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史

考古學史（history of archaeology）研究人類通過發掘和分析物質文化遺存來了解過去的實踐與思想演變。考古學作為一門現代科學，起源於古物學傳統，經歷了從個人收藏到民族事業、從尋寶式挖掘到精密科學方法的漫長轉型。考古考察活動在古代即已存在——新巴比倫帝國的那波尼德（約公元前550年）發掘並修復了早他一千多年的阿卡德建築，是歷史上第一位有記載的考古發掘者。

現代考古學在19世紀後期逐步確立為一門系統學科，並在20世紀成為歷史和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工具。中國的現代考古學則是在傳統金石學的基礎上，於20世紀初由李濟等學者融會西方方法而創立。

## 古代的考古萌芽

人類對過去的探究古已有之。約公元前1250年，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之子Q467825（Khaemweset）因熱衷於識別和修復古蹟——包括早他約1400年的左塞爾階梯金字塔——而被後人稱為「第一位埃及學家」。

在新巴比倫帝國，國王Q239414（Nabonidus）在約公元前550年發掘了阿卡德帝國納拉姆辛（約公元前2200年）的奠基遺址，並試圖通過碑銘來判定所發現物品的年代。儘管他的估算比實際年代晚了約1500年，但在缺乏精確測年技術的古代，這已是極為可貴的嘗試。那波尼德也因此被一些學者稱為"第一位考古學家"。

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史家希羅多德在遊歷尼羅河和德爾斐等地時，系統收集各地文物並記錄其考察見聞。他的九卷《歷史》雖有不準確的記載，但仍被視為西方最早的系統化考古考查記錄。

在中美洲，14世紀進入墨西哥谷地的墨西加人（阿茲特克）對早已廢棄的特奧蒂瓦坎進行了發掘，將其中的文物攜回首都特諾奇蒂特蘭，並模仿特奧蒂瓦坎風格修建廟宇。

12世紀印度學者迦爾訶納（Kalhana）的《王河》（Rajatarangini）通過考察當地傳統、手稿、銘文、錢幣和建築來撰寫歷史，被視作印度考古學的早期典範。

## 中國的金石學傳統

中國對古物的系統收集與研究起源很早，但走的是一條與西方不同的道路。宋朝（960–1279）時期，受宋明理學影響，士大夫階層熱衷於收集古代青銅器和石刻拓片，以復原商、周、漢時期的國家禮儀。歐陽修編纂了古代石刻拓片和青銅器的分析目錄；趙明誠強調利用古代銘文來糾正後世史書中的矛盾與錯誤。宋徽宗敕令編纂的《宣和博古圖》是規模宏大的古物圖錄，在明朝被廣泛重印。

然而，沈括（1031–1095）在《夢溪筆談》中對時人以古物僅供禮儀之用的風氣提出了批評，主張應研究古代物品的功能和製造技術。洪邁（1123–1202）也曾批評《宣和博古圖》中對漢代器物的描述存在錯誤。宋代的古物研究在元、明兩代趨於衰落，清代雖一度復興，但始終未能發展為系統的現代考古學。李濟後來評價道：中國傳統金石學的長處在於對器物本身的精細研究，但缺乏出土狀況的詳細記錄，直接制約了研究的精確性。

## 歐洲的古物學興起

在歐洲，對古希臘和古羅馬遺蹟的研究興趣始於中世紀晚期。15世紀初，義大利人文主義史家弗拉維奧·比翁多（Flavio Biondo）編纂了古羅馬遺址和地形的系統指南，因此被稱為考古學的早期奠基人。同時期的奇里亞科·德·皮茨科利（Ciriaco de' Pizzicolli，1391–約1455）遊歷整個東地中海，在其六卷本的《評述》（Commentaria）中記錄了大量希臘和羅馬的古物與銘文，被後世學者稱為「古典考古學的奠基之父」。

16世紀的英國古物學家如約翰·利蘭和威廉·卡姆登對英格蘭鄉村進行了地形學調查，記錄了古代紀念碑和景觀遺存。17世紀，Q356317對巨石陣和埃夫伯里等史前遺址進行了調查測繪，並嘗試通過字體、建築、服飾和盾牌形狀的演變來推測年代，這遠遠超前於他的時代。

