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冈县上野村村八分事件

静冈县上野村村八分事件，是发生于1952年静冈县富士郡上野村（今富士宫市）的一起人权侵害事件。居住在上野村的女高中生石川皋月，因揭露当地选举中出现的舞弊现象，其一家被村民们施以“村八分”的排斥孤立行径。

## 概述

村八分起源于江户时代，是日本乡村中对违反村规民约的人所施加的一种惩罚制裁。具体而言，其类似一种“共同绝交”：被村八分的个人或家庭将被全村集体孤立。在村集体生活的十件重大事情中，除却协助埋葬死者、灭火这两件事情外，剩下八件事情，诸如成人礼、祭祀、结婚、孕妇生产等，被村八分的个人或家庭都会被排除在村集体之外。至明治时代，村八分就已经被认定为是一种侵害人权的违法行为。1909年，大审院也裁定公开进行“村八分”的行为构成恐吓罪与名誉毁损罪。但在日本乡村地区，这种行为始终未能被彻底取缔。

### 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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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此事发生之前，有组织的“代理投票”与选举舞弊行为就已经在上野村出现。村里邻组的负责人会挨家挨户地敲门，半强迫式地收集选票。邻组作为二战时日本实施上意下达与基层控制的组织，在战后已被明令解散，但不少地方只是更换了“邻组”的名称，实际上仍保留着原来的组织架构，静冈县也是如此。邻组的负责人宣称：“如果村民想在选举中弃权，那么邻组将会代替村民进行投票。”邻组的负责人也会散发告示，声称“如果有人选择在选举中弃权，那么就请将选票送至邻组的负责人家。”以“防止弃权，提高投票率”为借口，邻组便能轻易地集中村民的选票。换言之，村中的有力人士借由此种方法积攒而来的选票，再由邻组集中投给特定的候选人，无疑构成了选举舞弊。然而，选举管理人员对此却置若罔闻，事实上默许了这种行为，村民们也没有对这些做法产生质疑。

石川皋月当时是上野村的一名初中生，在此事发生前，他便在1950年6月举行的第二届参议院通常选举中注意到了类似的舞弊现象：彼时有人公开在投票所为特定的候选人拉票，甚至在收集选票后公然反复投票，而监票人员却袖手旁观，为此她感到十分愤慨。因此，为了让村民重视这些舞弊行为，石川在其所就读的上野中学（现富士宫市立上野中学校）的校报《上野中学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揭露代替投票现象的文章。然而，当时学校却将所有分发给学生的报纸全部收缴并焚毁。据称，上野村村长在读过校报后非常愤怒，表示“不能容忍这样这样的报纸出版”，校方起初拒绝撤回报纸，但随后又出于“作为一所村办学校，因此不能违背村长的意愿”的顾虑，最终还是撤回了报纸。

### 举报

事件起源于1952年5月6日举行的参议院第二次补选。当时已升学并就读于富士宫高中的石川皋月发现，这次选举又出现了与上次选举中相似的舞弊现象。在这次补选中，执政党自由党支持前任静冈县知事小林武治，但首相吉田茂却指示时任县知事斋藤寿夫支持刚被解除公职追放的前任农林大臣、绿风会的石黑忠笃。彼时吉田茂在国会中面临着反对党的强大压力，而石黑忠笃的农林官僚履历使他在全国农业界享有崇高的影响力，因此能够左右参议院中近20名农业代表。若能将石黑忠笃送入参议院并争取到他的支持，吉田茂内阁的压力将会大大减轻。因此吉田茂决定支持石黑，最终石黑也成功当选。

也正是因为目睹了舞弊行为再次上演，石川决心这次一定要彻底揭露这种乱象。起初，她考虑向选举管理委员会举报，但后来顾及选委会也可能参与了舞弊而被迫放弃。此外，她怀疑村役所本身就是选举舞弊的核心据点，因此向其举报也不可行。另一方面，石川在听闻了当时警察与学生之间时常发生的各种冲突后，对警察也抱有深深的不信任，因此她没有选择向警察报案。最终，石川决定向舆论曝光，于《朝日新闻》举报了上野村的选举舞弊现象。

5月7日，石川向《朝日新闻》静冈分社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邻组的组长声称是为了防止人们弃权，四处收取选票，所以希望贵社调查真相。”信中她清楚地写明了自己的地址和姓名。《朝日新闻》迅速做出反应。5月8日，就有一名记者前往富士宫高中采访了石川。几天后，报纸正式披露了选举舞弊的消息。又过了几天，十几名涉嫌舞弊者被警方传唤。但当选的石黑忠笃并未因违反《选举法》而遭到指控，在完成了这一届参议员任期后，他又在第四届参议院通常选举中再次当选全国区议员，后在任期内去世。

