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排斥

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最早出現於20世紀末的法國，指被排除在社會邊緣的狀態。而後廣泛用於英國以至在歐洲的語境中。歐盟將其定義為「個人被阻止（或被排斥）參與並於經濟和社會進步中受益」的情況。其在醫療保健、心理學、教育學、政治學、經濟學及社會學等多個不同的領域中均有使用。

社會排斥是個體在各種權利、機會和資源中被排除（或被剝奪充分的訪問權），這些權利、機會和資源對於其他群體的成員來說通常是可以正常獲取的，並且是群體內部社會融合與人權保障（例如正當法律程序）的基礎。

由社會排斥導致的疏離或權利剝奪可以與種族、種姓、膚色、宗教信仰、民族起源、社會階層、教育狀況、童年經歷、生活條件、政治觀點和外貌聯繫在一起。這種排他性的歧視也適用於殘疾人、少數族裔、LGBTQ+群體、吸毒者、離異者、老年人和年輕人。任何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社會普遍認知規範的人都可能會因此受到各種形式的社會排斥。

社會排斥導致受影響的個人或社區無法完全地參與他們所在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這可能引發示威、抗議或遊說等形式的抵抗行為。一些人認為邊緣化生活是「脆弱的」，即邊緣化生活會導致孤立、貧困和健康風險。除此之外，社會排斥還會產生高昂的社會成本。據估計，在英國，受社會排斥影響的人平均對社會造成約三萬七千英鎊的損失。

部分研究者認為：在許多歐洲國家，社會不利因素正在對所有人（包括有特殊需求的人）的福祉的產生影響，且影響正在日益加劇。

社會排斥也有另一種定義：社會排斥是一個多維度的漸進式社會分裂過程，將群體和個人與社會關係及制度分離，並阻止他們參與他們所在的社會中正常、規範的活動。

在這種定義下，社會排斥在個體或群體層面理論上在四個相關的維度上出現：不足的社會權利、有限的社會參與、缺失的規範性整合和物質匱乏。它被視為個人風險因素（年齡、性別、種族）、宏觀社會變化（人口、經濟和勞動力市場發展、技術創新、社會規範的演變）、政府立法和社會政策以及企業、行政組織和公民的實際行為的綜合結果。

在某些情況下，社會排斥可能產生積極影響。

## 起源

最初排斥和剝削可以直接聯繫起來。因此無政府主義者、反全球化 活動家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極左翼人士認為，社會排斥是由社會剝削造成的。

## 個人排斥

「邊緣人……命中注定要生活在兩個社會與兩種近乎對立的文化中……他們的思想就像一個熔爐，兩種不同且難以融合的文化在其中熔化，並全部或部分地融合在一起。」

個體層面的社會排斥表現為會個體被排除有意義的社會參與之外。例如，20世紀福利改革前，單身母親被排除在福利體系之外。現代福利體系基於這樣一種概念：個人有權獲得成為社會有效成員所需的基本資源，這是社會的有機功能，也是對為社會提供有用勞動的補償。然而單身母親對社會的貢獻並非基於正式就業，而是基於這樣一種觀念：為兒童提供福利是社會必要的開支。在某些職業環境中，照顧性勞動的價值被低估，而母性被視為就業的障礙。儘管單身母親在兒童社會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由於人們普遍認為個人只有通過「有報酬的」就業才能做出對社會有意義的貢獻，且文化上對單身母親的存在偏見，單身母親遭到了邊緣化。當父親的唯一任務是養家餬口時，他的邊緣化主要是由階級條件決定的。而單身父親由於社會對男性「逃避」工作普遍接受度較低，以及社會對單身父親普遍缺乏認可，面臨著額外的困境。根據美國兒科學會於2004年5月發布的「關於父親角色的原始臨床報告中的變化」可知，社會對於參與式父親可能存在需求。八周的陪產假就是一個社會變革的例子。通過支持父親並提高父親的參與度，兒童保健提供者有機會對兒童及其家庭結構造成更大影響。

