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的政治立场

陈炯明是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广东省政治人物，曾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中华民国陆军部陆军总长兼内务部内务总长和中国致公党首任总理。陈炯明的政治立场被部分学者认为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同时陈炯明对于当时中国的割据问题，主张使用类似美式联邦制的“联省自治运动”解决。陈炯明反对国民党改组后提倡的党国体制，也因为对武力统一的反对最终与孙文决裂。

##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

1919年12月1日，陈炯明在闽南护法区支持创办《闽星》半周刊，倡言“全人类社会主义”，并曾以“红年大熟”为题，祝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1920年1月1日，陈炯明又创办《闽星日报》，倡导进化论。陈炯明写道：进化的极点，就是“使全人类有均等的幸福”，“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由于陈炯明治理有方，漳州面貌焕然一新，一份德国报纸评价道：“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1920年5月1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刊文称漳州为“闽南的俄罗斯”，陈炯明在漳州所实行的措施“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

1920年4月下旬，陈炯明部驻军福建期间，苏俄派路博将军（即阿列克谢·波达波夫）送列宁亲笔信与陈炯明联系，并咨询陈是否有合作的可能。在1920年5月8日给列宁的覆信中，陈炯明指出：“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只有消灭国界，我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考虑实现人类的平等。”“民众懂得有更好的共和政制，即不患再有反革命”，希望“新中国与新俄国将如同挚友一般携手并进”，并宣称“我更坚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定将造福于人类，我愿将尽全力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原则传播到全世界。”“我的使命不仅是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亚。”表达了他的雄心壮志。同年，陈炯明发表《致旅俄中国工人弟兄书》，号召旅俄的中国工人“如能重回祖国传播俄国革命种子，则国人必起而共同奋斗，建立一崭新之社会主义中国。”

1920年11月陈炯明回到广东，就开始筹划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建立十二省联省政府的初步计划。他的最初目标是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1921年3月，苏俄《外交部公报》称陈炯明为“一受过良好军事教育之中国最杰出军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波氏访问前，英美两国的情报里，对陈炯明已常有“布尔什维克将军”之称。美国驻厦门领事曾报告说，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陈炯明在其著作中对工人运动发表看法，认为“现阶段中国劳动运动只宜作劳工教育运动，而不应拿劳工做政治本钱”，“令工人加入政治的漩涡”，反对以阶级斗争方式开展工人运动。共产国际访粤代表马林认为陈虽“自称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反对者”，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十分模糊的，他没有什么办法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对党的专政不感兴趣”，指他作为广东省长，“在省里仍独揽大权，至今未实行任何社会主义改革”。随着苏联和共产国际批判无政府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又使他向右转”，“态度越来越坏”。

1922年，陈独秀于六一六事件陈孙决裂的前夕，曾到惠州游说陈炯明，劝陈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发展。陈炯明坚持“各取所需”“各取所值”的个人化原则，对马克思的生产分配理论存疑，并认为中国当时的劳工运动只适合做启蒙教育，坚决反对将工人运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陈独秀游说不果后离去。

陈孙在六一六事变决裂后，随着时间推移，马林、越飞等人逐渐认识到陈实为无政府主义者，既无意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也日益“右倾”，认为其对革命缺乏实际助力。同时陈炯明当局在驱孙之后，也向西方媒体披露了缴获的孙文与苏联、魏玛德国的合作计划，标志着陈对苏联的活动转向彻底敌对。陈独秀此后向共产国际坦言，陈炯明“对社会主义毫无研究与信仰”。同时中共也正式表态支持孙文，反对陈炯明，幷因此开除坚持支持陈炯明的建党党员陈公博。另一方面，陈炯明在海丰士绅的压力下，也撤回了此前对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的支持，导致彭湃转投广州革命政府和正式加入中共。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展，特别是广州商团事变后，失败的商团支持者转而支持陈炯明，陈炯明强烈反对广州革命政府通过拍卖庙产、公产等方式筹集军费，以及其与苏俄的合作，特别是接受苏联从海参崴运来的武器，幷向苏俄抗议其派遣军人入粤助战。第二次东征战役中，陈炯明多次将蒋介石及其苏联顾问指挥的东征军称为“赤化”军队，谴责蒋中正“窃据粤权、附和苏俄”，推行赤化，并指其种种政策皆是“苏俄已验之毒”。在失败下野后，在国民革命军发动从广东北进的北伐战争后，陈炯明表态支持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等北洋系各军，认为“赤寇乱国”、“赤寇披猖，亟应征讨”，并表示愿意率领旧部帮助张作霖“讨赤”。

