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州商团事变的反应

广州商团事变是1924年10月一场于广州爆发的武装冲突。冲突双方分别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支持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广州革命政府），以及广州及周边珠三角商镇的商团军。冲突及其中的大火最终造成上千人死亡，及大量的房屋与财产损失。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广州革命政府将事件定性为英帝国主义外国势力操纵与支援，同时受到东江陈炯明粤军与北方吴佩孚直系支持的叛乱事件。而商团方及其支持者则指事件是广州革命政府实行“共产”、“压迫商民”的“屠城”事件。冲突爆发后，不同方面对事件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既有支持广州革命政府一方的，也有反对广州革命政府一方的。

## 支持政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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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党

事变平息后，孙文为广州政府辩护，称商团事变由英国帝国主义挑动，“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他认为香港英国报纸“诽谤政府”，在英国“少数流氓”煽动下陈廉伯反对革命政府，试图建立“商人政府”，做“中国的华盛顿”，是英国欲将广东变为“第二个印度”的阴谋，“幸而英国人和陈廉伯的这次阴谋没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广东便变成了第二个印度……我们广东这次没有亡省，虽然是天幸，但是已经阻止了北伐军的进行，扰乱了广州市的商场，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国人的力量在广东暗中捣乱……所以我们才要防止外国人的力量再来中国捣乱”。孙认为政府与商团本可和平解决，但英国帝国主义“离间挑拨”，导致杀戮。他强调事变凸显帝国主义的危害，“要消灭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与海关，消除外国影响，反映其坚定的反帝立场。

《日本新闻》记者曾采访孙，孙指责英国在后煽动广东商团的行动。当记者问他是否由他真正下令以火烧西关，孙回答：“当然（certainly）”。孙文亦将此次事件与伦敦的“西德尼街事件”进行比较。孙认为在西德尼街事件（一名消防员死亡）中，一些劫匪以武力抵抗警方，军队进行镇压，因此行动中烧毁了一些房屋。而孙认为广州商团在西关地区设防，拒绝屈服，因此必须采取焚烧行动。而伦敦事件中敌人只有少数几人，而广州商团涉及约7,000人，因此，在军事行动中，广州烧毁了三四百间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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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本人亦曾经公开表示：“商团作种种军事布置，预备大举。政府万不获已，乃下解散商团之命，并令各军驰往镇压。乃商团以为陈军不次可至，率先向我军攻击。政府忍无可忍，下令反攻，幸不数小时乱事即告平静。讵商团于败窜之余，所引土匪放火劫掠，施其故技，复残杀理发工人以数十计。是此次乱事，商团实尸其咎。事后政府一面严饰各军申明纪律，禁止骚乱；一面责成有司妥筹善后。在省百数十万人民共闻共见，惟报纸或以远道传闻失实，或有供奸人利用者。诸君明达，事实俱在，当勿任彼无稽调言肆其荧惑也。”

国民党通过其党报《民国日报》明确表达了对商团的谴责和对广东革命政府镇压行动的支持。国民党将商团定性为受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和香港）操控的“反革命”势力，指控其通过私运枪械、强迫市民罢市、制造混乱等行为，试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危害民族利益。党报评论《扑灭反革命》强调，商团的行动不仅是针对革命政府，更是“对广东民众的压迫”，“其依附帝国主义的本质使其成为革命的首要敌人”。对于军事行动中对广州造成的伤亡损失，《民国日报》认为这是“革命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呼吁读者理解广东革命政府的“断然手段”。同时，国民党高度赞扬中共领导的工人团体在事变中的支持。此外，国民党猛烈批判部分媒体（如《时事新报》）为商团辩护的言论，指其混淆是非，实为反革命势力的代言人。对于事件中伤亡的责任，国民党认为事件责任在于商团，商团以发还枪械为借口，拒绝开市，并密谋颠覆政府，其行为导致社会动荡及焚屋惨剧，构成对革命政府的严重威胁。国民党亦呼吁认清商团的“谋乱本质”，支持政府“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事后发表了《敬告广州市民》书，从国民党观点回顾和解释广州商团事变的起因与经过，认为冲突源于商团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煽动，背离自卫与还械初衷，破坏北伐大局并危及市民安全，呼吁广州站在革命政府一方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

市民诸君、不要忘了自己同时有两个资格、一是中国国民的资格、一是广州市民的资格、这两种资格，有时骤然看去，似乎发生冲突、例如就国民资格来说、当此国民革命之际、要求国民生命财产之牺牲、就市民资格来说，则要求广州市内、安居乐业、人人各得其所。

