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協商理論

本文介紹的是作為自我形象隱喻的「面子」。關於社會學中的相關概念，參見「面子（社會學概念）」。

面子協商理論是由斯特拉·廷—圖米（Stella Ting-Toomey）於1985年提出的理論，用於解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中的衝突與分歧。該理論認為，「面子」指個體在與他人互動過程中所展現的社會自我形象。是一種普遍存在於不同文化中的社會現象。在衝突情境中，個人的面子會受到威脅，因此人們往往會試圖維護或恢復自己的面子。根據該理論，這一系列溝通行為被稱為面子工作（facework）。由於人們對「面子」的情境意義理解不同，而且不同文化中的「面子工作」實踐方式也存在差異，因此，該理論建立了一套跨文化分析框架，用於研究不同文化中的面子協商行為。需要注意的是，「面子」的定義會因個人及其所屬文化而有所不同，不同文化中的個體在「面子工作」的實踐方式上也存在差異。根據廷—圖米的理論，大多數文化差異大致可以區分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該理論旨在解釋不同文化之間的此類差異。

## 背景

在該理論中，「面子」被視為個人社會形象的一種體現該概念源自中文語境中的兩種觀念，廉（lien）與面子（mien-tzu）。其中，「廉」指個體內在的道德性面子，涉及羞恥感、人格操守、自我貶抑及榮譽等層面。「面子」則指個體外在的社會形象，涉及社會認同、地位、權威、影響力及權力等方面。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也在當代西方研究中討論了「面子」概念，並將「廉」（lien）與「面子」（mien-tzu）分別理解為身份與自我。他指出，面子關乎個體所呈現出來的形象，這種社會形象具有即時性與自發性，並與社會互動的動態過程密切相關。戈夫曼還認為，面子是「表演」的一部分，而所謂表演，是指個人在日常活動中用以影響他人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西方社會將面子視為一種可以經營的社會資產。對「面子」的展現既可能是為了他人，也可能是為了自身利益。相應地，「面子工作」是指為維持個人自我形象與公眾印象一致而採取的溝通行為。面子工作主要分為兩種形式：修復性面子工作與預防性面子工作。修復性面子工作是指在面子已經受損之後加以恢復的行為；預防性面子工作則是指通過溝通來防止面子受到威脅或喪失的行為。此外，佩內洛普·布朗（Penelope Brown）和史蒂芬·萊文森（Stephen Levinson）關於禮貌理論的進一步研究表明，對面子的追求是一種普遍存在的關切。布朗與萊文森進一步提出，面子可指個體的兩種需求：一是積極面子，即希望得到他人的認同；二是消極面子，即希望自身的行為或想法不受他人阻礙。因此，在將禮貌視為一種面子維護機制的觀點中，參與者的需求比互動本身更為重要。事實上，布朗與萊文森認為，面子是一種「承載情感投入、可能喪失、得以維持或獲得提升，並且必須在互動中不斷加以關注的東西」。不過，萊文森與布朗並未討論不同文化中的具體規範，而這正是而廷—圖米的面子協商理論正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文化差異對面子行為的影響

廷—圖米在前人觀點基礎上進一步加以發展，將「面子」界定為個體在關係與社會網絡情境中所主張的、積極的社會性自我形象。「面子工作」則是指一組用於展現自我面子，並維護、挑戰／威脅或支持他人面子的溝通行為。換言之，面子工作可以被理解為一個人所接收到的全部資訊之總和，而這些資訊會影響其獲得或失去面子。

基於上述概念與框架，面子協商理論主要探討跨文化衝突風格。人們所感知到的或實際存在的衝突差異主要圍繞三個層面展開：內容層面、關係層面與身份層面。其中，內容衝突指的是與相關個體本身之外的實質性議題有關的衝突；關係衝突指的是個體如何界定，或希望如何界定，在某一特定衝突情境中的彼此關係；身份衝突則涉及身份是否被確認或拒絕、是否受到尊重，以及是否獲得認可等問題。從這一角度看，身份議題與文化基礎上的面子取向因素密切相連。所謂面子威脅事件，本質上也是一種身份期待受到違背的事件。因此，面子協商理論將衝突，尤其是跨文化衝突，視為一種需要相互依存的衝突雙方主動進行面子工作管理的情境。此外，在面子協商過程中，個體不僅會與他人協商面子，也會與自身進行面子協商。

