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种姓政治

在印度，种姓是一个社会群体（通常为内婚制），其成员身份由出生决定。广义上可将印度的种姓分为上层种姓、其他落后阶层、表列种姓以及表列部落（参见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

南亚基督徒种姓制度与印度穆斯林的两个群体中也有类同于种姓制度的社会运作模式。由于种姓制度将个人划入不同的社会群体，各群体之间势必出现利益冲突，而往往导致位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处于不利的位置。

印度政府为解决这种不平等现象，实施保留政策，为受到系统性歧视的种姓群体提供代表权，在本质上具有平权行动的作用。而印度也有一些政党是为挑战高种姓的权力而成立（例如大众社会党（BSP））。

种姓在印度政治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英国殖民时期被制度化，高种姓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得以长期存在，并受到强化。

虽然曾有人尝试透过社群裁决和教育赋权（参见梵化）等措施来设法解决这种差距，但此一情势始终未有根本改变。直到1990年代，由于印度推行经济自由化 政策，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同时，也促成以种姓利益为核心的政党兴起，进而加速推动低阶种姓的权益翻转。

然而，这类政党中多数的内部普遍存在腐败现象，且常被辩解是为弥补不平等而采取的权宜手段。被视为"种姓黑手党"的领袖们利用低阶种姓对高阶种姓掌权体制的反感，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并侵占国家资源。

种姓制度的影响力并未局限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延伸至土地资源的取得，以及警察与司法体系的支援门槛。虽然政坛传统上由高阶种姓政党把持，但随着低阶种姓人口在特定区域高度集聚，这种人口结构的优势也让他们能转化为地方性的政治主导力量，进而改写整体的政治代表格局。

不过，这种政治代表权的翻转主要受惠者仍为男性。低阶种姓女性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始终难以踏入政治圈。时至今日，这类歧视依然根深蒂固，她们往往因为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社会与政坛中持续面临被边缘化与轻视的困境。

为提升低阶种姓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经济自主，包含妇女维权组织粉红帮及联合国在内的各类组织，目前正积极投入相关计划，以打破传统枷锁，并推动阶级流动。

## 历史

历史经验显示印度长年以来均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种姓政治结构。不过，近期这类政治局势已产生松动与转变，其核心驱动力主要源自印度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

种姓的影响力在当代印度已开始下降。部分归功于教育普及至所有种姓阶层，对政治体系产生民主化的效果。

这种力求平等以消弭差距的进程，却也引发不少争端。其中曼德尔委员会（即社会及教育落后阶层委员会，于1979年成立，任务是界定印度社会中社会与教育落后阶级 - 即其他落后阶层 - 并建议消除其不平等的方案）所提出的配额制度，至今仍是各方角力中极具争议的敏感议题。

### 殖民统治时期

英国人将南亚次大陆的种姓制度化，将其纳入印度主要政府机构的运作之中。

这种间接统治模式的主要受益者是高种姓（即上层种姓）。即便在印度脱离英国统治、宣布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此阶级依然在政府机构中掌握着霸权，维持其控制力与影响力的垄断地位。

尽管后殖民时代的印度政府承诺推动国家发展、法治与民族建构（或称国族建构），但现实中却运作于一套复杂的分封庇护（赞助人 - 受庇护者）网络之下。这种体制非但未能落实平等，反而进一步巩固高种姓在公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这个网络削弱后殖民时代印度所做的国族建构承诺，并开启一个持续达四十年的高种姓统治时期。

英属印度时期的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于1932年8月提出后来被称为社群裁决的政策。

根据此政策，将为达利特、南亚穆斯林、锡克教徒、南亚基督徒、盎格鲁-印度人以及在印度的欧洲人等社群提供独立的代表权。

这些受压迫阶级被分配有一定数量的席位，由特定选区的选举产生，且只有属于这些阶级的选民才能在特定的选区投票。

#### 种姓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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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动员的崛起，让长期处于边缘的族群不再满足于法律条文上象征性的平权，而是将种姓意识转化为实质的政治动能，深入渗透并重塑国家的政治架构。

