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语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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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语言问题（γλωσσικό ζήτημα）指的是关于希腊民族应当以现代希腊的民间口语（通俗希腊语）还是以古典化的雅言书面语（纯正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争论。这场争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持续进行，并于1976年以民间口语胜出而告终，自此，通俗希腊语成为希腊的官方语言。

## 历史

### 起源

希腊的双层语言现象自古就存在。古希腊的文献中处处体现着这种语言的二重性。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作者，如斐瑞居德斯、巴门尼德和色诺芬尼，更倾向于使用诗歌语言，而不是散文（即直述的写作方式），因为诗歌语言被认为更古雅、更庄重。类似的例子也出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古老的东西自然就是最令尊敬的东西，人们指着来发誓的东西是最令人尊敬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狄俄尼索斯·特拉克斯的《读写技巧》（这是第一部希腊语语法书，也是欧洲的第一部语法书），他在其中分析的是诗人们所用的更为古老的文学语言。正因如此，修昔底德选择使用更为严谨的语言。例如，他在第三人称代词中用σφεῖς、σφῶν等，而不是当时通行的阿提卡方言形式αὐτοί、αὐτῶν、οὗτοι、τούτων或ἐκείνοι、ἐκείνων；又如一些早期的语音变化，他沿用的是旧形式：把双写的σσ写作σρ，因为在他之前的年代，ρρ被念作ττ。此外，他还沿用一些逐渐消亡的词形，例如从公元前5世纪起已逐渐由-οισι变为-οις的与格复数（如ἀνθρώποισι – ἀνθρώποις）。然而，那个时代的“通俗派”阿里斯托芬在《蛙 (喜剧)》中却仍写道“τοῖς μὲν γὰρ παιδαρίοισίν ἐστι”（“对于孩子们来说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事实上，他甚至在《蛙》（第926行）里指责埃斯库罗斯的戏剧语言过于晦涩，普通民众难以理解。从中也能看出，当时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诗人的语言常常混合一些古旧的成分（如悲剧中合唱队使用的多利亚希腊语）。他们在创作中采用了多利亚、爱奥利亚、伊奥尼亚元素，形成了一种实际上不可能被任何人日常使用的“混合语”。

大约在公元1世纪，带着某种浪漫情怀的阿提卡主义学者试图进行语言改革——不是针对人们实际如何使用，而是规定人们应当如何使用，依据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阿提卡方言。自此，著名的“语言问题”才正式开始，也就是当这种文体上的区分被当作规范推向广大民众之时。结果，书面语与民间口语之间的分化迅速扩大。

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马其顿诸王的国家为了行政、贸易和外交需要，采用了阿提卡方言。阿提卡方言逐渐演变成希腊语的新形态——通用希腊语（它后来奠定了中古希腊语以及现代希腊语的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变革，以及新宗教的兴起，是通用希腊语确立和普及的主要原因。它在语音、词法、句法和词汇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亚历山大的语法学家发明了变音符号，并且认为通过使用阿提卡方言可以延续写作的传统，于是教授所谓“拟古主义”。这导致学者们转向一种人为构造的书面语，同时也拉开了一场激烈斗争的序幕——极端古典主义者与极端通俗派的争战，而前者称后者为“粗鄙之徒”。

在基督教教义的书面与口头传播中，最初使用的是通用希腊语。《旧约》被翻译成这种语言，《新约》也几乎完全以此写成。但后来，三圣司教在正式的教会讲道中采用了“阿提卡主义”，以便与希腊教育传统相调和，并使信徒更容易接受。随后，在东罗马时期，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双语（阿提卡语与通用语）现象促使二者各自分化。书面语言逐渐趋向句法上的繁复艰涩，而口语在语音和形态句法上不断简化，并先后吸收了大量外来词：最初是拉丁语词汇，后来又有斯拉夫语和土耳其语的成分。同时，由于外族的基督教化，新的借词不断进入。

### 东罗马帝国

当时的希腊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拜占庭时期（6—12世纪）、晚拜占庭时期（12—15世纪）和后拜占庭时期（15—19世纪）。这些阶段极为重要，因为几乎所有“语言问题”的发展阶段都能在其中找到。在第一个阶段（尤其是12世纪，狄奥多罗斯·普罗德罗摩斯的所谓《乞丐普罗德罗摩斯诗》中），首次出现了使用通俗口语的文学作品；而在第二个阶段，通俗语逐渐在书面语言中扩散（常与阿提卡语混合），并产生了后世大多数方言变体（例如骑士小说中所见的语言）。这种演变在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人之后加速进行。由于缺乏一个能够作为纽带的统一国家，远离中心的居民之间缺少凝聚力，因此语言呈现出更大的分化。在缺乏国家与教育、又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环境里，大量外来词不断涌入。克里特与塞浦路斯就是典型例子：它们在保留地方方言特点的同时，也大量吸收外来词，并受到古老书面语的影响。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10世纪下半叶），曾经有一股新的“阿提卡主义”浪潮，试图阻止这种发展。当时许多文本（主要是宗教作品）被改写成阿提卡化的风格；而在安娜·科穆宁娜时代，语言在句法层面上又经历了一次“净化”，出现了更精细却已显过时的句式。拜占庭时期的语言之争主要有三大阵营：一是坚持使用圣歌及基督教礼拜语言（基于《福音书》的通用语）的人，二是阿提卡主义学者，三是支持口语派的群体（后两个时期的主要代表）。

### 突厥人治下

在奥斯曼统治下的希腊时期，由于前拜占庭帝国领土的进一步乃至完全分裂、不同征服者对各地的统治以及各地区的隔绝，通俗口语最终定型为方言化的民间希腊语。在这一阶段，它在词汇上深受土耳其语和意大利语影响，不过随着近代希腊国家的建立，这种影响逐渐减弱。当时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希腊人试图在精神上与古代相连，他们常给子女和船只取古代名字。这种“崇古”是民族复兴冲动的体现——民族觉醒后，渴望依托自身的古典遗产。值得一提的是，1638年出版的一部《新约》译本因教会的强烈反对而被仓促撤回。这一事件成为后人避免重蹈的“反面教材”（直到1901年亚历山德罗斯·帕利斯的译本再度遭遇失败为止）。

尼古拉奥斯·索菲亚诺斯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大约在公元1540年出版了当时口语（他称之为“通用语”）的第一本语法书。索菲亚诺斯的最终目的，是让这种语言成为范本，使宗教文本能够为不识字的人，乃至连妇女都能理解。他的做法后来也被阿塔纳修斯·兰多斯（克里特的阿加皮奥斯，约1580—1657）效仿，用以面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不久之后，在17世纪，弗朗西斯科斯·斯库福斯与伊利亚斯·米尼亚蒂斯也选择了这种风格（而非古典化的语言）。米尼亚蒂斯在其著作《修辞艺术》中甚至写道：“……我们的通用语……在词汇上十分贫乏……很多时候，我宁愿保持沉默，哪怕有高远的思想要表达，也不愿用一种粗鄙的声音，或完全希腊化的表达方式来说出来……”然而，这些作者及其思想却被著名的拉里萨学者亚历山德罗斯·埃拉迪奥斯严厉斥责，认为他们可悲不堪，并对祖国有害。

然而，随着欧根尼奥斯·武尔加里斯的加入，语言之争真正全面展开。他主张“通用语”（在此特指文盲大众的语言）不适合用于具有更高威望的著作，并且对其加以强烈否定（这一点在当时因通用语的局限性，确实有其合理性）。对此，回应来自他当时已声名显赫的学生——伊奥西波斯·莫伊修达卡斯。他怀着对老师的敬意，在著作《地理学理论》中提出，应当使用一种更高雅的文体，但必须明确地与古典化的语言保持距离。可以说，他所倡导的这种语言（更确切地说是“文体”，此一术语正是由他引入）正是后来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纯正希腊语”的先声。他写道：“我认为，传教士在讲道时，学者们在交谈时，应当使用一种高于寻常的文体。欧洲人也同样如此，这丝毫没有损害到他们的普通民众。”他的文体特点，在这部作品中亦显而易见。他为自己“朴素”的写作方式辩解时写道：

