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滯時代

停滯時代（Период застоя），或稱發達社會主義時代（Период развит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指1964年蘇共中央總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上台（特別是鎮壓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後），至蘇共二十七大（1986年2月）的二十餘年（更確切地說，是持續到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此後蘇聯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展開了全面改革）。這時期的蘇聯於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均出現停滯。

雖然蘇聯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威望在某些方面有增強，但計劃經濟下經濟增長率低，平均年收入停滯不前，工人怠惰生產紀律差。政治上成為老人政治，昏庸無能成為新常態。事實上，蘇聯社會成為靜態和依靠慣性運作的經濟陷阱社會，各方面也平穩沒甚麽大改革，造成許多問題不斷累積。這情況至戈巴契夫在1985年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執政後才改變。

## 術語起源

在蘇聯，「停滯」這一概念源自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其中指出，「社會生活中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社會領域，都開始出現停滯現象」。該術語通常用來指從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上台（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重建」開始（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國民經濟中沒有任何嚴重動盪，社會相對穩定，人民生活水平高於此前年代（20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前半期），但同時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勞動生產率動態惡化。

從某些形式指標來看，1964至1986年間國家的發展仍在繼續。然而，另一方面，對礦產資源出口的依賴導致經濟中缺乏必要的改革。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經濟中非資源部門的增長顯著放緩。其表現包括：高科技領域落後、產品質量低、生產效率低下、勞動生產率不高，以及商品短缺——各類日用消費品的供應缺口日益擴大。農業也面臨諸多問題，國家不得不花費巨額資金採購糧食。蘇聯的腐敗現象大幅增加，異見受到法律追究。

支持將上述時期稱為「停滯時代」的人士認為，當時蘇聯經濟的穩定與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繁榮密切相關。在他們看來，這種情況使國家領導層喪失了推動經濟和社會生活現代化的任何動力，而最高領導人年事已高、健康不佳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實際上，經濟中的負面趨勢不斷加劇，與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技術和科技上的差距日益擴大。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石油價格下跌，部分黨與經濟領域的領導層開始意識到有必要對經濟領域進行改革。這與當時最年輕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上台同時發生。然而，在戈巴契夫擔任總書記的頭兩年（1985年3月至1987年1月），儘管官方承認存在種種困難，但國家生活中並未出現重大變化。這一時期成為某種「暴風雨前的平靜」，而「暴風雨」在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之後「爆發」，該全會宣布「重建」為國家官方方針，並成為社會生活所有領域根本性變革的起點。

安德烈·薩哈羅夫在1977年寫道：

我國六十年的歷史充滿了可怕的暴力、駭人聽聞的國內與國際罪行、數百萬人的死亡、苦難、屈辱與墮落。但其中也曾有過——尤其是在最初幾十年——偉大的希望、勞動與道德上的努力，以及奮發與自我犧牲的精神。如今，這一切——無論是醜惡殘暴的、悲劇英雄的——都已沉入相對物質富足與大眾冷漠的表面之下。一個等級森嚴、極度玩世不恭、並且在我看來（對自身及全人類而言）病態危險的社會已然形成，其中支配著兩條原則：「走後門」（意為「你幫我，我幫你」的俚語）和日常生活中的偽智慧，後者用一句話概括便是——「雞蛋碰不過石頭」。然而，在這僵硬的表面之下，隱藏著普遍的殘忍、無法無天、普通公民面對當局時的無權利，以及當局的完全不受制約——無論是對待本國人民還是對待整個世界，這兩者相互關聯。只要這一切依然存在，無論在我國還是在全世界，任何人都不能安於現狀、自我滿足。

## 經濟狀況

### 經濟中的積極現象

根據聯合國1990年的數據，蘇聯的人類發展指數達到0.920，位列全球第26位（在歐洲範圍內，只有葡萄牙以及蘇聯的盟國——保加利亞、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指數低於蘇聯）。

1980年，蘇聯的工農業總產值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1960年，蘇聯的工業產品總量為美國的55%；而20年後的1980年，這一比例已超過80%。

蘇聯是當時世界上能夠獨立生產所有重要工業品門類的五個國家之一。蘇聯在大多數基礎工業產品的產量上位居世界第一：石油、鋼、生鐵、金屬切削工具機、內燃機車、電力機車、拖拉機、裝配式鋼筋混凝土構件、鐵礦石、焦炭、電冰箱、毛料織物、皮革鞋靴、黃油、天然氣開採量、礦物肥料、鋸材、反應堆級鈾（占世界產量的50%）、鐵路貨運周轉量與客運周轉量、多種軍事裝備的產量、馬鈴薯和甜菜的總收穫量；此外，蘇聯的魚類及其他海產品捕撈量、綿羊存欄數、生豬存欄數、發電量、黃金開採量、水泥產量、煤炭開採量、鐵路總里程、公路貨運周轉量、航空貨運與客運周轉量均居世界第二位。

