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宋代为何在军事上一直都无法强盛起来呢？ 宋代经济文化都很不错，但是军事外交比较可悲。 除了开国两个皇帝尚可和辽分庭抗礼以外，其他的时候都是靠割地赔款，来保证暂时的和平。 说到宋的军事和外交，不得…
话题：﻿中国历史、历史、军事、宋朝
回答：﻿宋代在军事上一直无法强盛的根源在于赵匡胤以及他的一系列政策。宋朝统治者采取的一系列强干弱枝的措施，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延续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军阀擅权的局面，昔日称霸一方的节度使名存实亡。“民自徙罪以上，吏自罚金以上，皆出于天子。藩方守臣，统制列臣，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宋太祖、太宗创制的政策为后代所沿袭，强干弱枝遂成为宋朝既定国策。以下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第一、兵权与掌权赵匡胤导演的“陈桥兵变”，使他轻易地代周建宋。然而赵匡胤并无大功于后周，其战功仅略高于其他将领。他“受世宗厚恩”，却乘主少国疑之际，以兵变夺取皇位，自知难以服众，故而即位以来，“欲阴察群情向背，颇为微行”，并宣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宋朝建立后，统治者日夜思虑的问题是如何“为国家建长久之计”。赵匡胤深知，唐末五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其源盖出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在于悍将权臣手握重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范浚《五代论》）这句话揭示了兵权在政局变换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有鉴于此，赵匡胤即皇位后围绕兵权办了三件大事：一是集兵权，二是收兵权，三是分兵权。宋朝最高统治者把兵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严格防止别人分掌。集兵权，主要是集中禁军的兵权。禁军原为皇帝的卫队。五代诸帝即位后往往把自己原来统率的军队调到中央当禁军，作为亲兵。后梁朱温时已有“侍卫亲军”的名号，到后汉，侍卫亲军的统帅就握有极大的兵权。后周世宗，除保留亲军外，又从各地选募壮士由赵匡胤挑选武艺高强的编为殿前诸班，也作为禁军，但比侍卫亲军更见信用。建国以后，宋朝统治者大力扩充禁军的名额。除了接收后周的全部禁军以外，还从地方军队（包括原来各个割据政权的军队与各个节度使的军队）中挑选身体强壮、骁勇善战者到中央当禁军，“以守京师，备征戍”，“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诸班直娶妻，据说宋太祖每每亲自接见，甚至要求“诸班之妻，尽取女子之长者，欲其子孙魁杰，世为禁卫而不绝也。”禁军，又称禁兵，是宋朝的正规军。诸班直负责宫廷守卫，其他禁军承担京师守卫、征戍任务。太祖时禁军约有22万，真宗末年达43万多。禁军大部分部署在京城内外，同时又在外地部署一定数量的禁军，与中央禁军互相牵制。中央禁军在京畿地区的部署也保持一定的比例。这叫做“内外相制”。宋朝的禁军除殿前诸班以外，所有禁军都要定期换防，将领也经常调动，以防止将领与兵士、军队与地方勾搭连环。赵匡胤还亲手制定了大规模养兵的政策，国家财赋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养兵。他曾自夸：“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从此，宋政府每年招募大量士兵，特别是荒年募兵更成为一项定制，后代嗣君皆谨守不变。于是，破产农民成了宋朝正规军的主要来源。一遇灾荒，政府就到灾区大量招募士兵。那些灾民入伍后虽可以得到一份口粮，勉强维持全家生计，但军中等级森严，稍有违犯即遭鞭笞，甚至处以死刑。禁军脸上还要刺字。一旦当兵，终身不得脱离军籍。所谓中央集权，就是把兵权集中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中。赵宋王朝所以能重建和强化中央集权，除了兵权在握之外，还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提供了中央集权的物质前提。宋初疏浚和开凿的漕运四渠，形成了以开封府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除金水河并无漕运之利外，其他三渠则为京城经济命脉所系。三渠中又以汴河最为重要。当时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粮百货，皆由该渠运往京师，所谓“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京城内外数十万驻军、数十百万户居民仰给在此一渠。