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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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运动（Climate movement）是一项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其核心目标在于向政府与产业施加压力，促使其采取行动（亦称为气候行动主义或气候行动），以因应气候变迁的成因及其影响。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以来，公民、与环保运动相关的非营利组织，以及公司陆续投入气候行动，试图影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制定与推动。

随着时间推移，气候行动主义的能见度与影响力逐步提升，并于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哥本哈根高峰会）期间获得显著动能；2016年巴黎协定签署后，相关行动更受到全球广泛关注。该运动旨在提升社会对环境议题的认知、促进个人行为改变，并影响公共政策与立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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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组织采取多种形式的行动，包括举办人民气候游行。其中一项重要事件为2019年9月举行的全球气候大罢课，由未来星期五与地球罢课共同发起。该行动旨在影响联合国于2019年举办的气候行动高峰会。青年行动主义在该运动的演变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尤以2019年的“未来星期五”学生运动迅速扩展后最为显著。

2019年，反抗灭绝组织发起大规模抗议行动，诉求“于2025年前将碳排放量降至零，并成立公民大会以监督相关进展”，行动形式包含封锁道路等直接行动。

## 历史

1962年，海洋生物学家、作家与环境行动者瑞秋·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书中阐述农药对食物链的污染，以及其对野生动物与人类健康所造成的危害，成为揭露农药滥用所导致环境破坏的重要著作，亦批判政府未能有效保护公共健康与野生动物。卡森主张，国家应透过加强法规管制，以保障公共健康与生态环境。该书对美国在水资源与空气治理中政府角色不足的批判，进一步促成了全球环保运动的发展。

自1970年代初期起，气候行动者持续呼吁政府在气候变迁及其他环境议题上采取更具成效的政治行动。1970年举行的地球日被视为首个大规模环境运动，诉求保护地球上的各种生命形式。同年，地球之友亦正式成立。

与气候变迁相关的行动于1980年代后期持续发展，主要环境组织亦开始在UNFCCC架构下参与气候议题的讨论。相较于过去以国内层级为主的行动模式，这些组织逐渐转向跨国倡议与国际动员。

尽管美国社会普遍支持政府在气候变迁议题上采取行动，基层动员的持续性仍相对有限。自詹姆斯·汉森博士于1988年赴国会作证后，美国制度化的气候运动显著扩展，并受到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等国际倡议的推动。至2010年，全国已有超过460个组织投入气候行动，但大规模公民参与程度仍有限，显示制度层面的进展与社会动员之间存在落差。

规模最大的跨国气候倡议联盟气候行动网络于1992年成立。其主要成员包括绿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会、乐施会与地球之友。立即气候正义！与气候正义行动等重要联盟，则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夕成立。

2006年至2009年间，反气候变迁运动与其他英国组织发起多起示威行动，敦促政府对气候变迁议题作出更严肃且积极的回应。

2009年于哥本哈根举行的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视为气候运动首次在UNFCCC架构下大规模展现动员能力的高峰会。根据珍妮佛·哈登（Jennifer Hadden）的研究，2009年高峰会前夕，向UNFCCC注册的新非政府组织数量显著增加。2009-12-12，约有40,000至100,000人于哥本哈根参与游行，呼吁达成全球气候协议。气候行动并未止于哥本哈根，全球各地同期亦举行超过5,400场集会与示威活动。

2019年，行动者（多为年轻人）参与了气候大罢课，以批评国际社会与政治体系未能有效回应气候变迁日益严峻的影响。来自瑞典的格蕾塔·通贝里成为该运动的象征性人物。

## 方法

气候行动者有时被描绘为危险的激进分子，但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是那些正在增加化石燃料生产的国家。

相较于单纯呈现数据与事实，结合财务诱因与社会压力（例如展示他人采取的气候行动）更能有效促使人们采取减缓气候变迁的行动。

过去，气候倡议者与相关行动采取过多种策略，包括：

- 提供资讯。
- 对全球气候变迁不同面向进行框架化诠释；以及
- 挑战政治辩论中既有的议题设定。

上述三种方法皆已广泛应用于面向一般大众的气候运动之中。研究指出，关于全球气候变迁影响的资讯，对于形塑公众的气候信念、态度与行为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其他策略（如提供气候解方资讯、共识框架或机制性说明）的实际成效，仍多未获得一致结论。

