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核子武器研制计划

中华民国曾在历史上三度研制核武器，过程深受国共内战、冷战中的中美关系与两岸军事对峙之影响而波折不断，最终在1988年1月当该计划接近实用化阶段时，受美国介入而被迫终止，相关设备与物资随即遭拆毁与收缴。

1945年8月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国民政府即有发展核武器之构想：蒋中正亲批50万美金经费、陈诚与俞大维统筹、派遣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等学人赴美研习，但随国共内战失利、政府迁台而未能落实。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方转而协防台湾，并于1957年至1974年间在台南部署装载核武的“斗牛士”导弹与核航弹以威慑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中国大陆成功进行首次核试爆后，蒋中正旋于同年指示中山科学研究院拟订“新竹计划”，并于1965年命次子蒋经国督导。此一计划于1967年因内外压力暂告搁置：对内，物理学家吴大猷以预算过钜、台湾腹地过小无法地下试爆、科技人才不足等理由正式异议；对外，美国成功阻挠西德西门子向台湾出售关键重水反应炉，使对外采购告吹。

1971年中华民国失去联合国席位之后，蒋中正决定以更隐蔽的方式重启核武研发，名为“桃园计划”：1969年自加拿大取得一座40兆瓦、以重水为慢化剂、可生产武器级钚的“台湾研究用反应器”；于桃园杨梅之核能研究所建立“钚燃料化学实验室”、燃料制造厂与小规模再处理设施；并向西德UHDE-Lurgi、法国圣戈班、比利时Comprimo等公司洽购大型再处理设备、自南非秘密取得未经申报之铀。1972年底美国经欧洲共同体办公室之密报察觉此一动向后，于1973年向台北抗议，并于1977年4月12日由大使安克志向蒋经国递交六项原则的秘密协议，迫使台方终止再处理、移交分离钚、暂停研究反应炉运转。

1979年与美国断交后，台北军方主导之鹰派藉势推动秘密复兴：参谋总长郝柏村与中山科学研究院代理院长叶昌桐、核能研究所所长刘光霁于1980年代重新整合计划，1985年于屏东九鹏基地成功进行内爆装置之冷试验，并于中山科学研究院控制之军事用地秘密兴建年产10至20公斤钚的分离厂；至1987年底，台方核弹头设计已接近完成，与计划整合之经国号战机为预订投送载台。然1988年1月，核能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张宪义上校出走美国；翌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继任总统。美国总统隆纳·雷根亲函要求全面停止核武研发，美方核能技术小组同月抵台，“台湾研究用反应器”随即停机，秘密钚分离厂以混凝土永久封闭，中科院与核能研究所在组织上完全切割。

2000年代陈水扁总统任期内，曾有传闻称台湾可能重启核武研制，但历任政府均坚称不会发展核武器，亦无直接技术证据佐证该等传闻。随着201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紧张，美、台民间偶有提倡核武装以为安全保障之声；台湾之科研基础亦使其被一些学者与机构视作能迅速研发核武的“核潜伏国家”。然而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台湾在当前民主开放的政治环境下，已不可能像威权时期秘密发展核武，且地理、政治与经济层面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均处于绝对劣势，即便启动计划，亦极可能在研发初期即遭对方先制打击或国际制裁而崩溃。

## 大陆时期的初期构想

### 广岛原子弹冲击与情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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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被视为迫使日本投降的关键因素，亦于战后国际间引发对核武器的广泛关注。国民政府将此一新型武器视为战后中国国防的重大威胁；白崇禧于1946年6月21日呈蒋中正之意见书中即直言：“各国科学之发达，今后积极研究，则类似原子弹或更加猛烈之秘密新式武器势必继续发明”，“我国科学落后，对此最感威胁与痛苦”。学界亦有国立上海临时大学教员郑昌时、赵瑞熊等人陆续呈文，力劝国民政府迅即展开原子能研究。当时蒋中正以“美、苏、英、中”世界第四强自居，认为唯有取得原子弹方能在战后国际事务中享有发言权。

出身浙江绍兴、先后就读哈佛大学与柏林洪堡大学、归国后执掌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俞大维，于中美联合参谋本部中阅及美方关于原子弹研制进程的报告，即由亨利·德沃尔夫·史迈斯教授执笔、后于1946年解密出版的《史迈斯报告》。报告当时仍为机密，俞大维所以能取得，主因阿尔伯特·魏德迈于1944年10月接替约瑟夫·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中正参谋长后，与俞大维因联合参谋作业结为挚交。据吴大猷在《回忆》中所记，魏德迈向俞大维交付这份报告时并直接询问：“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造原子弹？”俞大维随即将报告转呈蒋中正，蒋交办军政部长陈诚与次长俞大维统筹规划，此即国民政府研制核武器的开端。据李元平所撰《俞大维传》（1994）中所述，俞大维本人并曾获准阅及美方关于三位一体核试之机密文件。

除文件情报外，国民政府亦于战后初期循盟邦管道直接接触美国的核试爆现场。1946年7月，美国于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进行战后首次正式核试爆，代号“十字路口行动”，邀请美方盟邦派员观摩；中华民国因此得以派出一名兼具军官身份的物理学者，与其他美国盟邦同僚一同前往观摩试爆。据奥尔布莱特与斯特里克所述，该批中方代表虽受美方严格安保管制，仍尽可能搜集关于核爆当量、冲击效应与辐射影响等技术资料以带回国内研究。蒋中正同时并利用此一管道遣派包括吴大猷在内的5位科学家赴美深造原子能研究，此即下节所述“机构筹建、人才培养”之先声。

### 机构筹建、人才培养与铀矿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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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三人应军政部之召前往重庆，咨议筹划原子弹发展计划。三人以“有人才有弹”为共识，着手物色赴美研习人选：曾昭抡主化学，推荐唐敖庆与王瑞𬳽；华罗庚主数学，推荐孙本旺；吴大猷主物理，推荐朱光亚与李政道；军政部原订6人名额，因华罗庚部分仅选1人，剩余空额由先期在美的徐贤修顶补。在选定人员后，吴大猷另一面为各人加授近代物理速成课程，一面将《史迈斯报告》分作五份，由前述五位青年学者各译一段、再经吴大猷校阅后送交军政部，惟译稿不久即在部内遗失。1946年8、9月间，赴美学人陆续抵达美国西岸，与已先期到达的曾昭抡会合，吴大猷则因随周培源等人赴伦敦参加牛顿诞辰300周年纪念会，稍晚抵美。由于美国将原子弹研制列为核心机密，赴美学人虽原欲进入相关研究机构考察，最终皆无从如愿，仅得在军政部许可下分赴各大学进行研究与学位深造。

1946年8月，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在美国访问加州大学教授欧内斯特·劳伦斯，后者表示乐于协助中国建造回旋加速器；顾毓琇随即报告蒋中正，请其“高瞻远瞩，赐准制造原子试验器”。蒋中正闻此即批拨50万美金作为研制经费，是国民政府原子能计划获得最高领导人正式拨款的肇端。此后，类似的拨款请示由各方陆续上呈：1946年9月19日，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呈蒋中正转达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布西氏（Bush）愿协助中国设立原子能研究所之意；同年10月12日，朱家骅再呈，请拨20万美元用于筹制原子试验器并指定中央研究院主持；1947年2月17日，国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呈国民政府，请拨美金40万元进行原子核物理及原子能研究。各笔拨款请示与相关计划虽一一上呈，然实际落实者甚少。1946年3月，军统局长戴笠向蒋中正提议，留用日本在上海所设自然科学研究所之佐藤秀三等7名日籍研究员，假以“原子能研究”名义交付任用。然此议经中央研究院审慎审议后，因日籍研究员多为二、三流人才、研究方向亦与原子能无直接关涉，加以保密考量及国际观感，遭杨肇燫等15位、张孝威等28位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两度联名上书院长朱家骅反对，1946年7月院务会议裁定“暂无留用之必要”，计划遂告作罢。

与机构筹建并行，国民政府亦自资源层面推动铀矿对外合作。抗战胜利前，国民政府对国内放射性矿物的分布并不十分清楚，相关勘察工作仅由个别地质工作者展开，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为地质学家南延宗等人于1944年发现的广西黄羌坪铀矿。华北、东北光复后，国民政府接收大员自日俘、苏联占领军处取得日本侵华期间勘测并开采之东北、华北铀矿情报，并获得部分日方留存资料；其中以辽东海城铀矿最为日方重视，相关日籍地质学家、矿物学家并曾为其制定详尽之勘测与开采计划。1946年1月10日，熊式辉电蒋中正报告苏军派地质学家赴海城调查铀矿产源、并利用日人进行原子能研究之动向；同年2月1日，李宗仁亦电蒋中正转述日人西田所称可召集日本在华原子弹研究人员、且百灵庙铀矿年产量可达6吨之说法。

掌握上述情况之后，国民政府一面推动铀矿开采准备工作，一面透过美国驻华大使馆联系美国政府表达合作意向。负责对美洽商者为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其先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建立联系；司徒雷登表达美方兴趣后，翁文灏经请示蒋中正后提供中方所掌握的铀矿资料。其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与美国国务院派遣专员赴华进行实地地质调查、与中方专家会谈，双方代表草签《中美合作探勘铀钍等矿协定草案》；美方并于1947年11月20日将草案电告国务院以备修改。国民政府透过此一草案提出三项诉求：在联合勘测、开采铀矿之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由美方协助培养相关人才与建立实验室；由美方提供相关仪器设备与使用说明。关鑫宇将此一构想概括为“资源换技术”：以中国境内铀矿的开采权换取美方之核能技术转移。蒋中正原则同意后，将草案交行政院院长张群复核。然而美方审查耗时甚久，至1948年3月24日，国务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始电告司徒雷登关于国务院与原子能委员会的修正意见。中美交涉期间，国民政府于1948年4月颁布《铀钍矿管理办法》，将铀钍矿开采及出口收归国家、不准私人或地方擅自开采。1948年11月4日，因货币改革失败等多重因素，翁文灏向司徒雷登表达即将率内阁总辞之意，双方合作谈判随即搁置；至1949年苏联首次核试后，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之国际控核谈判亦同步陷入失败。

