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什么现代家长会有普遍的教育焦虑，应如何缓解？ 很多家长在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比孩子自己都要着急，他们不能忍受孩子浪费时间，对待孩子的考试分数过分重视，私下四处搜罗补习班信息……等等，常常压得自己和…
话题：﻿教育、家庭教育、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
回答：﻿台大的蓝佩嘉教授访谈了一百多组台湾、美国家庭，写了一本书《RaisingGlobalFamilies》Parenting,Immigration,andClassinTaiwanandtheUS:Pei-ChiaLan:9781503605909:Amazon.com:Books书中的两个案例：故事1：拥有硕士学历的Janice，每隔两年都送两个儿子到美国参加夏令营。在美国，他们住在Janice的表哥家，表哥在美国硅谷工作，拥有宽敞的两层楼房。有一年，表嫂请Janice带台湾的数学和物理教科书来，因为，美国的教材太简单了。这样“反向取经”让Janice有点讶异。故事2：“原来我们以前班上那些成绩不好的、很顽皮的同学，不是他们的错，是我们学校并不适合每一个孩子，”一位儿子被诊断注意力缺失（ADD），举家迁移至宜兰，让孩子在体制外学校就读的林先生这么说。他的太太当年赴美生产，原先也早已规划好让儿子就读双语幼稚园以及台北的私立小学，却因为儿子被诊断出ADD，就学地图有了变动。中产阶级父母期盼孩子在全球化竞争下拥有竞争力，又希望他们“不要像自己小时候一样”，为了让孩子拥有无障碍的童年所做的努力，用心良苦。同样面临了孩子的发展出现挑战，中产阶级家庭有资源能举家迁移到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劳工阶级的家庭却因知识与经济资源匮乏，家长选择忽略孩子的问题。读小二的贝贝家里还有两个手足，爸爸开出租车养家，妈妈是家庭主妇。贝贝在家里表现一切正常，到了学校却不讲话，被诊断是“选择性缄默症”。在保险给付的心理咨商次数结束后，贝贝还是不愿说话。爸妈决定不再带贝贝去求诊、咨商，“又没什么用”、“我小时候也这样，长大就会好了”他们说。妈妈也坦言，不太理解医生的说明。除了不能理解，后续需要负担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也是他们不愿继续就诊的原因。蓝佩嘉教授将这些家庭分为4组，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其教养叙事，2018年7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位是给美国大学课堂使用的学术类书籍。传统社会学看待教养、教育，被认为是复制阶级优势的理性策略。蓝佩嘉从亚洲视角贴近观察台湾、美国两地的华人家庭，一方面对西方的论述提出反驳，认为对于这些不同阶级、处境的父母，教养并不是一件可以清楚算计出投报率的工具，而是一个“企图降低风险的策略，里头其实有很多情绪上的不安全、焦虑和恐慌”，她用“全球保安策略（GlobalSecurityStrategy）”描述教养的操作。以下是蓝佩嘉接受《亲子天下》杂志专访的对话（藍佩嘉：中產階級父母為何如此焦慮？），供参考：Q：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亲职教养的初衷为何？深度访谈一百多个不同社会阶级的家庭，最大的发现和观察是什么？Ａ：有几个初衷，现在做父母好像变得很焦虑、很困难，和上一代父母比起来，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父母有这么多的资源，为什么更焦虑，而且不断觉得自己没做对、感到高度的不确定？另一方面，不同阶级背景的家庭，教养方式落差愈来愈大，不仅是资源的多寡，好像大家认为什么是好的父母、好的教养，做法也不一样，有些人觉得你是在纵容孩子，我觉得我是在尊重孩子主体性。我想了解台湾社会现在在教养、教育的问题或困境，背后反映哪些更大的社会结构状况。台湾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迁，是很典型的压缩社会变迁的案例，很短时间内经历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变化，在各个不同制度里看到不一致，例如，在美国的学校和家长态度是一致的，但在台湾有很多冲突。我希望这个透镜可以看到阶级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背后，家庭因素的影响。家庭，是造成下一代孩子发展过程中机会不均等，一个很大的因素。Q：书里为什么用“全球保安策略（globalsecuritystrategy）”来看待现代父母的教养行为？Ａ：社会学传统上看待教养，就是一个复制阶级利益的机制、中心点。你希望下一代可以得到你现在的优势或安逸，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你投那么多资源，就是希望孩子接下来还能享有中产阶级的地位。