第三种策略着重于开辟新的公共讨论空间，使政治辩论得以超越长期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议题设定，转而强调生态价值与基层民主；此一取向被视为促成更深层结构性变革的重要途径。部分政治人物亦持相近观点，例如阿诺·史瓦辛格提出“终结污染”（terminate pollution）的口号，主张行动者应强调气候行动对公共健康所带来的附加效益，以激发社会的正向期待。

### 气候不服从

气候不服从是一种公民不服从形式，指透过有意违反法律的行动，对政府的气候政策提出批判。2008年，美国气候行动者提姆·德克里斯多福于土地管理局在犹他州举行的公共土地石油与天然气租赁拍卖中假扮竞标者，成功得标后拒绝付款，最终因此被判处21个月有期徒刑。

2015年9月，五名被称为“Delta 5”的气候行动者于华盛顿州埃弗里特阻挡一列运送石油的火车。在审判过程中，法院一度允许其援引必要性抗辩，即为防止更重大危害而违反法律。然而，在听取证词后，法官认定必要性抗辩的构成要件未被满足，并指示陪审团忽略相关证词。最终，Delta 5 因非法侵入遭判处罚款，较严重的指控则获判无罪。

2018年3月27日，法官玛丽·安·德里斯科尔（Mary Ann Driscoll）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裁定，2016年抗议行动中的13名被告于民事指控上全部无罪，成为首例司法体系实际接受“气候必要性抗辩”的判决。

### 宣布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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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紧急状态通常包含两项核心要素：其一，透过正式程序宣布具有实际法律效力的紧急状态；其二，为达成相关政策目标，启动或确保能迅速推动大规模的人类活动转型。迄今为止，虽已有多个政府承认人类在事实上正处于气候紧急状态，但多半仅以措辞审慎、法律效力有限的“宣言”形式呈现。

2021年11月，格蕾塔·童贝里与其他气候行动者向联合国提交请愿，呼吁其宣布第3级全球气候紧急状态。该请愿主张成立一个专责团队，以在国际层级统筹与协调对气候危机的回应，其行动强度应至少与应对 COVID-19 疫情期间所采取的全球性措施相当。

部分研究指出，国家安全部门在推动全球气候紧急动员方面具有独特潜力，能协调跨部门劳动力与资源配置，以支持零排放经济的建构及大规模去碳化进程。

此外，多位评论者及The Climate Mobilization等倡议组织主张，政府应采取规模相当于战时经济的资源动员模式，并配合其他非常或高度效率导向的政策工具，以因应气候危机的系统性与急迫性。

### 聚焦气候正义

全球暖化——由历史上较冷的气温（蓝色）逐步转为近年较暖的气温（红色）——对不同世代的影响并不均等，其中年轻世代所承受的冲击尤为显著。

暖化条纹概念由气候学家艾德·霍金斯提出近年来，相关讨论的重心逐渐由单纯关注气候变迁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转向探讨其对不同社会群体所造成的不均等冲击，并呼吁决策者在制定减缓与调适政策时，纳入更具公平性的考量。

气候正义主张，不同地区与社会群体在面对气候变迁风险时，其暴露程度与承受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并强调在制定气候政策与解方时，应纳入既有的脆弱性、资源分配与社会能力等结构性因素。

一项针对澳洲约800个环境团体网站与相关文件的研究指出，气候正义可概括为六个主要面向，分别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承认正义、关系正义、世代正义，以及转型正义。

在美国，气候正义联盟等组织致力于推动具韧性的经济与社区发展，并透过整合第一线社群的参与与观点，将种族、性别与阶级等结构性议题纳入气候解方的核心。

### 法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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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国家，因气候变迁而受到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可能得以对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者提起诉讼。气候变迁诉讼已由整个国家或特定族群尝试提出，例如帕劳，以及因纽特人；亦有非政府组织（如塞拉俱乐部）参与相关法律行动。

由投资人持有的煤炭、石油与天然气企业，亦可能在法律与道德层面上，被主张须对与气候相关的人权侵害承担责任。此类诉讼往往透过集体方式整合行动与资源进行，例如由绿色和平等组织发起。该组织曾对波兰一家燃煤公用事业公司，以及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商提起诉讼。

