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辽宁省

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辽宁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乃至有体制内人士参与，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其中最大规模的示威发生在省会沈阳。大连、鞍山、抚顺、阜新、辽阳、丹东、盘锦、锦州、本溪等各地亦有不同规模的响应。在游行期间，辽宁各地的主要交通经常受阻。部分地区粮店因交通不畅，储粮告急。同时由于受北京等地的影响，全省一些地区与之遥相呼应，官方指该省发生“不同程度的动乱。有的城市一度比较严重”。

## 背景

自中国民主运动在1970-80年代兴起后，辽宁省即出现民运人士的活动。1986年以后，辽宁省公安称其“采取了一系列对策，维护政治安定”“针对境外的政治渗透破坏活动”。1987年1月16日，辽宁省公安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对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政治渗透活动”加强侦控。1988年9月，辽宁全省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加强了“反渗透”工作。

## 沈阳

### 4月

胡耀邦死后，到4月20日辽宁出现高校学生贴大字报，声援北京学生的事件。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沈阳学生的极大愤慨，很快沈阳也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在电视转播北京袁木与学生对话后，沈阳再次爆发示威。4月29日晚，东北工学院约三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横幅、口号是：“民主万岁；理解万岁；开放党禁报禁；恢复《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职务；反对官僚，严惩官倒，清除腐败，言论自由；科学救国、民主强国；健全法制，废除专制；正确估价学生民主运动”等等。22时学生返校。公安机关按预案工作，游行秩序良好。

### 5月

5月3日，沈阳高校出现了呼吁学生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5月4日，沈阳学生上街，响应当天全国的五四大游行。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引起学生声援支持。5月14日晚八时二十分，辽宁大学二千余名学生走出校门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绝食，并至沈阳市政府广场宣读声援、慰问北京绝食学生的电文，沿途秩序良好。晚十时二十分，市政府用二十辆大客车将学生送回学校。5月15日晚八时至16日晨六时许，辽宁大学、体育学院、师范学院、航空学院，沈阳航空学院、沈阳师范学院约五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陆续到省政府门前静坐，要求对话。沈阳市公安局出动两千多名警力维持秩序、疏导交通。

5月16日下午，辽宁大学、辽宁建筑工程学院，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等20所高校25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有的学生聚集在辽宁省政府和沈阳市政府门前的广场请愿或静坐示威。游行活动持续到17日凌晨4时多。5月17日早上，有28所大中专院校超过2万名学生高举声援北京学生的横幅、标语，参与当天的游行，并拟派学生代表进京声援。沈阳电视台、广播电台、青年报、作家生活报、电子工业部四十七所、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等新闻、科研、文化界人士，亦组团前往沈阳市政府广场声援学生。仅在中山广场，就有近万名围观者目睹了学生游行。在当天晚些时候，据报道围观政府大楼前学生抗议的围观人数约为10万人。当天，沈阳市公安组织民警疏导交通，要求“严格遵守纪律，讲究工作方法，不激化矛盾，不扩大事态”。当日辽宁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此表示肯定，辽宁省公安厅就此发出通报。

5月18日，沈阳全市高校全面罢课，有30名学生绝食静坐，并打出“沈阳高校联合绝食”的横幅。各大中专小学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十余万人进行大规模示威，并有近百万群众在场声援。新闻界、文化界、科技界、出版界、民主党派纷纷组团声援。辽宁省共青团、省青联、学联亦发出了《致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呼吁书》运动期间，沈阳学生成立了“沈阳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东北工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师范学院都成立了自己的“学生自治会”或“爱国会”。也有民运人士成立“沈阳市民声援团”。

北京宣布戒严后，5月20日上午沈阳农大有六十多名学生打着旗帜，喊着口号，拦截两辆汽车到市内游行。21日，继续有人打“反对独裁”，“反对警察”，“李鹏下台，小平滚蛋”等标语游行。还有人散发了各种的传单，谣传一些省市已宣布不承认李鹏政府，邓小平离京、北京有学生死亡等。整个运动期间，受大批学生强行登车赴北京的影响，沈阳的铁路交通数度受阻。

