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到底该如何理解？ 如何用大白话 解释这2种理论呢 最近自学西方经济学 总感觉看不透彻
话题：﻿经济学、西方文化、现代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理论
回答：﻿先谈谈劳动价值论的问题（部分），原文刊载于电子网刊《惊雷》第五期——微博地址：SinaVisitorSystem下载地址：百度云请输入提取密码密码：7s9p———————————————————————————————————————————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根据我在1·24、1·25举行的“火花读书会”活动中所做的发言稿基础之上经过了一些修改整理而成。不得不承认，此前一段时间阅读罗纳德·米克所著《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一书之故，对于形成这一篇文章的总体结构以及一些具体材料的选取以至于关涉的细节要点的理解而言，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故而，就这一层意义而言，我欣然承认，此文在形式上权可以视为对该书的某些主要部分的一次不算完备的梗概尝试。然而，我也需要指出，时至此时此刻，我对于米氏在原书中所表达的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不再如此前一般赞同了，而个别地方甚至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当然，这些都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了文章中；但整个历史性叙述的框架是没有出现多大变动的。不过，我仍需提醒读者，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在于是由谁表达出了什么内容，而是这一内容本身意味着什么。因此，某种近乎于教条崇拜的信徒心理在此是不会被允许保留一席之地的。最为需要的，是一颗无所畏惧的探寻真理的诚挚之心。同时，如若读者借由该文所展示出的些许内容，产生了一些认识论上的革新或者对以往固有观念的些许反思或清算，那自然是身为作者的我所乐见其成的，也是撰写本文的根本目的所在。前言毕，言归正传。今次，我想谈一谈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一些普及性内容。因为是普及，故而初衷是在于能让即便是相关经济学知识为0的人也能够听懂、触发兴趣，同时又不失最起码的严肃性。缘此，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选择了值得关注的内容。首先我想预先明确的一点是，为了不至于落入不必要的纯粹教条训导的窠臼，在整个论述与分析过程中，我不会让大家不假思索地预先接受哪一个派别、哪一个团体甚至是哪一个人的言论观点，而是先进行叙述。在需要的地方，我会提出疑问和相应的一些必要解释。然而，众所周知，对于零碎的经验事实进行有条理的组织，就必然要求着最低限度的认识和方法论。而在这里，我的认识和方法论，便是唯物史观，或者可以叫做历史唯物论（关于这一点，熊彼特曾经顺带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唯物史观”实质上是一个错误的术语，准确来讲应为“经济史观”，因为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并不比其他观念显得更“唯物”）。但它有且仅有如下内容作为基设：人们在使用特定的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所相互结成的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根本决定和制约着此外的一切其他社会关系。故而，譬如其他流传已久并广泛传为是“唯物史观”内容的言论，如社会发展五段论（认为各个具体的人类区域社会之间不管有何特殊的时空差异特质，都必将经过单线性发展的五种根本社会形式，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均不在我所预先约定的前提中，因此也不会对它负有什么责任。还需提及到的一点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会尽可能避免采用举例对比论证的手法来作为一切需要的分析证明手段。因为在很多时候，它不免带有诡辩的、牵强附会的嫌疑。鲍鹏山针对这一问题就曾表达得相当明白：譬如说，孟子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就十分爱用举例对比论证，然则实质上沦为诡辩论。例如，他有这么一句话：人性本善，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不证自明的东西。——仔细一看，我们不难发现其说理上的荒谬性：不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逻辑角度而言，这句话所论及到的前者与后者之间难道有着一丝一毫的本质上的必然联系吗？基于同样的魔术手法，荀子也可以说：人性本恶，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不证自明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此种论证置换了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的主体，起到了偷梁换柱的作用，混淆视听。然而即便如此，在涉及某些抽象的问题的分析时，适当地对这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小心善用，的确是会有利于我们对原问题本身的理解的。故而，在此意义上、也仅在此意义上，我也会利用上这一论证法。那么，以下进入我们的主题内容上来。一门理论必然有着与其相应的历史。