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政策或蒙昧主義（英語：Obscurantism，法語：obscurantisme，起源於拉丁語：obscurans，意味：變暗，黯淡）即為故意阻擾事情的明朗化進程或不將事件全部信息公之於眾。對於愚民政策，一直以來有兩個學術上的常見解釋：（1）有意封閉知識 — 與傳播知識悖逆，如某個政體不讓信息為公眾所知；（2）故作隱晦 — 某種故作含糊，模糊不清的創作風格（體現在某些文學藝術作品中）。

反愚民政策：人文主義學者喬納森・盧希林（1455-1522）十分反對愚民政策。愚民政策一詞來源於 16 世紀諷刺文學作品《Epistolæ Obscurorum Virorum》（譯為《愚人來信》）的題目，該作品內容基於德國人文主義學者喬納森・盧希林和多米尼加僧侶之間的爭論，如和僧侶喬納森・佛夫孔有關如果為非基督教徒是否該將所有的猶太書籍都燒毀的問題。早先，在 1509 年，僧侶佛夫孔從馬克西米蘭一世（1486-1519），即神聖羅馬皇帝處獲得許可，焚毀羅馬境內所有《塔木德》（有關猶太法律及猶太倫理）的副本；《愚人來信》一書對多米尼加僧侶有關焚毀「非基督教」作品的爭論進行了諷刺。

在 18 世紀，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用「愚民政策」這一術語來描述那些啟蒙運動的反對者，以及反對者們對知識自由傳播的定義。此外，在 19 世紀，在區別形而上學理論中所提到的多種愚民政策形式及神學者伊曼努爾・康德所持的批判哲學中所提到的「更微妙的」愚民政策，以及當代哲學的懷疑論，弗里德里希・尼采說：「愚民政策暗黑藝術的要素並不是模糊人們的個體理解，而是想要詆毀我們所看到的世界，使我們對於存在的理解變的模糊。」



語源

「Obscurantism」這個字源自拉丁文的 _obscurare_，意思就是「使之變黑暗」。過往知識都與光明作配對，所以「使之變黑暗」其實含有「使之變愚昧」的隱藏意思。

這個詞語後來演變出兩種不同的意思：

1. 其一用於文學或藝術上，指作者刻意地把主題變得空泛或過於深奧；
2. 其二是指一種對知識傳播的拒抗，或一種阻止知識在公眾流傳的政策。



封閉知識

將封閉的知識只提供給掌管階層的某位精英。愚民政策從基本上就是反民主的，因其反智主義及精英主義思想的構成排斥公眾，認為公眾的智力水平不配獲知真相及政府執政情況。

在 18 世紀，實施君主政體的法國，政治學者孔多塞侯爵列出文件證明貴族在對待社會問題上所採取的愚民政策最終激發了法國大革命（1789-1799），而這場革命使得當朝官員被罷免，當時的統治君王路易十六也被推翻。在 19 世紀，早期的達爾文學說支持者數學家威廉・克利福德，在得到牧師對其改革意願的支持後便寫了一系列作品希望能將英國境內的愚民政策連根拔起，公然抨擊改革是非基督教徒的行為。此外，愚民政策常與宗教原旨主義相關，但愚民政策的內容有悖於神學原本獨立且忠貞的理念。這二者的區別在於神學是以誠摯的宗教信仰作為前提，而愚民政策是基於少數派對主流信仰的篡改而實現其政治目的的道具。

愚民政策學者自身也許是個科學家、哲學家、忠誠可信之人、淘氣學童或者只是個不可知論論者。為達到此效果，愚民政策者們限定知識的出版，延伸及傳播；其行動證據就是他們利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公元前 380 年所發表的政治言論「高貴的謊言」作為國家的管理條例來抵制普世信仰現狀。因此「知識被封閉的安穩現狀」，即愚民政策的意旨，正被宗教運動中維新派及懷疑論者如宗教批評者 —H・L・孟肯所實施推行。

柏拉圖

柏拉圖（Silanion Musei Capitolini），愚民政策者，青睞於將知識信息進行封閉（在出版，傳播，擴散方面），不公布於大眾。他認為這樣做將「有利於」國民及城邦。在《理想國》一書中，古希臘時期（公元前 4 世紀 - 6 世紀）盛行著愚民政策，在書中，柏拉圖通過「高貴謊言」，即那些神秘的理由來說服明君管理社會。為保持社會的穩定性，「高貴謊言」將人們分成不同等級，這決定了他們在生活及社會中的地位，每個男性，女性都按等級獲取相應的金，銀，鐵；一些人保管黃金，而其它服務人員（例如士兵，農民，木工等）則保管銀和鐵。

