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的上海日侨

清末民国的上海日侨，指自1870年代至1949年为止，生活在上海的日本国籍侨民（不含军人）。从1920年代初期开始，日侨在人数上成为上海最大的外国人势力。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日侨人数一度超过10万人，达到巅峰。抗日战争之后，上海的日侨大多被遣送回日本，但有少数产业和文化界人士作为留用日本人被国民政府要求留在上海。

##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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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6月3日，一艘名为“千岁丸”，载有51名日本人的帆船到达上海，开启了近代日本人与上海交流的历史，包括高杉晋作在内的幕府使节团也在乘客之列。日本人移民上海的历史开始于1870年代。1870年时，上海有7名日本人。翌年根据《中日修好条规》，日本在上海设立领事馆，这时的上海日侨人口约有百人。1880年时，上海日侨人口增加到168人。1900年时，仅公共租界就有736名日本人居住。进入20世纪后，随着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大以及交通的发展，日侨人口加速增长。日本人在1920年代初期超过英国人，成为上海人数最多的外国人。

移民上海的日侨中有众多是在日本走投无路的贫民阶级，以至于当时上海的日文报纸也对部分日侨的生活态度多有批判。日本领事馆亦曾发布《清国上海居留日本人取缔规则》，整肃风纪。初期的上海日侨有大量娼妓从业者。她们被称为“唐行妇”，在日本人经营的“东洋茶馆”工作，而东洋茶馆则多分布在日侨聚居的虹口、以及四马路地区。1884年后，上海日本领事馆对东洋茶馆严加取缔，导致大量东洋茶馆关闭，日本妓女或回国或往香港、东南亚转移。

但随着日资进出中国，众多大企业开始在上海设立据点或工厂，并向上海派遣职工，使得日本侨民的阶层发生显著变化。上海日侨逐渐分化为“会社派”和“土著派”。“会社派”多是日本企业派驻在上海的管理层员工，经济社会地位较高。而“土著派”则以自发前往上海的移民为主。两者的分化在1920年代已显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日侨人口一度大幅减少。但在上海华界被日军占领后，日侨纷纷返回上海，且新移民增加速度更趋加快。1938年9月1日时，上海日侨人口有36,642人。三年后的1939年8月1日时增加到54,308人。1941年6月1日时增加到87,277人。1943年，上海日侨人口达到峰值的103,968人。在日本战败的1945年，上海日侨人口有72,654人。

## 人口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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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的上海日侨以长崎县出身者最多，以至于有“长崎县上海市”之称。这和长崎在日本锁国时期仍然维持了和清朝的贸易，以及地理上接近上海（两者直线距离约850公里）有密切关系。据1906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统计，在上海的日本人中，长崎县人达1,314人，接近半数。1923年2月，上海和长崎市之间开设直通的客轮航线（上海航路），由“长崎丸”“上海丸”两艘客轮提供服务，上海和长崎之间往返仅需要25-27小时，更加速了长崎至上海的人口流出。八月盂兰盆节时，虹口的日本人社区会举办精灵流等活动，其风俗和长崎完全无异。长崎县出身者之多也反映在工部局日本人警官上。1930年时，工部局有198名日本人警官，其中88人出身九州，33人出身长崎。

按照社会经济地位及职业特征，上海日侨可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在日本大企业的上海支店工作的人士；第二类是扎根于中国经济的土著工商业者；第三类则是依存于外派日本人的本地小商人。据山村睦夫的分析，这三类人群的比例约是35-40%：15%：35-40%。上海日侨社区阶级明显，其中3%属于精英阶层，约40%属于中间阶层，其它则是一般民众。

和其它上海外国侨民相比，日侨的性别比较为均衡。1930年时，上海日侨性别比是女性1人对男性1.24人，同时约三成在沪日侨是儿童人口。据同一时期日本领事馆的调查，上海日侨人口中有41%是被雇佣者，公司职员的比例远高于其它国家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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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分布

上海日侨人口高度集中在虹口地区。在明治末期时，就已有日侨高度集中在吴淞路、北四川路一带的记载。当时虹口相比公共租界中区地价低廉，这是吸引财力相对薄弱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移民聚居的主因。1910年时，虹口地区的日本人有2,369人。东和洋行、田中旅馆、常盘旅馆、丰阳馆等日系旅馆也位于虹口，长期有四五十人日本人下榻。

