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燕馮素弗墓

北燕馮素弗墓，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遼寧省朝陽市北票市西官營鎮，是十六國時期北燕國開國重臣、皇室馮素弗及其妻屬的墓葬。2006年5月25日，獲中國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所出土的鴨形玻璃注則在2002年1月18日，獲中國國家文物局公佈為首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

## 發現與勘查

1965年時，原西官營子鄉改為西官營公社，轄下西官營子村改為西官營子大隊，大隊是當時公社所在地，位於當時管轄此地的北票縣約西北21公里處。9月12日，西官營子大隊第四小隊的十幾名社員，在當地位於村東面的一處稱為「將軍山」（又稱為「姜家山」）的小山崗的東坡一片農田裏務農，並到附近俗稱「饅頭溝」的一處因水土流失而形成的小土溝的溝口休息。

休息途中，幾人忽然發現溝邊上有疑似是俗稱大條石（即大型長條塊狀石，古時常用於砌築墓葬）的一角露出，由於當地民間相傳饅頭溝在百餘年前曾發現過大條石砌築的古墓，當地村民也稱這裏叫「王墳」（一種遼河以西一帶民間對古貴人墓的籠統稱呼），於是便萌發盜墓之心，私下相約於當晚一同挖掘。當晚他們挖開那塊條石，進入墓內，由於害怕墓中會有民間相傳的「機關暗器」，幾人行動匆忙，除棺木外，將墓內的隨葬品盡數盜拿，有些器物因此不慎損毀，而墓中四壁石墻上畫滿的彩畫也因害怕而被他們用鉤耙亂撓，破壞了不少。

此事於翌日（9月13日）便被公社得知並查明，公社迅速向北票縣政府上報，同時責令社員將盜走器物上繳收回，盜墓者此時初步上交了3方鎏金銅印和幾件陶罐。而縣內收到通報後也認為茲事體大，立刻將情況轉報朝陽地區政府，地區再轉報至省。15日，遼寧省博物館派人急赴現場，當天晚上盜墓的社員答應將所有文物交還，但一件澄澈如湖水般的綠色玻璃缽因地下與地上的溫度驟變而炸裂導致有缺口等。

工作人員隨即於同月19日對該墓開展考古發掘，30日結束。之後又增派人力在周邊探查，10月2日便在墓的東南再發現了一座石槨墓，兩墓的壙限距離最近處只有0.2米，原先建成時應是共在一座墳封之下的。這座墓被編號為二號墓，先前的則名一號墓。二號墓早年曾被盜，墓內有一名年輕女性的遺骨，並有隨葬品。

同時工作人員也調查了當地民間傳説的百餘年前曾發現大條石砌築的古墓一事，並在距離第一、二號墓地東北40米、同一側的山坡上發現有少許土壙遺跡與如一號墓槨壁那樣整齊砌築的較大石塊，也就是說從前這裏確實曾有一座同類形制的墓葬存在，但現已被完全損壞。最後將這一處編為三號墓。

有關墓地的全部工作於同年11月14日結束，因隨後文革的打斷，墓地墓葬的考古報告《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雖已經完成，但延至1973年，才由當時主要負責人員徐秉琨與馮永謙二人以化名「黎瑤渤」在期刊《文物》上發表。

1998年10月，遼寧省博物館對西官營子馮素弗墓地再發起一次勘查，補做了一些1965年未竟的工作，並對當時的記錄做了一些校正。

## 形制與規格

### 一號墓

一號墓位於西官營村東面一處自北而南的小山崗（即當地所稱「將軍山」或「姜家山」）的東坡上，表層是0.2-0.4米厚的農田耕土，耕土層下即是當地橙紅色的原生黏土，墓壙打入粘土中。在被埋起來的墓壙西壁的中部，挖有一個凹入的龕台，龕底大抵與槨口齊平，龕內並列有釉陶壺、灰陶大罐各一件，壺、罐口上橫置著一份牛腿骨與一組牛肋骨，本來是祭祀用的祭胙，肉質銷蝕後僅殘留骨棒。

墓壙之中便是用灰白色砂岩砌築而成的石槨室，槨室大約等於一個長方體形狀，不過稜角較圓。石材產地應是同屬北票市、距離西官營村25公里的涼水河村。槨室的石塊厚薄略近但尺寸不一，不過封閉仍然嚴密，石縫間填滿了石塊或木炭，槨室的天花板的縫隙則草拌泥填住，可謂未留絲毫縫隙。同時又用了許多長大厚重的方體石條壓砌，使得槨室十分堅固。

