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論相攪

異論相攪，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種用人原則和政治觀念，通常指君主任用政見、政治背景或關係網路不同的臣僚，使其相互議論、監督和牽制，以防止單一大臣或政治集團控制朝政。現有研究分別從祖宗之法、君主馭臣和政治協商等角度解釋這一觀念。

現存宋代史籍中，「異論相攪」作為政治概念初見於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的一次君臣討論。時任樞密使呂公弼將去職，曾公亮、韓絳建議起用司馬光，王安石擔心司馬光成為反對新法者的「宗主」。曾公亮轉述宋真宗任用寇準時所說的「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王安石則主張任事之臣必須「同心同德、協於克一」。神宗最終表示「要令異論相攪，即不可」，而沒有起用司馬光。

學界對異論相攪的性質和實際影響存在分歧。較早的解釋多強調其限制相權、分割臣僚和維護君權的作用；近年另有研究將其同宋代集議和言路聯繫起來，強調不同意見在擴大資訊來源、糾正決策和形成政治共識方面的作用。關於其政治後果，也存在維持中樞平衡與加劇黨爭、降低行政效率等不同評價。

## 語源與含義

《續資治通鑑長編》中的討論發生於熙寧變法初期。當時朝臣對新法存在廣泛分歧，司馬光又是反對新法者中聲望較高的人物。王安石所謂「異論有宗主」，是指司馬光進入樞密院後，分散的反對意見可能取得共同的政治中心；曾公亮則以真宗任用寇準為例，主張政見不同的大臣相互牽制，可以使各方均「不敢為非」。

狹義的異論相攪是一種中樞用人方略，即有意使政治立場、出身背景、行政風格或私人關係不同的官員共處朝廷，由其相互監督和牽制，防止宰相或某一官僚集團控制資訊和決策。較廣的解釋還包括允許不同意見進入決策過程，使政策經過反覆討論和比較後逐步形成。

胡百精、高涵等研究者將異論相攪同「不殺言事者」「道理最大」和「共定國是」等觀念聯繫起來，將其分別概括為宋代言論政治的倫理底線、協商手段、規範標準和建制目標。在這一解釋中，異論相攪通過意見競爭辨明利害，推動朝廷形成可以執行的政治共識。

異論相攪容許政見分歧，朝廷同時需要維持施政方向的統一。王安石強調，朝廷確定施政綱領以後，任事之臣必須「協於克一」，否則政令難以貫徹；曾公亮等人則重視不同意見相互糾正、避免執政者壅蔽的作用。爭論的關鍵集中在異議應當持續到何種階段，以及「國是」確定以後，官員是否仍可公開反對或牽制執政者。

## 歷史實踐

### 太祖、太宗時期的追溯

「異論相攪」一語在現存材料中遲至神宗朝才明確出現，部分學者則將相關政治實踐追溯到宋太祖和宋太宗時期。田志光以趙普的權力變遷為中心，認為宋太祖在倚重趙普處理政務的同時，通過設置和擴大參知政事的議政權限、調整中書和樞密院的人事配置等方式，分割並監督趙普的權力。

田志光還認為，趙普與宋太宗及其他朝臣之間的矛盾，使太祖得以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間保持裁決地位；待趙普權力擴張並受到朝臣攻擊後，太祖又將其罷相。太宗即位後，趙普一度受到限制，後來又藉助其元老地位和政治經驗處理趙廷美、盧多遜等人的政治案件。趙普權力的起落，因而被該研究解釋為宋初君主同時任用、調整和牽制不同政治力量的表現。

田志光據此認為，異論相攪作為祖宗法中的用人方略在太祖、太宗時期已經形成，其主要目標是防止權臣專政、維持中樞權力平衡和鞏固皇權。這種安排增加了政治內耗和行政成本，同時符合宋初君主「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政治取向。

### 真宗時期

按照曾公亮在神宗朝的轉述，真宗任用寇準的目的之一，是使不同意見在朝中相互牽制。部分研究認為，真宗時期的異論相攪還表現為太宗朝舊臣、潛邸舊臣與科舉出身士大夫之間的並用和競爭。

