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越南移民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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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越南女性跨国嫁入中国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多属非法入境），且主要集中在中越边境地区。受地缘政治局势影响，此类跨境通婚的人数虽有起伏，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体呈上升趋势。对此 cross-border 现象，中越两国官方的态度一直较为微妙。由于这类群体很难依法办理结婚登记，导致大量婚姻无法取得官方认证。对此，中国政府的政策松紧不一：有时选择默许，并允许事后补办合法手续；有时则管理收紧，不予落户审批。

这类婚姻中，有相当一部分源于人口贩卖。妇女和女童常被诱骗，随后遭到绑架并被卖给中国未婚男子。然而，中国农村的村民对此普遍表现得无动于衷，理由是购买被拐女性的男子自身面临着社会、身体或经济层面的双重困境。由于中越边境极易悄悄跨越，无论是否存在贩卖行为，官方都很难彻底阻断越南新娘的流入。不过，中越男女之间也存在因双方各取所需、自愿结成合法婚姻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促成此类婚恋的专门网站。

中越边境地区由于往来便利，非法越境和事实上的跨境通婚自古便已有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得益于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对这类跨国婚姻持认可态度，并允许越南籍妻子登记落户。以1953年对龙州县20个边境村庄的调查为例，当时登记在册的越南籍妻子达105人，在部分村庄的婚姻总数中占比高达36%至45%。然而，到了70年代末，随着中越关系恶化并爆发边境军事冲突，两国的跨境通婚数量随即急剧下降。即便如此，两国的跨境通婚也并未完全中断。1986年的一项局部边境调查显示，在1979至1985年期间，仍有122名越南女性入境中国安家结婚。此外，2012至2014年间一项针对中国广西与越南谅山省交界村庄的调查也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嫁入当地的5名妇女中，仅有1人是中国本地人，其余4人均来自越南。

随着中越边境冲突的结束，以及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跨国婚姻开始流行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京西县和龙州县发生了数百起未登记的跨国婚姻到2004年，大新、东兴、龙州、宁明、萍乡五个边境市县的跨国婚姻数量已超过5000对。直到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政府才真正注意到此类事实婚姻的普遍性。当时，官方采取了相对包容的态度：只要缴纳了超生罚款，相关子女乃至其配偶，都可以通过户籍系统落户，并在户口本上被直接确认为“中国公民”。此时，这些不合规的跨国婚姻并未被视作影响社会治安或边境稳定的隐患。

到了2000年代中期，政府对这类跨国通婚的容忍度开始收紧。部分越南妇女反映，自己的户籍在2007年时因国籍问题被依法注销。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无证配偶已不再被纳入登记范围。至2013年更有报道指出，民政部门对这类婚姻不予承认，亦不计入官方统计。作为替代，地方上转而采用一种特殊的县级内部摸底普查，但由于其数据被列为国家机密，至今仍不对外公开。

在中国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不仅限于与越南移民之间的婚姻，也包括与老挝、缅甸等国移民的婚姻）长期以来一直较为普遍。自2010年起，这类婚姻也逐渐在中国内陆省份流行开来，涉及安徽、河南、湖北和江西等地。然而，这些外籍配偶在办理永久居留方面面临诸多困难。截至2018年，湖北省尚无任何一名越南籍妻子获得中国永久居留资格。

## 人口贩运

许多越南籍新娘移民都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1979年中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在部分农村地区，女孩被视为稀缺资源。在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下，选择性堕胎和杀害女婴此类现象较为普遍，借而导致了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适婚男性预计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至4000万 对于经济条件较差地区的部分男性而言，购买被拐卖的女性作为妻子，往往被认为比支付高额彩礼成本更低。一些越南男孩受雇负责引诱或绑架年轻女性，随后将其出售给中国男性。2017年，老街省社会弊端预防局局长阮祥龙（Nguyễn Tường Long）表示，当这些男孩被问及为何参与此类绑架活动时，他们给出的回答一般是：“想买一部新的 iPhone。”

元晓（Yuanxiao）是一名华裔人士，其母亲曾是被拐卖到中国的越南新娘。元晓回忆称，母亲当年被骗至广东西部的一处农场。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农场原本是为安置1978年逃离越南的华侨而设立的。由于当地有大量同时使用汉语和越南语的居民，这些地区后来也成为人口贩运活动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元晓的父亲当时29岁，母亲仅17岁。1992年，两人在没有正式手续和隆重仪式的情况下结婚。

2012年至2016年间，研究人员在靖西、龙州、那坡、凭祥和天等等地开展调查后发现，当地农村居民普遍将婚姻视为一种生理和文化上的必需，仅有极少数受访者将“双方感情”列为结婚的主要原因。

一位来自龙州县的村民表示：“结婚不仅是男人个人的事情，也是整个家庭的事情。全家人都指望他把家族延续下去。”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观念反映出中国农村婚姻观仍深受传统父系、父系家族制度的影响。

