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广东省

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广东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参与者还包括从在广东就学的香港、澳门学生，或专程入境声援的香港、澳门民运支持者。其中最大规模的抗议发生在广州和深圳，此外在佛山、珠海、韶关、中山、肇庆、新会、江门、东莞、汕头、潮州、梅州、湛江、惠阳、茂名、阳江、电白、惠州、三水等县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响应。据部分亲历者指，广东的抗议示威范围波及全省，波及面达到县一级。根据当局统计，广东全省在5月，有中山大学、华工、中山医、深圳大学、韶关师专等几十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以“争自由”、“民主”、“爱国”等口号，在各院校内张贴大小字报，散发传单和集会演讲。

全广东抗议的高峰发生在五月中下旬，并因19-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李鹏发表讲话、北京宣布戒严等事件而达到高峰。据亲历者暨南大学澳门学生萧亚群称，当时广东抗议的特点是推动改革开放议题，笼络体制内知识分子、中下层干部及新闻界参加，并借助反对“官倒”与分配不公，针对广东数千家与中央委员相关的公司，由工自联披露其“倒卖许可证、囤积居奇”等行为，鼓动工人、厂长及市民参与，同时也结合香港前途问题，提出香港高度自治与民主化，吸引港人支持，使香港媒体宣传反过来扩大参与规模。

## 背景

自中国民主运动在1970-80年代兴起后，广东省即出现民运人士的活动。例如1981年，一些民运组织成员开始进入深圳。1986年，《深圳青年报》有编辑人员策划成立“深圳思想俱乐部”、“深圳青年诗人协会”，并利用《深圳青年报》宣传“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论”等思潮（中国当局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引起中共中央、广东省、深圳市当局的重视和关注。同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与深圳市委联合调查该报及该组织，“深圳思想俱乐部”、“深圳青年诗人协会”被取缔。1987年2月，《深圳青年报》被责令停刊。

在1986年的八六学潮中，广州、深圳、佛山、珠海、湛江、梅县的多所大专学校的学生参与响应了全国性的示威。

按照当局统计，1987年上半年广东“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和海外敌对势力的煽动下”“反革命案件”发案率上升，共发案96起，比1986年同期上升43.3%。1987年8月至12月，中山大学部分学生曾组织“自民党”，并先后举行三次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学习台湾实行民主自由和开放政治。当局派出高干前往进行安抚才告平息。

1988年8月9日，广东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广东省公安厅报送的《广东省集会游行示威规定》，并于8月25日起施行。同年，德庆县公安局破获以谢庆森（男，37 岁，德庆县沙旁乡人）为首的“太阳党”反共组织案。当局缴获该组织草拟的章程、国歌、委任状等“罪证”。同日，曲江县公安局破获以何惠新为首的“国民民主党”反共组织，抓获5人。

在胡耀邦之死，八九民运爆发前，广东部分民运人士就开始酝酿或参与当时的民主运动。1989年2月21日，1974年广州“李一哲事件”的大字报作者之一李正天从广州到北京参加签名运动，并致函国家主席杨尚昆，除呼吁请其大赦异议人士王希哲外，亦点名批评广东省委会记林若禁止发表他的文章。4月2日，中国公安部通报各地公安厅局，指中山大学有些人“频繁串联”，策划借“四·五”之机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并准备在四月五日开“纪念讨论会”，提出“声援释放魏京生”，“要人权，要自由，打倒一党专政”的口号，亦声称这次行动得到海外的经费援助，与方励之有联系，在广州已串联好华南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院校一起行动，并打算由被处分过的学生来对付警察，鼓动学生“不要怕流血”。广东省委指示广东省公安厅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做好防范工作，密切注意大专院校，特别是几所重点院校学生的动态，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校内外做好防范。报告指这些策划者“活动比较隐蔽，要求有关人员对组织活动的通知传看后即烧毁”。4月5日，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胡平透露，五四期间，中国民联拟在广州等地安装传真机，随时传递大陆民运或学潮的信息。巴黎蒙马特高地电台《华人之声》节目编辑陈庆浩（为澄海人，广东外逃人员，与台湾关系甚密）等亦计划利用国际舆论将4月7日搞成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纪念日。

## 广州

广州首次学生游行发生在4月20日。在5月中下旬曾连续多日爆发大规模游行，并以5月23日的省港澳民主大游行为规模最大，有包括香港、澳门学生在内的50万人参与。六四清场后，市内主要的交通要道，如海珠桥、海印桥等被示威者多次堵塞。

## 深圳

### 4月

4月15日胡耀邦死后，当局指深圳大学出现了“攻击党政领导人”的大小字报和标语。

4月25日，深圳大学学生会收到北大学生电话后，决定于4月27日起罢课三天，但称“考虑到深圳外来人员多，怕被坏人利用”，不计划在5月4日上街游行。当天，深圳大学学生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支持北京学生运动。

### 5月

5月4日，全国各地爆发五四大游行。5月5日，来自于深圳特区报、法制报、商报、青年杂志、风采杂志、蛇口通讯报、特区经济杂志社、光明日报驻深记者站、深圳电视台、广播电台及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等十余家新闻单位的逾百名新闻从业者联名致电北京和上海，向5月4日参加游行的北京新闻工作者和《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致敬”，并要求上海市委撤销对《世界经济导报》的“错误处理”。他们认为此前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使《深圳青年报》、《特区工人报》停办，并令有关编辑及记者人权受侵犯，违背中共十三大的原则。他们希望不要将当时正在草拟的《新闻出版法》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法规，而“应交给人民广泛讨论，使之成为保障新闻自由的基本法”，呼吁保障新闻自由，“我们需要自由的讲真话的环境”，“一种声音只能说明专制统治，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深化经济改革是相违背的”，“允许民间办报和容忍多种声音存在”。

