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韦尔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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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韦尔讷事件（德语：Zabern-Affäre），又译为察贝恩事件，是一场爆发于1913年底（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并震动德意志帝国的内部政治危机。危机起因于驻扎萨韦尔讷（普鲁士第99步兵团驻防城）的一名少尉对阿尔萨斯民众发表侮辱性言论。面对民众抗议，军方采取专断且多属违法的武力镇压。此举在帝国议会引发激烈辩论，焦点直指德国社会的军国主义痼疾及高层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纵容立场。事件最终促成针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成为德国自1908年每日电讯报事件及总理伯恩哈德·冯·比洛辞职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政治危机。

作为德意志帝国历史上首个针对德国总理的不信任动议，此次投票最终未能产生实质影响。这一结果恰如其分地暴露了在行政机关无需对议会负责的政治体制下立法权的软弱无力。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勒尔所言，相比于维护对南德意志诸邦至关重要的宪政与议会成果，当时的统治者更热衷于巩固其“个人专制”。

该事件不仅恶化了阿尔萨斯—洛林帝国领地与帝国其他地区的关系，更严重损害了德皇乃至军国主义的整体形象。此外，事件凸显了法治国家与军事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威廉时代政权在整合少数民族方面的困境（这些少数民族在数年后便脱离了帝国统治）。这同时引发了关于阿尔萨斯-摩泽尔地区在德意志帝国中地位的深刻质疑，并因法国国旗遭到侮辱而加剧了法德两国间的紧张局势。

## 事件起因

### 20世纪初的阿尔萨斯-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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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870年战争与法兰克福条约之后，阿尔萨斯及洛林东北部地区于1871年被并入德意志帝国。在此普鲁士主导的联邦制国家内，重大政治决策均在柏林制定，内部行政、司法及宗教事务则交由各邦自理。阿尔萨斯-洛林被视为军事缓冲地带，既未获得同等主权，也未享有其他邦国那样的自治权。尽管自1911年起该地区获授部分自治权，但因军国主义者与泛日耳曼主义者的猜忌，此等自治仍显不足。该领土由普鲁士裔德国官员作为帝国财产进行管辖，官员直接听命于德皇直辖的总督。

在阿尔萨斯-洛林，大部分居民极大受益于帝国的经济繁荣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接受了归属德国的现实。然而民众对被视为二等德国人感到愤慨（这从其作为帝国领地Reichsland的从属地位中可见一斑），并渴望获得联邦州的平等地位。洛林与阿尔萨斯公众舆论的这种不满情绪，加之普鲁士裔德国行政机构殖民式且专制的行事作风，导致双方关系日趋紧张。米卢斯事件便是典型例证：当时该市最好的酒店禁止德国军人入内，直到德皇之弟海因里希王子意欲下榻时，总理才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以解除禁令。此外，在1912年的格拉芬什塔登事件中，一家铁路制造厂（阿尔萨斯机械制造公司）的工人们因高唱《马赛曲》被指控进行反德煽动，资方迫于拿不到订单的威胁，无奈接受将过于亲法的厂长替换为德国籍主管的要求。维特莱事件同样反映了这一矛盾：阿尔萨斯籍议员埃米尔·维特来在法国举办的系列讲座遭到泛日耳曼主义报刊猛烈抨击，甚至威胁要以叛国罪对其提起诉讼。原住民与普鲁士人之间的摩擦最终在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为“萨韦尔讷事件”的惊人之举中达到顶峰。

1913年，人口9000的萨韦尔讷在其城堡内驻扎了约1400人的步兵第99步兵团，这一军事职能客观上提升了该市的影响力。然而，由阿尔萨斯人主导的文官政府与军方高层之间存在人际紧张关系，当时军方在阿尔萨斯-洛林的最高代表是贝特霍尔德·冯·戴姆林将军。戴姆林此前曾因发表反对阿尔萨斯-洛林、反对法国及反对和解政策的言论而臭名昭著，并在阿尔萨斯-洛林人眼中树立了热衷武力威慑的强硬派形象。

