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天津市党部

中国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是中国国民党在天津市的组织。

## 历史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华北各省市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直接受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领导人为李大钊）的领导。北京执行部由国共两党人员（即只拥有国民党党籍者及拥有国共双重党籍者）王法勤、丁惟汾、李大钊、于树德等负责。由于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在天津的党务得到发展。

1924年秋季，国民党北方组织筹建了国民党直隶省和天津市两个执行委员会，地址均在天津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国共合作，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两党党员均可以个人名义，分别交叉参加两党组织”。如两党领导人于方舟是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国民党，江震寰是国民党员，也参加了共产党。在英租界，天津国民党公开活动，“有时也半公开的进行活动”，共产党组织（中共天津市委）则是秘密活动。

北京政变后，1924年12月，孙文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共商政变后的国事。天津国民党党部散发大量传单，介绍孙文的革命主张三民主义，号召国民“团结奋斗，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拥护国民会议的召开”。这时的天津是在奉系张作霖和皖系段祺瑞的统治下，国共活动受限。国共组织利用各个纪念日召开大会，散发传单，进行街头讲演。

在反奉战争中，1925年冬，亲广州国民政府和亲苏联的冯玉祥国民军开进天津，国民党党部一度转向公开活动，党部也迁往华界老铁桥（即后来河北大胡同）大东旅社。天津共产党和共青团地委、总工会、妇联也迁到同一个地点。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一度停止使用。国共党员们率领支持者游行，张贴标语欢迎国民军，并欢迎被奉系逮捕的国共各团体十多位代表出狱。在这段时间里，天津国民党组织几乎每日都派出党员数十人到各街市露天讲演，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忘国耻，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同时，直隶省、天津市党部联合召开“各团体国民大会筹备会”，以国民会议促进会、各界联合会、总工会、学生联合会和省、市党部的名义，宣传拥护召开国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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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天津市党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到会有二百多人，辛璞田任会议主席，由江浩、于方舟、杨衡南、谢曦分别做工作及党务报告，改选了市党部。大会作出决议，主张迅速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国民党反共派上年底召开的西山会议，要求广州当时准备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召开西山会议的林森、邹鲁等的党籍。3月7日，再次召开在天津五百多人的党员会议，选出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和候补代表。

1926年3月底，国民军遭到日本支持的奉系直鲁联军（张宗昌、李景林）的进攻，退出天津。奉军卷土重来，幷再次镇压当地的国共活动。国共两党活动又转向地下。党部迁至天津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老据点。但地下活动延续。1926年夏初，褚玉璞任直隶督办，成立了直鲁联军密探处，专事缉拿国共党人。天津警察厅又下令“取缔宣传赤化”。11月，直鲁联军当局照会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派出巡捕协助密探处便衣侦探，对国民党在义庆里党部突击查抄，将正在办公的党员江震寰等四人逮捕，押送英租界工部局，并留密探 “窝底”，又陆续抓捕了十几位党人。直鲁联军当局一再向英租界工部局交涉要求引渡被捕党人，最后终于将被捕的14名党人解送华界天津警察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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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先后发生北京查抄苏联大使馆事件和上海四一二清党事变。藏匿在苏联机构的国共北京及北方组织被破坏，南京方面也发生国共决裂。1927年4月18日凌晨，驻扎天津直隶督办褚玉璞以“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的罪名，将江震寰等14人连同之后被捕的王益三共15位同人，在南市上权仙电影院对面广场枪决。这些人被中共称为“天津十五烈士”。据统计，自1926年11月至1928年1月，天津地方国共两党组织连遭九次破坏，被捕党员有一百多人，其中有20多人被处决。

