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經濟

宋朝經濟通常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經濟之一。與唐朝（618年－907年）較強的自上而下命令經濟相比，宋朝（960年－1279年）更廣泛地運用市場機制；其國民收入增長到約為12世紀歐洲的三倍。宋朝長期面臨外敵入侵和邊境壓力，1127年失去對華北的控制，並於1279年滅亡；但這一時期同時出現了城市擴張、區域專業化和全國性市場的發展。人口與人均收入持續增長，經濟結構發生變化，技術創新也更加活躍，例如活字印刷術、水稻及其他商業作物良種、火藥、水力機械鐘、以煤炭作為工業燃料、鐵鋼生產改進以及更有效率的運河船閘等。當時中國鋼鐵產量約達10萬噸，並出現了人口以百萬計的大城市。

宋代參與全球市場的商業活動顯著增加。商人投資海船，貿易航線遠至東非港口。此時期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即印刷紙幣（參見交子、關子、會子），並大規模流通。統一的稅制以及道路、運河構成的高效貿易路線，促成了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區域專業化提高了經濟效率和生產率。雖然中央政府財政支出中很大一部分用於軍事，建立在日益擴大的商業基礎上的稅收仍能補充國庫，並進一步推動貨幣經濟。改革派與保守派圍繞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展開爭論。皇帝與政府仍對經濟負有責任，但總體上比早期王朝提出的直接控制要求更少。不過，政府仍繼續對某些製成品和市場商品實施專賣，以增加收入並保障帝國安全所必需的資源，例如茶、鹽以及火藥的化學原料。

這些變化使一些歷史學家把宋代中國稱為比西歐突破早幾個世紀的「近世早期」經濟。然而，許多成果在隨後的元朝和明朝中喪失；這些王朝以自上而下的命令型政策取代了宋代更重市場機制的做法。

## 農業

宋代耕地面積大幅擴張。政府鼓勵人們墾荒並投入耕種，凡開墾新地並繳納賦稅者，均可永久占有新土地。在這一政策下，宋代耕地估計曾達到7.2億畝（約4800萬公頃）的高峰，後來的明清兩代也未能超過這一數值。

這一時期，農田灌溉也受到大力推動。著名政治家和經濟思想家王安石於1069年頒布農田水利法令，鼓勵擴展中國的灌溉體系。到1076年，已完成約10,800項灌溉工程，灌溉公私田地3600多萬畝。重要水利工程包括疏浚北方黃河，以及在太湖流域經營人工淤田。受這些政策影響，中國糧食產量增加至三倍。宋代農業產量約為每畝2石糧食，而西漢早期約為1石，晚唐約為1.5石。

宋代中國的經濟發展以農具、種子和肥料的改進為標誌。宋人繼承了唐代《耒耜經》中記載的犁具革新，該書說明了這些農具在江南的使用情況。宋代在唐代曲轅鐵犁的基礎上繼續改進，並發明了一種專門用於墾荒的鋼製犁。這種荒地犁並非鐵製，而是以更堅硬的鋼製造，犁刃較短但更厚，尤其適合切斷淮河流域濕地中的蘆葦和根系。宋代還發明了便於拔秧的「秧馬」，用棗木和泡桐木製成。宋代農場利用竹製水車，藉助河流動力把水提升至農田灌溉。

水車直徑約30尺，輪緣上固定十根竹製水筒。有些農民甚至使用三級水車，把水提升到30尺以上的高度。

這一時期，高產的占城稻、朝鮮黃稻、印度青豌豆和中東西瓜傳入中國，大大豐富了農產品種類。宋代農民強調夜土作為肥料的重要性。他們認識到，施用夜土可把貧瘠荒地轉變為肥沃農田。陳旉在1149年的《農書》中寫道：「田地耕種三五年後便會耗竭」的俗語並不正確；如果經常添入新土並以夜土養護，土地反而會更加肥沃。

### 經濟作物

宋代見證了茶、糖、桑樹和靛藍等商業性經濟作物的迅速擴張。

茶在宋代成為開門七件事之一，其他六項為米、鹽、醬、油、醋和炭。茶館成為城市生活的固定組成部分。由於飲茶流行，宋代茶園面積較唐代擴大三倍。中亞人的外部消費也推動了茶園商業化，尤其是在四川。1104年以前，邊境貿易占四川茶貿易的三分之一。根據1162年的一次調查，茶園分布於66個州的244個縣。宋代生產多種茶品，其中產自江西饒州的最貴品種每斤（0.59千克）售價500文，而最便宜的茶僅售37文。

