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巴爾道夫

羅伯特·巴爾道夫（Robert Baldauf，1881年4月22日－1918年5月26日）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巴塞爾大學學習古典語言學。從1904年起，他在法蘭克福擔任記者，直至1918年逝世。

## 生平

1881年4月22日，羅伯特·巴爾道夫出生在瑞士巴塞爾鄉村州瓦爾登堡。在很長一段時間，他都被完全遺忘了，直到幾年前才作為所謂年代學批評的一部分被重新發掘。從他的出版物來看，他在巴塞爾大學學習古典語言學，直到1901/1902冬季學期，但並不清楚他獲得了什麼學位。1能確定的是，他入學只有兩個學期。1

1904年，羅伯特·巴爾道夫成為著名自由派的《法蘭克福報》（現《法蘭克福匯報》）的特稿編輯，並一直為該報工作，直至逝世。用西婭·斯特恩海姆的話來說，評論家巴爾道夫是一位「德國國家記者」。《庫什納德國文學日曆》2017年列出了法蘭克福報的四位專題編輯，其中就包括巴爾道夫。他於1918年5月26日去世，年僅37歲。死因不為人知，但當時西班牙流感正在法蘭克福肆虐。

這位語言學家和私人講師的說法不受限制地被採用，可以追溯到英語系列《歷史：虛構還是科學》（History: Fiction or Science）的第二卷。該系列自2003年以來，由俄羅斯數學家和年代學評論家阿納托利·福緬科領導的工作組在莫斯科大學出版。但早在幾年前，烏韋·托珀在其書中就已經提出了一些主張。由於巴爾道夫計劃出版的系列出版物中的第一卷是由萊比錫Dykschen Buchhandlung出版的，甚至有人懷疑巴爾道夫根本不是瑞士人。在這種情況下，福緬科再次在無證據的情況下談到「德國私人講師羅伯特·巴爾道夫」。

## 工作

巴爾道夫計劃出版一套四卷本圖書，總標題為《歷史與批判——一些批評性評論》（HISTORIE UND KRITIK (einige kritische bemerkungen)）。在1902和1903年，他出版了其中的兩卷，先是第四卷，然後是第一卷。然而，其它兩卷似乎從未面世。

巴爾道夫稱，他檢查過的著作大多是近期的贗品。他採取的立場，與當時的普遍學說相反，而且他對此並不迴避。他發現，《舊約》歷史書籍與中世紀浪漫主義作品，以及荷馬的《伊利亞特》之間，存在顯著的相似之處。因此他相信《伊利亞特》和流傳至今的《聖經》文本都來自中世紀晚期，所謂「遠古」並非遠古。在他看來，一些古代和中世紀的作品，雖然在時間上相隔幾個世紀，但卻非常相似，因此他認為它們可能是同一作者的作品，或者至少是同一時期的作品。他在微妙的語言學分析中，使用純粹的文本批判方法，得出了與讓·哈杜安相似的結論。哈杜安比巴爾道夫早200多年，是法國耶穌會士和博學者，他研究了聖加侖修道院圖書館的著作。但巴爾道夫似乎並不知道他，至少沒有在任何地方提到過他。

但與哈杜安類似，他並沒有質疑時間本身的計算，正如所謂的年代學批評家所做的，例如德國的赫里伯特·伊利格和烏韋·托珀，以及俄羅斯的阿納托利·福緬科——當然，我們仍能在他和哈杜安身上看到同樣的思想和精神。巴爾道夫在其獨特的正字法中幾乎一致地使用小寫字母，明確表示他對「重新編排」（Neuordnung）年表根本不感興趣，而只對所謂古代或中世紀著作的重新確定日期（Neudatierung）感興趣：

巴爾道夫在第四卷中對古代詩歌的研究表明，一些古代詩人使用的格律和韻律與中世紀游唱詩人相似。巴爾道夫確信賀拉斯的詩句起源於中世紀，並指出在表達和韻律上受到德國（小節韻）和義大利的影響。此外根據巴爾道夫的說法，賀拉斯和奧維德的詩歌之間存在很大的相似之處（儘管他們可能並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因此他得出結論，兩人的作品都是由第三者寫的——顯然是很久以後。古典語言學解釋說，羅馬文學深受希臘模式，尤其是荷馬著作的影響，而《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使用的主題至今仍影響著所有西方文學。

對於義大利人文主義者在德國修道院圖書館的轟動發現，巴爾道夫對其描述提出了嚴重質疑。他深入研究了著名的瑞士本篤會聖加侖修道院的歷史，據說該修道院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圖書館之一。