此一概念意指1980年代末期以降的"第二次民主浪潮"。投票率在此期间大幅增长，且低阶种姓族群在各级议会中的议席显著增加，实质提升其政治代表性。

各地方政党（如社会党与大众社会党）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动以种姓为核心的政治动员。此类行动的中心目标在于"种姓赋权"，借此反抗由高阶种姓长期把持的官僚体系与政府机关所造成的结构性压迫与不平等。

各地方政党精确捕捉到低阶种姓社群长期被边缘化的愤怒与挫折。但种姓政治的蓬勃发展，却未必能实质转化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红利，惠及那些位居种姓体制最底层的民众。

多项研究数据显示种姓制度的社会束缚力自1990年代中期起已呈现减弱趋势。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城市间的人际往来与世袭职业的选择上，甚至在传统上由高阶种姓掌握绝对优势的印度农村地区，其控制力也已不若以往。

种姓并非一个历史悠久、一成不变的制度，而会受到政治影响。印度历史上政治领导层的更迭，导致种姓制度结构的改变。

印度的种姓制度受殖民历史影响，演变为一种具备高度韧性的体制，并在近代史的进程中逐步成形，对后来的政治动员产生关键影响。在印度的部分区域，这种体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过长期的策略性重组与演变。

例如在旁遮普邦的大众社会党最初是由属于前低种姓群体的城市政治企业家所发起。

独立后印度的种姓制度变得十分具有弹性，成为政治人物用来归类选民、发动动员的工具。不同的政治领导者会借由操控种姓定义，把公共资源或参政机会选择性地分给特定的群体，这直接导致某些族群能享有特权，而另一部分人却在公共服务和选举竞争中，处于完全不公平的劣势地位。

印度北部的低阶种姓动员展现出鲜明特色，即高度仰赖"梵化"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核心，相对地，在印度西部与印度南部地区，动员模式则倾向于以"民族化"为主流。

梵化指的是低阶种姓透过模仿高阶种姓（特别是婆罗门）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如转为素食）和宗教仪式，试图在传统的种姓阶级中获得更高的地位认同。

相较之下，民族化（或称族群化），不再追求进入传统阶级的高位，而是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拥有共同历史、文化和身份的族群。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并以此作为政治筹码，去争取集体权利。

例如亚达夫种姓群体并没有像印度南方和西方的领导人那样，诉诸于创立一种达罗毗荼身份来与印度-雅利安人群体对抗。相反的是他们运用的核心逻辑是透过在雅利安群体中进行自我认同来提升自身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前述的"梵化"与"民族化"进程并非非黑即白，两者往往是交织并行。大多数的领导者在采取这些策略时，其核心初衷皆在于脱离主流文化的支配，进而建立起属于自身群体的独特认同。

由于印度北部的种姓执意于"梵化"，往往会局限于传统阶级框架之内，在认可既存等级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这种模式在进行的过程中反而变相巩固特定地区精英阶层的权威与支配力。

#### 教育

印度在独立后致力推动教育，普及的程度连低种姓都能受惠。所有种姓的年轻一代从1980年代开始都能受到教育。

接受教育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人数的增长速度超过上层种姓群体的。

教育权利向各个种姓阶层扩散，催生深远的民主化效应。在此影响下，部分来自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的族群代表，得以在1950乃至1960年代突破藩篱，进入当时主导政坛的国大党体系。

教育水平提升后，让这些新兴的族群代表在政治上展现出更高的自主性。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并顺从高阶种姓权贵的指挥，转而将政治重心投入于实践与维护低阶种姓自身的诉求与利益。

## 种姓与政治权力

随着"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界限逐渐瓦解，种姓制度已全面渗入政治竞技场。这种影响力不仅限于选举政治，更进一步延伸至国家公权力的核心，深刻左右警察体系与司法机关的实务运作。

