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的背景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四事件爆发的背景存在多方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经“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虽然经济逐渐复苏，但十年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创伤仍未平复。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国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出现经济增长，但也伴随物价上涨、通胀加剧、官倒横行、权钱交易、特权阶层兴起等种种问题，使得社会矛盾日渐累积。知识分子和学生在就业困难、政治开放迟滞、贫富差距扩大、意识形态危机等压力下，对前途普遍感到焦虑，并透过校园民主沙龙等组织讨论政治改革，要求更多表达空间。

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亦因改革方向出现分歧。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言论空间；而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力量则强调维稳优先，认定改革过速导致社会动荡。胡耀邦在1987年因对八六学潮处理态度温和而被迫下台，使知识界与学生更加不满。社会上反腐呼声高涨，而通货膨胀、价格闯关失败引发的经济危机更进一步冲击民生，加深民怨。

此时，东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陆续出现民主化浪潮，苏联改革与波兰团结工会的突破，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学生愈加期待政治改革能跟进国际趋势。然而改革迟滞与腐败加剧的现实落差，使得社会各阶层普遍出现改革无望的挫折感。种种经济困境、社会不公、政治僵化、高层权力斗争与国际民主化风潮交织累积，最终在1989年形成爆发全面抗议的社会条件。

## 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

1976年10月6日，时值毛泽东之死的27天后，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人，调动部队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毛泽东的政治盟友，文化大革命以政变手段宣告结束。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国家由于经济生产的放缓或停顿而陷入贫困之中，泛意识形态化也深刻地影响了政府的运作与民众的生活。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大会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同年9月，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主张，意图消除文化大革命的负面影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获得最高权力的邓小平宣布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推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他提拔改革派成员担任要职，其中胡耀邦于1980年2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以分割华国锋的权力。同年9月，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自此改革派进入最高领导层。尽管市场化经济政策为政府博得了部分好感，但人民对官员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担忧亦不断增长。

## 经济危机

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期透过中央制定的计划定价机制，让商品价格稳定处在较低水平。但这一举措也减少了制造者增加产量的诱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采取部分产品价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许价格波动的价格双轨制。但由于市场上长期产品短缺而物价较高。部分人则可利用权力以低价购入产品，之后再以市场价贩售，时谓“官倒”。此外，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增发过多且过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厂无法赚取利润；但1988年减少货币供应后，又使得许多金融贷款无法正常兑现。1988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同意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让价格体系得以恢复正常。

但价格管制将放松的消息传开后，随即引起民间恐慌，中国各地民众大量提领现金并购买商品囤积。不到两周内，政府便立即撤销价格改革的政策，但价格闯关带来的影响明显延续一段时间，民间社会面临快速通货膨胀的问题。在官方提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价于1987年至1988年期间增长30%，许多工薪阶层因为无法购买大众商品而感到恐慌。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许多无法获益的国有企业也被迫削减成本，让过去拥有工作保障与社会福利的铁饭碗开始面临生活的压力。

## 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涌现了官倒、权钱交易、政治腐败、特权横行、贫富分化等大量社会问题。此外，改革派领导人设想知识分子会在未来发挥主导作用，领导国家实施更多的经济改革政策。尽管政府陆续设立新的大学，并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额，但情况并未如计划设想般实际发生。一方面因国家所指导的教育体制，并未充分和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农、轻工、服务业与外国投资等领域结合；另一方面因专精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则必须进入有限的就业市场。新开设的私立企业并不接受国家分配毕业生，然而高收入的工作则由具裙带关系者取得。其中条件优厚的工作岗位都被取得后，剩下的职位往往是绩效较差的部门，掌握实质权力者则在该领域并无专长。

面对惨淡的就业市场和有限的出国机会，知识分子与学生们认为凭借处理政治问题，从而能使以上问题得到解决。这让北京各个大学的校园中出现了以研究政治为主的小规模“民主沙龙”社团，这些组织逐渐激发了学生参与政治的兴趣。受到中国的经济社会逐渐朝向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名义上维持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也面临信任危机。民营企业的审核制度则让许多不良商人能以宽松的法律优势致富，甚至常在过去强调“没有穷人”的社会中炫耀拥有的财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使他们普遍对国家前途感到幻灭。

