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雅利安人遷徙

印度-雅利安人遷徙 （Indo-Aryan migrations）談的是印歐-雅利安人遷入印度次大陸的過程。印度-雅利安人是一個講印度-雅利安語的民族語言群體。印度-雅利安語是現今孟加拉國、馬爾地夫、尼泊爾、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人使用的主要語言。

印度-雅利安人從中亞遷徙到此地的時間，被認為是始於公元前2000年之後，是在後哈拉帕時期（即後印度河流域文明時期）進行的一次緩慢擴散，並導致印度次大陸北部的語言替換。與印度-雅利安人關係密切的伊朗人於數百年後將伊朗語帶入伊朗高原。

隨後產生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人的原始印度-伊朗人文化，於裏海以北的歐亞大草原上發展。首先出現的為辛塔什塔文化（約公元前2200–1900年），位於現今的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再進一步發展為安德羅諾沃文化（公元前2000–1450年）。

印度-雅利安人在大約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間的某個時間點從印度-伊朗人中分離出來，,並向南遷徙至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明體地區（簡稱BMAC）。他們從BMAC借鑒一些獨特的宗教信仰和習俗，但基因混合的證據卻很少。印度-雅利安人隨後從BMAC遷徙到敘利亞北部，並可能分多個波次遷徙進入旁遮普地區（即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與此同時，伊朗人可能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到達伊朗西部。兩者都將印歐-伊朗語帶到各自遷徙的目的地。

印歐語系人群遷徙的假說最早是在17世紀中葉由荷蘭學者馬庫斯·祖里厄斯·範·博克斯霍恩提出。他基於自己發表的"斯基泰語與民族假說」，用來解釋一個世紀前已被識別出來的印歐語系語言相似性，而提出存在一個單一的起源地，並透過遷徙的過程從源頭擴散開來。這套語系和遷徙理論在18世紀再進一步發展。首先是一位長期待在印度次大陸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加斯頓-洛朗·科爾杜，隨後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僱員威廉·瓊斯，而後者在1786年通過分析歐洲、西亞和南亞語言之間的相似性，更進一步將此理論發展。

此理論中的語言學論點得到考古學、人類學、基因學、文學和生態學研究的共同支持。

- 文學研究揭示各個地理上不同的印度-雅利安歷史文化之間存在的相似性。
- 生態學研究顯示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開始的廣泛乾旱化，導致歐亞大草原和印度次大陸都出現水資源短缺和生態變化，而引發南中亞、阿富汗、伊朗和印度的定居城市文化崩潰，並觸發大規模遷徙，最終導致遷徙民族與後城市文化間融合。
- 古代DNA樣本與現代南亞人群的比較顯示，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有大量的草原父系祖先注入。這種基因在傳統上使用印歐語的許多婆羅門和婆彌哈爾（主要分布在今日印度比哈爾邦的地主種姓）群體等精英階層人口中，至今仍存在甚高的比例。

印度-雅利安人遷徙始於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間，是在兩輪馬拉戰車發明之後。這次遷徙將印歐-雅利安語帶入黎凡特（於地中海東岸）和內亞（即中亞）地區。這項遷徙是更大範圍的印歐語系民族擴散運動中的一部分。印歐語系起源於東歐大草原（即黑海-裏海草原）- 一個位於遠東歐的大片草原地區 - 原始印歐家園，此次擴散始於公元前第五至第四個千年。而印歐人從歐亞草原向外的遷徙則大約始於公元前2000年。

這些使用印歐-雅利安語的人群，因共同的文化規範和語言而團結在一起，他們將自己稱為ārya，意為"高貴的"。這種文化和語言的傳播是通過主從關係系統（由社會地位高、財富或權力強大的群體為社會地位較低、資源較少的個人或群體提供保護）而達成。此系統使得其他群體被吸收，並受到同化，也能顯示出這種文化對與之互動的其他文化所生出的強烈影響。

## 理論基礎

印度-雅利安人遷徙理論是一個更廣泛理論框架中的一部分。這個框架為大量當代和古代語言之間的相似性提供解釋。此理論結合語言學、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提供印歐語系發展的概述，以及這些印歐語言通過遷徙和文化適應進行傳播的過程。

### 語言學：語言間的關係

語言學部分對各種印歐語系語言間的聯繫進行追蹤，並重構出原始印歐語。之所以能實現這一點的原因是改變語言的過程並非隨機，而是遵循嚴格的模式。雖然語法（尤其是形態學）和詞彙也可能很重要，但語音轉變（即母音和輔音的變化）尤其關鍵。因此透過歷史比較語言學讓人們能夠看到原本乍看之下非常不同的相關語言之間存在巨大的相似性。印歐語系中的各種特徵並不支持這些語言源自印度的說法，並指出它們是起源於歐亞大陸草原。

### 考古學：從草原原始家園向外遷徙

考古學部分則假定一個原始印歐故土（Urheimat）位於東歐大草原上。這個原始家園是在大約公元前5200年引進牛的蓄養之後開始發展。引進牧牛標誌著文化從覓食採集者轉變為畜牧為生，並發展出分層的社會系統，其中包括頭目、主從關係系統以及貨物和禮物的交換（以物易物）。最古老的核心文化可能是位於窩瓦河（伏爾加河）轉彎處的薩馬拉文化（在公元前第六個千年末期至第五個千年初）。

一個範圍更廣的"文化圈"隨之發展，在1950年代被立陶宛裔美國籍考古學家及人類學家瑪利亞·金布塔斯稱作"墳塚假說"。她將數個文化納入這個"墳塚文化"之中，包括薩馬拉文化和顏那亞文化。然而顏那亞文化（公元前36世紀–23世紀），也被稱作"坑墓文化（Pit Grave Culture），可能更恰當地被稱為原始印歐語的"核心"。印歐語系從這個已經包含多個子文化的地區，約在公元前4,000年開始向西、向南和向東擴散。這些語言可能是由小群體的男性攜帶而傳播，他們透過主從關係系統，將其他群體納入他們的文化體系之中。

向東方遷徙。出現辛塔什塔文化（公元前2200–1900年），當時人們說著共同印歐-伊朗語。後來從辛塔什塔文化中發展出安德羅諾沃文化（公元前2000–1450年），該文化與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明體（BMAC，公元前2250–1700年）進行互動。這種互動進一步塑造出印歐-伊朗人，他們在大約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間的某個時間點分裂成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人。印度-雅利安人遷徙到黎凡特和南亞。遷徙到印度北部的過程並非大規模移動，而可能由小群體組成。他們的文化和語言是通過與前類似的文化適應機制以及將其他群體吸收到他們的主從關係系統中而傳播開的。

### 人類學：吸納精英與語言替換

印歐語系的傳播很可能是通過語言替換而發生。由小群體去改變一個較大的文化區域，而可能是由這類小群體主導的精英男性統治，而導致印度北部的語言替換。

美國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大衛·W·安東尼在他撰寫的"修正後的草原假說"revised Steppe hypothesis"" 中指出，印歐語系的傳播很可能並非通過"連鎖式的民族遷徙"實現。反過來，這些語言可能是由儀式和政治精英所引入，隨後被大批人群模仿。安東尼將這個過程稱作"吸納精英模式"。

根據芬蘭印度學家阿斯科·帕爾波拉的說法，本土精英加入使用印歐語的"小型但強大"的移入者群體。這些移入者擁有足夠吸引力的社會體系、優良的武器，以及標誌其地位與權力的奢侈品。對於本土領導人來說，加入這些群體有足夠的誘因，因為此能鞏固自己的地位，而為他們提供額外的優勢。這些新成員隨後通過婚姻聯盟被更進一步吸納。

根據美國語言學家約瑟夫·薩爾蒙斯的觀點，語言替換是由語言社群的"錯位"所促成，精英階層在此過程中受到接管。薩爾蒙斯認為這種變化是通過"社群結構的系統性變化"所推動，在替換過程中，一個本地社群被吸納進一個更大的社會結構之中。

### 基因學：古代祖先與多重基因流

基因研究顯示南亞人口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開始，主要由南亞遠古祖先（Ancient Ancestral South Indians，簡稱AASI）和伊朗農民（Iranian Farmer, IR）混合而成。這個混合程度從西北向南形成一個梯度，與伊朗農民祖源的混入程度相關聯。與印度河流域文明人口相關的印度河邊緣梯度，其祖源以伊朗農民遺傳為主，AASI佔少數，且沒檢測到草原祖源。當印度河流域文明於公元前第二個千年衰落之後，大量的草原父系祖源出現在該地區的西北部，形成可辨識的古代北印度人（Ancient North Indian, ANI）和古代南印度人（Ancient South Indian, ASI）梯度，其中ANI梯度的特點是包含草原遺傳。這兩個群體在4,200年到1,900年前（公元前2200年 – 公元100年）在印度境內發生混合，此後發生向內婚制的轉變，這可能是在笈多王朝（公元240–550年）期間強制執行"社會價值和規範"所致。.研究顯示印度北部和南部的人口擁有共同的母系祖源。與此同時，對現存南亞人口的研究，顯示在傳統上是印度-雅利安文獻使用者和守護者的精英婆羅門種姓中，ANI/草原祖源的出現比例特別高。

研究人員穆爾賈尼等人（Moorjani et al., 2013）將這兩個群體聚集在一起的三種情景描述如下：

- 在農業發展之前（即8,000–9,000年前）發生的遷徙。
- 西亞人See also Fertile Crescent, Western Asia and Near East.隨著農業的傳播一起遷徙，可能遠至4,600年前。
- 西歐亞人在3,000至4,000年前的遷徙。

雖然美國遺傳學家大衛·E·里奇指出混合的開始與印歐語系民族的到來時間吻合，但根據穆爾賈尼等人（2013年）的說法，這些群體在印度-雅利安人遷入之前就已經"未經混合"地在印度存在。

- 研究人員加列戈·羅梅羅等人（Gallego Romero et al., 2011）提出，古代北印度人（ANI）的組成部分來自伊朗和中東，時間在10,000年前。
- 而根據研究人員拉扎里迪斯等人（Lazaridis et al., 2016）的觀點，ANI是"早期西伊朗農民"和"青銅時代歐亞草原人群"混合的產物。

有幾項研究還指出，在較晚的時期，有新的基因流動湧入印度次大陸。包括來自母系的遺傳痕跡，以及來自父系的基因物質，後者與ANI成分相關，並可能與印歐語系的擴張有關。

關於南亞人群的遺傳學研究，除上述觀點外，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平行領域：

- 乳糖耐受性的分佈：多項研究分析南亞地區乳糖不耐症的遺傳分佈，特別追蹤歐洲和中亞常見的乳糖酶持久性基因突變（−13910T）在南亞的擴散情況。
- 家馬的起源與時間：與此同時，家馬首次傳入南亞的確切時間及其基因譜系，也是當前研究的重點之一。

### 文學研究：相似性、地理和對遷徙的記載

已知最古老的印歐伊朗語刻寫詞彙（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可能是透過雅利安貴族階層製成），特別是呼喚印度雅利安神祇的禱詞，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二個千年中葉。這些詞彙是借詞（外來詞），出現在現今敘利亞北部的米坦尼王國與其他胡里安人國家簽訂的條約中。

《梨俱吠陀》中所描述的宗教習俗與祆教（瑣羅亞斯德教）的核心宗教文本《波斯古經（也稱阿維斯陀）》中所描述的宗教習俗顯示出相似之處。《梨俱吠陀》中提到的重要河流薩拉斯瓦蒂河，部分文獻指其為印度古老河道 - 格加爾-哈克拉河，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可能位於更為西部，現今阿富汗境內的赫爾曼德河。《梨俱吠陀》沒有明確提及外部故園或遷徙，但後來的吠陀經和往世書文本確實顯示向恆河平原的移動。一些印度學家和歷史學家將《包陀衍那室羅多經》（Baudhayana Shrauta Sutra，簡稱BSS）中的特定經文（第18.44:397.9節）視為古代文獻中明確記載的人群遷徙證據。

這段文字清晰地描述古代部落（以阿逾為代表）"向東"的分化和遷徙：一部分人進入印度心臟地帶（如俱盧-般遮羅），另一部分人則留在印度西北部及伊朗周邊地區（如健馱邏、波斯）。