槨室的四壁與頂部的白灰色石壁上均繪畫了多幅彩畫，頂部主要畫著日、月、星、雲、銀河，乃至於金烏、玉兔這類瑞獸，而四壁上的彩畫則大部分在村民盜墓時被損壞，已經幾乎無法辨識。至於木棺的外壁上面塗了紅漆，同樣也畫了幾幅彩畫，主要內容是描述墓主死後被仙人接引，以及墓主親屬為其守靈的場景，有部分脫落殘損無法辨識。

而在槨室南北兩壁的上方，又有釘入壁內的鐵鉤數枚，考古人員推測應是用來懸掛荒帷，荒帷也就是棺罩，是一種帳幕，一般罩於棺槨上以模仿死者生前居所佈置。不過墓室內的荒帷已然不存，鐵鉤原本兩面石壁各有3件位置南北對稱，如今也僅存4件。

墓主屍體或人骨今天已不復存在，考古人員只在木棺旁發現了三枚兒童的乳齒。而棺木也已經散壞不全，據工作人員詢問最先入墓的盜墓者，當時他進入的時候棺木已然歪斜傾倒。

而在一號墓的地面上旁邊的東面，有一道約高2米的小土崗，根據村民說，當地稱這裏叫「王墳」，就是跟這道土崗有關。考古人員推測這道土崗確實是人工造成的，是墓葬原本的封土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當初墓葬建成的時候，地上墳冢更大，只是今天已經部分殘失，因此才會除了在一號墓地面上的封土外，在其旁邊的東面還有一處封土，也便是今天的這道小土崗。同時又可知，原本一號墓和二號墓都共處在同一座封土（墳冢）之下，事實上，二號墓正是在這座小土崗西端發現的。

### 二號墓

二號墓位於一號墓一旁東邊，相距0.2米遠。墓壙與石槨室的形制均與一號墓相差無幾，但是相較之下稍微簡陋。不過二號墓在更早的時候便曾被盜，西端有一個盜洞。

至於棺木，相較於一號墓的雖然散壞不全，但尚能辨識部分外壁彩畫，二號墓的棺木則損毀非常嚴重，整個棺木都已損壞，只有少數木質因為棺釘的鐵鏽才得以殘存下來，其餘只能找到棺木餘下的板灰。

雖然棺木已經損壞，而餘下的棺灰輪廓也沒有發現任何人骨，但是在西側發現了一具有很多毀傷的人骨，應該是當時盜墓者破棺拖了出來。這具人骨屬於女性，共有28枚牙齒，根據上頜兩枚智齒未萌出，推斷死時應是青壯年。同時人骨向下俯身，肢骨也都被拗折，身下還壓著幾件殘碎的陶罐和金飾，由此可知墓被盜的時間離死者下葬時並不久，當時死者屍身還沒有完全腐爛，盜墓者反復翻動屍身搜檢隨身財物並導致骨架散脫與拗折。

二號墓的石槨室中頂部與四壁同樣畫著不少彩畫，不過也同樣有不少已經脫落殘損無法辨識。槨室頂部畫著星漢圖，如以紅色和黃色的圓點來表示星星，又以黃色綫連綫黃點星星表示星宿等，而與一號墓直接繪畫星雲與日月不同。至於四壁上則繪有如侍女乃至黑鳥、黑犬等人物，以及家居臥室、出行儀仗、宮殿建築等場景，其中人物形態等雖有殘損，但仍栩栩如生，例如西壁和南壁中俱繪有黑犬跑動奔躍的姿勢，或張口竪耳，或回首向後，尾巴也都向上捲翹。

## 墓主與考證

由於根據隨葬品與壁畫等各方面細節，如無論壁畫上以及出土的飾品均與現已知東晉十六國時期飾品特徵一致，而墓槨是東西方向、墓前埋有牛胙，則是當時東北地區的東胡一系族群的習俗。而墓中出土的四枚印章則説明了墓主的身份，再結合史籍中相關記載，學界普遍斷定，這處墓葬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十六國之一的北燕國開國君主文成帝馮跋的長弟，同時也是北燕主要締造者、身居北燕宰相的馮素弗及其妻屬的墓葬；據史書記載，馮素弗死於公元415年（北燕文成帝太平七年）。

由此，一號墓的墓主自當是馮素弗，而二號墓出土了一具女性遺骨，則墓主自然是其妻子。兩人墓室原本共葬在一個墳冢之下，也就是說，他們是屬於夫妻合葬，不過並非同葬一個墓室，而是夫妻合葬中的所謂「同墳異藏」。

