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危機 (2022年至今)

自2022年以來，德國經濟持續衰退，媒體及學界以「經濟危機」形容之。商報研究所預測在2025年，德國經濟連續第三年衰退以後，將遭遇「戰後最嚴重危機」。2005年至2019年，德國經濟創造出「就業奇蹟」，長期表現強勢，是歐洲的經濟引擎。然而到2023年，德國經濟猝然由盛轉衰，國內生產總值萎縮0.9%，2024年進一步萎縮0.5%。

此輪經濟危機有多重歸因。如：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廢止核電、能源危機影響，德國能源轉型步伐較慢、能源結構單一，導致能源成本激增；數位化轉型緩慢，生產率相對較低；德國預算平衡修正案限制舉債，基民盟/基社盟推動聯邦憲法法院認定600億歐元氣候基金違憲，及朔爾茨內閣內鬥，導致當局經濟刺激措施響應遲緩；全球市場需求變動，德國出口導向經濟受到打擊，拖累國內工資增長，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國內市場需求萎靡；加之人口老齡化，女性勞動力比例較低，移民德國放緩，造成技術工人短缺。

此次危機的社會影響更加廣泛。住房出現短缺，影響950萬人起居；德國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轉變，如傳統主流政黨支持率大幅下跌，另類民粹主義抬頭，如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左翼的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等等。學界、商界擔憂，德國將重拾20世紀90年代時「歐洲病夫」的名聲。

到2025年底，德國經濟在技術上停止衰退，國內生產總值實現了0.2%至0.3%的微幅增長，但經濟局勢依然嚴峻，如成本上升、失業率增加、生產率下降，經濟萎靡、停滯氛圍持續。2026年1月，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表示，德國經濟的「某些部門」處於「危急狀況」，並宣布啟動基礎設施、國防產業的大規模刺激支出計劃。

## 背景

2005年至2019年，德國經濟持續增長，就業人口從3930萬增加到4530萬，增長率超過15%，有「就業奇蹟」之稱。同時，德國利率較低、失業率較低，經濟較穩定，亦吸引眾多投資及業務紮根。而俄羅斯輸送至德國的天然氣價格低廉，對德國經濟有所助益。

2021年11月，經合組織美洲地區的石油總進口量中，17%為俄羅斯進口，達62.5萬桶每日。2022年3月8日，美國總統喬·拜登宣布禁止俄羅斯石油進口，稱「美國國民將對普京的戰爭機器再添重創」。德國經濟部部長羅伯特·哈貝克警告稱，若俄羅斯中斷供氣，且德國未能找到替代，國內供暖及工業運轉將遭遇缺氣問題。

2022年3月7日，美國及烏克蘭要求德國擺脫依賴俄羅斯天然氣，德國總理奧拉夫·蕭茲對此回應稱「歐洲用於供暖、交通、電力供應和工業的能源供應，（除俄羅斯天然氣外）別無他法」。歐盟則同時表示將在2022年內努力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將需求削減三分之二。

2022年9月，經濟部長哈貝克指責美國及「夥伴供氣國」借「天價」天然氣牟取暴利，呼籲美國援助歐洲解決能源困局。同時，中東地區局勢持續緊張，油價上漲，布蘭特原油期貨攀升至每桶80美元。

## 經濟危機

2023年，德國第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萎縮0.3%，全年累計萎縮0.3%，陷入經濟衰退，成為全球大國中經濟表現最差一國，G7中唯一一個經濟萎縮的國家。據預測，2024年德國經濟增速將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位居倒數第二位，僅高於英國。有經濟學家指出，德國經濟衰退的主因就是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致使俄羅斯廉價天然氣斷供，能源成本上漲，衝擊各個領域大大小小的企業。通脹率據預計將在2022年達到8.0%，2023年降至7.0%。家庭消費下降0.8%。荷蘭ING全球宏觀研究主管卡斯滕·布熱斯基（Carsten Brzeski）指，德國在2024年有較高衰退風險，短期內沒有復甦跡象，德國將自2004年以來首次連續兩年經濟衰退。經濟學家稱德國經濟陷入「持久衰退模式」。

