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审查制度

印度的审查制度在其历史上表现为多种形式。尽管印度宪法在法律上保障言论自由，但在事实上仍对内容存在多种限制，官方理由多为“维护族群与宗教和谐”，这与该国历史上的族群紧张局势有关。根据2011年《信息技术规则》，所谓不当内容包括任何“威胁印度的统一、完整、国防、安全或主权，损害与外国的友好关系或公共秩序”的信息。

在2024年，自由之家发布的年度《世界自由度报告》为印度打出66分（满分100分），对应“部分自由”的地位，其中公民自由评分为60分中的33分；在“媒体是否自由且独立”这一具体问题上得分为4分中的2分。该分析特别指出，上述评分不包括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该地区单独评估，总分仅为100分中的26分（“不自由”），公民自由评分为60分中的20分。这表明近年来相关状况持续恶化；相比之下，2017年印度曾获得77分（“自由”），公民自由得分为60分中的42分。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全球性分析《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印度的新闻自由排名已从2019年179个国家中的第140位下降至2023年180个国家中的第161位，被归类为处于“严峻”状况。

## 法律

### 淫秽内容

观看、收听或持有色情材料通常是合法的。然而，此类材料的传播受到严格禁止。中央电影认证委员会允许部分含有性内容的影片上映（标注为“A级”），但仅限在受限制的场所放映，且仅供18岁及以上人士观看。印度的公共电视广播机构多尔达山曾在深夜时段播出此类影片。电影、电视节目和音乐视频容易遭到删减，甚至被禁播。不过，如果某些文学作品被查禁，通常并非出于色情原因。色情杂志在技术上属于非法，但许多印度本土的“软色情”出版物仍可通过不少报刊摊点获得，商贩通常将其置于非色情杂志堆底，并在顾客要求时提供。多数非印度出版物（包括《花花公子》）通常更难获取，无论是软色情还是硬色情。从允许此类刊物合法发行的国家向印度邮寄色情杂志同样属违法行为。在实际操作中，这类杂志几乎总会被海关没收，并作为违法证据登记，可能导致处罚，同时还会接受严格审查。

### 国家安全

1923年《官方保密法》用于保护官方信息，主要涉及国家安全事务。

## 按媒介分类的审查

### 新闻出版

印度新闻界并未享有广泛的自由。2023年，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新闻自由指数》中，印度排名第140位。1975年，在英迪拉·甘地政府时期，紧急状态期间对新闻界实施了审查；次日，《印度时报》孟买版在其讣告栏刊登了一则内容为：“D.E.M. O'Cracy（影射‘Democracy’，意为‘民主’），T. Ruth（影射‘Truth’，意为‘真理’）之夫，L.I. Bertie（影射‘Liberty’，意为‘自由’）之父，Faith（信念）、Hope（希望）与Justica（影射‘Justice’，意为‘正义’）之兄于6月26日去世。”该内容于1977年3月紧急状态结束时被删除。

2016年10月2日（参见：2016年克什米尔骚乱），总部位于斯利那加的克什米尔报纸《Kashmir Reader》被时任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要求停止出版。由斯利那加副专员法鲁克·艾哈迈德·隆发布的禁令称，该报刊载了“可能煽动暴力行为、扰乱公共和平与安宁的材料和内容”。该禁令是在克什米尔山谷持续数周的骚乱之后发布的，此前一名被印度、欧盟和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真主圣战者”指挥官的布尔汉·瓦尼被击毙。记者们谴责此举是对克什米尔言论自由和民主的打压，是中央政府在骚乱期间实施大规模媒体审查的一部分。在职记者通过游行至信息与公共关系局以示抗议。

克什米尔的个人、学术团体与民间组织，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如查谟和克什米尔公民社会联盟（JKCCS）、克什米尔经济联盟（KEA）、克什米尔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KCSDS）和国际特赦组织等）亦对该禁令提出批评。多数克什米尔主要日报也对《Kashmir Reader》表示支持，并称此举是因其对骚乱现场情况的报道而遭到政治报复。支持克什米尔独立诉求的“呼里亚特会议”领导人也记录了他们对该禁令的抗议。国际特赦组织发表声明称，“政府有责任尊重新闻自由以及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同时批评政府因该报持反对立场而将其关闭。该报的记者则称，与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的说法相反，他们此前并未收到任何通知或警告，而是被突然要求停刊，这只是克什米尔更广泛媒体压制现象的一个体现。此前，邦政府曾在7月短暂查禁报纸数日，称此举为“应对非常情况的临时措施”，但在遭遇强烈反弹后，将责任转移至警方，并随后允许报刊恢复出版。2016年12月28日，在禁令实施近三个月后，政府解除禁令，该报恢复出版。

