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尼子

公孙尼子又称公孙尼，中国先秦时期见于古籍著录的儒家人物。关于其生平传世文献记载极少，《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尼子》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公孙尼子》一卷。后世因其书列于儒家类，且与《礼记·乐记》的作者问题密切相关，故历来多将其视为孔门人物或孔门后学。关于公孙尼是否即孔子弟子公孙龙（字子石）、其生活时代究竟在孔子弟子之列还是“七十子后学”之间，以及《礼记·乐记》是否出于其手，学界长期存在分歧。

公孙尼子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与经学史上受到持续关注，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古籍目录中曾有《公孙尼子》一书著录，但原书早佚，今仅存散见于类书、注书中的佚文。其二，《乐记》作者与成书问题自古至今争论不休，而“《乐记》取《公孙尼子》”与“《乐记》为公孙尼子次撰”之说，使公孙尼子成为这一争论的中心人物。其三，现代学者又将公孙尼子与先秦儒家乐论、“性情气”思想及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作者问题联系起来讨论，从而使其在先秦儒家思想史中的位置愈益受到重视。

## 文献记载

现存关于公孙尼子的早期文献材料，主要出自目录书、史书注文与后世类书征引。班固《汉书·艺文志》于儒家类著录《公孙尼子》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则著录《公孙尼子》一卷，并注“似孔子弟子”，可见至隋代其书已大幅散佚。据现代研究，《汉书艺文志》与《隋志》虽在篇卷数、著录形式上不同，但大体反映了同一学术传统的延续。据此可以推断公孙尼在先秦儒家传承中并非无足轻重之人，其书能够在先秦诸子多亡佚的情况下仍见于隋代著录，说明其曾受到相当重视。

有关公孙尼的身份，古今说法不一。传统上，多依据《汉书》著录位置及《隋书》“似孔子弟子”之注，将其视为孔门系统人物。现代研究中，又有学者进一步主张公孙尼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见之公孙龙，字子石。田君据《史记》所载“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并结合《汉书》《隋书》著录次第，推测公孙尼应为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派传人，处于子夏以后、孟荀以前，在先秦儒家学术传承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不过，这一“公孙尼即公孙龙”之说并未得到学界一致认可。张晶在综述各家意见后指出，就现有材料而言，较稳妥的表述仍是公孙尼其人为孔门人物或孔门后学，一说为孔子弟子，一说为七十子之弟子。虽说前者更胜一筹，但尚不能确证。

关于公孙尼的籍贯、生卒与具体行实，文献均无确切可征。现代研究所列楚人、卫人、鲁人等说，多系后人推衍，均未获定论。张晶据相关材料归纳，公孙尼大致生活于公元前498年至公元前289年之间，但此亦属宽泛推测，而非确考年代。

## 与公孙龙的关系

公孙尼是否即公孙龙，是现代公孙尼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郭沫若较早提出公孙尼可能就是孔子弟子公孙龙，后来的田君等对此说作了进一步发挥。田君认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见“公孙龙，字子石”，与后世关于公孙尼“字子石”的说法可以互证；又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著录次第，推断公孙尼应处于子夏以后、孟荀以前，因此其人既可能承继孔门传统，又与后出的子思、孟荀学脉发生联系。

不过，反对此说者认为，现有材料尚不足以把“公孙尼”与“公孙龙”完全等同。张晶在梳理古今考证后指出，公孙尼与公孙龙的关系虽可讨论，但两者合一仍属推断，难作定论。她因此采取较审慎立场，只将“公孙尼，姓公孙，名尼，字子石”列为较有影响的一种说法，同时强调其师承与生平仍待进一步发现。

## 著作

### 《公孙尼子》

《公孙尼子》是公孙尼名下最重要的著作。其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为二十八篇，至《隋书·经籍志》则仅存一卷，后遂散佚。现存可见的《公孙尼子》材料，多赖《初学记》《意林》以及注家引文保存。张晶对历代旧辑本与现存佚文作过系统整理，指出清代辑佚学兴起后，马国翰、洪颐煊等均曾有辑本，为近现代研究提供了基础。

据现代整理，《公孙尼子》佚文涉及养生、“性情气”、乐论等数方面内容。张晶认为，公孙尼的音乐思想历来被视为系统性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重要源头；其“性情气”思想则被不少研究者视为孔子“性情说”向孟子、荀子“性善”“性恶”辩论发展的重要过渡环节。

