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評價

1924年1月，國民黨全國一大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開展，直到1927年，經過四一二清黨與七一五分共，國共兩黨從合作走向決裂。對於這一歷史事件與階段，各方評價不一。

## 中國國民黨評價

孫中山在國民黨改組前後曾對共產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到1924年底，孫中山認為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組織、宣傳等各級部門中工作成績突出，為此反駁黨內持異議者，「爾等不奮鬥而妒他人之奮鬥，殊屬可恥。彼等破壞紀律，吾自有辦法，與爾等何干？」

反對聯俄容共的馮自由曾到廣州大本營會見孫文，孫文則回應馮「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之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當革除黨籍及槍斃」。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彈劾共產黨案被否決後，馮自由受壓，被迫離開廣東。7月，馮自由再次致信孫文反對聯俄容共：

共產黨員日借中央執行委員會為營私作惡之利器……日言三民主義而粵省平民之顛連困苦百倍於前清；日言實行紀律而紀律二字只施諸一般國民黨員，在共產黨反得為所欲為，假第三國際之名而絕不受黨章之拘束，遂令黨勢渙散、人心瓦解，本黨多年寶貴之歷史及犧牲之精神從茲掃地盡矣。……

蔣介石在不同時期，對聯俄容共和國共合作的表態也發生演變。蔣介石在1923年參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考察蘇聯。在廖仲愷刺殺案後，蔣介石在鮑羅廷的支持下進入國民黨權力中心，排擠胡漢民、許崇智。蔣介石當時靠近左派，宣布要「與反共派的人為敵」，相信「國人相驚之赤化，在事實上確無根據，在理論上亦非惡名」，認為廖案的根子在帝國主義，主張「對於帝國主義者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直接和他開戰」。

對於與蘇聯的關係，蔣介石當時指，「本黨不改組，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我們今天能夠消滅叛逆，到達這個目的，大半可說是蘇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國際的勢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起來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革命的效力。」「帝國主義者所造的謠言，最有力量、最能動人的一句話，就是說『中國人不應受俄國人指揮』。我們且不講我們是否已受了俄國人指揮，但我敢老實說，叫革命先進國蘇俄來指導我們中國革命，我們世界革命的中國革命黨員，實是願意接受的，而且是應該接受的。去年總理將要北上的時候，對我不但有面諭，而且是有手諭。總理的面諭是：『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情總要容納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個樣才好。』」。「總理毅然聯俄，即在聯合世界革命黨，因為蘇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點」。

對於與中共的關係，蔣介石指「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利害是完全相同，沒有什麼衝突的。除了共產黨以外，其他團體肯同我們本黨真正合作革命事業的，就很少了。所以去年當本黨改組之始，雖有許多黨員激烈的反對，而我們總理總是照著原定計劃，同共產黨聯合起來，實行國民革命。總理下了這樣決心，不是隨便的事，自然另有眼光和主張的。」「總理認為現在的中國，除了共產黨主張徹底革命，還可以同國民黨合作之外，再沒有第二個黨派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了。而且共產黨真正革命的同志們，實在不比我們國民黨少，加入了國民黨，實在能替國民黨求進步求發展，促進本黨的革命精神。所以總理就下這個大決心，不為眾論所搖動」。

國民黨清黨之後，最早反對中共而因此離開廣州的馮自由得以重返廣州，馮自由認爲國民黨清黨以後，1924年一大後改組的原則已經失效，必須推翻重來，同時認爲聯俄容共、國共合作和國民黨改組以後的中央權力結構是鮑羅廷設計的，已被共產黨思想主導，認爲國民黨整個黨務系統已被滲透，不改制度等於繼續替共產黨服務。李濟深又希望馮自由在廣東爲其主持國民黨黨務。但馮自由堅持任用國民黨老黨員，雙方未能達成共識。

1926年3月，上海西山派召開國民黨全國二大，宣布清黨，在其宣言中指責「兩年以來，凡共產黨員加入本黨者，一切言論行為惟共產黨機關之指揮是從，在本黨內行使黨團作用……及總理逝世，共產黨更積極進行其妨礙本黨之行動，不徒入據本黨之策源地以自大，尤覆極其離間挑撥之能事，強析本黨同志為左右派，以其迎拒，甚其暗中截斷本黨與民眾之聲氣，毀壞本黨之信仰，此中央執行委員會為第四次全體會議所以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之決議也。自有此決議，在已經執行之地域，共產黨人則挾本黨中一部分被欺之同志以自壯，且冒本黨機關名稱，以混淆社會之見聞。其尚未執行此決議之地域，則加厲摧毀本黨之基礎，甚至起反動於本黨政治策源地。此共產黨之失德，實妨礙國民革命之進行，直接助帝國主義與軍閥之摧殘革命勢力」。

