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又稱八九民運、八九學運或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大陸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或反革命暴亂，廣義上指自1989年4月中旬開始的，以胡耀邦逝世為導火索、由中國大陸高校學生發起、持續近兩個月、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境示威活動最廣義的說法，即中國官方所說的「政治風波」所指的時間範圍有時從1989年春夏之交至1990年初。狹義上指六四清場，即同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央軍委調集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部隊與民警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的武力清場行動。

六四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轉折點。事後，趙紫陽等改革派高層因同情抗議者而在同年被撤職，1980年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新啟蒙運動遭遇失敗，此後當局大幅收緊政治環境，出台法規限制示威遊行。此外經濟改革亦於六四事件後放緩，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止。六四事件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武力清場後，多數發達國家對鎮壓行為表示譴責甚至進行制裁，而發展中國家則多對鎮壓行為表示同情或支持；儘管東方陣營國家看法不一，六四清場的慘痛後果令1989年年底東歐出現自由化呼聲時幾乎沒有發生流血衝突，學運最終仍有多少影響到東方陣營民主化浪潮的成功。

迄今在中國大陸，六四事件仍是高度敏感的歷史事件。除非遇到必須提及該事件的場合（如黨史、悼詞等），六四事件的相關內容一般不會出現在官方媒體上。為了規避言論審查，中國民間往往使用各種代稱指涉該事件。

## 名稱釋義

### 廣義與狹義含義

廣義上，「六四事件」或「六四天安門事件」（簡稱「六四」）指1989年4月始於北京並波及中國大陸的抗議活動，其導火索是胡耀邦逝世以及民眾隨後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因而有更廣義的稱呼「八九民運」、「八九學運」等。與海外聚焦於六四清場的態度不同，在中國大陸境內，使用「六四」系列詞彙提及的範圍較大，常涵蓋整個廣義的「八九民運」。

狹義上，「六四事件」得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天安門廣場、要求抗議群眾撤離的行動日期（儘管軍隊在6月3日晚上便已開始執行清場），即「六四清場」。中國大陸以外也將該事件稱作「六四鎮壓」或「六四屠殺」。

### 官方稱法

1989年以來，中國政府主要使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指稱從1989年4月中旬（胡耀邦逝世）至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講話），或至1990年初結束（北京市結束戒嚴）的廣義上的「六四事件」；同時中國政府一直維持其對「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定性，「動亂」的時間範圍與「政治風波」即廣義的「六四事件」一致，「暴亂」則局限於6月3日凌晨起的約一日時間，與狹義的「六四事件」一致。

具體來說，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中國政府已經將這場政治運動定性為「動亂」。6月3日局勢升級，中國政府又稱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動亂」與「反革命暴亂」有時候簡稱「兩亂」。「暴亂」平息後，1989年6月9日下午鄧小平於中南海懷仁堂發表《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時使用「風波」一詞。至遲在1991年，中國政府和學界就已開始使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國）政治風波」「（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等詞；或簡稱「1989年政治風波」等。「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作為專名短語收錄進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系列辭典》與《中國大百科全書》，並將英文名定為「Political Turmoil between Spring and Summer in 1989」。同時，「動亂」和「暴亂」的定性也一直維持，出現在介紹「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的具體文字中。「動亂」即整場政治風波，「暴亂」的時間範圍則局限於6月3日凌晨，指自此開始「暴徒打、搶、燒、殺等破壞活動，次日被戒嚴部隊平息」的「動亂發展」。

在2022年江澤民訃告中，以「春夏之交嚴重政治風波」指稱。

### 西方稱法

西方世界在描述該事件的經過時，經常使用「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或「天安門鎮壓」的說法來稱呼該事件，或是使用「天安門起義」等等類似命名。1990年代時，西方媒體更多使用「天安門大屠殺」這類字詞，但在2010年及其之後的相關報導中逐漸減少其使用；主要是因為清場時發生的暴力衝突多數並非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而是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此外，「天安門廣場抗議」或「天安門事件」等含有字詞容易讓人誤以為整個示威活動只發生在北京，而不是中國大陸全境。

### 代名詞

在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網站上，關於該事件的相關名稱皆被列為敏感詞，為繞過網路審查，許多形容該事件的代名詞應運而生，包括「5月35日」、「ⅥⅣ」、「2^6」、「8×9」、「8平方」、「liu四」、「IIXVIIIIX」、「陸肆」、「三月九十六號」等。隨著上述字詞的傳播，如今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網站也將這些視為自我審查詞彙，難以通過其進行檢索。

## 事件背景

六四事件爆發的背景存在多方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歷經「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雖然經濟逐漸復甦，但十年文革所造成的社會創傷仍未平復。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後，中國在市場化的推動下出現經濟增長，但也伴隨物價上漲、通脹加劇、官倒橫行、權錢交易、特權階層興起等種種問題，使得社會矛盾日漸累積。知識分子和學生在就業困難、政治開放遲滯、貧富差距擴大、意識形態危機等壓力下，對前途普遍感到焦慮，並透過校園民主沙龍等組織討論政治改革，要求更多表達空間。

與此同時，中共高層亦因改革方向出現分歧。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主張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擴大言論空間；而陳雲、李先念等保守力量則強調維穩優先，認定改革過速導致社會動盪。胡耀邦在1987年因對八六學潮處理態度溫和而被迫下台，使知識界與學生更加不滿。社會上反腐呼聲高漲，而通貨膨脹、價格闖關失敗引發的經濟危機更進一步衝擊民生，加深民怨。

此時，東歐的共產黨執政國家陸續出現民主化浪潮，蘇聯改革與波蘭團結工會的突破，使中國知識分子與學生愈加期待政治改革能跟進國際趨勢。然而改革遲滯與腐敗加劇的現實落差，使得社會各階層普遍出現改革無望的挫折感。種種經濟困境、社會不公、政治僵化、高層權力鬥爭與國際民主化風潮交織累積，最終在1989年形成爆發全面抗議的社會條件。

## 事件起始

### 胡耀邦逝世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逝世，隨後引起學生們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激發了群眾聚集的最初動力。大學校園裡陸續出現歌頌胡耀邦的宣傳海報，呼籲當局重新審視其觀點。幾天後，大量海報開始更為直接地提及政治問題，包括新聞自由、民主制度、官員貪污等。4月15日後，部分悼念胡耀邦的學生與民眾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同日，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也在校園內設立胡耀邦的靈堂。4月16日，西安與上海的學生們開始組織類似的小規模學生聚會。

在部分大學生主導下，原本單純悼念的活動轉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腐敗、政府問責、新聞自由、民主政治與結社自由等。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紀念胡耀邦而製作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以表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後來自不同背景的演講者舉辦公開演說，內容包括有紀念胡耀邦、討論社會問題等。由於這些行為被視為將阻礙人民大會堂的運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眾的聚會，並試圖說服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很快地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遊行。兩隊學生抵達廣場後，很快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隨著活動規模的增大，聚會活動逐漸演變成為示威抗議，學生們開始起草並向政府提出七項要求：

-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 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佈詳情。
-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4月18日上午，王丹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政府接受七項要求。一些群眾聚集在紀念碑周圍唱愛國歌曲，一些學生也在天安門廣場上主辦演講活動。此時王丹和另一名學生郭海峰進入人民大會堂，與全國人大信訪局局長會面。王丹和郭海峰向信訪局長提交七項要求。信訪局長表示會向上級部門提交七項要求，但希望學生不要靜坐，回到學校。王丹和郭海峰表示未能確認轉交前不會停止靜坐回到學校。王丹和郭海峰迴到人民大會堂外靜坐後，又第二次進入人民大會堂，要求一定要人大常委級別以上的負責人出面接受七項要求，才會停止靜坐。信訪局長再次表示會向上級反映。之後北大研究所會主席李進進向靜坐學生表示，他會代表學生進入人民大會堂遞交請願書，但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請願書，學生應該離開。學生們同意了李進進的呼籲。於是李進進到人民大會堂交涉。18時，人大代表宋世雄、劉延東站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與靜坐的學生打了個照面。

### 新華門事件

4月18日上午，數千名學生聚集新華門處，要求高層與學生之間展開對話。警方隨即限制學生進入中南海內部，學生則決定原地靜坐示威以表不滿。當天晚上，新華門前聚集了北京的二三千名高校學生，圍觀群眾六七千人。學生「會聚新華門是因為至今政府沒有一個人出來表態」。學生多次齊聲高呼「李鵬出來！」的口號，並六次試圖衝開警戒防線而未成功。4月20日凌晨時分，大批警察和多輛大巴到場圍著在新華門前靜坐的學生，警察將學生拖上大巴。在這過程中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有學生被打傷。新華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消息指有4名警察被擲來的磚塊、瓶子打傷。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警方虐待，有關警察採取暴力驅離的傳聞也迅速蔓延開來。

新華門事件激怒了許多校園裡的學生，許多過去沒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學生也因為這次事件，而決定加入抗議活動。在這段期間，代表工人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到處發布兩份挑戰建制的傳單。

### 《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4月19日，立場親近改革派的《世界經濟導報》決定出版紀念胡耀邦的專題報導。其中一篇由嚴家其所撰寫的文章中，對北京學生發起的抗議活動給予正面評價，並呼籲重新審視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臺的作為。不過在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場漸趨保守後，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刪除相關的長篇敏感報導內容，雙方爭論不下。直至報紙出廠時間過後總編輯欽本立才勉強同意刪除相關內容，但此時報紙已出版，當局只能攔住通過郵局傳遞的《導報》，對於內部直送和街頭販賣的《導報》則無能為力。最後江澤民立即解除欽本立的職務，其果斷的行動贏得保守派的正面評價。但這同一時間引起新聞工作者的反彈，《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和《中國日報》等官媒的新聞工作者發出聯名信，公開譴責江澤民的決定，並對欽本立和《導報》表達了敬意。此事後來成為新聞改革的主要原因，也使新聞工作者們加入到這場運動。

### 學運組成

胡耀邦的國葬儀式最後決定在4月22日舉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下令封閉廣場以舉辦葬禮。約有十萬名學生無視命令，於4月21日夜間遊行進駐至天安門廣場。此時各高校的學生組成了「學生行動臨時委員會」，向當局提出七項要求，並另外提及與胡耀邦有關的三點要求（讓廣場上的學生瞻仰胡耀邦的遺體；讓廣場上的學生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參加胡耀邦追悼會；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讓他的靈柩在天安門廣場繞一圈，讓在場的數萬名學生為他最後送行）。不過中國官方治喪委員會拒絕了學生代表的所有要求，只答應向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同步播放胡耀邦追悼會的現況。當局還要求在廣場的學生向東移動，騰出廣場西邊的場地，以便讓追悼會參加者的車輛能夠通過，學生們接受了當局的要求。在4月22日當天早上10點，包括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內的領導高層皆前往人民大會堂內部參加典禮，並由趙紫陽發表悼詞，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儀式。儘管整個國葬過程向學生直接播出，然而由於紀念活動只持續了40分鐘便宣告結束，學生們到11點也沒看到胡耀邦的靈車，這使得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情緒更為高漲。這時學生們開始越過天安門廣場西邊的路，涌到人民大會堂前靜坐。他們向官方提出了3點要求，分別是繼續要求胡耀邦的靈車繞著天安門開過；與總理李鵬會面；希望官方媒體能夠公開報導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但官方還是沒有接受學生們的要求，也沒有派官員與學生見面。雖然保安人員封鎖了人民大會堂的東大門，但仍有數名學生共同突破封鎖線。隨後有三名學生（北京大學的郭海峰、張志勇，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表示要提交請願書，並要求獲得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接見。然而三名學生跪了40多分鐘，沒有任何領導人自人民大會堂出現，這使得絕大部分學生感到失望與不滿。學生行動臨時委員會決定撤離天安門廣場，但準備罷課抗議。4月22日下午1點30分左右，學生們開始撤離天安門廣場。他們經過新華門時，高呼「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間，學生們開始籌劃成立真正的活動組織。而在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龍開會，學生們決定不承認官方的北京大學學生會並自己組織學生會，名字暫定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七名學生領導。在4月23日，另一個學生組織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宣告成立，並選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而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但後來實際主持工作的是社科院研究生王超華、北大研究生封從德（第三任主席）和北大學生楊濤（第四任主席）。隨後高自聯呼籲北京市的所有大專院校全面並無限期的罷課，以表抗議訴求。然而這樣一個獨立於管轄範圍外的組織成立，挑戰了中國政府對學生的管理地位。另外一方面，位於湖南湘潭的湘潭大學學生也發起抗議行動，並獲得許多學校教授支持。同時武漢市當地的高校生也組織起來，抗議湖北省人民政府。

