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兩改元

廢兩改元的討論起自清末貨幣制度本位之爭和單位之爭，最後社會意見以統一幣制以實行銀本位，然後再過渡到金本位為主流。1910年清政府頒布《幣制條例》確立元為官方貨幣單位，然而並沒有強制廢除兩制，社會上使用兩的風氣移植延續到了民國時期。隨著銀元的流行和銀兩的缺乏，社會上廢兩改元的意見越發成熟，1933年國民政府宣布正式「廢兩改元」。

## 背景

### 錢莊與清末民初幣制

由於中國幣制之紊亂，錢莊也在明代中後期由經營金銀器飾製作的錢鋪、金店轉型為經營錢幣兌換的金融業組織，並擴展出存款、貸款和票據業務。作為中國本土固有之金融組織，錢莊分布廣泛，其無抵押貸款的經營模式較為符合國人之傳統習慣，經營客戶不僅包括各大城市的中小商人，還有廣大的農村農戶，因而在鴉片戰爭之後也成為了中外貿易以及口岸與內地經濟聯繫的中間人。錢莊發行之票據稱之為「莊票」，其大致對應現代金融之不記名本票，既有見票即付的類型，也有允許到期兌款、相當於遠期本票的「遠期莊票」，「遠期莊票」在到期之前也可以像現金一樣在市場流通，也可以向錢莊貼現兌款，而為了便利莊票的流通與清算，同一地區不同錢莊之間也形成了同業組織和同業組織內部定期清算「莊票」的「匯劃」制度，各地錢莊之間的聯繫也越發緊密，最終形成了以上海錢業公會為首的全國性組織。

外資銀行主要分布於以上海為核心的各大通商口岸，資本較中國本土金融組織較為雄厚，並且有著治外法權和不平等條約的保護，最初的核心業務即為在華經營的本國商人結算外匯，尤其是中國銀兩與外國貨幣之間的匯兌，隨後擴展至存款與貸款業務、金銀進出口、紙幣發行等業務。由於清末以來中國政局紊亂、財政困窘，中國雖然不是白銀的主產地卻將白銀作為主要貨幣，因此外資銀行可以通過控制中國的白銀進出口來控制中國的貨幣發行權。不過，由於列強之間利益不同，外資銀行不同而衝突、合作並存。

### 白銀進出口與銀行業

1935年以前，英國滙豐銀行上海分行每日掛牌決定中國的貨幣匯率，外資銀行通過控制白銀進出口控制了中國的貨幣發行權，藉由外匯市場的「鎊虧」牟取利益。外資銀行不僅控制了中國的外匯交易市場，還可以通過外匯投機影響中國的經濟循環，乃至於在危機時刻加劇中國的金融恐慌；在另一方面外資銀行的在華經營也刺激了中國金融業發展，早期華資銀行則在外資銀行和政府干預的影響中應運而生。

華資銀行始於1897年洋務派大臣盛宣懷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其資本來自於清政府財政，章程仿效匯豐銀行。從創設性質上來說，早期華資銀行既有政府設立的官辦銀行，也有依託私人資本成立的商業銀行，其主要分布於各大通商口岸，以上海為主要基地。按曾任職於上海興業銀行、中央研究院、中國人民銀行的上海金融學者吳承禧的說法，華資銀行起於中國的工商業發展尚不發達之時，更多是以官僚軍閥之私蓄為主要資本，因政府財政之融資而設立，應市場投機之需要而發展，主要獲益於高收益、高風險的政府公債投機而非產業資本回報。

