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你认识赌博的人后来怎样了？ NA
话题：﻿家庭关系、赌博、赌博心理
回答：﻿以前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挺详细的。。。。----------------------------------------------------------活在缅甸果敢：一场赴死之约文/刘海川气温逼近40度，“老北京”三天颗粒未进。他已经50多岁了，肚皮肿胀。他不得不叉开双腿，坐在赌场外低矮的围墙边。他对自己的疾病一无所知，但感到时日无多。他曾找路人借电话，向远在家乡的老父亲要钱治病。父亲并没有搭理他。“你带我回家吧。”他看见朋友“小东北”从远处走来。“你家在北京。”朋友说。“回不去了，就去你家吧。”“小东北”便领他回到自己的租处。他一整夜都躺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在闷热中赤裸着肿胀的身体。夜里10点，已过了宵禁时刻，远方零散的枪声从窗口飘进来——在离城数十公里外的乡村，武装冲突仍在持续。他张大嘴巴咳嗽，起伏的肚皮在对面赌场闪烁的的霓虹灯下微微发亮。过了一会儿，他爬起身来，吸了一条“四号”（海洛因），随后便小声唱着歌——“小东北”侧耳听他，唱的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歌曲，句末带着儿化音，显得特别凄凉。凌晨，歌声嘎然而止。“小东北”是第二天早上发现“老北京”变成尸体的。通知政府后，他被拉到离城不太远的荒山上。他的葬地——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自治区首府老街，距离家乡3370公里。生前十多年，他的履历可以简化为一句话：一个异邦人，为了欲望，千里赴死。缅甸独立后，饱受战乱之地，果敢，毗邻中国云南临沧镇康县的北方腹地，历经辖内势力混战、缅共占领地、特区政府，直至现在的自治区。武装冲突、政变、反攻——九成以上居民为汉族的果敢，久伤不愈，民心不定。2005年，在时任领导人彭家声的推动下，拥有百年种植鸦片史的果敢全面禁毒，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当地的禁毒政策举步维艰，贩、吸群体经年不减。海洛因和冰毒，甚至是坊间小卖铺的“硬通货”。毒品贸易被禁止后，博彩业成为当地官方税收的重要手段，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人前往。来自中国的各个阶层：商人、工薪人员、逃犯前仆后继，各揣目的，通过盘根错节的小路，前往这片异域领土。很多人散尽家产，失意而归，很多人再也没能回来。“老北京”是其中一只亡魂。他们倾家荡产，毒疴缠身，风餐露宿，直至混沌而亡。没有官方数据反映这些滞留者的数量，坊间传闻曾高达数千人。战后一年多时间里，滞留者数量有所减少。但不断有人死去和失踪，也不断有人加入。“就像那开满鲜花的棺材”，滞留者这样形容果敢。越想离开那美丽的棺材，便越难抽身离开——他们在这场赴死之约中，陷入悖论。“八万块，带你回国”“我死一下。”说完，“小东北”快速吸完锡纸上的一条海洛因。他们将吸食毒品后的巨大快感，称为“死一下”。毒瘾在半个小时前已经发作，他焦虑得淌着汗水。火燎下，白色粉末化作一阵虚空。他身陷其中，瘫靠在沙发后背上。镇静使他的手指微微发抖。和“老北京”一样，他也是冰毒和海洛因的重度依赖者。冰毒状如冰渣，其性如火，吸食后人常常陷入亢奋；海洛因如面粉，使人陷入沉静。热冷两种毒品交织，加速了大脑中神经的钝化。在毒物长期侵蚀下，“最后，就像梁子被蛀空那样，你不知道房子哪天会塌。”他是“老北京”死亡的见证者，但这并不能让他感到悲伤。在法律概念上，他们是果敢的非法滞留者。2005年，在时任领导人彭家声的推动下，拥有百年种植鸦片史的果敢全面禁毒，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当地的禁毒政策举步维艰，贩、吸群体经年不减。