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种族灭绝

预防种族灭绝是指任何旨在避免未来发生种族灭绝的行动。种族灭绝需要大量筹划、资源以及多方参与才能实施，绝非一蹴而就。种族灭绝研究领域的学者已确定一系列公认的风险因素，这些因素会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群体更有可能实施种族灭绝。这些风险因素包括广泛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例如政治动荡或政权更迭）为种族灭绝创造了更易发生的环境，也包括可在大规模人群中被人为操纵和利用的心理现象（如从众心理和认知失调）。预防种族灭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这些风险因素的了解与监测，以及对种族灭绝早期预警信号的识别。

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大屠杀后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止未来发生种族灭绝。《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与保护责任原则为每个联合国会员国承担以下责任提供了基础：积极预防种族灭绝，并在其他国家发生种族灭绝时采取行动予以制止。然而，联合国因未能有效防止种族灭绝而受到严厉批评，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

对种族灭绝的干预可以发生在种族灭绝进程的多个不同阶段，但最理想的干预阶段是在种族灭绝发生之前——即以“上游预防”的形式进行干预。要以此方式预防种族灭绝，就需要在已知风险因素、早期预警信号以及对种族灭绝进程认识的基础上，随时对世界各地面临的种族灭绝风险进行持续且全面的评估。

## 种族灭绝的心理基础

种族灭绝并非只有经过训练的施虐杀手才能参与的行为，而是普通人通过认知重构和社会化“培训”也有可能卷入的行为。出于种族灭绝目的的杀戮并非人类行为中的一个独特类别。相反，种族灭绝式的杀戮表明，在特定条件下，普通的心理和社会过程有可能被人操纵，直至升级为暴力。因此，在研究种族灭绝的发生与预防时，一个核心难题就是理解：在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那些“正常”的认知过程为何容易受到外来者的操纵；以及哪些社会和政治条件为这种操纵转向暴力提供了温床。

### 个体层面

在个体层面，认知失调这一心理学概念在一个人从和平公民转变为实施种族灭绝的杀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亚历山大·辛顿在1996年关于促成柬埔寨种族灭绝的心理社会因素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了“心理社会失调”这一术语，将文化模型、自我观念等其他人类学概念补充进了这一知名心理学概念之中。当一个人面对与其自身身份或自我观念相冲突的行为期望时，便会产生认知失调和心理社会失调，随后其潜意识会努力去化解这些不一致。辛顿指出，要降低种族灭绝初期产生的心理社会失调，需要经历一系列认知上的“步骤”，这些步骤会逐渐将人转变为“实施种族灭绝的自我”。这些认知步骤包括：对受害者进行去人性化、使用委婉语掩盖暴力行为、进行道德重构、对杀戮行为习以为常，以及否认对暴力行为的责任。其中第一步去人性化是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因为它在每一次种族灭绝中都居于核心地位。以大屠杀、柬埔寨种族灭绝和卢旺达种族灭绝这三个尤为典型的例子来看，受害者被标签为害虫、蟑螂、老鼠或蛇，从而在这一去人性化过程中将他们彻底从“人”的范畴排除开来。当整个群体的“人”的标签被拿掉之后，普通人针对他们实施暴力（包括杀戮）就变得容易得多。

### 社会心理因素

除了个体层面的认知步骤之外，一个普通群体向杀戮者的转变还涉及众多社会心理因素。

首先，社会认知这一概念解释了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人。人们的社会认知分为内群体（自己所属的群体）和外群体（他人所属的群体），这两种群体由群体认同和社会纽带所定义。每个人都存在对自己所在群体的偏好，称为内群体偏见。但是，只有当人们同时对自身和内群体持有极端正面的看法，同时又对外群体持有极端负面的看法时，这种偏见才会产生负面后果。人们通常也被社会化要求避免与自身内群体的其他成员发生冲突和攻击行为。因此，克服暴力障碍的一个方法就是重新定义每个群体的归属，使种族灭绝的受害者被排除在内群体之外，从而不再受到内群体偏见的保护。

