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龍（1638 年～1700 年），字振甲，號如山，漢軍鑲紅旗人，籍貫為遼東都指揮使司蓋州衛（今遼寧省營口市蓋縣），官至河道總督，並獲騎都尉世職，諡號襄勤，並入祀賢良祠。

歷任樂亭知縣、署理灤州、通州知州、江寧知府、安徽按察使、督理高寶按察使、直隸巡撫、都察院左都御史、漢軍都統、兵部尚書、加總督銜直隸巡撫、河道總督等職。
青少年時代的于成龍是在不斷的移居中生活的，顛沛流離的艱辛生活是底層旗人的一個典型寫照。童年的艱難困苦造就了于成龍體恤民生、關愛大眾的品格。即便依然成為名聲顯赫、權傾一時的封疆大吏，依舊剛直不阿、嫉惡如仇，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深得康熙帝的讚賞和百姓的愛戴。直隸曾經流傳很多有關于成龍的民間故事，還有一些地方曲藝作品也取于成龍事略為素材，多為俠義公案類內容，如《於公案》等。



生平

于成龍 1638 年（清崇德三年或明崇禎十一年農曆七月初五日）生於遼東蓋州。1700 年 4 月 16 日（康熙三十九年農曆二月二十七）卒於淮安河道總督署中，享年六十三歲。于氏家族為遼東望族。于成龍生父於國安 (漢軍鑲黃旗)，生母為康氏。他出生後不久全家即徙居廣寧閭陽（今遼寧北鎮）。他 9 歲入小學，11 歲舉家遷北京通州，後移居通州張家灣，13 歲時又移居延慶州，並開始科舉學習，15 歲時與李氏成婚。他 16 歲時移居固安縣南房村（今南房上村），並在此定居。因八旗子弟不必參加科舉考試，他在 16 歲時即開始學習滿文，20 歲時進入國子監學習，23 歲畢業，經考試有了人生第一個官職 —— 吏部筆帖式（主管翻譯等文秘工作的文官）。伯父於得水（漢軍鑲紅旗）屢有戰功但無子嗣，按照當時的習慣，于成龍被伯父挑中成為繼子。康熙七年 (1668) 四月，蒙蔭成為直隸永平府樂亭縣知縣。

據《樂亭縣誌》記載，康熙七年六月，樂亭縣正直嚴重水災，百姓田廬損毀嚴重。這一年，灤河水五次出槽，西岸塌莊，毀民房數百間，沖壞田園無數。于成龍「撫字為懷」，辛勤操勞，安頓災民，免除賦稅，放賑救民，恢復生產。于成龍又帶領百姓疏浚灤河，但是因為地方志的局限性，這段治河經歷僅僅一筆帶過。據《樂亭縣誌》所記，經這次治理，灤河十年沒有大的泛濫，還出現了麥子長出兩三穗的情況，樂亭民生大為改觀。當時的樂亭人張一躍寫了一篇《瑞麥志》褒揚于成龍的功績，文章寫道「…… 康熙乙卯，樂邑四郊，麥穗以三岐五岐告者，日夕踵至。倘亦和氣之感召，符其自然者耶？！田叟野老，初則駭之，繼而歌之，詠之，咸歸德於公……」

康熙八年，于成龍因罪囚脫逃被降級調用。樂亭縣百姓顧明亮、王爾正等人竟奮不顧身，兩次赴京叩閽，乞求于成龍復任。吏部不准，顧明亮、王爾正等人被發配到尚陽堡。康熙皇帝覺得事有蹊蹺，命直隸巡撫金世德核實。金世德調查後開列了于成龍的十七條善政。康熙皇帝認為民心難違，善政可嘉，下旨令于成龍重新出任樂亭知縣。于成龍復任後慨嘆：「天下有貪官，無刁民，民之刁皆官致之。官言民刁，即非良吏。」

康熙十八年七月，京師及周邊地區發生了大地震，災害波及河北、山西、陝西、遼寧、山東、河南，破壞十分嚴重。《廣陽雜記》記載：「京城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三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八間……」。《光緒順天府志》記載：「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寶坻、薊州、固安等處尤甚。「危難之際，時任巡撫金世德火線提拔于成龍擔任通州知州，著手抗震救災。于成龍下車伊始就立即著手為災民籌劃生計，使百姓迅速得到安置。他沒有理會倒塌的衙署，只在搭建的席棚居住辦公。

