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

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英语：Surrealist photography in Japan）是指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日本摄影中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的实验性实践，它在“新兴摄影”（日语：新兴写真）兴起的背景下形成，并通过摄影杂志、同人刊物、展览和地方摄影团体逐渐展开。这一领域并未形成单一的全国性组织，而是在摄影家、诗人、评论家、画家和编辑的交叉网络中发展，尤其与1930年代后期日本前卫艺术和前卫摄影的兴起密切相关。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的表现方式包括拼贴、摄影蒙太奇、物体并置、现成物组合、身体局部图像、摄影版面编排以及对日常物品的陌生化处理，这些方法使摄影不再只是现实记录，而成为组织图像、文字和观念的媒介。到1930年代末，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战时体制加强，超现实主义及相关前卫艺术活动受到监视、审查、被迫改名和活动收缩等压力，名古屋的山本悍右及其刊物《夜之喷泉》成为理解“战时监视下的超现实主义摄影”的重要个案。近年研究和展览常把这一摄影实践放在国际超现实主义、日本摄影史和跨国现代主义的脉络中重新考察，而不再仅将其视为日本地方摄影史中的孤立现象。

## 名称与范围

本文所称“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并不等同于日本近代摄影中的全部“新兴摄影”或全部前卫摄影，而是指在这些较大摄影潮流中与超现实主义思想、图像方法和跨媒介实践发生明确关联的部分。“新兴摄影”提供了摆脱传统画意摄影、强调现代感和摄影媒介特质的基础环境，而超现实主义摄影则更重视拼贴、物体间的关系、非理性联想和图像意义的重新组合。日本的“前卫摄影”通常指1930年代至40年代初在各地业余摄影团体中兴起、并受到海外超现实主义和抽象美术影响的摄影潮流，因此与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有所重叠，但两者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

从地域上看，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并非仅在东京展开，而是与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地的摄影社群和艺术圈相互关联。从媒介上看，它也不只是“摄影家”的专属领域，而是与诗歌、绘画、设计、评论和小规模出版共同构成一个跨媒介环境。这种分散且跨媒介的形态，使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既具有活跃的地方特色，又在战时政治压力下显得格外脆弱。

## 形成背景

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的形成，与1931年日本举办的德国“电影与摄影”国际展（FiFo，Film und Foto）日本巡回展及其后“新兴摄影”的传播密切相关，这一展览帮助日本摄影界重新认识现代摄影与传统画意摄影之间的差异。摄影杂志、研究会和地方摄影社团随后成为实验摄影传播的重要渠道，使摄影家能够在印刷媒介中接触、讨论和复制新的构图方法与图像观念。在这一环境中，摄影开始从单纯记录对象转向对照片、印刷品、物体和版面关系的主动重构，进而为超现实主义摄影的展开提供了形式条件。

1930年代日本摄影的实验方向并不单一，有的倾向于报道、纪实或功能主义，有的则转向图像构造、物体组合和带有心理暗示的画面关系。后一种方向与超现实主义的接受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它把摄影看作制造陌生联系和重新组织现实碎片的手段。这种发展也说明，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并非简单从欧洲移植而来，而是在日本现代摄影的内部条件、本土网络和出版环境中逐渐形成。

## 展览、刊物与地方网络

1937年的海外超现实主义作品展是日本超现实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事件，该展由泷口修造和山中散生筹办，并巡回至东京、京都、大阪、名古屋和金泽等地。该展通过原作和复制照片介绍欧洲超现实主义作品，使日本的诗人、画家和摄影家在同一展览语境中接触超现实主义图像和资料。展览并非只影响绘画领域，也促使摄影家和画家更积极地利用照片、复制图像和版面编排来探索绘画之外的表现方式。

在大阪，浪华写真俱乐部、丹平写真俱乐部以及相关摄影家构成前卫摄影的重要基础，193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中逐渐出现更强的超现实主义影响。在福冈，前卫艺术团体“伊鲁夫社”（日语：ソシエテ・イルフ；法语：Société Irf）等组织把超现实主义、抽象艺术和地方前卫美术结合起来，显示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并非单一中心向地方扩散的简单结构。东京都写真美术馆2022年的展览《前卫勃兴：近代日本的前卫摄影》以大阪、名古屋、福冈和东京等地域为结构，反映出近年研究更重视日本前卫摄影的地方网络和跨媒介特征。

## 名古屋与山本悍右

名古屋是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的重要据点之一，当地前卫摄影由评论家、诗人、画家和摄影家共同推动，而不是由摄影家单独形成。1937年，山中散生和下乡羊雄等人在名古屋结成名古屋前卫俱乐部，之后其摄影部会发展为1939年成立的名古屋摄影前卫。坂田稔在名古屋的摄影理论和社群组织中占有中心位置，山本悍右也参加了名古屋摄影前卫，并把摄影、诗歌、拼贴和刊物编辑结合起来进行创作。

