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圖羅·弗朗迪西

阿圖羅·弗朗迪西·埃爾科利（Arturo Frondizi Ércoli，1908年10月28日－1995年4月18日），阿根廷律師、記者、教師、政治家。他於1958年5月1日至1962年3月29日期間擔任阿根廷總統，後被1962年阿根廷政變推翻。

弗朗迪西在1930年代加入激進公民聯盟（UCR），他是1940年代通過創立不妥協與革新運動來革新該黨派的領導人之一。1946年，他當選為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國會眾議員。在1951年大選中，他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加入了UCR的總統競選組合，與里卡多·巴爾賓搭檔，但敗給了庇隆主義的競選組合。

1954年，他出版了《石油與政治》一書，這是一部譴責外國石油公司在阿根廷活動的著作，並提議阿根廷國家石油公司壟斷石油部門。該書在次年成為暢銷書，當時正值關於胡安·多明戈·庇隆與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簽署石油合同的激烈辯論期間；得益於此——以及《Qué! (雜誌)》雜誌的復刊——弗朗迪西把自己置於政治舞台的前沿，加強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聲譽和左翼形象。

在解放革命期間，弗朗迪西領導了激進黨中批評獨裁統治的一派，對抗由巴爾賓領導的更親近獨裁的一派，這導致了黨的分裂和不妥協激進公民聯盟（UCRI）的成立。弗朗迪西和巴爾賓在庇隆主義被取締的情況下的1958年阿根廷總統大選中對決，弗朗迪西憑藉弗朗迪西-庇隆協定（具體情況未明）取得了壓倒性勝利。

在羅赫略·胡利奧·弗里傑里奧的啟發下，他的政府的特點是意識形態的轉變，轉向一種較少由國家推動、更多導向因跨國公司進駐而發展的重工業的發展主義。他的社會勞工、石油和教育政策引發了高度衝突，爆發了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大規模示威和罷工，以及針對政府的政治目的的多次襲擊，導致17名平民和軍人被殺。他批准並執行了CONINTES計劃，將示威者置於軍事法庭管轄之下並禁止罷工。外交政策尋求接近美國約翰·甘迺迪的民主黨政府，但保持了獨立路線：他支持古巴革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接待了菲德爾·卡斯楚，甚至切·格瓦拉最後一次訪問阿根廷試圖調解美古衝突，但未果。他深化了與亞洲國家的國際關係，首次對印度尼西亞、印度和以色列進行了總統訪問，並與蘇聯達成了經濟協議。

弗朗迪西政府遭受了來自軍方的巨大壓力，軍方強迫他任命自由派經濟部長阿爾瓦羅·阿爾索加雷和羅伯托·阿勒曼，並迫使弗里傑里奧辭去政府顧問職務。儘管如此，弗朗迪西仍得以繼續其發展主義路線。他未能完成總統任期，便於1962年3月29日被1962年阿根廷政變推翻。那一天他被軍方逮捕，何塞·瑪麗亞·基多的一項行政命令確認了對其未經審判的十八個月拘留，阻止他參加1963年阿根廷總統大選。弗朗迪西批評了阿圖羅·伊利亞的就職和政府，後者實際上接受了推翻弗朗迪西的合法性並廢除了一些石油合同。1966年，他支持推翻伊利亞的1966年阿根廷政變，認為「阿根廷革命」是進行經濟革命的機會。然而，隨著阿達爾貝特·克里格·瓦塞納出任經濟和勞工部長，他放棄了這一想法。

自被推翻以來，弗朗迪西一直主張建立一個包括庇隆主義在內的民族陣線。這一立場使他與奧斯卡·阿倫德領導的UCRI一派對立，導致他脫離該黨並創立整合與發展運動（MID），該運動此後一直與庇隆主義保持密切關係，加入了相同的選舉聯盟。在1973年3月阿根廷總統大選和1973年9月阿根廷總統大選的總統大選中，由弗朗迪西領導的MID與庇隆主義和其他政治力量一起加入了正義主義解放陣線（FREJULI），並在赫克托·坎波拉和庇隆的總統競選中獲勝。

在自稱為國家重組進程的獨裁統治期間，他對軍事政權持觀望態度，同時也批評了「事實」政府採取的一些經濟措施，MID為此貢獻了外交部長奧斯卡·卡米利翁和幾位市長。在1982年發生的馬島戰爭期間，弗朗迪西和勞爾·阿方辛是阿根廷政治格局中的例外，他們反對這場武裝衝突。

## 生平

1908年10月28日，阿圖羅·弗朗迪西出生於阿根廷科連特斯省帕索-德洛斯利夫雷斯。

他是伊莎貝拉·埃爾科利·德·弗朗迪西（Isabella Ércoli de Frondizi）和朱利奧·弗朗迪西（Giulio Frondizi）的第十三個孩子。朱利奧從父親那裡學會了泥瓦匠的手藝。這對夫婦在結婚後不久，於1890年代初從義大利城市古比奧來到阿根廷。作為工程承包商，朱利奧為家庭贏得了寬裕的生活條件。

這對夫婦共有14個孩子，8男6女：路易迪娜（Luidina，1887年生）、烏巴爾多（Ubaldo，1888年生，早夭）和特西莉亞（Tersilia，1889年生），他們都出生在義大利；以及阿梅里科（Américo，1896年生，後來成為藥劑師）、瑪麗亞（María，1897年生，早夭）、維吉尼亞（Virginia，1899年生，後來成為小學教師）、里卡多·阿馬德奧（Ricardo Amadeo，1900年生，後來成為著名英語教授）、朱利奧（Giulio，1901年生，後來成為公職人員）、伊莎貝拉（Isabella，1903年生）、奧雷斯特（Oreste，1905年生，後來成為公職人員）、西爾維奧·弗朗迪西（1907年生，後來的政治家、律師及托洛茨基主義理論家，於1974年遇害）、利杜維娜（Liduvina，生年不詳）、阿圖羅（1908年生）和里斯耶里·弗朗迪西（1910年生，後來成為哲學家、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校長）。

他們的三個孩子在阿根廷歷史上脫穎而出：作為社會學知識分子的西爾維奧、作為政治家的阿圖羅和作為哲學家的里斯耶里。阿圖羅在青少年時期的學業表現平平，比起學習，他更熱衷於足球和拳擊等體育運動。年輕時的這條道路與他母親所說的背道而馳：「我的孩子們不用雙手勞動，他們將成為知識分子。」

1920年代中期，弗朗迪西作為後衛在阿爾馬格羅競技俱樂部的梯隊踢球。他曾聲稱自己是該俱樂部的球迷。1926年，由於一次嚴重的摔倒，他的手臂受了重傷。記者阿里爾·謝爾（Ariel Scher）說：「當他骨折時，所有的隊友都很擔心，尤其是勞爾·奧拉西奧·科倫坡，他在政治和體育方面都與弗朗迪西有著一生的情誼。」

1923年，阿圖羅和西爾維奧在父親的陪同下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省。他們就讀於馬里亞諾·莫雷諾國立學院，後來里斯耶里也在此就讀。1925年，在修讀高中的最後一年之前，阿圖羅試圖進入國家軍事學院 (阿根廷)，但未被錄取。在高中最後幾年，他的生活發生了轉變，開始更關心學業，把遊戲和體育拋在腦後。因此，在第五年，他的成績開始提高。作為一名優秀的學生，他開始為學生報紙《激勵》（Estimulen）撰稿。

### 步入政壇

弗朗迪西在青少年時期就讀中學時就認同伊里戈延主義（Yrigoyenismo）。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當選總統時他8歲，而在他14歲時完成了任期。這是阿根廷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強制性的不記名投票，在大量民眾參與的選舉中選出總統。儘管如此，在整個大學生涯中，弗朗迪西對政治活動持負面看法，並發誓絕不踏入政黨的場所。

1927年，他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法學院，並於1930年7月畢業。次年，由於拒絕從當時通過政變推翻了伊里戈延的「事實」總統何塞·費利克斯·烏里布魯手中接過榮譽證書，他拒絕領取該證書。

他對推翻伊里戈延的獨裁統治的反對導致他參加了1931年5月8日的示威活動，在此期間他被拘留並「交由臨時政府處置」。他的兄弟西爾維奧·弗朗迪西提交了人身保護令，這是其致力於通過該法律手段保護政治犯生涯的第一次。然而，法官下令也將西爾維奧·弗朗迪西監禁，兩兄弟一起被關押在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拉斯埃拉斯街（Las Heras）的國家監獄 (阿根廷)中長達20天。阿圖羅後來擔任總統時下令拆除了這座監獄。

弗朗迪西本人曾表示，這次拘留使他決定放棄原本計劃從事的教師職業，轉而開始政治生涯。1932年底，他第二次被捕，獲釋後加入了激進公民聯盟。

1932年10月28日，弗朗迪西與埃萊娜·法喬納托（Elena Faggionato）訂婚，並於1933年1月5日結婚。1937年，他們唯一的女兒埃萊娜出生。他的妻子成為了他最親密的合作者，並參與起草了他的演講稿。

費利佩·皮尼亞記述道，1933年7月6日，弗朗迪西在伊波利托·伊里戈延葬禮上的演講使他脫穎而出。那次葬禮是一個讓阿根廷社會感到震驚的事件，因為在多年的反伊里戈延指控和宣傳之後，仍然有大量民眾參與。1970年，弗朗迪西曾這樣回憶那個時刻：

葬禮那天，我還生著病，和妻子一起作為一個無名的年輕人加入了龐大的民眾隊伍。在圖庫曼街（Tucumán）和卡亞俄街（Callao）的拐角處，我看到數千名阿根廷人陪伴著這位偉大的考迪羅（領袖）。各個年齡段和社會階層的男女都有。這景象令人印象深刻，不僅是因為人數眾多，還因為其人員構成。看到卑微的人們抽泣著，以及對我來說完全意想不到的一點——大量黑人的在場，讓我深受感動。那些在9月6日為伊里戈延的孤獨而動容的人，能夠注意到人民是如何去參加他的葬禮的，這說明人民的直覺比所有監禁他、詆毀他和攻擊他的權力都要強大。這位考迪羅已經是祖國的一個神話。看著他的靈柩經過，我覺得自己更加擁護伊里戈延主義了……

1933年12月，他因涉嫌參與反對國家政府的起義而第三次被捕。

1935年，在父親朱利奧的幫助下，弗朗迪西決定在未來的度假勝地皮納馬爾建造一座約30平方米的度假小屋。該地的特點是在大西洋沿岸擁有充滿沙丘的景觀。朱利奧親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木工坊里挑選了最堅固的橫梁來建造這所房子，弗朗迪西和法喬納托家族的所有成員都參與了建設。為了紀念弗朗迪西的女兒埃萊娜，這座度假小屋被命名為「小埃萊娜」（La Elenita）。

正是在這年初，弗朗迪西被任命為UCR大都會委員會的代表，並在3月擔任阿根廷人權聯盟（Liga Argentina por los Derechos del Hombre）的秘書。隨後，他在9月30日被任命為前政治犯和流亡者中心執行委員會的代理人。

在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衝突中，弗朗迪西自1936年起採取了反法西斯的政治立場，反對阿根廷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保持的傳統中立立場。當時，他已經因參與具體的意識形態組織而在黨內活動中脫穎而出，如激進主義學說文化協會、政治研究協會或政治與經濟研究周刊等。

1936年5月1日，他在阿根廷勞工總聯合會（CGT）的一次大型集會上代表UCR發表了演講，與他同台的還有CGT總書記何塞·多梅內克；激進黨前總統馬塞洛·托爾夸托·德·阿爾維亞爾；社會黨的馬里奧·布拉沃和尼古拉斯·雷佩托；阿根廷共產黨的保利諾·岡薩雷斯·阿爾貝爾迪（Paulino González Alberdi）；以及民主進步黨 (阿根廷)的利桑德羅·德·拉·托雷。在與CHADE醜聞有關的一次事件中，弗朗迪西遭到槍擊，一顆子彈擊傷了他的肩膀。1937年5月，他主持了UCR導向運動（Movimiento Orientador）的大會，並於7月11日在恩里克·海涅以色列人協會（Sociedad Israelita Enrique Heine）就「阿根廷人眼中的反猶太主義問題」發表了演講。

### 政治生涯

#### 不妥協與革新運動

弗朗迪西屬於年輕一代的激進黨人，他們質疑馬塞洛·T·德·阿爾維亞爾的保守領導以及官方的「工會主義」（unionista）流派，主張恢復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的經濟民族主義，並提議激進公民聯盟採取中間偏左的立場。在阿馬代奧·薩巴蒂尼作為科爾多瓦省省長推動的工業主義和民族主義政策的支持和認同下，弗朗迪西與其他革新派青年如莫伊塞斯·萊本索恩、里卡多·巴爾賓、阿圖羅·伊利亞、克里索洛戈·拉拉爾德和亞歷杭德羅·戈麥斯 (副總統)一起，於1942年5月在奇維爾科伊組織了一次青年大會，「在那裡奠定了他們試圖強加給黨的『革命』基礎」。

1945年4月4日，他加入了一群反對「工會主義」派的激進黨領導人團體，他們在阿韋亞內達市集會，討論並就一個中間偏左和民族主義綱領的政治基礎達成共識，以應對阿根廷加速工業化進程所產生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現實。其結果是阿韋亞內達宣言，這是一份成為激進公民聯盟意識形態基礎之一的歷史性文件。不久之後，1945年11月1日，這些激進黨領導人在羅薩里奧集會，成立了不妥協與革新運動（MIR）。

#### 與庇隆主義的關係及議員生涯

1945年，在庇隆主義與反庇隆主義對抗期間，弗朗迪西決定採取支持勞工權益和庇隆擔任勞工部長期間推動的加強工會措施的立場，儘管他批評了軍政府在教育領域的中間偏右政策及其獨裁主義。在1945年10月的事件中，弗朗迪西被指控為庇隆主義的「通敵者」而被驅逐出聯邦首都的激進黨總部（Casa Radical）。