故宋人有言：“汴河乃建国之本”。不然的话，宋朝统治者便无法解决几十万军队与官僚的吃饭问题，也就无力集权了。“杯酒释兵权”虽富有戏剧性，但未必全部属实。不过，帮助赵匡胤夺取皇位的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不再典掌禁兵，调到外地去当节度使，则是极为确切的事实。赵匡胤收兵权，远非后人所讲的那样简单明了，从决策到布署，再到实施，最后收官经历了一长过程。期间收权与交权、君臣与兄弟、皇权与军权、中央与地方、安内与攘外之间充斥着实力的较量与智慧的博奕。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虽大多凭军事力量夺取皇位，却只有赵匡胤一人是职业军人，以军功起家。即位后，兵变中拥戴有功的一帮义社兄弟，掌管禁军，功高震主。武艺高强的赵匡胤本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中。其他高级将领多骄横于世，所为不法，赵匡胤也不予过问。既显示了他的宽怀，也出于他的自信。宰相赵普却深以为忧，一再进言，以削除他们的兵权。“他们未必会叛我，你为何如此担忧？”宋祖问赵普道。赵从容答道：“臣亦不以为他们会叛陛下。不过，臣细察这些人的才具，统驭的能力有限，恐怕不能制伏部下。万一有人作孽，仓促事发，恐怕他们也身不由己了！”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宋祖加以认真考虑。他沉吟许久，方叹道：“唉！从唐末黄巢作乱到如今，不过七十年功夫，八姓十二君，彼弑此篡，兵革不息，黎民百姓苦到了极点！兵权若不归于国家，就谈不上与民休息。然而我实在不知道，何以才可息天下兵革、建久长之计？”赵普肃然奏道：“陛下有这番心思，真乃天地人神之福呀！只是节镇权重……”“节镇”为割据一方的节度使简称，起初仅设于边境地区，职责是统管所辖地区的军政大权。安史之乱后，内地亦相继增设，并父死子继。经唐末藩镇之乱，节度使遍于全国，京畿之外，成了方镇的天下，方镇兵鱼肉百姓、祸患国家。五代方镇兵尤烈。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节镇权重”四个字使宋祖恍然大悟：“你不必再说下去了，我知道了！”此刻他已筹得上策，那就是釜底抽薪，使此辈不能、不敢亦不肯跋扈，从而消弥隐忧，既保全社稷又保全功臣。决策既定，宋祖便把典重兵的一批武臣，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张全铎、罗彦怀、王彦升、赵彦徽，还有妹夫高怀德一并召到后苑会饮。酒酣之际，宋祖命左右侍卫退避，有腑肺之言要说。“没有你们，我不会有今天。”赵匡胤首先肯定在座诸位的拥立之功，然后话锋陡然一转：“不过我常在心里思忖，人生但求快乐适意，何必非做皇帝呢？皇帝难当呀！不如节度使来得舒服，我晚上都睡不着呀！”在座的面面相觑，居首的石守信叩问：“请陛下明示何以如此？”“这还不容易明白吗？”宋祖指一指身下的御座：“哪个不想坐这个位子呀？”乍听此言，这帮武臣无不惊疑失声，惟恐皇上话中有话，杀身之祸片刻间降临头上。于是一起拜伏顿首，仍由石守信代言奏答：“陛下何以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呀！倘真有此等孽臣贼子，臣等愿提三尺剑为陛下翦除！”宋祖见状，稍感欣慰便说道：“我深知你们绝无不臣之心，无奈你们部属之中难保没有贪图富贵的非分之徒，一旦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做皇帝，又能怎么样呢？”宋祖以自身说法，听者无不悚然，亦自心底泛起一阵感激，又是石守信代言奏道：“陛下圣明！臣等愚不及此！伏望陛下指示可生之途。”宋祖连连点头说：“我已想好了保全你们的办法，否则我也不会跟你们说这番话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求富贵者不过多积钱财，生前过几天舒心日子，死后使子孙免受冻馁，你们看是不是怎样呀？”“是！”众人齐声答道。宋祖又说：“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后代置永久不动之产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接着宋祖打出最后一张王牌，以冲垮诸功臣最后一道防线：“朕且与卿等约为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酒罢回府，这帮武臣“皆称疾请罢”，乖乖交出了典掌禁卫的兵权，而宋祖亦没有失信，让他们一个个“出守大藩”，出放到比较富庶的地方任节度使了。如石守信移为天平军（治郓州，今山东东平）；高怀德移为归德军（治宋州，今河南商邱）；王审琦出为忠正军（治寿州，今安徽凤台）。但上述节度使不同于唐末五代，“皆留京，遥领官职，不必赴任。”不久，宋祖又故伎重演，召外镇节度使王彦超等入朝，邀宴于后宫。