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戰爭

毒品戰爭（War on Drugs），在21世紀有時被稱為打擊販毒集團的戰爭（在軍事干預和反恐戰爭的背景下），是由美國聯邦政府領導的全球禁毒運動，包括禁毒和對外援助，旨在減少美國的非法毒品交易。毒品戰爭旨在使參與國政府制定被聯合國宣布為非法的精神藥物的生產、分銷和消費的政策。

「毒品戰爭」一詞在1971年6月17日的新聞發布會後被媒體廣泛傳播。在發布會上，理察·尼克森總統宣布毒品濫用是「頭號公敵」。尼克森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關於「預防和控制毒品濫用」的特別咨文，其中包含將更多聯邦資源用於「預防新吸毒者和幫助吸毒者康復」的內容；但這一方面並未像「毒品戰爭」一詞那樣引起媒體的關注。

此後，歷屆美國總統和國會通常維持或擴大了尼克森最初的舉措，但更側重於執法和禁毒，而非公共衛生和治療。大麻的情況則較為特殊；大麻在20世紀30年代受到聯邦政府管制，自1970年以來，它被歸類為具有高度濫用潛力且無醫療價值，與海洛因受到同等程度的禁令。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多項主流研究和結論均反對如此嚴厲的分類。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大麻在美國39個州的醫療用途合法化，並在24個州娛樂用途合法化，使美國聯邦政府的法律政策出現漏洞，也違反了聯合國禁毒條約。

2011年6月，全球毒品政策委員會發布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報告，指出：「全球禁毒戰爭已經失敗，給全世界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2023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表示，「數十年來懲罰性的『毒品戰爭』未能阻止種類和數量不斷增加的毒品生產和消費。」同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年度禁毒戰爭預算達到390億美元，自1971年以來的累計支出估計已達1萬億美元。

2026年1月3日，美國發起了一項軍事行動（「絕對決心行動」），逮捕了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及其妻子西莉亞·弗洛雷斯，他們面臨美國聯邦政府的指控（美國訴尼古拉斯·馬杜羅等人案），罪名包括毒品恐怖主義和販賣古柯鹼。

## 歷史

直到20世紀初，美國的毒品管制基本處於真空狀態。鴉片自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就被用於緩解疼痛，但鴉片在平民中的使用在19世紀後期開始急劇增加，古柯鹼的使用也變得普遍。酒精消費穩步增長，禁酒運動也隨之興起，並得到了中產階級的大力支持，提倡適度飲酒或戒酒。吸食大麻的行為在20世紀初開始出現。聯邦和地方政府在19世紀中期開始制定毒品法。根據美國憲法，聯邦和州政府分別擁有管制危險藥物的權力。美國聯邦政府的毒品法案在1900年後出台。

### 美國「第一次阿片類藥物危機」

19世紀80年代，家庭主婦、醫生和南北戰爭老兵中阿片類藥物成癮人數激增，引發了美國的「第一次阿片類藥物危機」。到19世紀末，估計每200名美國人中就有一人對阿片類藥物上癮，其中60%是女性，通常是中上階層白人。19世紀後期的醫學期刊充斥著關於過度處方阿片類藥物的警告。隨著醫學進步，出現了更好的治療方案，處方阿片類藥物的使用開始下降。與此同時，吸食鴉片在華人移民勞工中仍然很流行，大約數千人是在加利福尼亞淘金潮期間來到美國的。公眾對阿片類藥物使用者的形象開始發生變化，從富裕的美國白人轉變為「華人、賭徒和妓女」。

在此期間，聯邦和地方政府開始頒布法律，禁止或管制某些藥物。1860年，賓夕法尼亞州通過了一項反嗎啡法。1875年，舊金山頒布了一項反鴉片法令，並嚴格執行，對光顧鴉片館的人處以重罰和監禁。該法令的理由是，「許多婦女、年輕女孩以及體面家庭的年輕男子被誘騙到華人煙館吸食鴉片，在那裡他們的道德和其他方面都受到了損害。」該法令迎合了人們對被指責搶走工作的華人勞工的怨恨；其他鴉片類藥物或其他毒品的用途則不受影響。其他州和城市也頒布了類似的法律。聯邦政府也介入其中，有選擇地提高了吸食級鴉片的進口關稅。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未能有效減少鴉片的使用。在隨後的幾年裡，阿片類藥物、古柯鹼和大麻與多個少數族裔群體聯繫在一起，並在其它地方司法管轄區成為打擊目標。

1906年，《純淨食品藥品法》（又稱《威利法案》）通過強制要求標註成分並禁止虛假或誤導性標籤，解決了日益發展的工業化食品體系中受污染和摻假食品以及藥品質量問題。該法案要求列出藥品的活性成分；並明確列出了一系列被認為具有成癮性或危險性的藥物，包括鴉片、嗎啡、古柯鹼、咖啡因和大麻。該法案的監督工作由美國農業部化學局負責，該局於1930年發展為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 1909–1971年：聯邦政府毒品禁令的興起

1909年2月9日，《吸食鴉片禁運法案》頒布，該法案「禁止將鴉片用於醫療用途以外的任何用途」，成為美國首部禁止非醫療用途物質的聯邦法律。隨後，1914年頒布的《哈里森麻醉品稅法案》對阿片劑和古柯製品的生產、進口和分銷進行監管和徵稅。1924年，《反海洛因法案》修訂了《吸食鴉片禁運法案》，明確禁止海洛因的製造、進口和銷售。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士兵普遍接受嗎啡治療，導致退伍軍人中出現嗎啡成癮問題。戰時國際社會對鴉片和古柯鹼在醫療和增強作戰能力方面的軍事用途日益關注，同時也擔憂其潛在的濫用風險，這促成了《國際鴉片公約》通過。該公約於1919年被納入《凡爾賽條約》，並由新成立的國際聯盟負責管理。該條約最初於1912年制定，但並未得到廣泛實施，如今已成為國際禁毒政策的基礎。條約最初旨在規範毒品的自由貿易，而不影響其生產或使用。美國作為禁毒政策最為嚴格的國家之一，認為這些條款在限制毒品方面力度不夠。

1919年，美國憲法第十八修正案獲得批准，禁止製造、銷售和運輸「含酒精飲料」，但宗教和醫療用途除外。為了執行該修正案，國會通過了《國家禁酒法》，又稱《沃爾斯泰德法》。到了20世紀30年代，禁酒政策被視為失敗：酒精的生產和消費依然持續，有組織犯罪在酒精黑市上猖獗，稅收收入也隨之流失，而稅收收入在1929年大蕭條開始後尤為重要。1933年，隨著美國憲法第二十一修正案的通過，禁酒令被廢除。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1933-1945）呼籲美國民眾不要濫用但「回歸個人自由」。

1922年，《麻醉藥品進出口法》擴大了聯邦政府對鴉片類藥物和古柯產品的監管範圍，禁止非醫療用途的進出口，並設立了聯邦麻醉品局（FNCB）負責管理。

#### 安斯林格時代開始

美國聯邦麻醉品局（FBN）於1930年6月14日成立，隸屬於美國財政部，哈里·J·安斯林格被任命為局長，他擔任該職位長達32年，任職到1962年。安斯林格支持禁酒令並所有毒品定為犯罪，並領導了反毒品政策運動。他不支持公共衛生和治療方案，而是敦促法院「將罪犯關進監獄，然後永遠不放出來」。他被認為是懲罰性禁毒戰爭的始作俑者。根據一份提交給加拿大參議院的報告，安斯林格「完全致力于禁毒和從源頭控制毒品供應」，並且「被廣泛認為對美國毒品政策的發展，乃至20世紀70年代初的國際毒品管制，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之一。」

在擔任聯邦緝毒局局長的三十年間，安斯林格積極有效地推行嚴厲的毒品懲罰措施，尤其關注大麻。他利用自己作為聯邦機構負責人的地位起草立法，詆毀批評者，無視醫學意見和科學發現，並遊說立法者。在公開場合，他利用媒體和演講機會，大肆宣揚毒品的危害。20世紀30年代，他引用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犯罪新聞報導，並毫無根據地聲稱這些犯罪與毒品，特別是大麻有關。他宣稱，青少年會成為大麻的「奴隸」，「持續吸食，直至精神衰退、精神錯亂，最終走上暴力犯罪和謀殺的道路」。他宣揚種族化的毒品使用觀點，聲稱黑人和拉丁裔是主要的濫用者。在國會作證時，他宣稱「在所有違反國家法律的罪行中，吸毒成癮者是最常見的罪犯。」他也是一位高效的管理者和外交家，出席國際毒品會議，並穩步擴大聯邦麻醉品管理局（FBN）的影響力。

1935年，《紐約時報》以「羅斯福請求提供麻醉品戰爭援助」為題，報導了羅斯福總統公開支持《統一州麻醉藥品法》的消息。統一法律委員會制定了該法案，以解決1914年《哈里森法案》缺乏州級執法條款的問題，並創建了一部反映《哈里森法案》的示範法，各州可以採納該示範法來取代現有的各州法律的拼湊。安斯林格和聯邦商業網路 (FBN) 在起草該法案以及說服各州採納該法案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

#### 大麻實際上被列為非法藥物，處方藥也隨之失效

隨著1937年《大麻稅法》的通過，聯邦法律與州法律保持一致，所有州都已禁止非醫療用途的大麻。同年，該法案生效後，因未繳納稅款而被捕的兩人分別被判處近18個月和4年監禁，一人持有四分之一盎司（7克）大麻，另一人販運四磅（1.8公斤）大麻。美國醫學會（AMA）反對該稅法，理由是它對大麻的醫療用途產生了不當影響。AMA的立法顧問，一位醫生，作證稱，關於大麻成癮、暴力和過量服用的說法缺乏證據支持。學者們認為，該法案是由安德魯·威廉·梅隆、威廉·赫斯特和杜邦家族等強大的商業利益集團策劃的，目的是阻止大麻產業對紙漿、木材和塑料行業構成廉價競爭。該法案頒布後，大麻研究和醫學測試變得十分罕見。

1939年，紐約市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反對《大麻稅法》，他成立了拉瓜迪亞委員會，開展美國首個關於大麻使用的深入研究。這份由紐約醫學科學院撰寫並於1944年發布的報告，系統性地駁斥了政府的說法，指出大麻不具有生理成癮性，使用大麻不會導致使用其它毒品或犯罪。《聯邦商業新聞》（FBN）的安斯林格稱這項研究「不科學」，譴責了所有參與者，並干擾了當時的其他大麻研究。

20世紀30年代末，國際聯盟鴉片諮詢委員會對過度關注毒品禁令而忽視公共衛生措施（例如精神健康治療、藥品分發和教育）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安斯林格在其加拿大同行兼政策盟友查爾斯·亨利·路德維克·沙曼的支持下，成功地駁斥了這一觀點，並堅持將重點放在加強全球禁毒和供應控制措施上。

雖然麻醉品當時由聯邦緝毒局（FBN）管轄，但1938年的《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要求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確保非麻醉藥品標明安全使用。該法案規定，某些藥物，包括20世紀30年代後期上市的安非他命和巴比妥類藥物，在沒有醫療監督的情況下使用是不安全的，只能憑醫生處方獲得。這標誌著聯邦政府開始區分非處方藥和處方藥（1951年的《達勒姆-漢弗萊修正案》對此進行了明確規定）。

#### 安非他命、更嚴厲的懲罰、國際義務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9-1945），除了嗎啡的廣泛使用外，安非他命也進入軍隊，用於對抗疲勞和提升士氣。在美國，苯丙胺在軍隊中被廣泛使用，並迅速因其各種醫療和娛樂用途而受到公眾的歡迎。從1943年開始，美國士兵可以根據需要直接從軍隊購買苯丙胺。戰後，安非他明作為情緒提升劑和減肥藥被大力推廣，並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945年，美國每年生產的安非他命估計達7.5億片，足以滿足一百萬人的每日用量，這一趨勢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愈演愈烈。

國際聯盟在二戰後解散，並將責任移交給繼任者聯合國。在沙曼的支持下，安斯林格成功地開展了一場運動，確保執法部門和禁毒主義觀點在國際毒品政策中保持核心地位。通過1946年的《萊克薩克塞斯議定書》，他幫助確保了執法部門在聯合國新成立的毒品政策監督機構（即今天的國際麻醉品管制局）中擁有代表席位，並且該機構不隸屬於世界衛生組織等公共衛生機構。

