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民族主义

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整体上被视为一种政治思想的表达，其基础源于印度次大陆上的本土社会与文化传统。"Hindu nationalism"（印度教民族主义）是 "Hindū Rāṣṭravāda（梵文字元: हिन्दू राष्ट्रवाद）" 的简化翻译，将其描述为"Hindu polity"（印度教政体）更为贴切。

本土思想体系在印度历史中扮演有关键的角色，其贡献在于型塑印度政体的独特性，进而演变为批判与挑战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根基。这些思想也激励印度独立运动期间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其抗争形式涵盖有武装斗争、强制性政治（透过施加压力或强制手段来迫使英国殖民政府妥协）以及非暴力抗争。此民族主义也影响印度的社会改革运动与经济思考。

时至今日，"印度教性" (Hindutva，即"Hinduness") 是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形式。印度教性用语由V.D. 萨瓦尔卡于1923年提出，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项"印度教性"运动曾被描述为极右派的一种变体，其坚持同质化多数派与文化霸权的概念被认为"其特征几乎完全符合古典定义下的法西斯主义范式。"。一些分析家对 "法西斯主义"的标签持有异议，认为"印度教性"是"保守主义"或"民族绝对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也有人将其描述为一种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目前，"印度教性"受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印度教准军事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萨那坦机构"、"世界印度教理事会" (VHP)，以及被称为"RSS家族"的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组织所拥护。

## 意识形态用语与影响的演变

印度国民大会党内的部分派系在20世纪上半叶仍被视为与"印度教政治" (Hindu politics) 以及印度教国家思想有所关联。综观历史，"Hindu" (印度教徒/印度人) 一直被用作一种包容性的描述，缺乏明确定义，并被用来指称印度的本土传统与人民。直到18世纪末，"Hindu"才开始被广泛赋予宗教内涵，同时仍被用作描述本土传统的"提喻"用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语言，在语言与社会层面上都非常多样化。由于印度教并不代表一个可识别的单一宗教团体，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教徒" (Hindu) 等用语在宗教与民族主义论述中被认为具有争议。由于印度教徒被视为一个同质性的社群，一些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得以在世俗民族主义的普遍立场中，引入带有"印度教"意涵的象征主义。

印度文化群体的多样性，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温和立场，有时使其被视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而非宗教民族主义。

据称是马拉塔帝国建国者希瓦吉及其征战过程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奠定基础。"印度教性"的创始人萨瓦尔卡写道，希瓦吉透过击败蒙兀儿帝国的军队，"振奋"全印度印度教徒的心灵。

## 尼泊尔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其施行

### 廓尔喀君主的印度教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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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沙阿王朝建国者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宣布新统一的尼泊尔王国为 "Asal Hindustan" (印度教真土)，因为当时北印度正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兀儿统治者所管辖。这项宣言的目的在于其统治期间强制执行印度教社会法典"正法经"，并将其国家定位为适合印度教徒居住之地。他还将北印度的其余地区称为"Mughlan" （蒙兀儿人的国度），并称该地区已被外来的穆斯林渗透。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率领的廓尔喀人征服加德满都谷地后，将在拉利特普尔 (尼泊尔)传教的基督教方济嘉布遣会传教士驱逐出境，并将尼泊尔重新命名为"Asali Hindustan" （印度教真土）。当地的塔加达里 （字面意义为佩戴圣线者的种姓)）此后在尼泊尔首都享有特权地位，且拥有更多接触权力当局的管道。随后，"印度教化"成为尼泊尔王国的主要政策。尼泊尔哈卡·古隆博士推测，当时印度境内伊斯兰蒙兀儿与信仰基督教的英属印度统治同时存在，迫使尼泊尔建立"婆罗门正统主义"，目的在于将尼泊尔王国打造为印度教徒的避风港。

#### 巴拉达里政府的理想

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由旧廓尔喀王国扩张而成的早期尼泊尔国家，其统治政策并非基于现代宪法，而是建立在深厚的印度教传统之上，如"正法经".国王被视为毗湿奴神的化身，并在立法、司法与行政职能上拥有最高权力。司法职能是根据印度教"法（Dharma）" 的行为准则来决定。国王拥有完全的权利驱逐任何冒犯国家的人，也有权赦免罪犯，并准许其返国。在现实操作中，由于尼泊尔政治家族（如潘德家族与塔帕家族）的强势主导，政治上并非为完全的君主专制，使得沙阿王朝的君主有时沦为傀儡统治者。这些基本的印度教模板提供证据，证明尼泊尔当时是作为一个印度教国家来治理。

