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的后续影响

六四事件的影响是指在1989年6月，中国北京八九民运（或称六四事件）结束后，对于不同层面的影响。

## 事件的后续

1989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国务院一连三日举行扩大会议，正式通过在十月一日前撤消北京市戒严令及结束清查。对1989年10月1日的国庆，当局决定以节约为名作相对低调的庆祝，取消了。

1989年底，东欧进一步发生巨变，罗马尼亚爆发革命。中国当局承认了罗马尼亚新政府，表示“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北京大学则出现大字报，讽刺齐奥塞斯库是条“丧家之犬”，也借机将邓、江、李、杨归为“犬类”。

## 中国政治改革停滞

六四事件后，江泽民（左）和李瑞环（右）进入中央领导高层，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六四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赵紫阳被免去党内外所有职务，胡启立等许多同情抗议的官员也被免职或降级，江泽民被提拔为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许多参与抗议的人士则流亡海外，并被政府禁止回国。这次风波后，强硬派抬头，改革开放政策停滞，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恢复；原先在1980年代逐渐开放的人权、民主政策等政治改革也暂止进行。

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根据该法，原则上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该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期间，反对实施戒严的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均遭免职。不过相较于赵紫阳随后遭到软禁并持续到2005年逝世为止，其余三人仍然保留党籍，而同样支持改革派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5月24日提前从美国返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便被中国政府以健康理由拘留并实施软禁。而万里则在“改变自身想法”后从软禁中获释，之后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直至1993年任期届满后退休。

江泽民之后取代赵紫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上海市处理亲改革派刊物、积极响应四二六社论的作法，使得他赢得保守势力的支持。这次抗议活动也让原本依照1982年宪法与往常惯例采取的权力分立有所修正，过去为了防止毛泽东的个人统治以及相关的过激行为，中国共产党决定废除毛泽东终身担任的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同时重新设立自1975年被废除的国家主席职务，并将其列为没有实权的虚位元首职务，同时实际上真正拥有政治权力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以及中央军委主席则由不同人担任。然而在六四事件期间，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同时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秘书长，掌握军权，并公然与另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决裂，转向主张使用军事武力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一派；这使得官方政策变得不一致、不连贯，明显阻碍行使权力。出于这一原因，同时考虑到对外交流的身份需要，自1993年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主席由同一人出任。

邓小平离开领导层后，随着“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陈云、杨尚昆、薄一波、习仲勋等元老亦逐渐淡出政坛。之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人组成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接班。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称“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政治风波采取了果断措施”，大规模逮捕示威民众和支持者，并镇压其他地区进行的抗议活动；同时严格控制国内新闻媒体对事件之报导，并禁止外国记者将相关照片和采访影像发送至国外。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后邓小平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直至习近平任内推行修宪后才被废除。

### 九二南巡

由于六四事件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改革政策制定上采取保守态度，并认为示威抗议的原因是由于改革速度过快的结果。因此，主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在六四后失去了一定影响力，只得选择与党内的保守派妥协。支持改开政策的赵紫阳被迫远离政治核心，而在保守派的压力下邓小平也与国家政策决定开始疏远。在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集体确立后，邓小平便在稍后以江泽民为“合格的总书记”为由让其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自己则退出了领导高层。然而政府改革开放脚步过慢一方面引起地方领导人的强烈批评，另一方面，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邓小平的影响力在保守派势力中逐渐恢复。

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讲话，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其中，邓小平批评在示威抗议结束后掌权的保守派，并称赞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最初该意见遭到中国相关媒体的忽视，但是最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则发布正式命令确立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作法。九二南巡后，因六四事件而停滞的改革开放自此重新提速。

## 人员的外逃与脱离

根据中华民国方面的资料，六四事件后，约有近百名中国外交工作人员脱离工作岗位寻求政治庇护，其中包括驻旧金山、芝加哥总领事馆的职员、驻澳洲使馆副领事董绮、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乃至驻东德、日本、哥伦比亚、巴基斯坦等国的大使馆馆员。

