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香港

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共官方称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作为即将于1997年回归中国的香港也爆发了声援北京和全国示威者、学生的抗议、悼念、游行、罢工、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市民等群体发起，也包括香港的亲中共团体，并随着全国范围内的抗议局势演变而变化。

胡耀邦逝世引发香港各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与改革的广泛关注，学生、市民、社团及宗教团体通过游行、静坐、募捐、公开信及报刊社论表达对北京学运的支持。6月3日至4日北京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后，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有20万人参与游行，多个团体号召罢工、罢市、罢课，强烈谴责武力镇压。这些抗议不仅反映了香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的声援，也推动了本地公民意识的觉醒，对香港民主派政治文化及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产生影响。

## 背景

在胡耀邦之死，八九民运爆发前，香港部分团体和人士就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声援当时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和被捕的民运人士。1989年3月28日，香港宗教及新闻界七位代表组成的“吁释魏京生等联署人士赴京团”计划向人大常委会递交签名信，表达港人对恢复魏京生人身自由的支持。该团到达天津机场时，被海关阻拦，签名信则被视为“宣传品”而遭没收。3月29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三十余位学生示威游行，并向新华社香港分社递交请愿信，要求当局释放被囚禁的民运人士。

4月1日，四五行动组织举行支持大陆民运的集会“民主之声综合晚会”，进行演讲，并播放有关中国民主运动的幻灯片。4月5日，四五行动组织在港组织民主大游行，参加者百多人，由天星码头至跑马地新华社，呼喊口号，递交请愿信，抗议大陆扣押签名信和阻拦赴京团，要求立即平反、释放大陆所有被捕的民运人士，结束一党专政，促进大陆民主化。同时相关人士计划在4月23日举行青年学生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集会，在4月29日在香港大专院校相关人士举办五四和现代中国学术讲座。并在5月4日，由香港大学中文系与民办机构“中国文化书院”、“北京二十一世纪研究院”等在北京香山卧佛寺饭店举办“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辉则准备在五四前后将释放魏京生的签名活动推向高峰，并在10月1日前“向中共摊牌，若中共置之不理，”他们将“以香港为基地，号召世界华人知识分子选出代表到北京示威”。温辉亦指《争鸣》和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等拟将几股势力纠合起来，针对中共搞几次大的政治破坏活动。在整个运动期间，相关香港组织的动向均被中国公安部进行整理、报告。

## 4月

4月15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去世，引发了广泛悼念。香港《虎报》发表评论，认为“由于早些时出现一些争取释放政治犯的签名活动，要求民主和人权的运动的势头日益增大，随着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其势头会进一步扩大。”“北京大学生在举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时可能会自发地组织要求扩大民主的活动”。

4月20日，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决定派出以秘书长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北京，了解北京学生的活动，特别是游行示威的详情。《快报》、香港记者协会分别致函新华社香港分社要求解释北京公安殴打香港记者事件，并保证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4月21日，《明报》评论认为“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往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并预言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会有更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

4月20日，上海发生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该报刊由于对胡耀邦之死的报导而被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领导层进行整肃，并进一步引发中国各地一些新闻工作者的抗议。240多名香港新闻工作者为此发表了致中共领导机关的联名信，认为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严重侵犯中国公民应享有宪法所赋予之新闻自由…表示失望与遗憾”，并表示支持中国新闻工作者争取新闻独立自由的努力，并提出四点要求：

一、撤回上海市委的错误决定,让钦本立恢复原职。

二、向上海市委追究其应承担之责任。

三、开放民间办报。

四、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以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新闻与言论自由。

4月24日下午，香港基本法草委会副主任王汉斌(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新华社会晤中文大学学生会七名代表。王指其个人认为北京学生罢课事件可以容忍，“但目前国家正进行整顿经济秩序中，最好还是不要进行”。4月25日，专上学联发表声明，支持声援北京学生以罢课方式争取民主。26日，学联要求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尽快就政制进行民意调查，并要求委员会听取民意，否则学联将退出委员会。

4月27日早上，香港一批专上学院学生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外，声援北京大学生的抗议，十几个专上学生联会代表到新华社宣读声明支持北京大学生的行动，新华社派人接请愿信，副秘书长杨式亦在办事处里接见学生代表，说将学生意见转达给中国政府。下午，约200多个来自各专上学院学生应学联呼吁，到新华社门外支持北京大学生的行动。请愿的大专学生撕毁四二六社论，要求中国不要用暴力镇压，尽速与学生对话，并客观报导学运。学生亦当场写血书“学运不死，民主万岁”的标语，准备将要求交给中国当局。请愿行动到下午6时结束。

4月29日，香港40多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北京学运。“香港各校学生支援大陆学生争取民主运动联委会”发表《敬给大陆各校同学的一封信》，认为运动继承了八六学潮的“一贯精神”，“我们远在香港，但心怀大陆、放眼世界…大家深深被你们的精诚感动，黯然落泪”，“现在我们香港各学校的同学，已联合起来，决作大陆学生运动的后盾，希望你们继续奋斗、不忧不惧，共同争取最后的胜利成功”。