總的來說，許多女性面臨社會排斥。Moosa-Mitha將西方女權運動視為白人女性對其社會邊緣化處境的直接反應。女性被排除在勞動力之外，她們在家中的工作也不被重視。女權主義者主張男性和女性應平等參與勞動力，包括公共部門、私營部門以及家庭。她們還關注勞動法，以增加就業機會，並將育兒視為一種有價值的勞動形式。如今，仍有部分地區的女性被排除在高層管理職位之外，而且在高層管理職位上的收入仍然低於男性。

另一個個體邊緣化的例子是殘疾人被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格蘭茲指出，雇主在僱傭殘疾人時往往擔心這會降低生產力、增加缺勤率，並導致更多工作場所事故。坎托也提到雇主擔憂為殘疾人提供工作便利的成本過高。儘管大多數西方國家制定了旨在防止這種邊緣化的法條，且許多殘疾人本身擁有學術成就、技能或培訓，但殘疾人被邊緣化的現象如今仍普遍存在。

性少數群體也因其性取向、性別認同或性特徵而遭到排斥。研究發現，非自願獨身者因社會排斥而陷入孤獨。《日惹原則》要求各國和社會消除對 LGBT 群體的任何刻板印象以及僵化的性別角色觀念。

「在大城市中，幾乎每一個職業、宗教或文化群體都存在孤立現象。每個群體都會形成自身的情感、態度、行為準則，甚至專屬語言，而這些對於外人而言，最多只能被部分理解。」

TikTok 上流行一種男性給朋友打電話道晚安的潮流，這被解讀為人們普遍渴望柏拉圖式的情感聯繫。在2021年的一項美國調查中，不到三分之一的男性表示，在過去一周內曾與朋友進行過涉及分享感受的私下交談；而女性的這一比例接近半數。

## 社區排斥

許多社區都會經歷社會排斥，例如種族（如黑人或羅姆人）、種姓（如印度的不可接觸者達利特人）以及經濟社區。

澳大利亞原住民社區就是一個例子。原住民社區的邊緣化是殖民主義的產物。由於殖民主義，原住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被迫遷入貧瘠地區，喪失了生計來源，被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並遭受了大規模且未受懲罰的屠殺。此外，強制同化導致原住民社區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和價值觀，也喪失了在社會中的權利。如今，原住民社區仍因各種實踐、政策和項目的制定而持續遭到社會邊緣化，正如J. Yee所說，這些做法、政策和項目「滿足的是白人的需求，而不是邊緣群體自身的需求」。J. Yee還將邊緣化與少數族裔社區聯繫起來，他認為白人身份的概念在於維護和強化主流規範和話語。居住在破敗的公屋和高犯罪率地區的窮人可能陷入社會貧困的困境。

## 成因

社會排斥由多種因素促成。主要的促成因素包括：種族、收入、就業、社會階層、地理位置；個人習慣、外貌、興趣；教育背景、宗教信仰、政治立場。

### 全球化和結構性問題

全球化（全球資本主義）、移民、社會福利和政策是更宏觀的社會結構，它們可能對個人資源與服務的獲取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導致個人或群體被社會排斥。同樣，資訊技術的日益普及和企業外包也加劇了就業不穩定性，並擴大了貧富差距。全球化使國家的角色弱化，而各類「企業部門」的影響則不斷增強，進而造成嚴重的不平等、不公正，並導致弱勢群體邊緣化。企業紛紛外包，工作崗位流失，生活成本持續上升，土地被大公司徵用，物質商品大量生產並以更低價格銷售。而在印度等國，貧困線卻被下調，以掩蓋因全球化而實際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口數量。全球化和結構性問題加劇了貧困，不斷將個人推向社會邊緣，而政府與大企業卻並未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特定的語言及其所附帶的含義，可能催生出受西方世界影響的普遍化話語。Sewpaul將這種話語描述為「具有稀釋甚至摧毀地方文化與傳統、並否認具體情境下現實的可能性」。這意味著，主導性全球話語的影響可能導致個體與文化層面的錯位，同時社會安全也受到損害。對未知未來的不安與恐懼以及不穩定性，可能引發錯位、排斥以及被強制同化至主導群體之中。對許多人而言，由於全球資本主義和主導話語的存在，這種狀況進一步將他們推向社會的邊緣，或將新成員也納入邊緣地帶。

