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羅敦・施亞努（高棉語：នរោត្ដម សីហនុ，羅馬化：_Norodom Sihanouk_；1922 年 10 月 31 日 —2012 年 10 月 15 日），柬埔寨王室領袖、政治家、作曲家、電影製片人，曾兩次即位為柬埔寨國王、多次擔任柬埔寨首相職務。在柬埔寨，他也被尊稱為「親王父親」（សម្តេចឪ，Samdech Euv）。

施亞努於 1922 年 10 月 31 日生於金邊，其父諾羅敦・蘇拉瑪烈是諾羅敦王室的後裔，母親西索瓦・哥沙曼則來自西索瓦王室。當時柬埔寨是法國的保護國。二戰時期 1940 年 9 月日軍占領法屬印度支那半島，1941 年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去世後，施亞努被日本帝國控制下的維希法國印度支那殖民政府立為國王。1945 年，施亞努宣布柬埔寨獨立建立柬埔寨王國，日本承認其獨立，但實際上仍為傀儡政府。日本戰敗後，法國殖民勢力重回印度支那，施亞努積極展開鬥爭，使柬埔寨於 1953 年從法國殖民者手中獲得獨立。1955 年，施亞努將王位讓給父親蘇拉瑪烈，自己組建政治組織人民社會同盟並投身政治，贏得 1955 年大選，此後多次出任首相。人民社會同盟在政壇上具有絕對優勢地位，使得施亞努成為事實上的柬埔寨最高統治者。執政期間，鎮壓持不同政見者。1960 年，蘇拉瑪烈國王逝世。施亞努沒有繼任國王，而是就任終身國家元首。

1975 年，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內戰中取得勝利，施亞努被紅色高棉迎回柬埔寨，仍擔任國家元首職務，但沒有任何實權。他於翌年辭去國家元首職務，隨後紅色高棉將國名改為民主柬埔寨，施亞努本人被軟禁在金邊王宮中。1979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時候，施亞努被釋放，民主柬埔寨政府派他出國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隨後施亞努再度流亡，於 1981 年組建奉辛比克黨。次年，在東協的斡旋下，奉辛比克黨與宋雙領導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陣線、波布領導的民主柬埔寨黨（紅色高棉）達成和解，共同組成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推戴施亞努為主席，對抗越南及柬埔寨人民共和國。聯合政府長期擁有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施亞努也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合法國家元首。在 20 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為結束柬越戰爭，民柬聯合政府與柬埔寨人民共和國進行非正式會談。1990 年，柬埔寨最高國家委員會成立，施亞努任主席。1991 年，巴黎和平協定簽訂後，柬埔寨過渡時期聯合國權力機構於 1993 年主持大選，其子諾羅敦・拉那烈與洪森分別當選第一首相和第二首相，組建聯合政府。1993 年，柬埔寨恢復君主立憲制，施亞努再次即位為王。2004 年 10 月 7 日正式宣布退位，隨後，其子諾羅敦・西哈莫尼被選舉為新的國王。晚年的施亞努多次至北京治病。2012 年 10 月 15 日在衛生部北京醫院逝世。

在外交關係上，施亞努雖然聲稱保持中立，但實際上他更親近於共產主義集團。1970 年柬埔寨發生軍事政變，驅逐施亞努，美國扶植的高棉共和國成立。此後施亞努先後流亡到中國和北韓，組建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聯合紅色高棉共同對抗高棉共和國。施亞努與毛澤東、周恩來、金日成等中國、北韓的領導人成為朋友，在兩國一直受到外國元首的禮遇。施亞努能夠流利地說高棉語、法語和英語，且學過古希臘文和拉丁文。他愛好足球、籃球、排球和騎馬，且是一位作曲家和電影製片人。文化大革命期間，施亞努在中國知名度很高。今日柬埔寨的施亞努市、施亞努省、施亞努國際機場、施亞努雲壤國家公園以及金邊的施亞努大道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早年生活及初祚

諾羅敦・施亞努是諾羅敦・蘇拉瑪烈與西索瓦・哥沙曼的獨子。其名字「施亞努」來源於梵語「獅子」（सिंह _siṃha_）和「口」（हनु _hanū_）這兩個詞。王家占星家預言，若施亞努由父親家族撫養將會早夭，因此父母按照建議，將他送給哥沙曼的外祖母，原名為蘇・森巴特（Sao Sambhat）的帕特（Pat）撫養長大。Pat 死後，哥沙曼讓施亞努與祖父諾羅敦・蘇他羅生活，蘇他羅讓女兒諾羅敦・凱特・肯亞蒙（Norodom Ket Kanyamom）撫養他。施亞努父母之間關係疏遠，後來在回憶錄中，施亞努曾回想起自己孤獨封閉的童年。施亞努在金邊的法蘭索瓦・博杜安（François Baudoin）學校和紐安・莫尼拉姆（Nuon Moniram）學校接受初級教育。在此期間，他獲得外祖父西索瓦・莫尼旺的經濟支持，帶領一個業餘表演團和足球隊。1936 年，施亞努被送往交趾支那的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在寄宿的沙瑟盧・洛巴公立學校（Lycée Chasseloup Laubat，現為黎貴惇普通中學）接受教育。在學校里，施亞努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和出色的音樂家，但沒有接受過任何政治方面的訓練。

1941 年 4 月 23 日，莫尼旺國王去世。此前法國人曾想要立諾羅敦・蘇拉瑪烈為王位繼承人，莫尼旺的兒子西索瓦・莫尼勒卻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應該繼承王位。諾羅敦、西索瓦兩大王室為此爭吵不休，最後由法屬印度支那總督讓德句裁決讓施亞努成為王位繼承人。讓德句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表面上聲稱施亞努兼具兩大王族的血統，此舉是為了彌合兩大王室間的裂縫；但大衛・錢德勒認為很可能是因為性格害羞內向的施亞努更具「可塑性」，且沒有獨立傾向。翌日，他被柬埔寨王位委員會正式確定為國王，並於 5 月 3 日舉行加冕儀式。日本占領柬埔寨期間，施亞努將大部分時間花在體育運動、拍攝電影以及臨時性的郊遊。日軍於 1941 年 8 月起占領了包括柬埔寨的法屬印度支那，但法國殖民政府仍在日本控制下運作，後於 1945 年 3 月 9 日通過政變手段終止了法國殖民政府象徵性的統治。在日本的壓力下，施亞努宣布柬埔寨獨立，同時兼任首相。他將國名從法語的「Cambodge」更改為高棉語「Kampuchea」，宣布與法國簽訂的協議無效，並宣誓與日本人合作。

施亞努以首相的身份廢除末任柬埔寨高級專員喬治・戈蒂埃（Georges Gautier）公布的將高棉文字羅馬化的法令。在柬埔寨獨立後，高棉民族主義勢力崛起。歷史上，柬埔寨長時間受到越南的壓迫，故而柬埔寨對越南抱有強烈的對抗意識。柬埔寨官方鼓勵反越情緒，並未採取任何措施改善柬越關係，僅簽訂了制定共同戰略抵製法國人的紙上盟約。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後，忠於山玉成的民族主義軍隊發動政變，山玉成就任首相。持有民主主義思想的山玉成受到施亞努的敵視。10 月，法國勢力回到柬埔寨，山玉成被解職並逮捕，由施亞努的舅舅西索瓦・莫尼勒繼任。莫尼勒簽訂了一個使柬埔寨在內政事務上擁有更大自治權的條約。1946 年 1 月，柬埔寨達成妥協，留在法蘭西聯盟內，但擁有完全的自治權。一個由法國人和柬埔寨人共同組成的委員會隨後成立，用以起草柬埔寨憲法，1946 年 4 月，施亞努引入了提供基於男性普選權的選舉議會以及出版自由的條款。1947 年 5 月，第一部憲法經施亞努簽字生效。大約這個時候，施亞努於 1946 年和 1948 年先後兩次前往法國索米爾的裝甲騎兵分部訓練學校接受軍事訓練。他被任命為法國陸軍的預備隊長。

