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

《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是一本政治理論和比較歷史的書，作者是卡爾·魏特夫（1896-1988），1957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解釋了「東方」社會的專制政府，在這些社會中，控制水資源對於灌溉和防洪至關重要。管理這些項目需要大規模的官僚機構，這些機構主導著經濟、社會和宗教生活。這種專制主義不同於西方的經驗，西方的權力在相互競爭的群體之間分配。這本書認為，這種形式的「水力專制主義」是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化希臘和羅馬帝國、阿拔斯王朝、中國帝國、莫臥兒帝國和印加秘魯的特徵。魏特夫進一步指出，20世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例如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它們本身並不是水力社會，但並沒有擺脫其歷史條件，仍然是「極權」和「全面恐怖」的體制。這本書既受到歡迎，被認為是對專制主義的歷史分析，警告西方不要擴張共產主義極權主義，也受到批評，認為它是冷戰的論戰。《東方專制主義》中的唯物主義和生態理論影響了生態人類學家和全球經濟史學家，儘管他們中的一些人對其方法論和實證基礎提出質疑，或質疑魏特夫的政治動機。

## 背景

魏特夫曾在德國的漢學中心接受教育，1920年加入德國共產黨，他對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鳩和黑格爾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爭論感到不滿。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他與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進行爭論，後者信奉約瑟夫·史達林的名言，即所有社會都經歷相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亞洲也必須遵循這一階段。魏特夫從納粹德國監獄獲釋後，於 1933年攜妻子來到美國，並多次到中國進行研究。魏特夫對中國的興趣和對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深入研究，使他得出了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馬克思認為，歐洲以外的歷史發展並不遵循他在歐洲看到的模式。他寫道，歐洲經歷了階級衝突的過程，從古代奴隸社會發展到封建主義，然後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再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最後發展到共產主義。按照馬克思的經典表述，現代歐洲是新興資產階級和工業資本家階級與古代封建經濟制度之間的衝突所創造的。魏特夫認為亞洲之所以無法流動，是因為統治者控制著社會，但沒有馬克思所說的奴隸社會中的奴隸，也沒有封建社會中的農奴：沒有階級，沒有階級衝突，因此也沒有變化。這一命題並沒有解釋統治者如何獲得絕對權力，也沒有社會力量反對他們。魏特夫問，是否有一種解釋只存在於這些社會中。蘇聯和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探討過這些問題，認為這些問題本身很重要，但他們的研究熱情特別高，因為西方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想確定史達林統治下的俄羅斯是否是馬克思所說的真正的共產主義制度，還是它本身就是東方專制主義的一個例子。一位研究這一概念的歷史學家評論說，對魏特夫來說，「對亞洲的分析實際上是為了討論『西方』內部的政治關係」。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莫斯科的正統理論家對魏特夫的觀點嗤之以鼻，因為魏特夫的觀點與史達林的觀點不同，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拒絕接受魏特夫的觀點，因為魏特夫的觀點暗示中國沒有發展的能力。然而，在一次莫斯科之行中，魏特夫結識了年輕的中國學者紀朝鼎，他是一名地下共產黨員，成為了魏特夫的思想門徒。紀朝鼎來到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研究生。紀朝鼎的博士論文發表於 1936 年，題為《灌溉在中國歷史中的作用》。論文指出，一個王朝的興衰取決於對灌溉的控制，灌溉可以提高農業產量，尤其是水運，從而使政府能夠控制軍事和財政。20 世紀 30 年代，魏特夫與他在中國認識的歐文·拉鐵摩爾也建立了富有成效的思想關係。拉鐵摩爾與魏特夫一樣對生態結構和物質條件感興趣，他認為內亞的歷史主要是在水源相對充足的邊緣地區繁榮發展的定居農業社會與在乾旱的中亞地區倖存下來的游牧社會之間的互動。

## 發布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魏特夫開始進行研究項目，為《東方專制主義》奠定背景並準備寫作，並發表了介紹其論點的文章。他在1954年完成了手稿，但幾年來一直遭到出版商的拒絕。也許是這個話題似乎沒有吸引力，也許是政治氛圍似乎對一本帶有馬克思主義論點的書不友好，即使該論點強烈批評了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政府。魏特夫可能不得不向耶魯大學出版社提供出版補貼。

