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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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俄联盟，又称华德俄联盟，当时英语又称为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是1918年至1922年间由孙文倡议、旨在促成广州南方政府（先是护法军政府，后为广州中华民国政府）、魏玛德国与苏维埃俄国三国合作的外交计划。该构想旨在打破英、美、日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影响，以中国的原料与市场，换取德苏两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技术与军事支援，以和各国承认为合法政府的北京政府相对抗。此一计划后于1922年陈炯明发动六一六事变后外泄，并被港英报刊披露，引起国际舆论反应，最终流产。

## 背景

1905年，孙文为《民报》撰文时就曾经设想并且提出过由“德俄无产阶级”共同对付“英国帝国主义”的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变动，苏俄由于十月革命后采取共产制度，而不被主要各国承认。中国在战胜国阵营中在巴黎和会上因山东问题等，对协约国的战后安排存在不满；以孙文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多次在广州建立政权，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也不被世界各国承认为中国的代表。魏玛德国作为战败国在凡尔赛体系下实力被削弱，经济面临危机。当时在广州另立中央政权，但不被各国承认的孙文认为，中国若要自立，必须摆脱英日，寻求新的国际合作伙伴。孙认为“舍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外，殆无他策。”其《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提出“以物质建设救中国”的思想，并积极争取外资与技术援助。孙文认为，中德俄三国同为“被压迫之民族”，合作可互补所需，形成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线。

### 孙文与苏俄的关系

1918年至1922年初，孙文与苏联建立了初步接触。除和列宁、齐契林通信外，又于1920年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的代表阿列克谢·波达波夫和维经斯基。1921年10月4日，马林在上海会见孙文的代表张继，建议国民党选派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列宁派遣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赴桂林与孙文三次会谈。孙表示赞同与苏俄建立非正式联系。孙文多次公开表示对共产主义原则并无好感，又认为其主张的民生主义与苏联的共产主义有多种区别，但他认为苏俄的“非帝国主义立场”有助于中国摆脱列强控制。

### 孙文与魏玛德国的关系

孙文与德国的接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已经开始，当时孙曾试图借助德国技术与军事援助，推翻北洋政府，也主张中国严守中立，反对参战。德国也给与孙文资助，希望护法军政府动员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一战结束前，孙文派遣代表曹亚伯赴德国希望拉拢德国的援助。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月底，曹亚伯抵达柏林。12月1日，曹亚伯向德国外交部、范柏中尉和辛慈转交提出“中国(广州护法军政府）、德国以及苏俄结成同盟”的建议，建议由两部分构成。第一主张南方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应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等地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个地域里，应由中德两国携手,将日英以及其他国家的在华势力驱逐出去。第二是在苏俄红军的协助下，建立一支由12000名居住在俄中边界的在俄华侨和10000名德国兵（利用在西伯利亚的德国战俘，大约一个师，配以3-5架飞机）组成的混合部队，从西北方向攻打北京政府，同时在中国调配粮食等各种物资，经由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送往德国，在推翻北京政府后，德国可从财政上帮助中国，重新掌管海关，建筑铁路公路，德国要对中国的教育及工业技术的发展进行援助，中国也相应地把各种物资送往德国，支援其作战。德国视该计划为“近乎狂想”，且当时德国已战败。到1918年5月，孙文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因此，孙、德合作计划成为泡影。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9月15日，北京政府宣布结束同德国的战争状态。10月9日，广州护法军政府众、参两议院通过战争状态终结的宣告文。10月25日,广东军政府终止对德战争状态。1920年后，战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在战后经济困境中希望重启对华贸易。1920年11月，第一次粤桂战争后，孙文回到广州建立中华民国政府，任“非常大总统”。1921年5月，德国和中国政府签订《中德协约》。但孙希望德国第一个承认广州政府，于是派代表朱和中秘密赴德，联系德国与南方政府经济合作和军事同盟问题。7月，广州政府发表宣言，指自己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相当于否定了《中德协约》的有效性。广州政府还拒绝归还一战期间在华南被没收的德国资产，希望以此为筹码，以财政、经济、管理、教育和军事等建设项目委托给德国为诱饵，希望战败的德国在主要国家中带头承认广州政府并与之缔约。孙文认为，战败的德国“失其殖民，去其特权”，能以平等地位与中国合作。他曾向德方代表表示：“你们已被解除武装，现在必须武装中国；这或许是你们唯一的自救方式。”孙派遣代表朱和中、曹亚伯、邓家彦等人多次赴柏林，提出经济与军事合作计划。

