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对于清朝和对于汉民族而言有哪些贡献？客观理性分析！
话题：﻿历史人物、李鸿章、晚清、甲午战争、如何客观评价
回答：﻿正确的就是客观的，不是非黑即白，不代表就没有了黑白，不代表就要从黑中强行找出白来。我是承认李鸿章的能力的，但能力越大，危害也就越大，李鸿章是近代对中国危害最大的人物之一。处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是会让中国亡国灭种的。有些人喜欢把”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挂嘴边。要亡国灭种了，那代人该做什么事，心里没点数吗。肯定有人要跳出来，李鸿章是糊裱匠，没有他保持大清的光鲜亮丽，大清早亡了。我承认，他确实是糊裱匠，拿了盖高楼的钱，李鸿章给糊了个纸房子。掏了养真老虎的钱，李鸿章给糊了个纸老虎。宰相合肥天下瘦，有记载，李鸿章资产有四千多万两白银，凭良心说，大清掏的钱是建不起真房子，还是养不起真老虎。看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淮军的表现，真的要吐血，武器装备不精良吗，不能一战吗，不战而逃比比皆是，武器装备大都送给日本人。还真以为给他们好装备好武器就能打。光北洋水师，就花了数千万两白银，打水漂不说，半数军舰资敌。满清寄望于李鸿章，托以中兴大任。全世界都认为以满清的投入，足以抵御外辱。奈何李鸿章带领下的大小官员中饱私囊，欺上瞒下，建设了一支不堪一击的海陆军。满清是弱国，李鸿章别无选择。李鸿章明明选择了置民族国家生死存亡于不顾，怎么就叫别无选择呢。满清的投入如果有回报，何至于屈辱求和。李鸿章有远见，知道中国打不过日本。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知道，中饱私囊，层层分赃后，自己只糊了个纸老虎，一打就穿帮了。但其他人不知道啊，其他人知道的是，大清掏了那么多真金白银了，是有真老虎的。所以大家都认为中日可以一战，中国可以扬眉吐气，谁能料到李鸿章一伙蠹虫这么黑，只是糊了个纸老虎糊弄所有人。即使战前腐朽堕落，战争中能英勇抗敌，我们依然承认，这也算尽了些力。但北洋水师，淮军的表现，显然突破底线，堪称军事史上烂的奇迹。两次鸦片战争，那时中外差距是多大，但多少人奋不顾身英勇战死。甲午中日战争，这个将领弃军而逃，那个将领弃军而逃。和台湾被割让后的台湾人民英勇抵抗对比下，台湾人民被抛弃，独立支撑，孤军奋战，没花国家一分钱，战绩是北洋水师淮军的数百倍。评论中认为武器有代差，各方面不如日本，找各种理由认为不应战的，战也是输，白白浪费生命，逃跑保存有生力量，迂回周旋等的人，不觉得汗颜吗。按这些人的远见卓识，抗日战争中日差距是甲午的几十倍上百倍，就该直接投了，还抗什么日，投了还真能少死不少人呢。北洋水师将领，自沉军舰都怕激怒日本人，小心翼翼的把军舰完整的交给日本人，就这点就不配当军人。看看解放战争，渡江战役，海南渡海战役，拿着古代的帆船，靠风力靠人力驱动，无护甲无舰炮，主动出击，按这些代差论者的高见，是必败无疑了。北洋水师与淮军耗费军费达数亿两白银，战争中并没有做到物尽其用，多数军资都资敌了，旅顺号称远东第一要塞，一天易手。北洋水师就算实力不如日本海军，总能一战，何以龟缩威海湾，全军覆没。有一种看法，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北洋水师淮军是甲午抗日的中流砥柱。自古军队各自有各自的防区，守土有责，抢钱抢地盘的时候也没见落于人后，排挤打压友军也是很有一手，要抵抗了就开始怪友军远，不支持了，离战场近就是要先抗住，而不是拿全国兵力没全到开脱。九一八是张学良一个人的战争，山东是韩复渠一个人的战争。就算你一个人吧，就算器不如人吧，就能不战而逃？评论中有人说，没有完全不抵抗啊，还有左宝贵，邓世昌，聂世成等人嘛。他们是民族脊梁，卫国英雄，但那些逃军，那些坑队友，卖队友的败类，有权利沾烈士的光吗，没他们，要牺牲那么多英雄吗。李鸿章敢签屈辱条约，有担当，自己拉的屎，难道让别人擦屁股。你们以为签卖国条约他会觉得屈辱，卖国求荣能成为成语是有道理的，能去日本签约，表明他的政治地位是保住了，清政府敢制裁李鸿章是想毁约吗，必然被日本帝国主义干预。甲午后李鸿章出访欧洲各国，受到隆重礼遇，又主动和沙俄签卖国条约，拿到几百万卢布酬劳，能携洋自重，又是礼遇又是报酬，爽的不要不要的。至于有人说卖国不能求荣的，八国联军侵华，李鸿章保荐女婿张佩纶随办和约，张北上入李幕，但对官衔辞而不就。和约告成后，李鸿章复保荐张佩纶，清廷以四品京堂起用，张佩纶又坚辞不就。不是有利可图，非要拉女婿去背骂名干嘛。没左宗棠，新疆就被李鸿章卖了，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琉球拱手让人。但凡中外交涉，李鸿章总能想洋人之所想，急洋人之所急，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为什么外国高度赞扬李鸿章，因为李鸿章会卖国啊。所以列强自然愿意捧他，给他撑腰，李鸿章死后，历史证明，后面的卖国者，都没李鸿章这么卓越的卖国才能，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曾国藩虽然杀人不眨眼，但天津教案杀民谢罪，也是气个半死，没有李鸿章，还真没人能担得起卖国重任。没人出面和洋人谈，侵略者也只能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中。甲午中国若能不败，日本就打残打废了，哪里还会有九一八，有八年抗战。据说甲午后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以此证明李鸿章是爱国的。