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理論

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理論（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是由荷蘭心理學家吉爾特·霍夫斯泰德開發的跨文化心理學研究框架。該理論通過因子分析構建其維度結構，旨在揭示社會文化對成員價值觀的影響，並闡明這些價值觀與個體行為之間的關聯。

霍夫斯泰德最初利用因子分析法，對IBM公司在1967年至1973年間開展的全球員工價值觀調查進行了研究，並據此構建了最初的文化維度理論。此後，該模型在後續研究中不斷得到完善與擴充。其中，在香港開展的獨立研究促使霍夫斯泰德引入了第五個維度——長期導向與短期導向，以涵蓋原範式中未觸及的價值觀層面；2010年，該理論進一步擴充了第六個維度，即放縱與約束。截至目前，該模型包含六個衡量國家文化差異的核心指標：

- 權力距離（PDI）
-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IDV）
- 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MAS）
- 不確定性規避（UAI）
- 長期與短期導向（LTO）
- 放縱與約束（IVR）

上述六個維度從深層揭示了不同文化在權威認同、社會關係、成就取向、不確定性容忍度、時間取向以及自我約束程度上的本質差異。其中，權力距離指數（PDI）描述了社會成員對權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與認可程度；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IDV）衡量的是個體傾向於融入緊密的集體並互相關照，還是保持獨立並僅顧及自身及核心家庭；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MAS）區分了社會價值觀的重心，前者偏向競爭、成就與物質回報，後者則更看重合作、謙遜及生活質量；不確定性規避指數（UAI）反映了社會成員在面對不確定性與模糊性時的不安程度，以及通過制度或信仰規避風險的傾向；長期導向與短期導向（LTO）體現了社會在處理歷史傳統與未來挑戰時的側重，即傾向於未雨綢繆、堅持不懈，還是重視傳統與履行當前的社會義務；放縱與約束（IVR）指數衡量了社會對基本及自然人類欲望滿足的控制程度，表現為鼓勵享受生活，或是通過嚴厲的社會規範抑制即時滿足。

霍夫斯泰德的研究奠定了跨文化心理學的主要研究傳統。作為一種經典的實驗範式，該理論已被國際商務、國際傳播協會、跨文化心理學、跨文化傳播及國際管理等多個領域的專家與學者廣泛引用，至今仍是跨文化研究領域的核心資源。

## 概述

這項研究最初是根據1960年代到1970年代IBM一項大規模全球範圍內問卷調查的數據進行分析得到的。一開始霍夫斯泰德將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取向分為四個基本維度：權力距離、個人主義、不確定性規避與男性化。

1991年，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麥可·邦德（Michael Bond）教授對東西方文化對比的研究成果，霍夫斯泰德增加了能反應儒家化價值觀的第五個維度：長期導向。而在2010年，根據麥可·明科夫（Micheal Minkov）對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數據的分析結果，霍夫斯泰德又為這一模型增加了第六個維度：放任與約束。

1965年，霍夫斯泰德創立了IBM歐洲的人事研究部門，並負責管理該部門直至1971年。1967年至1973年間，他在這家跨國公司遍布全球的子公司中開展了一項關於各國價值觀差異的大規模調查研究：他對來自不同國家、樣本條件相匹配的117,000名IBM員工在同一份態度調查中的回答進行了比較。他最初將研究重點放在40個最大的國家，隨後又擴展至50個國家和3個地區；這一資料庫「在當時很可能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跨國匹配樣本資料庫」。"

這項初步分析發現，各國文化在四個主要維度上存在系統性差異：權力距離（PDI）、個人主義（IDV）、不確定性規避（UAI）和男性化（MAS），這些維度將在下文說明。正如霍夫斯泰德在其學術網站上解釋的那樣，這些維度涉及「四個人類學問題領域（價值的人類學理論試圖擴展經濟學家或倫理學家所使用的傳統價值理論。與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卡爾·馬克思等人的價值理論相比，這類理論的範圍通常更廣，往往還包括社會學、政治、制度等方面），不同的民族社會會以不同方式處理這些問題：應對不平等的方式，應對不確定性的方式，個人與其主要群體和次要群體之間的關係，以及作為女孩或男孩出生所帶來的情感含義」。吉爾特·霍夫斯泰德於1980年提出了文化維度理論。1984年，他出版了《文化的後果》（Culture's Consequences）一書，該書將調查研究所得的統計分析與他的個人經驗結合在一起。

