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剿匪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滿洲國、汪精衛政權及其蒙疆聯合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滅亡。此後國共兩黨展開了對華北地區的爭奪戰，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除正面戰場外，在1945年至1952年間，中國共產黨軍隊（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與華北地區支持國民政府或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各類武裝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因中國共產黨將所有在政治上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武裝稱為「政治性土匪」，故此場戰役被中國共產黨稱為「華北剿匪」。而中華民國方面也稱其為華北地區「反共游擊戰」、「反共革命」。

按照當時的習慣區劃，華北地區在1949年7月前包括北平、天津兩特別市和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熱河五省及河南、山東兩省的一部分。這個地區北連遼錦，南倚黃河，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抗日戰爭中，華北是中共擴張影響力的重要戰場。八路軍相繼建立了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軍區。

## 作戰雙方

國共內戰期間，國共雙方均將對方貶稱為「匪」。「華北剿匪」戰役中的一方為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地區的武裝（八路軍及其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並在邊界地區與東北軍區、中南軍區、西北軍區有所合作。其在國共內戰的背景下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除此之外，原蒙疆聯合政府蒙古軍殘部在李守信等人帶領下在中蒙邊境作戰時，曾被蒙古人民共和國方面協助繳械俘虜，並最終引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反共武裝方面，實際為各種互不統屬的各地方武裝，包括被國民黨收編的原蒙疆自治政府、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武裝，國民黨特務組織（包括軍統、中統及晉系特務組織），反對中共的地主民團、會道門武裝，國民黨（主要為晉綏軍）的殘部散兵、投誠中共（如綏遠和平解放）被改編、但又重新倒戈反共的國民黨正規軍等。中華民國也將各種或受或不受台北當局指揮，以及各地反共人士自發組織起來的反共武裝稱為「大陸游擊部隊」、「民間武力」等。

## 背景

按照舊時習慣區劃，華北地區在1949年7月前包括北平、天津兩特別市和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熱河5省及河南、山東兩省的一部分。這個地區北連遼錦，南倚黃河，襟帶朔漠，控扼渤淇，俯瞰齊豫，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抗日戰爭中，華北是中共開展活動的重要戰場。八路軍在這片廣大的區域曾相繼建立了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軍區。國共內戰爆發後，這些地區的部隊牽制了國民黨軍對東北的進攻，並協助轉入戰略反攻和進攻。1948年4月，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由陝北遷至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指揮全國戰爭。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後，華北地區成為支援大軍南下對國民黨軍實施戰略追擊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中共對當地地方性反共部隊的軍事行動，對穩定在華北的統治十分關鍵。

## 過程

### 前期戰役（1945年10月-1949年1月）

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後，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據地武裝在全國戰略上實行「向北發展、向南防禦」。華北各中共地區部隊在爭奪日占區、對抗國民黨軍北進的同時，也開始對華北各地反對中共的武裝（中共稱為「政治性土匪」）展開清剿。此階段作戰的重點主要在冀熱遼和察北地區。

冀熱遼地區以熱河為中心，連接冀東和遼西，是當時中共阻止國民黨軍進入東北的重要屏障。1945年秋，中共冀熱遼部隊一方面在山海關、錦州、承德一線對抗國民黨軍進攻，另一方面又要應付熱河境內大量蜂起的原滿洲國反共武裝。這些武裝多數得到國民黨授予「地下軍」「別動軍」等番號，與正面進攻的國民黨軍相呼應，襲擊中共地方政權、後方機關和區鄉幹部。據當時統計，熱河境內共有反攻武裝140餘股、1.5萬餘人，其中還包括一批原被中共收編後又重新倒戈的武裝。這些武裝在青龍、豐寧、經棚、圍場、北票、建昌、朝陽、凌源等地頻繁活動，造成中共各縣區政權動盪，中共的「民主政府」和部隊幹部傷亡很大。為此，中共中央多次直接指示熱河黨政軍領導，要求儘快肅清「土匪」、建立地方秩序，並加強地方武裝和政權建設。1945年11月，中共冀熱遼分局、熱河省委明確提出，熱河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在打退國民黨軍和「剿匪鬥爭」中建立根據地。隨後，冀熱遼軍區調集約5萬兵力，分路出擊，重點打擊占據縣城、交通要地的反共武裝。

