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什么实力不强的芬兰能在苏芬战争中把苏联打的无颜？ 经济、政治？
话题：﻿政治、经济、芬兰、苏联、苏芬战争
回答：﻿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对这一点就已讲得比较清楚。他说：为什么1918年被打败的德军现在却能打败法军?这是因为德国人从1870年战争和1914～1918年战争中吸取了教训：“1870年，德国同法国一国打仗，在后方有一个中立的，甚至是同情它的俄国。这样德国人打败了法国人。1914～1918年的情形就不同了。那时德国人不得不在西线和东线两线作战，这样他们就被打败了。现在，德国人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把意大利拉到了自己一边，并且让我们中立。”(《史料》1997年第5期；《近现代史》1998年第4期。)事实既然如此，德国人又怎么会不等对英战争结束就进攻苏联，使自己重蹈历史上因两线作战而失败的覆辙呢?同年5月底，斯大林在扩大会议上对这一点讲得更为清楚。他说：现在德国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都没有准备好同苏联打仗。如果希特勒分子决定进攻苏联，也要等到征服欧洲之后，使欧洲国家全部资源都供德国使用，根本上巩固并加强德国的军事实力。在这之前，德国是不会进攻苏联的。(参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15卷20-37页）苏军初期惨败原因第一，骄傲自大、轻视敌人，在未弄清敌情的情况下便草率发动战争。伏罗希洛夫讲道：“在对芬战争开始之际，国防人民委员部，特别是总参谋部，没有掌握多少关于敌人兵力武器、军队素质及装备质量的准确情报，特别是对卡累利阿地峡设防地区的真实情况以及芬兰人在雅尼西亚尔维湖和拉多加湖地域构筑工事的真实情况了解极少。”对芬兰复杂的地形条件也未搞清。因此“完全没有认识到这次战争的所有特点和困难”。由于对敌情和这次战争的特点与困难了解不够，盲目轻敌，于是就造成了以下的情况：其一，战争开始时兵力投入不足。战争之初苏军的进攻还算比较顺利，但在10～15天之后，也即遇到芬兰的设防区后，无论是在卡累利阿地峡还是在拉多加湖以北几个方向的苏军，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此时他们才意识到，对于这场战争来说，自己一开始投入的兵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亡羊补牢，在前线集结起足够强大的兵力，才有望扭转战局而发起新的攻势。于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只好临时决定增派国内的几十个师通过铁路奔赴作战前线的相应地段。这项工作本来需要很长时间”，加上当时没有在铁路作战时动员，“因此军事运输是按照和平时期的列车运行时刻表进行的，这自然降低了军用列车运行和调派的速度。”结果增援部队和物资迟迟不能运抵目的地，前线迟迟不能集结起所需要的兵力和改变防守的局面，反攻计划迟迟不能付诸实施。据伏罗希洛夫说，在卡累利阿地峡作战的苏军，1939年12月10日就已进抵芬兰设防地区的前沿阵地，但到1940年1月初才开始做突破曼纳林防线的准备工作，而直到2月11日才开始执行突破曼纳林防线的计划。其二，由于不了解芬兰的复杂地形，误认为在芬兰战场的所有地段都可以使用重型师和坦克部队，所以在战争的前期既没有给部队配备轻型冲锋枪和50毫米迫击炮，也没有在部队开展滑雪训练。这样在那些重型武器无法发挥威力，只能运用轻型武器灵活作战的地段，苏军只能被动挨打。其三，由于误认为战争会速战速决，在严冬来临前就能结束，所以忽略了恶劣气候对部队和战争的影响，没有给官兵准备好御寒的服装，不仅毡靴、短皮大衣难以见到，甚至就连手套也供应不足；整个1939年12月份空军因气候条件未能很好地配合地面部队作战。而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苏军的战斗力。第二，苏军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能力低下。关于这个问题伏罗希洛夫在总结报告中谈得很多。他说：“在战争期间组建的司令部，从最高级的到师级的在内，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都……不能熟练而全面地指挥交给他们的军队，没有能力对于前线不断变化的形势迅速做出反应，而是常常落在事态的后面”；“许多指挥员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不能清醒地辨明形势，而常常是不知所措，缺乏监督所属部队、建立秩序和维护严格军事纪律的能力。”致使大批战士甚至指挥员在师团的后方闲散无事，到处游荡，道路上塞满了无人过问的辎重。伏罗希洛夫举例谈道，在拉多加湖以北作战的几个集团军，在被迫转人防御后未能组织起完善的防御，“他们把整师整师的军队部署在一条道路上，而不采取相应的战斗保障措施来掩护自己的翼侧、后方和整个交通线。”全然不顾或不知“在道路上分割和封锁我军部队”是芬兰人最惯用的战法之一。同时，这些地方的“指挥机关，包括集团军一级的指挥部，几乎没有，而在某些场合则是根本没有设法建立能保证我军部队在森林中行动并充分发挥自己强大优势——炮兵，而在有些地方也包括坦克——的阵地。”在通向后方的道路上也没有修筑配有驻守留备部队的地堡以对供给线实施保护。