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阿爾巴尼亞語：Republika Popullare Socialiste e Shqipërisë，縮寫為 RPSSh）是 1946 年－1991 年在阿爾巴尼亞存在的社會主義政權。

1939 年，義大利王國占領阿爾巴尼亞王國，1943 年因義大利投降，令所有義大利的傀儡政權及佔領地包括阿爾巴尼亞王國在內被納粹德國占領。1944 年，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倡議下成立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會議。同年 10 月 20 日，阿爾巴尼亞民主政府成立，恩維爾・霍查任臨時總理。同年 11 月 29 日，阿爾巴尼亞全境獲得解放。

1941 年，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創建（1948 年改名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1943 年，恩維爾・霍查任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總書記（1954 年改為第一書記）。1945 年 12 月，全國第一次普選舉行，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獲得執政地位。1946 年 1 月 11 日，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1976 年 12 月 28 日，改稱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

恩維爾・霍查領導下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堅決長期推行階級鬥爭，稱之為「推動全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對外「不與帝國主義國家（美國、英國、希臘、義大利等）和修正主義國家（南斯拉夫、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等）調和」，此時阿爾巴尼亞逐步遭國際社會孤立。

1985 年以後，阿爾巴尼亞才開始與多國重新建立外交關係，自此擺脫外交孤立狀態。自 1990 年起，在東歐劇變浪潮影響下，阿爾巴尼亞開始轉變其社會主義路線，並開放言論自由、宗教自由。

1991 年，阿爾巴尼亞舉行二戰後首次多黨選舉，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獲勝。不久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更名為阿爾巴尼亞社會黨，並改國號為阿爾巴尼亞共和國。



權力的鞏固和初期的改革

一群共產黨人在二戰之後開始迅速行動壓制了在阿爾巴尼亞的所有潛在的政治敵人，剝奪了該國的地主和極少的中產階級，將阿爾巴尼亞與非社會主義陣營隔絕起來以建立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至 1945 年上半年，共產黨人清算、流放了兩次大戰之間的絕大多數精英分子。內務部長科奇・佐治，一個當過鐵匠的南斯拉夫派，主持了對於上千名反對派政治家、族長和被宣判為「戰犯」的前阿爾巴尼亞政府成員的控告和處決。他們的數千名家庭成員被監禁在勞改營數年，之後被流放到建在開墾過的沼澤地上、條件極差的國有農場上數十年。共產黨人的控制力的鞏固也造成阿爾巴尼亞的政治權力從北方的蓋格人轉移到南方的托斯克人手中。大多數共產黨領導人是中產階級的托斯克人、瓦拉幾人和東正教徒，共產黨也主要從托斯克地區招募黨員。而蓋格人有幾個世紀之久的反當局權威的傳統，不信任新的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和他們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學說。

1945 年 12 月，阿爾巴尼亞選舉出了新的人民議會，但是候選名單上只有來自阿爾巴尼亞民主陣線（前身為民族解放運動，改組後初名民族解放陣線）—— 改名後的民解陣 —— 的候選人。共產黨人使用宣傳和恐怖策略來鉗制反對派。官方的計票結果顯示 92% 的選民參加投票，93% 的選票為民主陣線所獲得。議會在 1946 年一月舉行會議，廢除了君主制，將阿爾巴尼亞轉變為「人民共和國」。在數月激烈的辯論之後，議會通過了一部以南斯拉夫和蘇聯憲法為藍本的憲法。當年春，議會選舉出新一屆政府。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第一書記霍查成為總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和軍隊總參謀長。佐澤繼續兼任內務部長和黨的組織部書記。1945 年下半年和 1946 年上半年，佐澤和其他的黨內強硬派清洗了溫和派，後者敦促與西方建立緊密聯繫、實行少許政治多元化和暫緩實施嚴格的社會主義經濟措施，直到阿爾巴尼亞經濟擁有更多時間進行發展。霍查繼續執掌大權，雖然他曾經提倡與義大利恢復關係，甚至允許阿爾巴尼亞人去義大利留學。

共產黨人也用經濟措施來加強實力。在 1944 年 12 月，臨時政府通過了允許國家控制國內外貿易、企業和該國數量不多的幾項產業的法律。這些法律認可了國家沒收政治流亡者和「人民公敵」的財產。另外國家將所有德國和義大利有資產充公，將運輸企業國有化，廢除了前阿爾巴尼亞政府批准的所有外商特許經營權。

1946 年，政府開始採取重要措施實施史達林式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將所有產業國有化，使國外貿易由政府壟斷，將幾乎所有國內貿易置於國家控制之下，禁止土地買賣和轉讓。新成立的經濟計劃委員會的計劃者們強調的是工業發展，而在 1947 年政府採用了蘇聯式的成本核算系統。

