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什么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却发展不出科学？ NA
话题：﻿哲学、学校教育、世界历史、自然哲学
回答：﻿让我来作一篇阅读理解，首先转载一篇文章。吴国盛·《什么是科学？》自序什么是科学？这是一个问题。任何问题都呼唤一个解答，但恰当的解答却取决于问题的性质：谁在提出问题？为什么提出问题？发问者期望回答者从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来回答？而这，是问题背后的问题。真正的问题都是有结构的。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是科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英国科学哲学家查尔默斯（A.F.Chalmers，1939—）的《科学究竟是什么》（WhatisthisThingCalledScience）一书流传很广。许多爱好科学哲学的学生正是通过这本书开始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然而，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一直觉得这本书没有回答书名所提出的问题。我了解到，许多读者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为什么呢？原因大概是，这本书所预设的东西在我们心目中恰恰是可疑的、有待澄清的，是我们想要继续追问的。这本书名为“科学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只是通俗地介绍了20世纪从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到库恩、费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1924—1994）等科学哲学家的观点，可以看成是一本西方科学哲学的简明导论。可是，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来说，“科学”的指称是清楚的，就是在近代欧洲诞生的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知识类型，不清楚的只是，为什么这种知识类型如此有效、可靠，如此权威和成功。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先天综合知识（科学知识）是否可能，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牛顿力学就是这样的“科学知识”；有疑问的是，它何以可能，亦即它得以可能的条件是什么。对他们来说，牛顿力学作为“科学”是一个给定的事实。可是对我们来说，牛顿力学为什么当然就是科学呢？如果回答说，牛顿力学符合科学之为科学的全部标准，我们会问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是什么，这通常导向科学哲学；如果回答说，科学就是按照牛顿力学来定义的，我们会问牛顿力学是怎么来的，这通常导向科学史。是以科学哲学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还是以科学史的方式来回答，这仍然取决于你发问的背景和动机。过去这三十多年，有两件事情影响了中国人提出“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第一件事情是反“伪科学”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气功、人体特异功能一度十分活跃，包括钱学森这样的著名科学家都为之背书，但后来风向转了，说这些东西是伪科学。就字面意思上讲，所谓伪科学是指本来不是科学而冒充科学者，但问题是如何判断它本来是不是科学，这就提出了科学的标准问题。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希望科学哲学家能给出一个权威的标准答案。不幸的是，西方的科学哲学大家并没有就此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相反，每一个科学哲学家的答案都受到同行们无穷无尽的诟病，让人莫衷一是。早先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说，科学之为科学就在于它能够得到经验的证实，可是波普尔（KarlPopper，1902—1994）反驳说，我们的经验都是单称陈述，单称陈述经过归纳并不能确凿可靠地推导出全称陈述。我即便看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要得出“天鹅皆白”这样的理论也是很有风险的，事实上，的确有黑天鹅存在。于是，波普尔别出心裁地提出证伪理论，认为科学之为科学不在于可证实，而在于可证伪，即它总是包含着可以诉诸经验检验的预测。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光线在经过太阳这样的大引力场时会发生弯曲，因此是可证伪的，而像占星术这样的理论总是把预言说得含含糊糊，无法证伪，因而不是科学。波普尔之后的科学哲学家提出“观察渗透理论”，认为没有什么经验观察是中性的，任何经验观察都预设了某种理论。如果A观察证实了B理论，很有可能是A观察之中渗透的理论支持了B理论。由于观察渗透理论，不仅观察与理论之间的证实关系出现了问题，证伪关系也同样存在问题。A观察证伪了B理论，也有可能是该观察背后的理论与B理论相冲突所致。到了库恩（ThomasKuhn，1922—1996）这里，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这个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所说的科学指的是科学“理论”，“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指的就是科学理论的成真标准。对他们而言，科学划界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理论与观察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库恩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他在研究科学史的过程中发现，实际发生的科学理论的更替并不是由理论与观察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科学家共同体决定的。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根本不会问“什么是科学”这样的问题，因为一旦经过艰苦的训练进入了科学共同体，科学家已经就许多信念达成了共识，对这些信念通常不再追究。换句话说，你要是非要问什么是科学，库恩的答案很简单：“科学家们做的事情就是科学。”