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下 (蒙古帝國)

投下是指蒙古帝國時期，指代王族、功臣本人，或是他們所擁有的領民、領地的術語。「投下」源於宋代用來表示「軍隊或賊寇首領」的漢語詞彙「頭項」，該詞經由契丹語傳入蒙古帝國，在漢語史料中也表記為「頭下」或「投項」。其對應的蒙古語詞彙是「愛馬」。（、Ayimaq），然而兩者詞義並非完全相同。此外，僅針對諸王的情況，有時會用「位下」的表記來代替「投下」。

大蒙古帝國（蒙古語： yeke mongγol ulus）最初是由蒙古皇帝（大可汗）統御多個皇族、功臣的兀魯思所形成的聯合體。皇族和功臣們的下級兀魯思通過征服戰爭獲得的人口、土地均被認定為該地征服者——即他們的私有財產。當時漢文史料將此類擁有獨立兀魯思的皇族、功臣本身及其所領民領地稱為「投下」，因此蒙古帝國初期的征服地本質上就是投下的集合體。然而在第四任大汗蒙哥駕崩後的動亂中，西方投下被朮赤家族、察合台家族、旭烈兀家族占據，僅在東方的「大元兀魯思」境內，投下制度得以保留其原始形態。正因如此，關於投下的記錄絕大多數出自東方漢文史料，致使該制度常被誤認為是中國內陸特有的制度，但其本應適用於蒙古帝國全域的征服地區。

「投下」制度構成了蒙古帝國統治被征服地區的核心體系，歷來受到眾多蒙古史學者的關注與研究。然而，由於各個投下的形成過程與結構往往存在顯著差異，時至今日，該制度的全貌仍被認為尚有許多未解之謎。

本條目主要對作為王族、功臣所擁有的被征服民眾與被征服地區的「投下」領地進行闡述，而非指代王族、功臣本身的「投下」領主。

## 詞義

關於蒙古時代的「投下」這一用語源於契丹（遼朝）一事，自王國維時代起便已有指出，但對於契丹人所使用的「頭項 / 投下」一詞的語源究竟為何，學界提出了多種學說。關於「投下」的語源，大致可分為（1）契丹語來源說與（2）漢語來源說兩種，目前看來後者即漢語來源說較為有力。

### 契丹語來源說

由安部健夫、岩村忍等人所倡導的學說。安部指出，在遼代，可見到意為「各部在被征服地區所獲得的領民、領地」的「頭下軍州」這一用語，並指出「頭下、頭項」與「投下」是相通的，認為這些都是對某種原始語言的音譯。在此基礎上，安部論述稱「投下」的語源是意為「酬謝功勞」的tokya，而岩村則主張是意為「領主、諸侯」等的tušal。

### 與「Ayimaq」的關係

這一觀點由周藤吉之提出，是在安部和岩村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周藤重新對「頭下」、「頭項」這一用語在史料中進行了詳細考證，指出在宋代，賊寇的首領或兵團的指揮官被稱為「頭項」。在此基礎上，他論述道，既然北宋時期「頭項」的用例頻繁出現，那麼安部、岩村將頭項、頭下、投下視為外來語音譯的書寫變體的學說便難以成立。此外，他還指出宋代僅用「頭」字，也有與「頭項」相同的「軍隊之長」的用例，並論述道：契丹通過引進北宋的用例，將部落的首長稱為「頭下（項）」，這進一步被蒙古帝國接受，從而被稱為「投下」。目前，基於此學說，「投下」是從漢語中引入的詞彙這一觀點已被普遍接受。

### 中亞投下與蠻子（江南）投下的分撥

如前所述，「投下」在蒙古語中被稱為「愛馬」（Ayimaq），原本是指「在同一地區游牧的多個營帳（斡耳朵）的集群」，即「（游牧民的）部落」之意，由成吉思汗新編成的萬戶、千戶、百戶也被稱為愛馬。這些成吉思汗時代創建的新編氏族集團，通過吸納徵服戰爭中獲得的人口與土地而不斷擴張，最終使得被征服地區的投下領地也開始被冠以「Ayimaq」之名。然而從本質上講，「Ayimaq」指的是「部族集團」，並不像「投下」那樣還指代領主本人。在漢文史料中，有時會將兩者並列記載，如「投下、愛馬」，在這種情況下，一般認為前者指投下領主，後者指投下領地。

另外，在漢文史料中，設置於被征服地區的「投下」有時會被意譯為「封邑」或「采邑」，因此在蒙古史研究者之間，也常稱其為「投下領」。不過，正如蒙古語中「ulus」（兀魯斯）其本義是「人的集合」一樣，「投下」的首要含義也是「領民」，而「領地」僅僅是附屬之物。因此，有觀點認為，不應使用像「投下『領』」這樣強調土地本身的表述。

## 歷史

### 蒙古帝國的原始面貌

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後，立即著手建立新的國家制度。成吉思汗首先命令其麾下文書能力最為出眾的失吉忽禿忽對統治下的人民進行徹底的人口普查，對其統治下的人民進行徹底的人口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彙編成一部稱為《青冊》的文書。接著，依據這部青冊，將統治下的游牧民分配給自己的宗族。關於這次人口調查與領民分配，《蒙古秘史》記載如下：這裡所說的「分賜百姓」，是指將百姓（游牧民）的分配作為獎賞，賜予在統一蒙古高原的戰爭中獲勝的宗族。不過，在統一蒙古高原的過程中，將俘虜作為國民進行分配是逐次進行的，因此，這次的人口調查與國民分配被認為是為了實施「對人口的最終確認」以及基於此的「公平分配」。記載於「青冊」中的人口調查結果（即現代意義上的戶籍簿），在蒙古語中被稱為「忽必·牙兀兒」（意為「根」或「源」，後引申為「籍貫」）。此後，徵調蒙古兵時，通常都以此「忽必·牙兀兒」為依據。

據《史集》記載，成吉思汗將自己的兒子們分封於高原西方，授予他們共計12000人的民眾與領地；將弟弟們分封於高原東方，同樣授予共計12000人的民眾與領地；而自己則統治留在高原中央的71000民眾，作為直轄領地。這種由右翼（西方）諸部、左翼（東方）諸部與中央構成的「三極結構」，適應了其後蒙古帝國的通商交易與軍事活動，被評價為「蒙古帝國的原始面貌」。

以上所述的 (1) 通過征服戰爭獲取俘虜、(2) 通過精密人口調查掌握被征服地區人口、(3) 合罕（皇帝）基於所掌握的人口，將俘虜即國民進行「公平」的再次分配，這一系列流程構成了其後「投下」領地的基本結構。

### 成吉思汗對華北的征服

在確立了蒙古帝國的基本制度之後，成吉思汗便開始了對周邊各國的征伐。始於1211年（辛未）的對金朝遠征中，蒙古軍隊的編制如下：由諸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等率領右翼軍進攻山西地區；由諸弟合撒兒、按赤台、斡赤斤等率領左翼軍進攻山東地區；而成吉思汗本人則親率直屬部隊進攻河北地區。這種軍隊的編組方式，正是將前述「蒙古帝國基本形態」直接應用於遠征軍之中。三路大軍各自攻占了華北各地，而在被征服地區成為俘虜的人們，則被視為「俘虜其的王侯」的屬民，即後來的「投下」。

1215年（乙亥）金朝遠征告一段落後，據載成吉思汗「分撥諸侯王城邑」。舊說認為「投下」的設置始於窩闊台時代，但實際上成吉思汗此次對城邑的分配，被視為後來華北投下制度的雛形。印證這一點的證據是，波斯語史料《史集》的「成吉思汗紀」寫到，通過此次金朝遠征，察合台獲得了太原府，拖雷獲得了「察罕八剌嘎孫」（即真定府），而太原路與真定路在窩闊台時代正是分別隸屬於察合台家與拖雷家的地盤。

此外，與這些投下的設置同時，在華北地區開始出現被稱為「漢人世侯」的軍閥勢力。由於蒙古軍的掠奪以及金朝行政機構的崩潰，華北地區治安極度惡化，各地紛紛湧現出擁戴具有軍事才能與聲望的人物、建立自治組織的動向。這些地方勢力以納貢和提供軍事合作為條件歸順蒙古，從而被承認其在華北的統治權，形成了被稱為「漢人世侯」的軍閥集團。其中，尤其強大的漢人世侯通過將自己的兒子作為質子（禿兒合黑）送出，與投下領主建立聯繫以獲得支持，從而取代了對征服地統治漠不關心的蒙古人，承擔起華北地區的行政事務。真定史氏、西京劉氏、濟南張氏分別與作為其投下領主的拖雷家族、窩闊台家族、合赤溫家族緊密聯繫，這種關係持續了很長時間。