### 淫秽与诽谤

1988年，拉吉夫·甘地曾提出一项“诽谤法案”，但由于遭到强烈反对，最终被撤回。印度最高法院在2014年“Sportsworld案”判决中裁定：“女性裸体或半裸体的图片本身并不能被认定为淫秽。”

### 克什米尔

印度政府要求在印度境内发行的所有出版物中的地图均须反映其对整个克什米尔地区的主张（该地区与巴基斯坦存在争议），且不论当前实际控制线如何。凡不符合该要求的出版物将被当局查封，相关期刊甚至可能被销毁。

### 电影

印度的电影监管机构——中央电影认证委员会（CBFC）会要求导演删除其认定为冒犯性的内容，包括性、裸露、暴力，或被视为具有政治颠覆性或禁忌性的题材。然而，在过去二十年中，该委员会在审查方式上出现了明显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好莱坞影响力的增长以及印度年轻一代较为自由的观念，使社会接触到更多自由主义文化价值。此外，全球化与现代化也在塑造印度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社会对进步性议题的接受度提高。因此，印度电影审查机构在审查标准上趋于宽松，允许电影制作人更自由地探索以往被视为禁忌的主题。

印度最高法院在塑造电影审查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宝莱坞电影“西方化”问题上。法院对印度电影中的创作表达表现出更为自由的态度，并在审查机构的决定被认为过度或武断时介入。这使得在“西方化”问题上的处理更加细致，在维护印度文化与价值观的同时，也兼顾电影人表达创作自由的需要。

根据印度最高法院的说法：

电影审查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电影比印刷文字更能激发思想与行动，并能获得更高程度的关注与记忆。行为与语言、视觉与声音在电影这一媒介中的结合，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可能灌输或培养暴力或不良行为。因此，不能将其与其他传播形式等同看待。事前审查（预先限制）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要的。

2006年，印度七个邦（包括那加兰、旁遮普、果阿、泰米尔纳德邦、安得拉邦等）禁止上映或放映好莱坞电影《达·芬奇密码》（以及同名书籍），尽管中央电影认证委员会已批准该片在全印度范围内供成人观看。然而，相关高等法院随后撤销了禁令，该片最终得以在这些邦上映。

2013年，卡迈勒·哈山主演的电影《Vishwaroopam》在泰米尔纳德邦被禁止放映，为期两周。

2014年，由卡勒姆·麦克雷执导的调查纪录片《禁火区：斯里兰卡的杀戮战场》因被认为可能损害印斯关系而被中央电影认证委员会拒绝发放认证。基于同样理由，2015年该委员会拒绝认证传记片《Porkalathil Oru Poo》，该片讲述了电视记者伊赛普里亚遭斯里兰卡军队成员强奸并杀害的事件；2017年，电影《Neelam》（以斯里兰卡内战及包括泰米尔猛虎组织在内的泰米尔团体崛起为背景）同样未获认证。

2015年，中央电影认证委员会要求对马拉雅拉姆语艺术片《Chayam Poosya Veedu》（《彩绘之屋》）进行四处删减（三处画面、一处音频），理由是影片中包含女性主角裸露的场景。导演桑托什·巴布塞南与萨蒂什·巴布塞南拒绝对影片作出任何修改，因此该片未获认证。

同样在2015年，知名纪录片导演贾拉纳·贾维里与阿努拉格·辛格的作品《查理与可口可乐公司：退出印度》在中央电影认证委员会审查时遇到阻碍，该案至今仍未结案。上诉机构在20页文件中列举了20项反对该纪录片上映的理由，但并未提出任何具体删减建议。这部时长两小时二十分钟的纪录片指控可乐公司滥用地下水、土地、生计资源与河流，并违反相关法律；同时还指责影视演员及电视媒体为追逐利润、忽视可持续发展而突破伦理与道德界限。

2023年，被指带有“伊斯兰恐惧症”倾向、基于所谓“爱情圣战”理论的电影《喀拉拉故事》在西孟加拉邦被禁止上映。时任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表示，此举旨在“维护孟加拉的和平”，并避免仇恨犯罪和暴力事件的发生。然而在不久之后，印度最高法院在受理电影制作方的申诉后下令解除禁令，并指出，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不应取决于公众情绪的表达。