中山艦事件後，上海西山派全國二大嘗試拉攏蔣介石及廣州的孫文主義學會，對其稱讚，遭到其斥責。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骨幹、第三師黨代表繆斌和軍官學生賀衷寒公開致函汪精衛，否認反對國共合作和聯俄容共，指「若輩不明現在反帝國主義時期，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實同在一軌行動」，「致歧視共產派份子，必欲分離之而後已，此實可痛心矣」，幷引據蔣介石，「欲根本打倒帝國主義，必要以無產階級做基礎」，「吾人容納無產階級之政黨，實天經地義也。今一般同志必欲將共產份子排去，此不特分散國民革命之力量，帝國主義亦永無打倒之日，中國之獨立自主，亦永無希望」。賀函亦指聽了蔣校長的演說後益相信「今日之中國只有反帝國主義與軍閥之革命黨，沒有其他糾紛之必要。就是帝國主義與軍閥一日不消滅，甚麼主義都是空談……其實孫文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和原則，把他分析起來，固然有多少差異，但是把他互證起來解釋，卻是一貫的精神。所以好的孫文主義信徒，應該本孫先生創造主義的精神，去詳悉研究馬克斯主義；而好的馬克斯主義信徒，亦應丟開客氣去切實作孫文主義的工作」。

武漢國民政府分共後，在1927年8月表示遷都南京，宣言中指「自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以來，其始則借本黨之掩護，以潛植其勢力，及勢力漸長，則直欲以操縱本黨者，操縱國民革命，及其陰謀破露，則悍然以破壞本黨者破壞國民革命，而無所恤征之。最近南昌之變，劫殺淫掠，窮兇極惡。以破壞本黨而論，則為本黨之叛徒；以破壞國民革命而論，則為中國之罪人」。

分共以後，國民黨因為容共導致兩個國民政府、三個中央黨部的分裂局面走向統一，9月16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正式成立。在其宣言中，重新解釋和評價容共政策，以及其造成的國民黨兩次分裂，並要求「而從前特立之三黨部，均不復行使職權，從前三方面互相攻擊之言論，皆成陳跡，不得複引為口實」：

中國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時亦曾鄭重聲明，只以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之主義，故皆信之而不疑。不意總理竟於十四年之三月棄我等全體黨員而溘逝，中國共產黨黨員乘此機會，漸試其篡黨之手腕。是時有一部分中央執行委員已窺見彼等之伎倆，謀加以制裁，於是年十一月在北京西山總理殯舍前為清黨之會議……

既而北伐進展，粵中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隨北伐軍之勝利而次第北遷，先在南昌，次抵武漢。當是時也，共產黨陰謀利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掩護，包辦民眾運動，勾結地痞流氓，激起各地之騷擾。多數監察委員認為黨國危機，間不容髮，爰警告各地忠實執行委員，請以非常手段制止共派與附共者之破壞國民革命行動……

未幾，武漢諸忠實同志發現共派消滅本黨之陰謀，認為與總理容共政策根本上不能相容……

1928年2月2日至7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通過《整理各地黨務案》、《制止共產黨陰謀案》等決議。全會廢除聯俄聯共政策。李宗仁在會上評價聯俄容共政策，認為：

吾民族在兩大國際壓迫之下，本黨應依照總理手定對外政綱，只以能定雙方互尊主權之條約為標準。第三國際對本黨範圍內未停止宣傳活動以前，本黨當宣言與第三國際主盟之蘇俄絕交，並遣其領事出境。如蘇俄能依照援助土耳其先例，停止赤化宣傳，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時，則仍可恢復國交。帝國主義之列強，如表示不暗助軍閥，承認修改不平等條約，自當與之提攜友好，彼此互助，共同防禦共產主義之宣傳。