### 苏俄与魏玛德国的关系

一战期间，特别是俄罗斯二月革命之后，德意志帝国为扰乱俄罗斯帝国的局势，曾协助流亡的列宁回到俄罗斯。十月革命后，苏俄与德国单方面结束了东线战事，退出协约国。战后的1920年代初，苏俄与魏玛德国同被协约国孤立，两国遂逐渐走向合作。

1921年，前德意志帝国驻华大使辛慈化名“哈特维格先生”，代表德国政府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德国裔书记卡尔·拉狄克进行了秘密会谈；拉狄克将这些会谈告知列宁，并建议与战争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和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举行进一步会晤。1922年4月，两国签订《拉帕洛条约》，恢复外交与经贸关系，并暗中进行军事合作。

## 经过

由于孙文的南方政府从未得到承认，加上其实际统治范围只有广东，德国驻广州领事及其上级一直采取谨慎做法与其进行外交接触。1921年7月底，朱和中奉命秘密赴德，向德方提出孙文的联盟构想。9月，孙向德国副领事瓦格纳提出广东政府与德国合作的建议。

10月1日，朱和中拜访德国外交部，向其东亚司司长克尼平提出德国承认广州政府以及双方的合作问题。克尼平认为，就南方政府聘请德国顾问问题，德国不可能提供官方支持，因为南方政府“前途未卜”，折中的可行办法则是，撇开南方政府（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与广东省政府签订雇佣合同。朱和中又与辛慈取得联系，并向他询问建立中德俄同盟的可能性。辛慈向朱和中表示,他愿意促进此事并在两个月内请求德国总理批准其赴华。根据朱和中其1922年1月1日的信报：“辛慈即主张华德俄三国联合，与钧旨暗合。”孙文回信指示廖仲恺、曹亚伯筹措经费，安排辛慈来华。

3月，朱和中与德国官员及企业代表会谈，并聘请多名德国顾问，如前青岛总督、德累斯顿工科大学教授施拉梅里等。5月17日，朱和中在柏林寓所会见了德国驻华公使馆参赞贝特克，提出准备聘请德国顾问以辅佐南方政府。本来他还邀请了辛慈及德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参加，但两人临时通知无法赴约。朱和中在会面中主要阐述了三点内容：

- 根据孙文2月1日来信的指示，他即将回国协助政务，并已与数家德国大型公司草拟合作协议，一旦获得孙文授权即可签署。汉堡的施蒂奈斯公司近期与他接洽，他计划于本月27日与该公司代表会谈（但后来因资金问题未果）。在招募德国顾问方面，辛慈给予了积极支持。虽然合同尚未正式签订，但已有多位人士表示愿意受聘：德累斯顿工学院的施维宁教授将负责技术与教育事务；前海军参谋施拉迈尔出任行政重组顾问；鲍拉特·希尔德勃兰特担任铁路建设顾问；阿诺尔德负责南方政府国家银行的筹建。财政方面，则计划聘请荷兰或美国专家。朱和中还提到，希望能邀请一位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似乎指的是塞克特。他补充说，前一晚已在寓所召集这四位顾问候选人，嘱咐他们慎重考虑。
- 他已与德国帝国印刷厂接洽，为即将成立的南方政府国家银行印制纸币，所有细节均已谈妥，但尚未得到德国外交部的批准。
- 朱和中再次谈及南方政府与德国的关系。对此，贝特克解释道，南方政府当年并未对德宣战，因此无须另行签订和约；此外，他们已承认北京政府所签署的《中德协约》。

