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國馬爾凱地區的城市貴族

阿斯科利皮切諾歷史中心景觀

地理範圍｜教皇國統治下的馬爾凱大區城市，享有一定程度的市政自治

時期｜起源：12–13世紀 · 鼎盛：16–18世紀 · 改革：1796–1831年 · 終結：1860–1861年

定居中心｜城市（22）與小型自治城鎮（24）

制度特徵｜世襲參與城市議會，並長期壟斷主要市政官職

歷史意義｜教皇國中一種典型的貴族化城市統治形式

史料來源｜城市法典與議會記錄

教皇國馬爾凱地區城市貴族是指一種世襲性的城市貴族階層。在中世紀晚期至近代早期期間，這一階層在馬爾凱大區的許多城市中掌握地方政權，當時該地區屬於教皇國的一部分。

這些貴族家族在城市議會中占據席位，並長期壟斷主要市政官職，同時對附屬於城市的鄉區和農村地區行使行政與司法職能。

這一統治階層起源於中世紀的城市公社制度。到16至18世紀之間，各城市的統治集團逐漸將公共職務的獲得轉化為一種世襲性的家族特權，從而形成了事實上相對封閉的城市貴族階層。

城市貴族的經濟基礎主要來自土地所有權，以及與公共職務相關的收入來源。在教皇國的主權框架下，他們在城市以及若干較小的自治社區中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權，並在地方社會與中央權力之間發揮中介作用。

這一貴族化的市政治理體系持續了數個世紀，對土地結構、社會關係網路、城鄉關係以及城市空間形態和公共記憶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隨著拿破崙時代和復辟時期的制度改革，城市議會的參與範圍逐步擴大，教皇國的行政體系亦被重新組織，這一制度逐漸被取代。

在義大利統一之後，傳統的統治家族失去了殘餘的制度性特權，但在19世紀末之前仍然在地方精英階層中保持一定影響力。

## 城市貴族的性質

馬爾凱地區的城市貴族的顯著特徵，在於市政權力與對附屬鄉區（即依附於城市的農村地區）的控制之間的緊密聯繫。隨著城市議會逐漸封閉化，進入城市官職的資格越來越成為少數家族世襲的特權。與此同時，土地所有權的集中使統治家族在稅收徵集、地方民兵以及司法管理方面獲得更大的影響力。由此形成了一種典型的寡頭式城市統治結構，在這種結構中，社會地位、政治權利以及地方權力基礎彼此強化。

### 從城市公社精英到城市貴族

約在公元1100年前後，義大利中北部許多城市出現了自治的城市公社。這些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王權或主教權力的控制；在教皇國領地內，它們在形式上仍隸屬於教皇國或神聖羅馬帝國。

在同一時期，安科納邊區也形成了由執政官統治的城市公社，這些執政官通常來自具有中世紀騎士傳統的家族。到了14世紀，隨著貴族家族之間的內部衝突不斷加劇，同時城市精英試圖在新興平民階層崛起的背景下維持既有優勢地位，許多城市開始採取措施限制傳統貴族的政治影響。

在欽戈利，1307年的城市法典——這是馬爾凱地區最早的城市法典之一——引入了明確的反貴族條款，並將城市民兵的職責賦予專門武裝的「人民宣誓者」。

而在Roccacontrada（今阿爾切維亞），同一世紀末的城市法典仍明確規定貴族家族不得參與城市統治。

然而，這些制度措施並未阻止新的城市精英階層在隨後兩個世紀中逐漸形成。在這一時期，馬爾凱地區雖然出現了一些城市領主政權，但總體上仍建立在既有的城市公社制度之上。

通過逐步的政治與經濟積累，這些新興精英家族最終控制了城市及其附屬鄉區。與此同時，在黑死病造成嚴重人口減少之後，15世紀城市權力開始更加穩固地擴展到周邊農村地區。

那些長期擔任城市官職和行政職務的家族逐漸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統治階層，並通過對立法、行政以及初級司法權力的排他性控制，逐漸演變為城市貴族。

到了16世紀，城市寡頭集團通過所謂的「階層封閉」（chiusure di ceto）正式排除了其他社會階層參與城市統治。

這些制度性措施將城市官職的資格限定在少數貴族家族之中，使其事實上成為世襲職位。通過家族之間有規律地輪流擔任官職，這些家族得以長期掌控城市政權。

為了使這種貴族身份在地方社會之外也具有法律效力，這種階層分離不僅需要在事實上存在（de facto），還需要轉化為法律上的承認（de jure）。這種承認通常來自教皇國中央機構的正式確認。

例如，1587年1月24日，教皇西斯篤五世通過宗座敕令確認了耶西總議會的世襲封閉制度，該制度原本由城市議會在1575年確立。敕令允許議席在家族內部繼承，但並未正式授予議員貴族頭銜。儘管如此，馬爾他騎士團此後仍承認了許多耶西議員家族成員的貴族身份。

在更多情況下，這種貴族身份的確認是間接完成的：當地方城市通過階層封閉制度，而教皇國中央機構並未予以否決時，這種制度即被視為獲得了默許的合法性。

關於馬爾凱地區的階層封閉，歷史學家Claudio Donati指出：「在很大程度上，這一過程是地方社會自主形成的，而教廷只是事後予以承認。」

總體而言，城市中的階層封閉制度平均持續約215年，而較小城鎮中約為175年。在某些情況下，前者甚至持續達三個半世紀，後者也可達三世紀，從而在貴族階層與普通居民之間長期維持了明確的法律界限。

### 制度框架與術語

「羅馬貴族」（patrizio）一詞源自羅馬共和國時期的patres，即構成最早羅馬元老院的古老貴族家族首領。在中世紀與近代，該術語被用來指稱主權城市共和國的統治階層，例如威尼斯共和國、熱那亞共和國和盧卡共和國等。在這些國家中，「貴族」（patrizio）是一種具有明確制度地位的政治身份。

而在馬爾凱地區的城市中，史料更常使用「貴族」（nobili）或「尊貴的領主」（illustrissimi domini）等稱謂；「城市貴族」（patrizi）這一稱號有時僅用於指代那些歷史最為悠久的城市貴族家族。

