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布鲁斯王陵

比布鲁斯王陵是由九座青铜时代的地下竖井墓与墓室组成的墓葬群，内藏多位比布鲁斯王的石棺。比布鲁斯（今吉拜勒）是黎巴嫩的一座沿海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续有人居住城市列表。在青铜时代，该城与古埃及建立了重要的贸易联系，当地文化与葬俗因此深受埃及影响。古代比布鲁斯的确切位置曾一度不为人知，直到19世纪末才由法国圣经学者与东方学家欧内斯特·勒南重新确认。古城遗址位于现代吉拜勒市区附近的一处丘陵上。其后，在法国托管当局的主持下，进行了小规模探沟发掘，并出土了刻有埃及象形文字的浮雕。这一发现引起了西方学界高度关注，进而促成了对该遗址的系统性勘查。

1922年2月16日，强降雨引发吉拜勒海边悬崖滑坡，露出了一座地下墓室，其中安放着一具巨大的石棺。这座墓由法国的铭文学家兼考古学家夏尔·维罗洛奥进行初步探勘。随后，法国埃及学家皮埃尔·蒙特在墓葬周边展开大规模发掘，并陆续发现另外八座竖井墓与墓室。这些墓葬皆由一条垂直竖井通往底部的水平墓室所构成。蒙特将其划分为两组：第一组的墓葬可追溯至中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9世纪），其中部分未遭破坏，内含大量珍贵随葬品，包括埃及中王国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三世与阿蒙涅姆赫特四世的王室赠品、本地制作的埃及风格首饰，以及各类器皿用具。第二组墓葬则在古代即已遭盗掘，导致年代难以精确判定，但出土文物显示，其中部分墓穴在晚期青铜时代（公元前16至11世纪）仍被使用。

除随葬品外，共出土了七具石棺——那些未发现石棺的墓室，推测原本安置的是木棺，但已随时间腐朽。这些石棺大多简朴无饰，唯有阿希拉姆石棺例外。该石棺因刻有著名的迦南语与亚拉姆语铭文而闻名，属于比布鲁斯王室铭文中的五篇之一，被视为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腓尼基字母实例。蒙特将比布鲁斯墓葬的功能比拟为埃及的马斯塔巴：当时人们相信，亡者的灵魂会从墓室经由竖井升向地表，抵达地面上的祭祀小堂，由祭司进行仪式。

##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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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布鲁斯（吉拜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在历史上，它曾有多种称呼：在古埃及语的象形文字记录中，第四王朝时期称为 Kebny；在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阿马尔奈文书中，即第十八王朝时期的埃及档案里，又被记作 Gubla（𒁺𒆷）。

到了公元前二千纪，它的名字也出现在腓尼基语铭文中，例如阿希拉姆石棺的铭刻写作 Gebal（𐤂𐤁𐤋）。其词源来自（𐤂𐤁，意为“水井”）与（𐤀𐤋，意为“神”），可理解为“神之井”。另一种解释则认为 Gebal 意为“山中的城镇”，源自迦南语支的 Gubal。

“Byblos”是后来出现的希腊外名，可能由 Gebal 音讹而来。古代聚落建于临海高地，自公元前7000至8000年起便持续有人居住。在比布鲁斯的考古层中，出土了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简单圆形与长方形居住单位，以及瓮棺葬遗迹。进入青铜时代后，比布鲁斯逐渐发展为与美索不达米亚、安那托利亚、克里特历史及古埃及进行贸易的重要中心。

埃及因需要黎巴嫩山脉盛产的木材，而积极维系与比布鲁斯的关系。在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年至前2181年），比布鲁斯属于埃及的势力范围。约公元前2150年，随着古王国灭亡所造成的权力真空，这座城市遭亚摩利人摧毁。不过，随着埃及中王国（约公元前1991年至前1778年）的兴起，比布鲁斯的城墙与神庙获得重建，并再次与埃及建立联盟。

至公元前1725年，中王国瓦解，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以及腓尼基沿岸城市落入喜克索斯人之手。一个半世纪后，埃及将喜克索斯人逐出，重新将腓尼基纳入势力范围，并成功抵御了米坦尼与赫梯的入侵。