待酒酣从容说道：“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朝廷差遣公文繁忙劳累，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这些节度使都心领神会：“臣等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愿乞骸骨，归息田园。”于是，众镇外节度使亦纷请退休。宋祖即明诏罢镇。杯酒释兵权在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兵权之后，赵匡胤提拔了一批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担当禁军将领，但就是对这些人，他也严加控制，处处设防。被提拔为殿前都指挥使的韩重赟被诬“私取亲兵为腹心”，赵匡胤听罢大怒，要把他杀掉。赵普劝阻说，你现在当皇帝总不能自己带亲兵吧！若听人告发就随便杀害他，以后谁还敢为你带亲兵呢？赵匡胤这才没有杀他，但不久就解除他的军职，把他调到外地当节度使去了。赵匡胤即位后，“终夕未尝敢安枕”，就是害怕禁军将领重演陈桥兵变的故伎，夺取他的皇位。在“释兵权”前后，赵匡胤还取消了殿前都点检与殿前副都点检这两个职务，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合称“三衙”）分别率领禁军，互不统属。禁军从此没有最高统帅，各个将领分别听命于皇帝本人。所谓分兵权，就是实行以枢密院掌管军政军令、三衙分统马步军的军事领导体制，从制度上保证皇帝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枢密院是执掌军政的最高机构，与中书省并称东、西二府。长官是枢密使，与中书省的同平章事合称“宰执”，共同负责军国要政。枢密院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决策，调遣军队，但不直接掌握军队。枢密使一般由文人担任。三衙（殿前使、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分掌三支禁军（皇帝亲军）。三衙长官简称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三衙负责全国军队的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三衙互不统属，最高指挥权属皇帝。禁军出师，不用三衙长官统兵，而由皇帝临时任命的率臣（帅臣）领兵出征。班师之后，兵归三衙，统兵率臣各还本职。宋朝统治者就这样把原本捆绑在一起的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一分为三：“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宋史·职官志》）第二：强干与弱枝赵匡胤释兵权只是消除了中央禁军对皇权的威胁，并未消除地方藩镇对中央的威胁。为此，宋太祖问计于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赵普“三策”第一策为“稍夺其权”，即夺取节镇属县的控制权，也就是稍夺其政权；第二策是“制其钱谷”，即剥夺节度使的赋税收入，也就是限制其财权；第三策：“收其精兵”，即将各地的精兵收归中央，也就是削其军权。关于地方政权，宋初节度使沿袭五代，除了管辖所领州府外，还管辖附近几州，叫“支郡”。宋太祖从平定荆南、湖南开始，每消灭一个割据政权，便规定所属各州府都直接归中央管辖，州府长官直接向皇帝奏事，不再隶属于节度使。宋太宗又诏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归中央管辖，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宋廷又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此后，节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治理政事，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授予宗室、外戚或文武勋臣。和一般州官相比，除了地位较高之外，在职权上并无区别。关于地方财权，唐末五代的节度使通常掌握所领地区的财权。当地的赋税收入，绝大部分以“留州”、“留使”的名义予以扣留，“上供”给中央政府的只是少数。宋初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监督征收赋税，而后更下令各州赋税收入，除留小部分作开支外，全部调到京城或指定地点，由中央政府支配。为了剥夺地方财权，宋廷在州以上地区设置若干转运使，又正式把全境划分为十五路，每路设一转运使。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地方治安等职责。真宗时其职掌扩大到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关于地方军权，宋太祖诏令“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作为各地向中央选送精兵的标准。