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摄影

前卫摄影（日语：前卫写真，罗马字：Zen'ei shashin）在日本近代摄影史中，通常指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初兴起的一股实验摄影潮流；其创作与评论以超现实主义、抽象美术和现代主义摄影为重要参照。它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上半叶的“新兴摄影”（日语：新兴写真，罗马字：Shinkō shashin）有连续关系，但二者并不完全等同；新兴摄影是战间期日本现代主义摄影的较宽泛称谓，前卫摄影则更常指1930年代后期围绕“前卫”一词形成的社团活动、批评话语和图像实验。1930年代末，日本各地的前卫摄影活动主要依托摄影杂志、座谈会、同人团体、展览和诗歌出版物展开，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组织。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思想文化统制的加强，“前卫”一词本身逐渐变得敏感，相关团体、刊物和展览活动也在1939年至1941年前后出现改称、停刊或收束。

## 概念与范围

“前卫摄影”由日语“前卫”（前卫）和“写真”（写真）构成，字面意思是“前卫的摄影”或“先锋摄影”。斯托伊科维奇指出，1930年代日本语境中的“前卫”一词带有政治色彩，并且不同于较偏向艺术运动含义的外来语“アヴァンギャルド”（avangyarudo）。由于“前卫”容易让人联想到无产阶级运动、革命话语和政治组织，1930年代后期关于前卫摄影的讨论常伴随对该词含义的重新解释，以削弱其直接政治意味，并把重点转向造型、技术和艺术实验。

本文所说的前卫摄影，主要指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初日本摄影界围绕“前卫摄影”这一名称形成的讨论、组织和创作活动，而不是泛指世界各地所有实验性摄影。在这个意义上，前卫摄影既承接新兴摄影对机械视觉、摄影媒介特性和现代生活感受的关注，也更明确地吸收了超现实主义摄影、抽象构成、拼贴和摄影蒙太奇等方法。由于参与者包括摄影家、画家、诗人、评论家和设计者，前卫摄影也常被放在跨媒介的现代主义文化活动中理解。

## 形成背景

日本的新兴摄影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上半叶逐渐形成，摄影家和评论家开始强调摄影不同于绘画的媒介特性，并关注镜头、机械视觉、近代都市和国际现代主义摄影的影响。这种现代主义摄影环境为1930年代后期前卫摄影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因为许多后来的前卫摄影家原本就活跃于摄影俱乐部、摄影杂志和新兴摄影的讨论之中。1937年“海外超现实主义作品展”在日本举行并巡回至名古屋等地以后，超现实主义与摄影之间的联系获得了更高的能见度，也使摄影家、诗人、评论家和画家之间的跨领域交流更加活跃。

前卫摄影并不是单一风格或单一团体的名称，而是在大阪、名古屋、福冈、东京等地的摄影社团和杂志网络中分别展开的短期潮流。大阪的浪华写真俱乐部和丹平写真俱乐部、名古屋的名古屋摄影前卫、东京的前卫摄影协会以及福冈的“索西埃特·伊尔夫”（日语：ソシエテ・イルフ）等团体，常被放在1930年代末日本各地前卫摄影活动的脉络中讨论。这些团体之间并非由统一纲领连接，而是通过展览、杂志投稿、座谈会、摄影集和批评文章形成松散的交流场域。

## 地区网络

大阪地区的前卫摄影活动与浪华写真俱乐部、丹平写真俱乐部和1937年结成的“阿凡加德造影集团”（日语：アヴァンギャルド造影集団）关系密切。小石清、平井辉七、本庄光郎、花和银吾等人通过摄影蒙太奇、拼贴、特殊摄影技法和带有幻想性的构成，把新兴摄影的实验倾向进一步推向超现实主义和抽象造型方向。大阪的活动也影响了名古屋和福冈等地，使前卫摄影不再只是东京中心的杂志话语，而是在地方摄影社团之间扩散。

名古屋的前卫摄影活动与诗、绘画、评论和出版关系密切。1939年2月，名古屋摄影前卫从名古屋前卫俱乐部的摄影部会中独立出来，成员包括坂田稔、田岛二男、山本悍右和后藤敬一郎等人。这一团体的形成显示，前卫摄影在名古屋并不是孤立的摄影社团活动，而是嵌入了超现实主义诗歌、地方同人出版和摄影评论共同构成的文化环境之中。

东京地区的前卫摄影活动与《摄影时报》（日语：フォトタイムス）以及1938年成立的前卫摄影协会有关。前卫摄影协会由泷口修造、永田一脩、奈良原弘等人参与，成员中既有摄影家，也有画家和美术评论者。福冈的“索西埃特·伊尔夫”在1939年至1940年间活动，其成员并非全部从事摄影，但共同探索超现实主义和抽象艺术所代表的新视觉表达。

## 评论、刊物与技法

摄影杂志《摄影时报》是1930年代后期前卫摄影讨论的重要平台之一。1938年，该刊刊出“前卫摄影座谈会”，并发表泷口修造的《前卫摄影试论》等文章，显示“前卫摄影”已经成为摄影界公开讨论的概念。这些讨论既涉及摄影的造型性、抽象性和技术方法，也涉及摄影与超现实主义、现代艺术以及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除《摄影时报》以外，地方摄影杂志和同人刊物也为前卫摄影提供了讨论空间。名古屋的摄影杂志《摄影家》（日语：カメラマン）在1939年2月刊出“前卫摄影再检讨座谈会”，同月名古屋摄影前卫正式成立，因此常被视为名古屋地区前卫摄影活动公开化的重要节点。同一时期，诗歌杂志和超现实主义刊物也参与了前卫摄影的形成，使摄影不只作为图像技术存在，也成为诗、版面设计、物体配置和出版实践的一部分。

