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首宗愛滋病毒感染報告於 1985 年，首例報導感染者為一名來自阿根廷的美國遊客，在北京協和醫院因並發病逝世。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毅依據血清檢測顯示，已知作為愛滋病病原的 HIV 最早於 1982 年以進口血液製品形式進入中國大陸，並於 1983 年開始感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1990 年代，愛滋病疫情呈現快速增長態勢，主要集中於雲南邊境吸毒者群體中，並且逐漸以各種傳播方式擴散到了全國各地，形成了第一波 HIV 流行。由於政府醫療部門對疾病認知不足、行政部門瀆職瞞報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以河南血禍為代表的第二波 HIV 流行。

1990 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組織成立部門防治中國大陸地區愛滋病疫情，1990 年代末通過法規和防治計劃開始控制疫情，但 2000 年代初，中國大陸政府官員多次承認愛滋病疫情快速增長之態勢。中國政府對 HIV/AIDS 的態度從否認轉為重視疫情對於人民的威脅，愛滋病疫情控制取得可觀進步。根據中國疾控中心、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報告估算，至 2018 年年底，中國大陸存活愛滋病感染者約 125 萬，流行率為萬分之 9，整體疫情處於低流行水平，但感染者的數量仍然巨大。隨著愛滋病檢測範圍的擴大，報告新發感染人數逐年增加，2017 年達到 13.5 萬人，另估計約有三成病患對自身患病不知情。2017 年，收報愛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以異性性行為為主，占約七成，同性性行為其次，占約二成半，母嬰傳播和輸血傳播已經基本阻斷。2017 年接受抗病毒治療者達到 61 萬人，但是推廣治療帶來的病毒耐藥性問題引發了新的擔憂。

愛滋病作為污名化的社會疾病，在世界各地產生了社會恐懼；愛滋病相關議題在中國大陸曾是，或現在仍然是一個敏感話題，儘管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界嘗試減少對患者的歧視，醫護機構工作人員在內的社會大眾對 HIV 攜帶者的歧視仍然普遍存在。媒體亦對愛滋病患者存在歧視。為數不小的公眾對愛滋病有種強烈的恐懼情緒，形成了「恐艾症患者」群體。



傳播歷史

發現與早期傳播

1985 年，中國大陸出現首例愛滋病死者，至 1980 年代末，愛滋病疫情在中國大陸處於散發狀態，案例多集中在沿海城市，患者多為外國人和其中的海外華人。雖然美國在 1981 年首次報導了愛滋病病例，但 1980 年代各界對於愛滋病在中國大陸的傳播情況知之甚少，有中國學者在外國學者訪華期間否認 HIV 在中國流行。1984 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毅開始進行 HIV 血清檢測，成為中國大陸早期愛滋病研究者。

愛滋病在中國大陸地區的首宗死亡個案發生於 1985 年 6 月：死者為來自阿根廷裔美國旅行者，因肺部疾病送醫，經與美國方面聯繫後確認感染愛滋病毒，最終於北京協和醫院因併發症身亡。1985 年首宗死亡個案後不久，曾毅與浙江省人民醫院和浙江省衛生防疫站合作，在 1982 年中國自美國進口的血液製品中發現 HIV，經使用機構浙江省人民醫院查驗，相關血液在 1983-1985 年共輸給 19 名患者，進一步化驗顯示其中四名血友病患者受到 HIV 感染。這一結果顯示 HIV 最早於 1982 年以血液製品進口的形式輸入中國大陸，證實 HIV 在中國大陸傳播最早可追溯至 1982 年。隨即，中國政府禁止了血液乃至二手衣物的進口；1986 年，中國政府要求每年新來華的外國學生進行愛滋病篩查。

第二例愛滋病死亡病例出現於 1987 年 2 月，為中國大陸醫師診斷的首例：死者為在美國居留近十年後返回福建的香港華人。同年，浙江省人民醫院感染事件中的一名患者死亡，衛生部門對其進行了病理解剖，解剖報告發表於 1988 年《臨床與實驗病理學雜誌》，證實患者為首例中國大陸籍 HIV 抗體陽性死亡病例。同年，雲南和福建各發現一名愛滋病患者，均為外籍。據合眾社報導，新修訂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將婚外性行為等視為非法，禁止了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性行為，且政府還要求外國人進行愛滋病檢測，北京周報等官方媒體將之與防範愛滋病關聯。1989 年人大常委會通過傳染病防治法 ，愛滋病被納入乙類傳染病依法進行防治。

快速增長與擴散

1980 年代末以來，愛滋病疫情在中國因為雲南的注射吸毒和中原地區的血液買賣先後導致兩次大規模流行。1990 年至 2000 年初，愛滋病疫情呈現快速增長態勢。1989 年，雲南瑞麗報告中國大陸首次 HIV 感染流行。1989-1994 年間，中國大陸超八成的 HIV 感染病例發生於雲南，主要通過共用針具傳播。

1995 年以來，愛滋病的傳播逐步擴大化：1995 年前，毒品注射引起的 HIV 感染僅在雲南一省流行，到 1999 年全國多數省份均已報導同類案例；輸血傳播出現在華中地區，全國各省均已出現性傳播病例，但雲南的疫情仍為疫情擴大的主體；1995 年報告病例為之前十年的總和，全國範圍的疫情被認為存在低估，2000 年代媒體報導顯示當年河南省等地存在瞞報疫情的情況。到 1999 年底，中國大陸地區官方估計有愛滋病感染者 50 萬人，英國《衛報》提供的內部估計高達 400 萬人。吸毒者和賣血者均多為農村人口，對 HIV 知之甚少，對自身病情了解甚少，疫情的規模可能被低估。

