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派

阉割派（Скопцы），自称“上帝的羔羊”（агнцы Божьи）或“白鸽”（белые голуби）БРЭ是神秘主义教派灵知派基督教的一支，他们把自阉视为取悦上帝的神圣行为。

##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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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观上，阉割派与鞭身派相近，而在仪式形式上则与旧礼仪派接近。作为一个宗教学意义上的教派，他们在18世纪才最终成型，其创立者被认为是逃亡农奴孔德拉季·谢利瓦诺夫。他曾是鞭身派中“圣母”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门下的信徒，后来因对原有信仰失望而脱离该派。根据费奥多尔·格林卡的研究，阉割派这一教派自“久远年代”以来便已存在，而在俄罗斯境内则在彼得一世时期尤为盛行。

阉割派信徒认为，拯救灵魂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阉割来与肉欲作斗争。在俄罗斯帝国时期，这一教派受到严厉迫害，其成员常被流徙西伯利亚。第一次针对该教派的审判发生在1772年，当时一个共有246名成员组成的社群被起诉。尽管如此，阉割派的规模仍然相当庞大：到19世纪下半叶，信徒人数约有六千人，主要分布在坦波夫、库尔斯克、奥廖尔三省以及西伯利亚地区；在这些地方，富裕的阉割派公社甚至会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土地。

在俄罗斯帝国当局眼中，阉割派被视为最有害的教派之一。为了防止他们通过自残逃避俄罗斯帝国的征兵制，政府曾采取强制征召的方式，将阉割派信徒派往高加索、西伯利亚及帝国偏远地区服役。到了尼古拉一世时期，自阉被定为罪行，其惩罚是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并剥夺一切公民权；而那些年龄与体格尚可者，则被终身派往帝国最遥远的驻地服役。

在苏联时期，阉割派被明令取缔。1929年，针对该教派举行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审判。阉割派成员曾试图向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求助——他在1912年的审判中曾作为专家为他们辩护——但这一次他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说道：“……到了20世纪，早该结束那些以所谓宗教动机为名的各种自残宣传了。”关于该教派的最后确切记载出现在1930年。然而，《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仍提到，1947年时这一教派在苏联境内依然存在。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雅库特地区仍有一个规模较大的阉割派社群，主要集中在当时雅库茨克郊区的马尔哈一带。

1971年，亚历山大·克利巴诺夫在坦波夫发现了个别阉割派信徒，并在顿河畔罗斯托夫找到了一个仍在活动的阉割派社群。该团体成员多为老年人，大多出生于革命前，但他们仍不断尝试将青年人和中年人吸纳进他们称作“方舟”的组织中。吸收“新徒”的过程遵循一套既定的模式，通常以物质奖励或继承财产的承诺为诱饵，具体步骤如下：

- 研究潜在候选人的亲属和社会关系、性格特点及经济状况。
- 由招募者主动与其结识。
- 在两三年内仅以非宗教名义保持交往，以关心、馈赠等方式赢得信任。
- 由教派成员以各种借口轮流上门拜访，以进一步了解其生活节奏、家庭状况、行为习惯及社交圈。
- 与目标对象面谈，提出加入“方舟”并接受“印记”的邀请。
- 最终由教派当地首领批准入会。

据学者从当地反宗教活动人士处获得的信息，20世纪70年代在北高加索至少三个大城市中仍存在阉割派的社群，并且阉割的仪式依然在进行。该教派的活动以极为严密的秘密方式进行。克利巴诺夫详细记录了“新徒”入会仪式的过程，其中包括一段誓言：“除弟兄姊妹外，不得向任何人谈论此信仰。无论父母亲属、朋友熟人，乃至显赫权力，纵有苦难折磨，也不得泄露这伟大的秘密。”而一旦有人违背誓言，教派首领则会公开威胁施以惩处。

1990年代，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在拉脱维亚以及俄罗斯的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及其周边地区、奥廖尔及奥廖尔州，仍残存着一些规模很小的阉割派团体。