## 北洋政府時期的「廢兩改元」

### 各地自發的「廢兩改元」

「廢兩改元」與銀兩制度密切相關，很多地方由於銀兩短缺在民國初年就廢除了銀兩：在民國肇始的1912年，廣西、雲南、熱河都自發「廢兩改元」，緊隨其後的是1914年的南昌。1915年，奉天的撫順率先「廢兩改元」，至1918年這一改革推行全省，寧波、廈門商界也起而仿效。1919年湖南宣布「廢兩改元」，年內閻錫山也下令山西統一幣制、通用銀元。實際上到了1920年代，全國市場基本很少使用實物白銀交易，取而代之的是僅僅作為貨幣價值尺度和記帳單位的虛銀兩，也就是說無論你使用銀兩還是銀元，匯兌和記帳的時候會統一以虛銀兩為單位清算。然而，由於北洋政府統治末期軍閥割據、各自為政，通過濫發貨幣籌措財政，舊有的錢莊票號專以各種貨幣匯兌為主業，外商銀行又可以通過鎊虧牟取利益，北京政府無力改變這一局面，而發動北伐的國民政府則有意統一全國，將貨幣發行權收歸國有，在國民政府統治區內逐漸「廢兩改元」。

1925年國民革命軍東征接管汕頭，國民政府在汕頭率先試行「廢兩改元」。當時，汕頭的金融業為錢莊所把控，其發行的虛銀兩紙幣七兌票在汕頭市場風行一時，甚至因為銀價下跌，使用價格超過等面值的銀元，人稱「紙貴銀賤」。1925年4月，東征軍占領潮汕後設立建國粵軍潮梅海陸豐各屬財政總局和中央銀行汕頭分行，但是在當時汕頭七兌票居高不下，甚至可以兌換150%以上面額價值的銀元，因此5月10日當局下令廢止七兌票。最初這一舉措受到汕頭商會和錢莊的抵制，反而導致銀元和粵毫價格暴跌，後來政府也商界達成妥協，決定以汕頭總商會召開大會自行決定廢除七兌票，汕頭總商會隨後在宣布6月1日正式「廢兩改元」。汕頭也成為了「廢兩改元」之標榜，此後各大商埠皆以汕頭為例向國民政府呼籲「廢兩改元」，而國民政府穩定汕頭市場之後將汕頭作為北伐的前哨基地。1926年，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但由於軍費開支增加和寧漢分流，加上外國銀行拒絕給支持工人運動的武漢政府貸款，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當局為彌補財政頒布《國民政府集中現金條例》徵集市面現銀、統一使用紙幣，導致國內金融界與武漢斷絕來往，由於現銀斷絕只能使用紙幣，間接促成「廢兩改元」，但武漢錢莊界還是在1928年恢復了漢口的洋例銀市場。1926年何應欽率領國民革命軍占領福州，福建也出現了市面「台伏票」「紙貴銀賤」的局面，福建商界認為錢莊操控價格賺取暴利，因此政府於1928年1月頒布命令廢除「台伏票」、以「大洋票」取代「台伏票」，但錢莊後來對命令陽奉陰違，發行了與銀元不等值的「劃洋票」，實際上又回到了兩元並用的情況。

1929年3月，中央銀行廣州分行發生紙幣擠兌，廣州銀行公會在事後為鞏固紙幣信用、穩定市場決議廢除銀兩和銀毫，市內各大商店和市外各商埠自己的貿易都以銀元為結算單位。1929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接管青島，青島市面的虛銀兩「膠平銀」則操於日本正金銀行。從1927年開始華資銀行就謀求廢止「膠平銀」改用銀元本位，但因為日商抵制無法成功。7月國民政府成立青島特別市後，中國銀行向政府提議聯合華商廢止「膠平銀」、維持貨幣主權，隨後青島市面華商銀行聯合發布《青島各銀行號廢止膠平銀聲明》，滙豐、麥加利、德華、朝鮮等銀行均予以認可，但日本正金銀行以拒收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央銀行紙幣為籌碼拒絕就範，於是中央銀行青島分行在9月號召青島華界抵制正金銀行鈔票，最終取得了「廢兩改元」的成功。

