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共官方稱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作為即將於1997年回歸中國的香港也爆發了聲援北京和全國示威者、學生的抗議、悼念、遊行、罷工、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市民等群體發起，也包括香港的親中共團體，並隨著全國範圍內的抗議局勢演變而變化。

胡耀邦逝世引發香港各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與改革的廣泛關注，學生、市民、社團及宗教團體通過遊行、靜坐、募捐、公開信及報刊社論表達對北京學運的支持。6月3日至4日北京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後，香港爆發大規模抗議，有20萬人參與遊行，多個團體號召罷工、罷市、罷課，強烈譴責武力鎮壓。這些抗議不僅反映了香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的聲援，也推動了本地公民意識的覺醒，對香港民主派政治文化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產生影響。

## 背景

在胡耀邦之死，八九民運爆發前，香港部分團體和人士就已經通過多種方式，聲援當時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和被捕的民運人士。1989年3月28日，香港宗教及新聞界七位代表組成的「籲釋魏京生等聯署人士赴京團」計劃向人大常委會遞交簽名信，表達港人對恢復魏京生人身自由的支持。該團到達天津機場時，被海關阻攔，簽名信則被視爲「宣傳品」而遭沒收。3月29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三十餘位學生示威遊行，並向新華社香港分社遞交請願信，要求當局釋放被囚禁的民運人士。

4月1日，四五行動組織舉行支持大陸民運的集會「民主之聲綜合晚會」，進行演講，並播放有關中國民主運動的幻燈片。4月5日，四五行動組織在港組織民主大遊行，參加者百多人，由天星碼頭至跑馬地新華社，呼喊口號，遞交請願信，抗議大陸扣押簽名信和阻攔赴京團，要求立即平反、釋放大陸所有被捕的民運人士，結束一黨專政，促進大陸民主化。同時相關人士計劃在4月23日舉行青年學生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集會，在4月29日在香港大專院校相關人士舉辦五四和現代中國學術講座。並在5月4日，由香港大學中文系與民辦機構「中國文化書院」、「北京二十一世紀研究院」等在北京香山臥佛寺飯店舉辦「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香港《爭鳴》雜誌主編溫輝則準備在五四前後將釋放魏京生的簽名活動推向高峰，並在10月1日前「向中共攤牌，若中共置之不理，」他們將「以香港為基地，號召世界華人知識分子選出代表到北京示威」。溫輝亦指《爭鳴》和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聯等擬將幾股勢力糾合起來，針對中共搞幾次大的政治破壞活動。在整個運動期間，相關香港組織的動向均被中國公安部進行整理、報告。

## 4月

4月15日，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去世，引發了廣泛悼念。香港《虎報》發表評論，認為「由於早些時出現一些爭取釋放政治犯的簽名活動，要求民主和人權的運動的勢頭日益增大，隨著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日的臨近，其勢頭會進一步擴大。」「北京大學生在舉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時可能會自發地組織要求擴大民主的活動」。

4月20日，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決定派出以秘書長為首的三人代表團到北京，瞭解北京學生的活動，特別是遊行示威的詳情。《快報》、香港記者協會分別致函新華社香港分社要求解釋北京公安毆打香港記者事件，並保證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4月21日，《明報》評論認為「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則猶如往裝滿火藥的桶裏扔了一根火柴」，並預言五四運動70週年紀念日會有更大規模的行動表達對當局的不滿。

4月20日，上海發生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該報刊由於對胡耀邦之死的報導而被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領導層進行整肅，並進一步引發中國各地一些新聞工作者的抗議。240多名香港新聞工作者為此發表了致中共領導機關的聯名信，認為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嚴重侵犯中國公民應享有憲法所賦予之新聞自由…表示失望與遺憾」，並表示支持中國新聞工作者爭取新聞獨立自由的努力，並提出四點要求：

一、撤回上海市委的錯誤決定,讓欽本立恢復原職。

二、向上海市委追究其應承擔之責任。

三、開放民間辦報。

四、報社實行總編輯負責制,以實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新聞與言論自由。

4月24日下午，香港基本法草委會副主任王漢斌(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新華社會晤中文大學學生會七名代表。王指其個人認為北京學生罷課事件可以容忍，「但目前國家正進行整頓經濟秩序中，最好還是不要進行」。4月25日，專上學聯發表聲明，支持聲援北京學生以罷課方式爭取民主。26日，學聯要求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儘快就政制進行民意調查，並要求委員會聽取民意，否則學聯將退出委員會。

4月27日早上，香港一批專上學院學生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外，聲援北京大學生的抗議，十幾個專上學生聯會代表到新華社宣讀聲明支持北京大學生的行動，新華社派人接請願信，副秘書長楊式亦在辦事處裡接見學生代表，說將學生意見轉達給中國政府。下午，約200多個來自各專上學院學生應學聯呼籲，到新華社門外支持北京大學生的行動。請願的大專學生撕毀四二六社論，要求中國不要用暴力鎮壓，盡速與學生對話，並客觀報導學運。學生亦當場寫血書「學運不死，民主萬歲」的標語，準備將要求交給中國當局。請願行動到下午6時結束。