無論術語如何變化，這些統治集團在制度結構和官職世襲方面都與城市共和國的貴族集團具有相似特徵，只是它們是在教皇國的主權框架內運作。

因此，在本文中，「城市貴族」（nobiltà civica）與「城市貴族階層」（patriziato urbano）在制度意義上基本作為同義詞使用；只有在需要區分主權城市共和國的貴族集團與教皇國馬爾凱地區城市的貴族統治階層時，才會加以區分。

為便於理解，下表概述了本文中經常出現的一些制度性概念。

術語｜含義

城市旗手（Gonfaloniere）｜在教皇國城市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市政官職，最初通過選舉產生；自15—16世紀起逐漸成為少數貴族家族輪流擔任的職位。該官職負責主持市政機構並執行城市議會的決議。

城市議會｜城市公社的決策機構，包括擁有立法權的「總議會」，以及規模較小、負責執行事務的議會，如「信任議會」（consiglio di credenza）或「遴選議會」。這些機構負責城市法典、稅收、官職任命、公共工程以及城市防務等事務。

第一等級（Primo ceto）｜一種以家族血統為基礎的政治制度類別。在城市中，它通常指有資格參與城市治理的貴族家族，包括進入議會、擔任官職以及掌握行政權力的權利。16—18世紀的「階層封閉」使這一身份逐漸成為世襲地位。該概念與現代意義上的社會階級並不完全相同。

階層封閉｜指16—18世紀間一系列制度化措施，通過限制進入城市官職的家族數量，使城市統治集團逐漸形成世襲性的貴族階層。

對鄉區的司法與行政權｜城市政權對附屬農村地區（鄉區）所行使的權力，包括稅收分配、地方民兵與治安管理、官員任命（如城堡守衛與財政官）、基層司法以及道路與交通管理等事務。

### 城市貴族與封建貴族

城市貴族與封建貴族（或具有正式爵位的貴族）之間的關係，在不同城市之間差異較大；兩者既可能並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織。

在馬爾凱地區，大多數參與城市議會統治的家族並不屬於封建貴族或擁有正式貴族頭銜的階層。

傳統意義上的城市貴族並不是以正式頭銜為基礎，而是建立在一種世襲政治身份之上，即屬於能夠行使公共權力的統治階層。歷史學家 Zenobi 將其界定為「以世襲方式行使哪怕極其微小、甚至僅具象徵意義的一部分國家權力的權利」。

雖然兩類貴族的起源不同——封建貴族通常源於君主或主權者的授予，而城市貴族則多由城市公社制度內部逐漸形成——但在制度結構上，兩者之間仍存在明顯的相似性。

從法律史與比較制度史的角度來看，法學家喬治奧·坎薩基（Giorgio Cansacchi）曾指出，封建領地與自由城市在權力結構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他認為：「封建領地的自治權可以與自由城市的自治權相比較：在前者中，封建領主擁有不同程度的公共權力；而在後者中，城市寡頭集團同樣掌握類似的權力。因此，由城市貴族家族組成並負責城市治理的議會機構，往往被稱為『主權性機構』。在這兩種貴族形態中，權力的繼承方式也具有相似性，因為無論是在封建領地還是在貴族統治的城市中，統治權都往往通過血緣繼承而延續。」

### 土地所有權與政治權力

城市議會家族的貴族地位往往是經過數代鞏固而形成的。

隨著教皇國行政體制逐漸集中化，城市寡頭集團通過制度化措施進一步鞏固了這種貴族身份。貴族家族在地方社會中逐漸成為城市與教廷權力之間的重要中介，在維護地方共同體利益與中央權力之間發揮調節作用。

城市貴族的經濟基礎主要來自土地所有權。

例如，根據1530年雷卡納蒂（Recanati）的地籍記錄，在世俗土地所有者中，約80%的地產集中在僅68個家族手中，這些地產約占城市領地總面積的一半。

這些家族往往同時控制地方教會機構，並通過租佃制度和永佃權（enfiteusi）間接掌握大量教會地產。

作為大土地所有者，貴族不僅在經濟上控制鄉區，還通過擔任公共官職直接參與城市治理。他們負責司法、行政和城市防禦；管理糧食供應（annona）和糧食貸款機構；分配稅收負擔；經營慈善金融機構；並資助地方慈善與宗教機構，同時擁有廣泛的非正式權力網路。

到了18世紀，城市貴族家族在整個馬爾凱地區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2%。

這一寡頭統治結構在阿爾切維亞（Arcevia）的情況尤為明顯：在18世紀末，這座城市擁有8000多名居民，但真正掌握政治權力的只有16名貴族。

城市貴族制度的制度基礎——即家族之間的法律區隔與對司法權的掌握——在18世紀中葉由羅卡孔特拉達（今阿爾切維亞）貴族家族成員 Francesco Brunamonti 明確闡述。他的文字是來自城市貴族階層內部的一份同時代證言：

「我國對自身地位最明確的認識，體現在一種制度性區分之中：在眾多誠實而富裕的家庭之外，只選擇少數特定家族，並在這些家族存續期間，專門賦予他們司法旗手（Confalone della Giustizia）的職權。正是這種與司法權相結合的合法區隔，構成了貴族身份的基礎。在那些沒有這種制度區分的城市中，公共代表之間往往呈現出一種普遍的平等狀態，而這種平等恰恰排除了貴族的存在，因為沒有任何家族被賦予公開的優越地位。」

— Francesco Brunamonti（約1750年）

## 城市、城鎮與城市等級體系

為了理解馬爾凱地區的城市貴族制度，有必要在區域城市網路中區分「城市」（città）與「城鎮」（terre）。

「城鎮」（terra）這一術語自13世紀末起由教皇國行政機構使用，用來指那些並非主教駐地、因此不能獲得civitas（城市）稱號的市鎮。儘管缺乏這一正式地位，這些社區在制度結構、經濟與社會活動、宗教生活以及人口規模方面往往與城市相近。

此外，教廷行政機構還根據不同城市所擁有的治理權與司法權，對這些城市中心進行層級劃分。

### 城市中心的行政等級

這種城市分類最早出於財政管理需要而建立，其基礎是1357年由教廷使節吉爾·德·阿爾博諾斯在法諾頒布的《埃吉迪奧憲章》（Costituzioni Egidiane），以及隨後編制的《安科納邊區志》（Descriptio Marchiae Anconitanae，1362–1367）。

這些文獻將城市中心劃分為兩類：

- immediate subiecti —— 直接隸屬於宗座財政機構（Camera Apostolica）的城市或城鎮。
- mediate subiecti —— 隸屬於其他城市或地方領主權力的社區。

