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女权主义

<image>

在俄罗斯，女权主义起源于18世纪，受西欧启蒙时代的影响，大多局限于贵族阶层。在整个19世纪，女权主义的思想仍然与革命政治和社会改革密切相关。进入20世纪后，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俄罗斯女权主义者将关注点从慈善活动转向在农民和工厂工人中开展劳动组织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女权主义通过游说获得了选举权，同时女性在社会中的整体平等地位也得到推进。在这一时期，女权主义的关注重点因不同社会阶层和经济状况而有所差异。

1991年苏联解体后，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女权主义圈子，但在当代俄罗斯社会中，“女权主义”一词仍然带有负面含义。在21世纪，一些俄罗斯女权主义者，例如如朋克摇滚乐队暴动小猫，再次与反政府运动结盟。2012年，她们发起反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示威活动，此事导致一名代表俄罗斯正教会的律师将女权主义称作不可饶恕的重罪。

## 起源

### 18世纪

俄罗斯女权主义起源于18世纪，受到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法国大革命中女性作为民主与自由象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随后的19世纪，一些著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如亚历山大·普希金和亚历山大·赫尔岑，都对女性在社会中权力与独立性的增强持积极态度，并支持日益增长的性别平等诉求。

在俄罗斯贵族社会中，给予女性的更大自由促成了“强势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女性”的出现，其中包括叶卡捷琳娜大帝、玛丽亚·纳雷什金娜（Maria Naryshkina）以及玛丽亚·拉祖莫夫斯卡娅伯爵夫人（Countess Maria Razumovskaya）等标志性人物。同时，女性也开始在文学领域与男性竞争，俄罗斯女性作家、诗人和回忆录作者的影响力与受欢迎程度不断上升。

### 19世纪

<image>

18世纪，彼得大帝放宽了对女性教育和个人自由的限制，创造了一个新的受过教育的女性阶层，如娜塔莉亚·舍列梅捷娃公主。她于1767年完成的《札记》被认为是俄罗斯第一部女性自传。在19世纪，舍列梅捷娃成为“十二月党人女性”（Decembrist women）之一，这些女性是十二月党人的女性亲属。十二月党人中的男性是一群贵族革命者，他们在1825年被判定策划推翻尼古拉一世，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服刑。尽管这些男性亲属的妻子、姐妹和母亲与他们持有相同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但由于她们是女性，因此未被以叛国罪起诉。然而，包括舍列梅捷娃和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公主在内的11位女性，仍然选择陪同丈夫、兄弟或儿子前往西伯利亚劳改营。虽然她们在大众文化中被视为英雄，但“十二月党人女性”本人通常强调她们的行为只是出于家庭责任。在西伯利亚期间，她们不仅照顾自己的亲人，也照顾其他囚犯，并建立了图书馆、诊所等机构，还组织讲座与音乐会。

在当时的历史书写中，“十二月党人女性”的谦逊奉献精神，被用来与18世纪女性贵族的权谋与享乐生活形成对比，例如叶卡捷琳娜大帝。在这种叙述中，她的“过度与奢侈”被视为女性解放过快可能带来的危险。尽管这些“十二月党人女性”并未明确提出女权主义议程，但她们的形象在后来的世代中被俄罗斯女权主义者所引用，作为重要的精神象征。这些女权主义者对性别平等的关注，也往往与更广泛的革命政治理想相联系。

#### “三巨头”的努力

<image>

19世纪末，其他贵族女性开始逐渐脱离精致的社交生活，转而投身女权改革。其中包括来自莫斯科贵族家庭、嫁给高级官员的安娜·巴甫洛夫娜·菲洛索福娃。她将精力投入到多种社会团体与慈善事业中，致力于改善俄罗斯社会中贫困与弱势群体的状况，其中也包括女性群体。她与玛丽亚·特鲁布尼科娃、娜杰日达·斯塔索娃以及叶夫根尼娅·康拉迪（Evgenia Konradi）共同向沙皇游说，要求为女性设立并资助高等教育课程。菲洛索福娃也是俄罗斯妇女互助慈善协会的创始成员，并参与组织1908年的全国妇女大会。斯塔索娃、特鲁布尼科娃和安娜·菲洛索福娃成为亲密的朋友和盟友，被同时代的人称为“三巨头”。这三个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推进妇女事业，领导了俄罗斯帝国第一次有组织的女权运动。

1859年，三巨头与其他一些人一起成立了圣彼得堡市民廉价住宿和其他福利协会。该组织有两个派别，“德国党派”和“俄罗斯党派”，他们的首选方法不同。“德国党派”倾向于传统慈善模式，强调对贫困者进行密切监督；而“俄罗斯党派”则更强调自助与直接援助，尽量避免施舍式的控制，并维护受助者的隐私。1861年初，该组织一分为二，由斯塔索娃、特鲁布尼科娃、菲洛索福娃组成的三人领导“俄罗斯党派”。1861年2月，缩减后的组织章程获得批准。该组织为其女性客户（主要是寡妇和丈夫抛弃她们的妻子）提供住房和裁缝工作。并设有一个日托中心和一个公共厨房。