4月29日，香港40多個團體發表聯合聲明支持北京學運。「香港各校學生支援大陸學生爭取民主運動聯委會」發表《敬給大陸各校同學的一封信》，認為運動繼承了八六學潮的「一貫精神」，「我們遠在香港，但心懷大陸、放眼世界…大家深深被你們的精誠感動，黯然落淚」，「現在我們香港各學校的同學，已聯合起來，決作大陸學生運動的後盾，希望你們繼續奮鬥、不憂不懼，共同爭取最後的勝利成功」。

## 5月

5月1日，專上學聯為支援大陸民運發起「中國民主基金」籌募運動，籌款逾七十萬港幣。親國民黨的社團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發表支持學運的「嚴正聲明」，對運動表示「敬佩及寄以無限的同情」，要求「中共應重視學生的合理要求」、「反對以武力鎮壓學運」、「釋放要求民主改革入獄的民運人士」、「勞工們應與學生們團結起來」，亦呼籲大陸的「學生與勞工兄弟……團結起來，不須畏懼強權，要敢於犧牲奮鬥，勇敢地爲國家的民主前途，向中共力爭到底，正義必戰勝邪惡，我們必全力予以支持」。

5月4日，香港13間大專院校（包括港大、中大、理工、城市理工、浸會、樹仁、嶺南、珠海、葛師、柏師、羅師、工商師、恆生商學院）3000多個學生仿效北京學生，在遮打花園集會，發起五四大遊行，也有從澳門東亞大學到港代表參與。其中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最早出發，早上8時開始沿大埔道遊行，沿途會合柏立基師範學生，需由馬料水步行至中環，歷時超過十小時。浸會人數最多，有600人。城市理工和珠海學生下午3時多陸續進入花墟球場。九龍和新界區大部分學校去花墟球場集合，過千學生由花墟出發，警方派出大批人員維持秩序，他們沿彌敦道行去尖沙咀方向，從尖沙咀搭小輪過海，向中區遮打花園進發。遊行中，學生高叫口號，市民向經過學生揮手致意表示支持。港島方面港大100多學生下午從校園出發，傍晚6時到達遮打花園會合其他學生。

集會大約進行了兩個半小時，大會估計亦有2000多群眾參加集會。他們高唱國際歌，高呼支持中國學運和民主的口號。有學生講述其去北京觀察學運的情況。亦有立法局議員司徒華、區議員、電影界人士徐克、岑建勳、1970年代學運領袖發言表示支持。珠海學院講師黃毓民發言時認為不應該唱代表共產主義的國際歌，被部分人喝倒采，其說話亦被打斷。黃稍後表示不滿，認為大會歧視珠海學院。學聯秘書長陶君行則解釋珠海學院並非學聯成員，黃毓民講話被打斷是因為發言已經超過大會規定時間。當天大會表示即場籌到4萬多元支持中國學運。

5月6日，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香港大專院校學生會聯合舉辦「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音樂節」，將安排24小時節目，並向北京大學學生會發出邀請。香港記者協會分別致函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總理李鵬和新華社社長穆青，聲援中國的新聞界同行，要求其對參與5月4日遊行示威的中國記者、編輯「不要予以打擊報復」。香港大學校長王庚武亦在5月7日稱讚北京學生「有愛國精神」，認為學運是「中國歷史上很有意義的轉捩點」。

5月14日，專上學生聯會兩名代表攜14萬港幣捐款赴北京。15日，香港學生在新華社門前進行靜坐絕食抗議活動。5月16日，北京學生宣布開始絕食，到北京的香港學生也加入。16日晚，代表著一百個民間團體的民主派組織香港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召開大會，通過動議支持中國的學生運動，並在次日向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和中國總理李鵬發表「緊急聲明」。民促會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表示「將聯同各界民主力量，爭取一個民主的香港，民主的中國」，呼籲中國政府對學生運動予以肯定並與之進行對話，認為「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並會在1997年回歸中國，「中港的命運是相關的，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的希望」。

5月17日，包括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香港基督徒學會、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時代論壇》等的11個基督教會團體發表《致中國領導人的公開信》，表示支持北京學運，要求政府對參與者不予追究。次日，多個教會團體和381位教牧與信徒於《明報》發表聲明支持北京學運。5月18日，香港學生與民眾舉行萬人示威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

5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李鵬宣佈北京戒嚴，不少市民在新華社門前抗議後，轉移至伊館旁的小巷繼續聚集，討論事件發展及未來行動。當天，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探望了香港絕食學生，表示其會隨時向中國當局反映學生的訴求。親中團體教聯會發起48小時救援北京學生捐款，並籌得120萬港幣。盧龍光牧師等一群教會人士則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北京的學潮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普遍不同意當局的把學潮定性為「動亂」，以及進行戒嚴。

5月20日，包括李柱銘、譚耀宗、田北俊、謝志偉、杜葉錫恩、黃宏發、梁智鴻、夏佳理、鮑磊、鄭漢鈞、張鑑泉、周梁淑怡、梁煒彤、麥理覺、彭震海、蘇周艷屏、司徒華在內的香港行政、立法兩局26名議員發表聯合聲明，呼籲中國領導人「尊重表達的自由和取得資訊的自由，並採取和平的方式，解決其與中國人民之間的不同意見」。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函請辭去基本法草委職務。當天，香港基督徒學會聯同14個教會團體宣佈成立「香港基督徒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愛民會」），並開記者招待會。20日晚，颱風布倫達吹襲香港，雖然香港掛起八號風球，但當晚仍有估計五萬人冒著颱風威脅在維多利亞公園出席民促會舉辦的「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集會，並遊行到當時在灣仔皇后大道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今翻新成灣仔帝盛酒店）。示威者在大雨中高呼「打倒李鵬」等口號，反對李鵬宣布的戒嚴令。