## 5月

5月1日，专上学联为支援大陆民运发起“中国民主基金”筹募运动，筹款逾七十万港币。亲国民党的社团港九工团联合总会发表支持学运的“严正声明”，对运动表示“敬佩及寄以无限的同情”，要求“中共应重视学生的合理要求”、“反对以武力镇压学运”、“释放要求民主改革入狱的民运人士”、“劳工们应与学生们团结起来”，亦呼吁大陆的“学生与劳工兄弟……团结起来，不须畏惧强权，要敢于牺牲奋斗，勇敢地为国家的民主前途，向中共力争到底，正义必战胜邪恶，我们必全力予以支持”。

5月4日，香港13间大专院校（包括港大、中大、理工、城市理工、浸会、树仁、岭南、珠海、葛师、柏师、罗师、工商师、恒生商学院）3000多个学生仿效北京学生，在遮打花园集会，发起五四大游行，也有从澳门东亚大学到港代表参与。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最早出发，早上8时开始沿大埔道游行，沿途会合柏立基师范学生，需由马料水步行至中环，历时超过十小时。浸会人数最多，有600人。城市理工和珠海学生下午3时多陆续进入花墟球场。九龙和新界区大部分学校去花墟球场集合，过千学生由花墟出发，警方派出大批人员维持秩序，他们沿弥敦道行去尖沙咀方向，从尖沙咀搭小轮过海，向中区遮打花园进发。游行中，学生高叫口号，市民向经过学生挥手致意表示支持。港岛方面港大100多学生下午从校园出发，傍晚6时到达遮打花园会合其他学生。

集会大约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大会估计亦有2000多群众参加集会。他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支持中国学运和民主的口号。有学生讲述其去北京观察学运的情况。亦有立法局议员司徒华、区议员、电影界人士徐克、岑建勋、1970年代学运领袖发言表示支持。珠海学院讲师黄毓民发言时认为不应该唱代表共产主义的国际歌，被部分人喝倒采，其说话亦被打断。黄稍后表示不满，认为大会歧视珠海学院。学联秘书长陶君行则解释珠海学院并非学联成员，黄毓民讲话被打断是因为发言已经超过大会规定时间。当天大会表示即场筹到4万多元支持中国学运。

5月6日，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香港大专院校学生会联合举办“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音乐节”，将安排24小时节目，并向北京大学学生会发出邀请。香港记者协会分别致函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总理李鹏和新华社社长穆青，声援中国的新闻界同行，要求其对参与5月4日游行示威的中国记者、编辑“不要予以打击报复”。香港大学校长王庚武亦在5月7日称赞北京学生“有爱国精神”，认为学运是“中国历史上很有意义的转捩点”。

5月14日，专上学生联会两名代表携14万港币捐款赴北京。15日，香港学生在新华社门前进行静坐绝食抗议活动。5月16日，北京学生宣布开始绝食，到北京的香港学生也加入。16日晚，代表着一百个民间团体的民主派组织香港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召开大会，通过动议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并在次日向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国总理李鹏发表“紧急声明”。民促会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表示“将联同各界民主力量，争取一个民主的香港，民主的中国”，呼吁中国政府对学生运动予以肯定并与之进行对话，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并会在1997年回归中国，“中港的命运是相关的，中国没有民主，香港也没有民主的希望”。

5月17日，包括香港基督徒学生运动、香港基督徒学会、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时代论坛》等的11个基督教会团体发表《致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表示支持北京学运，要求政府对参与者不予追究。次日，多个教会团体和381位教牧与信徒于《明报》发表声明支持北京学运。5月18日，香港学生与民众举行万人示威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

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李鹏宣布北京戒严，不少市民在新华社门前抗议后，转移至伊馆旁的小巷继续聚集，讨论事件发展及未来行动。当天，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探望了香港绝食学生，表示其会随时向中国当局反映学生的诉求。亲中团体教联会发起48小时救援北京学生捐款，并筹得120万港币。卢龙光牧师等一群教会人士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北京的学潮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普遍不同意当局的把学潮定性为“动乱”，以及进行戒严。

5月20日，包括李柱铭、谭耀宗、田北俊、谢志伟、杜叶锡恩、黄宏发、梁智鸿、夏佳理、鲍磊、郑汉钧、张鉴泉、周梁淑怡、梁炜彤、麦理觉、彭震海、苏周艳屏、司徒华在内的香港行政、立法两局26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领导人“尊重表达的自由和取得资讯的自由，并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其与中国人民之间的不同意见”。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函请辞去基本法草委职务。当天，香港基督徒学会联同14个教会团体宣布成立“香港基督徒声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爱民会”），并开记者招待会。20日晚，台风布伦达吹袭香港，虽然香港挂起八号风球，但当晚仍有估计五万人冒着台风威胁在维多利亚公园出席民促会举办的“声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集会，并游行到当时在湾仔皇后大道东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今翻新成湾仔帝盛酒店）。示威者在大雨中高呼“打倒李鹏”等口号，反对李鹏宣布的戒严令。

