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的性暴力

1937年11月12日，日本军攻占上海，随即分路西进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自其沿途至攻占该城的翌年3月，日军对中国平民女性施行大规模强奸和屠杀等性暴力，受害妇女达2万至8万人，被认为是南京大屠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军在南京对不分年龄、职业、身份的各种女性，甚至是孕妇、病妇皆施以暴行，其作案不分时间地点场合，行凶方式包括强奸、轮奸、拒奸杀害、先奸后杀等，甚至连死亡后的尸体也加以侮辱和破坏，行凶者亦不分阶级和兵种，上至师团长下至普通士兵，甚至连负责维持战场秩序的宪兵亦参与其中。

日军对南京实施的性暴力对普通民众造成的伤害极为深重：大量妇女遭强奸或因拒奸而死，幸存者余生长期隐瞒其遭遇，许多人因羞辱而自尽。南京发生的暴行同时也对日方造成负面影响：留守南京的中立国人士迅速将此事传向全世界，使日本在国际上受到孤立、军队名声严重受损，且性病在部队蔓延、战斗力折损，这些后果共同成为日军后续在华广设“慰安妇”制度的动因之一。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认定，仅日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内，南京市区即发生约2万起强奸事件。日本国内虽有田中正明、东中野修道等修正论者试图否认南京事件的规模，但历史学者孙宅巍指出，相较于屠杀平民可被归入“便衣兵之嫌”、纵火可被推卸于国民革命军军人，日军对为数众多妇女、老人与儿童施加的系统性性暴力毫无辩驳余地，因而被视为日军南京暴行中最难被否认的部分。

## 背景

1937年7月7日，中日双方于卢沟桥发生武装冲突，随即战事扩大演变至全面战争。8月，战事波及到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日军组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其任务为“扫灭上海附近敌人，占领上海及北方地区干线、保卫帝国臣民”。出乎日军预料的是，中华民国军民在上海地区强烈抵抗，日军陷入近三个月的苦战；直到11月5日由柳川平助率领的日军第10军于杭州湾金山卫一带登陆，上海国民革命军军队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国军随即下令撤退；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全境。日军于淞沪会战期间即已对沿线中国平民施以掠夺、强奸、放火、虐杀等暴行。

11月7日，日军以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仍为松井石根）。东京参谋本部起初并未将攻占南京列为考量，但前线指挥官力主越线追击。日本政府成员在11月24日御前会议追认；12月1日，大本营陆军部正式下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攻略敌国首都南京”。

日军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沿途县城内均已发生大规模屠杀与强奸事件。11月13日，进犯常熟县的日军先头部队在吴市一带奸污妇女374人；21日侵扰沙洲县港口镇的日军凌辱妇女十多人；23日进犯无锡东亭的日军强奸妇女504人；24日攻占江阴县长泾镇的日军奸淫妇女71人。江宁、江浦、溧水三县战时统计的日军暴行致死妇女数即达4,380人。江阴至锡澄一线的国民革命军防线在11月下旬仓皇崩溃，掩护部队虽竭力阻击，仍被迫向南京方向撤退。12月上旬日军直逼南京城下，南京卫戍司令部所辖的高级指挥官临时决定撤退，大量军民因此失去指挥，只能穿过南京城逃向北临长江的下关地区。

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并随即展开有组织的屠杀、强奸与纵火行为；自此日起至1938年2月初之六、七周内，南京及其附近地区即发生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所认定的大规模性暴力。日裔澳籍学者阿斯丘综合各方一手史料估计，南京城陷时城内约有20万至25万名平民、73,790至81,500名守军，合计约27万至33万人，构成日军占领后施暴的对象群体。

## 行凶者

华中方面军辖下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各师团，凡于占领后驻留南京、南京近郊或经由南京转进者，均不同程度地涉及性暴力的施行；仅驻上海守备的第101师团因未参与南京战役而未见相关记录。施暴者亦不限于下级士兵，各级军官亦亲自施行或率队施暴。证人佟衡供述指出，时任第16师团第30旅团旅团长、南京西部警备司令官佐佐木到一不仅指使部下屠杀中国人，他本人“更无人性地每日奸污中国少女”。同师团步兵第9联队上等兵福田治夫回忆部队入城后的状态，称当时“人都是情绪高昂，处于发疯的状态”。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战后虽辩称对部队于南京的暴行并不知情，然其本人于1937年12月18日撰写的《南京攻略感怀》中已写下“貔貅百万旌旗肃，仰见皇威耀八纮”的诗句；12月21日返抵上海后又于日记中记下“上海出发以来恰好两周，完成了南京入城的壮举，归来的心情格外舒畅”。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副参谋长上村利道等高阶幕僚亦于日记中记载部队军纪紊乱、抢劫与强奸频发。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同师团大尉田中军吉等具名军官于战后均因南京暴行被判处死刑。

性犯罪的施行见于部队各层级。孙宅巍书中所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多笔案例，分别涉及“日军官1人率士兵2人”、“官兵3人”、“日军官2人率士兵2人”、“日本军官带领士兵”、“军曹指挥10名士兵”、“步兵上等兵”等不同阶级的施暴单位。

于具体部队层级的记载中，第10军第114师团、第16师团步兵第38联队第2大队、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均于战后遭日方从军者本人供述记录为性犯罪施行单位。具体案例方面，1937年12月14日至16日间，第16师团步兵第38联队第2大队上等兵东口又一供述，村田军曹在小队长指示下率10名士兵侵入宿舍附近民房，诳称要妇女洗衣服而抓走10名妇女投入宿舍地下室，于枪刀监视下由小队全员60人实施轮奸；另原第16师团骑兵第20联队士兵下山雄一郎于战后亦供认，部队“经常强奸女人”且其亲眼见过部队成员“在路中央干”，且金陵大学新建的藏书楼门前于12月15日一天内即有4名妇女当场遭强奸。