自創立以來，該理論經歷了多次版本修訂。1988年版本提出了7項假設與12項命題， 1998年版本提出了7項假設與32項命題，而目前較新的2005年版本則包括7項假設與24項命題。

## 組成部分

###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要理解廷—圖米的理論，首先必須理解個人主義文化與集體主義文化之間的差異。「個人主義—集體主義」這一概念源於赫爾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所著《文化之後果》（Culture’s Consequences）。在該書中，霍夫斯泰德將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視為不同文化之間存在差異的四個維度之一。而在廷—圖米的面子協商理論中，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也被看作區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重要差異之一。

與集體主義文化相比，個人主義文化較為少見，因為其大約只占世界文化的三分之一。心理學教授哈里·特里安迪斯（Harry Triandis）指出，區分個人主義文化與集體主義文化，主要可以從自我認知、目標取向與責任義務三個方面加以考察。

在個人主義文化中，人們往往更關注自身，而非自己所參與的群體。因此，自我介紹通常只是簡單說明個人的姓名、年齡等資訊。相反，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個體自我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其所屬的群體。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人，通常更傾向於通過自己所歸屬的群體來定義自我。

## 假設

面子與面子工夫被視為普遍存在的社會互動現象。面子協商理論認為，文化因素會影響特定情境中面子意義的建構，以及個體實施面子工夫的方式。因此，該理論通常提出以下假設：

- 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在溝通過程中都會進行面子工夫。個體會持續維護自身的社會形象，這既包括維護自我面子，也包括維護他人面子。在職業情境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個體，例如美國、德國的員工，通常更強調直接溝通、自我表達與果斷性，以維護自我面子；而東亞文化背景下的個體，例如日本、中國的員工，則可能更傾向於採用沉默、委婉表達或順從等間接溝通策略，以維護他人面子及群體和諧。
- 當個人或群體身份受到質疑時，面子問題會變得突出。在群體互動中，若個體的地位、角色或歸屬受到質疑，可能會形成面子威脅情境。在線上互動中，尤其是在社交媒體環境下，當個人觀點受到公開挑戰時，個體可能會感受到面子威脅，並採取解釋、否認或攻擊等防禦性溝通策略。
- 第三，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文化，以及小權力距離文化與大權力距離文化之間的差異，會深刻影響個體的面子管理方式。個體如何與他人溝通，往往受到其所屬文化中權威關係、群體歸屬和社會角色規範的影響。例如，在工作衝突中，受個人主義和小權力距離文化影響的美國員工，可能更傾向於通過直接溝通或正面對抗解決問題；而受集體主義和大權力距離文化影響的中國員工，則可能更傾向於採用調解、迴避正面衝突或間接溝通等方式，以維護群體和諧和關係穩定。
- 第四，個人主義文化較傾向於採用以自我為導向的面子功夫，而集體主義文化則較傾向於採用以他者為導向的面子功夫。換言之，來自個人主義文化的個體在面臨威脅面子的社會情境時，更可能優先維護自身面子；而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個體則更可能將自身面子與互動中其他成員的面子聯繫起來，並重視整體關係與群體形象的維護，而不是採取「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方式。例如，若一名美國員工在會議中受到負面反饋，他可能會通過解釋或辯護來維護自我面子。相比之下，一名日本員工則可能較為安靜地接受批評，並將重點放在修復群體的集體面子與關係和諧上。
- 第五，小權力距離文化較傾向於採用「個體平等」的互動框架，而大權力距離文化則較傾向於採用等級化的互動框架。換言之，在小權力距離文化中，社會成員之間的權力差異被相對弱化，人們更強調平等溝通、個人表達與雙向反饋；而在大權力距離文化中，權威關係、社會地位和等級秩序更受重視，個體在與上級或權威人物互動時，往往更注重禮貌、服從與避免冒犯。這種差異常常體現在不同權力距離文化的政治氛圍與組織溝通模式中。例如，在瑞典等小權力距離文化中，員工可能較為直接地向管理者提出反饋，因為這種溝通較少被視為威脅面子的行為。相比之下，在墨西哥等大權力距離文化中，員工可能會避免直接表達對上司的不同意見，以減少造成面子威脅的可能。
- 第六，行為還會受到文化差異、個體因素、關係因素與情境因素的共同影響。換言之，面子協商理論並不認為個體行為只由文化背景單方面決定。個體的溝通方式還會受到個人性格、雙方關係、互動場合、權力關係、衝突程度以及具體社會情境等因素影響。因此，即使來自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在不同關係和情境下也可能採取不同的面子管理策略。例如，一名印度外交官在與西方代表談判時，可能會根據對象和場合調整其溝通方式：在與東方代表交流時，可能採用較為間接和含蓄的表達；而在與西方官員交涉時，則可能轉向較為直接的語言風格。
- 第七，跨文化溝通能力是知識與正念意識共同作用的結果。換言之，有效的跨文化溝通不僅依賴於對不同文化規範、價值觀和互動方式的了解，也依賴於個體在具體交流情境中的覺察能力。溝通者需要意識到自身文化假設，並在互動中留意對方的面子需求、身份認同、權力關係與情境變化，從而更恰當地調整溝通方式。例如，一名在中國工作的跨國企業領導者，可能會主動了解當地「給面子」的實踐方式，例如在公開場合尊重長輩和上級，以建立穩定關係，並避免無意中冒犯當地合作夥伴。