1949 年初，施亞努與父母一起前往巴黎，同法國政府進行談判，為柬埔寨爭取更多的自治權。新的法國 - 柬埔寨條約取代了舊條約，承認柬埔寨在法蘭西聯盟中是「獨立」的。實際上，該條約只給予了柬埔寨有限的自治權。雖然柬埔寨可以自由地管理其外交部，且在較小程度上可以自衛，但大部分其他部門仍然由法國人控制。與此同時，國民議會中持不同政見的立法委員開始攻擊賓努首相領導的內閣未能解決困擾該國財政惡化和腐敗問題。由嚴森波領導的異見立法委員叛投到民主黨，並且罷免了賓努。嚴森波取代了賓努，但他的任命不被民主黨人接受，民主黨人迫使施亞努解散了議會並重新舉行選舉。

厭倦了政治爭吵的施亞努於 1949 年 9 月解散了議會，但在大選舉行前的兩年裡選擇通過法令來進行統治，民主黨人獲得勝利。1951 年 10 月，山玉成回到柬埔寨，受到十萬名支持者的歡迎，施亞努認為這種場面冒犯了自己的王權。山玉成於六個月後失蹤，可能是加入了高棉依薩拉。施亞努命令民主黨政府逮捕山玉成，但遭到無視。隨後，反對君主制及法國人的民間示威活動在農村爆發，驚動了施亞努，施亞努開始懷疑民主黨人是他們的同謀。1952 年 6 月，施亞努解除民主黨候選人輝根托的職務，自任首相。幾天後，施亞努私下向美國代辦湯瑪斯・加德納・科科倫憤怒地表示議會民主制不適合柬埔寨。

1952 年 1 月，施亞努在去法國以前再次任命賓努為首相。在那以後，施亞努寫信給法國總統樊尚・奧里奧爾，提及柬埔寨民眾普遍存在反法情緒，要求他給予柬埔寨完全獨立。奧里奧爾將施亞努的請求推給了法國海外領土專員尚・萊圖爾諾，後者立即予以拒絕。隨後，施亞努前往加拿大和美國，並接受電台採訪，陳述了他的論據。他利用這些國家普遍存在的反共情緒，論證柬埔寨面臨共產主義的威脅與越南面對越盟的威脅相似，而解決方案是給予柬埔寨完全獨立。施亞努於 1953 年 6 月返回柬埔寨，住在暹粒。他組織公眾集會，呼籲柬埔寨人為獨立而鬥爭，並組建了一支由公民組成的民兵隊，吸引了 130,000 名新兵。

1953 年 8 月，法國同意將司法和內政的控制權移交給柬埔寨，隨後又於 1953 年 10 月移交了國防部。月底，施亞努前往金邊，宣布柬埔寨於 1953 年 11 月 9 日自法國獨立。1954 年 5 月，施亞努派他的兩名內閣大臣涅刁龍和德藩代表柬埔寨參加日內瓦會議。日內瓦協定肯定了柬埔寨的獨立，並允許其無限制地向任何國家尋求軍事援助。與此同時，施亞努與執政的民主黨之間的關係依然緊張，因為民主黨對他在政治上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十分警惕。為反擊民主黨反對派，施亞努舉行了一場全國性的公民投票，以判定公眾對他尋求國家獨立努力的認可。雖然結果顯示以 99.8% 通過，但澳大利亞歷史學家米爾頓・奧斯本指出雖然是公開的無記名投票，投票者是在警察監視下被迫投下贊成票的。



人民社會同盟時期

退位進入政界

1955 年 3 月 2 日，施亞努退位，由父親蘇拉瑪烈繼位。在退位演講中，施亞努解釋稱自己退位是為了擺脫宮廷生活的「陰謀」，且能夠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更容易接觸到普通民眾。根據米爾頓・奧斯本的說法，施亞努的退位為自己贏得了追逐政治的自由，同時繼續享受自己還是國王時候得到的尊重。

1955 年 4 月，施亞努成立了自己的政黨人民社會同盟，並表示有興趣參加定於 1955 年 9 月舉行的大選。雖然人民社會同盟事實上是一個政黨，但施亞努聲稱其應該被視為一個政治「組織」，並解釋稱它能夠容納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人，條件是他們承諾忠於君主制。

人民社會同盟由四個君主主義的右翼小型政黨組成，包括達春的勝利東北黨、龍諾的高棉復興黨、人民黨和自由黨。與此同時，施亞努對越來越左派的民主黨和左翼的人民派失去耐心，因為二者都拒絕加入他的政黨且反對他。他任命達春為國家安全局長，達春命令國家警察監禁二黨的領導人，並驅散二黨的選舉集會。人民社會同盟在選舉中獲得了 83% 的有效選票。取得國民議會的所有席位，取代民主黨成為多數黨。次月，施亞努被任命為首相。

首相任內（1955 年–1960 年）

施亞努上任後，引入了數項憲法改革，包括擴大婦女選舉權、採用高棉語作為國家唯一官方語言，並通過將決策權賦予首相而不是國王，從而使柬埔寨成為君主立憲制國家。他將社會主義視為是在新獨立的柬埔寨建立社會平定和培養民族凝聚力的理想概念。1956 年 3 月，他開始實施「佛教社會主義」的國家計劃，一方面提倡社會主義原則，另一方面維護王國的佛教文化。1955 年至 1960 年期間，施亞努多次辭職，後又重新擔任首相，理由是工作過度疲勞。施亞努辭職後，國民議會提名經驗豐富的政治家沈法、桑雲擔任首相，但他們在就任後幾個月內都因為內閣大臣們一再就公共政策問題表示異議而辭職。

1955 年 5 月，施亞努接受了美國的軍事援助。次月他在菲律賓進行國事訪問時，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試圖使他將柬埔寨置於東南亞條約組織的保護之下。隨後施亞努開始懷疑美國試圖破壞他的政府、並以此為目的向在國民議會中已無議席的民主黨提供秘密支持。另一方面，施亞努對中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於 1956 年 2 月首次訪問中國的時候獲得周恩來總理的熱情接待。雙方簽署了友好條約，中國承諾向柬埔寨提供 4000 萬美元的經濟援助。施亞努回國時，親美的泰國首相沙立・他那叻、南越總統吳廷琰皆指責他是親共產主義者。南越短暫地對柬埔寨實施貿易禁運，阻止貿易船隻從西貢（今胡志明市）通過湄公河到達金邊。施亞努聲稱自己正奉行中立政策，但沙立和吳廷琰仍然不信任他，1958 年柬埔寨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後更甚。

民主黨繼續在他們的報紙上批評人民社會同盟和施亞努，這讓施亞努大為驚愕。1957 年 8 月，施亞努終於失去耐心，呼籲民主黨領導人進行辯論。其中五人參加了。在王國舉行的辯論中，施亞努以咄咄逼人的語氣向民主黨領導人提出質疑，要求他們提供政府瀆職的證據，並邀請他們加入人民社會同盟。根據美國歷史學家大衛・錢德勒的說法，民主黨領導人做出猶豫不決的反應，給觀眾留下了他們對君主制不忠的印象。此次辯論導致了民主黨事實上的消亡，其領導人隨後遭到政府士兵的毆打，並得到施亞努的默許。隨著民主黨被制服，施亞努集中精力籌備即將在 1958 年 3 月舉行的大選。他草擬了包括胡榮、符寧、周成名字在內的左翼政客的名單，將他們列為人民社會同盟的候選人，希望通過得到來自人民派左翼勢力的支持來達到獲勝的目的。人民派派出五名候選人參加選舉，但有四人因為被國家警察禁止舉行任何選舉集會而退出。人民社會同盟在投票中贏得了國民議會的所有席位。