### 国共内战致计划中断

1946年起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陷入军事与财政双重困境，筹建国防科研机构之事根本无暇顾及。1946年8月，国防部第六厅厅长钱昌祚虽曾调拨兵工署外汇垫付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的赴美经费，然原拟在中国本土设置原子能研究机构之构想自此停摆。据关鑫宇之研究，由戴笠、李宗仁等人建议成立、由俞大维所组建的“原子能相关委员会”实际上未真正运作；经选派赴美的留学生亦因美国对原子能技术之严格管控，并未直接学习到核物理科学。被俘日人大草正司为国民政府草拟之《辽东海城铀矿开采计划书》（1946年11月16日），亦因东北战局逆转而化为空文。

国共内战末期，资源委员会集体于1949年初转投中共政权，原本累积之铀矿勘察资料、研究人员与规划文件均为新政权所掌握。曾任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的谢家荣因熟稔境内已知铀矿产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南延宗等人在探查铀矿藏地之工作中立有功劳；大草正司为民国政府草拟之计划与报告，迄今仍藏于北京全国地质资料档案馆、属涉密档案。前述五位赴美学人之中，仅吴大猷一人于1960年代以顾问身份与台湾的核计划产生关连；朱光亚则于1950年返国后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武研制，后成为其核武计划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时，包括兵工署相关档案、原子能研究经费、招揽之科技人才在内的整套基础，均连同大陆建制一并放弃；蒋中正自言曾盼中国能成为“世界第二个”拥核国家的构想，至此告终。然关鑫宇亦评论，民国政府的原子能计划虽以失败告终，“但毕竟开中国原子能事业之先河”：其铀矿勘察成果、人才培训网络与机构雏形，均为日后两岸各自的核能发展奠定了部分基础。

## 1950年代的核能基础建设

### 加入国际原子能总署与《民用原子能合作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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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8月苏联试爆氢弹成功，迫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调整核能政策。同年12月8日，艾森豪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原子能为和平”（Atoms for Peace）演说，主张将原子能技术用于和平用途，并承诺与其他有意愿的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展开合作。随后美国国会于1954年通过新版《1954年原子能法案》，大幅放宽对外原子能合作之范围。对失去大陆铀矿资源的中华民国当局而言，“以资源换技术”的旧构想已破产，核能发展更须仰赖美方援助。

1955年5月12日，行政院院会审议外交部关于响应美方倡议的报告，决议授权外交部正式表态支持筹建国际原子能机构。同年5月17日，美国驻台代表向台外交部转达美国国务院的合作意向，希望于同年国会休会前完成谈判与立法。台外交部于5月24日决议与美方展开合作，驻美大使顾维钧随即于5月28日在华盛顿与美方草签《民用原子能合作协定》（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cerning the Civil Uses of Nuclear Energy）。1955年7月18日，顾维钧、美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路易斯·斯特劳斯在华盛顿正式签约。协定规定美方提供原子能科学情报与铀235燃料、援助设置研究用核反应炉，并可探讨发电级反应炉之合作；台方则须提供研究成果资料、接受美方检察、承诺不将援助用于军事目的；美方所供燃料限定于不超过6公斤、且铀235含量不得超过20％。

协定签署后，行政院于同年指派教育部、国防部、经济部与台湾省政府四单位代表组成“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简称原能会），由教育部部长兼任主任委员，旁聘8位学界专家委员。原能会虽名义上以民用开发为主，但国防部所属兵工研究院与国军第四厅均以核心执行单位身份加入，使其组织自始即带有为武器化保留空间之意涵。1957年国际原子能总署于维也纳成立后，中华民国以创始成员之身份取得指定理事席次。

### 清华大学核反应炉

《民用原子能合作协定》落实后的第一项合作即为在台建造研究用核反应炉。1955年起，由前北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原能会委员李熙谋与驻美公使谭绍华在华盛顿与美方洽商援建事宜。完成在美任务后，梅贻琦返台于新竹建立国立清华大学，并获增聘为原能会专家委员，将美方援助之原子能图书交由台湾清华大学保管。1958年7月，清华大学核反应炉开始安装；1959年6月14日，蒋中正亲临清华大学视察反应炉建设情形。1962年初，这座一兆瓦功率的池水反应炉达成首次临界，为中华民国第一座核反应炉。同期，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提供的全额培训计划下，1955年至1959年间台方共派出30位科技人员赴美研习，研习领域涵盖核物理、核工程、原子能农业与医学运用等；返国后绝大多数任教于清华大学与台湾大学，构成日后核研发体系的人力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据后来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来源的张宪义回忆，196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有约三分之二的学生为现役军官。在校客座讲授者中，有部分为大陆时期迁美、进入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科学家，1964年并有名为郑厚珑（Zheng Hou-qun）者于该所讲授爆轰与枪式裂变武器原理；当时清华大学在叙述上将曾任教于北京清华大学的人士视为同校校友，故彼此交流频繁，对核武敏感资讯的安全管控亦相对宽松。

### 美军核武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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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中起，第一次与第二次台海危机接连于1954年与1958年爆发，美方在外交与军事上同步调整对台政策。1954年12月，美方部署装载核武的“中途岛号”航空母舰至台海，并于冲绳部署核武器以遏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金门、马祖之攻击。1955年3月6日，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访台前向艾森豪报告时表示，不能坐视金门、马祖的国军部队被击溃，并暗示此意味着需动用核武器。1958年八二三炮战期间，杜勒斯访台与蒋中正会晤时，讨论以“战术性核武器”对抗大陆的可能性；蒋中正当日在日记中写下“予我以原子重炮，毁灭其炮兵阵地”的设想。

1957年5月7日，台美联合宣布“斗牛士”巡航导弹进驻台湾，为美国空军核导弹部队首次派驻远东。实际运抵时间早于宣布：5月1日设施作业已展开，5月8日首批导弹运抵台南空军基地。该批导弹隶属美国空军第17战术导弹中队（后改编为第868战术导弹中队），1957年11月底完成部署，并于大冈山与澎湖马公设置AN/MSQ-1雷达导引站，由驻台美国空军第13航空特遣队节制。射程约1000公里的斗牛士导弹于1958年3月25日首度公开展示、5月2日首度试射。据美国国防部1978年提交国会的解密报告，斗牛士导弹配备核弹头的部署时间为1958年1月至1962年6月；自1959年5月10日起短期内处于快速核打击战备，其后改为“弹头与弹体分储”的低度战备状态。供战机挂载的核航弹则于1960年1月至1974年7月期间部署于台南基地。1960年1月美方正式同意在台部署核武器后，驻台核武数量逐步增加，1967年詹森总统任内达到约200枚以上的高峰，至1970年代美中关系转变后始告撤离。

## 新竹计划

###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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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新疆罗布泊成功试爆代号“596工程”之首枚原子弹，使其成为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此事对中华民国政府冲击甚大，奥尔布莱特与斯特里克明确记述“台湾的政治体系随即陷入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美驻台北大使馆经解密外交电报“反映出近乎惊惶失措的氛围”（near panic）。

蒋中正本人对试爆特别感到震惊，原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至少还要3年才会成功试爆。此一误判源于1960年中苏分裂后莫斯科突然中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核援助，致美方与台北皆认为其无法独立于短期内完成必要设施与武器化。尽管美国已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协防台湾、并于台南部署核武器与投送载具，台北的安全感“仍因此次试爆而剧烈动摇”。据解密电报，外交部长沈昌焕向美方表达其对试爆对中华民国国军士气与国内反应的严重忧虑；蒋中正本人则向美方坦承其恐惧“台湾可能在单次核打击中被全面抹除，美国的反击将无法及时阻止毁灭”。台北亦忧心此一试爆于政治面所带来的后果，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国际舞台上之地位将大幅提升、构成对台北等量之政治损失。

台北高层的反应在事前甚至显示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子能力的低估。10月29日，总统蒋中正向美国驻台大使杰劳德·赖特坦言，自己原预估中共尚需3至5年方有可能成功，因此于试爆前不久（10月5日）才将此预测与来访的《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分享。赖特在发回国务院的政情观察电报中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核试爆成功对台北所带来的冲击，令台北高层忧心此一局面将为台湾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权力平衡带来新的挑战。据赖特所称，当时甚至有部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如陶希圣等公开指称“美国过去数年来对中共核子能力‘错误’的预测”，导致其反共盟邦对核试爆成功此一结果感到困扰。

蒋中正、宋美龄及其他台湾官员此后利用各种场合宣称“中共的主要目的就是摧毁台湾及其国民党”、“在当今最大的威胁是中共而不是苏联”，并多次建议美国在中共拥有危险的核力量之前以常规武器摧毁其核设施。刘洪丰进一步指出，许多台湾高层领导人（包括蒋中正本人）都多次敦促美国对大陆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要求成立亚洲反共防御组织、甚至创建共同防御力量。然美方主流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核能力与美国不能相提并论，先制打击得不偿失，最终予以拒绝。1966年1月，美方正式拒绝台湾以军事手段摧毁大陆核设施之请求，蒋经国对此“失望且恼怒”；同年12月鲁斯克国务卿访台时，蒋中正向其表示：“我已开始担忧北京将以‘十至十二枚武器’对台湾发动核打击、将整个岛屿化为灰烬”。

