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罢工中的澳门

省港大罢工是一场在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由国共两党领导，在香港、广东等地发生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罢工、杯葛、抵制和封锁行动，虽然广州国民政府和国共两党封锁针对的目标主要是英属香港，但与香港关系密切的葡属澳门也成为封锁目标，并对澳门经济、社会产生影响。中共和广州大元帅府政权（后广州国民政府）组织纠察队封锁香港、澳门港口，形成了东起深圳、西至前山的珠江沿岸封锁线。省港罢工纠察队严密驻防各海口，稽查运往境外的粮食和货物，并指其为“走私”。

##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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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展，广州革命政府与苏联合作，并采取更加积极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其中与英国矛盾最为突出。葡萄牙则与英国有特殊的同盟关系。1924年4月16日，香港总督司徒拔偕夫人乘英舰正式访问澳门，会见总督罗德礼，港督表示如果澳门受到广州方面“入侵”，香港方面愿意提供协助。5月21日，澳督罗德礼前往香港回访。8月9日，广东大元帅府致函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指责反对广州政府的“造反者”在澳门运作着一个“秘密的、革命的政治中心”，包括陈炯明政府的高官。广州革命政府要求葡方协助抓住这些“造反者”，并引渡他们，遭到拒绝。

1924年10月，葡萄牙里斯本方面致函澳门总督罗德礼，要求其“要警惕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在里斯本和巴塞罗那，而且还有在远东”。葡萄牙认为“发起国际革命将取决于中国革命的结果，特别是，由于那些经由中国与俄国保持交流的布尔什维克党秘密组织的存在，葡萄牙的澳门殖民地被认为极其危险”。同月，国共两党镇压了广州商团事变，大量难民因此涌入澳门，令澳门人口上升至19万人。

另外，在国共合作开展前后，中国共产党也重视在港澳地区开展工作，当时中共已经在澳门建立党组织中共澳门特别支部，由广东省委领导，成员曾发展到数十人。

## 过程

### 1925年

1925年5月30日，上海五卅事件爆发，开启了省港大罢工的序幕。6月初，葡萄牙驻广州领事柯达（Félix Borges Medeiros da Horta，又译费力什·奥尔塔）通知澳门代总督奥古斯托·山度士广州局势告急，要求派遣“祖国”号炮舰（又译“卑地利亚”号）到广州沙面一带保护当地葡萄牙侨民。澳门政府立即将柯达的要求向里斯本转达，“祖国”号于是启航到广州珠江河畔。巧柯达指示舰长比瓦尔支援法国军舰时，并提到了葡萄牙与英国和法国的一战战时联盟，“为葡萄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在佛兰德斯土地上用鲜血缔结的盟约再添一笔”。6月9日和10日，毗邻澳门的中山《中山仁言报》刊登了中山农民协会、国民党中山支部和中山工人代表会等国共组织的电报，声援当时上海的反帝集会。

1925年6月17日，应澳门署理总督山度士的要求，“祖国”号及一连葡属莫桑比克士兵到澳门加强防守。里斯本殖民部指示澳门必须确保葡萄牙在华政策，同时与英国行动保持一致。6月19日，澳门代总督山度士向殖民地部通报指来自中国北方的“煽动者”“迄今为止尚未在广州和香港煽动罢工”，但警告“如果他们最终得逞，澳门将遭受损失”。

6月23日，广州六二三事件爆发。葡萄牙“祖国”号被广州国共两党指责参与了战事和“屠杀”，葡萄牙方面则否认。24日，山度士在致殖民地部的电报中表达担忧，称“虽然澳门目前仍保持平静，但工人仍然面临罢工的压力，因为那些煽动者誓言要为1922年的耻辱进行报复”。山度士认为“工人们仍然缺乏罢工的决心”，澳葡政府认为罢工迫在眉睫。“祖国”号炮舰舰长热罗尼莫·毕瓦尔（Jerónimo Bivar）和葡萄牙驻广州领事柯达在事后很快通知澳门政府，并请求澳门代总督山度士派军舰协助防守。6月25日和26日，柯达两次致信山度士，分别请求他向领事馆运送食品，并要求“祖国”号进入战备状态，恳求山度士不要在“如此黑暗、悲惨的情况下”抛弃广州方面。葡萄牙殖民部也很快作出回应，致电询问澳门的物资供应是否充裕，要其随时准备风潮蔓延。尽管柯达如此请求，山度士在与行政局协商后，澳门行政局（Conselho Executivo）要求把仍在广州协防的“祖国”号炮舰撤回澳门，理由是该炮舰对澳门防务至关重要。葡萄牙殖民部也积极布防，增派一连莫桑比克土著士兵加强陆军，也可以在局势危急的时刻协助英军防守。葡萄牙外交部也试探法国、美国的态度，即会否在澳门遭广州政府袭击时出兵相助，却没有收到明确的回复。

