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印度穆斯林的暴力行为

印度次大陆自1947年施行印巴分治后，曾多次发生针对印度穆斯林的暴力行为（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in India，即针对穆斯林的宗教暴力事件）。这类事件通常表现为受"印度教性"（Hindutva）煽动的暴民对当地穆斯林发动的暴力袭击，形成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社群之间间断出现的社群暴力模式。在1954年到1982年之间，共发生近7,000起，因而致死的人数约略超过10,000人。

针对印度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成因各异。根源被认为是于印度历史中对中世纪时期穆斯林征服印度次大陆的愤恨、后来英国殖民政府实施的挑拨政策，以及将印度次大陆分治为穆斯林占多数的巴基斯坦与穆斯林占少数的印度两个国家。许多学者主张，反穆斯林暴力具有政治动机，是与"印度教性"意识形态相关的主流政党（如印度人民党（BJP））选举策略中的成分。另有学者则认为这种暴力并非普遍现象，而是因当地的社会政治条件，仅局限于特定的城镇地区。

## 历史背景

反穆斯林暴力的根源可追溯到印度史上的数个事件，例如对中世纪时期穆斯林征服印度的愤恨、英国殖民政府采取的挑拨政策（特别是在镇压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之后，在那次起义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曾合作以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以及将印度次大陆分治为穆斯林占多数的巴基斯坦，与穆斯林占少数、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印度。

反穆斯林暴力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教性"这一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是一个印度极右翼准军事组织，也是该国主要的"印度教性"实体。被称为RSS的组合由一群推崇"印度教性"的组织构成，包括政党、宗教组织及学生联盟等。其倡导的意识形态在RSS第二任领导M.S.高瓦克引用纳粹德国的著作中显著呈现，高瓦克评论道："种族自豪感在这里得到最高的体现。德国也展示要将根源上存在差异的种族与文化同化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近乎不可能的事。这对于我们在印度斯坦的人来说，是一个值得学习并从中获益的良好教训。"。在1990年代，印度人民党（BJP）领袖L.K.阿德瓦尼发起一场名为罗摩战车巡游的全国政治宗教集会，最终导致"印度教性"暴民摧毁巴布里清真寺，他们所采的理由是声称该清真寺所在地是印度教神祇罗摩的出生地（罗摩诞辰地）。"印度教性"此后在印度政治中日益取向主流，并伴随着反穆斯林暴力活动的上升。学者们主张反穆斯林的言论、政治与政策已被证明有利于"印度教性"政党与领导人（尤其是印度人民党）的选情，由此可证明此种作为具有政治动机。

### 表现形式

在印度，针对穆斯林的暴力通常表现为印度教徒的集体暴民袭击。这类袭击在该国被称为"社群暴力"，并被视为多数派印度教徒与少数派穆斯林社群之间零星社群暴力模式中的一环。这也被认为是20世纪与21世纪全球伊斯兰恐惧症兴起趋势中的一种表达。前述社群暴力事件大多数发生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各邦，在南部的宗派情绪则较不明显。印度境内发生过几次针对穆斯林的大规模屠杀事件，例如1948年海德拉巴大屠杀、1969年古吉拉特暴动、1983年内利大屠杀、1984年皮文迪暴动、1985年古吉拉特暴动、1989年巴加尔布尔暴力事件、1992–93年孟买暴动、2002年古吉拉特暴力事件，以及2013年穆扎法尔纳加暴动等。

这些暴力模式自印巴分治以来便已确立，已有数十项研究，记录下针对少数族群实施集体暴力的案例。总体而言，印度自1950年开始已有超过10,000人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宗派暴力中丧生。根据官方数据，在1954年至1982年间，共发生6,933起社群暴力事件。在1968年至1980年间所发生的3,949起大规模暴力事件中，有1,598名穆斯林和530名印度教徒丧生。整个北印度的暴力事件数目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开始持续上升。

印度记者兼作家普拉文·斯瓦米认为这些暴力行为"给印度独立后的历史留下伤疤"。他还认为就喀什米尔冲突而言，这些事件阻碍印度在查谟和喀什米尔地区）所致力推动的目标（道德与世俗主义的合法性/民心争取/国际外交立场/族群融合与反恐）。