### 村八分

在石川皋月向《朝日新闻》检举后不久，石川在街上被她家旁边邻组组长的妻子拦住。她暗示有人正在策划报复行动，并向石川表示：“今天有十几个人被叫到警察局。他们还没全部回来，但回来后他们肯定会来好好‘感谢’你的。”她断言，揭露选举舞弊是错误的。她还对石川表示：“你还是个学生，你应该知道，不管是以揭露他人的罪行为乐，还是以让自己的村子丢脸为乐，究竟是对是错。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石川一家开始遭到村民的集体孤立与排斥。平日里，石川家除了耕种自家的一亩土地以外，几乎完全依靠在别人家帮工干活来维持生计。但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村中就没有人家再愿意让石川一家帮工。而在水稻插秧的季节正式开始后，邻里之间也无人前来帮忙。石川的母亲还得知，村中已经约定，连插秧用的农具都不能借给石川家。村民还会劝说村中为数不多的仍与石川一家有所接触的人家尽早与其断绝关系。最严重的时候，石川一家对村民早晚的问候都会被刻意回避。石川还从朋友那里得知，一些村民正在游说各方势力，试图取消她的奖学金。此外，当地的中小学生还嘲笑石川的妹妹，称她为“共产党员”和“间谍”的妹妹。就连前往上野村采访的《朝日新闻》记者，也会被村中的小孩围住，嘲笑他为前来刺探情报的“间谍”。

与此同时，静冈县当地的报纸也在事态中推波助澜，刊登了多篇耸人听闻的文章。一方面，诸如《静冈新闻》等地方报纸声称“根本不存在村八分的情况”，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村里的居民曾商议或一致同意歧视石川一家或与其断绝关系。另一方面，石川父亲曾经因投资失败而欠下巨额债务，至今无力偿还的情况也被媒体曝光。《周刊产经》的报道引用村民的讲述，列举了一系列石川父亲的“不当行为”，诸如声称其沉迷赌博、投资失败、工作懒散、之前就说过想搬离上野村等等，整篇报道的基调即认为“村八分”存在毫无依据，造成目前情形完全应归咎于石川一家。

静冈地方检察厅在调查选举舞弊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上野村中的村八分现象，静冈地方法务局随即就此展开了调查。但面对调查，村民们却仍以“石川的父亲行为不端”为理由，试图为他们村八分行为的正当性作辩护。上野村社会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北村义平甚至公然闯入正在进行调查的法务局上野分局，高喊“个人人权与村庄荣誉哪个更重要？”。但石川始终认为他父亲的个人问题和选举舞弊问题不应相提并论，她也震惊于听到村民们关于“不能纠正父亲行为的人没有资格评论村里的事情”的说法。在她看来，无论她父亲的行为多么不端，也无论她的家庭多么贫困，作为个人，她也当然有权抗议并检举这种不公正现象。而在1952年7月3日，静冈县法务局也发布了最终的调查报告，认为虽然从法律上难以将上野村的事态认定为村八分，但这种自发形成的孤立状态已经危及到了石川一家人的社会生活和名誉，因此法务局随即报告了法务省人权拥护局，并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

随着事态的不断发酵，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都开始报道此事。最早的报道来自同年6月24日的《朝日新闻》。当天，《朝日新闻》报道了石川的言论：“即使看到不公也要保持沉默，这就是爱村的方式吗？”石川的高中老师也感叹：“虽然我教导学生要坚持正义，但面对现实的社会弊端，我却无能为力。” 随着日本辩护士联合会、众议员行政监察特别委员会以及各大报刊媒体相继前往上野村进行调查，上野村的村八分事件最终演变为了全国性事态。但尽管如此，村八分的行为仍未停止。因为试图对村八分行为进行辩解，加之外界对静冈县与上野村的愈加猛烈的批评，使得村民对石川一家的怨恨与排斥之情变得更加激烈。7月8日，《静冈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为日本最没教养村庄洗清冤屈》的文章。文章报道称，上野村爱村同志会于7月6日下午开始张贴海报，上面写着“与捏造事实、将我们村列为日本最没教养村庄的报纸作斗争”，并计划发起村民运动，应对外界对上野村的诋毁与抹黑。

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村民拒绝加入村八分的行列，坚决地支持石川一家。例如，富士宫高中的学生会一致宣布支持石川，学校的教职工也表达了对石川的鼓励与支持。7月2日，静冈县教师工会及其富士宫高中分会召开会议，通过决议表示“赞扬并强烈支持石川皋月的行动，并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压迫”。

