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言》雜誌創刊於 1912 年 12 月，由梁啓超等人在天津創刊。吳貫因、黃遠生先後擔任編輯人，梁德酞擔任發行人。第 1 卷第 1 號至第 24 號為半月刊，1914 年第 2 捲起改為月刊，同年 6 月 5 日停刊。《庸言》雜誌是中國封建帝制結束後，梁啓超創辦的第一份報刊，以政論為主，內容分建言、譯述、譯林、僉載等四大部，其辦刊目的在於宣傳進步黨的政治見解。



歷史

背景

政黨政治

民國初年在「政黨政治」觀念的影響下，各種黨派林立。據不完全統計，民國初年各種黨派有 312 個，上海、北京兩地政黨占全國黨派數的一半以上。在這個大環境下，各種黨派紛紛創辦自己的報刊。同時也為其自身的利益作宣傳，報刊逐漸用作相互攻擊和低毀的武器。1912 年 3 月 9 日，孫中山發布具有憲法性質《中國民國臨時約法》中又規定了「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下來。在「咸與共和」的「大好」形勢下，昌言無忌，言論自由，新聞事業迅猛發展。

梁啓超回國

1911 年 11 月，在袁世凱被清政府起用為內閣總理大臣時，就曾寫信邀請梁啓超回國「商定大計，同扶宗邦」。因此，梁啓超明確表示「鄙人行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由中立而趨於溫和，此其所長也。」1912 年 10 月 8 日，梁啓超從日本抵達天津，回到闊別 14 年的祖國。

歸國後的梁啓超馬上投入到了複雜的政治活動當中。在天津，梁啓超積極奔走於各個集會與講演當中，並經常受到軍政大臣的接見。「三天之中，登門拜渴者達 200 人，各省歡迎電報亦絡繹不絕。

同年 10 月 22 日，梁啓超在北京報界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時，表達了辦報的決心：「鄙人二十年來，固以報館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願終身不離報館之生涯者也。」10 月 29 日，梁啓超在北京給他女兒梁令嫻的信中說，「本定今日出京，然各處歡迎紛紛不絕，竟至初一乃能行，實則斷斷不能不行，若再留十日亦必每日不斷赴會耳，日日自晨九時至晚十二時，未嘗停口，鐵石人亦受不住，故非逃遁不可矣。返津後閉戶十日，將第 1 號報出版。」

1912 年 12 月，《庸言》雜誌在梁啓超的準備與策劃下在天津正式創刊了。

創刊

1912 年 12 月 1 日，《庸言》雜誌在天津創刊，主創為梁啓超，吳貫因擔任主編。該雜誌第 1 卷為半月刊，每月 1 日、16 日定期出版發行，由天津庸言報館編輯出版，北京正蒙印書局印刷發行。該雜誌的撰稿人隊伍人數眾多，主要有梁啓超、吳貫因、張東蓀、嚴復、林纖、夏會佑、陳家麟、丁世峰、周善培、藍公武、麥孟華、黃為基等人。《庸言》封面採用橫排板式，在最上一行印有「新會梁啓超主幹」，在《庸言》的下方還有其英文名「The Justice」，譯為「公正」，在封面上還有重要文章的目錄簡介。在其封底內頁標有編輯人吳貫因，發行人梁德酞。真正的創辦人是梁啓超，而編務則先後由吳貫因負責。

究其刊名為《庸言》的原因，梁啓超在第 1 卷第 1 號刊首說道：

> 庸之意有三，一訓常，言其無奇也。二訓恆，言其無易也。三訓用，言其適用也。振奇之論，未嘗不可以驟聳天下之觀聽，而為道每不可久，且按諸實而多閉焉。天下事物，皆有原理原則，其原理之體常不易，其用之演為原則也。則常以適用於外界為職志，不入乎其軌者，或以為深績隱曲，而實布帛蔽果，夫婦之愚可與知能者也，言其龐雜至今極也，而其去治理若愈遠，毋亦於茲三義者，有所未愜焉，則庸言報之所為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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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發展及主要人物

由於梁啓超在輿論界享有很大的聲望，這個刊物一創刊就銷達一萬份，七、八期後，有增加到一萬五千份，成為當時全國發行量較大的刊物之一。這一時期，梁啓超先後擔任過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參政院參政和幣制局總裁等官職，同時又是民主黨、進步黨的主要頭目，他都始終沒有放棄《庸言》主筆的名義。

在出版 24 號之後，《庸言》雜誌便停刊一段時間，這跟與主創梁啓超的政治活動有關。後期的梁啓超擔任司法總長一職，政務占用了大部分的時間，因此也就無暇《庸言》的總撰述。在《庸言》第一卷 24 期中，發文較多的依次為吳貫因、梁啓超、羅惇融、陳衍、張東蓀、易順鼎、何藻翔、姚華、林紓、陳三立、梁啟勛、梁鼎芬、廖旭人、王運、魏易、黃睿。