除了虹口地区之外，日侨在公共租界的苏州河南地区及法租界也有居住。这些日侨大多是“会社派”的上流阶层，在人口中只有很少比例。

## 建筑设施

上海日侨兴建或所有的大多数物业位于虹口日本人区域内。在1980年代之后的旧城改造浪潮中，众多日侨修建的建筑已被拆除。现存具代表性的日侨历史建筑包括平野勇造设计，竣工于1911年的日本领事馆；1929年竣工的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本部；三大日本人寺院之一的西本愿寺。与其相对的是，上海日本人俱乐部、高级料亭六三亭、东本愿寺等代表性设施则已被拆除。

上海的日资银行和洋行等金融贸易企业集中在公共租界中区。外滩有三处日企物业，包括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台湾银行大楼、日清大楼。位于四川中路的三井洋行大楼，以及广东路的三菱洋行大楼都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有“银行街”之称的九江路上有住友银行、三井银行和三菱银行等日资银行的上海分行。日方利用庚子赔款出资设立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竣工于1930年，由伊东忠太和内田祥三设计，和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外观极为相似，也是少数位于法租界内的日本相关设施。

## 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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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日侨的两大自治组织是上海日本居留民团和上海日本人各路联合会。上海日本居留民团成立于1907年9月，是通过领事馆接受外务省监督的自治团体，负责运营日本人学校，并提供医疗等社会服务，实质上成为上海日本人的管理机构。民团提供公众卫生、福利、教育等多种社会服务，其运营经费“民团费”自日侨和上海日资企业征收。预算超过八成用于教育。民团费中个人负担比例有18%。由于日侨除了工部局税收之外还需缴纳民团费，负担重于其它国家侨民，因此对工部局的增税极为敏感，一贯持反对态度。

上海日本人各路联合会是在沪日侨另一大自治机构。各路联合会由上海各地的町内会构成，形成于1910年代中期，最初是保护日侨免受中国人袭击的组织。1915年时，町内会联合会有40个町内会参加。在1925年更名为各路联合会。五三〇事件后，日本领事馆要求日本人在上海有日侨居住的各地设立町内会。1937年时，上海已有56个町内会和2.5人的会员。除了日军、东亚同文书院和纱厂之外，在沪日侨几乎全部加入了町内会。

民团和各路联合会的关系并非一直良好。民团上层被精英阶层“会社派”控制，和工部局英美势力关系相对友好。而联合会则多被“土著派”的小工商业者控制，对外姿势更加强硬好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各路联合会解散，被统合进入民团。这时的町内会数量已达175个。

## 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英国势力的关系

作为后发势力，上海日侨真正参与公共租界行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自1873年开始，工部局董事会成员长期由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构成。但由于德意志帝国在一战时和英美对立，德侨自1915年开始被排挤出工部局董事会，取而代之的则是日侨。1920年代是工部局英国势力和日本势力的蜜月期。为对抗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及租界行政的中国化要求，英国有意在工部局增加日本职员及警察人数，通过日本化来减缓中国化进程。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工部局的英国势力更利用日本的武力和中国交涉。在土地章程上争取对公共租界的有利条件。但随着日侨对要求在租界行政中有更多话语权，日英矛盾逐渐表面化。拥有人数优势的日侨认为工部局干部分配应采用民主制，而英方则主张按投资规模和纳税金额分配。且日侨内部“会社派”和“土著派”对英国的态度也有分裂。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土著派要求工部局外国人董事中的日本人数量增加至3名以上，引发会社派的反对，以至于发生会社派在1936年工部局董事选举中暗助英国人的事态。

淞沪会战之后，苏州河北的公共租界实质被日本占领，苏州河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孤岛。在这一情况下，工部局和日本占领当局的关系持续紧张。日本领事馆要求日本宪兵队和领事馆警察可以在公共租界自由活动，但工部局仅同意增加日本人警察。此后随着二战全面爆发，日英双方在公共租界的角力升级为日本和英美对立的原因之一。在1940年工部局董事会选举中，日方试图通过增加日桥董事人数来掌控租界行政，但被英方反制，维持了英美日董事人数5:2:2的格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武力占领公共租界全境。至1943年，公共租界虽仍然存在，但董事会及各部局人事都被日本人替代。