蒋中正同期亦展开对台湾自身核武能力的谋思。据陈波研究，1964年大陆宣布核爆后蒋中正旋于同期指示组建中山研究院作为主要的核武研发载体；该机构从事军事领域的核、电子、化学与导弹研究，主要由军方拨款，与政府的科学发展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清华大学关系密切，成立之初十分保密，连中央情报局亦难刺探其全貌。据近年陆续公开的蒋中正日记与美方解密之外交、军事与情报文件，台北高层研发核武之念头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试爆首枚原子弹同时开始酝酿。据佩林所述，蒋中正告诉唐君铂：“共党正在研究原子弹，我们要确保反攻大陆成功，确保台湾‘复兴基地’安全，不能完全依赖美国人，要有自己的核子武器”；自此核武研发技术成为1970年代台、美之间波折不断的盟邦关系中，最严峻且具争议的外交议题之一。

### 计划的启动与构想

1965年7月，蒋中正命令国防部次长唐君铂筹建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核能研究所，并拨款1亿4000万美元用于核武器与陆海空三军各军种武器装备的研发（一说此拨款为1967年）。据陈波研究，中山研究院初成立时极为保密，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亦难以刺探；该机构直属参谋总长领导，并与政府的科学发展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清华大学关系密切。台湾当局并随即广纳高素质科技人员入院供职，鼎盛期院内博士头衔者400人、硕士学位2800人、本科学历7000余人。新竹计划于1966年前后正式成形：蒋中正指示中山科学研究院拟定具体核武发展方案，并命名为“新竹计划”。据米切尔的研究，计划名称“新竹”意指国立清华大学所在地之新竹市，但本身为一误导性代号，计划本身与台湾清华大学并无直接关连，系借用以隐蔽其军事性质。该方案规划于5至7年内取得重水反应炉、重水生产设施与钚分离（即再处理）厂，并准备将其投入核武研制，表面上仍宣称用于和平目的。三项设施的设计蓝图与以色列位于迪莫纳的核武器复合体几为翻版。早于1965年，蒋中正已任命时为国防副部长的儿子蒋经国全面督导此一计划；据索林根援引2000年泰勒（Taylor）之记述，蒋经国当时即为计划实际推手，其积极程度甚至超过其父。

具体执行则由唐君铂主持。唐君铂1910年生于华南、长于河北，自陆军第九军官学校毕业后赴英国修习炮兵与电机工程逾五年，1942年晋升上校，1946年晋升少将并再赴英国。国民政府迁台后，唐君铂历任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国防部常务次长，并晋升中将。蒋中正视唐君铂为“台湾的格罗夫斯”（美国曼哈顿计划主导者），1958年八二三炮战期间其于后勤统筹与物资调度的表现尤获嘉许。唐君铂属狗、蒋经国亦属狗，前者每月举办一次“粥会”延请广东师傅制粥、邀请同事打牌共饮，后因蒋经国亦时常参与，遂被戏称为“狗会”。在新竹计划中，唐君铂负责物资与设备采购、技术发展，以及国内外人才之网罗与招聘。1965年3月，国际原子能总署主导的访问期间，台电代表向陪同的美方官员咨询200兆瓦试验反应炉之适合厂址，并暗示其中一处可能交由中山科学研究院与军方控制；当时即已使美方代表（为一名美籍国际原子能总署官员）警觉，并回复认为美国或加拿大不太可能出售此类反应炉。

1966年中，台北与西德公司西门子接近谈妥一笔售价5000万美元、50兆瓦、以天然铀氧化物为燃料、以重水为慢化剂的多用途反应炉。据刘洪丰分析，1966年3月末台湾当局要求国际原子能总署派检查团赴台为其两个民用研究反应炉选址，但检查团抵台后，台电总经理朱书麟却在官方指令下对选址问题避而不谈，反为台湾计划购置之200兆瓦重水反应炉选址；可选位置之一在新竹、之二则在石门，后者将使该反应炉接近军方控制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当国际原子能总署检查团追问台电与该反应炉之关系时，朱书麟仅含糊回答称由“合作财团”赞助，内含两所大学（可能是国立清华大学与台湾大学）及台湾政府内部部分利益集团，使团长麦卡伦研判“合作财团”中必含台湾军方，反应炉极可能用于军事研究。台北给此一设施的官方说明为“研究以此类反应炉作为商业电力来源之可行性”，但美国驻台大使馆发回华盛顿的电报直言：“中华民国政府或许已决定发动一项核武器研究计划，并正设法循民生发电的名义以取得相关设备”。1966年4月，美方借由发展自一名与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倬云为中科院理事王世杰门生的内线，得到一份题为《中华民国持续追求原子武器之征兆》的评估，内中报告唐君铂本人因认为计划不切实际与超出国家能力而曾向蒋中正进言反对，但蒋中正之决心已凌驾其劝告。同份报告亦称台北曾“找上以色列”，但因台湾当时在联合国支持阿拉伯方而未能成事；转向西德与日本亦遭挫败，后者系出于日本对核扩散的顾虑。

### 与以色列的早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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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双方在核能领域的初次接触可追溯至1961年9月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总署第五届大会，当时的台湾代表团应曾与恩斯特·大卫·伯格曼教授率领的以色列代表团相遇。伯格曼旋即受李熙谋（时任原能会执行秘书、后为教育部次长）邀请访台，并于同年稍晚与一名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首次秘密造访台湾。

伯格曼基于以色列自身经验，当时对台北的建议即是设法走向核武发展。1962年起，台湾代表团团长改由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主任郑振华担任。1966年2月中旬，郑振华及其助手前往以色列参观核设施一事为美方所悉，据刘洪丰研究，索雷克核子研究中心主任莫迪凯·莫拉格（Mordekhai Molag）后向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证实确曾发生此事，并称台湾核专家来访期间“一直由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恩斯特·贝格曼接待”，当时台、以无正式外交关系，伯格曼以委员会主席之高位亲自接待此次访问，足以反映以色列当局对台、以核合作的高度重视。

1963年，蒋中正亲自指派唐君铂代表中华民国出席当年的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总署大会，但此行真正的目的是与时任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伯格曼接触，邀其秘密访台。蒋中正向唐君铂表明，为确保能对中共核攻击有所反制，台湾“不能完全依赖美国人”，希望透过以色列的技术协助让台湾能够自行发展核武。1965年初春节前后，伯格曼第二度访台，秘密进行为期七日的访问；会议地点刻意设于南投鱼池日月潭涵碧楼，以避开驻台美军顾问团与情报人员的耳目。伯格曼与蒋中正、蒋经国的密会持续两日，双方议定以以色列科技发展模式为蓝本，在台湾设立核子、导弹与电子三个研究机构；倘若核项目遭美方阻挠，则再加上化学与生物战两所做为备案。伯格曼亦在会中强调，以色列虽未公然公开其核能研究，但对外口径一律是“仅供和平用途”。

伯格曼于1966年4月辞去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职务、离开以色列国防部后，仍以个人身份积极推动以、台核能合作。1968年2月25日至3月12日，由唐君铂亲自率领、自称来自“石门技术研究所”的不公开代表团赴以色列访问两周，参观索雷克核子研究中心、以色列军事工业、希伯来大学、魏茨曼研究所、以色列航太工业与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等单位，并由摩西·达扬部长于伯格曼耶路撒冷的公寓会见。代表团另探询派遣留学人员修习先进国防研究、交换或取得推进燃料技术之可能，明显显示对发展导弹系统的兴趣。同年8月，伯格曼再次亲访台湾，与蒋中正密谈一个多小时，并就一座规划中的“钚核反应炉”提供咨询。

### 吴大猷异议与初次搁置

唐君铂本人对新竹计划的可行性始终存疑：购置重水反应炉、重水生产设施与钚分离厂所需之费用与人力规模，远超出台湾的负担能力。1967年，蒋中正邀请当时旅美的物理学家吴大猷返台，出任新成立之国家安全会议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并亲自委请吴大猷审查国防部就新竹计划所提的1亿4000万美元预算（其中三项设施由西门子估价约1亿2000万美元）。

1967年7月26日，吴大猷在科学指导委员会议上正式提出异议，其论点包括：政府当时的储备仅及计划总费用之半；计划文件对如何研制、如何试爆均无实质规划；台湾腹地过小，无法进行地下核试，亦无法布署可在中共第一波打击后存活的核武器；台湾科技人才之水准仍不足以支撑基本核能发展，遑论核武计划；计划由国防部主导易引发国际怀疑；华盛顿终会察觉，将危及美台关系。据索林根援引吴大猷1988年4月于《China Post》发表之〈Atom for Peace〉一文，吴大猷因此被军方斥为“叛徒”，但仍说服蒋中正放弃此项计划。詹欣进一步分析，吴大猷曾写信给蒋中正指出计划有三项重大不足：核武器研制经费过于低估；研制过程必然冒着与美国冲突的风险；研制成功的机会被高估；若再加上弹道导弹的研制经费，总体绝非台湾所能承担。同期，唐君铂本人亦私下认为发展核武器已超出台湾能力范围；台大历史系教授许倬云则进一步指出，台湾未能寻找到一个可为其提供核原料的来源国，中山研究院在发展导弹能力上陷入困境，且试图从海外吸引科学家回国研发核计划亦受到挫折。吴大猷因此建议，若仍欲推进，应先取得反应炉后再以三年期循序展开其余设施，并将计划由军方主导改为文人民用主导。

蒋中正最终并未放弃整体计划，但接受吴大猷部分建议与美方反对之态势，决定不购入西门子的核设施，并暂停国产钚再处理之相关计划；同时将台湾核计划名义上归民用原子能机构负责，继续推动核武器研发。中华民国亦于同期成为《核武禁扩条约》首批签署国之一。新竹计划至此告一段落；惟蒋中正并未放弃核武目标，其核心构想随后以更长期、更隐蔽的“桃园计划”延续。