在这段时期，比布鲁斯人的贸易相当繁荣，并在当地出现了第一套拼音腓尼基字母。它由22个子音字母组成，简明到足以供一般商人使用。

14世纪中叶，比布鲁斯与埃及的关系再次恶化，这可从比布鲁斯国王里布哈达与埃及往来的《阿马尔奈文书》中得到印证。信件揭示，埃及已无力保护比布鲁斯及其领土免受赫梯侵袭。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埃及霸权曾短暂恢复，但不久之后，约公元前1195年，比布鲁斯又遭海上民族摧毁。此时埃及国势已衰，腓尼基因此迎来一段繁荣与独立期。《威纳蒙记》作为该时期的文献，显示比布鲁斯君主与埃及仍有往来，但关系已趋冷淡。

长期的埃及联系深刻影响了当地文化与丧葬习俗。正是在埃及统治时期，受埃及启发的竖井墓制度开始出现。

## 发掘历史

### 寻找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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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献与手稿曾提及“Gebal”的所在，但其具体位置在历史上已失传，直到19世纪中叶才重新被确认。

1860年，法国圣经学者兼东方学家欧内斯特·勒南在参与法国对黎巴嫩与叙利亚的远征期间展开考古调查。他在寻找古城时参考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兼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著作。斯特拉波指出，比布鲁斯是一座距离海边不远的丘陵城市。然而，这段描述误导了包括勒南在内的学者。他起初认为古城位于邻近的卡苏巴（Qassouba／Kassouba），但最终判断该丘陵过于狭小，难以容纳一座大型古代城市。

勒南后来正确推断，古代比布鲁斯应位于现代城市郊外、十字军时期建造的比布鲁斯城堡所在的环形丘陵上。他的推测依据是一枚罗马帝国埃拉伽巴路斯时期硬币的背面图像，上面描绘了一座城市，下方有河流流过。勒南据此认为，图像中的河流正是环绕城堡丘陵的溪流。他以城堡为起点挖掘两条长探沟，并出土古代文物，从而证实吉拜勒与古代的 Gebal／Byblos 为同一城市。

### 早期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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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托管时期，黎凡特高级专员昂利·古罗将军设立了黎巴嫩文物局，并任命法国考古学家约瑟夫·沙莫纳尔为首任局长。1920年10月1日，沙莫纳尔由法国铭文学家兼考古学家夏尔·维罗洛奥接任。该机构将吉拜勒的考古调查列为优先任务，原因是勒南此前已在当地发现古代遗迹。

1921年3月16日，史特拉斯堡大学的埃及学教授皮埃尔·蒙特致信法国考古学家夏尔·克莱蒙-加诺，提到他自己在1919年吉拜勒考古任务中发现的刻有埃及铭文的浮雕。克莱蒙-加诺深受吸引，并亲自资助对该遗址的系统性调查，认为那里可能有一座埃及神庙。蒙特被选为发掘负责人，并于1921年10月17日抵达贝鲁特。在法国托管当局主持下，吉拜勒的考古发掘于1921年10月20日正式展开，采取每年三个月为一季的制度。

### 王陵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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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2月16日，强降雨引发吉拜勒海边悬崖滑坡，露出一处人工开凿的地下空穴。翌日，黎巴嫩山的行政顾问即通知文物局，并宣布发现了一座古代地下墓室，其中放置著一具巨大且尚未开启的石棺。为防止盗掘，吉拜勒的穆迪尔谢赫瓦迪·霍贝什（Sheikh Wadih Hobeiche）立即封锁现场。维罗洛奥到达后，对墓穴进行清理并编目内容物；之后他持续监督发掘，并于1922年2月26日开启了石棺。

第二座墓穴（称为“墓二”）于1923年10月由蒙特发现；这一发现促使当年晚些时候展开周边地区的系统性调查。蒙特负责比布鲁斯古城的发掘工作直至1924年，其间又揭露了七座墓穴，使墓葬总数达到九座。1925年，法国考古学家莫里斯·迪南接替蒙特，并在该遗址持续工作长达四十年。