由于不满学校官方的学生会组织不组织同学支援北京学运，支持民运的学生向学生会反映要求，不获理睬，因此深圳大学的学生自发组织了自治会，并得到学生的响应。5月16日，深圳大学600名学生和200名敎师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深圳大学敎工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声明》，该校共青团代表亦致词支持学生运动。当天，市内也有学生示威。

从5月16日起，深圳市所属高、中等院校及中学的学生，纷纷到市政府、图书馆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聚会学生。当局指示威者在上步区各街道搞募捐活动“严重影响交通、工作、生活秩序”。5月17日中午，汇集到深圳大剧院的深圳大学5000多名学生以及深圳师专200余名学生开始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并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大门前递交请愿书，由师生募捐六万余人民币和万元港币支援学运与示威。当天游行还有数十名记者参与，并有数万群众在旁围观或捐款。新成立的自治会与深圳高自联参与了活动的组织。深圳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分别宣读了深大老师、学生致深圳市市委市政府的请愿书，要求当局转达他们对北京绝食学生的声援。深圳市政府的负责人接受了请愿书，并表示会转达师生们的要求。

5月18日上午，深圳师专1000多名学生从学校出发，步行游行到深圳市中心。他们呼喊口号，高举横幅，并向行人募捐支持北京绝食的学生，一直持续到下午。中午，“深圳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深圳高自联）在深圳大学成立，并有百余名学生宣布绝食。下午，深圳大学等也有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其中五百人在深圳市政府门前静坐并一直通宵持续到晚上。同日，深圳大学全校的党员、教工、职工举行大会，校方各个单位支持该校15名学生到北京参与声援或绝食行动，并在经过深圳高自联与老师、校长沟通。有高校负责人表示“北京一日不复课，深圳都不会复课”。全体党员会议通过了“致中共中央紧急通电”，包括深圳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罗征启在内的深圳大学全体中共党员通电中共中央，要求邓小平退出政治舞台，“结束专制”（本条由一些党员、教师提出来），并集体签名发表了一份公开信。通电认为中共中央对待学运严重失误，“使国家真正地处在动乱的边缘”。公开信的内容被香港新闻报导，也发到了北京40多家的新闻机关。深圳大学师生发起全市市民请愿运动，呼吁中共顺从民意，要求邓小平退出政治舞台，有二万人签名。

5月19日，深圳有200多人在市政府门前静坐，还出现自称“爱国同盟”的传单写“我们要保卫民主，不要万王之王”暗指邓小平。也有示威者打出“深圳新闻界声援学生”“打倒李鹏打倒法西斯”“岂有此李”等标语。5月18日到21日，深圳公安也全体连续四天待命，全日留守办公室应对示威游行与突发状况。深圳高校自治联会的负责人在接受《十月评论》采访时表示，其在乘火车经过广州时，沿途有很多农民为他们呐喊支持，并表示“作为一个广东人，见到他们的反应…很高兴。因为在过去，广东人考虑政治问题比较肤浅，并不太关心，这次他们也能够觉醒起来，这是很大的转变”。该负责人认为政府对待绝食请愿“残酷、无动于衷”，亦表示深圳作为特区主要是通过香港的电视电台了解各地消息，但认为深圳存在政治意识淡薄的现象，同时比较关注现实和具体的问题。他亦认为中国几十年来的专制政治并未改变，“我们国家还存在一个邓太后”，因此民众惧怕政治运动。

5月中旬，中央级报纸对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报道，影响了各地党报及地方报刊的取向。《深圳商报》于5月18日详细报道深圳大学千余名师生及深圳各界人士在市区聚会、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该报负责人并撰写社论，称学生运动象征“全民族的一次大觉醒”。在地方报纸中，《蛇口通讯报》的报道尤为大胆。该报于5月19日以全部四个版面报道学生运动，头版刊登〈数万人自发游行，数千人踊跃捐款，数百人聚会沙龙：蛇口人与北京学生心心相连〉，记述蛇口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的情况。该期同时刊出深圳大学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电及公开信，信中批评群众正当要求遭漠视、爱国学生行动未获公正对待，呼吁召开中央全会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革新党的领导体制、清除党内专制主义。《蛇口通讯报》还以〈护我国殇〉、〈救我学生，振我中华〉等通讯，报道蛇口万余名群众自发游行，以及短时间内捐出人民币10万元声援学生的情况。该报并刊出多篇专论，包括〈北京学运对经济改革的启示〉、〈民心向背兴亡系，千秋功罪得失间〉及〈民主运动宣告人治步入穷途〉，另刊发《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胡绩伟文章〈只有新闻自由才能长治久安〉。该报亦全文刊登题为“声援北京学生，推进民主政治”的民间新闻沙龙座谈内容，其中多名与会者批评《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并认为香港电视报道相较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更客观。一些发言者还谈及权力腐败、人民觉醒及对中共合法性的质疑。这类直接批评官方定性的言论能出现在地方官方报纸上，在当时中国大陆极为罕见。