5月22日凌晨，沈阳东北工学院三四百名学生在皇姑屯车站拦截往北京方向去的28次列车。23日，继续有大规模示威游行。5月25日，沈阳、大连共有15所高校学生和辽宁省文联的职工约5000人上街游行。26日，继续有高校学生到工厂演讲鼓动工人游行、罢工。东北工学院学生自治会组织大型演讲团，准备到工厂、农村、街道宣传。

### 6月

北京六四清场后，公安局指6月4日沈阳学生有很多人上街游行。6月4日，辽宁省公安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公安机关进入“一级备勤状态”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

6月5日，沈阳有4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在场民众则达几万人。从6月5日晚10时至6月6日8时30分，市内通往各工业区的主要交通要道被6000余名学生和市民堵塞，目的是阻拦工人上班。

从6月5日起，沈阳高校学生与民众连日在市区抗议游行，并在路口设置路障，使公路与市区交通严重阻塞。6月6日清晨，约17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一半以上工人不能按时上班。上午，沈阳航空学院一些学生分别到139厂、112厂、119厂（均为飞机制造厂）拦堵工厂大门阻止工人上班。中午12时许，3万多名学生、市民在沈阳市政府门前广场召开追悼大会，悼念北京伤亡的学生，围观群众达五万余人。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等企业4千多名职工参加集会游行。会上号召学生无限期罢课，市民罢市，工人罢工。

6月7日凌晨，沈阳11所高校2000多名学生在通往工业区的主要道路上组成人墙，致使交通堵塞，职工上班晚点。11时许，交通恢复正常。另有4所高校的学生和三家工厂的工人近2000人，拦截了60多辆汽车，坐在车上游行。全省约有29所院校搞“空校运动”，14000多名学生离校回家。6月8日，街上继续有示威活动。沈阳市公安局称抓获了37名在学生游行队伍中指挥拦截车辆的示威者。高云明等八人被处理，29人“经教育释放”。次日沈阳“出现一周来最平静的局面”，没有人游行。沈阳高自联成员凌晨在东北工学院开会，与会者较为恐慌，决定学生不再上街、截车。

## 其他县市

四二六社论出台之后，大连理工大学出现大字报《质问中共中央》对其表达不满，还有人质疑“七十周年后的中国改变了什么”，认为“安定团结为贪官污吏提供了更好的条件”。5月3日，大连高校出现了呼吁学生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大连理工大学有人号召学生在4日中午斯大林广场集合上街游行，并举行“民主与自由：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烛光晚会”。

5月4日中午，大连理工大学、大连轻工学院等4所院校近4000千名学生游行到斯大林广场，向大连市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并进行了演讲，下午四时许，经过交涉后学生们陆续返校。入夜后，续有二万余名学生群众到大连市政府前示威。还有辽宁青年张贴大字报，指“在专制统治下中国没有未来”，“过去我们推翻了旧的皇帝，而今中南海住进了新的皇帝，他们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帜，吸吮着人民的血汗，把中国推向灾难的深渊”。

5月16日，鞍山钢铁学院一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5月17日，大连、锦州、本溪、鞍山的近十所大专院校共9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其中大连大学、轻工学院等8所在大连的高校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市政府前的斯大林广场集会示威，向大连当局递交请愿书。锦州工学院等三所锦州高校三千多学生上街游行，并有学生代表前往锦州市政府与市长进行对话。当晚，鞍山钢铁学院、冶金医学专科学校等鞍山院校的两千多师生参与或发动了游行。

5月18日，朝阳市政府发出《关于严打滋扰学校犯罪活动的命令》。当日，辽宁全省13个市（包括沈阳、大连、鞍山、抚顺、阜新、辽阳、丹东、盘锦、本溪等）63所高校95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整个运动期间，有人曾乘学生游行，拦截车辆七十余台，堵塞大部分重要路段交通。大连高校学生成立了“大连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为张家柱。大连理工大学也成立自己的“学生自治会”。鞍钢工人也建立了“鞍钢工人自治会”组织。

