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索引

引文索引是一种书目索引，用于记录出版物之间的引用关系，从而方便用户检索并明确后续文献对前序文献的引用情况。引文索引的某种形式最早发现于12世纪的希伯来宗教文献之中。法律引文索引则出现于18世纪，此后通过诸如《谢泼德引文》（Shepard's Citations）等引文检索工具的推广而得以普及。1961年，尤金·加菲尔德的科学信息研究所（ISI）推出了首个针对学术期刊所刊载论文的引文索引，即最初的科学引文索引（SCI），随后又相继推出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以及艺术人文引文索引（AHCI）。2008年，美国化学会将创立于1907年的印刷版化学文摘转化为了可通过互联网访问的SciFinder。首个自动引文索引由CiteSeer于1997年开发完成并获得了专利。提供此类数据的其他资源还包括谷歌学术、微软学术、爱思唯尔的Scopus、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针对科学文献来源推出的iCite，以及用于评估政策导向型智库间反向链接的Think Tank Alert。

## 历史

已知最早的引文索引被描述为拉比文学中的圣经引文索引，即《迈夫塔哈·德拉绍特》（Mafteah ha-Derashot）。这是一份12世纪的手稿，相传为迈蒙尼德所著，尽管其作者身份尚存争议。该索引按照圣经短语的字母顺序进行组织。后来的圣经引文索引则按照正典文本的顺序排列。这些引文索引既用于一般性研究，也用于法律研究。塔木德引文索引《恩·米什帕特》（En Mishpat，1714年）甚至包含了一个符号，用以指示某项塔木德决议是否已被推翻，这与19世纪的《谢泼德引文》如出一辙。与现代学术引文索引不同的是，当时仅对《圣经》这一部著作的引用进行了索引。

在英文法律文献中，司法报告集开始包含该卷中所引用案例的列表，这一做法始于《雷蒙德报告》（Raymond's Reports，1743年），随后是《道格拉斯报告》（Douglas's Reports，1783年）。西蒙·格林利夫（Simon Greenleaf，1821年）出版了一份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案例列表，并对后续影响原始决议先例权威性的判决进行了注释。这些早期的法律引文表之后出现了更为完整、成书规模的索引。随着1873年《谢泼德引文》的出版，最重要且最著名的法律案例引文索引宣告面世。

《谢泼德引文》的前总裁威廉·阿代尔（William Adair）于1920年提出，引文索引可以作为追踪科学和工程文献的工具。在得知尤金·加菲尔德持有相似观点后，阿代尔于1953年与加菲尔德进行了通信。这次通信促使加菲尔德对《谢泼德引文》索引进行了考察，将其视为一个可以推广到科学领域的模型。两年后，加菲尔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科学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的文章。1959年，加菲尔德在费城创办了一家名为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咨询公司，并开始就这一构想与乔舒亚·莱德伯格进行通信。1961年，加菲尔德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用于编制遗传学引文索引。为此，加菲尔德的团队从613种期刊中收集了140万条引文。基于这项工作，加菲尔德和科学信息研究所推出了第一版《科学引文索引》，并于1963年以书籍形式出版。

## 主要引文索引服务

通用的订阅制学术引文索引包括：

- 科睿唯安（此前为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学业务部）的Web of Science
- 爱思唯尔的Scopus，仅提供在线版本，同样在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将学科检索与引文浏览及追踪功能相结合。

这两项服务均提供了出版物之间的引文索引，并具备明确文献间相互引用关系的机制。它们均不属于开放获取资源，且在订购费用上差异巨大，通常需要通过机构（一般为图书馆）订阅方可使用。

CiteSeer和谷歌学术可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取。

还存在若干开放获取的特定学科引文索引服务，例如：

- 涵盖高能物理学的INSPIRE-HEP
- 涵盖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主题的PubMed
- 涵盖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天体物理数据系统

## 专有引文数据库的代表性

科睿唯安的Web of Science（WoS）和爱思唯尔的Scopus数据库已成为国际研究数据的代名词，并被视为各学科中经同行评审的全球研究知识最值得信赖或最权威的文献计量数据来源。这两者还被广泛用于研究人员评估与晋升、机构影响力评价（例如WoS在英国《2021年研究卓越框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国际大学排名（来自Scopus的书目数据占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评估标准的36%以上）。尽管人们普遍公认这些数据库包含经过严格评估的高质量研究，但它们并不能代表当前全球研究知识的总和。

在大众科学文章中，经常会提及南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研究产出低得令人失望。撒哈拉以南非洲常被当作典型案例引用，因其“占全球人口的13.5%，但全球研究产出却不足1%”。这一事实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与爱思唯尔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而该报告依赖的是Scopus的数据。在此语境下，“研究产出”特指发表在被Scopus收录的同行评审期刊上的论文。许多其他学者还使用筛选更为严格的WoS数据库，对所谓的全球或国际合作以及人员流动进行了分析。在此类语境下，“研究产出”则是指专门发表在被Scopus或WoS收录的同行评审期刊上的论文。