宋太祖经常亲自考察诸州、军选送的兵士是否精强。挑剩的兵士称为“厢军”，主要用于维持地方治安，难以与中央禁军相抗衡。宋太祖、太宗创制的政策为后代所沿袭，强干弱枝遂成为宋朝既定国策。强干弱枝，即强君弱臣。在中央，强化皇权削弱相权。宋朝宰相仍沿袭唐与五代的称呼，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宰相的权限大为削弱。赵匡胤在宰相下面增设了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一职，而宰相与参知政事一般都不止一人。他还把军权从宰相的权限中分离出来，由枢密使统领全国军政。枢密院与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并称“二府”，后来宋廷又把财权划归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合称三司），三司使号称“计相”。当时中央的权力配置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一切政事都须通过皇帝。当时的地方政权分州（府、军、监）与县两级。赵匡胤在平定各地割据政权后，即规定所属各州皆归朝廷管辖，又往那些地区派去大批通判，以后全境各州（府）都设置通判一职。州的文书须该州的长官与通判联署方能生效。通判好似州官的副手，却又没有明确的职责，实际上担负着监督、牵制一州长官的职务。赵匡胤还把州府的马步院改为司寇院，过去由节度使派遣的牙将一概罢免，改由朝廷直接委派的文官担任司寇参军，以加强对地方司法权的控制。当时全境分十五路，宋廷在各部均设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司等官，统称为“监司”，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监督州县各级官吏。宋朝一县的长官叫知县，由中央派遣。节度使所在州的属县，由中央特别派遣“强干”官员担任知县。宋廷又在各县重新设置县尉一职，专管“盗贼斗讼”，把过去由节度使掌握的县司法权夺了回来。在强干弱枝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差遣制度。赵匡胤平定各地割据政权以后，往往临时从中央派人去当地方官，以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后来，宋廷又多次把节度使调到京城，去担任没有实职的东宫官之类官职，而改派文官去当地方官。这些官员带着中央机构职官的头衔去当地方官，称为“权知州事”，简称知州。权知，暂时管理的意思。一般三年一任。宋朝统治者以为，由文官代替武将担任地方官，且不让他们在一个地方任职过长，就可以改变过去“诸侯难制”的局面。此后中央政府任用官员也采取差遣制。于是，宋朝官员，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名与实际担任的职务完全分离。“官”成了一种等级待遇，作为叙级、分等、定薪俸之用；“职”并非职务，而是加官，只是一种虚衔；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务。这套制度的实施之后，尽管每个官员随资历而升官，但能否担任重要职务，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派遣。宋朝皇帝把这套制度作为控制各级官吏的手段，用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关于宋初的弱枝政策，梁启超曾有评说：“宋祖之政策，在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者，何也？募兵之恶法，虽滥觞于唐，而实确定于宋。宋制总天下之兵，集诸京师，而其籍兵也以募，盖收国中犷悍失职之民而畜之。每乘凶岁，则募饥民以增其额。史家颂之曰：‘此扰役强悍销弭争乱之深意也。’质而言之，实则欲使天子宿卫以外，举国中无一强有力之人，所谓弱其民者此也。其边防要郡，须兵防守，皆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更。将帅之臣，入奉朝请。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史家美之曰：‘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于其间。’质而言之，则务使将与卒不相习，以防晚唐五代藩镇自其兵之患，所谓弱其将者此也。“夫弱其民弱其将，宋祖之本意也；弱其兵，则非必宋祖之本意也。然以斯道行之，则其兵势固不得以不弱。夫聚数十万犷悍无赖之民，廪之于太官，终日佚游，而累岁不亲金革，则其必日即于偷惰而一无可用，事理之至易睹者也。况乎宋之为制，又沿朱梁盗贼之陋习，黔其兵使不得齿于齐民，致乡党自好之良，咸以执兵为耻。夫上既以不肖待之矣，而欲其致命遂志，以戮力于君国，庸可得邪？所谓弱其兵者此也。“夫既尽举国之所谓强者而以萃诸兵矣，而兵之至弱而不足恃也固若是；其将之弱，又加甚焉。