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查苏联大使馆事件

搜查苏联大使馆事件，指的是1927年4月6日，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派遣军警搜查或包围北京市东交民巷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机构的事件。此后不久，天津法租界又发生安国军当局军警在法国政府允许下搜查苏联机构的事件，上海公共租界也同时发生租界巡捕封锁包围苏联领事馆事件。

事件中，由张作霖主导的奉系当局指挥的奉军和京师警察厅警察搜查苏联外交机构（苏联大使馆主建筑并未遭到搜查）后，逮捕苏联外交人员以及李大钊等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引发了中华民国（北京）和苏联之间的外交风波。

## 背景

在1925年反奉战争期间，鲍罗廷、李大钊曾秘密策动郭松龄向冯玉祥国民军倒戈，反对张作霖。大沽口事件和三一八事件之后，李大钊、徐谦等人遭到执政府的通缉。国共两党在北京的机构转入地下，指挥机构转移到东交民巷的原俄国兵营里面。李大钊等人继续在里面指挥国共两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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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4月，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控制北京，成立安国军，以“讨赤”名义与冯玉祥和蒋介石等人的国民军和广州国民政府在北伐战争中为敌，并认为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正透过国共合作的机会扩展影响力、“赤化中国”。北京政府指与冯玉祥关系密切，又身兼中共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代理人的李大钊与其所属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军火，协助苏联介入中国内战，威胁北方政权。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到达苏联莫斯科开始考察，期间在蒙古库伦在徐谦的介绍下宣布参加国民党。8月，李大钊委托于右任赶赴苏联请冯玉祥回国，23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政府委员。27日，冯玉祥从苏联启程回国，苏联顾问团和许多中共党员如邓小平与之同行。9月16日，冯到达五原后发表五原誓师宣言。17日，国民军各部将领公举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

另一方面，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军司令蒋介石和张作霖曾在1926年秋天开始秘密接触，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为代表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

当时北京四处搜捕共党，李大钊借由外交庇护，躲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原俄罗斯帝国使馆兵营中，中国共产党北方总部也搬入当中活动。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但俄罗斯帝国使馆兵营所处的位置，因苏联已经取消沙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条约而处于争议地位。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1月，国共两党的示威队伍先后攻入汉口、九江英租界。同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进行改选。由于中共党组织与国民党左派联席会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在选举获得成功，9名执行委员中共跨党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各占4席，17个区党部51名委员中，共派也占了绝对优势，达到37席。此后，几乎全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成立。1月6日，北京警厅设检查新闻特务委员会，检查沪津来京各报。1月19日，奉系陆军军法裁判所以共产党“派赴绥远、调查军情、秘报共产党中央，以便辅助进行北方军事工作”的罪名，将辛绍卿等九人枪决，判处胡德芳等十二年徒刑。

2月10日，中共北京地委制定的《北京地方国民运动工作报告》谈到国民党党务问题，指自三一八事件以来北京共产党员已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员由2200人发展到4300百多人。

1927年3月，南京事件在北伐军攻陷南京期间爆发，英美意日等国侨民被袭击，酿成外交风波。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利用冯玉祥国民军、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和国共合作，在中国扩充影响力的现象，进一步不满。

由于李大钊在夜间工作时的谈话声被其机关工作地点原俄国兵营隔壁的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觉，法国使馆即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吴晋提供了这个情报，日本使馆也证实有中国人经常出入该处。当局先将出来送信的工人闫振三和烧饭工人张全印逮捕审讯，后来，吴晋与警察总监陈兴亚、宪兵司令王琦及军法处处长，共同策划搜查俄国兵营。

3月下旬，张作霖遍访各国驻华使节，共同策划反对共产党的方案。同日，北京军警当局连续以赤化嫌疑捕去各大学学生三四十人，各校教职员和学生纷纷出京。4月4日，驻北京各国使馆卫队长在美国兵营开会。会商防卫使馆、租界问题。其时北京使馆界内共有美、英、法、意、日五国驻兵1102名，骑、炮兵皆全。议决如必要时，即推美国卫队长官指挥一切;防区之分配，看将来情形而定，界内各处根据《辛丑条约》，不得容许中国武装兵士院入。