## 和中国人的冲突

1910年代中期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上海日侨和中国人的冲突也开始增加。1918年7月16日，日侨和中国人警察在虹口巡捕房发生冲突，导致两名日侨死亡。翌年6月5日，日资内外棉第三、四、五工厂发生大罢工，成为当时遍及中国全国的反日运动的一部分。1925年2月9日，内外棉第八工厂发生多达9,000人参加的罢工，此后波及至21家日资工厂，有约4万人参加，以日资部分接受中国工人要求告终。

上海日侨和本地华人发生的最大冲突是1925年的五三〇事件。1920年代初期，上海日资纱厂中近半数员工是不满20岁的女工。日方管理阶层对中国员工长期采取高压严苛的态度。且每日劳动时长达12小时，月均工资却仅有7、8元。劳动环境也极为恶劣。1925年2月，日资内外棉纱厂爆发大罢工，要求加薪并改善劳动环境。5月15日，工人领导者顾正红被日本资方人员杀害，引发中方劳工和日本资方的对立升级，终致在5月30日引发公共租界内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导致8人死亡。五三〇事件还引发上海出现抵制日货，以及针对日本人的暴力活动，成为1920年代中期中国大革命的序曲之一。

## 在日军侵华战争中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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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主战场在闸北、江湾一带，公共租界几乎未受波及。但日侨聚居的虹口地区因靠近闸北而有部分地区受到影响。上海日侨也陷入混乱，上海总领事馆及上海居留民团在2月1日发出《陆军派兵请愿电文》，要求日本陆军保护。其后日侨本身也成为动员对象。上海日侨还在事变期间向长崎请求援助，要求大量物资和人力。同时也有大量日侨暂时返回日本避难。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日侨社区再次陷入混乱。日侨聚居的虹口地区及日资纱厂都成为中华民国空军的空袭对象。战事期间，虹口的中部日本小学校有超过2,000名日侨避难。同时在8月15日至23日，有约1.4万名日侨离开上海返回日本。在淞沪会战中留在上海的日侨有4,900人，其中有58人死于战火。北部日本小学校因靠近战场，曾被作为日军兵营使用。靠近黄浦江的东部日本小学校则被作为军需品仓库使用。战后虽然上海日侨数量快速回升，但针对日侨的恐怖袭击也频繁发生。在日军的动员下，上海日侨也以各种形式参与了抗日战争。1944年，上海日侨男性中有一成被迫参军。12岁以上的学生和女性被动员参加军事生产。学生统一穿着“国防色”制服。

## 报刊出版

1882年，上海商同会开始发行《上海商业杂报》，是中国第一份由日本人出版的报刊。此后在19世纪末期，上海有《上海新报》、《上海时报》、《上海周报》、《上海时事》等日文报纸发行。其中《上海新报》的后援是三井洋行。1910年代后，上海日侨界出现《上海每日新闻》、《上海日报》、《上海日日新闻》三大报纸并列的局面。1939年，福家俊一创建《大陆新报》，继承《上海日报》的设施，并在同年合并中文报纸《新申报》，1943年1月合并《上海每日新闻》，成为上海唯一的日文报纸，在当时中国日侨界颇具影响力。

日本投降后，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发行了日语报纸《改造日报》，承担对上海日侨的宣传工作。目的包括促进日本人的民主化以及思想善导。此外战后还有日侨管理处宣导科在1945年11月10日至1946年6月1日发行的《导报》，以及《新生》、《日本论坛》等众多国民政府发行的面向日侨的宣传报刊。

## 企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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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初的由日本人经营的商店是田代源平经营的有田烧瓷器店“田代屋”。民国时期上海的日资企业中以纺织业最为突出。日资进出中国纺织业开始于1902年三井物产在上海出资设立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1909年，日资在上海成立内外绵株式会社，后成为中国最大日资纺织企业。纪念内外棉上海工厂创建人川村利兵卫的钟楼虽现已不存，但其附近地区却得名大自鸣钟流传至今。