為了確認IBM研究的早期結果，並將其擴展到不同類型的人群，1990年至2002年間，又成功開展了六項後續的跨國研究。這些研究每項涵蓋14至28個國家不等，樣本包括商業航空公司飛行員、學生、公務員管理人員、「高端」消費者以及「精英」群體。綜合研究結果為共計76個國家和地區確定了四個維度上的價值觀得分。

1991年，麥可·哈里斯·邦德及其同事在23個國家的學生中開展了一項研究，所使用的調查工具是與中國員工和管理人員共同開發的。該研究結果促使霍夫斯泰德在其模型中加入了新的第五個維度：長期導向（LTO），最初稱為儒家動力。2010年，得益於麥可·明科夫的研究，這一維度的得分被擴展至93個國家；明科夫使用了近期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後續研究進一步修正了部分原始維度，並在分析中引入了國家層面數據與個人層面數據之間的區別。

最後，明科夫對來自93個國家人口代表性樣本的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進行分析，也促使吉爾特·霍夫斯泰德確定了第六個，也是最後一個維度：放縱與約束。

## 文化維度

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理論的六個文化價值觀維度為：

- 權力距離指數（power distance index，縮寫為PDI）：指在家庭、公司、社區等組織機構中地位較低的成員對於權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在權力距離指數高的社會，地位較低的成員更傾向於服從地位較高的成員的命令，而同樣的情形在指數低的社會，則需要合理化命令。
-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縮寫為IDV）：與集體主義相對，指個人融入集體的程度，個人主義以個體的利益優先，常見於西方文化，集體主義則看重整體，注重群體的利益、秩序與存續，常見於東亞文化。
- 不確定性規避指數（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縮寫為UAI）：指社會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未來的不確定性。對不確定性規避指數高的社會，會更努力想控制未來的不確定性，習慣照章辦事，對非正規的行為諸多限制，在宗教與哲學上傾向相信絕對真理與完整理論；而規避指數低的社會則對變化更順其自然，習慣變通辦事，對非正規的行為不多加限制，在宗教與哲學上傾向相信真理是相對的與經驗主義。
- 成就與成功動機（Motivation towards Achievement and Success，縮寫為 MAS）：舊稱「男性化與女性化」（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指一個社會對成就、競爭、自信和物質成功等價值的重視程度。男性化（masculinity)與女性化（femininity）相對。男性化程度較高的社會更強調成功、競爭和外在成就；女性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則更重視合作、謙遜、關懷弱者和生活質量。在高度男性化的社會中，與「女性化」價值相關的特質有時會被視為禁忌。約在2023年底至2024年初，Hofstede Insights 將這一維度更名為「成就與成功動機」，理由是原有名稱已不合時宜，並且「男性化/女性化」的表述將性別視為二元概念，曾使部分客戶和網站訪問者感到不適。
- 長期導向（long-term orientation，縮寫為LTO）：最初名為「儒家動力」（Confucian dynamism）。長期導向指生命中的大事發生在未來而不是正在或已經發生，好人善於適應環境，善惡視環境而定而非有普世標準，傳統可以隨環境改變而非神聖不可更動，重視勤儉儲蓄，以及有羞恥心。
- 放任與約束（indulgence vs. restraint，縮寫為IVR）：指社會成員在多大程度上意圖控制自身的欲望。