### 弗斯特纳少尉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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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28日，年仅20岁的少尉、男爵京特·冯·弗斯特纳在向部队训话时，发表了针对萨韦尔讷居民的贬损言论。在得知一名来自莱茵普鲁士的德国士兵因在斗殴中刺伤阿尔萨斯人而被判处两个月监禁后，弗斯特纳向手下士兵保证，换作是他绝对不会因此惩罚他们。他反而对士兵们说：（如果你们受到攻击，就使用武器！如果你们在此过程中刺死一个Wackes（德语中指代流氓的侮辱性词汇），我会奖赏你们10金马克。）一名名叫威廉·赫夫利希（Wilhelm Hoeflich）的士官甚至扬言要额外增加1塔勒的赏金。冯·弗斯特纳还强迫阿尔萨斯-洛林籍的新兵出列并以Wackes自称，尽管自1903年起，团部内部规定已明令禁止使用该侮辱性词汇，且每月都会公开宣读数次。此外，年轻的弗斯特纳还用极具攻击性的言辞警告手下，称法国境外特工企图策反帝国士兵加入法国外籍兵团。在发表这些言论时，他甚至对法国国旗做出了侮辱举动。如果不是几天后媒体的曝光，这些事件原本可能会不为人知。

### 公众愤慨与军方的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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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1月6日，当地报纸《察贝恩广告报》（Zaberner Anzeiger）与《新阿尔萨斯人报》（Elsässer）向公众披露了这些事件。该消息随后被法国与德国的其他报纸转载。在随后的几天里，民众自1913年11月7日起开始抗议普鲁士军人的恶劣行径，并在弗斯特纳住所前自发举行了示威活动。据柏林报纸报道，11月9日的示威活动吸引了400人参与，而当时该市总人口仅为10000人。示威期间，人群中传出了反普鲁士的咒骂声。傍晚时分骚动加剧，超过1000人涌向冯·弗斯特纳的住所。市长路易·克内普夫勒呼叫消防队增援。消防员们极不情愿地打开了水阀。负责指挥行动的指挥官下令将水枪对准抗议者。然而水流很快中断，一名拒绝参与镇压的消防员切断了水管。消防员随后被赫夫利希士官指挥的一支步哨部队取代。赫夫利希被萨韦尔讷市民认出后，被拖入小巷并遭到殴打。尽管有巡逻队且天降大雨，示威活动仍在夜间继续。人群在撤退时高唱《马赛曲》。次日即示威的最后一天，民众情绪再次激动，但作为该区文官政府首脑的副县长马尔（Mahl）及时介入，使局势恢复平静并避免了流血冲突。

阿尔萨斯-洛林总督卡尔·冯·韦德尔建议兵团指挥官恩斯特·冯·罗伊特以及时任将军贝特霍尔德·冯·戴姆林将京特·冯·弗斯特纳少尉男爵调职。但是在军方看来，这种调职既不符合荣誉，也有损军队形象。冯·弗斯特纳少尉仅被判处六天软禁。1913年11月11日，斯特拉斯堡当局在官方立场中淡化了该事件，并将“Wackes”一词解释为泛指好斗分子的通用词汇。

十一天后，第99步兵团第五连的几名成员因向新闻界泄露有关察贝恩事件的机密事实而被捕。据《察贝恩广告报》报道，其中几名士兵在次日获释后被发配至东普鲁士。

尽管如此，阿尔萨斯舆论界的抗议仍在继续。弗斯特纳少尉在软禁期满后，在驻军司令部的指示下，由四名携带武器的士兵护卫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一行径被视为进一步的挑衅。在离开营房露面时，弗斯特纳少尉多次遭到嘲笑与辱骂，尤其是来自年轻示威者的抗议，而当地警方对此无能为力。在冯·戴姆林将军的指示下，恩斯特·冯·罗伊特上校要求马尔动用警察力量恢复秩序，否则军方将自行采取行动。作为阿尔萨斯人，马尔站在了民众一边并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示威者始终保持和平且并未违法。

### 局势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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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1月28日被视为“事件的顶峰”。包含冯·弗斯特纳在内的一群军官遭到年轻人辱骂，此次驻军做出了极不成比例的反应，他们在城堡前架起机枪对准聚集的平民。当时的步哨指挥官库尔特·沙特少尉建议罗伊特驱散人群。后者随即呼叫卫兵拿起武器，并三次向人群下达解散及停止集会的命令。士兵们在武器威胁下将人群逼过兵营庭院进入一条小巷，并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逮捕了约三十人。