虽然种姓身份往往决定个人获取公共资源的门票，但群体的"地理分布"同样是关键变数。当低阶种姓在特定区域形成高密度聚居时，这种人口密度便能转化为实质的政治筹码，使他们有能力抗衡并挑战当地高阶种姓长期垄断的霸权（支配地位）。

在种姓政治的权力博弈中，性别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变数。女性在政治体制内能否获得代表权及其影响力的大小，往往与其自身的种姓背景有深层的捆绑关系。

社会风气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女性的参政机会：相较于作风较为开放的高阶种姓，环境保守的低阶种姓女性在政治参与上面临更多阻碍。这种现象造成政治权力的分配失衡，使得高阶种姓女性在政坛中所占的席次比例，远高于其低阶种姓的同胞。

种姓阶级及其对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垄断催生出一种以种姓为基础的"赞助人 - 受庇护者"（或称分封庇护）社会结构。政治运作在这种体制下演变为高度僵化的票仓模式：选民的投票意向往往取决于候选人的种姓背景，或是基于一种互惠心理，将选票投给能为其社群带来具体利益的官员。

长久以来，种姓制度一直是决定个人能否进入权力核心的关键因素。特权阶级的高种姓群体凭借其社会地位，垄断与其人口比例极不相称的经济与政治资源，相较之下，低种姓群体在争取权力的过程中则深陷体制性的重重阻碍。这种制度本质上是一套不平等的分配机制，预先为各阶层设定不同的经济实力起点。高种姓群体进而能以此为筹码，有效操纵现行的经贸与政治运作，将先天的财富优势成功转化为实质的政治权威。

印度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狄潘卡·古普塔教授则认为种姓在印度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被过度夸大。

### 获取权力的途径

在印度北部农村地区，土地所有权主要由高阶与中阶种姓所垄断。他们能将对财富的控制权，转化为对"潘查亚特" (村议会) 决策的政治主导力。潘查亚特是负责资源分配的地方政府单位。主导种姓群体垄断议会的领导职位，而获得更多接触政府合约、就业机会与资金补助的契机。

在获取警察保护与司法协助方面，亦取决于个人所属的种姓。印度北部农村的中高种姓透过贿赂、游说与恐吓等手段，往往能更有效地操纵地方警察与司法权力。这种政治"寻租"行为还透过其他管道获取利益，例如操纵村议会选举、强占投票站，以及在邦议会选举中使用选前恐吓战术。个人是否有能力筹措足够资金进行持续性贿赂，与其种姓背景带来的经济地位息息相关。这种经济资源的优势不仅能兑现为政治力量，更反过来强化主导种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某些科学家和活动家，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系统科学家希瓦·阿亚杜莱博士，指责种姓制度阻碍印度的创新和科学研究，在落后社会组织盛行的环境下，难以持续推动发展进步。

种姓虽是出生即定的身份，但也深受出生地的地理因素影响。在印度，政治界线虽常与种姓界线重叠，但这并非全貌，因为种姓往往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这些"种姓聚落"在地方上形塑主导势力。取得地方性的主导权，往往就能利用印度的政治结构，进一步转化为区域性的政治支配力。这种人口集中的特性，也为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的种姓提供契机，使他们能在特定区域内集结并提出政治诉求。相对而言，若是一个非主导种姓的分布过于分散，则必须透过与其他种姓结盟来扩张影响力，否则极难获得实质的代表权。这正说明"地方性集中，为挑战邦级主导种姓的统治提供空间"。以马拉地人-昆比人种姓（两个在历史与社会功能上紧密相连的群体组成的种姓阶层）为例，由于其人口在印度各邦均有显著的集中分布，因此成功在邦议会中取得最多的代表席次。