#### 印度教民法与法律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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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民法典"Muluki Ain"是由当时的首相忠格·巴哈杜尔·拉纳在其欧洲之旅后下令制定，于1854年颁布。该法植根于传统的印度教法律，并将尼泊尔数世纪以来的社会惯例编纂成典。Muluki Ain还包含"Prāyaścitta" (避罪与除罪) 以及"Ācāra" (不同社群的习惯法)。这是当时廓尔喀统治者试图从其视角出发，将尼泊尔境内所有的印度教徒及非印度教人口，全部纳入单一等级制民法典的一种尝试。根据印度教瓦尔纳制度的规范，尼泊尔的 "迦提" (种姓) 排列，"将Tagadhari" (佩戴圣线者) 视为等级制度中的最高层。拥有塔芒族、雪巴人和塔鲁族血统的民族语言群体被贴上"Matwali" (饮酒者) 的标签，拥有卡斯人、尼瓦尔人和特莱人血统的人被列为"Tagadhari" (佩戴圣线者)。除非"Tagadhari"人先被逐出种姓之外，否则在受到任何刑事处罚后都不得被降为奴隶。尼泊尔主要的几大种姓类别为"Tagadharis" (佩戴圣线者)、"Matwalis" (饮酒者) 以及"Dalits" (不可接触者（达利特）)。

## 现代与19世纪的孟加拉文艺复兴

许多印度教改革运动起源于19世纪。这些运动促成对古代经典"奥义书" 与"吠檀多" 的全新诠释，同时也强调社会改革。这些运动的显著特征在于它们反击殖民时期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念，而引发爱国思想高涨，进而为印度独立运动奠定文化与意识形态基础。

### 梵社

梵社由当时于孟加拉管辖区学者拉姆·莫汉·罗伊于1828年创立。罗伊致力于从古代的"奥义书"文献中构筑一个理性主义的"现代"印度愿景。在社会层面上，他批评当时存在的迷信活动，并信仰一种以《吠陀经》为基础的一神论宗教。他的主要重点在于社会改革-反对种姓歧视并主张女性应享有平等权利。梵社得到英国政府和西方化印度人的积极回应，但由于其知识分子式的吠檀多与一位论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更广大的印度教社会相隔绝。然而他们努力基于对古代印度文献的理性和逻辑诠释，将印度教灵性系统化，这项工作随后被孟加拉地区及全印度的其他运动所继承。

### 雅利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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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社被认为是19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印度教复兴运动之一。其创始人陀耶难陀·萨罗斯薄底拒绝偶像崇拜、种姓限制和不可接触制度、童婚，并主张女性应拥有平等的地位与机会。他反对"婆罗门教" (他认为这导致《吠陀经》知识的堕落)，程度与其反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相上下。虽然雅利安社通常被视为一场社会运动，但许多参加印度独立运动的革命者和政治领袖，如拉姆普拉萨德·比斯米尔、巴格特·辛格、希亚姆吉·克里希纳瓦尔马、巴伊·帕拉马南德和拉拉·拉志巴特·拉伊，都深受其启发。

### 斯瓦米·维韦卡南达（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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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于19世纪出现的印度教改革家是斯瓦米·维韦卡南达（通称辨喜）。辨喜在学生时代接受过当代西方思想的教育。在遇见拉玛克里斯纳（一位极富影响力的印度神秘学家暨瑜伽士）之前，他曾短暂加入过梵社。拉玛克里斯纳是一位加尔各答迦梨女神庙的祭司，后来成为辨喜的导师。辨喜在东方主义、长青哲学和普世主义的影响下重新诠释"吠檀多不二论"，将其呈现为印度教灵性的精髓，以及人类宗教性的发展。这项计划始于梵社的拉姆·摩汉·罗伊，他曾与一位论派合作，并传播严格的一神论。这种重新诠释产生"新吠檀多"，其中将"吠檀不二论多"与瑜伽锻炼及社会服务的概念相结合，从苦行传统中达到辨喜所称的"实践吠檀多"之完美境界。其具体实践面本质上包含对社会改革的参与。

他让印度教的灵性在知识层面上能为西方受众所理解。他于1893年9月11日在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著名演说，使其思想在西方获得巨大的回响，让他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人物，随后在印度国内亦然。他的影响力至今仍可在西方流行的灵性运动中被辨识，例如非二元论、新纪元运动以及对印度教上师拉玛那·马哈希的推崇。

