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闖關是指 198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試圖進行的物價改革。這次改革，試圖通過政府短期內提高大部分商品的價格，解決價格雙軌制下的一系列複雜的經濟問題。但改革還未及實施，消息便已經走漏民間引發搶購潮，在已有的通貨膨脹基礎上又引發了更嚴重的通貨膨脹，改革被迫擱淺。



背景

從 1984 年第四季度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速度過快，信貸發放過猛。中央曾試圖以行政手段控制信貸發放，但未能奏效。1987 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 10% 以上，國民收入增長 10% 以上，工業總產值增長 17% 以上，農業增長近 6%，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漲 7.3%。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商品價格實行價格雙軌制，即一部分商品價格由國家計劃控制，另一部分商品價格由市場決定。由國家控制商品價格帶來的問題是，一方面國家需要投入大量財政資金用於城市農副產品等的價格補貼，另一方面工人發放的工資過低、購買力不強；而企業生產又沒有積極性，無法按照市場規律進行改革，從而獲得真正的競爭力。這導致國家、企業和人民三方面都不滿意。同時，一部分人利用價格雙軌制進行套利，以各種手段通過低價囤積國家計劃控制內的產品，再以高價在市場出售牟取暴利，既影響國家控制價格，又造成市場不穩定、價格波動。

1988 年初，CPI 增長達到拐點。在 1986 年至 1988 年的通貨膨脹周期中，月度 CPI 自 1987 年 1 月超過 5％，至 1989 年 2 月達到最高值 28.4％，前後共 26 個月。1988 年 1 月 CPI 同比增長 9.4％，是此輪通脹周期的拐點。這代表一方面通貨膨脹不斷嚴重，物價不斷上漲，人民反映強烈，而另一方面價格嚴重扭曲的局面並沒有發生大的改觀，價格雙軌制帶來的權錢交易和「官倒」令人民非常不滿，在政策面上也備受批評。

當時，中共中央高層認為，這些問題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實行價格雙軌制引起的，應當使物價儘快回歸市場調節。鄧小平也曾提出，要下決心進行物價改革，「晚過不如早過」，「長痛不如短痛」。趙紫陽認為，既然價格扭曲現象沒能得到根本改變，而物價又在不斷上漲，索性在一定時期如兩三年內，通過承受一定物價上漲指數如物價上漲 30-50%，來有計劃地全面調整價格，從而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的現狀。



方案提出

1988 年 5 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報告，報告提出用五年時間每年以一定價格上漲指數為代價，實現理順價格、解決工資不合理的問題。趙紫陽事先曾將自己的這一提議拿給鄧小平看，獲得了鄧小平的肯定。會議確定由國務院制定方案，具體方案後來由副總理姚依林等起草。1988 年 8 月，改革方案確定。中央在制定方案時，內部並沒有明顯的分歧；北京市、上海市儘管有顧慮，但也沒有明確表態。

1988 年 8 月 15 日至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體會議在北戴河召開，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此次會議認為，價格改革的總方向是：「少數重點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家管理，絕大多數商品價格開放，由市場調節，以轉換價格形成機制，逐步實現『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要求。」會議要求大部分商品價格放開。



擠兌和搶購風潮

價格改革準備實施的消息在社會上傳開後，物價急劇上漲的風氣提早出現，城市和農村普遍出現了擠兌和搶購風潮。銀行的各類儲戶蜂擁擠兌，銀行紛紛告急。在湖北某縣，銀行因無錢給儲戶，銀行櫃檯被儲戶掀翻。不過這也讓政府有所警覺。

各大中城市均發生了嚴重搶購。時值盛夏，杭州市市民搶購毛衣毛褲；氣候溫和的昆明市，人們搶購通常滯銷的電風扇；廣州市有位女市民搶購了 10 箱洗衣粉；南京市有位市民搶購了 500 盒火柴；武漢市有位市民搶購了 200 公斤食鹽。在瘋狂的搶購風潮中，商品價格不斷攀升。時任國家物價局局長的成致平說，「1 斤裝茅台酒從每瓶 20 塊躥到 300 多塊，汾酒從 8 塊漲至 40 塊，古井貢酒從 12 塊漲至 70 塊，中華煙從每包 1.8 元漲至十來元。」中國價格協會會長王永治說，「人們都瘋了，見東西就買，不管需要不需要，也不在意質量好壞，冰箱有冷氣就要，電視機出圖像就抱。」

農村也發生的爭相收購農副產品的風潮。四川省合川縣、銅梁縣、潼南縣、武勝縣等地，一些單位和個人競相抬價搶購蠶繭，使國營收購站不得不提高收購價格。合川縣太和區蠶繭收購價達到了每公斤 12.8 元，比四川省規定的最高收購限價高了將近一倍。1988 年 6 月 8 日，部分國營收購站因資金匱乏，不得不暫停收購蠶繭。