弗朗迪西與MIR的立場一致，反對民主聯盟 (阿根廷)，這是一個由UCR領導的反對庇隆主義的選舉陣線，匯集了左翼和右翼政黨。民主聯盟在1946年總統大選中敗給庇隆主義，這在激進主義內部引發了深刻的辯論，導致工會主義派領導層辭職。弗朗迪西在這次選舉中當選為代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人民的國會眾議員。不妥協派隨後接管了黨的領導權，其兩名成員里卡多·巴爾賓和阿圖羅·弗朗迪西分別當選為所謂的44人集團的主席和副主席。

1948年初，MIR在聯邦首都的內部選舉中獲勝，弗朗迪西再次當選議員。同年12月，弗朗迪西開始在拉丁美洲、美國、歐洲和非洲進行巡迴訪問。

在1951年阿根廷總統大選中，他被激進公民聯盟提名為國家副總統候選人，作為里卡多·巴爾賓的競選搭檔。這一激進黨組合獲得了31.81%的選票，敗給了獲得62.49%選票的由胡安·庇隆和霍爾滕西奧·基哈諾組成的庇隆主義組合。1954年，弗朗迪西當選為UCR全國委員會主席。

1950年6月1日，他在眾議員席位上談到了國會的權力：

為了讓共和國存在憲政體制，僅僅擁有一座名為國會的建築、一個像這樣的場所、一套規章制度或這些席位是不夠的；阿根廷國會必須以其完整的即能力和職權運作，各政黨的代表必須坐在這裡，但最重要的是，坐在這裡的是人民的代表，他們願意為阿根廷國家的理想及其宏偉願望服務。

繁重的政治事務並沒有阻止他致力於智力活動。1954年底，他出版了《石油與政治》一書，這是一部譴責阿根廷石油公司活動的著作，並談到了阿根廷國家石油公司壟斷石油部門的問題。該書在次年成為暢銷書，當時正值關於庇隆與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簽署石油合同的激烈辯論期間；得益於此，弗朗迪西把自己置於國家政治舞台的前沿，加強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聲譽和左翼形象。該書當時還缺少兩個尚未撰寫的章節，分別對應1943年至1953年期間，涉及石油的未來和能源創造的問題。

#### 庇隆政府末期的動盪

那個時期開始發生暴力的反庇隆主義事件，例如1953年4月15日，1953年4月15日五月廣場恐怖襲擊在五月廣場的工人集會中爆炸，造成7人死亡，數百人受傷。作為報復，遊行結束時，一群示威者縱火焚燒了激進黨總部（Casa Radical）以及賽馬俱樂部（Jockey Club）。幾天後，激進黨的主要領導人被捕，其中包括弗朗迪西本人，這是他繼1944年在菲舍頓（Fisherton）被捕後的再次入獄。在此之前，1951年，反庇隆主義的平民和軍方部門曾試圖發動針對憲政政府的政變，由本哈明·梅嫩德斯（Benjamín Menéndez）將軍領導。UCR的弗朗迪西、社會黨的阿梅里科·吉奧爾迪、民主進步黨 (阿根廷)的奧拉西奧·泰迪和國家民主黨（保守派）的雷納爾多·帕斯托爾都獲悉了即將進行的軍事行動，據梅嫩德斯稱，他們承諾給予支持；這次企圖最終失敗，一些領導人被捕。

1955年6月16日，UCR和海軍的高層領導人組織了一場旨在刺殺國家總統的政變。為此，他們轟炸五月廣場，造成三百多人被殺。在此背景下，弗朗迪西因與政變集團以及被稱為「平民突擊隊」（comandos civiles）的激進黨恐怖組織有聯繫而被短暫拘留。

1955年7月27日，弗朗迪西通過貝爾格拉諾電台發表了他最著名的政治演講之一，時長半小時。這是在媒體被庇隆政府控制多年後的第一次反對派演講。這次演講是對庇隆試圖開啟對話空間以「平息」國家的嘗試的回應。在演講中，弗朗迪西提出了實現和平的條件，質疑了政府政策的許多方面，特別是與加利福尼亞石油公司的合同，將其定義為「一片寬闊的殖民地帶，其存在本身就是附庸地位的物理標記」，並奠定了他自己的執政建議的基礎。

弗朗迪西的演講對公眾輿論產生了真正的影響。首先，它意味著對他認為庇隆主義政權所犯下的違規行為進行了詳盡的譴責。但它也隱含地闡述了整套施政綱領。此外，那莊重的語調、完美的措辭和嚴肅的演講風格，與官方宣傳那種粗俗和重複的氛圍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無疑是一個處於崩潰前夕的政權與渴望通過其最聰明的發言人之口接替它的政權之間最明確的對抗。

### 激進公民聯盟的分裂

1955年9月，在解放革命的軍政府剛剛成立時，在反庇隆主義陣營和激進黨內部都出現了兩大趨勢：一派試圖以某種方式恢復與庇隆主義的接觸與和解，另一派則試圖通過對庇隆主義和工會實行嚴格的鎮壓政策來實現國家的「去庇隆化」。

因此，1955年11月10日，成立了一個由海軍上將伊薩克·羅哈斯（Isaac Rojas）主持的軍政府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除庇隆主義和共產主義以外的所有政黨的代表。代表激進公民聯盟的成員是工會主義派的胡安·高納（Juan Gauna）和米格爾·安赫爾·薩瓦拉·奧爾蒂斯，以及不妥協派的奧斯卡·阿倫德和奧斯卡·洛佩斯·塞羅特（Oscar López Serrot）。兩天後，羅哈斯和諮詢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除了兩名聯邦聯盟代表外）辭職，目的是迫使國家總統愛德華多·洛納迪下台。這在11月15日生效，當時洛納迪被佩德羅·歐赫尼奧·阿蘭布魯將軍取代，從而加強了政府的反庇隆主義路線。

1956年11月9日，UCR全國代表大會在圖庫曼召開。由弗朗迪西領導的不妥協與革新運動（MIR）的立場是反對軍政府；他提議掌握主動權，通過指定一組總統候選人來向軍政府施壓。巴爾賓派（已脫離MIR）、工會主義派和薩巴蒂尼派（sabattinistas）更親近解放革命，他們拒絕了這一提議，因為他們支持軍政府。全國代表大會投票贊成不妥協派的提議，並選舉阿圖羅·弗朗迪西為國家總統候選人。工會主義派、巴爾賓派和薩巴蒂尼派隨後退出了大會，並於1957年2月10日組建了一個新黨，即一個獨立的政黨——人民激進公民聯盟（UCRP），被稱為UCR的保守派。

不妥協派也分裂成一個政黨，並採用了不妥協激進公民聯盟（UCRI）的名稱。該黨迅速確定了受《阿韋亞內達宣言》啟發但適應戰後局勢的立場，吸引了大量黨外的青年和進步階層，如社會主義者達爾多·庫涅奧（Dardo Cúneo）和吉列爾莫·埃斯特韋斯·波埃羅（Guillermo Estévez Boero），或力量派成員勞爾·斯卡拉布里尼·奧爾蒂斯（Raúl Scalabrini Ortiz）。這些人的特點是持有非反庇隆主義的民族中間偏左立場，以及羅赫略·胡利奧·弗里傑里奧在《Qué! (雜誌)》雜誌上所堅持的發展主義思想。此外，弗朗迪西和弗里傑里奧與《號角報》建立了密切關係，以至於直到1982年，該報一直認同發展主義和未來的MID。這種關係始於弗朗迪西擔任總統期間，當時《號角報》轉向發展主義，從政府那裡獲得了大筆資金，並自1969年起得到鞏固，當時在其創始人羅伯托·諾布爾去世後，其遺孀厄內斯蒂娜·埃雷拉·德·諾布爾與弗里傑里奧結成了聯盟，弗里傑里奧通過發展主義者奧斯卡·卡米利翁和埃克托·馬涅托在該報的管理層運作，成為了其幕後的意識形態導師和監督者。

### 1958年選舉

1958年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得到了激進分子的高度積極參與，除了通常的張貼海報任務外，他們開始在建築物的牆壁上大量塗寫總統競選組合的名字。這種行為很快引起了媒體的批評。這是當時阿根廷歷史上花費最高的一次競選活動。該黨委託錄製了一首名為《弗朗迪西，你第一！》（Frondizi, ¡primero vos!）的探戈，由丹尼爾·基羅加（Daniel Quiroga）作詞作曲，以33轉的7英寸唱片發行，這在當時該國是一種新穎的格式。

軍事獨裁政權下令禁止庇隆黨參加1958年選舉。同樣，它規定只有在1957年12月1日之前擁有現行憲法的省份才能參加選舉（省級憲法已被獨裁政權通過1956年軍事公告廢除）；由於這一原因，拉潘帕省和米西奧內斯省的公民不被允許參加選舉。

1958年5月1日，阿圖羅·弗朗迪西在阿根廷國會從佩德羅·歐赫尼奧·阿蘭布魯手中接過總統權杖。

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庇隆與弗朗迪西之間存在某種秘密協議，以使被取締的庇隆主義選票轉向支持UCRI的候選人。據推測，該協議是由於羅赫略·弗里傑里奧的個人秘密斡旋而達成的，他在庇隆流亡委內瑞拉期間接觸了約翰·威廉·庫克或庇隆本人，並在1958年1月於加拉加斯以及隨後在1958年3月於特魯希略城（即多米尼加共和國聖多明各）舉行的多次會議中商定了條件。該協議的內容據說包括：庇隆將命令其追隨者投票給弗朗迪西，如果弗朗迪西贏得選舉，他必須履行協議中的14點內容，其中包括使工會和阿根廷勞工總聯合會（CGT）正常化，廢除禁止庇隆主義的法令，並歸還庇隆留在國內被獨裁政權沒收的個人財產。

然而，恩里克·埃斯科瓦爾·塞洛（Enrique Escobar Cello）在其著作《阿圖羅·弗朗迪西：與庇隆協議的神話》（Arturo Frondizi: el mito del pacto con Perón）中否認了該協議，理由是不存在任何帶有弗朗迪西簽名的副本或真實證據。弗朗迪西本人也一直否認該協議。

歷史學家費利克斯·盧納也出於與塞洛相同的原因質疑該協議。同時，阿爾比諾·戈麥斯（Albino Gómez）在其著作《阿圖羅·弗朗迪西，最後一位政治家》（Arturo Frondizi, el último estadista）中也質疑協議的存在。此外，他暗示庇隆對弗朗迪西的支持可能是由於兩人在國家應採取的措施上觀點一致，因為這位將軍是羅赫略·弗里傑里奧主編的《Qué!》雜誌的常客。2015年，胡安·包蒂斯塔·約弗雷（Juan Bautista Yofre）出版了《鐵門》（Puerta de Hierro）一書，書中稱庇隆因該協議收受了50萬美元，儘管他的追隨者否認他為此收錢。

### 勝選

人民激進公民聯盟（UCRP）提名的組合是里卡多·巴爾賓-聖地牙哥·德爾·卡斯蒂略，獲得了2,416,408張選票；而不妥協激進公民聯盟（UCRI）提名的弗朗迪西-戈麥斯組合則以4,049,230張選票獲勝。根據歷史學家費利克斯·盧納的判斷，確保弗朗迪西成功的支持力量是多元的：包括庇隆主義者（在胡安·多明戈·庇隆的建議下，據說他已與候選人達成了協議）；天主教徒和民族主義者（同情激進黨人反對離婚和支持教育自由的立場）；以及左翼部門（被其進步思想所吸引）。1958年總統大選擁有阿根廷歷史上最高的選民參與率，同時也是空白票數量最多的一次總統選舉，分別達到了90.86%和9.26%。UCRI在弗朗迪西-戈麥斯組合參選的所有省份都贏得了勝利，從而獲得了所有的省長職位、參議院席位以及眾議院三分之二的席位，這被形容為至今罕見的選舉結果。1958年5月1日，佩德羅·歐赫尼奧·阿蘭布魯將軍將權力移交給了在2月23日通過普選選出的總統阿圖羅·弗朗迪西。

阿蘭布魯將軍為阻止軍方內部針對弗朗迪西勝選而準備的計劃所做的努力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大多數軍官將弗朗迪西視為庇隆主義可能回歸的威脅，並且因為他與弗里傑里奧的關係而對他感到恐懼，因為弗里傑里奧的合作者來自社會黨（當時軍方最大的意識形態敵人）的行列。阿蘭布魯將軍的決心是將權力移交給贏得選舉的人。

當1958年《亞特蘭蒂達》（Atlántida）雜誌問及他為了成為總統放棄了什麼時，他回答道：

在精神上，什麼都沒放棄；在物質上，放棄了一切。

他在1958年5月1日的總統就職演說中強調：

阿根廷國家今天開啟了一個新的憲政時期，環境使其成為了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從深層意義上講，這一初始行動是由一個道德理想主導的：即阿根廷人重新團聚並恢復國家發展的明確且毫不含糊的意願。

他繼續說道：從今天起，我將為所有阿根廷人執政，並將呼籲所有分享人民願望的人的協助，無論其政治派別如何，唯一的條件是誠實和能力。我放棄所有黨派任務，並鄭重聲明，政府大樓（玫瑰宮）內將不進行黨派政治。我們必須結束宗派主義和不容忍。｜弗朗迪西的就職演說。

弗朗迪西就職一周後，《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關於阿根廷的文章，題為：「弗朗迪西能撐多久？」（«¿Cuánto durará Frondizi?»）。

