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攻击者认同

对攻击者认同，又称认同攻击者、认同施虐者。是精神分析学中的一种认同 (心理学)形式。具体而言，它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当心理创伤使个体陷入“受害者或施暴者”的绝望困境时，个体会通过内化攻击者的角色、功能属性或模仿其攻击行为来应对这种困境。这一理论性定义也被描述为一种因应精神困扰的过程，或被视为零和博弈的一个特例。

## 历史

这一概念最早由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萨德·费伦齐于1932年6月在其临床日记中提出。随后，他在为同年9月于德国威斯巴登举行的第12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所撰写的论文——《成人的激情及其对儿童性格与性欲发展的影响》（Die Leidenschaften der Erwachsenen und deren Einfluß auf Charakter und Sexualentwicklung des Kindes）里对该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此后，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于1936年在其著作《自我与防御机制》（Das Ich und die Abwehrmechanismen）中采纳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而费伦齐本人对该研究的持续完善，最终于1949年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以《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语言混乱——（温柔的语言与激情的语言）》为题正式发表。

## 理论

### 安娜·弗洛伊德：与攻击者认同

安娜·弗洛伊德在其1936年的著作《自我与防御机制》中，将这一防御类型以“与攻击者认同”之名，纳入了精神分析防御机制的理论体系当中。

根据安娜·弗洛伊德的观点，在“与攻击者认同”的过程中，有两种基本的防御机制共同起作用：其一是内投——受限于当时的理论发展水平，她在此处仍将其视为“认同”的同义词；其二是投射。安娜认为，内投的动力不仅源于爱，也可能源于恐惧。她曾记录过一个典型的临床案例：一名小学生每当受到老师责备时，都会扮鬼脸。研究发现，这些怪相实际上是对老师愤怒表情的一种扭曲模仿：

这个必须承受老师责备的男孩，通过下意识地模仿愤怒者来克服自己的恐惧。他内化（或承接）了对方的愤怒，并在听取老师训诫的同时，做出连自己都未察觉的、属于老师的表情动作。

她还在一个孩子克服“怕鬼”心理的场景中，发现了这种防御策略及其逻辑的一种“无害变体”。她记载道，曾有一名姐姐建议自己的小弟弟：“你只要假装你自己就是那个你可能会遇到的鬼就行了。”姐姐向弟弟保证，只要这样做，他就再也不必害怕了。

安娜·弗洛伊德区分了“与攻击者认同”的三种表现形式，其共同基础均在于“从被动承受向主动出击的转变”（这构成了该机制中的第三种基本防御要素），即受威胁者由此转变为了威胁者。

- 对攻击者人格的认同：通过对攻击者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拟态表现，即直接的镜像模仿或刻意的角色扮演（例如前述的小学生案例和姐姐的建议）。
- 对攻击行为的认同：通过付诸行动来重现攻击性（例如孩子在诊治牙医后，模仿医生进行钻孔的行为）。
- 对攻击者显著特征的认同：通过承袭象征性的特质或属性 (心理学)来实现。安娜·弗洛伊德描述了一个男孩在与老师发生痛苦冲突后，通过佩戴军刀和军帽来应对；她认为，男孩以这种方式认同了老师身上的“男子气概”。

此外，当孩童因恐惧预期的惩罚而预先认同惩罚者时，同样表现为“与攻击者认同”：例如，一名回家迟到的男孩，为了规避预期的责备，反而抢先一步指责他人。因此，安娜·弗洛伊德认为“与攻击者认同”可被视为超我发育的一个中间阶段：此时良知机制虽已完成内化，但尚未转向自身进行自我约束，而是通过“投射”指向了外部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发育中的儿童服务的，并对处于成长阶段的个体起到了心理保护作用。

### 萨德·费伦齐：对攻击者的内投

与安娜·弗洛伊德不同，萨德·费伦齐强调了这一防御类型中具有创伤性、且会对心理完整性造成持久损害的一面。他在1932年关于自己的论文《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语言失调》的一次演讲中向当时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质疑。其指出，现实中的儿童性虐待经历频繁发生，且这类经历对心理障碍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由此，他也批评了弗洛伊德早期对“诱惑理论”的背离，以及用“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构想取而代之的行为。

