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的人口历史

苏格兰人口史包括今苏格兰地区人口历史的各个方面。现存最早的人类定居考古证据，是中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营地遗址。这些证据显示，当时的人群流动性很强，会使用船只，人口密度可能很低。新石器时代农业带来了可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的永久性定居点，也使人口更加集中。山堡和其他建筑的证据表明，定居人口逐渐增长。森林范围的变化显示，公元1世纪开始的罗马入侵对本地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

几乎没有可用于重建中世纪早期苏格兰人口状况的书面资料。当时的社会可能具有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类似现代世界中的发展中国家。到14世纪中叶黑死病传入苏格兰时，人口可能已从50万增长到100万。到15世纪末，人口可能又下降到低至50万左右。大约一半人口居住在泰河以北，约10%的人口可能居住在中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自治市镇中。物价上涨反映出需求增加，表明人口在16世纪末以前持续增长，随后可能趋于平稳。17世纪后期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人口又开始增长。最早可靠证据显示，1681年苏格兰人口为120万。1690年代的“七个灾年”可能使人口减少；这一时期造成严重饥荒和人口减少，北部地区尤为明显。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于1755年进行，结果显示苏格兰人口为1,265,380人。到那时，已有四个城镇人口超过10,000人，其中首府爱丁堡最大，有57,000名居民。

总体而言，苏格兰人口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快速增长。虽然低地清场导致受影响地区人口减少，但在高地清场期间，高地地区只出现了局部的净人口下降。到1801年，苏格兰人口达到1,608,420人；1851年增至2,889,000人，1901年增至4,472,000人。到20世纪初，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格拉斯哥、爱丁堡、邓迪和阿伯丁四座城市中。格拉斯哥成为最大城市，到1901年人口达到762,000人，被称为“帝国第二城”。

尽管工业有所扩张，就业机会仍然不足；从19世纪中叶到1929年至1939年的大萧条期间，约有200万苏格兰人移民到北美和澳大利亚，另有750,000人迁往英格兰。苏格兰人只占英国人口的10%，却提供了全国武装力量的15%，并最终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死亡人数的20%。随着大规模迁徙结束，苏格兰人口在1974年达到5,240,800人的峰值。此后人口开始缓慢下降，到2000年降至5,062,940人。由于贫民窟清理、人口外迁和迁往新城等政策，一些城市人口也有所减少；其中格拉斯哥人口从1951年的100多万下降到2001年的629,000人。农村地区也出现人口流失，尤其是在高地和赫布里底群岛。

## 史前与罗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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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间冰期的部分时期（公元前130,000年至公元前70,000年），欧洲气候比今天更温暖，早期人类可能曾到达今苏格兰地区，但考古学家尚未发现相关遗迹。此后，冰川覆盖并冲刷了不列颠大部分地区；直到冰川退却后，苏格兰才在约公元前9600年再次变得适合人类居住。中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营地构成了已知最早的定居点；考古学家将比加尔附近的一处遗址定年为约公元前8500年。苏格兰各地发现的许多其他遗址，勾勒出一幅高度流动、会使用船只的人群图景；他们用骨、石和鹿角制作工具，人口密度可能很低。

新石器时代农业带来了永久性定居点，例如帕帕韦斯特雷岛纳普奥夫豪尔可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的石屋，也使人口更加集中。尽管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指出，在罗马行省不列颠尼亚以北的喀里多尼亚有19座“城镇”，但尚未发现明确的城市聚落证据；这些“城镇”很可能是山堡。这类山堡的证据超过1,000处，其中大多位于克莱德—福斯线以南，但多数似乎在罗马时期被废弃。

此外，还有独特的石制轮屋遗迹。轮屋是一种圆屋，内部有一圈石柱，形似车轮辐条。另有400多处小型地下地下廊道，即可能用于储存食物的地下通道。

对法夫黑湖的广泛分析显示，从约公元前2000年起，耕地以森林减少为代价不断扩展，直到公元1世纪罗马人进入低地苏格兰为止；这表明定居人口正在扩大。此后约500年间，桦树、橡树和榛树重新生长，说明罗马入侵对本地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