總統候選組合｜政黨｜選票｜%

阿圖羅·弗朗迪西 - 亞歷杭德羅·戈麥斯｜不妥協激進公民聯盟｜4,090,840｜44.79

里卡多·巴爾賓 - 聖地牙哥·德爾·卡斯蒂略｜人民激進公民聯盟｜2,640,454｜28.91

空白票｜836,658｜9.16

盧卡斯·阿亞拉加賴（Lucas Ayarragaray） - 奧拉西奧·蘇埃爾多（Horacio Sueldo）｜基督教民主黨 (阿根廷)｜289,245｜3.17

阿爾弗雷多·帕拉西奧斯 - 卡洛斯·桑切斯·比亞蒙特｜社會黨｜262,369｜2.87

比森特·索拉諾·利馬 - 阿爾弗雷多·馬西（Alfredfredo Massi）｜人民保守黨 (阿根廷)｜172,721｜1.89

盧西亞諾·F·莫利納斯（Luciano F. Molinas） - 奧拉西奧·泰迪｜民主進步黨 (阿根廷)｜127,465｜1.40

亞歷杭德羅·萊洛伊爾（Alejandro Leloir） - 胡安·阿蒂利奧·布拉穆利亞｜人民聯盟 (阿根廷)｜101,000｜1.11

胡安·包蒂斯塔·佩尼亞（Juan Bautista Peña） - 安娜·扎埃費雷爾·德·戈耶內切（Ana Zaefferer de Goyeneche）｜獨立公民黨｜38,228｜0.42

保守派｜30,239｜0.33

來源：

## 總統任期 (1958-1962)

根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CEPAL）的建議以及1950年代起由全拉丁美洲知識分子發展的所謂依附理論的定義，他執政時期的特點是採用發展主義作為政府的基本政策。然而，「弗朗迪西主義的發展主義」與CEPAL的發展主義不同，它主要求助於跨國企業的進駐，而不是求助於國家作為工業發展的推動因素。到了1956年，弗朗迪西開始放棄他在《石油與政治》一書中的立場，並認為與外國工業簽署石油合同可能構成解決能源赤字的方案。魯道夫·潘多爾菲（Rodolfo Pandolfi）在弗朗迪西發表5月1日演說時就此話題進行了如下闡述：

他的主要合作者包括羅赫略·胡利奧·弗里傑里奧、加布列爾·德爾·馬索（大學改革之父之一）、奧斯卡·阿倫德（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省長）、羅克·維托洛、魯道夫·馬丁內斯（Rodolfo Martínez）和卡洛斯·弗洛里特（Carlos Florit）。

向世界的開放也發生在文化領域，在弗朗迪西時期，某些在庇隆主義統治下被埋沒的文化表現形式蓬勃發展。大學採用了社會學和心理學等新學科。出現了諸如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出版社（Eudeba）這樣的文化項目，該出版社擁有非常廣泛的受眾。另一方面，心理學或其他社會題材出現在電影中，如利奧波多·托雷·尼爾松和費爾南多·阿亞拉的電影；而獨立劇場普及了當代偉大的劇作家；1958年7月22日創建的迪特利亞研究所開始傳播國家通過國家藝術基金（Fondo Nacional de las Artes）資助的藝術先鋒派。國家科學技術研究委員會（CONICET）和國家農業技術研究院（INTA）根據國家標準推動了嚴謹的科學研究。技術進步徹底改變了大眾娛樂媒體：其中最突出的是Spika可攜式收音機，它使人們能夠即時關注該國偉大運動員的壯舉，例如賽車手胡安·曼努埃爾·范吉奧。《Qué! (雜誌)》雜誌在阿根廷發展了美國雜誌的格式；而諷刺周刊《Tía Vicenta》徹底改變了該國的圖畫幽默。其創作者胡安·卡洛斯·科隆布雷斯（筆名Landrú）是塔托·博雷斯的第一位編劇，後者將政治幽默引入了阿根廷電視。

### 經濟政策

年份｜GDP增長率

1958｜%

1959｜-6.6%

1960｜8%

1961｜7.2%

弗朗迪西經濟政策的總體導向遵循發展主義的方針，依據拉加經委會（CEPAL）在該十年開始向拉美政府建議的內容，但是通過羅赫略·弗里傑里奧制定的特定方法來實施。

當弗朗迪西上任時，阿根廷經濟遭受著嚴重的外部限制，這是由其貿易收支的巨額赤字造成的，這使其無法獲得進口工業結構所需投入品必要的外匯。這一赤字的一大部分是由於石油進口造成的。

#### 工業政策

外國資本引進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外國直接投資法、工業促進法和石油合同）取得了成功，因為這恰逢當時美國企業大規模跨國擴張的階段。

1958年至1963年間，阿根廷的外國投資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約占1903年至1975年期間總投資的23%。在進口替代過程的第二階段，受優待的工業部門包括汽車產業、石油工業和石油化工、化學工業、冶金業以及電氣和非電氣機械工業。投資的方向是利用受保護的國內市場提供的可能性。

由於1958年和1959年進行的投資（其中一些是為解決能源問題而緊急進行的），通貨膨脹隨之上升，以至於1959年初年通脹率達到了113%。為了對抗通貨膨脹，政府推出了60%的工資增長，但已預警這一增長的大部分將被通貨膨脹的增長所吸收，此外還削減了公共支出。得益於石油開採和生產的增加，通貨膨脹在1960年下降，指數為27.1%，1961年為13.7%。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直到1960年代末，阿根廷的人均GDP仍與奧地利、義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相當。

1958年，政府與美國石油公司簽署合同，讓它們代表阿根廷國家石油公司進行運營。目的是實現碳氫化合物的自給自足，無需從國外購買。在三年的管理中，阿根廷的石油和天然氣產量增加了150%。阿根廷歷史上首次實現了石油自給自足，並從石油進口國轉變為出口國。

實現自給自足每年節省了數億美元的原油進口成本，這有助於在隨後的13年裡創造幾乎不間斷的經濟增長，特別是在工業方面。

為了促進國家的加速工業化，他鼓勵外國工業資本的進入。這深化了由庇隆自1952年以來推動的向外國資本開放的石油政策。

新的石油合同總額達兩億美元。得益於這些合同，石油產量在四年內增加了兩倍。由於這些行動，9月份石油工人工會宣布舉行總罷工，抗議石油合同。總統宣布戒嚴，監禁了庇隆主義工會成員；事實上，弗朗迪西-庇隆協定已破裂。

為了回應關於其對石油協議立場轉變的質疑，弗朗迪西說：

我改變了立場，因為我寧願放棄不切實際的知識分子態度，也不願為了維持這種態度而損害國家利益。

儘管面臨反對私人資本介入的軍事製造總局（Dirección de Fabricaciones Militares）的阻撓，鋼鐵業的擴張還是得以實現。在這幾年裡，外國投資增加了十倍，國內投資也翻了一番，從而實現了巨大的工業設備更新。正如弗朗迪西所預料的那樣，以前用於進口燃料和其他原材料的外匯，現在被用於購買工業設備，使工業和基礎設施現代化。1959年至1961年間，石油化工行業的投資達1.4億美元。1960年和1961年，工業界進口了價值10億美元的機器和設備進行現代化改造。

農業部門也取得了一些進展，這源於鋼鐵和石油化工行業的發展，推動了技術化以及化肥、農藥和機械的供應，從而提高了農業生產和生產力。

汽車工業的增長得益於第14,780號和第14,781號《投資與工業促進法》的批准。國家行政機關還在1959年批准了第3693號法令，即《汽車工業促進位度》。同樣，有23個汽車製造項目被提交。該制度確立了現有工廠以及正在開發中的工廠的運營規範，旨在規範零部件在汽車生產中日益增加的參與度。許多跨國工業公司（其中一些在2010年代仍在運營）在此期間成立，但也成立了一些阿根廷公司，如Siam Di Tella，其生產的第一輛汽車是Siam Di Tella 1500。該車型在六個月內生產了1000輛。此前，阿根廷必須進口汽車以供應國內汽車市場，但在取得這些汽車生產成就後，它能夠在國內汽車市場上實現自給自足。Siam公司的產量在其他部門也有所增加：例如洗衣機的產量從每年2000台增加到1958年的38,000台。

1960年7月25日，位於巴拉那河畔的聖尼古拉斯的高爐落成，用於生產鋼，提供了12,000個工作崗位。這座高爐是在庇隆執政時期開始建造的，但隨著他被推翻，軍方並未將其完工（其完工被推遲了十年）。

憑藉這座高爐，1958年的鋼產量為248,500噸，四年後的1962年，產量增加了兩倍，達到643,400噸鋼。生鐵產量也增長了1270%：從每年29,000噸增加到397,000噸，從而使阿根廷鋼鐵工業實現了巨大增長。還建造了一台熱軋板連軋機，這是當時南美洲唯一的型號。由於這些工程，阿根廷的石油化工、汽車工業和鋼鐵工業得到了巨大的推動。

多家汽車公司在該國落戶：在政府執政的第一年，Dinborg、雪鐵龍和Alcre入駐；1959年，De Carlo、A. y L. Decaroli、阿根廷道依茨（Deutz Argentina）、Dinarg D-200、阿根廷伊薩德（Isard Argentina）、標緻、雷諾和Siam Di Tella入駐；1960年，汽車聯盟（Auto Union）、Autoar、Bambi和Goliath Hansa S.A.入駐。除了新到來的公司外，還有一些工廠擴大了其工業設施，例如1959年的菲亞特和同年的通用汽車。

隨著鋼鐵工業的增長，汽車工業在1961年生產了137,000輛汽車和卡車，為總共150,000名工人提供了工作，並節省了約2.5億美元以前用於進口汽車的資金。產量增加：1958年生產了10,000台拖拉機，三年後，產量達到25,000台。

公路網增長了10,000公里。工業生產增長了10%。SOMISA（阿根廷鋼鐵混合公司）工廠落成。

啟動了一項機場建設計劃，建立了十個配備高科技的航站樓。

年份｜私家車｜商用車｜總計

1957｜13,273｜15,617｜28,890

1959｜24,792｜7,665｜32,457

1960｜49,519｜38,743｜88,262

1961｜84,501｜49,917｜134,418

1962｜93,873｜34,695｜128,568

1963｜79,478｜26,342｜105,820

1964｜119,005｜47,382｜166,387

1965｜141,114｜55,640｜196,754

來源：Rapoport, Mario. (2000) Historia económica, política y social de la Argentina (1880-2000). Buenos Aires. Pág 586.

#### 石油政策

當弗朗迪西政府上台時，阿根廷面臨著嚴重的石油狀況：石油消費量為1500萬噸，但國內產量僅為500萬噸，因此必須進口1000萬噸才能滿足國家的石油供應，僅石油一項每天就要花費100萬美元。這一切加起來占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弗朗迪西政府的首要目標之一是生產所有進口商品。石油開採及其自給自足是首批成就之一：全國石油儲量增加了近50%，儲量從3.9億噸增加到5.9億噸，天然氣產量也增加了五倍。

政府確立了石油政策的三個基本支柱：

- 石油國有化。
- 國家石油資源公司（YPF）的壟斷。
- 石油自給自足。

第14,773號石油國有化法第1條規定：固體、液體和氣體碳氫化合物礦藏……是國家獨有的、不可剝奪和不可轉讓的財產……第2條：國家的活動……將由國家石油資源公司、國家天然氣公司和阿根廷國有煤炭公司負責……第8條：宣布碳氫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的自給自足……是國家緊迫的需要。該法第4條還規定：「在全國領土內禁止授予新的特許權」……政府的石油合同並非像當時人們批評弗朗迪西那樣是對外國石油公司的特許權；相反，這些是工程定位合同（contratos de localización de obras），在這些合同中，公司對在這些工程中開採的石油沒有權利：原油直接交付給國家石油資源公司。

為了開採石油，購買了36台石油鑽井設備，這是阿根廷歷史上最大的一筆購買。1960年，有超過100台此類設備為行政部門工作，是國家石油資源公司通常擁有數量的兩倍，從而解決了1958年左右存在的能源危機，結束了該國經常遭受的「電力節食」和停電現象。

同年還建設了坎波杜蘭天然氣管道；實際上創建了一個使該國成為該領域區域第二大國的石油化工產業；用於製造汽車輪胎所需的橡膠產量增加了五倍。

隨著這些原材料的生產，這些產品的進口大幅減少。

憑藉這些機械設備的進步，國家石油資源公司得以將其產量翻倍，超過了1040萬噸石油的數字。但為了達到1560萬噸，政府不得不與三家公司簽訂工程和服務定位合同：

Banca Loeb（在門多薩省）。

Pan American（在里瓦達維亞海軍准將城），以及Tennessee（在火地省）。

因此，阿根廷在四年內實現了石油自給自足，打破了五十年來由大型外國壟斷企業進口石油供應的局面。

1941年，在聖克魯斯省的里奧圖爾比奧發現了阿根廷最大的煤礦。其開採從一開始就由國有企業國家石油資源公司負責。此前阿根廷已有其他煤礦在開採，但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的煤礦，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占到了該國已發現的所有煤炭儲量的99%。1958年8月7日，在弗朗迪西政府下，成立了國有企業阿根廷國有煤炭公司（YCF），該公司負責煤礦的開採，直到1994年私有化。

#### 「石油戰役」

1958年冬天，在執掌國家政府後，面對願意促進外國投資但不想依靠國家石油資源公司，並且擁有增加阿根廷產量的手段但沒有外匯進口石油的情況，他決定與標準石油的一家子公司談判石油開採合同。他因此受到了嚴厲批評，因為這違背了他在1954年就任總統前寫的著名書籍《石油與政治》中所主張的觀點。這在一些庇隆主義部門引發了一些示威和緊張局勢。費利克斯·盧納就此評論道：「與其說是政治指責，不如說是道德指責。」