20世紀60年代，蘇聯的水泥產量躍居世界第一，到80年代末被中國超越。自1966年起，蘇聯的人均水泥產量明顯超過美國和英國。

在那些年代，蘇聯人口增加了4700萬。同時，住房月租金平均不超過家庭收入的3%。其他領域也取得了成就，例如拖拉機製造：蘇聯向全球四十個國家出口拖拉機，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蘇聯領導層引以為豪的是農業中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的保有量持續增長，然而糧食單產卻遠低於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1970年，蘇聯為15.6公擔/公頃，美國為31.2公擔/公頃，日本為50.3公擔/公頃），而且未能實現單產提高——1985年僅為15公擔/公頃。不過各地區的差異很大，例如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平均單產為29.3公擔/公頃，俄羅斯為15.6公擔/公頃，波羅的海各加盟共和國為21.3—24.5公擔/公頃（以上均為1970年數據）。

總體而言，評價農業生產效率時當然需要考慮氣候條件。然而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穀物總產量（精加工後重量）是「重建」後的1.5至2倍，主要牲畜存欄量也呈現出類似的比例。

從1960年到70年代中期，蘇聯居民的名義收入增長了近1倍，到80年代初又平均提高了17%。1965年至1970年間，蘇聯公民的個人消費增長了142%，居民膳食水平顯著改善，工業品消費擴大。住房大規模興建，民眾首次開始大量購買私人轎車（年產22萬輛的伏爾加河汽車廠第一期工程於1971年投產）。

### 經濟停滯

這一時期也存在消極現象。首先是增長率持續下降，經濟陷入停滯：

然而，在最近12至15年中，蘇聯國民經濟的發展開始顯現出國民收入增長率顯著下降的趨勢。如果說在第八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7.5%，在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為5.8%，那麼到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這一比率已降至3.8%，而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初幾年，則約為2.5%（同期全國人口年均增長0.8%）。這既無法保證人民生活水平所需的增長速度，也無法實現生產中技術設備的集約化更新。

原材料資源的利用效率極低。

蘇聯的人均穀物產量高於歐共體國家，但從1972年起，蘇聯不斷進口穀物，且進口量逐年增加。這是由於穀物收穫損失率較高，加之穀物生產結構不合理，導致飼料用小麥和玉米品種不足。

蘇聯在知識密集型產業領域與西方的差距也十分顯著。例如，電腦技術領域的狀況被形容為「災難性的」：

蘇聯電腦技術的狀況堪稱災難性。我們的電子計算機基於過時的元件基礎生產，可靠性差、價格昂貴、操作複雜，記憶體和外存容量小，外圍設備的可靠性和質量無法與西方的大規模產品相比。在所有指標上，我們落後5至15年……我們與世界水平的差距正在加速擴大……我們已接近於這樣一種境地：不僅無法再仿製西方的原型機，甚至根本無法跟蹤世界發展水平。

在科技發現領域，情況同樣不容樂觀。在這方面也看不出我們作用的提升。相反，情況更糟了。20世紀50年代末，我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發射衛星並將人類送入太空的國家。而到60年代末，我們在這個領域（如同在許多其他領域一樣）也失去了領先地位。首批踏上月球的是美國人。這一事實是我們在科技工作廣度上與西方國家的差距顯著且日益擴大的外在表現之一。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正處於危機與蕭條的時期。而我們在那時，藉助於革命所激發的民族奮進精神，以空前的速度建設工業。當時提出了一個口號：趕超美國。在幾十年的時間裡，我們確實在追趕美國。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了，而如今，在20世紀70年代初，我們看到，我們非但沒能趕上美國，反而落後得越來越遠。

原因何在？為什麼我們非但沒有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起者，甚至無法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並駕齊驅？難道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提供的發展生產力的條件更差，難道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經濟競賽中，資本主義會獲勝嗎？

當然不是！我們困難的根源不在於社會主義制度，相反，在於我們生活中的那些與社會主義相悖、與社會主義敵對的特點和條件。這一根源就是史達林時期形成、至今尚未徹底消除的反民主傳統和社會生活準則。史達林時期存在的非經濟強制、資訊交流限制、智力自由限制以及其他反民主的社會主義扭曲表現，我們通常將其視為工業化進程中的某種代價。人們認為，儘管這些現象對政治和軍事領域、對廣大社會階層和整個民族的命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但它們並未對國家的經濟產生嚴重影響。至於這一觀點對於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腳——戰前年代工業發展速度的下降反而說明情況恰恰相反，我們姑且不談。但毫無疑問的是，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始，這些現象成了決定性的經濟因素，成了我國生產力發展的主要障礙。由於經濟系統的規模和複雜性增大，管理與組織問題被推到了首位。這些問題不可能由一個或幾個掌握權力、「無所不知」的人解決。它們需要經濟系統各個層面的數百萬人創造性地參與。它們需要廣泛的資訊和思想交流。這就是現代經濟與例如古代東方國家經濟的區別所在。