然而在4月22日黃昏，長沙和西安爆發了嚴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人縱火焚燒車輛、房子，並搶劫靠近西華門的商店；而在長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人打砸搶劫，最後這兩個城市共有超過350人遭到了逮捕。隨著國家局勢變得更加動盪，趙紫陽立即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多次會議。對此趙紫陽要求學生停止進一步的抗議活動，而各自回到大學就讀；他亦要求動用所有必要措施來解決動亂行為，而不同級別的政府應該與學生進行開放式對話。李鵬則要求趙紫陽譴責示威群眾，並認為應該要採取更加積極的防治措施，不過趙紫陽最後駁回了李鵬的看法。儘管領導高層就回應學生運動的方式意見分歧，而與趙紫陽關係密切的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等人也建議趙紫陽繼續留在北京市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但趙紫陽仍然依照原計劃，應金日成的邀請，於4月23日飛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學全面罷課，上海、天津、長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紛紛響應。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約6萬餘名學生繼續罷課。高自聯向政府提出三項要求，要求政府答應才會複課。這三項要求是：1、與國務院有代表性的官員對話；2、政府對新華門事件公開道歉和懲罰兇手；3、國內傳媒如實報導學生運動。

### 四二六社論與四二七遊行

趙紫陽前往朝鮮訪問後，便由留在北京的李鵬代理領導黨政機關。4月24日，李鵬和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長陳希同會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對此北京市官員想盡快解決危機，並認定抗議活動是一場陰謀，旨在推翻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主要領導人。在趙紫陽缺席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認為必須立刻向示威群眾採取態度堅決的行動。4月25日上午，楊尚昆和李鵬前往鄧小平的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採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藉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布「警告」，藉此抑制因為不斷傳播而擴大的示威活動。

這次會議成為中國高層首次對抗議活動的正式評估，而重要問題的決定仍然以鄧小平的意見為準。李鵬隨後依照鄧小平的意見下令起草一份公報，並向中國共產黨各個機構和高階官員要求應該設法對付示威群眾。4月26日時，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然而這項聲明激怒了學生，認為這是中國官方故意要對付抗議活動。最後社論並沒有令學生放棄示威活動，反而促成更多學生願意團結，並共同表態支持學生活動。社論發佈的當天晚上，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發生規模不等的遊行示威，抗議四二六社論。

在高自聯的組織下，約二十多萬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經由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學生團體成功通過警方設立的封鎖線，並沿途受到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為首的廣泛支持。組織活動的學生領袖希望藉由這次遊行展現其愛國性質，特意淡化反對共產主義的口號；其中遊行學生主要強調「反官僚、反貪腐、反任人唯親」的問題，不過學生仍強調會繼續「擁護共產黨」。這次示威遊行迫使中國政府做出讓步，同意與學生代表會面。4月29日，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會見由政府批准的學生社團代表。儘管會談中討論了包括報刊編輯、新華門事件、民主自由等廣泛議題，並獲得一些實質成果，但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表態拒絕出席（或無法出席）。

### 五四對話

4月30日，趙紫陽自朝鮮回北京。然而隨著外界要求當局對示威活動採取更為溫和的態度後，中共內部的分歧反而加劇。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主張繼續與學生展開對話，而以李鵬為首的強硬派則主張鎮壓抗議活動。5月1日，趙紫陽與李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再次針鋒相對，趙紫陽認為先前的強硬做法已毫無作用，因此惟有特別允許示威活動才是唯一選擇。他還反駁李鵬的維穩觀點，稱官方應表態支持擴大民主、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後在趙紫陽強推下，當局決定展開進一步的對話。趙紫陽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間發表兩次同情示威群眾的演講，其中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一種愛國表現。

5月4日，反社論運動達到高潮，有超過100萬名學生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同時再度重申先前提出的要求。新聞工作者也首次參與遊行，這些大部分來自央媒的記者編輯，打著「首都新聞工作者」等橫幅，喊出「新聞要說真話」，是當日最震撼的口號，《人民日報》記者的遊行隊伍，記者們騎著單車前往廣場，還舉著一些標語牌，上寫著「人民日報、屬於人民」、「一人拍板、集體負責、全民遭殃」等字句。

當天稍晚，高自聯宣佈《新五四宣言》作為基本文件，呼籲推廣民主政體。上海、南京和廣州等地學生也遊行上街，呼籲政府與學生對話。而趙紫陽的發言實際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加上談判的開始，這讓很多大學生都滿意政府裡的一些人至少表現了誠懇的態度。在溫情表態下，持續一周的抗爭在5月4日結束時，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新聞自由獲得口頭保障，儘管並不是所有人都滿意，多數人主張以對話漸進推動民主，學生並準備組建代表團討論民主工作的具體事宜。

## 再度升級

### 學生分歧與絕食

正當高自聯所選舉出來的正式對話代表團已準備和中國政府展開對話之際，高自聯領袖不願由正式對話代表團單方面控制整個抗議活動。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要求採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其中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一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希望能夠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

最後學生決定在戈巴契夫訪華的前兩天，自5月13日由柴玲宣讀《絕食書》展開絕食抗議；其中學生領袖認為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藉由絕食抗議便能作為籌碼來迫使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此外絕食獲得社會大眾廣泛的同情，進而使得學生運動成為一種道德行為並受到群眾的追捧。而北京的抗議活動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學也陸續組織了抗議和罷課行動，同時有很多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市參加示威遊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約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整體來說於天安門廣場上進行的示威活動仍保有秩序，來自北京不同地區的大學學生每天發起遊行以表達抗議要求並表示團結，同時許多學生在行進過程中齊唱《國際歌》。在5月中旬，學生發起絕食行動，促使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陸續集結抗議，表態支持。

### 戈巴契夫訪華

1989年5月，戈巴契夫正式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由於他是中蘇交惡後首位正式訪華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因此中國官方相當重視此次國事訪問，將其視為關係正常化的象徵。

5月初，有關採訪六四事件抗議群眾的審查限制獲得了明顯的放寬，國家媒體開始播放包括絕食在內關於同情抗議群眾的影像。然而由於擔心示威活動將會失控，鄧小平要求在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期間應該清除廣場上的抗議群眾。為了達成鄧小平的要求，趙紫陽決定仍使用柔性辦法並指示他的下屬馬上與學生進行談判。趙紫陽相信此時仍能夠成功藉由愛國主義吸引學生的關切，並讓學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蘇首腦會議期間讓其他人士知悉內部有動亂跡象的話會使得全國難堪。5月13日上午全國政協副主席閻明復召開緊急會議，並邀請學生領袖與劉曉波、陳子明、王軍濤等知識分子。閻明復表示，政府已準備與學生代表展開直接對話，但前提是學生必須先撤離天安門廣場，以便舉辦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的歡迎儀式。這也使學生領袖之間陷入了分歧。

5月14日時，以戴晴為首的知識分子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的許可之下直接通過政府審查，在《光明日報》提出意見，呼籲學生應盡快離開天安門廣場，但許多學生卻認為知識分子是為政府發言而拒絕讓步。當天晚上，以閻明復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擔任學生代表的沈彤、項小吉展開正式談判，其中閻明復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並懇求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雖然閻明復的誠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學生願意達成妥協，但是隨著不同派系的學生間無法事先進行協調或者提出連貫的要求而使得會議變得越來越混亂，不久學生領袖在得知政府並不願意承諾公開直播問題的談判過程後宣告會議無限期中止。之後閻明復直接前往天安門廣場嘗試勸離學生，甚至表示自己願意被學生挾持以換取撤離的決定，然而學生之間並沒有理會其勸告。而在隔天閻明復還向李鵬詢問是否願意應學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論的內容、並將學生運動定調「愛國民主運動」，但這些建議都一一遭到李鵬的駁回。

最後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期間學生仍然決定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也使得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為戈巴契夫訪華舉行的歡迎儀式改在北京首都機場內進行。這次中蘇首腦會晤於中蘇交惡30年後進行。相比之下，此時學生仍然堅持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運動；這為此次會談帶來了尷尬，進而促使許多原本偏向溫和派的領導高層也開始轉向願意實施「強硬派」的作法。其中鄧小平與戈巴契夫在人民大會堂內舉行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高峰會時，學生群眾則在附近天安門廣場上發起示威活動。而在5月16日戈巴契夫與趙紫陽會面時，趙紫陽在國際新聞媒體前告訴戈巴契夫：對此，鄧小平認為趙紫陽的這句話是要將處理學生運動失當的過錯歸咎於他。該言論也標誌著鄧小平與趙紫陽的分裂。

### 天安門絕食的反響

絕食抗議的作法激發了中國各地對學生的支持與同情。5月16日至5月18日，數百萬名北京市民共同發起示威遊行，此次遊行打破1949年以來北京市最大規模遊行人數紀錄，一些媒體報導人數達300萬，而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對5月17日當天的不完全統計則稱有120萬左右的各界民眾參加了遊行，北京市公安局對參與大遊行的機構有一份不完全的統計：北京高校60餘所，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機關46個，科研單位18個，北京市的中專、中學、小學60餘所，新聞出版單位14個，外地的大學22所，北京的工廠、公司78個，醫院9個，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宗教18個，農村2個，文藝團體6個，體育界3個，飯店、財貿7個；而參與者還包括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警察人員、國務院等國家機關和中央直屬機關人員、中國共產黨黨員或者是基層的政府官員，同時許多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中國共青團以及政府資助的工會也鼓勵其成員公開參與遊行活動。

此外一些中國民主黨派黨員致信給李鵬以表達意見，而中國紅十字會也特別下達通知並安排大量人員前往天安門廣場為絕食群眾提供醫療服務。北京1000多名知識分子聯署發表了《五一六聲明》，聲援學生，批評政府對學運的動亂定性。巴金、艾青、季羨林等參與簽名。首都新聞界的遊行人士開始打出了本社（台）的橫幅，人民日報的「旗幟鮮明地反對4.26社論」和「新華社北京5月16日電:今日無新聞」的橫幅，諷刺新聞審查制度。四個民主黨派中央委員會主席費孝通（民盟）、孫起孟（民建）、雷潔瓊（民進）、周培源（九三）向趙紫陽致函公開呼籲信，信中肯定學生訴求，並「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儘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民革中央主席朱學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亦分別發出緊急呼籲，並被人民日報刊登。全國政協委員、一級教授侯建群和趙敏順走在遊行示威的最前面，他們的橫幅是：「強烈要求政府立即答應學生三點要求」「救人更要救國」。根據新華社報道，七十七歲高齡的著名學家季羨林親身前往廣場探望學生，在學生的攙扶下一步一顛地走進絕食學生中，擁抱著仰臥在地上的弟子，老淚縱橫。署名著名作家「冰心老人」的橫幅寫著「學生愛國，我愛學生！」數學家陳景潤和王元共同疾呼「學生們的負擔太重了，讓我們承擔一些吧！」歌唱演員李谷一、舞蹈演員陳愛蓮等人來到紀念碑下的學生指揮中心，她們30多位政協委員到此是為向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呼籲，督促政府儘快對話。