另外，大连的民间民运人士郑全利、焦致金等人在运动期间组建了“中华民政党”。当局指其“长期以来游手好闲，以非法行医、算卦、看相骗取钱财……仇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利用八九民运的爆发加紧机会活动。郑全利、焦致金期间亦组建“中华民族军”、“中华民族军前线作战总司令部”。郑全利以“顺天”为代号，自任党的主席。两人亦起草《告全国同胞书》、《声明》、《战时十二项条例、政策》、《关于发展党员、征兵条件》、《战前行动计划安排》等文件宣言，并从4月开始向大连、甘肃、江苏、广东、河北等省市政府和上海解放日报社、新民晚报社、大连日报社等部门投寄。同时，郑全利、焦致金两人亦向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大连铁道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发出了“中华民政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呼吁“各高等院校立即集合学生上街游行”推翻政府。两人的计划或言论还包括“建立一个中华民族共和国”、“炸10月1日北京阅兵邓、赵、李等”、“对共产党官员不论职务高低可就地处决”等。

北京宣布戒严后，5月22日锦州有高校学生在锦州东站拦截开往北京的40、80次列车，试图阻挠部队开往北京。5月25日，锦州高中以上的学生大量上街游行，并到锦州市委会前示威。

天安门六四清场后，公安局指6月4日大连学生有很多人上街游行。6月5日，鞍山、大连、抚顺、阜新、锦州等城市均有学生上街游行。6月6日，丹东市公安逮捕民运分子郭亮。6月7日，辽宁全省约有29所院校搞“空校运动”，14000多名学生离校回家。

## 后续

6月8日，大连市金州分局根据中共金州区委、区政府和大连市公安局的指示制定了“关于处置突发和暴乱事件的工作预案”。此后金州区政府又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清查参与运动的“反革命暴徒”，防止其通过大连境内潜逃。6月10日，大连市金州区公安分局称其破获刘春来、于振杰为首之两个“团伙”。凌源县公安局搜获散发反共传单者薛福仁。6月11日，抚顺公安局抓获曾参与北京民运活动的李明选。12日，盘锦市兴隆台区公安分局抓获5名砸商店、汽车的示威者。

6月13日，沈阳市政府发出《关于取缔非法组织“沈阳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通告》。本溪市南芬公安分区抓获徐州师范学院学生赴“声援团”骨干张清云。6月14日凌晨，被通缉的北高联领袖熊炜在沈阳至北京的254次客车上向乘警投案自首，并被移交北京市公安局。大连理工大学学生自治会领袖张家桂、詹翔、李毅、刘章斌四人先后到大连市公安局登记自首。

6月15日，新金县公安机关收审进行反共宣传活动的学生梁国。鞍山市公安局抓获北京高自联成员、李录的联络员韩春河。抚顺召开“处理违法犯罪分子大会”，有66名民运分子受到公安严惩，有的被拘留，有的被收容审查，其中孙玉成、田季军、于建国、王朝柱、霍双海分别受到劳动敎养三年和二年的惩处。

6月16日，北京公安局通缉的民运组织“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主要领导人之一陈阳被沈阳市公安机关抓获。当日辽宁日报报道，辽宁省保密局发出通知，要求严防民运组织领头者窃密外逃。6月17日，沈阳市高联领袖之一季福堂到沈阳市皇姑区公安分局登记。

6月19日，沈阳市公安局发出通告，限令民运组织领袖十日内登记。辽宁省公安厅厅长郭大维在“全省公安局长会议”上，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做好：

一、立即依法取缔一切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的非法组织。

二、大力缉捕参加反革命暴乱和制造社会动乱的严重犯罪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对包庇、窝藏上述分子的单位、居民，要依法查处。