一战之后，由于日本国内劳动成本上升，日本纺织业加快在中国设厂。1930年时，上海有33家日资纺织工厂，其纺锤总数占当时中国全国的27%。日资纺织企业统称为在华纺，在抗战之前的中国纺织业有支配性地位。上海的主要日资纱厂包括丰田纱厂、大日本纺绩、上海制造绢丝、日华纺织、同兴纺绩、钟渊纺绩、裕丰纱厂等企业。日华纺织的前身是美资鸿源纱厂，后被日资收购，其在浦东陆家嘴的工厂成为日华纺织第一工厂。此后日华纺织在上海开设多达6个纱厂。钟渊纺绩于1920年在杨树浦平凉路开设公大一厂。之后公大纱厂的工厂数增加到四家，公大三厂后成为上海丝织厂，公大四厂成为上海第一毛纺织厂。现普陀区东南部，以及杨浦区南部的黄浦江沿岸是日资纱厂最密集的地区。

在纺织业以外的工业方面，1911年，角田芳太郎和中方合资，成立宝山玻璃厂。此后天通庵附近出现了众多日资玻璃厂，几乎垄断了上海民用玻璃市场。上海第一家自行车工厂昌和制作所在1940年由小岛和三郎创建。上海电池厂的前身是松下电业电池工厂。1918年，池田幸四郎在上海创立池田印画公司，也是上海人民印刷第二厂的前身。日本邮船在提篮桥地区设有汇山码头，是上海航路在上海一侧的起航地点。

抗战时期，日本于1938年9月成立了上海恒产株式会社，负责占领时期上海各地的土地开发，在大上海计划核心的五角场地区修建了军用设施和住宅。此外日本占领当局还有设立大上海瓦斯株式会社等一系列国策公司，管理上海的公共事业。

## 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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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界在上海的活动十分活跃，一·二八事变发端即为日本日莲宗山妙法寺僧侣被中国人袭击死亡一事（日僧事件）。东本愿寺于1876年设立了上海别院，是最早在上海活动的日本佛教宗派，在中国人和上海日侨中均有展开传教活动。但由于《中日修好条规》并未保障日本人的传教权，加上东本愿寺内部方针变化，东本愿寺在1879年撤销了上海别院。1885年，东本愿寺恢复在华传教活动，但最初对象限制在在华日侨，直到1899年在上海别院设立清国开教本部。西本愿寺在甲午战争期间曾向战地派遣从军僧侣，并于1906年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日莲宗僧侣旭日苗于1889年7月前往上海开始传教，并于同年10月在乍浦路开设本圀寺别院。此后东本愿寺、西本愿寺、本圀寺成为上海三大日本佛教寺院，其中西本愿寺和本圀寺入口建筑现存。虽然这三大宗派均有在上海对中国人展开传教活动，但在20世纪初期时，仅有东本愿寺有中国人教徒。战后西本愿寺被改为“和平博物馆”“和平图书馆”，收集展览从日侨处获得的文物。

上海最初的神社是位于浦东海军用地的琴平神社，也是中国第一座神道教神社，以及上海日侨的氏神。1908年，在上海经营料亭的白石六三郎在六三花园劝请长崎氏神诹访神社，并在1912年合祀琴平神社及诹访神社，新设沪上神社。沪上神社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战火。此后民团于1933年在虹口公园南侧的上海陆战队本部对面创建上海神社。又在1940年扩张上海神社土地，在其相邻之地创建上海护国神社。

## 学校教育

上海日侨的第一个学校是东本愿寺上海别院在1888年1月开设的“亲爱舍”。随着上海日侨人口的增加，上海的日本人学校数量也显著变多。抗日战争之前，上海居留民团设有四家日本小学，以及一个高等女学校、一个实业青年学校和一个商业学校。抗战爆发后，为了应对日侨人口增加，上海居留民团在1942年开设了3间日本人小学校。顶峰时期的民团经营有1家幼稚园、10家小学校和6家中学校。1942年时，上海的日本人学校有学生人数超过1.3万人。上海的日本学校在当时均有“战争必修课”的教育，积极向学生灌输“皇国少年”的战争思想。学校内还饲养有鸡、兔等动物，向日军提供物资。1944年，12岁以上的学生也成为“学徒动员令”“女子挺身勤劳令”的对象，生产军需物资。上海中学校有五名学生服役参加海军甲种飞行预科练习生（甲飞）并战死。

上海唯一的旧制中学上海日本中学校设立于1939年，其校舍由石本喜久治设计，现为同济大学一·二九大楼。日本高等女学校由上海居留民团创立于1920年，最初位于日本小学校校舍内，后搬迁至欧阳路221号，1939年时有学生765人。日本商业学校则开设于1931年，旧址现为上海电力学院。开设于1927年的西部日本小学校在1942年时有563名学生，战后成为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第五日本国民学校被称为“上海学习院”，其学生多是上海日侨上流阶级的子弟，在“战争必修课”上也享受有前往南京、杭州等地进行修学旅行的特别待遇。