漢人世侯的出現使荒廢的華北得以復興，但由於投下領地無視當地實際情況在蒙古王侯之間進行分割，加之形成了蒙古皇帝—蒙古王侯—漢人世侯這三重權力結構，導致華北地區各種利益相互衝突，陷入了錯綜複雜的局面。如何打破這一局面，成為窩闊台、忽必烈等後世蒙古皇帝面臨的難題。

### 成吉思汗對中亞的征服

在中亞遠征（蒙古征服花剌子模）中，也同樣進行了對被征服民眾及被征服地區的分配。雖然關於中亞地區分地分民的記錄較少，但有關玉龍傑赤陷落的記載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逸聞。據《蒙古秘史》等記載，攻陷玉龍傑赤的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等王子們，未經請示成吉思汗便擅自瓜分了城中之民，這使成吉思汗大為震怒，以致數日不准他們覲見。這段逸聞揭示了關於蒙古對被征服民眾統治的兩個特點： (1) 諸王認為，獲取在被征服地區所得之民乃其當然權利； (2) 與此相對，成吉思汗則認為，征服戰爭所得之民是整個宗族的共有財產，應由君主（汗 / 合罕）之手進行公平分配。這種蒙古諸王雖有權獲取征服戰爭所得之民，但必須經過君主公平分配的原則，也被後世華北投下及江南投下的分配所繼承。

此外，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記載，成吉思汗長子朮赤攻陷錫爾河下游的氈的城時，為「該地區的統治與行政」派遣了一位名為阿里·火者的人物；並在養吉干城「設置了沙黑納（即達魯花赤）」。這正意味著氈的與養吉干成為了朮赤家族（朮赤兀魯思）的投下領地。同樣地，據推測其他城市也由拖雷、察合台等諸王設置了達魯花赤，並分別被劃為其各自的投下領地。

由此可見，中亞地區的諸多城市也與華北地區相同，被認為是由蒙古王侯們分割占有的，但其實際狀況與東亞相比幾乎不為人知。這是由於後來中亞一帶被窩闊台家族、察合台家族所占據，其他家族的利益被排除在外，且窩闊台家族與察合台家族未能編纂出如東方《元史》、西方《史集》那般浩繁的史書所致。

與此類似，1227年成吉思汗最後一次對外征伐西夏之後，也進行了投下的分配。由於此次遠征東道諸王並未參與，僅西道諸王參加，因此西夏的城市由朮赤次子拔都（朮赤已先於成吉思汗去世）、察合台、窩闊台三人分割占有。在西夏，西道諸王也分別獲得了規模大致相當的投下（沙州、山丹州、西涼），由此可以確認，此處同樣秉承了「征服所得成果為宗族共有」這一原則。

### 窩闊台實施「丙申年分撥」

窩闊台於1229年（己丑）繼成吉思汗之後即位，即位後的第一項重大舉措便是發動第二次進攻金朝。通過此次征伐，蒙古帝國雖完全控制了華北地區，但此時的華北卻因投下領主與漢人諸侯的利益衝突不斷而陷入混亂狀態。為改變此種局面，1224年窩闊台著手在華北開展人口調查，並根據普查結果重新分配人口和領土。被選為此項重大事業負責人的，正是曾主持蒙古高原人口調查的失吉忽禿忽本人，而耶律楚材等熟悉漢地情況者則擔任其輔佐。1235年（乙未）完成的華北戶籍，因完成年份的干支而得名「乙未年籍」，成為此後統治華北的基本資料。

隨後，1236年（丙申），基於「乙未年籍」的人口調查結果，窩闊台對諸王、功臣進行了領地與領民的重新分配。由於實施這一政策的年份干支，歷史學者將其稱為「（窩闊台的）丙申年分撥」。「丙申年分撥」最顯著的特點是，它完全以蒙古高原的領土和臣民普查及分配為基礎。首先，領地的分配採取了將蒙古高原的領地分配模式直接復刻到華北的方式。具體而言，在蒙古西部擁有領地的西道諸王獲得了華北西部的山西一帶；在高原東部擁有領地的東道諸王獲得了華北東部的山東一帶；而中間地帶則分配給直屬大汗的那顏們，他們各自獲得了領地。此外，領民的分配也參考了蒙古建國時的領民分配方式，諸王獲得的領民數量約為其在蒙古高原原有領民的十倍，那顏們則獲得了約五倍的領民。

關於「丙申年分撥」的這一方針，《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元史》卷121怯烈公傳的原始史料）記載了如下軼事：又俾貴臣呼特呼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蒙古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惟是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為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為諸侯者民異其編。……如上所述，「丙申年分撥」的原則是，以成吉思汗時代在蒙古本土進行的游牧民分配為基準，同時結合戰功等因素來分配領民。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成吉思汗時代，諸王、功臣已經獲得了被征服地區的權益（即投下領地），因此丙申年分撥本質上是基於準確人口統計的「再分配」。就這一點而言，窩闊台的「丙申年分撥」並非新的領民、領地的分配，而是「對蒙古統治階層所占有的類似漢地民眾進行的系統性重新整理」。

另一方面，窩闊台為了強化自身勢力，與拖雷家族圍繞帝位產生對立，恣意干預了其他家族的投下領地。在屬於朮赤家族的投下領地平陽路，窩闊台以作為征宋遠征軍後方基地的名義，建立了其三子闊出的兀魯思；此外，他還任命心腹部下怯烈歹氏速哥為「山西大達魯花赤」，統轄整個山西地區，加強了對山西諸投下的控制。這些舉措違背了「家族共治」的原則，引起了各家族的不滿，尤其是在窩闊台統治時期飽受冷落的朮赤和拖雷家族。窩闊台死後，歷經貴由的短暫統治後，朮赤與拖雷家族合作推舉即位的蒙哥，推行了與窩闊台時代統治方針截然不同的政策。

### 繼承戰爭與蒙古帝國的重組

窩闊台死後，窩闊台家族與拖雷家族之間的帝位之爭激化，導致最高統治者持續數年空缺。經歷貴由的短暫統治後，拖雷家族的蒙哥即位。蒙哥力圖整頓因窩闊台時代及其後的權力鬥爭而鬆弛的帝國體制。蒙哥自即位之初，便旨在對帝國全境實施統一的行政制度與稅收制度，作為其中一環，開展了針對整個帝國的人口調查。

首先在華北，蒙哥以曾在中亞主持人口調查的馬合木·牙剌瓦赤為首，實施了又一次人口調查，並於1252年（壬子）編制了新的戶籍。此次編制的戶籍，為與「乙未年籍」區分，同樣根據編制年份的干支被稱為「壬子年籍」。在這次人口調查中，拖雷系的諸王被授予了新的投下領地，其中規模較大的是授予蒙哥的兩個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懷慶路與彰德路。這些投下領地被認為是分別授予被任命為遠征軍指揮官的忽必烈和旭烈兀，旨在作為其後方補給基地。此外，此次分撥還向此前未被授予投下的窩闊台家族王族也授予了新的投下領地。然而，其實際數量很少，每人僅數千戶左右，可見蒙哥此舉意在瓦解「窩闊台兀魯思」這一框架，削弱其勢力。

如前所述，中亞地區的人口調查，相關記錄稀少，其具體規模與實施經過尚不明確。不過，《瓦薩甫史》記載，蒙哥統治時期在布哈拉重新進行了人口調查，其所得投下由皇帝（蒙哥）及其母親唆魯禾帖尼，以及朮赤家族的拔都三方分割。根據這一記錄，儘管細節不詳，但可以推斷，中亞地區也同東亞一樣，實施了新的人口調查，並將新核定的人口作為投下進行了分配。

在西亞，蒙哥以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長官阿兒渾阿加為中心實施了人口調查。阿兒渾阿加在旭烈兀的西征軍出發僅一個月前（1253年8月至9月）離開哈拉和林，在西征軍於1255年末抵達之前，完成了當時已處於蒙古控制下的呼羅珊、馬贊德蘭、伊剌克阿只迷、亞塞拜然的人口調查。隨著西征軍的抵達，阿母河行省實質上被解散並歸入旭烈兀麾下，但阿兒渾阿加隨後又對喬治亞地區進行了人口調查。《元史》卷三《憲宗本紀》記載，1256年（丙辰）冬，「以阿木河回回降民分賜諸王百官」。這表明與華北一樣，完成人口調查的民眾作為投下領地被分配給諸王、功臣，但其具體內容並未留下詳細記錄。

