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史學

朝鮮史學是指編撰朝鮮半島歷史的研究和方法。該領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展，反映了不同的時期和文化背景。在朝鮮王朝時期，歷史敘述受到王室的影響，強調以國家為中心的觀點。然而，在朝鮮日治時期和韓國獨立運動期間，朝鮮史學轉向更現實的分析和批判性思維。現代朝鮮史學力求通過獨立的視角、不同的理論和方法提供多維度的理解，突出朝鮮歷史的獨特特徵和意義。

## 高麗王朝

高麗王朝的歷史和文學活動豐富多彩，主要以漢字的使用為主。這些活動逐漸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視角轉向以朝鮮為中心的視角，意識到國家的獨立性。歷史上，金富軾的《三國史記》和一然的《三國遺事》是反映時代變遷和民族意識增強的代表作品。在此期間，大多數活動仍然以漢字為主。

### 歷史展望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歷史和文學活動比前一時期更加豐富多彩和活躍。這些活動之所以能夠進行，是因為人們對漢字的理解更加深刻。這一時期，新羅鄉歌文學中的吏讀和朝鮮王朝時代以後傳入的韓文都沒有被廣泛用作表達手段。幾乎所有活動都以漢字為主導，漢字是這一時期的主要媒介。這一時期歷史和文學思想的總體特徵是，隨著人們民族獨立意識的增強，逐漸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視角轉向以朝鮮為中心的視角。這一變化是朝鮮社會發展和國內形勢變化的必然結果。

在歷史著作方面，高麗從建國初期就開始編撰實錄。除此以外，其他史書也頻繁編撰出版。其中，金富軾編撰的《三國史記》（共50卷）是現存朝鮮史書中最長的一部，編撰於高麗仁宗二十三年（1145年）。然而，《三國史記》被批評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富軾的親中主義「事大主義」。《三國史記》中有許多段落，朝鮮的歷史敘述仍然以中國為中心，因此有人批評其缺乏足夠的國家獨立性。然而，與其把責任全部歸咎於金富軾，不如了解時代的精神。從意識形態上講，迄今為止，整個朝鮮社會都深受中國文化及其思維方式的影響。《三國史記》中的史學思想就是這種情況的產物。

隨著時代的變化，歷史思想也在發生變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然在高麗忠烈王（1274-1308）統治期間編撰的《三國遺事》。此時，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由漢族人建立的宋朝滅亡，北方民族蒙古人成為主導力量，對高麗王朝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此時，以朝鮮為中心的歷史敘事開始出現。在蒙古軍事和政治壓迫下保護朝鮮人民的民族意識反映在歷史描述中。例如，出現在《三國遺事》開頭的檀君神話代表了恢復國家獨立的努力。

這種思潮在高麗後期的歷史和文學中普遍可見。例如，李承休的《帝王韻記》和李奎報的《東明王篇》就反映了時代精神的變化。在此期間還出版了許多其他歷史書籍，例如《編年通錄》、《古今錄》和《本朝編年綱目》。但遺憾的是，這些著作已不復存在，難以考察其具體的歷史思想。

## 朝鮮王朝

朝鮮前期的歷史思想在史學編撰方面尤為明顯。當時的國家史書以高麗王朝傳承下來的中國中心思想為主。但隨著「朝鮮人精通中國史，不了解朝鮮史」的認識逐漸提高，國家史學開始受到重視。這導致當時國家史書的編撰數量眾多，歷史教育也逐漸興起。

反觀朝鮮王朝後期，朝鮮人對歷史意識的重視程度明顯提升，但這種意識仍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脫離儒家思想的願望促使人們編纂了大量旨在代表朝鮮獨立自主歷史身份的歷史著作。這一過程使人們對朝鮮歷史有了更系統的認識，朝鮮王朝後期的歷史思想在塑造朝鮮歷史思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 早期歷史觀

朝鮮前期的歷史觀念在史書編撰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這一時期，國史書的編撰重心仍以漢文為主，延續了高麗王朝的先例。但隨著「朝鮮人精通中國史，不了解朝鮮史」的意識逐漸增強，國史重心逐漸增強。編撰了大量國史文獻，歷史教育也逐漸受到重視。

而到了朝鮮王朝後期，朝鮮的歷史意識卻更加強烈，但大部分歷史意識仍然根植於儒家思想。人們努力擺脫儒家理想主義，編撰了大量旨在體現朝鮮獨立歷史身份的歷史著作。這一時期，朝鮮歷史和歷史體系得到重新整理，歷史思想得到了重大發展。