重慶雖然名義在國民政府治下，實際上則同山西一樣由地方軍閥施行「廢兩改元」。1927年，國民政府頒布《國民政府整理川政令》，規定「全省幣制，應即整理劃一，各處造幣機關一律撤除，不得再鑄惡幣，致紊金融」，由於四川軍閥聯合起來對抗國民政府的干預，此令遂不了了之。自1926年以來，四川軍閥劉湘以重慶為大本營，逐步掃除政敵、獨霸四川，1930年重慶市面現銀稀缺，而劉湘急需數十萬元軍餉，於是強令市面改兩為元，實際上由於重慶市面現銀過於昂貴，鑄造銀幣已經無利可圖，劉湘只不過借「廢兩改元」之名從重慶錢業手中奪走重慶的埠間匯兌業務，強迫重慶金融界接受其發行的、以銀元為儲備金的紙幣、債券。民國初年至國民政府建政初期的「廢兩改元」既有中央政府主導，也有地方軍閥參與，在這一過程中政府逐漸控制金融業，利用銀行業獲取融資、壓榨地方財政資源，而主導兩元匯兌、缺乏融資功能的的錢業逐漸被排擠出市場。不過，由於上海錢業仍舊把控著以上海為中心的內匯市場，各地即便廢除了銀兩，也要都需要通過以上海規元虛銀兩計價的申匯埠間結算，銀兩制度始終無法在全國範圍內廢除。

### 銀錢業「廢兩改元」之博弈

在政府之外，中國本土之錢莊與銀行業圍繞「廢兩改元」展開博弈，兩者自1920年代初就圍繞「廢兩改元」問題展開交鋒。早在1914年《國幣條例》頒布後，上海金融界就有呼聲要求政府「廢兩改元」。1917年上海總商會董事蘇筠尚和張知笙在商會內部倡議「廢兩改元」，主張貿易一律改用銀元。1918年上海銀行業公會成立後，銀行業就趁著1919年鷹洋行情廢除在銀行業公會官方刊物《銀行周報》上呼籲「廢兩改元」，同年中外修改稅則委員會多數委員要求關稅徵收「廢兩改元」，但是遭到了英國控制的海關總司否決。1921年，全國銀行公會、全國商會聯合會、天津銀行公會等組織以全國銀行業公會聯合會的名義向政府聲請「廢兩改元」，建議政府建立中央造幣廠以劃一發行銀元，並將政府關稅、鹽稅改用銀元計價，當時的學術界多有響應。不過由於錢業強烈反對和政府本身能力不足，始終難以出台相應政策。1923年上海市面銀兩緊缺而銀元充沛，上海銀行公會致函錢業公會建議其允許在結算時「銀元並用」，不過錢業公會回絕稱：「時機未到，且侯幣制統一。幣廠公開公鑄再行籌議改革，較為周妥。」此後，銀行業一再向錢業呼籲，錢業均置之不理。

由於「廢兩改元」的核心在於廢除銀兩制度，受到錢莊的抵制也是必然。對於錢莊而言，「廢兩改元」實為生死攸關：首先，「廢兩改元」危害錢莊的核心業務——貨幣兌換，尤其是銀兩與銀元之間的洋厘行情；其次，依託於銀兩的「匯劃」業務也會受到打擊，「莊票」相對於銀行發行的銀元紙幣不再具有優勢，基於「莊票」的清算體系將會瓦解；最後，錢莊資本充足度遠不如華資銀行和外資銀行，若沒有票據清算業務上的特殊地位將不再具有同業競爭優勢。1931年國民政府頒布《銀行法》，曾經要求錢莊以現代銀行的模式組織、管理、經營，試圖在法律上廢除錢莊的特殊地位，秦潤卿為首的上海錢業公會聯合各地同業組織向國民政府施壓，迫使國民政府放棄將錢莊納入《銀行法》適用範圍。對於華資銀行而言，一方面「廢兩改元」破除了以「莊票」為基礎的「匯劃」制度，票據交易不再需要經由錢莊進行，有利於自身發展票據業務；另一方面，外匯交易也不必需要經由銀兩結算，華資銀行也可以藉由銀元儲備的優勢和外資銀行在外匯市場上競爭。對於外資而言，「廢兩改元」有弊有利：首先，當時的外匯業務以銀兩為清算標準，外資銀行在銀兩儲備上占據絕對優勢，改為銀元將會在短期內衝擊原本的外匯業務；然而，幣制不統一妨礙了外資銀行進入內地經營，倘若能夠統一幣制則有助於外資銀行在華擴大經營範圍，長期看有利於外資銀行。

