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合作

第一次國共合作，又稱聯俄容共、聯俄聯共。中共黨史也稱為大革命時期，當中軍事部分又稱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國際上又稱第一次統一戰線（First United Front），大致開始於1923到1924年，結束於1927年，是國共關係史上第一次合作，也同時涉及蘇聯、共產國際、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

「聯俄容共」是1923年吳稚暉率先使用後，約定俗成的說法，國民黨認為這是孫中山晚年為了協助中國國民黨的方針，引入蘇聯政治訓練、軍事及財務的外援。中國大陸將該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政策稱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在三年多的合作期間，對於蘇聯和共產國際而言，其支持的國共兩黨的「國民革命」成功打擊了英、美、日、法等國的在華利益，並擊敗了各國支持的北洋軍勢力，同時藉助中國共產黨，蘇聯得以繼續在國共決裂後影響中國局勢。儘管存在矛盾，但國共兩黨的實力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並一同打擊其共同敵人「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中國國民黨獲得實力在各省發展黨組織，並發動北伐統一戰爭，擊敗孫傳芳、吳佩孚等北洋軍將領，將統治範圍從廣東一隅擴展到長江流域，收回漢口、九江、鎮江等英租界，並得以在國共決裂後繼續發動「二次北伐」，乃至名義上最終統一全國。中國共產黨則從人數不多的組織變為得以掌握部分工農和正規軍武裝，並在革命軍所到各地發展工農運動的政黨，獲得在此後第一次國共內戰中與國民黨抗衡的資本。在聯俄容共期間，中共與國民黨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馮玉祥等人發展出的關係也繼續有利於中共日後的統一戰線工作。另一方面，國民黨內也因為聯俄容共問題爆發深刻的矛盾，導致「粵滬分裂」和「寧漢分裂」。國民黨重新統一後，西山會議派、汪精衛改組派繼續以派系形式存在，並參與國民黨內多次的反蔣軍事或政治活動。

## 背景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存在各方因素。在中國近代史上，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是以「救國救民」為己任而誕生的革命政黨。列寧曾對孫中山的思想與革命活動作出評價。1912年他在《中國的民主和民粹主義》中肯定孫中山具有真誠的民主精神和對群眾的同情，但認為其思想帶有小資產階級性質，並批評其試圖阻止資本主義發展的設想過於天真。1913年在《中國的政黨鬥爭》中，列寧進一步指出國民黨未能廣泛吸引中國群眾參與革命，並認為孫中山在政治上具有理想主義和優柔寡斷的弱點。

在此背景下，孫中山逐漸與蘇俄和共產國際建立聯繫。1919年底，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特使波波夫與孫中山接觸；1920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支持建立統一戰線。與此同時，一些共產國際人士對孫中山評價不一。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7月，同年12月孫中山在桂林會見馬林，對俄國革命和列寧的政策表現出濃厚興趣。

除國民黨外，早期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曾同時與多方勢力接觸，包括北京文官政府、張作霖、楊增新、吳佩孚與陳炯明。陳炯明一度邀請陳獨秀赴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但孫陳矛盾最終導致1922年「六一六事變」，孫中山被迫離開廣東。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公開表示支持孫中山，並逐漸確立與國民黨合作的方向。共產國際也決定支持孫中山，反對陳炯明。

1922年，共產國際正式決定推動國共合作，並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策略。中共中央隨後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決定部分黨員加入國民黨並推動統一戰線，同時確定「聯孫反陳」的方針。隨後，國共合作逐漸展開，如1922年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大學即由兩黨合作創辦，並成為共產黨在華東的重要活動中心。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亦強調，在當時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應與國民黨等力量合作，以推動反帝與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

## 經過

### 國民黨一大的籌備

1923年元旦，孫中山在上海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提出了依靠群眾發動革命並完成革命的思想。同月的中國國民黨改進大會通過的總章規定在黨本部增設一個農工委員會，以調查研究農工情況和制定相關工作的改進計劃。但當時國民黨仍然「太注全力於軍事組織，把群眾的教育疏忽了」，並未立即在農工群眾中開展宣傳工作。1月26日，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與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

同月，滇桂軍楊希閔、劉震寰驅逐陳炯明出廣州，迎接孫文重返廣州建立大元帥府革命政權，對抗陳炯明和北洋直系政府。大元帥府政權僅統治廣東局部地區，列強多不支持和承認。孫僅獲得蘇聯支持以因應情勢。孫在改組中國國民黨同時，實行「聯俄容共」。孫接受臨時協議，把中東鐵路委由蘇聯管理，並准許蘇聯軍隊占領外蒙古。與共產國際合作後，蘇俄方面給予孫大量軍火和銀錢援助，並派出軍事顧問幫助孫創立黨軍北伐。孫派遣參謀長蔣率領代表團訪蘇，考察政治和軍事，又聘用蘇聯代表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協助改組中國國民黨。

1923年5月間，由馬林和陳獨秀（當時已加入國民黨）共同為孫擬定了《中國國民黨改造計劃草案》，並同孫文討論過後「他已接受這一計劃」。改組計劃草案在國民黨總部機構中，在宣傳部之下分設工人部和農民部，分別負責對工人和農民的宣傳工作，並擬從蘇俄的援助中，每月撥給工人部和農民部各1000元的經費。馬林當時評價認爲，「國民黨的注意太完全放在軍事上」，「國民黨在這裡幾乎沒有開展什麼工作去爭取人民對孫的支援，以達控制廣東的目的」。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確定全體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方針。中共三大新選出的陳獨秀等五名中央委員（均加入國民黨）以國民黨員的身份聯名致函孫文，提出「我們不能沿襲封建軍閥用武力奪取政權攻占地盤的同樣的方針」，「我們應聯合商民、學生、農民、工人並引導他們到黨的旗幟下」。

7月21日，即將離華的馬林給廖仲愷寫信，建議國民黨學習蘇俄發動群衆的方式，指當時國民黨「雖然黨綱規定黨應採取新的鬥爭形式，動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和工人參加國民運動，但實際上黨只依靠軍閥」。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決定團員可以和共產黨員一樣加入國民黨活動。10月18日，孫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名義，委任鮑羅廷為中國國民黨組織訓練員。

初到達廣州的鮑羅廷在與孫的初次會談中談到「國民黨還有許多嚴重的不足」，指「國民黨還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孫對此表示同意。鮑羅廷向孫中山建議，有必要「首先在廣東本地進行一定的改革」，「迄今為止他們所採取的鬥爭方式是無益的，必須加以改變」，「必須在農民中做工作」。當時，陳炯明軍進攻廣州近郊，大元帥府各軍潰退廣州，幾乎失去政權。鮑羅廷分析，認爲前線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在農民中間「工作薄弱」，因而農民「有時甚至幫助敵人」。孫中山同意鮑的這一分析，並根據自己親臨前線視察所得，確信這種估計是正確的。

1923年11月，廣州爆發關餘事件，革命政府與西方各國的關係緊張，多國派出軍艦到珠江保護粵海關。而中國共產黨則積極組織群眾反帝運動聲援政府。11月13日，在徵得孫同意後，鮑羅廷在廖仲愷主持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的廣州各區黨部委員會議上，建議由政府立即頒布有關土地、勞工、小資產階級的三項法令。廖仲愷表示支持，更代表廣東省政府宣布要頒布法令。但在會後，孫卻對此「猶豫不定」。國民黨內也有人激烈反對公布法令，認為會「使廣東蘇維埃化」。11月15日，廖仲愷在第二次各區黨部委員會議上，反駁黨內關於「蘇維埃化」的說法。

1923年11月24日-25日，中國共產黨三屆一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議決定進一步「促進國民黨改組，在全國擴大國民黨組織，凡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中國共產黨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併加入；凡國民黨無組織的地方，我黨則為之建立」。會議還決定中國共產黨要「通過黨團性質的秘密小組在國民黨內貫徹共產黨的綱領和政策」，努力爭取「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11月25日，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國民黨旅歐支部正式成立。

周恩來後來指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不但思想上依靠我們，復活和發展他的三民主義，而且組織上也依靠我們，在各省普遍建立黨部，發展組織」，「各省國民黨的組織，也由於我們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當時各省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大都是我們的同志」。中國共產黨在各地積極創建和發展國民黨組織，使國民黨在全國範圍內得到空前的大發展。在早期，如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國民黨黨部，均由中共跨黨黨員創建和實際控制。

在鮑羅廷的影響下，孫、廖等人同意國民黨應該轉變策略，學習發動群眾。11月25日，孫中山在大本營對黨員演說，「吾黨歷年在國內的奮鬥，專用兵力；兵力勝利，吾黨隨之勝利，兵力失敗，則吾黨亦隨之失敗。」「吾黨從今以後，要以人民的心力為吾黨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奮鬥。人民的心力與兵力，二者可以並行不悖。但兩者之間，究竟應以何者為基礎？應以何者為最足靠？自然當以人民的心力做基礎，為最足靠」。12月19日，在上海的廖仲愷也對國民黨議員說：「年余以來，廣東完全在軍事期內。惟改革國事，雖不能不賴軍隊，也不能專賴軍隊」。

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轉向，遭到一些國民黨員的反對。國民黨廣東支部鄧澤如等聯名上書孫文，指責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滲透計劃，孫文則親筆批覆信函，為聯俄容共辯護。12月29日，孫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協助重建大元帥府，共產國際派鮑羅廷到廣州作孫顧問，以蘇聯共產黨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

192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聯席會議在上海召開，總結了共產黨在國民黨改組中的作用，進一步統一黨內在國民黨一大上對國共合作關係的態度。1月18日，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中國共產黨黨團為明確在該大會上及國民黨中的工作方針而召開中國共產黨黨團會議。鮑羅廷作報告。黨團書記譚平山等也作了發言。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孫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上，孫文在演講中強調要學習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大會也向當時病逝的列寧發出唁電。在會議中，再次有廣州代表方瑞麟等反對共產黨員「跨黨」，質疑容共政策，但因為李大釗、孫文、廖仲愷等人的支持最終提案被否決。大會選舉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25名中央執行委員中，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為中國共產黨員；在17名候補委員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為中國共產黨員。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中國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共三人，廖仲愷、戴季陶為中國國民黨員，譚平山為中共黨員。