##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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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6日，北京全城戒严。安国军当局指基于情报，称有大量煽动者进入北京并被安置在苏联建筑物内，意图煽动民众，因此请求外交使团允许搜查。报道又指“东交民巷二十八号房内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秘密机关，扰乱中国治安。军警当局特向安国军总司令部报告；复由当局与交民巷各公使交涉，拟设法排除障碍，同时某国要人，又向安国军方面报告，俄使馆内有华人图谋不法行动，请注意”。奉军当局负责北京治安，外交团遂批准请求。行动前晚，当局已得各公使之谅解，认为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负责行动。

根据英国外相后来在英国下议院回答质询的讲述：4月6日，中国京师警察厅总监拜访了使团代表、荷兰公使Willem Oudendijk，并递交了一封一式两份的公函，指出苏联人在使馆区内从事颠覆活动，并请求授权搜查特定的俄国房产，包括远东银行，并不在苏联使馆主楼范围内的中东铁路办公楼以及俄款委员会的建筑。这封信的原件经荷兰公使正式签署，授权京师警察进入后，又交还给了中国当局。而荷兰公使在此之前已征询其他《议定书》列强的代表，大家一致认为，使馆区的庇护不可被用来对抗当地政府。因此，只要地方当局持有合法的司法搜查令，使馆区警察应在公使的特别指令下，允许其搜查搜查令中明确指出的任何可疑苏联私人财产。

上午十时半，张作霖命令奉军及京师警察厅，出动警车、宪兵、特务等300余人；当中包括东北陆军手枪队一队、东北宪兵一队，皆携手枪。便衣探员一队。搜查队伍胸系红绳为志，警察一队身着制服、佩刀带枪，由干练官长率领至使馆界内的远东银行与中东铁路办事处和俄款委员会，一部在墙外逡巡、一部分入内。在北京各国使团的默许下，军警包围和搜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和俄款委员会，逮捕了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16人，以及逮捕中国共产党员李大钊、范鸿劫（北大）、杨景山（北大）、谢伯俞（师大）、谭祖尧（艺专）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同时也是国民党员）以及国民党北京市执行部邓文辉、路友于、张挹兰等共35人。李大钊妻子及两个女儿也一同被捕，儿子李保华因外出办事而未被捕。当时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机关即设在使馆区旧俄兵营内的工作。当局的军警拿走了苏联大使馆的大量档案材料。同时，军警在四川会馆又捕去中共党员吴平地等，在各大学宿舍也进行搜捕，共逮捕了八十余人。

搜查过程中，当局区分了苏联大使馆主楼（驻节官员住所与办公室所在）与使馆范围内的“其他建筑”（包括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室，以及下级官员与苏联侨民的住所）。理论上搜查并非针对大使馆主楼，而是中东铁路大楼及远东银行，但军警必须穿过使馆区内的一条道路数百米才能抵达目标地，因此需向外交使团申请并获得许可。

在搜查的过程中，军警翻墙或破门而入，使建筑内人员完全措手不及。当天成群结队的中外旁观者挤满了使馆区的大街。军警则将一车又一车的宣传品、国民党与共产党旗帜，以及一批批器材运走，其中一辆车上还装有多支步枪与大量手枪弹药。最后据称从建筑中收缴了七车宣传单、一挺机枪、一门迫击炮、炸弹、约二十支步枪、数千面国共旗帜以及大批弹药。在军警赶到后不久，一些俄方人员试图焚毁文件，但被中方消防队扑灭。面向使馆街的苏联远东银行是首先被搜查的地点。它与其他被搜查的建筑都位于苏联大使馆院内，但大使馆主楼未被进入，并有武装的苏联人员被看到在旁警戒。