## 地点

古代比布鲁斯／Gebal（今名：吉拜勒／Gebeil）位于贝鲁特以北33km处。它坐落在城市中世纪中心以南的一处滨海岬角上，由两座丘陵构成，中间被一条谷地分隔。该聚落由一口深22m的井提供淡水来源。比布鲁斯的考古遗丘防御性极强，两侧环绕着曾用于海上贸易的双港口。比布鲁斯王陵是一处呈半圆形的墓地，位于岬角顶部的一条山脊上，俯瞰城市的两个港口，并坐落于古代比布鲁斯城墙之内。

##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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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为王室墓穴编号，并将其分为两组：第一组位于北侧，包括墓一至墓四；这些墓年代较早，建造亦更为精细。其中墓三与墓四在古代已遭盗掘而被清空，另两座则保持原状。

第二组墓穴位于墓地南侧，包括墓五至墓九。墓五至墓八的建造品质低于北侧墓穴，年代亦较晚，且开凿于黏土而非岩石之中。唯有墓九仍保留了与早期墓葬相似的精细结构迹象。在该墓中发现的陶器残片上，刻有“阿比舍穆”之名的埃及象形文字，显示其建造年代更接近北侧墓穴。南侧墓穴在古代均遭盗掘。

### 墓一与墓二

墓一由一条宽约4m、深约12m的方形竖井构成，通往一间地下墓室，部分凿于坚石之中，部分凿于黏土层内。西侧墙体（将其与临海悬崖隔开）在1922年的滑坡中坍塌。然而随葬品并未受影响；在墓室内，考古人员于潮湿黏土中发现数个陶罐，以及一具大型白色石灰岩石棺，其棺盖上有三个凸耳，便于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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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石棺呈南北向安置。在墓一墓室的北墙上，高约1m处有一个岩凿开口，正对着石棺。此开口通往一条高约1.8m、宽约1.2m至1.5m的走廊，连接至墓二竖井的南侧。该走廊同时也与墓一竖井西北角开出的通道相接。位于墓一与墓二竖井之间的S形走廊，在其中段北侧另开一个小洞，通向一个粗糙开凿的圆形空穴，内含一座古老墓葬。

一道粗糙建造的墙体将墓一的墓室与其竖井隔开。竖井被填满石块与灰浆。相同材料亦被用于在竖井周围砌筑一个平台，其上曾建有类似马斯塔巴墓的建筑。这座受埃及风格启发的建筑仅存遗迹，因其后被罗马时期的浴场所取代。与墓一的竖井不同，墓二的竖井并未以石块与灰浆封闭，而仅以泥土覆盖。竖井口上方覆盖着五至六层石块构成的厚板，为一座建筑提供基础，但如今仅存少数石材。

墓二的竖井比墓一浅，由一道单层石墙将其与墓室隔开。墓二在发现时并未保存任何棺椁。若干陶罐与其他器物陷于厚厚的黏土层中，其中部分因墓室天花板的石块脱落而受损。墓二墓室的天花板中央高度约3.5m，向北侧墙逐渐倾斜，最低仅约1m。墓室中央发现四块石头，原用以支撑一具已经朽坏的木棺，随葬的珍贵器物因而散落于黏土之中。

蒙特证明，墓一与墓二在1922至1923年发现之前从未遭盗掘，这与其前任维罗洛奥的报告相反。维罗洛曾在墓一墓室墙体中发现嵌入的玻璃碎片，并推测其年代属于罗马时期。

### 墓三与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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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三与墓四的竖井位于墓一与墓二以西，紧邻罗马浴场的北墙。墓三的竖井口约为2.5x；其上覆盖一层厚重的灰浆，其下是一层以灰封闭的石砌墙体，并在西南角附近垂直凿有一条方形导管，宽约30cm，功能类似埃及马斯塔巴墓中的serdab。另一条大小与形状相近的导管穿过竖井较深的填充层，位于西北角，但仅延伸至约2m深。两条导管并不相通。在竖井底部附近的北墙上还凿有一处壁龛。