儘管對農業進行了大量投資（另見《食品綱要》）、吸引市民從事農業勞動以及大量進口食品，但居民食品蘇聯的商品短缺仍然是一個長期問題。

與赫魯雪夫執政時期不同，在停滯年代，集體農莊莊員和國營農場工人的個人副業發展受到鼓勵，甚至出現了「個人經營，大家受益」的口號；同時還廣泛向市民的社區農圃分配土地。

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當局開始談論「私有財產傾向」已成為普遍現象。公民對福祉的追求日益被視作「貪財」、「牟利」、「囤積」。

根據院士奧列格·博戈莫洛夫的觀點，「正是蘇聯經濟的停滯為重建提供了最初的推動力。」

在1970至1980年代的蘇聯汽車工業中，存在著影響新型汽車研發與生產的消極現象。這首先涉及民用汽車製造領域。許多蘇聯汽車廠在1960年代轉而生產新車型，並在隨後幾十年中僅做微小改動持續生產；部分車型，尤其是卡車和客車，一直生產到1990年代初至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只有少數、且主要是新建的汽車廠（如伏爾加河汽車廠、卡馬汽車廠和里加巴士廠）能夠掌握新車型的生產，而老廠若要生產新車型，則需要進行大規模技術設備更新，這可能會打亂其增產計劃。許多汽車廠在新車研發上嚴重滯後，有時這種研發會拖延數十年，在此期間，車型已經過時。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計劃經濟、配套企業在總成和部件研發上的問題、行業資金不足、簡單的技術引進政策以及技術差距的不斷擴大。例如，蘇聯無法生產矩形前大燈，需要從民主德國進口。更有甚者，為了研發組合大燈，起初不得不從捷克斯洛伐克訂購，之後又購買了法國的生產許可。結果，與西方汽車工業相比，蘇聯無法提供種類豐富的現代化汽車，尤其是賽車，也無法提供優質的維修保養服務，難以與西方製造商形成有效競爭。這導致蘇聯汽車在1970年代的對外出口量下降。備件和其他消耗材料的生產也存在問題。這造成了國內嚴重的短缺，這種短缺不僅存在於私人車主中，也出現在國有汽車運輸企業里。

### 商品短缺加劇

蘇聯經濟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國內的商品短缺。在蘇聯歷史上的某些特定時期，各個領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商品短缺現象，並形成了「賣方經濟」——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缺乏競爭等），生產者和貿易體系對優質服務、及時供貨、具有吸引力的設計以及保持商品的高質量毫無興趣。此外，由於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種種問題，最普通的日用必需品也會周期性地從貨架上消失。

例如，到1972年2月，多個地區的商店中黃油、糖、香腸製品、魚、乳製品、蔬菜、土豆，有時甚至連麵包都消失了。比如，彼爾姆州比謝爾的一位居民寫道：「為了買麵包，人們從凌晨4點就開始排隊。麵包早上10點送到商店，但要到11點左右才開始賣。因為麵包這種狀況，工人們不得不暫時放下車間裡的工作，跑去商店。」

這種現象不僅體現在大眾消費品（所謂「日用工業品」）的生產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波及大型工業生產領域（例如汽車製造業——實際上，該行業產品的所謂「自由銷售」的整個時期，都是在嚴格限額和配給制的「市場基金」條件下進行的）。

商品短缺成為阻礙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到1970年，儘管大多數食品的消費量有所增長，但仍低於國家官方制定的標準，導致這些「合理消費標準」被大幅下調。然而即使下調後的標準也未能達到（食糖消費量除外）。工資實際上無法得到商品和服務的充分保障：1971年至1986年間，蘇聯消費品生產增長了2.1倍，而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增長了3.1倍。當局意識到商品短缺問題日益尖銳，試圖抑制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1968年9月，蘇聯部長會議通過決議，規定如果工資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則不得提高工資。自1968年起，許多食品和工業品價格被定期上調；小汽車、家具、電子產品和家用電器維持高價。

### 改革嘗試

在1966年至1970年間，蘇聯政府實施了一定的經濟改革，其特點是引入經濟管理方法、擴大企業、聯合組織和機構的經濟自主權，並廣泛運用物質激勵手段。然而，政治領導層很快對任何改革都失去了興趣。

勃列日涅夫意識到了這種局面的不穩定性：「你們說什麼，搞什麼改革。我連大聲打噴嚏都不敢。千萬別讓一塊小石頭滾下去，否則會引起雪崩……經濟自由會帶來混亂。那可就亂套了。他們會自相殘殺。」

### 石油天然氣綜合體的發展

根據官方統計數據，蘇聯的石油及石油產品出口量從1965年的7570萬噸增長至1985年的1.935億噸。其主要原因是西西伯利亞油田的開發。據估算，其中以自由兌換貨幣結算的出口量分別為3660萬噸和8070萬噸。據測算，石油及石油產品的出口收入從1965年的約6.7億美元增長至1985年的128.4億美元，增加了19.2倍。此外，自20世紀70年代起，天然氣也大量出口。這一時期天然氣開採量從1277億立方米增至6430億立方米。大部分外匯收入用於進口食品和購買日用消費品。這在當時階段性地緩解了蘇聯經濟中的一些問題（農業危機、日用消費品短缺）。