## 分類體系

面子協商理論主要涉及五組主題：面子取向或面子關切、面子變動、面子功夫互動策略、衝突溝通風格，以及面子內容領域。在該理論的2005年版本中，這五組主題類別被稱為「核心分類體系」。

面子取向決定了面子協商者在處理衝突資訊時，其注意力與溝通能量所指向的重點。由於不同文化價值觀所形成的面子關切存在差異，面子協商者可能會傾向於維護自我面子，即個人自身形象；他者面子，即衝突中另一方的形象；或共同面子，即雙方形象以及／或者關係形象。

例如，在個人主義文化中，如美國、德國和英國，個人權利、自由以及「自己動手」的態度被賦予較高價值。個人主義文化通常被視為強調個體獨立性。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如日本、沙烏地阿拉伯和哥倫比亞，人們更重視「我們」而非「我」。群體需求通常被認為高於個人需求，因此獨立性或個人主義可能被視為自私。世界上約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個人主義社會中，而其餘三分之二的人則被認為生活在集體主義文化中。

面子取向還涉及權力距離的概念。大權力距離文化中的人接受不平等的權力分配，並依賴既定的等級秩序，例如年齡、性別和角色等，而不僅僅是社會等級；他們也理解獎賞與懲罰通常基於社會地位。小權力距離文化中的人則重視較為平等的權力分配、對稱性的關係，以及基於個人表現的獎賞與懲罰。丹麥是小權力距離文化的例子，而日本體現了大權力距離文化；美國在權力距離方面通常被認為處於中間位置。

借鑑吉爾特·霍夫斯泰德的研究，面子協商理論指出，雖然個人主義與權力距離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維度，但二者之間存在相關性。高度個人主義的文化通常具有較低的權力距離，反之亦然。

除文化層面的集體主義—個人主義與權力距離之外，面子協商還包括個體層面的自我建構。自我建構是面子協商理論中的個體層面概念，可被視為理解跨文化衝突的另一種補充性路徑，同時也與文化變異密切相關。自我建構包括兩種類型：獨立自我建構與相互依賴自我建構。獨立自我建構是指個體在較大程度上將自身視為獨立存在的實體；而相互依賴自我建構較強的人，則傾向於將自身理解為人際關係中的組成部分。根據古迪昆斯特的觀點，在個人主義文化中，獨立自我建構較為占主導地位；而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人們則更多與相互依賴自我建構相關。

### 面子變動

面子變動是指在衝突事件中，協商者在選擇維護、防禦或提升自我面子與他者面子時所面臨的不同選項。根據對自我面子，即個人形象，以及他者面子，即對方自我形象的關注程度，面子變動可分為四種情況：