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也是易被操纵的因素。许多文化鼓励在社会关系中追求从众、顺从和服从，并对不遵守规范的人施加严重的社会“惩罚”。因此，当内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都在参与暴力时，个体成员会感受到参与暴力的巨大压力。这种从众倾向可以被利用，在大规模人群中诱发“盲从行为”。研究还表明，当群体中存在权威人物时，以及当某些社会与制度环境（如稳定性的丧失）增强了人们的从众倾向时，这种从众效应会进一步增强，因为当稳定性消失时，人们往往会去适应他人对自己的期望。

人类社会关系的其他倾向也会同样将人们推向暴力，例如偏见、利他和攻击性。理解偏见与暴力之间的关联尤为重要，因为偏见往往正是种族灭绝行为形成的首要起点之一。替罪羊理论有助于解释这种关联。该理论认为，当人们受挫时（例如在政治或经济危机时期），倾向于向外群体发泄攻击。

## 种族灭绝的风险因素

存在多种政治和文化因素会使国家更有可能滑向大规模暴力的道路，认识并承认这些因素的存在对于预防种族灭绝的努力至关重要。尽管该领域的研究对每个特定因素的风险程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结论，但对于哪些类型的环境最容易发生种族灭绝，学界已形成广泛共识。

首先，某些情境性因素（如破坏稳定的危机和政治动荡）会使国家更容易发生种族灭绝。政治动荡的形式包括内战、暗杀、革命、政变、在国际战争中战败、反殖民叛乱，或任何导致非常规政权更迭或持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精英上台的动荡。过去半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种族灭绝事件都发生在上述某类政治动荡期间或紧随其后。

当一位专制领导人得以掌权时，政治动荡尤为危险。威权领导人能够通过激励对国家的强烈服从、不容忍多样性，以及营造助长群体思维与从众行为的环境，将整个社会推向易发生种族灭绝的同质文化。最危险的威权领导人通常持有极端主义观点，主张建立一个“净化”掉不受欢迎或具威胁群体的新社会，并将这些意识形态宣扬为道德的、符合国家“更大利益”的，因为他们将某些威胁性群体视为国家成功的障碍。过往种族灭绝中的许多此类领导人（如阿道夫·希特勒、波尔布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也具有相似的个人特征：具有超凡魅力、自信、聪明，并怀有对权力的强烈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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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动荡、威权领导人和不稳定的政府架构等情境性政治因素之外，某些文化因素也会增加国家实施种族灭绝的可能性。例如，将攻击行为宣扬为规范的解决问题的技能的文化，以及通过阅兵等方式美化暴力的文化，实施大规模暴力的风险更高。类似地，具有浓厚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历史的社会——包括长期将对外群体的偏见正常化、缺乏对文化多样性的接受、以及将特定群体排斥于社会之外——也面临更高的风险。具体而言，芭芭拉·哈夫在2003年提出的关于种族灭绝前因的模型发现：当统治精英对社会持有排他性愿景（即精英意识形态）时，该国在国家失序后实施种族灭绝的可能性是其他情况的2.5倍；而当政治精英本身构成少数民族时，发生种族灭绝的可能性也高出2倍以上。在历史上的种族灭绝案例中，这些类型的极端意识形态有多种表现，包括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净化”运动，以及纳粹德国在其国内追求纯粹雅利安人种的政策。

