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商團事變

廣州商團事變（廣東革命政府稱平定廣州商團叛亂、商團暴亂，廣州商團稱廣州屠城事件、西關屠城血案或西關慘案，當時英文世界亦稱為「廣州商團起義」、「廣州焚城」（Burning of Canton）、「廣州大屠殺」或「廣州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其中因扣留商團軍械而引發的爭議、請願與罷市風潮又被時人稱為廣東扣械潮）是1924年10月一場於廣州爆發的武裝衝突。衝突雙方分別是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支持的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廣州革命政府），以及廣州及周邊珠三角商鎮的商團軍。衝突及其中的大火最終造成上千人死亡，及大量的房屋與財產損失。此外，在事變前後，衝突也外溢到省城廣州以外的九江、東莞、清遠、南海等商埠。

事件由廣州商團從歐洲購買的一批軍械被廣州革命政府扣留而起，此後雙方經過多次談判、罷市，最終以全面衝突為結局。期間還發生廣州革命政府與沙面島各國領事團之間的相關外交爭議。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廣州革命政府將事件定性為英帝國主義外國勢力操縱與支援，同時受到東江陳炯明粵軍與北方吳佩孚直系支持的叛亂事件。孫文、蘇聯和共產國際亦將廣州商團定性爲「法西斯」組織。而商團方及其支持者則指事件是廣州革命政府實行「共產」、「壓迫商民」的「屠城」事件。

## 背景

清末民初，廣州西關是廣州乃至廣東最重要的商業區之一，被稱為「廣州的華爾街」。「商團」制度最早見於上海公共租界，仿效歐美模式，由商民組織武裝自衛。廣州商團的形成始於清末民初，因戰亂頻仍、匪盜猖獗，地方民眾自組武裝以保護生命財產。廣東辛亥革命後，1912年廣州商人為自衛成立廣州商團，並以其財力支墊經費、購置槍械，使商團在龍濟光北洋軍、桂系陸榮廷莫榮新等輪番統治期間，維持廣州商業與治安。珠三角各商埠也相繼成立商團，數量逾百，參與商人、團員達數萬人。由於珠三角工商業發達，廣州商人擁有雄厚財力，因此不論清末官員、革命黨或軍閥，執政廣東時都希望取得商界支持，並常接見商團代表、徵詢意見。商團領袖因此聲望日隆，對地方政治影響甚大；當政策損害商界利益時，商人亦會透過罷市等方式施壓政府。1917年後，商團進一步武裝與制度化，1919年仿照西式代議政治改組，設評議會與分團，並逐步擴編。至1924年商團人數已達約1.3萬。商團在多次政權更迭中大致保持中立，因維持治安、保障商人利益而獲部分民眾支持，其內部章程、選舉與財務亦強調「民治」與代議程序。

- 時任商團總團長陳廉伯
- 時任商團副團長鄧介石
- 時任商團副團長陳恭綬
- 時任商團參事長李頌韶

政治局勢方面，1920年第一次粵桂戰爭後，粵軍逐桂軍，開啟「粵人治粵」，陳炯明邀孫文返粵，但二人因「聯省自治」與北伐路線產生分歧，終於1922年「六一六事變」決裂。1923年，忠孫勢力聯合滇桂軍擊敗陳炯明，控制廣州。然而滇桂軍入粵後私設關卡、抽稅勒索，甚至截留地方稅收，導致商民對客軍與政府怨憤日深，孫文亦屢難節制。1924年6月，孫依靠蘇聯援助創辦黃埔軍校，逐步建立嫡系。

1923年後，蘇聯顧問鮑羅廷到廣州，第一次國共合作展開，國民黨一大宣言批判了「商人政府」「聯省自治」等思潮，加深商界對革命政府與蘇聯影響的疑懼。與此同時，廣州面臨沉重財政壓力：孫政府加稅抽捐、客軍橫徵、幫會勒索並存。1923至1924年間，廣州商人屢次罷市抗稅且多迫使政府讓步，因而更認為只要擴充力量即可迫使政府屈服。

1924年5月，市政廳推行「統一馬路業權」等措施以增稅，引發商界強烈反彈並醞釀全城罷市。商團遂聯絡全市及各縣商團與民團，決議成立省級聯防總機構，並討論添購軍火、建立醫院與製彈等擴編方案，甚至提議動用善產充作經費。其章程僅向商團代表大會負責，運作形式近似一個不受政府節制的「準軍政中心」，引起當局高度警覺。另一方面，孫文亦曾試圖拉攏商團加入中國國民黨但遭拒，授旗儀式上的旗幟爭議更使雙方裂痕加深。商團希望堅持此前廣州歷次政局變動時嚴守中立的傳統，奉行「不黨主義」，並以此與推行國民革命的廣東國民政府形成矛盾。

中山大學學者邱捷認為，商團在與政府衝突時屬弱勢，但其與工界積怨甚深，工人多要求政府對其採取強硬政策。商團聯防的推進，最終導向商團事變的爆發。

## 事件經過

### 商團扣械事件與罷市

當5月各商民團集中於廣州時，曾以100萬元向南利（丹麥）商行訂購步槍4800餘枝，另配子彈200餘萬顆，又短槍4800餘枝，合共1300餘箱。並向大本營軍政部領取到入口護照（許可證）。八月中旬，丹麥（另一說為挪威籍）商船「哈佛號」將這批軍火抵達廣州。

商團團長陳廉伯此前曾向軍政府申領槍照，而且已批出。但孫文政府發現其槍械比其更精良，故取消其批文，並認定槍械數量及到達日期皆有不符。第一，陳廉伯8月4日提出申請時，聲明購買軍火在「發照後始行簽約，准三個月由歐起運」，「四十日後運到」，其實陳廉伯早在1923年12月就已和賣家簽約，因此發照後僅僅6天，軍火就運到了廣州。其次，陳廉伯申請時，稱所買的是「英制八二口徑廢槍」，實際運來的是「德制七六三口徑」槍枝。第三，陳廉伯申請了5000支槍的護照，運來的槍械卻有9000餘杆，其中有機關槍40挺，子彈300餘萬發。如此巨量的槍枝，已經遠遠超出了自衛的需要。孫中山懷疑他們同吳佩孚、陳炯明有聯絡。8月9日，孫中山派蔣介石處理運械事件。8月10日，蔣介石率領江固艦登上運輸軍械的哈佛號，扣留了軍火。

8月12日，廣州商團派人赴軍政府交涉未果，遂準備總罷市。商團召開商團總部會議，指控政府扣械為「非法」，聲稱「以保存其自衛」的權利對付政府，以致公開貼出對聯：「聯團為自治機關，拯眾生於水深火熱，責無旁貸; 武裝即和平保障，舉全粵之妖風毒霧，一掃而空。」

13日，商團宣佈成立聯防總部，並發動團軍數千人到省政府請願，要求歸還軍械。14日，孫中山同商團代表會面，表示「經政府查明之後，如果知道你們不是利用這些槍來攻打政府，政府一定把槍交還你們;但如果知道你們利用這些槍來攻打政府，那麼政府為自衛計，便不能把槍交還你們」，會面無果而終。

14日，廣東省政府懷疑陳廉伯謀叛，通緝前往香港的陳廉伯。18日，廣州軍政府下令哈佛號除了軍械外，其他貨物和船隻允許發還，並決定釋放哈佛號，陳炯明、陳廉伯遂在香港發動輿論戰，並派人往洛陽聯絡吳佩孚。22日，廣州商團聯防總部在佛山等地發動罷市，並與軍方發生衝突。23日，廣州軍政府將所扣之軍火充公。商團遂罷市。罷市期間，由吳鐵城主導的公安局派出警員和警衛軍，「手執白旗，上書「廣東警衛軍保護開市」，並沿途派員按店勸告」，分發吳鐵城勸告開市布告。公安局派出鐵甲車及員警，警衛軍維持秩序。為保證糧食供應、廣州市公安局亦執行省署命令，保護米埠米行，禁止米糧偷運出口。

扣械發生後，8月12日、15日，二千名商團赴大元帥府請願還械，以罷市為威脅，並以「中華民國政治定國軍」名義，宣布主張「不黨主義」而不承認「三民主義」，通電全省各縣商團罷市。孫隨即採強硬態度，指陳廉伯通敵（指陳炯明），「勾結吳佩孚」，「得英國暗中援助，陰謀推翻政府」，下令通緝陳廉伯與陳恭綬，並查封他們在廣州的財產住宅。孫宣言如果罷市，將以勞工取代鋪主復市。孫在致函商團的信中繼續稱，「此事關於民國存亡、革命成敗」，而陳廉伯有「極大陰謀」，試圖學習義大利法西斯黨的墨索里尼，發動類似的政變顛覆廣東革命政府，並稱法西斯即「資本家頑錮黨也」。此後中共領導人也開始稱呼商團為法西斯，有學者認為孫的言論反映了孫的反法西斯思想。

8月20日，商團宣布西關罷市戒嚴、晚上關閉街閘，陳廉伯避往香港，聯防移總機關於佛山。21日，陳恭綬號召全粵總罷工，佛山首先響應，22日商鋪一律關門。孫中山在一軍事會議上，決定「先打商團，後打陳軍」的策略，即席由豫，滇，湘，桂四客軍，各抽500人，攻打佛山。商團不願與政府武力衝突，退出佛山防線，實行罷市政策。當時的香港華字日報評論：

四鄉商團，以大罷市促政府還械，其心思之婉曲，步驟之安詳，手段之文明，實屬無可庇議。若在歐美民力發達之國，對此強暴政府，早已紛紛崛起革命軍，名目張膽，推翻執政，豈復取此紆迴忍諱手段？罷市風潮，一時蔓延於孫政府所控制下的各縣屬。期間，在廣州、佛山等地商團加緊進行宣傳，散發抨擊政府的傳單，也有人在西關一帶張貼反對孫文的標語，還有打倒胡漢民、廖仲愷、吳鐵城的小張標語，也有反對共產黨的標語。關楚璞和譚汝儉還撰寫對聯攻擊聯俄容共：「扣民械誣通外邦，為虎作倀胡參議；假三民行真共產，教猱升木鮑將軍」。8月24日，孫中山宣布廣州戒嚴，通緝陳廉伯。由8月22日至25日，南海、番禺、順德、台山、東莞、增城、新會、清遠、高要、曲江、陽江、羅定等20多個縣屬內的138處鄉鎮先後罷市，響應佛山聲援廣州商團。是時，廣州市商店，閉門關戶的，亦在十分之九以上。24日，廣州其他區域的商團仿效西關，宣布戒嚴，抗議孫政府對佛山的進攻。孫文則派出軍隊進入市區，扼守要道。總參議胡漢民提出一個解決方法：長短槍共9600餘枝，商團每支槍再繳交60元，共57.8萬，大本營即會重新辦理許可證，發還扣械。商團拒絕接受，認為這是出爾反爾的勒索行為。26晚，廣州總商會，商聯會，九善堂等社團舉代表七人，赴大本營謁見孫中山，進行調停。孫繼續指斥陳廉伯勾結粵軍、北洋政府與英國帝國主義，他對代表們說：目下槍械一枝都不能發還，須即日開市，始有商量之餘地。若果明日（二十七日）仍不復業，我當派遣大隊軍隊，拆毀西關街閘，強制商店開市，如有一坭一石傷及軍隊，我即開炮轟西關，使之變為泥粉。所可憐者，無知商民同受波累耳。

