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信念模型

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简称HBM）是健康心理学与健康行为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理论框架。该模型于1950年代由服务于美国公共卫生局的社会心理学家们提出，旨在解释为何大众普遍未能接受疾病预防措施或用于早期发现无症状疾病的筛检测试。

此模型的核心在于探讨个人如何评估健康威胁，并根据其对特定目标的价值判断，以及对所采取行动能否成功实现该目标的可能性的评估，来决定是否采取健康行为。它主要由六个核心认知构成要素组成：自觉易罹病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自觉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自觉效益（Perceived Benefits）、自觉障碍（Perceived Barriers）、行动线索（Cues to Action）及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 历史与发展

健康信念模型最初是为应对1950年代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挑战而发展的，特别是针对民众对结核病胸部X光筛检的低参与率。当时的社会心理学家，包括欧文·罗森斯托克（Irwin M. Rosenstock）、戈弗雷·霍赫鲍姆（Godfrey M. Hochbaum）、S·史蒂芬·凯格尔斯（S. Stephen Kegels）及霍华德·莱文索尔（Howard Leventhal）等人，基于一个假设来建构此模型：人们在面对健康威胁时会进行评估，并基于改变行为所能带来的益处（如透过筛检降低恐惧）来决定是否采取行动。

该模型最初包含四个核心要素。到了1970年代，研究者加入了“行动线索”（Cues to Action）这一概念，用以解释触发个人采取行动的内在或外在刺激，从而增强了模型的预测能力。1980年代，随着研究的演进，心理学家们认识到个人对自身能力的信念在决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将“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正式纳入模型中，使其成为第六个核心构成要素。

此模型常被应用于解释和预测个人在筛检、疫苗接种、外科手术及戒除不良习惯等方面的健康决策。

## 主要构成要素

健康信念模型包含六个核心认知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共同影响个人是否会采取某项健康行为。

### 自觉易罹病性

指个人对于自身罹患某种疾病或面临不良健康后果的可能性的主观评估。例如，在呼吸道疾病大流行期间，处于拥挤公共场所的个人会感觉自己感染病毒的风险增加。在戒烟情境中，吸烟者会思考自己因吸烟而罹患相关疾病的可能性。

### 自觉严重性

指个人对某种疾病或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及其后果的主观评估，包括医学后果（如死亡、残疾）和社会后果（如影响家庭、工作）。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人们对感染后果的看法差异很大，从而导致了不同的防疫行为。对于吸烟者而言，这指的是认知到吸烟与心血管疾病、肺部疾病乃至死亡之间的关联。

### 自觉效益

指个人对采取某项预防性健康行为所能带来的好处的评估。个人会评估各种行动在降低疾病风险方面的有效性。例如，在呼吸道疾病大流行期间佩戴口罩被视为一种有效益的行为。对于吸烟者，戒烟的好处包括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或延缓慢性肺病的进展。

### 自觉障碍

指个人在采取建议的健康行为时可能遇到的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来自于生理、心理、经济或社会层面。例如，在传染病爆发期间，佩戴呼吸防护装置可能因其不适感、社交影响或难以取得而成为障碍。对于考虑戒烟的人来说，常见的障碍包括同侪影响、将吸烟视为一种缓解压力的愉快行为，以及尼古丁成瘾本身。

### 自我效能

指个人对于自己有能力成功执行特定健康行为的信念。此概念最初由阿尔波特·班杜拉提出，后来被纳入健康信念模型。自我效能感高的人更有可能采取并坚持健康行为。例如，一位慢性病患者若相信自己能够记得按时服药、遵循剂量指示并有效处理药物副作用，他便展现了高度的自我效能。

### 行动线索

指促使个人启动决策过程以采取健康行为的内在或外在刺激。内在线索可能来自个人对自身症状的察觉（如感到胸痛），而外在线索则可能来自周遭环境（如看到健康宣传活动、收到医生的提醒，或亲友的建议）。例如，一位长期吸烟者可能因为一位朋友近期因心肌梗塞住院而决定戒烟。

## 应用

健康信念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医疗和文化背景中，尤其是在公共卫生推广和预防性社区计划方面。

在癌症筛检方面，一项2024年的系统性回顾发现，个人对子宫颈癌的自觉易罹病性、自觉效益及自我效能感，与其是否采取预防措施密切相关。另一项研究则指出，基于健康信念模型设计的教育计划能有效提升伊朗女性参与子宫颈癌筛检的比例。然而，在乳癌筛检行为的元分析中，研究者发现此模型虽能解释行为，但其有效性报告不一致。