### 生態學研究：廣泛乾旱、城市崩潰和牧民遷徙

氣候變化和乾旱可能既觸發印歐語系使用者的遷徙，也促使他們從草原遷徙到南中亞和印度的過程。

大約在公元前4200–4100年出現過一次氣候變化，歐洲的冬季變得更冷。草原上的牧民 - 即古代原始印歐語的使用者，在大約公元前4200–4000年擴散到多瑙河下游山谷，歷史學家認為這些草原牧民的遷徙，或是造成古歐洲文明衰落的原因，或是他們把握該文明體系崩潰的時機趁勢而入。

顏那亞文化的出現是針對發生在公元前3500年至3000年之間的一次氣候變化的適應，草原在這次變化中變得更乾燥和更冷。畜群需要經常移動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而使用兩輪馬車和騎馬讓其成為可能，從而產生一種"新的、更具流動性的牲畜畜養形式"。在公元前第三個千禧年（3000–2000BCE）歐亞草原和印度次大陸所出現廣泛的乾旱化導致水資源短缺和生態變化。在草原上，濕度降低導致植被發生變化，而觸發更高的流動性和向"遊牧養牛"的轉變。See also Eurogenes Blogspot, The crisis.水資源短缺也在印度次大陸產生強烈的影響：它"導致南中亞、阿富汗、伊朗和印度的定居城市文化崩潰，並觸發大規模遷徙"。

## 遷徙理論起源與演變

### 梵語、波斯語和希臘語之間的相似性

早在16世紀，前往印度的歐洲訪客就開始注意到印度語言和歐洲語言之間存在相似性。馬庫斯·祖里厄斯·範·博克斯霍恩早在1653年就曾提出一種祖語（他稱之為"斯基泰語"）的假設，將日耳曼語族、羅曼語族、希臘語族、波羅的語族、斯拉夫語族、凱爾特語族、印度-伊朗語族，並錯誤地將土耳其語也歸為同源。

加斯頓-洛朗·科爾杜是一位移入後即終身居住在印度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他於1767年向法國科學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提交一份回憶錄，其中明確展示梵語與歐洲語言之間既存的類比關係。See: * *

一位在加爾各答威廉堡最高司法法院任職，名為威廉·瓊斯的法官、語言學家和古典學者，針對他在梵語的研究，於1786年向英國東印度公司亞洲學會發表第三屆年度演講辭，他假設存在一種祖語，將梵語、波斯語、希臘語、拉丁語、哥德語和凱爾特語族聯繫起來，但在許多方面，他的工作不如前人精確，因為他錯誤地將埃及語、日語和中文也納入印歐語系，同時卻將印度斯坦語和斯拉夫語族遺漏。

瓊斯於總結時認為所有這些語言都源自同一語源。

### 故土

學者們假設這個故土位於中亞或西亞，在這種情況下，梵語必定是通過口述語言從西向東傳播，而抵達印度。在19世紀對印歐語系研究中，《梨俱吠陀》中的語言是當時學者們已知最古老的印歐語，事實上，它是唯一能合理地聲稱追溯到青銅時代的印歐語記錄。梵語的這種久遠歷史讓德國語言學家及印度學家卡爾·威廉·施勒格爾假設原始印歐故土的所在地就在印度，而其他相關語言則是經由史上的遷徙往西傳播。

隨著在20世紀發現青銅時代的印歐語記載（安納托力亞語族，位於小亞細亞），吠陀梵語便失去作為已知最古老印歐語的特殊地位。

### 雅利安"人種"

德國文字學家和東方學家馬克斯·繆勒於1850年引入兩種雅利安人種的概念，分為西方和東方兩支，他們分別從高加索地區遷徙至歐洲和印度。繆勒將這兩個群體二元對立起來，賦予西方分支更大的突出地位和價值。他認為"雅利安人種的東方分支比本土的東方原住民更強大，原住民因而很容易被征服"。

英國民族誌學者H. H. 里斯利擴展繆勒的兩個人種 - 說印歐語的雅利安人入侵理論，他總結認為印度的種姓制度是古代印度-雅利安人征服並統治本土達羅毗荼人後所遺留下來的產物。里斯利進一步推論，由於種姓制度是建立在世襲的"種族"劃分之上，因此不同種姓之間存在可觀察到的身體特徵差異（即表型差異），換言之，他試圖通過測量和比較體貌特徵來為種姓制度源於種族征服這一理論提供物理證據。美國歷史學家托馬斯·特勞特曼解釋道，里斯利"發現雅利安血統的比例與鼻形指數之間存在直接關係，這種關係從最高種姓到最低種姓呈現一種梯度變化"。這種"將種姓同化為種族"的觀點被證明影響深遠。

繆勒的研究促進當時對雅利安文化的興趣日益增長，這種文化通常將印歐語系（雅利安）的多神信仰傳統與亞伯拉罕諸教（又稱閃族一神諸教）對立。他"對於這些分類後來被以種族主義的方式表達深感悲痛"，因為這與他的初衷相去甚遠。對繆勒而言，發現共同的印度和歐洲祖先是反對種族主義的有力論據。他主張："對那些將雅利安與種族特徵（如人種、血液、眼睛和頭髮）掛鉤的人類學家，他們的行為就如同將語言學概念（如詞典或語法）與頭顱測量（長頭或短頭）胡亂聯繫起來的語言學家一樣，既荒謬又不可原諒。並且"那些膚色最深的印度人，在雅利安語言和思想的發展階段上，比膚色最白的斯堪地那維亞人還要更為古老。" 馬克斯·繆勒在他後期的著作中非常謹慎地將雅利安一字的使用嚴格限制在語言學的範疇內。

### "雅利安人入侵"

考古學家於1920年代對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哈拉帕、摩亨約達羅和洛塔遺址進行的發掘，表明在印度-雅利安人遷徙進入該地區時，北印度已有先進的文明存在。因此，該理論從先進的雅利安人遷徙到原始的原住民，轉變為遊牧民族遷徙進入先進的城市文明，這與羅馬帝國的衰落時的日耳曼人遷徙，或加喜特人入侵巴比倫尼亞的情況相似。

這種可能性在短時間內被視為對北印度的敵意入侵。印度河流域文明衰落的時期，恰好是印度-雅利安人遷徙可能發生的時期，似乎為此類入侵提供獨立的佐證。這個論點由20世紀中期的考古學家莫蒂默·惠勒提出。他將在摩亨約達羅頂層發現的許多未掩埋的骨骸解釋為戰爭的受害者，讓他提出著名的論斷：吠陀神祇 "因陀羅被指控是摧毀此文明的元兇"。

這個立論在並沒發現戰爭證據之後受到拋棄，而那些骨骸被發現是倉促埋葬的遺體，而非遭受屠殺的受害者。惠勒本人在後續的出版物中也調整他的說法，指出："這是一種可能性，但無法證實，且可能不正確"。惠勒進一步指出未掩埋的骨骸可能表明摩亨約達羅人類居住在最後階段時發生一起事件，導致之後該地無人居住，但摩亨約達羅的衰落應歸因於結構性原因，例如土地鹽鹼化，導致農業無法持續。

雖然入侵論已被否定，但印度-雅利安人遷徙理論的批評者仍繼續將其呈現為一種"雅利安人入侵理論"，並將其視為一種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論述：

### 雅利安人遷徙

早期關於"雅利安入侵"的觀念隨著20世紀後期學術資料和證據的累積而受到修正。現在主流觀點認為，印度-雅利安人及其語言和文化大約在公元前1500年擴散到印度西北部的過程，主要是通過緩慢的遷徙與人群之間的文化涵化（即互相影響與融合）來實現。現今"入侵"這個用語只被印度-雅利安人遷徙理論的反對者所用。德裔美國學者邁克爾·維策爾表示：

"...它在過去幾十年中已被更為複雜的模型所取代 ... 語言學家先注意到，隨後考古學家也注意到舊理論中的某些不一致之處，並試圖尋找新的解釋，即新版本的移民理論

學術界對印度-雅利安人傳播模式看法的修正，與當時語言傳播和文化交流領域的新興理論相吻合。這些新的思維模式強調遷徙和文化涵化，而非單純的暴力征服。相關的歷史案例包括：

- 希臘語傳播：當初外族在公元前2100至1600年間遷入希臘後，並沒消滅當地文化，而是繼承先前的線形文字A，並將其改編成用來書寫音節文字的線形文字B。
- 西歐的印歐化：印歐語系在西歐地區的擴散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發生在公元前2200年至1300年間的多個階段。

學者們透過這些案例，認為文化和語言的替換往往是一個複雜、漸進且涉及適應的過程，這比單純的"入侵"更能貼切地解釋印歐語系進入印度的歷史。

### 未來發展方向

愛爾蘭裔美國考古學家和印歐學家詹姆斯·派屈克·馬洛里指出，隨著關於印歐語系族群遷徙及其假定故土的知識不斷發展和日益複雜，新的問題也隨之產生，且"顯然，我們還有很多未解的問題需要澄清"。其中一個是共同農業詞彙的起源，以及印歐人定居地區出現農業的最早日期。既有的日期似乎太晚，無法為這些共同的詞彙提出解釋，這就引發此類詞彙的真正起源為何的問題。

## 語言學：語言之間關係

語言學研究追溯各種印歐語系語言之間的聯繫，並重構原始印歐語。累積的語言學證據指出印度-雅利安語是在公元前二千年的某個時間點進入印度次大陸。《梨俱吠陀》的語言（即"吠陀梵語"的最早層次）被定為約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的產物。

### 比較法

語言間的聯繫可被追溯，因為改變語言的過程並非隨機，而是遵循嚴格的規律。語音轉變，即元音和輔音的變化尤其重要，雖然語法（尤其是詞法）和詞彙也可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歷史比較語言學使得人們能夠看到在乍看之下可能非常不同的語言之間，其實存在的巨大相似性。

語言學家使用比較法，通過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源自共同祖先的語言進行逐個特徵的比較，以研究語言的發展。這與內部構擬法不同，後者分析單一語言隨時間的內部發展。通常，這兩種方法會結合使用，以重構語言的史前階段、填補語言歷史記錄中的空白、發現音系、形態和其他語言系統的發展，以及證實或駁斥假設的語言之間關聯。

比較法通過比較同源詞列表，來證明兩種或兩種以上有歷史記載的語言是源自單一的原始語言。由此，可建立起這些語言之間規則的語音對應關係，接著便可假設一系列規則的語音變化，而使原始語言能被重構。只有當共同祖先的至少部分重構是可行的，並且能建立規則的語音對應關係，同時排除偶然的相似性時，這種親緣關係才被視為確定。

比較法是在19世紀發展而起。主要貢獻者有丹麥學者拉斯穆斯·拉斯克和卡爾·維爾納，以及德國學者雅各布·格林。第一位提供原始語言重構形式的語言學家是德國的奧古斯特·施萊謝爾，他的著作是《印歐語言比較語法概要》（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於1861年出版。

### 原始印歐語

原始印歐語（簡稱PIE）是印歐語系語言共同祖先的語言學構擬。奧古斯特·施萊歇爾於1861年對PIE進行的構擬，是第一個被現代語言學家接受的原始語言提案。用於構擬PIE的工作量超過任何其他原始語言，且它是迄今為止所有同時代原始語言中理解得最好的。絕大多數19世紀的語言學工作都致力於重構原始印歐語或其子原始語言，例如原始日耳曼語，而歷史語言學中現今的大多數語言構擬技術（例如比較法和內部構擬法）均由此發展。

PIE必定曾經作為一種單一語言或一組相關方言（從公元前七千年到公元前二千年不等分化開始之前）而受到使用，不同權威人士對其存在時間的估計可能存在巨大差異。關於該語言的起源和傳播，學界提出許多假說，其中在語言學家中最為多數接受的是墳塚假說，該假說推斷其起源於公元前五千年或四千年東歐的黑海-裏海大草原。原始印歐語使用者的文化特徵，也已根據早期有記載的印歐語系語言的共同詞彙被重構。

如前所述，PIE最早是在18世紀由威廉·瓊斯爵士所假設，他觀察到梵語、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之間的相似性。關於PIE的描述，到20世紀初已經發展得清晰明確，至今仍被接受（並帶有一些修正）。在20世紀最大的進展是安納托力亞語族和吐火羅語被發現，以及喉音理論被接受。安納托利亞語族的發現也促使人們對各種共同印歐語系特徵的發展理論，以及這些特徵在PIE本身中存在的程度，進行一次重大的重新評估。PIE與其他語系（包括烏拉語系）的關係已被提出，但仍然存在爭議。PIE被認為擁有一個複雜的形態學系統，其中包括屈折後綴以及元音交替（ablaut，例如在英語中sing, sang, sung中保留的元音變化）。名詞和動詞分別擁有複雜的變格和變位系統。

