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大剿匪

第二次國共內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在攻占東北地區後，即於1945年9月開展針對共產黨控制區內反對中共的地方武裝的「剿匪」軍事行動。隨著國共戰爭中共產黨控制區逐漸擴大，更多的針對反共武裝游擊活動的軍事行動進一步展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於1950年開始集中兵力發起，消滅反對新政權武裝的全國性軍事行動，是為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延續，並於1953年12月結束。

從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度，這一系列軍事行動稱為全國大剿匪、新中國大剿匪、新中國剿匪鬥爭、建國初期剿匪鬥爭。從中華民國、反共武裝或部分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的角度，又稱為反共救國戰爭、反共抗俄戰爭、反共游擊戰爭、大陸反共革命運動、敵後反共革命運動、反共革命等。

除消滅中國長期存在的土匪外，它與同期開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徹底消滅了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殘餘軍事力量（包括國軍中的中央軍、地方軍），以及其他各種反對新政權的地方性武裝。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對這一軍事行動持肯定態度。軍事行動肅清反對新政權的武裝勢力的同時，鞏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穩定社會秩序，保障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運動的順利進行。

## 名稱

蘇聯歷史上就曾將反抗布爾什維克的武裝暴動敵人稱為「土匪」，如坦波夫起義中的農民武裝。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國民黨也將反對國共農運的地主武裝稱為「土匪」。在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把中共稱為「共匪」。

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出發，當時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包括由各路中華民國國軍直接轉變為的游擊隊，地方性的反對中共的武裝，宗教性的會道門武裝，反對中共政策的農民武裝以及原本在地方上進行搶劫的土匪武裝均為「土匪」，因此中國共產黨一直將對其的軍事行動稱為「全國大剿匪」、「新中國大剿匪」、「建國初期剿匪鬥爭」等。

從後來退守到台灣的中華民國、以及親中華民國的勢力的角度，往往又將戰爭稱為「抗共」、「反共戰爭」、「反共救國戰爭」、「反共抗俄戰爭」或「反共游擊戰爭」。

中華民國也繼續將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為「匪」，如中華民國國防部報告稱「大陸陷匪之初，各地游擊武力蜂起，番號零亂，組織鬆懈，且無領導，常被匪各個擊破」。中華民國又將各種或受或不受台北當局指揮，以及各地反共人士自發組織起來的反共武裝稱為「大陸游擊部隊」、「民間武力」等。

在部分西方國家如英國（包括英屬香港）、美國的媒體、情報機構的報告中，往往稱爲「游擊活動」（Guerillas），部分軍事活動則被稱爲「反抗」（Revolt），如反對中共當局的稅制政策的農民武裝被稱爲「農民反抗」（Peasant Revolts）。

## 作戰雙方

「全國大剿匪」的作戰雙方，一方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東北民主聯軍等武裝（後為解放軍），以及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及其公安機關部隊。在東北地區，占領滿洲的蘇聯部隊曾為中共部隊提供協助、保護，也曾被反共武裝攻擊，此外與全國範圍內的國共內戰一樣，蘇聯也為中共軍、警提供了支持。在中朝兩國共產黨的特殊關係下，和國共內戰主戰場一樣，有一部分朝鮮共產黨的軍人參與東北乃至其他地區的解放軍「剿匪」作戰，並在韓戰爆發後回國加入金日成的朝鮮人民軍。在新疆-蒙古邊境追擊烏斯滿部隊時，解放軍得到蒙古人民共和國邊防軍一部的幫助協同作戰。另外在雲南和越南邊境，當時越南勞動黨及越南人民軍正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與法越當局作戰，並得到中共支持。中國共產黨也與越南民主共和國當局進行合作作戰。

另一方則相當複雜。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寫的相關專題著作，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各地社會存在的土匪，即「地方上聚眾搶劫、為害人民的武裝匪徒」，「以打家劫舍、攔路搶劫、綁票勒索等為主要生活來源」或「殺富濟貧」，屬於「經濟性土匪」。但「全國大剿匪」所針對的絕大部分並非「經濟性土匪」，而是國共內戰爆發前後國民黨當局為破壞中共的統治在各地收編加委的各種零散武裝（包括滿洲國、蒙疆或汪精衛政權）；地方民團或地主、宗族武裝；國民黨殘餘部隊和「散兵」；向中共投誠改編後又反叛中共當局的原國民黨部隊；國民黨撤退某地有計劃潛留的「游擊骨幹」；由國民黨特務機關（包括蔣系中央或閻錫山晉系、新桂系自有特務機關）組建的各類反共「地下軍」；反對中共新政權的會道門；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司、頭人、宗教領袖（如藏傳佛教、伊斯蘭教）；或是受台北當局或第三勢力指派，從海空陸方式潛入大陸內地的武裝特務。這些互不統屬的各類武裝，並非因經濟原因而反對當局，而是在政治上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政治土匪」。

由於各地各路的反共武裝的此種特點，其在動員與宣傳時的口號也相當各異，往往直接攻擊中國共產黨新建立政權的共產主義政策，如「餓死不如戰死」、「抗徵抗糧」、「保平安」、「反共救國」、「殺絕共黨，還我河山」、「趕走解放軍，三年不交糧」、「保糧保槍保家鄉」、「交糧不如買槍，餓死不如拼死」、「拚命保命、破產保產」、「抗糧自保」、「保糧、保命、保槍」「開倉濟貧」、「破產保產，拚命保命」等等。部分口號則有其地方特色，如西北穆斯林地區的「保教、保民、保命」、「保回保教」，東北地區的「殺盡關里來的」，廣東、廣西針對南下外來幹部的「反北佬」、雲南地區針對外來幹部的「滇人治滇」、四川、貴州針對外來幹部的「不受北方人統治」，「打倒外來幹部與外來人，四川人不打四川人!」「專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反禁菸」、「反禁用銀元」、「打穿軍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向解放軍投誠後被收編的國民黨軍）的」、「專打山東人（北方人、下江人、外省人）」等。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北後，繼續通過特種作戰的方式支持部分地區的反共武裝活動，在廣東地區，得到港英、澳葡當局的庇護和默許。美國中情局也利用美軍占領下的沖繩、塞班島等基地，提供訓練、情報，支持蔡文治等人的自由中國抵抗運動和第三勢力，空投、登陸特戰人員到沿海支持反共活動。

此外，在當時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背景下，部分雲南邊境反共武裝與越南境內的反共武裝結合，因此也得到法越當局的援助。由廣東、廣西撤退到越南境內的反共武裝，得到法越當局的保護和情報支持。越南也成為部分特戰人員返回中國大陸境內的投放基地。而中共還指控韓戰爆發前後，大韓民國和美國往東北地區投放「大韓民國鄉保民族團」、「白頭虎部隊」等特務組織，支持當地朝鮮族人口的反共活動。

## 戰役經過

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官方的專題著作，「全國大剿匪」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 東北、冀察熱遼地區「戰略大後方」「剿匪」（1945年9月-1949年1月）

