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塞爾維亞關係（塞爾維亞語：Односи Србије и Кине，羅馬化：_Odnosi Srbije i Kine_）是指中國和塞爾維亞的關係。目前中國在貝爾格勒擁有大使館，並在普里什蒂納設有一辦公室。而塞爾維亞在北京擁有大使館，並在上海設有一總領事館。

塞爾維亞是南斯拉夫的主要部分。南斯拉夫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即予以承認，但由於蘇南交惡時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站在蘇聯一邊，關係十分緊張，南斯拉夫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蘇南關係初步緩和後，南斯拉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55 年 1 月 2 日正式建交，但關係依然十分冷淡，1958 年因南斯拉夫抵制蘇聯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首一事再次交惡，持續到 1977 年南斯拉夫總統狄托訪華後才重新恢復聯繫。後來南斯拉夫解體，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宣稱繼承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與中國的關係，期間發生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改組為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後又因蒙特內哥羅獨立解體，塞爾維亞繼承對外關係至今。



歷史

1990 年代前

由於與蘇聯的關係始終處於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事務中的主導地位，使中共的對外政策深受蘇聯的影響，因此自 1947 年冷戰開始以來，中共和南斯拉夫之間的關係從根本上受蘇聯和南斯拉夫兩國關係變化的影響。隨著蘇南兩國矛盾和分歧的公開化，導致夾在兩國之間的中共地位漸趨重要，一度成為蘇南雙方爭取的對象。1955 年到 1958 年蘇南兩國關係短暫緩和，促成了中南兩國正式建交。然而隨著 1948 年和 1958 年蘇南分歧的不斷擴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面倒向蘇聯，使中南關係失去了發展的基礎，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南兩國關係的中斷和惡化。

1945 年的聯合國成立大會上，中國代表團的中共代表董必武與南斯拉夫代表交流了中國的革命形勢，並通過英國共產黨人向南斯拉夫共產黨轉交了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報告。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澤東在給史達林的一封電報中提出要一併借鑑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建立今後的政體。毛澤東當時認為，中國的「統一戰線可以研究南斯拉夫的經驗」。1948 年初，在印度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參會的南斯拉夫代表弗拉基米爾・德迪耶爾與中共香港工委書記章漢夫進行了交流，向章漢夫提出是否有辦法前往中共解放區。以上舉動表明中共領導層曾經試圖與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的二戰後新出現的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聯繫，以爭取更為廣泛的支持和援助。

1948 年 6 月，南斯拉夫正式與蘇聯決裂。此時正值第二次國共內戰的白熱化階段，蘇聯加大對中共軍事援助的力度，並派遣大量專家指導中共東北解放區的各項工作，使中共作出了完全倒向蘇聯的決定，在蘇南論戰中公開指責南斯拉夫。中南兩黨關係就此走向破裂。

1948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表示在蘇南衝突中支持蘇聯為首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中共中央在決議中譴責南共「執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外政策」，聲稱南共「陷入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泥潭」，且指責狄托的表現與前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如出一轍」。中共中央決議公布之後，立即要求各地黨委大力貫徹學習 1948 年 6 月由情報局會議通過的《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11 月 7 日，《人民日報》還發表了《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文章，指名批判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總理狄托隨即指責中共「奉莫斯科的旨意」對南斯拉夫醞釀挑釁行動。中共由此開始根據蘇聯的定論將南斯拉夫稱為「現代修正主義」，簡稱「南修」。南斯拉夫則將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為「中國教條主義者」。

1949 年 6 月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期間，向史達林轉達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服從並隨時準備堅決執行蘇共的一切決定」的態度，聲明中共「在任何時候都會站在蘇聯一邊」 。8 月 28 日，毛澤東在《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一文中批評南斯拉夫狄托政府是「美帝國主義的幫凶」，指責南斯拉夫「對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有所干擾」，且指出狄托「就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張國燾一樣，是陰謀家，叛徒和變節者」。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建國後，南斯拉夫方面於 10 月 5 日發出電文表示願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此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因全面倒向蘇聯而拒絕與之建交。當年年底，《人民日報》在 12 月 1 日第一版的顯要位置刊登了塔斯社 11 月 29 日播發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會議通過的譴責南斯拉夫狄托當局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掌握在殺人犯和間諜手中》等三個決議的新聞， 並於 12 月 4 日全文發表了這三個決議，刊出以《擁護共產黨情報局決議》為題的時評。文章指出：「我們熱烈擁護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掌握在殺人犯和間諜手中》的決議，堅決反對狄托集團。我們號召一切共產黨人隨時隨地以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為己任，反對一切背叛馬列主義的反動罪行，堅決捍衛馬列主義的純潔性。」