隨後，全國大部分地區以中國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親共親蘇勢力為骨幹，改組或建立了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中國共產黨方面日後宣稱孫文政策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毛澤東提出的新三民主義或蘇聯人所說三大政策）、這一歷史階段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後來的國共黨史解釋不一，中國國民黨人認為，孫允許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是真，但其至始至終只有一個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無所謂新舊。

### 國民黨一大後

1924年1月7日，馮自由等人在北京成立「國民黨海內外同志衛黨同盟會」，反對「聯俄容共」政策（1924年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反對容共的馮自由被指定為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1924年2月，中共三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要求黨員避免同國民黨右派衝突。

從春天起，中國國民黨中執會農民部和農民運動講習所負責制訂、推行中國國民黨之農村政策：農民部當家是秘書彭湃，由中共農民委員會和鮑羅廷在幕後操控。在廖仲愷倡儀下，5月1日大型慶祝會於廣州籌開，孫在會中演講，再度呼籲大家為民族解放奮鬥，而把階級鬥爭之主題擺到次要地位。中共黨員威脅拒絕統一戰線即是與蘇聯絕裂，但孫不肯在鮑羅廷回來前解決爭端。幾經急電催促，鮑羅廷在6月20日回到廣州。

4月，李大釗等人領導的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成立，在近兩年內積極推動北方的國共組織發展。5月13日，林祖涵等領導的中共漢口地方委員會機關和其國民黨漢口執行部機關同時遭到直系湖北督軍蕭耀南當局的軍警破壞。許白昊、劉伯垂、楊德甫等國共人員被捕。此後由於覃振、張知本等人對共產黨的疑慮和反對，對恢復漢口執行部消極，使得國民黨漢口執行部終止。

1924年5月10-15日，中共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召開，通過了《此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之意義》及《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等文件，確定在國民黨內以宣傳工作為主，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組織分開，並開始注意農民運動。同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建立的工會聯合組織廣州工人代表會。

1924年5月31日，顧維鈞、加拉罕正式代表兩國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和《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以及《中俄協定附件》七份。中蘇正式建交。南方廣州革命政府不承認北京政府，因此也不承認中蘇建交，此後國民黨又就此發表聲明，肯定中俄協約和蘇聯，但是指「中俄協定之成立……皆俄國根據其革命主義所自願拋棄，絕非偽北京政府所交涉而獲得」。

1924年6月16日，黃埔陸軍軍校正式成立，校長蔣介石。同月，共產國際五大召開，國共北方組織領導人李大釗出席，並報告和解釋了國共合作的策略與情況。

6月25日，鮑羅廷與謝持、張繼等會談時，承認共產黨的確構成「黨（國民黨）內有黨」，但他暗示是取得蘇援代價：「國民黨已經死了、埋了......新成員，如具有團體精神共產黨員，透過為老同志灌輸競爭活力，昭示著新國民黨誕生......國民黨的中央組織仍然鬆散，命令也得不到全體黨員遵行。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期待共產黨放棄他們自己的組織。」上海、北京黨員函電湧至，抗議共產黨干預、操縱，尤其是他們力促通過中蘇條約之宣傳；張繼和汪精衛在廣州公開發表反共演說，並發起要求驅逐危險盟友之請願連署。

7月，國民黨發表《關於黨務宣言》，要求盡快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討論容共問題，並就容共問題表示：

惟數月以來，黨內黨外間多誤會。以為已加入本黨之共產派黨人，其言論行動尚有分道而馳之傾向。於是反對派得藉此而肆其挑撥，同志間遂由懷疑而發生隔閡。社會羣眾之莫明真相者，更覺無所適從，減少其對革命運動之同情及贊助。此種情狀，若不亟事矯正及補救，恐直接影響於黨務之進行者，間接亦影響於全民革命之發展，關係實至深且鉅。中央執行委員會，負有指導黨務及解釋黨義之責任。茲為解免黨內外之誤會及隔閡起見，不能不再為鄭重之聲明；即本黨既負有中國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國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對於規範黨員，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惟以其言論行動能否一依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如有違背者，本黨必予以嚴重之制裁，以整肅紀律。

7月15日，在中共參與下，沙面全體華工罷工。同月，蘇聯首任派遣到廣州的紅軍將領顧問帕維爾·安德烈耶維奇·帕夫洛夫在東莞石龍前線意外身亡，大元帥府為其舉行隆重的葬禮。同月，直屬於國民黨中央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成立，其工作實際由擁有兩黨黨籍的共產黨員負責，到1927年先後培養七屆中共的農民運動軍事人才，為中共此後的農民運動打下基礎。同月，由國共各北京組織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成立，並倡議9月3日至9日為「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運動周」，直到三一八事件後停止活動。

8月，在大元帥府的支持下，中共最早的工農武裝廣東農團軍和廣東工團軍得以組建，並為武裝工農運動提供訓練機會，並在廣東各地開展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

8月，中國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上，鄧澤如、張繼、謝持等人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在孫文、鮑羅庭的支持下，提案被否決。之後，孫文公開斥責馮自由對其聯俄容共政策的對抗態度，並警告黨內，若有「再無端挑起是非，我們就將採取對馮自由一樣的方法來對待他們」，此後馮自由乃離開廣東赴上海。隨著國共兩黨在全國各地推動「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非基督教運動又趨高漲。1924年8月，上海各校學生重新組織非基督教同盟。

1924年9月，廣州大元帥府鐵甲車隊成立，並逐漸成為中共最早通過國民黨名義實質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規軍武裝，此後還積極參加支援了廣寧農潮中由中共領導的農軍，鎮壓當地的反共地主武裝。同月，共產國際借廣州商團事變中的外交風波以及江浙戰爭局勢，發動「不要干涉中國」運動，聲援廣東革命政府。

同月，國民黨就辛丑條約週年發表《國民黨為九七國恥紀念宣言》，認為「拿義和團的人格，與庚子辛丑以後一班媚外的巧宦和賣國的奸賊比較起來，真是天淵之隔。可怪他們還笑義和團野蠻……義和團若是野蠻，他們連猴子也趕不上」。有學者認為孫文和國民黨對義和團的評價轉變，與聯俄容共的開展有關。

- 1924年10月10日，孫文在韶關接見蘇聯艦長馬克西莫夫時合影。
- 商團事變後的廣州西關十三行
- 黃埔軍校宴請蘇聯「沃羅夫斯基號」水手的菜單，該艦運送了首批蘇聯援助的武器，俄制步槍八千支到廣東。

1924年10月，蘇聯領事紀爾高在廣州東山舉行開館儀式（當時蘇聯與北京政府正式建交、但廣州革命政府不承認北京政府與蘇聯的建交協約），蘇聯軍艦運載的第一批援助武器經「沃羅夫斯基號」也到達廣東。同月，廣州商團事變爆發，被國共聯手平息。廣東農團軍和廣東工團軍分得部分商械。同月，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在國共北方組織的支持下發動北京政變，隨後邀請孫文北上，與皖系、奉系共商國是。

1925年1月，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討論國共關係，要求「在國民黨內和黨外堅持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民眾宣傳上擴大國民黨左派，爭取、團結中派，反對右派；既幫助國民黨在實際運動和組織上發展，又加緊同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作鬥爭」。

同年初，應胡景翼的邀請，李大釗介紹蘇聯人克利莫夫到河南擔任國民二軍政治顧問。共產國際後面又派以斯卡洛夫為團長的蘇聯軍事顧問團一行43人到達開封。同時，中共北方區委派曹靖華、蔣光慈、劉天章、楊曉初等先後抵開封，在當地發展國共組織。

### 孫文死後

1925年3月，孫文在北京病死，死前留下總理遺囑和致蘇聯遺書。國共雙方在全國各地組織悼念活動，並宣傳孫的主義和政策。期間，由蔣介石、周恩來等人發動的廣東第一次東征戰役爆發，並擊敗陳炯明大部。孫文死後不久，國民黨內就支持與反對容共政策的分裂持續發酵。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先後在北京和廣州召開，雙方就籌備國民黨二大的會址應該在北京還是廣州爭論不休，而其矛盾的根本也在於對聯俄容共這一政策的分歧。又如鄒魯與蔣介石雖然私下都對「聯俄容共」政策存疑，但孫死後，他們的實際行動卻大相逕庭。

- 在孫文出殯隊伍中的時任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
- 蘇聯真理報對孫文之死的報道，並引述蘇共中央對國民黨中央的唁電
- 孫文致蘇聯遺書

同月，第一次滇桂戰爭爆發，滇系唐繼堯進攻靠近國民黨、剛統一廣西的新桂系軍隊。唐繼堯的代表孔庚「謀求同（國民）政府取得聯繫，以使唐繼堯同政府之間達成和平協議」，並提出黃埔軍必須繳械和取締，「取締所有共黨組織，彈壓共產黨人，直至將他們全部清除出國民黨，逐出護法各省」的條件，即取消國共合作，並恢復護法政府。廣州國民政府則派出援軍援助新桂系，一直到7月滇軍被擊敗，鞏固了國共廣東根據地的後方。

1925年4月至7月間，戴季陶發表了一系列「孫文主義」的著作，以對三民主義進行闡釋，和中共爭奪解釋。其本人使用「純粹三民主義」一詞。在1925年5月廣州所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戴季陶提出要確定國民黨之「最高原則」。戴季陶的思想被中共評價為「新右派」。戴季陶的理論思想，為後來張靜江、蔣介石等「新右派」發動「清黨」，以及「清黨」後南京國民政府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奠定基礎。當時，戴季陶出任中大校長，旋即成立中山大學孫文主義學會。

1925年5月1日，中共中央局任命譚平山為中共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團書記，楊匏安為副書記，以統籌國民黨中央黨部內的中共黨員活動。同日，中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廣州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決定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取代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共廣東省農民大會也召開第一次會議，正式成立中共全國第一個省級農運組織。

同月，五卅事件爆發，國共兩黨的組織積極領導各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在事件爆發前後，中共上海緊急會議在5月28日、5月30日、5月31日召開，討論行動方針，此後正式成立上海總工會。

1925年6月，大元帥府的滇桂軍將領楊希閔、劉震寰發動廣州兵變，並稱「救黨」，針對廖仲愷、胡漢民等人，反對國民黨與蘇聯和共產黨的合作，「將廣東從共產黨中解放出來」。蘇聯顧問及蔣介石率軍從東江回師，平定楊劉。6月23日，國共組織的示威隊伍在沙基遊行，六二三事件爆發。5-6月間，廣州革命政府和國共兩黨支持的省港大罷工在廣東、香港等地發起。

