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滨中华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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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历史始于1859年（安政6年）横滨港开港。当时随同欧美商人前来日本的，还有许多中国人。这些华人聚居在填海造陆形成的居留地，形成了横滨中华街的雏形。早期定居者多来自广东省。

随着华人人口增加，关帝庙等社群核心设施相继建立。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华人取得在日本的合法居留权，人口增长加速。然而，日清战争爆发导致中日外交关系中断，华人人口锐减。战后，华人社群一度恢复，却又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遭受重创，震灾期间甚至发生针对华人的屠杀事件，人口再度骤减。随着震后重建，华人社群重新复苏。至昭和战前时期，中华料理餐厅吸引大量游客，中华街逐渐发展为观光区。但随着九一八事变与日中战争爆发，中日关系恶化，横滨中华街进入“寒冬时代”，并在横滨大空袭中化为焦土。

战后，横滨中华街一度成为黑市，后来又转变为服务美军的娱乐区，被贴上“暗黑街”的标签。之后，在当地华人与横滨市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华街转型为以中华料理餐厅为主的观光地。然而，海峡两岸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对立也影响此地，导致华人社群分裂，陷入长期内部矛盾。随着高度经济成长与美食热潮，横滨中华街逐渐发展为代表横滨的观光胜地。分裂的华人社群也逐步走向和解。此后，受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影响，新一代华侨来到横滨中华街，街区出现更多元化的店铺，带来新的变化。

## 开国与华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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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安政元年），培理率领舰队来到日本，在横滨进行《日美和亲条约》的谈判。其后，根据1858年7月29日（安政5年6月19日）签订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除已开港的下田与箱馆外，新潟、神奈川、大轮田泊及长崎也将对外开放。然而，幕府担心在交通要道东海道沿线的神奈川开港会引发冲突，因此不顾美国、英国反对，决定开放神奈川对岸的横滨村。

幕府拨款十万两在横滨兴建码头，并整备外国人居留地。外国人居留地是允许签约外国人居住及从事贸易等经济活动的特定区域。横滨的居留地被河川与壕沟隔开，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即现今横滨市中区的山下町一带。1859年7月1日（安政6年6月2日），横滨正式开港。横滨沿岸水深，利于大型船只停靠；腹地又有江户时代以来开发的广阔新田，为市区扩展提供充足空间。选择横滨而非神奈川开港，带来巨大优势，使其迅速发展。开港后，横滨港与箱馆港发展尤为迅速。箱馆以北海道海产出口为主，横滨则以生丝、茶叶、棉制品出口为大宗。

几乎在横滨开港的同时，华人开始到来。为贸易进入横滨的欧美商人，多数曾在上海、香港、广州等地从事对华贸易，并雇用华人担任职员。这些华人职员精通中西语言及商业习惯，甚至催生“买办”这一特殊职业，成为欧美在华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日本与清朝在1871年前并无正式邦交，最初抵达横滨的华人并非条约国民，而是随同已与日本签约的西方商人前来，担任其买办或经理。进入日本的欧美商人也寻求华人职员协助，因汉字沟通相对便利。此外，欧美与东亚在度量衡制度及货币单位上存在差异，而熟悉日本主力产品生丝、茶叶的华人买办，对欧美商人在日经济活动至关重要。若无亚洲各地华人商业网络及其经验，对日贸易难以成功。

除了随欧美商人而来的买办，中国自身也存在向外移民的动因。华中、华南地区自唐朝晚期以来人口持续增长，人口压力导致移民常态化。尤其随着对外交流频繁，沿海地区向海外发展的风气愈盛。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使欧美各国得以在中国沿岸设立开港地，经济渗透加剧，同时也促使华人商人积极向海外扩张。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内又因太平天国之乱陷入混乱，尤以华中、华南地区为甚。许多人为寻求新天地远赴海外。在此时代潮流下，不仅有随欧美商人而来的华人，单独前来横滨者也日益增多。

## 横滨中华街的形成

### 籍牌制度的实施

开国之初，华人多作为欧美商人的佣工来到横滨。当时，他们与受雇于欧美人的印度人、非洲人等，被视同其欧美雇主对待。然而，许多华人在与欧美商人的合约解除后，仍选择留在横滨。此外，也有愈来愈多人为在海外谋求发展，透过已在横滨生活的亲友关系，在没有雇佣关系的情况下前来。不久，开始有华人不甘于为人作嫁，独立经商。随着横滨华人人口增加，也出现了专门服务华人社群的生意。

由于日本与清朝政府尚未签订通商条约，中国人本不被允许在日居住与从事经济活动。随着下层华人增多，欧美人开始指出华人居留地的卫生问题及赌场等治安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因两国无条约关系，日本没有清朝领事，缺乏监管华人的本国机构。同时，独立经商的华人成为欧美商人的竞争对手，欧美人要求加以管制的声音渐起。于是，针对此前被默许居留的华人，当局开始研议实施取缔与管理。

欧美方面要求幕府，承认作为欧美商行佣工的华人居留，但将独立经商者驱逐出境。幕府则主张，除非能有效取缔，否则应将所有华人驱逐。最终，1867年（庆应3年）11月，《横滨外国人居留地规则》制定。此规则针对所有在横滨居留的外国人，设立了管辖居留地事务的“居留地取缔局”。对于搭乘欧美船只来航的华人，则规定由神奈川奉行与欧美领事协商后进行管理。同月，“籍牌制度”开始实施，要求在横滨居留的华人必须在居留地取缔局付费办理户籍登记。籍牌制度为在横滨的华人提供了合法的居留依据，成为华人人口急剧增加的一大主因。

### 横滨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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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中华街的所在地，原是1796年（宽政8年）填海造陆而成的“横滨新田”。开港前的横滨村，位于从山手 (横滨市)台地延伸而出的一条长约1.5公里、宽约300米的狭长沙洲上，沙洲内侧则为内湾。进入江户时代后，内湾地区透过填海进行新田开发，横滨新田即为其中之一，位于山手台地沙洲的根部附近。横滨新田主要作为水田使用，对于水源难求、以渔业和旱作农业为主的横滨村而言，是珍贵的水田地。现今中华街的道路格局，大体沿东西南北方向延伸，与周边地区呈约45度角，正是反映了当年横滨新田的地界划分。

开港后，横滨发展迅速，最初整备的外国人居留地很快便不敷使用，扩建工程随之展开。神奈川奉行启动横滨新田的改造工程，至1861年（文久元年）2月，利用开挖元町后方山丘的土方，将原为水田的横滨新田填平，改造成市区。由于原为水田，这片新整备的外国人居留地最初被称为“沼泽居留地”（Swamp Concession）。较晚来到横滨的外国人多居住于此，初期主要是经营西服店、面包店、洗衣店、木工、铁匠等行业，以服务居留地外国人日常生活所需。