儘管受到錢業的抵制，華資銀行業也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推動行業內外「廢兩改元」。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率先使用法定含銀量計算價格，實際上繞過洋厘市場，起到「廢兩改元」的作用，當時的學者張輯顏乃稱鑄造流通袁大頭為「廢兩改元之第一步」。陳光甫則在上海銀行首創兩元並用，廢除洋厘差額和手續費，此舉在上海銀行界風行。貝祖詒提出設立統一發行的鑄幣廠以統一銀元成色，徐寄廎則提議由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回收市面流通的各種銀元和錢莊銀兩改鑄為銀元，陳光甫也支持劃一成色、統一鑄造，張公權則希望以其中國銀行的體量先統一銀幣、後改立金本位。英國商人也主張「廢兩改元」，1919年英商公會在上海舉辦年會主張廢兩改元、統一銀元，並由英國商人在上海創辦鑄幣廠實施這一方案；次年，英國人控制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向北洋政府提議建立上海造幣廠，這一舉動刺激到上海的華商，上海銀行公會擔心政府出於財政困難出賣主權，立即組織財團主動到北京財政部主動提供借款接洽此事，雖然雙方在1921年就已經達成協議，但終北洋政府時期都沒有將中央造幣廠建立起來。

## 國民政府之「廢兩改元」

### 政府再議「廢兩改元」

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在建政之初就想要推行廢兩改元，從地方手中收回貨幣發行權。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建政後，浙江省政府委員、經濟學家馬寅初向浙江省政府提交《統一國幣擬先廢兩用元案》，這一提案在當年4月27日經由國民政府第58次會議審議通過。馬寅初在提案提出「改革之先，宜以迅籌上海造幣廠開工及中央銀行營業為準備，並請於全國金融重心之上海及江、浙兩省先行試辦，誠屬實行廢兩用元之先決問題」。1928年6月國民政府在上海召開全國經濟會議，銀行業代表積極響應，而時任上海錢業公會主席的秦潤卿則以個人名義提出了「廢兩改元」的4項先決條件：先行成立中央造幣廠、允許銀幣自由鑄造、允許造幣廠接受公開檢查、限制發行兌換券。秦潤卿又聯合錢業公會的陳子壎、謝韜甫聯名提出了《整頓硬幣案》，其中包括了「統一造幣廠之管轄」、「劃一正輔幣形式成色」、「嚴禁私鑄及劣幣」、「由財政部頒布幣製法規以資遵守」4項主張。秦潤卿等人雖然沒有直接反對國民政府「廢兩改元」案，但也表示了錢業對於「廢兩改元」的微妙態度。會議最終以金融股的名義通過了《廢兩改元案》，並計劃於1929年1月起施行「廢兩改元」。

1928年6月，國民政府與銀行業、錢業召開全國經濟會議之後，在7月的全國財政會議上通過了全國經濟會議上提出的「廢兩改元案」，將「廢兩改元」納入了政府的行政計劃中。1928年，國民政府頒布《國幣條例草案》規定「國幣之鑄發權屬於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條例》規定中央銀行為國民政府授權之國幣發行機構。1929年，《中央造幣廠組織規程》則規定財政部直屬之中央造幣廠為國幣之鑄造機構。不過，「廢兩改元」的關鍵機構——中央造幣廠缺陷入了難產，國民政府在1928年10月改組上海的中央造幣廠，原打算在半年內完成籌備工作，然而由於建設工程遲遲不能完工，造幣廠尚不具備鑄造新國幣以滿足市場需求，因此「廢兩改元」並沒有按照國民政府的計劃在1929年1月啟動。