最后伏罗希洛夫愤怒地痛斥道：“各级指挥机关这种罪恶的消极态度，使敌人得以派出小股破坏组大量开展积极行动，而这又在指挥人员和士兵中造成了对敌人作战能力过于夸大的印象，从而使我军部队缺乏信心和感到沮丧。”“这种糟糕透顶、一窍不通而又畏缩怯懦的指挥机关造成的后果是”，有“几个师在不同程度上面临被敌人合围的威胁”，而其中的第44和第18师在遭到敌人的合围后又被全歼。因此，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不得不撤换许多高级指挥员和参谋长，因为他们对军队的领导不仅不能带来益处，而且经认定是明显有害的！苏军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为何会如此低下呢?对此斯大林讲过两个原因：一是，“苏维埃政权存在以来我们还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现代化的战争。在满洲里、哈桑湖畔或在蒙古的小战事——这不值一提，这不是战争——这是在严格限制的小块地方进行的个别战事……国内战争——这不是真正的战争，因为这是没有大炮，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迫击炮的战争。”既然各级指挥员都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战争，他们自然也就缺乏组织和指挥这种战争的经验与能力，于是只好借用本来是“应该放弃的传统和国内战争的经验”，而在现代化战争的条件下，“靠国内战争的传统方法打仗的人”，自然就成了“傻瓜”。二是，“波兰的战争”造成消极影响。斯大林说：“波兰的战事使我们受到极大影响，它惯坏了我们……我们的军队没有立即明白，波兰的战争——这只是军事游戏，而不是战争。”所谓“波兰的战争”，指的是1939年9月苏联根据与德国达成的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从波兰东部发动的进攻。当时波军最高统帅部鉴于波兰西部已遭到了德军的强大进攻，不愿再与苏军交战，遂下令波军对苏军不作抵抗，总数约30万人的波军部队随即放下了武器，苏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波兰东部。所以斯大林这段话的意思是，在波兰的“军事游戏”对苏军指挥员们造成了误导，误以为自己是一支兵不血刃的虎狼之师，面对硝烟弥漫的欧洲局势，他们不仅没有为自己缺乏现代化战争的经验感到不安和产生学习这种战争知识的紧迫感，相反认为苏军对其他国家的战事也会像对波兰的“战事”那样所向披靡。直到遇上像对芬战争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时他们才如梦初醒，刚从梦中醒来的他们面对这种原本就超出他们想象的战争，自然显得六神无主，茫然不知所措！（苏军战斗力下降其他原因一肃反运动对军队干部造成的损失。在1937～1940年的肃反运动中，军队一共被清除了约4万名有经验的指挥员。其中：5位元帅中有3人被枪杀，l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部被枪杀，15名海军中将中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9位副国防人民委员、4位空军司令和5位总参谋部侦察部队首长死于不白之冤。1940年年初，70％以上的师长、70％左右的团长、60％的兵团部队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都是任职只有一年左右的新人。这种情况对各级指挥员造成的组织、指挥能力的下降可想而知。二国防人民委员部忽视了对各级指挥员的训练。苏芬战争结束后，铁木辛哥在接任因这场战争被解除的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职务时发现，他的前任“对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战役训练的领导仅仅反映在训练计划中和发布训令上。从1938年以来，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对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没实施过作业训练。在各军区，几乎没有对战役训练的监督。”）第三，芬军防御工事坚固，战法机动灵活。如果说苏联因没把小小的芬兰放在眼里，因而在没有掌握多少敌情的情况下就仓促而草率地发动了对芬战争的话，那么弱小的芬兰对于可能遭到的强敌人侵则早已做好了防御的准备。所有易受攻击的危险地段都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尤其是位于卡累利阿地峡、堪与德国的齐格菲防线和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媲美的曼纳林防线，可谓固若金汤。该防线东抵拉多加湖，西达芬兰湾，由英法德专家按世界最新工程技术成果帮助设计，由四条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基本防御地带和大量斜切阵地组成，整个筑垒地段布满了壕沟、鹿砦、铁丝网和地雷，并且全部处于炮火和机枪火力的控制之下。