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农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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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民协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成立的省级农会组织。

## 历史

1924年，国民党一大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展开，中共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活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央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林伯渠任首任部长，秘书为彭湃和罗绮园。根据后来邹鲁所著的国民党史，“农民部。其部长初为共产党员林祖涵。林去职，彭素民继之。然一切部务，则为秘书共产党员彭湃所把持”。

1924年6月，国民党农民部起草了《农民协会章程》，并规定了从各级农民协会的组织程序：

开组织会选举本章程所列县农民协会各项职员，成立临时县农民协会。县农民临时协会成立后，即着手分别组织本县各乡农民协会。有三个乡民协会成立者，即组织区农民协会。三个区农民协会成立后，即组织县农民协会，接收临时县农民协会之任务。五个县农民协会成立后，即组织省农民协会。1924年7月，首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创办，农讲所的绝大部分工作与活动实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培养中共开展农民运动的军事、政治骨干。

1925年春，中共湖北区委根据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派遣党员任农运特派员，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中共也加紧在湖北省的党务建设，特别是根据中共三届一中全会的决议，在湖北省建立国民党省党部，并以具国共两党党籍的中共党员在当中担任领导。1925年7月21日，在中共湖北组织的推动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正式成立。鉴于当年大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设置了以陈荫林（中共）为部长的省党部农民部，又成立下属机构农民运动委员会，创办机关刊物《农民问题》，制定开展农民运动的计划。

1925年10月，湖北省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设执行委员九人，陈荫林为筹委会主任。至1925年底，湖北全省成立中共农民协会的有黄安、黄梅、天门等县。1925年底至1926年1月，湖北省党部召开湖北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黄冈、黄梅、黄安、黄陂、汉川、应城、枣阳等10余县代表，正式成立湖北省农民协会，选举产生了省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成立不到3个月，该协会于1926年3月11日被湖北督军陈嘉谟查封，省执行委员聂鸿钧被捕，省农协由武昌迁至汉口租界，转入地下。

1926年3-4月，国民党农民部根据湖北省党部《党务报告的决议案》，对第一届农民运动委员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委员有陈荫林、李子芬、蔡以忱、刘季良和刘子谷等人。在反共的政策下，中共实质领导的农民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继续坚持地下工作。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正式打响。9月，北伐军进入湖北后，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10月，武昌被北伐军攻陷，此后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武汉当时有“赤都”之称。到1927年2月，湖北全省已有40多个县建立农民协会，农会会员达80多万人。1926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局批准了中央农委制定的《目前农运计划》，当中指示“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市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在湖北农运应“应注重沿江沿铁路各县，尤其是武昌，汉阳，夏口三县”。

1927年3月4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正式成立湖北省农民协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41县184人，特别委员30名。会议由陆沉主持，并聘请徐谦、孙科、顾孟余、毛泽东、林祖涵、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等为名誉主席。会议开幕时国共武汉各机关团体千余人到会祝贺。大会听取了邓演达的政治报告，陈荫林的省农协会务报告，农民国际代表巴立士的国际农民运动报告，日本劳动团体代表安胜的日本农运状况报告，徐谦的中央农运决议案报告。

其中邓演达在讲话中说：“这个地方从前是议员计算如何升官发财，抽收捐税，现在让我们穿粗布短衣拿锄头的种田老来开会，是换了个新世界，所以要来道。从皇帝到甲长，都是造成黑暗社会的工具，压在我们头上，弄得比牛马奴隶还不如。种田的父老兄弟们，你们不要太示弱了，迷信什么真命天子、英雄豪杰来解放你们，你们要在孙总理政策指导之下，背起锄头，拿着镰刀，来革那些总统、县长、区长、乡长、甲长的命，杀条血路前进。我们不要分姓张姓黄，要团结在一块儿去与敌人拼命。你们要团结你们的力量，严密你们的组织，解决自己的事情”。邓演达谴责“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对中国农民的“压迫剥削”，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我国农民曾经想造成自己的世界，在洪秀全领导下建立了太平天国。最近，广东有了340万有组织的农民，湖南、湖北有四五百万农民，都是向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进攻的伟大力量。各位农友不要害怕，现在不像从前封建时代是一切压迫者，剥削者的世界，而是我们整个革命势力向封建势力进攻的世界，更是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世界，将来必定可以造成一个农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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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认为“现在横在农民协会面前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农协接受乡村政权，一是土地不受地主支配”，“以外如武装农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会认为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农民协会应当领导夺取土地的斗争”。大会通过土地、地租、取缔高利贷、查办“土豪劣绅”，关于掌握农村政权、建立扩大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加强工农联盟、倡议组织全国农协及关于组织发展、农村雇工、农村合作社、禁烟禁赌等35个决议案，内容为“铲除封建势力”、建设“农民协会自身的联合战线”等。大会决定在宜昌、襄阳两地分设湖北省农协办事处，加强中共对鄂西、鄂北地区农民运动的指导。

