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士

（左上順時針起）吉田松陰、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和坂本龍馬為重要的幕末志士。

志士，是一個歷史術語，狹義上主要指在日本江戶時代晚期（通稱「幕末」）為推動社會變革而積極活動的在野人物。這些人通常是站在反對幕府、支持天皇的立場，其中許多人以脫藩武士的身份行動。

廣義而言，「志士」也指那些懷抱崇高理想，為國家與社會大義而奮鬥，甚至不惜犧牲個人利益與生命的人，亦可稱為「國士」。

## 詞源與定義

「志士」一詞的源頭可追溯至中國古代典籍。在《論語·衛靈公》中，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句定義了「志士」是具有堅定意志與崇高道德，為實現「仁」的理想，可以犧牲自己生命的人。此外，《孟子·滕文公下》亦提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意指有遠大志向的人，早已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此語亦被日本古籍引用，顯示其深厚的思想淵源。

在日本，此詞彙早在1665年的文獻、日本江戶時代儒者山鹿素行的著作《山鹿語類》中便有使用，但其廣泛流行則是在幕末時期。當時的「志士」不僅僅指武士，更包含了一種超越個人私利、為國事奔走犧牲的崇高精神，其近義詞有「義士」、「義人」等。

## 歷史背景與發展

### 時代危機感與武士精神的復興

19世紀中葉，美國海軍將領馬修·培理率領「黑船」叩關，強迫日本結束長達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這一事件對日本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暴露出德川幕府的軟弱無能以及日本在軍事和科技上的嚴重落後。面對可能淪為西方列強殖民地的亡國危機，一部分日本人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他們不再滿足於過去安逸的身份與生活，而是迅速地將自己定位為「挑戰者」。

這場危機尤其喚醒了武士階級的戰鬥者自覺。在持續近三百年的和平歲月裡，武士已從戰鬥人員轉變為行政官僚，其倫理以儒家「士道」為中心，強調「文武兩道」，但實質上重「文」輕「武」。然而，外來的軍事威脅使得武士階級重新重視以實戰為前提的「武」，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如強烈的「名譽感」，得以復甦。這種名譽感從個人榮辱擴展至對藩、對「天下」（國家）的責任感，成為志士們投身國事的內在驅動力。同時，幕末的動盪打破了原有的身份秩序，催生了重視個人能力的「實力主義」，使得許多原本被排斥在政治核心外的下級武士獲得了登上歷史舞台的機會。

### 從尊王攘夷到倒幕

志士們最初的政治口號是「尊王攘夷」，即尊崇天皇權威，驅逐外國侵略者。然而，隨著幕府的應對日趨消極，甚至鎮壓國內的攘夷派（如安政大獄），志士們的目標逐漸從「尊王攘夷」轉向「討幕」。他們意識到，腐朽的德川幕府才是實現國家新生的最大障礙。這一時期的政治運動，以吉田松陰等人倡導的「草莽崛起」論為重要理論基礎，號召不論身份高低，凡有志之士皆可議論國事、參與變革。這種突破身份限制、議論國事的風氣被稱為「處士橫議」，成為志士運動的一大特徵。因此，運動的參與者不僅有脫藩浪士，還包括了地方上的富農、富商等階層，他們共同形成了推動時代變革的巨大力量。在這一過程中，薩摩藩與長州藩等西南雄藩的下級武士成為了倒幕運動的中堅力量，最終通過薩長同盟，在戊辰戰爭中成功推翻了幕府，開啟了明治維新的序幕。

## 思想根源與特質

幕末志士的思想並非單一來源，而是融合了日本傳統、儒學變革及外來資訊等多重元素。

首先，是植根於武士傳統的倫理觀。面對國難，志士們重拾了以「名譽」為核心的武士道精神，並將其昇華為對國家「天下」的忠誠。然而，他們並未完全擺脫幕藩體制下對藩主盡忠的「士道」觀念，因此常在「忠於藩」與「忠於天下」之間陷入精神上的矛盾與掙扎，這種內在的緊張關係也成為許多志士行動的驅動力。

其次，陽明學的影響至關重要。陽明學強調「知行合一」，認為認知與實踐不可分割，這一思想為志士們的直接行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哲學依據。相對於注重思辨的朱子學，陽明學的實踐性與幕末志士「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的氣質高度契合。許多志士並非嚴格的學者，而是行動家，他們從陽明學中汲取了發動變革的勇氣與決心，認為這才是挽救國家的「活學問」。後來的研究者普遍認為，陽明學是明治維新的重要思想動力之一。

此外，志士們也積極尋求來自外部世界的知識。他們意識到，僅憑傳統思想無法應對西方的挑戰。例如，吉田松陰在獄中翻譯了隨美軍來日的中國人羅森所寫的關於太平天國之亂的見聞錄《南京紀事》（日譯本名為《清國咸豐亂記》）。書中揭示了清廷因失去民心而導致國家動亂的過程，這讓松陰深刻體悟到，成功的「攘夷」必須以穩固的「內政」和凝聚的「民心」為前提。這一認識促使他的思想從單純的軍事海防轉向對內政改革的重視，並進一步創造性地詮釋《孟子》的「易姓革命」思想，將其應用於「討幕」的正當性論述中。這種兼採並蓄、為我所用的思想特質，正是幕末志士能夠開創新時代的關鍵。