“我出于某些理由，决定用一种朴素的文体来编写本书，但始终保留古人使用过的专门术语，并且时时将文体转向更庄重一些，至少要更符合所讨论主题的体面与得体。”

由此，莫伊修达卡斯表达了他的信念——这一点与后来科莱斯的观点十分相似——即语言必须经过“净化”，不仅在语法上需要整理，而且要清除外来词汇。需要指出的是，在那个时期，“通用语”这一术语（继福音书的通用语与“文盲的通用语”之后）应当理解为“简化的纯正希腊语”，而绝不能与后来所说的“通俗语”（通俗希腊语）等同。

不久之后，季米特里奥斯·卡塔尔齐斯登上了舞台。他提出的“通用语”（此时这一不断变化的词，在这里的含义是“人人使用的口头与书面语言”）的范本，是君士坦丁堡的口语。这种口语虽充满地方性成分，但却是当时首都的日常语言。然而，这种“君士坦丁堡通用语”追随者寥寥，只有少数人——如达尼埃尔·菲利皮迪斯与格里戈利奥斯·康斯坦达斯。他们效仿老师的做法，合著了《近代地理学》，却让卡塔尔齐斯忍不住喊出：“我的学生毁了我的语言！”因此，很快连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也抛弃了这种文体，转而支持“简化的纯正希腊语”，后者最终也被普遍采用。就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尼基弗罗斯·塞奥托基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神职人员。他在斯库福斯与米尼亚蒂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纯正希腊语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时间推移，塞奥托基斯逐渐将纯正希腊语中过度文言的成分清除，以至于后来受到康斯坦丁诺斯·萨萨的称赞。因此，塞奥托基斯实际上站在“文言化的通俗语”与纯正希腊语的交界处，被视为纯正希腊语的主要奠基人。

这一时期，还有两位人物在“观点”上（而非在实际影响上）颇为重要：约安尼斯·维拉拉斯与阿萨纳西奥斯·赫里斯托普洛斯。他们二人同样出自卡塔尔齐斯的学派。维拉拉斯和赫里斯托普洛斯都试图把诗歌、歌曲中使用的语言推广到语言的所有形式之中。维拉拉斯提出了极为激进、脱离历史且带有强烈狂热色彩的语音拼写理论，结果自然适得其反；不过，他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约安尼斯·普西哈里斯（后来的“语言斗争”代表人物）的先驱。1814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罗马人的语言》的书，在书中主张彻底抛弃历史拼写。他写道：“那些死气沉沉的文言学究们从未研究自己民族鲜活的语言，从未观察它最美丽、最恰当的表达，它的音变、缩略和其他自然特征。若能运用这些来写作诗文，就能使自然的语言得到装饰与提升，正如其他所有语言的发展那样。”赫里斯托普洛斯则受爱奥利亚-多利亚理论影响，1805年在维也纳撰写了《爱奥利亚-多利亚语法，或当今希腊人所说的语言》（Αἰολοδωρικὴ Γραμματικὴ, ἤτοι τῆς ὁμιλουμένης τωρινῆς τῶν Ἑλλήνων γλώσσης）。在这本书里，他直接将古代的爱奥利亚方言和多利亚方言与现代的“通用口语”联系起来。这一论点被许多著名学者所接受，包括科莱斯、卡塔尔齐斯、菲利皮迪斯、雅科沃斯·内鲁洛斯、帕纳约蒂斯·科德里卡斯等。然而，这并非源自他们知识的匮乏，而是由于当时的语言学尚未建立。最终，这一理论在乔治斯·哈齐达基斯的研究下彻底崩溃——他证明了当时（以及今日）的希腊通用语，实际上只是阿提卡希腊语经世纪演变的延续。相比之下，里加斯·费雷奥斯的贡献要有限得多。他虽然最初也走学者路线，但逐渐却转向古风主义的阵营。

在那段时期，出现了一位语言问题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人物——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对科莱斯来说，语言是获得教育的必要前提，而教育又是保障自由的根本。怀着这些理想，科莱斯认同启蒙思想，并将其推广到整个民族，不容任何例外。他的工作意义重大、备受尊敬，以至于在语言问题的争论中，所有相关人士都认为他是对双方阵营影响力最大的人物。

### 希腊独立后

在近代历史上，独立后的希腊建立起一个由希腊国王奥托一世的摄政会议主导、从德国移植而来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是在德意志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却与这个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的新希腊国家毫无相似之处。至于在文学、教育以及官方场合中该使用哪种语言，成为一个重大问题。通俗语被认为粗鄙、不够规范，无法表达复杂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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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作为希腊西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国家应以何种语言作为民族语言的争论中，倡导对语言进行“净化”，剔除外来成分，并提出并修订了纯正希腊语，它在1834年被确立为国家的官方语言。这种对通用口语的净化，形成了为人所熟知的纯正希腊语的样貌。当然，它与埃曼努埃尔·塞奥托基斯和法那尔派的纯正希腊语存在相当差异，因为后者正如前面所说，源于对书面语中过于学究化元素的“逆向净化”。在科莱斯看来，这种折中的道路意味着：掌握现代希腊语至少需要具备古希腊语的基本知识。这一思想后来也为不少学者所支持，如阿希莱亚斯·察尔察诺斯。

对科莱斯最猛烈的攻击来自法那尔人学者帕纳约蒂斯·科德里卡斯。这位在学术上本应备受尊重的人，于1818年在其旅居的巴黎出版了《通用希腊方言研究》（Μελέτη τῆς Κοινῆς Ἑλληνικῆς Διαλέκτου），在书中主张新语言必须完全建立在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的学者语言基础之上，而民众的“粗俗语言”不可继续在各种场合下使用。然而，尽管他的主张充满矛盾，他所提出的语言风格与科莱斯的差异其实微乎其微，却在历史上仅被记为科莱斯的敌人，其目的似乎仅仅是无的放矢地攻击（正如季米特里奥斯·韦尔纳扎基斯所指出的）。康斯坦丁诺斯·季马拉斯也有类似看法，认为这种无谓的攻击最终只伤害了他自己，因为他原本完全有资格在历史上留下比一个“诽谤者”更高的地位。布朗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科莱斯把“ψάρι”（鱼）更改为“ὀψάριον”，而科德里卡斯则改为“ἰχθύς”。显然，科德里卡斯的攻击让不少学者和支持通俗语的人觉得可笑，因为他在九十八个方面与科莱斯一致，却在仅仅两个细节上竭力反对。事实上，从他们的写作风格来看，两人几乎难以区分。