後一類通常包括村鎮（ville）、城堡（castra）以及依附於較大城市的若干城鎮，例如卡梅拉諾（Camerano）隸屬於安科納。

而被歸類為immediate subiecti的，則是城市和擁有獨立地位的城鎮。在這些地方，教皇的統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存在，而城市政府實際上由當地機構和貴族集團所掌控。

到18世紀，屬於mediate類別的社區占絕大多數：在383個地方社區中，有304個缺乏真正的自治權。

相比之下，immediate城市擁有較為廣泛的自治權，包括制定地方規範、選舉官員和市政官職、審理一審案件（包括部分刑事案件）、以及對周邊農村地區的行政控制。

貴族統治制度最終在馬爾凱地區的22個城市以及數量相近的獨立城鎮中確立。這些城市和城鎮約占immediate社區的一半，因為只有這些地方保留了重要的政治、行政與司法權力。隨著階層封閉制度的發展，這些權力逐漸被城市貴族所壟斷。

### 城市貴族統治的地理分布

該地圖展示了馬爾凱地區實行貴族統治的城市（藍色）和城鎮（橙色），以及未形成貴族統治制度的城鎮（灰色）。

馬爾凱地區實行貴族統治的 城市與城鎮的分布，以及未形成貴族統治的城鎮 安科納邊區城市與城鎮分布的互動地圖

城市在區域結構中構成主要的吸引中心，而實行貴族統治的城鎮多出現於這些城市鄉區影響力的邊緣地帶。

從空間分布來看，可以區分兩個主要集中區域：

（1）南部區域，大致位於托倫蒂諾（Tolentino）—馬切拉塔（Macerata）—雷卡納蒂（Recanati）以及阿斯科利皮切諾（Ascoli Piceno）—蒙塔爾托德萊馬爾凱（Montalto delle Marche）—費爾莫（Fermo）之間。

（2）北部區域，則由科里納爾多（Corinaldo）—奧斯特拉（Ostra）、耶西（Jesi）以及欽戈利（Cingoli）—法布里亞諾（Fabriano）一線所界定。

這種空間分布與城市吸納其周邊較小中心的過程相一致：在缺乏強大城市中心的地區，一些較小的城鎮便逐漸發展為地方中心，並在較小尺度上複製了城市對鄉區的控制模式。

相反，大多數沒有形成貴族統治制度的獨立城鎮主要集中在馬爾凱地區的中南部，尤其是在阿斯科利皮切諾、蒙塔爾托德萊馬爾凱和里帕特蘭索內（Ripatransone）的鄉區，以及實行貴族統治的阿曼多拉（Amandola）和蒙泰爾帕羅（Montelparo）周邊地區。這些地區出現了一些該區域最早的階層封閉制度。

在更北部的地區，貝爾福泰-德爾基恩蒂（Belforte del Chienti）、卡爾達羅拉（Caldarola）和烏爾比薩利亞（Urbisaglia）則位於靠近卡梅里諾（Camerino）和托倫蒂諾的區域。

在這些地區，由於附屬鄉區規模較小——這一情況源於城市網路密集以及鄰近更大城市中心——城市發展通常較為有限，同時也缺乏形成貴族統治制度的條件。

## 城市貴族的興起與衰落

自16世紀中葉起，教皇國逐漸形成一種治理模式，在這一制度下，城市寡頭集團獲得了較大的自治空間。這種安排既有助於維持地方社會秩序，也有利於中央政權進行財政徵收。

城市貴族以家族為基礎，其地位通過進入城市議會而得以延續。議會成員資格並不創造貴族身份，而是對某些家族已經形成的社會地位給予正式承認與制度化確認。這些家族大多起源於城市社會，而非封建貴族階層。

除了參與城市治理之外，城市貴族還通過編纂城市史、家族譜系以及整理檔案文獻等方式塑造城市記憶和公共形象。同時，他們也通過貴族府邸的建設以及城市空間的改造來強化自身的社會地位與象徵性權威。

隨著舊制度的瓦解，城市議會逐漸向新興資產階級階層開放，城市貴族的政治權力也隨之開始衰落。義大利統一之後，一些旨在維持貴族家族財產完整性的制度被廢除，這進一步加速了城市貴族在經濟層面的衰落。

### 中央權力與城市貴族之間的權力契約

時期｜事件

1559｜卡托-康布雷西和約

1545–1563｜特倫托大公會議

1796–1815｜拿破崙戰爭

1814–1815｜維也納會議與復辟時代

1816｜教皇國行政區劃改革（庇護七世）

1860–1861｜義大利統一

16世紀中葉標誌著教皇國政治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時期。

1559年的卡托-康布雷西和約結束了義大利戰爭，而1545年至1563年的特倫托大公會議則開啟了反宗教改革時期。這些事件不僅改變了歐洲政治格局，也促成了教皇國治理體系以及中央權力與地方自治關係的重新調整。

在這一背景下，一種新的權力結構逐漸形成：教宗作為世俗君主，通過承認與調節地方城市精英的地位來實施統治，而封建領主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空間則逐漸被壓縮。

儘管行政權力在一定程度上趨於集中，但教皇國的政治結構在事實上呈現出一種「二元體制」：一方面是以教廷為核心的中央行政體系，另一方面則是分布在各城市中的地方貴族集團。

這種結構在馬爾凱地區尤為明顯，因為該地區擁有密集的城市網路和悠久的中世紀自治傳統。因此，史學界常將這種權力關係稱為一種「契約式」或「協商式」的政治模式。

在這種制度框架中，城市與城鎮的公共職務往往由與羅馬教廷保持密切聯繫的家族所掌控。不過，這些家族通常並非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而是通過城市內部的「等級封閉」（chiusure di ceto）和家族吸納機制產生。

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地方貴族政權的形成是由教廷官員直接主導的。因此，馬爾凱地區在政治結構上呈現出高度的地方分散性。

歷史學家 Sandro Carocci 指出，在這種體系中，中央政權並非僅僅與地方權力達成平衡，而是與之形成明確的聯盟關係。城市貴族不僅被視為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同時也是教皇國財政治理的重要支柱。