雲南疫情

1989 到 1994 年期間，雲南邊境地帶共報告中國大陸超八成的感染病例，其中超過 90% 為少數民族，且多聚集於毒品種植和走私的金三角地帶。1989 年，雲南瑞麗邊境地區的一項對吸毒者的 C 肝篩查中，五分之二的樣本發現呈現 HIV 陽性，進一步核查發現了 146 名 HIV 感染者，而此前全國僅有 22 例 HIV 陽性患者：這項調查第一次報導了中國大陸注射毒品人群中的 HIV 感染流行。

1990 年，首例中國大陸居民愛滋病病例報告於北京，患者 4 月入院，8 月確診，9 月死亡。同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員在雲南大理進行愛滋病篩查期間發現了一村莊近八成居民患有愛滋病，共百餘例，當時全國愛滋病病例不足 10 例。1991 年的調查顯示，吸毒者共用針頭極有可能是傳染源：政府為應對病毒傳播，在一年內設立了大量強制性戒毒中心，但是因戒毒復吸率過高收效甚微。毒品引起的疫情在 1995 年擴散到了四川，1996 年到了新疆，1997 年出現在廣西，疫情逐步蔓延。

河南血禍

1980 年代末為防範 HIV 輸入，中國政府禁止了血液製品進口。國內血源不足引發生物製藥公司實行有償採血，在河南、安徽、貴州等省份設立血站。1990 年代，有 100 萬人參與了有償獻血，多數為貧困農民。血站違規採血引起的污染，導致了第二次的 HIV 感染流行。當地政府對事件採取遮掩的態度，可能擴大了疫情。疫情 95% 主要集中在河南及周邊省份的重點地區，推測感染高峰在 1994 年以前。

1995 年 3 月，河南省衛生部門報告首例本省居民感染 HIV 病例，病例與採血關聯，隨即各地政府採取關閉採血機構、打擊血漿倒賣的措施控制疫情傳播。而據河南社科研究者劉倩，河南疾控中心 1993-1995 年間檢出 588 人份 HIV 陽性血樣，僅 1993 年就有 542 人份，遠超當年全國報告病例總數 274 人。據三聯生活周刊記者採訪得知，早在 1994 年，河南的衛生檢疫部門就已經從蘭州和上海生物製藥所知悉其所提供的血漿含有 HIV。後續流行病學研究發現，河南、河北、山東、貴州、安徽等多個省份都曾在單採血漿者之間發生 HIV 流行。顏江瑛等人報告指出，採血液者間 HIV 流行率達 9.1%，採血漿者間的 HIV 流行率達到了 25.9%。採血頻率越高，感染率越高，每月捐贈超過 15 次的農村血漿供應者陽性率為 41.7%。在 1995 年血站關閉、政府推廣無償獻血後，疫情擴散受到了控制。但賣血導致 HIV 疫情的事件至 2000 年代初才開始獲得曝光。

由於受感染者聚集於農村，在就醫前少有知曉自身 HIV 感染情況者，疫情的規模可能被低估。2001 年，中國中央電視台在「血禍」報導中估計 HIV 全國感染者已達 60 萬。香港《亞洲周刊》報導，河南省內共有約 140 萬人參與「血漿經濟」，上百萬人感染愛滋病，數萬人因此死亡，並引述高耀潔，「以每個縣平均 2 萬人感染計算，至少有 102 萬人感染愛滋病」，而報導中引述的法國《解放報》更是推測河南有 150 萬感染者。河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 2006 年發表的《河南省愛滋病疫情現狀及流行形勢分析》稱全省只確認了 31578 多人的愛滋病陽性案例，確診 AIDS 現症病人 19488 例，已死亡 4891 例，並結論河南愛滋病已進入低流行狀態。感染愛滋病毒的單採血漿者可能是世界上與商業血漿捐贈有關的的已經報告的最大 HIV 感染人群。事故至今造成血液製品行業發展遲緩。

2000 年代以來

2000 年代，愛滋病在中國快速擴散傳播，2000 年代初即開始有中國政府官員承認疫情。疫情擴大化可能導致大流行的風險引起了聯合國等多方關注。2000 年代前期，中國大陸 HIV 感染人數估計約為 43 萬與 150 萬之間，也有統計給出了比這個區間更高的數據，有指數千萬人，有媒體據此擔憂中國成為「愛滋大國」。2001 年上半年的報告發病率比 2000 年上半年激增 67%。2002 年，中國政府通過哨點檢測估算出 HIV/AIDS 患者數量約為 85 萬人，由於農村數據收集不足可能存在低估，聯合國估計患者數已超過 100 萬，聯合國和中國政府都預計到 2010 年這一數據將達到 1000 萬。自 2003 年中國政府在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支持下，開始進行全國範圍內的 HIV/AIDS 監測，並且每年推出年度報告。 