同樣，在忽必烈征服雲南的同時，雲南地區也進行了人口普查。被忽必烈滅亡的大理國（哈剌章）及其周邊各民族（察罕章等）迅速進行了人口調查，截至1255年（乙卯），雲南與其他被征服地區一樣被編組為萬戶、千戶。據《元史·地理志》記載，雲南地區完全平定後，該地形成了19個萬戶府。元朝基於此前在雲南地區設置的萬戶、千戶，設立了路和州，這些行政區劃延續至今。

此外，吐蕃地區也實施了人口調查和萬戶的設置，尤其是在吐蕃中部（即烏思藏）設置的萬戶被稱為「吐蕃十三萬戶」（萬戶，藏語稱為khri skor）。同樣，根據藏文史料記載，吐蕃中部設置了27個驛站，這也與志費尼記載的「每個萬戶分配兩個驛站」的描述相吻合。此外，據稱蒙古諸王與藏傳佛教各教派結成了施主與歸依處（供奉對象）的關係，這實際上是從藏文歷史的語境出發，換言之，這些教派所屬的萬戶被作為投下領地賜予了他們。

今俄羅斯境內，當時處於朮赤兀魯思統治下的地區（斡羅斯），是蒙古帝國境內最後一個進行人口普查的地區。《元史》卷三《憲宗本紀》記載，1253年（癸丑）下令進行人口調查，但根據俄羅斯編年史的記載，人口調查實際是在1257至1259年間進行的。斡羅斯人口調查之所以延遲，現今認為是拔都不接受大汗的干預，以及拔都死後撒里答、兀剌黑赤等短命君主接連繼位所致。因此，朮赤家族的領地內沒有設置任何行省。一般認為，朮赤兀魯思相較於其他兀魯思擁有較多獨特元素，其原因便在於拔都此時拒絕了大汗的干預且未設置行省。

如上所述，在蒙哥統治時期，蒙古帝國的所有統治區域都實施了人口調查，並進行了基於十進法的人口整編（即設置萬戶、千戶）。這種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的人口調查，其目的被認為是為了將來在蒙古王侯之間重新整編全境的人民（即分配投下領地）。然而，由於蒙哥的突然去世，蒙古帝國陷入內亂，蒙哥的意圖最終未能實現。

1260年，蒙哥突然去世，其弟忽必烈與阿里不哥之間圍繞帝位爆發了內戰。前蒙哥政權的高官們（如阿藍答兒、渾都海等）一致支持阿里不哥，但最終敗於忽必烈，多數被處死。這場使帝國一分為二的內戰，也迫使蒙古帝國的體製發生了劇變。

首先，在西亞，滅亡了阿拔斯王朝、征服了「東方伊斯蘭」世界的旭烈兀，在蒙哥死後的混亂中取得了獨立。旭烈兀在建立自己兀魯思的過程中，吸收和解體了阿母河行省。原本在蒙哥時代經過人口調查，理應分配給各王族作為投下領地的西亞民眾，最終被旭烈兀家族獨占。朮赤家族對此感到不滿，其首領別兒哥企圖一舉奪取亞塞拜然，遂進攻旭烈兀兀魯思，但最終雙方兩敗俱傷。此後，朮赤與旭烈兀家族圍繞該地區的利益衝突持續了很長時間。

而在朮赤兀魯思，蒙哥時代接受人口調查的民眾也全部為朮赤家族獨占，不允許其他家族介入。中亞的情況則更為複雜：蒙哥時代，察合台家族與窩闊台家族遭受打壓，朮赤家族與拖雷家族的勢力得以擴張；但由於拖雷家族爆發內戰，察合台與窩闊台家族開始自立並擴大勢力。據記載，帝位繼承戰爭期間，察合台兀魯思首領阿魯忽「將隸屬於別兒哥的人及其隨從全部殺死」，當時被派往中亞各地的各投下領主的達魯花赤似乎已被察合台家族徹底清除。

與西方局勢相反，忽必烈在內戰結束後並未沒收敵對家族的投下領地，基本維持了內戰爆發前的原狀。一般認為，忽必烈採取這種態度的意圖在於，面對仍有以海都為首的諸王反抗自己的情況，通過展現其作為蒙古正統合罕的權威與寬容，來平息內部的紛爭。

此外，在內戰期間，還發生了山東漢人世侯李璮舉兵反叛忽必烈的事件。李璮之亂本身雖很快被鎮壓，忽必烈但發現了許多與李璮私通的漢人世侯，認識到漢人世侯的危險性，遂逐步剝奪其特權，實質上瓦解了「漢人世侯」這一群體。李璮之亂後漢人世侯解體，其結果使得蒙古投下領主因失去了漢人世侯這一中間階層，而加強了對投下的控制權。此後，忽必烈下令在大元兀魯思的投下地區設置了新的行政區劃（路-州-縣），但這一行政區劃是以追認投下領地的形式設定的。

總之，在蒙哥死後的混亂中，西道諸王基於蒙哥時代人口調查的結果，本應作為由各王族分割持有投下的領民、領地，被各家族獨占，甚至為了爭奪這些權益，兀魯思之間還爆發了內戰。相反，大元兀魯思為了保持其統治整個帝國的權威，投下的權力被維持在內戰前的狀態，反而因李璮之亂導致漢人世侯解體，蒙古王侯對投下的支配權得到了加強，這種趨勢隨著「海都之亂」的擴大以及「昔里吉之亂」的爆發而得到進一步發展。

忽必烈贏得內戰後，立即召集西道諸王（別兒哥、阿魯忽、旭烈兀），提議召開統一的忽里勒台。在這次統一的忽里勒台大會上，原本也計劃對蒙哥死後混亂中產生爭議的地區進行重新調整（即投下的再分配），但由於別兒哥、阿魯忽、旭烈兀相繼突然去世，大會最終未能召開。更甚者，中亞地區因阿魯忽之死再次陷入混亂，演變成窩闊台家族的海都與察合台家族的八剌爭奪中亞諸城市的混沌局面。因此，在1269年春，海都邀請朮赤與察合台兩兀魯思在塔剌斯召開忽里勒台大會，在會議上三家議和並重新確認了中亞地區的利益。據《史集》記載，此次忽里勒台達成協議：中亞諸城市的稅收，三分之二歸八剌，剩餘三分之一由朮赤家族與海都分配。此次會盟的重要意義在於，原本只有合罕（忽必烈）才有權進行的投下領地的分配，無視合罕而執行了。自此之後，大元兀魯思完全無法介入中亞以西的領地，這些地區完全被西方的三個兀魯思所獨占。

另一方面，忽必烈在應對海都等人的同時，集中精力攻略南宋，最終於至元十三年（1276年）基本平定了南宋。然而，幾乎與南宋滅亡同時，在北方蒙古高原上發生了一件大事：被派遣討伐反抗忽必烈的海都的軍團，背叛忽必烈發動了叛亂（昔里吉之亂），這使得江南投下的分撥被暫時擱置。1281年，南宋滅亡五年後，蠻子（江南）的投下最終才進行分配，這一年也正是昔里吉之亂基本被鎮壓的年份。江南投下的分撥基本上是仿照華北模式進行的，但也存在幾點不同，反映出當時形勢的一些差異。首先，窩闊台系諸王（貴由、滅里、闊出）家族、唆都家族，以及斡亦剌惕王室、速勒都思氏赤老溫家族、晃豁壇部闊闊出家族等，這些都是在華北獲得投下但在江南未獲得新投下的家族。唆都家族因出現了叛亂主謀脫帖木兒；窩闊台系諸王是海都的協助者；而斡亦剌惕、速勒都思、晃豁壇均是阿里不哥家族的有力家臣——他們也都是與昔里吉之亂相關的人員。在內戰期間，忽必烈曾表現出寬大態度，並未沒收他們的投下，但或許正是這種寬大處置導致了昔里吉之亂的發生，因此在江南投下分配時，可以明顯看出忽必烈將叛亂者排除在外。

在江南的中央地帶，忽必烈的諸子被新授予了投下。此次獲得投下的真金、忙哥剌、那木罕等人，分別受命統轄契丹（華北）、唐兀惕（河西）、蒙古地區，形成了大元兀魯思的三大王國。此外，分配給王侯的投下人口與投下位置，也如同華北投下一般，參考了蒙古高原的分配份額進行設定。關於人口，華北投下約為蒙古高原牧民數的十倍或五倍，而江南此次則分配了稍多於華北的1.1倍人口。這被認為是因為經歷了昔里吉之亂等事件，忽必烈的合罕地位一度岌岌可危，為了向王侯展示威嚴並將其維繫於麾下而採取的措施。江南投下的配置也仿照華北，沿襲了蒙古高原的布局。元代，江南大致劃分為三個行省（江淮、江西、湖廣），東部的福建方向設置了東道諸王的投下，西部的湖廣方向設置了西道諸王的投下，而中部的江西則設置了拖雷系以及新設的忽必烈諸子的投下。此外，「左手（東方）五投下」的江南投下被安置在湖廣行省南部，這也反映了「五投下」的游牧本領地位於蒙古高原南緣的情況。