## 政治观点

据伊德里斯·沙阿的说法，直到1902年之前，阉割派只接纳俄罗斯族成员。该教派曾宣称拿破仑是“敌基督”。在20世纪20年代的列宁格勒阉割派领袖中，《锡安长老会纪要》一书颇为流行。而在1930年于列宁格勒举行的审判中，阉割派被指控为一个君主主义的、反革命的、反苏维埃的教派。

## 组织结构

作为一个独立的社群，阉割派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一种组织或社团——并且掌握着相当可观的资金。他们自称为“白鸽”，以区别于鞭笞派的“灰鸽”。这一称呼的词源十分直白：在阉割派的行话中，“变白”意指“自阉”。他们像鞭身派一样，将自己的社群称为“方舟”。虽然阉割派宣称所有“弟兄”“姊妹”一律平等，但实际上，“方舟”的领袖——被称作“舵手”——对其他成员拥有极大的权力。而协助“舵手”的女性，则依照鞭身派的传统，被称为“圣母”。

阉割派以极强的传教倾向着称，这主要源于他们几乎没有生育能力，必须依靠吸收新人来维系教派的延续。其主要的招募方式包括：

- 阉割年幼的亲属。
- 以经济手段使人陷入依附。
- 以阉割为条件赎买农奴。
- 用金钱诱惑。
- 鼓吹“纯洁”理念——这一手段在青年人中尤为奏效。

作家大仲马在1858至1859年间游历俄罗斯时，曾在高加索地区停留三个月，并在那里观察过阉割派的活动。他在旅行笔记中指出，阉割派中还存在一种将教派身份“世袭化”的做法——有些信徒会在结婚并生下一个孩子之后才进行自阉。根据伊德里斯·沙阿的说法，阉割派信徒通常会生育两个孩子。

使人难以最终加入该教派的主要障碍，是其要求信徒必须自阉的教义。然而，阉割派为此提出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反驳的论据。首先，他们援引《圣经》中一些对他们有利的章节；除了《圣经》之外，他们还在其他广为流传、民众尊崇的宗教道德书籍中，搜寻那些提及或暗示阉割意义的词句与段落。其次，他们努力赋予阉割的肉体痛苦与政府迫害以严格的宗教意义，将之解释为受难与信仰的考验。最后，教派内部有时也会作出某种宽容，允许新入教者将自阉的时间无限期推迟，或至少在入教之初不必立即履行这一义务。

## 信仰

### 对基督教的诠释

阉割派教义的核心依据，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节中的一句话：

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阉割派还在《圣经》和教会传统的其他文献中找到了他们认为支持阉割行为的依据：

- 耶稣的教诲：主张宁可砍掉使人陷入诱惑的肢体，也不要因诱惑而堕落（《马太福音》5:29—30；《马可福音》9:43—47）。
- 使徒保罗的言辞：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5:24），又说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加拉太书》6:17）。
- 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以赛亚书》56:4—5）。
- 《所罗门智训》中的赞颂：他将获得特殊的赏赐，比有孩子高贵得多，在主的天堂圣殿里占有一个位置。（《所罗门智训》3:14）。
- 殉道者游斯丁：在《第一护教辞》中没有任何谴责地记述了一位基督徒青年，为避开第二十四条使徒规条中关于禁止自阉的禁令，请求异教医生替他施行阉割，但被医生拒绝。
- 米兰总主教圣安波罗修：在写给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信中，将以赛亚先知的祝福理解为赐予那些“亲手切除生殖之躯”的阉人。
- 圣约翰·卡西安：在《致主教利昂提与埃拉狄乌斯的十篇沙漠会谈》中记载，一位修士因祈祷而蒙天使拔去下体的一块血肉，从此摆脱了肉欲。
- 额我略一世：在《对话录》中讲述一位修士为战胜肉欲，赤身投身松针与荨麻之中，直到全身血肉模糊才起身。
- 圣徒传记：记载多位圣人（如安提阿的狄奥多西、以实玛利人阿加波、修士埃瓦列斯特、基辅的狄奥多西、掘墓者马尔克、瓦西扬·季克斯涅斯基等）常在腰间佩戴铁链 (东正教)，从医学角度看，这种做法等同于缓慢的自阉。
- 奥赫里德的狄奥菲拉克特：在其《为阉人辩护》一文中主张，阉割并非罪行。

