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分領域

兩分領域和家庭公共二分法等術語是指現代社會中的一種社會現象，其特徵是：在某種程度上，家庭或私人領域與公共或社會領域之間的經驗證據分離。這種觀點可能是有爭議的，並且通常也被視為支持父權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試圖創造或加強任何此類領域之間的分離，並將女性限制在家庭、私人領域。

不同領域的父權意識形態，主要基於生物學決定的性別角色和、或父權制宗教教義的概念，聲稱女性應該避免公共領域——政治、有償勞動、商業和法律的領域。根據這種意識形態，女性的「適當領域」是家庭生活領域，專注於育兒、打理家務和宗教。

在歐洲和北美，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出現了獨立領域的理想化。然而，作為一種可以觀察到的現象，兩分領域的存在時間更久。

## 歷史

女性應該獨立從事家務的觀念在西方哲學中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在《政治學》一書中，亞里斯多德描述了希臘社會中兩個獨立的領域，即家庭（oikos）和城市（polis）。有些人將他的觀點解釋為將女性限制在私人領域，而男性應該占據城邦的公共領域。每個領域都以不同的方式相互重疊。關於男女「適當」角色的爭論貫穿了整個古代。

兩分領域的現代意識形態是在工業革命之後出現的。在西方世界工業化之前，家庭成員並肩工作，工作場所主要位於家中及其周圍。隨著從家庭生產轉向工廠生產，男性離開家出賣勞動力獲取工資，而女性則留在家裡從事無償家務勞動。不同的領域意識形態反映並推動了這些變化。與此同時，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幫助傳播了自由、平等和政治權利的理念，但實際上女性被剝奪了這些權利，她們被視為屬於不同的社會領域。奧蘭普·德古熱 （Olympe de Gouges）、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和露西·斯通 （Lucy Stone）等女權主義作家要求男女享有政治平等，並對將女性完全局限於家庭領域的「獨立領域」思想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和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等理論家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家庭失去了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因此成為一個私人的、獨立的領域。恩格斯認為，結果，女性被排除在直接參與生產過程之外，從而被降級到從屬的家庭領域。

另一位對現代「獨立領域」思想的主要評論家是法國政治思想家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在1840年出版的《民主在美國》一書中，托克維爾在題為「美國人如何理解性別平等」的一章中寫道：「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這樣，一直在為兩性尋找兩條截然不同的行動路線，並使他們彼此保持同步他指出，尤其是已婚婦女受到許多限制，還指出「婦女的獨立性因為婚姻的束縛而無法挽回地喪失了」，並補充說，「在美國，公眾無情的意見小心翼翼地將婦女限制在家庭利益和責任的狹隘範圍內，並禁止她們越過這一範圍。」托克維爾認為男女兩分的領域是一種積極的發展：

雖然美國女性被限制在家庭生活的狹隘圈子裡，她們的處境在某些方面是極度依賴的，但我從未見過女性占據更高的地位；如果有人問我…我的回答是，那個民族的獨特繁榮和日益增長的力量，主要應該歸功於他們女性的優越性。

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斷言，女性被迫依賴丈夫和孩子作為她們身份的唯一來源，這是一種歷史建構的壓迫性範式，而不是任何「內在」傾向。歷史學家芭芭拉·韋爾特借鑑弗里丹的觀點，提出了一種「對真正女性的崇拜」，這是19世紀中上層階級普遍存在的一種女性氣質理想。「真正的女人」應該是虔誠、純潔、順從的和居家的。特別是居家，被認為是一種值得稱讚的美德，因為家被認為是女人的專屬領域。與托克維爾不同的是，韋爾特和其他20世紀的歷史學家對兩分領域的意識形態持批評態度，認為這是女性受到詆毀的根源。