值得一提的是，Politeía（「城邦統治」），也就是「統治」而非「治理」，是《理想國》一書的原名。從歷史上的觀點來說，統治者和領導者們理解最為深刻的觀點即為他們固有的極權主義思想。在《持疑者論》(Skeptical Inquier) 雜誌（2004 年 9 月 - 10 月刊）中，名為「愚民政策，暴政及黑白謬論」的文章中引用了貝爾根・埃文斯教授的話「愚民政策及暴政是為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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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作隱晦

在第二個解釋中，「愚民政策」意味著故意將知識深化隱晦，讓人難理解。在 19~20 世紀，「愚民政策」成為引起爭論的術語，用來指責某位作家故意將作品寫得深奧難懂，來隱藏其學識的薄弱。若某位哲學家並非經驗主義者也非實證法學者則也會被指責為利用愚民政策形式表達其抽象的理論。由於哲學的原因，這些作家也許會將自己的文章進行修改，推翻，使得文章內含有可驗證性和可證偽性，或是邏輯上不再矛盾。此所謂的隱晦觀點（深奧的，模稜兩可的）寫作並不能說明作者不善於捕捉主題，也許是因為一些無法理解的文章常常是有所特指的或是出於某些哲學需要。

亞里斯多德

在當下就美德倫理的討論中，亞里斯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也被指為倫理愚民政策，因為其科技性的，哲學式的語言及寫作風格，同時該倫理的內容是面向某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統治精英。

康德

康德發明的專業術語並未被廣泛理解。叔本華聲稱，「後康德哲學家」例如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都有意模仿康德的寫作風格。「因為他的寫作風格晦澀，康德的思想很少被他人正確理解，就此在看到康德所取得了一些成功後，似乎所有的哲學作家都開始致力於寫那些更不明朗的文字，覺得這樣一定會成功！」

黑格爾

黑格爾的哲學及他所推崇的那些哲學，也被指為愚民政策。分析與實證哲學家，例如 A・J・艾耶爾、伯特蘭・羅素及批判型唯理學者卡爾・波普爾，指責黑格爾和他的黑格爾哲學故作蒙昧。至於黑格爾的哲學，阿瑟・叔本華寫到「…… 這就是一堆騙人的把戲，只會讓我們的子孫後代認為我們的時代充滿了無盡的笑柄。這都是偽哲學，讓人心力交瘁，粉碎人民內心真正的想法，同時，濫用語言，描述空洞無力，無意識，無思想，若要說他的文章成功，那就要數那令人瞠目結舌的連篇廢話……」

但是，傳記作者特里・平卡德指出「黑格爾並不願離開哲學界，就算是在分析哲學裡。」黑格爾意識到他的愚民政策，並將此作為他哲學思想的一部分，他接受並將超於其每日有限的想法及概念。在文章《誰抽象思考了？》中，他指出並不是哲學家思想抽象化，而是那些門外漢想的抽象了。他們思維定式，不根據環境思考問題。哲學家的想法是正確的，因為他們超越了日常概念的限制，更廣義的理解事物。這就是哲學思想及語言對於門外漢總顯得晦澀難懂的原因了。



中國

孔子是否支持愚民政策長期以來存在爭議，因為他曾說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可標點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見《論語・泰伯篇》）。但這句亦可標點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常被誤認為是支持愚民政策的意思，實則不然。宋代《四書章句集注》曾給出過直白的解釋。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不是聖人不想要使民眾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而是做不到。是應然和實然的區別，是孔子是洞明世事後的悲觀陳述，是感慨於啟蒙之難。無論時代發展到哪個階段，都不可能達到社會普遍的心智成熟。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尚且如此，兩千五百年前想要做到更是不可能。

至於「愚民政策」，它其實從來都不是儒家的主張，相反在道家經典《老子》中能夠找到相應的觀點：「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甚至還有更直白的「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這和儒家致力於教育事業的觀點截然相反。

商鞅在《商君書》中論述了大量愚民政策以及法家士子為帝王穩固政權，剝奪百姓人權的觀點。例如：《商君書》中認為國家與人民是矛盾的關係。人民強大，則國家虛弱。所以想要國家強大，則必須削弱人民。能夠戰勝強敵、稱霸天下的國家，必須制服本國的人民。只有使人民愚昧無知、樸實忠厚，人民才不易結成強大的力量來對抗國家和君主，這樣國家才會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會牢固。《商君書》中認為人性本惡，必須承認人之惡性，治理國家要以惡治善才能使國家強大。《商君書》中主張重刑輕賞，他認為加重刑罰，減少獎賞，是君主愛護民眾，民眾就會拼命爭奪獎賞；增加獎賞，減輕刑罰，是君主不愛護民眾，民眾就不會為獎賞而拼死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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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