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弗鲁丁剪刀

沙弗鲁丁剪刀（Gunting Syafruddin）是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于1950年3月实施的一项货币政策。该政策由时任财政部长沙弗鲁丁·普拉维拉内加拉颁布，其名称源于政策的执行方式——将流通中的特定纸币从物理上剪成两半。

该政策旨在应对当时严峻的经济问题，包括政府继承殖民时期的巨额债务、严重的财政赤字、多种货币同时流通导致的金融秩序混乱，以及因货币供给过多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目标是透过减少货币流通量来抑制通货膨胀，并通过强制转换债券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根据规定，被剪开纸币的左半部分按原面额的一半价值继续流通，并须在限时内转换成统一的新钞；右半部分则被转换为政府长期债券。

此政策的执行在短期内引起了市场波动和公众疑虑，尽管短期内减少了货币流通量，其正面影响却未能持续。由于政府支出等根本问题未获解决，货币供给量再度攀升，通膨重新失控。此举重创市场信心，引发富商囤积物资，造成人为短缺，使民众在物价飞涨的同时还需面对物资匮乏的困境。最终，此政策被视为一次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殖民时代遗留经济结构问题的失败尝试。

## 背景

1949年底，印度尼西亚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此时正值国家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荷兰与印尼经过海牙谈判，于1949年11月2日签署《印尼-荷兰圆桌会议》。并在同年12月27日成立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开始逐步过渡为单一制国家。然而，此前的政治动荡严重影响经济稳定，特别是荷兰曾试图透过其军事组织荷属东印度民政署重新占领印尼，导致国家政治局势长期不稳。

在此背景下，新成立的印尼政府不仅被迫承担了荷属东印度政府45亿盾的外债，更面临高达51亿盾的巨额财政赤字。更为复杂的是，国内存在多种货币并行的混乱局面。当时印度尼西亚流通三种不同的货币：新成立的共和国发行的印尼盾、荷属时期爪哇银行发行的荷属东印度盾以及荷兰东印度群岛战役和印尼独立战争期间荷属东印度民政署发行的货币（别称“红钱”，uang merah）。

当时市场上的货币总流通量高达39亿盾，远远超过商品供应量，严重削弱了民众的购买力，成为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同时，高估的汇率制度削弱了贸易部门的盈利能力，导致以贸易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政府税基萎缩，预算状况日益恶化。为应对此严峻局面，哈达第二次内阁、时任财政部长沙弗鲁丁·普拉维拉内加拉决定推行金融整顿措施，旨在平衡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供应量，稳定国家经济。

### 政策推手

沙弗鲁丁的个人背景与经济理念深刻影响了印尼日后货币政策的制定。他不仅时任财政部长，更于1951年获任命为爪哇银行（后改组为印度尼西亚银行）首任印尼籍行长，象征印尼从荷兰手中收回金融主权的重要里程碑。作为马斯友美党成员，沙弗鲁丁在政治上被视为温和的宗教社会主义者。其务实作风甚至获得即将离任的荷兰银行高层认可，认为他“接受现实并做出必要妥协”，经济观点“与荷兰人非常接近”。

沙弗鲁丁强调财政纪律与货币稳定的保守立场，与另一位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经济学家苏米特罗·佐约哈迪库苏莫产生深刻分歧。苏米特罗主张激进的发展主义，认为应透过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由国家主导推动工业化，彻底摆脱殖民经济结构。对沙弗鲁丁而言，货币稳定是经济活动的基石；而苏米特罗则视货币政策为服务国家发展的工具。

两人的理念冲突在印度尼西亚银行筹建过程中充分显现。关键争议在于中央银行法规设计：沙弗鲁丁坚持要求货币发行总额须有至少20%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支撑，认为此举是维持币值稳定与国际信誉的必要保障，能有效约束政府滥发钞票的冲动。苏米特罗则强烈反对，批评这是“过时的储备要求”，将严重限制政府为发展项目融资的能力。

在1950年印尼经济濒临崩溃的背景下，沙弗鲁丁的“先稳定、后发展”的保守主义主张，显然比苏米特罗的长期发展蓝图更具即时性和说服力。同时，沙弗鲁丁是马斯友美党的重要人物，并且深受印尼社会党主席夏赫里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是促成社会党与马斯友美党政治联盟的关键人物。这个政治联盟在印尼独立初期（尤其是在哈达和纳席尔内阁期间）构成了政府的核心力量。因此，沙弗鲁丁推行激烈的经济政策，不仅是基于其个人职权，更是有着强大的跨党派政治支持。

