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士

（左上顺时针起）吉田松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坂本龙马为重要的幕末志士。

志士，是一个历史术语，狭义上主要指在日本江户时代晚期（通称“幕末”）为推动社会变革而积极活动的在野人物。这些人通常是站在反对幕府、支持天皇的立场，其中许多人以脱藩武士的身份行动。

广义而言，“志士”也指那些怀抱崇高理想，为国家与社会大义而奋斗，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与生命的人，亦可称为“国士”。

## 词源与定义

“志士”一词的源头可追溯至中国古代典籍。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此句定义了“志士”是具有坚定意志与崇高道德，为实现“仁”的理想，可以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此外，《孟子·滕文公下》亦提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意指有远大志向的人，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此语亦被日本古籍引用，显示其深厚的思想渊源。

在日本，此词汇早在1665年的文献、日本江户时代儒者山鹿素行的著作《山鹿语类》中便有使用，但其广泛流行则是在幕末时期。当时的“志士”不仅仅指武士，更包含了一种超越个人私利、为国事奔走牺牲的崇高精神，其近义词有“义士”、“义人”等。

## 历史背景与发展

### 时代危机感与武士精神的复兴

19世纪中叶，美国海军将领马修·培理率领“黑船”叩关，强迫日本结束长达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这一事件对日本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暴露出德川幕府的软弱无能以及日本在军事和科技上的严重落后。面对可能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亡国危机，一部分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不再满足于过去安逸的身份与生活，而是迅速地将自己定位为“挑战者”。

这场危机尤其唤醒了武士阶级的战斗者自觉。在持续近三百年的和平岁月里，武士已从战斗人员转变为行政官僚，其伦理以儒家“士道”为中心，强调“文武两道”，但实质上重“文”轻“武”。然而，外来的军事威胁使得武士阶级重新重视以实战为前提的“武”，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如强烈的“名誉感”，得以复苏。这种名誉感从个人荣辱扩展至对藩、对“天下”（国家）的责任感，成为志士们投身国事的内在驱动力。同时，幕末的动荡打破了原有的身份秩序，催生了重视个人能力的“实力主义”，使得许多原本被排斥在政治核心外的下级武士获得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 从尊王攘夷到倒幕

志士们最初的政治口号是“尊王攘夷”，即尊崇天皇权威，驱逐外国侵略者。然而，随着幕府的应对日趋消极，甚至镇压国内的攘夷派（如安政大狱），志士们的目标逐渐从“尊王攘夷”转向“讨幕”。他们意识到，腐朽的德川幕府才是实现国家新生的最大障碍。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以吉田松阴等人倡导的“草莽崛起”论为重要理论基础，号召不论身份高低，凡有志之士皆可议论国事、参与变革。这种突破身份限制、议论国事的风气被称为“处士横议”，成为志士运动的一大特征。因此，运动的参与者不仅有脱藩浪士，还包括了地方上的富农、富商等阶层，他们共同形成了推动时代变革的巨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萨摩藩与长州藩等西南雄藩的下级武士成为了倒幕运动的中坚力量，最终通过萨长同盟，在戊辰战争中成功推翻了幕府，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序幕。

## 思想根源与特质

幕末志士的思想并非单一来源，而是融合了日本传统、儒学变革及外来资讯等多重元素。

首先，是植根于武士传统的伦理观。面对国难，志士们重拾了以“名誉”为核心的武士道精神，并将其升华为对国家“天下”的忠诚。然而，他们并未完全摆脱幕藩体制下对藩主尽忠的“士道”观念，因此常在“忠于藩”与“忠于天下”之间陷入精神上的矛盾与挣扎，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也成为许多志士行动的驱动力。

其次，阳明学的影响至关重要。阳明学强调“知行合一”，认为认知与实践不可分割，这一思想为志士们的直接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依据。相对于注重思辨的朱子学，阳明学的实践性与幕末志士“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的气质高度契合。许多志士并非严格的学者，而是行动家，他们从阳明学中汲取了发动变革的勇气与决心，认为这才是挽救国家的“活学问”。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重要思想动力之一。

此外，志士们也积极寻求来自外部世界的知识。他们意识到，仅凭传统思想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例如，吉田松阴在狱中翻译了随美军来日的中国人罗森所写的关于太平天国之乱的见闻录《南京纪事》（日译本名为《清国咸丰乱记》）。书中揭示了清廷因失去民心而导致国家动乱的过程，这让松阴深刻体悟到，成功的“攘夷”必须以稳固的“内政”和凝聚的“民心”为前提。这一认识促使他的思想从单纯的军事海防转向对内政改革的重视，并进一步创造性地诠释《孟子》的“易姓革命”思想，将其应用于“讨幕”的正当性论述中。这种兼采并蓄、为我所用的思想特质，正是幕末志士能够开创新时代的关键。