### 沼泽居留地与华人社群

横滨外国人居留地中的黄金地段，是沿海的“海岸通”一带。该地原为山手台地延伸的沙洲所建，排水良好，且能远眺横滨港，景观优美。相较之下，填海而成的沼泽居留地则排水不佳。由于最初的居留地已不敷使用，自1862年起，附近的沼泽水田被改造成新的居住区，来到横滨的华人便聚集在这些居住条件较差的区域，逐渐形成社群。

沼泽居留地建成不久的文久2年（1862年或1863年），居留横滨的华人在区内建立了一座祭祀关羽的小祠堂，此即后来的横滨关帝庙。对华人而言，关帝庙不仅是信仰中心，更是华人社群的核心所在。关帝庙之所以建于沼泽居留地，除了条件较好的居留地已无空地之外，据信也与风水有关。沼泽居留地的街道沿袭了横滨新田的地界，呈东西南北走向，据说能让南方山手高地流来的“气”畅通无阻，被视为风水宝地。

约在关帝祠堂建立的同时，一家名为“同济医院”的华人医疗机构开业。其后，在同济医院的原址上，幕末至明治初年又建起了一座名为“会芳楼”的剧场兼餐馆。如此，沼泽居留地内陆续建起了作为华人信仰与社群核心的关帝庙、医疗机构及娱乐场所，吸引华人集中居住，中华街于焉成形。明治初年，华人聚居的沼泽居留地逐渐被称为“唐人街”。

### 居留地时代的华人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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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华人公墓“中华义庄”墓碑的分析，早期来横滨的华人，以广东省籍者占压倒性多数，其后依次为江苏、浙江、福建及台湾。广东省籍中，又以中山县（香山县）出身者最多，约占广东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此外，高明县、南海县的出身者亦多，这也成为日后横滨华侨支持香山人孙文及南海人康有为的一大原因。战后调查则显示，籍贯顺序为广东、台湾、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籍同样占绝大多数。有学者指出，战后调查中的台籍人士，部分可能是因经由台湾赴日较为便利而来。

自1860年代起，华人开始大量聚居于现今中华街所在的沼泽居留地。至1877年（明治10年），横滨的华人已有六成以上居住于沼泽居留地及其周边，但仍有超过三成的华人散居于欧美人为主的地区。相较于沼泽居留地的华人，居住在欧美区的华人多任职于欧美贸易行、银行、海运公司等，经济条件较佳，社会地位也较高。1877年的资料已证实现今中华街地区有华人集中居住的事实，故可视为横滨中华街于此时正式形成。

早期的横滨中华街，多为工务店、油漆店等土木建筑相关行业，家具、钢琴制造等制造业，糕饼制作等食品业，以及西服店、理发业、中华料理餐厅等，以工匠和民生相关的商业为主。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在横滨，日本华侨的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从事棉花、橡胶等种植园农业或矿业的劳工。日后成为横滨中华街代表性产业的中华料理餐厅，虽自1870年（明治3年）的纪录中即可见，但数量不多，直到进入20世纪才开始增加。例如，今日知名的万珍楼便是在1892年（明治25年）创立的。

## 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与领事的到任

1870年（明治3年）7月，日本与清朝展开条约缔结谈判。对于日方缔约的要求，清廷起初态度消极。但负责实务的曾国藩、李鸿章最终接受了日方请求，双方于1871年（明治4年）9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清廷决定接受缔约的原因之一，是判断为保护在日华人，有必要签订条约。

《中日修好条规》中，规定了两国国民的相互往来、在对方国家的居住权及居住者的管辖权等。同时制定的《中日通商章程》，亦规定了两国国民在对方国内持有、租赁不动产的条款。随着华人在日不动产持有、租赁规定的确立，横滨原为关羽小祠的关帝庙得以扩建为正式庙宇；华人公墓用地租赁实现，中华义庄随之开设；关帝庙旁更建起了统筹横滨全体华侨的组织“中华会馆”所使用的横滨中华会馆。然而，条约签订后，清朝领事的派任却迟迟未定，在领事馆开设前的过渡期，籍牌制度仍继续施行。

1877年（明治10年）12月，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抵日。经何如璋通报，日本外务省批准了范锡朋为驻横滨领事，1878年（明治11年）2月5日，中国驻横滨领事馆正式开设。之所以在横滨设立领事馆，据称是因当时在日华人约半数居住于横滨，且横滨在各开港地中贸易量最大，华人经济活动最为活跃。中国领事馆设立后，在横滨华人的管辖权移交给领事馆。此前由民间团体中华会馆代行的对日交涉窗口，也改由领事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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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为在日华人提供了居留的法律依据；而负责保护华人的领事馆的设立，更使横滨的华侨社会在1880年代至1890年代初迎来了成长期。凭借贸易积累了雄厚财力的横滨华侨，对中华会馆、关帝庙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并于1892年（明治25年）在华人公墓中华义庄内兴建了地藏王庙。然而不久后，横滨的华人社会便因日清战争而遭受重创。

《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华人获得了与欧美人同等的治外法权。条约生效后，日本司法管辖权难以触及的横滨中华街，鸦片吸食问题日益普遍，赌博与卖春也在日本人参与下蔓延开来。日方对此状况甚为关切，虽请求中国驻横滨领事馆协助取缔，但横滨中华街方面却强烈反弹，认为日本官府干涉了合法的商业交易，导致官方与华人之间冲突频发。

## 日清战争的影响

随着中日关系日益紧张，1894年（明治27年）6月5日，日本政府设置了大本营。在此紧张局势下，中国驻横滨领事馆于7月1日下令，禁止居留横滨的华人于晚间九时后离开居留地。另一方面，日方为防止华人遭受不测，亦派遣巡查至领事馆、中华会馆等地加强警备。许多居留横滨的华人希望归国，但不少人难以筹措旅费，驻横滨领事馆为此大伤脑筋。7月25日的丰岛海战使中、日两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翌日，日本政府下令加强各地开港场对华人的保护，横滨的警备亦随之强化。然而，归国华人仍络绎不绝，最终，领事馆决定从中华会馆的储备金中拨款，为经调查认定资产最少的约8000名华人提供旅费。

中日关系恶化之际，清朝驻日公使于7月9日向美国驻日公使提出请求，希望在宣战后清朝外交官返国时，由美国代为保护在日华人。日方亦提出类似请求，最终决定在宣战后，由美国公使馆及领事馆承担除领事裁判权外的其他华人保护事务。8月1日，日本与清廷相互宣战，甲午战争爆发；双方外交关系断绝、外交官撤返本国，《中日修好条规》失效。对日本而言，虽与中国交战，但为促成与欧美各国的条约改正 (日本)，有必要依据国际法与国际惯例对待华人，以彰显其文明国家之形象。8月4日，日本颁布《第147号敕令》，允许希望留日的华人，在向所在开港场的府县知事申报住址、职业、姓名后，其身体与财产将受保护，并可继续从事和平职业。