而理论史本身又是在一定经验历史的基础之上以及范畴之内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劳动价值论，以至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理论，也是如此。缘及于此，我们需要首先追溯其历史的整个形成过程。为什么会需要价值理论？是出于什么必然性的理由催生出价值理论这一内容？按照马克思所定义的“古典经济学家”（以这一分类法为基础并在其上进行相应扩展说明，迄今为止的整个经济学史可以大致被划分为四个时期：前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而所谓古典经济学，依马克思之见，意指英国从配第到李嘉图为止、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为止的那一派政治经济学。而在此，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边际革命”后体系化了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出现之前，“政治经济学”一直是作为“经济学”的同义语使用的，意指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而非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在现代经济学语境下的”狭隘定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马克思针对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也是顺应这个历史定义，故而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用现在便于贯通的行话来讲，也可以称作“经济学批判”。当然，无论何时，马克思想来都不会同意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将这一学说刨去所谓“杂质”后仅需关注的单纯技术性的、数量关系的规定性的所谓“纯粹的经济学研究”这一认识论观点）的说法，价值学说的主要任务在于说明，一种商品的所有者通常由于占有该商品而获得的“购买他物的能力”是由什么来决定的，而所谓“通常”是就竞争盛行的状态而言的。由这一定义我们便不难看出，所谓古典经济学的盛行背景正是在竞争盛行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条件下演化并成熟的。然而暂且让我们按捺住性子，把目光往古典经济学这一怪人的背后看一下吧。交换行为依赖于分工，而它出现在共同体的尽头。我们知道，最早的交换行为是偶然地发生在部族间的交往过程中的，即发生在一个共同体之外。随着共同体内部的生产力出现了质的膨胀，也即要求着相应的生产方式随之发生改变。内部出现分工劳作，渐渐衍生出基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内部交换以及成员与外部的他方共同体或他方成员的交换。这种现象从偶然到必然的转化，正是共同体本身由存在走向解体的演变的印证。在整个过程中，交换是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关系的偶然时，它所依循的交换比例还是相当随意的、没有严格制度化的。若干个共同体可能有若干种不同的交换比例准则，然而随着交换本身的频繁化，以容易直观的所消耗的劳动时间作为产品的交换原则被越来越广泛地认可。不过，这种原则依旧是粗略的，它严重依赖于差别可能极不一致和繁杂的自然条件。理所当然的，此时没有产生任何有意识的价值观点（不过还需注意的一点是，我们在此所说的基于原始共同体的交换行为，始终限定于作为共同体维存根基的生存目的的交换、物质生产性交换，而不包含有后来慢慢演化出的基于各种原始宗教礼仪或习俗的交换。但自始至终我们都能知道的是，没有根本的物质生产性交换，是不会有其他发展了的间接交换的）。到了西欧历史上的“黑暗的中世纪”——也即西欧封建社会时期——这个连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要快马加鞭趟过去的被惯常唾弃的人类史时期，一批经院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明显地表现出了对价值问题的特殊研究。大约在13世纪，以圣托马斯·阿奎那为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阿奎那的智慧之处正在于其在进行分析时，是以当时现实中的生产对象以及相应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的。更具体地说，就是在封建经济大背景下占生产主体地位的独立的小生产者。独立小生产者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并用所得款项去买进供自己使用的商品。缘此，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们最关心的问题，便是在以这样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条件下的商品流通的“凭证”问题。总的来说，何以是这样多的这种商品和那样多的那种商品相现实地交换？由于出售商品所得价款通常是先归它的直接生产者所有，故而报酬应相当于生产时的费用和劳动（但报酬要照顾到等级地位，劳动则要“使用得当”）的观念，便为经院哲学家的认识提供了自然基础，也即后来他们所说的“公平价格”，它不同于交换双方对商品的主观评价。一般来说，对成本和报酬间的平衡点的判断，被认为只是社会的共同协议或评价（主要以教权裁定和行会约定为征）。而这也就意味着，起到调节物价作用的主要是非市场因素。在阿奎那的时代，也就是在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小而停滞的社会里，各个生产者付出的劳动和费用通常是能够直接进行比较的（通过对各自所费劳动时间、货币数量的综合比较），故而这个标准往往足够作为“公平分配”的一个大致不差的尺度。