于成龍通州為官三年，建立和發展了義學，為城鄉的貧窮子弟選擇良師，使其能夠免費入學受到應有教育。他還善於審理刑罰案件，嚴格遵照朝廷所定律條，公正斷決、公開審判，外縣盜賊聞名而不敢入通州偷竊。他寬嚴有度，即使一些頑固強硬的罪犯也得到轉化，於是一方安定，黎民樂業。在任通州知州期間，于成龍疏浚加固了大運河通州段，保障了十幾年的暢通無阻，在溫榆河架起了四座橋梁，凡事身先士卒，與民眾一同抬土運石。他愛民如子，不懼豪強，深得百姓愛戴。

康熙二十一年，時任直隸巡撫也就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位于成龍（北溟）遷兩江總督，他惺惺相惜，推薦提拔清操久著的通州知州于成龍，康熙即親自提拔他為江寧知府。九月，于成龍抵達江寧，宣布裁漕規，禁饋贈，一切陋規俱罷。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南巡至南京考察江蘇水災時，讚譽于成龍：朕在京師聞爾居官廉潔，今臨幸此地，確加咨訪，與所聞無異。因此賜給你親書手卷，以嘉爾清操。十一月，康熙迴鑾經過宿遷，破格提拔于成龍為安徽按察使，也拉開了下河之爭的序幕。

公元前 2000 年至南宋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黃河經河北、山東入渤海。公元 1128 年，朝廷任命杜充任東京留守，此時金兵來犯。面對金兵的金戈鐵騎，杜充想到「水淹三軍」的辦法。他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挖開黃河之堤。滾滾黃河水，從滑州李固渡噴涌而出。熟料，這黃河水非但沒有阻止金兵的步伐，反而一改原來向北的水道，轉而向南搶奪淮河水道，由江蘇進入黃海，歷時 728 年的「黃河奪淮」的災難史由此開始。

明代潘季馴曾提出了「蓄清刷黃濟運」的方略，即在與淮河相接的洪澤湖東岸的高家埝築起大堤（即現在的洪澤湖大堤），提高淮河水位，使淮河的清水從清口處倒灌黃河，沖刷黃河帶入大運河等的泥沙，從而使得大運河暢通無阻。

清朝在政治和國家治理上基本延續了明王朝的策略。在這種背景下，明代潘季馴的治河方略再次獲得清朝的認可。特別是平定三藩後，康熙皇帝希望以此法一勞永逸，徹底解決黃河問題。

河道總督靳輔與陳潢早期治河頗有成效，採用的就是利用自然水流沖刷河道，降低河床泥沙淤積的方式，意圖以此一勞永逸。通過不斷築堤和修建減水壩減輕河道壓力，減水壩的作用是約束水流速度，減緩對下游的衝擊，這個方式短期內頗見成效，但勢必增加水流泥沙的沉積，短時間似乎減輕水患，實則長期淤塞河道，隱患巨大。河工按照「靳陳二人組」的思路，各種築堤、增壩的工程四面開花。

清康熙十五年（1676 年），靳輔出任河督，再行明代潘季馴「蓄清刷黃」之策，束堤建閘，將黃河中河泥沙沖向下河，同時，不斷抬高洪澤湖大堤，最終，洪澤湖成了懸湖，泗州城位於洪澤湖正常水位之下。而江蘇地區入海口也加劇了淤積，成為超大蓄水池。

清朝康熙十八年（1679 年）冬十月，大水先沖開了泗州城外東北處的石堤，決口七十餘丈。接著，泗州城城牆西北角忽然崩塌，開口數十丈，大水沖入城中，人們四處逃散。次年，泗州城徹底沉沒。

同時，大量的泥沙被沖向江蘇下河七州縣，加劇了黃河入海通道的淤塞，江蘇七州縣成為蓄水池。為了保住運河的漕運命脈功能，靳輔創建大量的減水壩，向下河放水，而不修引河，並認為七州縣的水災明朝就已經如此.......

