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团事变的背景

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是一场于广州爆发的社会事件，并最终演变为武装冲突。冲突双方分别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支持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广州革命政府），以及广州及周边珠三角商镇的商团军。其爆发的背景存在多方因素。

## 背景

<image>

### 广州商团的成立与角色

清末民初的广州西关是广州乃至广东重要的商业区，被称为“广州的华尔街（Wall Street）”。“商团”（Merchant Volunteers）制度始于上海公共租界，其模式仿效欧美，主张以商民组织自卫，以“协助政府保护民众”。

广州商团沿革始于清末民初，商人岑伯著等人提议参照上海商团的办法组建。因为战祸经年、匪盗猖獗，地方人民组织武装力量以自卫。广州商人为自卫于1912年成立广州商团，由陈廉伯担任团长兼广州粤商公安维持会（商团公所）理财课主任，他支垫商团经费，借款购置枪械，得以在北洋军龙济光、旧桂系陆荣廷、陈炳焜、莫荣新统治时期维持广州商业的正常运转。期间珠三角各地的商埠也纷纷成立商团，共有百余个，遍布如东莞、四邑、南海等地，如加入商团的商人达数万人。

当时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是工商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广州商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因此，无论是清朝官员、革命党人还是军阀势力，他们在粤执政时，都希望得到广州商人在政治、财政等方面的支持。清末两广总督，民国都督、督军到粤莅任之时，都会接见商团代表。他们在制定重要政策时，通常会召集商团领袖征询意见。政府对商人越优容，商团领袖在社会上的威望越高，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越大，当广州商人认为某项政策严重损害商界利益时，有时便会采取罢市等方式同政府抗争。

1917年陈廉伯任粤商公安维持会代理评议长，进一步武装商团。1919年3月，商团仿照西式议会政治完成改组，设立了最高机构评议会及十个分团，陈廉伯当选新一任团长。评议会有23名评议员，任期一年、可连任，期满后需重新选举。1919年8月，陈廉伯就任广东省商团军总团长。至1924年，广州商团总人数已扩大到1.3万人。商团在此前的广州政权的多次更迭中一直保持中立，更因为保护商人利益及维持治安稳定受到广州民众的支持，从组织章程细则，正副团长的选举，到人员选择、费用收支、都奉行西方的民治理念，实行代议政治。

### 广东政局的演变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自从陆荣廷于1916年9月25日取得广东督军之位以来，广东便被桂系军阀所控制，造成地方财政紊乱。1920年10月，陈炯明率领粤军驱逐盘据广州已久的桂系军阀，开始“粤人治粤”时代。陈于1920年11月回到广东就任省长，并邀请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回广东参政。11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改编陈的军队由其直辖。后陈与孙政见逐渐产生矛盾。陈炯明主张实行“联省自治”，孙打算以武力制压北方军阀。

1922年6月16日发生六一六事变，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1923年，忠于孙的部队在广西藤县举行“白马会盟”，联合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击败陈炯明取得广州的控制权。进入广东后，滇桂军等“私划防区，开征各种苛捐杂税”，例如打着“护商”的旗号，在水陆两路交通要道，设立“护商机关”关卡，向过往商旅征收“保护费”。一般商民皆愤然曰：“此等护运机关直同海盗之营寨”，对此，大元帅府大本营多次“查禁各部队设卡抽税筹饷扰民”之举，但屡禁不止。就连广东税收也多由滇桂驻军就地截留，孙中山屡次严令交还，均无成效。乃命邹鲁任广东财政厅长，整理财政，亦收效甚微，竟至按时发放官兵俸饷都相当勉强。孙中山同时征收寺庙等公共土地进行拍卖，并大量发行纸币以筹集资金。孙亦曾对客军“愤怒之极，甚至以首触壁”。一次军事会议上，孙中山沉痛表示：“滇桂军各军官，你们赶走了陈炯明，我是很感谢你们的。……谁知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商团事变后，孙中山感叹说：“此次民心之激愤，实因恨客军而起”。

由于滇桂军入粤是孙文当初动用了西南政府的关余所请来，当时英语舆论常常称呼他们为“雇佣军”（Mercenaries）。而共产国际援助代表鲍罗廷也认为广东民众存在反对国民党军阀将领，甚至对孙中山本人也有不满的心理，因为孙庇护了这些行为。有学者认为，孙之所以不能与客军决裂，是因为他们是抵御陈炯明的主要力量，而孙最初的意图是率军北伐，把客军引出广东。最终孙成功通过苏联援助的黄埔军校建立了自己的嫡系军队，此后1925年6月国民革命军东征期间，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以反对共产党为名义的兵变，遭蒋介石率黄埔军击败。