海洛因和冰毒，甚至是坊间小卖铺的“硬通货”。在这里，毒品显示了惊人的价格优势：一颗“小麻”（冰毒合成类毒品）零售5元，每200颗批发价350元；1克海洛因的价格仅仅是中国的二十分之一。廉价并呈半公开化的毒品，让已染上毒瘾的中国赌客们流连忘返。即便是缅甸对待吸毒严厉的刑罚，也未能阻止他们的脚步。两种魔障，交织不清。在对金钱的强力渴求和毒品泥潭般缠身的欲念下，他们前仆后继。滞留者们是跟着职业带路人走进果敢的。2015年4月24日，长达数月的雨季尚未到来，但暴雨时常不期而至，拍打着边境上的一切。镇康县与缅北交接的96公里边境线上小路无数，为前往果敢的中国人创造了非法越境的便利。数百名职业带路人，靠步行和摩托车将客人带到对面的杨龙寨口岸。单边100元的报酬使他们收入不菲。安徽人老赵是其中的“佼佼者”，身形瘦小，声音厚重，为人谨慎。他熟悉通往对面的每一条便道：有时是从民居穿过，轻轻跨过一条小河；有时是山脚边不起眼的林中小路。“除非实在必要，不要走口岸。护照不能用，办证要等好多天。那些外乡人，去果敢都是寻开心。”2003年推行禁毒政策后，种植鸦片不再被视为合法行为。缺乏旅游景点和丰富矿产的果敢，替代种植无法续力他们窘迫的财政收入，博彩业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公开合法的博彩业催生出几十家大小赌场，税金维持着果敢自治区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坑洼不平，位于老街郊区的自来水厂供应着颜色暗沉的浊水，唯有中国方面投资援建的电厂，保障着居民日常用电和赌场内外彻夜长明。在97%汉族人世居的果敢，你能从轻微的肤色差异辨别哪些人来自当地，哪些人从中国“慕名而来”。雨季之外，长时间日照使当地人呈现出一种健康的蜜色。“但也不尽然，很多中国人来这儿时间也长，从外表无法分辨。”老赵说，“但去那里玩的，几乎都是中国人。”“人已经不多了。”在靠近口岸的一家饭店，他看着不远处的边检站说。暴雨刚至，口岸前方萧条的街景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如今，老赵已经改行做镇康县一家游戏厅的经理。他的好友老李仍在做着带路的行当。战争之后，果敢方面调整了边防部署，此前穿越民居去往对岸的路被缅军部队驻守，已无法通过。现在，老李通常骑着摩托车，从镇康空旷的安然广场，载着游客前往边境线。这条通道越往南，柏油路便越狭窄，直至变成边界外的逼仄土路。雨已经停了，颇有凉意，泥淖湿滑并且危险。在经过果敢岗哨并交纳每人50元过境费后，只十分钟的车程，杨龙寨小镇低矮的联排平房便出现在游客眼前。联结着缅甸国门与果敢首府老街，杨龙寨尘土飞扬的主干道上，不断有喷绘着“××娱乐城”的汽车从身边疾驰。他们终日往返于杨龙寨和老街相距10公里的马路上。“如果你是有实力又多金的客人，往返的机票也报销。还有专人从南伞护送过境。”老李边骑摩托车边回头说。“见得太多了。”他又回过头。“杀人的逃犯，多金的老板，想发财的内地人，这些是事后知道的。还有寻亲的可怜人，坐在我的后座上，不停地哭。我说你别哭了，找到人再哭。”“来这里的人，都是为了钱。最后却死在了没钱上。”他放慢了速度，在狭窄的主干道上避让着对面逆行超线的一辆赌场接待车。“去年打仗的时候，生意已经停了，谁不害怕子弹啊？我整天躲在农村的老家，南伞街上都不敢去。后来表哥约我来发‘战争财’。你知道什么是‘战争财’吗？就是从果敢带人回来。”“枪一响，人都疯了，几万人往中国跑。当地居民有国内的亲戚，往亲戚家跑。去果敢做生意的，赌博的，流民，没门路，只能靠我们带他们回去。”“边境已经锁了，回来肯定很难，但还是有路。我表哥约我去接人，八万块，带你回国。是贵，但比人命还是便宜，在子弹面前，钱都是小事。”实际上他急需钱。这个为全家老小讨生活的年轻人，两年前跟着客人前往赌场“小试一把”后，一发不可收拾，心瘾难忍，欠下巨额债务。“可我不敢去啊。刚刚开始打仗那会儿，很多人都死在街上和家里。