### 反對PIE源於印度的論據

#### 多樣性

根據語言重心原則，一個語系最有可能的起源點位於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地區。Latham, as cited in依據這一標準，北印度（它僅是印歐語系中單一支系 - 即印度-雅利安語 - 的故鄉），與例如中東歐相比，極不可能是印歐故土的候選地。中東歐則擁有印歐語系中的義大利語族、威尼托語、伊利里亞語、阿爾巴尼亞語、日耳曼語族、波羅的語族、斯拉夫語族、色雷斯語和希臘語等支系。

目前學術界關於PIE起源地的兩種主流理論，皆將這個原始印歐家園定位在黑海周邊的區域。

#### 方言變異

自19世紀中期（始於兩位德國語言學家詹姆士·施密特和雨果·舒哈特的研究）以來，人們就認識到二元樹狀模型無法涵蓋所有語言學上的排列關係，某些區域性特徵會橫貫語言群體，且最好通過將語言變化視為池塘中蕩漾的波紋的模型來解釋。這對於印歐語系語言來說也是如此。各種特徵在原始印歐語仍是一個方言連續體時就已產生並傳播。這些特徵有時會橫貫子語族：例如，日耳曼語族和波羅的-斯拉夫語族的工具格、與格和離格複數，其詞尾以 -m- 開頭，而不是通常的 -*bh-，例如哥德語的與格複數sunum"給兒子們"（'to the sons'）和古教會斯拉夫語的工具格複數synъ-mi"和兒子們"（'with sons'）。雖然日耳曼語族屬於centum（肯圖姆語），而波羅的-斯拉夫語族則屬於satem（薩特姆語）（參見齶-噝音同言線）。

印歐語系語言的方言關係與其在最早有記載的形式中的實際地理排列之間存在的強烈對應關係，使得源於印度理論所暗示的印度起源變得不太可能。

#### 底層語言的影響

早在1870年代，新文法學派就已經意識到希臘語/拉丁語的元音系統無法用梵語的元音系統來解釋，因此前者必然更為原始。印度-伊朗語族和烏拉爾語系相互影響，芬蘭-烏戈爾語族中含有印歐語的借詞。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是芬蘭語單詞vasara，意為"錘子"，它與因陀羅的武器vajra（金剛杵）有關。由於芬蘭-烏戈爾人的故土位於北歐的北方森林區，因此這些接觸必然發生在黑海和裡海之間 - 這與將原始印歐語故土置於東歐大草原的定位是一致的。

達羅毗荼語和其他南亞語言與印度雅利安語共享一些句法和形態學特徵，這些特徵是其他印歐語系語言所不具備，甚至連其最親近的親屬 - 古伊朗語中也無。在語音學上，引入捲舌音，這些音在印度雅利安語中與齒音交替出現。在形態學上，有動名詞，在句法上，使用引述標記（即 iti）。這些都被視為底層語言影響的證據 （語言學家推斷印歐-雅利安語在傳播到南亞時，吸收當地底層語言的結構，而發生改變）。

有人曾提出達羅毗荼語是通過"替換"來影響印度語的，即本土的達羅毗荼語使用者學習並採納印度語。因此，古印度雅利安語中存在達羅毗荼語的結構特徵即屬合理：大多數早期古印度雅利安語的使用者使用當地的達羅毗荼語（母語），他們隨後逐漸放棄這種母語。印度語中的創新特徵可用多種內部解釋來解闡述，但早期達羅毗荼語的影響是唯一能夠同時解釋所有這些創新的解釋 - 而成為一個解釋的奧坎剃刀（簡約法則）問題。

由於印度次大陸的前印歐語系存在語言底層，是排除印度作為潛在印歐語故土的一個好理由。然而有幾位語言學家，雖然他們都基於其他理由接受雅利安語言的外來起源，仍然願意將證據視為內部發展而非底層影響的結果，或是毗鄰語影響的結果。

## 考古學：來自原始印歐家園的遷徙

印歐語系民族遷徙 印歐語言的散佈

辛塔什塔文化、安德羅諾沃文化、BMAC和亞茲文化已被證實與中亞的印度-伊朗人遷徙相關聯。犍陀羅墓地文化、H墓地文化、赭色陶器文化和彩繪灰陶文化是南亞內部後續出現文化，它們與印度-雅利安人的移動相關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衰落早於印度-雅利安人的遷徙，但考古數據顯示考古記錄中存在文化連續性。再加上《梨俱吠陀》中存在達羅毗荼語的借詞，這支持後印度河流域文明與印度雅利安文化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的觀點。

### 遷徙階段

印歐人大約在6,000年前開始從他們位於中歐亞大陸，介於南烏拉山脈、北高加索和黑海之間的原始印歐家園向外擴散。說印歐語的人群大約在4,000年前開始從歐亞大草原向外遷徙。

#### 從"故土"擴散

學者們認為薩馬拉文化（約公元前六千年晚期和五千年早期）所在地以及顏那亞文化所在的窩瓦河中部地區，是印歐人的"故土"（"Urheimat"），如墳塚假說所描述的。印歐語系語言在大約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之間從這個故土擴散到整個歐亞大草原，形成顏那亞文化。

#### 遷徙序列

大衛·W·安東尼對遷徙的序列提出一詳盡的概述。最早有記載的印歐語系語言是西臺語（Hittite），它屬於最古老的書面印歐語系語言 - 安納托利亞語族。雖然西臺人被定為存在公元前二千年，但安納托利亞語族似乎早於原始印歐語，並可能從一個更古老的前原始印歐語祖先發展而來。如果它從原始印歐語中分離出來，則很可能發生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之間。

大約在公元前4200年至公元前4000年，說古老原始印歐語的草原牧民遷徙進入多瑙河下遊河谷，而造成舊歐洲的崩潰，或是趁其崩潰時進入。

根據詹姆斯·派屈克·馬洛里和道格拉斯·Q·亞當斯的說法，向南的遷徙建立有邁科普文化（Maykop culture，約公元前3500–2500年），而向東的遷徙則建立阿法納謝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約公元前3500–2500年），該文化隨後發展成吐火羅人文化（Tocharians，約公元前3700–3300年）。

根據大衛·W·安東尼的說法，在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800/2600年之間，確實發生一次實質性的族群大遷徙，他們向西擴展，進入多瑙河谷地區。這次大規模的遷徙被認為是造成PIE開始分化、分離出原始義大利語支、原始凱爾特語支和原始日耳曼語支等幾個主要歐洲語支的關鍵事件。安東尼認為隨後發生一次向北的移動，將波羅的-斯拉夫語在大約公元前2800年分離出來。前亞美尼亞語也在同一時間分離出來。根據阿斯科·帕爾波拉的說法，這次遷徙與說印歐語的人群出現在安納托利亞以及西臺語的出現有關。

中歐的繩紋器文化（約公元前2900–2450/2350年），已與印歐語系中的某些語言相關聯。根據研究人員Haak等人（2015年）發表的報告，一次大規模遷徙從歐亞大草原發生，進入中歐。

這次遷徙與繩紋器文化有密切的關聯。

印度-伊朗語言和文化出現在辛塔什塔文化中，戰車在此地發明。研究人員Allentoft等人（2015年）發現繩紋器文化和辛塔什塔文化的人群之間存在密切的體染色體遺傳關係，"表明兩者有相似的遺傳來源"，且可能暗示"辛塔什塔直接源於繩紋器人群的一次向東遷徙"。

印度-伊朗語言和文化在安德羅諾沃文化中進一步發展，並受到BMAC的影響。印度-雅利安人在大約公元前2000–1600年左右從伊朗人中分離，此後印度-雅利安人群體被認為遷徙到黎凡特（Levant，即米坦尼）、印度次大陸北部（吠陀人群，約公元前1500年）和中國（烏孫）。之後伊朗人遷徙到伊朗。

### 中亞：印度-伊朗人形成

印度-伊朗人是一組民族群體，由印度-雅利安人、伊朗人和努里斯坦人組成，他們使用印度-伊朗語言。

原始印度-伊朗人通常被認定與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聯，該文化約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450年在歐亞大草原的一個區域內繁盛，這個區域西至烏拉河，東至天山。較早的辛塔什塔文化之前曾被認為屬於安德羅諾沃文化中的一支，但現在被獨立出來，視為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前身，且被接受為更廣泛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圈中的一部分。

印度-雅利安人遷徙是印度-伊朗人從安德羅諾沃文化遷徙進入安納托利亞、伊朗和南亞過程中的一部分。

#### 辛塔什塔-彼得羅夫卡文化

辛塔什塔文化，也被稱為辛塔什塔-彼得羅夫卡文化或辛塔什塔-阿爾凱姆文化（Sintashta-Arkaim culture），是歐亞大草原北部（位於東歐和中亞邊界）的一個青銅時代考古時期文化的實質歷史遺存。辛塔什塔文化因此成為研究印歐人向南亞和伊朗高原擴散的關鍵環節。

辛塔什塔文化源自於兩種先行文化的相互作用。其在烏拉-托博爾草原（Ural-Tobol steppe）的直接前身是波爾塔夫卡文化，它是顏那亞文化圈的牛牧民在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600年之間向東進入該地區的一個分支。幾個辛塔什塔城鎮建在較古老的波爾塔夫卡聚落之上或靠近波爾塔夫卡墓地，且波爾塔夫卡圖案在辛塔什塔陶器上很常見。辛塔什塔的物質文化也顯示出受到晚期阿巴謝沃文化的影響，阿巴謝沃文化是繩紋器文化的聚落群，位於辛塔什塔地區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帶，該文化也主要以畜牧業為主。Allentoft等人（2015年）也發現繩紋器文化和辛塔什塔文化的人群之間存在密切的體染色體遺傳關係。

已知最早的戰車是在辛塔什塔的墓葬中發現，學界認為辛塔什塔文化極有可能是戰車技術的發源地，這項技術隨後傳播到整個舊世界，並在古代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辛塔什塔的聚落也因其進行密集的銅礦開採和青銅冶煉而引人注目，這對於一個草原文化來說並不尋常。

由於辛塔什塔文化遺址往往被更晚期定居點的遺蹟所覆蓋，導致難以辨識和區分，因此它直到近代才被考古學界正式與安德羅諾沃文化區分開來。儘管如此，辛塔什塔文化現在已被公認為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實體，並且屬於更廣泛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圈（或稱安德羅諾沃文化複合體）的一部分。

#### 安德羅諾沃文化

安德羅諾沃文化是青銅時代一群相似的本地印度-伊朗文化的複合體，約在公元前2000–1450年繁盛於西伯利亞西部和中歐亞大草原。它或許更適合被稱為一個考古複合體或考古文化圈。這個名稱源自安德羅諾沃村，那裡有數個墓葬於1914年被發現，其中的骨骸呈蜷曲姿勢，與裝飾豐富的陶器合葬。較古老的辛塔什塔文化曾被納入安德羅諾沃文化之內，但現被視為一個獨立的文化，並被視為安德羅諾沃文化前身，且被接受為更廣泛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圈中的一部分。

目前僅有兩種子文化被視為安德羅諾沃文化的一部分：

- 阿拉庫爾文化（Alakul，公元前2000–1700年）：位於奧克蘇斯河（Oxus，即今日的阿姆河）和錫爾河、克茲勒固姆沙漠之間。
- 費奧多羅沃文化（Fëdorovo，公元前2000–1450年）：位於西伯利亞南部（有最早的火葬和火祭崇拜證據）。

其他學者先前也將以下子文化認定為安德羅諾沃文化的一部分：

- 東費奧多羅沃文化（Eastern Fedorovo，公元前1750–1500年）：位於天山山脈（中國新疆西北部）、哈薩克斯坦東南部、吉爾吉斯斯坦東部。
- 阿列克謝耶夫卡文化（Alekseyevka，公元前1200–1000年）：這是位於哈薩克斯坦東部的"青銅時代終期"，與土庫曼斯坦的納馬茲加遺址六期有接觸。

