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籍日本兵一般是指太平洋戰爭後期（1942 年至 1945 年）被大日本帝國招募和徵召服役的台灣軍人，廣義上或是指所有曾加入日本軍隊系統的台灣人。日籍台灣兵在文獻中也有「台灣人日本兵」、「台灣人原日本兵」及「原台灣人日本兵」等稱呼。日治前期在臺徵召不多，有非正規軍的「軍屬、軍夫」，其次是 1942 年開始招募「特別志願兵」，再至 1945 年初戰況吃緊，台灣的全面徵兵制度正式實施，所以也有「台灣特別志願兵」的稱呼。

戰後，因日本和台灣已經是兩個不同地區，導致台籍日本兵備受爭議，也為此權益與歷史定位都長期受到漠視，且補償問題亦出現很大落差。



簡介

台灣總督府基於統治與招募需要，使用種種的方法，包括推廣皇民化運動提升對日本的認同，形成不當兵非男人的社會氛圍，及提高從軍人員待遇等（當時日本警察收入 30 圓，通常軍屬則為 30－150 圓，且日本軍人志願役待遇遠高於義務役，故招募特別志願兵時得到積極響應）。此後，由於戰事波及台灣，引發台灣人守土決心，尤其當盟軍大轟炸台灣開始，即引發大批台灣青年參軍。大多數願意為日本作戰的台灣兵，初期並未獲日本政府青睞擔任「帝國軍人」，是以軍屬、軍夫分配各地從事粗活為主；不過，戰爭後期人力分配已經相差無異。

日本厚生省統計資料顯示，從台灣兵徵召起訖，當軍人則有 80,433 人，為軍屬多達 126,750 人，總數共 207,183 人，但這數目是依公開招募紀錄的人員為準，其他如：軍部以任何型態的臨時用人、日企外派人員被現地動員者等，多半未計算在內；又因為不少人是使用日本名，在辨別上也會有落差。此外，基於總動員的情況下，不分男女皆納入編組，還在校讀書的青年學生，必須參加學徒兵擔任預備隊，民間防衛亦有警防團（防空避難）、國民義勇隊（防禦工事）等組織，以因應美軍轟炸和反登陸作戰，所以廣義的台籍日本兵，肯定是超過統計數字。

戰死與失蹤者根據厚生省統計，有 30,304 名台灣人死亡，不完全統計下落不明者 22,671 名，共有 2 萬 8 千名戰死的台籍日本兵，被供奉在東京的靖國神社。但在台灣新竹縣北埔鄉的濟化宮裡，供奉 3 萬 3 千多名台籍日本兵牌位（東京靖國神社與北埔濟化宮的台籍日本兵有重疊）。此外，亦有台籍日本兵被依戰犯受審判，判死刑而處決者達 26 人（皆被奉在靖國神社）。

殘留海外者根據戰後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統治概要》，有南方各地 92,748 名，日本內地兵工廠 8,419 名。另據《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受降報告書》，中國各地 37,700 名（其中海南島 20,335 名、廣東 9,618 名，尤其在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集中營，而生活條件最為艱苦，且遣返作業更是被刁難拖延），海外共近 15 萬名的台灣籍的軍民，均在集中營等待遣返。除少部分遺留於南洋當地打拼，如印尼建國英雄李柏青等。剛復員的台籍日本兵回到台灣不久，即遭逢二二八事件，參與民軍者如黃金島等。另外，國民政府為因應國共內戰，在台灣招募近 2 萬人，加入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軍隊，其中原台籍日本兵為數眾多，旋即投入國共內戰，又因國民政府各戰線失利而節節敗退，故約 1 萬 5000 名在中國戰場上犧牲。爾後，遷台的中華民國政府，重用了台籍日本兵裏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如前總統李登輝等來協助重建台灣。但亦有部分人在後來的白色恐怖期間，不幸遭蒙冤獄受難。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帝國陸軍及日本帝國海軍的台籍官兵現役人數分別為 5,550 人及 11,000 人。



背景

日治之初，由於殖民地法制與日本內地不完全相同，因此日本對台灣統治政策，經歷特別統治主義（1895 年－1915 年）和內地延長主義（1915 年－1937 年）等兩階段的實施後，使的台灣人慢慢自我認同為日本國民，及至總督小林躋造於 1936 年 9 月 2 日上任，進一步的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1937 年－1945 年），明令統治台灣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總督府即開始制定相關政策，亦在社會上宣導皇國思想和奉公觀念，且加強各級學校的精神教育，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讓台灣人的認知思想、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等，能夠和日本人完全一致。。

當時大日本帝國的政經局勢來說，受到 1929 年爆發世界性「經濟大恐慌」的影響，使日本經濟困難導致社會動盪與政局不安（刺殺政要事件頻傳），人們不滿文人內閣應對困境無能，且傳統上日本重視傳武士道精神，富國強兵的思想瀰漫，孕育出軍國主義氣焰高張，故普遍對日本軍部寄以厚望（乃軍部有逕向天皇的帷幄上奏權、亦能迴避國會監督、更可以技術性倒閣）能來領導改革，所以自 1932 年的「五一五事件」後，政黨政治的體制被破壞，內閣幾乎由軍部主導。不過軍部剛開始由溫和派上台，卻在 1936 年又遭遇到更激烈的「二二六事件」，至此軍部的激進派全面掌控政權，推展對外擴張拓殖的政策，陸續實行相關法案，以消除對現況經濟凋敝的不滿。

中日戰爭之前，日本尚未軍事上大幅擴張，維持員額約 30 萬人兵力，雖然採用義務役徵兵制，但是專業人士和學生可辦緩徵，體檢標準嚴謹亦有相應的補充兵制度，還以地區徵兵的模式（同袍皆是同鄉更利向心力）來組編基層部隊，又徵兵制度沒在所謂「外地」實行，所以台灣人並無服兵役的義務。不過早在 1937 年秋天，隨著日本對中國戰爭不斷的昇高與擴大，當時內閣於 1937 年 8 月 24 日宣告國民精神總動員後，也意味的日本全國將預備進入戰時體制，又因為上海的戰事膠著而派遣台灣軍出征支援，且已開始徵用千名台灣人以軍屬身分擔任輜重部隊從征。小林總督更於 1937 年 12 月 8 日向總理和內閣各大臣提出了〈關於支那事變收拾方法之件〉的意見書，以凸顯台灣在供給人員和物資與戰略位置的重要，隔年隨從台灣派遣千名軍農夫的農業生產團，前往中國戰地支援軍隊供應食用。另外台灣人也被徵募為通譯，尤其是能說閩南語、粵語與北京官話等語言的人員，來支援中國戰地工作；在戰爭期間以軍屬任用的通譯，由於常負責情報任務，因此人員皆被列為軍事機密，所以從一般資料中無法得知總數有多少人。

隨著對中國戰局的擴張，投入的動員兵力膨脹到 60 萬人，在所需求的資源不斷增加之下，乃於 1938 年 2 月發布「陸軍特別志願兵令」，日本首先在朝鮮實施「特別志願兵制度」。接著日本政府又於 1938 年 4 月 1 日公布《國家總動員法》（共 50 條）後，5 月 4 日再以敕令第 316 號公布該法，並適用於朝鮮、台灣及樺太（庫頁島）等地，且在 5 月 5 日全帝國同步實施。台灣總督府即以動員法律為依據，開始強化台灣防務的調配（擴編台灣軍），啟建各種前進基地（飛行場和港口要塞）、國防裝備的生產（設置各類軍需工廠）、戰略物資與器材的徵用（含土地、船舶）等，而這些島內的軍事建設皆是招募台灣人去建造（勞動力）。又根據「國家總動員法」第四條，1939 年 7 月 8 日頒佈施行細則的敕令第 451 條〈國民徵用令〉（共 26 條），規定適用於有專業的職業能力證明者的被「徵用」。第 24 條適用為日本「內地」，第 25 條適用範圍為「外地」朝鮮、台灣、樺太及南洋群島。然而有這些法令為依據，能徵調各種資源以供需求，並配合軍事建設和生產工作，且人才除了現有徵召運用外，重要的是在於培養更多廣大的新生力軍。

當時台灣人在皇民化運動之前，基於認同等因素影響下，既需要日本國民的身份，又不願意得罪反日份子，往往變得很尷尬又搖擺，立場就耐人尋味。因此，總督府開始著重於施行的教育訓練，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化思想，強調報國的挺身實踐，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從 1938 年起，總督府先於台北開設「國民精神研修所」，又陸續在各地成立「青年道場」、「國民道場」，這類從事皇民化的組訓單位，各地青年都會被要求參加，為期 1－3 個月的精神教育養成，並將基層的保甲組織做民防編組，以達全面皇民化和動員準備的執行落實。又於 1940 年 3 月接著創設「勤行報國青年隊」，且於臺北、臺中、台南、高雄、花蓮等地設置訓練所，各地青年先在訓練道場集訓一個月後，再經挑選進入「勤行報國青年隊」，接受有系統的 3 至 6 個月軍事化教育，作為軍夫幹部培訓班，內容包含軍事訓練（含打靶）、學科教育、精神訓話、體力勞動等。

在 1940 年 7 月日本趁機攻占越南後，國際局勢對日本轉趨嚴峻，所以遂展開諸多舉措作為對應，故 1940 年 10 月成立了大政翼贊會來推動「新體制運動」。台灣總督府為呼應內地的模式，亦於 1941 年 4 月 9 日在台灣成立了皇民奉公會，由總督長谷川清擔任總裁。旋即在全台開辦了 66 處「軍事訓練場」，對役齡的台灣青年施以短期軍事訓練。更推廣了青年學校 162 所，讓未就學的青少年不分男女，都受基本教練和護理訓練。接著 1941 年 12 月 30 日，由長谷川總督頒布〈台灣青少年團設置要綱〉，將「台灣聯合青年團」與「少年團」合併，改編為「台灣青少年團」，使其聚集在一元化的組織下，施予統制的訓練，有利於總督府戰時動員的方便。又皇民奉公會在 1942 年間，先後成立海洋訓練所、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與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培養南方建設人員。到了 1942 年迄，除了加強先前皇民化的推動，健全組織體系暨多元開展，搭配既有行政系統的政策實施，又透過社會團體的脈絡深入群眾，使臺灣人民全面配合支援前線戰爭，亦為戰時的動員制度做好整備，以達全民皆兵的防衛能量。。