此外，当多种形式的危机、动荡或失稳同时发生，或者以往危机的后果尚未解决时，发生种族灭绝暴力的可能性会增加。

## 种族灭绝的早期预警信号

种族灭绝观察的创始主席格雷戈里·斯坦顿于1996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清单，列出种族灭绝的十个阶段（最初为八个阶段）。这些阶段不一定按线性顺序发生，也不一定一次只发生一个，但它们提供了一个指导性模型，用于分析导致种族灭绝的过程——这些过程可作为预警信号加以识别并采取行动，因为每个阶段都为采取某些预防措施提供了机会。斯坦顿提出的十个阶段包括：分类、象征化、歧视、去人性化、组织、极化、准备、迫害、灭绝、否认。其中的前几个阶段发生在煽动种族灭绝的早期，因此为在种族灭绝全面爆发之前采取预防措施提供了最多的机会。

- 在分类阶段，人们开始在文化内部根据种族、族裔、宗教或国籍区分“我们”与“他们”。此时最重要的预防措施是促进宽容与理解，推广能够超越这些有害分裂的分类方式和共同基础。
- 在象征化阶段，“他者”群体被赋予名称或实物符号以标示其分类。此时可以立法禁止仇恨符号、仇恨言论和群体标记。但这类禁令只有在得到文化接受和社会实践支持的情况下才有效。
- 一旦社会进入歧视阶段——主导群体基于排他性意识形态，利用法律和政治权力剥夺目标群体的权利——最关键的措施是确保社会中所有群体都享有充分的权利和政治赋权。
- 在社会实际开始组织实施种族灭绝之前的最后一个“早期”步骤是去人性化，即一个群体否定另一个群体的人性。斯坦顿认为，此阶段的预防应着眼于确保煽动种族灭绝的行为不被混淆为受保护的言论，积极打击或禁止仇恨宣传，并及时惩罚仇恨犯罪或暴行。去人性化被斯坦顿及其他学者广泛认为是种族灭绝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去人性化是对一个群体人性的否定，将该群体的成员置于“道德义务的宇宙之外”。这是一个致命的早期预警信号，因为它克服了人类普遍对杀戮的厌恶。斯坦顿指出，去人性化是“种族灭绝死亡螺旋开始的那个阶段”。

要使种族灭绝发生，上述这些处于种族灭绝进程底层的文化阶段还必须伴随其他六个阶段。其中几个阶段可能同时发生。每个“阶段”本身也是一个过程。

- 组织：仇恨团体、民兵和军队的组织是必要的，因为种族灭绝是一种群体犯罪；预防的重点是取缔仇恨团体并起诉仇恨犯罪。
- 极化：使人口两极分化，让种族灭绝获得大众支持，对于赋能肇事者是必要的。这通常意味着驱逐、逮捕或杀害那些可能在肇事者群体内部反对种族灭绝的温和派；预防措施要求为温和派提供人身和法律保护，使其免遭逮捕和拘留。
- 准备：由杀手领导人对种族灭绝进行策划——通常秘密进行；预防的最佳方式是逮捕那些煽动或密谋实施种族灭绝的领导人，对其施加制裁，并支持对其的反抗。
- 迫害：通过对受害者群体的大规模基本人权侵犯来实现迫害——这意味着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可能随之而来；预防需要对犯有危害人类罪的政权领导人实施定向制裁，包括在国际和国内法院起诉、外交压力、经济制裁以及为区域性干预做准备。
- 灭绝：这是种族灭绝进程中国际法正式认定为“种族灭绝”的阶段。然而，大规模杀戮并非《灭绝种族罪公约》所认定的唯一种族灭绝行为。对该群体成员造成严重身体或精神伤害、故意施加旨在从物理上毁灭该群体的生活条件、强制施行旨在防止该群体内生育的措施、以及强行将该群体的儿童转移到另一群体，都是《灭绝种族罪公约》所禁止的种族灭绝行为。在此阶段，定向制裁和可信的外交威胁可能减轻种族灭绝的规模。但通常还需要支持内部抵抗以及接纳难民。若要违背国家领导人的意愿制止种族灭绝，通常需要从内部推翻他们，或者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进行武装干预，或由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行事的区域组织进行武装干预。
- 否认：每一次种族灭绝都以肇事者及其后继者的否认开始或结束。应对否认的最佳方式是在种族灭绝期间由记者、其他媒体、人权组织、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和世界领导人充分报道事实。种族灭绝之后，可以通过对肇事者的审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教育项目、纪念碑、博物馆、电影及其他媒体来应对否认。

