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1878年全球饑荒

1876—1878年全球大旱與大饑荒（英語：Great Drought and Global Famine of 1876–1878），是19世紀後期一次跨洲氣候異常和饑荒事件。1875年至1878年間，亞洲、非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亞等地出現大範圍乾旱或降水異常，造成作物歉收、糧價上漲、疾病流行和人口遷移，並引發或加劇多場區域性饑荒。相關災難包括英屬印度的1876年—1878年印度大饑荒、中國晚清時期的丁戊奇荒以及巴西東北部的大旱災（葡萄牙語：Grande Seca）。

氣候研究通常將這場災難與1877年—1878年聖嬰事件聯繫起來。該次聖嬰事件被認為是有儀器觀測和重建資料以來最強或最強之一的聖嬰事件之一，但由於19世紀海洋觀測資料稀疏，其強度排序存在不確定性。除聖嬰事件外，1877年的強正相印度洋偶極子和1878年北大西洋異常偏暖，也被認為參與了全球降水異常的形成。

現代研究估計，1876—1878年全球大旱及其相關饑荒造成超過5,000萬人死亡。不過，死亡並非單純由氣候因素造成；殖民統治、糧食市場化、稅收制度、運輸和救濟能力、地方財政以及社會脆弱性等因素，均在不同地區放大了災害後果。

## 名稱與範圍

「1876—1878年全球大旱與大饑荒」並非當時各地共同使用的正式名稱，而是後世氣候史、環境史和災害史研究對多個地區性旱災和饑荒的綜合稱呼。不同地區對同一時期災害的命名和歷史記憶不同。例如，在印度，該事件通常被稱為「1876—1878年印度大饑荒」或「馬德拉斯饑荒」；在中國，通常稱為「丁戊奇荒」或「華北大饑荒」；在巴西東北部，則稱為「Grande Seca」。

該事件的時間範圍通常界定為1875年至1878年。由於不同地區的災害發展、饑荒持續和社會恢復時間並不一致，部分地區的影響延續至1879年。

## 氣候背景

### 聖嬰事件

1877—1878年發生的強聖嬰事件被認為是此次全球氣候異常的重要驅動因素。聖嬰通常會導致熱帶太平洋中東部海表溫度異常升高，並通過大氣環流遙相關影響全球降水和溫度分布。

由於19世紀後期海洋和氣象觀測網路仍不完善，研究者對1877—1878年聖嬰強度的估計主要依賴海表溫度重建、船舶觀測資料和氣候模式分析。Huang等人的研究認為，標準重建資料顯示1877—1878年聖嬰的Niño-3指數峰值很高，可能強於1982—1983年、1997—1998年和2015—2016年聖嬰；但在考慮資料稀疏造成的不確定性後，其與其他現代強聖嬰事件之間的差異未必具有統計顯著性。

### 印度洋和大西洋異常

除熱帶太平洋異常外，1877年的強正相印度洋偶極子和1878年北大西洋異常偏暖也被認為影響了全球降水格局。Singh等人認為，這些海溫異常可能擴大或加劇了部分地區的乾旱，例如澳大利亞、非洲部分地區和巴西東北部。

### 全球乾旱分布

歷史文獻、雨量計記錄、樹輪資料和海表溫度重建顯示，1870年代後期的乾旱和降水異常橫跨多個大陸。亞洲季風區受到的影響尤其顯著；研究認為，當時亞洲季風區經歷了過去約800年中最強烈和最廣泛的乾旱之一。

## 主要影響地區

### 印度

印度是1876—1878年全球饑荒中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1876年，印度南部和西南部因季風失敗和乾旱出現作物歉收，災情首先集中在馬德拉斯管轄區、孟買管轄區、邁索爾和海得拉巴等地，隨後擴展至中央省、西北省部分地區和旁遮普小範圍地區。死亡人數估計通常為數百萬人至近千萬人。

印度饑荒的成因長期存在歷史爭論。乾旱和季風失敗是直接觸發因素，但殖民政府的自由放任糧食政策、糧食出口、救濟標準、財政節約和市場機制被認為加劇了饑荒影響。饑荒後，英屬印度政府成立1880年饑荒委員會，並逐步發展出印度饑荒法典。

### 中國華北

中國對應的災難為1876年—1879年華北大饑荒，又稱「丁戊奇荒」。受災核心地區包括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和山東。研究表明，華北旱災從1876年春季開始，至1878年春季才逐漸結束，是華北近三百年最嚴重的旱災之一。

該旱災造成大範圍歉收、糧價上漲、人口遷移和大量死亡。Hao等人根據歷史文獻重建降水和社會影響，指出災區五省人口因死亡和遷徙減少超過2,000萬人，糧價上漲至正常年份的5至10倍。其他研究通常估計死亡人數約為950萬至1,300萬。

與印度類似，華北饑荒也不只是自然災害。清朝在19世紀中葉經歷太平天國、捻軍和西北回亂等戰爭後，財政和賑濟體系嚴重受損，常平倉和地方倉儲能力下降，削弱了政府應對大旱的能力。

### 巴西東北部

巴西東北部的大旱災發生於1877年至1879年，是巴西歷史上最嚴重的旱災之一。受災最重的是半乾旱的塞爾唐地區，尤其是塞阿拉等省份。旱災導致作物歉收、牲畜死亡、饑荒、疾病和大規模人口遷徙。死亡人數估計不一，通常認為達數十萬人。