阉割派严格戒食肉类，完全不饮酒，不吸烟；他们避开亲友聚会、洗礼和婚礼，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不唱世俗歌曲，也从不骂人。与旧礼仪派信徒不同，阉割派反而乐于出入东正教教堂，并在宗教仪式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然而，他们同时又公然嘲讽东正教的仪式与圣事：称教堂为“马厩”，称神父为“种马”，称礼拜为“种马的嘶鸣”；婚姻被他们叫作“交配”，已婚者被称为“种马”和“母马”，孩子被叫作“小狗崽”，母亲则被骂作“发臭的母狗，连坐在她旁边都不堪忍受”。他们认为生育是导致贫穷与败落的根源。

我们不娶也不嫁，所以才富足。你们也该像我们一样，别再信你们那些‘种马’了——那样生活就会轻松，既能致富，也能成圣。

阉割派谢利瓦诺夫之歌，献给他的“孩子们”：

亲爱的孩子们！现在我要向你们道出全部真相：我是你们的救赎者，是你们亲爱的父亲。今后我来安排——谁配得何种生活与职务；我为谁开启天国，为谁赐下乐园，为谁因其信仰给予奖赏。

阉割派信徒相信，当他们的人数达到十四万四千时，“最后的审判”就会降临，随后阉割派的信徒将获得最终的胜利。谢利瓦诺夫的《最后的遗训》写道：

等着吧——不久奴役就会解除；一小时一小时地等着吧，也许那慈悲的父亲、活着的救主，会突然在你们中间显现。

### 神话

阉割派对《福音书》有自己的一套解释——他们相信所有使徒都曾接受过阉割。他们还创造出一整套与俄国沙皇有关的神话传说。按照阉割派的虚构说法，保罗一世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拒绝加入阉割派；而同意阉割的亚历山大一世则因此登上王位。阉割派中流传着一首歌曲，叙述了保罗与孔德拉季·谢利瓦诺夫之间的一场虚构对话，据说正是这场对话决定了沙皇的命运：

我们的父亲、救赎者，以温柔的声音说道：“我本愿饶恕保卢什卡——回到我这里来吧，保罗，我会纠正你的人生。”可沙皇骄傲地答道，他未曾认出神性，不愿聆听，转身离去。我们的父亲、救赎者，深深叹息，挥动右手：“尘世的诽谤啊，你的结局将在今夜！我要拣选我的仆人，天国的君王在轮回中。而尘世的王权，我要交给温顺的君主——我以王座与宫殿祝福亚历山大，他将忠诚地治理，不容世权放纵……”

另一则在阉割派中流传甚广的传说是这样的：

有一次，元老们清早叫醒亚历山大一世，对他阴沉地说：“陛下，我们听说您是阉人。这可不行，俄国的沙皇怎么能是阉人？请您到元老院去，当众脱下裤子，让大家查明真相。”沙皇无可奈何，只得前往元老院，当众脱下裤子，众人一看——果然，他确实是阉人。元老们大怒，当场想要勒死他。就在这时，亚历山大的弟弟康斯坦丁赶到元老院门口——他是个力大无比的人，同样也是阉人。他对卫兵说：“开门！”卫兵回答：“奉命不得放行。”康斯坦丁夺过卫兵的军刀，一挥之下砍下对方的头颅，然后闯入院内，见人就砍，把那些作乱的元老全都杀了。事毕，他看着获救的亚历山大，笑着说：“哎呀，你连几只母鸡都怕啊！”

## 仪式

### 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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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施莱辛格在《布罗克豪斯和叶夫龙百科词典》的文章中写道：