20世紀50年代初，為了回應「白人郊區基層運動」對毒販侵害青少年的擔憂，各州的自由派政客開始嚴厲打擊毒品犯罪。加利福尼亞州、伊利諾州和紐約州通過了首批針對毒品犯罪的強制性最低刑期；國會隨後於1951年通過了《博格斯法案》，制定了首個聯邦毒品強制性最低刑期。該法案統一了《麻醉藥品進出口法》和《大麻稅法》的處罰規定，實際上將大麻定為犯罪。安斯林格作證支持將大麻納入強制性最低刑罰，稱大麻是通往更嚴重毒品和犯罪的「墊腳石」。初犯持有大麻的最低刑期為2至10年，並處以最高2萬美元的罰款。這標誌著國會在強制性最低刑罰方面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增加了強制性最低刑罰的數量、嚴厲程度以及涵蓋的犯罪範圍。根據美國量刑委員會2012年的報告：「1951年以前，強制性最低刑罰通常懲罰叛國罪、謀殺罪、海盜罪、強姦罪、奴隸販運罪、非法徵收國內稅收罪和偽造罪。如今，大多數根據強制性最低刑罰法定罪的案件都與管制藥物、槍枝、身份盜竊和兒童性犯罪有關。」

1961年，《麻醉藥品單一公約》成為構成國際藥物管制法律框架的三項聯合國條約中的第一項，並要求成員國的國內毒品法律必須符合這些公約。《麻醉藥品單一公約》統一了現有的國際毒品協定，並將鴉片、大麻和古柯鹼的持有和使用限制在「醫療和科學用途」，禁止娛樂性使用。最初有64個國家加入該公約；該公約於1967年在美國獲得批准並生效。1971年的《精神藥物公約》將合成藥物、處方藥和致幻劑納入其中。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旨在打擊國際毒品販運，並將「從種植/生產到運輸、銷售和持有的整個毒品市場鏈條定為犯罪」。

1968年，林登·詹森總統認為美國政府需要採取措施遏制1960年代反文化運動。他將重點放在非法毒品上，這一做法與當時專家對此問題的意見相符。在20世紀60年代，人們認為美國至少一半的犯罪與毒品有關，而在接下來的十年裡，這一估計值高達90%。他在1968年制定了重組計劃，將麻醉品管理局和藥物濫用管制局合併，成立美國司法部麻醉藥物和危險藥物管理局。

#### 聯邦毒品管制體系的引入

理察·尼克森總統任期將前任的禁毒舉措納入其嚴厲打擊犯罪的綱領。在1968年接受總統提名的演講中，尼克森承諾：「我們新任司法部長將……向這個國家的有組織犯罪宣戰……將積極打擊那些掠奪城市貧民的放高利貸者和非法賭博團伙……將開闢新的戰線，打擊那些敗壞我們國家兒童生活的毒品販子和毒販。」在1969年致國會的特別咨文中，他將毒品濫用認定為「嚴重的國家威脅」。

1970年10月27日，尼克森簽署了《1970年綜合藥物濫用預防和控制法案》，確立了他的毒品管制方針。該法案在很大程度上廢除了強制性最低刑期：簡單持有毒品從重罪降為輕罪，初犯最高刑期為一年監禁，法官有權酌情判處緩刑、假釋或撤銷指控。販運毒品的刑罰加重，根據毒品的數量和種類，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該法案授權衛生、教育和福利部提供治療、康復和教育。此外，還增派了聯邦緝毒人員，並設立了「免敲門」權力，允許執法人員在不發出警告的情況下進入住宅，以防止證據被銷毀。該法案還對藥品生產商和分銷商實施了許可制度，並要求更嚴格的報告和記錄保存。該法案第二章，即《受管制物質法案》（CSA），有助於使美國法律與聯合國《毒品和毒品單一公約》保持一致，「《管制物質法》的許多條款……都是國會為確保美國遵守該條約而制定的」。《管制物質法》（CSA）的五種藥物管制級別，是對《單一公約》四級管制體系的落實，它根據藥物的醫療價值和濫用可能性對其進行分類。

根據新的藥物管制級別，大麻被政府暫時列入限制最嚴格的一級管制級別，「直至目前正在進行的某些研究完成，以解決該問題。」根據《管制物質法》的規定，尼克森總統任命了國家大麻和藥物濫用委員會（又稱謝弗委員會）對此進行調查。

### 1971年至今：「毒品戰爭」

1971年5月27日，在訪問越南之後，兩位國會議員——民主黨人摩根·F·墨菲和共和黨人羅伯特·H·斯蒂爾——發布了一份報告，描述了「駐南越美軍中海洛因成癮人數的迅速增長」。他們估計，「多達10%到15%的軍人以某種形式對海洛因上癮。」6月6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毒品巷」永遠是死胡同》的文章，在討論海洛因成癮問題時引用了墨菲-斯蒂爾報告。文章指出，在美國，「吸毒成癮者人數估計在20萬到25萬之間，僅占總人口的0.1%左右，但其危害程度卻遠超人口比例。」報告還指出，「海洛因並非美國唯一的毒品問題。『速效』藥丸——包括安非他明——是另一個問題，尤其是在郊區，家庭主婦服用這些藥丸（以緩解每日的『憂鬱』），而她們的丈夫則服用（以控制體重）。」

1971年6月17日，尼克森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擴大禁毒措施的計劃。他描繪了一幅嚴峻的景象：「目前控制毒品濫用的努力本身並不足以解決問題。這個問題已經演變成一場國家緊急事件……如果我們不能根除美國的毒品禍害，那麼它終將毀滅我們。」他的策略包括治療和緝毒兩方面：「我提議撥款用於支付吸毒者康復的費用，同時我也會要求追加資金，加大執法力度，進一步收緊毒販的枷鎖，從而減輕吸毒者的痛苦。」他特別指出海洛因，並將打擊範圍擴大到美國以外：「要有效打擊海洛因成癮，我們必須開展國際合作。為了確保這種合作，我正在啟動一項全球範圍內的現有毒品走私控制計劃的升級。」

當天，尼克森在白宮舉行新聞發布會，將毒品濫用描述為「美國的頭號公敵」。他宣布：「為了打擊並戰勝這個敵人，必須發起一場全新的全面攻勢……這將是一場全球性的攻勢，旨在解決毒品供應來源問題……它將覆蓋整個政府，整合目前政府內部九個各自為政、分散處理此問題的部門，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一項新的教育計劃。」尼克森還表示，這個問題不會隨著越戰士兵的毒癮而結束。他承諾將向國會申請至少3.5億美元的禁毒預算（1969年他上任時，聯邦禁毒預算為8100萬美元）。

新聞媒體關注尼克森的軍事化語氣，用各種「毒品戰爭」的措辭來描述他的聲明。尼克森新聞發布會後的第二天，《芝加哥論壇報》的標題是「尼克森向美國毒品使用宣戰」。在英國，《衛報》的標題是「尼克森向吸毒者宣戰」。美國的禁毒運動後來通常被稱為「毒品戰爭」；該術語也被用來指代任何政府對美國式禁毒政策的打擊。

面臨連任競選，禁毒成為尼克森競選的核心議題，他於1971年末成立了毒品濫用執法辦公室（ODALE）。ODALE擁有新的聯邦執法權力，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組織緝毒行動，以提升政府的監督形象。據報導，尼克森在乘坐直升機飛越布魯克林時，曾私下評論道：「你我關心的是治療。但那些人，他們想把罪犯從街上清除出去。」從1972年到1973年，ODALE在18個月內逮捕了6000名涉毒人員，其中大多數是黑人。

1972年，謝弗委員會發布了題為《大麻：誤解的信號》的報告，該報告包括對醫學文獻的回顧和一項全國毒品調查。報告建議將個人持有和使用少量大麻合法化，僅禁止供應。尼克森和國會均未採納該結論。1973年至1978年間，由全國大麻法律改革組織（NORML）牽頭的遊說活動援引謝弗報告，最終促使11個州將個人使用大麻合法化。

1973年，尼克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經國會批准，創建了緝毒局（DEA），旨在「建立一個統一的指揮機構，以全面打擊全球毒品威脅」。該機構負責在國內和國際上執行美國管制物質法律法規，與聯邦、州和地方機構以及外國政府協調，並監督合法生產的管制物質。緝毒署吸收了麻醉品和危險藥物管理局、ODALE以及其他與毒品相關的聯邦機構或人員。

#### 對尼克森角色的重新審視

幾十年後，一段據稱出自尼克森國內政策顧問約翰·埃利希曼的爭議性言論聲稱，禁毒戰爭是捏造出來的，目的是破壞反戰運動和非裔美國人。在2016年《哈潑斯雜誌》的封面故事中，1999年去世的埃利希曼被引用了記者丹·鮑姆1994年的採訪筆記：「……通過讓公眾將嬉皮士與大麻聯繫起來，將黑人與海洛因聯繫起來，然後嚴厲打擊這兩種行為，我們就能擾亂這些群體。我們可以逮捕他們的領導人，突襲他們的住所，解散他們的集會，並在晚間新聞中夜復一夜地詆毀他們。我們是否知道自己在毒品問題上撒謊？當然知道。」埃利希曼的子女和尼克森時代的官員對這段引文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最終，後來的幾屆政府對美國毒品政策日益嚴厲的重塑，才是造成埃利希曼所描述的某些狀況的主要原因。

2011年，尼克森的禁毒沙皇羅伯特·杜邦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綜合藥物濫用法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毒品改革。他指出，該法案廢除了強制性最低刑期，並平衡了「長期以來占主導地位的執法毒品政策方式，即『減少供應』」與「全新的、大規模的預防、干預和治療承諾，即『減少需求』」。因此，尼克森實際上並非後來被稱為「毒品戰爭」的始作俑者。在尼克森執政期間，約70%的聯邦禁毒資金用於需求側的公共衛生措施，30%用於供應側的攔截和懲罰，這一資金比例在後來的歷屆政府中均未再出現。

傑拉爾德·福特（1974-1977）和吉米·卡特（1977-1981）執政時期，其禁毒戰爭本質上是對其前任政策的延續。卡特的競選綱領包括大麻合法化以及取消對持有不超過一盎司大麻的聯邦處罰。在1977年致國會的「毒品濫用咨文」中，卡特指出：「對持有毒品的處罰不應比吸食毒品本身對個人造成的傷害更大。」然而，他的這些主張最終都沒有轉化為法律。

#### 里根時代的升級政策、軍事化以及「堅決說不」政策

隆納·雷根總統任期（1981-1989年）期間，聯邦政府對毒品查處和起訴的重視程度顯著提高。里根就職後不久便宣布：「我們要降下曾經在禁毒行動中飄揚的投降旗；我們要升起戰鬥旗幟。」1980年至1984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緝毒部門的年度預算從800萬美元增至9500萬美元。1982年，副總統喬治·H·W·布希及其助手開始推動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美國軍方參與禁毒行動。

在里根任期初期，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在一家廣告公司的幫助下，發起了面向青少年的「向毒品說不」反毒品運動。在第一夫人20世紀80年代不懈的宣傳推動下，「向毒品說不」運動進入了美國大眾的方言。然而，後來的研究發現，該運動對青少年吸毒的影響微乎其微。但這項運動帶來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公眾對毒品濫用是美國最嚴重問題的認知度從1985年的2%至6%上升到1989年的64%。

1982年1月，里根總統成立了由布希擔任主席的南佛羅里達特別工作組，旨在打擊經由邁阿密地區湧入的大量古柯鹼和大麻，以及相關犯罪的急劇上升。該項目涉及美國緝毒局（DEA）、海關、聯邦調查局（FBI）和其他機構，以及美軍的艦艇和飛機。它被稱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耗資最巨的禁毒行動」；批評者則稱其為選舉年的政治噱頭。到1986年，該專案組已逮捕超過15000人，繳獲超過600萬磅大麻和10萬磅古柯鹼，古柯鹼繳獲量每年翻一番——政府官員稱之為里根時期最大的禁毒成就。然而，當時的執法人員表示，他們的努力收效甚微；古柯鹼進口量增加了10%，估計占美國供應量的75%至80%。據該專案組調查部門負責人稱，「執法部門根本無法阻止毒品流入。」布希的一位發言人強調，衡量成功的標準是切斷走私路線，而不是查獲毒品的數量。

