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管轄權

普遍管轄權是一項法律原則，它允許國家或國際組織對被指控的人主張刑事管轄權，無論涉嫌犯罪發生在何處，也不論被告的國籍、居住國或與公訴實體的任何其他聯繫如何。在普遍管轄下起訴的罪行被視為針對所有人的犯罪，嚴重到不能容忍管轄權套利。因此，普遍管轄權的概念與某些國際規範具有對世義務效力或欠整個國際社會的觀念密切相關，同時也與強行法的概念相關——即某些國際法義務對所有國家具有約束力。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觀點，作為普遍管轄權的支持者，國際特赦組織認為，某些犯罪對整個國際社會構成了非常嚴重的威脅，因此，各國在邏輯上和道義上都有責任起訴相關責任人；也就是說，對於那些犯下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法外處決、戰爭罪、酷刑或強迫失蹤的人來說，世界上不應該有任何可以讓他們躲避懲罰的地方。

反對者，比如美國前外交官亨利·基辛格，認為普遍管轄權侵犯了各國的主權。《聯合國憲章》也確認，各國在主權上是平等的。同時，有人指出：「雖然普遍認為侵犯人權和危害人類的罪行必須被追究，但這種共識反而阻礙了人們對國際法院應當扮演何種角色的深入思考。普遍管轄權可能會帶來一種『普遍的暴政——也就是法官的暴政。

基辛格還認為，從實際操作角度來看，由於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立這種普遍管轄的法庭，這一過程很可能迅速演變成帶有政治動機的「作秀審判」，試圖用一種類似司法的形式去給一個國家的敵人或反對者貼上合法的標籤。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2006年4月28日通過的第1674號決議，「重申了2005年世界首腦會議成果文件第138段和第139段的內容，即各國有責任保護本國人民免受種族滅絕、戰爭罪、種族清洗和危害人類罪的侵害」，並承諾安理會將採取行動，在武裝衝突中保護平民。

## 歷史

查士丁尼法學階梯呼應了蓋約,在《評註》中的觀點，指出：「所有民族……一方面受各自的法律所統治，另一方面也受那些對所有人共同適用的法律所約束，而這些法律是由自然理性為全人類所制定的。」

在此基礎上，17世紀的荷蘭法學家雨果·格老秀斯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通過理性認識普遍法律的古典思想，為現代國際法中的普遍管轄權奠定了基礎。他在《論掠奪法》以及後來出版的《戰爭與和平法》中提出了啟蒙時代的觀點：即世界上存在普遍適用的是非標準。

根據亨利·基辛格的說法，大約在同一時期，國際法開始承認一個類似的概念——全人類公敵（意為「全人類的敵人」），這一概念適用於海盜或劫持者，因為他們的犯罪行為通常發生在國家領土之外。而相比之下，將國家高級官員或國家元首也納入刑事追責對象的「普遍管轄權」則是一個較新的發展。

基於上述前提，並體現了啟蒙時代關於「是非標準可以超越地域和文化界限」的思想，逐漸發展出了普遍管轄權這一概念。

也許最著名、最有影響力的普遍管轄權先例，是20世紀中期的紐倫堡審判。當時擔任首席檢察官的美國大法官羅伯特·傑克遜曾著名地表示：一個執行普遍是非原則的國際軍事法庭，可以對那些沒有特定地理發生地的行為進行起訴，比如納粹的「破壞世界和平罪」——即使這些行為在當時的法西斯德國是完全「合法」的。事實上，其中一項指控正是：納粹法律本身已經成為一種罪行，因為法律被扭曲成了壓迫的工具。紐倫堡審判確立了一種假設，即存在一套普遍適用的標準，可以用來評判一個國家的法律及其官員的行為；這種國際法治原則不受國家邊界的限制。

另一方面，即使在當時，紐倫堡審判也受到了批評，被認為是勝者的正義，是用法律形式掩飾的報復行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哈蘭·菲斯克·斯通曾評論說，他的同事羅伯特·傑克遜作為紐倫堡首席檢察官，其實是在「進行一場高規格的私刑行動」。他還表示：「我並不在意他如何對待納粹，但我不喜歡他假裝是在主持一場法庭審判，並按照普通法程序進行。這種做法在我這種老派觀念看來，是一種過於虛偽的欺騙。」