在天安門廣場，甚至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為表明態度在博物館樓頂升起在運動中具有象徵性的V字手勢旗，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和工作人員亦組成隊伍，手持橫幅走出故宮，表達對絕食學生的支持。遊行中罕見的出現了往來不參與社會運動的宗教人士，佛教僧侶舉起「金剛怒目 大雄無畏」「弘法自由 廣度眾生」等標語，基督徒、神職人員與神學院教職人員亦在遊行中舉起十字架，穆斯林們舉起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的經文支持學生，並藉此表達尊重穆斯林習俗的訴求。北京市數十間醫院的醫護人員身穿白大褂參與遊行，並志願為絕食中身體不適的學生提供救助，一些醫生在勸導學生過程中激動落淚；包括首鋼、東風、吉普、鐵道部等在內的各產業和組織及大中企業的工人參與遊行，部分工人乘坐重型汽車，周邊縣區的農民更乘坐農耕載具組成車隊前往市中心參與遊行，一度造成交通中斷；北京市有公安幹警志願前往廣場為學生派發飲料，也有人數眾多的公安警察人員的遊行隊伍沿途遊行向群眾比V字手勢，贏得群眾熱烈的掌聲歡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遊行隊伍經過人民大會堂東門時齊呼：「不給官倒貸款！」「凍結官倒帳戶！」；海關總署的聲援隊伍喊道：「官倒走私，鐵證如山！」；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到現場聲援；中國人民警官大學的七百多名學生在18日凌晨自發來到廣場協助學生維持秩序，保證了從廣場東南口至前門之間救護車道的暢通無阻；中小學生亦參與遊行，並有身戴紅領巾的小學生呼喊「我和哥哥一條心」等口號。

隨著報導限制的打破，各大媒體開始刊登社會各界的聲援，5月17日-19日後來被評為「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中國中央電視台首次在電視新聞中播出了天安門廣場上情況的如實報導，而央視的部分新聞工作者和職工亦組成人數龐大的遊行隊伍前往長安街遊行，並拉起巨大的橫幅，點名要求時任廣播電視部部長兼央視台長艾知生辭職；而人民日報5月18日在頭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餘萬人遊行 聲援絕食請願的大學生》為標題的新聞，成為該報歷史上「最具政治開放性」的版面，以極大的篇幅詳細報導了北京市各行各業的人在遊行中的訴求和對絕食學生的同情，甚至直接引用了在遊行中出現的部分反政府標語，並統計列出了多個參與聲援的工廠和醫院等單位組織的名稱，而人民日報社過千名職工也參加了遊行，其中不少在新聞屆有名望的高級編輯記者亦在其中；工人日報連續刊登《北京電子管廠萬名職工發出呼籲》等工人階級層面表態和參與民運的報導以及各總工會幹部對工人呼籲的積極回應。

而在戈巴契夫離開中國後，許多外國記者仍決定繼續留在中國，並報導北京的抗議活動，這使得學生運動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並讓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呼籲中國政府保持克制。

除了在北京當地的市民與學生外，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亦陸陸續續湧進首都以參與學生運動；而在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一的抗議活動，甚至連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機關都遭到了學生示威遊行的影響。5月18日，由於北京學生絕食的影響，當天北京以外上街遊行的學生達50多萬，波及全國30多個主要城市、300多個高校，北京以外14個城市出現高校學生絕食請願，總人數約2500人（不完全統計）。5月19日，至少有116個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學生抗議活動。中國國家教委事後稱據不完全統計，「在動亂和暴亂期間，在29個省、市、自治區的84個城市中的600餘所高校，有280餘萬人次上街遊行」。

但是，中國中央領導高層遲遲沒有對北京發起的示威活動給出明確的定位，這使得地方當局不知道如何處理當地的學生運動。而且因為示威活動合併了許多範圍廣泛且關注點不同的社會議題，中國政府無法清楚分析哪些議題可以談判，乃至於不清楚示威活動提出了哪些訴求。與此同時由於絕食抗議的行動其本身便具有「犧牲特質」，這使得無論是權威性還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漸喪失的中國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種種因素所形成的龐大壓力下，中國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將戒嚴作為一種應對示威活動的可行手段。

5月17日上午，天安門廣場學運廣播站播出了嚴家其跟包遵信發起聯署的《517宣言》。《517宣言》表示鄧小平是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當天中國民主同盟主席費孝通、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孫起孟、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雷潔瓊、九三學社主席周培源致函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與學生進行對話。當晚鄧小平開會時表示北京必須實施戒嚴。

5月18日，李鵬在人民大會堂首次與學生代表會面，並希望能夠安撫受到大眾關注的絕食行為。在會談中學生領袖再次要求中國政府撤銷《四二六社論》並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舉動」，但對此李鵬則表示政府主要關切的是因為絕食而送往醫院診治的患者。儘管這次討論僅取得了少數實質成果，但是學生領袖也因此得以在國家電視臺重要節目上有了出現的機會。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則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而聽聞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鵬則是抵達廣場後馬上離開。趙紫陽在凌晨4時50分時藉由喊話器直接呼籲學生結束絕食，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我說我覺得我們現在一定要、最重要的就是趕快結束這個絕食……你們不能夠在已經絕食六天到七天，現在還是要堅持這一條「一定達到滿意了才停止絕食」，但是那個時候就晚了。沒法補償了。你們還年輕啊，同學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都已經老了，無所謂……你們停止絕食，中國政府決不會就這樣子，就把對話的門關起來了。決不會。你們所提的一些問題，我們黨會繼續討論……大家都這麼一股勁的，年輕人啊，我們都從年輕人過來過，我們也游過行，我們也臥過軌，我也知道當時那種情況。沒有想後果怎麼樣。但事後一想啊……首先你們要冷靜地想想今後的事。現在有六天了、七天了，真的要過八天、九天、十天嗎？

5月23日，北京再次舉行了百萬人大遊行，遊行隊伍喊出讓李鵬下台的口號。

### 給北京公共運輸造成的干擾

1989年4月27日後的遊行造成北京市的部分公共汽車被迫停止，而北京市大量出租車司機前往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乘坐地鐵通勤的北京市民暴漲。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政府開會時對外宣稱「文革中公共汽車沒停駛過，現在公共電汽車被迫停駛60多路，地鐵爆滿，群眾生活必需品運不進來」，5月20日北京市長陳希同簽發北京地區戒嚴令後，北京地鐵一線、北京地鐵環線、北京全一百七十八路公共汽車、北京市出租車皆被迫於1989年5月20日上午10:00左右停運，市民只能靠自行車、電單車、運貨卡車、麵包車等來往城內各處地方。此時，相當一部分北京戒嚴軍警為從西山出發，跨過事態最為嚴重的木樨地地區增援天安門附近地區，搭乘了北京地鐵。

1989年5月21日的凌晨，包括學生和市民在內的示威者衝進北京地鐵一線的木樨地站和南禮士路站，一線和環線換乘的復興門站，環線的前門站和新華街站等站遭到示威者暴力打砸，企圖拆卸地鐵設備阻礙地鐵運行，木樨地站的抗議者在地鐵站和戒嚴軍警發生了衝突，事態最為嚴重。21日凌晨北京地鐵環線的車輛基地太平湖車輛段遭到包括市民，學生在內的1000餘名示威者衝擊，示威者用磚頭堵住車輛段出入地口的鐵軌，試圖阻止地鐵列車的正常運行。當日日出後，示威者完全控制地鐵線，攔截軍列、臥軌堵住列車、堵住出站口以阻擋北京戒嚴軍警。北京的公共運輸運輸直到23日才終於恢復營運。

5月28日上午十點三十八分，一線的古城車輛段才發出北京地鐵20日被迫停運以來的第一列車，斷斷續續以最低頻次運行5天，直到6月3日，事態已經發展到強力彈壓的邊緣，北京地鐵再次被迫停運。直到6月4日天安門動用最後措施清場後，5日北京地鐵才重新開始運行，7月初才恢復正常班次。這是北京地鐵自1976年以來再次由於政治原因而停運。

### 天安門毛澤東像污損案

5月23日14時，魯德成、喻東嶽與余志堅三位青年毀損了天安門的毛澤東畫像。為了聲援，三人於5月19日前往北京，並向高自聯的學生領袖建言獻策，但未獲答覆，他們認為無法與學生領袖對話，便於5月22日晚策劃污損毛澤東畫像。他們先在附近購買了20顆雞蛋並填滿油彩，之後在天安門城樓張貼「五千年專制到此告一段落 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標語，不久便將蛋殼扔向毛澤東畫像。事後，三人被高自聯學生糾察隊制服，並被移交至公安機關，他們分別被判處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與無期徒刑。

## 戒嚴清場

### 戒嚴令

隨著示威活動不斷升級，以鄧小平及李鵬為首的強硬派決定採取果斷行動，武力解決示威，而陳雲、楊尚昆和李先念等多位保守派亦支持出兵。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不斷讓步的處理方針遭到了其他成員的批評，其中李鵬和鄧小平宣稱趙紫陽於5月4日發表的和解談話使得學生不再懼怕中國政府。鄧小平警告稱，如果不迅速平息北京的抗議活動，中國將面臨內亂的風險，該觀點亦得到其他保守派的支持。隨後鄧小平表示應宣布戒嚴以表達政府無法容忍抗議活動持續進行的立場，同時為了證明戒嚴有其作用而決定將示威群眾描述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倡導者的「打手」，並指稱是幕後籌劃的人士試圖打擊現政府的統治並進一步實現他們個人的野心。

同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制定戒嚴計劃，期間趙紫陽表示由於無法實施戒嚴而準備辭去職務，同時他也不確定由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嚴決定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後胡啟立表示他不願意實施戒嚴，但李鵬、姚依林都表態支持戒嚴。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喬石則稱，他雖然反對政府再做出進一步讓步，但他並不認為實施戒嚴是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楊尚昆和薄一波則強烈要求政治局常委遵循鄧小平的命令，楊尚昆之後更是動用權限，調動軍隊進入北京。

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軍方領導人以及中共黨內元老會面。鄧小平親自主持會議，並表示：實施戒嚴是唯一的選擇，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宣布他「錯誤地」選擇胡耀邦和趙紫陽擔任他的繼任者，並決定從此將趙紫陽隔除在高層領導會議外。鄧小平還誓言要強硬處理趙紫陽的支持者，並對此開始進行宣傳工作。5月20日，國務院正式宣布實施戒嚴，並從5個大軍區中動員了至少30個師的兵力，解放軍24個集團軍中至少有14個被要求部署。最終有18萬到25萬名士兵參與北京的戒嚴行動。還有部隊乘坐飛機或火車前往目的地，廣州民航局甚至事先安排普通機票以隨時準備運兵。當天下午，楊尚昆當面明確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為指揮，全權指揮戒嚴行動。然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部隊進入城市後隨即遭到大量集結的群眾攔阻。大量群眾包圍軍車隊伍並阻止其進退，使得部隊在郊區無法繼續前進。抗議群眾也紛紛向士兵發表演講並呼籲後者加入他們的行動，同時示威群眾還提供士兵食物、飲用水和相關用品。5月21日，葉飛、張愛萍、蕭克、楊得志、陳再道、李聚奎、宋時輪七位開國上將致函戒嚴部隊指揮部和中央軍委，呼籲軍隊不能鎮壓群眾，建議不要讓軍隊入京，強調「人民解放軍的槍口不能對著人民群眾」。在部隊遲遲無法向城市內部推進的情況下，中央軍委於5月24日下令所有軍隊撤退至各個城市外的基地駐紮著，同時派出軍方的瞪羚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上散發傳單，警告學生立即離開。然而儘管示威群眾成功逼使軍事部隊撤離被視為抗議活動「扭轉頹勢」的表現，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仍然不斷於中國各地調動部隊以準備展開之後的行動。