1950 年 10 月，南斯拉夫發表聲明，指責中國參加韓戰是「服務於蘇聯教條主義的霸權利益」，攻擊中國「武裝干涉朝鮮半島內政」，同時斥責中國積極執行蘇聯的「反南政策」，並且在聯合國投票贊成對中國禁運。

1952 年中國國內開展大肅托運動，南斯拉夫被當作托派典型加以批判。中共中央的相關批示指出，南斯拉夫黨內所發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現象，而是曾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多次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內則曾經表現為陳獨秀主義，即「托陳取消派」。《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譴責南共中央「企圖把自己的托洛茨基式政策強加給相鄰的較為弱小的兄弟國家和兄弟黨」；將阿爾巴尼亞的親南派科奇・佐治和潘迪・克里斯托稱為南斯拉夫當局安插在阿黨內的托洛茨基分子。

1954 年越南人民軍在中國駐越軍事顧問團的指揮下取得了奠邊府戰役的勝利。南斯拉夫稱奠邊府大捷為「不善意的姿態」，指責中國「秉承蘇聯的旨意」把越南人民「作為自己在冷戰政策中的一張牌」來使用。

1955 年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雪夫訪問貝爾格勒會見狄托後，表示同意中國方面與南斯拉夫方面建立外交關係。狄托最初表示南斯拉夫不打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大使級關係，但為向剛剛關係有所緩和的蘇聯示好，最終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派大使。兩國於當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南斯拉夫暫停了在國際場合下攻擊中共的立場。

1956 年匈牙利革命中，狄托公開支持匈牙利總理納吉・伊姆雷，並在蘇聯出兵匈牙利後通知納吉到南斯拉夫駐匈牙利大使館避難。狄托認為匈牙利革命是「進步分子」的反抗，提出了是「南斯拉夫模式」得勝，還是「蘇聯模式」得勝的問題。此舉遭到積極支持蘇聯出兵的中共方面的公開譴責。之後狄托為維持與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剛剛緩和下來的關係，又改口聲稱蘇聯出兵匈牙利「實屬必須」。

1957 年 11 月 7 日，南斯拉夫方面故意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紀念十月革命 40 周年慶祝大會，並拒絕在當年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宣言上簽字。1958 年 4 月，南共七大上提出的《綱領草案》明確否定「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的觀點。赫魯雪夫對此極為惱火，指示各國共產黨對南共進行批判。5 月 5 日，《人民日報》以紀念馬克思誕辰 140 周年之名，發表了《現代修正主義必須批判》的社論。該社論繼續肯定了 1948 年 6 月共產黨情報局通過的《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把狄托稱為「美帝國主義的應聲蟲」。隨著蘇南兩國再次爆發衝突並不斷升級，中南兩國互相撤回駐對方國家的大使，只留臨時代辦處理大使館的日常事務。在往後的各種國際場合下，中國代表往往與蘇聯代表同時退席抗議南斯拉夫方面發表的反蘇言論。南斯拉夫由此開始重新奉行全面反華政策，中南兩黨亦在意識形態方面公開論戰。

1958 年 8 月 23 日，金門炮戰爆發，狄托抨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是「對全世界的威脅」、「有害於亞洲和平」。1958 年 9 月起，南斯拉夫的代表曾多次在東南亞的國際會議上與中華民國的代表接觸，希望兩國正式建立邦交以對抗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表示可以為中華民國提供軍事援助。隨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再次破裂，南斯拉夫再次改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大量在政府刊物上刊登中華民國國旗、把中華民國稱為中國、以中國總統稱呼蔣中正。然而出於對共產主義國家的提防，中華民國始終沒有與南斯拉夫正式建交，並拒絕與南方進行有關武器援助種類的談判。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對此採取報復措施，在外交上長期奉行孤立南斯拉夫、排斥南斯拉夫參與國際事務的政策。

1959 年西藏發生武裝叛亂，南斯拉夫《政治報》、《戰鬥報》等報刊稱西藏是「獨立國家」，認為中共「徹底剝奪」了給予西藏的「自治權」。狄托公開指責中共政府實行「大漢族沙文主義」、「違反馬列主義有關少數民族權力的原則」，聲稱「北京屠殺藏族」、「西藏有自決權爭取成為一個獨立民族單位」。

