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基·阿芬第

守基·阿芬第 (ˈ; شوقی افندی；1896年或1897年－1957年11月4日）自1922年起，直至1957年逝世擔任巴哈伊信仰的聖護。作為巴哈伊信仰的核心人物阿博都·巴哈的外孫與繼任者，他被賦予引導巴哈伊信仰發展的職責，包括建立其全球性的行政架構，並實施一系列傳導計劃，使這一宗教擴展到若干新的國家。作為巴哈伊著作的授權闡釋者，他對信仰中心人物主要著作的翻譯，為人們對信仰基本教義的理解提供了統一性，並保護其追隨者免於分裂。1957年他逝世後，領導權轉交給聖輔（Hands of the Cause），1963年，全世界的巴哈伊信徒選舉產生了世界正義院，這一機構早已由巴哈歐拉加以描述並加以規劃。

阿芬第，阿夫南家族成員，出生名為守基·拉巴尼，生於阿卡（Acre），他在那裡度過了早年時光，後來又在海法和貝魯特求學，1918年自敘利亞新教學院獲得文學學位，隨後擔任阿博都-巴哈的秘書與譯者。1920年，他就讀於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學習政治學和經濟學，但尚未完成學業時，便得知阿博都-巴哈逝世的消息，不得不返回海法。在1921年12月底返回後不久，他得知阿博都-巴哈在其遺囑中指定他為巴哈伊信仰的聖護。守基·阿芬第對巴哈伊信仰發展的清晰願景承繼自阿博都-巴哈並以巴哈歐拉的原始著作為基礎；其領導主要是兩個方面：建設其行政體系與將該信仰推廣至全球。

在擔任聖護的36年間，守基·阿芬第翻譯並闡釋了巴哈歐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大量著作，制定了使巴哈伊信仰得以在全球傳播的計劃，並寄出了超過17,500封信件。他始終關注著各地巴哈伊社群的發展情況，同時也持續關注並回應中東地區的局勢；那裡信徒仍在遭受迫害。他還開始著手將海法（以色列）建設為巴哈伊世界中心，並設立國際巴哈伊理事會以協助其工作，其中若干成員為新任命的「聖輔」。他還主持社群的擴展：從1935年的1,034個地方社區增至1953年的2,700個，進而到1963年的14,437個地方社區。自其領導之初至結束，全球巴哈伊的總人數從100,000增長至400,000。

1957年，守基·阿芬第在訪問倫敦期間因感染亞洲流感而逝世，安葬於倫敦市的紐紹斯蓋特公墓（New Southgate Cemetery）。

## 背景

守基·阿芬第於1896或1897年出生在奧斯曼帝國阿卡桑賈克的阿卡，守基·阿芬第通過其父親米爾扎·哈迪·設拉子（Mírzá Hádí Shírází）與巴布有親屬關係；又通過其母親迪亞伊耶·哈努姆（Ḍíyáʼíyyih Khánum）——阿博都-巴哈的長女——與巴哈歐拉有親屬關係。阿博都-巴哈為他提供了大部分早期教育，從他年幼時起就對守基·阿芬第產生了深遠影響。守基·阿芬第從祖父那裡學習祈禱文，祖父還鼓勵他誦經。阿博都-巴哈還堅持人們稱呼這個孩子為「守基·阿芬第」（「Effendi」意為「先生」），而不是簡單地叫「守基」，以表示對他的尊重。

童年時期，守基·阿芬第就知道在阿卡的巴哈伊信徒所承受的艱難，其中包括米爾扎·穆罕默德·阿里對阿博都-巴哈的攻擊。米爾扎·穆罕默德·阿里是阿博都-巴哈的同父異母弟弟，因阿博都-巴哈被指定為巴哈歐拉的繼承人而心懷不滿，他開始策劃，通過散布虛假消息稱阿博都-巴哈是奧斯曼帝國敘利亞地區起義的幕後主使，以此來抹黑他。這在巴哈伊社群中引發的問題遠至伊朗及更遠地區都能感受到其影響。年幼時，他便知道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1876年—1909年）意圖將阿博都-巴哈流放到北非的荒漠，將他置於死地。

### 來自阿博都－巴哈的聖簡

作為阿博都－巴哈的長孫，即其長女迪婭伊耶·哈努姆的長子，守基·阿芬第與他的外祖父有著特殊的關係。當代巴哈伊信徒齊亞·巴格達迪記述，守基·阿芬第年僅五歲時，纏著外祖父為他寫一封聖簡，阿博都－巴哈便應允寫下：

祂是上帝！我的守基啊，我沒有時間說話，讓我一個人安靜吧！你說要寫，我已經寫了。還要做什麼呢？現在不是你讀寫的時候，而是該跳躍嬉戲、高唱「我的上帝啊！」的時候。因此，要把榮耀之美者的祈禱文背下來，並吟唱給我聽吧，好讓我聽見。沒有時間做別的事情了。

隨後，守基·阿芬第開始背誦很多祈禱文，並高聲吟誦。這使得家人請求阿博都-巴哈讓他安靜一點，但他似乎拒絕了這一請求。

### 教育

守基·阿芬第早年的教育是在家中與家族中的其他孩子一同接受的，由私人教師授課，學習阿拉伯語、波斯語、法語、英語以及文學。

1907年至1909年期間，他就讀於海法的聖若瑟書院（Collège des Frères），這是一所耶穌會學校，在那裡學習阿拉伯語、土耳其語、法語和英語。1910年，當阿博都-巴哈在前往西方訪問之前暫居埃及時，守基·阿芬第曾短暫就讀於拉姆萊（Ramleh）的聖若瑟書院。

原本計劃讓他陪同祖父出訪，但在義大利那不勒斯港時，港口當局以健康原因作為理由，阻止他繼續同行，因此計劃未能實現。1912年3月之後的某個時候，他返回埃及，隨後被送往貝魯特的一所耶穌會寄宿學校。同年10月，他轉入附屬於敘利亞新教學院（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的預科學校，並於1913年畢業。之後，他進入敘利亞新教學院攻讀本科，並於1917年獲得文學學士學位。雖然後來又以研究生身份註冊入學，但最終返回海法，沒有完成更高學位。

在敘利亞新教學院求學期間，他每次回到海法探親時都會協助阿博都-巴哈從事翻譯工作。自1918年底起，他正式成為阿博都-巴哈的全職秘書兼翻譯。

到了1919年春天，繁重的秘書工作開始嚴重影響守基·阿芬第的健康，他反覆罹患瘧疾。到1920年春天時，他的身體狀況已經相當虛弱，因此阿博都-巴哈安排他前往巴黎的一家療養院休養。康復之後，他進入英國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非學院制代表處學習，以進一步提高自己的英語翻譯能力。

### 阿博都-巴哈逝世

守基·阿芬第在英國求學期間，於1921年11月28日凌晨得知阿博都-巴哈逝世的消息；由於他並不知曉其祖父患病，這一消息令他深感震驚。1921年12月29日他返回海法後，《阿博都-巴哈的遺囑與遺訓》的有關條文被公布，明確指出將任命守基·阿芬第為阿博都-巴哈的繼承者，並擔任巴哈伊信仰的聖護。聖護制度由巴哈歐拉提出，阿博都-巴哈在其《遺囑與遺訓》中闡明了其具體職能與權限，其中尤為重要的兩項職能是闡釋巴哈伊教義以及引導巴哈伊社群。

### 個人生活與婚姻

守基·阿芬第的一生幾乎完全奉獻給了其作為聖護的職責，個人生活始終處於次要地位。直到1950年，他才得以建立足夠的秘書協助體系，以應對不斷增加的通信與行政工作。此後，他長期保持著極為繁忙的工作節奏，在海法持續處理世界巴哈伊事務，僅於夏季短暫前往歐洲休養。早年他常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區度假，並曾於1929年和1940年兩度穿越非洲大陸，從南部一路行至北部。

1937年3月24日，守基·阿芬第與瑪麗·麥克斯韋（Mary Maxwell）結婚。婚後，她被授予稱號魯希葉·哈努姆（Rúhíyyih Khánum）。她是梅·麥克斯韋（May Maxwell）的獨生女。梅·麥克斯韋是阿博都-巴哈的門徒，而她的父親威廉·薩瑟蘭·麥克斯韋（William Sutherland Maxwell）則是一位加拿大建築師。

守基·阿芬第第一次見到瑪麗是在1923年，當時她還是個女孩，隨母親前來朝聖。14 後來，她在青少年時期又與母親的兩位摯友一同前來朝聖。

在守基·阿芬第的鼓勵下，瑪麗逐漸成為一位積極活躍的巴哈伊教師。有一封寫給守基·阿芬第的信中這樣形容她：「一位美麗且極具感染力的女孩，凡是認識她的人都會留下深刻印象。」後來，瑪麗·麥克斯韋不僅成為守基·阿芬第的妻子，也成為巴哈伊信仰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作為魯希葉·哈努姆，她在守基·阿芬第逝世後協助維護巴哈伊世界的團結，並進行了廣泛的國際訪問與服務工作。

1936年，守基·阿芬第寫信給瑪麗及其母親，邀請她們前往海法訪問。她們於1937年1月抵達，隨後守基·阿芬第與瑪麗之間展開了一段低調而謹慎的交往。

結婚時，瑪麗26歲，是一位身材高挑、熱愛運動的年輕女性。

兩人在海法阿博都-巴哈故居中巴希伊葉·哈努姆（Bahíyyih Khánum）的房間內舉行婚禮並交換誓言。婚禮儀式十分簡樸，魯希葉·哈努姆身著黑色服裝。只有極少數人知曉這場婚禮，包括見證人以及少數居住在海法的巴哈伊信徒。

