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文・卡爾・普蘭丁格（英語：Alvin Carl Plantinga，1932 年 11 月 15 日 —），美國當代著名的基督教哲學家，現任聖母大學 John A.O'Brien 講席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基督教神學、認識論和形上學，特別是運用分析哲學的方法為基督教信仰辯護。他認為對上帝的信念與對他人心靈的信念處於相同的認識地位，即如果他人心靈可以合理地被接受，則對上帝的信念亦可合理地被接受。他同樣論證惡的存在和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構成不了矛盾。著作包括：《上帝與他心》(God and Other Mind,1967)、《必然性的本性》(The Nature of Necessity,1974)、《上帝、自由和惡》(God,Freedom and Evil,1974))、《上帝有本性嗎？》（1980），還有著名的知識論三部曲（包括《保證：當前的爭論》(Warrant:The Current Debate，1993）、《保證與恰當功能》（Warrant and Proper Function，1993）、《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The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2000)。他曾受邀在享譽全球的吉福德講座（Gifford Lectures）做過三次演講。1980 年，《時代周刊》將普蘭丁格譽為「全美基督教哲學的領軍人物」。



個人檔案

家庭背景

普蘭丁格於 1932 年 11 月 15 日出生於密西根州的安娜堡，父親名為康那理惟士 (Cornelius)，母親萊緹（Lettie）。普蘭丁格的父親是來自荷蘭的第一代移民，祖籍為荷蘭的弗里斯蘭省。普蘭丁格的父親獲得了杜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並擁有心理學碩士學位，他曾多年在不同的大學任教。普蘭丁格父母育有四子，其他三子分別為：Cornelius "Neal" Plantinga, Jr 、Leon 和 Terrell。

普蘭丁格於 1955 年與凱薩琳（Kathleen De Boer）結婚。他們育有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分別為：Carl、Jane、Harry 和 Ann。

教育背景

普蘭丁格一家的生活起初頗為拮据，直到 1941 年，他的父親在密西根覓得一個穩定的教職，家庭條件才得以好轉。後來他的父親到北達科他州詹姆斯頓學院（Jamestown College）任教。，普蘭丁格在那裡讀高中，因為高中課程十分枯燥，因而只對體育十分熱衷。讀完高中 11 年級後，普蘭丁格在父親的堅持下，入大學接受進一步教育，隨後（1949 年）聽從父親建議，在 17 歲生日前就讀於詹姆斯頓學院。同年，普蘭丁格的父親接受大急流城加爾文大學的一個教席，為了和家人生活在一起，1950 年 1 月，普蘭丁格轉入加爾文大學。在加爾文大學的第一個學期，普蘭丁格申請並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獎學金，從 1950 年秋季開始，他到哈佛大學開始了兩個學期的求學生涯。1951 年哈佛大學春假期間，普蘭丁格參加了加爾文大學的一些哲學課程，並得到了哲學教授 William Harry Jellema 的關注。隨後普蘭丁格回到加爾文大學更隨他學習哲學。從 1954 年開始，在密西根大學進行他的本科學習，指導他的教師有 William Alston、 William Frankena 和 Richard Cartwright 等。一年後，普蘭丁格轉入耶魯大學就讀，並於 1958 年在獲得博士學位。

執教生涯

1957 年，普蘭丁格便在耶魯大學做哲學系的講師，1958 年，他到韋恩州立大學任哲學系教授。1963 年，他接替退休的 Jellema 到加爾文大學執教，在加爾文大學呆了 19 年之後，普蘭丁格於 1982 年開始在聖母大學執教。

職位及榮譽

普蘭丁格在 1981-1982 年擔任美國哲學協會西部分會的主席，1983-1986 年任基督教哲學家協會（Society of Christian Philosophers）主席。

他還分別獲得以下大學的榮譽學位：格拉斯哥大學（1982）、加爾文大學（1986）、北園學院（1994）、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1995）、楊百翰大學（1996）、瓦爾帕萊索大學（1999）。

他於 1971-1972 年當選「古根海姆學者」，1975 年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會員。2006 年，聖母大學哲學和宗教中心把傑出學者獎學金更名為阿爾文・普蘭丁格獎學金。