茶樹種植位於中國南方開發的前沿地帶，因為內陸崎嶇山谷不適合稻作。福建等地在宋初僅生產約23萬千克茶，到1084年已增至190萬千克。多數茶園由農村家庭經營，但一些大型私營和官營茶園雇用多達100名工人。與鹽業一樣，茶成為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但茶園種植本身並未形成專賣。儘管如此，茶葉生產高度集中。除四川外，1162年僅五個州就占總產量的55%。北苑茶園是福建的御用茶園，為朝廷生產四十多種貢茶。貢茶只採摘嫩葉尖端，經加工後壓成茶餅，並壓印龍紋，稱為「龍團」或「龍茶餅」。

棉花由海南傳入中原。人們採摘棉花，去籽後用竹弓彈松，再紡成紗並織成稱為「吉貝」的布。海南生產的吉貝種類很多，幅面較寬，常染成鮮艷顏色；兩幅可縫成床單，四幅可縫成簾幕。麻也被廣泛種植並製成紡織品。蘇州洞庭山地區的獨立桑園十分興盛，桑農並不以耕田為生，而是種桑養蠶以收穫絲綢。

甘蔗最早在戰國時期出現於中國。宋代太湖流域以甘蔗種植著名。宋代作者王灼在1154年的《糖霜譜》中詳細描述甘蔗種植和用甘蔗製作糖霜的方法，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製糖技術的專書。

隨著城市發展，高價值菜園在郊區興起。在中國南方，平均一畝水田可供養一人；北方約三畝供養一人；而一畝菜園可供養三人。

## 組織、投資與貿易

### 商業化

雖然大型官營產業和大型私營企業主導了宋代城市中國的市場體系，但在大城市郊區和鄉村，仍有大量小型私營企業和創業者藉助當時的經濟繁榮而興旺。宋代甚至存在規模可觀的黑市；女真人征服華北並建立金朝後，黑市反而有所擴大。例如約1160年，每年約有七萬至八萬頭牛被走私交易。地方家庭經營的成功小窯場和陶器店數量很多，此外還有榨油坊、釀酒作坊和小型地方造紙業等。小規模經濟成功也留給「旅店主人、小占卜者、藥販、布商」等許多行業。

向市場出售大量農業剩餘的農村家庭，不僅能夠購買更多木炭、茶、油和酒，還能積累足夠資金，建立副業生產以創造更多財富。除必要糧食外，農戶常生產酒、木炭、紙張、紡織品和其他商品，並通過經紀人出售。蘇州農戶常專門飼養家蠶以生產絲織品，而福建、四川和廣東農戶常種植甘蔗。為確保農村繁榮，公共工程技術和改良農業技術十分關鍵。中國龐大的灌溉體系需要大量車匠，批量製造標準化水車和方板鏈泵，以把低處水源提升到較高灌溉區。

服飾方面，富人和精英穿著絲袍，窮人則穿麻布和苧麻布；到晚宋，棉布服裝也開始使用。這些原料和商品的運輸，得益於10世紀中國運河閘室船閘的創新。宋代科學家和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記載，1020年代至1030年代在真州（可能是長江沿線的括州）建造閘門後，每年可節省500名運河工人的勞力，折合每年最多節省125萬貫錢。他寫道，舊式拖船過壩方式使每艘船的載貨量限於300石米（約17噸）；引入船閘後，載400石（約22噸）的船隻即可使用。沈括還寫道，到他所處時代（約1080年），官船可載重700石（約39噸），民船可載800袋貨物，每袋2石，總計約88噸。

### 城市就業與商業

城市經濟提供了新的職業和工作場所。華北失陷後，一位懷舊作者饒有興味地描寫舊都汴京（今開封附近）每一處街巷和商鋪。在《東京夢華錄》中，他寫到開封相國寺東門周圍街巷：

