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工作組

文化大革命工作組，又稱「五十天」、「五十天路線錯誤」（指工作組從決定派出到撤銷的時間約為50天），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由劉少奇、鄧小平主導的一次政治運動。1966年6月開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取得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同意後，向北京市各教育機構、文藝單位派出指導文革的開展的工作組。文革工作組延續了反右運動、四清運動等中共過去的政治運動的作法，大量中共幹部在運動中被撤職。工作組在運行期間基本取代了所在單位的原黨委，在所在單位進行群眾運動，為幹部和群眾劃成分、開批鬥會。北京的做法很快被全國各地黨委效仿。

大規模派工作組隨即引起了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的反對。1966年7月，毛澤東回到北京，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授意前往北京各校表達對造反學生的支持；在毛澤東的批評下，7月29日，北京召開「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正式宣布撤銷工作組。

1966年8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炮打司令部」，將劉少奇批評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文革工作組成為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高級幹部在文革中失勢的直接導火索，對工作組的批判引發了全國範圍的紅衛兵運動。

## 背景

### 四清運動

1963年5月，毛澤東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四清前十條」），決定在農村以「說服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為方針開展「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的四清運動。同年9月，由劉少奇主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簡稱「四清後十條」）經毛澤東同意後下發；隨後，四清運動基本由劉少奇所主導。

1964年9月，劉少奇負責修改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四清後十條修正草案）下發，決定派出大量工作組取代原先基層黨組織和幹部的運動主導權，讓「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支持工作隊以領導蹲點、紮根串連最終找出一批有問題的基層幹部進行審查批鬥，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就是工作隊運動方式的典型代表。但是毛澤東對工作隊不以為然，在1964年年底的政治局會議上多次批評劉少奇，隨後中共中央於1965年1月下發了反對工作隊的《二十三條》。

四清運動是劉少奇與毛澤東矛盾擴大化的開始，也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學者童小溪認為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根本分歧在於「毛澤東主張群衆自己起來展開不同意見之間的辯論，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所開創的先例；而劉少奇則慣於依靠黨的官僚機器來展開運動，即向基層派遣工作組、工作隊，它們在基層就代表黨，可以以黨的名義、以運動的名義打擊一切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人。群衆只是爲他們壯大聲勢的侍從。」

### 政治局擴大會議與五一六通知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張春橋的支持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批判時任北京副市長吳晗。1966年2月，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發表了《二月提綱》，主張把對《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討論限制在學術範圍。3月，毛澤東批判了《二月提綱》及提綱的支持者彭真、陸定一等人。

1966年5月，中共政治局於北京召開擴大會議，由於毛澤東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5月16日，會議通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將《二月提綱》批判為「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並提出「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鬥爭剛剛開始」。會後，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作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被撤職。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 經過

### 派出工作組

根據中共多次政治運動的慣例，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幹部決定以派出工作組的方式開展文革。1966年5月29日，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碰頭會決定，先向人民日報社和北京大學派出工作組，該方案得到毛澤東的電話同意。6月2日，張承先率工作組入駐北大，同日，聶元梓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被人民日報全文轉發，各學校掀起學生造反潮，很多學校黨委陷於癱瘓。6月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常委會，決定向人民日報社和北京大學以外的各單位也派駐工作組，並批准了李雪峰提出指導工作組運動的「八條規定」，其中包括「不准打人、污衊人」「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但是這些規定並未被嚴格執行。6月5日至6月中旬，北京新市委陸續向在京的51所高等院校和304所中學派出工作組。6月9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陳伯達、康生等中共高層前往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文化大革命工作情況，此時毛澤東對如此迅速、大批的派工作組不以為然，認為「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他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然而此時已有大批工作組被派出。劉少奇還請毛澤東回北京主持工作，但被毛澤東拒絕。6月13日，劉、鄧乘專機離開杭州。