因此，當守基·阿芬第的母親向世界各地的巴哈伊社團發出電報宣布這一消息時，全球巴哈伊信徒都感到十分驚喜。

電報內容如下：請通知各地方靈理會，共同慶祝敬愛的聖護成婚。

巴哈歐拉的侍女魯希葉·哈努姆——瑪麗·麥克斯韋小姐——獲得了無比崇高的榮譽。

巴哈伊信仰所宣揚的東西方結合，如今因這樁婚姻而更加鞏固。

——聖護之母，迪亞伊葉（Ziaiyyih）這場婚姻後來常被巴哈伊視為象徵著東方與西方的結合：守基·阿芬第出身於巴哈歐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家族，而魯希葉·哈努姆則來自加拿大的巴哈伊家庭，因此這段婚姻被認為體現了巴哈伊信仰關於世界統一與人類一家理念的象徵意義。自此她以「魯希葉·哈努姆」之名為人所知，不僅成為他的妻子，也是他終身工作的助手。

雖然守基·阿芬第一生從未到訪過伊朗，但他始終保留著伊朗（波斯）國籍，並持伊朗護照出行。

### 領導風格

守基·阿芬第在成為巴哈伊信仰的聖護時年僅24歲。在經過一段短暫的休整以為這一職責作準備之後，他開始著手眼前的工作。由於受過西式教育且穿著西式服裝，守基·阿芬第的領導風格與他的祖父阿博都-巴哈顯著不同。他寫給巴哈伊信徒的書信常以「你們真正的兄弟」署名，而且，他關注的不是自己作為聖護的個人角色，而是聖護制度這一機構。他把精力用在全球推廣這一信仰，奠定其位於聖地的世界行政中心的基礎，並更多依靠大量書信往來而非親自出行，向不斷壯大的全球社群傳達他的指導。他常常花大量時間接待前來海法朝聖的巴哈伊信徒，給予他們啟發與指導；而當這些信徒返回世界各地的社群時，他會請他們充當使者，將訊息、指導和鼓勵帶回當地的巴哈伊團體。

### 行政

守基·阿芬第成為聖護後的一項主要目標，是組織巴哈伊世界中心的行政工作，最初的重點是與世界各地日益增多的巴哈伊信徒保持通信。此事需要秘書方面的協助；在早年，這種協助來自他的父親以及兩位曾為阿博都-巴哈擔任秘書的波斯籍巴哈伊信徒。1924年末至1927年間，他最初得到約翰·埃斯萊蒙特博士的協助；其於一年後不幸去世後，又由埃塞爾·羅森伯格接續協助；二人皆為英國的巴哈伊信徒。他在這項工作中也得到了數位家人的協助。為減少往來信件，守基·阿芬第鼓勵各地巴哈伊社群編印通訊並分送其他社群；由海法發出的通訊包括來自巴哈伊世界中心的消息及全球巴哈伊活動的報導，從而減輕信徒寫信向他索取資訊的需要。作為巴哈伊世界中心的延伸，他在日內瓦設立了巴哈伊事務局，代表社群參與各類國際論壇與會議，並與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國際組織進行聯繫。

在其擔任聖護者的早年，守基·阿芬第著重於國家與地方靈體會的組建與培育：一方面通過鼓勵巴哈伊教的傳播來實現這一點，另一方面也將其視為選舉世界正義院的先決條件。國家靈體會依照阿博都-巴哈的指示，並採用守基·阿芬第所制定的程序加以選舉；他承擔起界定其選舉要求、明確其權限、擬定並評估其運作規則，以及在各種情境與社會條件下管理這些準則之適用的責任。1923年，在守基·阿芬第的指示下，首批三個國家靈體會在大不列顛、印度和德國成立。

1951年，守基·阿芬第開始擴展國際性的巴哈伊信仰機構，按照阿博都-巴哈在其遺囑中所規定的職責之一，任命了12位聖輔（Hands of the Cause）。同年，他成立了國際巴哈伊理事會——一個兼具秘書處與諮詢職能的機構，其成員起初由任命產生，隨後改為選舉產生，並日益承擔起與社群溝通以及與以色列政府互動的職責。1952年，他又任命了7位聖輔，1957年再增任8位。1954年，他要求這些聖輔任命36人，在五個洲級輔助團任職，以協助他們的工作。設立這些國際性機構，似乎是為了為「十年拓展征程」的擴展目標提供支持，並配合籌備選舉正義院。

守基·阿芬第在發展巴哈伊世界中心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他最初購入位於阿卡（舊稱阿克里）附近巴吉的一座宅邸，巴哈歐拉一直居於其間直至1892年逝世；巴哈歐拉聖陵坐落於此處，他又在其周邊購置額外土地並營建了大片花園。他監督修建了覆蓋巴孛聖陵的金色圓頂建築，開發了周邊土地，並在附近興建了國際文獻館大樓。他還批准了有關建立一個中心的規劃；該中心後來演變為由建築群、景觀花園和聖地構成的網路，並被全球巴哈伊信徒公認為巴哈伊信仰的中心。

1937年，守基·阿芬第指示美國與加拿大巴哈伊全國靈性議會完成位於伊利諾州威爾梅特的巴哈伊靈曦堂外部工程，作為其七年計劃的目標之一。這項工程最終於1943年完成，並於1953年5月為該殿舉行奉獻儀式。1955年8月23日，守基·阿芬第宣布將在烏干達坎帕拉建造非洲第一座巴哈伊靈曦堂；該殿於1961年1月奉獻。

### 信仰的擴展

在守基·阿芬第擔任巴哈伊信仰聖護的那些年間，信徒人數增長到超過400,000人，他在此期間制定的各項計劃也都超額完成了既定目標。1935年啟動第一項計劃之前，全球共有139個靈性議會，巴哈伊信徒分布在1,034個地點。到1953年，這些數字增加到670個靈性議會和2,700個地點；同年，他發起了一項為期十年的全球性運動，其目的在於在全球範圍內確立該信仰，該信仰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東南亞和太平洋群島等地區廣泛傳播。儘管守基·阿芬第於1957年去世，但到1963年，巴哈伊信仰在世界上的地理分布已增加到14,437個地方，擁有56個國家靈性議會和3,551個地方靈性議會。

### 其他

在宗教事務之外，守基·阿芬第也關注社會公益事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支持森林學家理察·聖·巴布·貝克在巴勒斯坦推動植樹造林和土地復綠工作，並介紹他結識當地各大宗教的領袖，為造林計劃爭取到了廣泛支持。

## 翻譯與著作

參見：守基·阿芬第的著作守基·阿芬第以英語和波斯語進行了大量寫作；作為巴哈伊信仰的聖護，阿博都-巴哈委託他承擔對上帝之言進行闡釋的職責，並授權他闡明巴哈歐拉與阿博都-巴哈言辭的意義及其涵義。由於守基·阿芬第的闡釋被視為具有權威且不可更改，他的著作被認為是形成當代巴哈伊信仰教義的主要要素之一。他還在翻譯巴哈歐拉的諸多著作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其中包括1929年的《隱言經》、1931年的《篤信經》、1935年的巴哈歐拉文選以及1941年的《致狼子書》。他也翻譯了諸如《破曉者之光》等歷史文本。他的意義不僅在於譯者的身份，還在於被指定且具有權威的巴哈伊著作闡釋者。因此，他的譯本成為今後一切巴哈伊著作翻譯的指導準則。

他的著作絕大多數是以書信的形式寫給遍布全球的巴哈伊信徒。這些書信，目前已收集到17,500封，被認為總數約有34,000件獨立作品。其內容範圍從關於世界各地巴哈伊事務的日常往來，到面向全球巴哈伊、針對特定主題的長篇書信。他的一些較長書信及書信合集包括《巴哈歐拉的世界秩序》、《神聖正義的降臨》和《應許之日來臨》。

其他書信還包含有關巴哈伊教義、歷史、道德、原則、行政與律法的論述。他還為一些傑出的巴哈伊信徒撰寫訃文。他致個人與各級靈性議會的許多信件已被彙編成多部著作，成為全球巴哈伊信徒的重要文獻來源。他一生唯一真正撰寫的書籍是1944年的God Passes By《神臨記》，以紀念該宗教創立一百周年。該書為英文著作，是對巴比與巴哈伊信仰最初一百年的詮釋性歷史；另亦有較短的波斯語版本。

## 猝逝

1957年11月4日，守基·阿芬第在倫敦猝然去世；他在前往英國途中感染了亞洲流感，正值這場奪去全球兩百萬人生命的大流行病期間。他安葬於當地的新南門公墓。他的妻子發來了如下電報：

主贈與信徒的神聖信託、眾心所愛的守基•埃芬迪患亞洲流行性感冒後，在睡眠中因心臟病突然發作逝世。敦促眾信徒繼續堅定不動搖，團結在敬愛的聖護深情培養的新近鞏固並強調的聖輔制周圍。只有眾心統一，目標一致才能夠真實證明所有總靈理會與信徒對完全獻身於為巴哈伊信仰服務的已故聖護的忠誠。

巴哈伊經典設想，未來的世襲聖護將由一任任命下一任，代代相承。每一任聖護應由前任從巴哈歐拉的男性後裔中任命，最好遵循長子繼承制。該任命應在監護人尚在世時作出，並由一組「上帝事業之手」明確同意。在守基·阿芬第去世之時，所有在世的巴哈歐拉男性後裔均已被阿博都·巴哈或守基·阿芬第宣布為破約者，因此沒有合適的在世人選。這造成了嚴重的領導危機。尚在世的27位聖輔通過六次秘密會議（若缺席則簽署同意書）商議如何應對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聖輔們一致表決認為，無法合法地承認並同意一位繼任者。他們於1957年11月25日宣布接管此一信仰的領導，確認守基·阿芬第未留下遺囑或繼任者任命，並指出當時本來也不可能作出任命；同時推選其中九人留駐海法的巴哈伊世界中心，以行使聖護的行政職能。

