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摄影史

名古屋摄影史（日语：名古屋写真史）是指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摄影实践、照相馆经营、摄影材料流通、业余摄影团体、摄影杂志、展览活动和美术馆研究等共同构成的地方摄影历史。在日本摄影史中，名古屋通常被视为东京、大阪以外的重要地方摄影据点之一，其摄影文化并非只由个别摄影家推动，而是在照相馆、业余社团、器材商、同人杂志、展览空间和地方美术机构之间逐步形成。1911年，日高长太郎提出希望把名古屋建设成“摄影之都”的构想，竹叶丈后来也以“写真之都”来概括名古屋1911年至1972年的摄影运动史。

名古屋摄影的发展，早期以商业照相馆和艺术写真社团为基础，1912年成立的爱友写真俱乐部在当地艺术写真与画意摄影的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1930年代以后，名古屋的摄影文化又与新兴写真、前卫摄影、超现实主义摄影、摄影杂志和跨领域前卫艺术网络相结合，形成以名古屋前卫俱乐部、名古屋摄影前卫、《摄影家》（カメラマン）等为中心的活动场域。在日本军国主义推动的战时体制下，思想与文化统制不断加强，名古屋的前卫摄影和超现实主义出版活动也受到压力，由山本悍右编辑的《夜之喷泉》停刊，名古屋摄影前卫则在改称后逐渐终止活动。战后，名古屋的摄影活动通过VIVI社、美术文化协会摄影部、主观主义摄影相关活动、东松照明以及学生摄影运动等不同路径延续，并在名古屋市美术馆等机构的展览和研究中被重新整理。

## 早期照相馆与摄影基础

明治后期至大正时期，名古屋的摄影文化首先建立在商业照相馆、摄影材料商和业余爱好者网络之上。竹叶丈指出，在日高长太郎就读于爱知一中的明治30年代前半期，名古屋大须一带已有17家营业照相馆，到1925年5月，名古屋市内的营业照相馆增至45家。同一资料还显示，名古屋的摄影材料商在1925年5月为9家，1930年8月为16家，到1936年名古屋摄影同人杂志《摄影家》创刊时，市内摄影材料店已达61家。这些照相馆和材料商不只是商业服务机构，也为业余摄影者购买器材、学习暗房技术和参与摄影社团提供了基础。

大须的照相馆文化与城市娱乐、纪念摄影和近代消费活动相互交织，说明摄影在名古屋并非一开始就只属于艺术领域。随着相机、底片、显影和放大等技术逐渐普及，摄影从商业肖像、家庭纪念照和城市娱乐的一部分，扩展为业余爱好者和艺术写真家能够持续参与的文化活动。名古屋后来出现的艺术写真社团、摄影杂志和前卫摄影活动，都与这种较早形成的摄影基础设施有关。

## 爱友写真俱乐部与艺术写真

名古屋早期艺术写真史通常以日高长太郎及爱友写真俱乐部为重要起点。名古屋市美术馆在1990年的展览资料中指出，1912年，日高长太郎、佐野紫影等人在名古屋结成爱友写真俱乐部，并以高水平印画作品推动日本艺术写真发展。该展览介绍了日高长太郎、大桥松太郎、益子爱太郎、松浦幸阳、榊原青叶等爱友写真俱乐部第一代成员的胶印、溴油印画和相关资料，显示该团体在日本画意摄影和艺术写真史中的位置。竹叶丈也把爱友写真俱乐部作为名古屋摄影运动史的开端，并指出其高水平印画作品体现了日本艺术写真在特定时代中的表现形式。

大门武平《中京摄影界99年：横井吉助三代的足迹》（原题：中京の写真界99年：横井吉助三代の歩み）记载，爱友写真俱乐部于1915年5月在名古屋商品陈列馆举行第一届展览，展出会员作品和参考出品，成为名古屋艺术写真力量向外显示的重要机会。爱友写真俱乐部的活动说明，名古屋的摄影运动很早就不是单纯的地方爱好者聚会，而是通过展览、会报、印画技法和外部交流参与了日本艺术写真整体的发展。山本五郎也与爱友写真俱乐部有关，其摄影器材店和家庭环境后来成为山本悍右早年接触摄影文化的背景之一。