2003 年聯合報告顯示，估計中國有 84 萬 HIV 陽性者，其中 8 萬人患愛滋病。該評估稱，儘管總體流行率較低（成人感染率低於 0.1％），但疫情已蔓延至 31 個省份。截至 2004 年，注射吸毒者和非注射吸毒者分別貢獻 43.2% 和 26.8% 的 HIV 感染病例，但新增病例有開始從高危人群向普羅大眾轉移、從農村偏遠地區向城市轉移的傾向。2003 年以前中國大陸 HIV/AIDS 流行規模的數據很少，2004 年估計僅 10% 的 HIV/AIDS 患者被確診。2006 年聯合報告顯示，至 2005 年底中國已確認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攜帶者有 65 萬，累計患病者超過 100 萬。依據 2007 年聯合報告顯示，性傳播漸成為首要感染途徑，地區間的疫情差異較大，傳播速度已經開始有所下降。2007 年的 5 萬新發感染者中，異性性傳播占 44.7%，同性性傳播占 12.2%，注射吸毒傳播占 42%，母嬰傳播占 1.1%。截至 2007 年 10 月底，全國累計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223,501 例，其中愛滋病病人 62,838 例，死亡報告 22,205 人。截至 2007 年底中國現存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約 70 萬，全人群感染率為 0.05%，其中愛滋病病人 8.5 萬人，2007 年新發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5 萬，因愛滋病死亡 2 萬人。

2010 年以來的數據顯示，性傳播已經成為了 HIV 傳播的主要途徑，且以異性性行為傳播為主，其傳播比例從 2006 年的 30.6% 上升到了 2011 年的 62.6%，2018 年達到了 69.6%。2017 年，收報愛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以異性性行為為主，占約七成，同性性行為其次，占約二成半。2014 年 10 月，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國強介紹說，截至 2014 年 10 月底，全國報告現存活的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已達 49.7 萬例，死亡 15.4 萬例。全國新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愛滋病患者 10.4 萬例，比前一年增長 14.8%。根據 2018 年聯合報告，至 2018 年年底，中國大陸存活愛滋病感染者約 125 萬，流行率為萬分之 9，整體疫情處於低流行水平，但感染者的絕對數量仍然巨大。隨著愛滋病檢測範圍的擴大，報告新發感染人數逐年增加，2017 年達到 13.5 萬人，另估計約有三成病患對自身患病不知情。

統計數據



流行病學

感染人口

根據聯合報告，至 2018 年年底，中國存活愛滋病感染者約 125 萬，流行率為 0.09%，整體疫情處於低流行水平，但 AIDS 感染者的絕對數量仍然巨大。較西方國家（英國 0.15%/ 美國 0.34%），中國大陸愛滋病萬分之 9 的流行率比較低。

隨著愛滋病檢測範圍的擴大，報告新發感染人數逐年增加，2017 年達到 13.5 萬人，另估計約有三成病患對自身患病不知情，約有 40 萬人。儘管流行率較低，但是愛滋病在中國大陸的傳播速度較快，引起各方關注，中國大陸的愛滋病發病率已經從 2004 年的萬分之 0.23 上升到 2017 年的萬分之 4.2，2018 年新增病例增長 14%。2012 年至 2018 年期間，愛滋病的發病和死亡人數逐年增加；2019 年 1 月至 7 月期間，新發例數達 39483 例，死亡數達 11454 例。

各個省份中，雲南省 HIV/AIDS 患者最多，其次為四川、廣西、河南、廣東、新疆，六省人數占據中國大陸 31 省份的 60%，在地理上愛滋病人口達到萬人及以上省份多位於西南和西北地區。即便是在河南省等省區，感染人群僅集中在重點地域。廣西、河南、雲南、四川、重慶等地老年人群體中觀測到疾病熱點，感染率急劇上升，被認為和毒品販運路線和 1990 年代輸血傳播有關。60 歲以上的老年男性在感染者總群體中的占比從 2011 年的 9.7% 上升到 2018 年的 16.46%，其上升幅度高於老年人口的增加幅度。隨著年輕一代對於性更加開放，性傳播群體開始擴大，15 至 24 歲新增 HIV 感染者在 2008 年至 2015 年期間翻倍。根據國家衛健委官網數據，2021 年 4 月（2021 年 4 月 1 日 0 時至 4 月 30 日 24 時），中國大陸地區（不含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下同）共報告法定傳染病 601558 例，死亡 1549 人，其中愛滋病報告 5283 例，死亡 1363 例。

感染途徑

2010 年以來的數據顯示，性傳播已經成為了 HIV 傳播的主要途徑，且以異性性行為傳播為主，其傳播比例從 2006 年的 30.6% 上升到了 2011 年的 62.6%，2018 年達到了 69.6%。季節性遷徙可能加速了疫情的擴散與傳播。2017 年，收報愛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以異性性行為為主，占約七成，同性性行為其次，占約二成半，母嬰傳播和輸血傳播已經基本阻斷。

風險人群

在中國，注射吸毒者共用針頭、血製品和輸血有關的活動、不安全的性行為為愛滋病毒傳播的高風險活動。


* 中國大陸地區 HIV 感染疫情流行開始於雲南瑞麗農村的注射毒品者。毒品相關疫情集中於廣西、新疆、四川、廣東等非法毒品貿易路線上，2004 年聯合報告表明當地靜脈吸毒者的 HIV 陽性率高達 50-80%。現有戒毒治療和清潔針具交換等措施進行防控。2018 年聯合報告顯示，經注射吸毒感染者較 2012 年下降 44.5%，戒毒在治人員愛滋病新發感染率為 0.03%。吸毒者與性工作者雙重疊的群體風險較大。