期間，滇軍將領范石生，廖行超出任調停，與商會、善堂上述七名代表雙方商定：（一）孫政府方面，滇軍說服孫取消陳廉伯通緝令，發還被封財產，發還哈佛號被扣軍械，撤退市內駐軍；（二）商團方面，商會代表說服全省當日復市，「商團聯防總部」改組章程，於七日內送交政府批准里立案，陳廉伯通電悔罪，並報效政府五十萬元。各埠遂於29日先後復市。8月31日，孫中山赴黃埔與蔣介石商討團械問題，限定商團改組才能發還被扣槍械。是日，虎門，太平等市場復業。

### 中共組織工農運動武裝

8月24日，中共廣州地委發動和組織2萬餘人集會，聲討陳廉伯等人「罪不可追」，並發表通電「誓為政府之後盾」，要求革命政府切不可姑息養奸，主張以果斷措施解散商團，消除政府心腹之患。中共也要求將商團私運槍械悉數沒收，撥給組織工團軍、農團軍之用。隨後，廣州工代會議決定即行編練工團軍，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也組織農民自衛軍，配合政府軍。8月21日，彭湃等人組建的農團軍也正式成立。鮑羅廷指：「既然很多人害怕商團，那麽就讓工人農民的武裝去解決商團吧」。並且指出「粉碎叛亂者」需要「注意團結整個廣東人民」、「借鑒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經驗」。中共領導的廣東工團軍同時發表致孫中山的《工團之請願呈詞》，認為商團運武器到廣州，「忖其用心，叵測已極」，「迨事發洩，聯同逃匿，此其顯也。竊以殺人軍器私擅購入，當此軍事時期，嚴禁入品，律有明條，乃陳廉伯、陳恭綬等竟敢冒犯，難保無受他方運動，謀害粵人」，「自商團軍成立以來，其壓迫我工團、殘殺我工友之事，不知凡幾」，支持政府沒收的舉動。

對於中共的行動，商人則認為這是莫斯科「赤化」廣東的關鍵步驟，生死存亡之際唯有「起而自衛」。「報載共産黨徒，以商人若有槍自衛，則共産主義，無由實行，故力爭此械撥歸工團農團之信服共産黨者，以爲赤衛軍之用。由此可知軍械一案，非政府與商人之爭，實乃客軍與人民之爭，共産與反共産之爭。」「在商人以爲商團一日存在，即政府一日不能實行共産，於是群起以爲商團之助。」

鮑羅廷的主張與行為，遭到國民黨要人不同程度的懷疑。吳鐵城於晚年回憶：「鮑在廣州陰圖赤化中國，攫取國民黨的地位，這一陰險的用心，我們早已覷破了的」。而胡漢民則認爲「這事並非全無辦法，這種商團，當然應該解散，但不是鮑羅廷的那樣辦法」。胡並向孫中山抱怨：「鮑羅廷教共産黨亂發傳單，一定要引得廣州市民都怕起來，教廣州的市面通通陷入恐怖之中。鮑羅廷是存心只管破壞國民黨的事。」

曾爲中共黨員的周佛海回憶鮑羅廷「告訴我們的策略，最重要的就是把國民黨分做左、右兩派。他把當時的中央黨部當作左派的機關，把廣州市黨部當做右派的機關，使這兩級黨部暗中互相排擠」，從而使中共獲取主動。鮑認爲國民黨左派是未來「黨的核心」，「需要把它集合起來」，國民黨左派和右派「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黨只會從這種分裂中得到好處」，要「分裂國民黨，清除它的右翼腐敗分子」。鮑羅廷則在事後對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中認爲：「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是一種難以想像的復雜的陰謀勾當」，「需要玩弄權術」，從而「迫使中國人違背他們的意志沿著國民革命運動發展的正確道路前進」。

### 鄒競先之死

鄒競先，南海金溪鄉人，曾服役於梧州商團軍。商團事變期間為永漢路正昌紙店股東兼經理，商團第九分團中隊長，已婚無子。據商團方的說法，扣械案之後鄒「憤當道強橫無理」，因此即使政府限制，也常常四處發放「商團辯白之文件」，遇「無論識與不識之人、鄒必爲之解釋」，並且常常撕毀街上抨擊商團的文告、傳單。

8月28日，鄒出美利權咖啡店後，被廣州市公安局第一區警察林日雨、王勵等在所轄永漢北路捕獲、區署長即將其解送公安局。公安局指其身上搜出孫中山大元帥府、市內各政府機關以及軍隊駐紮位置，政府駐兵人數和長官姓名手冊一本，其攜帶的傳單則號召廣東所有商團武裝與政府對抗，「又在其鞋底搜出陳廉伯告商團團友傳單一紙，勸商團抵抗政府」。由廣州警備司令、公安局長吳鐵城親訊。鄒在審訊時則發表政府「強奪我商團軍械、箝制輿論」，「人民犯罪、國家尙公設律師、替人辯護、豈有壓迫一方、不許講話之理」、「我是正當商人、出任商團隊長、與流氓不同」，「我為三千萬人民而死，無怨無悔。今日殺不了你，死後我必化作厲鬼報復」等語，並且指「軍隊駐我地，我理應調查，問心無愧」。

隨後吳鐵城電告廖仲愷，廖仲愷認為鄒「在戒嚴區域內調查軍隊駐址及駐軍人數，顯系逆黨受人運動，希圖擾亂，實屬罪無可赦」。期間廣州商團也策劃派武裝和巡邏車，在惠愛中路、西路、維新路北以 「巡查」為名，準備於看到維新路公安局押出鄒竟先時，即截車「搶犯」。廖仲愷於是令吳對鄒當晚立即秘密槍決，使商團的計劃落空。

鄒死時23歲，留下遺書，謂「為地方犧牲，死得其所……望兄弟奮起殺敵，告團友繼續前行，勿喪志氣」。事後商團視鄒競先為「因公殉難第一人」，與以隆重紀念，輓聯「眞桀紂不殺商士、假湯武竟害乃公」等，並以每位團員捐款1元，交總公所轉給鄒氏家屬作為撫恤金。鄧介石則在會上稱「鄒竟先為國而死，為商人利益而死，設使商人屈服，獻械傾家，亦不能滿足孫文野心，為著阻止實行共產，商人如不猛省，以後無立足生存之地，亡團即亡家亡省」，並有人提議「鄒君就義地點、建立紀念牌」「建銅像或石像」

### 國際領事團的警告與「不許干涉中國」運動

孫中山於8月26日向廣州社團代表提出炮轟西關的威嚇後，28日即飭令永豐艦升火準備行動。同日，派陳友仁面告法國領事，說政府將以大炮清除商團在西關設立的街閘，沙面租界對著廣州市的一面，可能會得到流彈的危險。由於西關是廣州市最富裕，人口最繁密的商業住宅區（樓下鋪面，樓上住宅），而現在沙面也有受波及的危險，因此引起了外交風波。英，美，日，法總領事集議，以口頭警告孫政府。由當時任首席領事（Senior Consul）、領事團主席的日本總領事天羽英二傳達三條警告。27日，英國駐廣州領事致函廣州軍政府，提出警告，表示已經接到香港海軍總司令函，若廣州當局鎮壓商團，英國方面將軍事干預。日領事於同日晚11時，找到省長廖仲愷，廖對領事團的口頭警告，表示謝意，並說滇軍將領范，廖的調停已經成功，商人已答應明天（29日）復市。

8月29日，英國代理總領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再致函傅秉常，並將日領事三點口頭的警告寫在函上：（一）如果有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受到損害，孫政府應負全責；（二）抗議向無防衛的都市開火的野蠻舉動；（三）如果有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受到損害，領事團將可取自由行動。翟比南在函末說：「我現接到高級英國海軍軍官的通告，說他已奉香港海軍少將的命令，假如中國當局對城市開炮，所有（在廣州）可用的英國艦隊，將立即採取行動」。翟比南這封信，又引發了一場外交上風波。廣州政府指此為商團勾結英國的證據。

9月1日，孫中山發表《為商團事件對外宣言》、《致英國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電》，指責英國干涉，指「中國反革命黨」屢得英國「歷來政府之外交的及經濟的援助」，認為英國領事的通牒「主旨乃傾滅本政府」，並且再次指責商團是「法西斯蒂黨之團體」。在9月7日庚款簽約（1901年）的紀念日，廣東革命政府展開大規模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孫亦發表評論，認為庚子條約是中國重大國恥，「義和團事件」來自於「帝國主義的逼迫」。由於庚子條約對列強當時在遠東的利益尤為重要，因此英美輿論認為孫正在傾向布爾什維克主義。美國領事評論，認為孫中山現在無疑與蘇俄政府採取了一致的行動（working in close accord）。9月4日，孫中山繼續表示：「自廣州滙豐銀行買辦（指陳廉伯）公開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種反國民運動，必有英國帝國主義做後盾……本政府否認有炮擊無防衛都市的殘暴舉動，因為在廣州市中，本政府須用武力鎮壓的地方，只有陳廉伯的叛黨作為根據地的西關一隅之地」。10日，孫中山再致電英國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提出抗議。

扣械案一發生鮑羅廷就向莫斯科作了匯報，共産國際也認爲它是進行反帝宣傳和加強孫中山與西方對立的更好機會。9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表宣言，譴責英國首相麥克唐納工黨政府、法國總理赫里歐激進黨政府計劃對華南進行武裝干涉，旨在推翻國民黨政府，破壞「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支持「封建反革命」，共同壓迫中國勞動群眾。宣言稱陳廉伯為「叛亂領袖」、「匯豐銀行的代理人」，服務於英國航運利益。