18世紀初，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 Stukeley）同樣研究了巨石陣和埃夫伯里，他是最早嘗試對這些巨石建築進行測年的學者之一，認為它們是羅馬以前的德魯伊教遺物。古物學家的個人收藏櫃逐漸演變為博物館，這一過程推動了考古學從私人愛好向國家事業的轉變。

## 近代考古學的誕生

18世紀中葉，考古發掘進入新階段。1738年和1748年，義大利龐貝和赫庫蘭尼姆古城的發掘正式啟動。這兩座被維蘇威火山公元79年噴發掩埋的城市保存了大量完整的生活用品、壁畫甚至人體遺骸，其發現震動了整個歐洲。

德國學者約翰·約阿希姆·溫克爾曼通過系統、經驗性地對古希臘羅馬藝術品的風格進行分類，將考古學從古物學提升為一門科學，被譽為「現代考古學的奠基英雄」。

1798–1801年，拿破崙一世的埃及遠征攜帶了500名科學家隨行，對古埃及文明進行了全面考察。商博良隨後對羅塞塔石碑的成功解讀為埃及學奠定了基石。19世紀上半葉，歐洲多國在近東展開了大規模發掘：保羅·埃米勒·博塔發掘了亞述王薩爾貢二世的宮殿，奧斯汀·亨利·萊亞德發現了尼尼微和尼姆魯德的遺蹟以及亞述巴尼拔圖書館。

## 科學考古學的確立

19世紀後半葉，考古學逐步確立了其科學方法。Q718642（William Cunnington，1754–1810）在威爾特郡的墓葬發掘中做了細緻的記錄，他是已知在考古工地上使用泥刀的第一人。

地層學的引入是科學考古學的關鍵突破。這一概念從地質學借用，經雅克·布歇·德·彼爾特和克里斯蒂安·於根森·湯姆森等人之手，使考古學家能夠將器物按時間順序排列。湯姆森提出的三時代系統——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奠定了史前考古學的基本框架。

Q351199（Augustus Pitt Rivers，1827–1900）被公認為"第一位科學考古學家"。他堅持對所有出土物品——無論美觀與否——進行系統收集和分類，按類型學和年代排列，這徹底改變了以往近似"尋寶"的考古實踐。

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在埃及吉薩大金字塔的科學調查中展現了精密的建築分析方法。他確立了基於陶器和陶瓷器的分型斷代法——序列法——徹底革新了埃及學的年代學基礎。皮特里還培養了包括霍華德·卡特在內的一代埃及學家。

1870年代，海因里希·施利曼及其後繼者對希薩利克（古城特洛伊）的發掘引起了廣泛公眾關注。分層發掘揭示出九層連續的城市遺存，從史前到希臘化時期。1900年，阿瑟·埃文斯在克里特克諾索斯的發掘揭示了米諾斯文明的存在。

## 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建立

20世紀初，中國傳統金石學面對西方考古學的衝擊開始了現代轉型。1926年，留美歸來的Q698259主持了山西省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這是中國學者首次獨立組織的科學考古發掘。西陰村的發掘成果對瑞典學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提出的中國彩陶文化西來說構成了有力挑戰。

1928年，李濟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主持了殷墟遺址的發掘。殷墟的持續發掘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和青銅器，證實了商朝的存在，對重建中國上古史具有里程碑意義。此後，城子崖（龍山文化）等遺址的發掘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序列。

李濟在考古方法上始終注重西方科學與中國實際的結合。他與梁思永等不斷完善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的中國實踐。史語所考古組還建立了"多址制"——讓年輕學者在子項目中獨立承擔工作，從而培養了一批如石璋如等優秀的中國考古學家。李濟高度讚賞傅斯年提出的"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口號，認為這代表了學者最高的民族意識。

## 20世紀至今的發展

20世紀中期以後，考古學在全球範圍內進一步專業化。碳-14測年法和樹輪年代學等精確測年技術的出現，使考古學從相對年代走向絕對年代。過程考古學（1960年代）強調科學方法和文化過程的解釋，而後過程考古學（1980年代）則更關注符號、權力和個體能動性。當代考古學廣泛運用衛星遙感（LIDAR）、地理資訊系統（GIS）和古DNA分析等先進技術。

在中國，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考古發現（如秦始皇兵馬俑、馬王堆漢墓和良渚古城）不斷刷新著對中華文明的認知，中國考古學也日益深度參與國際學術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