* 性工作者主要集中於東南沿海。性交易的繁盛產生擔憂，性工作者可能充當了將疫情傳播到大眾的橋梁。對廣西暗娼行為的研究表明：站街女群體較在會所等場合提供性服務的群體更有可能感染 HIV，進行靜脈吸毒，進行不帶安全套的性行為；老年人經由暗娼導致的 HIV 傳播有所擴大，可能是因老年人較年輕人更不願意採取安全措施；2011 年廣西性工作者群體 HIV 感染率為 0.92–1.10%，在中國大陸僅低於雲南開遠的感染率（10.3%）。2010 年一則針對自陸路口岸返回香港人士的調查報告顯示，約三成受訪者表示曾在內地進行嫖娼，其中三成表示自己未有採取安全措施，跨境活動可能為愛滋病疫情的擴散提供給機會。有學者指出，性交易非法導致性工作邊緣化，對於防範愛滋病造成困難。警察對性工作者採取歧視態度，以是否使用保險套作為查獲賣淫的證據，使得性工作者更容易採取危險性行為。

* 1990 年代「血漿經濟」助長了愛滋病擴散。貧困農村社區的賣血者亦為高危人群，其中大多數感染發生在 1996 年之前，主要分布在中國中部省份，河南、安徽、山西、河北、山東、貴州等省份 HIV 在有償獻血者中的感染率為 10% ー 20%。HIV 感染率與有償捐獻的頻率相關：平均每月捐贈少於 5 次的農村血漿供應者 HIV 血清陽性率為 8.3%，每月捐贈超過 5 次但少於 15 次的農村血漿供應者陽性率為 16.1%，每月捐贈超過 15 次的農村血漿供應者陽性率為 41.7%。有償血漿捐贈是 2000 年代 HIV 流行的主要原因，安徽省報告手術期間輸血占據 14.4% 的感染病例。過往經血漿捐贈感染者已經開始通過性行為傳播 HIV。

* 在中國大陸，男男性行為者是 HIV 感染的高危人群。2017 年中國大陸報告 HIV/AIDS 病例中，同性性行為貢獻 25.5%。收報愛滋病以男性同性性行為傳播病例中，多以固定伴侶為主 ，有較高概率採取不安全的性行為。中國大陸男男性行為者 HIV 感染率從 2003 年的 1.4% 增長到了 2014 年的 7.7%。2009-2011 年期間，北京市男男性行為者間 HIV 流行率在 8.0% 左右，感染概率與雙性戀、居留北京不滿三年、消極看待保護措施呈相關性。

* 大學生群體已經成為 HIV 感染的高危人群之一。2011-2015 年期間，15-24 歲 HIV/AIDS 患者年均增長達到 35%，其中 65% 為大學生。大學生感染群體主要為男性，主要的傳播途徑為同性性交傳播。青春期成長教育缺乏、缺乏安全性行為的實踐經歷、開放的性觀念可能導致了這一局面。

疾病預後

2016 年，中國大陸愛滋病患者死亡人數達到 14091。針對 1989-2012 年 HIV/AIDS 患者的研究表示，診斷後 1 年死亡率為 5.7%，兩年 8.2%，5 年 14.3%，10 年為 22.9%，15 年為 30.9%，高死亡率與男性、少數民族和愛滋病患者相關，同性傳播、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和增加 CD4 檢測頻率與低死亡率相關。

由於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或疫苗，愛滋病毒引起的死亡仍然是公共衛生的一個重大問題。2011 年開始印發《國家免費愛滋病抗病毒藥物治療手冊》以及新的治療標準，優先考慮耐藥性檢測和轉換藥物治療方案，修訂了開始治療的時機。國家數據和北京、河南等地方報告顯示，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者死亡率有明顯下降。但 2006-2012 年期間，中晚期感染者仍占據每年新報告 HIV/AIDS 病例的 40%。

2006 年的報告顯示，HIV/AIDS 患者重度抑鬱和自殺比例較高，多數患者在確診兩年後仍有抑鬱傾向。2018 年的數據薈萃顯示，AIDS 患者中抑鬱症的流行率為 50.8%，HIV 陽性男男性行為者中為 43.9%，在 HIV 血漿獻血者中為 85.6%，其它 HIV 感染人群中為 51.6%。

HIV 亞型

1987 年，曾毅等人分離出中國大陸第一株愛滋病病毒，顯示為 HIV－1AC 株。1989 年，中國大陸首次在雲南省德宏州吸毒者群體中發現 HIV 流行，後續分子研究顯示此次爆發的病毒亞型為 HIV-1 之 B 亞型及 B』亞型，傳染來源判斷為緬甸。1990 年，從泰國遣返回雲南的妓女群體中發現了 CRF01\_AE 亞型。1995 年在雲南省德宏州首次報導 C 亞型毒株。1999 年，福建省發現中國大陸已知最早的 HIV-2 感染者：一名西非回國居民被邊檢檢出 HIV-2，其在海外以及回國後在國內均有冶遊史。2018 年，湖南省出現中國大陸首次非輸入性 HIV-2 傳播病例報告，共 2 人確診。

