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戴夫南特

查尔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1656年－1714年）是英格兰经济学家、托利党政治人物与小册子作者，曾代表圣艾夫斯与大贝德温进入英格兰国会。

## 生平

达文南特出生于伦敦，是诗人威廉·达文南特爵士的长子。他曾就读于奇姆文法学校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但未取得学位便离开大学。后来他成为父亲剧院的经理。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成为民法博士会馆成员。

1678年，达文南特被任命为消费税委员，年薪500英镑；当时税收仍以“包税制”征收。1683年，英国终止包税制后，达文南特作为委员的年薪增至1000英镑。1685年，他当选为圣艾夫斯选区国会议员。然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使詹姆士二世流亡法国，英格兰国会则拥立威廉三世为王。1689年，达文南特失去消费税委员职位，他贷给詹姆士二世的款项也被取消。

1692年，在戈多尔芬支持下，他申请担任消费税审计官，但未获任命。1694年他再次申请，仍告失败，可能是因为财政大臣查尔斯·蒙塔古反对。1696年，他在政府中的友人什鲁斯伯里与戈多尔芬受到政治攻击。戈多尔芬不久后辞职，达文南特也失去获任公职的主要支持者。

1698年，达文南特以大贝德温代表身份重返国会；他开始与托利党结合。1701年3月，达文南特被指与法国特工有联系，外界怀疑法国政府曾企图贿赂他，使其促进法国利益，并在英格兰对法宣战时提供情报，但此事未能证实。有证据显示一名法国特工曾建议贿赂达文南特，却没有证据显示“贿赂曾实际提出或被接受”。与法国的牵连损害了达文南特的公众与政治声誉。

1702年，安妮女王即位。彭布罗克—容托内阁倒台，达文南特的友人戈多尔芬、诺丁汉与罗伯特·哈利在联合内阁中掌权。1702年9月，达文南特被任命为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谈判委员会秘书。1703年6月，他被任命为进出口总监。

1705年秋，达文南特前往荷兰，调查战时与法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1710年，戈多尔芬失势，这使达文南特失去一名重要支持者，也威胁到他的进出口总监职位。达文南特写作《宫廷中的托马斯·达布尔爵士》（Sir Thomas Double at Court）与《关于当前局势的新对话》（New Dialogues upon the Present Posture of Affairs），试图修补与可能重新掌权的托利党之间的关系。《宫廷中的托马斯·达布尔爵士》推翻了他在1703年《论国内和平与海外战争》（Essays upon Peace at Home and War Abroad）中主张温和的立场；《关于当前局势的新对话》则重申他自1689年以来对公共支出融资方式的批判。他也改变了《关于目前法国与荷兰之间所容许自由贸易的备忘录》（Memorial Concerning the Free Trade now Tolerated between France and Holland）中的立场，转而主张荷兰人从对法贸易中获利，而“不列颠承担战争负担”。

达文南特于1714年卒于伦敦。

## 著作

十九岁时，他创作悲剧《瑟茜》（Circe）。作为经济学家，达文南特是重商主义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在经济小册子中，与其政治写作不同，他采取较折衷立场：主张政府限制殖民地贸易，但支持国内交换自由。

他的著作全集于1771年在伦敦出版，其中较重要者包括：

- 《论东印度贸易》（An Essay on the East India Trade，1697年）
- 《论英格兰公共收入与贸易的两篇论述》（Two Discourses on the Public Revenues and Trade of England，1698年）
- 《论使人民在贸易差额中获益之可能方法》（An Essay on the probable means of making the people gainers in the balance of Trade，1699年）
- 《论授予与收回，以及论权力平衡之文》（A Discourse on Grants and Resumptions and Essay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1701年）

1694年底，他出版《论供应战争经费之方法与手段》（An Essay on the Ways and Means of supplying the War），这是“对英格兰自1689年以来为对法战争筹资方法的理性批判。它攻击长期借款有害贸易，并认为土地税因各地负担不均而不公。”

1695年11月，他撰写并向枢密院宣读《关于英格兰铸币的备忘录》（Memorial Concerning the Coyn of England）。这份由司法大臣委托撰写的作品，反对多数派提出以降低英格兰货币成色来支付对法战争费用的方案。

1696年，他出版《关于贸易委员会的备忘录》（A Memorial Concerning a Council of Trade），宣扬其保护贸易的构想；又出版《关于信用及恢复信用之方法与手段的备忘录》（A Memorial Concerning Credit and the Means and Methods whereby it may be Restored），一般被视为他为讨好掌权党派、以取得消费税部门职位而作。同年10月，他出版《论公共德性》（Essay on Publick Virtue），猛烈攻击执政的辉格容托。同样在1696年，他出版《论东印度贸易》，其中“反对以保护英格兰纺织品免受印度竞争为由限制贸易，主张与东印度的商业改善了不列颠的贸易差额，并以贸易差额概念进一步反驳保护主义者的论点”。

1697年，他出版《论英格兰公共收入与贸易》第一部，强烈反对以长期借款作为政府支出资金来源，并主张应尽快偿还战时债务。达文南特论点的基础是“为偿债而课高税，会成为贸易、工业与土地的负担”。他仍认为土地税不公，因其将创造公共收入的最重负担加诸地主乡绅；长期结果将迫使乡绅出售土地给“有钱人与高利贷者”以缴纳税款。