## 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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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书面资料可用来重建中世纪早期苏格兰的人口状况。关于人口规模，已有估计认为达尔里阿达约有10,000人，皮克特兰约有80,000至100,000人；后者可能是当时最大的地区。5世纪和6世纪可能因腺鼠疫出现而死亡率较高，人口也可能因此减少。对这一时期墓葬遗址的考察，例如圣安德鲁斯的 Hallowhill 遗址，显示出生时预期寿命仅为26至29岁。已知情况表明，当时可能是一个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社会，类似现代世界中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可能较早生育，且每名女性生育子女较多，尽管儿童死亡率也很高。这意味着可供劳动的人口与需要供养人口之间的比例相对较低，进而使生产剩余变得困难，而生产剩余本可支持人口增长和更复杂社会的发展。

从10世纪阿尔巴王国形成，到1349年黑死病传入苏格兰之前，根据可耕地数量所作的估计显示，人口可能从50万增长到100万。人口增长可能不时受到危机打断，例如编年史中记载的1154年和1256年饥荒。更为严重的是14世纪初影响苏格兰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一系列歉收，以及1315—1316年和1330年代后期的大范围饥荒。

虽然没有可靠文献记录黑死病对苏格兰人口造成的影响，但仍有一些迹象显示这场瘟疫的直接后果。沃尔特·鲍尔记载，在疫情期间，圣安德鲁斯的法政牧师中有24人死亡，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此后数十年间，也有关于土地被废弃的零散记载。如果苏格兰的情况与英格兰相似，那么到15世纪末，人口可能已降至低至50万左右。与后来的清洗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人口分布相比，当时的人口在王国范围内分布相对均匀，大约一半居住在泰河以北。

## 近世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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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上涨通常反映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这表明16世纪上半叶人口可能仍在增长。16世纪下半叶几乎有一半年份出现地方性或全国性粮食短缺，因此不得不从波罗的海大量输入谷物。瘟疫暴发进一步加剧了困境，其中1584—1588年、1595年和1597—1609年期间发生了严重疫情。1590年代饥荒之后，人口扩张可能趋于平稳，因为17世纪初物价相对稳定。饥荒十分常见，1620年至1625年间曾有四个时期出现饥荒价格。1640年代的入侵对苏格兰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农作物遭到破坏，市场受到扰乱，导致该世纪中一些最迅速的物价上涨；但在1660年王政复辟后相对稳定的时期，低地地区人口可能有所增长。有证据显示，高地地区存在不同的人口机制，其人口增长可能从17世纪初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

根据1691年炉灶税申报资料所作的估计，苏格兰人口约为120万。1695年、1696年和1698—1699年的歉收，即所谓“七个灾年”，可能对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其结果是严重饥荒和人口减少，北部地区尤为明显。饥饿可能造成苏格兰5%至15%的人口死亡；而在阿伯丁郡等地区，死亡率达到25%。1690年代的饥荒被视为尤其严重，部分原因是饥荒在17世纪下半叶已变得相对少见，当时只有1674年一个歉收年份；而1690年代的粮食短缺也是同类灾荒中的最后一次。

1650年至1700年间，约有7,000名苏格兰人移民到美洲，10,000至20,000人迁往欧洲和英格兰，60,000至100,000人迁往爱尔兰。关于全国人口的第一个可靠数字来自牧师亚历山大·韦伯斯特于1755年进行的人口普查，该普查显示苏格兰共有1,265,380名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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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格兰较早出现集中型村庄不同，近世早期苏格兰的大多数人口，无论在低地还是高地，都居住在小型Clachan、乡村聚落或孤立住所中。这些聚落通常是不规则的房屋群，往往由四至六名佃户共同组成，他们通常共同从事农业生产。随着人口增长，其中一些聚落被进一步分割，形成新的克拉亨；更多边缘土地也被开垦定居，原本作为夏季牧场使用时才有人居住的Shieling（夏季牧场小屋），逐渐变为永久定居点。

约有10%的人口可能居住在中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自治市镇中，这些城镇主要分布在苏格兰东部和南部。它们的平均人口可能约为2,000人，但许多城镇人口远少于1,000人；其中最大的爱丁堡，在这一时期初期的人口可能超过10,000人。154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爱丁堡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尤其是在1580年瘟疫之后；其大部分人口可能来自周边乡村不断增长的人口储备。爱丁堡也向城墙之外的考盖特、Bristo 和西港 （Westport）等郊区扩展。到1750年，加上郊区在内，爱丁堡人口已达到57,000人。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其他人口超过10,000人的城镇只有格拉斯哥、阿伯丁和邓迪，其人口分别为32,000人、约16,000人和12,000人。到1600年，苏格兰居住在较大城镇中的人口比例，高于同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瑞士和东欧大部分地区；到1750年，在欧洲范围内，只有意大利、低地国家和英格兰的城市化程度高于苏格兰。