蘇聯出口的石油、天然氣及其他原材料中，相當大一部分並非換取自由兌換貨幣，而是以轉帳盧布的形式銷往經互會國家。因為缺乏所需的商品，以轉帳盧布計算的順差構成了無法動用的資產。例如，1975年至1985年間，蘇聯因向經互會國家供應燃料和原材料而累積了150億無法流通的轉帳盧布。而蘇聯從經互會國家進口的商品，往往質量不高卻比西方產品昂貴得多。例如，蘇聯為換取來自保加利亞的一單位電子產品所供應的石油量，是從西方購買同類但質量更優產品的五倍。

## 政策

### 內政

隨著勃列日涅夫上台，國家安全機關加強了對異見的打擊——其首個標誌便是西尼亞夫斯基—達尼埃爾案（1965—1966年）。

向徹底收縮「解凍」餘緒的決定性轉折發生在1968年，即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1970年初，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辭去《新世界》雜誌主編一職，被視為「解凍」最終終結的標誌。

在這些被「解凍」喚醒的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並形成了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該運動遭到國家安全機關的嚴厲鎮壓，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1987年初，當時一次性特赦了超過一百名持不同政見者，對他們的迫害幾乎瞬間消失。據德米特里·沃爾科戈諾夫稱，勃列日涅夫本人親自批准了針對蘇聯人權運動活動人士的鎮壓措施。不過，無論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規模，還是政治迫害的規模，都不算大。每年因「反蘇」條款被判刑的人數顯著減少：如果說在赫魯雪夫時期，人們可能因一個笑話或僅僅是酒後胡言就被逮捕，那麼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只有那些有意識地反對現政權的人才會被捕。宗教領域的情況也類似：赫魯雪夫時期的反宗教運動，被對宗教團體的領袖和活動人士進行「定點」打擊所取代，這些人士有意識地無視歧視性的「宗教崇拜立法」。

「解凍」意識形態收縮的一部分，是「再史達林化」過程——即對史達林的隱性平反。1965年5月8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慶祝大會上，勃列日涅夫在多年沉默後首次在會場的掌聲中提及史達林的名字，這發出了一個信號。1969年底，在史達林誕辰90周年之際，蘇斯洛夫組織了一系列旨在為其平反的活動，並接近達成目標。然而，知識界——包括接近權力的精英——的強烈抗議，迫使勃列日涅夫停止了這場運動。甚至戈巴契夫在1985年5月8日紀念勝利40周年的講話中也以正面口吻提及史達林，但直到1987年初，人們大體上還是選擇對史達林及其時代保持沉默。

自20世紀70年代初起，從蘇聯開始出現猶太人移民。許多著名作家、演員、音樂家、運動員和科學家移居國外。

1975年，發生了警戒號叛亂事件——這是蘇聯海軍大型反潛艦「警戒號」上一群蘇聯海軍軍人武裝表現出的不服從行為。叛亂的領導者是該艦的副政委、三級艦長瓦列里·薩布林。

### 外交政策

在外交政策領域，勃列日涅夫為在20世紀70年代實現政治緩和作出了不少努力。美蘇之間簽署了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不過，自1967年起，蘇聯開始加速將洲際彈道飛彈部署到地下井中），但這些條約並未輔之以充分的信任與核查措施。緩和進程因蘇聯出兵阿富汗（1979年）而宣告終結。

1985年至1986年間，蘇聯新領導層曾幾次試圖改善蘇美關係，但最終完全放棄對抗政策已是1990年。

在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中，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有限主權論」這一原則，規定可以對試圖推行獨立於蘇聯的內外政策的國家採取威懾行動，直至軍事入侵。1968年，因「布拉格之春」，蘇聯領導層決定由華沙條約組織部隊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多瑙河行動）。1980至1981年間，波蘭局勢引起了蘇聯領導層的極大不安：當局對大規模反對派工會「團結工會」作出了讓步。然而，在蘇聯日益深陷阿富汗戰爭泥潭的情況下，蘇聯領導層未敢採取類似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式的干預行動；1981年12月，波蘭當局實行了戒嚴，並對「團結工會」進行嚴厲鎮壓。