5月21日，親中派的文匯報以「痛心疾首」四字社論開天窗，以示對北京實施戒嚴的抗議。16個教會團體組成的「愛民會」向七百多間堂會發出17萬份《致全港基督徒書》，表示「作為基督徒，我們相信，自由、人權，是上帝所賜予的，而民主是體現自由、人權的必要條件」，並呼籲信徒以祈禱、遊行的行動作支持。聖公會港澳教區在聖約翰座堂舉行了祈禱會。下午二時，有三萬名信徒參與在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安素堂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的「為中國求平安」祈禱會，無法進入教堂的參與者擠滿馬路，並在會後加入當日的大遊行及集會。當天，香港有100萬人在香港島環市遊行（百萬人大遊行），呼籲公眾關注北京的事態發展。參與者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人員。遊行隊伍其後於跑馬地馬場舉行集會。當天晚上8時，大會宣佈成立「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並通過大會宣言，並以「香港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秘書處作為臨時聯絡處，即後來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也在當日成立。

當天，新華社香港分社部分員工發表支持學運的聲明，表示「香港同胞愛國大團結」、「這場愛國民主運動絕不是動亂」，並反對暴力鎮壓和新聞封鎖，呼籲人大委員長萬里返國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處理當前局勢，並發表「告全香港同胞書」，呼籲香港人「打十個電話」「寫十封信」將海外的資訊擴散到中國，並要求李鵬「懸崖勒馬」，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別緊急會議罷免李鵬。

5月22日，香港股市受中國政治局勢變化影響，劇跌350點。香港35名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發表支持學運的聲明，要求儘快恢復對話，撤銷戒嚴，並立即召開人大、政協常委會，作出相應決定。中華總商會召開第三十六屆常務會董事會，並在次日向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表三點「緊急呼籲」，呼籲不要使用武力鎮壓，解除北京戒嚴令和採訪禁令等。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總工會發表五點《緊急聯合聲明》，呼籲撤銷戒嚴令，撤走外地調入北京的軍隊，「全港社工立刻動員起來，隨時準備協助兩會推動的各項大型活動，並參與有關組織工作」，並表示原訂於27日由兩會舉辦的基本法諮詢大會無限期押後。中國教會研究中心與中國宣道神學院於《明報》發表聲明，呼籲政府不要武力鎮壓，並「推動政治、法制和經濟改革」。聖公會港澳教區鄺廣傑主教辭去基本法草委及諮委職位。「愛民會」發出《緊急呼籲》，請全球各地教會為局勢發展代禱，並在下午於循道衛理香港堂舉行教牧祈禱會，近三百名教牧參與。

5月23日，香港總督衛奕信表示港人十分留意和關注大陸學潮事態發展，並希望大陸局勢得和平妥善解決。親中派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就「當前國內嚴峻形勢」發表五點「緊急聲明」，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局勢等。當天，由香港十三間大專院校163名學生（由學聯陶君行帶隊）組成的隊伍，白天製作了三十多條橫幅，攜帶大量宣傳品。在紅磡體育館誓師後，從火車站乘火車經深圳到廣州，參加當晚在廣州舉行的「省港澳愛國民主大遊行」。香港學生隊伍原本預料過關可能會遇到問題，並計劃若入境深圳失敗就會在海關靜坐抗議，但其在通關時似乎獲得刻意安排，學生火車到達羅湖後，口岸聯檢大樓的公安立即為其安排入境，經過數分鐘即令全部人出關，亦無例行行李檢查。在廣州車站亦有公安人員開路，讓香港學生前往越秀賓館。

5月23日，浸信會神學院一群教職員與學生亦發表聲明，認為中國的運動「合乎基督教信仰精神」。聖公會於《明報》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不可動武及開放報禁。香港歌手盧冠廷、詞人唐書琛夫婦合撰〈為自由〉一曲支持北京學生。香港演藝界很多人被邀請參與大合唱。該歌曲錄製後由蔣志光與黃耀光親自送到北京給學生代表並即場播放，亦成為天安門廣場第一首播放的廣東歌。同日，香港親中左派團體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發表全版報紙廣告，支持北京學生，認為學運為「愛國民主運動」，要求撤銷新聞封鎖，解除戒嚴，撤銷李鵬五一九講話等。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亦發表四點「嚴正聲明」，呼籲以「和平合理方式解決問題」，認為「這次全國學生運動，要求民主改革、反貪污腐敗及提倡廉政，是正義與愛國行爲」。

5月24日，香港電台發動百餘名歌星錄製「爲自由」錄音帶送給天安門示威學生。中國神學研究院校友會刊登支持運動的聲明。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呼籲全港基督徒「為國祈禱」。有21間堂會響應「愛民會」舉行「為中國求平安」祈禱會。當天，支聯會於維園舉行有10萬市民參加的集會，示威者高叫「李鵬下台」等口號。5月25日晚，三百多位教牧於循道衛理香港堂祈禱後遊行至新華社遞交聲明。「愛民會」發表六項聲明，認為「基督徒應對國家民族有所承擔，確認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價值，並全力支持爭取上述目標的非暴力行動」。當晚起，「愛民會」於循道衛理香港堂開展「基督徒馬拉松祈禱保中華」。