任何一支部队要想突破这道防线都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苏军虽在重型武器和大兵团作战方面优于芬军，但在拉多加湖以北布满湖泊和沼泽的卡累利阿地区，重型武器和大兵团都难以发挥出威力，芬军则利用他们所熟悉的当地复杂地理条件和苏军兵团庞大、装备笨重、运转不灵、地形不熟等弱点，将自己机动灵活的战法几乎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用小股作战、各个击破的方法来一口口地蚕食苏军部队，配备有10挺弹夹可装70发子弹冲锋枪的小群滑雪兵，常于夜间，有时也在白天，突入苏军后方，对通常部署在道路或道路附近的苏军实施袭击，不时给敌人造成重创；在卡累利阿边境各地段苏军的后方，他们利用预先建立在这里的根据地，来破坏苏军的交通运输线，并破坏苏军各独立部队之间的联络。芬军的后勤供应也与苏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发放的白色外套使官兵与冰雪背景融为一体，起到了很好的伪装作用；配备的可供20人使用、能折叠成手提包的帐篷和能在帐篷内取暖的便携式火炉，解决了高寒地带的宿营问题。而这些无疑都有助于提高芬军的战斗力。第四，芬兰除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声援外，还得到了一些物质上的帮助。美国在对苏联实行经济封锁的同时，为芬兰提供了1000万美元的贷款，让其用于购买武器；英国给芬兰提供了144架飞机、114门大炮、数万颗炮弹和反坦克地雷；法国给芬兰提供了179架飞机、472门大炮、5000多挺轻机枪、数百万颗炮弹和手榴弹。11500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其他国家的志愿军开赴芬兰参加对苏作战。国际上的支持，既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芬军的实力，也鼓舞了他们的信心和士气。此外，这场战争对芬兰来说，是一场捍卫国家独立与主权的战争，可谓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所以苏芬双方官兵的斗志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伏罗希洛夫在他的总结报告中对苏军某些部队官兵“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的消极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的话，那么他对芬军的积极表现则大为惊叹：芬军“防御时坚定顽强，而且纪律严明”。他们在修筑工事时不仅极富创造性，“而且热爱劳动到不知疲倦的地步。凡是在战术上需要的地方，他们都在短时期内设置了反坦克障碍物、壕沟、鹿砦、散兵坑、避弹所和障碍地雷区，从而有力地妨碍了我军的行动和推进。”上述各种原因综合在一起，就使得苏军在这场战争中既付出了远比芬军大得多的人员和物资损失，又迟迟不能获得胜利。苏军惨胜的积极意义第一，这场战争使苏军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战争，知道了这种战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打法，需要怎样的物质手段和如何运用这些物质手段，从中学到了知识，得到了锻炼，是卫国战争之前难得的一次实战练习。对于苏军适应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和要求，提高它的作战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斯大林说：“我们的现代化红军是在芬兰战场上习惯打仗的——这是它的第一次洗礼。”第二，这场战争使苏军得以暴露原先被掩盖着的诸多问题，促使它吸取教训，查找缺点，弥补过失，克服不足，并引发了它对现代化战争问题的深刻思考。伏罗希洛夫在1940年3月18日的报告中就针对这场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军队建设的建议。主要包括：(1)加紧造就一支训练有素、熟悉业务且深孚众望的指挥员队伍，制定保障指挥员职务稳定性的措施；把在这次战争中表现突出的指挥员登记在案，加强培养，大胆提升。(2)加强部队和司令部在与战争条件相同的困难地形和气象条件下的野外训练。(3)在部队的编制、后方机关的建制和战士的随身装备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部队机动作战的快速性、灵活性和战斗力。(4)仔细研究芬军在防御中布设障碍物和使用地雷的方法，尤其要对曼纳林防线展开研究。(5)加强军事侦察工作，真正建立起在平时能提供可能的敌国的军队、装备和计划的准确情报，在战时能起到军队耳目作用的那样一种侦察机关。(6)加强交通线路的建设和运输部门的工作，因为“各个战役乃至整个战争的最终胜利，都取决于能以多快的速度把军队和弹药补给运往前线。”(斯大林则一方面根据他对这场战争的认识，阐述了他对现代化战争问题的思考——他说：“现代化战争要求大量的炮。在现代战争中——炮是上帝……如果一天需要四百至五百发炮弹来摧毁敌人的后方、摧毁敌人的前沿，炮是第一位的。第二是飞机，大量的飞机，不是几百架，而是几千架……接下来是坦克，同样是决定性的：需要大量坦克，不是几百辆，而是几千辆。坦克，用装甲保护起来的——这是一切。如果坦克有厚壳，加上我们的炮兵，我们的步兵，它们能创造奇迹……迫击炮——这是第四，没有迫击炮就没有现代战争……如果您想使我们在战争中少流血——就别舍不得迫击炮……接下来是轻武器的自动化。”