1945 年 8 月，臨時政府實行了阿爾巴尼亞歷史上第一次全面徹底的土地改革。該國的 100 個最大的地主控制著阿爾巴尼亞近三分之一的耕地，阻撓戰前所有的土地改革提議。共產黨的改革目的是將大地主排擠出去，贏得農民的支持，增加收成以防止饑荒。政府宣布所有未付的土地債務為無效，給予農民廉價的灌溉用水，將森林和牧場國有化。在土地改革法之下，阿爾巴尼亞半數以上的耕地被重新分配，政府將不在國內的地主和不依賴土地生活的人的財產沒收。少數擁有農業機械的農民被允許保留 400 000 平方米以下的土地；教會和沒有農業機械的農民的土地被限制在 200 000 平方米，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被發給 50 000 平方米土地，雖然他們需要支付象徵性的贖金。由此小農莊取代了阿爾巴尼亞全國的私人大莊園。至 1946 年年中，阿爾巴尼亞政府宣布該國農民耕種的土地以及玉米和麵粉的產量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但是該數據的可靠性由於其後國際社會對阿爾巴尼亞工業的諸多發現而存在疑問。



政治結構

最高權力機關人民議會，也是唯一的立法機關。議會閉會期間，人民議會主席團是最高權利機關，主席團主席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

政府的名字叫部長會議，是國家最高權力執行機關，部長會議主席為政府首腦，相當於總理。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為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唯一政黨，一直掌握政權，成為統治阿爾巴尼亞的政治集團，黨的總書記或第一書記是國家最高領導人。



對外關係史

阿爾巴尼亞於 1949 年加入經互會，1955 年參加華沙條約組織，但由於親中，阿爾巴尼亞和蘇聯的關係在中蘇關係破裂後長期不和。阿先後於 1961 年和 1968 年退出這兩個組織。阿和鄰國南斯拉夫關係也不和，兩國經常就意識形態和領土問題互相指責。

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關係

直到南斯拉夫 1948 年被從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開除之前，阿爾巴尼亞的表現一直像是南斯拉夫的一個衛星國，狄托也一直想對阿爾巴尼亞使用鐵腕迫使其整個國家加入南斯拉夫。在德國於 1944 年下半年從科索沃撤退後，南斯拉夫共產黨游擊隊占領該省並向阿爾巴尼亞人進行報復性屠殺。在二戰之前南斯拉夫共產黨支持將科索沃轉交給阿爾巴尼亞，但是戰後的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堅持保留戰前的邊界。在南斯拉夫的壓力下，阿爾巴尼亞放棄了 1943 年的穆卡伊協定，同意戰後科索沃重新回到南斯拉夫內。1945 年 1 月，雙方簽署了科索沃作為一個自治省重新加盟南斯拉夫的條約。不久之後，南斯拉夫成為第一個承認阿爾巴尼亞臨時政府的國家。

1946 年 7 月，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與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技術與經濟協定，為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經濟的一體化打下基礎。這些協定與條約為協調兩國經濟計劃、統一兩國貨幣系統，建立共同定價體系和關稅同盟提供了方便。南阿關係緊密到以至於塞爾維亞 - 克羅埃西亞語成為了阿爾巴尼亞高中的必修課。南斯拉夫也和保加利亞簽署了類似的友好條約。狄托元帥和保加利亞的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討論計劃建立一個包括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巴爾幹聯邦。南斯拉夫顧問充斥著阿爾巴尼亞政府機關和軍隊指揮機關。地拉那急需外援，大約 2 000 噸南斯拉夫的糧食幫助其撐過了饑荒。阿爾巴尼亞也在戰後立即從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收到了 2600 萬美元，但在投資和發展上仍需仰賴南斯拉夫援助。

南斯拉夫政府很明顯將對阿爾巴尼亞的投資看成是對南斯拉夫自己的未來投資，建立了進行採礦、鐵路建設、石油和電力生產、以及外貿的阿爾巴尼亞 - 南斯拉夫合資公司。南斯拉夫的投資幫助建設了在科爾察（Korçë）的砂糖精煉廠、愛爾巴桑的食品加工廠、羅戈日內（Rrogozhinë）的麻布廠、夫羅勒（Vlorë）的罐頭廠，以及地拉那的印刷廠，電話交換中心和紡織廠。南斯拉夫人還對阿爾巴尼亞產的銅和其他材料支付高於國際市場三倍的價格來支持阿爾巴尼亞經濟。

但是當阿爾巴尼亞抱怨南斯拉夫廉價收購阿爾巴尼亞的原材料，通過合資股份公司剝削阿爾巴尼亞時，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關係還是降入了低谷。另外阿爾巴尼亞尋求投資基金來發展輕工業和石油精煉廠，而南斯拉夫要讓阿爾巴尼亞集中於農業和原材料生產。阿爾巴尼亞經濟計劃員會的主席和霍查的盟友納科・斯皮魯（Nako Spiru）成了南斯拉夫對阿爾巴尼亞進行經濟控制的主要批評者，其他阿爾巴尼亞黨內的知識分子，通過佐澤和他的追隨者試圖將其撤職。