6月28日，山度士向殖民地部报告指广州政府对葡方的态度“似乎有所改善”，并援引六二三事件后国民党中央的公告（“美、葡、荷等国虽然没有取消不平等条约，但于此次沙面惨杀事件并无直接参加”）佐证其说法。此外，广州方面柯达误读了山度士此前要求召回“祖国号”的电报，将其理解为请求广州方面增派援兵。山度士得知刚刚返回澳门的“祖国号”上搭载了63名来自葡萄牙广州领事馆的白俄卫兵，斥责柯达“重大失误”。他担忧中国方面会把这一举动视为葡萄牙为加强澳门防务而采取的挑衅甚至侵略行为，从而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山度士认为若允许白俄卫兵留在澳门，会加深澳门华人的猜疑；若派炮艇将其送回广州，又可能引发中方对里斯本的抗议，甚至被用作反葡宣传的借口；即便改用快艇护送，也担心途中会遭到中方射击，导致船只被击沉。广州领事柯达则指责山度士胆怯，他认为六二三事件中“祖国号”在激战之际未向英法盟友提供火力支援，反而选择撤离，因此无法期待英法在关键时刻出手援助澳葡当局？柯达也认为省港大罢工已不只是中英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与“所有白人国家”之间的对抗，“如果西方列强在对华冲突中获胜，葡萄牙若袖手旁观，将来在战后的谈判中又如何争取自身利益？”山度士没有采纳柯达的意见，并在7月1日致电殖民地部时强调，广州外交部的前山特使已表明葡萄牙不必为六二三事件负责。山度士判断广州政府此举意在将英国、日本和法国单独孤立起来。总体而言，澳门山度士和祖国号舰长比瓦尔采取了更为克制谨慎的态度，广州领事柯达主张对国共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还曾在7月16日就山度士对葡萄牙外交部的消极态度提出了抗议。

6月30日，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开始下令封锁香港，并无涉及澳门，澳门市面平静如常，“仍然没有罢工”。7月1日，澳门立法会召开秘密会议，谋划未来的对策，署督山度士决定加强澳门的军事防御。葡萄牙驻英大使洛尔彤·马都嗉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提议葡属澳门和英属香港在困难时期互相援助。张伯伦表示他会咨询殖民地事务大臣。此后英国外交部在一个半月后回应了马都嗉的请求，表示“如果中国侵略其古老盟友的领土，英国政府将特别希望尽其所能提供援助”。尽管一开始不针对澳门，但港澳、英葡的密切关系，以及港澳之间一向畅通频繁的贸易往来，对封锁战略而言，要封锁香港势必也要封锁澳门。

7月，罢工潮影响到澳门。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动正式成立驻前山纠察队，香山县前山的工人纠察队搜查运往澳门的粮食，在关闸以北防卫、巡逻。省港罢工委员会曾要求广东国民政府“惩罚”澳葡当局，广东国民政府以应集中力量对付港英政府而未同意，但命令驻澳门附近的军队协助工人的武装纠察队实行对澳门的封锁，严防“私粮”运往澳门。当时前山有从香港回广东的罢工者百余人，组织了临时纠察队，搜查对澳门的粮食出口，防止“轮船等运输粮食由澳门接济香港”。澳门酒楼工会在前山工人纠察队成立后派代表二人到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陪同，并送捐款200元接济，成为澳门工人参与罢工的先声。7月18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其报刊《工人之路》上报道澳门酒店工会正在向罢工者提供援助。8月11日，纠察队抵达澳门内港在西对面山地区集结，并在当地驻扎达一星期之久，负责截查人员及船只的出入。澳门方面认其未有攻击澳门的迹象，市面大体安然无事。