墓三的墓室自竖井南墙向外延伸，由一道未用灰浆封固的单层石墙封闭。其结构精良，地面铺石，墙壁垂直凿至天花板。墓三未出现石棺；随葬品散落于厚约70cm的黏土层中。

墓四位于墓三以东，深度仅约5.75m，是整个墓地中最浅的一座。其竖井规模约为3.05x；南侧墙体覆盖着厚约1m的石砌墙。墓室原本似乎未遭扰动，但考古人员发现其中的石灰岩石棺已被打开并清空。在墓四内亦发现了一条垂直导管，与墓三中的情况相似。这类导管似乎是比布鲁斯丧葬祭仪的一个特色要素。墓四的石棺位于墓室中央，正对入口，与墓地其他墓穴所见的石棺安排相同。建造者在石棺底部放置了两块石头，用以在倾斜的地面上支撑并保持水平。

### 墓五（阿希拉姆王墓）

上：1923年拍摄的比布鲁斯王陵涂鸦铭文。下：该铭文的拓图。

墓五呈半圆形，是王陵中独一无二的设计，被认为是阿希拉姆王的墓穴。其内部半填满泥土，共置有三具石棺：靠墙的一具大型素面石棺、置于中央的雕刻精美的阿希拉姆石棺，以及一具较小的素面石棺。墓五同时也是唯一在竖井内发现铭文的墓葬。这段腓尼基铭文被称为比布鲁斯王陵涂鸦铭文，位于竖井南壁深约3m处，用以警告盗墓者不得入内。法国铭文学家勒内·迪索将其解读为：“Avis, voici ta perte (est) ci-dessous”（“警告，你的毁灭就在下方”）。

阿希拉姆墓的竖井位于北组墓穴（墓一至墓四）与南组墓穴（墓六至墓九）之间。竖井西侧残存有两层石墙及柱基，属于墓上方的建筑结构。竖井上方土层极为紧实；在竖井东北角发现了一条长约2m的导管，与墓三、墓四的情况类似。竖井填土中混杂有模制碎片、大理石板及大量陶片，其样式与其他墓穴中出土的陶器明显不同。在竖井东、西两壁分别于深约2.2m及4.35m处，各凿出两层方形槽孔，共四列，用以安放木制立柱，并在其上架设木板，形成横跨竖井的楼层。蒙特认为，墓葬建造者认为仅凭竖井口的石板铺盖与半腰位置的封墙不足以保护国王的尸体，因此又加设木梁作为第三道障碍。盗墓者拆除了铺板，并挖出木质结构；在清空竖井的过程中，他们不可能没有注意到途中墙上的警告铭文。

在木槽以下未发现更多陶片，但在接近墓室东侧入口处，聚集了若干从墓室中抛出的雪花石膏瓶碎片。其中一片碎片上刻有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考古人员发现封闭墓室的墙体部分坍塌，室内凌乱不堪，并半填满泥浆。墓室中央的阿希拉姆雕刻石棺上方压着一块从穹顶坠落的巨大岩石。三具石棺全数遭盗掘，仅残存人骨。

### 墓六、墓七、墓八与墓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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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墓穴位于墓地悬崖以东约50m处，距墓四竖井以南约30m。它们建于一处沉积层极厚的丘陵地带。这些墓穴的竖井保存状况较北侧墓群差。墓八的竖井仍覆盖着一层铺地，而墓六与墓七的大部分地面覆盖已经消失。墓六、墓七、墓八与墓九的墓室均完全掘于松软黏土中。盗墓者能够在柔软的黏土间挖掘通道，从一座墓穴潜入另一座墓穴。

墓六的竖井是整个墓地中最深的一座。其竖井由一堵方石墙体支撑至深约6m处；再往下则直接掘入黏土层，未再设石墙加固。与本组其他墓穴相同，墓六在古代即遭洗劫，仅在墓室内部及入口处留下少数器物残件。该墓未发现任何石棺。

墓七拥有规模最大的竖井，每边约5m。其墓室的掘造方式与墓六相似，先穿过坚石再深入黏土层。发掘时，墓室已被黏土与砾石填满约三分之二，一具石棺的弧形棺盖突出于泥层之上。该石棺置于石铺地层上，墓室墙壁则以保存状况相对良好的石砌层加固。墓七的石棺形制简单，长方形，外表粗糙；其凹形棺盖两端各伸出两个大型凸耳，与墓一石棺相似，用于搬动沉重棺盖。此墓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珍贵器物与首饰，似乎在古代盗掘时被遗漏。