在回国前，朱和中于5月30日再次拜访克尼平，表示计划携施维宁与辛慈一同赴华。然而，克尼平随后单独约见施维宁，后者称希望先赴中国实地考察后再签约。最终由于政治形势变化，施维宁与辛慈的聘任计划均未能实现。尽管当时孙文与德国的接触进展缓慢，但是还是受到了北京政府和列强的关注。报刊舆论声称德国驻广东副总领事有意与南方政府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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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6月16日，六一六事变爆发，孙文被迫离开广州。孙政府的官员纷纷逃散，廖仲恺留下一个保险箱，陈炯明的粤军叶举部在保险箱中搜得孙文与朱、廖等人间往来密函信件，显示有关“中俄德同盟”的密谈与辛慈来华计划。

孙文原本嘱廖仲恺阅后烧掉，但廖未有遵行。7月24日，法属安南河内的《东京前途报》（L'AenirAuTokin）首先报导，称孙文“图与布尔什维克理论为基础，结成中俄德三角同盟”。8月，《法国时报》报道说“据称是孙博士领导的政府拟定的德俄中协约的计划”，“虽然柏林辟了谣”。

根据蒋介石的记述，8月9日，孙文向当时陪侍左右的幕僚阐释了他的计划：“今日中国之外交，以国土邻接关系密切言之，莫如苏维埃俄罗斯。至于国际地位言之，其对吾国利益相同，且无侵略顾虑，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益者，则德国是也”。

9月22日，香港《士蔑西报》刊出三件信件原文与英译，并附有原函的影印，并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指责孙逸仙先生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到目前为止，还缺乏具体的证据，但今天我们能够公布我们所知道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孙一直在密谋在布尔什维克理想的基础上在中国、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建立联盟”，而参与者包括孙文与时任德国驻苏俄公使、一战时期的德国驻中国大使辛慈海军上将（辛慈在中华民国在一战中对德宣战后离开北京）。次日，香港华字日报又根据影印件刊录出三函的汉字原文。

士蔑西报公布的第一封信函是孙文从桂林致广州廖仲恺函，1922年3月8日发，主旨在嘱廖汇款给柏林的朱和中，并嘱曹亚伯赴香港接辛慈到桂林北伐大本营：

要函交廖次长仲恺亲启，别人不得开拆……兹得朱和中来函，所图各事，已有头绪……辛慈之事，愈密愈佳，如非万不得已，则政府中人，亦不可使之知也。

另外两封是朱和中从柏林致桂林孙文函，1922年发，请孙多汇款，“惟自得辛慈之助，进行愈速，范围愈广。若设公事所，则用费将三倍于前”，又指前驻华德使辛慈熟悉吾国情形，曾充驻俄陆军特使八年，与俄人感情亦洽。方中（朱和中自称）未抵柏林以前，辛即主张华德俄三国联盟，与钧旨（指孙中山）暗合。近自与中接洽后，决拟不问他政，专办此事……是以决定同组一公事所，以资筹备。现允定两个月筹备完竣，（辛）即请命于其国务总理（准许辛）来华，中愚见拟以辛为总理员，其他合科选定主理员，其余人员材料办法由主理酌定。总理员专备钧座谘询，主理员筹商何项人员先行来华，何项人员陆续前来，何项材料即日需要，何项材料继续运输……均由钧座与总理员核夺……辛慈名望颇重，须用假名，虽一般德人，亦不可使知。根据后世学者的研究，孙与朱和中之间有关“联德”的密函，除士蔑西报报导的三封外，至少还有两封，即朱在抵德后于1921年11月15日致孙函，及1922年2月24日孙文复朱和中函。朱和中11月15日函的内容可以从2月24日孙复朱函中得知，即该“密函所陈之十二项事业”，主要是讲孙一旦北伐至武汉，则请德国兴办钢铁等事业。孙要朱加速进行，因北伐军当时已开始由桂林出发。另外，孙要朱联系德方资本家磋商，“为吾人先设一印刷厂，不独印刷纸票，其余他种之印刷事业，如地图、书画，皆包括在内”。因为这两封信当时不为外人所知，故也从未有人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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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披露后，引发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北京美、日、英、法各公使对于当时新近来华的苏俄代表团以及国民党行动“异常注意侦察”，公使团领袖葡使指责“越飞私造公债，宣传过激主义”，并照会北京政府严厉监视其行动。中共也指“闻以后对于民党将加以比较十年以来更压抑的政策，使他在政治上难于活动”。另外，北京各国外交使团向北京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询问“是孙逸仙真的有此企图，还是陈炯明为了损害孙逸仙的信誉而捏造的”。