此次會議當提出反共專案追加決議，並確定政策一致遵守，違者嚴辦，一切糾紛自可迎刃而解。蓋聯俄容共乃總理手定之政策，及經第一、二次代表大會所決定者，各方反共在黨的立場，當認為局部個人從權之辦法。至對黨忠實與否，應以能否認識黨之主義及政策為斷。若認反共為有功，則吳佩孚、張作霖更在吾黨之前；若認聯俄為有功，則吳佩孚主張承認蘇俄為最力。放在黨的決議未變更以前，對共維持友誼，似不能為罪。猶之主張聯段、聯直、聯奉時，奔走其事者，當然對之有相當敬禮，不能指斥其賣國殃民之罪也。

1929年國民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指責「共產黨徒甘受第三國際所掩護之赤色帝國主義之指揮，羼入本黨，陰謀操縱，始則反對北伐，阻撓出師，繼則混跡於本黨之軍事、政治機關，乘國民革命軍之勝利，而散布黨羽，奪取民眾，麋集武漢，逞其搗亂後方破壞革命之企圖，終則壓迫黨軍，殘殺人民，排除異己，使甫由國民革命軍解放而出之湘鄂贛諸省人民，覆陷於恐怖流血之境。是時本黨鑒於彼輩之猖獗殘暴，不忍以憑絕大犧牲所獲得之國民的勝利任其宰割，故於四月奠都南京，舉行清黨」。

香港國民黨報刊國民日報在1929年評價國共合作，指「吾人乃覺在萬惡共產窩徒之革命假面具未揭穿以前、充滿革命熱情之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及一部分民衆、所受共黨假面具之騙、此純爲一方面萬惡共產系徒變更策畧之巧妙、一方面為亞洲民族革命熱情之發狂……國民黨前此之容共政策、僅爲某時期之革命熱情發狂、而今茲已洞悉共產匪徒真相、故鄭重指出……視共產黨爲目前之大敵」。

清黨以後，改組派的陳公博認為「國民革命因此陷於中斷的危機，使國民黨也陷於理論和行動矛盾的敗局罷了」。陳公博認為國民黨自1924年改組以來，有三項「為黨員所共信而以為足以解決革命」的原則，即(一)和共產黨合作， (二)打倒帝國主義， (三)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北伐開始以後發現了「共產黨的過激和陰謀」於是不得不放棄第一項原則，可是黨員由於長期受到共產黨理論和行動的影響，一旦「分家」，「反而無所憑依，一團混亂」。陳公博認為在反共的背景下「連第二、第三項原則也打算放棄」，這種傾向足以造成「黨的動搖」。

在台灣時期，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一書指：「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 中國共產黨評價

國共合作之後，部分中共黨員對此並不滿意。如1924年中共廣東區委聯席會議記錄曾記錄譚平山如此抱怨：

真的還能夠繼續同國民黨共事嗎？博士曾對國民黨人說，中國的共產黨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沒有修養的年輕人，不值得重視，讓他們去闖，不要管他們。國民黨人，包括博士本人，都看不起共產黨，根本不想同共產黨人一道工作。這些事實表明，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很難同國民黨再繼續合作下去。我要說，我們最終只有兩條路：要麼消滅反革命的右派，根據國民黨的紀律把他們開除去，要麼建立一個新的國民革命黨。不這樣，反動勢力，即國民黨右派不僅不會被消滅，而且會日益壯大，會拖著國民革命向後倒退。即使國民革命能夠取得成功，也會出現土耳其那樣的局面，那裡的民族革命順利地實現了，但是共產黨也垮台了，因為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的壓迫並不比資本家好些，可以說是毫無區別。

後來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沒有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篡黨篡政篡軍，搞土地革命，以武裝鬥爭為中心。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議對中國問題發決議包括這四點：改造國民黨使工農分子大批參加進去，這就是篡黨；把農民協會變成為鄉村的政權，這就使篡政；組成七萬軍隊，其中要包括二萬共產黨員，這就是篡軍。」

中國共產黨認為，國共合作和國民黨改組後，國民黨由「資產階級的政黨」開始轉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因此「成了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組織」。