HIV 的基因具有高度變異性，能依據時空適應差異產生許多亞型，在中國發現的 HIV-1 亞型現已經包括 B、B』、A、C、D、E、F、G 以及 BC 和 BB 重組體等。當前中國大陸地區 HIV 傳播的優勢株為 CRF01\_AE，有較強的致病性，脫離潛伏期僅需要 4-5 年。華中地區有償采供血人群中的優勢株為 B』亞型， 約有 8.5～9.6 年的中位潛伏期。2017 年，北京協和醫院報告世界首例呈現 HIV-1 抗體陰性的愛滋病合併肺卡波西肉瘤的成人病例，HIV 核酸檢測後確診。



疫情控制

早期的疾病控制著重於阻止愛滋病毒入境，血液進口被禁止、強化懲治毒品和賣淫的法律、允許隔離患者等傳統的公共衛生控制和隔離傳染病病例的方法，這類方法收效甚微，且可能助長了對危險活動的隱瞞。1990 年中國衛生部成立了國家愛滋病委員會，1992 年中國衛生教育研究所設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愛滋病諮詢熱線。自 1995 年起即有官員考察團前往澳大利亞、美國、巴西、泰國等地進行，考察防範愛滋病的方法。1997 年，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組織學者討論對風險人群的干預措施。1998 年 11 月 30 日，政府發布了一項關於預防和控制愛滋病的 13 年計劃（1998-2010），該計劃確定了愛滋病毒陽性人口保持在 150 萬以下的目標。同年，中國在國際愛滋病會議上宣布中國的中期愛滋病防治政策。2006 年，中國政府公布實施了《愛滋病防治條例》。

媒體通在疫情控制中起到了巨大影響。中國大陸媒體對中國 HIV/AIDS 疫情的首次全面報導追溯到 1996 年《南方周末》頭版報導，自此國內外媒體開始報導河南等地患者缺乏服務的情形，中國大陸愛滋病情況獲得國內外的廣泛關注。1997 年 1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立法禁止用於商業用途採血。2003 年 SARS 疫情引起了政府的積極轉變，帶來了實時電子病例報告等對於防範 HIV/AIDS 控制有益的制度。2003 年，國務院推出了四免一關懷政策，即：向無保險的患者提供免費藥物；免費自願諮詢和檢測；向孕婦感染者免費藥物，且對新生兒進行檢測；愛滋病孤兒免費入學；向 HIV/AIDS 感染者的家庭提供關懷和援助。2004 年開始推廣推廣高危人群行為干預措施。2011 年開始印發《國家免費愛滋病抗病毒藥物治療手冊》以及新的治療標準，優先考慮耐藥性檢測和轉換藥物治療方案，修訂了治療開始的時機。

控制傳染源

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司法解釋，指出：已知感染 HIV 而繼續賣淫者，將按照傳播性病罪從重處罰，致使愛滋病毒感染的以故意傷害罪定罪；已知感染 HIV 而不採取防範措施與他人發生性關係，若造成愛滋病毒感染，則亦以故意傷害罪定罪。《愛滋病防治條例》要求娛樂場所提供保險套，大學校園和酒店等地安裝了保險套販賣機，針對青年和農民工的保險套宣傳和愛滋病毒教育活動擴大化。

2002 年起，中國在河南省試點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計劃，2003 年推廣到各省區，自此中國迅速擴大了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計劃。2017 年聯合報告顯示，接受抗病毒治療者達到 61 萬人，但是治療推廣帶來的病毒耐藥性問題引發了新的擔憂。2018 年，第一種低成本的單片複方愛滋病治療藥物綏美凱獲得中國藥品和食品管理局批准並上市。

保護易感人群

2004 年起，中國政府開始為愛滋病流行地區提供免費 HIV 篩查。2000 年代以來愛滋病檢測人數不斷擴大，2011 年一年已經達到約 8000 萬人次，是 2004 年的一倍。2004 年估計僅 10% 的 HIV 感染者被確診，2017 年仍估計約有三成病患對自身患病不知情。公共衛生系統之外，非政府組織也提供了篩查服務，並獲得了同性戀者的歡迎。

中國政府制定了美沙酮維持治療計劃協助吸毒者戒毒，並且獲得了國際國內社會的認可。2004 年起，雲南省等多個地區開始為吸毒者提供清潔針具和美沙酮，一度被質疑為縱容吸毒。但是近年來，雲南省愛滋病治療覆蓋逐步提升，新發感染人數已經不再快速增長。

切斷傳播途徑

1997 年 1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法案於 1998 年 10 月 1 日生效，法律要求衛生部門規範採血，禁止用於商業目的的非法採血。2002-2008 年，全國報告輸血傳播病例 18 例，均是反覆有償獻血所致；雖然自願獻血者也可能造成傳播，但該群體 HIV 陽性檢出率極低，窗口期感染應當更低。2017 年報告顯示，中國大陸地區 HIV 的母嬰傳播和輸血傳播已經基本阻斷。

2017 年的調查顯示 44% 大學生在大學以前未經過性教育。中國的大學現在已經開始以折扣價格設置了出售愛滋病毒檢測包的自動售貨機。以哈爾濱醫科大學為例，愛滋病毒檢測包售價價格 30 元，價格僅為市場價的十分之一，但 2016 年 11 月開始到 2017 年 4 月間僅售出 10 包。《經濟學人》報導認為，要打破愛滋病流行擴大化的局面，中國需要推廣普及性教育。



