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

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简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四川省党部，是中国国民党在四川省的省级党部组织，于1925年7月21日正式成立，至1949年解放军占领四川后停止运作。

由于四川特殊的政治形势演变，国民党四川组织先后举行过三次“全省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

## 历史

### 背景

在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前，在四川的中华革命党人和中国国民党人参与了四川的川、滇、黔各军和北洋军及川军内战，包括国民党员熊克武、石青阳、卢师谛、吕超、但懋辛等，但并未过多发展国民党党部。中共三大后，同年夏，中共四川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王右木赴上海、广州，得到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四川应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孙文也召开了一系列的国民党改组会议，并任命石青阳为国民党在四川的负责人，在四川发展国民党组织。

当时中共在四川的党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负责人王右木返回四川后，说服四川中共党团员跟随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并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分子。1923年11月中旬，王右木任国民党四川总支部宣传科副科长。中共中央局在1923年11月24日的报告中指出:“四川国民党本有组织，于我们的同志加入工作者颇信任”。

###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两个省党部的对立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中包括部分四川党员，并对国民党进行正式改组，执行联俄容共政策。许多中共党、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成为跨党分子。国民党一大后，广州中央党部曾派石青阳(中央执行委员)、熊克武二人筹备四川党务。但熊克武在四川“统一之战”中被杨森击败离川，石青阳则在北京留京参加了反对容共的西山会议。四川很多国民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组织几近瓦解。一些人于1925年3月组织了一个国民党俱乐部进行活动，成员共20余人，包括中共跨党分子杨闇公、廖划平。

1925年春，石青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四川执行部的名义，委曹叔实、郭云楼、朱叔痴、黄复生、唐德安、曾吉芝、陈炳光、谢宝珊、张赤父、刘浦生和邓懋修等人筹备四川党务。1925年7月9日，他们在重庆光国学校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选出石青阳为指导委员。黄复生、唐德安(昭明)、朱之洪、陈敬修、黄以铺、郭崇渠、宋绍增、张赤父、邓懋修为执行委员。组织部长宋绍增。宣传部长陈敬修。妇女部长黄以镛。该党部成立后，即以临时执委会名义委朱叔痴、陈炳光等9人为筹备员，于8月6日成立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这些省、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中，基本是由西山会议派上海中央党部指派的，反对容共的国民党员（中共称为国民党右派）。

该党部设立在重庆总土地巷，后称“总土地党部”，与支持容共政策的四川省党部（“莲花池党部”）互相对立，排斥了杨闇公、廖划平等中共跨党成员。1924年6月30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团地委在向团中央报告时指国民党“合作之不可能”，认为国民党“各派别，大都品格卑劣，无革命精神之可言”。“同志王右木虽于去岁任民党宣传副主任，而期间各党员并非为主义工作，于是扼腕之处甚多，终无何种成绩”。中共党员、团地委负责人杨闇公和廖划平则在国民党俱乐部中活动，在青年、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以壮大亲共的国民党左派力量。

1925年8月15日，吴玉章奉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到了重庆筹备党务。吴玉章为1925年1月加入中共的跨党国民党员，“经党中央决定留国民党内工作”，“由于吴玉章与孙中山和国民党深厚的历史关系，中共中央决定不公开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而让他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在与陈独秀、王若飞见面时，吴玉章认为，整顿和巩固四川的国民党应该从基层做起。杨闇公也于1925年5月27日代表重庆团地委向团中央报告，希望促使国民党中央派吴玉章回川。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吴玉章先到广州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后，以国民党中央驻四川“党务筹备员”身份，由广州赶赴重庆。8月15日，吴玉章到达重庆。待摸清各方面情况后，到重庆第四天，吴玉章随即召开了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第一次改组会议，吴玉章指业已成立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委会，其选举与国民党一大的改组决议精神不符，乃于19日进行了改组，结果原执委中的王子骞落选，补进了吴玉章。虽然反对容共的成员仍占大多数，但吴玉章作为中央特派党务筹备员，参加省党部并执掌组织权，使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次改组就此结束。