中共黨史出版社的《中國共產黨簡史》總結了中共通過國共合作取得的成績：

黨的組織得到迅速發展，黨的自身建設得到加強。從建黨初期到大革命失敗前的短短6年內，全國除新疆、青海、貴州、西藏、台灣外，都建立了黨的組織或有了黨的活動，黨由50多名黨員發展成為擁有近5.8萬名黨員、領導著280餘萬工人和970餘萬農民的具有相當群眾基礎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簡史》指在國共合作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黨員群眾和黨的幹部積極性非常高，因此獲得巨大勝利」，認為合作的失敗從客觀方面講是由於「反革命力量強大，資產階級發生嚴重動搖，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先後叛變革命」，從主觀方面「這時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應對複雜環境的政治經驗，還不善於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中國共產黨總結國共合作的成果，認為「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發展，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表現在：1、中共幫助國民黨組建省、市地方黨部。許多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省市級黨部負責人； 2、中共和共產國際幫助國民黨創建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為革命軍隊培養造就了一批軍政人才； 3、工農運動得到大力開展。中共領導了廣州沙面罷工和海陸豐農民運動，並且幫助國民黨在廣州創辦了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 4、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開，首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和農民同盟軍問題。中共四大以後，全國掀起國民會議運動、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把革命推向高潮； 5、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了統一和鞏固； 6、長期沉寂的北方革命運動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中國軍網記載，國共合作使中國共產黨「有了極大的發展」，並總結國共合作失敗的教訓：

1、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是必要的、正確的，但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對資產階級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這是革命成敗的關鍵。

2、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農民問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心問題，必須放手發動農民，堅決依靠農民，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

3、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必須重視武裝鬥爭，建立黨和人民直接掌握的革命軍隊。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評價開啟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一大：「這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實踐民主革命綱領和統一戰線政策的重大勝利，也是孫中山先生推動中國革命的歷史功績，標誌著他一生最為重要的轉變。國共合作的建立，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公開宣傳和組織群眾，領導和推動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 其他黨派、人士評價

1926年4月，章太炎、馮自由等老同盟會人士（被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組織反赤救國大聯合，反對聯俄容共，認為蘇聯「煽惑無知之青年，啖以金錢，授以利器，爲虎作倀」。北伐戰爭爆發後，1926年9月，反赤救國大聯合廣東支部發出通電，指責國民革命軍和其領袖蔣中正，認為其「投降蘇俄、甘爲奴隷、假託三民主義、論百粵於左祇、竊踞白雲、高張赤幟、釀古今之奇變、作亡國之虎倀、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通電呼籲北方各軍對國民革命軍進行討伐：

近復利用外械、稱兵腹地、驅率青年子弟、以供赤化犧牲、為俄闢疆、由湘及漢、大勢岌岌、神洲陸沉、凡有血氣、應賦同仇、乃竟有所謂名流政客、黨根流氓、祇顧目前之安、不知亡國之恨、唱爲畫地求和之論、緩我討赤救國之兵、名為寗人、實則通敵、其行可鄙、論罪當誅、凡我國人、豫宜一致聲討、以正其罪、乞我羣帥嚴行拒絕、以息妖言而伸正義、劍及履及、一德一心、本此素志、掃蕩赤氛、忍痛一時、蒙庥萬世、迫切陳詞、伏維垂鑒。

北伐戰爭開始後，張作霖在不同的場合對廣州國民政府的聯俄政策表示抨擊。張作霖討赤宣言、張作霖電告全國討赤、張作霖就職中華民國安國軍總司令電認為，中國歷史上並無如俄國或西方那樣嚴重的貧富懸殊，把馮玉祥、蔣中正與蘇聯顧問鮑羅廷合作比作「石敬塘附庸契丹」，認為這是賣國行為，而中國的「赤匪」只是拾取外來「不合國情」的共產學說，煽動青年與下層民眾，實則是假藉革命口號以謀私利。張作霖也指責國民政府軍隊在湖南、湖北等地濫用「革命」名義：將人隨意定性為投機、反革命、貪官或豪紳，並進行搜捕、抄家，並形容這些行徑比洪水猛獸、赤眉黃巾之亂還要嚴重。

北伐戰爭期間，主張東南五省聯軍的孫傳芳強烈反對國民黨與共產黨和蘇聯合作，將其視為「赤禍」，認為其「甘受蘇俄利誘」、「禍國殃民」。孫傳芳決與黨軍戰電、孫傳芳就職中華民國安國軍副司令電認爲，北伐軍所過之處「搜括掠奪、所過為墟」，把其比作「洪水猛獸」，亦將蔣介石等人歸入「赤黨」之列，認為其借三民主義之名，實際行為則是破壞國家、荼毒百姓。孫傳芳把自己定位為「保境安民」的守護者，強調「以忠民之師，不為毒民之舉」，也表示「矢不撓不折」，立志「徹底討赤，始終不渝」，呼籲全國「賢達」與「四方袍澤」共同支持自己對抗北伐軍。