## 派系斗争

1980年代后，人们渴望中国当局做出进一步的改革，但当局迟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后，面对伴随而来浮现的种种问题，领导高层之间在处理办法上出现分歧。但尽管内部因为意识形态而浮现派系冲突，双方人马都需要获得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才能实施各项重要决策。

以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万里、彭冲、习仲勋、田纪云、鲍彤、阎明复、李锐为代表的改革派拥护改革开放，他们主张进一步实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针。借由设立允许多种想法的渠道，让民众能够表达不满。

另一方面，以陈云、李先念、王震、李鹏、薄一波、姚依林、邓力群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改革开放施行过多激进政策，故应重新加强控制以确保社会稳定。

## 政治体制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国当下官僚主义的“总病根”。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大提出全面修宪建议。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对中共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八二宪法》，其含有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基。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问题，经济改革亦受到既有政治体制的阻碍。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10月，赵紫阳提议的中央政改小组办公室成立，具体负责人包括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他强调：“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与此同时，其他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主义的架构。虽然这些与邓小平等人的中国官方改革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告。该报告由鲍彤起草，提出并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该报告的第五部分详细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将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作为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阐述了许多符合宪政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监督、完善选举制度等。十三大还首次实行了差额选举，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后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

## 民间新思潮

1978年拨乱反正后，魏京生等知识分子便呼吁政治改革，并在西单民主墙张贴持有不同政见的大字报。此时民众被允许宣传政治自由和民主化的短暂时期，又被称作“北京之春”。但魏京生在1979年3月遭到逮捕，西单民主墙也于同年12月时被迫封闭。而1978年拨乱反正时期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促成了全社会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由此诞生了贯穿中国大陆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提倡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提倡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文化热）。1983年中共保守派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曾对“新启蒙”产生了一定阻碍，但在胡耀邦等人的干预下，清污运动逐渐结束。

1986年夏，“新启蒙”代表人物方励之开始在中国各地大学展开个人访谈之旅，主要谈论自由、人权、权力分立等内容。随后方励之成为当时社会大受欢迎的人物，他的发言记录也在学生间广为流传。对此邓小平曾警告方励之主张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和多党制度，将意味着损害中共的领导能力与传统意识形态。受到方励之的演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启以及世界各地爆发的群众运动影响，学生在1986年12月发起示威，抗议改革开放的步伐过于缓慢。其中参与示威游行的学生提出许多诉求，这包括有经济自由化、民主、法治等要求。虽然这次抗议最初是在合肥市附近进行，但很快地学生运动便蔓延至各大城市。对此中央领导阶层感到惊慌，并开始指责抗议学生试图煽动文革式的动乱。

之后，胡耀邦被中共内部指责对抗议活动的态度过于软弱，以及因为没有适当处理这次事件而引起社会动乱。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下台，但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胡耀邦辞职后，保守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顺势展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打压支持胡耀邦观点、政治自由化和亲西方者。这项运动也制止了学生运动的发展，并使得政治环境一度封闭起来，但胡耀邦也因而获得改革派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们的欢迎。然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遭到赵紫阳的反对，他认为保守派利用该运动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期结束。

## 国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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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末，东方集团各国亦爆发民主化浪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便于苏联实行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改革，力推民主化；团结工会于1989年2月在波兰圆桌会议中争取合法地位后亦推动民主改革，并在1989年波兰议会选举中赢得全部自由竞争席位。之后，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相继发生民主化抗议浪潮，谋求结束本国的独裁政体。在此背景，崇尚民主思潮的知识分子、留学生与高校学生开始认为：“改革开放”后政制改革过慢、独裁制度未变，因而出现官倒、腐败、通胀等社会问题，这使到学生之间开始流传着彻底的政治改革方可改变现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