9月11日，俄共（布）政治局會議重新審議了「孫逸仙問題」及「對中國武裝干預」兩份專題報告，指示契切林就中國事務發表聲明，並通過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提議，向中國提供2.5萬盧布的援助。當時，北方直奉戰爭、江浙戰爭爆發。西方國家為了保護僑民與通商利益，向長江華北等地增兵，同時主張劃上海為中立區，亦被共產國際與中共視為「列強武裝干涉中國」的一部分。蘇聯組織了「滾出中國!」援助會，反對「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中國。於是「『從中國收回手去』的呼聲，全俄皆是」。《消息報》則強調：「英美法日資産階級對孫中山革命民主政權的進攻，意味著一場新的全球性戰爭」。東方勞動者共産主義大學和西方少數民族共產主義大學舉行遊行，聲援廣州政府。

當時正率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李大釗接受採訪，認為曹錕和吳佩孚為首的直系受「英、美帝國主義」支持，張作霖與段祺瑞受「日本帝國主義者」支持。而「英國資本家和直系軍閥」支持「反動的陳炯明將軍」、「滙豐銀行買辦中國商人陳廉伯」「人稱「紙老虎」的法西斯隊伍」，反對「在華南掌權的是孫中山的革命政府」，目的是「外國帝國主義想讓中國大亂，擴大內戰並動搖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生活…有利於他們侵略和奴役中國」、「如果南方政府不尋求工農的支持，敵人可能不費什麼氣力就把它推翻」、「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向工農群眾說明內戰的原因和意義。中國共產黨在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進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鬥爭的同時，還將組織群眾進行階級的和民族的鬥爭」。

9月22日，聲援大會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大會主席團由共產國際主席拉狄克、英國共產黨馬克·曼奴斯、法國共產黨特來恩、日本共產黨片山潛及莫斯科工人代表組成。李大釗也參加並發表演講，指「中國問題並不單純是民族問題，是一個國際問題。沒有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中國的民族運動就無法發展」。拉狄克則在會中表示：「中國國民之奮鬥，與世界人類之命運有極大關係，非區區民族獨立問題。中國革命若勝利，吾人即可得四萬萬之同志，故促世界工人援助中國，乃吾人歷史之天責。」共產國際同時發表《告歐美工人及全世界被壓迫民眾書》，認為帝國主義利用廣州商團顛覆廣州革命政府，號召「各國工人支援廣州政府的鬥爭，支持孫中山鎮壓商團叛亂」。此外，英、法、美共産黨代表亦致電廣州：「將盡全力向勞動群衆揭破麥克唐納、赫裏歐、柯立芝之惡行，及鏟除其陰謀」。孫文在得知歐洲各國共產黨發起「不許干涉中國」運動狀況之後，亦稱讚「在自由的俄國，發出了「不許干涉中國」的呼籲。從莫斯科傳出的口號……傳遍了五湖四海，得到每一個勞動者的響應……這種同情比槍炮更加可靠。我們知道，蘇聯從不站在非正義一邊，如果蘇聯支持我們，那就意味著我們掌握著真理。真理必勝，正義一定壓倒強權」。

當時，蘇聯剛剛鎮壓喬治亞左翼社會民主黨的反蘇八月起義，英國麥克唐納政府在國際聯盟上試圖動員譴責蘇聯，共產國際通過其歐洲支部發動「不許干涉蘇聯」的運動，把矛頭指向英國和國際聯盟，廣州政府和國民黨也就此對蘇聯表示支持。9月24日，孫文以廣州政府元帥身份致電日內瓦國際聯盟會議主席莫達（Matta），提及孫在9月1日因廣州商團事件致麥克唐納的抗議電，反對麥克唐納在國聯提出「喬治亞是獨立的」的問題，指責麥克唐納先生在國際聯盟大會近幾次會議上「有關喬治亞獨立、國際和平及正義等的言論」，認為「採取帝國主義干涉的行徑和支持反革命活動，其矛頭所向乃是以建立強大獨立的中國為宗旨的國民解放運動」。孫文又指責麥克唐納政府「支持了廣州的叛亂分子和反動分子（廣州商團）之後，就扮演了一個嗅到高加索石油香味的「誠實掮客」的角色，以這樣的身份到喬治亞去充當反革命的冠軍了」。該電文也獲得蘇聯《消息報》、《真理報》全文譯載。中國國民黨也通過黨報上海《民國日報》發表了〈喬治亞變亂紀詳〉，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干預蘇聯，為紅軍鎮壓八月起義，「匪徒立即潰散」表示慶幸。

9月29日，部分報刊分析英國方面敵視孫中山的原因，稱：「自孫中山發表對英宣言後，香港輿論對廣州政府，抨擊甚力。國民黨首領，尤受英報毀謗。……在此半殖民地中，乃有煽動者如孫中山其人，實有加以壓迫之必要。……中國將來若革命成功，必竭力打倒英人在印之專制政治。中山為實行革命以實現真正民國之人，故英國視為危險人物。」美國學者韋慕庭指出英國並沒有直接介入商團事變。根據當時的外交電文，英國外交大臣對英駐穗總領事及駐港海軍少將警告孫中山的行為頗不以為然。9月12日，倫敦外交大臣致北京英公使密電，顯露出當年英國外交上對華所采的態度。電文中說：

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翟比南）所舉，極為不當。他不應以書面通知，而應以別種方法，非正式的使孫中山可毫無疑問的知道炮轟廣州市的嚴重後果。如果您同意，您可以用這理由譴責他（翟比南）…駐香港的海軍少將發出有關英國單獨行動之命令，似更應受責。我擬向海軍部建議，對海軍軍官引發有政治後果，而常擅自為是的事，應予以制止。您贊成否？

遷移到粵東的廣東省議會隨後也正式致電國際聯盟，控告孫「歪曲事實」、是「擾亂了和平和國際友好關係」的叛亂分子。廣東省議會亦認為英國駐廣州領事制止孫「砲擊不設防的廣州」，是「履行了人道主義義務」、「絕不應被視為干涉」。事後，英國外交部責成英國公使麻克類嚴厲申斥這位未得到授權便自作主張的總領事。麻克類在9月5日給外交部的信中特別提醒説這將給布爾什維克分子提供「一個進行猛烈反英宣傳的良機」。學者張俊義則指出有些英國商人介入購械，但無論英國還是香港政府都沒有策動或引誘商團與孫中山的廣州政府對抗。北洋政府一直關注事態的進展，從北洋政府總統府軍事處致吳佩孚等人的電稿看，直系軍閥並沒有唆使商團反抗廣州軍政府。

### 國民黨北伐開始與衝突的緩和、反覆

因九月初旬，江浙戰爭爆發，直奉戰事迫切，而此前，孫與奉系、皖系訂立「三角反直同盟」，遂決定出兵北伐進攻直系。9月4日，孫中山離開廣州赴韶關北伐大本營，廣州設留守府，派胡漢民代理大元帥兼廣東省長。18日，國民黨發表北伐宣言，稱「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

9月10日，孫文發布告《廣東人民書》，承認廣州政府及其軍隊對官商「隔膜」負有責任。孫亦認為，商團與政府的矛盾原因在於「廣東與革命關係最深，其革命擔負亦最重」、「然轉輸供億，苦我廣東父老昆弟至矣」、「夫革命為全國人民之責任，而廣東人民所負擔為獨多，此已足致廣東人民之不平矣」，因此「革命政府為存在計，不得不以強力取資於人民」。孫同時宣布其政府三條「改絃更張」的措施：

（一）在最短時期內悉調各軍，實行北伐。（二）以廣東付之廣東人民，實行自治，廣州市政廳尅日改組，市長付之民選，以為全省自治之先導。（三）現在一切苛雜捐稅悉數蠲除，由民選官吏另訂稅則。

此外孫還決定與東江「議和」，擬將廣東交給陳炯明以換取他對北伐的支持：「余為順應大局之趨勢，即向陳炯明讓一步亦無妨，寧放棄廣東以向中原而躍進」。9月13日，廣州軍政府發表討伐陳炯明、曹錕、吳佩孚的通令。在廣州設留守府，以李福林為廣州市長。

9月15日，按之前滇軍調定的要求，陳廉伯、陳恭受等發表通電，否認利用廣州商團軍圖謀推翻政府，表示擁護孫、服從廣州革命政府。胡漢民取消對陳廉伯、陳恭受的通緝令。9月16日，陳廉伯已通電表示服從政府，指「竊維廣州革命政府為中華民國安危存亡所系，廉伯誓當竭誠擁護，以盡國民之天職。我大元帥寬仁為懷，諒蒙矜恕」，廣東省政府遂取消對其的通緝令。9月20日，韶關舉行北伐誓師典禮，分兩路進軍湖南、江西。孫計劃將部隊全部帶往北伐。公安局長吳鐵城離職，率領警衛軍跟隨孫到韶關北伐。其職位由李朗如繼任，李朗如是大成藥業陳李濟的股東，因此與商界關係較好。

10月1日，廣州軍政府公佈扣械請領辦法，要求各商團分別請領，但商團要求政府將扣械送至商團總所，雙方爭執不下。汪精衛、胡漢民等反對孫文武力解決商團的主張，10月3日，主張嚴辦商團的廖仲愷辭職，胡漢民再次被任命為省長。4日，孫在韶關授權胡漢民處理扣械問題。同日，廣東各商團代表在佛山集議，準備罷市。10月9日，孫科宣布下台。新任代理廣州市長李福林轉變態度，李福林取得商團同意，經孫核准，發還部分被扣軍火給商團，商團納款二十萬，又允許政府抽一次特別捐，其數目相當於廣州全市一個月的房屋租金，中止罷市計劃。事態稍有平息。孫於是日下午電令蔣介石將扣械移交李福林。

10月4日，廣東商團認為一個多月來，調解無著，政府反覆無常，不可以信。商團以尚未領回被扣槍械為由，聯絡廣州等188個商埠縣鎮在佛山開會，決定準備以「直捷手段」，發動笫二次罷市，停止納稅，並再次前往廣州向政府表示抗議。廣東商業聯合會通電海外，呼籲華僑反對孫。9日，商團發出了總罷市的通牒。商團亦決定於10月10日國慶日起，再行第二次全粵總罷市，並宣布解決根本問題的新計劃如下：