1945年10月至12月間，冀熱遼部隊先後重占豐寧、青龍等地，擊潰韓繼功、沁布多爾濟、趙輔臣、於大川等多股主要反共武裝。1946年初，趁正面戰場暫時緩和之機，部隊繼續在經棚、圍場、林西、平泉、建平等地進攻白金輝、韓繼功殘部及其他武裝，使熱河反共武裝勢力明顯削弱。

但1946年夏，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後，國民黨軍相繼占領承德、赤峰，熱河大部失守，反共武裝活動又迅速復燃。許多原被中共收編的地方武裝重新倒戈，與國民黨軍合流襲擾，熱河境內的反共武裝增加到近300股、2.7萬餘人。對此，中共冀熱遼分局於1946年10月作出《關於限期肅清熱河匪患的決定》，提出對「土匪」實行「分化瓦解、撫兼施、先打後拉」的政策，並成立專門的「剿匪委員會」和司令部，統一指揮騎兵、步兵和地方武裝實施分區清剿。

1946年底至1947年春，冀熱遼各部在熱北、熱東、熱遼、熱中、熱西等地持續作戰，重創白金輝、韓桑傑、伊相臣、於大川、李殿仕等部，鞏固了中共熱北等根據地。與此同時，冀熱遼地區的「剿匪」還與中共推動的土地改革結合推進。1946年夏後，冀熱遼分局抽調千餘幹部深入農村開展土改，試圖打破反共武裝、地主在鄉村的統治基礎，並拉攏吸納農民參加中共的民兵和聯防組織。據冀察熱遼軍區公布，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熱河地區共消滅反共武裝5395人。1947年4月，冀察熱遼分局和軍區劃歸東北方面統一領導。

察北地處察哈爾北部，北接蒙古人民共和國，南屏張家口，是中共晉察冀解放區北線的重要門戶。日本投降後，晉綏軍傅作義部沿平綏線東進，試圖奪取張家口；與此同時，國民黨又在察北收編各類武裝，授以「騎兵先遣隊」「騎兵縱隊」「暫編騎兵旅」等番號，共約6000餘人。這些反共武裝在商都、康保、化德、多倫、寶源等地活動，襲城占鄉，對中共威脅極大。為穩定察北局勢，中共冀察軍區騎兵第1、第2、第3團及察北軍分區地方武裝，在綏蒙軍區騎兵旅配合下，從1945年秋開始連續展開「剿匪」。10月中旬，王子登、曹凱等部在商都地區被圍殲，王子登被俘虜。11月，王寶善部在康保、化德間被消滅。隨後，「老九江」等武裝也陸續被擊破，其他武裝人員紛紛外逃或隱匿。

1946年初，國民黨在平綏線上的攻勢暫時放緩，晉察冀方面抓住機會進行了第二次「大規模圍剿」。3個騎兵團分路出擊，追擊宋佃元、「海老五」、劉明、王英等主要反共武裝，經多次圍擊後將其基本擊敗。兩次大規模行動共消滅反共武裝3000餘人。

1946年春夏以後，隨著國共內戰局勢加劇，察北的反共武裝復起。聶榮臻指出察哈爾和熱西一帶的反共武裝正在由點連成線，如不及時根除，將影響整個戰略態勢。中共察哈爾省委和冀察軍區因此重新部署，將察北分為4個「剿匪區」，分別由騎兵團和步兵團、地方武裝負責清剿。1946年5月至6月，各部在烏登山、駱駝山、天耳等地連續作戰，重創「小九江」、曹凱、李明等部，並截獲國民黨空投給當地反共武裝的大批武器彈藥。

1946年秋，張家口易手後，察北多數縣城落入國民黨軍手中，但冀察軍區騎兵團和各縣地方武裝仍堅持就地活動，並繼續與反共武裝作戰，試圖摧毀國民黨在鄉保層面的基層控制。1947年前後，察北部隊又先後擊敗王子干、穆格登寶等部，並鎮壓地主武裝。