### 價值維度上的文化差異

- 霍夫斯泰德的六維度模型通常以1至100分表示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各維度上的相對位置。通過比較這些得分，研究者可以對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進行比較研究。
- 在權力距離指數方面，拉丁美洲、亞洲部分國家和地區、非洲地區和阿拉伯世界通常得分較高；相比之下，日耳曼語國家以及部分英語國家的權力距離得分較低（奧地利僅11，丹麥18）。例如，美國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尺度上是40。相比瓜地馬拉的權力距離非常高（95）和奧地利的極低（11），美國處於中間水平。
- 在不確定性規避方面，德國的不確定性規避指數較高，為65；比利時更高，為94。相比之下，儘管瑞典和丹麥在地理位置上與其相近，但兩國得分較低，分別為29和23。不過，不確定性規避指數非常低的國家並不多。
- 成就與成功動機（MAS）在北歐國家得分極低：挪威得分為8，瑞典僅為5。相較之下，日本的MAS得分很高，為95；在受德國文化影響的匈牙利、奧地利和瑞士等歐洲國家，該指數也較高。在英語世界中，MAS得分相對較高，例如英國為66。拉丁美洲國家在該指數上呈現出較大差異：例如，委內瑞拉得分為73，而智利僅為28。
- 在長期導向方面，長期取向的高分通常出現在東亞地區，其中韓國得分最高，為100分，台灣為93分，日本為88分。東歐和西歐國家在這一維度上的得分處於中等水平，而英語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得分較低。不過，關於這一維度的數據相對較少。
- 在個人主義（IDV）得分最高的國家包括美國（91）、澳大利亞（90）和英國（89）。相反，香港和塞爾維亞（25）、馬來西亞（26）以及葡萄牙（27）則被認為較偏向集體主義。
- 第六個維度「放縱與約束」的資料更少。放縱維度的高分主要出現在拉丁美洲、非洲部分地區、英語世界和北歐；約束取向則主要見於東亞和東歐。

### 價值觀與其他國家差異的相關性

研究者曾將一些國家歸為同一類型，方法是把各國在文化維度上的得分與其他國家差異進行比較，例如地理鄰近性、共同語言、相關的歷史背景、相似的宗教信仰與實踐、共同的哲學影響，以及相近的政治制度等。這些因素通常被認為與一個國家的文化定義有關。例如，較低的權力距離常與協商式政治實踐和較平等的收入分配相聯繫；較高的權力距離則被認為與收入分配不均、國內政治中的賄賂和腐敗等現象相關。個人主義則與社會流動、國家財富和政府質量呈正相關。有研究認為，隨著一個國家變得更加富裕，其文化也往往表現出更強的個人主義傾向。

另一個相關性研究的例子來自 Sigma Two Group。該組織在2003年提出了各國文化維度與其主要宗教之間的相關性。在這項研究中，「主要宗教」指根據2002年《世界概況》的數據，一個國家超過50%的人口認同為該宗教成員。該研究認為，平均而言，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通常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規避、較高的權力距離、中等水平的MAS維度得分，以及較低的個人主義；而以無神論為主要特徵的國家，則通常具有較低的不確定性規避、很高的權力距離、中等水平的MAS維度得分，以及很低的個人主義。這裡的「無神論國家」不應與一般意義上的無神論混同。Coelho（2011）則發現，製造業企業中特定類型創新的比例，與各國大型企業所占比例以及某類製造業戰略的使用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

文化維度的量化，使人們能夠進行跨區域比較，並形成對文化差異的認識；這種比較不僅限於國家之間，也可以擴展到整個地區之間。例如，地中海國家的文化模式通常以較高程度接受不平等為特徵，不確定性規避也會影響其社會選擇。在個人主義方面，地中海國家往往表現出中等程度的個人主義行為特徵。成就與成功動機（MAS）維度亦大致處於中等水平。在未來取向方面，地中海國家通常位於中間位置，並表現出對放縱型價值的偏好。

權力距離指數與一國「僅採用流程創新的企業」在「採用任一所考察三類創新的企業」中所占比例呈正相關，其決定係數為28%。因此，在權力距離較高的國家，具有創新活動的製造業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更傾向於採用流程創新。較低的權力距離指數更常見於擁有代議制政府和良好基礎教育體系的技術化社會；相反，較高的權力距離指數則與經濟不平等相關。