1984年，里根簽署了《綜合犯罪控制法案》，該法案對大麻的種植、持有和分銷施加了更嚴厲的處罰。該法案還設立了公平分享機制，這是一項新的民事資產沒收計劃，允許州和地方執法部門分享與聯邦機構合作查獲的資產所得。根據這項頗具爭議的計劃，高達80%的查獲收益可以分配給地方執法部門，從而增加其預算。到2019年，已查獲價值365億美元的資產，其中大部分與毒品有關，大部分已分配給州和地方機構。

與此同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被指控在墨西哥和其它地區協助毒品交易，以資助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反共游擊隊。一些前緝毒局官員也因此受到指控。中央情報局、墨西哥警察和歷史學家都認為，中央情報局參與了美國緝毒局特工基基·卡馬雷納的謀殺案。卡馬雷納發現了中央情報局在毒品交易中的角色，並試圖揭露其罪行。2013年至2015年間，墨西哥報紙《進程報》、記者赫蘇斯·埃斯基韋爾、記者查爾斯·鮑登和莫莉·馬洛伊以及歷史學家拉塞爾和西爾維婭·巴特利發表了調查報告和書籍，提出了同樣的指控。他們寫道，卡馬雷納和墨西哥記者曼努埃爾·布恩迪亞一樣，發現中央情報局幫助組織從墨西哥向美國販運毒品，以資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裝「康特拉」，這是冷戰的一部分。歷史學家威爾·潘斯特斯解釋說，對中央情報局而言，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比美國緝毒局的禁毒戰爭更為重要：

由於中央情報局的首要任務是反桑地諾計劃，它凌駕於美國緝毒局打擊毒品走私的任務之上，並暗中將墨西哥政府的部分部門納入其控制之下（或施加壓力）。布恩迪亞發現了中央情報局、反毒品部門和墨西哥聯邦安全局（DFS）之間的聯繫，這嚴重威脅到墨西哥的主權；而卡馬雷納則了解到，中央情報局已經滲透到美國緝毒局內部，並破壞其工作，以干擾秘密的反毒品走私網路。他們知道得太多了，最終在美國的命令下被除掉，墨西哥也參與其中。後來的官方調查試圖將刑事責任限制在毒販、特工和腐敗警察之間的骯髒勾結上，而忽略了（地緣）政治影響。

中央情報局否認參與殺害卡馬雷納的指控。歷史學家班傑明·T·史密斯表示，這些指控「漏洞百出，漏洞百出」。他還稱拉塞爾和西爾維婭·巴特利的調查「有時帶有偏執色彩」，並指出「許多人——包括一些緝毒局成員」——將其中一個關鍵消息來源（即勞倫斯·維克多·哈里森）斥為「瘋子」。然而，史密斯也承認，此案是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虛構與現實緊密交織。」

#### 打擊古柯鹼

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媒體聚焦於古柯鹼的出現，里根政府鞏固了公眾的負面輿論，並鼓勵美國緝毒局（DEA）強調這種毒品的危害。「古柯鹼妓女」和「古柯鹼嬰兒」的故事變得司空見慣。1986年中期，古柯鹼成為新聞頭條。《時代》周刊宣布古柯鹼是年度熱點問題。《新聞周刊》將古柯鹼事件的嚴重程度與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相提並論。籃球新星萊恩·拜厄斯和年輕的橄欖球運動員唐·羅傑斯均於6月因古柯鹼過量致死，此事引起了廣泛關注。借著公眾的強烈反應，里根於同年10月簽署了《反毒品濫用法案》，該法案通常被稱為「倫·拜亞斯法案」，對古柯鹼的量刑規定更加嚴厲。據歷史學家伊莉莎白·欣頓稱，里根政府領導國會將吸毒者，特別是非裔美國吸毒者，定為犯罪，其手段是集中並加重對持有結晶狀古柯鹼（俗稱「快克」）的處罰，而不是對結晶狀甲基苯丙胺（冰毒）的處罰。白宮官員承認，冰毒在低收入白人美國人中同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反毒品濫用法案》額外撥款17億美元用于禁毒戰爭，並設立了29項新的強制性最低刑期（此前，美國法律體系中共有55項最低刑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案規定，持有大量快克古柯鹼的刑罰比持有粉末狀古柯鹼的刑罰重100倍。根據100:1的比例，在聯邦法院，持有5克快克古柯鹼與持有500克粉狀古柯鹼一樣，都將面臨5年的強制性最低刑期。當時的爭論焦點在於，通常由黑人使用的快克是否比通常由白人使用的粉狀古柯鹼更容易上癮，並比較了吸食粉狀古柯鹼和吸食快克帶來的短暫而強烈的快感；從藥理學角度來看，兩者並無區別。據美國緝毒局（DEA）稱，快克最初「並未被充分認識到其重大威脅，因為它主要由與古柯鹼成癮者沒有關聯的中產階級使用者使用……然而，部分原因是快克每塊售價低至5美元，它最終蔓延到了不太富裕的社區。」

里根的毒品犯罪立法得到了兩黨的支持。據歷史學家欣頓所述，民主黨支持禁毒立法，這與詹森政府時期的情況一脈相承，儘管里根是共和黨。

在國際層面，里根任期內，美國在其他國家的軍事禁毒活動大幅增加。美國國防部用於緝毒的預算從1982年的490萬美元增至1987年的3.97億美元。美國緝毒局（DEA）也擴大了其海外影響力。各國被鼓勵效仿美國採取懲罰性禁毒措施，否則將面臨經濟制裁。聯合國《禁毒單一公約》為此提供了法律框架，1988年，《禁止非法販運毒品公約》進一步擴展了這一框架，將美國式的懲罰性禁毒措施納入國際法。

到里根總統任期結束的1989年，毒品比他第一個任期開始時（1981年）更容易獲得，價格也更便宜。

#### 強硬立場持續，引發新的阿片類藥物危機

接任總統的里根門生、前副總統喬治·H·W·布希（1989-1993）延續了其前任和前老闆制定的強硬路線。在他首次發表黃金時段全國講話時，布希舉起一袋「幾天前在白宮對面公園繳獲的」古柯鹼（後來證實，緝毒局特工不得不將毒販引誘到拉法耶特廣場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才能實施逮捕）。1989年，布希政府通過國家藥物管制政策辦公室（ONDCP）發布了首個《國家藥物管制戰略》，加強了對毒品的管制。ONDCP主任也因此被人們稱為美國的「禁毒沙皇」。在1990-91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中，國會納入了第1208條——即1208計劃（1996年擴展為1033計劃）——授權國防部將國防部認定「適合用于禁毒活動」的剩餘軍事裝備移交給地方執法機構。

比爾·柯林頓總統（1993-2001年）為了重塑美國民主黨在打擊犯罪方面的強硬形象，簽署了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和執法法案》，大幅提高了毒品重罪的處罰力度。該法案引入了聯邦「三振出局法」條款，規定對有兩次暴力犯罪或毒品犯罪前科的暴力罪犯判處終身監禁，並向各州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資金，用於擴建監獄系統和加強執法。在此期間，州和地方政府推行了一些備受爭議的毒品政策，這些政策帶有種族偏見，例如紐約市的「攔路搜身」警察政策，以及始於1994年加利福尼亞州的州級「三振出局」重罪法。

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阿片類藥物使用量急劇上升，導致了目前普遍被稱為阿片類藥物流行病的局面。觀察人士普遍認為，迄今為止，這一局面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開始的合法阿片類藥物過度處方；21世紀初後期，隨著處方阿片類藥物獲取難度增加，海洛因使用量上升；以及2010年代中期，效力更強的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阿片類藥物的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美國使用阿片類藥物治療慢性疼痛的情況有限；一些學者認為，由於19世紀以來阿片類藥物成癮的歷史問題，人們在開具阿片類藥物處方時有所猶豫。這場流行病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節點通常被認為是普渡製藥公司於1996年推出奧施康定（羥考酮），以及隨後普渡製藥和其他製藥公司在缺乏充分官方監管的情況下，積極且欺騙性地推廣阿片類藥物。因此，問題源於醫療保健系統內部：美國緝毒局（DEA）最初的目標是醫生、藥劑師、非法藥房和製藥公司。隨著執法部門對藥品供應的打擊力度加大，為了滿足需求，阿片類藥物的非法販運活動反而日益猖獗。

喬治·W·布希政府（2001-2009年）繼續採取強硬立場。2001年2月，布希新任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談到禁毒戰爭時說：「我想重振禁毒戰爭。我想讓它煥然一新，或者說，重新啟動禁毒戰爭。」2001年，在九一一事件和《美國愛國者法案》頒布後，美國緝毒局開始強調毒品走私與國際恐怖主義之間的聯繫，並因此獲得了更多資金，以擴大其全球影響力。

#### 日益增長的異議

2001年中期，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發布了一份題為《毒品戰爭是新時代的種族隔離》的報告，該報告將非裔美國人極高的監禁率與他們被定罪後喪失的一系列權利聯繫起來。報告指出，「雖然白人和黑人吸毒的比例幾乎完全相同……但非裔美國人被送進州立監獄的比例是白人的13.4倍，這種差異主要是由於毒品法律中嚴重的種族歧視造成的。」根據聯邦和州法律，即使是持有毒品這種簡單的罪行，也可能使被定罪的人失去投票權、獲得教育援助（包括貸款和勤工儉學項目）的資格、子女監護權以及包括房屋在內的個人財產。該報告總結道，毒品戰爭的累積效應相當於「美國的種族隔離，新時代的種族隔離」。律師兼民權倡導者米歇爾·亞歷山大在其2010年出版的《新吉姆·克勞：種族盲視時代的群體監禁》一書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

2000年，美國禁毒預算達到184億美元，其中近一半用於執法，而僅有六分之一用於治療。2003年，禁毒預算申請中，53%用於執法，29%用於治療，18%用於預防。

巴拉克·歐巴馬總統（2009-2017）在其任期內推行了「強硬而明智」的禁毒策略。儘管他聲稱自己的方法與前任總統有所不同，但實際上，他的做法與前任總統的做法並無二致。2009年5月，歐巴馬的禁毒沙皇——國家藥物管制政策辦公室主任吉爾·克利科夫斯基表示，歐巴馬政府不打算大幅改變禁毒政策，但不會使用「禁毒戰爭」一詞，認為它「適得其反」。2010年8月，歐巴馬簽署了《公平量刑法案》，將古柯鹼和粉狀古柯鹼之間100:1的量刑差距縮小到18:1（適用於待決和未來的案件）。2013年，歐巴馬政府的司法部發布了一份名為「科爾備忘錄」的政策備忘錄，聲明將尊重各州關於大麻生產、分銷和持有的法律，前提是「各州保證會實施適當嚴格的監管體系」。

2011年，全球毒品政策委員會（一個主要由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各界領袖組成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發布了一份報告，指出「全球禁毒戰爭已經失敗」。該報告建議轉變思路，將重點轉向公共衛生，並將持有和個人使用大麻合法化。歐巴馬政府的美國國家藥物管制政策辦公室（ONDCP）不支持這份報告，並表示：「毒癮是一種可以成功預防和治療的疾病。讓毒品更容易獲得……只會讓我們更難維護社區的健康和安全。」

#### 國際分歧，州級變革

2012年5月，美國國家藥物管制政策辦公室（ONDCP）發布了《現代毒品政策原則》，該原則主要關注公共衛生、人權和刑事司法改革，同時將目標鎖定在毒品販運者身上。根據ONDCP主任克利科夫斯基的說法，毒品合法化並非解決毒品管制的「靈丹妙藥」，成功的衡量標準並非逮捕人數或監獄建設數量。當月，義大利、俄羅斯、瑞典、英國和美國簽署了一份題為《為了人道和平衡的毒品政策》的聯合聲明，倡導「通過執法限制毒品供應，同時努力減少需求並促進康復」。與此同時，在州一級，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分別通過了第64號修正案和第502號提案，成為美國首批將娛樂用大麻合法化的州。

