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条政基

九条政基（1445年6月12日－1516年5月5日、文安二年五月七日－永正十三年四月四日），为活跃于室町时代至战国时代初期的公家，曾任从一位、关白、左大臣及准三宫等职。

因家领经营所致的利害冲突，政基与其子尚经共谋，杀害家司唐桥在数，酿成前所未有之事件，因而遭受敕勘处分。其后，政基前往家领所在的和泉国日根庄（今大阪府泉佐野市），亲自执行庄园之直接管理（直务）。其于此期间所撰日记《政基公旅引付》，以生动描绘16世纪初畿内村落的社会实态而闻名于世。

## 生平

### 九条家继承

文安二年（1445年）五月七日，九条政基作为关白・九条满家之次男诞生，其母为唐桥在丰之女，幼名茶茶丸。由于政基为满家晚年所生之子，因此关于由何人继承家督一事遂引发争议。

文安五年（1448年）十月，身体欠安的满家召来身在大和国的弟弟经觉，询问其关于九条家下任家督继承人之选择：究竟应由其嫡子、然因病弱而至28岁仍未元服的加々丸之10岁嫡嗣若君（九条政忠），或其亲生之4岁幼子茶茶丸继承家督。经觉深思后建议，可先由10岁之若君承袭家督，日后再令其将家督让与茶茶丸。满家闻之甚为欣然，遂依其所言，以10岁若君为养子并使之继承家督。至于加々丸，则出家为僧。

长禄三年（1459年）三月二十三日，15岁的茶茶丸行元服之礼，并改名为政基。其中“政”字乃奉时任将军足利义政之偏讳而得。同日，政基被叙任为从四位下、右少将。

宽正元年（1460年）正月，政基获叙从三位，同年（1460年）六月又被任命为权中纳言。

宽正二年（1461年）八月，政基获任权大纳言；至宽正三年（1462年）正月，则被叙任为从二位。

其时，九条家家督之位仍由满家之孙、亦即政基之甥政忠所继承，但于此时期，二人之间围绕家督继承权爆发争端。其间，政基之母方伯父唐桥在治为拥立政基而四处奔走，政忠则因憎恨此举，甚至图谋暗杀在治。然而此事最终传至将军义政耳中，最终在宽正六年（1465年），政忠被迫隐居，由政基继任九条家家督。

### 与政忠的对立

然而，政忠的隐居并未使九条家家督争端终结，政基与政忠之间的对立仍持续存在。

应仁二年（1468年）正月，24岁的政基被叙为正二位、任右大臣；文明七年（1475年）三月升任左大臣。

文明八年（1476年）正月，32岁的政基被叙为从一位、任关白。另一方面，对政基继承家督有功的在治，则作为九条家之执事（家礼）掌管家政，后更升至从二位、权中纳言之职。

文明十一年（1479年）二月，35岁的政基辞去关白之职；文明十四年（1482年）十一月十九日，政基将家督让与其子尚经。

文明十九年（1487年）二月，政忠因义政的奏请而突被任命为关白。此乃政忠为恢复权势而接近义政之结果，然政忠关白之任仅限于其一代，并未对政基的地位构成威胁，故未导致九条家分裂。尽管如此，由于九条家家司分裂为政基派与政忠派而互相争斗，家政仍持续陷于混乱。

延德三年（1491年）二月十三日，政基应管领・细川政元之请，将年仅2岁的次子澄之纳为政元养子。

延德三年（1491年）十一月，47岁的政基受准三宫宣下。

### 杀害唐桥在数

在应仁元年（1467年）应仁之乱爆发之际，身居公家社会核心地位的政基，无意间成为此后公家阶级衰落的的重要见证者之一。

政基在应仁之乱期间自京都避居近江 坂本。然而，其此时需支应公事用途二百贯文，遂由家司唐桥在数（唐桥在治之子，亦为其母系堂兄）代为垫付。作为免除该笔借款的交换条件，于文明四年（1472年），政基乃在其仅余不多的家领之中，约定自和泉国日根庄入山田村所出之年贡，移交于在数直至尚经一代为止。此事显示九条家财政已陷入破产状态。

及至延德元年（1489年）在治去世后，局势更进一步恶化：一方是政基欲亲自掌握九条家家政，另一方则是在数试图承袭其父之地位而介入家政运作。双方遂由此形成对立局面，家政纷争因而激化。

此时，在数为弥补自日根庄征收段钱失败所造成的缺口，遂以日根庄为抵押，向根来寺取得贷款。然而，由于该笔贷款之偿还出现延滞，于是根来寺试图行使抵押权。由此，九条家面临丧失对其财政具有关键性所领的危机之中。基此，政基与在数双方遂互相推诿责任。

明应五年（1496年）正月七日，在数闯入九条邸，向政基与尚经父子进行偿还款项的谈判。对此，政基父子勃然大怒，最终将在数杀害。在数虽以家司身份侍奉九条家，但其本身是具备升任公卿资格的堂上家当主，早已身为殿上人，直接侍奉天皇，并兼任大学头、大内记等官职。此杀人事件的加害者与被害者均为侍奉天皇之贵族，对公家社会造成极大冲击，亦使其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陷入困境。