如此一来，以生产成本来考虑商品“价值”、“公正价值”，其所需的主要还是一种道德伦理层面的诉求：如果实际支付的价格与商品的这一价值之间存在任何背离，在道德上对卖者或买者而言就是不公平的。然而，阿奎那在著作《神学大全》里还专门讨论了当时在其所身处的社会里日渐增加的经济形式，所谓“买卖中的欺骗行为”，也即商人问题。他们交换为的不是消费而是获利，主要致力于此的手段是“出卖物品以换取多于所付的代价”，也即在交换中取得利润：让渡利润。这是一种具有真正革命性意义的新型经济模式——“买卖经济”。经院哲学家普遍将其视为是一种不光彩的、理应受到谴责的行为，但阿奎那却承认了其必要性，主要以两大理由：ⅰ>商人可以把收益用作必需或正当用途。ⅱ>在商人转进并卖出商品期间，为其添加了“新的东西”（改进了商品、承担了额外风险、增加了运输成本、时间地点的变化引起价格变动等等），故而其可以被视作同独立的小生产者一样，本质上也是按照“公平价格”进行交换。——不难看出，阿奎那对商人现象所作出的略显陈腐的辩解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其勉强的态度，是他对当时已作为社会必不可少手段的商人现象的妥协和让步。我们清楚，彼时商人取得的有且仅有让渡利润（哪怕是不管利用何种“坑蒙拐骗”的方式也好），他从事的是非生产性活动，他没有创造任何新东西。但他的发展壮大却日益要求着旧时的那个小而封闭的社会打开城门，进行广阔的国内外贸易。而这种活动也反过来摧毁了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的基本经济概念和理论体系。在中世纪后期国内外贸易的巨大发展下，如果一件商品的卖者来自远方，因而商品的生产成本一般来说是根本无法清楚知道的，那就不能简单依照阿奎那那般原理去合理评定其公平价格。因此，公平价格概念便随着历史的迈进而逐渐没落了，非个人的和无意识的市场接管了调节物价的任务。“是时候该我出场了。”这么说着，重商主义急不可耐地跳上了历史舞台。它是商人的依赖，它的天然关注点便是产生它的母体——交换过程，市场。因此，既往着重于生产成本的观点是不适用于他们的世界的，以通常支付的价格——“习惯支付的价格”——为内容的“惯常价格”解释慢慢成为主流。它在这种程度内决定于商品对买者的效用，而“这种程度”具体来讲也就意味着在频繁交换过程中所慢慢形成的一种“大家都乐于接受或习惯于接受的支付价格”。同时也有着这样的规定：如果一种特定商品的买者“情愿”（注意这个用词）按照生产成本的价格去买它的话，这一价格就可用来代表这个商品对于他们的“所值”，或者说“真实价值”（而这又是衡量卖方是否亏损的实际尺度）。于是作为个体的消费者的主观评价开始受到注意。按照米克的概括，我们可以把当时开始流行的价格价值概念划分为三种重要的看法：ⅰ>广泛地把商品的“价值”（有时称为“自然价值”）和商品一贯的实际市场价格等同起来，这意味着完全否定生产成本价值概念。ⅱ>这个“价值”的水平被认作是决定于市场的力量，也就是决定于供给和需求。ⅲ>与“价值”或市场价格相区别的“内在价值”或效用的概念开始出现了，并且时常认为这二者间存在着某种类乎因果关系的东西。总结一下，在重商主义时期，关涉价值理论的范畴内出现了这些用语：价值（“自然价值”），惯常价格，市场价格，真实价值，内在价值。它们的具体概念关系是：价值=惯常价格，而后者又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特定市场价格；真实价值是被消费者以等同于商品生产成本而支付的市场价格，它可能作为一种惯常价格存在；内在价值是特定商品对特定消费者的主观满足程度，也即对于消费者自身的效用。——不难发现，这些在当时流行的诸般术语存在着很多繁杂之处，在实际的使用中又不免出现各种混乱，然而之所以还存在这般繁复且多样的定义，根本在于作为此种历史的现实经济形式的主体，也就是商人，从其根基的现实需要出发所衍生而来的，它们必定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一切从交换出发，以交换过程为轴心进行理解。配第说，“商人的长处”，在于“机智地预见和计算”市场价格，因此米克认为：“因而商人考虑商品的‘价值’时，应当根据它的市场价格，而不是根据它的生产成本，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尤其在发生物价革命的那个世纪）。同时，问题的重点应当放在需求（从而效用）对于商品‘价值’的影响上面，这也是自然的事情。”然而，我们时刻也不能忘记的是，重商主义时期的经济主体是商人。他并不掌握直接的生产控制权，而生产资料一般还是掌握在直接生产者手里。商人做的是“倒卖”，这时候真正引起重视的利润形式还只有让渡利润（工业资本还不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因素，雇佣劳动还远远没有作为普遍生产方式而一般地存在），也就是从买方那里转移而来的剩余。因此，就这一事实本身，商人以及重商主义者认为取得的利润水平，主要决定于所经营贩卖的商品适应买者需要的程度。一言以蔽之，此时能且仅能受到认识和承认的“价值”本尊，只是作为内容核心所在的“惯常价格”，它依赖于“作为上帝的顾客”。历史又再一次颠覆了现实。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表现在17世纪晚期伊始的英国——商人工厂主与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资本家的兴起，他们开始对生产过程本身进行直接控制。对于生产成本的愈加关注，意味着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独立的直接小生产者被迫同生产资料相分离，作为自由劳动力被抛向市场。受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产业资本家阶级——所雇佣来赚取工资。雇佣劳动制度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了。过去利用市场差价来赚取让渡利润的利润形式开始失去主体地位，以“剥削”（现在仅就这个词所意指的无偿占有事实而言）自由劳动者阶级、也即无产阶级来赚取直接的生产利润的利润形式逐步成为王者。此时，登上历史舞台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又会说些什么呢？