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重庆市党部

中国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是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市的组织。

## 历史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1922年10月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正式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在四川省的党务以重庆为中心展开，同时反对容共政策的省党部（“总土地党部”）与支持容共（并有大量中共跨党党员参与）的省党部（“莲花池党部”）互相对立。而重庆市党部也类似地存在两个，并跟随省党部之间的斗争展开。

1925年3月，孙文病死。4月，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在重庆“孙中山追悼大会”及各种悼念活动中印发了70多种传单，出动50多个宣传队，宣传孙文的三大政策。1925年春，石青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四川执行部的名义，委曹叔实、郭云楼、朱叔痴、黄复生、唐德安、曾吉芝、陈炳光、谢宝珊、张赤父、刘浦生和邓懋修等人筹备四川党务。7月9日，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在重庆忠烈祠光国学校成立。该党部成立后，即以临时执委会名义委朱叔痴、陈炳光等9人为筹备员，于8月6日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这些省、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中，基本是由西山会议派上海中央党部指派的，反对容共的国民党员（中共称为国民党右派）。

1925年10月，四川各地共产党员会聚重庆，在中法大学秘密召开会议，筹建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1925年11月，反共派乘共产和容共左派代表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之机，召开四川省、重庆市党部联系会议，作出将四川省党部迁成都的决定，受到四川省党部负责办理例行公事的职员邓仂刚、张克勤、冉钧（三人均共产党）的抵制。他们则夺取印信去成都。1926年1月，坚持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经吴玉章（国共双重党籍）揭露，广州中央否决四川省党部迁成都，邓仂刚等乃得继续办公。3月，石青阳被二大开除党籍后返川，继续领导反共派活动。

1926年6月，得到广州中央支持的容共左派省党部要求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各区分部解散，重新登记成立新的市党部、区分部。万县事件爆发后，9月8日，国共的四川省、重庆市党部组织发动“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英舰炮击万县重庆外交急进会”等，要求对英“经济绝交”。1926年11月25日，容共派莲花池省党部的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的全力支持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包括有重庆市代表，会议指“总土地党部”为非法，又指其“重庆市党部为叛党分子所盘踞，应予以解散，重新登记”。两个四川省党部及重庆市党部之间的矛盾升级。

1927年3月，莲花池派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漆南薰，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到通远门打枪坝广场，参加中共组织的“反对英美炮击南京市民大会”。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组织中共重庆党团地委和国民党四川左派省党部负责人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大会如期举行，并通知中共党团地委和国民党左派四川省、重庆市党部领导成员“带头参加，准备牺牲”。3月31日，在会上，“重庆各界反对英美炮击南京市民大会”在通远门附近的打枪坝召开。中共党团地委的全体成员、国民党四川左派四川省、重庆市党部的绝大多数成员到会，反共派联合驻军对其攻击，爆发国共冲突的三三一事件。国民党左派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左派漆南薰被杀。与此同时，川系驻军、民团、国民党反共派和国家主义派还纠集队伍捣毁了国民党四川左派的四川省、重庆市党部，以及中共重庆市总工会、妇女联合会、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新四川日报社等一系列中共活动阵地。

### 清党以后及战时发展

1927年，蒋介石在江浙发动四一二清党事变。5月18日，以卢师谛等9人为委员的南京国民党四川登记委员会重庆办事处成立，开始办理大规模清共事宜。1928年，中国国民党重庆市党部重新在城区建立，隶属于清党以后重建的四川省党部。2月10日，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筹建忠于国民党的重庆市总工会。

1929年，重庆从巴县分离，正式建市，编制为国民政府二级乙等省辖市，归四川省管辖。当时，国民党重庆组织正式名称为四川省重庆市党务指导委员会。1932年，重庆市总工会被国民党中央下令撤销后，各工会联名申请恢复。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在10月20日准予恢复工会组织，另行成立市总工会。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4日，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宣布“援助华北将士，只在文字上宣传，暂不采取任何行动”。1937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南京、武汉迁来重庆，国民政府各中央机关、学校、工厂等大量聚集重庆。重庆政治完全中央化。在这一局势演变下，国民党在重庆市的党务才得到较大发展。1938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重庆市特别党部改为直属国民党中央，即中央直属重庆市执行委员会。国民党市党部开始在各地区、机关、学校及工商各界发展党员，遍设区党部、区分部组织。当时重庆市共划18个行政区，设18个区党部，以下按保甲建制，设区分部。

1938年，国民党第六十二区分部在下浩觉林寺成立，卢锋任书记。1939年，在上浩桂花园成立国民党第一百八十三区分部，周天寿任书记。同年，国民党第二十二区分部成立，直属市党部领导，有党员10多人。1939年2月，由梁国舫、樊子良、廖维藩等人筹备，在华业火柴厂成立国民党第六十三区分部，廖维藩任书记，有党员30人左右。

