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蒂里亚尔

让·蒂里亚尔（Jean Thiriart；1922年3月22日－1992年11月23日），比利时新法西斯主义活动家。

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通敌运动，他于1947年被判刑。1960年，他重返政坛，加入公民行动运动，以反对比属刚果的去殖民化；随后于1962年创立了欧洲民族主义组织“青年欧洲”。

尽管他在世时影响力有限，但后来成为民族革命运动 (意识形态)的思想家之一。他以曾寻求与苏联、中国及阿拉伯世界结盟而知名。

## 生平

### 家庭出身与个人情况

让-弗朗索瓦·蒂里亚尔1922年生于比利时。他出身于一个左翼自由派家庭，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费尔南德·穆勒为卢森堡人。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嫁给了一位犹太人；他后来认为，这件事对他而言“冲击巨大，以至于使他从共产主义转向了民族社会主义”。

他拥有一家光学用品连锁店，并曾担任比利时全国验光师与配镜师联盟的主席。

### 初入政坛与通敌

他最初的政治倾向存在若干不明之处。他的一些追随者声称，他的政治活动始于社会主义青年卫队，之后加入了人民主义的“德意志费希特联盟”；不过，这一说法遭到了与他相熟的西班牙新法西斯主义者埃内斯托·米拉的质疑，米拉不相信蒂里亚尔参与过左翼政治运动。蒂里亚尔的追随者扬尼克·索弗尔所写的一部传记称，蒂里亚尔曾出入于比利时反法西斯团体“反法西斯社会主义联盟”。

1939年，他加入“国民军团”，这是一个反议会主义、主张社团主义与比利时民族主义的组织，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并无好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纳粹分子，并加入了瓦隆通敌运动“大德意志国之友”。1947年6月24日，他被布鲁塞尔战争委员会判处三年监禁，并终身剥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罪名是“为敌人的政策与意图服务，进行告发，以及持有和携带自卫用火器”。

### 重返反对刚果去殖民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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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在比属刚果去殖民化进程中，让·蒂里亚尔重返政治活动。1960年7月，蒂里亚尔共同创立了“非洲比利时人行动与防卫委员会”（CADBA），该组织起初是比利时民族主义团体，后演变为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反对去殖民化与议会制度，呼吁支持国王与军队对刚果进行军事干预。让·蒂里亚尔使用多个化名积极从事CADBA的宣传。CADBA反对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时呼吁建立一个“共同体”的欧洲，并将刚果问题与阿尔及利亚问题联系起来，主张建立统一阵线。CADBA曾效仿1961年阿尔及尔暴动模式组织大规模亲殖民示威，但未能成功。

CADBA于1960年9月更名为“公民行动运动”（MAC），让·蒂里亚尔担任该组织的对外网络负责人；该网络在1961年初取名为“青年欧洲”。蒂里亚尔试图利用去殖民化带来的紧张局势，煽动不满情绪，并将反对去殖民化的人士引向一个由MAC暗中控制的政党架构。蒂里亚尔与让-巴蒂斯特·比亚吉的“革命爱国党”及“法国长枪党”的前骨干成员建立了联系。

他还试图与分离主义者亨德里克·巴斯一起组建一支雇佣军部队，以干预加丹加国。蒂里亚尔向巴斯声称，该部队拥有3000名法国志愿者，但在与巴斯会面时，他未能提供具体细节，并解释说这支部队还应被用于在比利时发动政变，以建立绝对君主制。对此，巴斯终止了与蒂里亚尔的合作。蒂里亚尔对从刚果返回的殖民者感到失望，认为他们的动机是个人不满而非意识形态诉求，从而与加丹加分裂主义者决裂。

1961年9月，MAC宣布自身为“青年欧洲”（当时尚仅为各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特许加盟网络）的比利时分支，主张建立“统一的欧洲”且不退出北约。蒂里亚尔还试图在“青年欧洲”框架内联合欧洲各民族主义运动，但屡遭失败。他也曾寻求与秘密军事组织结盟，但“青年欧洲”与OAS之间的联系最终仅具有相对有限，这与蒂里亚尔后来所声称的情况相反。

### 威尼斯宣言，青年欧洲的兴衰

1962年3月，让·蒂里亚尔参加了在威尼斯举行的一次欧洲新法西斯主义者会议，与会者签署了一份宣言，旨在建立一个致力于从苏联和美国军队手中“解放”欧洲大陆的欧洲政党。会议归来后，他因与秘密军事组织有联系而被捕，并被监禁了25天；不过他后来夸大了这次监禁的时间，以将自己塑造为颠覆行动的关键人物。该计划未能实现，但蒂里亚尔继续推进，创建了泛欧结构的“青年欧洲”（JE），该组织主张建立一个“统一、伟大、自由”的欧洲，实行雅各宾式的国家体制。