## 桃园计划

### 重启背景与决策

1969年尼克森上任美国总统后不久即发表关岛声明，揭示美国虽仍恪守对盟国的军事保护承诺，但“不会派军队对抗侵略”、改以军事和经济援助为主，并要求亚洲盟国自身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同期，1969年7月29日召开的“国防规划研究委员会会议”对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69号文件（NSSM69）展开讨论，基辛格总体上比较赞成通过部署战术核力量保持威慑力，同时尽可能减少常规力量的投入。1973年11月，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时承诺撤出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部分在台军事部署，1974年7月美军在台南部署的核装备陆续撤出。1971年10月25日，2758号决议通过，台北失去联合国席位与国际原子能总署会员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成为“中国”之合法代表。蒋中正深受此事冲击，遂判定推动潜在核威慑为台湾的最佳避险策略；台北在“竭力维持与美国现存关系的同时”也开始悄悄为自身命运谋算，发展独立核武器能力遂成为其诸多选择之一。据此，蒋中正拟定一项较新竹计划更为长期、预计于7至15年内取得武器级钚生产能力的方案，命名为“桃园计划”。1973年1月，“台湾研究用反应器”达到首次临界，“桃园计划”全面启动。

桃园计划系以军民双轨并进、军用部分隐藏于民用核能体系下的方式推动，即詹欣所谓“以民掩军”之模式：假借民用之名，从世界核能较先进国家获取技术援助。1972年蒋经国接任行政院院长，1975年4月5日蒋中正逝世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职任期，但国民党主席与实际领导权由蒋经国接掌；1978年蒋经国经国民大会选举正式担任总统，并延续其父发展核武能力的政策。执行单位为新成立的中山科学研究院与其下属之核能研究所；核能研究所设于桃园县龙潭，与中山科学研究院共用基地。米切尔记述，核能研究所与中山科学研究院“共用安全部队与围篱”，“两所之间的车辆交通异常频繁”，反映其组织上之高度结合。据佩林记述，桃园龙潭非常荒僻，远离民用设施与外国驻华机构，便于隐蔽运作。

### 核设施建设与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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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计划自始即以钚路径作为主轴，与美国曼哈顿计划同时并进两条路径（钚路径经汉福德、铀路径经橡树岭）之做法不同。其决策逻辑有三：一、台湾腹地有限，能源密集型铀浓缩工厂之电力需求过大，难以在不引起注目的情况下建构；二、CIRUS型反应炉技术路径现成可循；三、铀浓缩所需之气体离心机或气体扩散技术于1970年代初仍受严格出口管制，自西方取得难度远高于再处理设备。然此一单一路径亦带来脆弱性：所有武器级钚皆来自“台湾研究用反应器”之辐照后燃料，1977年六项原则协议将该炉置于国际原子能总署即时监查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之燃料追踪后，钚供应实质遭冻结。

研究反应炉方面，最早于1958年起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援助下，国立清华大学建造一兆瓦功率之池水反应炉，1962年初达成首次临界，为中华民国第一座核反应炉；惟此型反应炉功率过小、置于民用机构，无法支撑武器级钚生产。桃园计划之核心设施则为由加拿大供应、40兆瓦功率、以重水为慢化剂、以轻水为冷却剂、使用天然铀金属燃料的“台湾研究用反应器”。该炉型与加拿大早先供应印度的反应炉相同，后者所产之钚即为印度1974年地下核试的钚来源。据拉诺斯卡研究，加拿大同时亦提供重水与25公吨天然铀燃料棒，使台湾具备每年至少生产10公斤武器级钚之潜能。若“台湾研究用反应器”以80％以上负载率长时间运作，每年可生产逾10公斤的武器级钚；惟实际运作并未达此水准：1973年达临界后至1976年的平均负载率仅略高于30％，1978至1980年之间升至约65％（1977至1978年大部分时间因故停机）。据米勒援引美方情报，至1975年底，“台湾研究用反应器”已产出含15公斤武器级钚的废燃料，台湾并已建造小型钚燃料化学实验室，采用法国圣戈班提供的设备。即便如此，“台湾研究用反应器”燃料卸出后钚-239之含量仍可超过90％，已可作为武器材料的基础。1966年中，台北一度与西德公司西门子接近谈妥一笔售价5,000万美元、50兆瓦、以天然铀氧化物为燃料、以重水为慢化剂的多用途反应炉，但因吴大猷异议与美国反对而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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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原料分本土与进口两线。本土方面，核能研究所自1969年起发展自磷酸盐副产品萃取铀之试验厂，1980年底扩大为生产规模、据报于1981年投入运转，设计年产能达10公吨黄饼（U3O8）；1980年代初并于台湾岛东北部山区发现几处富铀矿床。但本土产量远不足以支撑武器级需求，主要铀原料仍依赖进口；除前述加拿大随“台湾研究用反应器”提供之25公吨燃料棒外，另有三线：一、1980年台北与南非签下为期六年、总量4,000公吨铀的供应合约，1983年郝柏村亲访南非与波塔会晤，双方亦就激光同位素分离与小型反应炉展开接触；二、自西德供应商分批取得未向国际原子能总署申报之铀，每批不到400公斤、经英国转运至台，累计达数公吨；三、1979至1982年间自美、法输入约35公吨六氟化铀，作为日后铀浓缩之原料。此外，1976年12月至1977年3月间，台湾水产试验所远洋试验船“海功号”赴南极恩德比海试捕南极磷虾，回程经南非开普敦补给时，曾为驻南非大使馆秘密运送一木箱回台：包裹于离开南非前一夜被直接放入海功号实验室，船员获令放假离船、由船长亲自值班守船；海功号抵基隆时奉令半夜先靠基隆港旁之深澳油港，由专人接走“特殊物件”后再进基隆港，当事人事后皆被勒令“守口如瓶”。包裹内容民间流传“铀-235”，如2006年《联合报》报导《30年前海功号南极行 载回核武原料？》，该报导后经2016年中国大陆《文史精华》杂志与2021年联合报《专家之眼》专栏等媒体转述而于民间流行，甚至有称其四度远赴南非装载铀原料一说；“海功号”船长陈长江后来在著作中也称1977年曾从南非输送铅封的铀235。

为配合“台湾研究用反应器”运作，1971年核能研究所决定自建燃料制造厂，1974年产出首批燃料元件。1979年美方官员报告该设施约占地5万平方英尺，使用法国CERCA高品质设备，年产能约200个燃料元件。制造厂的设计使其得直接将铀金属粒加工成燃料元件、以铝外包后组装；倘若如核能研究所原本所规划接受南非的金属铀供应，将不需要黄饼的转换步骤。

1971年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后，核能研究所决定于“台湾研究用反应器”旁兴建热实验室，1977年6月完工。设施所用之机械手臂、混合机等设备来自美、德、日、法的进口，当时尚未受出口管制之限制。表面用途为对辐照后燃料与反应炉结构材料进行检视；但美方忧虑其真正功能为自“台湾研究用反应器”燃料中分离钚。热实验室旁、但不在同一栋建筑内，国际原子能总署于1973至1974年间发现核能研究所另建有一座小型再处理实验室。其设计与安装由一名先前参与挪威再处理计划的工程师主导，含一座热室，内装燃料溶解器与小型混合澄清器。法国圣戈班一名员工以“请假一年”之名义派驻台湾，协助安装关键设备；此一安排使法国政府与圣戈班在面对美方诘问时得以否认违反不对台输出再处理技术之政策。

最具警示意义的设施为国际原子能总署于1970年代中期视察中所发现、未事先申报的“钚燃料化学实验室”（Plutonium Fuel Chemistry Laboratory）。实验室约10至12米长、7至8米宽，配置4个手套箱，箱间以管路相连以处理钚溶液；其中一具手套箱配有特制中子屏蔽，另设有一具用于生产钚金属粒的真空还原炉。1975至1976年间，该实验室以美方供应的1075公克分离钚氧化物作为原料展开实验。在民用核能计划中极少使用钚金属，此一设施的存在连同其设备配置构成了强烈的武器化证据。

### 西德再处理厂采购案与美方觉察

虽然1967年台北已暂停向西门子购置再处理设备之计划，1969年起又数次尝试取得再处理设施。1969年向美方提出购买大规模再处理设施之请求遭尼克森以扩散风险为由否决。1972年10月20日，西德大使馆科技专员阿贝尔博士（Dr. Abel）与美方接触，提及西德政府正考虑UHDE-Lurgi集团向台湾再处理设施出售部件、并涉及为台湾设计与建造此类设施事宜，引起华盛顿警觉。同年11月，西德政府将台北秘密接洽某西德公司、拟购入小型再处理厂的情报正式转知美方。据刘洪丰研究，此前1972年12月4日美国政府相关办公室与机构即就此问题召开会议，达成共识：应告知联邦德国建造此类设施将给美国造成麻烦；并通知台湾原能会秘书长郑振华美国“清楚台湾对再处理设施感兴趣”；驻台北大使馆应与台湾高级官员接触，阐明美方反对立场：“该设施可能被用于制造核武器或被解释为有此意图”。

美方至1972年底并由驻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办公室自一名位于安特卫普的潜在供应商员工处获得密报：原能会秘书长郑振华已亲访法国圣戈班、德国UHDE-Lurgi集团、比利时Comprimo与英国BNFL四家公司，洽谈再处理设施购置事宜。1973年1月4日，美国国务院致电驻波恩、台北两使馆要求对该事件明确表态；1月15日驻台北大使马康卫会见外交部长沈昌焕，正式表达华盛顿反对此项交易，并提出替代方案：支持台湾于美国或其他国家再处理废弃燃料。1月25日，美国驻西德大使希伦布兰德向西德高级外交官保罗·弗兰克详细阐述美方立场；1月31日麦康瑙吉再度会见沈昌焕，强调美国坚决反对台湾本土建立再处理设施。在美国的坚决反对下，西德最终让步宣布放弃此次核设施交易。然郑振华于1973年3月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国务院高层时否认自己于同年12月以前知晓此事，与美方所掌握的线报内容明显矛盾，反而加深美方猜疑。