江南投下分撥的結果是，在東方的蒙古王侯通常擁有：(1)蒙古高原的本領、(2)華北投下、(3)江南投下這三處領地與領民。這三處「投下」相互關聯，可以看到出身華北投下的人物被任命為江南投下官吏的事例。在這種關係中，華北投下起到了連接三處領地與領民的節點作用。另一方面，江南投下相較於華北投下重要性較低，且史料較少，因此至今仍有許多不明之處。

### 14世紀上半葉的投下

1290年忽必烈去世後，海都視此為良機，對元朝發動了攻勢。14世紀初，雙方在阿爾泰山周邊展開了大會戰，尤其是1306年的迭怯里古之戰尤為激烈，海都因在此戰中負傷，於同年死於軍中。海都死後，其麾下察合台家族的都哇單獨與元朝結盟，夾擊海都兀魯思，察合台汗國實質上控制了窩闊台汗國。與海都不同，都哇維持了與元朝的友好關係，因此蒙古帝國迎來了自蒙哥時代以來時隔數十年的「東西和平」時代。

在此背景下，蒙古帝國各地出現了試圖恢復昔日投下權力的傾向。首先，在旭烈兀兀魯思（伊兒汗國），第七代君主合贊汗於1304年通過海路派遣使者前往元朝，該使者停留四年後，攜帶著「本應為旭烈兀所得的份額，但自蒙哥合罕時代以來一直保管著」的財貨歸國。據信，此次送往伊兒汗國的財貨，正是蒙哥統治時期分配給旭烈兀的彰德路賦稅。同時期，作為財政改革的一環，合贊汗施行了伊克塔制度，但這種伊克塔在「授予土地收入」這一點上，與傳統伊斯蘭社會的「伊克塔」有所不同，因此也被認為是源於蒙古高原人口分配的「投下制度」的一種派生形態。

與此相反，元朝方面也曾重新掌握起在中亞一度失去的投下領。《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紀》記載，在實現「東西和平」的元武宗海山在位第一年（1308年）九月，一位名叫「萬戶」也列門·哈散的千戶長從薛迷思干前來，獻上成吉思汗時期編纂的戶口青冊，並在其後十七日，從薛迷思干、塔剌思、塔什乾等地送來了「民賦」。所謂「戶口青冊」，正是成吉思汗時代記錄蒙古高原游牧民數量的青冊，當時進呈給元朝的，應當是中亞的戶籍簿，以及基於此戶籍對拖雷家族的戶口分配記錄，以及本屬拖雷家族份額卻因海都之亂而長期中斷送達的「阿合探馬兒（五戶絲）」。更在次年，尚書省上奏稱：「昔世祖有旨，以叛王海都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彼來降賜之，藏二十餘年。今其子察八兒嚮慕德化，歸覲闕廷，請以賜之。」這表明，元朝在接收來自中亞貢賦的同時，也以置換的形式向海都家族發放了五戶絲。

後至元二年（1336年），金帳汗國第七代君主月即別汗，就朮赤家族的投下領地——自帝位繼承戰爭以來與朮赤家族失去聯繫的晉寧路（舊稱平陽路）——提出了獲取其賦稅的要求。然而，由於當時已無負責此事的官方機構，元朝便於次年設置了總管府。至正元年（1341年）月即別汗去世、札尼別汗繼位後，自至正五年（1345年）起，晉寧路所轄平陽、晉州、永州分每年定額2400錠的歲賦，開始送往金帳汗國。

這些記錄表明，即使在成吉思汗時代過後一百多年的14世紀中葉，各個汗國中仍然保留著關於投下領地的記錄；同時，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後世常被視為獨立國家的「四大兀魯思」（大元兀魯思、朮赤兀魯思、察合台兀魯思、旭烈兀兀魯思）實際上是一個擁有共同價值觀的聯合體。

### 蒙古之後的投下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位，建立明朝。由於明朝的進攻，元朝徹底喪失了中原的領土。明朝改革了元朝設置的大部分行政區劃，投下制度遂從中國歷史上消失。然而，歷時約百年的投下制度被認為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或明或暗的影響。例如，有觀點認為明初朱元璋將諸子分封於各地，也是受到了蒙古時代投下制度的影響。

在中亞，作為分配投下時所採用的「萬戶」（土門，tümen）單位，在波斯語中作為行政區劃保留了下來。帖木兒王朝時期成書的《勝利之書》記載，「渴石地區的沙赫里薩布茲土門」是「他偉大的先祖的領地」。此外，被帖木兒王朝俘獲至撒馬爾罕的伊本·阿拉布沙赫提到：「撒馬爾罕及其諸地方由七個土門構成。」再往後，帖木兒的後裔、莫臥兒王朝的創立者巴布爾說道：「將一個大的地方治下的小的地方稱為土門」，由此可見，到此時它已完全固定為行政區劃。將「萬戶（土門）」作為行政區劃單位的習慣延續至今，在烏茲別克斯坦，其下級行政區劃仍被稱為「tuman」。

總而言之，投下制度被認為對蒙古統治下的各地區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其全貌至今仍未明朗。

## 機構與運行

如前所述，蒙古帝國境內各投下的性質因時因地而異，難以把握其全貌。若以投下的共同特點來表述，則可將其概括為：「作為征服戰爭的成果而被授予領民的蒙古諸王、功臣，擁有任命領民居住地的達魯花赤之權，並可獲得該地居民向國家繳納賦稅中的一部分。」以下將就投下中的達魯花赤與稅收體系，以及投下與當地社會的關係進行闡述。

### 達魯花赤的設置

達魯花赤是蒙古帝國為統治被征服民眾而設置的軍政官員，突厥語稱之為「八思哈」（basqaq），波斯語則稱為「沙黑納」，在漢文史料中主要音譯為「達魯花赤」。關於投下領主任命達魯花赤的記錄，可以追溯至朮赤為管理氈的城而派遣成帖木兒。成帖木兒後來成為朮赤兀魯斯領地花剌子模的達魯花赤，在波斯方面作為朮赤家族的代理人，維護朮赤兀魯思的權益。1236年，窩闊台實施丙申年分撥時，根據耶律楚材的建議，規定「投下領主僅能任命投下領地的達魯花赤，而徵稅等事務則由朝廷任命的官吏負責」。可見，最遲自此以後，華北地區的所有投下都開始設置由投下領主任命的達魯花赤。

關於投下領主任命達魯花赤相關政策的變遷，《元典章》卷九「改正投下達魯花赤」條中留有詳細記錄：據《元典章》記載，成吉思汗的宗族（蒙古語稱為「阿合·迭兀」，意為兄與弟，引申指「宗族」）自建國之初便享有「分撥土地（即獲得投下），共享富貴」的權利。作為其中的一環，薛禪皇帝忽必烈承認了諸王有權自行任命其「分撥到的城子（即投下）」的達魯花赤。其後，在14世紀初，時任丞相的鐵木迭兒試圖剝奪投下領主任命達魯花赤的權力，卻遭到了也孫鐵木兒（後來的泰定帝）等諸王的強烈反對，最終不得不恢復薛禪皇帝的舊制。如上記載所示，投下自行任命其領地的達魯花赤，自建國之初便被蒙古貴族視為當然的權利。儘管存在試圖加以掣肘的傾向，但這一權利最終未作更改，一直延續至元朝末期。

傳統的中國官僚制度中，地方官吏需在一定任期後調任至其他任職地（遷轉制），而原則上，由投下領主任命的達魯花赤也要每三年調任一次。然而，這一原則似乎在有元一代基本未被遵守，朝廷曾多次下令要求按規定對達魯花赤進行遷轉。此外，達魯花赤原則上只能由蒙古人擔任，但冒名被任命為達魯花赤的漢人、南人屢禁不止，記錄顯示朝廷曾多次頒布禁令。