蘇聯在不同大陸（尼加拉瓜、衣索比亞、安哥拉、越南、阿富汗等）擴大勢力範圍的嘗試，導致蘇聯經濟遭到消耗，需要為那些低效的政權提供資金。

### 幹部僵化

根據「信任幹部」的原則，許多不同部門和地區的領導人任職超過10年（往往超過20年）。部分實例列於表中。

實例

N｜職務｜姓名｜任期

最高領導層

1｜蘇共中央總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4—1982（18年）

2｜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1964—1980（16年）

3｜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尼古拉·波德戈爾內｜1965—1977（12年）

部長

1｜對外貿易部部長｜尼古拉·帕托利切夫｜1958—1985（27年）

2｜內政部部長｜尼古拉·曉洛科夫｜1968—1982（14年）

3｜衛生部部長｜鮑里斯·彼得羅夫斯基｜1965—1980（15年）

4｜外交部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1957—1985（28年）

5｜文化部部長｜葉卡捷琳娜·福爾采娃｜1960—1974（14年）

6｜輕工業部部長｜尼古拉·塔拉索夫｜1965—1985（20年）

7｜通用機器工業部部長｜維亞切斯拉夫·巴希列夫｜1968—1987（19年）

8｜海洋艦隊部部長｜蒂莫費·古任科｜1970—1986（16年）

9｜交通部部長｜鮑里斯·別謝夫｜1948—1977（29年）

10｜通信部部長｜尼古拉·普蘇爾采夫｜1948—1975（27年）

11｜中型機器工業部部長｜葉菲姆·斯拉夫斯基｜1957—1986（29年）

12｜貿易部部長｜亞歷山大·斯特魯耶夫｜1965—1982（17年）

13｜財政部部長｜瓦西里·加爾布佐夫｜1960—1985（25年）

14｜電機工業部部長｜阿列克謝·安東諾夫｜1965—1980（15年）

加盟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負責人

1｜亞塞拜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蓋達爾·阿利耶夫｜1969—1982（13年）

2｜亞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卡連·傑米爾強｜1974—1988（14年）

3｜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彼得·馬謝羅夫｜1965—1980（15年）

4｜喬治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1972—1985（12年9個月）

5｜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丁穆罕默德·庫納耶夫｜1964—1986（22年）

6｜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圖爾達昆·烏蘇巴利耶夫｜1961—1985（24年）

7｜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奧古斯特·沃斯｜1966—1984（18年）

8｜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安塔納斯·斯涅奇庫斯｜1940—1974（34年）

9｜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皮亞特拉斯·格里什基亞維丘斯｜1974—1987（13年9個月）

10｜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伊萬·鮑久爾｜1961—1980（19年）

11｜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賈巴爾·拉蘇洛夫｜1961—1982（21年）

12｜土庫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穆罕默德納扎爾·加普羅夫｜1969—1985（16年）

13｜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沙拉夫·拉希多夫｜1959—1983（24年）

14｜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弗拉基米爾·謝爾比茨基｜1972—1989（17年）

15｜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約翰內斯·凱賓｜1950—1978（28年）

蘇聯共產黨地方委員會負責人

1｜莫斯科｜維克托·格里申｜1967—1985（18年）

2｜基輔｜亞歷山大·博特溫｜1964—1980（16年）

3｜阿扎爾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亞歷山大·特希萊什維利｜1961—1975（14年）

4｜巴什基爾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米德哈特·沙基羅夫｜1969—1987（18年）

5｜布里亞特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安德烈·莫多戈耶夫｜1962—1984（22年）

6｜達吉斯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穆罕默德-薩拉姆·烏馬哈諾夫｜1967—1983（16年）

7｜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京博拉·馬利巴霍夫｜1956—1985（29年）

8｜卡爾梅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巴桑·戈羅多維科夫｜1961—1978（17年）

9｜卡拉卡爾帕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卡利別克·卡馬洛夫｜1963—1984（21年）

10｜卡累利阿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伊萬·先金｜1958—1984（26年）

11｜科米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伊萬·莫羅佐夫｜1965—1987（22年）

12｜馬里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維克托·尼科諾夫｜1967—1979（12年）

12｜莫爾多瓦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阿納托利·別列津｜1971—1990（19年）

13｜北奧塞提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比拉爾·卡巴洛耶夫｜1961—1982（21年）

14｜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菲克里亞特·塔別耶夫｜1960—1979（19年）

15｜楚瓦什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伊利亞·普羅科皮耶夫｜1974—1988（14年）

16｜烏德穆爾特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瓦列里·馬里索夫｜1963—1985（22年）

17｜雅庫特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加夫里爾·奇里亞耶夫｜1965—1982（17年）