第二次國共內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在攻占東北地區後，即開展「剿匪」行動。1945年9月-1949年1月，為建立鞏固中共新建立的東北根據地和戰略大後方，中國共產黨軍隊（1947年10月正式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北和河北、察哈爾、熱河等地區首先開展軍事行動，對其控制區內反對中共政策（包括土地政策等）的國民黨正規軍殘餘武裝、土匪武裝、會道門武裝和地主武裝進行清剿，同時反對中共的各種武裝也對中共基層政權發動游擊性的攻擊。

日本投降、滿洲國滅亡後，東北地區成為國共雙方爭奪的重點區域之一。滿洲地區在資源、交通和區位上均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國民政府方面認為，東北的工業遺產、礦產、鐵路和物資條件對全國政治軍事格局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將其列為優先控制區域。由於當時國民黨主力部隊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等地，短期內難以大規模進入東北，國民政府在推進正規軍北上部署的同時，也吸收和整合了當地部分原日滿殘餘武裝、地方武裝及其他地方性軍事力量，以擴展其在東北的影響。根據中共方面後來的調查統計，國民政府在東北收編、組織的地方武裝體系數量涉及多個系統與番號，總人數達20餘萬，分布於北滿、南滿、西滿和東滿等地。一些原地方武裝首領、前滿洲國政權人員或地方軍事人物被授予國民黨系統內的軍政職務。

在部分地區，地方武裝一方面配合國民黨軍與中共武裝對抗，另一方面也在中共地方政權建立過程中與中共方面發生衝突。一些武裝曾以「先八路、後中央」或「明八路、暗中央」等方式取得中共地方信任，隨後轉而倒戈。河北、熱河和察北地區在華北與東北之間具有交通和軍事連接作用，也因此成為爭奪重點。國民政府同樣在當地吸納部分地方武裝首領將其納入所屬軍事系統。根據當時統計，僅熱河一地即存在140餘股地方武裝，總人數約1.5萬人。察北地區則因毗鄰蒙古人民共和國、鄰近張家口，也被視為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國民政府除調派正規軍推進外，也收編當地若干騎兵和地方武裝，人數約6000餘人。

中共中央於1945年8月即命令冀熱遼軍區部隊向東北推進，並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隨後，中共自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晉綏、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新四軍及抗大等系統抽調約13萬餘名幹部和部隊進入東北。9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東北局，由彭真任書記。東北局首次工作會議提出，進入東北的部隊除進行軍事部署外，還需開展收繳日滿武裝、清剿地方武裝、建立地方政權、恢復生產及擴軍等工作。

10月，中共中央又成立冀熱遼分局及新的冀熱遼軍區，並部署在熱河等地開展清剿和政權建設工作。10月31日，中共中央進一步指示，將進入東北的中共武裝統一整編為東北人民自治軍，以加強指揮體系。依東北局和東北人民自治軍總部部署，各部隊開始在東北及冀察熱地區實施軍事推進和地方控制，採取邊進軍、邊作戰、邊建立基層組織的方式。根據中共戰報，1945年9月至11月中旬，其部隊控制了70餘座縣城，並消滅地方武裝1.5萬餘人。

隨著局勢發展，中共中央進一步提出，應在東滿、北滿、西滿及熱河、冀東等地區建立較為穩固的根據地。1945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電報，強調要在較短時期內打下控制基礎，具體措施包括劃分軍區和軍分區、區分野戰軍和地方軍，並將部分正規軍分散配置到各地，以開展群眾動員、清剿地方武裝、建立政權、組織游擊隊、民兵和自衛力量等工作。此後，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東北地區的軍事與地方建構逐步制度化。

根據當時中共方面戰報，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間，東北民主聯軍及冀察熱遼地區部隊進行了200餘次針對地方武裝的作戰，稱共殲滅相關武裝10萬餘人，控制和收復城鎮100餘座，並在各省建立近30個專區和盟級民主政權機關、200個縣旗級人民政府。僅北滿地區，1945年底前後即有100餘名中共幹部在衝突中死亡。中共方面由此將「剿匪」視為其在當地鞏固統治和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步驟。

在東滿地區，中共部隊與地方武裝在吉林、通化、敦化、海龍、汪清等地進行多次作戰，稱殲滅地方武裝3.5萬餘人。1946年春，遼東軍區李紅光支隊等又在通化地區平息由滿洲國軍隊殘餘、地方武裝及相關人員發動的武裝暴動，並在敦化、安圖、汪清等地展開進一步清剿。4月18日，中共方面稱收復長春，並殲滅地方武裝1.8萬餘人，其中包括部分日軍殘餘人員。

南滿地區的軍事行動主要集中於岫巖、蓋平、千山、輯安、臨江等地。中共記載稱，該地區共殲滅地方武裝9800餘人。1946年初，安東地區曾出現由滿洲國殘餘與國民黨特務策劃的暴動計劃，中共方面在獲悉後組織部隊實施清剿，並輔以政治瓦解手段，先後發布多次勸降通告，最終稱粉碎相關暴動並清除相關武裝4000餘人。西滿地區，則由原新四軍第3師等部在阜新、彰武、通遼等地開展作戰，配合地方武裝打擊當地武裝團體。1946年3月，相關部隊參與四平戰役，同時對地方武裝實施清剿。中共方面稱這一階段在西滿共殲滅地方武裝8600餘人。北滿地區則是這一階段清剿規模較大的區域。松江、合江、牡丹江、嫩江、龍江等軍區在數月內進行了多次軍事行動，中共方面稱共殲滅地方武裝4.3萬餘人，並控制哈爾濱、齊齊哈爾等重要城市。相關記載認為，這些行動為北滿控制體系和後方建設提供了基礎。

在熱河和察北地區，中共所屬熱河軍區、冀察軍區、綏蒙軍區等部隊也針對當地地方武裝展開行動。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中共記載稱其在北票、豐寧、圍場、經棚、林西、商都、化德、康保、多倫等地進行了多次圍剿，消滅相關武裝數千人，使熱、察地區局勢基本得到控制。這一階段的軍事行動被中共方面視為建立和鞏固東北根據地、保障後續與國民黨軍正面作戰的重要準備。