一名为IndiaSpend，设于孟买的非营利数据新闻机构于2017年报导称，从2010年到2017年，印度护牛私刑暴力事件事件的受害者中有84%是穆斯林，且这些报导的袭击事件中几乎有97%是在2014年5月Narendra Modi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首次执政后出现。

## 成因与影响

学者们将针对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描述为具有政治动机，且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许多人将其形容为"大屠杀"（pogroms），或是一种带有"组织性政治集体屠杀"性质的国家恐怖主义，而非仅是"暴动" 而已。另一些人则主张，反穆斯林暴力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普遍，而是由于当地的社会政治条件，仅发生于特定的城市地区。在许多印度城市中，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和平共处，几乎未曾发生过社群暴力事件。

### 政党于其中的角色

许多社会科学家主张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行为受到体制性的支持，特别是与RSS相关联的政党与组织。学者们特别指责印度人民党（BJP）和希瓦吉之军串通，并参与这些暴力事件，也利用针对穆斯林的暴力作为更大规模选举策略中的一种手段。例如研究社会冲突与集体暴力的学者拉希尔·达蒂瓦拉（Raheel Dhattiwala）与麦可·比格斯（Michael Biggs）的研究即指出，在BJP面临激烈选战竞争的地区（与其在势力稳固的地区比较），穆斯林被杀害的比例明显更高。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开始，北印度的反穆斯林暴力事件数目开始上升，与此同时，BJP在地方与邦选举中取得成功的次数也日益增加。美国社会人类学家史丹利·杰雅拉贾·坦比亚在其研究报告中总结认为，1989年巴加尔布尔暴力事件、1987年哈希姆普拉大屠杀以及1980年莫拉达巴德暴力事件均为组织性屠杀。根据印度学者拉姆·普尼亚尼的说法，希瓦吉之军因1990年代的暴力活动而在马哈拉什特拉邦的选举中获胜，同样地，BJP在2002年的暴力事件后也在古吉拉特邦的选举中胜出。然而于美国任教的现代印度历史学者严·普拉卡什提醒道，BJP在古吉拉特邦的行动并不等同于整个印度，"印度教性"运动是否能在全国成功部署此策略仍有待观察。近年来，印度境内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行为大幅升温。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在于"印度教性"意识形态抬头。这种理念主张将印度定义为一个印度教国家，进而使其他宗教信仰的公民在社会与法律地位上沦为二等公民。

### 经济与文化因素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利用历史上穆斯林对印度的征服作为暴力的借口。他们认为印度的穆斯林自印巴分治以来已与巴基斯坦结盟，且可能已被激进化，因此印度教徒必须采取防御措施，避免过去的错误重演，并重申他们的自豪感。此外，穆斯林人口较高的生育率一直是印度教右翼言论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们宣称穆斯林人口的高出生率其实是有预谋的计划，企图借此让印度教徒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少数族群。

这些暴力事件之所以出现的另一原因是印度低种姓社群的向上流动。反穆斯林暴力已成为阶级与种姓紧张关系的替代品。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愿处理来自底层阶级的主张，转而将穆斯林和基督徒视为因宗教信仰而非"完全的印度人",并将那些对其发动袭击的人塑造成"保卫多数派"、对抗所谓"反国家分子"的"英雄"。穆斯林被视为可疑分子，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也经常受到质疑。

根据一位印度穆斯林学者奥马尔·哈利迪的说法：

反穆斯林暴力是经过设计的方案，目的是使穆斯林在经济和社会上陷入瘫痪，让他们落后，然后将他们同化到印度教社会的较低阶层。

文化民族主义也被指为希瓦吉之军等政党采行暴力行为的原因之一。该政党最初声称是为马哈拉什特拉邦人民发声，但很快便转向煽动针对穆斯林的暴力。希瓦吉之军串通以参与1984年皮文迪镇的暴力事件，以及1992年和1993年在孟买发生的暴力冲突。该政党还曾于1971年和1986年煽动进一步的暴力行动。根据研究南亚政治与思想史的学者苏迪普塔·卡维拉吉的说法，世界印度教大会 (VHP) 至今仍投入于那些始于中世纪时期的宗教冲突之中。

反穆斯林暴力为居住在印度境外的印度教徒带来安全风险。自1950年代起，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曾发生多次针对印度境内反穆斯林暴力的报复性袭击。在1992年孟买暴力事件后，于英国、泰国以及迪拜等城市的印度教寺庙均遭到攻击。

