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日本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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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日本人区，指自清朝末期至抗日战争结束，上海规模最大的日本人聚居区，范围包括公共租界苏州河北的部分地区及越界筑路地区。

## 历史

甲午战争后，日本曾在1898年对清朝提出在上海建立日租界的要求。上海道台最初提案杨树浦地区作为日本租界，但因该地已有被纳入公共租界的计划而搁浅。后日方要求划吴淞口为日租界，但被清朝中央政府以“吴淞口是宝山县而非上海县辖区”为由拒绝。此后日方放弃了在上海建立日租界的要求，转而经营虹口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上海的日本人于20世纪初期开始聚居在公共租界苏州河北的虹口越界筑路地区。当时这一地区地价远低于苏州河南的公共租界，成为吸引日本移民的主要原因。最早进入虹口地区的日本机构是1873年迁入的上海日本领事馆。1890年时，虹口外国人人口中有15%是日本人。到1910年时增加到37%，1915年时增加到55%，1930年时增加到67%。此时的于虹口地区已有“上海日租界”、“小东京”之称。

最初日侨聚居在领事馆附近。后随着人口增加，形成了以吴淞路为中心的日本人区。1920年代之后，日资纱厂多集中在公共租界苏州河北的黄浦江沿岸是加速日本人往虹口集中的另一诱因。北四川路出现大量日本人住宅和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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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和闸北邻接的部分虹口地区成为战场。同时亦有华人从闸北往虹口避难。虹口日侨也是战争动员对象。战后日本人在虹口地区的势力更加增强，北四川路的日本式店铺达665家，超过店铺总数的九成。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再次成为战场，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地区也成为中华民国空军的轰炸对象。在战争初期，虹口的日本人社区曾出现返回日本避难的风潮。但随着上海被日军全面占领，不仅既有的日本人移民回到上海，且新移民也大量增加。二战期间，上海的日本人学校增加到17所。学生人数也从1937年的约4,000人增加到1942年的超过13,000人。但虽然日军占领了除法租界及公共租界苏州河南之外的上海，虹口地区的治安却比战前更加恶化，针对日本人的恐怖袭击频繁发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众多虹口地区的同盟国设施，包括汉壁礼蒙女堂蓬路校舍（改为日本领事馆警察使用，后成为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汉壁礼蒙学堂中州路102号校舍（改为第二中部小学校使用，后长期由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使用）、西童公学虹口校舍（被兴亚院占领，今复兴初中）、德邻公寓（鲁迅夫人许广平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曾被关押在这里）、虹口娱乐场（被作为海军将校俱乐部使用）。

## 人口构成

1880年时，上海有日本人168人，其中虹口有131人。1880年代时的虹口地区日本人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在东洋茶馆提供性服务的娼妓，其中以长崎县人最多。据1906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统计，在上海的日本人中，长崎县人达1,314人，接近半数。1910年时，虹口地区的日本人增加到2,369人。1923年2月，上海和长崎市之间开设直通的客轮航线（上海航路），由“长崎丸”“上海丸”两艘客轮提供服务，更加速了长崎至上海的人口流出。八月盂兰盆节时，虹口的日本人社区会举办精灵流等活动，其风俗和长崎完全无异。

1939年时，上海的日本人人数有37,201人。1943年时，上海的日本人人口达103,968人，创出峰值，其中大部分仍聚居在虹口地区。日本投降的1945年时，上海的日本人人口减少至72,654人

## 重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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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上海的外交、军队等政府相关设施多集中在虹口地区。日本领事馆在1891年升格。现存建筑竣工于1911年，由平野勇造设计。日本侵华的重要据点之一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本部同样设在虹口，于1929年竣工。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时，日军都是从这里出击，开始和中国军队展开巷战。开园于1905年代的虹口公园内亦设有日军的靶场，被当时的日本人称为新公园。上海日本人俱乐部设立于1908年，1926年时有会员超过370人。其四层大楼则修建于1914年，可同时容纳500人活动，曾长期作为上海日本居留民团的办公场所兼用。1932年，民团迁至现昆山路128号。

人口的增加使得虹口地区的住宅和商业设施在20世纪前期急速增加。别名“三角地菜场”的虹口菜场可买到各式日本食品，包括自日本进口的新鲜鱼类。随着日本侨民增加导致的社交需求，虹口地区还出现了众多料亭，以满足高端社交需求。当时虹口的知名料亭还附带有花园，如月廼屋花园、松廼屋花园。但以长崎人白石六三郎经营的高级料亭六三亭及其附属的六三花园最为知名，孙文、鲁迅、西园寺公望等名人都曾利用。

