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 年 5 月 13 日，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進入梵蒂岡城的聖伯多祿廣場時被莫梅特・阿里・阿加開槍擊傷。教宗當時身中兩槍，並嚴重失血。兇手立即被捕，後來被義大利法院判處終身監禁。教宗後來原諒了阿加，應教宗的請求，時任義大利總統卡洛・阿澤利奧・錢皮赦免了阿加，並於 2000 年 6 月將他驅逐回土耳其。後來，阿加於 2007 年皈依了羅馬天主教。



刺殺事件過程

1979 年，《紐約時報》的報導稱阿加為「一名自稱為兇手的伊斯坦堡報社記者」（土耳其國民報的編輯阿卜迪・伊佩克西），他曾將教宗描述為「十字軍東征的幕後首領」, 並威脅說如果教宗不取消計劃於 1979 年 11 月下旬進行的對土耳其的訪問，他將槍擊教宗。 該報還於 1979 年 11 月 28 日報導，這次刺殺是為了報復當時仍在進行的麥加禁寺圍困事件。該事件始於 11 月 20 日，他將該事件歸咎於美國或以色列。

從 1980 年 8 月開始，也許是為了隱藏他保加利亞索非亞的原籍地，阿加更換護照和身份，化名 Vilperi 開始穿梭於地中海地區。他於 1981 年 5 月 10 日從米蘭乘火車進入羅馬。根據阿加後來的證詞，他在羅馬會見了三名同夥，一名是土耳其人，兩名是保加利亞人，而該行動由保加利亞駐義大利武官 Zilo Vassilev 指揮。他說，這項任務是保加利亞的土耳其黑手黨 Bekir Çelenk 委派的。據阿加說，計劃是他和後備槍手 Oral Çelik 在聖彼得廣場向教宗開火，並在小型爆炸產生的恐慌的掩護下逃往保加利亞大使館。

5 月 13 日事件當天，阿加先是坐在廣場上寫明信片，等待教宗的到來。當教宗穿過一群支持者時，阿加在 17:17 用一把發射 9×19 毫米魯格彈的白朗寧大威力半自動手槍開了四槍，將他打成重傷。當人群還在震驚時，阿加逃離了現場，並將手槍扔到了卡車下面處理掉，但被梵蒂岡警衛隊負責人卡米洛・奇賓、一名修女和幾名觀眾抓住，他們阻止他開槍和逃跑，阿加隨即被捕。一共有兩顆子彈擊中了若望保祿二世：一槍擊中了他的軀幹，險些擊中重要器官，第二槍擊中了他的左手食指。同時也有兩名觀眾受傷：來自水牛城的 Ann Odre 胸部中彈，另一位 Rose Hall 手臂受輕傷。教宗被立即送往醫院，而有關當局則在現場搜查證據。Çelik 驚慌失措，沒有引爆炸彈或開火，就逃走了。



兇手後續

阿加於 1981 年 7 月因刺殺未遂被判處終身監禁，但在 2000 年 6 月應教宗的請求，阿加被時任義大利總統卡洛・阿澤利奧・錢皮赦免。隨後他被引渡到土耳其，在那裡他因 1979 年謀殺左翼記者 Abdi İpekçi 和在 1970 年代進行的兩次銀行襲擊而被監禁。雖然他在 2004 年 11 月請求提前釋放，但土耳其法院宣布他要到 2010 年才有資格獲釋。儘管如此，他還是在 2006 年 1 月 12 日獲得假釋。然而，2006 年 1 月 20 日，土耳其最高法院裁定，他在義大利服刑的時間不能抵扣他在土耳其的刑期，他又被送回監獄。在入獄近 29 年後，阿加最終於 2010 年 1 月 18 日出獄。



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關係

槍擊事件發生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要求人們「為我的兄弟阿加祈禱...... 我真誠地原諒了他。」 1983 年，教宗在關押阿加的羅馬瑞比比亞監獄與他會面並私下交談。據報導，阿加在訪問結束時親吻了教宗的戒指；也有些人誤以為教宗聽取了阿加的懺悔。多年來，教宗也與阿加的家人保持聯繫，1987 年與他的母親會面，十年後與他的兄弟 Muezzin Ağca 會面。