1947 年南斯拉夫領導人策劃了一場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內的反南斯拉夫分子，包括霍查和斯皮魯在內的全面的反擊。五月，地拉那宣布以有叛國行為的罪名逮捕、審判和宣判了九名人民議會成員，他們都是公認的反南斯拉夫派。一個月後，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譴責霍查採取「獨立」政策，教唆阿爾巴尼亞人民反對南斯拉夫。很明顯是為了試圖在阿爾巴尼亞黨內換取支持，貝爾格勒向地拉那追加了 4 000 萬美元的等額貸款，相當於阿爾巴尼亞 1947 年國家預算的 58%。一年之後，南斯拉夫的貸款幾乎占到了國家預算的一半。但是斯皮魯的計委提出了一個強調自力更生、輕工業和農業的經濟計劃之後，雙邊關係還是在秋天惡化了。南斯拉夫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斯皮魯在受到批評之後無法在阿爾巴尼亞黨的領導層內贏得任何支持，自殺身亡。

當新興的東歐國家沒有邀請阿爾巴尼亞參加 1947 年 9 月的共產黨情報局建立大會時，阿爾巴尼亞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無足輕重的地位一覽無餘。相反，南斯拉夫在共產黨情報局會議上代表阿爾巴尼亞發言。雖然蘇聯允諾給阿爾巴尼亞建立紡織廠、糖廠以及其他工廠和向阿爾巴尼亞提供農業和工業機械，史達林還是告訴當時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密洛凡・德熱拉斯，南斯拉夫應該「吞掉」阿爾巴尼亞。

南斯拉夫派一直執掌阿爾巴尼亞的政治決策權直到 1948 年。在二月和三月黨的全體會議上，共產黨領導人表決合併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經濟和軍事。霍查譴責斯皮魯破壞阿南關係。在一個月後黨的政治局會議上，佐澤提議向貝爾格勒宣布阿爾巴尼亞為南斯拉夫的第七個加盟共和國。但在共產黨情報局於 6 月 28 日將南斯拉夫開除之後，阿爾巴尼亞在對南斯拉夫政策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這個動作確實將霍查從行刑隊的槍口下救了出來，也確實將佐澤逼成了孤家寡人。三天之後，地拉那給南斯拉夫顧問們 48 小時時間離開阿爾巴尼亞，廢除了與這個鄰國所有的雙邊協定，發動了一場惡毒的反南斯拉夫突擊宣傳，將史達林包裝成阿爾巴尼亞的民族英雄，把霍查說成抵抗外來侵略的勇士，而狄托則成了帝國主義怪獸。

阿爾巴尼亞成為了蘇聯的一個衛星國，而 1948 年 9 月莫斯科開始對阿爾巴尼亞損失的南斯拉夫援助進行補償。這個替代被證明對阿爾巴尼亞大有裨益，因為莫斯科比捉襟見肘的貝爾格勒能提供的多得多。而蘇聯和阿爾巴尼亞沒有共同邊界也另阿爾巴尼亞政府高枕無憂，因為這樣莫斯科更難向地拉那施加壓力。在十一月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根據史達林的建議由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改名）第一次黨代會上，霍查將國家災難的指責矛頭指向南斯拉夫和佐澤。霍查在十月解除了佐澤的內務部長職務，以謝胡取而代之。在 1949 年的秘密審訊之後，佐澤被處決。隨之而來在阿爾巴尼亞的對狄托分子的大清洗使黨的 31 名中央委員中的 14 名和人民議會 109 名代表中的 32 名遭到整肅。勞動黨總共開除了 25% 的黨員。南斯拉夫用宣傳戰進行反擊，廢除了與阿爾巴尼亞的友好條約，在 1950 年從地拉那撤回了使館。

不斷惡化的與西方關係

阿爾巴尼亞和西方的關係在共產黨政權 1945 年 12 月拒絕自由選舉之後迅速降溫。阿爾巴尼亞限制國內的美國和英國人員活動，指控他們在北部山區煽動反共叛亂。英國在 4 月宣布經不會向地拉那派遣外交使團；美國在 11 月撤回了使館。美英兩國都反對阿爾巴尼亞加入聯合國。阿爾巴尼亞政府害怕在希臘內戰中支持反共武裝的美國和英國會支持希臘在阿爾巴尼亞南部的領土要求；當美國參議院在七月通過決議支持希臘的要求時形勢更加火上澆油。