肯尼思·羅斯，人權觀察組織執行主任則認為，普遍管轄權使得以色列能夠在1961年於耶路撒冷審判阿道夫·艾希曼。他還指出，《日內瓦公約》（1949年）以及《聯合國反對酷刑公約》（1984年）等國際條約中包含的相關條款，要求締約國制定基於普遍管轄權理念的國內法律，這表明該概念已在國際社會中獲得了廣泛認可。

## 普遍管轄權的適用理論

在關於普遍管轄權的理論、實踐和歷史的大量研究中，通常存在兩種主要路徑：「全球執法者」和「無安全避風港」。

「全球執法者」指的是將普遍管轄權作為一種積極手段，用於在世界任何地方預防和懲罰國際犯罪；而「無安全避風港」則是一種相對被動的方式，指利用這一原則，確保本國不會成為任何國際犯罪嫌疑人的藏身之地或避難所。

## 普遍管轄權與域外管轄權的區別

普遍管轄權不同於國家依據本國法律對犯罪進行起訴，無論該犯罪發生在本國領土內（屬地管轄），還是發生在國外（域外管轄權）。例如，美國會對在國際水域運輸非法毒品的無國籍船隻主張管轄權——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實際上是跨越國界來執行本國法律，而不是在運用普遍管轄權或基於跨國的普遍是非標準來行事。

與此相比，一個國家試圖對發生在外國領土、且由外國公民實施的行為進行管轄，通常更具爭議性；而一個國家無論其公民身處何地都對其進行起訴，則相對更容易被接受。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可能主張管轄權的依據包括以下幾種：

- 一個國家可以對那些影響其根本利益的行為行使管轄權，例如間諜活動，即使這些行為是由外國人在外國領土上實施的。比如，印度2000年資訊技術法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該法律的域外適用性。該法律規定，只要違反行為影響到位於印度的電腦或電腦網絡，無論行為人身在何處、國籍為何，印度都可以對此進行處罰。

•一個國家也可以對其本國公民在國外實施的犯罪進行審判。例如，法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在法律上會拒絕引渡本國公民，而是選擇在本國境內對其在國外實施的犯罪進行審理。

•更具爭議的是：當犯罪受害者是行使管轄權國家的國民時，該國是否可以據此行使管轄權。過去，一些國家曾主張這種管轄權（例如墨西哥在Cutting案（1887年）中的做法），而另一些國家則強烈反對（例如美國，除非受害者是美國公民，如美國訴尤尼斯案（1988年）。

不過近年來，在涉及酷刑、「強迫失蹤」或恐怖主義犯罪時，國際社會逐漸形成了較為廣泛的共識，允許使用這種管轄權（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源於多項聯合國反恐公約的規定）；但在其他領域，這種做法仍然存在很大爭議。

例如，奧古斯托·皮諾切特（智利前獨裁者）於1998年在倫敦被逮捕，這是應西班牙法官巴爾塔薩爾·加爾松的要求，指控其侵犯人權。但這一案件並不是基於普遍管轄權，而是因為部分受害者是西班牙公民。隨後，西班牙依據歐盟引渡法律向英國提出引渡請求，而不是以普遍管轄權為依據；最終，皮諾切特因健康原因被釋放。阿根廷人阿爾弗雷多·阿斯蒂茲的判決也屬於這一法律框架之下。

## 行使普遍管轄權的國際法庭

成立於2002年、位於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是一個依據條約設立、具有一般管轄權的國際法庭，負責起訴成員國公民所犯的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以及侵略罪。這些罪行由多項國際協議加以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1998年簽署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根據《羅馬規約》第7條，所謂嚴重國際犯罪，是指在明知相關攻擊的情況下，作為針對任何平民群體的「廣泛或系統性攻擊」的一部分而實施的嚴重犯罪行為，包括謀殺、強姦、奴役、迫害、滅絕以及酷刑等。