自從太平洋戰爭開打後，日軍因戰線延綿相對人員需求驟增，故急徵廣招籌集戰備人員派遣至各前線，而台灣經過皇民化運動與戰時動員整備，尚有充足的人力資源可供利用，除了動員徵召以軍屬名義支援作戰外，與朝鮮同性質的「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即 1942 年 1 月份實施與同年開始招募，還為了南洋的叢林作戰需求，另對原住民招募高砂義勇隊和特別志願兵。由於中途島海戰戰敗後，開始受到美軍猛烈攻擊，使得整個戰局反轉直下，因此全帝國總動員如火如荼的展開，如「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也在 1943 年 5 月宣布台灣與朝鮮同時實施，1943 年 10 月台灣亦同步舉辦「學生出陣」歡送會。當日軍於 1944 年 10 月份「台灣空戰」失利，台灣陸續蒙受美軍大量空襲重創，所以台灣男女老少都納入全民防衛編組，並在本島各地大量建構防禦工事，且規劃疏散作業來減少損失；然後 1945 年 1 月在台灣實施徵兵制，接著於 3 月份成立不分男女的國民義勇隊來準備本島自衛戰鬥。天皇又在 1945 年 4 月 1 日頒布《朝鮮及臺灣住民政治參與相關詔書》，賦予兩外地的住民參與國政的權利，這時台灣人才等同日本人的權利義務。到了 6 月份沖繩島戰役後，日本當局實行《義勇兵役法》，幾乎徹底全面動員誓死奮戰的「億人玉碎」方案，盡可能地給美國軍方造成重大傷亡，用慘烈代價來抵禦美軍登陸的作戰計畫。



歷史

早期發展（1895 年－1937 年）

自 1896 年 4 月 6 日，成立臺灣守備混成旅團以來，採用「靜態守備」的特殊軍隊編制，並無輜重部隊（若要成為外征軍，就招募軍夫充之）。早在 1898 年，總督兒玉源太郎即頒布〈府令一百七十號願充軍役章程〉，計 4 章 33 條；文中規定願充軍役者，入營後須受各項必備的軍事教育，全台招募約 300 人於 1900 年 1 月起入營服役，此為台籍日本兵之濫觴。而 1904 年的日俄戰爭爆發，即在台灣招募軍夫從征，且有台灣軍夫立過戰功的紀錄。不過此時台灣綏靖治理工作，也慢慢改以警察為主力的方式，乃 1907 年 8 月，重新縮編成台灣守備隊。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仍於台灣招募軍夫轉戰各地，亦有少數台灣軍夫受軍功嘉獎。

至 1919 年台灣進入文官總督時代，軍事行動的招募進入休眠期。陸軍部門改隸屬台灣軍的編制，同時維持為台北的「第一步兵聯隊」、台南的「第二步兵聯隊」，配駐各地的炮兵聯隊，並設置於基隆要塞、澎湖島要塞，與在屏東的飛行第 8 聯隊和「陸軍第 5 野戰空修廠」（終戰時有工員 5,540 人），及各地軍醫院、後勤學、基地等；以上所列各軍事駐地，亦因其部分後勤業務關係，一直有雇用有台灣人擔任軍屬從事。另外，海軍部門則早在領台初期，於澎湖成立馬公要港部，開設海軍基地。1930 年代日本為貫徹南進政策，除了發展高雄港，還在旁邊開始建設左營軍港，並於 1931 年選定高雄岡山為海軍飛行場，隔鄰設置「第 61 海軍航空廠」（終戰時有員工 8,880 人），以上海軍機關也開始招募台灣人當軍屬的技術工員。

這時期台灣人若有意願從軍者，尚有極少數報考軍校當幹部，還許多人應聘為擔任「囑託」或通譯，前往滿州和租界等地工作。代表性人物如黃南鵬 1925 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曾官拜汪精衛政權陸軍中將，戰後流亡日本；藍家精 1931 年京都帝大畢業，曾任日本陸軍預備軍官，亦官拜汪精衛政權陸軍參贊中將，戰後回到台灣被赦免。（當時司法院「院解字第 3133 號」解釋：台灣人因國籍自不適用懲治漢奸條例，但涉及戰爭罪刑則依國際法戰犯審判。）

招募軍屬時期（1937 年－1945 年）

二戰時期台籍日本兵經歷了從「軍屬」、「軍夫」身份到「軍人」身份的演變。而由於傳統日軍觀念中，並不認為非戰鬥人員為正規軍，故有一說「軍人、軍犬、軍馬、軍屬、軍夫」這樣的俗話，與其說這是軍屬與軍夫在其軍中的地位，倒不如說是因為戰鬥人員必要時須衝鋒陷陣，所以被相對被重視，在軍功論賞也會比較高。不過從昭和初年已取消「軍夫」的用詞，乃將「軍屬」身分區分為：囑託（比照軍官待遇）、雇員（士官待遇）、傭人（士兵待遇）。又台灣總督府基於統治需要，自 1937 年 9 月份招募的第一批「軍夫」開始，即以「軍屬」的名義跟待遇去招募。且 1943 年 7 月 31 日，陸軍省頒布的「陸普第三八０五號」文，發給所屬單位的「臺灣人軍夫ノ身份取扱ニ關スル件陸軍一般ヘ通牒」中，通告所屬之臺灣人軍夫，其身分雖然為「傭人」，但是一般可視為軍屬處理。也就是說，台灣人當軍夫是個俗稱，其身分是「軍屬」，更非以往的軍伕，若充當苦力僅需徵發佔領地的民工便可，何必另千里外高待遇招募呢。再者，軍夫又是各種類別的人力需求俗稱，工作內容包羅萬象類似替代役；因徵召名目與回合梯次的不同，招募的對象專長要求也會有差異，且各戰地的環境要求不一樣，都會再從事任務編組作業，當戰況危急時往往全團現地徵召，故說軍夫們有軍人身分亦沒錯。基於此，相對各種軍夫有其獨特性，並不能混為一談。所以，下列各種類別的專門條目，會對不同性質的軍夫團作大略介紹。

總督府遵照軍部的人力需求來辦理，來招募各種類別的軍屬，如勤勞團、農業團、海軍工員、高砂義勇隊等；當時社會背景是尚武精神的風氣，且戰時種種措施，在鄉青年皆必須編組受軍事教練，又物資供需採配給制，還要面對盟軍無情的轟炸威脅，使生活和心理倍受壓抑，所以總督府在招募軍夫的宣傳，都是強調愛國和真男兒作為，並有高工資高福利的誘因下，立即吸引了台灣青年踴躍報名參加。然而每回的徵召名目類別不一樣，除了專業類別需求另行招募外，皆由各州廳分攤所需的徵集名額，盡量以同鄉為同單位為原則。基本上團部成員，會選派日本人有高等官身分者擔任團長（比敘相當校級軍官），其他成員為補佐官、配屬軍官、技官、囑託等幕僚若干名，除了配屬軍官為軍事參謀外，一般是技術顧問為主，乃軍部聘用派至戰地支援的各類技師，從事戰地各項計畫案的規劃並指導。又因每回的團員招募人數也不一，如特設勤勞團為例，若是 2 千人的團，將區分成 2 個大隊，每個大隊下分 5 個中隊，每個中隊下設 2 個小隊，每個小隊下設 4 個分隊，各分隊下設 2 個班。（依人數多寡，約 1,000 人亦有直接團部下設 5 個中隊，500 人則團部下設 5 個 100 人的編制隊，其下再設小隊、班等。）通常台灣人為青年團職事、教育程度高、受訓優秀者，還是參加過勤行報國青年隊者，可為軍夫幹部（取締役）。但軍夫與軍人在軍國主義下是不能相提並論，從開始的位階、功獎、升遷都有明顯差異，不過比起一般日本兵的薪餉反而高很多。

軍夫的徵召作業跟徵兵制度很雷同，技術性高的海軍工員相對志願報名眾多，反之志願者較不踴躍的勤勞團，就會出現半推半就的情境，由基層行政單位會對役齡青年做所謂的身家調查，一般青年都會收到徵集令的兵單，接著至指定地點進行體檢，審核合乎規定的軍夫役男。當通過體檢的役男收到入伍通知書，此時鄉里間亦舉辦盛大歡送會，隨即報到開始約 3 個月的軍事訓練，使其具有相關基本知識與戰技的能力，受訓合格者才入選為軍夫。結訓有的團隊會放假回家，也有則在營區等候船期，不久全員依照規定到港口集合出發；有些人還要繼續受專長教育（車輛駕駛、重機具操作、農事栽培等）後再行分發各地，多半直接整團前往海外各駐地，也有整團編入台灣軍跟隨移防轉戰各地。當軍夫團到戰地後，整團視任務而進行展開，亦會配屬於駐防師團或聯隊之下，常見採聯合戰地的部隊與當地民工苦力一起編組作業。通常擔任各項後勤作業的支援，諸如工程隊從事建築飛行跑道、港口要塞、碉堡掩體等設施，勤勞團的兵站補給作業、貨物倉儲擔負搬運等工作，以及農業團的栽培和畜牧等屯田養兵計畫。無奈日軍敗相顯現，軍夫團來到了戰地後，卻因戰情變化而調整工作內容，除了從事防禦工事的整備外，並為因應戰局和彌補戰損，往往即在戰場現地徵召，挑選精壯轉服特別志願兵，以利補充兵員；部分狀況危急的前線，整團直接編入作戰部隊，遂行作戰任務。然而，最終也因日軍屈居劣勢，隨著部隊四處潰散敗亡，蒙受戰火荼毒的命運。

台灣混成旅團－輜重部隊

1937 年 9 月 7 日因應中國戰事，成立「重藤支隊」出征馳援，但台灣軍並沒有輜重部隊，故招募軍屬充任，第一批軍屬（含傭人 850 名）約一千名。此次的招募是很匆促，僅能不分年紀或資格，以優厚的薪餉與福利，吸引不知情台灣人上前線。（薪餉以郵政儲金方式發給，分成戰地領取 20－30 圓，一份由家屬領取 30－60 圓，部分提撥為退伍金和軍人保險，家屬還可以每月可領配給品；而當時警察月俸才 30 圓，日軍義務役士兵僅 10 圓。）因為這是第一批軍夫，所以格外受總督府重視，一切都高規格待遇，規定日本兵不能歧視台灣軍夫，還選台灣人當軍夫長（取締役）自行內部管理。台灣日日新報記者亦隨軍採訪，除了報導中國戰況，也把台灣軍夫的戰地生活點滴刊登宣傳，若遇有台灣軍夫戰地死亡，就大幅宣揚其愛國悲壯犧牲，先給遺屬安慰和撫卹，又在家鄉舉辦盛大的喪禮，靈位入祀靖國神社供奉，並將其事蹟納入小學教材。若有受傷或生病的台灣軍夫，也比照日本軍人待遇治療，甚至後送至九州小倉衛戍病院，且家鄉所屬市（郡）長還親至家裡慰問家屬（代表總督府送慰問金）。而戰場的軍夫也英勇表現，無懼槍林彈雨下達成任務，深得長官的讚賞，故每個參戰的軍夫都獲軍功嘉獎，且加給退伍金。如此一切細節經過貼心安排，從出征前的歡送會，直到退伍復員的歡迎會，都讓軍夫們有衣錦還鄉之感。再透過精心營造的宣傳，繼以皇民化的教育，使日後台灣人從軍意願高漲，每次徵召皆大批志願者報名，但也造成眾多魂斷異鄉的憾事。請參閱安平十二軍夫墓。