1925年8月17日，前山纠察队封锁澳门一个月后，“盖澳门弹丸之地，凡百均物靠外来”，令“平日最旺之烟赌场所生意一落千丈”。港澳之间的轮船往来因罢工中断。江门埠、广州与澳门之间交通则更早被纠察队禁绝。在封锁期间，仍有商人从澳门输入所谓“违禁物品”，如“永泰”号轮船由澳门返回石岐，半途中搜出“违禁物”，被连船一起扣留，拖往广州。从前山至湾仔一线，均有纠察队及学生负责搜查出口货物，不准各渡泊澳门码头。8月28日，《工人之路》进一步报道了“前山纠察队被葡萄牙人逮捕”的消息。国共舆论开始将更多批评矛头指向澳葡政府。到8月底，封锁的重心扩展到澳门，国民政府增加执行封锁任务的纠察队人数。由罢工工人改编而成的纠察队“增加至六大队，计共二十二支队，每支队一百二十五人，统计实有二千七百余人”。广州国民政府也大力支持纠察队，国民政府请由军事委员会饬令前山、湾仔等处防军，协同纠察队切实封锁严密防止“私运粮食”出口，形成了中共罢工纠察队与广州国民政府驻前山的正规军共同封锁澳门的局面。

8月，与中共和苏联关系良好的国民党左派要人廖仲恺遇刺。国民党澳门支部降半旗悼念廖。澳门警察则下令降旗。澳门支部常务委员李君达对此认为无理干预，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申诉。当时，奉命增援澳门的巡洋舰“共和国”号抵达澳门，其舰长费拉兹上校表示其迅速准备迎击来自前山方向的中方侵扰，即当时封锁港澳的工纠部队。

1925年10月，马嘉礼接任总督。据记载澳门市面虽然平静无事，但因罢工风潮生意极为冷淡。省港罢工委员会对澳门实施封锁沉重打击了澳门商业，其中银号、烟馆和摊馆所受影响最大，即澳葡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的行业。卢廉若的宝行、高可宁的富衡、李林初的宝荣、萧瀛洲的宝裕等数家“向称资本雄厚”的银号亦“几近倒闭”。有报章称：“澳门自受封锁后，生意一落千丈，商店源源倒闭，几成荒岛，群拟迁往中山县属香洲埠照常营业，以维血本”，由于封锁，从广东入口澳门的粮食日少，物价上涨，澳门出现华人逃亡潮，“迁徙者已有三成之多，以致一至入黑，街上行人绝迹”。

1925年10月22日，支持陈炯明，反对广州政府的香山民团头目袁带乘海军兵舰赴澳门，澳门政府鸣炮20余响，以示欢迎。其时，袁带率领军队共数百名，抵达鸡颈洋面。袁军劫走停泊于湾仔海面的中共纠察大队长冯剑光所租商轮“智德”号及船上第8支队守轮队员2名。其他人获悉后，纷纷前往前山躲避，随之第5、7、12等三支队亦暂时移入前山，请该处驻防国民革命军加以保护。10月23日省港罢工会交通部主任谭海珊带领部员赴前山办理交通事宜，澳门警厅梁茂率同袁带军400余人将其围困。谭最后逃离，随即向罢工会备案，要求将梁茂通缉。12月，澳门爆发霍乱，令市面更为混乱，“商店纷纷迁往香洲埠营业”。

根据苏联解密档案显示，罢工期间共产国际还借助广东境内的反间谍工作与情报工作学校，扩大“境外工作”的规模，“从罢工者当中选择常驻香港和澳门的谍报机关干部，这些干部将接受指导，向我们报告香港和澳门的全部情况”。