然而这种冲突的现象、不是没有调和的、国民的要求、本来也是安居乐业、人人各得其所、不过当有革命必要的时候、如对病人施行手术、不能不先有些痛苦便了、于不妨碍国事的范围内、积极的从事市政、以谋市民的幸福、不但市民所必需、即国事亦必因而受益、故诸君今日当将国民的责任、与市民的实任、同时负担起来、不容顾此失彼的。

诸君要尽国民的责任、则诸君惟有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这是以上所说过、如果诸君同意、则对于将来、诸君必要尽力实行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纲、至少的限度、也必要了解、关于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纲、已有明白的宣传、于此不多说了。

蒋介石晚年在1973年国庆讲话中，亦对平定广州商团事变对“国民革命”的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北伐之师“胜兵先胜”的关键之战”：“黄埔师生以无隔宿之粮、无尺寸之地，训练初成的孤军，终于起而敉平了商团之变……制压了帝国主义的觊觎野心”。他认为，孙文在北伐初期仅以广州一隅为根据地，面临北洋军阀百万大军的压迫，以及杨希闵、刘震寰等地方军阀与商团勾结引发的内乱，形势极为险峻。然而，黄埔军校师生在缺乏充足粮草与地盘、训练刚刚成军的孤军状态下，成功平定了商团之变，戡乱杨、刘叛军，并遏制了帝国主义的觊觎。这一战役不仅为北伐奠定了关键基础，更成为北伐之师“胜兵先胜”的转捩点，展现了黄埔军的战斗力与革命决心。

### 中国共产党

中共认为镇压商团的行动成功是因为依靠了工农群众、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为核心。中共领导人蔡和森视事件为“英国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及国民党右派勾结反革命的行动。蔡和森指陈廉伯等买办及右派（如范石生、廖行超）受英国炮舰政策支持，试图颠覆孙文政府，批评孙政府初期姑息商团。他认为孙文过早建立广东政府，依赖“反革命军阀”，导致苛税重压、革命目标丧失，呼吁孙与帝国主义及右派决裂，停止北伐、废除杂捐、惩治串通商团的军阀，并转向工农革命，否则革命将破产。中共广州地委发《告广州市民书》，号召支持孙政府平叛。16个团体组“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为政府后盾。中共视事件为帝国主义与商团反革命的屠杀，强调团结工农支持革命。

陈独秀说：“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年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他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茅盾撰文批判研究系主办的《时事新报》“抹煞事实”，指其只知道为“粤政府打散了商团”大鸣不平，只字不提商团“横杀庆祝双十节徒手游行的群众……割肚挖心，切耳朵……的兽行”。

### 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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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共产党认为广州政府的行为是镇压“资本家”的“法西斯军队”的“辉煌胜利”，因此对孙文表示庆贺。

鲍罗廷认为商团“试图夺取政权”，“消灭广东的国民党”，因此尽管革命政府内的军阀腐败且不得人心，但商团受香港的英帝国主义操控，如果商团获胜则“等于我们把政权交给了香港”的帝国主义，而军阀尚可被利用和控制，因此共产国际应支持先击败商团，再对付革命政府内部的右派。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工作使“反革命才没有得逞”，“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广东省”得以“仍然掌握在孙逸仙手中”。“由于在中国南方劳动群众的支持下镇压了商团的叛乱，中国的解放运动才能在这一年的冬天取得如此巨大的规模。”。维经斯基则说，镇压商团标志着“中国解放运动史上（除直接起义外）进行了首次有广大民众参加和支持的、一场公开的、有准备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同时这也是“空前规模地进一步发展中国解放运动的一个起点”。而真理报则发表《英帝国主义在华南的失败》等评论和报道，认为广州革命政府对商团的行动是对法西斯组织的镇压，称西关为法西斯区，商团“法西斯”在双十事件中“袭击了庆祝中国革命周年的和平示威活动。许多人被杀或受伤”、“犯下难以形容的暴行”进行挑衅，“导致全体人民都反对他们”,“近几个月来，孙逸仙得到了苏联群众的支持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同情。最后他成功粉碎了法西斯，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敢干涉广东人的内部斗争了”“英国帝国主义者公然干涉中国事务，公开反对南方革命政府，不仅在苏联，也在全世界的劳动群众中激起了最强烈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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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狄克在真理报《广州的胜利》一文认为“粉碎广州商人的军事组织（所谓“纸老虎”），无论从中国国内的局势来说，还是从中国的国际形势来说，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认为事件中英国政府并未出动军事干预，“从国际上来看，孙中山的胜利也具有重大意义……现在商人的武装已被消灭，而英国巡洋舰上的大炮并未开火。迫使英国保持中立，不仅应归功于孙中山军事力量的加强，还应归功于我们的报界和苏联的社会舆论大力反对英国资本家厚颜无耻地干渉中国的革命斗争。苏联的抗议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在民主和平主义帝国主义分子的队伍里引起了恐慌”。