为了抵制反对容共的成员对亲共学生和工人的排斥，吴玉章以省党部组织部长的身份决定各学校中原来由杨闇公、廖划平发展的国民党员单独分别成立特别区分部进行活动。同时，先后委派了尹绍洲、曾凡觉、黎冠英、吴匡时、喻凌翔、喻克由、周贡植、曾庆华、张锡畴等一大批中共跨党党团员到宜宾、江津、内江、荣县、江北、巴县、綦江、南川、长寿等县市筹建党部。从1925年8月底至10月20日为止，在重庆、成都、荣县、綦江、丰都、潼南、江津、岳池、宜宾、泸县、巴县、阆中、隆昌等地已有10多个县市建立了441个区分部和江津、泸县等一些县党部，支持容共派党部的党员达8000余人。在此基础上，该党部选出了出席广州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廖竹筠(以上为跨党分子)和邓懋修、唐德安、黄复生、谷醒华等8人，其中跨党分子和亲共的国民党左派占大多数。而四川省执委中的多数成员继续和在上海成立西山会议派国民党中央联络合作，继续阻挠中共的活动。

1925年11月，吴玉章到广州筹备国民党二大。1926年1月广州国民党二大，吴玉章在广州促使广州国民党中央开除原来四川国民党“总土地党部”主持者石青阳（西山派）的党籍，要求解散“总土地党部”。广州国民党中常会根据二届一中全会关于彻底改组四川执委会的决议，指四川临时执委会的石青阳、黄复生等人与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党中央勾结，“阻挠、破坏四川的工作，决定解散原执委会，另委杨闇公、陈宣三、张克勤、邓劼刚、李筱亭(均系跨党分子)和原执委中的邓懋修(国民党左派)、郭云楼、唐德安等8人组成新的国民党四川临时执委会(即临时省党部)。以杨闇公、李筱亭、邓劼刚三人为常委。

1926年1月，当邹鲁、谢持正在上海组织西山派国民党中央机构与广州对抗时，黄复生、朱叔痴由重庆前往接洽表示拥护。2月，西山派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即派石青阳为指导员，黄复生、陈敬修、唐德安、宋绍增、张赤父等为委员，于3月1日在重庆总土地成立省党部。简称“总土地省党部”。容共派临时省党部则于3月初迁入莲花池新址办公(后来被称为“莲花池省党部”，以与反对容共的“总土地党部”作区分)。

四川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正式改组后，先后设置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民等部和秘书处。健全了组织，充实了干部，由张克勤、陈宣三、刘运翔、周贡植、钟梦侠、程志筠、邓劼刚和熊子骏等实际负责各部工作(均系跨党共产党员)。常务委员杨阁公、李筱亭、邓劫刚。执行委员熊子骏、杨吉甫、刘公潜、吴匡时、朱玉阶、刘伯承。监察委员:傅双无、向时俊、李嘉仲、吴剑秋、陈达三。组织部长张克勤。宣传部长:陈宣三。工人部长熊子骏、刘运翔。农民部长:周贡植。青年部长钟梦侠。妇女部长程仲苍(志筠)。商民部长邓刚(兼)。秘书(处)长:熊子骏(兼)。中共重庆地委又陆续派出冉钧、刘成辉、郑鼎勋、韦凤阶、曾俊杰、程秉渊、游动斯等一大批跨党共产党员兼任国民党的各部干事。

在此期间，中共四川组织及国民党四川组织也进一步渗透和统战川军各系的将领。一些川军将领对于广州国民政府和莲花池四川省党部表示友好。刘湘亦亲派代表向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输诚，取消对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的通缉令。刘文辉将原来封闭的“叙府学联”和“后援会”等启封，自称为孙文的信徒，翻印三民主义的书在军中散发，又请吴玉章去成都主持大学，愿出资办一日报为莲花池省党部宣传，要求派人到他所属军中去作政治工作等。江防军司令黄隐派人到广州联系，其弟黄慕颜在合川创办一军官团，仿照黄埔军校的办法组织政治训练班。在北伐期间，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赖心辉等川军将领均分别派人到广州与国民政府联系，并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将领。

1926年3月，重庆出现了两个国民党省党部并立的局面。由吴玉章、杨闇公直接领导，以李筱亭为首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和以石青阳、黄斗寅为首的西山派国民党右派两个省党部严重对立。在组织上而言，容共的“莲花池省党部”得到广州中央的支持，在基层则有大量的中共跨党党员发展党部和工农党员。相比之下效忠上海西山派党中央的“总土地党部”影响力有限。4月21日，莲花池省党部通告各级党部严肃纪律，整顿组织，明确指总土地党部为“反革命”：

至于重庆市党部少数附和伪四川临时省党部分子，广州中央党部有明令查办，一俟查办员到达，自有相当办法。我忠实革命之同志，幸勿徘徊观望，模棱两可。须知吾党系统纪律，有非感情私谊所容许者。吾党为革命报国而建立、吾党同志为实行党义而集合，拥护本党系统与纪律，凡我同志与有责焉。特此通告，并盼切实遵行，是为至要。