除冀熱遼和察北外，冀中、冀南、冀晉、冀魯豫、太行、太岳、呂梁、雁門等地區也開展了「剿匪」。這些地區多屬於中共較早建立的根據地，大股的反共武裝難以長期立足，但由於鐵路沿線和大中城市多掌握在國民黨手中，反共民團、特務和會道門組織不斷潛入邊沿地帶進行破壞。中共在這些地區「剿匪」的主要對象，一是由國民黨收編組成的地方雜牌武裝；二是國民黨特務組織的「義勇隊」「暗殺隊」；三是會道門道首和特務發動的反對中共的會道門武裝暴動。

在冀中，1946年春，劉鳳全、徐春霖等部在永清、安次、霸縣、泊鎮等地襲擾，中共冀中部隊和地方武裝予以反擊。在冀南，中共各縣民兵和自衛隊根據緊急通知迅速行動，展開「反奸反匪」，恩縣、武城、臨漳等地都相繼被平定。冀魯豫、太行、太岳等地部隊，則在豫北、中條山等地多次打擊王三祝、王自全、劉漢三等部。1947年前後，冀魯豫、冀南、冀東等地還發生了「南海會」「白槍會」「白陽古教」「收元門」等會道門組織發動的武裝暴動，針對中共基層政權。這些組織利用傳統的宗教吸引支持者，襲擊中共的區鄉政權、搶奪糧械，但也被中共平息。

### 後期戰役（1949年1月-1952年12月）

1949年初平津戰役結束後，太原、大同、新鄉、安陽等地又在春季先後被中共占領，至9月，綏遠晉綏軍向解放軍倒戈，解放軍基本占領華北全境。隨後，中共的華北人民政府調整行政區劃，將華北劃分為河北、山西、綏遠、察哈爾、平原五省，華北軍區也據此重組地方軍區。

在這一過程中，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判斷長江以北局勢已難挽回。當時國共和談，國民黨也一面在華北有計劃地布置特務和地方武裝，在中共「解放區」組織「地下軍」「敵後游擊軍」，並與當地反對中共的武裝、地主、民團及會道門建立聯繫，試圖破壞中共在地方的政權、削弱新政權控制。與此同時，他們還不斷策動、拉攏此前向中共倒戈的國民黨員重新變節反共。華北當時發現的反共武裝有3萬餘人，其中平原、綏遠、察哈爾因較晚被中共統治，反共活動尤其活躍；河北、山西則多為小股武裝。其活動方式包括襲擾、暗殺、搶劫物資、縱火、投毒、散布消息以及破壞交通、通訊設施，對中共基層政權和社會生活形成較大威脅。

為儘快穩定局勢，中共華北軍區自1949年4月起連續部署「剿匪肅特」，至同年10月已消滅反共武裝近8000人，並收容了大量國民黨散兵對其控制、收編，減少了其投靠反共武裝的可能。由於殘餘反共勢力仍較活躍，1950年初中共華北局和華北軍區再次發出指示，要求各地糾正「輕敵思想」，設專人研究「匪情」，集中力量專責「剿匪」，並在戰術上強調軍政並舉、依靠情報、主動追剿和廣泛協同。

平原省位於晉、冀、豫、魯、蘇交界，安陽、新鄉被中共占領的時間不長，南部湖西地區又是多省結合部和重要後方通道，因此成為反共武裝潛入和活動的重點。平原軍區成立後，先後投入獨立旅和地方團隊負責對反共武裝進行清理，並普遍派出武裝工作隊深入基層，結合土改、「反霸」，建立聯防體系和情報網路。全省發展群眾情報員三千餘人，僅安陽一地就形成大批聯防片區。湖西地區的戰役較具代表性。中共部隊首先通過長途機動、張貼布告、召開大會和社會調查造成壓力，爭取大量零散的反共武裝人員登記自首，並從中掌握情報。隨後又通過偵察、潛伏、內線策應等方式，先後擊敗耿繼勛部、李憲模等部，並消滅活動於蘇魯豫皖邊界的「隴海縱隊」。後者雖在主腦潛逃後仍分散活動，但經過長期跟蹤偵察、跨省協作和逐步圍捕，最終被徹底瓦解。

