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卢斯

**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包路斯**（德語：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1890 年 9 月 23 日 —1957 年 2 月 1 日），或譯為**保羅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一名陸軍將領，1943 年晉升為元帥。

## 早年

包路斯在普魯士王國的黑森 - 拿騷省布賴特瑙出生，為一教師之子，其父曾經設法為包路斯弄得海軍軍官學校的學位，但並不成功。其後，包路斯被送往黑森的馬爾堡大學短暫修讀法學，但他在不久也被淘汰了。屢遭挫折的包路斯只好在 1910 年 2 月進入第 111 步兵團充當候補軍官。他在 1912 年 7 月 4 日與羅馬尼亞貴族埃列娜・羅塞蒂 - 索列斯庫（Elena Rosetti-Solescu）共諧連理。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包路斯所屬的第 111 步兵團為西線戰場的主力。而他於 1914 年秋在法國的孚日和阿拉斯經歷了生平第一次戰鬥，但不久後就因為疾病而撤回，並於南線的馬其頓中作為軍方辦公人員。直至戰爭完結，他已經晉升為上尉。

## 戰間期

停戰後，包路斯成為自由軍團的一名旅副官。他被選為威瑪國防軍中僅有的 4,000 名軍官之一，國防軍是凡爾賽條約規定的 100,000 人。他被分配到斯圖加特的第 13 步兵團擔任連長。十多年來 (1921–33)，他擔任過各種工作人員職位。20 年代，作為威瑪共和國與蘇聯為逃避凡爾賽條約而進行的軍事合作的一部分，包路斯在蘇聯莫斯科進行了客座演講。

後來，包路斯在 1935 年 10 月被任命為裝甲司令部參謀長之前曾短暫指揮過一個摩托化營（1934-35 年）。這是一個在奧斯瓦爾德・盧茨領導下的新編隊，負責指導德國坦克部隊（Panzerwaffe）的訓練和發展。在 1939 年，他更獲晉升為少將。

## 二戰生涯

### 西線戰場

包路斯在 1939 年成為了德國第 10 軍團的長官。1939 年 9 月 1 日，德軍正式入侵波蘭第二共和國的波蘭戰役，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包路斯的第 10 軍團曾經參與對波蘭、比利時、法國三國的戰鬥（在後者兩次的戰鬥時，第 10 軍團已易名為德國第 6 軍團），這使得他累積了一定的實戰經驗，為日後他擔任東線要職所不可或缺的。1940 年 9 月經陸軍總參謀長弗朗茲・哈爾德將軍推薦擔任陸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第一軍需總監）。

### 調往東線

1941 年 12 月在瓦爾特・馮・賴歇瑙元帥的推薦下他被授予第 6 軍團指揮官一職。其後第 6 軍團被派往東線進行德蘇戰爭，並委以參與史達林格勒戰役。

在史達林格勒戰役這段時間內，他一直服從希特勒的命令，按照他的命令來調整兵力，即使後來被敵軍包圍也是如此。由於希特勒過度分散兵力，使得對史達林格勒作戰的第 6 軍團並不能得到集中的火力支援。此外埃里希・馮・曼施坦因元帥突圍之建議得不到希特勒及包路斯本人之執行，也導致了第 6 軍團被重重包圍。再加上史達林格勒軍民收到史達林的指令死守該城，都使得德軍在突擊及進攻上損失慘重。

#### 危機

1943 年 1 月 7 日，紅軍頓河前線指揮官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將軍宣布停火，並向包路斯的士兵提供慷慨的投降條件：正常口糧、傷病員的醫療、允許保留他們的徽章、勳章、制服和個人物品。作為交流的一部分，羅科索夫斯基告訴包路斯，他處境艱難。包路斯向希特勒請求投降。儘管第六集團軍明顯處於無法維持的境地，但德國陸軍總司令部拒絕了包路斯的請求，並表示：「投降是不可能的。軍隊堅持的時間越長，對整個前線的幫助就越大，並會把俄羅斯人拉走。從它分裂。

1 月 25 日，在蘇軍猛烈攻勢衝破史達林格勒最後一個緊急機場後，蘇軍再次向包路斯提供投降的機會。包路斯再次通過無線電向希特勒發出請求。告訴希特勒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包路斯強調他的士兵沒有彈藥或食物，他不再能夠指揮他們。他還說，有 18,000 人受傷，需要立即就醫。希特勒再次當即拒絕了包路斯的請求，命令他死守史達林格勒。1 月 30 日，包路斯通知希特勒，他的部下離崩潰只有幾個小時了。作為回應，希特勒通過無線電對包路斯的軍官進行了大量的現場宣傳，以鼓舞他們的士氣並增強他們堅守陣地的意志。最重要的是，他將包路斯提升為陸軍元帥。在決定提拔他時，希特勒注意到沒有普魯士或德國陸軍元帥投降的已知記錄。言外之意很明確：包路斯要自殺。希特勒暗示，如果包路斯允許自己被活捉，他將使德國的軍事歷史蒙受恥辱。