## 模型的應用

### 理論的實際應用

在理解國際商務的相關應用方面，吉爾特·霍夫斯泰德或許是最知名的文化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之一。許多文章和研究論文都引用了他的著作，其中，他於2001年出版的《文化的後果：跨國比較價值、行為、制度和組織》被引用超過26,000次。該書是其早期著作的更新版本。

#### 國際溝通

在商業領域，人們普遍認為，溝通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因此，對於從事國際業務的專業人士，也就是那些每天都要與公司內部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或與海外其他公司人員打交道的人來說，霍夫斯泰德模型可以幫助他們理解其他文化。事實上，跨文化溝通要求人們意識到文化差異，因為在一個國家被認為完全可以接受、十分自然的行為，在另一個國家可能會令人困惑，甚至冒犯他人。溝通的各個層面都會受到文化維度的影響，包括語言溝通，如詞語和語言本身；非語言溝通，如身體語言和手勢；以及禮儀中的應當與禁忌，如服裝、送禮、用餐、習俗和禮節規範。書面溝通同樣如此，威廉·沃德羅布在《超越霍夫斯泰德：面向拉丁美洲企業溝通的文化應用》一文中也對此作出了說明。

#### 國際談判

在國際談判中，溝通方式、預期、議題優先順序和目標都會因談判者的來源國家不同而發生變化。如果運用得當，對文化維度的理解應有助於提高談判成功率，並減少挫折感和衝突。例如，在中國人與加拿大人之間的談判中，加拿大談判者可能希望達成協議並簽署合同；而中國談判者則可能希望先花更多時間進行非商業活動、寒暄和接待，並重視禮節和形式，以便先建立關係。

「在西方國家進行談判時，目標通常是朝著相互理解和達成協議的方向推進，並在協議達成後『握手』。這是一種文化信號，表示談判結束，『共同合作』開始。在中東國家，許多談判過程也會導向以握手表示的『協議』。然而，在中東文化中，交易並未就此完成。事實上，這是一種文化信號，表示『嚴肅的』談判才剛剛開始。」

#### 國際管理

這些考慮同樣適用於國際管理和跨文化領導。管理決策必須建立在相關國家的習俗和價值觀基礎之上。

在跨國公司中，管理者可以為員工提供培訓，使其對文化差異更加敏感，並根據不同國家的禮儀和規範，發展更細緻的商業實踐方式。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為企業組織界定在文化上較可接受的做法提供了參考。

通過應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可以在國際環境中根據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不同程度，調整管理策略。

例如，在集體主義社會中，強調團隊團結和集體努力的領導者，更可能帶來較好的績效。相較之下，在個人主義文化中，重視並鼓勵個人主動性與個人責任的管理方式更為契合，也更可能在這類環境中取得成效。

作為公開可用的研究成果，吉爾特·霍夫斯泰德的理論被世界各地許多諮詢機構使用。

#### 國際營銷

六維度模型在國際營銷中具有重要用途，因為它界定的並不只是商業語境中的國家價值觀，而是更一般意義上的國家價值觀。瑪麗克·德穆伊 研究了霍夫斯泰德研究成果在全球品牌、廣告策略和消費者行為領域中的應用。由於企業在嘗試使其產品和服務適應當地習慣與偏好時，需要理解其目標市場的特殊性，因此該模型也被用於相關分析。

例如，如果要在不確定性規避較高的國家銷售汽車，廣告中應強調汽車的安全性；而在其他國家，廣告則可以側重汽車所帶來的社會形象。手機營銷也是霍夫斯泰德模型應用於文化差異的一個例子：如果要在中國推廣手機，廣告可以呈現集體性的使用體驗；而在美國，則可以展示個人如何通過手機節省時間和金錢。