刀尖上过命的活路，我表哥就一个人去了，听说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不足5平方公里的老街城区，在双凤塔周边散开。部分街道被安装上了崭新的路灯，路面坑洼不平。老李在一家大酒店门前停下。这栋一楼开设大赌场的著名建筑，属于果敢当地一个大家族——惮于局部摩擦时有发生，战后的果敢客流骤减，大量小赌场被迫关门，赌场数量削减了三分之二，唯有当地家族势力支撑的门面，仍在吸纳胆大的中国赌客。这是一片文化意义上的中国“飞地”。那些黄皮肤的行人，通用的人民币，中国手机信号，门前转着彩灯的“洗剪吹”，用高音喇叭惊扰路人的“十元店”，把周杰伦的头像印在牌额上的“美特斯邦威”，使人产生尚未离境的误解。下午，阳光暴烈，习惯午睡的果敢人少有出门，街上多是中国的赌客。他们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尤以四川籍和湖南籍认识居多。他们从遥远的家乡赶来，开超市、当铺，开出租车，以及种类繁多的餐馆，为赌客们提供下游服务。在一家湖南衡阳人开的超市里，老板讲述了他朋友的故事。那个叫“老何”的人，在果敢禁毒后博彩业刚刚兴起的年代，来到此地打拼，3年光阴，挣下3大间店铺。“后来呢？”“后来吸上了‘四号’，死了，店铺也都抵了。他死的时候，是用门板送上山的。”“你吸吗？”他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吸点‘小麻’。”在果敢，“小麻”通常被认为是怡情之物。相较“四号”，它的戒断反应虽稍显平缓，但戒断时间较长，并在吸食后容易产生幻觉和严重的暴力倾向。而吸食“四号”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救药的恶习。老李一再告诫，宵禁之后切勿再出门。2015年2月9日，果敢再次陷入战乱。出走的昔日领主彭家声，以“探亲之战”的名义，携八千果敢同盟军，在果敢老街和毗邻南伞的杨龙寨攻城掠地，随后又被缅甸政府军打出主要区域，避至与镇康勐捧接壤一隅。战乱平息后，时任缅甸总统吴登盛签署了在当地实行为期90天的紧急状态总统令，果敢一切事务权限交由军方。3个月后，宵禁不止，戒严时间则被后延至中国时间21点30分。宵禁期间，城内陷入一片死寂。拥挤在低矮建筑里的店铺已关门闭灯，站在楼顶俯瞰老街低矮的城区，比中国乡镇更为萧条。映入眼帘的，是彻夜不休的赌场外，闪烁渐变的霓虹灯。28次路费就在午饭前的间隙，老李赌场失意，载客的摩托车被押在了当铺。“我得想办法回去筹钱赎车。”他不停地翻着手机通讯录。那辆价值3000元的摩托车，当金600元。“找谁借呢？”“小东北”一言不发，似乎对此已司空见惯，不停地往嘴里塞着食物。他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前一天下午，饥肠辘辘的他，在赌场里一个赌运不错的客人身边赖了很久。“特别抠门，又是捏肩膀又是倒茶水，才给了我10块钱。”拿到钱后，他几乎一路小跑，到最近的一家“卖货”的小卖铺买了两颗“小麻”。惮于缅甸法律对于盗抢的严厉惩罚，这些居无定所的滞留者们，生存手段有限。为赌客服务，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技术。“财运”不济时，他们常常陷入艰难选择：要么吃饭，要么吸毒。找人借了一百块钱后，他很快出门，对面便是果敢政府一位高层的产业：百胜赌场。晌午时分，赌场里人并不多，“小东北”在码柜上换了60元的筹码，来到一张“百家乐”的赌台上。“小东北”痴迷数字“60”。因为果敢赌场里，流传着六十元搏出百万家产的传奇。他对此深信不疑。古老的欧洲游戏“百家乐”，在赌场里成为热门项目。玩法亦十分简单，庄家和闲家各发两张扑克牌，比大小。输赢往复，全看运气。他在赌台前一扫涣散和慵懒，把60元用力按在了庄家前面的投注区内。他绷紧了脸皮，等着庄闲开牌。闲赢。他的身体很快便又陷入疲态，眼神涣散，拖着脚板走出了大厅。大厅暗黄色长沙发上，坐着十多个和他一样失意的人。