### 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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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的贸易总额从1925年的4574.0万澳门元下降到1926年的3891.3万澳门元，萎缩了近15%。澳门感受到罢工的影响，国共媒体对澳门当局日益增长的敌意，加上罢工带来的经济打击，迫使澳门葡属政府重新评估应对策略。1926年1月，澳门进一步出现罢工的迹象，封锁香港及广州导致海上出现大量广州当局指为“走私”的贸易活动，路环一带活动更是活跃。面对西、北及南方三面的威胁，澳门政府希望和广州政府谈判以确保澳门的安全。但广州方面已经定立 “反对澳门的措施”。

1926年3月4日，澳门中华总商会召开会议，要求澳门政府下令制止港澳轮船开行。他们认为省港罢工久未解决，广州和澳门的交通完全断绝，澳门商业深受影响、损失惨重。澳门商会曾呈请省港罢工委员会下令准予恢复广州到澳门的交通。委员会则指责澳门政府“包运粮食接济香港”、“破坏罢工”并加以拒绝，又称如要恢复省澳交通，澳门政府需要停止港澳轮船开行，完全断绝港澳交通。因此项要求，澳门的商会分为两派，一派为支持恢复省澳交通，因此支持断绝港澳交通，另一派为加入葡籍的商人，反对为了恢复广州澳门贸易而断绝港澳间交通。

前山由于与澳门毗邻，自风潮兴起后，即使有纠察队严密封锁，但运货“走私”仍层出不穷。中共前山纠察队和澳葡士兵曾数次为加建工事而在关闸附近冲突。3月14日，省港罢工纠察队第五支队长黄雍率领武装纠察队百余名往前山增防，拟在东关闸附近加筑炮垒，刚刚搭建棚厂，兴工建筑，驻关闸的葡方军队指其占界，并勒令拆去。双方发生冲突。其中纠察队一人重伤。纠察队派训育主任陈式熹前与澳督马嘉礼交涉。澳督对冲突表示歉意，将涉事葡兵销差，并送伤者前往山顶医院治疗。

1926年3月31日，澳督马嘉礼向柯达报告说一群纠察队于3月20日凌晨4点左右在距离关闸几米处挑衅葡萄牙卫兵，甚至开枪射击，还在距离关闸约150米处搭起帐篷，公然宣布他们打算长期守卫该区域。马嘉礼指关闸与中国海关之间的区域应为非军事区，并指示柯达向广州政府提出抗议。

4月5日清明节，澳门警察副局长梁茂前往澳门关闸以北扫墓，被驻前山第五大队纠察队员发现并拿获，遭到工纠队的逮捕和殴打，随即移交军法处审讯。中方指梁受澳门政府特派，率数人着便衣进入内地侦查中方纠察队驻防情形。广州政府外事专员傅秉常称，梁茂曾率领一支葡萄牙分队越境，摧毁纠察队员在中国境内搭建的帐篷，并率领葡兵向纠察队进攻，省港罢工会交通部主任谭海珊以其破坏罢工为由，呈请政府下令将梁茂执行枪决，不过梁茂最终被释放。4月10日，马嘉礼要求柯达向广州提出第二次抗议，驳斥傅秉常的说法。

4月16日，澳门当局雇佣一些华人妇女在华界搬运数百包沙土准备在关闸一带修筑炮台和战壕防卫粤澳边界。驻防的中共工纠队上前制止，澳门方面警告纠察队不得在公共界以外的华界巡查，并勒令其在4小时内撤离。工纠队拒绝接受。

4月17日上午9时，4名商人从华界河面运粮前往澳门，被工纠队发现并要求登船检查。葡方记录则指为两艘舢板，每艘载有十名乘客，船上载有多名试图离开当地的中国人，这些人曾多次申请通行许可证，但由于无力支付所需费用而未能获批。船上的人慌忙驾船驶入澳门水域寻求保护。工纠队鸣枪击中其。纠察队持步枪意图跟随其后，在关闸附近，有葡萄牙军队执勤，他们阻止纠察队进入葡澳区域。驻守关闸的百余名葡萄牙士兵为保护该驶入澳门水域避难的小船，协助其在黑沙登陆，进入华界将被扣押的商人和小艇带回。