康熙二十三年，監察御史李時謙上奏請求疏浚淮揚下河以救民生，成為康熙朝下河論戰的導火索。李時謙指責時任河道總督靳輔「為總督重臣一應河務皆其綜理，連年止知運道之當急，築堤以束水，建壩以保堤 (延用明朝潘季馴之法)，專其意於上河，而不知高寶（高郵、寶應）一帶下河沃野千里，田地甚多，一自黃河沙墊，海道不通，每遇霪雨，已苦渰浸，近復日納減壩之水而無出路，民生國賦兩有攸，關奈何聽其日在水鄉而不恤呼」。實際上，他也不是唯一一個看到靳輔治河方法弊端的人。

李時謙的彈劾摺子，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重視，在南巡時特別留意河南河工的調查，而李時謙的彈劾，也成為黃河治理「下河之爭」的導火索。

當康熙皇帝南巡在高郵、寶應等州縣視察時，看到當地因為減水壩溢出的湖水泛濫，導致許多民田被淹沒，更有大量百姓叩閽，請求康熙拯救民生。

針對這個情況，「台臣有請浚海口出積水者」，建議將水引導至海中，減輕地方水患危害。康熙皇帝認可這個建議，但是如何引導，河督靳輔並沒有很好的對策，因此康熙帝下旨「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單獨撥付款項，授命時任按察使的于成龍主持其事，雖然于成龍具體負責高寶地區的水務治理，但是官員序列上仍然要接受河道總督靳輔節制。

于成龍、靳輔採用的方法是截然相反的，在涉及「下河」的問題上，兩位朝廷重臣發生了嚴重分歧。于成龍的主張是疏浚泄積，逐步減輕上中游的壓力。

靳輔則以為，下河地勢低而水位高，疏浚有害無益，建議在高郵另築一道高一丈五尺的長堤，約束深一丈深的流水，來抵禦海潮，用「束水」的方式強逼河水改道入海，原堤內的干透土地，可以屯田，再租給百姓耕種，可收取佃價充實河工費用。

于成龍則認為「束水」絕不可行，並且讓出的土地本就是百姓民田，借國家工程圈占百姓民田，再收佃價實為掠奪百姓，朝廷舊有賦稅，另立名目是害民、累民之舉。

靳輔在下河大搞屯田，這也是下河之爭的重要話題，除了任用丁理等人隨意圈占民田激起民憤，還有更多於宣、駱龍友等人肆意屯田，百姓民人到處上告，時任兩江總督董訥聽完訴狀對其劣跡震怒，誓將這些惡棍繩之以法，百姓歡欣鼓舞。

在治河策略上于成龍與靳輔爭執不休，康熙皇帝委決不下，即召見二人入京奏對，會同九卿詳加討論，商討最終意見。

為了讓于成龍改變初衷，靳輔「費盡心機」。他多次向于成龍示好求全，甚至放下身段，許諾于成龍可以繼任河督一職，「余老矣，三年工竣，乞骸骨歸，此席（指河道總督一職）薦汝為之」，還為于成龍購置一件裘皮大衣，「至涿州出貂裘衣公」，但是都被于成龍拒絕。雙方辯手于成龍、靳輔到位後，各抒己見僵持不下，主持人內閣大學士明珠的意見偏向河督靳輔，參會的九卿，多數意見也傾向靳輔，結論以為，于成龍雖然政聲卓越，但是擅長不在河工，靳輔久任河務，頗有成效，應採納他的意見。而有少數官員則堅持于成龍的觀點更有道理。

保奏河督靳輔的意見中，多認為他是著名治河名臣，治河十餘年，黃、淮水患明顯減少，方法得當，功不可沒。而彈劾靳輔的官員中，也有不少重磅大臣，比如先後遭到過於清端、張書玉等名臣的彈劾，認為靳輔的河工策略並非完美，只是隱患尚未顯現。

此時的治河之爭，已經演變成朝堂的政治鬥爭，清代史學家蔣良騏《東華錄・卷十四》載，「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明確提出，河督靳輔背後的勢力強大，河工經費和河道職務都把持在以明珠為首的黨徒控制中，貪污腐敗，中飽私囊，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鏈條。

利益鏈保護下，當新的治河任務下達時，「彼以為必委任靳輔」，但結果卻大出意料，花落新貴于成龍手中。于成龍當時僅僅是一省按察使，不過是主管地方司法事務的三品官員而已，但畢竟是康熙指派，擔心他取代河督靳輔，又見到于成龍的主張果然大不相同，便糾集一黨極力阻撓，想要重新奪回主動權。所以在朝議上，出現了一邊倒局面，而誰對誰錯倒在其次了。

