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

第一次国共合作，又称联俄容共，大约于1922至1923年开展，并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为全面开展的标志。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而诞生的革命政党。两党的合作，以及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合作的开始存在多种原因，构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

## 背景

自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后，到1925年孙去世，在孙领导下，胡汉民重在内部策划，汪精卫重在对外联络，蒋介石重在军事任务，三人大致分工合作。从1925年到1936年胡汉民去世，汪蒋合、胡蒋合各两次，胡汪有分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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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思想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但是孙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华民国成立同年，1912年4月10日，孙在武昌讲演《社会革命之正道》。孙的社会主义思想引起了列宁的注意，在1912年〈中国的民主和民粹主义〉中，列宁赞扬孙“真挚的民主精神”和“对群众的温暖同情”，不过批评孙之小资产阶级，以及“意图在中国阻止资本主义”之天真野心。列宁预测中国局势，认为：

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

1913年4月真理报〈中国的政党斗争〉，列宁观点更尖锐：他将国民党之积弱不振归因于“从未能吸引足够广大的中国群众加入革命”，又指出国民党领袖之“弱点”在于“他是个梦想家且优柔寡断”，但也对国民党的政治前途作出乐观预测：

尽管中国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有很大缺点（由于缺少无产阶级这个支柱而耽于幻想和优柔寡断），中国革命民主派在唤醒人民、争取自由和建立彻底的民主制度方面还是作出了许多贡献。孙中山的这个党只要能吸引愈来愈广泛的中国农民群众参加运动和参加政治斗争，它就能逐渐成为（与这种吸引程度相适应）亚洲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不管那些依靠国内反动势力的政治骗子、冒险家和独裁者可能使这个党遭到什么样的失败，这个党的工作是永远不会徒劳无功的。

1917年，俄罗斯先后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苏俄建立。1918年1月28日，孙文在广州警界宴会上主张“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4月29日，孙文在广州非常国会以议会的名义通电反对日本与段祺瑞政府签订，旨在干涉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并将该通电送交苏俄政府。孙文又在上海向列宁和苏俄政府就十月革命发出贺电。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会上宣布，在广州的中国“革命政府的代表把这个声明交给了我们和世界上的一切民主派”。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复函孙文，表示完全赞同孙的“目标相同”和“共同斗争”的观点。

一战末期，孙文曾派代表曹亚伯前往德国，1918年12月1日，曹亚伯向德国外交部、范柏中尉和辛慈转交提出“中国(广州护法军政府)、德国以及苏俄结成同盟”的建议，提议在苏俄红军的协助下，建立一支由12000名居住在俄中边界的在俄华侨和10000名德国兵（利用在西伯利亚的德国战俘，大约一个师，配以3-5架飞机）组成的混合部队，从西北方向攻打北京政府，同时在中国调配粮食等各种物资，经由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送往德国，在推翻北京政府后，德国可从财政上帮助中国，重新掌管海关，建筑铁路公路，德国要对中国的教育及工业技术的发展进行援助，中国也相应地把各种物资送往德国，支援其作战。德国视该计划为“近乎狂想”，且当时德国已战败，因此，孙、苏、德合作计划成为泡影，但此后又进一步发展为中德俄联盟计划。12月15日，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泽荣向列宁建议请苏俄政府派一个代表团去中国。

1919年，在美国倡议下，为避免助长中国内战，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巴西、法国等国签署中国武器禁运协定，直到1929年取消。协议并不约束苏联，其签订在此期间得以间接使得苏联能够大量援助中国国内苏联所支持的国共两党，促进“国民革命”的推动。同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旅俄华工联合会（中华共产党）刘绍周、张永奎参与，并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巴黎和会召开，五四运动爆发。7月24日，苏俄外长加拉罕宣布愿以放弃条约权利换取中国外交承认，即第一次苏俄对华宣言）。

1919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在上海法租界经中华革命党改组成立。1919年底，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特使马卡洛夫·波波夫（又名米歇尔·波波夫上校）和孙接触，形容孙是“一个老派军阀，认为舍武力即无法拯救中国”。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热切支持列宁观点，相信统一战线政策，并渴望见到在中国实现。罗易不认同统一战线构想，称孙是“一个权谋家......不实际......绝对的反动派”。

1919年中国国民党成立之时，其军事力量不足以对抗当时北洋政府，两次目的为保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孙文在两次挫折后，认为必须建造自己的军队，才能统一全国。在西方国家拒绝给予孙文援助的情况下，新成立的苏俄则宣布废除之前沙俄与中国签订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并试图透过中国国民党进行共产革命。