国务院总理20日宣布北京戒严后，5月22日，深圳大学成立了“声援北京紧急协调委员会”，逾三万名大中学生、工人、职工、记者、企业员工等各界民众在深圳大剧院广场举行声援北京学生的集会，宣读了告深圳市民书，呼吁全民以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然后沿主要街道游行，口号有“人大人大，为民说话”等，标语有“结束老人政治”、“李鹏不倒，特区无望”、“学生洒热血，争民主可歌可泣，李鹏违民心，施暴力遗臭万年”、“我为中华哭民主，不信春风唤不回”等，并散发了《告深圳市民书》、《要求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致全国人大的呼吁书》等传单，当中指“李鹏背弃民意，与人民为敌，一场民主与专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劳不可免”。《羊城晚报》的报道指整个活动有秩序进行，并由警方维持秩序。路透社消息称，参与游行的人数达十万，占深圳市人口20%。香港电台广播，香港学生联合会组织一批学生，将于23日到深圳与大学生汇合后到广州。

从5月17日至22日的深圳高校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期间，深圳市公安局组织了民警和武警进行维稳，以防止事态扩大。

### 6月

6月2日，大公报报导深圳大学教学秩序已经基本恢复。百余名此前到北京声援静坐的深圳大学学生大部分回到学校复课。也有学生表示“正常上课不表示不关心国事”，并认为“无限期罢课并非追求民主理想的唯一方法”。深圳大学校方也计划派人到北京劝说该校前往北京的学生返校。

六四镇压之后，6月5日至8日，深圳高校学生和市民继续上街游行示威。深圳市公安局再次组织民警、武警部队进行防备。6月6日，深圳当局通知港英政府，表示车辆不能直通广州，香港车辆只能到深圳，不能进入广东其他地方。但稍后深圳又撤回通知，未有解释。有媒体报导与广州军区的调动有关。

另外6月6日，为响应“空校行动”，有1千多名学生离校返乡。深圳市3千多名中学生在深圳大剧院广场集会，抗议北京出兵，集会后，抬着花圈在市区主要街道游行，围观者有2万人。6月8日，有十多所中学逾三千名学生在深圳大剧院广场集会抗议，并在市区主要街道游行，围观者有二万人。一些高校学生搞“空校运动”，离校罢课不罢学。

## 其他县市

4月15日胡耀邦死后，当局指汕头大学出现了“攻击党政领导人”的大小字报和标语。

4月30日，一名黄姓佛山学生发表公开信，代“头脑清醒的佛山青年”支持北京学生并表示钦佩。黄亦将其内容张贴为大字报，表示其通过收听香港商业电台的新闻报导了解北京学生的动向，并批评自己学校的“贪污、官僚主义亦较为严重”，尽管本校的大部分师生对校长等“都是较为愤慨的，但是我们毕竟是过于保守”，并认为“我校实行的只是“你是民、我是主”式的民主”。

5月4日，北京天安门的五四游行示威队伍中出现“广东南海人民支持你们”的横幅和队伍。同日，清远市委书记蔡森林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报告会上要求“青年、学生紧密团结，反对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5月16日，河源公安当局召开全市“政保工作和反间谍侦察工作会议”，河源市各县、区公安局（分局）主管局长及政保股长参加了会议。

5月17日，珠海人民广播电台、珠海特区报的新闻工作者签名声援北京学生，并通过传真将签名信件发往北京。5月17日上午，中山市孙文学院有80多名师生在市内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行动并沿途募捐。

5月18日，清远市委召开五套班子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根据北京学生绝食请愿的情况，听取清远市教育、公安等部门关于市区学生及治安情况汇报，强调“各级领导要做好学生和群众思想工作，维护全市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5月18、19日，全广东有多个县市响应北京号召进行游行，例如在江门的五邑大学、江门教育学院，湛江的水产学院、医学院、雷州师专、湛江教育学院、湛江广播电视大学，梅州的嘉应大学，佛山的佛山大学、教育学院、兽医专科学校，珠海的教育学院、电视大学、技工学校，潮州的韩江师范学院，韶关的韶关大学、教育学院、曲江电大，肇庆的教育学院、肇庆师专（西江大学），电白的师范、教师进修学校、电视大学的师生等，各地人数从近千到两千不等。其中在肇庆，市委书记陈邦贵、市长唐长安，在梅州，副市长何万真、游宁丰均与游行学生进行对话，梅州市委、市政府亦派出大客车送学生回校。而在5月18日湛江的游行中，有近2000名大专师生上街，并要求湛江市政府当局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湛江市政府与师生代表进行了对话。

5月18日上午，珠海教育学院的近800名师生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游行队伍行至珠海市委、市政府大门前时，有几名干部拉着标语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此后，游行队伍离开，边喊口号边行进。整个游行有不少市民观看。下午，珠海市电视大学、教育学院、财贸学校的数百学生上街游行。

5月18日下午，佛山大学、教育学院2000多名学生，200多名教师上街游行，并进行募捐，声援北京的绝食请愿。晚上7时，他们游行到佛山市政府大院，由学生代表向佛山市领导递交请愿书。佛山市长卢瑞华和学生见面，并回答他们的问题。游行队伍到晚上8时分别乘车回学校。当日，肇庆有3000多学生上街。汕头市则有两千多师生上街游行，并到市政府前请愿，与时任市长陈燕发对话。