鋤頭戰士－農業義勇團

1938 年 4 月 1 日，台灣總督府成立「農業義勇團」，每期簽契約一年，總督府委派農業技師熊澤三郎擔任團長，團部成員為補佐官、軍官、技官、囑託等幕僚若干名；並依各州名額分配編成五個隊，各隊下設有小隊及班，派遣隊職員、軍農夫共約一千餘名。軍農夫招募條件是年齡約 20 歲左右，具備農業經驗的青年，公學校畢業以上學歷，其中多是農業傳習所的畢業生。先到上海附近開發農場栽種軍用蔬菜，隨著佔領區的擴大，散布到南京、安慶、南昌、武漢等地，亦都設置多處農場，並技術指導方式和當地農民定約契作，以擴大生產面積。1939 年第二期依舊招募軍農夫定額 1,000 人，不過其中留用原來的 300 多人，多是升任指導助手、事務員、生產班長；又另雇用大量當地中國人，充實增設農場的人力。而生產項目日趨多元，稻米、雜糧、蔬菜與經濟作物，還有養殖家畜、家禽、水產等，且設農產品加工廠生產罐頭和口糧等。除了供應佔領區的日本軍人食用之需，更派農業指導員到各地，指導當地住民耕作技術，增進產量達到戰地自產自足。1940 年由於佔領地區的政策改變，讓中國農民慢慢承擔生產事宜，所以「農業義勇團」從 1940 年中起陸續撤離，至 1941 事業完全移交給淪陷區政府，不過還有 200 多名台灣人在農場留用，另有不少團員留在中國轉任其他單位。在二回的農業義勇團之外，總督府也因應華南日軍之要求，1939 年 3 月至 1942 年 7 月派遣七回，每回 150 名由技術員與指導助手組成的「南支派遣農業指導員」，以支應軍用糧食補給任務等。1942 年又前後派遣「農業義勇團」與「農業指導挺身團」各 120 名前往海南島，以配合軍方米糧增產計畫。 

勞務戰士

日本政府在制訂絕對國防圈的防禦機制時，設定以航空兵力為作戰主軸，建立機場遂成為當務之急。日本軍方將機場的建築部隊，以乙型部隊半機械半人工方式，為最主要的機場建設隊，成員以當地住民為主。然而，因為機場預定地的人口較少，無法供給充分的勞力，日軍於南洋各地的作戰部隊、軍需工廠，以及在當地的基礎建設，也都需大量人力支援，派遣臺灣勞務團遂勢在必行。到了當地後，整個勤勞團再行任務編組，通常會全團打散分發至各用人單位，由日本人將兵、台灣人軍夫、當地人苦力，以混合形態的任務工作隊，每一隊依照各分配的工程去執行，這些計畫或施設雖已完成，但往往遭美軍摧毀殆盡，日軍最終也被迫撤離，無法形成實質且有效的作用，對江河日下的日軍而言，派遣的最終結果只是徒增傷亡。

特設勞務奉公團

自從法國在 1940 年 6 月 22 日與納粹德國簽署了停戰協定後，日本就開始欲染指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雙方發生衝突展開了中南半島爭奪戰，在 1941 年 9 月爆發了越南戰爭，爾後日本控制了法屬印度支那，此舉卻引來了英美盟國的仇視和禁運，但日本急需各種經濟物資供應，因此日本軍部擬定戰略，除了遠征夏威夷，並同步實施南方作戰。所以日軍向臺灣總督府請求軍夫支援作戰勤務。每回由 1000 名 20－30 歲的青年，是以「勤行報國青年隊」為骨幹組編，成立的「臺灣特設勞務奉公團」，1941 年 10 月直到 1942 年 10 月結束，前後約一年的時間，總共招募六回，約 6000 餘人。第一回於 1941 年 10 月份前往西貢駐留，先修築飛行跑道的工事，做好日軍戰機前進打擊準備，再隨日軍從征參加馬來亞戰役。

第二、三、四回軍夫約 3000 人是派往參加菲律賓戰役，配合日本軍隊登陸進攻菲律賓的前進支援，此役第二回軍夫 41 年 12 月份先行配合登陸馬尼拉作戰，不幸戰死約百餘名，接著二回和三回也於 42 年 1 月份上陸支援。第五回 500 多名於 1942 年 2 月派往參加荷蘭東印度群島戰役，支援日軍進攻爪哇島作戰。可知「特設勞務奉公團」是配合南方作戰，隨軍征戰在槍林彈雨中穿梭，從事武器彈藥運輸和補給工作，擔負了輜重兵和工兵任務，順利達成軍需物資運補作業。其中有極少數者更被指派特殊情報任務，如擔任通譯、宣撫華僑、偵察民情等，就整體而言，通常每一回軍夫都圓滿達成派遣的目的，鼓舞了後進者的投入，可悲是接下來的每次派遣，無奈因戰事翻轉而成了犧牲者。前五回都 1942 年 10 月前結束任務返鄉復員，但是當特設勞務奉公團成員期限到期後，不少人又繼續留在當地工作，其中回到台灣者亦有人又為了高待遇誘因，再度投入其他軍夫團轉戰他處，重蹈了悲慘烽火餘生。而第六回 1500 多名於 1942 年 10 月派往新機內亞的拉包爾駐紮屯兵，並參加新幾內亞戰役勤務支援，其結局因拉包爾戰況危急，整團軍夫現地徵召作戰，並隨著日軍部隊潰敗下場淒涼。

特設勤勞團

「特設勤勞團」據現今所知的資料，自 1943 年 5 月至 1944 年 7 月間，前後不到 15 個月，共派出 30 回，約為 28,000 餘人；是日本帝國政府與臺灣總督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組織且最大規模的軍夫派遣計畫，是為回數與人數最多，且分布最廣的派遣團體，多半被派往新幾內亞與菲律賓。臺灣青年派赴南方戰地的目的，主要是以勞力支援的方式協助日軍作戰，工作內容除替日人興建機場外，亦派至貨物廠、船隻碇泊場、野戰貨物廠、自動車廠等地，進行雜役或是農業種植的工作。不過往後戰情危急，幾乎都被編入部隊一起做戰備訓練，直接拿起武器加入戰局。一般而言，勤勞團派遣地多為戰事吃緊的區域，諸如新幾內亞和菲律賓，當盟軍開始登陸進攻時，該地的軍夫全部現地徵召編入戰鬥員，卻受到美軍的優勢火力壓制下，日軍皆不敵潰敗而撤離轉進。但由於補所有後勤支援都被美軍切斷封鎖下，在糧食和藥品缺乏加上叢林與高地等惡劣環境，且台灣兵往往擔負起危險又吃重的側翼掩護任務，常常是與美軍交鋒對戰的殿後部隊，造成勤勞團成員大量餓死、病死、戰死。所以戰後遣返復員，能回到台灣者僅有 11,982 人，死於異鄉數目相對最多。

拓南戰士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皇民奉公會在 1942 年起相繼成立所謂「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海洋訓練隊」，開始培訓前往東南亞地區支援的技術人才，來達到開發南洋豐厚的資源，暨戰地屯兵自養之目的。

拓南工業戰士

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係培養工業技術人力專業訓練機構，招收工業學校（中學）畢業的青年，前後招募 4 期，每期受訓 6 個月共約 700 人。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位在台北市馬場町 231 番地，學科教習所則是在臺北市幸町的私立開南工業學校。皆以軍屬的雇員資格候用，協助當年日本在南洋有關石油探勘、開採、提煉的工作。其中第二期都到婆羅洲島探勘開採石油，1945 年 5 月的婆羅洲戰役，日本失利導致婆羅洲被圍，此時其屬拓南工業戰士被迫全部就地編入作戰，七月起遭遇盟軍的登陸攻擊，由於拓南工業戰士並未受完整的軍事訓練，倉皇應戰的結果是泰半陣亡，死亡率超過 50% 幾乎是軍屬單一招募名目中最高，亦因戰爭損失了一群工科的專業人才。

拓南農業戰士

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是在繼農業義勇團後成立，招收農林學校畢業（中學）的青年，生每期招募人數在 500 人左右，在各地訓練所為期 3 個月的基本教育，乃是招募期數和人數最多。團員結訓後，並搭配總督府「熱地農業技術員鍊成所」，再進入訓練所為期 3 個月，接著才派往海外工作，皆以軍屬的雇員資格候用，為農業指導助手、事務員、生產班長等職務。

事實上不少是由海軍工員送訓，可能學員先前就先接受駕駛訓練 3 個月，軍事訓練 3 個月後，才再來受「拓南農業戰士訓練所」受訓 3 個月，又去「熱地農業技術員鍊成所」又 3 個月的訓練，前後一年多的養成教育，才足以在戰地擔當適任，也因紮實農業技能的養成，而能達到戰地屯兵就養供給，但也因為分發前往南洋各戰地做農業栽培，無奈戰況危急嚴峻陷於險境，使的很多台灣軍夫再也無法回到故鄉。1942 年 8 月設置的七所拓南農業第一訓練所如下：


* 拓南農業第一訓練所：高雄州潮州街

* 拓南農業第二訓練所：臺中州新社莊（實踐農業學校內）

* 拓南農業第三訓練所：臺中州員林街（員林實踐農業學校內）

* 拓南農業第四訓練所：臺南州新營街

* 拓南農業第五訓練所：臺南州虎尾街（虎尾專修農業學校內）

* 拓南農業第六訓練所：臺南州北門莊

* 拓南農業第七訓練所：臺南州東石莊（東石農業實修學校內）

拓南海洋戰士

海洋訓練隊係為集訓台灣青年，培育其具備海事基礎能力，所成立之具體組織。招募海事學校畢業（中學）的青年，前後 5 期隊員，每期受訓 3 至 4 個月總計組訓了 350 人，拓南海洋訓練隊位在台北市圓山町 147 番地（今花博公園圓山園區內）。海洋訓練隊進行的訓練內容，是和海軍新兵訓練無異，例如體操、手旗與短艇操作，以培養隊員的船艇操作能力與臨戰反應。訓練隊隊長宣稱僅就游泳一項，在第一期隊員甫入所時能游 5、6 公尺者僅有 5 人，經嚴格訓練後，全員平均能游 1 公里，突顯出海洋訓練隊極佳的特訓成果。觀察隊員分派統計資料，除第五期隊員派遣狀況不明之外，前 4 期結訓的 225 人，皆已軍屬的雇員資格候用。其中 33 人投入島內海軍軍務、24 人被派任為船員、留用助手或從事其他實業則有 19 人。而有高達 149 人被派至東南亞，顯示在海洋訓練隊在組訓完畢後，隊員主要做為支援日軍海外佔領地軍務之用。 

