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前段时间的标题“地主阶级是怎样妨碍把人变成生产力的因素呢？”中“人变成生产力”不规范不正确。
话题：﻿历史、经济、科技、农业、金融
回答：﻿台湾左统前辈：台独运动最早是地主阶级发起陈明忠：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作者:吕正惠陈宜中陈明忠先生，1929年出生于高雄冈山一个大地主家庭。日据末期，考上高雄中学，因在学期间备受日本同学欺凌，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开始“抗日”。毕业后服役，被迫构筑工事，因脱逃，曾遭关押。光复后，就读台中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二二八”事变期间，加入起义队伍，并参加谢雪红二七部队的敢死队，在埔里的乌栏桥战役中最后一人离开战场。1950年白色恐怖期间被捕，判刑10年。1960年出狱后，因其优异的化学知识，曾到制药厂工作，后升任厂长。1976年再度被捕，被控接受中国共产党命令，在台阴谋叛乱。狱中备受酷刑，坚不屈服。经海外保钓学生及其它特赦组织大力营救，终由死刑改判为15年徒刑，1987年保外就医。陈先生与林书扬先生(被关34年7个月)，为目前台湾“左统派”(左派+统派)中最受尊敬的两位前辈。国民党来台接收大失民心之后，台湾的反国民党力量主要是向左转，支持当时处于内战中的共产党。50年代的白色恐怖统治，目标就是要清除岛内这一反抗力量。这些左派，大约1/3被枪毙，2/3被关押，主要的精英很少幸存。被关押的左派，出狱以后成为被遗忘的一群，生活在茫茫黑夜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1987年陈先生第二次出狱之后，他们组织了“台湾政治受难者互助会”，然而其时台独势力业已成形，他们无法再有影响力。后来，他们组织了“中国统一联盟”(联合一些非左翼的民族主义者)及“劳动党”，也很少产生作用。这批老左派的难题之一是，他们很难流畅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除了必须努力了解他们在狱中时外面所发生的变化之外，他们的语言表达也大有困难。他们大半接受日语教育，在年富力强有机会全力学习中文时，却关在狱中至少10年，丧失了最好的学习机会。他们最知名的代表，林书扬先生和陈明忠先生，可以讲国语、写中文，但他们的国语发音跟中文风格都和一般人有差距。长期以来，很少人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也有强烈的无力感。下面的访谈是50年代反国民党左派一次非常完整的观点表达，涉及台湾、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议题，充分表达了像陈先生这种老一辈左统派革命者的观点，可供其它人参照、思考、讨论，应该说有其深远的价值。“二二八”不是台湾人的悲情问：陈先生，您的经历非常特殊，我们今天的访谈，事先没有设定一个问题表，您想怎么谈就怎么谈，请从您最想说的谈起。陈明忠(以下简称“陈”)：我想先谈“台湾人的悲情”。民进党说，“二二八”是台湾人的悲情。这根本不对。以我的经验，台湾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这才是真正的“台湾人的悲情”。我因此知道自己是“清国奴”，是中国人，才开始起来反抗，我的一生从此就改变了。日据时代，台湾人是二等国民。我的思想改变是从高雄中学开始，当时我们一班50个人，只有10个台湾人，其它都是日本人。我经常被骂是“清国奴”，动不动就被打，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对我冲击很大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和一个日本同学打架，事后来了十几个日本人打我一个，最后跟我讲一句话：“你可以和内地人(按：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赢。”不是说一视同仁吗？我一直以为我是日本人，但台湾人和日本人打架却不可以打赢，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脑筋开始产生混淆，两三年以后才知道原来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思想才整个转变过来。在日据时代作为台湾人，真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我们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三等公民(因为还有琉球人)。我家是大地主家庭，我每天有牛奶喝，但因为在日本人面前没有尊严，才知道尊严最重要。我家的佃农在我面前也没有尊严，就像我在日本人面前一样，所以，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统治，也开始转向社会主义。所有的台湾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没有尊严，那我们台湾人是什么东西呢？难道这不是“台湾人的悲情”吗？问：那您怎么看待“二二八”？陈：“二二八”是反抗国民党的恶劣统治。“造反有理”，这是人民的哲学。二二八是反抗，不是悲情。问：您反抗日本人，又反抗国民党政府，这有什么不同？陈：当然不一样。日本人是外国人，他们瞧不起所有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国民党是中国人的政府，它是一个不好的政府，我们是反抗一个我们自己的不好的政府。当时从大陆来的人，好坏都有。台中农学院的外省老师，包括院长(就是校长)，学问好，思想开明，我就很尊敬。我不但不反对他们，还保护他们。当时，我们根本不觉得“二二八”是省籍冲突。我们要反抗的就是贪官污吏。但是，贪污的人都躲起来了，倒霉的却是一般的外省人；有些外省人挨揍，还有些被打死了。不过，“二二八”的性质并不是省籍冲突，而是反抗国民党暴政，是政权跟人民之间的冲突。关于“二二八”，民进党一直在制造一种印象，让人觉得，“二二八”时国民党在台湾进行大屠杀。依我的了解，“二二八”死的人，大约在1000上下。1950年我被捕时，在狱中跟台湾各地的难友聊天，了解各地的状况，据我当时估计，大概就是这个数目。