### 四二五事件

西山派反共派总土地省党部建立后，在4月25日假重庆总商会地址召开党群大会。会上，由石青阳讲演“国民党为什么要取消共产党人的党籍?”王岳生讲演“国民党之使命现在与将来”，陈敬修讲演“赤俄共产党在恐怖时代之状况”及张赤父报告临时省党部组织经过等等，集中攻击共产党和容共派，指国民党左派受了共产党的挟持“忘掉三民主义的根本”。共产党领导的莲花池省党部于当日发动其青年和工人队伍组织宣传讲演队，在各大街口讲演，特别是在总商会门前，商业场各街口、县庙街，状元桥一带。

这些宣传队散发传单10余种，包括“中国国民党左、右派分化之原因”，指责反共派“变更中山的讲演和著作妄自立说、倡办孙文主义学会，反对中山联俄政策，勾结国家主义派，认为“时势造英雄”，只讲个人利益，不管民众利益，要造成英美式的伪民主来剥削民众”宣传队还大呼口号“要革命的向左转，不革命的滚过去”。总土地派在总商会里面讲演，莲花池派在外宣传，彼此针锋相对。此后总土地派派出队伍数十人手持木棍、铁尺，从会址拥出，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赤化党”，与宣传队爆发冲突。10余人被打伤，包括共产党川东学联总务主任张锡畴、中法大学学生秦治登、巴县师范学生牛正昆、李克坚等。此后黔军第五师开来手枪队维持秩序。

### 国共矛盾升级

1926年5月30日，莲花池省党部借五卅事件周年纪念日，发动重庆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人在华一切特权，拥护广东革命政府，铲除卖国军阀，扫除一切反动势力，取消苛捐杂税，反对滥铸恶劣币，打倒团阀、劣绅、工贼、商蠹、学棍”等等。石青阳等与国家主义派联络。当时国家主义派徐孝匡正任联中校长，杨叔明任二女师校长，两校为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新蜀报报道时特意提及其未参加游行。6月2日，重庆联中训育主任张文睽，教员罗圣安、张之纲，二女师教务长罗治安、教员宋继武等带领学生多人在《新蜀报》社前要求编辑主任道歉。事件发生时，刘湘、杨森正联合驱逐黔军袁祖铭。石青阳则趁机莲花池省党部负责人曾与黔军密谋拒绝川军入城，并说其是“赤化党”。

此外，总土地派还联合民团和驻军针对当地的国（莲花池派）共组织。1926年4月至8月，先后发生了中共綦江农会会员3人被杀；南川县一农会干部被投河溺死等事件；11月，南川反共派捣毁了莲花池派的县国民党部；长寿县反共派与驻军合作逮捕了莲花池派县党部执委。12月，总土地派党部发动队伍殴打中共的宣传队，还试图捣毁莲花池党部未遂。

北伐战争开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重庆地委从7月起积极利用国民党组织，策动川军倒戈易帜，以配合北伐进军。9月中旬，中共刘伯承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主持同四川各军代表谈判，签订了《六条协定》:

- 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服从党纪。

- 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以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

- 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川军将领应实行出兵以共同扫除反革命势力,同时国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与接济。

- 川军应一律实施政治训练。

- 川当局应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舆论、出版之自由。

6.本约经双方代表签订,呈政治会议备案后即为有效。

### 川军易帜、莲花池省党部的四川省一大及后续国共矛盾

随着北伐军在湖北的胜利，国共在四川的组织进一步发展。川系各军在蒋介石、中共及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分别拉拢下，也靠近国共阵营。8月13日，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通电反吴佩孚，并表示愿意出师北伐。1926年9月28日，中共杨闇公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的名义在重庆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川军将领有黄慕颜、秦汉三、杜伯干、向时俊、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等12个部队的师长、旅长。会上，杨闇公以国民政府名义对川军旅长以上官佐发出信函，策动他们脱离北洋军势力，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号召。会后，宣布准备在顺庆、合川、泸州发动兵变易帜，并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任总指挥。

10月，在中共朱德等人的统战下，杨森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共在四川的组织也积极利用包括莲花池省党部在内的机关，策动部分川军靠近共产党。

容共派莲花池省党部的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的全力支持，于11月25日在重庆召开，会议历时15天。

