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超现实主义

日本超现实主义（英语：Surrealism in Japan；日语：日本のシュルレアリスム）是指超现实主义自1920年代后期起在日本的接受、译介与本土化发展，涉及诗歌、绘画、摄影、出版、展览和评论等领域。与巴黎超现实主义圈不同，日本的相关活动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组织，而是在诗人、评论家、画家、摄影家、同人杂志、展览和地方团体之间交织推进。近年的跨国超现实主义研究也常将日本个案置于多中心的艺术史叙述中，而不再只是将其理解为巴黎向外传播的结果。

日本超现实主义的展开与战前日本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尤其受到治安维持法、特别高等警察以及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思想文化统制的影响。因此，日本超现实主义既是现代主义艺术与文学的接受史，也是前卫表达在审查、监视和战争压力下发生调整、收缩，并留下历史断裂的过程。

## 名称与传播

“超现实主义”在日语中通常译作超现実主义，相关概念在1920年代中期已经进入日本文学和美术讨论。这一术语的早期传播主要依托诗歌杂志、文艺评论、译介文本和留学归国者的学术网络，而非单一宣言或单一团体。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超现実主义、シュルレアリスム、前卫等词在文学、美术和摄影语境中并行使用，含义有时并不完全重合。

西胁顺三郎在1920年代后期的诗学活动和相关学生圈，被不少研究视为日本超现实主义诗歌接受的重要起点之一。1928年创刊的《诗与诗论》（日语：诗と诗论）等刊物持续介绍法国超现实主义，促进了安德烈·布勒东及其理论在日本的传播。1930年，泷口修造出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与绘画》的日译本，使超现实主义不仅通过诗歌，也通过图像和美术理论进入日本读者的视野。

## 诗歌、译介与小型刊物

日本超现实主义最早的重要场域之一是诗歌和文艺杂志。1927年前后，《蔷薇・魔术・学说》（日语：蔷薇・魔术・学说）等诗刊开始以更明确的方式介绍超现实主义诗歌，并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围绕法国超现实主义的翻译与讨论网络。这些刊物的作用并不限于刊登诗作，还包括翻译宣言、介绍法国诗人、讨论自动书写和新的诗歌意象。

山中散生是1930年代日本超现实主义诗歌和法国语境之间的重要中介人物之一。他在名古屋主编诗刊《Ciné》，并通过通信、翻译和资料介绍与布勒东、保尔·艾吕雅等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建立联系。北园克卫等诗人也通过杂志和诗作参与现代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讨论，但其创作不能简单归入单一流派。

1930年代的日本超现实主义诗歌并非一个稳定的组织性运动，而是由若干杂志、译者、诗人团体和地方性网络共同构成。这种分散结构使诗歌、翻译、美术评论和小型出版物之间形成了密切联系，也使后世研究必须从杂志和资料保存情况重新梳理其历史。

## 视觉艺术与展览

在绘画领域，日本超现实主义的发展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的现代主义绘画和展览制度有关。古贺春江常被视为日本早期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在日本接受超现实主义视觉语言的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福泽一郎等画家也通过绘画、评论和美术团体活动，使超现实主义逐渐进入东京美术界的讨论范围。

1937年的海外超现实主义作品展是战前日本接受欧洲超现实主义的重要事件之一。该展由泷口修造、山中散生等人推动，在东京开幕后巡回至京都、大阪、名古屋等地，并通过展览目录、复制图像和相关评论扩大了欧洲超现实主义在日本的影响。由于展品中有大量复制照片和印刷资料，该展不仅影响绘画界，也对后来的前卫摄影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

## 摄影与前卫网络

1930年代日本的超现实主义摄影主要通过摄影杂志、展览、评论、地方摄影团体和小型出版物展开，而非依托于某个单一的超现实主义摄影组织。斯托伊科维奇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审查环境中，日本各地仍出现了相当丰富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实践。这些作品常使用摄影蒙太奇、拼贴、物件陈设、舞台化构图和异常并置等方法，使摄影不再只是记录现实的手段。

