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地塊

東南亞地塊（Southeast Asian Massif）或譯為東南亞高地、東南亞山地，是人類學家讓·米肖（Jean Michaud）於1997年提出的地理區域概念。該概念旨在討論居住在亞洲大陸東南部大約300米以上的土地上人類社會的問題，因此不僅限於傳統的東南亞山地地區。它涉及10個國家或地區：中國西南部、印度東北部、孟加拉國東部、緬甸、泰國、越南、寮國、柬埔寨、馬來半島和台灣的高山地帶。在這些限制範圍內的人口約為1億，這還不包括過去幾個世紀來在這片高地周圍定居的其他居民。

東南亞地塊的概念在地理上與2002年威廉·范申德爾提出的佐米域（Zomia；源於生活於緬印交界的佐（米）族）的東部部分重疊。相對於佐米域強調對該地區歷史和政治詮釋，東南亞地塊更多地被視為地區和社會空間。

有提議將東南亞地塊單列為亞洲研究的一個細分領域，因為這一地區長期歸屬於不同政體，且皆為弱勢和邊緣化的地帶，因此常常在國別研究內欠缺關注。

## 定位

這一概念最初關乎人群與文化，因此，若要以精確的海拔、經緯度來界定這一地域，既不現實，也毫無意義；這一原則同樣適用於其外部邊界與內部區劃的劃定。寬泛而言，就其最大範圍來看，這些高地族群在歷史上散布於一片主體海拔 300 米以上、總面積與西歐相當的區域內。其北界大致為長江流域的溫帶區域，向南延伸涵蓋喜馬拉雅山脈東部與南部、青藏高原邊緣，以及雅魯藏布江 - 布拉馬普特拉河、伊洛瓦底江、薩爾溫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紅河、珠江等多條雨季有水的外流河沿線的盆地與高地。

在中國境內，這片群山地域涵蓋了藏東大部、川西與川北、湘西、粵西、雲貴高原全境，以及桂北與桂西地區。中南半島範圍內，則覆蓋了與印度東北部（梅加拉亞邦、米佐拉姆邦、曼尼普爾邦、那加蘭邦、阿魯納恰爾邦【中國稱藏南地區】）接壤的大部分邊境地帶，以及孟加拉國東南部、泰國北部與西部、寮國湄公河流域、越南北部邊境與中南部長山山脈區域，還有柬埔寨的東北邊緣地帶。

在群山北界以外，重慶盆地未被納入範圍，是因為早在千年前就已被漢人拓殖開發；湧入這片肥沃水稻種植區的大量人口，進一步向海拔約 500 米以上的川中、川西地區擴散。這一判定標準同樣適用於更靠北的甘肅與陝西地區。馬來半島之所以被排除在南界之外，是因為克拉地峽將其與這片群山地域隔斷，使其與馬來世界的聯繫更為緊密；儘管居住在馬來半島的本土高地族群奧朗・阿斯利人（Orang Asli）使用南亞語系語言，與佤族（Wa）、克木族（Khmu）、卡都族（Katu）、巴拿族（Bahnar）等群山族群存在親緣關聯。

青藏高原區域未被納入這片群山範圍，是因為其有著自身獨立的發展邏輯：這裡存在一個集權化、宗教化的統一核心，以及歷史悠久、形態獨特的政治實體，符合 「封建制」與帝國的分類範疇。歷史上，這裡的社會與群山地域的聯繫極為稀少，即便存在，也十分微弱。在此背景下，群山地域的西界，很大程度上是由語言、文化與宗教共同塑造的歷史性、政治性邊界。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這一邊界從來都不是涇渭分明的：青藏高原邊緣的諸多族群，如康巴人、納西人、雲南的摩梭人與獨龍人、尼泊爾的珞巴人，以及錫金、不丹的族群，在過去數百年間不斷變換效忠對象，反覆進出拉薩的勢力範圍。與此同時，藏緬語族與藏傳佛教也越過高原東界向外擴散。

## 歷史、語言與文化

為進一步釐清這片群山地域的細節，需納入一系列核心考量因素：歷史、語言、宗教、獨特的社會結構、經濟形態，以及與低地國家的政治關係等。事實上，高地社會之間的差異，或許遠超它們的共性 —— 其共性主要體現為同屬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共同的邊緣處境，以及從屬關係的建構模式。這片群山地域內分布著六大主要語族，沒有任何一個語族占據絕對的主流地位。