2024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預計衰退0.2%，連續兩年陷入衰退。經濟部長哈貝克指德國自2018年起，經濟增長持續疲軟，是受到內部結構性問題、外部挑戰疊加影響，德國經濟地位正被中美兩國擠壓，經濟發展策略亟需重新評估。此前德國經濟已連續五個季度不見增長，上一季度更出現0.1%的負增長，預計成為G7中GDP增速最慢的國家。

### 預算危機

2023年11月15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交通燈聯盟政府推動的600億歐元氣候基金違憲，德國自此陷入2024財年預算危機。該600億基金源自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剩餘的應急債務撥款，用於德國氣候與能源轉型計劃。此外，由於債務剎車機制（Schuldenbremse）陷入爭議，預算危機更趨複雜。債務剎車機制是指2009年起，當局設置聯邦級及各州級舉債上限，旨在將預算赤字限制在GDP的0.35%以內。這一機制是德國財政的基石，但自實施以來屢遭規避，歷屆政府均曾設法繞過，如2017年設立難民專項基金，以及在新冠疫情、烏克蘭戰爭時暫停規則等。截至2023年，約有29項此類基金在聯邦預算外運作。

2023年12月，經過激烈談判，朔爾茨政府達成妥協方案，保留2024年債務剎車機制，但要求大幅削減氣候與轉型基金，2024至2027年間削減額達450億歐元。如此一來，朔爾茨政府避免了當下的政治危機，代價則是在經濟下行期推行緊縮政策，並危及德國氣候政策目標。《政客》記者馬修·卡爾尼奇尼希（Matthew Karnitschnig）形容這一危機是「史上最德國式的危機」。

### 商務危機

國內生產總值萎縮的同時，由於經濟不景氣，德國企業亦持續承壓，經營環境一再惡化。2024年9月，德國智庫IFO經濟研究所報告稱其商業景氣指數已連續四個月下滑。這項指數調查9000家各行業企業對於當前經營環境的態度，顯示德國企業對經營環境持續不滿，對未來前景持悲觀態度，這也是德國經濟持續承壓的一大信號。製造業的信心指數跌至2020年初以來最低點，服務業信心指數跌至2024年2月以來最低水平。IFO研究所所長克萊門斯·菲斯特稱德國經濟正日益陷入危機。IFO研究所學者沃爾拉貝（Klaus Wohlrabe）指德國經濟陷入停滯，各行業訂單短缺、投資疲軟，消費者擔憂通脹，消費意願低迷。

韋爾歐洲困境指數（Weil European Distress Index）調查歐洲3750家上市公司各個指標，於2024年4月報告稱德國為「歐洲困境最深重的市場」，在工業領域尤為嚴峻，利率高企、技術工人短缺、反商業法規繁瑣，工業企業舉步維艱。由於德國經濟較為依賴出口，加之就業市場僵化，企業破產風險更為嚴重，通脹率、借貸成本高，許多企業中止或推遲項目，進一步影響資本投資、招聘決策。各類必需品和服務價格上漲，消費者壓力嚴峻，更由於抵押貸款成本上升，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進一步縮水。

德國採購經理指數（PMI）亦印證當時的經濟困境。2024年8月，德國製造業PMI跌至42.1，連續26個月萎縮、低於市場預期。漢堡商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德拉魯比亞博士（Cyrus de la Rubia）指德國製造業衰退在8月加劇，且未見復甦跡象。與此同時，服務業增長持續放緩。

由於限制俄羅斯天然氣進口，2022年，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的額外能源成本累計增加32億歐元，並裁減2600個崗位，關停多所塑料廠、氨廠，部分業務遷出德國，理由包括審批流程繁瑣而官僚化，監管過度，生產成本高企。

2024年4月，IFO研究所報告顯示，德國住宅建築行業過半（55.2%）企業表示訂單不足，17.6%的德國建築企業報告有項目取消。2023年，建築業破產企業數量增幅超過20%。

#### 外來投資

法國巴黎銀行房地產公司報告稱，2024年第一季度外國買家占商業地產購買量的35%，創下2013年以來最低水平。這一數據顯示德國外來投資亦因通脹及經濟衰退風險而不斷減少。