1698年，他出版《论英格兰公共收入与贸易》第二部，其中以“更持续且完整的形式”描述“一般”贸易差额的观念。这本小册子也很可能是为了让东印度公司官员记住他是同情其业务的人，因为他正试图让该公司聘其为代理人。

1699年初，他出版《论使一国人民在贸易差额中获益之可能方法》。该书引用格里高利·金对“英格兰自然资源”价值与规模的计算。最后一节攻击容托党的行动与政策，与其说是经济思想阐述，不如说是政治抨击。同年年底，他出版《论授予与收回》（A Discourse of Grants and Resumptions），讨论英格兰国王与女王将“被没收的爱尔兰地产”授予容托党友人与政治盟友的做法。达文南特的写作开始从纯经济讨论转向政治评论，意在讨好执政党以取得职位。1701年，他出版《论一、权力平衡；二、宣战、媾和与缔盟权；三、普世君主制》（Essays upon I The Balance of Power II The Right of Making War, Peace, and Alliances III Universal Monarchy），这是“对威廉三世外交政策极具党派色彩的攻击”。

1701年8月，达文南特出版《现代辉格党人的真实图像》（The True Picture of a Modern Whig），试图反击辉格党推动解散托利党国会的行动，方法是“捍卫托利观点并揭露辉格动机”。同年出版的《汤姆·达布尔自乡间归来》（Tom Double Returned out of the Country）则说明他关于贸易与公共财政的全部想法及其背后理由。他主要担心辉格党会重启对法战争，使国家进一步负债，进而要求对土地所有者课征更高税负。地主将因此破产，而从战争中获利的人则能购买土地，夺取乡绅的政治权力。

1703年11月出版的《论国内和平与海外战争》“宣扬女王与哈利所偏好的‘温和’与反党派态度”。这本小册子激怒了他在托利党中的友人，因为其立场与托利党当时推动的政策相反。1702年以前，他曾是党派理念的主要倡议者；但此文使他失宠，并逐渐获得一种名声：即他会推动任何最有利于自己个人利益的主张。

1704年，达文南特提议汇编过去二十五年的贸易数据。但实际统计所需书记员费用，是其请求遭拒的主要原因。他撰写但未出版《关于目前法国与荷兰之间所容许自由贸易的备忘录》，目的在于为当时允许法国与荷兰贸易的政策寻求支持。达文南特在该文中对荷兰人抱持正面看法，这与他几乎所有其他小册子中的立场形成对比。

1709年，达文南特出版《对非洲贸易结构与管理的反思》（Reflections upon the Co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of Trade to Africa），其中他“回到其通常对荷兰人的怀疑甚至公开敌视立场”。该小册子主张恢复皇家非洲公司对英格兰非洲贸易的垄断，理由是荷兰竞争“使维持堡垒成为必要，而只有股份公司负担得起”。沃德尔指出，该公司与达文南特之间有密切合作，他可能因撰写该文而获酬。他极力匿名出版这本小册子，且当时显然处于财务困难中；因此沃德尔认为，这是一篇受雇之作，不一定代表达文南特真正支持其中主张。

1712年，达文南特出版两份《致……公共账目委员会报告》。虽然这些报告包含大量统计资料，但仍延续《关于当前局势的新对话》的主题：荷兰从与法国贸易中获利，而不列颠则在对法战争中承担沉重债务；与法国贸易“曾经或可能对英格兰有利”。这与乔纳森·斯威夫特的《盟友的行为》（Conduct of the Allies）相互呼应，并为与法国缔结和平与商业条约提供经济基础。

关于需求法则究竟是由格里高利·金提出，再由查尔斯·达文南特运用于其部分著作，还是由金与达文南特基于金的统计工作共同发展，学界仍有疑问。金在其日记中并未给出该法则的正式定义，而日记是其著作的主要来源。达文南特也似乎并非创新型思想家，且经常撰写小册子以推动有利于其个人经济或政治地位的观念或政策。因此，较可能的情况是，达文南特延伸了金的工作，用以证明其主张：以借款支付战争费用对英格兰经济有害，而消费税才是为政府筹资的适当方式。

达文南特也被认为是最早讨论贸易差额概念，并将其视为一国财政健康重要因素的人之一。此观念的基础是：若进口多于出口，将造成货币外流。他在1695年的《论供应战争经费之方法与手段》中主张，“出口盈余是为战争筹资的最佳方式”，而不是承担长期债务并增加土地所有者税负。

1696年，达文南特撰写《论东印度贸易》，继续主张不应限制进口，因为英格兰是从印度进口商品的净出口者。限制进口将阻止这些商品再出口至欧洲其他地区，从而降低政府总收入。他一生大多对荷兰政府极为厌恶且不信任，并担心若不列颠不供应印度进口品，荷兰人便会供应欧洲。他似乎也是最早理解消费者需求与完全竞争基本概念的人之一。然而，他对荷兰人的偏见，更多源自对英格兰政治竞争者的恐惧，而非担心英格兰在印度垄断中的竞争优势遭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