佚名：“人实在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和最宝贵的商品，从人身上可以榨取各种制造品、轮船、财富、征服地和牢靠的领地。”“这样使用人们的劳动（在制造业里），必定将使世界上的财富滚滚而来，并将把任何一个国家都变成奇富。”“多数工业原料，在它还没有经过加工制造的时候，所值甚微，至少和制造品相比较时是这样的；因为经过加工以后，它的价值将根据技巧一跃而为原来价值的五倍、十倍或二十倍。”（《衰弱的英国》，1680）波勒克斯芬：“我们所有的动产财富，无论就它的来源或它的增长来讲，都是来自我们人民的劳动和勤勉。”（1700）洛克：“（劳动是）构成世界上我们所享受的一切东西的价值的最主要部分。”“面包的所值大于小麦，酒的所值大于水，棉布或丝绸的所值大于树叶、兽皮或苔藓，这完全是由于劳动和勤勉的关系。”（《政府论》）“任何商品的价格，是随着买者和卖者的人数的比例而涨落的……任何东西的销路都决定于它的必要性和有用性，而这种必要性和有用性是为人们的爱好或风尚所决定的。”（《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所值的后果》）约翰·凯里：“手工业者运用各种工具或机械制成各种东西，使旁观者感到很难依据人类劳动的所值来决定价格。”“制造品提供的价格，不仅等于原料和劳动的真正价值，而且还根据购买者的需要和爱好而提供一个剩余部分。”（《论英国的贸易管制和穷人雇用问题》，第二版，1719）诺思：“一个人把他的财产全部以货币、银器等形式放在自己身边，不会因此更富有起来；相反的，他会因此更贫乏。最富有的是这样的人，他的财产是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如同农场里的土地、生息的货币或是贸易中的货物。”（《贸易论》，1691）坎蒂隆：“（内在价值）是根据商品生产时必要的土地和劳动数量来计算的，并考虑到土地的肥沃程度或土地的生产物和劳动的质量。”“假设一个绅士在他的花园中挖掘了一条沟，并且修筑了一座坪台，这些东西的内在价值与所用的土地和劳动成正比；可是他的价格实际上却不一定符合于这一比例。”“在组织得很好的社会中，一些东西的消费是相当稳定一律的，因而它们的市场价格不会同它们的内在价值相差悬殊。”（《论一般贸易的性质》）J·哈里斯：“对特定商品需求的缓急，常会降低或提高它的价格，尽管它的内在价值或原始成本没有改变。人们总是要相互利用对方的爱好、兴致或需要。买者同卖者的人士比例，或对特定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的情形，总是要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论货币和铸币》，1757）霍奇森：“商业中的价值或价格，根本不是决定于货物的真实用途或它对于维持生活或人生自然乐趣的重要性。”（《道德哲学体系》第二卷，1755）以上所列举出的一小部分但却又极具代表性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言论，大略表明了两个有趣的多少反映出历史变迁情况对人观念影响状况的观点：ⅰ>对于变化了的生产关系的认识。提出“劳动的人”创造财富，创造价值；固守财产的储蓄者远逊于投资财产的资本家。ⅱ>价值论的认识变化过程以及各种混乱状态。从重商主义继承下来的价值（多大程度上默认为等同于市场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观点与继承自经院哲学家后被一度埋没的生产成本价值论，同时还微妙地混杂有某种程度上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劳动价值论的细碎观点的萌芽。此外，劳动对于财富（价值？抑或商品自身作为产品的有用性？掺杂了多少重商主义的遗物！）关系的具体内容，也经历着复杂化的过程（更多的是新旧认识在人头脑中各种不同比例的混合而化合出的各式奇妙而又混乱的诸般认识）。观念的复杂的混乱根本上反映了历史的现实的复杂变迁情况。归结到价值论这一领域内，过往两个时期的遗物的脱胎物——ⅰ>经院哲学时期，公平价格中孕育的生产成本概念；ⅱ>重商主义时期，效用价值/市场价格观点孕育出的供求关系概念，以及效用论的某种程度的新时期的变种——这些东西以这种或那种混合物的形式根植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劳动价值论者以及反劳动价值论者的头脑里（值得一提的是，粗浅的劳动价值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从生产成本价值论那里转化而来的。在劳动的创造财富的庞大威力与可能性被充分展示在众人面前时，仿佛是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种劳动工资占有很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生产成本比例的观点，因此，说各种独立的成本因素共同决定商品价值，毋宁说劳动量——工资作为其补偿酬劳——几乎决定了商品价值）。更有甚者，出现了认为“原始成本”和“买卖人数比例”这两个因素作为并驾齐驱的两翼几乎同等地决定商品价值/自然价格/市场价格（自然，这几个概念的理解与使用也是混乱不堪的）的二元论观点。而根据米克所言，“直到资本主义竞争进一步地发展，以及自由再生产的商品占了更大的比例之后，古典学派的价值学说才能完全摆脱这种二元论的束缚。”混合与纠缠不止，在历史的这一新的时期——愈发蓬勃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价值理论的命运将如何？如同在欧洲哲学史上康德统合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唯理论与怀疑论那般，政治经济学的康德——亚当·斯密，凭着其一贯审慎温和的态度，不紧不慢地开始了编织收网的工程。在提及斯密的价值论观点之前，略微说一说其与重农学派的渊源想来是必要的。所谓重农主义，大约指的是18世纪50~75年代在法国盛极一时的思想。