1958 年 12 月，吳廷琰的弟弟兼首席顧問吳廷瑈提出了策劃政變推翻施亞努的想法。吳廷瑈秘密聯繫了施亞努親美的內政大臣達春，準備發動針對施亞努的政變。達春獲得了來自泰國、南越和美國中情局的秘密資金和軍事的援助。1959 年 1 月，施亞努通過與達春聯繫的中間人了解了政變的計劃。次月，施亞努派兵抓捕達春，將其立即處決，有效終結了未遂政變。施亞努隨後指責南越和美國策劃未遂政變。六個月後，在 1959 年 8 月 31 日，一個裝有郵包炸彈的噴漆小包裹被送到了王宮。禮儀主管諾羅敦・瓦格里萬（Norodom Vakrivan）在打開包裹後立即遇害，施亞努的父母蘇拉瑪烈和哥沙曼坐在不遠的另一個房間裡，毫髮無損地倖免於難。一項調查追溯得知該郵包炸彈來源於西貢的一個美軍基地。雖然施亞努公開指責吳廷瑈策劃了炸彈襲擊，但他暗中懷疑美國也參與其中。此次事件加深了他對美國的不信任。

初任國家元首（1960 年–1965 年）

在經過數個月的健康狀況不佳之後，施亞努的父親蘇拉瑪烈於 1960 年 4 月 3 日逝世。施亞努指責稱其父受到郵包炸彈的驚嚇。次日，柬埔寨國民議會舉行非常會議，一致通過修改柬埔寨憲法中關於選舉新國王和攝政問題的條款。原憲法規定，最高皇庭會議應該在王位空懸的三天內召開會議，選出新國王，在新國王未成年時，選出攝政。修改後的憲法規定，如果由於國事的原因，環境不允許選出新國王時，就選出攝政會議暫時負責行使國王的特權。攝政會議由三人組成，主席必須為王室成員。攝政會議由全體成員一致通過作出決定，需要國王批准的一切法令必須由全體成員簽署。同日，最高皇庭會議開會，選擇西索瓦・莫尼勒出任攝政。4 月 7 日，施亞努發表長篇演說，聲稱自己已經宣誓不再作柬埔寨國王，同時至少在他在世的時候不打算讓自己的兒子當國王。施亞努認為王位的世襲制度自法國殖民者入侵以後就被改變了；現有的選舉君主制如果掌握得不好，甚至可能引起內戰。他還拒絕了其他王室成員讓哥沙曼王后繼承王位的建議，聲稱「一旦王后成了柬埔寨的國王，就會有不少人打算盜用她的名義為非作歹，而王位對她只不過是一個火坑。」

在接下來的兩個月里，施亞努提出憲法修正案，新設國家元首的職位，該職位與國王在儀式上權力相同。1960 年 6 月 5 日舉行的公民投票通過了施亞努的提議，施亞努於 1960 年 6 月 14 日被正式任命為國家元首，其母哥沙曼仍保留王后的頭銜，作為象徵性的君主。大衛・錢德勒認為，施亞努的這一決定嚴重削弱了持續統治柬埔寨超過一千年的君主制度。施亞努以國家元首的身份接管了國王的各種儀式職責，例如舉行公眾謁見、領導御耕節儀式。同時，他繼續作為人民社會同盟的領導人在政治上發揮積極作用。

1961 年，人民派的發言人農筍批評施亞努未能解決該國的通貨膨脹、失業及政治腐敗問題。農筍的發言成為施亞努逮捕人民派領導人的突破口，據施亞努的說法，他已經發現該黨代表外國勢力監督本國政治發展的計劃。1962 年 5 月，人民派總書記杜斯木失蹤，其在意識形態上的盟友柬埔寨共產黨懷疑杜斯木遭警方秘密逮捕並殺害。然而，施亞努允許人民社會同盟的左翼政治家再次參加 1962 年大選，這些人都在大選中獲勝。大選之後，他甚至任命左翼政治家胡榮、喬森潘分別擔任計劃部和商業部的大臣。

1962 年 11 月，施亞努呼籲美國停止支持自由高棉，他相信美國通過中央情報局秘密支持自由高棉。若是美國未能回應他的要求，他將拒絕來自美國的一切經濟援助。後來他在 1963 年 11 月 19 日加以落實。與此同時，施亞努將該國的轉口貿易、銀行業和酒業國有化。為監督國家轉口貿易政策和監管事宜，他成立了國家進出口公司和法定委員會（National Export-Import Corporation and Statutory Board，簡稱 SONEXIM）。當沙立、吳廷琰和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於 1963 年 11 月和 12 月相繼去世時，施亞努指責他們試圖破壞柬埔寨的穩定，因而對他們的死感到慶幸。他組織了音樂會，並給予公務員額外的休假時間來進行慶祝。美國政府對施亞努的慶祝表示抗議，作為回應，施亞努召回了柬埔寨駐美國大使龍金尼（Nong Kimny）。

1964 年初，施亞努與北越和越共簽署了一項秘密協議，允許通過施亞努港運送中國對越軍事援助。柬埔寨軍隊則向越共提供糧食供應，同時得到了 10% 的軍事設備供應。此外，他還允許越共在柬埔寨東部修建一條小道，以便他們的部隊可以從北越接受戰爭物資。這條小道後來被稱為施亞努小道。當美國得知柬埔寨東部存在越共時，便對其進行轟炸，促使施亞努於 1965 年 5 月斷絕與美國的外交關係。由於這項秘密協議，包括中國、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內的共產主義國家向柬埔寨提供軍事援助。

施亞努曾有過建立「大柬埔寨」的夢想，他希望將南越控制下的下柬埔寨地區併入自己的王國中。歷史上，下柬埔寨於越南人「南進」的過程中被侵占，後來成為法屬交趾支那（越南人稱「南圻」）的一部分。此前日本於 1945 年 3 月占領交趾支那的時候，越南要求日本占領軍歸還交趾支那，柬埔寨則要求歸還占據交趾支那一半領土的下柬埔寨。為解決爭議，日本原計劃通過會議協商解決問題，但會議尚未召開時法國殖民者就重返印度支那。此後，法國在 1949 年作出有利於越南的判決，89,000 平方公里的下柬埔寨被劃歸新成立的越南國。為實現「大柬埔寨」的夢想，施亞努對南越境內的下高棉人、高地民族、占族等少數民族分離主義勢力給予支持。施亞努被認為是被壓制民族鬥爭統一戰線（FULRO）的後台，該組織於 1964 年 9 月 24 日發表的反東南亞條約組織言論與施亞努政權高度相同。FULRO 主席伊・班・埃紐爾於 1965 年率領代表團出席由施亞努主持的印度支那人民會議。FULRO 的領導人之一雷・格森可能是柬埔寨和法國情報部門的特工。

連任國家元首（1966 年–1970 年）

1966 年 9 月的大選中，人民社會同盟中的保守派及右翼的立法委員主導了國民議會，他們提名政見相同的龍諾將軍為首相。然而他們的選擇不被施亞努接受。為了抵消保守派和右翼勢力的影響，施亞努於 1966 年 10 月成立了人民社會同盟中左翼立法委員組成的影子政府。月底，龍諾提出辭去職務，但施亞努諷刺挖苦地阻止他這麼做。1967 年 4 月發生三洛起義，當地農民與政府軍在馬德望省三洛縣交戰。政府軍剛成功平定叛亂，施亞努立刻懷疑人民社會同盟中的立法委員喬森潘、胡榮、符寧三人煽動叛亂。施亞努威脅要把喬森潘、胡榮送上軍事法庭，二人逃入叢林加入紅色高棉，只留下符寧一人。

龍諾於 1967 年 5 月辭去首相職務，施亞努任命宋雙繼任首相。與此同時，施亞努撤換了由龍諾任命的保守派內閣大臣，由技術官僚和左翼政客取而代之。在同月下旬，在收到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向柬埔寨民眾發布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宣傳後，施亞努指責中國支持柬埔寨華人參與「走私」和「顛覆性」活動。1967 年 8 月，施亞努派外交大臣諾羅敦・富里薩拉出使中國，敦促周恩來阻止中國大使館的共產主義宣傳，但未能成功。作為回應，施亞努於 1967 年 9 月關閉了柬中友好協會。當中國政府提出抗議時，施亞努威脅要關閉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周恩來介入，安撫施亞努，並指示中國大使館將其出版物送交柬埔寨新聞部，以便在分發前進行審查。