被捕者中包含萨韦尔讷法院的院长、两名法官及一名总检察长，他们在下班时偶然被卷入人群。其中26名被捕者在罗昂城堡的“潘杜尔地窖”（Cave des Pandours）中被关押了一夜。此外，士兵还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搜查了当地报纸《察贝恩广告报》的编辑部，企图寻找向媒体泄露弗斯特纳不当行为的线人线索。副县长马尔试图阻止可能加剧军民紧张关系的军事巡逻，但徒劳无功，巡逻在随后几天仍在继续。

## 危机发展

### 德皇的初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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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普鲁士战争部长埃里希·冯·法金汉在帝国议会回答阿尔萨斯籍议员提问时强调平息事态；而同日，冯·罗伊特却威胁要宣布戒严，随后更在事实上越权对该市实施了戒严。

当时德皇威廉二世正身处多瑙埃兴根的马克斯·埃贡·冯·菲斯滕贝格亲王庄园，像往年一样进行猎狐。尽管此行在萨韦尔讷事件发生前很久便已安排妥当，但威廉二世的漠不关心仍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有传言称，皇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甚至已预订列车准备与丈夫会合，以敦促他返回柏林。根据历史学家沃尔夫冈·J·蒙森的观点，威廉二世在当时严重低估了阿尔萨斯事件的政治维度。阿尔萨斯-洛林总督卡尔·冯·韦德尔向多瑙艾辛根发出请求，指称所采取的措施不合法且过度，并恳请德皇亲自听取他的汇报；但该请求遭到拒绝，因为威廉二世只想听取斯特拉斯堡司令部的报告。

11月30日，法金汉、负责斯特拉斯堡的指挥官贝特霍尔德·冯·戴姆林及其他几名高级军官抵达多瑙艾辛根。随后进行了为期六天的磋商。舆论对此感到愤慨，因为德皇显然只愿听取军方的一面之词。帝国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在磋商初期被排除在外且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他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才加入。对持批评态度的部分民众而言，结果令人失望：德皇赞同了军官们的行为，并未意识到他们已经越权。戴姆林派遣库内（Kuhne）将军前往萨韦尔讷。后者于12月1日恢复了文官政府的权力。

### 冯·弗斯特纳的第二次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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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2月2日，一场军事演习在萨韦尔讷附近举行。包括一名名叫布兰克（Blanck）的跛脚鞋匠学徒在内的几名居民在路边观看，他看到年轻的弗斯特纳时大笑起来。这名少尉失去理智，用佩剑击打鞋匠，导致其头部受伤，必须在代特维莱尔市长家中接受治疗。这一新的袭击事件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同日，库内在给德皇的报告中建议将冯·弗斯特纳调职，认为其存在与性格只会加剧紧张局势，但并未对冯·罗伊特上校应采取的措施表态。12月19日，弗斯特纳在一审中被军事法庭判处43天禁闭。在二审中，该判决被彻底撤销。尽管弗斯特纳当时由五名武装士兵陪同，而鞋匠手无寸铁且半身瘫痪，法官仍将弗斯特纳的行为解释为正当防卫，理由是鞋匠犯有不敬罪。在军界内部，弗斯特纳因捍卫了军队的荣誉而获得了安慰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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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1月28日，萨韦尔讷市议会便致电贝特曼-霍尔韦格、法金汉及德皇威廉二世。议会抗议针对公民的任意逮捕，并要求la protection de la loi。两天后，社会民主党（SPD）在米卢斯举行了一场有3000人参与的集会，以抗议士兵的暴力行径。在一项决议中，与会者将该国定性为“军事独裁”，并呼吁在必要时通过罢工来反抗这一局面。12月2日，阿尔萨斯-洛林多个城市的市长在斯特拉斯堡呼吁德皇采取措施，保障居民免受军方专横行为的侵害。