- 國民黨機關報廣州民國日報的諷刺漫畫《香港之危機》，描述省港大罷工期間的香港。
- 省港罷工糾察委員會證章
- 中共廣東中山縣第六區上柵鄉農軍旗幟

1925年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黨政治會議又決定在東征中武裝彭湃等人領導的農民軍，以協助東征軍。彭湃得以為此後海陸豐的農民運動鬥爭積累經驗。在東征結束後，中共在當地領導的農民運動得到鞏固，並以國民黨海豐縣黨部為指揮中心。海豐在國共決裂前已有「小莫斯科」之稱。

### 廖仲愷遇刺後

8月，國民黨親共左派要人廖仲愷遇刺。蔣介石等人則積極調查案件。原本並不十分信任蔣的鮑羅廷，經過一年多的考察，認定蔣已成為廣東國民黨最可靠的左派將領，故全力支持蔣充任廣州衛戍司令，與汪精衛、許崇智組成三人權力中心。調查隨後發現胡漢民胞弟捲入廖仲愷案，許崇智屬下的粵軍將領中亦發現有「謀反」跡象，於是在鮑羅廷的支持下，胡漢民被送去莫斯科，蔣亦將許崇智強行解職，遞解出境。蔣更進一步躍入國民黨的決策中心，成為除汪精衛以外的國民黨第二號領袖人物。

1925年9月，胡漢民赴莫斯科。9月28日-10月2日，中共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目的是為應對國民黨右派戴季陶主義的出籠和左派領袖廖仲愷遇刺事件後的形勢，會議通過了《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議決案》等文件。

1925年10月5日，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傳部長職務，向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常務會議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常務會議通過，並請毛澤東即日到部任事。10月7日，毛澤東到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就職，召開宣傳部第一次部務會議；會議討論宣傳計劃和編纂事宜；決定先組織專人對國內外已經出版的各種中外文報刊和工農商學各界「知識之發達次第程序」不同的情況，進行調查，然後作出宣傳、編纂計劃；會議還決定請中央執委會通告各地，以後凡散發各種傳單和出版各種報刊有關黨義者，均要先交宣傳部審查。10月13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13次會議；會議決定對戴季陶7月擅自出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通告各黨員，指出該書只是「個人意思，並未經中央鑒定」，今後「凡關於黨之主義與政策之根本原則之言論，非先經黨部決議，不能發表」；會議通過毛澤東關於調戴季陶來廣州工作之提議。10月1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第114次聯席會議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指定毛澤東、甘乃光、詹菊似3人起草編纂黨史章程，提請中執委審定。10月20日，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直接籌備召開之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中央黨部大禮堂開幕；毛澤東參加會議；會議決定由毛澤東、黎樾廷、李谷珍3人組成大會宣言起草委員會，負責宣言之起草工作。10月27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廣東省代表大會閉幕會，以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和代理宣傳部長身分，向參加大會之千人發表演說。

11月，在反奉戰爭中，鮑羅廷、馮玉祥、李大釗等秘密策動郭松齡反對張作霖。廣州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都積極聲援郭松齡，國共兩黨在東北的組織，如國民黨哈爾濱黨部在東北境內策動響應郭松齡的反奉。同月，以李大釗為首的國共北方組織計劃發動推翻段祺瑞執政府的北京政變，因國民軍拒絕配合未遂。同月，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是為西山會議。會議要求開除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黨籍。這場會議的合法性遭到廣州國民黨中央的反對。包括蔣介石、汪精衛等均否決西山會議。1925年11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譚延闓、譚平山、林伯渠、李大釗、于右任、於樹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圖，候補執委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於方舟、張國燾通電全國各級黨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開所謂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為非法。

11月下旬，西山會議派的中央黨部進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機關，作為該派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辦公地。此後隨著西山會議派的出現，各地的國民黨黨部國共衝突持續，有的地方因此有兩個或多個國民黨省、市、區黨部，互不統屬。

11月27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第123次聯席會議；會議推定毛澤東起草中央通告，將中國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在廣州召集四中全會之決議以及此項決議延緩執行之經過詳情，告海內外各級黨部；會議通過毛澤東以代理宣傳部長名義提出之《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反奉戰爭性質為「反英日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之一幕」，而「奉直兩派軍閥，無論哪一派勝，均於中國不利，因兩派背後均有惡兇的帝國主義」；大綱提出，在宣傳中要揭露帝國主義、軍閥及其政治派別的陰謀，以人民為主體，團結各方人物進行反奉戰爭；大綱認為，人民對於敵友之分辨，「全看其與帝國主義有無關係。無論何人何時一與帝國主義發生關係，人民即不認之為友」；「真正人民的領袖，乃中國國民黨。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廣州國民政府。真正人民的軍隊，乃廣東的國民革命軍。......被壓迫的中國全體民眾，乃一切中國問題的主宰」；大綱要求各級黨部宣傳中國國民黨對時局宣言之四項主張，盡快準備真正是人民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12月3日，毛澤東以代理宣傳部長名義向各地宣傳部發出關於反奉戰爭宣傳之通告，要求對大綱進行猛力之宣傳。11月，毛澤東以宣傳部名義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建議在上海設立交通局，作為溝通中央與全國各地之機關；中國國民黨中央同意，並決定將上海交通局之工作交宣傳部負責管理。12月15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27次會議，就湖南政治研究會呈請開辦短期政治講習班並指定理事問題，作出決定：指派譚延闓、程潛、陳嘉祐、魯滌平、李富春、林伯渠、毛澤東為該講習班理事。12月，毛澤東寫信給中共韶山支部，並送農民協會簡章，建議在原有農民協會之基礎上，成立區農民協會；中共韶山支部根據毛澤東之建議，秘密成立湘潭特別區農民協會，次年春公開，會員達11,700餘人；北伐軍經過湘潭時，韶山農民做很多支援軍隊之工作。

隨著1925年11月到1926年初，國民革命軍在「東征」「南征」戰役中擊敗廣東的兩大對手陳炯明和鄧本殷，廣東宣告統一。東江、南路和海南島納入廣州政府的統治範圍，國民黨各地黨務繼續發展。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兼任廣東省黨部東江黨務組織主任，南征軍總政治部主任朱克清兼任南路黨務組織主任，兩人都為國共雙重黨籍。國民黨廣東省黨部還分別組建各行政區國民黨特別委員會領導各地區國民黨的工作，潮梅特別委員會、南路特別委員會、惠屬特別委員會、瓊崖特別委員會先後成立，其工作也多由共產黨員實際負責，國共兩黨在廣東的影響力進一步鞏固。

1925年11月，《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發表。11月7日，十月革命八周年之際，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在莫斯科開學，並為國共兩黨按照蘇聯模式培養革命幹部人才。同月，季諾維也夫在一次演講中，引述了蘇聯訪廣州工會代表列普謝的報告，認為經過一系列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國已經擁有了自己的紅軍……廣州就像一個小列寧格勒，或者說一個小莫斯科。而且它並不小，因為中國的人口比我們多，僅廣州就有近150萬居民。不用預言家也能預料到帝國主義者會遭遇某種意想不到的打擊。或許，在他們精心炮製的這鍋粥里，會誕生中國革命運動的第二個中心——紅色上海」，並在蘇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把中國置於世界革命運動的中心。

1925年12月7日，胡漢民首次對共產國際代表拉菲斯提出，國民黨要爭取加入共產國際，與莫斯科取得組織上的直接聯繫，但共產國際不置可否。12月5日，蔣介石為《黃埔軍校第三期同學錄》作序中稱「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也」此後又在汕頭宴請蘇聯顧問時高呼「中俄同志團結萬歲」的口號。

1925年底，張作霖、吳佩孚等人組成反赤大同盟，聯合奉、直、魯、晉等各路武裝集團組成「討赤聯軍」，以對北方的馮玉祥國民軍作戰、並預備與南方的廣州國民政府開戰。

### 國民黨二大後

到1926年1月，國民黨已有正式省黨部11個，特別市黨部4個，正在籌備的省黨部8個，除新疆、雲南、貴州等少數省、區外，已在全國大多數省、區建立起黨部組織。這些黨部大都是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幹建立起來的，其中許多黨部的實際負責人是共產黨員。如北京執行部的李大釗、漢口執行部的林祖涵等，在上海執行部，毛澤東、惲代英分別主持組織部、宣傳部的工作。到國民黨二大前夕，國民黨黨員已達20萬之多。

1926年1月，廣州國民黨二大召開，繼續執行聯俄容共政策，並打擊西山會議派，敲打戴季陶。其合法性並遭到西山會議派的否認。會議肯定了北京執行部在「督促黨務」中的成績，並指過去兩年中「各地執行部不惟成績甚少，且有時妨害工作的新情況」，決定撤銷各地執行部。隨著國共合作以廣州為中心得到鞏固發展，廣州得到「赤都」稱謂。

同月，中國國民黨廣西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在南寧召開，標誌著國共合作在廣西實現和國民黨廣西省黨部正式成立。大會決議將廣西政務按照黨國制的方式改組。在廣西第一屆黨部中央里，中共指的「國民黨左派」有7名（陳立亞、陳勉恕、陳協五、黃家直等），共產黨員1名，中共隨後利用國民黨廣西農民部試圖在廣西東蘭、梧州等地複製廣東經驗，開展農民運動與發展黨組織，但其工作遭到新桂系擠壓，多人後來被迫離職。同月至二月，廣西東蘭農案爆發。中共協助，韋拔群領導的東蘭農軍與新桂系軍隊、當地民團爆發激烈衝突。事後廣西當局迫於中共壓力組建調查委員會，中共黨員陳勉恕等參與調查。中共也乘機利用國民黨中央的壓力施壓新桂系，得以在廣西有更大活動空間。

1926年2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諾維也夫與胡漢民會晤，胡漢民代表國民黨申請加入共產國際。季諾維也夫則認為「國民黨的組織還不夠堅強，沒有足夠時間從事改組」。1926年3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否決胡漢民提案的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申請。3月12日，史達林向胡漢民表示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時間應在半年以後。

