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印度穆斯林的暴力行為

印度次大陸自1947年施行印巴分治後，曾多次發生針對印度穆斯林的暴力行為（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in India，即針對穆斯林的宗教暴力事件）。這類事件通常表現為受"印度教性"（Hindutva）煽動的暴民對當地穆斯林發動的暴力襲擊，形成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社群之間間斷出現的社群暴力模式。在1954年到1982年之間，共發生近7,000起，因而致死的人數約略超過10,000人。

針對印度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成因各異。根源被認為是於印度歷史中對中世紀時期穆斯林征服印度次大陸的憤恨、後來英國殖民政府實施的挑撥政策，以及將印度次大陸分治為穆斯林佔多數的巴基斯坦與穆斯林佔少數的印度兩個國家。許多學者主張，反穆斯林暴力具有政治動機，是與"印度教性"意識形態相關的主流政黨（如印度人民黨（BJP））選舉策略中的成分。另有學者則認為這種暴力並非普遍現象，而是因當地的社會政治條件，僅侷限於特定的城鎮地區。

## 歷史背景

反穆斯林暴力的根源可追溯到印度史上的數個事件，例如對中世紀時期穆斯林征服印度的憤恨、英國殖民政府採取的挑撥政策（特別是在鎮壓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之後，在那次起義中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曾合作以反抗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統治）以及將印度次大陸分治為穆斯林佔多數的巴基斯坦，與穆斯林佔少數、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印度。

反穆斯林暴力興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印度教性"這一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擴散。國民志願服務團（RSS）是一個印度極右翼準軍事組織，也是該國主要的"印度教性"實體。被稱為RSS的組合由一群推崇"印度教性"的組織構成，包括政黨、宗教組織及學生聯盟等。其倡導的意識形態在RSS第二任領導M.S.高瓦克引用納粹德國的著作中顯著呈現，高瓦克評論道："種族自豪感在這裡得到最高的體現。德國也展示要將根源上存在差異的種族與文化同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是近乎不可能的事。這對於我們在印度斯坦的人來說，是一個值得學習並從中獲益的良好教訓。"。在1990年代，印度人民黨（BJP）領袖L.K.阿德瓦尼發起一場名為羅摩戰車巡遊的全國政治宗教集會，最終導致"印度教性"暴民摧毀巴布里清真寺，他們所採的理由是聲稱該清真寺所在地是印度教神祇羅摩的出生地（羅摩誕辰地）。"印度教性"此後在印度政治中日益取向主流，並伴隨著反穆斯林暴力活動的上升。學者們主張反穆斯林的言論、政治與政策已被證明有利於"印度教性"政黨與領導人（尤其是印度人民黨）的選情，由此可證明此種作為具有政治動機。

### 表現形式

在印度，針對穆斯林的暴力通常表現為印度教徒的集體暴民襲擊。這類襲擊在該國被稱為"社群暴力"，並被視為多數派印度教徒與少數派穆斯林社群之間零星社群暴力模式中的一環。這也被認為是20世紀與21世紀全球伊斯蘭恐懼症興起趨勢中的一種表達。前述社群暴力事件大多數發生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各邦，在南部的宗派情緒則較不明顯。印度境內發生過幾次針對穆斯林的大規模屠殺事件，例如1948年海德拉巴大屠殺、1969年古吉拉特暴動、1983年內利大屠殺、1984年皮文迪暴動、1985年古吉拉特暴動、1989年巴加爾布爾暴力事件、1992–93年孟買暴動、2002年古吉拉特暴力事件，以及2013年穆扎法爾納加暴動等。

這些暴力模式自印巴分治以來便已確立，已有數十項研究，記錄下針對少數族群實施集體暴力的案例。總體而言，印度自1950年開始已有超過10,000人在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宗派暴力中喪生。根據官方數據，在1954年至1982年間，共發生6,933起社群暴力事件。在1968年至1980年間所發生的3,949起大規模暴力事件中，有1,598名穆斯林和530名印度教徒喪生。整個北印度的暴力事件數目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開始持續上升。

印度記者兼作家普拉文·斯瓦米認為這些暴力行為"給印度獨立後的歷史留下傷疤"。他還認為就喀什米爾衝突而言，這些事件阻礙印度在查謨和喀什米爾地區）所致力推動的目標（道德與世俗主義的合法性/民心爭取/國際外交立場/族群融合與反恐）。

一名為IndiaSpend，設於孟買的非營利數據新聞機構於2017年報導稱，從2010年到2017年，印度護牛私刑暴力事件事件的受害者中有84%是穆斯林，且這些報導的襲擊事件中幾乎有97%是在2014年5月Narendra Modi領導的印度人民黨政府首次執政後出現。