## 性暴力的起因

### 文化与社会因素

学者津田道夫研究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的精神状态时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逐渐发展出以“圣战”与“皇军”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思想，并对中国人怀抱根深蒂固的种族蔑视，二者共同构成日军在占领区施暴的心理根源；当时的性暴力绝非个别军人的偶发失常，而是“平民利己主义”、“对中国的轻蔑意识”与“奉天皇之名的圣战”三种观念结合后的必然结果。法国历史学者让-路易·马戈林指出，日军的暴行也应置于日本的“战争文化”中理解，当时日本军营生活极度悲惨与暴力，并发展出绝对蔑视投降与人道考量的“新武士”神秘主义，这种群体精神在战场上催生了在南京游荡的掠夺与施暴团伙。

日本军队内部也透过教育强化种族蔑视，如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团队指出，军中长期以“支那论”向士兵灌输“中国是劣等民族”“日本是东洋盟主”等优越感，并藉物化中国女性来激发其征服欲望。历史学者田中利幸 (历史学者)则从更宏观的层面指出，南京式性暴力与慰安妇制度背后共有两个并行的意识形态结构：其一为与天皇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对外仇视，其二为日本社会对女性的普遍轻视，以及日本男性对其性的剥削。田中利幸并指出，日方军政当局相信“日本女性具有优越性”与“他族女性适合卖淫”是并列的事实，由此将殖民地与占领区的年轻女性视为可供军方使用的性资源。

### 行军条件与补给

淞沪会战后日军由上海西进南京的过程不到一个月。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急于战功，在军备、粮食、装备、运输均不充分的条件下命令各师团向南京紧急进攻，前线部队的给养体系因此以战时掠夺与“现地筹措”为主要补充方式。马戈林亦指出，由于日军后勤极度匮乏，军官们发现将充足的食物与“大量的妇女”作为奖赏（胡萝卜）提供给士兵是极为便利的做法，这也解释了为何首都南京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军纪涣散与犯罪宽纵。

第3师团上等兵曾根一夫于战后出版的《私记南京大屠杀》中追忆当时士兵的心境称：“我们出征的目的，原来并非是为了保护上海的日侨。为何上海派遣军还必须进攻到南京呢？”“上级长官把我们军人的生命视为小虫一般，好像是消耗品，非得被装入白木盆子（装骨灰），才能回到日本”；学者孙宅巍认为，这种厌战与绝望情绪迅速转化为对中国平民的暴力宣泄，其宣泄在日军进逼南京沿途的江南农村即已大量出现，并非至城陷后始有。

### 军队制度与纪律失能

孙宅巍分析大量档案后主张，南京的性暴力不仅仅是由于日军军纪松弛的原因，而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并指出上层军官纵容下级士兵施暴，认为此举有助于刺激士兵情绪、避免其产生思乡心理；事实上旅团长级的高阶军官也多有亲身参与或率队施行。津田道夫于探讨加害者群体的精神构造时指出，日军当时并无系统的战俘待遇与占领地民政规程，“日本方面没有建立官方的俘虏收容所、俘虏政策为零”；对性犯罪也缺乏实质惩处机制：驻城的日本宪兵员额仅有17人，远不足以对为数十万的入城部队形成约束。部分研究因此把宪兵失能视为性暴力得以普遍化的制度性条件。

日方内部同样对军纪紊乱现象有着大量的记录，如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于1937年12月24日日记中亦明确指责“部队进行了令人厌恶的抢劫，特务兵尤其多”；同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于1938年1月8日日记中亦反映宪兵报告的军风纪问题。1938年1月8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参谋长载仁亲王亦曾以电文向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提出军纪整饬要求，称“近来，军风纪所不齿的事时有发生并日见增多”；然而此类整饬电文发出后，部队性犯罪仍持续发生。研究者由此认为，这类性暴力并非个别士兵的偶发失常。日方军法档案亦留下直接旁证：第10军曾于文件中坦承“在此次南京攻击中已查出100起以上的强奸案件”，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本人的战地军法会议每日纪录中，亦有1937年12月20日“我军似已犯下强奸与掠夺的行为”的记载。

宪兵体系于现场制裁失能的具体事例屡见于史料之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虽多次以照会方式要求日方宪兵介入制止强奸事件，日军当局或敷衍应付、或以“无此情事”推诿；即便宪兵在场亦未必发挥作用：1937年12月20日始有3名日方宪兵于难民区值班，但当夜仍有一小队日本兵跑进围墙、刺刀下杀死看门中国人并带走3名年轻女子；12月22日复有日军两次闯入难民区院内、以镇刀威胁门警并冲破大门，值班宪兵未予制止。日本大使馆核发的告示同样不具吓阻效力：鼓楼医院院长丹尼尔位于汉口路5号的住宅门上原贴有日文警示告示，1937年12月20日仍有日本士兵闯入该住宅楼上房间，连续强奸两名妇女达3小时之久。

### 对占领区的威慑与报复

日军性暴力在部分案例中兼具威慑占领区居民、宣示征服者地位的政治功能。论者也指出，日军对中国女性的施暴根植于对中国人的蔑视与歧视意识。笠原十九司并指出，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使日军上海派遣军遭受巨大伤亡、军纪大大松懈，士兵变得疲惫且累积大量不满与愤恨；为使士兵发泄这种不满，军官们开始默许士兵的性暴力行为，进军南京途中士兵把强奸当成“乐趣”，军官们则认为“为了给士兵打气反而需要它”，看见了也当做没有看见；甚至有军官以“在这里加油的人都可以在南京拥有漂亮的姑娘”“要攻到南京，杀人、放火、强盗、强奸都可以”之语以激发士气。比较战时性别暴力研究方面，斯泰茨指出，此类“伴随村镇攻占而大规模、系统性发生、且常于男性被杀或被俘之后施行”的强奸，具有以征服者姿态宣示占领的象征功能，与波斯尼亚战争中的战时强奸呈现相同模式。