石鵬、蒲聖以王顯的仕途為中心，考察真宗朝新舊官僚力量的變化。王顯是太宗潛邸舊臣，憑藉同太宗的親近關係迅速進入樞密院，但其才能和政治聲望受到科舉士大夫質疑。真宗即位後以「圖任舊人」為名重新起用王顯，使其再次執掌樞密院。該研究認為，真宗此舉意在將太宗潛邸舊臣納入新的權力架構，使其同科舉士大夫相互牽制。

王顯後來受到傅潛案和威虜軍戰事牽連，再度被罷黜。石鵬、蒲聖認為，王顯包庇傅潛以及在威虜軍之戰中違背真宗詔令的說法缺乏充分依據，其罷黜更大程度上受到科舉士大夫輿論攻擊的影響。王顯的起用和罷黜反映出真宗試圖維持新舊官僚力量的平衡；隨著科舉士大夫在政治和輿論上的優勢增強，這種平衡逐漸難以維持。

張齊賢與李沆共同任相，也被該研究視為真宗並用不同政治背景和行政風格官員的事例。真宗曾要求二人「上下和睦，同濟王事」，二人後來因意見和關係不合而發生衝突。張齊賢罷相後，真宗又起用元老重臣呂蒙正，繼續維持中樞中新舊政治力量的配置。

劉雙怡、李鑫以真宗朝棄守靈州之議說明異論相攪可能造成的決策困難。太宗末年至真宗初年，朝臣長期就靈州應當堅守還是放棄發生爭論。該研究認為，真宗在人事上並用政見不同的宰輔，又在兩種意見之間反覆猶豫，未能及時形成和執行穩定的邊防方針，使原本用於限制相權的人事安排反過來影響了皇帝的決斷。

### 仁宗時期

宋仁宗時期，諫院、御史台、給舍封駁和百官輪對等言路進一步發展，不同意見進入中樞決策的渠道有所擴展。台諫官的風聞言事權降低了揭發和彈劾的證據門檻，有助於揭露隱蔽問題，也可能使個人恩怨、名譽競爭和朋黨衝突進入政治程序。

部分研究將慶曆新政期間改革派與反對者的衝突納入異論相攪的解釋框架。王智臨認為，仁宗支持范仲淹等人改革的同時，也保留了反對改革的政治力量；台諫官又利用風聞言事攻擊改革官員，使原有政策分歧逐漸轉化為朋黨指控，促使慶曆新政迅速結束。

胡百精、高涵對宋代言路的評價相對審慎。他們認為，風聞言事擴大了台諫的資訊來源和監察能力，缺少事實責任約束時，也容易被用於誣告、邀名和政治鬥爭。仁宗朝對風聞言事範圍的反覆調整，反映出朝廷試圖在資訊暢通、言官責任和行政秩序之間維持平衡。

### 神宗時期

神宗朝是現存文獻明確討論異論相攪的時期，也是相關研究分歧最集中的階段。熙寧初年，神宗希望通過新法實現富國強兵，並在相當程度上支持王安石。王安石主張朝廷確立「國是」後，任事大臣應當統一方向，反對任用足以成為異議「宗主」的司馬光；神宗在熙寧三年的討論中接受其意見，明確表示不應為了「異論相攪」而起用司馬光。

張金銑、韓新芝認為，變法初期新法成效尚未確定，神宗為了分散政治風險，有意同新法保持一定距離，容許變法派和反變法派分別構建有關新法的政治話語。變法派以先王之政、義理和政策成效證明新法的正當性，反變法派則將新法描述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和聚斂害民的個人事業。兩派雖然立場相反，卻都在一定程度上將王安石置於變法的中心，使神宗保留了根據新法成敗調整政治姿態的餘地。

隨著部分新法顯現成效，神宗開始調整朝堂格局並重構新法話語。他削弱王安石及其舊有集團對新法的解釋權，強調新法屬於皇帝確定的「國是」，並將官員對新法的態度同是否遵循皇帝的「好惡」相聯繫。有關表述又被要求進入日曆、奏疏、印紙、行狀和墓誌等官私記錄，以確立神宗本人對新法的主導地位。

神宗仍然保留或禮遇部分反對新法的元老和士大夫。錢申認為，神宗朝君臣關係的主要面相是支持王安石和變法派，並清除中書、台諫和地方機構中妨礙新法的異議力量。文彥博、馮京、呂公著等人雖然長期在中樞任職，卻不足以同變法派形成勢均力敵的制衡。神宗保留這些人物，主要同「國家之事必謀元老」、以重德之臣參驗有才者，以及明君應當納諫等政治傳統有關；這種安排與以相互牽制為核心的異論相攪仍有區別。