随后冲突升级，纠察队受阻后，退至一些柱状掩体后方并开始向葡萄牙士兵射击。其中一名葡军士兵头部中弹受伤。随后更多葡军赶到，双方一度互相交火。70多名工纠队依托关外的坟地和山丘作掩护攻击葡军，双方发生冲突和交火，葡方出动铁甲车、机关枪与纠察队互射。在关闸方面人员的劝阻下，葡兵携武器撤回澳门境内。据报道共有三名葡萄牙士兵在冲突中受伤，其中头部中弹者伤势最为严重。一名舢板船夫在事件中身亡，一名路过的妇女腿部轻伤。事件发生后，工纠队第五大队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澳门政府立刻停火，并提出抗议。广州国民政府交涉员傅秉常也随即向澳门方面表达不满。为声援省港大罢工，国共澳门组织开始酝酿罢工行动。

马嘉礼于4月17日回应称“绝不容忍任何侵犯葡萄牙主权的行为”。关闸交火冲突引起了北京葡萄牙驻华公使毕安祺（José António de Bianchi）的注意。4月19日，毕安祺指示英国驻北京公使向英国驻广州领事转达其调解请求，并指英国公民过去也曾遭遇过类似事件。毕安祺指示马嘉礼提出“强有力的抗议”，“追究广州政府的损失和后果”。同日，《中山仁言报》报道了4月17日的关闸冲突，指责葡萄牙非洲卫兵“用轻武器和火炮向哨兵开火，造成多人伤亡”，并称工纠队“只是出于正当防卫还击”。

1926年5月8日，傅秉常在回复葡萄牙驻广州副领事格拉西亚斯（Gracias）的信中表示：（1）梁茂已被释放，中方认为此案已结；（2）广州政府将对纠察队员在关闸向葡萄牙卫兵开枪一事进行调查。（3）中方认为葡方所指的“中立区”不存在，认为从关闸往东的整个区域都是中国领土，因此葡方无权质疑纠察队员搭帐篷的行为。葡方认为身为葡萄牙公民的梁茂不仅被捕，还遭到殴打，一名葡萄牙警卫在冲突中受重伤，而中方拒绝道歉或赔偿，表明其采取了极其强硬的立场。澳葡政府不愿示弱，扣押了参与封锁的中方船只。5月11日，国民政府的英文公报《广州英文日报》（Canton Gazette）宣称“葡萄牙人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之民，竟妄图效仿香港政府的恶行”，澳门当局“只能怪自己愚蠢地给澳门带来不幸”。5月12日，马嘉礼指责广州报纸散布“澳门总督借印度军队守卫关闸”等“毫无根据的谣言”，傅秉常否认这些指控。

关闸冲突也激发了澳门土生葡人反对广州当局的民族情绪。1926年5月10日，澳门葡语《祖国报》（A Pátria）刊登了多条关于广州局势的新闻，指苏联顾问鲍罗廷重返国民党高级顾问职位、外交部长陈友仁被任命为《广州英文日报》总编辑，以及国共两党共同庆祝马克思诞辰54周年，强调苏联顾问对广州政权的影响及广州政权的“准共产主义”性质。5月12日，《祖国报》文章反驳省港大罢工会令香港被澳门取代的说法，并认为罢工不仅仅是中英外交问题，而是中方与所有外侨之间更广泛的冲突，当天还报道了工纠队在广州强行搜查一位美国商人办公室的消息。该报社论也批评“欧洲人越来越女性化（efeminando）”，认为欧洲人越显得软弱，中国人就越傲慢。5月20日，《祖国报》刊登了另一篇题为《囚徒》的社论，表示八年前，澳门的葡人还能在关闸附近自由活动，但罢工期间澳门葡人像一群“囚徒”。此外，澳门媒体也密切关注和报道广州方面的内部矛盾，特别是国民党左右之争和国共之争，并希望因此港澳的封锁得以转机。