在澄海，5月19日下午，澄海中学等学生受全国局势的影响，准备于次日（5月20日）上午在澄海县城举行游行请愿活动。中共澄海县委和县政府连夜对学生中的领导者和支持者进行交涉、说服，以防止他们按照原计划上街。到5月20日，澄海各学校照常上课。

5月19日上午，珠海继续有电视大学等学校的数百学生上街游行，他们向有关的负责人递交了请愿书。当日，佛山市政府办公室发出《关于维持佛山正常工作秩序的通知》通知，有数百学生在佛山市政府前静坐。惠州从5月18-24日，连续有惠阳师专、西北纺织学院惠州分院等院校数千学生上街，市长李近维、副市长李鸿忠与学生对话。三水、茂名亦有学生响应游行。

5月24日，汕头、珠海、阳江、惠州等市继续有九所高校和十多所中学的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静坐请愿。东莞中学、莞城一中、理工学校、广东艺师班及华工代培班约2000名学生游行后聚集市政府门前静坐，递交请愿书，经市政府派出人员沟通后解散。佛山大学、教育学院、市农机学校、市纺织工业学校，卫生学校、南海电视大学、南海师范学校也有学生举行环市游行。期间，深圳有学校的飞虎队直接派人到惠阳淡水镇的崇雅中学串联，张贴标语。中学校园内出现了大字报。并有人先后五次投匿名信件到校长办公室，要该校校长允许该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罢课等。

6月，河源市公安局制订了《处置突发性闹事骚乱事件的预案》。六四清场之后，6月5日，新会的卫生学校、师范学校学生上街游行，并在会城镇新会县政府门前静坐，递送请愿书，呼喊支持“六四”的口号。6月6日，广东至湖南方向铁路被堵，部分铁轨被撬，致使六列客车被堵，九千余名旅客被困。江门五邑大学、幼师也有上街游行，并张贴大小字报，做花圈，抗议北京镇压。在惠阳淡水镇，人们到银行挤兑，市场粮价飞涨。有人打匿名电话给崇雅中学校长，要其下令全校课间默哀三分钟，同时校外也有人手持小旗，希望该校学生响应。

6月5-7日，顺德县城及各镇民众受局势和流言影响抢购粮油、挤提存款。有关部门需要进行宣传疏导进行平息。

河源当局指河源中学、啸仙中学、河源师范学校等的师生“产生思想波动”。当地政保部门则深入各学校，查处“不利于安定大局的事件”3起，并指“防止了事件激化”。河源公安称其分析了河源“面临的治安形势”，研究“防止发生社会动乱的措施”，制订“应对社会性事件的工作预案”，对“发现的一些闹事苗头，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疏导教育工作，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因此河源“在北京等地发生动乱期间，没有出现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等活动和非法组织”。

6月8日，韶关、汕头一些高校学生搞“空校运动”，离校罢课不罢学。佛山大学发起组织“佛山高联自治会”。有的学校搞“追悼会”，将花圈送往烈士陵园。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措施，很多地方的人对北京情况并不知情。香港一些社会团体在六四后，通过长途电话致电广东各地，通知其北京镇压的信息，也有汕头市民回复港方指，因为每日收看中央电视台，而不清楚北京流血的具体情况。

## 后续

受政局影响，中山在6月初出现了抢购粮食和副食品风潮，价格上涨。为此，当局令全市供销社组织大米、食盐及各种副食品投放市场稳定物价。3天供应食盐100吨、火柴300箱、各类罐头500箱以平息抢购风。

6月8日，中山大学已有8名美国专家、12名西德留学生和2名日本留学生返回本国，还有16名外国专家和留学生已办妥去香港的手续。6月10日上午，三水县公安局召开股、所、队长会议，下属各单位汇报对“流窜犯”的“摸底排队”情况并具体部署“打击行动”。

6月28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中省高教局汇报，指全省45所高校在6月19日已全部恢复上课，“至6月24日，暨南大学有小部分港澳华侨学生还没有回校，上课人数为91%，其余高校上课人数达97%至100%。全省高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

六四后三周，香港商人减少了对广东工厂的投资订单，亦有三名港商计划出售在广东的工厂。

### 体制内思想教育与维稳

6月6日，广州海珠区召开宣传干部会议，“传达市委紧急会议精神，部署开展有关制止动乱，稳定局势，从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宣传工作”。广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负责人在6月6日至9日分别发表谈话或召集各种会议，“号召全市工人、青年、妇女和衷共济，维护广州安定团结局面”。广州军区在6月7日致电函，坚决拥护中央平息六四风波。广东省政府在6月8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迅速稳定经济，稳定大局，巩固和发展广东改革开放的成果”。省高教局发言人在同日发表谈话，“呼吁我省高校广大师生，共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为维护广东的安定团结局面作出努力”。6月9日，广东各报刊登于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的消息。6月10日，驻广州的海陆空军代表在广州军区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学习邓小平讲话精神。

广州东山区东湖街道当局组织干部、居委成员、民兵等学习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全街居委“为了防范破坏”建立了14个信息网，民兵组织了三个“护厂队”。基层干部则上街要求民众清除“违反原则”的标语传单，当局还动员侨眷去信海外亲友，宣传中国政府立场，“规劝不可轻信谣传”。

6月8日，中共湛江市、县、区党政机关和市直单位召开“领导班子成员会议和党员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并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镇压措施，“从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安定团结大局”。