愤慨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德意志帝国，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内部对军方的行径感到极度震惊。12月3日，该党领导层呼吁其所有下属组织举行抗议集会。同日，柏林过早地宣布了总督冯·韦德尔与国务秘书胡戈·佐恩·冯·布拉赫辞职的消息。四天后，在德国的17个城市，包括柏林、布雷斯劳、开姆尼茨、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埃尔伯费尔德、科隆、莱比锡、鲁尔河畔米尔海姆、慕尼黑、索林根以及斯特拉斯堡等地爆发了示威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社会民主党人抗议军方专制，并要求贝特曼-霍尔韦格与法金汉辞职。继察贝恩事件之后，德意志帝国爆发了一场旨在反对军国主义及捍卫少数民族权利的民众运动。

### 针对贝特曼-霍尔韦格的谴责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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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韦尔讷事件及其在舆论中的强烈反响在帝国议会引发了激烈辩论。

贝特曼-霍尔韦格在随后的演讲中难以明确自身立场，转而为军方的行为开脱，声称“必须绝对尊重皇家军服”uniforme royal doit être respecté de façon absolue。紧接着，法金汉首次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讲。他为军官辩护，称其仅仅是尽忠职守，并强烈指责新闻界通过宣传手段加剧了危机并企图干预军队。

此时，帝国议会与帝国总理的立场已然截然对立。在次日继续进行的辩论中，贝特曼-霍尔韦格再次就该事件发表讲话。尽管他的第二次演讲语气相对缓和，但已无法扭转局势。12月4日，在阿尔萨斯-洛林籍议员的推动下，议会史无前例地动用了自1912年起赋予的不信任动议权（帝国议会议事规则第33a条）。议会以293票赞成、4票弃权及54票反对（反对票全部来自保守党阵营）通过决议，正式对政府行为表示不赞成，认为其“不符合帝国议会的立场”ne correspondant pas à la position du Reichstag。

尽管此次投票标志着向真正议会制迈出了一步，但它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约束力，也未能如在议会民主制国家那样迫使政府辞职。正因如此，萨韦尔讷事件常被作为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意志帝国内部政治权责失衡的典型案例。尽管社会民主党要求贝特曼-霍尔韦格引咎辞职，但总理断然拒绝，并在答辩中宣称自己仅对德皇一人负责。正如帝国宪法第15条所规定：唯有德皇有权任命新总理。而威廉二世绝不愿屈从于帝国议会的决议，他极力抵制这种违背其政治信念与利益的帝国“议会化”趋势，企图尽可能削弱议会及政党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贝特曼-霍尔韦格否认议会质询能够对政府构成约束。12月9日，社会民主党试图通过否决帝国总理预算来迫使其下台的尝试未能获得足够支持，仅有波兰裔政党支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诉求。

然而，政府与总理均无退让之意。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德皇于12月5日在多瑙艾辛根决定将驻扎在萨韦尔讷的部队暂时调离。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士兵们被转移至奥伯奥芬（靠近阿格诺）与比奇的训练场，此举亦被视为通过剥夺当地经济与商业收入来惩罚该市的一种手段。

随后的抗议活动遭到了镇压。12月11日，斯特拉斯堡军事法庭对三名萨韦尔讷新兵作出判决，因其公开证实了弗斯特纳的侮辱性言论，其中一人被判处三周监禁，另外两人被判处六周监禁。12月17日，在受冯·戴姆林将军指挥的第15军团总司令部要求下，斯特拉斯堡警方没收了由克罗默与施拉克（Cromer et Schrack）公司生产的一批黑胶唱片。该唱片在鼓声的伴奏下，通过对话还原了萨韦尔讷事件的经过。此外，德国军官还以侮辱军队为由提起了诉讼。此后，抗议活动逐渐平息。

## 事件后果

### 针对冯·罗伊特与沙特的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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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14年1月5日至10日在斯特拉斯堡军事法庭的审理，事件的两名主要责任人冯·罗伊特上校与沙特少尉被无罪释放，法庭驳回了关于他们非法僭越民事警察权力的指控。法庭虽然对士兵的越权行为表示谴责，但将其责任归咎于未能维持好秩序的文官当局。法庭援引了一份可追溯至1820年10月18日的普鲁士专利特许证（即内阁令），该制诰曾被纳入1889年3月23日的一项军事条例中，但此前一直被遗忘，且其在帝国领地的法律适用性存在极大争议。根据该制诰，如果民事行政部门未能维持秩序，市镇内军衔最高的军官必须接管司法权。鉴于被告是依据这些规定行事，法庭宣判其无罪。然而，庭审证人指出在军队介入前该市本处于平静状态，这引发了对旨在弥补文官权力缺失的条例是否适用的深刻质疑。