这些早期预警信号在几乎每一次种族灭绝中都很常见，但只有真正采取行动来对抗它们时，对信号的识别才能在预防工作中发挥作用。一个未能对预警信号采取行动的突出例子是卢旺达种族灭绝。尽管存在无数间接和明确的警告，但美国等个别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普遍未能在种族灭绝全面展开之前采取必要的预防步骤。根据斯坦顿的说法，关于大屠杀的事实遭到了强烈抵制；美国和英国为了避免采取行动的义务而拒绝使用“种族灭绝”一词，反而将其称为内战；“群体思维”的结论是，制止种族灭绝会危及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维和部队的生命，并且这一行为超出了其被授权的范围（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指挥官曾请求增援，但遭到拒绝）；尽管数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东非沿海的舰船上，但美国政策制定者担心会介入像索马里那样的“泥潭”；与美国人、欧洲人及其他联合国成员国部队的生命风险相比，卢旺达黑人的生命并不重要。美国国务卿直到1994年6月10日才将这场大规模杀戮称为种族灭绝，而当时大部分杀戮已经结束，媒体和人权团体也是在种族灭绝开始两周后才用应有的罪名来称呼这一罪行。

## 联合国的角色

###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1948年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亦称《灭绝种族罪公约》）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一道，是指导预防种族灭绝努力的主要国际法律文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大屠杀暴行之后，《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批准标志着国际社会在优先预防种族灭绝方面对“永不再发生”原则的承诺。

### 国际刑事法庭

1993年和1994年，联合国安理会设立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这两个特设国际法庭，以审判在波斯尼亚种族灭绝和卢旺达种族灭绝中被控犯有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人员。此后，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获得通过，赋予国际刑事法院对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管辖权。

### 保护责任

保护责任的支持者主张，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未能履行其保护本国人民免遭种族灭绝和其他危害人类罪的根本目的，则该国将失去主张主权的合法权利。在此情况下，联合国、区域组织及其他跨国机构有责任保护那些侵犯基本人权的国家中的人民。这一国际宣言在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它将主权的概念翻转过来，主张主权来自国家的人民，而非其统治者。这意味着，如果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保护其人民，甚至政府自身正在对其人民实施种族灭绝或犯罪，则为了保护民众，国家主权应被超越。这一规范为联合国、区域组织及其他跨国机构在违背国家政府意愿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以预防种族灭绝提供了正当理由。然而，一些保护责任的批评者认为，该原则可能被滥用，作为入侵或实现政权更迭的借口。

### 对联合国在预防和干预种族灭绝方面的批评

联合国因在种族灭绝案件中行动不力、行动过缓或根本不作为而广受批评。自1948年成立以来，联合国预防种族灭绝的成功率非常低，过去半个世纪发生了大量可能属于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的大规模暴行，但只有少数案件在法律上被确认为构成种族灭绝并受到起诉，这一事实即为证明。联合国在采取行动预防和干预种族灭绝案件时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均由个别会员国组成，这意味着当会员国追求自身利益时，人道主义目标会沦为国家政治目标和压力的次要考量。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否决权或否决威胁常常使安理会陷入瘫痪。例如，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实际上阻止了联合国在其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任何地区批准人道主义干预。此外，尽管有保护责任的存在，许多国家仍然主张维护国家主权优先于干预，即使在面对潜在的大规模杀戮时也是如此。对种族灭绝暴力采取行动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各方不愿正式援引“种族灭绝”一词。不愿进行实际行动的律师或政府反对援引“种族灭绝”一词，而在发展为大规模暴行案件时又使用得过于迟缓。相反，人他们会使用“种族清洗”等委婉说法，而没有任何国际条约禁止“种族清洗”。