既然朝臣的意見不統一，康熙皇帝也看出其中有黨徒勢力作祟，便下旨，「以河工事傳問淮揚七州縣籍現任京官」，傳召在京官員中，有祖籍下河範圍內淮揚七個州縣的，內閣中書江蘇寶應人喬萊御前奏對。

喬萊是康熙六年（1687）進士，門風崇尚氣節，正直不阿，朝廷初授內閣中書，曾擔任翰林院編修，參與修訂明史，康熙皇帝對他的評價是「學問優長，文章古雅」，任命為「日講起居注官」，每日為皇帝講解經書，這既是殊榮，又是信任。

據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十九《翰林侍讀喬君墓志銘》：「上意不決，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啖君，君笑不應。淮揚士夫群集君邸，君慷慨言日：以朝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國用絀矣！題官至三百員，銓政亂矣！弧夫至數十萬，民力殫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日築堤，日弧夫；既成之害日賣田，日決河。…… 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

喬萊奉旨意覲見康熙皇帝，針對淮揚河工事務，慷慨陳詞提出了「束水注海四不可議」，陳奏靳輔的河工之弊。大致如下：

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高河寬，勢必壞壟畝，毀村落，掘墳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 河臣議先築圍埂，用車踏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淮揚地卑，原無干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成亦易壞，不可行二。 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於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即當未潰之時，瀦水屋廬之上，豈能安枕？不可行三。 至於七州縣之田，向沒於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人河即不能歸海，淹沒之田何由復出？不可行四。不得不說，內閣中書喬萊的奏對，再次引起康熙皇帝的思考，他立即詔命工部尚書薩穆哈、學士穆成額，前往淮揚等地，「速往詳問地方父老」，深入基層一線收集民情民意。這些官員不敢得罪明珠黨徒，竟然以刑訊逼供的手段，逼迫百姓承認于成龍的方法無效，然後帶著造假的「民意結論」回奏說，「疏浚無益，成龍議應停」。而義憤填膺的喬萊，因為得罪靳輔及其背後實力，「中蜚語罷歸」。

不久之後，曾任江寧巡撫的一代理學名臣湯斌升任禮部尚書兼管詹事府事，到京師後，康熙召見了湯斌。

皇帝再次詢問下河治理的意見。湯斌支持于成龍疏浚入海口意見，請求皇帝不要停止下河工程。湯斌說：「上游洪水滔滔而來，下游卻沒有個去處，不只是百姓田地永遠沒有乾涸露出時，城裡百姓生命安危也有巨大禍患。比如去年，興化城內積水有幾尺深，萬一再遇到洪水整個城市就會被大水淹沒。作臣子的就罪責難逃了。如果說挖開疏浚入海口就會把洪水排泄乾淨，微臣當然不敢這樣講。但水有去路之後，挖一丈就有一丈的好處，挖一尺就有一尺的好處。假使洪水逐漸消退，那過去河流湖泊形狀就可找到了。再加以疏浚、修築、防禦，就有功夫依次展開了……」

湯斌的證詞，狠狠的打了前去下河調查的工部尚書薩穆哈、學士穆成額的臉，他們倆也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下河治理也再次被提上日程，但也走向了極端的對峙，新的下河負責人孫在豐，將直面靳輔的挑戰......

因靳輔等人的反對，于成龍挖渠引泄積水的方案經過周折後最終被否決，但他勤政愛民、廉潔奉公的品格得到皇帝認可。康熙皇帝曾對他說：「朕深信者，總督於清端、巡撫湯斌及爾三人耳。」

二十五年二月，于成龍升任直隸巡撫。

當時，直隸盜賊猖獗，曾搶劫至皇城之下。陛見皇帝時，康熙問：「今直隸地方一切利弊應興應除者甚多，爾如何治之？」于成龍答曰：直隸民生不安，第一以平息盜賊為主，平息盜賊即是安民。康熙肯定了他的說法。