- 如果對自我面子和他者面子均具有高度關注，其結果是共同面子保護。
- 如果對自我面子和他者面子均缺乏關注，其結果是共同面子消除。
- 如果高度關注自我面子，但較少關注他者面子，其結果是自我面子防禦。
- 如果高度關注他者面子，但較少關注自我面子，其結果是他者面子防禦。

Ting-Toomey 認為，協商者只有在若干條件被感知為嚴重時，才會認為自身面子受到威脅。這些條件包括：被違反的文化認可的面子功夫的重要性、因文化距離較大而產生的不信任感、衝突議題的重要性、雙方之間的權力距離，以及將對方視為外群體成員的認知。上述條件都可能使威脅面子的溝通變得顯著。一個人是否捲入衝突，取決於其如何感知該情境中的面子威脅程度。

在個人主義文化中，衝突對自我面子的威脅越強，個體越可能採取攻擊性回應。在集體主義文化中，由於共同面子關切較為重要，個體可能更傾向於迴避衝突，以緩和局勢。集體主義溝通者也可能需要通過第三方調解，推動衝突解決進程。

### 面子功夫互動策略

總體而言，個人主義文化傾向於採用較為直接、低語境的面子功夫，重視語言溝通，並通過非語言姿態加以強調。集體主義文化則傾向於採用較為間接、高語境的面子功夫，強調非語言層面的細微表達。常見的面子功夫策略主要有三種：支配型、迴避型與整合型。支配型面子功夫以贏得衝突為目標，強調維持可信的個人形象；迴避型面子功夫則通過間接處理衝突來維持關係和諧；整合型面子功夫同時關注問題內容的解決與關係的維護。

沿著面子關切取向這一維度，面子功夫可發生在情境之前、防禦性地預防面子受損；發生在情境之中；也可發生在情境之後，用於修復面子。預防性面子功夫旨在威脅發生之前儘量減少面子損失。預防性策略包括展示資歷、請求暫緩判斷、預先披露、預先道歉、模糊表達以及免責聲明等。集體主義文化通常比個人主義文化更傾向於使用預防性策略。修復性面子功夫則旨在修復已經失去的面子。修復性策略包括藉口、辯解、直接攻擊、幽默、實際補救、消極攻擊、迴避以及道歉等。相較於集體主義文化，個人主義文化更可能使用修復性面子功夫。

面子功夫不同於衝突風格。前者運用的是保全面子的策略，這些策略可以在衝突事件發生之前、過程中或之後使用，也可應用於各種身份受到威脅或身份需要保護的情境。此類策略不僅關注衝突目標本身，也關注關係身份與面子身份。相比之下，衝突風格是個體在衝突情境中選擇介入或退出時所使用的具體策略。預防性與修復性的面子功夫策略，通常是在個體面子受到威脅時被採用。

### 衝突溝通風格

衝突風格是指個體在自身文化中通過社會化過程習得並形成的行為模式。Rahim 將衝突風格的分類建立在兩個維度之上。第一個維度是對自我的關切，即個體認為維護自身面子或其文化面子的重要程度，這一維度可由高到低進行衡量；第二個維度是對他人的關切，即個體認為幫助他人維護其面子的重要程度，同樣可由高到低進行衡量。兩個維度結合後，形成了五種處理衝突的風格。個體會根據維護自身面子與他者面子的重要性，選擇相應的衝突處理風格。

- 支配型：將一方的立場或目標置於另一方之上。
- 迴避型：迴避衝突議題、衝突對象或整個衝突情境。
- 順應型：高度關注他人的衝突利益，並將其置於自身利益之上。
- 妥協型：通過相互讓步的方式達成折中協議。
- 整合型：在高度關注自身利益與他人利益的基礎上，尋求問題解決。

2000年，Ting-Toomey、Oetzel 和 Yee-Jung 在原有五種風格的基礎上，加入了另外三種衝突溝通風格。這三種風格進一步豐富了跨文化衝突溝通的分析。

- 情緒表達型：通過表達個人情感來處理和控制衝突。
- 第三方協助型：通過尋求額外幫助來管理溝通並解決衝突。
- 消極攻擊型：以迂迴方式回應衝突，並間接地歸咎於他人。