## 成因與影響

學者們將針對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描述為具有政治動機，且是一種有組織的行為，許多人將其形容為"大屠殺"（pogroms），或是一種帶有"組織性政治集體屠殺"性質的國家恐怖主義，而非僅是"暴動" 而已。另一些人則主張，反穆斯林暴力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普遍，而是由於當地的社會政治條件，僅發生於特定的城市地區。在許多印度城市中，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和平共處，幾乎未曾發生過社群暴力事件。

### 政黨於其中的角色

許多社會科學家主張針對穆斯林的暴力行為受到體制性的支持，特別是與RSS相關聯的政黨與組織。學者們特別指責印度人民黨（BJP）和希瓦吉之軍串通，並參與這些暴力事件，也利用針對穆斯林的暴力作為更大規模選舉策略中的一種手段。例如研究社會衝突與集體暴力的學者拉希爾·達蒂瓦拉（Raheel Dhattiwala）與麥可·比格斯（Michael Biggs）的研究即指出，在BJP面臨激烈選戰競爭的地區（與其在勢力穩固的地區比較），穆斯林被殺害的比例明顯更高。從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開始，北印度的反穆斯林暴力事件數目開始上升，與此同時，BJP在地方與邦選舉中取得成功的次數也日益增加。美國社會人類學家史丹利·傑雅拉賈·坦比亞在其研究報告中總結認為，1989年巴加爾布爾暴力事件、1987年哈希姆普拉大屠殺以及1980年莫拉達巴德暴力事件均為組織性屠殺。根據印度學者拉姆·普尼亞尼的說法，希瓦吉之軍因1990年代的暴力活動而在馬哈拉什特拉邦的選舉中獲勝，同樣地，BJP在2002年的暴力事件後也在古吉拉特邦的選舉中勝出。然而於美國任教的現代印度歷史學者嚴·普拉卡什提醒道，BJP在古吉拉特邦的行動並不等同於整個印度，"印度教性"運動是否能在全國成功部署此策略仍有待觀察。近年來，印度境內針對穆斯林的暴力行為大幅升溫。背後的主要推動力在於"印度教性"意識形態抬頭。這種理念主張將印度定義為一個印度教國家，進而使其他宗教信仰的公民在社會與法律地位上淪為二等公民。

### 經濟與文化因素

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利用歷史上穆斯林對印度的征服作為暴力的藉口。他們認為印度的穆斯林自印巴分治以來已與巴基斯坦結盟，且可能已被激進化，因此印度教徒必須採取防禦措施，避免過去的錯誤重演，並重申他們的自豪感。此外，穆斯林人口較高的生育率一直是印度教右翼言論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他們宣稱穆斯林人口的高出生率其實是有預謀的計劃，企圖藉此讓印度教徒在自己的國土上淪為少數族群。

這些暴力事件之所以出現的另一原因是印度低種姓社群的向上流動。反穆斯林暴力已成為階級與種姓緊張關係的替代品。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不願處理來自底層階級的主張，轉而將穆斯林和基督徒視為因宗教信仰而非"完全的印度人",並將那些對其發動襲擊的人塑造成"保衛多數派"、對抗所謂"反國家分子"的"英雄"。穆斯林被視為可疑分子，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度也經常受到質疑。

根據一位印度穆斯林學者奧馬爾·哈利迪的說法：

反穆斯林暴力是經過設計的方案，目的是使穆斯林在經濟和社會上陷入癱瘓，讓他們落後，然後將他們同化到印度教社會的較低階層。

文化民族主義也被指為希瓦吉之軍等政黨採行暴力行為的原因之一。該政黨最初聲稱是為馬哈拉什特拉邦人民發聲，但很快便轉向煽動針對穆斯林的暴力。希瓦吉之軍串通以參與1984年皮文迪鎮的暴力事件，以及1992年和1993年在孟買發生的暴力衝突。該政黨還曾於1971年和1986年煽動進一步的暴力行動。根據研究南亞政治與思想史的學者蘇迪普塔·卡維拉吉的說法，世界印度教大會 (VHP) 至今仍投入於那些始於中世紀時期的宗教衝突之中。

反穆斯林暴力為居住在印度境外的印度教徒帶來安全風險。自1950年代起，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曾發生多次針對印度境內反穆斯林暴力的報復性襲擊。在1992年孟買暴力事件後，於英國、泰國以及杜拜等城市的印度教寺廟均遭到攻擊。