隨著與中國的關係惡化，施亞努尋求與美國和解。在得知甘迺迪的遺孀賈桂琳想看看吳哥窟的時候，施亞努認為是與美國恢復關係的機會。施亞努邀請她訪問柬埔寨，於 1967 年 10 月親自主持了這次訪問。賈桂琳之訪為施亞努會見美國駐印度大使切斯特・鮑爾斯鋪平了道路。施亞努向鮑爾斯表達願意恢復與美國的雙邊關係，並暗示若是美國軍隊進入柬埔寨攻擊從南越撤退的越共軍隊，他將會視而不見，這種「緊追不捨」的方法使柬埔寨人不受傷害。肯頓・克萊默（Kenton Clymer）指出這一表態「沒有理由被臆測為施亞努批准了密集、持續的 B-52 轟炸襲擊」。作為菜單行動的一部分，美國於 1969 年 3 月開始的在柬埔寨東部發起此轟炸。克萊默補充道：「無論如何，沒有人問他……（美國人）從未要求施亞努批准 B-52 的轟炸，且他也從未批准。」轟炸迫使越共逃離其叢林庇護所，在人口稠密的城鎮和村莊尋求庇護。結果，施亞努開始擔心柬埔寨會被捲入越南戰爭。1969 年 6 月，他對越南南方共和國臨時革命政府予以外交承認，希望他們若贏得戰爭，可以將其負責的越共軍隊離開柬埔寨。與此同時，他還首次公開承認柬埔寨存在越共軍隊，促使美國在三個月後恢復了與柬埔寨的外交關係。

由於系統性腐敗導致柬埔寨經濟停滯不前，施亞努於 1969 年 1 月在金邊和施亞努市開設了兩家賭場。雖然賭場滿足了他在當年創造高達七億瑞爾的目標，但同時導致破產和自殺的人數急劇增加。1969 年 8 月，龍諾再次被任命為首相，西索瓦・施里瑪達為副首相。兩個月後，龍諾離開柬埔寨尋求治療，由施里瑪達管理政府。1969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施里瑪達制定了數項違背施亞努意願的政策，例如允許私人銀行在該國重新開業、及使瑞爾貶值。他還鼓勵大使繞過施亞努直接寫信給龍諾，因而激怒了施亞努。1970 年 1 月初，施亞努離開柬埔寨前往法國接受治療。在他離開後不久，施里瑪達抓住機會，關閉了賭場。



廢位及流亡

1970 年 3 月 11 日，在北越和越南南方共和國大使館外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要求越共軍隊撤離柬埔寨。抗議活動陷入混亂，抗議者洗劫了兩個大使館並將之縱火，驚動了施亞努。當時施亞努身處巴黎，他同時考慮回國平息抗議活動並訪問莫斯科、北京與河內。他選擇了後者，認為自己可以說服其領導人將越共軍隊召回於 1964 年至 1969 年期間在叢林建立的避難所。五天以後，歐姆・曼諾林（Oum Mannorine，施亞努妻子莫尼克公主的同父異母兄弟）被傳喚到國民議會，對腐敗指控做出答覆。在得知消息的當天晚上，曼諾林命令自己的部隊逮捕龍諾和施里瑪達，但相反地他自己卻被龍諾的部隊逮捕了。1970 年 3 月 18 日，國民議會投票廢黜施亞努，允許龍諾行使緊急權力。

同日，施亞努正在莫斯科會見蘇聯外交部長亞歷克賽・柯西金，後者將新聞告訴了他。施亞努從莫斯科飛往北京，獲得周恩來的接見。周恩來安排北越總理范文同從河內飛來，會見了施亞努。周恩來和范文同都鼓勵施亞努反抗龍諾，並承諾會提供軍事和財政支持。施亞努並不喜歡紅色高棉，但在毛澤東、金日成等人的勸說下決定同紅色高棉合作。1970 年 3 月 23 日，施亞努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鼓勵柬埔寨民眾加入，同龍諾政權作鬥爭。紅色高棉士兵在柬埔寨鄉村播放了施亞努的消息，激起了支持施亞努的示威活動，但遭龍諾的部隊粗暴鎮壓。5 月 5 日施亞努宣布成立名為「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流亡政府，以北京海淀區的友誼賓館作為辦公地點。民族團結政府的成立，導致包括中國、北越、北韓在內的共產主義國家與龍諾政權斷絕外交關係。1970 年 7 月 2 日金邊的軍事法庭指控前國家元首施亞努犯有叛國罪和腐敗罪。經過三天的審判，法官認定兩項罪名成立，於 7 月 5 日缺席判處施亞努死刑。

1970 年至 1975 年期間，施亞努在北京和平壤的國賓館居住，獲得中國和北韓的禮遇。施亞努流亡中國後，與其家屬長期居住在釣魚台國賓館五號樓。中國政府派出許多軍警保障其人身安全，引起外賓的不便。因此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將東交民巷 15 號的清代法國大使館舊址改為「柬埔寨元首府」，施亞努一家於 1970 年 12 月遷入此地居住。北韓則於 1974 年在平壤大城區域為他建立擁有 40 個房間的豪華住宅「長壽園」（韓語：장수원），施亞努曾在其附近的人工湖上乘船遊覽，並在院子裡拍攝電影。不過，他後來宣稱這兩棟房產分別屬於中國政府和北韓政府，並非自己的住宅。

1973 年 2 月，施亞努前往河內，開始與喬森潘及其他紅色高棉領導人開始了漫長的旅途。車隊沿著胡志明小道行進，次月抵達位於上丁省的柬埔寨邊境。他們穿越上丁、柏威夏、暹粒等省。途中，施亞努面對參與自由協議行動的美軍飛機的不斷轟炸。在暹粒，施亞努參觀了吳哥窟、女王宮和巴戎寺。他同喬森潘、胡榮、符寧等紅色高棉領導人合影留念。合影人員中有一直默默無聞的薩尼奧爾特紹（後來的波布），但施亞努很可能沒有意識到薩尼奧爾特紹才是紅色高棉的最高領導人。後來，施亞努在 1979 年的一次採訪中談及與紅色高棉合作的決定時，表示自己只是一心要為柬埔寨的獨立而盡力，「哪怕柬埔寨最後會變成共產國家」。然而，施亞努派系與紅色高棉之間的政治理念水火不容，雙方關係自結成統一戰線之始就十分緊張。施亞努對這個之前想要推翻自己的敵人不抱有好感。1971 年紅色高棉派英薩利為特使前來北京時，施亞努認為英薩利是被派來監視自己的。他還憂慮地擔心自己會在革命成功後會遭到紅色高棉的清算。紅色高棉則是以徹底破壞封建體制為目標，將施亞努當作封建主義的代表人物。施亞努訪問「解放區」時深受農民的歡迎，也使紅色高棉深受困擾。紅色高棉隨即對「解放區」內的施亞努的支持者進行清洗，並開始再度向「解放區」批判施亞努是封建人物。塔莫克（努剛）等強硬派領導的地區，則開始認定自己是「紅色高棉」而非「解放高棉」。在民族團結政府的公報中，使用「王家」這類詞彙遭到了限制。

1973 年 8 月，施里瑪達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施亞努結束柬埔寨內戰，並暗示存在讓他回國的可能性。此信送交施亞努時，遭到施亞努憤怒地拒絕。