1926年2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第二次會議根據汪精衛提議，批准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會議決定繼續開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招生范圍擴大，面向全國，設立農民運動委員會，以「研究農民運動之理論與實施計劃之指導」；同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發出第一號通告，宣布農民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為：林伯渠（主席）、陳公博、毛澤東、甘乃光、宋子文、譚植棠、蕭楚女、阮嘯仙、羅綺園。2月16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第五次會議通報：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因病請假兩星期，部務由沈雁冰代理。2月28日，毛澤東在中國國民黨政治講習班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開辦政治講習班的重大意義，在於表明革命分子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軍閥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製造革命人材」；參加講習班的學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來此作革命工作，絕對不是抱升官發財的希望而來的」；「望諸位忍苦耐勞，大家聯合起來，努力國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本月，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官學校講授農民問題。

1926年2月21-24日，中共中央北京特別會議召開，討論了國民黨工作問題，五一節在廣州召集第三次勞動代表大會、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第一次革命軍人代表大會問題，開辦最高黨校問題以及應付「目前北方戰爭」的宣傳問題，確定了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和北伐中的政綱應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幹兩大任務。

1926年3月，國共兩黨在廣州舉行中國首次公開的巴黎公社集會活動（50周年）。同月，西山派國民黨中央在上海召開其國民黨二大。國民黨中央正式因為容共問題產生為兩個。雙方互相開除對方的黨籍，廣州國民黨指責西山派依靠「帝國主義」。

同月，北京三一八事件爆發。國共北京組織的領導人徐謙、李大釗等人因「赤化」罪名被通緝。李大釗將中共北方區委、中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遷移到東交民巷蘇聯機構繼續運作。

同月，中山艦事件爆發，蔣介石藉機敲打中共與左派，但嚴辭拒絕了上海西山派的拉攏，繼續執行聯俄容共。從1925年8月廖仲愷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第一次汪蔣合為時約半年。

1926年4月初，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河南信陽、許昌、杞縣三個縣的農民協會負責人召開特別會議，決定籌備成立河南省農民協會。4月中旬，河南省農民協會成立大會在開封召開。4月20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早期農民運動會議全國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與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代表聯合提出「擁護北伐，擁護國民政府」的政治口號。據當時統計顯示，全國12個省的中共領導的縣、區、鄉級農民協會已達5353個，會員總數98萬餘人，其中廣東地區農協會員64萬餘人，占全國總數的65.3%。

1926年4月21日，張作霖要求加拉罕自動離開北京。

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與廣東省農民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同時開幕，舉行慶祝五一節示威大遊行。同月，國民黨在福建省的黨組織因為反對容共的黨員與中共跨黨分子的衝突導致了國民黨第一次福建代表大會的流產。同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中央黨部召開。張靜江、吳稚暉、孫科等提出《整理黨務案》，規定國民黨各級領導機構內中共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獲得通過。國共合作在此背景下繼續進行，但裂痕進一步加深。

同月，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一部和第四軍所轄葉挺獨立團等部作為先頭部隊，出兵援助被吳佩孚軍隊擊敗而退衡陽的唐生智所部。此前，唐生智發動政變推翻趙恆惕。1926年6月2日，唐生智正式率部加入國民革命軍，被授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

6月11日，奉系張作霖和直系吳佩孚在天津締結針對馮玉祥和國民政府的軍事聯盟協議。

### 北伐戰爭爆發後

1926年7月9日，北伐戰爭正式打響，在湖南境內進展順利，7月17日，唐生智在長沙宣布實行黨治，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主持一切，通令廢除五色旗，改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取消湖南省憲法，解散湖南省議會。蘇聯駐長沙領事館在廣州國民政府批准後開館，首任領事為彭禮。

1926年7月12-18日，中共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通過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議決案》等文件。會議分析了當時形勢，在分析國民黨內部派別時首次正式在中共文件中將蔣介石歸入「新右派」代表人物，並開始重視軍事運動。

8月，國民黨湖南省第二次大會召開，此後借鑑廣東經驗，湖南黨組織進一步推動中共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同月，北京政府宣布通電各省通緝鮑羅廷。8月12日，共產國際遠東局與中共廣東區委會議召開，討論了共產黨同國民黨左派的關係、中共中央與國民黨中央的黨際間會議。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會成員維經斯基、拉菲斯與中共廣東區委成員陳延年、張太雷、黃平等與會。

192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以價值一千零九十萬盧布的軍械援助馮玉祥。8月17日，馮玉祥和蘇聯顧問桑古斯基、共產黨人劉伯堅自蘇聯啟程回國，9月3日抵庫倫。馮玉祥又決定率國民軍全體加入國民黨，擁護聯俄容共政策，繼續對北方的奉系重新開戰，以策應北伐軍。國民政府決定任馮玉祥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兼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黨中央黨部任馮玉祥為國民軍黨代表。

8月20日，張國燾在廣州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中共中央代表團和共產國際遠東局聯席會議，會議討論了國共黨際間會議，提出了對國民黨的策略。

隨著國民革命軍在湖南境內的進展順利，進逼湖北、江西。8月23日，五省聯軍孫傳芳為遏制蔣介石進兵江西，對蔣呼籲，指其「已為過激黨所包圍……此役乃非過激派防制過激派，乃中國人抵制非中國人」。

9月3日，四川萬縣事件爆發，釀成中英外交事件。9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席會議在上海召開，維經斯基代表共產國際遠東局俄國委員作關於廣東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會議希望國民黨左派與蔣介石進行合作，通過政治綱領動員左派，廣東的工作方針，在北伐占領的省區爭取建立經選舉產生的政權並召開省國民會議。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聯席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未能就對赴漢口同蔣介石談判調和汪、蔣矛盾的代表團的指示通過專門決議。

在北方戰場上，9月17日，馮玉祥在蘇聯顧問團與中共鄧小平、劉伯堅等人的支持下，在五原宣誓就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職，再次起兵反奉。9月23日，國民黨在五原國民軍司令部成立特別黨部。9月下旬，長江沿岸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漢口被北伐軍占領，史達林對形勢的估計樂觀，在對莫洛托夫的信中表示他認為「漢口不久將會成為中國的莫斯科」。

張作霖、蔣介石兩人1926年秋天開始秘密接觸，兩人分別派唐生智和楊宇霆作為代表，展開秘密會晤，協議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入武漢。同月，國民黨中央各省區聯席會議在廣州中央黨部舉行，宣布要「肅清」西山會議派及孫文主義學會等「毫無覺悟」的分子，左派在黨中央獲得優勢，蔣介石與國民黨中央矛盾擴大。10月2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席會議在上海召開，總結「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失敗的原因，決定根據維經斯基的「使整個無產階級都被吸引到行將到來的鬥爭中」、「一定要把中小資產階級吸引到鬥爭中來」的結論和陳獨秀關於更仔細地進行軍事發動準備的補充修改意見，準備「第二次武裝起義」。

1926年11月8日，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南昌。此後國民黨中央特派員段錫朋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組織AB團，以和共產黨爭奪江西省國民黨的領導權。蔣介石試圖在國民黨第三次全省大會中扶持AB團，但遭到中共和親共左派的抵制，導致國民黨江西第三次全省大會先後召開兩次。

同月，由中共跨黨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領導的國民黨四川第一次大會召開，並宣布開除四川反共右派的黨籍，國民黨此前在四川存在的兩個省黨部矛盾進一步激化（其中一個為容共派「蓮花池黨部」，另一個為反共派「總土地黨部」）。

在國民革命軍先後占領湖南、湖北、江西以後，中共在三省的組織及其控制的國民黨地方黨部、農民、工人和學生組織積極活動，複製廣東經驗，並開展農民運動，激起小地主出身的國民革命軍不滿。另外，黃埔軍校也逐漸遷移部分到武漢，並成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之後又逐漸被中共惲代英等人全面掌握，為日後中共三大武裝暴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輸送了軍事人才和力量。

在福建，隨著五省聯軍閩軍等北洋各軍北伐軍主力擊敗，國共活動得以迅速發展。國民革命軍東路軍政治部在江董琴的領導下，依靠中共福建地方組織和國民黨左派的支持和配合，於1926年11月後，先後在福建各地建立了6個政治監察署，岩平寧政治監察所，由國民黨左派張旭高（後加入共產黨）任政治監察員；漳屬政治監察署，由中共汕頭地委介紹的國民黨左派陳卓凡任政治監察員；汀屬政治監察署，由共產黨員謝秉瓊任政治監察員，共產黨員林心堯任秘書；泉永政治監察署，由國民黨左派陳文總任政治監察員，共產黨員林環島為秘書；莆仙政治監察署，由國民黨左派陳炳中任政治監察員；邵屬政治監察所，由國民黨左派人士黃農為政治監察員，在這些福建地區級的政權機關中，也有很多中共黨員參與工作，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勢力占了優勢。

11月，奉系直魯聯軍當局照會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派出巡捕協助密探處便衣偵探，對國民黨在義慶里的市黨部及中共天津組織突擊查抄，將江震寰等四人逮捕，押送英租界工部局，又陸續抓捕了十幾位黨人。直魯聯軍當局向英租界工部局交涉要求引渡被捕黨人，最後終於將被捕的14名黨人解送華界天津警察廳。

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七次擴大全會。全會的中心議題是中國革命問題。史達林在會上作了著名的《論中國革命前途》的報告。11月29日，共產國際決定國民革命軍應以反英為主要任務。布哈林的報告則認為「革命中國的首府廣州」「對亞洲殖民地奮起的群眾來說…成了一個獨特的「紅色莫斯科」」，幷認為「中國民族革命鬥爭的勝利發展，不可能不對印度也產生促進革命的影響，而印度的工業化不可避免地要把印度工業無產階級的作用越來越提到首要地位」。會議發出《告戰鬥中的中國人民書》支持國共的「反帝」與北伐。

### 國民政府遷都武昌後

1926年12月7日，國民黨中央通電宣布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從廣州遷至武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隨後成立，作為臨時領導機構，在廣州國民政府停止辦公到武漢國民政府正式辦公期間行使最高職權。此後國民政府逐漸遷移至武漢開始辦公，伴隨國民革命運動的高漲以及左翼農工運動，武漢被稱為「赤都」。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認為要繼續與蔣介石合作。陳獨秀作了以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關係為中心內容的《政治報告》。通過了《政治報告議決案》、《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關於湘鄂贛三省農運議決案》、《關於三省國民黨工作議決案》等。中央委員會還通過了《關於職工運動議決案》。會議決定以限制工農運動換取「革命聯合戰線不破裂」。