宗教層面，部分族群信奉泛靈論，也有族群信奉佛教、基督教，還有一些族群秉持道教或儒家的價值理念，回族群體則信奉伊斯蘭教；因此，絕大多數族群社會都形成了複雜的綜攝性宗教與思想體系。從歷史來看，當地族群之間長期存在的世仇與敵對狀態，正是其文化多元性的典型體現。這一地域從未在政治上實現統一，既不是一個帝國，也不是數個封建王國的共有疆域，甚至算不上一個擁有多個協同政治體系的區域。各類差異化的獨特政治組織體系，均基於帶有一定 「封建」屬性的世襲首領制度發展而來，且擁有悠久的存續歷史。時至今日的民族國家時代，這一地區分屬不同國家，對應著各不相同的政治組織形式（民主制、三個社會主義政權、一個君主立憲制、一個軍事獨裁制），這進一步放大了其由來已久的政治多樣性。

與喜馬拉雅山麓及世界上其他跨國高地一樣，東南亞這片群山地域，在歷史、經濟與文化層面始終處於邊緣化與碎片化的狀態。也正因如此，它在既有的宏大研究體系中一直缺乏應有的定位，無法成為亞洲研究中一個受關注的獨立細分領域；但對於重新思考變動世界中的邊緣社會、國家建構等基礎研究議題，卻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對這片群山地域的探究可以發現，這裡的人群擁有一種區別於主體民族的存在意識，一種地理上的偏遠感，以及因與區域性權力中心存在政治、經濟上的距離而形成的邊緣處境。文化層面，這些高地社會如同由迥異色彩拼接而成的文化馬賽克，而非由協調色調融合而成的統一畫卷 —— 正如特里・蘭博（Terry Rambo）以越南為視角做出的戲稱，這是 「一場迷幻夢魘」。然而，當我們以恰當的距離審視時，這幅馬賽克拼接畫會呈現出極為顯著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在任何時代都從未有過清晰的邊界。

歷史上，這些高地往往是低地帝國的資源供給地（包括奴隸來源），同時也是各低地政權統治範圍之間的緩衝地帶。

## 佐米亞

佐米亞（Zomia）是阿姆斯特丹大學歷史學家威廉・范・申德爾（Willem van Schendel）於公元 2002 年創造的地理學概念，用以描述東南亞大陸上，大部分未被以低地人口為核心建立的政府所管控的區域。其地理範圍與東南亞這片群山地域大體重合，但學界對佐米亞的邊界劃定始終存在分歧：普遍觀點認為其涵蓋印度支那北部（越南北部與寮國全境）、泰國境內山地、緬甸北部的撣邦高原，以及中國西南山區；也有觀點將其範圍擴展至青藏高原、印度東北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這些山地有著相近的海拔、崎嶇的地形，且因遠離國家權力的核心管控與影響，成為少數族群的世居地，其本土文化也因此得以留存。也有其他學者使用這一概念，探討東南亞各國政府處理少數族群議題時的相似策略。

佐米亞涵蓋了東南亞群山地帶超過 25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生活著近一億邊緣族群人口。這片廣袤的地域分屬八個國家的邊緣地帶，還有一個國家全境都位於其範圍內，突破了南亞、東亞、東南亞的傳統地域劃分框架。憑藉豐富的生態多樣性與跨國界的屬性，它吸引了大量學者的研究關注，被用於族群起源研究、跨國界類型定義，以及多區域研究的方法論創新。

公元 2009 年，政治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將這片跨越群山的地域作為一個統一體展開論述 —— 他將其命名為 「佐米亞」，認為這一區域的核心是圍繞統治與臣服形成的政治邏輯，居住於此的人們命運相連，他們主動建構自身的社會與文化形態，以此避免被更強大的國家整合，甚至刻意讓自身的社會呈現出反國家的結構特徵。這一論述引發了廣泛爭議，因為它與荷蘭社會學家申德爾 2002 年提出的概念存在差異：申德爾是這一術語的創造者，而斯科特的論述不僅在方法論上與其有分歧，在佐米亞的範圍界定上也與申德爾的原始定義存在顯著差異。

### 詞源

佐米亞一詞來源於 「佐米（Zomi）」，是對印度 - 孟加拉國 - 緬甸邊境地帶，使用多種具有親緣關係的藏緬語支語言的高地族群的統稱。

### 詹姆斯・C. 斯科特

耶魯大學詹姆斯・C. 斯科特教授在其 2009 年的著作《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中，論述了這一區域族群文化的存續邏輯，為現代性敘事中的傳統 「同化論」提供了一套反抗性的敘事框架。傳統同化論認為，人們一旦接觸到現代科技與現代國家帶來的便利，就必然會被同化；而斯科特則提出，佐米亞的部落族群是在有意識地逃離國家管控與以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體系。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寫：