在科学层面，极端事件归因研究已显示，部分极端天气事件可明确归因于全球暖化，并发展出方法以量化全球暖化对其他事件发生风险所造成的增加幅度。另有一条途径（惟其法律拘束力有限）为援引世界遗产公约。若能证明气候变迁正对特定世界遗产造成不利影响，相关议题即可被提交至国际层级，例如针对圣母峰的案例。

#### 各国政府相关诉讼

除国与国之间相互提告外，亦有国内人民对其自身政府提起法律行动的案例。

在荷兰与比利时，Urgenda基金会及比利时的Klimaatzaak等组织，因认为政府未履行其所承诺的减排目标，而对政府提起诉讼。其中，Urgenda 对荷兰政府的诉讼已获胜诉。

2021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政府现行的气候保护措施不足以保障未来世代，并要求政府须于2022年底前修订《气候保护法》。

赫尔德诉蒙大拿州案是美国首宗进入审判程序的宪制性法律气候变迁诉讼，于2023年6月12日开庭。该案于2020年3月提起诉讼，由16名居住于蒙大拿州的青少年提出，提告时年龄介于2至18岁之间。

原告主张，州政府对化石燃料产业的支持加剧了气候变迁影响，实质损害其生活条件，因而侵害其于《蒙大拿州宪法》所保障的宪法权利，即“为现世与未来世代提供一个清洁且健康的蒙大拿州环境”。第IX条第1款2023年8月14日，地方法院法官裁定青年原告胜诉，州政府随后表示将提出上诉。

2024年7月10日，蒙大拿州最高法院进行口头辩论，七名大法官将案件列为审议中。12月18日，蒙大拿州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判决。

#### 针对企业

2021年5月，在荷兰环境保护组织等诉壳牌案中，海牙地方法院裁定壳牌须于2030年底前，将其全球碳排放量较2019年水准减少45%。

### 化石燃料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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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化石燃料的撤资运动，重新形塑了围绕化石燃料金融的公共讨论。随着撤资行动的扩大，银行与投资人日益质疑化石燃料产业的长期可行性。相关运动被认为对化石燃料产业产生污名化效应，并提高其未来持续使用的不确定性，进而削弱相关资产的财务吸引力。由于化石燃料的开采、探勘与矿业活动高度资本密集，对其财务风险的不确定性将直接抑制投资意愿。一旦资金供给减少或资金成本上升，相关专案即可能失去经济可行性，导致企业估值下滑，甚至退出市场。

化石燃料撤资运动的核心论点在于，从与化石燃料相关的活动中获利具有道德争议，因为化石燃料排放被普遍视为全球气候变迁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由350.org发起的“Go Fossil Free”等撤资倡议，呼吁投资人立即冻结任何新的化石燃料投资，并于五年内撤出所有直接持股与混合基金，包括化石燃料相关上市股票与公司债券。整体而言，化石燃料撤资运动主要具有三项核心目标：其一，向各国政府施压，促使其制定相关立法措施，例如课征碳税或禁止进一步开采化石燃料；其二，迫使化石燃料企业进行结构性转型，改采碳密集度较低的能源供应形式；其三，要求揭露化石燃料企业所承担的碳曝险，并促使政府在限制化石燃料开采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因此，化石燃料撤资运动的整体目的，在于削弱化石燃料产业得以成长与延续的各项支撑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产业运作所需的社会授权、支撑其扩张与存续的政治授权，以及维系其存在与成长的金融投资。

此外，相关运动亦试图促使各国政府在减排与能源转型方面履行其责任。运动者要求公共机构切断其与化石燃料产业长期以来的关系，借此削弱该产业的公共形象，并挑战其累积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透过上述策略，运动者期望切断化石燃料企业的资本来源，并削弱其既有的基础设施与政治影响力。撤资运动过去曾被广泛运用于多项社会正义议题，包括终止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以色列与苏丹的投资，亦曾针对烟草产业发起撤资倡议。近年来，撤资行动的焦点则逐渐转向私人监狱与化石燃料产业。相关撤资呼吁获得广泛关注，其成效则因个别案例而有所差异。