5月26日，香港市民舉行「中港青年一條心全港青年大集會」，呼籲青年人深入探求民主法制的出路。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等於傍晚在維園合辦「中港青年一條心」全港青年大集會，又在晚上十時於安素堂開展「基督徒馬拉松祈禱保中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牧師部於《信報》刊登〈致全體教友書〉聲明，提出四項祈求事項。

5月27日，香港演藝界在跑馬地馬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馬拉松籌款演唱會，不少香港名人應歌唱邀並且表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多位歌手演唱愛國的粵語流行音樂，包括羅文《中國夢》和《同途萬里人》（NHK絲綢之路香港版主題曲）等。演唱會有將近三十萬人參與，籌得1,200萬港元，並由李卓人把款項送到北京。基督教「愛民會」發表文章呼籲信徒「不要因著政治形勢惡化而放棄信念，必須繼續堅持基督徒對國家民族的承擔和參與，支持及投入我們今後的工作」。

次日（5月28日），在李柱銘、支聯會司徒華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香港150萬名群眾聚集在於香港島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遊行人士在當日下午2時由遮打道行人專用區出發，經灣仔新華社香港分社再遊行至北角糖水道轉上東區走廊，最後抵達目的地維多利亞公園繼續集會。遊行持續達8小時，直到晚上10時才結束。遊行期間大致和平，並沒有發生不愉快事件。據估計，當日共有150萬人參加遊行，被認為是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群眾運動之一，直至2019年616大遊行的200萬人打破遊行紀錄。當天，基督教「愛民會」在下午亦於九龍仔公園舉行「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聯禱大會」，約一萬名教牧與信徒參與，會後遊行至新華社九龍塘分社遞交〈致中國領導人的公開信〉。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部全體委員則於《基督教週報》就運動提出四項呼籲。香港東亞銀行鑑於中國動盪局勢，正式向香港政府申請赴台灣設立分行。5月29日，由香港方面捐贈的近百個帳棚在天安門搭起。

## 6月

6月1日，香港紅十字會電匯港幣137萬予中國紅十字會，用作救護北京學生。6月2日，滕近輝牧師於宣道會北角堂為中國形勢舉行一連三晚的特別培靈會。支聯會赴京代表團團長李卓人把130萬港元捐款送到北京時被拘留，迫簽悔過書，3日後才獲釋，而款項一百餘萬被北京當局全數沒收。6月3日，「全港基督教徒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合會」發表五點對中國政府的譴責聲明，認為其將運動「定爲動亂」，侵犯國家憲法賦與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並拒絕運用合法程序解決整個政治危機。

6月3日晚開始，解放軍動用武力開入天安門清場。6月4日，新華社香港分社發表呼籲聲明，要求香港中資機構在6月5日以各種形式爲天安門死亡者致哀。香港市民在銅鑼灣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對面設公眾靈堂，獻上鮮花及祭品追悼在六四事件中身亡的死者。工聯會負責人鄭耀棠亦帶領成員到新華社外悼念死難者。當天下午二時開始，有30萬人身穿素服出席於跑馬地出席「黑色大靜坐」的抗議集會，由於入場人數眾多，集會延遲一小時才可以開始。集會用時半小時，先後有教育界、勞工界、演藝界等人士發言，不時出現「打倒李鵬」及「李鵬下台」等口號。張文光在大會結束前宣佈6月7日（周三）為「死難同胞哀悼日」，全港罷市、罷工、罷課，並表示部份行業如醫療及金融業需要正常上班，但可佩纏黑紗以表哀思。李永達帶領在場市民起誓「李鵬政權一日不倒台，他們將會堅持到底」。有學生代表則認為香港人「現時不要只顧移民」，否則「將對不起已經犧牲的北京學生」。醫學界梁智鴻議員則表示將與香港紅十字會洽商，將港人的血液送往北京救助傷者。李柱銘表示其與司徒華將暫時停止基本法委員會的工作。司徒華及岑建勳發言時一度哭泣，司徒華起誓時說，若李鵬於九七年仍然為總理，他會留在香港與李對抗到底。司徒華亦在期間在台上暈倒，需要由工作人員攙扶休息。隨後下午四時許，港島環市大遊行由跑馬地出發，歷六小時結束，沿途有警方開路，參加人數達100萬人。在集會發言而暈倒的立法局議員司徒華亦隨大隊出發，最終因體力不支而短暫退出。遊行經禮頓道、高士威道向北角方向，示威者高叫「打倒李鵬」及「愛國無罪」等口號。

香港總督衛奕信爵士對北京局勢表示「強烈關注，感到震驚及悲痛」。港府亦呼籲香港市民，如非必要，切勿前赴北京。鄧蓮如及李鵬飛代表行政立法兩局發表聲明對事件「深感憤怒」。香港各政協委員則發出緊急聲明，呼籲全國及各級的人大和政協委員「用盡一切方法，動員全國人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制止屠殺暴行」，並呼籲「人民軍隊不打人民，絕不執行殺人的亂命」，「全國工人、幹部和知識分子，運用憲法所賦予人民的權力，抵制、抗拒當權者的亂命，暴行」，「所有香港市民保持冷靜，團結一致，不要搞任何損害香港經濟繁榮的行動，以免自亂陣腳，無力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基督教「愛民會」亦在報刊公開發表〈譴責聲明〉。