### 聖護時期

在守基·阿芬第於1957年10月致巴哈伊世界的最後一則訊息中，他稱聖輔為「巴哈歐拉正在孕育中的世界共同體的首席監護者」。守基·阿芬第逝世後，巴哈伊信仰由聖輔暫代監護，他們從自身之中選出九位代表（Custodians），在海法擔任該信仰的領導。他們監督了國際巴哈伊理事會向正義院的過渡。這一監護時期監督了守基·阿芬第所部署的「十年拓展征程」（持續至1963年）的最後幾年之執行，並在1963年第一次巴哈伊世界大會上促成並完成了正義院的選舉與成立。

### 世界正義院的選舉

1963年，在十年聖教計劃結束之時，世界正義院首次被選舉產生。它被授權就經文未涵蓋的情形作出裁決。作為首要議程，世界正義院評估了由於聖護未指定繼任者而引發的局勢。它認定，在當時情勢下，鑑於《阿博都-巴哈的遺囑與遺訓》中所闡述的繼任標準，已無合法方式再任命另一位聖護。因此，儘管《阿博都-巴哈的遺囑與遺訓》為聖護的繼任作了規定，守基·阿芬第仍是此一職位的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承擔者。巴哈歐拉在《亞格達斯經》中設想了一種情形：在世界正義院建立之前，聖護的傳承可能中斷，而在此過渡期間，則由聖輔管理巴哈伊社群的事務。

## 外部連結

- 守基·阿芬第 – 來自 bahai.org 的資源
- 守基·阿芬第的著作 – 經認證的英文著作
- 守基·阿芬第傳記
- 守護者：守基·阿芬第生平圖解年表 - The Utterance Project
- 守護者的長眠之所 – 來自英國巴哈伊教官方網站
- 關於其生平的首部紀錄片
- 十一月四日前夕的沉思 – 阿布·卡西姆·法伊齊在守基·阿芬第逝世前夕所寫的隨筆

## 早年生活

阿博都-巴哈於1844年5月23日（伊斯蘭曆1260年朱馬達·烏拉月5日）出生在波斯（今伊朗）的德黑蘭，為巴哈歐拉與納瓦卜的長子。他出生的那一夜正是巴孛宣告其使命的夜晚。出生時被命名為「阿巴斯」，其名取自其祖父米爾扎·阿巴斯·努里，這是一位顯赫而有權勢的貴族。阿博都-巴哈的早年受其父在巴比教團中顯要地位的影響。童年時，他深情回憶起與巴比教的塔希蕾的互動，描述她如何把他抱到膝上、撫慰他，並與他推心置腹地交談，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童年以快樂與無憂無慮為特徵。家人在德黑蘭和鄉間的住所不僅舒適，而且裝飾華美。與他的年幼弟妹——妹妹巴希葉與弟弟米赫迪——一道，他過著愉悅而舒適的生活。阿博都-巴哈喜歡與年幼的妹妹在花園裡玩耍，這也增進了他們之間的深厚感情。在其成長期，阿博都-巴哈目睹父母致力於多種慈善事業，包括將家中一部分改作婦女與兒童的病房。

由於其一生多處於流放與監禁之中，阿博都-巴哈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十分有限。在他年輕時，貴族子弟（包括阿博都-巴哈）通常不去常規學校就讀。相反，貴族男子一般在家中接受簡要的教育，側重於經文、修辭、書法和基礎數學等科目，重在為宮廷生活做準備。

阿博都-巴哈在七歲時僅在一所傳統的預備學校就讀了一年。相反，他的早期教育由其母親和叔父承擔，但他學習的主要來源是其父親。1890年，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描述阿博都-巴哈，說：「幾乎難以找到在言辭上更雄辯、在辯論上更敏捷、在舉例說明上更貼切、對猶太教徒、基督徒和穆罕默德教徒的聖典更為熟悉的人……」

據當時的記載，阿博都-巴哈在孩提時代口才出眾、性格迷人。七歲時，他罹患結核病，病情十分嚴重，預後認為他將不治身亡。儘管病情隨後有所緩解，這卻標誌著他此後終生與各種反覆發作的疾病鬥爭的開始，這些病痛貫穿了他的一生。

阿博都-巴哈童年時期深受影響的一件事，是他在八歲時父親被監禁；這一境況導致其家庭經濟狀況大幅下降，使他陷入貧困，並在街頭遭受其他孩子的敵意。阿博都-巴哈隨母親前去探視當時被囚於臭名昭著的地下地牢——黑坑的巴哈歐拉。他描述道：「我看見一處黑暗而陡峭的地方。我們從一個又小又窄的門口進去，下了兩級台階，但在那之後什麼也看不見。就在樓梯的中間，忽然我們聽見祂［巴哈歐拉的］……聲音：『不要把他帶進來』，於是他們把我帶回去了。」

## 巴格達

巴哈歐拉最終被釋放出獄，但被下令流放；當時年僅八歲的阿博都-巴哈在1853年冬季（1月至4月）隨父親踏上前往巴格達的旅程。在旅途中，阿博都-巴哈曾遭受凍傷。經歷一年的艱難後，巴哈歐拉不願繼續面對與米爾扎·葉海亞的衝突，於1854年4月（在阿博都-巴哈十歲生日前一個月）秘密隱居於蘇萊曼尼亞的群山之中。共同的悲痛使阿博都-巴哈與其母親和姐姐形影不離。阿博都-巴哈與二人關係尤為親密，其母親還積極參與了他的教育與養育。在父親離開家的兩年間，阿博都-巴哈承擔起管理家庭事務的職責，在未至其成年之前（在中東社會為14歲），據稱他常常沉浸於閱讀之中，並且在當時以手抄經文為主要出版方式的情形下，還從事抄寫巴孛著作的工作。阿博都-巴哈也對騎術產生了興趣，隨著年歲增長，他成為一名著名的騎手。

1856年，有關一位知識淵博的苦行者與當地蘇菲派領袖進行論談的消息傳到家人和友人耳中，他們認為這應該就是巴哈歐拉的希望，於是立即前往尋找，並於三月把巴哈歐拉帶回了巴格達。阿博都-巴哈見到父親時，跪倒在地，放聲哭道：「你為什麼離開我們？」隨後，他的母親和妹妹也如此。阿博都-巴哈很快成為父親的秘書和保護者。在這段居於該城的時期，阿博都-巴哈由孩童成長為青年。他被稱為「一位相貌出眾的少年」，人們亦記得他的仁慈。過了成年之年後，人們常常看見阿博都-巴哈出入巴格達的清真寺，討論宗教主題與經文。在巴格達期間，阿博都-巴哈應父親的要求，為一位名叫 ʻAlí Shawkat Páshá 的蘇菲派領袖撰寫了穆斯林傳統「我是一處隱藏的寶藏」的注釋。當時阿博都-巴哈只有十五或十六歲， ʻAlí Shawkat Páshá 認為這篇逾一萬一千字的論文，對於這個年紀的人而言，是一項非凡的成就。1863年，在後來被稱為「里茲萬花園」的地方，他的父親巴哈歐拉向同伴宣布，他就是是巴孛所預言的「上帝將使其顯現者」。據說，在十二天中的第八天，巴哈歐拉最先向阿博都巴哈透露了其使命。

## 伊斯坦堡/阿德里安堡

1863年，巴哈歐拉被召赴伊斯坦堡，於是他的家人——包括當時年僅十八歲的阿博都·巴哈——隨同他踏上了一段為期110天的旅程。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行程又是一段艱辛的旅程，阿博都·巴哈協助為被流放者提供食物。正是在那裡，他在巴哈伊信徒中的地位愈加凸顯。這一點又因巴哈歐拉的《聖枝書簡》而更加鞏固，其中他不斷頌揚其子之德行與地位。不久，巴哈歐拉及其家人又被流放至阿德里安堡，在這一路上，阿博都·巴哈再次因嚴寒而凍傷。

在阿德里安堡，阿博都-巴哈被視為其家人的唯一安慰者——尤其是他的母親。當時，阿博都-巴哈在巴哈伊信徒中被稱為「the Master」（教長），而在非巴哈伊人士中則被稱為「ʻAbbás Effendi」（「Effendi」意為「先生」）。正是在阿德里安堡，巴哈歐拉稱他的兒子為「上帝的奧秘」。根據巴哈伊信徒的說法，「上帝的奧秘」這一稱號象徵著阿博都-巴哈並非上帝的顯現者，但超於普通人的品格、淵博的學識、完美的特質在他身上得到很好的融合。巴哈歐拉還賜予他的兒子許多其他頭銜，如G͟husn-i-Aʻzam（意為「至大聖枝），「聖枝」、「聖約中心」，以及將其視為掌上明珠。當得知巴哈歐拉又一次被放逐、這次目的地為巴勒斯坦時，阿博都-巴哈（「the Master」）在聽聞他與家人將被與巴哈歐拉分開流放的消息後深受打擊。據巴哈伊信徒所言，正是通過他的斡旋，這一主張被撤回，其餘家人得以一同被流放。