在阿爾巴尼亞宣布對阿爾巴尼亞本土和希臘的科孚島之間的海峽擁有管轄權之後，1946 年阿爾巴尼亞和英國之間爆發了一宗重要事件。英國向阿爾巴尼亞挑釁而派出四艘驅逐艦進入該海峽。其中兩艘於 1946 年 10 月 22 日觸雷，44 名艦員死亡。英國向聯合國和國際法院申訴，而後者在它建院以來第一次裁決中判決地拉那方面敗訴。

1946 年之後美國和英國開始實施一項精心布置的計劃，以支持阿國內的反共和保皇派武裝來推翻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政權。至 1949 年美國和英國情報部門都在和佐格一世與他的私人衛隊的山民們合作。他們招募阿爾巴尼亞難民和埃及、義大利和希臘的流亡者；在賽普勒斯、馬爾他以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進行訓練，之後讓他們滲透入阿爾巴尼亞。在英國情報部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擔任聯絡員的蘇聯雙重間諜金・菲爾比向莫斯科傳遞了滲透行動的情報，300 名滲透人員在安全部門手下喪生。

在一連串的破壞行動，包括已失敗的滲透行動和 1951 年 3 月地拉那蘇聯大使館炸彈襲擊之後，阿爾巴尼亞政府採取了嚴格的內部安全措施。在 1952 年 9 月，議會通過一項新的刑法，要求將所有在 11 歲以上的被判有陰謀叛國、破壞國家財產，或進行經濟破壞罪的罪犯處以死刑。

直到 1990 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十中全會後不久，才開始與美國有所接觸，1991 年 3 月 15 日，阿爾巴尼亞與美國建交，使得阿美關係翻開新的一頁，也意味著阿爾巴尼亞拋棄了 46 年之久的鎖國政策。

阿爾巴尼亞與蘇聯

1948 年阿爾巴尼亞在和南斯拉夫決裂之後轉而仰仗蘇聯的援助。1948 年 2 月，阿爾巴尼亞獲得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計劃合作組織 —— 經濟互助委員會（經互會）的成員資格。地拉那馬上簽訂了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蘇聯的貿易協定。蘇聯和東歐的技術顧問常駐阿爾巴尼亞，蘇聯還向阿爾巴尼亞派遣軍事顧問，在薩贊島上建立了潛艇基地。在蘇南關係破裂之後，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是蘇聯能夠向希臘的共產黨武裝戰鬥提供軍事物資的唯一通道。而阿爾巴尼亞向蘇聯提供的這一點小小的戰略價值，也在核武器技術進步之後日益萎縮。

為了急於向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史達林表忠心，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實施了新的史達林式的經濟制度。1949 年阿爾巴尼亞採用了蘇聯財政制度的基本原則，即國有企業從本身的盈利中直接向國庫上繳利潤，只留下批准用於自我投資和其他目的的部分。1951 年阿爾巴尼亞政府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強調開發該國的石油、鉻鐵礦石、銅、鎳、瀝青和煤炭資源，擴大電力生產，擴充電網，提高農業產量，改善交通。1955 年政府在勞動黨二大之後開始實施一項迅速實現工業化的計劃和一場強制性的農莊集體化運動。當時，私人農莊的農業產量仍然占阿爾巴尼亞全國的 87%，但至 1960 年集體或國有農莊已經將其取而代之。

蘇阿關係在約瑟夫・史達林活著的最後幾年裡一直如膠似漆，雖然事實上阿爾巴尼亞是蘇聯的一個經濟上的負擔。阿爾巴尼亞 1949、1950 和 1951 年所有的對外貿易都和蘇東集團國家開展，其中僅和蘇聯的貿易就占一半以上。蘇聯和它的衛星國一起長期以無償援助款平衡阿爾巴尼亞的國際收支赤字。

雖然遠遠落後於西方水平，但在 1950 年代前期阿爾巴尼亞一百二十萬國民的衛生與教育水平得到顯著提高。在這一時期阿爾巴尼亞醫生的數量上升了三分之一，達到了 150 人（雖然醫生 / 病人比例按照大多數標準仍然是無法接受的），國家開辦了新的醫療培訓機構。病床的數量由 1945 年的 1765 張增加到了 1953 年的 5500 張。更好的衛生和居住條件使阿爾巴尼亞嚇人的嬰兒死亡率從 1945 年每千人死亡 112.2 人下降到了 1953 年的每千人死亡 99.5 人。被認為是宣傳共產主義以及培養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必須的學術和技術幹部的工具的教育系統也得到顯著改善。學校、教師和學生的數量從 1945 至 1950 年增長了一倍。文盲率從 1946 年的 85% 下降到了 1950 年的 31%。蘇聯為阿爾巴尼亞學生提供了獎學金，並提供專家和學習設施來改善阿爾巴尼亞的教學條件。地拉那國立大學（現為地拉那大學）於 1957 年建立，阿爾巴尼亞科學院 15 年後建立。但是除掉這些成就，阿爾巴尼亞教育仍在受到鉗制自由思想的限制所苦。例如，教學機構對於課程、教學方法和管理的很少有發言權。