### 清党以后的派系斗争

随着国共合作决裂，南京国民党尚未将统治扩张到奉系直鲁联军治下的天津。这一段时间北方的国民党党务，主要落在国民党的一个派系和三个小组织的控制中：汪精卫的改组派（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北方的负责人为王法勤，在天津的负责人为潘云超，主要成员有刘瑶章、屈凌汉、王道元、朱化吾等。三个小组织为新中青年革命社（“新中”），负责人童冠贤，主要成员有张清源、焦实斋、杨亦周等；三民主义实践社（“实践”），负责人为吴铸人，主要成员有许孝炎、贺翊新、王礼锡等；中山主义革命大同盟（“大同盟”），负责人丁惟汾，主要成员有李世军、郝任夫、韩振声等。

1928年春，南京北伐军之一部进抵天津，奉系直鲁联军离开，国民党开始正式建立清党以后的天津党部。当时为普通市党部（郊区另设县党部），隶属于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名称是天津市党务指导委员会。1928年6月，天津市升格为特别市，遂脱离与河北省党部的隶属关系，改称为中国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地址初在天津城东北角，后迁中山公园内的原直隶省议会旧址。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派王道元、刘天素、韩振声、潘云超、杨亦周、焦实斋、苏蓬仙、莫子镇等为委员。潘云超、王道元、韩振声任常务委员，刘天素为训练部长，苏蓬仙为组织部长，潘云超兼宣传部长，莫子镇任民众训练委员会主任。

随着各区党部、区分部及民众团体的建立(包括各工厂工会及总工会、商民协会、妇女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促使各派势力争夺指导权。后来在人事安排上又做了部分调整:杨亦周为组织部长，焦实斋为训练部长，周仁斋为宣传部长，于纪梦为民众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周为总务处主任等。随着国民党在天津各区党部、区分部及民众团体的建立（包括各工厂工会及总工会、商民协会、妇女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促使各派系势力争夺指导权。天津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后来在人事安排上又做了部分调整：杨亦周为组织部长，焦实斋为训练部长，周仁斋为宣传部长，于纪梦为民众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宋藩周为总务处主任等。天津特别市党部虽然在人事上作过一次调整，但内部各派委员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反而逐渐公开化。以新中青年革命社派为主导的一方，借助部分下级党部力量，对市党部其他指导委员展开攻击。在一次全体党员大会上，有党员公开指责某些市党部委员“贪图享受、作风官僚”，最终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新中青年革命社派为了在青年与知识分子中扩大影响，以天津市党部名义开办三处党员训练班，由王华甫、张东祥主持。授课内容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权初步》等。授课委员分头讲解，班址设在黄纬路工业学院、南市商民协会及小刘庄裕元纱厂院内。虽然训练班仅举办一期，便因委员撤职和人事变动而停办，但仍有影响。当时天津特别市党部后期组织架构包括常务委员及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先后为潘云超、南桂馨、王培元、韩振声、郭树棠。组织部长杨亦周，宣传部长潘云超（兼），训练部长刘天素，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马鹤龄、韩振声（兼）、莫子镇等。

北伐之后，纺织业工人发起多次罢工，还有学生组织“反日会”，会址在天津东北城角大仁堂药店旧址。有人将收缴的日货堆至街头焚毁，对日货商人，令其站木笼示众，引发商界强烈反弹。反日会会址曾被定时炸弹炸毁。其后商会宋则久、张品题带领商民到天津市党部请求从宽处理。此外天津市党部委员也有参与当地的国民党妇女协会主办的妇女运动。

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准备召开三全大会，蒋介石拟由中央指定代表。天津市党部强烈反对，主张党员直选。蒋以“冬电”撤销市党部委员职务，并派郑某来天津监督选举，实行记名单选，再由中央圈定。选举中，新中青年革命社派大胜（杨亦周、莫子镇、苏蓬仙、于纯斋、连以农、王克超），改组派仅得王牧之一人，大同盟仅得张季春一人。张因学生资历不足未被圈定，其余当选。1929年2月天津市执、监委员会正式成立。王牧之任常务委员，苏蓬仙任组织部长，周仁斋任宣传部长，于纪梦任民训会主任。原学生干部多回校。