出席会议的有重庆市、成都市、江津、宜宾、泸县、南充、内江、万县、华阳、江北、巴县、綦江、南川、合川、邻水、合江、营山、简阳、彭县、安岳、射洪、涪陵、长寿、高县、珙县等市县和特别区的代表冉钧、任煜(白戈)、陈仲宏(陈毅)、程秉渊(子健)、王文鼎、漆南薰、邓作楷、刘愿庵、李嘉仲、肖华清、陈翰屏、钱文华、吴匡时、吕寒潭、吴季蟠和妇女代表程志筠、凌均南等106人。大会推举杨闇公、刘伯承、李筱亭、吴匡时、李嘉仲为主席团，熊子骏为秘书长。秘书处的重要职员多为国共双重党籍成员，如刘愿庵为秘书处文牍股主任，冉钧为议事股主任，任煜(白戈)为连记股主任兼新闻发布。

李筱亭、邓刚作党务报告，杨闇公作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刘伯承作军事报告。会议还对总土地党部的处理作了决议，要求根据广州国民党二大除名石青阳、黄季陆、宋绍曾、陈敬修、黄斗寅等，“在本省有政治势力，应一律驱逐出境”，又指唐德安、陈天民、黄复生、汪若宪、曾砚愚、刘蔚芋、刘蒲生、张赤父与西山会议派及“上海伪中央叛党分子”勾结，组织“四川伪省党部”，应“予以除名处分”，又指“重庆市党部为叛党分子所盘踞，应予以解散，重新登记”。如此两个省党部之间的矛盾升级。

11月27日，广州国民政府蒋介石任命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同时，他们分别兼任第21军、第22军和第24军军长。12月1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商议委任邓锡侯、田颂尧为军长。12月8日刘湘宣布就任。随着四川原各军纷纷易帜，12月初，由中共重庆地委及国民党莲花池党部策动的“泸顺起义”先后在泸州、顺庆爆发，也打出国民革命军旗帜，实际是中共早期组建自身武装的尝试。其部队多为国共双重党员。“泸顺起义”爆发后，该军在其驻地呼吁“加入国民革命军……受军阀摧残的人，快起来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以扩大中共及其掌握的国民党的影响。但随后又遭到易帜后的川军攻击。易帜后的川军保留自己的实力，对中共及其掌控的国民党各地左派党部组织极为反感，幷伺机反击。

随着四川各军纷纷易帜。中共也积极利用其掌握的国民党党部对各军施压。12月25日，在中共的压力下，刘湘出一布告，宣布撤销总土地省党部，指“总土地省党部，连日派遣多人，在街面与讲演学生寻衅滋事，并持械殴伤中山学校学生刘道聘、何衍南多人，拘禁该省党部内，不予释放。似此非法行为，实已入于刑事范围”，并要求“该伪省党部机关立即撤销”。但刘湘也在一面与反共派暗联。查封总土地省党部当天，上半城秩序由唐式遵师负责，下半城秩序由潘文华师负责。但布告上指名要逮捕的人并未被捕，总土地省党部的招牌被取下，同时查封了总土地派系统的《长江》、《江州》、《中山》等日报。对此，中共和莲花池省党部认为刘湘敷衍。刘又指黄斗寅、陈天民等运动他的部队，予以扣捕。在中共的压力下，刘湘令石青阳结束其川东边防总司令部。石表面结束，实际仍将人枪拨给申文英、曹燮阳等民团，成立地主反共武装。与此同时，中共莲花池省党部还要求杨森令其部属释放被捕的莲花池派长寿县党部执委；涪陵、綦江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发动农军配合南川县东、西、北三路包围打击南路的反共民团。

在这期间，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的左派高层、共产党之间矛盾激化，四川易帜后各军则希望越过中共掌握的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与蒋介石建立直接联系，又获得了整理四川党务、否认莲花池省党部的授权。3月27日，蒋介石派亲信戴弁到重庆给刘湘送去两份立场相反的文电，测试其立场：一是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免去蒋介石中常委主席和限制总司令职权的决定；二是蒋介石关于撤销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的主张。刘湘表态支持蒋介石的命令。

随后在刘湘的支持下，1927年3月底，重庆发生三・三一事件，反共右派袭击国共双重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集会活动，并造成人员伤亡，是为江浙方面清党的前奏。

### 清党以后

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事变，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通过《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训令各级党部从事清党运动》提案。蒋也发出了“已光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反共密令。刘湘等人则表态支持南京方面，反对容共的武汉国民政府。四川反共各军一方面对湖北进逼，另一方面也积极对忠于武汉国民政府，实际是由中共掌握的“泸顺起义”国民革命军进兵。