6月5日，香港市民在中區舉行「黑色大遊行」。基督教「愛民會」發表六點「嚴正聲明」表示「堅決與上述法西斯政權劃清界線，不承認它代表中國人民及國家，並對其法西斯兇殘行徑嚴加譴責」，呼籲各國和聯合國制裁中國當局。16間浸信會及信義會信望堂等教會亦公開在報刊發表評論或聲明。下午，包括基督教「愛民會」和天主教的約一萬人於遮打花園集會出發，途經新華社宣讀悼詞，並抵維園開哀悼會。鄺廣傑主教、余達心牧師在會中分享或宣讀悼詞。香港中華總商會第三十六屆會董會通過決議，發表譴責「中國一小撮當權者血腥屠殺北京學生和人民的瘋狂行爲」的四點嚴正聲明，表示「震驚和憤怒」以及「哀悼」，並指「採用暴力手段箝制民意，絕非當政治國之道，應該立即停止」，亦「號召本會六千多會員以及全港市民，千方百計將我們所了解的軍隊屠殺事件真相，傳達給國內人民」。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發出「嚴正聲明」，除譴責北京的暴力鎮壓外，亦呼籲「香港市民化悲憤為力量，在維護本港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大前提下，以理智及冷靜態度，尋求適當方法，支持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當日，文匯報發表《聲討民賊李楊集團》的社論，譴責血腥暴行。新華社香港分部員工手繫黑紗在分社門前「向北京死難的愛國同胞致哀」，副秘書長何銘思刊登宣布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中國銀行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林廣兆呼籲港澳民衆往中資銀行提款，制裁當局濫殺民眾罪行。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等六人發表聲明，嚴重抗議當局。包括梁愛詩、鄧焜、羅叔清、吳錦泉及劉佩瓊等在內的31名廣東省第七屆人大的港區代表發出三點聲明，譴責「北京當權者血腥鎮壓學生和群衆的暴行，並且要求北京當權者立刻停止對學生和群衆的屠殺」，亦呼籲「必須保持鎮定，保持理智，確保社會治安」、「在維護本港的安定繁榮和六百萬香港同胞利益的前提下，繼續發揮香港同胞的影響和力量，為爭取祖國走上民主法制的道路而奮鬥」。香港六所大專院校的教職員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北京當權者，認為其「把中國推到大倒退的深淵中」，並對「中國人民和有良知的黨政軍領導人」發出多點疑問，包括為何動用坦克和裝甲車等重型武器對付示威者，以及軍隊制止民眾搶救傷者等。

6月6日，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發表「嚴正聲明」，「呼籲香港同胞化悲憤為力量，團結一致，保持冷靜，爲國內同胞爭取自由民主的奮鬥作出有力的支援」，哀悼「爲民主自由而犧牲的死難同胞」，譴責「中國一小撮當權者瘋狂屠殺北京學生和人民」。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全體，包括香港的霍英東、鄭耀棠、陳有慶、汪明荃、湯秉達、吳康民、黃光漢、李連生、徐是雄、廖瑞珠、唐治安、陳紘、陸達兼、方善桂、古宜輝經過多個小時會議，一致通過發表四點聲明：

一、嚴厲譴責當權者以武力鎮壓北京學生及群衆的血腥暴行。

二、對北京死難的學生和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三、要求全國人大會議,討論當前嚴峻局勢,尋求和平解決辦法,並召集臨時全國人大會議,追究屠殺群衆的責任。

四、呼籲港澳同胞堅定愛國立場,團結一致,維護港澳地區的穩定繁榮。

6月6日，基督教「愛民會」呼籲信徒響應支聯會發起的哀悼集會和三罷行動，並在晚上於九龍城浸信會等五間堂會舉行禁食祈禱會。數千計車輛當晚在九龍彌敦道遊行悼念六四事件死者。支聯會原本計劃發動全港罷工、罷市、罷課抗議中共武力鎮壓學生。並打算於6月7日舉行愛國民主大遊行及集會，預計會有150萬人參與。然而6月6日至7日，香港旺角及油麻地爆發騷亂，是為碧街事變。6月6日晚，滋事份子借慢駛抗議乘機鬧事，並演變成通宵騷亂。是次騷亂造成26人受傷、15人被拘捕。警方指當場拘捕12人，大部份為青年，當中過半數為親中左派組織成員，其餘為香港三合會成員。

事後支聯會發言人司徒華譴責滋事分子藉騷亂破壞香港民主運動，指滋事分子是別有用心、另有企圖，與支聯會立場完全相反，並取消6月7日的六四集會及遊行，以防有人混入搞事。香港理工學院（現香港理工大學）亦取消原定7日下午兩時舉行的六四集會。而事件並沒有影響香港市民悼念六四死難者，不少市民身穿黑色或白色素服，臂前綁有黑紗上班上學。「四五行動」成員會在遊行中抬寫上「屠夫政權遺臭萬年」標語的紙棺材示威。公司商店休業一日或半日，不少更是中資機構。而香港交易所開市前亦默哀三分鐘及舉行小型哀悼會。中國國貨有限公司的一些職工發表「沉痛聲明」，表示「堅決反對中國少數當權者血腥殘酷鎮壓我骨肉同胞的瘋狂暴行」、「堅決不渝地站在愛國民主立場及開放改革的行列」。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浸信會聯會、北區教牧團契、神召神學院校友會等教會組織亦繼續在快報、文匯報和明報等報刊刊登聲明。