因此，1958年7月24日，總統向全國發表演講，解釋了繼續進口石油的問題和後果。政府由此宣布了「石油戰役」，其目標是不惜一切代價實現石油自給自足。在演講中，他給出了意識形態轉變的理由，簡單來說就是阿根廷「連一克給國家石油資源公司的黃金都沒有」，必須吸引外國資本來開採碳氫化合物，即使石油公司拿走該行業的部分利潤。

以下是1958年7月24日演講的一段引文，他在其中解釋了其意識形態轉變的原因。

當我們接管政府時，黃金儲備總計1.255億美元，黃金和外匯總計略高於2.5億美元。從1958年5月1日到12月31日，我們將不得不在國外履行價值6.45億美元的承諾。因此，我們在中央銀行為YPF連一克黃金都沒有。

儘管石油政策在短時間內帶來了積極成果，但他的政策受到了嚴厲批評，因為在最初幾個月，由於購買所需機械，開採阿根廷石油比購買外國石油還要昂貴（約3.5億美元）；但後來，當油井開始鑽探時，人們看到了在國內開採石油與不得不購買石油之間的區別。但還有一個更具爭議的問題：弗朗迪西在就任總統前曾寫過《石油與政治》一書，書中持強烈的反帝國主義立場，其中提到國家石油資源公司有能力實現國家的石油自給自足，無需向國外求助。他聘請美國公司進行石油勘探和開採的行動與他在書中所表達的截然相反。這是為了在國內創造就業機會，並以理性的方式開採石油。

這一石油政策基於弗朗迪西和弗里傑里奧所稱的「目的民族主義」（nacionalismo de fines），與「手段民族主義」（nacionalismo de medios）相對立。第一種「民族主義」主張通過任何手段實現目標，而第二種則側重於如何實現目標的手段。

#### 鐵路與拉金計劃

在鐵路政策方面，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由阿根廷交通領域的不同人物主導。

第一階段對應的是阿爾貝托·洛佩斯·阿布因（Alberto López Abuín）博士擔任交通國務秘書的時期，他是交通問題專家，也是鐵路的捍衛者。1958年2月，他提出了阿根廷鐵路現代化政策，認為必須為國家鐵路引進新的機車車輛。通過這種方式，試圖改善通過鐵路進行的貨物運輸，使其在面對阿根廷汽車交通的進步時贏得地盤。但該計劃有兩個主要障礙：投資非常高，且實施期限對於總統搖擺不定的政策來說太長了。阿布因於1959年5月辭職。

隨後開始第二階段，主角是公共工程部長阿爾貝托·康斯坦蒂尼（Alberto Constantini）和財政部長阿爾瓦羅·阿爾索加雷。兩人主要尋求通過提高票價來消除赤字，並在較小程度上使鐵路系統現代化。阿爾索加雷前往美國，商定托馬斯·拉金（Thomas Larkin）將軍抵達阿根廷事宜，拉金將在那裡負責一項由世界銀行主持的交通研究。由此設計了所謂的「拉金計劃」，該計劃包括放棄32%的現有鐵路軌道，解僱7萬名鐵路員工，並將所有蒸汽機車以及7萬節貨車和3000節客車報廢為廢鐵，其想法是在國外市場購買所有這些設備，並一勞永逸地使阿根廷鐵路 (歷史公司)現代化，無論是更新軌道還是更新狀況不佳的機車車輛。

工會幹部在得知縮減鐵路公司和取消支線的計劃後立即進入戰備狀態。但當時的政治危機導致阿爾索加雷和康斯坦蒂尼不得不於1961年4月辭職，因此該政策鮮有實施。

隨後開始最後一個階段，阿圖羅·阿塞韋多（Arturo Acevedo）擔任公共工程部長。1961年6月，新的柴電機車被納入羅卡將軍鐵路的郊區服務，導致許多機車司機和司爐工失業，引發了抗議罷工。阿塞韋多主張取消所有虧損的線路。他因此關閉了多條支線，這引發了多次罷工，其中包括1961年8月1日開始的一次為期42天的罷工，既反對解僱也反對報廢機車車輛。然而，罷工結束後，沒有任何一條被關閉的支線得到恢復。

### 勞工政策

自1957年起，工會舉行了選舉，庇隆主義在大多數工會中獲勝。工會分為三組：62個組織（庇隆主義者）、32個民主工會（社會黨和激進黨）和工會統一協調運動（共產黨）。

1958年，通過第14,499號法律，規定每位退休人員自動領取相當於其工作時收入82%的退休金。

1960年10月，庇隆主義和獨立工會成立了「20人委員會」（Comisión de los 20），要求歸還自1955年軍事政變以來一直被政府接管的阿根廷勞工總聯合會（CGT）。為了向政府施壓，「20人委員會」於11月7日宣布舉行總罷工，迫使弗朗迪西總統接見他們，並最終同意於1961年3月3日將CGT歸還給「20人委員會」。

在弗朗迪西政府期間，批准了新的第14,455號《工會法》，建立了一個絕對自由的工會模式，即通過簡單登記即可創建工會，並將工會法人資格授予最具代表性的工會，以便在雇主、政府和國際組織面前統一工人代表權。該法律還確立了對「代表」（delegado）這一角色的承認，作為由全體工人選舉產生的工作場所工會代表，並規定未經司法授權禁止解僱他們。

1961年，鐵路工會兄弟會 (阿根廷)（La Fraternidad）以侵犯工會自由為由向國際勞工組織（ILO）起訴阿根廷政府。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受理了工會的申訴，建議該機構提請弗朗迪西政府注意其遵守與工會達成的協議的義務。

### 教育政策

除了工業化，教育也占有一席之地：技術教育學校成倍增加，開啟了一個十年（1963-1974），在此期間阿根廷的增長率位居世界前列，貧困率也顯著下降。作為對科學和技術重視的體現，在他的任期內，鼓勵了國家工業技術研究院、國家農業技術研究院、由國家、雇主和工會代表組成的國家技術教育委員會以及由諾貝爾獎得主貝爾納多·奧賽主持的國家科學技術研究委員會（CONICET）。

然而，弗朗迪西繼續推進其他符合其發展主義政策的教育改革。他的政府通過1959年10月14日批准的第14,855號法律，將國家工人大學（由庇隆於1948年建立的技術學校）更名為國家技術大學（UTN），並賦予其新的自治權。在隨後的幾十年裡，UTN成為了該國培養新一代技術工程師的領先學府。

弗朗迪西教育政策的特點是頒布了兩項重要法律：批准《教師章程》的法律，以及授權私立大學頒發專業學位的法律。後者引發了一場被稱為「世俗或自由」的大規模學生抗議活動。

#### 世俗或自由

正當關於「石油戰役」的辯論達到緊張頂峰時，一個源於解放革命的新問題出現了：第6403/55號法令的監管，該法令由教育部長阿蒂利奧·德爾奧羅·邁尼（天主教背景的保守派）推動。該法令授權私立大學運作。然而，在1958年8月底，政府希望落實第28條的效力，從而允許私立大學（儘管有些尚不存在，僅在計劃中）頒發資格證書。這些新大學中有許多是天主教大學。

在阿根廷大學聯合會（FUA）組織下的學生運動立即反對授權私立大學，並在「世俗或自由」的口號下，在工會、中學生和反對黨政治團體的支持下組織了一項動員計劃。這是阿根廷學生運動史上規模最大的動員之一。在學生領袖中，動員委員會主席吉列爾莫·埃斯特韋斯·波埃羅脫穎而出，他後來於1989年當選為社會黨的眾議員。

學生們捍衛「世俗教育」的旗幟（反對弗朗迪西的法案），而政府和天主教會則捍衛「自由教育」的旗幟。

1958年8月28日，七所國立大學的七位校長（其中包括何塞·佩科、霍蘇埃·戈良、奧貝爾丹·卡萊蒂以及弗朗迪西本人的兄弟里斯耶里·弗朗迪西）請求國家行政機關不要執行關於私立大學的法令，理由是「為了不改變國家的制度和學術生活」。幾乎在同一時間，示威和抗議活動開始了，起初是在學院內部，後來轉移到了街頭。對於世俗派來說，弗朗迪西是教會的工具：他們甚至焚燒了一個總統的雕像，據歷史學家費利克斯·盧納稱，該雕像身穿滑稽的教士長袍。

### 國際政策

阿圖羅·弗朗迪西維持了良好的對外關係政策。他獲得了日本早稻田大學、邁阿密大學、渥太華大學和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等多所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

在1958年，他進行了多次環球訪問，包括會見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楚，以及前往美國試圖在兩國之間進行調解，當時兩國正因美國懷疑古巴可能在其領土上藏匿核武器而處於嚴重衝突之中。

弗朗迪西試圖以中立身份在雙方之間進行調解，但在軍方的壓力下，他被迫於1962年2月8日與哈瓦那斷絕關係。

1959年1月15日，弗朗迪西總統訪問美國，受到熱烈歡迎。這是阿根廷歷史上第一次有總統訪問該國。正是在那個時刻，軍隊闖入了利桑德羅·德·拉·托雷冷藏廠，解散了抗議解僱的工人罷工。作為對阿根廷總統訪問的回應，德懷特·艾森豪總統於1959年3月訪問了阿根廷。兩國發表了《巴里洛切宣言》（一項關於保護國家公園的條約），旨在促進美洲國家更好的生活水平。

1959年4月，弗朗迪西訪問了烏拉圭、巴西、智利和秘魯的首都，並在各地都受到了極好的接待。

阿根廷歷史上首次與蘇聯達成了經濟協議。最初，弗朗迪西政府在蘇聯受到好評。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塔拉索夫出席了阿根廷總統的就職典禮，並與他進行了會談。總統派遣了一個由何塞·V·利塞阿加（José V. Liceaga）率領的外交使團前往蘇聯，目的是獲得貸款以購買石油設備。蘇聯提供了一筆1億美元的貸款用於購買石油開採設備。但在1959年社會經濟危機之後，蘇聯大使館的一些成員被驅逐，被指控參與了一些事件，大使科斯蒂列夫對此予以否認。在這種氛圍下，4月27日，政府禁止了阿根廷共產黨的活動，並在只使用了三分之一貸款的情況下終止了從該國購買石油設備。

在他訪問日本的亞洲之行期間，他說：

日本人民經歷了一次奇妙的堅韌與紀律的體驗，將一小片人口過剩且自然資源並不豐富的土地，變成了當今首要的工業強國之一。

在比格爾海峽的斯奈普島事件發生後，阿根廷和智利政府試圖進行接觸以解決邊界問題。1959年2月2日，弗朗迪西總統降落在洛斯塞里略斯機場，並與智利總統豪爾赫·亞歷山德里簽署了《阿根廷與智利關於仲裁的聯合聲明 (1960)》，兩位領導人承諾「立即進入談判，旨在找到適當的仲裁方案，以解決現有的爭端」。兩位總統同意將恩昆特羅河（Río Encuentro）地區以及帕萊納（Palena）和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山谷的邊界爭端提交給英國政府（或由瑞士聯邦總統）仲裁，而比格爾海峽的爭端將提交給海牙國際法院。

1960年與智利簽署了一系列外交議定書。其中一項議定書將帕萊納問題提交仲裁，另一項是比格爾議定書，此外還有兩項公約：一項關於南部海峽的航行，另一項關於永久仲裁。弗朗迪西和亞歷山德里總統在聖地牙哥會晤，並就「包含和平解決兩國間所有未決邊界問題（南極洲除外）基礎的協議」發表了聲明。正是通過該協議，試圖將比格爾海峽現有的爭端提交海牙國際法院裁決。1960年6月12日，兩國大使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會晤，簽署了後來被稱為《比格爾議定書》和《航行議定書》的文件，其中除其他事項外，允許阿根廷軍艦通過該海峽和麥哲倫海峽。此外，條約確立了精確的界限，例如，一條沿著海峽中線延伸的邊界線，將海峽分給兩國。但該條約和《航行公約》均被兩國國會否決。

1960年6月16日，總統決定訪問歐洲。在這次巡訪中，他從羅馬前往古比奧市，開始了他的國事訪問。古比奧是他父母和妻子父母的出生地。在那裡，他會見了義大利國家碳氫化合物公司（ENI）總裁恩里科·馬泰（Enrico Mattei），與他討論了義大利在阿根廷進行石油投資的可能性；第二天，弗朗迪西參加了特意為此推遲舉行的切里皮科利節（Festa dei Ceri Piccoli）。在返回羅馬之前，他路過佩魯賈，在那裡因其著作《石油與政治》被授予政治學榮譽學位。後來他在羅馬拜訪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繼續其歐洲之行前經過了米蘭。

同年，他在英國被授予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大十字騎士勳章，這是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等級中的最高榮譽。

當弗朗迪西擔任阿根廷國家元首兩年時，雅尼奧·夸德羅斯當選為巴西總統。1961年4月21日，兩位總統在烏魯瓜亞納會晤，意圖使兩國擁有共同的政策並共同開展經濟項目。但軍方對這次會晤反應消極，因為夸德羅斯曾會見古巴工業部長埃內斯托·格瓦拉（這次會晤最終導致巴西總統和阿根廷總統都被推翻）。他們還試圖建立基於「不干涉」和人民自決原則的國際政策。

甚至在1961年1月於蓬塔德爾埃斯特召開的美洲國家組織（OEA）會議上，阿根廷外交部長米格爾·安赫爾·卡爾卡諾也反對將古巴排除在美洲體系之外。會議結束後，弗朗迪西在奧利沃斯官邸接見了來自古巴的阿根廷代表格瓦拉。

1961年，弗朗迪西前往美國，以爭取對拉丁美洲發展的援助承諾。

出於同樣的目標，他協助簽署了建立拉美自貿協定（ALALC，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的《蒙得維的亞條約》，並支持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於1961年3月提出的爭取進步聯盟。