## 现代主义、杂志与新兴写真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名古屋摄影从以艺术写真和社团展览为中心的活动，逐渐转向与新兴写真、摄影理论、杂志编辑和现代印刷文化有关的方向。竹叶丈把这一变化放在名古屋既有艺术写真传统和摄影商业基础之上来理解，认为名古屋的摄影活动并非突然出现前卫化，而是在地方社团、照相馆、材料商和杂志文化中逐步转变。1936年创刊的名古屋摄影同人杂志《摄影家》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平台，其编辑和座谈活动使当地摄影家得以讨论前卫摄影、抽象、超现实主义和摄影媒介本身的问题。

坂田稔是1930年代名古屋摄影理论和前卫摄影形成中的中心人物之一。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的展览资料指出，坂田稔曾在大阪时期参加浪华写真俱乐部，1934年在名古屋组织日本摄影团体“名古屋摄影小组”（なごや・ふぉと・ぐるっぺ），并在《摄影艺术》（カメラアート）、《摄影时报》（フォトタイムス）等杂志上发表摄影论。他又在1939年2月《摄影家》第29号刊出的“前卫摄影再检讨座谈会”中发言，使名古屋的摄影讨论与日本各地前卫摄影网络发生联系。

## 超现实主义与前卫摄影网络

1937年，“海外超现实主义作品展”巡回至名古屋，对当地超现实主义和前卫摄影活动产生影响。同年11月，山中散生、下乡羊雄等人成立名古屋前卫俱乐部，该团体横跨诗、绘画、摄影和评论等领域，并成为1930年代后半名古屋前卫艺术网络的一部分。1939年2月，名古屋前卫俱乐部的摄影部会独立为名古屋摄影前卫，成员包括下乡羊雄、坂田稔、山中散生、田岛二男、山本悍右等人。

名古屋摄影前卫的活动不只限于摄影作品制作，也包括杂志、座谈会、摄影理论和跨媒介创作。东京都写真美术馆把名古屋的前卫摄影放在大阪、东京、福冈等地的前卫摄影活动之中加以讨论，说明这一时期的日本前卫摄影并非只在首都展开，而是在多个地方城市之间形成交流网络。其中，名古屋的特点在于诗人、评论家、画家和摄影家共同参与，使摄影与超现实主义诗歌、翻译、绘画和小型出版物保持密切关系。

山本悍右在这一网络中同时具有摄影家、诗人和编辑者的身份。他于1938年与山中散生创办超现实主义诗刊《夜之喷泉》，1939年参加名古屋摄影前卫，并通过摄影、拼贴、诗歌和刊物编辑，把名古屋的超现实主义实践连接到现代摄影和国际超现实主义的讨论之中。名古屋市美术馆1989年的展览资料也把山本悍右列为名古屋前卫摄影的重要成员，并记录其1938年创刊《夜之喷泉》、1939年参加名古屋摄影前卫、1947年参与结成VIVI社等经历。这种叙述不把山本悍右孤立为地方摄影家，而是把他置于名古屋的出版、诗歌、摄影和战时文化环境之中来理解。

## 战时统制与活动终止

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日本进入战时体制后，前卫艺术和摄影活动受到思想、出版和团体活动统制的影响。在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文化统制的背景下，“前卫”一词本身也容易引发政治警觉，许多团体因顾及时局而改称或停止活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泰特美术馆图录《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指出，1939年警察禁止《夜之喷泉》继续发行，名古屋前卫俱乐部也被迫解体，而名古屋摄影前卫则在1940年改称“名古屋写真文化协会”以减轻官方审查压力，最终于1941年解散。

