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评价胡适及其贡献？ NA
话题：﻿人物、历史人物、胡适
回答：﻿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胡适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盖棺易，论定难。胡适的悲剧其实在于后世要扯他当虎皮的不肖子孙太多。而国人的历史知识又向来贫瘠，只能在高中历史课本的水平上互打嘴炮。很多时候，反对者恰恰被带偏了节奏，砸了自己队友的脚。下面简单从爱国者的角度，谈一个也许久被遗忘的胡适之。1931年1月5日，胡适与陈衡哲（莎菲）、赵元任等人同车南下，当天的日记说：“与莎菲谈。她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胡适的这个态度，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表现的最为明显。1915年胡适就意识到“中国之大患在日本”，更痛感：“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他甚至一度产生过“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风俗、国力、人心”，“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语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演讲为期”的想法。但是，当胡适通过一个中国赴日留学生购买相关研究书籍时，却被告知：“日本文化一无足道：以综而言，则天皇至尊；以分而言，则男盗女娼。此二语自谓得日人真相。盖阅历之言。”胡适当然不会满意这个回复。通过长期关注，胡适逐渐意识到，日本的强大在于尚武：“西洋民族所到的地方，个个国家都认识他们的武力的优越，然而那无数国家之中，只有一个日本学会了西洋的武化，其余的国家——从红海到太平洋——没有一个学会了这个最令人欣羡而又最不易学的方面。然而学不会西洋的武化的国家，也决没有工夫来好好的学习西洋的文化，因为他们没有自卫力，所以时时在救亡图存的危机中，文化的努力是不容易生效力的。”日本作为岛国，其武化又是以海上力量之武化为基础——“日本霸力全赖海军支持。”如果不能发动一场摧毁其海军的战争，即便陆上一时战胜，终究不能根本解决日本问题。但中国并无此种能力，所以要立足外交，使得中国问题与太平洋问题乃至欧洲问题作一连带解决，把日本拖入一场太平洋大战，方能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事情不怕闹大，关键是怎么闹。以及真闹成功了之后，如何当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胡适说中国没有强大海军不是国耻，没有强大陆军也不是国耻，国民教育搞不好才是真正国耻。这一段绝非否定国防，而是有着更高的国防认识。基于这个认识，胡适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深度对日研究的小圈子。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倡议，胡适负责，创立了著名的《独立评论》，成为当年最理性、最专业的战略性国难对策研究平台。1936年，胡适因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途经日本，“车站上看不见一个日本人迎接他”，原因就在于日本当局已经将胡适确定为“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室伏高信，《胡适再见记》）同年底，《独立评论》因日本施压而暂时停刊。胡适老婆最高兴，因为丈夫不用再熬夜了。七七事变爆发之初，胡适曾希望利用日本内部的犹豫，实现和解，再积蓄几年国力，等待国际形势的进一步澄清。但随着和平的破灭，胡适转而成为坚定的主战派。1938年9月17日，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他的核心思维就是：苦撑待变、和比战难：“所谓变者，包括国际形势一切动态，而私心所期望，尤在于太平洋海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此意似近于梦想，然史实所昭著，以和比战更难百倍。太平洋和平会议未必比太平洋海战更易实现。”（1940年10月20日）所以他才在1938年11月通过翁文灏进言蒋介石：“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结果电报写好，大使馆居然无人敢发。生怕胡大使惹毛蒋委员长。但最终还是发了，因为胡适说，就当是我个人发给翁文灏的私电。而当时美国以做最后参战大国为己任，始终对中日战争保持距离。据陈光甫回忆：“美外部之远东司长项白克，此君老气横秋，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彼对适之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做大使之痛苦矣。”而胡适能处之淡然。最能说明这个时候胡适心情的，莫过于同年10月31日，他赠陈光甫的一首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自题小像胡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公开宣称自己来美，一不搞宣传，二不搞武器，三不是来要钱。但实际上呢？实际上三件事全干了，而且干的不错。那为什么又说不干呢？谁都知道，在美国宣传是个贬义词。武器和钱，那能是你想要就要的？如果利害一致，美国自动给你。如果利害相反，你以为口舌就能搞来武器和钱？那就图样图森破了。关键在于因势利导，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且要有尊严，不要让别人瞧小。事实上，胡适比谁搞的宣传都多。如果说胡适的对美外交有什么问题，就是在宣传上花的精力过多。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胡适深知美国国情，美国的那帮政客非口舌所能动，但民情舆论可以介入。这就是院外集团逻辑。当这个造势与美国政府的战略需求扣合时，会自动获取大利。但如果只搞上层路线，没有民意基础，就很难实现利益最大化。看看日俄战争时，金子坚太郎是怎么在美国搞游说外交的，就知道胡适干的是什么事情了。（日俄战争那一段可以参看我在早期鼎力推鉴的节目）这就叫讲好中国故事。事实上，胡适在37年以特使身份来美时已经做了火爆的演讲。以至于美方广播电台要求他修改内容。对此：“我大生气，告诉电台中人，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后来他们倒更客气了。”