在《女性、文化與社會》（1974）一書中，米歇爾·羅薩爾多強調，這些獨立的領域可以用二分法來解釋，也就是說，這些以性別為導向的領域被視為完全獨立的，這只會強化性別分離和不平等的意識形態。與分配給女性的活動相比，分配給男性的活動被認為更有價值，對社會貢獻更大。相反，女性所謂的家務和撫養孩子的簡單角色價值被低估了。羅薩爾多認為，兩性之間的「普遍不對稱」是導致這些分離出現的主要原因。這一模式主要關注的是女性在歷史上和不同文化中相對於男性的代際從屬地位，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定義家庭和公共領域。

這個早期的模型受到了該領域研究人員的質疑，他們聲稱這些領域不能用如此簡單的術語來概括。《女性、文化與社會》的聯合編輯蘭菲爾分解了羅薩爾多的模型，並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了這些領域。蘭菲爾沒有假設普遍的不對稱，而是考慮了世界各地的各種社會。即使在一些將婦女置於極端從屬地位的中東文化中，這種模式也不容易應用。這是因為家庭和公共領域在某種程度上幾乎總是重疊的，不管文化上女性是否順從甚至是平等主義。女性進入公共場所是為了履行屬於其家庭責任的義務。男性必須回到私人或家庭空間，最終從公共領域把勞動的戰利品帶回家。從這個意義上說，性別意識形態創造和實施了兩個獨立的領域；但它們並不是二分法的。相反，它們在社會中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活系統，只是在不同文化的強度水平上有所不同。

根據卡里·富蘭克林（Cary Franklin）的說法，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女權運動開始，為了實現真正的兩性平等，有必要制定法律來超越簡單的獨立領域模型，解決「跨領域影響」。1966年，全國婦女組織（NOW）通過改變家庭相關法規，推動婦女在社會和職場的平等。婦女組織強調必須著重從結構上改變家庭領域，以便在教育和工作場所領域創造性別平等。家庭領域起著催化劑的作用，因為：除非它發生改變，否則女性根本無法獲得男性已經擁有的機會。富蘭克林還指出，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人口中的性別不平等是第二次重建時期民權法規的主要貢獻者。

聖母大學（Notre Dame）的人類學家黛博拉·羅特曼（Deborah Rotman）分析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麻薩諸塞州迪爾菲爾德（Deerfield）居民的這種獨立領域概念。在這個社區中，通過「適當的分配」，男女之間有明顯的區分，其中女性被賦予家庭住所或領域，而男性被賦予「具有經濟生產力的農業土地」。如果農業在給定的農業空間中耗盡，男性就會離開女性遷移出去。隨著男性外出工作，女性開始適應經濟環境，並在公共領域獲得更多機會，因為所有男性都在其他地方工作。這些婦女很快在迪爾菲爾德的公共和私人領域擔任各種角色。隨著平等權利成為迪爾菲爾德意識形態框架的一部分，女性發現自己可以像男性一樣在學校董事會中投票，參與市政供水項目和籌款。儘管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傳統觀念認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是完全分開的，但迪爾菲爾德社區挑戰了這些「家庭生活的二分法」，並為男女平等鋪平了道路。

## 影響

### 生物決定論

女性和男性領域的分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物決定論的影響，生物決定論認為女性和男性由於其生物和基因組成而天生地適合不同的社會角色。生物決定論的思想在啟蒙時代和讓-雅克·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中很流行，盧梭認為女性天生與男性不同，應該致力於生育和家庭生活。女性被認為是被動的，依賴於男性，並因為女性的生育能力，不適合家庭領域以外的生活。盧梭在《愛彌兒》（《論教育》）中描述了女性的主要職責，他說：「女性的整個教育應該根據與男性的關係來規劃。取悅男性，對他們有用，贏得他們的愛和尊重，並把他們當作孩子撫養，把他們當成年人照顧，糾正和安慰他們，使他們的生活甜蜜而愉快；這些都是女性在所有年齡段的責任，也是她們從小就應該被教導的。」