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地理範圍極為廣闊，難以精確劃定。在其西部邊緣，它與大約同期但不同的斯魯布納文化在窩瓦河-烏拉爾河間（Volga–Ural interfluvial）重疊。向東，它延伸到米努辛斯克盆地（Minusinsk depression），有些遺址甚至遠達南烏拉山脈，與較早的阿法納謝沃文化地區重疊。額外的遺址分散在南至科佩特山脈（土庫曼斯坦）、帕米爾高原（塔吉克斯坦）和天山（吉爾吉斯斯坦）的廣大區域。其北部邊界大致與北方針葉林的起始點相符。在窩瓦河流域，與斯魯布納文化的互動最為頻繁和持久，費德羅沃風格（Federovo style）的陶器甚至遠至伏爾加格勒均有發現。

安德羅諾沃文化大約在公元前二千年中期開始大規模向東移動。他們在阿爾泰山脈開採銅礦，居住在村莊中。這些村莊有多達十個下沉式的圓木屋，尺寸可達30米乘60米。墓葬採用石棺或石圍欄，內有埋設的木質墓室。

這個文化的經濟活動是依賴畜養牛、馬、綿羊和山羊為基礎。雖然曾有人提出他們也從事農業活動，但尚未有明確證據。

研究工作將安德羅諾沃文化圈與早期印度-伊朗語言作聯繫，但它在其北部邊緣可能與早期說烏拉語的地區重疊，在其東北部邊緣則有說突厥語的地區。

學者Kuz'mina（1994年）指出，戰車被米坦尼和吠陀印度的印歐-雅利安人廣泛使用，然而在中東和早期的哈拉帕印度地區卻沒有發現其蹤跡。鑑於在公元前19至20世紀的辛塔什塔（屬於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址中發現戰車，她認為這有力佐證安德羅諾沃文化即為印歐-伊朗人文化的論點。大衛·W·安東尼和維諾格拉多夫（Nikolai B. Vinogradov，俄國考古學家）（1995年）將位於克里沃耶湖（Krivoye Lake）的一處戰車墓葬定年為約公元前2000年，且最近發現一處同樣包含幼駒的BMAC墓葬，進一步表明與大草原的聯繫.。

詹姆斯·派屈克·馬洛里承認，要證明印度-雅利安人是從安德羅諾沃文化擴散到北印度，有其困難。他指出，試圖將印度-雅利安人與像別什肯特文化（Beshkent）和瓦赫什文化（Vakhsh cultures）這樣的遺址聯繫起來，"只能將印度-伊朗人帶到中亞，但無法到達米底人、波斯人或印度-雅利安人的定居地（表示單純依靠中亞的考古遺址，無法完整勾勒出印度-雅利安人向南亞和伊朗擴散的全貌）"。他發展出"文化球體"（"kulturkugel"）模型，該模型認為印度-伊朗人在移入伊朗和印度的同時，也接納BMAC的文化特徵（例如，農業、灌溉、建築、金屬製品），但卻保留自己的語言和宗教。美國考古學家弗雷德·希伯特（Fred Hiebert）也同意，BMAC向伊朗和印度河谷邊緣的擴張，是考古學上最有可能對應印度-伊朗語使用者被引入伊朗和南亞的情況。根據研究人員Narasimhan等人（2018年）的研究，安德羅諾沃文化向BMAC的擴張是通過內亞山地走廊（Inner Asia Mountain Corridor）進行。

#### 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納文明體

BMAC是一個非印歐語系的農業文明。這個文化主要分佈於現今阿富汗西北部和土庫曼斯坦南部。學者認為原始印歐-伊朗語就是受到其影響下而發展和形成的。

印歐-伊朗人還從這個文化中借用他們獨特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大衛·W·安東尼提出古印度宗教起源於中亞的接觸地帶，即現今烏茲別克斯坦的澤拉夫尚河流域與伊朗之間，並在印歐移民群體中逐漸成形。這種宗教本質上是"古老的中亞元素與新的印歐元素" 相融合的綜攝混合體"。這次接觸留下明確的語言證據：印歐-伊朗語至少借用383個非印歐語系的詞彙。這些詞彙中，甚至包括吠陀神祇因陀羅的名字，以及重要的祭祀飲品名稱 - 蘇摩。

在梅赫爾格爾和俾路支斯坦地區的墓葬中，發現有大量BMAC特有的文物。這通常被解釋為人群從中亞向南遷徙的結果。印歐-雅利安部落可能最遲在公元前1700年，即BMAC開始衰落時，就已出現在此文化區內。隨後，印度-雅利安人從BMAC地區繼續向南，遷徙到印度次大陸。

美國印度學家埃德溫·布萊恩特強調，梅赫爾格爾和俾路支斯坦墓葬中發現的BMAC遺物，提供明確的考古學證據，證明在公認的印歐-雅利安人抵達時期，曾有中亞文化介入印度次大陸。

#### 多波次遷徙與吠陀文化

阿斯科·帕爾波拉提出印度-雅利安部落並非單一次，而是以連續的多個波次遷徙進入南亞。這種多波次的遷徙模式可解釋《梨俱吠陀》文本中觀點的多元性，同時也解釋吠陀晚期印度次大陸上印度-雅利安文化群出現的顯著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大文化複合體上：

- 吠陀正統文化：以恆河平原西部的俱盧國為中心，位於雅利安·伐爾塔（雅利安人的神聖國土），代表嚴格的吠陀傳統。
- 大摩揭陀文化：在恆河平原東部形成，這個文化複合體具有非正統的特質，並最終孕育出耆那教和佛教。

阿斯科·帕爾波拉在1998年推測首波移民最早始於公元前1900年。他將這一波移民與H墓地文化、赭色陶器文化作聯繫，並認為在公元前1700至1400年間發生對旁遮普地區的遷徙。他在2020年將首波移民的時間提早，認為大約在公元前1900年，一批原始印度-伊朗語使用者從辛塔什塔文化地區遷入印度，與赭色陶器文化相關，隨後才出現前《梨俱吠陀》時期的印度-雅利安人遷徙潮：

這表明他認為赭色陶器文化代表一支使用原始印度-伊朗語的先驅者，而隨後到來的早期印度-雅利安人才是形成《梨俱吠陀》文化的前身。

阿斯科·帕爾波拉將早期印度-雅利安人的遷徙分為兩波：

- 前《梨俱吠陀》波次：這一波與犍陀羅墓葬文化的早期階段（Ghalegay IV–V）和《阿闥婆吠陀》的宗教傳統有關。帕爾波拉將其與更北方的彼得羅夫卡文化聯繫起來。
- 《梨俱吠陀》波次：這一波發生在數個世紀之後，大約在公元前14世紀。帕爾波拉認為它與費多羅沃文化有關。

而另一位印度天文學背景出身的歷史學家Rajesh Kochhar則認為：在哈拉帕文明成熟期結束之後，共有三波不同的印度-雅利安人移民潮進入印度次大陸。

- 第一波：（公元前2000-1800年），與BMAC有關的穆爾加姆人群（Murghamu）。他們最先抵達俾路支斯坦地區的皮拉克（Pirak）、梅赫爾格爾南墓地等地。他們在哈拉帕文明晚期的朱卡爾（Jhukar）階段，與當地的後城市哈拉帕人進行融合。
- 第二波：(公元前2000-1800年)斯瓦特IV期文化群體。他們是旁遮普地區哈拉帕H墓地文化形成過程中的共同創建者之一。
- 第三波： (公元前1400年前)《梨俱吠陀》斯瓦特V期文化的《梨俱吠陀》印度-雅利安人隨後到來，並吸收H墓地文化人群，最終在印度北部催生著名的彩繪灰陶文化，該文化的發展年代直至公元前1400年。

#### 犍陀羅墓葬文化與赭色陶器文化

犍陀羅墓葬文化（又稱斯瓦特文化）被認為是印歐語系進入印度的標準模型中的關鍵環節。該模型假設印度-雅利安移民是經由興都庫什山脈進入南亞，並在現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斯瓦特河谷一帶建立犍陀羅墓葬文化。這個文化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出現，且繁榮發展。因此學界普遍將其視為《梨俱吠陀》文化最早承載者的最可能發源地。犍陀羅墓葬文化約公元前1800年，在斯瓦特河谷的出現，標誌著一次重大的文化轉變。該文化引入新陶器、馬匹以及兩種在早期吠陀文獻中記載的墓葬習俗 - 屈肢坑葬和甕棺火葬。這些特徵都使其成為早期印度-雅利安人存在於該地區的有力證據。犍陀羅墓葬中發現的馬具和兩處單獨的馬匹陪葬，強烈顯示馬匹在該文化中，無論是在經濟還是其他社會層面上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馬匹陪葬是犍陀羅墓葬文化與北方安德羅諾沃文化共有的習俗，突顯兩者之間的文化淵源。

帕爾波拉於2020年說道：

在本文中，我們回顧在Sinauli所碰到、年代約為公元前1900年的車輛墓葬的戲劇性新發現。這些發現支持我提出的關於雅利安語使用者以前《梨俱吠陀》波次（現已擴展為一系列波次）抵達南亞，並與哈拉帕晚期人群接觸的假說。

### 印度-伊朗人的兩波遷徙

印度-伊朗人的遷徙分為兩波，它們屬於美國歷史學者白桂思描述的印歐人遷徙的第二和第三階段。第一波遷徙包括印歐-雅利安人進入黎凡特地區，似乎在敘利亞北部建立米坦尼王國 約公元前1600–1350年），以及吠陀人群向東南方向遷徙，翻越興都庫什山脈進入印度北部。白桂思認為，古代中亞的印歐人種群體烏孫也起源於印歐-雅利安人。第二波遷徙則被解釋為伊朗人的遷徙。

### 第一波 - 印歐-雅利安人的遷徙

#### 米坦尼王國

米坦尼（Mitanni，(西臺楔形文字 Mi-ta-an-ni），在古埃及文獻中亦稱米塔尼（Mi-it-ta-ni）、哈尼加爾巴特（Hanigalbat，亞述楔形文字寫作 Ḫa-ni-gal-bat）或納哈林（Naharin），是位於敘利亞北部和安納托利亞東南部的一個使用胡里安語的國家，存在於約公元前1600年至1350年。根據一種假說，米坦尼王國是由一個印歐-雅利安人組成的統治階級所建立，其統治對象主要是胡里安人。在西臺人摧毀亞摩利人的舊巴比倫帝國之後，加上當時亞述國王的統治軟弱無力，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形成權力真空，米坦尼王國便在此背景下崛起成為一個區域強權。米坦尼在其歷史初期的主要對手是埃及第十八王朝統治下的埃及。然而隨著西臺帝國的崛起，米坦尼和埃及為保護雙方共同利益免受西臺主宰的威脅，轉而建立同盟關係。

米坦尼王國在公元前14世紀的權力頂峰時期，其哨站圍繞著其首都瓦舒坎尼展開。考古學家已確定該首都位於哈布爾河（Khabur River）的源頭地區。米坦尼的勢力範圍從胡里安語的地名、人名以及一種獨特陶器類型在敘利亞和黎凡特地區的傳播中看出。米坦尼最終不敵西臺人，隨後又遭到亞述人的攻擊而滅亡，並淪為中亞述帝國的一個行省。

印歐-雅利安語的最早書面證據並非發現於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而是發現於敘利亞北部的米坦尼王國所在地。米坦尼的國王採用古印度語的王位名稱，且古印度語的技術術語被用於騎馬和駕馭戰車。古印度語詞彙r'ta，意為"宇宙秩序與真理"，是《梨俱吠陀》的核心概念，也在米坦尼王國中受到使用。此外，古印度神祇，包括因陀羅，在米坦尼王國中也廣為人知。

#### 印度北部 - 吠陀文化

吠陀文化的散佈

##### 吠陀-婆羅門文化的傳播

在早期吠陀時期（約公元前1500–800年），印歐-雅利安文化的核心位於旁遮普地區北部，即七河地區（Sapta Sindhu）。在吠陀晚期（約公元前800–500年），印歐-雅利安文化開始擴展到恆河平原西部，以吠陀時代的俱盧和般遮羅國地區為中心，並在公元前500年後對恆河平原中部產生一定的影響。at the central Ganges Plain after 500 BCE.恆河平原上發展出十六大國，其中俱盧和般遮羅國成為恆河平原西部最著名的吠陀文化發展中心。