虽然种姓制度在决定由谁组成地方精英方面具有很大作用，但它在决定女性在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和代表性方面也扮演有巨大的角色。女性在印度的两院制议会体系中所占比例极小。在由545名成员组成的人民院中，女性仅占5.2%；而在拥有259名成员的联邦院中，女性仅占8.8%。两院的女性代表数量在近几十年来都出现令人担忧的下降。在印度议会的39名女性代表中，大多数是高种姓成员。种姓制度最终决定了阶级地位，成为女性能否跨越门槛、成功参与政治体系的关键决定因素。这或许是因为高种姓阶层较能摆脱传统印度女性角色的束缚，其种姓身份提供更多元的发展选项，而这些资源是地位较低、受传统包袱影响较深的种姓女性所难以企及。由于精英种姓在公职领域占据高额的席次，导致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在实际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 政治腐败

腐败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转化为一种权力，成为低种姓进入曾被高种姓垄断之政治领域的捷径，甚至被视为一种"平衡竞争环境"的手段。这种被迫在法治框架外进行的赋权斗争，催生以种姓为基础的黑手党网络，开始蚕食高种姓对国家机器的控制。

这些种姓黑手党并不关注社会发展，而是将选举与民主视为夺取国家控制权、消除社会不平等的战场，与他们前辈的做法不同。其核心愿景是透过种姓赋权来实现 "社会正义"。在此框架下，由黑手党所主导的腐败变得可以容忍，在比哈尔邦等地区甚至受到民众歌颂。

种姓政治的本质导致"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界限消解。随着黑手党头目摇身一变成为市长、部长或国会议员，民众几乎无法对抗这些身兼政客身份的政治经纪人。由于法治常被视为高种姓用以维持统治的工具，黑手党采用的腐败手段反而获得大众认可，被视为低种姓争取权力的必要手段。这种现象导致部分地区的腐败程度极度恶化，民选官员几乎清一色都具有犯罪背景。

过去高种姓利用体制秘密掠夺国家资源以谋私利，如今他们则被采公开劫掠手段的黑手党头目所取代。即便有许多黑手党政客因非法行径入狱，这类司法行动也常被宣传为高种姓企图铲除异己、重夺统治权的政治迫害。腐败最终在社会正义"的旗帜下转化为实质权力，在许多村落中成为被广泛拥护的平权手段。

在1951年的选举中，共有三个族群政党挑战国大党：罗摩帝国委员会、印度教大会以及印度人民同盟。这三个政党力图获得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支持。而全印度表列种姓联盟（cheduled Castes Federation）则争取先前被视为达利特阶级的支持。这四个族群政党中，有三个因为无法获得足够选票而逐渐消失。

国大党于1980年代后期开始衰落，越来越多的非国大党势力开始挑战国大党的主导地位。印度人民党（BJP）继承自早期的"印度人民同盟"，并试图挑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立。而大众社会党（BSP）与人民党（Janata Dal）则试图争取表列种姓与穆斯林的支持，以此对抗高种姓群体。

印度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激烈的政党竞争，也削弱种姓在印度政治中的影响力。传统上印度的政党是由上而下构建，政党领袖依赖预先存在的"分封庇护"（赞助人-受庇护者）网络来募集选票。因此当时没政党建立固定的组织来与村庄层级保持恒常联系。参与政治的青年人数自1977年开始显著增加。由政党于缺乏固定组织，不得不转而依赖村庄里的年轻成员来进行政治动员。这些年轻村民往往比高种姓领袖或赞助人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青年在村庄中的地位，取决于他们能为村庄经济发展做出多少贡献。对青年而言，透过集结造势来维持地位，比效忠于特定政党来得容易。因而也进一步削弱种姓制度与分封庇护对印度政治的影响。