前段时间，他们被接待车从口岸上接来赌场，一掷千金，如今却不得不在这里成为“野客”。宵禁的夜里，这些无处可去的人们，被允许在沙发上过夜。但他们一旦闭上眼睛，就会被大厅里巡逻的保安拍醒。在无数个夜里，“小东北”也曾惊魂未定地被这样拍醒。“老北京”死后，他很快便因交不起200元的房租，被房东赶出了屋。“就像一场梦一样。”“小东北”本来背着“淘金梦”，在发小的邀约下远赴异国，希望以一搏百，重演传说。发财的手段便是赌博。发小告诉他，按照一定的倍率来押“百家乐”，能够赚钱。那时在老家待业的他，便带着5万元的存款远赴异国。只一周的时间，钱便输光了。“那孙子早就输光了钱，这是把我拉进了火坑。”“小东北”说。盘算着“博彩公式”的，岂止他一人？就在他说话的时候，“百胜”门外，一位神情疯癫的女人蹲在对面，拿着纸笔计算着概率公式。被滞留者们称为“大姐”的她，曾是浙江一家民企的老总，资产曾有上千万元。五年前，经人介绍来果敢赌钱后，她在半年内输光了家产，又染上了毒瘾，落下了疯癫的病根，终日幻想着能够败地翻身。发小离开果敢后，身染毒瘾的“小东北”却留了下来。就像是悄悄散落在土里的种子，在数次尝试后，毒瘾便埋在了他的体内。一开始，他想自食其力，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但很快他便发现，即便是轻松的赌场服务工作，他也难当此任。随着每天吸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以及长期的营养不良，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虚弱时连路也走不动了。“而且在赌场里混久了，日常的工作也瞧不上。一个月2000多元，每天才几十块。”他开始频繁地找国内朋友借钱，直到那些朋友将他的电话设为“黑名单”。他索性当掉了手机。当金又变成了赌金和赌资，很快便化为乌有。他曾尝试戒毒，服用过云南省禁毒局研制的、使人昏睡的“脱毒素”，也喝过替代药品“美沙酮”。他发誓“戒完毒”就回家。但戒毒药物高昂的价格，使他难以为继。“一盒药只能吃5天，它的价格却能买上100多颗‘小麻’。”在中国境内，登记过的社区戒毒人员们，可定时前往疾控中心领取免费的“脱毒素”和“美沙酮”。这些药物经过隐秘的通道被贩卖到老街后，价格比毒品更贵。10粒装的一盒“脱毒素”售价280元。实在没钱的时候，他又备受毒瘾的煎熬。毒瘾发作的时候，全身的皮肤都像被针扎，被蚂蚁啃，体内却像吹气球一样，被不可遏制的吸食欲望充满。有一次，他已大半天没有吸上毒品，跑到街头那家常去买货的小卖铺店主面前，“扑通”跪在地上。对方站都没站起来，指了指货架上用圆珠笔写的告示：“概不赊账”。他也曾多次给下岗多年的母亲打电话，却从不敢告诉她实情。他以“做生意赔了本”、“出车祸”、“谈朋友”为名，找他母亲要了28次路费。“来来回回，她给了我超过10万元的路费。”2012年10月，果敢方面进行了一场“扫毒”大运动。一天晚上，在双凤塔附近溜达的“小东北”被抓。尿检后，他以“吸毒”的罪名被判了两年。“当时觉得挺冤的。在这个地方，谁不吸毒呢？”杨龙寨监狱主要关押缅甸人，在押的中国人有30多个。“缅甸人和中国人待遇不一样。中国人吸毒被抓，交3000多块钱就放了，可我又没钱。”“毒倒是戒掉了，就是整天挨打，狱警也不管。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得艾滋的，得癌症的，得梅毒的，还有老得走不动路的，一年得死好几个。也有逃跑被抓回来的，在里面就给打死了。想想也挺绝望的。”他感到颇为幸运，“好歹是活着出来了”。2014年出来后，他又给母亲打了电话。“我照实说，被关监狱了，刚刚放出来。”“你回来吧！我最后一次给你打路费。”母亲在电话那头哭。他在这边哭：“这次一定回来。”末了，母亲又给他汇了3000元路费。这是他最后一次跟母亲通话。像往常一样，取到钱后，他又一次鬼使神差去了赌场。“最后一次，我一定能翻本。多带点钱回家孝敬老娘。”他站在赌台旁这样想。但亦如往常，他小半天的时间又把路费输得精光。