6月10日，广州天河区纪委转发《中纪委关于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通知》，要求天河区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坚定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此后，中共天河区委召开各部、委、办、局、镇、街、总公司党政正副职领导人会议，传达学习邓小平6月9日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讲话。6月底，中共天河区委组织各部、委、办、局、总公司、镇、街的党政第一把手分两批于区委党校集中学习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讲话和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7月3日，天河区委、区政府召开“制止动乱、稳定治安表彰大会”，有3个单位和110名干警受到“表彰”。

6月10日，顺德县当局召开县镇机关干部大会，宣读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的《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真相》。中共顺德县委、县政府之后又分别召开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县属中学、中专教师大会学习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的讲话。

由于广州暨南大学学生在运动中的活跃参与，特别是学校内的港澳学生的活动，据运动参与者称暨南大学后来被定为全国“最反动”、“重点整肃”的大学之一。

1989年8月7日，三水县公安局召开各股、所、队长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除恶务尽，夺取制止动乱斗争的彻底胜利；稳定局势，确保40周年国庆安全，坚持从严治警，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指示。

### 打击部分广东干部

纽约时报评论认为赵紫阳曾在广东工作16年，当地多位官员为其亲信，因此广东成为六四后北京重新集权的潜在目标，影响广东的特殊地位。深圳大学在事后遭到全面整肃，同情学运的校长罗征启被深圳市纪委宣布开除党籍与公职，其后亦被多次调任。李瑞环到广东后也秘密扣押撤销同情运动的中上层干部，包括广东省计委副主任、特区办公室主任（被捕）、深圳蛇口管理会的一位领导、“深圳特区报”总编辑、“深圳蛇口通讯”领导被撤并强令停刊、惠州中行副行长等。10月后，中央进一步调整广东与海南领导层。

另外根据港媒报道，有人透露北京高层“非常重视广东的问题”，并认为：

一、广东学运虽不厉害，但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源流之地，且广东靠近香港，受香港民运影响甚大，不少民运人士经广东外逃。

二、赵紫阳长期在广东工作，要防止支持赵的势力阳奉阴违。

三、广东地方主义有其历史渊源，林彪当年亦曾有在广东另立中央的计划。

当时也盛传叶选平将调中央任副总理，以及叶谢绝上调。1990年的广东省人大则突然改在全国人大之后的五月召开，而叶选平亦提前上京参加三月人大。据香港消息人士推测认为北京方面可能已下定决心“一定要调走叶选平”，以防邓小平的“削藩”计划遇到更大阻力。一位广东作家则对香港记者表示其认为“叶省长这次上北京，可能不会回广州了，一个宴会就杯酒释兵权了”。

### 解散运动组织与逮捕参与者

广州市政府在6月15日发出《“关于解散“广州高校爱国学生联合会”非法组织的通告》。该组织被作为非法组织解散。广州市政府发言人在6月20日敦促广州高自联领袖“从速到市公安局登记”。7月5日，广州市政府发出《关于解散“广州工人自治联合会”非法组织的通告》取缔广州工自联，敦促该组织领袖必须在7月8日前“到市公安局登记”。

相关的领袖，随后也遭到中国司法的相应处置。例如广州学生爱国联合会副主席易丹轩，当时为广东商学院企业管理二年级学生，在示威期间领导学生上街集会、绝食。易丹轩在六四后在广州被捕，遭关押一年半后受审，被控以“扰乱社会秩序”，判刑两年，并于1991年出狱，92年赴美留学。中山大学教师陈破空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又于1993年被判处两年劳教。

当时26岁的广州海员学校教师陈志祥亦因为六四后的6月7日，携带一罐油漆和刷子，在广州珠江河堤沿江中路和环市中路的围墙上写下二十多米长的十字巨型标语，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罪“从重从快”被判刑10年有期徒刑。官方指标语的内容是“攻击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煽动群众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5月19日晚北京宣布戒严时，举著长横幅，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华南理工学生张强被学校要求退学，并无法正式毕业。此后由于华南理工、当地公安局与法院之间相互推卸责任，其户口被注销成为“黑户”。

在始兴县，当地公安当局声称华侨农场莲塘区青年邓某被美国之音及台湾“心战电台”“蛊惑”而涂写“反动标语”，因此被查获逮捕。

7月13日，广东当局全面开展以“打击流窜犯”、“查缉反革命暴乱和参与动乱的骨干分子”为重点的“集中统一清查行动”。当局称至15日止，广东全省共抓获“各类刑事犯罪分子”2471名，抓获“通缉在案的参与反革命暴乱、动乱骨干分子”4名；摧毁“犯罪团伙”194个，破获刑事案件2125宗。广东公安机关分别对载有大量南下大学生、从上海开往广州的“海樱号”客轮和从大连开往广州的“珍珠梅”客轮进行检查，发现两船共有大学生400多400多名，其中大部分是“空校运动”回家的学生，未发现有“学生非法组织”“头头”和“打砸抢烧分子”。7月18-20日，广东全省市公安局长会议在广州召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三号文件和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精神，并“初步总结”广东前段时间“制止动乱”的情况并对“彻底平息暴乱、制止动乱工作”作了部署。当局指按照中共广东省委和公安部的部署，广东各地公安机关开展“堵截”、“查缉”“反革命暴乱分子”和“动乱骨干分子”的工作。截至7月底，广东共抓获公安部和外省、市公安机关通缉的“暴乱分子”和“动乱骨干分子”以及“企图引渡‘两乱’分子出境”的“不法分子”36名。其中公安部通缉的北高联主要领袖3名。深圳、珠海还堵住无证进入边防区人员19410名，查获“企图偷渡外逃人员”1622名。