直魯聯軍的張宗昌將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稱為「赤逆囂張」，指責其「植黨營私、殘民以逞」，認為這是危害中國根本的亂源，若不「根本肅清」，就無法「正人心而扶國本」。張宗昌就職中華民國安國軍副司令電、張宗昌討赤檄文也指自己與北伐軍的戰爭是爲了「掃盪赤氛」。

梁啟超認為，容共政策之後「共產黨早已成了國民黨附骨之疽——或者還可以說是國民黨的靈魂——所以國民黨也不能不跟著陷在罪惡之海了。原來在第三國際指揮之下的共產黨，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犧牲了中國，來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國人當然以此為得計，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卻是對於中國太辣手了。近來南北兩方同時破獲共產黨機關——即俄使館及領館發現出那些文件（現在發表的還不到十分之一、二），真正可怕，真正可恨。現在國內各種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國際的預定計畫，中國人簡直是他們的機械。」梁啟超認為國民黨在「已經日落西山的境遇」下被共產黨「借屍還魂」，而國共的聯合是件極其不幸的事，認為中國共產黨受第三國際所控制，而蘇俄是「帝國主義的結晶，他是帝國主義的大魔王」。

廣州商團事變後，康有為在對廣東省議會的書函中，抨擊孫文「屠城」與「背叛民國」，認爲孫文鼓吹「俄化」，將「毒害人群」，使「國亡、粵爛」，因此呼籲全國民眾與廣東省議會「共起而杜亂源」積極採取行動制止孫文。1925年底，國民革命軍東征中相繼擊敗陳炯明、鄧本殷等反對聯俄容共的粵軍勢力，康有為告全國赤化危害通電因此以「嗚咽告全國父老兄弟」通電全國，指「吾中國人也，粵人也，今已為俄人矣。今全國將入大恐怖時，父老兄弟將成為俄人矣。」因為「廣東之亡於俄，不啻中國之亡於俄也」。此後國民革命軍北伐，康有為演講時強烈警告認爲廣東已經淪為蘇俄赤化的附庸，蘇聯對中國的策略是先挑動內亂，供給武器與軍費，讓中國自相殘殺，最後再以債權和財政監督的方式控制中國，使之成為附庸國；康有爲也批評蔣介石甘為蘇俄傀儡，藉助蘇聯力量追求個人軍事野心，圖謀進攻湖南、江西。康有為加入馮自由等成立的「反赤救國大聯合」，號召各軍閥團結抵制「赤化」，又在吳佩孚、孫傳芳等人失敗之後，寄望於張作霖的奉軍。

國民黨清黨之後，香港工商日報繼續批評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主張國民黨在清黨以後應該改革和摒棄聯俄容共時期帶來的制度弊病，如「以黨治國」「黨化一切」，開放民主政治，恢復五色旗和法統，幷制定與商界調和的農工政策：

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之怪論。公然出諸孫氏自己之口。於是共產黨徒。乃利用三民主義之名。而宣傳第三國際之理論。向以中國爲對象而言之三民主義。乃一變而爲以世界爲其對象。民權主義即階級革命。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即聯合世界弱小民族以反對帝國主義等語。經共產黨之口。以輸入於青年之腦筋。而國民黨之理論的基礎。已爲共黨所潛移默化而不自覺。甚至執筆起草宣言之戴季陶氏。其於三民主義之解釋。亦復充滿共化國民黨後之色彩。而不自知。其黨之理論基礎。已完全爲共黨所動搖。

工商日報批評國民黨容共政策導致共產黨做大，正正說明國民黨的利益與中國的利益無法一致，並以此批評一黨治國的邏輯：「聯俄容共之政策。自初即以國民黨之名義執行之。在容共之當時。國民黨中之領袖。固彰彰然自以爲聯俄容共之確有利於中國者也。然事實上聯俄容共之必無利於中國。已為吾人所灼知。即國民黨中人。亦未嘗無少數人知之。然聯俄容共在當時確有利於其黨。則固無人能否認之者。以非聯俄而得其槍械金錢之助。非容共而得其宣傳之功。則革命軍無到長江之希望也。是國民黨中二二三頭腦清醒者流。雖明知聯俄容共之有害於中國。然以其有利於黨之故。則本諸視黨親於國之謬誤的見解。不能不緘口不言。於是而釀成湘鄂東南廣州今日之慘禍。今湘鄂東南廣州等處之人民生命財產。死者不可復生。亡者不可復續。而國民黨之政治勢力仍存」。工商日報又與國民黨國民日報就聯俄容共問題展開論戰，國民日報認爲「共黨之策畧巧妙」、「受騙者爲一部分民眾」，並指「聯俄容共」爲國民黨「一時期之發狂」。工商日報則藉此諷刺國民黨為「狂黨」，質疑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邏輯和執政資格：