這種反覆出現的暴力事件在穆斯林與印度教社群之間造成巨大的鴻溝。

印度伊斯蘭大會曾公開表示反對這些宗派衝突，該組織認為這種暴力不僅影響穆斯林，也影響整個印度。他們進一步認為暴力行為已損害印度的發展前景。在古吉拉特邦發生的1992年和1993年的社群暴力事件中，當地政府採用《恐怖與顛覆活動（預防）法》（TADA）來應對，但根據此法被捕的人絕大多數是穆斯林。相反地，當孟買發生針對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時，當地政府卻未運用此法進行查處。

### 人口特徵與社會心理

BJP政客以及其他政黨的成員主張人口結構在印度選舉中扮演有關鍵性的角色。BJP認為一個選區內的穆斯林人數越多，中間派政黨就越有可能默許少數群體的要求，進而降低穆斯林與印度教鄰居"建立（溝通）橋梁"的機會。根據這種論點，"對穆斯林的綏靖政策"（指為獲取穆斯林的"集體選票"，而不惜犧牲印度教徒的利益或破壞法律的公平性）才是社群暴力的根本原因。美國政治學家夫婦蘇珊·魯道夫與勞埃德·魯道夫主張經濟差距是印度教徒對穆斯林表現出侵略性的原因之一。隨著印度經濟因全球化與海外公司投資而發展，印度教人口的期望在現實中並未得到滿足。隨後，"印度教性"的擁護者便煽動並強化這種觀念：即穆斯林才是印度教徒種種困境的根源。

在喀什米爾和巴基斯坦的反印度教與反印度武裝組織的行動，加強印度的反穆斯林情緒，進而鞏固"印度教性"運動。"印度教性"的論述將穆斯林描繪成叛徒與國家敵人，他們對於印度的愛國心經常受到質疑。美國政治學家蘇米特·甘古利主張，恐怖主義的興起不能僅歸因於社會經濟因素，還應歸因於"印度教性"組織所犯下的暴力行為。

## 重大事件

### 1964年加爾各答暴動

西孟加拉邦的加爾各答於1964年發生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暴動。這場暴力事件導致超過100人死亡，438人受傷，並有超過7,000人被捕。約70,000名穆斯林被迫逃離家園，另有55,000人由印度軍隊提供保護。加爾各答的穆斯林社區在此事件之後變得比以往更加"貧民窟化"。暴力活動也蔓延到西孟加拉邦的農村地區。

### 1983年內利大屠殺

在阿薩姆邦納貢縣內利警察局轄下的多個村莊中，約有1,600至2,000名被稱為米亞人的東孟加拉裔穆斯林，於1983年2月18日被鄰近的部落及低種姓印度教村民殺害。事件始於清晨，當時成群的村民焚毀受害者的房屋。勢單力薄的受害者在無處躲藏的情況下，奔向中央後備警察部隊（CRPF）的營地，而行兇者在後追趕，並將落後的人砍死。死者當中約有70%是婦女，20%是老人，10%是男性。Kimura

這場大屠殺在"阿薩姆運動"的背景下發生，運動要求將外國人的姓名由選民名冊中刪除。當時由印度國民大會黨領導的印度政府決定不修改選民名冊，繼續舉行1983年的議會選舉，運動領袖則在當地民眾的廣泛支持下決定抵制選舉。米亞人決定支持執政的國大黨，寄望藉此瓦解這場針對他們的運動。抵制運動引發廣泛的暴力行為，不同族群、宗教和語言群體相互衝突。內利的穆斯林社群預感會遭到襲擊，在事件發生前曾多次向警方通報這種可能性。雖然警官以走訪穆斯林村莊的方式以確保他們安全，但並未指派任何警力進行實際保護。

印度政府在事件過後與運動領袖雙方就大屠殺的責任問題互相指責。政府成立特瓦里委員會（Tewary Commission）以調查此事件。調查報告早已完成，但至今仍未向大眾公開。阿薩姆運動的領袖抵制特瓦里委員會，轉而支持一個由退休高等法院首席法官T. U. 梅塔（T. U. Mehta）領導的非官方司法調查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都被視為帶有偏見，分別向政府或運動領袖的觀點靠攏，目前並不存在第三方的獨立報告。慘案發生後，相關單位受理數百宗訴訟，警方也隨之提交數百份刑事起訴書。然而當運動領袖於兩年後的1985年在阿薩姆邦掌權後，所有涉及1983年選舉的案件皆被結案，此後沒任何人因這場事件受到懲罰。倖存者與加害者皆重返家園，雖然表面上維持著鄰里關係，但彼此心中仍存有芥蒂，並非真正和解。