后来，民进党成立了“二二八”赔偿委员会，列了一大笔经费，到现在钱都还没领完。据我探听，因死亡或行踪不明而领赔偿费的不超过1000人，而且其中有一些还是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领的。民进党完全不公布这个消息，还继续炒作，实在很不应该。白色恐怖是国民党镇压人民，不分省籍问：有些台独派说，“二二八”是台独运动的起源，您不同意吧？陈：好多人(尤其是台独派)说，“二二八”是台独运动的起源。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光复以后，台湾人热情欢迎祖国军队的到来，可见他们对日本的统治有多反感。后来看到祖国的政府这么糟，才开始想，要怎么办？然后大家才了解到，原来我们的祖国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党的红色祖国；一个是国民党的白色祖国。既然压迫我们的是国民党，是白色祖国，于是年轻人就开始向左转，向共产党那边靠拢。当然，当中有些人像我，在日据时代本来就已有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也有些人是因为反对国民党的暴政，才转向共产党的。所以，当时在共产党里面有这两种成分，一种是日据时代就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还有一种是“二二八”以后对国民党不满才向左转的。在第二种里面，有些人日后因为反国民党而变成台独，李登辉就是一个典型；不过在当时，即使是第二种人，也是向左转的，而不是主张台独。根据后来警备总部的资料，“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党员只有72个人；但到了50年代白色恐怖全部抓完之后，共产党员统计有1300多人。从这个对比，你可以看出“二二八”以后年轻人向左转的大趋势。问：您对白色恐怖有什么看法？陈：国共内战国民党失败，撤退来台湾。当时我们认为，“解放台湾”是迟早的事，但没想到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竟然侵犯中国主权，开入台湾海峡。有了美国保护，国民党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开始大量逮捕、屠杀反对他的人，特别是潜伏的共产党地下党员。我要特别强调，白色恐怖，是国民党对于人民的恐怖统治。凡是被认为有可能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分省籍，也不管有没有证据，就一律逮捕。我被捕以前，大概是1950年的5、6月间，报纸报道地下党领导人蔡孝干投降的消息，他呼吁所有地下党员出来自清。当时蔡孝干所供出的共产党员共有900多个，主要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系统，加上别的系统(包括搞情报工作的)。受难的共产党员共约1300人左右。可问题是，按照谢聪敏引用“立法院”的资料，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因涉及匪谍案件被捕的人数就有14~15万人，可见其中大多数人是被冤枉的。另外，根据台大社会系范云的估计，在14~15万受难人当中，约有40%是外省人。当时外省人占台湾总人口数也还不到15%，由此可见，外省人受害比率非常高。所以说，白色恐怖不仅是本省人的悲情，更是外省人的悲情。所谓“台湾人的悲情”来自于“外来政权”的统治这种泛绿阵营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正确地说，白色恐怖应该是“白色统治阶级对所有被统治阶级的恐怖行为”，是国民党对所有台湾人民(包括外省人)的恐怖统治，与族群矛盾没有关系。政治态度向左转问：陈先生，您愿不愿意谈谈，“二二八”以后您政治态度的改变？陈：“二二八”前后，我对国民党这个政权已经彻底失望。但当时我听说，大陆还有一个共产党，是主张革命的。后来，我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说，中国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阶段。一方面，我们受制于封建传统，譬如，中国还有很多大地主，许许多多的佃农整年劳动，却一直处在饥饿边缘。另一方面，我们又受帝国主义侵略，备受外国人欺凌，毫无民族尊严，譬如，台湾的中国人就一直受到日本人的欺压。毛泽东认为，既然中国的农人、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这四种阶级的人，占了中国绝大部分人口，这些人应该联合起来，一方面打倒封建的大地主阶级，另一方面打倒受到外国收买的买办阶级，这样中国才有前途。我突然了解，国民党政权就是封建大地主和买办阶级的总代表；他们只占中国人的极小部分，却仗恃着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肆意欺压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台湾人)。这样，我就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以这种恶劣的手段接收台湾；同时也了解到“二二八”的反抗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认识整个中国的状况。这样，我就转向了“新民主革命”。“二二八”之后，很多台湾青年都有这种觉悟。譬如，我高雄中学的学长钟和鸣，毕业后考上台大，后来放弃不读，和一群朋友偷渡到大陆，去参加国民党的抗战。光复后回到台湾，当基隆中学校长。“二二八”之后，他也是因为觉悟到，要救中国只有参加革命，所以他加入地下党，不幸被捕。那时候还没戒严，被判感化，但他不服感化，结果被国民党枪毙。我还要再讲一点。“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民进党竟不以为耻；承认美国的治外法权，国民党也不以为耻。他们都是一样的，不必“龟笑鳖无尾”，一样都是美国的奴才。台湾哪里有光复？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现在是美国的殖民地。你们知道吗？台湾戒严时期的政治犯里面，台独政治犯是不判死刑的，因为美国不准国民党把他们判死刑。