另一方面，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欧洲共产革命低潮，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匈牙利、巴伐利亚和斯洛伐克三个苏维埃共和国先后被镇压，波苏战争中苏联失败。欧洲形势并没有像列宁等苏俄领导人所期望的那样发展下去。共产国际开始拟定“东方战略”。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和孙文被推举为联合会名誉主席。7月19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讨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7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9月，共产国际在阿塞拜疆的巴库举行东方被压迫民族会议，开始关注东方殖民地革命，并在亚洲各国支持反对西方的民族主义势力。

1920年秋，孙中山常在上海寓所接见来中国协助陈独秀建党的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维经斯基，孙曾说列宁本来是想要他当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陈独秀在民众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他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影响。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因没有西方及日本金援支持，拒绝原因是不看好孙政治资本，孙开始考虑与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合作之可能。

1920年起，孙中山派李章达赴苏磋商，并经越飞、格克尔、马林等苏方代表多轮沟通。李章达向苏俄政府建议签订在华联合行动的协议，“使红军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方面向新疆发动春季攻势，直逼中国西南四川省首府”，“四川省约有4万名国民党人，已经做好策应这次行动的准备并会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这一西北计划在后来蒋介石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期间被再次提议。

1921年4月21日，苏俄用于培养东方共产革命者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7月，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0月4日，马林在上海会见孙文的代表张继，建议国民党选派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张继邀请马林赴桂林见孙。

1921年12月，孙在桂林准备北伐时，接见共产国际官方代表马林，“马林向孙博士强调取得中国工人和农民支持的重要性”，建议“国民党必须改组，以便容纳农民和工人”，他们还讨论了群众运动等问题。孙对俄国革命及列宁本人表示赞赏，很想多了解俄国新政权之成就，特别是对新经济政策相当好奇。

1922年1月为反制华盛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之远东劳动者大会上，共产国际首领季诺维也夫大肆抨击中国国民党之资产阶级作风，以及孙寻求美国援助之执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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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底，中共广州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强调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提出在“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多数与会者同意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标志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变。1922年5月1日至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中共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在广州举行。1922年5月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1922年6月，黎元洪在直系的支持下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南方护法军政府由于陈炯明和孙文在北伐和统一的问题上的分歧。在陈孙决裂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陈炯明和孙文二人均有联系与合作。苏俄代表如马林、西比里亚科夫对陈颇为赞赏，甚至认为其治国能力不下于孙文。陈独秀亦意识到陈孙必将分裂，认为“论道理应联孙、论实力应联陈”。

陈炯明和孙文最终分裂，六一六事变爆发，孙文被粤军驱逐出广东。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南方的斗争》一文，介绍并分析了孙陈的决裂。维经斯基称陈炯明为“革命的督军，本省的爱国者、外国帝国主义的仇敌”，认为“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仇恨和反对外国在华势力的愿望”是孙陈联合的基础。问题在于“‘统一中国’这个口号，他们各有各的理解”。孙主张“中央集权和共和国体”，认为“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反对北方军阀和占领北京，才能达到此目的。”陈炯明则主张“中国各省的联邦应由一些实行善政(利他主义者)的督军的同盟组成，这些督军在本省范围内，通过建立良好秩序教育本省公民，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而在一些有劣绩的督军的省内进行反帝、反军阀宣传”。维经斯基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方军阀”这一口号能使他们联合在一起。至于孙陈决裂的原因，维经斯基归结为“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同盟:，在陈炯明和许多其他人看来，孙中山已站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方”。苏俄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还在致孙文的信中表示不解，认为“我不清楚您同陈炯明的意见分歧。要知道，仅仅不同意应由北京还是由广州来实现全国统一这一点，远不足以导致流血战争”。

马林在1922年对广州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广州具备多个有利条件，是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进”“革命”的理想地点。马林在陈孙决裂前曾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这一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并随后在1922年7月18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份正式指令，要其将总部迁往广州。马林为了确保指令的安全传递，化名““菲力浦”，将这份指令用英文打印在一块白色绸缎上缝进自己的衬衣里，秘密携带来华。但由于此时事变已经发生，陈孙决裂，陈炯明更是向港英媒体披露孙文的中德俄联盟计划。当时广东局势的变化使得这份指令无法得到执行。直到次年2月，孙文通过滇桂军重返广州后，建立大元帅府政权后，中共中央才正式执行该指令迁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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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马林、越飞等人逐渐认识到陈炯明既无意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也日益“右倾”，认为其对革命缺乏实际助力。陈独秀此后向共产国际坦言，陈炯明“对社会主义毫无研究与信仰”。六一六事变之后，1922年6、7月间，陈炯明悬赏两万元通缉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苏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陈炯明当局也利用港英媒体披露了粤军缴获的文件以及当时孙文计划筹组的中德俄联盟，引发在华外侨舆论对孙的争议。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当事变爆发，孙的总统府遭炮轰后，中共中央发表紧急决议支持孙文。而中共党员陈公博因公然在报刊上支持陈炯明，幷计划筹组“广东共产党”而被中共中央以“分裂组织、违抗纪律”为由将其开除党籍，成为中共党纪史上首个被清除的一大代表。