此种以敌性为前提的区别对待心理于日军中具有跨战场的普遍性。曾任日本陆军经理军官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阪本楠彦于战后回忆录中描述同袍斋藤曹长的经历：斋藤在中国战场“只要看到支那女性就一定要强奸，并一定将那女性置于死地”，被杀者“绝不下数十人”；直至遇到一名以日语求饶、实为自横滨嫁到中国大陆的日本妇女，斋藤始停止此类行为。

## 受害者与施暴形式

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我个人知道许多次强奸的事情，因此相信我所接到的一切报告，皆属确实可靠。不过，我们也无须加以估计，因为九千五百次或九千六百次的强奸，对于这种滔天的大罪恶，究意会有什么区别呢？

——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日军在南京施行的性暴力几乎不受时间、空间与对象的限制。受害者横跨自幼女至老年妇女、孕妇与病妇等各年龄层，身份亦不分居家平民、女学生、职业妇女与自周边村镇逃难至城内者。日军下手地点亦遍及住家、街道、寺庙、学校与安全区内的难民收容所，作案时间不分昼夜，但夜晚为犯罪高峰。南京军医公会医生蒋公谷于《陷京三月记》中记载，“日军的强奸，不问老幼，只要是妇女，就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与八九岁的幼女，被他们掳到，亦绝不会幸免”。整体受害规模，学界估算介于2万至8万人之间。马戈林依据西方证人的记录估计，强奸案件约在8,000至20,000起之间；若以当时留在城内最主要被针对的15至40岁女性群体（最多约5万人）计算，在短短两个月内，该年龄层中有10%至30%的妇女成为性犯罪的受害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调查认定，仅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一个月内，南京市区即发生强奸事件“二万左右”；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斯迈思于1938年3月对南京城向复兴委员会申请救济的13,530户人家所作的调查则显示，遭强奸而负伤的妇女占16岁至50岁女性人口的8%，斯迈思本人认为此一比例“大大低于实际状况”。当时亲历该城的西方人士所留下的观察同样指向更高的数字：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传教士詹姆斯·麦卡伦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估计，南京城内每晚至少发生1,000起强奸，白天亦有许多；美国驻南京副领事埃斯皮的报告亦称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阶段，“每晚都有1,000多起强奸妇女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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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南京施行的性暴力样态多变，其中最常见者为多名士兵对同一受害者的轮奸。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所载的一起案例，16岁至21岁的7名女子被日军捕至军官学校，平均每人每日遭轮奸六七次；同一批档案另载有7名日军轮奸一茶馆主之17岁女儿的案例。具体案例中，1937年12月15日夜间，多名日军闯入金陵大学陶园宿舍当场强奸30名妇女，其中部分由六人轮奸；12月20日下午三名日军军官于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办公室内当众强奸两名妇女。南京近郊村镇亦见同类暴行：江宁上坊镇曾有10名妇女遭强奸后被日军以铁棒插入阴部杀害，另有8名妇女遭强奸后被剖开腹部；研究者指出，因查露等地邻近南京城，日军时常前往“猎捕女子”。

日军在占领区的强奸往往伴随着极端暴力与虐待。曾于1912年至1940年间居住在南京的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陈述了一名中国少女在南京附近被日军抓走囚为性奴隶的经过：1938年2月，一名来自芜湖的女孩家中遭到日本士兵闯入，日军以其兄长是抗日军人为由将其杀害，并因女孩的嫂嫂与姐姐反抗强奸而将她们及父母全数用刺刀戳死。女孩吓晕后被日军抬至驻军营房，关押两个多月，头一个月每天遭到士兵轮奸，衣服被拿走并锁在屋内，后因病重被日军弃置不顾。幸存者雷桂英的遭遇亦为典型，1937年时年9岁的她亲眼目睹日军在江宁区一带肆意强奸与杀戮；刚满13岁时，她即被强迫在汤山一对日本商人夫妇经营的军人妓院中充当“慰安妇”，期间不仅遭到强奸与毒打，更在反抗时被刺刀戳伤，导致一条腿终身残疾。在崇明岛，幸存者朱巧妹一家四位女性于1938年春日军侵占时被囚为性奴隶，她们未被关在常规慰安所，而是被迫在自己家中遭受凌辱，并随时被叫到日军炮楼中去受蹂躏。

公开性为当时施暴的另一特征。日军多名士兵在街道、市集、井边、田间或庙宇内对妇女施暴，并有意令旁观的中国男性亲属或邻居被迫目睹；城陷后一周内已出现“强奸户口”的现象，即日军以登记户籍为名进入民居、辨认年轻妇女而后集体奸淫。受害者因而不限于女性，南京城内的中国男性亲属亦以两种形式承担了暴行的创伤。其一为试图反抗以保护妻女、姐妹的男性家属遭日军刺杀或枪杀，其相关死亡被历史学者列为“与性暴力有关的死亡”的重要组成。马戈林也指出，日军的强奸多为集体行动，且经常在其他难民或惊恐的家属面前公开进行；许多母亲或祖母在试图阻止女儿或孙女被强奸时遭到杀害，个人案例显示，在强奸过程中，被杀害的家属往往比被强奸的女孩还多。其二为日军以酷刑或枪口为胁，强迫家属之间相互奸淫，其情境涵盖父奸女、子奸母、兄奸妹，以及命丈夫或儿子当着家人面前轮奸其妻、母，甚至有以70岁老翁或十余岁少年实施的案例。