醫務要員

在台灣的醫師，就是菁英的代表。自日本殖民台灣開始，就很重視現代醫療體系（西醫）的建立，因此也培養了大批的男女醫師，至 1940 年代已有數千名合格醫師在台執業。二戰時，基於前線軍隊及佔領區的衛生醫療需要，急需醫療專業人員的支援，所以台灣總督府亦於 1943 年 8 月 7 日頒布「南方醫務要員鍊成所規程」，然後在各州設立鍊成所，以招募有執照的男醫師，經過 1－3 個月的受訓，即分發前往東南亞各地為軍醫。不過總督府召募的醫務要員，其身分還是軍屬，尚非正統軍人但比敘軍官的待遇，並依照醫師的養成學歷、訓練經歷、公醫官等、執業年資而去敘任相當的軍職，（例如大學醫科畢業者為中尉、醫學專門學校畢業者為少尉、醫師檢定及格者為准尉。）且最高可以授予至中佐的階級。（醫務要員一般為非指揮職系，日本軍制重視指揮職，就算非指揮職的上官，依舊要聽從指揮職的下官領導。）這些軍醫們秉持著勇氣與愛心前往戰地，遍布於東南亞各區域，幾乎都是要擔負火線救護的任務，且往往是當地的衛生醫療主力，故很受當地人所敬仰。

1944 年盟軍逐漸取得制海權，南方醫務要員第 5 期結訓分發，當中的 59 名醫師學員、80 名醫務助手、200 名農業生產工員等，於 1944 年 12 月 1 日一起搭乘貨輪神靖丸號，自高雄港出發前往南海地區。1945 年 1 月 12 日，美國海軍快速航母特遣艦隊突襲南海，神靖丸停泊在越南聖雀岬港（Port Saint Jacques）內遇襲沉沒，全船約 95 人獲救，其中 18 人是醫師，船上約共 247 位臺灣籍人士罹難。此乃台灣醫界史上單一事件喪生最多的醫務人員，同時台灣也損失了難以彌補的眾多菁英。

從軍看護婦

海軍警備隊

中日戰爭開打後，由於占領區迅速擴張，即陸續成立的海軍根據地部隊，所謂日本海軍特別海軍陸戰隊並非現在美式編制的陸戰隊，而是將海軍警衛部隊（含特種部隊和防空部隊）為主，結合海軍訓練中心（海兵團）、海軍基地的作業人員（含港務、通信）、海軍陸上後勤人員（含海軍工員）為輔的戰鬥任務編組，因此在佔領區負責戰地管理和治安工作，原本海軍並無如此駐守的人力規劃，所以成立的海軍警備隊（含陸上警備科、水上警備科、法務科，類似海巡署的工作）。即採向同屬海軍的台灣總督請求人力支援，由於當時台灣還未實施特別自願兵制，所以總督府用軍屬名義徵募海軍巡警。因此招考高等小學以上程度、體檢合格的青年，施予為期半年的養成（包含軍事訓練和警察教育），派遣到佔領區先以巡查補任職（薪餉每月 90 元），擔任警察工作負責維持治安，滿兩年經考核可晉升為巡查（判任官）；又聘募海軍通辯比照下士官待遇，擔任翻譯來協助處理民事。

其中台籍海軍巡警隊主要部署在海南島，乃是日本參謀本部視海南島為其南進樞紐之一，故先派遣台灣混成旅占領海南島，後移交給海軍轉由的鎮守府來負責戰地管理，所以在台灣的招募大批海軍工員和各種名目的軍夫團亦進駐，支援當地建設和各種後勤需求，到現地後又挑選不少精壯轉服特別海軍志願兵，以補實駐守海南島的特別海軍陸戰隊缺額不足。當時海南島游擊隊勢力龐大時，相對巡警隊的人力需求也就更多，另為了清剿游擊隊，巡警隊常與其他的駐守部隊搭配編組成討伐隊，通常由三分之一的日本軍人（除了幹部外多數是 40 歲國民兵），三分之二是台籍軍人（包含巡警和軍夫一般是 20 歲青年），而台籍軍人配備火砲機槍等武器負責攻堅，是實際作戰任務的主力，其戰力卻是不折不扣的陸戰隊。

戰後，其中海南島及廣東一帶，共有台籍日本兵約 3 萬名，全部被關入集中營處置，當時國民政府想納編為其效力，（註：盟軍總部規定台灣兵非偽軍，不得就地納編為國軍，須同日本人作業遣返）但中國民間的認知對台灣兵並不友善，反使台灣人所受待遇低於日本人，尤其在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集中營，除了權益被漠視外，生活條件最為艱苦，且整個遣返作業更是被刁難拖延；幸而盟軍總部介入處理，讓這台籍日本兵得以脫離，陸續分批搭美軍的艦艇返台，但都已戰爭結束兩年後了。

海軍工員

海軍除了戰鬥人員和勤務人員以外，尚需其他支援人力，如海軍設營隊的負責工程構築（含港口與機場）、海軍裝備保養廠（含艦艇和飛機）的修理維護、各後勤學的後勤補給業務、海外基地的軍農屯田（因為補給線太長，制海權又被美軍掌握，故部分糧秣需要當地自養）等，都需要招募大量海軍工員來充當。即大量透過台灣總督府招募海軍工員，跟特設勤勞團相異之處，在於其軍種不同，且所需的技能養成訓練較高。一般三個月的軍事訓練，三個月的專業教育（依各專業去受訓），通常都要受訓半年才分發派遣，到了派遣地實習後，還有各種專業技能升等考核，即技能檢定及格，職務和工資都可升等。雖然明知要派往前線戰地工作，但薪水高於軍人福利又佳，故也吸引大批台灣青年報考加入。其中海軍設營隊參加者眾，因在海外需要大批從事建設的技術人員，幾乎被派往南方戰區各前線駐地（尤其是前往新幾內亞），由於海權的控制被美軍掌握，補給缺乏造成生活待遇每況愈下，在戰地又基於防衛任務需要，直接將設營隊授編番號為海軍特別陸戰隊之一，當面臨太平洋逐島作戰中，遭遇美軍猛烈火力打擊，受到崩潰式的慘敗，因此戰損率很高犧牲重大。

台灣高座會

1942 年 10 月起臺灣總督府以海軍軍屬（工員）名義，招募公學校、高等科（共 8000 餘名）與中學畢業（400 餘名）的 13～18 歲青少年，用半工半讀方式為號召，以能賺錢又可取得中學或高校的學歷，吸引許多優秀的青少年人報考；前後兩年招募七期學生，共約八千四百多名，稱為「臺灣少年工」。先在台灣岡山海軍飛行基地報到開訓，再至日本神奈川的「海軍航空技術廠相模野出張所」，受三個月的養成教育，然後以實習的名義分發。根據少年工口述歷史得知，分發後起薪每月工資是 80 圓，若有出差勤可外加 120 圓津貼，每月最高可領到 200 圓，相較當時在台灣一般工資對比，算是很優厚的高待遇。次年相模野出張所（空 C 廠）擴充後，改名為「高座海軍工廠」，除了一半的人留在本廠協助組裝生產外，其餘 4000 人派到日本各地兵工廠作業，專門製造生產各式軍用飛機的零組件。由少年造飛機報國的傳奇，總計戰爭期間共製造了一百多架雷電戰鬥機，及眾多各式飛機零組件等備料；但約 50 多人遭到美軍空襲，而魂斷異鄉的悲劇。戰後，這群台灣少年工們，在 1946 年初，除了少數人留下外，分別六批次（米山丸等）陸續回臺。

派遣拉包爾

自 1941 年末日軍攻打南洋後，位處熱帶地區幅員廣袤，且具扼守澳軍北上的新幾內亞諸島，即成為日人重要的占領地與軍事基地，日本軍部在此地派遣大量駐軍。當然新幾內亞島附近，也成了台灣軍夫們的主要派遣地。總之，1942 年 10 月至 1944 年 7 月，日本海陸軍透過臺灣軍徵調臺灣人，最頻繁的 1943 年 10、11 月，幾乎連日送出，一個接一個被投擲到這個絞肉機般的戰場，高砂族稱為「義勇隊」，本島人稱為「勤勞團」、「農業團」，或者施設要員、衛生要員等，生命的危險度絕對不亞於日本兵。當盟軍轟炸或是登陸進攻時，他們直接就暴露在盟軍攻擊的危險之下，加上生活環境艱辛等諸多因素，最終使新幾內亞戰死率如此之高。其中拉包爾乃兵家必爭之地，首先於 1943 年 8 月 17、18 日攻擊日軍在新幾內亞島上最大的航空基地韋瓦克，繼之以空襲的方式轟炸拉包爾 (1943 年 11 月)，大規模破壞拉包爾港口、農場及各種設施，使島上陷於癱瘓。

1944 年 3 月，盟軍占領新不列顛島的西部，控制新不列顛島和新幾內亞之間的海峽，同月 20 日，再占領新愛爾蘭島北面的艾米勞群島，孤立拉包爾 10 餘萬日本的海陸軍部隊；至此對於日軍的新幾內亞戰線全面崩潰，日軍敗陣被退入穿越高山叢林後，因補給不繼造成飢餓和疾病而陷入絕境，導致萬餘名的台灣兵都魂斷於新幾內亞。及至戰爭結束，幸盟軍僅圍困轟炸拉包爾，並不像新幾內亞其他諸島那樣慘烈的登陸作戰，所以臺灣人尚存有近萬名，在拉包爾集中營等待返鄉復員，可是亦不少人因管理拉包爾戰俘營關係，而被視為戰犯處理。

