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絲綢，指原產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省杭州市行政區劃範圍內出產的絲綢製品，2011 年 9 月 19 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理標誌產品。



歷史

起源與考古

杭州生產絲綢的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期後期杭州的先民就已經獲取了桑蠶、繅絲、織帛等技術。1958 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浙江博物館在杭州以北的湖州錢山漾發掘出一處良渚文化遺址，並在下層發現蠶絲製品，其年代測定約為公元前 2750±100 年。1986 年和 1987 年，文物部門整理 1936 年以來杭州北郊的反山和瑤山兩處（今良渚遺址內）物件，發現了古代原始腰機部件 —— 手工紡織工具的殘骸。司馬遷的《史記》也記載顯示錢塘江流域的越國從事桑蠶業。1958 年，杭州近郊的古盪發掘出一處漢代古墓，墓主夫婦出土時身披絲綢，這也是杭州有絲綢的最早實物證據。漢末三國時期，統治杭州的吳主孫權系富春（今杭州富陽區）人，重視桑蠶業發展，左思在《吳都賦》中稱「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兩晉時包括杭州在內的吳郡桑蠶養殖發達，後續的南朝都重視桑蠶絲織：南齊的沈瑀任建德（今杭州市建德市）令的時候就教導民眾種植桑樹，附件的新安（今杭州市淳安縣）也盛行種桑；南齊的孫謙離任錢唐（今杭州市區）令，當地父老贈送他一條「縑帛」，據稱細而不滲，可供書畫。

隋唐以後

在隋唐以前，杭州只是一處名不見經傳的小城。隋開皇九年（589 年）該錢唐郡為杭州，開皇十一年（591 年）開始築城。隨著大運河的開闢，杭州日益成為了一處繁華的貿易都市。《隋書・王誼傳》記載今天杭州境內的淳安一帶桑蠶養殖業一年四五熟，家庭勤於紡織。杭州城內開始貿易絲綢，且浙江各地進貢的絲綢多由杭州裝船運往長安。隋代的桑蠶養殖業一度興盛，乃至於宮中府庫皆滿，開皇十二年（592 年）下令不必上繳絲綢錦緞。唐代杭州市郊及屬縣普遍養殖桑蠶。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余》載，唐中宗景龍四年（710 年），杭州錢塘江沿岸淤積成陸，人們開始在上面種植桑蠶。清代崔灝《艮山雜誌》也載，唐代杭州城外惟東北郊種植桑蠶。以桑蠶為原材料的紡織業也日益興盛，唐開元年間杭州八縣、睦州六縣均以絲綢製品為貢。唐代的白居易還在《杭州春望》中誇耀了杭州特產的「柿蒂綾」，為絲織品「繚綾」作詩，寶曆元年（825 年）朝廷曾下令採購這種「繚綾」，後因李德裕勸阻作罷。中國西北的敦煌莫高窟曾經出土一批唐代絲綢製品，其中有些就織有柿蒂小花，被認為可能是原產自杭州的「柿蒂綾」。晚唐時期，褚遂良九世孫褚載從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引進絲織技術，並教授給杭州本地人，後世在他住所附近的褚家堂設廟紀念。

唐末五代，杭州由吳越國錢氏統治，錢氏本出杭州臨安縣，以杭州為首府，採取保境安民、勸課農桑的政策，並從潤州（今江蘇省鎮江市）招募織工在杭州開設第一家官府織造，織工有二三百餘，絲織品質量非民間所及。吳越國時期，杭州也是重要的貿易港口，吳越國遣使日本就帶去了大量絲綢財貨，吳越國統治者自身也大量揮霍絲綢，錢鏐衣錦還鄉並設衣錦營、衣錦山、衣錦軍等「十錦」，吳越向中原統治者進貢絲綢次數頻繁、數量巨大。北宋時期，朝廷因合約納貢和自身需求，消耗絲綢製品數量巨大。熙寧十年（1077 年），兩浙夏秋兩稅共計繳納絲綢製品達 26 萬匹，超越前代之和。宋代實行「和絹買」制，本意為預支本錢給農民養殖桑蠶，農民收穫蠶繭後上繳絲絹，然而後來變成了只繳絹匹而不給錢。《東坡奏議》則載，元豐四年（1081 年）杭州境內合計和絹買總量達到 23 萬匹。至道元年（995 年），宋廷在杭州設立織務，崇寧元年（1102 年）又派童貫在蘇州、杭州設局以備皇室器用，織工可達數千。民間也盛行桑蠶、絲織業，杭州的富陽縣有記載農民寧願不去冬耕也要看護自己的桑園。隨著宋室在靖康之變後南遷杭州，杭州的桑蠶、絲織都有進步：桑樹品種有青桑、白桑、拳桑、睦州青等類，同時引入嫁接法提升桑葉質量；繅絲和絲織則用腳踏繅絲車和絲織提花機取代唐代的手搖繅絲車和手工生產；生產品類據《咸淳臨安志》和《夢梁錄》則有綾、羅、錦、緞、刻絲等十多個大類，其中還有「博生羅」「三法暗花紗」等新發明的產品。在南宋時期，杭州既是全國絲綢的生產中心，也是絲綢的集散貿易中心、絲綢技術的交流中心，杭州絲綢業也進入了鼎盛期。

