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白話報》是中國創刊較早的有影響的白話報之一。《杭州白話報》1901 年（光緒二十七年）6 月創刊於杭州，創辦人是項蘭生，參加編撰的有陳叔通（謞者）、孫翼中（獨頭山人）、林獬（宣樊子）等人。《杭州白話報》以鮮明的立場觀點對當時的中國政治、國內外重大事件發表過許多重要評論，提出過改造社會的主張，對封建教條進行過較系統的批判，在當時起到進步作用，對以後各地白話報的出現都產生了影響。



創刊

《杭州白話報》創辦人是項藻馨，字蘭生，杭州人，清朝舉人，自任報館經理。

創刊日期

該報的創刊日期有兩說。一是相士元所著《浙江新聞史》（1930 年之江叢書）說，創刊於 1895 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另一說是方漢奇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中提出《杭州白話報》創刊於 1901 年 6 月 20 日（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五）。現在大多數學者認同後一種說法，認為《杭州白話報》自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五出版編號為第一年第一期起，逢五出版、間或漏期，至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為第一年度，共出 33 期。第二年度編號復從第一期起。第一年第一期有宣樊子林獬的《論看報的好處》，是篇代發刊詞性質的論說。

主筆人

該報的主筆、編撰人也有多種說法，有學者認為主筆是胡修廬，參加編撰的有陳叔通（謞者）、孫翼中（獨頭山人）、林獬（宣樊子）等人。還有學者認為，初創期主筆為鍾寅，後為汪嵌、鍾璞岑、童學琦。編輯有邵章、汪希、袁毓麟、陳叔通、程光甫、韓靖庵等。近年還有一些說法認為《杭州白話報》的第一任主筆是林獬（林白水）。



宗旨

初創時，《杭州白話報》宗旨是開民智、作民氣。如《本報一年期滿總論》所說：「本報的宗旨，開民智和作民氣，兩事並重。不開民智，便是民氣可用，也是義和團一流人物；不作民氣，便是民智可用，也不過作個聰明的奴隸。」

該報嘗試採用白話報刊的形式，結合同時期的社會局勢，進行「開民智、作民氣」的行動。對義和團運動、全國各地反賠款反洋教的鬥爭等進行報導和評論，抨擊封建專制制度和清政府「賣國讓權」的行為，譴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介紹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頌揚民權思想，寄希望於清政府的「新政」，指出「守舊」的亡國危害，要求實現儘快憲政。該報認為「改良」是挽救中國的最好「良方」，而「民智」、「民德」「民力」是強國保種的要素。面對的對象是下層社會百姓，即農工商賈婦人兒童。主張開民智 —— 辦教育、興學校，推行歐美資產階級教育制度，抓好三方面教育：女子教育、家庭教育、兒童教育，提倡出國留學；作民氣 —— 使中國人「知恥」、「知憤」，有愛國的志氣和自強保國的決心；去惡俗 —— 開闢俗語指謬、俗語存真兩個欄目。此外，還傳播天文、物理、化學、醫學等自然科學知識。

1903 年，該報開始傾向革命，這發生在孫翼中接人總編輯後，該報成為光復會的輿論機關。

孫翼中是杭縣人，原先在杭州求是書院任國文講席，主張排滿愛國，因出課題「罪辮文」遭清朝官吏查究，輾轉到日本留學，和浙江革命志士創刊「浙江潮」雜誌鼓吹革命。1903 年（光緒二十九年）夏回國，受項蘭生之請主持《杭州白話報》。當時在浙江一帶進行反清革命活動的革命黨人陶成章、龔寶銓、蘇曼殊、魏蘭等，常常下榻於此，因而杭州白話報館成了當時浙江革命黨人的活動據點之一。



發行

規格、周期

《杭州白話報》長 22.5 厘米，寬 13 厘米，木刻雕版，連史紙印刷，冊頁式線裝，文為通頁豎排，每期頁數多少不等。創刊時為旬刊，1902-1903 年仍是旬刊，館址為祖廟巷項宅，第二年遷萬安橋西石庫門。第二年度的第 24 期起，又遷至下城頭巷朝東石庫門內。以後改為周刊、三日刊、日刊。每份售價大錢三十文。

