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前段时间的标题“地主阶级是怎样妨碍把人变成生产力的因素呢？”中“人变成生产力”不规范不正确。
话题：﻿历史、经济、科技、农业、金融
回答：﻿中国近代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清朝到近代，那种想象中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其实并不多，而且占地规模并不大。农村中也不存在西方社会那种领主、农奴泾渭分明的阶层之分。受诸多宣传的影响，大家普遍认为旧中国土地高度集中在一小撮地主手里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当时中国的主要土地所有制非常复杂，但是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或者说土地的实际拥有者是宗族。旧中国从明清到近代，土地并不是掌握在黄世仁手里让杨白劳、王大春为其耕作，大部分土地是在包括黄世仁旁系家族的黄家宗族手中。村庄里面大部分人都姓黄，黄世仁可能是宗族的重要成员，即使代管着宗族的产业，但是土地原则上还是属于整个宗族的。黄世仁某些穷亲戚同样要下田种地甚至租种黄世仁那一房几亩田地。而黄世仁要把宗族或者自己一房的土地卖掉换钱得得到宗族其他成员的同意，宗族其他成员也有优先购买的权力。如果黄世仁没有官府或者后来军阀的关系，把宗族里面的人都得罪透了，啥时候他和儿子一个“意外”身亡，然后黄家亲戚立刻过来收房分家产，寡妇和女儿只能听天由命。而杨白劳、王大春这种一般来自外乡，通常都是受灾的流民。“你也配姓赵”，其实就是地主的宗族本家对外姓的鄙视。民国时期耕地面积约10亿亩，但是数据肯定误差极大，今天的耕地面积有20亿亩，民国时期按今天的口径计算可能15亿亩左右。旧中国大土地所有制并不发达，以民国最有名的四大地主为例。北方最大的地主，山东栖霞牟氏家族，占有耕地6万亩（153个佃户村），山林12万亩。而牟氏宗族本身人口就达到上千人，内部也贫富不均。这点土地根本不足以让其发达，牟氏家族在清朝屡屡有考中功名，是以家业传承。全国最大地主，安徽霍邱李梦庚，在安徽河南等地占有土地20万亩，李氏宗族早在清朝咸丰年间就已经是一方土皇帝了，宗族庞大。李氏拥有自己的团练武装，李家庄园墙厚濠宽，俨然是一座坚固的要塞，直到淮海战役后解放军将其攻下，活捉李梦庚。李梦庚本人从大革命时期就和共产党结下了仇，解放后被镇压。李家同样在大城市拥有大量产业，开设钱庄当铺烟馆等等，老家的地租收入根本不占大头。河南大地主，巩县康氏家族，也是很早就有人考取功名，后来又靠清朝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的军需生意发达，在豫西拥有土地号称“良田千顷”，也就是大约10万亩土地。主要业务也是经商，康家垄断了陕西的布市。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占有土地1.2万亩。比起明朝就有人中举做官的栖霞牟氏，刘氏宗族人数要少很多，刘文彩爷爷中举，宗族才开始发达，后来刘文辉成为一方军阀，刘文彩也借着弟弟的枪杆子经营各种产业包括鸦片来敛财。刘氏很早就分家，宗族联系不像栖霞牟氏那样亲密。亲侄子刘湘那一房家业就要小很多，生活艰苦，刘湘只比刘文彩小一岁，比刘文辉还大七岁。刘文彩的大地产只维持了30年不到就被土改没收。最有名气的四大地主及其宗族，人数可能不下万人，耕地也就不到40万亩，人均耕地不会超过40亩。四大地主后来都被土改没收了土地，分给了贫农，而不少贫农其实就是地主的本家。其他比较小的，或者没落的宗族，大家自行百度开国领袖们。旧中国的土地最大头掌握在这样的宗族手里，确切的说，是在很多大地主所在的宗族手里，而绝不是个别大地主的手里。宗族往往很大，不同房的成员贫富悬殊，但是宗族内成员再穷总是还是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有点天资的小孩甚至可以受宗族接济读书识字。而宗族内族长或者某富户也并不能完全将宗族公田的收入全部私有化，毕竟不是村支书。单纯靠土地兼并，残酷剥削，是根本发不了家的。解放前，南方灌溉条件不错的一亩地（比如太湖平原）一般水稻200-300斤，部分地区冬季还可以种一季小麦，不用交租，全部归佃户所有；中原两年三熟，玉米或高粱-小麦-大豆或小米，两年间一共200斤玉米、小麦或者高粱，小米和大豆产量要少很多；东北一年一熟，亩产也不过一百来斤。