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

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簡稱國府遷台、政府遷台，另稱大撤退，是指第二次國共內戰末期（1949年—1950年間），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因軍事失利，帶領政府機關、國軍主力及大批文武官員、平民，以及國庫黃金、外匯儲備和大量歷史文物，自中國大陸陸續撤退至臺灣的歷史事件。這一事件標誌著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三十餘年統治的徹底終結，奠定了此後海峽兩岸至今對峙分治的基本格局，對戰後台灣社會形態的塑造具有深刻影響。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後，曾長期將反共抗俄、反攻大陸視為國策，以圖消滅中國共產黨政權、收復中國大陸之失土，並透過長期戒嚴以穩固在臺灣的統治。隨著時間的推移，反攻大陸的現實可行性逐漸破滅，中華民國政府的施政重點遂轉移至台灣本土的建設與民主發展。1996年，經全民直選的李登輝政府上台後，主張中華民國主權與治權僅及於臺澎金馬。不過，依據1991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1992年制定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國大陸仍為中華民國法理上的領土。

## 背景

中華民國政府自1928年北伐完成、名義上統一中國後，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從未真正消弭。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面臨著戰後重建與國共衝突的雙重挑戰。國共雙方於1945年至1946年間進行重慶談判，簽署《雙十協定》，然協議並未有效落實，第二次國共內戰旋即全面爆發。

內戰初期，中華民國國軍在兵力和裝備上占據顯著優勢，並一度攻占中共重要根據地延安。然而，隨著戰局推移，國府在戰略指導、派系協調以及經濟政策（如發行金圓券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等方面出現嚴重失誤，導致民心流失與軍隊士氣低落。1948年秋至1949年初，經過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及平津戰役三大決戰，國軍精銳消耗殆盡，解放軍取得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的控制權，國府在政治與軍事上均遭受沉重打擊。

1949年初，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宣告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李宗仁試圖通過談判爭取喘息時間，然談判以破裂告終。4月下旬，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國軍防線迅速崩潰，首都南京隨之易手，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的統治岌岌可危。

## 戰略轉移與人員、物資轉運

隨著徐蚌會戰的潰敗，時任總統蔣中正意識到長江防線可能失守，江南半壁亦難保全，因此開始著手尋找政府的最後退路。在撤退方向上，西南（四川、西康）、海南島和台灣島都是備選方案。經過審慎評估，台灣因孤懸海外，擁有台灣海峽作為天然屏障，且在日治時期建成了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被視為作為反共基地的最佳選擇。1948年起，國府開始進行一系列機密的戰略轉移準備。早在1948年中，國府即著手將空軍機隊與部分海軍艦艇轉移至台灣。在人事布局上，蔣中正任命心腹陳誠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兼台灣警備總司令，負責整頓台灣內部治安與穩定局勢，並將台灣的黨政軍控制權牢牢控制在手。

與此同時，大規模的財政資源轉運也在秘密進行。自上海、南京運出的黃金儲備、銀元及外匯，分多批次經由軍用航班和船隻運抵台灣，其總量據估計約達黃金二百七十餘萬市兩（折合逾百噸），銀元約一千五百萬餘元，這批金融儲備日後被用於發行新台幣，為穩定台灣經濟奠定了貨幣基礎，同時也切斷了與大陸財政體系的聯繫。

據各方史料估計，1945年至1953年間，自大陸陸續遷台的總移入人數超過一百萬人。這批移民來自全中國各地，在其後數十年間逐漸形成所謂「外省人」族群認同，成為台灣社會的一部分。

### 文物轉運

由於國軍主力屢戰屢敗，首都南京日漸兇險，1948年底，教育部、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機構負責人，共同商定文物遷台方案，並由蔣中正親令海軍調艦協助運送。

首批文物共計七百餘箱，於1948年12月下旬由海軍「中鼎輪」自南京下關啟航，12月26日運抵基隆，內含故宮博物院所藏古物、圖書與檔案，以及史語所收藏的安陽殷墟出土文物，並附有包括《南京條約》在內的六十箱重要外交檔案。

第二批規模最大，逾三千五百箱，由招商局商船「海滬號」承運，文淵閣《四庫全書》即在此批之中。

第三批約一千二百餘箱，由海軍「崑崙號」承運，其中包含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等國寶；由於人員爭相搭船逃難，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甚至親赴船上疏導，才得以騰出艙位完成裝載。