### 撤退與留守

與此同時，學生運動的內部分裂進一步加劇。5月下旬，由於沒有明確一致的領導，抗議活動愈發混亂，同時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大批群眾也使示威隊伍內部出現嚴重的衛生問題。侯德健建議學生領袖舉行公開選舉以選出發言人，但遭到學生團體的反對。而王丹則認為中國政府將在近期發起軍事行動以鎮壓示威，因此主張讓學生先從廣場暫時撤回校園，並另外組織相關團體，但該提議遭到主張繼續佔領廣場的強硬派學生反對。隨著派系衝突日漸增加，各派系開始爭奪位在廣場中央的學生廣播中心，期望能夠藉由控制擴音器的方式掌握學生運動的控制權。各派系也開始派人前往火車站，迎接從全國各地過來聲援的學生們，以為自己的派系拉攏支持。學生團體開始指責其他派系的成員別有用心，比如指責他們勾結政府成員並試圖藉由學生運動獲得個人成就。

5月26日，中直工委發布《關于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迅速結束動亂的指示的緊急通知》，要求全體黨員認清當前的嚴峻形勢，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必須堅守工作崗位，並協助行政領導做好工作，團結廣大幹部和群眾不要上街、不要去天安門遊行或搞「所謂的聲援活動」。5月27日，香港將近三十萬人參與在跑馬地馬場舉辦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不少港台藝人上台獻唱，以表示對示威者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銘、司徒華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約150萬香港群眾聚集於香港島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而在這期間，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多國政府也針對中國發出旅遊警告。之後北京市的報刊上則陸續發表許多呼籲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並結束學生運動的文章，其中在6月1日於《北京日報》刊載的《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這篇文章中指稱，示威運動內部的混亂和無序使得作者感到失望；但是這些文章也使得許多不願意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感到憤怒並開始組織抗議行動，數千名學生便列隊自行遊行至北京街頭以表達不願意撤離天安門廣場。隨後劉曉波、周舵與高新三名知識分子以及臺灣歌手侯德健宣布發起第二次絕食活動，並希望能夠藉此重新提振民主運動。而由於長期佔領天安門廣場後許多學生都漸漸感到疲累，原先學生內部的溫和派與強硬派之衝突也漸漸停息，他們開始展開對話。之後劉曉波等人在發表的聲明中提到絕食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公開批評政府，同時提醒學生們他們現在的事業是值得奮鬥的，並促進學生能夠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以提出繼續改革的要求。

6月2日晚間，一輛警方吉普車在行進時不慎撞擊4名平民並造成3人死亡，這件事造成示威群眾開始擔心軍隊和警察試圖進駐天安門廣場。對此學生領袖隨即發出緊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設置路障以防止部隊進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學生和居民則發現有身穿便衣的軍隊試圖攜帶武器進入城市，學生團體隨即將其抓住並把武器交還給北京市警方。學生隨後於中南海門口之外進行抗議活動，但是遭到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趕。另外一批沒有攜帶武器的部隊從人民大會堂出現後很快遭到抗議群眾包圍，混亂中有數人受傷；之後雙方原地坐下並開始吟唱歌曲，最後部隊撤退回到人民大會堂大廳內。3日傍晚，中國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等媒體稱戒嚴部隊將鎮壓動亂，並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門廣場。

### 清場令

6月1日，李鵬向政治局提交《關於動亂的實質》報告，指稱示威群眾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並稱他們不打算撤離廣場，同時示威活動也獲得廣泛支持。隨後國安部也提交報告，強調資產階級與自由主義已滲透到中國各處，西方觀念給學生帶來負面影響。安全部亦認為美軍部隊介入學生運動，期望藉此推翻現政府的統治。這份報告在中國政府內部成功營造出脅迫感，為之後的軍事行動提供理由。同時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報告，指出部隊已經做好協助穩定首都現狀的必要準備。種種因素讓大多數中央政治局委員接受了戒嚴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說法，也同意之後以武力清場解決政治危機的方案。

6月2日，隨著學生的抗議運動有所增加，高層以武力解決政治危機的看法更加鞏固。同日，高層再度召開會議，最終同意實施清場以「能夠結束暴亂並恢復首都秩序」。他們一致認為應儘可能和平地完成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但如果示威群眾不願配合的話，部隊也被授權使用武力完成任務。國內報紙當天還報導軍隊部署於北京市十大重要關鍵地區。

6月3日下午4時30分，李鵬、喬石和姚依林3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見軍方領導人、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長陳希同和國務院秘書長羅幹，最後確定有關戒嚴實施的具體辦法。會議確認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必須果斷採取強硬措施扭轉局勢。會議決定當日夜採取行動，「由周衣冰同志統一指揮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力量，迅速開進天安門廣場，堅決執行戒嚴任務」。在清場的當天晚上，領導人分別於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監督執行狀況。

#### 軍人抗命現象

在此期間，不少解放軍高級軍官和士兵對清場令持抵制態度。

第38集團軍指揮官徐勤先少將以「軍令不全不合法、沒有正式書面通知」為由拒絕服從動員令。事發前，他到北京治療腎結石，親眼目睹了學生的抗議活動。他擔憂動用軍隊鎮壓抗議會產生惡劣後果，玷污軍隊聲譽。其後被軍事法院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其因這一舉動被媒體評價為「抗命」軍官，2009年，徐勤先接受《香港蘋果日報》採訪時表示「已經過去的事情，做了就沒有什麼後悔的。」2025年11月25日，原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吳仁華在X首次公開徐勤先軍事法庭影片，原影片發布於Internet Archive。

6月4日晨，第28集團軍在木樨地被群眾包圍，士兵在受到市民源源不斷的質疑和哭訴，並目睹北京市面的情景後，軍心動搖，棄車不顧，整支部隊就此停滯不前。中國官方出版的《戒嚴一日》則稱軍隊停滯不前原因是遭到示威者投擲的催淚彈襲擊。受28軍的狀況影響，戒嚴部隊指揮部派遣直升機到西長安街上空督戰，用高音喇叭呼喊28軍受阻就堅決反擊。結果直升機遭到一群示威者用被軍隊拋棄的422號裝甲車上的高射機槍掃射驅逐。17時，第28集團軍撤離，成為唯一一支成建制且未抵達上級所指定的戒嚴執勤位置的部隊。事後軍長何燕然和政委張明春因「執行不力、指揮錯誤」被降級調任。

6月3日，第39集團軍第116師接到「不惜一切代價，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集合」命令，並派發子彈。師長許峰帶參謀長改換便衣先進城勘察後，決定採取消極待命，假裝無線電故障，不與上級聯絡。部隊駐紮於北京東郊，未與抗議者發生衝突，且未在6月3日深夜至4日清晨最血腥時段進城。事後師長許峰因違命被撤職轉業。

### 木樨地衝突

6月3日晚間，各個國營電視臺陸續警告北京市民不要外出；但受到前兩週成功阻擋軍隊的激勵，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頭以阻止部隊行進。軍隊從北京各個方位逐步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分別由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和第28集團軍負責西面；空降兵第15軍、第20集團軍、第26集團軍和第54集團軍負責南面；第39集團軍和衛戍第1師負責東面；第40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負責北面。晚上10時左右，第38集團軍在廣場西方約10公里的長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向示威者開槍。群眾對於軍隊下令實彈射擊感到驚訝，進而開始向部隊丟擲物品。當天晚上，32歲的283廠技術工人宋曉明成為首位被證實的死者。之後軍隊遭指控使用了射入人體會碎裂，給人造成嚴重創傷的達姆彈。10時30分，由於民眾將雙節無軌電車推到路上並放火焚燒，行進的軍隊被迫停留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約5公里的木樨地，試圖清除這些臨時路障。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試圖攔阻軍方車隊，但第38集團軍再度開火，並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根據天安門母親運動調查後提出的死者報告中，共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另外士兵還向木樨地附近的公寓開火，造成在建築陽台或室內有人因而遭到槍殺，這包括數名在公寓觀察事態發展的中國高級官員。第38集團軍最後以裝甲運兵車將電車車廂撞開，並持續與嘗試倉促搭建路障或組織人鏈的示威群眾對峙，之後部隊行經長安街經過南禮士路、復興門、西單到天安門期間都有造成傷亡。而負責南面的空降兵第15軍也使用實彈進行射擊，並在珠市口、天橋和前門等地也造成平民傷亡。但是亦有說法認為該類說法均為遠距離觀察導致的失真，在現場的CBS記者羅斯也稱：士兵試圖驅散人群，並未開槍。這使得究竟是否發生開槍事故存疑。直至6月4日凌晨，虎坊橋一帶仍然傳出槍聲。

有說法稱部隊使用實彈進行射擊並造成死傷反而激怒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開始以棍棒、石塊和自製的汽油彈攻擊士兵，甚至縱火焚燒軍車。中國當局表示軍隊主要是為了自我防衛而動用武力，並提出部隊的傷亡證明使用武器正當，而在報告中便有士兵在街上遭到活活燒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毆打致死的紀錄。吳仁華經研究指出，6月3日22時軍方開火後，群眾才向部隊做出反擊。不過在驅離過程中，亦有學生和居民試圖保護遭攻擊的士兵，而大多數的軍事單位則拒絕執行對平民開槍的命令。

### 進駐天安門

20時30分，由於軍用直升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示威學生在各個大學校園呼籲學生加入其行列。22時許，示威學生依照預定時間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舉辦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儀式。但在22時16分，由政府控制的擴音器警告說部隊可以在實施戒嚴期間採取任何強制執行的措施。22時30分，隨著看見軍隊以實彈射擊的目擊者陸續從北京市區西側和南側進入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也瞭解到有關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時分，學生擴音器則宣布一名學生在靠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西長安街遇害，這使得待在廣場上的群眾陷入憂鬱情緒。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要求學生保持團結，並堅持用非暴力手段以爭取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凌晨0時30分，吾爾開希則指稱一名北京師範大學女學生在晚間離開校園後遭到殺害，他之後便因突發昏厥而被救護車帶離廣場。同時，仍有七萬至八萬人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

凌晨0時15分許，軍隊開始發射照明彈以提供夜間照明，並第一輛63式裝甲運兵車自天安門廣場西側出現，從前邊道路快速通過，大約五分鐘後出現第二輛裝甲車，兩者均往東長安街駛去。凌晨0時30分許，2輛裝甲運兵車抵達天安門廣場南側，學生便陸陸續續向軍方車輛丟擲水泥塊。之後003號裝甲指揮車突然發生故障而無法移動，示威群眾便用棍棒破壞車輛並以澆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燒。由於車輛遇焚而緊急逃出的3名軍人則被示威群眾毆打，但學生則組織警戒線並護送3人到位於廣場東側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急救站醫治。之後在承受極大壓力的情況下學生領袖曾經一度放棄非暴力手段並準備展開報復行動，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擴音器呼籲學生準備對抗「無恥的政府」。但最後她和李錄同意繼續維持和平手段的做法，並沒收學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塊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視為武器的物品。

凌晨1時30分許，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隊伍前沿分別到達天安門廣場的南北兩側。他們開始封鎖天安門廣場四周並將裡面的示威學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開離，而在過程中也殺死數名示威群眾。同時第27集團軍與第65集團軍從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而第24集團軍也於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始部署。在遭到軍隊包圍之後，數千名仍然留在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則開始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凌晨2時後，部隊開始嘗試對人民英雄紀念碑旁的示威者施加壓力；而學生廣播則不斷呼籲軍隊放棄使用武力，並提到：「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你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採取武力……」大約凌晨2時30分，幾名工人則開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架設其從裝甲運兵車上拆解的機槍，並發誓要向殺害許多示威群眾的部隊報仇。之後在侯德健勸說下工人們選擇放棄武器，而劉曉波則在紀念碑的欄杆邊砸壞另一支無彈的步槍，以重申非暴力運動立場。