在欧洲，他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设立了分支，主要吸引学生群体。1965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将他列为国际新纳粹阵营的知名成员。他还尝试向欧洲以外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特别是在南美洲通过“青年美洲”的旗帜开展活动，这使得他的“青年欧洲”网络与世界民族社会主义者联盟形成了竞争关系。在1960年代中期，蒂里亚尔曾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官方刊物撰稿，同时担任反共组织Aginter通讯社的通讯员；不过该新闻社怀疑他与阿拉伯国家的情报部门有联系。

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局势和内部分裂，尤其是与埃米尔·勒塞尔夫所代表派系之间的分歧，削弱了“青年欧洲”的力量，导致其所有骨干成员在1964年至1965年间相继退出。1965年，“青年欧洲”改组为“欧洲民族共同体党”，随后迅速更名为“欧洲共同体党”（PCE）；蒂里亚尔将该党构想为“一种革命性的共济会，每当欧洲的敌人出现在某个地方时，它就能将我们大陆所有其他地方的力量聚集起来反对该敌人”。尽管蒂里亚尔做出了努力，但作为“青年欧洲”继承者的欧洲共同体党仍在持续衰落，并最终因持续的内部紧张、招募困难以及战略方向的变化而于1969年消失。此后，蒂里亚尔一度退出政治活动。

### 1980年代重返新法西斯圈子与去世

1980年代，他重返新法西斯主义圈子，并在思想上变得更为激进。他参与了吕克·米歇尔创立的“欧洲民族共同体党”（PCN，成立于1984年，不要与让·蒂里亚尔本人于1965年创建的同名政党相混淆），并宣布支持极左恐怖组织“直接行动”和“共产主义战斗细胞”。在米歇尔领导的该党数次选举尝试失败后，蒂里亚尔与其保持了距离；他也不认同白人力量光头党运动中的新法西斯倾向、西班牙欧洲之友圈的神秘主义，尤其是新右翼，他认为新右翼在思想上剽窃了他。

1992年，他与亚历山大·杜金接近，并随欧洲解放阵线的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国内大部分前共产主义和/或民族主义反对派人士：盖达尔·贾迈勒、叶戈尔·利加乔夫、根纳季·久加诺夫、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以及维克托·安皮洛夫。同年不久后，他在布鲁塞尔去世。

## 意识形态

让·蒂里亚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新法西斯主义的推动者之一。他是最早摒弃民族国家概念和传统民族主义、转而支持“欧洲民族主义”这一创新理念的人之一。因此，他反对地区主义斗争，并在1963年“青年欧洲”的刊物上写道：“那些仍能为弗拉芒主义或南蒂罗尔问题而热血沸腾的人，在道德上完全没有准备好为欧洲统一而奋斗。”他希望建立一个从约翰内斯堡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雅各宾式欧洲国家，并以伊斯坦布尔为理想首都。在其1964年发表的《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帝国：欧洲》一文中，他将自己的社会方案命名为“国家社群主义”。他也被归入民族革命运动 (意识形态)之列。

基于这一立场，他在1980年代反对新右翼，批评区域身份认同，并主张一个无种族、无宗教的欧洲，尽管他赞同新右翼的反美主义。

### 国际关系

作为坚定的反美主义者，他将美帝国主义视为欧洲的头号敌人，并呼吁欧洲民族主义者、阿拉伯人与东欧共产主义者结成联盟。他认为，“只有等到最后一名美国士兵要么和平地重新登船撤离，要么在肉体上被消灭之时”才有可能与美国实现和平。

在比属刚果和法属阿尔及利亚去殖民化时期，他认为欧洲殖民地的丧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双重帝国主义的结果。

1966年，他曾暂时表达对夏尔·戴高乐的支持，认为“如今看到戴高乐是一位反对美苏共治的领袖，可能成为法国这个‘欧洲的皮埃蒙特’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而同时他认为OAS的全国抵抗委员会 (1962年)已转而服务于华盛顿。尽管此前他曾与OAS接近，但仍持此立场。这些立场引起了一些激进分子的不满，而部分戴高乐主义者也曾短暂考虑支持蒂里亚尔，认为他“可以为戴高乐主义的欧洲政策带来新的维度”。然而，蒂里亚尔昔日的通敌经历最终使这一接近尝试无果而终。