1922年7月，共产国际正式决定推动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并命令中共服从。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但这时，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张。7月18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

8月，越飞到北京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他首先致函当时军事实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表示希望能够建立合作关系，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同月，共产国际又专门作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不久，共产国际派马林携带这些指示由莫斯科到达上海。马林认为中共二大决议赞成与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是不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根据马林的提议，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张太雷7人。马林指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并改造国民党，以推动民主革命；中共加入国民党符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精神。会议决定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会议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也正式确定“联孙反陈”的方针。

孙文流亡上海后，下决心改组国民党，而且“迫使他不得不按照发展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在上海期间，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多次会谈。8月25日，在李大钊陪同下，马林在上海法租界再次会见孙，双方商谈了改组国民党、联合苏俄，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等问题。马林告知孙，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马林劝孙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并“要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孙专门邀请马林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

1922年10月23日，由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成立。上海大学的建立是国共合作的产儿，并从此成为中共在华东活动的中心之一，直到1927年国共决裂后被查封。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中共代表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出席，并报告了六一六事变之后中共决定开展国共合作的情况。大会通过《综论东方问题》，强调中国共产党先天体质不良，主张暂与中国国民党及若干地方领导人妥协，并提议组成统一战线。

随着1923年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迎接孙文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革命政权，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联俄容共进一步以广州为基地展开。

## 苏俄/苏联和中国其他政治势力的接触与合作

苏俄/苏联在早期，也曾接触国民党外中国不同的政治人物和势力，虽取得一定效果，但均未有稳固的成绩：

### 北京文官政府

苏俄曾积极对北京文官政府进行接触，以争取中国成为协约国外交封锁线上的突破口。1920年7月21日，苏俄卫星国远东共和国商务代表优林获准在北京成立代表处，随后又和中国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举行建交谈判。

### 奉系张作霖

在东北地区，从优林使华到裴克斯、加拉罕与北洋政府谈判，苏俄代表都与张作霖进行单独接触。张作霖曾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主动示好苏联，张授意吉林省督军兼中东铁路公司督办及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鲍贵卿适时赶时任局长霍尔瓦特（为白俄）下台。1920年3月16日，鲍贵卿命令军队解除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的前沙俄军警武装。霍尔瓦特被迫下台，并在三天限期内离开了哈尔滨。此举获得苏俄及哈尔滨的亲苏俄侨赞许，但张作霖亲日，与苏俄的关系始终以敌对为主。

### 新疆杨增新

在新疆，由于特殊的地缘形式，与俄国素来有密切来往。1921年，新疆主政者杨增新曾允许苏俄红军入境新疆，追剿境内的俄白卫军残部，此后又允许苏联在新疆开设商务点。

### 西藏达赖喇嘛

西藏在1912年宣布独立，但不获国际承认。1920年9月15日，苏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曾致函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指俄国各族人民在苏俄的领导下“各自获得了各自的权利”，“俄国人要把东、南亚人民从欧洲贪婪的王臣富豪手中解放出来”，并“决心要帮助西藏人从外敌之手解放出来。如您有同样的意愿，也许会派人前来就俄藏目前和长远的联合事宜进行很好的商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收到信函后将其交给西藏主要官员进行讨论。1921年，苏俄政府邀请西藏宗教人士前往苏俄境内的藏传佛教地区游览和讲经。1923年，加拉罕再次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身份致函达赖喇嘛，提出派人前往西藏访问、考察。随着中苏建交的展开，西藏当局为避免孤立，1924年11月20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致函加拉罕，指“望俄藏友好能依然如以前一样稳固”。不过当时的西藏当局，总体受英印的影响更大，因此藏苏关系未有太多超过联络以外的实质合作。