最有名的是云林县的苏东启，他想要去军援仓库抢武器，先和高玉树商量，但高玉树知道不会成功，就去密告；所以苏东启一去抢就被抓起来，可是没有枪毙，判了无期徒刑。台独派只有一个被枪毙，但那是例外，其它的台独派都没有被枪毙。那个时候，台独派都是台湾人，而国民党不杀台独派。如果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敌人是台湾人或本省人，怎么会不杀呢？国民党抓台湾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从来没手软过，杀他们也毫不犹疑，这证明了什么呢？难道这也叫省籍矛盾？再说一句，90年代台独派势力最大的时候，民进党批起左统派(不论省籍)毫不留情，国民党批左统派也是如此。在这里，他们是内部矛盾，左统派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因为，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是美国的奴才，他们都没有中国立场。台湾表面上光复了，但实际上是美国的殖民地；这是战后台湾人最大的悲情，就像战前台湾人最大的悲情，是被日本人统治一样。我这一辈子在台湾，还没有当过真正的中国人，这是我最大的悲哀。台独运动是地主阶级后代搞出来的问：国民党政权毕竟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当年老蒋几乎完全用他带过来的外省菁英统治台湾，所以还是种下了省籍冲突的祸因，以至于台独派日后不断炒作族群。您能不能进一步对台独运动做更细部的分析？陈：刚刚说到，“二二八”一直被讲成是台独运动形成的原因，我认为时间不对。“二二八”是1947年的事情，开始有台独政治犯却是在1960年左右；在那以前，只有廖文毅等几个人是台独政治犯，其它通通是红帽子。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会是1960年，美国台独联盟的成立是1970年，和“二二八”相距太远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的年轻人是向左转，而不是转向台独。台独的概念是从土地改革才开始。当然，土地改革是应该的，但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看法就不一样。我自己家里是地主，有好多亲戚也都是地主；他们的感觉是：国民党在大陆根本不做“耕者有其田”，来台湾才向台湾人下手，是要把台湾地主的势力消灭掉。同时，土地征收的价钱也差很多。台湾是两期稻作，中间种杂粮，但是征收土地的计算方式是以两期的稻米收成来计价，中间的杂作不算。国民党一方面用战争末期的粮食价格作为计价标准，让土地变得很便宜；另一方面又把市面上只值一两元的四大公司(台泥、台湾农林、台矿、台肥)股票，高估为10元来作补偿。这一来一去，原本20元的东西变成1元，所以很多人不满意。地主不满意，可是没有办法。因为白色恐怖，反对的话就会被抓起来，所以什么都不敢讲。但是因为他们家世好，早期到日本、美国的留学生都是他们的子弟。在海外台独人士当中，台南一中和嘉义中学的校友比较多；一半以上的台独干部，都是这两个学校的毕业生。因为最好的土地都在嘉南平原，嘉南地主的子弟就变成了海外台独的主力。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林献堂。在日据时代，他领导台湾文化协会反抗殖民统治；他曾经因为去大陆访问时说了一句“我终于回到祖国”，回来后被日本流氓当众打耳光羞辱。这么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一旦阶级利益受到伤害，便放弃了民族意识。土地改革后，林献堂跑到日本去，还曾支持邱永汉搞台独。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有县市长选举以来，第一个党外的县长是台南市的叶廷珪，因为台南是地主窝。还有，地主阶级一方面因为“耕者有其田”拿到四大公司的股票，又经营中小企业发达起来，于是渐渐形成势力。台湾内部的中小企业家，和在美国的台独组织，这两股力量一合流，台独就发展了起来。所以，台独运动事实上是台湾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地主阶级的运动。这是我个人长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我第一个讲的。可惜我以前收集的数据都散失了，但这个题目可以好好研究。问：您对台湾的现状，还有什么看法？陈：我还想批评一下现在的蓝营。首先，我对他们神化两蒋感到非常不满。很多“二二八”事件或是50年代白色恐怖死难者的家属，到现在都不能原谅两蒋。泛蓝把他们“神”化，我非常不满意。我每次看到他们去参拜慈湖，感觉就跟看到日本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没什么两样。蒋家父子在台湾的统治至少有几个争议点，例如，他们引进美国势力，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造成两岸长期对峙的局面。驻台美军的外交豁免权，重演满清晚年的“租借”和“治外法权”。另外，他们还接受属于美国国内法的“台湾关系法”，让它适用于台湾，使台湾沦为美国的附庸，甘愿做美国的爪牙，牵制祖国的发展。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另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产生“省籍情结”。由于蒋家政权的统治，才使得“省籍情结”发酵，使得“皇民化意识”复苏，使得“台湾意识”异化为“台独意识”。也就是说，“台独意识”的产生，台独派的坐大，其实都是蒋家政权统治所带来的恶果。泛蓝阵营根本没有考虑这点，根本没有检讨。就像他们一味崇拜两蒋一样，他们丝毫不考虑台籍人士的心情。我对泛蓝阵营不满的另一点是：他们坚持“一中一台”，主张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愿意也不敢做中国人。这一点我非常不满意。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讲得通吗？中华民国撤退来台湾之后，中国的主权当然应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继承。主权问题不是自己说了算，要世界都承认才行。