## 政策内容与执行

1950年3月10日，沙弗鲁丁透过印尼共和国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政策演说，正式提出名为币值整顿的货币政策。他在演说中阐明，这项政策的根本目标是透过大幅削减货币流通量来抑制恶性通货膨胀，为新独立国家建立稳健的经济基础。沙弗鲁丁特别强调，此举并非对民众财产的掠夺，而是全体国民为国家利益所必须承担的共同牺牲。

沙弗鲁丁所提出的措施，其机制如下：

- 货币分割：所有面额为5盾及以上的荷属东印度盾和“红钱”必须对半剪开，从物理上将其一分为二。
- 左半部分：纸币的左半边仍为法定货币，但其价值立即贬为原面额的一半，有效期至8月9日下午6时。民众需在1950年3月22日至4月16日期间，将这些左半边的纸币兑换成新的印尼联邦共和国纸币。逾期未兑换者，其持有的左半边纸币将作废。
- 右半部分：纸币的右半边则不再具有货币功能，被强制转换为一笔为期30年、年利率为3%的国债。此举相当于政府向持有大额现金的中上层阶级进行的一次强制性贷款。

这项政策并非针对所有货币，而是专门针对面额为5盾及以上的荷属东印度盾和“红钱”；印尼共和国自己发行的货币和低于5的小额货币则不受影响。这显示了政策设计的精准性，旨在打击持有大量旧殖民政府货币的富裕阶层，同时保护普遍持有小面额货币的普通民众的小额资产。此外，政策同样适用于银行存款，所有超过400盾的账户余额，其中一半将被强制转换为年利率3%的政府贷款。

通过这项备受争议的政策，沙弗鲁丁试图实现“一石多鸟”的目标：用新货币取代多种旧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量以抑制通货膨胀、通过强制国债充实国库，预计将发行15亿印尼盾的国债。

### 法律基础

“沙弗鲁丁剪刀”政策的法源依据为《1950年关于紧急贷款的第13号紧急状态法》（Undang-Undang Darurat Nomor 13 Tahun 1950 tentang Pinjaman Darurat）。该法明确规定被剪除的半额货币在法律上被定性为民众对政府的强制性贷款。具体执行细则则透过《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财政部长PU第一号令》（Surat Keputusan Menteri Keuangan RIS Nomor PU I）予以规范，此行政命令于1950年3月19日颁布后，随即于翌日（3月20日）晚间8时正式实施。

### 外汇凭证

在此一周前，沙弗鲁丁还发布了一项有争议的政策，称为外汇凭证（Sertifikat Devisa，简称SD）。这项政策旨在鼓励出口和抑制进口。根据该政策，除了获得相当于货物价格的款项外，每位出口商还能获得相当于其出口价格50%的外汇凭证。相反，进口商必须购买与拟进口货物价格等值的外汇证。因此，除了准备相当于拟购货物价格的款项外，进口商还必须以政府规定的汇率购买外汇凭证。

政策开始执行时，政府将汇率定为市场价两倍，也就是面值10000盾的外汇凭证售价20000盾。汇率会根据市场波动，因此，在不改变官方汇率的情况下，外汇赚取者（出口商）的有效汇率是官方汇率的两倍，而外汇使用者（进口商）的有效汇率是官方汇率的三倍。这中间的差额自然流入了国库。

## 社会及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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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反响及短期成效

根据对当时报章的分析，“沙弗鲁丁剪刀”政策的颁布在社会层面引发了立即且混乱的反应。政策宣布后的第二天，市场一片混乱，商店纷纷关门。由于信息传播缓慢，消费者感到错愕。一周后，市场秩序在警方控制下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工人们也因担心工资会受到政策影响而举行罢工，在福利部长再三保证下，罢工得到控制。一些地区也发生了犯罪事件，犯罪者声称受到经济压力和生活所迫，但都很快得到解决。该政策最初遭到公众的负面反应，但在政府持续沟通以及警方帮助下，公众逐渐理解并接受了金融整顿政策对经济复苏的必要性。

