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陪都時期

重慶陪都時期是指中華民國抗日戰爭期間由1937年11月至1946年5月間遷都重慶的時期。此段時間內重慶的地位和頭銜有：「中華民國戰時首都」、「中華民國陪都」、「盟軍中國戰區司令部駐地」等。

1937年，國民革命軍在對日作戰中接連失利，大片國土失守，同時首都南京告急。由於當時與日本相比中華民國軍事實力差距懸殊，因而自戰端開啟以來，中國軍隊對日作戰雖竭盡全力，三軍效命，但還是大都失利，致使無法組織有效的防禦會戰。同年10月，國民政府決定進行戰略撤退，同時將南京首都政府機構進行遷離。先撤至湖北漢口（今武漢國民政府舊址），10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遷都重慶。12月，軍事委員會遷武漢辦公。

關於遷都重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 重慶由於地處四川省東部，四川盆地丘陵地帶，市區四周環山，主城半島長江和嘉陵江環繞，東面又有三峽和大巴山作天然屏障，易守難攻。
- 重慶為長江上游航運交通樞紐，交通便捷。
- 重慶有完善的工業（含軍工）基礎條件。
- 重慶雖然物產貧瘠，但所屬四川省自古就被譽為「天府之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有極大的戰略儲備資源。

國民政府遷都後，重慶從一個中國西南的工業城市一躍成為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同時，重慶也承擔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由於地勢阻擋，日本陸軍無法進入四川盆地，遂改變戰略。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對重慶展開「航空進攻作戰」，為期近6年的「無差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至1943年8月23日轟炸戰略停止，重慶市損失慘重，僅市區市民死亡11,889人，受傷14,100人，房屋毀壞17,608棟，重慶市區大半化為廢墟，市區工商界的直接損失就達500萬美元以上。史學界最新的統計數據為：死亡2.36萬人和受傷3.78萬人，共6.14萬人。

但是國民政府並未再做任何退讓和妥協，對日政策始終保持強硬，民眾各界也積極開展各種救亡運動。最後，日軍進攻中國西南的戰略計劃流產。

## 歷史

- 1937年底，中華民國抗日戰爭令首都南京市告急，11月17日國民政府遷至湖北漢口（今武漢國民政府舊址）。
- 1937年11月20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國民政府從武漢遷至四川重慶，重慶成為中國戰時首都。
- 1938年10月24日，日軍攻陷武漢。
- 1939年4月，發佈《抗日總動員綱領》。
-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發布《國民政府令》，正式確認重慶為「陪都」，且「還都以後，重慶將永久成為中國之陪都」；同年11月，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亦遷往重慶，12月1日經國民政府許可，重慶成為其名義上的臨時首都。
- 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在對日作戰4年之後，正式對日本宣戰。
-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國聯合軍事會議在重慶曾家岩蔣介石官邸召開，三國軍隊結為同盟。
- 1941年12月31日，鑑於中國戰場的重要地位，在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倡議下，同盟國中國戰區司令部在重慶成立。
- 1942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被反法西斯同盟國任命為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 1944年4月，日軍進攻至貴州獨山，距重慶僅400公里，重慶危急。蔣中正任命總參謀長何應欽與陳誠親自率軍前往貴州將日軍擊退。
-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結束。
-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發布《還都令》，政府各機關陸續回遷至南京市。
- 1949年10月11日，中華民國總統令：中央政府訂於38年10月15日起在陪都重慶開始辦公。
- 1949年11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重慶主城區，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成都。

## 政治與軍事

### 行政

1938年3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會議中所通過的文件形成了日後在重慶施行的行政制度。會議通過的《改進黨務並調整黨政關係案》確定蔣中正為中國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明文規定總裁行使黨的最高權利，並加強了中央對地方黨政組織的有效控制，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和《組織國民參政會案》，決定在原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的基礎上設立國民參政會；制定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基本政策，確定了蔣中正在戰時的權利統一，蔣介石發表了他著名的抗日宣言：

此次抗戰，為國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當獻其生命，以爭取國家民族之生命。

《抗戰建國綱領》是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的行政綱領，包括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眾運動、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整飭弊政，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和發動全國力量，鞏固抗戰的政治和社會基礎，注意改善人民生活，鼓勵投資，擴大戰時生產，實行計劃經濟，以應戰時需要。綱領強調經濟、政治等各方面都應以軍事為中心，並確定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核心領導地位。但是，該綱領對於反對黨共產黨仍採取不信任和限制政策，導致國共合作出現一些激烈矛盾。

