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農奴制度

西藏農奴制度，關於1959年西藏土地改革運動前的農奴制範圍和性質存在爭議。該爭論具有政治性：有人認為中國的目的是為其對現在西藏自治區的控制提供合法性，而有人則認為西方的目的是削弱中國國家的權威。中國方面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西藏之前，西藏的文化、政府和社會具有封建奴隸制度性質，這種狀況僅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該地區的政策而改變。支持西藏獨立運動的人則認為，這是對歷史的歪曲，是為了政治目的而創造的工具，用以為西藏漢化辯護。

1959年前的西藏社會制度將人的身份劃分為貴族、平民、賤民，賤民內部又有進一步的細分。被稱為的「賤民」階層承擔被認為不潔的工作，包括捕魚、金屬加工和賣淫。類似於當代印度的達利特。

中國政府將1912至1951年的西藏描繪為封建社會，並將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描述為奴隸主。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1959年前，95%的藏人生活在封建農奴制下，並引用傳統西藏體系中固有的虐待和殘酷案例。1959年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簽署命令，宣布解散西藏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管理西藏的全部職能。經過「民主改革」，終結了西藏存續了700多年的封建制度。

## 農奴制與政治

在過去兩千年中，西藏的地區範圍發生了重大變化，現代時期對「西藏」的定義也有所變化。人類學家Geoff Childs寫道：

西藏經歷了多次政治變遷：從統一的帝國（640–842年），涵蓋現今的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及中國的甘肅、新疆、四川、雲南等省份；到與各大寺院相關聯、彼此獨立且有時互相敵對的諸王國和政權集合（842–1248年）；到擴張中的蒙古帝國的保護國（1248–1368年）；再回到與各大寺院相關聯、彼此獨立且有時互相敵對的諸王國和政權集合（1368–1642年）；再到由達賴喇嘛的僧官管理下的中央集權國家（1642–1720年）；到滿清帝國的保護國（1720–1911年）；最終到在達賴喇嘛僧官管理下事實獨立的國家（1911–1951年）……

雖然拉薩的中央領導在不同歷史時期對這些地區具有權威，但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這並不意味著像現代西方國家那樣的政治控制。據畢達克稱，18世紀「K'ams（康區，大致相當於1950年廢除的西康省）在其大喇嘛的統治下幾乎獨立於拉薩。」青海的部分藏族聚居區並未持續受到拉薩統治，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1930–40年代，當時國民黨穆斯林軍閥馬步芳統治青海，作為民國的一部分。

西藏的定義一直存在爭議。在清朝（1644–1912年）和民國（1912–1949年）時期，拉薩管轄的西藏範圍僅限於西藏自治區，不包括中國的康區（西康省）。西康西部（昌都）和青海僅在中藏戰爭 (1930–1932)期間由拉薩管轄。

中國政府將西藏定義為其劃定的西藏自治區：包括傳統的衛藏、康藏、阿里以及昌都（西康西部，在西康省1955年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廢除後併入西藏自治區）。根據藏人行政中央（流亡藏人政府）的說法，東部和北部的其他藏族地區屬於「大西藏」，這些地區位於中國的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省。

西藏的農奴制問題具有政治色彩，「封建農奴制」一詞主要被中國用來作為控制西藏的正當理由。中國方面表示：

……推動西藏社會進步、改善藏人民生的歷史需要迫切，必須驅逐帝國主義，擺脫封建農奴制的枷鎖。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深受苦難的藏人民帶來了希望。順應歷史發展的規律和藏人民的利益，中央人民政府積極推動西藏和平解放。之後，採取了重要政策和措施，實現西藏的民主改革、區域自治、大規模現代化及改革開放。

流亡藏人政府則表示：

……中國的這些理由毫無道理。首先，國際法不接受這種理由。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僅因為另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不合意，就入侵、占領、吞併和殖民該國。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上的「解放」實際上帶來了更多苦難。第三，必要的改革本可以由藏人自行發起，並且他們完全有能力做到。

