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什么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却发展不出科学？ NA
话题：﻿哲学、学校教育、世界历史、自然哲学
回答：﻿路过。个人的理解，如果跳出纯学术的角度，不把科学当成纯学问来看，也不从思维和哲学的角度看，而是把科学当做一种获利方式，从经济角度看的话，这个问题或许能更好地解答。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古代中国虽然具备发展出科学的可能，但没能发展出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因为整个国家或者说整个中华文明长期都对科学缺乏需求。这里的“缺乏需求”不是指古代国人不需要更多更好的衣食，不想要更好的生产设备或者更好的交通工具与武器。而是说封建时代的中国，整个社会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层面，（相对西欧）都缺少对科学技术迫切的改善性需求，缺乏催生科学进步的机制（不论是制度性的还是社会性的），继而难以进一步激活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为古代中国的利基从根本上来说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而非市场经济。而过早统一的庞大国家，统一的文化圈，巨大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使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分分合合的整体，在应对自然上可以有更多的政策性、制度性手段，也使得（在上层的角度）人们的思想需要更加统一，这和相对中国来说“小国寡民”的西欧也是不同的。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改善，既不是古代大多数普通国人实现安居乐业、获得更大利益的首选（实际上仅仅能吃饱穿暖过得平安通常就已经是古代国人最大的幸福了），也不是大多数脱产的古代中国精英进行“自我实现”的首选。就事实来说，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不难看出，即便同在欧洲，各国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而能引领当时科技文化进步的，始终都是当时最以工商业立国，经济结构相对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甚至）有国内的统一市场，并奉行“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的国家（意大利城邦、尼德兰、英国、德意志邦国、美国）。这和基本以“重农抑商”为经济“国策”的古代中国是大不一样的。从这两个东西方主要国家的GDP数据中不难看出，但凡更依赖于工商业的国家，其人均GDP水平和增长就会越领先于其他同时代的国家，从意大利城邦到尼德兰，再到英国和美国都是如此。因为拥有巨大的人口和广袤的领土，所以不论出于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的稳定，古代中国都非常依赖农业，所以历代王朝基本都“重农抑商”，“劝课农桑”。加之古代中国（尤其是那些大一统的朝代）作为一个整体在东亚都是规模绝对领先，技术还有一定优势，所以外部压力基本没有或者即便有外部压力其文明程度也低于自身，这样的中国，自然就很容易自成体系，圈地自萌。某种意义上，古代中国几乎从大一统时代开始就患上了“荷兰病”，陷入了“资源诅咒”。甚至慢慢地，原有的赖以强大的资源反倒成为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直以来重视农业和休养生息的古代中国，人口不断增长，总的耕地面积也不断变大，亩产也在增加，但体现在人均占有量上的生活水平却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实际上的人均占有量巅峰反倒是距今更遥远一些的唐宋时期。从图中不难看出，即便是在欧洲进入工业时代前夜的中国，在单纯的人口资源上仍然占有巨大优势。但在封建制度下，这一巨大优势反倒成为了实现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的某种阻碍。而因为人口、领土和资源相对较小，所以并非大一统的西欧各国在重视农业的同时，也往往重视工商业，甚至相对农业更重视工商业。而工商业要更好地发展，就不能不依赖科学技术的提高。加之各国之间常年的战争威胁和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也使得西欧各国，尤其是原本在人口和资源处于劣势的国家与民族不得不依赖制度改革和科学技术升级维持自身安全，以及寻找和开拓更大的利益。实际上，与大航海时代欧洲境遇相似的唐（早期）宋（中晚期），恰恰也是古代中国科技文化最发展、最包容的时期，工商业发达，繁华的商业城市（广州、泉州、宁波、杭州、扬州）开始出现，对外贸易开始大发展，而距今更久远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则自带国际化属性，也更是百家争鸣。古代（尤其元明清）中国与文艺复兴前后西欧这种差别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虽然中国和西欧都有不从事生产而衣食富足的上层，但中国和西欧的上层却大大不同。有长期政策和制度（如察举、科举）的大一统中国，可以“学而优则仕”，依靠土地兼并、朝堂争斗往往是中国古代上层获得更大利益（声望、财富和权力）的最稳妥方式。而农民、工匠、商人不但难以在这种社会阶层流动制度中获得好处，反倒常常是被打压甚至歧视的对象。甚至古代中国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文艺精英，往往也都是仕途上（一度乃至终生）不得志的“失败者”，像王阳明、顾炎武、唐伯虎这些。而西欧的上层，则往往与工商业密不可分，政治与商业利益联系密切，甚至贵族起家时就是工匠和商人，像美第奇家族、皮特家族这种。