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臬兼銜

藩臬兼銜，是明朝中後期至清朝前期布政使司與按察使司官員互相兼帶對方系統官銜的一種任官方式。「藩」指布政使司，「臬」指按察使司，同時代文獻中亦有「藩臬兼任」的說法。藩臬兼銜最初見於成化、正德年間針對個別官員的特殊任命，嘉靖中葉以後因邊方卓異、有功官員加升久任的需要而大量增加，隨後擴散至各省，成為方面官遷轉中的任官慣例。

明代布政使司主管錢糧、田土等地方民政事務，其佐貳官通常分守地方；按察使司主管監察官員、處理詞訟等刑名事務，其佐貳官通常分巡地方。明中葉以後出現的提學道、兵備道等專務道，多帶按察使司官銜，以取得監察、彈壓地方的權限；屯田、鹽法、驛傳等專務道則可能帶有布政使司或按察使司官銜。藩臬兼銜的發展，使分守、分巡與各類專務道原有的司屬關係逐漸變得模糊。

## 形成

### 早期事例

藩臬兼銜並非明初典章預先規定的制度，而是明中後期在任官實踐中不斷援引個別先例形成的慣例。已知最早事例是成化年間的陶魯。陶魯原在廣東任按察司官，長期參與兩廣軍務，後來升為湖廣按察使、布政使，卻仍奉命在兩廣任事。由於其所屬官司、任職地區與實際職務並不一致，朝廷最終命其以湖廣右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司副使，形成早期的藩臬兼銜特例。

正德十年（1515年），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因嶺西地區發生動亂，被命兼兵備副使，經略軍事。布政使原屬民政系統，兼帶按察司副使銜後，吳廷舉得以在軍事行動中彈壓地方、監督下屬。時人將這項任命稱為「方面兼管」的「異典」，顯示當時藩臬兼銜仍被視為針對特定人物和事務的特殊處置。

### 嘉靖時期的增加

嘉靖中葉以後，藩臬兼銜事例顯著增加。張鎬、王倫、張景賢、任環、李蓁等在邊防、兵備或平定民變中有功的方面官，先後獲得加升職銜、仍管原事的任命。地方督撫也開始援引這些事例，請求將熟悉地方事務的官員加銜留任，原先的個別特例由此逐漸成為可以反覆援用的「近例」。

藩臬兼銜的增加與明代方面官遷轉方式的變化有關。明代方面官遷轉經歷了由每次升遷二級、布按二司系統相對隔離，轉向逐級「小轉」、兩司官員可以相互遷轉的變化。按察司僉事、副使等官員升遷一級後，往往轉為布政司參議、參政等官。如果官員升為布政司官後仍繼續管理分巡或兵備事務，僅憑布政司官銜便難以行使監察和彈壓權限，因此需要兼帶按察司官銜。兼銜由此成為同時滿足官員升遷與地方久任兩項要求的手段。

嘉靖四十年（1561年），兵部尚書楊博請求將薊鎮兵備副使中年資相應者升為參政，仍兼僉事並繼續管理兵備；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山西巡撫萬恭也請求將三關兵備官加升按察使、參政等職銜後繼續留任。嘉靖本《吏部職掌》隨後列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升職留任」的條款，顯示因軍事需要而加升職銜、仍管原事，已經成為當時通行的選任辦法。

### 隆慶時期的慣例化

隆慶時期，吏部試圖將加銜久任擴大到更多中央和地方官員。府州縣官後來主要通過加服色、俸級而非加授實質職銜獲得優遇，加銜久任則繼續在方面官體系內廣泛應用。各地督撫在保留卓異或考滿官員時，經常使用「查照近例」「加升職銜，仍舊管事」等表述，藩臬兼銜也伴隨加銜久任擴散至各省。

加銜久任得到過詔令和吏部條款的支持，兼銜本身卻沒有被確立為一項統一的正式制度。其依據主要來自加銜留任的規定、針對特定官缺的題請，以及任官過程中反覆援引的先例，因而仍屬於實際銓選中逐漸形成的慣例。