根据荷兰公使对英国公使的通报（英国下议院会议记录），此次查获物品包括一份4000名北京特务的名单，并指“这些人准备在特定时刻挑起事端并实施暴力行动”，一挺机枪、三十支步枪、若干弹药、“多面带有煽动性标语、用于集会示威的旗帜”。并发现了“反英委员会”的官印，亦缴获了类似的反日、反法委员会的印章，“被逮捕者包括22名俄国人，以及40至50名长期被通缉的中国人，其中有华北中国共产党公认领导人，藏身于俄国人处”。而根据安国军政府公布的信息，搜获的物品包括“有青天白日旗多面，万国旗多面，中国共产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方印一颗，雪耻大会圆印一颗。共产党财务调查宣传总务文书小长方印各一颗，关于其他之印信多件。市党部各册多件。共产党名册多件。领会用之器具多件。孙文像片多件。宣传印刷品多件。步枪三十二枝。盒子炮十二。炸弹数十枚。手枪八枝。劳农旗帜三面。庆祝苏俄革命纪念横幅多张”。军警用第九六八号第四号第一号多辆汽车，分别运至警察厅，“至九时。始竣事”。

此外，安国军当局也在某个酒店扣留两名美国记者（其中一名为女性），来自旧金山与火奴鲁鲁的Mildred Mitchell和Wilbur Burton，并指其向敌对北洋政府的刊物供稿。两人在安国军当局的特务监视下被扣留在北京的Hotel du Nord旅馆，该处位于北京各国使馆区外。两人供职于亲冯玉祥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媒体机构，美国大使馆曾以其散布亲国共的反英宣传为由撤回了对该社的保护。美国大使馆则表示两人并未收到正式指控，如有指控则必须通过使馆递交。报道则指两人可能被直接驱逐出境。

法国官方人士则表示，中国当局曾向外交使团请求允许搜查位于使馆区内的苏联银行，而尽管使馆区享有外交豁免，但银行位于原俄国邮局旧址，且苏联政府已放弃其在华全部特权，因此该银行不享有外交豁免。外交使团因此无法阻止搜查。另外北京使馆区行政委员会秘书（西班牙使馆雇员）还曾致电苏联大使馆，表示不会允许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主楼。

北京当局在4月6日晚发布公告：“中国政府获悉远东银行及中东铁路办公室内存有武器与弹药，并知悉这些地方一直是共产主义煽动者的活动中心，遂决定进行搜查。

搜查的依据在于，这些地点不享有外交豁免，而苏维埃政府已放弃1901年《议定书》所规定的特权及域外权。因此，只有大使馆本身保有不可侵犯的特权。

搜查于今日上午11时由中国警察执行。在此之前，中国当局依据司法机关的正式搜查令，已从使馆区主管当局获得执行该搜查令所需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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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苏联驻上海领事即往谒驻上海各国领事团领袖，声明如果上海苏联领事馆“受此侵扰”，“将必唯该团是问”。4月7日，上海公共租界欧裔巡捕和万国商团俄国联队包围了苏联领事馆，禁止来往人员出入。其中万国商团俄国队接到任务，安排1名军官和17名士兵组成的卫队紧急封锁苏联驻沪领事馆，职责是协助工部局巡捕对所有进出领事馆大楼的人员进行搜身，拘捕所有晚上11点到凌晨4点间进出领事馆的人员。4月9日，因为俄国队接到守卫租界变电站的任务，前一任务被转派给万国商团美国队执行。中方（武汉国民政府，当时北伐军已占领上海）交涉员郭泰祺欲入该馆时、巡捕须检查郭方许进内，遭到抗议。同时大量的苏联人集合到领事馆内，领事馆烟囱不断冒出浓烟，被认为是销毁机密文件。同日，英国士兵还搜查了公共租界内国共组织活跃的大夏大学，遭到国民党方面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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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奉北京当局电令，安国军当局的天津警察厅军警派员向法国驻天津领署接洽，法国领事由电话向北京法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请示允许后，警厅长丁振之率同警察侦察，会同天津法租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的苏联驻华贸易处、远东银行、东铁商务驻津办事处、苏联大使署商务处及蒙古西合公司等机关。搜查行动由法租界巡捕把门，华方警察入内搜查。搜查得到法国政府允许：法国驻天津领事事先得到法国驻华公使指示，不予干涉。当局指，搜查行动获得和莫斯科来往文件数十通、宣传品数种，并“有关系书籍数册”。当搜查至苏俄大使馆商务处时，处长出示外交护照表示拒绝搜查。丁振芝则指“事系有上峰命合，且已得北京使团谅解”，最终入内直至晚上八时搜查结束。北京报刊指，搜查“以事属创举，围观者极众云”。