這種合作關係也受到社會背景因素的強化。從17世紀末開始，教宗的社會來源逐漸集中於教皇國本土的貴族階層：從克雷芒十一世（Albani 家族）和依諾增爵十三世（Conti 家族）開始，一直到19世紀的庇護九世（Mastai-Ferretti 家族），多位教宗均出身於羅馬涅或馬爾凱地區的貴族家庭。

### 在城市議會中的選舉作為家族貴族身份的確認

由此形成了一種城市貴族統治的政治體制，它體現了城市社會內部的等級結構和社會分層。

城市行政職位——包括各類議會、工藝行會執政官（priorato）以及旗手長（gonfaloniere）——被貴族寡頭集團所壟斷，從而保證了政治與行政權力在家族內部的世襲傳承。這種權力還包括初級司法管轄權，即所謂的mero et mixto imperio，該權力由教廷授予地方共同體，並通過城市的各級官署在市政層面行使。

這種制度結構，再加上一種被稱為more nobilium（貴族式生活方式）的生活規範，促成了對家族貴族身份的確認，這一趨勢自16世紀起逐漸變得更加明確。

在非正式的貴族區分標準中，還包括在同一社會階層內部持續通婚若干代（至少四代）。這表明貴族身份更多建立在長期的家族延續之上，而不是某一單獨的法律行為。有關婚姻的城市法規通常要求婚姻必須得到家族同意，並將女性嫁妝作為調節家族財產的重要工具，從而維持家族財產的完整性和統治集團的凝聚力。

在這種強調連續性與相互承認的邏輯之下，一個家族成員被選入城市議會，意味著其家族被公開承認為第一等級的一部分，但這種選舉本身並不構成授予貴族身份的行為。

恰恰相反，進入這些職位本身就以既有的貴族身份為前提。這種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習慣性的，其基礎首先是同一社會等級家族之間的相互承認。

研究舊制度貴族法並熟悉馬爾凱地區制度史的學者 Carmelo Arnone 指出：「當貴族議會吸納某一成員時，並不是賦予他貴族身份，而是確認並宣布他及其家族由於其歷史、生活方式、社會與經濟地位、能力以及婚姻關係，具備進入議會的資格。因此，城市議會成員的貴族身份具有宣告性而非授予性，並且是世代相傳的家族貴族身份，因此可作為加入騎士團等軍事貴族組織時的貴族證明。」

因此，進入城市議會不僅意味著參與城市行政職位的行使，還體現了城市貴族集團更廣泛的政治職能：既包括對貴族身份的正式確認，也包括對社會流動過程的監督。

### 貴族家族的起源

城市家族列表與城鎮家族列表）。

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這種歷史書寫仍然主要以城市為單位展開。然而在世紀末，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在區域層面上重構歷史記憶，試圖超越單一城市傳統而建立更廣闊的區域歷史敘述。這些嘗試大多未能完成，並很快因法國軍隊占領而中斷。

### 城市空間與紀念性建築

城市貴族集團通過住宅的選址、對主要街道軸線的控制以及廣場的紀念性改造，對城市空間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15世紀到18世紀，城市結構逐漸呈現出更明顯的等級化和功能分化：貴族住宅區逐步集中，出現具有象徵意義的「貴族廣場」，城市空間的社會區隔也日益清晰。

這種變化也受到經濟因素的推動。18世紀以來，安科納港的糧食出口不斷增長，這一趨勢得益於1732年克萊孟十二世授予的自由港特權。貿易的擴張提高了地主階層的地租收入，並進一步強化了他們通過城市建築和公共空間進行社會正當化的策略。

建築史學家 Fabio Mariano 指出，在這一時期，馬爾凱地區貴族住宅建築的更新主要集中在宮邸內部空間的改造，例如門廳、紀念性樓梯和會客大廳，而外立面通常保持相對克制與樸素。

例如耶西的皮亞內蒂宮、安科納的費雷蒂宮、奧西莫的坎帕納宮以及菲洛特拉諾的阿科雷蒂宮，都展示了內部代表性空間的重要性，這些空間往往裝飾華麗。象徵性表達的重心因此從建築外觀轉向宮邸內部空間的組織與裝飾。

這種變化反映了新的社會交往需求：貴族階層越來越傾向於在私人環境中接待經過挑選的賓客。與此同時，義大利主要城市的貴族生活方式也通過壯遊等文化實踐在更廣闊範圍內傳播。

羅馬與博洛尼亞的建築模式，以及活躍於教皇權力網路中的建築師，使馬爾凱地區的城市精英得以與更廣泛的建築潮流相連接。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路易吉·范維泰利為安科納埃爾科拉尼宮設計的建築方案。

19世紀初，隨著舊制度政治結構的瓦解，一部分原本屬於城市精英的公共社交與展示功能開始轉移到新的城市空間之中。

在馬爾凱地區，由包廂持有人共同投資與管理的「包廂劇院」（teatri di condominio）逐漸普及。在這些劇院中，包廂所有權本身成為社會地位的重要象徵。

劇院因此成為城市顯貴階層進行公共展示和社交活動的重要場所，與貴族宮邸中的會客空間形成互補關係。

### 舊制度的終結與城市貴族的衰落

與許多出身封建背景但經濟實力較弱的家族相比，城市貴族在社會聲望、文化資本與政治影響力方面逐漸取得更為顯著的優勢。與此同時，他們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傳統貴族的生活方式。

直到義大利統一之前，這些家族仍保持著顯著的經濟優勢。然而到了19世紀下半葉，這一地位逐漸削弱，其主要原因在於家族財產的分割以及傳統制度的廢除，例如家族信託制度（fedecommesso）、教會贊助權（giuspatronato）以及各種世俗教會俸祿。

舊制度的終結意味著支撐城市貴族地位的制度基礎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這一變化始於義大利戰役 (1796—1797)，當時的拿破崙軍隊占領義大利諸地區，使城市貴族失去了其最重要的權力基礎——政治主導地位。即使在復辟時期之後，這種政治優勢也未能恢復。

在復辟時期，教皇國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雅各賓主義與拿破崙時代行政改革所提出的中央集權理念，但在實施上採取較為謹慎的方式。新的政策廢除了傳統城市法令，取消了鄉區長期以來對城市的隸屬關係，並將城市議會向非貴族階層開放。

