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騙徒之爭

自然騙徒之爭（nature fakers controversy）是20世紀初期興起的一場美國文學辯論，著重在強調盛行於文學界的自然寫作中科學理性與科普感性之間的衝突。辯論涉及美國文學、環境和政治界的重要人物。《紐約時報》將其稱之為「博物學家之戰」。這場辯論反映了當代人類對自然世界看似不可調和的觀點：當時的自然作家意見不一，其中一些主張他們的野生動物擬人化實例具有真實性，另一些則質疑動物是否具有適應、學習、教導和推理的能力。

這場爭論源自於一次新文學運動，在這之後自19世紀末開始人們對自然界的興趣日漸濃厚，並且隨後的文學作品轉而以感性而非理性的角度來描繪自然界。歐尼斯特·湯普森·西頓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Wild Animals I Have Known)（1898）和威廉·J·朗 (William J. Long) 的《森林學校》(School of the Woods)（1902）等作品使得這一新的文學類型流行開來，這些作品突出強調了動物富有同情心和個人主義的形象特點。1903年3月，博物學家、散文家約翰·巴勒斯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題為《真實與虛假的自然歷史》(Real and Sham Natural History) 的文章。他嚴厲抨擊了西頓、朗和查爾斯·G·D·羅伯茨 (Charles G.D. Roberts) 等作家對野生動物荒誕的虛構想像，他還譴責當時盛行的現實主義動物小說是「樹林中的黃色新聞」。巴勒斯的抨擊對象及其支持者們在多家報刊讀物上發文進行反擊，由此引發的爭論在公眾媒體上愈演愈烈，持續了近六年。

對這場辯論的持續宣傳使得人們逐漸懷疑當時流行的自然寫作的真實性，而科學家與作家之間的關係也常常是劍拔弩張。當時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公開表示支持巴勒斯，並在1970年9月《所有人雜誌》(Everybody's Magazine) 上發表其文章《自然騙徒》(Nature Fakers) 時，這場爭論實際上就宣告結束了。羅斯福推廣了否定口語表達，正是因為它的推廣人們後來才了解到自然騙徒是指那些刻意虛構自然故事細節的人。後來該術語的定義得以擴充，包含那些過度感性描繪大自然的人。

## 背景

### 迅速發展的自然領域

19世紀末，美國社會開始重新把目光投向大自然，並且熱衷於探索自然帶來的優美風景和娛樂享受。黃石國家公園，是美國首個國家公園，始建於1872年，到1900年，美國又增加了六座國家公園。人們可以乘坐火車輕鬆前往公園遊玩，鐵路公司因此在其廣告宣傳中強調，正是因為火車，人們才能夠觀賞到這些自然奇觀。除了搭乘火車前去遊覽公園，人們也有很多機會在離家較近的地方欣賞自然美景和享受戶外休閒活動。紐約中央公園等城市公園因為其交通便利而大受歡迎，而不同年齡段的男孩和女孩們則經常光顧基督教青年會名義下的露營地。

由塞拉俱樂部的創始人約翰·繆爾等人物領導的荒野保護和自然保護運動於這時也開始出現。到20世紀之交，那些支持自然娛樂理念的人開始與繆爾這樣的保護主義者的思想發生衝突。同樣，評論家和自然科學家對於當下人們對自然產生的強烈情感表示不認同，他們認為這種社會潮流過分強調了感性和美學而非科學事實。19世紀，人們越來越同情動物及其生存情況，一部分是因為有機進化相關理論被大眾廣泛接受。1837年，查爾斯·達爾文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如果我們大膽推測，那麼動物，我們飽受痛苦、疾病、死亡、苦難和飢餓的同胞——我們辛苦勞作的奴隸，消遣娛樂的玩伴——可能與我們有著共同的祖先——我們可能都是同根同源的生物。」

### 自然文學

19世紀末，隨著自然話題的社會熱度越來越高，相關市場越來越成熟，自然專題的書籍需求量大增。1901年一位評論家曾指出：「自然研究正成為我們教育計劃中的首要之事，此外，它正按我們的計劃朝滿足大眾娛樂需求的方向發展，這是當今進步的一部分，但令人驚訝的是，每一季竟然有數量如此之大且越來越多的出版物專門出版自然文學。」此類文學皆定期出版，主題廣泛：其中兒童動物書籍、荒野小說、自然指南和遊記都大受歡迎。自然研究很快成為公立學校課程的一部分，這使得自然寫作越來越有利可圖。隨著公眾對這種富有想像力的作品的需求不斷增加，一種新的文學類型誕生了，這種文學類型以感性而非理性的角度來描繪自然。

這種賦予動物人類特徵的傾向並不新奇；伊索寓言中的動物故事當時依舊廣受讀者喜愛，並啟發了後世其他動物文學作品如魯德亞德·吉卜林的《叢林奇譚》(1894）。但是，世紀之交的動物文學作家與之前的動物文學作家的區別之一在於，前者希望通過動物高尚、富有同情心的特徵來為人類樹立榜樣。例如，安娜·瑟威爾 (Anna Sewell) 的《黑神駒》似乎是以動物自身的視角講述了一匹溫順良駒的故事；1890年由美國人文教育學會在美國出版後，瑟威爾的書進一步推動了反對虐待動物事業的發展。初露頭角的動物福利運動鼓勵社會大眾共同支持對野生動物的保護，並且隨後自然作家通過塑造野生動物的正面形象——尤其是那些似乎表現出可貴的人類品質的動物——來贏得人們對它們的同情。例如，當時一位人氣自然作家瑪貝爾·奧斯古德·賴特 (Mabel Osgood Wright) 就講述了一隻狼在失去同伴後自己結束生命的故事。