恆河平原中部，是摩揭陀國崛起並成為孔雀王朝根基的地方，是一個獨特的文化區域。新的國家在公元前500年之後 - 即所謂的"第二次城市化"期間 - 在此出現。The "First urbanisation" was the Indus Valley Civilisation."它雖然受到吠陀文化的影響，但與俱盧和般遮羅國地區存在顯著差異。該地區"是印度次大陸已知最早種植水稻的地區，且早在公元前1800年，就是與兩考古遺址 - Chirand和Chechar等相關的先進新石器時代人口的所在地"。沙門思潮在此地蓬勃發展，並孕育出耆那教和佛教。

#### 印度流域文明

印歐-雅利安人向旁遮普北部地區遷徙，發生在印度河流域文明（IVC）衰落之後不久。根據"雅利安人入侵理論"，IVC的衰落是由"野蠻且暴力"的雅利安人的"入侵" 所造成，他們征服IVC。然而，這個"雅利安人入侵理論" 並沒有考古學和基因學數據的支持，且不能代表學界主流的"印歐-雅利安人遷徙理論"。

#####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衰落

IVC約從公元前1900年開始衰落，發生在印歐-雅利安人遷徙開始之前，原因是由於季風轉變導致的氣候乾旱化。在公元前二千年紀發生區域性的文化不連續現象，許多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這段時間受到廢棄。與此同時，許多新的定居點開始出現在今日的古吉拉特邦和東旁遮普地區，而像巴哈瓦爾布爾西部地區的一些聚落規模則有所擴大。

兩位美國考古學家吉姆·G·謝弗和黛安·A·李希滕斯坦（Diane A. Lichtenstein）認為在公元前二千年紀發生顯著的"地方化過程"。在東旁遮普地區有79.9%，在古吉拉特邦有96%的遺址呈現定居模式大規模重組。根據謝弗和李希滕斯坦的說法：

"很明顯，一次大規模的地理人口轉移，伴隨者公元前二千年紀的這種地方化過程。這種由哈拉帕人，以及可能還有其他印度河谷文化群體進行的轉移，是印度次大陸上在公元前一千年紀上半葉之前，唯一有考古學文獻記載的人口從西向東的遷移活動"

#####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連續性

學者喬治·埃爾多西（George Erdosy）在1995年根據一系列顱骨和牙齒的比較，提出古代哈拉帕人與現今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的現代人群沒有顯著差異。顱骨測量數據顯示，他們與伊朗高原和西亞的史前人群具相似性，但與摩約亨達羅地區與印度河流域其他區域的有所不同。at p. 49.

美國人類學家肯尼斯·A·R·甘迺迪於1995年的發現是：在哈拉帕文化衰落之後，沒有立即出現"人口結構破壞"的證據。美國考古學家喬納森·馬克·肯諾耶指出，在後哈拉帕聚落中找不到有大規模新人口進入的生物學證據。美國生物考古學家布萊恩·E·海姆菲爾（Brian E. Hemphill）則評論道，BMAC與印度河流域文明之間存在的"語音親和模式"，最合理的解釋是"一種長期存在、但低程度的雙向相互交流模式"。

根據甘迺迪的觀點，H墓地文化與早期哈拉帕人口之間"顯示出明確的生物學親緣關係 "。考古學家肯諾耶指出，這個文化"可能僅反映聚落組織的重點從早期哈拉帕模式轉變，而非文化中斷、城市衰敗、外族入侵或遺址廢棄 - 這些都是過去曾被提出的說法"。2008年在密拉特縣（Meerut District）的阿拉姆吉爾布爾（Alamgirpur）進行的發掘，似乎顯示哈拉帕陶器與彩繪灰陶文化陶器之間存在重疊，這表明有文化上的連續性。

##### 與印歐-雅利安人遷徙的關係

根據肯諾耶的觀點，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衰落不能用雅利安人的遷徙來解釋，因為遷徙發生在文明衰落之後。然而根據埃爾多西的觀點：

在公元前二千年，考古學證據顯示，南亞曾發生社會系統崩潰、傳統信仰被捨棄，以及因環境變化而引起的局部性大規模人口遷移。現在的挑戰是，我們必須將所有這些物質文化上的劇變，整合解釋為印歐-雅利安語系擴散的結果。

埃爾多西將語言學證據衍生的假說與考古學數據衍生的假說進行比對驗證，指出沒證據證明存在"擁有技術和軍事優勢的野蠻種族的入侵"。反過來，他認為"考古記錄中發現一些支持：在公元前三千年紀末/二千年紀初，存在從中亞到印度次大陸的小規模遷徙"。根據埃爾多西的觀點，中亞地區被假定的這些人口移動，可以被納入一個"過程性框架"來理解，從而取代"擴散"、"遷徙"和"入侵"這些簡單化的概念。

學者們普遍認為歷史上的吠陀文化是遷徙而來的印歐-雅利安人與本土文明殘餘（例如赭色陶器文化）相融合的結果。

#### 內亞 - 烏孫與月氏

根據白桂思的觀點，古代內亞的烏孫人 - 他描述他們"外觀上帶有顯著的高加索人種特徵" - 可能具有印歐-雅利安人的血統。白桂思從中文詞彙"烏孫"重建出上古漢語的âswin一詞，並將其與古印度語的aśvin（意為"馬夫、騎馬者"）進行比較，後者是《梨俱吠陀》中的雙馬童。白桂思推測烏孫是印歐-雅利安人的一支東部殘餘，他們在公元前二千年紀突然被伊朗語族群驅逐到歐亞大草原的極東邊緣。

烏孫首先在中國史料中被提及，當時他們是月氏在塔里木盆地的附庸。月氏是另一支印歐語系的高加索人種，可能具有吐火羅人血統。月氏大約在公元前175年被匈奴徹底擊敗，而匈奴也曾是月氏的附庸。月氏隨後攻擊烏孫，並殺死他們的國王昆莫（或是昆彌）難兜靡，不久後又從塞迦（即斯基泰人）手中奪取伊犁河河谷的領地。烏孫成為匈奴的附庸，定居在月氏原先的領土上。

難兜靡的兒子被匈奴王收養，並被立為烏孫的領導人。他約在公元前130年攻擊，並徹底擊敗月氏，將烏孫人安頓在伊犁河谷。月氏在公元前2世紀月氏被匈奴擊敗後，一小部分被稱為小月氏的群體向南逃亡，而主體月氏人則向西遷徙到伊犁河谷，並將那裡的塞迦人驅逐。不久後，月氏又被烏孫趕出伊犁河谷，隨後他們遷徙到粟特，然後到達巴克特里亞，在那裡，他們常被古典文獻認定為吐火羅人和阿西人。他們接著擴張進入印度次大陸北部，其中有一支月氏創立貴霜帝國。貴霜帝國在極盛時期的版圖從塔里木盆地的吐魯番延伸到印度河-恆河平原的巴連弗邑，並在絲綢之路的發展及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

烏孫在公元前130年後不久擺脫匈奴的控制，成為漢朝的信任附庸，並在該地區保持數世紀的強大勢力。隨著柔然等草原聯盟的崛起，烏孫在公元5世紀遷徙，進入帕米爾高原。他們最後一次被提及是在公元938年，有一位烏孫統治者向當時的遼朝進貢。

### 第二波 – 伊朗人

第一批抵達黑海的伊朗人可能是公元前8世紀的辛梅里安人，他們的語言歸屬仍不確定。隨後是斯基泰人，他們在鼎盛時期為這一地區的主宰，勢力範圍西至喀爾巴阡山脈，東抵中亞的最東端。斯基泰人在他們大部分存在期間中，主要活躍於今日的烏克蘭和在南歐的俄羅斯境內。隨後是薩馬提亞人部落，其中最著名的有羅克索拉尼人、伊阿居格人和奄蔡人，他們在公元前世紀末和公元1世紀及2世紀（即民族大遷徙時期）跟隨斯基泰人向西進入歐洲。居住在裏海附近的馬薩革泰人是人口眾多的薩馬提亞人部落，波斯阿契美尼德時期的早期統治者就已知曉他們。在東方，斯基泰人佔據新疆的數個區域，範圍從于闐到今日的圖木舒克市。

米底人、帕提亞人和波斯人約從公元前800年開始出現在伊朗高原西部。此後，他們與近東其他民族一樣，被置於亞述統治之下達數世紀之久。阿契美尼德王朝於公元前559年取代米底人的統治。在公元第一個千禧年末（即公元1世紀至10世紀左右），劍浮沙人、普什圖人和俾路支人開始定居在伊朗高原的東緣，即巴基斯坦西北部和西部的山區邊界，取代該地區早期的印歐-雅利安人。

- 在中亞，公元初世紀發生的突厥人遷徙，導致使用伊朗語的族群逐漸被邊緣化。
- 在東歐，斯拉夫語族和日耳曼語族民族同化，並吸收該地區本土的伊朗語族語言（即斯基泰語和薩馬提亞語）。

主要的現存伊朗語族語言有波斯語、普什圖語、庫德語和俾路支語，另外還有眾多較小的語種。

## 人類學：吸納精英與語言替換

### 精英主導

少數群體有可能去改變更大的文化區域，,而印度北部的語言轉變是由少數群體的精英男性所主導。印度歷史學家羅米拉·塔帕塔帕爾指出，印歐-雅利安人首領可能建立一種庇護制度，為非雅利安農民提供保護。而出現雙語現象，最終導致當地人群採用印歐-雅利安語言。根據帕爾波拉的觀點，當地精英加入這些"人數少但力量強大"的印歐語系移民群體。這些移民擁有具吸引力的社會體系和精良的武器，以及標誌其地位和權力的奢侈品。當地領袖加入這些群體能鞏固自己的地位，並帶來額外優勢。這些新成員進一步經由婚姻聯盟被吸納。對現代南亞人群的基因研究顯示，在恪守印歐-雅利安經典的婆羅門精英階層中，草原血統的出現比例異常高，而讓精英主導假說得到支持。

### 雷恩弗魯：語言替換的模型

研究人員Basu等人引用英國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提出的四種語言替換模型：

- 人口-生存模式：此模式以農業擴散的過程為例，其中遷入的群體擁有更高開發利用效率的技術，因而能佔據主導地位。而能導致顯著的基因流動，並在人口中造成明顯的遺傳變化。但也可能導致文化適應或文化採借，當地人口在此情況下會採納外來技術，但人群的遺傳構成變化則較少。
- 交易系統模式 - 存在廣泛的貿易體系，導致通用語的發展：預計在此情況下會發生一些基因流動。
- 精英主導模式 - 一個"相對較小但組織良好的群體佔領整個體系"。由於精英群體規模較小，其遺傳影響也可能較小。但"優先取得婚姻伴侶的權利"可能對基因庫產生相對強烈的影響。性別不對稱影響：性別不對稱也可能產生影響：遷入的精英通常主要由男性組成，他們不會影響基因庫中的粒線體DNA（由母親遺傳），但可能會影響基因庫中的Y染色體（由父親遺傳）。
- 體系崩潰模式：領土邊界在此情況下會發生改變，而精英主導現象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 安東尼：吸納精英

大衛·W·安東尼在其 "修正的草原假說 "中指出，印歐語言的傳播很可能並非透過"鏈式民族遷徙"（連續的、一波接一波的大規模人口移動）發生，而是由禮儀和政治精英引入這些語言，再由廣大群眾仿效學習。Compare the process of Sanskritization in India.安東尼舉例說明，在17世紀和18世紀烏干達北部使用南盧奧語

### 維策爾：小群體與文化習得

邁克爾·維策爾提到美國非洲歷史學家克里斯多福·埃雷特的模型，強調文化傳播中的"滲透"現象，或類似"撞球"效應，抑或是馬洛里所稱的"文化球"體效應。根據埃雷特 的說法，在小型社會中，族群認同和語言可相對輕鬆地發生轉變，這是由於當地的群體做出文化、經濟和軍事上的選擇。帶來新特徵的群體最初可能很小，其帶來的特徵數量可能少於原有的本地文化。隨後，這個新興的組合群體可能會啟動一個重複的、擴張性的族群和語言轉變過程。

維策爾指出"arya/ārya"（雅利安）並非指稱特定的"民族"，甚至也不是特定的"種族"群體，而是指所有加入說吠陀梵語的部落並信奉其文化規範（例如儀式、詩歌等）的人。維策爾認為"在當地人口和說印歐-雅利安語的原始移民之間，必然存在一個長期的文化習得時期"。他也提到在《梨俱吠陀》於旁遮普地區成書之前，說印歐-雅利安語的人群和當地人口必然是雙語的，彼此說對方的語言並相互交流。