只有在传统范式出现了大量反常情况的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们才被迫思考“什么问题是真正的科学问题”“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是真正科学的解决办法”，但最终的裁决方案也不是一个可以通过逻辑和理性来解决的方案，更多地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裁决，就像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在他的自传里所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通过说服对手让他们开悟而取得胜利的，往往是因为它的反对者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库恩之后，费耶阿本德更是主张，没有什么科学方法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怎么都行”。他雄辩地表明，科学划界问题完全是一个无聊的问题。在科学史上，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从来就是模糊不清的，而且这个模糊不清的界限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明确划定科学的界限，只会窒息科学的自由和创造精神。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观点令许多中国读者感到失望。那些对伪科学深恶痛绝、急于赶尽杀绝的人，甚至对库恩和费耶阿本德这样的科学哲学家破口大骂。如果非要援引科学哲学的话，他们往往还是喜欢波普尔，毕竟波普尔明确提出了划界问题，给出了划界方案。本书不是为这些读者写的。我并不认为划界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伪科学不是一顶政治上让人恐惧的意识形态大帽子，只要反伪科学不是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和要求来辨别科学和非科学，并不需要一个绝对正确、普遍适用的可当作尚方宝剑的科学标准。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常识，你可以强调科学的精确性和逻辑连贯性；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宗教，你可以强调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如果想区别科学与人文学科，你可以强调科学的数学和实验特征。当科学事业出现内部问题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规范，以平息纷争，重建共识，或者清理门户，严肃纪律；当科学事业遭遇公众误解和攻击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价值，讲讲科学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热爱和平，重视协作等，以重修科学的形象；当别的社会事业羡慕科学所取得的进步，向科学取经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方法，以帮助那些非科学的事业也取得像科学那样的成功。再说，生活中也不是处处都需要科学，有时候像占星术这样的伪科学也可以用来娱乐，为何一定要斩尽杀绝？绘画原作固然宝贵，复制品也可以有它的地位。影响中国人提出“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第二件事情是李约瑟难题以及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一直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传统文化基本上一无是处，是阻碍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拦路虎、绊脚石，应予以彻底否定，而传统文化之所以一无是处，是因为它没有科学。民国时期的学者讨论的都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这样的问题。到了50年代，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新需求。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站出来发问，中国古代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呢？这一问让深受西方列强封锁的国人听得很舒服，因为这一问的前提是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很发达，只是近代落后了。到了90年代，新一代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问题”，特别是追问“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引发了热烈的争论。然而，问题的实质仍然在于：这里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只要调整科学的定义，就可以使“中国古代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无科学”都成立，但科学的定义并不是随意指定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要准确理解科学，必须回到历史之中。本书针对的就是这个背景，因此将主要采纳科学史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牛顿力学之所以天生就是科学，而我们的阴阳五行天生就不是科学，这是历史形成的。就好比比萨是西方人发明的，天生就是比萨，而我们的馅饼天生就不是比萨。我们当然可以说馅饼也能吃，而且比比萨更好吃，但你还是不能说馅饼就是比萨。今天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本来就来自西方，要理解什么是科学，必须回到西方的语境中。我认为，在理解科学方面，我们中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一种全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技术能力，或者高智力。正因为没有认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所以很容易误认为中国古代其实也是有科学的——中国人既然是人，当然有技术，有智力，因而有科学。这种错误的科学观妨碍了我们反思自己的文化。事实上，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说，科学是一种十分稀罕的人类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一百年来，本着我们一向熟悉的实用态度来学习西方的科学，中国的科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实现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但是，今天我们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中国人在解决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急难之后，要复兴中华文化，成为引领人类文明之未来的力量。