5月21日，亲中派的文汇报以“痛心疾首”四字社论开天窗，以示对北京实施戒严的抗议。16个教会团体组成的“爱民会”向七百多间堂会发出17万份《致全港基督徒书》，表示“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自由、人权，是上帝所赐予的，而民主是体现自由、人权的必要条件”，并呼吁信徒以祈祷、游行的行动作支持。圣公会港澳教区在圣约翰座堂举行了祈祷会。下午二时，有三万名信徒参与在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安素堂与信义会真理堂举行的“为中国求平安”祈祷会，无法进入教堂的参与者挤满马路，并在会后加入当日的大游行及集会。当天，香港有100万人在香港岛环市游行（百万人大游行），呼吁公众关注北京的事态发展。参与者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人员。游行队伍其后于跑马地马场举行集会。当天晚上8时，大会宣布成立“全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并通过大会宣言，并以“香港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秘书处作为临时联络处，即后来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也在当日成立。

当天，新华社香港分社部分员工发表支持学运的声明，表示“香港同胞爱国大团结”、“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绝不是动乱”，并反对暴力镇压和新闻封锁，呼吁人大委员长万里返国召开人大紧急会议处理当前局势，并发表“告全香港同胞书”，呼吁香港人“打十个电话”“写十封信”将海外的信息扩散到中国，并要求李鹏“悬崖勒马”，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紧急会议罢免李鹏。

5月22日，香港股市受中国政治局势变化影响，剧跌350点。香港35名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表支持学运的声明，要求尽快恢复对话，撤销戒严，并立即召开人大、政协常委会，作出相应决定。中华总商会召开第三十六届常务会董事会，并在次日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三点“紧急呼吁”，呼吁不要使用武力镇压，解除北京戒严令和采访禁令等。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总工会发表五点《紧急联合声明》，呼吁撤销戒严令，撤走外地调入北京的军队，“全港社工立刻动员起来，随时准备协助两会推动的各项大型活动，并参与有关组织工作”，并表示原订于27日由两会举办的基本法咨询大会无限期押后。中国教会研究中心与中国宣道神学院于《明报》发表声明，呼吁政府不要武力镇压，并“推动政治、法制和经济改革”。圣公会港澳教区邝广杰主教辞去基本法草委及咨委职位。“爱民会”发出《紧急呼吁》，请全球各地教会为局势发展代祷，并在下午于循道卫理香港堂举行教牧祈祷会，近三百名教牧参与。

5月23日，香港总督卫奕信表示港人十分留意和关注大陆学潮事态发展，并希望大陆局势得和平妥善解决。亲中派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就“当前国内严峻形势”发表五点“紧急声明”，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局势等。当天，由香港十三间大专院校163名学生（由学联陶君行带队）组成的队伍，白天制作了三十多条横幅，携带大量宣传品。在红磡体育馆誓师后，从火车站乘火车经深圳到广州，参加当晚在广州举行的“省港澳爱国民主大游行”。香港学生队伍原本预料过关可能会遇到问题，并计划若入境深圳失败就会在海关静坐抗议，但其在通关时似乎获得刻意安排，学生火车到达罗湖后，口岸联检大楼的公安立即为其安排入境，经过数分钟即令全部人出关，亦无例行行李检查。在广州车站亦有公安人员开路，让香港学生前往越秀宾馆。

5月23日，浸信会神学院一群教职员与学生亦发表声明，认为中国的运动“合乎基督教信仰精神”。圣公会于《明报》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不可动武及开放报禁。香港歌手卢冠廷、词人唐书琛夫妇合撰〈为自由〉一曲支持北京学生。香港演艺界很多人被邀请参与大合唱。该歌曲录制后由蒋志光与黄耀光亲自送到北京给学生代表并即场播放，亦成为天安门广场第一首播放的广东歌。同日，香港亲中左派团体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发表全版报纸广告，支持北京学生，认为学运为“爱国民主运动”，要求撤销新闻封锁，解除戒严，撤销李鹏五一九讲话等。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亦发表四点“严正声明”，呼吁以“和平合理方式解决问题”，认为“这次全国学生运动，要求民主改革、反贪污腐败及提倡廉政，是正义与爱国行为”。

5月24日，香港电台发动百余名歌星录制“为自由”录音带送给天安门示威学生。中国神学研究院校友会刊登支持运动的声明。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呼吁全港基督徒“为国祈祷”。有21间堂会响应“爱民会”举行“为中国求平安”祈祷会。当天，支联会于维园举行有10万市民参加的集会，示威者高叫“李鹏下台”等口号。5月25日晚，三百多位教牧于循道卫理香港堂祈祷后游行至新华社递交声明。“爱民会”发表六项声明，认为“基督徒应对国家民族有所承担，确认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价值，并全力支持争取上述目标的非暴力行动”。当晚起，“爱民会”于循道卫理香港堂开展“基督徒马拉松祈祷保中华”。