陵安迪從士大夫政治的角度解釋神宗的做法。他認為，神宗高度信任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等反對者的道德聲望和行政能力，認為這些人仍是實現其政治目標所不可缺少的治理資源。神宗希望他們放棄對抗態度，轉而為新法效力，因此試圖藉助任免、考課、賞罰和刑名法律改變其政治行為。

陵安迪將烏台詩案視為這種治理邏輯的集中表現。神宗允許御史台嚴厲逮捕和審訊蘇軾，最終處分卻相對有限，其目的被解釋為以刑罰威懾和改造異論者，同時保留其日後重新為朝廷效力的可能。這一做法未能使蘇軾等人改變對新法的基本態度，神宗依賴異論者才能又要求其服從國是的嘗試也未能取得預期結果。

## 相關政治機制

### 人事配置與權力制衡

異論相攪最直接的表現，是在中樞人事安排中並用意見、背景或關係不同的官員。君主可以將不同政治力量分別安置於中書、樞密院、台諫或地方要職，使其相互提供資訊、糾正對方，或防止其中一方形成難以控制的權力集團。

各方並未因此獲得平等而穩定的制度性權力。皇帝掌握官員任免、升黜和最終裁決權，可以決定哪些意見進入討論、哪些官員繼續留在中樞，以及何時終止爭議。異論相攪既可能限制相權，也可能成為君主分化臣僚、擴大裁決空間的手段。

意見不同的官員可以相互補充經驗、暴露政策缺陷，也可能因政治聲望、私人關係和集團利益而相互攻訐。君主能夠在充分聽取意見後及時作出決定時，異論可能發揮避免壅蔽的作用；君主缺乏穩定方針或延遲裁決時，不同意見則可能轉化為政令反覆和行政停滯。

### 集議和言路

異論的表達依賴宋代既有的集議和言路。宋代集議包括尚書都堂集議、有司集議和宰相聚議等形式，可以根據事務性質召集宰執、台諫、侍從、有關機構官員或具備專門知識者參加。與會者在正式決策前陳述意見，部分問題還會經過調查、複議和反覆議論。

宋代言路包括諫院獨設、台諫合一、風聞言事、給舍封駁、百官輪對和登聞鼓制等安排。諫院和御史台承擔規諫與監察職能；給事中和中書舍人可以封還、駁正政令；輪對使不同層級的官員有機會向皇帝陳述政見；登聞鼓等制度則為官員和民眾申訴提供渠道。

言路可以使中樞接觸執政集團以外的資訊，卻不能保證意見本身真實可靠。風聞言事降低了言官提出彈劾的證據要求，既使隱蔽違法行為較易進入朝廷視野，也為未經核實的傳聞和政治性指控提供了傳播渠道。給舍封駁、輪對等制度還可能受到人事控制、皇帝內降和權臣干預，其實際效果因具體政治環境而異。

### 異論、國是與皇帝裁決

在政治協商說的解釋中，異論相攪處於決策過程的前段。不同意見首先經由集議、奏疏、台諫論列或輪對等渠道進入中樞，朝廷再從事實、義理、利害和執行條件等方面比較各項主張，最終形成「國是」或由君主作出裁決。

高涵認為，異論與「致一」之間需要保持平衡。部分爭論可以在反覆討論中自然形成共識，部分爭論無法完全統一，需要由君相結束議論並確定執行方案。君主始終掌握最終裁決權，不同政治集團沒有據此共同分享最高決策權。

熙寧變法顯示出異論與國是之間的衝突。王安石認為，政策尚未確定時可以討論利害；國是確立以後，繼續以異論阻礙執行將使「天下事無可為」。神宗後來也逐漸將反對新法同違背皇帝所定國是聯繫起來，使原本屬於政策選擇的分歧帶有政治忠誠的含義。

## 學術解釋與爭議

### 分權御臣說

較早的研究主要從君權與相權關係解釋異論相攪，認為其核心是君主有意使政見不合、關係不睦或分屬不同政治集團的大臣共處朝廷，令其相互糾察、監督和牽制。通過阻止權相或單一官僚集團壟斷中樞，皇帝得以維持不同勢力之間的最終裁決地位。