特別志願兵時期（1942 年－1945 年）

少年志願兵

日本自古武家深信英雄出少年，所以自幕府時代即廣置藩校，以培育年幼的新生代武士，此風轉化成日後的各地軍官幼校和少年兵學校，以培養未來軍官和下士官，學生多以青少年為主故稱之少年兵。當時日本陸海軍各兵種少年兵學校，招募年紀僅 15～20 歲，資格是高等小學畢業、中學肄業、同等的補習學校者，體檢和身家調查皆合格的有志軍旅青少年，其學習兩年和一年實習後，以下士任官並授同中學的學歷，為日軍專業的基層下士官幹部。（但到了戰爭後期日本露敗相時，曾大肆招收在校的中學生亦將年紀下降至 14 歲，且學習一年即以實習名義下部隊候用。）諸少年兵學校的招募海報一發佈，對於當時的台灣少年可說是造成一股風潮，在台灣因為中學生皆要被編入學徒兵擔任預備隊，日常在校除了學習外，尚要受軍事教練，還要去建構防禦工事的勞動。此時學校師長則鼓勵優秀學生報考軍校，又有高待遇能改善家計的誘因，況且當時連緩徵都取消了，相較於當「軍夫」或「特別志願兵」，不如報考少年兵學校，日後憑努力亦是可能升遷為將校，更是凸顯為精英高人一等的表徵。雖然各校錄取率偏低，但報考少年兵諸校依然都很踴躍，就算明知要被編入特別攻擊隊，還是絡繹不絕的前仆後繼躍躍欲試，其中如船王張榮發可說典型的寫照。

「陸軍少年飛行兵」於 1933 年 4 月奉敕令 68 號的建立，為當時日本陸軍招募航空兵，以及培養航空人材的正式管道與制度之一，經一連串的篩選與試驗後，取得複試合格的人會被分發到「航空基本學校」，進行為期一年的飛行基本訓練。分科後，再依各學生所屬的科目分派到各個「航空上級學校」受訓一至二年，並在此接受各科的專業航空訓練，訓練課程結束後，再以實習名義分配到各個航空基地訓練。共招收 20 期，到戰爭結束為止，曾招募了台籍百餘名嚮往飛行青少年加入，但若畢業者不少都被編入特別攻擊隊，不過多數幸受訓未結業就終戰而免於其難。台籍少數上陣者皆是戰功彪炳，如擊落盟軍戰機的許崙墩、參加特別攻擊隊犧牲的劉志宏最著名。除了航空學校的少年飛行兵募集以外，其他少年志願兵的項目及學校，則另有陸軍少年戰車兵學校、陸軍少年通信兵學校、陸軍野砲兵學校、陸軍重砲兵學校、陸軍防空學校、陸軍兵器學校等，均有台籍青少年加入其中。

海軍是技術的兵種，相對各類專業需求量大，人員都要長時間的教育養成；因此在台灣也招募數百人青少年，加入日本海軍的各種術科學校，包括普通科培訓生、高等科練習生、特修科練習生等教育班隊；而招募條件和學習模式，基本上與陸軍少年兵大同小異。此外，海軍飛行予科練習生於 1930 年開辦招收學生，亦曾 1944 年 10 月頃，開辦「特別丙種飛行預科練習生（特丙飛）」班隊，成員乃從朝鮮和台灣所招募的海軍特別志願兵，選拔在高雄海兵團基礎教育受訓成績優秀者，參加第 1 期練習生（朝鮮出身者 50 人・台灣出身者 50 人）共 100 人，並與「海軍乙種預科練習生」第 24 期班隊，同於 44 年 12 月 1 日一起在鹿兒島基地受初級飛行教育，然後 1945 年 6 月轉往至土浦基地受進階飛行訓練到終戰。

預備幹部

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引進西方的軍事制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兵役規劃，經歷多次的沿革調整後，並演發出類似台灣預官和預士的考選方式，入選者稱為幹部候補生，通常高等學校畢業可考選為甲種幹部（軍官）候補生，中等學校畢業可考選為乙種幹部（下士官）候補生。1938 年 4 月的新制，不管甲乙種的幹部候補生，入伍後一律受訓為期 9 個月的養成教育，甲種幹部候補生的軍階，依遞等級從二等兵進升至軍曹（中士），受訓不及格者即為軍曹派用，受訓及格者為曹長（上士）待遇的見習軍官，而在部隊見習中經長官推薦，才能正式實授為少尉，任職一年後大學畢業者或表現優秀者可升中尉；至於乙種幹部候補生的軍階，也依遞等級從二等兵進升至伍長（下士），一年後表現優秀者可升軍曹。其中各軍種比較有代表性台籍軍官，如擔任關東軍大隊長的陸軍少佐鍾謙順、海軍艦隊船副的海軍大尉劉元孝、海軍陸戰隊的海軍大尉吳振武、航發試飛員的陸軍中尉許清卿、陸航飛行員的陸軍中尉邱錦春。

學生出陣日文乃稱為學徒出陣（大學生稱為學生、中學生稱為生徒），即原本 20 歲以上可以辦理緩徵的學生，因為戰事不斷的擴大，需要大量的基層幹部，先是以縮短修業年限，其次取消高等學校生（文科和一部分理科學生）的緩徵，後來所有中等學校以上的在校學生，都動員編入學徒兵擔任預備隊。為了鼓勵大學生投筆從戎，各地（含朝鮮、台灣、滿州國與淪陷區）皆陸續舉辦大型歡送會，在台灣所舉行出陣的壯行會，於 1943 年 10 月 21 日以台北為集合地，1944 年多了台南集合地。可惜這群高學歷的菁英份子投入戰場，很多擔任神風特攻隊員而犧牲，因此日本高教學校都立紀念碑，以紀念受徵召而陣亡的學生。台籍學生只要是在日本統治區讀書（含朝鮮、台灣、滿州國與淪陷區），幾乎都會被徵集到，此外這些出陣的學生，也是台籍日本軍官的來源之一。當中前總統李登輝為最具代表性，其在幹部班隊同一起受訓者的資料顯示，另有 12 名台籍的大學生，日後皆為受重任者。

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

日本在未宣戰的情況下，於 1941 年 12 月 7 日，襲擊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拉啟太平洋戰爭的序幕，旋即 1942 年 1 月（昭和 17 年），在台灣公布「陸軍特別志願兵令」，限定台灣籍人員自 17 歲至 30 歲，均可參加應募。選取合格者即可入台北六張犁「陸軍兵志願者訓練所」，受六個月入伍訓練，結訓後始有被採為陸軍志願兵的資格。1942 年度第一期「陸軍特別志願兵」召募，有 425,921 人應募，取 1,020 名，分前後兩期各 508 人與 512 人，進入「陸軍兵志願者訓練所」受訓，前期訓生入營充現役兵，後期結訓生作第一補充兵；，在第一年結訓後，多補入為 48 師團，派往南洋作戰。1943 年 2 月 12 日召募第二期陸軍特別志願兵，當時有 601,147 人前來應募，取 1,030 人受訓。1944 年應募陸、海軍者，共 759,000 餘人，而第三期陸軍受訓人數則增為 2,200 人。第二、三期結訓者，除為現役兵外，餘為第一補充兵守備台灣。另外陸軍特別志願兵也於 1943 年 10 月與 44 年 10 月，先後兩期專門召募高砂族的志願兵，各為 500 名及 800 名。據統計日軍召募台灣人充當「陸軍特別志願兵」者，約有 5,550 餘人。

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

1943 年（昭和 18 年）5 月 11 日，日本通過閣議，頒定敕令 608 號〈海軍特別志願兵令〉，宣佈在臺灣和朝鮮同時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台灣總督府在 7 月 17 日公告「海軍特別志願兵令」，於 8 月 1 日正式招募。應募者資格：凡年滿 16 歲至 20 歲者（翌年修改為 14 歲至 20 歲），須國民學校六年畢業者以上學歷者，體檢合格均可應募，服役年限為 3 年，預備役為 12 年。第一期提出申請者高達 316097 名，應募合格者 1,000 人，在 10 月 1 日到台灣總督府設立「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受入伍訓練 6 個月，接著再入高雄海兵團受專長教育 3 個月。海兵團是海軍訓練機構，內有六個兵科包括水兵分隊、機關兵分隊、通信兵分隊、工作兵分隊、主計兵分隊、衛生兵分隊等，有別於訓練所階段授予的基本軍人訓練，進入海兵團後分別編入所屬兵科，並依其專業施行訓練課程。結訓後為一等兵，其被分派地點大略歸結為三處：一、派往東南亞各海軍根據地駐防；二、納入臺灣本島各海軍部隊留守；三、優秀者送往日本海軍諸學校（丙種練習生班）進修，待結業後再依受訓專長分發部隊實習，滿一年表現良好者可以晉升為兵長（准下士官）。

隨著戰事的進展急需大量人員，第二期 1944 年 4 月 1 日召募入選者 2,000 人；並於 1944 年 5 月 9 日，日本內閣發佈勅令第 340 號〈海軍特別志願兵令改正令〉，原本志願者需先入訓練所，受一定訓育後，經認定符合資格者，方可進入海兵團之規定，現根據此改正令廢除訓練所，改為直接入高雄海兵團受基礎教育 6 個月訓練，且每 3 個月即招募一批次兵員送訓。所以第二期即 1944 年 8 月 1 日提前進入高雄海兵團受訓 3 個月，第三期也一起同日直接進入高雄海兵團，不過要在海兵團受基礎教育 6 個月訓練。第二期結訓後，成績優秀者則被送至日本內地海軍諸學校進修，其中有一批 300 名的台灣籍士兵，則在 1944 年 11 月 7 日被安排登上特設巡洋艦護國丸，由基隆港出發航往吳軍港；不幸卻在 1944 年 11 月 10 日凌晨，護國丸航行至九州外海古志岐島燈塔海域附近時，遭盟軍潛艦 Barb 號以魚雷擊沉，事後清點乘員名單，有臺灣籍士兵 212 名就此失蹤判定陣亡。

由於雷伊泰灣海戰大敗後，日本海軍的制海權與制空權旁落，終導致臺灣各港口機能的喪失與海域遭受封鎖，因此第三期結訓後已無法進行外派，全部均留在臺灣戰區的海軍各部隊服役。日本當局面臨即使如此，對臺灣籍海軍特別志願兵的組訓工作仍然持續不輟，緊接著第四期在 11 月之際召募入伍，又 1945 年 2 月又有第五期召募入伍，至 1945 年 5 月間則有第六期的召募入伍，總計六期共召募 11,000 餘人。另外，台灣籍的「海軍特別志願兵」，除了在本島徵募之外，於海外的占領地，台灣人亦可經由一定程序，辦理申請轉服特別志願兵，如海南島駐守的部分台灣籍海軍特別志願兵；但在太平洋前線戰地情況危急下，往往是現地徵召轉服志願兵的方式，直接納入特別陸戰隊的戰鬥編組。