WoS和Scopus都被认为具有高度的筛选性。两者皆为商业公司，其收录标准和评估准则主要由北美和西欧的专家委员会所掌控。相对于更为全面的数据库（如收录多达70,000种期刊的Ulrichsweb）来说，Scopus收录的期刊数量不足其50%，而WoS则不足25%。尽管Scopus在规模和地理覆盖面上都比WoS更广，但它依然仅涵盖了北美和欧洲以外地区期刊出版物的一小部分。例如，Scopus称其收录了2,000多种亚洲期刊（“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多出 230%”），这看似令人瞩目，但若考虑到仅在印度尼西亚，其政府的Garuda门户网站上就列出了7,000多种期刊（其中有1,300多种目前已被DOAJ收录）；在J-Stage平台上至少列出了2,500种日本期刊，这一数字便相形见绌。同样，Scopus声称收录了约700种来自拉丁美洲的期刊，而SciELO的活跃期刊数则达1,285种；仅凭巴西一国就有1,300多种期刊被DOAJ收录这一点来看，Scopus的收录量显然只是冰山一角。

WoS和Scopus数据库所收录期刊的编辑委员会，大多由来自西欧和北美洲的研究人员构成。例如，在《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期刊中，41%的编委会成员来自美国，37.8%来自英国。同样地，相关研究对WoS和Scopus数据库中的十本顶尖营销期刊进行了调查，并得出结论：这些期刊85.3%的编委会成员都身处美国。因此，能够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研究往往是那些符合编委会世界观的研究，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特定学科索引的比较进一步揭示了地理和主题层面的偏见。例如，恰尔利（Ciarli）通过将农业与全球健康数据库（CAB Abstracts）中关于水稻研究的收录范围与WoS及Scopus进行对比后发现，后者“可能严重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产出，同时高估了工业化国家的科研产出”，且这种情况很可能同样存在于其他农业领域。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应用研究在其中的代表性不足，可能会对这些国家制定研究战略和政策发展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

对这些数据库的过度推崇，削弱了“地方性”和“区域性”期刊对于那些希望发表和阅读本土相关内容的研究人员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一些研究人员在希望发表对本地有用或重要的研究成果时，会刻意绕过所谓的“高影响因子”期刊，转而选择能够更快触及核心受众的出版渠道；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为了能够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发表。

对于将英语作为外语的研究人员而言，形势往往十分不利。WoS中95%的期刊为英文期刊，有学者认为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是一种带有霸权色彩且缺乏反思的语言实践。其后果包括非英语母语者不得不将部分科研预算用于论文的翻译和润色，并在后续的修改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使得用英语发表论文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英语作为科学通用语的广泛使用，还在知识生产中带来了一个深远的影响，因为这种做法有利于“英语母语核心圈的世界观、社会、文化和政治利益”。

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在WoS和Scopus期刊中所占比例极低，这并不能归因于这些地区缺乏努力或研究质量低下，而是由于存在隐蔽且无形的认识论和结构性障碍。这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历史与结构性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将昔日的殖民宗主国定位为知识生产的中心，同时将前殖民地贬低至边缘角色”。许多北美和欧洲的期刊对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人员表现出有意或无意的偏见。尽管其中许多期刊自诩为“国际性”期刊，但它们所代表的利益、作者乃至参考文献往往仅限于本国语言。因此，非欧美国家的研究人员经常遭遇退稿，原因通常是他们的研究被评为“不具备国际重要性”或仅有“地方性意义”（这里显然曲解了“地方性”的真正含义）。这反映出当前的“国际化”概念往往被狭隘地局限于以欧洲或英语圈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中。换言之，“持续推进的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平等的学术互动和知识交流，而是演变成了主导性英语期刊的统治，即国际学术辩论只能在这些期刊中发生并获得认可”。

科睿唯安已采取了一些积极举措来扩大WoS的收录范围，例如整合了SciELO引文索引（此举并非没有引来批评），以及创建了新兴科学引文索引（Emerging Sources Index, ESI），从而让该数据库得以吸纳更多的国际期刊。然而，在承认和放大北美及欧洲以外地区产生的、日益增长的科研文献体量方面，依然任重道远。英国皇家学会此前曾指出，“传统指标无法完全捕捉到新兴全球科学格局的动态变化”，学术界需要开发更具深度的数据和影响力衡量标准，以便对现有的全球科学知识有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学术界目前尚未建立起一个平等、全面、支持多语言且允许各方公平参与知识创造的数字基础设施。缩小这种差距的一种途径是利用面向特定学科或特定区域的预印本仓储（如AfricArXiv 和InarXiv）。开放获取的倡导者建议，应当对那些在欧洲或北美构建的“全球性”研究数据库保持批判态度，并对那些将其奉为“人类学术知识全球总和”的赞誉声音保持警惕。最后，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系统性歧视对知识生产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它如何影响到全球研究格局中被边缘化的研究群体在其中的纳入与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