1973年8月11日驻台北副大使来天惠发出电报，题为《中华民国宣称需要核燃料再处理能力：可能为再次尝试取得武器级材料的能力》，建议华府坚拒台北“精心设计”的请求。1973年11月15至20日，美方派出由原子能委员会科学家与国务院官员组成的5人技术小组访台，向沈昌焕重申反对立场并警告“将损害美台核关系”，巡视原能会、核能研究所、中山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与台电核能设施；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唐君铂刻意未出席接待晚宴与该院参访。1976年8月《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接连揭露台方私下进行燃料元件再处理的情报后，1976年9月14日大使安克志拜会蒋经国当面警告，蒋经国亲向其承诺、并于3天后以外交照会表态，重申台湾的政策是“不制造核武器”，这一政策已在蒋中正时期确定，并于1969年国民党十大写入决议：核研究只用于和平用途。1976年9月，蒋经国在向UPI记者的谈话中亦公开表示台湾“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但绝不会制造，因为不能对自己的同胞使用此类武器”。然据米勒援引美方解密文件，1976年12月美国大使被迫向华盛顿承认：“尽管（蒋经国）以个人名义作出庄重而公开的承诺，我们有相当有力的证据显示中华民国尚未放弃其（发展核武）意图”。

### 国际原子能总署查核与美方制约

国际原子能总署于1973至1974年间即由远东部主任斯维因·托尔斯滕森着手警惕核能研究所的核活动。1974或1975年，托尔斯滕森亲往核能研究所视察挪威小规模再处理厂，并要求参观其他与钚相关的设施；台方历经数小时的坚持拖延后始引导其进入钚燃料化学实验室，但拒绝说明其用途，且试图以“焚化炉”之说含糊解释实验室内的真空还原炉。1976年5月22日，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巡视员鲁道夫·罗梅奇亲访核能研究所；于与核能研究所高层的晚宴上，罗梅奇明示渠所见之活动已非民用核能所应有，并警告台北勿因此使保障措施体系蒙羞。

1976年7月国际原子能总署进行的全面盘点发现燃料制造厂的废料量异常偏高、“台湾研究用反应器”燃料元件的负载与冷却时间纪录存在无法调和之矛盾。1976年8月29日《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情报报导，过去6个月来自台湾附近一处美国设施所采集的气体样本，于三段不同期间皆检出再处理活动所释放的特定核分裂产物。在美方持续施压与媒体曝光的双重作用下，1977年1月美方再派出由国务院官员李文率领的小组访台；副外交部长钱复、副国防部长冯启聪于会晤中聆讯美方关于违反承诺将遭一系列制裁的明示警告，制裁范围将不限于核能合作而扩及军事合作之全面关系。1977年访台期间，美方人员于热实验室取样、检视钚燃料化学实验室（已确认其手套箱滤网中存有钚沉淀物的特征颜色）、走访“台湾研究用反应器”冷却池与燃料制造厂；于检视冷却池后方时，国际原子能总署一名随团检查员意外发现一处未在原始设计图中申报、被废料覆盖遮掩的“水道闸门”，此闸门口径约半米、原为加拿大设计用于将辐照后燃料运送至热实验室之用，闸门外壳上的螺栓无锈蚀痕迹，显示自兴建后曾被开启过。检查同时发现燃料制造厂出货数与“台湾研究用反应器”实际入炉数差距达9或10根燃料棒，疑有未申报之转移。

至1977年中为止，美方虽未取得“决定性烟雾”，但已建立起对核能研究所“桃园计划”全貌的整体图像，并透过修改1955年《民用原子能合作协定》强化保障条款：除既有的国际原子能总署保障外，美方取得对其供应之核物质执行突击检查的权利，以为国际原子能总署在政治上失去查核能力时的备案。台湾亦于1968年签署《核武禁扩条约》，但因1971年失去联合国席位而未及将INFCIRC/153式的全面保障协定付诸实施，仅能延续较旧式的INFCIRC/133“转移协定”。中央情报局于1974年秋的一份情报报告中认定：“台湾以清楚的核意图指导着它的小规模核计划，它将用5年左右的时间有能力制造一枚核装置”。

## 1980年代的隐蔽复兴

### 1977年六项原则秘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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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12日，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依据吉米·卡特政府之指示，向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当面递交六项原则的书面照会，并转达美方拟定之“建议回复”内容。据米勒援引赛勒斯·万斯国务卿致安克志的指示电：“美方确信，核能研究所的当前活动绝大部分对核爆研究计划之相关性，远超过其与中华民国民用核能发电计划之相关性”。六项原则的核心要求包括：一、所有目前及将来位于中华民国的核物质、设备与设施应全部纳入国际原子能总署保障措施；二、所有现有与未来反应炉之辐照后燃料须在台、美双方相互同意条件下处置；三、中华民国应终止一切涉及武器级材料（如钚、铀-233）之燃料循环活动，并重新导向相关设施，停止铀浓缩与重水生产之研发；四、台方所有现存钚应于适当补偿安排下移交美国；五、台湾须避免与美方咨商后判定具有发展核爆能力应用之任何活动；六、在新的研究计划获双方同意、辐照后燃料处置安排定案、与保障措施得以有效实施前，台湾须暂停“台湾研究用反应器”运转并通知国际原子能总署。

中华民国接受该协议，并于1977至1978年间以分阶段方式落实：“台湾研究用反应器”于1977年4月停机15个月，重启前所有燃料元件均经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科学家以放射性扫描验证；冷却池中的燃料库存量限制为一炉心容量的四分之一（约50根燃料元件）；装卸燃料须有国际原子能总署检查员在场；钚燃料化学实验室之钚于同年10月以后分批移交美方，第一批于该年10月由一名美国海军舰长亲自押送返美洛斯阿拉莫斯，计863公克。挪威小规模再处理实验室于1977年1月美方访问前已被台方拆除。然而六项原则生效后，核能研究所人员大多并不知情；直至1977年5月美方第二次访问时，郑振华秘书长始坦承核能研究所员工以为“台湾研究用反应器”只是因例行维修而停机。

### 抵抗与重整

核能研究所与中山科学研究院的领导层虽被迫遵从六项原则，但军方对此颇感不满；至1970年代末，国防部内部开始秘密规划如何在不公然违反协议的前提下“更好地协调”核武相关活动。其判断在于：协议本身仅明文禁止“核武器之制造”，故只要将相关研发活动置于民用名义之下，仍可保留实际的武器化能量。1978年12月15日卡特宣布美国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年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生效后，台北陷入“全面外交震荡”；军方鹰派借此情势进一步推动核武计划之复兴，而美方则认为对台之关键杠杆已大幅削弱。1978年4月，卡特政府签署《核不扩散法》（NNPA），使行政部门可对任何违反国际原子能总署安全协议或同美方协议的政府终止核出口；华盛顿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以一系列协定方式来制约台北。

蒋经国对外仍坚守对美承诺，但私下设法摆脱与美方的协议。1981年，据张宪义所称，核武相关敏感活动的步调再次加快，新一代军方领导层在计划背后扮演主导角色。1981至1989年间担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为此次复兴的核心驱动者；其于日记中明白写道：“虽然我国的政策是不发展核武，但我们已经建立了制造核武的能力。拥有制造核武的能力与实际制造核武是不同的”。郝柏村并于1983年9月主持的核能研究所高层会议中，要求员工准备好“成为幕后英雄”，“维持并提升核武制造能力”。据曾正所述，郝柏村曾于1988年1月的日记中记下：“保有核弹发展能力，但不制造核武器为我国政策”，以表面承诺掩护实质研发。

### 接近核武能力的关键节点

1985年4月，蒋经国在与郝柏村的会晤中重申“我们不应有发展核武的计划”之公开立场，惟同时指示“核能研究所在保留现有核能力的同时，应更深入地推进核能和平用途的研究”。1985年的另一次高层国防检讨会议中，郝柏村估计台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入侵后仅能坚守3至6个月；核能研究所则估计研制首枚核武需1至2年。1986年4月，刘光霁向郝柏村报告核能研究所已具备“接到命令即可完成核武制造”之能力，并订定“3至6个月内取得首枚可投送核武器”之突围时程。

至1987年底张宪义出走前，台湾已建立的关键核武基础设施可分为五项：一、足量之高品质钚材料；二、精熟之高爆引爆系统与控制装置（包含以代用材料模拟爆轰之冷试验）；三、自辐照后燃料中分离高纯度钚之能力；四、将分离钚精炼、塑形为武器组件之能力；五、可靠之投送系统（即经适当改装后的经国号战斗机）。1985年前后，台方于屏东九鹏基地成功完成一次以铀为代用材料、模拟钚内爆装置的“冷试验”，此一试验形式与198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之做法相同。据米切尔引用前中华民国资深国防官员郝柏村的自述，台湾于1980年代后期已实现“受控核试反应”（controlled nuclear test reaction），亦即核武器制造的关键步骤之一；米切尔并评估，倘无外部干预，台湾再经几年并进口若干关键核技术与材料即可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拥核国”。

核能研究所同期亦进行多项违反1977年协议的隐蔽活动。1983年5月，郝柏村获悉核能研究所之化学浓缩计划已将铀235含量自天然状态的0.71%提升至0.75%，研究人员并提出于3至5年内达到3%的目标；郝柏村认为此一目标若达成，将可使台湾不再依赖美方供应浓缩铀，遂以100万新台币奖励团队。1984年1月美国国务院察觉后，蒋经国拒绝在“黑暗中行事”之提议，倾向寻求“摆脱对美国不公平的秘密协议”。菲茨帕特里克特别指出郝柏村在日记中对化学浓缩达成0.75%“初步突破”表达了“骄傲”，明确违反1977年的协议。同期，核能研究所另在距核能研究所场区外、由中山科学研究院控制之军事用地上建造一座大型钚分离厂，预计年产能10至20公斤钚，1983年动工、预估1989至1990年投入运转，并未向国际原子能总署申报；该厂以“制造医疗同位素钼-99”之名义作为对外掩饰。台、南非双方于1980年代亦展开核能合作：1980年台北与南非签下为期六年、总量4000公吨铀的供应合约；1983年4月郝柏村亲访南非，与彼得·威廉·波塔会晤；核能研究所派员赴约翰内斯堡办事处驻点，双方就激光浓缩与小型反应炉合作展开接触。