#### 对社会主义政权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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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里亚尔起初反对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学说已经失败。但在接触到恩斯特·尼基施的思想之后，他承认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和“控制群众的手段”是有效的。在寻求建立一个“国家-社群主义的欧洲”的过程中，蒂里亚尔曾设想先与苏联结盟以对抗美国，然后再与中国结盟以对抗苏联和美国。

尽管蒂里亚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都抱有战略兴趣，但他却对毛泽东思想深恶痛绝，支持东欧共产主义政权仅仅是因为这些政权据称已经经历了去马克思化的过程，转变为更符合他理想的威权政权。因此，正如尼古拉·勒堡所言，“蒂里亚尔与其他支持东方路线的人士一样，认同反斯大林主义左翼的分析：苏联政权背叛了共产主义乌托邦，反而使奉行民族帝国主义国际关系政策的精英独裁政权受益。根本区别在于，与左翼不同，蒂里亚尔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惊喜。”

20世纪80年代，蒂里亚尔变得更为激进，甚至希望苏联红军入侵欧洲。他试图通过欧苏战略联盟，促成一个“欧苏帝国”的诞生。不过，他更亲俄而非亲苏，因此在苏联解体后、他去世前不久，转而支持俄罗斯民族主义。

因此，他在1984年写道：“如果说可以对共产主义提出很多批评，但苏联的国家无神论不应归入负面，而应归入正面。……苏联还有其他重大优点：它的中央集权主义、它的体量、它的极权主义（可是没错，这是一种优点）、它的军队。苏联也有重大的缺点：a) 它无力解决民族问题。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早就应该成为苏联的领土；b) 其经济体制效率低下。”

#### 阿拉伯世界

起初反对阿尔及利亚去殖民化的他，在创立“青年欧洲”后与阿尔及利亚建立了联系。

尽管他的组织最初出于反犹太主义而采取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但蒂里亚尔后来转而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并设想建立“欧洲旅”以摧毁以色列，并组建一支“解放”欧洲的军队。

他也支持伊拉克复兴党，认为该党的意识形态与法西斯主义大致相似，只是适应了1960年代伊拉克的时空特征。

### 种族主义

在1960年代，他曾认同阿蒂尔·德·戈比诺学说启发的种族等级分类。此后，尽管他仍认为种族之间存在不平等，但认为种族主义不能“作为政治理论的基础”，因此放弃了以种族主义作为政治话语。

## 后世影响

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西班牙语、英语、意大利语和俄语。

在其生前，他所倡导的新法西斯主义变体并不流行，在新法西斯主义圈子中处于少数地位。然而，他的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影响了“欧洲行动”运动以及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者佛朗哥·弗雷达；影响了80年代的激进分子吕克·米歇尔及其“欧洲民族共同体党”；影响了90年代的“欧洲解放阵线”；影响了西班牙新纳粹组织“西班牙欧洲之友圈”；影响了新右翼人物罗伯特·施托伊克斯和纪尧姆·法耶；影响了俄罗斯新欧亚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法国民族革命运动“新抵抗”的克里斯蒂安·布歇，以及法国白人至上主义者达尼埃尔·孔韦尔萨诺。

因此，他在欧洲民族革命思想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研究者卡茨佩尔·雷卡韦克称，蒂里亚尔所梦想的“欧洲旅”在参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武装组织“大陆团结”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得以实现，因为该组织具有民族革命、亲俄和反美的性质，并试图在极左翼与极右翼之间架起桥梁。

据历史学家尼古拉·勒堡所述，让·蒂里亚尔留下的遗产是“向东方的极化转向——他在这方面曾是一个关键角色，而随着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每一个任期，这一转向将逐渐强加于欧洲大陆的所有极右翼势力之上”。

## 著作

- Un empire de 400 millions d'hommes l'Europe (Brussels: Imprimerie Sineco, 1964)
- La grand nation : 65 thèses sur l'Europe (Brussels, 1965)
- Editoriaux de Jean Thiriart (1965-1969) : la nation européenne (Charleroi: Edition Maciavel, 1969)
- The Great Nation: Unitarian Europe - From Brest To Bucharest (Manticore Press, 2018)
- Istanbul, the geopolitical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Russia, and Asia, trans. Alexander Jacob (Lewiston,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19)
- The geopolitical unification of Europe,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 creating a unitary transcontinental multinational state, trans. Alexander Jacob (Lewiston,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19)

## 基本资料

- 原文名：Jean Thiriart
- 原文名：fr
- 出生日期：1922年3月22日
- 逝世日期：1992年11月23日
- 出生地：比利时布鲁塞尔
- 逝世地：比利时布鲁塞尔
- 职业：活动家
- 知名于：其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在党卫军服役及作为青年欧洲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