尽管有敕令颁布，但由于美国公使馆及领事馆并无领事裁判权，坊间揣测，向府县知事申报后将被视同日本人，可能面临新增税负及征兵。此等谣言导致华人归国潮未曾停歇。在居留地，华人广泛活跃于欧美商行，并承担了居留地内大部分的食衣住行相关事务。华人大量离去，对欧美人亦构成严重打击。为此，美方出面向华人解释，新出敕令并不会导致额外税负或征兵义务。即便如此，华人归国的趋势仍未停止，至宣战后约一个月的9月初，居留横滨的华人已有约三分之二返国。

甲午战争前，横滨中华街（当时称南京町）被日本人赋予“亲近感”，但战争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大众媒体与学术讨论将世界划分为“文明”与“野蛮”，并将日本人归为前者，中国人归为后者，一种对华人的新藐视态度油然而生。自1894年（明治27年）11月起，开始有华人返回横滨。日本在甲午战争推进优势，1895年（明治28年）3月20日起，和谈于下关展开。此时，华人返日之势渐趋明显。战争结束后，至1898年（明治31年），居留横滨的华人人口已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

### 商权恢复运动

日本政府虽在中日关系恶化之初即采取保护华人的措施，但据称仍有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发生，横滨市内亦流传华人在井中投毒的谣言。此外，横滨的古物商拒绝向华人收购古物，受雇于华人洋裁公司的日本洋裁业者亦要求提高工资并发动罢工。

受日清战争影响，针对华人的“商权恢复运动”正式展开。商权恢复运动旨在使在由外国资本主导的贸易中处于不公地位的日本，能与欧美及亚洲各国进行自由公平的贸易。针对华人的商权恢复运动，主要诉求为废除日方惯例上需支付给欧美贸易商行下的买办及华人职员的佣金，以及废除不公平的度量衡制度。

自幕末以来，日本商人逐渐掌握贸易技巧，实力日增。在此背景下，以日清战争为导火线，要求废除贸易中惯例的各种华人佣金的商权恢复运动正式展开。然而，华人方面的抵抗十分顽强。从事贸易的华人职员薪资微薄，主要依靠佣金维持生计，失去佣金收入事关生死。对于日方废除佣金的要求，华人贸易相关人士以拒绝交易等方式对抗，废除佣金的进程并不顺利。随着日本商人的成长，进入20世纪后，买办逐渐式微，至明治末年，佣金制度亦被完全废除。

## 条约改正的影响

幕末时期，日本与欧美各国曾与签订不平等条约。经过条约修正 (日本)努力，日本于1894年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其后亦与其他欧美各国签订了类似条约。条约签订五年后的1899年（明治32年）8月9日，领事裁判权与外国人居留地正式废除。外国人居留地废除后，外国人可在日本国内自由居住并从事经济活动，即所谓的“内地杂居”。然而，在日华人的待遇成为一大问题。华人本就不适用治外法权，条约上并无妨碍其内地杂居的规定。关于华人在日居住，依据《第137号敕令》第1条，只要进行登记，即可在帝国境内向来允许居住的地区居住；因此，即便与欧美各国的条约改正，延续该条规定亦无不可。但有意见认为，对邻国国民的华人采取与欧美国民不同的待遇，有违外交信义，应当统一标准。另一方面，亦有意见担忧华人可能带来吸食鸦片、赌博等恶习，且廉价劳动力的涌入可能恶化日本劳工的就业状况，主张应继续限制。

居住在横滨等地的华人，强烈要求实现与欧美人同等的“内地杂居”。1899年（明治32年）6月，横滨、神户、长崎、函馆的华侨代表齐聚横滨中华会馆，决议向日本政府及民间有力人士请愿。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亦在会上发言，他指出，排斥华人将使日本失去与遍布东亚的华商网络合作的机会，错失巨大的商业扩展良机；若能广泛接纳华人与华资，日本商业亦能获益；排斥华人更会伤害中国国民情感；而若排斥华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正中持续侵略亚洲的欧美列强下怀。对于吸食鸦片、赌博及廉价劳动力涌入的担忧，梁启超则主张，考虑到中日薪资差距，来日的华人中体力劳动者数量应不多，且多数为商人的华人均遵守日本法律。其后，华侨代表们向大隈重信、犬养毅、西乡从道、松方正义等政治家请愿，并诉诸舆论，更发起了根除在日华人陋习的运动。

1899年（明治32年）7月10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由内阁法制局草拟的针对在日华人的混居规定获得批准，并于7月27日以《第352号敕令》（即所谓的“内地杂居令”）公布。此敕令对华人混居设下限制，具体而言，华人在旧居留地外居住或营业，需经行政官厅许可。而作为施行细则的内务省令第42号更规定，华人在旧居留地外未经许可所能从事的劳动，实际上仅限于家事或侍应等，从事农渔业、矿业、建筑、制造、运输等行业则被禁止。理发、餐饮、裁缝等被归为“杂役”，需经内务大臣许可。其中，理发与餐饮业于1912年（大正元年）11月改为地方长官许可制，不再需要内务大臣许可。敕令第352号对华人内地杂居的限制，有效抑制了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入，使得日本的华侨社群相较于东南亚或北美的华侨社群规模较小，且成员多偏向于商业等服务业从业者或技术人员，来日华人也多为中华料理厨师等具备技能的专业人士。

内地杂居令并未威胁到居留横滨华人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普遍欢迎。居留地废除的1899年（明治32年）8月9日，居留横滨的华人邀请了犬养毅、大仓喜八郎等人，举行了相当于华人商会的“横滨华商会议所”的创立大会。会上，横滨华商会议所首任会长卢荣彬呼吁，应促进中日友好及与日本人的交流，并在日本这片土地上钻研商业、掌握商情、凝聚人力，以使中国商界能与世界并驾齐驱。

### 中华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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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杂居实现后，华人与日本人的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华人若不将顾客群拓展至旧居留地以外，便难以成功。在此背景下，木工、油漆等建筑相关行业，以及马车、家具、食品等制造业，华人的发展空间逐渐受限。印刷、洗衣等领域，随着日本人掌握技术，华人的优势也开始动摇。最终，华人能持续保持技术优势的，仅剩下被称为“三把刀”的餐饮、理发、洋裁等领域。部分掌握了日语、熟悉了日本习惯的横滨中华街华人，开始在中华街外拓展业务。横滨与西日本的神户，成为了华人进入日本的桥头堡。对许多散居东日本各地的华人而言，横滨如同他们的第二故乡。与此同时，亦有许多日本人迁入横滨中华街经商，使中华街逐渐成为华人与日本人共同居住、营商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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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899年，原被称为“唐人街”的中华街已改称“南京町”（南京町），其规模与现今的横滨中华街大致相当。关东大地震前，横滨中华街的华人多居住在与故乡中国相似的砖墙环绕的砖造连栋房屋中。这些中式建筑虽也使用原色系，但色调偏暗，并不张扬，整个街区氛围宁静而沉稳。当时中华街的后巷有数家棺材店，逝世的华人会被置入装有石灰的厚木棺材中，先安放于中华义庄内的地藏王庙，之后多数遗体会由定期从中国驶来的船只运回故乡安葬。