在北京，工作組實際代行各單位原黨委領導，由於沒有明確指示和行動方針，工作組的立場並不統一，有的工作組支持學生向原黨委造反，在校內大規模整肅原黨委幹部和教師；有的肯定原黨委而壓製造反學生；也有的在本存在分歧的學校中分化派別，加劇各方矛盾。總體上，文革工作組會像四清運動一樣在各單位進行群眾運動，包括但不限於為師生劃成分，組織大規模的辯論會、鬥爭會以及組織師生集訓。

作為工作組最早開展運動的單位，北京很多學校地處中共權力核心，吸引大量中共高幹子女就讀。有些負責工作組的高幹也會通過子女獲取校內情況，間接向工作組下達指示。北京師大一附中和北京師大女附中是其中的典例：

- 北京師大一附中工作組：6月9日，勾德元等人負責的工作組進駐劉少奇女兒劉平平就讀的北京師大一附中，劉平平就成為了劉少奇和工作組之間的傳話人，協助工作組「揪出」了原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被劉少奇親自下達命令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將校內90%以上的幹部打成「牛鬼蛇神」「黑幫分子」並鬥爭了超過77%的班主任。6月17日，劉平平加入了工作組。工作組引起了一些師生的不滿，6月20日，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貼出了批評工作組「用對待敵人的態度打擊無産階級左派和革命群衆」「千方百計地製造糾紛，煽動、挑撥」的大字報，劉少奇於當天接見了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稱「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採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並指示工作組批鬥造反學生，工作組在6月24日至30日組織了三次針對造反學生的「鬥爭會」，將陳永康、何方方宣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全校又有150名師生在會中被打為「反革命」，使這些師生在學校遭到極端的歧視。
- 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6月4日，工作組入駐鄧小平女兒鄧榕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鄧小平通過女兒了解學校的運動情況，在鄧小平的指示下，負責北京西城區文革的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將師大女附中當成「運動重點」，工作組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綫，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大量師生被批判鬥爭，6月17日，有的師生貼出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根據胡啟立在1967年的指控，6月20日，鄧小平和胡啟立、胡克實談話，指示「中學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槍斃的楊國慶就是中學生，只有十九歲。對這種人就是要反擊」「反動的學生會暴露出來，暴露出來先擺一下」，工作組開始在校內組織辯論會，大量師生在會上被圍攻。直到7月，女附中的幹部全部被「靠邊站」，6個校一級領導幹部中5個被鬥爭，37個班主任中32個被鬥爭，7月23日開始，這些幹部、教師還被「集訓」，精神受到巨大摧殘。

兩校的整肅經驗隨後成為了全北京乃至全中國工作組運動的「樣板」，對各地師生影響深遠。

對於派出工作組的作用，中共在文革之後持正面態度。一些學者認為「作為上級部門派來的工作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維護了學校黨委和黨支部」「由於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不合理性和中央領導層對運動的認識不一致，註定了工作組必然要犯錯誤」。也有學者對工作組持負面評價，宋永毅認為：「時下一些中共黨史研究者常常閃爍其詞地把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派工作組』的決定說成是『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的措施，這顯然違背了史實……在運動初期利用工作隊整肅幹部群眾的過程中，劉少奇除了表現出共產黨領導人共有的冷酷之外，還表現出了他領導下中共政治運動的殘酷性。」王友琴認為「沒有工作組的發動和領導，學生們怎麼敢起來攻擊學校當局？學校都是由共產黨黨委領導的。在共產黨中央的支持下，學生才開始大規模的攻擊學校領導，把他們統統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

### 六一八事件、《九號簡報》與反干擾

6月6日，在康生代表的中共中央指示下，時任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由於在月初將幾十名寫大字報的師生開會批鬥，被江蘇省委停職反省。6月12日，南京大學舉行了萬人大會批判匡亞明，隨後江蘇省委向南京大學派出了汪冰石為隊長的工作隊。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南京大學革命師生揪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匡亞明》以及支持學生造反的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