大会选举产生陆沉、邓演达、陈荫林、符向一、张国恩、刘子谷、王平章、王邦耀、蔡以忱等17名执行委员，张学武、张幼泉、郭树勋等9名候补执行委员；选举陆沉为委员长，陈荫林为副委员长。执行委员会下设宣传、教育、组织、自卫、调查、建设、秘书等机构。张学武、郭树勋、蔡以忱、邓演达、符向一、张国恩分任宣传、教育、组织、自卫、调查、建设部部长，邓雅声为秘书长。大会后，中共在湖北省农运发展较快，到月底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由1926年底的7万余人猛增到110多万人。

第一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农村合作社问题决议案》还指“各县农协应以没收之财产，迅即成立信用合作社……使农民便于借贷、储蓄”，在中共领导下，信用合作社在黄冈、麻城、广济、鄂城、汉川、咸宁等地区发展，有的信用合作社办理低息借贷，而且还发行了纸币，也是湖北乃至中国最早的“红色货币”之一。

如在黄冈县，该县农民协会组织成立的信用合作社社址位于团风镇，负责人为中共党员陈春林。各区、乡设有分社，三里畈、新洲等地叫作小银行。信用合作社资金来源情况。信用合作社资金主要来自于没收团风镇买办阶级、地主豪绅的商号和钱庄的财产。县农民协会首先没收了团风镇最大的两个商号福顺昌号和陈日兴号。“福顺昌”是前湖北督军方本仁开设的，经营买办洋货。“陈日兴”是当地大土豪地主陈进新开设，除经营油盐杂货匹头之外，专设钱庄办理存放款业务，以钱庄为主。农民协会还用没收的货物于1927年4月办起消费合作社，团风镇设立消费合作总社，为农民提供农副产品与消费用品的交换场所，解决了农副产品滞销和消费用品买不进来的困难。除此之外，还有两类资金来源，一部分是对土豪地主的“罚款”收入，另一部分是动员农民自愿入股，筹集资金，一块钱为一股。合作社将没收“土豪劣绅”的钱财作为合作社基金发行了各种流通券。合作社筹措的资金主要用于扶持“贫雇农”，对“特别贫困户”借款免收利息。贷款对象不包括“中富农”，其曾经一次就将没收地主“土豪劣绅”的财产和罚款收入6万元拨付给“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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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城华容镇协会信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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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

1927年4月，四一二清党事变爆发，国民党发生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继续执行容共政策。湖北省农民协会发出“讨蒋通电”，列举蒋介石的“12大罪状”，要“率领全省一百五十余万有组织的农民及全省农民，联合全国革命的同胞，与此獠决一死战，虽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到5月底，湖北全省有54个县成立农民协会，农会会员增加到250万。

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分共后，中共湖北省农民协会被查封。8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以农会为中心”建立革命政权，其“暴动战略”为：

（1）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对各地的暴动及革命的政权尽可能的联络，向反革命势力进攻。

（2）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的标准。

（3）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

（4）实行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并实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

（5）自耕农土地不没收，自耕农及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其革命政权（农会）交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之。

（6）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之分配。

当中湖北“暴动大纲”定为“政治上给现统治者一个扰乱，使其不能稳定，牵制其对江西压迫；经济上实行四抗（租，税，捐，粮）。”中共湖北省农民协会的活动，为此后第一次国共内战中，中共在湖北各地领导的反对地主、国民党的“土地革命”战争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