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评价

1924年1月，国民党全国一大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展，直到1927年，经过四一二清党与七一五分共，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决裂。对于这一历史事件与阶段，各方评价不一。

## 中国国民党评价

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前后曾对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到1924年底，孙中山认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组织、宣传等各级部门中工作成绩突出，为此反驳党内持异议者，“尔等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

反对联俄容共的冯自由曾到广州大本营会见孙文，孙文则回应冯“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弹劾共产党案被否决后，冯自由受压，被迫离开广东。7月，冯自由再次致信孙文反对联俄容共：

共产党员日借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营私作恶之利器……日言三民主义而粤省平民之颠连困苦百倍于前清；日言实行纪律而纪律二字只施诸一般国民党员，在共产党反得为所欲为，假第三国际之名而绝不受党章之拘束，遂令党势涣散、人心瓦解，本党多年宝贵之历史及牺牲之精神从兹扫地尽矣。……

蒋介石在不同时期，对联俄容共和国共合作的表态也发生演变。蒋介石在1923年参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联。在廖仲恺刺杀案后，蒋介石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进入国民党权力中心，排挤胡汉民、许崇智。蒋介石当时靠近左派，宣布要“与反共派的人为敌”，相信“国人相惊之赤化，在事实上确无根据，在理论上亦非恶名”，认为廖案的根子在帝国主义，主张“对于帝国主义者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直接和他开战”。

对于与苏联的关系，蒋介石当时指，“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到达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国际的势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最有力量、最能动人的一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指挥’。我们且不讲我们是否已受了俄国人指挥，但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国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情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才好。’”。“总理毅然联俄，即在联合世界革命党，因为苏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点”。

对于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指“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利害是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冲突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其他团体肯同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所以去年当本党改组之始，虽有许多党员激烈的反对，而我们总理总是照着原定计划，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总理下了这样决心，不是随便的事，自然另有眼光和主张的。”“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摇动”。

国民党清党之后，最早反对中共而因此离开广州的冯自由得以重返广州，冯自由认为国民党清党以后，1924年一大后改组的原则已经失效，必须推翻重来，同时认为联俄容共、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以后的中央权力结构是鲍罗廷设计的，已被共产党思想主导，认为国民党整个党务系统已被渗透，不改制度等于继续替共产党服务。李济深又希望冯自由在广东为其主持国民党党务。但冯自由坚持任用国民党老党员，双方未能达成共识。

1926年3月，上海西山派召开国民党全国二大，宣布清党，在其宣言中指责“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一切言论行为惟共产党机关之指挥是从，在本党内行使党团作用……及总理逝世，共产党更积极进行其妨碍本党之行动，不徒入据本党之策源地以自大，尤覆极其离间挑拨之能事，强析本党同志为左右派，以其迎拒，甚其暗中截断本党与民众之声气，毁坏本党之信仰，此中央执行委员会为第四次全体会议所以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之决议也。自有此决议，在已经执行之地域，共产党人则挟本党中一部分被欺之同志以自壮，且冒本党机关名称，以混淆社会之见闻。其尚未执行此决议之地域，则加厉摧毁本党之基础，甚至起反动于本党政治策源地。此共产党之失德，实妨碍国民革命之进行，直接助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摧残革命势力”。

中山舰事件后，上海西山派全国二大尝试拉拢蒋介石及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对其称赞，遭到其斥责。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骨干、第三师党代表缪斌和军官学生贺衷寒公开致函汪精卫，否认反对国共合作和联俄容共，指“若辈不明现在反帝国主义时期，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实同在一轨行动”，“致歧视共产派份子，必欲分离之而后已，此实可痛心矣”，幷引据蒋介石，“欲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必要以无产阶级做基础”，“吾人容纳无产阶级之政党，实天经地义也。今一般同志必欲将共产份子排去，此不特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帝国主义亦永无打倒之日，中国之独立自主，亦永无希望”。贺函亦指听了蒋校长的演说后益相信“今日之中国只有反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革命党，没有其他纠纷之必要。就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一日不消灭，甚么主义都是空谈……其实孙文主义与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把他分析起来，固然有多少差异，但是把他互证起来解释，却是一贯的精神。所以好的孙文主义信徒，应该本孙先生创造主义的精神，去详悉研究马克斯主义；而好的马克斯主义信徒，亦应丢开客气去切实作孙文主义的工作”。