不過，《羅馬規約》的締約方並未接受對這些罪行適用普遍管轄權；然而，正是普遍管轄權這一理念，使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能夠將特定局勢提交給國際刑事法院處理。目前，這種情況只發生過兩次：一次是2005年的達爾富爾問題，另一次是2011年的利比亞局勢。

此外，聯合國還設立了一些具有特定地域管轄範圍的國際法庭，以基於普遍管轄權的理論調查和起訴危害人類罪，例如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1994年）以及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1993年）。

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負責調查20世紀90年代在巴爾幹地區發生的戰爭罪行。該法庭認定前波赫塞族領導人拉多萬·卡拉季奇犯有10項罪名，包括指揮針對平民的謀殺、清洗及其他暴行，其中還包括與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約8000名穆斯林男性和男孩被屠殺相關的種族滅絕罪；最終，他被判處40年監禁。

## 具體國家對普遍管轄權的適用

普遍管轄權既可以由某一具體國家行使，也可以由國際法庭行使。其結果是一樣的：個人需要為某些犯罪承擔責任，而這些犯罪的認定與起訴並不取決於其居住地或行為發生地；這些罪行被認為極其嚴重，因此應受到全世界的共同譴責。citation needed

國際特赦組織指出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已有超過15個國家基於普遍管轄權，對相關罪行展開調查、提起訴訟並完成審判，或逮捕相關人員以便將其引渡至尋求起訴的國家。這些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以色列、墨西哥、荷蘭、塞內加爾、西班牙、瑞士、英國和美國。國際特赦組織還寫道：

所有加入《禁止酷刑公約》和美洲防止和懲治酷刑公約的國家，在其領土內發現涉嫌實施酷刑的人時，都有義務將案件提交給本國的檢察機關進行起訴，或者將該人引渡至其他有意起訴的國家。此外，目前也普遍認為，即使不是這些條約締約國的國家，根據國際習慣法，也可以對酷刑行為行使普遍管轄權。

各國行使普遍管轄權的典型例子包括：以色列在1961年對阿道夫·艾希曼的起訴（見下文「以色列」部分），以及西班牙對南美洲獨裁者和酷刑實施者的起訴（見下文「西班牙」部分）。

近年來，憲法權利中心曾嘗試基於普遍管轄權原則，先後在瑞士和加拿大起訴美國前總統小布希，代表在美國拘押營中遭受酷刑的受害者提出訴訟。在有關起訴計劃的消息曝光後，布希取消了其瑞士之行。隨後他訪問加拿大，但加拿大政府在其被逮捕之前就阻止了相關起訴程序。

該中心還就加拿大未能行使普遍管轄權以執行《禁止酷刑公約》一事，向聯合國提交了申訴提交了申訴，目前該申訴仍在處理中。

## 國家官員的豁免權

2002年2月14日，國際法院在「逮捕令案」中裁定，國家官員在任職期間，根據國際法可能享有豁免權。法院指出，這種豁免權並不是為了官員個人利益，而是為了確保其能夠代表本國有效履行職責。

法院還表示，當國家官員身處外國時，可能享有不被他國以刑事指控（包括戰爭罪或危害人類罪）逮捕的豁免權。

不過，國際法院也對這一結論作出了限制說明，即國家官員「仍可能在某些具有管轄權的國際刑事法庭面前接受刑事審判」。例如，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 和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以及未來的國際刑事法院。

在皮諾切特案一案中，英國檢方試圖根據西班牙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的逮捕令，引渡智利前獨裁者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罪名是國家官員在其職務行為中實施酷刑，該行為違反了1988年刑事司法法第134條（該法確認了《聯合國反對酷刑公約》）。當時作為英國最高法院的上議院裁定，國家豁免權僅適用於國際法所承認為國家元首合法職能的行為，而酷刑不屬於此類行為。然而，法院拒絕將該管轄權追溯適用於英國批准該公約之前的行為。