#### 投降

包路斯一度向希特勒要求允許投降蘇聯，以拯救麾下將士的性命。希特勒不但不應允，反而將包路斯晉升為「德意志陸軍元帥」，德國史上從來沒有元帥投降，希特勒暗示包路斯戰鬥到死或者自殺。包路斯選擇生存，並在 1943 年 1 月 31 日向蘇軍投降，他表示：「既然升我為德國元帥，我就沒有必要為了那個奧地利的下士（希特勒）自殺」。在包路斯副官威廉・亞當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

> 1943 年 1 月 31 日 —— 早上 7 點。天還黑著，但天已經不知不覺亮了。包路斯睡著了。過了一段時間，我才能夠擺脫讓我如此沮喪的思想迷宮和奇怪的夢境。但我不認為我在這種狀態下停留了很長時間。有人敲門時，我正要安靜地起床。包路斯醒了，坐了起來。那是總部的指揮官。他遞給上將一張紙說：「恭喜你。陸軍元帥的軍階已授予您。今天早上很早就收到了派遣 —— 這是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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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不禁覺得這是自殺的邀請。但是我不會幫他們這樣的忙。包路斯看完電報後說道。施密特繼續說道：「與此同時，我必須通知你，俄羅斯人已經到了門口。」說完，他打開了門，一位蘇聯將軍和他的翻譯走進了房間。將軍宣布我們是他的俘虜。我把左輪手槍放在桌子上。
> 
> ' 準備出發。我們將在 9 點回來接您。你會去你的私人汽車。蘇聯將軍通過他的翻譯說。然後他們離開了房間。我帶著公章。我為我最後的公務做準備。我將包路斯的新軍階記錄在他的軍事文件中，蓋上印章，然後將印章扔進熾熱的火中。
> 
> 地窖的正門被蘇聯士兵關閉並把守。一名警衛隊長允許我和司機出去準備汽車。爬出地窖，我站在原地目瞪口呆。幾個小時前還在互相射擊的蘇聯和德國士兵現在靜靜地站在院子裡。他們全副武裝，有的手裡拿著武器，有的肩上扛著武器。
> 
> 我的天，這兩者的反差太大了！德國士兵衣衫襤褸，穿著淺色外套，臉頰凹陷，沒有刮鬍子，看起來像幽靈。紅軍戰士神采奕奕，穿著暖和的冬裝。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連串的不幸事件，這些事件使我許多個晚上無法入睡。紅軍戰士的出現似乎是象徵性的。9 點整，第 6 集團軍司令部指揮官抵達，將戰敗的德國第 6 集團軍指揮官及其參謀部帶到後方。向伏爾加河進軍已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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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 年 2 月 2 日，第六集團軍餘部投降。得知包路斯「投降」的消息後，希特勒勃然大怒，發誓不再任命其他陸軍元帥。（事實上，在戰爭的最後兩年，他又任命了另外七名陸軍元帥。）談到包路斯的投降，希特勒告訴他的工作人員：

> 在和平時期的德國，每年約有 18,000 或 20,000 人選擇自殺，即使沒有處於這種境地。這是一個看到他的 50,000 或 60,000 名士兵勇敢地為自己保衛到底而死的人。他怎麼能向布爾什維克投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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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路斯作為羅馬天主教徒反對自殺。據馬克斯・普費弗將軍所說，包路斯在被俘期間說：「我無意為這個波希米亞下士開槍自殺。」另一位將軍告訴內務人民委員部（蘇聯公共和秘密警察組織），包路斯曾告訴他自己晉升陸軍元帥的消息，並說：「這看起來像是在邀請他自殺，但我不會幫他這個忙。」包路斯還禁止他的士兵站在戰壕頂部，以便被敵人射殺。

在投降前不久，包路斯在最後一班離開他的位置的飛機上把他的結婚戒指還給了他的妻子。自 1942 年以來他就沒有見過她；他今後也不會再見到她，因為她於 1949 年去世，而此時他仍在蘇聯被囚禁。

包路斯的投降及德軍在史達林格勒的退潮，德軍的戰略主動權逐步消失，以此成為蘇德戰場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略轉折點。此後的三年蘇軍一路向西反攻，解放了被德軍戰領的區域並橫掃東歐的各個軸心國，德國最後 1945 年 4 月 16 至 30 日的柏林戰役戰敗，最終於 5 月 7 日正式向盟軍投降。二戰歐洲部分徹底結束。包路斯也以戰俘的身份送往同盟國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受審。