1926年5月28日，葡萄牙第一共和国军方发动政变，随后建立以萨拉查为核心的新国家政体。自省港罢工爆发，澳门政府对于澳门各国共团体的主要人物“均严行监视”，并曾将国民党陈邦铠、李得胜、李添三人拘留，后经前山方面交涉员交涉而释放。1926年5月28日，澳门政府下令驱逐国民党支部常务委员李君达出境。当天下午2时许，澳门政府又传讯澳门教育会会长兼澳门支部委员梁彦明、道明学校校长陈永康、习成学校校长刘紫垣、国民党党员傅子光、刘世斌等人，指李君达有“扰乱澳门治安行为”，“本应即令递解出境，姑念其为教育会职员，可暂时留居澳门，免予驱逐”，并不准陈永康等人参加捷成事件追悼会及“援助被澳门政府驱逐华人救济会”，亦不准领导各工会成立，又要求澳门国民党活动停止。下午6时左右，澳门警察厅派出中西警探多人到道明学校搜查约一小时。

澳门国共工人组织曾准备在1922年5月底捷成事件四周年纪念前夕发动澳门工人罢工。中共的《工人之路》指“顷闻运水工人张某，暨电力公司工人李某、卢某等，连日为此招集侨澳各行工人，在康公庙直街某俱乐部内，秘密联合会议多次”，“旋复议决先由水艇工人罢工起，以期制彼死命，并即席推举代表人，于总理就职纪念日返省，与省港罢工委员会接洽，请求援照前日省港工人罢工返省待遇办法，以期援助”。罢工决议消息传出后，“澳门之商人，多数鉴于香港之覆辙，咸欲及早他徙，免受巨大之损失。葡督据报后，连日派遣差人多队，分抵各要隘码头，实行强制手段，禁揭商人迁出境外，并一面电请港督金文泰，派拨印差二百名，代为防守关闸一带；一面镇旦放枪试炮，布置一切防御工事，以期威吓商人”。

此外，《工人之路》也指港督金文泰“允以大帮军械子弹相援助，旋于六月二日，由港方用电车十一辆，满载枪械子弹军实，暨大炮二门，机关枪六挺，运交泉州火船，输送至澳”。港英还派援军防卫澳门。但关于港英当局是否确实派兵到澳门增援，有研究的学者表示未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相关文件佐证。

1926年5月28日，《工人之路特刊》刊出没有署名的文章《代澳门被杀工友告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重提捷成事件，质疑“何以没有人报仇？何以没有人纪念？”，呼吁强硬对澳。5月下旬至6月初，在捷成事件四周年之际，澳门当局在澳门发现了广州方面散发的宣传单，描述中方所述的捷成事件经过，并谴责“葡萄牙帝国主义者”以“野蛮手段”镇压抗议活动。此外当时，澳门华人往往有将尸体带回广东下葬的习惯。纠察队在5月下旬开始对这种行为进行阻止，并曾要求多队送葬队返回澳门，又尝试设置障碍。澳门当局尝试与国民党澳门支部交涉，要求制止纠察队此种行为。澳门政府也尝试在氹仔开辟为华人作为坟场的土地。此种行为到6月初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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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柯天泰、冯自由、陈廉伯、陈恭绶、陈廉仲、蔡乡林、谢圣三、吴荣国、李国光等在孙传芳等人的支持下在澳门组织“反共大同盟”，并联合广东境内的民军和军人。国民党指其联合湾仔商团戴丽达、杨于廷、戴镜波、李炽南等“意图不逞”。国民党澳门支部委员陈邦铠建议“在本澳用本党办法，阻止澳门反共大同盟”。

6月2日，葡语《祖国报》刊登了一篇来自中文《澳门时报》的新闻报道，指前山的纠察队阻止澳门的棺材被运出关闸安葬，称“这种暴力行为必将招致天怒、人愤、圣人恼怒、邪灵憎恨”。《祖国报》也曾提议建立一所中葡合办的幼儿园，使葡萄牙儿童“自然而然地学习汉语和汉语”，并“从一开始就培养两个民族必须始终维系的友谊，通过共同生活加深彼此的感情，最终达到兄弟之爱的神圣境界”。

6月7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之路特号》登载《香港金属业总工会援助澳门华人被逐处境的宣言》，指“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同胞”被逐“两村二百余间篷户”，要求“援助澳门被驱逐的同胞，夺回澳门，打倒葡帝国主义！打倒世界帝国主义！”该声明认为“以此情形，葡帝国主义之侵略我国主权，实较英美帝国主义而过之，如此明目张胆占我土地，驱我同胞，在葡帝国主义已无复我国国权之存在矣！”。