史達林死於 1953 年 3 月，很明顯是害怕蘇聯領導人的去世可能會助長阿爾巴尼亞黨內各級反對派，霍查和謝胡都沒有冒險去莫斯科參加史達林的葬禮。蘇聯之後開始重新接近仇敵南斯拉夫的行為讓兩位阿爾巴尼亞領導人懷恨在心。地拉那立即受到莫斯科的壓力，要求複製蘇聯式的集體領導模式。1953 年 7 月霍查將外交和國防部長職位交給了忠心的部下，但是他直到 1954 年謝胡擔任阿爾巴尼亞總理之前仍然保留著黨的最高職務和總理職位。蘇聯的回應是將兩國之家的外交關係提升到大使級，來提高阿爾巴尼亞領導層的信心。

雖然開始時有些熱情的表現，霍查和謝胡並不信任新任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雪夫的「和平共處」與「社會主義的不同道路」綱領，因為它表達了南斯拉夫可能再一次嘗試控制阿爾巴尼亞的威脅。莫斯科可能喜歡不那麼教條的領導人的姿態也給霍查和謝胡敲響了警鐘。地拉那和貝爾格勒在 1953 年 12 月修復了關係，但霍查拒絕了赫魯雪夫一再提出的給親南斯拉夫的佐澤平反，以向南示好的呼籲。二人相反加緊了對阿爾巴尼亞國內生活的控制，繼續與南斯拉夫的宣傳戰。1955 年阿爾巴尼亞成為了華沙條約組織 —— 華約的創始會員，這是該國有史以來參加的唯一一個軍事同盟。雖然該條約規定了阿爾巴尼亞第一次獲得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保衛其邊界的保證，但它並沒有減輕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對南斯拉夫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霍查與謝胡不停敲打阿爾巴尼亞人深埋心底的對南斯拉夫的恐懼神經，以在 1956 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雪夫在他的「秘密報告」中批判史達林的罪惡之後的融冰期內繼續保持權力。霍查維護了史達林，批判狄托分子的異端邪說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困難迭出，包括 1956 年波蘭的騷亂和匈牙利的暴動。霍查不留情面地清洗了有親蘇聯和親南斯拉夫傾向的黨內溫和派，但是在 1957 年訪問莫斯科之後降低了批評南斯拉夫的調門，在那裡他贏得了 1 億零 500 萬美元的貸款減免和約 780 萬美元的附加食品援助。但到 1958 年，霍查又一次批評起狄托的「法西斯主義」和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的「種族滅絕」。他還抱怨經互會的東歐經濟一體化計劃令阿爾巴尼亞生產農產品和礦石而不是著重於重工業發展。1959 年在一次對阿的 12 天訪問中，赫魯雪夫不停地試圖說服霍查和謝胡阿爾巴尼亞的目標應該是成為社會主義的「果園」。

在蘇聯和中國代表在 1961 年 10 月蘇共二十大上在阿爾巴尼亞問題上額外的的尖銳交鋒中，赫魯雪夫嚴厲批評了阿爾巴尼亞處決一名親蘇的阿爾巴尼亞政治局重要領導人，蘇聯最後於 12 月與阿爾巴尼亞斷絕了外交關係。莫斯科隨後從阿撤回了所有的蘇聯經濟顧問和技師，包括前來建設文化宮的在內，停止了向阿爾巴尼亞運送物資供應和已經啟用的設備的零配件。另外，蘇聯繼續拆除薩贊島上的海軍基地，該過程在蘇阿關係破裂之前已經開始。

阿爾巴尼亞脫離蘇聯給本國經濟造成重創。半數進出口是為蘇聯的供應和市場量身定做，所以當地拉那和莫斯科的關係急轉直下，中國又無能力把保證的設備和機器按時運到時，阿爾巴尼亞的對外貿易幾近崩潰。阿爾巴尼亞企業低下的生產率、漏洞百出的計劃、低劣的工藝與低效的管理在蘇聯和東歐的援助和顧問撤回時顯現無遺。1962 年，阿爾巴尼亞政府實施了一項節約計劃，號召人民節省資源，降低生產成本，放棄不必要的投資項目。

1964 年 10 月，赫魯雪夫下台，霍查歡呼雀躍。蘇聯的新領導層向地拉那示好。但是不久之後就發現，蘇聯的新領導人明顯不打算改變對阿爾巴尼亞的基本政策，雙邊關係沒有好轉。地拉那的繼續宣傳蘇聯官僚是「奸詐的修正主義者」和「共產主義的叛徒」。1964 年，霍查說阿爾巴尼亞與蘇聯和解的方式是後者向阿爾巴尼亞道歉並且賠償強加於阿的損失。蘇阿關係在 1968 年華約組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見布拉格之春）時到達了新的最低點，阿爾巴尼亞以正式退出華約作為回應。