18｜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帕維爾·費季爾科｜1972—1987（15年）

19｜濱海邊疆區｜維克托·洛馬金｜1969—1984（15年）

20｜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阿列克謝·切爾內｜1970—1988（18年）

21｜阿迪格自治州｜努赫·別爾澤戈夫｜1960—1983（23年）

22｜猶太自治州｜列夫·沙皮羅｜1970—1987（17年）

23｜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鮑里斯·克沃爾科夫｜1973—1988（15年）

24｜南奧塞提亞自治州｜費利克斯·薩納科耶夫｜1973—1988（15年）

25｜阿拉木圖州｜阿桑拜·阿斯卡羅夫｜1964—1978（14年）

26｜阿穆爾州｜斯捷潘·阿夫拉緬科｜1964—1985（21年）

27｜阿爾漢格爾斯克州｜鮑里斯·波波夫｜1967—1983（16年）

28｜阿斯特拉罕州｜列昂尼德·博羅金｜1967—1988（21年）

29｜布列斯特州｜弗拉基米爾·米庫利奇｜1964—1977（13年）

30｜文尼察州｜瓦西里·塔拉圖塔｜1970—1983（13年）

31｜弗拉基米爾州｜米哈伊爾·波諾馬廖夫｜1964—1983（19年）

32｜伏爾加格勒州｜列昂尼德·庫利琴科｜1965—1984（19年）

33｜沃洛格達州｜阿納托利·德雷金｜1961—1985（24年）

34｜東哈薩克斯坦州｜亞歷山大·普羅塔扎諾夫｜1969—1983（14年）

35｜格羅德諾州｜列昂尼德·克列茨科夫｜1972—1989（17年）

36｜外喀爾巴阡州｜尤里·伊利尼茨基｜1962—1980（18年）

37｜扎波羅熱州｜米哈伊爾·弗謝沃洛日斯基｜1966—1985（19年）

38｜伊爾庫茨克州｜尼古拉·班尼科夫｜1960—1979（19年）

39｜加里寧格勒州｜尼古拉·科諾瓦洛夫｜1961—1984（23年）

40｜加里寧州｜尼古拉·科里特科夫｜1960—1978（18年）

41｜卡盧加州｜安德烈·坎德連科夫｜1964—1983（19年）

42｜基輔州｜弗拉基米爾·濟布利科｜1970—1985（15年）

43｜基洛沃格勒州｜米哈伊爾·科比利恰克｜1967—1982（15年）

44｜基洛夫州｜伊萬·別斯帕洛夫｜1971—1985（14年）

45｜科斯特羅馬州｜尤里·巴蘭金｜1971—1986（15年）

46｜庫爾干州｜菲利普·克尼亞澤夫｜1966—1985（19年）

47｜庫爾斯克州｜亞歷山大·古德科夫｜1970—1988（18年）

48｜庫斯塔奈州｜安德烈·博羅金｜1964—1982（18年）

49｜利佩茨克州｜格里戈里·帕夫洛夫｜1964—1984（20年）

50｜列寧格勒州｜格里戈里·羅曼諾夫｜1970—1983（13年）

51｜明斯克州｜伊萬·波利亞科夫｜1964—1977（13年）

52｜莫斯科州｜瓦西里·科諾托普｜1964—1985（21年）

53｜摩爾曼斯克州｜弗拉基米爾·普季岑｜1971—1988（17年）

54｜下諾夫哥羅德州｜尤里·赫里斯托拉德諾夫｜1974—1988（14年）

55｜諾夫哥羅德州｜尼古拉·安東諾夫｜1972—1986（14年）

56｜新西伯利亞州｜費奧多爾·戈里亞切夫｜1964—1978（14年）

57｜鄂木斯克州｜謝爾蓋·馬尼亞金｜1964—1987（23年）

58｜奧廖爾州｜費奧多爾·梅什科夫｜1970—1985（15年）

59｜奔薩州｜列夫·葉爾明｜1964—1979（15年）

60｜彼爾姆州｜鮑里斯·科諾普廖夫｜1972—1988（16年）

61｜普斯科夫州｜阿列克謝·雷巴科夫｜1971—1987（16年）

62｜羅斯托夫州｜伊萬·邦達連科｜1966—1984（18年）

63｜薩哈林州｜帕維爾·列昂諾夫｜1960—1978（18年）

64｜北哈薩克斯坦州｜瓦西里·德米堅科｜1965—1981（16年）

65｜斯摩棱斯克州｜伊萬·克利緬科｜1969—1987（18年）

66｜托木斯克州｜葉戈爾·利加喬夫｜1965—1983（18年）

67｜圖拉州｜伊萬·尤納克｜1964—1985（21年）

68｜秋明州｜根納季·博戈米亞科夫｜1973—1990（17年）

69｜赫梅利尼茨基州｜蒂莫菲·利索沃伊｜1972—1985（13年）

70｜花剌子模州｜馬季亞爾·胡代貝爾蓋諾夫｜1968—1986（18年）

71｜車里雅賓斯克州｜米哈伊爾·沃羅帕耶夫｜1970—1984（14年）

72｜雅羅斯拉夫爾州｜費奧多爾·洛先科夫｜1964—1986（22年）

73｜薩拉托夫州｜阿列克謝·希巴耶夫｜1959—1976（17年）

## 社會生活

官方宣稱蘇聯社會中不存在階級矛盾。但蘇聯社會絕非同質——「黨管幹部」階層享有更高的地位，並能獲得大多數蘇聯公民無法得到的經濟利益。