9月19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在《大中华商报》发表文章，向德国驻华公使馆提出抗议，指责德国驻广东总领事背叛《中德协约》，谋求与南方政府合作。

根据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搜集的情报记录，指“报上披露了有关孙对德俄政策的纲要报告后，在莫利爱路29号孙的总部里引起一两天的惊恐。这些报告透露的内容在本地法侨社会中引起了对孙的极大敌意”，又因孙文当时由于居住在上海法租界，而中德俄联盟计划的泄露令法国人普遍愤怒，因此他的支持者“最终放弃了为他举行群众性欢迎的主意，借口说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华界的捕房都反对举行这种集会”。

9月29日，德国外交部公开否认孙文密使与辛慈商订中德俄联盟一事，并表示不知辛慈使俄一事。辛慈亦指其并未办理联盟的任何谈判。曹锟和吴佩孚也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与孙“没有任何关联”。

流亡上海的孙文于9月29日，以“上海孙宅秘书处”名义借助大陆报（TheChinaPress）发表《对联俄联德外交密函的辨正》声明，没有否认《士蔑西报》所发表的文件之真确性，承认曾与德俄接触，认为“中国在其目下革新之阶段中，极需要以对等及完全主权国待诸列强之赞助。彼信德国及俄国现已情形变迁,政治改更,中国能以对等之条件与之周旋。故彼赞成一种与彼两强更加亲善为目的之政策”。孙文又强调“从未想及变中国为一共产主义国家”，认为中国不存在苏俄共产革命的历史和经济条件。认为报中所称孙拟建中俄德同盟将采纳布尔什维克理论的说法，是“一愚而妄之说词”，认为孙的政府所为之任何行动或事情，彼除向国会外，并无任何解释之义务，并谴责“陈炯明机关报”的“诬诋之辞”。

孙文认为信件是“彼知为陈炯明以一种显然目的而使其揭布于香港者”，指责《士蔑西报》存在翻译不当，“故意歪曲事实，欺骗世人”，并称该联盟目的在于“使中国得平等待遇，非侵略之计”。孙否认计划将引进共产主义入中国，并声言德、俄是唯一无侵略野心的“非帝国主义者”，又认为“此一政策不致有损于真正愿望中国强盛与统一之国家在条约中之利益”。

同月，孙文在接受士蔑西报采访时表示：

对于德国和俄国，孙博士的意见以为：自德国解除武备和俄国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之后，在中国看来，这两个国家已成为站在“不侵略”地位的国家了……自苏维埃俄罗斯成立之后，过去对于中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全最大危险之一，业已消除。在劳农政府继续和忠于他“非帝国主义”的政策时候，俄罗斯并没有可使“一个民主的中国”生畏惧的地方……在目下中国“近代化”的当中，中国是很需要能对他平等待遇和承认他有完全统治权的强国的帮助。他信：在现下情形和治理的俄、德是能以平等条件待遇中国的。所以，他赞成有一个倾向中、俄、德三国亲密接近的政策。他并不以为这个政策会违反了愿望中国强盛和统一的列强之条约上的利益。无论如何，这个政策是要尽力于一个非帝制且非反动的中国的最好利益。

孙文作出正式回应后，士蔑西报再次发表回应，认为其翻译“乃由无党派之精于译务者”完成，并无重要的不当之处，有希望请孙文“指明其函中误译及虚妄之处”，又质疑孙文对这一计划“如此秘密”的原因。对于孙文指责外国资本家不辅助中国商业的发展，回应则指孙文仅仅“为国人一部分所举之总统耳”。另外对于士蔑西报与陈炯明有关联一事，该报也作出否认，认为是“有意诬蔑”，指其为绝对独立机关。