中國史書對朝鮮國史編纂的影響巨大。從《東國通鑑》的序言中可以看出，朝鮮王朝對中國史學有著濃厚的興趣。朝鮮王朝建立後，編纂《朝鮮王朝實錄》等史籍以及《高麗史》和《高麗史節要》等官傳和史傳等各種史書的活動日益盛行。世祖為弘揚朝鮮歷史、修正歷史敘述所做的努力是有據可查的，徐居正就曾引用《資治通鑑》和朱熹的《通鑑綱目》等中國文獻。徐居正的批評強調，儘管朝鮮歷史悠久，但缺乏一部全面的史書，這促使他創作了《東國通鑑》等著作，以啟發人們了解朝鮮歷史。

朝鮮王朝初期，史料編纂意識強烈，注重道德教育和弘揚民族精神。這反映在編纂各種歷史文獻和加強歷史教育的努力中。例如，梁誠之選編了世祖統治時期的重要歷史文獻，強調了對朝鮮和中國歷史的重視。在壬辰衛國戰爭和丙子胡亂等事件之後，出於在外部壓力下維護朝鮮身份的需要，對朝鮮歷史的關注變得更加明顯。

### 晚期歷史觀

朝鮮王朝末期湧現出一批先進學者，他們致力於解決政治和社會制度中的各種矛盾。雖然早期也有著名的思想家，但他們的動機並不像朝鮮王朝末期那樣明顯。其中一些學者在政府任職期間尋求解決方案，而另一些人則在農村環境中追求自己的想法。儘管如此，任何提出的想法都受到儒敎理念的制約，儒家意識形態仍然是解決矛盾的標準。從18世紀開始，隨著西方研究和對清朝文化的新認識的出現，思想開始偏離儒家思想。然而，大多數人仍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因此，對新的理想國家和社會的追求往往始於基於儒家理想的現實批判。這種批判經常從歷史的角度尋求理性。

前現代史是獨立的，其重要性顯而易見。這種獨立性也是朝鮮王朝後期歷史意識的特徵。現實往往不盡如人意，特別是對於那些希望通過面對矛盾來實現匡正的人來說。歷史研究總是批判當代科學方法論，它始於對固有事實的批判。這種批判性方法在朝鮮王朝後期也很明顯。這一時期的學者是獨立的思想家，他們試圖從獨立的視角解決問題，與傳統態度不同。這種方法導致了對朝鮮歷史和地理的重新認識。

在朝鮮，歷史意識在民族覺醒時期尤為突出。無論國家概念是否確立，它都是在自我認知強烈時期產生的。這一現象在各個歷史時期都可以看到，例如北侵時期的高麗中期、新制度確立時期的朝鮮前期、南北侵襲時期的朝鮮中期等。啟蒙運動前後與現實矛盾作鬥爭的18世紀前後的知識分子也表現出了這種意識。歷史意識因此成為時代的特徵，朝鮮後期出現了反映這種意識的歷史書籍。

編撰重要歷史著作的著名歷史學家包括《東史綱目》的作者安鼎福；《燃藜室記述》的作者李肯翊；以及《海東繹史》的作者韓致奫。影響他們工作的實權學者有李瀷、林象德、尹衡聖、李德懋、趙慶男、柳得恭、洪良浩、洪奭周、丁若鏞等。朝鮮後期所謂的積極學派（實學派）大部分是歷史思想家。他們不僅從自主的角度研究歷史，而且積極地參與並批評現實。這種積極的歷史主義旨在客觀地審視歷史。例如，韓致奫的《海東繹史》以利用中國或日本的資料來展示朝鮮歷史為宗旨，與安鼎福的《東史綱目》和李肯翊《燃藜室記述》相提並論。歷史作為一門科學的價值是一個共同的目標。

歷史不僅僅是對事實的描述。朝鮮末期的每一部歷史著作都有其獨特的特點。例如，《東史綱目》就是關於綱目的歷史，《燃藜室記述》是一部簡明的紀年史，《海東驛史》是一部完整的紀傳。此外，林象德的東史會綱和尹衡聖的朝野僉載也被視為野史，而柳得恭則對由高句麗移民創立的渤海國史有著自己的看法。他們研究和編纂歷史的方法是尋求揭示真實的歷史事實，而不僅僅是現存的事實。這種對求眞或求己的追求在東史綱目的《考異篇》和《海東驛史》以及柳得恭在《渤海考》中的地理證據中都有所體現。他們的精神旨在系統地認識和妥善整理朝鮮歷史，為縱向研究歷史、分析史實奠定基礎。