7月21日，深圳市政府在深圳大学召开大会，宣布取缔“深圳大学声援北京紧急事态协调委员会”和“深圳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两个民运组织。此外当局也称“深圳高自联”、“深圳大学声援北京紧急事态协调委员会”的骨干成员“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策划省港澳爱国民主大游行。深圳市公安取缔了“深圳高自联”、“深圳大学声援北京紧急事态协调委员会”，并对一些参与策划省港澳爱国民主大游行的骨干进行了“教育审查”。

9月初至10月初，李瑞环三赴广州指令火速解决广东的民运份子问题，要求从速判处在六四期间被扣押的几位广州工人。当时广州皮鞋厂、万宝电器公司等厂的十位工人，在游行示威中经请示广州工自联，同意打出“广州工人”的旗号募捐。但一群被怀疑是公安武警的便衣的人同样打着这样的旗号募捐，并鼓动人打砸出租汽车，这几位工人当场被扣押，但广州公安出于慎重一直不作处理，李瑞环在广州期间指示火速处理。在三天内避开广东公检法判重刑，后广东予以抵制，七人中分别判三年至十年徒刑；此外还秘密扣捕工自联、学自联的头头。抓工自联的如是有一定职务的，则冠以贪污化、渎职、受贿、诈骗通缉，将政治罪名改为经济犯罪，以使这些人外逃也得不到外国政府的庇护。一般工人学生则冠以打砸抢匪徒逮捕。广东民运份子大量外逃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例如陈绍泰、邓绍琛、陈德胜、王永光、沈水根。深圳、惠州的工自联代表广州冶金研究所的一位工程师和几位工人和暨南大学澳门学生萧亚群都是九月中旬至十月初逃出中国。

6月11日，韶关公安机关拘捕张贴反共标语的香港人郭文深。23岁的郭文深是香港某公司的管理员。6月9日，郭入境中国大陆，并于10日到韶关，住在韶关粤北宾馆。11日白天，郭到商店购买了文具纸张，回宾馆其所住的房间内书写了10种“反动”标语（官方指为“煽动动乱、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100多张。当天晚上他乘出租摩托车到北江中学，冒充北江中学学生，传播说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了7000名学生的消息，并在校园内张贴了其书写的标语。之后他又到韶关市惠民路继续张贴标语。派出所民警随即将其抓获。民警后来还在他住宿的粤北宾馆房间内搜出标语100多张。此案现仍在审查中。这项消息在1989年6月13日的羊城晚报中得到披露。

6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的21名北京高自联领袖马少方在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派出所投案自首。

8月，梅州市、大埔县公安称其破获一宗“反革命勾联案”。大埔县人陈树根被指为“台湾特务”。当局称他化名“黄河”、“泰安”、“山宝”等连续8次与“敌特机关”挂钩联系，向台湾投递“反革命信件”，表示要“建立反共救国军”，“已建立反共救国军第六支队”“准备武装暴动，攻打各县”，要求对方支持30万美元购买枪支、弹药，甚至表示要炸毁水电站等。案发后，经过当地公安机关20天的侦查破获该案。陈被判处7年徒刑。

河源公安当局指运动被镇压后，“境内外敌对分子乘机进行渗透和破坏”。河源政保部门“按照上级指示和部署，积极开展隐蔽斗争和反渗透斗争，全力确保河源社会大局稳定”。

此外，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也称于6月14日抓获了据称参与策动运动的“台湾军事情报局特务”多人并“缴获了他们从事特务活动的证据”，指张益、吴继东二人“按照台湾特务机关的指示，接收和传播台湾广播电台编造的谣言，煽动动乱，并向台湾特务机关密报广州地区情况”。张益被捕时25岁，待业青年，吴继东被捕时23岁，为广州市某宾馆工人。当局称张益、吴继东于1988年11月被台湾军事情报局发展。10月23日，张益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吴继东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 加强信息审查

事件之后，广东当局加强了对信息的审查。广州各大公司的传真机被当局派员看守，若认为接收消息可疑即会检查。广州和深圳的长途电话常受到干扰。罗湖等口岸的联检也对香港旅客携带的物品加强检查，禁止香港报纸（包括文汇报大公报）流入。广州市民部分能通过香港广播电台获得关于北京的报导，但近郊地方无法接收信号。许多居民和干部住宅安装的可以接收香港电视信号的鱼骨天线被政府要求拆除，有民众抱怨广东电台节目无法收听收看相关的新闻，也有广东新闻工作者在北京镇压后对新闻机关的做法暗中表示不满。珠江台的点歌节目“想点就点”则改变过去欢快的风格，播放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等旋律沉重的歌曲。

在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深圳市委即受命查封了《深圳青年报》和《特区工人报》。八九民运后《蛇口通讯报》也遭到整肃命运，该报以杂文见长，曾在1988年酿出成为“蛇口风波”。《蛇口通讯报》在运动期间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民运。6月12日《蛇口通讯报》发表《猫的屁股说不得》，被认为暗讽挖苦邓小平，其编辑也遭到整肃。《蛇口通讯报》最终于1989年11月被下令停刊。