1961年11月，他訪問了加拿大、印度、日本和泰國。回國途中，他在棕櫚灘會見了甘迺迪。1962年2月，他向全國發表講話，捍衛不干涉原則和人民自決權。

一個貧窮且沒有希望的民族不是自由的民族。一個停滯和貧困的國家無法保障民主制度。相反，它是無政府狀態和獨裁統治滋生的沃土。

弗朗迪西還致力於深化與亞洲、非洲國家的國際關係，例如接待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和以色列外交部長果爾達·梅厄的訪問，以及他自己訪問印度並會見總理尼赫魯。他還在馬德里會見了西班牙獨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這些會晤的目標之一是加強阿根廷在冷戰面前的不結盟國際立場。他任期內另一項重要訪問是義大利總統喬瓦尼·格隆基於1961年4月17日的來訪。在他1961年12月對東方的歷史性訪問中，他成為了第一位訪問印度、日本和泰國的阿根廷總統。在尼赫魯總理、裕仁天皇和蒲美蓬·阿杜德國王面前，他尋求投資阿根廷的資本，從而實現農村工業化並抵消歐洲市場的限制政策。在東京，他還會見了首相池田勇人以及皇儲明仁和美智子；在印度逗留期間，他被拍到騎在這一頭大象上，這張照片遭到了反對派的批評和嘲笑。

他還通過與巴西簽署多項協議解決了邊界問題。

#### 阿道夫·艾希曼綁架案

1952年底，納粹戰犯逃犯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發現，這要歸功於猶太裔奧地利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的一位朋友提供的資訊。鑑於以色列很難從阿根廷獲得艾希曼的引渡（這隨之帶來罪犯逃跑的危險），以色列秘密情報局摩薩德在以色列總理大衛·本-古里安的堅定支持下策劃了綁架這名通緝納粹戰犯的行動，從而違反了領事協助條約和阿根廷國家主權。

1960年5月1日，一組以色列間諜機構Nokmin（復仇者）成員搭乘定期航班隱姓埋名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從而啟動了「加里波第行動」（因艾希曼居住的街道名稱而得名）。這支隊伍由以色列特工拉菲·艾坦（Rafael Eitan）和彼得·馬爾金（Peter Malkin）指揮和協調，對其目標進行了近兩周的監視。

最終，在1960年5月11日，當艾希曼下班回家下公車時，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將其綁架並塞進一輛私家車。隨後，四名以色列特工人員於5月20日將他用一架私人飛機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埃塞薩國際機場轉移到以色列，使用另一個身份並假裝他處於醉酒狀態。

面對這次綁架，外交部通過大使馬里奧·阿馬代奧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抗議這種嚴重侵犯主權的行為。阿根廷得到了該國際機構的支持，但以色列從未打算將這名納粹戰犯歸還給阿根廷。

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外交官試圖正式安排阿圖羅·弗朗迪西總統和大衛·本-古里安總理舉行會晤，以便兩人為艾希曼案尋求解決方案，並不因此破壞阿根廷和以色列之間的外交關係。經過多次接觸，雙方同意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於1960年6月在布魯塞爾舉行，但由於兩國通過外交途徑產生的猜疑，該會晤最終告吹。

最終，弗朗迪西斷絕了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這些關係是前不久才由胡安·多明戈·庇隆總統建立的。不久之後，弗朗迪西恢復了與以色列的關係。

1961年12月11日，阿道夫·艾希曼被判犯有危害人類罪，12月15日被判處死刑，並於1962年5月31日執行。他的遺言是：「德國萬歲。奧地利萬歲。阿根廷萬歲。這些是我最認同的國家，我永遠不會忘記它們。我必須遵守戰爭規則和我的旗幟。我準備好了」。

#### 與切·格瓦拉的會面

1961年8月18日，古巴革命領袖埃內斯托·格瓦拉對阿根廷進行了僅三小時的訪問（奇怪的是，這將是格瓦拉最後一次訪問阿根廷）。為此，必須儘可能秘密地將格瓦拉帶到阿根廷，因為如果軍方得知這次會晤，將會給該國帶來巨大的政治問題。

被選中將這位古巴領導人帶到阿根廷赴約的是眾議員豪爾赫·卡雷托尼，他得到的命令是不要與這位游擊隊領導人乘坐同一架飛機，以免引起懷疑。

在45分鐘的航程中，格瓦拉睡在拉美事務主任拉蒙·阿哈·卡斯楚（Ramón Aja Castro）的肩膀上。這架派珀飛機抵達並降落在阿根廷土地上，位於唐托爾夸托（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鎮的機場。

格瓦拉乘車前往奧利沃斯官邸，隨即受到總統接見；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關在一個小房間裡交談。這次會晤持續了三個小時。

格瓦拉是作為古巴代表團的工業部長來參加在埃斯特角城舉行的美洲國家組織（OEA）美洲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第四次會議的。儘管會晤儘可能保密，但不可避免地還是被阿根廷武裝力量得知了。

雖然那次會晤沒有太多時間交談，但在會談中，格瓦拉保持了他典型的反美立場，並認為一個國家不應該依賴美國的經濟援助，理由是美國通過其經濟支持，總能在受援國獲得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另一方面，弗朗迪西總統表達了他對古巴政策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擔憂，並向這位游擊隊領導人坦言，他擔心古巴會加入華沙條約組織。然而，格瓦拉告訴他這不會成為現實，從而安撫了他。

弗朗迪西與埃內斯托·格瓦拉的會晤導致20天後，即1961年8月29日，阿道夫·穆希卡（Adolfo Mugica）辭去外交和宗教事務部長一職。弗朗迪西對1959年古巴革命的態度，加上菲德爾·卡斯楚的訪問，以及後來格瓦拉對阿根廷的訪問，使得阿根廷軍方與國家文官政府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特別是在這位古巴領導人秘密訪問該國之後。

弗朗迪西與美國總統約翰·F·甘迺迪也有良好的關係。甘迺迪希望阿根廷在「飛彈危機」衝突中充當美國和古巴之間的調解人，因為這兩個國家正處於非常嚴重的對抗之中，原因是美國擔心古巴可能擁有來自蘇聯並瞄準其領土的核武器。因此，應美國總統的要求，鼓勵弗朗迪西和格瓦拉舉行會晤，以討論這個棘手的問題，並試圖在美國入侵古巴島失敗後引導兩國關係。

軍方正式抗議這些與古巴領導人的會晤，並向總統施壓要求改變對古巴的政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古巴流亡者試圖偽造文件，意圖將政府成員捲入所謂的卡斯楚主義陰謀。弗朗迪西下令進行調查，連軍方自己的報告——著名的「古巴信件」案——也不過是個謊言。

行政部門指定了21名來自國家和私人的筆跡鑑定專家來調查這些文件的真實性。這些筆跡專家裁定這些文件是拙劣的偽造品，因為文本中包含不屬於古巴的習語、不同的印章以及與原件差異很大的簽名（明顯是描摹的）。從未查明是誰偽造了這些文件。

據阿根廷歷史學家費利佩·皮尼亞稱，這些信件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編造的故事」。

一旦總統與埃內斯托·格瓦拉的會晤被發現，弗朗迪西說：

只有弱者才會迴避與思想不同的人對抗。西方大國沒有哪位政治家拒絕與共產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交談。我們絕不想成為一個害怕將自己的思想與其他思想對抗的人民的統治者。

#### 南極條約

1959年10月15日，南極會議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在不確定的氣氛中開幕。12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會議，其中7個國家聲稱對南極大陸的某些部分擁有主權，這其中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亞、智利、法國、挪威、紐西蘭和英國。45天後，簽署了《南極條約》。阿根廷、智利和英國聲稱的領土權利有相當大的重疊。與此同時，其他五個國家（比利時、美國、日本、南非和蘇聯）已經在該地區進行了勘探，但沒有提出領土要求。關於未來南極洲法規的某些方面，各國已達成普遍共識，例如大陸的和平化，必須將其排除在一切戰爭性質的活動之外，以及保證任何有意願的國家都能進行科學研究。最複雜的問題是對主權要求的考量。

阿根廷的立場是確立南極洲的和平用途以及在商定界限內的科學合作，並且會議不得絲毫改變各方的權利。關於領土的使用，阿根廷政府主張有必要限制絕對自由，目的是保護生態利益，並禁止核試驗和存放核廢料。最後一項提議讓美國代表團和蘇聯代表團都感到意外，阿根廷對這一點的堅持差點導致會議陷入危機，不僅是在國際層面上，在弗朗迪西政府內部也是如此。

條約最終於1959年12月1日簽署，並根據阿根廷的要求，規定必須禁止軍事性質的活動。《南極條約》於1961年6月23日生效。該條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為該地區保持了無衝突狀態。該會議還成功使南極大陸國際化和非軍事化，禁止在其中進行核試驗和儲存放射性廢料。在冷戰期間，交戰大國曾高強度地開展這些活動。條約確保了該地區用於和平目的，主要包括聯合勘探和科學研究。簽署國獲得了在該地區自由進出的權利，並擁有相互視察設施的權利。

在1960年5月1日的演說中，弗朗迪西專門用一段話提到了南極會議，申明阿根廷已成功將反對該地區國際化的立場納入條約。自由和科學合作的原則也被納入了條約。

條約簽署後，弗朗迪西訪問了南極。1961年3月6日，他和隨行人員登上了「巴伊亞·阿吉雷」號（Bahía Aguirre），前往迪塞普申島基地。去程有些不適，因為他們在穿越德雷克海峽時不得不忍受強烈的風暴。3月8日下午，船隻在五月一日灣（Bahía 1.º de Mayo）拋錨，並與破冰船「聖馬丁將軍」號（General San Martín）一起，向登陸的當局致以首批敬意，隨後他們乘坐直升機和快艇被轉移到分遣隊駐地，那裡再次舉行了榮譽儀式。隨軍神父多納明（Donamin）主持了彌撒，弗朗迪西從那裡向全國發表了講話，並向國家海軍成員、研究人員、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致意。

### 其他領域

#### 能源

為了給國家提供清潔能源，啟動了大型水力發電項目，如埃爾喬孔大壩和塞羅斯科洛拉多斯水電大壩。農業產業也得到了大力支持，通過一項積極生產此類機器的政策，鼓勵在田間使用機械。

此外，當時還成立了大布宜諾斯艾利斯電力服務公司（縮寫為SEGBA），這是一家負責電能生產、分配和商業化的公共企業。這項服務後來在1992年由卡洛斯·梅內姆分拆並私有化為三個運營實體：EDENOR、EDESUR和EDELAP。

#### 農業

儘管弗朗迪西政府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國家工業活動的發展上，但這並不意味著忽視了農業部門，其活動曾是當時阿根廷經濟外匯的重要來源。因此，得益於鋼鐵和石油化工行業的發展（這推動了技術化以及必要機械、化肥和農藥的供應），國家農業產業的產量得以增加。在整個過程中，有三個基本因素：以可行利率獲得更多信貸；更多的稅收優惠；以及私人資本的參與。

舉例來說，1957年，在弗朗迪西就任總統之前，阿根廷售出了6000台拖拉機。在他任期的最後一年，拖拉機的年銷量上升至20,000台，這是農業部門增長的結果。

#### 航太活動

自胡安·多明戈·庇隆第一屆政府以來，就一直在測試不同類型的推進器，以發射完全在阿根廷製造的火箭。然而，在整個1950年代，這些活動停滯不前。

從弗朗迪西政府開始，實驗重新啟動，首先於1959年12月開始研製固體推進劑發動機。通過1960年1月28日的第1164號法令，啟動了國家空間研究委員會（CNIE），這是第一個負責火箭人員配備的機構。工程師特奧菲洛·塔巴內拉被任命為主席， 1961年6月27日，行政機關創建了自行推進彈丸實驗和發射中心（縮寫為CELPA）。

1961年2月2日，第一架完全在阿根廷製造的飛行器發射升空，APEX A1-02「半人馬座阿爾法」（Alfa Centauro）火箭從科爾多瓦省阿查拉潘帕地區的聖托馬斯 (阿根廷)升空。

空軍准將阿爾多·塞奧利進行了倒計時並按下了發射按鈕。現場大約有30人，包括平民和軍人，還有一名來自《號角報》（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攝影記者。

#### 文化

1960年，阿圖羅·弗朗迪西政府查禁了由阿韋拉多·卡斯蒂略（Abelardo Castillo）主編的雜誌《紙蟋蟀》（El Grillo de Papel），理由是該雜誌表現出左翼思想。

### 鎮壓與CONINTES計劃

弗朗迪西政府起初廢除了針對庇隆主義和工人運動的多項鎮壓手段。沿著這一路線，1958年6月26日，國會廢除了獨裁政權為禁止庇隆主義而頒布的第4161/56號法令，並批准了一項特赦法，釋放了數千名被解放革命政權監禁的庇隆主義者和工會成員。

他還廢除了1902年頒布的第4144號居住法，該法自頒布以來一直受到阿根廷工會主義的譴責。在這一時期，警察和監獄酷刑明顯普遍化，以至於主要反對黨眾議員黨團領袖、未來的國家副總統卡洛斯·溫貝托·佩雷特在議會公開譴責：

「關於酷刑的指控已經達到了無與倫比的程度」。

這種鎮壓程度與工會和學生運動對其經濟和教育政策的強烈抵抗有關，例如石油、鐵路、肉類加工、銀行和冶金工人的大規模罷工，以及由阿根廷大學聯合會（FUA）組織的反對私立大學的大規模工學動員（以其口號「世俗或自由」而聞名）。

1958年，阿圖羅·弗朗迪西在就任阿根廷總統後不久，發布了11月14日的第9880/1958號秘密法令，允許總統宣布「CONINTES狀態」（Conmoción Interna del Estado，即「國家內部騷亂」狀態）。胡安·多明戈·庇隆總統曾在1955年9月16日試圖在建立阿蘭布魯獨裁政權的政變期間使用該狀態。該法令限制了憲法權利和保障的效力，並允許社會軍事化和宣布戒嚴。