8月8日，到美国公演的南京杂技团五名团员脱队，在维蒙特及纽约寻求政治庇护。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局也指有两名中国外交官从中国大使馆失踪，而且可能已逃往澳大利亚。9月1日，中国外交官员留美之路中断，当局宣布不再核准公费补助，并要求录取到外交部工作的大学生先在军事机关接受十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

9月6日，解放军空军中尉蒋文浩自福建龙溪机场驾机投靠台湾方面，于下午二时抵金门尚义机场。蒋文浩为六四事件后首个叛逃的解放军飞行员，被台湾当局称为“反共义士”，其于7日记者招待会中表示六四事件造成他“思想上的转折”，他“不能将热血、生命奉献给一个腐败、让世人唾弃的共产党”。中央日报评论指六四事件后“共军军心涣散，情势恶化，蒋文浩义士振翼来归，代表着全中国人的正义心声，大陆上千万人争民主，争自由的血泪心力，决不会白费”。

在事件后对共产党感到失望的留学生，部分发起了集体退党行动，由日本中国留学生及访问学者组成的“民主中国支援联合会关西本部”，在1989年六月下旬发起退党行动，负责人季卫东及另十九名成员宣布退出共产党，又如由中国留美学生及访问学者柯钢、王燕彬、丁子江、唐俭、韩连潮、李安安、邵建平、叶宁、姜扬、胡向东、徐刚等人组织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退党联络委员会”，在1989年中国国庆前夕，率同成员共205人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

## 民主运动的发展

六四事件的发生，刺激了在中国境外的中国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8月1日，流亡的六四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国会人权特别小组听证会，主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经济制裁。新华社也猛烈抨击全美中国学生学者代表大会，指严家其、吾尔开希等“叛逃份子”“不论在美、台、港等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如何猖狂蹦跳,不论成立什么闹剧班子,只不过是多几个“中国民联”和多几个胡平、王炳章之流的跳梁小丑而已”。8月23日，纽约地区的民运团体倡议将十月一日的中国国庆日定名为“国殇日”，并号召全美各地在北京时间早上9时鸣笛、击钟、按汽车喇叭五分钟，表示追悼死去的运动参与者。

1989年9月，民主中国阵线即在海外成立，并由流亡到海外的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海外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组建。9月10日，民运人士下午在加州湾区旧金山市政广场联合举行了“六四”百日祭的活动，有4000多人参加。香港、台北、澳门、纽约、华盛顿、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也分别举行“六四百日祭活动”。

10月1日，中国国庆日时，在中国学生学者独立联合会的策划下，华盛顿来自美国各地十几所大学的五千人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举行的为时4小时的集会，并冒雨举行“中国民主大游行”，促中国当局重修宪法，取消“四个坚持”，实施多党制，呼吁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他们打着各自学校的校旗向中国驻美大使馆行进。一个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学生说：“我们要求推翻现政权。我们要求出版和结社自由。人民应该管理人民的国家。我们想表明国外对中国民主的支持”。吾尔开希等流亡六四参与者参加了纪念会，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致词。当日旧金山、纽约、休士顿、亚特兰大、洛杉矶、伦敦、巴黎、香港、波昂等城市也举行了同步示威。

## 纪念活动的持续

六四事件被当局镇压后，尽管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已经消失，但在当时东欧剧变的背景下，中国大陆仍然时时出现针对中国当局镇压运动的抗议。

1989年7月，北京大学校园内继续有纪念六四死者的活动和小规模的游行。300至400名高年级学生通过晚唱歌、敲盘等方式变相抗议。

例如1990年8月1日，云南昆明市翠湖东路出现署名“滇青联盟会”的传单，内容为“抗议对学生及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手段，呼吁全民团结起来，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共党现行政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陕西咸阳市民王陵西（男、五十五岁），自1990年8月13日起，每日在北京四处贴民主标语，经该市公安局循线逮捕，并将之押返咸阳。