#### 推动高等教育

1867年，三巨头继续推动俄罗斯大学为女性开设课程。据历史学家克里斯汀·约翰森（Christine Johanson）的研究，她们在“动员公众支持方面表现出相当高的能力”，并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提交了一份措辞谨慎的请愿书。她们成功收集了400多名中上层女性的签名。然而，社会上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存在广泛反对意见，其中包括国民教育大臣德米特里·托尔斯泰（Dmitry Tolstoy）。托尔斯泰认为，他认为女性在结婚后会放弃学业，并将请愿者贬称为“只追随时尚的羊群”。1868年底，他拒绝了请愿书，但在沙皇（当时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压力下，允许女性参加部分混合性别的公开讲座。然而，这些很快就被接受了，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

与此同时，三巨头还向战争部长德米特里·米柳廷发出呼吁，在妻子、女儿和菲洛索福娃的劝说下，他同意主办这些课程。托尔斯泰反驳说，允许讲座在自己的公寓里进行，在那里他可以监督讲座。随着支持妇女教育的政治运动继续发展，到1869年10月，俄罗斯政府允许为妇女开设有限的高级科目课程（包括“化学、历史、解剖学、动物学和俄罗斯文学”）。斯塔索娃组织了这些活动，并招募了教授，课程于1870年1月正式开始。200多名女性参加了这些课程，自1872年弗拉基米尔学院开始举办以来，这些课程就被称为弗拉基米尔课程。弗拉基米尔斯基球场于1875年关闭

在三巨头的持续推动下，1878年成立了别斯图热夫高等女子课程，成为一所女性常设高等教育机构。然而，由于部分学生思想较为激进，该课程于1886年被关闭。到1889年，斯塔索娃说服沙皇（当时的亚历山大三世）允许这些课程重新开放。但在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推动教育体制收紧的背景下，斯塔索娃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并被官方以“效率低下、思维混乱”为由解职。随后，她与同伴被更顺从政府的官僚所取代。

#### 文学

19世纪末，一些最广为阅读的俄罗斯文学作家开始在作品中关注女性主义主题。在晚年，列夫·托尔斯泰反对传统的婚姻制度，将其比作强迫卖淫和奴隶制，这也是他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触及的主题。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在其戏剧和短篇小说中塑造了多种从事劳动的女性角色，如女演员、家庭女教师等。这些女性为了追求经济与人格独立而牺牲社会声望与物质条件；尽管如此，她们往往是契诃夫作品中少数真正对生活感到满足的角色。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具有影响力的1863年小说《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中，通过女主人公维拉·帕夫洛夫娜，将新兴的女性主义思想具体化。她在梦境中构想了一个性别完全平等的乌托邦社会。

## 革命与苏联时代

### 革命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女权主义的焦点从贵族转向农民和工人阶级。充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年轻女性开始在女性工厂工人中组织全女性工会，这些工人往往被男性社会主义者忽视或边缘化。

在1907年至1917年间，“女性平等权利联盟”（League for Women's Equal Rights）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女权组织。与俄罗斯女性互助慈善协会类似，该组织最初关注教育与社会福利，但同时也积极推动女性平等权利，包括选举权、平等继承权以及取消护照限制等。1917年革命（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女工示威的推动，由此促使该组织成员数量迅速增长。同年，由于持续的政治游说，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早赋予女性选举权的主要国家之一。

### 苏联社会中的女权主义

<image>

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在十月革命中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认识到妇女平等在其建立的苏维埃国家（Soviet Union）中的重要性。他在1919年写道：“为了实现女性的解放并使她与男性平等”，根据构成苏维埃共产主义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实现社会化，并使女性参与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女性就会与男性平等。”

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俄罗斯女性权利获得了显著提升。女性获得了选举权，1920年苏联将堕胎合法化，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但在1936年至1955年间又被禁止。1922年，苏联将婚内强奸定为非法。同时，国家还规定了较为优厚的产假制度，并建立了全国性的托育中心网络。该国的首部宪法也确认了女性的平等权利。

尽管主流苏联意识形态强调完全的性别平等，且许多苏联女性拥有工作和高等学历，但她们并未广泛参与核心政治角色与权力机构。官方宣传虽然准确指出，在最高苏维埃中任职的女性人数超过许多民主国家议会中女性代表的总和，但在苏联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政治局中，终其历史只有两名女性成员：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以及在苏联最后一年任职的加琳娜·谢苗诺娃（Galina Semyonova）。