台湾的蒋家政权，虽然拥有土地、人民和政府，但却没有主权，不能自称是主权国家，只能说是一个“地方政权”或“流亡政府”而已。但是泛蓝人士一直认为台湾比大陆还进步，又由于“反共”意识形态作祟，不想要两岸统一，只想要永远维持现状。时代在变，现状也在变，所谓的现状是不可能永远维持的。在台湾的中国人，不应该一直听命于美国人。实际上，国际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应该由两岸的人民来“共享”，台湾的“治权”才是由台湾人民来“独享”，一国两制就是这样啊！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保证不征税、不派官，连部队都不会派来台湾，这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要拒绝？我认为，蓝营的“一中一台”和绿营的台独，区别实在是不大的。他们只不过是在争夺台湾岛内的政治权力而已，他们都没有真正为台湾人民的前途和利益着想。治权如何独享问：“一国两制”在台湾一直被妖魔化。“主权共享、治权独享”这个概念，其实有些台独派是可能接受的。可是国际空间或地位问题在台湾之所以高度敏感，也正因为它同时涉及台湾在一中框架下的政治地位问题，也就是您提到的“治权独享”问题。在这些方面，您愿意再多说一些吗？陈：大陆的态度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两岸什么事都可以谈。也就是说，国号、国旗等都可以谈。问题是，现在蓝、绿两党都不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所以，根本就不能在谈判桌前谈。台湾方面如果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怎么能够让大陆方面跟你谈这些问题呢？还有，谈判与实力是有关系的，台湾应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来谈，讲话才更有力量。你不觉得，台湾已经错过最好的时机了吗？问：面对两岸之间的政治僵局，您认为要怎么样才能有所突破？陈：我想主要还是心态问题。台湾一直认为大陆比台湾差，现在和未来的两岸关系，关键还是在于：台湾肯不肯承认“中国崛起”的客观现实？李登辉、陈水扁都瞧不起大陆，但如果未来台湾还维持这种态度，不肯承认大陆的发展，不愿意跟大陆和谈、合作，那还会再吃亏的。按我的理解，大陆经过革命，经过重重的困难，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面发展起来。事实上，这等于实现了当年台湾左翼青年向往的目标。再说到当年来台接收的人，当年他们比台湾人还穷，贪污腐化，被台湾人瞧不起。后来台湾经济因为受到美国的援助，发展得较快；于是，变得有钱的外省人就和变得有钱的台湾人一样，都瞧不起大陆。其实大陆因为地方大，问题多，又被美国围堵，才发展得比较慢。因为人家慢，比你穷，就瞧不起人家。现在人家发展起来，比你还有前途，你还不肯承认。我认为，这才是目前两岸关系的实质。台湾人(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要好好自我反省，不要老是说人家打压你。台湾的统派对大陆不太了解问：听您这样说，我想请您特别从左派的角度，谈一谈大陆现状，以及您对中国革命的看法。陈：台湾一直认为大陆比台湾差，实际上大陆现在已经开始有点钱了。现在不是在讲“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吗？这表示大陆已经有能力从内部来改变自己。例如以前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强调“大家都要富起来”；以前只讲“效率”，没有讲“公正”；以前谈到经济发展只看GDP，现在强调要“以人为本”。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概念，就表示说大陆已经有能力改善过去因为引进资本主义成分所造成的那些毛病。以前大家对“一国两制”的诠释是不对的。它把大陆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统一以后可以各搞各的。其实，就我的看法，我认为大陆现在比较接近列宁所说的“特殊的过渡时期”，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这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国家的力量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后的目标是要达到社会主义，但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很多的台湾左派朋友都搞不清楚这点。列宁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说现在实行的就是社会主义，而是表示要坚决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意思。”中国的革命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阶段，一个是社会主义阶段。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实施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条件，所以必须通过新民主主义这一阶段，先创造出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然后才能够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问：中国革命的历程很复杂，有“文命”，又有改革开放，两方面相差这么大，您怎么看？陈：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想讲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1976年我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结束了。我看《中央日报》，看到它所“揭露”的“真相”，刚开始不相信，以为是国民党造谣。后来看到一些《中央日报》刊登的伤痕文学，就知道是真的，于是非常痛苦。