这种反复出现的暴力事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社群之间造成巨大的鸿沟。

印度伊斯兰大会曾公开表示反对这些宗派冲突，该组织认为这种暴力不仅影响穆斯林，也影响整个印度。他们进一步认为暴力行为已损害印度的发展前景。在古吉拉特邦发生的1992年和1993年的社群暴力事件中，当地政府采用《恐怖与颠覆活动（预防）法》（TADA）来应对，但根据此法被捕的人绝大多数是穆斯林。相反地，当孟买发生针对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时，当地政府却未运用此法进行查处。

### 人口特征与社会心理

BJP政客以及其他政党的成员主张人口结构在印度选举中扮演有关键性的角色。BJP认为一个选区内的穆斯林人数越多，中间派政党就越有可能默许少数群体的要求，进而降低穆斯林与印度教邻居"建立（沟通）桥梁"的机会。根据这种论点，"对穆斯林的绥靖政策"（指为获取穆斯林的"集体选票"，而不惜牺牲印度教徒的利益或破坏法律的公平性）才是社群暴力的根本原因。美国政治学家夫妇苏珊·鲁道夫与劳埃德·鲁道夫主张经济差距是印度教徒对穆斯林表现出侵略性的原因之一。随着印度经济因全球化与海外公司投资而发展，印度教人口的期望在现实中并未得到满足。随后，"印度教性"的拥护者便煽动并强化这种观念：即穆斯林才是印度教徒种种困境的根源。

在喀什米尔和巴基斯坦的反印度教与反印度武装组织的行动，加强印度的反穆斯林情绪，进而巩固"印度教性"运动。"印度教性"的论述将穆斯林描绘成叛徒与国家敌人，他们对于印度的爱国心经常受到质疑。美国政治学家苏米特·甘古利主张，恐怖主义的兴起不能仅归因于社会经济因素，还应归因于"印度教性"组织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 重大事件

### 1964年加尔各答暴动

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于1964年发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动。这场暴力事件导致超过100人死亡，438人受伤，并有超过7,000人被捕。约70,000名穆斯林被迫逃离家园，另有55,000人由印度军队提供保护。加尔各答的穆斯林社区在此事件之后变得比以往更加"贫民窟化"。暴力活动也蔓延到西孟加拉邦的农村地区。

### 1983年内利大屠杀

在阿萨姆邦纳贡县内利警察局辖下的多个村庄中，约有1,600至2,000名被称为米亚人的东孟加拉裔穆斯林，于1983年2月18日被邻近的部落及低种姓印度教村民杀害。事件始于清晨，当时成群的村民焚毁受害者的房屋。势单力薄的受害者在无处躲藏的情况下，奔向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的营地，而行凶者在后追赶，并将落后的人砍死。死者当中约有70%是妇女，20%是老人，10%是男性。Kimura

这场大屠杀在"阿萨姆运动"的背景下发生，运动要求将外国人的姓名由选民名册中删除。当时由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的印度政府决定不修改选民名册，继续举行1983年的议会选举，运动领袖则在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下决定抵制选举。米亚人决定支持执政的国大党，寄望借此瓦解这场针对他们的运动。抵制运动引发广泛的暴力行为，不同族群、宗教和语言群体相互冲突。内利的穆斯林社群预感会遭到袭击，在事件发生前曾多次向警方通报这种可能性。虽然警官以走访穆斯林村庄的方式以确保他们安全，但并未指派任何警力进行实际保护。

印度政府在事件过后与运动领袖双方就大屠杀的责任问题互相指责。政府成立特瓦里委员会（Tewary Commission）以调查此事件。调查报告早已完成，但至今仍未向大众公开。阿萨姆运动的领袖抵制特瓦里委员会，转而支持一个由退休高等法院首席法官T. U. 梅塔（T. U. Mehta）领导的非官方司法调查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都被视为带有偏见，分别向政府或运动领袖的观点靠拢，目前并不存在第三方的独立报告。惨案发生后，相关单位受理数百宗诉讼，警方也随之提交数百份刑事起诉书。然而当运动领袖于两年后的1985年在阿萨姆邦掌权后，所有涉及1983年选举的案件皆被结案，此后没任何人因这场事件受到惩罚。幸存者与加害者皆重返家园，虽然表面上维持着邻里关系，但彼此心中仍存有芥蒂，并非真正和解。