### 其他

事变后，“中国反共产党青年同志社”在长沙大公报中发表言论，认为广州商团勾结陈炯明谋叛，但也认为中共的活动在从中激化了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人挑拨广州政府与商团之感情……此惨剧之起。其远因实与共产党人有关”，“共产党…乃收买一般无业流氓。未经政府之许可。竟公然打起“歼灭商团军”之旗旌，号称为工团军。凌乱游行，以激怒商团商人”，“商团则以为广州政府将实行武力共产。故万分激昂态度同趋强硬。于是有最后之决裂”。

学者杨津涛认为，《华字日报》一直秉持反孙立场，其报道的中立性受到影响。而所谓孙文在广州制造“西关屠城”，是商团和其它反孙报纸的“片面说辞”。杨认为西关人员的伤亡、店铺的毁坏，只是双方战斗带来的损失，没有理由只责难一方。杨认为香港《华字日报》本系英国《德臣西报》子报，后来虽独立出版，但仍然隶属于徳臣新闻纸馆。广州革命政府认为陈炯明与陈廉伯乘广州政府与港英政府关系恶化之机，在香港发动舆论战以攻击孙文。

英国左翼历史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亦指出英属报刊有意制造于孙文不利的报道消息，他在《中国问题》中写道：“无疑，孙过去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广州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政府，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报端所载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有意留给读者虚假的、不利于广州政府的印象。”并点名批评《泰晤士报》将孙文的部队描绘成暴民，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孙文读此书后，称其为“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西方人”。罗素同时批判英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明确支持孙文的广州革命政府。他指责英国驻香港官员煽动商团叛乱，试图通过控制广东铁路和矿产“破坏中国独立”，并认为商团受汇丰银行支持，“组织法西斯民兵谋反”。罗素赞扬孙文“作为开明领袖”，推动反帝反封建政策，代表“中国爱国力量”。他呼吁英国保持真正中立，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 反对政府方

事件发生后，美国领事精琦士报导说：“广州市民给孙文的残酷态度骇哑了，人人对孙个人痛恨切齿”。10月17日，香港士蔑西报记者报导说：

我亲目在广州看到今天（十六日），和昨天的凄惨情况之后，我深信孙文已不可能再在南中国逗留了。这两天的悲景在全体广州人民的脑子里，实在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香港英语德臣西报事后以人格分裂的故事“化身博士”比喻孙文，认为其既是“和平之人”（Man of Peace），又是“嗜血之人”（Man of Blood）。评论认为，“如果广州政府不愿意容忍商团，它完全有权力解散它”，但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让人想起了列宁政权在俄罗斯所犯下的最恶劣行径”，因此指孙为“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评论认为商团的武装极其简陋，远不如孙指挥的4万士兵。政府本可轻易实现几乎无血的胜利。然而，政府选择了暴力镇压。评论者亦认为孙政府在早前的沙面事件中默许罢工作为抗议手段，但现在却对商人的罢市进行血腥镇压，显示出其虚伪，并且广州政府的英文机关报《广州英文日报》（Canton Gazette）亦为屠杀负责人“洗白”（whitewashing），将责任推给商团的“阴谋活动”。

上海英语报刊字林西报发表题为《广州的罪行》（The Crime at Canton）的评论文章，批评孙文在广州与商团冲突中的行动，尤其是指责其纵容部队放火焚城、滥杀无辜，造成巨大人命与财产损失。作者认为，即便承认双方矛盾的复杂性，这种以纵火毁城方式镇压商团的行为，已超越一切可以辩解的范畴，成为不可抹去的罪行与耻辱。作者斥责孙依赖滇军等雇佣军与“红军”等极端势力，并以鸦片和赌博垄断筹款养军，将其行径形容为“疯狂”与“自以为神明”，并认为孙是导致广州混乱与民国失败的重要责任人。字林西报在孙文北上后，也引用在沪反孙的粤商团体的意见，反对公共租界接纳孙文入境。