2003年，賴比瑞亞前總統查爾斯·泰勒收到了由獅子山特別法庭發出的逮捕令。該法庭是依據一項僅對聯合國與獅子山政府具有約束力的條約設立的。泰勒對該法庭的管轄權提出異議，主張其享有國家元首豁免權，但獅子山特別法庭在2004年裁定：「國家主權平等原則並不妨礙對國家元首在國際刑事法庭或法院前進行起訴。」

該法庭於2012年判定泰勒有罪，並判處其50年監禁，使其成為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之後，首位被國際法院審判並定罪的國家元首。

總的來說，前國家元首是否享有豁免權，取決於具體由哪個國際法院或法庭對其進行審判、該機構的設立方式，以及其對自身權限的解釋。

## 世界各地的普遍管轄權實踐

阿根廷

2025年2月14日，阿根廷一家法院根據「英國緬甸羅興亞組織」的請願，並援引普遍管轄權原則，對緬甸多名官員發出逮捕令，其中包括軍政府領導人敏昂萊、前總統吳廷覺以及前國務資政翁山蘇姬。相關指控為針對羅興亞人的羅興亞種族滅絕。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在1991年的波利烏霍維奇訴大英國協案一案中確認，根據《澳大利亞憲法》，澳大利亞議會有權對戰爭罪行行使普遍管轄權。

比利時

另見：另見：比利時戰爭罪法

1993年，比利時議會通過了一項「普遍管轄權法」（有時也稱為「比利時種族滅絕法」），允許該國起訴被指控犯有戰爭罪、危害人類罪或種族滅絕罪的個人。2001年，四名盧安達公民因參與1994年盧安達種族滅絕而被判處12至20年不等的監禁。

隨後案件迅速增加，包括：

- 以色列總理艾里爾·夏隆被指控參與1982年黎巴嫩薩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殺。
- 有以色列人以參與恐怖活動為由，對亞西爾·阿拉法特提起訴訟。
- 2003年，1991年巴格達轟炸的伊拉克受害者對老布希、科林·鮑威爾和迪克·切尼提起指控。

面對案件數量的激增，比利時隨後規定，被告必須是比利時人或身處比利時境內。根據該法，2000年曾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當時的外交部長阿卜杜拉耶·耶羅迪亞·恩多姆發出逮捕令，該案被提交至國際法院，即「逮捕令案」。國際法院於2002年2月14日作出裁決，認為其無權審理普遍管轄權問題，而是基於國家高級官員豁免權作出判斷。

然而，此事在單獨的異議意見中得到了處理，如總統紀堯姆得出的普遍管轄權僅適用於海盜行為; 和奧達法官的異議意見，該意見承認海盜行為、劫持、恐怖主義和種族滅絕是屬於普遍管轄範圍的罪行。

2003年8月1日，比利時廢除了普遍管轄權法，並引入了一項新的域外管轄權，其範圍與其他歐洲國家類似或更為嚴格。但一些已啟動的案件仍然繼續審理，包括涉及盧安達種族滅絕的案件，以及針對查德前總統希森·哈布雷被稱為「非洲的皮諾切特」）的投訴。

2005年9月，比利時法院以危害人類罪、酷刑、戰爭罪及其他人權侵犯指控對哈布雷提出起訴。在塞內加爾法院請求下，他在塞內加爾被逮捕，並於2016年由特別法庭審判，最終被判處終身監禁。

加拿大

為落實《羅馬規約》，加拿大通過了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法。麥可·拜爾斯法學教授認為，這些法律比《羅馬規約》更為寬泛，使加拿大法院對發生在國際刑事法院成立之前、以及發生在非成員國領土上的行為也具有管轄權；因此，只要某人出現在加拿大，並被指控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實施了種族滅絕、酷刑等行為，就可以在加拿大受到起訴。