作者兼插圖畫家歐尼斯特·湯普森·西頓於189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暢銷書《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Wild Animals I Have Known)。作為首部現實主義野生動物的故事體裁之作品，西頓的短篇故事集迅速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書籍之一。儘管早期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一位常規意義上的博物學家，只試圖積累素材和事實」，但後來他在描述事實時，開始以「浪漫故事的方式來呈現——雖然表現形式是虛構想像的，但實際上故事本身和其中的資訊還是真實的。」故事集裡的第一個故事《狼王傳》，是西頓以自己在西南地區狩獵狼的真實經歷為藍本創作而成的。這部經典作品為他未來的作品定下了基調，將動物——尤其是經常在文學作品中以兇殘邪惡的形象出現的掠食者——描繪為富有同情心和個人主義色彩的存在。據報導，曾有讀者譴責西頓只是為了寫作目的而殺死了羅伯的行為；但是，正如傳記作者布萊恩·莫里斯(Brian Morris) 所說，讀者的同情「正如西頓希望的那樣，是針對野生動物的，而不是針對故事的講述者的」。

西頓寫故事的目的是將動物的語言「自由地翻譯」成英語，因為它們「沒有我們人類聽得懂的語言」。這種動物故事通常開篇就是作者在強烈聲明其準確性，而《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標誌著自然作家首次強調站在野生動物的視角講述故事。正如加拿大詩人和作家查爾斯·G·D·羅伯茨 (Charles G.D. Roberts) 所言，這種文學類型著重於「動物的品格、個性、心理及其身體特徵」。

## 爭論的開始（1903年）

### 《真實與虛假的自然歷史》

博物學家、作家約翰·巴勒斯因發表大量自然論文而聲名鵲起。他本人是美國自然保護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後來他的傳記作者小愛德華·J.瑞尼翰還形容他是「一位肩負著記錄下自己對自然世界獨特見解的責任的人文博物學家」。巴勒斯堅持認為，自然作家必須既忠實於自然科學，又忠實於他們對所見所聞的真實感受；他在1895年出版的自然散文合集《醒來的森林》(Wake-Robin) 的導言中寫道：「人文博物學家不會隨意篡改事實；事實是其賴以生存的根本。事實越充分，作品越成功。」

當《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極盡誇獎牧師威廉·J·朗 (William J. Long) 於1902年的著作《森林學校：動物本能和動物訓練的一些生命研究》(School of the Woods: Some Life Studies of Animal Instinct and Animal Training) 的評論時，這使得巴勒斯倍感憤怒。朗之前曾出版過六本書，儘管巴勒斯也並不認可這位神職人員之前的其他作品，可是尤其是這部作品，他不能接受將其稱之為自然寫作。朗不僅主張，動物表現出科學所無法預測的獨特且富有個人主義的行為，而且他還寫道，「自然的多樣性和適應性絕對沒有限制，即使是一個單一物種」。巴勒斯並不是第一個質疑這種文學類型的人，這種文學體裁中事實與虛構之間沒有明確清晰的界線，同時它還任意歪曲自然界中的科學事實；歐尼斯特·英格索爾 (Ernest Ingersoll) 也發現了《森林學校》(School of the Woods) 中的問題，並指出「如果這本書中提出的觀點能夠成立，它將成為一本在動物學和心理學兩方面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籍」。巴勒斯認為像朗一類的作家為獲取經濟利益故意誤導公眾，他決定證明他們對野生動物的虛構描寫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最終有損社會對自然的科學認知。

1903年3月，巴勒斯向《大西洋月刊》提交了一篇言辭犀利的文章，題為《真實與虛假的自然歷史》(Real and Sham Natural History)；據說，編輯布利斯·佩里(Bliss Perry) 認為該文章「歪曲事實」並且「言辭偏激」，將其發還給巴勒斯進行修改。巴勒斯在文章之初稱讚英格索爾、弗蘭克·M·查普曼和夫勞倫斯·梅里亞姆·貝利 (Florence Merriam Bailey) 等作家，他認為這些人都是自然寫作領域的傑出代表。鑑於巴勒斯自己嚴格忠於科學事實，他挑選出四本書進行批評：西頓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Wild Animals I have Known)、羅伯茨的《野生動物的近親》(The Kindred of the Wild)、威廉·達文波特·赫伯特 (William Davenport Hulbert) 的《森林鄰居》(Forest Neighbours) 和朗的《森林學校》(School of the Woods)。他特別批判了西頓的故事集，認為它是感性動物故事體裁的源頭；他甚至將其改名為《我自己所知道的野生動物》(Wild Animals I Alone Have Known)。針對西頓所主張的，他故事中的事件和行為都是基於他個人的真實經歷，巴勒斯進行了進一步的抨擊，他這樣寫道：湯普森·西頓先生(Thompson Seton) 用大寫字母強調他的故事是真實的，可正是這種刻意的強調讓人懷疑。故事確實很浪漫，確實產生了一定的藝術效果，確實可以迎合年輕的讀者，但它卻並非是真實的自然歷史······據我所知，迄今為止沒有出現和他的故事類似的有關動物聰明和才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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