5月26日，香港市民举行“中港青年一条心全港青年大集会”，呼吁青年人深入探求民主法制的出路。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FES）等于傍晚在维园合办“中港青年一条心”全港青年大集会，又在晚上十时于安素堂开展“基督徒马拉松祈祷保中华”。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牧师部于《信报》刊登〈致全体教友书〉声明，提出四项祈求事项。

5月27日，香港演艺界在跑马地马场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马拉松筹款演唱会，不少香港名人应歌唱邀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多位歌手演唱爱国的粤语流行音乐，包括罗文《中国梦》和《同途万里人》（NHK丝绸之路香港版主题曲）等。演唱会有将近三十万人参与，筹得1,200万港元，并由李卓人把款项送到北京。基督教“爱民会”发表文章呼吁信徒“不要因着政治形势恶化而放弃信念，必须继续坚持基督徒对国家民族的承担和参与，支持及投入我们今后的工作”。

次日（5月28日），在李柱铭、支联会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名群众聚集在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游行人士在当日下午2时由遮打道行人专用区出发，经湾仔新华社香港分社再游行至北角糖水道转上东区走廊，最后抵达目的地维多利亚公园继续集会。游行持续达8小时，直到晚上10时才结束。游行期间大致和平，并没有发生不愉快事件。据估计，当日共有150万人参加游行，被认为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之一，直至2019年616大游行的200万人打破游行纪录。当天，基督教“爱民会”在下午亦于九龙仔公园举行“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联祷大会”，约一万名教牧与信徒参与，会后游行至新华社九龙塘分社递交〈致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出版部全体委员则于《基督教周报》就运动提出四项呼吁。香港东亚银行鉴于中国动荡局势，正式向香港政府申请赴台湾设立分行。5月29日，由香港方面捐赠的近百个帐棚在天安门搭起。

## 6月

6月1日，香港红十字会电汇港币137万予中国红十字会，用作救护北京学生。6月2日，滕近辉牧师于宣道会北角堂为中国形势举行一连三晚的特别培灵会。支联会赴京代表团团长李卓人把130万港元捐款送到北京时被拘留，迫签悔过书，3日后才获释，而款项一百余万被北京当局全数没收。6月3日，“全港基督教徒声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合会”发表五点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声明，认为其将运动“定为动乱”，侵犯国家宪法赋与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并拒绝运用合法程序解决整个政治危机。

6月3日晚开始，解放军动用武力开入天安门清场。6月4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表呼吁声明，要求香港中资机构在6月5日以各种形式为天安门死亡者致哀。香港市民在铜锣湾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对面设公众灵堂，献上鲜花及祭品追悼在六四事件中身亡的死者。工联会负责人郑耀棠亦带领成员到新华社外悼念死难者。当天下午二时开始，有30万人身穿素服出席于跑马地出席“黑色大静坐”的抗议集会，由于入场人数众多，集会延迟一小时才可以开始。集会用时半小时，先后有教育界、劳工界、演艺界等人士发言，不时出现“打倒李鹏”及“李鹏下台”等口号。张文光在大会结束前宣布6月7日（周三）为“死难同胞哀悼日”，全港罢市、罢工、罢课，并表示部分行业如医疗及金融业需要正常上班，但可佩缠黑纱以表哀思。李永达带领在场市民起誓“李鹏政权一日不倒台，他们将会坚持到底”。有学生代表则认为香港人“现时不要只顾移民”，否则“将对不起已经牺牲的北京学生”。医学界梁智鸿议员则表示将与香港红十字会洽商，将港人的血液送往北京救助伤者。李柱铭表示其与司徒华将暂时停止基本法委员会的工作。司徒华及岑建勋发言时一度哭泣，司徒华起誓时说，若李鹏于九七年仍然为总理，他会留在香港与李对抗到底。司徒华亦在期间在台上晕倒，需要由工作人员搀扶休息。随后下午四时许，港岛环市大游行由跑马地出发，历六小时结束，沿途有警方开路，参加人数达100万人。在集会发言而晕倒的立法局议员司徒华亦随大队出发，最终因体力不支而短暂退出。游行经礼顿道、高士威道向北角方向，示威者高叫“打倒李鹏”及“爱国无罪”等口号。

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对北京局势表示“强烈关注，感到震惊及悲痛”。港府亦呼吁香港市民，如非必要，切勿前赴北京。邓莲如及李鹏飞代表行政立法两局发表声明对事件“深感愤怒”。香港各政协委员则发出紧急声明，呼吁全国及各级的人大和政协委员“用尽一切方法，动员全国人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制止屠杀暴行”，并呼吁“人民军队不打人民，绝不执行杀人的乱命”，“全国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运用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力，抵制、抗拒当权者的乱命，暴行”，“所有香港市民保持冷静，团结一致，不要搞任何损害香港经济繁荣的行动，以免自乱阵脚，无力支援爱国民主运动”。基督教“爱民会”亦在报刊公开发表〈谴责声明〉。