欄目

《杭州白話報》有論說、中外新聞、地學問答、雜文、俗語指謬、俗語存真、北京紀聞、新歌謠、新彈詞、時事評論、歷史故事、小說、雜著等專欄。較之前的報刊欄目設置，帶有較為明顯的「啟蒙色彩」和「本土色彩」。
「論說」、「中外新聞」、「北京紀聞」、「時事評論」多從教育規勸的角度出發，勸人識字、不要虐待奴婢、中國男女結親的壞處、中國人對付外國人採用的手段、革新風俗等，並根據當時國內外發生的大事以及杭州本地的事件作為對象，迎合了下層民眾能用粗淺的知識來關心國家大事的心理。其中，「論說」一欄中連載了 12 篇《變俗篇》，對於民間盛行的燒香、扶乩、拜懺、吃素、吃煙、謠言、飲酒等不良現象進行了批判，同時通過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來革新風俗，要求女子放纏足，改裝飾，講衛生，改變近親結婚的惡俗，同時還從治國齊家的理論出發，對於男女社交公開，婚姻自由，辦女報，鼓勵留學生出國學習等方面給予了關注。
「地學問答」、「雜文」、「俗語指謬」、「俗語存真」則從普及知識的角度引導下層民眾關注日常生活的細節。其中，「地學問答」普及有關地理、天文、物理、化學等方面的知識，極力地向下層民眾普及西學知識，這裡的知識非常適合新式學堂的學生來閱讀。「俗語指謬」欄目，這些俗語涵蓋了下層民眾日常生活的諸多面相，辦此欄目的目的就是揭示這些常見俗語背後所潛藏的荒謬寓意，通過淺顯的說理打破民眾既有的思維偏見，從而起到教育、普及知識的目的。「俗語存真」欄目，輯錄了諸如「家不和，鄰居欺；鄰不和，外人欺」，「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等在內的俗語共 11 條，對這些俗語背後所蘊含的真知灼見進行了論述。
「新歌謠」、「新彈詞」、「小說」、「歷史故事」、「雜著」則從故事的角度發揮文學的教育功能，這些都為後來的白話報編排吸收模仿。
由此可見，《杭州白話報》專注於思想與知識啟蒙的同時，還對俗語以及相關的底層文化持一種理性和客觀的態度。

營銷傳播

林獬在《杭州白話報》創刊時流露出這種意向 —— 如果學堂學生買報，全年至十份以上則按八折算帳，如果有達官和富商定至十份，分送他人，也按八折計算。可見，該報是要以新式學堂的學生以及社會中層的知識分子為「中間人」，通過二次傳播影響到下層民眾。23 不少書院、學堂的學生為了策勵民心，開通民智，籌款訂購杭州白話報，在茶坊酒肆中當宣傳品散發。《杭州白話報》發行代售處包括上海、蘇州、無錫、金陵、北京、武昌、宜昌、常熟、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共 23 處，發起運動的廣度令人稱讚。



體裁

在體裁方面的特點：用白話文書寫，文字通俗，文章簡短，形式活潑多樣。尤其是短評，明快尖刻，大膽說話，頗能引起人們的注意，收到宣傳的效果。

《杭州白話報》用白話文書寫，一方面是藉此來普及教育、宣傳維新的道理，另一方面還在於通過推行「言文一致」使各個階層趨於理解和溝通。該報試圖以「說」的形式來代替「寫」的形式，借用古代話本小說的套路來寫作白話報刊文。用口語化的句式和用詞，宛如與讀者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同時，該報主筆們僅僅是借用了俗文化的某些形式，對其內容則始終持一種審慎、疏離的態度，對一些民俗習慣中的不良現象進行諷刺和批判，揭示俗語背後潛藏的荒謬寓意。

這種以白話寫作的形式，被白話報人當做一種獨立文體，即「演書」，首次出現在《杭州白話報》中。「演書」在內容和敘述方式上都接近小說，不僅採用口語化的語言，同時還套用傳統話本小說的鋪演方式，文中隨處可見諸如「話分兩頭，如今單說那……」、「這且按下，如今先說」、「閒話休談，且說」、「前回不是說」等等說書人的套語；在敘述口吻上也多與章回小說無異，介紹人物則「看官，你道這馬江丸的來歷，到底怎麼樣？原來這馬江丸是英國有名的將軍，當初英國攻打葡萄牙時，全仗馬江丸之力，此人勇銳非常，也算是行兵的老手，並且手下將校，多是一時豪傑，所以英國派他守這坎拿大，也是為地擇人的意思」。
但「演書」與小說只是表面相似，實際上是兩種不同文體。當時的白話報人認為小說是原創的，而「演書」是改變他書而成，把現實中發生的時事進行藝術再加工。「演書」比小說更強調敘述內容的真實性，內容涉及資產階級革命史、民族衰亡史、愛國英國業績、本國戰爭紀實等，其寫作目的在於覺醒民眾，真實性代表了確切潛伏的危機。「演書」所展示的政治主題和嚴肅的寫作目的，都與傳統意義上的通俗小說有很大的不同。可見，「演書」作品的出現，乃是為了起到傳播救亡思想、喚醒國民意識的作用，從而藉助通俗白話的語言，仿照傳統小說筆法，改寫「泰西政治學業諸小說」等相關作品。藉助小說體裁的廣泛影響力進行有關政治作用的書寫，正是這類文體的獨特之所在。