到任後，他便雷厲風行，廢除累民弊政，彈劾失職人員，懲辦貪官污吏，推進「旗民平等」，將旗人與原住平民共同編入保甲管理。減免直隸順天等州縣灰車攤派、豁免州縣狐皮攤派、廢火耗、免由單等政策，大大減輕了州縣負擔；旗人惡霸沈癲、司九、劉平成、王錫爵、黃四、太監王啟宇等等眾多黑惡案件被一一偵破，旗人惡霸被源頭壓制。他經常微服私訪，體查民情，甚至不顧生命危險，深入匪巢。面對仗勢欺人的官宦子弟、土匪豪強、宮廷太監等為非作歹之徒，他不畏強暴，勇敢果斷。先後將積年巨盜、市井惡棍、潛匿土匪、土豪惡霸抓獲歸案，直隸肅然，盜匪掃平，百姓沉冤得雪，民眾悅然欣慰，直隸地方百姓立生祠紀念他，稱其「本朝第一賢撫」，他的威望也達到了又一個高峰。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五十歲的于成龍被皇帝加太子少保銜。皇帝說：「國家設官分職，原以綏靖地方，惠養黎庶。督撫為封疆大吏，表率屬員，尤須才守兼優，諳練政務，方於吏治民生實有裨益。巡撫于成龍自為縣令以至郡守，素秉清操，愛民盡職。遂從臬司超擢巡撫。簡任以來，孤介自持，清廉益著，厘奸剔弊，扶弱鋤強。境內謐寧，旗民允服，殊為可嘉。從優特加太子少保，以為廉能稱職者勸。」

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御史陳紫芝參劾湖廣巡撫張汧「汧蒞任未久，黷貨多端，凡地方鹽引、錢局、船埠，靡不搜括，甚至漢口市肆招牌，亦按數派錢。當日保舉之人，必有賄囑情弊，請一併敕部論罪。」上命于成龍、，馬齊往查，並將證據密奏康熙。

康熙二十七年 (1688) 正月，監察御史郭琇承擔起了彈劾明珠黨羽的工作，該奏摺交由康熙親自修改了三次。張汧貪腐大案被稱為康熙朝第一貪腐大案，權相明珠、河臣靳輔等相繼被彈劾免職，康熙朝一時人人自危，波及面甚廣。這也導致滿漢矛盾徹底激化，于成龍的官場生涯也從此發生了轉折。

次年五月，內閣學士凱音布、侍衛馬武奉命巡閱中河，彈劾漕運總督慕天顏有意阻撓中河漕運，皇帝下令逮捕慕天顏審問。查審結果中出現于成龍寄書讓慕不要順從靳輔治河主張的情節。吏部建議削于成龍太子少保銜，降二級調用。皇帝下旨：于成龍削去宮保官銜，從寬免於降職調離。

二十九年六月，康熙第一次親征噶爾丹，于成龍奉命率領本標官兵參與征剿，將抵京師時，又奉旨整理京師周邊驛遞事務。十一月，于成龍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兼鑲紅旗漢軍都統。

三十年，康熙洞鑒其清貧，賜甲第一區，使得一家人能夠享受同居之樂。

三十一年十二月，靳輔病逝，于成龍接任河道總督，但康熙皇帝命其遵循靳輔之法，不得擅改河道。次年正月履任後，遍歷兩河，查看險情，每天謀劃補偏救敝方法。先是加築高家堰堤岸，新舊堤頂合寬五丈。大堤堅固後，周家橋安然無恙，裴家場水出如駛。繼之，又在清江口出水處加幫大墩，逼使洪澤湖水大量流入黃河，只有少量湖水入運河抬高水位，使清江運河清水深至丈余，利於漕運。

三十三年正月，于成龍奉召至京。他向皇帝建議黃、運河堤大修方案：「運河自通州、天津至山東嶧縣大堤卑薄，各堤宜加築高厚。武清八百戶等處宜增建月堤。黃河自滎澤縣至江南碭山縣卑薄，各堤宜加築高厚；高堰六壩、周橋大壩、永安西堤均宜改建石工。徐州城石岸急應大修，清江浦以下至黃浦東西兩堤、揚州屬江都東堤、高郵西堤俱需加築，並修葺閘壩涵洞。」于成龍看到百姓因工程疾苦，上書豁免河夫，稱修築黃河、運河，應增設河道官員，免於使用夫役。九卿談論不應該准許施行，並彈劾于成龍明知道這是難行之事，故意寫了這個奏章，這不是做大臣實心實意幹事的本分，應將他革職。康熙下旨：于成龍修河事未完，將他革職後留任，准予他戴罪立功。于成龍的治河主張和策略遭到九卿的反對，人生也進入了低谷。