1940年6月4日，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召开各区党部和区分部书记谈话会，布置发展组织的任务，要求发展工农分子、中小学教师、保甲人员、人民团体中之领袖人物、警察等为党员，各区党部按市党部指示，广泛成立区分部，规定由保长担任区分部书记，甲长必须参加国民党，不参加者就不能当甲长，并有“异党”之嫌。国民党为扩张势力，强令各乡镇联保主任转知各保、甲长和中、小学教员“一律令其入党，不得托故规避”。

同年，国民党员钟声伟、邓谙非、施泽等，在四川水泥厂发展组织，成立区分部，举办工矿党务训练班，组织厂的领班、包工头、机匠和少数职员，共100余人，学习3个星期，结业后集体参加国民党。1940年，在龙门浩老码头成立国民党第二百七十七区分部，何瑞孝任书记。

1941年，在下浩成立国民党第五十九区分部，武光舜任书记。同年，成立第四十三区党部，郑甦民任书记。下设6个区分部。

1941年，国民党推行“地方自治、严防共党活动”，在区内派设视察员、督导员。在学校集中的沙磁区设立军、警、宪、特以监视和中共的学生运动，设立军统西郊组，专门监视红岩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同时国民党重庆市执行委员会为了加强对沙坪坝地区的控制，派委员高不危、朱宝康、熊斌分别到化龙桥、小龙坎、磁器口办理区外转入的国民党员的清理登记。

1941年2月，国民党重庆市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原有的第四十七、四十八、五十这三个区党部的基础上扩建六十三、七十七两个区党部。在井口也建立两个区党部，下设13个区分部。并建立党员通讯网(即中统特务组织)，在各区党部发展了一批党网通讯员，对区内红岩嘴的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

1942年，由国民党市党部总务处长张镛召集，在第十一小学成立国民党重庆市第四十区党部，张镛任书记。旋即将第六十二、一百八十三、二百七十七、五十九区分部划归第四十区党部领导，并进行了改选，第六十二区分部改为第一区分部，第五十九区分部改为第二区分部，第二百七十七区分部改为第三区分部，第一百八十三区分部改为第四区分部。除第三区分部书记改由何炯昌充任外，其余3个区分部书记无变动。

1943年，第四十区党部改选，张镛连任书记。同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磐溪中央工业试验所、猫儿石中央造纸厂开办“工矿党务训练班”，拉拢工头、工人参加训练，并成批地发展党员，在工业试验所四厂成立区分部。

此外，1942到1949年间，重庆市党部在自来水公司、美华油漆厂、华福烟厂、蜀渝烟厂、冠生园糖果厂、大新饼干厂、中央轮带厂等企业建立了区党部和区分部。在公共汽车公司管理处建立了特别党部。1943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冯云仙去弹子石裕华布厂举办厂矿党务训练班，学习1个月，学员结业后集体参加国民党，并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直属裕华布厂区党部。

除按地方行政区划建立国民党区党部外，部分机关、团体和有关单位设有党部或特别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或重庆市党部领导。1940年至1948年，先后建立国民党中央党部直属四川水泥厂区党部，国民党中央党部直属裕华布厂区党部，国民党重庆市南洋烟厂区党部，国民党重庆市民康药厂区党部，国民党重庆市华业火柴厂区党部，国民党重庆市中华化学厂区分部，国民党重庆市职工区党部石作业区分部，国民党三十三区分部，国民党重庆市二十三区党部六分部，国民党重庆市光裕煤炭厂直属工矿党部，国民党重庆市东亚颜料厂直属工矿党部等。

重庆市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以上骨干，多数为区、镇、保、甲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和领导成员。区党部和区分部的负责人中，也有不少人具有特务身份。例如十二区党部书记张镛、何瑞孝，是中统局重庆区第十一分区主任，十二区党部书记喻汉卿，是中统局重庆区第十二分区副主任：十五区党部书记张英，是中统局重庆区第十五分区主任；十八区党部执行委员、十八区区长潘纯缎是中统局重庆区第十八分区主任，十八区党部执行委员王秉南是中统局重庆区十八分区副主任，中统特务青璃、陶孝先、吴绍周、刘俊卿、刘典青、汪经育、樊子良，军统特务葛在明，侦缉队长李文远，副队长夏绍尧，社会服务队队长姜文波等，都是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他们积极在战时和战后监视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支持者。

### 战后

日本投降后，中共和国民党在重庆展开谈判。中共在重庆的活动增强，国民党市党部也组织相应的应对对抗。1945年秋，十二区党部书记何瑞孝获悉周恩来去龙门浩大成制革厂经理徐崇林家作客的情报，立即向中统重庆办事处报告，重庆办事处指派张镛、何瑞孝、张光海跟踪周恩来约3小时左右。共产党员程仿尧，被张镛监视密报后被捕。

1946年2月8日上午，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召集军、警、宪、特以及三青团领导开会，传达当局指令，以应对当时中共为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而发动的造势。重庆市党部指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牵头召开的聚会是“共产党为争取民众而召开”，“要用民众对民众的方式，转变会议内容，遏止共党言论，达到以戢邪乱的目的”。

1946年2月10日，中共组织重庆较场口集会，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纠集几十人冲上主席台抢夺扩音器，打伤大会主席团成员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人，致使大会流产。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彻底推翻了国共政协达成的协议，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在当中积极策划。