國民參政會由國民政府、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無黨籍人士的代表組成，是中國戰時的最高民意及諮詢機關；參政員由遴選和推選產生，最後由國防最高會議報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審查決定聘請；參政會通過的決議須經過國防最高會議批准方能生效執行。

## 陪都教育界

### 政府教育方針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文化教育重心由東向西大轉移，客觀上改變之前中國教育的地域失衡，基本奠定了當代中國教育格局。國民政府頒布的一系列教育方針和政策，確保了中國教育系統的正常運轉，並較為完整的延續了中國文化教育血脈。1938年1月，國民政府任命陳立夫為教育部部長，教育部辦公處位於巴縣青木關（今為沙坪垻區青木關鎮）。同年3月陳氏在渝就職時提出了四點戰時教育方針：

- 教育為建國之根本大業，各級各類學校之設立，實各有其對國家應付之使命。
- 抗戰是長期過程，不容許將人才孤注一擲，而必須持續培養人才。
- 國防的內涵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不是必須培養的基本知識，就是造就各門技能，均各有其充實國力之意義。
- 學生對於國家應盡的義務實為修學，平時如此，戰時更宜悉力以赴。

1939年，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在重慶召開，蔣中正進一步確定了「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教育是一切事業的基本」的教育方針。

國民政府長期對日占區內遷師生實行「救濟貸金」制度。1938年國民政府頒立《公立專科以上學生貸金暫行辦法》，對全國公立專科以上學生發予貸金，每人每月8-10元。僅1938年一年，受政府資助的學生和教師共有5萬多人。貸金制度是確保內遷學生能夠繼續求學的必要保障，如李政道、楊振寧等世界知名科學家能順利地完成西南聯大的學業，皆得益於貸金制度。

### 教育機構內遷

戰前的中國有高等教育機構108所，相比之下，戰前重慶中等以上學校僅32所。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有91所遭到嚴重破壞。中日占區很多文化教育機構被迫停辦，更多的則是向中國腹地遷移，其中大多遷往中國西南的重慶、成都和昆明。戰爭爆發後，重慶中等以上學校激增至97所，大都集中在沙坪垻、磁器口、九龍坡一帶。

先後遷入重慶的高等學校有39所，以下為主要內遷學校列表如下：

學校名稱｜原址｜遷入時間｜復課地點｜備註

國立中央大學｜南京｜1937｜沙坪壩松林坡

中央政治學校｜南京｜1937

軍政部兵工專科學校｜南京｜1937｜沙坪垻

復旦大學｜上海｜1937｜北碚夏壩

私立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天津｜1937｜沙坪垻津南村

南京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南京｜1938｜高店子｜最初在磁器口復課

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南京｜1938

國立中央工業職業學校｜南京｜1938｜漢渝路

私立東吳大學｜上海｜1938

私立武昌中華大學｜武昌｜1938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勞作專修科｜北平｜1938｜沙坪垻

軍政部陸軍大學｜南京｜1939

國立上海醫學院｜上海｜1940｜沙坪垻歌樂山｜另有香港大學醫學院借讀生

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北平/杭州｜1940｜江北盤溪

國立交通大學｜上海｜1941｜沙坪垻小龍坎

滬江大學｜上海｜1942

國立貴陽醫學院｜貴陽｜1944｜歌樂山

私立湘雅醫學院｜貴陽｜1944｜沙坪垻

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大理｜1945｜沙坪垻新開寺

國立山東大學｜青島｜沙坪垻｜最初在萬縣（今萬州）復課，後停辦，併入中央大學

中央音樂學院｜上海｜沙坪垻

另外國立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唐山土木工程學院、山東省立醫學專科學校、山東省立藥學專科學校、私立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私立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私立之江文理學院、私立上海法學院、國立中央國術館體育專科學校、私立正則藝術專科學校、江蘇省立醫政學院、中央政治學校蒙藏班、私立支那內學院（佛學院）、私立中華大學、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私立醫藥技士專門學校、私立武昌藝術專門學校、私立華僑工商學院等，也先後遷到今重慶直轄市所轄之沙坪垻區、南岸、江津、璧山、萬縣、北碚。

## 重慶文化界

隨著抗日戰爭的深化，大批文化機構、團體、人士內遷重慶，重慶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以抗日為主的文化得到極大的繁榮和發展。沙磁文化就是這一時期重慶文化界繁榮的集中體現。