尽管许多密切关注庭审的自由派公民大失所望，但在场的军人们却对裁决欢欣鼓舞，并在法庭内向被告表示祝贺。威廉二世本人也难掩喜悦，并授予冯·罗伊特一枚勋章。据《柏林日报》报道，德皇之子即皇储威廉也介入此事，在发给冯·罗伊特的新年电报中使用了方言“Immer feste druff!”（意为“狠狠地揍！”）以示祝贺。军方以强大且自信的胜利者姿态离开旁听席，因为他们成功证明了自己在帝国内部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场审判不仅是军队的胜利，更是整个军国主义的胜利。

与此同时，普鲁士贵族院对帝国总理提出谴责，理由是他拒绝废除1911年赋予阿尔萨斯-洛林的宪法，贵族院认为该宪法正是导致萨韦尔讷事件的罪魁祸首。

不久之后，刑法理论家法兰兹·封·李斯特质疑1820年普鲁士制诰的有效性，在帝国议会引发了新一轮辩论。1914年1月21日，议会就阿尔萨斯-洛林籍议员提出的一项旨在通过文官权力限制军事行动的法案展开辩论。然而，贝特曼-霍尔韦格于1月23日在议会确认了该制诰的有效性，从而使得军方在萨韦尔讷的行径合法化；在当时德国国内对阿尔萨斯愈发不信任甚至充满敌意的政治氛围下，帝国议会最终否决了该法案。

### 帝国内部军事干预立法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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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14日，帝国议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旨在从法律层面界定军事权力与民事权力的边界。民族自由党主席恩斯特·巴塞曼与中央党人马丁·施潘提出的要求政府规范军事机构干预民事秩序权限的两项动议，在十天后被帝国议会以多数票通过。

最终，德皇于1914年3月19日颁布了《关于军队使用武器及协助镇压国内骚乱的规定》sur le recours aux armes par l'armée et son concours à la répression d'agitations au sein de l'intérieur。该规定严禁普鲁士军队在属于文官当局管辖的事件中任意干预；部队的介入必须事先由文官当局提出申请。该法律一直存续至1936年1月17日，直至被纳粹政权颁布的《关于国防军使用武器的规定》sur le recours aux armes par la Wehrmacht所废除。

### 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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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萨斯-洛林与德意志帝国其他地区的关系显著恶化。尽管存在旨在融合与和解的努力，但阿尔萨斯与洛林民众深感在德国军方的专横面前毫无法律保障。1914年1月14日，阿尔萨斯-洛林议会第二院通过了一项关于该事件的决议。在捍卫文官当局行为的同时，决议严厉谴责了军方的暴行以及对团长冯·罗伊特的无罪判决。1914年2月26日，来自不同党派的议会代表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阿尔萨斯-洛林保卫联盟”。该联盟旨在通过新闻文章和法律程序，反击莱茵河对岸被泛日耳曼主义者及军国主义者控制的新闻界的恶意攻击。然而，由于领导层内部存在意见分歧，该联盟成立不久便宣告解散。军方停止在阿尔萨斯-洛林帝国领地招募新兵的决定，不仅在柏林，甚至在斯特拉斯堡都获得了批准。

德国的自由派人士（尤其是南德意志地区）曾徒劳地寄望于不信任动议与公众的愤怒能促成帝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他们向阿尔萨斯-洛林民众表达了声援，安慰这些军国主义体制的受害者，并指出他们的苦难将为德意志帝国迎来政治新纪元奠定基础。后继任贝特曼-霍尔韦格成为总理的巴伐利亚政府首脑格奥尔格·冯·赫特林站在了阿尔萨斯-洛林平民一边。他批评了柏林的军备竞赛政策，并公开表态支持法国更为和平的政治路线。