2013年，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一份報告將反大麻運動稱為「針對有色人種的戰爭」。該報告發現，「儘管非裔美國人和白人的大麻使用率幾乎相同，但非裔美國人被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73倍，而且在過去十年中，大麻犯罪占全美毒品逮捕總數的一半以上」。在歐巴馬的政策下，非白人毒品犯罪者受到的刑事處罰較輕，但由於將犯罪分子簡單地劃分為暴力犯罪者或非暴力犯罪者，大規模監禁現象依然存在。

2016年3月，國際麻醉品管制局指出，聯合國各項國際毒品條約並未強制要求發動「毒品戰爭」，而且選擇並非「一方面是『軍事化』的禁毒執法，另一方面是非醫療用途毒品合法化」，毒品政策的重點應該是民眾的健康和福祉。同年4月，聯合國大會召開了關於「世界毒品問題」的特別會議。《華爾街日報》評估與會者的立場大致分為兩派：「一些歐洲和南美國家以及美國傾向於採取較為溫和的方式。而中國、俄羅斯等東方國家以及伊朗、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等大多數穆斯林國家則堅決反對。」會議成果文件建議採取治療、預防和其它公共衛生措施，並承諾「加大力度預防和打擊」毒品生產和販運，具體措施包括「採取更有效的涉毒犯罪預防和執法措施」。

在唐納·川普總統（2017-2021年）任期內，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推翻了司法部此前的大麻政策，撤銷了科爾備忘錄。該備忘錄推遲了聯邦在已將大麻合法化的州的執法行動。他指示聯邦檢察官在毒品案件中「起訴並追究最嚴重、最容易證實的罪行」，無論是否適用強制性最低刑期，這可能會導致對較輕罪行適用強制性最低刑期指控。由於大麻在超過30個州已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塞申斯的指令被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視為一種離經叛道的倒退行為，並引發了兩黨的強烈抗議。川普於2018年因其他問題解僱了塞申斯。

#### 一些政策逆轉的嘗試和成功案例

2018年，川普簽署了《第一步法案》，該法案除其它聯邦監獄改革措施外，還使2010年的《公平量刑法案》具有追溯力。2021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追溯力適用於已判處強制性最低刑罰的案件。

2020年，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和《紐約時報》均報導稱，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同意應該結束毒品戰爭。在總統競選期間，喬·拜登總統表示，他將採取措施減輕毒品戰爭的影響，並結束阿片類藥物危機。

2020年12月4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大麻機會再投資和清除法案》（MORE法案），該法案旨在將大麻從管制物質清單中移除，從而在聯邦層面實現大麻非刑事化，清除過去的定罪和逮捕記錄，並對大麻徵稅，用於「重新投資於受禁毒戰爭影響的社區」。MORE法案於2020年12月提交參議院，但一直擱置。2022年4月，該法案再次獲得眾議院通過，目前正等待參議院的審議。

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各州在毒品合法化方面進展緩慢。最初，在20世紀30年代，各州在禁止大麻方面領先於聯邦政府；但近幾十年來，這一趨勢發生了逆轉。自1996年加利福尼亞州將大麻用於醫療用途以來，各州開始陸續將大麻合法化。截至2023年，美國38個州、4個屬地和哥倫比亞特區（DC）已將醫用大麻合法化；在非醫用方面，24個州、3個屬地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已將其合法化，另有7個州將其非刑事化。此處的非刑事化通常指初犯和少量持有，例如，大麻的持有量低於一盎司（28克）。2020年11月，俄勒岡州成為美國第一個將包括海洛因、冰毒、苯環己哌啶、麥角酸二乙醯胺和羥考酮在內的多種毒品非刑事化的州，從刑事定性轉向公共衛生策略；該政策的部分內容於2024年4月被撤銷。

2022年，拜登簽署了《醫用大麻和大麻二酚研究擴展法案》，旨在更便捷地開展大麻的醫療用途研究。這是聯邦層面頒布的首部獨立大麻改革法案。同年10月，拜登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我們把大麻和海洛因歸為同一類——甚至比芬太尼更嚴重。這毫無道理。」他還承諾將由司法部長對大麻的分類進行審查。10月6日，他赦免了所有因持有少量大麻而被聯邦定罪的人（由於當時無人入獄，此舉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象徵意義），並敦促各州（絕大多數定罪案件都發生在那裡）也採取同樣的行動。他的這一舉措影響了1992年至2021年間被定罪的6500人，以及哥倫比亞特區數千名被定罪的人。

#### 聚焦芬太尼

2023年，美國國務院宣布計劃發起一項「應對合成毒品威脅的全球聯盟」，預計將有超過80個國家加入。同年4月，自2021年起擔任美國緝毒局（DEA）局長的安妮·米爾格拉姆向國會表示，兩個墨西哥販毒集團構成了「美國有史以來面臨的最大犯罪威脅」。米爾格拉姆支持DEA2024年37億美元的預算申請，並指出芬太尼是「我國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毒品危機」之一。

2023年10月，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對一個位於中國的芬太尼生產和分銷網路實施制裁。這種毒品通常在中國生產，然後運往墨西哥進行加工和包裝，最後由墨西哥販毒集團走私到美國。

2024年1月，美國緝毒局（DEA）確認正在審查大麻是否應被列為一級管制藥品。幾天後，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發布文件稱，大麻在美國「目前具有公認的醫療用途」，並且「濫用可能性低於一級和二級管制藥品中的其他藥物或物質」。4月30日，司法部宣布了DEA的決定：「今天，司法部長發布了一項提案，將大麻從一級管制藥品重新歸類為三級管制藥品。該提案一旦在《聯邦公報》上公布，將啟動國會在《管制物質法》中規定的正式立法程序。」三級管制藥品被認為具有中低成癮性，包括氯胺酮、合成代謝類固醇、睪酮和含可待因的泰諾。

在緝毒署（DEA）發布的《2024年國家毒品威脅評估報告》中，署長米爾格拉姆概述了「最危險、最致命的危機」，其中包括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她特別指出墨西哥錫那羅亞販毒集團和哈利斯科新生代販毒集團，這些集團在墨西哥的實驗室里製造合成毒品，而實驗室使用的原料化學品和設備則來自中國。這些合成毒品通過「龐大的分銷網路」在美國銷售，並利用中國的洗錢活動將收益轉移回墨西哥。米爾格拉姆表示：「作為政府應對販毒集團和打擊社區毒品中毒流行病的全政府行動中的牽頭執法機構，緝毒署將繼續與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執法夥伴合作，開展戰略性禁毒行動。」

## 打擊販毒集團的戰爭（2025年至今）

打擊販毒集團的戰爭屬於反恐戰爭和毒品戰爭，標誌著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中針對跨國犯罪組織採取的最為激進和軍事化的階段，尤其從2025年開始，一直持續到2026年初。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這場戰爭正在擺脫以往毒品戰爭的模式，演變成一場正式的戰爭。

與過去幾十年以執法為中心的行動不同，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將販毒集團視為與叛亂或恐怖組織同等的國家安全威脅，而非僅僅將其視為普通的犯罪集團，從而授權動用高級軍事力量。因此，這一戰略體現了一種作戰和法律上的混合，它將毒品戰爭的核心目標——切斷毒品流通和瓦解非法經濟——與反恐戰爭的作戰理論相結合，從而將範式從民事執法轉向軍事反叛亂。通過將這些組織歸類為生存威脅和毒品恐怖主義實體，美國使用傳統上用於打擊敵方戰鬥人員的手段合法化，例如無人機襲擊、進攻性網絡戰和域外特種作戰（包括南方之矛行動）。其前提是，販毒集團不再是簡單的犯罪團伙，而是侵蝕國家主權、需要以非對稱戰爭手段予以瓦解的準軍事組織。

2025年1月，唐納·川普總統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將多個販毒集團和犯罪組織（包括錫那羅亞販毒集團、海灣販毒集團、米卻肯新家族、哈利斯科新生代販毒集團、東北販毒集團、聯合販毒集團、阿拉瓜火車和MS-13）列入外國恐怖組織和特別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名單。該命令於2025年2月20日正式生效，使這些組織正式成為外國恐怖組織。同樣，加拿大也將一些販毒集團列為外國恐怖組織。

2025年10月1日，在「南方之矛行動」和南方之矛行動期間美國對加勒比地區的軍事部署的背景下，唐納·川普總統正式宣布，美國正與在加勒比海活動的販毒集團相關的「非法戰鬥人員」進行一場「非國際性武裝衝突」。

這一法律轉變使得諸如2026年1月3日的「絕對決心行動」等軍事行動成為可能。在這次行動中，美國特種部隊在加拉加斯以毒品恐怖主義罪名逮捕了委內瑞拉前領導人尼古拉斯·馬杜羅。與此同時，美墨關係依然處於緊張狀態；儘管墨西哥總統克勞迪婭·欣鮑姆拒絕單方面軍事干預，但威脅使用無人機和精確打擊邊境地區的芬太尼實驗室已成為本屆政府遏制阿片類藥物氾濫的慣用手段。

### 中央情報局的介入

在唐納·川普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內，美國中央情報局將在打擊販毒集團方面發揮更大、更積極的作用。據報導，中央情報局一直在墨西哥使用非武裝無人機進行秘密監視行動，以監控販毒集團的活動。

### 第二任川普總統任期

9月30日，川普告訴記者政府將「非常認真地考慮通過陸路進入美國的販毒集團」，據《邁阿密先鋒報》報導，這「與近期媒體報導相符，這些報導暗示政府正在審查在委內瑞拉境內開展有針對性的行動計劃。」

10月1日，川普正式向國會宣布，美國與在加勒比地區活動的販毒集團之間存在「非國際性武裝衝突」，衝突雙方為「非法戰鬥人員」。《衛報》指出，提交給國會的備忘錄將這些販毒集團稱為參與襲擊美國的「非國家武裝團體」。安德魯·C·麥卡錫在《國家評論》中指出，這種術語指的是「並非兩個主權國家相互對抗」的衝突，指的是「由非國家行為體進行的、並非代表外國主權國家行事的武裝敵對行動」，並以蓋達組織和九一一襲擊事件為例。《邁阿密先驅報》寫道：「在武裝衝突中，即使敵方戰鬥人員不構成威脅，一個國家也可以合法地將其擊斃。」《華盛頓郵報》指出：「一些立法者和專家表示，這種通知對於針對所謂平民罪犯的非法軍事打擊而言，是一種可疑的法律依據。」

委內瑞拉國防部長弗拉基米爾·帕德里諾·洛佩斯於10月2日表示，已發現五架美國「作戰飛機」在委內瑞拉附近11000米的高空飛行，他稱之為「挑釁」。政府聲明稱，飛機距離委內瑞拉海岸75公里，CNN指出，該海岸位於委內瑞拉領土之外。

2025年10月15日，美國空軍參與了此次行動。據《任務與目標》報導，當天，空軍人員駕駛B-52同溫層堡壘戰略轟炸機（一種可攜帶精確制導武器或核武器的遠程重型轟炸機）在加拉加斯以北飛行了兩個小時，與海軍陸戰隊的F-35閃電II戰鬥機一起執行了一次「轟炸機攻擊演示任務」。10月23日，至少兩架來自戴斯空軍基地的美國空軍B-1槍騎兵戰略轟炸機，在來自麥克迪爾空軍基地的KC-135空中加油機和一架型號不明的RC-135偵察機的支援下，進行了一次低空飛行，據報導飛行高度在委內瑞拉大陸80公里以內。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及B-1轟炸機飛越波多黎各一事時，川普否認此事發生。同樣在10月23日，一架空軍E-11A戰場空中通信節點（BACN）飛機被發現在波多黎各附近活動。

據《紐約時報》的一份目視調查報告顯示，衛星圖像和其它數據顯示，美國於10月中旬開始從薩爾瓦多調動飛機。

路透社11月報導稱，美軍開始對位于波多黎各的羅斯福路海軍基地進行翻新，該基地於2004年廢棄。分析人士稱，升級改造包括滑行道的改進，「將使戰鬥機和運輸機都能使用該基地」。在波多黎各的拉斐爾·埃爾南德斯機場和美屬維京群島附近聖克羅伊島上的民用機場亨利·E·羅爾森機場也觀察到了變化。