## 阿卡

24歲時，阿博都-巴哈已明顯成為其父的總管，並且是巴哈伊社群中的傑出成員。1868年，巴哈歐拉及其家人被流放到巴勒斯坦的阿卡監獄城，人們都以為巴哈歐拉一家將不會渡過這次劫難。抵達阿卡對這一家人和流放者而言極為痛苦，當地居民對他們懷有敵意。當有人說要讓婦女騎在男子肩上才能上岸時，阿博都-巴哈設法找來椅子，把婦女抬到岸上。他的姐姐和父親病情危急。阿博都-巴哈設法弄到了一些麻醉劑，並照料病人。巴哈伊教徒被關押在條件極其惡劣的牢房裡，幾間囚室滿是糞便與污垢。阿博都-巴哈本人也因痢疾而病危，一名同情他們的士兵允許醫生為他診治。當地居民排斥他們，士兵虐待他們，而賽義德·穆罕默德·伊斯法罕尼（阿扎里派之一）的舉動更使局勢惡化。隨著阿博都-巴哈最小的弟弟米爾扎·米赫迪在22歲時意外身亡，士氣進一步低落。悲痛的阿博都-巴哈在弟弟遺體旁守夜至天明。

### 在阿卡的後期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漸擔負起溝通被流放的巴哈伊群體和外部世界的責任。正是通過他與阿卡（Acre）居民的互動，他們才認識到巴哈伊信徒的清白，於是監禁條件得以放寬。米赫迪去世四個月後，這一家人從監獄遷至阿布德之家。當地民眾對巴哈伊信徒的尊重逐漸增加，尤其是對阿博都-巴哈，他很快在這座監獄城中廣受歡迎。紐約富有的律師邁倫·亨利·菲爾普斯描述道：「一群人……敘利亞人、阿拉伯人、衣索比亞人以及許多其他人」，都在等待與阿博都-巴哈交談並接受他的接見。隨著時間的流逝，阿博都-巴哈得以為家人另租住處；大約在1879年，一場疫病使原住者逃離，全家最終遷入巴吉大宅。

阿博都－巴哈於1886年通過出版《旅行者記》（Makála-i-Shakhsí Sayyáh）撰寫了一部關於巴比教的歷史，隨後在1891年，在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的促成下，由劍橋大學譯出並出版。

### 婚姻與家庭生活

當阿博都-巴哈年輕時，巴哈伊信徒間對他將與誰結婚議論紛紛。數位年輕女子被視為潛在的婚配對象，但阿博都-巴哈似乎對婚姻意興闌珊。1873年3月8日，在其父的敦促下，28歲的阿博都-巴哈與來自伊斯法罕的 Fátimih Nahrí（1847–1938）成婚，她當時25歲，出身該市的上層階級家庭。她的父親是來自伊斯法罕的 Mírzá Muḥammad ʻAlí Nahrí，是一位傑出的巴哈伊信徒，與顯要人士聯繫廣泛。在巴哈歐拉及其妻子 Navváb 表示希望她與阿博都-巴哈成婚之後，Fátimih 從波斯被帶到阿卡。在從伊斯法罕到阿卡的艱辛旅途之後，她於1872年在兄長的陪同下終於抵達。這對年輕人訂婚約五個月後才正式完婚。其間，Fátimih 住在阿博都-巴哈的叔父 Mírzá Músá 家中。據她後來撰寫的回憶錄所述，Fátimih 對阿博都-巴哈一見鍾情。阿博都-巴哈本人在遇到 Fátimih 之前對婚姻幾乎沒有意願；她被巴哈歐拉賜名為「Munírih」。Munírih 是一個稱號，意為「光輝的」。

這段婚姻共有九個子女。長子為 Mihdí Effendi，約3歲時夭折。隨後依次為 Ḍíyáʼíyyih K͟hánum、Fuʼádíyyih K͟hánum（幼年夭折）、Rúhangíz Khánum（卒於1893年）、Túbá Khánum、Husayn Effendi（1887年去世，時年5歲）、Túbá K͟hánum、Rúhá K͟hánum（Munib Shahid 之母）以及 Munnavar K͟hánum。子女的去世令阿博都-巴哈極為悲痛——尤其是其子 Husayn Effendi 的去世，發生在其母親與叔父去世之後的艱難時期。尚存的子女（均為女兒）為：Ḍíyáʼíyyih K͟hánum（守基·阿芬第之母）（卒於1951年）、Túbá K͟hánum（1880–1959）、Rúḥá K͟hánum 和 Munavvar K͟hánum（卒於1971年）。巴哈歐拉希望巴哈伊信徒效法阿博都-巴哈的榜樣，逐步遠離一夫多妻制。阿博都-巴哈只娶一位妻子並選擇保持一夫一妻制，既遵從其父的建議亦出於他本人的意願，使一夫一妻制的實踐獲得了正當性，對於此前一直將一夫多妻制視為正當生活方式的民眾而言尤為重要。

## 其宣教早年

1892年5月29日巴哈歐拉逝世後，巴哈歐拉的《聖約之書》（其遺囑）指定阿博都-巴哈為聖約中心、繼承者以及巴哈歐拉著作的解釋者。

巴哈歐拉以以下經文指定其繼任者：

神聖遺囑者之遺願乃是：所有阿格桑、阿夫南及本人之眷屬，皆須將其面龐轉向至大聖枝。你們須思量我在《至聖經書》裡的下述啟示：「若我親臨之洋退潮，我啟示之書封筆，你們須轉向祂，祂乃是上帝所屬意者，是發自本亙古聖根之分枝。」該段神聖經文所指無他，唯至大聖枝（阿博都-巴哈）。此乃我仁慈啟示於你們之大能遺囑，我確然是仁慈者、全能者。確然，上帝已命定次大聖枝（穆罕默德-阿里）之地位遜於至大聖枝（阿博都-巴哈）。祂乃真正的命定者、全智者。如同全知全覺者之諭令，我確定「次大者」次於「至大者」。

在巴哈歐拉的遺囑中，阿博都-巴哈的同父異母兄弟米爾扎·穆罕默德·阿里，被指名為從屬於阿博都-巴哈。穆罕默德·阿里對阿博都-巴哈心生嫉妒，並在其兄弟巴迪歐拉和迪亞歐拉的支持下，著手為自己建立權威，另立為領袖。他開始與伊朗的巴哈伊教徒通信，起初秘密進行，使他人對阿博都-巴哈產生懷疑。儘管大多數巴哈伊教徒追隨阿博都-巴哈，仍有少數人追隨穆罕默德·阿里，其中包括米爾扎·賈瓦德和易卜拉欣·喬治·海拉拉，他是早期赴美的巴哈伊教傳教士之一。

穆罕默德·阿里和米爾扎·賈瓦德開始公開指控阿博都-巴哈擅自掌握過多權力，暗示他自認為是神的顯現，其地位與巴哈歐拉相等。為了回應針對他的指控，阿博都-巴哈當時在致西方的聖簡中聲明，他應被稱為「阿博都-巴哈」，這是一個阿拉伯語短語，意為「巴哈之仆」，以表明他並非神的顯現，他的地位僅為侍奉者。阿博都-巴哈留下了《遺囑與遺訓》，確立了巴哈伊信仰行政體系的框架，其中最高的兩個機構是世界正義院和聖護；他任命其外孫守基·阿芬第為首任聖護。

過去的宗教在其先知創立者去世後，常常面臨分裂和教義偏離。然而，阿博都-巴哈卻在他同父異母兄弟的反對所帶來的嚴重威脅面前，仍設法維護了巴哈伊信仰的團結與教義完整性。即使在這些攻擊之中，他的領導仍使巴哈伊社群超越其最初的文化與地理根基而獲得了顯著擴展，這樣的局面尤為引人注目。

### 首批西方朝聖者

到1898年底，來自西方的朝聖者開始前往阿卡朝聖，拜訪阿博都-巴哈；這一批朝聖者（其中包括菲比·阿普森·赫斯特）標誌著在西方興起的巴哈伊信徒首次與阿博都-巴哈會面。第一批人於1898年抵達，此後從1898年末到1899年初，西方的巴哈伊信徒零星前往拜訪阿博都-巴哈。該群體相對年輕，主要是二十多歲的美國上流社會女性。這群西方人引起了當局的懷疑，因此阿博都-巴哈所受的禁閉也隨之加嚴。在接下來的十年中，阿博都-巴哈與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信徒保持著不斷的通信，鼓勵他們傳播這一宗教；其中包括在巴黎的 Susan Moody、Lua Getsinger、Laura Clifford Barney、Herbert Hopper 和 May Ellis Bolles（均為美國人）；英國人 Thomas Breakwell；以及法國人 Hippolyte Dreyfus-Barney。正是 Laura Clifford Barney 在多年間多次前往海法向阿博都-巴哈提問，彙編成後來成書《已答之問》（Some Answered Questions）。

### 領導時期（1901年－1912年）

19世紀最後幾年間，儘管阿博都-巴哈在名義上仍為囚犯並被限制在阿卡，他籌劃將巴孛的遺骸自伊朗轉移至巴勒斯坦。隨後，他按照巴哈歐拉的囑託，籌措在迦密山購買土地以安葬巴孛遺骸，並籌建巴孛的聖陵。這一過程又歷時十年。隨著前來拜會阿博都-巴哈的朝聖者增多，穆罕默德·阿里與奧斯曼當局勾結，於1901年8月對阿博都-巴哈的囚禁重新施加更為嚴苛的條件。然而到了1902年，在阿卡總督的支持下，局面大為緩和；朝聖者得以再次拜訪阿博都-巴哈，但他本人仍被限制在城內。1903年2月，穆罕默德·阿里的兩名追隨者（其中包括巴迪歐拉與賽義德·阿里-阿夫南）與其決裂，並著書立說、撰寫書信，披露穆罕默德·阿里的陰謀細節，指出有關阿博都-巴哈的流言皆屬捏造。