### 記載

吳忠信在1940年呈報的《奉派赴藏主持第十四輩達賴轉世事宜報告書》中稱：「西藏因地處高寒，農產稀少，人民生活本極困難，而西藏當局壓迫剝削更無所不用其極，使藏民生活墮入人間地獄，其苦乃不可言。政府徵用人民及其牛馬，照例不付代價，即伙食馬乾亦須由人民自備，而差徭紛繁幾無寧日，人民受擾之劇可以想見。政府復可一紙命令無代價的徵收人民之財產，或將此種財產賞給寺廟或貴族中之有功者。總之，在西藏境內，人民已失去其生存與自由之保障，其生活之痛苦實非言語所可形容也」。

英國駐拉薩代表團的無線電操作員羅伯特·韋伯斯特·福特在他1957年出版的《Wind Between the Worlds》中，表示舊西藏雖然落後，但沒有人挨餓，普遍快樂；中共解放農奴後，所有藏人都成為農奴。並指中共以改善藏人生活作為剝奪其主權的理由，與英國帝國主義以此理由進行殖民相似。

## 農奴爭議

### 譯名爭議

藏文མི་སེར漢譯為「農奴」，西方藏學家對此譯名是否準確的看法頗有分歧。法蘭茲·麥可（Franz Michael）、畢翠絲·米勒（Beatrice Miller）認為，以平民（commoner）或屬民（subject）來形容會比農奴（serf）來得正確，因為他們多數都有能力償還應繳的賦稅與義務，也可自由遷移至另一地，何況過去的西藏司法系統也允許他們提出訴願。梅爾文·戈爾茨坦則主張他們雖然可以「自由遷移」，還是被土地束縛的「農奴」。Eva K. Dargyay及Barbara Nimri Aziz的著作也認為使用「農奴」一詞並不準確。1951年草擬《十七條協議》時，中方譯者黃明信曾提議把中文的「人民」譯成藏文mi ser，藏方反對，表示政府公文裡此詞是指與官吏、領主相對的「屬民」，喜饒嘉措支持譯成mi ser，沒有人提到「農奴」。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觀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觀點是，西藏在1959年土地改革運動前是一個農奴制的社會，並以國家級機構出版學術論文支持此觀點。在1959年以前，西藏95%的人民是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農奴。同時西藏地方法典將人分為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在漫長的封建農奴制社會裡，西藏廣大農、牧奴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動輒遭到迫害。農奴中流傳著這樣的話：「能帶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腳印。」可以說，舊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面對封建農奴制度的殘酷統治，西藏勞動人民從未停止過反抗鬥爭。他們採用請願、逃亡、抗租抗差，直至武裝鬥爭等形式爭取自己的人身權利。但是，他們的要求遭到三大領主的殘酷鎮壓。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唯一認可的女活佛、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十二世多吉帕姆活佛桑頂·多吉帕姆·德慶曲珍2008年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舊西藏非常黑暗，農奴們的生活還不如馬匹和牲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白皮書引用1916-1924年間曾先後5次到西藏及其周邊地區考察的法國旅行家亞歷山大·大衛·尼爾在1952年出版的《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說：「在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一個已經還清了債務的人。」「為了維繫生活，農奴不得不借錢、借糧、借牲畜，支付高額利息。然而，來年的收穫永遠還不完膨脹的利息。」「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他們只好再借，藉口糧，借種子。……如此下去，年復一年，永無完結，直到臨死的時候也不能從債務中解脫出來，而這些債務就落到了他兒子的身上，可憐的兒子從剛一開始種田生涯起，就受到這些祖傳的債務的壓榨，而這些債的起源早已是遙遠的過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這從什麼時候說起。」「這些可憐的人們只能永遠待在他們貧窮的土地上。他們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窮。」

### 西藏流亡政府的觀點

西藏流亡政府認為西藏在1959年前不存在農奴制度，於20世紀上半葉的西藏政府（噶廈）在努力使西藏現代化，1959年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勞改營和人民公社才是農奴制度。國際特赦組織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控制西藏後廣泛侵犯人權。

對於這段歷史，十四世達賴喇嘛回應表示，他亦曾經譴責過許多西藏的封建傳統，又稱在1951年之前，還是個年輕人的他已經有意願變革體制了。十三世達賴喇嘛已經禁止極刑及死刑等，他也進行過重要的改革，比如在1951年西藏「解放」前去除債務遺傳。