如果革命搞成这个样子，我这一辈子的革命不是白搞了吗？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只要革命的理想能实现，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革命搞错了，我岂不是白活了吗？为了这个，我痛苦了很久。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终于慢慢厘清了自己的思想。我跟刘少奇一样，可以说是两阶段革命论者。我主张先用国家的力量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搞现代化，但要朝着社会主义目标，就是邓小平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现代化，就不能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也不能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那样的话，什么社会主义都不要讲了。中间略！！！！再深的仇恨都可以化解问：这两年，绿营人士一直在谈“转型正义”。您经历过“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被国民党关过那么久，狱中还备受刑讯，好不容易捡回一命。您认为找出当年刑讯你、迫害你的第一线“加害者”，要求他们吐露“真相”，是好的做法吗？陈：什么转型正义！就是要算旧账，要清算嘛！我觉得，民进党真是没政治智慧。民进党现在要算旧账，所有外省人都不安，他们又怎么会跟民进党同心协力搞台独呢？台独是搞假的吗？我认为他们只会操弄族群，很没出息。我被国民党关了21年，我太太10年，我的大舅子被枪毙。论仇恨，可以算“苦大仇深”了吧！几年前的“二二八”纪念日，国民党邀我到中央党部讲话。我去了。我跟他们说，我今天不是来跟国民党算旧账的。当年国共内战，我们心向共产党，被国民党搞得家破人亡。应该说，内战让很多人受苦。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们两党应该和解，不要再因为两党不和，让无辜的百姓受牵连。如果你们能这样做，我们的苦就没白吃。我向连战强调，两岸分裂是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造成的历史悲剧！而今几十年都过去了，再深的仇恨都可以化解，何况是为了中国如何现代化的路线不同而产生的国共内争！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因此，作为国民党党主席，你有责任与义务前去大陆与共产党和解。连战听了很感动，原来就想去大陆参访却犹豫不决的他，于是当场决定到大陆去，以党主席的身份和共产党谈。共产党对他也非常礼遇。我去国民党党部，我的一个难友非常不谅解，从此以后不跟我讲话。当年我第一次坐牢，刑期已满，国民党还不让我走，要把我送到小琉球。那时候我身体很差，长期得肺病，很瘦。我那位难友认为，我会死在小琉球，所以他透过别人通知他父母，由他父母贿赂相关人员(他们有管道)，我就被释放了。他对我有救命之恩，他不跟我讲话，我很难过。但我认为，我没做错。我是为所有的台湾人(包括外省人)着想。(吕正惠，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宜中，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副研究员。本文共2.4万余字的繁体字版，全文刊发于2008年5月台湾《思想》杂志)明朝汉族地主阶级屠杀少数民族简述苗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在苗族历史上，由于长期遭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和屠杀，苗族人民不堪忍受而进行无数次的反抗斗争。苗族又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面对压迫、剥削和屠杀时，苗族人民表现出了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显示了强大的凝聚力。苗族人民有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从商周到民国，数千年来斗争不息。从唐宋起，贵州苗族有记载的斗争不少。多是受湘西、川东苗族斗争的影响而爆发。自古以来，苗，瑶，峒，土家等少数民族，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这里的最早的主人。在土家族的语言里，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称苗族为"白卡"——邻居的人。至于居住在湘西的汉族，则是后来的移民，土家族所称"帕卡"——外来的人，即史籍上所称"客民"。虽然在族源间距上，无论土家族的"巴人说"，还是苗族的"三苗说"，迄今尚无定论，但是，秦汉数百年间，这里已是苗族，土家族主要活动范围，当无可疑。是他们最早开发湘西，创造了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文明。然而，历史对他们太不公正。在唐以前，他们是被当做"蛮族"来看待的。在封建王朝编撰的正史里，"南蛮"，"西南夷"，"盘瓠蛮"，"武陵蛮"，"五溪蛮"，便是对他们的统一称呼。直到宋朝，才有所谓"苗蛮"辩，进而将苗族与峒，瑶，土家族区别开来。虽族类有别，其"蛮"一也。伴随这种蔑称而来的，是华夏族对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千年的征服与同化。于是，这些"安土重旧"的民族，被迫不断地向崇山峻岭间迁徙。一部分在湘西定居，一部分沿沅水西入川、黔。定居湘，黔边境的部分，开辟了以湘黔交界的猎尔山脉为中心，"东南北三面环旋湘境700余里，西北两面环旋黔境200余里"的苗疆。从此，揭开了汉族与湘鄂川黔边境苗蛮民族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斗争的序幕。在这长这数千年的民族冲突中，湘西首当其冲。各民族之间的恃强凌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的痼疾之一。文治武功培养起来的英雄强者，排演着人类自身的悲剧。