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史

考古学史（history of archaeology）研究人类通过发掘和分析物质文化遗存来了解过去的实践与思想演变。考古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起源于古物学传统，经历了从个人收藏到民族事业、从寻宝式挖掘到精密科学方法的漫长转型。考古考察活动在古代即已存在——新巴比伦帝国的那波尼德（约公元前550年）发掘并修复了早他一千多年的阿卡德建筑，是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考古发掘者。

现代考古学在19世纪后期逐步确立为一门系统学科，并在20世纪成为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则是在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于20世纪初由李济等学者融会西方方法而创立。

## 古代的考古萌芽

人类对过去的探究古已有之。约公元前1250年，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之子Q467825（Khaemweset）因热衷于识别和修复古迹——包括早他约1400年的左塞尔阶梯金字塔——而被后人称为“第一位埃及学家”。

在新巴比伦帝国，国王Q239414（Nabonidus）在约公元前550年发掘了阿卡德帝国纳拉姆辛（约公元前2200年）的奠基遗址，并试图通过碑铭来判定所发现物品的年代。尽管他的估算比实际年代晚了约1500年，但在缺乏精确测年技术的古代，这已是极为可贵的尝试。那波尼德也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一位考古学家"。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游历尼罗河和德尔斐等地时，系统收集各地文物并记录其考察见闻。他的九卷《历史》虽有不准确的记载，但仍被视为西方最早的系统化考古考查记录。

在中美洲，14世纪进入墨西哥谷地的墨西加人（阿兹特克）对早已废弃的特奥蒂瓦坎进行了发掘，将其中的文物携回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并模仿特奥蒂瓦坎风格修建庙宇。

12世纪印度学者迦尔诃纳（Kalhana）的《王河》（Rajatarangini）通过考察当地传统、手稿、铭文、钱币和建筑来撰写历史，被视作印度考古学的早期典范。

## 中国的金石学传统

中国对古物的系统收集与研究起源很早，但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宋朝（960–1279）时期，受宋明理学影响，士大夫阶层热衷于收集古代青铜器和石刻拓片，以复原商、周、汉时期的国家礼仪。欧阳修编纂了古代石刻拓片和青铜器的分析目录；赵明诚强调利用古代铭文来纠正后世史书中的矛盾与错误。宋徽宗敕令编纂的《宣和博古图》是规模宏大的古物图录，在明朝被广泛重印。

然而，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中对时人以古物仅供礼仪之用的风气提出了批评，主张应研究古代物品的功能和制造技术。洪迈（1123–1202）也曾批评《宣和博古图》中对汉代器物的描述存在错误。宋代的古物研究在元、明两代趋于衰落，清代虽一度复兴，但始终未能发展为系统的现代考古学。李济后来评价道：中国传统金石学的长处在于对器物本身的精细研究，但缺乏出土状况的详细记录，直接制约了研究的精确性。

## 欧洲的古物学兴起

在欧洲，对古希腊和古罗马遗迹的研究兴趣始于中世纪晚期。15世纪初，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家弗拉维奥·比翁多（Flavio Biondo）编纂了古罗马遗址和地形的系统指南，因此被称为考古学的早期奠基人。同时期的奇里亚科·德·皮茨科利（Ciriaco de' Pizzicolli，1391–约1455）游历整个东地中海，在其六卷本的《评述》（Commentaria）中记录了大量希腊和罗马的古物与铭文，被后世学者称为“古典考古学的奠基之父”。

16世纪的英国古物学家如约翰·利兰和威廉·卡姆登对英格兰乡村进行了地形学调查，记录了古代纪念碑和景观遗存。17世纪，Q356317对巨石阵和埃夫伯里等史前遗址进行了调查测绘，并尝试通过字体、建筑、服饰和盾牌形状的演变来推测年代，这远远超前于他的时代。

18世纪初，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 Stukeley）同样研究了巨石阵和埃夫伯里，他是最早尝试对这些巨石建筑进行测年的学者之一，认为它们是罗马以前的德鲁伊教遗物。古物学家的个人收藏柜逐渐演变为博物馆，这一过程推动了考古学从私人爱好向国家事业的转变。

## 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18世纪中叶，考古发掘进入新阶段。1738年和1748年，意大利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发掘正式启动。这两座被维苏威火山公元79年喷发掩埋的城市保存了大量完整的生活用品、壁画甚至人体遗骸，其发现震动了整个欧洲。

德国学者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通过系统、经验性地对古希腊罗马艺术品的风格进行分类，将考古学从古物学提升为一门科学，被誉为“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英雄”。

1798–1801年，拿破仑一世的埃及远征携带了500名科学家随行，对古埃及文明进行了全面考察。商博良随后对罗塞塔石碑的成功解读为埃及学奠定了基石。19世纪上半叶，欧洲多国在近东展开了大规模发掘：保罗·埃米勒·博塔发掘了亚述王萨尔贡二世的宫殿，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发现了尼尼微和尼姆鲁德的遗迹以及亚述巴尼拔图书馆。

## 科学考古学的确立

19世纪后半叶，考古学逐步确立了其科学方法。Q718642（William Cunnington，1754–1810）在威尔特郡的墓葬发掘中做了细致的记录，他是已知在考古工地上使用泥刀的第一人。

地层学的引入是科学考古学的关键突破。这一概念从地质学借用，经雅克·布歇·德·彼尔特和克里斯蒂安·于根森·汤姆森等人之手，使考古学家能够将器物按时间顺序排列。汤姆森提出的三时代系统——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奠定了史前考古学的基本框架。

Q351199（Augustus Pitt Rivers，1827–1900）被公认为"第一位科学考古学家"。他坚持对所有出土物品——无论美观与否——进行系统收集和分类，按类型学和年代排列，这彻底改变了以往近似"寻宝"的考古实践。

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在埃及吉萨大金字塔的科学调查中展现了精密的建筑分析方法。他确立了基于陶器和陶瓷器的分型断代法——序列法——彻底革新了埃及学的年代学基础。皮特里还培养了包括霍华德·卡特在内的一代埃及学家。

1870年代，海因里希·施利曼及其后继者对希萨利克（古城特洛伊）的发掘引起了广泛公众关注。分层发掘揭示出九层连续的城市遗存，从史前到希腊化时期。1900年，阿瑟·埃文斯在克里特克诺索斯的发掘揭示了米诺斯文明的存在。

##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

20世纪初，中国传统金石学面对西方考古学的冲击开始了现代转型。1926年，留美归来的Q698259主持了山西省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独立组织的科学考古发掘。西阴村的发掘成果对瑞典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提出的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构成了有力挑战。

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主持了殷墟遗址的发掘。殷墟的持续发掘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和青铜器，证实了商朝的存在，对重建中国上古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城子崖（龙山文化）等遗址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序列。

李济在考古方法上始终注重西方科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他与梁思永等不断完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中国实践。史语所考古组还建立了"多址制"——让年轻学者在子项目中独立承担工作，从而培养了一批如石璋如等优秀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高度赞赏傅斯年提出的"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认为这代表了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

## 20世纪至今的发展

20世纪中期以后，考古学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专业化。碳-14测年法和树轮年代学等精确测年技术的出现，使考古学从相对年代走向绝对年代。过程考古学（1960年代）强调科学方法和文化过程的解释，而后过程考古学（1980年代）则更关注符号、权力和个体能动性。当代考古学广泛运用卫星遥感（LIDAR）、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古DNA分析等先进技术。

在中国，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考古发现（如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和良渚古城）不断刷新着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中国考古学也日益深度参与国际学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