達賴喇嘛在被問及對1959年以前的舊西藏的社會制度以及「反動的落後的農奴制」的看法時表示：「沒有一個藏人認為，舊西藏是完美無缺的，我個人認為，舊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種落後的制度，這一點我是非常明確地認識到的……雖然舊西藏社會是落後的，但是絕不像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絕對不是這樣。在舊西藏社會中生長的人，如果你去看他們的臉，絕對是充滿快樂的，笑瞇瞇的……中國的農奴制度，印度的農奴制度和西藏的農奴制度不一樣，這裡面的不同，西藏人之所以充滿快樂，主要是由於宗教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人，一些有錢有勢的人，欺負自己的農奴，這樣的現象是有，不是沒有，各個地方總能找得到。但是從總的來說，舊西藏的制度是比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觀念，與中國和印度及其他國家，特別是與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相比是沒有辦法比較的，好多了……」

### 學者的觀點

中國大陸從1956年到1962年對少數民族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歷史調查。這些調查材料自1983年開始由西藏人民出版社陸續公開出版，叢書名為《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共10輯，前6輯是關於藏族的調查資料。大批關於西藏農奴制研究的文章發表在《民族研究》與《光明日報》上，內容主要集中在西藏農奴制度的殘酷與西藏噶廈的反動。

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出版了《西藏百題問答》，一一回應達賴喇嘛與其支持者的批評，並且提供中國大陸版本的「西藏真相」。西方學者們認為《西藏百題問答》根據的史料很少，著書Authenticating Tibet: Answers to China's 100 Questions作學術性的回應，並註明史料的出處。此書簡體字譯本《驗證西藏：回應西藏百題問答》被評為中國國家社科基金「西南工程」2010年項目優秀成果。台灣2011年出版繁體字譯本〈遮蔽的圖伯特: 國際藏學家解讀中共版《西藏百題問答》〉（以下簡稱《遮蔽的圖伯特》）。

藏學家譚·戈倫夫在《現代西藏的誕生》認為：1950年代有關西藏「農奴」的數量根本沒有可靠的文件記載，過去的西藏並沒有詳細的記錄，僅有的資料多遭到人為破壞。1959年後，相關「農奴」資料又被中共拿來證明鎮壓西藏有理，只能反映北京觀點，與西藏史無關。戈倫夫估計西藏當時約有六成的「農奴」人口，而非中共宣稱的95%人口都是「農奴」，若細看這六成人口裡約有一半都屬於擁有土地的自耕農，只是以勞力向政府、寺院、貴族付稅，再加上如康省和安多等省份的農民根本沒有主人，藏東農民也不肯讓藏中貴族在藏東施行同樣制度，因此，這類主題缺乏可靠資料，其經濟複雜程度也無法籠統探討。戈倫夫亦認為，中共官方數據資料遭到刻意扭曲。他認為1950年前的西藏社會與歐洲中世紀的社會非常相似，用「封建」一詞描述最準確。

美國藏學家梅爾文·戈爾茨坦認為「西藏社會在1959年前的不平等的制度可以被稱為一種普遍的農奴制度」，並指出絕大多數在西藏的人都是農奴，須要納稅、服勞役，所生子女的歸屬權都要由農奴的主人決定，農奴要結婚和暫時離開所屬莊園也要得到農奴主人的許可。他也指出，西藏的制度通過把勞動力配置在這些領地上，使領主大獲其便。

根據《遮蔽的圖伯特》一書。

- 卡提亞·畢菲特里耶指出，西藏傳統社會等級分明，非常不平等，大部分人生活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只有政府、寺院和貴族擁有土地，絕大部分居民都是農民。農民與土地關係密切，要繳稅，服徭役，但這並不是奴隸制。這些賦稅和勞役按戶分配，而不是按人頭分配。由於西藏傳統社會中，每一戶都有很多人，賦稅和徭役按戶分配，意味著只要家中有幾個人可以承擔賦稅和徭役，其他人就可以離家從事如經商等別的行業。這種制度的結果是有些農民也可以很富有，擁有為他們自己勞動的人。此外，進入寺院生活可以使相當一部分人生活在領主體制之外。戈爾茨坦也承認，農民只要盡到對領主的經濟義務，遷徙自由並不受拘束，也未必貧窮。
- 梅爾文·戈爾茨坦認為，他們為討生活而被土地所束縛，也必須對地主盡一定的義務，因此可被描述成「農奴」。
- 羅伯·巴聶特認為，這個制度雖以農奴為基礎，但不一定屬於封建制度。
- 迪特·舒赫表示：那些被稱為「農奴」（被土地所束縛）者實際上生活過得相當不錯，另外一些「不依附於某塊土地」的人則更為窮困，嚴格說來這些人不能稱作「農奴」。
- 威廉·柯爾曼（W. M. Coleman）認為，「農奴」一詞的政治色彩與道德譴責太過濃厚，應該避免，以他們所擁有的自主權來講，以「一群擁有特別債務與稅務責任的普通農民」來形容更合適。

