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發展史

國際法發展史，為國際公法在各國實踐與理論概念方面的演變與發展，以及相關研究領域。現代國際法體系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與西方政治組織的發展密切相關。歐洲主權和民族國家概念的發展，催生了國家間交往方法和行為準則的需要，為後來的國際法奠定了基礎。然而，構成現代國際法基礎的許多概念和實踐，可以追溯至數千年前的古代政治歷史與關係中。

學者們基於不同標準對國際法史進行過多種分期。以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為界標劃分的有李斯特（Franz von Liszt）和芬威克（Charles G. Fenwick）；以學說或學者為著眼點劃分的有奧本海（L. Oppenheim）；以地域範圍兼顧歷史順序劃分的有菲德羅斯（Alfred Verdross）；按照國際法本身發展的階段性劃分的有費爾德曼和巴斯金。楊澤偉主張以世界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為標準，結合國際法本身發展的特點，將國際法史分為以下四個時期：萌芽期（遠古至1648年）、近代國際法（1648—1914年）、現代國際法（1914—1945年）和當代國際法（1945年至今）。

## 國際法萌芽期（遠古—1648年）

國際法的基本概念如條約可以追溯至數千年前。目前所知最古老的國際法律文件，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城邦拉格什（Lagash）和烏瑪（Umma）約在公元前2100年簽訂的規定兩國邊界的條約。約公元前1000年，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與西臺國王簽署了一項協議，在兩國之間確立「永久的和平與兄弟情誼」，涉及尊重彼此領土和建立防禦同盟。

古希臘在亞歷山大大帝之前形成了許多相互交往的小國。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這些城邦之間形成了一種國家間文化，規定了國家相互行為的某些規則。這些規則在希臘城邦內部的適用方式與近代國際社會有若干相似之處，但不適用於與非希臘國家的交往。

羅馬帝國在與帝國境外領土交往時並不遵循外部規則，因此沒有發展出國際法。然而，羅馬人制定了適用於羅馬公民與外國人之間的法律——萬民法（jus gentium，與適用於公民之間的市民法相對）。萬民法編纂了關於基本公正的理念，並將某些規則歸於客觀、獨立的「自然法」。這些關於公正與自然法的觀念留存下來並反映在現代國際法中。

在伊斯蘭法傳統中，早期哈里發國對軍事行為和戰俘待遇的規定被視為國際人道法的先驅。這些規定包括為戰俘提供食宿和衣著、尊重其文化、禁止處決、強姦或報復，其中一些原則直到近代才被編纂入西方國際法。

在中古時代，歐洲在政治上處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統治下，精神上由教皇統治，歐洲在理論上是一個大一統的世界。在這種制度下，現代以獨立平等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法無從發展。但中世紀晚期，國際法的萌芽再度緩慢生長：條約數量增多，海事法開始編纂，外國人地位提高，領事和使館制度出現，仲裁趨於頻繁，戰爭行為也相對溫和化。在商業方面，漢薩同盟（超過150個實體，分布於現今德國、斯堪地那維亞和波羅的海地區）發展了許多有益的國際慣例，便利了貿易和通信。義大利城邦則發展了外交規則，開始向外國首都派遣大使。三十年戰爭的慘烈則引發了保護平民社區的作戰規則呼聲。

## 近代國際法（1648—1914年）

近代國際法的萌芽於16世紀左右在歐洲出現，17至18世紀形成體系，到19世紀趨於穩定。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揭開了近代國際法的序幕，確立了國家主權原則作為國際秩序的基石。

在威斯特伐利亞之前，16世紀西班牙的神學家已率先嘗試系統闡述國際法理論，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朗西斯科·維多利亞和弗朗西斯科·蘇亞雷斯。蘇亞雷斯特別值得注意，他區分了ius inter gentes（國家間法，與近代國際法對應）和ius intra gentes（國內法）。1625年，胡戈·格勞秀斯發表了《戰爭與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被普遍視為近代國際法的起點。格勞秀斯的重要貢獻在於：他不再將國際法僅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礎上，而是承認國家之間可以自行制定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規則（ius voluntarium）。他提出了兩條基本原則——諾言必須遵守和損害他人須予賠償——兩者為後世國際法奠定了重要基礎。