直到 1990 年 7 月，阿爾巴尼亞與蘇聯惡化了 30 年的關係才恢復正常化。蘇聯解體後，阿爾巴尼亞和俄羅斯繼承雙邊關係。

阿爾巴尼亞與中國

阿爾巴尼亞在毛澤東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密切，毛澤東稱頌阿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稱讚霍查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英勇戰士」，阿國獲得了中國的大量無償援助。作為報償，當時阿爾巴尼亞一直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提案的主要國家之一。

阿爾巴尼亞在中蘇論戰中扮演了遠遠超出其大小和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的角色。1958 年阿爾巴尼亞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莫斯科在和平共處、反史達林主義，以及南斯拉夫通過在經濟生活中下放權力實行的「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等問題上針鋒相對。蘇聯、其他東歐國家和中國都向阿爾巴尼亞給予了大量援助。蘇聯領導人還許諾在地拉那建一座大型的文化宮作為蘇聯人民對阿爾巴尼亞的「熱愛和友誼」的象徵。但即使有這種姿態，地拉那仍對莫斯科的對阿經濟政策不滿。很明顯霍查與謝胡已經在 1960 年五月或六月決定了阿爾巴尼亞對於中國的支持感到放心，並且在中蘇之間爆發論戰的時候公開表示站在中國一邊。拉米茲・阿利雅當時是政治局候補委員與霍查的意識形態問題顧問，在此次論戰中起到了顯著的作用。

阿爾巴尼亞在 1960 年 11 月莫斯科世界 81 國共產黨大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攻擊蘇聯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時又一次支持中國。霍查狠批赫魯雪夫支持希臘對阿南部的領土要求，在勞動黨和軍隊內散布不和，動用經濟手段進行訛詐。「蘇聯的老鼠也能吃個飽時阿爾巴尼亞人民卻食不果腹」，霍查在說到蘇聯延遲穀物供應時譴責道。忠於莫斯科的共產黨領導人將霍查的表演形容成「流氓般的」和「幼稚的」，這番講話也消除了一切莫斯科與地拉那之間達成協議的可能。接下來的整個一年，阿爾巴尼亞都在充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理人。親蘇聯的共產黨不願直接和中國對抗，而通過批判阿爾巴尼亞來批評北京。中國則在自己的位置上頻繁對阿爾巴尼亞的反蘇聯與反南斯拉夫抨擊言論給予肯定，地拉那稱後者是「社會主義地獄」。

霍查與謝胡在勞動黨 1961 年 2 月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繼續他們反對蘇聯和南斯拉夫的長篇大論。在此次會議上，阿爾巴尼亞政府公布了該國第三個五年計劃大綱，將所有投資的 54% 分派到工業上，以此拒絕了赫魯雪夫希望讓阿爾巴尼亞成為主營農產品生產國的打算。莫斯科以取消對阿援助計劃和掐斷資金渠道來回應，但中國又一次伸出援手。中國再次補償了阿爾巴尼亞失去的蘇聯經濟援助，提供了約 90% 的零配件、食品和其他蘇聯承諾給予的貨品。北京給阿爾巴尼亞的貸款條件比莫斯科更優厚，而且，中國的技術員不像蘇聯顧問們那樣，而是與阿爾巴尼亞的工人保持相同的低工資和住房條件。中國還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一台大功率廣播電台，地拉那用來給史達林、霍查和毛澤東大唱了幾十年讚歌。對阿爾巴尼亞來說，它為中國提供了一塊歐洲陣地，充當了中國在聯合國主要的傳聲筒。令阿爾巴尼亞泄氣的是，中國的設備和技術人員遠不如蘇聯的貨品和顧問經驗豐富。諷刺的是，語言障礙甚至迫使中國和阿爾巴尼亞技術人員用俄語互相交流。阿爾巴尼亞再也不參加華約的活動和實施經互會的協定。但是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與阿爾巴尼亞中斷外交與貿易往來。1964 年，阿爾巴尼亞甚至占領了空無一人的地拉那蘇聯大使館，阿爾巴尼亞工人自力更生地加緊建設文化宮。

阿中關係在 1970 年前已經沉滯下來，當這個亞洲大國在 1970 年代早期開始走出孤立時，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領導人開始對他們向小小的阿爾巴尼亞做出的承諾進行重新評估。作為回應，地拉那開始擴大它與外部世界的聯繫。阿爾巴尼亞與法國、義大利和新近獨立的亞洲和非洲國家展開了貿易談判。1971 年實現了與南斯拉夫和希臘的關係正常化。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關係深惡痛絕，報紙和廣播對理察・尼克森對北京的訪問閉口不提。阿爾巴尼亞積極地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分散貿易，特別是與西歐發展外交和文化交流。但是阿爾巴尼亞避不參加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還是唯一拒絕參加 1975 年 7 月赫爾辛基會議的歐洲國家。1976 年毛死後不久，霍查開始批評新的領導人以及北京對美國和西歐的實用主義政策。中國的回應是 1977 年邀請狄托訪問北京以及 1978 年中止援助阿爾巴尼亞的計劃。1979 年，中越戰爭爆發，霍查譴責鄧小平政府是侵略者。