另外一些學者的研究材料也證明西藏的奴隸制度是有效率、有結構的。

有學者認為農奴制度的提法和封建制度一樣源於歐洲，往往和莊園制度相聯繫，是一種在中世紀之前就存在的社會制度，西方術語封建制度和農奴制度本身能否用於東方社會存在爭議。比如賀第·費捷得（Heidi Fjeld）認為西方術語封建制度和農奴的定義不能用於西藏社會，1959年前的西藏社會更類似於印度的種姓制度。

Geoffrey Samuel教授主張西藏社會並非農奴制度，而是與某些回教社會類似的無政府狀態。

藏學家達瓦諾布教授在自傳《紅星照耀西藏》表示，「農奴」等觀念對中老年藏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在薩迦縣進行「三反雙減運動」（反叛亂、反烏拉、反封建制度，減租、減息）時，一位漢人問一位老婦人：「三大農奴主是誰？」因為她從來沒有聽過「農奴主」這個詞，她回答：「黨」。年輕藏人學會「詛咒舊社會，讚美新社會」的訣竅後，就能應付政治運動。達瓦諾布認為西藏有自己獨特的社會制度，與歐洲的「封建制度」不同，也沒有「農奴」。

## 農奴制度爭議

農奴制度引起的爭議有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

### 政治方面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立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聲稱：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是一個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占西藏總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被完全剝奪了人身自由和政治權利。農奴主把農奴和奴隸當作私有財產，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農奴主以野蠻、殘酷的刑罰維護封建農奴制度，動輒對農奴和奴隸實施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投水等駭人聽聞的酷刑。

在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直到1959年時被廢止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由於佛教不殺生等原因，對於謀殺罪不判死刑，而是賠款，賠款分成三等九級，上等上級的人如王子等，其命價為與其屍體等重的黃金；而下等下級的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其命價為一根草繩。

白皮書表示：廢除封建農奴制度，是西藏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廣大西藏人民的迫切願望。西藏人民為擺脫封建農奴制度的殘酷統治，爭取自己的做人權利，採用請願、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裝反抗等形式，進行了不斷的鬥爭。1951年西藏實現「和平解放」時，考慮到西藏歷史和現實的特殊情況，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政府簽訂的《十七條協議》肯定了改革西藏社會制度的必要性，同時對改革採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但是，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對改革，鼓吹「長期不改，永遠不改」，試圖永遠保持農奴制度，以維護既得利益。面對西藏人民日益高漲的「民主改革」的要求，他們不是順應民意，而是與國外反華勢力相勾結，組織一系列武裝叛亂和分裂活動，殺害中央駐西藏幹部，殘害擁護「改革」的西藏群眾，並於1959年3月10日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宣布「西藏獨立」，發動全面的武裝叛亂。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人民一道堅決平息了叛亂。

#### 西方政府及西方學者立場

多數西方學者不認同中國大陸方面的描述，認為農奴制度依然存在，並主張根據統計中國大陸境內依然存在295萬的「奴隸人口」，僅次於印度的1420萬。

他們並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入藏前承諾要「維持西藏現有的社會階級」，共同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勢力，並沒有提到「解放農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管西藏後的前幾年也保留了當地貴族對農民的權利。1959年騷亂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在西藏推行階級鬥爭與土地國有化之後農奴議題才逐漸出現。

