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社合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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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合祀（神社合祀），又称神社整理（神社整理），是日本明治时代由政府主导，旨在合并、裁撤神社的宗教政策。此政策在明治初期作为建立国家神道体系的一环开始尝试，并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起，以“一町村一社”为原则，结合“地方改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强制推行。其核心目标是将各地神社整合进国家行政与教化体系，以达到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地方财政及统一国民思想的目的。

然而，这项以效率与国家管理为导向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对日本的宗教与文化景观造成深远影响。据估计，全国约有三分之一、超过七万座神社在此运动中消失，其中多为与民众生活紧密相连的村庄小祠。这些神社的消失不仅意味地方信仰中心瓦解、传统祭典与文化记忆断裂，神社周围“镇守之森”的林地也遭砍伐或变卖，对地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难以回复的破坏。

神社合祀的强制推行引发社会各界反弹，其中以博物学家南方熊楠的抗争最为著名。他从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国民精神等角度对该政策提出严厉批判，其努力被视为日本自然保育运动的先驱。事实上，这种由上而下整理民间信仰的国家行为并非明治时代首创，在江户时代一些藩国如水户藩，就曾推行过类似政策，为明治政府的举措提供了历史上的先例。

## 历史背景与政策推行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为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国家体系，首先在庆应四年（1868年）颁布“神佛分离令”，试图切割神道与佛教的关系。此举引发全国性的“废佛毁释”运动，成为后续神社整理政策的开端。例如京都的祇园社在此命令下，被迫将祭神从佛教色彩浓厚的牛头天王改为素盏呜尊，并改名为八坂神社，成为神道教化的样板。

在此基础上，政府于明治四年（1871年）以太政官布告形式，将神社定位为“国家之宗祀”，建立“社格制度”，将神社划分为官社、诸社等不同等级。政府试图整理、合并未被列入府县乡村社等级的“无格社”，期望将江户时代用以禁绝基督教的“寺请制度”应用于神社管理，但此次整理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神社合祀政策在日俄战争后进入大规模强制推行阶段。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内务省发布《敕令第九十六号》（关于向府县社以下神社供进神馔币帛料之事）及《敕令第二百二十号》。前者以提供由公帑支付的祭祀费用为诱因，后者则允许将被合并神社的国有财产转让给合并后的神社。两者共同成为地方政府强力推动神社整理的法律与财政依据。领取祭祀费用的对象仅限于府县社、乡社、村社等具有社格的神社，而占绝大多数、被视为“淫祠”的无格社则被完全排除在外。这项差别待遇迫使许多无格社为获得官方承认与财政支持，不得不与邻近的社格社进行合并，从而达成政府“一町村一社”的政策目标。此政策与当时的“地方改良运动”紧密相连，旨在削弱传统村落的自主性，将其财产与信仰中心统一到新的行政町村层级，从而巩固地方秩序，将农民整合进“举村一致”的国家发展体制中。

## 影响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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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策的执行权下放给各府县长官，各地合祀的规模与程度出现巨大差异。政策推行后数年内，全国神社总数从约20万座锐减至约12万座。三重县和和歌山县等地尤为严重，两县与大阪府是此政策最强力推行地区；相对地，京都府等地区则几乎没有执行。以三重县为例，神社数量从10,524座锐减至1,165座，减少近九成；和歌山县的神社也从3,721座减至468座，高达87%的神社在短短数年间被废除合并，远超全国平均的43%。

此政策对历史悠久的熊野古道参拜路线造成严重冲击，路线沿途许多“九十九王子”神社因此遭到废除或合祀。例如位于和歌山县田边市的近露王子，曾是熊野古道上重要的宿场与信仰中心，但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被合祀于当地近野神社，合祀后境内杉木大树亦遭砍伐。同样地，名列“五体王子”之一的发心门王子也在明治时期被合祀于三里神社，社殿遭移筑；虽然今日原址建有1990年重建的社殿，但原始历史建筑已在合祀过程中佚失。另一座古社稻叶根王子，亦于大正四年（1915年）被合祀于岩田神社，本殿亦遭移筑。

除了物理上的破坏，此政策也试图统一精神层面。政府透过此举，不仅将国家对神社的控制从官社延伸至民间信仰层级，更在1914年颁布《神社祭祀令》，试图将全国所有神社的仪礼统一，使其与宫中祭祀的仪式相对应。此举导致各地独具特色的传统祭典与神事濒临灭绝，神社作为民众信仰与情感凝聚场所的机能逐渐流失。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被合并神社所保存的历史文物（如记录建筑历史的“栋札”）被集中到少数神社中，意外促成这些史料的集中保存。整个社格制度及相关的公帑支持，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盟军的“神道指令”，于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以《敕令第二十二号》正式废除，象征国家神道体系的终结。

## 反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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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废除地方精神支柱的做法，引发民间强烈反弹。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以南方熊楠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也早已在神道教内部酝酿。

### 神职界的反对声音

在南方熊楠于1909年公开展开大规模反对运动之前，部分神职人员已对神社合祀的强制推行表达忧虑与批判。他们的论点主要发表在《神社协会杂志》与《全国神职会会报》等内部刊物上。其中，三重县四日市市诹访神社 (四日市市)的神官生川铁忠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虽同意神社需要改良，但尖锐批评政府的手段犹如“矫角杀牛”，认为这种无视神社历史与惯例的仓促做法，将摧毁支撑神社存在的民众信仰。生川指出，合祀后神社森林被立即砍伐变卖，使圣地沦为秃山，是政策弊病的最初体现，并强调“没有森林的神社，几乎没有资格被称为神社”。