人民日報的社論激起了首都大學生的造反熱情，作為全國工作組最早入駐的單位，北京大學的群眾、原黨委和工作組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有學生認為時任校長陸平比匡亞明問題嚴重得多而計劃批鬥陸平，但由於陸平此時已被工作組隔離。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趁工作組開會之時揪鬥了幾十名校內人員，期間多人被施加暴力，還有女性遭到性騷擾，該事件被稱為北京大學六一八事件。工作組於當天中午將六一八事件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暴亂」，並於當晚召開了全校師生大會，起草了《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簡稱九號簡報）遞交中央，將六一八事件視為「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行動」，北大工作組的處理得到劉少奇的支持。6月20日，劉少奇將九號簡報轉發給全國並加了按語「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中共官方以及部分學者認為《九號簡報》「使全國各地的亂批亂鬥的現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童小溪則認為：「官方和主流歷史……有意不去觸及兩個問題：第一，當時幷不是以法治或者鬥爭策略的角度去制止武鬥的，而恰恰是從文革的『極左』話語、以『陰謀論』的觀點出發的。《簡報》認爲，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壞人搞了我們一下，但壞人也暴露出來了』，因而對付的辦法，也是上綱上綫到敵我矛盾的性質去嚴厲處理；第二，學生中自發的『亂鬥』現象，實際上是四清以來的政治運動的慣例作法，那就是以四、五十年代土改中解決敵我矛盾的武鬥方式，運用到六十年代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當中，《簡報》中特別提到『避開工作組亂打亂鬥的作法是有害於革命運動的行爲』，這意味著：要害在於『避開工作組』，而不在於亂打亂鬥本身……」楊繼繩認為：「學生的暴力行為是多年政治引導的結果，也是工作組引導的結果。這些被打的人不是文革前被定為政治賤民（反動學生和有歷史問題的教員），就是工作組進校以後新確定的政治賤民（黑幫、反動學術權威）。工作組已經給這些人定了性，學生才打這些人。施暴者如果觸犯了刑律的可以依法處理，把施暴行為定為『反革命事件』，顯然是不適當的。」

與北京大學相鄰的清華大學也發生了多起師生與工作組的衝突。6月8日，以組長葉林、副組長周赤萍領導的共有513人的工作組陸續進駐清華大學，接管原黨委的權力，時任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隨後被停職反省。然而工作組因為使用多種方式約束校內群眾，被蒯大富等造反學生貼大字報反對。6月19日，薄一波、王光美等中共高層前往清華大學，期間薄一波與蒯大富進行辯論。6月21日，蒯大富貼出大字報，宣稱要奪工作組的權，被稱為「清華六·二一事件」：

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斗，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裡，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同日，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加入清華大學工作組擔任顧問，隨後清華工作組多次組織對蒯大富等反工作組人員的批判，以「反蔣（蔣南翔）必先反蒯（蒯大富）」的口號對大批「蒯派」進行隔離審查。最終，在清華大學，全校700多人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其中一名學生臥軌自殺被軋斷腿，青年教師史明遠自殺身亡。

6月下旬，由於各校師生頻繁與工作組產生衝突，北京掀起由各工作組主導的「反干擾」運動鎮壓師生。在6月20日前後，北京多所高校的矛盾達到高潮，被稱為「六·二〇事件」：在北京地質學院，院黨委常委李貴和部分師生上書黨中央揭發工作組，導致李貴被何長工、鄒家尤指示的工作組抓捕，李貴被薄一波批判為「至少是個右派，可能還是個反革命頭子」；在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等十七名學生貼出反對工作組組長孫友余的大字報《孫友漁要把運動引向何方？》，貼大字報的群眾被工作組批判為「右派」「反黨」「反革命」並被限制人身自由；在北京林學院，學生蔣書銘、曾憲均等人根據先前訪問許克敏的記錄，整理了隨後被全國各地廣泛轉抄的大字報《與新市委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又稱《二十二個問題》），被薄一波批為「反革命黑綱領」「大毒草」，大字報的作者被批判為「反黨小集團」，蔣書銘等人的預備黨員資格也被取消。

