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舉里選制度

鄉舉里選，又稱鄉里選舉，是中國古代關於基層鄉里參與人才選拔的一種制度、觀念或政治理想。其基本含義並非近現代意義上由公民投票產生公職人員的「選舉」，而是指在鄉里輿論、基層組織和地方官吏考察的基礎上發現、薦舉有德行、才識或政績者，使其進入官僚系統。秦漢及以後文獻常以「鄉舉里選」概括漢代察舉制度中與鄉里考察、鄉論評價有關的部分。魏晉以後，鄉舉里選又常被用來同九品中正制、科舉制等制度相比較，並成為士大夫反思取士制度時不斷追溯的「三代」理想。學者卜憲群認為，秦漢「鄉舉里選」應從多個層面理解：它與先秦「鄉興賢能」的思想或制度有淵源關係，但又有重大不同；它意味著鄉里人物在鄉里輿論影響下有進入官僚系統的政治機會，但並不存在鄉里民眾的民主選舉；即使察舉制下的最低舉主為縣一級，鄉里行政組織仍在選舉環節中承擔管理和組織職能，這構成了鄉里政治職能的重要內容。

## 概念與詞義

「鄉舉里選」中的「選舉」屬於中國古代政治語彙。「選舉」的本義是選賢任能，在不同時代具體指稱對象有所不同。晚清以來，隨著西方「election」概念輸入，「選舉」才逐漸脫離中文傳統含義，轉變成與英文「elect」相對應的概念。因此在討論古代「鄉舉里選」時，不能直接等同於現代政治制度中的選舉。「選舉」一詞至遲在《淮南子》成書時代已經出現，其主要意思是選拔賢能，並含有與世襲制、世官制相對的意味。在科舉考試制度創行以前，「選舉」主要指鄉舉里選，或具有鄉舉里選特徵的選士行為和制度。

「鄉舉里選」一詞在傳世文獻中較早見於漢代。《後漢書·章帝紀》載漢章帝詔稱「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批評當時刺史、守相不能辨別真偽，所舉茂才、孝廉「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卜憲群認為，章帝此詔雖是針對選舉不實而發，但其以「鄉舉里選」概括當時選舉制度，值得注意。此後，《晉書·衛瓘傳》等文獻也以「鄉舉里選」概括秦漢選舉制度，並把它視為與九品中正制相對的「古法」。

## 先秦淵源

關於鄉舉里選的淵源，古人通常追溯到三代。《周禮》、《禮記》、《管子》等典籍記載，先秦鄉里有為國家選拔人才的職能，稱為「獻賢能」或「鄉興賢能」，不選賢能則稱為「蔽賢」。不過卜憲群指出，先秦鄉舉里選的實施範圍、對象以及實際運行程度，學界看法並不一致；即便這種選舉曾經實行，多數學者也認為它大體限於府、史、胥、徒等下級吏員，大夫以上未必依此法選任。換言之，先秦是否存在完整制度仍可討論，但鄉里基層組織應承擔人才選拔職責的思想至少已經存在。

宋代士大夫後來所追慕的「三代鄉舉里選」，也多帶有理想化色彩。他維宏認為，宋儒所理解的「三代鄉舉里選」，是以《禮記》、《周禮》等儒家經典為依據，想像出一種以學校教養和鄉里品評為核心的養士、取士之制：國家設家塾、黨庠、遂序、國學等學校層級，並以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官等層次選拔人才。民眾中的優秀者在學校中學習禮樂、仁義、孝悌、忠信等，德行高尚、技藝高超且獲得鄉里輿論支持者，經鄉大夫等逐級推薦，最終由天子校試任官。此種制度雖有漢儒想像和臆造成分，未必曾完整施行，卻成為後世儒者嚮往和主張恢復的理想良制。

## 秦漢時期

秦漢時期是「鄉舉里選」概念被後人集中討論的關鍵階段。秦統一後廢分封、行郡縣，縣以下普遍建立鄉里組織；漢代在繼承基層行政組織的同時，逐漸形成以察舉、徵辟、任子、軍功、吏道遷轉等多種途徑並存的官吏選拔體系。就察舉而言，錢穆概括漢代選舉有不定期的賢良方正、特殊人才的徵求以及後來逐漸制度化的孝廉察舉等形式。漢武帝以後，地方長官每年察舉孝子、廉吏逐漸成為定期制度。此後孝廉名額又按郡國戶口定額分配，孝廉逐漸成為入仕資格，中央並在察舉後加以考試。