除此之外，一號墓中發現有兒童乳齒齒冠3枚，而根據出土的石硯、虎子等隨葬品均有大小各一件來判斷，墓中除了埋葬著馮素弗本人外，還葬有一名男童，且當時地位不凡，惟無法考證究竟是誰。不過，亦有觀點認為馮素弗墓是一座「虛墓」（又稱「疑塚」），即「為防偷盜而設置的假墓」，亦即此墓中原先便沒有埋葬馮素弗本人的屍體，而是當時人為了不讓馮素弗屍體遭到盜墓者的破壞，由男童替代，故意設置的假墓，馮素弗本人則另埋葬於他處。

另外，根據史籍《十六國春秋》中的記載，北燕開國君主馮跋葬於當時長谷一帶，而馮素弗的墓葬所在地正是在當時長谷一帶附近，再根據馮素弗先於其兄馮跋而死，那麽很有可能馮跋也葬在這裏。遼寧省博物館的考古人員由此推測認為，距離馮素弗夫妻二人墓僅40米的、且規格形制又與馮素弗墓相似的、當地相傳百餘年前發現並因此遭到損毀的古墓葬，也就是現今被編為的第三號墓，很可能便是文成帝馮跋的陵墓。

## 文物與意義

### 漢胡習俗的融合

在馮素弗活躍的年代，今中國東北地區至今俄羅斯西伯利亞一帶，是鮮卑等當時被統稱為「東胡」的游牧民族居住，而馮素弗、乃至其所出身的北燕國馮姓皇室，便是來自這一帶。儘管關於馮氏家族的具體族屬，即究竟是鮮卑化的漢人還是漢化的鮮卑人，目前有不同説法，但與當時居住於這一帶的人們一樣，馮氏家族同時糅合與混雜了漢、慕容鮮卑（慕容鮮卑是鮮卑其中一個主要支系或部落）、其他鮮卑族群乃至朝鮮半島一帶的高句麗等不同族群的習俗。而這一特點在北燕國皇室與主要締造者馮素弗墓裏，體現得十分明顯，無論是墓葬的規格與葬制，還是隨葬器物等，均同時帶有並融合了各種不同族群的特點與風俗。而這也是馮素弗墓的其中一個珍貴與特別之處。

這一特點的體現，包括了馮素弗墓（一號墓）的墓壙西壁中出土的作為祭胙用途的牛骨，這種祭祀包括陳設祭品的方式，便是當時居住於今中國東北地區的東胡族群的一種典型習俗，史書便曾記載「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除此以外，史書還曾記載東胡族群認為犬隻會在人死後守護並護送死者，因此有在葬禮中殉葬狗隻的葬俗，這在馮素弗墓中也得到了體現，二號墓（推測為馮弗妻屬墓）就殉葬了兩隻狗，而墓中壁畫上繪畫著不少奔跑中的黑狗，也是東胡族群認為犬隻在人死後會守護並護送死者的體現。

而馮素弗墓中體現了中原漢人習俗特徵的葬制或器物也有不少。比如學者認定墓主身份的依據，亦即墓葬中出土的四枚印章，印章上的文字分別為「范陽公章」、「遼西公章」、「大司馬章」、「車騎大將軍章」，這四個爵位、官位名稱均是中原地區的制度，而其中「范陽公」印章為完全的金質印章，另外三枚印章都只是鎏金的銅質印章且印文刻得較淺，兩者之所以不同，因為「大司馬章」與「車騎大將軍章」都是官印，在官員離任後需要收回，而「遼西公章」則代表著世襲的爵位，持有者去世後需要留給後代使用，因此這三枚印章均不能直接埋入墓中，而須另外製造明器印再埋入墓中，而本身的印章則繼續被世人使用，至於「范陽公章」則由於「范陽公」是馮素弗過去曾經擁有的爵位，已經被後來晉封的「遼西公」爵位替代，因此早已沒了實際用途，自然也不需要繼承給後世。而這一細節，也更反映了慕容鮮卑文化中的中原習俗已經非常濃厚。

而在以上這些之外，馮素弗墓中尚出土了一件在世界軍事史與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器物，即墓中出土的雙馬鐙，同時也是截今已知的世界上第一個雙馬鐙實物。該馬鐙一副兩件，出土於墓主為馮素弗德一號墓中。是木鐙，由桑木條拗揉成圓三角形的鐙圈，亦即鐙身，鐙身之上則是帶孔的長柄，鐙柄上穿有橫孔以供栓繫，同時鐙身與鐙柄的分檔處填補了三角形木楔，使踏腳承重不致變形；而在整個鐙的外壁，均包釘有鎏金的銅片，鐙圈內壁則釘有塗著黑漆的薄鐵片。縱觀這副雙馬鐙，工藝精細，雖然發現時包括木芯與鎏金銅片有部分缺失，但基本上仍然保存完好，並在經學者修復後大致恢復原樣。馬鐙復原後高23厘米、寬16.8厘米。