### 群眾撤離

之後，曾在木樨地看見軍隊槍殺民眾的高自聯常委邵江呼籲由知識分子帶領示威群眾撤離廣場，並表示已有太多人喪生。劉曉波原本不願撤離廣場，但最後被說服，並與周舵、高新、侯德健同學生領袖商討撤離問題，不過包括柴玲、李錄和封從德等人在聽到撤離意見後最初都拒絕撤離。凌晨3時30分，在隸屬於中國紅十字會的兩名醫生建議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嘗試與士兵進行談判。他們隨即乘坐救護車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並與第38集團軍336軍團政治委員季新國會面，季新國隨即向戒嚴部隊指揮總部轉達請求並獲得同意為學生開闢往東南方安全撤離的通路。凌晨4點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突然熄滅，同時官方的擴音器宣布：「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不過此時學生們則是一同唱起《國際歌》，並認為軍隊準備執行最後一項清場任務。

凌晨4點30分時，天安門廣場重新開啟照明並發射一連串的紅色信號彈。與此同時，部隊開始從四面八方逼近紀念碑，隨後部隊在聚集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示威群眾周圍10公尺處重新部署。而侯德健回來後先是嘗試說服事先知情的學生領袖接受他與部隊的協議，在大約4時32分侯德健透過學生的廣播表示他先行和部隊達成談判，然而許多第一次知道這次會談的學生則氣憤地指責他過於膽怯。封從德之後則在廣播中解釋由於已經沒有時間召開緊急會議，而將以口頭表決的方式決定示威學生之後的集體行動。但儘管「堅守」的聲音比起「撤離」還要來得更加響亮，封從德仍然表示「撤離」意見較為多數而決定帶領群眾撤離天安門廣場。不過大約在4時40分時，穿著迷彩服的士兵衝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並破壞學生的廣播設施；而其他部隊則毆打數十名在紀念碑旁的學生，並扣押或者破壞他們的相機和錄音設備。隨後士兵開始強制驅散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群眾，之後也有學生和教授嘗試說服仍然堅持坐在紀念碑底層的學生離開。

大約早晨5時10分學生們開始離開紀念碑，示威群眾們手牽著手往廣場東南角安排的通道撤離，不過由於當時坐在廣場北部的學生頗多，因此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是從廣場北側離去。而這時軍方則要求那些拒絕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必須加入撤離行列，除了以對空開槍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眾撤出廣場外，並還調動59式戰車部隊封鎖前往廣場的道路。而據從北側撤離的學生所說，軍隊在紀念碑北面架起機槍向學生掃射。在確認所有示威群眾都離開廣場後，軍方派遣軍用直升機運送大型塑膠袋並命令士兵開始清理廣場。北京醫護人員對香港記者說，軍隊將廣場的屍體裝進塑膠袋，由軍用直升機運走。而6月4日早上6時，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在沿著西長安街自行車車道上準備走回校園時，西單郵電局方向有3輛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的坦克發射催淚彈並衝撞人群，造成至少11名學生死傷。6月4日上午數千名先前撤離的示威群眾、清場行動中傷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舉動激怒的工人嘗試從東長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但是當人群靠近部隊時士兵則隨即往群眾處開槍射擊作為警告。然而由於有數人因而遭到部隊槍擊，之後暫時撤離該處的不滿群眾便又會嘗試重新前往佔領廣場空地。之後群眾多次嘗試進入天安門廣場內，但是軍隊則持續負責管理廣場並持續兩周都不向大眾開放。

## 事件後續

### 後續示威

6月4日後，軍民之間的流血衝突僅持續數天，北京市區便逐漸恢復穩定。6月5日，西方媒體拍到一名男子於東長安街隻身阻擋行駛中的坦克車隊，這一圖像旋即轟動世界各地，被視為六四事件的標誌性照片。之後港澳地區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以聲援北京的示威群眾，其中澳門有十多萬至二十萬人參與遊行抗議，佔當時澳門人口的一半，該次遊行亦是澳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另外也有一些國家也對於軍隊清場一事發起抗議活動。曾經加入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學生返回原本校園以及部隊實施清場的消息傳開後，成都、西安、武漢、南京、上海、廣州等中國城市都爆發了持續數日的大規模抗議。在廣州，數萬學生曾將主要幹道海珠橋占領了四天，整個城市交通陷入癱瘓。到8日，因軍隊即將進城，人潮只得散去。

在6月4日至6月6日期間，成都市也發生上千人的抗議，當地部隊使用震撼手榴彈、警棍、刺刀和電擊棒攻擊平民造成至少8到300人死亡，而當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而在6月5日到6月6日期間，西安的學生也發起大規模遊行活動，並聯合參與罷工的工人設置路障。不過6月8日時陝西省人民政府便表示城市已經穩定下來，並提出「先穩住動亂分子，盡量避免發生正面衝突、激化矛盾」的執行方針。

上海的學生於6月5日發起示威遊行，並開始擺設路障，工廠工人亦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議行動，一時間，上海的工人缺勤率攀升，一些工廠為此被迫停工，市工業用電量下降。這些舉動使得鐵路與道路交通陷入癱瘓，同時早上許多大眾交通工具也無法正常提供服務，BBC報導稱：「數萬名工作人士因而無法正常上下班。」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派遣6,500人清除道路上的路障以恢復通行。然而當天晚上8時30分，來自北京的161次列車撞死在光新路道口6名嘗試要封鎖火車來往的群眾，另外6人受傷。晚上10時時現場便聚集超過30萬人，而群眾也開始毆打火車司機以及工作人員並焚毀數輛火車車廂以表達不滿，造成包括郵政車在內的9節車廂被燃毀，滬寧、滬杭鐵路中斷。6月7日時，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理工大學等高校學生紛紛強占各自學校的禮堂及教學樓，並將其安排成靈堂以悼念六四清場的傷亡者。越來越多學生們參與架設路障阻礙交通的行動，但在聽聞上海也有可能戒嚴後便有3,000多人決定暫時離開校園。當天晚上，上海市長朱鎔基發表電視談話，並提到：「作為市長，在此鄭重聲明，市委、市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使用軍隊，從來沒有打算實行軍管或戒嚴。我們只追求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堅持生產、保障生活。」

6月5日時，武漢約有兩萬名大學學生決定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表達不滿，另外示威群眾也有的封鎖武漢長江大橋的交通，有的集結在武昌站前的廣場。次日，學生繼續在街頭遊行示威並使當地交通被迫中斷，同時約有一萬名學生決定直接在鐵軌上靜坐抗議，這導致來往北京、武漢到廣州的鐵路路線被迫中斷，此外學生還鼓勵當地各大大企業的工人發起罷工活動。6月7日凌晨學生們開始以公車和路障阻礙交通，並紛紛於各處架設靈堂來紀念六四事件的傷亡者。然而一小群激進的學生攔下一輛貨運列車並開始在列車上潑灑汽油，不過在準備焚燒時成功被警方阻止。但這使得當地警方與居民關係漸趨緊張，居民開始提領現金，搶購物資。而6月5日、6月6日到6月7日，南京當地學生發起遊行活動並四處發表演講，此外示威學生亦封鎖附近聯絡交通並嘗試聯合工人發起罷工。6月7日早上7時左右，包括河海大學在內幾間大學400多名學生以4輛公共汽車封鎖南京長江大橋，封鎖持續到傍晚，而以南京大學學生為主的在校學生則在中央門各處擺放路障。一直到當天下午4時以後學生與群眾才被說服並撤離，交通也一度恢復。然而6月8日，南京大學與河海大學等校的學生重新控制了南京站周遭一公里的交通，同時學生們也陸續於南京長江大橋上靜坐表達不滿。對於學生激烈的反應，中共江蘇省委認為當地局勢已漸趨失控，並陸續向學生表示公安部將會嚴懲行動的策劃人。

### 加強控制

六四清場後，中國政府開始加強控制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等自由，同時因六四事件懲處國內外媒體工作者。儘管國家媒體在軍隊實施清場剛發生後大多報導同情學生的內容，但是之後所有負責人遭到了撤離職位的處分，或者接受檢討和人人過關。其中在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新聞聯播》上，新聞主播杜憲與張宏民、薛飛和李瑞英搭檔在負責報導此次事件時表現出悲痛情緒。事件之後央視過關學習，杜憲和薛飛的態度不改（二人受調離處分，三年後先後離職），而李瑞英、張宏民等人經檢查符合要求。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節目副主任，同時也是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吳學謙之子的吳曉鏞和英語播音員陳原能也因為其負責的節目對示威群眾表示同情之意，後來吳事後被捕，陳則被禁止出國。而人民日報由於發表同情示威群眾的報導，包括社長錢李仁與總編譚文瑞等編輯都因而撤職。而包括吳學燦在內的一些編輯人員則因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出版特別相關報導，紛紛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所有國際新聞媒體在北京市實施軍事行動期間被勒令停止廣播，同時當局早在5月24日就關閉了衛星傳播的線路。然而許多廣播公司仍然無視這些禁令而嘗試藉由電話向外界報告情況，而許多相關的拍攝影片紀錄也很快被偷偷地運出中國大陸，這也包括西班牙電視台在6月4日凌晨所拍攝的天安門廣場情勢獨家紀錄。而在軍事行動期間一些外國記者則遭到中國政府的騷擾，其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羅斯以及搭檔攝影師便遭到中國大陸當局拘留，然而他仍然不斷透過行動電話報導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之後幾名報導中國大陸當局派遣部隊清場的外國記者在隨後幾個禮拜遭到驅逐出境，而其他記者則持續遭到當局騷擾或者是被列入黑名單之中。中國大陸當局告知各國駐上海領事館稱無法保證記者的人身安全，並開始要求每家新聞媒體必須遵從新頒布的準則內容。

6月9日，鄧小平在其他高層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而這也是自從學生發起示威活動以來鄧小平首次於公開場合出現。鄧小平在之後演講中稱呼因為六四事件而喪生的解放軍士兵為「烈士」，並指出示威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推翻現政府，希望能進一步「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鄧小平認為示威者之所以不斷強調包括官員貪污在內的有關投訴，是為了掩蓋其底下試圖將當前社會主義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動機。他之後還以此觀點表示：「這整個都是仍堅持帝國主義之西方世界的計劃，他們企圖讓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逐一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然後將它們帶往另一條充斥著國際資本以及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

為了排除同情天安門廣場示威群眾的幹部，中共領導高層發起了長達一年半的整頓方案以「嚴格處理內部強烈傾向資產階級自由化道路的黨員」。根據報導，有將近四萬名中國官員被調查其在抗議期間的作為，有超過30,000名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職位因此被迫調動，甚至估計有超過一百萬名公務員的政治可靠程度遭重新評估。而在這一期間，幾名中國外交官則前往國外要求提供政治庇護。而抗議行動造成中國當局決定加強其作用，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許多在1980年代引入的自由化措施遭到撤銷，同時中國重新控制新聞出版和大眾媒體。不過六四事件使中國當局瞭解到無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或者是北京警方都缺乏如橡皮子彈和催淚瓦斯等充足的鎮暴設備，因此在這次抗議行動結束後中國大陸各個城市的鎮暴警察陸續獲得非致命的相關裝備。同時六四事件還促使得中國大陸當局決定增加國內維穩開支，並擴大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在鎮壓城市抗議活動時的權限。

### 逮捕行動

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後，中國當局開始對示威者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並撤除同情抗議群眾的黨政官員職務。北京市委辦公廳所編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稱，北京市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亂的疑犯。其中有市民因在街上拿走士兵遺下的軍用包，被控以搶劫罪名，判處七年、十年監禁，還有人被判死刑。許多參與六四事件的人士之後陸續流亡海外，柴玲、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便透過黃雀行動，逃往西方各國，之後則被中國政府長期禁止回國。不過陳子明和王軍濤則是在1989年年底準備流亡時遭到逮捕，中國大陸當局指控他們為整起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於1990年判處他們13年有期徒刑。

