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院士长文「如何走出科技评价体制的盲区」反映了我国科研领域哪些问题？ 本题已加入知乎圆桌 » ，更多研究生和科研人关心的话题，欢迎关注。 “当今基础科学研究的上空，笼罩着一片浮躁之风。 以论文数量论成败，以项目多少论业绩；把做…
话题：﻿大学、科研、学术、研究生、社会
回答：﻿先来谈谈基础科学近几年，“基础科学”被提得越来越多，不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各企业也纷纷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图片来源：央视、澎湃等网络截图）随着中国载人飞船、月球探测、量子通信等科技成果的逐渐显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对基础科学缺乏了解、认为其没什么实际用处的也大有人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有这样的说法。王贻芳院士是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2012年，他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科学》杂志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本文根据访谈内容综合整理。）中国曾因不重视基础科学吃了大亏什么是基础科学？我认为基础科学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有一定的规律性，反映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2.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但是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并不能教你怎么盖房子，这是土木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基础；3.基础科学内部还有层次性，比如很多领域里虽然有独有的基础研究，但是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数学在基础研究里更为基础。很多人经常问“基础科学看起来离我们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这种想法有些急功近利。我们无法说出某个方程、某个定律有什么具体的用途，但是整个科学体系是自洽的，基础研究就像盖房子所需的一块块砖头，虽然你不知道某一块砖有什么用，但如果把这块砖抽掉，房子就会坍塌。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基础研究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然界，如果我们不了解自然，就没有办法发展和利用它。换句话说，基础研究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当然，这些是不能即刻带来经济效益的。它带来的更多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东西，包括科研水平的提高，即创新能力的提高、人才的培养、对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等。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也有“勾股定理”等发现，但我们只停在了“发现”阶段，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抽象的、纯粹的科学。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打开大门向西方学习，引进了大量西方技术，购买枪炮，但北洋舰队还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为什么?如果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人们就不能举一反三，只能单纯就事论事，那么就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当时我们只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才是有用的，而没有把科学体系引进到中国来。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不仅买枪、买炮，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比中国早几十年建立起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以至于中国很多科学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没有科学只去做技术，最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基础科学水平提升欧美国家的崛起回看世界历史，欧美国家的崛起也无不与其基础科学水平的提高有关。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以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只知道烧煤的人是没法做出蒸汽机的，必须要有热力学理论的支撑。不把电磁学搞清楚，也不可能有电的应用，如果你去问麦克斯韦他的电磁学方程有什么用，他可能没法想到我们今天享受的科技成就与此有关，包括电和电器都是他奠定的基础。拿高能物理领域来说，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技术。比如上一代美国最大的加速器“Tevatron”，给我们带来了超导磁铁技术的突破与普及，现在，医院临床所用核磁共振设备中就采用了超导磁铁。还有伴随我们生活的万维网，很少有人知道，它是谁发明的，实际上万维网也是在高能物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1989年，欧洲的物理学家建设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来寻找希格斯粒子，而科学家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大量的数据和程序，这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过去，交流依靠的是美国军方发明的E-mail（电子邮件），显然它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家频繁交流的需求了，于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架设了第一个网页服务器，推动了万维网的产生，促进了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发展。不仅如此，基础科学还带来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有两个：一是逻辑推理，二是归纳。古希腊以来，人们总结出一整套推理的方法，而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又有了实证科学，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推理以及实证等根本支柱上。目前，在我国经常会出现一些违背科学的言论与事件。比如很多人相信各种“大师”们的言论，却没有用科学的思维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合理、有没有证据支持。如果能通过发展基础科学，让更多人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整个社会将更进一步。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文明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并有一定的基础后，就会发展艺术、音乐、文学以及科学，人们这时就会仰望天空，探索世界是怎么回事、宇宙的根本构成，我们为什么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探索让我们永远有动力追求未知。中国的基础科学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1.怎么评价一个国家基础科学水平的高低呢？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对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一个国家有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越多，这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水平就越高。