弗朗迪西的CONINTES計劃允許將主要工業中心或城市（如拉普拉塔)宣布為軍事化區域，並授權阿根廷武裝力量在不遵守憲法規範的情況下進行搜查和拘留（期間審訊工會成員和庇隆主義者）。此外，在「CONINTES狀態」期間，罷工和示威被宣布為非法。

1960年3月12日發生了一起恐怖襲擊，陸軍上尉戴維·雷內·卡夫雷拉（David René Cabrera）的私人住宅被放置炸彈，導致其兩歲的女兒死亡，六歲的兒子重傷，整棟房子幾乎倒塌。這一事件是由庇隆主義抵抗運動領導人阿爾貝托·曼努埃爾·坎波斯指使的，是弗朗迪西政府期間發生的1566起襲擊事件之一——這些襲擊導致包括平民和軍人在內的17人被殺—— 這導致在3月14日總統與三軍指揮官的會議上決定執行CONINTES計劃。起初，軍方要求採取其他措施，比如戒嚴（ley marcial），這包含適用死刑的可能性。卡洛斯·塞韋羅·托蘭索·蒙特羅（Carlos Severo Toranzo Montero）中將曾對總統說：「……並明確記錄槍決任何被發現『現行犯』的人。通過這種方式，戒嚴法將限制恐怖主義。」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弗朗迪西第二次執行了CONINTES計劃。

於是，1960年3月14日，為了鎮壓罷工和學生抗議，弗朗迪西總統再次實施CONINTES計劃，並宣布全國處於「國家內部騷亂狀態」。

在CONINTES狀態下，弗朗迪西政府逮捕了數百名反對派、工會成員和學運積極分子；這些囚犯被稱為「CONINTES囚犯」。政府還接管了工會。為了集中關押被拘留者，弗朗迪西啟用了馬格達萊納和蓬塔印第奧的軍事監獄，並重新開放了位於艾斯塔多島的火地島監獄，該監獄曾被庇隆於1947年關閉。當時的一些著名囚犯包括共產黨人魯本斯·伊斯卡羅、庇隆主義者安德烈斯·弗拉米尼和何塞·伊格納西奧·魯奇，以及巴拉圭民俗音樂家何塞·阿松森·弗洛雷斯。

直到1961年8月2日，弗朗迪西才宣布結束CONINTES狀態。1962年，全國再次被宣布處於CONINTES狀態長達數月。該計劃是預防性的，並在結束後不再適用刑罰。

這些規範在多起案件中受到質疑，導致由弗朗迪西總統根據憲法經參議院同意於1958年任命的最高法院，裁定第13.234號和第14.785號法律以及第2628/60號和第2639/60號法令符合憲法。在這些裁決中，法院認為「顛覆和普遍暴力的狀態顯然存在」，並確認了「為逮捕進行的調查任務、特別軍事法庭的介入、住所搜查以及採取《軍事司法法典》簡易程序的有效性」，並澄清由於第6495/61號法令廢除了第9680/58號和第2628/60號法令，受到法律質疑的軍事判決不再存續。一項判決認為CONINTES計劃是國家安全學說的直接前身。

1960年2月9日，政府查封了《大多數》（Mayoría）雜誌，並逮捕了其主編——記者兼作家圖利奧·哈科韋利亞（Tulio Jacovella）——以及多名記者，原因是他們發表了記者羅多爾福·沃爾什關於何塞·萊昂·蘇亞雷斯處決案（1956年6月9日）的調查，以及其著作《薩塔諾夫斯基案》的章節。

這次爆炸被用來——據UCRI的一些部門稱是蓄意製造的——推翻科爾多瓦省省長、不妥協激進黨人阿圖羅·薩尼切利，他被武裝部隊部分人士指責為「為庇隆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滲透提供便利」。

1960年5月12日，陸軍總司令卡洛斯·托蘭索·蒙特羅發表了一份被媒體廣泛傳播的公報，指責薩尼切利是這次「襲擊」的同謀，並「組織和武裝恐怖組織」。保守的科爾多瓦民主黨和聽命於阿爾索加雷部長的獨立公民黨也對此表示贊同，並將責任歸咎於省長本人，與軍方的指控一致。武裝部隊指揮官委員會要求弗朗迪西總統對科爾多瓦省的三個權力機構進行聯邦干預。

弗朗迪西屈服於軍事壓力，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干預該省的法案，該法案僅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在未獲得眾議院批准的情況下，弗朗迪西最終於1960年6月15日下令對科爾多瓦實施聯邦干預，並任命與右翼部長阿爾瓦羅·阿爾索加雷關係密切的胡安·弗朗西斯科·德·拉雷切亞為干預官。薩尼切利領導的派系將其視為「一種新型政變」。

### 對性少數群體的鎮壓

弗朗迪西政府發起了系統的道德運動，由警察局長路易斯·馬爾加里德指揮，對同性戀者和異裝者進行突襲和迫害。通過實施警察法令，僅在聯邦首都每年就有11萬至17萬人被拘留。

1960年，著名的法國變性人歌舞明星可辛奈爾（Coccinelle）申請簽證前往阿根廷演出，但政府以「道德問題」為由拒絕了她的申請。

### 1960年11月30日叛亂

1960年11月30日，一群由米格爾·安赫爾·伊尼格斯將軍指揮的平民和軍人（其中一些是現役，另一些是退役人員）在多個城市採取行動，主要是在羅薩里奧和塔爾塔加爾，目的是推翻弗朗迪西總統。當天，一個武裝團體抵達羅薩里奧的第11步兵團「拉斯埃拉斯將軍」營地，並在分配到該團的現役上尉胡安·卡洛斯·羅西（Juan Carlos Rossi）和幾名士官的幫助下，奪取了警衛室。在衝突中，指揮襲擊者的退役上校胡里奧·巴雷多·巴雷多（Julio Barredo Barredo）身亡，而在防守方，一名士官和兩名義務兵身亡。

與此同時，在薩爾塔省塔爾塔加爾，一群軍人和各平民占領了學校營、市政府、警察局、火車站、機場和該市的兩家銀行分行。

幾個小時後，阿根廷國家憲兵和其他駐軍的部隊經過四小時的戰鬥，奪回了羅薩里奧的軍營，其他部隊也收復了塔爾塔加爾被占領的設施。這次起義重新點燃了其他討論話題，其中包括政黨合法化和定於1961年2月舉行選舉的問題，並被不同的政治行為者用作謀取自身利益的藉口。羅伯特·波塔什（Robert Potash）指出，這一事件標誌著陸軍對政府態度的轉變，陸軍決定以直接控制總統行為的政策取代迄今為止採取的監視政策。

### 被推翻

弗朗迪西政府遭受了來自軍方的巨大壓力，因為他經歷了26次軍事暴動和6次未遂政變。

隨著1961年阿爾索加雷的辭職，以及公務員、工人和反對派工會的罷工，面對日益臨近的選舉，弗朗迪西決定改弦更張，允許庇隆主義通過替代政黨或新庇隆主義政黨（人民聯盟 (阿根廷)、工黨 (阿根廷)、三面旗幟黨等）進行相對有限的參與。他隨後下令1962年全國立法選舉於1962年3月18日舉行，與一些省份的省長選舉同時進行，其中包括關鍵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庇隆主義最初宣布推出弗拉米尼-庇隆的競選組合。儘管最終副總統候選人由馬科斯·安格拉達（Marcos Anglada）擔任，但「弗拉米尼-安格拉達，庇隆入主玫瑰宮」的口號揭示了庇隆主義不容忍任何反民主禁令的決心。

庇隆主義在舉行選舉的17個選區中的9個贏得了立法選舉，並贏得了6個省長職位（布宜諾斯艾利斯、查科、內烏肯、里奧內格羅、聖地牙哥-德爾埃斯特羅和圖庫曼），紡織工會激進分子弗拉米尼因此當選為關鍵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省長。

軍方希望總統廢除選舉結果，使庇隆主義在國會中沒有任何眾議員或參議員；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弗朗迪西試圖採取一種策略，對五個省份（除內烏肯外所有庇隆主義獲勝的省份）進行干預，其想法是撤換當選的庇隆主義省長，但不像軍方要求的那樣廢除選舉。這樣，他未能避免幾天後推翻他的軍事政變。3月29日，他被阿根廷武裝力量成員逮捕。他先被轉移到南部，後來被關押在馬丁加西亞島。7月，他發出了一封支持投空白票的信。

當弗朗迪西在凌晨兩點半左右接起電話時，另一端是他的海軍國務秘書加斯頓·克萊門特（Gastón Clement），他通知他：「總統先生，我想通知您，您的罷免案已經決定，我們將逮捕您。非常抱歉，但我無能為力，過一會兒軍事之家 (阿根廷)的主管會去拜訪您。我提前告訴您，以防您有什麼準備工作要做。」弗朗迪西回答：「不，非常感謝。」

然而，弗朗迪西在被軍方拘留時拒絕辭職，說出了一句在阿根廷歷史上變得著名的話：

我不辭職，我不自殺，我不離開這個國家。弗朗迪西總統拒絕按照三軍總司令——中將勞爾·波吉、准將卡約·阿爾西納和海軍上將奧古斯丁·佩納斯——的要求辭職，這使得政變在陰謀者的談判和密謀中延長了。這耗盡了政變者的精力，並允許對軍事政變做出文官回應：最高法院的一些成員策劃了一個巧妙的策略，讓參議院臨時議長、不妥協激進黨參議員何塞·馬里亞·吉多宣誓就任「臨時總統」。最高法院法官胡里奧·奧伊阿納特是構思並推動適用總統缺位法以實現吉多就職的人。第二天，發生了一個具有悲喜劇色彩的情況：政變軍人在睡了一覺以恢復前一天漫長工作的精力後，前往玫瑰宮接管權力，卻被在那裡的記者告知，國家已經有了另一位在那天早上宣誓就職的總統。難以置信的陰謀者們重新討論如何落實政變，最終決定對這位新「總統」進行一次「考試」，後者承諾服從軍方。政變軍人與「總統」吉多之間的這次會面被記錄在案。

第二天，即弗朗迪西被政變軍人逮捕24小時後，吉多掌權，宣布行政權力「因前總統被事實罷免」而空缺，沒有提及弗朗迪西的名字，並宣布他「以確定的形式」接任總統。公證書還提到，簽字是在「武裝部隊總司令先生們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的，正是這些人逮捕並仍將憲法總統囚禁在馬丁加西亞島的海軍基地。由於弗朗迪西被捕，象徵權力的權杖和總統綬帶由參與該法案的公證員豪爾赫·加里多（Jorge Garrido）交給了他。公證員加里多在全國聯播中宣讀的公證書寫道：

在阿根廷共和國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市，1962年3月30日12時15分，我，國家政府的總公證員，應尊貴的國家參議院臨時議長何塞·瑪麗亞·基多博士的要求，來到政府大樓的白廳。他在場並聲明：鑑於眾所周知的事實，即前總統被事實罷免導致行政權力空缺，他已以確定的形式接任共和國總統，並以此身份在國家最高法院面前進行了憲法宣誓。本記錄與當天發給接受宣誓的最高法院的通訊構成一個整體。並在武裝部隊總司令先生們在場的情況下簽署，必須將證詞發送給最高法院以供批准。緊接著，下述總公證員將把象徵最高權力的權杖和總統綬帶交到剛剛就職的國家總統何塞·瑪麗亞·基多博士手中。

### 內閣

在內閣中，弗朗迪西納入了多位自由派官員，如經濟部的阿爾瓦羅·阿爾索加雷和羅伯托·阿勒曼，以及其他與不妥協激進公民聯盟無關的人物，如米格爾·安赫爾·卡爾卡諾和卡洛斯·穆尼斯（Carlos Muñiz）。

儘管他的經濟部長是埃米利奧·多納托·德爾·卡里爾（Emilio Donato del Carril），但弗朗迪西通過其經濟秘書羅赫略·胡利奧·弗里傑里奧的建議獲得諮詢。在上任一年多後，弗里傑里奧因軍方壓力被迫辭職（不過兩人仍繼續在奧利沃斯官邸秘密會面）。在此背景下，為了稍微平息軍方的壓力，弗里傑里奧建議總統將經濟部長一職交給阿爾瓦羅·阿爾索加雷。

阿圖羅·弗朗迪西政府各部

職位｜負責人｜任期

內政部｜阿爾弗雷多·羅克·維托洛烏戈·瓦卡·納爾瓦哈｜1958年5月1日 – 1962年3月19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外交與宗教事務部｜卡洛斯·弗洛里特迪奧赫內斯·塔博阿達阿道夫·穆希卡 (子)米格爾·安赫爾·卡爾卡諾羅伯托·埃切帕雷博爾達｜1958年5月1日 – 1959年5月15日1959年5月22日 – 1961年4月28日1961年4月28日 – 1961年8月29日1961年8月29日 – 1961年9月12日1961年9月12日 – 1962年3月29日

經濟部｜埃米利奧·多納托·德爾·卡里爾阿爾瓦羅·阿爾索加雷羅伯托·阿勒曼阿圖羅·科爾·貝內加斯（Arturo Coll Benegas）豪爾赫·韋貝｜1958年5月1日 – 1959年6月24日1959年6月25日 – 1961年4月26日1961年4月26日 – 1962年1月12日1962年1月15日 – 1962年3月26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教育與司法部｜路易斯·拉斐爾·麥凱（Luis Rafael Mac Kay）米格爾·蘇西尼（子）（Miguel Sussini (hijo)）｜1958年5月1日 – 1962年3月26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社會援助與公共衛生部｜埃克托·諾布利亞（Héctor Noblía）蒂武西奧·帕迪利亞 (部長)｜1958年5月1日 – 1962年3月26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國防部｜加布列爾·德爾·馬索胡斯托·波利卡波·比利亞爾（Justo Policarpo Villar）魯道夫·馬丁內斯（Rodolfo Martínez）｜1958年6月18日 – 1959年6月24日1959年6月25日 – 1962年3月26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陸軍部根據1958年的《各部組織法》，陸軍部、海軍部和空軍部轉變為隸屬於國防部的國務秘書處：陸軍國務秘書處、海軍國務秘書處和空軍國務秘書處。｜埃克托·索拉納斯·帕切科｜1958年5月1日 – 1958年6月18日