### 电视

2013年2月，在电影《Vishwaroopam》上映受阻引发争议之后，印度信息与广播部在退休法官穆库尔·穆德加尔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查《1952年电影法》下的电影认证问题。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之一是研究“为在电视频道和广播电台播出之目的，是否需要设立特殊类别的认证要求”。然而，该委员会最终未就这一重要问题提出任何 建议。

目前印度对电影的分级如下：

- U——不限级，允许公众自由观看。
- U/A——不限级，但建议12岁以下儿童在家长或监护人指导下观看。
- A——仅限18岁及以上成人观看。
- S——仅限特定职业或特定群体（如医生等）观看，极为少见。

### 音乐

2006年，激流金属乐队Slayer的专辑《Christ Illusion》在印度被禁。原因是该国天主教教会对专辑封面及部分歌曲标题表示不满，并发起抗议。该专辑随后被下架，剩余库存由EMI音乐印度公司焚毁。

### 戏剧

1978年，基兰·纳加尔卡创作了戏剧《Bedtime Story》，部分取材于《摩诃婆罗多》。由于保守派印度教组织和政党（如湿婆军、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及印度教大会等）的反对，该剧的演出被部分禁止，持续达17年。

1999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禁止上演马拉地语戏剧《Me Nathuram Godse Boltoy》（或《Nathuram Godse, Am Speaking》）。该禁令随后被提交至孟买高等法院审理，法院裁定该禁令超越政府权限且属违法，并予以撤销。

2004年，伊芙·恩斯勒的戏剧《阴道独白》在金奈被禁演。不过，该剧自2003年以来已在印度其他许多地区成功上演，其印地语版本自2007年起亦持续演出。

### 地图

1961年，印度将以可能损害国家安全或利益的方式质疑其边界领土完整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 图书

- 自1975年起，印度曾查禁《毛主席语录》
- 孟加拉国作家塔丝丽玛·纳斯林的多部作品因被指“宣扬分离主义”，在西孟加拉邦遭到查禁
- 1989年，印度以其被认为“攻击伊斯兰教”为由，禁止进口萨尔曼·鲁西迪的《撒旦诗篇》；该禁令于2011年5月解除
- 1990年，拉姆·斯瓦鲁普所著《通过圣训理解伊斯兰》被查禁；同年，该书的印地语译本被禁，1991年3月其英文原版亦遭查禁
- 美国学者詹姆斯·莱恩所著《湿婆吉：伊斯兰印度中的印度教国王》于2004年被印度国大党领导的中左翼政府查禁，理由是其被认为涉及推广印度本土价值与印度教民族主义
- 莱恩翻译的一部有300年历史的诗作《湿婆婆罗多》，题为《湿婆吉史诗》，于2006年1月被查禁。该禁令是在“桑巴吉旅”激进分子袭击浦那的班达尔卡东方研究所之后实施的，此后历届政府均未撤销该禁令
- 在旁遮普邦，一部名为《Bhavsagar Granth》（又称《Bhavsagar Samunder Amrit Vani Granth》）、长达2704页的宗教著作于2001年被邦政府查禁，起因是主流锡克教徒与编撰该书的异端教派之间发生冲突。据称该书抄袭了《古鲁·格兰特·萨希卜》中的部分内容。其中一张图片展示巴巴·巴尼亚拉身穿闪亮外套并佩戴头饰，其形象类似于锡克教第十代古鲁戈宾德·辛格的常见宣传画；另一张则描绘其以类似古鲁戈宾德·辛格的姿态骑马。该禁令于2008年11月解除
- 《聚酯王子》（《The Polyester Prince》）是一部关于印度商人迪鲁拜·安巴尼的传记，在信实工业集团以预期诽谤为由获得法院禁令后被查禁。
- 自2005年9月起，《真正的古兰经》（《The True Furqan》）一书被禁止进口至印度。
- R.V. 巴辛的《伊斯兰：穆斯林政治性世界入侵的概念》于2007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被查禁，理由是其被认为会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煽动宗教对立；当时该邦首席部长为维拉斯拉奥·德什穆克。