就受害者的身份分布，刘惠恕将其分为少女与青年妇女、中老年妇女、幼女、孕妇与产妇、女学生、医护人员等类别，并记录各类别的代表性案例。产妇与孕妇一类中，孕期超过半年者亦无幸免，分娩后不久的妇女亦见于记录；《安全区档案》第58号记载1937年12月20日下午7时30分有怀孕九个月的17岁少妇遭2名日军轮奸，至午夜即堕胎。女学生的受害以金陵大学为典型，日军于日间至校内骚扰、夜间翻越校园的低矮竹篱入内，并于停电的教室内随机摸索施暴，被日方称作“摸彩”；医护人员的受害则以南京鼓楼医院为代表，1937年12月18日晚三名日军士兵由该院后门闯入，英籍威尔逊医生于9时15分提灯巡查时，在护士寝室内发现其中一名士兵与六名部分裸体的护士在一起。修女等宗教身份的女性同样未能幸免：据张连红的研究，日军曾闯入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大肆强奸妇女，并于1937年12月17日、18日连续闯入汉口路11号与23号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外籍成员住所，当场强奸数名妇女；孙宅巍书中亦载有1937年12月时居于南京五福横首的女尼松泉遭日军中岛部士兵轮奸致死、另有二女尼于外出购物途中遭日军当街凌辱的具体案例。年幼者的处境亦然，据贝德士教授1938年1月10日所发秘密函件，金陵神学院内自13岁幼童至60余岁老妇均无一幸免，约三分之一案件发生于白天；马吉牧师致友人函另载一案：日军闯入一民宅将母亲强奸、复将其14岁与16岁两女儿先强奸多次后杀害，大女儿阴户被插入木棍，最幼的9岁女童遭刺刀刺中背部及侧身后仍存活，为该宅唯一幸存者。

对拒奸者，日军多施行立即杀害，采取剖腹、刺穿阴部、割乳等极为残酷的手段；受害者死后尸体亦常遭进一步凌辱与毁坏，且多弃置于公共空间。孙宅巍依档案归纳的代表性毁尸形式包括将被杀妇女剥光衣物弃于街头或交通要道公开陈列、以竹竿等异物插入尸体下体、剖开胸腹并取出内脏、割除乳房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尸体加以斩断”；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亦载“妇女更有蓬头掩面、割乳剜胸、无小衣者，此生前受辱了；又有妇女昂头怒目、张口露齿、手足撑持、小衣破碎者，此生前拒奸也”的尸体状态纪录；街头可见的女尸多“通身剥得精光、赤条条的，乳房被割下了……有的小腹被刺破了好些洞、肠子涌出来，堆在身旁地上，阴户里有的塞一卷纸、有的塞一块木头”。

## 安全区与难民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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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下旬，眼见南京围城难以避免，留守城内的西方传教士、商人与外交人员仿照同年八一三事变后饶家驹神父于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先例，筹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南京城西部一片区域为“南京安全区”，并推举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代表的约翰·拉贝为主席。委员会的外籍成员不顾本国政府的撤离呼吁自愿留守，其投入难民救助实属高度个人风险的人道行动。

除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外，位于南京远郊的江南水泥厂亦成为庇护中国平民的重要避难所。1937年冬至1938年春，受雇于该厂的丹麦籍青年门卫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中国难民称其为“辛佩”）与德国籍同事卡尔·京特等人合作，在水泥厂周边设立了难民营与诊疗所（辛德贝格小医院），共收容了约1.5万至2万名中国难民（丹麦学者估计实际获救人数约为6千至1万人）。为防止日军轰炸与侵扰，辛德贝格在厂房屋顶用油漆绘制了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巨型丹麦国旗，并在厂区周围插满丹麦国旗与纳粹德国国旗。由于当时日本与纳粹德国及丹麦关系友好，日军对此地有所顾忌。据幸存者回忆，当日军士兵来到避难所企图寻衅或抓捕妇女时，辛德贝格便会出面交涉并展示丹麦国旗，成功将日军挡在避难所外，保护了厂内的大量中国妇女免遭奸淫与杀害。因其英勇义举，辛德贝格被后人誉为“丹麦的辛德勒”。

南京城陷之初，日军拒不承认安全区的中立地位，并以搜捕“便衣兵”为由肆意进入区内搜索，原先设定的免战功能因此未能完全发挥；但相较于安全区外，区内仍为平民提供了相对的庇护。战时南京城内留滞的约25万平民中，将近20万人进入安全区避难。难民流入呈动态变化，部分家庭因住所遭日军闯入抢劫、妇女屡遭强奸，被迫不断迁移以求相对安全。位于南京新街口附近的慈悲社内，日军士兵闯入后邻居的儿媳即遭多名日本兵轮奸，同行者其后转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该院内已挤满难民，须经苦苦哀求方使12位年轻妇女得以进入避难。

外籍委员的私人住所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为妇女最集中的庇护点。拉贝住所原仅收容200余人，至1937年圣诞节时已挤入约650人，分宿于仅500平方米的院内草席棚下；当日军逼近时，委员会总干事费奇下令“开放所有的路口，让所有想进来的难民都自由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由魏特琳主持，原预估可收容约2,750人，实际涌入的难民远超此数；魏特琳于日军多次强行进入院内搜索妇女、施行强奸时，反复以美籍身份当面交涉、要求日军撤离，被南京难民尊称为“活菩萨”与“观音”，其逐日所记的《魏特琳日记》成为记录日军性暴力最详尽的第一手史料之一。

