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勛（1876 年 —1965 年），字仲策，廣東新會人，中國二十世紀著名詞學家、翻譯官，號曼殊室主人，梁啓超之弟。

早年在康有為萬木草堂修業。1896 年在上海《時務報》擔任修改譯稿工作。1902 年入上海震旦學院（今復旦大學），後旅居美國數年。1912 年任天津《庸言》雜誌撰述，翌年任《大中華》雜誌撰述。1914 年任北京中國銀行監理官，又任幣制局參事。1928 年脫離政界。1931 年執教於國立青島大學（今山東大學）。1933 年在交通大學及北平鐵道管理學院（今北京交通大學）任訓育主任。1951 年 7 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梁啟勛著有《詞學》二卷、《稼軒詞疏證》六卷、《中國韻文概論》三卷、《曼殊室隨筆》五卷、《海波詞》四卷，被稱為海波老人。與夏敬觀、劉毓盤、吳梅、王易、汪東、顧隨、任訥，陳匪石、劉永濟、蔡楨、俞平伯、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詹安泰、趙萬里等並為朱、況一脈。還翻譯過《大社會》，後更名為《社會心理之分析》。上世紀 50 年代，毛澤東曾對他的詞親筆寫來過讚揚的信（文革抄家時抄走，至今無下落）。此外，他還翻譯過若干外國名著，是中國最早的翻譯家之一。



學術生涯

梁啟勛是梁啓超的二弟，於諸兄弟中與乃兄年齡相距最近，關係也最親密。1890 年，梁啓超結識康有為並拜其為師。1891 年，在梁啓超、陳千秋的邀請下，康有為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梁啟勛於 1893 年隨兄入「萬木草堂」學習，學得許多西方哲學、歷史和自然科學技術，還自學英、日文。

1902 年，梁啓超創辦《新民叢報》半月刊，將家庭從東京搬來橫濱。以「飲冰子」為筆名繼續發表《飲冰室自由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系列文章是《新民說》。梁啟勛則在 1902 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學（現復旦大學），不久考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遂赴美勤工儉學，除在華僑開辦的洗衣店等打工外，還翻譯出版外文書以維持生活和上學。這時期翻譯的《血史》和《世界近世史》分別在 1905 年和 1907 年在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畢業後即赴日本參加梁啓超在海外創辦的《新民叢報》、《國風報》等工作。

1912 年梁啟勛與梁啓超一同回國，返回天津，梁啓超著手創辦《庸言報》，梁啟勛任報紙撰述。1914 年，梁啓超任接任幣制局總裁，梁啟勛即任中國銀行監理、幣制局參事的經濟工作等。
1915 年梁啓超主編《大中華》雜誌，梁啟勛任雜誌撰述。1916 年，護國戰爭爆發，梁啓超南下發起反袁活動，梁啟勛在廣州料理父親梁寶瑛喪事，梁啓超開始不知父親逝世消息，仍寄來報平安的家信。1919 年巴黎和會召開，4 月 29 日，英、美、法三國作出決定，同意將德國在山東及膠州灣的所有權利讓與日本。梁啓超致電林長民，林氏刊文說明事實，導致五四運動爆發，這其中，梁啟勛贈千金給被捕的學生。

1924 年，梁啓超夫人李蕙仙去世，梁啟勛在北京全權負責營造墓園工程。1925 年，梁啓超在清華講學期間，進城便住在南長街梁啟勛住所。1926 年，梁啓超任司法儲才館館長，聘梁啟勛為總務長。1927 年，梁啟勛代梁啓超在北京為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訂婚儀式。1928 年，梁啓超因病住在協和醫院，梁啟勛寫有《曼殊室戊辰筆記》。1929 年梁啟勛於梁啓超逝後跋《袁世凱之解剖》、《白香山詩集》、《東坡樂府》、《初白庵蘇詩補註》，緬懷長兄。梁啓超早年流亡日本時，梁啟勛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兄弟之間常常鴻雁往來，探討學問之道。及至 1912 年梁啓超回國，梁啟勛則成為乃兄負責家庭事務的左右手。梁啓超對詩詞的研究興趣，對梁啟勛影響很大。今人陳聲聰以梁啓超昆仲比擬蘇軾兄弟，殊為確當。梁啟勛的《稼軒詞疏證》正是繼長兄梁啓超未竟之業，並對乃兄的研究成果進行補正。

在山東省檔案館館藏的民國檔案中，有一份 1931 年國立青島大學 (山東大學前身) 的聘書。1931 年 12 月，梁啟勛接受了楊振聲的邀請，於 1932 年 2 月到校任職，任文學院中國文學系講師。當時，聞一多任中文系主任、梁實秋任外文系主任，他們均畢業於清華大學，都曾是梁啓超的學生。因這層關係，再加上梁啟勛到校時已 56 歲，聞一多、梁實秋視他為師長，對他特別敬重。不過因為年齡的原因，梁啟勛和梁實秋、聞一多交往並不多，他只管潛心備課、認真教書。