1929年，國民政府邀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甘末爾來華調研幣制改革，甘末爾提出《金本位幣制條例草案》，計劃將中國貨幣逐漸轉為金匯兌本位、納入美元體系，「廢兩改元」案也因此擱置，不料同年1929年美國爆發大蕭條，金銀比價巨變，改革方案也不再現實，國民政府也轉而尋求先行統一幣制、「廢兩改元」，再考慮金本位改革的問題。同年初，國民政府召開軍隊編遣會議，企圖以「編遣」、「裁兵」為名義將各地軍閥的軍權歸於中央，李宗仁為首的桂系軍閥和馮玉祥為首的西北軍閥也為此向蔣中正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發動了蔣桂戰爭與蔣馮戰爭，據國民政府顧問楊格 (美國經濟學家)估算國民政府在1928年至1929年間84%的財政都用於軍費與償還利息，財政赤字高達1億元、赤字率高達23%，政府為了維持國內經濟的穩定不得不屈從於錢業的壓力推遲「廢兩改元」。

### 白銀集中上海與厘價低迷

1929年美國爆發大蕭條後，當時尚不發達的中國經濟也受到了大蕭條的衝擊，尤以國內資本外逃導致的通貨緊縮為甚。國內資本外逃的表現就是金銀等貴金屬流失，當時的中國金融體系以上海為中心，向外輻射到各大沿江沿海的通商口岸、內地的大中城市，內地農村則為金融體系的邊緣地帶，也是最早感受到資本外流的地方。自1928年東北易幟後全國雖名義歸於統一，但是內地飽受內戰與災荒摧殘，正所謂「長江之水未退、黃河之水又增、漢口之難未紓、洛陽之災又起」，天災人禍導致農村破產、治安敗壞，地主、富農紛紛湧入了相對安全的城市避險，其所擁有的現金也隨之遷移至城市，農村也因此出現流動性危機，面向內地、農村經營的錢莊也受到毀滅性打擊。

大蕭條爆發後日本和歐美紛紛放棄金本位，一面通過貨幣貶值推動出國，另一面仰仗不平等條約帶來的特權向中國傾銷本國商品，中國的本國工農業無力阻擋這種衝擊。中國的貿易赤字也在這個過程中從1928年的2.046億兩迅速增長到1932年的5.5605億兩，而本應彌補逆差的僑匯由1931年的2.32億兩下滑到1932年的2.09億兩，國際收支的失衡必然導致資本外流。到了1932年，各大商埠也出現了白銀外流的現象，據《中央銀行月報》廣州、香港、無錫、杭州、寧波、南京等埠在年內流失白銀3000萬兩以上，上海的華資銀行則因接收了大量本國的避險資金一度有了挑戰外資銀行的實力。根據耿愛德在1932年的估計，中國全國銀元總量在17億元左右、銀兩總量在1.5億兩左右，而1933年1月底上海中外銀行合計就擁有銀元2.76億元、白銀1.5億兩，也就是說上海幾乎吸收了全國1/6的流通銀元和全部的流通銀兩。

以紡織業為代表的國內民族工業在列強傾銷下陷入停擺，作為工業原料的農產品價格也隨之低迷，農村不但無法從農產品貿易中獲取白銀，還要為購買外國工業品的剪刀差被迫向城市輸出白銀。由於國內工商業不景氣，流入上海的白銀資本實際上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湧入了地產和內債為首的投機資產。當時，政府內債雖然由國民政府背書，但是由於信用不足其市場價格遠低於票面價格，政府只能以折扣銷售給銀行，並承諾以票面足額支付本息，屬於典型的垃圾債券：1932年，票面價格100元的「裁兵」公債市場價僅49元，卻可以按月付息，年化利率高達21.96%；同樣票面價格100元的「編遣」庫券僅作價29元，年化利率高卻達24.36%。房地產也不遑多讓，上海房價高歌猛進，1930年上海房地產業總值增約10億兩，1933年全年成交總額超過33億元。內地市場的政治風險與工農業蕭條與上海市場的相對低風險、投資高回報形成了鮮明對比，內地各埠的避險資金也加速湧入上海。