在这次演讲中，费伦齐首次提出，儿童在成长阶段所经历的恐惧与无助感，迫使他们“完全忘却自我，从而全盘认同攻击者”。费伦齐认为，儿童渴望的是与成年人建立柔情、而非具有性欲或暴力色彩的关系。而且相较于成年人那应负罪责的“激情”，儿童所处的是一种“被动客体爱”的阶段；他们渴望的是柔情，而非被强加的性欲或暴力：

当成年人以某种方式“爱”孩子时，其中隐含的恨意会让孩子在创伤中感到惊愕与恐惧；这促使孩子从一个自发、无害的生命，转变为了一个焦虑的、某种程度上忘我地模仿成年人的、心怀罪疚感的“爱的自动机”。

这类感知超出了儿童的理解与处理能力，可能导致其陷入一种恍惚般的异常状态（即“创伤性恍惚”）。在这种状态下，儿童会“内投”攻击者——即在无意识的幻想中将其吸纳入自身，从而在心理上消解了来自外部现实的威胁。这种保护机制以牺牲现实知觉为代价，将难以忍受的恐惧转化为一种梦幻般的安全感。由于儿童无力应对施暴者带来的威胁，他转而服从施暴者的意志，并被迫在心理上“吞下”了攻击者的形象。这个形象虽然深植于孩子的人格中，却像是一个闯入者，成为了一个与他本性疏离、甚至不断折磨他自我的‘异己存在’。在这种重复遭受暴力的过程中，这会导致人格的彻底碎裂。其次，在这种极端状态下，儿童牺牲了其尚未成熟、几无防御能力的“自我”，转而诉诸幻想，试图以此维持与照顾者之间那份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联系——即便对方是施暴者，在孩子的认知里也必须被构想为“善意”的。这个被击垮、感知力陷入混乱的孩子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应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本质上便是对攻击者负罪感的内投。因此，这种内疚感成为了持久心理防御冲突的源头：受害者产生了恨意，但恨意反过来又引发了内疚感，导致恨意被压抑。随后，这种情绪从原始客体处转移，转而指向自身。这种心理动态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关系障碍、重性抑郁障碍、自残行为，或是表现为增强的、向外投射的攻击性。

在人格遭受上述碎裂与压抑的同时，受害者还可能出现情感或智力能力的超前发展与不当早熟，费伦齐将这种现象称为“创伤性进阶”：

对那些放纵、甚至“疯狂”的成年人的恐惧，迫使孩子仿佛成了“心理医生”；而为了胜任这一角色并保护自己免受缺乏自控者的伤害，孩子必须首先学会与他们完全认同。

费伦齐认为，这种源于恐惧、高度发达的同理心，使受创伤的病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其治疗师的“老师”，并迫使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表现出极高程度的真诚。在他1932年的《临床日记》（1985年出版）中，费伦齐进一步指出，在“内投邪恶”的同时，还伴随着施暴者对受害者“善”的剥夺，这会导致受害者陷入一种“虽生犹死”的状态。施暴者宛如吸血鬼一般……吸走受害者的碎片……并将受害者此前所享有的那种纯真、无畏、宁静的幸福状态据为己有。

## 进一步研究

1963年，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和梅里尔·卡尔史密斯开展的“被禁玩具实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假说及其动力机制。该实验表明，个体倾向于将“压抑自身欲望”这一行为归因于自己欲望本身的消减（而非单纯的外部压力），从而维持一种自足、独立且非顺从的自我感知。

2019年，心理学家耶尔·拉哈夫、阿娜特·塔蒙与卡尼·金兹堡基于萨德·费伦齐的理论，开发了认同攻击者量表（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 Scale，简称IAS）。作为一种评估该现象的自评式问卷，IAS已被多项针对童年虐待及亲密伴侣暴力幸存者的定量研究采用。这些研究证实了“认同攻击者”现象的普遍性，并揭示了其对幸存者身心健康的深远负面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解离、自伤行为、伤人冲动、暴力倾向、自杀意念与行为、重返受虐关系的意愿、进食障碍、负罪感、再次遭受性侵害，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 参见

### 与此概念有关的艺术作品

- 《斗阵俱乐部》
- 《自虐者》
- 《异形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