### 1969年至1985年间的暴动

在1969年古吉拉特暴动期间，据估计有630人丧生。1970年的皮文迪暴动-于5月7日至8日间在马哈拉什特拉邦的皮文迪、贾尔冈及马哈德等城镇中发生。当时有大规模针对穆斯林财产的纵火与破坏行为。而在1980年，在莫拉达巴德出现的暴动中，估计有2,500人因宗教暴力而丧生。当地警方被指控直接参与这些暴力事件的策划。

### 1987年哈希姆普拉大屠杀

北方邦的密鲁特于1987年发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社群暴动。在暴动期间据称有19名北方邦武装警察部队（PAC）的人员在该市的哈希姆普拉地区围捕42名穆斯林青年，并用卡车将他们运往加济阿巴德县穆拉德纳加尔附近的郊区，随后在那里将他们枪杀，并将尸体抛入水渠中。尸体在几天后被发现。19名被告中有16人于2000年5月自首，随后获准保释，另外3人当时已经去世。印度最高法院于2002年将该案的审理从加济阿巴德县移交至德里的提斯哈札里（Tis Hazari）法庭。此案面临频繁的延误，成为德里积压最久的悬案。所有16名被告于2015年3月21日因证据不足而被宣判无罪。据报导，法院强调幸存者无法辨认出任何一名被告的PAC人员。然而德里高等法院在2018年10月31日推翻先前的判决，裁定16名PAC人员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

### 1989年巴加尔布尔暴力事件

于1989年，在比哈尔邦的巴加尔布尔估计有1,000人在暴力袭击中丧生。这被认为是因阿约提亚争议事件引发的宗教紧张局势，以及世界印度教大会（VHP）举行的游行所致。VHP举行游行的目的在进行"实力展示"，并对少数群体发挥警告作用。暴力事件从1989年10月24日开始，持续两个多月。暴力波及巴加尔布尔县市区及其周边的250个村庄。超过1,000人被杀害，另有50,000人因暴力而流离失所。此暴力事件被认为是印度独立后最严重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事件。

### 1992–93年孟买暴动

极右翼印度教暴民摧毁巴布里清真寺的行为，是导致1992–93年孟买暴动的直接原因。根据《印度教徒报》旗下的《前线杂志》刊载的一篇题为"血腥之冬"（Gory Winter）的文章指出，"官方统计共有900人在暴民骚乱和警方开火中丧生，2,036人受伤，数千人在国内流离失所"。BBC记者托拉尔·瓦里亚（Toral Varia）称这场暴动为"一场预谋的大屠杀"，并表示该计划自1990年以来就在酝酿中，毁掉清真寺只是"最后的挑衅"。

多位学者同样认为这些暴动为预谋，且印度教暴徒获准从非公开管道取得关于穆斯林住宅与商店位置的资讯。据广泛报导，这场暴力活动是由巴尔·塔克里领导的"印度教性"政党-希瓦吉之军所策划。一名特勤部门（Special Branch）的高级成员 V. 德希穆克（V. Deshmukh）向负责调查暴动的委员会提供证词。他表示情报与预防工作之所以失败，是源于当初有对于阿约提亚清真寺予以保护的政治保证，而导致警方虽然深知希瓦吉之军具备发动暴力的能力，且该党长期以来便有煽动仇视少数族群的纪录，却仍未能有效防范。

### 2002年古吉拉特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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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社群从印巴分治以来一直受到，本身也参与暴力冲突。2002年发生一场被定性为"法西斯式国家恐怖暴力" 的事件 ,期间印度教极端分子针对穆斯林少数族群发动残酷的袭击。

事件的起因是戈德拉火车纵火案，据称此事件是由穆斯林所为。在随后的反穆斯林暴力期间，有年幼女孩遭到性侵、焚烧或砍杀致死。这些暴力行为受到执政的BJP所默许，该党拒绝介入，导致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死亡人数从官方估计的254名印度教徒与790名穆斯林，到超过2,000名穆斯林不等。当时该邦的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也被指控发起并默许暴力行为，参与其中的警察与政府官员同样受到指责，因为他们给予暴徒指导，并向其提供穆斯林拥有的财产清单。