馬鐙對全世界範圍內的軍事、政治均有巨大影響與作用。在騎兵騎馬作戰時，由於馬鐙可以讓騎馬者的雙腳放於鐙中有所依憑，從而不至於在戰馬急速奔馳時跌落下馬，同時還能更好地控馭戰馬，從而可以在戰場廝殺全力用雙手揮動、使用武器，以進行更易致命的格鬥與衝擊作戰。20世紀時的美國歷史學家小林恩·懷特便稱馬鐙「使馬上白刃戰成為可能，而這是一種革命性的新戰鬥方式」，他又認為馬鐙的發明使歐洲於中世紀時出現了封建制度與騎士階級，甚至稱「很少發明像馬鐙那麽簡單，但是很少發明在歷史上起過像它那樣的觸媒作用」。而北燕馮素弗墓中出土的雙馬鐙，作為目前已知最早的雙馬鐙實物，而同時其形制又與後世的馬鐙相差不大，自然有重大的意義。

### 中西文化的交流

北燕馮素弗墓的珍貴價值不僅體現在上述種種，除反映了東晉十六國時期包括不同族群或地區的文化、軍事、制度等外，其出土的幾件來自遠方的羅馬帝國的玻璃器，還反映了當時東亞與歐洲的交流、貿易狀況，而其中的一件被列為中國禁止出境展覽文物。

羅馬玻璃主要指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疆域中生產的玻璃產品，當時羅馬帝國擁有腓尼基、敘利亞海岸、亞歷山大地區等重要玻璃產區，玻璃製法也獲得重大改良，成為地中海地區的常見物品。其時中國正處於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代。

儘管中國的玻璃製造早在先秦時期便已成一定規模，部分更遠銷海外，但由於中國古代玻璃化學成分的特殊性、應用原料上的傳統性，尤其因為古代中國傳統上更偏愛玉器、瓷器等製品，因此中國古代的玻璃製法發展不快，而且常依靠進口獲取。其中一大進口來源，便是產自羅馬帝國的羅馬玻璃，如三國時期的魚豢便說「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紅、紫十種瑠璃」，「瑠璃」或「琉璃」即今所稱玻璃，大秦國則正是兩漢魏晉南北朝時對羅馬帝國的譯稱。降至兩晉，由於玻璃多是來自遠方的舶來品，數量稀少而價值珍貴，因此成為當時世家大族擁有巨額財富、權勢的象徵，形成當時一度的潮流。而就在大約與北燕國的馮素弗墓差不多時期的北魏國，其首都更有被人認為是「神明所作」的五色玻璃製品。而後世考古中所發現的來自羅馬帝國的玻璃製品亦為數不少，在馮素弗生活年代的前後，產自羅馬帝國的羅馬玻璃傳入今中國境內乃至朝鮮半島、日本群島便不鮮見，如位於今南京市的東晉象山王氏家族墓地、位於今衡水市的北魏封氏墓群等均有出土，尤其是在朝鮮半島，位於今慶州市的新羅皇南洞遺址中，出土了兩件精品羅馬玻璃器的黃南洞98號南墳，其年代被確定為公元5世紀初，與馮素弗墓的年代（即公元415年）最為接近。

而馮素弗墓中，亦出土了數件來自羅馬帝國的玻璃製品，即所謂羅馬玻璃。包括1件玻璃碗、1件玻璃杯、1件玻璃缽、6件玻璃珠、1件玻璃殘器，以及最引人矚目的、後被列入禁止出境展覽文物的鴨形玻璃注。這幾件玻璃器，除與羅馬玻璃風格相近外，按照羅馬吹製技術製成，且其化學成分為鈉鈣玻璃，這種技術與化學成分，在當時是羅馬玻璃的基本組成，而尚未為中國玻璃所採用。由此，它們被確認為是產自羅馬帝國東北部的行省的羅馬玻璃，具體產地則仍不詳。而其生產和輸入時間，則可能為公元370年代至410年代左右。