## 北約參與

作為更廣泛的安全與維穩行動的一部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在應對毒品販運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阿富汗。北約通過協助阿富汗政府提升打擊非法毒品交易的能力來支持禁毒行動，因為毒品交易被視為叛亂組織的主要資金來源。北約的努力包括訓練和裝備阿富汗安全部隊，以增強其打擊毒品販運網路的能力，以及支持與國際夥伴的情報共享和協調。這些活動均符合北約促進穩定與安全的使命，並認識到毒品交易與區域和全球安全威脅之間的聯繫。

然而，對於北約參與禁毒行動的看法不一，一些報告強調了北約與其它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儘管北約強調其通過能力建設和支持阿富汗主導的各項舉措來減少毒品貿易，但一些消息來源指出，報告的結果存在差異，表明儘管北約做出了這些努力，阿富汗的毒品貿易依然猖獗。例如，2012年的數據顯示，鴉片生產持續繁榮，這引發了人們對北約禁毒行動有效性的質疑。儘管如此，北約的參與體現了其致力於解決安全、治理和非法毒品經濟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的決心，即便在實現販運活動可衡量性減少方面仍然面臨挑戰。

## 外國干預

美國參與國際禁毒行動的前提是，協助外國政府開展禁毒工作可以減少美國境內的毒品供應。

一些學者聲稱，所謂的「毒品戰爭」（實際上是一場隱喻意義上的戰爭）是一種宣傳，掩蓋了此前軍事或準軍事行動的延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大量的禁毒援助資金、培訓和裝備實際上被用於打擊左翼叛亂，並且常常被提供給那些本身就參與大規模毒品貿易的團體，例如哥倫比亞軍方的腐敗成員。

### 聯合國條約與美國的影響力

超過180個國家通過了三項聯合國禁毒公約，為各國之間的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每個成員國都有義務將條約條款納入其國內法。儘管存在一定程度的解釋靈活性，但「每項條約都鼓勵——並且通常要求——成員國制定強有力的國內刑罰規定」來應對非法毒品問題；懲罰性政策一直是普遍的做法。二戰後崛起為主導力量的美國對其他國家如何採納這些公約施加了相當大的影響，並推動了一種禁毒主義和刑事定罪的觀點。從歷史上看，美國一直是「大多數多邊談判的關鍵參與者」，而禁毒主義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源於美國的政策——美國過去和現在各種形式的『禁毒戰爭』」。

美國的經濟援助通過《對外援助法》（FAA）集中用於毒品戰爭。該法案於1961年頒布，將各項聯邦政府對外援助計劃整合到新成立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之下，並一直是規範對外財政援助的核心立法。1972年，為應對來自國外的非法毒品問題，國會在《聯邦航空法》（FAA）中增設了「國際麻醉品管制」章節，授權總統與外國達成協議，並向其提供禁毒援助。該章節還規定，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包括武器銷售）必須與那些與美國禁毒政策保持一致的國家掛鉤。後來，該法案對「主要非法毒品生產國」和「主要毒品過境國」進行了定義；自1986年起，總統每年都必須確定哪些國家符合這些定義。那些不積極配合禁毒工作的國家將沒有資格獲得美國財政援助，儘管總統可以並且已經對個別國家給予豁免。所謂的「主要國家名單」影響了美國援助資金在國際禁毒戰爭中的使用方式，但近年來，該名單相對穩定，其重要性有所下降。2023年9月，拜登總統將中國列入主要來源國名單，理由是中國生產前體化學品。

最初的海外禁毒行動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擴展到全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數十億美元的美國援助資金被用於拉丁美洲的禁毒活動。美國最初將毒品管制視為外國的執法問題，向當地警察部隊提供援助。20世紀80年代，美國越來越多地動員軍方和私人安保公司，為毒品生產國和過境國的武裝部隊提供培訓和支持。截至2024年，美國緝毒局（DEA）除241個國內辦事處外，還在69個國家設有93個海外辦事處。除了在全球範圍內開展眾多打擊毒品販運和洗錢的合作執法行動外，美國緝毒局和其他機構以及美國軍方還參與了多年的海外禁毒行動，包括在哥倫比亞、墨西哥和阿富汗的行動。

2026年1月3日，美國發動了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包括對委內瑞拉北部進行空襲，並在加拉加斯的一次突襲中抓獲了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及其妻子西莉亞·弗洛雷斯。美軍將他們空運至紐約，他們將在那裡面臨聯邦指控，包括與一項長期起訴有關的毒品恐怖主義和古柯鹼販運。

### 拉丁美洲

2021年，專注於反腐的新聞媒體IDL的創始人兼記者古斯塔沃·戈里蒂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措辭嚴厲的社論，批判了長達50年的禁毒戰爭對拉丁美洲的影響。他將毒品流入美國描述為一個「勢不可擋的產業」，引發了整個地區的經濟革命。非法毒品交易利潤豐厚，遠遠超過了合法企業的潛力。政客和禁毒人員的腐敗現象日益嚴重，而掌權者卻「與美國執法和情報機構建立了密切關係」。貧困的農民階層淪為經濟人質，不得不依靠毒品作物維持生計。最大的贏家是「那些為打一場他們很快意識到永無止境的仗而建立起來的體系……（毒品戰爭）成了源源不斷的資源、膨脹的預算、合同、採購訂單、權力、影響力的來源——新的經濟體在與毒品走私作鬥爭的同時，也依賴於毒品走私。」

2012年，在瓜地馬拉舉行的一次會議上，瓜地馬拉、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的三位前總統表示，禁毒戰爭已經失敗，他們將在同年4月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上提議討論包括非刑事化在內的替代方案。瓜地馬拉總統奧托·佩雷斯·莫利納表示，毒品戰爭給中美洲人民的生命帶來了過高的代價，現在是時候「打破討論非刑事化的禁忌」了。在峰會上，哥倫比亞政府力主對毒品政策進行意義深遠的改革，並列舉了禁毒戰爭在哥倫比亞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 哥倫比亞

歷史上，哥倫比亞的非法毒品交易與右翼準軍事組織（如哥倫比亞聯合自衛軍 (AUC)）和左翼游擊隊組織（如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 (FARC)）有著密切聯繫，因此美國在該國的禁毒行動與支持反叛亂行動有所重疊。20世紀60年代末，當從墨西哥向美國走私毒品的規模急劇上升時，兩國政府合作發動了墨西哥毒品戰爭；市場混亂使哥倫比亞毒販有機會滿足美國對大麻的需求。

直到20世紀70年代，哥倫比亞「在西半球非法毒品的生產和流通中並未扮演重要角色」。1973年智利政變後，政治鎮壓蔓延至南錐體國家，導致秘魯和玻利維亞的古柯鹼走私活動中斷，哥倫比亞趁機填補了古柯鹼的需求。在美國的壓力下，哥倫比亞政府在米薩埃爾·帕斯特拉納·博雷羅總統（1970-1974年）的領導下，與新成立的美國緝毒局（DEA）合作，制定了該國禁毒戰爭的未來路線。

20世紀70年代，「大麻熱潮」主導了哥倫比亞的毒品交易，並在7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隨後，古柯鹼迅速崛起，臭名昭著的麥德林集團和卡利集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發展壯大，最終主導了全球古柯鹼市場。到世紀末，殘酷的禁毒戰爭使哥倫比亞的安全局勢岌岌可危。通過「哥倫比亞計劃」，美國在2000年至2015年間向哥倫比亞提供了100億美元的資金，主要用於軍事援助以打擊毒品和左翼游擊隊，例如被指控參與販毒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

柯林頓政府最初豁免了「哥倫比亞計劃」中除一項人權條件外的所有條件，認為此類援助在當時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包括前戴恩公司在內的美國私人軍事承包商受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委託，負責執行「哥倫比亞計劃」中的禁毒行動。哥倫比亞軍方人員接受了來自美國軍事和執法機構（包括西半球安全合作學院）的大量反叛亂訓練。

美國和哥倫比亞政府的努力因過於關注打擊南部地區的左翼游擊隊而受到批評，他們未能對右翼準軍事組織施加足夠的壓力，並且沒有繼續打擊該國北部的毒品走私活動。人權觀察組織、國會委員會和其他機構記錄了哥倫比亞軍方成員與美國政府列為恐怖組織的哥倫比亞聯合自衛軍（AUC）之間的聯繫，以及哥倫比亞軍方人員犯下的侵犯人權行為，根據現行法律，這些行為將使他們失去獲得美國援助的資格。

在「哥倫比亞計劃」中，使用空中噴灑草甘膦等除草劑根除古柯種植的做法備受爭議。噴灑除草劑造成的環境後果被批評為對世界上一些最脆弱的生態系統造成了破壞；此外，同樣的噴灑做法也被認為導致了當地居民的健康問題。

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分析了哥倫比亞的經驗，以期為墨西哥毒品戰爭提供借鑑。報告指出，「哥倫比亞計劃」被廣泛譽為一項成功之舉，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到2010年，哥倫比亞安全部隊終於徹底掌握了主動權。報告列舉了綁架和恐怖襲擊事件的大幅減少以及領土的收復，並將此歸功於「一支得到加強的軍隊和一支重振旗鼓的警察部隊」。報告還發現，截至2010年，「哥倫比亞仍然是非法毒品的主要來源國。此外，該國繼續與一系列暴力非國家行為體共享主權，其中包括叛亂團體和與毒販及富裕地主結盟的右翼準軍事組織。」華盛頓拉丁美洲辦公室在2010年得出結論，哥倫比亞計劃和哥倫比亞政府的安全戰略「都付出了沉重的生命和資源代價，只完成了部分工作，收益遞減，並且削弱了重要機構。」

#### 墨西哥

美國的首批禁毒行動之一是尼克森於1969年9月宣布的「攔截行動」，旨在大幅減少從墨西哥進入美國的大麻數量。據美國政府估計，當時美國80%的大麻來自墨西哥。該行動最初採取了嚴格的檢查措施，導致跨境交通幾乎陷入停滯。美國空軍和海軍也處於戒備狀態，追捕空中和海上的毒品販運者。這一舉措在邊境各州引發了爭議，最終僅持續了20天。

在胡安·加西亞·阿布雷戈的領導下，海灣卡特爾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早期經歷了毒品走私的重大轉型。阿布雷戈於1984年掌控該卡特爾，通過與哥倫比亞卡利集團建立戰略聯盟，將其業務從主要走私大麻和海洛因轉向利潤更高的古柯鹼，以滿足美國市場的需求。這一合作使該卡特爾得以利用美國對古柯鹼日益增長的需求，特別是在1990年代美國封鎖加勒比路線之後，使得墨西哥，尤其是塔毛利帕斯州，成為毒品走私的重要通道。阿布雷戈的組織結構依靠賄賂政府和警察官員維持運作，鞏固了海灣卡特爾作為墨西哥最具影響力的犯罪組織之一的地位，為其後來的擴張奠定了基礎。他於1996年被捕是一個轉折點，留下的權力真空後來由奧西爾·卡德納斯·吉倫填補。

奧謝爾·卡德納斯·紀廉在阿布雷戈被捕後接管了海灣卡特爾，並於1999年創建了洛斯哲塔斯:一個最初由精英墨西哥軍方人員組成的武裝力量——從而徹底改變了毒品走私的方式。這支武裝力量不僅保護卡特爾的運營，還擴展至綁架、勒索和領土控制等活動，標誌著犯罪暴力的升級。在他的領導下，該卡特爾加大了對休斯頓、亞特蘭大等美國城市的古柯鹼走私力度，短短三個半月就創造了4100萬美元的利潤。與政府及競爭對手（如錫那羅亞販毒集團）的直接對抗，尤其是在新拉雷多地區的控制權爭奪中，加劇了緊張局勢，為2006年費利佩·卡爾德龍總統發起的墨西哥毒品戰爭埋下了伏筆。卡德納斯於2003年被捕並在2007年被引渡，削弱了該卡特爾的力量，但由此產生的分裂和洛斯澤塔斯的獨立加劇了毒品戰爭背景下的暴力衝突，給墨西哥留下了長期的動盪遺產。繼奧西爾·卡德納斯·吉倫於2003年被捕並於2007年被引渡後，領導權轉交給了海灣卡特爾的重要人物豪爾赫·愛德華多·科斯特拉·桑切斯，他一直領導該犯罪組織直到2012年。內部動態以及與洛斯澤塔斯的競爭主導了他的時代。