自然，双方的攻讦不可能就此停止。因此，科莱斯的纯正希腊语被法那尔派的雅科沃斯·内鲁洛斯（后来倒戈站在科莱斯一边）称作“科莱斯体”，被内奥菲托斯·杜卡斯讥为“蹒跚文”（因为在两种对立风格间摇摆不定）。而极端的通俗语派诗人狄奥尼修斯·索洛莫斯则极其不当，把科莱斯与最激进的古典主义者相提并论。相反，几年之后的季米特里斯·格利诺斯虽然在思想上与科莱斯有分歧，却把他奉为伟大的人文主义者、通晓时代精神的人，并称他为“在所有同时代和后来的学者中最耀眼的明星”。不过，格利诺斯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科莱斯所作的一切都正确，他之所以未能走得更远，正是因为过于妥协。同样的评价后来也出现在马诺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的著述中。科莱斯的根本目的，是反对走极端。比如，他特别批评了修昔底德的一个译本，在该译本中，（马卡龙式语言）译者担心“ὀργίζομαι”（发怒）这个词不被理解，就将其翻译成了“χαλεπαίνω”（恼怒）；同样，他也批评通俗语派中过于激进的人，他们拒绝使用“σημαία”（旗帜）和“κήρυκας”（传令官），却用外来词“παρντιέρα”和“κράχτης”。科莱斯在这一问题上的核心思想，正如比顿所总结的，可以归纳为三点：1.民族认同必须建立在对古希腊语的重新审视之上；2.新的书面语言必须与城市受过教育阶层的现代口语语法相协调，作为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这两点要结合在一个现实的规划中，对口语中的弊病加以修正，使之更接近古典希腊语（例如，清除口语中广泛存在的土耳其语及其他外来词，如δεπαρταμένα代替意大利语dipartimento，ἀπελατζιόνε代替appellazione，并用新的词汇代替土耳其语借词κεχαγιάς、τζέργα等等）。

除此之外，科莱斯还认为有必要从古希腊语中引入词汇，以满足语言的基本需要，这一点从前文已经可以看出。他还认为并明确指出，那些极端学者提出的“逐渐回归古典语，以此作为民族自豪而非奴役的象征”的主张，完全脱离现实。他甚至反对用古典语写书：“谁会那么愚蠢，或者谁会有那么多闲暇，竟放下荷马、柏拉图……去读这位新近冒出来的希腊化作者呢？”而他试图在各个层次和阶层中，把语言与民族实际地结合在一起的努力，也确实引起了一部分学者和通俗语派人士的共鸣。

科莱斯提倡的书面语的一个样例如下：

“我的母亲接受了更为自由的教育，因为她有幸拥有阿扎曼蒂奥斯·里修斯这样一位父亲——当时在希腊文献学领域最博学的人物。他在我出生前一年（1747年）去世。他在年轻时就已担任希腊文献学教师，任教于希俄斯。此后，他来到士麦那，在那里娶了一位安基拉籍的寡妇为妻……”

可以看出，他在一些按语法本应使用与格的地方避免了这种用法，只是简单地将个别词汇替换成更文雅的词，而并未改变句法结构，却仍然意在向古典语靠拢。正如他所主张的那样：“如果一本书写得仔细，并且……用一种适度修饰过的语言来写，那么（即使是文盲）也会逐渐学会修饰他们的口语。”

他在两派中都有朋友，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敌人。事实上，他确实同时遭到了双方的攻击，不过原因完全不同。通俗语派的人指责他试图塑造一种语言形式，这种形式既不像当时的通俗语那样自然演变而来，也不像学者们的纯正希腊语那样有传统承续。

他与帕纳约蒂斯·苏措斯之间自然也爆发了争论。按照当时的惯例，苏措斯出版了一本书，不仅指出，而且严厉批评了其他作者的语病。他的立场是：语言使用中的错误可以通过与古希腊语更紧密的联系来解决。在他看来，大部分错误源于古典语与科莱斯式的纯正希腊语之间不当的混合，他称这种混合为“不充分的折衷”。这种情况延续下去：有些人依照古典语来校正科莱斯的著作，另一些人则依照通俗语来改动。前者批评科莱斯，并不是因为他知识匮乏（正如乔治斯·哈齐达基斯所指出的，这种情况极为少见），而是因为他走在一条“中间道路”上，既与最不识字的人保持距离，也与民族中最有学问的学者拉开差距。这条中间道路建立在这样一个问题上：“难道只有博学之人必须向无知者的语言靠拢，而不是让无知者提升到博学者的语言吗？”最后总结为一句话：“既不做庸俗者的暴君，也不做他们庸俗性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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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雅各布·菲利普·法尔默赖厄的反希腊观点（见下文的哈齐达基斯-克伦巴赫尔之争）相对，出现了一场极端古典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复兴，其主要支持者包括内奥菲托斯·杜卡斯、斯特凡诺斯·科米塔斯、康斯坦丁诺斯·伊科诺莫斯（他原先是科莱斯的支持者）、斯卡尔拉托斯·维赞蒂奥斯、克莱翁·里佐斯·兰加维斯、帕纳约蒂斯·苏措斯、阿纳斯塔西奥斯·乔治亚季斯·莱夫基亚斯、斯皮里宗·赞贝利奥斯、乔治斯·米斯特里奥蒂斯等人。这一团体的最终目标是让希腊语逐步回归到阿提卡方言，即公元前4世纪最典范的古希腊语形态。斯卡尔拉托斯甚至设想，也许在五十到一百年之内，人们就能完成这一不可能的事业。为了实现这个确实几乎不可能的目标，他主张将阿提卡方言的语法作为标准，并加以简化（至少在最初几年），甚至推行到小学教育中去。他自1854年至1878年（即其去世之年）担任初等教育总监。这一运动的观点极端而又带有浪漫的乌托邦色彩，因此除了上述学者之外，几乎无人追随。该思想的主要领袖是帕纳约蒂斯·苏措斯，他于1853年出版了《书面语新学派，或人人皆可理解的古希腊语复兴》（Νέα σχολὴ τοῦ γραφομένου λόγου ἢ Ἀνάστασις τῆς ἀρχαίας Ἑλληνικῆς Γλώσσης ἐννοουμένης ὑπὸ πάντων）一书，在其中，他摒弃了当时（科莱斯所用）的语言形式，转而以古典或接近古典的形式取代（如ἦν/ἤμην）。不过，苏措斯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虽然仅此一条，却极为关键——在于：苏措斯追求的是彻底以“阿提卡语体”取代一切文体，而其他人则有意将这种阿提卡化的文体限制在教育和官方书面语的范围之内。

各方的反应似乎都迅速而激烈。关于这一话题的重要研究包括由康斯坦丁诺斯·阿索皮奥斯匿名出版的《苏措斯文献》（1853）、康斯坦丁诺斯·孔托斯所著的《语言学观察》（1882），以及季米特里奥斯·韦尔纳扎基斯编写的《伪阿提卡化批判》（1884）。第一部作品只是对苏措斯的言辞进行了审视（并与其立场一致），第二部则指出了所有“语言净化者”的文学错误，从科莱斯到苏措斯（尽管没有做出更深的分析，且包含一些毫无根据的指控），而第三部则试图批评孔托斯为伪阿提卡化，但未能成功。