6月23日，在大量反工作組事件發生後，李雪峰在北京飯店召開市委工作會議，作出支持工作組的「六·二三」報告，認為有「反革命、黑幫、保皇派，資産階級的『權威』及其擁護者、右派學生跳出來，趁機製造混亂，渾水摸魚，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在現階段，擁護新市委還是反對新市委，是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重要標誌」「共産黨員一定要站起來保衛黨，不站起來，納吉就要上臺了」該報告傳達到北京各高等學校。「六·二三」報告標誌著「反干擾」的頂峰。至7月13日，根據北京文教系統對24所高校的統計，有超過1萬人被劃為右派。

### 全國各地的工作組

儘管中共中央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沒有決定直接讓各地派出工作組，但全國大部分省市紛紛效仿北京，同樣地，各地也出現了多起群眾與工作組的衝突，劉少奇通過向各地批轉下發文件（如《九號簡報》）的形式指揮全國的黨委和工作組。6月23日，劉少奇轉發了中南局和西北局開展文革的報告，指出「當牛鬼蛇神出籠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大量文藝、宣傳和教育系統的中共幹部以及各地的造反群眾被工作組劃為「右派」、「反革命」批鬥。

在這一期間，劉少奇等中共中央一線領導直接參與了部分省市領導的人員撤換，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關於中共華北局人事變動的前門飯店會議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會議長達兩個月，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等人參與，期間北京原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原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天津原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原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淮三；河北原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山西原省委第一書記衛恆等人均被撤職。7月2日，劉少奇、鄧小平代表中央嚴厲批評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烏蘭夫「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當月，華北局起草了《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烏蘭夫隨即被長期軟禁。

#### 陝西（「六六」事件）

6月初，在聶元梓的大字報被人民日報轉發後，陝西西安交通大學學生貼出萬餘張大字報，聲援北大並批評校黨委。6月3日，以陝西省委書記嚴克倫為組長的工作組進校，由於工作組對部分學生進行壓制，6月6日，以李世英為首的學生貼出大字報《工作組十大罪狀》批評工作組，嚴克倫被幾百名學生包圍辯論，後被稱為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工作組當晚開會認為一批反對工作組的學生都是「鬧事」的「尖子」，「六六」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許多學生遭到了戴高帽子、脖子上掛鞋遊街等形式的批鬥，其中李世英自殺未遂，62級女生王永婷跳樓自殺身亡，隨後工作組向王永婷家屬發電報稱：「王永婷破壞我校文化大革命，於9日晨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望速來處理後事。」

#### 吉林（東北人大紅旗事件）

6月13日，在匡亞明遭到批判後，由於匡曾任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校長，有東北人大學生貼出大字報，揭發時任東北人大黨委第二書記陳靜波與匡亞明有關係。次日，吉林省委召開緊急會議，向東北人大派出以市委書記處書記李一平為首的工作隊，工作組進校後與學生發生衝突，6月21日，市委工作隊召開全校黨員大會，決定將市委工作隊擴大為省市委工作隊，該消息引發造反學生的憤怒，當晚幾百名學生闖進校禮堂，學生在與工作隊交涉無果後占領了禮堂，由於禮堂的毛澤東像掛歪了，造反學生上台「動手擺正了主席像，又登臺扛起國旗」，由此被稱為吉林「紅旗事件」，在市委第一書記宋潔涵的指示下，紅旗事件被吉林省市委定性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事件，參與「紅旗事件」的學生也被定為反革命。

#### 廣東（華南工學院「北京來信」）

6月24日，廣州華南工學院高翔等學生貼出大字報《告全院學生黨員書》，稱收到了高翔妹妹從北京發來介紹文革情況的一封信，提到「除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領導都可以懷疑。」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將這封「北京來信」定為反革命信件，相關學生被工作組監視、跟蹤，有五名想去北京告狀的學生也被攔截。

#### 湖北（武漢大學工作組、墨水湖中學工作組）

7月3日，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和陶鑄起草了《給湖北省委的信》，支持工作組「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最終，在武漢大學，全校1242名幹部和教師中232人被打成「黑幫」或「黑線」。