正常人的思维不该是报仇雪恨，终有一日，中国要踏平日本吗。李鸿章挨了一枪，中国少赔了一亿，李鸿章这么值钱吗，可能是，因为李鸿章死在日本，估计没人愿意再去和日本谈，找不到人谈。只能继续战争。为什么日本点名要李鸿章呢，因为换其他人，来个宁死不屈，签约即使不黄也得延后，但李大人不同，有丰富的卖国经验，在列强中有口皆碑，有他来，签约就稳了。至于评论说李鸿章遇刺，日本担心夜长梦多，西方媒体指责日本人野蛮，日本迫于国际压力，减少赔偿。日本担心夜长梦多是有的，所以点名要李鸿章签。至于刺杀李鸿章国际舆论指责日本，列强因此可能干预，纯属子虚乌有，一者，要干预什么理由不可以找。再者我旅顺数万无辜军民被屠杀，日本不野蛮，刺杀个李鸿章反而成野蛮人了？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总为中国近代化做了些贡献吧，且不说洋务运动早已是大势所趋，李鸿章只是其中顺势者之一。论远见，左宗棠在福建兴学堂，引进技术，修船厂，自力更生，建水师，不知道比李鸿章高出多少。而李鸿章借洋务之势，官僚资本打压民族资本，阻碍扼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早有定论。究竟是积极影响多还是消极影响多呢。没李鸿章，中国就不洋务了吗，西风东渐就停了吗。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多个条约，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年5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中法新约》；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月，《中日辽南条约》；1896中德《胶澳租借条约》；1896年3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月《中俄密约》；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01年9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历史证明，李鸿章不爱国，如果他爱国，以他的地位，本应该能有所作为，清政府一直很支持他，就拿军队说，北洋水师，淮军，只要李鸿章不造反，他是有绝对控制力的。结果腐败堕落，不堪一击。（评论中有认为清政府不支持他的，李鸿章有此地位，有此权力，还不算支持，那怎样算支持呢）近代中国，需要的是像于谦等人一样能大公无私，舍生忘死，为民族存亡奋斗的人。近现代中国如果没有出现大量这样的人，为民族为国家，毁家纾难，舍生忘死，都像你们推崇的李鸿章一样，你们以为你们现在还能好好的在这里和我扯李鸿章尽力，无辜，无奈。像李鸿章这种人，能力越强，地位越高，权势越重，危害也就越大。总有人说，你行你上啊。唉，当不了官都不能指责官贪了。另外很多人认为，李鸿章贪污腐败只是小污点，不值一提，官场黑暗，身不由己，不允许我拿这个去评判他，一个国家如果腐败了，那就是要亡啊，李鸿章聚敛数千万，像身不由己的样子吗，是引领潮流，独领风骚啊，历史上高于此数的恐怕也只有和珅了。甲午三千万就能赎辽，两亿就能成就一个日本帝国。李鸿章都那么贪了，底下的人呢，上行下效，带来的横征暴敛，贪腐恐怕就是天文数字了。评论中说李鸿章与左宗棠易地而处会一样。会一样吗，换李鸿章，新疆肯定是不收复了。西藏蒙古什么的，可能通通都不要了。左宗棠4个儿子每人只分到5千两银子，合计2万两，只相当于左宗棠一年的工资。论海防，左宗棠建立福建船政局，建立福建水师，难道人家不重视海防。总有一些人，伪装客观，要客观理性，要一分为二，要考虑到政治复杂，时代背景，历史环境，时代局限等等，无非就不允许批判李鸿章，无非就是想说贪污无罪，卖国有理。我中华当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我们在和平年代尚且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怎么就能允许那个年代有这样的人，居然还为其大唱赞歌。汉奸们都是无辜的，要好好的心疼他们，好好理解他们。那为民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呢。我觉得这样的人，到民族危难之际，如果有机会，大抵会无辜的无奈的去做卖国贼的。因为他们已经有这样的思想意识。近代中国人人如果都像你们这样客观理性，拿时代背景，历史环境心安理得，你们现在还能在这里给李鸿章唱赞歌。何必找原因找借口，比如他贪，我不能说他贪，因为官场黑暗。比如他对外软弱，我不能说他对外软弱，因为外国比中国强。他消极避战，我不能说他消极避战，因为敌军强大。他卖国，我不能说他卖国，因为有卖的理由。又有人站出来说，谁可以替代李鸿章呢，谁会做的比李鸿章好呢。天下并非没有俊杰，还无人替代，正因为这样的人占据要津，任人唯亲，不给有志之士进身之途，才显得人才凋零。何以晚清万马齐喑，到民国就英才辈出呢。比如大多数人没有行医资格与能力，而你有点医学常识，就去行医，赚了很多钱，医死很多人。我该夸你吗。我是不如你行，但我不行我就不上，坚决不害人。有些人缺乏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我在评判李鸿章，就以为我是把责任推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危害最大的任务之一，是之一。有些人否认一个人所能造成的危害，认为不客观。一个人能造成多大影响，多大危害呢。看看希特勒。