1902年至1904年間，阿博都－巴哈在指導巴孛陵墓的建造的同時，還啟動了另外兩個項目：修復位於伊朗的設拉子的巴孛之家，以及在土庫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興建第一座靈曦堂。阿博都－巴哈請 Aqa Mirza Aqa 協調修復巴孛之家，使其恢復到1844年巴孛向海珊（Mulla Husayn）宣示時的原狀；他還將靈曦堂的工程託付給 Vakil-u'd-Dawlih。

作為巴哈伊信仰的領袖，阿博都－巴哈不時與思想界領袖通信，依據巴哈伊教義提供評論與指導，並為巴哈伊社群辯護。在此期間，阿博都－巴哈與多位青年土耳其黨人往來，他們試圖改革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統治，其中包括納米克·凱末爾、齊亞·帕夏和米德哈特·帕夏。他強調，巴哈伊信徒「追求自由並熱愛自由，期盼平等，關懷全人類，並準備為實現人類統一而犧牲生命」，但其取向比青年土耳其黨人更為寬廣。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創始人之一阿卜杜拉·傑夫代特認為巴哈伊信仰是伊斯蘭教與最終放棄宗教信仰之間的中間步驟，他隨後因在其創辦的期刊上為巴哈伊人辯護而受審。

阿博都-巴哈也與軍事領袖有接觸，包括布爾薩勒·梅赫邁特·塔希爾·貝伊和哈桑·貝德雷丁等人。後者曾在更早時期參與了1876年推翻奧斯曼帝國蘇丹阿卜杜勒-阿齊茲一世的行動，通常被稱為貝德里帕夏（Bedri Paşa/Bedri Pasha），在波斯語巴哈伊文獻中稱為貝德里貝伊（Badri Beg）。大約在1898年，他在阿卡的奧斯曼行政機構任職時，可能結識了阿博都-巴哈。波斯語資料稱他是巴哈伊教徒，並且是將阿博都-巴哈的著作譯成法語的人。此後，在他擔任阿爾巴尼亞總督的幾年間，阿博都-巴哈持續與他通信。

阿博都-巴哈還在貝魯特會見了穆罕默德·阿卜杜，他是伊斯蘭現代主義和薩拉菲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當時兩人都懷有相近的宗教改革目標。拉希德·里達稱，在他訪問貝魯特期間，阿博都-巴哈會參加阿卜杜的研習會。關於阿博都-巴哈與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會晤，守基·阿芬第指出：「他與著名的謝赫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數次會談，極大地提升了社群日益增長的聲望，並使其最傑出成員的名聲廣為傳播。」

由於穆罕默德·阿里對他的指控，1905年一個調查委員會對阿博都-巴哈進行了問詢，幾乎導致他被流放到費贊。作為回應，阿博都-巴哈致信蘇丹，申明他的追隨者避免捲入黨派政治，並稱他的塔里卡已引導許多美國人歸信伊斯蘭教。隨後在阿卡的幾年相對較為寬鬆，朝聖者得以前來拜訪阿博都-巴哈。到1909年，巴孛聖陵的陵墓已完工。

## 西方之行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黨革命釋放了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政治犯和宗教犯，阿博都-巴哈因此獲釋。他獲釋後的第一件事是前往巴吉的巴哈歐拉聖陵參拜。革命之後，他一度繼續居住在阿卡，但不久便遷居至海法，在靠近巴孛聖陵的地方居住。1910年，在獲得離境自由後，他展開為期三年的旅程，前往埃及、歐洲和北美洲，傳播巴哈伊信仰的資訊。

1911年8月至12月，阿博都·巴哈訪問了歐洲的多個城市，包括倫敦、布里斯托和巴黎。這些旅行的目的，是支持西方的巴哈伊社群，並進一步傳播他父親的教導。

次年，他展開了一次更為廣泛的旅行，前往美國和加拿大，再次傳播其父的教義。他於1912年4月11日抵達紐約市，此前他婉拒了搭乘鐵達尼號的邀請，並對巴哈伊信徒說：「把這捐給慈善事業。」他改乘較慢的船隻RMS Cedric，並表示偏好較長的海上旅程是原因。4月16日得知鐵達尼號沉沒後，他被引述說：「有人邀請我乘坐鐵達尼號，但我的內心並未促使我那樣做。」雖然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紐約，但他也訪問了芝加哥、克利夫蘭、匹茲堡、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波士頓和費城。同年8月，他開始了更廣泛的行程，前往包括新罕布夏州、緬因州的Green Acre學校，以及蒙特婁（他唯一一次訪問加拿大）等地。隨後他向西前往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州）、舊金山、斯坦福以及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州），並於十月底折返東部。1912年12月5日，他啟程返回歐洲。

在他訪問北美期間，他走訪了許多宣教機構、教堂和各類團體，並在巴哈伊教徒的家中舉行了數十場聚會，還為數百人提供了無數次個人會見。在他的演講中，他宣示了巴哈伊信仰的原則，例如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類的一體性、性別平等、世界和平與經濟正義。他還堅持他的所有聚會向各族裔人士開放。

他的訪問和演講成為數百篇報紙文章的主題。在波士頓，記者問阿博都－巴哈為何來到美國，他表示自己是來參加和平會議的，並強調僅僅發出警示是不夠的。阿博都－巴哈訪問蒙特婁期間，獲得了顯著的報紙報導；他抵達當晚，《Montreal Daily Star》的編輯便與他會面，該報與《The Montreal Gazette》、《Montreal Standard》、《Le Devoir》和《La Presse》等都報導了阿博都－巴哈的活動。這些報紙的標題包括：「波斯教師宣講和平」、「東方智者稱『種族主義是錯誤的』，爭鬥與戰爭由宗教和民族偏見所致」，以及「和平的使徒會見社會主義者，阿博都－巴哈關於分配剩餘財富的新穎方案」。在全加拿大發行的《Montreal Standard》對此極感興趣，甚至在一周後再版了這些文章；《The Montreal Gazette》刊登了六篇文章，而蒙特婁最大的法語報紙刊登了兩篇關於他的文章。他1912年對蒙特婁的訪問也啟發了幽默作家史蒂芬·利科克在其1914年的暢銷書《Arcadian Adventures with the Idle Rich》中對他加以戲仿。在芝加哥，有家報紙以「聖座訪問我市…哦？不是庇護十世，而是阿巴哈」為標題；阿博都－巴哈在加利福尼亞的行程則由《Palo Altan》報導。

回到歐洲後，他訪問了倫敦、愛丁堡、巴黎（在那裡停留了兩個月）、斯圖加特、布達佩斯和維也納。最後，他於1913年6月12日返回埃及，在那裡停留了六個月，然後返回海法。

1914年2月23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在埃德蒙·詹姆斯·德·羅斯柴爾德男爵早期前往巴勒斯坦的旅行之一期間，阿博都-巴哈接待了他；這位羅斯柴爾德銀行家族的成員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和資助者。

## 晚年（1914年－1921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1918年）期間，阿博都-巴哈留在巴勒斯坦，無法出行。他仍通過有限的書信往來與外界聯繫，其中包括《神聖計劃書簡》，這是一組致北美洲巴哈伊信徒的十四封書信，後來被稱為巴哈伊信仰的三份「憲章」之一。這些書信賦予北美洲巴哈伊信徒在將該宗教傳播至全球方面的領導角色。

海法正面臨協約國轟炸的切實威脅，以致阿博都-巴哈與其他巴哈伊教徒一度撤往阿卡以東的丘陵地帶。

阿博都-巴哈也曾受到奧斯曼帝國軍方首領傑馬勒·帕夏的威脅；他一度揚言要將其釘上十字架，並摧毀巴勒斯坦的巴哈伊財產。英國艾倫比將軍發動的迅速米吉多攻勢在對巴哈伊教徒造成傷害之前便橫掃了巴勒斯坦的土耳其軍隊，而不到兩個月後戰爭即告結束。

### 戰後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使公開敵對的奧斯曼當局被更為友好的英國委任統治當局所取代，從而使通信往來、朝聖活動以及巴哈伊世界中心地產的建設得以恢復。正是在這一復興時期，在阿博都-巴哈的領導下，巴哈伊信仰在埃及、高加索、伊朗、土庫曼斯坦、北美洲和南亞等地實現了擴展與鞏固。

戰爭結束帶來了若干政治發展，阿博都-巴哈對此發表了評論。國際聯盟於1920年1月成立，標誌著通過一個全球性組織實施集體安全的首次嘗試。早在1875年，阿博都-巴哈就撰文闡述建立「世界各國的聯盟」的必要性，並稱讚通過國際聯盟所作的嘗試是邁向該目標的重要一步。他同時指出，它「無法建立普世和平」，因為它並不代表所有國家，對成員國也僅有微弱的約束力。大致在同一時期，英國委任統治當局支持持續進行的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阿博都-巴哈稱這一移民是預言的實現，並鼓勵猶太復國主義者開發土地，「提升這個國家，使其全體居民受益... 他們不應致力於把猶太人與其他巴勒斯坦人分離開來」。

