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预算

美国联邦预算（United States federal budget）是美国联邦政府在一个财政年度内的支出与收入计划。它不仅是政府财政活动的基础，也是国家政策优先级与经济理念的具体体现。美国的财政年度自每年10月1日开始，到翌年9月30日结束，并以结束的年份命名。联邦政府的财政运作方式建基于权力分立体制，预算的编制与执行过程涉及行政与立法两个部门的协调。

美国联邦预算的制定程序从总统的预算提案开始。行政部门透过行政管理预算局（OMB）拟定下一财政年度的预算建议，提交国会审议。国会（众议院与参议院）分别透过其预算委员会拟定预算决议，确定支出与收入的总体框架，并将限额分配给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及其各个小组委员会。这些小组负责起草具体的拨款法案，决定各政府部门与计划的资金分配。若两院版本不同，需协调一致。

法案在众议院与参议院通过后送交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若被否决，需回到国会重新协商，或国会可透过三分之二票数推翻总统否决。若年度预算无法在财政年度开始前通过，国会通常会以临时拨款法案维持政府运作，直到正式预算获得批准。国会有时会将全部或部分拨款法案合并为一项综合拨款法案，以便加速审议或避免政府关门。在突发情况下，国会也可能通过补充或紧急拨款法案，用于应对自然灾害或国家安全危机。此外，国会也可能透过调和法案来促使税收、支出或债务政策与预算目标一致。

预算的内容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强制性支出、自由裁量支出以及净利息支出。强制性支出指依照现行法律自动执行的项目，例如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与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等福利计划，这部分不需国会每年重新审议。自由裁量支出则由国会每年通过拨款法案决定，用以资助国防、教育、基础建设、科研及其他行政部门的运作。随着强制性支出比例的增加，自由裁量支出在总预算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第三项为净利息支出，指政府为公共债务支付的利息净额。随着债务规模与利率上升，这项支出已成为联邦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

在收入方面，联邦政府的主要来源是个人所得税与薪资税，后者用于资助社会保障计划。此外，美国企业税、关税、消费税以及其他非税性收入（如使用费与罚金）也构成重要的财源。当政府支出超过收入时，差额即形成年度预算赤字，政府通常透过发行国债进行融资，累积的债务称为公共债务。长期而言，美国联邦预算的压力主要来自结构性因素。随着婴儿潮世代进入退休年龄，社会安全与医疗保险的支出将继续增加，而税收增长的速度不足以抵消这些支出。若无新的政策改革，债务与利息支出将占用越来越多的财政资源，限制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支出能力。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于2024年2月发布的报告，联邦债务在未来数十年内将持续上升，主要原因包括人口老化导致社会保障与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利息支付成本攀升以及税收收入增长缓慢。报告指出，若现行法律不变，到2034年时，联邦持有公共债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6%，赤字也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1%，远高于过去50年平均的3.7%，反映出财政压力持续加剧，尤其是随着《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和《医疗保险信托基金》逐渐耗尽，政府将被迫面临削减支出或提高税收的艰难抉择。

若干政府机构在预算过程中扮演重要的分析与监督角色。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联邦预算流程中提供独立、非党派的经济与财政分析机构角色，透过预测、评估与分析，协助国会了解各项政策与法案的财政影响。除了CBO之外，政府问责署（GAO）、行政管理预算局（OMB）以及财政部都负责提供数据与报告，监督预算执行情况，并评估长期财政可持续性。

## 运作模式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节第七款规定：“除非依法律拨款，国库之款项不得动支；政府的全部收入与支出应定期公布”。这项规定确立了国会对公共资金使用的最高权限，形成联邦预算制度的宪法基础。所有政府开支都必须经过法律授权与拨款程序，确保行政部门无法擅自行使支出权。