7月11日，蕭維業在內的一批武漢墨水湖中學造反師生由於曾寫大字報、反對工作組被逮捕，關押進武漢監獄，不久後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處死緩兩年，有三個16歲學生被判刑三、五年。工作組同時舉辦了持續兩個星期的「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覽」。

### 毛澤東撤銷工作組

劉少奇、鄧小平並不確定文革的具體持續時間，曾計劃在1966年年底或之前就結束文革，7月13日，劉少奇在給共青團的指示中強調要恢復、加強中學的黨支部和團支部，還提到「初中在8、9月搞完，高中在9、10月搞完。」隨著工作組和各地黨委的壓制，反工作組風潮日漸沉寂，比如北京大學在六一八事件後變得「冷冷清清」。但部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始了與工作組相悖的行動，7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由中央文革小組組員關鋒、戚本禹創作的社論《信任群眾，依靠群眾》，7月3日，該社論被人民日報轉發，引起北京一部分反工作組的學生再次活躍，貼大字報批評工作組。7月15日，陳伯達、康生批判了一個工作組的負責人，指責工作組得到了群眾憎恨後就要撤退。

同時，儘管文革由毛澤東決定發動，毛卻一直遠離政治中心，5月至7月不在北京而是先後旅居浙江杭州；湖南長沙、韶山；湖北武漢等地。在此期間，毛會根據各方的匯報和材料關注文革開展情況，在官方會議記錄報告以外，毛還指派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穆欣參加劉少奇組織的文革討論會，並自己整理一份新的會議紀要上報毛澤東供其對照。旅居中毛還簽發了林彪五一八講話，聽知了「有關人士」上報的劉少奇「六二零」指示（《九號簡報》），並擬寫了後來「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的初稿。7月8日，毛澤東致信江青：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

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劉林元認為，根據毛澤東後來的自述，毛早在1965年1月就決定打倒劉少奇。毛在文革發動後得知劉少奇派工作組不干涉，但是潛心收集資料，關注社會動向就是為了「避開劉、鄧，靜觀變化，等待時機，以便攤牌。」而這封致江青的信的主旨則是「對『文革』中與劉少奇公開攤牌的結局的不安，擔心『文革』失敗，對『文革』前途的憂慮。」這一分析也得到卜偉華的認同。

7月16日，毛澤東在離開武漢之前暢遊長江，隨即於18日回到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暫住，康生、陳伯達、江青當日得到通知後向毛澤東匯報了文革情況，劉少奇並未得到毛的直接通知，聽聞後也前去釣魚臺，卻在門口被毛的秘書以毛正在休息為由擋駕。7月19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陳伯達、康生在會上提出要撤銷工作組被劉少奇、鄧小平情緒激動地反對批評，會議針對工作組問題爭論了幾天，22日，代表軍隊參加會議的葉劍英、劉志堅也表態反對撤銷工作組，毛澤東未在這幾天的會議上露面。在政治局開會的同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始走訪北京各個校園支持反工作組的學生。根據戚本禹的回憶，各地被工作組批判的群眾曾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並指控工作組，戚把收集到的關於清華大學工作組和蒯大富的資料上報給副組長江青，隨後江青才指示戚本禹、王力、關鋒等組員前往各校支持造反學生。7月21日，王力、關鋒前往清華大學探望蒯大富；7月22、23日，陳伯達、江青前往北京大學。