同樣，在開封一座祆教寺廟附近、馬行街一帶的「娛樂區」中，他寫道：

開封店主很少有時間在家用餐，因此常外出到餐館、寺廟和食攤用飯。餐館生意因這種新顧客群而繁榮；面向地方風味的餐館則吸引那些來自異地的商人和官員。上文所述娛樂區既有戲台、遊戲、妓院和歌女居住地，又遍布食攤，幾乎整夜都可營業。劇場業的成功又帶動了城市飲食業。開封娛樂區約有五十多座劇場，其中四座可容納數千名觀眾，吸引大批人群，從而使附近商家獲得巨大的潛在客源。除飲食外，市場上鷹隼商、珍貴繪畫商，以及出售絲綢布匹、珍珠飾品、玉器、犀角、金銀、髮飾、梳子、帽子、頭巾和香料的店鋪也十分興盛。

### 政府專賣與私人商業

在某些地區允許競爭性產業繁榮，而在另一些領域設立嚴格官營和專賣生產、貿易，這種安排並不限於鐵業。宋初，政府支持東部各省和首都開封的競爭性絲織廠和錦緞作坊。但與此同時，政府又嚴格禁止四川私人生產絲綢的商人貿易。這一禁令打擊了四川經濟，並引發一場小規模叛亂，後來被平定；不過宋代四川仍以獨立產業聞名，尤其是木材和柑橘種植。宰相王安石（1021年－1086年）的改革，在他將茶、鹽、酒的製造、加工和銷售國有化時，引發朝臣激烈爭論。四川茶葉專賣是國家購買青海馬匹以供宋軍騎兵使用的主要收入來源。王安石對私營鹽業生產和貿易的限制，甚至受到蘇軾名詩批評；隨著朝廷中反對派得勢或失勢，王安石變法也反覆被廢止和恢復。儘管政治爭論不斷，宋帝國主要財政收入仍來自官營專賣和間接稅。對私人企業而言，奢侈品貿易和專業化區域生產仍可獲得巨大利潤。例如河北南部深州饒陽縣的絲織生產者，尤其以為宋帝和首都高級官員製作絲質頭飾而聞名。

### 對外貿易

與東南太平洋地區、印度世界、伊斯蘭世界和東非等地的海上貿易，對商人繁榮作出重要貢獻。雖然沿大運河、長江及其支流湖泊和其他運河體系的大規模貿易，壓倒了海外貿易的商業收益，宋代仍有許多大型海港支撐經濟，例如泉州、福州、廣州和廈門。這些港口如今通過運河、湖泊和河流交通與腹地相連，成為銷售內地經濟作物的大型市場中心。中國對東印度群島奢侈品和香料的高需求，推動了中國海上貿易發展。隨著海上貿易地位提升，加之福建人口迅速增加，福建造船業同採礦業一起急劇擴大。

一條容量可觀的運河把南宋都城杭州與明州（今寧波）海港相連；明州是許多進口商品轉運至全國其他地區的中心。從阿拉伯地區輸入的商品包括珍珠、象牙、犀角、乳香、沉香、珊瑚、瑪瑙、玳瑁、梔子和玫瑰。三佛齊和藥材來自爪哇，木香來自佛羅安（今瓜拉勿浪），棉布和棉紗來自麻逸，人參、銀、銅和水銀來自高麗。

儘管杭州設置了消防站和大型消防隊，火災仍威脅著城市及其各類商業。為保護庫存並向商人和店主出租安全儲藏空間，杭州富戶、宮廷宦官和皇后在東北城牆附近興建大型倉庫。這些倉庫四面環水，並由僱傭夜巡者嚴密看守。造船業為許多熟練工匠創造就業機會；隨著越來越多家庭擁有購買船隻並投資海外商業的資本，船員也獲得許多就業機會。外國人和海外商人也從中國內部影響經濟。例如，許多穆斯林來到宋朝中國，不僅從事貿易，而且支配進出口行業，有些還成為經濟管理官員。對中國海商而言，遠赴埃及等海外貿易據點和港口仍伴隨風險。為降低海外貿易虧損風險，投資者通常謹慎地把資金分散投向多艘船，每艘船又有多名投資者。

一位觀察者認為同鄉的海外投資會造成銅錢外流。他寫道：「沿海居民與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關係密切，或因同鄉，或因私人交情……他們把錢交給商人帶上船，用來購買並運回外國貨物。他們投資十貫至百貫，常獲數百倍利潤。」