（一）廣州六代表誤商團，誤大會，應將其代表取消，將爭械之權交還代表大會，堂堂正正與政府對抗。

（二）爭械僅為一部份，一時間，不值全省大犧牲，應進而解決粵局，向政府要求以下六點：（1）將孫文入粵以來所設立的苛捐雜稅，一律取消，並裁撤其機關，永不得復抽；（2）將年來孫政府強行投變之官產，市產，民產，廟堂一律發還；（3）將年來孫政府扣留變賣之大小商船，一律發還；（4）將商團槍械全部發還，不得少見一槍一彈；（5）恢復全省人民自治機關；（6）將捕殺鄒競先之警察及區長槍斃，而厚恤鄒氏遺族。以上六點，須政府全部允答實行，商團始為滿意。

（三）此次仍以全省總罷市為利器具，先罷市，後要求，以免中孫政府緩兵之計。又罷市日期定十月十日，由代表大會通令全省一齊實行，不得彼此先後，自亂步驟。至政府完全將要求接納後，仍須由代表大會議決開市日期，通令各屬恢復原狀。違者由大會宣布其罪狀，視為公敵。

（四）如孫政府堅不允商團要求，則作長期罷市，以至孫氏下台為止。

（五）在風潮內，一切費用如罷市運動，團軍移調，及團軍作戰等，均由每團戶捐五十元一次支給。統由代表大會保管開銷。

### 商團與粵軍的暗聯

9月5日，段祺瑞之代表許世英抵達香港，與陳炯明接洽。9月29日，「報載，陳炯明軍因得商團贊助，已大舉向廣州進攻。共分為三路：第一路林虎，由河源趨增城；第二路葉舉，由平山，博羅向石龍；第三路熊略、練演雄等，由淡水趨平湖。近來東江孫軍多調往他處，廣州及北江各處防務非常單薄，連日已節節敗退。並聞孫軍擬中左兩路以橫瀝為第一防線，茶山為第二防線，石灘為第三防線，路則以口果為第一防線，增城為第二防線，石灘為第三防線。」兩日後，陳炯明致電粵中各將領，促令迅速勘定粵局。經各將領協商結果，決定分東、南、北三路進攻。東路由林虎出兵石龍，直搗廣州；南路由洪兆麟出兵潮汕，牽制聯軍左側；北路由楊池生、楊如軒會同方本仁夾攻韶關。

10月7日，《益世報》載英文導報消息，謂：「陳炯明現與商團軍實行聯絡」，「極力驅逐孫中山及其所部離粵」。又據日人方面消息稱，陳炯明代表劉某與商團總司令陳廉伯在香港商會議定：「(一)商團軍助陳部，反攻廣州；(二)克復廣州後，由商會籌款三百萬，資助陳軍，驅逐客軍；(三)陳炯明須負交還商團軍械之全責；(四)廣東全省善後事項，由商團陳軍兩方，各派委員四人或八人，協商處理；(五)厲行自治；(六)實行清鄉，收編粵籍民軍雲。」

### 廣州以外商團軍與政府軍的衝突

在此期間，廣州以外縣鎮的商團軍與政府軍間亦又發生了兩件嚴重的衝突事件。第一件發生於南海縣屬的九江鎮，滇軍楊希閔所部因勒索稅捐及「開拔費」不遂，與當地土匪聯合進擊民團。

第二件發生於東莞縣城，東莞商團於8月27日起響應罷市。駐防軍團長羅星樞干涉，但商會認為罷市是商民自願承擔損失，因此未理會羅的警告。8月28日，政府軍指厚街富商、「竹溪商民聯團」創辦者王君晃通敵，與其會面後槍殺王。東莞商鄉團被激怒，群起攻擊政府軍。8月31日，政府軍嚴兆豐率200餘人從石龍抵達東莞，稱奉孫中山命令，要求9月1日上午9時前全面開市，否則以軍法處置。當日中午，東莞商會開會討論，準備派代表與嚴兆豐談判時。而城郊爆發衝突，難民攜家帶口逃離。

此後東莞城郊各鄉團集結。在十二坊等地，政府軍與商鄉團激戰3小時。9月1日上午，鄉團援軍達8500人，包圍東莞城。城內政府軍因人數不足不敢出戰，揚言若逼迫過急，將燒毀全城及十二坊，與鄉團同歸於盡。政府軍指責東莞商團投靠陳炯明，襲擊駐扎在當地的桂軍劉震寰部。

東莞縣長楊森在德國牧師繆嘉禮保護下出城調停，商團堅持要求撤軍並懲兇。最終，政府軍與東莞商鄉團達成和約，要求包括「軍隊出入城門須解除武裝；新來駐軍立即撤回，不得增兵；衝突為誤會，日後不得報復商團；十二坊由商團保護，不得駐軍」等多項條件。此後香港東莞僑團代表拜見孫中山，孫則指要派豫軍到東莞平亂。東莞代表則指「若與全體人民開戰，政府將無立足之地」。經調解，孫同意不調豫軍。香港東莞商會召開會議，致電廣州當局要求撤軍懲兇，並向上海、北京及海外匯款賑災。

- 城外東門市
- 城北門外
- 城西門外水頭街前西門市

### 蘇聯軍艦的到來

9月12日，孫中山正式致函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請求援助，並宣稱「中國與世界帝國主義公開鬥爭的時刻已經到來」。鮑羅廷一到廣州便發現，提供武器的承諾是消除他與孫中山之間障礙的最有效手段。

10月6日，蘇聯駐廣州領事館舉行升旗儀式（按：中蘇於同年復交）。當天上午，黃埔軍校的軍樂隊在蘇聯領事館前奏蘇聯國歌。領事館的蘇聯工作人員和黃埔軍校學生等參與升旗，蘇聯駐廣州領事紀爾高（又譯琦爾谷）發表演說，表示今日這事 「尤可慶幸」，「俄國革命為有主義之奮鬥，對中國民族持有同情，故首與中國締結絕對平等之約章。」廣東省長胡漢民代表廣東政府及國民黨致詞，指「在主義上，蘇俄與國民黨相一致」。外交部長伍朝樞表示「革命政府雖不承認蘇俄與代表軍閥之北京政府所締結之協定，然承認以此協定蘇俄所表示對於中國之深摯友誼」。國民黨工人部長廖仲愷、中共工人代表施卜等都在會上宣講中俄國民當努力共同奮鬥，共同「對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做堅決鬥爭。

蘇聯於10月7日依照1923年初《孫文越飛宣言》允諾援助，將第一批武器彈藥終於送達廣州。為避開英國皇家海軍的海上檢查，蘇聯精心策劃了「沃羅夫斯基號」軍艦的遠航路線，從波羅的海繞行至遠東海參崴，再秘密駛向廣州。該艦於1924年7月12日啟航，搭載8,000支步槍、100挺機槍、2,000萬發子彈、24門山炮、50門擲彈筒及價值10萬盧布的黃金，由18名蘇聯保密人員嚴密看守，同時隨船抵達的還有一批蘇聯顧問。10月6日，軍艦在香港加煤時接到莫斯科密電，隨即改變原定航線，駛入珠江直抵黃埔島。10月8日晚抵達後，黃埔軍校全校師生動員，耗時一天卸載軍火。這些物資及蘇聯派出的軍事顧問，顯著增強黃埔軍實力，令原本情況大為轉變。

部分艦艇船員軍官在卸貨後，在艦長馬克西莫夫率領下，受孫中山邀請乘車赴韶關參加「雙十節」聯歡。10月9日上午，孫先生在韶關飛機場參與「在韶各軍慶祝武昌起義13周年暨北伐軍閱兵典禮」檢閱部隊，受閱部隊有黃埔軍校第1期第1隊全體學員及蘇聯艦艇官兵、吳鐵城警衛軍3個步兵連，還有赴韶關參加北伐的樊鍾秀的建國豫軍一部分，約有2000餘人。在對蘇聯官兵講話時表示：「今天是中國革命最令人興奮的一天，也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中國民眾將永遠不會忘記『沃羅夫斯基』號的功勞。」同日孫中山致函蔣介石，強調「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

蘇方顧問切列潘諾夫認為，該艦停泊是「我國堅決支持孫中山政府的一次政治大示威」，並稱「俄國武器及時趕來救援，鮑羅廷準確估計複雜形勢，最終組織贏得了勝利」。後來蔣介石著作《蘇俄在中國》也指：「國父在廣州建立革命政府，其根基未臻穩定期間，就有香港銀行的買辦陳廉伯，籌集大量武器和金錢，接濟廣州反動商團，企圖叛亂，來顛覆我們革命基地，蘇俄乃自動提議願以無代價的供給我們軍械。後來反動商團實行武裝叛亂時，蘇俄武器亦正在這個時候運到了廣州」。

### 廣州革命政府內部對北伐或留守廣州的爭論

此時孫認為「武力解決」遭到廣州政府內部除蔣介石和廖仲愷之外的絶大多數軍政要人的扺制。孫亦預測時局危急，有捨棄廣州並要黃埔軍校師生北遷韶關之意圖，於是密電蔣率全部學生軍離開黃埔，若商團再發生罷市和反叛行為，應將收繳的商團槍彈與蘇聯軍火一同運到韶關，參加北伐或訓練衛隊之用，「決不瓜分各軍」，「然我來韶之始，便有寧棄廣州為破釜沉舟之北伐。今兄已覺廣州有如此危急，望即捨去黃埔一孤島，將所有槍彈並學生一齊速來韶關，為北伐之孤注。此事電到即行，切勿留戀。蓋我必不回救廣州也。當機立斷，切勿遲疑」，「無款亦出，決不回顧廣州」，「陳賊來攻，我可放去，由爭食之軍自相殘殺可也」。

據任大本營參議田桓回憶孫中山當時曾表示：「我之來韶，目的在於北伐，為了破釜沉舟，放棄廣州亦在所不惜」，並主張以「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其兵員當向廣東之農團、工團（軍）並各省之堅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黃埔學生為骨幹，練兵場設在韶關」「請鮑（羅廷）顧問向各專門家代籌妥善，計劃及招致特種兵之人才為荷」。

