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什么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却发展不出科学？ NA
话题：﻿哲学、学校教育、世界历史、自然哲学
回答：﻿这问题问的，exciting！跟风回答一波。其实@归伶昌大神和@姜源大神的回答已经相当好了。先对二者观点进行一个总结：归神的回答直接反映出了东西方哲学思想源头的区别，在中国哲学中，科学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科学永远依附于现实存在（或者直接说是政治和伦理现实）而存在，而自古希腊开始，“科学”或者“求知”本身就拥有了相对独立的价值，同其他的务实的活动区分开来了。而正是这种区分导致了“李约瑟问题”的出现。而姜大的回答补充了更多的历史细节，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概念“问题的关键可能并不在于近代科学家从古希腊哲学家那里继承了什么，而在于近代科学家颠覆和革命了什么？”而我个人对于这两种观点的批评意见是，首先，归神的论证虽然精密详实，但是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因为他将“为什么中国发展不出科学”的原因追溯到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一个特性之上，即“中国传统思想中求知行为不具备独立价值”，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为什么如是，即中国传统之中为什么求知的行为总是会依附于社会需要。这一点是归神所没有把握到的。而姜大的回答之中，触及到了科技史事实上的复杂性，但并没有能够脱离出归神原有的思路，即近代科学思想是如何从古代思想之中或继承也好，或革命也好地发展出来。而对于科学思想为何会如是变化发展本身也没有解释。我个人试图回答的就是后一个更难得问题，即“思想为何会如是”的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工作者。我的态度是，思维方式的差别归根结底是社会现实的差别。而我对于“为什么中国历史发展不出科学”的解释是，因为中国自古历来的社会结构就是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农耕社会，而科学，或者近代科学，本质上是属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科学。是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诞生不了近代科学。首先，在正式进入近代科学的问题之前，我们先回到归神最初提到的中国哲学同古希腊哲学的差异。在归神对古希腊的科学精神进行阐述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与之相对的是，从古希腊开始，一群人就提出了“探究世界本源”的自由人的根本任务，而亚里士多德更是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命题“人的本性是求知”。从而，“求知”本身在这一思想中成为了不依赖于生存、繁衍、政治统治或者“特定的人应该承担的职分”而存在的幸福的一个独立部分。关键就在于引用中所提到的“自由人”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古希腊，尤其是雅典城邦，虽然是奴隶制社会，但这种奴隶制同其他四大文明古国的基于农业生产的奴隶制有很大不同，便是在于古希腊的奴隶主们同时又都是城邦的公民，因此他们也是自由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中，如何经营生意，如何从事生产获取财富等问题都是归于“家政”（即日后经济学的雏形）领域，这一部分的事务是由奴隶以及妇女所负责的。而在城邦的维度里，从事公共事物的公民是必须将自己脱离出具体的行业或者生计之中，以一个完全自由的姿态来处理政务的。在古希腊城邦的政治框架里，主人管辖奴隶），而政治家治理的是自由人。两种统治方式并不相同。奴隶的管理被放在家庭事务中处理，在政治领域之外。结果便是，亚里士多德口中的自由人，便是那些家里有奴隶和女性打理好家务，不愁生计的有钱有闲的男性公民。因为他们是自由的，所以他们也能用自由的眼光打探这个世界，他们对自然界的自由打探产生的便是“理论知识”（theoreticalknowledge），对于人类社会的自由打探产生的便是“实践知识”（practicalknowledge）。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说出“人的本质在于求知”时，其本来的意思其实是“哎呀，我们这帮家里有奴隶和女人打理家务，腰缠万贯，实在没什么别的事可以做的男性自由人的本质当然就是求知啦！”，而亚式的另一个著名口号“人是政治的动物”同理。而这种社会特性不仅只是与中国不同，而是与所有早期四大文明古国的特性都不同。因为在以农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文明之中。所有人，不管是奴隶，奴隶主，农民，地主，都是完全依附于土地和天气而生存的。奴隶主对于奴隶或者地主对于农民的有效掌控，奴隶主之间或者地主之间对于劳动力以及土地的分配就是这些文明的政治事物的绝大多数内容。而这种社会环境下产出的知识或者思想必然是极其务实的。