同月，中共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長沙召開，正式成立湖南省農民協會。同月，中共在四川發動「瀘順起義」，是中共在南昌暴動前首次兵運工作的嘗試，但隨後又遭到已易幟歸順國民政府的反共派川軍攻擊。到1926年底，中共在江蘇全省的農會會員得到發展，農委還成立江蘇省農民協會籌備處，籌備建立省農民協會。

同月，中國共產黨創立的第一家農民銀行柴山洲特別區第一農民銀行由衡山縣柴山洲特別區農民協會成立。該銀行是其發行的布幣也是中國共產黨發行的最早的貨幣。同月，針對中共利用國民黨名義發展組織的問題，雲南唐繼堯宣布取締國民黨、共產黨，並發布「反赤」訓令、布告，要求嚴厲查禁共產黨報刊和出版物，取締共產黨及國民黨在雲南的一切組織、集會。唐繼堯為致公黨副總理，在雲南成立堅持聯省自治主張的民治黨，又支持以青年黨爲首的國家主義者在雲南活動。

1927年1月，國共兩黨領導的反英群眾先後衝擊漢口、九江英租界並將其占領。隨後陳友仁代表武漢國民政府與英方進行外交談判，英國最終放棄兩個租界。北伐軍向長江下游推進時，英國又提議由英、美、日、法四國出兵，實行聯合武裝保衛上海。這時，各國紛紛增兵中國。在上海及長江一帶，共有外國軍艦60餘艘，集結在上海的各國軍隊共2萬餘人。

隨著中共在武漢國民政府內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推動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和階級鬥爭，各地矛盾激化。在1927年2-3月間，僅據報載，在湖北就先後有漢陽、陽新、監利、新堤、麻城、漢川、夏口、鍾祥、黃岡、天門先後發生了反共武裝搗毀國民黨黨部和農協，殺死國共黨員和農協會員的事件。2月，中共江西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南昌召開，正式成立江西省農民協會。

廣東變為國民政府後方後，當地的國共衝突同樣劇烈。1927年1月2日，反共派廣東機器工會200餘人襲擊共派粵海鐵路工會宿舍。1月7日，廣州政治分會決議解決鐵路、機器兩工會糾紛辦法。2月8日，廣東機器工會武裝進攻石圍塘廣三鐵路工會，鐵路工人在中共南海農軍支援下，擊退了進攻。1927年2月，中共福建省農民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福州舉行，成立福建省農民協會，並制定福建省農民協會章程。2月10日，共產國際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成立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在中國方面積極聲援武漢國民政府，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局勢。同月，國民黨廣西第二次全省大會召開，共產黨與親共左派基本被新桂系清除出中央，是為新桂系在廣西清黨的前奏。2月23日，上海成立了由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周恩來等人組成的中央特別委員會，並由周恩來、趙世炎等組成軍事委員會，具體負責上海武裝起義指揮工作。同月，馮玉祥國民聯軍的西安中山軍事政治學校成立，工作實際由共產黨直接領導。史可軒任校長，李林任副校長，鄧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兼教育長，也被稱為「第二黃埔」。

1927年3月5日，中共中央特委會議在上海召開，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進行準備。同月，中共的安徽省農民協會籌委會、浙江省農民協會籌備處宣布成立。其中安徽籌備委員為薛卓漢、張從吾、李以莊、俞昌時、嚴學靜、石練百、葛翔7人。3月，南京事件爆發。西方僑民遭到攻擊，英美軍艦對城內進行炮擊，再次釀成外交事件。隨著北伐軍逼近上海，3月21日，中共上海市總工會發布了總同盟罷工的決定，接著轉為武裝起義，22日獲得勝利，隨即召開了上海市民代表大會，成立上海特別市市民代表會議政府。這是最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大城市建立起來的政權。

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進入鎮江後，英國領事懷稚特主動放棄鎮江英租界，避免衝突。在中共推動農運的成績顯著的背景下，3月，中共湖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正式成立湖北省農民協會。3月30日，毛澤東、彭湃、方志敏和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等，經湘、鄂、贛、粵、豫等省農民代表聯席會議的選舉，組成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會隨即對發展各地農會組織、擴大農民武裝、建立農村革命政權和解決土地問題等，作了具體部署。

3月31日，重慶爆發三三一事件，劉湘軍隊與當地的反共民團攻擊中共及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組織的集會，造成人員傷亡，是為四川國共衝突的進一步發展。同月，江西AB團成員賀其燊在贛州，在新編第一師黨代表倪弼的協助下，打死了共產黨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此後，AB團的新江西省黨部先後在豐城、撫州、永豐、南昌、九江、樂平、遂川、鄱陽等地爆發了國共衝突。從1月到3月，從江西南昌到全省各地，AB團成員與反共派和共產黨的衝突不斷。

同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會議在漢口召開，會議由蘇聯顧問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廷和親共的國民黨左派勢力主導，原中央政治委員會之國民黨右派人士張靜江、胡漢民、伍朝樞、吳稚暉等均被排除在外。同月，國民黨中央第七屆農講所在武昌開學，由毛澤東、鄧演達主持。

1927年4月2日，發生了中共其掌握的國民黨左派針對AB團掌控的江西省國民黨黨部的四·二暴動，AB團隨後垮台。4月3日，福州爆發四三事變，方聲濤召開臨時政治會議，決定改組國民黨福建省部籌備處，取締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組織的社團。4月9日，親西山會議派的福建國民黨反共派又發動廈門「四九事變」。

4月3-5日，汪精衛、蔣介石、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等10餘人在上海孫宅及上海道尹公署開秘密會議，討論分共和趕走鮑羅廷，決定4月15日在南京開二屆四中全會，解決國共兩黨關係，最終未開成。4月5日，汪精衛、陳獨秀發表《告兩黨同志書》，否認國共合作將終結。

4月6日，張作霖在得到公使團同意，派遣軍警突襲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李大釗等中國共產黨人，並搜出共產國際發來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共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和武器彈藥。其中一份訓令內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不惜任何辦法，甚至搶劫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證實蘇聯全面指揮顛覆合法的北洋當局的暴力、排外運動。天津租界和上海租界的蘇聯機構也遭到當地執法部分的包圍或搜查。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則強烈譴責粗暴北洋政府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稱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

搜查蘇聯大使館事件後，奉系主政的東北地區，以及張宗昌直魯聯軍統治的天津、河北、山東地區也迅速開始搜捕當地的國共組織。在哈爾濱，更有「國民共產嫌疑罪」針對以國民黨名義活動的中共組織。東北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在中共機關被破壞後陷入停頓，直到此後張學良東北易幟後恢復。

在預備清黨期間，蔣介石仍然表態支持武漢中央。4月9日，蔣介石表示「對黨、對主義擁護到底，有叛黨及破壞國民之聯合戰線者、以打倒西山會議之精神打倒之」。

### 從四一二清黨到七一五分共

4月12日，蔣在上海發動「清黨」。新桂系主政的廣西也馬上響應，對廣西境內的共產黨動手。4月18日，蔣介石、李宗仁、張靜江等人隨後在南京另外成立反對容共的南京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隨後遭到繼續執行容共政策的武漢國民政府及黨中央指為「叛逆」。寧漢分裂爆發。國民黨於是分裂為上海、南京、武漢三個黨中央，以及南京、武漢兩個國民政府。

4月1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表《就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告全世界無產者和農民以及一切被壓迫民族書》。此後還發表了《第三國際代表團為帝國主義威嚇武漢及蔣介石背叛宣言》，均指責蔣介石「叛變」，支持武漢。

4月15日，駐粵的國民黨粵系、新桂系軍隊也發動四一五事變，在廣東清黨。廣東國共分裂後，中共廣東組織馬上組織武裝鬥爭，幷宣稱忠於武漢國民政府，反對李濟深等「反動派」，又組織「工農討逆軍」、「惠潮梅農工救黨軍」、「瓊崖討逆革命軍」、「廣東西江第二路擁護武漢黨政府大同盟」等名義的武裝，以反對「反動派」「背叛」國共合作。

隨著南京政府反共，南京方面與上海西山會議派開始接觸，商討統一問題。南京國民黨之後逐漸取消了容共時期的「打倒西山會議派」、「打倒國家主義派」等口號。

4月19日，由於搜查大使館事件，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4月20日，中共中央局會議在漢口召開，聽取陳獨秀作關於其同汪精衛和譚延闓談話情況的通報。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湖北省武昌召開，討論四一二事變後的政策。武漢國民黨汪精衛等人列席，此後社會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召開。此後中共第五屆中央委員會決定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黨團幹事會，以統領武漢國民政府內部中共黨員（同時具有國民黨黨籍）的活動。

1927年5月9日，英國外相張伯倫宣布不承認武漢國民政府，駐武漢領事牛敦於5月17日離開漢口，斷絕與武漢國民政府一切關係。

1927年5月12日至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代表在漢口召開緊急聯席會議，討論國共合作策略及應對國民黨左派的政治壓力。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及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鮑羅廷、羅易等出席會議。5月12日，英國警察也搜查了蘇俄駐倫敦商務代表處。

5月13日，鄂軍將領夏斗寅通電響應南京反共，幷起兵進攻武漢，武漢國民政府中共將領葉挺率軍迎擊。5月21日，湘軍將領許克祥在長沙通電反共，發動馬日事變，逮捕和處決大量在湖南的共產黨，幷解散由中共控制的各地國民黨黨部。

5月20日至26日，太平洋勞動會議在漢口血花世界召開。會議由中華全國總工會承辦，也是中國共產黨首次主辦的大型國際會議。5月29日，江西的朱培德當局宣布禮送中共黨員出境，以緩和的方式試圖處理江西的國共矛盾，同時身兼國共要職的方志敏、鄧鶴鳴等人被送走，武漢國民政府也未指責朱培德。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此後討論解決湖南馬日事變，認為不用武力解決，以免引起糾紛。

隨著南京國民政府走向反共，此前一直觀望的地方實力派，如雲南龍雲、山西閻錫山、新疆楊增新等紛紛易幟，宣布歸順南京國民政府。晉軍易幟後，也隨即與之前結盟「討赤」的奉軍開戰。