無論是拿破崙時期還是隨後教皇政府實施的行政改革，都引入了新的行政制度，這些制度已經不再與城市議會的世襲封閉結構相兼容。儘管社會等級和貴族身份在文化層面仍然存在，但城市貴族作為獨立政治機構的地位逐漸消失，而這一過程甚至早於教皇國世俗統治的最終終結。

## 農業、土地所有制與城市權力

上述制度結構形成於土地制度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背景之下。一部分歷史研究將城市統治階層在政治、制度與經濟層面的諸多發展，歸因於土地所有結構的變化。

尤其是土地所有權的配置以及城市與農村屬地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地方權力格局。

### 佃農制度的擴散與城市精英向農村的延伸

自13世紀起，在安科納馬爾凱地區，土地所有制逐漸通過農莊化經營（podere）和分成制（mezzadria）進行組織。

從13世紀到15世紀，出現了越來越多結構完整的農業經營單位。這些農莊通常以家庭經營為規模單位，並配備農舍以及各種農業設施，通過期限較短的商業租佃契約出租。契約通常以書面形式訂立，條款詳盡。其核心內容包括農產品和畜牧產品的對半分成，以及地主與佃農共同承擔農業生產所需的費用與資本投入。

14世紀中葉，黑死病引發的人口災難性下降，使城市地主得以擴大土地占有，從而削弱了中小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在馬爾凱地區的史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5世紀分成制迅速擴展，這一過程與14世紀大規模農村荒廢之後的農業再殖民化密切相關。

這種由城市地主推動的分成制制度，逐漸成為城市對鄉村支配的重要體現。

這些長期趨勢在馬切拉塔的案例中尤為清晰，該城市的土地集中過程展示了農村土地所有權與城市寡頭政治之間的緊密聯繫。

### 土地集中與寡頭統治：馬切拉塔案例

在馬切拉塔，貴族階層對土地所有權的集中過程有著充分的文獻記錄。

13世紀中葉，在「人民公社」時期，城市約有1,900名土地所有者；三個世紀之後，即16世紀中葉，這一數字下降至650，並繼續持續減少，到1778年地籍登記時僅剩388名地主。與此同時，在經歷黑死病造成的人口崩潰之後，馬切拉塔的人口卻出現顯著增長：從1450年的2,200人增長到1550年的3,600人，並在18世紀末（包括其屬地農村人口）超過12,000人。

年份｜人口｜地主數量

1250｜7500｜1900

1350｜2000

1450｜2200

1550｜3600｜650

1778｜12000｜388

資料來源：Ammannati (2020)；Di Stefano (1991)；Paci (1986)

地主數量的大幅減少，與貴族階層在世俗土地所有中的占比迅速上升相對應。到18世紀末，貴族所擁有的世俗土地已達到約85%。與此同時，教會土地所有也不斷增加——其中相當一部分實際上由城市貴族成員管理，因為他們往往同時占據主要宗教機構的領導職位——其比例從16世紀中葉的18%上升到18世紀末的40%。

城市地主對農村土地的擴張，逐漸形成了複雜的依附關係網路，使佃農在經濟與社會層面上越來越依賴於地主。

正如史料所述，隨著分成契約（當時常以拉丁術語ad soccitam稱之）的普及，其原本作為合作關係的性質逐漸發生變化，並日益向對農民不利的方向發展。例如契約規定佃農必須向地主提供「肥大而優質」的家禽；佃農家庭婦女必須承擔洗衣等勞務；佃農還必須種植亞麻並負責加工等。

土地集中、分成制農業以及貴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在教皇國的絕對主義體制下共同維持了長期的社會穩定。然而，根據 Troscé (1972) 的分析，這一結構同時也導致社會流動性明顯停滯，農村社會直到20世紀初才逐漸擺脫這種局面。

1911年，馬爾凱地區仍有超過60%的農民屬於分成佃農。

土地制度的演變與城市制度的發展彼此強化，共同鞏固了城市寡頭精英的權力結構。

## 史學視角

在史學研究層面，共和時期城市的寡頭結構——而安科納邊區則是這一現象在形成、持續時間與地理擴散方面的重要案例之一——被認為是近代義大利社會最具代表性的特徵之一，並深刻影響了後來領導義大利統一的統治階層的形成。

正如歷史學家朱塞佩·加拉索（Giuseppe Galasso）所概括的，「寡頭集團」（blocco oligarchico）是義大利城市自治傳統的歷史產物，並在五至六個世紀的社會結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統治階層的形成，是城市公民（cives）與平民群體之間長期社會張力的結果，而後者逐漸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這一演變揭示了城市寡頭階層的長期孕育過程，以及「市民貴族」所具有的確認性（ricognitiva）性質——這種貴族地位並非由單一法律行為創造，而是建立在長期社會聲望的積累之上。

自16世紀起，貴族階層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使社會結構呈現出高度等級化的特徵。這種結構也體現在義大利式別墅（villa all』italiana）的擴散上：對於城市貴族而言，別墅在象徵意義上相當於封建貴族的城堡。與此同時，還形成了一套複雜的依附與庇護關係網路，既延伸到鄉村社會，也覆蓋城市中的手工業者與商人階層。

這種結構增強了統治階層內部的整合，使得中世紀城市政治中的諸多裂痕逐漸被新的秩序所取代。然而，各城市貴族共同體仍然保留了對法律秩序與政治協商的高度重視，並在貴族內部維持某種相對平等的關係結構。

### 關於義大利政治地方主義的解釋

歷史學界還將市民貴族現象與義大利傳統的政治地方主義聯繫起來，即城市與家族身份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歷史學家Fabio Cusin指出，城市寡頭階層繼承了中世紀公社政治中的派系文化，其核心目標是維護自身家族的聲望與特權。朱塞佩·加拉索則強調，從中世紀延續而來的政治地方主義，與文藝復興時期城市統治階層的崛起之間存在明顯的歷史連續性。

這種政治文化在當時的思想著作中亦有所體現。例如，來自雷卡納蒂的市民貴族、復辟時期的旗手官（gonfaloniere）蒙納爾多·萊奧帕爾迪在其政治對話錄中寫道：

「必須讓人民在各自的市政事務中獲得活動與慰藉……如此他們便不會去擾亂國家的大事。所謂祖國，正是我們出生的那座城市；在那裡，我們與其他市民共同擁有土地、城牆、制度、法律、公共財產，以及無數的利益與聯繫。」

— 蒙納爾多·萊奧帕爾迪 (1831)