紅色高棉時期

1975 年 4 月 17 日，紅色高棉占領金邊，推翻高棉共和國。外界與柬埔寨的通訊被切斷，施亞努甚至沒能直接得到金邊陷落的消息。施亞努仍然擔任柬埔寨的國家元首，擔任儀式性的職務，但他依然居住在北京東交民巷的「柬埔寨元首府」。5 月 17 日，於元首府會見日柬友協會長、日本社會黨前委員長、眾議員佐佐木更三等日本友人。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席金日成的邀請，施亞努夫婦於 5 月 19 日抵達平壤進行友好訪問。施亞努長期留在平壤的「長壽園」。8 月 20 日，喬森潘率領柬埔寨代表團訪問北韓，施亞努、賓努、喬森潘等民族團結政府代表與朝鮮勞動黨代表團在平壤會晤，並達成一系列共識。8 月 23 日，施亞努、賓努等人與喬森潘一起離開平壤，前往中國進行訪問。柬埔寨代表團於次日抵達北京，8 月 26 日和 27 日，先後受到周恩來總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8 月 30 日離開北京，前往河內出席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的慶祝活動，9 月 4 日返回北京。施亞努最終決定返回柬埔寨，中共於 9 月 6 日為他召開歡送宴會。9 月 8 日，施亞努亦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招待中國領導人。次日，施亞努、賓努、喬森潘等率柬埔寨代表團回國，北京發動群眾數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首都機場歡送其歸國。

施亞努回國安葬了自己母親哥沙曼王后的骨灰，但在柬埔寨逗留非常短暫。後再次出國，為民主柬埔寨的外交承認而奔走遊說。他於 12 月 31 日回國主持會議，以支持民主柬埔寨憲法。1976 年 2 月，喬森潘帶他參觀了柬埔寨的農村。施亞努對「安卡」（高棉語：អង្គការ，Angkar，意為「組織」，即紅色高棉當局）強迫勞動和人口遷移的手段感到震驚。參觀結束後，施亞努決定辭去國家元首職務。「安卡」最初拒絕了他的辭職請求，派英薩利挽留他。施亞努於 1976 年 4 月 2 日再度請求辭職。在 1976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舉行的柬埔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施亞努的辭職申請獲得了批准，國名更改為民主柬埔寨，由喬森潘出任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主席、波布出任總理。

大衛・錢德勒認為，施亞努最重要的保護人周恩來於 1976 年 1 月去世，使紅色高棉決定掃除施亞努的勢力。周恩來在生前對施亞努未來的命運深感疑慮，擔心紅色高棉會對他進行清算，曾告誡紅色高棉不要排斥他。民主柬埔寨對外電台聲稱施亞努因為體力不支而退休，授予他「偉大的愛國英雄」稱號，將會給予他退休金，並為他豎立一座紀念碑。然而這可能主要是說給外國人聽的，事實上紀念碑並未豎立，退休金也從未支付。施亞努在辭職後一直被軟禁在王宮之中，同外界失去了聯繫，陪伴他的只有莫尼克公主以及西哈莫尼、諾林達拉邦兩個兒子。他在警衛看管下雖然生活相對舒適，但一直為自己的性命提心弔膽。此前施亞努曾在 20 世紀六十年代時患上糖尿病和抑鬱症，這個時期他的病症復發。紅色高棉原本想要處決施亞努夫婦，但在中國和北韓的干預下他們得以倖免於難。1978 年 1 月，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應邀訪問柬埔寨，希望見施亞努一面，但波布以其身體狀況不佳、不願見客為由予以拒絕。鄧穎超堅持在賓館樓上看到被軟禁的施亞努從樓下走過，以確認他還活著。其他王室成員則未能逃脫被清算的命運，有不少王室成員在紅色高棉時期失蹤，其中包括施亞努的五個兒女和十四個孫輩，施亞努推測他們都遭到了紅色高棉的殺害。

1978 年 9 月，施亞努被轉移到金邊郊區的另一間公寓，一直住到年底。在軟禁期間，施亞努數次請求出國旅行，都被「安卡」拒絕。1979 年元旦，施亞努被從金邊帶到詩梳風，在那裡待了三天，直到 1 月 5 日才被帶回金邊。施亞努被帶去會見波布，後者向他介紹「安卡」擊退越南軍隊的計劃，此前越南軍隊於 1978 年 12 月入侵柬埔寨東部地區。紅色高棉允許施亞努夫婦離開柬埔寨，出國為民主柬埔寨政府尋求國際幫助。1979 年 1 月 6 日，施亞努從金邊飛往北京，受到鄧小平副總理的歡迎。三天以後，施亞努離開北京飛往紐約，出席聯合國安理會，譴責紅色高棉策劃的柬埔寨大屠殺以及越南對柬埔寨的占領。施亞努向美國和法國申請政治避難，但不成功，最後得到中國的政治避難許可。



民柬聯合政府時期

紅色高棉政權被推翻後，越南扶植成立柬埔寨的新政府 —— 柬埔寨人民共和國。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對越南在柬埔寨人民共和國中的影響力感到不滿。鄧小平向施亞努提議，應與紅色高棉合作推翻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政府，但遭到施亞努的拒絕，因為施亞努反對紅色高棉執政期間執行的大屠殺政策。1981 年 3 月，施亞努建立抵抗組織奉辛比克黨，輔以小股的抵抗軍隊施亞努國民軍（Armée nationale sihanoukiste）。他任命英丹為施亞努國民軍總司令，英丹在高棉共和國曾短暫擔任過總理。施亞努國民軍需要來自中國的軍事援助，鄧小平抓住機會，使施亞努開始與紅色高棉合作。施亞努不情願地同意，於 1981 年 3 月開始與宋雙領導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陣線就組建統一的反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的抵抗運動而展開會談。

在鄧小平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斡旋下，經過數輪談判，奉辛比克黨、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陣線和紅色高棉同意於 1982 年 6 月組建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民柬聯合政府由施亞努領導，以流亡政府形式運作。在聯合國，驅逐民主柬埔寨、接納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的議案被否決，有效地確認施亞努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柬埔寨國家元首。

作為民柬聯合政府主席，施亞努在接下來五年裡以中國政府為中介，試圖通過談判結束越南對柬埔寨的占領，但未能成功。在此期間，施亞努任命兩個兒子諾羅敦・夏卡朋和諾羅敦・拉那烈領導施亞努國民軍。夏卡朋於 1985 年 5 月被任命為副總司令，拉那烈則於 1986 年 1 月接替英丹擔任總司令兼總參謀長。1987 年 12 月，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總理洪森首次同施亞努會面，討論結束曠日持久的柬越戰爭。翌年 7 月，時任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阿里・阿拉塔斯作為中間人，柬埔寨四個派別之間舉行了第一輪會談，這四個派別是奉辛比克黨、紅色高棉、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陣線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政府。1989 年 2 月和 5 月又舉行了兩輪會議；由於所有會議都在雅加達舉行，被稱為雅加達非正式會議（Jakarta Informal Meetings，JIM）。

1989 年 7 月，阿里・阿拉塔斯與法國外交部長隆納・迪馬一起參加巴黎和平會議，討論了在假定越南撤軍後未來柬埔寨政府權力安排的計劃。次月，施亞努辭去奉辛比克黨主席職務，但仍作為普通黨員留在黨內。1990 年 9 月，聯合國贊助設立柬埔寨最高國民委員會（Supreme National Council of Cambodia，簡稱 SNC），此行政機構負責監督柬埔寨的主權事務，直到聯合國主辦的選舉舉行為止。隨後，聯合國安理會第 668 號決議批准了該機構的設立。1991 年 7 月施亞努退出奉辛比克黨，當選最高國民委員會主席。



聯柬權力機構時期

1991 年，施亞努率領奉辛比克黨、紅色高棉、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陣線與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簽署了《巴黎和平協定》。該協定承認柬埔寨最高國民委員會是「柬埔寨主權的合法代表」，並在 1992 年至 1993 年期間成立柬埔寨過渡時期聯合國權力機構作為過渡政府。聯柬權力機構的的任務是在柬埔寨駐紮維和部隊，以監督四個交戰的柬埔寨派別部隊解除武裝，以及在 1993 年舉行全國大選。施亞努隨後於 1991 年 11 月 14 日返回金邊。施亞努與洪森共同乘坐一輛敞篷轎車，從波成東機場（今金邊國際機場）返回金邊王宮，受到市民的夾道歡迎。聯柬權力機構於 1992 年 2 月成立，但因紅色高棉拒絕在裁軍上進行合作而跌跌撞撞。作為回應，施亞努敦促聯柬權力機構在 1992 年 7 月和 9 月的兩次維和進程中放棄紅色高棉。在此期間，施亞努大多時間居住在暹粒，偶爾乘坐直升機前去監督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陣線和奉辛比克黨的選舉籌備工作，及視察紅色高棉抵抗者的營地。