两个月后，当“小东北”再次想回家时，母亲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即便是战争，也未能使他离开。2015年2月，战乱第三天。“全城都空了，超市、水果摊、旅店被打劫一空。”他躲在朋友二楼的房间里闭门不出。连续几天，昔日繁华的老街上枪声密集。夜里，他站在窗边，看见子弹像流星一样，从漆黑的小道中射入对面的墙壁中。当晚，持枪的士兵逐一敲门检查。他打开门，士兵用枪将他抵在墙上，开始搜查。他们什么也没搜到。“小东北”准备关上房门的时候，对面房间里传来打斗声。那里的房客，也是在果敢滞留多年的中国人。士兵们在他的房间里搜出了一整盒子弹。殴打声和呻吟声不断从对面传过来。“那人不断用中国话喊这是我捡的，当兵的也听不懂。”殴打过后，两名士兵把他架出了房间。从此，“小东北”便再也没有见过他。“那盒子弹确实是他在垃圾堆里捡的。”他耸耸肩。“城里是不能呆了。”听说城边上驻扎了一个难民营，他和朋友决定去那里度过战乱。刚刚走到“金三角”公司的楼下时，他们远远地看见了持枪的士兵，撒腿就跑。“我们跑，他们在后面喊，喊什么也听不懂。”他们刚刚跑进大楼，手榴弹便在墙外面炸了。两个人下意识地往楼上跑，但士兵们没有冲进来。他们惊魂未定，紧张导致的剧烈腹痛使他们趴在地上，没敢发出声响。晚上十点，他们站在窗边偷偷往外看，士兵们在路边码着一堆尸体，准备用车运走。“你能想到那个场景吗？我朋友‘哇’得一声就吐了。”“很久之后，我失眠了很久。黑灯瞎火的时候，脑子里就冒出那些堆在一起的尸体。”说到尸体的时候，他的嘴角轻轻抽动。那记忆还纠缠着他。“打仗，杀人，这些事也不能让你动身回国吗？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帮你。”他眼里忽然散发着久违的光，但随后他便低下了头。“习惯这里了，国内的环境反而适应不了。你想啊，回国后要工作，要结婚，要照顾家里人。在这里虽然活得像狗，但乐得自在。”“在这里总会死的，我已经看到自己的结果了。都说果敢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不是死在枪口下面，就是吸毒吸挂掉，没什么区别。”说完后，他头也不回地走向城中心的地标建筑双凤塔。那个方向，如果他不停地往前走，会走到杨龙寨空空荡荡的国门。此时正是炎热的晌午，人迹罕至。他走在街边的阴影中，很快便拐进了一条暗道。街上空无一人。“我送她上了山”阿甘和“小东北”是在杨龙寨监狱里认识的。他的吸毒史长达十余年，思维已异于常人，半梦半醒。因为反应迟钝，他在监狱里挨了打，“小东北”端水端饭服侍了他好几天。两人便成了朋友。也因为脑袋不灵光，他不能像“小东北”一样，从赌客身上赚小费。饥饿的时候，他常常游走在餐馆的饭桌前，低声向老板讨要宾客们吃剩的饭菜。在朋友眼里，他人缘不太好。“经常找我们要东西抽，自己从来没有买过，是个老赖。”他们的朋友之道，讲究“礼尚往来”。“今天你有钱，请我吃饭、吸毒。明天我有钱了，再帮助你。光进不出，没人瞧得起。”为此，“小东北”从来没给过他好眼色。3个月前，流浪街头的老甘却机缘巧合，找到了一份“好差事”——为一位政府高层看护老宅，回报是能够免费住前院的那间勉强能放下单人床的耳房。有了栖身之所，便免了在宵禁时段内被拘捕的危险。“不要看我现在窘迫成这个样子，来果敢之前，我可是百万富翁。”这已是历史。现在，他很久没有洗过澡了，果敢30多度的高温使他的短袖发出强烈酸味。阿甘自称41岁，来自贵州遵义的一个小县城，自幼父母离异。“你知道遵义吧？产茅台的地方。从小我就没有感受到母爱，没有穿过她织给我的毛衣。”他闭眼回忆。“35岁之前，我确是有信念的。”他说，“单亲家庭的孩子，比较能拼搏，这信念便是成为人上人。”12岁那年，饱受同学欺负的阿甘，成立了“小刀会”，“男男女女，人手一把弹簧刀，所向披靡。”和所有中国县城里少年的“地下规则”一样，阿甘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很快靠斗殴、保护费、偷窃在县城里名噪一时。阿甘说，入会的标准只有两个：单亲、被欺负过。