至于一个人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历史上也比比皆是。评论中很多人说我用现代的标准要求他，很过分，很不公平。我明确声明，我只是用古代的标准要求他，哪一点不是自古以来的基本要求，还用得着所谓现代标准。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些人眼中的现代标准是什么。如果有，请明确指出，不能一点常识都没有就乱评论。本文评论中，纠缠细节的，本质上都是想通过纠缠细节来否定基本史实，为李鸿章开脱。且不说那些结论是多少史实，多少前人的总结归纳，我何以在如此小的篇幅中去重新证明。就真摆了史实，也要你们认不是。部分日本人为什么和我们纠缠南京大屠杀人数呢，因为他们就不想承认南京大屠杀。有些人拿左宗棠收复新疆六年花费六千多万两来证明左宗棠导致李鸿章甲午战败，收复新疆是晚清最大笔战争开支，就说收复新疆值不值吧，淮军与北洋水师如果能抗住，不求八年抗战，你打个一年两年，战争开支多少中国都得掏，完全不禁打，来不及掏给你，你就跑了，怪谁呢。甲午战争清廷通过各种途径筹得款银6009万两,其中实用于战费的有4465万两,剩余1654万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打仗的军队就不烧钱了吗。淮军北洋水师经年累月，花费数亿两白银是很正常的。根据日本公开的原始财政档案可知，至1895年4月中日议和时，日本陆、海军总共支出117,079,949.803日元;至1896年3月日本在中国台湾及澎湖作战基本结束时，日本陆、海军总共支出200,483,650.976日元。台湾军民一年消耗的日本军费都要赶上甲午战争了。不过我还是找些记载填充下。-------分割线-------李鸿章财产，至于有没有四千万呢，就算没有吧，几千万总是有的。从他爷爷穷且困，经他父子两代人为官经营，家族财富数千万，个人财富数千万，都是勤劳致富啊。“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支吾总非长久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其时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积蓄，时为周济，并劝祖父以勤俭，并亟命儿孙就学，吾祖父从其言，得有今日……”（《李鸿章家书》）。费行简在其《近代名人小传》中，称“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李鸿章死后，“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容闳《西学东渐记》中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梁启超之《李鸿章传》中写到，“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证据就是“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后来,梁启超算过账,说李鸿章病死时,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侄私财又千万余元。庄田共计20块，坟田1块，堰堤一道，产业4处，房产4处，这些产业由李鸿章子女及妻子均分。另有上海房产作价4万5千银出售，江宁、扬州房产出售。扬州当铺，收入用于江宁祠堂。合肥、巢县、六安、霍山处田产，霍山房产不得分割抵押出售，由李鸿章长孙经营，收入用于祭祀及祠堂修缮。其中田产大约价值324万两白银，这是李府管事根据“鸿章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据统计，李氏在合肥东乡占耕地约60万亩，占当地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关于李氏家族拥有的土地，据说在最盛时期达250多万亩。这些土地，一般都是采取“万亩建仓”的办法，委托亲朋管理。现已知仅在合肥、六安、霍山等地建立的“仓房”就有几十个。清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开始，李鸿章及其兄弟在合肥广置房产。深宅大院可以覆盖淮河路中段的半条街，时称“李府半条街”。李鸿章故居，总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由李府和淮系展馆组成。李府占地2000平方米，淮系展馆占地1500多平方米。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现存的李鸿章享堂占地1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是国内保存较为完好的名人墓园。据1933年《李经方遗嘱》（简称“遗嘱”）内容整理，李经方的有形资产以住宅、宅基地或商铺等为主的房地产，约有12处，公司股票证据7张，砖瓦厂等产业3处，银行存单6张，田产5处，应收账款5宗，现金2份7.3万元，价值明确的遗产价值总额为72.6万，租金明确的田产租金总额为2.35万石。李经方在1933年立下一个遗嘱，其最后一条写道：“吾自少至老陆续秘密存入一大银行之款不计其数，皆无存券，数十年来本利未尝计算，亦不知若干万。但此银行永远存在，不致倒闭停歇，亦无人可以冒领支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孙将来有德者，该银行当然付给；无德者，亦无从妄取分文。吾后人其各好自为之！此时吾固不能亦无从预为之支配耳。”