然而，媒体报道愈演愈烈，各种更加夸张的谣言也随之而起。有报道称石川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她被描述成左翼激进分子与危险的思想家。此外，当石川得知警方正在调查她的个人背景，以及来访者的意识形态倾向时，她对媒体和警方的信任度也日益下降。

###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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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52年底，随着调查的结束与事态舆论的渐渐平息，对石川一家的村八分也开始逐步缓解。曾经刻意孤立石川一家的村民们开始恢复与他们的接触，石川一家在村中的生活也渐趋平静。1954年，石川皋月从富士宫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法政大学社会科学部，前往东京继续其学业。她的妹妹在富士宫高中仅就读一个学期后也转学至东京。1956年，石川的父母也将村中的房屋出租，随后搬离上野村前往东京。

1953年，静冈县上野村村八分事件被改编翻拍成了电影《村八分 (电影)》，由近代映画协会制作，现代制作公司协力制作，今泉善珠执导，新藤兼人编剧。但尽管事件已过去了一年，该片于1953年在上野村拍摄时，仍受到了部分村民的故意骚扰与破坏。

石川后来将此事写成了回忆录，并于1953年由利隆社出版，书名为《村八分记录：少女与真相》。这本回忆录后来与平冢雷鸟等人的作品一起，被收录于《近代教养全集 第11卷：日本女性》。晚年，石川加入了女权主义妇女民主俱乐部，并担任该俱乐部的秘书长，积极投身于女性与政治运动。

## 反思与影响

静冈县上野村村八分事件作为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造进程中的一次社会事件，一方面既是战后初期日本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仍未被完全革除，村社会“封闭压抑”环境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战后民主化初期日本民众的民主法治意识的缺乏。1952年，《社会教育》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风速计》的匿名文章，其中指出上野村所发生的村八分事件仅仅是“冰山一角”。究其根本在于日本许多乡村地区都还存在着导致类似事件发生的社会条件和根源，而这些条件和根源则主要体现在日本乡村的“封建社会结构”，以及日本民众（不论城乡）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感、参政兴趣低下和政治敏感性不足等问题。

基于此，通过开展广泛的现代教育进行“移风易俗”，继而培养民众的民主法治与政治参与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读卖新闻》于1952年8月11日刊载的外国记者德怀特·马丁的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石川一家前往东京后，他曾采访过石川皋月。他发现，尽管“村民都认为村八分是一种封建遗风，且大多数城市居民也无法接受，而村民同时又否认这种习俗在上野村的存在。但根据石川一家以及部分村民的描述，这种习俗又确实存在。”因此他认为，改善现状的最佳途径是透过教育摆脱封建思想。

而从另一个角度，上野村的村八分事件也反映了战后初期日本的某些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战后由GHQ主导的农地改革在初期并未撼动战前日本乡村地主的权威，大批地主借由其在乡村地区所维持的强大影响力，得以作为农业代表跻身国会或地方议会。1952年7月17日，社会党左派旗下的报纸《社会时报》就曾发文指出，在上野村中，村里一些大地主担任着村长、选举委员会主席等要职，而一位经营土木工程建筑公司的县议员则是“幕后大佬”，并称“自战后以来，村里的政治几乎完全被这类前地主和有影响力的人物所掌控”。而据日本农业经济学家我妻东策在东北地方乡村的实地调查：乡村中村长等领导人与有力人士都会宣称本村的投票是绝对自由与公正的。但实际上，为了保证村中的村长、村议员、村农协主席等都能得到席位，选举一般是以全村提名的方式进行的，村民们按照领袖的指示投票，根本没有什么投票自由。

曾经深入研究过上野村村八分事件的民俗学家砾川全次则在他的书中警告说，如今此类事件在日本各地都在发生，而且“只要我们把这种在乡村社区发生的村八分行为简单地解读为‘前现代’时代的遗迹，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日本社会的弊病，而类似的集体欺凌问题正是这种弊病的鲜明象征。”

电影《村八分》最终是以一个暗示家庭与村民和解的场景结尾，但现实并非如此。上野村的村八分事件虽未造成任何严重到无法挽回的结果，石川一家也是主动搬离上野村，但村八分对石川一家造成的影响却是难以消除的。正如日本民俗学家宫本常一在其著作《民俗的故乡》中所描述的一个遭受村八分的家庭：“一旦受到伤害，即使和解，这个家庭也永远会被人瞧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