1946年3月，重庆市第十五区党部成立，郑甦民任书记，下设12个区分部，有党员324人。1946年4月，第十二区党部成立，地点设在南坪场第十二区公所内，喻汉卿任书记。十二区共26个保，除农村3个保外，其余23个保均成立区分部，有党员约200人。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国民党重庆市党支部主任委员方治随去后，遗缺由龙文治代理，重庆市党部设在和平路。9月，国民党当局准备国大选举。国民党重庆市执行委员会为控制国大代表名额拉选票，下令将原有的区党部和区分部撤销，按区署划分重新组建第八、十三、十四、十七区区党部，按联保组建了48个区分部，同时派督察熊斌在区内中、小工矿企业建立了15个工矿区党部。

另外从1946年至1948年，为竞选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重庆国民党各级组织纷纷行动起来，为其上司拉选票。十二区党部书记喻汉哪，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龙文治竞选立法委员效劳，到光裕煤炭厂、东亚颜料厂搞竞选活动。民康药棉厂区党部为申新纱厂工会理事长王原恨竞选国大代表拉选票，三青团十一分团干事长侯中强(侯振亚)，召集各分队长以上人员开会部署，动员全体团员“多联络人，选票越多越好”，为三青团重庆支团干事长陈介生竞选国大代表。三青团区队长吕治平，分团干事李文远，发动团员逐户送名片，为陈拉票，竞选结果，陈介生当选。

1947年，十二区党部委员刘自新，到海棠溪中华化学厂发展30多名党员，建立区分部，书记和委员全由他指定。此外，南洋烟厂、猪编业、石作业(含弹花、碾米、肩奥业)、民康药棉厂、光裕煤炭厂、东亚颜料厂等，都是在突击发展党员后建立组织的，为了扩大三青团的势力范围，控制各行业，与国民党争权夺利，各分团、区队建立后也积极发展团员，三青团重庆劳工二分团刘锡辉到南岸活动，宣传“参加劳工青年团工人生活有保障”，拉拢大中、中华、东亚等厂工人入团，成立区队。市劳工二分团干事、市工会理事长邓发清到南岸活动，在猪鬃、化工、制刷、肩奥行业和小型工厂发展三青团员1000多人，成立8个区队，34个分队。

1947年，国民党为解决国民党与三青团日益尖锐的矛盾，党中央决定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同年8月，三青团各区分团亦相继并入各区党部。党内各级职务，党正团副，各占一半。但国民党区分部和三青团区队以下未进行合并。各区党部成立后，即大力发展组织，一般是以保甲、行政机关、工厂、企业、帮会等组织关系，造具名册，成批发展；也有以亲戚、朋友、同乡、同学等私人关系，相互拉拢入党的。发展的主要对象是：地主、把头、保甲长、防护团队长、宪警人员。重庆三青团第八、十三、十四、十七分团部分别并入国民党区党部，成立党、团干事会，由各区署的区长兼任国民党区党部的书记，并在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乡镇发展中统组织，破坏中共在学生、工人团体中的活动。

1947年，重庆各区党部组织社会服务队，第九区党部曾勒令有亲共活动的法华商学院停办，并搜捕3名亲共学生，第十区党部则印刷反共宣传品到处张贴。1947年2月28日，重庆市第八区党部中统主任高不危亲自率领两百多名人参与武装包围查封虎头岩的《新华日报》报馆，中统第十三区主任、国民党第十三区区党部书记周学诚，中统特务、国民党第八区区党部书记姜代善，中统第十四区主任、国民党第十四区区党部书记吴明饮，中统第十七区主任、国民党第十七区区党部书记王培荣等都参与了军统掌握的党、政、军联席会，协同军统收集区内的中共学、工运的情报，开列黑名单和参与镇压“四二一”学运、“六一”大逮捕等反共活动。

1949年4月21日，中共组织重庆市学生举行“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国民党市十八区党部副指导员、德字袍哥徐鹤林，带领十几人阻止文德女中学生参加游行，王秉南也赶到该校门前监视。国民党四川水泥厂区分部主要负责人，分派区分部执行委员密查共产党员在厂的活动，禁止《新华日报》发行。

1949年，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执委第十六次会议讨论通过了重庆市反共救国军总队组织纲要，规定“凡本市党员具有牺牲精神，信仰坚定，热情澎湃，志愿为反共救国先锋，经审查合格乃为队员”，各区党部积极活动，组织“反共救国军”。三青团十一分团干事长侯中强，书记赵忠学，布置三青团员监视共产党的动向，随时清查户口，盘问旅店来往客人，发现“异党”嫌疑，立即报告。

1949年11月，共产党解放军通近重庆。重庆市国民党各区党部受命组织“反共保民军”，区长兼团长，并配备枪支弹药，准备上山打游击抵抗共产党。三青团区队副袁桂卿与国民党军队合作，领取枪支及通讯器材，组织反共的“九路军”。随着共军进城，国民党各区党部也随之瓦解。中共的军管会明令对国民党活动予以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