山本悍右后来回忆，自己曾因《夜之喷泉》受到特别高等警察讯问，这一经历使他的战前活动常被放在战时审查和超现实主义出版受压的背景中讨论。因此，名古屋的超现实主义摄影不能只被理解为欧洲现代主义风格的地方移植，也应被视为地方摄影网络在战时思想文化统制下仍试图维持实验表达的历史个案。这一脉络也与战时日本对超现实主义的压制相关，可帮助说明地方出版、摄影团体和警察审查之间的具体关系。这种表述既保留了山本悍右及名古屋前卫摄影的艺术史意义，也避免把相关活动写成无根据的政治英雄叙事。

## 战后重建与VIVI社

1945年日本战败后，名古屋摄影活动在战后复兴、出版重建和美术团体重新活动的背景中逐渐恢复。1947年，山本悍右、高田皆义、后藤敬一郎、服部义文等人在名古屋组建VIVI社，竹叶丈把这一团体放在“超现实主义的复兴”这一脉络中讨论。VIVI社的活动时间不长，但它显示名古屋战前前卫摄影的经验并未完全中断，而是在战后以展览、社刊和美术文化协会摄影部等方式重新展开。

后藤敬一郎虽未直接成为名古屋摄影前卫成员，但名古屋市美术馆资料指出，他在1930年代末曾与山本悍右相识，并在战后与山本、高田皆义、服部义文等人共同参与VIVI社。这一连续性说明，名古屋摄影史中的战前前卫、战时中断和战后重建之间存在人员与观念上的延续关系。1950年代以后，山本悍右、后藤敬一郎等人又与美术文化协会摄影部、主观主义摄影相关活动和地方摄影团体发生联系，使名古屋的实验摄影继续参与战后日本摄影的变化。

## 东松照明与学生摄影运动

名古屋出生的东松照明是日本战后摄影的重要人物之一。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资料称，东松照明1930年出生于爱知县名古屋市，1950年还是大学生时开始摄影，后来成为日本战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摄影家。竹叶丈在《“写真之都”物语》中把东松照明单独列为一章，认为其出身地名古屋与其摄影表现、后来的学生摄影运动之间具有重要关系。因此，在名古屋摄影史中，东松照明更适合作为出生于名古屋并进入全国性、国际性摄影史叙述的人物来处理，而不宜仅作为地方摄影家来理解。

1960年代后半，名古屋的摄影活动又与学生摄影运动和社会性表达发生联系。竹叶丈把中部学生写真联盟等活动放在“学生摄影运动”的章节中讨论，并以1968年前后至1970年代初的集体拍摄、摄影集和社会运动相关影像为线索说明其展开。这一部分说明，名古屋摄影史并不止于战前艺术写真与前卫摄影，也包括战后摄影如何回应社会变动、城市经验和集体表达的问题。

## 研究、展览与再评价

1989年，名古屋市美术馆举办“名古屋的Photo Avant-Garde”常设企划展，集中整理名古屋前卫摄影及相关人物的作品和年谱。1990年，同馆又举办“日高长太郎与爱友写真俱乐部：艺术写真黄金期”展，回顾爱友写真俱乐部第一代成员及其印画实践。这些展览说明，名古屋摄影史的研究并非只围绕山本悍右展开，而是同时涉及艺术写真、摄影材料商、社团展览、前卫摄影和战后摄影团体。

2021年，名古屋市美术馆举办“‘照片之都’物语：名古屋摄影运动史 1911-1972”展，并由竹叶丈编著同名书籍，系统整理名古屋从爱友写真俱乐部到战后摄影运动的历史。2022年，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前卫勃兴：近代日本的前卫摄影”展则以大阪、名古屋、福冈、东京等地为章节，重新把名古屋放入日本前卫摄影的地方网络之中。在近年的研究与展览框架中，名古屋摄影史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地方文化记忆，也在于显示日本现代摄影如何由商业基础、业余社团、杂志出版、前卫艺术和政治环境共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