1990年9月22日北京亚运开幕之前，北京大学校园内出现一幅揶揄李鹏的海报，以海湾战争为主题。海报上图绘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自谓：“我入侵科威特，将它完全占领，并夺得所有的财富”，李鹏回答：“那算什么！我在天安门广场干得更好”。

## 遇难者家属问责与境外悼念

六四事件发生后，遇难者家属与境外华人社会以不同方式延续著对事件的追责与悼念。在中国大陆，由六四死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运动自1990年代起持续收集遇难者名单，并多次致函中国当局，要求公布真实伤亡数字、向死伤者家属道歉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然而该群体长期遭受当局的监控、骚扰与软禁。2026年在香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自1990年起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一度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六四纪念活动。2020年后，当局先以防疫为由取缔集会，继而援引《港区国安法》全面禁止相关活动，2021年支联会宣告解散，延续三十年的烛光晚会至此终结。天安门母亲运动所受的限制亦持续收紧：2026年1月，该群体一年一度的新春聚会首次被禁止举行；同年六四三十七周年前夕，成员更被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不得前往万安公墓祭奠，亦不准宣读悼词或发表悼念照片，为六四事件发生以来首次。

## 审查制度

<image>

1989年的六四事件过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该事件相关信息流通的限制甚至完全封锁其传播，时至今日，除了一篇当局的简短通稿，受中国政府管制的网站上基本搜索不到该事件的内容，相关书籍、杂志等也被禁阅。中国官方的审查机制严格限制有关六四事件的讨论，并采取措施拦截或审查相关讯息，其中教科书也几乎没有记载此事；即使不得不有所提及的时候，相关内容也多是以中国官方观点编写而成。在抗议结束后，政府查禁了许多有争议的电影和书籍，关闭了多家报社、出版社。在往后1年内，中国国内近12%的报纸、13%的社会科学期刊、150部电影遭取缔，还有将近8%的出版公司也被迫歇业，此外，官方还宣布其已查获3200万本违规书刊和240万份违禁影像。之后有关六四事件的新闻媒体内容和互联网资源都因为实施审查制度而遭到限制或者是封锁。受金盾工程影响，包含六四事件的网络内容在中国境内会遭封锁，无法浏览。

中国大陆有许多文学作品因与六四事件相关而遭到禁止出版，例如收集许多该事件期间抗议诗歌的《六四诗集》便遭禁止，而小说《紫禁城》也因涉嫌六四内容遭到查禁，就连采访赵紫阳或鲍彤的书籍都遭到查禁，其中包括由杨继绳秘密采访赵紫阳、整理其他否决中国政府决定之资料后撰写而成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以及受到政府压力而无法出版的宗凤鸣著作《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等书。比较特别的是在2009年5月时，赵紫阳秘密录下的录音纪录成功偷运至海外，并《改革历程》一书得以编写出版；而在2010年时，另一本依据李鹏在六四事件期间的日记整理后也以《李鹏六四日记》为名出版。

在中国大陆网络上搜寻“六四”或“天安门”等相关词语，仅会提供经审查后的结果。在中国的网站服务器一般不能提供六四事件的相关信息，而部分服务器在国外的网站则长期遭受防火长城封锁。在六四前夕，中国大陆各影音平台均会以“系统维护”为理由，禁止用户使用弹幕功能、修改个人资料或发言；而各VPN供应商也会在每年六四前夕受到网络攻击或干扰。另外，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对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关键词也实施了封锁，公民实验室自2009年起记录了近3500个被封锁的关键词。在2006年1月时，谷歌同意在其中国大陆页面审查有关六四事件和其他中国政府认为“敏感”之内容，不过2010年1月时宣布撤除相关的审查合作。