即便有上述庇护，日军仍持续在区内施行强奸。1937年12月20日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函中称，难民区内“每天有许多妇女横遭强暴”，包括教师、青年会工作人员与大学教授的妻子均在其列。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2月7日间，委员会共向日方提出涵盖444件暴行案例的书面照会，列举强奸、屠杀、抢劫等内容，多数附有事发时间、地点与目击者姓名；该批案例后由澳大利亚籍记者田伯烈辑入1938年伦敦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附录，徐淑希则于1939年另以英文编成《南京安全区档案》（收录案例编号延至同年2月19日），战后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重要呈堂证据。鼓楼医院于此期间救治大量遭强奸妇女、奸后割伤者与被刺杀存活者，其医疗纪录亦成为战罪审判的重要证据。

书面抗议之外，外籍委员亦多次亲身介入施暴现场。1937年12月19日中午，安全区内的奥地利籍机械师哈茨于国际委员会总部隔壁院子的防空洞内，发现2名日本士兵正准备对洞内聚集的20名妇女施暴，凭呼救声方将日军驱离；翌日下午，费奇于平仓巷13号汽车修理工厂门房当场制止3名日军对2名妇女的施暴，并将两名妇女护送至金陵大学。委员会主席拉贝则亲赴日方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少将处交涉，日方虽口头应允、实际多未履行。安全区运作至1938年2月18日后改组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继续从事难民救济。

## 目击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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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日军性暴力的同时代记录，主要出自陷城前后仍留守南京的二十余名外国人士。其史料体系大致可分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第一手记录、中立国驻华外交官员报告、中外新闻传媒报导、日方士兵自承，以及1990年代后新发现的私人日记与幸存者口述等五大脉络。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外籍委员（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代表拉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魏特琳、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斯迈思、历史系教授贝德士、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长老会传教士詹姆斯·麦卡伦等），在主持难民收容与救助的同时，以日记、书信与案例报告的形式密集记录日军暴行；麦卡伦、马吉、贝德士的日记与函件即详载每日暴行的时间、地点与规模，委员会并以案例编号方式系统登录、逐案汇编成444件照会。丹麦人伯恩哈尔·辛德贝格在江南水泥厂期间亦拍摄并记录了大量日军暴行，将报告提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8年，他更在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上放映了由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日军暴行纪录影片，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罪行。

中立国驻华外交官员所留下的报告构成另一脉独立史料。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乔治·罗森 (1895–1961)于1938年1月15日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指日军“凌辱和强奸妇女幼女的行为”“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美国驻南京副领事埃斯皮的报告书亦详载日军占领初期强奸妇女的频仍。

外交人员的救助行动本身亦曾遭日军直接打击。1938年1月26日，美国驻南京使馆三等秘书、领事约翰·摩尔·阿利森为救助一名遭日军从金陵大学校舍抓走强奸的中国少女，与金陵大学农经系教授林查理陪同前往日方宪兵司令部辨认施暴者；过程中阿利森遭日军当面掴掌、林查理遭士兵撕破外衣，阿利森的美国领事身份虽经在场宪兵告知，仍未阻止殴打。此事经美国驻南京使馆迅速报告本国政府，并由各国新闻传媒大量报导，史称“阿利森事件”。

新闻传媒方面，西方记者于陷城前后即将消息发回各国。《纽约时报》的弗兰克·提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路透社的史密斯等西方记者于1937年12月15日乘美国炮舰离开南京后将消息发回各国，其中德丁的报导即记述有中国人向外国人诉说妻女被劫走遭强奸。中华民国方面则因战时新闻管制无法直接报导南京情形；汉口出版的《大公报》、《申报》自1937年12月20日起陆续以由南京辗转抵汉的难民与外籍人士口述为基础刊发报导，其中1938年2月20日汉口《大公报》的长篇报导详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内外日军夜间侵入施暴的情状，并引用魏特琳本人的口述为佐证。日方外相广田弘毅曾于1938年1月将田伯烈的报导电讯稿列为“特别消息”密电通报日本驻欧美各使馆，企图拦截并诋毁其报导，但仍未能阻挡讯息外泄。

日方士兵的私人日记、战场通信与后方剪报则构成独立而丰富的第四类史料。程兆奇在整理战后查获的日方档案时指出，自第6师团谷寿夫等高阶军官的日记，到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上等兵东史郎的《阵中日记》与第3师团上等兵曾根一夫的回忆录等基层官兵记述，均有对部队性犯罪的具体自承。此类“敌方史料”的独立性，使其在战后否认派论述兴起时成为证明事件真实性的关键。

第五类史料出现于1990年代以后。马吉所拍摄的纪录影片于1991年在美国重新发现，与同年发现的费奇日记及1995年陆续被找出的魏特琳日记、威尔逊医生日记、贝德士文献，共同构成战后对南京大屠杀实证的核心影像与文献史料。拉贝日记的德文原稿亦于此一时期在德国重见天日，德文版于1996年面世、中文版于1997年出版，被视为对战时国际委员会记录的独立印证，进一步补强南京性暴力史料体系的可信度。

## 影响

### 幸存者残留伤病、家庭破碎

幸存者的悲惨经历对其身心造成了终身难以抹灭的创伤。据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的访谈纪录，幸存者张秀红12岁时为保住爷爷的性命，被迫遭受三名日本兵轮奸；杜秀英在8岁时于孝陵卫遭到一名日本兵强奸，此后终身未能摆脱阴影。许多妇女除了自身遭受性暴力外，还亲眼目睹亲人遇害，如常志强的母亲在遭刺刀刺伤、全身鲜血的情况下仍挣扎为婴儿喂奶，最终与丈夫双双遇害；韩秀英在怀孕期间，其丈夫被日军抓走，从此杳无音讯。

南京性暴力的幸存者于战后普遍承受长期的身体伤害、精神创伤与社会污名。据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1946年5月4日电稿记录，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强奸暴行涉及的中国妇女估约8万名；整体性暴力相关死亡妇女（含遭强奸、拒奸及奸后被杀等原因）约达65,902人；与此相关的死亡男性亲属亦有相当数量。