錢業與銀行的實力此消彼長：1932年，上海華資銀行業票據收付業務合計僅2.2億元，錢業合計12.2億元；上海錢業公會會員實收資本合計總額1792.7萬元，上海銀行業公會會員合計總額9814.1萬元；錢業存款總額1.6251億元、貸款總額1.5790億元，銀行業則有存款7.8845億元、貸款5.6618億元。錢業雖然仍然把控著票據收支和清算業務，但是銀行業資產已經遠超錢業，錢業時不時需要仰仗於銀行業的救濟。銀兩與銀元的勢力也同樣發生變化：根據財政部估計1918年中國國內流通銀元2.5億元、到了1933年則高達13億元，而日本學者濱田鋒太郎根據耿愛德的數據推斷1932年年底中國國內流通銀元達到了17億元，與此同時銀兩銀兩逐漸從內地消失、往往只流通於通商口岸，內地虛銀兩的價格也因為實銀兩稀缺而購買力低迷，導致內地民眾不再樂用銀兩，銀元也更為普及。上海市場的資金過剩衝擊了銀錢業之間的洋厘市場，相對穩定的厘價在1932年出現了8%的罕見振幅，理論含銀7.2錢的銀元在1932年8月創下了6.8838錢的歷史低價。由於銀元價格實在過於便宜，不少人將流通性不佳的舊銀元熔鑄為銀兩賺取差價，市面流通銀元的規制和成色反而趨於統一，外國銀元逐漸退出市場，有利於政府和銀行業推動幣制統一。

### 銀錢業再辯「廢兩改元」

1932年初，公債市場因政局不穩、政府償債信用動搖而出現風潮，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不得不在1月13日暫停債券交易以防止債價暴跌。由於公債以銀元為發行準備，公債無法售出導致市面上銀元減少、厘價暴漲至7錢4分，一時間上海錢莊業因銀兩儲備不足而瀕於擠兌，錢莊公會不得不求援於中國銀行、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中中交三行聯合向市場投放現銀成功將厘價降至7錢1分1厘，厘價最終穩定在7錢1份5厘左右。此次風潮的根本原因在於蔣中正下野後繼任的孫科政府中央權威薄弱，無法阻止地方截留財源，為防止政府拒絕償還公債本息，銀錢兩業隨後聯合起來抵制孫科政府，孫科政府因而倒台，蔣中正和汪精衛回歸南京政府。接踵而至的一二八事變中，日軍入侵上海導致上海金融業陷入危局，錢業為此停業3個多月、損失慘重。然而，隨著政局緩和、厘價走低，銀行業和錢業的關係也開始分化。厘價走低意味著銀行所持有的銀元資產減值，而銀元的市場價格顯著低於其公允價值，令銀行有充足的動力推動「廢兩改元」。

1932年3月10日，上海銀行業公會通過中國銀行董事長李馥蓀動議，次日致函錢業公會「主張銀洋並用」、「漸達廢兩為元之目的」，但是錢業公會仍舊以政局不穩、造幣廠尚未運行為由回絕。5月下旬，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貝祖貽又在全國銀行星期五聚餐會上發表演說強推「廢兩改元」，他指出「廢兩改元」的時機已經成熟，一方面銀兩逐漸減少、銀元日益普及，另外一方面錢業公會也因為現銀緊缺而只能帳面上「匯劃」而無法當天解提實物白銀，意圖讓銀行業成立新的清算體系以取代錢莊的「匯劃」功能，暗示國民政府推動「廢兩改元」毋需顧忌錢業態度。會後，銀行業公會再次請求與錢業公會聯合會議，但是錢業公會合議仍是無法達成共識，對於「廢兩改元」並不強烈反對而傾向於以拖待變。6月下旬財政部邀請銀行業公會參加「廢兩改元研究會」，7月初財政部長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金融業人士討論「廢兩改元」，並在7月7日的會議上宣布「廢兩改元」的基本原則。面對政府和銀行業「廢兩改元」的決心，錢業仍舊錶示抗拒，秦潤卿在7月9日的錢業公會臨時全體大會上重申了堅持「兩元並用」的觀點以及「廢兩改元」的先決條件，不過這在銀行業看來只不過是錢業在拖延時間而已。