在1990年代，包括大众社会党（BSP）和人民党在内的许多政党，开始声称其代表落后种姓。许多这类政党主要依靠"落后阶级"的支持，并时常与达利特人及穆斯林结盟，在印度各邦掌握政权。与此同时，许多达利特领袖与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达利特人的主要压迫者正是所谓的其他落后阶层（OBC），进而成立自己的政党，如印度正义党。马哈拉什特拉邦的国大党长期依赖OBC的支持来取得选举胜利。印度人民党（BJP）也展示其拥有达利特与OBC领袖，以证明自己并非一个高种姓政党。例如，前印度人民党主席（2001–2002年）邦加鲁·拉克什曼便出身达利特。而属于OBC种姓、曾任中央邦首席部长的乌玛·巴蒂，也曾是该党领袖。2006年，联合进步联盟（UPA，由国大党领导）政府的人力资源开发部部长阿尔琼·辛格因在全国教育机构中推行OBC配额制度，被指责在操弄种姓政治。

在坦米尔那都邦，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借由承诺让各个种姓在社会各大关键领域均拥有代表权而崛起。

### 分封庇护

在国大党长期执政的年代，印度的政治运作与"赞助人-受庇护者"式的社会连结紧密结合。种姓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选民的投票倾向,政党也依此区分其利益代表对象。例如婆罗门、拉杰普特人、卡雅斯塔与商人阶层等高种姓，以及富裕的穆斯林，通常视国大党为利益代言人，而农耕阶级的高种姓贾特人，则多支持与国大党竞争的政党（即反对党）。至于像印度人民同盟这类规模较小的政党，其支持者几乎清一色来自高种姓与贸易商人群体。虽然如此，种姓并非决定选票的绝对因素，高种姓选民中常出现不一致的投票行为，显示同种姓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高种姓者往往有更大的自由度根据政治理念来抉择。此外，随着曼德尔委员会辨识出三千多个"其他落后阶层"，政党与特定种姓之间的对应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这种选民忠实支持特定对象以换取当选后物质利益的做法，形成印度特有的"票仓"文化。许多政党都深陷于这种基于种姓的票仓政治：国大党以此巩固权力，而其他竞争势力则透过构筑自己的票仓，试图挑战国大党的长期霸权。

## 种姓政治中的女性

高种姓女性在参与政治领域方面一直较低种姓女性拥有优势。在这类种姓制度森严的国家中，女性被排除于政治之外的现象由来已久且依然普遍，但高种姓女性往往掌握较优渥的资源 - 诸如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健康保障、受教育机会及就业前景 - 这些条件是达利特（或称不可接触者（Untouchability）女性难以企及的，进而导致后者几乎丧失参与政治与获得代表权的机会。

### 社会地位

达利特女性由于性别身份与低种姓身份的"交织性" 而被困在社会阶级的最底层。她们除沉重的家务之外，还要参与负担供养家庭的生计，同时又必须忍受来自配偶的心理与情感虐待。她们在户外多半与男性在田间从事高体力消耗、低薪且高风险的劳动，仅为换取住所、粮食与饮水等生存必需品。这种基于种姓的劳动力隔离，其极端程度远超乎单纯的职业分工。达利特人在工作现场被禁止与高种姓者一同进食。这种隔离甚至延伸至饮水等基本权利，达利特人不被允许共用高种姓者的水源，若违背此禁忌，不仅会面临体罚风险，相关的水箱设备还必须进行"净化"仪式。

由于达利特女性没社会地位，她们的问题在政治领域未受注意，也不被视为议题。这种缺乏关注造成恶性循环，因为这些女性必须持续从事低薪工作以维持家计，又要负责家务，她们在这种"双重负担"之下、根本没时间投身于政治参与。因此，达利特女性在政治中缺乏代表。

### 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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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特人没稳定的收入。通常他们从事的是季节性工作，例如在雨季缝制衣服，或在工具使用期间进行维修。这些工作通常薪水低且工时短，迫使达利特女性必须接受当时任何能获得的工作。女性由于对金钱的迫切需求转向替代形式的劳动，例如透过性交易来获得稳定的资金。由于单一收入难以维生，部分达利特家庭被迫让女儿也投入性质相近的工作，以填补经济缺口。