战后相关调查与口述访谈中，多名幸存者因羞辱与社会压力而长期隐瞒遭遇。学者何与张指出，受制于中国传统的贞操观念，遭受性暴力的妇女往往不愿公开受害经历。在一个将贞操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社会中，被敌军玷污的女性被烙上家族丑闻与民族仇恨的双重耻辱；若她们不选择自杀，其生存往往被视为对美德的妥协。许多受害者因此遭到家属的责骂甚至虐待，这种“耻感文化”剥夺了受害者讲述痛苦的合法性，成为另一种压迫机制。张连红的研究团队进行调查时即不乏被幸存者拒之门外的情形，受访者不愿与调查者触及这一根脆弱的神经。幸存者夏淑琴的家庭于1937年12月13日当日即遭日军灭门，全家九口中七人遇害，时年八岁的夏淑琴藏匿于尸体之中幸存。

### 日军名声折损、性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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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性暴力的消息经留守南京的中立国人士与西方记者揭露后，迅速为西方各国广泛转载，引起国际舆论的震动与谴责，激起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历史学者吉田俊指出，自1931年满洲事变以降日本于美国的形象已持续恶化；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美、欧记者就南京等地的日军暴行所发回的详尽报导更于美国社会广为流传，“南京暴行”遂成为形塑当时美国对日舆论的关键事件。

军事层面，无节制的性侵亦造成日军部队内性病的蔓延。据苏智良的研究，日军进入南京一个多月后第6师团随军军医即发现性病蔓延；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命组织医官至南北路兵团抽样调查，第3、第9、第11、第13、第18、第114师团与国崎支队、重藤支队均“发现性病有如星星的火正逐步燎原”。被奸中国妇女中有相当比例已感染各种疾病，日军官兵与其接触后将病菌带回部队，造成战斗力的严重损耗。日方军政高层遂将部队性病蔓延视为关乎能否继续其侵略战争的严重问题。

### 慰安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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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中国大陆广泛设立慰安所，其形式多样。除了设立在主要城市的大型慰安所外，许多前线小部队也建立了“临时”慰安设施，这些设施常设在炮楼、营房、窑洞、被霸占的旅馆，甚至是受害者自己的家中。日军在征召“慰安妇”时，常以虚假招工诱骗贫困人家的女子，或直接以武力明目张胆地抓掳。在慰安所内，受害者面临非人的生存条件，仅获配给极少量的食物，并遭到严密的军事监控与残酷的刑罚。许多妇女因不堪连续不断的强奸折磨、性病蔓延及缺乏医疗而死，或因试图逃跑而遭斩首等酷刑杀害。在战争末期，日军为了销毁“慰安妇”制度的人证，甚至对慰安妇进行大规模屠杀，如1944年9月在云南腾冲，中华民国远征军即发现多名遭日军刺死的中国慰安妇尸体。

日军慰安妇制度于1938年起在华迅速扩张，其部署早在南京沦陷前后即已展开。1937年11月7日上海陷落不久，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即命令参谋长冢田攻致电日本关西各省知事派遣妇女运往上海；上海派遣军参谋部第二科于同年12月着手研拟慰安设施实施方案，并于12月28日召开内部会议审议；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指挥的部队亦于相近时间提出设置意见；至1938年1月18日，南京当地附日人士于日军强迫下开办慰安所时，日方已大致完成在南京城内设置慰安所的工作。松井石根并决定模仿冈村宁次于一二八事变中征召慰安妇团的做法，自日本本土召募慰安妇并建立军队直辖慰安所。据田中利幸 (历史学者)的研究，第3师团医务部于1937年12月18日进入扬州后随即设立慰安所，第13师团第26旅团于蚌埠亦设立慰安所；至1938年中，慰安所的设置已扩及长江沿线与华北的大中小城市。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于1938年6月对各部队指挥官的训令明白指出，广设慰安所的目的之一在于防止士兵的大规模强奸行为。

苏智良与陈丽菲的研究主张，慰安妇制度的核心逻辑是日本军方有组织地强征占领区妇女作为“军用性奴隶”，其本质乃国家层级的性奴役系统。丘培培、苏智良与陈丽菲于其英文专著中进一步指出，慰安所内的制度化性奴役与军队在城乡间随机施行的强奸彼此紧密相连、往往交错并行；慰安所的大量设置不仅未能防止、反而助长了日军的性暴力。

上海方面的军用慰安所设施早于南京沦陷前即已奠定基础。森崎和江等社会学者揭露日本国内公娼制度自1885年起的演变，1907年起日本人又在上海开设称为“贷座敷”的妓院；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即以“贷座敷”之名直接设立军用慰安所。1937年11月之前，上海的日本人经营“贷座敷”尚属民间妓院形态；至同年12月已增为11家，其中7家专供日本海军官兵服务、“陪酒女”总数达191人（含171名日本人与20名朝鲜人），由医务人员每周一次在海军陆战队军官与日本领事馆警官监督下检查身体。据希克斯的研究，最早一批由长崎运往上海的妇女于日军运输名册中甚至未获单独的人员类别，而被迳列为“军需品”的若干“单位”。日军占领后此体系迅速扩张：1938年2月27日汉口《大公报》报导的昆山案例显示，日军占领昆山后将数百名10余岁至30余岁中国妇女运至上海虹口区关进慰安所，许多妇女绝望自杀；至1940年12月，上海特别市警察局管辖下的“虹口区慰安所组合会”纪录区内慰安所数量维持在16至23所之间、被囚中国妇女达115至119人。

## 战后

### 相关审判与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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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后，同盟国与中华民国政府分别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与南京军事法庭，于1946年至1948年间对与南京暴行相关的主要日军将领与部队军官进行审判。两庭的分工大致为：东京审判处理日本甲级战犯的国际审判，南京军事法庭主要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