至1987年底，据张宪义所述，台方核弹头设计已接近完成，直径约60至70公分、重达900公斤；计划将弹头置于可由经国号战斗机挂载之外挂副油箱内，因此设计团队仍需缩减弹头直径至约50公分以容于油箱内。当量目标设定为1万吨TNT，更高当量必然导致装置变大，与小型化目标相违。佩林则引述张宪义在2017年新书发布会上之谈话：“我们已拿到超过30公斤武器级钚，从事小规模核武生产没有问题”，并拟“让IDF战机携带核武器攻击大陆目标”。曾正进一步指出，据郝柏村1986年的一篇日记，台湾已“在短期内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并可在奉命下进行”，并注明曾于屏东九鹏新武器试验基地完成小型核试爆。基于上述状况，多位美方分析人士判断，至1989年至1991年间，台湾将具备在3至6个月内制造首枚可投送核武器之能力。

## 保密与情报攻防

### 掩饰架构：以民用为名的军事计划

不同于一般核武计划是对外国敌人保密，桃园计划从一开始就是“对盟友美国保密”，因此呈现双轨结构：对外维持《核武禁扩条约》与国际原子能总署所要求的民用核能机构面貌，对内则由中山科学研究院与核能研究所以军事体系实际推进。多项敏感设施在对外申报时都配上民用名义的掩饰故事（cover story）：1983年起在中山科学研究院管制军事用地上兴建的大型钚分离厂，以“制造医疗同位素钼-99”的名义对外申报，实际目标是年产10至20公斤钚；钚燃料化学实验室在国际原子能总署人员追问时被搪塞为“焚化炉”；化学铀浓缩计划则以“燃料循环自立化研究”为名，一直持续到张宪义出走前夕。1984年张宪义升任副所长后，新增业务中约有30%是为核武相关活动编造民用烟幕故事，他本人在口述历史中也坦承这一机制的存在。

郝柏村的日记从官方层级提供了对这种双轨结构的诠释。他在1980年代中期记下“保有核弹发展能力，但不制造核武器为我国政策”，并在1983年9月主持的核能研究所高层会议上要求员工成为“幕后英雄”，“维持并提升核武制造能力”。

### 泄密管道与美方累积之证据链

对美方而言，台湾的保密之所以容易被穿透，是因为其物资与技术依赖都指向美国的盟友体系。1972年10月，西德大使馆科技专员阿贝尔博士主动向美方通报西德UHDE-Lurgi集团拟向台北出售再处理设备一事，这是首个重要的泄密事件。同年底，美国驻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办公室从一名位于安特卫普的潜在供应商员工处取得密报，得知原能会秘书长郑振华已亲访法国圣戈班、德国UHDE-Lurgi集团、比利时Comprimo与英国BNFL四家公司，洽谈再处理设施的购置。这种“四线并进”的采购反而成为美方拼出计划全貌的关键情报。

到了1976年，美方已建立三条独立的证据链来监控核能研究所的活动：一、台湾附近一处美国设施采集到的大气样本，在三段不同期间内都检出再处理活动所释放的特定核分裂产物，1976年8月29日由《华盛顿邮报》引述揭露；二、1976年7月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全面盘点发现燃料制造厂的废料量异常偏高、“台湾研究用反应器”燃料元件的负载与冷却时间纪录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三、1977年初访台期间，国际原子能总署一名随团检查员意外发现一处未在原始设计图申报、被废料覆盖遮掩的“水道闸门”，其外壳螺栓没有锈蚀痕迹，显示曾被开启过；加上燃料制造厂出货数与“台湾研究用反应器”实际入炉数差了9至10根燃料棒，构成不可申辩的物理证据。中央情报局1974年秋的情报报告已作出明确判断：“台湾以清楚的核意图指导着它的小规模核计划，它将用5年左右的时间有能力制造一枚核装置”。

### 中情局之长期人才渗透

1980年代初，蒋经国健康日渐衰退，对日常事务的督导逐渐放手；郝柏村与后来出任中山科学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叶昌桐共同接掌了核能研究所的监督权。核能研究所所长原由唐君铂门生钱积彭担任，他卸任后改由海军体系出身的刘光霁接任；刘光霁直接向叶昌桐报告，与军方推进核武器计划的方针更为一致。

与物资泄密同时运作的，是中情局对台湾核能科技人员的长期吸收。台湾的核能人才多半在赴美深造取得学位后才回国，再分发到中山科学研究院或核能研究所任职；这条养成路径使他们在求学期间就已经处于美方情报机关的视线范围内。1976年12月于田纳西大学取得核工程博士学位、1977年返台后任核能研究所反应炉控制动态模拟组组长的张宪义上校，正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张宪义在1972至1976年于田纳西大学读博士期间就已被中情局留意，1975年首次接触遭他婉拒；返台后，中情局又于1981或1982年在美国某次会议中再次接触，1984年他正式同意成为线民并通过测谎。同年他破格获任命为核能研究所四位副所长之一，当时仅40岁；副所长职位涵盖反应炉控制、设施规划与保密事务的核心，使他能向中情局持续提供计划的全貌情报。

关于张宪义被吸收的时间点，学界看法分歧：蒂姆·韦纳2007年于《CIA——罪与罚的六十年》中宣称张宪义“自军校时代起便为美国工作达二十年”，杰佛瑞·塔利亚费罗亦持类似观点；但奥尔布莱特与斯特里克依张宪义本人2017年口述历史所给的时序则较晚。不论时序为何，中情局在台湾核武计划接近实用化的关键时点（1985至1987年）拥有能即时取得核心情报的内部来源，这是美方得以在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的同期窗口完成“不可逆”拆除行动的根本前提。

### 国际保障体系下的查核空隙

1968年中华民国签署《核武禁扩条约》，但因1971年失去联合国席位，来不及将更严格的INFCIRC/153式全面保障协定付诸实施，只能继续沿用较旧的INFCIRC/133“转移协定”运作。这个制度空隙在1973至1977年间提供了相当程度的查核回避空间：未申报的钚燃料化学实验室、再处理活动的原始痕迹、以及未在原始设计图中的水道闸门，都得以隐身在协议形式之外。为了弥补国际原子能总署因台湾国际地位特殊而难以充分查核的缺口，美方从1977年起以双边形式介入：在既有保障之外，美方取得对其所供应核物质执行突击检查的权利，作为国际原子能总署在政治上失去查核能力时的备案；这套双边机制此后二十年成为制约台湾核能活动的基本架构。

## 张宪义事件与计划终结

### 背景与张宪义出走

雷根政府于1987年起预期蒋经国的健康状况恶化将不久于人世，并担心一旦蒋经国去世，副总统李登辉在政治上未必能制衡郝柏村等军方鹰派。蒋经国虽对外承诺不发展核武，但对军方推进的“3至6个月内可制造核武”之计划并未强力制止；美方研判，倘任由其发展至实用化阶段，台湾可能于数年内取得难以扭转的核武基础。中情局因此决定将其长期布建的关键情报来源、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撤离台湾，并以此为契机展开一连串旨在彻底终结桃园计划的行动。

依张宪义口述纪录，1987年底其中情局联络人“马克”问及张是否愿意接受美方安排的工作职位，当时并未告知具体时程；其妻虽无从得知张多年来的秘密身份，仍欣然支持。1988年1月8日，张宪义先安排妻子与三名子女赴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作为“假期”掩护。1月9日，张宪义在马克陪同下于中情局安排的安全屋过夜，翌日清晨启程经高雄机场、香港转机飞往西雅图，使用美方发给之新护照及美国签证，身份登记为其新任职的“美国公司”员工。1月10日于西雅图与家人会合，1月12日抵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由美方安全人员以三、四辆车队接运至中段车内护送离开。

核能研究所同事于1月12日上午8时的例会等候张宪义主持，半小时后散会仍无消息（当时其下属贺立维按计划应于该会中报告）；数人前往张宅敲门、攀越后墙查看，发现宅内已空，后致电张之父母，皆称未获音讯。其后核能研究所封锁张宪义之办公室与住宅；当高阶核工程师、且对核武秘密计划有直接知悉之人连同家属一同消失，同事间随即陷入“恐慌”。

1988年1月13日，即张宪义抵达华盛顿当日，蒋经国于台北逝世，享寿77岁；副总统李登辉旋即依宪法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张宪义是否事先知晓蒋经国已病重至此，学界尚无定论；部分论者认为纯属巧合，部分则视之为中情局行动之精准时点。

### 美方拆除行动

事发后，雷根总统亲自致信李登辉，要求合作确保台湾核能计划之纯民用属性。郝柏村于1月17日在日记中记下：“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及其家人刚叛逃美国。他必定会被中情局操控，并透露核能研究所已恢复核武研究活动。我们的国家政策是不制造核武器但保留制造能力。我已指示叶昌桐将军处理此事，以将损害降至最低”。同一时期，美方派出随即可动的核能技术小组（其中具1977年谈判经验之关键人员自香港待命）抵台展开“不可逆”的去核武化。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丁大卫亲往拜会郝柏村，递交一份具体列举拆除条件的备忘录，并转达雷根的明确指示：“必须在一周内让台湾签字”。郝柏村于日记中坦承：“此事是台美关系中严重的危机”，并承诺合作。1988年1月，“台湾研究用反应器”随即停机；曾正记述，重水反应堆停用后，其运转媒质重水全部被美方取走。同年龙源研究园区（即原计划1989至1990年投运的钚分离厂所在地）遭美方查访；抵达时设施大致仍为空壳，部分手套箱及机械手臂已安装；美方判定其用途确为钚分离后，下令以混凝土灌入地下室之热室将之永久封闭，动用50辆混凝土车近乎倾空全岛当日的混凝土生产量。重水亦于同年分批运回美国，耗资18.5亿美元的重水反应堆自此停运。