其他研究者則採用不同方式對衝突策略進行分類。Ting-Toomey 於1983年將處理衝突的策略分為三類：整合型、分配型和消極—間接型。

整合型衝突策略包括整合型與妥協型風格，體現了對共同面子的關注以及尋求解決方案的需要。選擇這一策略的人會與衝突中的另一方合作，以尋求對雙方而言儘可能最佳的解決方案。整合型策略的例子包括傾聽對方、尊重對方感受，以及以有助於協商的方式表達個人觀點。

分配型衝突策略採用支配型的衝突處理方式，強調個體自身相對於他人的權力。這種風格體現的是自我面子。消極—間接型衝突策略則與順應型和迴避型衝突處理風格相一致，並體現他者面子。

### 面子內容領域

面子內容領域是指個體在面子功夫中所涉及的不同議題。在多樣化的溝通情境中，個體具有不同的面子期望或面子需求。個體運作的面子內容領域主要包括六類：

- 自主性：指人們希望他人承認自身的獨立性、自足性、隱私、邊界、不受強加的需要、控制權問題，以及對他人自主性面子需求的考量。
- 包容性：指人們希望被視為值得交往的夥伴，並被認為是討人喜歡、容易相處、令人愉快、友善且具有合作精神的人。
- 地位：指人們希望他人欣賞自身的有形與無形資產或資源，包括外貌、吸引力、聲譽、職位、權力以及物質價值。
- 可靠性：指人們希望他人認識到自己是值得信任、可依賴、可靠、忠誠，並且言行一致的人。
- 能力：指人們希望他人認可自身的品質或社會能力，例如智力、技能、專業知識、領導力、團隊建設能力、人際網路能力、衝突調解能力、面子功夫能力以及問題解決能力。
- 道德性：指人們希望他人尊重自身的正直感、尊嚴、榮譽、得體性與道德感.

### 使用

在與一方開始協商之前，上述內容是促成雙贏協商狀態所需要關注的基本要素。協商者在開始協商時，應先觀察並理解對方的反應，然後結合事先準備好的關切事項清單進行思考，以確認對方的利益領域，並據此展開相應角色行動以實現目標。

### 理論命題

面子協商理論的核心包括24項命題。這些命題建立在七項理論假設和五項分類體系之上，並已在大量案例和研究中得到驗證。它們從文化、個體和情境三個溝通層面描述面子功夫。

### 文化層面的命題15

1 個人主義文化成員較集體主義文化成員更傾向於表達維護自我面子的關切。

2 集體主義文化成員較個人主義文化成員更關注維護他者面子。

3 集體主義文化成員較個人主義文化成員更關注維護共同面子。

4 個人主義文化成員在衝突中較傾向於使用直接且支配性的面子功夫策略。

5 集體主義文化較個人主義文化更傾向於使用迴避策略。

6 集體主義文化成員較個人主義文化成員更常使用整合型面子功夫策略。

7 個人主義文化較集體主義文化更偏好支配型或競爭型衝突風格。

8 個人主義文化較集體主義文化更常使用情緒表達型衝突風格。

9 個人主義文化成員較集體主義文化成員更常使用攻擊性衝突風格。

10 集體主義文化成員較個人主義文化成員更常使用迴避技巧。

11 集體主義文化成員較個人主義文化成員更常使用順應型衝突風格。

12 集體主義文化成員較個人主義文化成員更常使用妥協型衝突風格。

個體層面的命題

- 獨立型自我與自我面子關切呈正相關。
- 相互依賴型自我與他者面子／共同面子關切呈正相關。
- 自我面子維護與支配型／競爭型衝突風格相關。
- 他者面子維護與迴避型／順應型衝突風格相關。
- 他者面子維護與妥協型／整合型衝突風格相關。
- 獨立型自我建構與支配型／競爭型衝突風格相關。
- 相互依賴型自我建構與順應型／迴避型衝突風格相關。
- 相互依賴型自我建構與妥協型／整合型衝突風格相關。
- 雙重自我建構與妥協型／整合型衝突風格相關。
- 矛盾型自我建構與忽視型／第三方協助型衝突風格相關。