出任大使后，胡适更是花了大功夫搞公共外交，四处进行大众演说。1939年7月，罗斯福宣布美国将于6个月后废止1911年签署的《日美商务条约》。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一。同时又调查，六个月后美国应否禁售军火原料给日本，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国民选择不卖。当年日本办的英文报纸JapanTimes就痛骂胡适挑拨离间，以大使身份作煽动性英文演讲，意在制造美日战争。今天，太平洋问题大咖、日本洗地党领袖入江昭还说胡适挑动美日开战。如果没戳到痛处，日本人会这样说吗？不仅日本人，美国史学大咖CharlesA.Beard也认为，日美开战，胡适推波助澜，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就在罗斯福宣布废止《日美商务条约》一个月后的1939年8月，希特勒与斯大林突然戏剧性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此举引发全球战略关系的大颠覆。横跨欧亚大陆的德苏日大联盟呼之欲出。日本一夜之间成了苏美争相拉拢的重要砝码。这是胡适最心焦如焚的一个时期。罗斯福为了稳住日本，阻止出现德苏日大联盟，一度准备牺牲中国，逼中国承认东北是日本势力范围，从而在所谓共管名目下，对日本放水。实则是后来雅尔塔协议的预演。只不过后来是牺牲中国拉苏联打日本，这次是牺牲中国拉日本不要与德苏结盟。但话说的很漂亮：美国调停中日战争，帮中国恢复到七七之前的状态。对此，胡适当然不能接受，更怕国内的主和派们死灰复燃。为此，他一连四十天，想方设法拖着不见罗斯福。不惜将国内望之如甘霖的借款谈判也推迟两周。更以一己之力，压住情报不发国内，以免动摇抗战大局：“此种地方只可由几个人负责任。我不避这种责任。”到了1940年7月，日本自作聪明，打出了“亚洲人的亚洲”这个宣传口号。对此，胡适立即意识到是中国的机遇。因为只要中国站在美国一边，日本的宣传就会不攻自破。战争的性质就不会让人误解为亚洲人与非亚洲人的战争。日本喊的越响，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意义就越大。两个月后的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署同盟条约。胡适在10月20日致电政府：“今日大势，自属分明。德国攻英，已告失败。德意已与暴日结为同盟。英美密切合作，已无可疑。罗斯福总统连任，亦似无可疑。当此时机，我国对于国际分野，似应有个比较明显的表示，例如德意既与暴日结盟，既承认其东亚新秩序，则皆是我仇敌。我国似应召回驻德意之使节，使国人与世人知我重气节、有决心，似是精神动员之最有效方法。”之所以有这个电报，是因为之前中国为规避国际法，迟迟没有对日宣战，更与德意保持暧昧关系。以形成外交平衡。胡适看来，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只有加速促成两大阵营壁垒之分明，才能占据更好的外交位置。虽然胡适的建议未能得到采纳，但此后事态的发展，却一步步实现了胡适的梦想。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中国政府对德意日宣战。一场毁灭日本海军的大决战就此拉开帷幕。面对珍珠港的滚滚浓烟，哈尔西说了一句话：老子早晚让日语只能在地狱里听到。后来虽然事情没干这么绝，但哈尔西1945年对记者们又说了一句话：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仍能看到他的大船，但需先换一身潜水服。而此时的中国，已在苦撑待变中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补注：1942年9月胡适卸任大使职务后，之所以没有回国，是因为国民党高层不希望他回国，特地通过外交界元老郭泰祺传话，指出胡适此时名望太盛，怕其回国为反对势力利用，不利于领袖地位。正所谓：“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而胡适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段时间，一方面做学术研究，一方面在美国讲学演说，不仅收获大量荣誉博士头衔，更重要的是极大拓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今天我们天天说要增加软实力，要给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胡适当年做的不正是一样的事情吗？不正是为了让中国在战后能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吗？非要胡适拒收美国高校荣衔，回国抗战，吃糠咽菜，才算是对国家有贡献？这样想的人，要么脑袋有问题，要么心灵有问题。至于胡适外交搞的好不好，中国故事讲的好不好，自有后人评说。但至少，胡适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这与今天那些喜欢扯胡适当虎皮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们，人为对立大国崛起与小民幸福的带路党们，恰恰是壤霄之别。所以，要多看历史，再谈立场。否则，立场先行，恰恰让别有用心的人带乱节奏。历史当然要复盘、要批判，但那是为了未来做得更好。一味情绪化地冷嘲热讽，只能散播负能量。历史要做减法，更要做加法。只减不加，自残手足，正能量的中国故事只能越来越少。那就亲者痛、仇者快了。固然，胡适生于积贫积弱之近代，对传统文化未免多所批判。今天人看了不爽，却忘了当年鲁迅也说过要把线装书扔进茅坑，钱玄同也主张过废除汉字。这是时代使然，今人自然可以恢复文化自信，想望汉唐。但也不应忘记前人筚路蓝缕的探索之功。更不应忘记，当年对中国文化最有同情理解、温情敬意的钱穆先生，无高等学历，无海外背景，不过一区区基层小学教员，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主要就是批胡适和顾颉刚。但胡适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却能以一句“人才难得”力排众议，将钱先生招入北大。仅此一点，已令今日无数学阀学霸学官难忘项背。事实昭然，与诸君共勉。————————王鼎杰，喜欢做白日梦的历史拓荒者。著有《二战大牌局：七强国的战略博弈》、《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李鸿章时代》。策划：《地缘战略经典译丛》、《二战东线文库》。更多讨论，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王鼎杰战略智库（ID：Strategic-Thinktank）；微博：王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