隨著全球化的盛行，移民現象日益增多。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每年有數百萬人移居他國。然而，對於新移民來說，這並非一帆風順，他們原本以為會迎來充滿機遇的新生活，但現實卻並非如此。移民與福利援助項目的獲取密切相關。新移民常常因為被視為「不配享有福利的外國人」而無法獲得所在國的資源。隨之而來的，是他們在公共住房、醫療福利、就業支持服務以及社會保障福利等方面遭到拒絕。新移民被認為「不配獲得」這些資源，或者必須證明自己有資格獲得基本的生存保障。顯然，這些人在他們移民的國家中遭到了剝削和邊緣化。

福利國家和社會政策也可能將個體排斥在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支持項目之外。福利支付原本是為了幫助個人獲得少量物質財富（Young，2000）。Young（2000）進一步指出，「福利制度通過剝奪依賴福利的人原本應有的、而其他人享有的那些權利和自由造成了新的不公正……邊緣化之所以不公正，是因為它讓人無法以社會所定義和認可的方式去施展自己的能力」。有一種觀念認為，只要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支持，個人就能擺脫邊緣化。事實上，福利支持項目反而通過限制某些行為、以及要求個人服從其他機構的規定，進一步導致了不公正。個人被迫進入一套新的規則體系，同時還要面對社會主導群體的污名化和刻板印象，從而進一步被邊緣化和排斥（Young，2000）。因此，社會政策和福利供給通過建構並固化不同人群的類別及其需求，反映了社會中的主導觀念。它忽視了獨特的主體性人類本質，進一步延續了支配的循環。

### 失業

儘管認識到排斥問題的多維度性，歐盟開展的政策工作仍將失業作為社會排斥的一個關鍵原因（或至少是與之高度相關的因素）加以關注。這是因為，在現代社會中，有酬工作不僅是購買服務的主要收入來源，也是個人身份認同和自我價值感的源泉。大多數人的社交網路以及在社會中的歸屬感，也與其工作密切相關。許多極端社會排斥的指標（如貧困和無家可歸）都依賴於通常來自工作的貨幣收入。長期失業可能導致社會排斥，尤其是在福利保障網薄弱的國家。因此，許多旨在減少排斥的政策都聚焦於勞動力市場：

- 一方面，幫助面臨排斥風險的個體對雇主更具吸引力，即提高其「可僱傭性」。
- 另一方面，鼓勵雇主在僱傭政策中更具包容性。

歐盟的「平等」共同體倡議探索了提高勞動力市場包容性的方法。更廣泛的社會排斥問題則通過成員國政府之間的「開放協調法」來推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10也是一個例子，體現了全球倡議致力於到2030年促進所有人的社會包容。

### 政治

觀點歧視和政治上的「防疫線」均可能導致社會排斥。

穆拉利（2007）闡述了「個人即政治」這一理念，並指出必須認識到社會問題實際上與更大的社會結構息息相關——這些結構在個體之間製造了多種形式的壓迫，從而導致邊緣化。對社會工作者而言，理解壓迫的交叉性也至關重要。社會工作者需要保持一種非評判、無偏見的態度，從而將壓迫與邊緣化視為系統性問題，而非個人過錯。

在反壓迫視角下開展工作，社會工作者便能夠理解個體真實的主觀體驗，以及他們的文化、歷史和社會背景。社會工作者應認識到，個體在成為有價值的社會成員的過程中是「政治性」的，同時也應關注那些導致壓迫與邊緣化的結構性因素。社會工作者必須堅定地對那些衝擊個人與社區的全球性力量予以命名和指認——這些力量使得個人與社區失去支持，從而導致他們被邊緣化，或進一步遠離那個他們曾經熟悉的社會。

### 宗教

一些宗教傳統建議對背離教義者實施逐出教會的懲戒，在部分情況下還要求其家人對其進行迴避。某些宗教組織則允許對批評者進行譴責。

在不同社會中，個人和社群可能因其宗教信仰而遭到社會排斥。針對宗教少數群體的社會敵意以及社群間暴力事件，往往發生在政府未對少數群體宗教實踐加以限制的地區。皮尤研究中心一項關於國際宗教自由的研究發現：全球61%的國家存在主要針對宗教少數群體的社會敵對行為。社會敵對程度最高的五個國家分別是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伊拉克和孟加拉國。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發布報告稱，2013年全球社會敵對行為有所減少，但針對猶太人的騷擾卻有所增加。