1960 年 4 月 22 日，為紀念列寧誕辰 90 周年，中共中央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指名批判南斯拉夫。同年 5 月，美國空軍一架 U-2 偵察機入侵蘇聯領空被擊落，狄托發表聲明，聲稱蘇聯「製造了大規模糾紛」，此舉遭到支持蘇聯立場的中共方面的公開譴責。同年 11 月，81 個共產黨和工人黨於莫斯科舉行的代表會議上通過的會議聲明中明確譴責南斯拉夫政府的內外政策。

1961 年 11 月，南斯拉夫政府邀請中華民國政府派代表參加在貝爾格勒舉行的第一屆不結盟運動會議。國民政府代表團為此公開向南方表示感謝。此舉進一步激怒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隨即譴責南斯拉夫政府「充當美帝製造『兩個中國』的可恥工具」，稱狄托為「已墮落到相當可恥的地步、但還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無恥叛徒」，並警告狄托當局：南斯拉夫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必須立即停止製造「兩個中國」的活動，否則將對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承擔全部責任。

1962 年 7－8 月間，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點名批評南斯拉夫：「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鬥爭肯定也存在，即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既然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自然也就存在反動階級復辟的可能性，像南斯拉夫就變質了。南斯拉夫出修正主義，國際根源是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迫，國內根源就是存在著資本主義的殘餘。」同年 10 月，中印邊境衝突爆發，南斯拉夫站在印度一邊公開指責中共。狄托聲稱，「中印兩國的劃界工作在本世紀初就以眾所周知的麥克馬洪線的形式完成了」，「中國卻企圖用武力修改與印度的邊界，這是對印度的侵略」。對於中印兩國問題中的西藏因素，狄托表示：「尼赫魯總理作為主張中立和反帝的人士，是社會主義國家積極團結的對象。我們堅決反對採取任何疏遠或削弱其在印度國內地位的行動」，「西藏與印度毗鄰，其本身不能對印度構成任何威脅。西藏問題是由於中國方面的不慎重造成的，而中國卻為了西藏與中立的印度發生衝突，實乃不智之舉。」 「全體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對好戰的中國教條主義者起到一定的鎮定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表聲明，稱南斯拉夫為討好印度反動派和「國際帝國主義集團」，公然要求中國放棄對西藏的領土主權，並不惜挑撥中國與蘇聯為首的全體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之間的關係，充分暴露了其無恥叛徒的本來面目。

1963 年 9 月 6 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簡稱「三評」），猛烈抨擊狄托。這篇文章不僅由毛澤東親自審定，而且毛澤東還對文章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並作了許多重要的修改。文章除譴責南斯拉夫政府「充當反蘇、反華的急先鋒」外，還列舉了南斯拉夫政府自 1953 年到 1963 年所制定和頒布的有關扶持私人資本、私人企業發展的各種政策和法規，認為這些政策和法規的實施，不僅使南斯拉夫「城市私人資本主義」獲得迅速發展，而且使「農村資本主義勢力迅速泛濫」。文章說，這是南斯拉夫「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重要方面」。此外，文章還認為南斯拉夫已經把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專政」。文章由此得出結論：南斯拉夫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1967 年 1 月，南斯拉夫國家保安處派出秘密警察衝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拘捕並毆打館內臨時代辦等外交人員。中國外交部向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強烈抗議，要求立即全部釋放被無理逮捕的中國外交人員，並向遭受毆打和被扣押的全部中國人員賠禮道歉，且立即採取措施保障使館外交人員的安全，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在中方提出抗議和要求後，被扣押的外交人員很快被釋放。一批遭狄托當局通緝後流亡某西歐國家的南斯拉夫人於當年 2 月 4 日給中國政府去信，表示譴責南斯拉夫政府這一公開的反華行動。3 月 29 日，該信全文被刊載於《參考消息》。

1968 年歐洲爆發六八運動，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被蘇聯干涉而失敗後，狄托欲派遣愛德華・卡德爾訪華。然而出於意識形態以及自 1940 年代末開始兩國積怨不淺的原因，毛澤東堅決反對向南斯拉夫政府作出任何妥協，拒絕接待任何南斯拉夫領導人，因此兩國關係未出現任何改變。《人民日報》在當年 6 月 10 日第五版連續發表《修正主義的統治長不了》、《「學生深入到工人中去」「工人、農民、士兵和學生聯合起來」》和《狄托集團倒行逆施，青年學生苦難重重》三篇社論，在 8 月 27 日第五版也發表了題為《看狄托集團統治下的南斯拉夫是個什麼東西》的文章，指名抨擊狄托當局。