朱彧《萍洲可談》（1119年）描述了海船、商人和船員的組織、航海實踐以及政府標準：

據一位1274年的杭州居民記載，商船大小不一。大型船為5000料，可容納多達600名乘客；中型船為1000至2000料，可載300名乘客；小型船被稱為「鑽風」，可載百人。

到中國的外國旅行者常評論中國的經濟力量。後來的穆斯林摩洛哥柏柏爾旅行者伊本·白圖泰（1304年－1377年）記錄了他在歐亞世界各地的旅行經歷，其中包括最東端的中國。他描寫中國大船有豪華船艙和大廳，以及中國船員和船長的生活之後寫道：「中國居民中有些人擁有許多船隻，並派代理人乘船前往外國。世界上沒有比中國人更富有的人。」

### 俸祿與收入

富有地主通常仍是能夠把兒子教育到最高程度的人。任何地方縣邑中，少數顯赫家族會因子弟遠赴外地求學並被任命為國家大臣而獲得全國性聲望；但在分割繼承制度下，向下流動始終是問題。袁采（1140年－1190年）在12世紀晚期提出增加家產的方法，認為獲得優厚官俸的人不應把收入換成金銀，而應通過投資讓其增值：

財政官員沈括（1031年－1095年）也持同樣看法。他在1077年關於貨幣流通速度的理解中說：

相當多研究集中於宋代生活水平。經濟史家程民生的一項近年研究估計，宋代下層勞動者平均收入為每日100文，約為估計維持生計水平每日20文的五倍，對前工業經濟而言相當高。程氏還估計，當時人均糧食和絲綢消費量分別約為每日8斤（每斤約400克）和每年2匹。

### 封樁庫

宋太祖設立封樁庫，作為積累資金的儲備庫，目標是通過購買或軍事行動收復燕雲十六州。

## 手工業

### 瓷器

從晚唐到早宋，中國工匠發明了真正的瓷器，其釉、顏料和胎體均實現玻化。中國各地陶瓷風格繁榮，但南方城市景德鎮生產的青白瓷最為著名。據稱宋代景德鎮有300多座窯和12,000名熟練工人。吉州永和鎮也在10世紀中期成為陶瓷生產中心，並在12世紀因黑釉器聞名國際，後來又被景德鎮壓過。宋代瓷器和青瓷取代絲綢成為中國主要出口品；沿泉州等沿海港口出現窯場，泉州於1087年設立市舶司。泉州陶工最初仿製青白瓷，但到12世紀已形成獨特風格，並在日本等海外市場受到歡迎。泉州窯在出口市場占據優勢後，廣州和紹興等舊中心衰落。不過，由於中國國內需求很高，景德鎮、定州和龍泉最高質量的產品很少出口。

### 鋼鐵工業

伴隨紙幣廣泛印刷而來的，是可稱為中國早期工業革命開端的現象。歷史學家羅伯特·哈特維爾估計，806年至1078年間，人均鐵產量增加六倍；到1078年，中國每年生產鐵約1.27億千克（12.5萬噸）。不過，歷史學家唐納德·華格納質疑哈特維爾估計這些數字的方法（即使用宋代稅收和配額記錄），並認為鐵稅總額只能粗略反映政府對鐵的總消費。即便考慮華格納的保留意見，最低估計仍顯示宋代年鐵產量比唐代高出數倍。

在使用水輪驅動大型鼓風箱的冶煉過程中，需要大量木炭，導致華北廣泛森林砍伐。但到11世紀末，中國人發現使用煙煤焦可以取代木炭，因此華北大量林地免於繼續被鋼鐵工業消耗。這一時期的鐵和鋼被用於大規模生產犁、錘、針、別針、船釘、樂器鈸、吊橋鐵鏈、佛像以及面向本土大眾市場的日常用品。鐵也是鹽和銅生產過程中的必要製造材料。新建的許多運河把主要鋼鐵生產中心同首都大市場連接起來。這也擴展到對外貿易；南宋時期，中國海外海上活動高度活躍，對外貿易大幅擴大。