其他神职人员如高阶幸造、中岛固成等人，也早在1900年代初期便撰文反对。他们普遍从神道原理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合祀政策虽以强化国家宗祀为名，但其经济至上的做法实际上损害了敬神之念与国体，动摇神道的根本。他们主张，即便是小神社也承载了数百年地方历史与民众情感，仅从经济角度将其废除，是对国民崇敬心的莫大伤害。

### 南方熊楠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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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社合祀的反对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博物学家、民俗学者南方熊楠。他从生态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等多个角度，对神社合祀政策的弊害提出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该政策不仅会削弱人们的敬神思想、妨碍乡里和睦，更会从根本上导致地方衰微。从文化与精神层面来看，南方熊楠警告说，摧毁神社将剥夺人民的心灵慰藉、败坏淳朴风俗，进而灭绝珍贵史迹与古老传说，最终损害植根于乡土之情的爱国心。

尤为关键的是，他以博物学家的敏锐洞察力，痛陈合祀政策对自然生态的毁灭性影响，指出此举将彻底摧毁神社周边作为天然纪念物的自然风光与神圣森林，造成无法挽回的生态浩劫。南方熊楠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黏菌，而神社周围的“镇守之森”正是这些微小生物赖以生存的珍贵林地。他忧心神社合祀将导致动植物灭绝。在反对运动中，他使用了“エコロジー”（ecology）一词来指“生态”，被视为日本近代生态思想的先驱。

一个让他痛心疾首的具体案例是和歌山县糸田村的猿神社。南方熊楠曾在那里的森林中发现新品种的黏菌，但神社合祀后，他在1909年故地重游时发现“森林连一棵树都不剩地消失了”，数百年树龄的樟树也未能幸免。他在写给英国菌类学家古列尔玛·李斯特的信中，沉痛记录了这一毁灭性景象，并忧虑“这种破坏行为，恐怕不久就会使日本人的审美感乃至爱国心都趋于荒废”。自1907年起，他发起长达数年的激烈反对运动，其行动甚至被形容为“过激”。他与记者毛利柴庵在《和歌山新报》上展开论战，激烈抨击官员和神职人员借机变卖神社林地以中饱私囊的行为。在抗争过程中，他曾因侵入住宅罪被问罪，并遭监禁。

为了将反对运动推向全国，南方熊楠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寻求和歌山县选出的代议士中村启次郎与山口熊野的帮助，意图向帝国议会提交请愿书。然而中村启次郎将其改为建议案形式，并在议会中对桂太郎内阁提出质询。南方熊楠为此准备了演说稿与详细资料，尽管政府最初态度强硬拒绝，但在中村根据熊楠资料进行第二次质询，严厉追究政府答辩与事实不符之处后，政府最终承诺会对地方厅进行充分指导与监督。此外，他还曾计划动员伦敦大学前秘书长 (教育)F·V·狄更斯等外国学者，向日本政府发出劝告信，但此举因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井光太郎视为“国辱”而引发争议，显示了运动内部的复杂性。

## 后续评价

在这场运动中，同为反对者的官吏柳田国男扮演了关键的幕后推手。由于官员身份不便公开活动，柳田自费将南方熊楠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寄给植物学家松村任三的两封长信印刷成册，题为《南方二书》，分发给内务次官床次竹二郎、和歌山县知事等约三十名政界与学界要人，引起巨大回响。在舆论压力与议会斗争的双重作用下，内务大臣平田东助在地方长官会议上发出指示，告诫地方不得再以财政理由强制合祀。最终，和歌山县于明治四十四年七月三日发出“学三〇三七号通牒”，通知若有信徒希望保留神社，应予以尊重，事实上终结了县内神社合祀的强制政策。南方熊楠的抗争，不仅是为了保护信仰与文化，更是出于对自然生态的深切关怀，如今被学界普遍评价为日本自然保育运动的先驱。

## 历史上的先例

虽然大规模神社合祀是明治时代的政策，但在江户时代的藩国层级，也存在类似的宗教整理措施。其中一个代表性例子，是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在元禄年间（1688年—1704年）推行的神社整理。在德川独特的“唯一神道”思想主导下，水户藩进行了系统性宗教改革。根据当时编纂的《镇守帐》等文献，改革措施包括：将神社的神体从佛像统一为镜、币等神道象征物；将带有佛教色彩的神号“权现”改为“明神”；将神社的管辖权从佛寺僧侣手中转移给神官；并推行“一乡一社”制，确立村镇的中心神社。这些旨在排除佛教影响、强化藩主对地方思想控制的举措，无论在理念还是手法上，都与两百年后的明治神社合祀政策极为相似，可视为后者的重要雏形。

到了幕末，作为明治维新主要推动力量的长州藩，也进行了类似宗教整理。在天保十一年（1840年）左右的藩政改革中，国学家近藤芳树 (国学家)便提出基于国学神道思想的“淫祠解除”政策，旨在废除领内由来不详、未经官方认可的寺庙与祠堂。这项在维新前夕由尊皇攘夷思想核心地带所推行的政策，与日后创设招魂社（靖国神社前身）以统一祭祀殉国者等举措，共同反映了将地方与民间信仰纳入国家神道框架的意图，可视为明治政府神社合祀政策的直接思想源头与早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