武汉国民政府分共后，在1927年8月表示迁都南京，宣言中指“自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以来，其始则借本党之掩护，以潜植其势力，及势力渐长，则直欲以操纵本党者，操纵国民革命，及其阴谋破露，则悍然以破坏本党者破坏国民革命，而无所恤征之。最近南昌之变，劫杀淫掠，穷凶极恶。以破坏本党而论，则为本党之叛徒；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论，则为中国之罪人”。

分共以后，国民党因为容共导致两个国民政府、三个中央党部的分裂局面走向统一，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在其宣言中，重新解释和评价容共政策，以及其造成的国民党两次分裂，并要求“而从前特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皆成陈迹，不得复引为口实”：

中国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时亦曾郑重声明，只以个人之资格服从国民党之主义，故皆信之而不疑。不意总理竟于十四年之三月弃我等全体党员而溘逝，中国共产党党员乘此机会，渐试其篡党之手腕。是时有一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已窥见彼等之伎俩，谋加以制裁，于是年十一月在北京西山总理殡舍前为清党之会议……

既而北伐进展，粤中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随北伐军之胜利而次第北迁，先在南昌，次抵武汉。当是时也，共产党阴谋利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掩护，包办民众运动，勾结地痞流氓，激起各地之骚扰。多数监察委员认为党国危机，间不容发，爰警告各地忠实执行委员，请以非常手段制止共派与附共者之破坏国民革命行动……

未几，武汉诸忠实同志发现共派消灭本党之阴谋，认为与总理容共政策根本上不能相容……

1928年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通过《整理各地党务案》、《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决议。全会废除联俄联共政策。李宗仁在会上评价联俄容共政策，认为：

吾民族在两大国际压迫之下，本党应依照总理手定对外政纲，只以能定双方互尊主权之条约为标准。第三国际对本党范围内未停止宣传活动以前，本党当宣言与第三国际主盟之苏俄绝交，并遣其领事出境。如苏俄能依照援助土耳其先例，停止赤化宣传，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时，则仍可恢复国交。帝国主义之列强，如表示不暗助军阀，承认修改不平等条约，自当与之提携友好，彼此互助，共同防御共产主义之宣传。

此次会议当提出反共专案追加决议，并确定政策一致遵守，违者严办，一切纠纷自可迎刃而解。盖联俄容共乃总理手定之政策，及经第一、二次代表大会所决定者，各方反共在党的立场，当认为局部个人从权之办法。至对党忠实与否，应以能否认识党之主义及政策为断。若认反共为有功，则吴佩孚、张作霖更在吾党之前；若认联俄为有功，则吴佩孚主张承认苏俄为最力。放在党的决议未变更以前，对共维持友谊，似不能为罪。犹之主张联段、联直、联奉时，奔走其事者，当然对之有相当敬礼，不能指斥其卖国殃民之罪也。

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指责“共产党徒甘受第三国际所掩护之赤色帝国主义之指挥，羼入本党，阴谋操纵，始则反对北伐，阻挠出师，继则混迹于本党之军事、政治机关，乘国民革命军之胜利，而散布党羽，夺取民众，麋集武汉，逞其捣乱后方破坏革命之企图，终则压迫党军，残杀人民，排除异己，使甫由国民革命军解放而出之湘鄂赣诸省人民，覆陷于恐怖流血之境。是时本党鉴于彼辈之猖獗残暴，不忍以凭绝大牺牲所获得之国民的胜利任其宰割，故于四月奠都南京，举行清党”。

香港国民党报刊国民日报在1929年评价国共合作，指“吾人乃觉在万恶共产窝徒之革命假面具未揭穿以前、充满革命热情之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及一部分民众、所受共党假面具之骗、此纯为一方面万恶共产系徒变更策略之巧妙、一方面为亚洲民族革命热情之发狂……国民党前此之容共政策、仅为某时期之革命热情发狂、而今兹已洞悉共产匪徒真相、故郑重指出……视共产党为目前之大敌”。

