却换了人，由安格联署理。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赫德的生涯几乎与帝后相始终。帝后的相继去世，也意味着赫德失去了朝中最大的奥援。年轻的摄政王载沣执掌大权，一批年轻勋贵的崛起，对赫德也早已不满。而且在华的英国人，如朱尔典、莫理循为首也对赫德颇有怨言，所以才有了安格联于1910初接替裴式楷的署理。赫德得知安格联署理后，急切的希望想重新返回中国再掌大权，但他的身体已经无力维持了。1911.9.20赫德在英国去世，清政府给他追赠太子太保衔。别说一个外国人，就是本国人，能生前或死后得到太子太保衔的也不多。不过赫德在北京的追悼会，并没有多少要人出席。1911.10.25经税务处上奏批准，安格联正式实授总税务司，结束了近两年的署理任期。在辛亥革命前，中国的海关关税征收权被剥夺，但关税最后的保管权与支配权基本都在中国政府手里，列强还无权过问。关税征收权在英国手里，但关税税款却一直解往清政府控制下的海关银号里。不过在1887年，总税务司赫德侵夺粤海关常关权力，建立九龙和拱北两海关时，将关税解送英国汇丰银行，取代海关银号。在晚清的海关银号体制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庚子之乱后，海关开始大肆侵夺常关的控制权。庚子后到民国成立前，由海关兼管的常关共计20处。加上九龙拱北二关，海关兼管的常关有正关22处，分关分卡112处，海关总职员达到19169人。海关兼管常关后，的确受到近代西方体制的影响，常关的收入的确增加了，但是清政府只在乎到的是收入增加了，却没有注意主权更受损了。1911.10.10武昌起义爆发，五天后，总税务司安格联下令将江汉关的关税转入汇丰银行。11.20又密令将湖南各口（长沙、岳州）及汉口以上的长江各口岸（重庆、宜昌、沙市）的税款解送汉口汇丰银行，将长江下游口岸（九江、芜湖、南京）和苏州、杭州、宁波与温州口岸的税款转入上海汇丰银行，将三都澳税款转入福州汇丰银行，其它南方口岸税款转入广州汇丰银行。这样南方海关税款保管权落入英国手中。11.20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照会外务部，要求将清政府还控制的下的北方关税保管权也交出，11.27清政府被迫同意。进入民国后，关税的使用权，得由公使团批准才能使用，而公使团事先得征求总税务司的意见。北洋政府时期，关税收入少则三千余万，多则八千多万。本来这一稳定收入却掌握在总税务司手中，所以总税务司安格联就成了北洋政府的太上财政总长，甚至能影响到内阁的存在。几乎每届北洋政府的财长上任都得先拜会总税务司安格联，海关总税务司在北洋政府时代达到了巅峰。失去了关税保管权之后，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首先是庞大的资金掌握在了外国人手中，市场可供调配的资金减少了。即便是俄法、两次英德借款和庚子赔款正式确立后，每年用于偿付的赔款外债高达4200万关平两，但上海各银号尚有约350万两可供调配，维持市场。其次大量外国人掌握中国的资金，致使外商愈加富裕，华商则越来越艰难。第三是大量税款保管在外国银行里，外国人又操纵国际汇兑，中国经常蒙受汇兑方面的巨大损失，给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一战中后期，随着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正式参战，提供了大量的劳工。协约国也做出一定的让步，庚子赔款得以暂缓五年支付，关税协定方面，可切实的值百抽五。同时因为中国对德奥同盟国宣战，加上俄国的革命，中国停止了对德奥俄的庚子赔款，赔款的压力略有缓解。因为庚子赔款中，德国和俄国要求的赔偿就高达近两亿两，占4.5亿两的近一半。因为关税可以略微提高，加上对部分国家赔款的中止，所以关税收入也大幅度的提高。由民初的每年三千多万两提高至一战中后期的近六千多万两。而且每年海关收入除了海关的日常开支外，加上俄法、两次英德借款、庚子赔款和善后大借款的偿还本息之外，海关每年还能富余下钱来，少则几百万，多的时候可达两千多万。但是因为当时关税的保管权和使用权已经不在北洋政府手中，要想得到关余的财政支持，北洋政府得请求总税务司的拨付，自然又得付出些代价了。一般而言，这笔关余大都成为政府的行政经费、教育经费和内债基金使用了。此外关余庚子赔款的来源，在1916.10前，还有善后大借款的本利偿还，在1917.7前，都是关税为主，但也有其他来源。自此之后，则完全由关税来偿还。关税因为是中国当时的最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也是最稳定的增长收入，在晚清时代，关税除了摊还赔款外债外，还承担着中央和皇室的一些日常费用和官员薪俸以及兵工厂经费支出等重要国家用途的任务。清政府重要的兵工厂，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和后来的德县兵工厂以及汉阳兵工厂，都依靠着关税或多或少的支持。进入北洋政府后，因为关税保管权和使用权的丧失，加上盐税权力的失去，政府的日常性开支都成了问题，遑论其它了。晚清时代经费一直比较充裕的兵工厂，进入民国后因为失去了关税的重要保障，都日益艰难。简单说，北洋时代，关税的用途就是第一是赔款和外债，第二是整理内债，第三是中央政府的行政经费。关税已经难以为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做出什么有益的贡献了。关税成了列强控制中国财政的命脉，总税务司的上司实际上不是财政部，而实际上是东交民巷的公使团，被人们称为是东交民巷公使团的走狗。海关在晚清时代就多次想染指清政府的其它财源，如厘金、盐税、鸦片收入乃至田赋和币值改革，但因为清政府地方实力派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反对，一直全部未能如愿。清末新政改革时候，一直致力于削弱海关的地位。设立税务处，节制海关华洋一切职员，标志着中国开始削弱海关的实力和地位。北洋政府末期，面对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世界局势的变化，英国在中国开始收缩，妥协政策比较明显。1926.10南方政府开征二五附加税，不经过海关，另设专门征税局负责。二五附税的征收机关，不是海关，而是在“海关、常关收税所附近征收”，这是对海关地位的否定，势必造成海关行政的分裂。面对紧迫的局势，安格联亲自去武汉坐镇协调交涉，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也前往武汉访问国民政府，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访问南方政府的使节。12月底英国出台对华新政策，主张各国在共同促使中国尊重既有条约的同时，“现即对于华会附加税，予以无条件之应允”。就在此时，安格联业获知顾维钧内阁也有意开征附加税。1927年初，北洋政府也强行征收二五附加税，决定由海关统一征收，命令在武汉的安格联北返。英国在此前后制造了一三惨案，但面对全国的大规模罢工示威游行，安格联和英国政府陷入困境，面对南方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双重压力，安格联进退两难。1927.1月底，安格联同意北洋政府要求，返回北京，但为时已晚。在张作霖的支持下，代理国务总理顾维钧下令将安格联免职，免职安格联影响重大，标志着海关在中国一手遮天的日志一去不返了。国民政府成立后，面对全国民族主义的高潮，国府也逐步收回关税自主权，推行改订新约运动。1928开始陆续与西方各国签订新的通商条约，1931.1.1正式废除厘金制度，裁厘加税的愿望得以实现。1932.3.1更改关税保管法，所有税款一律先行解入上海的中央银行，然后由中央银行将到期支付的外债拨入汇丰银行，所谓的关余也被取消了。中国也获得了名义上的关税自主权，但是只要海关总税务司还是外国人出任，外籍人员仍占多数，这种自主权始终是虚的和极其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