6月5日，香港市民在中区举行“黑色大游行”。基督教“爱民会”发表六点“严正声明”表示“坚决与上述法西斯政权划清界线，不承认它代表中国人民及国家，并对其法西斯凶残行径严加谴责”，呼吁各国和联合国制裁中国当局。16间浸信会及信义会信望堂等教会亦公开在报刊发表评论或声明。下午，包括基督教“爱民会”和天主教的约一万人于遮打花园集会出发，途经新华社宣读悼词，并抵维园开哀悼会。邝广杰主教、余达心牧师在会中分享或宣读悼词。香港中华总商会第三十六届会董会通过决议，发表谴责“中国一小撮当权者血腥屠杀北京学生和人民的疯狂行为”的四点严正声明，表示“震惊和愤怒”以及“哀悼”，并指“采用暴力手段箝制民意，绝非当政治国之道，应该立即停止”，亦“号召本会六千多会员以及全港市民，千方百计将我们所了解的军队屠杀事件真相，传达给国内人民”。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发出“严正声明”，除谴责北京的暴力镇压外，亦呼吁“香港市民化悲愤为力量，在维护本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大前提下，以理智及冷静态度，寻求适当方法，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当日，文汇报发表《声讨民贼李杨集团》的社论，谴责血腥暴行。新华社香港分部员工手系黑纱在分社门前“向北京死难的爱国同胞致哀”，副秘书长何铭思刊登宣布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中国银行港澳办公室副主任林广兆呼吁港澳民众往中资银行提款，制裁当局滥杀民众罪行。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民等六人发表声明，严重抗议当局。包括梁爱诗、邓焜、罗叔清、吴锦泉及刘佩琼等在内的31名广东省第七届人大的港区代表发出三点声明，谴责“北京当权者血腥镇压学生和群众的暴行，并且要求北京当权者立刻停止对学生和群众的屠杀”，亦呼吁“必须保持镇定，保持理智，确保社会治安”、“在维护本港的安定繁荣和六百万香港同胞利益的前提下，继续发挥香港同胞的影响和力量，为争取祖国走上民主法制的道路而奋斗”。香港六所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京当权者，认为其“把中国推到大倒退的深渊中”，并对“中国人民和有良知的党政军领导人”发出多点疑问，包括为何动用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武器对付示威者，以及军队制止民众抢救伤者等。

6月6日，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发表“严正声明”，“呼吁香港同胞化悲愤为力量，团结一致，保持冷静，为国内同胞争取自由民主的奋斗作出有力的支援”，哀悼“为民主自由而牺牲的死难同胞”，谴责“中国一小撮当权者疯狂屠杀北京学生和人民”。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全体，包括香港的霍英东、郑耀棠、陈有庆、汪明荃、汤秉达、吴康民、黄光汉、李连生、徐是雄、廖瑞珠、唐治安、陈纮、陆达兼、方善桂、古宜辉经过多个小时会议，一致通过发表四点声明：

一、严厉谴责当权者以武力镇压北京学生及群众的血腥暴行。

二、对北京死难的学生和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三、要求全国人大会议,讨论当前严峻局势,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并召集临时全国人大会议,追究屠杀群众的责任。

四、呼吁港澳同胞坚定爱国立场,团结一致,维护港澳地区的稳定繁荣。

6月6日，基督教“爱民会”呼吁信徒响应支联会发起的哀悼集会和三罢行动，并在晚上于九龙城浸信会等五间堂会举行禁食祈祷会。数千计车辆当晚在九龙弥敦道游行悼念六四事件死者。支联会原本计划发动全港罢工、罢市、罢课抗议中共武力镇压学生。并打算于6月7日举行爱国民主大游行及集会，预计会有150万人参与。然而6月6日至7日，香港旺角及油麻地爆发骚乱，是为碧街事变。6月6日晚，滋事份子借慢驶抗议乘机闹事，并演变成通宵骚乱。是次骚乱造成26人受伤、15人被拘捕。警方指当场拘捕12人，大部分为青年，当中过半数为亲中左派组织成员，其余为香港三合会成员。

事后支联会发言人司徒华谴责滋事分子藉骚乱破坏香港民主运动，指滋事分子是别有用心、另有企图，与支联会立场完全相反，并取消6月7日的六四集会及游行，以防有人混入搞事。香港理工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亦取消原定7日下午两时举行的六四集会。而事件并没有影响香港市民悼念六四死难者，不少市民身穿黑色或白色素服，臂前绑有黑纱上班上学。“四五行动”成员会在游行中抬写上“屠夫政权遗臭万年”标语的纸棺材示威。公司商店休业一日或半日，不少更是中资机构。而香港交易所开市前亦默哀三分钟及举行小型哀悼会。中国国货有限公司的一些职工发表“沉痛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少数当权者血腥残酷镇压我骨肉同胞的疯狂暴行”、“坚决不渝地站在爱国民主立场及开放改革的行列”。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香港浸信会联会、北区教牧团契、神召神学院校友会等教会组织亦继续在快报、文汇报和明报等报刊刊登声明。