儘管1945年底至1946年春，對各地反共游擊隊的清剿取得一定進展，但隨著國民黨軍進一步進入東北，中共控制區的局勢再度緊張。1946年春，國民黨軍在東北的部隊增加至7個軍，並於4月開始進攻四平。5月中旬，中共部隊主動撤離四平、長春、吉林等地，國民黨軍隨後北進，占領19座城鎮。中共方面認為，在這一背景下，原本潛伏的地方武裝重新活躍，並聯合部分曾在地方鬥爭中受中共進逼的地主、特務和前滿洲國人員對中共基層政權展開攻擊。僅據中共記載，1946年4月至6月間，撫順、清原、東寧、綏芬河、綏陽、道河等地即發生多起針對區鄉政權的襲擊事件，部分區政府被毀，地方幹部和軍隊被殺。整個東北地區，包括李兆麟、王肅、劉光烈等在內的154名中共幹部在這一階段遭遇襲擊身亡。基於這一局勢，中共中央東北局於1946年6月先後發出指示，提出將清剿地方武裝與土地改革、發動農民群眾結合起來。按照東北局文件的表述，前一階段未能「徹底肅清土匪」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群眾尚未充分動員。因此，中共決定抽調部分主力部隊配合地方武裝，深入農村發動農民參與土地改革、沒收地主土地和地方治安整頓，並通過建立民兵、自衛隊等形式，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動員。6月12日，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聯合發布《關於剿匪工作的決定》，強調要通過落實土改政策，進一步參與地方武裝清剿和基層組織建設。其後，中共系統在東北各地推動黨政軍機關精簡，下派大批幹部進入鄉村，組織減租減息、土地分配、「除奸反特」、建立基層武裝等工作。根據中共統計，自1946年6月至1947年4月，東北地區又殲滅地方武裝4.6萬餘人。

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北滿仍是清剿重點。松江軍區在珠河、葦河、大青山、鳳山等地與地方武裝配合，多次實施搜山和追剿行動，並在哈爾濱破獲由姜鵬飛、李明信等組織的暴動計劃。合江軍區在8個月內進行了171次作戰，稱殲滅地方武裝1萬餘人，並在依蘭、刁翎、樺南等地擊潰或俘獲謝文東、李華堂、孫榮久等主要地方反共武裝首領。中共方面認為，這些行動之後，合江地區的大股地方武裝基本被消除。嫩江、龍江、牡丹江等軍區也在這一階段進行多輪重點清剿，並加強跨區聯合行動，以防地方武裝沿邊界和林區流動。牡丹江軍區方面記載，1947年2月楊子榮等人在海林夾皮溝實施偵察行動，誘捕張樂山等人。該事後來被納入中共革命敘事之中，成為較為知名的案例。

與此同時，西滿、東滿和南滿各地的中共武裝在抵禦國民黨軍正面進攻的同時，也持續對地方武裝進行清剿。1947年上半年，僅遼南第2軍分區就進行了54次相關作戰。為配合軍事行動，各地還開展了較大規模的「除奸反特」工作，宣稱半年內共破獲33個特務組織，逮捕特務人員3000餘人。熱河地區在1946年8月承德易手後，地方武裝活動再度增加。中共中央冀熱遼分局隨後調整部署，將清剿、土地改革和鞏固根據地結合推進，下派1000餘名黨政軍幹部到鄉村工作，並成立剿匪委員會和剿匪司令部，統一指揮地方部隊和騎兵部隊分區行動。至1947年3月，中共方面稱在熱河地區殲滅地方武裝5300餘人。

從中共的政策邏輯看，1946年以後，東北和冀察熱遼地區的清剿工作已不再單純依靠軍事力量，而是越來越多地與土地改革、基層政權建設及群眾武裝組織相結合。根據中共統計，到1947年上半年，東北中共「解放區」農民分得土地7500餘萬畝，冀察熱遼解放區農民分得土地400餘萬畝。在此基礎上，大量青壯年被征入中共軍隊，地方部隊和民兵體系也迅速擴展，僅合江、松江兩省即有10.2萬餘名青壯年補入主力部隊；「東北解放區」共建立獨立團46個，並逐步形成縣有大隊、區有中隊的地方武裝體系。在牡丹江、吉林、熱河等地，參加民兵者達21.4萬人，收繳槍枝3萬餘支。

1947年春，中共東北局總結認為大股地方武裝已基本被消滅，但潛伏、流散武裝和零星襲擾仍然存在，因此需要繼續依靠專門力量與民兵協同開展搜捕。此後，隨著中共在東北戰場逐步取得優勢，清剿工作轉向鞏固後方、確保新收復區秩序。在較早控制的地區，如松江、合江、牡丹江、嫩江、龍江等地，中共逐步把地方部隊、公安機關、民兵及基層群眾結合起來，形成更常態化的治安與搜捕體系，用以應對零散武裝和殘餘人員。新「解放區」和邊緣區則成為這一階段的重點，中共中央東北局要求軍區和軍分區負責人深入鄉村指揮清剿，並堅持軍事行動與基層組織建設並行推進。遼東、遼南、內蒙古等地區也在1947年至1948年間持續開展清剿和「反特」行動。中共記載稱，僅遼東系統在3個月內即殲滅地方武裝4300餘人；至1948年5月，鳳城、岫巖、莊河等縣又殲滅50餘股武裝共1800餘人。同期，各地還破獲大量「特務組織」，逮捕潛伏人員數千人。冀察熱遼地區在1947年至1948年間亦繼續由地方武裝和中共軍區系統協同行動，中共方面稱至1948年4月共殲滅地方武裝4000餘人。1948年冬，在遼瀋戰役結束後，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東北軍區又提出，要進一步清除東北地區所有殘餘的反對武裝、流散武裝和散兵游勇，以鞏固東北這一戰略基地。根據中共統計，當年年底前又殲滅100餘股武裝、5000餘人。

### 配合解放軍進軍，在各「新解放地區」展開「剿匪」（1949年2月-1949年12月）

1949年1月，解放軍先後發起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為中共此後取得全國勝利奠定了基礎。1949年2月，解放軍發起全國大進軍，隨著第二次國共內戰進入尾聲，由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敗局已定。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南方後，解放軍「首要任務之一就是消滅中國國民黨的反動武裝力量，在鄉村中則是首先有步驟地展開清剿土匪的鬥爭。」

在此期間，中華民國當局一面部署撤逃台灣，一面進行大陸失守後的「應變」部署，包括留置潛藏的特務，下令其控制的省、區自行建立「反共自治救國軍」，開展反共游擊戰。各地的國民黨當局黨、政、軍、特機構也廣泛收編地主民團、幫會武裝。以及被打散的國民黨軍部隊，組成各種番號的「反共救國軍」、「忠義救國軍」等，據當時的粗略統計，總數達100多萬人。這些武裝，在中共新占領或即將易手的地區，發動武裝暴動，開闢「第二戰場」，牽制正面戰場的解放軍攻勢以及後方政權的鞏固。

1949年4月，解放軍在渡江戰役中，攻占中華民國首都南京，隨後攻占全國經濟中心上海，標誌中國共產黨基本取得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勝利。此後，解放軍迅速向南方、西北方推進，逐步占領中國大陸全境。隨著共產黨控制區的不斷擴大，針對反共武裝的清剿作戰在各地新控制的地區陸續展開。

10月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1月，解放軍取得西南戰役勝利，消滅了中華民國國軍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支重兵集團，控制西南地區，至1950年初，基本攻占中國大陸全境。但中華民國政府殘存的軍事力量仍極為龐大，除中華民國國軍殘部、地方武裝外，各類雜牌軍、土匪活躍。按照中共官方統計，全年全國範圍內共消滅各類地方武裝和相關組織54萬餘人。