东亚同文会于1901年在上海开设东亚同文书院，以培养精通中国的日本人才。1917年，东亚同文书院搬迁至徐家汇虹桥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东亚同文书院在1938年占用交通大学作为校舍，并在翌年升格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

## 和中国的文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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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0年代，岸田吟香就在上海成立诗社“玉兰吟社”。上海日侨和本地的中国人，特别是鲁迅、郭沫若等有过留日经验的中国人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日文化协会由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于1940年7月，其上海分会有服部良一、草刈义人、小林秀夫、阿部知二、火野苇平等人参加，展开中日文化交流事业。

虹口的内山书店是当时上海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据点。店主内山完造本来是眼药水公司参天堂驻上海的推销员，后在1917年开设内山书店，和包括鲁迅在内的多位中国文坛人士有着深厚的友谊。内山书店对顾客不分国籍，一律赊售，是上海唯一采取此手法的日本书店，也因此赢得了大量顾客。内山书店销售众多左派思想书籍，是庇护鲁迅的主要据点之一。抗战期间，内山凭借其在日侨界的地位，多次迫使日本占领当局释放反日的中国文化界人士，在中日双方都享有极高人望。鹿地亘等左派作家曾在上海长住，在上海展开支援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活动。新感觉派作家代表横光利一在1928年和1936年两次造访上海，并著有名为《上海》的长篇小说。

在流行文化方面，川喜多长政主导的中华电影公司（华影）在抗战后期的上海影坛有重要地位。他制止日本军部干涉华影的电影制作，使得上海电影人得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制作了包括《木兰从军》在内的众多暗中批判日本侵华的电影。原本活跃于满映的李香兰（本名山口淑子）在1942年后搬到上海，为华影拍摄了《万世流芳》等热门作品。李香兰也是40年代上海歌坛七大歌星之一，于1945年6月在大光明电影院举办“夜来香幻想曲”的独唱音乐会，轰动上海。抗战后川喜多长政在救出李香兰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遣送归国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发布“以德报怨”的对日方针，上海也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对日侨报复行为。上海的日侨都被集中在虹口的“日侨集中区”，由位于狄思威路1177号（曾是料亭月廼屋花园所在地）的上海日侨管理处管理。1945年10月时，上海的日本人约有7.9万人。最初中方并未计划将全部日侨遣返，日方也希望日侨能留在上海，确保战后日本在华影响力。但1946年后，国民政府确定了将日侨全部遣返的方针。

1945年12月4日，第一批2,185名日本人乘坐“明优丸”返回日本，标志上海的日侨引扬归国工作开始。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4月，上海及附近地区的日侨分48批陆续被遣返回日本，累计人数达102,404人。1946年4月15日，最后一艘引扬船从上海出发。至此除了留用日本人以外，民国上海的日侨社区基本消灭。

## 留用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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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侨被遣返的同时，日资企业陆续被国民政府接收。为维持日资企业的运营，有少数日侨技术者暂时留在上海，以纺织业从业者最多。1946年底时，上海有2,519名日籍留用人员及家属，其中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有130名留用日本人技术者。丰田纱厂的经营者西川秋次是纺织业留用日本人的代表人物。他享受陆军少将级待遇，在山阴路的住宅被行政院特别保护。纺织业界的留用日本人被集中在两个区域居住，东部在杨树浦路和平凉路，西部在江宁路和安远路。

在产业界以外，文化界人士亦是留用日本人较多领域。亚东问题研究会雇用了28名留用日本人。其中著名人士有语言学家影山巍、京剧研究家冢本助太郎、曾长期支援孙文革命活动的山田纯三郎、朝日新闻记者林俊夫。内山完造亦因其在上海文化界的重要地位成为留用日本人之一，但在1947年12月被国民政府以企图颠覆政府的罪名遣送回日本。此外，亦有“下女”以“调理师”名义留用。

除了留用日本人之外，亦有一些试图归化中华民国国籍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通婚的日本人也不罕见。但随着国共内战的激化，1948年后，上海的留用日本人中希望返回日本的人数增加。1949年时，上海的日本人只剩441人。1952年10月时，上海有141名留用日本人，其中99人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