6月1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攜一份《關於中國問題之決議》（五月指示）到達武漢。出於信任，他把這份指示先拿給汪精衛看。同日至8日，中共陝西省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西安舉行，選舉產生了陝西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

6月5日，武漢國民政府解除蘇聯顧問鮑羅廷和加倫等140餘人的職務。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馬日事變發生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以及共產國際給中共發來指示要求開展土地革命的指示。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答覆該指示，對該緊急指示採取了拒絕的態度。

通過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的說服，為執行共產國際的五月緊急指示，國共舉行了談判，決定以共同綱領為基礎調整兩黨間的關係。羅易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請求起草了《中國國民革命綱領草案》。6月15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共產國際的電報和對國民黨應採取的方針。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提出了《致共產國際電》。該電報和羅易提出的《中國國民革命綱領草案》一起被會議通過。

6月19日至28日，由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主持，在漢口召開的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6月20日至21日，馮玉祥同蔣介石等南京國民黨首領在徐州舉行會議，主張實行寧漢合作。會後蔣、馮發表聯名聲明。馮玉祥致電武漢方面，希望武漢國民政府「顧問解聘回國，驅逐共產黨員出國民黨」，領袖引咎辭職，以促進國民黨統一。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代表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政治形勢和共產黨的任務。決定由瞿秋白和張國燾負責起草給共產國際的電報。

7月3-4日，中共在漢口三教街緊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總書記陳獨秀和鮑羅廷均主張暫不應執行五月指示。會議通過《關於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即「國共關係十一條」)，承認汪精衛等控制的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企圖拉攏汪精衛。7月7日，馮玉祥在洛陽正式響應清黨。

7月8日，共產國際要求中共黨員退出武漢國民政府。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改組中共中央領導的訓令，中共決定讓陳獨秀去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不讓其參加會議。陳獨秀辭職，被解除中共總書記職務，另組成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張國燾為首的五人小組領導全局（後加入瞿秋白）。

7月13日，中共發表宣言，正式退出國民政府，又責汪精衞是「公開贊助反革命」。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從7月13日至26日連續召開會議。該會議討論通過了挽救中共地位的三項重大決策：武裝反抗國民黨，獨立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召開一次中央緊急會議。

7月14日，宋慶齡宣布退出國民黨中央，幷指責武漢國民黨背叛「孫中山的革命原則與政策」。

7月15日，之前一直執行容共政策的武漢首領汪精衛在獲得共產國際關於在顛覆中國政府的策略文件後，也正式宣布和平分共。當天汪精衛主持召開國民黨會議，在會上公開了《五月指示》，指責共產黨的政策，但主張以和平方式遣散共產黨人。這一主張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只有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抗議並退場。

## 後續

分共會議之後，7月22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政治委員會《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國民黨黨政人員脫離共產黨。7月27日，周恩來、李立三等同赴南昌，並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正式成立了前敵委員會。蘇聯顧問鮑羅廷等也從武漢啟程回國。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告中國共產黨書》，指責共產黨不接受國民黨的決議和紀律，想「奪取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又通電令各省黨部、省政府、軍部嚴防共產黨活動，指第三國際執委會對中國共產黨訓令中「共產黨員應在國民黨內創設非法戰鬥機關」。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南昌發起武裝暴動，攻擊當地的國民黨軍隊，幷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試圖繼續使用國民黨的名義統戰左派。在其中央委員宣言中，從國民黨名義譴責了蔣介石、汪精衛等人的先後「背叛」，並呼籲國民黨繼續「革命」。在中共部隊撤離南昌，南下廣東途中到達長汀時，「為避免帝國主義的干涉，應付外交事務」，革命委員會決定沿用國民政府的名義對外，並以譚平山為國民政府委員長，陳友仁、顧順章、王荷波、蘇兆征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

8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8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原漢口俄租界三教街41號，蘇聯農業顧問羅卓莫夫住所舉行中央緊急會議，討論國共分裂後的方針。在策劃秋收暴動期間，國共合作期間設立的蘇聯駐長沙領事館成為中共湖南省委的開會地點。

8月14日，中國共產黨發布「為寧漢妥協」「告民眾書」，指責武漢國民黨政機關「反動」，支持「真正的革命的國民黨，如孫夫人、鄧演達的主張」，號召「在共產黨與革命的國民黨旗幟之下，推翻這些互相勾結的叛徒和一切新舊軍閥」。8月15日，國民黨南京、武漢、上海三方代表在南京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商討國民黨重新統一的問題，並將堅持支持容共的鄧演達、彭澤民等開除國民黨的黨籍。

同月，宋慶齡在赴莫斯科前發表聲明，支持「三大政策」並指責「反動勢力」。8月21日，中共中央通過《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決定「組織工農暴動於革命的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認為「中國共產黨現在不應當讓出（國民黨）這個旗幟，使一般叛徒篡竊國民黨的名號，而做軍閥及反動資產階級掌握里的玩物」「應當做恢復左派革命的國民黨的工作，中國共產黨不但應當加入秘密的國民黨黨部，而且要保證自己的指導作用」。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的秋收暴動爆發。9月，武漢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及西山會議派的代表在上海召開談話會，決定組織特別委員會統一寧、漢、滬三個並立的國民黨中央。9月16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正式成立。在其宣言中，重新解釋了容共以後造成的國民黨兩次分裂，並表示「於是吾中國國民黨一致取反共政策，別無何等不同之意見，當然無複有同等機關對立之必要」……「而從前特立之三黨部，均不復行使職權，從前三方面互相攻擊之言論，皆成陳跡，不得複引為口實」。

9月19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認為中央「以前復興左派國民黨的估計不能實現」，並認為經過國共合作一系列破裂之後，「國民黨」已經由「革命」的象徵變為反共的象徵，因此要求直接使用蘇維埃式的符號和口號：

所有共產黨員的努力，打算創造秘密的革命國民黨的組織，或稍為團結左派分子，一直到現在尚無成績之可言……以前國民黨在群眾中的革命威信，已因資產階級軍閥之到處利用國民黨的旗幟實行流血屠殺，恐怖與壓迫而消滅了……以後關於組織群眾的革命鬥爭，當然無論如何說不上再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進行……此後我們對於國民黨的政策，主要的原則有兩點：一、對於寧漢各派的國民黨領袖機關及政府，積極的反對，定出明顯的推翻他們的目標，因為他們都已成革命的叛徒，民眾的仇敵；二、對於零星散亂的國民黨左派分子，只認為是革命的暫時的同道者，可以在每次鬥爭中，使他們來贊助我們及革命的民眾。9月24日，南昌暴動的中共部隊到達汕頭後，決定正式成立國民政府，並決定由譚平山任國民政府主席。25日張太雷到達汕頭，提出反對此前的決定，並即於第二天召開南方局會議，決定暫不發表國民政府名單。10月4日，周恩來在流沙的一座小廟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並宣布說，「現在我們奉中央命令，我們共產黨，不再用中國國民黨這面旗幟了，將在蘇維埃旗幟之下，單獨地幹下去；現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事實上已不存在了」。至此該組織正式解散。

1927年11月，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鄧演達等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12月，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事先曾電請已故左派元老廖仲愷遺孀何香凝為證婚人。何香凝由香港赴上海，欲藉此機會反對蔣介石繼續反共，蔣介石堅持反共立場，何香凝拒絕為蔣宋證婚。

1927年12月，中國共產黨以潛伏在張發奎回粵部隊中的教導團為主力，聯合清黨以後仍潛伏在廣州市內各工會的共產黨組織，在蘇聯駐廣州領事館的參與下發動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府廣州公社，隨後遭到擊敗。南京國民政府於是發布「絕俄令」，與蘇聯斷絕關係，並要求國民政府管轄範圍內的漢口、上海、廣州、長沙蘇聯領事館關閉。於是「聯俄容共」剩餘的「聯俄」也徹底終結。12月17日，宋慶齡對此在莫斯科致電蔣介石指其為「誤黨誤國之罪人」「將使中國陷於孤立並延緩其發展」「倘若您還記得與蘇俄進行合作是領袖的臨終遺願，那將該懸崖勒馬，使國家免於陷入深淵」。12月24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反對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對俄絕交宣言》，指責國民黨「公開投降於帝國主義」，又指蘇聯是中國的朋友。

中共中央於12月31日發出第25號通告。嚴厲批評贛、皖、陝、閩、滇等中共省委仍不願放棄國民黨旗幟的作法，要求共產黨員一律退出國民黨，退出國民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號召「武裝反抗國民黨」。共產黨在各地組織武裝暴動，失敗後進入農村地區發展，推動反國民黨政府與土地革命的活動。不過在直隸地區，當時北伐軍尚未進入當地，有些中共地方組織儘管接到了上級黨組織「退出國民黨」的通知，但因為國民黨在當地的基層組織均系共產黨所建立，由共產黨員和國民黨親共左派掌握，進行國民黨員登記以後更有利於公開活動，所以有些跨黨的中共黨員進行了國民黨組織登記，沒有及時退出國民黨。由於這種特殊的情況，直隸許多國民黨組織仍然被共產黨員所控制，出現了與南方情況截然相反的現象，直到次年北伐軍進軍京津及直隸地區後開始進一步整理黨務。

1928年1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宣布國民黨為國民公敵宣言》，表示「中國共產黨不但是已命令自己的黨員完全退出國民黨，並且號召一切革命分子反對這種背叛革命賣國殃民的國民黨」。1928年2月2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會議議決「凡與聯俄、容共政策有關之決議案，一律取消；凡因反共關係開除黨籍者，一律無效」，正式結束聯俄容共的政策。

1928年春，譚平山、章伯鈞、張曙時等反對清黨的國民黨親共左派籌組成立「中華革命黨」，以示繼承1919年成立的中華革命黨之意義，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協會議中的民主黨派中國農工民主黨。

儘管國民黨已經清黨，但在少數地方因清黨未能徹底，其國民黨基層組織在1927年4月以後的幾年間仍為共產黨人所掌握。如江蘇啟東縣，福建莆田縣，河南濮陽縣、內黃縣，河北蠡縣等。其中中共控制的國民黨蠡縣黨部到1934年2月才被當局封閉，保定行營主任錢大鈞派一批手下由中共變節者范承浚帶領，逮捕其中的中共博蠡中心縣委書記鄭靠山、委員王之、共產黨員王耀華等人，但三人很快獲釋出獄。啟東縣黨部的黨務一直由當地共產黨實質掌握，並得到當地左派的庇護，延續到抗戰前後。