1948年11月東北全境基本為中共控制後，主力部隊陸續轉入關內作戰。東北局和東北軍區在繼續支援全國戰場的同時，對境內殘留的國民黨相關武裝和地下組織進行清理，並由軍區部隊與公安系統配合實施聯合清剿。根據材料記載，1949年東北地區共殲滅地方武裝7300餘人，並破獲一批特務組織、逮捕特務人員3800餘人。從1945年9月至1949年底，東北及冀察熱地區持續進行了四年多的清剿行動。官方統計稱，先後投入大批主力、地方部隊、公安力量和民兵，共殲滅「匪特武裝」20餘萬人。

1949年春夏之交，隨著太原、大同、新鄉、安陽等地相繼易手，以及9月綏遠國民黨軍政人員倒戈，華北地區基本完成政權更替。此後，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和華北軍區對行政區劃和軍事系統進行重組，並在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平原等省區部署清剿行動。根據中共官方材料，華北全境易手時，仍有約3萬人的地方武裝分散活動，主要集中在平原省、綏遠、察哈爾等較晚完成接管的地區。華北軍區於1949年春提出分區清剿的方針：在中共較早控制地區，以內部整頓和管控原華北政務委員會人員、地主和流散人員為主；在「新解放區」，則強調結合群眾運動和地方武裝，清理地方性武裝力量。察哈爾、平原、綏遠、山西、河北等地隨後分別展開行動。材料記載，察哈爾1949年全年殲滅3300餘人，河北3700餘人，山西613人，平原地區在消滅大股武裝後又繼續清理地下組織，全年累計消滅4500餘人，另有1.1萬餘人登記自新。綏遠地區則除一般地方武裝外，還面臨部分投誠倒戈部隊中分裂出來人員的再次反共的問題。京津地區的衛戍與公安力量還配合對流散軍人和地下人員進行收容和甄別。按華北軍區統計，1949年全區共殲滅地方武裝和相關組織1.2萬餘人。

1949年4月以後，隨著解放軍向江南推進，中共中央華東局和華東軍區開始部署華東各地的地方接管、農村工作和清剿行動。華東地區當時包括山東、浙江、福建、台灣四省，以及蘇北、蘇南、皖北、皖南等行署區和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是工商業和交通較為發達的區域。根據中共材料，國民黨撤退前在當地留下的地方武裝、地下組織和沿海海上武裝數量較多，總計約有700餘股、11萬餘人，另有海上武裝1萬餘人。在華東局看來，這些力量試圖利用既有社會網絡和地方基礎，在「新解放區」維持長期的破壞性活動。對此，華東軍區和第三野戰軍一方面繼續推進對福建和沿海島嶼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在「匪情較重」地區部署主力師和地方武裝實施重點清剿，並抽調大批幹部組成工作隊，配合發動群眾運動、建立基層政權、組織民兵。山東因較早完成接管，「匪情」相對較輕，主要進行補充性清理。皖北、皖南、蘇北、蘇南、浙江、福建等地則是主要清剿區域。皖北特別是大別山地區、浙江中南部山區、福建閩北和閩南部分區域，都被視為地方武裝活動較集中的地帶。材料記載，皖北軍區在數月內共殲滅2.2萬餘人，皖南1.1萬餘人，蘇南8100餘人，浙江1949年5月至12月累計殲滅5萬餘人，福建在1949年底前殲滅1.54萬餘人。淞滬地區則更多體現為城市治安整頓和散兵、地下組織清理。與此同時，華東沿海因海岸線長、島嶼和港灣眾多，還逐步展開了海上清剿行動。浙江洞頭列島、福建漳浦等地的案例，反映出1949年底前華東已經開始嘗試海陸並行的治理方式。根據官方統計，1949年4月至12月華東地區共殲滅地方武裝11.3萬餘人。中共的總結認為，到1949年底，除福建和浙江部分地區外，華東大多數地區的大股地方武裝已被摧毀，社會秩序基本得到控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中南地區包括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廣東和廣西。該地區地域廣大，社會結構複雜，且部分區域長期存在地方武裝、會道門組織和地方勢力交織的局面。1949年春夏，第四野戰軍主力大規模南下，至12月中旬基本完成中南大陸的軍事推進。與此同時，華中局和華中軍區開始部署中南的「剿匪」、建政和地方武裝建設工作。根據華中局當時的認識，地方武裝和治安問題是影響中南接管、社會改革和經濟恢復的重要因素。因此，其政策是在占領一地後，立即抽調部隊實施清剿，並同步建立軍分區、組織地方武裝和推動基層行政重建。河南省在1949年春已開始進行大規模清剿。根據中共調查，到1949年夏，全省仍有170餘股、約5.3萬人活動，並存在大量會道門組織與地方勢力交錯的情形。此後河南軍區、第四野戰軍部分部隊和地方武裝共同參與清剿，將伏牛山、豫南等區域列為重點。官方材料記載，7月後大規模行動展開，全年共殲滅14萬餘人，並在後期轉入對潛伏人員和地下組織的持續清理。湖北省的重點區域則包括鄂西、鄂東大別山和鄂東南。湖北軍區將獨立師和各軍分區部隊分別投入這些區域，並與河南、安徽方向形成聯合清剿。官方材料稱，鄂豫皖邊區聯合行動自1949年9月至1950年3月共殲滅1.5萬餘人。湖北全省到1949年底共殲滅5.8萬餘人，但鄂西南和鄂西北部分區域仍有殘餘力量活動。江西方面，國民黨撤退前部署了290餘股、3.7萬餘人的地方武裝。江西軍區成立後，按由北向南分期清剿的方式推進，先後在贛東、贛北、鄱陽湖區、井岡山及贛西南等地展開行動。到1949年底，官方統計全省共殲滅3萬餘人。湖南是中南地區清剿規模較大的省份之一，官方材料稱成股武裝多達20餘萬人。湘東北、湘西和湘南是主要戰區。湖南軍區在建立地方武裝和軍分區的同時，以政治爭取和軍事清剿並行的方式展開工作。官方材料稱，到1949年底全省共殲滅12萬餘人，新區秩序初步穩定。廣東在1949年11月設立軍區後，也迅速對粵北、珠江三角洲及東江等地部署清剿。官方材料稱，全省有300餘股、5萬餘人活動，到年底共殲滅2.7萬餘人。廣西則在1949年底剛完成全境接管，一方面進行改編和收降，另一方面開始著手整編地方武裝、建立軍分區，但全區性的大規模清剿尚待進一步統一部署。根據官方材料統計，僅中南先期占領的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廣東五省，1949年5月至12月間即共殲滅37.4萬餘人。

