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台灣會館，位於中國北京市東城區大江胡同（舊稱大蔣家胡同）114 號，是北京的台灣同鄉會館。



清末

台灣會館的前身是位於今宣武門外後鐵廠胡同 20 號的全台會館，光緒十九年（1893 年）由台灣籍進士施士洁主持建立。施士潔是在福建同鄉會的幫助下舍宅建立全台會館。全台會館名字裡的「全台」一詞，是仿照全閩會館的「全閩」而來。

位於後鐵廠的全台會館地方偏僻，所以賣舊置新，即把後鐵廠的全台會館房產出售，在大蔣家胡同新置房產建新館。新會館（即「台灣會館」）的建立時間尚有爭議。一種說法認為，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新會館在前門大街大蔣家胡同（今大江胡同 114 號）建立，稱為「台灣會館」。當時，進京參加科舉考試的台灣人多在該會館落腳。光緒二十一年（1895 年）清廷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前夕，台灣舉人「會試在都，上書力爭」，台灣舉人汪春源、羅秀惠、黃宗鼎聯合在北京的台灣籍官員葉題雁、李清琦上書都察院代奏光緒帝稱「全台赤子誓不與倭人俱生」。此後，汪春源等又參與了康有為倡導的公車上書。當時台灣會館是在北京的台灣人的活動場所之一。

全台會館建立之後，從光緒二十年（1894 年）開始，所有規章、房租、錢稅等都歸福建會館管理，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變為台灣會館後繼續如此。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閩中會館志》記載：「又台灣會館劃還台灣鄉人自行管理：光緒二十年甲午起，委託福建會館代管，民國二十六年後由台灣鄉人收回自管。」可見福建會館代管的時間是從光緒二十年（1894 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 年）。從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旅居北京的台灣人曾想贖回全台會館但未果，只能努力收回台灣會館。台灣作家林海音曾記述父親林煥文為收回台灣會館做出的努力：「民國十二年（1923 年）父親曾對收回台灣會館一事努力過，但無結果。」1937 年台灣人得以收回台灣會館，是經過艱苦努力的結果。

抗戰期間

中華民國時期，1930 年代至 1949 年，台灣會館出租給商戶，其租金收入作為在北平的台灣人組織及台灣人士使用，並充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北平成立的「台灣旅平同鄉會」的活動資金。台灣旅平同鄉會進行了協助台灣人返回家鄉，聲援台灣「二二八事件」等活動。

1941 年，台灣作家鍾理和攜妻鍾台妹、兒子鍾鐵民來到北京，最初便寓居大蔣家胡同的台灣會館。鍾鐵民曾為台灣會館寫下贈言：「先父鍾理和到北京第一個落腳的基地，也是嬰兒的我北京的第一個家！這就是台灣會館。」老台胞林泉回憶道，自己年幼時，父親林子瑾常帶他來台灣會館玩，台灣同鄉的聚會也多在台灣會館舉行。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旅平台灣同胞在台灣會館「喜慶光復」。抗日戰爭勝利後，台灣會館成為台灣旅平同鄉會的會所，1948 年，旅平、旅津台胞在台灣會館舉辦「『二・二八』殉難烈士追悼會」。

據北京市檔案館收藏的《北平市地政局第一次土地所有登記聲情書》記載，台灣會館面積 0.809 市畝，按當時地價折算土地總價約 137 萬元，院內房屋 26 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 年 9 月 12 日，北京市市長聶榮臻簽發頒布《北京市會館財產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各種會館財產應當由各該地旅京同鄉組織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負責保管經理。1951 年 4 月 8 日，台灣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籌備會「投票選舉產生籌備會委員 7 人：林鏗生、柯政和、鄭啟棟、陳信德、於竹城、楊克培、郭良」；鋪房（會館）出租的每月收入「除房地產稅外，酌量緩急，救助同鄉」（見北京市檔案館藏《台灣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籌備會關於具報成立經過及財產數目致民政局呈》）。1951 年 10 月 31 日，北京市民政局在《調查台灣會館報告》中稱：「台灣在京會館僅有一處，坐落在前外大蔣家胡同一百二十七號，共有房二十三間。現租與察省財經委會駐京銷運處住用，每月租小米七百斤。」

房產風波

「北京台灣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成立後，對自身資產進行了詳細清查。但當時新政權的各部門陸續組建，大批人員遷入北京，公房緊缺。在此背景下，從 1951 年底開始，北京市個別會館的財產開始由政府接管，房屋改為公房。到 1954 年，北京市接管會館進入高潮，政府正式下發文件徵用會館房屋。台灣會館管委會也和北京市其他會館的管理方一樣，將台灣會館管理權上交給了北京市民政局。

這時，台盟華北總支部主任委員陳炳基給北京市民政局局長李恕寫了封信，信中稱：「台灣尚未統一，而台灣會館是廣大旅京台胞的共同財產，不應一般對待，為了有利於兩岸統一大業，應該予以保留。」接到信的李恕做出批示，將台灣會館產權發還。

