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所隱瞞論（英語：Nothing to hide argument）是一種觀點，認為政府的大規模監控計畫不是侵犯隱私，因為政府的監控旨在揭露不正當的、不法的行為，而不法的行為是不該隱瞞的，一經發現自然應當公開才是，因此公民無需擔心政府的監控。許多支持該論點的人宣稱「我沒什麼可藏，我光明磊落，政府監控就監控吧，我不在乎」，或者「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



歷史

最早關於此觀點的記錄可以追溯到亨利・詹姆斯於 1888 年發表的小說《迴響者》(The Reverberator) 中：

> 「如果這些人做了壞事，他們應該為自己感到羞恥，也不應該被可憐；如果這些人沒有做過壞事，也沒有必要吵吵嚷嚷，讓別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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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普頓・辛克萊在 1917 年出版的《宗教的利益》(The profit of Religion) 一書中也引用了類似的觀點：

> 「不僅我自己的郵件被打開了，我所有親戚和朋友的郵件也被打開了 —— 他們居住在遙遠的加利福尼亞和佛羅里達。我記得我向一位政府官員抱怨這件事時，他面帶溫和的微笑道：『如果你沒什麼好隱瞞的，你就沒什麼好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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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沒有什麼可隱瞞的，你就沒有什麼可害怕的」這句格言被用來為英國實行的閉路電視計畫進行辯護。



流行度

在討論隱私相關議題時，這種觀點常常被提起。法律學者傑弗里・斯通表示，這樣的辯護「簡直是太常見了」。密碼學家布魯斯・施奈爾認為這是「反對隱私倡議者的最普遍意見」。《隱私倡導者》（_The Privacy Advocates_）一書的作者科林・班內特（Colin J. Bennett）則表示在提倡隱私時「常常需要駁斥這樣的論調」。
班內特認為，大多數人認為監控措施並不針對他們的日常生活，而只針對「不法分子與肇事者」。他表示，儘管「證據表明對個人行為的監控已經成為了常規，每天都在進行」，但依然認為「這套監控機制是針對別人的」。



例子


* 英國政府的閉路電視監控曾以「無所隱瞞，無所畏懼」的標語，為監控進行辯護。

* 美國參議院在辯論大規模監控計畫 MAINWAY 時，前多數黨領袖特倫特・洛特曾表示「人們在擔心什麼？這有什麼問題嗎？難道你們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情嗎？」

* Google 的執行長埃里克・施密特曾表示，「假如你有不想讓任何人知道的事情，也許你一開始就不應該做它，再者，如果你真對隱私有這樣的要求，也要面對現實，包括 Google 在內的搜尋引擎都會將收集到的信息保留一段時間，而這是很重要的。例如，我們在美國，就需要遵守《愛國者法案》。收集到的這些信息被政府當局調用是完全有可能的。」2005 年，當 CNET 的記者在一篇新聞報導中披露了施密特的個人信息後，全體 CNET 記者被列入了 Google 的黑名單，被禁止與任何 Google 員工交談。



批評

2013 年，在世界各國的大規模政府監控被曝光後，這種論點遭到了尖銳的批評。許多批評者認為這種論點並沒有全面的考慮問題。例如，愛德華・斯諾登表示：「我不在乎隱私權，因為我沒什麼好藏的」這樣的觀點，和「我不在乎言論自由，因為我沒什麼好說的」意思接近。當一個人說「我沒什麼好藏的」，實際上是在說「我不在乎自己的權利」，也就是「我不擁有權利，因為我無法為我的權利辯解」，而對權利的正確解讀應該是「政府侵犯你的權利，政府才應該辯解」。

關注公民自由問題的律師哈維・錫爾弗格特在書中稱，一個普通的美國人，平均每天都會犯下三項重罪而不自知。而密碼學家布魯斯・施奈爾則引用了黎塞留名言，「把世界上最誠實的人寫的六行字拿給我，我能從中找到判他絞刑的理由」，認為政府當局「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總能從人民生活中找到一些事實，以此進行政治迫害或敲詐勒索。施奈爾還認為，許多人將這個問題視為「安全與隱私」之爭，但真正的問題應在於「自由與控制」之爭。