在东京审判中，法庭判决书明确认定“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并就“强奸事件随后还经常伴随着野蛮的行为”一节作单独记载。1946年4月29日的公诉书并将“强奸轮奸”单独列为日军部队主要罪行，指日军攻占南京后六周内，受害总数连同零星屠杀后经慈善机关收埋者“达30万人以上”。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于1937年12月17日入城后滞留南京数日，但未制止部队暴行；判决书认定南京沦陷后六、七周内“数千妇女遭到强奸、十万以上的人遭到杀害”，松井遭判有罪并处绞刑。其副参谋长武藤章亦因“在南京及其附近由松井石根所属部队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一节被判绞刑；近卫文麿内阁与平沼骐一郎内阁外相广田弘毅则因1937年至1938年间对南京情势的“知情而不作为”被认定为甲级战犯。三人于1948年12月23日（东京时间12月22日深夜起执行）于东京巢鸭监狱同遭绞刑。

在南京军事法庭，1947年3月对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的判决认定，谷部攻陷南京后奸淫尤为凶酷，并以割裂、枪杀、活埋等残酷手段加害徒手民众与无辜妇孺，穷凶极恶；同年12月，原谷寿夫部第6师团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因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三百余人，被认定为南京大屠杀的共犯而判处死刑，于励志社（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公审。

加拿大史家卜正民指出，“南京暴行”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审理的众多事件之一，却被中方塑造为最具代表性的暴行；其关于南京强奸的认定主要建立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许传音与马吉等人的证词、以及日方被告的有限自承之上。

历史学者塞奇威克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重心置于“破坏和平罪”而非战争暴行本身，这可能使性暴力于审判中虽被列举，却未获得与其规模相称的独立法律建构；日本学者田中利幸并认为，东京审判处理战时性暴力的方式反映了当时国际法对女性受害者的系统性忽视，这种忽视与日后慰安妇问题长期未受清算具有结构性关联。研究战后对日审判的学者顾若鹏则记述，松井石根的日本辩护律师伊藤清曾于审判中盘问中方证人、暗示中华民国国军队亦曾强奸妇女以为日军开脱；庭长威廉·弗洛德·韦伯当即予以申斥，明言“强奸与杀害妇女绝不可能是正当的报复”，并裁定此一辩护方向“毫无意义”。

除1940年代的战争罪审判外，南京性暴力的具名幸存者于战后数十年间亦透过民事诉讼寻求司法层面的确认。1990年代以降，日本否认派著作屡次点名质疑幸存者证词的真实性，幸存者遂循日本法院提起名誉毁损诉讼。幸存者李秀英于南京沦陷时已怀孕约七个月，1937年12月19日因抗拒三名日军强奸而与之搏斗，遭连刺三十七刀、伤及面部与腿部并因此流产，经鼓楼医院美籍医师威尔逊救治后幸存。1998年，日本否认派作家松村俊夫在《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中将她指为冒牌的受害者，李秀英遂于1999年向东京地方法院对松村俊夫及出版商展转社提起名誉毁损诉讼；东京地方法院于2002年5月一审判决李秀英胜诉、被告应赔偿150万日元，东京高等法院于2003年4月维持原判，2005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被告上告、判决胜诉确定，惟李秀英已于2004年12月病逝，未及得知终审结果。继李秀英之后，幸存者夏淑琴因东中野修道于著作中将其打为“冒牌受害者”，于2006年6月将东中野与展转社告上东京地方法院，2007年11月2日判决认定东中野书损毁名誉，判其支付精神抚慰金等400万日元。此类诉讼虽属民事性质，但判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日本司法机关对幸存者证词真实性的认可，于战后对日本历史否认论的法律抗衡中具有指标意义。

### 否认论与肯定派驳论

南京性暴力的规模与事实性自1960年代起即为日本国内历史争议的焦点，围绕此争议形成两大对立阵营：以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1984年）、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南京虐杀”之彻底检证》，1998年）与松村俊夫（《南京事件之大疑问》）等人为代表的“否认派”（虚构派），分别就性暴力规模、史料可信性与幸存者证词提出否认；与其相对的“肯定派”（大屠杀派）阵营则由洞富雄、笠原十九司、藤原彰 (历史学者)、本多胜一等日本学者，及孙宅巍、高兴祖、张连红、程兆奇、刘惠恕等中国大陆学者组成，并有卜正民、田中利幸、吉见义明等英、日学者于1990年代后加入论争。否认派论述虽时就大屠杀整体数字提出质疑，但于性暴力一节的否认尤为困难：孙宅巍指出，日军对为数众多妇女、老人与儿童施加的性暴力无从以军事必要辩护，因而成为其论述难以回避、最不可辩驳的罪行。

肯定派学者广泛搜集日军战斗详报、阵中日记及西方文献，证实了日军暴行的有组织性与残酷性。笠原十九司指出，日军上级军官对士兵的强奸行为采取“默认”与“放任”的态度，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有组织的集团犯罪。相反，虚构派则试图透过断章取义或篡改史料来全盘否认大屠杀。他们不仅攻击《拉贝日记》与《魏特琳日记》等第三方史料是“国民党的政治宣传”，还对敢于揭露真相的日本老兵（如东史郎）提起诉讼，企图透过法律与政治手段抹杀历史。

#### 强奸规模的争议

否认派的首要主张为大幅压低强奸案件数字。东中野修道称“日军通报的强奸事件有10件左右”并径行否认“两万人遭强奸的说法”的真实性；松村俊夫亦将城陷后一周内所发生的大规模强奸淡化为“个别事件”，未就具体案例编号作正面回应。东中野修道并提出所谓“婴儿潮缺失论”作为反证，引《新闻周刊》1996年9月25日关于波斯尼亚战争的报导，称该战争出现遭强奸妇女的“婴儿潮和弃婴的惨剧”，继而以《南京安全地带记录》中“并无受害者出现婴儿潮的记录”反推“2万人遭强奸的事是不存在的”。