醫學研究

監控疾病

HIV 監測和 CD4 抗體水平監測依賴於實驗室技術水平。2010 年報告顯示，當年有 8273 個地方檢測實驗室、254 個確認實驗室、35 個省級確認中心實驗室和 1 個國家愛滋病參考實驗室，形成了完善的實驗室網絡。HIV 抗體測試到 CD4 細胞計數、病毒載量、嬰兒早期診斷、耐藥性基因分型、HIV-1 亞型和發病率分析等等均可以在各個實驗室完成，但地方實驗室的建設有待完備。2008 年起，中國大陸衛生部門開始採用一套統一的網絡數據上報系統來檢測疫情，範圍涵蓋所有省份，內容包括愛滋病毒檢測、預防、治療和護理信息，方便了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利用，支持了政策推進和實施。2018 年科學報告期刊刊載了中國研究人員利用百度指數來預測愛滋病流行的方法。

研究項目

疫苗研發有三期，需要至少八年：第一期測試安全性和耐受性，第二期測試免疫系統刺激，第三期需要證實對患者產生保護性，愛滋病疫苗僅需要 30% 的有效性就可被批准上市。中國自 1990 年代即開始參與 HIV/AIDS 疫苗研究，至 2007 年有長春百科和國家愛滋病性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藥物實驗進入二期階段。但 2014 年，據中國科學院孫彩軍博士介紹，至今全球範圍內已進行兩百多次人體臨床試驗，進入三期成功者僅三期臨床階段，多數止步於一二期實驗。2007 年清華大學張林琦博士與香港大學陳志偉博士介紹了改良型痘苗病毒天壇株（MVTT）載體疫苗經 7 年恆河猴實驗效果顯著，但仍需臨床試驗。截至 2018 年，全球尚無成功疫苗。2018 年 4 月，香港大學陳志偉團隊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與內地多個院所共同研發的名為 BiIA-SG 的針對 HIV 的創新型廣譜抗體藥物，前期研究表明在人源化小鼠上廣譜性為 100%。

2018 年 11 月，賀建奎團隊宣布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對改造嬰兒胚胎 CCR5 基因使實驗後的嬰兒對愛滋病產生了免疫力，基因編輯技術是否足夠安全、編輯 CCR5 基因是否會對其它生理機理產生影響均未經驗證。賀建奎自稱 7 名嬰兒中疑似有一名基因敲除使破壞 HIV-1 結合位點附近蛋白構象的脫靶嫌疑者，但徵求意見後仍植入子宮。事件引起多方爭議，事件後官方證實違反倫理規定，將對後續嬰兒情況進行跟進觀察。

中醫藥治療

截至 2018 年 12 月，僅有唐草片一種中藥通過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用以治療 HIV/AIDS 的審批，另有益艾康膠囊、扶正排毒片、愛可扶正片、艾可清膠囊、艾靈顆粒、中研 II 號、扶正抗毒膠囊、康愛保生膠囊等一批藥物臨床在試，尚不能達到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批准要求。中醫藥治療主要集中在協助 HAART 治療減少副作用，以及防治愛滋病常見機會性感染，通過有《愛滋病中醫診療指南》《愛滋病常見病證辨證施治技術指導原則》等一批技術規範文件。

中藥提取物為抗病毒治療的藥物篩選提供了來源，現已有黃芩苷、丹通尼克等藥物在試。2017 年報導一組 9 名 HIV/AIDS 患者接受中醫藥實驗實驗功能性治癒的案例，但缺乏對照和定期觀測。中醫辨證被用於治療愛滋病。2018 年報導指出熱毒累積型和脾腎陽虛型兩種中醫症候存在蛋白質表達和信號通路的顯著差異，為其提供了理論支持。當前未有對照實驗顯示中醫治療對愛滋病患者長期生存產生影響，難以確認其有效性，且中西醫藥物間的相互作用缺乏研究，難以知曉其後果。



社會歧視

愛滋病無法治癒、多傳播途徑等特徵造成了社會恐懼，愛滋病相關議題在中國大陸曾是或者現在仍然是一個敏感話題，儘管政府在內的各界嘗試改善對患者的歧視，醫護機構工作人員在內的社會大眾對 HIV 攜帶者的歧視仍然普遍存在，並且形成了一批「恐艾症」群體。媒體依然存在對於愛滋病患者的歧視現象。
1980 年代愛滋病開始在西方國家出現時，中國輿論將之與西方資本主義掛鈎，感染者往往會被貼上外國人或者中國社會之外的標籤。早期公共衛生警告往往宣傳宣傳其恐怖，並將疾病與外國與同性戀掛鈎。但是首批感染者卻發生在偏遠農村的農民當中，其中還有許多是少數民族。儘管處於疫情處於低流行態勢，愛滋病疫情的擴散依然引起大眾及媒體的關注，並引起過 2010 年取消愛滋病患者入境限制以及男男性行為增加導致愛滋病疫情擴大化的謠言。網絡和媒體流傳的有關官員患愛滋病的性醜聞，曾引起過民眾恐慌和媒體關注。