根据港媒报道，由于靠近香港，广东记者及社会能够收听、收看香港的广播电视及报刊较多，因此更了解六四事件的在外报道。广州新闻界对官方的要求消极抵制。例如广东电台《青春夜话》的主持人及编导即拒绝制作节目、拒绝外出采访，在播出时段中不断播放音乐，甚至反复播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怀集县公安当局指运动期间“境内外的敌对势力”利用运动的契机进行渗透和“心战策反” 活动。怀集县公安机关则派出专门力量深入机关、学校、农村进行全县的“反敌特破坏”的教育工作，加强“隐蔽力量”的部署和调查研究，以对其进行防范。

6月21日，针对台湾方面进行的“心战”活动，三水县公安局向各派出所发出《关于积极做好收缴台湾空飘“心战”品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心战品”的“收缴”和“消毒”工作。当局指6-7月间三水就收缴台湾方面的“心战”空飘传单、剪报、图片共274张，境外投寄至县内各单位的“反动宣传文件”4份。

### 打击外逃与境外联系

当时香港媒体总结，民运人士外逃的主要通道有四条，除缅甸和台湾方向外，其中两条即通过广东。一条是深圳和蛇口，也是广东和香港人熟知的一条传统的偷渡路浅，除藏匿在火车、汽车中出境外，多数是买通偷渡贩子“蛇头”，由水路渡入香港海域登岸。一条是珠海经拱北至澳门，也是一条传统路线，关防且不如直接进入香港的第一路线严格，成功机会大，但抵澳门后若不能及时到香港则“安全堪虑”。港媒认为澳门地位不如香港，中共特工活动自如，随时有被捉回的危险。

多数北京的民运领袖，经广州工自联和香港支联会协助，通过收买武警、基层干部与蛇头等方式，从广东逃出。同时广州工自联据点移至暨南大学，仍继续地下运作，协助通缉学生领袖隐藏和外逃，部分行动（如珠海、湛江外逃）也导致成员被捕。如广州学自联主席刘俊亦经“黄雀行动”救援前往美国，后成为律师。

6月13日首批通缉名单公布后，公安当局即部署了广东边防的加强措施以防“要犯”外逃。深圳内外两条防线重兵戒备，去小梅沙浴场的游客也要遭到边防警察的检查。深圳旅游业为此大受打击，内地人避嫌及因关卡重重，来深圳人数也明显减少。鉴于吾尔开希及严家其均从广东出境，有关广东“秘密通道”之说便广传。广东省公安厅在7月17日证实三名暨南大学澳门学生秦国东、梁灶华、陈泽伟“涉嫌参与偷运民运分子离开大陆”， “参与引导不法分子逃离国境”，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秦国东、梁灶华在7月24日获释回澳门，但陈泽伟仍被扣留审查，直至1990年6月19日获释回澳门。同时，北京国家安全部派出数百人南下广州专责调查“地下通道”。一时广州的大小酒店、旅馆、机关和大学招待所，连日半夜一点钟都有公安人员来查房，发现可疑即行搜查。

7月中旬后，中央加大了对广东、海南等地参与者的清算与外逃的打击，严令广东、海南加强边防，杜绝民运人士外逃，但仍有赵紫阳亲属逃出。7月31日，为严防“暴乱分子”外逃，三水县公安局根据佛山市公安局规定，凡是出国、往港澳旅游人员，必须查验户口簿及身份证影印件、申请表上的相片要加盖骑逢印。

8月中旬，李瑞环带领公安、武警宣传部等领导进驻广东，召开南方四省宣传会议，调动外省武警，禁止收看香港电视、加强沿海检查，没收广东外事活动干部或出国考察干部的公务护照，在主要公路广深、广汕、广湛、广海加强检查，严防通缉的民运份子外逃，由武警总队副政委长驻深圳、广东、海南至县一级沿海口，由武警埋伏。

公安部门八月下旬透露侦查外逃“地下通道”的工作已有成效，多条地下通道已被截断。当局特工除对被捕者刑讯逼供，挖取外逃浅索外，还派便衣打入偷渡集团中卧底，北京高自联常委邵江9月在珠海拱北边防四号哨区被捕，就是卧底战的结果。同时，当局对后拿逃犯有功人员给以数以千圆计的奖励。

据统计，自6月至9月中旬已有数十名民运人士在深圳边境被截获。仅驻守沙头角的深圳边防武警第六支队两个中队，已先后截捕41名涉嫌曾参与民运的人士。由于堵截外逃有功，深圳边防部曾受到公安部边防总局的奖励。在深圳、珠海、广州一带，边防保卫工作基本由武警负责。在八十万人口的深圳就有六个支队（每队相当于一个团，成员一千多人）。第六支队负责深圳与香港的边境巡逻，在深圳边防检查站和特区检查站、蛇口边防检查站及大铲岛检查分站，约部署三个团的兵力。深圳与内地的分界线由第七支队负责巡逻；第四支队则负责党政机关、看守所、收容所、劳教所的保卫工作。它们均属广东省武警总队和深圳武警指挥所领导。深圳公安局的编制为五千人，当时在深圳约有一万二千人的兵力可用于对付外逃人士，再加上无处不在的社会联防队，还有一个团的正规军在附近驻守。执法部门当时举行庆功大会时获嘉奖的多为武警。抓获一名政治逃犯可获奖二百元人民币并记三等功一次，而抓获普通逃犯则只有一元。