当时，澳门的国民党领导人被澳门政府驱逐或监管，前山纠察队在海上被葡萄牙军舰压制监视，而关闸及码头又有澳门和香港的援军把守。澳门政府逮捕了多名鼓动罢工的领导者，中葡双方展开谈判。最后葡澳方面同意释放被捕者，葡方也派军舰摧毁中方在关闸外中立地兴建的据点。罢工者以关闸为据点进攻澳门的计划落空。

同月，土生葡人历史学家徐萨斯（CA Montalto de Jesus）出版其1902年著作《历史上的澳门》的第二版。当中增补的章节，将澳门与上海和香港的繁荣进行比较，并批评葡萄牙里斯本政府对澳门错误的殖民政策，倡议将澳门交给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托管，认为托管对澳门的前途更好。该书被葡萄牙禁止发行，也进一步激发澳门土生葡人在被封锁环境下的民族情绪。

6月10日，澳督马嘉礼宣布戒严，下令“所有一切大小兵舰，均临时划出防线，距离兵舰二十英丈以外，方准各船只行驶，倘一入防线，即被扣留，或鸣炮轰击”。6月24日晚，葡萄牙卫兵在降半旗时再次遭到工纠队的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葡萄牙国旗被子弹击穿三处，葡萄牙卫兵还鸣枪示警。6月下旬，省港罢工委员会试图组织送水工罢工以切断澳门的饮用水供应，迫使澳门当局在数日内做出妥协。澳门当局则加强了陆海军事行动，“以示其打击纠察队员的决心”。

澳门华人商界赞同马嘉礼处理危机的方式。1926年7月上半月，澳门华人商界（包括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和渔业工会）以富商卢廉若为代表多次致电里斯本请愿，请求延长马嘉礼的澳门总督任期。然而，里斯本并未同意他们的请求。7月22日，马嘉礼总督卸任，新澳门总督巴波沙到任前，罏些喇海军少将署理总督。罏些喇决定通知葡萄牙驻广州领事，希望改善澳门与广州政治经济关系，言归于好。

1926年10月，省港大罢工宣告结束。

## 后续

省港大罢工正式结束后，12月6日，巴波沙乘法国邮船抵达香港，12月8日至澳门出任总督，开始其第二个任期，并在任期内努力维持好与澳门华人人口以及邻近广东当局的良好关系。1927年1月，当局称所有罢工者均已全部撤退到澳门以外。2月12日，澳门政府报告在关闸北边爆发大示威，示威者打着中国国民党旗号，有人全副武装，并在道路上设置障碍。澳门政府就此事向广州政府提出抗议，澳门总督巴波沙与葡萄牙驻河内、广州和马尼拉的领事磋商，请求他们征调食品和燃料的应急供应，以防示威演变成一场危机。

4月15日，广州四一五事变爆发，广州包括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内的中共各机构遭到国民党反共右派的搜捕和破坏，其人员纷纷撤往港澳等地。5月5日，港督金文泰的报告称澳门有“共产党的活动中心”（皇冠酒店），并指其跟印度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及菲律宾群岛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有着重要联系。金文泰指有葡萄牙官员“拿了苏联共产党的钱，对外国煽动者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煽动分子”被认为有马林等人，澳门港口为武器的转运提供了方便，澳门的电报服务被用来与苏联通讯。

国民党于1927年6月召开了澳门支部代表大会，代表着清党之后国民党和葡澳的关系改善。12月，中共领导的广州暴动爆发，当时澳督巴波沙正访问香港，巴波沙与金文泰积极与李济深联络，希望帮助其镇压共产党。巴波沙也希望李济深帮助压制中澳边境和湾仔岛上的“红色”示威者。

## 基本资料

- 属于：省港大罢工
- 日期：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
- 地点：葡属澳门、澳门-香山边界
- 起因：省港大罢工
- 方法：罢工、封锁、杯葛
- 状态：随省港大罢工结束而结束
- side1：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军、省港罢工委员会、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 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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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
- side2：葡萄牙、澳门 湾仔商团、澳门反共大同盟、部分广东民团、驻军 盟友：、大英帝国、英属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