中國大陸有關當局陸續逮捕或者拘留了共計數萬名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群眾。根據對話基金會援引的各省級人民政府的資料，在1989年春天時有1602名與抗議活動有關的人士被判處有期徒刑。許多人被安排至監獄監禁或者被送往勞改營，並被禁止與他們的家人會面。而相關單位除了時常對這些涉嫌參與示威活動的群眾以酷刑施壓外，還將這些持有不同意見者與殺人犯或者強姦犯安排在同一個牢房內；同時，由於許多人遭到逮捕，牢房空間不足，甚至沒有足夠的空間供所有人入睡。上海監獄和勞改隊開展以「平息反革命暴亂」為內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播放《飄揚，共和國的旗幟》等錄像。截至2012年5月，仍然至少有2名參與抗議活動者被關押在北京市內，另有5人下落不明。另外曾經擔任趙紫陽助手的鮑彤則被指控洩露國家機密和進行反革命宣傳，並於1992年7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聲稱其於5月19日、5月27日拘留了「台灣國民黨特務」王長洪、錢榮勉和梁強。王長洪38歲，是北京市某工廠幹部。當局稱其1988年在境外被台灣大陸工作會策反。北京爆發運動後，台灣特務機關委任王長洪為「省級特派員」。王長洪秘密籌組「北京工作委員會」，於4月27日回到北京後，即發展北京市某工廠幹部錢榮勉。他還多次在天安門支持學生，並在絕食的學生中散布「政府真沒有人性，這樣的政府還要他幹什麼」的言論，又向台灣特務機關報告說「當前要將工作之重點放在工運上」，並計劃鼓動罷工梁強36歲，為北京市某工廠幹部。當局指其不僅與台灣方面聯絡，還起草《中華團結黨宣言》，計劃另立政府。

21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中，有7名逃亡海外。王丹先是被判處4年的有期徒刑，在1998年以保外就醫的理由離開監獄，並獲准移民前往美國居住；他而後在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主要從事學術工作。趙常青因為被視為一名在抗議活動中影響力較小的公眾人物，在獲得為期6個月的監禁後獲得釋放，但之後由於繼續要求中國展開政治改革而再度遭關押。吾爾開希在事件後逃往臺灣，並長期在台灣中央廣播電臺從事政治評論員的工作；之後他曾三度表態願意自首，並希望返回中國大陸探視親人，不過最後都被遣返回臺灣。李錄則在華爾街成為投資銀行家，並成立了一家公司。柴玲先是流亡法國，之後再轉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後來她於美國高科技公司工作，並成立了關注中國大陸女性權益和計劃生育問題的非營利組織女童之聲。

2008年11月3日-21日，禁止酷刑委員會舉辦第四十一屆會議，並根據《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第19條審議了會員國提交的報告。當中禁止酷刑委員會對於中國當局處理六四事件的方式感到擔憂，認為儘管許多家屬提出「在1989年6月4日於北京鎮壓行動中遭殺害、逮捕或失蹤」的申訴，但中國當局卻遲遲沒有展開調查。同時禁止酷刑委員會也提到中國大陸當局並未告訴家屬相關人士的下落，而對過度動用武力的負責人也無任何行政或者刑事處分。2009年12月，中國政府回應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建議，表示已經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完全結案，並強調當時採取及時且果斷的手段是必要而正確的。中國政府還認為將六四事件形容成「民主運動」扭曲了事件反政府的本質，並認為這些意見與禁止酷刑委員會的職責並不符合。

## 死傷人數

由於中國當局拒絕提供更多相關資料，死傷人數的數據並不確定，僅對死亡人數的估計便從百餘人至上萬人不等。1989年6月6日，國務院官員召開新聞發表會，發言人袁木表示，據初步統計，包括部隊士兵、大學學生、非法分子和誤殺群眾在內，有近300人死亡。袁木還提到有五千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士官和士兵受傷，而包括違法暴徒和圍觀群眾在內、有2,000名平民受傷。根據北京市警方的調查，在北京市被殺死的平民「包括大學教授、技術人員、政府官員、工廠工人、小型私營企業擁有人、退休工人、高中學生和小學學生等，其中最年輕的僅有9歲」。而自中國政府於6月6日召開新聞發表會後，六四事件的實際死亡人數和天安門廣場傷亡問題便不斷出現爭論，有「死者都在天安門廣場外」與不同日期的說法。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展開軍事鎮壓後，便不斷控制任何資訊的發布；之後則嚴格禁止在中國境內研究相關主題，使得今日對於實際死亡和受傷人數仍然不清楚。各方來源提供的傷亡估計，各說各話下亦有很大的出入，聲稱人數從無人喪生至數千人喪生的說法都有。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9年第11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及公安部門警察有數十人死亡，六千多人負傷；非軍人有三千多人受傷，兩百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醫護人員、群眾。1990年7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向國務院提交的內部文件《有關各地動亂、暴亂中傷亡情況統計資料匯總》中統計，1989年整個事件期間全國共有931人死亡，2.2萬餘人受傷。其中北京有群眾523人（北京學生57人，北京居民45人，外地學生171人，外地職工、居民和農民229人，另有身份不詳者21人）、軍警45人死亡，另有11570人受傷。

海外報導的死亡人數一般顯著多於大陸報導。2014年美國白宮解密文件顯示約有10454人死亡、四萬人受傷（白宮的報告引述自戒嚴部隊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內部文件）。2017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文件顯示，有中國國務院職員（名字在檔案中被塗黑）稱1989年天安門事件至少造成1萬多名平民死亡。

1989年6月21日，紀思道在《紐約時報》專欄提到因為缺乏實物證據，而很難確認傷亡的實際人數，但也提到「合理數字應該是大約有50名士兵或警察死亡，以及400名至800名平民喪生」。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則表示美國國務院外交官看見軍隊向未持有武器的群眾開火，而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員工也曾前往現場蒐集部隊殺害民眾的證據，走訪北京附近的這些醫院後認為約有數百人遭到槍殺。子女因為這次事件喪生的丁子霖、張先玲等人則共同成立了天安門母親運動，持續嘗試調查死者家屬，並記錄死者相關資訊；天安門母親運動確認的失蹤與死傷者清單，1999年有155人、2005年有187人、2010年有195人，2011年8月有202人。在天安門母親運動所蒐集的死者資料中，除了直接死於六四事件的民眾外，還包括4名自殺人士，以及6月4日後因抗議活動而被殺者。

另一方面，根據吳仁華對於戒嚴執法行動的相關研究，除去治安人員外只有15名軍人經確認是在相關事件中死亡。有6名士兵是因為搭乘的卡車翻覆，車體著火而喪生；一名隸屬第39集團軍宣傳單位的攝影師因為沒有穿著制服，在拍照過程中遭到槍殺；7月4日，一名第24集團軍排長因為心臟麻痺逝世。剩下7名軍事人員的死亡原因，吳仁華認為應該是排除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群眾時，在任務過程中陣亡。

此外，中國各地仍有示威者傷亡，數量由於當地記者較少、缺少特意記錄而難以估計。但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在6月5日時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喪生，其中成都市當地部隊使用震撼手榴彈、警棍、刺刀和電擊棒攻擊平民，而當天晚上據稱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間接導致死者增加。位於成都的天府廣場因此也被稱為成都「天安門」。

### 廣場屠殺爭議

至今大多認為絕大部分的槍擊事件，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以外處。另外也有報導指稱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後，軍隊仍在北京音樂廳附近向學生開火。有文章認為，槍擊發生區域並非天安門廣場，而是在通往廣場的大道上。而中國政府在6月6日召開的新聞發表會上，軍事發言人張工堅持表示並無民眾於天安門廣場上遭到槍殺，軍隊亦沒有使用坦克輾壓在廣場的民眾。鄧小平在6月9日的談話中提到：「讓大家看看，解放軍究竟是什麼人，有沒有血洗天安門，流血的到底是誰。這個問題清楚了，就使我們取得了主動。」清場期間負責監督執行狀況的戒嚴部隊副指揮遲浩田，則在1996年訪問美國時堅持強調天安門廣場上並沒有人死亡。西方的新聞媒體則廣泛報導稱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屠殺。柴玲便表示坦克進入天安門廣場後輾壓帳篷，並殺害堅持不肯離去的學生；一些從廣場撤離的學生則認為，有群眾因待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而遭到殺害。之後軍方出動直升機清理天安門廣場，更讓懷疑論者認為中國政府試圖掩蓋廣場發生屠殺的事實。

但侯德健、潘文等同樣在待在紀念碑旁的人士，紛紛表示儘管在天安門廣場有聽到槍聲，但並沒有看到任何針對示威群眾的大規模持槍射擊，或是坦克輾壓群眾的情況發生。時任北京市長陳希同也指出：他當時就在廣場上旁人民大會堂，看到的是和平清場，並稱外電所說的「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不是事實。六四事件親歷者吳仁華表示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遭到警察和軍人的襲擊，並傳出許多慘叫聲，但學生們很快被迫撤離了。

據BBC報道，有許多記者不能確定天安門廣場上是否發生屠殺，僅可以確定廣場外有大規模槍擊發生。美國國務院內部針對事件提出總結時，則提到：「屠殺發生在長安街等北京主要幹道，而不是在天安門廣場本身。」這些說法使得之後記者依照現有證據進行判斷，認定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並沒有民眾於天安門廣場上喪生。在維基解密洩露的外交電報中，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待在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智利外交官加洛，便告知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在廣場上並未目擊到群眾遭遇槍擊，在這期間只有聽到零星的槍聲。不過另一篇外交電報提到一名執行清場任務士兵的母親，從自己兒子口中得知當時隸屬的部隊安排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並曾使用機槍掃射而造成許多平民喪生。儘管電報中提到無法驗證來源是否真實，但仍然被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當作目擊者報告看待。

## 各方反應

### 官方定調

針對六四事件，中共的立場認為：為了控制事態，使用武力是必要的，而這也維繫了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穩定社會秩序；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國領導人被外國記者問到關於此事件的問題時，都不斷重申官方立場。在6月30日的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陳希同做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2019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系列辭典》將六四事件的大環境歸納為西方滲透與和平演變、黨內少數領導同志的思想問題、幹部腐敗問題損害群眾形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等等，將直接原因歸納為「極少數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利用「黨在工作中的失誤」和「人民群眾對物價上漲、特別是對一些幹部中腐敗現象的不滿情緒」，借著群眾悼念胡耀邦「大肆散播謠言」，「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至於在官方出版的歷史文獻中，則在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2021年2月第1版）中有所提及，書中首度出現了標題為《經受政治風波的考驗和治理整頓的完成》的關於六四事件的正式記載。這份史料將六四事件稱為「1989年政治風波」，並收錄了關於胡耀邦逝世、四二六社論在內的事件相關內容。在文中的後幾小節中，也記錄了官方對此的反思與相關措施，內容涉及貪污問題的解決、經濟政策的調整。後來《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網路版）《中國大百科全書》最早收錄該詞條的版本是2009年出版的第二版中亦收錄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對該事件的定性是「1989年春夏之交，極少數人利用學潮發動的一場以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為目標的政治動亂」，並認為1990年1月10日北京解除戒嚴為這場「風波」的結束日，即「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風波的鬥爭取得勝利」。

同時，中國政府不斷控制有關六四事件的大眾印象，當提及此事時，媒體必須同中國政府對於六四事件的說法保持一致。政府還推出相關白皮書，以說明其對此事的觀點；之後中國政府內部匿名人士將這些檔案運出海外並在2001年時藉由公共議題出版《天安門文件》。六四事件30週年前夕，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時表示「六四事件是一場風波和動亂，中央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和平息了這場動亂，是正確決定，正因此才能保持國內穩定。中國在之後三十年間，在共產黨領導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共中央則在十九屆六中全會中提出《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特別用一段篇幅提及該事件，聲稱面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等風雲變幻的國際情勢，由於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的支持和煽動，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導致該事件在1989年發生這句話引用自鄧小平曾發表過的講話內容，並表示黨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反對動亂，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根本利益。文中透過上述說法將六四事件定性為了「動亂」，並結合21世紀以來的歷史事件發表正式看法，著重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在「抵禦風險和駕馭複雜局面」方面的作用。2022年1月1日，中共刊物《求是》引用了習近平發表的講話內容，依舊稱呼該事件為「政治風波」，基本沿用了過去的一貫表述，為武力鎮壓解決事態的行為進行了辯護，習近平還將該事件與抗美援朝戰爭相提並論，稱若未能平息事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也將中斷」。