如何判断基础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影响力？看看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明白。无论学的是数学、物理还是化学，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研究生阶段，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一些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就是最经典的基础研究，它们会永远流传下去，比如，现代物理学绕不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可能不用量子力学。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是被论文引用较多的，虽然也有较强的影响力，但跟写进教科书相比还是差点。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的这些重大科学成果能够写进教科书的几乎没有。2.中国古往今来的基础科学的水平前面也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基础科学的体系，所以中国的基础科学基本就是从“零”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科技水平如今已经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但因为起步较晚，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跟欧美的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教科书中也很少有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定理等。近几年有媒体报道说，在国际上，中国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数排到了第二。这是科技进步的反映，毕竟30多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少，现在能被国际同行认可并引用，算是跨越了一个很大台阶。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某个领域突然冒头，但总体看来依旧是薄弱的。像高能物理领域，其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些成绩，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的，使得我们基本上站在国际的平均水平。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只是某个项目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但若要说整个高能物理，从规模和人员上，我们跟国际上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国家必须产生更多的重大成果，而不仅仅是一般成果，这才是质的转变！而质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路径：从几乎为“零”开始到出现大批一般成果，然后才是重大成果。3.怎样实现从“零”到有的转变呢？首先要摆正心态，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揠苗助长。基础科学具有规律性，需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要遵循其发展规律。很多搞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很难再出新成果，这就需要下一代人才的继续接力。值得开心的是，现在中国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国际交流更加密切，与老一辈科学家相比，年轻一代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其次就是人才，基础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怎么来呢？先从教育开始。一所好大学一定有非常强的基础科学实力，无论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还是国外名校，都是如此。很多大学实力不强，说到底还是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很多大学老师只会教学生基本的知识，但有了知识并不代表就有创新能力，创新需要有方法并在实践中锻炼，大学老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方法并给学生“练”的机会，知识会过时，但方法永远不会！对于基础科学，最需要的就是培养学生“从无到有”的方法论，要让他们学会做前人未做过的事，这跟培养工程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基础科学承担的任务基本处在“无人区”，都是需要思考别人没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多掌握“从无到有”方法论的人，我们社会的整体创新性才能提高。除此之外，基础科学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经费投入。在我国的研发经费里面，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只占5%左右，其中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美国相比，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年真正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实在是少的可怜。现在我国一些重点研究所、重点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已经能达到国际水平，而在10多年前，这可能连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40多年前，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用别人百分之一的钱，还要做得比别人好，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之前的很多年，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现在5%的水平，只能够维持跟跑世界先进水平，但如果我国有未来引领基础科学研究的雄心，就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我们成为了能够产生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消费西方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均衡支持基础研究发展大科学装置谈到经费投入，很多人可能会问：基础研究领域众多，对国家来说，怎么判断在哪些项目上投得多一点，哪些投得少一点？其实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均衡支持，不能因为某个领域是冷门就不支持，某个领域是热门就死命支持，从而影响了全面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在基础科学方面一定要均衡发展，每个领域都要得到持续的支持。经费投入的研究很复杂，一般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非常精准的专门研究，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参照国际做法及整个国家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来敲定。而均衡支持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以“是否有用”来判断。基础科学的领域，一个都不能废弃。20多年前，没人会想到统计学这样一门学科会对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起到大作用，如果当时觉得没用就不发展统计学，那今天别人都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我们就傻眼了。还有很多年前，有些人认为动物学、植物学是“死掉的科学”，但现在的基因科学都跟这些学科有关。热点过段时间后可能就过时了，盲目地集中投入研究资金也会造成过剩。二是不能盲目跟风。