1992 年 11 月，施亞努前往北京進行治療時，被診斷出因冠狀動脈和血管增厚而導致的中風。在接下來的六個月里一直在北京，直到 1993 年 5 月選舉前夕返回柬埔寨。在北京期間，施亞努向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 - 蓋瑞提議柬埔寨採用總統制為政體，但在面對紅色高棉的反對後很快放棄了這個想法。在大選中由施亞努之子拉那烈領導的奉辛比克黨贏得勝利，洪森領導的柬埔寨人民黨緊隨其後。人民黨對大選結果不滿意，1993 年 6 月 3 日，洪森和謝辛呼籲施亞努出來領導政府。施亞努同意了，宣布成立以他為首的臨時國民政府，以洪森和拉那烈為副手。拉那烈對施亞努的宣布感到驚訝，因為施亞努並未將計劃告知他，聯合澳大利亞、中國、英國和美國反對這個計劃。次日，施亞努通過全國電台廣播宣布廢止了他的公告。

1993 年 6 月 14 日，在拉那烈主持的會議上恢復了施亞努的國家元首職務，拉那烈藉此機會宣布 1970 年推翻施亞努的政變是「非法」的。施亞努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將柬埔寨軍隊恢復為 1970 年以前的名字「柬埔寨王家軍」。他還發布命令，將柬埔寨國正式更名為「柬埔寨」，將《王國》重新確定為國歌，對其歌詞進行一些細微修改，同時將柬埔寨國旗恢復為 1970 年以前的國旗。與此同時，施亞努任命拉那烈和洪森為聯合首相，二者權力等大。這項臨時安排於 1993 年 7 月 2 日由制憲會議批准。1993 年 8 月 30 日，拉那烈和洪森會見了施亞努並提出了兩份憲法草案，其中一份規定了由國王領導的君主立憲制，另一份是由國家元首領導的共和國。施亞努選擇君主立憲制的草案，並於 1993 年 9 月 21 日由制憲會議批准。



重祚

新憲法於 1993 年 9 月 24 日生效，施亞努重祚為柬埔寨國王。奉辛比克黨、柬埔寨人民黨和第三個政黨佛教自由民主黨組建永久聯合政府。施亞努任命拉那烈和洪森分別擔任第一首相和第二首相。不久以後，施亞努前往北京，在那裡接受數個月的癌症治療。1994 年 4 月，施亞努回國，次月要求政府召開新的選舉，以便紅色高棉可以被選舉進入新政府。拉那烈和洪森都拒絕了他的建議。但施亞努繼續施壓，並進一步提出由他領導的奉辛比克黨、人民黨和紅色高棉組成的民族團結政府。兩位首相再度拒絕施亞努的提議，認為紅色高棉過去不妥協的態度使提案不切實際。施亞努退縮了，對洪森和拉那烈的無視感到沮喪。施亞努的弟弟諾羅敦・施里武以及施亞努的傳記作者朱利奧・傑爾德雷斯（Julio Jeldres）都看出，這是君主制對國家事務的控制能力已經減弱的明顯信號，至少和首相的權力相比已經明顯減弱。

1994 年 7 月，他的一個兒子諾羅敦・夏卡朋發動了一場推翻政府的未遂政變。政變失敗後，夏卡朋逃到金邊的一家賓館避難，但政府軍很快就發現了他的藏身之處並將賓館包圍。夏卡朋打電話給施亞努，施亞努與政府代表談判，允許夏卡朋流亡馬來西亞。11 月，施里武被指控策劃暗殺洪森，遭到監禁。施亞努進行干預，將施里武拘留在內政部總部，施亞努確信若將施里武留在監獄，將會在一場秘密計劃中遭到殺害。施里武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後，施亞努呼籲洪森讓施里武一家流亡法國。隨後洪森接受了他的提議。1995 年 9 月 5 日，施亞努對馬來西亞進行國事訪問，在吉隆坡湖賓公園酒店受到首相馬哈迪・莫哈末的接見，施亞努對馬來西亞和馬哈迪在為柬埔寨恢復獨立與和平的過程中所給予的幫助表示感謝。

拉那烈與洪森兩位首相之間的關係自 1996 年 3 月開始惡化，前者指責人民黨多次推遲將低級政府職位分配給奉辛比克黨的進程。拉那烈威脅稱，若是自己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將退出聯合政府並在同一年舉行全國大選，這引起了洪森及其他人民黨官員的不安。次月，施亞努在巴黎主持了幾位王室成員和數名奉辛比克黨高級官員的會晤。施亞努試圖通過確保奉辛比克黨不會離開聯合政府來減少兩黨之間的緊張關係，且保守主義分子沒有讓洪森或人民黨下台的計劃。1997 年 3 月，施亞努聲稱民眾中反對保王主義情緒的上升正在威脅君主制的存在，自己願意放棄王位。作為回應，洪森簡潔地警告施亞努，若是堅持自己的建議，他將提出憲法修正案，禁止王室成員參與政治。正如本尼・維迪約諾（Benny Widyono）看到的那樣，施亞努仍受到柬埔寨選民的歡迎，而洪森擔心一旦他退位進入政界，他將在未來的任何選舉中獲勝，從而削弱人民黨的政治影響力。

1997 年 7 月，人民黨與奉辛比克黨的部隊在金邊爆發暴力衝突，奉辛比克黨部隊被擊敗，拉那烈被免職。施亞努對洪森策劃衝突表示不滿，但沒有像奉辛比克黨成員那樣將拉那烈的免職稱為「政變」。1997 年 8 月 6 日，國民議會選舉翁霍為第一首相，取代拉那烈；施亞努指控罷免拉那烈是非法的，並再度提出放棄王位，但這個計劃沒有實現。1998 年 9 月，奉辛比克黨和桑蘭西黨指控人民黨領導的政府在 1998 年大選中存在違規行為而舉行抗議活動之後，施亞努在暹粒舉行政治會談。洪森僥倖逃脫暗殺後，談判在月底破裂，洪森指責桑蘭西策劃對自己的暗殺。兩個月後，施亞努於 1998 年 11 月促成了人民黨與奉辛比克黨之間的第二輪政治會談，人民黨與奉辛比克黨之間達成建立聯合政府的協議。

施亞努每個月都會發布公告，撰寫有關政治問題的評論，並發布 20 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柬埔寨舊照片。1997 年，署名為「龍里」（Ruom Rith）人物第一次出現在他的月刊上，對洪森和政府發表批評性言論。對此洪森很生氣，至少在 1998 年和 2003 年兩次說服施亞努停止發表評論。根據拉那烈的說法，「龍里」就是施亞努，但施亞努強烈否認這一說法。2002 年 7 月，施亞努對柬埔寨王位委員會的組織和運作缺乏詳細的憲法規定表示關注。洪森拒絕施亞努的擔憂，隨後施亞努於 2002 年 9 月威脅退位，以迫使王位委員會召開並選舉新的君主。

2003 年 7 月再次舉行大選，人民黨獲勝。然而，他們未能獲得所有議會席位的三分之二，依憲法規定無法自行組建新政府。緊隨其後的奉辛比克黨和桑蘭西黨阻止人民黨組閣。相反，二黨於 2003 年 8 月向憲法委員會就所謂選舉違規行為進行申訴。投訴遭拒後，二黨威脅要抵制議員的宣誓儀式。施亞努哄騙兩黨改變他們的決定，並表示若他們不遵守自己的意願，他也會放棄主持儀式。兩黨最終收回威脅，於 2003 年 10 月舉行宣誓就職儀式，施亞努出席了會議。人民黨、奉辛比克黨、桑蘭西黨在 2004 年舉行附加會議，試圖打破政治僵局，但無濟於事。與此同時，施亞努提出由三黨政治家共同組建團結政府，但遭洪森和拉那烈的拒絕。