### 稅制

蒙古帝國在其征服地區，基本上沿用了當地的稅收體系，但同時也引入了名為「忽卜綽兒」（亦作「科卜綽兒」）的新稅種。「忽卜綽兒」一詞源於蒙古語「忽卜赤里」，意為「徵收」或「科斂」，後進入波斯語，既指「按一定比例供應牲畜、乳製品等游牧產品」的行為，也指「所供應的物品」本身。此稅目最初是為救濟蒙古高原游牧社會中陷入貧困的蒙古士兵，或是為了維持驛站制度而設定的，有時與意為「差役」的「阿勒巴」合稱為「阿勒巴·忽卜綽兒」。

這一稅目在漢字文化圈被稱為「差發」，在波斯文化圈則被稱為「忽卜綽兒（qūpchūr）」。例如，《黑韃事略》中將為管理草原而供應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奶等稱為「草地差發」。在元朝境內，「差發」又分為「科差」與「差役」，而「科差」更細分為「絲料」與「包銀」兩種。其中，被認定為投下領主份額的是絲料。絲料是一項規定每五戶每年繳納一次「絲（絹織物原料）」的稅目，其份額分配定為七分之五歸合罕（朝廷），七分之二歸投下領主。由此，歸屬於投下領主的民戶也被稱為「五戶絲戶」，與一般民戶即「大數目戶」相區別。作為投下領主份額的「五戶絲」，在蒙古語中稱為「阿合探馬兒」，而阿合探馬兒則被視為投下領主的主要財源。

此外，與這些「五戶絲戶」不同，諸王還擁有被稱為「匠戶、打捕戶、鷹房子、金銀鍛冶戶」等的特殊工匠。如前所述，蒙古帝國的諸王從早期就重視工匠，最初是將作為俘虜的工匠帶回蒙古高原，但隨著征服地區的擴大，便讓他們在當地直接從事生產。這些工匠以各自的生產物向領主繳納貢賦為代價，被免除正稅，可以說他們是比僅繳納部分稅款的五戶絲戶更為純粹地為投下領主進行生產的存在。

在蒙古帝國東部，這些工匠不僅通過征服戰爭獲得，還由諸王親自從被稱為「漏籍戶（從戶口調查中遺漏的戶）、還俗僧道（還俗的僧侶、道士）、弟兄析居（兄弟分居後形成的戶）、放良戶（從奴隸身份解放後形成的戶）」等未登記在正式戶籍中的人那裡徵集而來。例如，《元史》記載：「打捕、鷹房人戶，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不蘭奚、還俗僧道」，「命招集析居、放良、還俗僧道等戶，習諸色匠藝，立怯憐口總管府，俾之就業」，記錄了這些技能集團由投下領主從非正規戶籍中徵集，並接受技能培訓的情況。

另一方面，朝廷對於諸王的此類行為絕非樂見其成，曾多次下達禁令（扎兒里黑）以禁止「招收人戶（收集非正規戶）」。此外，這些技能集團被冠以「打捕鷹房民匠總管府」等名稱，形式上是由國家設置，作為一種官方機構。因此，他們原則上應持有印信，但實際上未持有者眾多（《元典章》卷十）。由此可見，朝廷一方面反感投下領主擅自收集非正規戶組建工匠集團，另一方面並不否定投下領主私有工匠集團本身，而是試圖通過授予官方名稱來加以管理。這種態度被評價為體現了合罕兼具「專制統治」與「宗族代表」的雙重特點。

如上所述，由五戶絲戶繳納的阿合探馬兒作為主要財源，再以匠戶、打捕戶、鷹房子、金銀鍛冶戶等製作、繳納的物品或家畜作為副收入，這便是投下的基本稅收體系。

### 與路、州、縣的關係

據《元史·地理志》記載，13世紀中葉，忽必烈為鞏固自身基礎，新設置了大量的路、州、縣。僅看此記載，似乎忽必烈政權之下，傳統的中國式州縣制度在元朝境內也得到了推行。然而，實際上元代的路、州、縣不過是給先前形成的投下，事後附加上漢式名稱而已，其包含了許多與傳統中國州縣制度不同的要素。例如，在元代華北地區可見到許多在其他時代完全見不到的「飛地」式的路和州。這是因為，朝廷首先是將人口分配給諸王、功臣，之後再將諸王統治下的民眾所居住的地區（即投下）命名為各種路、州、縣，才形成這一局面。

元朝治下的路、州、縣所屬官吏，其最大的特色在於其所有行政區劃，都設置有達魯花赤。

行政區劃｜官名｜品級

路（諸路總管府）｜達魯花赤1員｜上路：正三品/下路：從三品

總管1員

同知1員｜上路：從四品/下路：正五品

治中1員｜上路：正五品

判官1員｜上路：正六品

府（散府）｜達魯花赤1員｜正四品

知府（府尹）1員

同知1員（以下略）｜從五品

州｜達魯花赤1員｜上州：從四品/中州：正五品/下路：從五品

知州（州尹）1員

同知1員（以下略）｜上州：正六品/中州：從六品/下路：正七品

縣｜達魯花赤1員｜上縣：從六品/中縣：正七品/下縣：從七品

知縣1員

丞1員（以下略）｜上縣：正八品

顯然，在元朝治下，所有行政區劃的長官（路總管、知府、知州、知縣）都設置了與其同級的達魯花赤。尤其是，作為最大行政單位的路的達魯花赤被稱為"都達魯花赤"，統轄下級州、縣的達魯花赤，對於路內的重要案件，需以達魯花赤的身份代表投下領主，請求其裁決古松。這種由都達魯花赤與路總管兩位長官共同統領的地方官府形態，在漢文史料中被稱為「某某路達魯花赤總管府」，故而也有觀點批評，將其簡稱為「路總管府」是一種輕視達魯花赤存在的、容易引起誤解的表述。

如前所述，達魯花赤的任命權屬於投下領主，但總管以下的官吏則基本上由朝廷任命，原則上規定諸王不得干預此事。另一方面，在合撒兒家族的投下領地中，擔任總管一職的是世代侍奉合撒兒家族、並在山東地區頗有勢力的李恆家族。因此，有觀點指出，即使原則上應由朝廷任命的官吏，實際也會選出在當地擁有軍事力量和關係的人物來擔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首次設置有名為「錄事司」的官署。錄事司僅設於路城（路的治所），是掌管路城內的警察權、租稅徵收權、審判權等「戶民之事（民政）」的官職。此類錄事司被認為是隨著路、州、縣制度的確立，派駐於各城市並負責城內內政的達魯花赤的部分職務演變並留存下來的產物。

### 投下的細分化

如前所述，大元大蒙古國是多個兀魯思的聯合體，這類下級兀魯思通常會隨著世代更替而被分割繼承，並形成新的下級兀魯思。與之相同，投下的權益也由宗族或其麾下的那可兒（伴當）分割占有。例如，關於作為朮赤兀魯思投下的平陽路，《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二《河東罪言》記載如下：

正如這段史料所示，在被視為朮赤家族投下領地的平陽路，分地被「諸妃、王子」進一步細化，形成了50至70個「頭項」（即投下）。這種投下的細化產生了一個副作用，即蒙古的公權力得以介入縣以下的鄉村層面。事實上，與《河東罪言》同一時期作成的碑文《大朝斷定使水日時記》中，列舉了平陽路武池村的掌權者，如被稱為「權千戶」或「官人」的蒙古名字，由此可見蒙古人被派遣至村落一級，參與了當地的治理工作。

此外，投下不僅分配給皇族，也分配給那可兒（伴當）。《元史》卷九十五《食貨志三》中記載了投下領主的名單，其中也以「某某官人」（官人是那顏的意譯）的形式，記錄了皇族以外擁有投下領地的功臣之名。另一方面，《元史》卷二《太宗本紀》也列舉了丙申年獲得投下之人，但與卷九十五《食貨志三》的記載相比，卷九十五《食貨志三》中有許多投下領主之名是卷二《太宗本紀》所未見的。松田孝一在比較這兩種記錄後指出，卷二《太宗本紀》僅記載了擁有萬戶以上民眾的投下領主，而卷九十五《食貨志三》中那些不見於卷二《太宗本紀》的投下領主，正是從上述「擁有萬戶以上民眾的投下領主」處再次獲得投下領地分配之人。簡言之，蒙古帝國的合罕（皇帝）將征服地作為投下分配給構成帝國的各兀魯思首領，而各兀魯思的首領又將領地進一步分配給其麾下的領主（那顏），記錄前者的史料（卷二《太宗本紀》）與同時記錄兩者的史料（卷九十五《食貨志三》）似乎是並存的。

### 作為游牧地的投下

對於游牧領主（那顏）而言，投下往往容易被單純視為剝削的對象。然而，在元代，也存在將投下領地本身作為游牧地加以利用的事例。最為顯著的是被分封給西道諸王（成吉思汗諸子）的山西地區。據記載，在山西一帶，由於地理和氣候接近蒙古高原，適宜游牧，許多勢力曾在此進行游牧活動。