在成都，立即出现由向育仁等成立的“工、农、商、学、兵驱共拥国大同盟”、“清党大同盟”、“拥护南京政府大同盟”、“成都清党运动宣传大纲”等反共组织及传单。4月24日，向育仁以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省会城防司令和四川团练副委员长等四重身份，召开“成都工农商学兵清党示威大会”。在会上，向和黄季陆等发表反共拥蒋演说，会场高呼“打倒阴谋篡夺国民党的共产党”等反共口号，并要求刘文辉、邓锡侯明令逮捕共产党员和亲共国民党左派人士刘愿庵、钟善辅、刘亚雄、欧阳伟光、唐伯焜、黎纯一、孙壶东等“归案惩办”，又组成了国民党四川省清党委员会。国民党四川省清党委员会常务委员为卢师谛、陈敬修、宋绍增、刘赓唐、游运炽、郭崇渠、彭纶、段运谋等8人。

5月10日，四川国民党登记委员会成立。刘湘与蒋介石合作，蒋派其亲信曾扩情，率中统、军统分子到重庆，被刘湘委以重任，并安排在各军政部门。曾扩情在重庆很快与当地的国民党反共派接头，并加入了总土地四川省党部。国民党四川省登记委员会成立后，发表的宣言称:“本会此次受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之委托，办理四川党员登记事宜，纯系体现中央整理党务的决心，为正本清源之大计”。登记委员会在重庆和成都各设一个办事处。重庆办事处以卢师谛为主席，朱之洪、黄复生等为委员，负责川东各县和川南大部分县的国民党登记改组工作。成都办事处亦由9人组成，负责川西、川北各县的登记、改组事宜，其特派员驻程度，代行省党部职权。

登记委员会的特派员为向传义，常务委员黄以铺、郭梦芝、曹四勿；委员黄季陆、杨吉甫、冷曝冬、周重生、马瑶生、易光谦；组织部长黄季陆；宣传部长杨吉甫、易光谦；农人部长:冷曝冬；工人部长周重生；商人部长马瑶生；青年部长曹四勿；妇女部长黄以铺。登记委员会依赖刘湘等四川军事当局人物，接收四川省、各市县议会，幷破坏并解散原来由中共领导的的左派党部，开除亲共左派人士和跨党分子的国民党籍，在各县处决共产党员。

### 四川省党部筹备处与第二次四川省一大

在登记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由陈敬修、宋绍增、刘赓唐、游运炽、唐昭明等人组成了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筹备处。1928年1月14日-15日，由筹备处召开了清党后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30人，由吕超主持。大会选出唐德安、黄圣祥、冷曝冬、陈学池、胡汝伯、张赤父等10人为执行委员，冉君谷、颜仲卿等9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同时还选举了监察委员，出席国民党三大的代表等。正当这个国民党全省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黄埔军校毕业生徐中齐等回川路过重庆，发觉这个代表大会从程序上不合法，阻挡未成后，即于大会闭幕后第二天，以“黄埔军校毕业生旁听团”名义致电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否认和反对这次代表会议，称：

川省党部筹备处多秉中央事,非法召集全省代表大会,聚猪仔议员、土豪劣绅、昏庸老朽等于一堂,威迫引诱,操纵把持,籍近弹迫,贿压分赃, 置党纪民意于不顾………遂发表宣言,自动反对,惟恐传闻失实,特此电呈南京国民党中央欲利用徐中齐等的揭发，把四川的党权控制在手，于3月26日，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电令四川省党部筹备处，不承认这次四川全省代表大会：“此次贵处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未经中央核准，其组织法、选举法以及执监委员人数，亦未经中央审核规定，各级党部组织复多不健全，在停止活动期间擅自举行，殊为不合。所有该代表大会选出执监委员暨议决各案，应即宣布无效，静候派员整理，是为至要”。但即使如此，后来经过四川实力派刘湘的活动、支持，南京中央还是予以承认筹备处的此次全省代表大会所选的执监委员。

### 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与派系对立

1928年3月20日，国民党中央第124次常委会通过以向义、卢师谛、黄季陆、叶松石、黄以镛、陈杰、李星辉、熊晓岩、杨全宇等九人为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7月6日，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在成都正式成立。常务委员向传义、熊晓岩、黄以镛；指导委员陈杰、叶松石、杨全宇、李星辉组织部长陈杰；训练部长杨全宇；宣传部长叶松石；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熊晓岩、陈杰、叶松石、杨全宇、李星辉；秘书解重持。