在孫看來，留守廣州一方面要面臨「英國的壓迫」（孫認為「英艦所注意者，必大本營、永豐、黃埔三處，數十分鐘便可粉碎，吾人對彼絕無抵抗之力」），一方面又要面臨「東江敵人之反攻」（「如再有石牌之事發生，則鹿死誰手，殊難逆料」，「石牌之事」即1923年底粵軍反攻廣州至石牌一帶被擊退），加上「客軍專橫，造成種種犯孽」。因此孫認為廣州「不能一刻再居」，而北伐因為有奉系和浙江方面對直軍的打擊，能夠「此次一出」，「中原可為我有」，「百年治安大計，從此開始」。孫亦指示蔣，若無法立即將武器運往韶關，則次選方案是將武器分配給忠於革命、決心「起義殺賊」的部隊，需仔細甄選可靠部隊，集結後立下決死誓言，「必盡滅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維持革命之地盤」，若無此決心，則不惜艱難仍將武器運往韶關訓練衛隊。

而蔣覆電不同意放棄廣州，主張死守黃埔，並勸請孫回廣州平亂。「務望先生早日回省，是為今日之成敗最大關鍵也」。蔣認為堅守黃埔島更重要，而不是按照孫堅持北伐的計劃：「不久逆敵必來反攻韶關，各軍非準備南下，擊滅逆敵，斷難北伐.中正當死守長洲，盡我職務.尚請先生臨機立斷，勿再以北伐為可能，而致猶豫延誤」，直到後來晚年敗退到台灣，蔣仍然回憶起自己的抉擇，認為非常正確：

總理的意思，就是認定粵陳、滇楊、桂劉這夥軍閥，既然把廣州看成一塊肥肉，本黨就不如乾脆捨棄，使之爭食，總理即逕自帶著革命軍去北伐。但是我認為廣州和黃埔是革命的根據地，無黃埔，則革命軍必無立足之地，無廣州，則革命政府即無復保障，更無進攻退守迴旋自如之根據，所以廣州和黃埔斷斷不可放棄。我當時就報告 總理：「埔校危在旦夕，中正決死守孤島，必不能輕易放棄此一片乾淨土的革命根據重地，致吾黨永無立足之地」……這自然是 總理對我和對軍校的愛護，亦由於 總理精誠之所感動，以及我對革命責任之自覺，仍決心死守此一革命根據地的孤島。後來廣州叛亂之敉平，黃埔之成軍，北伐統一之局的奠定，實以此為其張本。中共對孫中山傾向於北伐而非留守廣州的決策亦持否定態度，認為其倉促且具有「孤注一擲」性質，不僅無法「通過北伐推翻軍閥及帝國主義」，對「反革命」做出讓步反而「削弱革命力量」，「加劇廣州局勢惡化」。中共認為北伐實際上只有警衛軍、湘軍、豫軍和朱培德部的直屬滇軍隨行，「缺乏真正革命軍」，難以具備「反帝反封建性質」。而孫被國民黨右派、中派包圍，「高估了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力量」，反而「助長了商團反革命勢力」，導致廣州局勢的變化。蔡和森則認為北伐是「以廣東還諸英國帝國主義的走狗陳炯明及買辦階級」的逃跑投降政策。鄧中夏則認為孫的正確決策應是在廣東與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商團「決一死戰」，並指責譚平山率領剛剛組建的工團軍、農團軍隨軍北伐「更是錯上加錯」和「荒謬」。

### 雙十西濠口交火事件

孫文答允將部分被扣押的武器歸還廣州商團後，定於在10月10日（即中華民國國慶日）廣州西濠口碼頭交卸。同日，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隊在廣州第一公園舉行聲討商團的集會，並發動遊行。當天，廣州商團軍與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團軍在交貨地點爆發槍戰，造成多人傷亡，是為廣州工商團衝突（中國共產黨稱為雙十慘案）。在交火中，革命政府當局李福林的部隊和商團站在一邊，攻擊共產黨的工團軍，又逮捕多人。

對於此次交火衝突的起因、經過與責任，雙方說法存在衝突，各執一詞。衝突事件最終導致雙方衝突升級，並最終引發進一步的大規模武裝衝突。

### 雙方備戰與部署

孫文認為商團在雙十衝突中的舉動是陳炯明進攻廣州的計劃，急電胡漢民，蔣介石，並指商團與粵軍勾結，「商人罷市與敵反攻同時並舉，是叛跡顯露，萬難再事姑息，生死關頭，惟有當機立斷。如果確有其事，則用幹部及其他學生協同福軍忠勇之士，臨門勸告，如有不從，即日將貨舖充公。此事當向西關最反對政府之店戶辦起，並請將能作衣服之貨物，先行運韶……陳賊與逆商本不足平，只要諸兄心決膽定，勿為物議所搖，則革命前途幸甚」。

雙十衝突發生後，中共廣東區委發表宣言，強烈要求嚴懲廣州商團。孫在韶關獲悉前日事件的消息後，令胡漢民「立即宣布戒嚴」，但亦認為「北伐重要，不能回省戡亂」。他指示蔣介石收束軍校，將扣械和蘇聯支援的武器運韶。而鮑羅廷立即指示蔣介石向孫中山請戰，並稱工團軍及學生「被商團擊斃數十人」。孫聞訊震怒，據侍衛李榮回憶，其憤怒程度「生平以此為最」。鮑羅廷在秘密報告中稱，此事件為主張鎮壓商團的一派「提供了絕妙的口實」。

在鮑的授意下，中共廣州地委當晚決定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鎮壓商團，並發動廣州及周邊工農學各界向政府請願，準備鎮壓行動。中共廣州地委、青年團廣東區委亦發表《為雙十節屠殺事告廣州市民》書，指出，「廣州市雙十節的大屠殺，誰也知道是廣州反革命的商團所為」，「英國帝國主義、買辦階級陳廉伯等洋貨商人陳炯明」等，「統都是這次屠殺的最有關係者」，告市民書號召廣大人民群眾團結起來，「解除商團武裝，實行國民革命，建立起工農兵學革命大同盟」，中共主張「立即以少數可靠的革命軍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團和軍閥下總攻擊，以決最後的死戰「，「不出兩途: 一是政府塌台，一是商團解散，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

鮑羅廷同時主張成立鎮壓商團的「革命委員會」，在他擬就的人選中，主張排除汪、胡。而孫開始完全接受該方案，在致函蔣介石時，認為胡漢民、汪精衛可以不加入革命委員會，因為「漢民已失此信仰」、「精衛本亦非俄派之革命」、「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同時孫也致函胡漢民，勸其對商團強硬「不可姑息」。後經蔣介石力爭，鮑接受「汪進胡出」的折中辦法。胡被剝奪「表決權」。鮑則被孫任命爲革命委員會顧問，遇孫缺席時「得有表決權」。10月11日，孫中山組織革命委員會，自任會長，特派蔣介石、汪精衛、廖仲愷、許崇智、陳友仁、譚平山6人為革命委員會全權委員。孫電飭胡漢民「立即宣布戒嚴，並將政府全權付託於革命委員會，對付此非常之變，由之便宜行事以戡亂」。孫於10月12日決定鎮壓商團，同時又決定不返回廣州，12日和13日，孫曾先後兩次電令胡漢民將政府全權移交革命委員會。

10月12日，陳廉伯赴港會見陳炯明部將洪兆膦，請求其從東江進攻廣州，並據傳向港督尋求支持。另外根據事後雪蘭莪華僑所説，香港華商總會在12日曾發出通電，為廣州商團向華僑募捐：

廣州商場再次罷市、反對孫逸仙不依政法、將商團義勇隊之軍械充公、兼之僱賃俄國兵船、助謀擴展波斯域之計劃、按前電已請海外華僑捐助

公安局長李朗如目擊這種情形，以局長和商人身份前往叫開木閘，並到親到總商會召集商人開會，要他們繳械。

黃埔軍校此時成為策劃鎮壓商團的大本營。鎮壓行動發動前夕，鮑、蔣二人頻頻致電遠在韶關行營的孫中山，促其返穗「震懾」。鮑「積極參與了策劃反對商團的各種計劃」，蘇聯顧問列密和切列潘諾夫也參與了計劃的制定。該計劃規定，各軍應於10月14日夜或15日凌晨向商團發動攻擊。在軍事計劃中，鮑羅廷將革命政府的軍隊分爲直轄與非直轄兩類，非直轄部隊即包括「軍閥」範石生、廖行超、許崇智所部，若其「不欲舉動」則由直轄部隊「舉事」。

當時，鮑羅廷和胡漢民在處理商團的方式上存有歧見，而且他們所依靠的力量也各不相同。據鮑於10月14日上午寫就的《關於革命委員會的報告》顯示：作為革命委員會的軍事委員長，蔣介石所領導的軍隊是鮑羅廷一派的直轄部隊，包括：「(1)黃埔學生軍；(2)飛機隊；(3)甲車隊；(4)吳鐵城憲兵學校的學生；(5)吳鐵城的警衛軍；(6)滇軍幹部學校的學生；(7)陳其美湖南幹部學校的學生；(8)工團軍；(9)農團軍；(10)兵工廠衛隊。」這些軍隊以黃埔學生軍和吳鐵城的警衛軍為主力，其中黃埔一期生499人，警衛軍一千五六百人，加上其他幾種(除卻工團軍和農團軍，他們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放火)，共計應3000人左右。除了蔣介石領導的軍隊外，廣東革命政府的軍隊更多屬於聽命於孫中山的非直轄部隊，與胡漢民的關係更為密切，包括：「(1)粵軍李濟深的第一師；(2)粵軍張民達的第二師；(3)范石生的滇軍部隊；(4)廖行超的滇軍部隊；(5)許崇智率領的粵軍其他部隊。」此外，還有李福林的福軍，譚延闓的湘軍，劉震寰的桂軍等，共計不下2萬人。後來由商團出資編纂的《廣東扣械潮》一書，認為鎮壓商團的策略應為胡漢民所定，並為「非直轄部隊」安排重要角色。

有學者認為，胡漢民在動員李福林的「福軍」時使用了「激將法」，使李福林為了避免「串通商團」的嫌疑決定出兵，李指：「大元帥既疑我，我當有以自明。苟政府下令剿商團者，我登同當率兵打頭陣」。在確定武力鎮壓的政策後，范石生和廖行超也曾猶豫不決，主張中立。但是，范、廖此前擔任調停，並一直被認為與商團關係良好，其主張遭到其他各軍的反對，以「如各人均走，兩君豈能在市內立足」相勸告，其後兩人改變態度，決定以嚴厲手段對付商團。其他各軍則抱著「趁火打劫」的心態，「詎知胡漢民等已決定以兵力解散商團，各軍亦聞令大喜。蓋可藉端劫掠全省最繁盛之西關商場，而大發洋財也」。