据估计，李经方“不计其数”的银行秘密存款，数额大约是500万英镑。这500万英镑的秘密存款也成了历史迷案。根据《李鸿章家族》记载，1934年李经方死前立有遗嘱：“六女国芸，除分授以大连市越后町三十九番地住宅壹所，又伏见台惠比须町、大黑町市房壹处，又沙河口牛家屯永安街市房壹处，以上各项契据均先交其生母陈氏，代为保管。”把在大连的财产悉数留给了六女李国芸。-------分割线-------清朝财政，清政府也算轻徭薄赋了，但是这些贪官污吏，除了盘剥民间，连军费都不放过。在19世纪末，日本国土只有中国1/30，人口只有1/10，日本当时经济总量大约只有中国1/8。日本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接近30%，而中国只有大约3-4%。1893年日本预算收入为8804万日元。实际财政收入是11377万日元，相当于7585万两白银。（1两白银约1.5日元）1893年，清朝财政收入是8867万两白银。-------分割线-------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李鸿章自己拿这番话辩解，说自己没有责任，合适吗？早败露，中国就能早觉醒，早做准备，积极反抗，输了也知道输在哪里了，遮遮掩掩，维持虚假强盛，导致中国失去修改错误的机会，导致中外差距日益扩大而不自知，就是误国误民）-------分割线-------李鸿章反应。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翁同龢鉴于与李鸿章有些私人恩怨未批。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李鸿章“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要驻朝鲜清军将领等“镇静”，“勿轻动”。他认为：“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六，第25页。）四川提督宋庆要求率队进驻中朝边界要地义州，以备不测。李鸿章也不允，覆电说：“日必不占朝地，义州去汉城千余里更不必虑。”（《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六，第6页。）对于朝廷命令他速筹战守，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他借口海军“战舰过少”，陆军或“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或“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分力，断难抽调远役”（《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现正与倭商，未便遽添大军，致生疑沮，上策似须缓办。”（《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拒绝向朝鲜增派援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却说“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而这些煤炭，正好用作进攻中国的军舰燃料。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会场，曾做长篇演说，其中明言对"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的服膺：“此次战争，……其一，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二，贵国之长足进步，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分割线-------陆奥宗光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梁启超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分割线-------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之难，又有行之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用敢不辞冒昧，侃侃而谈，为生民请命，伏祈采择施行，天下幸甚。（此书在甲午战前，可知国人对李鸿章存在的幻想，而上书求用，溢美之辞也是免不了的）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所有人都相信中国是能外御强虏）-------分割线-------逃跑将领牙山战役，叶志超逃平壤。平壤战役，叶志超狂奔五百里。黄海海战，“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荣，临阵脱逃。广甲号逃跑之后不慎触礁，不久被路过的日军舰队击毁。鸭绿江江防战，依克唐阿所部负责防守鸭绿江防线左翼日军稍一接触，即退往宽甸，置鸭绿江防于不顾。九连城刘盛休己带领铭军弃城而遁。安东县本有盛军6千余人防守，但盛军早在夜间撤走。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花园口登陆，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只有当地的农民自发抗击日本军。