儘管阿加被引述說「對我來說（教宗）是一切資本主義的化身」，並試圖謀殺他，但阿加與教宗還是建立了友誼。在 2005 年 2 月上旬教宗生病期間，阿加致信教宗祝他一切順利。



刺殺動機

關於阿加的刺殺行為存在多種理論。其中一個理論最初在美國媒體上大肆宣傳，自 1980 年代初期以來被美國歷史學家 Michael Ledeen 和作家、記者 Claire Sterling 等人大力提倡，認為刺殺企圖起源於莫斯科，克格勃指示保加利亞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史塔西執行此任務。 據稱，克格勃指示保加利亞特勤局刺殺教宗，因為他支持波蘭的團結工會活動，將教宗視為對蘇聯東歐霸權最大的威脅之一。 而諾姆・喬姆斯基和愛德華・赫爾曼則相反，在他們的《製造共識︰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學》（1988 年）一書中將此稱為「虛假信息新聞」的傳播，因為他們認為沒有證據支持這一說法。而《英國獨立報》的 Wolfgang Achtner 稱其為「最成功最被廣為人知的虛假新聞之一」。

阿加本人則在不同時間就刺殺事件發表了多次相互矛盾的陳述。律師 Antonio Marini 表示：「阿加操縱了我們所有人，說了數百個謊言，不斷更改版本，迫使我們展開數十項不同的調查。」 最初，阿加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 (PFLP) 的成員，但他們否認與阿加有任何關聯。

與保加利亞的聯繫

在刺殺未遂之後，阿加在被拘留期間聲稱，在行動之前，他曾多次前往保加利亞索非亞，他聲稱在那裡與一名在羅馬的保加利亞特工有過接觸，該特工的掩護是保加利亞國家航空公司辦公室。事件發生後不久，根據阿加的證詞，在羅馬為巴爾幹航空公司工作的保加利亞人 Sergei Antonov 被捕，並被指控為策劃陰謀的保加利亞特工。 1986 年，經過三年的審訊，他被宣布無罪。

根據中央情報局駐土耳其總長 Paul B. Henze 的說法，阿加後來表示，在索非亞，保加利亞特勤局和土耳其黑手黨曾與他有過接觸，他們願意出價 300 萬德國馬克刺殺教宗。一些作家，包括 Edward S. Herman，他與 Frank Brodhead 合著了《保加利亞聯繫的興衰》（1986 年），還有 Michael Parenti，都認為阿加的故事是可疑的，因為阿加在被單獨監禁並接受義大利軍事情報局 (SISMI) 特工的探視前，沒有聲稱保加利亞參與其中。1991 年 9 月 25 日，中央情報局前分析師 Melvin A. Goodman（現為國際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聲稱他的同事們奉命偽造了他們的分析以支持指控。他向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闡述，「中央情報局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一所謂的「與保加利亞的聯繫」。

法院主席 Severino Santiapichi 和法官 Franco Ionta 的調查都沒有發現 SISMI 栽贓阿加故事的證據。一位撰寫了指責西方情報機構刺殺企圖書籍的法國律師 Christian Roulette 在法庭上作證說，他提到的文件證據實際上並不存在。

灰狼 (組織)

法國外交世界報稱，土耳其極端民族主義組織 "灰狼組織" 的領導人 Abdullah Çatlı組織了這次刺殺計劃，「以為灰狼組織換取 300 萬德國馬克」。在羅馬，Catli 於 1985 年向法官宣稱，「德國聯邦情報局曾與他聯繫，如果他將俄羅斯和保加利亞情報機構牽涉到刺殺教宗的企圖中，該機構會答應給他一筆可觀的金錢」。根據灰狼組織的創始人阿爾帕爾斯蘭・蒂爾凱什上校的說法，「Catli 在為國家謀福利的秘密服務框架內進行合作」。

