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安全目標和計劃書 ，或以 NSC-68 號文件更廣為人知，是一份長達 66 頁的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SC）秘密政策文件。該文件由國務院和國防部起草，並於 1950 年 4 月 7 日提交給時任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這是說明美國冷戰政策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用學者歐內斯特・R・梅的話來說，NSC-68 號文件「提供了在 1950 年到 1991 年蘇聯解體之間美蘇冷戰軍事化的藍圖。」NSC-68 文件及其帶來的的軍備擴張大幅提高了美國的軍事預算，導致了氫彈的開發 ，並使美國增加了對盟國的軍事援助。這份文件也把回滾全球範圍內的共產主義政權當作高度優先。NSC-68 號文件同時也否定了緩和和遏制蘇聯作為替代政策。



歷史背景

到 1950 年，一系列事件的爆發使美國政府認識到重新審查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必要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經運作；對歐洲盟國的軍事援助已經開始；蘇聯引爆了原子彈，共產黨人鞏固了對中國的控制。此外，在 1949 年的夏天，一場英鎊兌美元的危機使美國政府認定馬歇爾計劃不足以在 1952 年之前解決西歐的經濟問題，屆時為期四年的馬歇爾計劃將結束，西歐別無選擇，而只能像 20 世紀 30 年代那樣追求自給自足 ，而這將會伴隨以世界經濟普遍的衰退，尤其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的打擊。 類似的問題也困擾著日本。隨著對美國及其盟國的這些威脅不斷擴大，1950 年 1 月 31 日，杜魯門總統指示國務院和國防部「重新審視我們在和平與戰爭中的目標，以及這些目標對我們整體戰略計劃的影響。」隨後，美國國家防務政策審查小組在保羅・尼采的領導下成立。 

該委員會的國防部代表最初反對提升現有的 125 億美元的國防開支上限。

這份文件號為 NSC-68 的文件於 1950 年 4 月 7 日提交給杜魯門總統，並於 1950 年 4 月 12 日轉交國家安全會議作進一步審議。 

NSC 研究小組：


* 保羅・尼采（主席）

* 約翰・P・戴維斯

* 羅伯特・塔夫茨

* 羅伯特・胡克

* 迪安・艾奇遜

* 查爾斯・E・波倫

* 杜魯門・蘭登少將（美軍聯合參謀部代表）

* 薩穆埃爾・S・布塔諾

* 羅伯特・洛維特（國防部副部長）

最初，杜魯門總統並不支持 NSC-68 號文件。他認為這份文件沒有具體說明哪些項目會受到影響或改變，而且這份文件也與他之前提出的國防開支上限相悖。杜魯門將這份文件送回以進行進一步的審查，直到 1951 年才最終批准。 

NSC-68 號文件概述了當時美國實際上的國家安全戰略，並從軍事、經濟、政治和心理角度分析了蘇聯和美利堅合眾國的能力。

NSC-68 號文件以災難性的口吻描述了美國將要面臨的挑戰。該文件指出：「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重大的，不僅涉及到合眾國的生死，更涉及到人類文明本身。」 



內容和意義

NSC-68 號文件認為美國其時的目的和目標是合理的，但執行得不好，稱「現在的項目和計劃...... 極度不足」。雖然喬治・凱南的遏制理論闡明了對美國外交政策採取多方面的行動來應對蘇聯的威脅，但該報告也強調了軍事外交行動的政策。1947 年，在最著名的「X」文章中，凱南主張對蘇聯實施遏制政策。NSC-68 號文件將這一政策描述為「精密計算與循序漸進的政策」，並強調在和平時期也要保持巨額軍費開支，使美國擁有「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組合而成的超強整體實力「。

NSC-68 號文件特別強調美軍有能力做到：


* 捍衛西半球及重要盟友地區以發展其戰爭能力；

* 建立一支足以戰勝蘇聯的的進攻力量，同時提供並保障動員基礎；

* 執行攻擊行動以摧毀為蘇聯提供戰爭能力的設施，並儘可能地阻礙敵人兌現其戰爭實力直到美國及其盟友準備好全面戰爭；

* 捍衛和維護執行上述任務所必需的通信線路和作戰基地

* 同時向盟友提供上述任務中的幫助也至關重要。

NSC-68 號文件本身並未包含任何具體的預算估計，而當時美國已將國民生產總值的 6％-7％用於國防開支。很明顯，總統此前對國防開支的上限設的太低了。該文件呼籲將國防開支從 1950 年的每年 130 億美元增加到每年 400 美元或 500 億美元。 同時強調了減稅和「減少除國防和對外援助以外的目的性支出，並在必要時延遲執行某些可取的方案」，以節省經費用於國防支出。然而，參與編寫該研究的幾位官員，包括未來的總統經濟關係委員會主席萊昂・凱澤林，表示可以通過故意增加政府赤字來提升軍費開支，這也將像 1930 年之後那樣，對美國經濟起到激勵和刺激的作用。實際上，該文件確實指出，達到較高國民生產總值「本身就會增強美國經濟和軍事力量......」。國防部副部長羅伯特・洛維特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美國經濟「可能會從我們所建議的那種積聚中受益」。