印度知名舞蹈者及政治人物马利卡·莎拉巴伊曾投诉政府串通参与暴力，随后遭到BJP的骚扰、恐吓，并被诬告犯有贩卖人口罪。三名警官在成功镇压其辖区内的动乱后，被BJP给予惩罚性调职，以防止他们进一步干预或阻止暴力行为。根据于美国任教的印度政治、民族主义以及集体暴力的政治学学者保罗·R·布拉斯（Paul Richard Brass）的说法，现有证据推断出的唯一结论-指向一场精心设计的大屠杀，这场屠杀以"极其残忍，且经过高度协调的方式进行"。

《特赫尔卡，意为轰动》杂志于2007年发布名为"真相：古吉拉特2002"的报导，指控邦政府参与暴力活动，并声称所谓的自发性复仇行为实际上是"政府批准的大屠杀"。根据人权观察的说法，2002年古吉拉特的暴力事件是预先策划，且警察与邦政府参与暴力。由最高法院任命的特别调查小组（SIT）于2012年判定莫迪并无串通暴力之罪名。据报导，穆斯林社群对此反应是"愤怒与难以置信"，而印度公民权利活动家、记者与教育工作者提斯塔·塞塔尔瓦德（Teesta Setalvad）表示法律抗争尚未结束，因为他们拥有上诉权。人权观察也报导印度教徒、达利特人及部落民族在暴力事件期间中展现出的非凡英雄式行为，他们曾试图保护穆斯林免受暴力侵害。

### 2013年穆扎法尔纳加暴动

于2013年8月至9月期间，北方邦的穆扎法尔讷格尔县发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这些暴动导致至少62人死亡，其中包括42名穆斯林与20名印度教徒。暴动进一步造成超过200人受伤，并导致50,000多人流离失所。

### 2020年德里暴动

2020年德里暴动导致36名穆斯林与15名印度教徒死亡，超过200人受伤。这场暴动是由针对一项公民权法的抗议活动所引发，许多批评者认为这项法案具有反穆斯林倾向，且是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教性"政治蓝图中的关键一环。

根据史丹佛大学教授汤玛斯·布隆·汉森的说法，现今在全印度境内，"许多针对穆斯林实施的暴力行为，实际上是由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附属组织所为"。他指出，警方在在德里暴动发生前对穆斯林社区居民进行的骚扰行为"有非常详尽记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苏曼特拉·博斯则认为，自2012年5月纳伦德拉·莫迪连任以来，他的政府已"转向更大规模、但仍属局部性的国家批准之暴民暴力"。

美国布朗大学当代南亚中心主任阿舒托什·瓦什尼表示，"整体而言，德里暴动……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场种族清洗，一如2002年的古吉拉特与1984年的德里事件一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讲师苏比尔·辛哈（Subir Sinha）指出，德里北部与东北部地区在德里选举前夕已成为"BJP高层部长与政客发表极具煽动性演说"的焦点。辛哈续称，那些在德里选举中失利的"BJP支持者积压的愤怒"，实际上被发泄在"这些城市相对贫困地区的穆斯林居民身上"。

## 以此为主题的电影

- 《斐札：寻找哥哥》-一部于2000年上映的印地语宝莱坞电影，由赫利希克·罗桑饰演阿曼（Amaan）、卡瑞丝玛·卡浦尔饰演斐札及贾雅·巴强，饰演尼沙比（Nishatbi）。斐札的弟弟阿曼在1993年孟买暴动期间失踪。六年后（1999年），斐札开始寻找弟弟的旅程。
- 《帕札尼亚》-片名有帕西人之国的含义。一部由拉胡尔·多拉基亚执导，并于2007年上映的英语电影。该片由一个真实故事启发-讲述一名10岁的帕西人男孩在2002年2月28日古吉拉特暴动期间，于古尔巴格协会大屠杀后失踪的经历。由于该电影直接重现当年惨案的敏感画面，电影院线因担心遭到暴力报复或引发族群冲突，集体决定不予放映，而引发广泛争议。
- 《最终解决方案》-由拉凯什·沙玛执导并于2002年上映的纪录片，内容纪录的是2002年的古吉拉特暴动。印度中央电影认证委员会（CBFC）曾试图禁止该片上映，但在2004年经由时任主席亚努潘·卡尔批核，让这部影片的未剪辑版本得以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