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剿匪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满洲国、汪精卫政权及其蒙疆联合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灭亡。此后国共两党展开了对华北地区的争夺战，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除正面战场外，在1945年至1952年间，中国共产党军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与华北地区支持国民政府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类武装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因中国共产党将所有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称为“政治性土匪”，故此场战役被中国共产党称为“华北剿匪”。而中华民国方面也称其为华北地区“反共游击战”、“反共革命”。

按照当时的习惯区划，华北地区在1949年7月前包括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和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五省及河南、山东两省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北连辽锦，南倚黄河，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中，华北是中共扩张影响力的重要战场。八路军相继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军区。

## 作战双方

国共内战期间，国共双方均将对方贬称为“匪”。“华北剿匪”战役中的一方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武装（八路军及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并在边界地区与东北军区、中南军区、西北军区有所合作。其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除此之外，原蒙疆联合政府蒙古军残部在李守信等人带领下在中蒙边境作战时，曾被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协助缴械俘虏，并最终引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反共武装方面，实际为各种互不统属的各地方武装，包括被国民党收编的原蒙疆自治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武装，国民党特务组织（包括军统、中统及晋系特务组织），反对中共的地主民团、会道门武装，国民党（主要为晋绥军）的残部散兵、投诚中共（如绥远和平解放）被改编、但又重新倒戈反共的国民党正规军等。中华民国也将各种或受或不受台北当局指挥，以及各地反共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反共武装称为“大陆游击部队”、“民间武力”等。

## 背景

按照旧时习惯区划，华北地区在1949年7月前包括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和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5省及河南、山东两省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北连辽锦，南倚黄河，襟带朔漠，控扼渤淇，俯瞰齐豫，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中，华北是中共开展活动的重要战场。八路军在这片广大的区域曾相继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军区。国共内战爆发后，这些地区的部队牵制了国民党军对东北的进攻，并协助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1948年4月，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由陕北迁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全国战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华北地区成为支援大军南下对国民党军实施战略追击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中共对当地地方性反共部队的军事行动，对稳定在华北的统治十分关键。

## 过程

### 前期战役（1945年10月-1949年1月）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武装在全国战略上实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华北各中共地区部队在争夺日占区、对抗国民党军北进的同时，也开始对华北各地反对中共的武装（中共称为“政治性土匪”）展开清剿。此阶段作战的重点主要在冀热辽和察北地区。

冀热辽地区以热河为中心，连接冀东和辽西，是当时中共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重要屏障。1945年秋，中共冀热辽部队一方面在山海关、锦州、承德一线对抗国民党军进攻，另一方面又要应付热河境内大量蜂起的原满洲国反共武装。这些武装多数得到国民党授予“地下军”“别动军”等番号，与正面进攻的国民党军相呼应，袭击中共地方政权、后方机关和区乡干部。据当时统计，热河境内共有反攻武装140余股、1.5万余人，其中还包括一批原被中共收编后又重新倒戈的武装。这些武装在青龙、丰宁、经棚、围场、北票、建昌、朝阳、凌源等地频繁活动，造成中共各县区政权动荡，中共的“民主政府”和部队干部伤亡很大。为此，中共中央多次直接指示热河党政军领导，要求尽快肃清“土匪”、建立地方秩序，并加强地方武装和政权建设。1945年11月，中共冀热辽分局、热河省委明确提出，热河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打退国民党军和“剿匪斗争”中建立根据地。随后，冀热辽军区调集约5万兵力，分路出击，重点打击占据县城、交通要地的反共武装。

1945年10月至12月间，冀热辽部队先后重占丰宁、青龙等地，击溃韩继功、沁布多尔济、赵辅臣、于大川等多股主要反共武装。1946年初，趁正面战场暂时缓和之机，部队继续在经棚、围场、林西、平泉、建平等地进攻白金辉、韩继功残部及其他武装，使热河反共武装势力明显削弱。

但1946年夏，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相继占领承德、赤峰，热河大部失守，反共武装活动又迅速复燃。许多原被中共收编的地方武装重新倒戈，与国民党军合流袭扰，热河境内的反共武装增加到近300股、2.7万余人。对此，中共冀热辽分局于1946年10月作出《关于限期肃清热河匪患的决定》，提出对“土匪”实行“分化瓦解、抚兼施、先打后拉”的政策，并成立专门的“剿匪委员会”和司令部，统一指挥骑兵、步兵和地方武装实施分区清剿。