2001年至2014年間對「矮子」華金·古斯曼的追捕，是21世紀全球毒品戰爭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體現了打擊複雜跨國犯罪組織的挑戰。作為錫那羅亞卡特爾的首領，古斯曼策劃了史上最強大的毒品走私網路之一，負責將大量毒品走私到美國和歐洲，從中牟取數十億美元非法收入。他在2001年從高安全級別監獄逃脫，直到2014年才被抓獲，這一過程凸顯了系統性腐敗、制度性弱點以及跨境複雜性對有效禁毒戰略的阻礙。抓捕他的行動涉及墨西哥當局和美國機構（如緝毒局DEA），強調了國際合作、情報共享和先進監控技術的必要性，同時也暴露了軍事化手段在解決毒品貿易的社會經濟根源方面的局限性。古斯曼的高調身份和錫那羅亞卡特爾的全球影響力使其被捕成為一個象徵性的勝利，但也揭示了毒品走私網路的韌性——即使他被捕，該卡特爾仍照常運作，反映出在全球禁毒鬥爭中徹底摧毀此類組織的長期困境。

梅里達倡議於2008年啟動，是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安全合作計劃，旨在打擊毒品走私和跨國犯罪。從2008年到2021年，美國共提供了35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初期重點是禁毒和法治措施，後來擴展到美墨邊境活動。其內容包括對軍警的訓練和裝備支持，以及加強國家司法系統的技術諮詢和培訓。2021年，該倡議被「安全、公共健康和安全社區二百周年框架」所取代。

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民調顯示，85%的墨西哥公民支持動用墨西哥軍隊打擊毒品卡特爾，74%支持美國對其警察和軍隊提供訓練援助，55%支持美國提供武器和財政援助，而59%的人反對在美國本土部署美軍。37%的人認為反毒努力正在取得進展，29%認為正在失去成效，30%認為情況保持不變；56%的人認為美國和墨西哥都應對墨西哥的毒品暴力負責。

2024年，美國緝毒局（DEA）認為，錫那羅亞販毒集團和哈利斯科新生代販毒集團與中國提供的原材料和服務有關，稱中國是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原材料的主要來源，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

#### 中美洲

中美洲國家貝里斯、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馬是毒品運往墨西哥和美國的重要中轉和儲存地，這些國家每年都會出現在美國的「主要毒品生產國/地區名單」中。自200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對中美洲各國在反毒事務上的直接介入程度不一，當時對販運活動的擔憂加劇。自2008年起，中美洲地區安全倡議（CARSI）為這七個國家提供了執法工作所需的設備、培訓和技術支持，美國還建議採取基於情報的應對方式。

在1980年代尼加拉瓜革命期間，毒品問題與美國對反政府武裝「康特拉」的支持密切相關。參議員約翰·克里在1988年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關於康特拉與毒品聯繫的報告中指出，國務院中「為康特拉提供支持的人員涉入毒品販運……而康特拉成員自己則明知故犯地從毒販那裡獲得資金和物資援助」。這些參與包括利用國會批准的人道主義援助資金向毒販支付款項，有些情況下是在這些毒販已被聯邦執法機構以毒品罪名起訴之後，另一些情況則是這些毒販正受到這些機構的積極調查。

1989年12月20日，美國發動「正義事業行動」，派遣2.5萬名美軍入侵巴拿馬，以推翻並逮捕巴拿馬總統曼努埃爾·諾列加。諾列加應美國要求向尼加拉瓜的康特拉組織提供軍事援助，而美國則向其支付報酬，並容忍其自1960年代以來就為人所知的毒品販運活動。兩國關係在1980年代中期惡化，諾列加與美國政府的交易被美國新聞媒體曝光。一名美國士兵在巴拿馬被殺，成為導致入侵的最後導火索。諾列加於1990年1月3日向美軍投降。他被美國緝毒局（DEA）起訴，並被美國法院以敲詐勒索、毒品走私和洗錢罪判處45年監禁。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稱此次入侵是「公然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厄瓜多位於世界兩大古柯鹼生產國哥倫比亞和秘魯之間，長期以來一直是重要的毒品轉運地。自1999年以來，曼塔空軍基地是美國部署在南美的軍事基地，每月執行大約100次毒品監視飛行任務。2009年，厄瓜多以CIA在國內造成不良影響為由，拒絕續簽該基地租約，從而結束了美國在厄瓜多的軍事存在。自2018年以來，厄瓜多安全危機急劇升級。2023年，美厄防務雙邊工作組成立以應對該國局勢，並簽署了一項加強厄瓜多軍隊的諒解備忘錄。2024年爆發了一場與毒品有關的更廣泛衝突。

2012年，美國派遣緝毒局（DEA）特工前往宏都拉斯，協助安全部隊開展禁毒行動。宏都拉斯一直是毒品販子的主要中轉站，他們利用遍布全國的輕型飛機和隱蔽跑道運輸毒品。DEA與美國國務院、海關及邊境保護局（CBP）、聯合特遣部隊–布拉沃等機構合作，協助宏都拉斯軍隊突襲販毒分子的據點。

#### 對種植者的影響

美國支持的古柯剷除政策因其對南美古柯種植者生計的負面影響而飽受批評。在當地，古柯葉傳統上被用於咀嚼、泡茶以及宗教、醫療和營養用途。將傳統的古柯種植定為非法被視為不公。在一些強制剷除行動中，不僅摧毀了古柯作物，還破壞了其他糧食或經濟作物，而未提供替代生計，致使農民陷入飢餓與貧困。

### 阿富汗

2001年，以美國為首的軍事聯盟入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權，這是九一一襲擊事件後反恐戰爭的一部分。阿富汗世代以來都盛產鴉片；自1996年阿富汗塔利班掌權以來，塔利班於2000年頒布禁毒令，一年內使國內鴉片產量減少了90%，全球鴉片供應量估計減少了65%。隨著入侵的進行，罌粟種植和鴉片製造活動恢復，禁毒戰爭成為美國在阿富汗行動的一部分。

一位國防部高級官員在後來的報告中指出，最初，「各行其是，沒有考慮如何與整體行動協調一致。國務院試圖根除鴉片，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勉強維持民眾生計，而緝毒署（DEA）則專注於打擊犯罪分子。」 2004年，鴉片產量急劇增加，根除鴉片成為工作的重中之重。美國緝毒署（DEA）在阿富汗的運營預算從2004年的370萬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4060萬美元。2009年，根除毒品行動被叫停——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稱其為「史上最無效的項目」——轉而採取「替代生計」策略，鼓勵農民種植其他作物。2017年，根除毒品行動再次成為主要舉措；美軍發動了一場空襲行動，出動B-52同溫層堡壘戰略轟炸機和F-22猛禽戰鬥機打擊毒品實驗室網路，結果發現這些實驗室大多是空置的，但行動造成了大量平民傷亡。

禁毒政策削弱了美國的努力，助長了鴉片黑市的繁榮，而這反過來又刺激了阿富汗政府內部普遍存在的系統性腐敗。2018年，阿富汗重建特別監察長稱迄今為止的禁毒行動「徹底失敗」。隨著美軍在阿富汗的駐紮在2020年接近尾聲，阿富汗當時生產的鴉片約占全球總產量的85%。在長達20年的禁毒行動中耗資約90億美元後，美國於2021年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重新掌權。

### 委內瑞拉

自烏戈·查維茲1999年上台以來，委內瑞拉在禁毒戰爭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憑藉其位於世界最大古柯鹼生產國哥倫比亞與通往美國和歐洲的路線之間的地理位置，成為毒品（尤其是古柯鹼）過境的戰略樞紐。2005年，查維茲決定與美國緝毒局（DEA）斷絕關係，並指控其代表從事間諜活動，這一決定標誌著一個轉折點，削弱了國際社會在該國的緝毒行動。這一斷絕關係不僅限制了情報共享和雙邊合作，也使委內瑞拉成為毒品走私更加暢通的通道，途經其境內的毒品數量顯著增加。委內瑞拉政府參與販毒活動已被廣泛記錄，有指控稱，高級官員和軍方人員是被稱為「太陽集團」的關鍵人物。

### 中國

#### 獨立執法行動

2018年以前，公安現役部隊的武警邊防部隊參與了中緬邊境的多次緝毒行動，該地區是中國非法毒品交易的主要區域。2007年3月25日，3名武警邊防部隊人員在中緬邊境與毒販交火中殉職。

2013年至2023年間，中國海警共查獲毒品9.875噸。

#### 美國參與

2010年代中期，美國認定中國是芬太尼和其它合成阿片類藥物的主要來源地。美國對華禁毒行動受到美中關係地緣政治敏感性的影響和制約。美國採取多種策略：對中國施加外交壓力，促使其對非法毒品實施內部管控；尋求中國在美國和國際執法行動中的合作；單方面實施國際制裁；以及對中國企業和個人提起刑事訴訟。這些策略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執行力度，而這又與中美關係的整體波動密切相關。

2019年，中國將芬太尼類物質列入管制清單後，從中國流入美國的合成阿片類藥物似乎有所減少；來自中國的販毒活動轉向了前體化學品及相關設備，墨西哥販毒集團成為其主要客戶。

2023年11月，拜登總統宣布與習近平總書記達成協議，中國將嚴厲打擊向西半球出口前體化學品和壓片機。美國眾議院委員會於2024年4月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在中國生產芬太尼前體的公司在出口產品後仍可申請中國政府的返稅和其它財政優惠。據美國方面稱，到2024年，中國仍是墨西哥販毒集團化學前體的主要供應國，而中國洗錢者已成為全球毒品貿易的核心力量。

2024年12月，一名居住在芝加哥的中國公民因洗錢6200萬美元毒資而被判處10年監禁，該洗錢活動涉及美國與中國以及中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貨幣互換。2025年1月，兩名中國化工企業前高管因合謀向美國走私芬太尼前體化學品而被定罪。其中一人被判處25年監禁，另一人被判處15年監禁。

## 國內影響

精神病學家湯瑪士·薩斯於1997年寫道：「過去三十年來，我們用對非法吸毒者的更加殘酷的醫療政治迫害，取代了對非法性行為者（『變態』和『精神病患者』）的醫療政治迫害。」從健康角度來看，《醫學年鑑》上的一項研究指出：「毒品戰爭使數百萬人遭受刑事定罪、監禁和終身犯罪記錄，擾亂甚至徹底剝奪了他們獲得充足資源和支持以過上健康生活的機會。」

### 逮捕和監禁

由於各種因素，毒品戰爭導致美國的逮捕率飆升，其中非裔美國人受到的打擊尤為嚴重。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美國的禁毒和嚴厲打擊犯罪政策導致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卻關押著全球近25%的囚犯。不斷增長的需求催生了監獄私有化和營利性監獄產業的發展。截至2015年，美國監獄人口密度為每10萬人716人，位居世界第一，是加拿大的六倍，是西歐國家的六到九倍。

20世紀80年代，雖然所有犯罪的逮捕人數增加了28%，但毒品犯罪的逮捕人數卻增加了126%。1994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報導稱，禁毒戰爭導致每年有100萬美國人被監禁。2008年，《華盛頓郵報》報導稱，每年有150萬美國人因毒品犯罪被捕，其中50萬人將被監禁，五分之一的非裔美國人會因毒品法而身陷囹圄。2019年，聯邦調查局估計全美約有150萬人因毒品犯罪被捕，其中32.1%是因為持有大麻，31%是因為持有「其他危險的非麻醉性毒品」。

聯邦和州政府的政策還會對毒品犯罪者施加除罰款和監禁之外的其他後果，這些後果不適用於其它類型的犯罪。為了遵守一項名為《所羅門-勞滕貝格修正案》的聯邦法律，一些州要求對任何被判犯有毒品罪的人吊銷駕照六個月。毒品犯罪或一般重罪的其他附帶後果包括：失去職業執照、失去根據聯邦法律合法購買槍枝的資格、失去領取食品券的資格、失去獲得聯邦學生援助的資格、失去居住在公共住房的資格、失去投票權以及被驅逐出境，僅在聯邦層面就有超過460項福利面臨風險。美國規定，對被判犯有毒品罪的非公民進行驅逐出境。