Aceituno等人的研究指出，1877—1878年南美降水異常呈現典型聖嬰格局：南美北部、巴西東北部和中安第斯高原偏旱，而厄瓜多南部、秘魯北部、智利中部和巴拉那河流域部分地區則出現異常強降雨和洪水。

### 非洲

非洲的1870年代旱災記錄較亞洲和巴西更為分散，但氣候史研究表明，非洲北部、東部和南部部分地區也受到影響。Singh等人將埃及、摩洛哥、衣索比亞和南部非洲列為1875—1878年大旱影響區域之一，並認為印度洋偶極子和北大西洋異常可能擴大或加劇了非洲部分地區乾旱。

南部非洲的記錄主要來自報紙、殖民地報告、傳教士書信和日記。Nash等人研究了19世紀南部非洲三次多年乾旱，其中包括1876—1879年乾旱，案例範圍涉及今日南非夸祖魯-納塔爾、賴索托、馬拉威和南部卡拉哈里地區。該研究指出，19世紀南部非洲的乾旱在多種歷史文獻中均有記錄，但不同類型資料對災害的描述重點差異很大。

### 南美其他地區

除巴西東北部外，1877—1878年聖嬰還對南美多地造成顯著影響。南美北部和中安第斯高原多地偏旱，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蘇利南和加勒比部分地區均有旱災或降水異常記錄。與此同時，厄瓜多南部和秘魯北部沿岸出現強降雨和洪水，智利中部及巴拉那河流域也有異常降水和洪水記錄。

### 澳大利亞和其他地區

澳大利亞、東南亞和西非等地也被研究列為1870年代後期乾旱影響區。Singh等人的研究認為，雖然這些地區的社會死亡統計不如中國、印度和巴西集中，但氣候記錄顯示乾旱範圍廣泛，並在部分地區造成農業、牧業和糧食供應壓力。

## 死亡人數估計

1876—1878年全球大旱與大饑荒的死亡人數估計存在差異。Singh等人稱全球死亡人數超過5,000萬人。其他研究和綜述有時給出3,000萬至6,000萬之間的估計。死亡人數估計的困難來自多個方面：19世紀人口統計不完整，不同地區災害持續時間不同，死亡原因包括飢餓、營養不良、霍亂、瘧疾、天花和其他疫病，人口遷移也會使地方統計複雜化。

在區域層面，印度死亡人數通常估計為數百萬至近千萬；華北大饑荒死亡人數通常估計為950萬至1,300萬；巴西東北部死亡人數通常估計為數十萬人。非洲、東南亞和其他地區的死亡數據較為分散，通常難以形成與中印巴三地同等清晰的統計序列。

## 社會與政治因素

現代災害史研究通常將1876—1878年的全球饑荒理解為氣候衝擊和社會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結果。乾旱和作物歉收是直接觸發因素，但並不必然導致同等規模的死亡。糧食市場制度、交通運輸、財政能力、政府救濟、殖民政策、稅收、土地制度和地方社會組織，均影響了各地從「歉收」走向「饑荒」的程度。

Mike Davis在《晚期維多利亞的大屠殺》中強調，19世紀後期的殖民制度、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和世界市場整合，放大了聖嬰相關旱災對印度、中國、巴西及其他地區貧困人口的影響。不過，關於殖民政策、市場制度與自然災害在具體死亡中的相對作用，不同歷史學家和經濟史學者仍有不同解釋。

## 研究史

早期研究主要依賴地區性歷史記錄、殖民檔案、傳教士記載、地方志、報紙和行政報告。20世紀後期以來，隨著歷史氣候學、樹輪重建、海表溫度重建和氣候模式的發展，研究者開始將中國、印度、巴西、非洲和其他地區的災害聯繫到全球海洋—大氣異常中。

Aceituno等人系統研究了1877—1878年聖嬰在南美洲的影響。Hao等人利用中國歷史文獻重建了1876—1878年華北嚴重乾旱的時空過程和社會影響。Singh等人將亞洲、巴西、非洲和其他地區的旱災綜合為「全球大旱」和「全球饑荒」，並從熱帶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大西洋海溫異常解釋其多季節、多大陸持續性。Huang等人則重新評估了1877—1878年聖嬰的強度和統計顯著性，指出該事件很強，但其與20世紀和21世紀其他強聖嬰事件之間的強度排序仍受資料不確定性影響。

## 影響與遺產

1876—1878年全球大旱與大饑荒對多個地區產生長期影響。在印度，饑荒推動了1880年饑荒委員會和後續饑荒法典的形成，也成為印度民族主義者批判英屬印度經濟政策的重要歷史事件。在中國，丁戊奇荒暴露了晚清財政、倉儲和賑災體系的脆弱性，並推動了地方紳商、傳教士和跨區域慈善網路參與賑濟。在巴西，Grande Seca導致大量東北部人口遷徙，影響了此後巴西對乾旱治理、區域貧困和國家救濟責任的討論。

在氣候史上，該事件常被視為自然氣候變率可能造成全球糧食安全危機的典型案例。研究者指出，類似海洋—大氣異常若在現代全球變暖背景下再次出現，可能通過更高溫度、更強蒸散和全球糧食貿易網路，對糧食安全產生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