1983 年，中國和阿爾巴尼亞的關係開始改善。1989 年 11 月 23 日，兩國簽訂建立中阿經濟技術合作混合委員會的協定。1991 年 1 月，阿爾巴尼亞外長馬利列訪華，這是自 1978 年中阿關係惡化後首位到中國訪問的阿爾巴尼亞政府高級官員，中阿關係解凍。3 個月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政權倒台，兩國保持正常關係。



自力更生

中阿關係破裂令阿爾巴尼亞的失去了唯一的外部保護者。地拉那對美國和蘇聯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呼籲充耳不聞。相反，阿爾巴尼亞與西歐和開發中國家拓展了外交聯繫，開始強調自力更生原則是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關鍵。但是，霍查對外部世界小心翼翼的試探激起了阿爾巴尼亞國內要求改革的波瀾。當獨裁者的健康每日逾下時，要求下放對黨的控制與更大的開放的呼聲也稍有抬頭。為此霍查發動了一系列的清洗運動，解除了國防部長和許多高級將領的職務。一年之後，霍查因經濟問題清洗了政府，用年輕人取而代之。

隨著霍查的健康情況變差，他開始計劃有秩序的接班。他將自己的政策進行制度化，希望挫敗他的繼任者可能冒險改變他為阿爾巴尼亞開闢的史達林主義道路的企圖。1976 年 12 月，阿爾巴尼亞通過實行了第二部戰後的史達林主義憲法。這份文件「保證」了阿爾巴尼亞人的言論、出版、組織、結社和集會自由，但是把這些權利從屬於個人對整個社會的義務之下。憲法把閉關鎖國捧為金科玉律，禁止政府尋求財政援助或貸款，或是與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組成合資企業。憲法的序言也吹噓說阿爾巴尼亞的宗教信仰的基礎已經被破除了。

1980 年，霍查將拉米茲・阿利雅提為自己的接班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來監視與他長期站在同一戰線的同志 —— 部長會議主席穆罕默德・謝胡。霍查首先嘗試說服謝胡主動退居二線，但失敗之後，霍查安排了一次政治局全會來指責他允許自己的兒子同一個前資產階級家庭的女兒訂婚。謝胡據說於 1981 年 12 月 18 日自殺。但是有懷疑是霍查將他殺害。霍查顯然因為害怕報復，清洗了謝胡的家庭成員與他在警察和軍隊中的支持者。1982 年 11 月，霍查宣布謝胡是外國特務，同時為美國、英國、蘇聯和南斯拉夫工作，計劃對霍查本人進行暗殺。「他像一條狗一樣被埋葬了」，霍查在他的阿爾巴尼亞語版《狄托分子》中寫道。

霍查在 1983 年繼續推進他的退隱計劃，阿利雅就任阿爾巴尼亞行政部門領導人。阿利雅不斷到阿爾巴尼亞各地進行訪問，在主要問題上擁護霍查，發表推行新政策的講話，給年事已高的第一書記吟誦讚歌。當霍查 1985 年 4 月 11 日去世時，他給阿爾巴尼亞留下的是政治壓抑、技術落後、孤立，以及對外部世界的恐懼。阿利雅成功接替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職務，兩天後成為了法定的勞動黨總書記。他適時成為了阿爾巴尼亞媒體上的核心人物，他的標語用深紅色大字寫在全國的布告版上。



思想文化革命

1960 年代中期，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對於急速成長的官僚體制對他們權力的威脅提防甚嚴。黨的紀律開始鬆弛。人民抱怨瀆職、通脹和劣質的商品。作家們開始偏離要求藝術與文學作為為政府和黨的政策服務的工具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正統。因此，在毛澤東 1966 年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霍查發動了他自己的文化與意識形態革命。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將重點放在軍事、政府官僚體制與經濟改革上，為他的史達林主義體制尋求新的支持。當局取消了軍階，重新在軍隊實施政委制度，取消志願兵。為了限制「白領作風」，當局還大幅削減了中高級官員的工資，將管理和技術人員趕出辦公室，送到工廠和農田做苦工。六名部長被處決，包括司法部長本人在內。農村集體化一直擴張到遙遠的山區。另外，政府攻擊作家和藝術家異議分子，改革了教育制度，主要是強化了阿爾巴尼亞與歐洲文化的隔絕，目的是為了消除外部影響。