### 薩爾蒙斯：社區結構的系統性變化

約瑟夫·薩爾蒙斯指出，安東尼所提的具體證據或論據稀缺。薩爾蒙斯批評將"聲望"視為印歐語言轉變核心因素的觀念，他引述馬洛里的說法，認為"聲望"是"各種截然不同概念的統稱"。馬洛里轉而提出"圍繞網路結構構建的論點"，薩爾蒙斯也承認安東尼的論述中已包含其中幾項論點，"包括政治和技術優勢"。薩爾蒙斯認為，最好的模型是由美國語言學家約書亞·菲什曼提出的，Joshua Fisfman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該模型……

……將語言替換理解為語言社群在地理、社會和文化上的"錯位"。以最相關的例子來說，社會錯位涉及"吸納有才華的、有進取心的、富有想像力和創造力的人"（Fishman 1991: 61），這聽起來與安東尼的"吸納"情境極為相似。

薩爾蒙斯接著辯稱

" ……社群結構的系統性變化才是驅動語言轉變的因素，其中也包含馬洛里的"網路結構"。該觀點的核心是現代化的典型要素，即一種從地方社群內部組織轉向區域性（在現代背景下可能是國家、民族或國際）的社群外組織的轉變。語言替換與這種從以水平為主的社群結構轉向更垂直的結構的運動相關聯。"

## 遺傳學：遠古祖先和多重基因流動

印度人口中的遺傳基因是全球最多元的族群之一，而這種遺傳多樣性的歷史一直是持續研究與爭論的焦點。印歐-雅利安人的遷徙，構成關於印度人口各種組成部分起源與傳播的複雜難題的一部分，這些組成部分涉及多波混血與語言替換的過程。印歐-雅利安人對基因的影響可能微乎其微，但這並不與其文化和語言影響相悖，因為語言替換有可能會在沒有遺傳學變化的情況下發生。

### 祖先群體

#### 共同的母系血統

研究人員Sahoo等人於2006年指出："印度種姓與部落人口在印度共享一個共同的晚更新世母系血統，這一點已達成普遍共識。"

研究人員Kivisild等人於1999年在報告總結道，透過線粒體DNA（即從母親遺傳的DNA），在"當代歐洲人與印度人之間存在廣泛而深層的晚更新世遺傳聯繫"。根據他們的說法，這兩個群體是在亞洲和歐亞大陸形成人口的時期，以及現代人類進入歐洲之前分裂的。Kivisild等人 (2000年) 指出："任何近期（最近15,000年）從西方流入印度的粒腺體DNA基因流總和，平均不到當代印度粒腺體DNA譜系的10%"。

研究人員Kivisild等人 (2003年) 和Sharma等人 (2005年) 指出，北印度人和南印度人共享一個共同的母系祖先：Kivisild等人 (2003年) 進一步指出："這些結果顯示，印度部落和種姓人口主要源自更新世南亞和西亞相同的遺傳遺產，且自全新世以來，來自外部地區的基因流動有限"。

#### "祖先北印度人"與"祖先南印度"

研究人員Reich等人於2009年，透過哈佛醫學院和印度細胞與分子生物學中心（CCMB）的合作，檢視全部基因組中多達560,000個單核苷酸多態性（SNPs）(先前工作中僅分析420個SNPs）。他們還將這些基因組與全球基因組資料庫中可用的其他地區的基因組進行交叉比對。這項工作讓研究者得以辨識出大多數印度人口中的兩個遺傳群體，他們將其稱為"祖先北印度人"（"Ancestral North Indians", ANI）和"祖先南印度人"（"Ancestral South Indians", ASI）。他們發現ANI的基因與中東人、中亞人和歐洲人的基因相近，而ASI的基因則與印度以外所有其他已知人口都不同，安達曼人被確定是與ASI人口最接近的現存群體（但與ASI仍有區別）。這兩個約在50,000年前分開的獨特遺傳群體，構成現代印度人口的基礎"。這兩個群體在大約1,900至4,200年前（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100年）之間發生混合，此後轉為內婚制，混血情況變得罕見。大衛·E·里奇在接受印度的電子雜誌《Fountain Ink》採訪時表示："印度在4,200年前存在未經混合的群體。在大約1,900年到4,200年前的某個時間點發生深刻、普遍且劇烈的混合，幾無例外地影響印度所有印歐語系和達羅毗荼語系群體。"里奇指出他們的研究並沒有顯示在此期間發生大量人口遷徙的情事。

研究人員Metspalu等人於2011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由愛沙尼亞生物中心和CCMB合作完成），證實印度人口的特徵在於兩種主要的祖先成分。其中一種成分在南亞、西亞和高加索地區的族群中，以相似的頻率和單倍型多樣性傳播。第二種成分則更局限於南亞，佔印度人口祖先成分的50%以上。與這些南亞祖先成分相關的單倍型多樣性顯著高於主導西歐亞祖先成分的單倍型多樣性。

研究人員Segurel等人 (2020年) 指出，在當今南亞發現的 -13910*T乳糖酶持久性突變（Lactase persistence mutation），最早出現於約公元前3,960年的烏克蘭，並在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間傳播至整個歐亞大陸。早前，研究人員Tandon等人 (1981年) 已經研究過北印度和南印度人口中乳糖耐受性的分布。研究人員Romero等人 (2011年) 後來繪製該突變頻率，在印度從西北到東南呈現遞減的梯度。根據研究人員ArunKumar等人於2015年發表的的研究報告，他們區分出三種主要的祖源成分，他們稱之為"西南亞"、"東南亞"和"東北亞"。其中西南亞成分似乎是印度本土的成分，而東南亞成分則與東亞人群有關。婆羅門人群"包含11.4%的北歐亞大陸和10.6%的地中海成分，這暗示與歐洲人共享祖源"。他們指出這與早期的研究結果吻合，"那些研究也提示與歐洲人和地中海人相似的共享祖源"。他們進一步指出：

基於單親標記的研究已顯示構成印度基因庫的Y染色體單倍群 (Y-chromosomal haplogroups) 具有多樣性。其中許多Y染色體標記與人群的語言親緣關係呈現強烈的相關性（使用同一語系語言的人群，往往具有相似的遺傳特徵）。在本研究中，印度樣本的全基因組變異與樣本的語言親緣關係相關

他們總結道，印度次大陸可能存在過古老的定居點，但"男性主導的遺傳元素形塑印度的基因庫"，且這些元素"早前已被證實與各種語言相關"。他們還進一步指出，"在印度這樣的父權制和父居制社會中，女性基因庫具有流動性"。

研究人員Basu等人於2016年發表的的研究報告，擴展里奇等人2009年的研究，除ANI (祖先北印度人) 和ASI (祖先南印度人) 之外，還假設另外兩個族群："祖先南亞語族" (Ancestral Austro-Asiatic, AAA) 和 "祖先藏緬語族"(Ancestral Tibeto-Burman, ATB)，分別對應南亞語系和藏緬語族的族群。根據他們的研究，這些祖先族群似乎佔據地理上分隔的棲息地。ASI和AAA是早期的定居者，他們可能是經由智人祖先"走出非洲"的南方浪潮抵達。ANI則與中南亞人有關，經由西北部進入印度，而ATB則與東亞人有關，經由東北部走廊進入印度。

他們進一步指出：

基因滲入的不對稱性 - 即ANI (祖先北印度人) 族群對部落族群 (南亞語族、達羅毗荼部落和藏緬語族) 提供基因組輸入，但反之則不然 - 符合精英統治和父權制的現象。來自主導族群（可能是上層種姓，具有高ANI成分）的男性在其種姓之外進行交配，但他們的後代卻不被允許吸納進入該種姓。這種現象先前已在印度的部落族群以及美國的非裔美國人身上觀察到，表現為粒線體DNA同質性和Y染色體單倍型異質性方面的不對稱性。

#### 父系主導的遷徙

里奇等人 (2009年) 引用研究人員Kivisild等人於1999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自五萬年前以來，女性的遺傳物質流入量很低，但存在"來自與ANI"親緣關係較高群體，流向親緣關係較低群體"的"男性基因流動"。

研究人員ArunKumar等人於2015年發表的的研究報告"提示古老的父系主導遷徙事件和在不同區域棲息地的定居，導致現今印度的人口分佈情景"。

研究人員Mahl (2021年) 在一項針對婆羅門族群的研究中指出，被採樣人群的古老男性主要人物可追溯到十二個地理位置，其中十一個位於南亞之外。在已確定的Y-染色體脫氧核糖核酸（Y-DNA，僅由父親遺傳給兒子）單倍群中，四種主要的單倍群佔樣本的約83%，而在這四種單倍群中，兩種源於中亞，一種源於新月沃土。這些群體具有明顯的非南亞父系起源，但所有被採樣的婆羅門群體都與南亞本土人群存在基因混合。

### 南北漸變

根據研究人員Metspalu等人於2011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存在"一條從歐洲延伸到印度南部的總體主成分漸變"。這種西北部成分與來自中東、歐洲和中亞的人群共享，並被認為代表至少一次源自西北方向的古老人口流入。根據研究人員Saraswathy等人 (2010年) 的研究報告，存在"歐亞大陸對北印度上層種姓的重大基因滲入"，且"北印度種姓人口的基因流入量大於南印度種姓和部落人口"。根據Basu等人於2003年發表的的研究報告，上層種姓通常與中亞人表現出更強的親緣關係，不過北印度的上層種姓比南印度的上層種姓更為接近中亞人。

### 情景

雖然里奇指出基因滲入的開始時間與印歐語系的到來相吻合，但根據Metspalu (2011年) 的觀點，ANI與歐洲基因的共同性無法僅用約3,500BP (距今3,500年) 的印歐-雅利安人流入來解釋。他們表示ASI和ANI的分化早於印歐-雅利安人的遷徙，這兩種祖源成分都"比3,500BP更為古老"。穆爾賈尼(2013年) 指出"我們的研究進一步顯示，直到那時，仍有尚未混血的ANI和ASI祖先群體，各自獨立地生活在印度。穆爾賈尼 (2013年) 描述關於這兩個群體彙集的三種情景：

- 發生在農業發展之前（距今8,000–9,000年前）的遷徙"。支持這一點的證據來自粒線體DNA研究，這些研究顯示在印度人和西歐亞大陸人之間最密切共享的粒線體單倍群 (hg U2、U7和W) 大約在距今30,000–40,000年前分化。
- 西亞人隨著農業的傳播遷徙到印度 ..。任何此類與農業相關的遷徙可能至少始於距今8,000–9,000年前（根據梅赫爾格爾的年代），並可能持續到約4,600年前開始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時期，而該文明以西亞作物維生。
- 來自西亞或中亞的遷徙，發生在距今3,000到4,000年前，印歐語系於這段時間可能開始在次大陸上被使用。然而，這種理論的一個難點在於到此時，印度已是一個人口稠密、農業普及的地區，因此，具有西歐亞祖源的遷徙者人數必須非常龐大，才能解釋現今印度約有一半祖源來自ANI的事實。

#### 農業時代前的遷徙

Metspalu等人 (2011年) 在印度檢測到一個基因成分k5，它"分佈在印度河流域、中亞和高加索地區"。根據Metspalu等人 (2011年) 的說法，k5"可能代表ANI的遺傳遺跡"，不過他們也指出，這個成分在印度內的地理漸變"非常微弱，這在ASI-ANI模型下是出乎意料的"，並解釋說ASI-ANI模型暗示ANI的滲入程度會向南印度遞減。Metspalu等人 (2011年) 進一步表示，"無論這個成分來自何處（高加索、近東、印度河流域或中亞），它擴散到其他地區的時間必定發生在我們能夠探測的極限 - 12,500年前 - 之前"。Metspalu在接受《Fountain Ink》採訪時說："印度人身上的西歐亞大陸成分似乎來自一個在基因上與實際生活在歐亞大陸的人們發生分化的群體，而這種分離發生在至少12,500年前"。穆爾賈尼等人 (2013年) 引用Metspalu (2011年)的資料，指出該研究"未能找到任何證據表明ANI與西歐亞群體在過去12,500年內有共享的祖源"。CCMB研究員Thangaraj認為 "這發生在更久以前"，並且"ANI是在第二波遷徙中來到印度，After the initial settlement of India by the ASI.可能發生在40,000年前"。