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四川国民党进一步在刘湘的主持下镇压中共的活动。四川国民党组织也存在派系斗争与矛盾。1929年1月至4月，军队先后枪杀国民党邛崃县指导委员孙鸿图、梁山县指委冉开先、芦山县指委周复生等。后虽经国民党四川省指导委员会指出“惩凶”，南京国民党中央亦饬四川军政当局办理，但均无结果。当1月邛崃县孙鸿图被杀后，国民党四川省指导委员李星辉、叶松石、黄以镛、杨全宇四人潜逃出成都赴南京请假，致使国民党四川党务停顿，由陈杰代行常务职务。

1929年7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改组四川党务指导委员会，派卢师谛、徐中齐、吴淡人、彭纶、宋绍增、石青阳、向传义、陈杰等8人组成指导委员会，于29日在南京中央党部就职。常务委员徐中齐、吴淡人、彭纶指导委员陈杰、宋绍增、石青阳、卢师谛、卢伯琅、向传义；组织部长徐中齐；训练部长吴淡人；宣传部长彭纶；民训处主任罗文谟；秘书解重持、李厚如、罗文谟、周开庆。

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改组后，蒋介石的黄埔系(徐中齐等)和原来倾向谢持西山会议派的老国民党员(石青阳等)之间，派系矛盾延续。新指导委员会成立后，石青阳、卢师谛、陈杰3人未到职，向传义、宋绍增因与刘文辉等有特殊关系，与徐中齐、彭纶、吴淡人等不合。向传义等靠刘文辉、邓锡侯，徐中齐等则靠蒋介石，互不相让。1930年10月，省指导委员会被迫从成都迁到重庆，向传义、宋绍增未到重庆。故实际上指导委员会由徐中齐、彭纶、吴淡人三人把持一切。而他们又对各县指导委员会不满，予以撤销。向传义、宋绍增于是另组成“全川各县市党员联合会”并通电国民党中央，极力反对徐等三人。

1931年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丁超五、方觉慧来四川视察，联合会又电丁、方二人，同时将电文公诸报端：

自徐中齐、彭纶、吴淡人滥充指委以来,违法妄作,党务混乱,空前未有,全省各团体,先后指责,罄竹难书,尽此次更不足法定之三人,妄撤我全省各县依法考取之指委,群情愤激,不可遏止,前已申请中央撤职查办……钧座此次来川视察,必能洞察真像,务希电陈中央, 将徐、吴、彭等,立即查办,彻底改组川省党务。

但丁、方二人亦无办法，照转国民党中央。总体而言，国民党四川省指导委员会因内部派系矛盾，对国民党在四川的党务工作很少开展，只能执行日常事务。原省指委会由三个常务委员徐中齐、吴淡人、彭纶(均军统系)掌握实权，兼任组织、训练、宣传部长。将指导委员宋绍增、石青阳、向传义等架空。而徐、彭等以自己是黄埔军校学生，是由南京政府派到四川军队中工作的国民党正统派，认为石青阳、向传义、宋绍增等为首的西山派和改组派是需要“打倒”的“封建残余”。在宁平分裂和中原大战期间，彭纶在省指委纪念周发表“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的解剖”和“北平扩大会议”等演讲，变相攻击石、向等人，因而向育仁离开省党委会，继续其二十四军副军长、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长等军职。向育仁也利用其掌握的军政权力，攻击反对党委会的工作。向育仁离开省党委会后有人去访问问其是否回党委会，向则表示“只有徐、吴、彭向伊悔过，乃有恢复可能”，而徐、彭、吴则进而操纵一切，并视宋绍增为赘瘤。党务上存在经济不公开，工役无饭吃，职员不支薪，任意安插私人以补充各县指委会等等问题，此后宋绍增亦离去。当时报上刊载“省党委会奄奄一息”、“省党委大有无形停顿之势”等消息。

### 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

1932年5月17日，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0次常会通过“整理四川省党务暂行办法”。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撤销，改派曹叔实、唐德安、陈紫舆、刘永靖、宋绍增、杜履谦、郭云楼、彭纶、孙壶东等9人为四川省党务特派员，负责整理四川省党务，办事处设在成都又称为“整理委员会”，组织科长张自明；训练科长孙少芝；宣传科长邱挺生；总务科长杨罔恭；秘书陈祖武。

