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BDSM的女權主義觀點

女權主義對BDSM的觀點有著較大的差異，從接受到反對都有。BDSM是指束縛與調教、支配與服從以及施虐與受虐的統稱。在女權主義中存在兩種對立的理論框架：一些女權主義者，例如蓋爾·魯賓（Gayle Rubin）和派屈克·卡利菲亞（Patrick Califia），認為BDSM是女性性表達的一種正當形式；而另一些女權主義者，例如安德烈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和蘇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則認為BDSM是一種針對女性的仇恨性暴力表現。此外，一些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實踐BDSM，並將其視為自身的性身份的一部分。

女權主義者與BDSM實踐者之間的歷史關係一直存在爭議。這兩種最極端的立場分別認為：女權主義與BDSM是互相排斥的；以及BDSM實踐是性自由的基本表達。這一爭議很大程度上源自女權主義「性戰爭」（針對性議題的激烈辯論），以及反色情女權主義者與性自由女性主義者之間的長期衝突。

## 歷史

### 70年代

在1970年代，女權主義運動出現了許多不同的分支。正如安德魯·麥克布萊德（Andrew McBride）所寫：「在1970年代，女權主義運動中的許多話語都被女同性戀女權主義的討論所主導。然而到了七十年代的末期，女權主義內部的討論開始轉向一個新的主題：性。這包括各種類型的性，而不僅僅是女同性戀間的性。這些討論和辯論包括異性戀、色情、施虐和受虐、陽剛/陰柔角色，以及性工作。」「薰衣草威脅」（The Lavender Menace）及其「認同為女性的女性」（woman-identified woman）的概念，以及「反對色情製品及媒體中的暴力聯盟」（Women Against Violence in Pornography and Media），都強烈認為參與BDSM實踐和女權主義的立場是矛盾的。而位於舊金山的女同性戀BDSM團體Samois則主張女權主義者可以參與BDSM而不構成自相矛盾。

### 80年代

在1980年代，這場「性戰爭」持續發展，並引起了多位學者的關注，他們試圖分析這種分裂為何會發生。阿迪爾（Ardill）和奧沙利文（O'Sullivan）以倫敦女同性戀與同性戀中心（London Lesbian and Gay Center）內部的衝突為例來解釋其歷史。類似的衝突實際上是對1970年代問題的延續。多蘿西·艾利森（Dorothy Allison）在紐約創立的「女同性戀性黑手黨」（Lesbian Sex Mafia）倡導性自由女權主義，主張所有女性都有權以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探索自身性慾。1982年具有爭議的巴納德性會議使這些問題進入女權主義的學術討論領域，該會議通常被認為是正式開啟女權主義「性戰爭」的標誌性事件。

### 90年代

在1990年代，女權主義學者繼續研究並運用不同的女權主義學術框架來探討性與BDSM的問題，試圖在兩個群體之間搭建橋梁。霍普金斯（Hopkins）在1994年對反對施虐/受虐行為的女權主義觀點進行了批判性分析。她逐一回應了女性參與BDSM所面臨的各種批評論點，並從女權主義框架內部進行反駁。最終，她指出，這一問題並不像一些女權主義者所描繪的那樣明確，相關概念需要更細緻的分析。1995年，特蕾莎·霍恩斯比（Teresa Hornsby）也將女權主義框架應用於BDSM議題，並認為兩者並不矛盾。霍恩斯比進一步探討了暴力是否僅僅是一種男性行為。

### 00年代

2000年以來，隨著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接觸到更廣闊的世界，BDSM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大眾文化中。馬尼莎·德卡（Maneesha Deckha）採用了後殖民女權主義的方法，提出應將BDSM視為一種文化實踐，以此消除女權主義者與BDSM實踐者之間的分歧。她得出的結論與90年代一些學者的觀點相似，即要判斷女權主義關於BDSM的看法在更嚴格的審視下是否站得住腳，或許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此外，德卡還研究了BDSM中的「同意」概念及其法律問題，特別探討了女性是否能夠作出有效同意，以及BDSM行為應當在暴力的框架下還是在性的框架下受到法律規制。她提出的一個觀點是：如果立法是在將BDSM視為性行為的背景下進行規制，那麼我們是否只是在進一步賦予父權制對女性的性表達的控制權？

### 當前的女權主義觀點

當前，女權主義對於BDSM實踐的看法仍然充滿爭議，而且彼此存在分歧。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SM是性自由的一種理想的女權主義表達；而另一些女權主義者則認為，BDSM，尤其是SM，會強化父權制，因此這些實踐與女權主義是相互矛盾的。認為BDSM與女權主義相矛盾的女權主義者通常還認為，參與BDSM實踐的女性，特別是在其中扮演順從角色的女性，是在性別歧視的權力結構影響下，才相信自己享受這些行為。這種女權主義觀點認為，那些喜歡在性活動中扮演順從角色的人之所以喜歡這樣做，僅僅是因為她們被灌輸了這樣的觀念：這是社會對她們的期待，而且她們理應從中獲得快樂。這種觀點進一步認為，如果這些人，尤其是女性，能夠在不受性別歧視權力結構影響的情況下探索自己的性慾望，那麼她們對於自己喜歡什麼，很可能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BDSM中的女性順從者也受到一些女權主義團體的批評，這些團體認為這種行為是在壓迫女性。然而，扮演順從角色的女性則認為，那些譴責女性順從的人並不理解，這僅僅是一種性偏好，與針對女性的暴力和父權制支配有著很大的區別。