萨韦尔讷事件后的人事大换血彻底击碎了自由派的幻想，两名对阿尔萨斯-洛林民众抱有相对同情态度的高级官员被迫辞职并遭到替换。司法部副国务秘书、阿尔萨斯人埃米尔·佩特里被迫离职。1月31日，阿尔萨斯-洛林事务部国务秘书胡戈·佐恩·冯·布拉赫男爵的职位被波茨坦的高级文官（Oberpräsidialrat）齐格弗里德·冯·勒登（Siegfried von Roedern）伯爵接替。5月1日，普鲁士内政部长约翰·冯·达尔维茨取代了帝国总督卡尔·冯·韦德尔，此举激起了阿尔萨斯人的强烈不满。达尔维茨是威权国家的坚定拥护者，完全排斥1911年赋予该帝国领地的宪法。新的政策方针是将阿尔萨斯-洛林人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并推行更为强硬的日耳曼化政策。1914年7月13日，萨韦尔讷市长路易·克内普夫勒遭到新总督罢免，而就在上个月，萨拉热窝的枪声已经响起。1914年7月31日，职业市长罗伯特·格罗斯曼（Robert Grossman）取代了克内普夫勒；而同一天晚上，让·饶勒斯在巴黎遇刺身亡。

雷蒙·普瓦德万（Raymond Poidevin）亦指出，萨韦尔讷事件导致德国当局改变了对阿尔萨斯-洛林人的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其忠诚度受到了严重质疑：“将应征入伍者派往东线作战清楚地表明，当局担心若将这些士兵部署在法国前线会引发大规模的逃兵潮”。

### 对战前法德及国际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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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帝国围绕容克军事特权阶层的保守主义与反动主义阵营中，阿尔萨斯-洛林的抗议运动被定性为对日耳曼化政策的阻碍。反之，法国民族主义界则将该事件视为阿尔萨斯人对日耳曼化企图的抵抗象征，并对阿尔萨斯-洛林对法国的忠诚感到欣慰。从《法兰西行动报》到《法国公报》等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纷纷大肆宣扬复仇论调。议员兼记者保罗·德·卡萨尼亚克甚至企图因侮辱法国国旗一事与冯·弗斯特纳进行决斗。尽管如此，由路易·巴尔杜领导的法国政府及行政机构，连同其余法国报刊，均保持了克制的态度。外交部长斯蒂芬·毕盛仅要求法国驻德国大使馆朱尔·康邦（Jules Cambon）向德国政府施压，以期惩处侮辱法国国旗的弗斯特纳中尉。以让·饶勒斯为核心的法国左翼报刊提倡恢复和解政策，强调平息事态并支持赋予阿尔萨斯-洛林更大的自治权；他们不仅谴责了普鲁士军国主义，也批评了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的复仇论调，并认为在法德左翼团结的前提下，萨韦尔讷事件为德意志帝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提供了一个契机。

该事件彻底暴露了德意志帝国内部民族融合的重重阻碍，渴求平等的阿尔萨斯政党与军国主义势力发生了剧烈冲突，法治国家与军事国家之间的矛盾亦浮出水面。同时，这也反映了军国主义势力在德国内政中日益膨胀的影响力及其对德皇的控制，凸显了当时政治体制的荒谬与模糊性。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将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精辟地概括为半专制主义与虚伪的立宪主义。

萨韦尔讷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此前已因1905年丹吉尔危机和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而遭受重创的法德关系。它在以莫里斯·巴雷斯为首的法国民族主义阵营中，起到了煽动“复仇精神”与强化“收复失地抗争”的作用。这种“复仇精神”甚至在亲法的阿尔萨斯资产阶级中引发了某种共鸣。德国内部的泛日耳曼主义势力则借此施压，要求政府对阿尔萨斯-洛林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

更为关键的是，这一切均发生在前所未有的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背景之下。1913年3月，军国主义势力在德国推动通过了一项大规模扩军法案；作为回应，法国出台了延长兵役期限的《三年兵役法》。以皇储威廉为首的泛日耳曼主义者甚至妄图解散帝国议会以清洗反对派并实行戒严，但该企图最终被德皇否决。随后发生的几起小规模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法德矛盾，例如4月3日一艘德国齐柏林飞艇在吕内维尔迫降的事件，以及4月13日在南锡发生的德国游客事件。

