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1907 年 11 月 7 日 —1989 年 7 月 31 日），原名周運宜，字起應，筆名綺影、谷揚、週莧等，男，湖南益陽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文藝活動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曾參加領導「中國左翼文藝運動」；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文化總同盟書記、《文學月報》主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文藝界的官方領導地位，又親自參與和發動中共歷次文化批判運動，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倒，曾遭監禁和批判；文革結束後，獲得平反；恢復工作後，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文聯主席、黨組書記，中宣部副部長，中紀委常委等職。晚年思想有巨大變化，曾向在歷次鬥爭、運動中被其批評或攻擊的人士道歉，提出人性論和異化論。



生平

早年

生於丁未年（1907 年）農曆十月初二（陽曆 1907 年 11 月 7 日）。1923 年 2 月，與同歲的吳淑媛成婚。婚後，周揚攜妻子到長沙讀書。次年長女出生，四歲時夭折。1927 年，周揚考入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 年，失掉組織聯繫。曾留學日本。1931 年回國，次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成為「左聯」的實際領導人，同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 年，周揚在上海結識蘇靈揚。次年，兩人結婚。周揚再娶並未告之懷孕的元配妻子吳淑媛，此後周揚將懷孕的吳淑媛和兩子送回益陽。1936 年，左聯內部有關「國防文學」（周揚、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馮雪峰、胡風提出）的兩個口號的爭論，周揚也與胡風有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爭論。

延安時期

抗日戰爭爆發後，周揚於 1937 年秋，隨同妻子蘇靈揚和年幼的女兒抵到延安。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文協主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1946 年至 1949 年，他曾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華北局宣傳部長。1949 年，參與負責籌備和召開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副主席。

1949 年後十七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直擔任文化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主要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他是 1950 年代、1960 年代中國大陸文藝界的實權人物，具體領導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種文藝運動和思想鬥爭，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文藝講話。在其擔任文宣領導期間，策動了多次批判運動，如胡風、丁玲反黨集團案。

1963 年至 1964 年，毛澤東對文藝工作作出兩次批示，在 1964 年 6 月 27 日的第二次批示，毛澤東直指周揚領導下的各個文藝協會「這些協會和他們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 十五年來，基本上…… 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否定建國以來中宣部和周揚這位副部長領導下的文藝工作。周揚大規模地對文聯、作協和文化部負責人進行激烈批判

文革十年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揚被打倒，被稱為「十七年『文藝黑線』的總頭目」，入秦城監獄。1975 年，周揚出獄。

改革開放後

1977 年 5 月，周揚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1978 年 6 月 12 日任中國文聯主席、黨組書記兼中國作協副主席。

後兼任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長。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十二大代表、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

晚年他的思想有巨大轉變，對早期種種批判運動都有反思。陸續對胡風等被其批判過的人士道歉。

1985 年 5 月，顧驤開始了文選的籌備工作。為了能趕在周揚生前儘快出書，他決定只收入文革後周揚新發表的文章。

1980 年 7 月，經批准成立《周揚文集》編寫組籌備組。周揚決定先出第五卷 (即文革後卷)。1981 年 1 月，經中宣部批准，從全國文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單位抽調人員，正式成立了「《周揚文集》編寫組」。責任編輯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部文藝理論組組長羅君策。