梁啟勛不僅是詞人，而且是現代重要的詞學家。他在國立青大中文系講授詞學和音韻文，臧克家、丁觀海等都是梁啟勛的學生。

梁啟勛正是在國立青大任職期間，開始著寫《中國韻文之變化》。此手稿書於「國立青島大學」用箋上，梁啟勛在《序》處自署「二一壬申 (1932 年) 四月二十四日始屬稿」，「成於廿六年丁丑年 (1937) 一月七日。」可知此著作於 1932 年作而完成於 1937 年。梁啟勛自嘆「其間或作或輟，迄無常課，偶有所獲輒援筆增補。大抵每年夏季工作較多，蓋容我終日伏案者，唯暑期中而已。」該書於 1938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改為《中國韻文概論》，全書通過介紹《離騷》、漢賦、駢文、樂府、唐詩、宋詞、元曲的演變及其關係，講述韻文的發展概況，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其中一個重要觀點是：《詩經》三百篇乃中原文學之祖，中國韻文的源頭皆由此出。梁啟勛說:「《詩》三百篇，是中原文學之祖，一切變化皆由此出。詞的方面如騷、賦、七、駢文、律賦等，詩的方面如古樂府、五七言詩、新樂府、詞、曲等源於三百篇。」

1932 年 7 月，梁啟勛離開國立青島大學，後在交通大學及北平鐵道管理學院（今北京交通大學）任教，這時期譯有《社會心理之分析》二卷（『Great Society』英國 walins.G 著）。任教期間創作了著名的《交大平院校歌》。



艱苦歲月

1938 年七七事變，日本大規模侵華，他的五個孩子都還在上小學和中學，無法隨祖國向後方轉移，而尚在淪陷區，抗戰時期一直只在銀行擔任閱報、圈報和剪報的工作，這是梁啟勛一生最苦惱的時期。40 年代初其二子梁思睿在上大學時，經同學介紹參加了國民黨在淪陷區北平的地下抗日工作。梁啟勛很欣慰支持，曾多次通過二子梁思睿向祖國提供敵偽政府的經濟、金融、組織的情報材料。

抗日勝利後，梁啟勛目睹國民黨政府官員的飛揚跋扈，貪贓枉法和他們在抗日後方時大發國難財的醜聞，這時全國各地都掀起看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可以較普遍地讀到唯物辯證法、社會發展史等書籍和知道了解放區的許多，從此梁啟勛對共產黨逐漸由了更深入的了解。這時期他在北京大學任助教，通過參加民主運動，思想有了覺悟，參加了地方黨。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瘋狂鎮壓民主運動，許多學生被上了逮捕的黑名單，大批青年和民主人士被殺害，整個北平陷入了一片黑暗恐怖之中，梁啟勛對此非常反感、憤怒，梁啟勛青年是在戊戌變法中就親身遭受過西太后反動派的類似鎮壓，梁啟勛認為，現在只有打倒反動的國民黨，由共產黨取得政權，中國才有希望。

這時北京大學紅樓一帶被軍警、特務包圍封鎖，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周基愚和四個被上了黑名單的學生逃出了圍困，梁啟勛毫不遲疑的把他們收藏在南長街的家中。掩護在自己的臥室內，後由地下黨組織將他們轉移至解放區。不久，又有電影和戲劇界的陳懷凱、劉燕馳、凌翠、邵丹等四個教員和學生從南京逃來北平，他也收容掩護在家裡，通過地下組織送往解放區，母親見他們沒有禦寒的衣被，便把準備為小女兒結婚用的新棉被送給們帶走。梁啟勛為北大地下黨和學生會收藏有許多秘密文件，北大地下黨文理法學院教員支委會和講師、講員。祝教會、理事會也常到他家去開秘密會議。

梁啟勛的兒女們都參加了革命：


* 長女梁思明已經在北平解放前便前往冀中解放區工作；

* 長子梁思衡和三女梁思愛（地下共產黨員）參加解放大軍南下解放華南；

* 二女梁思聰參加南下工作團支援兩廣解放後的工業和支教工作。



晚年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建立中央文史研究館，經周恩來提名，由毛澤東圈定梁啟勛、章士創、康同壁、齊白石等 28 位各界著名人士為中央文史館首任館員。梁啟勛首當選為北京市第一、二、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妻子也參加了街道委員會的工作。這時的二子也參加了人民志願軍赴朝鮮前線與美帝作戰。梁啟勛的家庭被北京市區評為「革命家庭」，在他們的南長街 54 號大門上裝置了「革命家庭」的銅匾牌。

1950 到 60 年代，周總理每年在新年和國慶節都要舉辦國宴，宴請各界名人，梁啟勛都被邀請參加。1961 年國慶節的國宴前，周恩來總理曾特意邀請梁啟勛在人民大會堂單獨會晤，暢談他在戊戌變法前後的工作情況，並請他寫了一篇關於「萬木草堂」的回憶記述，刊登在 1962 年 1 月全部過政協編輯的《文史資料選輯》第 25 輯.1999 年 10 月 26 日廣東《新會報》登載「周恩來約見梁啟勛」一文報導了這次會晤。

梁啟勛一生，除從事過經濟和中國文學歷史的教研工作外，他更熱愛中國的詩詞，是一位有名的詞學家，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國韻文概論》三卷、《詞學》二卷、《稼軒詞疏證》六卷、《海波詞》四卷、《詞學銓衡》、《曼珠室隨筆》四卷等。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