对化石燃料撤资运动而言，一项正面发展在于其策略被认为具有实际成效的可能性。自2000年以来，化石燃料撤资承诺的数量显著增加，并于2000年至2015年间，在全球33个国家导致流入石油与天然气产业的资本出现下降。研究指出，各国日益增加的油气撤资承诺，与撤资运动的扩散具有关联；同时，将气候变迁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政权，亦倾向采取较为严格的环境政策。近年来，化石燃料撤资运动已由边缘理念逐渐转变为全球性行动，其涉及资产规模约达14.5兆美元。目前已有超过一千个基金会捐赠基金、退休金计划与大型投资人承诺参与撤资行动，并促使大量散户与机构投资人将资金转向具环境导向的投资基金。

### 绝食抗议

持续性的绝食抗议曾于19世纪与20世纪多项社会正义运动中被采用，并至少自2021年起成为一种气候行动策略。相关案例包括美国的日出运动，以及德国于柏林发起、以“饿到你诚实”（Starve until you are honest climate hunger strike）为名的行动。

## 公共环境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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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公民行动主义被视为推动整体环境变革的重要途径，其影响可透过政府介入而扩大，例如制定更具环境导向的政策，并推动实现实质性环境改善所需的全面改革。公民环境行动者运用多样化的策略、行动形式与制度机制，目的在于支持，甚至在部分情况下要求这些环境变革的实现。然而，此类行动主义亦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金砖国家（BRIC）中对环境运动的支持与参与可能下降、环境公民动员所遭遇的制度性障碍，以及不同环境运动之间的目标分歧。

### 创造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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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单纯的个人自愿式行动不足以对重大气候变迁议题产生实质影响，真正能带来效果的是制度性变革。

卡萝·布斯指出，对于因对不足的法律、政策与计划袖手旁观而造成的伤害，在道德层面上应给予比个人排放行为所造成的个别伤害更高的关切（第412页）。为了在足以对环境产生正面影响的尺度上实现减排——此仅为众多气候变迁议题之一——政府行动被认为不可或缺。整体而言，环境改革最有力的支持与推动多来自行动主义与社会运动。弗雷德里克·巴特尔提出，环境行动主义及相关运动能够对抗反向运动团体，并促使环境保护责任得以落实。

政府体制在形塑公共行动者的行动空间上扮演关键角色，同时亦可能对其形成限制，特别是在美国与欧盟等制度背景下。

这些限制源于政府体制的制度性因素，使得相关立法的制定与重大气候改革的推动更为困难。在部分情况下，动员进程取决于行动者是否能突破此类制度障碍。

一般公众亦可能对政策结果产生影响。有研究指出，潜在的公民行为、社会态度，以及对制度运作的历史性期待模式，往往能对政治，甚至经济结果产生出乎意料的重要影响（第33页）。在对加州政策的分析中亦发现，公民行动主义的影响可促使具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与社区领袖，做出较有利于环境的制度性选择。

一项于2023年4月21日发表于《One Earth》期刊的综述研究指出，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气候变迁正在发生，且其影响迫近。该研究同时指出，将气候变迁视为较遥远的问题，并不必然导致较少的气候行动，而降低心理距离亦未必能稳定提升气候行动的程度。

### 公共行动主义中的制度与行动

公共环境行动主义涵盖多元的策略、制度工具与行动形式；然而，受制于不同的经济条件与社会结构，某些行动方式未必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共行动者。有学者援引埃里克·莱特（Erik Wright）的社会转型理论，分析环境运动的行动模式，并将其对照于莱特所提出的各种“转型策略”。其中，“间隙式策略”（interstitial strategies）指的是透过在既有制度的缝隙中实践替代方案，以逐步改变或挑战现行制度；此类策略在公民行动中常表现为日常层面的实践，例如购买高能源效率家电或其他以环境友善为导向的消费行为。

相较之下，“断裂式策略”（ruptural strategies）则主张以直接对抗的方式彻底瓦解既有制度。此一策略在环境运动中多体现在抗议行动、抵抗示威等高度对立的集体行动形式之中。此外，“共生式策略”（symbiotic strategies）则着重于透过制度内部的合作与改革，促使既有体系逐步转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例如推动政策修正，使气候健康与环境永续成为优先考量，而非单纯以经济成长或利润为导向。