由于在重庆的“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与在成都的“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对立发生，经中国国民党中央常会第60次会议，派中央委员曾扩情回川，担任四川省党务特派员负责整理。1933年4月25日，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在重庆成立。曾扩情带上中统、军统人物，协助蒋介石在四川扩展影响力。曾到重庆后，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遵命结束，就该会原址成立省特派员办事处，幷与刘湘等人接洽，拉拢其他军政人员。特派员办事处设计委员为曹叔实、陈紫舆、郭云楼、胡素民、冷曝冬、周遂初。组织科主任李厚如；民训科主任李征梧；宣传科主任周开庆；总务科主任罗文谟；秘书周遂初、黄超子。

1933年7月3日，曾扩情在南京谈及四川省：“经本人向中央报告后，中央已洞悉所在，中组会现决聘彭纶、曹叔实、郭云楼、胡素民、陈紫舆、冷曝冬、魏廷鹤等7人为设计委员，调宋绍增、孙壶东，到京另候任用”。办事处的组织调整，设计委员增加魏廷鹤，由6人增为7人。原国民党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的宋绍增、孙壶东调中央。然而曾扩情对四川党务并不安心认真整顿，刘湘拟委曾扩情为师长，被蒋介石发觉。蒋乃电曾到南京，曾扩情由四川飞武汉转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四川省情形，并指“刘文辉败退雅安，所部如受编后，刘湘可全力剿赤”。“至报载他将出任师长职，乃是旧事重提，现奉命在川办理党务，决不籍此名义作其他活动，在办理党务任务未了之前，任何军职均不乐就，他的一切行动均听命中央”。但曾扩情最终仍被怀疑与刘湘勾结，在南京被蒋介石软禁。

1934年7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常会决议派谢作民代理四川省党务特派员，黄复生视察四川党务。同年8月24日，四川省党务特派员谢作民和川陕匪区党务视察员黄仲翔回武汉，同飞重庆。谢就党务特派员职，并将办事处由重庆迁至成都，增加了设计委员周萌棠、李琢仁二人，魏廷鹤他调。设计委员为8人，即曹叔实、陈紫舆、郭云楼、胡素民、冷曝冬、周遂初、周萌棠、李琢仁；书记长曾述道(周遂初、魏廷鹤继任)；组织部长余富庠；民运科长李征梧；宣传科长周开庆(黄家骥继任)；总务科长李子东。

###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

1936年6月，国民党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改组，正式命名为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曾扩情仍回成都任四川省党部的特派委员。设计委员郭云楼调中央，以李厚如递补兼任书记长，委员仍为8人。设计委员曹叔实、陈紫舆、胡素民、冷曝冬、周遂初、周萌棠、李琢仁、李厚如；组织科长余富庠；民运科长李征梧；宣传科长董家骥；总务科长马力行；秘书董绍舒。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四川特派员曾扩情辞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长期无人负责。后经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由设计委员会代行职责，并推曹叔实、周遂初、李琢仁三位设计委员为常务委员，周遂初不再兼任书记长，以罗文谟继任。

### 战时党务：四川省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四川省一大

中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刘湘的去世，中央先后迁武汉、重庆。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四川政治进一步中央化。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各省省党部均改名为执行委员会，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更名为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1938年10月16日，四川省执行委员会新任主任委员陈公博、委员兼书记长黄仲翔、委员余成勋等宣誓就职。委员为王缵绪、曹叔实、彭纶、冷曝冬、周遂初、杨全宇、黄仲翔、李琢仁、余成勋；组织科长余富庠；社会科长李征梧；宣传科长董家骥；总务科长刘卿山；秘书罗文谟。

1938年10月19日，四川省动员委员会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决定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和川康绥靖正副主任邓锡侯、潘文华为当然委员，并增聘张澜、邵明叔等为常务委员。委员会下设四组，兵役组长戴高翔、宣传组长由四川省党部担任、救济组长民政厅、物资组长建设厅，以“发动全民力量坚持抗战，以全省人力物力支援前线”等宣传工作，均由省党部担任。