這場戰爭也使該地區陷入饑荒。1901年，阿博都-巴哈在約旦河附近購買了約1,704英畝的灌木叢地；到1907年，許多來自伊朗的巴哈伊教徒開始在該地進行分成佃作。阿博都-巴哈從他們的收成（或等額現金）中抽取20%至33%，並將其運往海法。1917年戰事仍在激烈進行時，阿博都-巴哈從這些作物中收得大量小麥，並另行購入其他可得的小麥運回海法。這些小麥抵達之時，恰逢英軍剛剛攻占巴勒斯坦，因此被廣泛分發以緩解饑荒。因其在避免巴勒斯坦北部饑荒方面所作的貢獻，他於1920年4月27日在英國總督官邸舉行的儀式上獲授大英帝國勳章爵級司令的榮譽。此後，艾倫比將軍、費薩爾國王（後來的伊拉克國王）、赫伯特·塞繆爾（巴勒斯坦高級專員）以及羅納德·斯托爾斯（耶路撒冷軍事總督）先後來訪。

### 逝世與葬禮

阿博都-巴哈於1921年11月28日（星期一）在凌晨1時15分之後的某個時候逝世（伊斯蘭曆1340年（AH）拉比·阿外瓦勒月27日）。

時任殖民地大臣溫斯頓·邱吉爾致電巴勒斯坦高級專員：「請代陛下政府向巴哈伊社群轉達同情與哀悼。」來自艾倫比子爵、伊拉克部長會議等方面也發來了類似的訊息。

在他於次日舉行的葬禮上，埃斯利蒙特指出：

……這樣一場葬禮，海法——不，連巴勒斯坦本身——都肯定從未見過……正是如此深切的情感，使得成千上萬的哀悼者匯聚一堂，他們代表著眾多的宗教、種族與語言。

在葬禮上所發表的致辭中，守基·阿芬第記載Stewart Symes（巴勒斯坦北部區總督）發表了如下悼詞：

我想，我們在座的大多數人，都對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有著清晰的印象：他那莊重的身影若有所思地行走在我們的街道上，他彬彬有禮與優雅從容的舉止，他的仁慈，他對幼童與花朵的熱愛，他對貧困與受苦之人的慷慨與關懷。他是如此溫和，又如此樸素，以至於在他的面前，人們幾乎會忘記他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導師，而他的著作與談話曾為東西方成百上千的人帶來安慰與啟迪。

他被安葬在卡梅爾山上的巴孛聖陵前。他在那裡安葬只是暫時的，直到在里茲萬花園附近為他建造自己的陵寢，即阿博都-巴哈陵殿。

### 遺產

阿博都-巴哈留下了一份最初寫於1901年至1908年間、致守基·阿芬第的《遺囑與遺言》，當時他只有4–11歲。該遺囑任命守基·阿芬第為巴哈伊信仰首位聖護，這是一種世襲的領導職務，能夠對經典作出權威性的解釋。阿博都-巴哈指示所有巴哈伊信徒轉向他並服從他，並保證他獲得神聖的護佑與指引。該遺囑還正式重申了他的教導，例如關於傳播教義、彰顯靈性品德、與所有人交往，以及迴避破約者的指示。還詳細闡述了正義之家和「神的事業之手」的許多職責。守基·阿芬第後來將該文件描述為巴哈伊信仰的三份「憲章」之一。

該遺囑的真實性及其中的條款幾乎被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信徒普遍接受，只有露絲·懷特和另外幾位試圖抗議守基·阿芬第領導地位的美國人例外。

在1930年和1933年出版的《The Baháʼí World》各卷中，守基·阿芬第稱十九位巴哈伊信徒為阿博都-巴哈的門徒及聖約的先驅，其中包括 Thornton Chase、Hippolyte Dreyfus-Barney、John Esslemont、Lua Getsinger 和 Robert Turner。在守基·阿芬第的著作中未發現關於他們的其他論述。

在他生前，巴哈伊信徒對於他相對於巴哈歐拉、以及後來相對於守基·阿芬第的地位存在一些含糊之處。一些美國報紙錯誤地報導他是巴哈伊信仰的先知，或是基督的再臨。守基·阿芬第後來正式確立其身份為巴哈伊信仰三位「中心人物」中的最後一位以及教義的「完美榜樣」，並指出將他與巴哈歐拉或耶穌置於同等地位是異端。守基·阿芬第還寫道，在預期的巴哈伊紀元的一千年期間，將無人可與阿博都-巴哈比擬。

## 外貌與性格

阿博都-巴哈被形容為英俊，並與其母親極為相像。成年後，他的身高屬中等，但給人以更高的印象。他留著披肩的深色頭髮，灰色的眼睛，膚色白皙，且有鷹鉤鼻。1890年，東方學家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與他會面並寫道：

在巴哈歐拉逝世後，阿博都-巴哈開始明顯衰老。到19世紀90年代末，他的頭髮已變得雪白，臉上也刻下了深深的皺紋。年輕時，他體格健壯，喜愛射箭、騎馬和游泳。即使在晚年，阿博都-巴哈仍然十分活躍，常在海法和阿卡長時間散步。

阿博都-巴哈在世時對巴哈伊信徒具有重要影響，至今仍在影響著巴哈伊社群。巴哈伊信徒將阿博都-巴哈視為其父教導的完美典範，因此努力效法他。關於他的軼事常被用來闡明有關道德與人際關係的具體要點。他以其魅力、慈悲、慈善，以及在苦難面前的堅強而為人銘記。約翰·艾斯萊蒙特曾寫道：「阿博都-巴哈 表明，即便在現代生活的紛亂與匆忙之中，在無處不在的自我中心與對物質繁榮的追逐之中，人仍然可以過一種全然獻身於上帝並服務同胞的生活。」

即便是巴哈伊信仰的狂熱敵人，有時在與他會面後也為之折服。伊朗人 Mírzá 'Abdu'l-Muḥammad Írání Mu'addibu's-Sulṭán 和阿拉伯人 Shaykh 'Alí Yúsuf，兩人都是埃及的報紙編輯，曾在報紙上刊登過對巴哈伊信仰的嚴厲攻擊。他們在阿博都-巴哈身處埃及時前去拜訪，此後態度轉變。類似地，一位基督教牧師 Rev. J.T. Bixby，曾在美國發表過一篇敵視巴哈伊信仰的文章，也不得不承認阿博都-巴哈的個人品質。對於那些已投身於巴哈伊信仰的信徒，阿博都-巴哈對他們的影響更為深遠。

阿博都-巴哈以探訪貧困者和臨終者而廣為人知。他的慷慨大方以至於他的家人抱怨被弄得一無所有。他對他人的感受十分敏感，並且後來表示希望成為巴哈伊信徒所愛戴的人物，說：「我是你們的父親……你們應當歡喜快樂，因為我至愛你們。」據歷史記載，他頗具幽默感，舉止從容而不拘禮節。他坦然談及個人的不幸，例如子女的離世以及作為囚犯所經受的苦難，這進一步提升了他的聲望。

阿博都－巴哈謹慎地主持巴哈伊信仰教團的事務。他傾向於在不明顯違背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允許對巴哈伊教義進行較大幅度的個人詮釋。然而，他也將那些他認為在挑戰其領導地位並蓄意在教團內製造不團結的教內成員革除教籍。針對巴哈伊的迫害屢有爆發，令他深受打擊。他還親自致信那些殉道者的家屬。

## 著作

阿博都-巴哈所撰寫的聖簡估計總數超過27,000封，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譯成英文。他的作品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他親自撰寫的文字，另一類是由他人記錄的他的講座與演說。第一類包括《神聖文明的隱秘》（1875年以前寫成）、《旅者札記》（約1886年寫成）、Resāla-ye sīāsīya，《忠信群英傳》（1893年寫成），以及大量寫給各類人士的聖簡；其中包括寫給多位西方知識分子的聖簡，例如奧古斯特-亨利·福雷爾；該聖簡已被翻譯並以《致奧古斯特-亨利·福雷爾之聖簡》出版。《神聖文明的隱秘》和《忠信群英傳》曾以匿名形式被廣泛傳播。

第二類，包括《已答之問》，是阿博都巴哈和蘿拉·巴尼的談話記錄；《巴黎談話》、《阿博都-巴哈在倫敦》及《弘揚世界和平》則分別為阿博都巴哈分別在巴黎、倫敦和美國的演講。

以下列出阿博都-巴哈眾多書籍、書簡與談話中的一部分：

- 世界團結的基礎
- 忠信群英傳
- 巴黎談
- 神聖文明的隱密
- 已答之問
- 神聖計劃書簡
- 致福雷爾書簡
- 致海牙書簡
- 阿博都巴哈的遺囑
- 弘揚世界和平
- 阿博都巴哈著作選集
- 神聖哲學
- Treatise on Politics / Sermon on the Art of Governance

## 延伸閱讀

- Lincoln, Joshua（2023年）。阿博都-巴哈·阿巴斯——巴哈伊信仰的領袖：其社會與區域脈絡中的一生。Idra 出版社。

## 外部連結

- 阿卜都-巴哈的著作與演講 於 Bahai.org
- Bahai.org：Exemplar（紀錄片，2021年）
- 阿卜都-巴哈的非凡一生，由 Utterance Project 製作

## 概述

在1911年以及1912—1913年阿博都·巴哈在西方之旅期間，他清晰地概括了巴哈歐拉教義所依據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與至聖之書的法律與條例一道構成了巴哈伊信仰的基礎：