辨喜讯息中的一个主要元素是"民族主义"。他将自己的努力视为对"印度教民族"的振兴，认为这个民族承载着印度教灵性，并能与西方的物质主义相抗衡。西方文化优于印度文化的观念，应当基于印度教灵性而受到质疑。这也成为今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要启发来源。"辨喜之于国民志愿服务团，就如同《薄伽梵歌》一般" -这是国民志愿服务团最受尊崇的领袖之一巴布萨海布·阿普特终生挂在嘴边的话。一些历史学家观察到，辨喜所主张的帮助初生的独立运动建立起鲜明的民族认同，使其不至于沦为欧洲民族主义的简单衍生物。

## 20世纪印度教政体与民族主义的塑造

### 室利·奥罗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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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利·奥罗宾多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也是首批拥护印度完全政治独立理念的人士之一。他深受辨喜的著作以及班金·钱德拉·查特吉所写小说的启发。他"将争取印度自由的主张建立在'天赋的自由权'之上，而非基于对治理不善或压迫的任何指控"。他相信国家进步与国家改革的首要前提，在于拥有自由且健康的民族思想与行动之自发习惯，而这在奴役状态下不可能实现。他曾是"实践协会"的成员，这是一个致力于实现印度独立目标的革命团体。

他在他仅跨越四年的短暂政治生涯中曾率领孟加拉代表团参加1907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会议，并为革命报纸 《向母亲致敬》（Mataram也可指祖国）撰稿。

他在其著名的"北方村演说" (Uttarpara，于孟加拉) 中，概述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本质与目标：

我不再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教条、一种宗教或一种信仰。我要说的是，'永恒的达摩（永恒的法则）' (Sanatan Dharma) 对我们而言就是民族主义。这个印度教民族与'永恒的达摩'一同诞生，随其而动，随其而长。当'永恒的达摩'衰落时，民族便随之衰落。如果'永恒的达摩'会灭亡，那么民族也会随之灭亡。

他在同一场演说中也对印度教提出全面的观点，这与后来如萨瓦尔卡和丁达尔·乌帕德亚雅等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家所发展出的"地理中心论" (geocentric view) 有所不同：

但什么是印度教？这场我们称之为'Sanatan'（永恒）的宗教究竟是什么？它之所以被称为印度教，仅是因为印度教民族保留了它。毕竟它是在这片由海洋与喜马拉雅山所隔绝的半岛上成长起来的，因为在这片神圣且古老的土地上，保存它的责任跨越时代地交托给了雅利安民族。然而，它并不局限于单一国家的疆域，它并不特有且永远地属于世界上某个受限的部分。我们所称的印度教，即是那永恒的宗教，因为它是拥抱所有其他宗教的普世宗教。如果一个宗教不具备普世性，就不可能是永恒的。一个狭隘的宗教、一个教派主义的宗教、一个排他性的宗教，只能为有限的时间与有限的目的而存在。这是唯一能透过包容并预见科学发现与哲学思辨，进而战胜物质主义的宗教。

室利·奥罗宾多在1910年退出政治生活，并将余生致力于灵修与写作。但他的著作持续启发革命者与争取独立的斗争，其中包括著名的吉大港起义。辨喜与室利·奥罗宾多被视为印度独立运动的思想奠基者。他们从印度教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成功地为印度勾勒出一个结合文化尊严与政治自由的宏大蓝图。

## 独立运动

圣雄甘地于1924年写道：

印度教复兴运动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在20世纪之交，印度教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与印度民族主义的思想产生汇流。印度教复兴运动的影响力极其巨大，导致"印度教文化认同"与"国家独立认同"两者合而为一。当时，即便是一些理念上反对教派偏见、不希望看到印度教徒霸凌少数族群的政治势力，在论述时也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认为复兴印度教就是实现国家独立的唯一途径。印度教复兴运动对反抗英国统治的革命运动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并为20世纪头十年所发源的各种斗争与政治运动奠定哲学基础。

### 革命运动

#### 实践协会与尤甘塔

实践协会是20世纪初期印度著名的革命运动之一。它于1902年由室利·奥罗宾多与班金·钱德拉·查特吉的追随者创立，最初是一个旨在传播《薄伽梵歌》教义的文化社团。但不久后便将目标定为推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协会的各个分支以郊区健身俱乐部为伪装，在印度各地纷纷成立，秘密向成员提供武器训练，隐含的目标是将这些技能用于对抗英国殖民政府。