## 本書的結構和論點

本書共十章：

- 第一章「水力社會的自然環境」介紹了水力帝國的地理環境，包括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化時期的希臘和羅馬帝國、中國帝國、阿拔斯王朝、莫臥兒帝國、印加秘魯和 20 世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他更喜歡使用「水力」一詞，而不是「東方」，但這兩個詞可以互換使用。
- 第二章「水利經濟——一門管理經濟學和真正的政治經濟學」
- 第三章「國家強於社會」
- 第四章「專制權力——全面而不仁慈」：缺乏有效的憲法和社會制約以及「乞丐民主」。
- 第五章「全民恐怖、全民服從、全民孤獨」認為「水利政府」本質上就是專制的。這是一種「全權」的形式，因為沒有社會、法律或文化約束。魏特夫也否認在帝制中國，存在其他中外學者所看到的「叛亂權利」，但他確實認為「行政收益遞減規律」使統治者無法控制其臣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真正的自由因素仍然存在」。這種自由只是「乞丐的民主」。「水利社會的理性係數」是指社會完成任務的能力，在政府必須有效的三個層面上運作：管理農業經濟（「管理」）；使用徭役和稅收（「消費」）；維持和平與秩序（「司法」）。
- 第六章「水利學會的核心、邊緣和次邊緣」
- 第七章水利社會的專有複雜性模式
- 第八章水利學會的課程
- 第九章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興起和衰落
- 第十章轉型中的東方社會

## 接待

美國媒體對《東方專制主義》的最初反應是廣泛而熱烈的。評論家指出，魏特夫自 1930 年代以來就一直在以某種形式研究這些問題，但這本書對於理解戰後世界非常重要。《地理評論》的評論家建議「每一位關注亞洲的地理學家，以及每一位關注地區的政治地理學家，都應該讀一讀這本書」。他希望「歷史學家、政治學家、院長和大學校長會將其視為證據……『世界上大部分地區』與傳統上關注的北美和西歐一樣重要。」他補充說，「這本書清楚地表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區存在著大量的專製做法，民主催化無法神奇地改變這些做法。」然而，「環境決定論」被「明確否定」，因為魏特夫說農業管理專制是「機會，而不是必要」。然而，區域專家學者質疑該概念是否適用於他們所在的特定地區。例如，傑羅姆·A·奧夫納(Jerome A. Offner) 不同意那些使用東方專制主義概念來理解阿茲特克政治組織和社會的學者。奧夫納寫道，該概念「明顯是錯誤的」，至少對於特斯科科州來說是如此：灌溉沒有發揮重要作用，土地私有制廣泛，政府沒有主導經濟，因為市場很廣泛。埃爾萬德·亞伯拉罕米安評估了該理論對卡扎爾王朝伊朗的適用性。英國人類學家埃德蒙·利奇反對道，過去大多數水利文明都位於半乾旱地區，那裡的灌溉「不需要專制君主修建巨大的渡槽和水庫；只需要基本的、相當局部的排水設施，也許還需要將河流洪水引到主流兩邊的平地上。」利奇進一步反對道，魏特夫沒有處理印度這個馬克思視為「亞細亞社會」理想類型的國家，也忽視了南亞和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它們都是「水利社會」。

社會學家施穆埃爾·諾亞·艾森斯塔特質疑伊斯蘭社會中的「東方專制主義」。他認為早期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家和魏特夫是「後來被稱為『東方主義』方法的先驅或表現」，愛德華·薩義德指責後者將這種分析強加於伊斯蘭社會。中國學者對魏特夫的接受尤其持懷疑態度。普林斯頓大學漢學家莫弗雷德里克寫道，魏特夫「提出了有力的論據，他對中國專制主義的總體看法簡潔有力，令人信服，但當將其應用於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時，他的論點似乎難以接受。」魏特夫「不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來描寫中國政府和社會；讀者感覺不到他對幾個世紀以來穩步積累的發展的任何認識，正是這種發展賦予了每個時代各自的特點。」例如，宋朝的權力，但沒有專制地使用它；明朝的創始人朱元璋利用偶然事件和時機成為絕對統治者。莫弗雷德特別關註解釋權力的限度和恐怖的限度，他認為魏特夫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此，「絕對權力」，莫弗雷德寫道，「雖然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短語，但必須在複雜的歷史背景下理解。」這種權力在明朝中國確實存在，但即便如此，也並不意味著極權主義權力「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如果這種權力集中於任何單一目標，它或許能夠實現這一目標，但由於文化環境的性質，它無法實現許多目標。多倫多大學的格雷戈里·布魯評論道：「儘管魏特夫的模型分析全面，學識淵博，但它卻讓人難以理解為什麼在封建時代（公元前221年 - 公元1911年），政府對中國社會生活的干預似乎明顯有限，也難以理解中國社會如何能夠繁榮昌盛。」布魯推測，魏特夫將中國解讀為水力專制，也是為了破壞約翰·費正清的「大聯盟」對『法西斯保守主義和共產主義進步主義極權主義』的區分」另一位明朝歷史學家蒂莫西·布魯克寫道，歷史學家肩負著回應魏特夫指控明朝「專制」的重任，他認為這種指控是不合理的。