在疫苗接种方面，该模型也被应用于分析COVID-19疫苗的接种意愿，但结果同样存在不一致性。一些研究，如在推广人类乳突病毒（HPV）疫苗接种方面，对该模型的成效提出了质疑。此外，一项针对美国印第安纳州H1N1流感疫苗接种活动的评估研究，探讨了模型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仅仅是它们对行为的直接影响。

在体重控制与生活方式改变方面，2024年一项在马来西亚进行的研究评估了基于HBM的教育影片对民众体重控制意图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未接受介入的对照组相比，接受教育影片的介入组在“饮食自我效能”和“运动自我效能”方面有显著提升。尽管其“行为意图”分数有所提高，但与对照组相比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有趣的是，介入组的“行动线索”分数在教育后反而下降，显示了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复杂性。该研究结论指出，基于HBM的教育介入能有效提升自我效能，这是影响体重控制行为的重要一步。

此外，该模型也被用于提升心血管疾病筛检参与者的信心、改善口腔健康行为、提升慢性病患者的药物依从性、以及多种慢性病如糖尿病、艾滋病和前列腺癌的管理。

## 限制

作为一个试图解释复杂人类行为的模型，健康信念模型存在一些固有的限制：

- 过度强调认知：此模型主要关注个人的信念和思考过程，可能忽略了情感、社会压力等非认知因素对健康行为的强大影响。
- 忽略社会与文化因素：批评者认为，该模型未能充分解释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如何塑造个人的健康信念和行为模式。
- 假设理性决策：模型假设个人是理性的决策者，会仔细权衡行动的利弊。然而，现实中的决策过程往往受到情绪、习惯和外部压力的干扰，并非完全理性。
- 静态性质与变数顺序不明：此模型本质上是静态的，难以解释个人信念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更重要的是，模型未能明确定义其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顺序。例如，它不清楚这些要素是同等地影响行为（平行中介），还是形成一个因果链（序列中介），或是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影响（调节中介）。这种理论上的模糊性限制了其作为解释性框架的应用，尤其是在健康传播研究中。
- 预测能力有限：部分系统性回顾指出，与其他整合了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的理论模型相比，健康信念模型的预测能力有时较低，解释力可能仅在20%至40%之间。

## 未来发展

尽管存在限制，健康信念模型依然是理解和推动健康行为的有效框架。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包括：

- 整合社会决定因素：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如社会、经济、环境等）纳入模型，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人类行为。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量身定制干预措施，也能提升其适切性与成效。
- 结合新兴科技：利用互联网、社交网络或移动应用程序等技术，传递个人化的健康讯息，可使干预措施更贴近现代生活方式，提升其有效性。
- 探索复杂的因果模型：未来的研究应超越简单的加总效应，深入探讨模型内部各要素间的复杂关系。例如，Jones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可以作为一个调节变数：对于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个体，“自觉障碍”是影响行为的关键中介因素；而对于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自觉威胁”则成为更重要的中介因素。同时，他们也发现“自觉障碍”和“自觉效益”之间可能存在序列关系（障碍→效益→行为）。厘清这些变数顺序将有助于解释过去研究中的矛盾结果，并指导设计更精准的多阶段健康干预措施。
- 聚焦核心要素的强化：干预措施应持续聚焦于提升自觉易罹病性、自觉严重性，处理实际障碍，并透过增强个人信心与技能来提升自我效能，以强化健康推广的效果。

总体而言，健康信念模型至今仍是预防医学领域中一个极具价值且应用广泛的基础框架。透过持续的应用、修正与理论深化，此模型在促进公众健康与预防疾病方面仍具有巨大的潜力。

## 基本资料

- 分类：健康心理学、公共卫生、健康传播
- 发展时期：1950年代至今
- 理论精神：个人行为受其对健康威胁的感知与对行动效益的评估所影响。
- 国家／地区：美国
- 创始人：欧文·罗森斯托克（Irwin M. Rosenstock）、戈弗雷·霍赫鲍姆（Godfrey M. Hochbaum）、S·史蒂芬·凯格尔斯（S. Stephen Kegels）及霍华德·莱文索尔（Howard Leventhal）
- 学说重点：自觉易罹病性 (Perceived Susceptibility)、自觉严重性 (Perceived Severity)、自觉效益 (Perceived Benefits)、自觉障碍 (Perceived Barriers)、行动线索 (Cues to Action)、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 相关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
- 相关学者：阿尔波特·班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