1908年4月30日，两名革命者库迪拉姆·博斯与普拉富拉·查基在穆扎夫法尔普尔（于今日比哈尔邦）向一支英国车队投掷炸弹，目标是一位名为金斯福德（Kingsford）的英国官员。两人在逃亡途中被捕。室利·奥罗宾多也于1908年5月2日被捕，然后送往阿里波尔中央监狱监禁。当时的孟加拉副省长安德鲁·弗雷泽在寄给印度总督明托勋爵的报告中宣称，虽然室利·奥罗宾多于1906年是以国民学院教授的身份来到加尔各答，但"他始终是革命党的军师。必须封锁他的行动力，因为他是策划一切的首脑，手下的棋子对他而言随时可换"。然而，针对室利·奥罗宾多的指控从未得到证实，他最终以无罪获释。该团体的许多成员则面临指控，受到流放及终身监禁。其他人则转入地下隐匿。

当室利·奥罗宾多于1910年退出政治并决定过上隐修者的生活时，实践协会也随之衰落。其中一位设法逃脱审判的革命者巴格哈·贾廷创立一个后来被称为尤甘塔（Jugantar)）的组织。尤甘塔继续对殖民政府进行武装斗争，但随着其核心成员被捕以及审判，其影响力逐渐削弱。该组织的许多成员被判处终身监禁，囚禁在恶名昭彰的安达曼群岛上的蜂巢监狱中。

#### 印度之家

1905年，由梵文学者及雅利安社成员夏姆吉·克里希纳·瓦尔玛在伦敦发起一场名为"印度之家"的革命运动。据说这场运动幕后的智囊是人萨瓦尔卡。克里希纳·瓦尔玛还出版月刊《印度社会学家》（Indian Sociologist），在刊物中公开拥护对英国殖民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这项运动因其在伦敦的印度侨民中的活动而闻名。当甘地于1909年访问伦敦时，他与这些革命者共同出席一个平台，双方在是否采取暴力斗争以及《罗摩衍那》是否证明这种暴力正当的问题上，礼貌地达成"保留分歧"的共识。甘地在钦佩年轻革命者的"爱国主义"之余，也对他们推动社会变革的"暴力蓝图"表示"强烈反对"。相对地，革命者不喜欢甘地对立宪主义的坚持，以及他与印度国民大会党温和派领袖的密切联系。此外，他们认为他的"消极抵抗"方法是软弱且屈辱的表现。

在与印度之家关系密切的革命者马丹拉尔·丁格拉刺杀英国军官寇松·威利勋爵后，"印度之家"随即面临关闭。萨瓦尔卡也遭到指控并被流放。夏姆吉·克里希纳·瓦尔玛则逃往巴黎。"印度之家"为后来萨瓦尔卡在其著作 《印度教性》(Hindutva) 中所阐述的思想给予启蒙性的支持。"印度教性"的思想在印度独立前夕逐渐获得重要地位，并成为政党 "全印印度教大会"的核心意识形态，萨瓦尔卡于1937年出任该党主席。它也成为1925年成立的"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关键意识形态，但在那里被委婉地重新标注为"Rashtriyatva"（民族主义）。而在"印度人民同盟"（即现今执政的印度人民党之前身）中，它则被冠以另一个委婉的标签- "Bharatiyata"（印度性）。

### 印度国民大会党

#### 拉尔-巴尔-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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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拉尔-巴尔-帕尔的短语被用来指代三位民族主义领袖：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比平·钱德拉·帕尔和拉拉·拉志巴特·拉伊，他们在20世纪初期主导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与独立斗争。

拉拉·拉吉普特·雷伊来自北方的旁遮普省。他深受雅利安社影响，是印度教改革运动的一员。他于1888年加入印度国民大会党，并成为印度独立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他创办许多教育机构：在拉合尔创办的国民学院成为革命思想的中心，也是巴格特·辛格等革命者就读的学校。他在领导一场反对西蒙调查团的游行时，受到警方的警棍攻击，因伤重而离世。他的过世导致钱德拉·谢卡尔·阿扎德和巴格特·辛格等革命者刺杀英国警官J. P. 桑德斯，他们认为他该为拉拉·拉吉普特·雷伊的死亡负责。

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是来自印度中部（今日马哈拉什特拉邦）的民族主义领袖。他被广泛誉为"印度动乱之父"，他利用报刊以及像象神诞辰节这样的印度教节庆，还有像"牛"这样的象征物，在印度制造反抗英国行政当局的动乱。提拉克于1890年加入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的政治论述在像拉尔-巴尔-帕尔等激进派领袖的影响下，从礼貌地指责殖民统治"不符合英国精神"，转向提拉克直言不讳的主张-"自治 (Swaraj) 是我的天赋权利，我必将拥有！"。

