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美国的间谍活动

俄罗斯在美国的间谍活动至少可追溯至冷战时期（当时为苏联），并且很可能在此之前就已存在。根据美国政府的说法，截至2007年，此类活动已达到冷战时期的水平。

## 概述

### 从苏联情报体系向俄罗斯情报体系的转变

克格勃（KGB）一直是苏联自1954年至1991年解体期间的主要安全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在其他国家收集情报、开展反情报活动、维持秘密警察体系、管理克格勃军事部队及边防部队、镇压国内反对力量，以及实施电子间谍活动。根据前克格勃少将奥列格·卡卢金所言——他曾负责克格勃在美国的行动——苏联情报工作的“核心与灵魂”并不在于情报收集本身，而在于颠覆活动：即通过“积极措施”削弱西方，在各种西方联盟（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制造分裂，在盟友之间挑起不和，削弱美国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众中的形象，从而为一旦战争真正爆发做好准备。

1991年，苏联解体，克格勃被重组为多个附属机构，其中包括联邦安全局（FSB，Federal Security Service）。苏联还成立了另外两个著名的机构：格鲁乌（GRU，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和对外情报局（SVR，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是俄罗斯的军事情报机构。在克格勃被拆分为联邦安全局（FSB）和对外情报局（SVR）之后，GRU仍然保持完整，并沿用了苏联时期的同一缩写。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说法，GRU主要通过军事武官和外国特工开展人力情报（HUMINT）收集。除人力情报外，GRU还具备“重要的信号情报（SIGINT）和图像侦察能力，包括卫星图像情报（IMINT）”。现代GRU已被指与多起危机和干预行动有关，美国方面曾就多项重大网络攻击对其提出指控，这些行动包括破坏乌克兰电网、针对调查谢尔盖·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的组织，以及在2016年选举干预中入侵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于1991年12月在克格勃解体后成立，取代了克格勃在海外的情报机构。根据前SVR叛逃人员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的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SVR特工被秘密部署在纽约市各处，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收集情报。

在从苏联向俄罗斯联邦过渡之后，人们对苏联时期间谍活动有了新的发现。由莫伊尼汉委员会于1995年解密的维诺纳计划，提供了大量关于苏联在美国间谍网络活动的证据，1992年至1999年间解密的米特罗欣档案亦提供了类似的证据。

### 积极措施

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联邦，积极措施仍在持续开展，并在许多方面以冷战时期的模式为基础。积极措施最初由苏联克格勃提出，是一种政治战形式，包括虚假信息传播、宣传、欺骗、破坏、动摇局势以及间谍活动等进攻性手段。

根据米特罗欣档案馆的记载，主动措施曾在位于莫斯科亚谢涅沃区对外情报局（SVR）总部的克格勃安德罗波夫学院教授。该“积极措施部门”的负责人是尤里·莫金，他曾是“剑桥五杰”间谍网的联络负责人。前安德罗波夫学院后来改组为对外情报学院，目前由对外情报局（SVR）负责运营。

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球互联程度的提高，使俄罗斯情报机构更容易进行干预活动。然而，传统的人力间谍手段仍然持续存在。

### J同志

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上校，又名“J同志”，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的一名官员，于2000年10月叛逃至美国。特列季亚科夫在成长过程中便接触到克格勃，因为其母亲和祖母均与该机构有关。随着在苏联长大，他逐渐对加入克格勃这一理念产生向往。在其早年于克格勃任职期间，他曾被任命为共青团负责人，任期近三年。特列季亚科夫在克格勃工作多年，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随后在对外情报局（SVR）中晋升为上校。1995年至2000年间，他负责俄罗斯在纽约市及联合国的所有秘密行动。根据皮特·厄利的说法，特列季亚科夫可能自1997年起开始向美国官员提供俄罗斯方面的情报。无论是在这一时期还是在其正式叛逃之后，特列季亚科夫向美国方面说明了俄罗斯如何在纽约市及整个美国范围内开展间谍活动，以及俄罗斯情报网络如何分布于曼哈顿及美国其他地区。特列季亚科夫于2007年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并在三年后去世，终年53岁。

### 间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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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前对外情报局（SVR）官员库兹米诺夫称，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克格勃及其后继机构SVR开始建立“第二梯队”，即“除主要手段——非法特工和特种特工之外的辅助特工”。这些特工多为合法移民，包括科学家及其他专业人士。另一名前SVR官员瓦西里·米特罗欣于1992年叛逃至英国后，披露了数千名俄罗斯特工和情报人员的相关细节，其中一些为在海外以深度掩护身份生活的“非法特工”。