西北地區包括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地理跨度大，邊境線長，民族和宗教情況複雜。1949年間，第一野戰軍通過一系列戰役基本瓦解了國民黨在西北的主要軍事和政治控制體系。隨著青海占領以及「新疆和平解放」，至1949年秋冬，西北五省在形式上基本完成政權更替。不過，國民黨留下的軍政人員、地方武裝和寧馬、青馬等馬家軍地方勢力殘部仍在活動。中共材料稱，這些力量在西北集結為470餘股、13萬餘人，並試圖利用邊疆地形和民族關係維持地方性武裝抵抗。西北軍區在1949年秋開始加強部隊整編和清剿部署。毛澤東及西北局在相關文件中同時強調，西北地區的工作不能僅依賴軍事手段，還應注意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少數民族幹部培養。陝西方面，1949年下半年將重點放在邊區大股武裝清理上，並在年底建立較完備的清剿組織體系。官方材料稱全省到年底共殲滅1.5萬餘人，其中秦嶺、巴山地區的行動規模較大。甘肅在1949年秋全省易手後，迅速將軍區和部分兵團力量投入重點區域，特別是在臨夏等地同時配合民族政策宣傳與軍事行動。寧夏和青海則分別於1949年末開始組織重點清剿，其中青海軍區在門源、湟中等地平定武裝暴動、恢復縣城控制。根據西北軍區統計，1949年9月至12月共殲滅3萬餘人。官方總結認為，這一階段已對當地地方武裝形成初步打擊，但由於地理和社會條件複雜，後續清剿仍需較長時間。

### 平息各地武裝反抗，鞏固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1月-1951年6月）

1949年12月下旬，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在台北市草山召開軍事會議，針對內地反共游擊隊「面臨的各種困難」，決定派員深入大陸，指揮游擊隊建立根據地開展各種破壞活動。台灣當局對潛在大陸的武裝制定了「發動游擊，建立基地，長期潛伏，待命活動」的方針。中華民國行政院頒布了《反共保民總體戰略綱要》。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復職總統，宣布以「掃除中共」、「光復大陸」為己任，不久即派人在香港成立港澳特別行動站，部署在大陸開展游擊，「組織暴動」，並令其空軍飛機深入大陸內地散發反共傳單，在一些地區進行空襲。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的1950年1月至10月，發生試圖推翻新政權的武裝暴動816起。效忠中華民國政府的武力在西南地區攻打、攻陷縣城計百餘座，近四萬名中共黨員及新政府幹部、支持者被殺。中南軍區廣西「剿匪工作考察組」的報告指出，1950年整個廣西「匪情」嚴重，以宜山地區為例，反共武裝控制區占55%，活躍區約占13%，中共控制區僅占31.9%。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地區的邊沿地帶、偏遠山區，游擊隊活動活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軍事行動的重點地區。

1950年3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必須明確，剿滅土匪，是當前全國革命鬥爭不可超越的一個重要階段，是建立和恢復各級人民政權，以及開展其他一切的必要前提，是徹底消滅國民黨在大陸的殘餘武裝，迅速恢復革命新秩序的保證」。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抽調了39個軍140多個師的150萬人開展軍事行動，1950年至1953年間殲滅匪特武裝240餘萬人。

1950年6月，韓戰爆發，聯合國軍參戰，美海軍協防台灣海峽，為遠東局勢帶來新變數。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義參加韓戰，部分完成作戰任務的解放軍被派往朝鮮戰場。韓戰爆發的同時，中華民國政府受美國政府支持，增加派遣、空降特務人員。「匪特」氣焰受到鼓舞，地方出現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重新占領東北、美軍「飛機炸平上海、南京、武漢」等各種流言。以華東地區為例，華東軍區在1949年秋即頒布「剿匪作戰命令」，擬定《懲治土匪條例》。1950年1月，全區殲滅各種反共武裝5.4萬人。到10月，全區的各種反共武裝又發展到900餘股，其中海上武裝64股，陸上武裝848股。華東軍區集中7個主力師、4個地方師及大批地方武裝和民兵，以福建、浙江為重點展開軍事行動。1951年上半年，中國各地已「剿匪」逾百萬。

1950年春夏間，華北部分地區的地方武裝活動有所增加，特別是綏遠、察哈爾等地較為突出。中共華北局和華北軍區連續發出指示，要求糾正「輕敵」和「鬆懈」傾向，組織專門力量限期清理武裝團體，並加強內部整頓和安全保衛。綏遠是這一階段華北清剿的重點。中共當地當局在處理部分倒戈的前晉綏軍系部隊內部再度分化、地方武裝活動和民族關係問題時，採取了軍事打擊與政策爭取並行的方式，並強調爭取蒙古族支持、防止民族矛盾擴大。除部隊行動外，地方政府還建立了較大規模的「剿匪反霸委員會」、民兵網路、情報站和招降站，以形成長期性的地方治理體系。察哈爾則根據武裝力量由公開活動轉為分散潛伏的變化，轉向情報網、小分隊和分區包剿方式。平原、河北和山西等地則更多表現為軍隊、公安和民兵協同行動，重點在於清理潛藏人員、地下組織及其依託的地方網路。到1951年上半年，華北各省的主要成股武裝基本被清除。根據材料統計，華北五省從1950年1月至1951年6月共殲滅地方武裝1.3萬餘人，官方將其概括為華北地區股匪基本撲滅、治安逐步穩定。

1950年春，華東部分地區出現搶糧、武裝暴動、沿海襲擾和海上武裝偷登陸等現象。華東軍區和第三野戰軍前委先後發出指示，並在韓戰爆發、台海形勢緊張後進一步召開「剿匪會議」，要求加強陸地和沿海警備，力爭在較短時間內清除華東大陸主要地方武裝。皖北和皖南的工作，一方面是對地方武裝進行重點清剿，另一方面則配合生產救災、地方治理和土地改革。蘇北、蘇南則將清剿與「減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事務結合，並發展情報網、聯防機制和地方組織。到1951年上半年，兩地主要成股武裝已基本被清除。浙江是華東清剿規模較大的地區之一。隨著1950年上半年活動人數增加，浙江軍區多次調整部署，先由主力部隊實施重點打擊，後又將警備團、獨立團等整編承擔海防與清剿任務，並加強縣、區、鄉、村一級的清匪治安委員會和武裝工作隊建設。到1951年春夏，五人以上集體活動的成股武裝被認為已基本清除。福建則因台海緊張、沿海聯繫和地形條件複雜，成為持續重點地區。1950年間，福建不斷增調部隊、劃定重點清剿區，並在後期進一步將「剿匪」、土地改革和鎮反結合推進。中央對福建局勢尤為關注，多次催促限期肅清內陸成股武裝。到1951年6月，官方材料稱福建內陸主要股匪已基本清除。與此同時，淞滬地區主要以城市治安整頓、反特和收容散兵為主。華東沿海則形成了海防與海上清剿並舉的模式，對偷登陸者和部分島嶼據點實施打擊，並逐步建立沿海巡邏和海防配合體系。根據官方材料，華東軍區及第三野戰軍對陸地和海上武裝的重點進剿持續至1951年6月，共清除地方武裝13萬餘人，官方認為華東大陸的主要「股匪清剿」任務已基本完成。