## 各方评价

### 支持联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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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作为当事人的朱和中公开致函《士蔑西报》，为联德联俄辩护：“俄国三面环我，且为欧亚之津梁，我中华之睦邻，当然以俄国为先……华俄不睦，则欧亚陆地之交通断绝，亦岂欧洲各国之利。德国为世界科学最发明殖产能力最富之民族，自欧战以来，世界各国排斥德国，于是世界商场，咸受莫大之痛苦……世界不能舍我中华而生存，犹之人身不能断其一手一足而求活也。今更撇去德、俄，是断其一手一足之不已，而更劈去半面半身，将以求活，不亦难乎。”又指陈炯明“独挟此以为倾陷之具，贵报亦从而推波助浪，可笑殊甚已”，因此孙文的行为“决为正当”，而陈炯明“属卑劣鄙陋之举动也”。《民国日报》则认为“孙总统此函，由于爱国热诚……华俄德联盟为国际的结合，非主义的结合……中国有与任何国联盟之自由”，因此密函事件“光明正大”，朱和中信“揭布介绍辛慈之意义”，使密函事件“昭然若揭”。

支持国民党的媒体，例如上海的民国日报、中华新报等也纷纷发表言论，对计划表示支持。例如叶楚伧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系列的社论，认为“中国在国际上有自择伴侣的权能,俄德确已先别国放弃在中国侵略所得的权利,为真实友谊之先施者,因此再愿与俄德联合的,不止孙总统”，又认为“密函里所提的联盟是国家的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中国要与何国联盟,就与何国联盟,犹之英法等要与何国联盟,就与何国联盟;广东财政厅铁箱里的秘密文件,怎么会跑到外国报上去?漏泄外交秘密的,在法律和道德上应该负何等责任”。

蒋中正在六一六事变后其出版的记述著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跋文中指，陈炯明“不能在广州嫁总统以拳匪之祸，汝今犹欲诬指总统为过激党乎？……况外交秘密，为各国所公认，而总统此函，又仅为同志间磋商之词，岂足为谋害总统之胜券乎？自此函发表以后，中外人士凡有知识者，莫不认为应有之政策。外人且以为总统之外交目光，高人一等，又以为中国之有人，不惟不忌，而且表示其敬仰之意。故发表此函，徒足彰陈氏谋害总统之罪恶，而又加其一重媚外之铁证耳！”，认为中德俄联盟计划是中外“有知识者”都会支持的政策，并抨击陈炯明“媚外”。

中共的向导周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应“首先与最可信的劳农俄国(因为它建立在社会主义之上,消灭了掠夺制度一切可能的危险）同盟,再与德国携手来反抗英法美日帝国主义对于弱小民族的侵略与压迫”。中共领导人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刊物《向导》发表社论《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中，指责“国际帝国主义何等妒忌中华民族独立的外交运动”，又指“陈炯明业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侦探”，认为“国人应一致拥护中德俄联盟政策，脱离英美法日的羁勒”。蔡和森对中德俄联盟计划给予了坚决的辩护与高度评价，认为此一政策并非“布尔什维克阴谋”，而是中国民族独立外交的必然道路。蔡认为孙的三民主义核心在于民族独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国际形势，俄国推翻帝制、德国战败削弱，使“被压迫民族”看到了“联合反帝”的新契机。蔡认为孙的“联俄联德”正是在这种世界格局下形成的民族外交策略，其目的在于摆脱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控制。蔡和森认为“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要永远关住中国于其隶属圈套”，因此指孙文“信奉过激主义”，又认为“民生主义”符合工业后进国的经济条件，与布尔什维克无关。