金旅之战，大连守将赵怀业闻风溃逃，放弃大连湾炮台群，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轻取大连湾炮台，获得火炮100多门、炮弹246万枚、德国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颗，还有马匹、行帐、粮食以及没有启封的快炮等。这些装备成为日军日后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旅顺，龚照玙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先后潜逃。旅顺沦陷，经营近20年，耗资达数千万两白银的战略重镇落入敌手。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旅顺大屠杀，4天之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死难者最高估计达2万余人。威海卫之战，北洋鱼雷艇管带王平贪生怕死，率10余艘鱼雷艇和2艘汽船乘机逃跑，被日舰追及，大部分鱼雷艇被击沉，北洋海军损失惨重。为避免战舰落入敌手，丁汝昌下令炸沉各船。管带刘步蟾在定远被炸沉后自杀殉国，其余各舰将领害怕以徒手降敌“取怒倭人”，竟拒绝执行命令。丁汝昌提出冒险突围，多数将领表示反对，纷纷散去。北洋海军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舰船全部作为日军战利品。-------分割线-------长崎事件也称镇远骚动，日方称长崎清国水兵事件，是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在北洋水师造访日本长崎期间，中国水兵上岸购物，一些水兵却违反军纪，前往妓院寻乐且酗酒斗殴，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一名日本警察被刺成重伤，一名中国水兵轻伤，水兵被拘捕。面对坚船利炮，日方只能放人，还要道歉赔偿。15日舰队放假时，数百名舰队水兵上街观光，遭到日本警察袭击，数百名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当场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而日本警察也有1名被打死，伤了30名。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奋。有记载说，定远等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总教习琅威理甚至主张对日开战：“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1887年2月双方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总算达成协议，双方各自对对方死亡和受伤的人员实行补偿，其中日方共付恤款52500元，中方共付恤款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长崎事件”虽得以和平了结，但在日本当局的挑动下其民间的反华、仇华、排华的情绪却被煽动起来。中国威胁论成了日本主流民意，“大力发展海军”也成了日本国内的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更作为日本海军的目标和口号。-------分割线-------台湾保卫战，日军侵入台湾后，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台湾儿女，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展开了英勇的反割台斗争。他们纷纷组成“平倭团”，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众多义军中，规模最大、最为著名的是由徐骧、吴汤兴、所领导两支队伍。在唐景崧、丘逢甲走后，刘永福与官兵绅民歃血为盟，慨然相誓：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甘苦与共、戮力同心，誓与台地共存亡。日人竹越与三郎在《台湾统治志》一书中哀叹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指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十分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蔽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不仅台北的情况是这样，而且整个新竹的四郊也是这样，新竹的村民是以顽强和勇敢著称的。”此战历时五月余，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台湾被击毙和病死的日本官兵，包括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山根少将在内，共4800余人，重伤者500余人，另有21000余人回国治病，5200余人留台治疗，总计损失32000余人，占侵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甲午战争，清军31500人阵亡，日军13306人死亡（1132人阵亡，其余为非战斗性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