## 后续

6月9日，邓小平正式露面接见戒严部队，并支持镇压。部分此前表态反对镇压的亲中团体、人士开始逐渐转变立场。6月8日之后，港澳信义会、宣道会长洲堂等教会继续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爱民会”亦呼吁信徒“继续以祷告支援”，“化悲愤为力量”，并宣布取消6月11日政府大球场的集会。

6月10日，部分香港市民发起活动，呼吁民众占用中国当局针对民运参与者的检举电话线路以阻挡任何检举机会。6月11日，82所大陆各高等院校的香港校友会在香港联合举行追悼会悼念六四死者。圣公会港澳教区亦举行悼念死难者的追思礼拜。韶关公安机关拘捕了张贴反共标语以及香港报刊新闻的香港人郭文深。6月13日，专上学联副会长林耀强指责中央电视台播出吾尔开希“大吃大喝”影带是“严重歪曲事实”。6月17日，遭当局驱逐的两名英国独立电视网记者和摄影师从由成都抵达香港，并透露在成都的镇压中，已知约有二百人死亡。

6月18日，香港艺术工作者仿制的民主女神像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揭幕仪式。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刘宾雁应邀自美抵港访问，其预测中共政权两年内“必有变化”，并在香港公开呼吁世界各国经济制裁北京。6月22日，港支联宣布定7月4日为“全球华人抗议日”，呼吁各地华人抗议中共。中共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表示不能允许港澳成为颠覆基地，更不容港澳人士到内地从事反共活动。6月24日晚，支联会发动万人集会，由维园游行至新华社递交抗议书，抗议中共当局的秋后算账。基督教“爱民会”当日在红磡体育馆举行“爱国、民主、行动”全港基督徒大会，两场聚会有17,000人参与。“爱民会”亦改名为“爱民运动”。

7月4日，香港二万余市民集会，悼念北京死难人士，并谴责中共当局继续搜捕、处决民运分子。7月14日，天主敎港澳区主敎胡振中致函世界各主教，呼吁共同促请北京停止镇压。文汇报社长李子诵遭撤职。该社二十余名经理级与编辑人员亦提出辞职或计划辞职。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国两制’不容破坏”》的署名文章，隐名批判支联会领袖李柱铭、司徒华，表示“不允许有人利用香港作为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

香港有那么一位港英的立法局议员，平时一贯鼓吹“民主抗共”，“民主拒共”。北京发生动乱后，他立即跳出来公开号召香港人民起来推翻中央政府。不久前，他又窜到美国，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供，呼吁美国加强对中国政府的经济制裁，“希望可以推翻北京的恐怖政权”。

也就是这位议员，一再叫嚷要改写中英联合声明，主张1997年后，国防、外交大权都要归香港所有。请问，这不是在鼓吹香港脱离中央闹独立，是什么？

他和另一位港英立法局议员虽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但是他们却表示不承认目前北京的“伪政府”，声称这个政府一天不垮台，他们一天不参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

还有人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地下通道”，专门策划、协助内地的一些反革命通缉犯偷渡去香港，然后转往其他国家。吾尔开希在港停留期间，在“支联会”成员的策划下，通过电视台发表了一篇极端恶毒的讲话，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彻底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8月1日，新华社猛烈抨击“全美中国学生学者代表大会”，指香港、台湾赞助会议的人士为“反动势力”。同日，支联会发出声明反驳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对中国“对港连串干预”，呼吁港人争取早日民主。

8月7日，香港青年及学生团体联合举行大型聚会，发表“青年宣言”，承诺“肩负中国公民的责任，在各个岗位上为民主、自由的发展贡献力量”。9月12日，约五万名香港市民晚间参加“六四百日祭大会”，哀悼北京死者。

六四之后三周，香港商人减少了对广东工厂的投资订单，亦有三名港商计划出售在广东的工厂。

10月31日，民主派人士司徒华及李柱铭因支持天安门学运而被逐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11月，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后表示中国希望港人“以事实证明香港不会成为反共基地”，又希望“中港关系逐渐恢复”，“过去一段时间的状况对谁都无好处”。李后指“港人关心中国是一回事，但要把香港一套挑到中国内地是另一回事，港人应用事实解除中方担心香港成为反共基地的忧虑”，又要求香港与大陆“应和睦相处，彼此互相尊重各方面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对方”。