退位及晚年

2004 年 7 月 6 日，施亞努在一封公開信中再次宣布退位計劃。同時，他批評洪森和拉那烈無視自己於提出的如何解決去年政治僵局的建議。洪森和拉那烈同意提出憲法修正案，規定公開投票制度，要求議員通過舉手表決選舉內閣大臣和國民議會議長。施亞努不贊成公開投票制度，呼籲參議院議長謝辛不要簽署修正案。當謝辛聽從他的建議時，施亞努於 7 月 15 日國民議會召開表決修正案之前不久出國。2004 年 7 月 17 日，人民黨和奉辛比克黨同意組建聯合政府，使桑蘭西黨成為反對黨。2004 年 10 月 6 日，施亞努寫了一封信，呼籲王位委員會召開會議並選出繼任者。國民議會和參議院都舉行緊急會議，通過了允許國王退位的法律。2004 年 10 月 14 日，王位委員會投票一致選舉諾羅敦・西哈莫尼為施亞努的繼承者。西哈莫尼於 2004 年 10 月 29 日被加冕為柬埔寨國王。

2005 年 3 月，施亞努指責泰國、寮國和越南在沒有柬埔寨參與的情況下單方面劃定邊界，侵占柬埔寨領土。兩個月後，施亞努成立由自己領導的最高國民邊境事務委員會（Supreme National Council on Border Affairs，SNCBA）以解決這些問題。雖然桑蘭西黨和謝辛都表示支持施亞努組建這個機構，但洪森決定成立獨立機構國家邊境事務局（National Authority on Border Affairs，NABA）以處理問題，而最高國民邊境事務委員會僅作為一個諮詢機構。2005 年 10 月，洪森與越南簽署邊界條約後，施亞努解散了該組織。2007 年 8 月，總部設在美國的非政府人權組織柬埔寨司法與公平行動委員會（Cambodian Action Committee for Justice and Equity）呼籲取消施亞努的國家豁免，使他能夠在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出庭作證。作為對這個呼籲的回應，施亞努邀請法庭的公共事務官彼得・佛斯特（Peter Foster）參加關於自己在紅色高棉政權下個人經歷的討論會。洪森和奉辛比克黨都批評了這個提議，指責該非政府組織對施亞努不尊重。隨後法庭拒絕了施亞努的邀請。

翌年，柏威夏寺附近的領土爭議導致泰國和柬埔寨雙邊關係緊張。施亞努於 2008 年 7 月發表公報，強調其柏威夏寺是高棉寺院建築，並重提 1962 年國際法院對該寺廟歸屬有利於柬埔寨的判決。2009 年 8 月，施亞努表示自己由於年齡原因很難履行個人職責，因此停止在個人網站發布信息。2009 年至 2011 年期間，施亞努大部分時間都在北京接受治療。2011 年 10 月 30 日，他在自己 89 歲生日及巴黎和平協定簽訂 20 周年紀念日上最後公開亮相。此後，施亞努表示有意無限期地留在柬埔寨，但於 2012 年 1 月回到北京，在中國醫生的建議下接受進一步治療。



去世及葬禮

2012 年 1 月，施亞努發出一封信，表示希望在他去世後被火化，將骨灰葬於金瓮中。幾個月後，他表示由於疲勞，不會從北京回國過 90 歲生日。2012 年 10 月 15 日，施亞努在北京時間凌晨 2:20（柬埔寨標準時間凌晨 1:20）因心臟病於北京去世，當天適逢柬埔寨最重要的節日之一亡人節。消息突然傳出後，西哈莫尼國王、洪森首相及其他政府官員飛往北京道別。同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等致唁電錶示慰問。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至其生前住所，向莫尼列太后和西哈莫尼國王表示慰問。10 月 17 日在衛生部北京醫院舉行遺體告別儀式，胡錦濤、溫家寶出席儀式誌哀，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和李鵬、萬里、喬石、朱鎔基、李瑞環、宋平、尉建行、李嵐清、曾慶紅、吳官正、羅干等現任和前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向其遺體敬獻花圈。北京新華門、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廣場、外交部降半旗誌哀。

柬埔寨政府宣布 2012 年 10 月 17 日至 24 日為七天哀悼期，國旗下降之三分之一處。兩天後，施亞努的遺體由中國國際航空的航班從北京運回，120 萬人在機場至王宮之間的街道旁迎接。

2012 年 11 月下旬，洪森表示，施亞努的葬禮將於 2013 年 2 月進行。其遺體將放置在王宮供瞻仰三個月，直至 2013 年 2 月 1 日舉行葬禮。經過 6000 米的遊行，施亞努的遺體被運到王家火葬場，至 2 月 4 日火化。次日，王室將部分骨灰撒入洞里薩河，其餘骨灰被保留於王宮的大殿一年左右。2013 年 10 月，一座帶有施亞努銅像的佛塔於獨立紀念碑旁落成。2014 年 7 月，施亞努的骨灰葬於金邊的銀佛塔寺，其靈塔與女兒甘塔帕花的靈塔相鄰。



藝術作品

電影

施亞努一生製作了大約 50 部電影。他從小時候就開始對電影產生興趣，因為經常與父母一起去看電影。1941 年成為國王后不久，他製作了一些業餘電影，並派柬埔寨學生前往法國學習電影製作。1965 年，電影《吉姆老爺》發布時，他對電影中柬埔寨的負面描繪感到惱火。作為回應，他於 1966 年製作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阿普薩拉》（Apsara）。1966 年至 1969 年期間，他製作、導演並出演了八部電影，邀請王室成員和軍事將領參演他的電影。施亞努表示表示，他的電影創作旨在以積極的眼光描繪柬埔寨；米爾頓・奧斯本（Milton Osborne）也注意到這些電影充滿了冷戰和民族主義宣傳的主題。施亞努的前顧問查爾斯・邁納（Charles Meyer）說，他的電影創作於 20 世紀六十年代，屬於業餘標準；雷尤姆藝術科學研究所所長李・達拉武（Ly Daravuth）於 2006 年同樣評論稱他的電影缺乏藝術品質。

1967 年，施亞努的電影《魔法森林》（La Foret Enchantee）被提名參加第五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1968 年，施亞努推出金邊國際電影節，該電影節於 1969 年第二次舉辦。這兩年，設立了特別獎項類別「金色阿普薩拉獎」，施亞努是其唯一的提名者和獲獎者。施亞努對電影的熱愛，使其執政期間成為柬埔寨電影業的繁榮時期。

1970 年施亞努被驅逐後，在接下來的十七年裡停止製作電影，直到 1987 年才開始繼續創作。1997 年，施亞努獲得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的特別評審團獎，他在那裡透露，他的每部電影作品從柬埔寨政府的獲得了 20,000 美元到 70,000 美元的預算。六年後，施亞努將他的電影檔案捐贈給法國遠東學院和澳大利亞的蒙納士大學。2006 年，他製作了他的最後一部電影《阿西娜小姐》（Miss Asina），後在 2010 年 5 月宣布退出電影製作。

音樂

從 20 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施亞努至少寫了 48 部音樂作品，他將傳統高棉音樂和西方主題融入自己的作品中。20 世紀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他的作品多為傷感、浪漫及愛國主義的主題。施亞努的浪漫歌曲反應了他與眾多戀人，尤其是妻子莫尼克公主之間的關係。他創作的《我親愛的》（My Darling）、《莫妮卡》（Monica）等作品獻給莫尼克。他還寫了民族主義歌曲，旨在展示省城的美麗，同時用來培養柬埔寨人的愛國主義和民族凝聚力。著名的作品包括《馬德望之花》（Flower of Battambang）、《美麗的白馬》（Beauty of Kep City）、《荔枝山》（Phnom Kulen）、《金邊》（Phnom Penh）等。他的其他作品表達了自己對寮國、印度尼西亞、中國的感情，包括《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懷念中國》（Nostalgia of China）、《再見茂物》（Goodbye Bogor）。