## 一體性

巴哈伊信仰的教義核心是三個基本主張，神的一體性、宗教的一體性與人類的一體性，亦稱為神的一體性、宗教的一體性和人類的一體性。巴哈伊著作指出，只有一位全能的神，他通過一系列神聖的使者或教育者揭示其資訊；這些教導被認為有助於推進「不斷前進的文明」，這一過程被視為來自神的一連串啟示，被稱為「漸進啟示」。這一逐步啟示的宗教是為同一個的人類整體而提供的，雖然在膚色與文化上有所不同，所有人都擁有理性的靈魂。這一理念不僅是解釋巴哈伊信仰信念的基礎，也用於解釋巴哈伊對其他宗教的態度；他們認為這些宗教皆受神聖啟迪。對世界上一切種族與文化的接納帶來了巴哈伊人口統計的多樣性，這使該信仰成為全球分布第二廣的宗教，其文獻已被翻譯成800多種語言。

### 上帝的唯一性

巴哈伊教對上帝的看法本質上是一神論的。上帝是不滅的、非受造的存在，是一切存在之源。他被描述為「具人格的上帝，不可知、不可接近，一切啟示之源、永恆、全知、無所不在且全能」。儘管超越萬有且不可直接接近，他的形象在其創造中得到映現。創造的目的在於使受造物能夠認識並愛其造物主。

在巴哈伊信仰看來，儘管人類的文化與宗教在對上帝及其本質的理解上各有不同，對上帝的不同指稱歸根結底都是指向同一位存在。這些差異並非被視為彼此排斥之文化所造成的不可調和之構造，而是被認為有意反映了神聖的啟示所降臨之各個社會的不同需要。

巴哈伊教義認為，上帝偉大到人類無法形成對其的準確觀念。在巴哈伊的理解中，人們賦予上帝的屬性（如全能與全愛）皆源自人類對力量與愛的有限經驗。巴哈歐拉教導說，我們對上帝的認識僅限於那些對我們可感知的屬性與品質，因此，對上帝本質上的認識是不可能的。此外，巴哈歐拉指出，有關上帝屬性的知識是通過其使者啟示給人類的。

既然我們對事物的認識——即使是對受造而有限之物的認識——只是對其屬性的認識，而非對其本質的認識，那麼，我們又怎能在其本質上理解那無限的神聖實在呢？……因此，認識上帝意味著理解並認識祂的屬性，而不是祂的本質。對這些屬性的認識也取決於人的器量與能力；並非絕對的。

巴哈伊著作中充滿著關於上帝的諸多名稱與屬性，藉此人類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祂作為唯一、具人格性卻不可知的至高實在；然而，巴哈伊教義同時否定將祂理解為擬人化、泛神論或神化身的觀念。巴哈伊教義指出，人們可通過祈禱、冥想、研讀聖典以及服務而更親近上帝。

### 人類一體

巴哈伊著作教導人類是一體，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巴哈伊信仰強調，人類一體超越了種族、民族、性別、種姓與社會階級等一切分歧，同時也讚頌其多樣性。阿博都-巴哈指出，人類的統一如今已成為「當今世界宗教與政治形勢中的首要議題與問題」。巴哈伊著作肯定人類在生物學、政治以及精神層面上的統一，巴哈歐拉曾說：

你們是同一棵樹上的果實，同一枝上的葉子。你們當以至愛與和諧、以友善與友愛彼此相待。

巴哈伊著作強調，整個人類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單一的物種。巴哈歐拉指出：「我們把你們全都從同一塵土中創造出來」。巴哈伊著作還進一步強調，各種人種、國家與族群之間的差異，要麼只是表面的（例如膚色），要麼源於背景或教育的不同。巴哈伊教義的一項主要原則是消除一切形式的偏見，包括種族、性別、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偏見。

巴哈伊信仰的教義認為，儘管族群與文化的多樣性將繼續存在，人類的首要忠誠將歸屬於全人類，而非諸如種族、民族或族群等次級群體。不僅戰爭將會終結，群體之間的競爭也將停止。

儘管巴哈伊文獻強調世界統一及其人民的團結之重要性，統一併不等同於整齊劃一；文獻通過「多樣性中的統一」這一原則肯定文化、民族與個人多樣性的價值，並指出，在承認人類一體性的同時，應當讚頌文化多樣性。在巴哈伊文獻中，「多樣性中的統一」常以花園中的花朵作類比：不同顏色的花朵會增強花園的美感。

它（該信仰）既不忽視，也不試圖壓制那些使世界各民族與國家彼此區分的種族出身、氣候、歷史、語言與傳統、思想與習慣的多樣性……其口號是「多元中的統一」……

### 宗教的一體性

巴哈伊教義指出，宗教本為一體；隨著人類的成熟及其理解能力的增長，上帝通過其先知／使者，逐步將這一宗教啟示給人類。巴哈伊著作肯定，各宗教之間外在的差異，乃源於各宗教啟示時所處的時代與地域的需要。巴哈歐拉宣稱自己是上帝使者中最新的一位，但並非最後一位；此一系列的神聖教育者還包括（除其他之外）耶穌、佛陀和穆罕默德。

巴哈伊著作指出，上帝的使者的本質具有二重性，同時具有人性與神性。他們之所以具神性，是因為他們都來自同一位上帝，並闡明祂的教導。然而，儘管可以以同樣的眼光看待他們，他們也是彼此獨立的個體，以不同的名字為人所知，各自承擔明確的使命，並被託付以特定的啟示。6 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巴哈歐拉指出，否認任何一位上帝的使者，不僅等同於否認祂所有的使者，也等同於否認上帝本身。關於這些教育者之間的關係——巴哈伊信徒稱他們為上帝的彰顯者——巴哈歐拉寫道：

上帝已命定，對這些聖潔者的認識與對祂自身的認識無異。凡承認他們者，便是承認上帝。凡傾聽他們的召喚者，便是傾聽上帝的聲音；凡為其啟示之真實作證者，便是為上帝自身之真實作證。凡背離他們者，便是背離上帝；凡不信他們者，便是不信上帝……他們是在人間的上帝之顯現，乃祂真理的明證，亦是祂榮耀的記號。

## 漸進的啟示

巴哈伊信徒認為，上帝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通過被稱為上帝的彰顯者（使者／先知）的人，逐步向人類啟示其旨意；他們每一位都會相繼訂立一個盟約並創立一種宗教。每位使者依次訂立一個盟約並創立一種宗教。根據巴哈伊著作，這一啟示的過程是永恆的，這與許多相信其先知／使者具有終極性的其他信仰體系相反。由上帝的彰顯者所創立、前後相續且持續的諸宗教的一般主題是：它們具有演進的傾向，並且每一位上帝的彰顯者都比前一位為人類帶來更大分量的啟示（或宗教）。上帝的彰顯者所帶來的啟示之間的差異並非上帝的彰顯者的固有屬性，而是歸因於各種世俗、社會和人性的因素，這些差異與人類的「境況」、「時代的不同需要」和「精神能力」相一致。這些差異被認為之所以必要，是因為人類社會已從家庭到部落，再到國家，逐步在更高層次上實現統一。

每一位使者宣示永恆的道德與精神真理，而這些真理又由後續的使者加以更新；每位使者的教導都反映了當時人類在精神與物質層面的獨特演進。根據巴哈伊信仰的觀點，隨著時間推移，人類的精神容量與受納能力不斷提升，對這些精神真理的闡述程度也會隨之改變。

巴哈歐拉解釋說，歷代使者的出現如同每年春天的來臨，為已經忽視先前使者教導的世界帶來新的生命。他還把世界比作人體，將啟示比作一件「正義與智慧」的長袍。

巴哈歐拉在《確證之書》中提到，上帝大約每隔一千年會更新「上帝之城」，並明確指出自巴哈歐拉啟示起的一千年之內不會出現新的神的顯現者。

### 聖約

主條目：巴哈歐拉的聖約

聖約是指上帝與人類之間訂立的約定。巴哈伊信仰中的聖約，被稱為「人類的樞紐，並保證信仰的統一」，指涉貫穿宗教歷史的兩項特定聖約。其一為大聖約，即上帝的每一位顯現者與其追隨者之間關於下一位顯現者應許降臨所訂立的約定。如諸預言所示，每一位顯現者——包括亞伯拉罕、摩西、耶穌、穆罕默德、巴孛與巴哈歐拉——都預言下一位的到來，而其追隨者則有義務查考從跟隨顯現者的主張。小聖約則涉及此顯現者及其直接的繼承，其中巴哈歐拉在其《聖約書》中指定阿博都-巴哈為其聖約之中心。在其《遺囑與遺訓》中，阿博都-巴哈囑託信徒追隨守基·阿芬第，而後者又應許未來的世界正義院將繼續獲得神聖的引導。巴哈伊信仰的聖約亦可指一項更為普遍的約定：作為對其恩賜的回報，上帝要求人類承認其使者並遵守其律法。

## 社會原則

在他赴歐洲和北美巡訪期間，阿博都－巴哈經常把與巴哈伊信仰有關的核心要點歸納為若干原則，主要包括如下。該列表並非權威性的，且存在多種此類列表。

### 男女平等

巴哈伊信仰的教義倡導男女平等；巴哈歐拉指出，上帝如今已經消除了先前將男女地位區分開的差別。因此，男女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阿博都-巴哈在其著作與演講中一再強調性別平等是巴哈伊信仰最具特色的教義之一，指出男女同樣具有獲得美德與智慧的潛能；他還以鳥的兩翼比喻男女的地位與文明的進步，認為唯有兩翼同樣強健，人類之鳥方能飛翔。男女在教育方面應享有同等機會，包括接受相同課程的權利，並在經濟、社會與政治方面享有同等權利。

儘管巴哈伊信仰的教義主張男女在靈性與社會方面完全平等，但它仍然承認在生活的某些領域存在性別區分。男女被認為各有不同的優勢與能力，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承擔不同的角色。因此，在一些有限的情形下，某些教義會給予男性優先，另一些則給予女性優先；其中一個方面涉及女性潛在為人母這一生理現實。阿博都·巴哈指出，在必要時應當給予女孩受教育的優先權，因為作為潛在的母親，她們將成為子女的第一任教育者。

