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索引

引文索引是一種書目索引，用於記錄出版物之間的引用關係，從而方便使用者檢索並明確後續文獻對前序文獻的引用情況。引文索引的某種形式最早發現於12世紀的希伯來宗教文獻之中。法律引文索引則出現於18世紀，此後通過諸如《謝潑德引文》（Shepard's Citations）等引文檢索工具的推廣而得以普及。1961年，尤金·加菲爾德的科學資訊研究所（ISI）推出了首個針對學術期刊所刊載論文的引文索引，即最初的科學引文索引（SCI），隨後又相繼推出了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以及藝術人文引文索引（AHCI）。2008年，美國化學會將創立於1907年的印刷版化學文摘轉化為了可通過網際網路訪問的SciFinder。首個自動引文索引由CiteSeer於1997年開發完成並獲得了專利。提供此類數據的其他資源還包括谷歌學術、微軟學術、愛思唯爾的Scopus、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針對科學文獻來源推出的iCite，以及用於評估政策導向型智庫間反向連結的Think Tank Alert。

## 歷史

已知最早的引文索引被描述為拉比文學中的聖經引文索引，即《邁夫塔哈·德拉紹特》（Mafteah ha-Derashot）。這是一份12世紀的手稿，相傳為邁蒙尼德所著，儘管其作者身份尚存爭議。該索引按照聖經短語的字母順序進行組織。後來的聖經引文索引則按照正典文本的順序排列。這些引文索引既用於一般性研究，也用於法律研究。塔木德引文索引《恩·米什帕特》（En Mishpat，1714年）甚至包含了一個符號，用以指示某項塔木德決議是否已被推翻，這與19世紀的《謝潑德引文》如出一轍。與現代學術引文索引不同的是，當時僅對《聖經》這一部著作的引用進行了索引。

在英文法律文獻中，司法報告集開始包含該卷中所引用案例的列表，這一做法始於《雷蒙德報告》（Raymond's Reports，1743年），隨後是《道格拉斯報告》（Douglas's Reports，1783年）。西蒙·格林利夫（Simon Greenleaf，1821年）出版了一份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案例列表，並對後續影響原始決議先例權威性的判決進行了注釋。這些早期的法律引文表之後出現了更為完整、成書規模的索引。隨著1873年《謝潑德引文》的出版，最重要且最著名的法律案例引文索引宣告面世。

《謝潑德引文》的前總裁威廉·阿代爾（William Adair）於1920年提出，引文索引可以作為追蹤科學和工程文獻的工具。在得知尤金·加菲爾德持有相似觀點後，阿代爾於1953年與加菲爾德進行了通信。這次通信促使加菲爾德對《謝潑德引文》索引進行了考察，將其視為一個可以推廣到科學領域的模型。兩年後，加菲爾德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題為《科學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的文章。1959年，加菲爾德在費城創辦了一家名為科學資訊研究所（ISI）的諮詢公司，並開始就這一構想與喬舒亞·萊德伯格進行通信。1961年，加菲爾德獲得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用於編制遺傳學引文索引。為此，加菲爾德的團隊從613種期刊中收集了140萬條引文。基於這項工作，加菲爾德和科學資訊研究所推出了第一版《科學引文索引》，並於1963年以書籍形式出版。

## 主要引文索引服務

通用的訂閱制學術引文索引包括：

- 科睿唯安（此前為湯森路透智慧財產權與科學業務部）的Web of Science
- 愛思唯爾的Scopus，僅提供在線版本，同樣在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將學科檢索與引文瀏覽及追蹤功能相結合。

這兩項服務均提供了出版物之間的引文索引，並具備明確文獻間相互引用關係的機制。它們均不屬於開放獲取資源，且在訂購費用上差異巨大，通常需要通過機構（一般為圖書館）訂閱方可使用。

CiteSeer和谷歌學術可在網際網路上免費獲取。

還存在若干開放獲取的特定學科引文索引服務，例如：

- 涵蓋高能物理學的INSPIRE-HEP
- 涵蓋生命科學和生物醫學主題的PubMed
- 涵蓋天文學和物理學的天體物理數據系統

## 專有引文資料庫的代表性

科睿唯安的Web of Science（WoS）和愛思唯爾的Scopus資料庫已成為國際研究數據的代名詞，並被視為各學科中經同行評審的全球研究知識最值得信賴或最權威的文獻計量數據來源。這兩者還被廣泛用於研究人員評估與晉升、機構影響力評價（例如WoS在英國《2021年研究卓越框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國際大學排名（來自Scopus的書目數據占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評估標準的36%以上）。儘管人們普遍公認這些資料庫包含經過嚴格評估的高質量研究，但它們並不能代表當前全球研究知識的總和。

在大眾科學文章中，經常會提及南美洲、亞洲和非洲國家的研究產出低得令人失望。撒哈拉以南非洲常被當作典型案例引用，因其「占全球人口的13.5%，但全球研究產出卻不足1%」。這一事實基於2012年世界銀行與愛思唯爾聯合發布的一份報告，而該報告依賴的是Scopus的數據。在此語境下，「研究產出」特指發表在被Scopus收錄的同行評審期刊上的論文。許多其他學者還使用篩選更為嚴格的WoS資料庫，對所謂的全球或國際合作以及人員流動進行了分析。在此類語境下，「研究產出」則是指專門發表在被Scopus或WoS收錄的同行評審期刊上的論文。