事實上，在文藝復興時期，它更像是一座完全破敗的修道院，整個修道院只有兩名沒有受過教育的貴族——修道院院長海因里希·馮·貢德爾芬根和教務長格奧爾格·馮·恩內（Georg von Enne）。6—19在研究過程中，巴爾道夫發現了有三個人可能竊取書籍的痕跡，他們是義大利人文主義最豐富多彩的人物之一、文藝復興時期學者波吉歐·布拉喬利尼，以及辛修斯·魯斯蒂庫斯（Cincius Rusticus）和巴托洛梅奧·德·蒙特·波利蒂亞諾（Bartolomeo De Monte Politiano）。這三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脈廣泛的、羅馬教廷的僕人。據說1415年冬天，他們從這座修道院圖書館偷走了，或者只是複製了手稿和書籍，這些書籍在當時和現在都被認為是古老的。

我們不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甚至報告中的作品數量也相差很大——波吉歐本人談到了三位作者的書；在其威尼斯贊助人弗朗西斯科·巴巴羅的一封信中談到了更多內容，一份當代期刊稱這些書籍或手稿可以裝滿「兩輛馬車」。1638—43然而，在三名羅馬人中，只有波吉歐後來談到了「大堆的書籍」堆在「塔樓的地板上。那塔樓就像可怕而黑暗的地牢，即使是被判死刑的人也不應該被驅逐到那裡。」他所說的，指的是只有他想進入的修道院塔樓。1640

「眾所周知，人文主義信件是一種獨立的信件類型。但正是這種『特殊性』脫穎而出，」巴爾道夫對當代這些不透明的事件冷冷地評論道。16一部《戈茨豪斯聖加侖編年史》（chronik des Gotzhaus St. Gallen），沒有任何關於大型圖書館或書籍寶藏的記錄。但它確實提到了修道院院長海因里希，他在訪問羅馬後僅兩年就被免職：「主是無知的，他思想放蕩。」上面寫道：「並在康斯坦茨議會中被廢黜」。但前幾個世紀的聖加侖修道院院長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只有貴族才有可能領導修道院。例如，海因里希的前任「不道德的庫諾·馮·斯托費爾恩」（Cuno von Stoffeln，1411年去世），或更早的前任「愚蠢的希爾德博爾德」（Hildebold，1328年去世），都是典型的未受過教育的封建教士。他們認為自己的修道院僅僅是一種恩賜，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獲取好處，把錢裝入自己的口袋。「他們很無知，連1291年的住持篇章都寫不下來；另一方面，他們在馬廄、打獵、宴會和軍事征戰中度過了艱苦的生活，最終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精神生活本身更重要。」

一年後，巴爾道夫在萊比錫發表了其批判的第一卷，副標題為《聖加侖的修士》（Der Mönch von St. Gallen）。巴爾道夫試圖通過文本批判性分析和對選定文本段落的比較來證明，僅有的保存不完整的作品《桑加勒修道士講述查理曼大帝的功績》（Monachus Sangallensis de gestis Karoli Magni）通常被認為是聖加侖修道士諾克一世的作品，但實際上並非來自加洛林時期，而是來自11世紀。聖加侖修道士埃克哈德四世在該世紀撰寫了這本書，他是唯一記錄此事的人。但即便如此，根據巴爾道夫的說法，他在檢查手稿中發現了一些羅馬語言特有的表達方式，這種方式似乎與兩個聲稱的日期（一個可以追溯到九世紀，另一個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紀）都不相符。除此之外，他還發現了明顯更晚時代的段落，例如：無聊故事中有些事情發生在公共蒸汽浴室（這種事物當時甚至並不存在，因為歐洲人直到收復失地運動後期才知道它們），甚至暗指宗教裁判所。

第四卷在168頁後突然結束，就像未完成一樣，甚至連所使用的文獻都沒有單獨列出，這與第一卷形成了鮮明對比。第四卷印刷得很倉促，給人的感覺是作者自費匆忙印成的。2

他在書中總結了其研究成果。第四卷有以下文字：「荷馬、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品達、亞里斯多德的年代更接近一些。他們大概都是同一個世紀的人。但他們的故鄉肯定不是古希臘，而是14、15世紀的義大利。我們的羅馬人和希臘人是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再說一次：寫在莎草紙和羊皮紙上的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歷史，完全是義大利人文主義的巧妙偽造，而刻在黃銅和石頭上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但巴爾道夫在其書中只粗略地涉及了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品達和亞里斯多德，更多地則是以荷馬作為證據，證明諾克一世及其作品是後一個世紀的發明。97這兩本書仍然是非常零散的成果，但這並不能充分支持作者從中得出的影響深遠的結論。他的觀點遭到了當代歷史學家的反對。

從他擔任《法蘭克福報》專題編輯時起，關於阿圖爾·施尼茨勒、奧古斯特·斯特林堡、弗蘭克·韋德金德和勒內·席克爾戲劇的各種文章（署名縮寫為rb）就廣為人知，但並沒有廣泛的出版物。

## 基本資料

- 民族：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