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沙尼亞民俗檔案館

愛沙尼亞民俗檔案館（Eesti Rahvaluule Arhiiv , 縮寫ERA）建於1927年，旨在收集、保存民俗資料及促進其更廣泛的研究使用。ERA位於塔爾圖，是愛沙尼亞文學博物館的分支，官方正式名稱為愛沙尼亞文學博物館下屬愛沙尼亞民俗檔案館。檔案館初建為愛沙尼亞國家博物館下屬機構，從1940年起成為愛沙尼亞文學博物館分部。20世紀時其曾用名有國家文學博物館民俗分部（Riikliku Kirjandusmuuseumi rahvaluule osakond, RKM RO）及塔爾圖大學愛沙尼亞民俗檔案館（Tartu Ülikooli Eesti Rahvaluule Arhiiv）。現任館長 Risto Järv 博士。

作為愛沙尼亞民俗的中心檔案館，除了收集、保存民俗資料外，檔案館亦有科學分析民俗材料、出版，推廣研究結果和原始資料、民俗教學等任務。

ERA 管理著近150萬頁手稿，照片收藏約62000張，音訊文件超188000個，影像資料逾1600份。除愛沙尼亞民俗資料外，ERA還收藏了曾在愛沙尼亞生活過的及仍在愛沙尼亞生活的少數族群的民俗遺產及與愛沙尼亞同源族群的民俗材料。

## 歷史

### 創建及早期

檔案館的原始資料來自於愛沙尼亞民俗收集者雅克布·胡特（1839-1907）所收集的愛沙尼亞民俗手稿資料等。在此之前，愛沙尼亞民俗資料的收集由波羅的海德意志人出於興趣及業餘語言學活動需求進行。雅克布·胡特綜合不同的倡議並鼓勵在愛沙尼亞的人民進行民俗資料的收集。民俗資料的收集與通過民俗資料對自己歷史的回顧創造為愛沙尼亞民族意識覺醒奠定了基礎。雅克布·胡特所集114696頁民俗手稿包含了對歌曲、諺語、謎語、傳說、民俗故事等的記載，這些內容來自愛沙尼亞各個地區，由超1400名收集者收集寄送。胡特將這些手稿體系化，按不同的形式和收集地點裝訂成冊。胡特死後，其收集的資料被送往位於赫爾辛基的芬蘭文學協會收藏，因為當時愛沙尼亞國內並不具備保存此類資料的條件。芬蘭民俗學家Kaarle Krohn (1863-1933) 是這一行為的發起者。

1924年其，愛沙尼亞國內開始討論建立自己的民俗博物館並帶回胡特的收藏。愛沙尼亞民俗學家奧斯卡·勞里茨就是提議者之一。愛沙尼亞民俗檔案館的建立參照了芬蘭文學協會及拉脫維亞民俗檔案館（建於1924年，是波羅的海地區第一個此類檔案館）。1927年9月24日，愛沙尼亞民俗博物館作為愛沙尼亞國家博物館的獨立下屬分支正式落地，館長為奧斯卡·勞里茨。檔案管理者集中於此前收集的民俗材料的管理，使其更好地服務於研究工作並開始進一步的收集民俗資料和編寫出版物。在蘇聯占領之前的13年間，館藏資料數量飛速增長。除手稿外，音訊文件及照片的收藏體系也建立了起來。檔案館工作越來越多得考慮到了所收集民俗材料的地理分布，其目的是補充之前收集工作的不足。檔案館也開始記錄收集愛沙尼亞少數族群及同源芬-烏民族的民俗材料，進一步豐富了館藏資料的內容。

###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1940年愛沙尼亞民俗檔案館被重編入國家文學博物館民俗部門。納粹德國占領時期（1941-1944）此類重組再次發生：民俗部門與所屬收藏一起被劃歸塔爾圖大學，而國家文學博物館暫時消失，奧斯卡·勞里茨卸任館長。1943年，所有藏品被疏散收藏至愛沙尼亞各處以防被進一步破壞。蘇聯於1944年再次占領愛沙尼亞，於是民俗部門再次被劃歸國家文學博物館，所有藏品被送歸來處。蘇聯占領第一階段（1940-1941）時期對於藏品的審查只是表面工作，但1945年後當蘇聯壓迫局勢更為明顯時，這一情況徹底改變。

### 蘇聯占領時期

1944年蘇聯軍隊將愛沙尼亞解救出納粹統治。然而，這只是新一輪占領取代舊占領。蘇聯人將愛沙尼亞併入其聯盟創立了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Estonian SSR），這一政權延續至1991年蘇聯解體。蘇聯占領時期，愛沙尼亞社會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受到影響。愛沙尼亞民俗檔案館——當時稱為國家文學博物館民俗部門，也難逃影響。在蘇聯意識形態規則下一些重要的改變就此發生了。民俗研究方法，收集資料和進行檔案整理工作的動態方法被調整為蘇聯意識形態服務。此外，一些檔案管理員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也備受鎮壓。