通過宋帝國地方行政官向中央政府提交的大量書面奏報，歷史學者得以拼合出宋代中國鐵業規模與範圍的大致圖景。著名清官包青天（999年－1062年）曾寫到同州府韓城一帶的鐵業；該地位於今天陝西東部，沿黃河分布，冶鐵戶由政府監管人員監督。他寫道，當地有700戶從事冶鐵，其中200戶獲得了較充分的政府支持，例如木炭供應和熟練工匠；這些冶鐵戶則自行僱傭當地非熟練勞力。包拯向朝廷申訴稱，陝西禁止私人冶煉的政府法令妨礙了該行業盈利；政府最終聽取他的請求，於1055年取消陝西私人冶煉禁令。其結果是利潤增加，鐵價下降，產量也上升：1040年代陝西每年生產鐵10萬斤（60噸），到1110年代增至每年60萬斤（360噸），這又受到1112年陝西採礦業復興的推動。雖然陝西冶鐵者由政府管理並獲得供給，但也有許多由富裕家族經營和擁有的獨立冶煉場。1078年，著名宋代詩人和政治家蘇軾（1037年－1101年）任徐州知州時寫道，他所轄地區的利國監有36座由不同地方家族經營的冶煉場，每座冶煉場僱傭數百名工人採礦、生產木炭和冶煉鐵。這36座冶煉場每年生產鐵和鋼7000噸。

### 火藥生產

宋代從中國各省開採資源，涉及大量有組織的勞力和官僚管理。中國人稱為「礬液」的硫，從黃鐵礦中提取，既用於醫藥，也用於製造火藥。其方法是焙燒黃鐵礦，使硫化物轉化為氧化物；礦石與煤餅一起堆入陶製爐中，爐上設有類似蒸餾頭的裝置，把硫以蒸氣形式導出，隨後凝固並結晶。1345年編成的《宋史》記載，唐宋時期硫的主要產地是晉州這一次級行政區，即今山西南部臨汾一帶。派駐當地的官員負責其工業加工和銷售；僅996年至997年間，製造並分配的硫就達405,000斤（約200噸）。記載還稱，1076年宋政府對硫生產實行嚴格商業專賣，若染坊和官營作坊把產品賣給黑市中的私人商人，就會受到政府處罰。更早在1067年，宋政府已頒布詔令，禁止居住在山西和河北的人向外國人出售任何含有硝石和硫的產品。這一舉措顯示出宋政府擔心火藥武器也被宋朝疆域敵人發展出來，尤其是党項人和契丹人。

由於晉州距離宋都開封很近，開封成為北宋時期最大的火藥生產中心。隨著中國人使用由黃鐵礦製得的強化硫，而非天然硫，並配合改良的硝酸鉀，火藥用途得以從縱火轉向早期火炮中的爆炸用途。宋朝設有大型製造廠，專門生產使用火藥的「火器」，例如火槍 (中國)和火箭 (武器)。在與蒙古人交戰期間，1259年官員李曾伯在《可齋雜稿·續稿後》中寫道，青州城每月製造一千至兩千枚堅固鐵殼炸彈，並一次向襄陽和郢州發送一萬至兩萬枚此類炸彈。儲存火藥和武器的主要軍械庫之一位於未央宮，該處於1280年意外失火，並發生巨大爆炸。

## 商業創新

### 銅資源與存款憑證

紙幣發展的根源可追溯到更早的唐朝（618年－907年）。當時政府禁止以成匹絲綢作為貨幣，因而增加了銅錢作為貨幣的使用。到1085年，銅錢年產量已從1080年的58.6億枚增至60億枚；相比之下，唐朝繁盛的天寶年間（742年－755年）每年只鑄造3.27億枚，漢代前118年至5年間每年僅鑄造2.2億枚。中國經濟擴張程度前所未有：997年的鑄幣產量每年僅8億枚。僅1120年，宋政府就徵得1800萬盎司白銀稅收。

許多9世紀唐代商人為了避免每次交易攜帶大量銅錢的重量和體積，開始使用存款鋪開出的交易憑證；貨物或錢此前存放在這些鋪戶中。商人把銅錢存入富裕家族或著名批發商的店鋪，隨後得到憑證，可由受認可的人在附近許多城鎮兌付。自10世紀起，宋初政府開始發行自己的存款憑證，但這主要限於其專賣鹽業和鹽貿易。中國最早的官方區域性紙質印刷貨幣，可追溯到1024年的四川。