銀行業以《銀行周報》為陣地，針對錢業抗拒的各種理由，開設了數期「廢兩改元問題」專刊予以回應：錢業質疑市面銀元數量尚不足以完全替代銀兩，然而自1930年代以來大量內地的白銀湧入上海市導致上海銀元總量前所未有之多；錢業質疑銀元的成色不統一，而專刊則回應現在市面厘價低落、早已與銀兩本身的含銀量脫鉤，因此成色問題並不合理。《銀行周報》還有多篇文章指責錢業為「兩元並用」中的既得利益犧牲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錢業本就把持兩元匯兌的手續費用，又由於在「劃匯」領域享有特權，馬寅初則指出銀行業為「劃匯」也必須存款於錢莊，「廢兩改元」後錢莊會因為失去這部分存款而損失慘重，因此錢業必然會阻撓「廢兩改元」。錢業也以《錢業月報》為陣地，回擊了銀行業的各種質疑，並且為了打消群眾顧慮取消了銀錢匯兌的手續費，建議政府不要在後方不穩時貿然改革等等，其中《錢業月報》對馬寅初文章的抨擊尤為突出，否定了錢業在其中的既得利益。政府對於「廢兩改元」的態度頗為明確，《申報》在7月13日報導宋子文「全部計劃就緒，即實行（廢兩改元）」的談話，財政部為推動「廢兩改元」致錢業公會的電文也為各大報刊轉載，宋子文在7月23日撇開了錢業與銀行業召開會議討論「廢兩改元」，成立了由中外銀行家組成的「廢兩改元委員會」。《錢業月報》雖然一再強調「廢兩改元」的所為先決條件，但是政府和銀行業基本不再理會錢業的立場，《錢業月報》也從9月轉變立場討論起錢業在「廢兩改元」後的事情了。

### 「廢兩改元」塵埃落定

本部為準備廢兩先從上海開始實施，特規定上海市面通用銀兩與銀本位幣一元，或舊有一元銀幣之合原定成色者，以規元七錢一分五厘合銀幣一元為一定之換算率，並自本年三月十日起施行。除由部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備案外，合將換算率計算法列表公布之。此令。

銀本位幣一元 = 純銀 23.493448公分

上海銀兩每兩合純銀 33.599公分

$$\tfrac{23.493448}{33.599}=0.6992305$$

每銀本位幣一元 = 上海銀兩（純銀）0.6992305

加鑄費2 1/4% = 上海銀兩（純銀）0.0157327

每銀本位幣一元 = 上海銀兩（純銀）0.715

民國廿二年三月二日

1930年底，國民政府取得了中原大戰的勝利，鞏固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權威，初步具備了推行貨幣改革的動員能力，不幸的是1931年東北淪陷和1932年淞滬戰爭更是令政府財政和金融體系遭受重創。1930年初，為了彌補大蕭條後銀價低迷給造成的損失，國民政府率先在海關稅收上施行金本位，由原先徵收銀兩改為徵收與黃金掛鉤的關金券，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府償還外債的壓力。大蕭條爆發後，西方國家為了解決需求低迷問題，紛紛推動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因此當時的在華外商大多支持中國改革幣制。1932年初隨著厘價低迷、銀錢兩業圍繞「廢兩改元」展開辯論，經濟學家馬寅初建議建議國民政府「乘此洋厘下落，銀元價格下沉，多被熔化之際，奮力廢除銀兩」，而時任財政部長宋子文也鑑於英國等西方國家在大蕭條中放棄金本位，呼籲社會各界支持政府改革貨幣。1932年7月23日，宋子文邀請各界代表討論「廢兩改元」，並建立了由中外銀行家構成的「廢兩改元委員會」。