## 精神領袖與主要人物

幕末志士的活動雖然遍布全國，但其中以長州藩的吉田松陰及其創辦的松下村塾影響最為深遠。吉田松陰被譽為「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他學識淵博並對西方世界抱有強烈的好奇心。在培里艦隊停泊於下田港時，他與弟子金子重之輔試圖偷渡登上美艦，希望前往美國學習，以了解西方強盛的秘密。雖然偷渡失敗並因此入獄，但他的行動展現了志士們為求知而不惜犧牲性命的決心。出獄後，他在自家的松下村塾中不問學生的出身階級，向他們傳授知識和救國思想，其門下培育出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眾多日後引領日本走向近代化的關鍵人物。

除了長州藩，薩摩藩（今鹿兒島縣）同樣是培育維新志士的搖籃。出身薩摩的西鄉隆盛原為下級武士，後被藩主島津齊彬發掘，在促成薩長同盟、指揮戊辰戰爭以及實現江戶城無血開城等重大事件中發揮了核心作用，被譽為鄉土的英雄。與他齊名的大久保利通，同樣在倒幕運動中貢獻卓著，並在維新後作為政府核心人物，通過考察歐美，大力推動日本的工業化，為近代日本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薩摩藩家老小松帶刀與坂本龍馬交情深厚，在薩長同盟及大政奉還等歷史轉折點上扮演了關鍵的協調角色，被後世稱為「幻之宰相」。這些來自不同藩國的志士，共同構成了推動明治維新的核心力量。

在眾多志士中，出身土佐藩的坂本龍馬以其獨特的遠見和行動力，在歷史轉折中扮演了決定性角色。他並非僅僅是政治活動家，更是一位具有商業頭腦的實踐者。1865年，坂本龍馬在長崎創立了類似現代貿易公司的組織「龜山社中」（後改組為海援隊），以薩摩藩名義為武器匱乏的長州藩購入軍艦和武器，不僅在物質上促成了薩長同盟，也為日本近代海運貿易事業拉開序幕。此外，他提出的「船中八策」更是描繪了新國家的藍圖，其中「大政奉還」、設立議會等構想，深刻影響了後來的明治政府，並被認為是《五條御誓文》的思想源頭之一。然而，就在大政奉還實現後不久，年僅33歲的坂本龍馬於京都近江屋遇刺，未能親眼見證新時代的到來。

## 後世影響與象徵意義

### 政治遺產與跨國影響

志士們的政治遺產遠超幕末時代。明治初期興起的自由民權運動，被廣泛視為明治維新的「第二波浪潮」，是志士精神從武力鬥爭轉向以言論和集會進行政治實踐的延續。這場運動的領導者，正是像板垣退助這樣出身土佐的維新元勳。他們在「征韓論」爭議後，因不滿薩長藩閥獨佔政權而下野，從體制內的功臣轉為在野的抗爭者。他們以盧梭的民約論等西方思想為武器，發表《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要求開設民選議院，挑戰藩閥政府的專制統治。該運動最初以對抗藩閥專權的「不平士族」為核心，但逐漸擴展至富農、富商階層，最終發展為全國性的國會開設請願運動，並促成了日本第一個現代政黨——自由黨的誕生，由板垣出任總理。這種從武力倒幕到議會鬥爭的轉變，體現了志士「為國行動」的核心理念，在明治新時代下的繼承與轉化。

志士的犧牲精神也對後來的社會運動者產生影響，例如一些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如幸德秋水，也從中汲取力量。更重要的是，幕末志士的奮鬥歷程與明治維新的成功，對當時積弱不振的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梁啟超、章炳麟、宋教仁等清末知識分子與革命家，在流亡日本期間，接觸到大量關於明治維新的論述，並將其成功歸因於陽明學薰陶下的志士精神。梁啟超在人格塑造上深受幕末志士的驅動，而章炳麟更明確指出：「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這種將志士行動與陽明學相連結的詮釋，反向輸入中國，成為激勵中國革命的思想資源之一。此後，「志士」一詞也被引申，用以稱呼其他國家為民族獨立和崇高理想而奮鬥的人物，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流亡日本的印度獨立運動家蘇巴斯·錢德拉·鮑斯，就被當時的日本人稱為「印度獨立的志士」。

### 現代文化形象

在當代，幕末志士的形象已被浪漫化，成為日本流行文化中經久不衰的題材。他們的故事被改編成無數的小說、漫畫、動畫、電影和電視劇（如NHK大河劇），深受大眾喜愛。社會學者大澤真幸指出，明治維新是一場由武士階級發起，最終卻消滅了武士自身的特殊革命，革命的勝利者與失敗者在此完全重疊。這種歷史的矛盾性，使得西鄉隆盛（最終領導西南戰爭反抗明治政府）、坂本龍馬（在維新成功前遇刺）以及支持幕府的新選組等在時代浪潮中殞落的「失敗者」，反而獲得了後世民眾普遍的同情與共鳴，使他們的人氣歷久不衰。

其中，作家司馬遼太郎於1962年開始連載的歷史小說《龍馬行》對坂本龍馬的形象塑造影響尤為巨大，書中那個不受傳統束縛、充滿魅力的英雄形象，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現代日本人心中對坂本龍馬的印象。在山口市等與維新歷史淵源深厚的地區，當地觀光機構甚至推出了「幕末志士體驗」的旅遊項目，讓遊客可以穿上當時風格的服裝，在歷史遺跡中拍照留念，親身感受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