根据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Budget and Accounting Act of 1921），美国总统每年都必须向国会提交下一会计年度的预算请求。依照现行法规（31 U.S.C. §1105(a)），总统须于每年一月第一个星期一之后、二月第一个星期一之前提交预算案（President’s Budget）。通常情况下，预算案会于二月第一个星期一送交国会，但若果在政党轮替的新任总统上任首年，预算递交时间有时会延后，因新政府需重新调整政策优先级。

联邦预算的编制采现金制原则，也就是在实际收支发生时才记录收入与支出。因此，对于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及联邦医疗补助等长期承诺的福利计划，其未来财务负担并未完全反映于年度预算中。相较之下，部分企业及其他国家的政府采用权责发生制，在义务与收入发生时即予以认列。为了更准确反映某些联邦信贷与贷款计划的成本，《1990年联邦信贷改革法》（Federal Credit Reform Act of 1990）规定，此类项目的费用须依净现值法计算。

联邦机构若未经国会授权与拨款，无权动用任何资金。与其他法律相同，拨款必须以法案形式提出，经众议院与参议院通过后，通常由总统签署生效。国会内部通常区分“授权”（authorization）与“拨款”（appropriation）两种程序，分别由不同的委员会负责。现行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与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各设有12个小组委员会，分别负责拟定12项常规拨款法案，用以决定联邦各项可自由支配支出的具体金额。若常规法案未能及时通过，国会有时会将多项拨款合并成所谓的“综合拨款法案”（omnibus bill），以维持政府运作。

除常规拨款外，国会亦可通过“特别拨款”或“紧急拨款”。凡被认定为“紧急”的支出，可免于部分预算执行规则的限制。例如，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用于灾害救助的资金即来自追加拨款法案。某些情况下，紧急拨款也被用于与突发事件无直接关联的支出，如2000年人口普查的部分费用。特别拨款同样被广泛应用于资助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期间的军事行动与占领开支。

总统提交的预算案与国会最终通过的预算决议或拨款法案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因为国会有权调整支出优先级及经费规模。然而，总统在预算过程中仍具有相当影响力，特别是凭借否决权，以及在国会由总统所属政党掌握多数时所能发挥的政治支援。

## 拨款授权

美国联邦预算的金额中，“预算权限”（budget authority）与“支出”（outlays）之间往往并不相同。这是因为政府可以签订涉及未来年度的财务义务，例如多年度合约或长期计划，使得前一会计年度授予的预算权限仍可在未来年度动用。换言之，某年度的预算权限可能在随后数年内才实际转化为支出，造成两者数额之间的差距。

所谓预算权限，是指联邦法律授予行政部门的法律权力，允许其承担会导致即时或未来支出的财务义务。支出则是指政府为履行既定义务而实际发放的款项，包括签发支票、现金支付或电子转账等行为，通常可视为“开支”或“支用”。而“拨款”（appropriation）一词则特指国会授权使用国库资金以达成特定目的的预算权限。某些军事项目与住屋计划具有多年度拨款性质，其预算权限在法案中会明确涵盖未来数个会计年度。

在国会的预算程序中，“授权法”（authorization act）提供行政部门行动的法律依据，设立可接受资金的账户，并设定可支用的最高金额上限。然而，该账户只有在国会通过“拨款法案”（appropriation bill）后，财政部才会拨入实际资金。国会并无义务拨付与授权额度相等的资金，这意味着即使授权法允许某项计划支出一定金额，国会仍可选择拨付较少的资金。

有时，国会会在同一法案中同时进行授权与拨款，这类法案被称为“授权拨款法案”（authorization bill）。此类法案通常涵盖多年度的授权与拨款安排，特别适用于难以精确预估支出金额的权益性支出计划（entitlement programs），例如社会保障或医疗保险等，这些计划根据法律赋予个人受益权，而不取决于当年度是否拨付资金。此外，授权拨款法案也常用于授予联邦机构借款、签订合约或提供贷款担保的权力。根据2007年的数据，约有三分之二的联邦支出是透过授权法案所实现的。