北京当局查获并向外界公开了苏联和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千余文件，包括共产国际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国共产党文件等，并最后会变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详载苏联涉入中共之地下渗透活动，“及近来之街头群众运动的状况”，其中有一份苏联共产党给当时革命政府顾问鲍罗廷的电报，指示不能让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苏联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牵制帝国主义国家，使他们不能从东方攻打苏联。

## 各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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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电慰问了苏联驻华代使及大使馆全体职员，指责“帝国主义”及“封建遗毒反革命份子”：

北京军警对于贵馆所施空前骇闻之大暴举、显受帝国主义者之间接指挥、彼帝国主义者最近日睹我国民革命军已奄有沪宁全线、且更将义旗北指、直捣燕云、深知其在华利益及封建势力之行将根本动摇、于是造谣中伤挑拨离间之不足、竟无所不用其极、明目张胆、运用其最凶险之方法,意图破坏革命团体、分散革命力量、以遂其苟延残之谋、在彼为虎作伥者、际兹途穷日暮、甘冒不韪、求荣卖国、原不足齿、第设因此导火线致引起国际之纠纷、即其破坏世界和平之一切重大责任、己有所属、今正值我国民革命势力高涨际、贵馆适以处于帝国主义及许多封建遗毒反革命份子之恶魔区域范围之内、首遭蹂躏、闻警之余、至深驰系、兹敬以最诚恳之友谊、专电率慰贵代大之使暨全体馆员、至希鉴照为荷。

事件之后，4月9日，北京国立九校校长集会，讨论营救李大钊方法。10日，曾派代表向当局陈述意见。4月13日，苏联政府外交委员长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电表态支持，电文指“此次北京伪政府派警搜查俄使馆、公然侵辱苏俄政府、张作霖实尸其咎、国民政府殊深抱歉、自当以实力对付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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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驻中华民国代理大使齐尔内赫向安国军政府提出严重抗议。4月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中华民国驻苏联代办郑延禧提出通牒，要求当局立即撤退监视军警，释放使馆里面的苏方人员，交还被抄文件等。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强烈谴责安国军政府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认为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工具”：

通电随力要履行下列之初级条件、(一)即将大公使军事随员及大公使馆人员及商务随员住屋之中国军警撤退、(二）苏俄经济会之大公使馆人员，须即行释放、(三)由军事随员住所搜去之一切文件、须即时交回、(四)警员及安国军掠去之银両、书籍、家私等物、于此等要求未得满意解决之前、须先行交回各物原主、苏俄政府为表示抗议计、不得不将其大公使及使馆人员、全数召回、祇留囘领事人员驻京、苏俄政府对于此事、向京政府祇提出上言之初级要求、而此种要求亦非辱及京政府者……