德國鐵路公司同意以約140億歐元將旗下物流子公司申克公司出售給丹麥競爭對手DSV。德國第二大私營銀行德國商業銀行成為潛在收購目標，義大利裕信銀行將其在德國商業銀行的持股比例增至21%。如巴斯夫等德國企業大幅增加海外投資，巴斯夫承諾斥資100億歐元在中國新建工廠。學界認為，德國經濟停滯、面臨結構性變革，此為必然結果，德國企業海外投資規模持續超越國內投資，市場因而質疑德國商業投資吸引力下降。

### 生活及住房成本

2024年，德國住房危機嚴重，影響規模廣泛。調查顯示，德國住房短缺量超過80萬套，超過950萬人生活在擁擠的住房中，主要是單親家庭。住房危機不僅限於低收入群體，中產階級亦日益受衝擊，朔爾茨稱住房是德國最緊迫的社會問題。由於建築成本及利率高昂，德國政府每年建造40萬套新房的目標嚴重受阻，其中更包含10萬套社會保障性住房。IFO研究所報告稱，2023年新建公寓僅有24.5萬套，預計2024年將降至21萬套。由於供應短缺、需求高漲，全國租金飆升。

在大城市和大學城，住房危機最為嚴重。由於愛彼迎等平台的短期租賃激增，柏林住房市場承壓巨大，新合同平均租金是舊合同的兩倍。政府亦出台措施試圖緩解危機，但經常遭到規避。消費零售行業同樣舉步維艱，生活成本、住房成本上漲，不少家庭限制開支，特別是年輕消費者負債增多，可支配收入減少。

德國各行業協會擔心，由於住房危機嚴峻，海外技術工人更難以在德國居留，部分選民可能轉向支持政治極端勢力，這種多米諾骨牌效應會造成深遠損害。無家可歸者亦有激增，一些地區報告稱，無家可歸的人數在短短幾年內增加了十倍。一些幫助人們在住房市場中尋找出路的組織的會員人數創下歷史新高，如德國租戶協會（Deutscher Mieterbund）。隨著商業環境惡化，德國就業人數以四年來最快的速度下降。

### 國內產值

由於能源危機，2022年10月至12月期間，德國GDP下降0.4%，德國聯邦統計局初步統計顯示，2024年第二季度GDP「意外」收縮0.1%，扭轉了第一季度0.2%的增長，未達到增長0.1%的預期，同比收縮0.1%，連續五個季度無增長。

學界、媒體一般將德國經濟發展受阻歸因為：德國工業競爭力下降，官僚主義、監管負擔嚴重，政府機構亟待數位化，產業工人短缺。德國國內的監管問題經常引發討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歷屆政府都承諾減少官僚負擔，以此促進投資。監管層面改革長年受阻，加之歐盟法規限制，情況越發複雜，一些學者認為國內監管流程為企業帶來較大行政挑戰。歐盟亦推動綠色協議（Green Deal），提出到2050年實現氣候中和，亦引發德國國內探討。一些學者認為綠色技術增長潛力有限，脫碳雖然重要，但未必能推動經濟增長。

## 原因

### 能源政策

經濟學家指出，德國長期依賴廉價俄羅斯天然氣，遭到俄烏戰爭國際制裁影響而斷供，這是德國經濟停滯的主因之一。這種依賴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開始，兩德統一、德國能源市場自由化後不斷加劇。俄烏戰爭前，德國過半（55%）的天然氣為俄羅斯供應，俄羅斯也是德國石油、煤炭主要的進口來源國。此外，又由於德國經濟長期繁榮發展，存在自滿情緒，歐盟委員會此前敦促德國推動能源供應多元化，政府未予重視。2023年，德國天然氣進口量減少了32.6%，能源價格隨之上漲35%，通貨膨脹加劇，經濟陷入不穩定。能源公司萊茵集團CEO馬庫斯·克雷貝爾（Markus Krebber）警告稱，德國天然氣價格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有結構性升高，能源危機可能永久損害德國工業。能源轉型將對能源密集型產業產生長期不利影響，可能導致結構性需求發生顯著、持久下降。