因《铁必制计划》导致的德意志帝国海军与英国皇家海军之间的军备竞赛，以及《每日电讯报》事件，已然令德国与英国的关系步履维艰；而英国媒体对萨韦尔讷普鲁士军人暴行的强烈谴责，则令双边关系雪上加霜。1912年至1914年间担任德国驻英大使的外交官卡尔·马克斯·冯·利希诺夫斯基在向柏林提交的报告中重点阐述了英国的舆论动向，强调英国两大政治势力的报刊无一例外地对阿尔萨斯-洛林的管治方式及普鲁士军方持负面态度。他总结称，萨韦尔讷事件及其在议会引发的动荡严重损害了德意志帝国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基于普鲁士军队在萨韦尔讷的恶劣行径，英语词汇库中甚至收录了“Zabernism”一词，专指军方的滥权、暴政或侵略行为，这充分证明了英国媒体与公众对德国军方专横做派的强烈抵触。这在客观上也巩固了法英两国间的挚诚协定。

萨韦尔讷事件不可避免地沦为泛日耳曼主义势力的政治炒作工具。他们借此抨击针对阿尔萨斯-洛林及法国的安抚政策，鼓吹与法国发生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为在德意志帝国公众中煽动一场自由派与进步派极力反对的战争做好了舆论铺垫。

包括雅克·佩罗特、欧根·米勒与马克斯·东内韦特在内的阿尔萨斯-洛林籍议员，指控军国主义者与泛日耳曼主义者蓄谋策划了萨韦尔讷事件，企图制造引发法德战争的战争借口。德裔瑞士法学家奥特弗里德·尼波尔德附和了这一指控，同样将萨韦尔讷事件视为旨在挑起战争的阴谋。然而该论断缺乏实质证据，至今在历史学界仍备受争议。

尽管法国政府的克制反应避免了战争的立即爆发（尽管几个月后战争依然降临），但该事件生动地反映了舆论与新闻媒体日益崛起的政治影响力。围绕该事件的新闻狂潮与深远影响，直到萨拉热窝事件、随之而来的七月危机、同盟国向协约国的相继宣战以及随后爆发的总动员才被逐渐掩盖。

至于弗斯特纳本人，他于两年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阵亡。战争期间，冯·罗伊特晋升为中将并指挥一个步兵旅，后于1941年离世。

一战结束后，获胜的法国军队在萨韦尔讷的大马路（Grand'Rue）受到了热烈欢迎，街上特意悬挂着印有“1913年11月：萨韦尔讷事件 - 1918年11月：解放”Novembre 1913 : Affaire de Saverne - Novembre 1918 : Délivrance字样的横幅。

在纳粹政权吞并阿尔萨斯期间，当年向媒体泄密的三名新兵之一遭到了驱逐。

## 事件的文学与艺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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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韦尔讷事件在多部作品中被提及：

- 作家亨利希·曼在其于1914年创作、1918年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臣仆》（Le Sujet de l'Empereur）中，对萨韦尔讷事件进行了深刻的文学加工。
- 作家乌尔里希·劳舍尔在名为《好公民》（Den braven Bürgern）的诗中对军方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为《前进报》创作了一首题为《萨韦尔讷的英雄》（Der Held von Zabern）的诗，借以嘲笑弗斯特纳中尉所谓的“英勇”。
- 在1916年版的《讲给孩子听的阿尔萨斯历史》（L'Histoire d'Alsace racontée aux petits enfants）一书中，插画家汉斯描述了该事件，并配以一幅展现弗斯特纳在军事护卫簇拥下“购买一包巧克力”l'emplette d'un paquet de chocolat的讽刺画。
- 大量讽刺报纸和杂志也以漫画形式重现并嘲讽了萨韦尔讷事件，其中包括：《微笑 (杂志)》（Le Sourire）、《笑声 (杂志)》（Le Rire）、《青骑兵 (杂志)》（Simplicissimus）、《青年 (杂志)》（Jugend）、《真理的雅各》、《喧闹报》、《滑稽树叶》以及《恶作剧 (杂志)》（Ulk）。
- 在其经典自传《昨日的世界：一欧洲人的回忆》中，斯蒂芬·茨威格将“察贝恩事件”列为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点燃火药桶的火星之一。
- 由导演威廉·奈执导、于1918年上映的黑白无声电影《我在德国的四年》（My Four Years in Germany），在银幕上重现了萨韦尔讷事件的部分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