### 民运人士在香港寻求庇护

6月16日，香港总督卫奕信在记者会上暗示港府将准备提供部分民运人士政治庇护或协助他们。香港支联会在政府默许下，与深圳、珠海等地的武警、边防内的合作者，港澳的地下黑社会、蛇头，港英情报当局（政治部）、西方各国外交人员合作营救被追捕的民运人士。参与者还包括社团人士和活动家陈达钲（被部分人称为“香港的辛德勒”），艺人梅艳芳，在澳门的前艺人邓光荣（人称“学生王子”），是为“黄雀行动”。北京工自联领袖韩东方亦在事件之后保外就医到达香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当时，还存在一种特殊的逃亡香港方式是“留港不归”。大陆民众当时来港有单程、双程之分。单程者即合法地来而不归，七年后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双程者限时返回大陆，通常是三个月。六四之后，部分来港探亲者不愿回大陆，他们向港英或台湾驻港救总申请政治庇护。八月中救总张寒松表示，正在处理的求庇个案有五十多宗。但台湾政府的政策现只约拨出八万港元资助，并以接纳“杰出民运人士”或“探病奔丧的大陆人士”。他们愿意协助害怕回大陆的人士，办理延长在港居留的手续，呼吁港府给予以接纳。同时，救援已登记可以资助留港的大陆学生和民运人士，如有生活困难和急需，援助可获得资助五百至三千美金。

港府对来港者则作个案处理。香港政府过去对大陆来港的政治逃亡者以庇护有过不止一次的先例，但基于中港关系的敏感，他们从来不会公开去做。曝光后，也从来不予置评。8月18日，港府发言人就一名广州学生被遣返的事件的回应则表示不会对接纳个别人士政治庇护作出解释。港府会继续对个别申请作考虑。香港保安司班乃信也曾表示，港府不会对因民运而逃来香港的人士实行遣返大陆的“即捕即解”政策。8月13日，香港学界举办记者会，中国游泳选手杨洋在中国民联总干事汪岷陪同下向记者宣布已向港府要求政治庇护和延长居留。杨洋是3月份持双程通行证到香港的，并已延期居留。8月14日又已到期，但香港入境处不准他再次延长居留，而澳洲已有报纸透露他申请庇护的消息，新华社与港府均派人到他亲戚家找他，还有恐吓电话威胁他，因此，他认为只有将事情公开，诉诸于舆论支持。

### 对英中关系与香港前途问题的影响

对于当时仍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来说，六四事件的发生使得社会大众恐惧中国在1997年主权移交后是否会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对此香港总督彭定康试图针对立法局展开政治改革，但这也让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发生摩擦。而对于许多香港民众来说，对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的镇压成为了一个转捩点，许多民众因此对中国政府失去了信任；根据对比1988年9月和1989年10月的民意调查，经过六四之后相信《基本法》能保障一国两制的受访者由44%跌至25%，不信者由36%增至69%。根据在参与5月21日百万人大游行的市民中的调查，有92.1%希望《基本法》能更加民主，有74%要求要在回归当年直选行政长官。有90%的公立医院医生、80%的会计师、75%的药剂师、60%的律师在民调中表示考虑在回归前离开香港。六四之后的数日，歌手卢冠庭接受采访时认为香港人应该向英国政府要求“勿将香港数百万条生命交大陆当权派手上”，也提议并主张香港人可争取向要求联合国要求香港独立，虽然其认为“机会好微”，但“不去争取，到时六百万人的生命等如送羊入虎口”。

1990年有56.6%受访者自称为香港人，只有25%自称为中国人。原先抗拒民主化的商界开始对政制改革采取开明态度。6月19日，46位不同立场政界人士（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铭和司徒华，以及亲商界的李鹏飞和张鉴泉）发起“港人救港”运动，争取香港政制民主化及制订人权法，又要求英国赋予香港英籍华人居英权。行政立法两局的非官守议员于7月达成两局共识，主张在1991年引入20个立法局直选议席，到1995年增至30席，并于2003年实施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而以罗康瑞为首的商界则提出四四二方案，建议在回归当年将直选比例增至40%，到2001年增至60%，并于2005年“在特区政府同意下”实行双普选。随后对香港立法会直选方案不满的中国政府与英国、港英方面继续就此事争论不休。

对香港主权移交后的地位不确定使得六四之后，九七之前出现了移民潮，许多港人选择前往英国、加拿大或澳洲等西方国家生活。英国政府为了阻止人才随着移民潮而外流，同意让香港政府施行居英权计划，授予部分香港民众正式的英国公民身份。港督卫奕信于10月发表施政报告时公布计划实行玫瑰园计划，意图挽回港人信心。港英政府亦按《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标准制订《香港人权法案》。英国于1990年通过《英国国籍（香港）法案》，为不多于5万个家庭颁予居英权。有舆论批评该计划的评估方式执行过于精英主义。

