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发展史

国际法发展史，为国际公法在各国实践与理论概念方面的演变与发展，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现代国际法体系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与西方政治组织的发展密切相关。欧洲主权和民族国家概念的发展，催生了国家间交往方法和行为准则的需要，为后来的国际法奠定了基础。然而，构成现代国际法基础的许多概念和实践，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的古代政治历史与关系中。

学者们基于不同标准对国际法史进行过多种分期。以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界标划分的有李斯特（Franz von Liszt）和芬威克（Charles G. Fenwick）；以学说或学者为着眼点划分的有奥本海（L. Oppenheim）；以地域范围兼顾历史顺序划分的有菲德罗斯（Alfred Verdross）；按照国际法本身发展的阶段性划分的有费尔德曼和巴斯金。杨泽伟主张以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为标准，结合国际法本身发展的特点，将国际法史分为以下四个时期：萌芽期（远古至1648年）、近代国际法（1648—1914年）、现代国际法（1914—1945年）和当代国际法（1945年至今）。

## 国际法萌芽期（远古—1648年）

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如条约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目前所知最古老的国际法律文件，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城邦拉格什（Lagash）和乌玛（Umma）约在公元前2100年签订的规定两国边界的条约。约公元前1000年，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签署了一项协议，在两国之间确立“永久的和平与兄弟情谊”，涉及尊重彼此领土和建立防御同盟。

古希腊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形成了许多相互交往的小国。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这些城邦之间形成了一种国家间文化，规定了国家相互行为的某些规则。这些规则在希腊城邦内部的适用方式与近代国际社会有若干相似之处，但不适用于与非希腊国家的交往。

罗马帝国在与帝国境外领土交往时并不遵循外部规则，因此没有发展出国际法。然而，罗马人制定了适用于罗马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法律——万民法（jus gentium，与适用于公民之间的市民法相对）。万民法编纂了关于基本公正的理念，并将某些规则归于客观、独立的“自然法”。这些关于公正与自然法的观念留存下来并反映在现代国际法中。

在伊斯兰法传统中，早期哈里发国对军事行为和战俘待遇的规定被视为国际人道法的先驱。这些规定包括为战俘提供食宿和衣着、尊重其文化、禁止处决、强奸或报复，其中一些原则直到近代才被编纂入西方国际法。

在中古时代，欧洲在政治上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下，精神上由教皇统治，欧洲在理论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世界。在这种制度下，现代以独立平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法无从发展。但中世纪晚期，国际法的萌芽再度缓慢生长：条约数量增多，海事法开始编纂，外国人地位提高，领事和使馆制度出现，仲裁趋于频繁，战争行为也相对温和化。在商业方面，汉萨同盟（超过150个实体，分布于现今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发展了许多有益的国际惯例，便利了贸易和通信。意大利城邦则发展了外交规则，开始向外国首都派遣大使。三十年战争的惨烈则引发了保护平民社区的作战规则呼声。

## 近代国际法（1648—1914年）

近代国际法的萌芽于16世纪左右在欧洲出现，17至18世纪形成体系，到19世纪趋于稳定。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揭开了近代国际法的序幕，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石。

在威斯特伐利亚之前，16世纪西班牙的神学家已率先尝试系统阐述国际法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和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苏亚雷斯特别值得注意，他区分了ius inter gentes（国家间法，与近代国际法对应）和ius intra gentes（国内法）。1625年，胡戈·格劳秀斯发表了《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被普遍视为近代国际法的起点。格劳秀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不再将国际法仅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而是承认国家之间可以自行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ius voluntarium）。他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诺言必须遵守和损害他人须予赔偿——两者为后世国际法奠定了重要基础。

17至18世纪，赛缪尔·冯·普芬多夫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进一步发展了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国际法思想。18世纪下半叶，国际法开始转向实证主义。该世纪最重要的国际法著作是艾默瑞奇·德·瓦特尔的《万国法》（1758年），书中反映了法律规范与政治需要之间的张力。世纪之末，伊曼努尔·康德在《论永久和平》（1795年）和《Q1214817》（1797年）中主张，能够为战争辩护的国际法已不再服务于和平的目的，应创建一种新型的国际法。

近代国际法的主要特点包括：欧洲中心主义——主要适用于欧洲国家之间，殖民地被认为是“非文明国家”被排斥在外；协定国际法的勃兴——19世纪国际条约大量增多，以通商、航海、领事、引渡等为主要内容；战争的人道化——1864年12国签署《改善陆军伤员境遇公约》，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对战争法进行了重要规范；国际仲裁制度的进步——19世纪国际仲裁突飞猛进；国际行政联盟的产生——在交通、通信、经济、卫生等专门领域设立的国际机构，是当今联合国专门机构的雏形。

## 现代国际法（1914—1945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法造成了极大破坏，使国际法面临严重危机。然而，国际法并未消亡，继续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发展。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试图通过对实施“外部侵略”的成员国实施经济及军事制裁来遏制侵略。常设国际法院成立，以仲裁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避免诉诸战争。1928年的《非战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进一步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

然而，国际危机表明各国尚未真正致力于让外部权威干预本国事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略行为未受国际法有效制止，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现代国际法的主要特点包括：集体安全制度的初步形成——国际社会开始重视集体安全；国际司法制度渐趋健全——常设国际法院的成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国际法院的诞生；中立制度的新发展——国际联盟成员国中立的概念因盟约义务而发生重要变化。

## 当代国际法（1945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法迅速恢复并有了显著的新发展。战后建立了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不但当然禁止战争，而且以普遍禁止使用武力为原则——使一切武装干涉、进攻、占领或武力封锁及以此相威胁的行为都成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这是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当代国际法的主要发展包括：国际组织数量的激增——新兴国家参加和设立了大量国际组织；集体安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联合国宪章》的集体安全制度在国联基础上全面强化；国际司法制度的发展——国际法院的设立及其持续运作；国际法新分支的产生——出现了国际经济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Q2373292等诸多新领域。

在当代国际法中，习惯国际法的形成要素是各国实际行为（国家实践）加上各国认为国际法要求其如此行为的法律确信（opinio juris）。习惯国际法适用于所有国家，不论其是否正式同意。而现代条约的缔结采取签署和批准两步程序：签署表示该国有意加入协议，批准则使该国受条约约束。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了条约的解释原则——应根据约定的通常含义、结合条约的目的并本着善意进行解释。该公约已被广泛接受，甚至非缔约国也遵循其规定。

## 重要学者

在四个多世纪的国际法学发展中，以下学者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 16世纪：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让·博丹
- 17世纪：胡戈·格劳秀斯、Q1445910、赛缪尔·冯·普芬多夫、理查德·朱什
- 18世纪：艾默瑞奇·德·瓦特尔、克里斯蒂安·沃尔夫、Q709883、伊曼努尔·康德
- 19世纪：杰里米·边沁、约翰·伯伦知理
- 20世纪：拉萨·奥本海、汉斯·凯尔森、赫希·劳特派特、卡尔·施米特、Q1239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