现在美国一大半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超过一半的院士都在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有的人觉得我们也应该大力发展生命科学，而不是发展物质科学。这种想法存在很大问题。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国外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是很难避开或绕过去的。虽然美国现在大部分的精力在做生命科学，但他们是从探索物质科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如果我们跳过了物质科学阶段，直接参与到生命科学的竞争中，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只能买国外的仪器设备。无论哪个学科，研究过程中都离不开各种仪器。这些仪器的基础是物质科学。而我国目前各种科学仪器主要依靠进口，反映了物质科学研究水平及人才不足的缺陷，需要大大加强。为什么物质科学的研究会跟仪器设备有关系呢？在美国，很多仪器设备是商业公司研制出来的。在研制仪器的过程当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人才。这其中人才尤为重要，但仪器创新方面的人才，学校是很难培养，必须要在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过程中培养。而进行物质科学研究，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就是培养设备研制人才的一种最好途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研制大科学装置，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孵化了很多仪器设备企业，比如说著名的示波器公司LeCroy（力科），其创始人LeCroy之前是一位高能物理的工程师，长期研发高能物理专用的读出电子学。最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注于高速和复杂信号测试设备。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仪器设备都是国外企业做的，所以他们研究生命科学的条件很优越。但我们中国很多实验室的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说明我们物质科学的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只做生命科学的研究，就要大量进口仪器设备，导致资金外流，对国内的工业发展并无助益，同时还会受制于人。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物质科学，特别要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注：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我们需要在技术和科学目标上都领先的大科学装置，而不是跟随美国的脚步。大科学装置中的基础科学专用装置，比如我国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聚变堆、专用空间科学卫星、天文望远镜等，具有确定的科学目标，应用范围广泛，投入规模大，技术先进，可以产出重大成果，对学科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有一些溢出效应如重大技术的积累、突破和推广应用，国际合作与技术引进，关键技术人才的培养，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提高等，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这在高能物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单就高能物理领域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体上处于“并跑”和“跟跑”的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点从研究人数对比上也能看出来，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数与美国相比大概只是其十分之一，跟欧洲比大概是其五分之一，跟日本比可能是其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美国的大科学装置总体来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高峰在2000年左右，这50多年的投入、建设、运行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收益，很多非常重要的技术成果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起步较晚，技术上也不是国际领先，基本上是采用国际已有的成熟技术。可以想象，一个科学上、技术上不是最领先的装置，自然在技术的辐射能力方面会有相当的限制。所以，如果要想有所谓国际领先的、重大的技术突破，能够辐射到社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科学装置本身必须是先进的、别人没有的，否则早就被别人辐射完了。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高能物理的装置走在欧美前面，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超级对撞机”的原因。如果最终建成，其规模将数倍于目前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建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科学目标和技术创新性自然可以实现。2012年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是国际高能物理发展的转折点，使我们有可能规划这样一个加速器。这是科学上的时机，技术上的时机，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时机。二十年前，这样大规模的装置想都不敢想，更不可能有钱来做。高能物理这个系统比较庞大，要想做到国际领先首先要有高远的科学目标，这样的目标很多国家都有，但是都会面临重重困难。所以接下来比拼的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这里面至少会涉及二三十个技术门类，最后哪怕有一个螺丝钉没拧好，整个系统就可能出问题。加速器转起来还要放探测器，就像显微镜的镜头一样，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从而进行数据分析，所以又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网络等领域参与进来，更不用说背后还有财务、计划、管理、采购等一整套的后勤保障系统。要把整个团队凝合起来，奔向同一个目标，这是包含成百上千人的“团队作战”，这种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现的就是国力。建这样一个大型设备，能培养出机械、电子、真空、微波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这里面会有大批科学家、工程师解决大量的技术需求，这些需求很多都是从未出现的，如果能解决，这些人才就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人才。所有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成果，最先发现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只是享受别人的成果，那你就是一个“土豪”，既不能得到大家尊重，也不会很好地掌握知识，也很容易就被别人逐出圈外，夺走财富。而掌握了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知识，自然就会有最前沿的技术，从而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大国。其他问题：我国正快马加鞭建设创新型国家。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11%，超过欧盟15个初创国家的平均水平2.08%。然而，与经费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科研领域尚存一系列久治不愈的怪现象。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冷门前沿领域没人敢做“美国在许多领域引领世界科研潮流，它先挖一个‘坑’，愿者上钩，拿钱进来，再由它分配资源。实际上就是全球为美国做实验。