### 《公孙尼》一篇

《汉书·艺文志》又别著录有《公孙尼》一篇，列于杂家类。对此，近现代学者多有讨论。田君引姚振宗、张舜徽之说，认为《公孙尼》一篇与《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作者可能同属一人，只是前者按体例归入杂家，后者则以内容性质归于儒家。由于原书均已亡佚，这一问题只能“阙而存疑”。

## 与《礼记·乐记》的关系

公孙尼子研究中最核心、也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其与《礼记·乐记》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这一记载为后世“刘德作《乐记》”之说提供了最早、也是最直接的依据。但另一方面，《隋书·音乐志》又引沈约奏答称“《乐记》取《公孙尼子》”，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更有“《乐记》，公孙尼子次撰也”之说。由此，公孙尼与《乐记》的关系，自古便有“作者”“取材来源”“思想基础”诸说。

### “公孙尼子作《乐记》”说

近现代以来，郭沫若对“公孙尼子作《乐记》”一说影响尤大。此后，周柱铨、金钟、吕骥、周来祥等文多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战国说”，认为《乐记》基本形成于先秦，或其主要部分出于公孙尼。张晶在研究史综述中指出，现代《乐记》作者问题大致可分为“战国说”“西汉说”与“成于众手说”三大主流观点，其中“战国说”即主张《乐记》与公孙尼关系最为密切。

这一派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公孙尼子》佚文与今本《礼记·乐记》的文字重合。田君列举《初学记》所引《公孙尼子》“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与今本《乐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相合；又举《意林》引《公孙尼子》“乐者，先王所以饰喜也。军旅者，先王所以饰怒也”，与今本《乐记》相关文字几乎一致。她据此认为，沈约“《乐记》取《公孙尼子》”并非全无根据，在公孙尼子原书佚失的情况下，虽未可遽断今本《乐记》即由公孙尼编定，但公孙尼至少与古本《乐记》的形成关系甚密，为古本《乐记》的成书提供了思想基础。

刘毓庆、郭万金亦持近似立场，认为《乐记》可视为七十子后学公孙尼子关于《诗》乐的论著。他们特别强调，公孙尼子乐论的核心并不在娱乐性的审美价值，而在诗乐的道德意义；其所提出的“音与政通”“乐以象德”等观念，体现了战国儒家以道德教化挽救世道的思想潮流。

### “刘德作《乐记》”说

与“战国说”相对立的是“西汉说”，以蔡仲德为代表。蔡仲德强调，《汉书·艺文志》既明确记有刘德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而刘向、班固既见《乐记》又见《公孙尼子》，却并未直接说《乐记》出于公孙尼，则后世据沈约、张守节之说断定《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证据并不充分。

蔡仲德进一步提出四点结论：其一，《乐记》的成书年代不在先秦、战国初，而在西汉武帝时代；其二，《乐记》的作者不是战国初儒家公孙尼子，也不是所谓“西汉杂家公孙尼”，而是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以毛生为代表的一批儒生；其三，刘德作《乐记》时广泛采用了《周官》及诸子论乐文字，其中有些采自《公孙尼子》，但更多采自《荀子·乐论》等；其四，今存《礼记·乐记》十一篇系后来编入《礼记》并流传至今的部分，与刘向所校《乐记》、王禹所献《乐记》并非同一本。

### 折中与综合说

除“战国说”与“西汉说”外，现代研究中还有“成于众手说”。张晶在综述中指出，此说认为《乐记》不是一时一人之作，而是在较长时间内吸收多种记乐文献、经多次编纂而成。她本人在综合各家基础上认为：古代多认《礼记·乐记》取材于《公孙尼子》，至宋代以后说法始出现较大分歧；就现有证据看，更稳妥的说法是承认《公孙尼子》与《乐记》之间存在密切的文献与思想联系，但不宜简单将今本《乐记》全篇直接归为公孙尼个人著作。

田君的意见亦较接近这一折中立场。她一方面强调《公孙尼子》佚文与今本《乐记》的重合，主张古本《乐记》形成于先秦；另一方面又承认今本《礼记·乐记》中确有汉儒“再造”古籍的痕迹，因此只能说古本《乐记》的主体内容很可能保存于今本之中，而不能据此完全排除汉代整理、编定的成分。

## 思想

由于《公孙尼子》原书久佚，关于其思想的重建主要依赖《乐记》、类书所引《公孙尼子》佚文以及现代学者的综合分析。现有研究大致将公孙尼思想概括为乐政思想、“性情气”学说与养生思想数端。