哲學思想

自由意志辯護

在《必然性的本性》一書中，普蘭丁格提出了自由意志辯護來解決罪惡問題。他旨在表明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與罪惡的存在並不構成矛盾，而其他許多哲學家認為這構成矛盾。普蘭丁格的論證可以簡單地表述如下：「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即使上帝全能，但是他也不能造出從不選擇作惡的自由人。進而，這種情況也變得可能：即使上帝全善，如果道德的至善需要能夠進行自由倫理行為的人，上帝仍然可以造出一個充滿罪惡的世界。」當代許多哲學家接受了普蘭丁格的論證，所以罪惡的問題只限於在證據層面存在，在邏輯層面，上帝和罪惡的存在並不構成矛盾或者不一致，當然，還有些哲學家認為邏輯方面的矛盾並沒有消除。

改革宗的認識論

普蘭丁格對認識論領域的貢獻在於他稱之為「改革宗的認識論」的宗教認識論。根據改革宗的認識論觀點，即使沒有上帝存在的證據，對上帝的信仰仍然是理性的並且可以得到保證的。更進一步說，他認為對上帝的信仰是正當的基本信念。普蘭丁格最後發展出了一種外在論的宗教認識論，論證對上帝的信仰可以獨立於證據而得到保證，這種認識論被他稱為恰當的功能論（Proper functionalism）。在他認識論的三部曲中，他闡述了他的這種恰當功能論：在第一部《擔保：當前的爭論》（Warrant: The Current Debate）中，普蘭丁格介紹、評析了分析哲學的認識論，特別是 Chisholm、BonJour、Alston、Goldman 等的著作； 在第二部《保證和恰當的功能》一書中，他介紹了保證（Warrant）這個概念用以替代證明（Justification）概念，並深入討論了自我認知、記憶、感知、可能性；2000 年，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出版。他把他保證理論運用到討論基督教有神論信仰是否可以得到保證。他論證說這是可以的。但是很顯然，這本書並沒有討論基督教有神論的信仰是否為真這個問題。

模態本體論論證

普蘭丁格用一種更嚴格形式的模態邏輯發展了 Norman Malcolm 和 Hartshorne 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

反自然主義的進化論證

在他的反自然主義的進化論論證中，普蘭丁格聲稱進化論是自然主義的一個認識論上的否決因子（例如，如果進化論是正確的，它就會損害自然主義）。他的論證如下：如果進化論和自然主義都為真，人類的認識能力通過進化產生有生存價值的信念（在獲得食物、爭鬥和繁衍上取得最大的成功），而不是必然產生正確的信念。所以，在這種自然 - 進化的模式中，既然人類的認識能力只是為適應生存而演進，而非為產生真理而演進，那麼，這種認識能力的成果（包括自然主義和進化論）的真實性就值得懷疑了。換一種角度，如果是上帝根據自己形象用進化的手段（或者其他手段）創造人類，那麼這種認識功能就更顯得可靠了。

有關進化論和智能設計的觀點

2009 年普蘭丁格作了一個關於進化論和宗教的講座。他表明了他對紅衣主教 Christoph Schonborn 以下看法的支持：「進化論在共同祖先這個意義上是正確的，但是新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即『無方向、無計劃隨機的自然選擇是不正確的』。面對諸多證據，任何否認或者消解生物設計理論的思想都是空想，不是科學。」普蘭丁格相信：「不同的人對於進化論有不同的理解。有些理解可以和基督教信念一致，有些卻不能。」 「像我們這樣理性的存在者不能僅僅靠隨機產生。」他聲稱進化論是「完全無主導隨機的過程」這個觀念和「基督教信念不相容」，「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他可以選擇用進化的過程來完成。但是我們的存在不是隨機的。」

普蘭丁格曾支持過智能設計運動（Interlligent Design Movement，IDM）。他曾是起源委員會（Ad Hoc Origins Committee）的會員，該委員會支持 Philip E. Johnson 一書《審判達爾文》（Darwin on Trial）反對古生物學家 Stephen Jay Gould 於 1992 年在《科學美國人》上發表的針對基督教的苛刻評論。普蘭丁格為《審判達爾文》一書封底撰文表示支持。

普蘭丁格是支持智能設計的 ISCID（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mplexity, Information, and Design)（即將解體）協會會員，曾經出席了該協會的智能設計會議。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