總體而言，教宗領地安科納邊區的市民貴族制度展示了一個長期歷史過程：中世紀城市的地方主義傳統逐漸演變為一種以貴族階層為核心的城市自治結構，並在數個世紀中持續塑造地方權力的形態。

## 與義大利及歐洲其他城市貴族的比較

教宗領地安科納邊區的市民貴族現象，應放在更廣泛的歐洲城市精英體系之中理解。自中世紀晚期至近代早期，許多義大利城市均由世襲化的城市精英階層統治，他們逐漸鞏固了政治與社會特權。這些群體在史學研究中被稱為「市民貴族」「城市貴族」或「城市貴族團體」（patriziati urbani），被認為是義大利貴族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其地位植根於城市公民身份以及對市政官職的控制。

從這一角度看，市民貴族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帶有「共和性質」的貴族形態，它在城市治理結構中維繫了從中世紀到近代的制度連續性。在城市精英史的研究中，這一制度被視為義大利公社傳統的重要特徵：積極的公民身份與對市政官職的世襲性控制，往往比單純的血統或封建授封更為重要。因此，學界常將其視為一種區別於傳統領地貴族的「第二種貴族模式」，即以城市政治參與為基礎的貴族制度。

### 舊制度時期歐洲的城市精英

在歐洲其他地區，雖然也存在城市精英或市政行政階層，但由於缺乏義大利中世紀公社那種對鄉村地區（contado）擁有司法權的城市自治結構，因而很少形成與義大利城市貴族相當的制度。在教宗國，中央權力相對依賴地方精英治理，也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城市貴族結構。

因此，各地的發展呈現出不同形態：例如在英格蘭，城市由aldermen等市政官員組成的精英階層管理，但他們並不具有貴族身份；在荷蘭共和國，城市由商業精英組成的regenten集團主導；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帝國自由城市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城市貴族（Patriziat），但其世襲性與制度化程度較為有限；在法國，通過購買司法或行政官職獲得貴族地位的「法袍貴族」（noblesse de robe）構成重要精英群體。

在西班牙，城市議員（regidores）形成了世襲化的地方寡頭集團，但這些集團仍然嚴格從屬於西班牙君主制，並且通常不具備對周邊農村地區的司法管轄權。在這些城市精英之中，傳統貴族（伊達爾戈）與城市顯貴逐漸融合，形成一種社會地位差異較大的地方貴族結構。

這些制度差異可概括如下：

歐洲比較

地區｜神聖羅馬帝國（帝國城市）｜荷蘭共和國 / 佛蘭德｜法國｜西班牙｜英格蘭｜安科納邊區

主要特徵｜城市貴族（Patriziat），商人精英進入市議會並形成世襲集團｜商業精英主導的城市寡頭政治｜通過官職獲得貴族地位的法袍貴族｜城市議員（regidores）組成的地方寡頭集團｜城市顯貴與市政官員（aldermen）主導市政事務｜世襲化的市民貴族，控制市政官職並對鄉村地區擁有司法權

與安科納邊區的差異｜與封建貴族分離較明顯，對鄉村地區無司法權｜更具商業資產階級性質，缺乏正式貴族身份｜貴族地位源自官職，而非城市自治傳統｜城市寡頭受王權嚴格控制｜缺乏制度化的世襲城市貴族

### 其他義大利城市貴族

來自義大利不同地區的一些典型案例，有助於將安科納邊區的市民貴族制度置於更廣闊的比較框架之中。

在威尼斯共和國，威尼斯貴族構成一個具有公法性質的封閉政治團體。自1297年所謂大議會封閉（Serrata del Maggior Consiglio）之後，貴族身份以世襲方式與威尼斯大議會成員資格相聯繫，並由此決定威尼斯總督的選舉、進入威尼斯元老院（Pregadi）以及擔任主要國家官職的資格。這一貴族階層作為共和國的主權政治集團，長期保證了威尼斯貴族共和國的穩定，並主導了國家在海上帝國與威尼斯大陸領地的政治與軍事政策。

在熱那亞共和國，貴族家族被組織在稱為alberghi的家族聯盟之中，這些聯盟由商業世家構成，並在「舊貴族」（nobili vecchi）與「新貴族」（nobili nuovi）之間輪流掌權。作為商人階層的最高層，熱那亞貴族壟斷了熱那亞總督職位以及共和國的主要行政機構。1528年的改革將「舊貴族」與「新貴族」統一為一個封閉的貴族團體，並確立了由貴族組成的「大議會」以及兩年任期的總督制度，從而最終鞏固了寡頭政治體制。

在盧卡共和國——1369年恢復獨立之後——一個以貴族為基礎的政治制度逐漸形成，其核心機構是稱為Anziani（長老）的執政團體。到14至16世紀之間，一個規模有限的統治階層已基本壟斷主要官職。1628年的改革進一步將這一制度轉變為封閉的寡頭共和國，通過編制官方貴族名冊（Libro d』Oro）確定貴族資格，並一直延續到19世紀。盧卡貴族階層在共和國政治中維持了制度連續性，並在經濟政策上發揮重要影響，尤其是在絲織業領域。

在佛羅倫斯共和國，從中世紀晚期到近代早期，城市統治階層圍繞行業行會（Arti）、執政團（Priorato）與城市議會運作，其制度在事實上形成了一種城市貴族結構。通過嚴格的官職選拔制度與輪任機制（imborsazioni），這一體制長期維持了城市政治的寡頭性質，直到1532年在美第奇家族統治下實行制度性「封閉」，貴族集團被正式納入公國體制之中。

在那不勒斯王國，所謂「王室直屬城市」（città demaniali）由一種被稱為「市民貴族」或「十人議會貴族」（decurionale）的階層治理，這些貴族組織在稱為seggi的城市議會機構中。他們在社會地位上與封建貴族相近，但在制度上屬於城市統治階層。Seggi構成首都那不勒斯政治代表制度的核心機構：它們負責選舉城市執政官、分配稅賦、監督公共支出與工程建設。直到拿破崙時代，加入某一seggio仍是進入主要市政官職的必要條件。

在米蘭公國，由「Decurioni」組成的城市議會構成一種行政貴族團體。這一機構在西班牙統治時期得到鞏固，在奧地利統治時期繼續存在。其成員代表城市共同體參與稅收分配、糧食供應管理、公共工程以及城市特權的維護，並負責推薦市政官職候選人。在哈布斯堡時期以及隨後倫巴第-威尼斯王國的制度中，這一身份被正式承認為一種市民貴族地位。