例如，在察合台家族的投下領地太原路，1260年代，後來成為察合台汗國首領的八剌曾在此居住。此後，八剌移居中亞並反對忽必烈時，在東方，雖是旁系卻因支持忽必烈即位的阿只吉大王，在察合台系諸王中最為強大。阿只吉最初為與海都作戰而駐屯於河西地區，但自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起，他攜同諸王、駙馬、王府官員移居到了太原路的管州。

另一方面，在朮赤家族的投下領地平陽路，自窩闊台為擴大自身勢力而在潞州一帶建立闊出兀魯思以來，窩闊台家族的諸王便開始在此地從事游牧。闊出家族雖然在窩闊台之後的帝位爭奪中沒落，但其兀魯思本身被保留，窩闊台家族繼續利用平陽路南部地區進行游牧。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闊出的幼子小薛以此前居住的汴梁路睢州氣候溫暖不適宜放牧為由，移居到了潞州。阿只吉和小薛兩人在山西地區居住長達數十年，正如《史集·忽必烈合罕紀》中也將他們作為「窩闊台和察合台的族人」並列提及一樣，他們都是元朝境內窩闊台、察合台家族的代表人物。

這些定居於投下領地的諸王，基本上恪守著祖先傳承下來的游牧生活方式，難以融入中國傳統定居生活。自然，這些恪守游牧生活的諸王，與地方社會產生了摩擦，《元史》中留下了許多蒙古王侯踐踏民田之類的記錄。元朝廷也重視諸王與當地居民的摩擦問題，因此朝廷實行了定期向定居於投下的諸王賜予糧食、銀錠的政策。

居住在投下領地的蒙古牧民與當地農民之間的摩擦，導致逃離投下領地的農民增加，並成為投下制度崩潰的原因之一。

### 與各宗教的關係

蒙古帝國並未優待特定宗教，將其作為所謂的「國教」並讓其參與國政，但在個人層面，拔擢有力的宗教領袖並利用其宗教權威的情況並不少見。成吉思汗為各宗教確立基本態度的扎兒里黑（聖旨），以蒙古文-漢文對譯的形式保存至今，其內容記載如下：

這份聖旨明確規定了對於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蘭教等所有宗教的基本方針：只要他們為蒙古人「向天祈禱，為我等祝福」，即可免除地稅、商稅以外的徵稅。這種態度也反映在投下領主對其領地內宗教教團所下的命令中，在元朝境內留存了大量投下領主下達庇護宗教教團命令的記錄（主要為碑文）。

元代的宗教政策，與其他時代相比，一個顯著的不同點在於宗教人員資格認定（即度牒）的權力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而非官府。例如，在宋金兩朝，度牒的發行權隸屬於禮部，師父並不能擅自為弟子剃度。在蒙古時代，例如佛教設立了稱為「總統所」的機構來統轄僧侶，負責僧侶的選拔、考試以及度牒的發放，最後只需將合格者的名單上報給官府（省部）。而度牒的發行者「提點」則設置於各個投下，在與統轄整個漢地的「都總統」（佛教首領）或「掌管漢地道門」（道教首領）商議後，發行度牒。這種在每一個投下設置宗教團體代表，並由整個宗教團體的首長統轄它們的方式，促進了該宗教團體的組織化。元代著名文人虞集在談到這種宗教團體的形態時，評價道：「得行文章視官府。」

### 作為「位下」的王氏高麗

眾所周知，在蒙古帝國統治下，高麗作為一個地位特殊的王國，因世代迎娶忽必烈家族的公主而成為駙馬，被允許保留其獨立的政治地位。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這種高麗及其王室的存在形態，是被元朝視為投下領地和領主的。高麗國王不僅迎娶忽必烈家族的公主，還開設王府，並建立了自己的怯薛歹（親衛），其組織形式與其他蒙古諸王相同。此外，擔任怯薛等蒙古式官職的人員，在高麗國內也被稱為「愛馬的成眾」，這暗示著高麗統治下的人民被視為投下的一部分。

關於高麗王氏的這種地位，《牧庵集》卷三所收《高麗沈王詩序》作了如下表述：

王異姓之手天宗有間也。然宗王難受封大國、同升虛邑。何也未嘗祖別子手廟。人民則天子使吏治之、其府難得置監郡與府屬、皆請而命諸朝。而刑人。殺人。動兵、何敢越律。其民五家賦祿、為斤統一、猶不聴下令擅徴発其地、皆輸之天府、歳終頒之。其網亦密。遇高麗氏則不然。有宗廟蒸嘗、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職也。其刑賞號令、専行其國、征賦則儘是三韓之境惟所用之、不入天府。

《高麗沈王詩序》指出，雖然投下領地的一般形態——諸如「合罕（天子）派遣官吏，諸王設置的監郡、代官（達魯花赤）也需獲得合罕批准」、「投下領主的司法、軍事權受到限制」、「從投下領地獲得的稅收中，五戶絲為投下領主份額」——與高麗國的情況有所不同，但同時也表明了一種將高麗與其他投下領地同等看待的認識。實際上，在蒙古統治下的高麗，高麗國王並未對全國有唯一的統治權，例如由元朝設置的萬戶府曾拒絕從其所徵集的民眾中向高麗國王繳納稅收，這一點也與皇帝和諸王權力複雜交織的其他投下相類似。

此外，在蒙古時代，遼東半島有大量高麗人移居，並在此形成了高麗人聚居區。對於這些高麗國外的高麗人，高麗國王在元朝的認可下，將其作為前往大都的「掃鄰」（驛站的一種）進行徵發。徵發國外的高麗人這一點看似奇特，但如果將高麗國外的高麗人視為高麗國王的投下而進行徵發，則與其他蒙古諸王投下領地的存在方式相符。另外，高麗王氏自14世紀以後被新授予「沈王」的封號，其後「沈王」與「高麗王」在政治上形成對立，一般認為「沈王」是被授予了居住在瀋陽路的高麗人作為其投下領地。

然而，儘管高麗具備了這種作為蒙古投下領主的屬性，但另一方面，它確實也保持著自身獨立的統治體系。因此也有批評意見認為，不應輕易地將高麗與元朝其他的投下等同視之。換言之，高麗正是通過成為投下的形式，才得以保持其獨立的統治體系。對此，森平雅彥評價道：「高麗也正是在這種國家結構（作為諸投下複合體的蒙古帝國）內部獲得了存立之地，並作為構成其一極的分權勢力而存在。」

### 王爵與投下的關係

忽必烈統治時期，進行了各種制度改革，而在諸王、功臣的待遇方面，授予王爵以及隨之而來的定例歲賜的開始，是一項重大變革。在元朝，「兀魯思之長（諸王、功臣）」被授予分為六個等級的王爵，並根據其王位等級，規定了每年由合罕賜予銀兩的「歲賜」。

這些王爵的名稱（王號）大多是根據諸王、功臣各自擁有的投下領地來命名的。例如，《元史》卷十四明確記載，合赤溫家族「因其分地改為濟南王印」。尤其是最高等級（金印獸紐）的王爵，慣例是冠以源自春秋戰國時期古國名的「一字王號」（如燕王、秦王、晉王等），這被視為與源自城市名稱等的下級王號有著明確的區別。一字王號最初是僅限於忽必烈直系後裔的特有王號，但自海山即位後，為獎賞推戴其即位的諸王，開始頻繁授予一字王號，使得許多王家同時擁有上位的一字王號和下位的二字王號。

王位的授予最初是為了對既有的「兀魯思之長（諸王、功臣）」進行等級劃分與體系化而創立的制度，但隨著時代發展，投下領地的授予與王爵的授予開始配套進行。例如，對海山即位有功的察合台旁系王族禿剌，就同時被授予了越王和紹興路（古越國之地）。同樣，天曆之變的主導者燕鐵木兒，也在內亂結束後被同時授予了太平王和太平路。

這種王爵的授予對蒙古社會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元朝崩潰之後，源自投下領地的王爵仍被長期使用。例如，據記載，15世紀中期強大的合撒兒後裔孛魯乃，向明朝自稱元代的王號「齊王」。此外，與孛魯乃同時活躍的合赤溫後裔多郭朗台吉、斡赤斤後裔兀研帖木兒、別里古台後裔毛里孩，分別自稱鄭王、劉王、黃苓王，這些也被認為是元代王號濟南王、遼王、廣寧王的音轉。如同「遼王」轉作「劉王」一般，元代的王號在北元時代以不同漢字但相同讀音的形式流傳下來，這暗示了王號在蒙古社會中並非以漢字，而是以畏兀兒字（或八思巴字）蒙古語的形式被接受，並至少傳承至15世紀。這些東道諸王的後裔雖非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但作為僅次於其的顯貴宗族，自北元時代以後被統稱為「ong」（「王」的音轉）。