在结语中，蔡和森将中德俄联盟上升为全国民族的解放纲领，称这是“利于中国全体被压迫民族的政策”，并号召“凡属被压迫的中国人民都应起来拥护这种政策”。他断言，反对此政策者“不是甘为帝国主义的奴隶，便是其爪牙”。因此，中德俄联盟不但不会削弱国民党，反而使其“跑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正轨”，成为引导中国民族走向独立的第一步，“中德俄联盟的政策，不是利于一人一党的政策，乃是利于中国全体被压迫民族的政策；中国民族是否永为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奴隶，或摆脱他们的羁勒而独立，全要看这种政策的成功与失败。所以凡属被压迫的中国人民都应起来拥护这种政策，贯澈这种政策。反对这种政策的（不论个人或党系），不是甘心为帝国主义的奴隶，便是甘心为帝国主义的爪牙。”

蔡和森又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南通借款》《赔偿问题与帝国主义》等文中明确支持中德俄建立经济同盟，认为中国应该“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好友苏维埃俄罗斯，及已完全解除武装再无侵略能力并且最富机械与技术人材之德意志缔结经济同盟”并“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仿照苏维埃俄罗斯之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以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并主张中国“向德国举行机械借款,与壤地相接二万数千里以上的俄罗斯通商”，”因此呼吁“我们中国一切爱国之士都应起来号召中俄德联盟”。

高君宇还提出中俄缔结军事和经济同盟的问题，主张中国先承认苏俄以及蒙古独立，并缔结中俄军事同盟，共同防止日本、张作霖和狄第里，然后邀请德国参加，缔结中俄德三国经济同盟，发展中国生产力，最后邀请蒙古参加，还提议由孙文、蔡元培和陈独秀出面组织“中俄同情大同盟”，对北京外交部进行施压。

俄国共产党远东局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德语《共产国际》刊物发表《中国的政治派别和政党》一文，表态支持孙文的这一计划他从第一次大战后的国际形势说起，认为十月革命和战争“这些世界性的事件已经在列强之间形成了一条分水岭。对于中国来说,列强则又分为危险的敌人和可能的朋友。如果说日本、英国和法国可以划归前者,那么苏俄和德国就属于后者。”他认为中德俄联盟就是中国“不远将来的政治纲要”，甚至认为“美国晚些时候也会接近”这个联盟。

### 反对联盟计划

在孙文作出正式回应后，披露密函原文的香港《士蔑西报》发表题为《孙博士的朋友》的评论，认为德国无法支付战争赔款的国家，货币贬值，“以一切正常标准衡量，它只能被视为破产之国”，又认为苏俄“贫困潦倒”“其财政状况甚至比德国更糟”，并指“如果孙博士真如他所说，其目标是为国家谋求援助，那么他绝不可能选出比这两个更糟的盟友”。评论又认为孙文所说的“德，俄两国为唯一无侵略野心的列强”的说法站不住脚。评论认为苏俄用红军占领了外蒙古，“恐怕红俄军意在长留。我们试问这是否为无侵略野心的列强行为？”。对于德国，评论认为“不能视之为无侵略野心的非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尚未完全绝迹于德土，我们敢说将来的世界，对德国民族的侵略野心，仍不能不有所顾虑”，并引用义和团战争时期德国皇帝对中国的语录。因此士蔑西报坚持其此前报导的推测结论，声称“我们认为完全有理由将这一‘拟议中的理解’视为某种比普通联盟或商业条约更阴险的东西……设立所谓“总局”（Bureau），显然远超出普通国际合作的范畴”，并认为孙文在推动这一计划时寄望于“德国的组织力与苏俄的革命热情相结合”。

香港《南华早报》的评论则认为“环顾目前世界的趋势，德，俄两国竭力的伸延其在东方的影响和威信。现在我们发觉孙逸仙愿为其工具。这点我们不能不郑重考虑，因为如果这种趋势不受阻遏的下去，恐怕数十年后的世界，将受到绝大的灾害”。