即使是土地最肥沃的刘文彩的1.2万亩，地租对半分，也最多100多万斤稻谷，还要碾米100斤稻谷可以打出68-75斤大米（数量越少越精，价格越高），根据年景一块银元可以卖到几十斤到一百多斤大米，不同年份相差很大，城市的零售价和农村的收购价又有差异。这样算下来，刘文彩一年再残酷剥削佃户，也最多一年从土地上面拿到一万银元的收入，根本维持不了刘文彩的奢靡生活。事实上，四大地主主要业务都是靠当官捞好处、经商赚钱、或者干脆就是手握枪杆子。土地的所有者，其实又可以分为名义所有者和实际占有者，以牟氏庄园为例，牟氏在老家的普通成员下地耕作的土地，才是牟氏实际拥有的土地，而其名下的一百多个佃户村，名义上向牟氏交租。牟氏不搞团练，完全靠和官府的关系，如果牟氏遭难，那么比较刁钻或者武德充沛的佃户村很容易翻身夺回土地的名义所有权。而像霍邱李氏那种团练，如果战败了，那么他们在别的省买的土地，同样也很容易被人夺走土地的名义所有权。至于刘文彩这种暴发户，如果靠山倒了，新上台的大佬要不是以宽厚著称的亲侄子刘湘，换了别人看中了这头大肥猪，多半也是在劫难逃的。很多时候，由于地主本人迁居大城市，乡间的田地难以料理，只能把收租的事情承包给二地主，通常是同宗或者是佃户村里面的大宗族，往往都是能打架砍人的地头蛇，而远在大城市的地主如果生意破产或者被仇家杀害，那么在乡实际管理田地的二地主很容易夺走土地的所有权。土改时候，民愤最大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二地主。土地被地主兼并，并不都是地主巧取豪夺，很多都是土地的实际占有宗族为了避税，而把土地寄入王朝拥有功名的官僚（范进中举后就有人寄进田产）或者民国军头的名下。通常情况下，土地的名义所有者和实际占有者一般是宗族，而在大城市周边，土地的名义所有者，往往是基督教会、寺庙、国民党官僚等等，所谓“以末（经商，更多其实是做官）致财，用本守之”。就好比贪官总是喜欢买很多套房一样。同样，洋人、一贯道、国民党党棍，都是可以让军警为之服务的，所以才敢于花钱取得土地的名义所有权，能够收得到地租，在乱世中为自己多留一条退路。普通小市民积了几条小黄鱼如果想去农村买几亩地做个小地主，佃户就是不交租，你能怎样？下乡砍人？还是为了几十斤米去行贿打官司？关于地主对佃户的剥削，不同地区差异极大。在江南，冬小麦不交租全部归佃户所有，而且地主在沪宁杭大城市都有产业，根本不稀罕那几十斤稻谷，刁钻或者暴力一些的佃户每年交的租很少，日子还是可以的，后来忆苦，说着说着就说到了1960年。而在北方，城市经济本来就不发达，地主把农民一半的收成拿走，日子也不能过的怎么样，而佃户收获的小麦自己根本舍不得吃，除了留种以外几乎全卖掉用来交税买生活必需品，自己只能吃高粱玉米面，吃完以后再吃榆钱树皮草根，遇上天灾或者兵祸只能逃亡甚至饿死。而佃户对于地主的抗租也是不绝于史的，把佃户逼急了，为了几十斤粮食，佃户把收租的管家或者地主本人给砍了也不是新鲜事，这对地主来说也不合算。旧中国的宗族土地所有制最主要的负面影响是，严重降低了国家的税收效率和动员能力。这也是泱泱大国被日本肆意欺负的一大原因，所谓一盘散沙的根源。国家收税，必须通过宗族这一关，政府让出了乡村的行政权、司法权，可是实际能够拿到的又并不多。另外，自从清朝后期开始，镇压之权也下放，强大的宗族经常拥有自己的团练武力，为了争夺田地、水源，或者出于其他莫名其妙的理由，宗族团练之间很容易擦枪走火，造成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坐大的团练，又成了国家正规军，比方说湘军、淮军，指望这种半私人的武装保家卫国，那是做梦。而清末以来动荡的局面，剧烈的工农业剪刀差，民国万税，水旱蝗汤，使得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华北和西北，传统宗族开始没落，宗族族长的剥削率加大，很多宗族公田被族长私吞，普通宗族成员难以维持生活，流民大量出现，传统的乡村秩序瓦解，无法再维持下去了。解放后的土改，重新分配土地，其实最主要的是打倒宗族，把原来宗族族长的权威彻底打倒，由党组织取代宗族，政权深入基层乡村。另外严格限制城市居民购买农村土地，将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用于投资工业最终反哺农业而不是把田地价格炒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