虹口地区最初的日本娱乐场开业于1900年7月15日，位于北四川路日本小学附近。河野健六设计的东和馆剧场有1,006个座位，曾是上海唯一的日本电影常设馆。上海歌舞伎座建成于1924年，拥有1,000个座位，并附设舞厅。第二歌舞伎座位于海宁路和北四川路路口，后更名为“银映座”。另外日军在二战期间占领了虹口地区的威利大戏院、融光大戏院、海光大戏院等电影院，并上映日本电影。位于四川北路1372号的月宫舞厅（タイガーハウス）是虹口日本人区最大的舞厅，1949年后先后被改为学校和虹兴商场使用。

虹口地区当时日资旅馆众多。最古老的东和洋行开业于1886年，是金玉均被暗杀的地点，也是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最初下榻的地点。北海宁路、武进路一带形成旅馆区，有丰阳馆、常盘馆、山崎饭店、井上旅馆、八千代馆等日式旅馆。北一辉曾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至1913年，以及1916年至1919年在乍浦路松崎洋行长住。鲁迅曾于1931年潜伏在与田丰藩经营的花园庄旅馆。在医疗设施方面，郭沫若、鲁迅等人曾在石井政吉开设的石井医院就诊。退役日本人军医须藤五百三开设的须藤医院是鲁迅晚年主要就诊的医院。鲁迅之子周海婴在日本人医师顿宫宽开设的福民医院（后成为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出生，福民医院也是当时上海规模屈指的综合医院。而篠崎都香佐开设的篠崎医院则是周海婴曾多次诊疗的医院，抗战后被改为上海市立产科医院和虹口区卫生防疫站使用。

虹口地区的日本人学校有中部日本小学校（后改为第四国民学校，现虹口中学）、第二日本高等女学校（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学校。在虹口地区设置在华主要据点的日本企业有运行上海航路的日本邮船（现黄浦路164号）。另一方面，三井洋行等综合商社和横滨正金银行等日资金融企业则将在上海的主要据点设立在公共租界南区。

## 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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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界在上海以虹口为据点，在上海进行了广泛的传教活动。东本愿寺于1876年设立了上海别院。西本愿寺也在甲午战争时向中国派遣从军僧侣，并于1906年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一二八事变发端即为日本日莲宗山妙法寺僧侣被中国人袭击死亡一事（日僧事件），亦可见当时日本佛教团体在上海极为活跃。日本佛教界在1908年设立了法光株式会社，承担上海日侨的火葬业务，并在西宝兴路购地设置日本人墓地。当时东本愿寺、西本愿寺、本圀寺130是虹口地区的三大日本佛教寺院，其中西本愿寺和本圀寺入口建筑现存，也是虹口地区少数现存的由日本人兴建，带有日本色彩的建筑。其中西本愿寺修建于1931年，设计者是冈野重久。

虹口的六三花园内设有神道教沪上神社，创建于1912年，其前身是位于浦东的金比罗神社，也是上海日侨的氏神。沪上神社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战火。此后日侨在虹口公园南侧另建上海神社。此外，天主教虹口耶稣圣心堂有众多日本信徒参与礼拜。

## 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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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日本人之外，鲁迅等有留日经验的中国文化界名人、以及瞿秋白等左派人士也曾在虹口日本人区居住。左派文化运动的中心创造社就位于虹口日本人区内的麦丰里。包括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名人居住过的多伦路地区在当时既是虹口的一大日本人住宅区，也聚集众多文化界人士，成为现代上海一大景区。现作为上海代称被广泛使用的“魔都”一词的创造者村松梢风、作家芥川龙之介等日本文化人亦曾造访虹口日本人区。诗人金子光晴、左派作家鹿地亘、在上海经历日本投降的作家堀田善卫、记者松本重治和山上正义更曾在虹口长住。鹿地亘故居燕山别墅现在被列入保护建筑。

日侨内山完造本来是眼药水公司参天堂驻上海的推销员，后在1917年开设内山书店，成为虹口日侨界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和包括鲁迅在内的多位中国文坛人士有着深厚的友谊。而内山书店也成为庇护鲁迅的主要据点之一，并销售众多左派思想书籍，成为当时虹口地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中心。鲁迅还曾和内山完造在上海购买组合（后成为文美百货商店）举办世界版画展览会。抗战期间，内山亦多次对抗日本占领当局，协助释放反日的中国文化界人士。战后内山书店被国民政府接收。内山完造本人则作为“著名文化人”成为留用日本人，但在1947年被国民政府以试图颠覆政权的罪名遣送回日本。

## 抗战之后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发布“以德报怨”的对日方针，上海也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对日侨报复行为。上海的日侨都被集中在虹口的“日侨集中区”，由上海日侨管理处管理。1945年10月时，上海的日本人约有7.9万人。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4月，上海及附近地区的日侨分48批陆续被遣返回日本，累计人数达102,404人。1946年4月15日，最后一艘引扬归国船从上海出发，宣告虹口日本人区历史的终结。

改革开放后，上海再次出现日本人聚居区，但转移到长宁区古北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