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超现实主义

名古屋超现实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主要在日本名古屋展开的日本超现实主义活动，是战前日本超现实主义在地方城市中形成的一个重要区域性网络。这一活动并未形成单一的全国性组织，而是通过诗歌、评论、摄影、小型出版物、摄影社团和展览活动等多元路径交织发展。近年研究通常把1930年代后期的名古屋视为日本超现实主义活动较为活跃的城市之一，并强调山中散生、下乡羊雄、坂田稔和山本悍右等人在诗歌、绘画、摄影与刊物等跨媒介领域之间建立的地方性网络。

1937年巡回展出至名古屋丸善画廊的海外超现实主义作品展，通常被视为名古屋超现实主义活动公开化的重要契机。展览之后，名古屋的诗人、画家、摄影家和评论者在“前卫”这一较易于公开活动的名称下重新组织活动，并于1937年底前后形成名古屋前卫俱乐部。1939年，名古屋前卫俱乐部的摄影分会进一步发展为名古屋摄影前卫，使当地原本横跨诗歌、绘画和摄影的超现实主义倾向获得了更明确的摄影组织形态。

名古屋超现实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摄影、摄影评论和同人刊物出版在其中占据了核心位置。1938年12月举行、并于1939年2月发表于《摄影家》（日语：カメラマン）的座谈会中，坂田稔、下乡羊雄和山中散生围绕前卫摄影、抽象、自然物、日常景物与超现实主义想象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显示名古屋的摄影论述并非单纯的技术讨论，而是与诗歌和评论紧密相连。山本悍右于1938年至1939年编辑发行的《夜之喷泉》，则把译诗、诗作、图像、摄影和刊物设计结合起来，成为名古屋超现实主义小型出版文化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与此同时，名古屋的超现实主义活动也受到战时政治环境的严厉制约。名古屋市美术馆1990年展览图录在概述战前日本超现实主义时，将这一运动的受挫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日益严厉的思想文化统制联系起来。1939年，《夜之喷泉》因警方干预而停刊，山本悍右也受到特高警察讯问；名古屋前卫俱乐部同年解散，名古屋摄影前卫则在1940年前后改称名古屋摄影文化协会（日语：名古屋写真文化协会），并于1941年解散。因此，名古屋常被作为一个具体案例，用来说明日本超现实主义如何在地方出版、摄影社团和展览网络中展开，又如何在战时审查与监视之下被迫改变活动形式。

## 背景

名古屋超现实主义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建立在当地较早形成的摄影社团、小型出版和文学交流环境之上。1912年成立的爱友摄影俱乐部（日语：爱友写真倶楽部）是名古屋早期艺术摄影活动的重要团体之一，其后续影响为当地摄影文化提供了制度和社交基础。山本悍右的父亲山本五郎是爱友摄影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并经营兼具摄影器材店和照相馆功能的“山本五郎商店”，这一空间也成为名古屋早期摄影社群的重要据点。

1930年前后，山本悍右开始写诗，并通过《诗与诗论》以及山中散生在名古屋编辑的诗刊《Ciné》接触超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思潮。1931年，山本参与独立摄影研究会（日语：独立写真研究会）的创立，该团体试图摆脱画意摄影的既有规范，并通过会刊《独立》发表实验性摄影作品和摄影观念。1935年前后，山本悍右与小此木三也等人成立A.B.C. Photo Club，并把活动地点设在山本五郎的摄影器材店。

1930年代中期的名古屋还通过人物流动与关西摄影圈保持联系。坂田稔从大阪迁居名古屋后，于1934年前后组建名古屋摄影小组（日语：なごや・ふぉと・ぐるっぺ），并把摄影社团、摄影器材店和地方摄影评论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山中散生以诗人和译者身份活动，下乡羊雄则在自己的画室中主持带有沙龙性质的交流，使名古屋在1937年以前已经形成诗歌、绘画、摄影和翻译相互交织的文化环境。

## 1937年展览与地方网络的形成

1937年7月，海外超现实主义作品展在东京、京都和大阪之后巡回至名古屋丸善画廊，成为名古屋超现实主义活动转向公开化的重要节点。这次展览并非只依靠原作展示，而是大量使用照片复制品来呈现欧洲超现实主义作品，因此对摄影家和摄影评论者产生了明显刺激。展览也使“超现实主义”与“前卫”之间的关系在公共话语中变得更加突出，并推动各地艺术家在较易公开使用的“前卫”名义下重新组织活动。

名古屋前卫俱乐部约在1937年底成立，成员和相关人物包括诗人、画家、摄影家和评论者。该俱乐部并不是风格单一的艺术团体，而是一个较为松散的跨媒介平台，超现实主义、抽象倾向和前卫摄影在其中并存。研究者通常把山中散生和下乡羊雄视为这一名古屋前卫圈的关键组织者，并把山本悍右列为1930年代后期已经在名古屋形成明确超现实主义摄影实践的重要人物之一。名古屋前卫俱乐部的摄影分会后来发展为名古屋摄影前卫，说明当地的超现实主义活动在1930年代末逐渐从诗歌、绘画和评论的综合平台中分化出更明确的摄影组织。