三、各地公安机关要严格口岸管理和边海防管理、防止外逃。

四、强化治安管理、积极收缴被抢、被盗、散失在社会上的武器弹药。

五、各级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制定群众性自防自卫预防突发事件方案。

六、各级公安机关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运用各种形式和渠道，造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宣传舆论，迫使那些违法犯罪分子坦白自首。

6月20日，辽宁省公安厅发出通告明令取缔一切“非法组织”及其成员，“所有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非法组织的头目和骨干成员必须立即到公安机关登记，参与犯罪活动的人必须立即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省外高自联等民运组织骨干成员被查获或自首的有6人。另据不完全统计，沈阳、鞍山、抚顺三市抓获“搞打砸抢”的示威者238人。

6月22日，朝阳市政府发布《关于防止社会动乱维护正常秩序的通告》：

一、凡在动乱期间未经批准成立的“学生自治会”等组织，都是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自动解散。其成员必须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其头头必须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本单位保卫部门登记，讲清一切非法活动。

二、凡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参与反革命暴乱和骚乱，搞打、砸、抢、烧、杀的反革命分子以及有书写、张贴、投寄反动标语和大小字报等违法行为的人必须立即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三、严禁以任何形式制造、散布谣言、蛊惑群众，煽动社会动乱。对已有的自制、复制或从外地寄入携入的各种蛊惑、煽动性印刷品、录音带、照片等，必须立即送交当地公安机关。

四、非法私藏以及在反革命暴乱和社会动乱中抢掠、拣拾到的枪支、弹药、军用、警用器械、强光手电、各种电击器、私藏的各种管制刀具和爆炸物品，要立即送交当地公安机关。对违犯上述规定者，将依法追究，从严惩处。

6月23日，鞍山市召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公开处理大会”，对示威期间参与破坏公物的宗义仁等12名民运分子逮捕和教养，对李万奎等8人分别执行死刑判决和宣布一审死刑判决。6月24日，沈阳市大东区公安分局捉获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查缉的示威者赵军。27日，阜新市公安局抓获被山西公安和辽宁公安联合通缉的丁俊泽。7月20日，《辽宁日报》报道本溪市公安以反革命煽动罪，逮捕了本溪县草河口农民中学教师李德君。

官方数据指，六四事件后辽宁破获一起“反革命集团案”，共取缔了“各种非法组织”34个；18名“非法组织成员”到公安机关登记或自首；六名“非法组织成员”被收审，三名"高自联"骨干在省被抓获；六名省外“非法组织成员”在辽宁境内抓获；拘捕“各类打砸抢动乱分子”338人（其中逮捕12人，拟逮捕25人，劳动教养113人，收审198人。还对近千名有“轻微打砸抢行为”的人，给予了治安行政处罚。

当局此后声称，在辽宁的台湾军事情报局特务曲作杰向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投案自首。曲作杰被捕时26岁，为沈阳市某工厂工人。当局称其1989年3月在境外参加了台湾军事情报局组织；八九民运爆发后，台湾特务机关立即派他潜回国内，发展组织。曲作杰入境后的活动，一直在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下。曲在5月25日向辽宁省国家安全机关投案自首，交待了他此次入境的任务，交出了携带的特务活动用具。当局称“投案自首的特务分子，经审查教育后，将予从宽处理”。

1989年7月7日，辽宁省公安厅向下通报“境外反动势力”向辽宁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动向”。7月18日，辽宁省公安厅在抚顺召开全省公安局长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和“省委清查清理工作会议”精神，到8月初公安“清查工作”结束。其间辽宁全省49个组织被取缔，283名组织领袖骨干成员到公安机关登记，24人受到法律“惩处”。8月，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掌握动向”。8月22日，辽宁省公安厅召开“全省政治侦查工作会议”，通报本溪等市公安局“完善情报信息网络建设”的经验，要求全省各地公安机关要建立以“秘侦力量”为主体，“从城市到农村、从社会面到单位内部、从境内到境外”的情报信息网络。同年，根据公安部部署，辽宁全省公安机关政治保卫部门对境内外“敌对组织”开展调查。在境外，重点对民运组织等开展调查。在境内，重点对“非法组织”、“邪教组织”和“反动会道门”的状况及其活动开展调查，把各种“从事破坏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组织等列为“敌对组织”，通过“纳人视线，掌握信息，严密监控”管控。辽宁各地公安机关在党委统一领导公安、邮政、海关等部门下，从1989年6月至1990年3月，全省就收缴和查扣境外流入的“反动宣传品”7万多件。