墓八的特征在于竖井口呈菱形，在底部则趋于方形。分隔墓八与墓六的薄墙中央有一处穿孔，蒙特推测可能是因采石意外造成。竖井同样深入坚石下方的黏土层，墓室发现时已被黏土与砾石填满。墓室设有支撑墙，但大多已坍塌，地面覆满小砾石。墓内发现一具简单石棺、若干雪花石膏瓶碎片与其他陶器。除混杂于泥土中的少量金箔外，未出土其他珍贵器物。

墓九的竖井贯穿约8m厚的岩层。封闭墓室的墙体并未被破坏，盗墓者是透过黏土层打通通道，进入墓五、墓八与墓九的墓室。墓九的屋顶已坍塌，墓室内完全被泥浆与天花板岩块填满。墓室地面铺有石板，墙壁结构坚固且保存良好。盗墓者几乎将墓中物品洗劫一空，仅剩雪花石膏、孔雀石与陶器残片。发现物中包括数件刻有比布鲁斯国王名字的陶器，其中王名为“Abi”（可能为缩写）与“阿比舍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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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一与墓二的平面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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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一与墓二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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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三的平面与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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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一、墓三与墓四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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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希拉姆王墓的平面图与竖井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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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四、墓七与墓八的平面与剖面图

## 发现物

### 石棺

在比布鲁斯王陵墓群中共出土七具石棺：墓一、墓四、墓七、墓八各有一具，而阿希拉姆王墓（墓五）内则有三具。其他墓室被认为原先安置有木棺，但已随时间腐朽消失。墓二内确实曾有木棺，但已完全朽烂，只留下一批随葬品散落于墓室地面。

墓一与墓四出土的石棺皆采用来自邻近黎巴嫩山脉的优质白色石灰岩制作；其棺壁厚实，打磨光滑，未施任何雕饰。此外，墓一、墓四、墓五与墓七的石棺在形制上相似，与埃及常见的石棺接近。不同之处在于，比布鲁斯出土的石棺棺盖保留了凸耳，便于工匠搬运。这些特征，以及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造型相似的雪花石膏容器，显示这些石棺可归属于一个较为集中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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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一的石棺尺寸约为1.48x，高度1.68m。棺身侧壁厚约35cm，底部厚约44cm。棺盖边缘经削角处理，下缘切削后能插入棺体数公分。棺盖背面呈圆弧形，并雕有纵向不规则大小的凹槽纹。中央凹槽最宽，两侧依序排列五道逐渐变窄的凹槽。棺盖靠近四角的位置斜伸出三个凸耳；西北角的凸耳及一角棺盖已折断并残留在棺脚处。该石棺于1922年2月26日开启。

墓四的石棺尺寸约为1.41x，高度1.49m。其棺身制作稍显精细，两侧长边在上下边缘皆削成斜角；短边底部则延伸出如长凳般的凸台。蒙特确认该石棺原本并未配有石质棺盖；他在棺身边缘发现黑色痕迹，显示其原本覆盖着一具弧形木棺盖。

墓四、墓五与墓七的石棺皆于第五次考古发掘行动中出土，此次行动自1926年3月8日持续至同年6月26日。

#### 阿希拉姆王石棺

三分之四视角的华丽石棺。浮雕描绘一位君王端坐于宝座，双足置于脚凳前，宝座前摆放供品桌。君王右手举起呈致意姿势，面前七名持礼男子列队行进。石棺由四只狮像承托，整个场景以雕刻绳纹与装饰细节框起。棺盖呈弧形，上雕狮首与一行腓尼基文字。

阿希拉姆石棺由砂岩制成，出土于墓五。其名称源于棺体上的浅浮雕雕刻，以及归属于阿希拉姆王的腓尼基铭文。该铭文共38字，是已知的五篇比布鲁斯王室铭文之一。它以古腓尼基语方言书写，被视为迄今发现的最早一例完整发展的腓尼基字母。对部分学者而言，阿希拉姆石棺铭文被认为界定了字母传入欧洲的最早时间点。此石棺长约3m、宽1.14m、高1.47m（含棺盖）。