不特亞洲人並未發狂。中國人亦未發狂。甚而至於廣東人及國民黨內二三級腦清明之人。亦始終未發狂。何以証之。以亞洲諸國並未容共。而吾國之內。凡未隸國民黨統治之下者。均未容共。廣東人民。更多反共之事蹟……

然國民黨一度之發狂。已陷國家社會於萬劫不復之域。至今禍仍未艾。若此等狂夫。此等狂黨。而繼續執政。則何難一再發狂。甯非險事。國事之大。斷非狂夫狂黨所能擔任……夫在私法上。瘋癲白癡人之經宣告禁治產者。且不能因其一時的精神回復。而即將宣告撤銷。私法爲保護一私人之財產者。尚且如是。而況於國。

1928年，陳炯明發表其著作《中國統一芻議》，認為中國的「赤禍」是因為國民黨「聯俄縱共」政策造成的，現在反噬自身才驚覺要清理。陳炯明認為雖然國民黨清黨是正確的，但國民黨只顧黨內鬥爭，卻放任共產黨在黨外活動、樹立蘇維埃政權、焚殺良民，形同縱容。陳炯明指共產黨趁隙煽動農民，組織赤衛軍，國民黨卻忙於內鬥，為地盤、政權而自相殘殺。這樣既讓民眾同受兵禍與赤亂之害，也勢必逼迫人民起來自衛自決，最終國民政府恐被赤亂拖垮。陳炯明認為國民黨應該擺脫聯俄容共的圈套，放棄一黨治國體制、集中精力討伐共產黨，推動國內統一，停止與北軍的內戰（當時國民黨已經清黨，但是仍在進行針對北京政府的北伐戰爭），並尋求結盟來建設新國家。

比國民黨更早反共，在國共合作時期被國共一同反對的中國青年黨，在國民黨清黨後的1928年8月對國民黨的統治提出「十大質問」，其中「由聯俄容共所生之惡果其責任應誰負之」一條認為國民黨首先與共產黨合作，導致共產黨壯大，而後又通過暴力清黨的方式殺戮青年，同時繼續一黨專政壟斷政權。青年黨強烈抨擊國民黨的反覆政策導致的「惡果」：

此猶就聯俄所生之間接的影響言之也。其由聯俄所生之直接的影響，則更彰明暢著；如第三國際之命令共產黨篡奪國民黨；如蘇俄領事館之包庇共產黨爲在華陰謀暴動之機關，貴黨諸君亦既發覺而與之斷交矣。至於容共之結果，其爲害更不可勝言：就貴黨本身而論，竟因此陷於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之境，今日黨內不斷的糾紛，固猶是當年容共所貽之惡果也。就國家社會而論，其損失首為有用青年之戕害；有因反共而被共黨及容共時期之貴黨所殺戮者；有因投共而被清黨時期之貴黨所殺戮者；有因擁蔣而被袒共之武漢政府所殺戮者；有因反蔣而被清共之南京政府所殺戮者，先後斷送生命於此者，何止十萬青年！嗚呼！此有用之人才，國家之元氣也，而貴黨親之若不甚愛惜焉；忽而導以容共，忽而導以反共，從而認共爲友，忽而指共爲敵，喜則加諸膝，惡則投諸淵；對共黨既不免始亂終棄之譏，對國人亦難逭朝三暮四之誚；以此而欲博社會之同情，求青年之贊助，抑亦難矣！至於社會生產之損失則更難以數計；但就廣東一省而論，去歲共黨之亂損失已逾八千萬；此外受最烈之區如湘鄂贛諸省，其損失與不知幾何，卽江浙屢次暴動，其損失亦復匪輕，凡此皆由貴黨謬誤的容共政策之所招也。假奪此舉出於他黨，恐貴黨諸君早已攻擊之不遺餘力矣；若其出於歐美諸國，則當局者早已引咎下野，以聽國民之裁判矣。何則，國家大事，非同兒戲，政黨道德，首重責任，凡有貽誤之處，非可僅以悔過了事也。全由聯俄容共所生之惡果，亦既爲天下人所共見矣，貴黨諸君，要當自承過失，其亦引帶下野以明政黨之責任乎？抑將戴罪圖功以求國人之諒宥乎？如其出於前者，尙不失為見機；如其出於後者，究竟有何把握？且貴黨在未清黨以前，既不納吾人之忠告而反予以壓迫；旣清黨以後，又不念吾人之預言而轉爲排詆；敝團之對於貴黨亦可謂仁至義盡矣——而貴黨乃以怨報德如此，諸君午夜捫心，其亦有愧於中否乎？中國民主社會黨的創始人，中華民國憲法起草者張君勱同樣和中國青年黨一樣反對國民黨的聯俄容共。他曾評論：國中自一九二一及二二年以降，號爲先覺者，方拜倒蘇俄，以「聯俄容共」號召青年，國人之倚仗碧眼兒，久成習慣……國內作俑者，亦自悔其非，而改弦易轍，然青年之死亡者幾何，江西匪區之兵費幾何，赤禍之影響於東北四省之淪亡者幾何，官軍與共匪最終之勝敗何如，引領南望，笑止杞人憂天之將墜已乎！