山本悍右早期代表作《某个人的思想的发展……薄雾与卧室》（日语：或る人间の思想の発展…霭と寝室と；英语：The Developing Thought of a Human... Mist and Bedroom and，1932年）常被视为其达达／超现实主义拼贴实验的重要例子，金子隆一指出该作已经把报纸、口唇、身体局部和都市图像组织为成熟的拼贴结构。山本后来编辑并发行《夜之喷泉》，该刊在1938年至1939年间共出四期，内容结合诗歌、散文、绘画、摄影和版面设计，是名古屋超现实主义出版活动的重要成果。由于《夜之喷泉》受到特别高等警察注意，山本在1939年前后遭到讯问，并被迫停止以原有形式继续发行刊物，这一事件常被用来说明名古屋超现实主义摄影与战时审查之间的直接关系。

山本在1940年前后的作品并未在政治重压下立即消失，Stojković认为他在离开“名古屋摄影前卫”团体后，仍创作出1930年代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Buddhist Temple's Birdcage》（1940年）这类鸟笼与电话机图像中，Amanda Maddox把鸟笼母题解释为沉默与限制的象征，并把作品同治安维持法下日本社会的压迫性环境联系起来讨论。这一解读使山本的摄影不只是形式上的超现实主义实验，也成为理解战时日本前卫艺术如何在审查与监视下保存想象力的一项案例。

## 表现方法与图像特征

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常通过日常物件的异常组合来制造陌生感，例如电话、鸟笼、帽子、床、镜子、身体局部和城市印刷物等对象在画面中被重新安置，从而产生偏离现实用途的象征关系。拼贴和摄影蒙太奇在这一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们使照片不再只是由相机一次性取得的图像，而成为可裁剪、重叠、排布和再语境化的材料。这种方法也使摄影与诗歌、编辑和版面设计发生联系，尤其在山本悍右的刊物实践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与欧洲超现实主义摄影相比，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并非简单重复曼·雷或萨尔瓦多·达利等人的图像母题，而是在日本摄影杂志、地方艺术团体和战时政治语境中重新组织这些视觉资源。因此，研究者通常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跨国传播与本土再创造的结果，而不是欧洲艺术样式在日本的迟到模仿。

## 战时统制与活动收缩

19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所处的文化环境急速收紧，公开使用“超现实主义”“前卫”等词语本身也可能招致警察注意或政治怀疑。在日本军国主义战时体制和思想文化统制加强的背景下，日本超现实主义运动整体受到压制，诗歌、绘画、摄影、刊物和展览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1941年，泷口修造与福泽一郎因当局怀疑超现实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关而被检举、拘留，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为战时日本前卫美术受到压制的代表性事件之一。

摄影团体也通过改名和收缩活动来应对政治压力，Stojković指出，“造型写真”等较中性的概念在这一时期成为继续讨论实验摄影的一种方式。名古屋摄影前卫在1939年前后改称“名古屋写真文化协会”，这一改名通常被理解为避免引起警察注意的举措之一。随着战时体制进一步强化，各地前卫摄影活动逐渐走向沉寂，许多作品和资料也在战时、战后散失或长期未被充分研究。

## 战后回顾与研究

战后，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并没有形成一个连续而稳定的传承体系，部分原因在于战前刊物中断、团体解散、作品散失，以及战后摄影史叙述长期更重视纪实摄影和其他潮流。1990年名古屋市美术馆“日本的超现实主义：1925～1945”展把诗歌、绘画、摄影和资料文献一并纳入展览范围，对战前日本超现实主义的整体面貌进行了系统回顾。2001年东京站画廊的“摄影展：超现实主义者山本悍右——不可能的传达者”进一步以山本为中心，整理其摄影、拼贴、绘画、诗刊和相关资料，使其在日本近代摄影史中的位置重新受到关注。

2013年盖蒂博物馆展览及图录《Japan's Modern Divide》把滨谷浩的纪实摄影与山本悍右的前卫摄影并置，借此呈现1930年代以来日本现代摄影内部的不同方向。2021年至2022年的《Surrealism Beyond Borders》则把山本悍右等日本案例纳入跨地域超现实主义叙述，强调超现实主义并非只属于巴黎或西欧的单线历史。2022年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前卫勃兴：近代日本的前卫摄影》展览又从大阪、名古屋、福冈和东京等地域出发，重新梳理日本前卫摄影与超现实主义、抽象美术和战时压迫之间的关系。

## 代表人物与相关团体

- 山本悍右：以名古屋为活动据点的诗人、摄影家和编辑，其摄影蒙太奇、拼贴和《夜之喷泉》相关活动常被置于战时审查下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史中讨论。
- 坂田稔：名古屋摄影理论和摄影社群的重要人物，参与名古屋前卫摄影活动，并与山本悍右、下乡羊雄等人的网络相互关联。
- 山中散生：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通过《Ciné》、海外超现实主义作品展和名古屋前卫网络连接日本与法国超现实主义语境。
- 泷口修造：诗人、美术评论家和艺术家，参与1937年海外超现实主义作品展，并在1941年与福泽一郎同遭检举和拘留。
- 下乡羊雄：名古屋前卫俱乐部和名古屋摄影前卫相关人物，1940年出版《超现实主义写真集〈メセム属〉》，使名古屋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实践具有明确的出版形态。
- 后藤敬一郎：名古屋前卫摄影相关摄影家，其19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的蒙太奇作品常被列入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和前卫摄影的展览脉络中。
- 名古屋摄影前卫、名古屋前卫俱乐部、浪华写真俱乐部、丹平写真俱乐部和福冈的伊鲁夫社等团体，共同构成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与前卫摄影得以流通的地方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