佩里·安德森反對說，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太過寬泛，缺乏意義：

無處不在的「亞細亞主義」並不比普遍存在的「封建主義」有所改善：事實上，作為一個術語，它甚至更不嚴謹。明朝中國和巨石時代的愛爾蘭、法老時代的埃及和夏威夷之間有什麼嚴肅的歷史統一性？很明顯，這些社會形態彼此相距甚遠。

安德森繼續說道：「這種庸俗的雜燴式的編纂，缺乏任何歷史感，把羅馬帝國、沙皇俄國、美國亞利桑那州的霍皮人、宋朝中國、東非查干人、馬穆魯克埃及、印加秘魯、奧斯曼土耳其和蘇美爾美索不達米亞混雜在一起，更不用說拜占庭、巴比倫、波斯或夏威夷了。」魏特夫的傳記作者加里·伊爾曼回應這些批評，稱只關注「水力專制」是對魏特夫總體論點的誤解。烏爾曼繼續說道，事實上，魏特夫考慮過多種其他方法來闡述他的主張，而且對該理論的論證遠多於「水力」專制。魏特夫在1960年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一個「水利社會」，而是代表了一種「更強的東方專制主義」。

## 影響

《東方專制主義》因其方法論和研究成果而具有影響力。李約瑟欣賞魏特夫早期的作品，認為它結合了韋伯式的官僚主義理解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分析。李約瑟在發展其研究《中國的科學技術與文明》時指出，魏特夫來美國之前的馬克思主義「主要強調中國歷史中被他人忽視的社會和經濟因素」。二戰後，費正清邀請魏特夫到哈佛大學為他的區域研究研究生研討會發表一系列演講。魏特夫是費正清《美國與中國》（1948年）一書的影響者之一，該書綜合了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標準著作。1949年，魏特夫離開哥倫比亞大學，加入華盛頓大學的現代中國研究小組。例如，歷史學家蕭公權在其巨著《中國鄉土》中引用了魏特夫的「乞丐民主」概念。魏斐德認為魏特夫是該團體中最具決定性影響的人物，但歷史學家艾麗斯·米爾斯卻不這麼認為。水利控制論促進了生態人類學和生態政治學的發展，即將地理和環境因素結合起來的理論方法。魏特夫參加了1953年美國人類學協會的一次會議，以及1955年朱利安·斯圖爾特在伊利諾伊大學組織的一次會議。《東方專制主義》一書的出版進一步影響了羅伯特·麥考密克·亞當斯、斯坦利·戴蒙德、莫頓·弗里德、馬文·哈里斯、安吉爾·帕勒姆和埃里克·沃爾夫等人類學家。魏特夫的作品促進了文化唯物主義的發展，例如朱利安·斯圖爾特的作品。這些學者對魏特夫的結論進行了檢驗和挑戰。例如，羅伯特·麥考密克·亞當斯發現，美索不達米亞的考古證據表明灌溉可能有助於鞏固政治控制，但灌溉本身並不會導致專制統治。政治地理學家詹姆斯·莫里斯·布勞特認為魏特夫更新了馬克思和韋伯的理論，但他也尖銳地批評了魏特夫的理論，認為他所謂的「歐洲奇蹟神話」是對魏特夫理論的濫用，即「一種相當陳舊的學說」，認為環境因素使歐洲現代化，而東方停滯不前、專制專制。布勞特認為，在「奇蹟理論家」的著作中，如埃里克·L·瓊斯，以及他的著作《歐洲奇蹟：歐洲和亞洲歷史上的環境、經濟和地緣政治》，魏特夫的理論受到了影響，該書廣泛但並非毫無批判地引用了東方專制主義。布勞特認為，這些思想家都犯了「最根本的錯誤」，即「相信或假定一種環境會產生一種特定類型的社會，而這種社會類型會一直延續到歷史長河中。文化是會變化的……」20世紀30年代，魏特夫的著作被日本學者翻譯和使用，但戰後並未引起太多關注。