1950年春，中南地區一些地方武裝活動加劇，尤其在廣西、廣東、湖南等地，出現持續時間較長、波及多個專區和縣區的武裝暴動、搶糧和襲擊基層政權事件。韓戰爆發後，這種局勢在部分地區再次反覆。中南局和中南軍區先後發出清剿指示，並強調將平息「暴亂」、災荒救助、軍事打擊、政治爭取和聯防制度結合起來。湖南是中南清剿的重點區域之一。湘西、湘南及邊界地帶相繼展開重點進剿和邊界會剿，並且動員大量群眾參與搜山、檢舉和協助搜捕，特別強調湖南一些地區在清剿過程中把群眾工作與地方經濟支持結合起來，如開荒、插秧、分租谷等，以換取基層支持。到1951年春，湖南的主要成股武裝被認為已基本清除。廣東方面，1950年春在推進海南島戰役的同時，於北江、西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展開重點圍剿。海南易手後，又迅速組織第二階段清剿。珠江口地區則因涉及海防、航道安全和島嶼據點，形成陸上清剿與海上作戰並行的局面，如萬山群島作戰即被視為保障珠江口通航秩序的重要行動。隨後廣東調整部署，實行「剿匪與海防並重」，逐步將部分主力轉入海防，由地方部隊、公安和部分主力共同承擔後續清剿任務。由於新桂系長期的民兵、保甲體系經營，廣西是中南地區雙方衝突最激烈的地方。1950年初即投入大量兵力在重點地區，雖然上半年取得較大戰果，但到秋季仍有較多成股武裝殘存，因此引起中央和中南局高度關注。1950年11月後，中央連續發出嚴厲指示，批評當地領導方法與推進方式存在問題，並要求限期完成重點區域清剿。此後廣西重新調整部署，由新的指揮體系組織多輪大會剿，到1951年上半年，當局材料稱共清除地方武裝44萬餘人，局勢得到有效控制。河南、湖北、江西等較早展開清剿的省份，則在1950年至1951年間繼續通過發動群眾運動、組織邊界會剿和「清匪肅特」來鞏固成果。根據官方材料，這三省在1950年1月至1951年4月間共殲滅地方武裝5.2萬餘人。按中南方面統計，自1950年1月至1951年4月，全區共清除地方武裝73.3萬餘人，同時組建了大量地方獨立團、縣大隊、區中隊和民兵組織，為土地改革、沿海防務和支援韓戰創造了條件。

西北地區在1949年底至1950年間面臨雙重複雜性：一是部分地方武裝和原國民黨殘餘力量仍在活動；二是民族關係、宗教問題和地方社會結構較為複雜。因此，西北局在一開始即強調「招撫為主」、寬嚴有別，並要求加強民族幹部訓練、生產救災和民族關係調處，明確禁止各族之間相互報復。到1950年春夏，一些地區的地方武裝與民族、宗教矛盾交織，導致多起武裝暴動。中央隨後要求西北局既要警惕「利用民族歷史矛盾挑動衝突」的行為，也要在土地改革節奏和政策執行上保持謹慎。第一野戰軍前委則進一步提出，將反對武裝事件與對待一般少數民族群眾區分開來，強調在軍事行動的同時推進政治爭取和地方工作。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都在這一階段展開重點行動。陝西主要是在陝南、秦嶺、太白山等區域推進搜剿，並組織大批武工隊下鄉建立地方秩序。甘肅則尤其重視在回漢關係複雜地區把民族政策宣傳與軍事行動結合起來，以緩和衝突並穩定局勢。寧夏方面，除南部山區的地方武裝外，還處理了阿拉善地區與「蒙古軍」有關的問題，並在賀蘭山區進行了重點清剿。新疆的情況又有所不同。1949年和平接管後，少數倒戈部隊軍官、國民黨地下人員和部分分離主義力量在南北疆發動武裝暴動，新疆軍區因此組織專門指揮部，以較大兵力、機械化裝備和分區部署展開行動，如北疆對烏斯滿部的圍剿、東疆伊吾防禦、對烏拉孜拜部的追剿等，成為重點的案例。青海則在1950年展開群眾性「清匪」「肅特」，並在大通、互助、祁連山區和柴達木地區實施多輪行動。1951年初，甘、青、新邊聯合會剿成為西北地區的重要節點，目標是防止部分殘餘力量繼續流動並影響藏區及邊疆局勢。官方材料稱，西北地區自1950年以來共殲滅地方武裝7.3萬餘人。官方認為，除少數殘餘武裝外，大部分地區已從大規模軍事清剿階段轉入「群眾性」「清匪」階段。

西南地區在1950年前後是全國地方武裝活動最為複雜、規模也最大的區域之一。四川、貴州、雲南、西康等地地形複雜，地方勢力、幫會組織、舊軍政網路和民族地區問題交織。國民黨撤退前曾專門培訓游擊骨幹，並在西南留下大批電台、特務小組和武裝力量。1950年春，僅由投誠部隊再度倒戈形成的建制性武裝就有數萬人。此外，1950年10月，解放軍進攻西藏，並在次年5月與西藏政府達成協議。西南局因此很早就把「剿匪」列為區域中心任務，要求建立從軍區到鄉保的統一指揮系統，並提出部隊要從正面作戰向「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等多功能轉型。此後，西南地區先是集中兵力清理腹心區和交通幹線上的主要武裝，之後又轉入邊界地區大會剿與腹心區「群眾性」「清匪」並行的階段。四川是第一階段的核心區域。川東、川西、川南、川北四個行署區和軍區同時展開行動，重點清理城市周邊、交通走廊和山區據點。到1950年8月，官方統計四川共清除地方武裝32.6萬餘人，腹心區和交通要道的主要武裝已基本被消滅。西康省則重點處理雅安、天全、滎經和西昌等地的武裝暴動與山區武裝。當地清剿與恢復縣城控制、邊界穩定和後續川康邊會剿聯繫緊密。貴州則一度出現多個縣城被地方武裝控制的局面，因此迅速組織東、西兩集團及各軍分區同步進剿，到1950年夏末，官方材料稱全省共清除11.1萬餘人，局勢開始扭轉。雲南在1950年春成立軍區後，也迅速在滇西、滇南、滇東、滇東北等地分區展開行動，數月內共殲滅4萬餘人。在第一階段完成後，西南局和西南軍區根據殘餘武裝向邊界和國境線轉移的情況，轉而組織跨省區邊界「會剿」。黔東南、黔東北、黔南，川滇黔康邊、川湘黔邊、川康邊、黔桂邊、滇桂黔邊等地相繼展開多輪大「會剿」，並強調「進一地、經營一地、鞏固一地」。同時，各軍區還從團以上機關大量抽調幹部組成工作隊下鄉，在地方黨委領導下推進「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官方材料稱，西南軍區自1950年2月至1951年6月共清除地方武裝103萬餘人，是全國這一階段規模最大的地區。