## 精神领袖与主要人物

幕末志士的活动虽然遍布全国，但其中以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及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影响最为深远。吉田松阴被誉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他学识渊博并对西方世界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在培里舰队停泊于下田港时，他与弟子金子重之辅试图偷渡登上美舰，希望前往美国学习，以了解西方强盛的秘密。虽然偷渡失败并因此入狱，但他的行动展现了志士们为求知而不惜牺牲性命的决心。出狱后，他在自家的松下村塾中不问学生的出身阶级，向他们传授知识和救国思想，其门下培育出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众多日后引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关键人物。

除了长州藩，萨摩藩（今鹿儿岛县）同样是培育维新志士的摇篮。出身萨摩的西乡隆盛原为下级武士，后被藩主岛津齐彬发掘，在促成萨长同盟、指挥戊辰战争以及实现江户城无血开城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被誉为乡土的英雄。与他齐名的大久保利通，同样在倒幕运动中贡献卓著，并在维新后作为政府核心人物，通过考察欧美，大力推动日本的工业化，为近代日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萨摩藩家老小松带刀与坂本龙马交情深厚，在萨长同盟及大政奉还等历史转折点上扮演了关键的协调角色，被后世称为“幻之宰相”。这些来自不同藩国的志士，共同构成了推动明治维新的核心力量。

在众多志士中，出身土佐藩的坂本龙马以其独特的远见和行动力，在历史转折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他并非仅仅是政治活动家，更是一位具有商业头脑的实践者。1865年，坂本龙马在长崎创立了类似现代贸易公司的组织“龟山社中”（后改组为海援队），以萨摩藩名义为武器匮乏的长州藩购入军舰和武器，不仅在物质上促成了萨长同盟，也为日本近代海运贸易事业拉开序幕。此外，他提出的“船中八策”更是描绘了新国家的蓝图，其中“大政奉还”、设立议会等构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明治政府，并被认为是《五条御誓文》的思想源头之一。然而，就在大政奉还实现后不久，年仅33岁的坂本龙马于京都近江屋遇刺，未能亲眼见证新时代的到来。

## 后世影响与象征意义

### 政治遗产与跨国影响

志士们的政治遗产远超幕末时代。明治初期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被广泛视为明治维新的“第二波浪潮”，是志士精神从武力斗争转向以言论和集会进行政治实践的延续。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正是像板垣退助这样出身土佐的维新元勋。他们在“征韩论”争议后，因不满萨长藩阀独占政权而下野，从体制内的功臣转为在野的抗争者。他们以卢梭的民约论等西方思想为武器，发表《民撰议院设立建白书》，要求开设民选议院，挑战藩阀政府的专制统治。该运动最初以对抗藩阀专权的“不平士族”为核心，但逐渐扩展至富农、富商阶层，最终发展为全国性的国会开设请愿运动，并促成了日本第一个现代政党——自由党的诞生，由板垣出任总理。这种从武力倒幕到议会斗争的转变，体现了志士“为国行动”的核心理念，在明治新时代下的继承与转化。

志士的牺牲精神也对后来的社会运动者产生影响，例如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如幸德秋水，也从中汲取力量。更重要的是，幕末志士的奋斗历程与明治维新的成功，对当时积弱不振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章炳麟、宋教仁等清末知识分子与革命家，在流亡日本期间，接触到大量关于明治维新的论述，并将其成功归因于阳明学熏陶下的志士精神。梁启超在人格塑造上深受幕末志士的驱动，而章炳麟更明确指出：“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 这种将志士行动与阳明学相连结的诠释，反向输入中国，成为激励中国革命的思想资源之一。此后，“志士”一词也被引申，用以称呼其他国家为民族独立和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人物，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日本的印度独立运动家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就被当时的日本人称为“印度独立的志士”。

### 现代文化形象

在当代，幕末志士的形象已被浪漫化，成为日本流行文化中经久不衰的题材。他们的故事被改编成无数的小说、漫画、动画、电影和电视剧（如NHK大河剧），深受大众喜爱。社会学者大泽真幸指出，明治维新是一场由武士阶级发起，最终却消灭了武士自身的特殊革命，革命的胜利者与失败者在此完全重叠。这种历史的矛盾性，使得西乡隆盛（最终领导西南战争反抗明治政府）、坂本龙马（在维新成功前遇刺）以及支持幕府的新选组等在时代浪潮中殒落的“失败者”，反而获得了后世民众普遍的同情与共鸣，使他们的人气历久不衰。

其中，作家司马辽太郎于1962年开始连载的历史小说《龙马行》对坂本龙马的形象塑造影响尤为巨大，书中那个不受传统束缚、充满魅力的英雄形象，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现代日本人心中对坂本龙马的印象。在山口市等与维新历史渊源深厚的地区，当地观光机构甚至推出了“幕末志士体验”的旅游项目，让游客可以穿上当时风格的服装，在历史遗迹中拍照留念，亲身感受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