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越南移民新娘

幾十年來，越南女性跨國嫁入中國的現象屢見不鮮（其中多屬非法入境），且主要集中在中越邊境地區。受地緣政治局勢影響，此類跨境通婚的人數雖有起伏，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整體呈上升趨勢。對此 cross-border 現象，中越兩國官方的態度一直較為微妙。由於這類群體很難依法辦理結婚登記，導致大量婚姻無法取得官方認證。對此，中國政府的政策鬆緊不一：有時選擇默許，並允許事後補辦合法手續；有時則管理收緊，不予落戶審批。

這類婚姻中，有相當一部分源於人口販賣。婦女和女童常被誘騙，隨後遭到綁架並被賣給中國未婚男子。然而，中國農村的村民對此普遍表現得無動於衷，理由是購買被拐女性的男子自身面臨著社會、身體或經濟層面的雙重困境。由於中越邊境極易悄悄跨越，無論是否存在販賣行為，官方都很難徹底阻斷越南新娘的流入。不過，中越男女之間也存在因雙方各取所需、自願結成合法婚姻的情況，甚至還出現了專門促成此類婚戀的專門網站。

中越邊境地區由於往來便利，非法越境和事實上的跨境通婚自古便已有之。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這得益於中越兩國的友好關係，中國政府對這類跨國婚姻持認可態度，並允許越南籍妻子登記落戶。以1953年對龍州縣20個邊境村莊的調查為例，當時登記在冊的越南籍妻子達105人，在部分村莊的婚姻總數中占比高達36%至45%。然而，到了70年代末，隨著中越關係惡化並爆發邊境軍事衝突，兩國的跨境通婚數量隨即急劇下降。即便如此，兩國的跨境通婚也並未完全中斷。1986年的一項局部邊境調查顯示，在1979至1985年期間，仍有122名越南女性入境中國安家結婚。此外，2012至2014年間一項針對中國廣西與越南諒山省交界村莊的調查也表明，在20世紀70年代嫁入當地的5名婦女中，僅有1人是中國本地人，其餘4人均來自越南。

隨著中越邊境衝突的結束，以及1991年中越關係正常化，跨國婚姻開始流行起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京西縣和龍州縣發生了數百起未登記的跨國婚姻到2004年，大新、東興、龍州、寧明、萍鄉五個邊境市縣的跨國婚姻數量已超過5000對。直到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國政府才真正注意到此類事實婚姻的普遍性。當時，官方採取了相對包容的態度：只要繳納了超生罰款，相關子女乃至其配偶，都可以通過戶籍系統落戶，並在戶口本上被直接確認為「中國公民」。此時，這些不合規的跨國婚姻並未被視作影響社會治安或邊境穩定的隱患。

到了2000年代中期，政府對這類跨國通婚的容忍度開始收緊。部分越南婦女反映，自己的戶籍在2007年時因國籍問題被依法註銷。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無證配偶已不再被納入登記範圍。至2013年更有報導指出，民政部門對這類婚姻不予承認，亦不計入官方統計。作為替代，地方上轉而採用一種特殊的縣級內部摸底普查，但由於其數據被列為國家機密，至今仍不對外公開。

在中國邊境地區，跨國婚姻（不僅限於與越南移民之間的婚姻，也包括與寮國、緬甸等國移民的婚姻）長期以來一直較為普遍。自2010年起，這類婚姻也逐漸在中國內陸省份流行開來，涉及安徽、河南、湖北和江西等地。然而，這些外籍配偶在辦理永久居留方面面臨諸多困難。截至2018年，湖北省尚無任何一名越南籍妻子獲得中國永久居留資格。

## 人口販運

許多越南籍新娘移民都是人口販運的受害者。1979年中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後，在部分農村地區，女孩被視為稀缺資源。在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下，選擇性墮胎和殺害女嬰此類現象較為普遍，借而導致了男女比例失衡的問題。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到2020年，中國適婚男性預計將比女性多出3000萬至4000萬 對於經濟條件較差地區的部分男性而言，購買被拐賣的女性作為妻子，往往被認為比支付高額彩禮成本更低。一些越南男孩受僱負責引誘或綁架年輕女性，隨後將其出售給中國男性。2017年，老街省社會弊端預防局局長阮祥龍（Nguyễn Tường Long）表示，當這些男孩被問及為何參與此類綁架活動時，他們給出的回答一般是：「想買一部新的 iPhone。」

元曉（Yuanxiao）是一名華裔人士，其母親曾是被拐賣到中國的越南新娘。元曉回憶稱，母親當年被騙至廣東西部的一處農場。按照他的說法，這些農場原本是為安置1978年逃離越南的華僑而設立的。由於當地有大量同時使用漢語和越南語的居民，這些地區後來也成為人口販運活動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元曉的父親當時29歲，母親僅17歲。1992年，兩人在沒有正式手續和隆重儀式的情況下結婚。

2012年至2016年間，研究人員在靖西、龍州、那坡、憑祥和天等等地開展調查後發現，當地農村居民普遍將婚姻視為一種生理和文化上的必需，僅有極少數受訪者將「雙方感情」列為結婚的主要原因。