这些底层劳务缺乏足够的社会公信力，导致政客往往忽视达利特女性的诉求。当性交易工作被贴上"淫乱"与"堕落"的负面标签时，高种姓女性则能安处于私人领域，操持家务。由于后者承担的家务劳动相对安全且耗时较短，使她们拥有充裕的余力投入妇女运动，进而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地位上，争取与同种姓男性平等的权利。

### 健康状况

由于部分达利特人被迫从事性交易工作，导致此群体感染诸如艾滋病等疾病的几率远高于一般大众。此外，多数达利特人居住在卫生环境极其恶劣且致病风险极高的住所中，使得他们比起高种姓阶层，更容易受到胃肠道、水源性以及空气传播疾病的威胁。达利特女性在所有受害者中面临的健康威胁最为严峻。她们必须同时负担户外体力劳作与室内家务，这不仅表示她们有更高几率接触病原体，更得在操持家务之余承担起照顾病患的重责。她们的平均寿命受到长期营养不良与患病风险增加的影响，普遍较短。这种生命周期的缩减迫使达利特女性必须在更年轻时就经历频繁的怀孕与分娩，寄望于能有孩子顺利存活，进而在未来为家庭分担经济重担。

总结来说，她们的平均寿命受限于恶劣的健康状况与沉重的家庭责任，根本没有多余的体力与闲暇去争取政治地位。相反地，她们当下唯一的重心，无论在经济、社会或政治层面处于多么艰困的境地，仅是思考如何撑过今天，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努力存活下去。

### 教育程度

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达利特人，长期以来难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而达利特女性在过去更是被完全剥夺入学资格。虽然达利特女性在1950年左右终于在法律上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但这项权利的落实过程却充满坎坷，绝非一帆风顺。达利特女性在校园中频繁遭遇歧视，由于教师大多来自婆罗门阶层，这类教育者往往沉溺于对达利特女性行使阶级权力所带来的优越感。这种对达利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视，再加上他们必须分担家计、供养家庭的现实压力，导致许多这个种姓的学生 - 尤其是女性 - 被迫选择辍学。根据一项名为"2005年弱势儿童受教育机会"的研究，指出这些学童的辍学率竟高达30%，而达利特女性的识字率甚至低于5%。

达利特女性受限于读写能力的匮乏、受教育程度低落，以及必须优先照顾家庭的沉重负担，在客观条件上并不具备参与政治的能力。她们既无法阅读，也难以理解那些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更没余力去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立法。对她们而言，确保家人的基本生存与福祉本身就是一项极其耗神的全职工作，这使得她们在政治参与的道路上被远远地排除在外。

### 达利特女性的妇女运动

达利特女性的处境直到最近才逐渐受到外界的重视。特别是当"粉红帮"创立以，加上联合国的高度关注，各方势力已开始采取行动与立场，致力于提升并改善这些女性的生活品质。

#### 粉红帮

这个组织的创始人桑帕特·帕尔·德维解释说，粉红帮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黑帮。此组织成立于印度最贫困的地区，致力于提高达利特女性的社会流动性和独立性，同时努力消除暴力和压迫。粉红帮以其亮粉色的传统纱丽和挥舞的竹竿著称。帕尔选择这种颜色是因为它在印度不具备任何宗教或政治关联，而竹竿则是为让女性为可能面临的任何战斗做好准备。

如果此帮派能成功减少种姓制度下所有女性（特别是达利特女性）所遭受的暴力与压迫，她们将有机会参与政治。这些女性正致力于创造改变，让达利特女性过上充实的生活，并在政治和司法体系中为自己的信仰而战，而不是被迫为全家人的生计而终日奔波劳碌。