海軍部｜阿道夫·埃斯特韋斯（Adolfo Estévez）｜1958年5月1日 – 1958年6月18日

空軍部｜羅伯托·韋爾塔｜1958年5月1日 – 1958年6月18日

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阿爾弗雷多·阿連德戴維·布萊赫爾（David Bléjer）吉列爾莫·阿庫尼亞·安索雷納（Guillermo Acuña Anzorena）伊斯梅爾·布魯諾·基哈諾（Ismael Bruno Quijano）奧斯卡·普伊格羅斯（Oscar Puiggrós）｜1958年6月18日 – 1959年2月11日1959年2月11日 – 1960年12月30日1960年12月30日 – 1961年6月30日1961年6月30日 – 1962年3月26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公共工程與服務部｜胡斯托·波利卡波·比利亞爾（Justo Policarpo Villar）阿爾貝托·康斯坦蒂尼（Alberto Costantini）阿圖羅·阿塞韋多 (父)何塞·馬薩爾·巴爾內特（José Mazar Barnett）佩德羅·佩特里斯（Pedro Pétriz）｜1958年6月18日 – 1959年6月25日1959年6月25日 – 1961年4月28日1961年4月28日 – 1962年1月15日1962年1月15日 - 1962年3月26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公共工程部｜阿爾弗雷多·羅克·維托洛 （代理）｜1958年5月1日-6月13日

通信部｜阿爾弗雷多·羅克·維托洛 （代理）｜1958年5月1日-6月13日

交通部｜阿爾弗雷多·羅克·維托洛 （代理）｜1958年5月1日-6月11日

農業與畜牧業部｜埃米利奧·多納托·德爾·卡里爾 （代理）｜1958年5月1日-6月11日

商業與工業部｜埃米利奧·多納托·德爾·卡里爾 （代理）｜1958年5月1日-6月11日

勞動與福利部｜埃克托·諾布利亞（Héctor Noblía） （代理）｜1958年5月1日-6月11日

阿圖羅·弗朗迪西政府各國務秘書處

職位｜負責人｜任期

陸軍國務秘書處｜埃克托·索拉納斯·帕切科 埃爾維奧·卡洛斯·阿納亞 魯道夫·拉爾切爾（Rodolfo Larcher）羅森多·弗拉加 (孫)｜1958年6月13日-1959年6月30日 1959年6月31日-9月3日 1959年9月4日-1960年10月15日 1960年10月16日-1962年3月29日

海軍國務秘書處｜阿道夫·B·埃斯特韋斯（Adolfo B. Estévez）加斯頓·克萊門特（Gastón Clement）｜1958年6月13日-1959年7月27日 1959年7月27日-1962年3月29日

空軍國務秘書處｜羅伯托·韋爾塔 拉蒙·阿布拉因（Ramón Abrahín）豪爾赫·羅哈斯·西爾韋拉｜1959年6月13日-1958年9月10日 1958年9月13日-1961年8月16日 1961年8月16日-1962年3月29日

農業與畜牧業國務秘書處｜貝納迪諾·奧爾內（Bernardino Horne）埃內斯托·馬拉科爾托（Ernesto Malaccorto）塞薩爾·I·烏里恩（César I. Urien）｜1958年6月13日-1959年6月24日 1959年6月25日-1961年4月26日 1961年4月28日-1962年3月29日

財政國務秘書處｜里卡多·盧米（Ricardo Lumi）安赫爾·M·拉戈馬爾西諾 吉列爾莫·W·克萊因（Guillermo W. Klein）拉蒙·C·萊克里卡（Ramón C. Lequerica）豪爾赫·韋貝｜1958年6月13日-1959年5月18日 1959年5月22日-1959年6月24日 1959年7月13日-1960年12月30日 1960年12月30日-1961年4月26日 1961年4月26日-1962年3月29日

金融國務秘書處｜安東尼奧·洛佩斯（Antonio López）塞薩爾·A·奔赫 歐斯塔基奧·門德斯·德爾菲諾｜1958年6月13日-1959年5月 1959年5月-1959年6月29日 1959年6月29日-1960年1月28日

商業國務秘書處｜何塞·C·奧爾菲利亞（José C. Orfilia）安東尼奧·M·德·阿佩利亞尼斯（Antonio M. de Apellániz）佩德羅·曼努埃爾·加西亞·奧利弗（Pedro Manuel García Oliver）｜1958年6月13日-

工業與礦業國務秘書處｜阿爾貝托·V·泰丁（Alberto V. Tedín）卡洛斯·A·胡尼（Carlos A. Juni）何塞·安東尼奧·布蘭科（José Antonio Blanco）｜1958年6月13日-

能源與燃料國務秘書處｜格雷戈里奧·A·梅拉（Gregorio A. Meira）路易斯·安東尼奧·波列多（Luis Antonio Polledo）比森特·尼古拉斯·布蘭卡（Vicente Nicolás Branca）｜1958年6月13日-

公共工程國務秘書處｜阿爾貝托·康斯坦蒂尼（Alberto Costantini）貝納爾多·拉魯德（Bernardo Larroudé）帕斯夸爾·帕拉索（Pascual Palazzo）曼努埃爾·溫貝托·阿庫尼亞（Manuel Humberto Acuña）｜1958年6月13日-1959年6月25日 1959年6月25日-

通信國務秘書處｜阿道夫·T·科森蒂諾（Adolfo T. Cosentino）米格爾·F·穆希卡（Miguel F. Mugica）｜1958年6月13日

交通國務秘書處｜阿爾貝托·J·洛佩斯·阿布因（Alberto J. López Abuin）阿爾貝托·康斯坦蒂尼（Alberto Costantini）曼努埃爾·F·卡斯特略（Manuel F. Castello）希多·C·貝爾佐尼（Guido C. Belzoni）胡安·奧維迪奧·薩瓦拉（Juan Ovidio Zavala）｜1958年6月13日

## 總統卸任後的活動

### 1960年代和1970年代

弗朗迪西繼續被拘留了一年多，於1963年3月被轉移到巴里洛切的通克蘭酒店（Hotel Tunkelen）。1963年7月31日，他恢復了自由，並從他的新政黨整合與發展運動（MID）重新加入政治生活。

同年，他創建了國家研究中心 (阿根廷)，這是他在總統任期結束後開展政治活動的地方。10月21日，他接受了良性脊髓腫瘤手術。被推翻後，弗朗迪西嚴厲批評了阿圖羅·伊利亞（人民激進公民聯盟）的就職和政府，後者廢除了他簽署的一些石油合同。

1964年8月13日，他遭遇了一次襲擊，但他毫髮無損，襲擊也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司法調查沒有透露襲擊的目標是什麼，也沒有透露具體的執行者和幕後主使。弗朗迪西指責阿圖羅·伊利亞總統的政府，而一些調查則認為，這不是針對弗朗迪西生命的襲擊，而是庇隆主義部門的恐嚇行動，目的是反對伊利亞不允許前總統胡安·多明戈·庇隆返回阿根廷的決定。

1966年7月，他曾短暫回歸新聞工作，以「多雷戈」（Dorrego）的筆名為《已確認》（Confirmado）雜誌撰寫每周專欄。1966年，他公開支持推翻伊利亞的軍事政變，認為「阿根廷革命」是進行經濟革命並將國家從「國際壟斷及其國內盟友」手中解放出來的機會。但隨著阿達爾貝特·克里格·瓦塞納出任經濟部長，弗朗迪西認為革命受阻。

1971年3月1日，應秘魯當局邀請，他前往秘魯。

1972年3月，他在馬德里拜訪了胡安·多明戈·庇隆。他與庇隆展開了一系列對話，促成了兩人之間新的選舉協議。就這樣，MID加入了正義主義民族解放陣線（FREJULI），該陣線贏得了1973年3月的總統大選，為庇隆於1973年9月重返權力中心鋪平了道路。

除了極少數細節外，弗朗迪西和庇隆之間的談話內容從未被披露。2012年，路易斯·愛德華多·梅格利奧利（Luis Eduardo Meglioli）出版了《庇隆與弗朗迪西：對話》（Perón y Frondizi: la conversación）一書，書中收錄了對話的抄本，這些對話是在兩位領導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開盤式錄音機錄下來的。

1974年9月27日，他的兄弟西爾維奧·弗朗迪西被極右翼準軍事組織阿根廷反共聯盟突擊隊暗殺。

1976年8月19日，他的女兒埃萊娜去世，年僅39歲。

這一事實讓弗朗迪西夫婦非常沮喪。從那時起，這位前總統開始越來越多地從阿根廷政治中消失，最後一次露面是在1983年，阿根廷恢復民主後，在新當選總統勞爾·阿方辛的權力移交儀式上。

在1976年以來的軍事獨裁統治期間，弗朗迪西保持了一種觀望態度，這並未受到人權組織的批評。然而，他因隱含地支持軍事獨裁而受到批評，因為他允許其政黨MID的領導人在軍政府中任職，這一點激進公民聯盟（UCR）、正義黨（PJ）、民主進步黨 (阿根廷)（PDP）、人民聯邦力量（FFP）、內烏肯人民運動（MPN）、基督教民主黨 (阿根廷)（PDC）、不妥協黨（PI）和社會民主黨 (阿根廷)（PSD）也做過。獨裁政府的部長之一奧斯卡·卡米利翁以及94位市長都是MID的領導人。

為了向獨裁政權施壓以開啟民主出路，1981年，弗朗迪西代表MID與激進公民聯盟、正義黨（庇隆主義）、不妥協黨和基督教民主黨一起加入了多黨聯盟 (阿根廷)。

### 馬島戰爭與恢復民主

面對1982年4月2日軍政府收復馬爾維納斯群島的行動，弗朗迪西代表整合與發展運動（MID）簽署了由多黨聯盟 (阿根廷)於4月12日起草的支持該措施的公報。1982年4月22日，MID在弗朗迪西和弗里傑里奧簽署的聲明中確立了其批判性支持的立場。在該聲明中，MID主張：

如果假設阿根廷有人不支持收復馬爾維納斯群島，那是荒謬的。但在我們支持它的同時，我們希望區分武裝部隊充滿勇氣和鮮血的行動與政府啟動該行動的政治決定。全體人民支持並將繼續支持他們的士兵，但他們有權知道行動方針，以確保生命和財產的犧牲不會白費。當發生國際衝突時必須對與政府的分歧保持沉默，甚至包括由該衝突本身引起的分歧，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除了有限的外交和軍事機密領域外，國家必須擁有真實的資訊，並就如何確保我們的士兵和外交官取得成功進行辯論；只有人民廣泛參與，才會有超越修辭的真正團結……我們融入西方陣營是複雜地理和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衝突的偶然性而退出西方陣營，將是對支持和反對阿根廷的聯盟格局評估的錯誤。這無疑對阿根廷不利；此外，如果爭端達到「全球化」的極端，導致超級大國介入，其後果將是不可預測的。

在《12頁報》發表的一篇非常簡短的文章中，記者奧拉西奧·維爾比茨基強調了弗朗迪西對馬島登陸的批評立場，並認為這與勞爾·阿方辛採取的批評立場一樣，是阿根廷政治格局中的例外。

1989年12月10日，弗朗迪西在接受《新聞報》（La Prensa）採訪時講述，1981年，即阿根廷登陸馬島前一年，一位美國將軍曾拜訪他，並預言美國將推動阿根廷占領馬爾維納斯群島，然後支持英國收復這些島嶼，目的是凍結主權衝突並促進軍事基地的建立。1989年9月29日，弗朗迪西向馬里亞諾·塞薩爾·巴托洛梅（Mariano César Bartolomé）證實了他的聲明，並指認這位美國軍人是弗農·沃爾特斯（Vernon Walters）將軍。

1984年，時任阿根廷總統勞爾·阿方辛挽回了弗朗迪西總統任期的聲譽，這是非弗朗迪西派激進黨人對其執政的歷史性承認。最終，在1992年，84歲的他被阿根廷陸軍授予金質獎章。正如歷史學家費利佩·皮尼亞在一篇簡短的傳記文章中所述：

在他被推翻整整30年後，曾指責他是共產主義者的同一機構，回過頭來注意到了阿圖羅·弗朗迪西思想發生的巨大變化，並授予他最高榮譽。

1985年11月20日，他的兄弟里斯耶里·弗朗迪西去世。

在1983年的選舉中，MID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弗里傑里奧-薩洛尼亞），獲得了1.19%的選票和兩名選舉人。在1989年的選舉中，MID加入了正義主義人民團結陣線（FREJUPO），該陣線推舉庇隆主義者卡洛斯·梅內姆為候選人，後者最終獲勝。作為該聯盟的表現，發展主義者安東尼奧·薩洛尼亞被任命為教育部長，而弗朗迪西本人則被總統任命為榮譽顧問，以表彰他對國家做出的貢獻。

1991年10月28日，在他83歲生日那天，弗朗迪西將他的總統綬帶和權杖捐贈給了玫瑰宮博物館，這些物品之前一直保存在他位於貝魯蒂街（Beruti）、德國醫院對面的公寓裡的原裝盒子裡。時任阿根廷總統卡洛斯·梅內姆對他表示感謝，並說：「我的第一票是投給您的。」弗朗迪西曾表示，他想把這些物品交給玫瑰宮，以便「學校的孩子們能在其中看到共和主義和公民權力委託給一個人的象徵」。同年，他的妻子埃萊娜·法喬納托·德·弗朗迪西去世。