9月28日，上海法租界的法文《中法新汇报》指责孙文是“亲德分子和亲布尔什维克分子”，“人们终于从一份叫《香港电讯报》的英国报纸上获悉（该报可能是从《中法新汇报》得到的消息），孙逸仙试图使中国同法国的两个最大敌人——德国和苏俄结盟。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也就是1917年，孙逸仙的一名粤籍陆军中尉，企图把武器弹药不但运往印度，还要运往印度支那。由于一个中立国国民的不谨慎和一个法国人的爱国精神，此计划未能得逞。因此，孙逸仙再也无权享受给予空想者的豁免权了，因为他是个危险人物。孙自己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他已不配得到我们的友谊”。当时流亡上海的孙文正正住在法租界，法租界的法侨舆论认为“确定孙逸仙有罪的文件必须以绝对公正态度加以审查，倘若这些文件被证明是真的，那就司法从事，因为孙在上海已造成、并将继续造成极其复杂的情况。如果孙被逐出上海，他将无法去澳门避难，因为澳门是属于我们最忠实的盟国之一葡萄牙的，而孙已再也不能使葡萄牙人容忍了。他唯一的出路是去美国，我们希望他在那里久居”。

上海公共租界英语报刊字林西报对事件发表题为《孙逸仙博士与苏俄》的评论，表示相信孙文不想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因为孙博士绝不会不知道共产主义在俄国造成的惨祸”，但认为中国和苏联的合作“无异于玩弄极锋利的工具”。文章质疑孙文所说的苏俄是“非侵略国”的说法，并以外蒙古为例子，认为“苏维埃外交政策是一种远较传统帝国主义更可怖的侵略形式”，并评论：

我们从无数苏俄领袖的言论中知道，他们有意腐蚀并毁灭他国，破坏政府与社会秩序，使最卑下、甚至犯罪的群体登上权位。虽然我们相信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难以生根，但它仍足以造成巨大伤害，甚至使中国陷入空前的国际纠纷……苏俄是一个疯狂的国家——一个凶暴的疯子……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一位对中国舆论影响极大的人物，如孙博士，竟可能走上一条如此危险的道路，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祸患。研究系的张君劢在一场讲演中也专门批评了中德俄同盟论，他认为三国同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与他国同盟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内部一致，二是具体之目的敌，三是同盟后之行动。现在中国四分五裂，无同盟可言。所谓中德俄同盟，只是以具体的国家内之生计组织为目标”。“换言之，彼所行者为资本主义，吾所好者为公产主义，两主义之不相容，故联合主义之相同者，与主义之相异者为敌，是以ism之为目的敌耳。”张君劢认为中德俄同盟论者忽视了中国“没有实力可为德俄后盾”，也忽视了“德俄没有实力可以抗英法”。认为“中国与俄国一致行动的话，也将遭受同样的结果（物质上精神上都极其饥荒）”，认为“英法惧公产主义之蔓延，假手日本以压制中国”，“故主张中德俄同盟论，自己在国际上无所得，而徒为日本人添一种宣传材料而已”。总的来说，张认为“中国之急在内治而不在外交”，所以中国对英美法日与俄德“可持一种一视同仁之态度，而不必有所抑扬高下”。