學者對秦漢「鄉舉里選」的解釋，通常強調它並不是鄉民直接投票選官。卜憲群認為，漢代特別是東漢雖然強調鄉里對被舉者品德與能力的考察，但不能由此認為鄉里擁有選舉權；漢代察舉的最低一級舉主在縣級，目前尚未見中央政府要求鄉一級直接承擔察舉舉主的文書。不過，在整個察舉環節中，鄉里行政組織要承擔責任，不僅要對被舉者作一般道德評價，也要根據察舉要求提供被舉者的基本資料。與此同時，察舉之外，由屬吏入仕、通過積功勞升遷也是秦漢重要仕進途徑，在這一路徑中，鄉里組織可能承擔直接推舉職能。

東漢詔令顯示，鄉舉里選不僅重視德行，也要求功勞和能力。《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稱「鄉舉里選，必累功勞」，卜憲群解釋此處「功勞」與「閥閱」相對，意在說明選舉不應憑門第，而應「務取實才」。《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詔稱「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強調品行與能力的考察須由鄉曲進行；《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又稱被選者應「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同樣從德與能兩方面規定被舉者條件。

錢穆從制度史角度指出，漢代察舉「其權在地方長官，不在地方民眾」，賢良的長官固然要採訪民間輿情、選拔真才，但若長官營私舞弊，也可不顧地方民意推選私人。此外被舉者送至中央後如何分發，也由中央決定。但他同時認為，漢代選舉和後來的考試採取分區定額，經濟文化較落後與較發達地區均可按人口比例參與考選，使中央政府長期保持全國各地域人民的參加，並使全國各地都有進入政府的希望。康金紅也據此認為，漢代「鄉舉里選」在形式公正與內容公正上有所推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社會結構慣性，為較低階層子弟提供了參與政治的機會；但薦舉缺乏客觀衡量標準，又過分強調德行，不能完全保證人才選拔質量。

## 鄉里清議、風謠與教化

漢代鄉舉里選與鄉里輿論密切相關。漢代統治者實行察舉制，特別重視鄉里清議的作用；鄉里清議的對象既有布衣平民，也有沒落官宦之後或經明行修之士，其品評內容重在孝悌、德行和才識。他認為，隨著察舉制選官政策逐漸完備，鄉里清議被納入國家政治系統；察舉雖由公卿大夫或二千石等官員主持，但最基礎、最重要的步驟，是地方官吏在自己轄域內先經「鄉舉里選」發現、選取、考察人物，再向上推薦。「里選」並非平民百姓親自參加選舉實踐，而是官吏以大眾口碑為媒介評判士人是否當舉。

清議的道德評價功能，也影響士人行為。漢代士人因孝悌而受鄉邑稱譽者甚多，孝廉一科也使鄉里清議對孝道評價格外受到重視；同時，鄉里清議還看重士人的德行和才識。他進一步指出，清議品評與士人人生榮辱、仕進命運密切相關，「鄉舉里選」的實行使士人重視自身形象，希望在民眾清議中獲得好口碑，這在客觀上有利於漢代士風發展。

仝晰綱關於漢代鄉里風謠的研究也說明，鄉里輿論可通過歌謠形式褒貶人物、評判事件乃至指斥時政。兩漢時期鄉里盛行風謠，民眾常以歌謠表達對官吏、鄉里人物或政治事件的評價；上至丞相，下至鄉亭官吏，都可能處在鄉里風謠褒貶之中。東漢後期，察舉不實、請託盛行時，民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等即譏諷選舉名實不符。仝晰綱認為，朝廷常派使者微服採風，並以「舉謠言」作為考核官吏的依據；鄉里風謠不僅是考課官吏的根據，也可成為鄉舉里選的標準之一。

漢代鄉舉里選還依託鄉里教化。仝晰綱指出，漢代思想家多把鄉里道德教育視為治國大務，鄉里道德教育主要有鄉官表率、鄉里教育和彰表楷模三種途徑，並對造就淳厚民風、加強鄉里統治起到重要作用。漢代鄉官里吏，特別是三老、孝悌、力田、里正、伍長、父老等，承擔推行教化、為民表率的職責；鄉里學校則通過《孝經》《論語》、禮儀和鄉飲酒禮等方式助成風化；國家又通過表彰孝子賢孫、義婦、學士等楷模，以興善行。仝晰綱認為，當時鄉舉里選的主要依據是鄉里之譽，只有在鄉里享有隆譽，才可能被鄉舉里選推舉出來；這又激勵鄉里民眾嚴於律己、修身求譽，從而達到推行教化的目的。