在预算运作中，偶尔会出现所谓的“后门授权”（backdoor authorization）与“后门拨款”（backdoor appropriation）。前者指在未通过正式授权法的情况下，国会直接拨款并要求行政机构动用资金；后者则发生于授权法明确要求机构在特定时间内、针对特定项目支出特定金额时，即便未有正式拨款，机构仍依法必须执行支出。由于未履行该命令即构成违法，这类情况等于迫使政府支出既定金额。后门拨款往往引发争议，因为撤销这类拨款必须修正联邦法律，而在短期内完成此举在政治上极为困难。这些例外情形成为国会内部摩擦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授权委员会与拨款委员会之间，双方皆极力维护自身的立法权限，当其中一方越权时，往往引发报复性行动，导致预算程序出现僵局。

## 相关机构

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数据由多个政府机构负责汇整、分析与发布，其中包括政府问责署（GAO）、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行政管理预算局（OMB）以及财政部。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美国联邦财政透明制度的核心，透过定期发布报告、会计报表与预测分析，使立法机构与公众能够掌握政府财政状况的全貌。

国会预算办公室每年一月会发布《预算与经济展望》（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内容涵盖未来十年的经济与预算预测，通常会在八月再发布更新版本，以反映新的经济与财政形势。此外，国会预算办公室每年夏季还会公布《长期预算展望》（Long-Term Budget Outlook），分析长达数十年的债务与支出趋势；同时，每月发行《月度预算回顾》（Monthly Budget Review），追踪当前会计年度的收入与支出变化。

行政管理预算局则负责编制并组织总统每年二月提交给国会的年度预算案。依照美国《预算与会计法》，总统必须提出涵盖下一会计年度的全面财政计划。除正式预算案外，行政管理预算局通常会在七月发布《中期预算更新》（Mid-Session Review），说明执行进度与新的财政预测。

政府问责署与财政部则负责最终的会计报表与财务总结。两机构每年十二月共同发布《美国政府财务报表》（Financial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这份文件总结了截至同年9月30日结束的会计年度内政府的收支状况、资产负债与债务水平。同时，还附有一份较短的《公民指南》（Citizen's Guide），以浅显方式解释政府的财务状况与债务负担。财政部亦会在每年十二月发布《联邦收入、支出与结余合并报表》（Combined Statement of Receipts, Outlays, and Balances），提供更细致的财政数据。

在总统预算案的附录中，行政管理预算局还编制了《历史表格》（Historical Tables），此资料集收录自1940年以来的美国联邦财政数据，部分表格甚至可追溯至1901年，涵盖联邦政府的收入、支出、赤字与债务变化。该文件共分为17个章节，每一章包含若干张表格，分别呈现不同主题的财政统计资料。例如，第一章提供整体预算与非预算项目的概览，第二章显示依税收来源分类的收入统计，第三章则按功能列出政府支出分布。表格排列通常由宏观数据逐步细分至具体项目，旨在让使用者能够在单一文件中比较各项财政指标，尤其是以政府收入或支出占GDP百分比的方式，分析长期趋势与相对变化。

在长期预算预测方面，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长期预算展望》提供了关于联邦财政前景的量化模型。以2018年的版本为例，国会预算办公室针对2048年及其后的联邦债务提出多种情境分析。其中“延展基线方案”（Extended Baseline Scenario）假设现行法律持续有效，而“延展替代财政方案”（Extended Alternative Fiscal Scenario）则假设政策制定者维持部分支出与税制习惯，结果均显示若医疗开支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经济成长率，债务相对GDP的比例将显著上升。国会预算办公室亦模拟了严格财政紧缩的可能性，显示若采取削减支出或增加税收等措施，则可在长期内稳定或降低债务比例。

## 财政收入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运作主要依赖税收体系。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24财政年度联邦政府共收取约4.92兆美元的收入，创下历史新高。这些资金用于支付政府雇员薪资、维护基础设施、支援社会保障计划，并提供公共服务与安全保障。整体而言，美国联邦税收收入在经济扩张期随所得增加而成长，反之在经济放缓时下降。