同时，六四期间被捕的工人被快速判处重刑、秘密拘捕工自联与学自联领袖，并将政治罪名改为经济犯罪以阻碍外逃者获得庇护，此举导致广东民运人士大量外逃，如陈绍泰、邓绍琛等人。期间，三个从北京逃亡的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在由广州工自联、港支联会安排从湛江外逃时被捕获，广州工自联在暨南大学的联络点被查出，几位香港支联会协助内地民运领袖外逃的成员也被诱捕。

原深圳法制报新闻部主任何频，六四后被深圳公安局列为新闻界头号通缉人物，经地下通道逃抵澳门并获加拿大政治庇护。由于何频既是司法干部、又是深圳法制报新闻部主任，有广泛的人际关系，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局为堵截外逃，在深圳布下六个支队的武警相当六团兵力，加上深圳公安局五千人的编制，约有一万二千人的布防力量可用来对付外逃。

根据官方记录，深圳特区的“二线关”管理线在“堵截两乱分子外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在二线关严密布防，先后抓获“非法组织头目”26人。

在广州有一外语培训中心，于六四前许多外籍大学教授晚上来义务教授语言。经六四的大搜捕后外国教授为“顾及学生们日后安危，免他们被扣帽子”拒绝赴教。

### 广东作协的清洗

据主管清查工作的临时机构广东省“工委”的统计，运动期间广东省直机关参与示威游行的处级干部有八名，其中作家身份的占五名。省直机关上街游行的人次，作协占百分之六十，其中党员人次占百分之七十。广州第一支非学生队伍上街的是一群青年作家组成的声援团。之后知识界数次大游行都是由作协带头发动并策划的。5月17日，广东作协青年作家拉队上街游行的同日，计有五名作协副主席秦牧、黄秋耘、岑桑、黄庆云、李士非联同两位资深军旅作家赵寰、郭光豹签名致电党中央，敦促“答应学生的正义要求”。黄秋耘不但签名上书，在“五一九”戒严令下还在《羊城晚报》发表杂文，末尾加入“写于凄风苦雨中”。曾因“反自由化”而去职的前《特区文学》主编、作协副主席陈国凯则在整个运动期间保持沉默。“伤痕文学”广东作家孔捷生一直偏“自由化”，并拒绝入党。5月17日，他率领“作家声援团”到广东省政府门前，向数万集会请愿的大学生发表演讲。之后知识界多次游行都由他组织策动，其中包括5月23日的大游行，还曾赶赴北京。

运动过后，广东省宣传部事后因此要求彻底整肃“烂摊子”。岑桑曾参加“五二三”省港大游行，并拒绝交出检讨书，被省委多次点名后，按中央文件的律例将其划入“从严”处分之列。《花城》杂志主编李士非与地下民运曾有牵连，并被视为“自由化”，因此被革职。六四之后，孔捷生在北京接听广州友人电话并流泪，此后回广州避祸。不过国家安全厅已将他及李正天列为黑名单上的头两名。作协党组亦施以高压要求其悔过，安全部也派员来“谈话”，但因孔捷生是广东省政协委员，欲传讯须经特别手续批准，有关方面也无可奈何。此后孔捷生流亡海外。女作家丁小莉被停职，后赴加拿大自费留学。前湖北作协副主席、后转调深圳的祖慰曾参加广州五二三大游行，六四后宣布退党，流亡国外。

广东作协中的左派欧阳山、陈残云也积极攻击“自由化”，认为“反革命暴乱”是因为“自由化大泛滥”、学生“搅事”。秦牧在《自由评论》上撰文坚决拥护邓小平的“六九”讲话，猛烈抨击“自由化”与“暴乱”。

### 限制游行示威

1990年5月5日，广东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办法》，批准《广州市集会游行示威若干规定》。5月7日，广东省公安厅又制定《广东省公安厅处置突发性闹事骚乱事件的工作方案》。

### 后续活动

此后，广东境内继续有民运人士零星活动。如1991年6月，深圳怡景中学教学楼先后两次发现19张署名“中国民主同盟会深圳分会”的标语，抨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呼吁学生不要忘记六四事件。深圳市公安机关经连续五昼夜的侦查将作案人士刘某抓获。1992年6月，深圳梧桐山花木出口场临工陈某以“迟钝者”名义在深圳水库管理站围墙张贴了25张大字报纪念六四事件三周年的旗号，抨击改革开放和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案发当天，陈某即被深圳公安抓获。

## 基本资料

- 头衔：六四事件中的广东
- 属于：六四事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
- 日期：1989年4月—6月
- 地点：中国大陆广东省，主要于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
- 起因：参见六四事件
- 目标：参见六四事件
- 方法：游行示威、绝食、静坐、占领等
- 结果：北京清场后逐渐消停
- side1：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 执行机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广东总队、部分机关单位中的公务人员、广东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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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
- side2：广州高校爱国学生联合会、广东工人自治联合会、深圳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民间组织、广东各大中学院校学生、同情学运的知识分子、部分工人及其他各阶层市民、部分机关单位中的公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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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内部分改革派人士、部分民主党派人士
- leadfigures1：林若（广东省委书记）、叶选平 （广东省省长）、文广智（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朱森林（广州市委书记）、杨资元（广州市市长）、宋恕忠（广州市公安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