但對於六四事件，許多當時的黨政官員也存在各自不同的見解，其中陳希同在2012年逝世前多次為流血事件感到遺憾，而當時擔任趙紫陽政治祕書的鮑彤則多次呼籲中國政府應該平反示威活動。楊尚昆則在1998年逝世前向軍醫蔣彥永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國當局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並認為將來有一天該事件將會獲得糾正。

### 官方媒體

事件發生後，人民日報、中央電視等官方媒體開始借用國際新聞諷喻國內時事。6月3日的《人民日報》便出現「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殺害學生」、「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 告誡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 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等新聞標題。6月5日晚，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不僅以醒目文字報導波蘭領導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還用字幕打出「以總理承認武力平息不了巴勒斯坦起義」。

儘管中共中宣部要求媒體「噤聲」，甚至威脅「誰報導誰負責」，《人民日報》仍然在頭版用花邊框刊出《北京這一夜》一文，首先披露了戒嚴部隊進城並開槍的消息。後來《北京這一夜》刪節，但由於版面已經固定，原本預留一千餘字的空白中僅餘不下兩百字，使得《北京這一夜》的花框內留下不少空白，被稱為「開天窗」。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英語廣播員在4日凌晨開台後截短調諧信號《東方紅》強行插入一段口播，口播中稱「The most tragic event happen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eijing.「中國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並稱電台同事在事件中遇難，廣播員最後說：「Because of the abnormal situation here in Beijing there is no other news we could bring you. We sincerely ask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t this most tragic moment.「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候收聽我們的廣播。」」。

中央電視台的兩位主持人杜憲、張宏民在播報6月4日晚《新聞聯播》時身著黑衣，雙眼浮腫，語速緩慢，主持人杜憲一度在播報中哽咽。

事後，學運期間主張新聞改革、同情學生的胡啟立、閻明復等領導被撤職。人民日報社總社長李仁和、總編輯譚文瑞也被撤職。私自在6月4日刊發人民日報號外的編輯吳學燦更被判處四年徒刑。北京廣播電台英語部負責人吳曉鏞被調離，其父亦受牽連，整個英語部的工作人員都作了檢討。報導此次事件表現悲痛情緒的四名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分別是杜憲、張宏民、薛飛和李瑞英。事件之後央視內部組織「過關學習」，李瑞英、張宏民符合留任要求，而杜和薛則被調離新聞聯播播音崗位。後薛飛1991年從中央電視台辭職，翌年杜憲也從央視離職。

曾有中國媒體藉由阻擋坦克之類似圖像來低調紀念六四事件，例如在2010年6月1日時南方都市報在兒童節特刊登出一幅描繪有坦克車隊圖像的漫畫。

### 國際反應

事發後，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對於該事件的做法評價不一。多數國家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武力驅離示威群眾，許多西方國家亦一度實施經濟制裁，並實行武器禁運至今。對於中國政府通過武力鎮壓處理抗議活動的方式亦引起多數國家的批評，其中西方國家政府和新聞媒體更是對此嚴厲譴責。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亞洲國家在抗議期間持續保持沉默，其中印度政府一方面下令國家電視臺減少相關報導以免損害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但另一方面也對於因解放軍清場而死亡的民眾表達同情之意。而多數對該事件作出反應的非洲國家則認為該事件屬於中國內政，並對該事件表示同情。根據日本外務省在2020年12月23日公開的1989年前後外交文件，日本政府在6月4日當天決定對中國和睦，並反對西方對中國制裁。而包括朝鮮、巴基斯坦、古巴、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東德以及一些中東和非洲國家則表態支持中國政府的作法，並譴責相關的抗議活動。許多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為表支持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活動，於歐洲、美洲、中東和亞洲等地的城市發起示威，開始在網際網路上架構提供新聞服務的《華夏文摘》，並創建非政府組織中國民主後援國際；而在中國軍隊以武力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群眾後，這些海外華人則組織如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和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等團體，這些團體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擁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然而對於西方國家來說，中國政府對於天安門廣場上抗議活動的處理方式破壞了自身的國際聲譽。許多西方國家的新聞媒體從原本計劃採訪5月舉行的中蘇首腦會議轉向報導有關早期戒嚴行動的情況，示威群眾抓住這個機會並開始為國際電視臺的觀眾製作標誌和旗幟，而這也使得西方社會對於中國學生的抗議活動多表示同情。中國政府對於如何處理媒體報導示威活動一度猶豫不決，這也為中國記者和海外記者報導抗議活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抗議活動的影像紀錄在事件之後20年強烈影響了西方對於中國的看法以及其對華相關政策。其中一男子阻擋坦克行進的圖像變成該事件重要的標誌，該男子被稱為「坦克人」，且長期在西方社會成為公民反抗專制政權的象徵。時代雜誌更是以「無名的反抗者」為名將其列為20世紀100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鎮壓行動後國際上未有任何正式宣佈的難民安置措施，為避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惡化，各國選擇利用既有的移民類別來滿足其認為需要提供的人道支援。當時多國政府深切意識到在其境內的中國留學生羣體，尤其是當時被中國當局認定為積極支持民主運動的學生，一旦返回中國所可面臨的風險。報紙通報披露，中國當局當時還收集（海外）參與抗議活動的人員名單，這引發人們對被收集資訊者可能在返回中國後面臨安全問題的擔憂。因此多國政府宣佈為中國留學生延長簽證期限，並設定優先考慮與其家人申請永久居留權的留學生。其中澳洲方面基於當時高等法院裁決，政策一直持續到1993年，讓超過2000名學生和20000名中國公民獲得永久居留權。同時部分政府也宣布停止向中國遣返包括難民申請被拒絕者在內的人，不過澳洲政府做類似舉措時設限，將於當年6月20日後抵達澳洲的人視為可繼續被遣返的對象。

另外一方面，對於當時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而言，六四事件的發生使得大眾恐懼中國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是否會違背一國兩制的承諾。對此香港總督彭定康試圖針對立法局展開政治改革，但這也讓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發生摩擦。而對於許多香港民眾來說，對天安門廣場上抗議的鎮壓成為了一個轉捩點，許多民眾因此對中國政府失去了信任；此外當時香港市民普遍對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地位感到不確定，這些因素使得1997年前出現了大規模的香港移民潮，許多人前往加拿大或澳洲等西方國家生活。英國政府為了阻止人才隨著移民潮而外流，同意讓香港政府施行居英權計劃，授予部分香港民眾正式的英國公民身份。而自1990年後，香港每年都有數萬名民眾參與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辦的大型「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活動。香港在1997年主權轉移給中國後，相關的紀念活動仍在持續進行，直至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

六四事件後，澳門支持示威的部分人士或組織遭到壓力或攻擊，例如兩個高調爭取平反「六四」的組織被暴力襲擊，當中「東大學生關注北京學運小組」在負責人聶國瑞（後來曾任香港亞洲電視駐澳門記者）遭人以玻璃瓶襲擊頭部後宣佈解散，而民聯會的成員則因職業威脅、家庭壓力、經濟封鎖和暴力襲擊而四散，當時任職中國銀行經理的吳國昌受壓辭職，在青洲小學任教的區錦新也被解僱，後來更被人用木棍襲擊，民聯會除了區錦新和吳國昌以外的成員大多退出。後來二人先後從政，透過直接選舉進入立法會，直到現在兩人仍然堅持舉辦六四悼念集會。據吳國昌說，在1990年代針對民主派的打壓行動中，有部分堅持平反「六四」和抗議警方濫權的人被清算，由於當時親共勢力已控制澳門社會，故可輕易而舉地打壓反對者，被打壓人士的處境有突然失業、做生意的突然被斷供貨、舖位被收回、銀行戶口被凍結，同時面對著暴力威脅，有被暴力襲擊的人報警後於事無補，也沒有記者願意報道。他們中的部分人最後妻離子散，甚至露宿街頭。

### 制裁行動

事件發生後，中國的外交形象從展開現代化改革的反蘇盟友，轉變成為鎮壓示威群眾的威權主義國家。之後反對中美自由貿易的藍隊成員也多次提及六四事件，並以此認為中國對於維護世界和平和美國自身利益都將構成威脅。六四清場的消息也對中國經濟產生顯著影響，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與部分外國政府都要求暫停給中國提供貸款；而除了許多外國直接投資的承諾遭到取消外，中國的旅遊觀光業收入也從原先的22億美元減少至18億美元。國務院總理李鵬在1992年1月31日訪問安理會時就表示，對華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政策嚴重妨礙國家主權。

同時歐盟與美國都決定針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政策，並持續到今日。由此，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國防支出從原先1986年的8.6%提升至1990年的15.5%，過去十年以來國防經費開支不斷減少的情況得到了逆轉。中國長期呼籲歐洲聯盟和美國解除禁令，並獲得一定數量的歐洲聯盟成員國支持。2004年時，法國總統希哈克便提議歐洲聯盟解除禁令，同時獲得德國總理施羅德的支持。而自2004年以來，中國則開始表態稱武器禁令「已經過時」，損害了中國與歐盟間的關係。但中國在2005年3月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激化了臺灣問題，數個歐盟理事會成員撤銷了原先有關解除武器禁令的支持。

之後德國總理默克爾公開反對解除禁令，而美國國會議員還建議：如果歐盟解除禁令的話，應該對歐盟實施軍事技術的轉讓限制。2005年7月，擔任歐洲聯盟輪值主席國的英國政府也反對解除禁運，在多次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當選成為歐盟委員會主席之後，解除歐盟武器禁運變得更加困難。另外一方面，歐洲議會則長期反對解除針對中國的武器禁運限制，雖然每次提案反對理由多是稱沒有必要解除禁令。歐洲議會多次反對解除任何有關中國武器禁運的提案，使得中國只能夠向其他國家尋求軍事裝備的供應。儘管過去中國與蘇聯一度處於緊張關係，但是中國仍然長期從東方集團國家購買武器裝備並實際成為其主要武器來源。其他曾願意供應武器裝備給中國的國家還包括以色列和南非，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下這類合作關係也漸漸停止。

## 事件影響

六四事件後，江澤民（左）、宋平（中）和李瑞環（右）進入中央領導高層，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六四事件導致改革開放，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嚴重受阻。趙紫陽被全面免職並遭長期軟禁，其支持者也被撤職或降級。強硬派藉機上升，改革開放暫停，政治改革凍結，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啟動。部分抗議者被流亡並被禁止回國，政治氛圍全面收緊。此後中國政府制定了《集會遊行示威法》，要求群眾活動必須申請並獲批。此舉強化國家對公共集會的管控，並收緊對六四之後的政治秩序。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對反對戒嚴者進行全面清洗，趙紫陽被軟禁直至死亡，其他改革派領導也遭免職。江澤民因處理媒體強硬、響應官方立場而獲得保守派青睞，最終接替趙紫陽成為總書記。

六四中楊尚昆和趙紫陽之間的軍政矛盾，暴露高層權力分散導致決策混亂。事件後，中共逐漸將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職變為由一人擔任，自1993年起形成新的權力集中模式。鄧小平之後，隨著終身制廢除2018年修改憲法後，廢除終身制的條款被刪除。陳雲、楊尚昆等元老逐步退出，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人組成新一代領導班子。中國政府強調「維穩」是處理政治風波的正當措施，並採用大規模逮捕、媒體封鎖和宣傳控制來鞏固新政權。六四後改革被保守派壓制，鄧小平影響力下降。但蘇聯解體等外部因素造成政治壓力，使鄧重新獲得話語權。1992年，他通過南巡講話推動市場化政策，駁斥保守派路線，使改革開放重新加速。