此外，《杭州白話報》還把關注點輻射到了報外的活動：第一，對於興辦學堂、蒙學教科書的宣傳。晚清出現了一批新型的用白話編纂的教材，許多倡導白話文運動的先行者也先後積極投身於此。上海彪蒙書局的浙籍人士施崇恩編纂了許多傳播新思想的白話文教材，《杭州白話報》上就多次刊登彪蒙書局的書籍廣告。第二，對於宣講與演說的重視。演說是「對著眾人發明真理，聽的入在耳朵里，印在腦子上，可以永久不忘。日子長了，可以把人的心思見解變化過來」。這種形式被官方力量和民間人士所看重，其內容或為報刊刊載的時事新聞，較有現實針對性和教育意義，如《杭州白話報》第 2 年第 19—20 期刊登的《緊要演說》談「拒法運動」，先後有龍積之、關德甫、馬君武、錢寶仁、吳稚暉、蔡民友等人登台演說。



停刊

《杭州白話報》終刊日期也有爭議。鍾韻玉先生說，1912 年 2 月，由鄭在常、周慶雲分擔經費，改為《全浙公報》；方漢奇教授說，該報於 1910 年 2 月 10 日停刊；《浙江百年大事記》（徵求意見稿）載，該報於 1910 年 1 月改組為《全浙公報》。但根據現在所見的藏報，《全浙公報》系 1909 年 1 月創刊，而《杭州白話報》至 1910 年 1 月尚在出版。所以，《杭州白話報》改為《全浙公報》的說法值得商榷。2 還有學者認為 1904 年 1 月停刊，共出了 82 期。



影響

啟蒙作用

可以說，以林獬為代表的晚清新知識界，從一開始就把文化教育救國作為啟蒙策略看待，堅信「自動啟蒙」的功效。《杭州白話報》專注於思想與知識的啟蒙，對教育的重視成為該報的一大特色。第一，批判中國舊有的教育制度，讚美歐美現行的教育制度，主張普及教育、惠及全體國民。將八股取士的改良稱為中國第一件喜事，同時認為西方歐美的政治學術、商兵工藝等種種事業的發達進步則「賴於歐美教育的勢力」。第二，採用德育、智育、體育這一西方教育的評價體系，呼籲重視女子教育、兒童教育、家庭教育。

發行量

《杭州白話報》的發行量相當可觀，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
據 1903 年 4 月《浙江潮》第三期所刊《杭州城報紙銷數表》的統計數字，上海老牌報紙《申報》在杭州的銷量「約五百數十張」，訂報人以「官場商家為多」；梁啓超於 1902 年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新民叢報》銷數「約二百份」，所銷處以「學堂學生為多」；《杭州白話報》銷量「約七八百份」，讀者多為「普通住民」；而上海《蘇報》的銷量僅「約五十張」，所銷處以「學堂為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1901 年《杭州白話報》的發行量與受眾情況及其社會影響力。
1901 年底，《杭州白話報》創刊不到半年時間，竟然引起了山西巡撫的極大興趣，飭令各司道府廳州縣籌款購閱，並讓各地官員勸導地方士紳買來分送，以開通地方風氣。與此同時，嘉興廣智學會一班志士「要照分送《感應篇》、《陰鷙文》的章程，大家湊些款子，向我們買《杭州白話報》，到茶坊酒肆裡面，去送把人看，並不收取一文」。杭州求是書院和武備學堂亦設立分送白話報社，每月買幾百本去，照分送善書章程，各處去廣為分送。
由此可知，《杭州白話報》不僅在杭州「普通住民」中間和本省（尤其是新式學堂學生和開明士紳群體）有著很好口碑，而且產生了全國性廣泛影響。

白話報發展

在《杭州白話報》的影響下，不少地方相繼辦起了白話文報刊。「溯白話報之出現，始於常州，未久而輟。及《杭州白話報》出，大受歡迎，而繼出者遂多。若蘇州、若安徽、若紹興，皆有所謂白話報，而江西有《新白話報》，上海有《中國白話報》，又若天津之《大公報》，香港之《中國日報》，亦時參用白話，此皆白話之勢力與中國文化相隨而發達之證也。」

此外，《杭州白話報》的最顯著的成績還在於大力鼓吹女子放足、提倡女子教育；光緒二十八年杭州放足會的成立和光緒三十年杭州女學堂的設立，都與杭州白話報的大力宣傳分不開。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