在这个新的形势下，仍然用实用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和科学家，就无法真正完成这个新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的科学事业面临基础科学薄弱、原始创新乏力这样的严峻挑战。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学的本性、科学的本源，我们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就可能违背科学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人为制造发展的障碍。这正是本书写作的深层动机。除了回到西方的历史语境中，追溯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的历史由来，本书也希望为重新评估中国古代的科学开辟一个新的思路。我认为，现代科学的主流是数理实验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运动的某种结合，但是，数理实验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的全部，最终酝酿出达尔文进化论的近代博物学（自然志）也是不可忽视的科学类型。技术、博物学（自然志）、理性科学三者构成了一个科学谱系。中国古代的科学更多地属于博物学的范畴，以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框架去整理重建，往往得到的只是历史的碎片。因此，建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博物学编史纲领，是未来值得尝试的一个方案。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在今天显得格外紧迫。近十年来，我在各种场合无数次发表以此为题的讲演，听众既有政府高级官员、院士科学家、IT精英，也有普通学生、学者、民众。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深切关注让我感觉到这是我们民族今天不能不认真反省的问题。我希望这些初步的思考能够唤起更多人的认同，凝聚更多人的共识。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17）的阶段性成果，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吴国盛2016年5月1日截取一下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段落第一段库恩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他在研究科学史的过程中发现，实际发生的科学理论的更替并不是由理论与观察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科学家共同体决定的。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根本不会问“什么是科学”这样的问题，因为一旦经过艰苦的训练进入了科学共同体，科学家已经就许多信念达成了共识，对这些信念通常不再追究。换句话说，你要是非要问什么是科学，库恩的答案很简单：“科学家们做的事情就是科学。”只有在传统范式出现了大量反常情况的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们才被迫思考“什么问题是真正的科学问题”“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是真正科学的解决办法”，但最终的裁决方案也不是一个可以通过逻辑和理性来解决的方案，更多地是一种非理性的历史裁决，就像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在他的自传里所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通过说服对手让他们开悟而取得胜利的，往往是因为它的反对者最终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库恩之后，费耶阿本德更是主张，没有什么科学方法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怎么都行”。他雄辩地表明，科学划界问题完全是一个无聊的问题。在科学史上，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从来就是模糊不清的，而且这个模糊不清的界限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明确划定科学的界限，只会窒息科学的自由和创造精神。第二段我并不认为划界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伪科学不是一顶政治上让人恐惧的意识形态大帽子，只要反伪科学不是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和要求来辨别科学和非科学，并不需要一个绝对正确、普遍适用的可当作尚方宝剑的科学标准。第一段事实上已经回答了李约瑟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因为中国发展出来的那个类似科学的体系不被承认为科学。为什么没有被承认呢？是因为他不具有可证伪性吗？不是，仅仅是因为科学其实就是科学共同体研究的东西，而科学共同体就是从西方文明里生长出来的社会组织。今天中国的科学共同体，也是西方生长出来的科学共同体的一个分支，跟中国古代发展出类似科学的文化的人群（比如钦天监、风水相师、能工巧匠），没有什么可见的联系。大家根本就不是同一帮人，那自然他们玩的东西，得不到科学的承认，其实就这么简单。中国传统的那些学术体系，比如阴阳五行，中医，占星术，真的没有机会成长为真正的科学吗？所谓的实证的精神，实验的方法，西方文明也不是一开始就有，中国文明同样有可能掌握。所谓逻辑演绎的方法，中国文明就一定煤有吗？也不尽然。再或者对科学价值的评价，难道中国文明就真的不可能有吗？我也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假以时日，这些问题同样有解决的可能。但是问题是历史就是这样的，这些种子没有机会完全生长，而后传承断绝。中国转而拥抱西方的那一套学术体系，而传统的那些原始体系就被放弃了。时至今日，那些东西你随便叫他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叫他科学，因为科学就是人家科学共同体给自己起的名，你不能侵犯人家姓名权。而如果你只是想削减脑袋钻到科学体系里面去，那没办法，你就只能按照人家的标准获得承认，不能再坚持你的传统了。你也别扯什么丧权辱国，或者坚持传统，你妄图把自己融入到‘科学’里面去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是跪舔洋奴的卖国贼了。当然，第二段说的也很对。划界问题确实不重要，你要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反正也不影响多少正经人的利益（愿意相信中医，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要拯救他们？）。只不过我鄙视你们的人品而已，扪心自问一下，你们硬挤进科学里面还不是为了坑蒙拐骗嘛，装什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