在不片面歪曲其观点的规定下，我们知道的是其将农业视为唯一的生产性行业，是唯一产生财富的领域，而除此之外的工商制造业等无一不是从农业中获取财富的，是非生产性行业，从事的是非生产性劳动（至于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种集体性的经济思想，我们可以想到，这与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政治上的君权神授与三级会议等级制、经济上的封建地主与小块土地所有制——密切相关）。斯密在1764年游历法国巴黎，可以知道的是其在这一批人身上迅速获得了部分观点上的共鸣（支持放任措施和自由贸易）；同时主要是在杜尔哥那里，获取了关于资本积累的认识。然而，又因为重农主义者普遍认为工厂主、租地农场主、商业资本家等等通常获得的报酬并不包含“可自由支配的部分”（因为不产生剩余），然而这与斯密此前在英国所实际感受到的现象极度不符（资本家确实拥有很大一部分“可自由支配的”报酬，并推动资本积累），故而坚定了他探求解释这些游离于重农学派视角之外的现实的新理论的决心。但关于价值理论，斯密到底说了些什么？早在《格拉斯哥讲义》里，斯密便主张存在一种平均价格或中心价格，他将其称作“自然价格”，而实际的市场价格便在供求关系的引导下围绕自然价格变动。就此，斯密关心的问题是：它的水平又是怎样决定的？更进一步，他将其分作两个问题：ⅰ>什么是自然价格的构成因素？ⅱ>为何市场价格趋向于同自然价格相一致？对于前一个问题，之前也曾列举过坎蒂隆所区别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内在价值”，而后者是由生产时所用“土地的价值”与“劳动的价值”所构成的（在某种相似的场合下，配第也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然而需要指出，配第在此所谓“财富”，更多的是指代商品的有用性和必要性）。而在《讲义》中，关于“劳动的价值”，斯密有着自己的定义：不是把一宗商品的自然价格同生产这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实际价格”联系起来（这也就是说，不是去同支付给直接生产者的实际报酬相联系，不论这报酬在某种具体情况下是多少），而是去同他所谓的“劳动的自然价格”相联系。而什么是劳动的自然价格呢？斯密解释说，商品的价格必须高到“鼓励劳动者”，也就是说，商品的价格除了补偿生产者支出的一切费用外，还必须提供一种报酬，至少等于他的劳动的自然价格（按照他那样所解释的）。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此种说法的局限性：斯密于此，仅仅是将一切商品的所谓“自然价格”（也就是价值）——包括劳动在内，因为此时还仅仅作为其中一个独立生产要素来理解——直接理解为货币价格，而不是像其后来在《国富论》中所做的那样，直接抛开货币而与劳动量相联系。为何视作货币价格存在局限？我们可以说，这就把商品的价值当作了一个依托于货币的相对量，而且是充满朦胧色彩的相对量。然而按照斯密最初的本意，价值本身是必须作为某种绝对量来予以衡量的，而非任意变换比例大小的存在。以货币衡量价值，意味着将货币视作价值的尺度。然而，斯密在同一个地方又立即说道：“我们已经表明，是什么东西使货币成为价值的尺度。然而应当注意，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劳动而不是货币。”这种似乎是支持某类二重尺度论的说法具体如何，斯密并没有阐明。其中所包含的似是而非，体现的是斯密态度的迟疑。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市场价格为何趋向于同自然价格一致，斯密认为商品市场价格受三种情况支配：ⅰ>需求或对商品的需要。ⅱ>相对于需要来讲，商品数量的多寡。ⅲ>需求商品的人们的贫富情形。——换句话说，市场价格决定于供求之间的关系。因此，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虽然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原理决定的，它们之间却有着“必然的联系”。至于这“必然”具体何在，斯密接下来的分析依旧与旧有说法没多大实质上的区别。而这，透露出来的依旧是其迟疑与不确定态度，他还没有更彻底深入。抛开在《讲义》中所体现出来的青涩，让我们来看看《国富论》里成熟时期的观点内容。在整部著作的一开篇，与其众多前辈们“就财富论财富”的思路有所不同的是，斯密立即摆出了分工问题。社会内部的分工，从而得以为交换提供坚实的物质生产组织基础。而物品（斯密有时用这一词汇来代指现实中的商品，他在“商品”相关术语的使用上带有不同于后来马克思的随意性）之所以取得交换价值，是“由于它是社会上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劳动生产物，个人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构成社会的特征，并保证社会的存在。商品的交换实质上是社会活动的交换”。更进一步说，是劳动的交换。因此，商品依照价值进行交换，本质上就是作为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的劳动的交换。劳动不仅创造财富，还是商品价值交换的根源。在这里，斯密明确地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进行了区分。然而，在明确了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劳动之后，斯密接着说：虽然价值来自于劳动，然而还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价值量的多少、也即一个商品自身的价值多少由什么来决定。“劳动量。”斯密写道，“然而却非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自然，斯密本人并未进一步地考虑到形成‘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他指的更多是个人实际耗费的劳动量），而是商品在市场上所能交换到的、所能支配的（活）劳动量。”难道斯密不存在某种“物化劳动”的概念认识？