除上述策略外，公民行动者亦常采取其他辅助性做法，包括“提升公共意识、建立跨组织联盟，以及奠定行动网络的基础”。

其中，“保育行为”（conservation behavior），即公众主动选择更具环境永续性的生活方式，已被观察到在已开发国家以及所谓“发展中民主国家”中皆呈现增加趋势。

针对金砖国家（BRIC）的研究则指出，这些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地区中，若公众认为环境组织或行动者的努力成效有限，部分民众可能会选择“将行动重心转向个人生活型态的调整，作为另一种对环境保护的贡献方式”。

在制度层面上，美国的“公民诉讼条款”（citizen suit provision）被视为公共环境行动主义可运用的重要法律工具之一。该条款被纳入多项美国主要环境法规之中，不仅可在主管机关未积极执法时发挥补充与监督功能，亦能借由诉讼程序展现公众对环境议题的关切与政策需求。

相对而言，中国则发展出“生态环境投诉举报”作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要管道之一。该制度允许公民通报各类环境违规行为，并常被视为表达“对环境问题之关切与不满”的正式途径；相关研究指出，此制度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环境意识的提升，并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第330页）。研究亦指出，“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中的实际作用，高度依赖其所嵌入的整体治理体系；将环境行动主义制度化并导入政府运作之中，往往能对其成效产生关键影响”（第326页）。

### 障碍

在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国家的受访者将气候变迁列为五项威胁中最严重的一项。

公共行动主义因各国经济发展程度、政府体制与法律制度的差异，而面临多重挑战。在金砖国家中，已有迹象显示“对环境组织的信心与会员数量有所下降”，同时也存在“因严格监控与审查而造成的公众参与与社会动员障碍，尤以中国与俄罗斯最为明显”。在长期的环境公共论述中，冷漠感与无力感亦被认为是公共行动团体在推动变革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阻碍。此外，主流环境运动也“日益受到环境反向运动的挑战”（第309页）。

不同环境运动之间的目标存在差异，沟通也常出现落差，加上难以形成具影响力且能激发广泛行动的共同讯息，使环境团体在建立一致且明确的整体目标时面临困难。

### 行动者遭受锁定

在美国，国内情报机构将部分环境行动者与气候变迁组织视为“国内恐怖分子”，对其展开调查与讯问，并将部分个人列入国家禁飞名单观察名单，增加其登机难度，并可能引发地方执法机关的监控行动。此外，亦有不明行为者透过秘密雇用专业骇客，针对组织埃克森美孚气候变迁争议中 `#`ExxonKnew 行动的气候行动者发动钓鱼式攻击。

2022年9月16日，英国有五十多名气候抗议者因封锁道路而遭逮捕与监禁，部分需经历法院听证，另有部分获准保释。团体 Rebels in Prison Support 发言人艾莉丝·里德表示，这些抗议者多为年轻成人，在参与行动前并无司法系统相关经验。

自2010年代后期起，澳洲部分气候行动者亦成为企业针对公共参与的策略性诉讼（SLAPPs）对象。多数州政府同时提高对商业干扰或非法侵入行为的刑责，并将固定抗议者于基础设施或设备上的特定装置使用行为入罪。在某些案例中，法院已撤销依新法提出的诉讼，或于上诉后释放遭拘留者。

## 行动

### 2014年人民气候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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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1日，气候运动举办了其最大规模的单一活动，在纽约动员了约40万名行动者（其他城市另有数千人参与），由人民气候运动组织，向出席201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全球领导人要求采取气候行动。

### 制度性气候行动

部分机构投资者组成联盟推动气候行动主义。此类行动有时包含大规模集体合作，例如Climate Action 100+，一个超过300家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公司）组成的联盟。

尽管普遍假设股东利益可能不利于此类行动，但制度性气候行动并不罕见。然而，整个产业界的减缓气候风险努力通常符合高度多元化企业的利益，因为气候变迁对全球经济有重大影响。