情境層面的命題

- 個人主義者或獨立型自我人格者，在處理內群體與外群體衝突情境時，較傾向於表現出更高程度的自我面子維護關切，以及較低程度的他者面子維護關切。
- 集體主義者或相互依賴型自我人格者，在群際衝突情境中，與內群體成員互動時較傾向於表現出更高程度的他者面子關切；而與外群體成員互動時，則較傾向於表現出更高程度的自我面子維護關切

### 跨文化面子功夫能力

基於最後一項理論假設，跨文化面子功夫能力構成面子協商理論的另一項組成部分。「面子功夫能力被概念化為知識、正念意識與溝通技巧的最佳整合，用以管理自我與他者的面子相關關切。」該理論認為，若要在跨文化衝突事件中進行有效溝通，個體需要提升自身的文化知識與正念意識，並運用對情境敏感的面子功夫互動技巧。

### 知識維度

此處的知識是指個體通過有意識的學習和個人經驗所獲得的一系列資訊，並藉此對相關現象進行深入理解的過程。其基礎概念包括：第一，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第二，權力距離；第三，兩種相互對立的「自我／面子」模式；第四，面子功夫溝通風格。

### 正念維度

正念是指個體關注自身內在假設、認知與情緒，同時也敏銳地覺察他人的假設、認知與情緒，併集中運用五種感官進行理解。為了對跨文化面子功夫差異保持正念，人們需要學會從新的情境中理解陌生行為。因此，從一般意義上說，正念要求創造性的思考與生活方式。

## 應用

作為一種跨文化溝通理論，面子協商理論最初在跨文化訓練與衝突領域得到檢驗和應用。然而，其他領域的研究者也認為該理論具有適用性和相關性。近年來，該理論的應用與研究包括以下相關研究。

### 跨文化衝突訓練

面子協商理論的一項直接應用，是設計跨文化衝突訓練框架。根據 Ting-Toomey 的觀點，面子協商理論的部分目標，實際上是將該理論轉化為一種可行的、強調正念意識的跨文化衝突訓練框架。Ting-Toomey 指出，在將該理論應用於跨文化訓練時，面子協商理論最能發揮其作用。

更具體而言，跨文化衝突訓練主要圍繞國際商務談判、跨文化衝突調解、跨文化誤解管理，以及跨文化衝突能力的發展展開。Ting-Toomey 將面子協商理論加以調整，並結合關鍵事件法、群際談判模擬等多種溝通研究方法，設計了一套詳細的三日訓練課程。其設計中還包括議程大綱、課堂活動、講授主題與練習內容。

### 人際衝突中的面子關切

該研究由面子協商理論的提出者 Stella Ting-Toomey 與新墨西哥大學傳播與新聞學系的 John G. Oetzel 共同完成，旨在探討面子是否確實是決定「文化對衝突行為影響」的因素。研究共有來自四個國家的768名參與者，分別來自中國、德國、日本和美國。其中，中國和日本代表集體主義文化國家，德國和美國代表個人主義文化國家。每位參與者均填寫一份問卷，用以說明人際衝突情境。該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 文化層面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對衝突風格具有直接和間接影響。
- 獨立型自我建構與自我面子呈正相關，而相互依賴型自我建構與他者面子呈正相關。
- 自我面子與支配型衝突風格呈正相關，而他者面子與迴避型和整合型衝突風格呈正相關。
- 在同時考量面子關切、文化層面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以及自我建構時，面子解釋了支配型衝突風格中全部可解釋的總變異量，即總解釋量19%中的100%；並解釋了整合型衝突風格中大部分可解釋的總變異量，即總解釋量20%中的70%。

### 父母與手足衝突中的面子與面子功夫

該研究由面子協商理論的提出者 Stella Ting-Toomey，以及 John Oetzel、Martha Idalia Chew-Sanchez、Richard Harris、Richard Wilcox 和 Siegfried Stumpf 共同開展，考察文化、自我概念與權力距離如何影響個體在與父母及手足發生衝突時的面子功夫。研究共有來自四個國家和文化的449名參與者，涉及德國、日本、墨西哥和美國。該問卷考察了三類面子關切以及十一種面子功夫行為。研究結果如下：