个人所得税是联邦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约占2024财政年度联邦政府总收入的49%。这项税收依据个人收入及税级征收，随经济状况变化而波动，因此个人所得税的起伏常被视为经济景气的晴雨表。联邦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制度，即收入愈高，其边际税率愈高，以反映所得分配与能力原则。以2024年为例，联邦所得税的税率级距为10%、12%、22%、24%、32%、35%和37%。在这样的体制下，低收入者可能仅支付较低税率部分，而随收入增加，进入更高税率层级。在收入分配与税负状况方面，近年数据显示税收负担极度集中。以2022年为例，前1%纳税人支付约40.4%的个人所得税，前50%纳税者则支付了约97%的所得税。此外，低所得家庭中有不少承受免税或免除义务的情况，导致部分家庭不需缴纳联邦所得税。然而具体比例随年份与政策变动有所不同。

从20世纪中期至今，美国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经历了大幅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最高边际税率一度高达90%以上，至1970年代末仍维持在70%。1981年《1981年经济复苏税法案》将最高税率降至 50%，而1986年《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进一步将个人最高边际税率及长期资本利得税率统一为28%，标志着联邦所得税结构进入较低税率的新时期。

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税是第二大来源，约占2024财政年度联邦政府总收入的35%。主要用于资助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与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信托基金。雇主与雇员各自缴纳社会保障税6.2%，总计12.4%。医疗保险税则是双边各缴1.45%，合计2.9%。用于退休、残疾及老年医疗支出。自2013年起，对高收入者超过门槛（如单身200,000美元、已婚合并250,000美元）再额外课征0.9%医疗税，使得整体医疗税在高收入者中具有累进性。社会保障税有收入上限，2024年该上限为168,600美元，超过此金额的收入不再被课征社会保障税。虽然这些资金被专款专用，但其在联邦账目中仍与整体预算相关联。

企业所得税与其他税种（如关税、遗产税、消费税、使用费等）则占较小比例。企业所得税则由公司依其利润缴纳，约占2024财年收入的12%。企业税收受经济景气与政策变动影响显著：当企业盈利增长时，税收随之上升；若经济放缓或税率下调，企业税收便会下降。联邦政府亦征收各类消费税与使用费，如燃油、美国烟草税、酒精税与航空税及附加费等联邦消费税。这些税种虽仅占总收入约3%，但在交通建设与环境保护中扮演稳定资金来源的角色。

遗产税、关税及各类政府服务费用则属于较小比例的收入来源。遗产税主要向高资产继承征收，贡献虽有限，但具有财富再分配效果。关税收入约占1%至1.5%，其金额受国际贸易政策与市场需求变动影响，具高度不确定性。其他非税性收入包括国家公园门票、土地租赁、能源开采权与许可证费用等，由内政部等机构收取，金额虽不大，但在特定领域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税收支出”（tax expenditures）是指通过税法设计给予的排除、扣除、优惠税率或税额抵减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相当于公共支出，因为它们减少政府可征税额。美国的税收支出的规模相当庞大，对于收入效果、资源配置与财政赤字均有重大影响。过去某些估算指出，在某些年份税收支出可能达到约1.5兆美元。尽管如此，具体数字会因年份与估算方法而差异。

## 支出预算

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预算，是联邦政府每年最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之一，决定着国家资源如何分配、服务项目如何推进，以及财政收支的总体平衡。每年，联邦预算的制定通常从总统向国会提交的预算提案开始，该提案建议了下一财政年度各类项目的资金安排。预算案不仅反映政府的政策优先级，还须获得国会的审议和批准，方可最终生效。《美国宪法》赋予国会主导预算制定的权力，最终由总统批准成为法律。