自1948年12月中旬至1949年2月下旬，前後不足三個月間，來自六個機構的五千餘箱文物與檔案先後運抵台灣，輾轉存放於台中霧峰北溝，最終成為日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館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亦積極奔走，說服眾多學者攜帶珍貴文獻典籍隨政府撤台。

### 國軍撤台

國軍的撤台行動並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分批、多路線地陸續進行。1949年4月，渡江戰役爆發後，國軍華東方向的防禦體系迅速瓦解，上海於同年5月下旬失守，駐守淞滬一帶的多個軍番號隨即潰散，其中較為完整保留建制的部隊先行自吳淞口撤往舟山群島。從上海方向最終撤向台灣的國軍，約在五至八萬人之間，建制較為完整的第五十二軍與第五十四軍等部，部分直接海運基隆，多數則以舟山或金門、廈門為臨時中轉站，其後再分批海運抵台，直至1955年大陳島撤退後全部撤台。

青島作為山東半島的重要據點，在三大戰役之後已成一座孤城。1949年4月，蔣中正密令第十一綏靖區司令長官劉安祺擇機撤離青島、轉進台灣。6月1日，劉安祺發動青島大撤退，約八萬名官兵得以成建制地轉移台灣，蔣中正對此深表滿意。

1949年10月，解放軍先後發起福州戰役、平潭島戰役和廈門戰役，駐守福建的國軍迅速潰敗，從福建撤退至台灣的部隊約兩萬人。廣東戰役爆發後，駐粵國軍逐漸向雷州半島、廣西一帶退縮，部分轉移至海南島，也有部分經潮汕退往金門。1950年3至5月，解放軍發動海南島戰役，國軍守島兵力無力抵禦，時任守島最高長官薛岳遂率數萬餘名官兵渡海撤往台灣。

在陸軍撤退的同時，海軍和空軍也向台灣進行了大規模轉移。空軍在撤退前共擁有數百架各型飛機，除少數投共外，多數飛機到達台灣。空軍人員約數萬人，其航空工業局、飛機製造廠、發動機製造廠等各類機構也從大陸陸續遷往台灣。海軍由桂永清指揮，在撤退過程中承擔了大量兵員和物資的運輸任務。

至1950年代中期，撤抵台灣的軍隊總兵力約在六十萬人左右。這些部隊來自大陸各省，番號繁雜，編制殘缺不齊，經蔣中正主導的大規模整編後，大量番號被撤銷合併。1950至1952年間，國民黨並推行黨政軍的全面改造運動，清洗失職將領，重建黨紀軍紀，以期消除大陸時期派系林立、軍令不一等積弊。

#### 境外國軍

另有兩支國軍殘部並非直接經由大陸撤退，而是流亡境外後輾轉經外交斡旋方回歸台灣。

其一為廣西戰役潰敗後進入越南的部隊，由黃杰率領約兩萬餘名軍民，在富國島被繳械扣押，直至1953至1954年間，經中華民國政府與法方交涉，才取道返台。

其二為在雲南敗退後逃入緬北的部隊，以李彌所部為核心，後在緬甸境內逐步發展至數千人規模，並長期與緬甸政府軍發生衝突；在國際壓力下，部分人員空運回台，餘部則滯留金三角地區。

## 國府播遷

隨著戰局的急劇惡化，中華民國政府在1949年一年之內，先後經歷了由南京南撤廣州、西遷重慶、再移成都，最終遷往台北的四次主要遷移。

### 遷往廣州

早在南京陷落之前，政府各機關即已開始分批南移。1949年1月，外交部率先通知各國使館，將另移廣州辦公；2月初，行政院正式以廣州為政府駐地，各院部會負責人陸續抵穗，國民黨中央黨部也遷至廣州。4月23日南京易主後，總統府等留守政府機關全部轉至廣州，以此為據點重整殘局。

### 遷往重慶

1949年10月，解放軍發動廣東戰役，廣州局勢急轉直下。10月7日，總統府便召開會議，討論遷都事宜，但「遷渝派」「遷滇派」與「遷台派」難以達成共識。

10月11日，隨著解放軍兵臨城下，李宗仁決定陸續將總統府、行政院遷往重慶。10月15日，國府在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正式恢復辦公，以期憑藉西南山地之險阻堅守。