- 自我建構對面子關切和面子功夫具有顯著影響；其中，獨立型自我與自我面子及支配型面子功夫呈正相關，而相互依賴型自我則與他者面子、共同面子，以及整合型和迴避型面子功夫行為呈正相關。權力距離對自我面子、他者面子、迴避型面子功夫和支配型面子功夫具有較小但正向的影響。
- 國家文化具有小到中等程度的影響；個人主義且小權力距離文化中的成員表現出更多自我面子和共同面子，更多使用支配型與整合型面子功夫，而較少使用迴避型面子功夫。
- 德國人比美國人表現出更多自我面子，並且更多使用防禦型面子功夫
- 日本人比墨西哥人更多使用表達型面子功夫。
- 與父母發生衝突的個體，比與手足發生衝突的個體更可能使用尊重和表達策略，而較少使用攻擊、偽裝和第三方介入策略。

### 與母親的面子協商

Heisler 與 Ellis 關於「媽媽身份」建構的研究認為，面子協商理論顯示：「美國文化同時鼓勵個體之間的聯結與自主。」母親不希望顯得脆弱，因此在母親文化中形成了一種特定的「面子」。Heisler 和 Ellis 對母職中的「面子」及其形成原因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母親文化中維持「面子」的主要原因包括：

- 接受與認可：母親擔心受到他人的批評與拒絕。迴避型面子會轉移他人的注意，而接受型面子則會吸引他人的關注。
- 個人原因：母親面臨許多內在壓力，包括因沒有花足夠時間陪伴子女而產生的愧疚感、個人不安全感、價值期待未能實現，以及因害怕被評價而導致的自尊降低。
- 指導與幫助他人：母親會呈現某種面子，以便在仰慕自己的年輕母親面前顯得像一位「好母親」。文化期待也會影響母親對自身行為的個人期待。女性關於母職的觀念並非完全來自個人原創想法，而是承受了大量社會壓力。例如，如果孩子在公共場合表現不佳，母親也可能因此被認為表現不好。

母職與「面子」：同一研究的結果顯示，母親會參與「媽媽面子功夫」。母親會根據交談或互動對象的不同，調整其面子表現。受訪母親表示，她們在朋友、配偶、母親以及其他家庭成員面前會呈現最高程度的面子。這並不意味著母親有意欺騙他人，而是她們更願意隱藏自身脆弱，並據此加以掩飾。

### 手術室中的醫師溝通

Kristin Kirschbaum 將面子協商理論應用於健康傳播情境，尤其是手術室環境。在該研究中，研究者對美國西南部一所教學醫院的麻醉科醫師和外科醫師進行了問卷調查，以測量面子協商理論中常見的三個變量：衝突管理風格、面子關切和自我建構。研究結果有力支持了該理論，並發現麻醉科醫師和外科醫師的獨立型自我建構與自我面子關切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在這一健康傳播情境中，研究還顯示出兩類手術室醫師之間的差異：外科醫師可能更偏向他者面子取向，而麻醉科醫師可能更偏向獨立取向。此外，麻醉科醫師和外科醫師都認識到，作為手術團隊成員，協作具有重要意義。

該調查還發現，某些術語並不完全適用於這一群體的具體語境。例如，「自豪」「尊嚴」或「可信度」等術語顯示出需要進行誤差相關處理，說明該情境下存在特殊的語言考量。基於這一思路，研究建議開展醫師溝通訓練，以同時處理特殊語言因素，以及面子關切和自我建構取向方面的差異。

### 安全性行為協商

Gust Yep 注意到性互動中潛在的脆弱性與情緒波動，因此將面子協商理論應用於安全性行為協商的情境中。

該研究整合了面子協商理論的多個組成部分，並在包含東西方戀愛伴侶的親密溝通情境中，通過實證測試提出八項命題。該研究基於對兩名亞洲女性的初步個人訪談，旨在預測亞洲女性與歐美男性之間的親密溝通模式。具體而言，研究運用了高低語境文化與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框架來推導這八項命題。

### 商務請求郵件中的面子保全

一項針對中國與美國商業夥伴之間商務電子郵件往來的研究指出，請求郵件的組織結構會影響個體的面子，並影響對方對請求內容的評價。研究發現，直接請求可能同時威脅收件人與發件人的面子；由於此類請求可能限制收件人的自主性，並使其處於社會互動中較難回應的位置，因此可能導致面子損失。

