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約文本批判中，亞歷山大的文本類型是主要的文本傳統之一。它是現代大多數文本批判者所青睞的文本類型，也是大多數現代（1900 年之後）聖經翻譯的基礎。

超過 5,800 份新約手稿按文本傳統被分為四組。除了亞歷山大傳統，其他有西方傳統、凱撒傳統和拜占庭傳統。與這些較晚近的文本類型相比，亞歷山大的文本較為生硬，詞彙更少，在對觀福音書中有更多的差異，並且文本被認為更晦澀。也就是說，後來的文士們傾向於潤色經文，改善文本風格。在手工抄寫聖經的過程中，偶爾會以章節的形式添加注釋。從 9 世紀開始，大多數倖存的手稿都是拜占庭式的。 

英皇欽定本（KJV）和其他宗教改革時期的聖經是從公認文本翻譯而來的，這是由伊拉斯謨基於拜占庭傳統的手稿編輯的希臘文本。 1721 年，理察・本特利 (Richard Bentley) 起草了一個項目，要基於《亞歷山大抄本》編輯一個修訂的希臘文本。 該項目由 Karl Lachmann 於 1850 完成。 Cambridge 的學者 Brooke Foss Westcott 和 F. J. A Hort 於 1881 年發表了基於梵蒂岡抄本和西奈抄本的版本。由 Eberhard Nestle 和 Kurt Aland 編寫的新約希臘文（現已出版至第 28 版）大體上遵循了 Westcott 和 Hort 的文本。



手稿

直到 9 世紀，希臘文本完全用大寫字母書寫，被稱為安色爾體 。在 9 世紀和 10 世紀，小寫字（minuscules）的樣式取代了舊樣式。大多數希臘安色爾手稿在這一時期被重新複製，它們的羊皮紙通常被刮乾淨以備再次使用。因此，9 世紀之前的希臘新約手抄本相對稀少，但有九份（占現存總數的一半以上）大致是純亞歷山大文本。其中包括最古老的近乎完整的新約手稿：梵蒂岡抄本和西奈抄本（據信都可以追溯到四世紀初）。

許多新約部分莎草紙抄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期，其中可以辨識文本傳統的抄本，例如二世紀到三世紀的 ${\mathfrak {P}}$ 66 和 ${\mathfrak {P}}$ 75，也傾向於見證亞歷山大文本。

最早的科普特聖經版本（在二世紀後期成為薩希德語的變體）使用亞歷山大文本作為希臘原文基礎，而其他二、三世紀的譯本（拉丁語和敘利亞語）則傾向於符合西方文本傳統。儘管絕大多數後來的小寫手稿符合拜占庭文本類型，但更仔細的研究辨識出了個別傳遞亞歷山大文本變體的小寫手稿。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了大約 17 份這樣的手稿，因此大約有 30 份倖存的手稿見證了亞歷山大文本類型，但絕不是所有這些手稿都與埃及有關。儘管在埃及，亞歷山大文本的見證是最普遍的。

