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妈祖信仰

日本的妈祖信仰最早可追溯至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的商贾、僧侣与移民的航海活动而传入。最初，信仰主要集中在对外交流频繁的门户地区，如琉球王国（今冲绳县）与江户时代唯一开放贸易的长崎。随后，伴随沿海航运（如北前船）与商业贸易的发展，妈祖信仰逐渐沿着海上航线扩散至鹿儿岛、茨城县、香川县以及本州最北端的青森县等地，成为东亚海域交流史上重要的文化纽带。

相较于亚洲其他地区，日本妈祖信仰最显著的特征是其高度的在地化与宗教融合。在发展过程中，妈祖频繁与日本佛教及神道信仰结合，展现出“和魂汉神”的独特现象，常被赋予“权现”或“明神”等日本神祇身份。此外，妈祖信仰更与日本本土固有的“船灵”信仰产生深度交融，甚至影响了早期日本人对船灵的性别认知。尽管在明治维新的“神佛分离”政策下遭遇严重打击，许多神像被迫隐匿于神社之中，但其信仰命脉仍以各种变体形式在民间暗中传承。

进入现代后，日本的妈祖信仰迎来了复兴与转型，并展现出强烈的跨国交流活力。透过与台湾等地的宗教团体建立紧密联系，一些地区（如青森大间町）成功重塑了妈祖祭典，并将其转化为凝聚社区认同与促进地方经济的关键力量。同时，妈祖的职能也从传统的远洋航海守护，大幅扩展至庇佑渔业丰收、商业繁盛乃至家庭平安。近年来，如横滨中华街的妈祖庙建立，以及石垣岛结合“整体性旅游”的妈祖宫建设计划，彰显了妈祖信仰在当代日本作为文化地标与跨国友好象征的新意义。

## 历史

### 早期传入与扩散

妈祖信仰传入日本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与宋代。当时赴日的中国僧侣将“中国化的佛教”带入日本，为日后与佛教紧密结合的妈祖信仰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妈祖本名林默，原为北宋福建莆田的民间信仰，随着其庇佑海运的传说日益广泛，历代中国朝廷屡次给予官方加封。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年），因护佑海疆与漕运有功，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封其为“天妃”；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才进一步加封为“天后”。信仰起初集中在琉球王国（今冲绳县）与长崎等交流密切的地区，其后逐渐扩散至鹿儿岛、茨城县、青森县等沿海地带。妈祖文化在长崎的传播，其宏观背景处于朝贡体系式微、东亚海域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并以中日民间贸易为主要舞台而展开。

由于妈祖信仰大量传入琉球与日本的时期，正值明代至清初，“天妃”是当时最普及且具官方权威的封号，因此在日本早期的文献与庙宇（如琉球的“天妃宫”、大间的“天妃权现”）中，多习惯以“天妃”（テンピ）来称呼妈祖。

到了明清时期，妈祖信仰便由华商与旅日华人正式引入日本，他们将祭拜妈祖视为确保航海安全的重要精神支柱。16世纪中叶，耶稣会传教士方济·沙勿略在搭乘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时，便亲眼目睹船员们对一尊被其称为“恶魔”的偶像（即妈祖）进行狂热的崇拜与献祭，并透过掷筊来决定航程，这也反映了妈祖信仰在当时航海活动中的核心地位。最早的妈祖信仰遗迹可追溯至15世纪中叶的琉球王国。当时来自福建的航海者与移民（后称“久米三十六姓”）将妈祖信仰带至琉球，并在那霸的久米村建立了“上天妃宫”与“下天妃宫”。在九州南部的鹿儿岛，亦有明末清初为躲避战乱的林氏家族，从福建迁居萨摩半岛的片浦，并将自家带来的妈祖像供奉于野间岳，成为当地妈祖信仰的开端。

在九州东部的大分县（旧佐伯藩），也发现了早期将妈祖作为船玉（船灵）供奉的罕见案例，并证实了“天妃”之名在当时日本的普及与在地化。据大分市伊东家传的明治六年（1873年）《铜像神躰传来之记》记载，丰臣秀吉在出兵朝鲜（1592年至1598年；文禄元年至庆长三年）时，将一艘安置了神像的船只赏赐给佐伯藩祖毛利高政。此后，毛利家在参勤交代的航程中，皆会将该神像请上船以祈求平安。有趣的是，尽管该神像在造型上酷似明代的鱼篮观音，但历代皆将其作为航海守护神“天妃尊”来祭祀。这尊高约30公分的青铜神像，在造型与手部姿态上酷似明清时期的“鱼篮观音”（竹篮观音），亦有台湾学者推测其可能为观音侍者“龙女”。然而，佐伯藩主毛利家与历代担任船长的家臣伊东家，皆将其视为航海守护神“天妃尊”来世代供奉。到了明治维新废藩置县时，毛利家移居东京，便将此天妃像下赐给代代担任船事监督的伊东家，作为家宝传承至今。文献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日本人对“天妃”之名一知半解，却依然虔诚信仰的状态：