芬蘭

2010年，芬蘭以參與1994年盧安達種族滅絕罪為由，判處弗朗索瓦·巴扎拉姆巴終身監禁。

2021年，針對吉布里爾·馬薩庫伊的審判在芬蘭開始，他被指控在賴比瑞亞犯有謀殺、嚴重戰爭罪及嚴重危害人類罪；部分證人聽證在賴比瑞亞和獅子山進行。

2023年，揚·彼得羅夫斯基應烏克蘭政府請求在芬蘭被逮捕，烏方希望以其在頓巴斯戰爭期間犯下的戰爭罪將其引渡。但由於人權方面的顧慮，引渡請求被拒絕；隨後芬蘭當局以相同罪名對其提起指控並予以逮捕。2025年，彼得羅夫斯基被判處終身監禁。

法國

另見：敘利亞內戰罪犯的起訴

根據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689條，某些在法國領土之外實施的犯罪，無論行為人是法國公民還是外國人，均可在法國受審。這些犯罪包括：

- 酷刑
- 恐怖主義
- 核材料走私
- 海上盜竊（海盜行為）
- 劫持飛機

2019年2月，敘利亞前軍人阿卜杜勒哈米德·查班，因在敘利亞軍隊內戰期間涉嫌參與危害人類罪而被逮捕並起訴；與此同時，「伊斯蘭軍」前發言人馬吉迪·內馬也因戰爭罪和酷刑指控被逮捕並起訴。

2023年5月，法國最高法院裁定，法國法院可以依據普遍管轄權審理相關案件，且不要求外國法律中對「危害人類罪」或「戰爭罪」的定義與法國法律完全一致。（此處為敘利亞）。

2023年11月15日，法國以2013年古塔化學襲擊和2018年杜馬化學襲擊中的戰爭罪為由，對敘利亞領導人 巴沙爾·阿薩德及另外三名敘利亞官員發出國際逮捕令

2024年5月21日，巴黎刑事法院對敘利亞國家安全局前負責人阿里·馬姆盧克、空軍情報部門前負責人賈米爾·哈桑，以及該機構前調查負責人阿卜杜勒·薩拉姆·馬哈茂德展開缺席審判，案件涉及兩名法敘雙重國籍公民在敘利亞內戰期間的死亡。

德國

另見：德國國際刑法典

參見: 尼古拉·約吉奇、伊格納茨·穆瓦納希亞卡和安瓦爾·拉斯蘭

根據德國的法律體系，國際犯罪屬於必須由國家主動起訴的犯罪（即「公訴罪」），不依賴受害者個人提起控訴。

1997年9月26日，尼古拉·約吉奇因參與波士尼亞種族滅絕在德國被判有罪，並被判處四個終身監禁。其上訴於1999年4月30日被德國最高刑事上訴法院駁回，聯邦法院指出，種族滅絕是所有國家都必須予以起訴的犯罪。

此後，德國《刑法典》（Strafgesetzbuch，簡稱 StGB）將普遍管轄權原則納入國內法，用於規制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該法於2002年通過，用於落實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條約。德國法院對盧安達民主解放力量領導人的定罪，其於2015年被判有罪並被判處13年監禁。

此外，德國《刑法典》第7條第2款確立了「引渡或起訴」原則，即當外國人在國外實施犯罪、目前居住在德國，且犯罪地國家無法行使刑事管轄權或未提出引渡請求時，德國刑法可以適用。

2025年6月16日，法蘭克福高級地區法院判處敘利亞醫生阿拉·穆薩終身監禁，罪名是在2011至2012年敘利亞內戰初期實施酷刑及戰爭罪。法院認定，穆薩在霍姆斯一家軍醫院工作期間，殺害兩人並以毆打、燒傷傷口等殘忍手段折磨九人。法院認為其罪行嚴重，裁定其不得提前假釋。穆薩此前已在德國作為骨科醫生生活十年，並於2020年在受害者通過電視紀錄片認出其身份後被逮捕。他否認指控，稱其為陰謀。該審判歷時三年多，主要依賴倖存者證詞。目前判決尚未生效，其仍可上訴。

愛爾蘭

主條目：愛爾蘭法律中的域外管轄權

以色列

主條目：納粹及其合作者法道德哲學家彼得·辛格以及肯尼思·羅斯指出，以色列於1961年對艾希曼的起訴體現了普遍管轄權的運用。他們認為，儘管以色列確實援引了針對納粹針對猶太人罪行的特別法律，但其最高法院同時主張，對危害人類罪享有普遍管轄權。