就巴哈伊教的行政體制而言，除世界正義院的成員資格外，所有職位對男女均開放。儘管對此例外未給出具體理由，阿博都-巴哈表示，其中自有其智慧，將來必會顯明。

### 宗教與科學的和諧

科學與宗教的和諧是巴哈伊教義中的一個核心信條，強調真正的科學與真正的宗教必須彼此和諧，因此否定科學與宗教相互衝突的看法。阿博都-巴哈主張，那些建立在迷信之上、與科學不相符合、只是基於人類概念與思想的宗教，應當被擯棄。當宗教與科學相一致時，其基礎便堅實，並且能夠打動人心。阿博都-巴哈還斷言，理解宗教真理需要運用理性能力，並譴責那種僅以唯物主義信念為基礎的文明，儘管在技術上十分卓越，卻會引發諸如戰爭之類的道德暴行。

### 普及教育

巴哈伊信仰的教義強調教育（包括宗教與世俗教育）的重要性，認為教育是人類進步的關鍵組成部分；在提倡藝術、技藝、科學及職業等方面教育的同時，尤其重視道德與精神教育。巴哈歐拉在其著作中指出，個人的精神能力只能通過精神教育得以實現，因此有必要從幼年起對兒童進行精神／宗教教育。在這方面，巴哈伊教義強調，父母有責任為子女提供教育，且應對女孩的教育給予特別關注。

### 通用輔助語言

巴哈伊教義認為，改善全世界所有人之間的溝通對於實現世界的統一與和平至關重要。目前使用的語言多樣性被視為實現統一的一大障礙，既抑制資訊的自由流通，也使一般只掌握單一語言的人難以對世界事件形成普遍性的視角。

巴哈歐拉鼓勵人類選擇一種輔助語言，使其與當地的母語一同在學校教授，以便世界各地的人無論走到地球上的何處都能彼此理解。巴哈歐拉強調，在採用一種輔助語言之前，世界各地區之間的完全統一仍將是不現實的。

巴哈歐拉還強調，輔助語言絕不應以任何方式壓制現存的自然語言；多樣性中的統一這一理念應當像適用於其他差異那樣，同樣適用於語言。巴哈伊教義認為，文化多樣性與統一是相容的，並且，由於人類因世界上不計其數的文化而更加豐富，如今正是為追求統一而擁抱文化多樣性的時刻。巴哈伊教義還指出，擁有一種國際輔助語言將減輕由於多數語言群體自然擴張所帶來的壓力，並有助於保護少數語言，同時保存少數群體的文化。

### 消除貧富懸殊

巴哈伊信仰的教義指出，消除貧富的極端懸殊至關重要，阿博都-巴哈指出，這些極端阻礙了富有同情心的社會，因為極端貧困會使窮人意志消沉，而極端財富則使富人負擔過重。巴哈歐拉規定，富者應保護貧者，貧者乃神聖的託付；為應對貧富的極端懸殊並保障全體人民的福祉，巴哈伊教義規定了有效的制度安排，包括真主之權利，以及培育社會互相關懷的意識。

巴哈歐拉與阿博都-巴哈都主張通過對社會進行經濟重組來消除貧富懸殊；然而，儘管他們強調無論社會地位如何，每個人的尊嚴與平等權利的重要性，他們並未提倡社群主義或共產主義等哲學思想；巴哈歐拉並認可私人財產所有權以及轉移其所有權的權利。阿博都-巴哈還指出，雖然超脫世俗之物是一種美德，但財富本身並非邪惡；在某些情況下，財富還能使個人通過促進社會福利和教育而對社會提供幫助。

## 獨立探求真理

巴哈歐拉教導說，每個人必須獨立探求真理，不盲從他人的信仰，也不把迷信和傳統當作知識的來源。巴哈伊著作指出，為了探求真理，個人必須摒棄一切偏見；同時強調，由於現實背後的根本真理是唯一的，獨立探求是邁向人類一體的有力一步。

巴哈伊信徒被鼓勵每日冥想並反思巴哈伊著作，進行被稱為「尋求真理的永恆或無盡的過程」的追求。這一旅程可能具有神秘主義的成分，在其中，求真者受對上帝之美的吸引所驅動，這一點在巴哈歐拉的神秘著作中有所強調，例如《七谷》。

巴哈伊教的教義指出，由於人類擁有「理性靈魂」，他們在一切生命形態之中是獨一無二的。阿博都-巴哈指出，為了培育這種理性的能力，「上帝為此目的賜予我們理智，使我們得以洞察萬物，發現真理」。除了理性之外，巴哈伊教教義還指出，信仰是人類靈魂的屬性。雖然人們有時以為「心」與「智」、或「信仰」與「理性」彼此有別，但對巴哈伊信徒而言，信仰並非對事實的非理性盲從。守基·阿芬第主張，巴哈歐拉「並不要求我們盲目追隨祂」，並鼓勵巴哈伊信徒「閱讀祂［巴哈歐拉］的言語，思考祂的教導，並在當代問題的光照下衡量其價值」。對巴哈伊信徒而言，「信仰」一詞表示一種「自覺的知識」，以及通過「行善的實踐」而體現出來的確信。信仰還必須包括真誠而全心全意地服務公共利益。

因此，在巴哈伊教中，正如一位作者所言，「理性是必要的，但並不充分」。要達至實在與真理，既需要信仰，也需要理性。

## 靈性教義

詳見：巴哈伊教中的上帝、巴哈伊教關於死後生命的觀點、巴哈伊教宇宙論巴哈伊教典籍中多次提到個人應努力培養的靈性品質與價值。良好品格的要素包括（但不限於）：守信、誠實、忠誠、真誠、動機純潔、尊嚴、避免背後誹謗、服務、正義、節制、清潔，且都須以理性與知識加以平衡。

巴哈伊著作將上帝描述為獨一、人格的、不可接近、全知、無所不在、不滅且全能的上帝，祂是宇宙萬有的創造者。上帝與宇宙的存在被認為是永恆的，沒有開始也沒有終結。巴哈伊信仰的教導指出，上帝超越人類的理解，人類對上帝的認識只能通過祂的顯現者。由於上帝超越人類心智的理解，對祂的認識只能通過祂的屬性與品質，例如全能、至愛、無限公正等，而這些術語都受限於人類的經驗。上帝的顯現者所教導的社會原則，提供了使靈性成長成為可能的環境，並使社會的真正目的得以實現，而人的目標在於通過諸如祈禱、反思以及服務人類等方式來學習認識並愛慕上帝。

巴哈伊教著作指出，人類擁有一種「理性的靈魂」，這使人類具有獨特的能力去認識上帝的地位以及人類與其創造者之間的關係。每個人都被認為有責任通過上帝的使者來認識上帝，並遵從他們的教導。巴哈伊教著作認為，通過認識與順從、服務人類，以及定期祈禱與靈性實踐，靈魂會更接近上帝——這是巴哈伊信仰中的精神理想。當人去世時，靈魂進入來世；其在物質世界中的精神發展將成為在靈性世界受審與提升的基礎。巴哈伊教徒相信靈魂永生，而非輪迴轉世。天堂與地獄被闡釋為與上帝親近或疏遠的靈性狀態，用以描述此世與來世中的關係，而非人在死後抵達的物質性賞罰之所。

## 組織

對於巴哈伊信仰的發展、成長與團結至關重要的基本要素是其行政秩序。巴哈歐拉的盟約構成其宗教的根本憲章，關鍵文獻包括他的《亞格達斯經》與《聖約之書》，以及《阿博都-巴哈遺囑與遺訓》，其中最後一部是行政秩序發展的憲章。行政秩序的機構分為兩大體系：選舉產生的與被任命的，二者均受世界正義院的指導；正義院設於海法（以色列）。

### 作為解決分歧過程的磋商

磋商是巴哈伊組織在各級行政層面運作的基本要素，也是巴哈伊信仰各機構所採用的一種決策方法。磋商促成一種決策過程，在該過程中，所有參與者被鼓勵在不受指責的情況下自由表達思想，其目標是通過普遍參與與有紀律的合作來發現真理。

## 延伸閱讀

原始資料

- Hyde Paine，Mabel（編者）（2006年）。The Divine Art of Living，作者：巴孛、巴哈歐拉和阿博都-巴哈。巴哈伊出版社，伊利諾州威爾梅特。

二次來源

## 外部連結

- Bahai.org：巴哈伊信徒的信仰
- 關於各類主題的巴哈伊著作彙編
- The Loom of Reality，收錄來自巴哈伊著作及其他來源的主題性語錄彙編

## 基本資料

- 宗教：巴哈伊信仰
- 出生：Shoghí Rabbání
- 出生日期：1897年3月1日
- 出生地：阿卡，奧斯曼帝國（今以色列）
- 逝世日期：1957年11月4日
- 逝世地：倫敦，英格蘭，英國
- 墓地：New Southgate Cemetery，倫敦
- 墓地：51.6240°N 0.1441°W
- 國籍：伊朗
- 親屬：阿博都-巴哈（祖父）、巴哈歐拉（曾祖父）
- 簽名：
- 名字：巴哈伊信仰的守護者
- 原文名：fa
- 父母：Ḍíyáʼíyyih Khánum
- 父母：Mírzá Hádí Shírází
- 前任：阿博都-巴哈
- 繼任：普世正義院
- 任期開始：1921
- 任期結束：1957
- 傳承：Afnán（參見：§ 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