在大约相同的时期，其他通俗语派支持者认为，语言问题本身始于1821年的革命，而如前所述，双语现象自普鲁塔克和琉善的阿提卡化时期便已存在。科莱斯甚至被布鲁格曼阵营用粗俗的方式指责，认为他“搞砸了一切”，因为他选择停止走向通俗语的道路：“可怜的他，本该将古希腊元素与通俗语结合，却反而把通俗语的元素与古希腊语倒过来结合。然后，他还设立了……词汇的迫害，却没有考虑到他后来的追随者会走得更远，删掉每一个非古典的词汇，而这对于语言来说，是失去了根基……”。基于这一逻辑，通俗语派认为，随着新成立的希腊国家进入欧洲，语言应当得到补充和丰富，但不应清除其中大量的土耳其语和威尼托语元素。因此，他们指责科莱斯用古典词汇替代了已经在希腊语中混杂了几十年的土耳其和意大利词汇。他们认为，必须勇敢地根除纯正希腊语，因为它扼杀了宝贵的民间诗歌和歌曲。他们的证据是一些歌德的德语翻译。根据布鲁格曼的观点，通俗语应该基于维拉拉斯的观点，最终目标是“这种共同的语言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灵活运用，但它的规范性总是保持不变，以便希腊和土耳其的各地都能毫无困难地交流。”这样，虚伪的教育（即学校中的书面语言教学）将逐渐衰退，学生们将获得真正的知识。他们的论据之一是乔治斯·米斯特里奥蒂斯的演讲在“女学生”中接受的情况，这与官方国家的默许有关。纯正希腊语被描述为“疥疮”，因为它使希腊人停止了任何文学创作。最具代表性的表达之一便是：“纯正希腊语的害处远远大于它的好处，那些空洞的头脑数不胜数”（《现代语法学》25页）。如今，大多数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学者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像乔治斯·巴比尼奥蒂斯就认为，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是积极的，因为许多人致力于语言在双重传统中的更深层次的培养。最终，布鲁格曼对卡尔·克伦巴赫尔和埃曼努埃尔·罗伊德斯的观点表示了认同，承认“纯粹的”普西哈里斯提出的方案不能代表真正的民众语言，因为“他们误解了它”。他进一步指出，应该有一个妥协，但这个妥协不应基于科莱斯，而应基于维拉拉斯的观点。换句话说，语言不应仅仅向中庸之道靠拢，而应更多地向各地的“方言”适应。根据这一逻辑，纯正希腊语应当“从其宝座上降下几个台阶”，并应追随生动的通俗语，通俗语将保持原样，仅添加极少的来自“词汇宝库……它在纯正希腊语中被浪费和保存的词汇”。在这一问题上，巴比尼奥蒂斯的观点完全不同，他认为，基于古代语言的这一内部借用和净化语言是健康的，目的是避免外来词汇在当时的通俗语中泛滥。正是“启蒙者”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正如巴比尼奥蒂斯继续说，拯救了语言免于遭遇混合化，还有其他民族的教师也做出了贡献。同样，普希哈里斯关于语言的立场也被认为是极端的。

19世纪几乎所有欧洲民族共同的特点——对民族身份的追寻，推动了民俗学的兴起与发展。结果，在随后的几年里，民间音乐的收集和出版数量大大增加。狄奥尼修斯·索洛莫斯在伊奥尼亚学派(文学)所创造的传统，由雅科沃斯·波利拉斯、亚历山德罗斯·瓦拉奥里蒂斯等人延续，他们受欧洲相应文学运动的影响，主要关注历史题材，但更多的是社会问题，其中可以找到民间主义运动的根基，因此也为随之而来的语言问题的对立奠定了基础。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受威尼斯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和英国统治的伊奥尼亚群岛，古典主义并未得到支持，而早在索洛莫斯之前，民间传统在诗歌中就已得到了培养。

因此，科莱斯再次招致了反对，他被通俗语支持者指责为对语言进行人为干预，而被古典化支持者认为他拒绝语言传统。为了推广某种语言形式所展开的斗争多且复杂，涉及到希腊民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无论如何，在文学领域，1888年约安尼斯·普西哈里斯的《我的旅行》一书出版，给后来的通俗语使用提供了推动力。普希哈里斯的语言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包括他意外的盟友埃曼努埃尔·罗伊德斯，他写道：“如果我们按《旅行》中的语言写作，就不会像我们讲话那样写作”《赫斯蒂亚》第660期，第670页），是一种规范化的通俗语，但这种语言是他自己发明的，因此学者们称之为“伪通俗语”。普希哈里斯突然成为了中心人物，因为他开始遭到大多数人的攻击，而少数人则将他视为语言上的神化人物。原因不仅是他轻松创造出一些不存在且陌生的词汇（如“Χιό της Χιός”“δάσητα”“φώσια”“πνὲς”以及“ἀναπνές”等），还因为他用土耳其语借词替换了那些华丽的学术词汇。例如，他用“τυφλοσόκακο”代替了“ἀδιέξοδον”。接着，他不仅仅满足于这些，他相信自己创造的通俗语是古典语言的生动后代，于是他开始对现有的语言结构进行实验。换句话说，当古典主义者和学者将希腊语“古典化”时，普希哈里斯则“现代化”了古希腊语，引入了任意的语言形式，这些形式与他的死敌们的形式十分相似。这些借词（甚至包括从纯正希腊语中借来的）被他与自己的形态学规则结合起来。于是，关于他矫揉造作的指责也随之而来，因为事实证明，新兴的通俗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吸收了许多学术元素。比如“συθήκες”“σκετικός”“ἀρφάβητο”“πομονή”“έχταση”等词汇。因此，他的书面语言包含了从未被任何人使用过的、作为真正通俗语的词汇。这也成为了“滥造”和“粗俗”的开始，将矛盾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乔治斯·德罗西尼斯承认，自从《赫斯蒂亚》开始转载普希哈里斯语言风格的文章后，这家报纸的订阅者大量流失，最终陷入了困境。

### 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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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传承下来的双层语言现象，其真实性得到了双方学派所有希腊学者的支持，甚至连大多数通俗语派也不例外，只有埃曼努埃尔·罗伊德斯（在其1833年发表的《幻象》一书中）和季米特里奥斯·韦尔纳扎基斯持不同看法。教授乔治斯·哈齐达基斯批评罗伊德斯无视自己在《雅典娜》文艺期刊（第五卷，第181页及以下）中所提供的证据，因为罗伊德斯主张，唯有在当代希腊才存在双层语言现象，而在他看来，这是极为可憎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温和的通俗语派代表狄奥尼修斯·索洛莫斯。他在《致最博学者的对话》一文中与一位“杂糅派”学者辩论时承认，双层语言现象在古代同样存在，并且承认柏拉图的写作并不等同于当时希腊人的日常口语。这部作品后来更成为通俗语派的“福音”。韦尔纳扎基斯也承认，在那个时期要使用完全不含纯正希腊语成分的民间口语是不可能的。他说：“治愈这种语言疾病的最佳办法，本来当然是彻底割裂并解放民间口语，使之完全纯粹、不受古希腊语影响，但这已不可能”，又在别处写道：“今天单靠（民间口语）已不足以应付需要，这种贫乏我已详尽论证并加以解释。”这位教授的观点是：我们理应将民间口语与纯正希腊语分开，但既然这不可能，就必须在民间口语中补充纯正希腊语所具备而其自身所缺乏的词形和句法，使其能为所有人所用——“因此我们必须使用一种二者的混合体”。

很自然地，他遭到了乔治斯·哈齐达基斯的抨击。后者写道，他一定是得了某种脑疾，才会主张应当先把语言分开，再重新拼合成一种混合体。

值得注意的是，韦尔纳扎基斯和埃曼努埃尔·罗伊德斯虽然都是民间口语的拥护者，却因为当时未经锤炼的民间口语存在许多缺陷，仍然选择用严格的纯正希腊语来写作，甚至接近于“超纯正希腊语”。当然，韦尔纳扎基斯也承认：“这场斗争并不是关于原则和理念的，而是关乎人与人之间的攻讦。”这一点从许多资料都能看出来。例如，德国的通俗语派学者卡尔·布鲁格曼就指出，希腊民族正被那套生锈的书面语言吞噬——它是民族的疾病；就像意大利语（虽然著名语言学家乔治斯·巴比尼奥提斯、德国学者海曼·施泰因塔尔等人认为情况有所不同）必须将拉丁语丢进垃圾堆，意大利民族才能繁荣一样，希腊民族也必须抛弃纯正希腊语。否则，语言问题给希腊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害将继续下去。他还说，正如中世纪的拉丁语曾阻碍了各民族自然语言的发展，纯正希腊语同样正在摧毁希腊民族。