霍夫斯泰德抽象理論的應用範圍十分廣泛，甚至被引入網頁設計領域。在這一領域中，設計者需要根據不同文化的價值觀，調整網頁以適應各國使用者的偏好。

將霍夫斯泰德的不確定性規避指數（UAI）納入國際營銷，尤其是旅遊業營銷，可以幫助制定更符合當地文化的策略。對於不確定性規避程度較高的地區，旅遊推廣可以側重有明確安排的旅行體驗，例如導覽團和固定行程，以迎合當地人對可預測性的偏好。相反，在不確定性規避程度較低的文化中，廣告則可以展示更自由、靈活的旅行選擇，以迎合其對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的較高接受度。這種對霍夫斯泰德研究成果的應用，有助於使營銷資訊符合當地文化規範，並可能提高其傳播效果。

#### 國際交通運輸

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的應用也擴展到國際交通運輸領域，並影響交通系統如何回應城市出行行為。在這一語境下，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尺度尤其具有解釋意義。在較偏個人主義的社會中，城市規劃框架往往更傾向於支持私人車輛的使用，並常由此發展出較大規模的道路網路。相較之下，集體主義社會則更傾向於優先建設便於群體出行的公共運輸網路。通過納入對這些文化傾向的理解，城市規劃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建設不僅具有效率，也更能適應當地文化的交通基礎設施。這種方法有助於希望改善交通流動、緩解擁堵的城市，使交通系統更能反映社會價值觀和居民偏好。

## 霍夫斯泰德模型的局限

儘管研究商業文化的學者通常將霍夫斯泰德模型視為分析民族文化價值觀最全面的框架之一，但該模型的有效性及其局限也受到廣泛批評。其中一項重要批評來自麥克斯威尼。艾隆則通過以霍夫斯泰德《文化的後果》一書自身的假設和邏輯作為參照，對該書進行了拆解分析。艾隆認為，該理論在理論層面和方法論層面都存在不一致之處，並提醒讀者不應不加批判地接受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霍夫斯泰德隨後對這些批評作出回應，並引發了後續的往復論辯。

### 國家層級選擇的可疑性

除了霍夫斯泰德的六個文化維度之外，文化還可以從其他因素加以分析。除民族國家層級外，評估文化也可以採用其他層級。例如，有研究分析了中國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以及美國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然而，由於這些分析層級本身的建構方式，這類層級常被忽視。

樣本偏差也使該調查難以被視為關於組織、社會或國家的權威依據，因為受訪者主要是銷售和工程人員，女性參與者即使存在也很少，社會少數群體的參與者無疑更少（Moussetes，2007）。即使使用國家層面的指標來控制財富、緯度、人口規模、人口密度和人口增長等因素，也不能聲稱在世界頂尖組織之一中擔任工程師或銷售人員、並參與歷史上早期跨國項目之一的特權男性能夠代表其所屬國家。

#### 個人層級：文化維度與個人性格

霍夫斯泰德承認，他所提出的文化維度作為文化和價值觀，屬於社會建構，也就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觀念；這些觀念可能因群體不同而有所差異，也可能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這些維度是一種用於實際應用的工具。關於某一國家文化的概括具有參考價值，但只能被視為指導性框架，並不一定適用於每一個人。它們是群體層級的維度，描述的是適用於整體人口的國家平均值。例如，一個日本人可能非常適應變化的情境，但從平均水平來看，日本人的不確定性規避程度較高。任何規律都存在例外。霍夫斯泰德理論也可以與個人層級上的對應理論相比較，即關於人格的特質理論。

關於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分類，已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類型劃分方式（Triandis，1995；Gouveia和Ros，2000）。自我表達和個人主義通常會隨著經濟增長而增強（Inglehart，1997），這一趨勢並不完全取決於特定文化；對於面臨外部資源競爭的小規模群體而言，這種傾向也可能具有幫助作用。不過，也存在一些集體主義文化在經歷快速經濟增長後仍保留集體主義特徵的例子，例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公民及其他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國家（「United Arab Emirates Hofstede Insights」，2020年6月8日檢索）。