1928年，陈炯明发表其著作《中国统一刍议》，指责共产党趁隙煽动农民，组织赤卫军，认为国民党应该放弃党国体制，寻求与北军的团结，集中精力讨伐共产党。同年，陈炯明又致函前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倡中日之亲善，共保东亚”，认为“赤党谬倡世界革命，阴图伸展赤化于亚洲，昌言打倒帝国主义……若任其涛张为幻，势将破坏远东和平。此诚东亚之公敌，而非只敝国一方之隐患也”，呼吁日本援助“国内反赤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炯明又发表《敬告国人书》，就时局阐明自己的想法，除反对日本的进兵以外，陈炯明又认为中国共产党为“目前心腹大患，尤非较轻于日寇”，并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势力“随时可以乘机爆发……现闻江西警耗，红军有窜入广东之企图，如果倾巢而来，我三千万粤人，先供其制造恐怖之牺牲，决无幸免”“中国造成赤色，狂飚东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资本社会，势必随之俱倒。故此次日人之侵我，使我顿失镇压赤化之能力。我固不幸，日亦自杀”。

### 对农民运动的立场

1918年1月，陈炯明曾资助83名男女学生留学英、法、美、日，后来成为中共广东地区重要领导人的海丰同乡彭湃即身在其列。1921年5月，彭湃自日本学成归粤，于故乡海丰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与“劳动者同情会”。8月，他前往广州向陈炯明说明情况，得到陈的全力支持，并被任命为海丰县劝学所所长。陈炯明最初对彭湃发起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抱持宽容与支持之态，并试图说服彭湃为其服务，也在海丰乡绅反对彭时为其辩护。

随着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农会的扩大，海丰士绅阶层屡向陈炯明报告农会的危险性，尤其农会与在俄国支持下合流的共产党及国民党之间愈益密切的关系。1924年2月10日，陈炯明将彭湃、王作新与海丰的豪绅代表邀至私宅会面。彭湃表明了自己的所有观点，豪绅随即向陈炯明施压，王作新则称若陈炯明继续庇护农会，他将辞职。3月21日，王作新奉陈炯明之命布告解散农会，海丰农会由此转入地下状态。彭湃因此对陈炯明深为愤恨，称“此人非杀不可”。4月上旬，彭湃转赴广州加入中共，又成为中国国民党农民部的领导者之一，并真正获得依照其主张和形式开展农民运动的权力。

1925年2月黄埔军校革命军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彭湃和海陆丰农会积极参加及配合东征军，击溃陈炯明的部队，海丰县农会于1925年3月恢复，并继续在海丰境内推动阶级斗争，以“逆产”名义没收陈炯明支持者及地主的财产；6月东征军撤离海丰后，陈炯明部重占海丰，并对农会进行了报复，并毁了彭家。殷丽萍对陈炯明与海陆丰农民运动关系的研究亦认为陈是受当地地主豪绅压力而开始反对农民运动。

## 对中国统一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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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反对武力统一，支持当时在各省一定程度流行的联省自治运动。梁启超在其所写的《解放与改造发刊词》中，首次提出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在地方自治上，政府颁布“暂行县自治条例”，“暂行县长选举条例”和“暂行县议会议员选举条例”。条例规定，县级政府具有地方部分事务的决策权，而条例未规定者归省政府管理。县议会议员有限期，县政府受省政府监督。

民选县长由县民直接选举县长侯选人三名，再由省长择一委任，这是为了避免部分地方恶势力干扰选举。舞弊违法的问题则交由省法院处理。当时番禺县的县长选举，两次被法院否决。县级议员方面，每个县的议员名额由本县居民数量计算。议员本身只是人民的代表，没有薪酬只有一些公务费用报销。