這些學者開創的朝鮮史觀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他們以科學、客觀的態度進行歷史研究。他們的方法和態度被李建昌、朴殷植、申采浩、張志淵等學者進一步發展。此外，崔南善、李能和、鄭寅普等學者也屬於這一群體。因此，朝鮮末期的史學思想不僅在當時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是朝鮮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 現代

1890年至1920年間，朝鮮社會需要以廢除封建社會制度、實現民族獨立為中心，樹立歷史意識。為此，許多朝鮮人為擺脫傳統史觀做出了巨大努力。例如，金澤榮、玄采、張志淵等人試圖通過實學改革歷史思想。朴殷植和申采浩等人則解決了實學未能解決的問題，完成了朝鮮近代史。這一過程確立了以民族原則為基礎的朝鮮近代史。此外，1930年至1940年間，鄭寅普、崔南善、白南雲等人試圖通過撰寫以社會經濟史為基礎的各種歷史著作，系統化朝鮮歷史。

### 早期歷史觀

19世紀朝鮮的歷史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朝鮮歷史在內部發展過程中，打破已經被瓦解的封建社會制度，形成新的現代社會；二是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帝國主義殖民擴張或日本殖民時代，如何維護民族的獨立性的問題。

因此，這一時期的歷史研究需要一種歷史意識，以洞察這樣的歷史現實並應對它。而且，在19世紀90年代至1910年代期間，日本學者研究朝鮮歷史並將其描述為現代史，因為它是由日本入侵大陸而進行的。在日本以如此激進的方式進行朝鮮歷史研究時，朝鮮歷史必須在歷史意識和歷史研究方法方面尋求新的維度。換句話說，現代朝鮮歷史也需要擺脫傳統的歷史觀，客觀地把握歷史的發展。

這一要求體現出光武改革改革時期才開始考慮新方法論的傾向，而這一時期的歷史以實學為基礎，強調應繼承和發展實學的傳統思想和文化。因此，光武五年（1901年），金澤榮、玄采、張志淵等出版或擴充了實用書籍。1905年，金澤榮編纂了《歷史輯略》，張志淵也編撰了朝鮮風俗史。

因此，維新時期史學家們以實踐為基礎進行研究，其成果呈現出通史與專史兩種趨勢。通史的代表有黃玹的《梅泉野錄》、鄭喬 (朝鮮)的《大韓季年史》、金澤榮的傳記《歷史輯略》。這些作者的歷史意識強烈，贊同維新時期的維新事業，表現出強烈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意識。但是，他們的歷史敘述仍然沿襲傳統，歷史意識尚未達到現代性。這一點是維新時期史學的局限和需要克服的任務。

這些任務通過歷史翻譯研究逐漸找到了解決的線索。從歷史史學的角度來看，翻譯可以歸結為一系列的翻譯活動。他編撰了《萬國史記》，出版了《東國史略》。這些翻譯活動基於當時文人階層的共同觀點，即他們應該懂得反抗帝國主義，對歷史描述方法論的興趣也隨之產生。

接替維新時期歷史，解決當時無法解決的問題的，是被稱為民族史家的一批學者。民族史由朴殷植和申采浩等人發展起來。朴殷植繼承光武維新時期的歷史，引進1910年代的近代史方法論，將韓國史發展為近代史，《韓國痛史》和《韓國獨立運動之血史》是其代表作。在這些書中，他以因果關係來分析、批判、綜合歷史事實的發展過程，通過近代史方法論詳細揭示了日本侵略的過程。他認為靈魂或精神是維持國家的關鍵，稱之為蘊含民族或國家靈魂的國家史。他還說，一個擁有強大靈魂的國家，即使暫時被併入列強，最終也能獨立。他相信韓國人民意志堅強，並堅信韓國將來也一定會獲得解放。不可忽視的是，朴殷植的史學思想和歷史與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相一致，也融入了以獨立立場開放和消費世界文化的進取改革思想。同時，他的史學思想深深地浸潤著儒家價值觀。因此，他的改革思想包含著局限性，在朝鮮現代史的歷史意識中，必然會受到批判。

繼承朴殷植歷史，克服歷史意識的局限性，在理論上完成朝鮮近代史的正是申采浩。他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的歷史意識十分深刻，民族意識很強。他的歷史研究本身就是一場爭取自主性的鬥爭。申采浩在20世紀20年代關注歷史，完成朝鮮近代史，這一點在《朝鮮上古史》等零散的研究活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他認識到歷史的本質是「我與非我之間的鬥爭」。在這裡，我或非我應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其影響應在社會上廣泛傳播。此外，如果「我」的精神主體意識沒有建立，或者「非我」的環境沒有適應，那麼鬥爭就會以失敗告終。尤其是把社會內部的「我」與「非我」之間的矛盾看作社會發展的契機。他對歷史的本質理解是，通過把握社會現象中歷史事實的因果關係來發展歷史，並理解這種鬥爭和新文化是通過識別各種主觀自我，通過相互矛盾來內化各個時代各種歷史現實而產生的。申采浩對歷史的認識態度與歐洲近代歷史思想是一致的。