7月23日，毛澤東在聽取李雪峰、吳德匯報文革情況時說：「我考慮了一個星期，感到北京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我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現在工作組起了甚麼作用？起了阻礙作用」首次表達反工作組的態度。24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的書房首次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沒有邀請劉少奇、鄧小平）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對工作組正式批評並提議撤銷。當天，陳伯達、康生、江青前往北京廣播學院出席群眾大會並指責工作組。25日，毛澤東繼續主持會議，嚴厲批判工作組「阻礙群眾革命」，當晚，江青、陳伯達、康生前往北京大學，在校操場主持召開「空前未有」的萬人辯論大會，張承先及北大工作組在會上被多名師生批判。26日，萬人辯論大會繼續召開，陳伯達在會上將北大六一八事件定為「革命事件」，並提出要撤銷工作組並成立由群眾選舉的文化革命最高權力機關。在工作組失去中央支持的過程中，有的學校工作組成員遭毆打、驅趕，北京十九中工作組組長繆子玲被打得「遍體鱗傷，血肉模糊，血漿凝住了襯衣，襯衣根本脫不下來，只能一條一條地剪下來」。

7月28日，北京新市委下發《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29日，北京召開「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又稱為「七·二九」大會），李雪峰在會上宣布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在會上相繼發表講話，劉少奇稱「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革命怎麼革，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的其它人也不知道。」大會結束時，毛澤東意外地從會場的後方出席，根據參會的鄧榕回憶：「他以無人企及的巨人風采向全體與會者頻頻揮手致意。會場立時沸騰，人們因震驚興奮而激動歡呼，一個個熱淚灑面。為了看到毛主席，後面的人不顧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盡情高呼『毛主席萬歲！』會議由開始時那種極端壓抑和沉悶，一下子變成了歡騰的海洋。」最終，全場在周恩來的指揮下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會的錄音隨後在北京各學校乃至全國各城市傳播，各地的工作組也隨著北京的消息傳出而陸續撤銷。

## 後續

###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與批劉批鄧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毛澤東在會上繼續嚴厲批評工作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干盡了壞事」「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並批判劉少奇「在北京專政」。8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宣布撤銷《九號簡報》的文件，同日，毛澤東寫出批判劉少奇與工作組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並在7日向全會印發：

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會後還進行了中央機構改組，儘管劉少奇、鄧小平等原中央一線領導人還保留著領導職位，但實際已經大幅失去權力。1967年1月，劉少奇、王光美首次被紅衛兵開會批鬥，此後劉、鄧更是成為被揭發、批判的政治沙包，隨後劉提出辭任國家主席及中共常委「願意和妻兒到延安或老家種地」，但未得到毛澤東批准，劉隨即被軟禁。1968年10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被正式「永遠開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鄧小平也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但保留黨籍。1969年11月，劉少奇因病去世。

### 紅衛兵運動與工作組影響的延續

在劉鄧和工作組遭到批判的同時，毛澤東也表達了自己對群眾造反組織的支持。8月1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自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回信，向紅衛兵「表示熱烈的支持」。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因共有十六條決定而常被簡稱為《十六條》）8月9日被《人民日報》發表，由於先前的《五一六通知》此時只是中共內部文件，還沒有向大眾公開，《十六條》成為了在群眾中作為「文化大革命憲法」的文革指導文件。其支持群眾造反的基調引發各地湧現出大量造反奪權的紅衛兵組織。8月18日開始，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出席了接見紅衛兵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隨後共連續八次接見紅衛兵，引發紅衛兵運動的高潮。

儘管清華附中紅衛兵因為後來持反對工作組的立場而得到毛澤東的褒獎，但是在「高幹子弟要掌權」的血統論思想影響下，包括譚力夫、劉少奇女兒劉平平、劉婷婷；鄧小平兒子鄧朴方、女兒鄧楠在內的大批高幹子女一直是工作組的支持者，並不贊成全盤否定工作組。譚力夫就曾在8月20日評價工作組進校讓「黨的陽光，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就照亮了北工大」，同時大罵部分工作組的反對者：「有人對黑幫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現」給他那麼多甜頭，怎麼恨得起來？可是對工作組，對一些老革命同志，卻恨之入骨。知道哪一個犯了錯誤，大有雀躍之勢。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你高興甚麼？他媽的！」他們在6、7月是工作組的依靠對象，工作組撤出後又成為了紅衛兵，權力始終凌駕於普通學生之上。作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這類紅衛兵被稱為「多數派」，他們多由幹部子弟領導，擁護血統論，通過製造破四舊、紅色恐怖成為了紅八月中絕大多數暴力迫害事件的始作俑者，贊成批判部分領導幹部卻反對將批判普遍化