10月13日，根據孫手令，革命委員會飭令胡漢民解散廣州商團機關，將商團軍繳械。胡漢民宣佈廣州戒嚴。大批軍隊由東江前線亦調返廣州：「令警衛軍、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飛機隊、甲車隊、兵工廠衛隊、陸軍講武學校、滇軍幹部學校學生，統歸蔣司令指揮」。同晚，吳鐵城的警衛軍從韶關連夜趕回廣州。

當時一些報刊，如《嚮導周報》、《申報》等均稱孫已經秘密返回廣州指揮鎮壓，但未有確切日期，同時期的國民黨機關刊物《廣州民國日報》則以闢謠的方式登報否認。部分學者著作，如中山大學學者敖光旭，認為孫囑鮑及蘇聯顧問對部隊進行巷戰訓練，以投入戰鬥，隨後於14日夜密返廣州。但根據中共黨史研究學者張秀梅、陳志剛考證，孫在鎮壓期間並未返回廣州，而是一直留在韶關進行相應的命令與部署。孫在事變之後的10月30日才自韶關返抵廣州，並在11月13日偕夫人宋慶齡等人啟程北上。又如直到後來解密的當時孫與胡漢民、蔣介石等人的通信電報，都是從韶州與廣州之間來回。

期間，中共領導人譚平山、周恩來、陳延年等人亦參與臨時軍事指揮部工作，動員廣州工人及市郊農民配合鎮壓。入夜時分，陳廉伯下令各分團團軍於14日下午5時至西關集結，陳廉伯之弟陳廉仲在沙面召集鄧介石、李頌韶等商團領袖會議，計劃在15日拂曉出兵攻下廣州城內省署、公安局以及財政各機關。10月14日，孫又任命胡漢民為代理革命委員會委員長，廖仲愷為秘書，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商團代表此間曾拜會廖仲愷，警告若廣州發生戰事，損失將極大。廖仲愷則強硬回應，稱「廣州剩二成人已足」，意指即使犧牲大部分人，保留少數人亦足以維持革命政府。胡漢民同樣態度強硬，胡廖均強烈支持對商團採取武力鎮壓。而譚延愷反對此行動，認為戰事將導致嚴重後果，向孫中山力諫「勝則無市，敗則無兵」。與商團來往交涉幾天無效果後，胡漢民、衛戍總司令楊希閔會銜布告，限商店於十三日開市，否則予以軍事處分。楊希閔以交涉幾天毫無結果，下令要燒木閘，交任務給公安局，要李朗如率領福軍焚燒太平門木閘。李朗如則要求給更多時間，並「不願意焚燒自己的家鄉」。最後決定胡漢民決定把李朗如留在省長公署，看管達四小時後，後楊將李撤職，以吳鐵城繼任。吳鐵城在接任一個小時後，立即下令把廣州西關的電話線完全測斷，阻止商團的聯絡。

胡漢民於13日下午4時半在廣東省署召開了緊急會議，「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許崇智、劉震寰等代表均列席，討論應付方法。會議亘十小時之久，最後分兩步進行，第一步由范廖兩人出名向商團勸告，著令即日開市。倘仍屬無效，則實行以武力解決」。

入夜時分，陳廉伯下令各分團團軍於14日下午5時至西關集結。當晚，陳廉伯之弟陳廉仲在沙面召集鄧介石、李頌韶等商團留市各分團長及總團部重要人員在沙面召開了緊急會議，由李頌韶主持，會議久而未決，一部分也想開市暫時緩和一下，但總團部秘書關楚璞堅持不可，遂散。會議計劃在15日拂曉出兵攻下廣州城內省署、公安局以及財政各機關。

14日拂曉，商團軍在西關構築街壘，封鎖市區，發布緊急戒嚴令。商團於西關張貼「孫文下野」、「打倒孫政府」等反孫傳單標語，「市中攻擊政府及求孫文下野之傳單，散布各處」，更有「以孫文之肖像粘貼張傍，用釘釘之者」。「又剪出報紙或書刊上的孫中山像，剪開兩截或兩片，倒貼街上，有些像之雙目被挖去，伴以一聯曰:「一世只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

商團的軍事部署包括，在廣州市內，將全市槍枝集中西關，架設天橋、炮台，沿長庚路、豐寧路、太平路至西濠口等要道，於西門口、白糖橋、太平橋、普濟橋等街口設木閘、沙包，拆街石築堡壘，分隊駐守。武裝團員分組巡邏西關至西門一帶，部分配備武裝汽車。商團聯防總部秘書長關楚璞在部署期間亦則拜訪駐亞洲酒店的滇軍將領范石生、廖行超，爭取其在起兵時「嚴守中立」的密約。在廣州市外，則策動各縣鎮商團、鄉團圍攻廣州，鼓動粵漢鐵路沿線新街、源潭、琵江等地民團響應，計劃若北伐軍回援，即破壞鐵路。

據美國駐廣州領事報告，認為商團以推翻廣州政府，奪取政權為目的，來贏得滇軍的支持。商團方面認為以滇軍范石生、廖行超與福軍李福林均表同情，又有各縣鄉民團為後盾，及外國領事團的同情，以為孫政府不會採取激烈的武力，故集中西關，戒嚴防禦，拒絕復市。孫亦從韶關寫了一封親筆信給廖行超、范石生二人，要其「務要擁護革命委員會」。而港英輿論本認為李福林為河南統治者和廣州市長，本應支持商人，但出人意料帶領部隊攻擊並參與搶掠。滇軍范石生、廖行超原本被認為是調解者，可能傾向於支持商人，但他們選擇中立，僅保護自己的「勢力範圍」，部分士兵亦加入了進攻。

「廣州政府既下14日解散商團沒收團械之命令，即分令滇湘桂福等軍及警衛軍，分赴西關毀拆街閘」。「當布告發出後，當局猶以為商團可以威嚇，自能貼伏繳械。不謂商團中人，既抱與械存亡之念，解散令下，益緊閉街閘，於扼要路口堆疊沙包，預備決一死戰」。共產黨的雜誌《嚮導》則報導，港英政府「從香港暗輸軍火給陳炯明，以香港為陳炯明陰謀密探的中心地」，「令攻廣州」，「顛覆廣州革命政府」，「利用廣州的買辦階級，暗輸軍火給他們，組織所謂商團，陰謀直接撲滅廣州革命政府」。當日，孫中山命令胡漢民代理革命委員會會長，廖仲愷為秘書，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各軍出動平叛。

孫文發出「平叛」手令後，與蘇俄政府代表鮑羅廷為顧問，並下令胡漢民並轉告楊希閔、許崇智、劉震寰、李福林：「收繳商團槍枝刻不容緩，務於二十四點鐘內辦理完竣，以免後患」「否則，東江逆敵反攻，必致前後受敵」。根據日後在美國發表的鮑羅廷本人所作的報告，是日會議中，即決定以全力圍攻西關，限於24小時內結束戰鬥，一鼓撲滅商團。各小隊伍如工團軍，甲車隊等統歸蔣介石指揮。又以汪精衛為政治部長，周恩來，廖仲愷，譚平山等三人副之，以「籌劃革命委員會及各軍隊的行動」。蔣中正隨即將黃埔學生調入市區。

### 西關戰鬥過程

據廣州商團稱，「擔任總攻擊者，為許部之張民達旅、許濟旅，福軍數千，吳鐵城警衛軍全部，警察游擊隊。工團軍則擔任縱火，滇桂湘軍則擔任警戒。其攻擊及防備之點全在西關」。

14日下午5時半，在鮑羅廷、蔣介石、廖仲愷、譚平山等指揮下，黃埔軍校第1、2期學生軍，桂軍、滇軍、湘軍、福軍、鐵軍、廖仲愷的工團軍、彭湃的農民自衛軍、兵工廠衛隊，以及陸軍講武學校、滇軍幹部學校兩路學生軍，手持各種輕重型武器進攻西關，公安警察、消防隊亦協助戰鬥。許軍張民達、許濟等部在黃埔軍校學生隊及湘軍一部協助下進擊西關等一帶，李福林部攻擊太平門、西堤一帶，由太平、豐寧兩路進攻，莫雄部隊由西門馬路進攻，林樹巍所領一師由省長公署出發，向西瓜園進攻。吳鐵城之警衛軍進攻普濟橋、回瀾橋等處，滇軍則留守地盤長堤、沙基、黃沙等地。警衛軍同時和黃埔學生軍擔任清剿的任務。兩方相持均四五小時後，吳鐵城遂開炮轟擊西關。

10月15日凌晨4時，革命委員會發布總攻擊令。商團軍在暗夜中還擊，戰鬥打響。在太平門、普濟橋一帶，雙方激烈交火，反覆拉鋸，戰況異常慘烈。至天明時分，商團退守西關內圍，以街閘為護，與政府軍互相射擊。西濠口和太平南一帶，戰況最為激烈。商團總部在最緊急關頭，亦曾在禺北及花縣需求民團增援，發給槍枝，迎擊政府軍隊。

由於商團在西關修有牢固的工事，政府軍「為速戰速決，完成任務」，「用火油燃燒柵閘，又以小鋼炮掃射高樓大廈」，由消防隊的救火車載煤油，噴射接連馬路的竹木柵，引火焚燒。理髮工人則趁南風甚急之際擔任放火。因此政府說在軍事行動中，「出萬死不顧生作政府軍隊的內應的，就是工人」。由於西關房屋密切相連，材料又多用木材，一時火勢蔓延，無法控制。下午2時左右，在大火中商團遂停止其抵抗。部分部隊循西關三聖社、泮塘等地出禺北向江村方面陸續撤退。當商團敗退時，駐防西關的滇軍曾為其指點退路。但廖行超又布置他自己的部隊在退路上繳獲商團的軍械。最終，武裝商團的一萬二千人並擊潰繳械。

廣州市公安局戰後根據政府的命令，按照商團名冊 (事先公安局已作過細緻調查)，對商團實行繳械、罰款。到了晚上，大部份西關已在火焰之中，受到嚴重損壞。目擊者報告稱政府軍占據屋頂，向逃出街上的人，不分商團難民，亂行射擊。有大群難民逃往太平馬路，被政府軍迫退回火區，直至焚斃。戰鬥過後，西關「全城搶掠殆盡，人民死傷遍地」。然而大火仍在燃燒，甚至連16公里外的佛山都能看到火光。大火到17日晨，才自行燒盡。日本領事天羽也記述此爲「廣東市前所未有的事件，火災延燒至16日上午6時才逐漸平息」。而在戰鬥中，孫文的旗艦「永豐號」因外國軍艦炮艇的存在未參與戰鬥。商團失敗後，仍有少數人員因西濠口大新公司領有香港政府執照、高踞該公司樓上放槍狙擊密擊政府軍。孫文則令胡漢民將該公司占領充公。