当时以技术工种为主的华人，薪资高于日本人的平均水平。然而，中华街的卫生状况不佳，有人认为是因华人卫生观念不足，亦有人评论其商业型态与日本桥的鱼市场相近，街上弥漫着鱼腥味。至1899年，远芳楼、聘珍楼、成昌楼三家餐厅已是知名的中华料理名店，日本人中亦不乏中华料理爱好者，对中华料理的兴趣已然萌生。1900年后，中华街的中华料理餐厅数量持续增加，并逐渐将业务扩展至日本顾客。值得注意的是，在横滨中华街开业的中华料理店主，几乎全为广东出身。

## 辛亥革命与横滨中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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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推动变法自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梁启超，因戊戌政变而流亡日本东京。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主张在清朝统治下建立立宪制度，推动仿效欧美的近代化。梁启超在横滨积极展开保皇派活动。他首先创办了机关报《清议报》，批判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清朝政体，倡导仿效欧美的产业振兴与立宪政治。梁启超亦深度参与了前述横滨华商会议所的创立。此乃因保皇派的方针，是透过振兴产业以充实国内资本，对抗外国资本，保护本国利益，而组织城市商人成立商会，被视为重要一环。

另一方面，主张必须推翻清朝、建立共和，以孙文（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派，亦在横滨相当活跃。孙文曾以横滨为活动据点近十年，此地亦是他在中国境外活动时间最长的地方。保皇派与革命派虽立场对立，但对中国近代化的热情则相同，两派均重视以近代课程为内容的学校教育。据革命派记录，1897年（明治30年），孙文来日，横滨革命党人陈少白与其商议创办学校，遂设立了“中西学校”，翌年（1898年）改名为“大同学校”。不久，大同学校的主导权落入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手中，1899年（明治32年）3月18日，学校以犬养毅为名誉校长，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两派的对立甚至引发了“孙文到，不招待”的事件。另一方面，支持孙文的革命派则于1908年（明治41年）创立了“横滨华侨学校”。此外，亦有为浙江、江苏籍子弟提供初等教育的“启蒙学校”成立，并于1913年12月改名为“中华学校”。横滨之所以能陆续设立华人子弟的教育机构，除了前述孙文、康有为等人的影响，使居留横滨的华人认识到教育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性外，还因华人已积累了足以筹措办学资金的财力，且在横滨有机会接触到近代教育。

### 孙文与横滨中华街

1895年（明治28年）11月，孙文在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栖身横滨。其后虽一度前往英国等地，但于1897年（明治30年）重返横滨，寄居于中华街的陈少白家中。之后虽短暂移居东京，但1898年（明治31年）又回到横滨中华街，此次则寄居于温炳臣家中，并在此度过了约五年时光。温炳臣与其弟温惠臣，全面支持孙文在横滨的生活，并担任其日语翻译。除了陈少白、温氏兄弟，尚有冯镜如、冯自由父子等横滨华侨，很早便开始支持孙文，协助其革命活动。然而，在辛亥革命前，支持孙文者仍属少数。值得一提的是，孙文于1897年（明治30年）返回横滨时，兴中会横滨支部亦告成立。

1911年（明治44年）10月10日，湖北省武昌爆发推翻清朝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于焉展开。横滨中华街的华人得知中国国内反清浪潮高涨，亦燃起参与祖国革命的热情，家家户户悬挂起革命旗帜，更组织了决死队，投身义勇军。此外，他们还为革命军募集捐款，共筹得六万日圆送往中国。翌年（1912年）2月15日，横滨中华街为庆祝清宣统帝退位及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2月18日原为清朝历法的旧正月，但中华民国自1912年1月1日起改用公历，横滨中华街亦随之自1912年（明治45年）2月19日起采用公历。

1913年（大正2年）2月，孙文访问日本，并于3月5日到访横滨中华街。此时孙文已是全国铁路督办，横滨官民均给予盛大欢迎。相较于从前他在横滨仅有少数华人支持，辛亥革命后此次到访，整个中华街都沉浸在欢迎的氛围中。孙文等人在横滨的长期居留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在横滨的活动，共同唤醒了横滨中华街华人的民族认同感与爱国心。

## 关东大地震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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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对横滨中华街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华街地狭人稠，巷弄狭窄，且建筑多为木结构上加盖沉重砖瓦的结构，地震中大部分建筑倒塌。无数人被困于瓦砾之下，随之而来的大火更将中华街几乎全部烧毁，造成大量人员死亡。

横滨中华街的主要建筑，如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馆、大同学校、华侨学校、中华学校、中华会馆、关帝庙、横滨中华总商会等，均在地震中倒塌。据推算，当时居住在横滨的约5700名华人中，约有1700人死亡。当时横滨市的总人口死亡率约为6%，而华人的死亡率却高达约30%，可见关东大地震对居留横滨的华人造成的伤害之深。

震灾后，受灾的华人首先避难至横滨港内的船只及新山下的填海地。然而，由于发生了下文将述及的针对华人的屠杀事件，许多华人选择逃往神户、大阪地区，乃至归国。不少华人借此机会返回中国大陆，但亦有已在日本建立经济基础者，或因当时华工入境许可日趋困难，而选择留在阪神地区。至1923年（大正12年）10月25日，居留横滨的华人锐减至仅剩135人。

### 震灾后的复兴

震灾后，中国驻横滨总领事馆在临时办公室恢复运作，并着手收殓与安葬罹难者遗体。9月24日，40余名居留神户的华人来到横滨，历时约一个月，收殓了982具遗体。这些遗体连同日方已收殓的约700具遗体，在临时火葬场火化后，安葬于中华义庄。由于关东大地震造成大量人员罹难，将众多遗体运回中国安葬变得极为困难，遗体返国的传统也因此一度中断。

11月起，随着震灾后的混乱逐渐平息，华人开始返回横滨。代理总领事孙子杰向神奈川县知事及横滨市长请求为华人兴建临时住宅，最终在新山下的填海地上建成了可容纳约200人的临时住宅。其后，横滨中华街的建筑逐渐重建，经济活动也随之恢复。在大地震中被毁的大同学校、华侨学校及中华学校，经居留横滨的华人领袖向外务省申请重建补助后，于1925年3月获批两万五千日圆补助金。三校合并，改名为“中华公立学校”，并于1926年（大正15年）10月16日在横滨中华街内新建的校舍举行了落成典礼。