【山地部落】將河谷地帶視為 「我們逝去的祖先」，視為 「我們在掌握稻作、接受佛教與步入文明之前所珍視的事物」。反過來也可以說，兩千年來，不斷有人為了逃離河谷國家體系帶來的奴役、徵兵、徭役、瘟疫與戰爭，成為脫離管控的逃亡者，形成了馬龍式的社群。

斯科特將佐米亞視為地球上最大的、尚未被民族國家完全吸納的區域，儘管他認為這一狀態終將終結。他提出，佐米亞的語言體系發生了顯著的演變，山地族群使用的語言與平地族群存在明顯差異；至少在形式上，山地與平地的親屬結構也截然不同。山地社會同樣會生產 「剩餘產品」，但這些剩餘並未被用於供養王權與僧侶階層。山地與河谷社會都存在社會地位與財富的差距，但這種差距在河谷社會形成了固化的等級，在山地社會卻極不穩定，且僅能在極小的地理範圍內形成影響。

## 異議與爭議

### 不同維度的批判

讓・米肖（Jean Michaud）在其《東南亞山地族群歷史辭典》中，解決了以語言學範式界定佐米亞世居族群時面臨的諸多困境。他提出，佐米亞的族群始終被各個民族國家定義為少數群體，而這一界定本身就存在諸多爭議。在 「民族（National）」這一概念上，米肖指出，東南亞山地族群實際上處於平行發展的狀態，許多族群的分布範圍跨越了多個國家。在他看來，對於人口規模如此龐大的這些族群而言，「少數群體」並非一個合理的定義；他甚至提出，「群體」這一概念本身也存在問題，因為其內含的共同體屬性與社會凝聚力內涵，並不適用於所有族群。

公元 2010 年，《全球歷史期刊》推出了名為 「佐米亞及其之外」的特刊，多位東南亞研究領域的歷史學家在特刊中對斯科特的論述做出了回應與批判。例如，東南亞研究專家維克多・利伯曼（Victor Liberman）雖認同 「高地族群主動建構了自身的社會形態，以應對其所面臨的政治與自然環境」這一核心觀點，但他同時指出，婆羅洲的高地族群也形成了與佐米亞族群相似的文化特徵，如本土語言的強化、游耕農業的發展等，而這些特徵的形成，完全不存在低地政權的壓迫這一背景。

近期，斯科特的理論也遭到了湯姆・布拉斯（Tom Brass）的質疑。布拉斯提出，「東南亞高地是人們為了逃離國家管控而主動選擇的避難所，當地族群是自願遷移至此」的核心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他認為，斯科特的理論構建了一種理想化的族群統一性，是帶有 「新民粹」色彩的後現代主義敘事，缺乏民族志證據的支撐。布拉斯最終提出，這些人群既非主動選擇遷移至高地（反而大多是被迫離開河谷地區），也從未真正脫離過低地國家的勢力範圍；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從未擁有真正的自主權與安全感。

愛德華・斯特林厄姆（Edward Stringham）與卡萊布・J. 邁爾斯（Caleb J. Miles）則通過分析東南亞的歷史學與人類學證據，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認為這些族群已經成功避開國家管控長達千餘年。斯特林厄姆進一步分析了這些族群用於規避、逃離與抵禦國家權力的習俗與制度，最終提出：像佐米亞這樣的無國家社會，正是通過本土特殊的生產方式抵禦了國家權力的滲透，並形成了針對國家的文化抵抗。

## 文化和現狀

東南亞地塊的地理、政治和文化樣貌皆頗為破碎多元，分屬多國的控制。東南亞地塊從未統一，甚至從未歸屬於同一政治或文化圈；當地長久維持著類似於歐洲封建制度的世襲領主統治。

東南亞地塊長期是其低地宗主的人力物力儲備地，及與他國的緩衝地。

有調查表明，東南亞地塊的住民普遍身為所在國的「少數人群」，其地位傾向於邊緣化，有著與主流人群不同的認同感和地理上的邊緣感。學者泰瑞·蘭博（Terry Rambo）從越南的角度出發，稱之為「迷幻的噩夢」。

學者讓·米肖（Jean Michaud）指出，東南亞地塊的住民經常被稱呼為「國家少數群體」，而米肖質疑這個詞彙，首先並不應冠以「國家」，因為高地居民是跨國群體，且不應以「少數」形容，因為其總規模並不少數；甚至「群體」一詞也有問題，因為這些人群並不足以構成有凝聚力的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