这个被迫迁徙崇山峻岭之间的民族，面对历代汉族统治者的武力征服，不能不为自身的生存作困兽之斗。春秋战国时期，楚对周是"绥服"，而崇山尚为"荒服"，不属楚统属。秦统一中国后，以武力强迫苗民归于王化。苗民"时叛时服"，"叛服靡常"，历代封建王朝便不断发起征苗征蛮之役，对不服王法的湘西少数民族实行武力扑杀。翻开二十四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种充满血腥气的记载。秦汉数百年间，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伐武陵蛮之役。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精夫单相程率众起义，第二年，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进攻武陵蛮。单相程据险扼守，汉军冒进深入，以至刘尚全军覆灭。明年，马援率中郎将刘匡，马武，耿舒共四万人马，南征武陵，斩杀武陵蛮三千余。三月，兵进壶头山，武陵蛮众据高守隘，汉军旱路兵不得进，水路因江流湍急，船又不得上，终困于壸头。又逢天气酷热，军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这位声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将军，也终于得病，困死军中。于是，朝野震惊，不得不对"武陵蛮"实行招抚，相互订约退兵。马援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这位声名赫赫的汉代中兴名将，南征武陵留下的是一声心胆俱裂的绝望叹息。历史终于成全了他的"马革裹尸还"的誓言。自唐以降，鉴于历史上屡次行蛮之役无功而还，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改单纯的武力征服为"以夷制夷"的制度。唐开元十二年，覃行璋在武陵地区领导溪州苗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唐末，江西汉族彭氏家族进入湘西，以计谋杀土家族首领"老蛮头"吴著冲，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土皇帝。至晋天福四年，彭士愁率锦，奖(芷江)，溪(龙山)诸蛮，进攻辰，澧等地。楚王马希范派兵迎击，爆发湘西历史上有名的"溪州大战"。结果，彭士愁大败，向马希范求和。自称马援之后的马希范鉴于乃祖征蛮败亡的教训，遂与彭士愁订立盟约，在永顺会溪坪立了一根重五千余斤的铜柱。从此，彭氏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建立起历经五代至清九个朝代共八百余年的世袭土司王朝。元明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民族压迫之加剧，贵州苗族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仅明代的斗争就有百余次，有的规模很大。如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年）的全省各族人民起义，明朝动用了二十多万大军镇压，历时三年。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以韦同烈为首的黔东清水流域和贵定、福泉一带的苗族农民军，据香炉山一直坚持到最后。天顺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年），龙里、贵定、八番（惠水）、平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也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年）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十四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年十六万之众。朱元章建立明朝后，培植新贵族地主势力，倒算农民土地，还有沉重的租赋和徭役剥削，导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尤其是明朝的中后期，政治腐败，宦官擅权，土地集中，各族人民所受压迫加重。明统治者还不断派兵对西南和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征讨清剿，至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苗民的反抗斗争更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据记载，自宣德五年（1430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的200余年间，仅大规模的苗民起义竞达三百余起，覆盖湖南西南地区各县和相邻的贵州省大部分地区。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太祖颁布诏布，“复衣冠如唐制”，禁止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明初还曾明令禁止闽南蒲寿庚后代入仕为官。蒲寿庚系穆斯林，宋理宗年间（公元1225－1264年），授泉州提举市舶（相当于今海关总署长）。入元后，因助元灭宋有功，曾官至江西行省左丞。朱元璋建明朝以后，因以蒲寿庚为代表的闽南穆斯林曾帮助元朝统一中国，朱元璋借此复得分复仇，致使这一带的穆斯林从此衰落，被同化。《明律》规定，色目人不得同类自相嫁娶，如果违犯，打80杖，男女入官为奴。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广苗蒙能，围攻龙里，怀化、铜鼓诸地，天顺五年，大军深入苗疆，攻破几百余寨，焚毁三千家，斩首三千三百余人。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扬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使明朝统治者大为震惊。明统治者除调集官兵剿杀外，还积极构建军事防御体系。明朝不但在北方修筑长城，还在湖南、贵州交界的地方也修筑长城，实行民族隔离。