这种激烈的人身攻击在卡尔·布鲁格曼的言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指责哈齐达基斯过于极端，因为后者竟敢与自己的老师卡尔·克伦巴赫尔相对立，而且在个人写作中使用严格的纯正希腊语，却公开宣称支持较为简化的纯正希腊语——正如埃曼努埃尔·罗伊德斯所做的那样。布鲁格曼甚至骂他是“无耻的”哈齐达基斯，说他不过是个没有影响力的教授，写的不过是“幼稚、恶心、下流的诡辩”，并且试图证明克伦巴赫尔是个仇视希腊的人。他甚至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在对外的言论中把哈齐达基斯描绘成“国家威胁”，称“这样一个卑劣之人……就是民族的危险……还是个自封的危险人物”。当然，这显然是过于极端的解读，因为哈齐达基斯本人在别处也写过，大多数语文学者连替克伦巴赫尔解鞋带的资格都不配有。

支持“简化纯正希腊语”的人，并不像那些极端派——例如“杂糅派”（把严格的纯正希腊语和纯粹的阿提卡语混合，制造出“怪物”）、“阿提卡主义”（主张经过两三代的过渡，就立刻回归柏拉图、德摩斯梯尼黄金时代的语言，如帕纳约蒂斯·苏措斯所倡导的）、或“长发派”（以最不识字者的语言为范本，排斥一切其他形式）——那样激进。他们主张的是：我们很幸运，拥有两件衣裳，一件是日常的，另一件则是正式和节庆时的。

纯正希腊语拥护者的看法是，应当对这种语言加以简化，尤其是在小学低年级的教学中，但同时要保留这两种语体的并存。还有一些人，比如安德烈亚斯·斯基亚斯，则主张逐步引入那些在日常口语中原本无用的词汇或形式，让它们通过书面语慢慢进入并最终在日常口语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他也表示，无论是纯正希腊语还是民间口语，都不适合在所有场合使用，而必须根据需要交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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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家兼语言学家乔治斯·哈齐达基斯主张在合理范围内使用纯正希腊语，这些界限不应被任何一方逾越。尤其是，他批评了一些当时极端的新阿提卡派著名学者，指责他们“违背自然”，试图割断新希腊语的自然延续（在他看来，这就是纯正希腊语）。在他眼中，唯一的例外是康斯坦丁诺斯·孔托斯，因为后者曾教导说：“与其追求过于精致的表达却犯下严重的语病，不如满足于大家常用的语言。”此外，他在《语言观察（为修正我们的现代语言）》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些词汇，其实来源于中世纪或更晚时期，而非古希腊语。他深信，一大成就是：掌握这门新语言的人，凭借它相当程度上的新语法和新句法，能够相对容易地理解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希腊语。他在《希腊语言简史》（第十四章《论我们的新书面语》，1915年出版）中明确写道：

“……很明显，我们既没有使用阿提卡方言——如有人恶意诽谤所言那样——也没有使用任何古代或《福音书》的通用希腊语，因其保持不变，已然陈旧，对我们今天无用（因此，说‘书面语就是《福音书》的语言’显然不属实）。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并没有创造，也根本不可能真正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而只是恰当地改造并尽可能调整我们从古至今所听到的语言（即纯正希腊语），以适应现代需要。所以，凡是宣称我们民族被强加了一种新的、外国的、古老的、陌生的语言的说法，完全是不实的。”

哈齐达基斯的信念是：一个民族完全可以在不同场合（例如文学中）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某一种必须成为国家的官方书面语（统一范本）。和他的老师康斯坦丁诺斯·孔托斯一样，他也被指责是有意为恢复色诺芬、伊索克拉底的“黄金时代的阿提卡方言”开路。然而，在许多著作中，他明确否认了这一指控，并提出多种理由说明这既不是他的目的，也不应当发生。他甚至以实际例子加以说明，比如不再使用不定式、单词化的将来时、第二变位动词、古代的发音方式等等。他曾直言：“我早就声明过，如果真的去追求并恢复古希腊语，那将是民族的灾难……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语言完全不符合我们当下的需要和能力。”他是普西哈里斯最大的敌人——二人还是同行。他抨击普西哈里的语言虚假无用，并称其本人是一个严重的民族威胁（参见第34页、41–45页）。同时，他讥讽这些激进的通俗语派，指出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彼此争吵，争论谁写的是“正确的”民间口语，谁写的是“错误的”。最后，他与安德烈亚斯·斯基亚斯的观点类似，认为人们拥有两件衣裳：一件正式的，一件日常的。就像古代希腊人把诗歌语言与日常口语区分开来一样，他相信民间口语不应被连根拔起，而应当加以修饰、精炼。他写道：“我从未称它为野蛮或腐败的语言，恰恰相反，我尽力去培育它；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为它所做的努力并不比今天那些赞美它的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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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法尔默赖厄的观点在当时整个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著名的拜占庭学者克伦巴赫尔（以及卡尔·布鲁格曼）也被指责并非例外。按照批评者的说法，法尔默赖厄那些所谓“科学的”论证（如今被视为反希腊、反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克伦巴赫尔。后者眼见一个在他看来“种族混杂”的民族，却想借助自己的语言去接近古典希腊文明，于是采取了极为激进的立场，支持当时各种地方方言中最“纯粹”的民间口语。正是针对这些观点，著名而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乔治斯·哈齐达基斯（康斯坦丁诺斯·孔托斯的学生）挺身而出加以反驳。

他指责克伦巴赫尔在相关问题上（即语言学和语言历史延续性）学识不足，带有明显偏见，因而在论述中出现错误和矛盾。哈齐达基斯首先强调的是拉丁语与古典希腊语之间的差异。克伦巴赫尔的主张是，按照其他民族抛弃拉丁语的例子，希腊也必须完全舍弃古代希腊语的成分（比如用“καμπίσιος”代替古希腊语中早已生僻的“ἀγροτικός”，或用“ἀπέθαντος”代替“ἀθάνατος”）。对此，哈齐达基斯则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了通用希腊语的缓慢演变，并指出在各个时代，即便是不识字的普通人，也多少能够理解一些虽古老却仍在使用的词汇和句式，例如拜占庭帝国时期。而拉丁语则从未以“活态”（即带有一定自然变化）的形式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日常生活中。换言之，使用拉丁语的人只能去模仿、抄写、复活那些已经失传、不再使用的孤立而过时的语法形式。他最后强调说：“即便是瞎子也能看出，对大多数人、对整个民族来说，当今书面语的句式远比这新造的东西更加清晰、亲切。而要抛弃我们现在使用的书面语，转而采用中世纪时的拉丁文，这是完全错误的，从此以后也应当不再被允许。”事实上，克伦巴赫尔甚至把阿提卡方言（逐渐演变为通用希腊语）的优势地位，与拉丁语的情形作了类比。对此，回应显而易见：在古代，所有希腊人虽然地域不同，但总还是能够理解其他方言，只是在极端情况下才会有一定困难。然而在哈齐达基斯所处的时代，如果让君士坦丁堡居民和克里特人、塞浦路斯人或塞萨洛尼基人仅凭各自的方言口语交流，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沟通困难到了极点。