## 预防的类型

### 上游预防

上游预防是指在种族灭绝发生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上游预防的重点是确定哪些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这主要通过风险评估来完成，而风险评估是相当准确的预测工具。该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发出多种模型，每种模型考察不同的因素。斯坦顿的种族灭绝过程模型在预测种族灭绝方面是最成功的模型之一。芭芭拉·哈夫提出的统计模型也同样被证明是准确的。她的模型使用了政治动荡、既往种族灭绝记录、威权政府、排他性意识形态、关闭边境以及系统性侵犯人权等因素。这些评估被致力于预防种族灭绝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机构以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用。

### 中游预防

中游预防发生在种族灭绝已经进行之时。中游预防的主要重点是在种族灭绝进一步升级、夺走更多生命之前将其终结。这类预防通常涉及某种形式的军事干预。干预往往代价高昂，并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学者们对军事干预的有效性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学者声称，军事干预会助长反叛团体，或者相对于所拯救的生命而言成本过高。学者们更倾向于上游预防，因为它能挽救生命，且不需要代价高昂的干预。

### 下游预防

下游预防发生在种族灭绝结束之后。其重点是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种族灭绝。重建和修复社区是目标。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在修复社区、预防未来种族灭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正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审判是常见的形式之一，例如纽伦堡审判、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柬埔寨特别法庭以及其他国际法庭的审判，以及在种族灭绝政权倒台后国内法院进行的审判。这类机制（如审判）也因为自身的不完善遭到批评。对审判的常见批评包括其追溯性、选择性和政治化。哈夫通过统计表明，这种有罪不罚会使同一社会未来再次发生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风险增加三倍以上。

## 种族灭绝预防与公共卫生

尽管预防种族灭绝通常从政治或国防角度入手，但公共卫生领域也能为此项努力做出重要贡献。种族灭绝与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暴行本质上属于公共卫生问题，因为它对人口健康具有显著且有害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暴力发生后的即刻，也体现在种族灭绝后人口的长期健康上。仅从死亡人数来看，种族灭绝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造成的死亡都超过了与战争相关的死亡。而且它也远超某些最紧迫的流行病威胁的死亡率。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发生期间，种族灭绝本身的死亡率是艾滋病死亡率的20倍，是疟疾死亡率的70倍以上。从长远来看，种族灭绝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远不止于死亡人数。在种族灭绝期间，医疗设施常被摧毁，医生和护士在暴力中遇害，国家常规的疾病预防工作（例如疫苗接种）也会中断。这些设施和医疗项目的破坏具有长期影响。此外，种族灭绝后的社会呈现出慢性和急性疾病发病率上升、出生率下降、围产期死亡率增加以及营养不良加剧等现象。幸存者在个体层面的健康也会长期受损，因为重大创伤会造成持久的心理和生理影响。

美国医学会认为种族灭绝及其预防与健康和人权之间有重要联系，并敦促医生运用公共卫生策略来应对种族灭绝。这些策略包括：通过病例报告和监测来记录种族灭绝及种族灭绝前状况；开展流行病学研究以评估种族灭绝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教育公众、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及政策制定者，传播对种族灭绝及其心理前兆的理解与认识；以及倡导旨在预防种族灭绝的政策和项目。

## 当前的预防努力

### 种族灭绝观察组织

种族灭绝观察组是首个专门致力于预防种族灭绝的国际组织。该组织由格雷戈里·斯坦顿博士于1999年5月在海牙和平呼吁会议上创立，负责协调反种族灭绝联盟（Alliance Against Genocide）。种族灭绝观察组织运用斯坦顿提出的“种族灭绝十个阶段”理论来分析可作为种族灭绝早期预警信号的事件。该组织主办一个关于预防种族灭绝的网站，发布关于种族灭绝局势的警报，发送给公共政策制定者，并建议采取预防行动。