### 1969年至1985年間的暴動

在1969年古吉拉特暴動期間，據估計有630人喪生。1970年的皮文迪暴動-於5月7日至8日間在馬哈拉什特拉邦的皮文迪、賈爾岡及馬哈德等城鎮中發生。當時有大規模針對穆斯林財產的縱火與破壞行為。而在1980年，在莫拉達巴德出現的暴動中，估計有2,500人因宗教暴力而喪生。當地警方被指控直接參與這些暴力事件的策劃。

### 1987年哈希姆普拉大屠殺

北方邦的密魯特於1987年發生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社群暴動。在暴動期間據稱有19名北方邦武裝警察部隊（PAC）的人員在該市的哈希姆普拉地區圍捕42名穆斯林青年，並用卡車將他們運往加濟阿巴德縣穆拉德納加爾附近的郊區，隨後在那裡將他們槍殺，並將屍體拋入水渠中。屍體在幾天後被發現。19名被告中有16人於2000年5月自首，隨後獲准保釋，另外3人當時已經去世。印度最高法院於2002年將該案的審理從加濟阿巴德縣移交至德里的提斯哈札里（Tis Hazari）法庭。此案面臨頻繁的延誤，成為德里積壓最久的懸案。所有16名被告於2015年3月21日因證據不足而被宣判無罪。據報導，法院強調倖存者無法辨認出任何一名被告的PAC人員。然而德里高等法院在2018年10月31日推翻先前的判決，裁定16名PAC人員罪名成立，判處無期徒刑。

### 1989年巴加爾布爾暴力事件

於1989年，在比哈爾邦的巴加爾布爾估計有1,000人在暴力襲擊中喪生。這被認為是因阿約提亞爭議事件引發的宗教緊張局勢，以及世界印度教大會（VHP）舉行的遊行所致。VHP舉行遊行的目的在進行"實力展示"，並對少數群體發揮警告作用。暴力事件從1989年10月24日開始，持續兩個多月。暴力波及巴加爾布爾縣市區及其周邊的250個村莊。超過1,000人被殺害，另有50,000人因暴力而流離失所。此暴力事件被認為是印度獨立後最嚴重的印度教徒與穆斯林衝突事件。

### 1992–93年孟買暴動

極右翼印度教暴民摧毀巴布里清真寺的行為，是導致1992–93年孟買暴動的直接原因。根據《印度教徒報》旗下的《前線雜誌》刊載的一篇題為"血腥之冬"（Gory Winter）的文章指出，"官方統計共有900人在暴民騷亂和警方開火中喪生，2,036人受傷，數千人在國內流離失所"。BBC記者托拉爾·瓦里亞（Toral Varia）稱這場暴動為"一場預謀的大屠殺"，並表示該計畫自1990年以來就在醞釀中，毀掉清真寺只是"最後的挑釁"。

多位學者同樣認為這些暴動為預謀，且印度教暴徒獲准從非公開管道取得關於穆斯林住宅與商店位置的資訊。據廣泛報導，這場暴力活動是由巴爾·塔克里領導的"印度教性"政黨-希瓦吉之軍所策劃。一名特勤部門（Special Branch）的高級成員 V. 德希穆克（V. Deshmukh）向負責調查暴動的委員會提供證詞。他表示情報與預防工作之所以失敗，是源於當初有對於阿約提亞清真寺予以保護的政治保證，而導致警方雖然深知希瓦吉之軍具備發動暴力的能力，且該黨長期以來便有煽動仇視少數族群的紀錄，卻仍未能有效防範。

### 2002年古吉拉特暴力事件

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社群從印巴分治以來一直受到，本身也參與暴力衝突。2002年發生一場被定性為"法西斯式國家恐怖暴力" 的事件 ,期間印度教極端分子針對穆斯林少數族群發動殘酷的襲擊。

事件的起因是戈德拉火車縱火案，據稱此事件是由穆斯林所為。在隨後的反穆斯林暴力期間，有年幼女孩遭到性侵、焚燒或砍殺致死。這些暴力行為受到執政的BJP所默許，該黨拒絕介入，導致超過20萬人流離失所。死亡人數從官方估計的254名印度教徒與790名穆斯林，到超過2,000名穆斯林不等。當時該邦的首席部長納倫德拉·莫迪也被指控發起並默許暴力行為，參與其中的警察與政府官員同樣受到指責，因為他們給予暴徒指導，並向其提供穆斯林擁有的財產清單。