1921年初，广东省议会选出省宪起草委员会进行起草省宪。同年12月19日，正式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这比湖南与浙江两省的省宪晚几个月。广东省宪规定比较简单，起草主任黄毅与湘浙两省宪的起草人，中华民国约法起草人之一王正廷有密切联络。由于后来陈炯明与孙文在六一六事变的决裂以及随后的陈孙战争，广东局势动荡反复，陈炯明并没有批准和实行广东省的宪法草案，草案石沉大海。

陈孙在决裂之前，就统一中国的方式问题意见相左。孙文认为陈炯明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的分裂，陈炯明则认为“欲民治发达。唯有予以自由，使之自谋进步，此不特为国家统一计，即为民治完成计，亦舍此无可达也。分治之论，为国情及世界现势所近，殆将由言论以底于实行”，陈炯明又认为“盲论之士，往往以主张分治，即为破坏统一”，“正坐盲论者误解集权为统一，于是野心者遂假统一以夺权”。

在当时提出的诸多联省自治方案中，陈炯明主张制定省宪、削夺中央专制大权、权归于民、省长县长民选、在各省建立自治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联省自治政府、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又提出了实行这一方案的两个步骤。陈炯明认为方案第一步为“开头革命”，即通过“各省小军阀”的自治及它们的联省自治政府，“以推倒大军阀之酿乱”，“箝制大军阀之不能再生，安排小军阀之鬼有所归”，“暂作统一”。第二步为“文装革命，放下屠刀，从事宣传”，利用暂时统一的和平时机，“从事裁兵、清理内外债;一面以党之进行带领老百姓组织团体，储养自治自卫之能力，再起与小军阀算账，收回民治之权，使小军阀不得不归于国防地位，真联治乃可实现，真共和始告成功”。陈炯明认为这样可以“不取武力”，达到“戡乱”、“制治”的目的。

1922年2月，陈炯明发表《建设方略》一文，阐述其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理念，认为“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末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末由实现也”，并在其中提出“建设方略”、“实行方法”，主张“联省宪法，即以此大纲为基础而构成之”。

共产国际访粤代表马林在陈孙未决裂时，分析两人之间的矛盾，描述称“陈炯明在他的军队据有广东以后，则只关心本省的发展”，而孙文则“首先是着眼全国的民族主义者”。

1924年北京政变后，陈炯明致电冯玉祥，建议其“请段入京，主持大计，立联治之制，迅合全国，召集联省会议，建设联省政府，议定联省宪法”。

退出政坛后，1927年冬陈炯明于在香港撰写《中国统一刍议》，系统表达其政治主张，强调“南北妥协、遵守五色旗、取消军治与党治”为核心要点，推崇以“联治”方式统一中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1年10月10日，陈炯明致函蔡元培、张继，认为当时的宁粤分裂是国民党的“叛背民国”、一党专政、训政民众、依靠外力、“迷信国联”的政策导致的。陈炯明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党派之争不已，“目无国家利益”的必然结果。他建议取消党治、统一国军、建立联治、解决财政。12月1日日他又发表《敬告国人书》：“前有日寇侵凌不已，后有共产党伺机而动，中国国民党人盘踞于国、省、县、区、三害并至”，并建议组织“各行各业的大团体”，先订一种“国民公约”共同遵守其对内、对外政策的公约，召集“国体会议”并让宁粤双方加入。

## 对中国国民党的看法

陈炯明为国民党前身同盟会成员，在同盟会改组为议会选举型政党国民党之后，曾担任国民党广东支部长。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解散国民党，1914年7月，孙文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后又再上海改为中国国民党。由于“向领袖效忠”等争议，陈炯明、黄兴等旧同盟会成员均拒绝加入。第一次粤桂战争后，粤军回粤，1921年1月孙文在广州建立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任命陈炯明为支部长，但陈炯明此时仅坐拥虚衔。此后六一六事变爆发，陈炯明被中国国民党视为“叛逆”。陈炯明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破裂。此后陈炯明对中国国民党的主张多为负面评价，集中批评其联俄容共政策、党国体制、武力统一中国和建国大纲等政纲，以及对广东的治理。