200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获悉多组俄罗斯间谍潜伏在美国境内 2010年，FBI逮捕了10名俄罗斯特工，美国司法部将其深度掩护行动称为“非法人员计划”（Illegals Program）。这些俄罗斯特工伪装成普通美国公民，试图与学术界人士、工业界人士以及政策制定者建立联系，以获取情报。他们是FBI历时数年的“幽灵故事行动”（Operation Ghost Stories）的目标，该行动于2010年6月底收网，在美国逮捕了10人，并在塞浦路斯逮捕了第11人。这10名“潜伏特工”被指控“代表俄罗斯联邦在美国执行长期的‘深度掩护’任务”。

前中央情报局（CIA）官员哈罗德·詹姆斯·尼科尔森曾两次因充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的间谍而被定罪。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事件促使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其展开调查。他曾在使馆之外与SVR官员会面，随后其银行账户收到了一笔1.2万美元的转账。他在测谎测试中三次未通过，其中涉及“你是否隐瞒与外国情报机构的关系”等问题。这导致其与俄罗斯情报官员的接触受到限制，并在1996年被FBI在杜勒斯国际机场逮捕。在其身上，执法人员发现了一张包含机密CIA文件的计算机光盘，以及十卷展示绝密文件的胶卷。尼科尔森承认在1994年至1996年期间向SVR提供机密信息，并因此被判定犯有间谍罪。

玛丽亚·布蒂娜是俄罗斯公民，2018年因在美国境内充当未注册的俄罗斯联邦外国代理人而被定罪。布蒂娜曾试图渗透美国的保守派团体，包括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作为推动俄罗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利益的一部分。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随后认定，她曾试图说服特朗普竞选团队建立与俄罗斯之间的秘密沟通“后门渠道”。

2020年2月，美国官员在迈阿密墨西哥公民赫克托尔·亚历杭德罗·卡夫雷拉·富恩特斯，指控其涉嫌代表一名俄罗斯特工行事，并被招募以收集有关美国政府的信息。两人曾在莫斯科多次会面。

2021年5月，美国判处前陆军特种部队成员彼得·德宾斯有期徒刑188个月，罪名是与俄罗斯情报人员合谋，非法向其提供美国国家防务信息。

2022年7月，美国官员逮捕了一对夫妇：沃尔特·格伦·普里姆罗斯（化名鲍比·爱德华·福特）和格温·达尔·莫里森（化名朱莉·林·蒙塔古），并以身份盗窃罪和合谋反对政府等罪名对其提出指控。与“非法特工”案类似，两人均冒用了已故美国儿童的身份（福特和蒙塔古），尽管这对夫妇似乎确实以普里姆罗斯和莫里森的身份在美国出生并长期居住。以“福特”的身份，普里姆罗斯曾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担任航空电子技术员，后成为一名国防承包商，并持有机密级安全许可。在针对该夫妇的起诉文件中，美国方面还提供了两人身着克格勃制服的照片。

### 2016年总统选举

俄罗斯的间谍活动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有所发生。自唐纳德·特朗普获得提名以来，关于俄罗斯干预选举的报道层出不穷。根据美国情报界和国家情报总监称，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政府曾进行干预，以损害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利益。自2017年5月起，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对相关证据展开调查，并发布了一份长达448页、经过大量删节的报告，阐述其调查结果。

穆勒报告主要涉及特朗普政府方面的相关情况以及俄罗斯参与的证据。罗伯特·穆勒指出，俄罗斯曾发起一项名为“网络水军工厂”的社交媒体宣传行动，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IRA）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账号来“支持特朗普候选人，诋毁希拉里候选人”。在唐纳德·特朗普发表“俄罗斯，如果你在听，我希望你能找到那3万封失踪的电子邮件”这一言论之后，俄罗斯方面将目标指向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穆勒报告称，在该言论发表五小时后，俄罗斯一支关键情报单位的成员首次对克林顿的个人办公室发起了针对性行动。此外，还存在穆勒所称的“俄罗斯黑客攻击与信息泄露行动”，即俄罗斯情报人员入侵克林顿竞选团队及民主党组织的账户，随后将获取的材料发布到网络上，其中部分信息由俄罗斯方面直接发布，另一部分则通过维基解密传播。俄罗斯方面还多次与特朗普竞选团队接触，试图建立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系。穆勒写道：“这些与俄罗斯方面的接触包括商业联系、向竞选团队提供协助的提议、邀请竞选团队成员与俄罗斯政府代表会面，以及旨在改善美俄关系的政策立场。”