### 中国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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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月，蒋介石北来视察，天津市党部未派人迎接。此前蒋系张廷休曾来天津鼓动声讨冯玉祥，市党部拒绝，表示“冯玉祥对天津民众没有坏处，没有声讨的理由”。另外三全大会上，天津童冠贤（“新中派”头目）随反对派退席，并且天津党务本就由新中派占据主导，引发蒋介石不满。蒋回南京后，以违背中央为由撤销天津执监委员，改派整理委员会。1929年7月底，南京中央派苗培成、刘不同、陈石泉、鲁荡平、焦守显（多为CC系）等成立中国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全面清理天津各级党部。主要整顿改组派与新中派，对大同盟派采取合作姿态。刘不同尤为强势，以“自己是黄埔系少壮军官”，自称“蒋委员长派来的，谁反对我就是反对委员长”，插手天津各界事务，安插亲信掌控妇协、工会等。但学生联合会拒绝配合。整理委员会后增补多名C.C.系成员，并设肃反专员搜集共产党情报。

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发动反蒋行动，中原大战爆发，在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的加持下，扩大会议成立，国民党正式分裂为北平和南京两个中央。天津的蒋系人员或避入租界，或逃往南京。鲁荡平密报军情被发现遭扣押。天津市党部委员们逃避后，大同盟派的下属各区党部联合组成国民党天津市各区党部联合会，查封天津市党部准备接收。随又出现改组派、新中派组成的国民党天津市各区分部联合办事处，也贴封条查封市党部。天津市当局恐发生纠纷肇事，未允许任何一方接收，并派人保管和停发经费。

1930年5月，阎锡山接管天津海关，截留关税，并聘英国人辛博森任税务司。此前蒋系整理委员会委员兼训练部长刘不同组织暗杀团体将辛博森其刺杀。随着张学良东北军入关助蒋。11月，阎、冯失败，北平扩大会议瓦解。大同盟派的天津市各区党部联合会，及改组派、新中派的各区分部联合办事处解体，蒋系整理委员会重新恢复运作。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再次合作。天津整理委员会增加了一名改组派分子向璠。

### 何梅协定之后的地下活动

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署，其中有“撤销河北省内包括铁路及海员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至11月底，殷汝耕在冀东组织防共自治政府。12月，又出现以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中日暗中较量的背景下，国民党华北各级党部尽行撤销，天津市党部人员撤往南京待命。负责的常委邵汉元及委员马亮、时子周、刘铁庵、刘宸章等都先后去南京，留下党部助理干事李墨元全面负责善后事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中央为恢复华北各省、市党务工作设立“华北党务办事处”，由中央委员方觉慧率领北上，准备进入日占区各省市进行地下工作。华北党务办事处第五组负责天津市党务，由时子周主持，但始终未能进入市区内。后来因为华北党务办事处未达到预期目的而撤消，另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员分别成立日占区各省市党部，进入各省市内进行党务工作。天津市党部由时子周任主任委员，苏吉亨、刘铁庵、刘宸章等任委员，苏吉兼书记长。天津市党部成立后，时子周仅派苏吉辗转进入天津，会同留在天津的李墨元，着手恢复党务工作。

国民党各省市党部的机构事务（包括设置与裁撤、编制调整、人员任免与调迁）历来是中央组织部的核心职权。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及五届四中全会后，朱家骅接替叶楚伧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看到陈果夫、陈立夫形成C.C.系，也企图依样建立自己的系统，于是上任后逐步把原属中央组织部的关键权力移入中央秘书处，由秘书长直接控制，致使中央组织部几近虚设。朱所侵夺的这些组织部职权，直到1940年五届七中全会后吴铁城接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改任中央常务委员、朱家骅转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才又回归组织部。