“我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保护那些和我一样的孩子。”他补充道。1991年，“小刀会”组织被当地警方捣毁，26人被抓，被贵州当地媒体形容为“秋风扫落叶”。作为首要分子的阿甘，以“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阿甘说，出狱后，其他人要么还被关着，要么已外出打工，圈子散了，他无所依托，便远赴深圳的餐垫厂里打工。工厂里弥漫的化学品气味令他作呕，他更无法忍受单调的机械动作。“人快被整疯了。同在深圳的表哥便拉着我出来做事情。”靠着拼搏，2003年他离开广东时，已挣下了百万家产。“十多年前挣一百多万，足够在老家享福了。可我偏偏来到这里。”2004年，朋友找上了回乡的他。“他说我们去果敢做电话投注的生意吧，钱来得太快了。”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没能经住诱惑。他们便分了工。发小负责在遵义发展赌客，他给独自生活的父亲留下25万，带着剩余的80多万来到此前听都没听过的果敢。“我是拿着特区政府发的邀请函过来的。当时生意特别好，我们挣钱的规则也很简单。遵义那边的客人通过电话投注，我在赌台上操作。赢了都归赌客，输了赌场给我们提成15%。不能让客人总赢，也不能让客人总输，把握好平衡点。输输赢赢之间，一个礼拜我们就挣了35万。”“像我们代理遵义的电话投注一样，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尤其是西南省份的，都划了区域代理。当然现在也一样，你有人脉，就拉人来赌。不方便过来的，电话投注，电脑投注也一样。““但电话投注容易被抓，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做这个了。我们刚挣了半个月的钱，遵义的三条线就被警察查了。”阿甘准备回国，但心有不甘。便决定利用手里的资金赚一笔。“赌场知道你是有钱的老板，安排的生活很优越。住套房，吃什么都是送到房间，全免费；想抽‘白粉’、‘小麻’，有公关给你点火；女人从来不缺，全方位给你安排好。每个来到这里的人。”刚刚开始赌的时候，他运气特别好，一天时间就赢了20万。那时候，他没日没夜地在赌场里奋战，白天赌，晚上抽冰毒。强烈的兴奋类药物，“亢奋到睡意全无，只有上厕所的时候，人才完全松懈下来，眯一小会儿。”就像在果敢重复了无数次的例子一样，仅仅用了八天，他便输光了百万家产。“筹码不到两万的时候，女公关就找上了我。那种态度，怎么说呢？世态炎凉吧！她说，老板，你的钱已经到下限了，公司提供的房间无法继续住下去。”“全世界的赌场都差不多，你消费得多，就能享受贵宾服务。但只有这里，毒品管够，你想要什么样的毒品都能提供。在澳门，在拉斯维加斯，你能吸毒吗？来这里赌博的人，差不多都是为了这点便利。官方查毒，几大家族控制下的赌场谁又敢查？做做表面工作而已。”“放水”的“三哥”很快便找上了他。“三哥”是四川人，手上掌握着上千万元的流水。“他说，你是有实力的人，输这点钱不要紧，我借给你。”附着在赌场内外的高利贷生意，酝酿着巨额利润和血腥暴力。阿甘借了10万元，利息是每天一千元，另外在赌场里押注，每赢一笔钱，放贷的人提成10%。“这是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陷阱。即便你能赢钱，利息加上来来往往的提成，根本就无法翻身。”很快便输光这笔贷款的阿甘，被“三哥”带着人，押进了杨龙寨一间民居内。“起初，还吃喝供着。”阿甘说，他先是找国内的朋友帮忙，凑了5万。过了三天期限，他便受到了下手越来越重的殴打。“断水断粮，绑在床上。不给钱就往死里打。”他不得不联系已退休在家的老父亲，这才脱了身。他已足够“幸运”。在果敢，“放水者”对久拖高利贷的赌客们并没有多少耐性。他们在确信无法得到欠债后，通常会下杀手——这是果敢当地的行规，以视惩戒。欠债者的尸体，往往被丢弃在城郊的小水沟里，或者附近山上的杂草丛中。这些杀人事件，常常因尸身面目模糊，成为悬案。