倘任何帝国主义者之政府、遇此种相似之事、定以最强烈之压抑举动相向、惟苏俄虽有适足之力、以行其压抑方法、但仍宣言切实避免用之、该通牒续谓、苏俄政府明知外国帝国主义者之中有不负责之辈、欲鼓励其启战端、并知京内阁巳成为彼等之傀儡、惟苏俄常以全世界劳工利益为前题、中国民族之群众利益、亦包括在内、京政府虽有此种激动之举、宗旨欲使国际大局情形较劣、及欲将某等帝国主义者之国对华之军事行动、转为世界一新大战、但俄政府今特宣言、断不致被任何激动所动、及无论如何、将尽力保护和平、苏俄政府信持此热望、必得各国劳工的友谊赞许，尤以中俄民族为景但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政府，表示拒绝。

另一方面，据真理报报道，国民政府代表郭泰祺拜访了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并表示上海苏联领事馆遭到上海万国商团和警察的包围，郭则需要安排一名护送人员进入领事馆。郭对苏联领事就北京事件表示遗憾和歉意，并指出这是“北方军阀的垂死挣扎”。郭也表示其将亲自向上海各国领事提出抗议，并指出苏联领事馆隶属于国民政府管辖，未经中国政府知晓和许可，任何人无权对苏联领事馆采取此类措施，又表示“对当前局势表示极度愤慨”。郭泰祺又访问了上海英国总领事以抗议公共租界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的举动，英国领事则表示他应该和公共租界工部局当局接洽。郭则重申认为工部局“如此举动，实违国际法律”，必会提出抗议。

各国使团在4月9日的会议上，同意英国公使对警方的回函，希望被捕者得到司法机关的公平审讯：“我奉同僚之托告知贵方，他们期望所有在此次搜查中被中国警察逮捕的人员，将由主管司法机关进行公平审判。若贵方能对此作出保证，我将不胜欣慰。”英国每日邮报将广东政府描述为“国家的渣滓——一群游手好闲的犯罪乌合之众”，并称他们被莫斯科组织成“武装恐怖团伙”。该报写道：“如果能够将这种势力从中国清除出去，那么中国民族主义政策的成功还有一线希望，否则就无从谈起。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突击搜查很可能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代表着真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试图清除那些唯一正在侵蚀中国独立的人的尝试”。

英国左派《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先驱报》（工党机关报）则相对同情苏联，卫报评论认为“如果列强确实允许张作霖实施这些袭击，那么他们就等于同意侵犯与其关系友好的国家的权利，并公开偏袒交战双方之一”，每日先驱报则评论“如果事实证明兰普森及其幕僚同意张作霖侵犯苏联大使馆的神圣性，那么我们将面对这样一种行为：如果不立即予以澄清，这等同于所有列强对俄罗斯宣战”。

4月11日，英国下议院就事件展开讨论，保守党议员Frank Nelson、工党议员莫斯利、Joseph Kenworthy等就搜查大使馆事件对英国外相奥斯汀·张伯伦提出疑问，包括张作霖部队进入北京使馆区“是否系经我方驻北京外交代表与其他列强代表共同授权”，并要求其交代具体情况。张伯伦则在回答中强调，苏联大使馆本身被高墙隔开，在搜查中未受触动，但搜查人员确实越权进入了俄罗斯帝国时期使馆卫队的兵营（此处与大使馆主楼隔墙相望，位于西侧）。英方观点认为，苏联已经不再拥有沙俄时期的卫队，因此兵营建筑并无外交豁免权，但列强使团仍通过英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指出警方此举已“超出资深公使授权的范围”。

蒋介石在发动江浙和上海的清党事变前后，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 后续

4月16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农民部部长莫同荣（中共）等也被捕入狱。4月18日，北京警察总监陈兴亚通令各区郊警署，检查界内书肆书摊，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书籍发行。又令此后凡到新书，务须先送警厅审查，始准售卖。