朱家骅任秘书长后，随即改组天津党部，免去时子周主任委员，任王若僖为主任委员、许惠东为委员，在天津重新建立市党部，开展地下党务工作。其主要人员为：主任委员王若僖（来津仅4个月即被日本特务侦知逮捕，直至1944年方获释）。委员包括许惠东（C.C.系）、贺翊新（实践社骨干）、王任远（中共叛徒，后投复兴社，抗战后又靠朱家骅系）、李墨元（任天津市党部助理干事）、李桂庭、赵伯陶、李宝琛（天津人）、苑宝璜（曾任天津总工会理事长）、路荫柽，以及委员兼书记长苏吉亨（天津人）。

分工方面，总务部由李宝琛负责，掌财会及不属各部的文书、译电等；组织部由李墨元负责，吸收新党员、筹建基层组织；工人部由苑宝璜负责，在工厂发展党员并组织工会；商人部由李桂庭负责，联系市区商业公会并发展党员；宣传部由路荫柽负责，宣传抗战与报告战况；青年部由王任远负责，组织“抗日锄奸团”并发展三青团。主要干事有：总务干事王登第、组织干事杨民、宣传干事石海贞、商人干事刘畏吾、青年干事米少丰、工人干事王书阁与傅秀山。行政区工作区联络员包括李希民、沈桐（沈树仁）、沈中展（沈志成）、王士海、殷学川、赵阶平、刘一飞、张金良、李公衡、步少堂等；各工厂联络员有李海山、苏砚田、刘福庆、李书田、夏永春、袁泽民等。另有天津市中统局负责人张庆恩经常列席会议。

在日军占领下，天津日本宪特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组织密布，防范抗日活动。法租界虽未被日方完全控制，但成其重点监视目标。党部名义为“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会”，地址设在法租界现天津中心公园附近，后又设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为降低暴露风险，各组织不固定工作时间与联络地点，采用单线联系、临时通知与接头暗号等方式。自1935年国民党撤离天津后，区党部、区分部、小组等基层组织已全数瓦解；重建时先联络旧党员，借其扩展宣传并吸收新党员，以壮大敌后力量；又按行政区派工作联络员，利用亲友同事关系扩大组织作掩护。因条件限制，天津市党部未能自设电台，与上级联络及情报收发多借用中统电台。中统天津办事处阴耀武、沈哲臣编印《中华日报》，以及中央宣传部驻天津华北宣传专员办事处庞宇振、马瑞春编印《抗日消息》，也由党员秘密散发。

天津党部除宣传与组织发展外也搜集情报，侦察日军动态、兵营与仓库位置，跟踪投日者行踪及职务调动，并设法派党员打入日占当局的机关；同时也密切关注共产党在华北与天津的活动。为推动工作，还联络地方士绅：如拉拢李廷玉，借其与投日当局的旧关系搜集日方异动；李墨元联系商会会长屈秀章，长期统计日方粮食运销进出数据汇总报重庆，后被日方察觉，屈秀章逃往重庆。

行动方面，党部行动小组配合中统展开“锄奸”。日本高级女特务川岛芳子在天津负责招抚武装与搜集情报，又结交某富商遗孀，利用其社交圈刺探消息。行动组获知该遗孀因病住马大夫医院，趁川岛芳子前往探视时突入病房，以斧砍伤致其昏倒。1938年底，行动组在大沽路丰泽园门前刺杀出任日占当局职务的商会会长王贤宾；1939年又派人谋刺教育局局长何庆元，使其受伤未死。上述活动引发当局不安，日本宪兵队责令特务组织限期破案。党部人员误以为有英法租界作屏障，安全意识松懈。终于在1938年8月，日方特务包围地下党部主委王若僖及中统负责人张庆恩住处，将二人逮捕，并要求法租界当局引渡。法租界多次阻止，最终协议暂押二人于法界工部局看守所。