與美國外交政策的關係

有人認為，如果任由蘇聯的勢力範圍繼續擴張，它可能會成為一支沒有任何國際聯盟可以聯合抵禦的超級力量。這意味著，美國需要做好軍事上的自我保護。換句話說，蘇聯的每一步侵略擴張行動都需要受到美國主動的強烈抵禦，以防止美國本身遭到破壞。當然，這一論調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均取得軍事勝利的前提下得出，因此十分強調軍事擴張。

理解 NSC-68 號文件的關鍵還在於語言。研究者必須仔細閱讀原始材料以辨認內含的動機與主題。文件中形容詞的使用為研究作者動機，以及對目標受眾的印象起到了關鍵作用。其中一個例子是將蘇聯激起的國際性形勢變化描述為地方性的變化。通過使用這種語言，作者顯然希望將蘇聯描繪成一種「文明之疾」，而美國則是其「治癒之道」。這一立場在整個冷戰期間都被堅決貫徹，並在許多外交政策決策中占有主導地位。



美國政府內部辯論

NSC-68 號文件引起了一些高級政府官員的批評，他們認為冷戰正在毫無必要地升級。當報告在正式交付給總統之前，許多杜魯門政府的高級官員都在審查過程中嘲笑其論點。威拉德・索普爾質疑其「蘇聯正在穩步縮小其整體經濟實力與美國整體經濟實力之間差異」的論點。索普認為「我不覺得這個立場得到了證明，而是相反…… 實際差距正在擴大，對我們有利。」他指出，1949 年美國經濟增長率是蘇聯的兩倍。美國年鋼產量也超過蘇聯 200 萬噸；美國的物資儲備和石油產量也都遠遠超過了蘇聯。至於蘇聯的軍事投資，索普懷疑蘇聯承擔了如此大部分的國內生產總值中有很大一部分用於住房。聯邦預算局的威廉・紹布則更加苛刻，認為「無論在哪個舞台上」，「空軍，陸軍，海軍， 原子彈存量，經濟，美國都遠遠優於蘇聯。」喬治・凱南雖然被稱作「遏制政策之父」，但是也對該文件持反對意見。凱南尤其不同意對美軍的大規模重新武裝。（FRUS, 1950, Vol. I）

杜魯門的立場

即使在蘇聯成為擁核大國之後， 哈里・杜魯門總統也在試圖遏制軍費開支。但是，當 NSC-68 號文件呈上他的辦公桌時，他沒有直接予以否定，而是將其重新發回委員會並要求尼采估算計劃所涉及的費用。在隨後的兩個月里，委員會的進展甚微。到 6 月份，尼采幾乎已經放棄了。但事情於 1950 年 6 月 25 日出現轉機：金日成的朝鮮軍隊越過了北緯 38 度 。隨著韓戰爆發，NSC-68 號文件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正如艾奇遜後來評論的那樣：「韓戰...... 刺激了美國政府必須採取行動。」 

輿論

杜魯門政府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公關活動，以使國會和輿論相信戰略重新武裝和遏制蘇聯共產主義的必要性。政府深知其必須克服孤立主義者，如參議員羅伯特・A・塔夫脫 ，以及激進的反共分子，如詹姆斯・伯納姆等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美國國務院和白宮利用 1950 年 6 月北朝鮮的突然襲擊及韓戰頭幾個月的拉鋸戰來引導國會和公眾輿論逐漸偏向 NSC-68 號文件所提出的大規模重新武裝。 



歷史辯論

NSC-68 號文件被歷史學家認為是冷戰升級的重要因素。這是美國外交政策完全轉變為全面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戰略也是美國歷屆政府均給予官方承認的。1962 年，學者保羅・哈蒙德首次向公眾披露了一份詳實準確，基於訪談的 NSC-68 號文件介紹。



結論

NSC-68 號文件對於理解冷戰，及理解其對於 2005 年 3 月所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等類似的國家安全文件的影響，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當前的美國外交政策提供了見解。 NSC-68 號文件的施行標誌著美國冷戰政策的「轉變」— 目標不僅僅是蘇聯，而是所有共產黨政權。通過簽署這一文件，杜魯門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明確界定的和連貫一致的美國對外政策。此外，正如委員會所明確提出，NSC-68 號文件的出台解決了杜魯門在「 紅色恐慌 」和阿爾傑・希斯案件之後受到右翼攻擊的麻煩。雖然沒有公開，但 NSC-68 號文件出台後美國常規武裝和核能力都明顯增強，從而大幅提升了美國的財政負擔。而 NSC-68 號文件本身卻沒有對國防開支的擬議增加提出任何具體建議。杜魯門政府在 1950 年至 1953 年期間將國防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 5％增加到 14.2％，幾乎是整整兩倍。 



參見


* 遏制政策

* 緩和政策

* NSC-162/2 號文件

* 回滾政策

* 國家安全指令（2003 年 5 月）



注釋



延伸閱讀

原始材料



外部連結


* Text of the report in multi-page form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Text of NSC-68 in single-page form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Seminar Paper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Selling NSC-68: Mobilizatio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Korean War, by Steven Case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