與這些模式相比，安科納邊區的市民貴族制度具有若干獨特特徵。它在制度上介於中世紀城市自治傳統與封建領地權力之間。在這一地區，城市貴族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土地所有權以及對農村地區的市政管轄權之上，但同時又處在教宗國主權的政治框架之內。

從制度結構來看，馬爾凱地區的城市統治集團既與義大利南部的十人議會貴族制度相似，也與義大利中北部的城市貴族團體存在明顯聯繫。最終形成了一種在地方自治與中央權威之間保持平衡的政治格局，使地方精英能夠在數個世紀中持續掌握治理、代表與司法權力。

## 城市中的貴族統治集團與等級封閉的持續時間

這些貴族家族的重要性，建立在家族歷史的古老性、婚姻聯盟以及往往延伸至多座城市和城鎮的權力網路之上。它們構成了地方統治階層，並在16至18世紀之間推動城市制度朝著更具貴族寡頭色彩的方向發展。正如歷史學家 Philip Jones 所指出的，這種現象實際上重新呈現了義大利城市公社最初就具有的一項基本特徵。

「無論就形式還是實質而言，城市公社的政治史，如同其社會史一樣，都是主要家族的歷史……城市公社起初帶有貴族統治色彩，而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本質上始終如此。」

— Jones (1980), p. 125.

安科納邊區二十二座城市中，城市貴族參與權力行使的組織形式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 在較大的城市——安科納、卡梅里諾、法諾、雷卡納蒂、奧西莫、科里納爾多、努馬納、菲洛特拉諾和蒙特基奧（今特雷亞）——總議會完全由貴族組成，平民被徹底排除在外。
- 在所有城市中，「信任議會」或「遴選議會」均由貴族組成，只有欽戈利例外：當地該機構由貴族和「市民」共同組成，但平民同樣被排除在外。
- 城市執政機關在安科納、費爾莫、卡梅里諾、阿斯科利皮切諾、法諾、雷卡納蒂、馬切拉塔、奧西莫、托倫蒂諾、里帕特蘭索內、科里納爾多、蒙塔爾博多（今奧斯特拉）、蒙特基奧（今特雷亞）、菲洛特拉諾和努馬納均由貴族壟斷。
- 在所有城市——即上述城市以及耶西、法布里亞諾、聖塞韋里諾、欽戈利、蒙塔爾托和馬泰利卡——作為城市共同體首長的旗手官（gonfaloniere）職位都只向貴族開放。
- 在安科納、卡梅里諾、阿斯科利皮切諾和馬切拉塔，貴族內部還按家族被吸納進入議會的先後分為兩個或更多等級；其中最高等級通常被稱為「patrizi」，並獨占最重要的官職，包括專屬參與遴選議會的資格。

下表列出了馬爾凱地區各城市首次正式實施「等級封閉」的年份，以及相應貴族統治集團持續存在的總時長。在某些情況下，Zenobi 指出，議會席位的世襲化在正式的等級封閉之前就已存在；在這些情況下，世襲化開始的時間以括號標出。

從時間分布和持續時間來看，所謂等級封閉並不是一次性的制度事件，而是一個長期演化的制度過程，其核心在於城市精英能否長期穩定地控制官職體系。各城市之間的差異，反映了它們在人口規模、領土範圍、司法權限以及區域城市網路中地位上的不同。一些城市貴族制度持續時間極長，說明這些體制並非邊緣性或過渡性現象，而是教宗國地方治理中一種常規而持久的政治形態。

大多數等級封閉發生在15世紀末至16世紀中葉之間。其中持續時間最長的是馬切拉塔，等級區隔延續了350多年；其後依次為法諾、費爾莫、雷卡納蒂和里帕特蘭索內，持續時間都超過三個世紀。

城市｜時期｜持續時間（年）

安科納｜1539（始於1527）｜268

阿斯科利皮切諾｜1586｜221

卡梅里諾｜1545｜218

欽戈利｜1533（始於1503）｜274

科里納爾多｜1600（始於1573）｜221

法布里亞諾｜16世紀末｜≈ 217

法諾｜1489｜318

費爾莫｜1478｜329

菲洛特拉諾｜18世紀｜≈ 60

耶西｜1575（1587年確認）｜232

洛雷托

馬切拉塔｜1447｜360

馬泰利卡｜1586｜221

蒙塔爾博多（今奧斯特拉）｜18世紀（始於1489）｜≈ 60

蒙塔爾托-德萊馬爾凱｜1586｜221

蒙特基奧（今特雷亞）｜18世紀｜≈ 60

努馬納｜18世紀｜≈ 60

奧西莫｜1566（始於1505）｜241

雷卡納蒂｜1482（始於1465）｜325

里帕特蘭索內｜1490｜317

聖塞韋里諾-馬爾凱｜1532｜275

托倫蒂諾｜1586（始於1504）｜221

資料來源：Zenobi (1976), pp. 42–44；Bertini Frassoni (1933)；Zenobi (1994), pp. 109–131。

統治家族長期延續的同時，也形成了高度貴族化的城市身份認同；在這種認同中，城市榮譽與家族譜系的連續性構成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要素。

在史料允許的情況下，這些家族還可與其相關宮邸及家族紋章聯繫起來考察。此類材料——包括二手文獻、地籍文書和紋章譜錄——有助於揭示統治家族與城市財產之間的緊密聯繫；這一切都發生在有城牆環繞、個人關係網路稠密、公共空間共享的城市環境之中，這正是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城市國家及其17—18世紀延續形態的典型特徵。

### 各城市中的家族譜系

以下名單具有重建性質，並非窮盡；其目的在於通過所列家族示例，展示地方統治精英的構成。

城市家族名單（義大利語）：詳見義大利語維基百科條目《Nobiltà civica nella Marca pontificia》中的「Le casate nelle città」章節。

## 城鎮中的貴族統治集團與等級封閉的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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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泰卢波内]]的执政官宫，是该城镇共同体官署的历史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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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ino Giacomo Zenobi 辨識出了安科納邊區二十四個城鎮中被列入貴族等級的各家族。通過對城市法令的考察，他指出這些城鎮中已經發生了明確的等級分化；同時又藉助18世紀檔案材料——包括抽籤箱（bussoli）、抽籤記錄和議會記錄——識別出365個以世襲方式參與地方統治的家族。

「在每一個這類案例中，貴族身份的特徵都在於：以世襲方式占有某一官職，而平民被排除在外。正是這種排斥，賦予了該機構以貴族統治的性質。」

— Zenobi (1976), p. 45.