## 戰後生涯

戰後，包路斯在紐倫堡審判中出庭作證，1953 年獲釋，並到民主德國定居。之後他在德勒斯登擔任檢察官。

1953 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後，包路斯於 1954 年 7 月 2 日在西方記者在場的情況下在柏林舉行了題為「關於我們國家的重大問題」的新聞發布會。他在文中緬懷一個多月前逝世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將軍，並批評德意志帝國和納粹德國的政治領導人造成德國人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

> 我特別想到古德里安將軍，他過早地去世了，我和他特別親密，作為裝甲部隊組織的參謀長，我們一起執行一項任務。也許自從我們上次見面以來 ——10 多年前 —— 我們對具體問題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我總體上知道，通過他的著作，他有多大的責任感，他是多麼焦躁地拒絕與聯邦總理的歐洲防務保持一致社區政策。無論如何，他是統一和主權德國的捍衛者。大家都知道，我國曾經有偉大的軍事專家，聞名於世，如克勞塞維茨、老毛奇、施利芬等。當然，在他們那個時代，他們堅持不懈地冷靜地評估了德國的政治軍事形勢，為一般性的戰略和戰術制定了原則和立場，這些原則和立場適用於德國將處於戰爭狀態的特殊情況。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想知道，毫無疑問擁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的德國為何會在兩次戰爭中被打敗。這個問題不能用軍事術語來回答。對此負責的政府都將其武裝部隊置於無法解決的問題面前。即使是最好的軍隊，當它被要求執行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時，也註定要失敗，也就是說，當它被命令去反對其他民族的民族生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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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具有侵略性，並呼籲德國人和法國人和解：

> 今天的美國政策稱自己為「強權政治」。對於我們德國人來說，這尤其具有指示性。我們因奉行現在正在培養的暴力和雷擊政策而受到懲罰，我們知道這讓我們付出了什麼代價。我們德國人已經看到，在 20 世紀，強富國家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推行的「強權政治」註定要失敗。這項政策沒有成功的希望，除非它能夠扼殺其他民族的民族意志，粉碎他們的獨立。但是，僅僅因為一個大國美國依靠這一地位，它就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屈服並支配其他國家，因此認為國家時代已經結束是一種誤解和危險的想法。與東西方周邊國家建立睦鄰友好關係，對我們的民族生存至關重要。我首先想到的是法國。是時候一勞永逸地埋葬我們繼承下來的宿怨和許多爭端了。這兩個民族必須擱置他們之間的所有衝突，尤其是因為德法關係是美國人控制的危險鏈條中的一環，美國人將一個歐洲人民與另一個歐洲人民對立起來，並利用他們作為自己政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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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支持前德國總理海因里希・布呂寧呼籲改善西德與東歐集團之間的關係，同意布呂寧對西德康拉德・阿登納總理公開親美政策的批評，並表達了他對德國統一的希望：

> 布呂寧總理對阿登納總理對西方的僵化定位採取了明確的立場，實際上反對歐洲發展委員會和波恩公約。像許多西德經濟學家和政治家一樣，他贊成利用最微小的機會與東德談判。因此，另一位著名且經驗豐富的德國政治家強調，EDC 協議的最終實施對德國民族來說是危險的。任何理智的人都無法理解為什麼受美國影響的阿登納博士強烈反對利用與東方人民恢復經濟和文化關係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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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前軍人和一個軍團的指揮官，考慮到目前的情況和我的經驗，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必須走任何形式的發展和鞏固道路。東西方的關係。只有我們德國人才能決定德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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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說我們德國人必須首先關注德國的統一和獨立，關注我們國家重要的民族權利的確認時，我意識到這樣我們才能最好地為和平事業、國際緩和與和解服務人民之間。我們想要良好的關係德國人民和其他尊重我們民族權利的人民之間。這是歐洲集體安全的先決條件，同時也是我們國家幸福未來的先決條件。重新統一的德國與兩個大國保持良好關係，不僅不會破壞歐洲的和平，而且為普遍繁榮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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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至 1956 年旅居東德德勒斯登，任東德軍事史研究所文職主任。1956 年底，他被診斷出患有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並且變得越來越虛弱。幾個月後，他於 1957 年 2 月 1 日在德勒斯登去世，享年 66 歲，此時距離他在史達林格勒投降計 14 年零一天。作為他最後遺囑的一部分，他的遺體被運到西德的巴登 - 巴登，安葬在他的妻子旁邊。

## 參考文獻

## 外部連結

* Dirk Walter: _General Paulus: Von Hitler zu Stalin. Die Tragödie von Stalingrad und das zweite Leben des „Zauderers「_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In: _merkur-online.de_, 20. Januar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