联邦政府的预算支出涵盖了社会保障、国防、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险、科研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为便于管理与分类，这些支出被划分为约20个功能类别（budget functions），例如国家防务、交通运输、健康医疗等。除了这些具体用途的支出外，联邦政府还需支付其所欠债务的利息。随着联邦债务总额的增加，利息支出也呈上升趋势，成为财政负担中的重要一环。

联邦预算支出主要分为两大类：强制性支出（mandatory spending）与裁量性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强制性支出约占每年联邦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二，其支出项目由现行法律决定，不需国会每年单独通过。例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部分退伍军人福利等属于强制性支出。相对而言，裁量性支出则需每年由国会通过拨款程序决定，涉及国防、教育、住宅、交通等广泛领域。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称为补充拨款（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的支出，用以应对财政年度开始后突发的额外需求，如自然灾害救援、国际危机应对或战争行动。

### 强制性支出

美国联邦预算中的“强制性支出”指的是依现行法律自动支付、而不需国会每年逐项拨款决定的支出类别；其中最主要的组成包括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以及联邦医疗补助，此外还有若干经法定授权而自动执行的福利与补助项目。这类支出与裁量性支出不同，因其金额受人口结构、法定给付规则与经济变化影响，往往呈现较强的持续性与增长压力。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与相关财政资料，2024财政年度联邦政府的强制性支出约为4.1兆美元，超过半数集中在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整体上，强制性支出在2024财政年度已约占全部联邦支出的六成左右。

支出构成方面，社会保障（含退休金、遗属与残疾保险）在近年的支出规模仍为单一最大项目。以2024年为例，社会保障的年度给付与相关成本约为1.3兆至1.5兆美元之间（不同官方统计与报表呈现的口径略有差异），其主要收入仍来自专门的薪资税（payroll tax）与其他法定收入来源。联邦医疗保险在联邦支出中也占有显著比重；根据财政合并报表，2024年联邦医疗保险的支出约为8741亿美元，若包含联邦医疗补助与其他卫生相关支出的“健康”类别，在当年度更接近一兆美元的规模。

导致强制性支出快速成长的两大结构性因素是人口动态的变化与人均医疗费用的成长。2000年代以来，美国的战后婴儿潮世代逐步进入退休年龄，使得受益人数相对于缴税的在职人口显著增加；过去数十年来“每位退休受益人对应的受覆盖劳动人口”已从1960年的约5.1人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约3.0人，未来数十年在多种中性假设下仍会继续下降，预测到2030年左右每位受益人对应的在职人口数目将进一步降至约2.2左右。这意味着用以支付退休与医疗保险的薪资基数与税基增长，难以像以前那样自动缓和给付压力。与此同时，医疗成本（尤其是联邦支付层面的人均医疗支出）长期增速通常高于名义经济成长率；CBO与医疗相关官方报告都指出，医疗每位受益者的支出上升，是未来几十年预算压力的最主要来源之一。这些因素使得社会保障与联邦医疗保险的支出在总GDP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信托基金的健全性与偿付期展望，是衡量强制性支出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以社会保障为例，依据社会安全局（SSA）发布之2024年《受托人报告》，各相关信托基金在中期投射下已显示赤字压力，若将OASI（老年及遗属保险）与DI（残障保险）两项信托基金的数字合并分析，合并后的储备在中间假设（intermediate assumptions）下预计将在2035年耗尽。届时，社会保障信托基金虽不会立即停止支付，但届时的税收收入仅能支付约83%的法定给付。就个别基金而言，OASI的可偿付资金在报告中被估算在2033年前后出现压力，而DI基金在目前的75年投影期内相对稳健。

至于联邦医疗保险的部分，医疗保险A部分（医院保险）信托基金的储备在近期报告中的可支付年限也有短期调整，2024年度受托人报告的估算将医院保险信托基金的可支应期推至2036年左右（较先前年份往后延展数年），但该项目仍会在未来十余年面临收入不足以完全覆盖给付的风险。这些信托基金的“行动逼使点”常被视为需要立法调整的时限指标。CBO的中期与长期预测一再强调，若维持现行法律与政策不变，强制性支出的成长与利息支出上升将使联邦赤字与债务在未来数十年显著扩大。由于人口老化与医疗费用的持续上升，会使强制性支出占GDP的比率上升，进而推高预算赤字与公共债务，而利息支出也因债务扩张与较高利率而成为政府的重大负担。