艾希曼的辯護律師則主張，以色列並不具備管轄權，因為以色列直到1948年才建國；而《滅絕種族罪公約》直到1951年才生效，且該公約本身並未自動賦予普遍管轄權。此外，還有觀點認為，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抓捕並帶走艾希曼的行為違反了國際法，因為這是通過非法拘捕和綁架將其帶至以色列受審。該爭議最終由阿根廷與以色列通過外交方式解決。

以色列方面則依據「相關罪行具有普遍性質」主張普遍管轄權，認為艾希曼所犯之罪不僅違反以色列法律，也構成「對整個國際社會法律的嚴重侵犯」。此外，以色列還指出，種族滅絕罪已屬於國際習慣法範疇。作為補充論證，還提出了「保護性管轄權」，即國家可以對在國外實施但損害其國家安全利益的外國人行為行使管轄權。

馬來西亞

2011年11月，由前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於2007年創立的私人機構——吉隆坡戰爭罪行委員會在沒有任何政府支持的情況下，依據其所理解的普遍管轄權，對美國前總統小布希和英國前首相 托尼·布萊爾因發動伊拉克戰爭進行缺席審判並作出定罪。

2012年5月，該機構再次依據其所理解的普遍管轄權，就阿布格萊布監獄和關塔那摩拘押中心的酷刑問題聽取受害者證詞，並對多名前美國政府官員作出缺席定罪，包括前副總統迪克·切尼、前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前司法部官員約翰·尤與傑·比比、前司法部長阿爾貝托·岡薩雷斯以及顧問大衛·阿丁頓和威廉·海恩斯二世，罪名為共謀實施戰爭罪。

該委員會隨後將其調查結果提交至位於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

不過，馬來西亞人權組織蘇阿拉姆對該委員會的程序表示擔憂；前聯合國法官和律師獨立性問題特別報告員帕拉姆·庫馬拉斯瓦米也指出，該機構缺乏法律依據，並對缺席審判的公正性持懷疑態度。

荷蘭

2024年1月，荷蘭法院判定「聖城旅」成員穆斯塔法·A.有罪，罪名是在敘利亞內戰期間站在敘利亞政府一方作戰時實施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並判處其12年監禁。

塞內加爾

針對查德前獨裁者伊森·哈布雷的案件於2015年在塞內加爾啟動。

西班牙

西班牙法律承認普遍管轄權原則。1985年7月1日生效的《司法權組織法》第23條第4款規定，當犯罪行為可根據西班牙刑法被認定為種族滅絕、恐怖主義或其他特定犯罪，或根據國際條約必須由西班牙起訴時，無論行為人是西班牙公民還是外國人、犯罪發生在境內還是境外，西班牙法院均可行使管轄權。2009年，西班牙議會科爾特斯通過法律，對該條款進行了限制，將國家法院將西班牙國家法院的管轄範圍限定為：受害者為西班牙人、案件與西班牙存在重要聯繫，或被告人在西班牙境內的情形。

1999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里戈貝塔·門楚在西班牙法院對瓜地馬拉軍方高層提起訴訟。2006年7月7日，包括埃弗拉因·里奧斯·蒙特和奧斯卡·翁貝托·梅希亞·維克托雷斯在內的六名前官員被正式指控出庭，此前西班牙憲法法院於2005年9月裁定，「普遍管轄權原則優先於國家利益的存在」。

2003年6月，西班牙法官巴爾塔薩·加爾松下令拘押阿根廷前海軍軍官里卡多·米格爾·卡瓦洛，後者從墨西哥被引渡至西班牙，等待因阿根廷軍事獨裁時期相關的種族滅絕及恐怖主義指控而受審。