清党以后，改组派的陈公博认为“国民革命因此陷于中断的危机，使国民党也陷于理论和行动矛盾的败局罢了”。陈公博认为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来，有三项“为党员所共信而以为足以解决革命”的原则，即(一)和共产党合作， (二)打倒帝国主义， (三)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北伐开始以后发现了“共产党的过激和阴谋”于是不得不放弃第一项原则，可是党员由于长期受到共产党理论和行动的影响，一旦“分家”，“反而无所凭依，一团混乱”。陈公博认为在反共的背景下“连第二、第三项原则也打算放弃”，这种倾向足以造成“党的动摇”。

在台湾时期，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书指：“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 中国共产党评价

国共合作之后，部分中共党员对此并不满意。如1924年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曾记录谭平山如此抱怨：

真的还能够继续同国民党共事吗？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让他们去闯，不要管他们。国民党人，包括博士本人，都看不起共产党，根本不想同共产党人一道工作。这些事实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难同国民党再继续合作下去。我要说，我们最终只有两条路：要么消灭反革命的右派，根据国民党的纪律把他们开除去，要么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党。不这样，反动势力，即国民党右派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会日益壮大，会拖着国民革命向后倒退。即使国民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也会出现土耳其那样的局面，那里的民族革命顺利地实现了，但是共产党也垮台了，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压迫并不比资本家好些，可以说是毫无区别。

后来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

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后，国民党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因此“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

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总结了中共通过国共合作取得的成绩：

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党的自身建设得到加强。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的短短6年内，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的活动，党由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简史》指在国共合作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积极性非常高，因此获得巨大胜利”，认为合作的失败从客观方面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从主观方面“这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应对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总结国共合作的成果，认为“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表现在：1、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省、市地方党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省市级党部负责人； 2、中共和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为革命军队培养造就了一批军政人才； 3、工农运动得到大力开展。中共领导了广州沙面罢工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且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4、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共四大以后，全国掀起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把革命推向高潮； 5、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 6、长期沉寂的北方革命运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中国军网记载，国共合作使中国共产党“有了极大的发展”，并总结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

1、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2、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坚决依靠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3、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必须重视武装斗争，建立党和人民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评价开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先生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标志着他一生最为重要的转变。国共合作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公开宣传和组织群众，领导和推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 其他党派、人士评价

1926年4月，章太炎、冯自由等老同盟会人士（被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反对联俄容共，认为苏联“煽惑无知之青年，啖以金钱，授以利器，为虎作伥”。北伐战争爆发后，1926年9月，反赤救国大联合广东支部发出通电，指责国民革命军和其领袖蒋中正，认为其“投降苏俄、甘为奴隶、假托三民主义、论百粤于左祇、窃踞白云、高张赤帜、酿古今之奇变、作亡国之虎伥、神人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通电呼吁北方各军对国民革命军进行讨伐：

近复利用外械、称兵腹地、驱率青年子弟、以供赤化牺牲、为俄辟疆、由湘及汉、大势岌岌、神洲陆沉、凡有血气、应赋同仇、乃竟有所谓名流政客、党根流氓、祇顾目前之安、不知亡国之恨、唱为画地求和之论、缓我讨赤救国之兵、名为寗人、实则通敌、其行可鄙、论罪当诛、凡我国人、豫宜一致声讨、以正其罪、乞我群帅严行拒绝、以息妖言而伸正义、剑及履及、一德一心、本此素志、扫荡赤氛、忍痛一时、蒙庥万世、迫切陈词、伏维垂鉴。

北伐战争开始后，张作霖在不同的场合对广州国民政府的联俄政策表示抨击。张作霖讨赤宣言、张作霖电告全国讨赤、张作霖就职中华民国安国军总司令电认为，中国历史上并无如俄国或西方那样严重的贫富悬殊，把冯玉祥、蒋中正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合作比作“石敬塘附庸契丹”，认为这是卖国行为，而中国的“赤匪”只是拾取外来“不合国情”的共产学说，煽动青年与下层民众，实则是假藉革命口号以谋私利。张作霖也指责国民政府军队在湖南、湖北等地滥用“革命”名义：将人随意定性为投机、反革命、贪官或豪绅，并进行搜捕、抄家，并形容这些行径比洪水猛兽、赤眉黄巾之乱还要严重。