### 反种族灭绝联盟

反种族灭绝联盟同样由格雷戈里·斯坦顿于1999年在海牙和平呼吁会议上创立，最初名为“结束种族灭绝国际运动”。它是首个致力于预防种族灭绝的国际联盟。该联盟包括来自31个国家的70多个国际性和国家性反种族灭绝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包括：21威尔伯福斯倡议、为苏丹行动、埃吉斯信托、古物联盟、亚美尼亚全国委员会、布兰代斯中心、缅甸人权网络、达尔富尔妇女行动组织、卡多佐法学院、危地马拉法律行动中心、柬埔寨种族灭绝项目、政治美学中心、打击种族灭绝协会、国际基督教团结会、柬埔寨文献中心、EMMA、保护权利组织、自由罗兴亚联盟、种族灭绝观察组织、汉谟拉比、胡多组织、人类安全中心、捍卫基督徒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协会、国际警觉组织、尼日利亚国际委员会、国际危机组织、文化外交研究所、种族灭绝研究所、犹太世界观察、约翰内斯堡大屠杀与种族灭绝中心、银禧运动、马塔贝莱兰人权研究所、跨界调解组织、哥伦布骑士会、少数群体权利国际集团、蒙特利尔人权研究所以及“永不再发生”协会、朝鲜自由联盟、打破沉默行动、PROOF、保护路径组织、哨兵项目、什洛莫、STAND、斯廷森中心、生存国际、TRIAL、促进和平组织、WARM、我鞋之外的世界、以及没有种族灭绝的世界。

### 联合国防止灭绝种族问题与保护责任办公室

防止灭绝种族问题与保护责任办公室（OGPRP）支持两位特别顾问开展工作，为各国政府提供关于预防种族灭绝政策的培训，并就预防种族灭绝和早期预警向联合国秘书长及联合国系统提供咨询意见。

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及其办公室最初由格雷戈里·斯坦顿于2000年提议设立，后由斯坦顿和利奥·库珀基金会的伯纳德·汉密尔顿，以及少数群体权利国际组织和反种族灭绝联盟的其他成员组织在联合国共同倡导推动。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顾问爱德华·莫蒂默和助理秘书长达尼洛·蒂尔克的协助下于2004年设立了该办公室，最初由一位特别顾问领导。安南的继任者潘基文将其扩展为当前的两位特别顾问并行的架构。

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及其办公室负责针对存在灭绝种族风险的局势发布公开警告。查洛卡·贝亚尼是现任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

莫·布莱克尔现任保护责任特别顾问。保护责任特别顾问的角色于2007年加入OGPRP，并于2008年任命了首位担任者。

2014年，在特别顾问阿达马·迪昂和詹妮弗·威尔士的领导下，OGPRP发布了《暴行罪分析框架》。该文件识别了导致灭绝种族及其他暴行罪的一些主要风险因素。

### 早期预警项目

早期预警项目是由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和达特茅斯学院共同开发的一个早期预警工具。该项目通过判断哪些国家最有可能发生种族灭绝，来协助美国政策制定者对存在种族灭绝风险的国家采取预防性措施。

### 防止灭绝种族问题工作组

防止灭绝种族问题工作组于2007年成立，旨在制定一项美国预防和制止未来种族灭绝的战略。该工作队由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汉共同担任主席。2008年，该工作组发布了一份面向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关于预防种族灭绝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需要一套全面的“综合战略”来预防种族灭绝。该战略需要包括：早期预警系统、危机前的预防行动、军事干预的准备、加强国际机构与国际规范，以及世界领导人采取果断行动的意愿。报告同时指出，虽然军事干预应作为可选项保留，但上游预防措施应成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重点。该工作队的报告最终促成了“暴行预防委员会”的成立，这是一个美国跨机构合作机制，用于评估灭绝种族和其他暴行罪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