在阉割派于俄国初期存在的年代，阉割仪式仅限于切除睾丸（他们称之为“神奇的双胞胎”）及部分阴囊，手术时以烧红的铁块灼烧创口，以达到消毒目的。由此得名“火的洗礼”，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后来，阉割派在阉割手术中改用各种锋利的刀具，而烧红的铁仅用于止血。手术前，阴囊会在睾丸上方用线、带子或绳索紧紧扎住。术后，创口覆盖上浸过冷水的布，或涂以木油、猪油、药膏等；有时还会撒上明矾粉、硫酸铜等止血粉剂。伤口通常在四周左右愈合，留下一个多为马蹄形的疤痕，横贯阴囊残部。这种形式的阉割在20世纪初仍在实行，被称为“第一印记”“小印记”“初次变白”“骑上灰马”或“初洁”。

在阉割派势力相当广泛的库尔斯克省，信徒们多次自行施行所谓的“第一印记”仪式。最典型的例子，是库尔斯克监狱中一名囚犯的自阉事件——他“按照另一名被控属于阉割派的囚犯的指点，用剃刀割去了自己的睾丸”。

然而，这种手术并不能彻底消除阉割派信徒的情欲，甚至仍然保留了性交的可能，因此有些人认为其还不够彻底，便决意切除生殖器本身。这一行为被称作“第二印记”或“王印”“第二纯洁”“再度变白”，也称作“骑上白马”。手术要么与割除睾丸一并进行，要么在数月之后再做（若间隔不足几个月，则极易致死）。在手术中，人们会在尿道口插入一枚锡制或铅制的小钉子，或干脆用普通铁钉，以防止尿道愈合闭合。若两次手术同时进行，伤口会一次性结成一道疤痕；若分两次进行，则会留下两道疤痕，伴随受阉者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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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所谓的“第三印记”——切除乳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有“第四印记”——在受阉者的身侧割出一个三角形的伤口。此仪式的含义并不明确，但若能确切知道切口的位置，可以推测其象征着被长矛刺穿的耶稣肋旁（因为三角形的形状与矛尖相似）。

阉割的特殊方式中，还包括一种人为造成尿道下裂的方法（通过人造结扎阴茎实现），多用于男童。在坦波夫省还存在一种被称为“倒转者”的阉割派分支——他们并不切除身体的任何部位，但很可能从小就扭断了自己的输精管。在由库特金创立的“穿刺派”教团中，阉割则是通过割开或刺穿输精管来完成的。

阉割派社群中的女性信徒也常常会接受所谓的“洁白仪式”。她们也有各自的“印记”：被割除阴唇，而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切除阴蒂和乳房。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女性并未丧失生育能力。研究阉割派的苏联民族学者N·N·沃尔科夫曾记载，有些离开教团的女性后来结了婚，并且生下了孩子。

### 狂欢祈会

在东正教某些重大节日前夜，阉割派信徒会聚集在专门的屋舍中举行同信者集会。在这些聚会中，会举行阉割派特有的祈祷仪式——“狂欢祈会”。他们唱诵东正教圣歌和阉割派自己的“曲调”或“圣诗”，接纳新的教徒，并以各种方式行走、舞动，同时身穿特别的白色衣袍、长衫。阉割派也有他们自己的节日，用以纪念教派创始人谢利瓦诺夫生平中的事件。例如，9月15日是“谢利瓦诺夫受刑日”。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也会举行“狂欢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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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祈会共有四种方式：

- “乘船式”：参与者排成一列，像鹅行一样一个跟着一个走路，同时大幅跳跃。
- “靠墙式”：参与者肩并肩围成一圈，按“顺时针”方向行走（即从左向右），边走边跳跃。
- “十字式”：4到8人分别站在每个角落，每角一到两人，然后以快速的步伐、跳跃的方式交叉换位。
- “单独式”：几个人走到圈中央，随着快速吟唱的“曲调”开始原地旋转，速度越来越快，长衫鼓起，发出的响声如同帆声。

这些舞蹈让阉割派信徒跳到近乎晕厥，极度消耗体力。在他们看来，这能削弱体内的“邪恶之黏”；另一方面，这种舞蹈对参与者有如麻醉般的作用，带来一种特殊的快感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