元代，官府織造規模和數量都超越前代，但由於元朝的游牧生產方式和民族歧視政策，再加之棉花製品的流行，民間的絲綢行業處於艱難境地，隨著元朝逐漸接受漢地的治理方式情況有所改善。迨至明代，民間已經普遍接受了棉製品，然而杭州仍然保持著宋代絲綢之府地位，桑蠶和絲綢生產技術發展較快，成為了繼南宋的又一黃金時期。明廷在浙江各地設立織染局，並設有蘇杭織造，由專門的工戶義務負責織造。到了明朝後期，由於增造壓榨，工戶負擔日益沉重，官府織造日益消減，多數都是委託民間代工，及天啟七年政府關閉了蘇杭織造。明代杭州下屬九縣都盛行桑蠶，杭州東郊有桑林萬頃，各縣都載本縣勤於織工，杭州城內更是「習以工巧，衣被天下」，出現了不少手工工場。杭州城郊的塘栖、臨平等鎮都因為蠶絲貿易興起，臨近縣廳多來此貿易。到清軍初定江南恢復杭州官織時，杭州織造已經荒廢二十年，清代僅設立江寧、蘇州、杭州江南三織造及北京的內織造府，杭州織造仰賴北新關關稅作為經費，在江南三織造中產量最高。太平天國之戰後，杭州織造元氣大傷，生產主要強行攤派給民間織戶並以低於市場價購入，至光緒年間杭州織造早已破敗，及辛亥革命壽終正寢。

近現代

清朝中後期，帝國主義列強採取「引絲扼綢」策略，通過其在華特權，紛紛在杭州開設機構掠奪蠶絲資源，並向中國傾銷機器製成的洋綢，衝擊本土手工業，杭州外銷絲綢由光緒二十五年（1899 年）的 4193 擔快速下降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 1784 擔，紡織業者大量失業。蠶絲成為了杭州重要的出口物資，客觀上促進了桑蠶養殖，杭州府九縣年產蠶繭 16 萬擔，占到浙江全省的 27%。杭州本地也有許多人希望振興本地桑蠶絲綢產業，積極引進技術，對桑蠶進行科學擇種 —— 光緒二十年（1897 年）杭州知府林啟創辦的蠶學館發揮了極大作用。實業界為了發展民族工業，抵制洋商洋貨，在杭州相繼創辦一批機械化工廠，主要有世經（1895-1897）、合義和（1895-1900）、大綸（1895-1942）三家。同時期，日本人重視杭州的絲綢生產經驗，在 1899、1901 年分別派人實地考察學習，在法國提花機和中國傳統手工提花機的啟發下，發明了更為先進的提花機龍頭。進入民國後，杭州開設的第一家工廠為民國四年（1915 年）的天章絲廠，此外民國七年（1918 年）杭州虎林公司增設的機器繅絲廠生產絲綢直接運銷海外，民國十九年（1930 年）產量達到 2400 擔（120 噸），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具外貿影響力的企業。民國十八年（1929 年）國民政府為振興實業創辦西湖博覽會，絲綢館為當時規模最大的分館，杭州絲綢產品中獲特等獎 9 隻，優等獎 13 隻，一等獎 11 隻。民國十九年（1930 年）後，九一八事變、大蕭條影響到蠶繭價格，生絲價格從民國十九年（1930 年）的 66 元 / 擔下降到民國二十一年（1932 年）的 32 元 / 擔許多公司開始停業。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占領杭州，一方面掠奪原材料和生產設備，一方面以「日華合辦」名義建立機構榨取：日本軍隊大肆毀壞、掠奪、搶占絲綢業工廠，浙江大學蠶桑系、浙江蠶絲學校、浙江蠶業監管所均毀壞殆盡，大量工廠付之一炬，機械設備搶奪一空，日本人還在華設立「華中蠶絲股份有限公司」，該司在杭州分公司利用批准營業許可證的手法，在農村傾銷日本蠶種、燒毀中國蠶種，並以民國三十年（1941 年）市場價的五分之一收購蠶繭，且收購只需要支付三分之一的現款，另外支付票據待蠶絲出絲後付款 —— 在物價飛漲的背景下，這類票據無異於廢紙，因而淪陷區蠶繭產量暴跌。抗戰結束後，杭州農場桑蠶業有所回升，但由於物價上漲、經營虧本，桑蠶產量始終沒有恢復戰前水平，國共內戰期間大量工廠、機坊都處於半停工狀態，工人無以為生計，絲綢業大小工人罷工共達 21 次。