## 類型

明後期的藩臬兼銜可以分為官員加銜和官缺兼銜兩種類型。

### 官員加銜

官員加銜是因特定官員升遷而產生的兼銜。官員由按察司官升為布政司官，或由布政司官升為按察司官後，若仍需管理原有事務，便兼帶原系統的官銜。這類兼銜因人、因事而設，針對的是特定官員，並非該項官缺固定具有的銜名。

明末吏部推舉官員時，有時說明某道缺「原系布政司官管理，間以按察司官帶銜兼理」，或「原系按察司官管理，間以布政司官帶銜兼理」。官員所授正銜與原有官缺性質相符時，可以不加兼銜；兩者不相符時，則通過兼帶另一司官銜完成任命。

### 官缺兼銜

官缺兼銜是某一官缺本身被設置為兼銜之缺。無論補任者原來擔任何職，只要出任該缺，便須同時帶有布政使司與按察使司官銜。這類官缺往往由布政使司官缺經督撫或吏部題請，量兼按察司官銜，以便承擔兵備、江防、彈壓地方等事務。

湖廣分守上荊南道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奉命兼理岳州等處兵備，此後長期成為兼銜之缺。崇禎八年（1635年），吏部推舉官員出任湖廣上江防道時，所擬官銜為「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也是官缺兼銜的事例。

並非所有兼理兵備的分守道都必然成為兼銜之缺。明末部分分守道可以由布政使司官直接整飭兵備而不兼按察司官銜。這表明隨著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下屬各道的交叉，原先由官銜決定職務範圍的界限已經鬆動，兼銜逐漸失去不可替代的職權意義。

## 萬曆時期的禁止與復行

萬曆十一年（1583年），吏科給事中袁國臣提出「布按司道不宜兼銜」，經吏部議復和明神宗批准後，成為《大明會典》所載條例。該禁令同時限制邊方兵備官加銜占缺，但對「一時無人可代」的情況仍保留通融空間。此後數年，《明神宗實錄》所載官員升遷履歷中一度不再出現藩臬兼銜。

萬曆十三年（1585年），明神宗在討論官員久任時表示，任職年久者可以加俸、加銜，不宜輕易調動。此後藩臬兼銜再次出現，萬曆十五年縉紳錄中已經載有較多事例。余璐認為，這一變化是嘉靖、隆慶時期兼銜慣例的恢復，並非一種此前不存在的新制度。

萬曆二十年（1592年）以後，明神宗長期未能及時補授官缺，各省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大量空缺，地方事務需要由現任官員兼攝。藩臬兼銜因能夠調劑官缺、擴大現任官員的管轄範圍，成為應對地方缺員的一種權宜辦法。

同時期官員多次批評藩臬兼銜造成司屬混淆、權責不明，甚至出現官員憑藉兼銜爭相署理印務的情況。儘管朝廷輿論中存在反對意見，方面官追求升遷、督撫和吏部希望保留能員等現實因素仍使兼銜繼續沿用，並在明末擴展到提學等此前較少加銜的職務。

## 明末的形式化

明末藩臬兼銜的實際作用逐漸減弱，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銜則日益具有表示品級、資俸和遷轉資格的性質。方面官可以在繼續管理某一道務的情況下不斷加升，甚至以布政使或按察使的正使官銜辦理兵備道、分巡道等事務。官員的正銜主要表示其升遷和身份地位，實際負責的道務則成為相對獨立的職事。

天啟時期，加銜一度擴展到在京部屬官及地方知府等官員。崇禎初年朝廷雖然清理冒濫加銜，方面官體系中通過加銜形成的品級序列仍被保留下來。崇禎三年（1630年），吏部規定方面官按照任職俸年遷轉，所加職銜可以作為實際俸資計算，使方面官銜與官員資歷之間的聯繫進一步加強。