因此，申采浩從這種歷史意識的立場出發，試圖重新整理朝鮮歷史。作為這一努力的一部分，他批判了傳統的史書，強調了歷史構成三大要素——時、地、人的重要性，而這些要素在傳統史書中往往是缺失的。他還批判了這些史書，認為它們忽視了對史料的徹底審查，沒有對史實進行正確的評價，因為它們是基於孔子的《春秋》或朱子的《綱目》的歷史描述方法。由於當時朝鮮歷史的成就處於這樣的狀態，他主張，應該通過批判性地評價史料，改進歷史研究和敘述的方法和視角，重新整理朝鮮歷史。

申采浩的歷史意識中，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對朝鮮民族的歷史傳統有著強烈的自豪感，同時又具有相信並追求人類自由和社會進步的市民現代意識。他還強調民族是歷史的主體，把人民置於歷史事件的首位，體現了鮮明的現代意識。他對日本的看法，集中於以武力推翻侵略者，實現人民的獨立，將其描述為暴力革命。他還嚴厲批判了迄今為止日本帝國建立的兩種方式：外交戰略的獨立運動和準備論。但對他來說，獨立並不單單意味著日本帝國的建立。他的獨立概念還包括改革朝鮮社會迄今為止存在的階級矛盾和過時的社會制度的社會目標。朝鮮的現代史是在內部社會矛盾和抗日鬥爭的矛盾關係中產生的，並由此形成了市民意識和堅定的民族主義理想。

### 後期歷史展望

朝鮮史通過朴殷植、申采浩等人的作品，逐漸走向近代史。他們這一時期的歷史敘述和歷史意識，是朝鮮史學的重大成就，為朝鮮近代史的確立奠定了精神基礎。然而，進入20世紀30~40年代，朝鮮近代史開始呈現多元化。這時，專業史學家紛紛湧現，他們針對社會意識形態的急劇變化，展現出獨特的歷史視角。民族史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根植於正統傳統的史學形式，與之相伴的是社會經濟史，他們試圖通過特定的史學視角來系統化整個歷史。

在民族史領域，與申采浩立場不同的崔南善失去了一貫的史學精神，回歸了實學時代的百科全書式知識。崔南善對朝鮮文學史的貢獻，以《不咸文化論》最為突出。民族史研究領域貢獻卓著的史學家很多，但鄭寅普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認真從事史學研究。與鄭寅普同時期出現的還有《朝鮮上古史鑑》的作者安在鴻，和文一平。文一平的《湖岩全集》是注重普及歷史、啟迪民眾的新型史學著述。

孫晉泰、李仁榮活躍於1940年代，他們繼承了這一學術傳統，並試圖挑戰日本殖民史學。儘管他們學術成就斐然，但歸屬於國族史學派的學者並不多，但他們在短時期內的貢獻卻非同小可。他們在保衛國家、弘揚民族精神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建立了與日本殖民史相對抗的史學框架，為朝鮮史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他們的歷史意識代表了日治時期的最高水平，他們的歷史敘述也展現了現代史學的科學嚴謹性。這些民族史學家在1940年代所達到的歷史敘述和歷史意識水平是深刻的，他們的歷史研究方法至今仍是標杆。他們將朝鮮史與世界史聯繫起來，努力研究世界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並將這些研究成果應用於朝鮮史。

他們的成就之一是將社會發展理論應用於朝鮮歷史的系統化。本質上，他們試圖確立朝鮮歷史的主體性，意識到與世界歷史相關的普遍性和個性之間的平衡。民族史有時被批評為不科學或過於簡單，但這種評價忽視了其核心貢獻，而是關注某些局限性。日本殖民史學確實未能科學地克服用來為殖民政策辯護的政治理論，以及圍繞韓戰和殖民史的實證主義歷史證據。

討論日治時期的實證主義時，人們常常會想到震檀學會，這是有原因的。震檀學會成立於1934年，代表了實證主義與社會經濟史和國史的關係。社會經濟史學家將震檀學會視為以純歷史方式開展學術活動的組織。他們批評實證主義是一個沒有歷史視角的研究團體。儘管震檀學會沒有積極與社會經濟史學家接觸，但它容忍這種批評。儘管如此，這兩個群體之間的關係仍然很緊張。