君主座乘之时。必奉安本像于舶中。以祈平安为例。当时称之曰天妃尊（テンピサマ）。人无解名称之意义者矣。

进入江户时代，尽管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但长崎作为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妈祖信仰随中国商船的到来而在此地扎根。当时的中国商船普遍设有妈祖神龛，并配有专职管理香火的船员“香工”。船只抵达长崎后，船员会将船上供奉的妈祖神像（称为“船仔妈”或“船菩萨”）迎请至当地华人所建的唐寺中供奉，此仪式称为“菩萨扬”（菩萨扬げ），是妈祖信仰与佛教早期融合的体现。

妈祖信仰也透过不同途径传播至日本其他地区。1682年（天和2年），应水户藩主德川光国之邀，旅居长崎的明末禅师东皋心越携带妈祖像前往水户。此后，这尊妈祖像分灵至茨城县的那珂凑及矶原町等地，建立了天妃神社。18世纪末，在水户藩与青森大间町之间往来的渔民，将妈祖信仰从茨城劝请至家乡，建立了天妃大权现祠，祈求渔业丰收与航行安全。

江户时代著名的纪行家菅江真澄在1793年（宽政5年）造访大间时，于《天妃缘起》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并生动描述了妈祖在海上拯救越前船与大间船的传说：

陆奥国糠部郡奥野牧附近的大间之浦，有一座天妃神祠。问其缘由，乃元禄九年时，此浦之长伊藤五左卫门所祀。不知何时，有越前之船、大间之船与另一地之船，三船于大间之浦遭遇大风浪，濒临沉没。越前舵手呼求天妃，陆奥船长亦祈求：“慈悲的天妃神啊，请保佑我的船主财物与众人平安...”恍若梦境般，云中现出散发光芒之女神，左右手各牵一船之缆绳，口中复咬一船之绳以图全救。然天妃之母忽现并呼唤天妃，天妃一应答，口中缆绳滑落，该船遂如反掌般沉没，众人皆亡；而越前与大间之船则安然获救。两地船员大喜，自此大间便开始祭祀天妃。

### 与船灵信仰的结合

<image>

妈祖信仰在日本传播时，与当地固有的船灵（船玉神）信仰产生了密切互动。船灵是寄宿于船中、守护航行安全的精灵，其御神体通常是女性的毛发、人偶、钱币等。随着妈祖信仰沿着“北前船”的航线（越前、越后、出羽、陆奥）传播，许多回船业者直接将妈祖视为航海守护神“船玉明神”来笃信。大间町的伊藤五左卫门将天妃劝请至大间时，其碑文便明确记载为“天妃船魂神”。大分市伊东家传的大正九年（1920年）《天妃尊传来记》中更直接记载：“也就是说天妃为海上守护神，船人祭祀之，称为船灵”（即ち天妃は海上守护の神にして。船人之を祭ると。船霊と称す），明确展现了天妃与日本本土船灵信仰的完全划等号。

近世文献如《和汉三才图会》、《祠曹杂识》等便称妈祖为中国船只的守护神。学者喜多村信节更指出，妈祖的女性形象传入后，深刻影响了日本人对船灵的认知，使原先与男性神相关的船灵，逐渐被普遍视为女神。然而，这种融合并非普遍，在江户时代末期因国粹主义思想抬头，把外来妈祖视为日本船灵的作法开始受到质疑与排斥。

### 明治维新与信仰的隐匿

1868年（明治元年），日本政府颁布“神佛分离令”，对包含妈祖在内的外来神祇与神佛习合信仰造成毁灭性打击。以青森大间町为例，法令发布后，天妃权现祠面临被强制拆除的命运。为了保护神像，大间町的伊藤家族于1873年（明治6年）将天妃像暗中移至主祀日本本土神祇的稻荷神社 (大间町)内隐藏合祀，原有的天妃祠随后遭到废弃。