组织重整方面，美方坚持核能研究所与中山科学研究院之全面切断：1988年10月1日，核能研究所改隶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全权管辖、不再隶属中山科学研究院，预算自国防部系统移至教育部系统；刘光霁卸任所长后改由两名副主委分担职责，原能会并承诺切断与军方之一切联系。1988年11月20日郝柏村于日记中写下“核能研究所已不再与中山科学研究院有任何关系”。1988年10月17至19日，由ACDA的约格·门泽尔（Joerg Menzel）、国务院的詹姆斯·希普利（James Shipley）、能源部的威廉·埃梅尔（William Emel）组成的美方小组再度访台，会见副参谋总长夏甸、中山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刘曙晞，并搭乘直升机赴屏东九鹏检视高爆试验场；双方达成共识：“目前及未来，中山科学研究院不再进行任何核能或核相关研发；核能研究所亦不再进行任何机密军事研发”。

### 评价争议

郝柏村于1988年2月24日得知张宪义之中情局线民身份，并于日记中写下：“张之叛逃实为中情局所策划的非法行动，是国家的耻辱。然顾及台美关系，我们只得忍辱吞下，将事件了结”。国防部随即将张宪义列为通缉犯，通缉令直至2000年方才失效。台湾社会至今仍有“叛国”之争议；张宪义本人则于陈仪深等所进行之口述历史中明示，其仅是“背叛了那些采取冒险军事行动而不顾台湾人民利益的军事强人”。据曾正引述《纽约时报》记者蒂姆·韦纳的考察，张宪义的出走“阻止了台湾试图发展核武的秘密计划，并改变了两岸的军事生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于1980年代已多次警告，台湾若研制核武器将构成其武力攻台之充分条件之一；故对奥尔布莱特与斯特里克等学者而言，避免台湾突破核武门槛不仅符合美国非扩散政策之利益，亦间接降低了两岸军事冲突之风险。

吴大猷于1988年5月于《传记文学》月刊撰文，回顾其于1967年所提反对意见并重申同一立场：“若仅就纯粹战略力量而言，台湾不能将核武器用于进攻；相反，拥有此类武器将提高敌方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因为他们会感到警觉。台湾是个小岛，受到核武攻击将无回旋余地，不像幅员辽阔的国家，即使遭到先发制人攻击，仍有反击的机会”。据张宪义事后接受BBC中文网访谈时表示，若时光重来他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并重申自己对台湾的认同。其后续长居爱达荷州爱达荷福尔斯，2016年由陈仪深主持口述历史并出版《核弹！间谍？中情局：张宪义访问纪录》，公开其当年作为与动机之全貌。

## 武器系统

### 弹头设计与当量目标

计划自1960年代末即聚焦于内爆式钚弹而非枪式设计，因钚不适合枪式（钚-240之过早中子排放会致过早起爆），与美国“胖子”原子弹、印度与巴基斯坦之第一代设计同属此原理；自1970年代展开小型化研究。1977年张宪义返回核能研究所时，曾在高爆组成员魏元勋处看到一枚以32点点火系统作为球形压缩基础的工作模型，足球状外型乃当时典型确保球状均匀压缩之做法；台方对32点点火系统之研发，可上溯至1960年代末或1970年代初。1974至1975年间，中山科学研究院电脑化的核武器设计实验已被内部评为成功。美方解密的情报评估指出：“1974及1975年间，一群中华民国核子科学家利用中山科学研究院电脑设施对第一代核装置展开广泛的理论设计计算。实验在高爆、冲击波及引爆系统等领域进行；遭遇之问题已获解决，计划于1975年9月被认为成功”。

至1987年底张宪义出走前，弹头设计已接近完成但尚未定稿。据张宪义所称，当时设计直径约60至70公分（含外壳）、重达约900公斤；目标当量设定于1万吨TNT，更高当量必导致装置变大，与小型化之优先目标相违。为将直径进一步缩减至能容于投送载台外挂副油箱内所需之约50公分，设计团队将钚核心改为椭圆形，使高爆透镜可集中于两端、侧面所需分量大为减少；经内爆压缩后，核心将回复球状。团队最早采用铍-钋中子起爆器，后改以中子产生器并尝试小型化。

由于台湾腹地狭小、无法地下试爆，且1963年中华民国以中国代表身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又无在海上引爆之政治空间，核武计划自始即依赖大量电脑模拟。早期模拟计算之精度受限于中山科学研究院电脑内存不足；1983年程序员贺立维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进修期间，透过一名陈姓华裔教授之安排取用当时最快的Cray超级电脑，将核能研究所在台执行的核武计算与该机输出之结果交叉比对，借此校准与精炼自制模拟程式码。

整合式高爆测试方面，屏东九鹏基地为台方核武计划得以执行高爆验证之主要场地。其设备配有条纹摄影机与闪光X光等高速诊断仪器，可在短时间内针对近实弹尺寸的钚内爆装置进行模拟测试（即以铀作为钚之代用材料的“冷试验”）。冷试验为验证引爆顺序、弹体组装、中子起爆器性能之关键步骤，巴基斯坦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于1980年代中期、伊拉克于1991年波斯湾战争前夕亦采用此一形式作为近于实爆之认证方法。据张宪义回忆并亲赴现场观察，1985年前后，台方在九鹏基地成功完成一次内爆装置之冷试验。1988年10月19日，美方核能技术小组于拆除阶段曾以直升机自高雄飞往该基地进行检视，并透过空中目视确认其高爆研发设施之布局；该批设施于拆除阶段是否一并除役，目前公开资料未予详述。

### 空中投送：经国号战机

1982年雷根政府基于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之考量，拒绝对台出售F-16与F-104战机，但允许美国国防承包商提供技术协助协助台湾自制先进战机。1983年1月5日，郝柏村于日记中记下将航空工业发展中心并入中山科学研究院之决定，认为唯有中山科学研究院始能整合台湾资源以发展高性能战机；换言之，主导核武研制之机关亦同时主导其投送系统之研发。1988年12月，第一架原型机F-CK-1经国号出厂；1992年生产型开始交付，1994年正式服役。

依张宪义所述，台方计划将核弹头置于经国号之外挂副油箱内、以对中国大陆目标进行打击；目标射程为至少1000公里，但因牺牲关键额外燃料、弹头增加机身重量，实际航程预计将不足1000公里。为确保航程，部分对空战性能必要之引擎输出（如加速能力）将被压抑。张宪义另指出核打击任务并无携带返程燃料，几近于自杀攻击，执行者拟遴选未婚、无家累的志愿飞行员。

不过，此一说法亦受质疑。《尖端科技军事杂志》总编辑毕云皓即指出，经国号战机于1989年5月28日始首飞、1992年方才服役；张宪义1988年1月即已离台，其当时职位是否能接触到当时列为机密的IDF案，颇令人质疑。

### 导弹系统

台湾最初拟作为核武载台的并非战机，而是中山科学研究院自行研发的弹道导弹。1970年代初期至中期，台方研制射程110公里、酬载200公斤的“青蜂”短程导弹，预计1980年前不会服役。青蜂之研发成果随即用于支援射程接近1000公里的固体燃料中程地对地导弹“天马”，后者最初的设定即为携带核弹头以对中国大陆目标进行打击。据曾正引述张宪义之说法，当局拟于此种射程1000公里的导弹上安装核弹头，用以打击中国大陆目标。然天马计划于1980年代初因美国压力与中山科学研究院其他优先项目（如反弹道导弹系统研发）而告中止，并未进入实战部署。1988年后，中山科学研究院虽延续导弹研发工作，但避免发展核武能力之弹道导弹；至1990年代与2000年代，台湾始以“已放弃核武”为论据，倡议发展射程更长的常规弹道导弹。

## 遗产与后续影响

### 遗留的辐射污染

桃园计划虽于1988年遭强制终止，其运作期间累积之放射性物质与废料却在后续数年间引发多次外泄，并导致核能研究所周边土地长期受污染。据1987年8月所进行的环境监测，“台湾研究用反应器”烟囱排放之氚（tritium）已对周边聚落造成扩散：龙潭三坑仔民宅一处的氚活度达1907 pCi/L、为正常值的23.8倍，崁顶测点为正常值5倍、员树林为1.5倍；氚的半衰期约12.5年，需百年以上始能回复至安全水准。早于1977年协议生效后，钚燃料化学实验室之去污染处理已持续多年：1978年9月时，核能研究所仍在进行手套箱与钚、镅等α辐射废料的去污染作业，剩余约212公克钚则滞留于管路与设备之中。

主要污染事件源自代号“宏全”的机密计划，该计划旨在依1977年协议将“台湾研究用反应器”的用过核子燃料棒分批运回美国。执行过程中，工作人员于切开干式贮存设施密封铁盖取出燃料棒时，因铝护套年久劣化、金属铀与水汽作用产生氢气，连续引发氢爆。1988年12月至1991年5月间共发生7次氢爆，最后一次并伴随火灾；救火时约60公吨消防水将含铯-137之放射性物质冲入邻近的大汉溪，39根燃料棒因破损无法运回美国，最终以“安定化”方式滞留于台湾。

事件发生时因核武计划仍在进行而被列为机密。直至1992年6月2日，核研所人员执行例行环境侦测时，在排水口附近检出水样贝他活度异常，进而展开调查。后续调查发现污染物包括钴-60、锶-90、铯-134、铯-137、钚-238、钚-239与钚-240等多种人造核种；排水溢流口外30米处淤泥中之铯-137活度高达每公斤140万贝克，为当时提报值的1900倍；大汉溪畔瓜田之铯-137活度亦达每公斤10万2000贝克，为提报值的160倍。受污染区域沿排水沟流域延伸达2.3公顷，与大汉溪相隔约1.2公里。