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第一个接受正规系统新闻教育的记者黄宪昭（笔名Hin Wong）在事件之后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多篇评论与报导文章，指责孙文政权是假借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不容许任何民间自卫或自治力量存在，把不同政见者视为敌人加以铲除，并认为广州商团是为自卫而进行军事训练的合法组织，而孙与国民党政权则依靠“红军”与苏联支持对广州实施专制与压迫。

署名“何民魂”的评论员在《华字日报》的评论《自杀底（的）孙文》中悲愤地表示：“我尤愿我三千万粤人，世世子孙，毋忘此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伪革命党孙文等焚烧奸掠屠戮广州市人民之伤心纪念”。《华字日报》亦通过搜集香港各报纸对商团事件的评论，编成了《广东扣械潮》（英文名为Canton Volunteers Arms Case，广东志愿军军械案）一书，其中包含对事件脉络的整理，以及社论部分。该书被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指为“毁谤政府”“惑乱人心”，因此要求广东海关及邮务管理局没收从香港运入内地的《扣械潮》，以“维护公安”。

对于孙文有评论指陈廉伯意图组建“商人政府”，《香港华商总会报》评论批评广东商界“平昔之畏难苟安”、“祇知畏共产、惧共产……而不敢径行其志”，“我国祗有暴民，而无暴商”，批评商界对政治运动不仅不参与而且不敢触及，因此“商人政府”之说不实。

事变之后，部分海外广东华侨对广州政府极为不满，如加拿大温哥华洪门致公堂主办的《大汉公报》将吴铁城称为“吴屠伯”、将孙文称为“孙贼”、“孙棍”，将广州革命政府称为“孙棍府”。

事件之后孙文离粤北上前往北京，途经日本访问，曾对日本侨商等就政府方面对商团事件的立场作了说明，但在日本神户南京町等广东华侨聚居地仍出现以“爱国除害团”、“救国义勇团”、“扶义锄奸团”、“铁血团”、“广义公所”、“各埠在日华人救国联合会” 等名义，散发攻击孙文的招贴、传单。

统领粤军南路八属联军的总指挥邓本殷及其部下在事件后向陈炯明在内的粤军将领、商会、报馆及各界发出通电，指责孙文“祸粤年余，民无噍类”、称孙为“国蠹”、“残酷嗜杀”，并指责孙在广州纵火，造成民居商店焚毁，商民死伤无数。通电称其“桀纣所不忍为者”，认为“国人皆曰可杀”。南路八属联军将领并呼吁东江、潮汕等地的陈炯明军队出师，与南路方面合作进攻广州，“群策群力，同心一德，务期歼灭群丑，焚其骨而扬其灰，以为无罪而被害者，少伸公理，藉安粤局”。驻兵高州、雷州一带的将领苏廷有则在公电中称呼孙文为“孙酋”，认为其“忍以桑梓之邦、反引客军入寇粤土”，表示要出兵征讨在当地支持广州革命政府的黄明堂等人，并“方期饮马珠江、会师羊石、取彼凶残、还我河山”。

10月25日，香港记者报道采访曾拜访在海丰的陈炯明的消息人士，引述其说法指陈炯明得知广州事件与焚劫后“异常愤激”，并否认陈有意与孙文进行合作。事后陈炯明也草拟了“致粤人宣言书”，谴责国共“屠杀广州人民之举”，并表示要出兵向广州进发“以救粤省同胞脱离水火”。陈炯明亦指1923年其令军队退出广州让孙文军队进入，是因为“不欲使广州成为战场、而于生命财产有所损失”，但因为商团事件中“广东省城一部分、今竟由孙下令破毁”而“不胜惊骇”。出兵以后，陈炯明进一步表示“自西关被劫以后,省港绅商,迭赴海丰、汕头,环请出师靖难”“我军以削平粤难为职志”“粤而不救,何以救民”。东江粤军将领叶举（曾发动六一六事变）在回复救粤联合会电文时，认为广州事变后“孙氏祸粤、人得而诛”，并认为“广州焚劫，迫不及援，不胜愧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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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流亡的广州商民在香港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派代表团到海丰请求陈炯明出山，率领粤军反攻广州，驱逐孙政府，并答应捐助一切军饷，又表示支持和平统一中国，贯彻联省自治的主张。“救粤会”又派代表北上，联络旅京，沪的广东团体商讨孙文，并向北京政府控告商团事件中的“杀人放火等罪状”，并在汕头、深圳等地开会，透过发行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资助陈炯明反攻，在汽车巡游中展示“推倒恶政府”，“建设新广东”，“扑灭共产暴徒”，“齐心合力救粤”，“广东三千万人生死关头”等标语旗，又散发“孙文罪状”“焚城影片”等传单，内容包括“乱粤祸首，焚城罪魁，提起老孙，心骨为摧。老孙不倒，百业衰颓。老孙不倒，万民受灾。老孙不倒，共产开台。老孙不倒，全粤飞灰……倒孙过年，痛饮百杯”、“请速起讨贼，孙政府之末日至矣”等。旅沪广潮商人团体亦对广东军政府极为愤怒：