2006年1月11日，西班牙國家法院同意調查一宗案件，指控包括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和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內的七名前中國官員參與了西藏的種族滅絕行為。該調查基於西班牙憲法法院此前的裁決，即即使案件不涉及西班牙公民，西班牙法院也可審理種族滅絕案件。中國對此表示譴責，認為該調查干涉其內政，並稱相關指控為「純屬捏造」。該案件於2010年被擱置，原因是2009年的法律限制了高等法院的調查範圍，僅限於「涉及西班牙受害者、被告人在西班牙境內，或與西班牙存在其他明顯聯繫」的案件。

親巴勒斯坦組織曾對以色列國防軍前總參謀長丹·哈盧茨及其他六名以色列高級政治和軍事官員提出申訴，試圖依據普遍管轄權原則在西班牙對其進行起訴。2009年1月29日，國家法院法官費爾南多·安德魯就2002年加沙一次定點清除行動是否構成危害人類罪展開初步調查，該行動涉及哈盧茨、前國防部長本雅明·本-埃利澤、前總參謀長摩西·亞阿隆等人。以色列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對此決定提出強烈批評，以色列方面也拒絕向西班牙法院提供所要求的資訊。該襲擊針對的是哈馬斯軍事派別領導人薩拉赫·謝哈德，以色列稱其對數百名平民死亡負有責任。襲擊還造成14人死亡（包括其妻子和9名兒童），並造成約150名巴勒斯坦人受傷（另有報導稱為50人）。以色列方面後來就情報失誤導致平民傷亡正式道歉。2009年6月30日，國家法院一個由18名法官組成的小組決定終止該案調查。西班牙上訴法院隨後推翻下級法院的決定，但西班牙最高法院於2010年4月維持上訴法院的裁定，最終未對該事件展開正式調查。

瑞典

瑞典曾運用普遍管轄權審理哈米德·努里審判一案，其被指參與1988年伊朗政治犯處決事件。2022年，努里被判處終身監禁。2024年4月，瑞典一家法院開始審理敘利亞准將穆穆罕默德·哈莫，其被指在敘利亞內戰期間對霍姆斯平民實施無差別攻擊。

2024年4月，瑞典一家法院開始審理敘利亞准將穆罕默德·哈莫的案件。他被指控在霍姆斯的敘利亞內戰期間，對平民發動無差別襲擊。

瑞士

2021年6月18日，前賴比瑞亞民主聯合解放運動指揮官阿里烏·科西亞因在賴比瑞亞第一次內戰期間犯下戰爭罪，被判處20年監禁。這是首次有賴比瑞亞國民因賴比瑞亞內戰相關戰爭罪受審，也是瑞士聯邦刑事法院首次審理戰爭罪案件。

2023年4月18日，瑞士聯邦總檢察長宣布，甘比亞前內政部長烏斯曼·松科被指控犯有危害人類罪。他被控「在安全部隊針對賈梅政權反對者的鎮壓行動中，支持、參與並未能阻止系統性和大規模攻擊」。

土耳其

2022年1月，當土耳其律師古爾登·松梅茲在伊斯坦堡檢察官辦公室對中國官員提起刑事訴訟，指控他們犯有酷刑、強姦、反人類罪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罪時，他表示土耳其法律承認這些罪行的普遍管轄權。

2025年11月，伊斯坦堡律師協會對37名以色列官員提起訴訟，指控他們在加沙種族滅絕、攔截全球蘇木德船隊的船隻以及拘留和折磨船隊參與者方面犯有種族滅絕罪。伊斯坦堡首席公訴辦公室對包括政府成員班傑明·內塔尼亞胡、伊塔馬爾·本-格維爾和伊扎爾·卡茨在內的37名官員以及軍事領導人埃亞爾·扎米爾和大衛·薩爾·薩拉馬發布了逮捕令。

英國

另見：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的逮捕與審判

一般而言，犯罪通常只能在其發生地的司法轄區內審理，除非有特定法律允許英國行使域外管轄權。例如以下情況：

- 酷刑（《1988年刑事司法法》第134條）
- 針對兒童的性犯罪（《2003年性犯罪法》第72條，原1956年性犯罪法）
- 欺詐與不誠實行為（《1993年刑事司法法》）
- 恐怖主義（《2000年反恐法》相關條款）
- 賄賂（原為2001年《反恐、犯罪與安全法》第109條，現為2010年《賄賂法》第12條）
- 人口販賣和性剝削（《2015年現代奴隸製法》第2條，《2003年性犯罪法》第52至54條以及若干早期法案）