高砂義勇隊

依照目前資料顯示，早在 1937 年 9 月台灣守備混成旅團派遣部隊出征時，所招募的軍夫即有高砂族去應徵從征，且立下軍功的記錄。不過專門以高砂族為對象組成的部隊，乃台灣軍參謀長和知鷹二觀察理蕃事務心得提出的建議，由台灣總督府從 1942 年初開始招募起，通常每 3 個月招募一回，以「高砂義勇隊」名義共招募了七回，高砂族「特別志願兵」招了兩回。（註：在日本時代的戶籍屬原住民，尚有多個平埔族群登記，而且人數也多於高砂族群，卻僅由高砂各族群成立高砂義勇隊，可見日本人對高砂族的資質特性評價很高，不是受漢化的平埔族可以比擬。）第一回招收各部落的菁英 500 名，經短期的基本教練和編組，在 1942 年 3 月 12 日以「高砂挺身報國隊」的原名授旗成軍；3 月 23 日到達菲律賓馬尼拉上岸後，本該是擔任輜重工作和勤務支援的軍夫，但在叢林絕徑裡能開路前進，又可從崖嶺峭壁攀越通過，善潛伏默行並能觀辨敵蹤，且個個都是英勇善戰的神槍手，因此不久改編成稱為「高砂義勇隊」的戰鬥支援部隊；其適合擔任特攻奇襲的任務，先後在 4 月份的菲律賓巴丹半島戰役，及 5 月份的科雷吉多島戰役 (1942 年)，都立下奇功深受日本人讚賞。所以當第一回成員回歸鄉里，全獲得日本當局以優厚的條件安置。

自第二回起所招募的成員，開始要先受 3－6 個月的軍事訓練和專長教育，通常高砂義勇隊在受訓期間，品行忠忱及學科術科測驗績優者，都會提報為代理班長或軍夫主管任用，結訓後全員（含日本人在內的隊職幹部）才搭船分發至前線各地。第二回招募 1000 人，於 42 年 7 月份前進菲律賓擔任綏靖的工作。第三回招募 600 人，在 42 年 10 月份前進 200 名到索羅門群島，其他 414 名轉往新幾內亞島。第四回招募 1000 人，1943 年 3 月以後陸續分幾批前往新幾內亞。第五回的高砂義勇隊，共有 516 名隊員於 43 年 7 月被派遣到新幾內亞。通常隊員們到了戰地後，先安排位在各地的陸軍野戰貨物廠服務，從事擔任搬運物資補給的軍夫工作一陣子，接著派遣到各據點部隊開墾屯駐；然而這些高砂義勇隊，本來就天生的叢林戰士，並都有再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當新幾內亞戰況危急時，即全部以現地徵召的方式，編到戰鬥部隊的特別行動隊。如赫赫有名的「猛第 2689 部隊」，「猛」字部隊任務是為掩護日皇軍轉進順利，而扮演阻擾美澳聯軍展開突擊的游擊戰部隊，但也因此付出慘痛的高傷亡代價；其他留在新幾內亞的高砂義勇隊，亦同樣紛紛被編成立特別行動隊，如「齋藤特別義勇隊」、「大高搜索隊」、「猛虎挺身隊」「佐藤工作隊」、「神林部隊」等，皆是屬於陸軍特種部隊番號。

接著第六回和第七回是各招募約 1000 人，由海軍向台灣總督府提出的員額，皆在台中基地受 3 個月基礎軍事訓練，然後以「海軍工員」任用並到高雄再加予 3 個月專長教育，但到了戰地全被編入海軍特別陸戰隊駐守。第六回 4 月 15 日入伍，結訓後於 10 月份高雄搭船派去拉包爾，戰後能回到台灣者僅有 280 名；而第七回 7 月 15 日入伍，結訓後則 12 月份高雄搭船前往新幾內亞。可由前仁愛鄉長布農族的高聰義回憶得知概況，其在 1943 年 7 月自願加入第七回的高砂義勇隊，據他的訪問錄記載：「高砂義勇隊的行動，在那時是秘密、不公開的；他們在戰場從事的工作，是同軍人參與作戰的任務，但身份並不是軍人，也不是軍屬（有點像廓爾喀僱傭兵軍團）。由於高砂義勇隊是被徵調的（不像日本人，當兵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國民義務），工作危險性也較高，因此薪津要比一般軍人月俸高。一般軍人月俸 17 圓，高砂義勇隊是 40 多圓。調去海外者另有加給，且前線再加成，每年還有獎賞和升等，這一切都有明文規定。我進入第七回高砂義勇隊後，到台中的舊軍用飛行場（不是清泉崗）受訓六個月，屬於第三中隊。第七回高砂義勇隊有五個中隊，將近 1000 人；每個中隊有四小隊，每個小隊一位小隊長和一位指揮班長（類似副小隊長，戰時執行小隊長的職責）；一個小隊長帶四個班（一個班即一個分隊），一個班有 13 名使用步槍的隊員，另外再由兩個隊員負責一支機關槍，等於一個班有 15 個人。我們在昭和 18 年（1943）12 月時由高雄出發，前往新幾內亞。抵達新幾內亞後，高砂義勇隊的五個中隊與當地的日本海軍獨立隊混編，我的部隊屬於佐世保鎮守府海軍第五特別陸戰隊。」

另外，在台灣所招募的一般「陸軍特別志願兵」裏，也有不少是高砂族出身，乃從中再挑選出高砂族戰士約 160 名，並同日本陸軍中野學校結業的幹部 40 名，共 200 名一起編成的特種部隊，分為「台灣軍遊撃第 1 中隊」、「台灣軍遊撃第 2 中隊」。由於日軍參謀本部計畫把這批的兵員施以特訓，全留在新竹湖口基地接受專業教育，期能擔任陸海空三棲作戰的特種部隊，因此跳傘訓練也是重點之一。

爾後，改以「高砂族陸軍特別志願兵」的名義獨自招募，第一回高砂特別志願兵於 1943 年 10 月招募 500 人，11 月 15 日亦在台灣軍第一聯隊所屬的湖口基地入伍，由南機關出身的川島威伸少佐擔任大隊長，大隊下設隊部和 4 個中隊，中隊下設隊部下和 2 個小隊，每個小隊下設 5 個班（分隊），幹部和士兵一起全員施以特種作戰訓練 6 個月。第一回高砂特別志願兵結訓後，於 1944 年 5 月 28 日與「台灣軍遊撃第 1 中隊」從高雄港同船出發，6 月初經馬尼拉駐泊補給，此時「台灣軍遊撃第 1 中隊」則下船進駐菲律賓支援。第一回高砂特別志願兵大隊作短暫停留再啟航，至 7 月 12 日開到印尼摩羅泰島，隨即全部被編入「輝第二遊擊隊」備戰。不久 9 月 15 日美軍發起摩羅泰島戰役的攻擊行動，憑藉海空優勢猛烈火力重創日軍，又在美軍強襲登陸掃蕩下，高砂兵雖奮勇卻不敵而戰死泰半，戰後僅 173 人回到台灣，且遺有殘留日本兵中村輝夫的憾事。

緣自 1944 年 10 月份，美軍勢如破竹欲進攻菲律賓，爆發雷伊泰島戰役，當時日軍為了打擊美軍的航空基地，策劃了以運輸機搭載特戰部隊，強行降落敵機場突襲，幾乎形同自殺的戰術。此次行動稱為「義號作戦」，部分行動交付「台灣軍遊撃第 1 中隊」實施，暨「飛行 208 戰隊」派 4 架零式運輸機支援，由桐村浩三中尉等 8 名飛行員駕駛；故編組四個特遣小隊去分別突擊，每一個小隊有軍官 1 人、士官 2 人、高砂族士兵 12 人，以支隊長中重夫中尉為首共 60 名成員，成立代號「薰」空挺隊來執行此任務；於 11 月 7 日，他們如同神風特攻隊般壯行出發，前往雷伊泰島突襲。搭載「薰」空挺隊的 1 號機，先在日本軍控制的巴倫西亞機場著陸，與第日本 26 師團會合後一起行動，擔任前鋒開路偵察危險的任務，他們再也沒有回到故鄉台灣。「薰」空挺隊 2 號機，趁著黑夜奇襲美軍佔領的布拉文（Burauen）機場，破壞機場上的美軍戰機與設施；「薰」空挺隊員對著飛機丟「手榴彈」、「炸藥」，布拉文機場的美軍一時混亂，卻發現日軍數量太少，即開始包圍殲滅「薰」空挺隊員。根據美軍記録在布拉文東方 16 公里塔克洛班海岸，發現 2 架日本軍大型機消失於黑暗之中的報告，可能的下場是搭載 3 號和 4 號機的「薰」空挺隊員，亦襲擊了附近的塔克洛班 (Dulag) 機場，但也因「玉碎」行動而戰死異鄉。

至於第二回高砂特別自願兵在 1944 年 10 月招募 800 人，44 年 11 月入伍編進台灣軍，亦是幹部和士兵全員一起在新竹湖口基地，同樣施以特種部隊訓練 6 個月後，因美軍的海上封鎖導致部隊無法順利外調，另也為了防禦美軍可能登陸台灣，幸而全部留守本島至終戰。

戰後，眾多跟高砂義勇隊共事過的退役日本官兵皆感念不已，更讚嘆高砂義勇隊的精神、能力遠遠高於日本內地軍人，使日本軍的行動往往極度依賴高砂義勇隊。其中有回憶說道：「該隊人員能於無道路之叢林穿梭自如，也可以分辨遠處聲音來從事偵察，憑藉一把番刀遮伏痛擊敵人。由於隊員精於狩獵採集的野外求生技能，對叢林內的動植物可分辨可食或不可食，並傳授其他日軍在叢林生活的方法，使日軍同僚被圍困在缺糧下得以補給。」又有原日本同僚亦說「日本兵罹患瘧疾，高砂隊員能冒險摘椰子取水解熱。」另有共事過的日本部隊長感嘆道：「高砂隊員的英勇、服從、為長官效命及犧牲奉獻的精神，連內地出身的將兵也難望其項背。」另外，相較於其他日本殖民地徵召的軍隊，戰時的日本精神鍛鍊也同樣遍地雷厲風行開展，但卻沒有如同高砂義勇隊受到深深的影響，從新幾內亞戰場的表現可看出端倪，朝鮮籍部隊就顯得散漫的多，更別提其他東南亞籍部隊雜亂無章，高砂義勇隊奮戰不懈的精神，實在是令人欽佩的稱讚不已。因此，高砂義勇隊不少戰功彪炳被破格晉升者（很悲情多半是殉職追晉），不過也有如阿里山鄉鄒族的湯守仁，被派至中國戰場因有特殊戰功，破格保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晉升為軍官。