六四後中國大規模審查出版物、報紙、電影，並沒收數千萬份印刷品。所有與六四相關的內容在網際網路與新聞中均被嚴格屏蔽，教科書大多刪減或按官方敘述撰寫。海外出版的趙紫陽、李鵬日記等資料在國內被禁止。「六四」、「天安門」等詞在中國網絡受到全面屏蔽，社交媒體每逢六月加強封鎖與禁言。VPN供應商遭攻擊或干擾。Google曾為進駐中國而配合審查，但後來退出合作。六四成為中國政治禁區，社會不再出現大規模民主運動，討論空間逐步萎縮。每年周年紀念時期，中國加強警戒與監控，記者遭限制，異議人士被拘押。儘管如此，「天安門母親」與部分民眾仍持續要求平反與真相。儘管官方不承認不法行為，但曾以「困難補助」名義補償個別六四死者家屬，引發外界認為是穩定性考量而非政策轉變。整體而言政府仍保持不承認、不平反、不討論的態度。

在香港，六四被逐漸淡化或以爭議方式呈現；但海外的媒體、紀錄片與學者仍持續記錄與討論六四，形成與大陸完全不同的記憶體系。

長期以來，六四事件的主流歷史敘事是自由民主主義反抗中共的威權主義體制，並將學生與知識分子視為抗議的中堅力量。但中國部分毛主義左翼、西方新左翼史學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場由經濟訴求引發的反市場化經濟改革、反資本主義抗議運動，並強調工人階級追尋社會主義民主的訴求。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中國歷史學家吳仁華均指出：六四清場後，中國當局對工人的鎮壓烈度遠高於對學生的鎮壓烈度。而工人們在六四事件中自我武裝、自我組織、發起罷工，也被認為是中國當局於6月初決定武力清場的原因。

隨著經濟快速增長，中國社會對生活改善的關注超過政治改革。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潮增強使民眾對政府的支持度上升，部分人甚至否定六四或認為鎮壓必要。六四鎮壓方式在後來某些社會爭議中被部分民眾引用為「可行」手段。

## 流行文化

在學生示威活動遭到鎮壓後，於1989年6月4日在羅馬舉辦演唱會的英國搖滾樂團治療樂隊，在最後安可曲中將「信仰」一詞改為「今日於中國死去的每個人」。比利·喬在其1989年9月發布的單曲專輯《We Didn't Start the Fire》中，則以「中國處於戒嚴狀態」將六四事件作為倒數第二個歷史事件引用。而前衛搖滾樂團海獅合唱團則在創作的歌曲《賽季結束》中使用天安門廣場來作為印象圖片，同時歌曲內也出現「6月4日的傀儡國王」等歌詞。同年11月時瓊·拜亞在她的專輯《Speaking of Dreams》中亦以歌曲《中國》來紀念六四事件，之後她亦說到專輯是為了「堅持非暴力手段而付出巨大代價、已經永遠改變中國面貌」的天安門廣場上之學生。R.E.M.在1991年推出《閃亮快樂的人》，在專輯歌曲上諷刺性的安排有關中國政府對於六四事件的宣傳內容翻譯。1992年，羅傑·沃特斯也推出專輯《歡愉致死》，在歌曲《看電視》中對於西方世界就六四事件的反應進行沉思。2013年，AKB48推出專輯《Team A 6th Stage「目擊者」》，其中歌曲《目擊者》疑似影射六四事件，導致在2014年SNH48引進同名專輯時該歌被刪除。2020年10月15日，阿根廷藝術家尼科西亞發行的專輯 《Fang Yin》中的單曲《1983，空間報告》直接使用了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新聞聯播》（從「北京的態勢急轉直下」起）作為背景音樂。

在1992年時，由李國豪主演的電影《龍霸天下》則於電影中出現六四事件的部分場景，在電影中李國豪扮演一個在六四事件期間死亡的美國政府僱員其兒子。《辛普森一家》「咕咕雞飯」一集中，當辛普森一家參觀天安門廣場時，看到廣場上的一塊石碑上寫著「1989年，在這裡，什麼都沒有發生」。《蓋酷家庭》「死亡有陰影」一集的一個切出鏡頭中，彼得·格里芬在天安門廣場將一名中國男子向前推以阻擋坦克。2009年6月3日，BBC則播出紀錄片《凱特·阿迪重返天安門》，由記者凱特·阿迪再度前往中國並回憶在1989年所目睹的事件發生經過。

在華語世界，在1990年由麥當傑指導的《省港旗兵4：地下通道》是由六四後的「黃雀行動」為背景展開的故事。同年由徐克導演的電影《倩女幽魂II》，及其由黃霑創作、張學友演唱的片尾曲《人間道》以「大地江山，怎麼會變成血海滔滔，世間怎麼儘是無間道」等歌詞，影射六四事件。2006年，由婁燁導演的《頤和園》同樣提及六四事件，該片在中國大陸被禁止公開上映。華語樂壇較為知名的涉及六四歌曲，還包括謝安琪《家明》，萬能青年旅店《在這顆行星所有的酒館》（歌詞以「酒館」代指「廣場」），達明一派《回憶有罪》，以及李志的《廣場》、《1990年的春天》、《人民不需要自由》等。

中國藝術家岳敏君以六四事件為靈感而創作的油畫作品《處決》在2007年時成為拍賣價格最為昂貴的中國當代藝術作品。而同樣是中國藝術家的王興偉則將原本受傷學生躺在單車上抬離現場的新聞照片，以企鵝圖像加以取代並重新繪製出油畫作品《新北京》。2019年4月，德國徠卡相機公司上線了一支名為「徠卡：獵手」的系列廣告片，因片中涉及中國的部分提及六四事件，此片被中國封殺。2020年11月13日發售的遊戲《決勝時刻：黑色行動冷戰》，前導預告中出現了一秒有關該事件的畫面，該預告片也因而在中國被下架。而後發布了經過修剪編輯的預告片（僅刪減畫面，未刪減音訊）。

各大影音平台盛傳一頭綁紅緞帶、騎著自行車之無名青年，面對記者提問，慷慨激昂地以英文說出「Why? I think, it's my duty.」，前往天安門廣場。日後提及天安門事件時，時人經常模仿此句，儼然成為對抗極權政府的口號之一。然而，於2026年6月4日時，有自稱其大學學弟自述，此人其實是北京郵電學院86級應用物理系畢業生李德志，且據當時校方發出的聲明，證實其當時正就讀研究所，恐已於1989年6月4日遇難。

## 北京以外各地情況

-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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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蒙古
- 新疆
- 鐵路系統

## 延伸閱讀

- 《北京風波紀實》畫冊編委會編：《北京風波紀實：The Truth about the Beijing Turmoil》，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
- 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驚心動魄的 56 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紀實》，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年
- 陳小雅：《八九民運史》，華盛頓：公民力量，2019年
- 吳仁華：《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台灣允晨文化，2014年
- 吳仁華：《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台灣允晨文化，2016年
- 吳仁華：《六四事件全程實錄》，台灣允晨文化，2019年
- 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13年
- 香港記者協會：《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1989年
-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香港：天地圖書，2010年
-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紐約：明鏡出版社出版，2001年
- 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香港：天地圖書，2009年

### 外部連結

- 六四事件中趙紫陽對學生講話完整影片
- 趙鼎新：八九學運激進化論析
- 《北京年鑑1990年》
- Tiananmen: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 六四民運志
- 六四檔案
- 網上獻花，支持"天安門母親"
- 中國「六四」真相
- 中國人大網：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
- （新華網）歷程：奉命執行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任務
- 八九六四 - 中國數字時代
- China: death of Hu Yaobang, former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tudent demonstrations
- 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
- 六四民運 (June4th 1989 Archive)
-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 【六四事件29年專頁】新一代熱情冷卻 堅持初衷的人尚有多少？| 香港01
- RYc2Zy0yk2o
- 人民不會忘記 八九民運實錄（二十周年再版）
- The Tank Man
- The U.S. "Tiananmen Papers"
- Tiananmen Square, 1989: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 Virtual Museum of China '89
- Tiananmen 1989: la fin des illusions démocratiques en Chine

## 基本資料

- 屬於：中國學生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及冷戰
- 日期：1989年4月15日—1989年6月24日（2個月1周又2天）對於事件結束日期，一般認為是6月4日（六四清場結束）或6月24日（趙紫陽下台）、1989年春夏之交—1990年1月10日（《中國大百科全書》說法）其將北京城完全解除戒嚴作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的最終平息。
- 地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包含北京在內的四百餘個城市）、香港、澳門、台灣、舊金山、紐約等世界多地
- 起因：胡耀邦逝世、經濟改革開放、1980年代末中國通貨膨脹、政治貪污腐敗、大量失業問題、東歐劇變引發的全球民主化浪潮
- 目標：組織參與者和政府官方有不同說法：、解決國家貪腐問題，追求社會公平、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推動政治民主化的「七項要求」（組織者、參與者宣稱）、推翻中共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官方宣稱）
- 方法：絕食、靜坐、佔領廣場、設置路障等
- 結果：中國民主化不進反退，改革開放受到波及短暫停滯、國務院總理李鵬發佈戒嚴令，宣佈北京戒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天安門廣場干預並驅散抗議群眾，進行武力清場、趙紫陽被罷免，改革派遠離政治核心；江澤民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強對媒體的控制、市場經濟改革放緩至1992年，政治體制改革停滯
- side1：政府 執行機構：、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部分中國大陸各級機關單位中的公務人員、中國人民警察、 中國民兵
- side2：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備委員會、學生對話代表團等北京市高校學生組織、香港學聯、湖南學自聯等各地學生組織以及在北京的外地學生組織外高聯、絕食團指揮部、廣場指揮部、廣場營地聯席會議等天安門廣場組織、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天安門民主大學等知識分子為主的組織、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北京市民自治聯盟、市民敢死隊等民間組織、四通公司等民間機構、同情學生或運動的北京市民包括工人、普通政府職員、個體戶、店員、無業人口等等、同情學生或運動的部分中國大陸各級機關單位中的公務人員，包括警察、中低級官員、解放軍軍官等、中共黨內部分改革派人士、支持民運的港澳台及海外華人
- leadfigures1：強硬派和保守派：、鄧小平 （中央軍委主席）、陳雲 （中顧委主任）、李鵬 （國務院總理）、姚依林 （國務院副總理）、楊尚昆 （中國國家主席）、王震 （中國國家副主席）、李先念 （全國政協主席）、薄一波 （中顧委副主任）、李錫銘 （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 （北京市長）、劉華清 （中央軍委副秘書長）、遲浩田 （解放軍總參謀長）、江澤民 （上海市委書記）自由派和溫和改革派：、趙紫陽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啟立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芮杏文 （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 （全國政協副主席）、彭沖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田紀雲 （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 （國務院副總理）、徐勤先 （三十八集團軍長）、鮑彤 （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胡績偉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銳 （中顧委委員）
- leadfigures2：學生領袖：、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張伯笠、封從德、李錄、沈彤、王有才、周勇軍、熊焱、王超華、馬少方、唐柏橋 工人領袖：、韓東方、呂京花、李旺陽 知識分子：、劉曉波、陳子明、戴晴、侯德健、崔健、江平、方勵之、蘇曉康、茅于軾、北島、包遵信、湯一介、辛灝年
- 死亡：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戰士及公安幹警數十人死亡；非軍人200餘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學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方統計資料）、202至10,454名平民不等，15至50名軍人及警察死亡（外界各方估計，不盡相同）
- 受傷：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戰士及公安幹警共6000多人負傷；非軍人3000餘人負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方統計資料）
- 逮捕：大約1103名—1602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