「I h8 Jews」，這行寫在沙灘上的文字被發送到一個高中生群聊後，引發了一場州級調查，《紐約時報》對此進行了報導。文章指出，根據南方貧困法律中心2019年的一份報告，"學校往往將偏見事件視為孤立個案，對其輕描淡寫，甚至完全忽視"。2023年10月至12月期間，美國針對猶太人的仇恨犯罪共計971起，是所有類別中數量最多的。反猶主義從邊緣走向主流的轉變，被形容為「反猶主義的常態化」。

2024年巴黎奧運會開幕式部分環節因被指針對基督教而引發了部分人的批評，認為其製造了分裂。

## 社會排斥的多維特性

社會排斥的多維特性體現在不同領域之中，影響著往往相互關聯的生活情境。儘管對於這些維度或具體包含哪些領域尚未形成統一共識，但它們通常包括：經濟領域、教育或培訓領域、社會領域、文化領域、健康或社會健康領域、個人領域、公民與參與領域，以及空間或住房領域。每個領域都具有相應的特徵、因素和屬性，有助於我們判定社會排斥的存在，進而作為預防此類現象、改善社會福祉與生活質量的指標。

## 影響

### 健康

在男同性戀者中，因被異性戀主導的社會邊緣化而導致的心理情感傷害，其結果包括自殺和藥物成癮。

科學家們一直在研究種族主義對健康的影響。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流行病學家阿瑪尼·努魯-傑特與其他醫生提出假設：長期處於壓力之下，可能是種族主義導致不同種族群體間健康差異的一種途徑。密西根大學社會研究所研究教授兼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阿琳·傑羅尼穆斯及其同事發現，與極端貧困相關的社會心理壓力可能導致與年齡有關的疾病提前發作。2015年一項題為《種族-族裔、貧困、城市壓力源與端粒長度：基於底特律社區樣本的研究》的項目，旨在探究生活條件對健康的影響。該項目由多所大學的社會科學家、細胞生物學家及社區合作夥伴（包括健康環境夥伴關係組織）共同完成，測量了白人、非裔美國人和墨西哥裔的低收入及中等收入人群的端粒長度。

2006年，有研究聚焦於社會排斥與大腦功能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喬治亞大學和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發表的研究均發現，社會排斥可能導致大腦功能下降和決策能力變差。這些研究與早期社會學家的觀點相互印證。過去多項研究已假設，社會排斥的影響與藥物濫用、成癮及犯罪等問題存在關聯。

### 經濟

社會排斥問題通常與機會均等問題緊密相關，因為某些群體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這種排斥。在許多經濟較發達的國家中，儘管大多數人口享有相當多的經濟和社會機會，但特定群體的邊緣化仍然是一個問題。

## 哲學層面

邊緣性及其邊緣化過程在後現代與後殖民哲學及社會研究中引發了特別的關注。後現代主義質疑「中心」的正當性，而後現代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則致力於考察邊緣文化、邊緣行為、邊緣社會，以及被邊緣化或「被忽視」的個體所經歷的處境。

## 法律層面

有些國家（如義大利）在法律中確立了社會排斥的概念。在義大利，根據第328號法令（2000年8月11日），「社會排斥」（esclusione sociale）被定義為貧困與社會疏離的結合。該法令設立了一個國家調查委員會，名為「社會排斥調查委員會」（Commissione di indagine sull'Esclusione Sociale, CIES），負責每年向政府提交關於法律所關注的社會排斥問題的報告。

《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這份國際人權文書指出：「極端貧困和社會排斥構成對人的尊嚴的侵犯，必須立即採取步驟，以加深對極端貧困及其成因（包括與發展計劃相關的成因）的認識，從而促進最貧困者的人權，消除極端貧困和社會排斥，並推動人們享受社會進步的成果。各國必須促進最貧困者參與他們所在社區的決策過程，參與促進人權以及消除極端貧困的努力。」