工商业的发展加上没有一个能够统一全欧洲的霸权国，使得人才和资本的流通乃至战争的动机能够更符合市场规律而不是政治需要，也使工匠和商人（以及农民）起家的圈外人能够相对来说比较和平地登上政治舞台，“暴发户”慢慢就变成了“自古以来”的“老钱”，获得全社会的尊重和巨大权力。也就是说，西欧的社会阶层流动虽然同样依托于传统的封建制度（当然西欧的封建制度其实和古代中国的也不同），也在进行土地兼并，却又以工商业为基础，和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大大不同。在这种利基差别下，近现代西欧的商人和政客相对来说更接近于一体（虽然此时的西欧政客利基上大多数仍然是农业，也就是土地贵族），而非近现代中国常见的商人依附于权力。而人与人之间关系从主君和臣下、臣民（甚至奴隶）的传统关系变为近现代的雇主和雇员，政客和公民的过程，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相对更加平等的过程，西欧也就比中国更快一些。而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工商业相比农业更容易获得财富，且土地在工业时代前就是最重要的资本，普通人难于大量获得（有大量土地的也不是普通人），所以更重视工商业的西欧，其经济发展程度在元朝便已开始超过中国，也就是说，文艺复兴前的欧洲，已经开始比当时的中国要更发达了。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总体上可以说是稳中有升，而元朝之后，这种经济发展虽然也得到了继承，却也开始停滞。而到了殖民时代，失去了优势的近代中国就开始快速落后了，直到近几十年才开始重新赶上。更高质量、更外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对科技文化更依赖，对科技文化态度也更开放的脱产阶层，也加速了西欧的城市化和中产阶层（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寒门）的形成，巨大的商业城市也不断形成，市民不断增加，这是近现代西欧科学技术发展的人力基础和物质基础。很多（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近现代西欧科学家都是来自殷实的家庭，也证明了这一点。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人力基础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存在，缺乏巨大的商业城市，即便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文化本身再怎么深邃精妙，再怎么文艺复兴，这些文化遗产也可能只是贵族老爷们进行自我修养的方式甚至炫富的玩物，而难以进化成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就像郑和的舰队虽然远比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豪华和强大，但曾经拥有领先科技的明代中国，因为缺乏类似的商业利基而没有让这样的大舰队变成大明自己的皇家海军，中国最后也在大航海时代开始真正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就像鸦片战争后英国开始大量向晚晴输入纺织品等工业产品却一度卖不出去，导致不少英国商人因此亏本一样。单纯的器物，如果没有合适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它本身的优点和先进性实际上很难得到发挥。从图中的数据不难看出，西欧国家的总体城市化率在大航海时代时就已经开始领先于中国了，有些小国和城邦地区因为规模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大幅领先。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即便是临近的日本，在17世纪开始，其城市化率也开始领先于我国了。近代西欧商业与权力更接近一体的上层与早期中产阶层的壮大，使得科学技术在科技贡献率其实并不那么高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前也能够受到尊重并得到发展，即便在工业时代到来前的欧洲，如果一个人在某项科学研究上取得了理论创新或者技术突破，很容易会受到社会的尊重甚至崇拜，乃至成为留名后世的科学家，也有可能因为技术本身的应用凭借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更先进更开放的中产阶层也使得西欧的权力阶层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不可能过于保守，因此像早期的伦敦皇家学会和法兰西科学院这样的组织才能出现和发展。而到了科学技术开始实打实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随着西欧人力资本（相对其他地区）愈加昂贵，技术升级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大，世界上的工业国和非工业国的科技差距已然是天壤之别，再无物美价廉的工业化了。所以除少数人口或资源大国（如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能够成为后起之秀，绝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这是后话了。“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因为经济基础（获利方式）的不同，近代西欧形成了与古代中国差别明显的脱产阶层与中产阶层，和大量的商业城市，而这一人力基础和物质基础反过来与科技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虽然这一循环其实也遇到过可能被打破的风险），最终促进了从技术到科学的过程。就是这种想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