这逻辑好像默认教养是一个很理性的策略、工具的计算，可是我在做研究过程中，大部份家长未必这么理性，未必知道怎么算，很多时候要考虑许多矛盾的目标：譬如，又想让孩子有竞争力、又想让孩子很快乐。矛盾的原因是，台湾的社会变迁快速，我们自己都不是这样被养大的，现在却要如此教育小孩。所以，到底是不是对的方式呢？为什么我会用“保安策略”这个说法，因为我发现大部分的父母亲其实不能够很清楚去计算利益，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去“避险”、避免一些他们认为不安全的东西。而父母所认知的“不安全”到底是什么，不同群体、不同地点的父母，看法就很不一样。Q：书里研究台湾中产阶级、台湾劳工阶级、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美国劳工阶级华人移民4个族群的家长，他们背后的焦虑和不安是类似的吗？A：他们的情绪状态可能都是“我爱我的小孩，我想要提供好的东西给他”，但是他们各自所理解的状况不太一样。中产阶级的父母，都比较容易去放大他的不安全。中产阶级父母不管是经济上、社会资源上应该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反而他们更倾向觉得生活里有很多不安全。比方说可能会担心小孩向下流动、担心他没考上理想的学校、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也担心他吃到不安全的食物、担心他发育得比人晚、担心疫苗里有风险等等。还有很多中产阶级会有“情绪上的不安全感”，例如，担心孩子会不快乐、担心他有没有自主的成长。中产阶级很容易去放大检视，觉得需要做更多事来保护孩子情绪上的安全，许多时候是保护成人自己情绪的安全感。台湾中产阶级也普遍有一种“失落童年”的说法，我们都觉得我们过去没有快乐，可能是功课压力太重，老师和教育体制给我带来的创伤，或是觉得以前家里没有资源让我去学习，这些很容易投射到，我们希望小孩可以去避免经历这些我们经历过的风险，想要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给他。书里有提到这些孩子送到另类学校家长的经验，对这些家长来说，他想要secure（确保）孩子的童年，能有一个自主自然的成长。对美国的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长，指认到的主要风险可能就不是这样。当然他也有失落童年的叙事，但移民的经验导致其他的不安全感。比方虽然有高学历、拥有好工作的父亲，在职场上仍经历种族歧视，有升迁天花板，或是英文有口音、不知道怎么和美国人社交等。这也会投射到，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要经历到我所经历的，希望孩子能学会美国的社交技巧、更融入美国的社会，或是保护他在种族不平等的环境里生存。现在美国大学入学很竞争，引起“亚洲配额（Asianquota）”影响入学的猜测，所以华人移民家长想尽办法，怎么样让孩子可以表现得比别人更优秀，不能像白人家长这样自由放任，所以同样的也是一个保安的策略。劳工阶级资源比较少，生活中不安全其实是比较多的。可是他们没有这么丰沛的经济、时间、知识，去指认生活中潜在的风险。反而他们尽可能不要看那么清楚，如果他像中产阶级这样斤斤计较，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改善，他会活不下去。劳工阶级父母，他们的教养焦虑和中产阶级父母不太一样，更多是来自于外界。社会、学校的文化脚本常常是以中产阶级的生活做为典型，期待你要有这么多的资源能力时间来配合。当劳工阶级父母们和体制、老师或是其他家长互动时，或者是社工来检视，你是否是一个高风险家庭时，他会被不断提醒，自己是不是一个不适任的父母。Ｑ：可以举例说明，劳工阶级家长焦虑来自于外在较多吗？比方说，当我们邀请中产阶级家长访问时，大部分都满顺利的，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很有理念，很多家长都假定自己是很好的家长，所以学者要来访问我。可是劳工阶级的家长完全不一样。我们询问受访意愿时，他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小孩在学校里有什么问题吗？”或者，他就会说：“我们家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们就是打而已。”对他来说，体制要来检视他的时候，他担心可能反而会被看到自己做错了什么。Ｑ：在美国的劳工阶级家庭也是类似的吗？Ａ：类似，在美国挫折感只会更胜之。劳工阶级做为一个家长的权威，是更容易受到挑战的。去了美国，不会说英文，做的又是一个很低阶的工作，那我的小孩是美国人了，他日常生活很多时候，要依赖孩子当翻译。在美国会出现代间关系地位逆转的情况。另一个很重要的，在美国完全不能打小孩，书里很多家长最烦恼的就是这件事。他们不能打，如果学校老师发现打小孩，再加上他们是移民，很容易被贴上虐待的标签，在美国是可以把小孩带走的。我访问的人里面很多都被警告过，感到很挫折。有些人就会转过来想说，这就是美国的教养吧，我给小孩很多的自由，就是像美国的方式吧。这当然是很天真很化约的。当他们带小孩回台湾或是回中国的时候，亲戚都会说“你这样带小孩太糟糕了”、“小孩子都没大没小的”。