## 國際人權法

《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申明，極端貧困和社會排斥構成對人的尊嚴的侵犯，必須立即採取行動，以加深對極端貧困現象及其成因的理解，消除極端貧困與社會排斥，並更好地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社會進步的成果。

## 社會排斥的實證測量

除了更具理論性的研究之外，目前已有許多嘗試對社會排斥進行實證調查和測量，尤其是在歐盟內部。希拉蕊·西爾弗（Hilary Silver）在2007年發表了一篇對這些實證研究非常有用的綜述，本文將以此為基礎來描述其研究結果。

## 數字資本與社會排斥

在當代社會學中，社會排斥越來越多地與「數字資本」的分配聯繫在一起。根據研究者馬西莫·拉涅達和瑪麗亞·蘿拉·魯尤的觀點，數字排斥不僅僅意味著無法接觸硬體，而代表了一種「第三道數字鴻溝」——個體缺乏將線上活動轉化為線下社會、經濟和政治收益的能力。這一視角表明，數字資本既包含內化的技能，也包含外部資源；當這些技能和資源分配不均衡時，便會通過限制人們獲得基本數字服務、勞動力市場和社交網路的機會，從而強化既有的社會邊緣化。在此基礎上，拉涅達、魯尤和阿德奧（2022）提出了「不平等循環」的概念，用以描述社會不平等與數字不平等如何隨時間相互強化。在這一自我強化的循環中，個體的初始社會地位決定了其數字資本水平；數字資本進而決定了其數字參與的質量以及能夠從中獲得的實際收益。最終，這些數字結果反過來影響其社會地位——要麼改善地位，要麼（對邊緣化群體而言）進一步加劇其社會排斥。這一「循環」表明，數字不平等並非靜態的差距，而是一個動態過程，積極地再生產並放大了傳統的社會分層。

## 社會包容

社會包容是社會排斥的反面。正如世界銀行所言，社會包容是一個過程，旨在提升那些因身份特徵而處於不利地位的人們的能力、機會與尊嚴，使其能夠參與社會生活。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世界發展報告：工作性質的變革》指出，加強社會保護、改善人力資本投資，有助於提升機會均等與社會包容。社會包容程度可以針對個體進行衡量。

世界上多個司法管轄區已任命了社會包容事務部長，並設立了專門機構。首位社會包容事務部長是南澳大利亞州州長麥克·藍恩，他於2004年接管這一職務。受到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於1997年設立的社會排斥問題小組的啟發，蘭恩於2002年啟動了「社會包容倡議」。該倡議由大衛·卡波蒙席領導，並由州長與內閣部內的一個專門小組提供服務。卡波蒙席曾任南澳大利亞州內閣執行委員會成員，隨後被任命為社會包容事務專員，擁有廣泛職權以應對社會不利處境。由於大多數社會不利處境由多重原因造成，需要「聯合」而非單一機構的應對措施，卡波蒙席得以跨部門開展工作。該倡議推動了南澳大利亞州政府為解決無家可歸問題投入大量資金，具體措施包括建立「共同家園」項目，為「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建造高質量的內城公寓，「從街頭到家」項目，以及旨在提高學生保留率的「ICAN」靈活學習項目。此外，根據卡波蒙席發布的《「向前邁進」》報告——該報告強調社區及中級照護的必要性——政府還投入大量資金改革精神健康服務，並全面改造了殘疾服務系統。2007年，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任命朱莉婭·吉拉德為國家首位社會包容事務部長。

在日本，「社會包容」這一概念和術語歷經多次演變，最終以「包摂」和「包括」的名義融入基於社區的活動之中，例如「地域包括支援中心」和「地域包括ケアシステム」（社區綜合照護體系）。

社會工作者應不斷進行反思，努力提高覺悟、賦權予他人，並理解生活在這個快節奏世界中的個體所經歷的真實主觀現實——在這個世界裡，恐懼與不安全感不斷將個體從集體整體中剝離，使支配力量得以延續，同時壓制了被壓迫者的聲音。

一些並非專業社會工作者的個人和群體，通過提供關係性的關懷與支持，例如通過無家可歸者事工，與邊緣化人群建立聯繫。這些關係肯定了邊緣化個體的價值，並為他們提供了與主流社會有意義接觸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