论文投稿现在要求必须提交原始数据，美国控制着众多顶级学术杂志，因而第一时间掌握所有前沿科学发现，最先知道你在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在重大战略方向上，美国人也不全是自己花钱，而是号召全球一起去做，让大家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不做就赶不上时髦，发不了论文。”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所长唐宏说。一些科研人员吐槽，有些所谓首席科学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经常变换研究领域，这在世界创新强国不可能出现。科研工作必定有延续性，可那些包装着多个学术“标签”的人，在中国往往很有市场，严重影响科研项目经费申请的信用体系建设。还有一些科研人员反映，为了获得更多科研项目经费，研究团队扎堆追热点的现象较为普遍，导致冷门前沿领域无人敢碰，基础研究发展不平衡。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李振斐说，现在各种基金、项目资助经费导向非常鲜明，许多研究课题相似，大家都在追热点，很多冷门前沿领域却没人敢做。“我在美国、欧洲做科研时发现，无论多冷门的领域，总有一些科学家长期在做。一旦国家需要，就能找到相关人才储备。建议我国在基金、项目经费审批时适当考虑冷门领域，鼓励一些科研人员从事冷门研究，保证基础研究更平衡、更充分地开展。”李振斐说。此外，许多基层科研人员反映，近些年学术会议、评审会议越来越多，这些活动有时变成了“拉关系”“拜山头”的派对。“一个单位承办多少会议，能请多少专家，似乎成了一种工作业绩。我希望80%时间能待在实验室，可安心做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许琛琦说。“帽子”战：疯狂抢“帽子”人才科研人才激励现“马太效应”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高校、科研单位热衷于搞“帽子工程”“转会大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杰出青年、“千人计划”等有“帽子”的人才，成为许多单位竞相争夺的对象。这一方面影响了被“挖墙脚”单位的科研进展、团队建设、梯队建设；另一方面也在学术界助长了心浮气躁的不良风气，对国家整体科研生态建设颇为不利。针对这种现状，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副所长李佳建议，在科研单位绩效评估中重点考核由本单位自己培养的顶尖人才数量，重点考核青年人才孕育环境的塑造和团结协作机制的创新。通过政策调整，遏制部分单位过度挖人和“帽子”人才频繁“转会”等无序流动，在人才评价机制方面，应警惕科研人才激励中的“马太效应”。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党委书记邵建达表示，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才，宜采取阶梯增长的激励办法，让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人才感到“有奔头”。虽然反复强调不单以发表论文数量来衡量人才，但实践中很难落实，工程技术类专家在这方面很吃亏。一边是“帽子”人才炙手可热，另一边是科研梯队结构严重不合理。在我国，许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目前主要依靠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严重缺乏博士后流动站这个中间层次。在发达国家，科研机构实验室里总有不少博士后人员长期在工作。实践证明，博士后人员是实验室成长为“参天大树”的中坚力量，也是大科学家学术传承、科学思想延续的重要纽带，发展得好有可能形成学派，持续获得卓越科学发现。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强激光材料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俊率领团队从事材料科学领域前沿基础研究。他回国7年来，只招到一名博士后人员。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离不开“成建制”的课题组，包括首席科学家、研究员等领军人才，以及副研究员、博士后人员、研究生、实验技术人员、平台支撑人员等各种专业人员。多位首席科学家反映，除了拥有高级职称的在编科研人员，博士后、研究生等流动人员以及支撑人员，通常没有预算保障的工资收入，只能靠课题经费给流动人员开支较低额度的劳务费。这些人员跳槽到私营部门做类似工作，收入可涨至少3倍。科研机构“留不住人”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直接导致了我国一线科研人员流动性较大，国家即使投入再多科研经费，也无法确保持续的创新产出，更难形成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流派。“按下发的编制指标，我的课题组每年只能招1名博士研究生，没有足够的博士研究生名额。如果招收编制内科研助理职工，又面临单位编制数瓶颈。建议对基础研究国内排名靠前的科研单位试点给予更多博士研究生名额和人员编制额，真正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课题组长、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杨伟波说。审批战：有钱使不到“刀刃”上“负债搞科研”问题严重搞科学研究，需要聚精会神、心无旁骛。记者在多家科研单位调研时，不少科研人员表示，希望能够更加专注科研工作，不为杂务分心，不必“四处找钱”维持实验室运转。他们对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科研成果转化等提出改进意见。其一，科研项目经费投入要“见物也见人”，尤其要体现人才的价值。中科院上海生科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倪福弟说，科研项目经费投入“见物不见人”的现象突出，我国科研项目经费绝大部分投入仪器设备，对人员的投入限制很严，导致过于注重仪器设备的投资，轻视对人才的培养和激励。在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人的费用主要为人员费和劳务费。人员费发给项目承担单位有正式编制和固定工资的人员，劳务费发给博士后、外聘专家、研究生等流动人员。由于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一些科研单位不得不使用部分运行费用，来解决高级科研人员收入过低的问题。长此以往，运行费用缺口越来越大，越是科研任务重、成绩突出的课题组，“负债搞科研”的问题越严重。其二，科研项目经费申请要抓大放小，决算要更加灵活。王俊说，他的实验室急需一台价值200多万元的设备，课题组虽然经费充足还是买不了，因为来自不同渠道的经费零碎且使用方向被严格限定。“科研项目经费申请时得严格按程序报批，使用过程中却有可能发生用途改变，我们希望在加强科研项目经费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前提下，在决算时允许一定限度的灵活调整。”王俊说。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研究员陈江野反映，科研项目经费审批大多鼓励购买昂贵仪器，这些仪器使用率却不高，而单价在2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常用仪器使用最频繁，需求最大。“常用仪器审批很难通过，因为会由于同类设备已经购置而被否决。但我们实验室常用仪器每天都满负荷工作，已难以满足科研任务需求，急需购置更多常用仪器。”其三，科技成果作价入股要简化审批，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活力。2016年以来，国家已出台优惠政策，科研成果作为无形资产作价入股是一种较好的转化方式，更有利于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力，并保障科研单位的长期收益。但现行的国资监管政策，没有给科研成果无形资产以区别于有形资产的管理渠道，对科研成果无形资产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导致相关经济行为及价值评估的审批或备案耗时费力，有国资背景的创新单元进行投融资存在较大障碍。对此，李佳建议，实行评估备案与科研成果无形资产的分类管理。对科研成果作价入股的，可进行评估备案；对以转让或许可等其他形式转化的，可采取不需评估的协议定价；对以科研成果无形资产作价入股的，应分类管理、科学监管，使科研人员、科研成果和社会资本更有活力地结合，为促成创新活力巨大的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其四，要以更开放的姿态撬动社会资本。由于我国对国资院所管控非常严格，缺乏相应政策空间，国资院所通过与企业合作弥补经费缺口很难操作。“建议国家通过减免税收等手段，鼓励私营部门和其他社会资本关注并投入科研活动；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国资院所在不影响科研活动自主、可控的前提下，引入各类资本，弥补资金缺口。”倪福弟说。图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