它被亞歷山大的革里免、 亞歷山大的亞他那修和亞歷山大的西里爾使用。

代表亞歷山大文本傳統的著名手稿列表

其他抄本

紙莎草： ${\mathfrak {P}}$ 1 ${\mathfrak {P}}$ 4 ${\mathfrak {P}}$ 5 ${\mathfrak {P}}$ 6 ${\mathfrak {P}}$ 8 ${\mathfrak {P}}$ 9 ${\mathfrak {P}}$ 10 ， ${\mathfrak {P}}$ 11 ， ${\mathfrak {P}}$ 12 ， ${\mathfrak {P}}$ 13 ， ${\mathfrak {P}}$ 14 ， ${\mathfrak {P}}$ 15 ， ${\mathfrak {P}}$ 16 ， ${\mathfrak {P}}$ 17 ， ${\mathfrak {P}}$ 18 ， ${\mathfrak {P}}$ 19 ， ${\mathfrak {P}}$ 20 ， ${\mathfrak {P}}$ 22 ， ${\mathfrak {P}}$ 23 ， ${\mathfrak {P}}$ 24 ， ${\mathfrak {P}}$ 26 ， ${\mathfrak {P}}$ 27 ， ${\mathfrak {P}}$ 28 ， ${\mathfrak {P}}$ 29 ， ${\mathfrak {P}}$ 30 ， ${\mathfrak {P}}$ 31 ， ${\mathfrak {P}}$ 32 ， ${\mathfrak {P}}$ 33 ， ${\mathfrak {P}}$ 34 ， ${\mathfrak {P}}$ 35 ， ${\mathfrak {P}}$ 37 ， ${\mathfrak {P}}$ 39 ， ${\mathfrak {P}}$ 40 ， ${\mathfrak {P}}$ 43 ， ${\mathfrak {P}}$ 44 ， ${\mathfrak {P}}$ 49 ， ${\mathfrak {P}}$ 51 ， ${\mathfrak {P}}$ 53 ， ${\mathfrak {P}}$ 55 ， ${\mathfrak {P}}$ 56 ， ${\mathfrak {P}}$ 57 ， ${\mathfrak {P}}$ 61 ， ${\mathfrak {P}}$ 62 ， ${\mathfrak {P}}$ 64 ， ${\mathfrak {P}}$ 65 ， ${\mathfrak {P}}$ 70 ， ${\mathfrak {P}}$ 71 ， ${\mathfrak {P}}$ 74 ， ${\mathfrak {P}}$ 77 ， ${\mathfrak {P}}$ 78 ， ${\mathfrak {P}}$ 79 ， ${\mathfrak {P}}$ 80 （？）， ${\mathfrak {P}}$ 81 ， ${\mathfrak {P}}$ 82 ， ${\mathfrak {P}}$ 85 （？）， ${\mathfrak {P}}$ 86 ， ${\mathfrak {P}}$ 87 ， ${\mathfrak {P}}$ 90 ， ${\mathfrak {P}}$ 91 ， ${\mathfrak {P}}$ 92 ， ${\mathfrak {P}}$ 95 ， ${\mathfrak {P}}$ 100 ， ${\mathfrak {P}}$ 104 ， ${\mathfrak {P}}$ 106 ， ${\mathfrak {P}}$ 107, ${\mathfrak {P}}$ 108, ${\mathfrak {P}}$ 110, ${\mathfrak {P}}$ 111, ${\mathfrak {P}}$ 115, ${\mathfrak {P}}$ 122 .

大寫本: Codex Coislinianus, Porphyrianus (無使徒行傳，啟示錄), Dublinensis, Sangallensis (只有馬可福音), Zacynthius, Athous Lavrensis (馬可福音與使徒書信), Vaticanus 2061, 059, 068, 070, 071, 073, 076, 077, 081, 083, 085, 087, 088, 089, 091, 093 (無使徒行傳), 094, 096, 098, 0101, 0102, 0108, 0111, 0114, 0129, 0142, 0155, 0156, 0162, 0167, 0172, 0173, 0175, 0181, 0183, 0184, 0185, 0189, 0201, 0204, 0205, 0207, 0223, 0225, 0232, 0234, 0240, 0243, 0244, 0245, 0247, 0254, 0270, 0271, 0274.

小寫本： 20 ， 94 ， 104 （使徒書信）， 157 ， 164 ， 215 ， 241 ， 254 ， 256 （保羅書信）， 322 ， 323 ， 326 ， 376 ， 383 ， 442 ， 579 （無馬太福音）， 614 ， 718 ， 850 ， 1006，1175，1241（無使徒行傳），1243，1292（使徒書信），1342（馬可福音），1506（保羅書信），1611， 1739 ，1841，1852，1908，2040， 2053 ， 2062 ，2298， 2344 （使徒書信， 啟示錄），2351， 2427 ， 2464 。 

根據目前的評論，抄本𝔓75 和 B 是最好的亞歷山大文本傳統的見證，它們呈現了純正的亞歷山大文本。所有其他文本根據他們是否保留優秀的𝔓75 -B 文本進行分類。與主要的亞歷山大文本一起包括𝔓66 和奧利根的引文。次要文本見證包括手稿 C, L, 33 和盲人狄迪莫斯（Didymus the Blind）的著作。 