17至18世紀，賽繆爾·馮·普芬多夫和克里斯蒂安·沃爾夫進一步發展了以自然法為基礎的國際法思想。18世紀下半葉，國際法開始轉向實證主義。該世紀最重要的國際法著作是艾默瑞奇·德·瓦特爾的《萬國法》（1758年），書中反映了法律規範與政治需要之間的張力。世紀之末，伊曼努爾·康德在《論永久和平》（1795年）和《Q1214817》（1797年）中主張，能夠為戰爭辯護的國際法已不再服務於和平的目的，應創建一種新型的國際法。

近代國際法的主要特點包括：歐洲中心主義——主要適用於歐洲國家之間，殖民地被認為是「非文明國家」被排斥在外；協定國際法的勃興——19世紀國際條約大量增多，以通商、航海、領事、引渡等為主要內容；戰爭的人道化——1864年12國簽署《改善陸軍傷員境遇公約》，1899年和1907年兩次海牙和平會議對戰爭法進行了重要規範；國際仲裁制度的進步——19世紀國際仲裁突飛猛進；國際行政聯盟的產生——在交通、通信、經濟、衛生等專門領域設立的國際機構，是當今聯合國專門機構的雛形。

## 現代國際法（1914—1945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國際法造成了極大破壞，使國際法面臨嚴重危機。然而，國際法並未消亡，繼續隨著國際關係的演變而發展。戰後建立的國際聯盟試圖通過對實施「外部侵略」的成員國實施經濟及軍事制裁來遏制侵略。常設國際法院成立，以仲裁方式解決國家間爭端，避免訴諸戰爭。1928年的《非戰公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進一步宣布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

然而，國際危機表明各國尚未真正致力於讓外部權威干預本國事務。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侵略行為未受國際法有效制止，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現代國際法的主要特點包括：集體安全制度的初步形成——國際社會開始重視集體安全；國際司法制度漸趨健全——常設國際法院的成立標誌著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常設國際法院的誕生；中立制度的新發展——國際聯盟成員國中立的概念因盟約義務而發生重要變化。

## 當代國際法（1945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法迅速恢復並有了顯著的新發展。戰後建立了聯合國，《聯合國憲章》不但當然禁止戰爭，而且以普遍禁止使用武力為原則——使一切武裝干涉、進攻、占領或武力封鎖及以此相威脅的行為都成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這是國際法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當代國際法的主要發展包括：國際組織數量的激增——新興國家參加和設立了大量國際組織；集體安全制度的進一步完善——《聯合國憲章》的集體安全制度在國聯基礎上全面強化；國際司法制度的發展——國際法院的設立及其持續運作；國際法新分支的產生——出現了國際經濟法、國際人權法、國際刑法、Q2373292等諸多新領域。

在當代國際法中，習慣國際法的形成要素是各國實際行為（國家實踐）加上各國認為國際法要求其如此行為的法律確信（opinio juris）。習慣國際法適用於所有國家，不論其是否正式同意。而現代條約的締結採取簽署和批准兩步程序：簽署表示該國有意加入協議，批准則使該國受條約約束。1969年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規定了條約的解釋原則——應根據約定的通常含義、結合條約的目的並本著善意進行解釋。該公約已被廣泛接受，甚至非締約國也遵循其規定。

## 重要學者

在四個多世紀的國際法學發展中，以下學者作出了奠基性貢獻：

- 16世紀：弗朗西斯科·維多利亞、弗朗西斯科·蘇亞雷斯、讓·博丹
- 17世紀：胡戈·格勞秀斯、Q1445910、賽繆爾·馮·普芬多夫、理察·朱什
- 18世紀：艾默瑞奇·德·瓦特爾、克里斯蒂安·沃爾夫、Q709883、伊曼努爾·康德
- 19世紀：傑里米·邊沁、約翰·伯倫知理
- 20世紀：拉薩·奧本海、漢斯·凱爾森、赫希·勞特派特、卡爾·施米特、Q1239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