## 现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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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农业革命改变了苏格兰低地长期存在的传统农业制度。数以千计的茅舍农（Cotter）和佃农从农场和小农地迁往格拉斯哥、爱丁堡和英格兰北部的新兴工业中心。尤其是在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1790—1815年）所带来的繁荣结束后，高地地主需要现金来维持其在伦敦社会中的地位。过去租金往往以实物支付，而地主此后转向收取货币租金。他们驱逐了占用轮耕制耕地和共享牧场的农民，并将这些土地出租给能够支付更高租金的大规模牧羊人。驱逐佃农违背了dùthchas原则，即氏族成员在氏族领地内拥有不可剥夺的租地权。

特别是在北部和西部高地，庄园为被重新安置的佃户提供了新建立的佃农社区中的替代住处，意图是让这些佃户从事渔业或海带产业。这些驱逐构成了高地清场的第一阶段。整个清场期间，高地总人口仍持续上升。其结果是人口不断离开土地，迁往城市，或更远地迁往英格兰、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

1840年代由马铃薯疫病引发的爱尔兰大饥荒重创了爱尔兰人口，并于1846年波及高地。人口过密的佃农社区高度依赖马铃薯。虽然有150,000人面临灾难，但他们得到了有效的紧急救济系统援助；这一系统与爱尔兰救济失败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并防止了重大人口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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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01年第一次十年一次人口普查时，苏格兰人口为1,608,420人。19世纪期间，人口稳定增长，1851年达到2,889,000人，1901年达到4,472,000人。虽然一些农村地区人口减少，但城镇人口迅速增长。1755年至1775年间，阿伯丁、邓迪和格拉斯哥的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或更多，纺织业城镇佩斯利的人口则增加了一倍以上。

由于工业革命，到1800年时，苏格兰已经是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1800年，苏格兰有17%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超过10,000人的城镇中。到1850年，这一比例为32%；到1900年则达到50%。到1900年，总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居住在格拉斯哥、爱丁堡、邓迪和阿伯丁四座城市中格拉斯哥成为最大的城市。

1780年，其人口为43,000人；到1820年达到147,000人；到1901年则增长至762,000人。这一增长源于较高的出生率，以及来自乡村、尤其是爱尔兰的移民；但从1870年代起，出生率下降，迁移率也降低，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预期寿命延长。格拉斯哥此时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并在伦敦之后被称为“帝国第二城”。

与英格兰及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苏格兰死亡率较高。证据显示，1755年全国死亡率为每1,000人30人，1790年代为24人，1860年代初为22人。城市聚落的死亡率往往明显高于乡村聚落。1861年至1882年首次对两者进行测量时，四大城市的死亡率为每1,000人28.1人，而乡村地区为17.9人。格拉斯哥的死亡率可能在1840年代达到高峰，当时来自高地和爱尔兰的大量人口流入，使城市人口增长超过卫生设施的承载能力，并与流行病暴发相叠加。随着环境条件改善，全国死亡率从1870年代开始下降，在城市中尤为明显。到1930—1932年，全国死亡率为每1,000人13.4人，其中城市为14.1人，乡村地区为1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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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工业有所发展，良好的就业机会仍然不足。因此，从1841年至1931年，约有200万苏格兰人移民到北美和澳大利亚，另有750,000名苏格兰人迁往英格兰。1911年，苏格兰人口为480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格兰派出690,000名男性参战，其中74,000人死于战斗或疾病，150,000人重伤。因此，虽然苏格兰人只占英国人口的10%，却占全国武装力量的15%，并最终占英国各类原因死亡总数887,858人的8.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移民外流开始减少，但苏格兰的移民潮仍持续进行。据估计，1921年至1931年间有400,000名苏格兰人离开本国，占人口的10%。1930年代大萧条到来时，美国和加拿大不再容易找到工作，移民人数降至每年不足50,000人，结束了18世纪中叶以来的大规模迁徙时期。这促成了人口增长，苏格兰人口在1974年达到5,240,800人的峰值。此后人口开始缓慢下降，到2000年降至5,062,940人。

由于贫民窟清理、人口外溢以及迁往新城等因素，一些城市的人口也有所减少；其中格拉斯哥人口从1951年的100多万下降到2001年的629,000人。农村地区也出现人口流失，尤其是在高地和赫布里底群岛。21世纪初，苏格兰人口再次增长；在2011年人口普查中，人口达到5,313,600人，为有记录以来最高值。

## 参见

- 人口史，全球视角
- 苏格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