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火災

江戶火災是日本江戶時代在其首都江戶（今東京）發生的一系列大規模火災的總稱。由於江戶的房屋多為木、紙結構，城市人口高度密集，加上冬季常有乾燥的強風，一旦失火便極易蔓延，釀成巨大災難。火災的頻繁程度，使當時產生了「火災與吵架是江戶之花」的俗諺，意指火災和吵架是江戶日常的一部分，反映了其破壞性與頻繁性已成為城市生活的一大特徵。

為應對頻繁的火災，江戶幕府逐步建立了一套包含大名與旗本的武家消防組織，以及由町人組成的「町火消」系統。其中，尤其在1720年正式成立的「伊呂波組」（いろは組）町火消，對抑制火災起到了關鍵作用，其滅火方式主要為「破壞消防」，即拆毀火場周邊的房屋以阻斷火勢。在眾多火災中，以1657年的明曆大火、1772年的明和大火與1806年的文化大火的規模最大、破壞最為慘重，合稱為「江戶三大火災」，這些災難都造成了數以千計甚至萬計的人員傷亡。

慘痛的教訓促使幕府推行了一系列的都市防災改革。明曆大火後，幕府不僅設立了防火空地「火除地」，更重要的是開始有計劃地拓寬道路、架設橋梁，以確保災時的避難通道。特別是在隅田川上陸續建造的兩國橋、新大橋與永代橋，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提供避難路徑，這套避難網路在享保年間基本成形。此外，頻繁的災後重建也意外地刺激了相關產業，例如對和釘的巨大需求，便促進了遠在越後三條地區的鍛造業，使其發展為日本重要的金屬加工中心。

## 江戶三大火災

在江戶時代眾多的大火中，以下三場因其規模與破壞程度，被後世合稱為「江戶三大火災」。

### 明曆大火

發生於1657年（明曆3年），據記載當時江戶已超過80日未降雨，城市極度乾燥。火災始於舊曆1月18日（新曆3月2日），因傳說起火原因與一件被詛咒的長袖和服（振袖）有關，故也稱為「振袖大火」。傳說一件美麗的振袖，其主人們卻接二連三地因病早逝。寺廟為供養亡魂而火化該振袖時，一陣強風將著火的衣物吹走，引燃了建築，最終釀成大禍。

起火點為本鄉的本妙寺。然而，除了振袖傳說外，另有「本妙寺火元引受說」的說法，認為火源實為鄰近的幕府老中阿部忠秋的宅邸，但為維護幕府威信，遂由寺廟承擔起火的責任。火災發生當日，強勁的西北季風助長了火勢，火舌沿著菊坂的谷地向上延燒，再向東南方的下町地區蔓延。有研究指出，菊坂是江戶少數朝西北方向的谷地，其地形恰好與當日的風向一致，形成了「煙囪效應」，可能是火勢迅速擴大的原因之一。大火連續燃燒兩日，席捲江戶約六成的市區，連江戶城的天守也未能倖免，據稱死者高達十萬餘人。

這場大火也暴露了江戶城市基礎設施在防災上的致命缺陷。當時大量災民湧向淺草見附（淺草門）試圖過橋逃生，但因城門關閉而無路可逃，最終約有兩萬人在此地喪生。隅田川等河流在此時成為了阻礙逃生的屏障，這次慘劇直接促使幕府在災後下決心興建橋梁與拓寬道路，以確保避難路線的暢通。

### 明和大火

發生於1772年（明和9年），因火災始於目黑的行人坂，故稱為「行人坂大火」。起火點為大圓寺，火勢一路延燒至麻布、神田乃至千住地區，燒毀了大量武家宅邸。此場火災為縱火所致，造成約1萬5千人死亡。犯人最終被以辦案嚴厲而聞名的「火付盜賊改方」長官長谷川平藏逮捕，並處以火刑。

### 文化大火

發生於1806年（文化3年），該年為丙寅年，故又稱「丙寅大火」。火源來自芝車町的一家木材行附近，在猛烈南風的吹襲下，火勢迅速擴散，席捲京橋、日本橋、神田、淺草等地，燒毀了下町地區530個町，造成約1,200人死亡。火災後，幕府首次設立了官方的臨時避難所「救小屋」，為大量無家可歸的災民提供臨時住所與食物。

## 頻率與成因

江戶時代的火災極為頻繁，在二百六十多年間，有記錄的火災事件多達1,798件，這還不包括未被記錄的小火。其中規模較大、燒毀面積超過一定範圍的「大火」便有八十至上百次。有些商業核心區如日本橋一帶，幾乎每二至三年便會遭遇一次大火，作為交通起點的日本橋本身更曾十次被燒毀。

造成火災頻發的主要原因與江戶的城市結構及氣候密不可分。首先，江戶的房屋絕大多數為木造、紙窗結構，極易燃燒。在享保改革（1716年-1736年）之前，普通民房的屋頂多為易燃的木板瓦，而非防火的瓦片，這也加劇了火勢的蔓延。其次，江戶人口急劇增長，在元祿年間已達80萬，享保年間更增至130萬，一般市民居住的下町地區，商店與長屋等建築物櫛比鱗次，人口密度極高，缺乏足夠的防火間隔。

氣候與人為因素同樣是關鍵。江戶的冬季氣候乾燥，並時常颳起被稱為「空風」的強勁西北季風，火勢一旦發生，便會乘風勢一發不可收拾。除了日常用火不慎外，縱火也是火災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幕府採取高壓政策，對縱火犯處以最為殘酷的火刑，即在將犯人遊街示眾後於刑場活活燒死，以儆效尤。