1946年底至1947年春，冀热辽各部在热北、热东、热辽、热中、热西等地持续作战，重创白金辉、韩桑杰、伊相臣、于大川、李殿仕等部，巩固了中共热北等根据地。与此同时，冀热辽地区的“剿匪”还与中共推动的土地改革结合推进。1946年夏后，冀热辽分局抽调千余干部深入农村开展土改，试图打破反共武装、地主在乡村的统治基础，并拉拢吸纳农民参加中共的民兵和联防组织。据冀察热辽军区公布，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热河地区共消灭反共武装5395人。1947年4月，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划归东北方面统一领导。

察北地处察哈尔北部，北接蒙古人民共和国，南屏张家口，是中共晋察冀解放区北线的重要门户。日本投降后，晋绥军傅作义部沿平绥线东进，试图夺取张家口；与此同时，国民党又在察北收编各类武装，授以“骑兵先遣队”“骑兵纵队”“暂编骑兵旅”等番号，共约6000余人。这些反共武装在商都、康保、化德、多伦、宝源等地活动，袭城占乡，对中共威胁极大。为稳定察北局势，中共冀察军区骑兵第1、第2、第3团及察北军分区地方武装，在绥蒙军区骑兵旅配合下，从1945年秋开始连续展开“剿匪”。10月中旬，王子登、曹凯等部在商都地区被围歼，王子登被俘虏。11月，王宝善部在康保、化德间被消灭。随后，“老九江”等武装也陆续被击破，其他武装人员纷纷外逃或隐匿。

1946年初，国民党在平绥线上的攻势暂时放缓，晋察冀方面抓住机会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围剿”。3个骑兵团分路出击，追击宋佃元、“海老五”、刘明、王英等主要反共武装，经多次围击后将其基本击败。两次大规模行动共消灭反共武装3000余人。

1946年春夏以后，随着国共内战局势加剧，察北的反共武装复起。聂荣臻指出察哈尔和热西一带的反共武装正在由点连成线，如不及时根除，将影响整个战略态势。中共察哈尔省委和冀察军区因此重新部署，将察北分为4个“剿匪区”，分别由骑兵团和步兵团、地方武装负责清剿。1946年5月至6月，各部在乌登山、骆驼山、天耳等地连续作战，重创“小九江”、曹凯、李明等部，并截获国民党空投给当地反共武装的大批武器弹药。

1946年秋，张家口易手后，察北多数县城落入国民党军手中，但冀察军区骑兵团和各县地方武装仍坚持就地活动，并继续与反共武装作战，试图摧毁国民党在乡保层面的基层控制。1947年前后，察北部队又先后击败王子干、穆格登宝等部，并镇压地主武装。

除冀热辽和察北外，冀中、冀南、冀晋、冀鲁豫、太行、太岳、吕梁、雁门等地区也开展了“剿匪”。这些地区多属于中共较早建立的根据地，大股的反共武装难以长期立足，但由于铁路沿线和大中城市多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反共民团、特务和会道门组织不断潜入边沿地带进行破坏。中共在这些地区“剿匪”的主要对象，一是由国民党收编组成的地方杂牌武装；二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义勇队”“暗杀队”；三是会道门道首和特务发动的反对中共的会道门武装暴动。

在冀中，1946年春，刘凤全、徐春霖等部在永清、安次、霸县、泊镇等地袭扰，中共冀中部队和地方武装予以反击。在冀南，中共各县民兵和自卫队根据紧急通知迅速行动，展开“反奸反匪”，恩县、武城、临漳等地都相继被平定。冀鲁豫、太行、太岳等地部队，则在豫北、中条山等地多次打击王三祝、王自全、刘汉三等部。1947年前后，冀鲁豫、冀南、冀东等地还发生了“南海会”“白枪会”“白阳古教”“收元门”等会道门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针对中共基层政权。这些组织利用传统的宗教吸引支持者，袭击中共的区乡政权、抢夺粮械，但也被中共平息。

### 后期战役（1949年1月-1952年12月）

1949年初平津战役结束后，太原、大同、新乡、安阳等地又在春季先后被中共占领，至9月，绥远晋绥军向解放军倒戈，解放军基本占领华北全境。随后，中共的华北人民政府调整行政区划，将华北划分为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平原五省，华北军区也据此重组地方军区。