### 气候动员

自2014年以来，气候运动中愈来愈多团体（尤其在美国）开始组织国际经济层面的行动，目标是以美国二战后国内战线动员规模，迅速削减碳排放并转向100%清洁能源，速度超越自由市场可能允许的范围。2015至2016年间，气候动员在美国发起基层运动，推动这种大规模目标。2016年7月，行动者成功促使相关文本被纳入美国民主党全国党纲，呼吁二战规模的气候动员。

2015年8月，环保人士比尔·麦克基本于新共和国发表文章，号召美国人“向气候变迁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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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气候运动

自学生行动主义起，青年声音常反映更广泛的社会关注，超越校园议题。历史上，学生行动者不仅将关键公众议题（如环境问题）引入公共讨论，也影响重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1970年代，美国数百万学生参与世界首个地球日组织与举办教学集会，促成关键学生团体成立，如宾州的学生反污染联盟、纽约斯克内克塔迪的揭露污染青年组织、明尼苏达州克洛奎特的关注环境学生组织等。

这些学生团体与其他联盟团体对联邦立法施加压力。1970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美国环境保护署以制定与执行环境法规，同年国会通过清洁空气法，旨在减少城市与工业区的浓雾污染。

自此，全球青年持续进行罢课、倡议与志愿行动以推动气候解决方案。青年气候行动组织如SustainUS、Fridays for Future、日出运动、公共利益研究小组与气候枢机呼吁青年对领导者问责，无论是透过参与会议、从学校罢课施压政治人物倾听科学家意见、或呼吁更多绿色就业并整合投票力量。

2020年，联合国秘书长成立全球青年气候咨询小组（Youth Advisory Group on Climate Change），遴选七名成员，代表全球青年提出变革诉求。

21世纪以来，青年参与气候行动的比例显著上升，近年更快速增长。青年气候行动者大量运用社群媒体参与与抗议环境议题。自格蕾塔·桑伯格于2018年在瑞典国会前发起学校气候罢课运动，她透过Twitter记录行动历程，建立网络推广运动并号召他人参与。青年气候运动正从传统方式逐渐转向社群媒体平台，并将持续在未来发展。

年轻世代对全球事件，特别是气候变迁，更为关注。研究显示，相较于年长者，年轻人对气候变迁更为关切。超过70%的18至34岁美国人担心全球暖化，而35至54岁者为62%，55岁及以上者为56%。Corner指出，在欧洲国家中，青年对气候的关切程度通常与成年人相当甚至更高，且具有较高的风险感知。年轻世代在教育过程中通常会学到气候变迁相关知识，也更了解气候变迁对地球造成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气候变迁是一个更严重且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全球性事件，因此应率先行动应对气候变迁。

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大部分学校气候罢课运动仍持续进行，但更多活动转移到社群媒体平台（如Twitter、Facebook等），导致实体参与率下降。然而，青年气候运动在社群媒体上的参与度仍持续上升。社群媒体为青年提供了分享关切、生成知识并参与政治活动的途径，因为他们尚未具备投票权，且在面对面参与上存在物流限制。

研究发现，受访青年行动者在网络上建立了与其他青年及其他气候行动者的连结感。他们通常会在社群媒体账号上标示自己的行动者身份（例如 @GretaThunberg，青年气候行动者 #climatechange #climatestrike #youthmovement），并透过展示自己的行动者角色来激励他人采取行动。这些青年行动者试图通过社群媒体建立身份认同，与他人联系，并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支持者参与青年气候运动。

YOUNGO是UNFCCC官方的儿童与青年组织，成员年龄上限为35岁。该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草拟全球青年立场声明，并于年度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交给官员。

### 2019年全球气候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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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气候抗议

2023年11月，约有7万人参加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气候游行，此次游行距该国大选前10天举行，为荷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气候游行。

多场气候抗议活动计划于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行，包括伦敦的气候游行。该会议引发多场抗议，因会议主席同时为石油公司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人，而据研究显示，该公司“计划进行全球最大规模的油气生产扩张”。

### 2024年华尔街热浪行动

2024年5月，华尔街热浪行动在纽约特里贝卡发起一系列公民抗命活动，主要集中于花旗银行世界总部广场。这是历史上首次以整个季节进行每周抗命示威，针对华尔街在环境破坏中的角色，目标包括银行家与保险公司，尤其是花旗银行与花旗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