1938年12月，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投靠日本。中央常委会决议以中委黄季陆继任。黄季陆于1939年2月11日从重庆飞成都，于12日上午到省党部就任新职。黄季陆指四川省党部组织成立已有多年，“此次奉中央常委会议决就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仍当本前定的工作步骤，继续努力，至于党部的组织及人事方面，均不拟有所更动，因为本人认为一切当以工作为目标，至于其他均非必要”。后来增添何培荣、徐书简、任觉五、黄仲翔等为执行委员。委员王缵绪、陈紫舆、曹叔实、黄仲翔、何培荣、徐书简、彭纶、余成勋、李琢仁、任觉五、余富庠，曹叔实负监察专责。书记长黄仲翔(兼)；财务委员彭纶(兼)；组织科长杨溥航；社会科长李征梧；宣传科长易秋潭；总务科长刘楷伦；秘书董绍舒。

由于陈公博的叛逃，对四川党务产生不良影响。此后在组织上增设调查统计室作为特务机构。主任是何培荣（军统特务），后曾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也领导着设在各县(市)政府内未公开的特委会，各县(市)特委会主任规定由各县(市)长兼任，特委会有一专职秘书，并在各该县党部书记长指导下，专业从事特务活动，主要对象为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士。各地负责反共活动的人员可直接向四川省党部调查统计室反映其情报或密报。

1939年2月，黄季陆接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后，1943年1月又任四川大学校长，此后四川大学校务和四川省党务集于黄一人。在党务方面，从1942年起，四川全省党务设行政区督导员制，每一行政区设党务专职督导员一人，减轻了省党部本身的繁杂工作。当时各区设立的督导员根据中央党部为推进四川党务而设置，由中央组织、社会、宣传各部会派到四川的督导员共有19人，这些人员于1月25日由重庆到达成都。除黄梦飞等3人驻省督导外，其余16人每人担任督导一个行政区各县党务。督导时期为3个月，以“调整县以下党政关系纲要”为本，协助各县党政关系的调整，促进新县制的完成。

至1942年9月，四川省党部奉令扩大设处，人事加以调整，委员因事他调或病故者均已递补。主任委员黄季陆；委员；王缵绪、陈紫舆、李肇甫(伯申)、漆中权、徐书简、黄仲翔、余富庠、余成勋、李琢仁、李天民、易秋潭、王元辉。

中国国民党四川全省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5年3月29日在成都开幕，历时一周。大会发表宣言，揭示四川建设纲领，分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四大项目，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指导原则，要求“继续发动全川人力财力物力，支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以完成民族主义的宗旨”“完成各级民意机关训练人民行使四权，以集中意志，发扬民主，率先完成宪政建设，以达民权主义的实施”“开发四川丰富资源，进求农业工业的现代化，战时努力以供军需，战后筹备复员，并以改善提高人民生活，以促使民生主义的实行”。

1945年4月4日，改选省党部各委员，分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并设书记长。主任委员黄季陆；执行委员漆中权、徐中齐、李天民、李肇甫、徐书简、罗文谟、余成勋、李琢仁、陈紫舆、黄仲翔、李亚东、王元辉、何北衡、周壁城、李征梧、余富庠、彭善承；监察委员陈斯孝、李显威、曾省斋、杨美霖、许伯超、顾鹤皋、李铁夫。至此，四川省党部正式成立。

### 战后

1947年，国民党当局开始进行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合并工作（党团合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奉命与三青团四川支团部合并。1947年11月12日，四川省党团统一组织庆祝大会在省党部举行。党团组织合并后的四川省党部执监委员会及内部组织为，主任委员黄季陆，副主任委员李天民。执行委员漆中权、许伯超、徐中齐、李肇甫、徐书简、罗文漠、余成勋、李琢仁、陈紫舆、李亚东、王元辉、何北衡、周壁成、李征梧、余富庠、彭善承、方仲文、杜均衡、徐天秩、张元良、屈义林、方叔轩、柴有恒、范佐丞、郭嘉仪、高文、刘文质、熊哲帆、张佐时、金存良。常务监察陈斯孝、黄仲翔、曾省斋。监察委员李显威、杨美霖、顾鹤皋、李铁夫、刘骞、余成源、蹇幼樵、刘恺。

1948年6月2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以曾扩情接替黄季陆继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7月5日，曾扩情宣誓就职，由中央委员熊克武监誓。组织机构无多大变动。其财务委员会秘书周畅富、监察委员会秘书颜觉，分别调任富顺、江安等县县长。伍兴诰、杨登元、易秋谭等均调任县长。

随着国共内战中解放军进军四川，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瓦解。

## 另见

- 重庆莲花池中国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旧址（容共时期容共派省党部旧址）

## 基本资料

- 日语原文：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
- 校色：`#000094`
- 领袖：曾扩情（末任主任委员）
- 成立：1927年
- 解散：1949年
- 总部：四川省成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