1976 年毛澤東逝世後，1977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8 日，狄托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邀請訪問中國，中國與南斯拉夫關係正式實現正常化。當時正值華國鋒時期，中國在中蘇交惡的背景下積極發展與南斯拉夫的關係。

1989 年六四事件中，南斯拉夫政府公開譴責中共的鎮壓行動。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聲明指：「對所發生的悲慘事件和無辜的人員犧牲表示遺憾」，並憂慮中國經濟政治改革被終止，「希望中國通過政治努力和公開對話消除危機，並同所有民主的進步力量一起保證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繼續下去。」南斯拉夫外交部長布迪米・隆查爾指出：「經濟開放及其後果之間的衝突已經影響中國社會政治趨勢，它們沒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視」，「無論哪種發展思想在中國佔上風，中國的事態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其國際關係，這個國家正面臨著艱難的日子」。

1990 年代至今

南斯拉夫解體後，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宣稱繼承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與中國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於科索沃戰爭期間支持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反對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對美軍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非常不滿。中國反對北約干預科索沃事務，擔心鼓勵在西藏或新疆的分離主義。由於中國長期在科索沃等問題上支持塞爾維亞，加上兩國多有合作，雙方也被形容為「鐵哥們」。中國外交部對科索沃單方面宣佈獨立表達嚴重關切。中國至今不承認科索沃獨立。

2009 年，塞爾維亞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成為中國在中東歐地區的第一個戰略夥伴。2016 年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16 年中國同塞爾維亞簽署普通護照互免簽證協議，並於 2017 年生效。

自 2017 年亞歷山大・武契奇擔任塞爾維亞總統後，中塞雙方關係愈發親密，塞爾維亞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

2020 年初 2019 冠狀病毒病在歐洲爆發後，塞爾維亞與中國積極合作。中國向塞爾維亞提供醫療物資，並派遣專家前去協助抗疫。2022 年 4 月 9 日，中國的軍用飛機向塞爾維亞運送了常規軍事物資。



戰略夥伴

塞爾維亞與中國於 2009 年 8 月簽署戰略夥伴協議。協議內容廣泛，包括互相尊重領土統一、為貿易、文化、技術、科學交流等。

2016 年雙方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醫療合作

2020 年 4 月 8 日，塞爾維亞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華大基因簽署合作協議，塞爾維亞總理布爾納比奇簽署並發表感謝。雙方計劃在貝爾格勒和尼什落成兩座火眼病毒檢測實驗室。兩座實驗室每日最大檢測量為 3000 份樣本，大大提升了塞爾維亞的新冠病毒檢測能力。7 月 30 日落成第二座實驗室時，塞爾維亞總理布爾納比奇親自訪問實驗室。2021 年 2 月 15 日，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向中國赴塞爾維亞抗疫專家組和中國華大集團專家授勳，以感謝他們在塞爾維亞抗疫工作中的貢獻；其中授予幫助塞爾維亞修建「火眼」病毒檢測實驗室的華大集團專家「一等塞爾維亞國旗勳章」。

2021 年 4 月 6 日，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在馬伊丹佩克市魯德納格拉瓦村衛生防疫站接種第一劑中國國藥集團新冠滅活疫苗。



經貿關係

中國是塞爾維亞在亞洲區域內最重要的貿易夥伴。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2019 年 1 月至 8 月雙邊貿易額 8.4 億美元，其中中方出口額 6.2 億美元，進口額 2.2 億美元，同比增長 42.6%。塞爾維亞主要向中國出口天然橡膠、橡膠產品、機械設備、軟木、木材等。而中國則主要向塞爾維亞出口機械設備、製造業產品、衣物、鞋製品、紡織、化學品及大宗物品。

2014 年 12 月 18 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塞爾維亞，參與卜平大橋的通車儀式。

2021 年 2 月 14 日，中國與塞爾維亞簽署「經認證的經營者」（AEO）制度互認協定，中塞雙邊貿易安全與便利化水平繼續提升。



文化關係

根據 1957 年 6 月 7 日在北京訂立的協定，雙方維持教育及文化的合作。孔子學院在貝爾格勒在 2006 年 8 月設立。



最近的雙邊互訪會議



參見


* 塞爾維亞外交

* 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

* 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列表

* 科索沃戰爭
  
* 北約轟炸南斯拉夫
    
* 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

*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科索沃關係

* 中黑關係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塞爾維亞共和國大使館官方網站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簡體中文）（英文）（塞爾維亞文）
  
*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塞爾維亞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處官方網站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簡體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