它是明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对南方苗族镇压的产物。为了持续统治，持续镇压，想出了这筑墙屯兵，分割统治的毒计。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起来，规定了“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禁止苗汉贸易和文化交往。这是一条由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组成的关卡，以此孤立和征服苗族。湘黔渝交界的武陵山区，是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带苗族人民富有斗争精神，在明朝统治期间因不堪忍受压迫和欺凌，不断爆发反抗斗争，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的“生苗”区，当时划定其地域界限为湘黔川３省交界的“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围。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统治者每次进行军事征讨后，便选择要地，在“生苗”区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逐步形成了军事封锁线，人为地把“生苗”同“熟苗”、汉人区隔离起来。据史书记载，明朝万历４３年，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控制“生苗”区，曾耗银４万多两，上自贵州铜仁、下至湖南保靖，修筑沿边土墙３８０华里。早在宣德年间，都督肖授筑湾溪等二十四堡，“留官兵七千八百有奇”“环其地守之”，对处在湖贵川三省交界地区中心而屡屡发生苗民起义的腊尔山“生苗”区开始形成圈围之势。由于派来苗区的文武官员与当地土官狼狈为奸“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已，至今诸夷苗民困窘怨怒”（《太祖洪武实录》卷255）。加之屯军霸占田土，驿站勒派夫马，骚扰苗民，不断引起苗民反抗。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带旱荒严重、腊尔山苗族爆发起义，明军未能平息。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筸子坪与贵州铜仁府平头司（今松桃县境）的苗族又联合起事，前后抗击明军12万之众，坚持斗争达8年之久。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以后，三次发动征讨麓川之役，大军所经，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二月，由于汉官的勒索和明朝连年征讨麓川在沿途向各族人民勒派夫马，使云贵地区米粮艰难，人多死亡。邛水（今贵州省三穗县）和清水江苗民首先起义，攻占思州府城。其后，烂土（今贵州省都匀县境）、凯口（今贵州省平塘县境），草城（今贵州省瓮安县境）苗民亦起而攻下平越、黄平、石阡、思南、龙泉（今贵州省凤冈县）等地。1450年（明景泰元年）兴隆苗族韦同烈起事，“围新添、平越、清平、兴隆诸卫”。“平越被围半岁，巡按御史黄镐死守，粮尽掘草根食之”。起义形势“西至贵州龙里，东至湖广沅州”。各地苗族以及仲家等民族的起义武装达20万人之众。1451年春，明军数万进攻，与起义军决战香炉山（今贵州省凯里县境），官军“发炮轰崖后，声动地（《明史》卷一七二）”。苗王韦同烈被俘，香炉山攻破，起义归于失败。其后湘西南芷江、麻城苗民李天保，以城步长安坪为根据地，称“武烈王”（1455）；武罔，城步苗民李再万，称“天王”（1501）；湘西，黔东北苗民在龙麻阳，龙童保领导下（1511）；湘西草子坪（今湖南省吉首市）苗族在龙母叟，龙求儿（1538）与龙许保、吴黑苗（1545）的率领下，发动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反抗。其中龙母叟一龙许保的斗争先后延续了10多年时间，他们在斗争中提出“官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洞”，“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人有三紧三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7）”的战术策略，与明官军进行敌来我去，敌去我来；敌进我藏，敌退我出；敌强我退，敌弱我攻的巧妙斗争。至嘉靖年间，当1548年明朝调集湘、黔、川三省官兵与土司兵16万人，分10路围攻义军两年之久后，苗民起义军却在龙许保率领下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突然出击黔东北，连破麻阳县、思州府，印江县，石阡府，俘获前述二县知县及思州的知府，震惊了官府。最后以龙许保被叛徒出卖而告终。总督张岳在镇压腊尔山苗民起义后，又“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哨所凡十三”，围绕腊尔山苗区边沿，由西而东而北筑建，构成了对腊尔山地区的一个弧形防线。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夏，贵州卫、平越，新添，龙里，清平、八番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马、纳粮以及饥荒起而“劫商”、“抢官”，攻打卫所屯堡，以示反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湖广参政蔡复一“亲历边疆，度其险阻，力陈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三百里”，蔡复一筑的“沿边土墙”是在肖授的“二十四堡”和张岳的“凡十有三”哨所的基础上筑建的，这就是史称的苗疆边墙，以边墙为界，划分“生苗”和“熟苗”，“边墙”之外的苗民称为“生苗”，之内的苗民称为“熟苗”。崇祯十七年，满族贵族夺取农民起义果实，建立清王朝时，“边墙”大部分已被苗民摧毁。