所有藝術、文學和電影作品都是在蘇共領導層的不懈關注下創作的，並從共產主義道德及其對社會的意識形態影響角度加以評價。與此同時，當局也在探索新的宣傳形式。例如，在1981年蘇共二十六大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對意識形態工作許多領域和環節進行改造的表述，指出「思想教育工作必須生動有趣地進行，杜絕套話和現成公式的標準組合」。一方面，允許的界限有所拓寬。勃列日涅夫領導層上台之初曾表現出對知識分子的某種寬容態度——例如，1965年《共產黨人》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以和解的口吻提及了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諾夫、詩人安德烈·沃茲涅先斯基、電影導演謝爾蓋·帕拉傑諾夫、畫家根納季·莫辛、米沙·布魯西洛夫斯基及其他在赫魯雪夫時期失寵的文化界人士，撤銷了解散蘇聯科學院的威脅，遺傳學得到平反，「李森科主義」被最終終結。但很快，作家們就面臨了蘇聯的審查制度的加強：亞歷山大·索忍尼辛、亞歷山大·別克、阿納托利·雷巴科夫、格奧爾基·弗拉季莫夫、納胡姆·科爾扎溫等人的作品雖已完成，卻未能在蘇聯出版。同時，風格與史達林時期相似的文章開始見諸報刊。為此，1966年，25位蘇聯科學、文學和藝術界人士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指出為史達林的鎮壓政策辯護是不可接受的。

在這一時代，一方面是大規模出版的文學作品、書店貨架上堆滿「意識形態正確」卻令讀者乏味的書籍，另一方面是地下圖書市場；一方面是眾多劇院上座率半空，另一方面是為熱門戲劇團體和流行歌星演出票通宵排起的長隊；一方面是官方的、被粉飾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造型藝術，另一方面則是蘇聯的非正統藝術的表現，如非官方先鋒派藝術家的「公寓展覽」，當局試圖打擊這類活動，例如1974年著名的「推土機展覽」。此外還存在著「薩米茲達特」（自出版物，不僅包括政治或人權性質的內容，也包括純文學作品）和「磁出版物」（20世紀60至70年代主要藉此傳播吟遊音樂，而80年代則廣泛流行起搖滾音樂）。

在「解凍」時期相對民主化退潮後的「停滯時代」，出現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安德烈·薩哈羅夫、亞歷山大·索忍尼辛等名字由此廣為人知。

然而，這些在西方赫赫有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在民間的「思想不堅定」談話中幾乎從未被提及——克格勃通過其線人定期收集的正是這些談話資訊，其內容主要是大膽的打油詩、笑話、對商品短缺和漲價的抱怨，以及酒醉時對國家領導人的侮辱。

然而，社會中仍存在獨立於當局的自我組織現象——這首先涉及自然保護以及歷史文化遺蹟的保護。退伍軍人被允許建立退伍軍人組織，這對參加過衛國戰爭、多年保持與戰友非正式聯繫的男性一代而言意義重大。

那時的蘇聯青年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中：在共青團會議上，他們高呼共產主義勝利和忠於蘇共的口號；而在廚房裡，許多人卻嘲笑「領袖們」。許多人收聽「蘇聯境內的外國廣播」。青年對西方搖滾樂、西方時尚感興趣。在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幾乎每個蘇聯大城市都有嬉皮士亞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們聚集在所謂的「聚會點」或「聚會場所」。1970年4月7日，明斯克一名18歲的嬉皮士維亞切斯拉夫·馬克薩科夫遇害後，4月9日，1970年明斯克騷亂，與民警發生了鬥毆。在騷亂中被拘留者及其參與者被學校開除。1971年6月1日，莫斯科的嬉皮士組織了一場在美國大使館前的反越戰示威；有傳言稱，這是克格勃工作人員挑釁性提議的。但當中約有150名年輕人聚集在莫斯科大學歷史系院子裡準備前往大使館時，他們被送上公車，分別送往不同的民警分局。部分人以「輕微流氓行為」被判短期拘留，其餘人被釋放。但隨後他們中的許多人被學院開除並被徵召入伍，還有人被強制送入精神病院。1971年8月11日，在格羅德諾，約一百名年輕人舉著「把手從長發上拿開」、「停止恐怖」、「給搖滾樂自由」、「All You Need Is Love」等標語牌格羅德諾嬉皮士示威遊行，但被民警驅散並拘留。1977年，在列寧格勒，因政治原因被大學開除的亞歷山大·斯科博夫和他的同學費利克斯·維諾格拉多夫在濱海大道 (聖彼得堡)28號創建了「黃色潛水艇公社」，該公社成為嬉皮士反文化的一個中心。1978年7月4日，列寧格勒發生了1978年7月4日列寧格勒示威活動，起因是原定當天在冬宮廣場舉行的一場有美國音樂家參與的音樂會被取消。