根據研究人員Narasimhan等人於2019年發表的的研究報告，總結ANI和ASI是在公元前兩千年形成。在它們形成之前，印度次大陸居住著IVC人群 (印度河流域文明人群)，他們是AASI (古老祖先南印度人，即相關的狩獵採集者) 與伊朗農耕者（雖然相關但又有所區別）的混合體，缺乏公元前6,000年後伊朗農民中常見的安納托利亞農民相關祖源。這些與伊朗農耕者相關的人群可能在北印度農業出現之前就已抵達印度，並在成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出現之前，即約公元前5,400年至3,700年，與印度狩獵採集者相關的人群混合。這個混合的IVC人群（可能起源於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很大比例將基因滲入ANI和ASI兩者"，這兩者在公元前兩千年期間成形。ANI是由"印度河邊緣相關群體"與來自草原的移民混合而成，而ASI則是由南下並與狩獵採集者混合的"印度河邊緣相關群體"形成。

#### 農業時代的遷徙

##### 近東的遷徙

研究人員Kivisild等人於1999年發表的的研究報告指出，在印度人群中發現的"高加索人種特有"粒線體DNA譜系中，"有一小部分可歸因於相對近期的基因滲入"，大約發生在距今9,300±3,000年前。這段時期恰好與"新月沃土馴化的穀物抵達印度"時期相吻合，且"為埃蘭語和達羅毗荼語人群之間可能存在的語言聯繫提供支持"。

根據研究人員列戈·羅梅羅等人 (2011) 的研究，他們對印度乳糖耐受性的調查結果顯示，"里奇等人 (2009年) 確定的西歐亞基因滲入，主要反映來自伊朗和中東的基因流動"。列戈·羅梅羅等人指出，具有乳糖耐受性的印度人，其遺傳模式顯示出"典型的歐洲常見突變特徵"。根據列戈·羅梅羅等人的說法，這暗示"最常見的乳糖耐受突變在不到10,000年前從中東進行雙向遷徙。當這個突變傳播到整個歐洲的同時，另一批遷徙者必然將突變向東帶到印度 - 很可能是沿著波斯灣海岸行進，因為在該地區也發現同樣突變的其他零星分佈"。相比之下，研究人員Allentoft等人 (2015年) 發現顏那亞文化中不存在乳糖耐受性，並指出"顏那亞和其他類似的青銅時代文化圈養牛、山羊和綿羊，但其成年人無法消化生牛奶。在青銅時代末期，即僅在2000年前，乳糖耐受性在歐洲人和亞洲人中仍然罕見"。

根據研究人員拉扎里迪斯等人 (2016) 的說法，"與伊朗農民相關的人群向北擴散到歐亞草原，而與伊朗早期農民和歐亞草原牧民兩者相關的人群則向東擴散到南亞"。他們進一步指出，ANI"可被建模為與伊朗西部早期農民和青銅時代歐亞草原人群相關的祖源混合體"。

##### 單倍群 R1a 及相關單倍群

單倍群R1a，更具體地說是R1a1a1b的分佈和提議的起源，經常被用作支持或反對印歐-雅利安人遷徙的論據。它在東歐 (Z282) 和南亞 (Z93) - 這兩個印歐人遷徙的區域 - 中以高頻率出現。這個單倍群的起源地可能指示出印歐人的"故鄉"和首次遷徙的方向。研究人員Cordeaux等人於2004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基於一個單倍群集群 (J2、R1a、R2和L) 在印度的擴散，該集群在北印度有更高的比例。他們據此論證，南印度的農業是隨著遷徙的農耕者擴散而來，南印度的基因庫也因而受到影響。

研究人員Sahoo等人於2006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以回應研究人員Cordeaux等人 (2004年) 的研究，根據這些不同單倍群在印度的擴散情況，提出這些單倍群起源於印度。根據Sahoo等人 (2006) 的觀點，這種擴散反駁任何與農業發展或印歐雅利安語系傳播相關的、從印度北部和西部地區大量湧入的人群"。他們進一步提出，"在中亞和東歐人群中高頻率出現的R1* 和R1a (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R2和R*)，可更簡潔地用相反方向的基因流動來解釋"。Sahoo等人 (2006) 認為，這情況解釋"印度和中亞人群之間共享某些Y染色體單倍群"的現象。

研究人員Sengupta等人 (2006年) 也對Cordeaux等人 (2004) 的研究提出評論，他們指出"中亞對原有的基因庫影響微小"，並主張"達羅毗荼語使用者源自半島，而非靠近印度河且因與農業相關的人口擴散而產生大量基因輸入的來源"。

研究人員Sharma等人 (2009年) 在印度發現高頻率的R1a1單倍群。因此他們論證R1a1起源於印度，並對"印度最高層級種姓起源於中亞和歐亞地區的說法提出質疑，而支持其起源於印度次大陸內部"。

研究人員Underhill等人 (2014/2015年) 總結，R1a1a1（R1a最常見的分支單倍群）在大約距今5,800年前分化為Z282 (歐洲) 和Z93 (亞洲)。根據Underhill等人 (2014/2015年) 的說法，"這暗示R1a譜系有可能伴隨著在銅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開始的人口擴散而遷徙。他們進一步指出Z93的多樣化以及"印度河流域早期的城市化也發生在大約同一時間，而R1a-M780的地理分佈（圖3d）可能反映出這一點"。

研究人員Palanichamy等人 (2015年) 在回應Cordeaux等人 (2004年)、Sahoo等人 (2006年) 和Sengupta等人 (2006年) 的同時，詳細闡述Kivisild等人 (1999年) 的建議，即西歐亞單倍群"可能是由原始達羅毗荼農民從新月沃土東角擴散到印度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遷徙而傳播"。他們的報告總結道，"L1a譜系是在新石器時代從西亞抵達，並可能與達羅毗荼語向印度的傳播有關"，這表明"達羅毗荼語起源於印度以外，並可能是由來自西亞（伊朗）的牧民引入"。他們進一步總結，有兩個子單倍群起源於說達羅毗荼語的人群，並且可能是在達羅毗荼語傳播到南印度時一起到達。

研究人員Poznik等人 (2016年) 指出，在R1a-Z93單倍群內部發生"驚人的擴張"，時間大約在距今4,500–4,000年前，這"比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崩潰早了幾個世紀"。Mascarenhas等人 (2015) 指出，Z93從外高加索擴散到南亞的時間線，與"公元前四千年西亞人群向東擴張的考古記錄相符，最終在後烏魯克四期演變成所謂的庫拉-阿拉斯文化"。

#### 印歐人的遷徙

##### 印歐-雅利安人遷徙的基因影響

研究人員Bamshad等人於2001年、Wells等人 (2002年) 和Basu等人於2003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均主張有印歐移民流入印度次大陸，但不一定是"任何形式的入侵"。Bamshad等人的2001年報告指出，種姓地位與西歐亞大陸DNA之間的相關性，可用隨後男性移民進入印度次大陸來解釋。

Basu等人的2003年報告提出印度次大陸在大約公元前1500年經歷一系列印歐人的遷徙。

研究人員Zerjal等人 (2002年) 認為"多個近期事件" 可能重塑印度的基因圖譜。

研究人員Metspalu等人 (2011年) 指出，"任何非邊緣性（小規模）的從中亞到南亞的遷徙，都應該在印度引入明顯的東亞祖源軌跡"這種說法預設一個未經證實的假設，即東亞祖源在史前中亞存在顯著的程度，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總結道，如果歐亞人曾有過一次重大的遷徙進入印度，那麼這必定發生在顏那亞文化興起之前。基於Metspalu (2011) 的研究，該論文的共同作者Lalji Singh於總結時認為，"沒有遺傳學證據表明印歐-雅利安人入侵或遷徙到印度。

穆爾賈尼等人 (2013) 指出，距今4,200至1,900年前的時期是北印度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它與"印歐語系和吠陀宗教在次大陸上首次出現的可能時間"相吻合。穆爾賈尼進一步指出，一定發生多波次的基因滲入，這些滲入對高種姓和北印度人的影響更大，而且發生得更晚近。他們認為，這可能由"額外的基因流動"來解釋，而這種流動與語言的傳播有關：

...印度人群混合的歷史，至少有一部分是與"次大陸上語言的傳播"有關。對於"北印度人"的混合時間點通常較晚（更年輕），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一次最初的ANI和ASI混合事件（該事件影響所有現今的印度人）之後，一些北方群體又從具有高比例西歐亞祖源的群體那裡獲得額外的基因流動，從而降低他們平均的混合年代。"

Palanichamy等人 (2015年) 在詳細闡述Kivisild等人 (1999人) 的觀點時總結道："在高階種姓群體中觀察到的大部分西歐亞粒腺體DNA單倍群，其系統發育親緣關係和年代估計表明近期的印歐-雅利安人從西亞遷徙到印度。根據Palanichamy等人 (2015年) 的說法："西歐亞基因滲入僅限於種姓等級。印歐-雅利安人的遷徙很可能影響既有人群的社會階層劃分，並協助建立印度教種姓制度，但不應推斷當代印度的種姓群體是直接源自印歐-雅利安移民。"

研究人員Jones等人 (2015年) 指出，高加索狩獵採集者是"ANI成分的主要提供者"。根據Jones等人 (2015) 的說法，這"可能與印歐語系的傳播有關"，但他們也指出"與穀物種植和放牧等其他發展相關的更早期的遷徙也屬於合理"。Basu等人於2016年指出，ANI與現今巴基斯坦的中南亞人群密不可分。他們假設"ANI的根源在中亞"。

根據拉扎里迪斯等人 (2016) 的說法，ANI"可被建模為與伊朗西部早期農民和青銅時代歐亞草原人群相關的祖源混合體"。

研究人員Silva等人 (2017年) 指出，"最近精細整理的Y染色體譜系樹強烈暗示，R1a確實是印歐-雅利安語使用者在青銅時代傳播到南亞的高度合理的標記。Silva等人 (2017年) 進一步指出："雖然它們很可能是從單一的中亞祖源群體擴散出來，但在次大陸內部似乎確實存在至少三個、甚至可能更多的R1a奠基者支系，這與多波次的遷徙理論一致。"

Narasimhan等人於2018年發表的報告總結，牧民在公元前2300年至1500年期間從歐亞草原向南擴散。這些在公元前兩千年的牧民很可能與印歐語系相關，他們推測與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後代發生混合。而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後代本身是伊朗農耕者與南亞狩獵採集者的混合體，構成"南亞祖源中最單一且最重要的來源"。

##### R1a-Z93的起源

研究人員Ornella Semino等人 (2000年) 提出R1a1起源於烏克蘭的假說，並認為R1a1基因是在末次冰期後傳播，隨後因墳塚文化向歐洲和東方擴張而被放大。.美國遺傳學家斯賓塞·韋爾斯則提出中亞起源的說法，暗示R1a1的分佈和年代指向一次古老的遷徙，而遷徙與庫爾干人（與墳塚文化相關）在歐亞草原擴張時的傳播相符。根據研究人員Pamjav等人 (2012年) 的說法，"內亞和中亞是R1a1-Z280和R1a1-Z93譜系的重疊區，表示R1a1-M198的早期分化區可能發生在歐亞草原或中東和高加索地區的某處，因為這些地區位於南亞和東歐之間"。

Peter A. Underhill等人於2014年進行的一項研究，利用來自歐亞大陸超過126個人群的16,244個個體進行檢測，結論是：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單倍群R1a最初的分化事件很可能發生在現今伊朗的周邊地區"。

根據Silva等人於2017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共同作者Martin P. Richards的說法，"R1a在印度的高流行率是非常有力的證據，證明青銅時代發生實質性的中亞遷徙，這次遷徙極有可能將使用印歐語者帶到印度。"See also:

## 文學研究：相似性、地理和遷徙參考資料

### 相似性

#### 米坦尼

最古老的古印度語（即《梨俱吠陀》所用的語言）銘文並非在印度發現，而是在敘利亞北部的西臺 (Hittite) 記錄中找到，這些記錄涉及他們的鄰國 - 說胡里安語的米坦尼王國。米坦尼國王在與西臺人簽訂條約過程中，在宣誓完一系列胡里安神祇後，又以神祇Mitrašil、Uruvanaššil、Indara和Našatianna的名義宣誓，這些神祇與吠陀神祇米特拉、伐樓拿、因陀羅和雙馬童相對應。當代的馬術術語，記錄在一本作者被認定為"Kikkuli"的馬匹訓練手冊中，包含印歐-雅利安語的借詞。米坦尼貴族的個人名字和神祇也帶有顯著的印歐雅利安語痕跡。由於印歐-雅利安語與馬術以及米坦尼貴族之間的關聯，推測印歐雅利安戰車手於公元前15至16世紀左右，在作為統治者淩駕於本土說胡里安語的人群之上後，被吸納進入當地人群，並採用胡里安語。