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判断长江以北局势已难挽回。当时国共和谈，国民党也一面在华北有计划地布置特务和地方武装，在中共“解放区”组织“地下军”“敌后游击军”，并与当地反对中共的武装、地主、民团及会道门建立联系，试图破坏中共在地方的政权、削弱新政权控制。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断策动、拉拢此前向中共倒戈的国民党员重新变节反共。华北当时发现的反共武装有3万余人，其中平原、绥远、察哈尔因较晚被中共统治，反共活动尤其活跃；河北、山西则多为小股武装。其活动方式包括袭扰、暗杀、抢劫物资、纵火、投毒、散布消息以及破坏交通、通讯设施，对中共基层政权和社会生活形成较大威胁。

为尽快稳定局势，中共华北军区自1949年4月起连续部署“剿匪肃特”，至同年10月已消灭反共武装近8000人，并收容了大量国民党散兵对其控制、收编，减少了其投靠反共武装的可能。由于残余反共势力仍较活跃，1950年初中共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纠正“轻敌思想”，设专人研究“匪情”，集中力量专责“剿匪”，并在战术上强调军政并举、依靠情报、主动追剿和广泛协同。

平原省位于晋、冀、豫、鲁、苏交界，安阳、新乡被中共占领的时间不长，南部湖西地区又是多省结合部和重要后方通道，因此成为反共武装潜入和活动的重点。平原军区成立后，先后投入独立旅和地方团队负责对反共武装进行清理，并普遍派出武装工作队深入基层，结合土改、“反霸”，建立联防体系和情报网络。全省发展群众情报员三千余人，仅安阳一地就形成大批联防片区。湖西地区的战役较具代表性。中共部队首先通过长途机动、张贴布告、召开大会和社会调查造成压力，争取大量零散的反共武装人员登记自首，并从中掌握情报。随后又通过侦察、潜伏、内线策应等方式，先后击败耿继勋部、李宪模等部，并消灭活动于苏鲁豫皖边界的“陇海纵队”。后者虽在主脑潜逃后仍分散活动，但经过长期跟踪侦察、跨省协作和逐步围捕，最终被彻底瓦解。

在新乡、安阳地区，双方斗争的形式更多表现为隐蔽渗透。军区从多个团中抽调干部骨干，与地方干部组成便衣武装工作队，深入乡村推进土改，整顿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并建立跨省联络网络，对潜伏的反共人员和特务持续侦缉。通过这些工作，一批隐藏较深的反共地下组织和特务相继被中共当局破获。到1951年底，平原全省共消灭反共武装8459人，收缴了大批武器。

察哈尔省的反共武装活动主要来自绥远和锡林郭勒、察哈尔盟草原地区的游牧性武装。中共攻克张家口后，中共察哈尔军区曾与内蒙古、绥蒙等部队联合围剿草原上的反共武装，给予其较大打击，但部分反共武装又与察北地方反共力量结合，转入分散隐蔽活动，继续制造反共案件、破坏中共的交通和电讯。他们打出“宁死于高山，不死于监狱”的口号，计划凭依草原、山地和地区接合部长期顽抗中共的统治。反共武装还通过与个别中共村干部建立“双保险”关系获取庇护，即利用某些中共乡村基层组织不完善、忠诚动摇的弱点和某些中共干部怕“变天”的思想，与其约定，村干部保证反共武装在该村不被捉，反共武装保证国民党军重来时不杀村干部，不少村庄发生中共干部掩护反共游击队的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察哈尔军区于1949年底和1950年初连续召开会议，提出按“匪变我变”的思路调整策略，由集中进剿转向小分队分片负责，建立地、县、区三级“剿匪指挥体系”，并在接合部加强联合行动和情报建设。雁北等地很快建立起大规模情报站和情报员网络，为精确追捕创造了条件。此后，在军民协同下，大批重要反共武装首领相继被捕。1950年下半年，察哈尔又推广“包打包剿”责任制，跨区域追剿漏网的武装人员，并继续由主力部队围歼较大股的武装，如周喜顺部最终被聚歼。到1950年底，全省共消灭反共武装4577人。

绥远省地广人稀、民族杂居。1949年晋绥军“绥远起义”后，部分倒戈的部队人员在国民党特务和反共的军官策动下，接连变节，重新反共，并与外地流入的反共武装结合，宣布“反共救国”等旗号，在伊克昭盟、大青山、河套等地活动，成为实现当地中共“部队解放军化、地方解放区化”的主要障碍。对此，中共绥远省委、军政委员会、省政府和绥远军区制定方案，要求用数年时间“基本肃清股匪”，并连续发布布告和指示，规定对包括变节的国民党军和反共武装的处置政策。傅作义、董其武等投共的国民党将领也要求官兵与“叛匪”划清界限。华北和友邻地区部队随后投入伊克昭盟、大青山、河套等地区作战。

