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什么汉代在已经做到「三十税一」的情况下，仍然有人卖田，甚至为奴？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此处未详解，且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因该从那些方面来看… [图片] [图片]…
话题：﻿中国历史、历史、中国古代历史、经济史、汉朝
回答：﻿因为汉朝是名义上三十税一、实际做的却是什税五。总收入的十分之五要作为税收上交。然后还要向地主交租。《汉书》记载汉朝，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被吹捧的很好的刘秀，但是，《后汉书》卷二记载刘秀的儿子汉明帝刘庄也承认刘秀留下的情况是选举弄虚作假、奸邪谗佞之人还在、权贵阶层行请托之风、官吏肆意残虐百姓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百姓愁苦哀怨，无处申诉冤情，此外，郡县官府经常趁征发百姓服役之机，擅自作奸牟利，欺诈勒索贫苦百姓。“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西汉政论家晁错，在他的《论贵粟疏》中，给我们描绘过一幅“文景之治”时代的农民生活画卷：农夫五口之家，去服役的，不少于二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一年的收获不超过一百石；春夏耕耘，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要砍柴，为官府劳动，服徭役，一年四季，顶风冒雨，不避寒暑，没有一天休息。全家各种费用只能从那点微薄的收入中开支。如果遭受水旱灾害，或临时的捐税，即使有粮食也只好半价贱卖，无粮可卖就只好去借高利贷，于是，卖田宅，卖子孙去偿还债务的情况也出现了。文景之治时的百姓生活尚且如此，衰世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在大地主(或称“豪强之民”)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则要向田主交纳二分之一的产品，即所谓“见税十五”，所受剥削更加沉重。东汉荀悦说：国家征收的田租，即使只有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一，但由于大地主的中间剥削，农民往往要交纳收入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给田主，这些大地主比暴秦还要残酷。荀悦还进一步揭露：汉文帝减免田租，对少地和无地农民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增加了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的收入。汉代另一类重要赋税是“口赋”，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又一重要来源，主要充作军费和对有功人员的赏赐。口赋就是人口税，其中分为“算赋”和“口钱”两种。从西汉初开始，法令规定，人民不分男女，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期间，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纳钱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钱)，称“算赋”。商人和奴婢要加倍交纳，每人年征二“算”。对商人加倍征“算”，是汉代“重农抑商”的既定国策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目的是保护确立不算太久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对奴婢加倍征“算”，则是中央集投的封建专制政权抑制豪强地主的一种经济措施，因为豪强之民过多占有奴婢会使国家直接剥削的对象减少，影响国家的收入和征调，助长地方分裂势力的增长，对中央专制的皇权不利。这种抑制措施，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惠帝为了改变秦末汉初以来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局面，特别奖励生育，规定女子从十五岁到三十岁还不出嫁，就要征收五“算”。未成年的儿童，汉代称为“小男”、“小女”，他们的人口税叫作“口钱”。口钱从三岁起征，直到十四岁，每人每年交纳二十钱，汉武帝时增加三钱，成为二十三钱。汉元帝又改为从七岁起征口钱，到二十岁才开始征收“算赋”。口赋对贫苦农民是一个不轻的负担，在衣食难乎为继的困境下，甚至出现“生子辄杀”的惨剧。除了以上类赋税以外，其他一些赋税又情况如何呢?这涉及汉代赋税的管理体制，得从税收机构说起。在汉代，国家和皇帝的收入、支出是严格分开的，二者不能混淆、挪用。