研究人員Brentjes主張在米坦尼地區"不存在任何來自中亞、東歐或高加索地區的單一文化元素"。他也將早在公元前1600年、很可能在公元前2100年之前就出現在中東的孔雀圖案，與印歐-雅利安人的出現作聯繫。

學者們排除米坦尼的印歐-雅利安人來自印度次大陸的可能性，也排除印度次大陸的印歐-雅利安人來自米坦尼領土的可能性，使從北方遷徙成為唯一可能的情景。在米坦尼、古伊朗語和吠陀語中存在一些BMAC的借詞，進一步強化這種情景。

#### 伊朗的《波斯古經》

在《梨俱吠陀》中描述的宗教習俗，與《波斯古經》（又稱《阿維斯陀》- 由先知瑣羅亞斯德創立的古老伊朗宗教（即祆教）的中心宗教文本 - 中所描繪的宗教習俗，有以下共同點：

- 共同的神祇密特拉。
- 祭司：在《梨俱吠陀》中稱為 hotṛ，在《波斯古經》中稱為 zaotar。
- 儀式物質：在《梨俱吠陀》中稱為soma，在《阿維斯陀》中稱為haoma。

然而，印歐-雅利安語的deva"神"與伊朗語的daēva"惡魔" 是同源詞。同樣的，印歐-雅利安語的asura"某一特定神祇群體的名稱"（後來指"惡魔"），與伊朗語的ahura"主、神" 是同源詞。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學者，如Burrow，將這種差異解釋為印歐-雅利安人與伊朗人之間宗教對立的體現。

語言學家，如Burrow，主張《波斯古經》最古老部分 -《伽薩》 (Gāthās) 的阿維斯陀語與《梨俱吠陀》的吠陀梵語之間存在強烈的相似性，這將瑣羅亞斯德的年代，或者至少是《伽薩》的年代，推向更接近傳統的《梨俱吠陀》年代，即公元前1500–1200年，亦即公元前1100年，甚至可能更早。研究人員Boyce同意公元前1100年這個較晚的日期，並暫時提出公元前1500年這個較早的上限。研究人員Gnoli將《伽薩》的年代定為約公元前1000年，與馬洛里1989年的觀點一致，但設有一個400年的彈性空間，即介於公元前1400年至600年之間。因此，《波斯古經》的年代也可能指是《梨俱吠陀》的年代。《波斯古經》中提到Airyan Vaejah，它是"雅利安人的16個領地之一"。Gnoli對《波斯古經》中地理參考的解釋將Airyanem Vaejah定位在興都庫什山脈。Boyce基於類似的原因，將錫爾河以北和伊朗西部的地區排除。Skjaervo帶著一些保留意見予以同意，波斯古經文本的證據使得人們無法避免得出它們是在伊朗東北某處創作的結論。維策爾指向阿富汗中部高地。Humbach將Vaējah詞源追溯到吠陀詞根 "vij"的同源詞，暗示該地區是河流湍急的區域。Gnoli認為花剌子模 - 即阿姆河下游地區，鹹海以南 - 是波斯古經世界的一個邊緣地區。然而根據馬洛里和Mair於2000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波斯古經可能的故鄉實際上是鹹海以南的地區。

### 《梨俱吠陀》河流的地理位置

《梨俱吠陀》的地理描述似乎是以"七河之地"為中心。《梨俱吠陀》早期書卷中對吠陀河流的地理位置尚不清楚，但 《河流頌歌》 (Nadistuti sukta) 是晚期吠陀社會地理的重要來源。薩拉斯瓦蒂河是《梨俱吠陀》中主要的河流之一。《梨俱吠陀》中的《河流頌歌》提到薩拉斯瓦蒂河位於東部的亞穆納河和西部的薩特萊傑河之間，而像《梵書》和《摩訶婆羅多》這樣的後續文本則提到薩拉斯瓦蒂河流入沙漠中後乾涸。

學者們同意《梨俱吠陀》中至少有部分關於薩拉斯瓦蒂河的提及是指格加爾-哈克拉河，而阿富汗的赫爾曼德河有時被引用為早期吠陀河流的所在地。.這種名稱從赫爾曼德河轉移到格加爾-哈克拉河的可能性，目前仍存在爭議。如果將早期吠陀中的薩拉斯瓦蒂河與假設在公元前兩千年初乾涸前的格加爾-哈克拉河等同，則會將《梨俱吠陀》的年代定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遠超出印歐-雅利安人遷徙理論通常假設的範圍。

在《梨俱吠陀》故土中，河流名稱和地名中存在非印歐-雅利安底層語言，將會支持印歐-雅利安人源於外部的說法。然而《梨俱吠陀》中的大多數地名以及印度次大陸西北部的絕大多數河流名稱都是印歐-雅利安語的。不過，非印歐-雅利安名稱在格加爾河和喀布爾河 (Kabul River) 地區頻繁出現，而前者（格加爾河）是後哈拉帕時期印度河人群的據點。

### 文本中對遷徙的參考資料

#### 《梨俱吠陀》

正如《波斯古經》沒提及祆教徒的外部故土一樣，《梨俱吠陀》也沒有明確提及外部故土或是遷徙。後來的印度教文本，如《梵書》、《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和《往世書》，都以恆河地區為中心（而非今日的哈里亞納邦和旁遮普邦），並提到更靠南和東部的地區。這暗示吠陀宗教和文化隨後向東移動或擴張。在《梨俱吠陀》本身，沒任何明確的跡象表明有任何方向的總體性移動；透過在文本中尋找間接參考，或者將地理參考與其讚美詩擬議的編寫順序相關聯，尚未就這個問題達成任何共識。

#### 《鮑陀耶那室羅多經》

根據羅米拉·塔帕塔帕爾的說法，《鮑陀耶那室羅多經（Srauta Sutra of Baudhayana）》 "提到留在後方的Parasus和arattas，以及其他向東遷徙到恆河中遊河谷和相當地區，例如俱盧-般遮羅和迦屍國-毘提訶等地的人群。事實上，當人們尋找這些記載時，確實存在遷徙的證據。

#### 後期吠陀和印度教文本

後期吠陀文本顯示出地理位置從旁遮普地區向東部的轉移。根據《夜柔吠陀》，耶若伐俱（一位吠陀儀式學家和哲學家) 居住在東部的彌梯羅地區 (Mithila)。《愛達羅耶梵書》 (Aitareya Brahmana) 33.6.1 記載眾友仙人（印度神話中人物）的兒子們向北遷徙，而在《百道梵書》1:2:4:10 中，阿修羅（佛教和印度神話中的一種非天神）被驅趕到北方。在更晚期的文本中，摩奴被說成是來自達羅毗荼地區的國王。在摩奴的洪水傳說中，他乘坐的船在印度西北部或喜馬拉雅山脈擱淺。吠陀故土（例如雅利安·伐爾塔、婆羅摩跋多）位於北印度或薩拉斯瓦蒂河和Drishadvati河附近。然而在一部後吠陀文本《摩訶婆羅多》《行業篇》 (108) 中，東部被描述為吠陀文化的故鄉，那裏是"宇宙的神聖創造者第一次吟唱《吠陀》" 的地方。益世王、蘇摩蒂 (Sumati) 和其他印度教傳說可能起源於東南亞。

《往世書》記載，雅雅提離開普拉亞格拉吉，恆河與亞穆納河的匯流處，並征服七河地區 (Sapta Sindhu)。他的五個兒子：雅度 (Yadu)、德魯休 (Druhyus)、布魯 (Puru)、阿奴 (Anu) 和 圖爾瓦舒 (Turvashu)，對應於《梨俱吠陀》中的主要部落。

《往世書》也記載，德魯休部落（Druhyus）被曼達特爾 (Mandhatr) 驅逐出七河之地，他們的下一任國王犍陀羅在西北地區定居，該地區因此被稱為犍陀羅國。一些人推測，後來的德魯休國王帕拉切塔斯 (Prachetas) 的兒子們"遷徙" 到阿富汗以北的地區，《往世書》文本僅僅提及他們在"鄰近"地區定居。see e.g. , , , ,

## 生態學

氣候變化和乾旱可能同時觸發印歐語使用者的初始擴散，以及印歐人從草原遷徙進入南中亞和印度。

大約在公元前4200–4100年發生過一次氣候變化，表現為歐洲冬季變冷。多瑙河下遊河谷的許多台形聚落在公元前4200年至3900年之間被焚燒和遺棄，而庫庫特尼-特里波耶文化 (Cucuteni-Tripolye culture) 則顯示出增強的防禦工事，同時向東遷移至聶伯河。草原牧民（古老的原始印歐語使用者）在大約公元前4200–4000年擴散到多瑙河下遊河谷，他們或是導致老歐洲文明的崩潰，或是趁勢利用這一崩潰而遷入。

顏那亞文化是對發生在公元前3500年至3000年之間的氣候變化的適應，當時草原變得更乾燥和更寒冷。為能充分餵養牲畜，需要頻繁將畜群移動。使用馬車和騎馬讓此成為可能，而形成"一種新的、更具流動性的畜牧形式"。這種轉變伴隨著新的社會規則和制度，以規範草原地區的局部遷徙，創造一種新的文化區隔意識 - 一種獨特的文化，以及不參與這些新制度的"文化他者"。

廣泛的乾旱化在公元前二千年導致歐亞草原和南亞都出現缺水和生態變化。在草原上，濕度降低導致植被的變化，觸發"更高的流動性和向遊牧畜牧業的過渡"。See also Eurogenes Blogspot, The crisis.缺水在南亞也產生強烈的影響：

印度河流域文明變得地區化（城市中心消失並被地方文化取代），是由於氣候變化所致，鄰近的中東地區也有這種氣候變化的跡象。截至2016年，許多學者認為乾旱以及與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貿易的衰落，導致印度河流域文明崩潰。格加爾-哈克拉河系的水流靠降雨補給，成為依賴季風提供水源的水系。印度河流域的氣候從大約公元前1800年開始變得明顯更冷、更乾燥，這與當時季風的普遍減弱有關。印度季風減弱，乾旱度增加，導致格加爾-哈克拉河向喜馬拉雅山麓收縮，進而造成不穩定且廣泛出現的洪水，使得氾濫農業難以持續。乾旱化使水資源供應減少到足以導致文明消亡並使其人口向東分散的程度。

## 本土雅利安論

持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人反對印歐-雅利安人遷徙理論，對其提出質疑，並轉而宣揚本土雅利安論。這種理論聲稱印歐-伊朗語（有時被稱為雅利安語）的使用者是印度次大陸的"本土"居民。.然而，本土雅利安論在當代主流學術界並未受到任何支持，因為它與大量關於印歐人遷徙的研究結果相矛盾。

## 訊息來源

### 印刷品

- ,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 外部連結

概述

- Rajesh Kochhar (2017), The Aryan chromosome, The Indian Express
- The History Files, Indo-Iranians / Indo-Aryans
- The Aryan question revisited (1999) by Romila Thapar
- Akhilesh Pillalamarri, Where Did Indians Come from, part1, part 2, part 3

語言學

- The Home of the Aryans by Michael Witzel (pdf)
- Agarwal, Vishal: Is There Vedic Evidence for the Indo-Aryan Immigration to India? (pdf)
- ScienceDaily, New Insights into Origins of World's Languages

考古學

- Cache of Seal Impressions Discovered in Western India
- Agrawal, D.P.: The Indus Civilization = Aryans equation: Is it really a Problem? by D.P. Agrawal (pdf)

遺傳學

- Tony Joseph (16 June 2017), How genetics is settling the Aryan migration debate, The Hindu
- Tony Joseph (2018), How We, The Indians, Came to Be summary of Narasimhan (2018)
- Scroll.in, , on Narasimhan (2018)
- The Economic Times (12 October 2019), Steppe migration to India was between 3500-4000 years ago: David Reich

Dravidianization and Sanskritization

- Razib Khan, The Dravidianization of India and The Aryan Integration Theory (AIT)

動態地圖

- Homeland time map,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