除了政治打击，近代化的交通变革也促使妈祖信仰式微。19世纪末，随着西洋蒸汽船的引入与铁路（如1891年上野至青森野边地铁路）的开通，传统的回船（木造帆船）逐渐被淘汰。航运安全大幅提升后，回船业者对航海守护神的需求锐减。到了昭和中期，大间町的渔民甚至已经遗忘了天妃的存在，天妃祭典仅剩下神社内部极为简化的仪式，一般町民鲜少参与，妈祖信仰陷入极度衰退的状态。

### 日治台湾

台湾日治时期初期，尽管包含妈祖庙在内的许多寺庙被挪作官方用途，但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于1896年（明治29年）为维持社会安定，下令保护并恢复庙宇旧貌。1915年西来庵事件后，政府加强对在地宗教的监控，并促成了如1919年（大正8年）《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等全面性的调查。然而，在大正年间，官方为促进地方繁荣，亦曾支持庙会庆典活动。然此相对宽容的态度随着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而告终，皇民化运动与后续的“寺庙整理运动”造成大量寺庙遭毁坏或移作他用，使妈祖信仰与其他民间信仰一同受到严重打击。

妈祖文化也引起了在台日本知识分子的兴趣。幼年赴台的日本作家西川满，对台湾的妈祖信仰有着深刻情感，并于1934年（昭和9年）至1938年（昭和13年）间发行了以妈祖为主题的文艺杂志《妈祖》。战后，他更从台南南鲲鯓分灵一尊妈祖像回日本供奉。

### 现代复兴与跨国交流

1990年代，日本的妈祖信仰迎来了复兴的转机，其中跨国宗教交流扮演了关键角色。1995年前后，日本妈祖会创立者入江修正（曾定修）造访青森大间町，积极斡旋大间稻荷神社与台湾妈祖信仰重镇北港朝天宫的交流。1996年，大间町为纪念天妃迁座300周年，正式与北港朝天宫缔结为姊妹神社，并从台湾分灵了一尊全新的妈祖像，同时引进了包含千里眼、顺风耳、神轿与阵头在内的台湾传统“天妃样行列”（妈祖绕境）仪式。

这次信仰复兴意外地与当地的渔业经济产生了紧密连结。大间町在1996年之前，经历了长达近30年的黑鲔鱼歉收期（1960年代从420吨暴跌至个位数）。然而，就在1996年迎来台湾妈祖分灵并举办绕境后，当年的黑鲔鱼渔获量奇迹似地从前一年的22吨激增至108吨。当地渔民深信这是“天妃从台湾将鲔鱼带来了大间”，从此妈祖不仅是航海神，更成为庇佑大间鲔鱼丰收的守护神。2024年3月，大间的妈祖神像更首次进行了“里归”（回娘家）仪式，搭乘飞机返回台湾北港朝天宫谒祖进香，并举行了“过炉”与换神衣仪式，成为中日台跨国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 主要信仰中心与地区特色

### 冲绳

<image>

冲绳的妈祖信仰与琉球王国的历史紧密相连。在那霸的久米村，妈祖最初由来自中国的“久米三十六姓”后裔（久米士族）所祭祀。当时妈祖作为官方的航海守护神，与琉球王国最高女祭司“闻得大君”及民间的“姐妹神”共同守护着琉球的海域安全，形成多元并存的局面。

在近世琉球，妈祖信仰不仅是文化现象，更深深嵌入了琉球王国的政治与外交体系中。妈祖信仰的中心“上天妃宫”成为了琉球与中国朝贡、册封体制的象征性空间。每当琉球派遣“进贡船”前往中国，或是迎接中国的“册封船”时，都会举行隆重的妈祖奉安仪式。进贡船出航前，负责航运的久米村官员与船员会在上天妃宫进行祈愿，并将妈祖像请上船只，这不仅是为了祈求航海平安，更是为了凝聚船员的向心力。同样地，当中国册封使抵达琉球时，也会将船上的妈祖像迎请至上天妃宫安置，这反映了当时福建海商与册封使节在面对充满未知与危险的海域世界时，对妈祖信仰的共同依赖。

明治维新后，随着琉球国灭亡与中琉朝贡关系终结，妈祖的官方功能式微，上天妃宫也因失去其在册封体制下的政治功能而逐渐没落。其祭祀活动由士族后裔组成的“久米崇圣会”传承至今，祭品仍保留着琉球王国时期的特色，如泡盛酒以及鱼、猪、鸡等中式祭品，与日本本土的祭祀习惯有显著差异。在久米岛，妈祖则与当地传说结合，被岛民称为“菩萨堂”，并视为守护家庭与交通安全的地方神祇，展现了妈祖信仰与在地文化深度融合的样貌。