“父亲最后一次给我打钱，是2005年。之后他说你不要找我要钱了。你不是今天被人绑了，就是明天被人刀架脖子上。你给了我25万，这一年你找我要了40万，我老了，欠了一屁股债。今后你是死是活我都管不了了。”他经历过两次果敢战乱。一次是“8·8事件”，缅军以查毒为由，包围了杨龙寨一间枪械修理厂，随后引来激战。“全城都空了，我的朋友们都走了。”阿甘说，他一个人躲在一家人去楼空的小旅馆里，以一箱遗留在旅馆内的方便面度过了战乱中的八月。阿甘出门后发现，街上巡逻的士兵，已变成了皮肤黝黑的缅军。他才知道，果敢变了天。此役后，统治果敢多年的彭家已败走萨尔温江。此前的副手白所成与缅军和谈，成为新的果敢地区领导人。2009年9月，战乱平息，逃回中国的商人、游客才又重返果敢。“好像发生了变化，缅甸人多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变，赌场还是那些赌场，中国人还是照样涌进来。”他掂了掂手里的“四号”：“挺讽刺的，那次打仗，是以查毒的名义发生冲突。现在毒品少了吗？”“8·8事件”发生前，阿甘刚刚用剩余的钱盘下一小间妓院。“生意不太好，但尚能维持。一打仗，什么都没了，高薪请的按摩女呼啦啦全跑回了中国。”在担任赌场公关期间，阿甘认识了“鸡头”阿美。阿美是个粗眉毛的南方女人。“也是看上她有住的地方。我们管这个叫‘老拼’。”他刻意提醒，不是“姘”字。“就是两个人，像拼盘一样，拼在一起过日子。”阿美也是“瘾君子”。两个人开始了一种奇怪的“同居”生活。“对我挺好的，我什么都没做。吃饭、吸毒都是她供着。她能挣钱，女人嘛。”他举例说：“到了这个份儿上，都靠本钱吃饭。前些年有个大学老师，长得不错，被朋友忽悠到这儿，也输光了，照样做皮肉生意。我要是个女的，也守不住自己的身子。”一些记忆犹新。“8·8事件”后，妓院的生意惨淡。阿美也失去了赚钱的能力，艰难随之而来。夜里毒瘾发作的时候，他们已经没了“余粮”。两人赤身裸体，在床上挣扎。“现在想起来，就像两条蛆虫，垂死挣扎。”不久，两人便分开了。“在果敢这样正常，拼不成了就散，当时也没什么念想。”战争前夕，阿甘突然得知了她的死讯。“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突然人就没了。”他赶到阿美的住处时，尸体在床上已经放了两天，散发着臭味。“想着把她葬了，我也没有钱。”他给她的弟弟打电话，弟弟也没帮忙。“最后还是辗转联系上她的其他家人，寄了3000块过来。”阿甘送她上了山。“都说‘老拼’没感情，但我送她走的时候真的哭了。”他感到遗憾的是，直到送她入土为安，阿甘仍然不知道她的真名。“生生死死，又何止她一个。”2015年的战乱，阿甘的朋友周某，曾是一名湖南的“经济犯”，2003年携款潜逃到果敢后滞留当地。2015年战乱中，他和来自四川的老金，死于巷战中的流弹，尸体后来不知所踪。阿甘又吸了一阵，闭眼靠在枕头上。DVD里放着他从垃圾箱里捡来的电影碟片，突然卡了壳。天已黑透，又到了宵禁的时间，街上的喧闹声渐弱。缅北特有的长身飞蛾不断从窗户上遗留的弹孔中钻进来。他关上了灯。“我不后悔走到这一步。”他的头脑会陷入停滞。过了2分钟，他又接着说：“这是我的经历，只属于我。也许在别人眼中它一文不值，但这就是我的一生。”过了一会儿，他又自责。“其实我走错路了。”他很快便陷入了新的麻烦。三天后，在他那间狭小得几乎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的临时住处里，受官员所托，两个当地人闯进了房间。他们面无表情地告诉阿甘，房间要供给一个年轻的士兵做婚房。他有些茫然地看着对方。“我该去哪？”“那是你的问题。”他开始收拾东西。在床头和擦拭着各种污渍的墙上，堆着一台失声的小电视机，几个塑料袋，去年战乱期间他从成人商店偷的情趣用品，以及垃圾堆里捡来的玩具娃娃。他笑着解释说：“说不定哪一天就能救我的命。”收拾完东西，他体力透支，坐在窗边大口喘着气。下一个宵禁很快就要来临，又是无眠之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