### 遷往成都

1949年11月，西南戰局漸轉兇險，解放軍勢如破竹，11月底已逼近重慶。蔣中正亦在此期間數度赴蓉、赴渝，試圖鼓舞軍民繼續抵抗。11月29日，國府宣布移駐成都。

成都成為國府新的駐地，然其局面亦僅維持數日。解放軍於西南戰役中快速推進，成都四周防禦力量瓦解迅速。12月7日，因李宗仁已離境赴美就醫，由行政院長閻錫山主持國政，正式頒布《總統令》，宣布政府遷設台北，並在西昌另設大本營，指揮殘餘部隊在大陸持續抵抗：

政府遷設台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此令。代 總 統 李宗仁 行政院院長 閻錫山12月10日，蔣中正、蔣經國父子自鳳凰山機場飛離成都。

### 正式遷台

1949年12月9日起，中華民國政府各機關陸續在台北開始辦公，台北由此成為中華民國實際上的首都，並一直延續至今。

由於李宗仁以代總統身份在1949年11月以養病為由飛往香港，繼而轉赴美國，從此未再返回，1950年3月1日，蔣中正於台北宣布「復行視事」，重新行使總統職權，並將原台灣總督府定為總統府。國府正式遷台後，蔣中正隨即著手對中國國民黨展開全面改造，並在台灣實施白色恐怖以維系統治，台灣開始進入一段政治高壓的新時期。

## 試圖反攻

國府遷台初期，面臨著極大的軍事壓力與政權生存危機。當時政府確立了「反共抗俄」及「光復大陸」的國策，將台灣定位為「復興基地」，宣示終將恢復對大陸的統治。國府在台灣實施戒嚴，並積極整軍經武，準備伺機反攻。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這雖然在客觀上解除了解放軍跨海攻台的直接危機，但也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的大規模軍事反攻受到美國的地緣戰略牽制。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蔣中正並未放棄軍事反攻的計劃，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國光計劃」。在此框架下，國軍提出涵蓋敵前登陸、敵後特戰、乘勢反攻等類型的多項作戰計劃，以及逾兩百份參謀研究案，並多次向蔣中正提報簡報。然而美國明確表態不支持反攻行動，加之國軍自身的實際戰力限制，計劃最終未能付諸實施。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逐漸穩固，且成功研發兩彈一星，兩岸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加之1970年代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及與美斷交等一系列外交挫折，使得反攻大陸的現實可行性越來越低。

蔣經國執政時期，國府提出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試圖通過制度和文化上的優越性來影響大陸。

## 戰略調整

隨著台灣經濟的騰飛以及1980年代末期的解除戒嚴與民主化改革，中華民國政府的施政重點完全轉移至台灣本島。與此同時，兩岸關係開始出現緩和與交流。不過在1991年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1992年制定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時，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仍然視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法理上的領土。

1996年，中華民國實現首次總統直選後，政府關於中華民國主權與治權的主張開始發生變化。此時的李登輝政府在實踐層面明確主張中華民國的主權與治權均僅及於台澎金馬地區，並將兩岸關係定義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2004年後，中華民國政府停止發行疆域涵蓋中國大陸的官方地圖，並在此後二十餘年內逐漸以「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代替過去以「中華民國」單獨出現的表述。

## 中華民國政府主張領有台灣之合法性爭議

圍繞國府統治台灣的合法性問題，學界與法律界歷來存在不同見解。

部分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支持者認為，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的主權缺乏充分的法律支持。西密西根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克勞德·S·菲利普斯（Claude S. Phillips）於1957年在《政治研究季刊》發表論文，指出蔣中正政府的性質近於流亡政權，其對台灣的管轄權並不構成完整意義上的主權行使。就條約層面而言，1951年《舊金山和約》正式終結日本對台灣的主權，但迴避了台灣歸屬問題，使其在國際法上未被明確劃歸任何國家。

另一方面，亦有論者援引戰時同盟國的文件，主張台灣歸屬中華民國具有法理依據，認為1943年《開羅宣言》及1945年《波茨坦公告》等文件中已表明將台灣交還中華民國的意向，國府據此接管台灣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礎。

## 基本資料

- 頭銜：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
- 尺寸：320
- 日期：1949年12月7日、（前）
- 地點：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市
- 別名：政府遷臺、國府遷臺、大撤退
- 參與者：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