## 消防體系

為應對頻繁的火災，江戶時代逐步發展出多層次的消防組織。最初設立的為「奉書火消」（臨時徵召大名）與「大名火消」（由特定大名常設），主要負責保護江戶城及武家宅邸。明曆大火後，幕府設立了由直屬旗本領導的「定火消」，他們在固定地點設置消防站，實現了專業化與快速反應，被視為現代消防署的前身。

針對廣大的市民居住區，幕府在1718年、由町奉行大岡忠相主導下，正式成立了「町火消」制度。1720年，該制度進一步重組，將江戶的市民區劃分為數十個組，以伊呂波順的平假名命名，通稱為「伊呂波組」（いろは組）。町火消的成員多為從事建築工作的鳶職，他們熟悉建築結構且身手矯健，在破壞消防中能發揮極大作用。

町火消的成立對抑制火災起到了顯著效果。根據一份對1695年至1745年間火災數據的研究，在1720年町火消制度重組後，江戶的年均火災總數呈現下降趨勢。同時，發生在市民居住區的火災比例從成立前的60.3%下降至55.4%，顯示町火消的自衛消防體制確實成功地減少了其轄區內的火災損失。

江戶時代的滅火手段相對原始，由於缺乏高壓供水設備，無法有效撲滅熊熊大火。因此，當時的消防主力是「破壞消防」，即在火勢蔓延的路徑上，使用鳶口（一種長柄鉤狀工具）等器具迅速拆毀房屋，形成防火隔離帶。當時雖有名為「龍吐水」的手壓式木製水泵，但其噴水距離與水量均十分有限，主要用於防止火星飛濺或撲滅殘火。各消防隊伍的「纏」則作為隊伍的標誌，在火場中高舉以宣示負責區域並鼓舞士氣。

## 防災與都市規劃

明曆大火的慘劇使幕府意識到，除了滅火，更重要的是透過都市規劃來預防火災蔓延及確保避難路徑。大火之後，幕府立即下令拓寬主要道路，例如將本町通（主要的街道）擴寬至七間（約12.7公尺），將通行要道擴寬至十間（約18.2公尺），其目的便是為了建立防火隔離帶與確保避難通道。

最重要的舉措是克服隅田川這一天然障礙。1661年，幕府在隅田川上架設了第一座橋梁——兩國橋，其官方修建理由明確記載是「為使民眾在再次發生大火時不致喪生」，直接將其定位為避難橋。此後，元祿年間又陸續興建了新大橋（1693年）與永代橋（1698年），並完善了連接這些橋梁的道路網，至寶永年間（1704年-1711年），江戶市中心與東岸的本所、深川地區已由多條避難路徑相連，民眾可根據火災情況選擇安全的路線撤離。

除了交通網路，幕府也在江戶各處設立了被稱為「火除地」或「廣小路」的防火空地，並獎勵民間興建牆壁厚實、防火性較佳的「土藏」（倉庫式建築）。火災發生後，幕府會設立「救小屋」收容災民、發放救濟米，並嚴禁米、木材等必需品漲價，以穩定災後民生。民間也累積了豐富的防災智慧，例如將重要的帳冊綁上長繩沉入井中，待火災過後再撈起晾乾，利用了和紙的強韌性與墨跡不易消失的特點。

## 影響

### 「火災與吵架是江戶之花」

江戶時代火災頻仍，深刻影響了當時的社會文化，也催生出「火災與吵架是江戶之花」（火事と喧嘩は江戸の花）這句具代表性的諺語。根據辭典解釋，此處的「花」意指「引人注目的盛事」或「壯觀的場面」，因為火災與爭吵都是能聚集大批圍觀群眾的「景物」。江戶人口稠密、木造建築林立，一旦失火極易蔓延。然而，火消隊員為對抗火災而展現出的英勇與果敢，在當時市民眼中卻是一場壯烈的「表演」。另一方面，這句諺語也反映出當時對江戶人性格急躁的刻板印象。他們之間發生的爭執或鬥毆，場面往往同樣火爆，也會吸引路人圍觀，成為街頭的另一種「即興演出」。

### 社會經濟

江戶大火對社會經濟帶來了複雜的影響，其中最直接的便是巨大的破壞與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每次大火過後，重建所需的木材、建材以及工匠人力的需求暴增，導致價格急遽飆漲。這種投機行為嚴重加重了市民的負擔，為此，幕府不得不頻繁發布公告，明令禁止商人趁機漲價，並嚴格限制工匠的薪資。對幕府而言，災後的重建，特別是明曆大火後對江戶城的修復，耗費了天文數字的資金。這筆龐大開支使幕府財政急劇惡化，陷入長期赤字，並成為日後推行享保改革等一系列財政緊縮政策的遠因之一。此外，大火也造成了巨量的資產損失。以明曆大火為例，約五成的旗本和御家人宅邸被燒毀，導致武士階級所持有的無數刀劍付之一炬，總數可能高達十萬把。

然而，破壞的另一面是意想不到的經濟刺激。災後重建創造的巨大需求，成為某些產業發展的催化劑。例如，在明曆大火中，名刀目錄《享保名物帳》記載的168把頂級名刀裡，就有69把燒毀。這種大規模的刀劍損失，反而刺激了災後對新刀的需求。此外，重建工程需要巨量的「和釘」（一種能牢牢咬合木材的方形鐵釘），這股龐大的需求跨越地域，帶動了遠在越後三條（今新潟縣三條市）的鍛造業。三條地區的工匠們（最初多為農民在農閒時兼職）開始大量生產和釘，並透過信濃川水運銷往江戶。持續的訂單不僅使鍛造業成為當地支柱，也促使商人將江戶的需求與新技術帶回三條，進而發展出菜刀、剪刀等更多樣化的刃物產品。可以說，江戶頻繁的火災，意外地成為了三條市從一個農業地區轉型為日本頂級金屬加工重鎮的歷史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