对于孙文和中国国民党对广东的治理，陈炯明认为“中山啸聚各省溃兵，自祸乡土，知其决无好果，既难合作，不忍相戕，翩然入山，让其试验”，又指责广州革命政府“试验两年，客军暴虐，共产猖狂，粤民苦剥肤之哀，粤土成鱼烂之象。乡人父老流离颠沛”。广州商团事变之后，陈炯明认为事件为“粤难”，又支持反对孙文的广东各势力“倒孙”。陈炯明认为“解决粤局办法，第一级为倒孙，第二级为善后。倒孙只须粤军出兵打仗……惟善后办法则头绪万端，比倒孙功夫，其难百倍”，并批评国民党治粤使得“盖两年来政治风俗人心，均被孙氏搅到七支八离，不可收拾，势非三千万老百姓，大家合作，无可为力”。

对于孙文和中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所主张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陈炯明表示质疑，认为“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又认为训政理论“视四万万阿斗皆童骏之辈，无足与谋，久假不归，死权为夸，不亦大谬乎”。

1928年，陈炯明发表其著作《中国统一刍议》，认为中国的“赤祸”是因为国民党“联俄纵共”政策造成的，认为“今日引狼之祸已成，噬及自身，乃知痛痒而绝之”，继续批评国民党“知清党而不知清共，一任共匪在党外活动，自悬苏维埃之旗帜，焚杀各县之良民”。陈炯明认为国民党应该摆脱联俄容共的圈套，放弃一党治国体制、集中精力讨伐共产党，推动国内统一，停止与北军的内战（当时国民党已经清党，但是仍在进行针对北京政府的“二次北伐”），并寻求结盟来建设新国家。

九一八事变之后，陈炯明在致蔡元培、张继公开信中继续批判国民党的政策主张，认为“此次东省事件，国民党当国，应负完全责任”，“追原祸始，岂非推翻民国，一党独裁之所赐哉”，“病原者…即国民党传统之遗策。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试验有年，和盘托出，对内则分崩离析，对外并丧地失权”。

## 经济

陈炯明在任期间，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建立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他又下令兴建公路，公家兴办实业，扶持民间企业。

1924年4月6日，当时陈炯明所部洪兆麟军饷欠缺，二人以筹集军饷为名，在潮梅各县开设神庙、坟墓捐，把神庙分成甲、乙、丙三级，甲等10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坟墓一等１元，二等６角，估计收入700多万光洋。7月29日，陈炯明又与洪兆麟在潮汕开办麻将捐，第一年可收6.2万元。同年，陈炯明征收烟税300多万光洋，解决了许多财政问题。

## 司法独立

陈炯明将地方法院分为数级，分别为地方审检厅、一等地方法庭、二等地方法庭、三等地方法庭。同时他严禁自己的部队未经司令部允许将犯人就地枪决。

## 禁赌禁烟

在晚清任广东咨议局议员的时候，陈炯明即提出禁止赌博的主张，并未得到支持。民国时期，陈主政广东，就马上禁赌、烟（指鸦片）。并在广州东校场公开销毁十四万两，价值四十万元的鸦片烟。在退守粤东期间，陈炯明在部下的主张下仍坚持不开放赌禁开拓收入来源。

## 裁兵减政

陈炯明在辛亥革命后，接任胡汉民代理广东都督，曾使用武力裁撤王和顺等民军。此后陈炯明主政广东后，一方面裁减广东驻军，另一方面着手裁减政府人员。

## 教育政策

陈炯明曾在家乡和梅州、揭阳等地兴办免费的公立学校。

1920年10月，陈炯明以广东省省长名义致电陈独秀，请其来广州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兴办教育。陈独秀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教育不受行政干涉；二是以广东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是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趋势。陈炯明同意后，12月16日晚，陈独秀同维经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人一道，从上海赶赴广州，一起面见了陈炯明。

1921年1月中旬，广东省长公署设立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陈独秀出任委员长，主持一切教育行政事宜，总揽全会事务。在陈炯明的支持下，陈独秀提出了一套系统全面的教育模式：

- 创办宣讲员养成所。
- 首倡男女同校。
- 创立注音字母教导团。
- 开办工人夜校。
- 开办俄语教学。

## 对女权运动的立场

陈炯明亦对女权运动大力倡导并给予支持，主张经教育权利、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现实主义的顺序渐次达到。

1921年1月，陈炯明聘请陈独秀出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相继在广东省设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