而與之對立的則是主張對中共幹部的普遍衝擊的「少數派」，少數派通常出身較為普通，反對血統論並仇恨特權思想，其中很多就是受過工作組迫害的大學生。8月開始，兩派紅衛兵的衝突愈演愈烈，多數派會通過血統論指責少數派「成分複雜」、「右派翻天」，少數派則回敬多數派「保皇」、「走資派的御林軍」。這兩派後來演化為了文革中的保皇派與造反派。1966年10月，隨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倒大量中共幹部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對造反派紅衛兵的支持，保皇派逐漸失勢，造反派的支持者也從少數變為了多數，工作組也被徹底批判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同時，在北京，儘管各高校和部分高中的工作組被撤銷，但在部分國家機關和文化單位以及多數中小學，工作組的影響依舊延續，有的黨委和保守派紅衛兵組織以及很多地方黨委派出的「聯絡員」「觀察員」「巡視員顧問」仍延續了工作組的政治運動路線，許多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籌委會」「臨委會」也由工作組在撤出前所組織扶植，很多曾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師生依舊被紅衛兵等文革運動的實際掌權者歧視。根據當時的造反派文獻記載，「工作組走了，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活魂猶在，不過採取了種種新形式。」：

-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工作組：在位於北京市東城區的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學，6月，駐校工作組曾與校黨支部書記張敏「接連進行了三次秘密會談」，隨後決定支持張敏。全校119名教職工中，僅有張敏在內的11人被工作組列為「依靠對象」；31人為「團結對象」；剩下77人全部被工作組孤立打擊。工作組運動期間，反對校黨委和工作組的師生都被圍攻。7月29日凌晨，張敏在「七·二九」大會召開前提前得知工作組要撤銷的消息，組織黨員回校占領校內書記室、校長室等各機關，並從工作組處接過工作組整人的材料。隨後連續三天開會，為了保黨支部，在校內部署「揪牛鬼蛇神」運動，組織批判大量「黑幫」，在師生中製造分化。
- 鄭兆南事件：在崇文區（現東城區）北京市第五十二中學，6月6日，學校老師鄭兆南貼出了批判校黨支部的大字報《質問李靜同志爲首的黨支部》，隨後「一天之內，大字報如雨後春筍，形成一個炮打司令部的局面。」6月16日，部分造反師生與黨支部發生衝突，支持校黨委的李靜、王文儉等教師被武鬥，導致次日崇文區中學工作隊隊長李淑錚到校指導工作，在反干擾運動中，鄭兆南等寫大字報的教師被李淑錚及工作組批為「假左派」。工作組撤出後，在紅八月，鄭兆南因自己的地主階級出身以及曾被工作組批為「反革命」而被保皇派紅衛兵「施加了各種慘不忍聞的刑罰」，紅衛兵「讓她在脖子上掛垃圾箱、天天遊街，讓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著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後面跟著一個暴徒，揚著鞭子，像趕牲口一樣的不停地抽打」「在最熱的日子，架著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間，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裏的髒水……」紅衛兵還在鄭兆南面前「打死一個地主婆給她看，說：『你在二十六日晚上要是有一點不老實，就這樣。』」9月4日，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鄭兆南被放回家，鄭兆南認為「工作組雖然走了，但工作組右傾機會主義的陰魂未散」。9月7日，鄭兆南去世。

## 平反

文革時期，工作組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批判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為了劉少奇、鄧小平下台的導火索。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和葉劍英等中共元老粉碎四人幫，文革走向尾聲。

文革後，隨著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展，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會上宣布平反劉少奇，文革工作組也隨之得到正面評價；全會通過的《關於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到一些單位指導運動，是我黨多年來解決基層問題的一種做法，不存在一條由劉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工作組也被其他中共官方出版物認為是在文化大革命導致的北京各高校陷入混亂後，劉少奇、鄧小平「為了穩定局勢，保證中共中央的領導」做出的正確決定。