1923年8月，苏联顾问团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等抵达广州，后又兼任国民党特别顾问（组织教练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展开，同时在会议宣言中反对当时流行的包括“商人政府”、“联省自治”在内的政治思想主张，认为商人并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并且“托命于外人”，与“军阀政府”“亦一丘之貉而已”。广州商人恐惧在苏联协助下的孙中山会实行共产主义，故多转而敌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1924年6月，孙政府在苏联帮助下在长洲岛成立黄埔军校。而在苏联认知中，广东在国民党一大之后成了“远东唯一飘扬着反帝斗争旗帜的地方”，更有人强调“广东省作为革命的桥头堡，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太平洋沿岸地区及各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 广州商界与广东革命政府的关系

从1923年到1924年，广州商人为抗拒广州革命政府的税收政策不断罢市罢业，在商团事变前几个月更形成高潮。每次罢市都迫使政府让步，商人取消新捐税的要求均得到满足。因此广州商人认为，如果进一步扩充自己实力，政府将对商人奈何不得。当时的广州面临三种财政压力，一是孙文政府的各项日益加重的杂税，二是各路客军的横征，三是各种帮会堂口日益严重的保护费。1924年2月，年关迫近，各军的催款加急。孙文于是命令广州善堂以善产为担保，下令发行50万元“军用手册”，所有款项收入军政府，而由善堂向信众筹还。商民的负担本已很重，认为这是将用于救灾的善产变相充公，于是善堂召开了紧急会议，议决请孙文收回成命。广州的鱼贩首先罢市，随后，全市大小饭馆一律宣布闭门停业，码头装卸工人也宣布全体罢工。但孙政府坚持继续加税、抽捐与罚款，掀起全市罢市。仅从3月至10月，就出现了针对各行业的“鱼税”、“饭馆税”、“胶鞋捐”、“银市买卖捐”、“药品特捐”、“销汤捐”、“加二军费”、“横水渡捐”等。海关经纪人工会亦被罗织理由交罚款10万元。

5月下旬，广州市政厅发布“统一马路业权”法案，以收取新的税项，藉以抽收铺底捐，使广州市民严重不满，于是联络全市商团，和附近各县民团，集中广州，决议于28日实行全城大罢市，宣布戒严，反对孙政府征税，卖产拉夫等行为。同时，广州市铺底维持会发出三次宣言，“反对政府将市内七百余家铺户，高定各路地价，强主客交易，消灭铺底，勒迁铺位，破坏租约，增加租金，名为改良路政，实则贻害商场，断非市民所能忍受”。宣言末称：“宜图自救，既是无力遵办，待人勒迁，不若先期暂行停业，公定5月28日为各行商店一律停业，自行结束帐目之期”。27日，经过调停，孙政府表示让步，允许永远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罢市风潮遂暂时停止。

在大罢市期间，广州商团召开会议，提议联合防御，并函请各县属商团派代表到广州开会。到会代表来自108个商团，共300余人。5月27日，会议推选陈廉伯、李颂韶、邓介石为正副主席，决定设立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机构，陈廉伯为联防总长，邓介石，陈恭受为联防副长，李颂韶等十一人为参事会参事，机关设在广州西关。人员选定后，先行执行联防职责，待筹备完成后举行成立典礼。会议认为这次风潮，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只因一事而发，故以“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为号召。据报道，大会讨论了“添购大炮、机关枪、手枪、长枪及轮船、电轮，与设置商团军医院、救护医生队、制弹厂、筹措抚恤准备金等项”，还打算在全省价值数千万元的善产中“拨出半数以充扩充商团之用”。

<image>

- 时任商团总团长陈廉伯

<image>

- 时任商团副团长邓介石

<image>

- 时任商团副团长陈恭绶

<image>

- 时任商团参事长李颂韶

广东全省商团联防章程规定，联防总部“主持全省各埠之商团军之命令统率事项”，只向全省商团代表大会负责，章程“自代表大会议决呈报省政府备案之日施行”，完全不提政府的审核与批准。联防总部设立八大处，与当时中国军队的高级司令部完全一样。而且，商团联防总部“对于各属分团来往函件，均袭取政府公文程式，发号施令，商团总部，不啻一中央政府机关”。

广州商团在民国成立以来的广州历次高层政局变动中，均严守中立，以希望保存广州市商业区不受冲突波及。孙文在1924年1月对商团和广州警察联欢会演说中，提及其国民革命理念与商团此种中立态度的矛盾：