## 後世評價

呂芳上認為：「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與1905年同盟會以來的革命理論，實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張，確不曾因採取聯俄容共政策而有改變。一個平等和諧的國際關係，一種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著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義社會，是他一生努力奮鬥的政治目標。他棄絕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階級鬪爭，也從未主張廢止私有財產制度。」

高華認為：「孫中山的最終目標仍是要在中國實行類似於美國的政治制度，吸取蘇共的經驗只是為達到目標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因此，孫中山雖明確規定，一俟北伐結束，國家即進入國民黨統領一切的訓政階段，但他同時又指出，『以黨治國』的訓政階段只維持六年，『保養』、『教育』民眾的目的是『要待主人成年之後還之政也』。一經地方自治完成，執政黨將還政於民，舉行國民大會，進行自由選舉，國家最後進入民主憲政的階段。」

吳相湘認為，孫中山雖然發表過「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等言論，但每次講話的場合，都是為息止聯俄容共以後黨內的國共之爭。且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事實上存在區別，如馬克思主義主張消滅私有制，而民生主義不反對私有制，僅反對壟斷造成的貧富懸殊。孫中山在未發表的三民主義講稿修訂本中，將「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改為「民生主義就是用來替代社會主義，又是用來包括社會主義中一切問題的」，表明孫以為民生主義比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更為進步，而不是與其相同的。

楊天石認為，孫中山批判資本主義，但不視其為必須被消滅的對象，也不視其與社會主義無法相容，反而主張調和兩者，把兩者相互借鑑。孫中山儘管說過俄國革命與三民主義「暗中相合」，但孫所指的是「新經濟政策」，而非共產主義。孫中山曾表示：「俄國政府兩年前實行的政策，其原則與方針與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俄國政府的現行政策——新經濟政策，其主要點與應在中國實行的我的《建國方略》如出一轍。」孫中山發現，資本主義有自我調節、發展的功能，有改善工人生活的能力，民生主義是有鑑於此的改良主義。

楊奎松認為：「孫中山從來相信只有他的三民主義才是最適合於中國國情的主張，其他一切主義，包括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凡有符合三民主義內容的地方，都可概括於三民主義之內。其雖有『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的說法，卻並不等於他相信二者毫無差別，否則他也就不必堅持要越飛公開聲明承認『共產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了。」「他絕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既不贊同階級鬥爭，也不贊成社會革命。不僅如此，他顯然想要讓中國的馬克思黨徒明白，馬克思主義的很多觀點是錯誤的，其強調用階級鬥爭的辦法解決社會進化問題，尤其錯誤。……他雖然也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但那只是防患於未然的措施，與共產黨人主張奪取人民已有財產來實行共產或收歸國有，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民族主義只注重改正條約；民權主義只追求人民直接權力的行使；民生主義只強調限制私營經濟之規模。實際上，孫中山所期望的未來中國，仍舊是一個能夠與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相適應的國家，而不是蘇俄式的與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相對立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