在整個進步時代，關於性別固有差異的流行觀念仍然深深植根於大眾意識中。然而，到20世紀初，持不同意見的人類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開始挑戰人類行為的生物學決定，揭示了男女之間的巨大相似之性，並提出許多性別差異是因為社會建構。儘管有這些新的見解和社會經濟的變化，例如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但不同領域的意識形態並沒有消失。

### 其他影響

「女性沒有投票權，但她有自己的領域，有著驚人的責任和重要性。她是上帝指定的家庭守護者。她應該更充分地認識到，她作為妻子、母親和家庭天使的地位，是分配給凡人的最神聖、最負責任、最像女王的；不要再追求更高的東西了，因為沒有比這更高的東西了。」

文化和法律安排加強了將女性限制在私人領域，例如缺乏女性選舉權，法律禁止女性從事醫學和法律等職業，以及不鼓勵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反對女性參政的人對領域分離有著強烈支持，他們依靠固有的性別差異的概念來論證女性不適合參與政治。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的反女權主義男性團體通過倡導回歸嚴格的領域劃分來應對社會變化和性別關係的轉變，以防止女性在公共領域與男性競爭。

同樣，基督教基要主義者支持獨立領域的意識形態，反對女性選舉權以及其他擴大女性在公共領域影響力的嘗試。神學保守主義已被發現對獨立領域意識形態的認可有穩定的影響。福音主義領袖宣揚一種強化性別分裂的女性觀念。托馬斯·吉斯本的《女性職責的探究》（1797）和亨利·維恩的《男性的完全義務》（1763）是兩本流行的福音主義著作，它們描述了男性和女性的正確行為，認為女性的主要責任是照顧她的家庭成員並服從她的丈夫。

## 影響

凱西·羅斯在她的論文《獨立領域還是共享領地》中指出，獨立領域意識形態對女性生活的影響是摸稜兩可的。她認為，雖然「很明顯，女性應該是從屬的，家庭和孩子是她們的領域」，但領域的分離使女性能夠「在家庭生活的共同基礎上，以姐妹情誼、團結一致的方式向其他婦女伸出援手」。

不同領域的意識形態促成了對男女同校的抵制和性別教育機構的出現，例如高等教育中的女子神學院和女子大學以及繼續教育中的女性俱樂部運動。教師作為一種女性職業的興起，也與不用領域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因為女性開始被認為在課堂管理方面具有獨特的技能。在19世紀後期的男女同校大學裡，領域的分離促成了家政學作為女性領域的高級研究領域而出現，而女性院長往往是男女同校機構中唯一的高級女性管理人員。

儘管它為女性的學術和職業發展創造了空間，但領域分離也為將女性排除在未明確標記領域之外而提供了藉口。因此，許多有才華的女科學家被迫擔任家政學教授，而不是她們的主要領域的教授。一些女性教育工作者即使在分離的框架內工作時也抵制這種模式化。從1866年到1950年，女子學校夏默學院的創始人弗朗西絲·伍德·夏默堅持「贊成男女同校」的觀點，她的學校里年輕的男性也應該受到同等的教育。在21世紀，領域分離的遺留問題仍具有持久的影響，使各種學術和專業領域永久地劃分為性別領域。

## 最近的評論

2013年，阿肯色州立大學的傑奎琳·亨克（Jacqueline Henke）進行了一項研究，探索了美國獨立領域模式的歷史。亨克指出，在1820年至1860年間（這一時期曾被稱為獨立領域的開端），三種育兒模式在雙親、母親、父親家庭中很常見：

- 養育子女的義務完全是母親的責任
- 養育子女的責任分為父親的責任和母親的責任
- 父母平等地分擔養育子女的責任

根據亨克的說法，這個時代的許多育兒書籍都建議母親應該對孩子承擔主要責任。然而，一些育兒書籍認為，母親和父親應該分別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或者完全平等地分擔撫養孩子的責任。亨克認為，即使在家庭意識形態的鼎盛時期和獨立領域的萌芽時期，育兒建議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此外，在那個時代，實際上父母育兒責任和家庭生活比育兒書籍的理想更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