### 網路送禮中的面子協商

關於直播服務中社群送禮現象的研究發現，面子會影響使用者在直播影片平台上的購買行為。消費者的競爭性喚起、禮物設計美學以及主播形象，都會影響觀眾是否決定為直播者購買虛擬禮物。儘管研究指出，在線環境使購買決策變得較為容易，但面子仍會調節個體願意在直播中向他人贈送禮物的程度。

### 面子威脅與殘障

有研究考察了殘障者在與非殘障者互動時，如何維護自身面子與自我身份。該研究不僅關注身體殘障學生，也包括心臟疾病、聽力障礙等外表不易識別的殘障情況。研究發現，殘障者可能因他人的對待方式而感受到面子威脅，因此更傾向於採用面子保全策略。例如，聽力障礙學生在溝通中表現出溝通焦慮，並較少在對話中進行自我披露。事實上，該研究發現，殘障學生將向非殘障者尋求幫助視為一種可能威脅面子的行為。

### 回應不道德溝通

關於人們如何回應不道德溝通的研究顯示，人們會使用威脅面子的行為來應對溝通中的不安。根據 Bisel 等人（2011）的觀點，否認不道德溝通會同時挑戰聽者的積極面子與消極面子。表達反對意見會威脅一個人的積極面子，因為積極面子體現了聽者希望獲得認可的需求；同時也會影響其消極面子，因為這會影響個人的自主性。

該研究提出了一個研究問題，即禮貌策略與不道德溝通之間的關係。研究考察的策略包括：不實施威脅面子的行為、消極禮貌、積極禮貌以及直接明確策略。不道德溝通被劃分為欺騙性、操縱性、剝削性、侵擾性或強制性溝通。理想的策略性回應已在圖中標示。

### 藝術作品評論中的面子保全

一項研究考察了藝術作品評論中面子保全與威脅面子行為的使用情況。該研究從期刊《Literatūra ir menas》（《文學與藝術》）中隨機選取了十二篇評論作為分析對象，研究材料的時間範圍為1970年至1975年。

研究發現，評論者在發表評價之前，通常會顧及藝術家的面子。在提出負面評論時，評論者可能威脅藝術家的積極面子，因此也會同時提供正面反饋，以幫助藝術家「保全面子」。

### 面子關切與道歉意圖

一項針對317名中國與美國參與者的研究，考察了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如何影響個體的道歉意圖。該研究將文化規範區分為個人主義文化與集體主義文化。根據吉爾特·霍夫斯泰德Hofstede（1980）的觀點，個人主義文化強調「我」的身份認同，而集體主義文化則更重視「我們」以及群體內部的和諧。

該研究在理解道歉意圖時，也將文化因素納入考量。根據 Goffman（1971）的觀點，道歉是「冒犯者用以修復社會裂痕並重新建立社會和諧的手段」。

研究發現，當道歉意圖涉及面子受到威脅的對象屬於內群體成員還是外群體成員時，文化差異表現得更為明顯。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參與者在其行為威脅到他人的積極面子時，表現出更高的道歉意圖；相較之下，美國參與者則更可能在其行為威脅到他人的消極面子時產生道歉意圖。

### 面子關切、自我建構與寬恕

Ting-Toomey 與其他研究者於2019年開展了一項最新研究，考察面子協商中三個主要個體層面因素——面子關切、自我建構與道歉——如何影響受害者對寬恕、和解以及報復冒犯者的選擇。該研究聚焦於兩種不同文化中的關係侵犯行為：一種是中國的高語境溝通文化，另一種是美國的低語境溝通文化。研究參與者包括327名美國大學生和176名中國中部地區大學生。研究者比較了五項假設，探討面子協商理論的核心概念與受害者行為結果之間的關係。最終結果顯示，在兩種文化中，自我面子關切與寬恕之間、獨立型自我建構與寬恕之間均呈負相關；同時，他者面子關切與寬恕、相互依賴型自我建構與寬恕，以及冒犯者道歉與寬恕之間均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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