以此而驱诸疆场，虽五尺之童，犹知其无幸。而烽火一警，欲齐民之执戈以卫社稷，更无望矣。积弱一至此极，而以摄乎二憾之间，其不能不腼颜屈膝以求人之容我为君，亦固其所。”（梁启超《王安石传》）政策本无良与不良之别，只有适与不适之分。对宋朝国策也应如是观。从这个观点看问题，宋朝弱兵弱将又弱民的国策显然难以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宋朝建立时，北边有劲敌辽朝及其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等割据政权。宋太祖依据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经济富庶的南方诸国，准备此后北向收复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州。北宋版图宋太祖两次发兵攻打北汉，未获克捷。宋太宗亲率大军北伐，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辽朝援兵，北汉投降。但太宋两次攻辽，均告失败，只得放弃收复燕云的打算，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今河北保定、东达今天津塘沽的屈曲九百里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保定以西则种植榆、柳，设置寨、铺，以与辽朝相对峙。一旦开战，多少可以抵御一阵子辽朝骑兵的侵袭。这种办法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极为可怜的办法。即便如此，辽兵还是侵掠烧杀边境村庄，不让宋人沿边建设坚固的防御线。惟独太原以北，还有雁门关有险可守，这便是杨家将杨业父子把守的一条边防线。不过，这条线比起河北一线还是次要的。宋朝的主要防线无险可守，仅有一道拒马河，由此退下来，就直叩京都开封北大门。再退就是淮河两岸的丘陵地带，尚有险可守。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了。而宋朝最高统治者偏又定都开封。开封地处黄河、淮河之间，引控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具有漕运的便利条件与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但军事上的劣势也显而易见。杨家将开封四野平畴万里，无山川之险可守。“国家都汴，恃河北为固”（《宋史·岳飞传》）但河北也是一马平川，敌骑由北南下，不消几天便直逼黄河边。一旦渡过黄河，就直抵开封城门，这是宋朝国防最大的一个隐患。有鉴于此，除加强城垣防御性建设外，宋廷只得悉举天下之兵宿卫于京畿地区。为此，“举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天庾以供廪赐（军费），而外州无留财”。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节度使闲着无事可做，只好把他们好生养着。养了武将还要养文官。文官的数目逐渐增多，侍遇亦逐渐提高。官越养越多，兵也越养越多。作为正规军的禁军，宋初不到20万。1049年竟达140万人，为宋代最高数字。养兵费用占财政收入十分之七八。宋军数量虽多，却没有战斗力。真宗对辽议和后，兵士平时缺少训练，将领不识战阵。沿边骑兵不能披甲上马。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畏敌似畏虎。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边防守军平时坐食军贮，一旦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作战时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官僚机构日益庞大。真宗时文武官员为9700余人，仁宗时增至17000余人，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等在内。英宗时更增至24000人。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人多到不知其数。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统治集团大肆挥霍，使国家财政年年亏空，不断“发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宋朝陷入了日益深重的财政危机。兵、财乃国之大政。宋朝兵政财政皆若此，国政也可想而至了。宋金夹击灭辽后，宋朝军政颓势在金人面前暴露无遗。金朝将领对宋朝国防软肋也了如指掌。灭辽当年，金军便乘胜侵宋。次年前锋即临开封城下。不到半年，金军即俘虏徽、钦二帝北撤。北宋至此灭亡。岳武穆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