特點

所有文本類型的所有現存手稿至少有 85% 相同，並且大多數變體無法翻譯成英文，例如詞序或拼寫。與西方文本類型相比，亞歷山大的文本往往較短，並且通常被認為具有較低的擴展或釋義傾向。一些代表亞歷山大文本類型的手稿有後人所做的拜占庭傳統的更正痕跡（Papyrus 66、Codex Sinaiticus、Codex Ephraemi、Codex Regius 和 Codex Sangallensis）。 與拜占庭文本類型相比，亞歷山大手稿傾向於：


* 有大量的生硬的表達，例如馬可福音的短結尾。亞歷山大文本的馬可福音在 16:8 結束（「.. 因為他們害怕。」）省略了馬可福音 16:9-20 ; 馬太福音 16:2b-3 ，約翰福音 5:4；約翰福音 7:53-8:11 ;

* 省略的經文：馬太福音 12:47； 17:21; 18:11; 馬可福音 9：44.46； 11:26; 15:28; 路加福音 17:36；使徒行傳 8:37； 15:34; 24:7; 28:29。

* 在馬太福音 15:6 中省略了 η την μητερα (αυτου)（或（他的）母親）：א BD cop sa ；

* 在標記 10：7 省略短語 και προσκολληθησεται προς την γυναικα αυτου（與他的妻子聯合），在西奈抄本，梵蒂岡抄本，Athous Lavrensis, 892, <b id="mwAas">ℓ48</b>, syr<sup id="mwAa4">s</sup>, goth。

* 馬可福音 10:37 αριστερων（左）代替 ευωνυμων（左），短語 εξ αριστερων (B Δ 892 vl ) 或 σου εξ αριστερων (L Ψ 892\*)；

* 在路加福音 11:4 短語 αλλα ρυσαι ημας απο του πονηρου（救我們脫離邪惡）被省略了。遺漏得到以下手稿的支持：Sinaiticus, B, L, f 1, 700, vg, syr s, cop sa, bo, arm, geo。

* 在路加 9：55-56 它只有 στραφεις δε επετιμησεν αυτοις（但他轉向斥責它們）𝔓45 𝔓75 א B C L W X Δ Ξ Ψ 28 33 565 892 1009 1010 1071 Byzpt Lect

* 在對觀福音書之間有更多變化，如在的路加版本主禱文（路 11：2），其在亞歷山大文本以「父親..」開始，而拜占庭文本（如在平行太 6： 9) 則是 「我們在天上的父。 . 」；

* 有更高比例的「困難」文本，如馬太福音 24:36，亞歷山大文本中寫到「但在那一天和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甚至天上的天使，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而拜占庭文本省略了短語「子也不知道」，從而避免暗示耶穌缺乏完全的神聖預知。另一個困難的文本：路加福音 4:44。

以上比較是大致的趨勢，而不是一致的差異。西方文本傳統在路加福音中的許多段落中有短文本，即西方短文本。此外，有許多拜占庭文本顯示了對觀福音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在西方或亞歷山大文本中都沒有發現，如在拜占庭文本中將耶穌的最後一句話由亞蘭語翻譯成希臘語，在馬可福音 15:34 中讀作「Eloi, Eloi..」，但馬太福音 27:46 中的文本為「Eli, Eli..」。



參見


* 新約手稿的類別

* 西奈古抄本和梵蒂岡抄本的比較



參考資料



進一步閱讀


* 
* Bruce M. Metzger & Bart D. Ehrman, _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_,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77–278.
  
* Bruce M. Metzger, _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A Companion Volume to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_, 1994, United Bible Societies, London & New York, pp. 5\*, 15\*.
  
* Carlo Maria Martini, _La Parola di Dio Alle Origini della Chiesa_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Rome: Bibl. Inst. Pr. 1980), pp. 153–180.
  
* Gordon D. Fee, _P75, P66, and Origen: The Myth of Early Textual Recension in Alexandria_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in: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 vol. 45, Wm. Eerdmans 1993, pp. 24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