德國的棄核政策亦是能源危機的因素之一。受到2011年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等核事故影響，德國正逐步淘汰核電，這一政策由綠黨發起、主導，最終由第二屆默克爾內閣推行，造成能源供應缺口。2011年3月時，德國共運作有17座核反應堆，核電發電量占總量四分之一，這部分的缺口在後續就主要由俄羅斯天然氣填補，進一步增加了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儘管德國在可再生能源應用方面曾處於領先地位，但其可再生能源轉型進程受官僚主義障礙，可再生能源項目審批流程複雜緩慢，地方一級阻礙基礎設施項目，都導致可再生能源領域投入有限。截至2024年，可再生能源發電約占德國電力供應的52%，不足以滿足工業需求。

2022年10月期間，經濟部長哈貝克指責俄羅斯總統普京企圖迫使德國限制俄羅斯天然氣進口，從而破壞德國和歐洲的經濟與社會穩定，並堅稱普京會失敗，「就像他目前在烏克蘭戰場上失敗一樣」。哈貝克更指責俄羅斯蓄意使德國依賴其廉價氣，以「勒索」形容之。

### 科技轉型

有學者稱德國技術進步緩慢，經濟格局向低生產率門類轉移，生產效率因而下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德國的企業在線服務，如在線註冊、報稅等方面落後於其他歐盟國家，這些服務需要推進數位化，以加快企業和消費者面臨的流程障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到，2024年在德國獲取營業執照需要120天，是經合組織平均水平的兩倍多。

### 國內政治

商界不滿德國國內政治鬥爭，多名商界領袖表示，政客圍繞經濟刺激法案內鬥，是德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之一。德國上議院曾阻止了一項簡化官僚程序、為德國企業減稅的法案，憲法法院亦限制大幅增加聯邦預算支出。

此外，朔爾茨政府內部不和，經濟刺激政策難產，民調支持率跌至歷史新低。例如限制舉債問題，自由派政黨主張採取緊縮措施，而綠黨則力主修改憲法中的債務規定，增加基礎設施支出。

### 國際局勢

在氣候投資領域，美國的競爭力日益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原本是德國製造品的一大買家，但其製造業競爭力日益提升，特別是在先進製造業領域，危及德國先進位品的市場份額。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放緩，需求疲軟，影響德國出口業。此外，紅海危機期間，胡塞武裝襲擊航運船隊，導致全球供應鏈不穩定，亦影響德國工業。

### 住房及基礎設施

德國經濟結構比較分散，沒有主導性的經濟中心城市，柏林、科隆、漢堡、慕尼黑、法蘭克福等城市發展比較均衡，從而缺乏一個能夠顯著吸引外資集中投入的大城市，房地產投資難以擴大，阻礙住房和建築行業需求增長。同時，整個歐洲面臨再融資困境，地產價值下跌的問題。房地產公司債務壓力大，導致難以投資及開展新項目。多名建築公司負責人表示，德國各大城市住房短缺，而審批耗時漫長，噪音及供暖等法規成本高昂，政府亦對住房短缺問題缺乏重視，建築公司「實質上不可能」建造新房。

在德國，租房居住是主流，住房危機因而進一步加劇。2024年，德國是歐盟唯一一個租房者多過有房者的國家，過半人口不持有住房。這主要是政策因素導致，如政府將數千套公寓售予私人，地方政府大幅減少社會保障性住房建設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稱，各個發達經濟體中，德國的公共投資長期排名倒數，且市政當局缺少人手，常常花不完預算，效率從而受阻。

### 人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德國經濟疲軟雖然有多種暫時因素，如消費者削減開支、歐洲央行加息、疫情後需求下降等，但根本上說，德國經濟面臨結構性挑戰，如人口老齡化加速等，同樣是經濟疲軟的重要原因。過去十年間，德國勞動人口主要由移民組成，但隨著嬰兒潮一代逐步退休，德國勞動人口將進一步下滑，進而降低人均生產總值、阻礙國內生產率增長，醫療保健壓力增大，勞動力亦可能流向醫療保健行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議德國努力擴大勞動力參與率，特別是女性的參與率，可以改善兒童保育服務、減少已婚夫婦中次要收入者的稅收，鼓勵女性就業。