## 研究史

投下制度被認為是構成蒙古帝國社會制度根基的重要制度，僅在日本國內就存在著龐大的研究積累。舩田善之在2014年對以往的投下制度研究進行了總結，並論述道，特別是日本國內的投下制度研究大致可分為第一階段（—1970年）、第二階段（1971年—1992年）、第三階段（1993年—2010年代）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1970年)

世界上最早對蒙古社會制度進行系統性研究的是俄國的鮑里斯·雅科夫列維奇·符拉基米爾佐夫，日本關於投下制度的研究，是在其著作《蒙古社會制度史研究》的影響下開始的。符拉基米爾佐夫論述道，伴隨著蒙古帝國的征服戰爭，「與戰利品一樣，對定居居民地區的分配（即投下領地）也得以進行」，但對定居居民地區的統治僅限於間接統治符拉基米爾佐夫。符拉基米爾佐夫這一觀點的基本框架，被日本的研究者繼承並發展。

繼符拉基米爾佐夫之後，對投下進行研究的是小林高四郎小林和村上正二村上等人。他們運用符拉基米爾佐夫未能充分利用的漢文史料，深化了對投下制度的考察，並論述其性質為「蒙古式的封建制度」。此外，受小林和村上的研究啟發，愛宕松男指出投下的本質在於"分民"而非"分地"，並論述道，"李璮之亂"後的元朝，投下變得名存實亡，國家過渡到了基於州縣制度的中央集權國家。自愛宕以後，「元朝施行了傳統中國的州縣制度，投下不過是名義上的存在」這一認識，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奉為通說。

以上的討論以游牧國家與（中國式）中央集權國家、部族封建與中央集權這類二元對立為前提，其特徵是論述從前者（投下制度）向後者的轉變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如後所述，當前的研究趨勢已不再拘泥於這種既有的二元對立，而是更加強調投下制度的獨特性。

### 第二階段(1971年—1992年)

這一時期，對投下制度研究方向產生重大影響的是松田孝一的《モンゴルの漢地統治制度（蒙古的漢地統治制度）》。松田通過比較蒙古帝國建國時成吉思汗對游牧民的分配與華北投下的分配，首次指出兩者之間存在極其密切的關係。自松田之後，學界開始傾向於不將投下領地單純視為封邑，而是將投下制度置於蒙古帝國獨特國家體制的延長線上進行定位。此後，松田孝一相繼發表了多項關於投下制度的研究，尤其是在《フラグ家の東方領（旭烈兀家族的東方領地）》一文中指出，在西亞建立伊利汗國的旭烈兀家族的投下領地，竟然在遙遠的大元兀魯斯得以存續，並且進入14世紀後，投下領地的收益開始被送還。這一觀點促使學界對「元朝建立後，各汗國分裂為獨立國家」的通說進行了重新思考。

此外，在這一時期，受日本研究的影響，中國研究者也相繼發表了關於投下制度的研究。特別是李治安，他對以往的投下制度研究進行了總結性的系統研究。這一時期研究的共同點是，雖然繼承了「部族封建」與「中央集權」二元對立的框架，但認為投下制度正是這兩者複合、多層結合而成的產物。又有研究指出，這是隨著投下制度具體面貌的逐漸清晰，兩者的特質被凸顯出來的結果。

20世紀後半葉以後，日本的蒙古史研究被評價為「在擁有眾多研究者這一點上，以及研究成果的廣泛與詳盡程度上，堪稱世界頂尖」。這主要歸因於以下幾點：(1) 由於「元寇」以及二戰前向滿洲、內蒙古擴張的歷史背景，對蒙古的關注度高，研究積累豐富；(2) 得益於長期的漢文訓讀傳統，以及本田實信引入的波斯語史料解讀技術，日本容易培養出能同時駕馭東西方文獻的研究者（例如，歐美的研究者必須從零開始掌握漢文史料、波斯語史料的解讀技術，在這方面處於較日本研究者不利的地位）；(3) 20世紀後半葉，占據蒙古帝國舊疆域大部分的社會主義陣營採取了開放路線，湧現出大量新史料，而具備(1)和(2)優勢的日本研究者，得以利用眾多新史料取得了研究成果。

日本研究者積極利用新出史料，特別是碑文史料的做法，很早就引起了中國研究者的關注。1989年出版的《元史學概說》介紹稱：「日本年輕研究者中間正興起『金石熱』」。

### 第三階段(1993年—2010年代)

繼松田孝一之後，對投下制度研究產生深遠影響的是杉山正明的《八不沙大王の令旨碑より杉山》。杉山指出，以往投下制度研究「始終停留在收集零散記載進行綜合概括的方法上，因而未能觸及實體論研究的門徑」，強調有必要基於確鑿的個案來揭示具體面貌。為此，杉山將目光投向歷來未被充分利用的碑文史料，通過考察碑刻所載投下領主的命令，以實證研究為基礎，成功揭示了合撒兒家族投下領地的結構。在此基礎上，他指出：(1) 華北的州縣是建立在投下領地前提之上的；(2) 蒙古高原、華北、江南的投下領地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動關係；(3) 所謂的「元朝建立」之後，投下領主的權力反而得到了加強，從而批判了愛宕等人主張的「投下領地對於蒙古王侯而言僅僅是名義上的封邑」這一觀點。

杉山的研究在多個方面對眾多研究者產生了影響，就投下制度研究而言，主要帶來了兩大潮流：(1) 對各個投下進行徹底的實證研究；(2) 運用碑文史料，特別是蒙古命令文進行研究。例如，高橋文治的一系列研究（匯總於），系統考察了蒙古投下領主向道士發布的命令文書，揭示了投下領主與教團權勢人物之間的密切關係。此外，村岡倫聚焦於山西地區的投下領地，實證了在該地區，投下領主自身進行游牧活動，換言之，投下領地也被用於指代「游牧本領」這一含義。

在這一時期，投下制度研究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另一方面，隨著杉山的問題意識的提出，對各個投下具體案例的研究成為主流，並且在強調蒙古帝國獨特性的潮流中，「如何把握投下領地的整體面貌」以及「在中國歷史中如何定位投下制度」等問題，被認為是當前投下制度研究所面臨的課題。