全面徵兵時期（1945 年 1 月－8 月）

1944 年（昭和 19 年）4 月 19 日敕令公布台灣實施徵兵，9 月 1 日起執行預備作業，此舉也是台籍日本兵以軍人職稱的大宗。從 1945 年 1 月開始對台灣全島 19 歲至 40 歲的壯丁，第一梯共 45,726 人施行身體檢查，分甲種體位 4,647 人，乙種體位 18,033 人，皆直接入營為現役兵。2 月再檢查合格壯丁 7,000 人，徵送入營為現役兵，另外 7,000 合格壯丁為補充兵。因戰況危急至此，徵兵召集眾多的義務役，皆編入駐守在台灣的第 10 方面軍轄區內，包含所屬日籍與台籍的軍人號稱 20 餘萬部隊，大都派在台灣本島巡弋海岸與戍衛軍事要地，準備抵禦盟軍來襲的登陸作戰。

戰俘處置─戰俘監視員

日本陸軍在俘虜收容所的管理人員安排上，主要是以雇用朝鮮、臺灣等殖民地人為軍屬，分為相當於下士官的雇員及兵卒的傭人兩種級別，使其擔任收容所相關戒護管理。在 1942 年 5 月，軍方即委託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在臺灣募集美、英俘虜監視員，其招募同樣以福利和條件較佳為號召，且語言能力好者都能充當通譯，報名資格為 18 歲以上、未滿 30 歲，國民學校畢業程度以上之本島人與高砂族男性，尚須檢附履歷書及醫師開立之身體檢查證明書；第一批的報名至 5 月 24 日截止，全島共有 5,737 人應募，在 6 月 1 日至 3 日間於各州廳實施甄選，經錄取共 850 人，往後亦循此模式招聘各梯次的監視員。錄取者絕大多數是來各地自青年團成員，已在青年學校完成基礎軍事訓練，因此在訓練所受 3 個月的專長教育，即結訓分發各地戰俘收容所，除了部分留在台灣本土外（台灣戰俘營），多數遠渡南洋各地看管戰俘。由於日軍對戰俘待遇很苛刻，每天使其不勘負荷的勞動，又任處於飢餓疾病而不顧，尤其戰場失利補給被切斷下，常執行諸多非人道命令（註：英屬婆羅洲日佔時期）。



戰後

賠償情況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臺灣）日雙方開始協商二戰時期，原有臺籍日本兵之賠償事宜，但當時日本政府堅持，因為臺灣已經被中華民國統治，在不具有日本國籍身分的情況下，這些原臺籍日本兵（軍人與軍屬）不能與日本人等同享有，由日本政府所訂之《恩給法》及《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援護法》之權利。再加上《中日和約》〈第三條〉中明訂──「關於日本國及國民在臺灣及澎湖之財產，及其對於在臺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所作要求（包括債權在內）之處置，及該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在日本國之財產，及其對於日本國及日本國國民所作要求（包括債權在內）之處置，應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間另商特別處理辦法。本約任何條款所用『國民』及『居民』等名詞，均包括法人在內。」因此，要整合求償有相當難度。

直到日本與中共政權於 1972 年 9 月 27 日建交之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口頭終止與中華民國所簽訂的《中日和約》後，反倒比較容易展開對日求償的作業，但求償的工作結果仍舊是困難重重。主要原因有求償的項目相當繁多，諸如：臺灣人被徵服兵役或勞役傷亡者之撫恤金、應領未領之薪金、軍郵儲金、駐外銀行存款、現今引換證（兌換券）在臺之保險金… 各種公債（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德國馬克）、郵政儲金、補償費等。而日本政府除了搬出法令阻擋外，也反過頭來要求我們必須協商賠償，當時原居住於臺灣地區日本人，在遣返日本之後所留財產之補償。

1977 年，由台灣的 5 個民間團體，如「台灣前國軍退伍軍人及遺族協會」、「台日和平友好促進會」等組織，開始對日本政府要求補償金，包括當年的「軍事郵政儲金」、「簡易人壽保險金」以及「海外日本兵軍餉」等。迫使日本政府編列預算，於 1987 年 9 月 11 日在眾議院，18 日在參議院相繼通過，支給臺灣人原日本兵死亡及重傷者遺族《特別弔慰金支給法》，除了發放每位陣亡者遺族「弔慰金 200 萬日圓」外，日本政府還另加撥事務費 4,700 萬日圓，作為委託中（臺）日兩國紅十字會之發放作業金，發放作業原本計畫自 1988 年起開始發放，預計以 3 年的時間完成所有發放作業，不過實際上卻拖至 1995 年才開始發放。（當時 120 日元可兌換 1 美元；美元與新臺幣的平均匯率為 27.37 元；200 萬日幣約等於 45～46 萬臺幣。）

依據日本厚生省統計資料，戰死和失蹤的日籍台灣兵有 30,304 名，但最初中華民國內政部所記載之陣亡臺灣兵人數卻高達 42,678 人，之後經亞東關係協會和日方仔細比對後，刪除部分重複登記的名字後，最後確認實際陣亡應為 32,806 人，重傷者有 327 人，傷亡總數共為 33,133 人。遺屬經過多年爭取，20 世紀 90 年代才得到每人日幣 200 萬圓的弔慰金。日本政府卻對日籍台灣兵有差別待遇，比起日本軍的慰問金數目，相差數十倍。（但戰後日圓的狂貶，到回升至穩定值間的波動倍率，這方面也是要去評估；不過當時 1980 年代，國軍義務役死亡撫慰金不到台幣 20 萬元相比，可以客觀比較。）

「原日本軍人軍眷之未付薪金」、「軍事郵政儲金」、「外地郵政儲金」、「簡易人壽保險金」、「郵政年金」等五項給付，又以「軍人軍眷之未付薪金」與「軍事郵政儲金」兩項金額為最高。軍人薪資積欠部分共有八萬四千件，在民國 89 年（2000 年）1 月底前計有五萬五千件提出申請，佔總數的 66％，而實際領錢的有四萬三千件，約佔總數的 51％，己支付 61 億日幣。軍事郵政儲金方面，全部件數約是六萬件，己提出申請者為五萬三千件，佔總數的 98％，己受理支付者共二萬九千件，約達總數的 48％，己支付 34 億 9 千圓日幣，日本政府共編列 353 億日圓預算來償還債務，但到民國 89 年（2000 年）2 月底約僅發還 110 億，顯示因為補償金額過低，日本政府付給日本內地軍人的是原金額的 7,000 倍，至於補償付給台籍日本兵則僅有「120 倍」，（平均每個帳戶補償金額約 12 萬日圓，折合約新台幣 2～3 萬元。）許多老兵認為受到重大侮辱，氣得拒絕領取，聲稱：「要讓日本政府永遠欠我們！」。

戰犯

戰後，盟軍對所謂的日本戰犯以及臺籍日本兵，作出ＢＣ級戰犯的審判。（註：Ｂ 級屬戰爭罪，於戰爭期間對敵國民眾的犯罪、Ｃ 級屬違反人道罪，非僅於戰時，包括平常時期對人民所犯下的違反人道之罪。）經日本史學者茶園義男編著《ＢＣ級戰犯關係資料集成》整理，ＢＣ級戰犯判刑的臺籍日本兵計 173 名，其中 26 名被判死刑、幾乎為憲兵、通譯、戰俘監視員；餘被判 20 年以下的徒刑（大部分也為戰俘營的監視員）；這些戰犯，先分別關在南洋各地集中營，後來再移押至東京巢鴨監獄統一監禁，於 1952 年舊金山和談後，才陸續被釋放。當日方宣佈臺灣人喪失日本國籍，因此更不負履行為其效命的賠償責任，所以這些代過受罪的監視員，即面臨到身份認同和權益受損的危機，猶如戰敗棄子般自生自滅可謂下場淒慘；之後，雖說戰犯們歸屬中華民國籍，但接收的國民政府態度消極，認為他們對祖國認同及忠誠度有問題，並因 228 事件後加深其誤解，返臺後皆被加強監管，常面臨到警總的跟蹤與監視，生活不寧或被歧視，多半過著艱苦的生活。



日籍台灣兵個案

鄧盛：原台灣籍日本兵對日討債團團長

鄧盛擔任原台灣籍日本兵對日討債團團長，以戰傷重殘傷兵之平民身份，代表戰死家屬與重殘傷兵狀告日本政府，與日本政府纏訟多年。促成日本於其身故後，以民間名義賠償，原臺灣籍日本兵，戰死戰傷重殘每人 200 萬之慰問金賠償，及後續之郵儲金賠償。

許昭榮：全國原國軍日籍台灣老兵暨遺族協會會長

許昭榮擔任全國原國軍日籍台灣老兵暨遺族協會會長，因抗議當時的臺灣政府對日籍台灣老兵及遺族不聞不問，而於 2008 年 5 月 20 日自焚而死。

黃金島：從海南島歸來的二二八戰士

湯守仁：關東軍的台灣原住民軍官

陳篡地：被徵召到越南的傳奇軍醫

史尼育唔：經 31 年才解甲歸鄉的最後日本兵

史尼育唔在日治時期叫「中村輝夫」，漢名叫「李光輝」，是屬於阿美族的台灣原住民。1943 年 10 月 15 日入選高砂族「陸軍特別志願兵」，而離開家鄉臺東廳新港郡都蘭莊（今臺東縣東河鄉），先在新竹湖口基地（當時加入台灣軍第一聯隊），接受陸海空三棲特種作戰訓練 6 個月後，以陸軍一等兵的身分，於 1944 年 5 月 28 日從高雄港出發，前往印尼摩羅泰島駐守，在 7 月 12 上岸，旋即被日本軍編入「輝第 2 遊撃隊」，不久美軍於 9 月 15 日發起海空攻擊行動，隨後採取登陸作戰，在美軍猛烈的攻擊下，此時擔任偵查兵的中村輝夫和部隊離散了，就深入叢林中潛伏伺機行動，利用野外求生的技能繼續支撐著，並不知道日本已經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告投降，所以仍然一直堅守奮戰不懈，在叢林中獨自頑抗度過了 31 年。

