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潜伏国家

左：日本高浜核能发电厂；右：伊朗阿拉克IR-40重水反应炉。前者是“保险型避险”国家完整燃料循环之代表，后者是国际社会视为核扩散风险之研究炉

核潜伏国家（nuclear latency）又称核门槛国家（nuclear threshold state），指一个国家具备短期内制造核武器所需之全部技术、知识与基础设施，但尚未实际拥有核武器之状态。其概念早于1946年艾奇逊-李林塔尔报告与巴鲁克计划中已有雏形，在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NPT）开放签署后，作为“核武条约五国以外、技术已进入制造门槛之国家”之指称，于外交辞令中正式定型。

定量研究方面，马修·福尔曼（Matthew Fuhrmann）与本杰明·特卡奇（Benjamin Tkach）将核潜伏定义为“拥有运转中的铀浓缩或钚再处理设施”的国家；其资料集显示，1939年至2012年间共31国达到核潜伏水准，其中仅有10国最终制造出核武器，意即核潜伏远较核武化普遍。国际社会通常将日本、加拿大、德国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荷兰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巴西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列为典型核潜伏国家；而伊朗、韩国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华民国则被学界视为“不安全”之核门槛国家。

## 概念与术语

2003年，以色列裔学者阿里尔·莱维特（Ariel E. Levite）在《国际安全 (期刊)》（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发表〈Never Say Never Again〉一文，将“核避险”（nuclear hedging）定义为一国介于积极追求核武器与彻底放弃之间的策略性立场：保留可在较短期内取得核武器之选项，但在当下不采取明显之武器化动作。莱维特据此说明，1960年代外界预期之“N+1扩散浪潮”之所以未能实现，乃是由于瑞典、瑞士、日本、中华民国、韩国、阿根廷、巴西等国皆停留于门槛位置而未越线。

麻省理工学院学者维平·纳朗（Vipin Narang）2017年于《国际安全》之长文及其2022年《追求炸弹》（Seeking the Bomb）一书中，进一步将“避险”细分为“技术型避险”、“保险型避险”与“硬避险”三种子型；并提出“扩散策略理论”，主张一国选择何种路径取决于国内外政治条件之互动，而非仅由技术能力决定。

“门槛国家”（threshold state）一语则于1968年 NPT 签署后逐渐定型，最初指条约承认之五个核武器国家之外、已具备或正取得核武能力之国家，主要对象为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法国前原子能委员会委员贝特朗·戈尔德施密特于其1980年著作《原子复合体》（Le Complexe Atomique）中对此一框架作出首次系统性历史叙述。

## 核避险

核潜伏可由纯民用目的达成；惟于部分情况中，国家有意在未来具备制造核武能力而保留此一潜能，即为“核避险”。虽然从事核避险之国家并未直接违反 NPT，但此举可能促使邻国，特别是与其有历史性冲突之国家，采取相同对策，引发保留未来核能力之“虚拟军备竞赛”；该情势可能迅速升级为实际军备竞赛，大幅提升地区紧张并增加核交换之风险。

伦敦国王学院学者温·包恩（Wyn Bowen）与马修·摩兰（Matthew Moran）于2015年《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期刊指出，伊朗即使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JCPOA）框架下亦持续维持低度核避险立场，无论外交谈判结局如何，德黑兰皆会保留一定的潜能。美国海军研究院学者崔斯坦·沃尔普（Tristan A. Volpe）于2023年《杠杆潜能》一书中提出“甜蜜点”（sweet spot）论：核潜伏存在一个既能对外威胁突破、又不至于使核不扩散保证失去可信度之最适水准；他以日本、西德、北韩、伊朗作为比较案例。

## 判断核计划和平用途之准则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后，核威胁倡议顾问约翰·卡尔森（John Carlson）提出以下九项准则，协助判断一国核计划是否纯为和平目的，或实际从事核避险：

- 铀浓缩与钚再处理之核材料生产量显著超出该国现有民用反应炉之合理需求。
- 保留可用于武器之核材料库存超出研究或发电等民用合理用途范围。
- 不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规范或拒绝合作，或对合理之保障监督措施严重轻忽。
- 兴建之设施与基础设施明显偏向核武器生产而非民用，例如可生产极大量钚之反应炉。
- 制造主要服务于核武器设计之技术，例如核武器设计方案所需之爆炸透镜。
- 研发或部署适于投射核载荷之系统，例如长程弹道导弹。
- 名义上的民用核能计划与该国军方深度交集，显示军方可能企图取得核材料。
- 透过黑市管道取得核材料、再处理与浓缩技术、核武或载具制造技术，或直接购买核载具。
- 该国位处与多个邻国有严重历史冲突之区域，从而具备以核武器吓阻邻国之动机。

## 核门槛国家

### 日本

日本被视为“准核”（paranuclear）国家，具备短期内制造核武器所需之全套技术能力，外界因此形容其仅“差一个螺丝起子之距离”即可制造核弹。

### 伊朗

伊朗同样被视为核门槛国家。其先进之核计划在武器化之前提下，可于数日内生产出可供一枚核弹之裂变材料。21世纪以来，许多西方与以色列政界人士主张对伊朗核潜伏采取更鹰派之立场，提出“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之口号。

### 加拿大、德国、荷兰与巴西

其他核门槛国家包括加拿大、德国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荷兰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巴西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中加拿大、德国与荷兰皆为已建立完整燃料循环、加入 NPT 之非核武国家；巴西则因海军核动力潜舰计划而保有相当程度之铀浓缩能力。

### 南非、中华民国与韩国

南非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曾于1980年代成功研制出核武器，惟于1989年予以拆除。中华民国与韩国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皆被列为“不安全”之核门槛国家——具备发展核武器之技术能力。韩国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即投入核能技术，亦曾于1970年代中期前推动核武器计划，至1975年签署 NPT 后正式中止；其在1980年代末期前仍进行若干隐蔽性核武研究。1977年米特尔公司报告指出，韩国长期具备认真考虑此一选项之安全动机。1970年代末，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华民国已设计出可供核试验之装置。

分析家安基特·潘达（Ankit Panda）与崔斯坦·沃尔普于2024年《华盛顿季刊》共同指出，2010年代以来首尔政界屡次以提升核潜伏之姿态作为对美安全保证之谈判杠杆，然而此“有限杠杆”效用被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严重局限。

## 学术讨论

2007年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埃特尔·索林根所著《核逻辑》（Nuclear Logics）以政治经济学途径解释核扩散：嵌入“对外开放”联盟之国家（日本、韩国、中华民国）倾向放弃核武器，“对内封闭”政权（北韩、伊拉克、伊朗、利比亚、1989年前之阿根廷与巴西）则倾向追求。南加州大学学者雅克·海曼斯（Jacques E. C. Hymans）则于2006年提出“核扩散心理学”框架，主张领导人之国族认同类型（对抗型民族主义 vs. 服从型民族主义）为决定其是否追求核武器之关键。

史丹佛大学学者斯科特·萨根于1996年提出之“三模式”框架——安全模式、国内政治模式、规范模式——亦为解释国家为何停留于门槛而不越线之经典理论工具。内布拉斯加大学学者鲁帕尔·梅塔（Rupal N. Mehta）2020年《延迟末日》一书则以量化与案例混合方法指出，国际社会若以可信武力威胁为背景，辅以胡萝卜加大棒之手段，仍可有效诱导核潜伏或正扩散中之国家逆转计划。

虽然技术上具备核潜伏之国家伴随核能与相关技术之普及而稳定增加，但实际处于门槛状态之国家仍属有限。核潜伏本身并不预设一国之具体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