北伐战争期间，主张东南五省联军的孙传芳强烈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和苏联合作，将其视为“赤祸”，认为其“甘受苏俄利诱”、“祸国殃民”。孙传芳决与党军战电、孙传芳就职中华民国安国军副司令电认为，北伐军所过之处“搜括掠夺、所过为墟”，把其比作“洪水猛兽”，亦将蒋介石等人归入“赤党”之列，认为其借三民主义之名，实际行为则是破坏国家、荼毒百姓。孙传芳把自己定位为“保境安民”的守护者，强调“以忠民之师，不为毒民之举”，也表示“矢不挠不折”，立志“彻底讨赤，始终不渝”，呼吁全国“贤达”与“四方袍泽”共同支持自己对抗北伐军。

直鲁联军的张宗昌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称为“赤逆嚣张”，指责其“植党营私、残民以逞”，认为这是危害中国根本的乱源，若不“根本肃清”，就无法“正人心而扶国本”。张宗昌就职中华民国安国军副司令电、张宗昌讨赤檄文也指自己与北伐军的战争是为了“扫荡赤氛”。

梁启超认为，容共政策之后“共产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近来南北两方同时破获共产党机关——即俄使馆及领馆发现出那些文件（现在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二），真正可怕，真正可恨。现在国内各种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预定计画，中国人简直是他们的机械。”梁启超认为国民党在“已经日落西山的境遇”下被共产党“借尸还魂”，而国共的联合是件极其不幸的事，认为中国共产党受第三国际所控制，而苏俄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

广州商团事变后，康有为在对广东省议会的书函中，抨击孙文“屠城”与“背叛民国”，认为孙文鼓吹“俄化”，将“毒害人群”，使“国亡、粤烂”，因此呼吁全国民众与广东省议会“共起而杜乱源”积极采取行动制止孙文。1925年底，国民革命军东征中相继击败陈炯明、邓本殷等反对联俄容共的粤军势力，康有为告全国赤化危害通电因此以“呜咽告全国父老兄弟”通电全国，指“吾中国人也，粤人也，今已为俄人矣。今全国将入大恐怖时，父老兄弟将成为俄人矣。”因为“广东之亡于俄，不啻中国之亡于俄也”。此后国民革命军北伐，康有为演讲时强烈警告认为广东已经沦为苏俄赤化的附庸，苏联对中国的策略是先挑动内乱，供给武器与军费，让中国自相残杀，最后再以债权和财政监督的方式控制中国，使之成为附庸国；康有为也批评蒋介石甘为苏俄傀儡，借助苏联力量追求个人军事野心，图谋进攻湖南、江西。康有为加入冯自由等成立的“反赤救国大联合”，号召各军阀团结抵制“赤化”，又在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失败之后，寄望于张作霖的奉军。

国民党清党之后，香港工商日报继续批评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主张国民党在清党以后应该改革和摒弃联俄容共时期带来的制度弊病，如“以党治国”“党化一切”，开放民主政治，恢复五色旗和法统，幷制定与商界调和的农工政策：

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之怪论。公然出诸孙氏自己之口。于是共产党徒。乃利用三民主义之名。而宣传第三国际之理论。向以中国为对象而言之三民主义。乃一变而为以世界为其对象。民权主义即阶级革命。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即联合世界弱小民族以反对帝国主义等语。经共产党之口。以输入于青年之脑筋。而国民党之理论的基础。已为共党所潜移默化而不自觉。甚至执笔起草宣言之戴季陶氏。其于三民主义之解释。亦复充满共化国民党后之色彩。而不自知。其党之理论基础。已完全为共党所动摇。