### 直系吴佩孚

直皖战争后直系控制北京政府后对苏俄所作出的友好态度，使苏俄政府对“中国旧派的杰出军事长官”吴佩孚有了好感。“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在1920年来华的维经斯基，在参与中共建党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吴佩孚的革命争取。李大钊领导的北方中共党组织，曾多次派人同吴佩孚及其部下会晤。吴佩孚也支持共产党组织控制铁路，以便其在战时控制铁路，“他向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们牢牢地掌握了铁路”。苏俄对吴佩孚的这些表现感到满意。直到1923年2月，吴佩孚镇压二七罢工前，宣布同苏联和共产主义决裂，苏俄、共产党争取吴佩孚的政策彻底失败。

到1925年，苏联人依然没放弃利用吴佩孚反对奉系张作霖的愿望。当时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击败，苏共中央曾专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有关中国局势的决议，认为“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但吴佩孚随后和张作霖和解，合组讨赤联军对付受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国民军。

### 粤系陈炯明

在陈炯明方面，早在闽南护法区时期，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的路博（阿列克谢·波达波夫）在上海会见孙文后，转道漳州访问陈炯明，并带来列宁的亲笔信。陈炯明也覆信，并由朱执信起草。第一次粤桂战争，陈炯明率军回粤后，曾支持陈独秀担任教育委员长（1921年12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引发广东保守人士发起驱陈运动。如7月27日，上海广肇公所通电指责陈独秀“敢倡此等邪说，留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陈独秀惑世诱民，凶于兵祸，独夫不去，四维不张”。陈炯明复电为其辩护。到8月中旬，陈独秀向陈炯明请辞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为其9个月。

1922年初，在与马林的三次长谈中，陈炯明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批评“国民党的纲领是很不够的”。苏俄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在1922年3月15日给列宁的信中，甚至将其与孙文相提并论，认为“陈炯明将军是解放了的年轻的中国的最著名活动家之一。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陈将军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最有声望’的人物，他有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同情心，行动很谨慎”，“在顺利地进行着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和反对封建政权残余的斗争”。尽管共产国际在华人员已认识到孙陈的分歧，如索科夫-斯特拉霍夫在一份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在关于是否进行北伐的问题上“一段时间在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维经斯基也同样意识到“政府中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不过，共产国际和苏俄在孙陈之间也还没有作出明确选择。

后来六一六事变，陈孙决裂，中共与共产国际决定支持孙文与国民党（见上文）。1922年9月，马林在《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一文中对孙陈关系的分析已有所改变，表示“孙中山首先是着眼全国的民族主义者，而陈炯明在他的军队据有广东以后，则只关心本省的发展。”马林还认为“陈炯明之类的督军之所以主张联省自治和地方分权”，是因为“正是这样的统治方法才会使他们有更大的可能维持其独裁统治”。1922年10月，马林认为“陈炯明对我们的态度越来越坏，他向香港的英国人乞求贷款”（指陈席儒政府的借款）。11月8日，马林以孙铎之名在中共《向导》周报第9期上发表《吴佩孚和陈炯明》一文，指斥陈炯明“从前是孙中山的好友而现在变为他的叛徒的，从前是‘民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现在变为专制武人和英国资本家的走卒之陈炯明，因为他个人的野心和他这一年来的态度，把他的脸孔丢尽了”。在《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中，马林又指陈炯明“他不仅是国民党的叛徒，还是国民运动的叛徒”。11月18日，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信中也改变此前的态度，认为陈炯明“只不过是英国的代理人”。

据周佛海后来的描述，苏俄最初联合吴佩孚和陈炯明的过程略为：

当时共产党因为要和吴佩孚勾结，所以首先送吴一个‘开明军阀’的尊称。当时孙洪伊和吴佩孚接近，而李大钊却和孙洪伊关系密切。他们利用这种关系，就和吴佩孚私通起来，李大钊曾赴洛阳数次，似乎当时报纸也有记载。他的手段真巧妙，京汉、京奉、津浦、陇海四线总稽查，都由吴佩孚电令高恩洪委共产党人充任，京汉稽查为包惠侩、津浦线似乎就是李民治……。共产党见弃于吴佩孚之前，曾一度和陈炯明姘识。陈炯明……特召陈独秀赴粤为其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当时陈炯明逆迹已著，广东显分孙陈两派……，共产党当然以实力为转移。……所以共产党遂和他勾结。陈炯明每月出五百元，给陈公博办《群报》，就是互相勾结的一个结果，以后陈炯明匿居惠州的时，马林和谭平山等二次赴惠，商量合作条件。谁知陈炯明竟敢炮击观音山，危害孙总理。陈逆经此叛逆行为以后，为国人所唾弃，共产党畏舆论的攻击，遂也不敢明目张瞻的联。北为吴佩孚所弃，南和陈炯明绝缘的共产党，遂于民国十二年奉第三国际的命令，设法混入国民党，而肆其破坏国民党的阴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