米特羅金委員會的主張

據義大利報紙《晚郵報》報導，在前東德情報部門史塔西找到的文件證實，1981 年針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刺殺行動是蘇聯克格勃下令的，並指派保加利亞和東德特工，由史塔西來協調行動並在事後掩蓋痕跡。然而，前史塔西間諜大師、偵察總局局長馬庫斯・沃爾夫否認對此有任何聯繫，並聲稱這些文件已於 1995 年發送。

2006 年 3 月，在即將舉行的全國選舉中，由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成立並由義大利力量黨參議員保羅・古扎蒂領導的備受爭議的米特羅金委員會再次支持保加利亞的理論，儘管該理論曾被若望保祿二世本人在訪問保加利亞期間予以譴責。參議員古扎蒂聲稱「前蘇聯領導人是刺殺事件的幕後黑手」，聲稱「蘇聯領導人主動提出了消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提議」，因為他支持波蘭團結工會，「將這一決定傳達給軍方特勤部門（而不是克格勃）」。該報告的說法是基於最近的計算機照片分析，認為槍擊事件時安東諾夫有出現在聖伯多祿廣場，以及法國反恐法官 Jean-Louis Bruguière 提供的信息。但 Bruguière 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在此之前最近的舉動是控告盧安達總統保羅・卡加梅為了奪取權力而故意挑起針對自己種族的 1994 年盧安達種族大屠殺。據法國《費加羅報》報導，Bruguière 與莫斯科和華盛頓（包括情報人員）都保持著密切聯繫，他的許多同事指責他「將國家利益置於法律之上。」

俄羅斯和保加利亞都譴責了這份報告。時任保加利亞外交部發言人 Dimiter Tzantchev 說：「對保加利亞來說，這起案件已經因 1986 年 3 月在羅馬的法院判決而結案」，同時還回顧了教宗在 2002 年 5 月訪問保加利亞期間的評論。古扎蒂參議員說，在教宗在他的最後一本書《回憶與認同》中寫到這件事之後，委員會決定重新打開報告中關於 2005 年暗殺企圖的章節。教宗寫道，他確信槍擊事件不是阿加發起的，並且「是其他人策劃的，也是其他人委託的」。米特羅金委員會還聲稱，義大利前總理羅馬諾・普羅迪是「克格勃在義大利的人」。

2006 年 12 月底，古扎蒂參議員的主要線人之一 Mario Scaramella 被捕，並被指控誹謗等罪名。義大利《共和國報》援引負責調查 Scaramella 的羅馬檢察官 Pietro Salvitti 指出，在 Imam Rapito 案件中被起訴的義大利軍事情報局局長 Nicolò Pollari，以及在 2006 年 7 月因同樣原因被捕的二號人物 Marco Mancini 以及 Scaramella 都是古扎蒂參議員的線人。根據 Salvitti 的說法，這個「網絡」除了針對羅馬諾・普羅迪及其工作人員外，還旨在誹謗 Giuseppe Cucchi 將軍（義大利情報與安全服務執行委員會 CESIS 現任主任）、負責 Imam Rapito 案件的米蘭法官 Armando Spataro 和 Guido Salvini ，以及發現尼日鈾偽造品事件的《共和國報》記者 Carlo Bonini 和 Giuseppe D'Avanzo。調查還顯示了 Scaramella 與中央情報局之間的聯繫，特別是通過現居住在美國的 Filippo Marino，他是 Scaramella 自 1990 年代以來最親密的合作夥伴之一，也是 ECPP 的聯合創始人。Marino 在接受採訪時承認與前中央情報局官員和現役中央情報局官員有關聯，其中包括前中央情報局駐米蘭站長 Robert Seldon Lady ，檢察官 Armando Spataro 指控他參與協調了綁架 Abu Omar 和 Imam Rapito 案件。

梵蒂岡的間諜

2009 年，記者和前陸軍情報官員 John Koehler 出版了《梵蒂岡間諜：蘇聯對抗天主教會的冷戰》一書。通過對東德和波蘭秘密警察的檔案的深入分析，聲稱這次刺殺是「克格勃支持的」並提供了細節。



參見

波金卡計劃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 Records of the RFE Rome Bureau on Antonov trial (boxes 16–19)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開放社會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