### 結合土地改革等社會運動，清除各地殘餘「土匪」，穩固新政權（1951年7月-1953年12月）

隨著中共推行的土地改革、工商業改造等社會運動，新政權得以逐漸排除此前反共武裝產生的社會基礎。針對反共武裝的清剿軍事行動持續至1953年，消滅、投降者260餘萬人（或計240萬人），繳獲1860餘門炮、140.18萬餘枝槍。1953年12月7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和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副總司令彭德懷在中共全國軍事系統的高級幹部會議上指解放軍「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其中「尤其重大的」是「消滅了大陸上的國民黨殘餘部隊，肅清了土匪，奠定了全國統一和社會安定的局面」。根據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軍區關於內防治安工作移交地方政府治安機關管理的決定，至1953年底，湖北、江西、湖南3省的解放軍駐軍向地方政府的公安移交工作完畢。河南、廣西、廣東亦開始移交，並於1954年春季移交完畢。至此中國大陸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殘餘軍事力量被當局認為基本消滅殆盡。

在前一階段大規模軍事清剿後，各大區的成股地方武裝大體已被削弱或清除，但殘餘力量並未完全消失。這些殘存人員在台灣方面「長期潛伏、待機而動」的思路影響下，逐漸轉向更隱蔽的活動方式，包括潛入城鄉社會、偽裝身份、滲透基層機構、依託會道門組織秘密活動，或與沿海偷渡、空投人員相配合。1951年9月至1952年11月間，台灣方面及與其相關的組織曾多次向大陸空投人員和物資。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因此強調，清剿工作不能以消滅大股武裝為終點，而應繼續推進到清除潛伏人員、收繳非法武器、建立基層政權、組織地方武裝並配合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取締會道門和加強邊海空防等一整套工作完成為止。根據這一思路，1951年以後全國多數地區的工作重點，開始從大規模軍事圍剿轉向更細密的「清匪」「肅特」和基層治安體系建設。

華北在這一階段的特點，是由大規模軍事行動轉入較為制度化的地方清查和聯防治理。華北局、華北軍區要求所屬地區繼續保持高壓態勢，不因大股武裝已減少而鬆懈，並提出今後應主要依靠公安武裝、民兵武裝和群眾自衛三者配合，建立更細密的聯防、情報和邊海空監視體系。各省隨後加強了村、戶一級的治安公約、聯防責任制和群眾情報網，並將清匪與鎮壓反革命、取締會道門、內部審查等措施結合。河北沿海還建立了較完備的海防檢查站、海上情報組和對空監視體系，山西等地則將治安組織和民兵制度進一步日常化、制度化。中共材料稱，華北在兩年多的「清匪」階段共清除相關人員5800餘人。到1953年底，華北地區由軍事部門主導的大規模「剿匪」基本結束，工作逐步轉交公安機關，進入常態化治安管理階段。華東在1951年以後進入「由剿股匪轉入肅清散匪、潛匪」的階段。華東軍區多次發出指示，要求防止因前期戰果而產生自滿和鬆懈，並明確今後的工作重點是地方武裝、公安和民兵三者結合，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通過偵察、專案追捕、群眾檢舉和基層組織建設，逐步挖出潛伏人員和地下網路。陸地方面，華東各省普遍把「清匪」與土改、鎮反、會道門取締和地方治安建設結合起來。農村中通過設崗放哨、聯防會哨、專案偵辦等方式推進清查。到1953年底，官方材料稱華東陸地清理潛散人員8400餘人，並破獲若干地下組織和其依託的社會網絡。海上則成為這一階段華東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浙閩沿海既要防止偷登陸和島嶼襲擾，也要主動攻取近海據點，切斷陸海聯繫。1951年至1953年間，華東沿海經歷了反登陸、防「海匪」、奪島和巡邏體系建設等多種行動。反空降方面，華東也逐步建立了對空監視和快速搜捕體系。官方材料記載，1951年10月至1953年6月，共清除11個空投小組、48人。到1953年底，華東方面認為「清匪」工作已基本結束。官方總計稱，自1949年以來華東共清除地方武裝26.8萬餘人，並認為這與海防鞏固、社會穩定和經濟恢復密切相關。

中南地區在大股武裝基本被壓制後，面臨的主要問題轉為潛伏人員、地下軍組織、會道門網路，以及來自香港、澳門、沿海與空中渠道的滲透。中南局和中南軍區於1951年提出，要把「深入清匪」作為實現長期穩定的重要階段性任務，並組織縣、區、鄉多級「清匪治安委員會」、武工隊、飛行捕匪隊以及更大規模的民兵和情報網。中南的策略在中心區，將部隊分散，結合土改、「反霸」發動群眾清查「潛匪」；在邊緣區和仍有殘餘武裝活動的地帶，則繼續集中力量實施圍殲。到1952年春，官方材料稱全區又清除地方武裝5.1萬餘人。1952年後，中南工作的重點進一步轉向地下軍組織和被利用的會道門系統。官方部署強調，既要發動群眾舉報，也要依靠專業偵查力量實施破案。廣東在這一階段是重點區域，尤其在粵東、珠江流域、高雷等地，通過大規模搜山、查戶口和組織清查，發現並處理大量地下組織和會道門網路。官方材料稱，從1952年7月至1953年4月，全區共清除地下軍和相關人員1.7萬餘人，並取締會道門73種。與此同時，中南還把內地清查與空防、海防結合起來。1951年至1953年間，官方材料稱多批空投人員和偷渡武裝在海南、粵東等地被發現並處理，沿海重點島嶼和邊防前沿也得到加強。1953年後，中南開始逐步把清匪和治安工作由軍方轉交公安系統，至1954年春基本完成移交。官方總計稱，自1949年5月以來中南共清除地方武裝118.7萬餘人。

西北地區在1951年以後進入「清匪階段」時，仍需面對邊疆地理複雜、民族宗教關係敏感、部分山區和牧區尚有殘餘武裝活動等特點。因此，西北軍區在部署中明確區分不同地區的做法：已完成土改、基層組織較健全地區，以民兵「清匪」和公安治安為主；尚未土改或即將土改地區，則以武工隊和駐剿結合推進；對仍有較大規模武裝活動的重點區，則繼續由主力部隊組織圍剿。這一階段的幾個重點案例包括：新疆北疆地區對謝爾德曼部的清剿，青海昂拉地區項謙事件的處理，甘肅隴東回民地區暴動的平息，以及甘青川邊地區對馬良、馬元祥等殘餘力量的最後圍剿。其中，甘青川邊會剿被視為西北「最後一股較大殘餘武裝」的處理行動，動員了騎兵、步兵、工兵、民兵、運輸牲畜和空軍配合。到1953年夏，西北官方認為全區僅剩少量零星「散匪」，「清匪」工作可逐步轉入地方公安主導的正常內防治安階段。官方材料總計稱，自1949年9月以來西北共清除地方武裝13.3萬餘人，並以此概括西北地區大規模軍事清剿的結束。