肯定派对此推论从史实前提与逻辑两端均提出反驳。其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登录的每一案例均经外籍成员亲眼目睹或反复核实，由威尔逊、麦卡伦、宋熙伯、贝德士、费奇、林查理、拉贝、马吉等南京外侨签名背书，并非“政治宣传”性质的记录。其二，南京性暴力中“先奸后杀”与“拒奸遭杀”的案例甚多，孙宅巍书中所引崇善堂掩埋队一览表载埋葬的11万余尸体中即有女尸2,000余具。

#### 史料可信性的争议

否认派的第二类主张，是把南京性暴力的主要史料来源（西方目击纪录、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登录案例、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一概斥为“政治宣传”或“个别误解”。田中正明把战时西方记者田伯烈汇编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徐淑希所编《南京安全区档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强奸案所作的认定，全部归为“带有政治色彩”“传闻、臆造和夸张”，并断言大规模强奸的记载“均不外乎是东京审判制造的假象”。松村俊夫则称美国驻南京副领事阿利森被殴与难民妇女遭强奸的事件“是由阿利森和里格斯毫无道理的误会引起”，又称《纽约时报》记者阿班关于日军占领南京情状的报导出于其个人“误解”；其书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登录的强奸案例编号、时间、地点等证据，亦多以“无关紧要”“可信度低”一笔带过。

肯定派的核心反驳，从否认派论述本身的史料处理不一致切入。高兴祖指出，田中正明本人在编辑出版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时所作的篡改达三百余处；否认派一面斥责西方记者的报导，自己却透过史料篡改制造遮蔽性论述。笠原十九司于《南京事件争论史》中亦逐项批驳否认派惯用的“彻底验证”式论证策略：在既有史料中找少数“不明了、不合理的蛛丝马迹”，便据以宣称整体史料皆四流、五流而不足为凭；同时以“找虱子般地调查”方式蒐寻肯定派研究中的微小瑕疵，从而全盘否定研究成果；东中野修道将夏淑琴打为“冒牌受害者”即此策略的典型案例。

#### 幸存者证词的争议

否认派的第三类主张，则针对具名幸存者的证词逐条质疑其真实性，试图以个案瑕疵全盘推翻性暴力认定。东中野修道主张《南京安全地带记录》所载事例中的“8岁女孩”与夏淑琴本人“并非同一人”，并列举所谓三处证词矛盾为据；其书又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登录的强奸案例为“一伙军官招认，把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栽赃给日军”，并引日方宪兵队报告，称“原第88师副师长马跑香（音译）中将”于安全地带内继续煽动反日叛乱。

肯定派的回应从个案与整体两个层次展开。就具体个案而言，夏淑琴并未停留于学术驳论，而是循日本法庭寻求司法确认，其对东中野修道提起的名誉毁损诉讼于2007年获东京地方法院判决胜诉，日本司法机关并未采信将其指为“冒牌受害者”的指控。就整体史料而言，肯定派强调南京性暴力的史料体系并非单一幸存者证词，而是外籍目击者的逐案记录与影像、日方官兵的日记与战后自承，以及战后审判认定等多重独立来源彼此印证的结果；“敌方史料”与外籍人士证言的彼此呼应，使整体图像难以被个案瑕疵所动摇。进入1990年代以后，吉见义明的档案研究与多名前慰安妇证言的相继出版，使日军性暴力的制度化面向（含慰安妇征募）重新进入日本公众视野，与南京强奸犯罪的否认论述形成直接对抗。

### 历史记忆与大众文化中的性暴力

在战后的历史记忆建构中，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透过幸存者家族的口耳相传、纪念场域的建立以及大众传媒的传播而不断深化。自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以来，其与遍布南京城内外的多座纪念碑共同构成了公共记忆的空间。在影视文化方面，自1987年中国大陆首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屠城血证》上映后，《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作品，以及西方拍摄的《南京梦魇》（Nightmare in Nanking）、《拉贝日记》、《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等，极大地推动了南京大屠杀记忆的世界化。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这段包含严重性暴力的历史创伤已从城市记忆上升为国家与世界的共同记忆。

在历史记忆的传承中，南京大屠杀中的性暴力叙事往往被置于民族主义的框架下。何与张指出，受害妇女经常被抽象化为国家遭受压迫的空洞符号，其个人的痛苦与背后的性别压迫机制遭到有意或无意的忽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女性主义视角的引入，以女性为主角的叙事逐渐增多，如改编自严歌苓小说的电影《金陵十三钗》。然而，这类受西方消费主义与商业电影逻辑影响的作品，有时仍将女性身体作为男性凝视的对象或国家苦难的隐喻。

此外，在抖音等短影音平台上，关于南京大屠杀性暴力的数位记忆实践呈现出高度的情感化特征。大量带有强烈悲愤与仇恨情绪的短影音虽然强化了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但部分内容创作者在“注意力经济”的驱使下，利用血腥暴力的表达与女性的苦难来吸引流量甚至带货牟利。这种现象显示，在资本主义情感经济的运作下，受害女性的象征仍面临被消费与奇观化的风险。

## 基本资料

- 地点：中华民国南京市与周边地带
- 日期：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
- 类型：强奸、屠杀、性虐待、强迫乱伦、轮奸
- 受伤：约2万人至8万人被强奸
- 动机：对中国人的种族蔑视、厌战、补给匮乏、军纪与制度失能、报复、缺乏俘虏政策
- 行凶者：日本军
- 参与者：行凶者总人数不详，但进攻南京的日军约1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