#### 石垣岛

在冲绳县的石垣岛，妈祖信仰的发展与近代台湾移民的历史及在地神圣空间的交融息息相关。石垣岛西南部的富崎地区自古便是中琉航海的重要节点，当地在1742年建立的富崎观音堂，即源于岛民在中国福州遇难获救的报恩传说，见证了东亚海域互助的历史。1852年发生的“罗伯特·包恩号事件”中，反抗虐待的清国华工漂流至石垣岛，当地居民亦将其收容于冨崎，后人更为牺牲者建立了“唐人墓”。

1930年代起，大批台湾农民移居石垣岛名藏地区，推动了凤梨产业与水牛农耕。这些台湾移民也将道教的“土地公”信仰带入当地，作为异乡开垦与对抗疟疾的精神支柱。特别的是，台湾移民在信仰实践上展现了“入乡随俗”的柔软姿态，他们与当地居民协调，借用琉球传统的神圣空间“名藏御岳”来举行土地公祭（后发展为每年10月1日对外开放的“猪祭”（豚祭り））。这种外来华人信仰与在地御岳信仰的共存，体现了八重山群岛海洋文化中包容与强韧的双重特性。

### 鹿儿岛县

<image>

在鹿儿岛县（旧萨摩藩），妈祖信仰与当地的山岳信仰结合，妈祖被视为地方神祇“野间权现”的化身。位于萨摩半岛的野间岳，其名称“野间”的日语读音（Noma）与妈祖的别称“娘妈”（Niang-ma）相近，因此此山也被称为“娘妈山”。1598年（庆长3年），从福建移居此地的林氏家族，将带来的妈祖木像安置于山顶的野间神社 (南萨摩市)。久而久之，野间权现与妈祖的形象便在信众心中合而为一。当地甚至还创造出妈祖本人曾到访野间岳的传说，例如妈祖的遗体从福建漂流至此，或妈祖乘着“虚舟”来到此地定居等，这些传说强化了妈祖与此地的连结，使其成为一个完全在地化的神祇。

### 长崎

长崎是江户时代以来日本最重要的妈祖信仰中心，其发展与当地华人社群息息相关。在德川幕府推行锁国政策，但允许特定对象在长崎进行贸易的背景下，中国商船不仅是物资交换的工具，也成为当时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窗口。当时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华商，以乡邦为基础，相继建立了四座唐寺，统称为“长崎四福寺”，作为其信仰与联谊的中心。这些寺庙的建立，与当时幕府严禁天主教的“废耶扬佛”政策密切相关。华商为了证明自身并非天主教徒，以确保贸易顺利，同时也为祈求航海平安，遂集资建立佛寺。

这四座寺庙虽名为佛寺，但都建有妈祖堂，实质上是妈祖信仰在日本传播的主要载体。最早建立的是由江苏、浙江、江西等地“三江帮”华商于1620年（元和2年）创建的兴福寺（俗称“南京寺”）。其后，由福建漳州、泉州“漳泉帮”华商于1628年（寛永5年）创建了福济寺（俗称“漳州寺”），该寺的前身即为祭祀妈祖的庵堂。隔年，来自福建福州的“福州帮”华商于1629年（寛永6年）创建了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其妈祖堂与大雄宝殿至今仍被列为日本国宝。最晚建立的则是1678年（延宝6年）的圣福寺，与广东籍华商关系密切，俗称“广州寺”。进港的唐船会以宗教奉献的名义，与这些寺庙进行私下贸易，这种互动不仅维持了寺庙的运作，也强化了妈祖信仰在长崎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各寺庙有其对应的乡帮，但华商们在祭拜神明时并无门户之见，会到各个寺庙拈香，显示妈祖是凝聚不同地域华人的共同神明。

长崎崇福寺的妈祖堂，其建筑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当时的中国商船普遍在船上供奉妈祖，称为“船菩萨”。每当船只抵达长崎，船员们会举行仪式，将妈祖像迎请至唐寺中供奉，此仪式被日本人称为“菩萨扬”（菩萨扬げ）；待商船离港时，再将妈祖像迎回船上，称为“菩萨乘”（菩萨乘せ）。这些祭祀活动不仅是宗教仪式，也成为长崎市民眼中独特的“唐人风习”。江户时代的《增补华夷通商考》与《长崎名胜图绘》等文献，详细记载了祭祀行列的样貌，包括由“香工”（负责焚香者）引导，众人手持锣、旗帜与被称为“直库”的长柄武器，护送妈祖神轿（老妈之像）与其侍从千里眼、顺风耳的队伍在街上巡游的盛况。妈祖祭典由三座唐寺轮流主办，在每年三月、七月、九月的廿三日举行，祭典期间，港内待命的唐船会挂满灯笼，形成一片璀璨灯海，此景被称为“千灯笼”，吸引大批市民观赏。