德國的教育體系也顯示出衰退跡象，有估計表明，德國學生的數學能力下降，到本世紀末可能造成約14萬億歐元損失。人口危機持續，加上政治罷工、緊縮措施等，導致政府推動相關改革較為困難。

## 後果

### 政治

德國政治格局自2021年大選後有巨大變化，顯露極端及民粹化趨勢。2021年，朔爾茨領導社會民主黨勝選，尤其在東部布蘭登堡州表現強勁。社民黨承諾推進經濟改革，提高最低工資，是其勝選主因之一。到2024年，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抬頭，在原東德州份得到顯著支持，在薩克森州、圖林根州、布蘭登堡州的地區選舉中成為一大競爭者。

2024年初，朔爾茨執政聯盟的民調支持率僅為34%。2024年11月6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宣布將時任財政部長兼自民黨黨魁克里斯蒂安·林德納解職，自由民主黨閣員全部辭職，朔爾茨執政聯盟破裂，留下由社民黨和綠黨組成的兩黨少數派政府。2025年德國聯邦議院選舉，社民黨淪為第三大黨，創下了自1887年德意志帝國時期聯邦選舉以來的最差記錄。2025年5月6日，弗里德里希·默茨當選總理，朔爾茨四年的總理任期宣告終結。

與此同時亦有新勢力興起，薩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自稱為「左翼保守主義」政黨，競選綱領包括放棄氣候轉型目標，停止援助烏克蘭，減少移民數量等。薩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崛起的同時，對更為傳統的左翼黨的支持率則在下降。

2025年3月18日，朔爾茨與侯任總理默茨合作，二人斡旋於德國聯邦議院換屆前進行修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的提案，結果在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社會民主黨、綠黨合作下成功以513票贊成、207票反對、0票棄權通過修訂基本法的「債務煞車」規定。修訂案允許聯邦政府通過債務融資設立總額5,000億歐元的特別基金，其中1,000億歐元將注入現有的氣候與轉型基金，而其餘用於交通、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而未來當國防等安全支出超過一定數額時，將不再計入債務限制。

### 就業

德國化工行業受打擊尤為嚴重，巴斯夫、朗盛等企業大幅裁員。汽車產業方面，大陸集團、博世亦宣布關停工廠、大幅裁員。輪胎製造商米其林和固特異計劃關停多家德國工廠。可再生能源行業競爭壓力較大，尤其是太陽能電池板行業難以抗衡中國大陸公司，導致經營困難、裁員，業務可能搬離德國。2024年，杜塞道夫一家有124年歷史的鋼管廠倒閉，1600名工人失業，這是德國經濟衰退的一個縮影。

醫療行業方面，缺乏人手、診所關停的問題較為嚴重，原因有老醫生退休，工作重複，醫療設備昂貴等。2023年12月，有大量診所倒閉，預計未來三年將有5000至8000名一般科醫師關停診所。因醫療和就業條件惡化，罷工亦更為頻繁。德國衛生部長卡爾·勞特巴赫宣稱醫生的淨工資超過14.6萬至23萬歐元，遭遇醫療界挑戰，有醫生反駁稱只有骨科、放射科醫生有這般待遇。

### 投資

德國股指DAX指數表現疲弱，遜於其他歐元區主要股指，MTU航空發動機公司、凱傑、西門子能源等歐洲跨國企業股價大跌。

由於國內經濟環境惡化，德國企業普遍增加海外投資，尤其是增加對美投資。fDi Markets分析稱，德國公司在2023年對美國的投資幾乎增加了兩倍，達到157億美元。大眾汽車、梅賽德斯-奔馳、萊茵集團等大企業顯著增加對美投資。這不僅因為德國工業衰退，也是因為美國出台了較有吸引力的政策。例如，2022年降低通脹法為投資方提供大量補貼。萊茵集團執行長馬庫斯·克雷貝爾指，儘管歐洲也有刺激製造業的舉措，但缺乏美國如此全面的政策措施，因此他決定在美國開展150億美元投資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