一位來自龍州縣的村民表示：「結婚不僅是男人個人的事情，也是整個家庭的事情。全家人都指望他把家族延續下去。」研究人員認為，這種觀念反映出中國農村婚姻觀仍深受傳統父系、父系家族制度的影響。

受訪村民還普遍認為，婚姻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通過結婚生育，男性能夠獲得新的勞動力來源；在年老後，也可以依靠妻子和子女提供照顧與經濟支持。在中國，贍養父母既是一種文化規範，也受到法律約束。因此，許多村民擔憂未婚男性未來將在經濟和生活保障方面處於不利地位。

在這種背景下，受訪者大多並未將購買被拐賣越南婦女的男性簡單視為「惡人」，而更多地認為他們是經濟條件較差或社會處境不利的人群。多名受訪者——其中也包括部分被拐賣的越南妻子——提到，這些購買者往往家境貧困，或存在身體殘疾，個別甚至患有神經系統方面的疾病。

20世紀20年代初，由於新冠疫情暴發以及中國為防控疫情而加強邊境管制，經中越邊境販運婦女的活動一度幾近停滯。然而，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到2023年年中，相關人口販運活動已開始出現回升跡象。

2023年5月，一輛核載7人的SUV在靖西附近墜入懸崖，車上14人中有11人死亡。越南媒體報導稱，遇難者均為越南公民，當地政府隨後表示將此事件作為疑似人口走私案件展開調查。

同年2月，越南公安部通報稱，南部薄寮省警方搗毀了一個人口販運團伙。該團伙以介紹婚姻為名，將多名16歲以下少女販賣至中國。

## 法律地位

中國政府一直試圖終結跨境婚姻現象，但相關努力始終未能取得明顯成效。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曾試圖將未經許可入境的越南女性遣返回越南，但由於執行難度較大，效果有限。中越邊境分布著大量小路、溪流和河道，人們往往能夠在不易被察覺的情況下越境，因此要實現全面管控需要付出高昂成本。

即使持有合法入境許可，不少越南女性仍會選擇通過非正規途逕往返邊境地區購物、經商或探親，因為相比經由官方口岸通行，這種方式通常更快捷方便。

1983年，中國開始規定，凡與中國公民締結跨國婚姻的越南公民，必須持有越南政府簽發的境外居留許可，並提供由越南政府簽發且經中國政府認可的婚姻證明文件。然而，由於相關證件和審批手續獲取不易，這項規定實際上使許多跨國婚姻長期處於未登記、缺乏正式記錄的狀態。

1995年，中國放寬了相關限制，允許越南移民憑地方政府出具並認證的證明文件辦理婚姻登記。然而，由於大多數移民並非通過合法途徑進入中國，因而無法取得所需證件。

與此同時，越南政府對本國公民與中國公民通婚持消極態度。2000年，越南國會宣布此類婚姻無效。中國與越南兩國相關法規的存在，使許多跨國婚姻難以獲得正式承認，也在事實上阻礙了其合法化進程。

辦理合法婚姻登記所需文件的過程中，另一項障礙是婚前健康證明的獲取成本較高，辦理手續也較為繁瑣。截至2022年，已完成合法登記的越南籍妻子仍需每年接受額外的體檢和愛滋病病毒（HIV）檢測，相關費用通常需數百元人民幣。中國政府推行這一措施，部分原因在於外籍妻子群體，尤其是邊境地區外籍妻子群體中的愛滋病感染率相對較高。

一項發表於2010年的研究顯示，在廣西的2,500名越南籍妻子中，共有8人被檢測出感染愛滋病病毒。

## 瀏覽量

據社會人類學家卡羅琳·格里洛（Caroline Grillot）觀察，一些中國男性認為，相較於部分中國女性，越南女性要求較少，更重視家庭和婚姻。格里洛指出，白皙的膚色、較大的眼睛以及纖細的身材等特徵，也常被視為越南女性的吸引力所在。

與此同時，不少越南女性也更傾向於選擇中國男性作為伴侶，原因在於她們普遍認為中國男性更加勤奮，並且更重視家庭責任。一些婚戀網站為中國男性與越南女性建立聯繫提供了渠道，例如 ZhongYueLove.com這類服務通常收費約4,000美元，費用涵蓋相親安排、體檢以及婚紗攝影等項目，其中部分相親費用不予退還

2009年，一項針對中越邊境地區30個村莊中中越婚姻家庭的調查顯示，38.6%的婚姻由親屬促成，27.2%基於雙方感情發展而來，19.5%經由已嫁到中國的越南女性介紹，8.5%通過婚介機構牽線，另有6.2%屬於「搶婚」。

這項研究由暨南大學學者梁茂春和陳文主持。研究人員注意到，在受訪者中，有17名女性表示自己曾經歷過搶婚，但她們並未刻意迴避這一敏感話題。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相關經歷帶來的心理創傷已隨著時間推移有所減弱；同時，這些事件在當地早已是眾所周知的現象，受訪者也沒有隱瞞相關情況的必要。在不少村民看來，這類婚姻並不被視為需要舉報的嚴重犯罪行為。

調查還發現，約10%的中國丈夫表示，他們的越南籍妻子在婚後數月甚至更長時間後離家出走，自此失去聯繫。對於這種情況，當地不少居民稱之為「婚姻詐騙」，認為部分女性通過結婚獲取男方財物後，再按計劃離開並消失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