2000年，奧古斯托·皮諾切特被引渡到西班牙遭受酷刑的請求被拒絕，理由是他的罪行早於1988年《刑事司法法》在英國確立了對酷刑的普遍管轄權。然而，上議院接受了檢察官的論點，即他沒有國家豁免權，因為國際法（包括聯合國反對酷刑公約）並不承認酷刑是國家元首的職能。

2009年12月，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對 齊皮·利夫尼發出逮捕令，指控其在「鑄鉛行動」（2008—2009年）期間在加薩走廊涉嫌戰爭罪。該逮捕令於12月12日簽發，但在確認利夫尼未進入英國領土後，於12月14日被撤銷。以色列外交部稱該逮捕令「別有用心」，而利夫尼方面則表示其「為自己在行動中的所有決定感到自豪」。利夫尼本人則稱該逮捕令是「對英國法律制度的濫用」。同樣，由於擔心親巴勒斯坦組織依據普遍管轄權法律申請逮捕令，一支以色列國防軍代表團也取消了原定於2010年1月的訪英行程。

2013年1月，尼泊爾上校庫馬爾·拉瑪在英國因酷刑罪被起訴，適用普遍管轄權。2016年9月，他被判無罪，陪審團對其中一項指控未能達成裁決。

美國

美國並沒有明確授權普遍管轄權的正式法律條文。然而，在某些情況下，美國聯邦政府曾通過「自助方式」逮捕或擊殺被懷疑在境外策劃針對美國的犯罪，或在境外對美國官員實施犯罪的人。這些行為甚至發生在以下情況下：嫌疑人並非美國公民、從未到過美國、甚至未曾在美國境內參與或協助實施犯罪；且即使犯罪發生地存在能夠審理案件的政府，以及該國與美國之間存在有效的引渡條約，美國仍可能無視該條約，直接實施抓捕或擊殺。

1985年，墨西哥公民胡姆貝托·阿爾瓦雷斯-馬查因被指控協助在墨西哥對一名美國緝毒局特工實施酷刑並將其殺害。儘管美墨之間存在引渡條約，墨西哥拒絕引渡該嫌疑人。隨後，美國僱傭私人及部分墨西哥人員將其綁架並帶回美國受審。初審法院認定該逮捕行為違法，因其違反了引渡條約。但在上訴案「美國訴阿爾瓦雷斯-馬凱因案」（1992年）中，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即使存在引渡條約，美國聯邦政府仍可以通過強制綁架方式將其帶回美國受審。最終，在刑事審判中，阿爾瓦雷斯-馬查因被判無罪；其後他以非法逮捕和拘禁為由起訴美國政府，但敗訴。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犯罪人出現在境內時可以行使普遍管轄權，但其也主張審慎運用該規則。

## 按事件分類

### 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另見：烏克蘭戰爭罪行的普遍管轄權調查

針對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戰爭罪的普遍管轄權調查，已由多個國家依據各自法律啟動。啟動調查的國家包括 德國、立陶宛、西班牙和瑞典。

### 加沙戰爭

另見：印度拉賈布基金會

## 困難

### 證人可獲得性

在適用普遍管轄權時，法院面臨的一個主要現實問題是證人的可獲得性。國家通常沒有法律權力強制目前居住在國外的證人出庭作證，也往往難以獲取指控外國公民犯有危害人類罪所需的證據或證人。

## 延伸資料

- Archibugi, Daniele, Pease, Alice. Crime and Global Justice.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unishment , Polity Press, 2018, .
- Köchler, Hans, Global Justice or Global Reveng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t the Crossroads (2003)
- Lyal S. Sunga, The Emerging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Developments in Cod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Kluwer, 1997, 508 pp.
- Lyal S. Sunga,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for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Nijhoff, 1992, 252 pp.
-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Diane Morrison and Justus Reid Weiner Curbing the Manipulation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