## 魏晉以後與九品中正制

魏晉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後，鄉舉里選常作為「古法」被用來批評現實選官制度。《晉書·衛瓘傳》載，衛瓘認為魏立九品只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主張「宜復古鄉舉里選」。在衛瓘的表述中，鄉舉里選所依據的是「鄉邑清議」，即公眾輿論對本地人才的鑑定和認可；這說明晉人理解中的鄉舉里選，與鄉論、清議密不可分。劉斌也指出，科舉考試制度創行以前，「選舉」主要指鄉舉里選或具有鄉舉里選特徵的取士制度；隋唐創行科舉後，考試成績成為入仕正途，鄉里社會不再是必要環節，但「選舉」一詞仍繼續被用來指稱取士制度。

## 宋代的理想化與制度改革討論

宋代實行科舉取士，同時又興學校養士。隨著科舉弊病日益凸顯，士大夫在回向三代的思潮中，重新討論鄉舉里選與學校、科舉之間的關係。他維宏指出，北宋士大夫普遍批評科舉使士人遠離鄉里，德行難以考察，又因明經、進士兩科分別重貼書墨義、詞賦詩文，使士人專尚辭藻章句，與修身、經世致用之學相背離。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等人都批評當時取士難得才識之士。

在這種背景下，北宋士大夫提出恢復三代以學校為基礎的鄉舉里選，以解決科舉取士之弊。他維宏認為，宋人理想中的鄉舉里選重在「養士於學、取士本於學」，即把學校教育與人才選拔合為一體；但宋代現實社會與三代不同，無法完全恢復經典中的制度，因此士大夫提出了多種改革方案。北宋討論的重點多在如何借學校培養和選取具有治國經世才幹的人才；南宋，特別是理學家，則更強調德行。除王安石、蔡京三舍法曾短暫實行外，多數方案未能成功。趙宋一代，學校教育與科舉取士總體上仍然分立，科舉深刻影響學校教育，但學校教育並未真正成為科舉考試的一環；他維宏認為，這種情況到明代才得以實現。

## 明清思想中的延續

隋唐以後，鄉舉里選作為制度雖然不再是主要入仕途徑，但作為觀念仍被歷代士人反覆討論。劉斌指出，科舉考試創行後，鄉舉里選制度已成陳跡，但鄉舉里選的觀念歷久彌新，成為歷代士人持續探討的命題；隋唐以後文獻中所說「選舉」，既可能指科舉取士或舉士任官，也可能專指鄉舉里選，需結合語境判斷。明清之際的顏元亦在批判科舉和理學時提出自己的人才觀。劉潤為、鄧子平認為，顏元把「舉人才」列為「九字安天下」施政綱領之首，強調人才是治國平天下之本；他反對把人才理解為「文學儒雅之士」，批評秦漢以後教育空疏、學用脫節，主張真正人才應具備真才實學，能「斡旋乾坤，利濟蒼生」。在人才培養方面，顏元強調學校教育、實學和「習行」「實踐」，反對程朱理學式的「讀書靜坐」；在人才選拔方面，他批評專憑時文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敗壞學風、坑害學子。

## 評價與影響

鄉舉里選的歷史影響，主要體現在基層輿論、道德教化和國家官僚選拔之間的聯繫。就積極方面而言，鄉舉里選把孝悌、廉潔、德行、才識、功勞等因素納入人才考察，使鄉里聲譽成為入仕的重要資源；在漢代，它也促使士人重視鄉里評價，並使鄉里清議、風謠、教化與國家選官制度發生聯繫。孫立濤認為，鄉里清議對士人人生榮辱有重要影響，客觀上有利於士風發展；仝晰綱則認為，鄉里教化和鄉里風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勸導鄉民、考察官吏和加強廉政。

但鄉舉里選也有明顯局限。首先，它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民眾並不直接掌握選官權；其次，它依賴地方官吏採擇輿論和主持薦舉，因而容易受請託、門第、權勢和私人關係影響。錢穆指出，漢代察舉權在地方長官而不在地方民眾，長官若不賢良，可以不顧地方民意推選私人；漢代後期孝廉名額制度化後，孝廉逐漸只成為入仕資格，並因請託舞弊而需要中央再加考試，已失去原來察舉孝廉之用意。康金紅也認為，薦舉制度缺少衡量士人表現的客觀標準，難以保證選才質量；過分強調德行，也使所選人才未必符合統治者對實用人才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