1980 年 9 月，周揚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之約，在中共中央黨校發表講話《思想解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過去把人道主義一概當作修正主義批判，這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是包含著人道主義的。1983 年 3 月 7 日，在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學術會議，周揚在開幕式做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主題學術報告。報告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王若水、實際承擔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秘書工作的顧驤、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負責人王元化提前一個月住進天津迎賓館，全封閉寫作。報告結構分為「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學說」、「要重視認識論問題」、「馬克思主義與文化批判」、「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四個部分。期間，王若水因家事臨時趕回北京，寫發言稿的任務就落在了顧驤和王元化身上。顧驤負責一、四部分，王元化負責二、三部分。其中，第四部分「論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是重點，很快引起黨內爭議 —— 會議進行到第二天就休會兩天。3 月 10 日，胡喬木來到周揚家中，討論這篇報告。據在場的王若水回憶，胡喬木自始至終沒有正面批評周揚，只是說講話在有些問題上還不夠完整、不夠清楚。但周揚沒有修改，經總書記胡耀邦圈閱後 3 月 16 日在《人民日報》第四版全文刊發。事態就此急轉直下。3 月 20 日，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中宣部關於人民日報擅自全文發表周揚同志長篇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顧驤回憶處理意見有三個要點：第一，《人民日報》也應該刊發對於人道主義的其他不同觀點，不應只發表周揚的講稿；第二，將王若水調離《人民日報》；第三，周揚不聽胡喬木的意見，不對文章進行修改，在重大問題上「不負責、不嚴肅」，應「有所認識，表示正確的態度」。從 1983 年 4 月開始，對於周揚報告的不同意見從集中在「人道主義」方面逐漸轉向「異化論」焦點。198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二中全會召開時，由胡喬木起草的報告中猛烈批評了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說法。十二屆二中全會根據中共十二大的部署，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後來又加上了「不搞精神污染」的決定。在二中全會的小組討論上，周揚做了口頭的自我批評，從此退居二線，任中宣部顧問兼全國文聯主席。1983 年 10 月開始持續 28 天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1983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專訪《周揚同志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 擁護整黨決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決策 就發表論述「異化」和「人道主義」文章的錯誤做自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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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北京 11 月 5 日電 中國文聯主席周揚今天在他的住處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我衷心擁護十二屆二中全會關於整黨的決定和鄧小平同志、陳雲同志在全會上的講話。他們的講話語重心長，為全面開展的整黨工作提出了綱領性的意見。 
> 他說，在鄧小平同志的講話中，一方面著重強調了整黨不能走過場，必須認真查處「三種人」的問題和其他反對黨的路線、違法亂紀、以權謀私的黨員的問題，另一方面把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並且批評了理論界、文藝界存在精神污染的種種嚴重現象。我聽了深受感動，精神為之一振。胡耀邦同志在中央顧問委員會上的講話以及一些同志在會議上的發言，對我既有嚴正批評又有熱情幫助，使我受到極大的教益。現在，我想就會議中提及的有關問題談談我的認識。 
> 周揚同志說，自從粉碎「四人幫」，尤其是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國家經過兩年徘徊，四年撥亂反正，在經濟文化建設上已經走上了正軌，出現了安定團結，繁榮興盛的景象。這種空前大好的形勢是應當充分肯定，無可置疑的。但是，由於舊社會遺留下各種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四人幫」長達十年的破壞，我們各方面工作中當然還有許多並非盡如人意的地方，理論界和文藝界亟待解決的問題也很不少。我們應當在中央正確方針指導下，通過積極而穩妥的改革逐步解決。作為思想理論戰線的戰士，應當以極大的熱情宣傳各條戰線的新氣象，研究和回答實踐中提出來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鼓舞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祖國，實現四化的信心。可是，在今年 3 月份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我發表的長篇文章中卻提出了「異化」這個概念來探討。「異化問題是個比較複雜的需要探討的問題，國內外許多學者關於這個問題有大量的論述。正確地認識這個問題，要有一個過程，才能完整地、準確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肅清資產階級觀點的不良影響。但是，我在當時那種鄭重場合，以那種潦草的形式來提出問題，就不夠虛心謹慎了。特別是在一些負責理論宣傳工作的同志提出不同意見之後，還固執己見，這就更加不妥。現在冷靜地看，文章本身確有缺點。首先把社會主義社會的一些性質不同的陰暗面籠統地用「異化」來概括、解釋，這樣就只是把「異化」這個概念任意擴大化，無助於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和解決。特別是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很好地注意在思想上與資產階級的「異化」觀點劃清界線，以致有可能為某些別有用心，有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情緒的人們所歪曲、利用，也可能使一些意志薄弱、思想動搖的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喪失信心。這樣，我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異化」的提法，就造成了某些思想上理論上的混亂。這本來是我應該加以重視和注意的問題，而我當時恰恰忽視了這一點。這是我首先應當自我批評的。考慮到我在文藝界理論界的影響，我深感有負黨和人民的委託。 
> 他說，小平同志在他的講話中，是從全局性、戰略性的觀點來考慮「異化」問題的。「異化」本身是個概念，探討理論問題當然首先要弄清楚概念，否則就無從談起。但是，決不可僅限於從概念出發，在概念里繞圈子。正確的思想方法應當是要從實際出發，從全局出發，經過對於客觀材料的調查研究，反覆論證，才能引出比較正確的結論。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才能真正達到同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思想要從全局性的實際出發，還要由實踐來檢驗。我在談「異化」的時候，本意也想聯繫當前的改革來談。由於我對實際情況所知甚少，對於我所看到或聽到的許多現象也缺乏認真的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所以只知道要改革，但如何改革也還是茫然，既提不出中肯的意見，更經不起實際的檢驗。所以單有良好的願望和動機，如果缺少調查研究，還是無濟於事的。在今後的理論研究和學術探討中，一定要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如果發現自己的認識和中央的方針、路線有偏離，首先要想到自己的不足，應本著對黨、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一方面要作自我批評，一方面歡迎同志們批評，並且在工作中加以糾正。 
> 關於人道主義的問題，周揚同志說：我贊成小平同志關於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提法。講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一定要同發展社會主義建設這個中心任務和社會主義社會還要進行一定範圍內的階級鬥爭結合起來，並且要考慮到社會主義發展的具體狀況、可能和需要，否則就難免抽象化，甚至引起誤解和曲解。對於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思想以及人道主義者，我們要做具體分析，因為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思想和思想家的作用有所不同。至於資產階級政客所講的人道主義，不過是鱷魚的眼淚罷了。當然，從思想體系看，各派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根本缺陷，都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觀念去說明和解釋歷史，這是唯心主義的，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是根本不同的。 
> 在談話中，周揚說，根本問題在於他對近年來的形勢估計不正確。從黨的發展和自己的親身經歷，他深感「左」的傾向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嚴重危害性，而沒有多考慮對外開放以後的外來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影響，因此，總結歷史經驗不夠全面。腦子裡只注重反「左」，忽視了反對右的傾向。對理論界、文藝界大量精神污染現象，既缺乏了解，又缺乏研究，對精神污染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更是估計不足。所以輕率地，不慎重地發表了那樣一篇有缺點、錯誤的文章。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 周揚同志很有感慨地指出，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成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很不容易，要終身努力，終身奮鬥。 
> 在結束談話的時候，周揚同志滿懷信心地對記者說，我相信，通過整黨，通過對精神污染現象的批評和鬥爭，會給黨風和社會風氣帶來新的氣象。同時，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也一定會在更加健康的道路上出現更加繁榮昌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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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胡耀邦出面，將批判風波平息。但對人道主義的批判並未結束。1984 年 1 月 3 日，胡喬木在中共中央黨校禮堂，作了題為《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報告，開篇說：「近幾年來，我國理論界圍繞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展開了一場爭論。這方面的文章已經發表了好幾百篇，專門的討論會也開過好多次。這場爭論是有意義的。爭論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廣泛地推進了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回答和解決爭論中的所有重要問題，是需要廣大理論工作者來共同進行的一項巨大工程。」報告提出：「在這個問題上的帶有根本性質的錯誤觀點，不僅會引起思想理論的混亂，而且會產生消極的政治後果。」1984 年 1 月 27 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此文。之後還發行了單行本，供黨員學習。