#### 監獄人滿為患

毒品政策的後果之一是美國監獄人滿為患。該政策對涉毒犯罪的起訴方式導致非暴力毒品犯罪的監禁人數激增。結果許多監獄不堪重負，其實際運轉能力往往遠遠超過預期。監獄人滿為患加劇了監獄系統的負擔，並引發了人們對監禁作為解決毒品相關問題方案有效性的質疑。原本可以用於解決毒品濫用根源、提供康復和治療項目或支持受毒品相關問題影響的社區的資源，卻被用於管理龐大的監獄人口。批評人士認為，僅僅關注監禁無法解決導致毒品濫用的根本社會因素，反而使犯罪循環持續下去，而沒有提供康復和重新融入社會的途徑。

#### 量刑中的種族差異

種族差異一直是美國毒品戰爭中一個突出且備受爭議的方面。1957年，記者馬克斯·勒納在其著作《作為文明的美國》中總結了當時關於毒品使用的一種觀點：「例如，我們可以以黑人地區普遍存在的大麻和毒品成癮為例。這基本上可以用貧困、貧民窟生活和破碎的家庭來解釋，然而，很容易證明，在其他族裔群體中，即使條件相同，也不存在毒品成癮問題。」

1986年的《反毒品濫用法案》導致美國對販運或持有霹靂古柯鹼的量刑與販運粉狀古柯鹼的量刑存在100:1的差異。該法案因被廣泛批評為歧視少數族裔（主要是黑人）而備受詬病，因為黑人吸食快克古柯鹼的可能性高於粉狀古柯鹼。1994年，美國量刑委員會（USSC）在研究100:1量刑比例的影響時發現，近三分之二的快克使用者是白人或西班牙裔，而近85%的持有毒品罪犯是黑人，販運毒品的罪犯中黑人占比也相近。粉狀古柯鹼犯罪者的種族分布則更為均衡。美國量刑委員會指出，這些差異導致非裔美國人的刑期比其他族裔更長。在1995年提交給國會的一份報告中，美國量刑委員會建議取消100:1的量刑比例。2010年，100:1的量刑比例被降低至18:1。

其它研究也表明，執法和量刑方面存在類似的顯著種族差異。1998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在逮捕、起訴、量刑和死亡方面存在巨大的種族差異。非裔美國吸毒者占毒品逮捕人數的35%，占定罪人數的55%，占因持有毒品罪入獄人數的74%。在全國範圍內，非裔美國人因毒品犯罪被送往州立監獄的次數是其他種族的13倍，儘管他們據稱只占經常吸毒者的13%。人權觀察組織2000年發布的報告《種族與毒品戰爭》提供了大量關於種族差異的記錄，引用統計數據和案例研究，強調了執法機構對不同種族和族裔群體的不平等對待，尤其是在毒品逮捕方面。根據該報告，1999 年，在美國，與非少數族裔相比，非裔美國人因毒品犯罪被捕的可能性要高得多，而且受到的處罰和刑期也更重。

司法部在報告各州舉措的影響時發現，從1990年到2000年，「毒品犯罪數量的增加占黑人囚犯總數增長的27%，占西班牙裔囚犯總數增長的7%，占白人囚犯總數增長的15%。」

犯罪學家麥可·托尼在《惡性忽視——美國的種族犯罪與懲罰》（1995年）一書中寫道：「禁毒戰爭可以預見地、不必要地摧殘了成千上萬處境不利的年輕非裔美國人的生活，並破壞了數十年來為改善城市黑人底層階級生活機會所做的努力。」

#### 永久性底層階級的形成

針對美國青少年涉毒犯罪的懲處幾乎總是導致其永久性或半永久性地喪失接受教育的機會，被剝奪投票權，並留下犯罪記錄，使其就業更加困難。在美國監獄，有五分之一的人是因毒品犯罪被監禁的。有研究者認為，毒品戰爭導致了一個永久性底層階級的形成，這些人幾乎沒有教育或工作機會，而這往往是因為他們試圖在缺乏教育和就業機會的情況下謀生而涉毒，進而因此受到懲罰。

米歇爾·亞歷山大在其2010年的著作《新吉姆·克勞：色盲時代的大規模監禁》中提出，毒品戰爭有效地延續了一種種族等級制度，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因毒品相關犯罪而遭受逮捕、定罪和監禁的比例異常偏高。這一體系作為一種現代的種族控制形式運作，剝奪了個人的權利和社會，並強化了社會不平等。亞歷山大的研究認為，其後果超出了刑事司法範疇，影響了受影響個人和社區的經濟機會、教育獲取以及整體的社會流動性。

### 工作場所藥物檢測

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職場藥物測試在美國普遍推行並引發爭議：其對於提高安全性和生產力的有效性並無明確衡量標準，且檢測對非白人員工的影響顯著大於白人員工。美國的藥物檢測普及程度高於世界其他地區。最常見的是對安非他明、古柯鹼、大麻、阿片類藥物和苯環利定的尿液分析；通常對不同藥物的實際影響不作區分。在里根政府將其規定為聯邦雇員的強制要求後，職場藥物檢測迅速流行，並在1996年達到頂峰，有81%的公司報告進行藥物篩查，而1987年這一比例僅為21%。

20世紀80年代，藥物檢測被向企業推廣，作為挽回據稱由毒品使用造成的巨大生產力損失的一種方式。20世紀90年代發布的研究反駁了這些說法；美國國家科學院1994年的報告《毒品影響之下？毒品與美國勞動力》得出結論：「數據……未能提供確鑿證據，證明除酒精外的毒品對安全性和其他工作績效指標有明確的有害影響。」到2004年，進行職場藥物檢測的公司比例降至62%，2015年報告低於50%。生產力損失仍常被歸咎於毒品使用，因此檢測依然普遍。

2021年，在勞動力市場緊張的情況下，一些公司開始減少藥物檢測以改善招聘前景。亞馬遜公司取消了在非政府法規強制要求的情況下，招聘前篩查中的大麻檢測，並聲明：「招聘前大麻檢測通過阻礙就業安置，對有色人種社區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在一項對全球45000家公司的調查中，有9%的公司報告為改善招聘而取消了藥物檢測。2022年，數千名美國卡車司機因大麻檢測呈陽性而被停駕，加劇了司機嚴重短缺的狀況；這一問題被歸因於大多數州實行了某種形式的大麻合法化，與美國運輸部對大麻（即使是醫療用途）零容忍政策之間的衝突。

### 公眾輿論

根據民意調查，進入21世紀以來，大多數美國人對毒品戰爭的方法和效果持懷疑態度。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67%的美國人認為，對古柯鹼和海洛因等毒品採取治療措施比起訴更好，而只有26%的人認為起訴才是更好的途徑。三分之二的民眾贊成取消對毒品犯罪的強制性監禁，這與2001年各占一半的民意調查結果相比發生了顯著變化。絕大多數人認為酒精對健康（69%）和社會（63%）的危害比大麻更大。在蓋洛普民意調查中，關於大麻是否應該合法化的受訪者比例在1972年3月為15%，1977年4月上升至28%，並在此水平基本維持到2000年，之後再次上升，到2021年10月達到68%。2021年5月，ACLU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83%的美國人（不分黨派）認為毒品戰爭是失敗的，而12%的人認為它是成功的。

### 合法性

美國毒品政策的合法性一直受到各種質疑。一種觀點認為，目前實施的禁毒政策違反了實質性正當程序原則，因為其益處不足以彌補對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所保障的權利的侵犯。另一種觀點認為，商業條款意味著毒品應該由州法律而不是聯邦法律來管制。第三種觀點指出，毒品持有案件中舉證責任倒置與法治不符，使定罪的權力實際上被從法院剝奪，並交給了栽贓陷害的人。

## 批評與爭議

多年來，隨著其失敗日益明顯，毒品戰爭受到來自正式與非正式機構日益激烈的批評。

毒品戰爭被普遍認為是一項政策失敗。它未能減少流入美國或國際的毒品數量；也未能減少美國的吸毒者人數。美國政府估計已在打擊毒品戰爭上花費了約1萬億美元。儘管如此，毒品使用要麼持續停滯，要麼持續增長。一份報告發現，2010年至2020年間總體毒品使用量增長了26%；另一份報告則指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古柯鹼使用者數量一直穩定在約150萬至200萬人。因此，毒品使用至少處於停滯狀態，甚至還在增加。從源頭切斷毒品貿易的努力絕大多數以失敗告終，而中南美洲國家的暴力有組織犯罪則急劇增加。與非法毒品貿易相關的暴力已導致數百萬人死亡，主要集中在中南美洲。

毒品禁令導致美國監禁率居高不下，這對非裔美國人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有人認為，毒品的非法性使其對消費者更加危險。因為供應鏈由犯罪分子的黑市控制，缺乏監管，使他們可以隨意將毒品與其他（可能有害的）物質混合以增加利潤。

### 毒品戰爭資本主義

2014年，記者道恩·帕利撰寫了《毒品戰爭資本主義》一書，書中強調毒品戰爭如何成為美國對拉丁美洲施加控制和影響力的工具。她指出，美國越來越多地以打擊毒品戰爭為藉口，將拉美部分地區軍事化，而實際上這種軍事化旨在壓迫當地社區，並為開採該地區豐富的礦產和石油資源開闢新土地。在哥倫比亞等國的經濟重要區域（如擁有豐富礦產資源的地區或石油管道穿行的地區），準軍事部隊、私營軍事公司以及國家部門（警察和軍事力量）對當地社區的暴力行為與日俱增。

帕利指出，涉及美國與拉美國家的主要聯合安全倡議，如與哥倫比亞的"哥倫比亞計劃"、與墨西哥的"梅里達倡議"，都導致了自然資源開採增加、軍事化加劇以及司法體系被削弱。而這些計劃的禁毒目標——打擊毒品販運水平和毒品卡特爾——則徹底失敗。

### 哥倫比亞計劃

"哥倫比亞計劃"是美國牽頭、與哥倫比亞合作的一項聯合安全計劃，實施時間為2000年至2015年。該計劃旨在減少哥倫比亞的毒品種植、打擊販毒集團和左翼叛亂組織（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暴力活動，並刺激哥倫比亞的經濟增長。計劃涉及向哥倫比亞提供數萬億美元的經濟和軍事支持。其中約80%的資金是軍事援助，總體而言，該計劃的反叛亂部分耗資美國5000億美元。帕利認為，這種高度以安全為重點的資金投入是有目的的，因為它將哥倫比亞發展成為一個更加穩定的環境，以便外國資本能投資於該國的自然資源財富，她認為這才是該計劃的真正意圖。

美國政府通過指控FARC為毒梟，為其在計劃中對哥倫比亞的軍事化和對哥革武的打擊進行辯護，稱剷除他們是保護美國人免受其販運毒品之害的必要之舉。美國安全機構在21世紀初越來越多地將他們標記為主要毒販。然而，事實上，哥革武根本就不是毒品貿易的主要參與者——2001年，哥倫比亞政府估計，準軍事團體控制了該國約40%的毒品貿易，而哥革武僅控制了2.5%。儘管美國政府的指控是錯誤的，但"哥倫比亞計劃"強化的安全努力最終將哥革武人數減少了約一半。哥革武的暴力行為從2000年的489起人權侵犯案件下降到2006年的168起，同期，準軍事暴力也從1,191起下降到510起。然而，與此同時，國家武裝部隊的暴力行為急劇增加，從2000年的270起增加到2006年的758起。一個臭名昭著的例子發生在2004年至2008年間，當時軍隊法外處決了3000多名農民、活動人士和社區領袖，然後給他們穿上哥革武制服，聲稱他們是在戰鬥中被打死的。

FARC由於多次破壞哥倫比亞的卡諾利蒙-科韋尼亞斯輸油管道（該管道部分由美國西方石油公司擁有），對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構成了威脅。他們的意識形態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美國構成了政治威脅。

帕利引用這些事實表明，美國利用"哥倫比亞計劃"來剷除哥革武這個政治和經濟威脅，同時加強對當地社區和活動人士的國家控制，這些人居住在哥倫比亞的理想土地上，需要被恐嚇——或殺害——以奪取他們的土地。