翌年八月，因治河勤勞，調查無疑，于成龍又官復原職。此時，養父於得水在北京去世，于成龍告假丁憂。

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復統大軍第二次親征噶爾丹，「奪情」丁憂中的于成龍督運中路大兵糧餉，凡內外一應文武大小官員俱聽其調遣，時有「六部不得掣肘」之旨。于成龍深感此舉責任重大，激勵部屬稱：「人臣竭智攄忠，正在今日！」于成龍考慮到西北戈壁道路的實際情況，提出「中路運糧應兼用小車、駝、馬分載」的策略被康熙皇帝否決，奉命督造運糧用大車六千輛。而每車還需牲口四頭，這二萬四千多頭牲口難以一時得到，發帑購買又會延誤時間。于成龍不得已，只好請皇帝下旨：「大小臣工及士民有急公捐助者，給予敘錄」。結果不到一個月，收到捐助牲口的數量就超過了所需。直隸、山西、山東等情願效力人員雲集京師，有些百姓自帶乾糧為于成龍運隊趕車。

四月初八日，康熙中路大軍至克魯倫河，大將軍費揚古率軍在昭莫多大勝噶爾丹。康熙揮師追至拖諾山，軍糧將盡，而于成龍所運糧餉尚未趕到，下旨斥責，後見于成龍衣衫襤褸，疲憊不堪，大為感動。

三十六年正月，康熙出寧夏第三次親征噶爾丹，于成龍主動請戰獲准，再次督運軍糧。于成龍再次奏請以旗員及情願效力者分管押運，派鄂爾多斯兵牽馱負載。奉旨允行。

閏三月，于成龍率部沿河用船裝運糧餉，至青海白塔城上岸卸下，再用馬馱運到前線，保障了大軍糧餉供應。大將軍費揚古從前線偵報噶爾丹死亡。此後，罪魁授首，俘獲甚眾，大軍凱旋。

回京後，康熙慰勞于成龍曰：「卿輩辛苦，得成大功」。康熙興奮之餘，特命侍衛吳達禪引于成龍去見被俘的噶爾丹大將丹濟拉，告之曰：「此公即運米滅爾國之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龍也！」 丹濟拉俯首欠身，手足無措，一臉恐懼。于成龍蒙恩加軍功四級，授拜他喇布勒哈番（騎都尉）一職，可世襲。

康熙三十七年春，六十一歲的于成龍奉命扈駕巡幸五台山，皇帝命他在內大臣班內就坐，早晚陪伴左右，等候垂詢。這次扈駕竟成為一項對後世影響深遠的重大水利工程的起點。

康熙歷次巡幸五台山，返程路線慣例經新安至白洋淀進行水圍後，由霸州向東經水路從通州回京。而這次巡幸卻反常在霸州苑家口登陸，沿渾河一路北上，又在固安縣駐足。

這一年，渾河在雄縣九花台決堤，造成了雄縣、固安、霸州、文安等地百姓生命財產巨大損失。康熙皇帝沿途實地觀察渾河泛區水災情況。回宮後皇帝召集九卿議論治理渾河方略，命于成龍前去視察渾河，怎樣修整治理才能讓兩條河分流，詳細勘察、繪圖、商議後上報。

同月，康熙命于成龍以「總督銜、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管直隸巡撫事」再次執掌直隸，並加以總督銜。據宋犖記載：直隸百姓聽到，于成龍回來任職都歡欣鼓舞，豪強們奔走相告、互相提醒「千萬不要以身試法」。

三月十六日，直隸巡撫于成龍將繪製的渾河形勢圖呈覽給皇帝，並匯報察勘渾河情況：「臣同西洋人安多等人自霸州至郎城實地踏勘舊河形勢，採用了更為先進的西方測量技術。由永清、固安至張協有一道舊堤，約有七十里還可以培土修整。水流較急的地方也就在這裡，可以進行疏浚。」于成龍這個建議，充分考慮到各方因素，是一個極大節省人工物料和時間的高明選擇。