1970 年被驅逐後，他寫了幾首革命風格的歌曲，讚揚共產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用來向支持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共產黨領導人表示感謝。這些歌曲包括《致敬高棉人與金日成元帥》（Hommage Khmer au Maréchal Kim Il Sung）和《謝謝你，胡志明小道》（Merci, Piste Ho Chi Minh）。施亞努從小時候就學會了演奏包括單簧管、薩克斯風、鋼琴、手風琴在內的幾種樂器。20 世紀六十年代，施亞努領導了一支由自己親屬組成的樂隊，作為王宮的外交官演奏法國歌曲以及他自己的個人作品。施亞努在柬埔寨各省巡遊時，由王家軍樂團和柬埔寨流行歌手陪同。這段時期也是柬埔寨流行音樂蓬勃發展時期，在紀錄片《別認為我忘了：柬埔寨失去的搖滾樂》中有所體現。

後來在 20 世紀八十年代，施亞努雖然流亡國外，每當他訪問紐約市聯合國總部時，他都會舉辦音樂會來招待外交官。1993 年復位為國王之後，施亞努繼續在王宮舉行的音樂會上偶爾表演。



頭銜

施亞努一生中因持有許多正式和非正式的頭銜而聞名，金氏世界紀錄將其列為擁有各種國家及政治公職數量最多的王室成員。1941 年施亞努即位為王時使用的正式頭銜是「諾羅敦・施亞努・瓦爾曼國王」（ព្រះបាទសម្តេចព្រះ នរោត្តម សីហនុ វរ្ម័ន，Preah Bat Samdech Preah Norodom Sihanouk Varman），此頭銜於 1941 年至 1955 年間使用，1993 年至 2004 年再度使用。1955 年退位後恢復了親王頭銜，同年，其父諾羅敦・蘇拉瑪烈授予他「សម្តេចព្រះឧបយុវរាជ」（Samdech Preah Upayuvareach）之頭銜，此頭銜字面意思上是「年輕的副王」，實為授予遜位國王的頭銜。自 20 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施亞努擔任國家元首，被大多數柬埔寨人親切地稱為「親王父親」（សម្តេចឪ，Samdech Euv）。

2004 年第二次退位後，施亞努被稱為柬埔寨「王父」（ព្រះមហាវីរក្សត្រ，Preah Mâha Viraksat），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其譯為「太皇」。官方正式頭銜為ព្រះករុណាព្រះបាទសម្តេចព្រះ នរោត្តម សីហនុ ព្រះមហាវីរក្សត្រ（Preah Karuna Preah Bat Sâmdach Preah Norodom Sihanouk Preahmâhaviraksat）。他也被以另一個榮銜進行稱呼：「諾羅敦・施亞努國王陛下，偉大的英雄國王，高棉獨立、領土完整及國家統一的王父」（ព្រះករុណា ព្រះបាទសម្ដេចព្រះ នរោត្តម សីហនុ ព្រះមហាវីរក្សត្រ ព្រះវររាជបិតាឯករាជ្យ បូរណភាពទឹកដី និងឯកភាពជាតិខ្មែរ）。與此同時，他發布一項王室法令，要求稱呼自己為「親王祖父」（សម្ដេចតា，Samdech Ta）或「親王曾祖父」（សម្ដេចតាទួត，Samdech Ta-tuot）。2012 年 10 月施亞努逝世後，他被西哈莫尼國王追諡為「躺在鑽石瓮中的諾羅敦・施亞努國王」（ព្រះករុណាព្រះនរោត្តម សីហនុ ព្រះបរមរតនកោដ្ឋ，Preah Karuna Preah Norodom Sihanouk Preah Borom Ratanakkot）。



勳章



家庭

妻

施亞努先後娶過 6 名妻子。這六位妻子為：

子女

施亞努共有 8 子 6 女。其中 5 個子女和 14 個孫輩在紅色高棉政權時期失蹤，施亞努推測他們已遭紅色高棉殺害。施亞努的兒孫中，尤瓦那的兒子諾羅敦・維查林曾被推定死亡，事實上經泰國素林府逃往瑞典。後來維查林於 2013 年歸國與家人團聚。

祖先



注釋



參考文獻

書目


* Burchett, William G.; Norodom, Sihanouk. My War with the CIA: Cambodia's fight for survival.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enguin Books. 1973. ISBN 0-14-021689-8.

* Chandler, David P.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olitics, War and Revolutions since 1945.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ISBN 0-300-05752-0.

* Chandler, David P. A history of Cambodia 4th. Westview Press. 2008. ISBN 0813343631.

* Chin, Kin Wah.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5.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ISBN 981-230-306-5.

* Clymer, Kent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969-2000: A Troubled Relationship. Routledge. 2013. ISBN 9781134341566.

* Findlay, Trevor. Cambodia – The Legacy and Lessons of UNTAC–SIPRI Research Report No. 9 (PDF).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olna, Swe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16-05-22]. ISBN0-19-829186-8. （原始內容 (PDF) 存檔於 2009-08-05）.

* Jeldres, Julio A. The Royal House of Cambodia. Phnom Penh Cambodia: Monument Books. 2003. OCLC 54003889.

* Jeldres, Julio A. Volume 1–Shadows Over Angkor: Memoirs of His Majesty King Norodom Sihanouk of Cambodia. Phnom Penh Cambodia: Monument Books. 2005. ISBN 974-92648-6-X.

* Marlay, Ross; Neher, Clark D. Patriots and Tyrants: Ten Asian Leaders. Lanham, Maryl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ISBN 0-8476-8442-3.

* Mehta, Harish C. & Julie B. Strongman: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Hun Sen: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Hun Sen.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 2013. ISBN 981-4484-60-1.

* Mehta, Harish C. Warrior Prince: Norodom Ranariddh, Son of King Sihanouk of Cambodia. Singapore: Graham Brash. 2001. ISBN 981-218-086-9.

* Narong, Men S. Who's Who, The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Cambodia. Phnom Penh Cambodia: Media Business Networks. 2007. ISBN 99950-66-00-9.

* Osborne, Milton E. Sih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Honolulu, Hawaii,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ISBN 978-0-8248-1639-1.

* Peou, Sorpong. Intervention and Change in Cambodia: Towards Democrac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0. ISBN 981-230-042-2.

* Summers, Laura.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2003. New York,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sychology Press. 2003: 227–243. ISBN 1-85743-133-2.

* Widyono, Benny. Dancing in Shadows: Sihanouk, the Khmer Roug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Cambodia. Lanham, Maryl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ISBN 0-7425-5553-4.

報導


* Baumgärtel, Tilman. KON – The Cinema of Cambodia (PDF).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Royal University of Phnom Penh. 2010 [2015-07-08]. （原始內容 (PDF) 存檔於 2015-08-26）.

* Cohen, Arthur. Intelligence Report–Ten Year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PDF).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1968-04-09 [2015-06-18]. （原始內容 (PDF) 存檔於 2015-08-26）.

* Jeldres, Julio. A Personal Reflection on Norodom Sihanouk and Zhou Enlai: An Extraordinary Friendship on the Fringes of the Cold War (PDF).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September 2012, (4): 53–64 [2015-09-01]. （原始內容 (PDF) 存檔於 2015-09-30）.

* Kinetz, Erika; Kimsong, Kay; Wasson, Erik; Chan Thul, Prak. His Majesty's Norodom Sihanouk's 84th Birthday–A special supplement to The Cambodia Daily (PDF). The Cambodia Daily. 2006-10-31 [2015-07-09]. （原始內容 (PDF) 存檔於 2015-08-17）.

* Scott-Maxwell, Aline. Royal songs and royal singing: Music in the Norodom Sihanouk archival collection, Monash University Library. Fontes Artis Musicae. January 2008, 5 (1): 180–190. JSTOR 23512420.

* Wemaere, Séverine (managing director). Memory! International Film Heritage Festival (PDF). Technicolor Film Foundation. 2013-06-01 [2015-07-08]. （原始內容 (PDF) 存檔於 2015-08-26）.



外部連結


* 施亞努官方網站（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諾羅敦・施亞努在網際網路電影資料庫（IMDb）上的資料（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