行會

杭州絲綢業行會最早組織於宋至道元年（995 年），最初是同業商人集會供奉褚載，以通型廟為據點。通型廟後遭遇戰火，明代永樂年間同業商人再度修復，並改名為通聖廟。南宋時期，杭州各有專門售賣某行商品的行市，至明代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話，不能互通，這種行話被杭州人稱作「切頭」，入門就需要先學切頭。隨著杭州絲綢業的繁榮，一座通型廟已經無法滿足杭州市的同業，行會也越發細化，按照區域分為三處機神廟：艮山門外閘弄口的機神廟年代最早，原本是本地種植桑蠶的鄉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因而祭祀主神為先蠶，由於明代官方不允許城外開設染坊，因此當地人建立此廟，聚眾對抗城內的同行；杭州織造局附近也有一處，祭祀皇帝大臣伯余，多由城中負責織造貢品的匠戶祭拜；規模最大、祭祀機神最多的是杭州東北的機神廟，又稱軒轅黃帝廟、觀成堂、綢業公會，由杭城東北的絲織業同業組成，祭祀主神黃帝，左伯余，右嫘祖，該廟也就成為了杭州城內絲織業者的議事活動中心。公會屢經轉移，最終於光緒三十年遷移到董事丁丙的不如圃中。在民國十六年（1927 年）之前公會入會資格嚴格，費用開銷大，杭州絲綢業老闆以入會為榮。光緒二十年（1894 年）至民國十九年（1930 年）年間，公會曾擔任過認辦綢捐、代繳官府的地方。公會還承當統一議價、承運成員商品、調節糾紛、組織參加國內外展出、創辦絲綢市場等責任，投資辦學、資助人才出國考察。1949 年以後，杭州市內私有企業逐步改造為公有企業，舊的綢業公會逐步改造並最終在 1959 年被政府下令撤銷。



現狀

根據杭州市絲綢工業總公司在 1998 年的報告，杭州市絲綢系統總計企業 24 家，其中按所有制分國有企業 19 家、集體所有企業 4 家、股份制企業 1 家，按行業分則有絲綢印染聯合廠 1 家、繅絲廠 2 家、絲織廠 13 家、印染廠 3 家、專業服裝廠 3 家、機械廠 2 家，另外還有中國絲綢工業總公司直轄之絲綢進出口公司、工貿公司、房屋開發公司、蠶絲公司等等。全系統年生產綢緞 1 億米、印染綢 1.2 億米、絲綢服裝 1000 萬套、白廠絲 800-1000 噸。然而此時，杭州絲綢系統總體負債率達到 71%，年支付利息 1.5 億多元，加上退休工人費用開支，價格上難以於沒有歷史負擔的鄉鎮企業競爭。自 1994 年開始，杭州絲綢行業進入下行區間，相當多的絲綢企業遭遇了生存危機，杭州市政府將杭州市絲綢工業總公司改組為杭州絲綢控股（集團）公司，通過資產責任承包、租賃、出售產權、拍賣、破產等途徑加快產權改革。現今杭州市場上主要的品牌有都錦生、喜得寶、萬事利、凱喜雅等，其中都錦生作為中華老字號，其織錦技術被例如首批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後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萬事利則在 1999 年被認定為絲綢行業內首個中國馳名商標。杭州主要的絲綢專業市場有 1987 年成立的中國絲綢城、保俶路的絲瑞寶絲綢購物中心、學院路的杭州絲綢展示購物中心、南宋御街上的凱喜雅絲綢購物中心，絲綢女裝行業總產值達到 1782 億元。

杭州絲綢在品牌建設、產品質量、企業轉型、行業競爭力等方面處於中國領先地位，獲得第一批中國名牌產品稱號的絲綢企業中，杭州企業占其二；2008 年北京奧運會 4 家特許經營的絲綢企業中杭州占其四。杭州的杭羅織造即已、餘杭清水絲錦技藝，分別作為「中國蠶桑絲織技藝」之一，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杭州織錦技藝」「振興祥中式服裝製作技藝」入選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隨著杭州絲綢市場地位的建立，許多偽劣產品進入市場攫取利潤，杭州絲檢部門向市政府提出申報「杭州絲綢」地理標誌保護的報告，杭州市政府委託杭州市絲綢行業協會，經杭州市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向浙江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提出申請，經過國家質檢總局公示，「杭州絲綢」正式成為地理標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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