根据罗伯特·穆勒的说法，俄罗斯对外国选举的干预“并非一次性的行为，而是在持续进行之中”。

前间谍尤里·什韦茨（Yuri Shvets）曾是遇刺身亡的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的同事，他认为克格勃培养特朗普长达40余年，将其视为克格勃的线人。什韦茨是作为记者克雷格·昂格的消息来源，什韦茨将这位前总统与曾向莫斯科传递机密的“剑桥五人间谍网”进行比较。什韦茨认为，谢苗·基斯林（Semyon Kislin）是一名“观察员”（物色人员的特工），并在1980年将特朗普识别为潜在目标。什韦茨还提到特朗普于1987年访问苏联一事。什韦茨认为，特朗普曾受到克格勃立场的影响。例如，在返回纽约后，特朗普在多家主要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批评美国盟友以及北约相关开支。什韦茨声称，在位于莫斯科亚谢涅沃的克格勃总部，他曾收到了一份电报，称赞这则广告是一项成功的“积极措施”。此外，什韦茨将“穆勒报告”描述为“令人失望”，认为其仅关注“与犯罪相关的问题”，而未涉及“反情报方面的内容”。

记者卢克·哈丁认为，唐纳德·特朗普于1987年访问苏联，是克格勃为招募更广泛类型特工而开展接触行动的一部分。

### 驱逐特工

2018年3月，在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其女儿尤利娅·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发生后，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下令将60名涉嫌为俄罗斯间谍的人员驱逐出美国。该举措是与欧洲盟友的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后者也驱逐了50名涉嫌间谍人员。白宫还下令关闭位于西雅图的俄罗斯领事馆，理由是该领事馆被认为是俄罗斯在美国开展情报活动的重要行动据点。当时，美国官员估计，在该命令发布之前，美国境内有超过100名以外交人员身份为掩护的俄罗斯间谍。

### 电子间谍活动

冷战结束后，网络间谍活动被更加广泛地使用。

在持续至2010年的“非法特工计划”期间，俄罗斯特工曾使用隐写术（steganography）进行信息交换，即将隐藏的信息嵌入到看似无害的文件之中。

2015年4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俄罗斯黑客”在“最近数月内”已“入侵白宫计算机系统的敏感部分”。据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美国特勤局以及其他美国情报机构将此次攻击列为“针对美国政府系统发起的最复杂的攻击之一”。

2020年美国联邦政府数据泄露事件被多数来源归因于受俄罗斯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据报道，由于攻击目标的敏感性与高关注度，以及黑客能够持续访问系统长达八至九个月，该网络攻击及数据泄露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网络间谍事件之一。在事件被发现后的数日内，据报道全球至少有200个组织受到此次攻击影响，其中部分机构亦可能发生数据泄露。受影响的全球组织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英国政府、欧洲议会、微软等。

2021年7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以及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联合发布网络安全公告，警告称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正在开展一项暴力破解网络攻击行动，针对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机构，以及外国和全球组织（尤其是欧洲的组织），旨在窃取数据。主要目标包括美国政府与军方、国防、能源和物流行业；以及政治组织。截至2021年7月公告发布时，这场始于2019年中期的网络攻击仍在进行中。

### 2020年总统选举

根据2021年3月16日发布的一份已解密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DNI）报告，有证据表明俄罗斯（以及伊朗）曾广泛尝试影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然而，没有证据显示任何选票、选举票据或选民登记被直接篡改。俄罗斯的相关行动旨在“贬损总统乔·拜登的候选人形象以及民主党，支持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削弱公众对选举过程的信心，并加剧美国社会政治分裂”。其干预行动的核心在于依赖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代理人，通过媒体组织、美国官员以及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人士，传播“具有误导性或缺乏依据”的指控，从而“洗白影响叙事”。

该报告明确指出，一些受俄罗斯政府控制的个人参与了相关干预行动，例如康斯坦丁·基利姆尼克和安德烈·德尔卡奇。报告称，弗拉基米尔·普京很可能对德尔卡奇的相关活动具有“知情与管辖权”。报告还指出，普京已批准俄罗斯的影响行动。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发布后，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发表声明称：“俄罗斯通过代理人开展了一项成功的情报行动，渗透进入这位前总统的核心圈层。”

### 影响行动

根据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研究人员（包括社会学家菲利普·N·霍华德）的一份报告，社交媒体在美国政治极化中重要作用，这与“计算宣传”有关——即利用自动化、算法和大数据分析来操纵公共生活，例如传播虚假新闻和阴谋论。研究人员强调了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在试图削弱美国民主制度并加剧既有政治分裂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研究指出，最主要的虚假信息传播方式是“自然发布”（而非付费广告），且此类影响行动在2016年选举后有所增加，并不限于选举期间。相关行动的例子包括：“在2016年劝说非裔美国选民抵制投票或采用错误的投票方式”，“鼓励极右翼选民采取更具对抗性的行为”，以及“向各政治立场的选民传播耸人听闻的、带有阴谋论色彩的以及其他形式的低质量政治新闻和虚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