### 戲劇與電影

內遷重慶的主要劇團劇社有：中央青年劇社、中華劇藝社、中國藝術劇社、中央實驗劇團、中國勝利劇社、復旦劇社、五月劇社、怒吼劇社、上海影人劇團、農村抗戰劇團、四川旅外劇人抗敵演出隊、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怒潮劇社、中電劇團、孩子劇團、七七少年劇團等。

著名劇作家有郭沫若、陽翰笙、田漢、夏衍、老舍、曹禺、陳白塵、馬彥祥、吳祖光、歐陽予倩、袁牧之等。著名導演有焦菊隱、史東山、陳鯉庭、賀孟斧、應雲衛、張駿祥、鄭君里、王為一、黃宗江、余上沅、沈西苓、沈浮、閻哲吾、孫堅白等。著名演員有趙丹、白楊、張瑞芳、舒繡文、吳茵、秦怡、金山、藍馬、陶金、項堃、顧而已、魏鶴齡、王苹、蔣天流。

抗戰開始以後遷入重慶的國民黨官營電影機構中國電影製片廠、中央電影攝影場為抗戰時期中國的主流電影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中制和中電還雲集了幾乎當時所有的中國電影精英。

中電是只屬於「中宣委」的（電影股）中央電影攝影場的簡稱，與1931年成立，黃英、張沖、張北海、羅學謙分別擔任過場長，起初曾經主要拍攝新聞片，設備極其簡陋，經過多年發展後，硬體實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並初具規模。抗戰爆發以後，中電撤離南京，經過蕪湖和武漢，最終到達重慶，租用重慶上清寺「范莊」內的網球場作為臨時攝影基地，後到重慶南岸建立攝影場。在撤退前和撤退中，孫瑜、程步高、沈浮、賀孟斧、湯曉丹、陳鯉庭、潘孑農、許蘇靈、金焰、高占非、趙丹、顧而已、魏鶴齡、施超、謝添、鄭敏、白楊等都紛紛加入中電。

中國電影製片廠其前身是原南昌行營政訓處電影股，於1933年成立，起初規模極小，職員8人，每月經費不超過3,000元，1935年在漢口楊森花園建立漢口攝影場。武漢成為政治中心後，1938年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武漢行營為大本營，行營政訓處改為政治部，下設四廳，第三廳負責抗日宣傳，政訓處遠電影股擴充為大本營政治部中國電影製片廠（直屬政治部，受第三廳指導）鄭用之為廠長，羅靜予為副廠長。1938年遷抵重慶後，在觀音岩建廠。武漢和重慶建廠的過程當中，上海西撤的電影人和由戲劇電影演劇隊的成員被吸納進中制，從1938年的200多人增值1940年的466人。其中包括了大部分中國電影界，戲劇界的精英。有田漢、陽翰笙、史東山、蔡楚生、洪深、鄭君里、應雲衛、司徒慧敏、馬彥祥、宋之的，葛一虹、王為一、孫師毅、黎莉莉、舒繡文、張瑞芳、秦怡、吳茵、陶金、羅軍、戴愛蓮、丁聰、賀綠汀、羅及之、吳蔚雲、王士珍等等，實力超群，基本上所有部門都有當時中國電影界的領軍人物。全廠分為業務、技術、劇務、總務四課。1940年又設新聞影片部，教育影片部和卡通影片室。業務涵蓋了故事片、教育片、宣傳片，紀錄片等等。中制是大後方時期電影的「航空母艦」不僅僅在職人員數量最多，影片的出產率也是最高，是大後方電影的中流砥柱。

同時抗戰時期國民黨官營電影機構在重慶拍攝了許多有價值的影片，宣傳了抗戰，鼓勵了人民。

這些影片有《保家鄉》（1939，何非光導），《好丈夫》（1939，史東山導），《東亞之光》（1940，何非光導）《火的洗禮》（1940，孫瑜導），《勝利進行曲》（1940，史東山導）《青年中國》（1940，蘇怡導）《塞上風雲》（1940，應雲衛導）和《日本間諜》（1943，袁叢美導），《氣壯山河》（1944，何非光導）《血濺櫻花》（1944，何非光導）《還我故鄉》（1945，史東山導）《警魂歌》（1945，湯曉丹導）《孤城喋血》（1939，許蘇靈導）《中華兒女》（1939，沈西苓導）和《長空萬里》（1940，孫瑜導）

## 陪都工商界

時任中華民國上海工商總會會長 蔡野格 招集當時重慶、武漢、上海、沆等地名人志士籌備中華民國重慶工商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