这项历史悠久的仪式，如今在每年冬天的“长崎灯会”期间，由市民团体“长崎网络市民之会”（长崎ネットワーク市民の会）发起名为“妈祖行列”的巡游重现，成为节庆的一大亮点。行列重现了将妈祖神像从船上迎请至唐寺的“菩萨扬”，以及节庆尾声时将妈祖送回船上的“菩萨乘”（菩萨乘せ）。游行队伍由超过百人组成，身着色彩鲜艳的中国传统服饰，在响亮的锣鼓与爆竹声中，护送妈祖神轿穿梭于市中心。队伍中还有扮演妈祖护法神“千里眼”与“顺风耳”的表演者，传说他们原是作恶的鬼怪，后被妈祖收服成为护法，他们在队伍前方跳舞开道，为仪式增添了华丽的戏剧色彩。

### 茨城县

<image>

在茨城县（旧水户藩），妈祖信仰展现了与神道教深度融合的“在地化”过程。1682年（天和2年），明末禅师东皋心越将妈祖信仰传入，并在德川光国的支持下建立了两座天妃神社。然而，祭祀方式很快地日本化，不仅祭祀日期有所不同，祭品也从中式的三牲改为日式的米、酒、鱼等。到了19世纪，水户藩主德川齐昭推行宗教改革，以“崇拜异朝之神”为由，将天妃神社改为祭祀日本本土海神弟橘媛的神社。此举引发航运业者与渔民的强烈不满，他们上书表示自从妈祖像被移走后，海难频传、渔获锐减。最终官方让步，将妈祖像送回，与弟橘媛合祀。自此，妈祖与弟橘媛在当地民众心中逐渐混同，人们甚至亲切地称呼弟橘媛为“天妃夫人”（天妃さん），成为“和魂汉神”的典型案例。

### 青森县大间町

<image>

以鲔鱼渔业闻名的青森县大间町，其妈祖信仰源于1696年（元禄9年），由当地名主伊藤五左卫门自水户藩引入。如前述历史章节所述，大间的妈祖信仰经历了江户时代的繁荣、明治时代的废祠隐匿，直到1996年才透过与台湾北港朝天宫的交流重新复兴。

如今，大间町每年“海之日”举行的“大渔祈愿祭”与“天妃样行列”（妈祖绕境），已成为当地代表性的文化活动。绕境队伍融合了日本的神乐、神轿与台湾的鞭炮、阵头、舞龙及千里眼顺风耳将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跨文化祭典。大间町的居民不仅将妈祖视为带来黑鲔鱼丰收的信仰对象，更将其转化为凝聚社区认同与促进观光发展的重要地域文化象征。

在日常的信仰实践中，大间的渔民常在船上同时供奉船灵、金毘罗、八代龙王等多位神祇。当地造船匠在为船灵御神体入魂时，会唱诵融合了佛教色彩的祭文：

此外，大间的妈祖信仰不仅是历史的遗留，更在现代展现出跨国的活力。学者绪方宏海指出，透过与台湾北港朝天宫的持续交流与神像赠与，大间形成了一个“跨国的信仰空间”。这种由外部台湾宗教团体重新引入的妈祖文化，被当地居民与既有的稻荷神、船灵、弁财天等本土信仰灵活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现代日本渔民信仰中极具包容性与多元性的特例。

### 香川县

在位于濑户内海的香川县，渔民的信仰呈现出高度的实用主义与“拼贴”特征。历史上，香川县东部的引田地区在江户时代是将海参经由长崎出口至清朝的重要产地，透过这层贸易网络，妈祖信仰也曾传入当地，例如当地曾发现一幅将妈祖描绘为“船灵大明神”的挂轴。当地的船匠虽然知道妈祖与船灵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但知识多半模糊、片断。而渔民在日常实践中，并未对妈祖有深入的认识，他们更倾向于同时祭祀船灵、金毘罗、惠比寿等多位神祇，以确保航行安全与渔获丰收。