负责人被捕后，许惠东、李墨元、王任远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上报中央党部，并公推李墨元暂代主委，申请中央尽快派员来天津领导。中央复电批准，并令就地营救、慰问家属；外交部亦通知驻法大使转达法国政府予以庇护。李墨元代理后，规定委员一律用化名、工作区联络员一律用代号，李墨元化名赵文敏。严密防护下，工作仍得延续。1940年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委任韩振声为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任命郝任夫为委员兼书记长；并增设电台，台长张少峰，副台长赵静民，另有报务员阎仪三、译电员徐育才等。电台初设天津长沙道10号三楼，后因遭监视迁至山西路鹏寿里42号楼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接管天津英租界。此后1943年又向维希法国当局施压，接管天津法租界。为便于会面联络，国民党地下党部在第八区（今红桥区）大胡同开设“公信百货商店”作交通站，由干事阴泽远任经理。1942年秋商店被日特查获，阴泽远被捕，随后多名人员被捕，商店垮台。在变节分子指引下，日宪兵队又逮捕国民党党部文教干事李曜林及商运干事赵静民等押至北平。经费方面，原由上海中央银行分行经天津分行（在法租界）拨付；日军接管法租界后，天津分行被联合储备银行接收，经费断绝。党部遂开设“大成公货栈”，由干事杜宝林负责，地址在第八区王家胡同内，从业人员有任宝琦、郝家驹、孙轶恕等。货栈派员赴河南洛阳交通站，再转临汝、叶县一带购中药材运津贩卖，以现款充作经费。1942年秋，委员张书诚被捕，杜宝林随即被捕，货栈现钞、铺底及药材尽被没收，货栈垮台。

1942年，国民党中央任命赵锡训为天津市党部委员，由重庆赴天津途中即被日特跟踪逮捕，死于日宪兵队。同年冬，主任委员韩振声辞职赴重庆；干事赵静民获释后离津赴洛阳。日特持续追捕牵连亲友甚众：郝任夫亦险遭逮捕，脱险后赴洛阳；李墨元多次潜藏终难立足，1943年赴重庆，其妻许文俊被日特逮捕。委员许惠东、贺翊新、王任远等亦先后赴洛阳或转重庆，其余人员多逃往西安再转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派科长朱元君赴西安劝阻华北党务人员返回敌占区继续工作。

1943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命郝任夫为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史泰安（黄埔军校五期毕业）为委员兼书记长；增派委员有卜青茂（曾任河北省党部干事）、庞宇振（“诚社”分子）、佟本仁（“诚社”分子）及李曜林、赵静民等。党部下设三个委员会：工人运动委员会（召集人宝璞）、青年运动指导委员会（召集人曹葆清）、特种运动委员会（召集人史泰安）。再度开展工作时，采取分散化与职业化掩护：利用委员家属，化装为各行业人员，凭房分散居住，定期接头；安排党员进入学校在青年学生中活动，帮助其赴大后方升学就业；联系原北洋政府与东北军留津军政要人，通过其分化华北政务委员会当局，调查其“罪行与财产”，编册留档；侦察日军番号、兵种、主官姓名、武器装备、机场设施、仓库位置、弹药储备及军用物资等，整理成材料呈报。

### 战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时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郝任夫正在重庆。此前，1944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与国防最高会议常会联席会议决定，朱家骅改任教育部长，中央组织部由陈立夫接掌。正当日本宣布投降之际，陈立夫突然宣布郝任夫因病辞职获准，同时任命时子周为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陈立夫此举，明显意在削弱朱家骅在天津的势力。消息传出后，朱家骅系统在天津的人员立即布置力量准备反击。

日本投降后，天津市党部恢复公开活动，在原法租界公议大楼办公。当时天津党部内部形成三股力量：一是以C.C.系骨干时子周为首的地方派；二是以C.C.成员李墨元为首的另一地方派；三是由郝任夫领导的朱家骅系。前两个地方派虽然在利益分配上互不相让，但遇到共同利益时又一致对外，尤其在对抗朱家骅系时，李墨元仍听命于时子周，为C.C.系的既定方针。