### 重建方法的標準與局限

Zenobi 對這些統治家族的重建，建立在明確的方法論選擇之上，因此在時間範圍和數量範圍上都存在一定局限。

這位馬爾凱學者在編制名單時，只抽樣考察了抽籤箱與議會登記簿中的若干時間片段，主要集中在18世紀。由此，凡是在他所考察時段之前或之後——也就是在1816年庇護七世大規模行政改革之前的多次教宗政權恢復時期——被納入城鎮統治集團的家族，都可能未被收入其名單之中。

此外還應注意，在這些城鎮中，尤其是18世紀中葉以後，常會出現所謂「榮譽抽籤箱」（Bussolo degli Onorari）中的新成員。這一抽籤箱中往往包括並不居住在當地、平時也不直接參與地方政治行政生活的家族，但在必要時可以被啟用。最典型的情況，就是當本地統治家族絕嗣時，用「榮譽成員」加以補充，以避免從其他社會階層中吸納新人。許多這類家族同樣未出現在 Zenobi 的名單中。

Marco Moroni 關於卡斯泰爾菲達多的研究，可以說明這些方法論選擇的影響：他按家族被吸納進統治集團的世紀進行統計，共識別出84個家族，而 Zenobi 僅辨識出24個。

### 從民眾代表制到議會的寡頭封閉

得益於馬爾凱地區歷史檔案中豐富的文獻保存——包括城市法令和riformanze，即議會決議彙編——Zenobi 得以較為精確地重建這些城鎮制度的演變過程。

下表列出了各城鎮首次正式實施等級封閉的年份，以及相應貴族統治持續存在的總時長。在某些情況下，這位學者指出，議會席位的世襲化早在正式等級封閉之前就已經存在；在這些場合，世襲開始的年份以括號標明。

持續時間最長的貴族統治見於阿曼多拉、蒙特米洛內（今波倫扎）、蒙托爾莫（今科里多尼亞）和塞拉德孔蒂，均持續約三百年。

總體來看，可以觀察到議會構成經歷了一種逐步重組，這表明寡頭統治經歷了一個緩慢但持續的鞏固過程。制度從按照城區（sestieri）和街區（contrade）進行選舉、並且讓鄉區也享有一定代表權——這是「人民公社」時代的遺存——逐步轉向以財產資格為基礎的標準；再往後，往往在議會財產資格結構穩定了半個世紀甚至更久之後，官職的世襲傳遞才被正式制度化，即所謂「等級封閉」。

這種變化首先是一種原則上的轉變：從以「民眾」為基礎的制度安排——由各類行業團體（法官、商人、打鐵匠、織工、裁縫、麵包師、金匠、鞋匠等）構成、與城市空間結構密切對應並主要依靠抽籤運作的代表制——逐步轉向一種先以財產、後以貴族身份為核心的抽象標準，其中心已不再是社會代表性，而是人的「資格」（civis optimo iure，即貴族）。政治合法性不再來源於社會代表，而來自寡頭集團內部同類之間的相互承認，以及土地財富。

城鎮｜時期｜持續時間（年）

阿曼多拉｜1470｜337

阿皮羅｜1663｜144

卡斯泰爾菲達多｜1575｜≈ 230

卡斯蒂尼亞諾｜1611｜196

蒙特卡夏諾｜1664｜143

蒙特法諾｜1613｜194

蒙特福爾蒂諾｜18世紀｜≈ 60

蒙特焦爾焦｜1750（始於1578）｜60

蒙泰爾帕羅｜1560（始於1551）｜247

蒙泰盧波內｜1640｜167

蒙特米洛內（今波倫扎）｜1513｜294

蒙特諾沃（今奧斯特拉韋泰雷）｜1616｜191

蒙泰魯比亞諾｜1574｜233

蒙特聖彼得蘭傑利｜1714｜93

蒙特聖托（今波滕扎皮切納）｜18世紀｜≈ 60

蒙托爾莫（今科里多尼亞）｜1528｜279

莫羅瓦萊｜18世紀｜≈ 60

佩納聖喬瓦尼｜18世紀｜≈ 60

羅卡孔特拉達（今阿爾切維亞）｜1575（始於1513）｜232

聖吉內西奧｜1582（始於1536）｜225

聖朱斯托（今蒙特聖朱斯托）｜18世紀｜≈ 60

聖埃爾皮迪奧｜1570｜237

塞拉德孔蒂｜1524｜≈ 289

塞拉聖基里科｜1699｜108

主要來源：Zenobi (1976)。

### 沒有發生等級封閉的城鎮：薩爾納諾案例

在那些沒有形成等級分化的城鎮中，較為寬廣的代表制形式得以保存。直到1792年，薩爾納諾的執政官仍證明說：「此地的市民資格仍按街區進行分配」，這說明當地並不存在法律上分離的等級。

將薩爾納諾的城市形態與那些建立了貴族統治制度的城鎮進行比較，可以看出：一個城鎮是否形成城市貴族階層，會對其近代物質空間結構產生明顯影響。與城市不同，在城市中貴族化幾乎普遍發生；而在一些城鎮，這種差異則更容易通過建築景觀觀察出來。

在形成貴族統治的城鎮中，歷史中心往往以統治家族擁有的貴族宮邸集中出現為特徵。相比之下，薩爾納諾的城市肌理更忠實地保留了晚期中世紀原有的城市規劃：缺少貴族宮邸，建築形態簡樸而均質，整體上由共同體公共權力的建築所主導。建於19世紀初的勝利市立劇院也並非像許多馬爾凱劇院中的「共管劇院」那樣設置於某座貴族宮邸之內，而是建在人民宮內部，延續了公社時代公共代表空間的傳統。

### 各「鄉鎮」（terre）中的家族譜系

以下名單具有重建性質，並非窮盡；其目的在於通過所列家族示例，展示地方統治精英的構成。

「鄉鎮」家族名單（義大利語）：詳見義大利語維基百科條目《Nobiltà civica nella Marca pontificia》中的「Le casate nelle terre」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