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化春节

革命化春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张对传统春节习俗进行革命化改造的一次政治运动。1967年1月，上海《解放日报》刊发了倡议在春节期间不回家过年、不停工的“革命造反派来信”，随即引发全国响应。1月29日，国务院“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下发《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不放假、不停工的“革命化春节”于1967年的春节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推行。

此后，中国共产党会在每年春节进行革命性春节的政治宣传，官方会反对、批判很多春节的旧有习俗，同时尝试创造符合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新习俗（如在春节期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组织春节“斗私批修会”），但常在民间受到广泛阻力，没有被严格推行。1968年，国务院恢复了春节的三天假期。到70年代，革命化春节愈发式微，除夕年夜饭、正月初一拜年访友等习俗被逐渐恢复。1976年后，革命化春节随着文革结束被全面抛弃。

## 背景

### 春节习俗政治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将春节习俗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框架，通过对娱乐习俗的政治化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中的典例是“新年画运动”。1949年11月26日，文化部下发文件《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倡导在年画中“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赵凤欣与部分研究者认为，该运动由于以中共的意识形态为核心，太过政治化而偏离群众的日常生活，因此“难以符合民众的口味”。在上海，尽管“美女图”主题的年画退出了市场，但新的表现“劳动妇女”的年画也“只是美女图的翻版，和美女图所不同的只是在美女身上穿上了列宁装、工人、农民服装而已”，其中的代表作是金梅生被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反映现实生活不够”于创作次年就遭禁售的《晚会新装图》（1957年）。

其他的春节娱乐习俗也被政治所影响。1949年12月21日，文化部、教育部发出《关于开展年节、春节群众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1950年春节期间，上海举行了戏曲演唱竞赛，在评判标准中把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次年文化部、教育部继续发出《关于开展春节群众宣传工作与文艺工作的指示》，同年上海的戏曲演出更是以政治为主，内容“都是关于抗美援朝新爱国主义教育，慰劳解放军和冬防防特的”。赵凤欣认为，在1950年代，政府总体采取引导的方式为节日增添政治色彩，并没有强迫民众改变旧习俗。总体上，春节的政治性在于服务新政权合法性构建，民众与政府冲突较少。

### 文化大革命与破四旧

到1960年代，中共对社会的管控进一步加强，春节传统习俗愈发受到冲击。早在1964年2月，上海《解放日报》就刊登过上海江南造船厂署名“郑世洪小组”的倡议信，认为“要过好春节，也有个革命化的问题。”并在同版配发社论《以革命的精神过春节》，提出“帮助大家过个充满社会主义气氛的、革命化的春节”，此后新民晚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均提出过类似的“革命化春节”号召，但其在文革前的意味主要是破除封建迷信。

1966年，随着文革的爆发，6月，人民日报发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要“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开始的红卫兵运动中更使“破四旧”波及全中国，春节习俗被贴上阶级标签，作为四旧的一部分遭到批判，“革命化春节”也被赋予更深的颠覆传统的政治含义。

##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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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一月风暴，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权成功，原上海市委被打倒，上海的各政府部门以及《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宣传机关开始由中央文革小组以及造反派控制。同时，在高层，中共中央1月11日下发了《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根据毛泽东“要节约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人民日报于1月26日发文《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1967年1月25日（腊月十五），上海《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刊登并褒扬了上海玻璃机器厂的18岁工人章仁兴对于春节不放假的倡议书，倡议在春节期间不回家过年、不停工：

我到底要不要回乡呢？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乡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决定呢？我想，我是个革命工人，又是个造反队员，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根据章仁兴后来的披露，该倡议书其实并非出自章仁兴之手，而是由时任工总司常委潘国平在内的同厂造反派领袖策划捉刀，章只是被选中的署名人。《解放日报》同日还刊登了造反派领袖黄金海所在的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署名的类似倡议书，并配发评论文章支持。随即全国多家媒体都开始效仿《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曾刊登了57个群众革命组织联合发出的“破除旧风俗，春节不休假，开展群众性夺权斗争”倡议书。1月29日（腊月十九），国务院“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下发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1967年的革命性春节中，在上海，2月5日（腊月二十六）本是市民“割年肉”准备年夜饭的日子，但由于同日举办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大会，上海人“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8日除夕当天，市民只能私下举行低调的庆祝活动，上海的工厂照常开工，不过很多市民会暗中延续旧习俗，甚至有的造反派头目也对同日出现的大批员工提前下班“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2月9日（正月初一），上海《文汇报》发布报道《大破春节旧俗，大立毛泽东思想新风》。