然而，关东大地震对横滨中华街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开港以来从事海产、药材、砂糖等出口贸易的华人大商行，因震灾后的金融困境及仓库、货物被毁等商业环境问题，多选择留在避难地神户，未再返回横滨。相对地，餐饮店、理发店等资本较小、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因震灾后业绩有望迅速恢复，多数选择返回横滨。因此，关东大地震成为横滨中华街以餐饮、理发等行业为主的转捩点之一。此外，震灾后重建的建筑多非传统的中式砖造结构，使得重建后的横滨中华街，其中国风情有所减退。

### 华人屠杀问题

有证言指出，关东大地震后，华人在领取物资时受到歧视性对待，亦有记录显示，有船只拒绝让华人登船避难。更有证言称，大同学校的学生在领取食物时遭射杀。事实上，关东大地震期间，东京及横滨确实发生了屠杀华人的事件。

在神奈川县内，已查明的遇害者达97人，另有24人受伤，2人失踪，共计113名受害者。横滨市内的案件多集中发生于震灾后的9月2日与3日，地点多在子安町、神明町、高岛町一带。横滨中华街附近亦有自警团屠杀华人、将人投入海中溺毙及殴打致死的案例。为平息事态，陆军部队曾被派往新山下保护华人。虽未经证实，但有记录称山下桥附近有大量华人遇害。从陆军部队被派往平乱一事推断，横滨中华街周边的华人屠杀受害者人数可能相当可观。

屠杀的背景，是震灾发生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天灾人祸交加。当时华工来日人数增加，日方当局、日本劳工与华人之间的摩擦日益加剧。震灾后对华人的歧视与屠杀，经由逃返难民的证言传回中国，演变为严重的中日外交问题。屠杀事实曝光后，中华民国驻日公使馆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驻横滨代理总领事孙子杰亦向本国详述屠杀惨状，并报告称日本方面绝难逃脱责任，请求政府严正交涉。中国政府于10月3日由外交总长顾维钧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提出严正抗议，并派遣屠杀问题调查团赴日。

震灾后，中国舆论原对日本抱持支持态度，但随着屠杀问题公开而转趋强硬。11月21日，顾维钧向芳泽公使要求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12月6日，他更说明国内舆论态度强硬，要求严惩加害者并赔偿。其后，中方持续要求惩凶与赔偿，但日方于1924年（大正13年）5月由清浦内阁决定，仅向受害者家属支付总额20万日圆的慰问金；此方案虽将慰问金的分配交由中方处理，但对惩处加害者一事则表示无法办到。中方认为，支付慰问金后，此问题在外交上仍未解决，虽持续要求日方谈判，但最终此事被搁置，不了了之。

## 昭和战前时期的横滨中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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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滨中华街自震灾中复兴与发展的过程中，创立于1919年（大正8年）8月的“中日协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中日协会以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神奈川县知事、横滨市长为名誉会员，旨在促进中日两国的亲善与经济联系。1930年（昭和5年），中日协会提出横滨中华街振兴方案，建议将中华街大马路两侧的建筑统一整修为中式风格，以打造横滨的观光亮点。此种以观光为导向的重建方针，推测是因震灾后华人贸易商未返回横滨，中华街转为以餐饮及零售业为主，中日协会遂选择以观光来活化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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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震灾教训，横滨中华街的许多中华料理餐厅在重建时，采用了中式风格的钢筋混凝土结构。1930年，中华街的老字号餐厅聘珍楼重新开业。其后数年，万新楼、平安楼等大型中华料理餐厅亦相继开业。其中，万新楼特地从广东聘请厨师，深受政商界人士青睐；聘珍楼则设有可容纳二三百人同时用餐的大宴会厅，吸引了大量顾客。在中日协会的推动下，横滨中华街逐渐成为知名的横滨景点。

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代的横滨中华街，是华人与日本人共同生活的街区。吸引游客的聘珍楼、万新楼、平安楼等大型餐厅，与鱼店、牛奶店、蔬果店等沿街并立。其中，需与横滨本地市场密切交易的生鲜食品店，以及需许可经营的烟、酒、米等商品，多由日本人经营。

## 战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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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战前期，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横滨中华街。首先，1931年（昭和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导致超过1500名、约四成的华人离开横滨。其后，横滨的华人人口虽一度回升，但1937年（昭和12年）7月爆发的中日战争，使其再度大幅减少。中日战争爆发约一个月后，战火蔓延至上海，居留横滨的华人纷纷向中国驻横滨总领事馆询问归国事宜。1937年（昭和12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将希望归国的在日华人集中于横滨、神户、长崎三地，并派遣六艘商船接他们回国。此消息一出，居住在北海道、东北、关东、北陆等地的华人，凡被指定从横滨港归国者，皆蜂拥至横滨中华街。

日中战争初期，中国驻横滨总领事馆与中国国民党横滨支部高举民族意识，支持中方立场，展开批判日本的活动。国民党横滨支部的活动受到神奈川县警方的监视与打压，活动逐渐趋于低调。1937年12月，曾支援孙文革命活动的温炳臣、温惠臣兄弟等横滨中华街的国民党人，因涉嫌与中国领导人蒋中正通信等罪名被捕拘留。经审讯，20名国民党员被遣送回中国，12月31日，国民党横滨支部宣告解散。

中国驻横滨总领事馆的活动亦受神奈川县警方监视，并以保护领馆人员为名，限制其与外界接触。1937年（昭和12年）12月，南京保卫战后，中国首都南京沦陷。同月，在日本军方主导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北平成立，横滨中华街的华人中，支持临时政府的声音渐起。驻横滨总领事馆试图压制此趋势，但无力回天，横滨中华街的华人分裂为国民政府支持派与临时政府支持派，爆发激烈对立。最终，因1938年（昭和13年）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中日事实上断交，中国驻横滨总领事馆于2月6日关闭，领馆人员返国。

近卫声明后，横滨中华街的绝大多数华人转而支持临时政府，中华会馆亦改悬临时政府的五色旗，而非青天白日满地红旗。4月7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日办事处成立，1939年（昭和14年）4月5日，临时政府驻横滨办事处开设。汪兆铭政权成立后，于1940年（昭和15年）9月1日开设驻横滨领事馆。