而后十余年间，整个运动的压制开始略有松绑以来，仍不少教科书谈及六四事件时大多以“清场”而非“镇压”来形容事件，并以“平息事件”来结尾。而于香港，当地的教育局公布的课程修订大纲中没有提到“六四事件”，而被问及时表示因为“未有纳入的事件因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并不重要”（然而重大的九二南巡与此事件直接相关）。2012年2月，中国政府放宽对赵紫阳的内容审查，百度百科首次出现关于赵紫阳的文章。媒体纪录片方面，2021年6月20日央视放映了《敢教日月换新天 第十一集 举旗定向》，片中采取了1989年之后中国开始加速体制问责，此后社会相对独联体国家急速发展的口吻，并以客观上逐渐得到了高度肯定的政治评价做结。

但是，中国政府相关的审查却存在实践上的矛盾。例如每年6月初（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的网络媒体集体对更换头像、更改用户昵称做出的限制和相关言论控制的增强，甚至还因此出现了对此并不知情的网络红人因“踩雷”而被封杀的相关事件，这样的做法反而导致对此事件不知情的民众产生疑问甚至进而设法得知这一事件，形成两难。

2023年10月24日，加拿大籍华裔历史学者何晓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何晓清签证延期请求被拒，特首李家超于10月31日表示，“入境处根据既定程序处理，包括考虑是否构成保安风险”。

## 大学生思想教育

六四之后，当局对应届的高校毕业生进行了再教育，北大有两千学生需要接受“思想指导”学习。1989年8月，北京大学进行了入学制度的“秋后变革”，规定新生须赴军校受训一年。其他大学虽无军训计划，却“准备好特别教育”，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先实施政治教育然后再开课。

## 政治低潮

<image>

六四事件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水岭，此后针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均被中共视为禁忌；而要求民主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亦再未发生，中国的民主氛围每况愈下。21世纪后，大量中国公民均不愿谈及该话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部分改革支持者亦不渴望政治变革，转而专注经济改革。而许多中国公民都不知道有关六四事件的情形。不过每逢6月4日，中国政府并不允许与六四事件相关的活动存在，例如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2009年6月4日，中国政府便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加强警备，其中除了穿着制服的民警与武警成员外，还有数百名便衣警察出现在广场上。之后新闻媒体工作人员被拒绝进入广场内，那些试图在广场上拍摄或者采访持不同政见者的记者则遭到短暂拘留。而在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前夕，高瑜、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胡石根等人则因为参与相关纪念活动而遭到逮捕。另外每年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期间，中国政府亦会关闭全球社群网络服务的网站链接并加强对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

但在这般情况下，以丁子霖为主要发起者的天安门母亲运动等人士或者组织仍然会继续报导有关六四事件的经过，而多年来一些中国民众也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评估抗议活动，补偿遇难者家属，如天安门母亲运动便要求赔偿、平反受害者并归还在中国与海外所筹到的募款金额。而曾经参与军事镇压的前军人张世军更是向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了公开信，期望政府能够就六四事件重新评估其历史价值，但随后他便在自己的家中遭到逮捕。不过虽然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在六四事件期间有从事不法行为，但在2006年4月时则在政府首次公开的情况下接受六四事件相关受害人家属的申诉，并以“困难补助”的名义向在四川死亡的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赔偿将近70,000元人民币。1989年6月6日周国聪在成都市遭到警方拘押，2天后逝世。这一举动获得中国许多活动家的欢迎，但是一些人则将这案例视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举动，并不认为它是预告中国官方立场将有所变化的行动。

直到八九民运三十周年，即2019年时，六四事件的话题在中国仍然是敏感话题。RFI报道认为，一批香港记者在事件三十周年之际，以摄制纪录位片、撰写文章和口述当年事件的所见所闻的方法，传承历史真相；另一方面，法广认为一些亲建制派传媒由过往不主动提及事件以达到让人遗忘的目的，转为以讽刺、批评及错误论述等方法营造“六四事件可以争拗”的现象。中共中央机关报在运动中期称其为“动乱”，后谴责为“反革命暴乱”，至今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仍为敏感话题，仍被严格限制讨论或悼念。尽管事件本身对中国现政府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仍有许多人主张“转型正义”。