西南地區在1951年以後仍是全國「清匪」工作的重點之一，但其性質已由「集中兵力打大股武裝」逐漸轉向「邊界會剿+腹心區群眾清匪+少數民族地區治理」相結合。西南軍區在1951年春即提出，對剩餘武裝必須因地制宜處理，強調要研究地形、匪情、民族關係和群眾基礎，避免簡單擴大打擊面。川西黑水地區是這一階段最典型的重點戰區。當地武裝與藏區部落關係、台灣方面空投聯絡和跨省區聯動問題交織，因此中央專門要求陸空配合併重視民族政策。黑水戰役之後，官方稱西南內陸最大的成股武裝被消滅。與此相伴的，是大規模群眾工作，包括幫助生產、召開座談、與頭人和寺院人士接觸、宣傳政策等。在西南內地，其餘地區則更多依靠武工隊、飛行隊和聯防網路搜捕匿藏較深的「匪首」和「散匪」。官方材料稱，1951年下半年至1953年9月，全區共清出潛散匪13萬餘人。此外，西南還有一項特殊任務是邊境治理。中越邊境方面，雲南軍區與越南人民軍有聯合圍剿越境中越反共武裝的行動；中緬邊境則長期面臨國民黨殘部越境襲擾問題，因此雲南方面同時採取軍事打擊與大規模政治爭取相結合的方式，爭取大量人員回國「登記自新」。

西藏則當局單獨處理為「特殊情況」。由於當地仍維持原有行政體系，駐藏部隊在多數情況下並不主動對本地武裝展開普遍「清剿」，而是更多依靠地方政府、頭人和協商機制處理，只有在襲擊駐軍、嚴重阻斷運輸或外來殘餘武裝活動時，才在批准後組織「進剿」。在阿里和索宗等地區，當地的武裝活動在1954年後進一步與更廣泛的西藏分離主義衝突相結合。總體上，官方材料稱西南自1950年2月至1953年12月，除西藏外，川、黔、滇、康等地共清除地方武裝116萬餘人。

## 各地情況

此處分區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立的各一級軍區劃分。在兩區交界地點活動的游擊隊活動往往由兩個軍區合作應對，如大別山區。

## 後續

在「大剿匪」的後期及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繼續發動全國範圍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而撤退到滇緬邊境的國民黨泰北孤軍則仍然不時與解放軍發生衝突。

另外在少數民族地區，中共推行的集體化社會主義政策及「民主改革」較晚，少數民族地區此後持續有針對中共軍警的武裝衝突，如1955年7月，德欽地區藏人龍巴格色起兵攻擊當局。1955年冬，大涼山彝族土司發動「反革命叛亂」。1956-1966年間，雲南各地持續爆發衝突。1956年4月6日，在滇西北麗江小涼山地區，當地有各族民眾3500餘人響應大涼山的起兵，反對當局的征糧。1958年8月，廣東北部連南縣軍寮、盤石、瑤龍等鄉發生瑤族的武裝暴動，始興瑤區出現「瑤民反共救國軍」組織。1958年9月初，滇西南思茅地區的佤族武裝衝突爆發。1958年12月，新疆拜城縣玉山阿由甫發動數百人的武裝暴動等。在西藏地區，藏軍與解放軍的衝突則最終演變出1959年的西藏大起義。

此外在沿海地區，針對中國共產黨當局的地下活動仍然持續存在，如1957年上半年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海南島潛藏的反共武裝活動復燃，並得到台灣國民黨方面的空投支持。三年大饑荒時期，各地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不滿，也為各地潛藏的反共活動提供了機會。例如到1963年，根據台灣方面的記錄，如山西南部仍有「晉南人民自衛軍」，湘西仍有「苗族反共忠義救國軍」活動於永順、保靖一帶。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一些仍存在的反共武裝勢力藉助全國大武鬥的機會重新活動。

## 參見

### 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類似衝突

- 綠軍、坦波夫起義（反對布爾什維克的俄羅斯農民起義）
- 巴斯馬奇運動（蘇治中亞地區的反蘇反共運動）
- 烏克蘭革命起義軍、烏克蘭反抗軍、西烏克蘭武裝叛亂
- 二月起義、亞美尼亞山地共和國（亞美尼亞的反蘇武裝暴動）
- 八月起義（喬治亞的反蘇反共暴動）
- 占賈起義（亞塞拜然的反蘇反共暴動）
- 卡累利阿森林游擊隊
- 1932年蒙古武裝起義（反對蘇蒙共產黨當局集體化政策的起義）
- 1930年哈薩克薩爾巴茲起義
- 森林兄弟（波羅的海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反蘇反共游擊活動）
- 立陶宛游擊隊
- 愛沙尼亞游擊戰
- 被詛咒的士兵（波蘭反蘇反共游擊活動）
- 白俄羅斯戰後反蘇抵抗運動
- 摩爾多瓦反蘇抵抗運動
- 戈里亞尼運動（保加利亞反共游擊活動）
- 1940至1944年車臣叛亂
- 同文暴動（越南邊境反共武裝暴動）
- 克羅埃西亞十字軍（戰後克羅埃西亞的反共武裝活動）
- 埃斯坎布雷叛亂（反對古巴共產黨政權的武裝衝突）
- 羅馬尼亞反共抵抗運動
- 捷克斯洛伐克反共抵抗活動
- 山區委員會（阿爾巴尼亞北部反共游擊活動）
- 莫三比克內戰
- 安哥拉內戰
- 寮國境內的叛亂
- 東進戰役（越南共和國滅亡後黃基明領導的反共邊境武裝活動）

## 基本資料

- 頭銜：全國大剿匪、反共救國戰爭
- 屬於：第二次國共內戰及冷戰
- 日期：1945年—1953年
- 地點：中國大陸
- 結果：中國共產黨取得決定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得到鞏固
- 參戰方一：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1948年5月20日以前）、國民革命軍、中華民國政府（1948年5月20日以後）、中華民國國軍、反共救國軍 ---- 第三勢力、自由中國抵抗運動 ---- 各色互不統屬的武裝：、卡瓦共和國、前中華民國國軍散軍、各地地主、宗族民團、會道門、少數民族土司、部落、藏傳佛教、穆斯林宗教武裝、---- 支持：西方集團、美國、英屬香港、新國家 (葡萄牙)、葡屬澳門、法蘭西聯盟、越南國、大韓民國
- 參戰方二：中國共產黨、八路軍（1947年10月10日以前）、新四軍（1947年10月10日以前）、中國人民解放軍（1947年10月10日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0月1日以後） ---- 支持：東方集團、蘇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南、蒙古人民共和國
- 指揮官一：無統一領導
- 傷亡一：3004893人（含死傷、俘虜）、各種槍砲被繳獲1930299支、騾馬被繳獲49762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