受访村民还普遍认为，婚姻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通过结婚生育，男性能够获得新的劳动力来源；在年老后，也可以依靠妻子和子女提供照顾与经济支持。在中国，赡养父母既是一种文化规范，也受到法律约束。因此，许多村民担忧未婚男性未来将在经济和生活保障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受访者大多并未将购买被拐卖越南妇女的男性简单视为“恶人”，而更多地认为他们是经济条件较差或社会处境不利的人群。多名受访者——其中也包括部分被拐卖的越南妻子——提到，这些购买者往往家境贫困，或存在身体残疾，个别甚至患有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新冠疫情暴发以及中国为防控疫情而加强边境管制，经中越边境贩运妇女的活动一度几近停滞。然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到2023年年中，相关人口贩运活动已开始出现回升迹象。

2023年5月，一辆核载7人的SUV在靖西附近坠入悬崖，车上14人中有11人死亡。越南媒体报道称，遇难者均为越南公民，当地政府随后表示将此事件作为疑似人口走私案件展开调查。

同年2月，越南公安部通报称，南部薄寮省警方捣毁了一个人口贩运团伙。该团伙以介绍婚姻为名，将多名16岁以下少女贩卖至中国。

## 法律地位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终结跨境婚姻现象，但相关努力始终未能取得明显成效。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曾试图将未经许可入境的越南女性遣返回越南，但由于执行难度较大，效果有限。中越边境分布着大量小路、溪流和河道，人们往往能够在不易被察觉的情况下越境，因此要实现全面管控需要付出高昂成本。

即使持有合法入境许可，不少越南女性仍会选择通过非正规途径往返边境地区购物、经商或探亲，因为相比经由官方口岸通行，这种方式通常更快捷方便。

1983年，中国开始规定，凡与中国公民缔结跨国婚姻的越南公民，必须持有越南政府签发的境外居留许可，并提供由越南政府签发且经中国政府认可的婚姻证明文件。然而，由于相关证件和审批手续获取不易，这项规定实际上使许多跨国婚姻长期处于未登记、缺乏正式记录的状态。

1995年，中国放宽了相关限制，允许越南移民凭地方政府出具并认证的证明文件办理婚姻登记。然而，由于大多数移民并非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中国，因而无法取得所需证件。

与此同时，越南政府对本国公民与中国公民通婚持消极态度。2000年，越南国会宣布此类婚姻无效。中国与越南两国相关法规的存在，使许多跨国婚姻难以获得正式承认，也在事实上阻碍了其合法化进程。

办理合法婚姻登记所需文件的过程中，另一项障碍是婚前健康证明的获取成本较高，办理手续也较为繁琐。截至2022年，已完成合法登记的越南籍妻子仍需每年接受额外的体检和艾滋病病毒（HIV）检测，相关费用通常需数百元人民币。中国政府推行这一措施，部分原因在于外籍妻子群体，尤其是边境地区外籍妻子群体中的艾滋病感染率相对较高。

一项发表于2010年的研究显示，在广西的2,500名越南籍妻子中，共有8人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病毒。

## 浏览量

据社会人类学家卡罗琳·格里洛（Caroline Grillot）观察，一些中国男性认为，相较于部分中国女性，越南女性要求较少，更重视家庭和婚姻。格里洛指出，白皙的肤色、较大的眼睛以及纤细的身材等特征，也常被视为越南女性的吸引力所在。

与此同时，不少越南女性也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男性作为伴侣，原因在于她们普遍认为中国男性更加勤奋，并且更重视家庭责任。一些婚恋网站为中国男性与越南女性建立联系提供了渠道，例如 ZhongYueLove.com这类服务通常收费约4,000美元，费用涵盖相亲安排、体检以及婚纱摄影等项目，其中部分相亲费用不予退还

2009年，一项针对中越边境地区30个村庄中中越婚姻家庭的调查显示，38.6%的婚姻由亲属促成，27.2%基于双方感情发展而来，19.5%经由已嫁到中国的越南女性介绍，8.5%通过婚介机构牵线，另有6.2%属于“抢婚”。

这项研究由暨南大学学者梁茂春和陈文主持。研究人员注意到，在受访者中，有17名女性表示自己曾经历过抢婚，但她们并未刻意回避这一敏感话题。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相关经历带来的心理创伤已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减弱；同时，这些事件在当地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受访者也没有隐瞒相关情况的必要。在不少村民看来，这类婚姻并不被视为需要举报的严重犯罪行为。

调查还发现，约10%的中国丈夫表示，他们的越南籍妻子在婚后数月甚至更长时间后离家出走，自此失去联系。对于这种情况，当地不少居民称之为“婚姻诈骗”，认为部分女性通过结婚获取男方财物后，再按计划离开并消失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