## 政治影響

研究冷戰社會科學的學者戴維·普萊斯 (David Price) 宣稱，魏特夫的著作「深陷於他個人的反共運動之中，很難將他的反極權主義情緒與他的理論貢獻區分開來」。普萊斯認為，魏特夫利用了自己是少數與冷戰調查合作的亞洲學者之一這一事實，而這種合作使他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免受批評；魏特夫的生態唯物主義即使在冷戰時期人們對共產主義的高度恐懼中也沒有受到批評，因為他被公認為反共產主義者。政治生態學家保羅·羅賓斯 (Paul Robbins) 指出，魏特夫被指控為共產主義同情者，他大聲抗議，並指責歐文·拉鐵摩爾和其他同事是共產黨員；他在這場政治鬥爭中寫下了《東方專制主義》。格雷戈里·布魯 (Gregory Blue) 稱該書的最後幾句話——「不僅用長矛，而且用戰斧」 ——是「斯巴達人對希臘人應如何對抗波斯帝國主義的看法」，「代表了『寧為紅色，勿為死亡』的高雅版本」。哈佛大學研究東西方經濟和社會發展比較的歷史學家戴維·蘭德斯 (David Landes)反駁道：「水利理論遭到了一代西方漢學家的嚴厲批評，他們熱衷於政治正確（毛澤東思想及其後來的化身都是好的），並迅速為中國所謂的民主承諾辯護。魏特夫是他們最喜歡攻擊的對象。」蘭德斯解釋說：「幾乎所有批評水利理論的人都在討好一個陰暗的政權，這個政權會向他們發出邀請和准入。」

## 來源

### 魏特夫論東方專制主義

-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Versuch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nalysis einer großen asiatischen Agrargesellschaft，（赫希菲爾德：萊比錫，Schrift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der Universität法蘭克福美因河畔，第 3 號；1931 年
- —— (1936 )。「中國歷史上的關鍵經濟領域（評論）」。太平洋事務。9 (3 ) : 449– 450。doi : 10.2307/ 2750659。JSTOR 2750659
- `—— (1938) 《中国社会的新见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查》。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国际秘书处。{{``}}：引用期刊要求 | journal=（帮助）`
- 與馮家勝（1949）合著。《中國社會史：遼代，907-1125》。費城：美國哲學學會，與美國太平洋關係研究所合作出版。
- —— (1955)。「轉型中的東方社會：以前共產主義和共產 主義中國為特別參照」。《遠東季刊》。14 ( 4 ) : 469– 478。doi : 10.2307/ 2941830。JSTOR 2941830。S2CID 165540094。
- —— ( 1956–1957)。「中國 社會：一項歷史考察」。亞洲 研究雜誌。16 (3 ) : 343–364。doi：10.2307/ 2941230。JSTOR 2941230。S2CID 161204356。
- —— (1957)。《東方專制主義：關於極權的比較研究》。紐哈芬：耶魯大學出版社——通過網際網路檔案館。
- —— ( 1958)。「（評論）李約瑟，《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美國人類學家。60 (2): 398–400。doi： 10.1525 / aa.1958.60.2.02a00320。JSTOR 665188。
- —— (1960). 「更強的東方專制主義」。《中國季刊》(1): 29–34。JSTOR 763342
- —— (1969 )。「東方專制主義研究的成果與問題」。亞洲研究雜誌。38 ( 2 ) : 357–365。doi : 10.2307/ 2943008。JSTOR 2943008。S2CID 147186184。

### 主要評論

- 埃伯哈德·沃爾夫勒姆(1958)。「東方專制主義評論：卡爾·A·威特夫格關於全能權力的比較研究」。《美國社會學評論》。23 ( 4): 446–448。doi : 10.2307/ 2088810。JSTOR 2088810。
- 艾森斯塔特，施穆埃爾·諾亞( 1958 )。「（評論文章）東方專制主義作為極權體系的研究」。亞洲研究雜誌。17 ( 3 ): 435–446。doi : 10.2307/ 2941426。JSTOR 2941426。S2CID 163098192。
- 瓊斯，史蒂芬· B . (1958)。「東方專制主義（評論）」。地理評論。48 ( 2 ) : 306–308。doi : 10.2307/ 212153。JSTOR 212153。
- Mote, Frederick W. (1961 ) . "中國專制主義的興起：對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理論應用於中國的批判"。《極端東方》。8 (1): 1–41。JSTOR 43382295。
- Needham, Joseph (1959). 《（評論）東方專制主義》。科學與社會。23 (1) : 58– 65。JSTOR 40400613。
- Palerm , Angel ( 1958 )。「評論」。美國古蹟。23 (4 ) : 440–441。doi : 10.2307/ 276500。JSTOR 276500。S2CID 164066742。
- Pulleyblank, EG (1958)，《KA Wittfogel (1957)評論》， 《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公報》，21 (3): 657– 660，doi： 10.1017/s0041977x0006047x，S2CID 162716357
- 謝爾曼，AV（1959）。「（評論）東方專制主義」。評論。1月1日。
- 湯因比，阿諾德·J.（1958），《東方專制主義評論》，《美國政治科學評論》，52（1）
- 文丘里，弗朗哥( 1968)。「東方專制主義」。《思想史雜誌》。24 (1): 133–142。doi : 10.2307 / 2707864。JSTOR 2707864。