#### 何鸿燊建议联合国托管港澳

镇压事件后的7月，港澳富商、时任基本法草委会副主委“赌王”何鸿燊在记者会上发表其联合国托管港澳的建议，翌日由亲中派的《澳门日报》刊载全文，题为〈美梦成真？〉的文章，建议于香港与澳门主权回归中国后，由中国政府将两地出租予联合国100年，作为新的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并由联合国托管。何认为其这项提议，“符合中英、中葡联合声明”、“体现中国收回两地之主权”、“提高中国在国际上之声誉”、“冷却及抑制移民潮的发展”、“亚洲人口最多，在亚洲设联合国总部合理”。他认为此举可兼顾中国收回主权与维持港澳原有制度，达致“一举数得”，并有助于恢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将港澳打造为“亚洲的瑞士”，“和平的圣地……因为港澳只有商业性的单纯，所以便无受军事攻击之虞……各行各业都会迅速蓬勃起来，真正进入了一个空前未有的繁华境界，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

8月15日，何鸿燊再联同多位支持者开记者招待会发表“美梦成真”建议。据何鸿燊自述，此构思曾于中英谈判之前的六十年代就提出，当时香港新华社社长梁威林邀请一众香港富豪，如李嘉诚、郑裕彤、霍英东、冯景禧、胡汉辉等人，讨论香港澳门的前途问题，他向众人提出此一建议以解决前途信心问题，席上众人鼓掌支持，梁威林则“莞尔一笑”。8月下旬，美国华裔共和党人、陈纳德妻子陈香梅作为美方半官方代表被邀访华，会见中国领导人，更答应替何鸿燊向北京转达其“美梦成真”计划及探口风。传媒形容陈香梅是总统顾问，临行前又多次被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召见。

结果陈香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震“训话”。王震说中国不怕制裁，陈香梅事后亦传达北京意见，表示六四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陈亦被中共最高层邓小平、杨尚昆拒见。10月5日，《华侨日报》报道，何鸿燊搁置了联合国托管计划，形容“只是发梦，不愿再提”。有评论指，何鸿燊等商界人物在六四后提出这些具强烈商业意识的方案解决信心问题，方法与政治为本的民主派大相径庭，反映后过渡期政治商业化趋势，认为这具有商业色彩的政治法门，直觉上是企图“回避政治矛盾同时保障区隔现状”。

### 在大陆的港澳学生所受的影响

此后，中国大陆继续向香港、澳门及台湾开放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不过经过“六四”之后，负责有关工作的人士也担心招收工作将比以前更难开展。“六四”之后，大部分在大陆留学的港澳学生都已返回内地。由于有部分学生曾参与游行和绝食，再加上后来姚勇战被捕和暨大的港澳学生在广州被拘押的消息，这些学生往往惴惴不安，并担心再回大陆读书是否适合。除安全外，他们还担心学习气氛。

后来前往北京继续读书的香港学生（均获教委奖学金），曾参加由京港交流中心安排的一次座谈会。他们提出复课后的忧虑，并透过京港交流中心向国家教委提出数项要求，包括：回校复课时当局不要把他们作宣传工具；希望能保证安全；对于未收到回校复课通知的学生，应允许他们暂时停学，或将学习形式改为函授。一群港澳学生又于7月14日致函国务院港澳办，表示愿意回北京继续学习，亦希望当局能保证不作任何追究。但是教委方面一直没有回复。直至9月23日，国家教委答复，覆函引述姬鹏飞在6月22日发表的讲话说：“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是由学潮、动乱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过程中，港澳同胞以不同方式表达各种各样的看法，由于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产生了某些误会，是可以理解的。但港澳某些人到内地做了一些国家宪法和法律不允许的事，在实际上对内地的动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对于自愿回内地大学学习、并能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香港学生，内地大学是欢迎他们返校继续学习的。”在此期间，新华社也出面向学生解释政策。不过，对学生回去读书的安全始终没有直接和明确的保证。所以，有些港澳学生要求保留学位，明年再读。在香港的一名中方官员则指“按一般情况而言”港澳学生返回内地继续学习，如果“没有刺激当局的行动，是不会有问题的。但老实说，任何人也不能给予明确的保证，因为戒严部队和国家安全部人员的行动，一般人怎管得了；他们是直隶中央高层指挥的”。

大部分港澳学生还是回内地复课。当港澳学生回到国内上课时，发觉“气氛已大不如前”。教授与研究生之间的密切关系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疏离，在公开场合甚少像过去那样谈话”。港澳学生认为“这种不正常的气氛对学习已产生了不良的效果”。此外，港澳学生在开课前都要接受一至两星期的政治教育，包括收看有关“六四实况”的录像带，以及学习一本名为《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的资料册。该书辑录了“六四”前后官方的讲话。在上海某校的香港学生，更被勒令每天花六小时去学习官方的讲话，还要交学习报告。但具港媒报道，很多学校对港澳生在政治学习方面的要求“都是很松的，总之大家敷衍过关了事”，“相对于国内的学生，港澳生已是备受照顾的一群。如有任何问题，他们又有教委属下的港澳台办公室可以给予协助。但是，由于现时国内的气氛很不正常，港澳学生仍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些港澳生还通知在港澳的朋友不要给他们写信，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信件在国内经常被拆或被暗中检查，已是众所周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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