工商日报批评国民党容共政策导致共产党做大，正正说明国民党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无法一致，并以此批评一党治国的逻辑：“联俄容共之政策。自初即以国民党之名义执行之。在容共之当时。国民党中之领袖。固彰彰然自以为联俄容共之确有利于中国者也。然事实上联俄容共之必无利于中国。已为吾人所灼知。即国民党中人。亦未尝无少数人知之。然联俄容共在当时确有利于其党。则固无人能否认之者。以非联俄而得其枪械金钱之助。非容共而得其宣传之功。则革命军无到长江之希望也。是国民党中二二三头脑清醒者流。虽明知联俄容共之有害于中国。然以其有利于党之故。则本诸视党亲于国之谬误的见解。不能不缄口不言。于是而酿成湘鄂东南广州今日之惨祸。今湘鄂东南广州等处之人民生命财产。死者不可复生。亡者不可复续。而国民党之政治势力仍存”。工商日报又与国民党国民日报就联俄容共问题展开论战，国民日报认为“共党之策略巧妙”、“受骗者为一部分民众”，并指“联俄容共”为国民党“一时期之发狂”。工商日报则借此讽刺国民党为“狂党”，质疑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逻辑和执政资格：

不特亚洲人并未发狂。中国人亦未发狂。甚而至于广东人及国民党内二三级脑清明之人。亦始终未发狂。何以证之。以亚洲诸国并未容共。而吾国之内。凡未隶国民党统治之下者。均未容共。广东人民。更多反共之事迹……

然国民党一度之发狂。已陷国家社会于万劫不复之域。至今祸仍未艾。若此等狂夫。此等狂党。而继续执政。则何难一再发狂。甯非险事。国事之大。断非狂夫狂党所能担任……夫在私法上。疯癫白痴人之经宣告禁治产者。且不能因其一时的精神回复。而即将宣告撤销。私法为保护一私人之财产者。尚且如是。而况于国。

1928年，陈炯明发表其著作《中国统一刍议》，认为中国的“赤祸”是因为国民党“联俄纵共”政策造成的，现在反噬自身才惊觉要清理。陈炯明认为虽然国民党清党是正确的，但国民党只顾党内斗争，却放任共产党在党外活动、树立苏维埃政权、焚杀良民，形同纵容。陈炯明指共产党趁隙煽动农民，组织赤卫军，国民党却忙于内斗，为地盘、政权而自相残杀。这样既让民众同受兵祸与赤乱之害，也势必逼迫人民起来自卫自决，最终国民政府恐被赤乱拖垮。陈炯明认为国民党应该摆脱联俄容共的圈套，放弃一党治国体制、集中精力讨伐共产党，推动国内统一，停止与北军的内战（当时国民党已经清党，但是仍在进行针对北京政府的北伐战争），并寻求结盟来建设新国家。

比国民党更早反共，在国共合作时期被国共一同反对的中国青年党，在国民党清党后的1928年8月对国民党的统治提出“十大质问”，其中“由联俄容共所生之恶果其责任应谁负之”一条认为国民党首先与共产党合作，导致共产党壮大，而后又通过暴力清党的方式杀戮青年，同时继续一党专政垄断政权。青年党强烈抨击国民党的反复政策导致的“恶果”：