## 後續

6月9日，鄧小平正式露面接見戒嚴部隊，並支持鎮壓。部分此前表態反對鎮壓的親中團體、人士開始逐漸轉變立場。6月8日之後，港澳信義會、宣道會長洲堂等教會繼續發表聲明譴責中國當局。「愛民會」亦呼籲信徒「繼續以禱告支援」，「化悲憤為力量」，並宣布取消6月11日政府大球場的集會。

6月10日，部分香港市民發起活動，呼籲民眾佔用中國當局針對民運參與者的檢舉電話線路以阻擋任何檢舉機會。6月11日，82所大陸各高等院校的香港校友會在香港聯合舉行追悼會悼念六四死者。聖公會港澳教區亦舉行悼念死難者的追思禮拜。韶關公安機關拘捕了張貼反共標語以及香港報刊新聞的香港人郭文深。6月13日，專上學聯副會長林耀強指責中央電視台播出吾爾開希「大吃大喝」影帶是「嚴重歪曲事實」。6月17日，遭當局驅逐的兩名英國獨立電視網記者和攝影師從由成都抵達香港，並透露在成都的鎮壓中，已知約有二百人死亡。

6月18日，香港藝術工作者仿製的民主女神像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揭幕儀式。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劉賓雁應邀自美抵港訪問，其預測中共政權兩年內「必有變化」，並在香港公開呼籲世界各國經濟制裁北京。6月22日，港支聯宣布定7月4日爲「全球華人抗議日」，呼籲各地華人抗議中共。中共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在中央電視台發表講話，表示不能允許港澳成爲顛覆基地，更不容港澳人士到內地從事反共活動。6月24日晚，支聯會發動萬人集會，由維園遊行至新華社遞交抗議書，抗議中共當局的秋後算賬。基督教「愛民會」當日在紅磡體育館舉行「愛國、民主、行動」全港基督徒大會，兩場聚會有17,000人參與。「愛民會」亦改名為「愛民運動」。

7月4日，香港二萬餘市民集會，悼念北京死難人士，並譴責中共當局繼續搜捕、處決民運分子。7月14日，天主敎港澳區主敎胡振中致函世界各主教，呼籲共同促請北京停止鎮壓。文匯報社長李子誦遭撤職。該社二十餘名經理級與編輯人員亦提出辭職或計劃辭職。7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國兩制』不容破壞」》的署名文章，隱名批判支聯會領袖李柱銘、司徒華，表示「不允許有人利用香港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

香港有那麼一位港英的立法局議員，平時一貫鼓吹「民主抗共」，「民主拒共」。北京發生動亂後，他立即跳出來公開號召香港人民起來推翻中央政府。不久前，他又竄到美國，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作供，呼籲美國加強對中國政府的經濟制裁，「希望可以推翻北京的恐怖政權」。

也就是這位議員，一再叫嚷要改寫中英聯合聲明，主張1997年後，國防、外交大權都要歸香港所有。請問，這不是在鼓吹香港脫離中央鬧獨立，是什麼？

他和另一位港英立法局議員雖然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但是他們卻表示不承認目前北京的「偽政府」，聲稱這個政府一天不垮臺，他們一天不參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

還有人在香港建立了一個「地下通道」，專門策劃、協助內地的一些反革命通緝犯偷渡去香港，然後轉往其他國家。吾爾開希在港停留期間，在「支聯會」成員的策劃下，通過電視臺發表了一篇極端惡毒的講話，號召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徹底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8月1日，新華社猛烈抨擊「全美中國學生學者代表大會」，指香港、台灣贊助會議的人士爲「反動勢力」。同日，支聯會發出聲明反駁人民日報的社論，反對中國「對港連串干預」，呼籲港人爭取早日民主。

8月7日，香港青年及學生團體聯合舉行大型聚會，發表「青年宣言」，承諾「肩負中國公民的責任，在各個崗位上爲民主、自由的發展貢獻力量」。9月12日，約五萬名香港市民晚間參加「六四百日祭大會」，哀悼北京死者。

六四之後三週，香港商人減少了對廣東工廠的投資訂單，亦有三名港商計劃出售在廣東的工廠。

10月31日，民主派人士司徒華及李柱銘因支持天安門學運而被逐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11月，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表示中國希望港人「以事實證明香港不會成為反共基地」，又希望「中港關係逐漸恢復」，「過去一段時間的狀況對誰都無好處」。李後指「港人關心中國是一回事，但要把香港一套挑到中國內地是另一回事，港人應用事實解除中方擔心香港成為反共基地的憂慮」，又要求香港與大陸「應和睦相處，彼此互相尊重各方面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於對方」。