#### 联合国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于2014年6月17日发布一份名为"针对受种姓影响社区之妇女和女孩的暴力"的声明。这份公报首先指出，"基于种姓制度的歧视已从根本上践踏了人格尊严"，并深入分析像达利特这样的底层女性，如何因性别与阶级的双重歧视，陷入社会经济地位低落的困境。这份正式表态的背景，源于两名达利特少女的惨案。当时其所属村落的人们坚守在遗体现场，抗议并要求展开死因调查。该事件引发的全球舆论浪潮如此巨大，迫使联合国出面回应，并承诺将经由法律修订、人权保障机制与各项特别程序，全力提升低种姓女性的处境。

若联合国所倡议的法律改革与人权机制能真正深耕落实，达利特女性将有望建立永续生计，进而断绝低薪劳动与贫穷的恶性循环。唯有当她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与营养健康获得实质改善，方能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余裕，并最终在政治领域中实践其公民权利。

## 印度种姓列表

印度政府为政治与管理目的，将该国种姓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 上层种姓 (Forward Castes)：占人口的30.8%。
- 其他落后阶层 (Other Backward Classes, OBC)：约占人口的41.0%。
- 表列种姓 (Scheduled Castes, SC)：约占人口的19.7%。
- 表列部落 (Scheduled Tribes, ST)：约占人口的8.5%。

在印度，穆斯林（占14.2%）与基督徒（占2.3%）往往也展现出类同于种姓制度的社会运作模式。

官方列表由各邦编制，用以认定OBC、表列种姓及表列部落。这些分类的界线有时较为模糊，部分种姓甚至要求调降自身等级，以便获取政府提供的特权（如保留配额）。当新闻报导将表列种姓与上述两个较高阶群体并列讨论时，"高种姓" (Upper caste) 指代的是"上层种姓"。

### 德里国家首都辖区

- 雅达夫
- 贾特人
- 古贾尔人
- 蒂亚吉人
- 拉杰普特人
- 婆罗门 (Brahmins)
- 旁遮普人

### 哈里亚纳邦

- 雅达夫
- 古贾尔人
- 婆罗门（哈里亚纳邦的"婆罗门区域"）
- 贾特人：占该邦人口的25%
- 赛义尼
- 张吉德
- 拉杰普特人

### 古吉拉特邦

- 科利
- 帕蒂达尔：占该邦人口的13%

### 安德拉邦、特泰伦加纳邦

- 卡马：占该邦人口的5%
- 雷迪：占该邦人口的 8%
- 卡普

### 比哈尔邦

- 库尔米
- 雅达夫
- 帕斯旺 (也称杜萨德（Dusadh）)
- 库什瓦哈 / 科埃里
- 婆罗门 (迈蒂尔婆罗门)
- 拉杰普特人
- 布米哈尔

### 北方邦

- 古贾尔人
- 雅达夫：占该邦人口的8.7%
- 拉杰普特人
- 布米哈尔
- 婆罗门
- 库尔米
- 查马尔 / 贾塔夫：占该邦人口的9.9%
- 科埃里

### 查谟和喀什米尔 (联邦属地)

- 穆斯林古贾尔人
- 莫希亚尔婆罗门（在身份认同上主要是印度教徒，但在信仰实践与历史情感上与锡克教高度重叠）
- 多格拉人婆罗门与拉杰普特人

### 西孟加拉邦

- 穆斯林
- 马希希亚：孟加拉最大的种姓，约占该省印度教人口的四分之一
- 拉杰班希：西孟加拉邦最大的表列种姓 (SC) 群体，主要集中在库奇比哈尔
- 纳马苏德拉 / 马图阿教派
- 廓尔喀人

### 卡纳塔卡邦

- 林加雅特 (Lingayat/Veerashaiva)：在北卡纳塔克邦、中卡纳塔卡邦及南卡纳塔卡邦部分地区是人数最多的单一社群，占该邦人口的15.3%
- 沃卡利加 (Vokkaliga/Gowda)：在旧迈索尔地区及南卡纳塔卡邦，特别是门迪亚县、哈桑县和邦加罗尔，占该邦人口的10.8%
- 库鲁巴
- AHINDA（康纳达语缩写，指少数民族、落后阶层与达利特人）或MOD（穆斯林、OBC 与达利特人）：分布于比德尔县、古尔伯加县与查马拉贾纳加尔县。