1984 年周揚前往南方訪問，留在廣東修養。1984 年 8 月底，周揚忽然失語。1984 年 9 月 5 日，周揚被送回北京，住進了北京醫院，檢查結果是腦軟化。1984 年國慶過後，病情再次加重，1985 年 1 月，第一次病危。1985 年 6 月病情發展得很快進入了植物人狀態。

1989 年 7 月 31 日，周揚在北京病逝，享年 81 歲。



評價與爭議

批評人士抨擊周揚是「迫害胡風等數千人的打手，搞宗派的文藝界的蛀蟲」。以學者顧驤為代表的人士認為晚年周揚值得尊敬的地方在於他徹底的反思精神。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稱為「文藝沙皇」。



著述


* 一生著譯甚多，有翻譯作《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與美學》等。編有《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出版論著有《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新的人民的文藝》、《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等。

* 1984 年《周揚文集》一卷正式出版，二、三、四、五此後陸續出版，截止 1994 年共五卷出版完成，人民文學出版社。



家庭

第一任妻子吳淑媛，長女早夭，長子周艾若，次子周邁，三子周岳。第二任妻子蘇靈揚，次女周密。外甥胡有萼。



參考文獻

引用

來源



外部連結


* 周揚：周揚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4），PDF（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國際在線：中共兩支筆 —— 胡喬木和周揚

* 中國社會科學院：周揚簡介

* 《中國新聞周刊》：「異化」旋渦中的周揚（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葉凱：以組織的名義－－有關周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