## 爭議與評價

對於這一歷史事件與階段，各方評價不一。國共兩黨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評價。

### 國民黨「赤化」的說法

自孫聯俄伊始，國民黨「赤化」的說法便開始流傳；國民黨一大召開後，更激起軒然大波。包括梁啟超、康有為、章太炎等人都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極其有害。同時，廣州革命政府與華僑、商界的關係也因為廣州商團事變等因素緊張。

#### 國民黨外的説法與國民黨的回應

對於聯俄容共後，國民黨「赤化」的説法，國民黨上下為此展開反駁，指為謠言，認為國民黨「以俄為師」，但絕不「俄國化」；國民黨把共產主義看作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但絕不做共產主義者；國民黨吸收共產黨人加入，但絕不混同於共產黨，並做好與共產黨人分道揚鑣的思想準備。

香港是製造國民黨「赤化」言論的發源地。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指「那一般蟄居香港受敵黨運動的流氓訪員更閉門造車，懸空八隻腳大造其謠言，……一片閉上眼睛的夢話，不絕的向上海打電」。如上海《新聞報》1924年3月3日發自香港專電說：「2日國民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黨員到者90餘人，由孫文主席，孫選定27人宣讀，全場舉手贊成，27委員中，除謝持、林森居正數人外，余均共產黨。」港滬兩地反對國民黨的報紙大量製造輿論，「不曰『國民黨已變為共產黨』，即曰『共產黨實為靈魂，國民黨僅為皮殼』，不曰『廣州將於4月1日宣布實行共產』，即曰『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均已加入共產黨』」。其結果是，「有許多人說這回國民黨改組，已經變為共產黨，同俄國的共產黨一般，這個實在是過信謠傳受人的利用」；「惟自國民黨改組之後，反對者造出謠言，誣為共產黨之機關，局外人不察，亦多此種誤會」；港報登出廣州4月1日實施共產的消息後，「港中富商頗生疑惑，而省中銀業界及一般無識之企業家，受其蠱毒者，亦有其人」。以致遭到國民黨人批評：「歸納若輩之伎倆，終不外穿鑿事實，顛倒因果，捕風捉影，肆意詆毀；歸納若輩造謠之焦點，要不外國民黨變為共產黨，與國民黨之主義變為共產主義而已。……以為一旦以一般人視為等於洪水猛獸之共產主義，加諸國民黨，則國民黨必外受列強之壓迫，內遭國民之反對，而國民黨危矣！」

國民黨領導人隨即展開反駁。1924年2月16日，汪精衛向上海《民國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譴責「港報對於吾輩，造謠無所不至，其始則宣傳國民黨赤化，其計蓋欲以間粵政府與各國之感情。實則國民黨此次改組，絲毫不改其以前之政略。」2月18日下午，廖仲愷對國聞社記者發表談話：「外人謂國民黨為俄國化，則請觀此次改組之宣言及黨綱，視英國勞動黨英國工黨所標榜者猶且溫和，凡吾人平昔主張之……土地國有，且未列入，如此而謂為過激，固非吾人之所敢承也。」3月中旬，胡漢民撰文，針對「國民黨此次改組聯合了俄羅斯，已經赤色化，變成波斯域。」（波斯域即布爾什維克的另一譯音）指出：「這是一個有心中傷的話，以為俄國波斯域是許多國家所怕恨的，以前並且有極端咒咀波斯域的口調。……國民黨改組是否就赤色化？和俄國波斯域是否一樣？這全是事實問題，現在有宣言政綱明明白白擺著，我們也不用費筆墨來辯解。」

2月26日，孫中山在大本營親自接見上海《民國日報》記者。記者問：「自國民黨改組後，頗有人懷疑吾黨已改趨於共產制度。」孫中山答曰：「蘇維埃政府已為英意所承認，列強皆有繼起承認之趨勢，則吾國亦何獨不可。且本黨民生主義中之『平均地權』意思已十分明了，實無再懷疑必要。」2月27日，孫在大本營再次對該報記者說：「本黨此次改組，宣言、黨綱均極明了。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區別，我又在大會講演時詳細說明。本黨與蘇俄精神合一處，乃在同為（被）壓迫民族奮鬥，至主義並未變更，且蘇俄現時亦非純粹共產主義。本黨同志無不服從黨綱，敵黨謠言不可信。」3月2日發表的孫中山《致海內外同志訓詞》中說：「顧有好造謠生事者，謂本黨改組後，已變為共產黨。此種讕言，非出諸敵人破壞之行為，即屬於毫無意識之疑慮。欲明真象，則本黨之宣言、政綱具在，覆按可知」。3月25日，孫中山在同張作霖派來的代表楊大實的談話中表示：「粵中實未施行共產」，「國民黨共產、赤化，皆逆黨造謠。請電雨亭弗可信。」3月30日，他在和香港某電通社訪員談話中，更堅決否認有在粵試行共產政府之意。

3月26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了一篇近五千字的「闢謠聲明書」，表示：「本黨在歷史上為謀結合全國人民以圖革命之政黨，凡願集合在本黨旗幟之下共同奮鬥以求實現三民主義者，皆得加入本黨，此乃本黨素來所持之方針，為國人所共見者。……辛亥以前，不少主張無政府主義之人士加入本黨，而未嘗有以國民黨變為無政府黨之說。近數年來，奉之張、皖之段、浙之盧，亦嘗與本黨合作，亦未嘗聞有謬稱本黨為張黨段黨盧黨者。……今乃因本黨新同志中有一部分傾向共產主義之故，遂囂囂然謂本黨變為共產黨，其荒謬可笑，豈不顯然可見。」最後指出，「顧有人疑本黨改組後之主義與政綱，亦已變易，甚至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實行共產主義。……本黨三民主義始終未嘗移易，其內容之說明以此次宣言比較的更為愷切詳盡，而謂其根本原則有所變更則謬也。」蓋因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二者乃本黨數十年未嘗變易之主張，非由模仿任何國家之經濟政策或任何外國所謂激烈派之學說而來也。……固非有所盲師任何先進國之成法，亦非有所取慕何種最新思想之虛聲。至於如一般反對者妄加詆毀，無論其指本黨為共產主義，抑或為資本主義，皆與本黨主義毫不相關，與本黨救國之本心兩不相涉。」

9月30日，前廣州市長孫科接受記者採訪，談話稱：「廣州有一新聞通信員，以為吾人凡事皆經赤化，因向外報告謂吾人皆屬赤黨，國民黨亦變化赤黨。此殊未近乎事實，國民黨僅有共產黨數人為中國共產黨分子，然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乃屬兩事，前國民黨於廣州舉行大會討論改組，共產黨員亦預焉，然其除於數問題與多數黨員意見不同外，未嘗違反國民黨黨綱及主義。共產黨在俄國，吾人並不以為其系成功，亦不認共產黨之主義在現在即可施諸中國。」

#### 國民黨內的説法

無獨有偶，除了國民黨外反對共產黨的各方指責國民黨「赤化」外，國民黨內部反對或疑慮中共或蘇聯的黨員，也指國共合作後的國民黨有「赤化」跡象。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彈劾共產黨案被否決後，馮自由受壓，被迫離開廣東。7月，馮自由再次致信孫文反對聯俄容共：

共產黨員日借中央執行委員會為營私作惡之利器……日言三民主義而粵省平民之顛連困苦百倍於前清；日言實行紀律而紀律二字只施諸一般國民黨員，在共產黨反得為所欲為，假第三國際之名而絕不受黨章之拘束，遂令黨勢渙散、人心瓦解，本黨多年寶貴之歷史及犧牲之精神從茲掃地盡矣。……1925年9月13日，由中國國民黨內因為反對聯俄容共的成員組成的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包括馮自由、馬素等人，自行宣布革除汪兆銘、胡漢民、蔣中正的國民黨黨籍、並宣告驅逐中共跨黨黨員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出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及其成員均因為反對共產黨，而被國民黨中央開除黨籍，在其宣言中，指責容共後的國民黨「赤化」，又指「國民黨及粵政府赤化事、素爲海外華僑表示反對」：共產黨……實則利用本黨名義，自圖發展，為禍本黨。彼等接受俄國運動費，收買青年，欺騙勞工……罵本黨最大多數同志為反革命，非黨人，以赤化本黨。西山會議後，西山會議也指責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借三民主義的招牌，來做共產主義的工作」，「利用中國國民黨的招牌，來宣傳他的共產主義」，又指共產黨在宣傳共產主義的同時，力圖「推倒政府」，「操縱」和「赤化」國民黨，在其《為取消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告同志書》中指責廣州國民政府僅「名義上是本黨統治的」：共產派自加入本黨以來，即不斷地誣蔑和挑撥我們的同志，達他們破壞本黨、擴充中國共產黨的目的……就這幾件事實看來，可以知道現在的國民政府名義上是本黨統治的，事實上是被共產黨利用的。

## 各方態度

### 孫對蘇聯的態度

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認定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的唯一夥伴，並指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內部運作，同時要保有組織和活動自主。孫接受與莫斯科同盟，但有兩大保留：一、中國不會轉向共產主義，俄國將支持中國（孫）之國家統一及獨立奮鬥；二、越飛重申俄國放棄沙皇時代依條約在華所得之一切特權。1月26日，孫和蘇聯特使越飛發表聯合聲明。越飛在上海與孫文會面後，兩人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孫越宣言），開始國民黨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的中國分部）的合作關係。孫認為蘇維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國，中國最大與最迫切問題，乃在完成全國家統一，與獲得完全國家獨立。蘇俄表示，要廢除沙皇時期與中國簽訂之所有不平等條約，外蒙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不能與中國分離。在孫越宣言中，蘇聯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並承諾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孫文與蘇俄的關係才日益密切。

孫認為共產主義制度不符合當時中國國情。雙方發表聯合宣言，聲明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但蘇聯願意援助中國完成統一及取得完全之獨立。孫越宣言俄方承認中國對外蒙古主權，承諾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認為共產主義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的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的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的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的獲得。孫宣稱：「我肯定可以利用蘇聯體制最佳的特點，同時放棄其邪惡的一面。」