1992年5月30日，弗朗迪西與其他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UBA）畢業生一起收到了1931年頒發的榮譽證書，並向他們發表了演講。

## 逝世

在接受阿根廷陸軍金質獎章三年後，1995年4月18日，阿圖羅·弗朗迪西因未公開的原因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的義大利醫院去世，享年86歲。他的遺體被安葬在奧利沃斯公墓。在他去世三年後的1998年，科內克斯基金會（Fundación Konex）向這位前總統的記憶頒發了榮譽獎。

## 總統綬帶和權杖被盜

2008年4月3日，在他誕辰近一百周年之際，當時玫瑰宮博物館自當年一月起正在進行改造，一名女員工發現弗朗迪西十七年前捐贈給博物館的權杖和總統綬帶不見了。從未找到對此事的解釋，因為博物館區域周圍有四個安全攝像頭，進入博物館必須留下指紋，但顯然，此案的調查未能取得進展。

## 影響、遺產與評價

阿根廷政治家如克里斯蒂娜和內斯托爾·基什內爾、羅伯托·拉瓦尼亞、里卡多·洛佩斯·墨菲和愛德華多·杜阿爾德（等人）都聲稱羨慕阿圖羅·弗朗迪西的施政，無論其意識形態或政黨如何。他們許多人認為他是最好的領導人之一，也是最後一位擁有國家規劃（proyecto de país）的總統。

阿根廷歷史學家費利克斯·盧納在其著作《阿圖羅·弗朗迪西，我的老上司和導師》（Arturo Frondizi, mi antiguo jefe y maestro）中敘述道：

像里瓦達維亞一樣，他可能領先於他的時代：他的一些政策現在的有效性似乎證明了這一點，這些政策在他執政時引起了許多人的拒絕，今天卻被證明是明智的。他在石油政策開放、在經濟最關鍵領域吸引外資的概念、對古巴問題的立場，以及他確信冷戰已經結束、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時代即將到來的信念，都證明了這一點。｜費利克斯·盧納，1995年。

前總統勞爾·阿方辛這樣定義阿圖羅·弗朗迪西：

當現代性還未被視為制度增長的因素時，他就推動了現代性。很多次我都問自己，激進黨的分裂對國家來說是否是災難性的。當然，我們都曾欽佩那個人，作為激進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他在1955年7月27日通過廣播發表了那次著名的演講，在演講中，他在要求民主運作的同時，奠定了施政綱領的基石……他從不憎恨對手，也不記仇……洛佩斯·雷加的女兒拜訪弗朗迪西家時發生的事證明了他崇高的價值觀，當時主人對她說：「是的，是你父親下令殺害了我弟弟西爾維奧，但我原諒他，因為我心中沒有怨恨，也不想復仇。」來訪者諾爾瑪（Norma）聽後哭了起來。｜勞爾·阿方辛。

在2007年競選期間，羅伯托·拉瓦尼亞稱讚這位前總統說：

弗朗迪西訪問查科省時獲得的羅克薩恩斯佩尼亞總統城的象徵性鑰匙，以及他在二百周年博物館展出的帽子和眼鏡。

拉瓦尼亞甚至評價1958年的弗朗迪西-庇隆協定，稱其結果造就了「一位政治家總統」。洛佩斯·墨菲說，弗朗迪西是少數幾個帶著戰略思想上台的政治家之一。有一次，墨菲承認當他閱讀1958年5月1日的就職演說時，他感動不已。

幽默音樂團體盧瑟耶（Les Luthiers）的馬科斯·穆恩斯托克（Marcos Mundstock）說：

嗯，那些年1958年至1962年是美妙的。它們隨著翁加尼亞的獨裁統治而結束。大學是一種特權、繁榮的領域，有著自由思想的氛圍。我們在那裡誕生。｜馬科斯·穆恩斯托克，盧瑟耶成員。

艾麗莎·卡里奧認為他「是一位政治家，也是阿根廷最好的總統」。2007年，她直接將他定義為「最後一個為我們著想的人」：

弗朗迪西的一些想法對我來說似乎很關鍵，這也定義了我們的提議。我們不相信階級衝突，因為這會導致委內瑞拉式的經歷；我們相信階級意識的聯盟……我們相信我們可以擁有一個在社會、政治和文化上整合的國家。｜艾麗莎·卡里奧。

卡洛斯·魯特曼曾宣稱，他在與弗朗迪西交談後進入了聖菲省政府。他們談論了政治，這位前總統對他可能的候選資格回答說：「為什麼不呢？」。

在甘迺迪大學（Universidad Kennedy）舉行《弗朗迪西，那個陌生人……》（Frondizi, ese desconocido...）一書出版的會議上，作者費爾南多·米蘭達（Fernando Miranda）博士提到他閱讀1958年5月1日總統咨文時的情景說：

我記得在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我開始閱讀它們，不禁感到一陣由衷的震驚。我發現了一些永恆的話語，似乎就像是在我閱讀的那一刻寫下的，它們是如此具有現實意義。｜費爾南多·米蘭達。

在多次會議和採訪中，愛德華多·杜阿爾德都提到了弗朗迪西。他在其著作《一場火災的回憶錄》（Memorias de un incendio）中說：

阿圖羅·弗朗迪西被違背發展主義政策的利益集團推翻了，這位偉大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是在庇隆主義支持下當選的。｜愛德華多·杜阿爾德在《一場火災的回憶錄》中。

## 紀念

1999年10月28日星期五，在弗朗迪西父母的出生地、義大利翁布里亞大區的古比奧市的一個廣場上，一塊刻有這位阿根廷前總統名字的牌匾在他誕辰紀念日之際揭幕。該市市長烏巴爾多·科拉齊（Ubaldo Corazzi）和當地扶輪社社長加埃塔諾·納爾代利（Gaetano Nardelli）代表義大利官員出席。代表阿根廷出席儀式的有駐義大利大使費利克斯·博爾戈諾沃（Félix Borgonovo）、教育部長馬努埃爾·加西亞·索拉（Manuel García Solá）、阿圖羅·弗朗迪西基金會負責人卡涅特（Cañete）博士以及弗朗迪西政府的前部長和官員安東尼奧·薩洛尼亞。古比奧的這個廣場因此被命名為「阿圖羅·弗朗迪西廣場」（Piazza Arturo Frondizi）。

在他逝世十周年之際，在阿根廷國家銀行總部舉行了紀念活動，該總部位於里瓦達維亞大道上，面對玫瑰宮，150多位朋友和他的堅定追隨者聚集在那裡。「弗朗迪西是民主的偉大捍衛者。通過他持久的發展主義主張，他開闢了一條阿根廷人必然要走的道路，」勞爾·阿方辛說道，儘管兩人屬於當時嚴重對立的激進黨不同派系，但他還是以此讚揚了弗朗迪西。紀念活動持續了一整天。何塞·希門尼斯·雷博拉（José Giménez Rébora）教授、經濟學家阿爾多·費雷爾（Aldo Ferrer）、馬塞洛·拉斯卡諾（Marcelo Lascano）和埃克托·瓦列（Héctor Valle）以及政治分析家何塞·米格爾·阿米烏內（José Miguel Amiune）發表了演講。「弗朗迪西非常清楚世界趨勢是什麼，以及國家如何利用這些趨勢，但國家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國家藝術基金主席瓦列說。在活動結束時，音樂家阿蒂利奧·斯坦波內（Atilio Stampone）回憶起在委員會的下午，他將受弗朗迪西啟發而創作的器樂探戈曲《無雙》（Impar）獻給了他，他說：

當我告訴他我為他創作了這首器樂探戈曲時，弗朗迪西問我：——為什麼叫『無雙』？我回答他：——因為這是給一個舉世無雙的人的。｜阿蒂利奧·斯坦波內。

2008年3月6日，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立法機關將七月九日大道南段（Autopista 9 de Julio Sur）重新命名為阿圖羅·弗朗迪西總統高速公路，以紀念這位阿根廷前總統。

通過2008年10月7日的第5465號市政法令，胡寧工業園被命名為「阿圖羅·弗朗迪西總統」，以紀念這位前總統對國家工業的貢獻。相應的儀式於2009年11月7日舉行。

2008年6月22日，官方郵政機構在阿根廷國會宮的藍廳展示了一枚印有「阿圖羅·弗朗迪西 - 誕辰100周年 - 就任國家總統50周年」口號的郵票。在郵票上可以看到前總統的面孔，旁邊是石油開採泵，背景是淺天藍色。2008年10月28日，一座紀念這位前總統的雕像在科連特斯省帕索-德洛斯利布雷斯一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廣場上豎立。

2009年4月3日，阿根廷政府下令發行一枚印有阿圖羅·弗朗迪西頭像的硬幣，以紀念他誕辰100周年和就任阿根廷總統50周年。該措施在2009年3月4日於官方公報上發布的第26.479號法律中正式生效。該規範帶有副總統胡里奧·科沃斯、眾議院議長愛德華多·費爾內爾和議會秘書恩里克·伊達爾戈（Enrique Hidalgo）的簽名。

2010年9月29日，議員們一致通過了一項法令草案，將拉卡爾洛塔（La Carlota）的工業園命名為「阿圖羅·弗朗迪西總統」。議員們參加了9月29日的協商會議。正義黨支持該項目，民主中間聯盟 (阿根廷)（UCEDE）也表示支持。激進黨沒有出席，儘管副主席羅伯托·加代亞（Roberto Gadea）表示：「重要的是工業園，所以這個名字很好；因此我們也支持這項協議」。

## 榮譽與勳章

- ：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功績勳章特級大十字勳章（1960年6月）
- ： 安第斯雄鷹勳章大項鍊級（1961年5月24日）
- ： 智利功績勳章項鍊級（1958年7月1日）
- ： 伊莎貝拉天主教徒勳章項鍊級（1960年7月7日）
- ： 法國榮譽軍團勳章大十字騎士級（1960年5月8日）
- ： 義大利共和國功績勳章大十字騎士級（飾大綬帶）（1960年6月11日）
- ： 大勛位菊花章頸飾（1961年12月14日）
- ： 阿茲特克雄鷹勳章項鍊級（1960年1月21日）
- ： 荷蘭獅勳章大十字騎士級（1960年7月1日）
- ： 秘魯太陽勳章大十字級（1958年4月17日）
- ：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榮譽大十字騎士級（1960年7月4日）
- ： 朱拉宗格勞勳章大十字騎士級（1961年3月6日）
- ： 庇護九世勳章項鍊級騎士（1960年6月）

### 榮譽博士

- ：聖馬爾科斯國立大學（1958）
- ：福特漢姆大學（1959）
- ：馬德里大學（1960）
- ：佩魯賈大學（1960）
- ：渥太華大學（1961）
- ：法政大學（1961）
- ：早稻田大學（1961）
- ：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1961）

## 著作

- 《阿根廷經濟的法律制度：在高等研究自由學院講課時使用的筆記》（Régimen jurídico de la economía argentina: apuntes utilizados en la clase dictada en el Colegio Libre de Estudios Superiores，1942年）。
- 《石油與政治》（1954年）。
- 《給所有阿根廷人的和平與自由》（Paz y libertad para todos los argentinos，1957年）。
- 《阿根廷與拉丁美洲》（Argentina y América Latina，1958年）。
- 《歐洲與阿根廷的發展：弗朗迪西訪問歐洲》（Europa y el desarrollo argentino: visita de Frondizi a Europa，1960年）。
- 《與弗朗迪西對話》（Diálogos con Frondizi，1963年）與費利克斯·盧納合著 ISBN 950-49-0063-1
- 《民族運動的戰略與戰術》（Estrategia y táctica del Movimiento Nacional，1963年）。
- 《石油與國家》（Petróleo y Nación，1963年）。
- 《阿根廷農業問題》（El problema agrario argentino，1965年）。
- 《民族運動：其戰略的基礎》（El movimiento nacional: fundamentos de su estrategia，1975年）。
- 《什麼是整合與發展運動》（Qué es el Movimiento de Integración y Desarrollo，1983年） ISBN 950-07-0165-0。
- 《阿根廷國家及其武裝力量》（La nación argentina y sus fuerzas armadas，1992年）。
- 《政治實踐中的現實主義與倫理》（Realismo y ética en la praxis política，1994年）。

## 外部連結

- 阿圖羅·弗朗迪西的個人檔案 以及 阿圖羅·弗朗迪西總統任期的檔案 可在馬里亞諾·莫雷諾國家圖書館檔案部供公眾查閱。
- 查看弗朗迪西撰寫的書籍. acceder.gov. 2010-10-26查閱.
- 查看弗朗迪西撰寫的書籍 . 教師國家圖書館.

## 基本資料

- 日語原文：阿圖羅·弗朗迪西·埃爾科利
- 原文名：es
- 國家：阿根廷
- 職位：阿根廷總統
- 任期開始：1958年5月1日
- 任期結束：1962年3月29日
- vicepresident1：亞歷杭德羅·戈麥斯
- 前任：佩德羅·歐亨尼奧·阿蘭布魯
- 繼任：何塞·馬里亞·吉多
- 職位：阿根廷國家眾議員、代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
- 任期開始：1946年
- 任期結束：1951年
- 出生日期：1908年10月28日
- 出生地：阿根廷科連特斯省帕索-德洛斯利夫雷斯
- 逝世日期：1995年4月18日
- 逝世地：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 墓地：奧利沃斯公墓
- 配偶：埃萊娜·法喬納托 (Elena Faggionato)
- 政黨：激進公民聯盟 (1930-1957)、不妥協激進公民聯盟 (1957-1963)、整合與發展運動 (1963-1995)
- 專業：律師、記者、教師
- 宗教：羅馬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