石棺棺身上缘环绕一圈倒置的莲花饰带，花朵在含苞与盛放之间交替排列。主体浮雕场景的上方以粗绳纹图案框饰，石棺四角则雕有立柱作为装饰。棺身底部由四只狮子承托，四面皆有。狮子的头部与前腿向外突出于棺槽之外，而身体其余部分则以浮雕形式刻于石棺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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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棺正面的主场景描绘国王端坐于宝座上，手持一枝枯萎的莲花。宝座前方是一张满载供品的桌案，之后是七名男子组成的行列。石棺两侧各刻有一组四名女性的葬礼哀悼场景，其中两人袒露胸膛，另两人则以双手拍击头部表示哀伤。石棺背面则描绘了一队男女捧持供品的行列。

石棺盖呈轻微的弧形，与同墓群其他石棺相似。棺盖两端各有一个狮首形状的凸耳，狮身则以浮雕形式刻于棺盖平面。两尊长约171cm的胡须人像分别雕刻于狮子两侧，其中一人手持枯萎莲花，另一人手持盛开莲花。蒙特认为这两人皆代表亡王本人。黎巴嫩考古学家兼博物馆馆长莫里斯·谢哈布后来发现石棺上有红色颜料痕迹，他则将这两人解释为亡王与其子。

石棺铭文共38字，分为两部分。较短的一段位于石棺本体，刻于莲花饰带上方的狭窄带状空间。较长的一段则刻于棺盖前方长边。铭文带有警告性质，诅咒任何胆敢亵渎墓葬之人。

### 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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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铭文器物与青铜时代典型器皿，使学者得以为墓穴断代，并在部分情况下辨识其墓主人。

比布鲁斯王陵共出土260余件随葬品。

#### 埃及王室馈赠

墓一出土一件高约12cm的黑曜石瓶与瓶盖，镶有金饰，并以象形文字刻有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即位名。同墓另出土两件雪花石膏瓶。

墓二出土两件埃及王室馈赠。第一件为一具长约45cm的长方形黑曜石箱与箱盖，镶有金饰。箱体立于四足之上，箱盖上完整保存着埃及象形文字的象形茧，其中载有阿蒙涅姆赫特四世的即位名与尊号。该箱原本盛放何物尚不清楚；类似的器物常见于埃及墓葬浮雕中，被称为“pr 'nti”，意即“香料之屋”。第二件馈赠为一件石瓶，上刻有阿蒙涅姆赫特四世的名字，其王名环记载：“善神万岁，拉之子，阿蒙涅姆赫特，永生不息。”

#### 首饰与贵重器物

墓葬中出土大量以金、银与宝石制成的王室首饰，其中不少具有浓厚的埃及风格。墓一、墓二与墓三皆出土有雕凿精细、带有埃及风格的金制胸饰。墓二内更发现一件埃及风格、于本地制作的镶宝金胸饰，连同其颈链，以及一枚贝壳形掐丝珐琅吊坠，上刻有伊普－舍穆－阿比王的名字。墓一与墓二各出土一面大型银质手镜；三座墓内皆发现以金、紫水晶制成的手镯与戒指、银质凉鞋，以及以青铜与黄金制作、雕饰并刻铭的霍佩什弯刀。墓二出土的弯刀上刻有墓主伊普－舍穆－阿比王及其父阿比舍穆的名字。其他随葬品还包括以乌银镶嵌工艺与黄金装饰的银刀、数件青铜三叉戟、工艺精美的茶壶状银瓶，以及各类金、银、青铜、雪花石膏与陶制容器。

墓一内另有一件罕见的出土品：一片银质瓶残片，上饰有螺旋纹样。法国艺术史学者埃德蒙·波蒂耶将其与迈锡尼墓地A的墓四所出土的金制酒罐装饰相提并论。此银瓶显示出爱琴艺术对比布鲁斯本地艺术的影响，或可作为比布鲁斯与迈锡尼存在贸易往来的证据。

## 年代

法国神父兼考古学家路易-于格·文森、皮埃尔·蒙泰，以及其他早期学者根据彩绘陶片的特征，认为这些墓葬属于青铜时代中、晚期的比布鲁斯诸王。

### 墓一、墓二与墓三

依据维罗洛奥与蒙泰的看法，规模宏大的墓一、墓二与墓三可追溯至青铜时代中期，特别是古埃及中王国的埃及第十二王朝（前19世纪）。蒙泰的断代主要根据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与埃及王室馈赠：墓一中发现一件刻有阿蒙涅姆哈特三世名号的香膏瓶，而墓二则出土一件黑曜石箱，其上刻有其子兼继承人阿蒙涅姆哈特四世的名字。