他还说，这场战争显示出我们对各军种合成的指挥员及司令部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各军种协同作战是现代化战争的主要特点之一。这场战争也显示了“我们的战士缺少主动精神，个性不够发展，受到的教育较差。当一个人不懂行时，他哪能表现出主动精神，因此他也是头脑不清的……我们需要新型的战士……使他们成为有主动精神的、个性发展的、头脑清晰的战士。”——另一方面，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由这场战争反映出来的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无能和失职，并毅然对其进行了改组。而在1940年l2月上旬铁木辛格接替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职务的交接会上，与会的军事首长们更是从中央军事机关的组织和结构、战役准备、部队的补充和建设、动员准备、干部状况、部队的战斗训练、各兵种状况、侦察工作状况等方面全方位地揭露了苏军的落后与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办法。所有这些，对于苏军按照现代化战争的要求进行改造和建设，对于它作战能力的提高，从而保证它在不久后粉碎德寇的进攻，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这场战争将一代名将朱可夫推到了苏联最高军事决策层。在这场战争前几个月，刚担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员不久的朱可夫指挥了对日作战的哈勒哈河战役，在此役中他以伤亡1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消灭日军5万人的辉煌胜利。尽管如此，他在这次战役结束后却仅仅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和一枚金质奖章，并未受到中央领导人的特别重视，因为在这些领导看来，强大的苏军获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正如他们认为强大的苏军在几天或十几天内取得对芬兰战争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一样。然而苏芬战争给苏军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暴露出的将帅无能，却迫使中央领导人不得不对哈勒哈河战役和朱可夫另眼相看。正是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不久——1940年5月，朱可夫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月他受到了斯大林、加里宁和莫洛托夫等领导人的接见，之后他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该军区掩护的乌克兰方向，当时被看作是德军进攻苏联的主要方向，其前任司令员是刚被提升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的铁木辛哥。8个月后，朱可夫又晋升为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和苏军总参谋长之职，从而正式进入了苏联最高军事决策层。作为最高军事决策层成员的朱可夫，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所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假如没有苏芬战争从反面对朱可夫的凸现，他就难以在苏德战争前担任那样高的职务，难以在卫国战争中发挥出那样大的作用，作出那样大的贡献。在苏联进攻芬兰和成立所谓“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问题上，芬共中央内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除库西宁一派表示拥护外，图奥米宁(芬共中央书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一派则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图奥米宁先是于1939年11月断然拒绝了苏共让他到莫斯科参加组建“芬兰民主政府”的要求，后又于1940年4月4日发表了致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公开信。信中说：苏联的内外政策“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最初纲领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最近的事件，尤其是苏联对芬兰的进攻”，完全是“非正义的，残忍的”。同时他指责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苏联的这些做法居然都表示“赞同”。(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