有的，然而斯密本人却并不把它作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准绳。斯密认为，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能体现出来，故而价值天然就是交换价值。因此，欲确定某一商品的具体价值量，作为尺度的劳动量能且仅能在市场上的他者身上找到，因而只能是能够交换到的活劳动量。交换价值是相对价值，价值本就是相对而论的。——似乎斯密的脑海里扎根着这一认识。然而，斯密之所以采用这一说法，还在于试图解决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利润的来源。“作为资本家报酬”的利润从何处来，斯密认为答案正在于买进和卖出时所遵循的标准不一：买进并着手进行生产时耗费了多种生产成本因素（当然也包括物化劳动量）；然而因为在卖出时商品价值是决定于其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因而在“劳动”这一因素上就存在着买进卖出的量上的前后不一，而利润就由此差额产生。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某种辩护口吻同掺杂着半截生产成本论的劳动价值论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混合到一起。斯密说，商品作为产品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量是构成整个成本的独立因素之一（反映到报酬上也就是工资），是“成本”；而其拿到市场上所得以支配的劳动量才是商品自身的“真正价值”、“价值”。作为差额的剩余——也即在劳动者这里所“无偿”给予资本家的那一部分——成为资本家的利润，并且是资本积累进行的必要条件。在这里，斯密预先设定前提，也即资本积累意味着资本家“理应”获得作为“利润”的那一部分剩余（因为为了促进发展），无产阶级理应为资本家提供免费果实（在另一个地方，斯密作为道德哲学家对这一现象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但仍旧强调这是“必要之恶”）。在此，他颠倒了说明的整个过程，把应该解释的结果当作原因、当作出发点而接受下来了。除此之外，斯密将价值等同于交换价值，并称真实尺度是所能支配的活劳动量。他进而要求我们把（活）劳动自身的价值说成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一宗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的变动，总归是由于那一商品的价值的变化。因此，就与社会生产条件没有多少关系，而只关涉工资率。然而，固定不变的所支配劳动量本身，难道不会受社会条件和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变化而变化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由于引进某种二重论而导致的惊人的混乱，而这又是出于斯密想要妥善解决利润问题造成的。不过，明确看到斯密这种混乱的人也立即出现了，他就是大卫·李嘉图。首先需要说的，是1817年前、或者说在《利润论》发表之前的李嘉图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观点。而这一观点是与斯密关于利润率由于资本的竞争而趋于下降的观点直接相关的；同时，自1793年以来资本与利润率都在增长这一似乎是与私密看法直接相反的确确实实的现实现象，也要求着李嘉图对其做出解释。他又是怎么说的呢？在一封同马尔萨斯的通信中，李嘉图写道：“我不否认，在你所说的那一段长时期内，利润率确实是增长了，但同时国内外的农业也有了决定性的发展（法国大革命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增产，因为它改变了过往法国既存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所以这与我的学说完全符合一致。我的结论是：过去资本的迅速增长，不曾引起利息率的下跌，这是粮食生产设备革新的结果。”这就带来了李嘉图的利润观点：利用土地报酬递减率解释利润的下降趋势（而这一递减率又归结到土地肥力下降规律这个“自然定律”身上）。而若要提高利润率，就非得改进技术提高农业产出，或是为从国外输入粮食提供便利。这一观点自然导出了“农业家利润支配着其他一切行业的利润”的结论，意味着农业利润率决定一切其他行业的一般利润率。值得注意的是，李嘉图从这里引申出了他后来极其看重的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在事实上也证明了它的重要性：劳动价格，劳动（粮食作为工资所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直接影响劳动价格。而其他一切商品则将保持不变的前提情况下，如果粮价上涨，则一般工资上涨，其他一切商品随之价格上涨，那么一般利润下降）。后来主要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批判了这一旧有观点。他说，谷物价格的上升，固然会引起工资的变动，但并不因此而影响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他又进一步认识到，“利润的支付不妨害物化劳动决定商品价值那一原理的逻辑推论”。在这里，不妨对这一原理的阐述与之前所提到的斯密的说法对照来看。如果斯密关于“（活）劳动本身的价值绝不改变”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么，“所能支配的劳动”就不能说是一个可靠的“价值的标准尺度”了。从而，李嘉图认为只有在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发生变化时，商品价值才会变动（当然，利润和地租依旧被视作独立的生产要素，但它们并不如劳动这般具有此种影响）。最后，在其逝世前不久，李嘉图在《论绝对价值和交换价值》中，体现出了他对“绝对价值”、对“绝对”价值与“相对”（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的重视态度。