此時期蘇聯政權對待民俗的態度方法和國家身份認同也處於矛盾局面。一方面它鎮壓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另一方面它又大力支持國家民族文化的發展，特別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國家文化，承認每個共和國都有其國家和文化自主權。這鮮明地反映在例如各種民俗團體數量的增長，官方藝術和國家宣傳中出現的民俗母題及對民俗傳統的維護等行為中。然而，對民俗的研究仍然只是在符合聯盟利益的情況下才被允許。總的來說，對民俗的關注點聚集在工人階層及社會底層，宗教信仰之類的主題則被忽略。史達林時期，蘇聯民俗這一概念被大力讚揚。對芬蘭、斯堪地那維亞、德意志及波羅的海文化影響的描述可忽略不計，取而代之的則是對俄羅斯傳統的推崇。社會充斥著對新社會秩序和蘇聯領導人的吹捧，以及對愛沙尼亞中產階級和德意志地主階層形象的諷刺挖苦。有助於宣傳蘇聯形象，書寫片面歷史的藝術形式，例如英雄史詩，被大力推崇。

伴隨著新政權出現的則是對民俗資料收藏的重新評估。例如，雅克布·胡特被認為是中產階級研究者；而奧斯卡·勞里茨則被認為毫無價值，他的名字被從檔案索引中刪去且在新學者的研究作品和出版物中鮮少被提及。所有的民俗藏品均在1945至1952年間被審查，手稿集甚至被一頁一頁地檢查。審查的方法包括將「不合格」的頁面從集冊中裁剪、抹掉、糊掉或撕下來。大部分這樣的工作由民俗學家自己承擔，審查成為了當時民俗部門工作人員工作計劃的一部分。一些集、冊由中央國家檔案館的人員直接控制，那裡的審查更加嚴格。

被審查的材料大部分關於清晰地反映了社情的歌曲和笑話。40年代到50年代，反對及諷刺蘇聯的民俗材料被從收藏中刪除或被墨水直接抹掉。同樣地，一些包含淫穢內容的民俗材料也要接受檢查，例如下流笑話，露骨歌謠、謎語、俚語等。材料的複製及索引方法也受到中央政權影響。例如，上文提到的奧斯卡·勞里茨被從索引目錄中刪除，因此查找他所收集的材料變得極為困難。國家為了階級鬥爭和類似蘇德戰爭的重大歷史事件創造了新的更詳細的索引方法，然而其他主題（類似愛沙尼亞共和國）則被忽略。這一索引方法極大地減弱了在一堆檔案中尋找出任何非主流材料的可能性。60年代所謂「赫魯雪夫解凍」時期後，關於史達林時期的一些零散的記載和文件回到民俗部門。由於地方KGB人員直到80年代末期都緊密系統監視著收藏資料的內容，因此各材料被分置於不同的盒子中以防不必要事端。

蘇聯時期，由10到15名專業民俗學家組成的集體田野工作開始進行。直到90年代，去向鄉村的田野工作都是主流，民俗研究的重點仍集中於古老民俗。然而，民俗學家終究一步步回到了現代研究。蘇聯統治的最後一個十年，兒童民俗成為一個新的研究主題，新的民俗資料系列RKM, KP也逐漸浮現。1991年蘇聯解體後，對民俗尋根的興趣及對信仰等主題的關注逐漸增多。民俗檔案也得以復名。

### 當代

在愛沙尼亞重獲獨立後，愛沙尼亞民俗檔案館於1995年進行重組，位於塔爾圖大學文學和民俗學院、塔林語言學院和愛沙尼亞學術科學文學院的民俗材料被併入愛沙尼亞民俗檔案館。因此，到2000年，所有此前收藏於各處機構的大規模民俗材料被重聚於民俗檔案館。如今，民俗檔案材料主要供研究者和民俗領域學生使用。檔案館員工為來自愛沙尼亞和世界各地的民族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及其他學課的研究者提供幫助和支持。除研究人員外，民俗檔案材料的目標使用群也同時是所有對愛沙尼亞民俗感興趣的人。

檔案館工作人員的研究成果常能形成文章，檔案館也出版專題論文和學術文章。2000年愛沙尼亞民俗進程（Eesti Rahvaluule Arhiivi Toimetused）系列出版物在長時間迫於蘇聯政權壓力斷更後恢復發行。檔案館也負責準備和出版北歐歌謠（例如Vana Kannel, 「古老的豎琴」）系列書籍。

隨著數字資訊化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越來越多的資料庫和數位化項目逐漸推進，舊式如卡片盒開始停止工作。然而，千禧年始檔案館工作還是出現了一些問題：用電腦工作更為便捷，但是檔案中的數據及其管理還未建立起連貫明確的系統。

檔案團隊使用新科技進一步發展了檔案系統化工作，將分級和卡片盒的功能利用進檔案資訊系統。再後來，為儲存更多數字材料，數字儲藏庫的想法出現並在愛沙尼亞信息系統局（2010-2012）的資金幫助下落實。數位化時期一個重要的發展成果就是被稱作 Kivike 的資料庫的出現。

##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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