其次是與民族史的關係。鄭寅普對日本學者感到不滿，因為他試圖發掘現有文獻遺漏的國家歷史真相。但實證主義史學家對國家史學家同樣不滿意，不重視他們的學術貢獻。從實證主義與國家史或社會經濟史的關係可以看出，實證主義並沒有在上一代人中紮根，而是刻意保持距離。實證主義者試圖通過具體的研究來了解總體歷史趨勢，但他們被批評缺乏連貫的歷史觀。他們的工作停留在記錄個別事實的水平，沒有發展出對朝鮮或世界歷史的全面理解。

實證主義反對將預先確定的公式或規律應用於歷史研究，認為歷史的普遍規律不能僅通過研究全球所有民族的歷史來推導出來，而是可以從個體或民族的歷史中提煉出普遍原則。但是，認為實證研究是實證主義所獨有的，或認為實證研究是歷史概括的基礎，這是錯誤的。實證主義本身不是歷史，但實證歷史學家很少傾向於反思個別事實的普遍意義。因此，實證主義內部未解決的問題導致了現代朝鮮史學的混亂。

社會經濟史也在這一時期取得了進展。儘管被稱為社會經濟史，但該領域內並非所有歷史學家都採用相同的方法。從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為應對日益嚴重的殖民剝削和經濟蕭條，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的興起影響了這一領域。社會經濟史的一個決定性特徵是它系統地研究整個社會經濟體系，不同於專注於個別歷史事實的研究。該學派的一位主要歷史學家白南雲為朝鮮的歷史唯物主義奠定了基礎。他引入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並分析了朝鮮半島的封建主義方面。

白南雲的代表作有《朝鮮社會經濟史》（1933年）和《朝鮮封建社會經濟史·上》（1937年）。他原本打算完成一部完整的朝鮮社會經濟史。在對現代史的批判中，白南雲既否定了民族主義觀點，也否定了日本史學家的觀點。他認為歷史與外在的特殊性和歷史的一元論規律不同，歷史發展的基礎在於一元論規律。他認為，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能找到一種積極的解決方案，避免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陷入困境而陷入絕望。他接受的歷史發展一元論規律是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觀點的替代，他稱之為「特殊觀點」，它基於唯物主義原則。

儘管白南雲因將這一公式直接應用於朝鮮歷史而受到批評，但他試圖在世界歷史發展的背景下系統化朝鮮歷史的做法卻受到讚揚。然而，他對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解釋也引發了質疑。白南雲認為，世界歷史的發展基於歐洲的歷史軌跡，這一點從他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述中可見一斑。這一問題出現在他對亞洲帝國的分析中，他認為亞洲帝國走的是與西方社會不同的道路。他將這種解釋應用於朝鮮歷史，認為朝鮮的封建社會有自己的特點——他稱之為「亞洲特質」。這種方法被視為與他早先堅持的單一發展規律直接矛盾。很明顯，他的歷史框架不是從具體研究中歸納得出的，而是對這一規律的片面應用。

因此，我們應該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世界歷史的規律。我們必須認識到，歷史不是由單一的規則所支配，而是由多元的規律所支配，這些規律必須從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角度來解讀。此外，特殊性應該從人民特定的歷史經驗的角度來理解。對這些經驗的細緻理解構成了人民歷史意識的綜合基礎，從而導致對歷史的理解更加完整和多樣化。

## 進一步閱讀

- Yŏng-ho Ch'oe，《韓國史學史綱要》，《韓國研究》，第 4 卷，1980 年，第 1-27 頁
- Remco Breuker, Grace Koh 和 James B. Lewis，《韓國歷史寫作傳統》，載於 Sarah Foot 和 Chase F. Robinson 編著《牛津歷史寫作史：第 2 卷：400-1400》，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年，672 頁，第 119-137 頁
- 唐·貝克 (Don Baker)，《在前現代韓國書寫歷史》，載於何塞·拉巴薩 (José Rabasa)、佐藤正幸 (Masayuki Sato)、愛德華多·托塔羅洛 (Edoardo Tortarolo)、丹尼爾·伍爾夫 (Daniel Woolf)，《牛津歷史寫作史：第 3 卷：1400–1800》，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 752 頁。第 14 頁。103-118
- Henry Em，《現代韓國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寫作》，載阿克塞爾·施耐德、丹尼爾·伍爾夫著《牛津歷史寫作史：第 5 卷：1945 年以來的歷史寫作》，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年，752 頁，第 659-67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