在政策实施初期，“沙弗鲁丁剪刀”达成了其主要目标。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大幅减少，有效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势头。政府透过强制公债的方式，成功吸收了部分资金，缓解了财政压力。及后印尼盾走强，商品价格，尤其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保持稳定，政府财政收入也呈指数级增长，从18.71亿印尼盾增至69.9亿印尼盾。此外，政策实施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全球对橡胶、锡等原材料的需求激增，作为主要商品出口国的印尼，其外汇收入大幅增加。这一外部因素与剪钞政策的短期效应相结合，使印尼经济在短期内呈现出稳定的迹象。

### 国际反应

此政策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美国《时代》杂志在1950年3月27日的报导中，将此政策称为“魔术剪刀”（The Magic Scissors），并形容其为一个让货币消肿的“巧妙地简单”的新方法。该报导说明，除了剪纸钞外，所有超过400盾的银行账户也将有一半被强制转为政府贷款。其主要目的是“大幅削减印尼国内对商品的有效需求”，以使印尼的物价水平与其他国家看齐。

### 长期成效与失败

尽管短期成效显著，但该政策的正面影响未能持续。经济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政府的支出依然庞大，导致货币供给量再度攀升。至1953年，印尼国内基本商品的价格已较1950年飙升了250%，通货膨胀重新失控。1950年至1957年间的平均通膨率达到17%。更严重的是，这项激烈的政策动摇了市场信心。许多富商和投机者预期未来经济将持续不稳，开始大量囤积生活必需品，造成人为的物资短缺。这使得普通民众和小商人不仅要面对飞涨的物价，还要应对物资难以购得的困境，社会经济秩序更趋混乱。

在苏基曼内阁中被优素福·维比索诺取代后，沙弗鲁丁成为政府的批评者，他于1951年6月表示，政府政策已导致经济衰退，只是被因为朝鲜战争而引致的商品出口飙升所掩盖。最终，“沙弗鲁丁剪刀”被视为印尼自由民主时代一系列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问题的改革尝试之一，未能成功带领印尼摆脱殖民经济的遗留困境。

此外，该时期印尼政局极度不稳，从1950年到1959年的九年间，内阁频繁更迭共达七次之多。这种短命的内阁轮替导致政府无法推行连贯且长期的经济改革，使得像“沙弗鲁丁剪刀”这样激烈的短期政策难以解决根本的结构性问题。持续的政治动荡也削弱了市场信心，成为该政策最终未能带领印尼摆脱经济困境的关键政治背景因素之一。

## 后续

“沙弗鲁丁剪刀”政策不仅是一项应对恶性通膨的激进货币措施，更标志着印尼自由民主时期一系列经济实验的开端。此政策虽在短期内稳定金融，却未能触及殖民时代遗留的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为此，印尼政府旋即推行了旨在扶植印尼原住民（Pribumi）企业家阶层的“堡垒计划”（Gerakan Benteng），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权力格局。

然而，由于寻租行为普遍，许多获得进口特许权的原住民商人将许可证转让予更具资本与经验的华裔商人，导致该计划的失败。此一现象催生了名为“阿里-峇峇经济系统”（Sistem Ekonomi Ali-Baba）的非正式合作模式，其中政府向“阿里”（原住民）提供信贷和许可证，再由“阿里”与经验丰富的“峇峇”（华裔商人）合作经营，期望“阿里”能从中学习经验和技术。这一从货币干预走向结构扶植、再到非正式合作的演变轨迹，共同突显了印尼建国初期在寻求经济独立自主道路上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与政策的内在不稳定性。

在货币学上，有学者将“沙弗鲁丁剪刀”明确定义为币值整顿政策，其本质是在高通货膨胀的环境下，借由削减货币的面值来降低其购买力，以抑制货币流通。这与现代经济学中仅为简化计算、不影响货币实际价值的“货币改值”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由于1950年这次痛苦的经验，当印尼政府于2010年提议进行货币改值（计划将印尼盾面额除去三个零）时，引发了公众的普遍担忧与不信任，许多民众害怕这将是“沙弗鲁丁剪刀”的重演，显示了该历史事件对印尼民众的经济心理和对政府货币政策的态度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 政治利用

“沙弗鲁丁剪刀”作为一项深刻影响民众经济生活的政策，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也被用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例如，在旧秩序时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曾发布海报，讽刺来自马斯友美党的财政部长沙弗鲁丁所推行的这项货币剪半政策，将其描绘成给人民带来痛苦的根源，以此作为攻击马斯友美党、争取群众支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