雖然 1956 年在這個島，發現了其他 9 個日本兵（3 個日本人，6 個台灣人），但依舊遺漏了中村輝夫，爾後期間有所聽聞卻都不以為意。直到 1974 年 11 月中，「輝第 2 遊撃隊」前隊長、陸上自衛隊退役陸將補（少將）川島威伸帶團前往摩羅泰島弔祭時，聽聞到還有日本兵殘留，就堅持印尼政府要協助搜尋；印尼政府馬上派遣 11 人組成的搜尋隊，終於在 12 月 17 日發現其蹤跡，隔日早晨一行人唱著日本國歌君之代，中村輝夫聽到歌聲就驚訝的出來探望，隨後被搜索團帶回基地。1974 年 12 月 25 日，日本駐印尼大使館接獲「尋獲日本兵」通報，28 日大使館防衛駐在官（武官）湯野正雄飛赴摩羅泰島基地，會見在醫院中接受體檢的中村輝夫。面對武官的詢問，中村極為清晰的以日語一一回答。當武官告知中村，30 年來的世局變化，同時臺灣與日本已經一分為二時，中村依然冷靜回答：「日本沒有輸，我要回日本！」（日本は負けてはおりません，自分は日本に帰りたい。）12 月 29 日，日本大使館為中村輝夫於雅加達舉行國際記者會，會中雖備有台灣語翻譯，但中村堅持使用日語全程回答。

在雙方政府角力下，「最後的帝國軍人」中村輝夫兵長（准下士官），還是以「李光輝」的新身份送返臺灣。當時獲得日本政府補償金和民間捐款及台灣政府的救助金共約 100 萬台幣（800 萬日圓）。於 1975 年 1 月 8 日回到台灣，可惜造化弄人，在機場的歡迎會中，得知妻子改嫁時還暴怒，當時出生僅一個月的兒子，已長大成人結婚生子。雖然部落鄉親亦在泰源小學舉辦盛大的歡迎會，但畢竟離開故鄉 31 年了，還是相對非常生疏，更何況回家鄉後，他的心理和生活都受了巨大轉變，自此在心情、作息、飲食都不健康的情況下，罹患肺癌並於 1979 年 6 月病逝於台大醫學院。

由於印尼人的觀念，認為是日本幫助了印尼獨立建國，所以對日本很友善，摩羅泰島特別也建立了二戰博物園區，並於 2012 年 9 月 14 日，建造了中村輝夫的紀念銅像，且巂文說道：「一個守護印尼摩羅泰島而對抗殖民者奮戰不懈的戰士」。

李柏青：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建國英雄

李柏青（1922 年－2013 年 10 月 16 日），日本名宮原永治，印尼名 Umar Hartono（烏瑪爾・哈托諾）。為日治臺灣的臺南州人（今為雲林縣），乃是第一期陸軍特別志願兵，從征東南亞各地，有戰績且實戰經驗豐富者，戰後和同袍為認同大東亞共榮圈理念，即參與印尼獨立革命而浴血奮戰，終成為印尼建國英雄之一。並在 2005 年，出席印尼建國 60 周年慶典，獲印尼總統尤多約諾頒贈印尼建國英雄勳章，為首位獲得這項殊榮的外國人。

陳智雄：臺灣獨立運動犧牲者

陳智雄（1916 年 2 月 18 日－1963 年 5 月 28 日），臺灣阿緱廳人（今屏東縣中北部）。從東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後，因精通多國語言，被派至印尼擔任外交官，隨日軍擔任通譯，戰後參與印尼獨立革命，並娶印尼當地的印荷混血女子為妻，又透過妻兒的掩護，將原日軍的軍火供應給印尼獨立軍，獨立後首任總統蘇卡諾待他如國賓，且授以榮譽國民的最高榮譽。

之後，因參與台灣獨立運動而拋家棄子，離婚後欲回台灣，卻被護照撤銷成為無國籍者。為了進入日本，在飛機上巧遇瑞士外交官，受其協助取得瑞士國籍。曾經擔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東南亞巡迴大使，中華民國政府視為眼中釘，把他由日本誘捕回台，在無情凌虐皆堅定不屈，慘遭槍決處死，身後由其妹處理，奉安於宜蘭白蓮寺，為臺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

劉志宏：神風特攻隊隊員

劉志宏（1923 年－1944 年），日文名泉川正宏，新竹州苗栗郡銅鑼莊人，於日本東京陸軍航空學校、所澤陸軍飛行學校接受飛行訓練，在參加菲律賓特攻出擊時，被美軍高射炮火打下身亡，死時年僅 21 歲，之後入祀日本靖國神社。是目前記錄可證實的台灣籍神風特攻隊隊員。

董長雄：戰後被日本政府忽視的戰犯

董長雄（日本名：玉峯長雄）因成為戰犯而被判絞刑所寫的遺書，一直被放於日本靖國神社，未交到遺屬手上。2003 年，台灣「全國原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會長許昭榮被日本人告知此事，並經由他將遺書影印本帶回台灣，交給董長雄家屬。

台籍日本兵董長雄，二戰期間離開妻子和年幼的獨子，被日本政府徵召到印尼管理戰俘營。日本投降後，這名憲兵隊通譯被盟軍國際審判庭視為戰犯，並判處絞刑，當時有 26 名管理員被處死，但只有兩人被處絞刑。 臨刑之前寫了遺囑。這份遺囑，日本政府並沒有交給遺族，而是存放於日本靖國神社。他臨死前遺願，希望死後獨子董英明能接受日本教育。但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多年，終其一生，不曾受到日本政府的照顧。

董長雄遺書中寫著：

在遺書中為獨子董英明請求：

只是日本政府沒有依照其遺願（大日本帝國並無復興），讓董英明到日本接受教育，更讓董長雄的遺書留在日本靖國神社五十多年。台灣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長劉峰松、編纂李展平到屏東縣做戰後史田野調查，在楓港找到董長雄的兒媳孫素珠。她說，房租兩千塊錢，一年頂多三個月有工作。這日籍台灣兵的後代家徒四壁，日本政府從未關照他們家。2003 年日本政府曾請許昭榮代為探視董英明，了解其近況，但知道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後，即不再聞問。

簡傳枝：自願的日籍台灣兵

簡傳枝，於 2005 年 84 歲的宜蘭縣民，60 年前志願從軍當日本兵，日本名「竹內傳一」。簡傳枝花了五年時間，以日文、中文完成「日籍台灣兵手記」，並提供給在台灣的國史館參考。簡傳枝說：「當年自願當日本兵的台灣囡仔（臺灣語，年輕人、小孩子之意），只想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沒有侵犯他國的意圖！」他透露說：「日本時代的台灣人，可說是二等、甚至三等國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灣人配給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灣人供給量少的下等豬肉。因為只有當兵才能不被歧視，可享受與日本人同樣的待遇，因此，許多台灣人就志願從軍。」「1942 年，42 萬多名台灣人自願當日本兵，但經過嚴格篩選後，只錄取 502 人；有台灣人未獲錄取當日本兵者，甚至想不開去自殺。他那年 21 歲，在七堵鄉公所畜產課課員，志願從軍並獲錄取。」「當時日籍台灣志願兵可說是「男人中的男人」，極為風光。那時自願進入日本陸軍，將生命奉獻給日本的日籍台灣兵，為的只是表現台灣人也有資格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成為一等國民，根本沒有要侵犯中國或他國的意圖。」

簡傳枝問：「如果當年日本沒有戰敗，台灣現在還可能是日本的領土，何來背叛之說？」當年他爭取到平等的待遇，到現在還以曾身為日本兵為榮，也曾四度到日本靖國神社參拜過。簡傳枝同時保存一個「大東亞從軍記章」，是參加戰爭，日軍送的紀念品。簡傳枝說：「但在反日宣傳教育下，戰後出生的年輕人往往對上一代曾為日本兵的長者，誤會是侵害中國人、幫助仇敵、當成背叛者！這應該是 60 年來日籍台灣兵共同的沈鬱吧！」

吳連義：戰後殘留越南的最後一位台灣人

吳連義，1943 年畢業於嘉義農林（今嘉義大學），翌年被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派到越南的日本軍農業試驗場工作，戰後成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的「棄民」。吳連義後來滯留越南在當地娶妻生子，居於寧平省，2006 年辭世，遺願望落葉歸根。
此外相同經歷者，尚有黃燦銖（乃台南市長黃偉哲的叔公），1922 年出生，北門農工畢業，二戰時亦被日本軍部派到越南拓殖，戰後因錯過返鄉機會，而加入越南共和國（南越）軍隊，暨娶了當地世家女子落地生根，且官拜陸軍中校退伍，1974 年 3 月時曾返鄉，並曾被當時的《聯合報》報導過。卻也基於此，在統一後的越南被監禁勞改 11 年，出獄後僑居丹麥 10 年，等越南改革開放才再回胡志明市定居終老，於 2016 年初辭世，其內心始終惦記台灣故鄉的社會脈動。

李登欽：馬尼拉戰役陣亡的海軍特別志願兵

李登欽（日本名：岩里武則）為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之兄，1921 年 2 月 19 日出生在臺北州淡水郡三芝莊，淡水高等小學畢業，於昭和十三年（1938 年）出任警察，官階為巡查。1943 年報考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一期，當時提出申請者高達 316,097 名的競爭下，通過體檢、筆試、口試才獲得錄取。並在高雄海兵團受訓完後，1944 年 7 月前往駐地服役，被編入位於菲律賓馬尼拉的海軍根據地隊「第 31 特別根據部隊」，任職艦艇輪機兵。於 1945 年 2 月 15 日在軍艦上戰歿，隨即與軍艦同沈入海，得年僅 24 歲，因屍骨無存，李父始終不信愛子戰死，後來以陣亡軍人的身分，靈位入祀靖國神社供奉。



統計

死亡統計

乙丙級戰犯

志願兵募集

賠償金

1987 年日本政府用特別立法的方式，以「弔慰金」的名義補償台籍日本兵。惟「弔慰金」不是日本政府給付日本軍人之「撫恤金」，且「弔慰金」與日本軍人的「撫卹金」有較大的差距。日本政府給付給舊日本軍人的「撫卹金」約為台籍日本兵的「弔慰金」的 58 倍。

支給狀況

日本赤十字社審査、裁定（總理大臣裁定權限委任）：


* 受付 29,913 件

* 給與 29,645 件

* 卻下 268 件

總額：529 億 9,000 萬日元



日治時期的日本軍歌

除了日文軍歌如《臺灣軍之歌》等以外，還有別的元素添入軍歌。台灣在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下，台灣語流行歌謠被禁，同時日本政府為了召集台灣人前去南洋當軍夫，將《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等流行歌曲改填日語歌詞，成為《大地在召喚》、《榮譽的軍夫》、《軍夫之妻》，此舉使得當時台語詞曲創作遭壓抑，因而在二次大戰最後幾年完全被日本軍歌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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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參考文獻

引用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