## 評價

### 中共內部

- 戚本禹（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曾在回憶錄中批判工作組「壓制群眾」，「大批學生、群眾被工作組打成了『右派』、『反動學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陝西、江蘇、湖北等地，數以千計的學生和教職員工被工作組揪斗和關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鬥的時候還給他們戴上了高帽子。各地發生的跳樓、跳井、臥軌、上吊的事件接連不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 王永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領導運動，基本是沿襲了『四清』運動的方式。工作組代行校黨委職權，實際上是奪了校黨委的權。工作組奪權後，組織了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的鬥爭，主持了對文化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和領導幹部的揭發批判。一些學校的主要領導人被指責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許多教授、專家被批判為『反動學術權威』，被認為有政治歷史問題和複雜社會關係的教師遭到歧視。工作組這種溫和的奪權雖然保證了黨的領導不致中斷，但卻與『文化大革命』本身相矛盾。匆忙派出的工作組不可能知曉：『文化大革命』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採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做法，所以它必然要求廣泛地發動群眾，打破各種常規，『向上』造反，即使發生大規模的混亂、黨的基層組織一時停止活動也在所不惜。」

### 學者

- 童小溪（童慶炳之子，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個文革歷史的一個無關緊要的插曲……五十天的意義，不僅是長期以來官方政治運動方式的內在矛盾最終不可調和的總爆發，而且，也深刻影響了文化大革命後來的發展趨向。五十天內的矛盾鬥爭，産生了少數派、多數派、造反派、保守派這些政治派別劃分，而這是文化大革命發動者最初沒有預想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字典裏也從未有過的；五十天內的矛盾鬥爭，也和上層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聯繫在一起，構成了文化大革命發展的主要綫索。搞清五十天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關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實，而這些最基本事實，出於某種原因，在一些地方被模糊甚至顛倒了。需要說明的是：在北京各個校園內，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結束了，然而，全國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謂『資産階級反動路綫』）卻仍然延續著，工作組和黨委粗暴壓制群衆、壓制不同意見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嚴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名義。」
- 宋永毅：「時下一些中共黨史研究者常常閃爍其詞地把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派工作組』的決定說成是『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的措施，這顯然違背了史實……在運動初期利用工作隊整肅幹部群眾的過程中，劉少奇除了表現出共產黨領導人共有的冷酷之外，還表現出了他領導下中共政治運動的殘酷性。劉在批轉一系列中央文件時多次殺氣騰騰地指示，要準備再打『幾十萬右派』。」
- 王友琴：「沒有工作組的發動和領導，學生們怎麼敢起來攻擊學校當局？學校都是由共產黨黨委領導的。在共產黨中央的支持下，學生才開始大規模的攻擊學校領導，把他們統統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與清華大學工作組。他們撤銷了時任高教部長、清華大學領導人的蔣南翔的職務。劉少奇的一個女兒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17歲，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裡攻擊學校領導人，並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劉超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校長及中共支部書記。他在兩個星期里被國家主席定性為『敵人』，既不能自我辯護，也無處可離開，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國家主席的地位，把一個中學校長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敵人』，親自指揮、策劃工作組以及他的17歲的女兒攻擊這位校長。這樣冷酷無情、違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來自劉少奇。這不是劉超一個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全中國學校的老師校長都受到攻擊。在筆者所作的調查中發現，不但在北京，連遙遠的雲南邊疆思茅專區，交通落後，學校稀少，也把所有的中學教員都翻山越嶺召集起來，集中居住，不准回家，命令他們『交代問題』。」
- 楊繼繩：「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決心按照1957年的方式，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如果說1957年是第一次反右的話，那麼，這是第二次反右。第二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更廣泛、更兇猛。」

## 基本資料

- 時間：1966年6月2日—1966年7月29日
- 持續時間：約50天
- 地點：中華人民共和國
- 別名：五十天、五十天錯誤
- 類型：政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