在新鄉、安陽地區，雙方鬥爭的形式更多表現為隱蔽滲透。軍區從多個團中抽調幹部骨幹，與地方幹部組成便衣武裝工作隊，深入鄉村推進土改，整頓基層政權和民兵組織，並建立跨省聯絡網路，對潛伏的反共人員和特務持續偵緝。通過這些工作，一批隱藏較深的反共地下組織和特務相繼被中共當局破獲。到1951年底，平原全省共消滅反共武裝8459人，收繳了大批武器。

察哈爾省的反共武裝活動主要來自綏遠和錫林郭勒、察哈爾盟草原地區的游牧性武裝。中共攻克張家口後，中共察哈爾軍區曾與內蒙古、綏蒙等部隊聯合圍剿草原上的反共武裝，給予其較大打擊，但部分反共武裝又與察北地方反共力量結合，轉入分散隱蔽活動，繼續製造反共案件、破壞中共的交通和電訊。他們打出「寧死於高山，不死於監獄」的口號，計劃憑依草原、山地和地區接合部長期頑抗中共的統治。反共武裝還通過與個別中共村幹部建立「雙保險」關係獲取庇護，即利用某些中共鄉村基層組織不完善、忠誠動搖的弱點和某些中共幹部怕「變天」的思想，與其約定，村幹部保證反共武裝在該村不被捉，反共武裝保證國民黨軍重來時不殺村幹部，不少村莊發生中共幹部掩護反共游擊隊的現象。

針對這種情況，察哈爾軍區於1949年底和1950年初連續召開會議，提出按「匪變我變」的思路調整策略，由集中進剿轉向小分隊分片負責，建立地、縣、區三級「剿匪指揮體系」，並在接合部加強聯合行動和情報建設。雁北等地很快建立起大規模情報站和情報員網路，為精確追捕創造了條件。此後，在軍民協同下，大批重要反共武裝首領相繼被捕。1950年下半年，察哈爾又推廣「包打包剿」責任制，跨區域追剿漏網的武裝人員，並繼續由主力部隊圍殲較大股的武裝，如周喜順部最終被聚殲。到1950年底，全省共消滅反共武裝4577人。

綏遠省地廣人稀、民族雜居。1949年晉綏軍「綏遠起義」後，部分倒戈的部隊人員在國民黨特務和反共的軍官策動下，接連變節，重新反共，並與外地流入的反共武裝結合，宣布「反共救國」等旗號，在伊克昭盟、大青山、河套等地活動，成為實現當地中共「部隊解放軍化、地方解放區化」的主要障礙。對此，中共綏遠省委、軍政委員會、省政府和綏遠軍區制定方案，要求用數年時間「基本肅清股匪」，並連續發布布告和指示，規定對包括變節的國民黨軍和反共武裝的處置政策。傅作義、董其武等投共的國民黨將領也要求官兵與「叛匪」劃清界限。華北和友鄰地區部隊隨後投入伊克昭盟、大青山、河套等地區作戰。

在伊克昭盟，中共的剿匪部隊針對熟悉沙漠地形、行動靈活的反共武裝展開長途追擊和多次圍殲，最終將其主力消滅，首要分子被俘或投案。大青山地區的千餘反共武裝則在多路合圍和反覆搜剿下瓦解。河套一帶的「華北人民反共救國軍」也在解放軍騎兵和步兵配合下被逐次擊破，殘部在沙漠中難以立足而最終投降或被殲。在此基礎上，綏遠軍區又從1950年底起轉入分散搜剿階段，以連排為單位結合「減租」、「反霸」、土改等政治運動，建立「剿匪反霸小組」、民兵組織和武工隊、飛行隊，同時通過反共武裝人員的親屬開展策反工作。經過數月，大批大小的反共武裝人員相繼被捕，大量零散的反共人員被捕或登記繳械。到1951年夏，綏遠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基本結束，兩年中共消滅反共武裝6897人。