### 乐政思想与诗乐理论

在现有研究中，公孙尼最受重视的是其乐论。刘毓庆、郭万金认为，公孙尼子几乎完全忽略诗乐单纯娱悦人心的审美价值，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诗乐的道德意义与政治作用，故强调“音与政通”“乐以象德”，并通过《雅》《颂》的创制来节制人情、导引人心，使社会秩序化、道德化。依此理解，《乐记》不仅是一部乐论著作，也是战国儒家藉诗乐教化挽救礼崩乐坏局面的理论表达。

吕骥所论《乐记》理论逻辑与哲学思想基础，也从另一角度强调《乐记》并非单纯音乐技术之书，而是把音乐、伦理、政治与宇宙秩序联结为一体的系统性理论。侯璐璐则从儒家音乐思想角度，总结《乐记》对于音乐情感表达、教化功能、治国作用及反对“淫乐”等方面的阐述。

周来祥则从中国古典美学与古典文艺理论史的角度，强调《乐记》的重要地位，认为其以音乐为核心而兼及人的情感、道德、秩序与教化，是中国古典美学与文艺理论的重要奠基性文献之一。

### “性情气”学说

张晶认为，公孙尼思想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是“性情气”学说。按照这一研究脉络，公孙尼并非仅讨论乐律与政教，而是尝试从“性”“情”“气”的关系出发说明人的精神活动与道德生成。这种思想既承续孔门关于“性”“情”的讨论，又在某种意义上为后来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提供了过渡环节。

石超讨论“早期儒家乐论中的哲学思想”时，也把《乐记》置于早期儒家关于性情、教化与天道秩序的整体脉络中考察，认为其不应仅被理解为音乐思想文献，而更应被视作早期儒家哲学的一部分。

### 养生思想

除乐论与性情思想外，张晶还指出，公孙尼佚文中包含一定养生思想，其影响并不限于儒家礼乐论范围，而曾对后世相关思想产生广泛影响。由于《公孙尼子》佚文有限，现代研究对这一部分的重构相对谨慎，通常仅将其视为公孙尼思想面向之一，而少作过度申发。

## 与《性自命出》的关系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出土后，公孙尼研究出现了新的重要议题，即该篇是否与公孙尼有关。陈来曾提出《性自命出》的作者可能为子游、公孙尼或子思，而倾向于公孙尼说。丁四新在《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一文中，也对两者关系作了专门讨论。支持二者相关的理由，主要在于《性自命出》与《乐记》在部分用语、思想结构上存在相近之处，且郭店楚简所见儒家文献与《礼记》多篇关系密切。田君亦指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相当部分内容在词语和思想上与《乐记》关系密切，可作为古本《乐记》形成于先秦的旁证。不过现代研究大都承认，这一问题证据仍不充分。张晶在综述中指出，无论是陈来还是丁四新的论证，都“失之确凿证据”，因此《性自命出》的确切作者仍无定论。学界较多只是倾向于认为其思想来源于孔门，尤其是思孟学派传统。

## 后世接受与现代研究

公孙尼子在后世并非显学，但其名字始终未在目录学与经学史中消失。张晶提到，明代何孟春曾上疏请求将公孙尼子列入孔庙从祀，并以其“《乐记》《缁衣》之出其手无疑”作为理由，反映出旧时学者中确有将公孙尼视为对儒家经典有功之人的一支传统。不过，由于其人其书长期存疑，公孙尼子终未形成稳定的从祀旧例。

近现代以来，公孙尼子研究大致沿三个方向展开。第一，是关于其人生平、著录、旧辑本与佚文整理的文献学研究，以张晶的硕士论文为集成性成果。第二，是围绕《乐记》作者和成书年代所展开的长期争论，形成以郭沫若、吕骥、金钟、田君等为代表的“公孙尼子说”或近于此说的一系，和以蔡仲德为代表的“刘德说”一系。第三，则是从思想史角度重新评价公孙尼及《乐记》的意义，包括其在先秦儒家乐论、古典美学、音乐思想史以及与《性自命出》关系中的位置。

杨胜宽专门讨论郭沫若的公孙尼子及其“乐”论研究，指出郭沫若关注的并不只是狭义音乐理论，而是把公孙尼子的“乐”放在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礼乐教化和思想史位置中理解。韩斌生则把公孙尼子的《乐记》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相比较，从中西美学范畴对读的角度，讨论其“物感说”“和谐论”“治心”等问题，显示出《乐记》与公孙尼子研究已超出单纯作者考证，而进入比较美学与接受史层面。

总体而言，公孙尼子虽不如子思、孟子、荀子等先秦儒者那样拥有完整传世著作与清晰生平，但正因其著作亡佚、文献零散，又与《乐记》、孔门乐教、早期儒家性情思想及郭店出土文献的多重问题交错相连，故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反而形成了持续而集中的讨论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