在伊克昭盟，中共的剿匪部队针对熟悉沙漠地形、行动灵活的反共武装展开长途追击和多次围歼，最终将其主力消灭，首要分子被俘或投案。大青山地区的千余反共武装则在多路合围和反复搜剿下瓦解。河套一带的“华北人民反共救国军”也在解放军骑兵和步兵配合下被逐次击破，残部在沙漠中难以立足而最终投降或被歼。在此基础上，绥远军区又从1950年底起转入分散搜剿阶段，以连排为单位结合“减租”、“反霸”、土改等政治运动，建立“剿匪反霸小组”、民兵组织和武工队、飞行队，同时通过反共武装人员的亲属开展策反工作。经过数月，大批大小的反共武装人员相继被捕，大量零散的反共人员被捕或登记缴械。到1951年夏，绥远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基本结束，两年中共消灭反共武装6897人。

此外，绥远由于蒙古族聚居区历史、社会和宗教情况特殊，当地中共党政军在武装冲突中强调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尽量争取、统战蒙古族等民族武装和上层人士，对俘获的蒙古族反共武装领袖，相对汉族的同类人员进行“宽大处理”，又要求解放军在行动中尊重当地语言、习俗和宗教。

河北、山西多为中共所说的“老解放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有相对巩固的政权，因此大股的反共武装较少，主要面临的是零散的反共武装人员潜伏、国民党特务活动和会道门活动。中共河北军区在冀中、冀东等地组织“清剿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利用群众运动建立联防、情报网和民兵巡逻体系，重点防止青纱帐季节反共活动加剧。此后又持续打击会道门，破获其破坏和潜伏案件。到1951年底，全省共消灭反共武装人员6029人。山西军区则重点依靠便衣侦察组和公安、民兵配合，对潜伏的武装人员进行长期追捕，同时打击局部的反共武装暴动和零散武装。1950年稷山，发生由原国民党军官和地主策划的武装暴动后，中共军方、地方迅速联手对其镇压，随后侦破，抓获大批反共活动的骨干。到1951年底，山西全省共清除零散的武装骨干1183人。

北京及市郊区的社会治安则直接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权重大政治活动的安全。为保障1949年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顺利举行，华北军区专门派部队配合公安系统深入郊区，利用群众运动调查潜伏人员的活动、追查线索，并捕获一批重要的反共活动领袖，确保了北京政治中心的稳定。到1950年秋，华北各省的反共武装活动已基本消失，大批重要的首领被杀被俘。

此后，一些潜藏较深的人员仍利用社会关系隐匿活动。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后，华北地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迅速展开，并在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出台后拥有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各地通过公审、判刑和组织群众检举，大批特务和会道门骨干受到清算清洗，也迫使更多潜伏人员自首。中共的镇反运动与“剿匪清剿”也使残余的反共人员更加孤立。1951年上半年，中共称河北、察哈尔、平原、绥远等地又捕获大批“潜散匪犯”，许多长期隐匿、改名换姓、远逃外地的人员也被揭发和抓获。

华北当局称，经过两年多清剿与“群众性镇反”，到1952年底，华北的反共活动“匪患”基本肃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计，1949年至1952年间，华北全区共消灭反共武装29693人，另有13700余人登记自首，并收缴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 基本资料

- 头衔：华北剿匪、华北地区反共游击战
- 属于：“全国大剿匪”、第二次国共内战
- 日期：1945年8月-1952年12月
- 地点：中国华北地区（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平原省等地）
- 结果：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华北地区的大规模反共武装活动被基本镇压、清理残余反共武装的责任转交给公安机关
- 参战方一：（1949年10月后）、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10月后）、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华北军区 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
- 参战方二：名下的地方武装、热河先遣军、热西绥靖军、热冀保安队、察北骑兵先遣队、陇海纵队、地下军、豫北剿共司令部、蒙古边境骑兵总队、华北人民反共救国军、中国国民志愿军 蒙古自治政府、蒙古军残部、会道门、南海会、白枪会、白阳古教、收元门
- 指挥官一：聂荣臻、萧克、程子华、刘澜涛、罗瑞卿、薄一波、徐向前
- 指挥官二：无统一领导、李守信、杜启明、格拉瓦希、额仁钦道尔济、胡图凌嘎、张廷芝、沁布多尔、韩继功、陶汉选、韩桑杰
- 伤亡二：54248人（含死伤、俘虏）、各种枪炮被缴获44418支、骡马被缴获8556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