當今中國文化推崇家族和諧，而非個性化和超出常規的行為，因而後者會招致批評，被認為會經歷磨難，從而會產生恥辱與污名。2009 年的調查顯示，62% 的 HIV 感染者感到恥辱，75% 的感染者感到自卑，過半女性和超四成男性嘗試過自殺。還有大量患者因為擔憂恥辱，不敢告訴自己的家人。在中國大陸，因為對愛滋病缺乏了解等原因，有為數不少的人對愛滋病有種強烈的恐懼，形成了「恐艾症患者」群體。長期的宣傳並未能減輕對愛滋病患者的歧視，2014 年的全國調查發現，五分之一的 HIV 感染者在家中使用專用餐具。儘管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愛滋病防治條例》等法律，愛滋病患者的權益仍然無法得到保障。中國政法大學調查表明，半數企業員工認為愛滋病患者不應當享有平等就業機會，另有研究表明絕大多數中國公眾不願使用愛滋病患者生產的產品。

反歧視舉措

1999 年，藝人費翔接受病毒學家曾毅院士的邀請，在北京地壇醫院與 HIV 感染者公開擁抱，成為在中國大陸第一位敢於公開與愛滋病患者擁抱的知名藝人。習近平的妻子、歌唱家彭麗媛則長期擔任世衛組織結核病和愛滋病親善大使。濮存昕、姚明等人也先後加入了愛滋病宣傳大使的行列之中。

2003 年 12 月 1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一家醫院探訪愛滋病患者，成為中國第一位公開與愛滋病患者握手的總理，以消除社會歧視，溫家寶執政的十年裡每年都會參與世界愛滋病日活動。2004 年 11 月 30 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與北京愛滋病患者進行面對面會談。2012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前往北京市社區藥物維持治療第七門診部探望愛滋病患者。

1999 年，衛生部強調保護感染愛滋病毒的人的合法權利，申明 HIV 感染者可以結婚，愛滋病患者不可結婚，2003 年中國大陸愛滋病患者結婚合法化。2010 年取消了愛滋病患者入境禁令。中國大陸在 2006 年即通過了《愛滋病防治條例》，在 2010 年 8 月出現了首起涉及 HIV/AIDS 就業歧視的訴訟，社會反響極大，直至 2017 年在廣州才有首起病人勝訴的案件。2014 年一起南充愛滋病兒童被村民集體驅趕事件，引起媒體和聯合國系統的關注，最終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介入協調以保障兒童權益，並重申保障病患權益的要求，還命令各地督導檢查政策執行之情況。

非政府組織

政府稱會推動非政府組織防治愛滋病，私營部門也被鼓勵開展預防和教育活動。但大規模的非政府組織都有政府資助背景，小規模的非政府組織面臨著複雜的批覆手續。2017 年，抗愛滋病、結核和瘧疾全球基金撤出對中國的資助使得中國大陸開始組建起與前者類似的基金會以資助非政府組織，有學者認為非政府組織的薄弱分散不利於中國實現防控愛滋病的目標。

隱私爭議

在中國大陸，HIV 攜帶者傾向於選擇不將自己的病況告訴他人，信任且傾向於尋求第三方專業人士的協助，為衛生服務提供者提供關懷創造了條件。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和中央黨校的報告顯示，近九成的患者將病情告知自己的配偶，超八成告知家人，但有半數報告並且未經其允許被告知了朋友或鄰居，有 15.3% 的受訪者稱醫生泄漏了其病情。曾有媒體在報導時間接透露的患者個人信息，曾對患者的權益保護造成了不良後果：2003 年溫家寶與愛滋病患者握手的新聞圖片傳播後，病人病情被公開，加深了周圍人對病人的歧視。

有批評稱，當前愛滋病病人權益保障無規定對親屬的告知權，可能侵害了一部分公共利益。有學者認為，現行《愛滋病防治條例》規定醫師不得未經允許告知配偶和性伴侶以患者病情，違背了立法本意。2019 年，關於《民法典》是否應當保障愛滋病人的病情信息曾引起爭議，有學者建議添修條文，規定隱私保護「不得對他人及社會造成危害」。2020 年，新出台的《民法典》明確要求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應當在結婚登記前如實告知婚前病史，否者另一方有權利撤銷婚姻。

LGBT 權益

早期公共衛生警告往往宣傳 HIV/AIDS 的恐怖，並將疾病與同性戀掛鈎，加深了對同性戀群體的歧視。中國大陸政府在不清楚病情傳播途徑的情況下，以排除同性戀者、血液製品等在內的潛在傳染源的形式企圖阻止疫情入境。1997 年同性戀除罪化以來，同性戀群體的權益一直缺乏保障：同性婚姻不合法與社會認同的壓力，使得 70-90% 的男男性行為者最終會與女性結婚，成為了傳播愛滋病的橋梁。在中國大陸運營的同性戀社交網絡 Blued 在平台上添加了一個紅絲帶圖標，提供 HIV/AIDS 相關的信息，非政府組織亦使用微信用以傳播防範愛滋病的訊息。