法律教授丹尼爾・索羅維在《高等教育紀事報》也發表文章反對本論點，他認為個人信息可能會從政府部門中泄漏出來，從而對人們造成損失；政府部門還可能用收集到的個人信息，拒絕某人使用公共服務，即使此人並無過錯；而政府一旦在這方面出現過失，就會對個人生活造成損害。索羅維寫道「在辯論隱私問題時，『無所隱瞞論』會使人們局限於隱私的狹義理解上。然而，政府大規模收集和利用數據還會造成比監控與披露信息還要多的問題，在討論這些時，這種觀點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華盛頓大學的亞當・摩爾（Adam D. Moore）教授則在《隱私權：道德和法律基礎》中認為，隱私作為一項基本權利，是不應該以成本效益或是結果主義的角度來看待的，並堅決反對把隱私看作是一種交易品，可以犧牲以來換取安全的看法。 他相信大規模監控會對社會中的特定人群，如特定相貌、宗教和民族的人造成不成比例的後果。摩爾認為，「無所隱瞞論」至少存在三個問題，首先，如果人們的確擁有隱私權，那麼是否有東西可藏就是無關緊要的了。隱私是一種占有和使用特定的空間、場合與個人信息的權利，而只有權利持有人，才有權對其進行定奪。進一步的論述中，摩爾舉例「假如有一天，你發現你家門口有人正在搜查你的生活垃圾，把裡面所有殘缺不全的筆記和文檔都重新拼在一起。而面對你的驚慌，他卻告訴你『不用擔心，你沒有理由隱瞞什麼，不是嗎？』」；其次，個人可能會隱藏不被社會主流文化所接受的舉止，「例如某人關於性或醫學方面的歷史記錄，再例如某人來到一家圖書館，閱讀不被主流所接受的生活方式的書本」；最後，摩爾認為假如真的要認真對待「無所隱瞞論」，那麼應該把這個觀點發揮到極致，把同樣的論點用在政府部門，政治家或者企業家身上。如果 NSA 特工、政治家、警官或者企業家都告訴我們窺探他人並不是壞事，他們他們自己應該首當其衝，以絕對的公開透明讓人們監督自己。

朱利安・阿桑奇則表示：「對於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十分有力的回答。不過，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則有一個聰明的回應，讓所有提出這種觀點的人立刻脫下褲子，並把手機解鎖交給他。我的看法則是『如果你這人這麼無趣，那我們與其他人都不該和你交談』，不過講道理，我真正的答案是：『大規模監控是對社會結構的全面改造，而一旦整個社會變壞了，社會會來算計你，即使你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

在中國大陸社交媒體上有類似辯論 「如果你不是罪犯，那你要隱私做什麼？」 而反駁則是顯而易見的 「因為監視被監視人的組織或個人可能是或會成為罪犯。」



學術研究

人類學學者安娜・維塞烏（Ana Viseu）等人在 2004 年進行了一項關於網絡服務對日常生活影響的民族志研究，並在《信息、通訊與社會》（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期刊上發表了相應的論文《線上隱私：複雜認知與日常實踐》。另一位學者克里斯蒂・貝斯特（Kirsty Best）隨後在一篇名為《生活在控制性社會：監控、用戶與電子篩查技術》的論文中，轉述了前者的研究結果，認為「在就業充分的中等至中上收入者中，持有類似的看法，認為他們並不是被監控的目標」，而其他參與者則表示他們並不關心這個問題，「參與者則回應稱『他們沒做錯什麼』，或者『他們無所隱瞞』」。參與者中，有一人報告稱自己使用了隱私保護技術。維塞烏本人總結道，以被動的姿態看待隱私問題是「我們研究對象的顯著特徵」對於隱私問題的這種論調，「是阻礙人們提出實際有效能保護隱私的策略的一大絆腳石，這在相關的學術期刊有詳盡的記載。此外，這個問題也和『隱私』一詞模糊的象徵意義有關。」他們認為，隱私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人們往往是才失去隱私後才意識到問題的存在。維塞烏把失去隱私和臭氧層破壞、全球暖化進行類比，認為人們儘管知道問題的存在，但是「開車上班以及使用美發噴霧所帶來的直接好處，往往掩蓋了看不見的環境損失。」

英國政府在 2003 年前後進行了一項定性研究，佩里博士將人們對待隱私態度的分布情況總結為八種類別，並總結了四種隱私風險。研究表明，從事個體經營的男性受訪者起初以「無所隱瞞論」作答，繼續詢問後，則表示他們將受到的監控看作不便，而並非一種威脅。



參見


* 大規模監控

* 隱私權

* 國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