前卫摄影常使用摄影蒙太奇、拼贴、物影摄影（photogram，又称摄影素描）、太阳化、局部特写、模糊、倾斜构图、物体配置和抽象构成等方法，以打破摄影仅仅是记录现实的传统观念。与新兴摄影中强调镜头清晰度、机械视觉和现代感的倾向相比，1930年代后期的前卫摄影更常把摄影作为制造陌生关系、心理暗示和非现实联想的媒介。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品尤其重视日常物体的重新组合、身体局部的剪裁、图像与文字的并置，以及通过印刷物和版面关系改变照片意义的方法。

前卫摄影的实验并不只发生在暗房中，也常发生在拍摄前的摆设、对象选择和构图阶段。因此，相关作品既包括摄影蒙太奇和暗房处理，也包括看似直接拍摄但通过物体、角度、标题和刊物语境产生抽象或超现实效果的照片。

## 山本悍右与名古屋的个案

山本悍右是名古屋地区前卫摄影和日本超现实主义摄影的重要人物之一，研究和展览资料常将其置于诗、摄影、编辑和同人出版相互交织的语境中讨论。山本在1938年至1939年编辑发行超现实主义诗刊《夜之喷泉》，并于1939年参加名古屋摄影前卫，其活动显示1930年代日本前卫摄影并非单纯的摄影技术实验，而是与诗歌、出版、图像构成和地方艺术网络相连。在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思想文化统制加强的背景中，《夜之喷泉》因警方介入而停刊，山本本人也受到讯问；这一事件使其摄影和出版活动常被放入战时审查与超现实主义表达受压制的历史脉络中讨论。

在名古屋的网络中，山本的意义不在于孤立地代表整个前卫摄影运动，而在于其诗人、摄影家和编辑者身份，使他成为理解地方超现实主义摄影如何在出版、摄影社团和审查环境之间展开的具体个案。这一定位也使山本的个案能够连接日本近代摄影史、战时文化统制史和跨国超现实主义研究，而不是只被归入地方摄影家的履历叙述之中。

## 战时统制与收束

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日本的前卫摄影活动受到战争体制、思想文化统制、摄影材料限制和出版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活动空间逐渐缩小。日本超现实主义和前卫美术在这一时期被当局视为可疑对象，特别高等警察对超现实主义者、评论家和出版活动的监视与干预，也影响了摄影界对“前卫”一词的使用。在这种环境下，前卫摄影协会等团体和相关出版物逐渐采用“写真造形”（照片造型）、“写真文化”（摄影文化）等较少带有政治联想的说法，以回避“前卫”一词可能引发的压力。

名古屋摄影前卫在战时语境下改称为名古屋写真文化协会，这一变化常被视为前卫摄影团体调整公开名称和活动方式的例子。斯托伊科维奇在讨论1940年超现实主义摄影集《Mesem属》（日语：メセム属）时指出，“前卫”一类用语在出版语境中被“造形”等词替代，显示政治压力已经进入摄影出版和命名层面。由于这些压力，1930年代后期形成的前卫摄影活动没有直接发展为持续性的全国运动，而是在战时统制中迅速收束，并在战后通过展览、研究和摄影史叙述逐渐被重新评价。

## 研究与再评价

战后相当长时期内，1930年代日本前卫摄影常被置于新兴摄影、超现实主义美术、地方摄影团体和战时文化统制等不同脉络中分散讨论。1990年名古屋市美术馆等主办的“日本的超现实主义：1925—1945”展览，将摄影、诗歌、绘画和相关文献共同纳入战前日本超现实主义的讨论范围，并把前卫摄影置于1937年以后日本超现实主义运动全盛与受压制的历史背景中。2022年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前卫勃兴：近代日本的前卫摄影”展览及同名图录，则以大阪、名古屋、福冈、东京等地区为章节，系统介绍1930年代至1940年代日本前卫摄影在地方团体、杂志和展览之间展开的活动。

近年来的英语研究也把前卫摄影置于跨国超现实主义和现代摄影史的框架中讨论，而不只将其视为日本国内摄影史的一段地方性现象。在这种研究视角下，山本悍右、名古屋摄影前卫、《夜之喷泉》和《Mesem属》等个案，常被用来说明超现实主义摄影如何在日本的地方社团、翻译出版和战时审查条件中形成。

## 主要人物与团体

- 小石清：大阪浪华写真俱乐部的摄影家，常被视为新兴摄影向前卫摄影展开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 上田备山、安井仲治、平井辉七、本庄光郎、花和银吾等大阪摄影家：他们与浪华写真俱乐部、丹平写真俱乐部和阿凡加德造影集团的活动有关，推动了关西地区前卫摄影的发展。
- 泷口修造：诗人、美术评论家和超现实主义理论介绍者，1938年在《摄影时报》发表《前卫摄影试论》，并参与1930年代日本前卫艺术和超现实主义摄影的讨论。
- 山中散生：诗人、评论家和超现实主义组织者，与名古屋的诗歌、出版和前卫艺术网络关系密切，并与《夜之喷泉》和名古屋前卫圈有关。
- 坂田稔、田岛二男、山本悍右和后藤敬一郎等名古屋摄影家：他们参与名古屋摄影前卫及其相关讨论，使名古屋成为1930年代末日本前卫摄影的重要据点之一。
- 永田一脩、阿部展也、今井滋、恩地孝四郎、瑛九等摄影家和艺术家：他们常在东京前卫摄影协会、摄影杂志和战前日本前卫摄影史的脉络中被提及。
- 高桥渡、久野久、许斐仪一郎、田中善德、吉崎一人等福冈地区成员：他们与“索西埃特·伊尔夫”的活动有关，显示前卫摄影和前卫美术在地方城市中也有独立展开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