### 民運人士在香港尋求庇護

6月16日，香港總督衛奕信在記者會上暗示港府將準備提供部分民運人士政治庇護或協助他們。香港支聯會在政府默許下，與深圳、珠海等地的武警、邊防內的合作者，港澳的地下黑社會、蛇頭，港英情報當局（政治部）、西方各國外交人員合作營救被追捕的民運人士。參與者還包括社團人士和活動家陳達鉦（被部分人稱為「香港的辛德勒」），藝人梅艷芳，在澳門的前藝人鄧光榮（人稱「學生王子」），是為「黃雀行動」。北京工自聯領袖韓東方亦在事件之後保外就醫到達香港，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當時，還存在一種特殊的逃亡香港方式是「留港不歸」。大陸民眾當時來港有單程、雙程之分。單程者即合法地來而不歸，七年後成為香港永久居民；雙程者限時返回大陸，通常是三個月。六四之後，部分來港探親者不願回大陸，他們向港英或台灣駐港救總申請政治庇護。八月中救總張寒松表示，正在處理的求庇個案有五十多宗。但台灣政府的政策現只約撥出八萬港元資助，並以接納「傑出民運人士」或「探病奔喪的大陸人士」。他們願意協助害怕回大陸的人士，辦理延長在港居留的手續，呼籲港府給予以接納。同時，救援已登記可以資助留港的大陸學生和民運人士，如有生活困難和急需，援助可獲得資助五百至三千美金。

港府對來港者則作個案處理。香港政府過去對大陸來港的政治逃亡者以庇護有過不止一次的先例，但基於中港關係的敏感，他們從來不會公開去做。曝光後，也從來不予置評。8月18日，港府發言人就一名廣州學生被遣返的事件的回應則表示不會對接納個別人士政治庇護作出解釋。港府會繼續對個別申請作考慮。香港保安司班乃信也曾表示，港府不會對因民運而逃來香港的人士實行遣返大陸的「即捕即解」政策。8月13日，香港學界舉辦記者會，中國游泳選手楊洋在中國民聯總幹事汪岷陪同下向記者宣布已向港府要求政治庇護和延長居留。楊洋是3月份持雙程通行證到香港的，並已延期居留。8月14日又已到期，但香港入境處不准他再次延長居留，而澳洲已有報紙透露他申請庇護的消息，新華社與港府均派人到他親戚家找他，還有恐嚇電話威脅他，因此，他認為只有將事情公開，訴諸於輿論支持。

### 對英中關係與香港前途問題的影響

對於當時仍然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來說，六四事件的發生使得社會大眾恐懼中國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是否會違背一國兩制的承諾。對此香港總督彭定康試圖針對立法局展開政治改革，但這也讓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發生摩擦。而對於許多香港民眾來說，對天安門廣場上抗議的鎮壓成為了一個轉捩點，許多民眾因此對中國政府失去了信任；根據對比1988年9月和1989年10月的民意調查，經過六四之後相信《基本法》能保障一國兩制的受訪者由44%跌至25%，不信者由36%增至69%。根據在參與5月21日百萬人大遊行的市民中的調查，有92.1%希望《基本法》能更加民主，有74%要求要在回歸當年直選行政長官。有90%的公立醫院醫生、80%的會計師、75%的藥劑師、60%的律師在民調中表示考慮在回歸前離開香港。六四之後的數日，歌手盧冠庭接受採訪時認為香港人應該向英國政府要求「勿將香港數百萬條生命交大陸當權派手上」，也提議並主張香港人可爭取向要求聯合國要求香港獨立，雖然其認為「機會好微」，但「不去爭取，到時六百萬人的生命等如送羊入虎口」。

1990年有56.6%受訪者自稱為香港人，只有25%自稱為中國人。原先抗拒民主化的商界開始對政制改革採取開明態度。6月19日，46位不同立場政界人士（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銘和司徒華，以及親商界的李鵬飛和張鑑泉）發起「港人救港」運動，爭取香港政制民主化及制訂人權法，又要求英國賦予香港英籍華人居英權。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於7月達成兩局共識，主張在1991年引入20個立法局直選議席，到1995年增至30席，並於2003年實施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而以羅康瑞為首的商界則提出四四二方案，建議在回歸當年將直選比例增至40%，到2001年增至60%，並於2005年「在特區政府同意下」實行雙普選。隨後對香港立法會直選方案不滿的中國政府與英國、港英方面繼續就此事爭論不休。

對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地位不確定使得六四之後，九七之前出現了移民潮，許多港人選擇前往英國、加拿大或澳洲等西方國家生活。英國政府為了阻止人才隨著移民潮而外流，同意讓香港政府施行居英權計劃，授予部分香港民眾正式的英國公民身份。港督衛奕信於10月發表施政報告時公佈計劃實行玫瑰園計劃，意圖挽回港人信心。港英政府亦按《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標準制訂《香港人權法案》。英國於1990年通過《英國國籍（香港）法案》，為不多於5萬個家庭頒予居英權。有輿論批評該計劃的評估方式執行過於精英主義。