持相反意见的是狄奥尼修斯·索洛莫斯，他被称作“当然是极有价值的诗人，但对希腊语言及其历史却完全陌生”。单凭这一点，就让当时通俗希腊语成为全体希腊人的“共同语言”变为不可能。相反，报刊、学校、教会、法庭、军队、国家等等所使用的纯正希腊语对希腊人来说却是熟悉的，因为“今天城市和乡镇里所说的语言，与波利比乌斯所用的通用希腊语相比差异更小，而那种通用希腊语与荷马所用的语言差距反而更大”。事实上，哈齐达基斯甚至还拿亲属（具体来说是他的外甥们）来做论据，说他们会请他用书面语中的对应词来解释一些外来词或根本不常见的民间词。反过来，极端的通俗语派却声称他们是在用自然语言写作，但他们往往要先花很多小时琢磨每个形式和词汇，这恰恰反映了当时通俗希腊语的状态，也说明了与普西哈里斯一派相关的问题。然而，纯正希腊语却能够被非专业的语言工作者熟练使用（哈齐达基斯特意举了记者的例子）。因此，即便在那个年代，文盲也能勉强接触这种语言，而它的演变正是经由通用希腊语承继自阿提卡希腊语的。由此可见，那位德国拜占庭学者的看法——即书面语（即刚刚从通用希腊语中被命名出来的纯正希腊语）是“由活的和死的词汇拼凑而成的混合物”——完全是错误的。他所举的例子如“οἶκος”（家）、“οἶνος”（酒）、“ὕδωρ”（水）。对此的回答同样是：“……说古希腊语对现代希腊人和其他人一样已经死去，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由于新语与古语之间极大的相似性和在许多方面的一致性，比所有其他人更容易学习、理解并体会它。这一点，我相信，任何理性的人都会承认。”

此外，在其论著中，克伦巴赫尔把书面语与口语的分野追溯到前一个世纪，但他在别处却因偏袒而受到指责——他曾赞扬一部雅科沃斯·波利拉斯的《伊利亚特》译本，而那时这部译本甚至还未付印。按照他的观点，希腊缺乏“工程师、建筑师、化学家……”的唯一原因在于纯正希腊语，而不是巴尔干地区剧烈的政治变动。这也正是为什么不仅要保留充满方言色彩的通俗语里的外来词，而且还应该尽可能多地吸收它们，作为“混合”的见证。例如，医学术语就不该用希腊语自造（如“Οφθαλμίατρος”（眼科医生）、“Ωτορινολαρυγγολόγος”（耳鼻喉科医生）等），而是应该直接照搬自其他语言——对此，哈齐达基斯批评这是荒谬的，简直是“拿小麦换橡子”。他指出，这种外来语的融入并不是源于民族“混合”，而是出自长期的奴役和暴政压迫。在他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比如，一个希俄斯岛人竟会用外来词来代替伯罗奔尼撒地区已经存在并普遍使用的希腊词，反之亦然。论证结束时，他总结道：“因此，必须要么完全不借词，要么在借用时保持其形式不变，以便清晰易辨。”从历史角度看，克伦巴赫尔对普西哈里斯及其追随者的盲目崇拜也颇为重要。他甚至声称，就像有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和康斯坦丁诺斯·卡纳里斯的雕像一样，也应该为约安尼斯·普西哈里斯、埃曼努埃尔·罗伊德斯、尼古劳斯·科内梅诺斯和雅科沃斯·波利拉斯竖立相应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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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80年代，来自巴黎的语言学家约安尼斯·普西哈里斯登上了舞台。1888年，他先是在法语中出版了一本题为《语言学与历史问题》（Questions d’histoire et de linguistique）的语言学著作，同年又出版了所谓的“宣言”——《我的旅行》（Τὸ ταξίδι μου）。这本旅行记本质上是一部形式特殊的文学作品，其目的在于展示（在他理解下的）通俗语如何既能用作书写语言，又能用作口语，成为全民共同的表达工具。然而，正如前文也提到的那样，引人注目的是：普西哈里斯一方面写的是母语、自然、不加修饰的通俗语，另一方面却承认自己在书中“不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思考，我写不出一个词、一个音节”。

这位语言学家在整个语言问题的历史中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因为他不仅在作品中提出了种种语言学观点和现象的解释，更主要的是，他是按照当时新兴的语言学方法来行事的。受其导师索绪尔的影响，他把全部重心放在当时文盲所说的活的口语上，而不是书面语，也不是书面语的历史演变。同时，普西哈里斯深受早期（1880年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坚持认为语言的典范应该是那些完全文盲的说法，而不是普通人，因为后者的词汇里，随着演变过程，已经固定下了许多书面语色彩的形式。基于这些观点，普西哈里斯被认为是极端激进的通俗语派之父。他甚至主张，语言绝不应当像学者那样通过不断的小修小补来“净化”，却反而认为必须对口语进行各种全面的规制和规范（同样是不合自然的）。正如乔治斯·巴比尼奥蒂斯所指出的，普西哈里斯极端而绝对，以至于把所有（已被广泛接受的）书面语形式出现在口语里都视为不可接受的妥协与背叛。他甚至毫不犹豫地指责像科斯蒂斯·帕拉马斯和马诺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这样的通俗语派学者是叛徒和投降派。他那种极端文风的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我们的其他音素至今的形成方式，要么是通过阻塞——更准确地说是通过一种初始阻挡……要么是通过通过，也就是说通过在口腔某处形成狭窄通道……而前面的那些音素是通过一个动作就完成的，这个音素则至少需要两个动作。）普西哈里斯最大的，也是最触犯公众情感的错误，在于他把语言视为一种未经过历史积淀、未受书写传统影响，更与受过教育者的语言毫无关系的东西。这种观点完全是脱离历史的。

对他最严厉的批评来自乔治斯·哈齐达基斯（见前文），后者用各种方式称他为危险人物，把他看作一个对希腊情况一无所知、来自国外的破坏者。然而，尽管他对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表现得极端好斗，他对语言问题最终的解决却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他提供了一个语言模式，后来的语言学家（如马诺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书面语中已经固定的形式，同时避开了他那些过于激烈的语言主张。这就标志着从普西哈里斯的“旧通俗语派极端主义”向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的“新通俗语派温和主义”的过渡，而后者对前者有着强烈的质疑。特里安塔菲利季斯在1917年通俗希腊语进入学校时，是推动这一变革的核心人物。他当时作为新通俗语派的领袖，却并未把语言问题与政治联系起来，因为他不是左翼，而只是一个自由派学者。1941年，他出版了《国家语法》（即《特里安塔菲利季斯语法》），用语言学的方法把通俗希腊语调整成几乎就是今天所见的形式。

著名语文学家约安尼斯·斯塔马塔科斯，作为纯正希腊语的支持者，更偏向保守而非极端，因马诺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支持通俗语的立场，多年来一直是他担任语言学教席的阻碍。不同于前述那些常常演变为恶毒人身攻击的论战，斯塔马塔科斯在一份关于特里安塔菲利季斯候选资格的推荐报告中，却称赞他是“卓越的语言学家、在语言科学方面的天才”。他还指出，特里安塔菲利季斯在国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许多高质量著作的作者。不过，斯塔马塔科斯的主要论点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实际上是辜负了自己”，因为他没有选择客观、科学研究的大道，而是怀着狂热，“一路走向悬崖”。他把这看作一种“青年时期的误入歧途”，并责备他居然还希望凭借这些观点（在斯塔马塔科斯看来相当于“自毁”）来获得奖赏，也就是通过教席的认可。斯塔马塔科斯称通俗语是“在某些精神领域和创造活动中值得一用的语言”，并补充说自己能够容忍它，甚至在翻译古代文献时也不讳言采用其中的成分。他强调，整个通俗语运动的理论是“值得尊重和关注的”。不幸的是，正如下文所述，在那个年代通俗语被某些政治力量（如民族解放阵线）所利用，其使用与政治（而非纯粹民族性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他的报告中写道：“通俗语运动成了阴谋者、革命者，在希腊人的意识里被视为非法”。报告还认为，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理应像珍视眼睛一样维护传统，把纯正希腊语视为“慈爱的母亲或年长的姐姐”，而通俗语应当是“被宠爱的孩子”。相反，他却显得像是“弑母者、弑子者”之类。最后，按照斯塔马塔科斯的说法，普通的文盲百姓把孩子送去学校，是为了让他们比自己更好，主要是通过语言教育；而通俗语运动则使他们从学校里出来反而比之前更糟，其目的似乎就是要“推翻”传统语言以及与过去相关的一切。他还在自己的《历史语法》中发起攻击，抨击那群“被轻率地称为文盲”的大众，指责他们企图摧毁古希腊语和纯正希腊语的语法。他进一步写道，这种厌恶感出自无知，因为“人对某事理解得越深，就越会去热爱它；反之，不理解的东西便会令人厌弃”。他的批评同样针对当时一些训练不足的语文学者。总体来说，斯塔马塔科斯的观点是：国家的受过教育的人应当指引道路，让所有社会阶层的人都能深入掌握希腊语，从而继承古典文化。这并不意味着要连根拔除通俗语，而是认为它只应在诗歌、歌曲等领域发挥作用，总体上仍应处于次要地位。