在停滯時期，酒精飲料的消費量持續增長（人均純酒精消費量從1952年的2升增至1983年的10.3升）。

20世紀70年代，犯罪率上升，特別是殺人、重傷、強姦案件的數量。蘇共中央通過了超過15項旨在加強打擊犯罪的公開和秘密決議，為此目的也不斷對刑法進行修改和補充。然而犯罪動態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持續惡化。

20世紀70至80年代，在喀山及韃靼斯坦的一系列其他城市，出現了眾多青年幫派——即所謂的「喀山現象」。1978年8月31日，喀山「佳普-利亞普」幫派的成員組織了1978年8月31日喀山幫派衝突，導致數十人受傷，兩人死亡。

自殺人數也持續增長——從1965年的每10萬人中17.1人增加到1984年的29.7人。

在軍隊中，這一時期「欺凌儀式」的現象十分盛行。

民族間矛盾也在醞釀，有時甚至演變為激烈的衝突。例如，1969年在塔什干「帕赫塔科」隊比賽期間發生了1969年塔什干騷亂，當地民族主義團體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72年在考納斯（立陶宛）發生了因民族問題引發的1972年立陶宛騷亂，起因是羅馬斯·卡蘭塔為抗議立陶宛的俄羅斯化而自焚。1981年10月24日至26日，在北奧塞提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奧爾忠尼啟則市，因印古什人與奧塞提亞人之間的衝突發生了1981年奧爾忠尼啟則騷亂。

### 死亡率上升與人口酗酒

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開展了反酗酒鬥爭。作為反對酗酒措施的一部分，政府試圖通過限制伏特加的生產和銷售，同時並行提高葡萄酒和啤酒的產量，用低度酒替代高度酒。醫療機構和企業的領導層被責成發現酗酒公民並採取措施，同時制定預防性措施。還建立了勞動治療所，用於對特別惡性的酗酒者進行強制治療。

儘管如此，酒精消費量仍持續增長，1976年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已超過人均10升，並穩定在10至10.5升的範圍內，直至1984年底。根據非官方統計，若計入私釀酒，消費量甚至超過14升。與酗酒現象同時，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死亡率也在上升，從1964年的7.6‰升至1984年的11.6‰。

米哈伊爾·索洛緬采夫在他的書中指出：「在1964年至1984年間，伏特加和廉價葡萄酒（特別是用水果和漿果釀造的『嘟嚕酒』）的生產和消費顯著增加，其銷售收入增長了4倍。曠工現象增多，犯罪率上升，與過量飲酒相關的疾病也有所增加。」書中還指出，到1985年反酗酒運動開始時，蘇聯的酗酒問題已發展到民族災難的程度。

與此同時，醫學博士亞歷山大·涅姆佐夫認為，酒精消費的增長在世界其他國家也發生過，例如法國在1965年已達到人均17.3升，這迫使夏爾·戴高樂不得不採取政府反酗酒法案。這位研究者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約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當主要的戰爭創傷癒合之後，全世界，尤其是歐洲和北美，隨著物質富足的增長，酒精消費開始不可遏制地上升。當時最為富裕的瑞典在1946年至1976年的三十年間，酒精消費增長了129%。」

根據《俄羅斯統計年鑑》（莫斯科，1994年，第200頁）的數據，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部分國家的人均年酒精消費量統計如下：

國家｜1975年｜1980年

蘇聯｜9.9升｜10.5升

奧地利｜11.1升｜11.0升

義大利｜14.9升｜13.9升

法國｜17.3升｜15.8升

## 盛大葬禮時代

停滯時期的末期常被戲稱為「盛大葬禮時代/五年計劃」、「靈車/炮架賽跑」、「三年五計劃」等。在1980年至1985年期間，蘇聯一系列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相繼逝世，其中包括（括號內為逝世年份）：

- 三位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1982年）、安德羅波夫（1984年）、契爾年科（1985年）。
- 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柯西金（1980年）、蘇斯洛夫（1982年）、佩爾謝（1983年）、烏斯季諾夫（1984年）。
- 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馬謝羅夫（1980年）、基謝廖夫和拉希多夫（1983年）。

以及其他領導人。

## 參考書目

- автор=Верт, Н.
- Дённингхаус В., Савин А. 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 «Маленькая сделка» между властью и народом // Родина.
- автор = Додолев, Е.
- Черняев. А. С. Дневники.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1972—1991 гг. —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 Экштут С. А. 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 Без анекдотов // Родина.
- И. Брежнева%20и роли%20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го%20движения%20в истории%20страны.pdf Оценка периода правления Л. И. Брежнева и роли 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истории страны

## 外部連結

- Кратки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брежневского СССР
- Галис, Р. Август 1968: «вторжение русских стало для чехов шоком» «Moje Noviny», Чехия
-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 Эпоха развит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великолепных фотографиях Владимира Соколаева
- «Так мы жили»: романтика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в советских фотографиях Владимира Лагранжа
- Жизнь, пойманная врасплох. Снимки легендарн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фотожурналиста Игоря Гаврилова
- Год 1984: Атмосферные фотограф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Москвы и москвиче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