根據中共建國後採訪親歷者的回憶，在商團軍敗退期間還發生商團殺害理髮工人事件，回憶者指「理髮行在從前曾請求加入商會商團，但會和團這兩個組織都是資方的集團，理髮店除老闆一人是資本家外，其餘都是工人……且又上承清末賤視『剃頭仔』的傳統思想，拒絕其加入」，「故事發時他們站在政府一面反對商團」。當時商團發現一家理髮店中有縱火用的工具，指其企圖放火，槍斃在街上。商團領袖陳恭綬遂則指「理髮工友放火，在敗走時見了理髮工人，不問情由，當場槍斃，或推下河中溺死。西關一帶被慘殺的理髮工人達十九人。」

據日本駐廣州領事天羽的報告，胡漢民政府當時亦向英法總領事要求取締及引渡身處沙面的「陰謀者」陳廉伯、陳廉仲等人。而英法總領事表示，除國際法認可的政治犯庇護外，嚴禁將沙面作為政治爭端的根源。當時逃入沙面法租界的商團幹部，希望日本、法國領事對衝突進行調停。但領事表示「除保護在留民生命財產外，不願干涉中國內部紛爭，但對廣東市民當前的悲慘處境深表同情。因此，在不損害政府或商團利益，且不引發內政干涉嫌疑的範圍內，若有任何可行方法，願非正式提供斡旋」。最後陳廉仲在英國總領事的警告下，於15日晚乘船前往香港。孫政府方面認為商團得到英國援助，對英國抱有強烈反感，其機關報持續攻擊英國及英國總領事。但天羽認爲商團應未直接從英國總領事獲得任何援助。相反政府背後有俄羅斯代表的積極活動。

混亂之中，陳廉伯從沙面乘船流亡香港。商團副團長陳恭綬下令全軍投降。胡漢民宣佈通緝陳廉伯、陳恭綬、關楚璞、鄧介石、何盈光等九人。政府方面也向未遭受損毀的商戶收取保護費，「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負責任」。政府16日發出「安民布告」，17日令全市復業，滇軍挨家挨戶收繳商團槍械。18日，胡漢民下令廣州市區解嚴；政府軍在城中舉行「平叛慶祝」。孫又兩次電令胡漢民，嘉獎平定叛亂各軍，並勒令各軍對「未附亂」的各縣商團一律保護。「前日占領之商團總所、分所、各機關房屋，當悉行充公」，「永不發還。」政府方面也向未遭受損毀的商戶收取保護費，「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負責任」。

孫於15日晚電示胡漢民處理善後事宜:「未入商團之商店，應嚴令即日開市。其已入商團者，應分別處罰，為首者沒收財產，附從者處以罰金，論情罪輕重，由數百元至萬元作北伐軍費。」胡等遵令執行，按商團名冊，逐店追繳槍械。每繳槍一枝，並罰繳現款二百元。商店均照罰繳，樂免追究。19日，路透社在廣州發電報導：「孫中山命其部下向十五日未遭殃之戶，徵收三個月之房租，以充北伐軍費。並言陳炯明如攻入廣州，則彼與部下或復將焚燒全城，故當速助款以拒陳軍」。10月24日，孫中山令免予處罰各商團。

戰後，福軍攻進太平(路)內街、槳欄街、登龍街，搜劫各銀鋪、當押鋪、金鋪。預先在長堤泊大船多隻，把搜劫的白銀、現鈔、貴重物品無數，搬至碼頭船內，運歸河南住屋中。滇、桂軍同樣參與搶掠。後部分經過負責巡查市區和維持軍紀的黃埔學生軍制止後，搶風始息。在逃難的平民試圖攜帶財物逃離，亦遭到士兵的搶掠。《華字日報》描述情形如下：

計十五日之一天，大焚劫後，商民之希望孫政府停止焚殺，殆與滿清兵入粵時，自第一甫殺至第十九甫止，市民叩頭謝恩，請勿再殺，（今謝恩里即此役紀念）同一情形；而暴兵於十六日仍大焚大掠如故，廣三碼頭之放火焚毀，萬目共睹，皆知為福軍放火，而十六日下午，長堤一帶又搶劫如故。至十七日，本為暴政府征服商民之第三日，而暴政府仍未宣布解嚴。福軍把守太平路禁止行人，張民達所部大焚大掠後，又在惠愛西路捕殺人多名，被殺者有穿便服，如普通商人者，不問何故，捉到就殺，商民生命危險如此。

西關以外，商團與政府軍亦發生戰鬥。10月16日，報載：「佛山商團聯合九十六鄉民團，16日攻在佛滇軍，在通濟橋一帶劇戰。滇軍敗退出佛山，吳鐵城赴援，在五眼橋被團軍擊敗，退至石圍塘。」10月19日，「聞北路商團民團圍兵工廠，順德商團民團占大良城，東路商團民團現攻虎門。……聞洪兆麟攻占虎門炮台，林虎圍增城，孫令許崇智速派援軍。」

## 傷亡與損失

關於事變中的傷亡與損失，兩方有差距很大的統計數字，按照當日政府的官方報告，政府軍死傷100人，商團死傷較少，焚毀房屋580間，被搶房屋1881間，損失190萬港幣，平民受傷僅數人。香港《士蔑西報》則統計政府軍死100人，商團死亡200-300人，焚毀房屋3000間，大小街道30餘條，損失5000萬港幣，平民死亡1700-1800人。而美國領事的報告則統計各方軍隊共有數百人死亡，焚毀房屋1100間，受搶房屋600間，損失3000萬港幣，平民死傷遠超過士兵。有資料稱這次事變中的財產損失接近5000萬港元，平民死傷約2000人。而據20日香港報刊的報導：（一）先搶劫，後焚燒的地點，統計大小街道三十餘條，商戶約二千餘家，損失五千萬以上；（二）搶劫地點，統計大小街道六十餘條，商戶一千餘家，損失不可估計。其中，黃飛鴻的「寶芝林」就在此次事件中焚毀。當時的名記者林白水記述：「廣州西關的兵火慘劫，所殺害的人命千百條，所喪失的財產五千餘萬，所焚毀的家屋商店二千餘間」。

- 仁安街災情
- 十三行被焚狀況
- 回龍橋災情
- 故衣街被焚狀況
- 新豆欄被焚狀況
- 普濟橋被焚狀況
- 槳欄街災情
- 沙面橋附近的難民
- 燈籠街被焚狀況
- 西口被焚狀況
- 西濠口被焚狀況
- 西門口被焚狀況
- 長壽東街被焚狀況
- 長壽西街被焚狀況

10月25日，有報導統計：「當戰爭起時，各處均有火起，由15晨延燒至16早始熄，聞系因戰事期內，無人趕救之故。其鄰於火災地點之居民，則哭聲震天，多有慌至不能行者……南路、白糖街、樂善戲院、青雲里、三界廟、長壽街、蘆排巷、下九甫、十三行、漿欄街、第八甫、西濠口、二馬路、太平路、打銅街則由東方燒至第八號意記祥及對門大興，再隔數店，燒去43號劉詒齋、45號心泰及24號白泰來，直至16號瑞元店止，漿欄街西便燒至65號及69號浩隆止。西榮巷燒至41號德安堂，及對門怡珍、燈籠街則由東而西，燒去一半，至於十三行。普濟橋、迥瀾橋一帶，已盡數焚去。樂善戲院前長壽街水塔腳燒去數十店，西門直街燒去數十間，第八甫北便燒至錦經綸，對門燒去生聚店，又狀元坊口燒去七八戶，又普濟街、仁安街、同興街、豆欄街、源昌街、東西中三約、靖遠街、故衣街、裝帽街、寧遠坊等，或燒去大半街，或十餘店。又第五甫閘腳起，燒至青紫坊金泉茶店，第三甫燒至第二甫，又上九甫則燒去數店，只十三行一隅，約燒去店鋪三百間，總各處而計，約有千間，此次火災之損失，約在千餘萬之巨。」

10月18日，日本總領事報告中統計的傷亡損失則為：燒毀房屋約700間，戰死軍人約300人，火災及掠奪損失約3000萬至4000萬元。對於衝突中外國公民的受害情況，葡萄牙提議各領事將本國公民受害情況統計匯報，由首席領事統一向中方報告。最後初步統計外國公民財產損失為：日本及法國各2件、葡萄牙4件、德國1件，原因為火災或掠奪。由於北京政府將廣東革命政府視為叛亂團體，各領事同意同時向廣東政府及北京政府交涉。賠償要求僅針對火災或掠奪造成的直接財產損失（未涉及人身傷害時，不要求懲罰責任人）。

## 各方反應

總體而言，廣州革命政府（包括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其支持者蘇聯認爲，事變是廣州商團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發生的「叛亂」，而事變中損失的責任主要在商團一方。另一方面，廣州商團及其支持者（包括海外和外地的粵商團體、以及陳炯明、鄧本殷等反對廣州革命政府的粵軍將領）將廣州革命政府視爲蘇聯支持的「赤化」勢力。雙方對事變的反應不一（見主條目）。

## 爭議與評價

廣州革命政府認為，孫中山的北伐對手直系軍受英美兩國支持，而任廣東省商團軍總團長的陳廉伯又是英籍華人，廣州商團的活動受到英美的支持，以牽制北伐進程。事變發生於北伐軍入贛之際，吳佩孚有進行軍事行動之舉。但有學者認為無論是英國政府還是南北各大軍閥，都沒有給廣州商團以實質的援助，而在廣州商團採用共議機制，陳廉伯的個人作用不大。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邱捷認為廣州軍政府武力鎮壓的決定得到黃埔軍以及中共領導的工團、農團的支持，且獲得蘇聯幫助。站在商團一邊的只有商界，其處境實際上非常孤立，因此商團迅速被擊垮，事變迅速被平定。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學者敖光旭認為，共產國際是事件的居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而在事變中，共產國際和中共第一次成功地在中國「引入」了一場嚴格意義上的階級鬥爭，它預示著中國「階級革命」的開端。