事件发生后，与在数同属菅原氏的东坊城和长召集主要菅原氏公家，准备对政基父子进行弹劾。与此同时，和长亦借此事件之机，于十三日成功就任大内记后任。至廿四日，由北野长者（菅原氏氏长者）高辻长直领衔，东坊城和长、高辻章长、五条为学等人联名提交告发政基父子的申状。

据此，敕使白川忠富与中御门宣胤被派往九条邸进行事情听取。经过审议，最终决定在二月五日开庭审判，并于同月廿五日作出判决。

明应五年（1496年）二月五日，由传奏劝修寺教秀、奉行庭田重经、官务大宫时元、局务押小路师富，以及特别召来的白川忠富、甘露寺亲长等人在后土御门天皇临席下进行审理（惯例上，当事人通常不会被召至审理现场）。大宫时元援引治承政变中松殿基房一案，作为摄关家处罚的先例，然而其又指出，该案并不构成此次事件的适用先例。

最终，甘露寺亲长提出意见，主张仅对事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尚经予以解官，主持审判的劝修寺教秀亦表示赞同，但裁决需先取得时任关白近卫尚通之同意。然而，此事传至三条西实隆耳中，其批评道：“将摄家准后与家礼侍臣置于同等地位本身即为朝廷秩序之混乱”（《实隆公记》明应五年二月五日条），并认为此举不妥；尚通对同意也态度消极。另一方面，政基在裁判结束后，透过书简向白川忠富、中御门宣胤、德大寺实淳、松木宗纲等人陈述在数生前不义怠惰之情状，以为自己辩解，并强调企图颠覆“摄箓”的在数乃朝敌，而自己则是救朝廷之人，展现出理直气壮的态度。

因此，原定于二月廿五日作出的判决被延期，最终依太政大臣一条冬良之意见，在闰二月三日，天皇对政基父子发出正式谴责，并停止其出仕。此外，九条家亦被禁止持有家礼。

当时正值战国时代初期，战乱频仍，朝廷权威面临严重危机。在此情况下，公家社会采取保守态度，严格维持以家格为基础的身份秩序，彻底排除可能引发像武家社会那样“下克上”之因素，藉以维持公家社会的稳定并防卫其组织。

虽然在此事件中对政基父子的处分相对轻微，但其影响仍不小。即便在赦免之后，仍有如中御门宣胤等公家因对九条家的不信与嫌恶而断绝交往，或逐渐疏远其关系，导致九条家相比其他摄关家，其地位有所下降。同时，那些曾拥护九条家的公家，也要求在数之子唐桥在名的地位与权益，并试图维护唐桥家的存续。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对唐桥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情，而九条家的求心力与影响力则出现衰退。

### 地方生活的晚年

明应七年（1499年）十二月十一日，尚经的惩戒被解除，但政基的惩戒仍未解除。政基遂以此为契机，剃发为僧。

文龟元年（1501年）三月，政基前往守护方曾侵占的家领日根庄，亲自管理庄园直务，并透过与根来寺及地方守护势力的协商，力图恢复庄园秩序与收益。同时，其在日根庄期间撰写了《政基公旅引付》，该日记对战国时期村落日常生活提供了详实记录，为研究战国期村落社会的重要一次资料，长期被学界作为基础史料加以利用。此外，政基亦在同一时期驻留于慈眼院，撰成《慈眼院日记》（宫内厅藏），进一步留下其晚年活动的珍贵纪录。

文龟元年（1501年）六月，长男尚经被任命为关白；翌年（1502年）九月，次男澄之成为细川京兆家家督继承人。政基在巩固自身经济基盘的同时，亦试图将九条家与细川氏加以结合，构想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统合公家与武家政权的政治格局。

永正元年（1504年）十二月，政基返回京师。其虽成功将守护势力排除出日根庄，但由于日根庄随后落入与守护势力敌对的根来寺掌控之下，政基不得不任命同寺僧侣为代官。结果，日根庄事实上成为根来寺的领地，政基对庄园的直务支配最终未能实现。此外，政基返回京师后，与尚经之间亦爆发了摩擦。

永正二年（1505年）十月，政基下向山城国小塩庄以征收年贡，然而当时前来值宿的九条家被官人竟遭国方势力所害。

永正四年（1507年）六月，澄之因政元去世而成为新任京兆家当主，然而同年八月，澄之随遭政元另二名养子澄元及高国所讨杀，史称“永正错乱”。此一事变彻底粉碎了政基的政治野望。

永正八年（1511年）四月六日，政基与尚经发生冲突，双方家司甚至爆发武力交战。此次合战造成30人死亡，受伤者不计其数，其规模与形态几可比拟武家的战斗，充分反映了战国时代摄关家之特征。同时期，九条家与家司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步形成类似战国大名“家中”（家臣团）的组织，其存在已使九条家在性质上愈趋武家化。

同四月，政基子嗣之一义尧入寺醍醐寺三宝院担任住持，并成为室町幕府第10代将军足利义尹（后为义稙）之犹子。然而，由于政基因杀害在数而受前天皇敕勘，义尹在处理此犹子任命之事时，必先征询后柏原天皇的意见，由此可见，在数之杀害事件对政基的影响，直至晚年仍然未曾消散。

永正十三年（1516年）四月四日，政基逝世，享年72岁。其法号为慈眼院，墓所位于东福寺山内九条家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