其中，鴨形玻璃注，殘長約20.5厘米、腹直約5.2厘米、壁厚約0.2-0.3厘米，除尾尖部稍殘外，其餘部分基本完整無損。其玻璃質為半透明的淡綠色，內含小氣泡，器表有腐蝕，顯現青紫或綠色絢光。因為該器形似鴨子般，橫長身、脖子長肚子鼓、尾巴細長、張著扁嘴，故被名為「鴨形注」。

鴨形玻璃注的頸、腹部用玻璃條盤捲以作裝飾，其頸部是三角紋，背上用一對三角形玻璃條黏有雙翅，腹下則黏出折綫的雙足，腹底黏了一個平正的玻璃餅，從而使圓腹可以平穩地放置；這種技術屬於熱裝飾工藝中的一種。此外，它的重心在前，空體全體裝滿水時會前傾，若是僅裝了一半水（即只有腹部裝滿水），那麽腹部被加重，鴨形玻璃注便會放平。而由於這一構造特徵與文獻中記載的「欹器」一致，在全空的時候會傾斜，一半滿的時候會直立放平，而全滿的時候則又會傾斜從而水灑出來，因此有學者認為這便是欹器。欹器在周朝時常被使用，東漢後已失傳，後世有不少人均試圖仿製，包括西晉人杜預、南齊人祖沖之等。不過這一説法存有爭議，如有部分學者認為這是用來盛放香油的，與在今義大利、阿富汗等地所發現的、用作盛放香油之類液體的鳥形玻璃器或魚形玻璃器是同一種用途，而這二者的形制較類似鴨形玻璃注。

鴨形玻璃注是馮素弗墓所出土玻璃器中工藝最複雜、器型和裝飾最有特點的一件，且這種鴨子造型玻璃器皿不僅在中國只出土了這一例，在中國以外以沒有見到完全相同的。不過事實上，與鴨形玻璃注在各方面有部分相似的羅馬玻璃並不少見，如公元1世紀時羅馬帝國的地中海地區盛行的一種鳥形玻璃器便與這件鴨形玻璃注相像，在當時被用作盛放固體的化妝品或液體，雖然如此，鴨形玻璃注與這種1世紀的羅馬鳥形玻璃器卻在器形上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即鴨形注的「鴨嘴」張開，是容器的口部，而羅馬鳥形器是一種沒有口沿的全封閉容器，到了2世紀初以後，這種全封閉的鳥形器在羅馬帝國卻又逐漸被有口的鳥形器替代，在今美國紐約州康寧市的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中收藏有兩件推測為1至3世紀的玻璃鳥形器，器口設在「鳥」的「頭部」，其形制便與鴨形玻璃注更為接近；其餘有部分相似的諸如，出土於今阿富汗帕爾旺省巴格拉姆的「貝格拉姆寶藏」中有2至2世紀魚形玻璃器，其成型、裝飾技法與鴨形玻璃注相似；位於德國漢堡的漢堡工藝美術館所收藏的兩件3至4世紀、難以確認具體動物的動物形玻璃器，其成型和裝飾手法與鴨形玻璃注相似，等等。

至於馮素弗墓中出土的另幾件玻璃器皿，都能找到相類似的羅馬玻璃，若按研究羅馬玻璃的權威著作《年代可靠的羅馬玻璃》的分類，玻璃碗屬於其所定義的第44型羅馬玻璃，玻璃杯屬於其所定義的第106C型羅馬玻璃，玻璃（圓底）缽屬於其所定義的第96型羅馬玻璃。

這幾件產自羅馬帝國的羅馬玻璃，是經由草原絲綢之路進口到中國的，這是古代中國與外國進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是四條絲綢之路的其中一條。草原絲綢之路早在公元前六世紀左右時已被初步利用並日益發達，兩漢時期因西北沙漠絲綢之路的繁榮而一度衰落，到魏晉南北朝時，又再度興盛。隨著不同時期的各種實際狀況的變遷，草原絲綢之路在不同時期所行經的道路並不相同，而在北燕國存在時期，則主要為兩條道路，一條西經高昌（約在今新疆吐魯番）、伊吾（約在今新疆哈密）、河套地區，經平城（約在今山西大同）為中心，東經龍城（約在今遼寧朝陽，北燕的國都）、遼東至日本，一條西經高車（約在今哈薩克斯坦）、居延（約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東經黑山（約在今內蒙古巴林右旗）、龍城（約在今遼寧朝陽，北燕的國都）、遼東至日本。雖然在當時前者十分繁榮，但由於其作為中心的平城等地被北燕的敵國北魏所控制，而後者所必經的居延等地是由北燕的盟國柔然所控制，因此這幾件羅馬玻璃器被認為是經後者進入北燕境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