1952 年 10 月 8 日，北京市房地產管理局向「北京台灣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發放了台灣會館的房屋所有權證，由台盟華北總支部代管台灣會館，具體事務仍交由北京台灣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彬等人負責。因無更好的經營方式，台灣會館先後被租借給一些山西省在北京的煤礦業主、殘疾人福利工廠、北京特殊鋼廠使用，租金大部分用於資助在京生活困難臺僑。

文革

文化大革命期間，會館全被視為「封建殘餘」，北京台灣會館也未能倖免，房產被北京市民政局接管，後交崇文區房地產管理局代管，作為民居使用。1977 年 11 月，北京市政協正式恢復工作。台盟等界別的北京市政協委員開始提案，建議將北京台灣會館歸還台灣同胞。1981 年，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簡稱「全國台聯」）與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簡稱「北京市台聯」）先後成立，收回台灣會館成為北京市台聯的工作重點。

1982 年北京市政協會議上，台灣籍北京市政協委員陳炳基、李河民等提出《要求退還「旅平台灣同鄉會會館」房屋》的提案，受到北京市政協領導重視，同年，原由崇文區房地產管理局管理的台灣會館房產回到北京市台胞手中。

恢復辦公

1985 年 12 月，崇文區房地產管理局正式辦理撤管手續。將北京台灣會館交給台盟北京分部。因為北京台灣會館是在京台胞的公產，而且北京市台聯已在 1981 年成立，所以 1986 年 1 月台盟北京分部正式將北京台灣會館產權移交給北京市台聯。但是，因為台灣會館長期被當作民居，已變成「大雜院」，會館房屋被用作企業職工宿舍，遲遲無法騰退。1982 年（見上）、1989 年、1991 年，北京市台聯、台盟北京市委的陳炳基、李河民、葉紀東等 11 位台灣籍北京市政協委員，又通過北京市政協提案推動騰退。

1992 年 12 月，台灣會館內住戶完成搬遷，整個院落騰空，會館的重修工程啟動。1993 年，北京市財政局撥款 30 萬元對台灣會館開展部分整修。工程拆除了院落內私搭亂建的違章建築，回復了原有 29 間房屋的結構，並加蓋了半透明玻璃鋼遮陽棚，增加了鍋爐、暖氣。1994 年 7 月 18 日，台灣會館修復揭幕儀式舉行，台盟中央名譽主席蘇子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封明為為台灣會館揭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盧嘉錫為台灣會館題寫了館名。1996 年 12 月 25 日，在北京的台灣籍人士及相關人士舉辦了台灣會館建館百年紀念大會。

整修

2005 年，前門地區開始整體改造，位於前門外大江胡同的台灣會館也地處拆遷範圍內。當時的台灣會館院落較小，又位於老城區，所以車輛無法進入，人員出入不方便。所以有些人認為可以易地重建，但更多的臺僑則希望將會館保留下來。2006 年全國兩會上，許多台灣籍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提出保留台灣會館的願望，引起臺僑共鳴。2006 年 3 月，台灣中國統一聯盟副主席王曉波來到大陸參訪，了解了台灣會館的困境後，王曉波與北京市台聯辦公室主任鄭大一起來到台灣會館。當時大江胡同的拆遷工作已啟動，台灣會館周邊都是拆遷後老房屋的廢墟。王曉波在瓦礫中拾起兩片瓦片、抓起一把泥土說：「我要把它帶回台灣，讓更多人關心它（台灣會館）！」此後，王曉波在海峽兩岸奔走，呼籲保留台灣會館，在北京的各界臺僑也紛紛表態希望保留台灣會館。2006 年 5 月，多部門聯合考察後決定，台灣會館應原地修繕並適當擴大。2009 年，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專門就台灣會館的修繕問題做出批示。同年，台灣會館開始原地重建。臺僑們對台灣會館的修繕很支持，一些在京臺僑提供了多年保存的歷史資料和照片，台灣島內臺僑還特地重新製作了「台灣會館」的匾額送到北京。新建成的台灣會館，面積從原先的 540 餘平方米增至 3800 多平方米，地上一層，地下一層。地上建築仍維持老會館的建築布局，其內陳列從清末到如今在北京臺僑的學習、工作的歷史，地下開闢了多個多功能會展區，作為在京臺僑聚會活動的場地。

2010 年 5 月 7 日，台灣會館重張、台灣街（位於石景山區北京國際雕塑公園旁）開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劉淇，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和夫人連方瑀，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北京市市長郭金龍等先後出席了台灣會館重張和台灣街開街儀式。在台灣會館重張儀式上，連戰夫婦向台灣會館贈送了自己的題字「美哉寶島，人文精粹」，並接受了崇文區和北京市台聯贈送的繪有台灣會館圖案的景泰藍花邊禮盤，隨後劉淇、連戰等人在台灣會館參觀了「中華魂・京台情」京台交流史展覽。台灣會館由北京市台灣同胞聯誼會下屬的事業單位「北京市臺僑交流服務中心」管理使用。2017 年 7 月 14 日，台灣藝術家陳啟村創作的鄭成功銅像在北京台灣會館舉行揭幕儀式，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汪毅夫和陳啟村共同為銅像揭幕。

2012 年，「台灣會館」被列為北京市東城區普查登記文物。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