## 摄影、评论与出版

摄影在名古屋超现实主义中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当地参与者并不只把摄影视为记录现实的工具，而是把它放入诗歌、抽象、物体配置和图像构成的关系中讨论。1938年12月举行的“前卫摄影再检讨座谈会”后来发表于1939年2月号《摄影家》，是理解名古屋超现实主义摄影论的重要资料。在这次座谈中，坂田稔、下乡羊雄和山中散生并未把超现实主义摄影简单视为前卫摄影或新兴摄影的分支，而是讨论抽象、构成图像、自然物和日常景物如何进入超现实主义想象。这一讨论显示，名古屋的摄影实践与诗歌、翻译和评论之间保持着密切关系，并非只是在摄影社团内部展开。

名古屋的小型出版物也为超现实主义观念的流通提供了重要平台。下乡羊雄于1940年编著的超现实主义摄影集《Mesem属》（日语：メセム属），被研究者视为名古屋摄影家和诗人将超现实主义观念具象化并付诸出版的例证之一。这些摄影评论、座谈和刊物活动共同说明，名古屋并非只是欧洲超现实主义展览的接受地，而是一个通过摄影、批评和出版主动重组超现实主义语言的地方性中心。

## 《夜之喷泉》

《夜之喷泉》是山本悍右于1938年至1939年在名古屋编辑发行的超现实主义诗刊，也是名古屋超现实主义出版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刊物之一。该刊于1938年11月创刊，1939年10月第4号后结束，短暂的刊行过程与战前日本超现实主义出版环境的紧张变化密切相关。刊物内容包括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译文、山本悍右的诗作、下乡羊雄的图像以及摄影和散文，使诗歌、图像和刊物设计在同一编辑空间中发生联系。在山中散生的帮助下，《夜之喷泉》曾传至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处，显示名古屋的超现实主义出版实践仍试图维持与欧洲超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夜之喷泉》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山本悍右个人的编辑活动，也在于它把名古屋的诗人、摄影家、画家和译者汇聚到一种小型而高度自觉的出版形式之中。从这一角度看，《夜之喷泉》是名古屋超现实主义如何通过地方出版、翻译、图像复制和刊物设计参与国际超现实主义流通的具体证据之一。

## 战时统制与收束

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名古屋超现实主义活动受到审查、警察监视和战时动员的持续挤压。名古屋市美术馆1990年图录在回顾战前日本超现实主义时指出，日本超现实主义在战时体制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严厉思想文化统制下受到压迫并走向挫折。这一历史背景使“前卫”一词本身逐渐带有政治风险，也使艺术家、摄影家和编辑者在展览、出版和结社活动中不得不调整公开名称与活动方式。

1939年，《夜之喷泉》因警方干预而停刊，山本悍右后来也回忆自己曾因该刊受到特高警察讯问。同年，名古屋前卫俱乐部解散，名古屋摄影前卫则在之后改称名古屋摄影文化协会（日语：名古屋写真文化协会），以减轻“前卫”一词所带来的官方疑虑。该协会于1941年解散，显示名古屋超现实主义和前卫摄影的公开组织形态在战时统制下逐步收束。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所有相关人物立即停止创作，而是说明他们的发表、出版和组织活动被迫转入更有限、更分散的形式。

## 战后延续与研究史

1945年以后，战前名古屋超现实主义的团体形式已经瓦解，但部分人物仍在摄影、诗歌和刊物活动中延续前卫实践。1947年，山本悍右与后藤敬一郎、高田皆义、服部义文等人在名古屋成立VIVI社，这一团体常被视为名古屋战后摄影活动重新展开的一个节点。山本战后还继续在《VOU》等诗歌和前卫艺术刊物中发表作品，使其战前在名古屋形成的诗人与摄影家双重身份获得延续。1956年成立的日本主观主义摄影联盟，也曾把山本悍右等战前前卫摄影家与战后新一代摄影家短暂联系起来。

名古屋超现实主义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并未成为现代日本艺术史叙述中的显著主题，而是通过美术馆展览、图录、摄影史研究和个别艺术家回顾展逐渐被重新整理。1980年代以后，名古屋市美术馆以及相关策展人和研究者对名古屋摄影运动、战前超现实主义和山本悍右等人物的整理，使这一地方网络在日本超现实主义研究中的位置逐渐清晰。在近年跨国超现实主义研究中，名古屋也被用来说明超现实主义并非只沿着巴黎中心向外传播，而是在翻译、出版、地方摄影文化和政治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多地点的历史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