强制性支出的快速增张已对年度可自由调整的裁量性支出部分形成挤压效果。当多数资源被强制性支出占用，国会在年度预算中用于国防、教育、科研、交通等领域的可自由分配资金所剩无几，使得国家在面对突发需求或新政策优先项目时更难在短期内调用大额资金而不影响整体赤字。因此，“如何在不大幅增加税负或剧烈削减给付的条件下”调整强制性支出的讨论，已成为联邦财政可持续议题的核心。在政策选项上，学术界与政界对于如何回应强制性支出的增长提出多项工具与组合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调整给付指标、延后法定退休年龄、上调薪资税基或税率、改变高收入者的课税与给付规则、改革医疗价格与支付机制以控制成本上涨，或改变政府在某些长期护理或医疗服务上的承担方式。不同方案的财务效果、分配影响与政治可行性各异，且任何改动都涉及跨代分配和选民偏好的重要权衡。

### 裁量性支出

美国联邦预算中的“裁量性支出”是指每个会计年度由国会通过拨款法案、经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的预算部分。这些支出并非依照长期法定公式自动执行，而需在年度预算过程中重新审议，因此是行政与立法部门政策优先级的直接反映。裁量性支出一般分为两大类：国防支出与非国防支出。历年来，国防项目通常占整体裁量性支出预算的一半以上，而其余部分则用于联邦各部会及独立机构的日常运作与公共服务，包括教育、交通、住房、科学研究、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等领域。

在1970年代以前，美国联邦预算中裁量性支出的比重曾远高于强制性支出，当时国防开支仍占主导地位，而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支出规模相对有限。随着1960年代《社会保障法修正案》通过、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启动后，强制性支出开始稳步上升，裁量性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代，裁量性支出已被强制性支出反超。根据行政管理预算局（OMB）与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统计，2024财政年度裁量性支出总额约为1.68兆美元，占当年联邦总支出的约28%。其中国防裁量性支出约为0.88兆美元（约占全国GDP的3%），非国防裁量性支出则约为0.79兆美元（约占GDP的2.7%）。这些预算反映了国会于2023年《财政责任法案》（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 of 2023）所设定的支出上限，该法案延续了自2011年以来透过法定上限控制裁量性支出预算增长的做法。在财政赤字与债务上升的背景下，裁量性项目经常成为削减预算的主要对象。CBO指出，随着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等强制性支出持续上涨，未来裁量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可能进一步下降，至2034年降至约5%以下。

国防支出构成了整体裁量性预算中最庞大的部分，主要用于维持国防部及其军事活动、武器系统采购、研发、人员薪资与全球部署开支。根据国防部及CBO资料，2024年度的国防裁量性预算约为8800亿美元。若包括国务院、能源部核武相关项目及退伍军人事务部部分安全支出，美国的整体“国防相关开支”实际已超过1兆美元。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预算占GDP比例大致维持在3%至5%之间。国防支出在2001年后因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而快速上升，至2011年达到名义高峰约6780亿美元。随后由于《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Budget Control Act of 2011）实施上限与缩减军事行动，支出短暂下降。至2020年代，则因地缘政治紧张与国防现代化需求再度攀升。由于美国的国防承担范围遍及全球，其国防支出金额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约等于全球军事支出的三成以上。