1914 年，梁啓超被任命為幣制總局的總裁，同時將《庸言》的所有編務交給黃遠生全權處理。2 月 15 日，《庸言》在黃遠生的主持下續刊。該刊在形式上沿襲第 1 卷，同時又有所變化。自第 2 捲起，((庸言》由原來的半月刊改為月刊，每月中旬定期發行。且封面改為豎排版式，並去掉了「新會梁啓超主幹」的標誌。在封面內頁的底部標有編輯人黃遠庸，發行人梁德酞。

在欄目板塊的設置上，《庸言》月刊保留了第一卷的原有欄目，同時增設了《時評》一欄，主要針對當時發生的事件或者某一個問題發表評論。

停刊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激起了民眾反抗，各地群眾紛紛集會抗議。後期，由於對袁世凱的一些做法和政策的極度憤懣和不滿，梁啓超也辭去了在政府中的幣制總局總裁一職。此時，梁啓超接到聘請，於是梁啓超便成為了中華書局的專任編輯，並開始全力主辦《大中華》雜誌。在《大中華》創刊的初期，梁啓超擔任了其主要撰稿人，第 1 卷的 12 號中，梁啓超共載文近三十篇，像第 2 號到第 5 號每期撰文都有四篇到六篇之多。這些文章大都以政論為主，反日反袁構成了其主要的言論傾向，「中日交涉緊張之際，於北京卡特報，盛舉反對之聲，高唱猛烈之排日論。四年秋，洪憲帝制問題發生，先生辭去參政院，主張絕對反對帝制」。

至此，1914 年 6 月，《庸言》在辦刊近兩年後正式停刊。前後兩卷共處 30 期。



主要內容及思想

版面設置

《庸言》雜誌第 1 卷的欄目編排共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建言」、「譯述」、「藝林」、「特載」、「雜錄」。其中，「建言」一欄是整刊最出彩、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占整個報刊超過了一半的篇幅，這就決定了《庸言》以政論為主的刊物的性質。通關《庸言》雜誌第 1 卷和第 2 卷，文藝部分也占有很大比例，第 1 卷的「藝林」欄、第 2 卷的「詩錄」、「文錄」欄，長袍馬褂文學的角度為其根本宗旨服務。此外，《庸言》雜誌第 2 卷在欄目編排方面有所變化，在保留第 1 卷「建言」欄目的基礎上，又增設了「時評」一欄。

辦刊思想

憲政法制

《庸言》雜誌是作為宣傳憲政理念的一個平台、一個輿論工具而誕生的，因此《庸言》雜誌評論的內容自然圍繞這一宗旨，並為其服務。為此，梁啓超在《庸言》雜誌創刊的第 1 號就發表政論《國性篇》一文，以強有力的姿態擺明自己的立場，為之後宣傳自己的「憲政」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國性，國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苟本無國性者，則自始不能以立國……」

《庸言》同人提出了「中堅救國論」。「強健政黨之對抗力何自發生耶？曰必國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從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從強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誘也。既以此自勵而復以號召其朋，朋聚朋則力，硼於中而申於外。遇有拂我所信者，則起而與之抗。則所謂政治上之對抗力，厥形具矣。」

《庸言》同人還提出了「強有力政府論」，即通過先建立強力的中央集權體制，政府再以此對社會實行積極的干涉政策。

經濟民生

在積極大力推行憲政的同時，《庸言》雜誌同人也發表大量有關整頓租稅、保護關稅、整頓金融幣制、興辦實業、節減政費的文章，為其實踐憲政理念積蓄經濟政策上的扶持。

此外，《庸言》雜誌同人提倡興辦實業以救。在提倡興辦實業的過程中，《庸言》雜誌同人始終堅持一種立場，那就是反對利用外資興辦實業。「利用外資以開闢富源救濟財政殆以成為全國所主張之說也… 振興實業乃生計政策而非財政政策也… 不能就財政之急。」

倫理道德

在道德建設方面，《庸言》雜誌同人提倡尊孔，提倡傳統道德，依靠傳統的道德力量鞏固國家根基。在他們看來，社會能否存在，有賴於有沒有公認的道德信條足以使人與人的關係聯鎖起來；國家的興衰，其決定性因素就在於能否保持傳統的道德根本不被動搖。

在《庸言》同人看來，傳統的倫理道德是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他們在這個時期全部理論活動的中心，都是把維護和發揚中國的傳統道德作為立國的基礎，救世的途徑。



影響

《庸言》在梁啓超與黃遠生兩位主編的作用下得到快速的發展，體現並迎合了當時報刊界發展的新趨勢，首先它的創刊正是報刊界繁榮時期，其次尤其是黃遠生為主編時期，新聞事實被突出了，這與當時新聞界由「言論本位」向「新聞本位」發展的趨勢是一致的，《庸言》在一定程度上，對新聞界這種發展趨勢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雖然《庸言》從創刊發行到停刊的時間比較短，但通過《庸言》的兩位代表性的主編，以及對其辦報思想的研究，通過對《庸言》內容的分析，可以看到新聞發展史上「言論本位」與「新聞本位」兩個時期新聞工作者對於新聞的追求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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