### 喀拉拉邦

- 埃扎瓦
- 马皮拉
- 奈尔
- 圣多马基督徒

### 坦米尔那都邦

- 切蒂亚尔
- 穆达利亚尔
- 瓦尼亚尔
- 孔古维拉拉尔
- 纳达尔
- 穆库拉索尔 (或称Thevar)
- 德文德拉库拉维拉拉尔
- 雷迪亚尔

### 旁遮普邦

- 布伊
- 达利特人
- 婆罗门与卡特里
- 赛义尼
- 贾特锡克教徒：倾向于支持阿卡利党 (Badal)

### 拉贾斯坦邦

- 贾特人
- 雅达夫
- 古贾尔人
- 张吉德
- 米纳
- 拉杰普特人
- 婆罗门

### 马哈拉什特拉邦

- 丹加尔
- 昆比人（马拉塔种姓的分支）、马拉塔人

占该邦人口的 31.2%

- 马哈尔
- 马利
- 婆罗门

### 奥里萨邦

- 雅达夫
- 婆罗门
- 卡兰
- 坎达亚特、查萨

### 中央邦

- 古贾尔人
- 雅达夫
- 库尔米
- 拉杰普特人
- 婆罗门

## 争议性议题

### 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保留制度

印度教育部门于1954年建议各教育机构应为 表列种姓（SCs）与表列部落（STs）保留20%的名额，并规定在必要时，可将这些学生的入学最低录取标准调降5%。到1982年，规定更加明确，要求公家机关及政府资助的教育机构，必须分别为SCs与STs的考生保留15%和7.5%的员额。

### 其他落后阶层保留制度

由莫拉尔吉·德赛总理领导的人民党政府于1979年1月1日指示成立曼德尔委员会（即社会及教育落后阶层委员会（Socially and Educationally Backward Classes Commission（SEBC）），其任务是借由11项社会、经济和教育指标来判定落后程度，借此辨识出印度在社会或教育方面的落后阶层。此委员会由已故国会议员B.P. 曼德尔领衔，研议透过保留名额制度来纠正种姓歧视的问题。

委员会与1980年根据种姓、经济与社会指标进行评估，认定其他落后阶层（OBC）约占印度总人口的52%。基于此数据，委员会建议，应在中央政府与公营事业机构中为其他落后阶层成员保留27%的职位，使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与其他落后阶层的预留总额达到49%。

虽然报告是在1983年完成，但直到1990年8月才由维什瓦纳特·普拉塔普·辛格总理领导的政府宣布有意将此建议付诸实施，随即引发反对该制度的大规模学生抗议浪潮。虽然印度最高法院随后发布临时延缓执行令，但保留制度仍于1992年仅先于中央政府部门中正式实施。

曼德尔委员会估计印度总人口中约有52%（不含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属于落后阶层，涵盖3,743个不同的种姓与社群。根据后续的国家落后阶层委员会编撰的数据，截至2006年，该国列入中央其他落后阶层名册的落后种姓数量已增加至5,013个（多数联邦属地的数据尚未纳入）。

## 参见

- 印度种姓制度
- 身份政治
- KHAM 理论，代表四个社群的联盟，分别为：K（刹帝利、H（哈里真，即达利特)、A阿迪瓦西 (印度原住民)及M（印度穆斯林）。
- 罗摩-丘舍等式，指的是在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库尔米和科埃里种姓之间的政治联盟，有挑战其他强大种姓群体的主导地位的作用。

## 延伸阅读

- Jain, Meenakshi, Congress Party, 1967–77: Role of Caste in Indian Politics (Vikas, 1991),
- Firstpost News, Signature kids? RSS formula of perfect babies is fed by our own nightmarish hop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