非国防自由裁量支出则涵盖联邦政府各主要部门与独立机构的年度运作经费，教育部、运输部、住房及城市发展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环境保护局等单位的预算皆属此类。2024财政年度非国防裁量性支出约为7900亿美元。此类支出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大致维持在15%至20%之间。非国防裁量性支出涉及的领域广泛。教育支出用于联邦学生贷款、美国K-12教育与美国学校午餐计划；运输部支出用于维护高速公路、航空管理与基础设施建设；住房支出则资助低收入住房与社区发展计划；能源部投入核能安全及再生能源研发；环境保护局负责污染防控与气候监测；另有科学与技术机构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推动研究创新。虽然这些支出金额各异，但皆需国会每年重新审议。这种机制使裁量性支出成为政策变化最灵活、但也最容易受政治谈判影响的部分。在经济衰退或灾害时期，国会可通过紧急拨款以应对危机，例如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多项救济法案便属临时裁量性支出。

## 预算赤字与债务

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借贷，政府某一财政年度支出超过收入的差额即为预算赤字，若相反则为预算盈余。为了弥补赤字，联邦政府通过发行可流通的债务证券来借款，包括国债、国库券、票据、浮动利率票据以及通胀保值债券（TIPS）。以2024财政年度为例，联邦政府支出总额达6.75万亿美元，支出总额超过财政收入，形成财政赤字。这一支出约占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也即美国整体经济活动的五分之一以上由联邦政府支出驱动。联邦政府之所以需要借款，是因为现有税收收入不足以覆盖持续性的支出与投资。这种收入不足可能源于减税政策，或是经济低迷导致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减少。而与此同时，政府对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医疗和国防等领域的支出仍在增加，从而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并推高国家债务。国家债务正是这种长期借款及其所产生利息的累积结果。

由于联邦预算持续多年入不敷出，赤字累积形成了庞大的联邦债务。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24年2月的预测，在现行法律不变的前提下，美国联邦政府所持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在2024年达到99%，至2034年升至116%，并持续增长至2054年达到172%。这主要是由于强制性支出与利息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所致，这一趋势意味着联邦债务将长期处于增长态势，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截至2025年7月，美国国家债务已达到36.60万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于2019年发布的《长期预算展望》估算，若要将2048年的联邦债务降至GDP的41%（相当于过去50年的平均水平），政府必须自2019年起，每年透过削减非利息支出、提高税收，或采取两者结合的方式，实施相当于GDP百分之三的财政调整，折合当时约为6,300亿美元；若政策目标仅为维持债务占GDP的现行比例（2019年，约78%），则需调整的幅度约为GDP的1.9%，折合约4,000亿美元；同时并指出，若延迟采取行动，未来所需调整的规模将更大，以达成相同的债务目标。

美国的国家债务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一方面按照是否可在市场交易分为“可流通”和“不可流通”两类，另一方面还依据持有者身份分为“公众持有债务”和“政府自持债务”（即政府机构间债务）。这笔国家债务并不包括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也不涵盖个人信用卡或抵押贷款等私人债务。与个人借款需支付利息类似，联邦政府也需为其债务支付利息。政府需支付多少利息，取决于总债务规模以及相关债券的利率。尽管过去十年国家债务不断增加，但利息支出总体保持相对平稳，这是由于联邦政府借款时的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同时国际投资者普遍认为美国政府的违约风险极低，从而维持了对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

在联邦财政运作中，国会设定的“债务上限”是一个重要机制。债务上限是国会对联邦政府总债务规模所设定的最高限额，它限制财政部能否继续举债来支付即将到期的账单和未来的政府支出。一旦债务达到上限，政府便无法进一步扩大债务规模，可能因此失去支付日常账目和维持运作所需支出的能力。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仍可依据国会授权采取“非常规措施”，例如暂时暂停部分政府内部债务，用于腾出借款空间，以短期维持政府运作，但这一手段只能维持有限时间，无法长期替代提高债务上限的立法程序。

## 外部链接

- usaspending.gov
-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 The Federal Budget
- subjects/f/federal_budget_us
-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various supplements from 1923 to the present.
- Federal Budget Receipts and Outlays from 1930 to the present.
- Federal Budg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rom fiscal years 1923 to the pres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