在權力位置上的特權個體，即使生活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也可能強調自主性。因此，這類個體未必能夠真正說明某一組織的具體動態，也不能反映相似社會經濟條件下組織內部和個體之間的差異。個人層面的匯總數據需要與國家層面的匯總數據謹慎區分（Smith等，2008）。雖然個體是心理學分析的基本對象（Smith，2004），但個體的社會化及其與社會的互動，則需要在家庭、同輩群體、鄰里、學校、城市和國家等不同層級上加以研究；這些層級各自都可能具有自身的文化統計特徵（Smith，2004）。S·施瓦茨在其「施瓦茨基本價值理論」中提出，十種個人價值受到個體內在動機的影響（Schwartz，2022）。他在研究中控制了國民生產總值（GNP）和社會指數等因素，並提出了用於跨文化比較的個人層級與國家層級的細分價值指數（Schwartz，1992；1994）。「構念同構」的假設，一直是管理科學中決定如何使用和理解文化的重要問題（Van de Vijver等，2008；Fischer，2009）。由於個體無法脫離其所處社會，獨立形成自身的話語和意義建構過程，因此個人並不是進行文化意義建構分析的理想單位。後現代批評則拒絕承認存在完全自我決定的個體，因為統一的個人自我是當代社會的一種幻象；個體為了維持其社會成員身份，必須在語言和行為中不斷進行複製與模擬，這一點也顯示了這種幻象的存在（Baudrillard，1983；Alvesson與Deetz，2006）。

#### 組織層級

在一國之內以及不同國家之間，個體也同時屬於公司等組織。霍夫斯泰德承認，「民族文化的……維度並不適用於比較同一國家內部的組織」。與根植於價值觀的民族文化不同，組織文化更多根植於實踐。

1985年至1987年間，霍夫斯泰德創辦的跨文化合作研究所（IRIC，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開展了一項獨立研究項目，以考察組織文化。該研究涵蓋丹麥和荷蘭兩個國家的20個組織單位，並識別出六組不同的實踐維度，或稱實踐社群：

- 過程導向與結果導向
- 員工導向與工作導向
- 地方主義導向與專業主義導向
- 開放系統與封閉系統
- 寬鬆控制與嚴格控制
- 實用主義導向與規範主義導向

管理國際組織需要同時理解民族文化和組織文化。對於跨國公司而言，跨越國界的實踐社群對於維繫公司整體運作具有重要意義。

#### 職業層級

在職業層級上，人們會基於其所屬的民族文化和組織文化，持有一定程度的價值觀和信念。作為一種職業，管理文化同時包含民族文化和組織文化中的成分。這一點是它與組織層級之間的重要區別。

#### 性別層級

在描述文化時，性別差異很大程度上並未被納入考慮。然而，在討論跨文化溝通時，也有一些與性別相關的因素具有分析價值。根據霍夫斯泰德模型，在每個社會內部，男性文化與女性文化之間存在顯著差異。雖然從技術層面看，男性和女性通常可以承擔相同的職責，但在許多情境中，不同性別可能會作出不同反應。當某一性別以不符合既定性別角色的方式作出反應時，另一性別甚至可能不接受這種偏離性的性別角色。人們接觸外國文化時所經歷的反應程度，也可以類似地與面對異性性別行為時的反應相比較。一個國家中性別分化的程度，主要取決於該國的文化及其歷史。

霍夫斯泰德的男性化—女性化二分法，將組織區分為兩類：一類表現出同情、團結、集體主義和普遍主義等特徵；另一類則表現出競爭、自主、績效、結果和責任等特徵。這種兩極模型延續了霍夫斯泰德對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政治哲學所作的典型區分。自由主義經濟強調自信、自主、物質主義、進取、金錢、競爭和理性主義；而福利社會主義則尋求保護和扶助弱者，更重視對環境的參與，強調自然和福祉，並高度重視生活質量和集體責任。根據吉利根的觀點，這一維度具有歐洲中心主義和性別歧視色彩。在霍夫斯泰德開展研究的時期，「男性化」社會，如美國、日本和德國，恰好是經濟上最成功的社會；而成功的「女性化」社會，如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哥斯大黎加、法國和泰國，則人口規模較小、經濟規模較小，或具有較強的集體主義或福利主義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