重新点燃语言问题的是报纸《卫城》，其出版人是弗拉西斯·加夫里伊利季斯。这份报纸支持当时最为激进的普西哈里提出的语言改革。支持者如埃曼努埃尔·罗伊德斯、雅科沃斯·波利拉斯等人猛烈抨击阿提卡主义，并热情捍卫通俗语，把它视为希腊文学的真正工具。于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语言问题逐渐呈现出文化层面的性质，同时也获得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意义，甚至导致血腥冲突。1901年，亚历山德罗斯·帕利斯在《卫城》上发表了一篇用极端通俗语翻译的《圣经》，引发了雅典大学教授和学生的暴力抗议，最终酿成流血事件（即所谓的“福音书事件”）。不过，正如乔治斯·哈齐达基斯精准指出的那样，福音书事件并非教授们挑起，而是学生们引发的（他甚至说，这场骚乱“无非是神的灵感……落到了学生们的脑袋里”）。他的论据是，如果真是教授们策划的阴谋，那么几年前当荷马《伊利亚特》的通俗语译本和其他译本出版时，也应该发生类似事件，但当时并没有。另一个可资说明的事实是，当时季米特里斯·格利诺斯和马诺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竟然站在乔治斯·米斯特里奥蒂斯的支持者一边。1903年，国立希腊剧院上演了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通俗语译本，再次引发了通俗语派与纯正希腊语派之间的血腥冲突（即所谓的“俄瑞斯忒亚事件”）。通俗语派的对手讥讽他们为“长发党”，指控他们是叛徒，并声称他们奉行的是斯拉夫人的阴谋，目的在于分裂希腊民族、挑起宗教纷争，以便保加利亚的牧首区能争取到马其顿的希腊人。语言与政治的狂热模糊了事实：其实所有人的目标都是解放马其顿，因为通俗语运动始终将民族与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同一时期，一个重要事件是季米特里奥斯·坦戈普洛斯创办了文艺政治报纸《努马斯》。它成为普西哈里斯及通俗语派的非正式宣传阵地，尽管后来坦戈普洛斯和普西哈里斯因政治原因发生了冲突。

这一努力的重要里程碑，是1910年希腊语教育研讨会的成立。参与者包括季米特里斯·格利诺斯、亚历山德罗斯·德尔穆佐斯、马诺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等人。该学会作为自由派通俗语运动的机构，与普西哈里斯的语言观点保持明确的距离，它采用了一种更接近纯正希腊语、并受到其深刻影响的通俗语形式。与此同时，随着沃洛斯实验女子中学的创办，人们尝试进一步推广通俗语，并加强自然科学、技术、实用课程等教育，但这也引发了反对。女子中学的创办人兼校长德尔穆佐斯被指控败坏风俗、传播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然而最终被判无罪。整个民族因此分裂为两派，语言问题的重要性急剧上升，甚至凌驾于民族自由的理念之上。这一时期不断出现的教育改革，有的没有通过，有的停留在纸面，其目的都是为了使教育体系适应国家的社会经济需求。结果是，在整个50年的时间里——从20世纪初开始——希腊的官方国语先后更替了大约九次，在纯正希腊语与通俗语之间来回摇摆。

1911年，经过四天的议会辩论后，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领导的政府支持使用“简化的纯正希腊语”，理由是书面语必须与口语保持一致。宪法为语言的使用设定了基本框架，规定其应当与宪法本身的语言相同：“国家的官方语言，是宪法起草所用的语言，也是希腊立法文本所用的语言；任何对其的篡改都被禁止。”然而，再一次，使用通俗语的人被一些人视为是在贬低传统与宗教的价值，甚至是在攻击既定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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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成了施加暴力与权力的工具。1913年齐里莫科斯法案未能通过后，第一次在教育中确立通俗语的正式成功尝试出现在1917年。当时，韦尼泽洛斯的临时政府推行教育改革，规定在小学低年级使用通俗语作为教学语言。然而，随着1920年自由党 (希腊)下台，这一法律被废止，新政府下令将用通俗语编写的小学读本《高山》“焚毁，因其乃虚妄之作”。改革的发起者也被革职，最终流放。在德占时期，认为使用通俗语威胁国家主权的观念达到了顶点：约安尼斯·卡克里季斯·教授因为以通俗语和单调正写法系统发表大学讲稿，而遭到纪律审判。

一个荒谬到近乎可笑的大问题，是纯正语与通俗语的政治化（即使在它们最简单的形式上）。结果就是：1917年学校里教通俗语，1921年改成纯正语，1923年又改回通俗语，1926年再度换成纯正语，1927年因联合政府的缘故，两种语言并行，1931年又用通俗语，1933年切回纯正语，1939年则两种语言并行（德占结束后则主要使用纯正希腊语）。这里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扬尼斯·梅塔克萨斯偏向通俗语，而不是纯正语。

这种局面基本上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也许最重要的发展，是马诺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编写并于1941年出版了基于通俗语的《现代希腊语语法》（Νεοελληνικής Γραμματικής）。1964年，乔治·帕潘德里欧政府在教育部秘书长埃万耶洛斯·帕帕努措斯的推动下，赋予教师自由，可以选择使用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进行教学，同时两种语言都在课堂上教授。

在军政府独裁时期，纯正希腊语的使用被用来制造社会区隔，从而传递出一种信息：在政治上他们更高人一等。尤其是政治人物那种常带含糊暧昧的语言风格，反而成为他们正当占据发言权、掌控话语权的工具。在另一边，通俗语派则面临严厉打压。正如赫里斯蒂迪斯在《民法典》翻译中所写、而安娜·弗兰古达基强调的那样，有人甚至只因写作της αποβλάκωσης（而不是更“正统”的της αποβλακώσεως），就被扣上“国族忠诚可疑”、共产党代理人之类的帽子，甚至彻底丧失在官方学术界发展的前景。

所谓的“现代希腊语”，最终由卡拉曼利斯政府确立为官方语言，但它与普西哈里斯的极端通俗语大不相同：它没有方言色彩和过度激进的成分，而是吸收并融合了部分纯正希腊语的元素。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合法化也使语言问题失去了政治上的敏感性，人们不再将使用通俗语与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混乱联系在一起。至于纯正希腊语，它已不再是一种有效的语言工具，也不再对任何权力结构有用。1967年军政府对纯正希腊语所谓“神奇力量”的滥用，成了它的最后绝唱。

语言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终于告一段落，这场纷争持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1975年，康斯坦丁诺斯·卡拉曼利斯政府在新的宪法中删去了1952年宪法里关于语言的特别条款。1976年，教育部长乔治·拉利斯提出建议，卡拉曼利斯政府随即决定，在各级教育、国家一切运作和公文中全面使用通俗语。至此，随着通俗语在教育和行政中的正式确立，语言问题在形式上彻底解决。延续了近二十个世纪、困扰希腊教育和社会达143年的双重语言现象终于宣告结束。