1937年以后，“前卫摄影”一词在大阪、东京、名古屋等地的摄影团体中获得更强的组织性意义。在当时的语境中，“前卫”有时也成为超现实主义摄影和实验性摄影较安全、较宽泛的称呼。随着战时统制加强，含有“前卫”的团体名称本身也逐渐变得敏感，一些摄影团体因顾及时局而改称或停止活动。

名古屋是1930年代日本超现实主义活动的重要地方中心之一。名古屋前卫俱乐部于1937年11月成立，活动领域包括绘画、摄影和诗歌，反映了名古屋超现实主义并非单一媒介运动，而是跨越诗、美术、摄影和评论的地方性前卫网络。1939年2月成立的名古屋摄影前卫由名古屋前卫俱乐部的摄影部会发展而来，并将这一跨媒介环境中的讨论进一步转向摄影实践。

在名古屋网络中，山本悍右兼具诗人、摄影家和编辑者身份，其活动连接了超现实主义诗歌、摄影蒙太奇、拼贴、同人杂志和地方摄影团体。他与山中散生等人于1938年至1939年在名古屋编辑发行超现实主义诗刊《夜之喷泉》，该刊把诗、散文、绘画、摄影和版面设计置于同一出版空间中。近年图录和研究通常将山本作为理解名古屋地方网络、战时审查环境和跨国超现实主义摄影史的具体个案之一，而不是将其孤立为单纯的地方摄影家。

## 战时统制与压制

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初，日本超现实主义的公开活动在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受到日益严重的思想文化统制。这些压力并不只表现为单一事件，而是包括刊物停刊、资料没收、警察讯问、团体改名、展览空间收缩和创作者自我审查等多种形式。1939年，山本悍右因《夜之喷泉》受到警方讯问，相关研究将这一事件视为名古屋超现实主义出版和摄影活动受到战时统制影响的具体例证。同年，名古屋摄影前卫改称为名古屋摄影文化协会，也显示出“前卫”一类公开标签在战时环境中变得不稳定。

1941年，治安维持法的修订进一步扩大了思想统制范围，美术团体和文化团体也更容易被纳入警察的监视范围。同年4月，福泽一郎与泷口修造因当局怀疑超现实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关而被检举、拘留，这一事件常被视为战时日本前卫美术受到压制的代表性事件之一。名古屋市美术馆1990年图录将这些逮捕、讯问及地方性压制置于“超现实主义弹压事件”的脉络中讨论，并将其与治安维持法、特高警察和战时文化统制联系起来。

## 战后延续与再评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并未出现一个与战前完全连续的统一超现实主义运动，但超现实主义的经验继续影响诗歌、评论、视觉艺术、摄影和跨媒介实验。泷口修造在战后继续作为美术评论家、展览组织者和艺术家活动，并参与支持实验工房、读卖独立展等战后前卫艺术场域。1956年成立的日本主观主义摄影联盟也显示，战前超现实主义摄影与战后主观主义摄影、实验摄影之间存在一定的人员和观念联系。

由于战时审查、作品散失和资料保存不足，战前日本超现实主义的整体面貌长期依赖后来展览和研究的重构。1990年名古屋市美术馆“日本的超现实主义：1925—1945”展，通过绘画、摄影、诗刊、展览目录和相关资料重新整理了战前日本超现实主义的多媒介结构。21世纪以后，《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等跨国展览和图录进一步将日本超现实主义放入全球超现实主义史的框架中讨论，并特别关注名古屋、摄影和战时政治压力之间的关系。

## 主要人物

- 西胁顺三郎：诗人、英文学者，常被视为日本超现实主义诗歌接受的重要人物之一。
- 泷口修造：诗人、美术评论家和艺术家，1930年出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与绘画》日译本，并参与1937年海外超现实主义作品展。
- 山中散生：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通过《Ciné》、通信和展览策划连接名古屋与法国超现实主义网络。
- 古贺春江：日本早期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人物之一。
- 福泽一郎：画家和美术团体活动家，1941年与泷口修造同遭拘留。
- 山本悍右：以名古屋为活动据点的诗人、摄影家和编辑者，其摄影蒙太奇、拼贴和《夜之喷泉》相关活动常被置于战时审查下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史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