1937年中国驻横滨总领事馆关闭后，横滨中华街的华人开始倡导“日支（中日）亲善融和”，并积极参与亲日活动。汪兆铭政权成立后，被视为日本的友好国，支持该政权的横滨中华街华人生活相对平稳。然而，随着战时体制的加强，留在中华街的华人受到严格的行动限制，即使是短距离外出也需申请证明；在日本出生的华人二代亦被视为留学生，处于严密监视之下。中华公立学校亦被视为敌国相关设施，受到当局严密监控。至1939年（昭和14年），神奈川县内华人经营的杂货、金融业者减少了九成，餐饮、理发、洋裁等行业亦减少了一半。战时体制的强化，对居留横滨华人的经济活动造成巨大打击。对外贸易萎缩，华人人口减少亦重创了餐饮、理发、洋裁等行业。

居留横滨的华人被集中至中华街，导致人口急增。人口密集的横滨中华街卫生环境恶劣，尤其水质不佳，许多华人因此健康受损。日中战争爆发后，运送遗体回中国的船只停航，加上墓地中华义庄渐满，横滨中华街华人的安葬方式也从传统的土葬改为火葬。

1945年5月29日的横滨大空袭，摧毁了当时横滨市区约42%的面积。横滨中华街在此次空袭中遭受毁灭性破坏，化为一片焦土。

## 从黑市到复兴

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将居住在日本的台湾、朝鲜等前殖民地出身者视为外国人对待。战后，横滨大片地区被盟军征用为驻留设施。然而，由于中华街居住着大量被视为战胜国国民的中华民国籍居民，因而幸免于征用。被视为战胜国国民的横滨中华街华人，获得了食品、衣物、药品等生活物资的优先配给。横滨市政府亦对被视为战胜国国民的华人采取较为宽松的管制。此外，在横滨周边美军基地工作的华人，也能从基地内获得物资。战后物资匮乏，但横滨中华街物资充裕，因而形成了黑市，吸引了大量日本人前来，一度十分繁荣。当时的中华街除了有中国人经营的中华料理店，也有日本人所经营的蔬菜摊、鱼摊等，是一个多元文化自然共生的街区。

此景引起了进驻军与日方当局的注意。1946年，他们对横滨中华街的走私美军物资与管制物品进行取缔，并没收了违规物资。黑市虽逐渐式微，但1947年9月，横滨的日本商人为积极拓展对中国及东南亚的贸易，向中华街的华商发出合作呼吁。1949年8月，华侨总会成立了自治会。

黑市衰退后，横滨中华街的繁荣一度沉寂。但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横滨港成为往来战场的士兵们的重要中转站，船只来往也日益频繁，船员往来络绎不绝。横滨中华街的华人争相开设以美兵及船员为对象的歌舞厅与酒吧，入夜后霓虹闪烁，比白天更为热闹。1952年，大栈桥解除征用，外国船只来航更为频繁，更多船员在横滨中华街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歌舞厅与酒吧消遣。繁荣的背后，横滨中华街走私、卖春横行，黑帮亦暗中活动，治安日益恶化。中华街治安不佳的娱乐区形象广为流传，甚至被日本人称为“血腥之城”（血の町），而以中华街为背景的动作电影接连上映，更强化了此种“黑暗、肮脏、危险”的印象，直至1960年代，“港边治安败坏的娱乐区”仍是其主流形象。

## 两个中国与横滨中华街

### 在日华人的归国问题

第二次国共内战局势底定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为建设战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急需专业人才，建国之初便积极呼吁海外华人“归国”，返回中国大陆。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方面亦重视争取海外华人人才，早在国共内战期间，双方对海外人才的争夺便已展开。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归国号召，中华民国方面深感危机，亦积极呼吁在日华人返回台湾。

起初，在日华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归国号召反应良好。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支持下的赤色清洗展开，亲共的在日华人组织及个人成为调查对象，甚至有人被捕。朝鲜战争后，在日华人很难返回中国大陆。最终，因日本方面亦有滞陆日本人问题待解，双方不顾中华民国反对，于1953年就双方人员归国问题达成协议，允许希望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者直接返陆。横滨中华街亦有华人响应号召返回中国大陆，据确认，仅横滨中华学校相关人员中，便有超过150人返陆。

### 学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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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在国共内战战败后，领导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并自1950年7月起进行党组织改造；其中，对海外华人的政策亦进行了检讨与强化。1950年8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第三组，负责指导海外党组织与党员。1951年7月，在日国民党工作人员向蒋介石总统提交了关于横滨与神户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报告，并转交中央改造委员会。报告指出，在日华人中，中共势力渗透显著，并呼吁国民党驻日机构加强宣传。据此推测，至1951年7月，在日华人中，支持中共的声势已超过支持国民党。

终战时，许多留在日本的台湾、满洲国（中国东北）出身的留学生，成为日本各地中华学校教授北京语的教师。这些教师多数思想左倾，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横滨中华学校亦逐渐由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师掌握校务，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派遣的校长，竟连续两任遭驱逐。1952年3月，前日本留学生乌勒吉就任校长，学校开始采用中国大陆教科书，并教唱颂扬毛泽东的歌曲，教学方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步调趋于一致。

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副团长汪公纪在离任前，推荐王庆仁为横滨中华学校新校长。1952年7月25日，王庆仁获任命为校长，原来的留学生教师遭解雇。8月1日，王庆仁等人试图接收横滨中华学校，与被解雇的教师们爆发冲突，惊动日本警方介入。暑假结束后的9月1日，部分学生试图从王庆仁手中夺回学校，行动激烈，再次引来警方介入，反对王庆仁的学生中亦有人被捕。这场围绕横滨中华学校的“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与“亲中华民国派”的冲突，被称为“学校事件”。根据时任校长王庆仁的回忆，他到任首日即与六位老师一同受伤挂彩，前后共进了十三次医院，冲突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横滨中华学校于1955年改名为“横滨中华中学”，1969年后再改为横滨中华学院。该校使用台湾南一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并以注音符号教授繁体中文。另一方面，被解雇的乌勒吉等教师与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家长们，则在各个家庭及餐厅分散上课。其后，他们于1953年在山手町设立了横滨中华学校临时校舍，并于1957年改名为横滨山手中华学校。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交以前，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是唯一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中华学校。自此，中华学校分裂为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亲中华民国两派。

中华学校的分裂，更引发了连锁反应。1953年，“横滨华侨妇女会”成立；1955年，“横滨自由华侨妇女协会”成立；华侨总会亦分裂为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亲中华民国两派。两校学生同住一条街，在路上相遇却互不理睬的轶事广为流传。“学校事件”所引发的华人社群分裂，对横滨中华街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这段历史亦成为第四代华裔导演拍摄纪录片的题材，该片记录了中华街的“冷战岁月”以及分裂为数代人带来的伤痕。

## 观光化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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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下，自1952年左右起，横滨中华街的中华料理餐厅开始增多。同年，信用组合横滨华银开业。当时的日本银行对华人经营者贷款态度消极，而横滨华银则积极提供融资。