對於中國共產黨黨員，孫願意容納於中國國民黨內，一來是為了爭取蘇聯援助，二來是為集中力量，壯大國民革命聲勢。

1924年2月9日，對清華大學生就國民黨改行共產主義的疑慮，孫解釋說：「俄國是俄國，中國是中國。俄國有俄國的主義，中國有中國的主義。我方才一篇話，處處論到俄國，是說他革命黨的組織，不是說他的革命的主義。」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派山田事務官拜訪孫，孫表示勞動主義、共產主義歸根結底顯然為中國國情所不容。國民黨要人盧師諦回答來訪的記者的答覆，亦體現孫的基本態度：「一年來本黨之敵派，每利用本黨之親俄政策，誣本黨為拋棄三民五權主義，而採取共產主義，且謂有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亦足以證明國民黨之改換主義。此種謠言，余可為簡要之聲明。……親俄系本黨外交政策，若以親俄而即目為採取共產主義，則與俄國訂立國際條約，而承認其地位之國家，均可稱之為共產化，豈不笑話。況共產主義之絕對不適用於我國，孫中山已於俄國越飛來華時，已鄭重表示之。」

孫對外宣傳：「俄國現在所行之新經濟政策，即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吾黨之三民主義相同，故非吾黨學俄國，實俄國學吾黨。」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孫更明言：「用革命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在俄國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革命的結果，政治問題得了解決，社會問題不能解決，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

### 蘇聯對孫的態度

1923年9月，蘇共中央挑選鮑羅廷出任孫之政治顧問，負責執行與中國國民黨之統一戰線策略。蘇聯新特使鮑羅廷於10月6日抵達廣州。1923年10月9日至10月17日之間，鮑羅廷和中國共產黨五度私下會談，會中他表明改組政策即是滲透政策：「在報上，我講的是國民黨，但對我們而言，我講其實是最終共產黨影響力的增加......絕不能忘記，我們實際在做的工作，就是為了穩定共產黨，這個目標應該要永久記住。」10月底，滇、桂系部隊作戰失利向廣州撤退，陳炯明軍一路尾追到廣州城外。鮑羅廷在11月13日臨時中執會痛批中國國民黨領導人未能動員群眾，稱：「以農民為主廣東民眾對前線戰爭依然持消極態度！」鮑羅廷組織兩支志願隊參加城防工作：趕赴前線者約有500人，大部分由共產黨員訓練。11月18日夜，軍事情勢逆轉，陳炯明部倉惶撤退。

孫雖然實行聯俄政策，但並不放棄聯繫美日，這引起鮑羅廷的不滿。1924年1月6日，孫與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會見，「呼籲美國幫助解決中國內部的政治性問題」，「鮑羅廷返回廣州以後，曾經費盡心機地說服孫博士放棄這個幻想。」鮑羅廷在給史達林的報告中提到，1924年1月23日他與孫談話：「我一次又一次地問孫中山：他關於中國人民可能從美國、英國或日本得到某種幫助的幻想還將抱多久？難道他等待這種幫助不是已經太久了嗎？現在還不該對充滿幻想和失敗的過去進行總結並轉到新的道路上來嗎？」

1924年1月底，國民黨一大召開後，孫對三民主義賦予許多新意，鮑羅廷仍然深感不滿，報告稱：「孫同意為國民黨制訂的革命綱領，迎合了我們；但是不同意公開說將同我們建立統一戰線。為此他對我們不完全信任。」而孫對於國民黨一大宣言亦不滿意，曾欲以《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代為綱領。鮑羅廷力持反對，說服了孫。據鮑自述，他動情地勸孫：您面臨著一種選擇，是同帝國主義營壘中的一五億人前進？還是同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12.5億人前進？您應該作出決定了。在滔滔不絕的勸說中，孫不同尋常地頻頻點頭表示贊同。

不過，「儘管孫中山接受了許多鮑羅廷的建議，最後應該怎樣做的決定權還是在他；他倆的意見也不盡一致。有時候鮑羅廷發現要改變孫中山的想法簡直不可能。」鮑羅廷不得不承認：「美國精神在他頭腦中根深蒂固。」「一般說來，要使孫中山改變主意是困難的。」

1924年2月16日，鮑羅廷在報告中說：「到現在為止，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義革命者孫從小資產階級的空談家中拯救出來還很難說。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餵多少東西，他還是盯著『自由民族』，他始終期待著以此來拯救中國。」「孫就必須同以前組織上的混亂和思想上的渙散一刀兩斷，並完全投入真正的國民革命運動，或者他銷聲匿跡。」

### 孫對中共的態度

1923年底，蔣介石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回國，報告游俄觀感，其中提到：「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孫回覆說蔣未免過慮，孫「深信並言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才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三民主義就可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黨要想破壞我們國民革命，亦勢所不能了。何況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併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而又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可能呢？故仍堅持其聯俄容共的決策。」

1924年6月，鄧澤如等11人聯名上書孫，彈劾中國共產黨，反對改組中國國民黨，指中共樹立反帝反軍閥旗幟，使中國國民黨遭受「國際之仇怨」，「在國內斷絕實力派之協助」；孫說政綱是他自己請鮑羅廷所寫，告訴鄧澤如「切不可疑神疑鬼」，解釋說：「陳獨秀為首之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若我因疑陳獨秀而連及俄國，是正中陳獨秀之計，而助之得志矣。（陳獨秀等）如不服從吾黨，吾必棄之」。另一方面，孫竭力把中共限制在自己的政治軌道之內，由於陳獨秀屢次在中共機關報上批評孫的政策，於是孫對馬林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孫接受日本記者松島宗衛採訪時更直言：「若共產黨而有紛亂我黨之陰謀，則只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於民國以外而已。」私下裡，孫亦曾對劉成禺說：「共產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

對國民黨外人士，如張作霖對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釋說：「中山先生與你同一心理，但異其手段。有人驅逐共產黨，共產黨便想法獨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產黨轉化為國民黨，即共產黨自然不存在。」孫甚至不認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屬於兩黨合作，在他看來，國民黨是中國「唯一之革命黨」，共產黨則人員太少，影響力有限，不具備與國民黨平起平坐的資格。孫解釋說：「國民黨系我創立之民國唯一之政黨，而共產黨派則為贊成俄國列寧等主義之學者有志一派。國民黨固有加入該派者，然國民黨始終為國民黨，共產派則為共產派，而為其獨特之活動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攜也。」因此對共產黨人不給予重視，以致譚平山抱怨說，包括在黃埔軍校，雖然有不少共產黨人在裡面擔任職務，但都沒有鞏固的陣地，因為領導權完全掌握在國民黨手中。為了反抗商團，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曾前往韶關希望能夠領到武器，但孫中山什麼武器也沒有給他們。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人根本不願武裝將來可能成為國民黨左派，即共產黨人的力量。

### 中共對孫的態度

早期中共黨人視國民黨為落伍一代。中共一大會上，有的黨員認為：「國民黨的政綱中雖然顯露出若干錯誤的觀念，但它多少還代表著當時的新趨向，而孫逸仙提倡的公共福利原則，也類似國家社會主義。」另一位與會代表包惠僧則指出：「共產黨與孫逸仙代表兩個完全相反的階級，兩者之間是無法妥協的。因此對待孫逸仙應該與對待北洋軍閥一樣，甚至還要厲害點，因為孫逸仙僅憑其煽動能力，根本拒絕群眾於門外。」會議討論的結果是：「對於孫逸仙的主義採取批評的態度，但對某些實際而進步的行動應加支持，惟不取黨與黨合作的方式。」

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時，陳獨秀明確表示反對，其依據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國民黨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在廣東省之外仍被視為「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等等。中共早期黨員鄭超麟也在回憶錄中提到：大多數黨員都把國民黨看作是「老朽不堪」；大家當時的認識是，加入國民黨，就意味著共產黨退化。

國民黨員彈劾中共案事發後，孫雖有壓制，但並未表現出堅決的反對態度。中共對此很不滿意，認為他不願開罪於右派分子。1924年7月，陳獨秀在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判斷說：「現在支持國民黨，就只會是支持國民黨右派，因為他們掌握著黨的所有機構。」「孫中山雖不會馬上拋棄我們，但根本無意制止反動派對我們的攻擊。」「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反對派」。不久之後，他還在另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建議：共產國際應提醒鮑羅廷，同孫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否則容易進入其圈套。

然而，當孫在北京驟然逝世，鮑羅廷認為：這是清除國民黨右派，由左派掌握權力的最好時機。中共中央也下發通知，要求立即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中公開徵求黨員，藉機擴充左派數量，以便「壓迫中派使其必須與我們合作」，並爭取在日後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和右派競爭選舉」。中共開始構建孫的「左派」身份，重點宣傳孫晚年某些較為左傾的言論，如針對1924年海關關余問題、沙面罷工事件和商團事件所發表的反帝宣言，以及北上過程中主張廢除軍閥制度的表態，將其塑造為堅定的「左派主義者」，以往對孫的諸多批評幾乎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其鬥爭精神的高度讚頌。中共並與戴季陶等國民黨人爭奪三民主義的解釋權，宣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是孫晚年發展的新三民主義。

## 外部連結

- 何為國共合作？何為新三民主義？
- 王建偉：〈孫中山逝世前後中共的宣傳策略〉，《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9期
- 狹間直樹：〈武漢時期國共兩黨關係與孫中山思想〉

## 基本資料

- 別名：聯俄容共、聯俄聯共、大革命、第一次統一戰線、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
- 領袖：孫中山 胡漢民 廖仲愷 汪精衛 蔣介石、陳獨秀 李大釗
- 日期：1924年1月20日 – 1927年4月12日/1927年7月15日
- 解散：1927年4月12日/1927年7月15日
- 合併自：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 繼任：第二次國共合作
- 效忠於：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國民政府
- 動機：反帝國主義、鞏固廣東根據地、武力統一中國
- 總部：廣州 →武漢
- 意識形態：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
- 政治立場：大帳篷
- 盟友：蘇聯、第三國際
- 對手：---- 黨內反對派（1925-1927）、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西山會議派 國家主義者 ---- 廣州商團、「土豪劣紳」 ---- 中華民國政府->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粵系、五省聯軍、湘系、直系、奉系、滇系 ---- 安國軍政府（1927）、安國軍
- 戰役、戰爭：廣州商團事變、國民革命軍東征、省港大罷工、北伐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