## 人權

中國方面引用人權問題作為入侵西藏的理由，但這種虐待行為（無論是否有國家批准）在1950年前後都曾發生。

### 1950年前

司法殘酷懲罰，主要包括挖眼和砍手或腳，在薩迦派的13世紀西藏法律典籍中被正式化，並一直沿用至1913年，由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公告宣布為非法。達賴喇嘛還禁止了死刑，使西藏成為最早廢除死刑的地區之一（早於瑞士、英國和法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兄弟吉美·諾布報告稱監獄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官員被指定負責維持這些條件。

從20世紀初到中國占領期間，西藏都有殘酷懲罰的記錄。西藏共產黨人普措·旺傑回憶稱，他在1945年看到剛被切下的人耳掛在當雄縣（拉薩北部）縣政府大門上時感到憤怒。

羅伯特·福特是少數在西藏「事實獨立」時期受西藏政府任命的西方人之一，他在西藏生活了五年（1945–1950）後被中國軍隊逮捕。在他的書《風吹過世界：被俘的西藏》中寫道：「我在西藏各地看到過因盜竊而失去手臂或腿的人……刑事截肢是在沒有防腐劑或無菌敷料的情況下進行的。」前納粹黨成員海因里希·哈勒1944–1951年間居住在西藏，他在《重返西藏》中寫道殘酷懲罰已經停止：

所謂布達拉宮腳下的「恐怖室」也不再對外展示。我相信，中國人完全清楚自己用乾屍手臂、大腿骨製成的笛子、鑲銀頭骨欺騙遊客；他們聲稱這些物件證明了拷打、鞭刑和其他暴行。即使旺都也深受中國影響，證實了中國傳播的關於西藏人的暴行故事。他提醒我，在第五世達賴時期（18世紀），甚至在第十三世（1900–1933）時期，西藏人仍然會被砍手腳。針對我的直接提問，他不得不承認，在我在西藏期間，這種情況已經停止。

西藏佛教禁止殺生，但舊西藏曾使用截肢和其他殘酷懲罰。曾在英國受過教育的官員策本·隆沙爾於1920年代進行改革。1934年失利後，他被判以挖眼致盲的刑罰：「方法是在囚犯太陽穴上放置光滑的氂牛骨關節骨，用皮繩捆綁頭部，通過用棍子旋緊，直到眼球被擠出。手術非常拙劣，只擠出一隻眼球，另一隻眼球最終由『拉甲巴』用刀切出。然後將沸油倒入眼眶以燒灼傷口。」由於此類行為不常見，執行者「拉甲巴」缺乏經驗，只能依賴父輩的指導。截肢前嘗試用麻醉劑未成功。

1950年中情局官員道格拉斯·麥克納南誤被殺害後，六名西藏邊防士兵在拉薩受審並被判刑：「首領要被割鼻和雙耳，開第一槍的人要失去雙耳，第三人失去一隻耳朵，其餘人各受50鞭。」經特工弗蘭克·貝薩克請求，刑罰被減至分別200、50和25鞭。

鞭打在西藏是合法且常見的輕罪懲罰，有時可致死。例如商人Gyebo Sherpa因賣香菸而被嚴厲鞭打，兩天後在布達拉監獄因傷去世。西藏學者塔西·次仁回憶自己13歲時因舞蹈表演失誤被鞭打至皮膚破裂、疼痛難忍。中國稱人權在達賴喇嘛統治下被「嚴重侵犯」，但相關證據存在爭議。

Rebecca French寫道，西藏人認為犯罪少見，但缺乏記錄；他們認為盜竊和劫匪沿貿易路線普遍存在。由於大多數人認為政府處理糾紛過於嚴厲，人們往往尋求替代解決方式或向地方官員請求寬容。

政治權力也影響司法程序。隆沙爾是被廢黜的噶廈成員，主張民主改革，被控策劃政變及謀殺反對改革的另一噶廈成員。其定罪僅基於一名告密者的證詞，該文件從未提交。他的處置被視為反改革保守派的示範審判。拘捕到挖眼僅十天，限制了上訴可能性。