## 進一步標題

- 安德森，佩里（1979）。《專制國家的譜系》。倫敦；紐約：Verso Editions。ISBN 978-0860917106。
- Abrahamian , Ervand (1974 )。「東方專制主義：以卡扎爾王朝伊朗為例」。《中東研究國際期刊》。5 (1): 3–31。doi : 10.1017/S0020743800032761。S2CID 154871428。
- Blaut, James M. (1993). 《殖民者的世界模型：地理傳播論與歐洲中心主義歷史》。紐約：吉爾福德出版社。ISBN 978-0898623499。
- Blue, Gregory (2000). 中國與西方的世界史寫作. (會議論文) 第十九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 奧斯陸。
- 布魯克，蒂莫西（1989）。《中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紐約州阿蒙克：ME Sharpe出版社。ISBN 978-0873325424。
- 遲朝廷（1936）。從水利工程的發展看中國歷史上的關鍵經濟區域。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 Eisenstadt, Shmmuel Noah (2003)，《公民社會、公共領域、東方專制主義的神話與伊斯蘭社會的政治動態》，《比較文明與多元現代性》第一部分，萊頓：布里爾出版社，第 418-434頁
- 蕭公全（1967）。中國鄉村：十九世紀的帝國控制。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
- Karl, Rebecca E. (2017)，《概念的魔力：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與經濟》，達勒姆：杜克大學出版社，第 2 章，「經濟與國家：亞細亞生產方式。」
- Masubuchi, Tatsuo (1966)。「魏特夫的東方社會（或水利社會）理論與日本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發展」。發展中經濟體。4 (3 ) : 316– 326。doi : 10.1111/ j.1746-1049.1966.tb00481.x。
- 傑羅姆·A·奧夫納 (Jerome A. Offner ) (1981)。「論『東方專制主義』和『亞細亞生產方式』對特斯科科的阿茲特克人的不適用性」。《美國古蹟》。46 ( 1): 43–61。doi : 10.2307/ 279985。JSTOR 279985。S2CID 163992626。
- Price, David (2013)。「卡爾·維特福格爾」。收錄於 McGee, R. Jon 和 Warms, Richard L. 主編。《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理論：百科全書》。加州千橡市：Sage 出版社，第 935-936頁。
- 羅賓斯，保羅（2010）。《政治生態學：導論》。Wiley出版社。ISBN 9780470657324。
- Rowe, William T. (1985). 「中國社會史」。收錄於Zunz, Olivier主編的 《重溫過去：社會史的世界》。教堂山：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第 236-294頁。ISBN 978-0807816585。
- Rubiés, Joan-Pau (2005). 「東方專制主義與歐洲東方主義：從博特羅到孟德斯鳩」。《近代史雜誌》。9 ( 1–2 ) : 109–180。doi : 10.1163/1570065054300275。
- 斯坦齊亞尼，亞歷山德羅（2014）。「東方專制主義之後：全球視角下的歐亞增長」。倫敦：布盧姆斯伯里出版社。ISBN 978-1472523532。
- 坦比亞，斯坦利·賈亞拉賈（2002）。」「錫蘭的水力社會」：對魏特夫論點和斯里蘭卡神話歷史的質疑。《埃德蒙·利奇：人類學生涯》。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第 210-234頁。ISBN 9780521521024。
- Ulmen, GL (1978). 《社會科學：理解卡爾·奧古斯特·維特夫格的生平與工作》。海牙；紐約：Mouton出版社。ISBN 978-9027977663。

## 外部連結

- 戴維·科桑德伊， 《卡爾·魏特夫（1896-1988）》， 《西方的崛起》
- 《東方專制主義》作者：羅蘭多·米努蒂 出版日期：2012-05-03
- 馬克思主義地緣政治：東方專制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