- 《廣東扣械潮》
- 《廣東扣械潮》列舉的應為廣州浩劫負責的「罪人」
- 《廣東扣械潮》列舉的應為廣州浩劫負責的「罪人」
- 大火後的廣州
- 大火後之廣州
- 大火後之廣州
- 大火後之廣州
- 大火後之廣州

### 廣州革命政府的「共產」爭議

在事變前後，廣州商團及其支持者（包括香港商界以及海外廣東華僑團體、以及陳炯明、鄧本殷等反對廣州政府的粵軍將領）多次指責，當時正在與蘇聯和中共合作的廣州革命政府「實行共產」或「將行共產」。而國民黨及廣州革命政府則多次否認相關的輿論，認為是謠言。

如1924年5月廣州軍政府宣布實施「統一馬路業權法案」時，沒收西關馬路兩邊商店業權並下令所有組戶改向政府交組，商人認為這是「試行共產之初步」。對此，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邱捷認為，廣州商人們並不知道什麼是「共產」，而孫政府並不想實行「共產」，而且多次通過各種方式表明這個立場，並強調國民黨的綱領，只有維護而沒有損害城市商人利益的內容。邱捷也認為「統一馬路業權法案」只是政府為增加稅收和改革廣州商業而作的一項新政策，與「共產」風馬牛不相及。

9月30日，前廣州市長孫科接受記者採訪，談話稱：「廣州有一新聞通信員，以為吾人凡事皆經赤化，因向外報告謂吾人皆屬赤黨，國民黨亦變化赤黨。此殊未近乎事實，國民黨僅有共產黨數人為中國共產黨分子，然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乃屬兩事，前國民黨於廣州舉行大會討論改組，共產黨員亦預焉，然其除於數問題與多數黨員意見不同外，未嘗違反國民黨黨綱及主義。共產黨在俄國，吾人並不以為其系成功，亦不認共產黨之主義在現在即可施諸中國。」同時，廣東省長廖仲愷也表示對「散佈當局將實行共產之謠言者」將「嚴懲不貸」。

## 後續影響

此事使得被擊敗流亡的廣州商界人士開始傾向於陳炯明粵軍。10月底11月初，流亡香港的陳廉伯在一家俱樂部請陳炯明代表宴會，商談如何補救商團失敗後仍保持在廣州的潛伏力量，及與陳炯明此後如何在行動上互相配合等問題，並「請先救粵」。陳炯明表示「我粵前爲孫陳對峙，今變爲百五十萬粵人與孫政府對峙矣，欲有粵人，須無孫政府，使有孫政府，即無粵人，予必徇民意，使孫政府不能存在」，又重申支持聯省自治。湖南趙恆惕代表也表示支持聯省自治。續後又談了一些要向全國公布廣州政府「摧殘商場、屠殺商人、雜軍洗劫商店」等種種情況，並要聯絡大小報紙，以揭露「廣州政府暴行」。商團也派關楚璞攜廣州焚城的相片赴天津進行宣傳聯絡。

廣州商團事變後，中共組織領導的廣東工團軍、廣東農團軍任務基本完成。1924年10月19日，廣州工代會召開大會，決定工團軍服務期滿後退伍。10月30日，在廣州惠州會館舉行退伍儀式，由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秘書，中共黨員馮菊坡主持，廖仲愷及蘇聯顧問鮑羅廷等人發表演說，場面熱烈。工團軍正式解散，其成員多返回工會或加入其他國共兩黨的武裝。同日，隨著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二期學員畢業，農團軍亦正式解散。

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建立自身武裝的重要性，促成其第一支武裝力量的形成。周恩來在戰事中作為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參與指揮。後來他建議改組孫文原表現不佳的鐵甲車隊，獲批准後成立大元帥府鐵甲車隊，成為中共掌控的第一支武裝。同時，黃埔軍校師生參與戰鬥，首次實戰鍛鍊第一期學員，於10月19日畢業，部分成為教導團骨幹。戰後其繳獲約9,000枝槍械（連同被扣團械及蘇聯武器）為教導團提供主要武器來源，結合穩定的政治環境與幹部條件，推動第一、二教導團於11-12月成立。此舉標誌中共從政治動員轉向軍事建設，增強革命影響力，為日後獨立武裝發展奠定基礎，反映事變對中共軍事策略的深遠影響。

事變在廣州結束後，受到衝突本身性質的刺激，廣東部分地區的地主和鄉紳力量採取了更強烈的針對當地中共及農會組織的立場。以花縣為例，當地地主在1924年中成立了「田土業權維持會」和「花縣民團總局」，並得到一些前清官員和陳炯明舊部的支持。這些組織在商團事件期間試圖配合廣州商團的軍事行動，事後則繼續以解散當地農會為目標。雙方繼續在地方爆發持續的衝突，直到1927年清黨。孫文離開廣州北上之後，軍中一些原先同情商團的將領（被中共劃分為國民黨右派）逐漸公開反對國民黨關於農民的政策。滇軍將領范石生在公開場合批評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農民政策「危險」，認為與商界決裂是重大錯誤；粵軍的李福林則拒絕執行支持農會對抗民團的命令。

部分研究共產國際歷史的學者認為，共產國際對商團事件的介入，不僅鞏固了廣東這個「世界革命的車站」，而且在新的高度確立了蘇俄在遠東的「新興權威」。由於共產國際「遠東路線」的突破，其「世界革命的重心開始由歐洲移往遠東」。事件為鮑羅廷成為「南中國的無冕之王」。蘇聯顧問切列帕諾夫認為事件使孫中山走上了「徹底反帝的道路」，並成功打擊了懷疑和反對共產黨的「國民黨右派」。

事變之後，新政權的稅收與局勢的動蕩使得在廣州的美國籍華人感到恐懼不安，國民黨擁抱反帝國主義，使得大批美籍華人選擇移居更穩定的上海、香港乃至回流美國。由於事件的暴力程度遠比以前廣州發生的嚴重，許多美籍華人尋求美國駐廣州總領事的保護。一位美國公民的妻子因被軍隊懷疑是商團軍成員而向美國領事館求助，也有非美國公民的廣州市民詢問美國領事館是否可以付費懸掛美國國旗，以尋求保護。而由於對國民黨的失望，國民黨海外黨員數目下降，從海外華人中得到的捐款從1922年的數萬美元，跌至1924與1925年的數百美元。

美國華人返回廣東經商或定居的數目亦出現明顯變化。1922年，逾150名美籍華人向美國政府申報將永久返回中國，主要落腳於廣東地區。然而僅兩年後，同類人數驟減超過三分之二。與此同時，選擇自中國返回美國的人數顯著上升：1923年約有1,600人返美，至1925年幾乎翻倍。許多美籍華人雖未完全撤離華南，但選擇將家人遷至較為安全的香港，導致當地美籍華人人口在1921至1931年間增長一倍。

事變之後，澳門也迎來大量的難民避居，使得1924年底澳門人口首次突破十萬大關，增至193175人。事變平息以後，避居澳門的難民，大部份返回廣州。

## 紀念

此後流亡香港的商團成員堅持在多年的10月15日舉辦紀念活動，並稱商團死者為「廣州甲子歲粵省商團殉難先烈」。1925年10月15日事變一周年，流亡香港的商團成員在些利街舉行紀念會，設佛壇悼念公祭事變中戰死的商團軍，並指是「殉難先烈就義週年」，設聯「大眾毋忘此日。看仇讐暴至何時」。陳炯明、唐繼堯等聯省自治派政界人物皆送上輓聯，如「民治之盾」、「反共先驅」、「自衛之道。在實行不在空言。抉頸陷胸搏豺狼，卓爾諸君，百粵男兒好模範」等。1927年事變三周年時，商團成員又在士丹頓街萬善寺設壇紀念。直到1932年事變八周年、1933年九周年時，在香港的陳廉伯、鄧介石等人仍然進行公祭活動，在堅尼地道素食舘設壇追悼，並開法會超度事變死者，「藉彰義烈」。

## 外部連結

- 黃埔軍校同學會
- 孫果達：鮑羅廷的絕密使命，黨史縱橫
- 蔡和森：商團擊敗後廣州政府的地位
-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
- 香港華字日報，1924
- 張秀梅、陳志剛：《關於孫中山與商團事件的兩個問題辨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12期。
- 敖光旭：《「商人政府」之夢——廣東商團及「大商團主義」的歷史考查》，《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 敖光旭 中山大學歷史系. 共產國際與商團事件——孫中山及國民黨鎮壓廣州商團的原因及其影響. 中國評論.
- 張俊義：英國政府與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 基本資料

- 屬於：軍閥割據時期、國民革命
- 日期：1924年8月—1924年10月
- 地點：中華民國廣東省廣州市及佛山、東莞、清遠等一系列商埠
- 方法：罷市
- 結果：廣州軍政府擊潰商團並繳械、商團戰敗解散，其領袖通電下野並外逃、難民潮湧入香港、澳門等地
- 參戰方一：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黨軍 提供支援及顧問：、 共產國際
- 參戰方二：廣州商團、廣州以外的衝突及罷市:、廣東全省商團軍聯防總部、佛山商團、清遠商團、東莞商團、及珠三角其他各地的商鄉團 外交支持：、大英帝國、英屬香港
- 指揮官一：孫文、蔣中正、胡漢民、廖仲愷、周恩來、譚平山、陳友仁、許崇智、吳鐵城、李福林、楊希閔、范石生、譚延闓、路孝忱、樊鍾秀、彭湃、鮑羅廷
- 指揮官二：陳廉伯、陳廉仲、陳恭綬、李頌韶、鄧介石、關楚璞、何盈光、鄒競先
- 備註：損失及傷亡：損失接近5000萬港元，平民死傷約2000人
- strength2：約13000人
- strength1：約25000人
- 單位：廣州商團軍
- 單位：黃埔學生軍、廣東憲兵軍校生、建國滇軍、湘軍幹部學生軍、廣東警衛軍、大元帥府飛機隊、甲車隊、廣東工團軍、廣東農團軍、廣州公安局、消防局、廣東兵工廠衛隊、建國粵軍、建國滇軍、建國湘軍、建國桂軍、建國山陝軍
- 頭銜：1924年東莞商團-駐軍衝突
- 屬於：廣州商團事變
- 日期：1924年8月28日-9月1日
- 地點：廣東省東莞縣
- 結果：雙方爆發激烈衝突後政府軍退縮，後經過德國牧師調停後停戰達成和約
- 參戰方一：廣州革命政府建國桂軍
- 參戰方二：東莞商團、東莞各地鄉團
- 指揮官一：劉震寰
- 指揮官二：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