英國外交官埃里克·泰奇曼轉述1916年一位美國傳教士在中國軍閥混戰時期的東藏報告：

這裡對這些藏人的酷刑無所不用其極，切割、煮沸、撕裂……總的來說，中國在東藏所作的主要事情是徵稅、搶劫、壓迫、沒收，並允許代表縱火、掠奪和偷竊。

泰奇曼認為傳教士的描述可能有誤，並指出任何殘酷行為「絕非北京中央政府或四川地方當局所為」。

### 奴隸制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寫道，共產黨接管前，西藏貧困嚴重，農民有時不得不將孩子交給莊園作家庭僕人（囊贊），因為他們無力撫養。Laird寫道，1940年代西藏農民生活較好，不受饑荒影響，而中國普遍饑荒。其他資料稱，「奴隸」是家庭僕人或莊園管理者。

1904年，榮赫鵬遠征西藏，占領春丕河谷（毗鄰不丹和印度）四年。查爾斯·阿爾弗雷德·貝爾負責該區（1904年9月至1905年11月），寫道楚布寺谷仍有奴隸制，但三十年間大幅減少。貝爾指出，僅剩一兩打奴隸（不同於鄰近的不丹，奴隸制更普遍）：「楚布穀的奴隸制度非常溫和。如奴隸受虐，容易逃入錫金或英屬印度。」

### 中國接管後的西藏福利

自1950年以來，中國和流亡藏人對普通藏人的命運有不同看法。英文中文資料描述藏人富裕、自由、幸福，並參與民主改革。流亡藏人則指控中國在西藏進行種族滅絕，將中國人比作納粹。文化大革命後，學者沃倫·史密斯（1982年在西藏停留五個月後研究西藏歷史和政治）形容中國人沙文主義，認為他們自視優越，並用酷刑、脅迫和飢餓控制藏人。

西藏自治區比中國其他省份貧困。1980年，為幫助西藏脫貧，首屆西藏工作座談會（由胡耀邦主持）向西藏提供資金，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會議後，西藏農牧稅被免；其他省份要到2006年才享有同等待遇。人民公社經濟體制被廢（其他省1985年結束），農田和牲畜歸家庭。西藏是中國唯一享受部分稅收優惠的省級行政區，並且（1988年後）是唯一接受中央財政配額補貼的省級行政區。在「對口支援」政策下，較富裕省市、中央機關及部分中央企業支援西藏各地。1988年，西藏自治區首次消除財政赤字。作為「中國唯一位於廣闊連續地區的貧困省份」，西藏開展扶貧項目，貧困人口有所下降。社會保障體系已全面建立，包括29,000名佛教僧尼。

侵犯人權的例子包括2006年囊帕拉槍殺事件。根據《人權觀察2008年世界報告：中國事件2007》。

為了鎮壓所謂「分裂主義」，普通公民、僧尼甚至兒童都受到廣泛壓制。七名甘肅省藏族男孩因據稱在村警察局及其他地點寫標語呼籲達賴喇嘛回歸和西藏自由，於9月初被拘留超過一個月。容吉·阿德拉克因在四川省賽馬節上呼籲達賴喇嘛回歸，於8月1日被警方以國家安全罪名拘留，目前等待審判。中國政府未能追究人民武裝警察於2006年9月30日試圖越境入尼泊爾時開槍射殺17歲尼姑克桑·南措的責任。

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央政府宣布到2020年改善藏區整體狀況。2023年，地方政府稱西藏已為登記僧尼提供醫療保險、養老金計劃、生活補貼、意外傷害保險及健康檢查費用。

## 與其他地區的比較

鄰國不丹在第三任國王吉格梅·多吉·旺楚克（1952年25歲即位）主持下，於1958年進行現代化改革，不丹廢除奴隸制與封建制。吉格梅·多吉實施法律改革，賦予前奴隸公民身份和土地所有權。在此之前，奴隸制和農奴制在不丹普遍存在，是法律、經濟和社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不丹前貨幣經濟的支柱。

根據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包括印度和尼泊爾在內的鄰近地區存在債務勞動及其他形式的經濟剝削。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http://www.unrisd.org/80256B3C005BCCF9/(httpAuxPages)/B4D9538DE438A5F3C1256BB900324E59/$file/sha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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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s of Silence:Links between women's vulnerability, trafficking and HIV/AIDS in Bangladesh, India and Nepal'']  Draft paper, 2002. Source (accessed: 17 June 2008),</ref> 尼泊尔的债务劳动制度[[Kamaiya]]于2000年被废除。<ref name="msnepal"></ref><ref></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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