同年10月，新任主任委员时子周由重庆飞抵天津，11月委员兼书记苏吉亨亦到津。时子周上任后不久，即命令区党部和区分部停止活动。为进一步压制朱家骅系，苏吉亨在一次总理纪念会上借口部分党员工作不力，突然宣布撤销民运科长刘畏五、总务科长商廷樾、宣传科长石海贞、交通室主任阎仪三，以及干事阴泽远、彭国栋、赵铁生等二十余人的职务。被撤者多次申诉复职，均未获准。同年底，郝任夫自北平来天津探望敌后时期坚持工作的党部人员，其旧部及工、商、农、青各界人士齐集东车站迎接，场面颇为壮观。这被视为朱家骅系对时子周的一次公开示威。随后朱家骅亦来天津慰问，使两派矛盾进一步加深。

1946年3月，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北上视察，派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赴天津慰问。茶话会上，朱家骅系委员刘继良指责时子周撤销地下党员职务一事，触怒时子周。4月，刘继良与史泰安被撤职，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1946年，天津举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朱系干将王任远依托其“救济失学就业天津辅导处”主任身份，联合山东同乡会赵静民及辅导处专员刘畏吾的社会关系，在商界、青年界和妇女界展开拉票。结果王任远当选国大代表，赵静民亦当选农会代表。同年，朱家骅任命郝任夫为天津市教育局局长，打乱了时子周掌控教育界的计划。时子周遂借临时参议会和地方势力不断攻击郝任夫，逼其提出辞职，但朱家骅坚持不准其离职，郝任夫长期以称病不办公应对。

1946年5月，史泰安、刘继良、米少丰等联名向中央组织部检举时子周、苏吉亨侵吞敌产、生活腐化，同时三青团亦发起攻击。时子周、苏吉亨腹背受敌，于1946年6月辞职。陈立夫派C.C.系主干邵华继任主任委员，韩达任委员兼书记长。随后进行党员登记。因原党员名册在1939年冬张鸿相被捕身亡后遗失，1945年公开活动后不得不重新登记。1945年11月在《民国日报》刊登公告，要求抗战期间的国民党党员登记。此举引来大量冒名者。至1946年9月，天津成立61个区分部，成为派系争夺的据点。此外，这段时间天津的党务还包括建立忠烈祠（利用原日本神社）、组织天津市总工会（苑宝璜任常务理事，马相林、王仙槎、李文考任理事）、成立妇女联合会（孙家玉任理事长）、总商会（罗宗强任总经理并组织）、教育联合会（李曜林组织）、发展三青团（王任远任筹备主任），以及成立天津市敌后工作同志会（郝任夫任临时主席）。

邵华继任主任委员之后，苏吉亨所安插在市党部的人员沙石云、叶树元、于临衰、郑子云、沈树元、马国璋等都选择自动辞职。1946年9月，邵华又对党部的人事与组织作了大幅调整，清除赵静民、刘继良、史泰安、米少丰等朱家骅系，使党部成员几乎变成清一色的C.C.系。此后委员包括赵光宸、李书田、胡梦华、李曜林、佟本仁、朱佑衡、温士源、许莲溪、杨莲茵等；秘书则有郭一鸣、李逾冬、王理渊等人。1947年春，天津市党部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要求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主任委员邵华与其亲信委员许莲溪、徐治（陈立夫之表弟）商议，准备借这次选举扩大陈系阵营。但因以往参与地下工作的党员多属朱家骅派，邵华方面难以取胜，于是指派温士源、朱佑衡设法收集人头像片，伪造姓名与经历，并假设若干区分部，汇集假选票，以争取多数。