米克对此说道：“绝对价值观念的合理基础在于这样一个假定，即：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变动，最好看作是其中一种商品或分别考察的两种商品各自的‘绝对’价值（或‘真实’价值）发生变动的净结果。一种商品的‘绝对’价值，就广义来说，实际上就是它依照一个‘不变’标准来衡量的价值。”顺着这一方向，李嘉图也越来越倾向于把商品的绝对价值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等同起来。然而，李嘉图认为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他不能解决的矛盾：“事实上，在正常情形下，物化劳动比例并非严格地相当于交换比例。”从理论上看，照理说只可能“偶然地”出现的不相等为何反而在“经常地”发生，这确实令李嘉图大伤脑筋。针对这一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里如此说道：“在他只要说明价值，从而只要说明商品自体的地方，居然把一般利润率和一切由比较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出来的前提，引进来。”一言以蔽之，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犯了一个同无数前辈一样的错误：反历史。“既然如此，”马克思先生接过话筒，“我们还可以来看看一个困扰李嘉图及其辩护者们已久的问题，‘自然问题’。”“‘自然问题’？”“窖藏葡萄酒的价值相关问题。乍看上去是这样一个现象：地窖里日复一日储藏的醇香葡萄酒，几乎没有耗费什么劳动，但其价值却为何年复一年地上升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李嘉图也这样想，他为此苦恼了很久也没能想出一个适合于用劳动价值论去予以解答的好思路。倒是他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詹姆斯·穆勒，以及门徒——麦克库洛赫，各自提出了解释。”“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大穆勒认为，是物化于葡萄酒本身的蓄积劳动相对于彼时耗费的劳动数量而创造了价值（进而创造剩余价值）。因此，既有劳动、旧劳动、死劳动也依然同活劳动一样，能够创造价值。”“已经死了的物化的劳动量怎么还具有繁殖能力呢？听上去像是牵强附会的诡辩。”“更加牵强附会、更加诡辩的还要看麦克库洛赫。他说，不是人的新劳动，也不是蓄积劳动，而是自然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意思是，价值既可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又可能是自然界的产物了？”“他本人似乎是这个意思。”“还真是有勇气搬出这么个理由来辩解啊。”“麦克库洛赫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说法的陈腐和荒谬。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版表达了如此观点后，后来的第二版以及以后各版便删去了这个内容。”“如此说来，那看来是谁也没能真正解答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回答这个疑问呢？”“萨伊跳出来说，他的莫里逊氏丸（这种经济学的万能药无愧为庞氏骗局在经济医学乌托邦领域内的神学表现）保证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在他看来简直称不上是难题的难题。”“怎么说？”“很简单，只要承认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什么内在的耗费劳动量，而是对于卖方的效用就行了。因为窖藏时间越长久，其作为葡萄酒的甘甜醇厚也就愈发浓郁（而不管它是来自波尔多、勃艮第抑或爱伦·坡），作为买者这样一个酒客而言，其所感受到的葡萄酒本身对于他本人的渴望的需求的满足程度也就越大，他为此而‘心甘情愿’所掏付的价钱——葡萄酒所值，当然，也就是商品所值——就越高，那么对于卖者而言也就越能得到满足，同样的东西对于他而言也就越有所值。当然，因此，商品价值一旦如此一般，它由需求、满足效用这一因素来决定，相比劳动价值论而言更具解释的广泛性和完备性。那么，它就是关于商品价值的真正理论奠基，就是真理。”“也就是说，不论是价格问题抑或价值问题，其实都是能够在供给与需求这一单一关系框架内得到充分解释和解决的咯？”“认同萨伊基本思想的人都会这么说。”不过，马克思博士却并不这么想。“真理根本上在斯密和李嘉图这儿。”他说，“不过他们犯下的错误却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我将会继续这项工作，以使偏离的轨道得以出现修正的可能。”马克思又是如何摆出他的想法的呢？如同一些前人一样，他认为商品本身就一般性的抽象意义而言，可以分解为使用价值（物的实在特质）和价值（交换根本凭证）两大属性。而就两者的本性而言，使用价值天然是具体的，它是对于人来说物的有用性的体现；而价值天然是抽象的，它决定于人所耗费于其中的抽象劳动结晶（以劳动时间来计算量）。然而，这里的“人”不是抽象概念上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也就是从事生产生活等具体活动的人；同时，也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人，而是在社会之中并在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现实活动的人。故而，他的劳动的一般性，首先必须要成为社会意义上的东西——也就是说，首先要必须得到社会承认，它才能维系。于是，作为人所耗费自身脑力与气力而结晶的（这种叙述方式不免带有一定的美文学嫌疑）一般意义的抽象劳动，衡量它尺度的是社会，因而价值必然要是社会劳动，更进一步说，社会必要劳动（在一定的相对“动态平衡”的时期，依照作为社会通行尺度而被相对固定下来的通常所必需的一定的标准，也即“必要的”，因此是社会必要劳动）。