根据官方统计，1989年辽宁“四类”案件（即“利用反动标语、传单、信件、与敌台挂钩进行破坏活动”）发案数是1988年的5倍。辽宁全省公安机关把侦破运动期间的“四类”案件作为“头等大事”，相继侦破了一批重大案件。铁岭市公安局破获“4·24”“东北护国联军特别行动队”案件（官方定位“煽动性大案”），沈阳市公安局破获连续书写标语、信件的案件和署名“毕再兴”挂钩信案，丹东市公安局破获“7·12”“重大系列”“反标（反动标语）案件”，抚顺市公安局破获署名“人一心”挂钩案件，鞍山市公安局破获立山区文化宫“重大反标案件”。从八九民运爆发开始，一署名“亦沉”的人向全国26个省市的党政机关、新闻出版、大专院校等单位投寄128封信件，攻击中国政治制度，抨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历史，鼓动反抗。沈阳市公安局经两年多侦查于1991年11月6日将涉案的民运人士王某抓获。

此后，辽宁境内的民运人士仍有活动。1990年5月30日晚，34张张贴盖有“中国抵抗阵线东北组织”印章的标语在沈阳市和平、沈河、铁西三区被发现。6月1日21时35分，有人在中华剧场外一辆自行车鞍座下安放爆炸装置引爆，并散发“中国抵抗阵线东北组织”传单50张。沈阳市公安局则加紧立案，经过三昼夜工作，于6月4日（六四事件一周年）前侦破此案，将涉案人士于某、卢某抓获。同年，由于北京亚运会的举办，辽宁省公安厅要求加紧“密切注视和掌握敌情动向，加强侦控工作”。9月5日，公安部转来一封由抚顺市寄给亚运会组委会的信，署名“中国民主同盟阵线大陆分社全体成员”。信件指“要把亚运会搅个底朝天”。抚顺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经13天，于亚运会举行前三天将涉案人士李某抓获。9月26日，辽宁省公安厅对抚顺市公安局侦破此案予以“通报嘉奖”。大连市公安局在侦破当地驻军枪库被盗案件的过程中发现盗枪人士关某等4人组织“中国青年党”，起草了该党的纲领、誓词。他们计划组建武装“江红自由纵队”，研制党旗和队标图案，确定暗语、联络地点和各自的化名、代号。同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党”的5名成员全部被大连市公安局逮捕，五四式手枪4支被缴获。当局指其为“一个有纲领、有分工、有行动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集团”。

辽宁省六四事件的政治犯，大都被关押在凌源县第二劳改营。大连工人肖斌，因亲眼看到北京事件，并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讲述表现出来，而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并被判刑10年。其他被判刑的行为还包括，因不满当局镇压学运而寄信表明自己观点、在戒严前张贴支持学生运动的传单、把收听到的《美国之音》录下来给学生听（犯人为教师）等。丹东市流浪汉赵军路在阜新鼓动学生游行示威，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十年。沈阳青年魏寿忠阻拦沈阳军车前往北京镇压学生运动，被以刑事罪名判刑13年。

组建中华民政党的郑全利、焦致金在6月13日被大连市公安抓捕，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其“在动乱期间，积极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进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7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郑全利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焦致金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据狱中民运人士所述，焦在狱中亦被管理人员刻意虐待殴打。此外，六四的政治犯在狱中也需要接受高强度的思想教育，被押民运人士也指在监狱中，部分严重刑事罪犯（如强奸、杀人、流氓犯罪等）听命于管理当局，被授予特权，负责监视、羞辱、殴打、逼供乃至鸡奸政治犯，起到打手、监工、密探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