国民军发出通电，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李大钊。4月7日，当时已经归顺国民政府的阎锡山也致电西安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表明晋军的立场和态度，称“李大钊在京被捕，帝国主义者有以武力干涉之议决，值兹一发千钧，稍纵即逝，吾辈应即乘机发动，以竟全功”，阎锡山又要求冯玉祥“请速集结大部，克日出发”对奉作战。直鲁联军的张宗昌则通电指责李大钊为“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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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中被捕的李大钊等人，遭到当局法院的审讯与起诉，该案当时被简称“党案”。4月28日，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组成的军事法庭（“党案特别法庭”）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秘密进行军法会审。在搜查案中被捕的李大钊等二十人在受审以后，被以“扰乱治安证据确实之理由”“和苏俄通谋，里通外国”等罪名宣判。下午以绞刑等方式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处决。根据世界日报以《李大钊等二十人昨被绞决》为题的报道：

当局办理党案，自特别法庭成立后，审判长何丰林及各个法官，曾在警厅屡次检阅证据及李大钊等供单。其关系较重者，并由何等亲提审问，核对前后供词，商量判决办法，至前晚上，大致即经商定，遂于昨日上午十时，在警厅正式开庭......开庭后，即将李等提讯，至下午一时许讯定，即判决。所有情节最重之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吉、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二十人，一概绞决。当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桂五为监刑官，由警厅调集刑车(即火车式之木栏二马所拖之车)五辆将李等装入车内，每车有押车警士二人。前后并有保安队一大队、手枪队一队，及卫戍团等甚多。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之地方厅看守所刑场，沿途观者甚众。二时四十分至场。场中有绞杆数挺，即由保安队等护场。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因绞刑极费手续，故至下午四时十分始执行完毕，分别棺殓。除李大钊外，其他被处决的十九人名单与身份略为：

- 范鸿劫，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政治生活》主编。
- 谢伯俞，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部长。
- 谭祖尧，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兼文书。
- 莫同荣，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农民部部长。
- 路友于，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 邓文辉，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主席。
- 张挹兰，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部长。
- 姚彦，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商民部部长。
- 郑培明，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秘书。
- 张伯华，中共党员。
- 杨景山，中共党员。
- 陶永立，中共党员。
- 方伯务，中共党员。
- 吴平地，中共党员。
- 李昆，中共党员。
- 阎振三，李大钊办公室工友，工人。
- 李银连，中国共产党党员，代表于右任来京出差。
- 谢承常，共产党人。
- 英华，工人。

4月29日，军事法庭续判舒启昌等十人徒刑。北京的国共合作基本终结。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均遭严重破坏。

5月，英国警察当局也对伦敦的苏联驻英贸易机构全俄罗斯合作社进行了搜查，并占领了苏联商业代表处的档案室。此后不久，英国政府宣布废除《英苏贸易协定》，同时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7月16日，清党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指其有援助各地共产党活动的嫌疑，也饬令查封了苏联远东银行。

事件中搜查出中共大连党团组织呈送北方区的报告材料等，使日本关东州当局确认大连有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于是更加紧进行防范和搜查。7月24日清晨，中共在关东州的沙河口铁道工场党支部开会，支部书记韩冈清和委员辛培源、于全福均遭逮捕。随后，日本关东州当局又逮捕了中共大连市委工运部长丁文礼和市委书记邓鹤皋，并对大连共产党员进行大搜捕。至月底，共逮捕中共党团员和支持者49人。中共大连地方党团组织被日本当局镇压破坏后，依附于中共的大连国民党组织自行解体。

国共决裂后，南方国民政府与苏联的邦交未断绝，苏联驻长沙领事馆曾被中共湖南区委用作开会策划秋收暴动的地点，并有苏联驻长沙领事（兼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参与。1927年10月23日，湖南省政府令长沙卫戍司令部派兵将苏联驻长沙领事馆检查发封，并将领馆人员监护出境。

1927年12月，因为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在广州暴动中的参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对俄绝交令》宣布与苏联断交，幷正式关闭苏联驻上海、汉口、广州、长沙的领事馆。不过当时苏联正式承认的仍为北京政府，直到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苏方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