广州历次变乱，商团总是守中立：从前龙济光到广州来称王，商团守中立；陆荣廷、莫荣新到广州来专制，商团守中立；陈炯明挂革命的假招牌到广州来造反，商团守中立；这次滇军仗义讨贼，到广州来打陈炯明，商团也守中立。如果陈炯明再打回广州，试问商团诸君将何以自处呢？就以往的历史说，我想诸君一定是把从前的旧文章再抄他一次，还是要守中立。今天人民与政府结合之后，便不可再守中立。所以第二条件要诸君有决心，要请诸君对于革命有信仰。

从前为什么守中立呢？在诸君的眼光，或者是怕人缴枪，如果守中立，便可保守那几枝枪，避祸求福。依我看起来，若是守中立，便不能避祸求福。譬如这次滇军仗义执言来打陈炯明，为国讨贼，滇军各将领都有革命思想，到广州来是吊民伐罪，和人民表同情的。假若当时诸君同滇军合作，订一个条约，不许客军入境，诸君担任肃清广州市内陈炯明的乱党……我想滇军决不至入广州市。那么，现在广州应该是什么景象呢？如果滇军不入广州，广州各商家没有军队的骚扰，便很治安。但是你们商团一定要守中立，不敢打陈炯明。我是一定要打陈炯明的。所以滇军便入城，别种散军也随之而入……所以弄成今日的广州乌烟瘴气。推究此中原因，商团不能辞其责任。诸君毫没有宗旨，兵来从兵，贼来从贼，现在所受的痛苦是免不了的。此后商团和警察要守望相助，同心协力来维持广州治安，便要诸君明白革命主义，信仰革命最后一定成功。

孙文认为在国民革命中“人民与政府结合”，因此商团应该放弃此前“兵来从兵，贼来从贼”传统的中立立场，要求商团纳入革命，并“对革命有信仰”。孙文认为在1923年滇军对广州发兵攻打陈炯明的时候，商团严守中立，不对陈炯明开战，因此导致滇军需要进入广州市，因此商团对广州“乌烟瘴气”的局面也需要负责。孙文曾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广州商团人士加入国民党，试图把商团纳入自己的政治轨道，让其明白“革命主义”，如派许崇智、吴铁城等人频频与商团要人接触。在陈廉伯与廖仲恺的谈话中，陈认为“吾辈商人、不欲自染政党色彩……政局变化无定、彼党来则此党去、甲党得势、则指乙党为敌为逆、吾人业商广州、财产眷属、不轻易移动、倘入党后、万一贵党有失势之一日、于吾人亦殊多不便也”，而廖仲恺则认为“君于商场商团、占有势力、以君之势力、出而助（中山）先生，吾党在广东、更无失败之时矣……君如俯就、重要位置、任君自择也”。商团始终坚持“不入党”的原则，多次明确拒绝。

后来政府提议为商团搞授旗仪式，但商团反对国民党改组之后推行的党国体制，提出只能授商团旗，不能授国民党旗。吴铁城随后回复商团代表答应此要求。但在6月29日，举行军、警、团会操当天，政府所赠的商团军大旗上，仍然附加了一面青天白日小旗。商团军见到后拒绝行举枪礼，仪式草草完成。此后“商团不加入孙党之表示、遂成为不易之信守、亦几为“商团不成文之宪法””。李大钊后来评论，认为“孙中山在华南的政策……他本人没有真正的凭借，前不久他甚至一度寻求“纸老虎”队伍（指商团军）的支持,参加了他们的检阅并且赠旗。近来的事态彻底揭穿了外国资本(家)的一切阴谋诡计,帮助孙中山本人在工农群众中找到真正的牢固的基础”。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邱捷认为商团在同政府对抗的过程中，并无提出具体策略。商团建立联防总部，亦没有向政府申请，并且“其文件语气狂妄，见识却很低下”。以致有人说：“商团总部办事之人，皆商界分子，对于政治社会大势，多不甚了解。商联总部各事，听诸秘书处一二人所为，而该秘书等又多属好事而无常识之徒，故自商团总部成立后，所发布之文件，类多不依法律手续，往往因此而有逾越法轨之行动”。

邱捷也认为，商团在同政府、军阀发生冲突时，的确是弱者；但在1920年代劳资矛盾激化、工人运动兴起时，商团往往对比商人更为弱势的工人使用暴力，所以，商团与工人结怨颇深。多数工人不仅不同情商团，而且积极要求政府对它采取强硬政策。而商团的很多行为都远远超出了商人自卫武装的需要。商团拒绝加入国民党，使政府与商团武装共存的局面难以维持。如果商团联防的各项议案和章程都落实，就会出现一个不受政府统辖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中心。商团联防会议的高调举行，引起当局者的高度警觉。加以商团决定联防不久，即有大宗军火运到，所以扣留商团军械、禁止商团联防总部的成立，对广东政府而言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