## 不同社群視角的觀點

### 對女同性戀BDSM的觀點

女同性戀BDSM一直是女權主義關於BDSM觀點分析中的一個棘手問題，尤其是在女同性戀是否在重建父權制結構這一問題上。許多學術評論甚至沒有涉及女同性戀BDSM這一議題。馬尼莎·德卡（Maneesha Deckha）在《痛苦、快樂與同意的女性》（Pain, Pleasure, and Consenting Women: Exploring Feminist Responses to S/M and Its Legal Regulation in Canada through Jelinek's The Piano Teacher）一文中承認，如果將女同性戀BDSM納入討論，她的理論就會變得過於複雜，難以理清。這種對女同性戀的忽視在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權主義中相當普遍，因為女同性戀身份經常被納入更廣泛的女性身份之中。這一觀點由卡爾霍恩（Calhoun）在《性別壁櫥》（The Gender Closet: Lesbian Disappearance under the Sign "Woman"）中進行了闡述。包括德卡在內的一些學者認為，雖然女同性戀確實實踐BDSM，但她們這樣做只是為了重建其他社會領域中的父權制權力結構。無論是通過支配與順從之間的權力交換，還是通過陽剛/陰柔的角色關係，以這種方式互動的女同性戀是在說服自己已經脫離了父權制；然而實際上，她們是在強化父權制，因為她們的性取向仍然被困在父權制結構之中，真正的同意不可能存在。

另一些學者（例如霍恩斯比）則認為，女同性戀完全可以實踐BDSM，而不會重建父權制體系，因為她們已經宣告自己處於這些體系之外。

### BDSM實踐者的觀點

女權主義作家克拉麗絲·索恩（Clarisse Thorn）於2012年出版了《SM女權主義者》（The S&M Feminist）一書，討論了她自己的親身經歷。2008年出版、頗具影響力的女權主義文集《是就是是》（Yes Means Yes）中，也收錄了斯泰西·梅·福爾斯（Stacey May Fowles）關於BDSM與女權主義的一篇文章。

傑西卡·韋克曼（Jessica Wakeman）在她的文章《凡事都有第一次：被打屁股了》（First Time For Everything: Getting Spanked）於2009年發表後，又接受了一次後續採訪，談及自己參與SM活動的經歷。在2010年10月接受採訪時，韋克曼已經撰寫了大約八年有關女權主義議題的文章，包括女權主義與媒體批評、女權主義與政治，以及女權主義與性，並認為自己是一位相當積極的女權主義者。

韋克曼表示，她既能夠享受打屁股遊戲和被支配，同時仍然是一名女權主義者。她認為，打屁股遊戲是一種性癖好，與其他人的各種性癖並無不同，即使它涉及被伴侶擊打。她還指出，需要牢記的是，當一個人參與BDSM活動，例如打屁股遊戲時，如果這是真正的BDSM實踐，那麼雙方事先都已經進行過討論，而且任何一方都可以在任何時候通過安全詞、安全短語或約定動作終止活動。此外，真正的身體或情感虐待關係，與BDSM實踐不同，並不是建立在安全和雙方同意基礎上的。臥室里發生的事情與現實生活中的事情之間存在區別。韋克曼寫道，她能夠在性或調情的情境中享受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她並不希望在日常生活中發生。

與其他支持BDSM的女權主義實踐者一樣，韋克曼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女性喜歡什麼是被社會教導出來的，並且是在占主導地位的性別歧視權力結構影響下被塑造成順從的。在BDSM社群中，人們常常認為，扮演順從角色的人實際上才是真正的支配者，因為他們通過安全詞掌握著整個過程的最終控制權。

### 繩縛實踐者的觀點

在以日本繩師、繩藝以及異性戀情色文本作為主要取向的繩縛文化中，女性絕大多數的時候扮演的是受到支配的角色。但與此同時，參與者的同意、對於受縛者施以合理的苦痛、以及其中存在的愉悅，被用來為繩縛的正當性辯護。

## 主要學者的觀點

一些女權主義者實踐BDSM，並將其視為自身性身份的一部分。

### 派屈克·卡利菲亞

派屈克·卡利菲亞認為，BDSM是女性性表達的一種正當形式。

### 安德烈亞·德沃金

安德烈亞·德沃金曾撰文討論這一議題，並認為BDSM是一種厭女暴力的表現。

### 蘇珊·格里芬

與德沃金一樣，蘇珊·格里芬反對BDSM。

### 蓋爾·魯賓

蓋爾·魯賓是一位美國文化人類學家，以性政治和性別政治活動家及理論家的身份而聞名。她的研究涉及多個領域，包括女權主義、施虐受虐、賣淫、戀童癖、色情製品、女同性戀文學，以及關於性少數亞文化的人類學研究和歷史研究。

魯賓於1984年發表的論文《思考性》（Thinking Sex）被廣泛視為性研究和酷兒理論的基礎性文獻之一。2009年，賓夕法尼亞大學舉辦了一場名為「重新思考性」（Rethinking Sex）的性與性別研究學術會議，以紀念魯賓《思考性》發表二十五周年。魯賓是會議的重要演講者，她發表了題為《橋下之血：對〈思考性〉的反思》（Blood under the Bridge: Reflections on "Thinking Sex"）的演講，現場聽眾接近800人。2011年，《GLQ：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研究期刊》（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出版了一期同樣名為《重新思考性》的專刊，收錄了此次會議產生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魯賓的文章《橋下之血：對〈思考性〉的反思》。

1978年，魯賓與派屈克·卡利菲亞等人共同創立了美國第一個女同性戀BDSM團體「Samois」。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女權主義「性戰爭」中，魯賓成為性積極女權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