#### 何鴻燊建議聯合國託管港澳

鎮壓事件後的7月，港澳富商、時任基本法草委會副主委「賭王」何鴻燊在記者會上發表其聯合國託管港澳的建議，翌日由親中派的《澳門日報》刊載全文，題為〈美夢成真？〉的文章，建議於香港與澳門主權回歸中國後，由中國政府將兩地出租予聯合國100年，作為新的聯合國總部所在地，並由聯合國託管。何認爲其這項提議，「符合中英、中葡聯合聲明」、「體現中國收回兩地之主權」、「提高中國在國際上之聲譽」、「冷卻及抑制移民潮的發展」、「亞洲人口最多，在亞洲設聯合國總部合理」。他認為此舉可兼顧中國收回主權與維持港澳原有制度，達致「一舉數得」，並有助於恢復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心，將港澳打造為「亞洲的瑞士」，「和平的聖地……因為港澳只有商業性的單純，所以便無受軍事攻擊之虞……各行各業都會迅速蓬勃起來，真正進入了一個空前未有的繁華境界，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

8月15日，何鴻燊再聯同多位支持者開記者招待會發表「美夢成真」建議。據何鴻燊自述，此構思曾於中英談判之前的六十年代就提出，當時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邀請一眾香港富豪，如李嘉誠、鄭裕彤、霍英東、馮景禧、胡漢輝等人，討論香港澳門的前途問題，他向眾人提出此一建議以解決前途信心問題，席上眾人鼓掌支持，梁威林則「莞爾一笑」。8月下旬，美國華裔共和黨人、陳納德妻子陳香梅作為美方半官方代表被邀訪華，會見中國領導人，更答應替何鴻燊向北京轉達其「美夢成真」計劃及探口風。傳媒形容陳香梅是總統顧問，臨行前又多次被時任美國總統布希召見。

結果陳香梅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王震「訓話」。王震說中國不怕制裁，陳香梅事後亦傳達北京意見，表示六四是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干涉。陳亦被中共最高層鄧小平、楊尚昆拒見。10月5日，《華僑日報》報道，何鴻燊擱置了聯合國託管計劃，形容「只是發夢，不願再提」。有評論指，何鴻燊等商界人物在六四後提出這些具強烈商業意識的方案解決信心問題，方法與政治為本的民主派大相逕庭，反映後過渡期政治商業化趨勢，認爲這具有商業色彩的政治法門，直覺上是企圖「迴避政治矛盾同時保障區隔現狀」。

### 在大陸的港澳學生所受的影響

此後，中國大陸繼續向香港、澳門及台灣開放招收博士和碩士研究生。不過經過「六四」之後，負責有關工作的人士也擔心招收工作將比以前更難開展。「六四」之後，大部分在大陸留學的港澳學生都已返回內地。由於有部分學生曾參與遊行和絕食，再加上後來姚勇戰被捕和暨大的港澳學生在廣州被拘押的消息，這些學生往往惴惴不安，並擔心再回大陸讀書是否適合。除安全外，他們還擔心學習氣氛。

後來前往北京繼續讀書的香港學生（均獲教委獎學金），曾參加由京港交流中心安排的一次座談會。他們提出復課後的憂慮，並透過京港交流中心向國家教委提出數項要求，包括：回校復課時當局不要把他們作宣傳工具；希望能保證安全；對於未收到回校復課通知的學生，應允許他們暫時停學，或將學習形式改為函授。一群港澳學生又於7月14日致函國務院港澳辦，表示願意回北京繼續學習，亦希望當局能保證不作任何追究。但是教委方面一直沒有回覆。直至9月23日，國家教委答覆，覆函引述姬鵬飛在6月22日發表的講話說：「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是由學潮、動亂逐步發展起來的。在這過程中，港澳同胞以不同方式表達各種各樣的看法，由於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整個事件的真實情況，產生了某些誤會，是可以理解的。但港澳某些人到內地做了一些國家憲法和法律不允許的事，在實際上對內地的動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對於自願回內地大學學習、並能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的香港學生，內地大學是歡迎他們返校繼續學習的。」在此期間，新華社也出面向學生解釋政策。不過，對學生回去讀書的安全始終沒有直接和明確的保證。所以，有些港澳學生要求保留學位，明年再讀。在香港的一名中方官員則指「按一般情況而言」港澳學生返回內地繼續學習，如果「沒有刺激當局的行動，是不會有問題的。但老實說，任何人也不能給予明確的保證，因為戒嚴部隊和國家安全部人員的行動，一般人怎管得了；他們是直隸中央高層指揮的」。

大部分港澳學生還是回內地復課。當港澳學生回到國內上課時，發覺「氣氛已大不如前」。教授與研究生之間的密切關係消失得無影無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十分疏離，在公開場合甚少像過去那樣談話」。港澳學生認為「這種不正常的氣氛對學習已產生了不良的效果」。此外，港澳學生在開課前都要接受一至兩星期的政治教育，包括收看有關「六四實況」的錄影帶，以及學習一本名為《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的資料冊。該書輯錄了「六四」前後官方的講話。在上海某校的香港學生，更被勒令每天花六小時去學習官方的講話，還要交學習報告。但具港媒報導，很多學校對港澳生在政治學習方面的要求「都是很鬆的，總之大家敷衍過關了事」，「相對於國內的學生，港澳生已是備受照顧的一群。如有任何問題，他們又有教委屬下的港澳台辦公室可以給予協助。但是，由於現時國內的氣氛很不正常，港澳學生仍然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有些港澳生還通知在港澳的朋友不要給他們寫信，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信件在國內經常被拆或被暗中檢查，已是眾所周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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