相關爭議

政府追責

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單採血漿行業快速發展，單採血漿站為了節約成本，使用同一個離心機離心不同人血液，再回輸紅血球造成污染，且為節省成本頻繁採集、超量採集、交叉採集，甚至於省去檢測。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因捐獻血液問題及污染而導致第二次的愛滋病災難大爆發。2001 年 8 月 23 日，中國政府承認，3 萬至 5 萬中國人可能通過非法採集和銷售血液感染了愛滋病毒。2004 年，邢臺市一家醫院據報導被法院下令向一名不幸感染愛滋的女孩的父親賠償 36 萬元人民幣。2006 年 12 月初，黑龍江省的一家醫院 19 名因輸入受感染的血液而感染愛滋病毒的受害者與醫院達成和解，獲得 2000 萬元人民幣賠償，其中十八名受害人會獲醫院發放一筆 20 萬元人民幣的援助金，以及每月另外 2000 元人民幣的援助金，一名死於愛滋病的受害者將收到 30 萬元人民幣的賠償。

一些國際人權組織稱，高耀潔在內的中國的愛滋病活動人士在工作中繼續面臨嚴重障礙，包括任意拘留、騷擾和恐嚇，以及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據美國之音報導，2002 年 8 月 22 日，萬延海在網際網路上發表了《評河南省衛生廳『關於全省愛滋病防治工作的匯報』》，兩日後被北京公安以「泄露國家機密」為由逮捕，後於 9 月 20 日將其無罪釋放。2010 年，萬延海離開中國赴美。據美國之音報導，2005 年，30 多名因為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婦女和兒童前往會議地點鄭州黃河迎賓館，向據悉要前來的副總理吳儀遞交請求信，希望政府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給予他們平等就業的權利，追究審判河南當年大肆興辦血液製品產業的負責人，各級販賣血液的血頭，以及直接管理血液安全的省地市各級衛生部門負責人，賠償輸血感染者每人最高 50 萬，兒童感染者最高 70 萬。信件由 50 多名愛滋病患者簽名，但提交信件的北京愛滋病活動人士胡佳被了解到情況的河南鄭州警方帶走。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2013 年，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愛滋病感染者赴北京集體請願，要求政府賠償，有請願者被逮捕。同年，中國衛生部前官員、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長陳秉中向中國總理李克強發布公開信，指責其主政河南期間隱瞞疫情。打壓王書平、高耀潔在內的河南愛滋病維權人士。

醫療事故

違規操作

2017 年，浙江省中醫院一名技術人員違反「一人一管一拋棄」操作規程，在操作中重複使用吸管造成交叉污染，造成重大醫療事故，經疾控機構檢測確診 5 例感染者；事後，涉事技術員被刑事拘留、立案調查，最終因醫療事故罪判處獲刑 2 年 6 個月，時任院長、副院長、檢驗科主任等被免職。

對涉事醫生的法院判決文書顯示，2016 年 12 月 30 日上午，涉案技術員進行「封閉抗體治療」項目期間抱持僥倖心理，違反「一人一管一拋棄」操作規程操作，2017 年 1 月 24 日接受項目的一女子告知主治醫師其丈夫因個人原因感染 HIV，涉案技術員了解後自知危險而上報，至 2017 年 2 月確認 5 名 HIV 感染者。

窗口期輸血

2014 年 9 月，福建一五歲女童血液檢驗呈現 HIV 陽性，疑似因四年前心臟手術在醫院輸血導致。官方調查事後發現輸血血樣中有一例陽性樣本，與獻血者複查後證實愛滋病病毒感染：這些結果顯示該女童大概率為愛滋病窗口期感染，且認定醫院和血液中心均無法律上的不當行為。兩家涉事單位進行了 77 萬人民幣的補償。事件引發對輸血安全的擔憂，以及對窗口期輸血導致事故的責任等相關法律規章進行修改的爭議。

基因剪輯嬰兒

2018 年 11 月，賀建奎對美聯社表示，其團隊於 2018 年通過基因編輯技術對改造嬰兒胚胎細胞，使得嬰兒 CCR5 基因對愛滋病產生了免疫力，隨後引發了中國境內外的廣泛爭議。基因編輯技術是否足夠安全未經驗證，編輯 CCR5 基因是否會對其它生理機理產生影響，人體基因編輯技術是否符合人類倫理等問題引發各界強烈意見。後續調查指出偽造倫理審查書、違反愛滋病病毒攜帶者不得實施輔助生殖之規定的情形。廣東省調查組表示對涉事人員將依法處理，賀建奎就職學校南方科技大學亦終止其在校內教學科研活動。

行業監管

2019 年 2 月 5 日，中國大陸媒體報導上海新興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批次為 20180610z 的靜脈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呈現 HIV 抗體陽性。依據經濟觀察網報導，事件追溯到江西一位新生兒檢出 HIV 弱陽性，依照追溯體系追查到上海新興醫藥，同年 1 月 15 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關於修訂靜注人免疫球蛋白和凍干靜注人免疫球蛋白說明書的公告》，在其中警示：原料由人血採集，生產理論上可以消除病毒傳播危害，但無法完全消除隱患，應當謹慎使用。據財新網報導，行業人士指出，工業產生中通常會經過病毒去除和失活，因此出現感染的概率較低。據自由亞洲電台轉述業內人士，批評涉事企業未做好血液檢測，安全隱患極大，該電台亦證實常規操作流程下較難出現病毒。隨後，涉事產品被查封，並被要求檢測。2 月 6 日，國家藥監局發文稱涉事藥品和涉事兒童均未檢出 HIV 陽性。2 月 10 日晚間，上市企業中國醫藥稱已經受政府命令已經停產旗下公司上海新興相關批號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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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網站



腳註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