## 分地域投下列表

### 華北（契丹）

1236年（丙申年）分撥給諸王及功臣。

名稱｜別名｜今地｜家族｜備註

保定路｜河北省保定市｜四大斡耳朵

河間路｜河北省滄州市｜闊列堅家

永平路｜河北省盧龍縣｜斡赤斤家

真定路｜察罕·八剌嘎孫（《史集》）｜河北省石家莊市｜拖雷家

廣平路｜邢洺路｜河北省邯鄲市｜廣平王博爾朮家

大名路｜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貴由家

彰德路｜河南省安陽市｜旭烈兀家

懷慶路｜河南省焦作市｜忽必烈家

衛輝路｜河南省衛輝市｜蒙哥家

東平路｜山東省聊城市｜木華黎家

東昌路｜山東省聊城市｜闊端家

濟寧路｜山東省濟寧市｜特薛禪家

益都路｜山東省濰坊市｜斡赤斤家

濟南路｜山東省濟南市｜合赤溫家

般陽路｜淄州路・淄萊路｜山東省淄博市｜合撒兒家

寧海州｜山東省煙台市｜答里台家

平陽路｜平陽府（《馬可·波羅遊記》）｜山西省臨汾市｜朮赤家

大同路｜西京路｜山西省大同市｜窩闊台家

冀寧路｜太原府（《史集》）｜山西省太原市｜察合台家

### 河西（唐兀惕）

名稱｜別名｜今地｜家族｜備註

沙州路｜甘肅省敦煌市｜朮赤家｜13世紀後半葉以後，成為因與海都對立而內遷的不答失里家族的根據地。

山丹州｜刪丹（《元史》）｜甘粛省山丹縣｜察合台家

永昌路｜西涼府｜甘肅省永昌縣及武威市｜窩闊台家（闊端家）

西寧州｜青海省西寧市｜赤古駙馬家

### 江南（蠻子）

至元年間分撥給諸王及功臣。

名稱｜別名｜今地｜戶數｜家族｜備註

永州路｜湖南省永州市｜60,000（六萬戶）｜朮赤家

澧州路｜湖南省常德市｜67,330（六萬戶）｜察合台家

衡州路｜湖南省衡陽市｜53,930（五萬戶）｜闊列堅家

常德路｜湖南省常德市｜47,740（六萬戶）｜闊端家

撫州路｜江西省撫州市｜104,000(十萬戶)｜拖雷家

寶慶路｜湖南省邵陽市｜旭烈兀家

韶州路｜廣東省韶關市｜41,019(四萬戶)｜木華黎家

汀州路｜福建省龍岩市｜40,000(四萬戶)｜特薛禪家

廣州路｜廣東省廣州市｜27,000(二萬戶)｜孛禿駙馬家

桂陽州｜廣東省連州市｜21,000(二萬戶)｜畏答兒家

連州｜廣東省連州市｜21,000(二萬戶)｜朮赤台家

南豐州｜江西省撫州市南豐縣｜11,000(一萬戶)｜答里台家

信州路｜江西省上饒市｜30,000(三萬戶)｜合撒兒家

建昌路｜江西省撫州市南城縣｜65,000(六萬戶)｜合赤溫家

建寧路｜浙江省建德市｜71,377(七萬戶)｜斡赤斤家

鉛山州｜江西省上饒市鉛山縣｜18,000(二萬戶)｜別里古台家

柳州路｜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27,000(二萬戶)｜阿剌忽失駙馬家

全州路｜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17,919(二萬戶)｜廣平王博爾朮家

### 女直、高麗

進入元代，以斡赤斤家族為首的東道諸王勢力有所擴張，但其作為投下領地的實際情況幾乎不為人知。女真人的五個萬戶府（五軍民萬戶府）在元末南下，被重組為三個萬戶府，明朝方面稱之為「建州女直」，北元則稱之為「水三萬女直」(usun-u γurban tümen J̌ürčid)。

名稱｜別名｜今地｜戶數｜家族｜備註

高麗｜韓國、朝鮮｜高麗王室

瀋陽路｜遼寧省瀋陽市｜高麗王室

泰寧路｜吉林省白城市｜斡赤斤家｜北元時代被稱為泰寧衛。

桃溫軍民萬戶府｜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湯原縣｜萬戶｜斡赤斤家？

胡里改軍民萬戶府｜胡里改路｜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依蘭縣｜萬戶｜斡赤斤家？｜明代建州衛的始祖。

斡朵憐軍民萬戶府｜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依蘭縣｜萬戶｜斡赤斤家？｜明代建州左衛的始祖。

脫斡憐軍民萬戶府｜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樺川縣｜萬戶｜斡赤斤家？｜元末明初解體。

孛苦江軍民萬戶府｜黑龍江省富錦市｜萬戶｜斡赤斤家？｜元末明初解體。

兀者吉烈迷萬戶｜管兀者吉列迷萬戶府(《經世大典》)｜俄羅斯濱海邊疆區｜萬戶｜斡赤斤家？｜元末明初南下形成了海西女真。

### 雲南（哈剌章）

蒙哥統治時期對雲南進行了人口調查並編制萬戶，但尚不清楚這些人口是否已被分配給諸王功臣作為投下。此外，雖然《元史》記載設置了19個萬戶府，但《元史·地理志》中只記錄了其中的一部分。

名稱｜別名｜今地｜家族｜備註

善闡萬戶府｜牙城、善闡路、中慶路｜雲南省昆明市盤龍區｜不明

嵩明萬戶府｜中慶路嵩明州｜雲南省嵩明縣｜不明

陽城萬戶府｜中慶路安寧州｜雲南省安寧市｜不明

巨橋萬戶府｜中慶路晉寧州｜雲南省昆明市晉寧區｜不明

閟畔萬戶府｜會川路｜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會理市｜不明

於失萬戶府｜普安路｜貴州省盤州市｜不明

威楚萬戶府｜威楚路｜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不明

大理上萬戶府｜鶴慶路｜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鶴慶縣｜不明

大理下萬戶府｜姚安路｜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縣｜不明

### 西藏

蒙哥統治時期，在西藏實施了人口調查並編組了萬戶，主要由拖雷諸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分割占有。特別是在西藏中部設置了十三個萬戶，藏語稱之為「烏思藏十三萬戶」。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十三萬戶」僅指烏思藏地區的範圍。根據零星的記錄可知，在烏思藏以外也設置了萬戶，例如已知在朵甘思地區設有馬爾康 (sMar-khams) 萬戶等，這些萬戶名義上統一歸屬烏斯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 衛（前藏）

名稱｜別名｜今地｜家族｜備註

伯木古魯萬戶｜Phag-mo-gru｜西藏自治區山南市桑日縣｜旭烈兀家

牙里不藏思八萬戶府｜Yar-bzangs｜旭烈兀家

迷兒軍萬戶府｜'Bri-gung｜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墨竹工卡縣｜蒙哥家

搽里八田地里管民萬戶｜Tshal-pa｜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城關區｜忽必烈家

加麻瓦萬戶｜rGya-ma｜西藏自治區山南市乃東區｜不明

札由瓦萬戶｜Bya-yul｜不明

思答籠剌萬戶｜sTag-lung｜西藏自助區拉薩市林周縣｜阿里不哥家

湯卜赤八萬戶｜Thang-po-che-pa｜不明

#### 藏（後藏）

名稱｜別名｜今地｜家族｜備註

沙魯田地里管民萬戶｜Zhwa-lu｜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不明

出蜜萬戶｜Chu-mig｜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不明

拉堆絳萬戶｜La-stod Byang｜不明

拉堆洛萬戶｜La-stod Lho｜不明

羊卓萬戶｜Yar 'brog｜位置不明｜不明

納里速萬戶｜mNga' ris｜西藏自助區阿里地區｜不明

#### 脫思麻

名稱｜別名｜今地｜備註

脫思麻路軍民萬戶｜mDo-smad

#### 康

名稱｜別名｜今地｜備註

亦思馬兒甘萬戶｜sMar-khams

### 中亞

自成吉思汗統治時期起，中亞地區便被分配給諸王、功臣，但除了一部分外，幾乎沒有留下相關記錄。

### 波斯

蒙哥統治時期，雖然對波斯進行了人口調查並編組了萬戶，但這是否被分配給諸王和功臣則不得而知。

#### 高加索

在伊兒汗國末期編纂的《心之喜》中，高加索地區的萬戶，僅提及「大亞美尼亞的阿赫拉特萬戶」之名。但就整個高加索地區而言，僅設一個萬戶顯得太少。另一方面，後世編纂的《先祖闊爾庫特書》中有「九萬戶的格魯吉斯坦」的記載，表明高加索方面似乎存在九個萬戶，但其具體構成不詳。不過，《喬治亞編年史》中列舉了蒙古帝國統治下的六位有勢力的喬治亞諸侯，並記載「（蒙古的）那顏們對他們進行了劃分，並稱之為萬人隊長或tmnis mtawari」，由此至少可以確認存在由六位萬人隊長治理的萬戶。

名稱｜別名｜今地｜家族｜備註

阿赫拉特萬戶｜大亞美尼亞｜除阿赫拉特外，亞美尼亞境內的其他萬戶無記載。

卡赫季萬戶｜埃加爾斯蘭家領地｜卡赫季大區｜不明｜「埃加爾斯蘭·巴庫爾齊赫利」的領地。

阿瓦格領亞美尼亞萬戶｜尚舍家領地｜不明｜「曼達圖爾特之長尚舍」的領地。

索姆赫季萬戶｜瓦拉姆家領地｜姆茨赫塔-姆蒂亞內蒂大區｜不明｜「瓦拉姆·卡格利」的領地。

卡爾特利萬戶｜格里戈爾家領地｜內卡爾特利大區｜不明｜「格里戈爾·蘇雷梅利」的領地。

薩姆茨赫萬戶｜卡姆雷凱利家領地｜薩姆茨赫-賈瓦赫蒂大區｜不明｜「托爾的加姆雷凱利」的領地。

拉恰萬戶｜沃特內家族領地｜拉恰-列其呼米和下斯瓦內蒂大區｜不明｜「既是達迪亞尼又是拉恰君主之沃特內」的領地。

#### 亞塞拜然

名稱｜別名｜今地｜家族｜備註

帖必力思二萬戶｜伊朗東亞塞拜然省｜不明

阿耳迭必勒萬戶｜伊朗阿爾達比勒省｜不明

比什金萬戶｜不明

霍伊萬戶｜不明

薩拉布萬戶｜不明

蔑剌哈萬戶｜伊朗東亞塞拜然省｜不明

馬蘭德萬戶｜不明

納希切萬萬戶｜亞塞拜然納希切萬自治共和國｜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