改革推遲

1988 年 9 月，趙紫陽決定，推遲價格改革，並轉向治理整頓。此前趙紫陽曾找姚依林談過暫緩價格改革的問題，姚依林認為可推遲到 1989 年下半年再看。後來趙紫陽認為當前經濟環境不利於價格改革，遂決定推遲改革，先搞治理整頓以使經濟環境轉好，解決通貨膨脹等問題，等這些問題解決再進行價格改革。趙紫陽強調：「最後決定價格改革暫緩，轉向治理整頓，是我下的決心。」

在趙紫陽決心推遲改革前，尚不知情的鄧小平曾和國務院總理李鵬談話，鼓勵趙、李，並稱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可以承擔這個風險。趙紫陽下決心後，找到李鵬、姚依林談話一次，李鵬、姚依林表示同意，趙紫陽遂向鄧小平報告。此後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最終確定推遲改革。

外界此後曾對此次改革有不同傳言，特別是在六四事件後，對鄧小平和價格闖關的關係有種種傳言。比如有的傳言稱此次改革是由鄧小平主導推動的，還聲稱價格恐慌完全是由鄧小平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接見外賓發表講話造成的。

就鄧小平和價格闖關的關係問題，趙紫陽進行了澄清：

> 所以 1988 年物價改革這件事，如果講責任問題，責任不在他身上，主要是我的責任，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提出的。一開始提出搞價格改革是我，中間改革方案的設計、國務院討論的東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後感到有困難，決定推遲、放緩，也是我提出經他同意的。小平究竟對價格改革是怎麼看的，我前面說了，他更多的是考慮到我們財政負擔太大，包括城市農副產品的價格補貼。他經常講到這個問題，說價格不合理，全國財政收入有幾百個億都是用於價格補貼。他幾次問姚依林：「這樣改革會減少多少億財政補貼，如果不改會增加多少補貼。」他關心的是這麼個問題。我們設計的價格改革，更多的是價格合理了，如何使企業通過平等競爭，形成市場條件，能夠真正有企業效率的標準。我們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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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三年治理整頓實施後，中國大陸經濟局面發生了新的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採用行政手段控制價格和基本建設，並取消了一些已經實施的放開搞活企業的改革措施，收回了中央下放到地方和企業的一些權力。不久國家便出現了「經濟滑坡、市場疲軟、生產停滯」的局面。

就價格雙軌制的並軌而言，後來由於供給跟上，物價回落，價格並軌最終成功。這首先是由於「體制內」商品占比顯著下降，到 1989 年，生產資料的計劃內供給僅占全社會總供給的 40% 左右。此外，由於「體制內外」價差顯著縮小，政府趁 1990 年前後經濟疲軟之機，逐步縮小雙軌價差，最終促使計劃內價格併入市場價格。



回顧總結

1989 年春，趙紫陽派安志文等到香港請了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傑等六位經濟學家（均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座談中國經濟。他們提出的價格必須由市場決定、解決金融赤字必須靠銀行儲蓄利率高於通貨膨脹率等見解使趙紫陽很受啟發。

此後，在總結回顧這段歷史時，趙紫陽認為，此次價格改革之所以失敗，其原因並不在於通貨膨脹，而在於此次改革的基本方式就是根本錯誤的。他說：

> 前面說過，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物價改革上採取的是調整和放開相結合的方針。有些物價是政府自上而下進行調整，另一些商品可以放開。同一種商品，計劃內的一部分由政府調價，另一部分也可以放開，即實行價格雙軌制。這就是說，總的是面向市場，走逐步放開價格由市場決定價格的道路。而這次提出的價格改革方案，就不是這樣逐步放開，由市場決定價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調整價格，達到理順價格的目的。這既反映了當時在價格改革上急於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圖以政府的力量來改變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雙軌制，達到雙軌並軌，或者縮小計劃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這種思路根本上違背了價格改革的正確方向。因為它不是使價格逐步由市場決定，而是通過計劃調整來決定價格，實際上走的還是計劃決定價格的老路子。多年來教訓告訴我們，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調整價格是不可能理順價格的，是不可能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況的。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發生嚴重通貨膨脹，這一改革方案（即使）得以出台和實施，（也）是決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搞得不好，物價改革會有走回老路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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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認為，當時自己提出暫停價格改革是正確的，但決定實行治理整頓則沒有必要，而且對經濟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實際上當時實施保值儲蓄便能夠有效緩解通貨膨脹，治理整頓不是必須的。實行治理整頓是因為他對經濟形勢估計過於嚴重。



參見


* 1980 年代末中國通貨膨脹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 BBC 音頻：艱難曲折的改革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1988 年物價闖關高層決策

* 物價闖關中止，北京刮「倒趙風」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