在明末實錄、奏疏和縉紳錄中，官員的完整兼銜經常被省略，僅記其不斷加升而來的正銜。兼銜由原本用於標示職務權限的官銜，逐漸變成任命文書中沿襲使用的格式。余璐將這一變化概括為方面官銜的「階官化」與藩臬兼銜的形式化，即官銜越來越側重表示官員的品級和身份，而不再與具體職事嚴格對應。

## 清代的沿用與消失

### 順治時期

清初沿襲明代官制，藩臬兼銜仍被廣泛使用。順治元年至順治七年（1644—1650年），《清世祖實錄》所載藩臬兼銜事例共167件。順治八年（1651年），清廷規定各道官缺按照地方固定為參政、參議、副使或僉事缺，不得在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銜之間任意通融，當年實錄所見藩臬兼銜因此降至一例。

固定官缺職銜後，官員原有資俸與出缺官銜經常不能相合，部分官缺因沒有符合相應資歷的候選人而長期空缺。吏部尚書金之俊認為，固定官缺還使胥吏和候選官員能夠預先推知某項官缺所需的資俸，容易滋生鑽營和趨避。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世祖取消各道官缺固定職銜的限制，允許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銜通融兼帶，以解決司道官遷轉和補缺困難。

### 康熙時期

康熙初年，藩臬兼銜的數量和在官方記載中的存在感迅速下降。與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具體銜名相比，「參議道」「副使道」等按照品級稱呼道員的方式更加常見。此類稱呼直接表示官員在遷轉序列中的品級，同時弱化了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原有的司屬區別。余璐認為，藩臬兼銜逐漸銷聲匿跡，可能與這種「品位道」稱呼的廣泛應用有關。

清初還出現了不帶兼銜而跨司管事的任命，例如參議管按察司副使事、僉事管布政司參議事以及按察使管右布政使事。官員能否跨司辦理事務不再完全取決於是否兼帶另一司官銜，進一步削弱了藩臬兼銜的實際作用。

康熙十年（1671年），清廷規定守道出缺仍補守道，巡道出缺仍補巡道，不得互相加帶職銜。這項規定同時限制了分守、分巡等職事的疊加以及隨職事附加的銜名。余璐檢閱的材料中，此後只有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分省督撫縉紳便覽》尚存一項藩臬兼銜之缺，其他史料中已不再見到此類兼銜。

### 乾隆時期的官銜整頓

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廷重新規定科道官和各省道員的品級，將各道員統一定為正四品，並停止兼帶布政使司參政、參議和按察使司副使、僉事等職銜。此時所廢除的「兼銜」主要指道員兼帶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佐貳官銜，已經不同於明末清初兩司官員互相兼銜的藩臬兼銜。

清廷認為，道員主要負責巡守、整飭吏治和彈壓地方，錢糧、刑名則分別由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主管，道員沒有繼續兼帶兩司佐貳官銜的必要。道員因兼帶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銜而品級不一，也可能導致其品級低於所轄知府，與實際統轄關係不相符合。此次改革通過統一道員品級和廢除附加官銜，進一步規整了清代司道官體系。

## 制度影響

藩臬兼銜最初用於協調官員升遷、久任與實際職權之間的矛盾。加銜保障官員按照資序升遷，兼銜則使其在升遷後仍能繼續辦理原有事務。它既滿足了地方對熟悉兵備、邊防和民情官員的需要，也維護了文官群體對品級和仕途晉升的要求。

隨著兼銜廣泛應用，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下屬各道之間的界限逐漸鬆動，官銜、品級和實際職務也日益分離。明末官員更加重視表示品級和遷轉資格的正銜，兼銜則趨于格式化。余璐認為，這一變化反映了明代中後期官制在現實政務與官員仕途之間進行調節，並由較為疏闊的制度設計走向繁複化的過程。

清初一度繼續利用兼銜調劑官缺和遷轉，但隨著道員職權趨於統一，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佐貳官銜原有的品位意義逐漸失去實際作用。余璐將藩臬兼銜的消失以及乾隆時期佐貳官銜的廢止，歸因於明末清初方面官銜的階官化，以及清前中期重視實政、行政效率和官制統一的施政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