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女性解放”已成为美国公众话语中的主流概念，但在苏联却没有形成类似的运动。这一现象出现在女性仍然面临收入不平等，以及承担显著更多家庭无偿劳动的背景之下。此外，社会规范中也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前《纽约时报》驻俄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指出：“一个男人可以在外拈花惹草、饮酒，甚至对工作漫不经心，这通常会被原谅；但如果一个女人这样做，她就会被批评对婚姻和工作不认真。” 在1974年被驱逐出苏联前不久，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一封致国家领导层的公开信中提到女性在苏联社会中承担沉重体力劳动的现象，并写道：“面对我们女性肩扛石块铺路的情景，怎能不感到羞愧与怜悯？”

史密斯写道，他所采访的许多女性抱怨说，她们所谓的“解放”实际上是一种被剥削，因为经济条件迫使她们必须外出工作，同时仍然承担家庭内部的家务责任，因此普遍感到疲惫不堪。他还指出，与西方女性不同，苏联女性往往将“解放”的理想理解为减少工作负担、拥有更多留在家中的机会。他讲述了一个流行的笑话：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并没有获得解放，因为她们没有工作机会，只能待在家里，购物、做饭、操持家务并照顾孩子。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获得了解放——她们有机会整天工作，然后回到家里，再去购物、做饭、操持家务并照顾孩子。

此外，苏联女权主义者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娃（Ekaterina Alexandrova）在其文章《为什么苏联女性想要结婚》中写道：

性别歧视态度在整个苏联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男性领导层往往不认真对待女性及其观点，并将她们排除在许多讨论之外。然而，当时的社会学研究也发现，苏联女性往往并不将自身的不平等视为一个严重问题。

## 开放主义与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

20世纪80年代中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实行了开放政策，使苏联（Soviet Union）的言论与组织自由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开放政策引发了女性在政治行动、学术研究以及艺术与商业领域活动的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女性也意识到新政府在经济与社会困境方面可能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在苏联时期，公民可以通过共产党体系提出投诉并获得某种程度的解决机制，但在后苏联时期，这类国家层面的申诉体系尚未建立。因此，女性开始自发建立资源共享与情感支持网络，这些网络在一些情况下逐渐发展为基层组织。

在开放时期和苏联解体后，女性知识分子中的女权主义圈子开始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等主要文化中心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俄罗斯女性并不愿意用“女权主义者”来形容自己，因为她们认为这一词汇在俄罗斯历史语境中长期带有负面含义，尤其在革命之后，它常被等同于一种只关注事业、忽视家庭的“无产阶级女性”形象。因此，90年代的俄罗斯女性行动通常并非以明确的女权主义立场展开，而是更偏向通过各种现实可行的方式改善自身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女性社群，它们帮助许多女性在追求工作机会、平等待遇以及政治表达方面获得了更强的自我支持与行动能力。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转型在1990年代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并给女性带来了尤为突出的经济困境。尽管许多女性仍然在职场工作，但她们同时也被社会期待承担家庭主妇的角色。在苏联时期，职业女性通常享有较为完善的就业福利，例如较长的育儿假，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重组，获取日常生活物资变得更加耗时，家庭劳动负担也显著加重。与此同时，女性福利在劳动力市场中反而使其对雇主的吸引力下降。在私有化过程中，许多企业裁撤女性员工。尽管20世纪80年代约90%的女性参与劳动市场，但到1991年，女性占俄罗斯失业人口的70%至80%。在90年代，女性能够获得的工作往往集中在低薪行业，而且许多职位明确要求“仅限年轻、外貌吸引人的女性应聘”。即便女性受雇，其工资也通常显著低于从事相同工作的男性。

## 21世纪

<image>

2003年，圣彼得堡43%的地方行政人员是女性。

2012年，女权主义朋克摇滚乐队暴动小猫表演了宣传噱头，以表达他们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反对，并受到了俄罗斯正教会和普京政府的批评。2012年3月，该团体三名成员因在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进行针对普京的“朋克祈祷”表演而被以流氓罪逮捕。在审判过程中，她们公开谈及自身的女权主义身份，并表示这一立场与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并不矛盾。然而，代表教会的律师拉里萨·帕夫洛娃（Larisa Pavlova）则认为这一观点“不符合现实”，并将女权主义称为“致命的罪恶”。

2022年，女权主义反战抵抗发布宣言，正式启动其活动，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并在国际妇女节组织成员在苏联战争纪念碑前象征性献花的行动。

## 参见

- 后共产主义中欧和东欧的性别角色
- 俄罗斯妇女
-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 –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女性主义政治家
- 奥尔格塔·卡里托诺娃 – 俄罗斯女权主义作家和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