因为一旦不务实，田不好好耕，水利工程没好好修，农耕器具没好好造，别说奴隶了，奴隶主自己都可能没法恰到饭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几何学最早起源于古埃及，因为年年改道的尼罗河逼着古埃及人不得不年复一年的重新丈量耕地，从而发展出了一套合适的技术来进行土地丈量（中国古代的几何学类似）。但是真正能把几何学变成纯粹抽象的，真正的几何学的人，只能是古希腊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男性奴隶主们。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即“求知是一帮腰缠万贯的，吃饱了实在没别的事情干的人的本质”的线索来看的话。姜大所提到的几个历史细节问题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回应。即古希腊彻底覆灭以后，从古罗马到中世纪的科学进步的停滞其实是其社会结构的转变紧密相连的，当城邦和公民被大帝国和皇帝所替代，当从事家政的奴隶，妇女和男自由民被封建制度中的农奴和领主所替代，科学活动的主体，即不用为生计操心的吃饱了没事干的自由人少了。科学自然也会陷入停滞。而与此同时阿拉伯地区科学崛起以及中世纪经院科学内部的科学探索的一点闪光，其背后作为支持的是丰衣足食的阿拉伯商队以及教会里不需要从事生产活动，只需探索上帝的意志的教士阶层。而到了近代，情况就更加清楚了，近代的科学革命是同近代的社会革命，同近代西欧工商业资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统治阶级，社会结构从农耕社会变为市民社会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的。而古希腊科学重逻辑推导，近代科学重经验观测的差异，在我看来，可以理解成“公民社会”同“市民社会”，或者说公民身份同市民身份的差异。虽说二者都生活在城市，远离天然束缚人的农业生产，且都不差钱。但所谓公民(citizen)，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便是彻底脱离生产后专心从事公共政治事务的无私的自由人。而市民（bourgeoisie），按照洛克的说法，便是拥有天赋的自由和财产权，他人不可侵犯的自私的个体。于是在公民那，求知是纯粹思维的游戏，是他们摆脱经验世界的多变，追求世界背后不变的“逻各斯”的活动。而在市民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探索是必须最终将会应用于自己的资本积累的活动。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个人同归神的观点不大一样，即我反倒觉得，近代科学的逻辑比起古希腊而言实际上更加务实，也因此它更加看重经验。从这一点来看近代科学反而更像中国古代科学，但差别就差别在近代科学的主体是工商业资产阶级，而中国古代则是小农和地主。虽说一个服务于资本的积累，于是能产生“生产——资本——投资科研——服务生产——更多资本”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而在中国古代，完全服务于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只能维持现实状况。无力于产出更多的财富。当然，上述观点只是一些个人的看法，其对于历史脉络的把握自然也是十分粗糙的，比如伽利略同牛顿的第一波近代科学革命其实要比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要来的早得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当我们在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的问题时，我们首先得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即发展科学的主体是科学家，而什么样的人能成为科学家，或者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能产生出科学家是有一套客观的标准的。即科学家必须的是不愁吃穿，有钱有闲的人才行。求知绝不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求生。而只有当求生已经不是个问题的情况下人才能发展出其他诸如求知的本质。而科学家便是无所谓求生的一类人。在古希腊，科学家是城邦的公民，是男奴隶主。而在近现代，科学家要么直接来源自资产阶级或贵族，要么是来源于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投资，服务于社会生产的大学或者研究所。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无论是小农还是地主，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无法满足作为科学家的需求。也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历史发展不出科学，是因为忙于求生的农民是发展不出科学的。同理，不仅中国发展不出来，古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阿拉伯等文明古国同样发展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