清理过程于1997年告一段落：核研所挖除受影响土地深达2米之表土，覆以新土，受污染之土壤运回核研所内部贮存。1995年2月原能会公布调查报告，核研所之结论为“对铀金属核燃料性质不够了解”。整起事件直至2014年4月22日始由原能会公开承认；当局并表示，经逾10年之环境监测，相关区域之辐射剂量已回复至自然环境背景值。然前核研所副研究员贺立维于著作中指出，受辐射污染地区的民众“有较高比例的泌尿道上皮细胞基因突变的案例”。除氢爆遗留之辐射土壤外，核能计划期间自1979至1982年间进口、贮存于核研所内逾30年的约35公吨六氟化铀亦于2014年由立法院通过1亿2000万新台币预算运回美国处理。

### 拆除核能体系、重启传言与国际原子能总署查核

1988年事件之后，桃园计划之拆除程度远较1970年代彻底，但其影响仍延续至2000年代。郝柏村于1988年2月的日记中即透露此一情绪：“少数科学家不肯放弃成果是自然的，未必与我们的非核政策矛盾。难道一定要杀了这些科学家美国才会放心吗？”1990年5月，审计部官员在拒绝监察院调阅中山科学研究院预算的请求时，不慎向地方记者表示其预算保密“乃因涉及制造原子弹”，是1987年戒严令解除、媒体获新闻自由后对国防机密之首次公开检验。

1995年台海导弹危机期间，李登辉于同年7月对国民大会表示：“我们应从长远角度重新研究核武器问题”，并补充“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有计划”。但数日后即改口收敛，李登辉指出台湾“有发展核武的能力，但绝对不会”发展。并无证据显示李有具体重启核计划之动作；以核武威胁作为对外议价工具或对美安全合作之提示，于台北政坛仍偶有出现。2004年，《台北时报》一篇社论主张台湾需要核威慑，认为仅以常规兵力不足以撑至美方驰援；提及若有能力毁灭“中国十大城市与三峡大坝”，将为对中国冒进之有力威慑。2007年10月，前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苏起于立法院质询时爆料，指陈水扁政府正秘密研发可装载核弹头的雄风二E导弹、欲以之作为对美谈判筹码；行政院长张俊雄旋即严正澄清“我绝不会发展核武”。

1988年揭发秘密核武器设施后，国际原子能总署对台湾的查核强度大幅提升。1990年代初期，当时的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于南非、北韩非核化过程中发展出“任时、任地、可访问”（anytime, anywhere）之模式；台北亦于同期同意采用此一安排。1994年起，国际原子能总署高阶检查员开始首次访问前桃园计划的相关场址，包括拆除后的钚分离厂与九鹏等高爆试验场；台方对此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例如在面对检查员时直接承认该再处理厂之真实目的为分离钚，而非医疗同位素钼-99。1998年12月，台北接受实施《补充议定书》（Model Additional Protocol）所订措施，将短时通知（24小时内）查核扩及前核武场址。2005年前后，国际原子能总署首次亲访屏东九鹏高爆试验场。

2004年，国际原子能总署发现中山科学研究院持有可制造气体离心机转子之关键设备：德国公司H&H Metalform于1980年代末曾向中山科学研究院出售一部用以制造直径123毫米转子之流动成型机与配套芯模；惟调查未能确认此设备之最终用途。

### “核潜伏国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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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去核武化虽彻底切断桃园计划的具体成果，但台湾的广义核能科研基础仍然完整，包含留下的核工程人才、研究设施与多年累积的实务经验。米切尔与索林根认为：核能研究所自此停止燃料循环业务，不再处理核物料，研究方向转向替代能源，计划核心科学家也多已退休；广义基础虽在，但专为武器化所搭建的设施与人事链已实质瓦解。即便如此，菲茨帕特里克与休斯仍将台湾与日本、韩国并列为“核潜伏国家”：这类国家具备先进的民用核能与科研基础，理论上一旦政治决策反转，仍可能在数年内重建武器化能力。

关于台湾为何最终未能造出原子弹，学者多从台湾自身的地缘与政治经济条件提出解释。1967年吴大猷对新竹计划提出的预算负担、腹地过小无法地下试爆、易遭先制打击、科技人才不足、由国防部主导易引发国际怀疑等观点也在后世研究中屡次被引用。1988年4月，美方一份由舒尔茨具名的布朗—舒尔茨备忘录亦评估，台湾发展核武在战略上有害无益：核武不仅无法充当谈判筹码或吓阻手段，反将使台湾暴露于更大的军事风险；台湾是人口稠密、军事设施集中的小岛，在与大陆核强权对峙下极易受核威胁与攻击，故对台湾而言并无任何理性的核武用途。艾特尔·索林根也从政治与经济层面补充说明，认为国民党对美国的军事、政治与经济依赖，超过1950年代以后其他任何发展中经济体，这使台北面对美方压力时实质上“不可能不顺从”。1979年中美断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失效后，台北的安全焦虑达到历史高点，但这段期间台湾并未借机推动全面的核武突破。亚历山大·拉诺斯卡认为，这是因为美方早在1966年就对台湾的核意图“不存在怀疑”，并透过情报渗透与经济制约持续压制计划进度，使台北在断交后仍无从突围。亚历山大·德布斯与努诺·蒙泰罗则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台湾再处理技术的拒绝，与其作为台湾唯一安全保护者的地位密不可分”，亦即制约之所以有效，根本源头是台湾对美国的高度依赖本身。

美方对台湾的制约是一套具体连动的施压手段：终止核能合作、切断敏感军售，并把这些筹码与是否继续提供安全保障绑在一起，逼台北在继续依赖美国与自行发展核武之间二择一。米勒与塔利亚费罗把这套作法称为“强制不扩散政策”（coercive nonproliferation），并把台湾放在与韩国、巴基斯坦并列的位置上比较其成效。米勒进一步从解密文件指出，华盛顿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核扩散会引发连锁反应，而是怕台湾若拥核，会把美国拖进两岸冲突、复杂化当时刚刚改善中的美中关系。1976年10月，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向澳洲方面警告“若台湾取得核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以美国为负责方”，此后华盛顿阻止台湾拥核的决心更为坚定。

学者也尝试把台湾放进核扩散行为的不同类别中与其他国家比较。维平·纳朗将台湾（1974—1988年）归为其“隐匿者”（hiders）分类，与伊拉克、南非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列为三大典型案例：在缺乏公开冲刺能力与外部庇护下，将核武计划隐于民用名义之中以规避强制不扩散压力；早期1967至1974年间则属“保险性对冲”（insurance hedging），即美国盟友维持核选项作为美方弃盟时之保险、并以突围威胁换取更强的安全保证（与日本、西德同类）。德里克·米切尔将计划的终结置于“吓阻、放弃、荣誉”（deterrence, abandonment, and honor）三维框架中：蒋经国时代的台北虽被迫终止研发，至少保住了国家尊严与美方的安全承诺，没有像利比亚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南非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样以单方面弃核作结。索林根则把台湾与另外九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中，称其属于“外向型发展模式”：这类经济体因为依赖国际市场与美国保护伞，对核武的政治成本特别敏感，在同样的安全环境下会比“内向型”国家（北韩、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更倾向放弃核选项。

1988年后，台湾走向民主化与反核运动，使发展核武多了一道政治制约。1980年代末解严前后，反核运动逐渐成形，尤以核四争议为焦点，2014年林义雄绝食抗议促使政府宣布核四封存。刘华真比较台、韩核能体制在1960到1990年代之间相似而分歧的发展轨迹。1988年兰屿核废料争议、1990年代的核四公投运动、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后的全国性反核游行等，使非核成为主流民意；民主进步党2000年代以后将“非核家园”明订为党纲，与国民党的政策路线形成明显对比。

综合上述条件，丁树范与菲茨帕特里克的研究将当前重启核武须跨越的障碍归纳为三大类：一是法律约束，台湾虽因1971年失去联合国席位而未能正式批准《核武禁扩条约》，但实务上以双边协定形式遵守国际原子能总署保障措施；二是技术依赖，美方对核相关出口的严格管控加上单一核燃料供应源造成的脆弱性；三是政治成本，民主进步党“非核家园”纲领、媒体高度活跃使秘密难以维持、以及福岛核事故后核工业人才的进一步断层。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克·菲茨帕特里克（Mark Fitzpatrick）则总体判断：“台湾的战后威权统治以及深刻的生存安全焦虑使其两度走上核武研制之路，然至今威权主义虽已不复存在，但其安全焦虑依旧。台湾面对着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的生存威胁，若美国的防务承诺减少或两岸关系出现剧烈的重大变化，不排除其重启核武研制的可能性”；惟菲茨帕特里克认为这两种情况均不太可能发生，并评估台湾是当今东亚获得核武器可能性最低的国家。阿拉加帕编辑的《长影》（The Long Shadow）台湾章节亦从资源角度评估：台湾以世界第十六大经济体之地位、第四大外汇储备规模，加上仍存的核能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基础设施，“表面上看来具备重启核武计划所需的人力与财力资本”，但重启成本估计达100亿美元，且须面对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多重外部制约。

## 基本资料

- 原始文本：中华民国核武器研制计划
- 日期：大陆时期：1945年—1949年、新竹计划：1964年—1967年、桃园计划：1971年—1988年
- 国家：中华民国
- if: 军种 军种 部门：中华民国国防部
- 类型：核武器研制计划
- 功能：自制核武器以遏阻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上级机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核能研究所
- 派驻部队：桃园县龙潭
- 解散：1988年1月
- 著名指挥官：蒋中正、蒋经国、陈诚、俞大维、吴大猷、唐君铂、郝柏村、张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