如此一般，马克思做出了更为清晰的区分：使用价值（具体；衡量标准是人的主观效用、物对人的有用性）；价值（抽象；衡量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交换价值（也就是物化劳动之间的交换比例）的货币表现，进而也就是价格，或者说市场价格（基于货币本位的实际交换比例），便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在价值上下波动变化。另外还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此前——在马克思之前——一切研究劳动价值论的人，在观念深处或多或少的都没有摆脱某种生产成本价值论里所暗含的前提的影响：工资、利润、地租是各自作为独立的因素影响商品价值的。故而，劳动本身只能通过影响工资（率）而影响最终的商品价值。不过，马克思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既然商品价值是由一般抽象劳动凝结而成，而这是劳动的结果，从而又说劳动仅限于影响工资、仅限于影响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这是错误的。那么利润、地租乃至于生产本身所消耗的物（如机器的磨损、储蓄能源的耗费等）又怎么办呢？马克思认为，生产的最后，这一切价值本身都是因为（活）劳动而得以实现的。但笼统的“实现”名词之后，是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转移旧价值与创造新价值，物的消耗这一外衣下是其本身所包含的蓄积劳动量（体现为旧有价值、既有价值）通过具体劳动进行转移，也就是劳动过程；而通过抽象劳动（也是整个活劳动、即雇佣工人劳作体现的另一面）进行的新价值的创造，也就是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在提出“价值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之后，又立即说：既然价值存在二重性，那么，理所当然的，促成这二重性结果的劳动本身自然也有其二重性，它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而具体劳动影响劳动过程，实行使用价值的改变与旧价值的转移；抽象劳动影响价值增殖过程，实行新价值的创造。更具体地说说。具体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体现了劳动过程。因为具体劳动是在创造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然而使用价值不能凭空产生，它必然存在既定的原始状态。新使用价值不过是旧使用价值的改变了的形式，旧使用价值可以由原料、劳动资料所组成，经由劳动过程，最终获得产品。虽然其外表的表现上已经无法再让人看到过去物的生命痕迹，然而在内在深处，过去物的力量依然在持续发挥作用。因此其内容——价值，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实质改变。那么，旧使用价值内在的价值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经由人类劳动行为实现了转移，肉体的涅槃。生产过程其中的一重性——劳动过程，其所实现的正是既有价值的转移。那么新价值在哪里产生呢？价值是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抽象的人类劳动原子，则其产生只有在同样抽象意味的生产过程中，也即生产过程的另一重性——价值增殖过程。在这里，抽象劳动发挥着作用，劳动气力的耗费，把流动的活劳动固定在产品上，形成了静止的劳动原子、凝固的劳动原子、死劳动。按照其相对于可变资本（表现为工资报偿）的特性，又可以把这一过程分为价值形成过程和纯粹增殖过程，前者生产补偿性价值，后者生产无偿性价值。两部分对于界定其“新价值”成分的问题，可以认为：补偿性价值，其形式是新的，而内容是旧的，不过是对预付资本的补偿；无偿性价值，其形式和内容都是新的，它才是资本家真正渴求的东西，生产过程所产生的这种灿烂的瑰宝，我们把它——无偿性价值——称作剩余价值。有关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正面阐述到这里可以暂且告一段落。尽管有些突然，但我们现在需要来对劳动价值论（甚至也包括对价值论本身）进行一下总体性的评述了。历史进程到现在，对劳动价值论保有一个全面的正面叙述可以说止于马克思，故而后来无论是关涉于这一理论批评或是维护，基本上是以体现在马克思话语里的劳动价值论为纲，这一点需要予以明确。同时，对于这一理论的某些部分的说明，既无可避免地连带于对整个价值论的某些直接或间接的评述，更进一步的，考虑到叙述方式上的完备，以批评或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一些极有意义的主张作为内容主体，借此引申出对于（劳动）价值论本身更为细致的考量，无疑更为妥帖。缘此，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不得不正视这些批判内容，并同时对（劳动）价值论做出更为细致的——就形式而言，也许会是显得更为细琐的——分析。在那里，我们将会看到，此前包围着这个问题核心本身所形成的一系列繁杂且混乱的理论思想史混沌，其背后所闪耀着的真正历史过程。———————————————————————————————————————————以上是之前我想要对于劳动价值论来具体谈谈的主要内容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关于理论史一二；后半部分会着重来针对劳动价值论本身进行详细分析，不过不知道啥时候能够完成。另外，有关遍及效用论我也会大体上按照这个范式去进行分析阐述，如果上面的后一部分内容能够弄完的话，那么有关于此的内容应该就能确实着手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