作為統籌銀錢兩業公會的組織，上海市總商會原先對於銀錢兩業的爭議持相對調和的態度，而「廢兩改元委員會」成立後即向商會徵詢意見，商會即相應成立了研究委員會，徹底倒向了「廢兩改元」的陣營：「現在洋厘日跌，市價低於含銀成分，內地商民受虧極巨，政府暨各方認為實行改革之時機已屆，誠為統一幣制前途之曙光」。商會的各成員也向總上海提出了各種建議，譬如上海蛋業公會就建議固定「廢兩改元」厘價在七錢二分，上海柴炭業公會則建議將各省造幣廠裁併於中央造幣廠，將普通銀行的紙幣發行權歸於政府設立的發行局，而錢業見到各行業的態度，也只是建議總商會充分考慮各行業的利益，「統盤籌劃，謀幣制之統一政策，社會之安寧」。各地商會也向上海市總商會提供了各種反饋，譬如崇明縣商會就提議新銀元按照民國三年（1914年）《幣制條例》規定鑄造，漢口市商會則在貨幣本位、主輔幣整理、統一鑄幣權、統一發行權4個方面提出建議。上海市總商會研究委員會1932年9月12日召開委員會議，綜合各地商會與各行業組織意見彙編為「廢兩改元」計劃，隨後將計劃呈報給財政部與中央銀行，計劃呈報後又得到了天津市總商會和天津市錢業公會的公開支持。「廢兩改元委員會」結合了反饋意見對新造銀元的成色、重量及其與銀兩的匯率提出了研究意見，並且建議國民政府分兩步「廢兩改元」：首先在銀兩勢力最頑固之上海推行改革，隨後向各地推廣上海的幣制改革。

1932年8月，隨著日本進一步掠奪東北利權，國民政府為紓解財政壓力不得不加快中央造幣廠的建設，計劃利用國內外的有利條件強力推動「廢兩改元」。1933年，《銀本位幣鑄造條例》明確規定國幣鑄造權「專屬於中央造幣廠」。銀行業紛紛表態支持「廢兩改元」。1933年3月1日，財政部在上海頒布《廢兩改元令》，宣布自3月10日起在上海開始試行「廢兩改元」。3月7日，財政部又委託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組織上海銀元銀兩兌換管理委員會，三大行以財政部《廢兩改元令》規定之匯率兌換銀兩為銀元。3月8日，財政部將上述法令電告上海市總商會，商會隨即將政府命令轉告銀錢業與外資銀行，銀行業公會還向外資銀行詳細說明了由銀兩轉換為銀元後的外匯匯率結算細節。財政部在一開始並不是強制市場使用銀元，規定在過渡期間市場仍可用銀兩收付款，但是需要將收付銀兩折算為銀元，但這種做法反而適得其反——銀兩的需求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因為《廢兩改元令》預期供應稀缺，一時間銀兩反而奇貨可居，拿銀兩兌換銀元的人更少了。按銀元銀兩兌換管理委員會報告，3月10日至4月5日間，三大行兌入銀元合計2031158.03元，兌出反而達到了63449030.99元，也就是說更多人從三大行拿銀元兌換了銀兩，並且外商銀行也並沒有遵守財政部命令以法定匯率兌換銀兩，在外商把控下的洋厘匯兌吸引了更多人從事囤積銀兩。

見此情形，財政部下定決心，在4月5日宣布次日起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廢兩改元」。不過由於法令事出倉促，很多外商銀行實際上對於「廢兩改元」持觀望態度，例如日本正金銀行報告就質疑財政部是否有充足的銀元將外商銀行所囤積的銀兩全部兌換為銀元，而上海以外的漢口、天津等商埠也因為匯兌機構遲遲無法成立，在「廢兩改元」後難以兌換銀兩為銀元，導致了商業上的混亂。問題更大的則是中央造幣廠的造幣速度，自3月1日以來由於「機力、人工，均屬生疏」，直到1933年底所鑄造的銀元每日鑄幣不過18萬元，遠遠趕不上「廢兩改元」所產生的市場需求。除了改進造幣廠流程之外，中央造幣廠還另行鑄造了廠條以應付市場上的大宗交易需求，廠條僅用於金融業內部匯兌而不在公開市場流通。1933年10月26日財政部又致函要求中央銀行統計市面上中外銀錢業所存儲的銀兩數目，待財政部查驗後各大金融機構可以陸續向中央銀行兌換銀元，由於中央造幣廠造幣速度不足，中央銀行又於1934年3月13日宣布個大金融機構在每月15日可以兌換定額的銀元。不過由於1934年6月19日美國頒布了《白銀法案》，國際銀價反而騰躍，外商銀行反而不願意將銀兩兌換為銀元，白銀開始大量流出中國。

## 外部理解

- 「黃金年代」的陰影——國民政府的困境和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