那个做法放到台湾的文化框架，家长就会受到很大的质疑。Q：你提到，不论在美国或是台湾，很多亲职教育的工作坊或是讲座，存在一些阶级的偏见，包括哪些？A：最典型的是，美国建议处罚时用“timeout（暂停）”的方法，把小孩暂时隔离，把小孩暂时带到一个没有长物的角落。那些（上亲职课的）移民就很困惑，首先我们家没有一个角落是没有东西的。这些移民很常见是3个家庭合住在一个公寓里，哪有什么空的角落？或者很多方法强调需要口才、沟通、讲道理，这对他们很多人是很陌生的。台湾某些亲职教育班，很强调权威，由一个专家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当你觉得这一套是对的，就没有弹性，忽略许多人生活情境可能和你不一样。有次我听一个老师讲说，小孩0－3岁是认知能力发展最好的时候，这时候家长最好可以全时间陪伴。这种资讯对于某些家长完全没有帮助，而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就是需要双薪工作的母亲，该告诉她的是，以她的生活情境，她可以做什么。你告诉她“小孩0－3岁认知发展最好”，但我都没有办法在家陪他，那将来他发展怎么样，是不是我的责任。我觉得类似这样的说法，反而是提醒妈妈“我是不适任的母亲”。Ｑ：台湾的教养论述大多引自西方，这些西方的教养论述，对于劳工阶级的家长，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较大呢？Ａ：我会避免用好或坏这样的字眼来总结。劳工阶级的家长有很多人想要采取和上一代不一样的教育方法，很多人不想打（小孩），因为自己也被打过，也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童年是失落的，这些人都是教育上的受挫者，他也不想让孩子有很多课业上的压力。我想强调的是，现在有很多教育现场改变、对家长期待的改变、或是现在认为主流的教养方式改变，这些都很好，可是很多时候忽略了家庭背景的差异，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去强化一种，单一的对于正常家庭的默认。比方说，很多规则假定家长是有时间、有能力参与的，对于没有时间和没有能力参与的家长是很大的负担，不只是劳工阶级的家长的困扰，很多中产阶级的双薪家庭也有这样的困扰。我并不是要去否定教养脚本的改变，或是教育方式的改变，只是我们必须要考虑要怎么样去涵括不同型态家长的差异。Ｑ：希望这本书带给读者什么启示？Ａ：台湾对于西方的教育，都有一点浪漫化的倾向，我们不需要去浪漫化他们。他们有很多他们要去面对的问题。家长可以放心的是，大家都是很焦虑的，不只你自己，在不同社会、位置，可能会面对不一样的困境。而吊诡的是，这些家长安排的保安策略常常都会产生非预期的效果，反而让你更不安全。譬如，书里有提到，那些另类教育的家长希望孩子可以很自然的成长，不要受到体制教育或是商业的污染，可是有的时候那些自然成长，反而很不自然，因为我们要很努力的安排很多东西，这是一个很典型“非预期的后果”的例子。华人移民的家长也是一样，我想要给他母国文化的资本，给他加强中文、练小提琴，觉得他只有这样在申请学校时才能够赢过白人小孩，可是后来到了申请这一关，人家一看就说“你是亚洲人本来就应该会这些”、“你们亚洲人每个都是一样”。你想让孩子安全，结果反而更不安全。劳工阶级家长也会发生这样情况。有个妈妈为了能供孩子去补习，打好几份工，让孩子一个人在家，却被学校、社工怀疑是不适任的母亲。这本书想提醒的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个人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脉络里面，当你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脉络来看的时候，不是只有我焦虑，大家都在焦虑。到底是什么让我焦虑？有的时候不是我做不好，有时是一些框架对我来说，并不合理。另外很重要的是，因为面对社会压力、放大生活里的风险，很多的母亲都会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好的这件事情，然后退回一些很个人化的策略。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创造公共财”的方式，去改造社会集体的制度，让这个社会学校环境改善，而不是只顾虑到自己小孩有没有暴露在这个风险中。譬如，食安问题让中产阶级的母亲很焦虑，觉得学校的营养午餐有很多风险，就想办法每天早起做便当，自己也很劳累，这就非常个人化。如果可以，是不是能当志工去监督学校，让其他孩子也能吃得安心。我们很容易会把同温层的一些做法跟想法，视为理所当然，用我们的标准去评断“他们”，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可以提供一个社会上的横断面，增加大家同理的了解。我不只是告诉大家说，不同阶级的家庭养小孩的方式不一样，很重要的是，这些“阶级差异”是在什么样的脉络，被转化、强化为阶级的不平等。（例行通知：请关注@孙志超的新账号，切勿给原账号发消息，已被封无法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