印度知名舞蹈者及政治人物馬利卡·莎拉巴伊曾投訴政府串通參與暴力，隨後遭到BJP的騷擾、恐嚇，並被誣告犯有販賣人口罪。三名警官在成功鎮壓其轄區內的動亂後，被BJP給予懲罰性調職，以防止他們進一步干預或阻止暴力行為。根據於美國任教的印度政治、民族主義以及集體暴力的政治學學者保羅·R·布拉斯（Paul Richard Brass）的說法，現有證據推斷出的唯一結論-指向一場精心設計的大屠殺，這場屠殺以"極其殘忍，且經過高度協調的方式進行"。

《特赫爾卡，意為轟動》雜誌於2007年發布名為"真相：古吉拉特2002"的報導，指控邦政府參與暴力活動，並聲稱所謂的自發性復仇行為實際上是"政府批准的大屠殺"。根據人權觀察的說法，2002年古吉拉特的暴力事件是預先策劃，且警察與邦政府參與暴力。由最高法院任命的特別調查小組（SIT）於2012年判定莫迪並無串通暴力之罪名。據報導，穆斯林社群對此反應是"憤怒與難以置信"，而印度公民權利活動家、記者與教育工作者提斯塔·塞塔爾瓦德（Teesta Setalvad）表示法律抗爭尚未結束，因為他們擁有上訴權。人權觀察也報導印度教徒、達利特人及部落民族在暴力事件期間中展現出的非凡英雄式行為，他們曾試圖保護穆斯林免受暴力侵害。

### 2013年穆扎法爾納加暴動

於2013年8月至9月期間，北方邦的穆扎法爾訥格爾縣發生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這些暴動導致至少62人死亡，其中包括42名穆斯林與20名印度教徒。暴動進一步造成超過200人受傷，並導致50,000多人流離失所。

### 2020年德里暴動

2020年德里暴動導致36名穆斯林與15名印度教徒死亡，超過200人受傷。這場暴動是由針對一項公民權法的抗議活動所引發，許多批評者認為這項法案具有反穆斯林傾向，且是總理納倫德拉·莫迪 "印度教性"政治藍圖中的關鍵一環。

根據史丹佛大學教授湯瑪斯·布隆·漢森的說法，現今在全印度境內，"許多針對穆斯林實施的暴力行為，實際上是由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的附屬組織所為"。他指出，警方在在德里暴動發生前對穆斯林社區居民進行的騷擾行為"有非常詳盡記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蘇曼特拉·博斯則認為，自2012年5月納倫德拉·莫迪連任以來，他的政府已"轉向更大規模、但仍屬局部性的國家批准之暴民暴力"。

美國布朗大學當代南亞中心主任阿舒托什·瓦什尼表示，"整體而言，德里暴動……現在看起來越來越像是一場種族清洗，一如2002年的古吉拉特與1984年的德里事件一般"。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高級講師蘇比爾·辛哈（Subir Sinha）指出，德里北部與東北部地區在德里選舉前夕已成為"BJP高層部長與政客發表極具煽動性演說"的焦點。辛哈續稱，那些在德里選舉中失利的"BJP支持者積壓的憤怒"，實際上被發洩在"這些城市相對貧困地區的穆斯林居民身上"。

## 以此為主題的電影

- 《斐札：尋找哥哥》-一部於2000年上映的印地語寶萊塢電影，由赫利希克·羅桑飾演阿曼（Amaan）、卡瑞絲瑪·卡浦爾飾演斐札及賈雅·巴強，飾演尼沙比（Nishatbi）。斐札的弟弟阿曼在1993年孟買暴動期間失蹤。六年後（1999年），斐札開始尋找弟弟的旅程。
- 《帕札尼亞》-片名有帕西人之國的含義。一部由拉胡爾·多拉基亞執導，並於2007年上映的英語電影。該片由一個真實故事啟發-講述一名10歲的帕西人男孩在2002年2月28日古吉拉特暴動期間，於古爾巴格協會大屠殺後失蹤的經歷。由於該電影直接重現當年慘案的敏感畫面，電影院線因擔心遭到暴力報復或引發族群衝突，集體決定不予放映，而引發廣泛爭議。
- 《最終解決方案》-由拉凱什·沙瑪執導並於2002年上映的紀錄片，內容紀錄的是2002年的古吉拉特暴動。印度中央電影認證委員會（CBFC）曾試圖禁止該片上映，但在2004年經由時任主席亞努潘·卡爾批核，讓這部影片的未剪輯版本得以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