### 互联网

自由之家在其《2015年网络自由报告》中将印度评为“部分自由”，总分为40分（评分范围为0至100，分数越低表示越自由）。其中，“接入障碍”得分为12分（0–25分范围），“内容限制”得分为10分（0–35分范围），“用户权利侵犯”得分为18分（0–40分范围）。在该报告涵盖的65个国家中，印度排名第29位。

《2012年网络自由报告》指出：

- 印度整体的互联网自由状况为“部分自由”，自2009年以来未发生变化。
- 印度得分为39分（0分表示最自由，100分表示最不自由），在2012年报告所涵盖的47个国家中排名第20位；在2011年报告中，印度在37个国家中排名第14位。
- 在2012年报告所涵盖的亚洲11个国家中，印度排名第3。
- 在2008年之前，印度政府对互联网内容的审查相对较少且零散。
- 在2008年11月孟买恐怖袭击（造成171人死亡）之后，印度议会通过了《信息技术法》的修正案，扩大了政府在审查和监控方面的权力。
- 尽管印度并不存在一项持续性的政府政策或战略来大规模阻止获取互联网内容，但为防止某些内容可能煽动袭击而采取的删除措施已变得更加常见。
- 自2009年底修订后的《信息技术法》实施以来，政府对私营公司施压，要求其删除被认为可能危及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的信息的情况有所增加。法律要求公司指定专人接收政府的封锁请求；对于未遵守相关要求的私营服务提供商（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搜索引擎和网吧等），最高可判处七年监禁。
- 互联网用户因在线发布内容而被起诉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托管相关内容的私营公司依法有义务向当局提供用户信息。
- 2009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博客作者和版主可能因其网站上发布的评论而面临诽谤诉讼，甚至刑事起诉。
- 对通信进行拦截无需事先获得司法批准，中央及各邦政府均有权发布有关拦截、监控和解密的指令。所有获得许可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均须依法签署协议，允许印度政府机构访问用户数据。

根据开放网络倡议（OpenNet Initiative）2007年5月的评估，印度在冲突/安全及互联网工具领域被归类为实施“选择性”互联网过滤，而在政治与社会领域则“没有证据”显示存在过滤。该组织指出：

印度作为一个拥有强大新闻自由保护的稳定民主国家，其对互联网过滤的尝试已进入公共舆论的视野。自2003年以来，印度对网站和博客进行选择性审查，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不统一的应对方式使这一过程显得更加混乱，并引发了强烈的反对声音。显然，政府对过滤行为的监管与实施仍在演变中。……尽管媒体和博客圈对印度的过滤现状众说纷纭，但实际被封锁的网站表明，虽然现行的过滤系统效果并不一致，但其运作仍受到政府努力的推动并与之保持一致。政府的过滤尝试并非完全有效，因为被封锁的内容很快便迁移到了其他网站，用户也找到了绕过过滤的方法。此外，政府还因对审查的技术可行性缺乏了解，以及在选择封锁网站时具有随意性而受到批评。修订后的《信息技术法》（IT Act）免除了中间商对第三方创作内容的责任，这可能预示着未来政府将加强监管。

根据Google的一份“透明度报告”显示，印度政府在2010年7月至12月期间共发起了67次内容删除请求。

在2020-2021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印度封禁了TikTok。

## 参见

- 中央电影认证委员会（Central Board of Film Certification），印度的电影分级与审查机构

## 参考文献

### 延伸阅读

- Chopra, Chandmal；Goel, Sita Ram（1987）。《The Calcutta Quran Petition》（《加尔各答〈古兰经〉请愿案》）。新德里：Voice of India
- Elst, Koenraad（1992）《Negationism in India: Concealing the Record of Islam》（《印度的否认主义：掩盖伊斯兰的历史记录》）
- Kumar, Nishant（2023）。《Religious Offense and Censorship of Publications: An Enquiry through the Prism of Indian Laws and the Judiciary》（《宗教冒犯与出版审查：通过印度法律与司法体系的视角研究》）新德里：Routledge India
- Shourie, Arun；Swarup, Ram；Goel, Sita Ram（1998）。《Freedom of expression: secular theocracy versus liberal democracy》（《言论自由：世俗神权与自由民主之争》）。

## 外部链接

-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India”（《印度的言论自由》），国际言论自由交流组织（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change，IFEX）。
- Sethi, Devika（2019）《War over Words: Censorship in India, 1930–60》（《文字之战：印度的审查制度，1930–1960》）剑桥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