1967 年，當局在阿爾巴尼亞發動了一場劇烈的消滅宗教運動，宣布宗教分裂了阿爾巴尼亞民族，使其發展步履維艱。學宣隊下到農村，強迫阿爾巴尼亞人停止進行宗教活動。不顧所有的反對，甚至是勞動黨黨員的反對，在年底以前所有的教堂、清真寺、修道院以及其它宗教設施都被關閉或改成倉庫、體育館和工廠。一項特別命令廢止了該國所有主要宗教團體的運營許可證。這場運動在阿爾巴尼亞宣布成為世界上首個無神論國家時到達高潮，被宣揚為恩維爾・霍查的偉大功績之一。

阿爾巴尼亞傳統的以族長制家庭為中心的家族制度在戰後的對於族長權威的抑制、農業集體化、工業化、農村向城市移民，以及對宗教的鎮壓下分崩離析。戰後政府大幅改變了阿爾巴尼亞婦女地位。婦女在傳統阿爾巴尼亞社會中被看作二等公民，她們承擔著大部分家務勞動和農活。二次大戰之前，90% 的阿爾巴尼亞婦女是文盲，在很多地區被古老的部落法律和習俗看作是動產。在思想文化革命中，黨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就業，以克服勞動力短缺和消除她們的保守思想。霍查宣稱任何蔑視黨的婦女權利公告的人都應該被「扔進火堆」。少數民族被強有力地壓制。伊利里亞人的民族主義神話甚囂塵上，將國家問題搞成一堆虛構的人名。



向資本主義和多黨制過渡

霍查死後，阿利雅取代了他的職務。他試圖維持霍查的路線，但是巨變已經開始，東歐共產主義的衰落導致了阿爾巴尼亞社會全方面的變化。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在蘇聯上台，帶來了新的開放和經濟改革政策。美國與歐洲向極權主義政權施壓，同時民憤迭起。在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在革命中被處決後，阿利雅了解到如不進行改革自己將重蹈其覆轍。他簽署了保障人權的赫爾辛基協定（其他國家已於 1975 年簽署）。在學生和工人們的強大壓力下他開始允許政治多元化。在阿利雅政府時期舉行了共產黨在阿爾巴尼亞掌權後的第一次多黨制選舉。阿利雅的黨贏得了 1991 年的選舉。但是很明顯改變不會就此停止。在 1991 年過渡性的基本法之後，阿爾巴尼亞在 1998 年通過了一部新的憲法，確立了建立在法制和保障基本人權基礎上的民主政治制度。

共產黨人在新憲法實施後的第一輪選舉中仍然保持了對於政權的控制，但是在兩個月之後的一場總罷工中下台。一個「救國委員會」接管了政府，但是也於半年後倒台。1992 年社會黨在選舉中被阿爾巴尼亞民主黨戰勝。從一黨專政向民主的過渡面對諸多挑戰。民主黨必須兌現改革的承諾，但是這些改革對人民來說可能太慢，或許根本沒有解決問題。人民在快速繁榮起來的希望未能滿足之後感到失望。在 1996 年的大選中民主黨試圖贏得壓倒性多數，並操縱議會選舉。民主黨政府因非法傳銷網絡崩潰和大面積的腐敗而於 1997 年 7 月的選舉中下台，並由阿爾巴尼亞社會黨勝出該屆選舉。導致由前共產黨人和國安會幕後插手的全國性無政府狀態和內戰。薩利・貝里沙領導的民主黨政府試圖以軍事手段鎮壓內戰，但是由於武裝部隊長期以來因政治和社會因素導致的腐敗而失敗，最終內戰於同年 7 月由 8 個國家組成的維和部隊所平息。

1985 年 4 月霍查逝世，阿利雅領導的政府逐步改變其內外政策。1990 年，東歐各國局勢動盪，阿爾巴尼亞各地也出現大規模要求民主化的示威活動，地拉那市中心斯堪德培廣場的霍查銅像亦於同年 12 月 11 日被示威者推翻，霍查大學也改為原本名稱地拉那大學，霍查的畫像和宣傳物品被示威者拆除和加以銷毀。而 1990 年年底阿利雅也宣布開始實行多黨制，國家走上「政治多元化」和「議會民主制」的道路，放棄「社會主義專政」，軍隊、公安、司法、外交等重要部門實行非政治化和非黨化。是年三次發生阿公民大規模出逃到鄰國義大利、希臘等國的事件，總人數達 15 萬，占全國人口的 5%。1991 年 3 月 31 日舉行首次多黨制民主選舉，產生了二戰後以來首個多黨制議會，並取消了國名中的「社會主義」和「人民」字樣，是為阿爾巴尼亞共和國。



參考資料


* 國會圖書館國別研究 Archive.is 的存檔，存檔日期 2012-07-15 阿爾巴尼亞

* Antonello Biagini, _Storia dell'Albania contemporanea_, Bompian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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