田志光認為，這一原則在宋初有效約束了趙普等重臣的權力，保障了帝位傳承和中樞政治的正常運行。其制度成本包括官員之間的摩擦和行政效率下降，但開國君主更重視防止權臣失控，因此願意承擔相應成本。

王智臨將異論相攪稱為君主的「馭臣寶訓」，認為它雖能強化皇權，卻使士大夫難以形成穩定的政策共識，並使宋代政治制度的運行呈現持續黨爭的特點。按照這一解釋，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都受到異議、流言和台諫攻擊的嚴重干擾。

### 政治協商說

高涵以及胡百精、高涵等研究者認為，帝王權術說難以涵蓋宋代政治實踐的全部內容。不同意見的公開表達和反覆討論可以擴大決策者的資訊來源，使政策利弊和執行困難較早暴露，並通過「熟議」形成階段性或多層次的共識。

在這一解釋中，異論相攪是通向「共定國是」的協商手段，「道理最大」則是判斷不同意見的規範標準。宋代政治容許各方從不同立場提出意見，再經過論辯、調查和複議逐漸形成可以接受的方案。

北宋黃河回河之議被高涵用作政治協商的事例。朝廷曾在立即回河、暫緩工程、繼續調查和交由專業官員複議等主張之間反覆討論。爭論雖然沒有立即形成全體一致的結論，卻產生了暫緩決斷、補充勘察和縮小分歧等階段性共識。

政治協商說也承認這種安排具有歷史限制。參與者主要是具有官僚身份和文化資格的士大夫，普通民眾的意見往往需要經過官員轉述；何種主張符合「公論」或「道理」也缺乏客觀而穩定的判定機制。最終決定仍由皇帝作出，協商範圍和結果高度依賴君主態度、官員德性和具體政治環境。

### 神宗朝的適用問題

宋神宗是否真正實行異論相攪，是相關研究中爭議最集中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為，神宗雖支持王安石變法，仍長期保留部分反變法官員，以防王安石及變法派壟斷朝政；神宗對新舊兩派的並用延續了祖宗之法，也為元祐時期反變法官員重新執政保存了政治基礎。

錢申認為，神宗和王安石明確否定以絕對制衡為目標的異論相攪。神宗朝的主要政治方向是確立變法國是、清除妨礙新法的異議力量。少數反變法元老仍在朝中任職，主要用於提供政治經驗、道德參驗和危機時的支持，難以形成同變法派對等的權力制衡。

張金銑、韓新芝將神宗的政治行為解釋為隨新法成效和政治風險而變化。變法初期，神宗容許兩派話語競爭，以分散新法失敗可能帶來的責任；新法取得部分成效後，他逐步限制兩派的獨立解釋，將變法重新定義為皇帝主導的國是。

陵安迪認為，神宗保留異論者還源於對其治理能力的依賴。神宗既需要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等士大夫的行政經驗和政治聲望，又希望通過任用、賞罰和司法壓力使其服從新法。這種做法反映出君權在士大夫政治結構中的現實限制。

### 政治影響

對異論相攪實際效果的評價，主要取決於研究者如何理解意見競爭、行政統一和君主裁決之間的關係。肯定者強調，它能夠防止資訊和權力集中於少數大臣，增加政策比較和糾錯機會，並提升決策的可接受性；批評者則認為，它可能鼓勵官員將政策分歧轉化為人身攻擊和朋黨鬥爭，使朝廷難以長期維持統一的施政方向。

不同政治事例也被用於支持相反的結論。黃河回河之議被解釋為通過反覆討論補充資訊和暫緩有爭議工程的協商過程；靈州棄守之議則被用來說明中樞意見長期分裂可能延誤軍事決策。熙寧變法期間，反對意見有時促使變法派回應政策缺陷，也可能通過台諫彈劾、流言傳播和政治結黨妨礙政令執行。

異論相攪的政治後果沒有固定模式。其作用受到議論程序、參與者關係、言論責任、君主的判斷和決斷能力、行政執行條件，以及爭議是否演變為朋黨鬥爭等因素影響。現有研究對其正面或負面作用的不同判斷，也反映出異論相攪兼具權力制衡、資訊溝通和政治競爭等多重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