当今使用的现代希腊语，是由通俗语和纯正语的元素融合而成的，其形态更接近基督时代的希腊化时期通用希腊语。

### 现代希腊语及其形成

今天，说“在现代标准希腊语（Πρότυπη Νέα Ελληνική，简称PNE）中占主导的是通俗语”并不准确。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首先，PNE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在词汇方面，深受纯正希腊语的影响。17世纪时引入的一些当时陌生的词汇，如今已经听起来十分自然，例如“βρέφος”（婴儿）、“ευλάβεια”（虔敬）、“συμβουλεύω”（建议）、“οδύνη”（痛苦）等等。近年来，还有学者（如乔治斯·巴比尼奥蒂斯）尝试进一步用更加书面化、古老的词汇来充实现有的通用词汇，比如“μεμψιμοιρία”（牢骚、抱怨）等。根据1976年第309号法律，国家开始使用“没有方言色彩和极端成分的通俗语”。也就是说，这种语言以通俗语为基础，但去掉了它的主要特征——方言；吸收了纯正希腊语的元素，却舍弃了其语法；结果是为通俗语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词汇。最后，还部分保留了一些已经定型的古风短语，如“εἰρήσθω ἐν παρόδῳ”（顺便一提）、“τῷ ὄντι”(的确如此）等。其次，如果追溯到民间诗歌（这些诗歌基本上是未受教育的百姓在旧时代所使用的通俗语的根基），就会发现其语言缺乏清晰统一的框架。不仅因为各地区拥有自己的方言特征（如在克里特岛，常在动词词干a/ev与词尾之间插入-γ/j-，如μισεύγω；s或r后的j消失，如άξος代替άξιος；过去时前缀ε-变为η-，如ήφερα；摩擦音前中缀-ν-消失，如άθρωπος代替άνθρωπος；用τσι/τσή作代词属格；以及(ε)ίντα < τί εἶναι，即τα代替τί等），还因为不同的“通俗语派”对于所谓的“标准通俗语”存在很大分歧（参见普西哈里斯的主张）。

20世纪的通俗语拥护者主要依赖波利提斯的研究成果。波利提斯在考察了大量民歌和诗歌的民间风格后，对其基本拼写和词汇进行了规范化。当然，这也引发了大量争议，因为显而易见，许多民间作品中会出于诗歌自由而使用一些陌生的词汇和句式。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往往以手稿形式多次被转抄，有时由学者，有时由文盲，导致文体出现显著差异（如《阿尔穆里斯之歌》）。这意味着，其中一些歌曲实际上是由书面语写成的诗歌、歌曲经过口头传播后演变而来。通俗语与后拜占庭时期（15—18世纪）联系最紧密的例子，是民歌《死神与牧羊人》（Ο Χάρος και ο τσοπάνης）。不过，这首歌最早是在1860年才被刊行出来的。

这种更通俗的方言在同一世纪中期由于启蒙运动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涉及历史、地理、政治和自然科学的著作也随之流行开来。可是，对于当时那种未经雕琢的通俗语言来说，最大的障碍是严重的词汇匮乏。这个问题要么由学者直接借用古希腊语来弥补，要么由非专业人士通过引入欧洲语言中已使用的外来借词来解决。很多人甚至把在民间口语中写不成一封像样的信，比作一只被剪掉翅膀的雄鹰，仍然以为自己能像从前那样飞翔。这自然又引发了新的争论。像内奥菲托斯·杜卡斯这样的学者认为，既然词汇已经被报刊以规范的方式使用，那么进一步的改革也就顺理成章了，例如恢复古典语法结构（把“με”与属格搭配而非宾格）、恢复单词化的将来时、恢复不定式等（“若是不定式与将来时再度被引入，而一些语气词也发生变化，那么不同之处又能体现在哪里呢？”）。同时，反对的声音也存在。乔治斯·哈齐达基斯就提出反对建立以各地通俗语为基础的公共“通俗语”，理由是方言差异和土语现象过多。他认为，既然文言元素已经被民众完全吸收，那么当时所谓“通俗语”所代表的民间力量其实走错了路，于是语言之争又一次重新燃起。不幸的是，在这整个过渡时期，政治开始介入，人们仅仅因为观点不同，就给对方贴上“法西斯”或“叛徒”的标签。正如前面提到的，由于出现了用通俗语的翻译（参见亚历山德罗斯·帕利斯在《卫城》报上的译文），双方阵营逐渐形成，其中学生站在纯正希腊语一边，并最终占了上风。随后，这种氛围甚至伴随着暴力事件（参见“福音书事件”）。“长发派”（即通俗语派）被指控为共产党人，以及当时所谓的“斯拉夫阴谋”的同情者。就这样，这类指控突然间逐渐坐实，通俗语派也被越来越多地同激进的共产主义左翼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越来越多的通俗语派人士开始与普西哈里斯倡导的语言拉开距离，理由不仅出于语言学的考虑，也出于政治上的顾虑。毫无疑问，这标志着那一阶段努力的结束。

几年后，尽管特里安塔菲利季斯和德尔穆佐斯努力表明通俗语既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都与共产主义无关，但他们的努力终究落空，因为格利诺斯在1927年通过希腊共产党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该党也从那时起开始使用通俗语——这是它自1918年以来一直回避的做法。直到1963年，自由派的乔治·帕潘德里欧才公开宣称在这一棘手问题上实行“平等权利政策”，不过当时希腊国家的正式书面语仍然是纯正希腊语。此项新政策的结果，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的语法书首次被引入学校。然而，这本语法书很快就遭到批评，因为它几乎没有涉及当时已经被通俗语吸收的那些纯正语成分。这场语言战争似乎在1974年部分尘埃落定：卡拉曼利斯自上台第一刻起就开始将通俗语作为国家的正式语言，并使共产党合法化。至于纯正希腊语，它已永远在通俗语上留下烙印——这一点从科斯塔斯·塔赫齐斯的小说《第三个花环》中就能看出来：书中两个平民女性的对话充满了大量纯正语成分。

今天，依照乔治斯·巴比尼奥蒂斯的看法，语言问题可以被双重理解：既有益处，也有害处。它之所以有益（是一种“福祉”），在于许多优秀的人才投入其中，从形态句法和历史的角度对语言进行了深入分析，而这种研究在几个世纪里都无人涉足。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场巨大的精神资源浪费。因为在那个时代，本应投身于真正科学研究的人们，反而把主要精力耗费在无谓的批评（如帕纳约蒂斯·科德里卡斯）、空洞的著作（如埃曼努埃尔·罗伊德斯的《偶像的覆灭》），或者最终演变为关于语言使用的意识形态论文上。在这一争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乔治斯·哈齐达基斯、约安尼斯·普西哈里斯和马诺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

然而，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而非“争论”），即所谓的“语言问题”。由于缺乏教材和正确指导，通俗语的质量出现了急剧下降，现代通用通俗语与早期通俗语之间出现了巨大鸿沟。单调正写法的推行改革也带来了很大问题——甚至伴随一些错误的论据，例如乔治斯·哈齐达基斯所提及的那些。根据巴比尼奥蒂斯的观点，这导致了阅读上的困难，需要加以改进。这场语言争论（官方上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并非简单地在两个阵营之间展开，而是形成了多个阵营，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古希腊化派，即纯正希腊语阵营（如塞奥托基斯、科莱斯等）；君士坦丁堡学者的雅言方言（如卡塔尔齐斯）；较为通俗的民间通用语运动（亦称“通俗派”，如普西哈里斯、索洛莫斯）；以及在拜占庭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圣经通用语阵营。

## 外部链接

- Κατάκη Ζωή, «Το Γλωσσικό Ζήτημα», στο Archive.
- Σταυρίδη Πατρικίου, Ρ., Δημοτικισμός και εξουσία: το χρονικό μιας καταστολή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