## 效果

毒品戰爭的有效性沒有明確的衡量標準，它被廣泛視為一項失敗的政策。在禁毒運動開展三十年後，美國國家學院的一份報告《為美國的非法毒品政策提供資訊》（2001年）發現，「現有的毒品使用監測系統明顯不足以支持國家必須做出的所有政策決定。」報告指出，從美國在哥倫比亞開展的剷除古柯種植園的軍事行動，到國內的戒毒中心，所有旨在解決毒品使用和走私問題的研究都未能得出結論，甚至根本沒有對這些項目進行過評估。報告總結道：「在這個國家，繼續推行如此大規模、耗資巨大的公共政策，卻沒有任何辦法了解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達到了預期效果，這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記者詹姆斯·布拉德沃思於2021年在《新政治家》雜誌撰文指出：「禁毒戰爭是一場失敗。我們知道這一點。我們早就知道了。事實上，有大量證據表明這場戰爭是失敗的，以至於我們在這一問題上的把握比在大多數政策領域都要大……根據國際毒品政策聯盟的數據，2011年至2016年間，全球吸毒人數增加了31%……抑制毒品需求是不可能的。」他引用了紐西蘭前總理、全球毒品政策委員會主席海倫·克拉克的話：「徹底消除毒品？做夢吧，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時期，人類不曾求助於某種物質，以逃避現實，無論出於什麼原因。」

### 禁毒

1988年，蘭德公司發布了一項由美國國防部資助、歷時兩年的研究報告《封鎖邊境：加強軍事力量參與緝毒行動的影響》。該報告得出結論：動用軍隊攔截進入美國的毒品對古柯鹼販運幾乎沒有影響，甚至可能增加古柯鹼集團和製造商的利潤。報告指出，此前已有七項研究得出類似結論，其中包括海軍研究中心和技術評估辦公室的一項研究。

1995年中期，美國政府試圖減少甲基苯丙胺前體的供應，以擾亂該毒品的市場。根據2009年的一項研究，這項努力取得了成功，但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暫時的。

在2000年至2006年的六年間，美國在「哥倫比亞計劃」上花費了47億美元，旨在根除哥倫比亞的古柯種植。這項努力的主要結果是將古柯種植轉移到更偏遠的地區，並迫使當地居民做出其他形式的適應。2005年，美國禁毒署宣布改變統計方法，並將新的地區納入調查範圍。此後六年結束時，哥倫比亞的古柯種植總面積並未發生變化。鄰國秘魯和玻利維亞的古柯種植面積有所增加，有人將這種變化比作擠壓氣球。

理察·達文波特-海因斯在其著作《追尋遺忘》中批評了禁毒戰爭的成效，他指出：「只有10%到15%的非法海洛因和30%的非法古柯鹼被截獲。毒販的毛利潤率高達300%。至少要截獲75%的非法毒品運輸，才能真正損害毒販的利潤。」

1990年至2000年擔任秘魯總統的阿爾韋托·藤森將美國的對外禁毒政策描述為「失敗的」：「十年來，秘魯政府和美國政府都投入了大量資金，但這並沒有減少可卡葉的供應量。相反，在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間，古柯鹼的供應量增長了十倍。」

根據一份由禁毒委員會委託撰寫的報告，政策聯盟和司法政策研究所於2006年3月發布的報告指出，對在禁毒校園區域內發生的毒品犯罪加重刑罰並不能有效阻止青少年接觸毒品，反而會在司法系統中造成嚴重的種族差異。

根據聯邦監獄局收集的數據，所有刑事指控中有45.3%與毒品有關，所有指控中25.5%的刑期為5至10年。此外，非白人占聯邦監獄系統人口的41.4%，超過一半的人年齡在40歲以下。司法統計局指出，超過80%的毒品相關指控僅僅是持有毒品，而非販賣或製造毒品。

### 毒品濫用

2005年，聯邦政府資助的「監測未來」年度調查報告顯示，約85%的高中畢業生認為大麻「容易獲得」，這一比例自1975年以來幾乎沒有變化，在過去三十年的全國性調查中從未低於82.7%。DEA指出，儘管許多州通過了新的醫用大麻法，使獲取途徑更加便捷，但2000年至2005年間，美國大麻使用者的數量有所下降。然而，根據「全國藥物使用與健康調查」的數據，目前的使用率仍然高於20世紀90年代的水平。

美國國家藥物管制政策辦公室（ONDCP）在2011年4月指出，過去五年中，年輕人古柯鹼使用率下降了46%，自2006年以來，工作場所古柯鹼檢測呈陽性的人數比例下降了65%。與此同時，200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高達35%的大學本科生使用過未經處方的興奮劑。

2013年的一項研究發現，1990年至2007年間，海洛因、古柯鹼和大麻的價格有所下降，而這些毒品的純度卻有所提高。

2019年全國藥物使用與健康調查發現，25歲以上的美國成年人中，1.7%的人在過去12個月內使用過古柯鹼，而2002年這一比例為1.8%；大麻使用率則從2002年的7%上升至15.2%。DEA2021年《國家毒品威脅評估》指出，2019年和2020年「古柯鹼在國內市場供應穩定」。

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統計，2021年藥物濫用致死人數達到歷史新高，為108,000人，比2020年（93,000人）增長了15%。而2020年的死亡人數當時也是最高，比2019年增長了30%。

在1920年至1933年的禁酒令時期，酒精消費量最初有所下降，但早在1922年就開始回升。據推測，即使禁酒令沒有在1933年廢除，酒精消費量也會超過禁酒令實施前的水平。反對禁毒戰爭的一個論點是，它使用的措施與禁酒令類似，而且效果並不更好。

### 政府效率

1997年，《滾石》雜誌發表了一篇全面概述美國政府禁毒戰爭實施情況的文章，該文章指出，禁毒戰爭涉及44個聯邦機構和數十萬政府工作人員，但缺乏統一的管理、監督和協調一致的戰略。在這些機構中，有十幾個獨立的毒品情報機構。白宮國家藥物管制政策辦公室（ONDCP）是禁毒沙皇的所在地，表面上也是協調機構，但其員工只有150人，預算為3600萬美元；而1998年聯邦政府禁毒戰爭的總預算為160億美元。大多數參與機構並不向ONDCP匯報，而是向國會13個撥款小組委員會之一匯報。預算中最大的一筆撥款，20億美元，撥給了聯邦監獄管理局。聯邦機構還將數十億美元的禁毒資金下放給各州，卻幾乎沒有任何監督或問責。2024年，國家藥物管制政策辦公室 (ONDCP) 申請了4.61億美元，而聯邦預算為460億美元，分配給大約50個聯邦機構。

## 替代方案

在美國，對毒品戰爭主要懲罰性執法方式的不同替代方案可大致分為兩類：一種是以教育、預防和治療為核心的公共衛生導向，另一種則是非刑事化或合法化，並採取類似酒精管理的監管方式。傑斐遜·費什編輯的學術論文集收錄了多篇文章，提出了各種以公共衛生和權利為基礎的毒品政策替代方案。

### 公共衛生政策

一種常見的批評觀點認為，毒品戰爭代價高昂且成效不彰，主要原因在於美國聯邦和州政府選擇了錯誤的方法，側重於攔截和懲罰，而非對藥物濫用和成癮進行監管與治療。在美國，當前以公共衛生為導向的干預措施包括減害計劃、毒品法庭以及"執法輔助轉介"項目。後者為警方提供了處理輕微毒品犯罪的選擇，即可轉介至治療或社會服務，而非立即逮捕。減害措施包括提供無菌注射器、監督下注射場所，以及提供用於對抗阿片類藥物過量的藥物納洛酮。

作為監禁的替代方案，美國的毒品法庭能夠識別藥物濫用者，並將其置於嚴格的法庭監督和社區監管之下，同時為他們提供長期治療服務。根據美國國家毒品法庭研究所的一份報告，全國毒品法庭項目的畢業生中，在完成項目一年內因重罪被重新逮捕和起訴的比例為16.4%；而總體來看，有44.1%的獲釋囚犯在一年內會重返監獄。毒品法庭項目的成本也遠低於監禁。監禁每個犯罪者的年成本在2萬至5萬美元之間，而在毒品法庭體系下則為2500至4000美元。

美國藥物濫用與心理健康服務局的一項調查發現，接受治療時間更長的藥物濫用者，其復吸原毒品的可能性更低。在研究人群中，66%是古柯鹼使用者。在接受長期住院治療後，只有22%的人重新使用古柯鹼。

20世紀90年代，柯林頓政府委託蘭德公司毒品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一項關於古柯鹼政策的重要研究。該報告建議將30億美元從聯邦和地方執法部門轉移到治療領域，並得出結論認為，治療是減少藥物濫用最廉價的方式，其效果是供應側毒品戰爭的23倍。

### 非刑事化與合法化

在2023年的一份聯合國報告中，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指出，"幾十年來懲罰性的'毒品戰爭'策略未能阻止越來越多品種和數量的毒品被生產和消費"，將懲罰性毒品政策描述為一種失敗，並呼籲採取一種"基於健康和人權的路徑，包括通過毒品法律監管"。

關於娛樂性藥物徹底合法化的考慮，《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愛德華多·波特指出：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傑弗里·M·米倫長期研究毒品政策，他曾指出，將所有非法藥物合法化將為美國帶來約650億美元的淨收益，這主要來自於削減執法公共開支以及減少犯罪和腐敗。加州研究機構蘭德公司的分析師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大麻在加利福尼亞州合法化，並且毒品從那裡流入其他州，墨西哥販毒集團每年從非法出口到美國的約65億美元收入中將損失約五分之一。

2007年，一封由550多位經濟學家（包括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喬治·阿克洛夫和弗農·史密斯）聯署的《致總統、國會、州長和州立法機構的公開信》，支持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傑弗里·A·米倫2006年論文《大麻禁令的預算影響》的研究結果。該信在比較禁令成本與將大麻作為普通消費品或類似酒精徵稅可能帶來的稅收收入後指出，考慮到"證據表明禁令的益處微乎其微，而其本身可能造成重大損害"，預算影響支持"一種大麻合法但像其他商品一樣被徵稅和監管的制度"。根據米倫共同撰寫的一份2010年報告，毒品合法化後，每年在執法和監禁成本上節省的費用將達到約413億美元，其中各州節省257億美元，聯邦政府節省超過156億美元。米倫進一步估計，基於與菸酒相當的稅率，至少可產生467億美元的稅收收入：其中大麻87億美元，古柯鹼和海洛因326億美元，其它毒品54億美元。

關於與酒精進行比較的合法化經濟論點，2013年的一項研究指出，美國聯邦和州層面每年徵收的146億美元酒精稅，不到估計的1850億美元與酒精相關的醫療保健、刑事司法和生產效率損失成本的10%。

## 延伸閱讀

### 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報告

- National Drug Threat Assessment 2009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War On Drugs: Legislation in the 108th Congress and Related Developments , a 2003 report from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via the State Department website
- The Report of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Non-Medical Use of Drugs—1972

## 外部連結

- Narco News —news site focusing on drug war in Latin America
- Drug War Facts
- Drug War Distortions
- Major Studies of Drugs and Drug Policy Full text of major government commission reports on the drug laws from around the world over the last 100 years
-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Drug War Full text of numerous full histories of the drug war and thousands of original historical documents
- Cato Institute Drug Prohibition Research
- Drug War Victims
- Anti-DrugWar.org

http://www.drugpolicy.org/facts/new-solutions-drug-policy/brief-history-drug-war-0 http://www.thewarondrugs.net/ https://web.stanford.edu/class/e297c/poverty_prejudice/paradox/htele.html

### 影音

- The War on Drugs is the subject of the 2007 documentary film "The War on Drugs"
- The War on Drugs is the subject of the 2007 documentary film "American Drug War"
- The War on Drugs is covered in the 2006 documentary film "Cocaine Cowboys"
- The Damage Done—Another documentary film
- The House I Live In —Another documentary film, Grand Jury Prize SUNDANCE Film Festival 2012
- How to Make Money Selling Drugs —Another documentary film

## 基本資料

- 頭銜：毒品戰爭
- 屬於：美國非法毒品貿易、後冷戰時代和反恐戰爭
- 日期：1971年6月17日 – 至今。
- 地點：全球範圍，但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 參戰方一：美國及其盟友
- 參戰方二：、巴拿馬（1989–1990年）、麥德林販毒集團 -----、 海灣販毒集團、 錫那羅亞販毒集團、 哈利斯科新生代販毒集團、 太陽集團、阿拉瓜火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