此犹就联俄所生之间接的影响言之也。其由联俄所生之直接的影响，则更彰明畅著；如第三国际之命令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如苏俄领事馆之包庇共产党为在华阴谋暴动之机关，贵党诸君亦既发觉而与之断交矣。至于容共之结果，其为害更不可胜言：就贵党本身而论，竟因此陷于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之境，今日党内不断的纠纷，固犹是当年容共所贻之恶果也。就国家社会而论，其损失首为有用青年之戕害；有因反共而被共党及容共时期之贵党所杀戮者；有因投共而被清党时期之贵党所杀戮者；有因拥蒋而被袒共之武汉政府所杀戮者；有因反蒋而被清共之南京政府所杀戮者，先后断送生命于此者，何止十万青年！呜呼！此有用之人才，国家之元气也，而贵党亲之若不甚爱惜焉；忽而导以容共，忽而导以反共，从而认共为友，忽而指共为敌，喜则加诸膝，恶则投诸渊；对共党既不免始乱终弃之讥，对国人亦难逭朝三暮四之诮；以此而欲博社会之同情，求青年之赞助，抑亦难矣！至于社会生产之损失则更难以数计；但就广东一省而论，去岁共党之乱损失已逾八千万；此外受最烈之区如湘鄂赣诸省，其损失与不知几何，即江浙屡次暴动，其损失亦复匪轻，凡此皆由贵党谬误的容共政策之所招也。假夺此举出于他党，恐贵党诸君早已攻击之不遗余力矣；若其出于欧美诸国，则当局者早已引咎下野，以听国民之裁判矣。何则，国家大事，非同儿戏，政党道德，首重责任，凡有贻误之处，非可仅以悔过了事也。全由联俄容共所生之恶果，亦既为天下人所共见矣，贵党诸君，要当自承过失，其亦引带下野以明政党之责任乎？抑将戴罪图功以求国人之谅宥乎？如其出于前者，尚不失为见机；如其出于后者，究竟有何把握？且贵党在未清党以前，既不纳吾人之忠告而反予以压迫；既清党以后，又不念吾人之预言而转为排诋；敝团之对于贵党亦可谓仁至义尽矣——而贵党乃以怨报德如此，诸君午夜扪心，其亦有愧于中否乎？中国民主社会党的创始人，中华民国宪法起草者张君劢同样和中国青年党一样反对国民党的联俄容共。他曾评论：国中自一九二一及二二年以降，号为先觉者，方拜倒苏俄，以“联俄容共”号召青年，国人之倚仗碧眼儿，久成习惯……国内作俑者，亦自悔其非，而改弦易辙，然青年之死亡者几何，江西匪区之兵费几何，赤祸之影响于东北四省之沦亡者几何，官军与共匪最终之胜败何如，引领南望，笑止杞人忧天之将坠已乎！

## 后世评价

吕芳上认为：“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与1905年同盟会以来的革命理论，实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张，确不曾因采取联俄容共政策而有改变。一个平等和谐的国际关系，一种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着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义社会，是他一生努力奋斗的政治目标。他弃绝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阶级斗争，也从未主张废止私有财产制度。”

高华认为：“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因此，孙中山虽明确规定，一俟北伐结束，国家即进入国民党统领一切的训政阶段，但他同时又指出，‘以党治国’的训政阶段只维持六年，‘保养’、‘教育’民众的目的是‘要待主人成年之后还之政也’。一经地方自治完成，执政党将还政于民，举行国民大会，进行自由选举，国家最后进入民主宪政的阶段。”

吴相湘认为，孙中山虽然发表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等言论，但每次讲话的场合，都是为息止联俄容共以后党内的国共之争。且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事实上存在区别，如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而民生主义不反对私有制，仅反对垄断造成的贫富悬殊。孙中山在未发表的三民主义讲稿修订本中，将“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改为“民生主义就是用来替代社会主义，又是用来包括社会主义中一切问题的”，表明孙以为民生主义比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更为进步，而不是与其相同的。

杨天石认为，孙中山批判资本主义，但不视其为必须被消灭的对象，也不视其与社会主义无法相容，反而主张调和两者，把两者相互借鉴。孙中山尽管说过俄国革命与三民主义“暗中相合”，但孙所指的是“新经济政策”，而非共产主义。孙中山曾表示：“俄国政府两年前实行的政策，其原则与方针与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新经济政策，其主要点与应在中国实行的我的《建国方略》如出一辙。”孙中山发现，资本主义有自我调节、发展的功能，有改善工人生活的能力，民生主义是有鉴于此的改良主义。

杨奎松认为：“孙中山从来相信只有他的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主张，其他一切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凡有符合三民主义内容的地方，都可概括于三民主义之内。其虽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的说法，却并不等于他相信二者毫无差别，否则他也就不必坚持要越飞公开声明承认‘共产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了。”“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不赞同阶级斗争，也不赞成社会革命。不仅如此，他显然想要让中国的马克思党徒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其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社会进化问题，尤其错误。……他虽然也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那只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与共产党人主张夺取人民已有财产来实行共产或收归国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