在机构上，议承秦制，管理国家财政的叫“治粟内史”，后来称作“大农令”或“大司农”，简称“大农”，收来的田租、口赋都由它掌管。替皇帝管理私人财政的机构叫“少府”，武帝时又增设“水衡都尉”，同是皇帝私人的大管家。皇帝既不能把国库的钱作为私人收入，那钱又从哪里来呢?这就让我们来看看汉代皇帝的生财之道。汉代皇室的用度，主要取自“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所入”，或称“工、商、虞、衡之入”，这些收入，原则上由少府管领，供皇室享用。这里所说的山、川、圆、池的出产，早在西周厉王时，即由农村公社和各级领主的公产，逐渐变成了王室的私产，史书上所记载的“厉王专利”，就是指这件事。周代的“山虞”、“林衡”就是主管山、林、园、池的官吏。不过汉代的少府，规模和职权范围又远非“山虞”、“林衡”所能比拟，它的属官太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之下，就各有奴婢三千人(见《太平御览》229卷引《汉仪注》)，它主管下列各项税收；1．盐、铁税。盐、铁是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量多税高，收入自然不少，正因为它重要，所以汉昭帝时，才就盐铁官营还是私营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大辩论。2．海租，又称渔税。鱼虾产自江河湖海，为人民重要食物，税收定然可观。春秋齐桓公因鱼盐之利而霸，汉代的吴王刘濞挟鱼盐铜山之利而反，可见海租的重要。3．假税。天子的园囿池苑，佃给人民耕作或采捕，佃者需交纳一定的租税。4．市租。即商品交易税。5．工税。设立工官，除主管官手工业外，还管理私人手工业，并征收其租税。除这些赋税收入外，水衡都尉还可以铸钱，庞大的官手工业的利润(归少府管理)，都给皇室的仓库增添了大量收入。据《太平御览》627卷引桓谭《新论》：西汉时，少府岁入八十三万万(钱)，而“大农”所得百姓赋税的收入，一年才四十多万万(钱)。皇室收入竟比国家收入多出近一倍，可谓生财有道。从皇室私人收入如此巨大的这一特点中，除了看到封建地主阶级总头目的贪婪与奢侈以外，我们还应更深一步看到，这也是和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相适应的。它不仅反映了皇权的绝对权威，而且也是巩固皇权的经济基础。汉代的中央集权制正处于完善和巩固阶段，离秦始皇首创这个制度的时间并不很长。特别在西汉前期，备种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分裂势力都还很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内外反对势力并镇压人民的反抗，在经济上除了依仗国家财政收入外，皇帝总愿意手头掌握能随意支配的巨大财力、物力，为巩固皇权服务。事实上这笔收入也并非完全作为皇室的生活资料用掉，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应付紧急情况，如军费、救灾，某些特殊的赏赐等等。汉代还有一种“献费”，或称“献”，历来有些争论。马端临和劳榦等人认为“献费”就是“算赋”王毓铨先生认为“献赋”大概是皇帝祭祀宗庙时，向人民勒索的祭礼，每人六十兰钱，王国、侯国和诸郡人民，均须交纳。此外，汉代还有酒税、临时征收的工商资产税(即“算缗”)，就不一一介绍了。最后谈谈“徭役”。乍一看来，“徭役”不象是赋税，但实质上它是由先秦时代的力役地租蜕化而来，和赋税的关系十分密切。汉法规定：成年男子均得用一定时间为国家服兵役和力役，丞相的儿子也不能例外，从二十三岁(有时十七岁，有时二十岁)到五十六岁是服役年龄。但实际上有的人年过六十还要服役。服役的人叫做“更卒”、“正卒”。服一般力役的叫“更卒”，每年都要服役一个月；服兵役的叫“正卒”，其中又分为两种，一是到所在郡国受训，充当郡兵一年，二是到京师或边疆地区充当“戎卒”一年，这意味着每个成年男子一生要服两年兵役，但实际往往超过，汉乐府诗中“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诗句，正是对汉代沉重兵役的悲愤控诉。本人亲自服役，叫“践更”，也允许出钱雇人代役，称为“过更”，这代役钱就是“更赋”。既能以钱代役，官绅豪商自可免除徭役之苦，但“更赋”很重，每月要出三百钱，一年就是三千六百钱，所以“践更”的多是贫苦农民。据王莽说：汉室的“更赋”，连病人和身材矮小不适宜服役的侏儒也要交纳，看来颇为严格。法令还规定：“入粟”，即交纳粮食给国家，到规定数量后，交纳者可以免役，称作“复”，同时还可以得到爵位。“更赋”和“入粟”的收入，也是汉代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汉代人民的赋税和徭役是很沉重的，加上官吏的贪暴，必然使阶级矛盾激化，导致人民的反抗，直至武装起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汉代的赋税制度比前代更加系统。更加严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