1953年，横滨市长平沼亮三与横滨商工会议所会头半井清赴美参加日美太平洋市长会议。访美期间，他们见到美国各城市的中华街皆以其独特魅力成为主要观光地，遂兴起活化横滨中华街的念头。返国后，半井为带动横滨商店街的复兴，提倡“复兴唐人街”与“复兴元町”。他构想将横滨中华街、元町、山下公园一体化开发，以吸引国内外游客。为此，他认为必须推动以下六项措施：

- 扩建中华街、元町、山下公园整个区域的道路。
- 敦促战前开业的老字号中华料理餐厅积极宣传，并重新审视菜色内容。
- 将战前曾拥有日本顶尖技术的洋裁业，重新培养成一流水平。
- 修缮并宣传现存的关帝庙等具中国风情的建筑。
- 集中兴建具有特殊氛围的小剧场。
- 整备以大众为对象、提供平价中华料理的餐厅。

1953年11月底，在横滨市、神奈川县、横滨商工会议所的支持下，“中华街・元町振兴会”成立。振兴会成员包括横滨中华街的有力中华料理店主、元町商店街的商业协同组合干部、中日协会的相关人士等。

振兴会决定兴建牌坊作为中华街的象征。为此成立了“中华街牌楼建设委员会”，于1954年9月动工，翌年2月完工。委员会首先建造了“善邻门”，其背后寓意“此非中国，吾辈居于日本，故须与邻为善”，展现了当时华人融入日本社会的决心。牌楼上装饰着“中华街”三字，自此，原被称为“支那町”、“南京町”的此地逐渐定名为“中华街”。1956年，在中华街经商的经营者们组成任意团体“横滨中华街发展会”，成员多为餐厅店主；他们致力于设置路灯、进行宣传活动，以洗刷前述治安不佳的娱乐区形象。

## 观光的发展与分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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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随着日本业者进入理发、洋裁业，横滨中华街的华人店铺逐渐减少。另一方面，至1960年左右，中华街的中华料理餐厅已增至约40家。进入1960年代，日本经济迎来高度经济成长期，受惠于景气，餐厅数量增长加速，1962年已达64家。

1964年，根岸线开通至矶子站，距离中华街步行仅五、六分钟的石川町站开业，极大改善了中华街的交通便利性。同年，东京奥运举行，横滨的横滨文化体育馆举办了排球比赛，三泽公园陆上竞技场举办了足球比赛，为横滨中华街带来了大量游客。

自1970年左右起，经济日渐宽裕的日本人开始频繁地与家人外出用餐，国内旅游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受此风潮影响，横滨中华街的中华料理餐厅数量急剧增长。1971年，一直致力于提升中华街形象的任意团体“中华街发展会”改组为法人组织“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协同组合”；该组合由在中华街经商的华人与日本人共同组成，致力于在中华街的东西南北入口兴建牌楼、整备人行道，并透过电视进行宣传，在政治上则坚持中立。1972年，为应对汽车时代的来临，经营大型停车场的“横滨中华街停车共同组合”成立。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交后，日本掀起中国热。横滨中华街作为最能亲身感受中国的地方，频繁出现在电视、广播、报章杂志等大众媒体上；尤其在中国大陆赠予日本两只大熊猫后掀起“熊猫热”，更带动了中华街的文化热潮。中国热潮中，人们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兴趣也日益浓厚，为横滨中华街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横滨中华街成为吸引大量游客的全国性观光地。随着与中国大陆的邦交正常化，进口变得容易，除了中华料理餐厅，以游客为对象的中国糕点、民艺品、物产等店铺也随之增加。

中华街的振兴策略，是与元町商店街合作推动的。开港后，元町商店街以居留地的欧美人为主要顾客，战后则转向招待进驻的美军，一直维持着以欧美顾客为主的经营模式。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翌年美军开始大规模返国，元町面临失去客源的危机。为此，元町决定从服务欧美人转向服务日本人，除了整备人行道等街区景观，更利用长期服务欧美顾客的经验与进口知识，引进海外时尚品牌的服饰，充实服饰类店铺。在高度经济成长的背景下，此策略大获成功，元町作为“时尚之街”闻名全国。随着时尚之街形象的确立，元町也孕育出自己的原创品牌。如此，横滨中华街的“食”与元町的“衣”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 反复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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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2年的学校事件以来，横滨中华街虽在发展的道路上迈进，但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亲中华民国两派的内部对立却从未停歇。前述的中华学校与华侨总会等组织的分裂，也蔓延至整个中华街的华人社群。例如，战后为促进居留横滨华人的文化、体育交流而成立的“中华青年会”，就深受分裂影响：青年会试图在两派对立中保持中立，但在激烈的斗争中，中立立场难以维持，华人实际上被迫表明支持哪一方；加上当时归化日本的门槛甚高，华人社群划分为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亲中华民国两大阵营，中华青年会最终停止活动，中华街舞狮传统也由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滨中华学校校友会与亲中华民国的横滨中华学院校友会分别继承，双方各自表演。华人社群分裂象征，莫过于中国的国庆日：10月1日，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人庆祝“国庆节”，悬挂五星红旗；亲中华民国的华人则在10月10日庆祝“双十节”，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亲中华民国的横滨华侨总会每年举办双十国庆游行，历史悠久，是横滨地区的年度盛事；游行队伍行经中华街，不仅吸引侨胞，亦有众多日本民众与外国游客热情参与，展现了侨社对中华民国的强烈支持与认同。

在横滨中华街，战前的老字号餐厅老板多为亲中华民国派，而小店铺经营者等较贫困的华人则多为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在两派的激烈对立中，砸毁对立派店铺窗户、泼洒油漆或煤焦油、涂鸦“特务”（间谍）等骚扰事件时有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交隔天，即1972年9月30日，约30名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轻华人闯入亲中华民国的横滨中华学院，引发小规模冲突。此时，曾任横滨中华学校校长、卸任后担任亲中华民国的横滨华侨协会副会长的王庆仁正好到场。王庆仁被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派视为1952年学校事件的始作俑者，是造成中华街华人社群分裂的关键人物，因而成为对立的焦点。年轻人们包围并殴打王庆仁，一阵施暴后离去。王庆仁下排牙齿全部脱落，右下颚等处骨折，住院约一个月。