关于船灵的御神体，早期的调查曾认为香川县多使用木制人偶、骰子、古钱等，较少如其他地区般使用女性毛发；但后续的深入调查证实，当地造船匠在制作御神体时，若应渔民要求，亦会放入渔民妻子的毛发（特别是怀孕时的毛发，被认为能带来大丰收）。御神体内通常会放入12枚硬币（闰年为13枚）、骰子、男女纸人与五谷。在造船匠为船灵进行入魂仪式时，其代代口传的秘咒中会同时呼请神道教的“猿田彦”与佛教的“十一面观音”及“十二船灵”，展现了极度复杂的信仰融合。然而，自1970年代纤维强化塑胶渔船普及以来，船灵祭祀逐渐简化，渔民的信仰呈现出个人化的趋势，年轻一代的渔民甚至有不再供奉船灵的现象。

### 横滨

<image>

横滨港于1859年（安政6年）开港后，形成了繁荣的横滨中华街。最初，妈祖与关圣帝君一同被奉祀于横滨关帝庙中。随着华人社群的发展，一座独立的妈祖庙“横滨妈祖庙”于2006年在台南大天后宫的协助下落成。与历史港口不同，横滨妈祖庙信众的祈求内容，已从航海安全转向更贴近现代生活的家内安全、身体健康、开运除厄与商业繁盛。横滨妈祖庙不仅是华人社群的信仰中心，也成为了中华街重要的文化地标与观光景点。

## 信仰特征与现况

<image>

<image>

<image>

妈祖信仰在日本的发展，展现了与佛教及神道教深度融合的特征。它经常与佛教、神道结合，展现出“和魂汉神”的现象，意指中国神祇经过在地化与神道化后，被赋予日本神祇的身份，并在神社中受到供奉。妈祖常被尊称为“菩萨”，其形象与观音菩萨的慈悲形象相结合，例如在长崎的唐寺中，妈祖像与佛像并置，体现了“神佛习合”的传统。此外，妈祖也与日本本土神祇一同被祭祀，例如在茨城与弟橘媛习合，在鹿儿岛的野间神社与野间权现合一，成为中日神祇共同守护航海安全的象征。

妈祖的职能也随着传播路径与在地需求而转变。最初作为守护远洋航海的神明传入琉球与长崎，但在传播至茨城、青森等渔业地区后，其主要职能转变为保佑近海渔业的丰收。在现代化的横滨，妈祖的职能更进一步扩展，成为祈求商业繁盛、家庭平安、身体健康等愿望的都会型万能神。

妈祖信仰的传承主体也日益多样化，并呈现出“拼贴式”的信仰实践。当代日本渔民的信仰实践，常呈现拼贴式的特质，他们会同时祭祀妈祖、船灵、金毘罗、惠比寿等多位神祇，务实地选择信仰对象，而非遵循单一严谨的体系。传承者也不仅限于华人后裔，在长崎，日本市民成为推广妈祖文化的主力；在青森，妈祖信仰的复兴则有赖于当地居民与海外台湾庙宇的跨国合作。进入21世纪，由旅日台湾人成立的“日本国际妈祖会”更积极在日本各地推广妈祖文化，并成功在东京与石垣岛建立妈祖庙，展现妈祖信仰作为跨国文化交流桥梁的新时代意义。当代日本妈祖信仰也出现了直接引入台湾民间信仰元素的现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为“乩童”文化的出现。群马县高崎市的大应慈天后宫住持宫下东，被视为是日本唯一的妈祖乩童。他于2002年创立大应慈天后宫，并在成为乩童后，开始为信众进行祭解、治病等服务。

2020年起，由“石垣岛妈祖宫发展协会”主导，于石垣市富崎地区的唐人墓及观音堂历史公园附近，动工兴建传统闽南式建筑的“石垣岛妈祖宫”。此一建庙运动最初源于当地台湾移民社群在探讨如何将传统“炉主”轮值制的土地公祭祀转型为恒久性设施时的讨论。然而，在筹备过程中，社群内部亦曾出现过“是否应将妈祖与土地公同祀”，以及“当地妈祖信众实为少数，是否应独立祭祀土地公”等不同意见的激辩。这反映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面对社会经济变迁、世代交替与国际化时，传统祭祀如何传承与重构的普遍挑战。另一方面，学者石冢英树指出，石垣岛妈祖宫的建立不仅是宗教设施的落成，更为当地的“整体性旅游”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潜力。石垣岛自古以来便具有开放的海洋文化与救助海难漂流民的历史传统（如1742年建立的富崎观音堂，即源于中琉民间互助的报恩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