WoS和Scopus都被認為具有高度的篩選性。兩者皆為商業公司，其收錄標準和評估準則主要由北美和西歐的專家委員會所掌控。相對於更為全面的資料庫（如收錄多達70,000種期刊的Ulrichsweb）來說，Scopus收錄的期刊數量不足其50%，而WoS則不足25%。儘管Scopus在規模和地理覆蓋面上都比WoS更廣，但它依然僅涵蓋了北美和歐洲以外地區期刊出版物的一小部分。例如，Scopus稱其收錄了2,000多種亞洲期刊（「比最接近的競爭對手多出 230%」），這看似令人矚目，但若考慮到僅在印度尼西亞，其政府的Garuda門戶網站上就列出了7,000多種期刊（其中有1,300多種目前已被DOAJ收錄）；在J-Stage平台上至少列出了2,500種日本期刊，這一數字便相形見絀。同樣，Scopus聲稱收錄了約700種來自拉丁美洲的期刊，而SciELO的活躍期刊數則達1,285種；僅憑巴西一國就有1,300多種期刊被DOAJ收錄這一點來看，Scopus的收錄量顯然只是冰山一角。

WoS和Scopus資料庫所收錄期刊的編輯委員會，大多由來自西歐和北美洲的研究人員構成。例如，在《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期刊中，41%的編委會成員來自美國，37.8%來自英國。同樣地，相關研究對WoS和Scopus資料庫中的十本頂尖營銷期刊進行了調查，並得出結論：這些期刊85.3%的編委會成員都身處美國。因此，能夠在這些期刊上發表的研究往往是那些符合編委會世界觀的研究，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與特定學科索引的比較進一步揭示了地理和主題層面的偏見。例如，恰爾利（Ciarli）通過將農業與全球健康資料庫（CAB Abstracts）中關於水稻研究的收錄範圍與WoS及Scopus進行對比後發現，後者「可能嚴重低估了發展中國家的科研產出，同時高估了工業化國家的科研產出」，且這種情況很可能同樣存在於其他農業領域。非洲、亞洲和南美洲應用研究在其中的代表性不足，可能會對這些國家制定研究戰略和政策發展帶來額外的負面影響。

對這些資料庫的過度推崇，削弱了「地方性」和「區域性」期刊對於那些希望發表和閱讀本土相關內容的研究人員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一些研究人員在希望發表對本地有用或重要的研究成果時，會刻意繞過所謂的「高影響因子」期刊，轉而選擇能夠更快觸及核心受眾的出版渠道；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是為了能夠使用自己的母語進行發表。

對於將英語作為外語的研究人員而言，形勢往往十分不利。WoS中95%的期刊為英文期刊，有學者認為將英語作為通用語言是一種帶有霸權色彩且缺乏反思的語言實踐。其後果包括非英語母語者不得不將部分科研預算用於論文的翻譯和潤色，並在後續的修改中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使得用英語發表論文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英語作為科學通用語的廣泛使用，還在知識生產中帶來了一個深遠的影響，因為這種做法有利於「英語母語核心圈的世界觀、社會、文化和政治利益」。

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在WoS和Scopus期刊中所占比例極低，這並不能歸因於這些地區缺乏努力或研究質量低下，而是由於存在隱蔽且無形的認識論和結構性障礙。這反映了「更深層次的歷史與結構性權力關係，這種關係將昔日的殖民宗主國定位為知識生產的中心，同時將前殖民地貶低至邊緣角色」。許多北美和歐洲的期刊對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研究人員表現出有意或無意的偏見。儘管其中許多期刊自詡為「國際性」期刊，但它們所代表的利益、作者乃至參考文獻往往僅限於本國語言。因此，非歐美國家的研究人員經常遭遇退稿，原因通常是他們的研究被評為「不具備國際重要性」或僅有「地方性意義」（這裡顯然曲解了「地方性」的真正含義）。這反映出當前的「國際化」概念往往被狹隘地局限於以歐洲或英語圈為中心的知識生產模式中。換言之，「持續推進的國際化並不意味著平等的學術互動和知識交流，而是演變成了主導性英語期刊的統治，即國際學術辯論只能在這些期刊中發生並獲得認可」。

科睿唯安已採取了一些積極舉措來擴大WoS的收錄範圍，例如整合了SciELO引文索引（此舉並非沒有引來批評），以及創建了新興科學引文索引（Emerging Sources Index, ESI），從而讓該資料庫得以吸納更多的國際期刊。然而，在承認和放大北美及歐洲以外地區產生的、日益增長的科研文獻體量方面，依然任重道遠。英國皇家學會此前曾指出，「傳統指標無法完全捕捉到新興全球科學格局的動態變化」，學術界需要開發更具深度的數據和影響力衡量標準，以便對現有的全球科學知識有更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學術界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個平等、全面、支持多語言且允許各方公平參與知識創造的數字基礎設施。縮小這種差距的一種途徑是利用面向特定學科或特定區域的預印本倉儲（如AfricArXiv 和InarXiv）。開放獲取的倡導者建議，應當對那些在歐洲或北美構建的「全球性」研究資料庫保持批判態度，並對那些將其奉為「人類學術知識全球總和」的讚譽聲音保持警惕。最後，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種系統性歧視對知識生產所產生的地緣政治影響，以及它如何影響到全球研究格局中被邊緣化的研究群體在其中的納入與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