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封建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两千余年的征服，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统一的进程，无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却与历史的目的同一，仿佛历史的公正总是借不义之手来完成。然而，如果因此而给不义授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人类道德准则。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或因“徭税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汉族人口激增，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不断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致使汉苗两族为争夺生存空间时时兵戎相见。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区的高寒地带，生存环境更趋恶劣。据《苗防备览风俗考》：“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向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当朦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春夏淫雨连绵，兼旬累月，常驻泥滓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入肌骨。其泉为山洞岩浆，性极寒冽，饮之败胃，水土恶劣，外人居其间，常生疠疫。”194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认为：“苗人终岁勤劳，丰年仅免冻馁；一遇灾荒，则不能自给。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占者则结伴四出抢劫。有司追捕过急，常常酿成大乱。故谚曰‘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此非苗人生性好乱，实因地狭人稠，为生计所迫。”从生产力发展状况上看，由于苗族人民长期遭受剥削、压迫和屠杀，苗族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和倒退。明王朝为推行“王化”向“苗疆”进行疯狂的进攻，苗民死于战争中的达70-80%。给“苗疆”农业生产带来毁灭性的破坏，生产力无法提高。黔东南月亮山区、贵州西部、广西西部等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环境差的苗族地区，苗民仍然挣扎在饥寒线上，生计十分艰难。由上述可知，苗族社会生产力在其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进步缓慢、生产力低下又导致了苗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而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苗族人民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和屠杀的武装斗争。从苗族社会的发展进程上看，其发展进程是缓慢和被动的。苗族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萌芽，每一次社会转变都不是苗族社会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苗族社会受到外部社会破坏和冲击的结果。封建王朝在黔南湘西、鄂西、川东等地山坪乡的土司制度到民国时才被废除，这些措施从而加强了封建统治者对苗族人民的反动统治。清朝时期，苗族也不断爆发大起义，但是这跟满族无关，清朝的镇压，说明清朝也是代表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苗人起义，是汉苗之间为争夺资源、土地，压迫和反压迫的矛盾，清朝派去镇压的部队，也绝大多数是汉人构成的绿营。大藤峡200年起义！！在明代，云责各地经常爆发各族人民的起义，景泰、天顺、成化时，广西大籐峡的僮族和瑶族人民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发生，主要是反对“衣食租税”的汉族地主和卫所军官。起义军“堕城杀吏”，“劫库放囚”，军烽遍及于两广各州郡。广西规模最大的瑶族、壮族农民展开了反明斗争。散居在今桂平、武宣一带大藤峡地区的瑶族、壮族人民，不满明朝统治者的压迫，多次武装反抗。洪武十九年（1386），罗渌山农民起义军杀广西布政司参议汤敬恭，控制大藤峡一带，垄断桂平至武宣的黔江水路数十年。正统七年（1442），蓝受贰、侯大苟率众起义。蓝遇害后，侯继续领导斗争。正统十一年，侯分兵作战，队伍壮大到万余人，建步、骑、水3军。景泰年间（1450～1456），义军控制梧、浔、柳3府10多个州县。天顺七年到成化元年（1463～1465），义军一路沿浔江下梧州，攻广东肇庆、罗定、阳江等地；一路北流、陆川、博白、化州；一路经富川、贺县入湖南江华、宁远、桂阳。明朝政府对起义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并且还派兵深入山区。明军所到之处，大肆杀戮焚掠，受到了瑶族和僮族人民顽强的反击。成化元年明金都御使韩雍纠合16万官兵分5路围剿，杀义军万余人。侯大苟率众退守九层楼山（今桂平境），与官兵激战多次，全部牺牲。明军砍断江上大藤，改名为断藤峡。次年十二月，侯郑昂率众起义，夜袭浔州（今桂平）府城，攻占容县、北流、苍梧、博白等地，坚持斗争4年之久。嘉靖（1522～1566）初，大藤峡人民再次起义，与八寨起义农军遥相呼应，配合作战。七年（1528），王守仁率明军镇压大藤峡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胡扶纪以鹅山为据点起义，被8000官兵剿杀，历时200多年的大藤峡起义失败。大藤峡瑶民起义显示了瑶族人民坚忍不拔的精神，也对后来大瑶山地区瑶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