## 后续

计划披露后，孙文在欧美列强眼中的声誉受损，但其联俄、联德的方针并未中断。1922年夏，孙文派邓家彦去德国继续进行联德活动。邓以孙的顾问身份写信给德国驻广州领事，指德国“必须摆脱孤立和大国的束缚。这就需要在远东的姐妹共和国的帮助。两个共和国应该站在一起，相互支持”，“中国将可以成为德国产品的大主顾，同时能够提供原料，特别是矿产原料，以满足德国工业的需要。德国商人和工程师应该到中国来，有才能的中国人则应该到德国去留学”。11月26日，孙又经邓家彦转给德国官员一封信请求军援，并允诺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境内对德国提供经济上的优惠政策。新任德国驻广东总领事雷米(ErwinRemy）对此持反对态度，因为这里所谓的六个省大部分并不属于南方政府的势力范围。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越飞在上海多次会晤孙文，双方发表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而越飞在上海的活动以及孙文的住宅一直被公共租界当局密切监视注意。1923年2月后，孙重新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政权，与苏联采取更紧密的合作，并接受苏联式的顾问改组国民党与广州政府。孙也多次表示希望能亲自访问莫斯科和柏林，亲自推动自己外交计划的实行。孙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谈时就曾表示他计划一两个月后访问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去柏林，因为他对“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以及德国的技术”抱有很大的期望,“打算在五年以内建设一个新中国”。马林则表示他对苏俄与施廷内斯等德国企业的合作持怀疑态度，并劝说孙应该留在中国，并建议改派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去莫斯科。孙虽然坚持要亲自访苏、访德，但最终没能实现。另一方面，孙也继续在广州尝试聘请德国技术专家，并继续与德国驻广州领事雷米会面，询问能否提供武器支持，以及聘请前海军顾问施莱迈尔为“广州市顾问”，认为“你们已经被解除武装，你们现在必须武装中国。这很可能是你们唯一的自救方式。如果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中国人口组织并武装起来的话，并且如能在三年内实现，德国就能摆脱所有一切压迫性条约的束缚，并且也可能打击法国在越南以及英国在亚洲的势力”，雷米则以凡尔赛条约限制为理由拒绝，并在向德国外交部汇报时认为施莱迈尔应聘南方政府是“一种冒险行为”，“因为孙逸仙的南方政权非但不很稳固，反而日渐衰弱”。德国西门子公司驻远东的总工程师亚曼博士又秘密同孙文磋商雇佣德国军事顾问，表示愿介绍10名德国陆军军官及若干名空军教官，并以孙文“全权密使”的身份回德国活动，又为孙文聘请了海军上校瓦尔特·哈罗堡、3名空军军官和10名步兵顾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德国公司的顾问或工程师也受聘于奉系张作霖、晋系阎锡山、直系吴佩孚、川系杨森、江苏齐燮元，并不仅仅青睐广州政府。

1923年11月26日，在莫斯科率领孙逸仙博士访问团访问的蒋介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中，也提出了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构想”，建议中德俄组成三国同盟，不过此处的德国是指假设共产革命成功后的德国，而非魏玛政府。蒋代表国民党和孙文，对共产国际表示希望以联盟的力量“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故希望共产国际帮助德国革命，同时希望共产国际特别注意中国革命：

第三个主义即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对中国革命来说，目前最好的政策是，作为第一步使用“独立的中国”、“人民政府”、“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类政治口号。作为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党的原则做一些事情……有两个原因使我们在目前不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一是大多数中国人不认识字，宣传有困难，二是大多数中国人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如果今天就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小土地所有者小资产阶级不会加入反对派的阵营……我们认为世界革命的主要基地在俄国……在俄国的西部战线，仍然有诸如德国和波兰这样一些处于资本主义控制之下的国家，如德国革命不取得胜利，那么俄国的西部战线不会安全。”“在俄国的东部战线有中国，它还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国民党建议: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和中国，（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同志应该帮助德国的革命，以使它尽可能提前取得巨大胜利。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国际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予以特别的注意。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议也确立宣传“近时德国革命形势之论述”的方针，宣传联合德国革命，还设想德国革命成功“可使俄国经济重造”，“将来德俄合力援助中国，而缔结中德俄同盟以反抗帝国主义，俄德将本国的市场对西方帝国主义实行封锁，促成西方的社会革命”。1924年1月27日，孙文在“三民主义讲演: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对苏俄评价为“没有侵略世界的野心,锄强扶弱、主张正义”，又认为“今日德国是欧洲受压迫的国家”，坚持其联苏联德的思想。

此后，魏玛德国在镇压了左翼和极右势力的暴动之后，在外交方面，在外交部长拉特瑙被暗杀后，新任外交部长斯特莱施曼更积极地谋求与英、法等国的和解，因此倾向于尊重国际秩序，在华方面则继续保持与北京政府的官方关系，并与南方政府尽可能保持距离，以免引起英法的猜疑。同时随着广州政府与苏俄的关系愈发紧密，德国对此不满与担忧，尤其是在华德国商人。1924年12月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报告中，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雷米就曾谈到在广州的德国商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德国与国民党关系的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