广州总商会、商团联防总部、报界公会暨各团体、香港华商总会、东华医院、各报馆、各省各埠各报馆各同乡会均鉴：孙文令粤东军队攻击商团，焚掠商场，惨杀人民，西关一带尽成焦土，伤亡遍地，尸血充途，为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未有惨剧。故乡东望，无泪可挥，今以决定以10月15日为孙文焚洗商场残杀粤民哀痛纪念日。愿我三千万同胞永志莫忘。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肇庆同乡会、大埔同乡会、香山同乡会、南海会馆番禺会馆、顺德会馆。

上述团体在致孙文及商团、广东各商业慈善团体的电文中，对广东政府的行为进行了抨击：

10月23日，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倒戈，促成吴佩孚之下台，与段祺瑞回京组阁。24日，冯即电请孙文北上“共商国是”。孙文遂于11月13日启程取道日本北上。11月孙文离粤前夕，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孙文“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另外更有人在孙文离粤的欢送会中分发印有这项内容的传单。

支持陈炯明的广东省议会，其议长钟声致电北京公使团主席，请求禁止孙文入境（租界）居留，并予以逮捕：“我们代表广东全省人民请求贵主席转告各国驻华公使：孙文于十月十五日广州屠城惨案中，犯了欺诈，掠夺，盗窃，谋杀与放火等严重刑罪。我们请求各国在华租界当局，公使，领事等转告其政府，禁止孙文入境居留，并予以逮捕，等候广东人民引渡就案”。北京的广东同乡会闻孙文将抵京，特开会议，因接广州及各埠旅外同乡来函，对于孙文两年治粤之苛政，及10月15日屠城均甚愤激，请旅京同乡向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提出，由会议解决粤事，听候国民裁判，治孙文以纵火殃民之罪，不得以待罪之人，出席“善后会议”。就此种质疑，段祺瑞在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则表示“孙氏未必欲以实现于广东之事、再实现于北京”，因此愿意继续与孙进行对话。

事后，康有为在对广东省议会的书函中，抨击孙文“屠城”、“擅改国旗”与“背叛民国”，认为孙文鼓吹“俄化”，将“毒害人群”，使“国亡、粤烂”。他呼吁全国民众与广东省议会“共起而杜乱源”，积极采取行动制止孙文。

孙文到北京以后诊断出肝病，北京著名记者林白水借此以《孙中山之肝火》为题讽刺孙“没有心肝”，将广州事变中的火灾归咎于他“肝病动火”、“对于西关商民采用火攻的政策，烧得不亦乐乎”，把其行为戏谑地比附为“病理现象”，并讥讽地表示由于孙病重将死，主张不再追究其政治过往，而应以“同情”和“祝祷”的态度看待。

1925年孙在北京去世后，北京方面决定举行国葬，却遭到广州总商会、广东自治会联名反对。澳洲华侨所办之《东华报》亦认为孙“不死于护法成功之日。而死于屠焚广州之后”，指责孙文“杀人放火罪恶贯盈”、国民党“神憎鬼厌天诛地灭”，认为其为“持劳农赤化公妻共产的主义为推翻共和(擅改国旗)扰乱治安(焚抢劫杀)之乌合团体”。

孙文死后，国民党有人提议将其故乡香山改名为“中山”，有加拿大香山华侨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孙虽出身香山，但“未尝造福乎桑梓”，反而在晚年行为中“谤责之者极不少”，尤其“去冬屠杀西关之役”（即广州商团事变）更引发上海香山同乡会通电声讨，认为孙已遭同乡人所不齿，以此作为反对改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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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扣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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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扣械潮》列举的应为广州浩劫负责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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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扣械潮》列举的应为广州浩劫负责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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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后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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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后之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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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后之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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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后之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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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后之广州

## 外部链接

- 黄埔军校同学会
- 孙果达：鲍罗廷的绝密使命，党史纵横
- 蔡和森：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
-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
- 香港华字日报，1924
- 张秀梅、陈志刚：《关于孙中山与商团事件的两个问题辨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2期。
- 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 敖光旭 中山大学历史系. 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孙中山及国民党镇压广州商团的原因及其影响. 中国评论.
- 张俊义：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