此外，綏遠由於蒙古族聚居區歷史、社會和宗教情況特殊，當地中共黨政軍在武裝衝突中強調嚴格執行民族政策，儘量爭取、統戰蒙古族等民族武裝和上層人士，對俘獲的蒙古族反共武裝領袖，相對漢族的同類人員進行「寬大處理」，又要求解放軍在行動中尊重當地語言、習俗和宗教。

河北、山西多為中共所說的「老解放區」，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已經有相對鞏固的政權，因此大股的反共武裝較少，主要面臨的是零散的反共武裝人員潛伏、國民黨特務活動和會道門活動。中共河北軍區在冀中、冀東等地組織「清剿委員會」和「治安委員會」，利用群眾運動建立聯防、情報網和民兵巡邏體系，重點防止青紗帳季節反共活動加劇。此後又持續打擊會道門，破獲其破壞和潛伏案件。到1951年底，全省共消滅反共武裝人員6029人。山西軍區則重點依靠便衣偵察組和公安、民兵配合，對潛伏的武裝人員進行長期追捕，同時打擊局部的反共武裝暴動和零散武裝。1950年稷山，發生由原國民黨軍官和地主策劃的武裝暴動後，中共軍方、地方迅速聯手對其鎮壓，隨後偵破，抓獲大批反共活動的骨幹。到1951年底，山西全省共清除零散的武裝骨幹1183人。

北京及市郊區的社會治安則直接關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權重大政治活動的安全。為保障1949年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順利舉行，華北軍區專門派部隊配合公安系統深入郊區，利用群眾運動調查潛伏人員的活動、追查線索，並捕獲一批重要的反共活動領袖，確保了北京政治中心的穩定。到1950年秋，華北各省的反共武裝活動已基本消失，大批重要的首領被殺被俘。

此後，一些潛藏較深的人員仍利用社會關係隱匿活動。1950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的指示》後，華北地區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迅速展開，並在1951年《懲治反革命條例》出台後擁有了更明確的法律依據。各地通過公審、判刑和組織群眾檢舉，大批特務和會道門骨幹受到清算清洗，也迫使更多潛伏人員自首。中共的鎮反運動與「剿匪清剿」也使殘餘的反共人員更加孤立。1951年上半年，中共稱河北、察哈爾、平原、綏遠等地又捕獲大批「潛散匪犯」，許多長期隱匿、改名換姓、遠逃外地的人員也被揭發和抓獲。

華北當局稱，經過兩年多清剿與「群眾性鎮反」，到1952年底，華北的反共活動「匪患」基本肅清。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統計，1949年至1952年間，華北全區共消滅反共武裝29693人，另有13700餘人登記自首，並收繳大量武器和軍用物資。

## 基本資料

- 頭銜：華北剿匪、華北地區反共游擊戰
- 屬於：「全國大剿匪」、第二次國共內戰
- 日期：1945年8月-1952年12月
- 地點：中國華北地區（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熱河、平原省等地）
- 結果：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華北地區的大規模反共武裝活動被基本鎮壓、清理殘餘反共武裝的責任轉交給公安機關
- 參戰方一：（1949年10月後）、八路軍、中國人民解放軍（1947年10月後）、晉察冀軍區、冀熱遼軍區、華北軍區 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國
- 參戰方二：名下的地方武裝、熱河先遣軍、熱西綏靖軍、熱冀保安隊、察北騎兵先遣隊、隴海縱隊、地下軍、豫北剿共司令部、蒙古邊境騎兵總隊、華北人民反共救國軍、中國國民志願軍 蒙古自治政府、蒙古軍殘部、會道門、南海會、白槍會、白陽古教、收元門
- 指揮官一：聶榮臻、蕭克、程子華、劉瀾濤、羅瑞卿、薄一波、徐向前
- 指揮官二：無統一領導、李守信、杜啟明、格拉瓦希、額仁欽道爾濟、胡圖凌嘎、張廷芝、沁布多爾、韓繼功、陶漢選、韓桑傑
- 傷亡二：54248人（含死傷、俘虜）、各種槍砲被繳獲44418支、騾馬被繳獲8556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