儘管到1085年銅錢產量已大幅擴大，1078年至1085年間仍有約50座銅礦關閉。北宋中國平均發現的銅礦數量雖多於此前唐代，但南宋時期情況逆轉，到1165年，已開採銅礦急劇減少並趨於枯竭。雖然11世紀末銅錢相當充足，但王安石以稅錢代替徭役，並由政府接管農業金融貸款之後，人們需要尋找更多現金，推高了銅錢價格，使其變得短缺。更糟的是，大量政府發行的銅錢通過國際貿易流出中國，而遼朝和西夏也積極用本國鐵錢交換宋代銅錢。1103年的一道詔令顯示，宋政府對鐵錢流入遼朝變得謹慎，要求在冶煉過程中把鐵與錫合金化，從而使遼人無法熔毀鐵錢製造鐵製武器。

宋政府試圖禁止在邊境地區和海港使用銅錢，但宋朝發行的銅錢仍在遼、西夏、日本和東南亞經濟中廣泛流通。為減輕官鑄錢監的需求，宋政府轉向其他貨幣材料，包括發行鐵錢和紙幣。976年，發行貨幣中銅錢所占比例為65%；1135年以後，這一比例顯著降至54%，這是政府試圖降低銅幣成色或減少銅幣依賴的措施。

###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中央政府很快認識到印刷紙幣的經濟優勢，於是賦予若干存款鋪發行存款憑證的專門權利。到12世紀初，單年發行的紙幣數額已達每年2600萬貫。到1120年代，中央政府正式介入，發行自己的國家紙幣，並採用雕版印刷。早在此之前，宋政府已經徵收大量紙張貢賦。記載稱，1101年以前，僅新安州（今安徽歙縣）每年就向開封京師輸送七種紙共150萬張。1101年，宋徽宗決定減少紙張貢額，因為它給當地民眾造成沉重負擔。然而，政府仍需要大量紙製品來製作兌換憑證和國家新發行的紙幣。僅為印刷紙幣，宋廷便在徽州、成都、杭州和安岐等地設立多處官營工場。這些紙幣工場雇用勞動力規模很大；1175年，僅杭州工場每日僱工就超過千人。

不過，當時政府發行的紙幣尚未成為全國統一通貨。紙幣發行限於帝國的若干區域，並且通常只在指定地區和臨時性的三年期限內有效。1265年至1274年間，地域限制發生變化，晚期南宋政府最終發行全國標準紙幣，其廣泛流通由金銀儲備支持。這些紙幣的面額可能從一貫到一百貫不等。

在1214年至1217年的宋金戰爭期間，宋代紙幣大幅貶值。戰爭結束後，紙幣幣值趨於穩定。在蒙古戰爭和其他財政困境中，宋朝於1265年推出一種新紙幣，其價值嚴重貶損。

在後世王朝中，使用並強制推行紙幣成為政府應對銅錢偽造問題的一種辦法。隨後的元、明、清各代也發行自己的紙幣。甚至南宋北方同時代的金朝也採用這一趨勢，發行自己的紙幣。在熱河考古發掘中，出土了一塊1214年的印版，可印製大小約10厘米乘19厘米、面額為80文一百貫的紙幣。這種女真金朝紙幣帶有序號、字號，並印有警告文字：偽造者斬首，告發者賞錢三百貫。

### 股份合資公司

商人階層比以往更加成熟、受尊重並有組織。他們的財富常可匹敵管理政府事務的士大夫官員。他們在多個領域有所創新，創造了把所有者（股東）與經營者相分離的合夥組織和股份公司。大城市商人按經營商品組織成行會，向批發商和店主定價。行會首領在政府徵用物資或評估稅收時，充當商人代表。

唐代已經發展出「合本」，即最早的一種股份合資形式，由主動經營者與被動投資者組成。到宋代，這擴展為「斗紐」，即由若干股東出資、由「經商」管理的資金池；這些經商者使用投資者資金經營業務。由專門作為經商的商人構成的階層逐漸形成。投資者報酬依據利潤分成，從而降低個別商人的風險和利息負擔。

數學家和學者秦九韶（約1202年－1261年）曾寫過一道題，反映這類公司的基本性質。他設想四方合夥投資424,000貫錢，參與東南亞貿易。每一方投入貴金屬，可能是銀、金，或鹽、紙、度牒等商品；其中度牒涉及免稅權益。各方投資額差異很大，可能相差八倍。誰能成為投資者，或許受到社會地位和家族關係影響；但每人按原始投資比例獲得利潤份額。

## 外部連結

- ChinaKnowledge.de：宋代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