与此同时，朱系在选举中决定采用“拥杜倒邵”的策略（杜即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对外宣称此举是为了加强党政一元化领导。朱系因此秘密通知各工厂、学校、同业公会等团体，迅速以集体入党的方式发展新党员，成立区分部，并选出大会代表，以便在投票中占优势。正在操作之际，邵华派得知消息，遂急于召开选举大会，企图抢先完成选举以捷足先登。然而，由于邵华在内定委员分配上得罪了“工人抗日联合会”的苑宝璜，苑宝璜便与郝任夫派以及三青团组织基于各自利益联合起来，抵制选举并驱逐邵华。更在选举前夕，由总工会理事王书阁、李海山率领200余名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帮会头目巴延庆的门徒）突然闯入市党部，捣毁党籍科，抢走党员名册及筹选文件。市长杜建时将经过呈报中央，并以维持治安为名，请示缓期举行；获核准后，党员选举大会随即停止。

邵华又拉拢其同乡胡梦华（当时任社会局局长），企图总揽党政大权，但遭到杜建时、郝任夫、王任远、苑宝璜等人反对，最终被迫于1947年5月呈请辞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随即派郭紫峻接任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中统局副局长兼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郭到职后，人事变动不大；他表示，来天津主要是为了参加立法委员选举，待当选后即赴南京任职，无意在天津恋栈或介入派系争夺。这阶段的人事组织与活动为：主任委员郭紫峻；委员兼书记长许莲溪；秘书金魁之、张选元（中统专员）、王理渊、王南屏（“诚社”分子）；组训处处长李墨元（兼）；组织科长刘正竭；干事邢明枢、李希民、王联祥、苏砚田、步少堂；党籍科长李公衡；干事赵阶平、王燕芳、孔立彬；训练科长吴廷瓒（中统专员）；干事夏一清；党团指导科长余和贵；干事徐中节、袁泽民、李千元、王学仓、杨佑芳、李冬心；宣传处长李耀林（兼）；宣传科长杨芳春；干事沈竹影、郑兆琨；宣传指导科长杨广龄；干事姚康民；总务处长许莲溪（兼）；文书科长王子宽；干事从吉年、杨开敏、高尚信、王国良、刘凤仪；会计科长贾祖武；干事吴增甲；庶务科长张联双；干事姚志冲、赵铭心；人事室干事赵君恒。调统室下辖各分区，分设主任、助理。

1948年，国民党和三青团党团合并后，增设副主任委员王任远、副书记长刘泽民，各处改称“组”，并新增干事吴儒贞、张志铣、谭锋。通讯组则完全由中统局控制，组长先后为薛海溶、郭干辉，副组长为班志洲。

1946年夏，天津市临时参议会成立，议长时子周。1947年8月天津选举国大代表，按南京政府指示规定,选出代表名额二人，内定为张伯苓、时子周。张的竞选指挥为严仁颖，时的竞选指挥为苏吉亨。各方四出拉票活动，结果虽均当选，但在选举中，朱家骅系暗中支持张伯苓以压制时子周。时子周也与其展开激烈争夺。

1947年11月立法委员选举，朱系人物决定由王任远参加竞选，郭紫峻、王任远、温士源、李曜林当选。1948年参议员选举中，C.C. 系与朱家骅系的搏斗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当时时子周得到第八区选民支持，而郝任夫以教育界和三青团的支持，亦有其深厚的基础。选举结果郝任夫击败时子周。之后由选出的议员来选举议长，经过幕前幕后的协商角逐，最后中纺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杨亦周担任议长。

1948年8月20日，天津警备司令部大规模搜捕中共支持的学潮参与者学生，天津市党部也参与审讯。随着解放军在东北、淮海战场连胜，此案草草了结。解放军逼近天津时，主任委员郭紫峻等多数委员南逃。国民党中央指派市政府秘书长梁子青兼任主任委员，但梁未能到职，不久被解放军俘获。至此，国民党在天津的党务活动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