## 进一步发展与分裂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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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繁荣的横滨中华街，1978年开业的“Chaihane”（チャイハネ）带来了新气象。这家从世界各国进口民艺品、服饰的民族风商店，认为连接欧美风情的元町与中国风情的中华街的南门通，正是如同连结东西文化的丝路般的绝佳地点，因而希望在此开店。在中华街以外的地方，开设此类新概念店铺困难重重，但在文化上互不干涉的横滨中华街，当地人士相当支持，使开店得以实现。进入1980年代，在美食热潮的推动下，横滨中华街更上一层楼。电视上频繁播出中华街的美食资讯，中华料理餐厅的数量从1979年的95家，跃升至1986年的132家，再到1992年的158家，增长惊人。在电视节目中，对中国热潮影响巨大的是NHK的《丝绸之路》。这部由中日共同制作、拍摄中国境内丝路的纪录片，于1980年至1981年播出，平均收视率高达约20%，为中国热潮的兴盛增添了助力。“Chaihane”的经营扩展，也得益于《丝绸之路》的播出。

在此背景下，1986年1月1日，关帝庙遭火灾焚毁。横滨大空袭后重建于横滨中华学校校园内的关帝庙，在华人社群分裂两派后，因其位于亲中华民国的横滨中华学校内，而陷入所有权纠纷，甚至成为诉讼对象。火灾后，亲中华民国的横滨华侨总会立即着手重建，但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滨华侨总会则主张，关帝庙应由全体中华街华人共同决定重建，并强烈反对亲中华民国派的重建活动。结果，关帝庙的重建工作在火灾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实质上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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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滨中华街华人社群分裂之际，为关帝庙重建发挥领导作用的，正是王庆仁。王庆仁曾言：“我要亲手弥合由我分裂的华侨社会，为此，关帝庙的重建必须成功。”他为促进两派和解，与双方有力人士反复沟通，致力于修补裂痕。关帝庙烧毁的1986年，为活化街区而举办的春节祭，由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亲中华民国派共同主办，为两派和解带来了契机。此外，前述的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协同组合一直采取政治中立的立场。关帝庙重建委员会的成员，除了两派的代表，亦有中立的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协同组合干部参与。

委员会的讨论进展相对顺利。但此时，中华民国对日外交窗口亚东关系协会（今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却表示，绝对反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合作重建关帝庙。王庆仁及亲中华民国的华侨总会会长吴笑安等人，为此奔走说服相关人士。吴笑安更强硬地回绝了亚东关系协会的干涉，称关帝庙重建是横滨华侨自己的事，不是国家的事，应由华侨们自己出钱重建。最终，协会方面不得不让步。1988年3月16日，两派达成协议，围绕关帝庙的诉讼亦告撤销。4月，关帝庙重建工程动工，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工匠亦前来参与。1990年8月，关帝庙竣工并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庆典。关帝庙重建后，在中华街的活动中，两派人士同席已成常态，各店铺亦可见同时庆祝海峡两岸国庆的景象。

横滨中华街与日本其他地区的华人社群之间也存在深厚的情谊。1995年，就在横滨中华街准备举办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前，阪神大地震重创了神户市，尤其是当地的中华街。横滨侨领念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神户侨社曾大力援助横滨重建，遂决定将当年的新年庆祝活动转为神户慈善募款，并将筹得的款项与物资送往神户，体现了华人社群间守望相助的精神。

## 持续繁荣的横滨中华街与新动向

1980年代后半期，日本陷入泡沫经济，以往对华人经营者贷款消极的日本银行，也开始积极提供融资。结果，横滨中华街的许多店铺进行了改建，规模扩大，楼层增高。1989年9月，首都高速湾岸线的横滨海湾大桥开通，使从首都圈驾车前往中华街更为便利，为中华街带来了更多的人潮与车流，此现象被称为“海湾大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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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月，由横滨中华街相关的24个团体共同组成了“横滨中华街街区营造团体联合协议会”（横浜中华街街づくり団体连合协议会）。协议会致力于牌楼的改建与新建、中华街内公园的再整备、大马路的整修等工作。2003年，中华街内出现了兴建高层公寓的计划。由于担心高层公寓会破坏中华街一直以来维持的中国传统景观，协议会与开发商协商后，决定购下该土地。购得的土地原为清朝领事馆旧址，在此之上兴建了深受华侨信奉的妈祖庙，即横滨妈祖庙，并于2006年完工。庙中供奉的四尊妈祖中，一尊“金面妈祖”是从台湾台南祀典大天后宫迎来，开庙安座时，台南大天后宫亦派员指导，并致赠雍正帝御赐“神昭海表”匾额的复制品。

2004年2月，横滨高速铁道港未来线开业，应中华街相关人士的期望，中华街最近的车站被命名为元町·中华街站。此线路的开通与横滨市自1980年代起推动的“港未来21”大型都市再开发计划紧密相连。港未来线的开通，使从涩谷方向前来更为便利，吸引了更多年轻人造访中华街，也促成了平价吃到饱及边走边吃小吃店的增加。

自1970年代中期横滨中华街开始蓬勃发展以来，街内的厨师已供不应求，开始从香港等地招聘厨师。泡沫经济时期，随着餐厅规模扩大，更开始从香港、台湾招聘厨师，在改革开放政策全面推行后也扩及中国大陆。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放公民因私出国，来日的中国人随之增加。中国大陆留学生、就学生在中华街打工的情形日益普遍，其中亦有人在打工过程中萌生独立开店的念头。在此趋势下，以往“店铺兼住宅”的模式逐渐改变，许多店家将住所迁至中华街外，改为通勤上班，形成了“职住分离”的现象。

进入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造访横滨中华街的游客虽未大幅减少，但人均消费却明显下降。在此情况下，不少老字号被迫关门，而近年从中国大陆来日的“新华侨”接手店铺或新开店的情形日益增多。新华侨的店铺为横滨中华街注入了新的活力，有意见指出，他们为中华街带来了新的生机。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加入横滨中华街发展会协同组合、不遵守街区规则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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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幕末以来，来到横滨的华人，将逝者遗体送返故乡安葬，象征着他们终将归乡的信念，即所谓的“落叶归根”。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逐渐选择了“落地生根”，即在横滨定居。随着在日本定居，他们的生活也日益日本化。有意见指出，居住在横滨中华街的华裔居民中，虽有一部分人逐渐淡化华人认同感并离开中华街，但另一方面，在中华街长大的二代、三代，则将中华街视为故乡，并将其作为连结中华文化根源与日本的桥梁，继承并发展传承下来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一个抱持华人认同感、同时在日本定居的独特社群。

此外，泡沫经济崩溃后，横滨中华街的空置店铺多被占卜店进驻，自2000年代起，占卜店数量持续增加。据分析，占卜店之所以在中华街增多，是因其开店初期成本较餐饮店低，撤出也较容易。此外，中华街内有关帝庙、妈祖庙等被视为“能量景点”的场所，以及“受风水保护之地”的形象，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为了吸引更多游客，一些节庆活动也融入了现代流行文化元素，例如在关帝诞辰庆典中加入韩国流行音乐表演，以吸引年轻族群。此外，非华裔的店铺进驻中华街的现象也日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