1968年，国务院于1月15日下发了《关于一九六八年春节放假的通知》，恢复了春节的三天假期，但仍然强调“要动员说服广大职工就地休假，尽量不到外地去探亲或旅行。对享有探亲假的人员，要妥善安排，不要集中在春节期间”。尽管被官方反对，旧春节习俗在民众的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根据赵凤欣走访上海市民的调查研究，上海居民在1968、1969年的春节期间都出现了年货采购潮，民众对过节的物质需求“使得国家号召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到了70年代，革命化春节愈发式微，尽管放鞭炮、敬祖、燃香点烛烧锡箔等活动多被取消，但除夕年夜饭、正月初一拜年访友等习俗被逐渐恢复。

在破除旧有习俗的同时，中共也试图建立一套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新春节习俗和仪式，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 主张将春节与生产结合，提出“不停炉，不停产，炼钢炉前过春节”的口号。
- 动员民众在春节期间开“全家围坐在一起，对照领袖言论，对家庭成员头脑中的私有观念展开批评”的“家庭斗私批修会”。
- 在春节期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本以休闲娱乐为主的春节在文革期间被赋予了广泛的政治色彩，但这些被官方重构的新民俗常引起民间的抵触心理，很多时候仅流于形式。

有的中国官方媒体曾以批判文革的角度，认为春节自1967年后在文革期间被全面禁止：人民日报社主管的《民生周刊》曾于2013年报道革命化春节“一直贯穿于整个文革十年”，甚至“所有关于春节的庆典都被迫停止了”；中国新闻网也曾发文提到“中国的‘年’是在文革后复苏的。”。但也有学者和媒体持相反意见，王宗仁认为“平民百姓的心目中，就是1967年没有放春节假，此后每逢过年，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宣传‘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胡伟祖认为“1967年开始的‘革命化’春节，也没坚持几年，传统习俗便悄悄复苏了。”

## 后续

1976年，文革随着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走向尾声，部分曾被限制的习俗在各地逐渐恢复，1978年除夕，北京电视台（后更名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停办多年的春节文艺晚会。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于第一版刊登了两篇批判文革时期革命化春节的读者来信《让农民过个“安定年”》以及《为什么春节不放假？》。

- 《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署名“河北黄骅县李村公社通讯组 郭德才”，郭批判文革时期“越临近春节时候越叫劲。一到快春节了，上级又是‘强调’，又是‘要求’，‘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之际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闹得群众不得安宁。”并且赞扬了华国锋，将革命化春节归咎于四人帮：“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关心群众生活，我们就要肃清‘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流毒，按群众的习惯，春节老老实实地放几天假，让农民高高兴兴地过个‘安定年’，更加有劲地投入到春耕生产中去。”
- 《为什么春节不放假？》署名“黑龙江金河林业局物资库 梁衍德”，梁称接到自己林区的领导机关通知“为了打好‘三年大见成效’这一仗，今年春节都不放假。”，随即抱怨道：“这种做法以前有过。上面通知谁敢反对？牵肠挂肚的人‘身在班上心在家，敷衍塞责混加班’。节日一过，再想方设法‘补’上……我林区第一线的工人不休星期日，一年中仅有这么几天假日，应该让他们好好地度过这个节日。你硬占了去，表面看来这几天出勤是有了，实际上该办的、当休的还不是挤掉别的生产时间？此得彼失，半斤八两，长官意志的疲劳战实际上难以收效。春节放假，工人高兴，为实现四化干劲更足。”

据《民生周刊》报道，中国随后于1980年“全面恢复了春节休假制度”。

## 轶事

- 1967年除夕，根据新华社报道，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在金门炮战中“为了让大小金门等岛的同胞及蒋军官兵过春节”，于2月9日和11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由于当时实行每月单数日炮击、双数日停战的“单打双不打”，实际上福建炮兵部队于2月8日至2月12日间连续停火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