皇帝說：「朕經過發生水災的地方，見到百姓以水藻為食，朕曾親自品嘗水藻的味道。對百姓生活的艱苦，朕時刻掛念在心。因此命令爾等在雨季到來之前，加速疏浚河道修築堤壩，使百姓有田地可以耕種，生計有望。不知在六月之前可否完成？」

于成龍答道：「臣率領分段修河的各個官員加速辦理，六月之前可以完工。」

四月，于成龍到宮內向皇帝辭行赴直隸上任。很快朝廷就撥發三十萬兩帑銀，治理渾河工程正式開始。

當時正趕上炎熱的夏天，花甲之年的于成龍日夜在兩岸奔忙，選拔人才丈量土地，在嚴格規定的期限內動工，僅用一個月就大功告成。

七月十六日，于成龍在上書中向皇帝報告渾河疏浚工程完成情況：「良鄉張家莊至東安狼城河，長二百里，兩岸築堤，約束河水出三角淀，至西沽入海。北岸大堤自狼城河口起，上至張廟場，長二萬七千一百六十二丈五尺，共計一百五十里。由張廟場以上沿河五里，地勢高峻沒有大堤。又沿河二十里，至立垡，積沙成堤，上行與盧溝橋石堤相接。南岸堤自狼城河口起，上至攔河壩，長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五丈五尺，總計一百五十二里。由攔河壩沿河西至高店，三十四里。」于成龍請求皇帝為新河賜名，並下旨建河神廟。

七月二十一日，康熙下旨，「照該撫所請賜名永定河，建廟立碑」

九月十二日，直隸巡撫于成龍建議在直隸永定河南岸、北岸設立分司，各派一名官員。這是永定河河道署的前身，將直接影響到永定河和很多與治理此河相關人員的命運，這是專業化治理永定河的起點。

 
于成龍治理永定河，保證了京師安全，極大改善了京畿水繫結構，使得這些地方百姓生產生活環境得以改善。《畿輔通志》稱：「湍水軌道，橫流以寧，三十年來河無遷徙，此古所未有也。」

十一月，河道總督董安國被罷免，康熙再命已年老體衰的于成龍擔當此職。

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于成龍抵達清江浦，見黃、運各堤敝壞已極，河床日高，土石各堤無一全工，仰天長嘆：「凡治河之道，原無一勞永逸之法，惟有補偏救敝之方。兩河之險倘一年不補救，則崩潰肆出，費千萬之工，竭數年之力而不克如舊，正今日之謂也。」故此，于成龍對其危急之處先行補救。

二月，康熙第三次南巡，察閱高家堰、歸仁堤等處。河工之爭持續了數年之久，錯過了疏浚機會，此時河工積重難返，洪水泛濫，到了不得不改移清口的地步..... 御舟抵清江口，于成龍奏請拆毀攔黃壩，堵閉馬家港，使黃河水復歸故道泄出。

九月，于成龍因勞累過度，臥疾不起。康熙聞知，立召于成龍子於永裕至乾清門，問明病情，令其馳赴清江省視父親，並派御醫前往診治。于成龍服藥後稍愈，奏請在任休假兩月，獲准。生命的最後時刻，于成龍於桃源盛家道口 至清 河，放棄中河下段，開鑿了一段長六十里的河道，命名為「新中河」，進一步解 除了黃河對運河的干擾。疏浚了芒稻河、人字河等數條引河，為改移清口贏得了時間了。

二月二十三日，他叮囑兒子永裕：「我現在病入膏肓，藥餌已經不能治癒。治理兩河關係國計民生，臥病治理是斷然不行的。趕緊上書，請皇上另派賢能大臣，不要耽誤了國家大事，加重我的罪過。」直到臨終，他念念不忘的還是治理黃淮，抱憾終身。四日後，于成龍病逝於淮署。康熙聞訊後深為痛悼，兩次遣人諭祭，諡曰襄勤。

雍正八年 (1730)，詔入祀賢良祠。



家庭


* 孫於宗瑛，乾隆甲戌科三甲進士，著有《來鶴堂詩鈔》。

* 曾孫鰲圖，乾隆庚寅科舉人，江蘇按察使，著有《習靜軒詩文集》。



參考


* 《清史稿》卷 279　列傳六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