### 墓五至墓九

蒙泰将他在墓五竖井中发现的陶片风格，与英国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于阿玛纳（阿肯那顿王宫遗址）出土的陶瓶进行比较。两者皆有宽大的棕色或黑色彩绘带，将容器本体分成若干区块，每一区内饰有竖线与圆形图案，小陶瓶把手的形制亦完全一致。这些相似性使蒙泰推断，这些比布鲁斯陶片与埃及新王国时期（约前1550年－约前1077年）为同时代制品。

第二组墓葬（墓六至墓九）在古代均已遭盗掘，因此难以准确断代。不过，部分迹象显示其年代可能介于中青铜时代晚期至晚青铜时代之间。

## 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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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依循法国艺术史专家埃德蒙·波蒂耶的观察，注意到墓一中发现的螺旋纹装饰，与迈锡尼墓四出土的金制彩陶酒坛上的图案极为相似。比较`]`

部分石棺主人的名字已从考古发现中得知。墓一属于亚比谢穆王（Abishemu，亦作“Abishemou”或“Abichemou”），他曾接受法老阿蒙涅姆哈特三世的馈赠；墓二则属于其子伊普-谢穆-阿比（Ip-Shemu-Abi，亦作“Ypchemouabi”），他同样接受了阿蒙涅姆哈特四世之子的馈赠。这些礼品显示，亚比谢穆与伊普-谢穆-阿比的在位时间，应与埃及第十二王朝晚期诸王同时代。

伊普-谢穆-阿比与其父亚比谢穆的名字，都被刻在墓二发现的霍佩什弯刀柄上。墓一墓室与墓二竖井之间有一条通道相连；蒙泰推测，这是伊普-谢穆-阿比特意挖掘，以便能与其父“永远保持联系”。

蒙泰推测，墓四是为一位具有埃及血统的附庸王所建，他认为该王是由埃及任命的，因而中断了原有的杰贝勒王室世系。这一理论主要依据蒙泰在墓中发现的一枚刻有埃及名字“梅杰德－特比特－阿特夫”（Medjed-Tebit-Atef）的圣甲虫印章。

墓五的石棺属于亚希拉姆王（Ahiram）；其华丽的装饰与浮雕使之有别于其他石棺。亚希拉姆石棺出土于墓五墓室，与另外两具简朴石棺并列。石棺盖上刻有死者与其继任者的肖像，而石棺的葬礼铭文则记载了逝世国王的姓名，以及其子兼继任者皮尔西巴尔（Pilsibaal）的名字。

墓九出土的陶器残片上刻有亚比谢穆之名，且使用埃及象形文字。这使学者们将该墓石棺归属于“亚比谢穆二世”，即年长亚比谢穆的孙子。此推测基于腓尼基人的习俗，即以祖父的名字为王子命名。

## 功能

蒙泰将比布鲁斯的墓葬比作埃及的“马斯塔巴”（mastaba），并解释说，在古埃及的葬礼文献中，亡者的灵魂被认为会从墓室飞出，经由葬坑通道，抵达地面上的礼拜堂，由祭司在那里主持仪式。

他又将墓一与墓二之间的连通隧道，比作与法老佩皮二世（Pepi II）同时代的高官、扎乌之子阿巴（Aba）的墓葬。阿巴与父亲同葬于代尔加布拉维的同一墓穴中。阿巴在铭文中记录自己选择与父亲同穴安葬的理由：“因此，我确保自己与这位扎乌葬于同一墓中，为了能与他同处一地。并非因为我没有能力修建另一座墓，而是为了每日能见到这位扎乌，为了能与他同处一地。”

## 基本资料

- 建筑风格：受古埃及影响的腓尼基风格
- 建造目的：腓尼基比布鲁斯王的安葬地
- 原文名：Ar
- 行政机构：黎巴嫩文物总局
- 成立：公元前19世纪
- 地理坐标：34°N 0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