## 工人运动论

长期以来，六四事件的主流历史叙事是自由民主主义反抗中共的威权主义体制，并将学生与知识分子视为抗议的中坚力量。但中国部分毛主义左翼、西方部分反斯大林主义左翼认为，六四事件是一场由经济诉求引发的反市场化经济改革、反资本主义抗议运动，并强调工人阶级追寻社会主义民主的诉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中国历史学家吴仁华均指出：六四清场后，中国当局对工人的镇压烈度远高于对学生的镇压烈度。而工人们在六四事件中自我武装、自我组织、发起罢工，也被认为是中国当局于6月初决定武力清场的原因。

## 社会评价的演变

随着事件的结束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人上任，1989年后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水平在1990年至2012年产生了阶梯式增长，中国得以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军事强国。同时，民众的生活水平获得普遍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已经有6.63亿中国公民脱离了贫困线。国家实力的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使得民族主义思想升温，社会氛围得以缓和，对中国大陆民众因经济差距“投向西方怀抱”的担忧被销解，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得以稳固。与1988年出版、代表对中国和中华文明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的《河殇》等书籍不同，1990年代后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赞扬中国的书籍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有研究者指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已自主完成民族主义认知的构建。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认为，中国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仍然很高，其从2007年的83%增加到2010年的87%。调查还发现，有74%的中国人认为中国政府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由此，事件中的各项激进政治诉求的影响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很快在社会主流中消失。进入2010年代后，中国大陆舆论中更多出现对六四事件中的示威游行持否定态度的观点，抑或轻蔑的称之为“胡闹”。有作者指出，在中国大陆对六四事件持否定观点的人群中，甚至有当年事件中的民主派人士。这与2000年代诸多国家发生西方国家支持的“颜色革命”后陷入政局长期动荡的情况有关，更是出于中国时局动荡、国家分裂这一假设的担忧。政府暴力镇压、结束运动的方式开始获得更多认可。而中国大陆部分名人（如马云）还开始在言论中引用六四清场这一事件，其立场则直接体现出对政府的支持。

2019年4月，时值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际。国际广告公司“上奇广告”巴西分公司“F/Nazca Saatchi & Saatchi”在Youtube发布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宣传广告《徕卡：猎手》，内容涉及六四事件标志“坦克人”。广告片发布后，被认是广告片委托人的徕卡相机在以中国大陆网友为主体的社交平台上受到立场截然相反的两方评价。一方表达支持和对六四事件悼念；另一方则是批评和攻击徕卡相机，视广告片为徕卡相机对中国的“吃里扒外”和政治攻击，认为徕卡相机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同年6月，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爆发，造成中国大陆舆论与香港严重对立。而在中国大陆民众呼吁中央政府直接以武力镇压结束的呼声中，政府使用坦克清场的方式甚至被认为是暴力镇压最为有效的手段，因此当时即有人提议使用六四清场方式，出动坦克驱离，直接结束运动。

步入2020年代后，伴随着社会矛盾加剧、经济下行与互联网言论审查的进一步收紧，中国民众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亦出现反复。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后，中国实施了严格的封控与清零政策，初期一度有效控制疫情；但随着病毒变异株毒性减弱、传播力增强，封控措施引发了广泛的经济冲击与民生问题，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2022年11月末，白纸运动爆发，被国际舆论视为自1989年以来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抗议行动。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抗议中，即出现了呼喊“六四精神”“平反六四”等政治口号的现象。而在27日的北京亮马桥抗议中，一名BBC记者采访两位民众为何要参与运动，后者用英语回答道：“It's my duty.”（这是我的职责）“It's our duty.”（这是我们的职责）有媒体认为这一幕重现了六四事件（当年有学生面对采访回答了同一句话）。这些现象反映了部分民众在社会压力加大背景下重新关注并呼应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但在12月7日防疫政策转向放开后，抗议声浪也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