来自孟加拉的比平·钱德拉·帕尔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另一位杰出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位现代印度教改革家，支持印度教文化民族主义，并反对教派主义与印度教多数主义。他于1886年加入印度国民大会党，也是革命组织"印度之家"的关键成员之一。

#### 甘地与罗摩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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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圣雄甘地从未自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但他相信并传播"达摩" (Dharma，正法) 等概念，并将"罗摩盛世"（Rāma Rājya，即罗摩神之治）的概念引入其社会与政治哲学之中。甘地曾说："我所说的政治独立，并非指模仿英国下议院、俄国的苏联、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或德国的纳粹统治。他们拥有适合其天赋的制度。我们也必须拥有适合我们的制度。那究竟是什么，我无法详述。我将其描述为'罗摩盛世'，即基于纯粹道德权威的人民合法主权"。

甘地强调，"罗摩盛世"对他而言，代表的是和平与正义，并补充道："罗摩盛世的古老理想无疑是真正的民主，在这种制度下，最平庸的公民也能确保获得迅速的正义，而无需经过繁琐且成本高昂的程序"。他还强调这表示对所有宗教的尊重："我的印度教教导我要尊重所有宗教。罗摩盛世的奥秘便在于此"。

虽然甘地已经澄清："我所说的罗摩盛世并非指印度教徒的统治 (Hindu Raj)。我指的罗摩盛世是神圣的统治、上帝的国度"，但他的"罗摩盛世"概念后来仍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中的一个主要概念。

#### 马丹·摩汉·马拉维亚

马丹·莫罕·马拉维亚是一位教育家，也是参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政治家，他同时也是《薄伽梵歌》哲学的坚定支持者。他曾于1909年和1918年担任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他在国大党内被视为"温和派"，并被认为与甘地关系非常密切。他推广出自《奥义书》的梵文短语 "真理终将胜利" (Satyameva Jayate)，这句话在今天已成为印度共和国的国家格言。他于1919年创立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并成为该校首任副校长。

### K.B.赫格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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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另一位非常关重要的领袖是来自那格浦尔的K.B.赫格瓦。赫格瓦在加尔各答攻读医学的期间曾参与过"全印印度教大会"、"实践协会"与"尤甘塔"的革命活动。他于1921年被英国行政当局指控犯下煽动叛乱罪，服刑一年。他曾短暂加入印度国民大会党。他于1925年在全印印度教大会领袖B. S. 蒙杰、巴普吉·索尼 (Bapuji Soni)、加塔特·吉 (Gatate Ji) 等人的帮助下离开国大党，创立"国民志愿服务团"。这个组织后来成为独立后印度各项印度教运动的核心焦点。由他创立的RSS成为最著名的印度教组织之一，其影响力横跨整个印度的社会与政治领域。

当圣雄甘地于1930年发起针对英国政府的食盐进军运动时，赫格瓦以个人名义参与此运动，但并未让RSS正式加入此运动。RSS将自己描绘为一场社会运动而非政党，且并未在任何印度独立运动中扮演核心角色。然而RSS断然拒绝国大党与全印穆斯林联盟合作的政策。国大党随后在1934年禁止其成员加入RSS、全印印度教大会或是全印穆斯林联盟。

赫格瓦于1940年过世，M·S·高瓦克成为该组织的首领。高瓦克不想给予英国殖民行政当局任何取缔RSS的借口，继续避免参与反英活动。RSS在全印穆斯林联盟通过《拉合尔决议》，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后，开始为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而奔走，但仍远离独立斗争。当英国殖民政府禁止非官方组织进行军事演习与穿着制服时，高瓦克及停止RSS军事部门的运作。RSS并未涉入后来出现的退出印度运动或是皇家印度海军兵变。

## 独立后

圣雄甘地遭到南度蓝姆·高德西刺杀之后，由于RSS被指控涉入这起谋杀，整个RSS家族陷入困境。除阴谋者与刺客外，萨瓦尔卡也遭到逮捕。最终法院判决萨瓦尔卡无罪，并认定RSS与阴谋者完全没有关联。然而高德西曾加入的全印印度教大会则因此流失成员与民望，大众的愤怒对该组织产生永久性的负面影响。

### 国民志愿服务团

国民志愿服务团于1925年成立，在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结束之际已开始壮大。圣雄甘地于1948年1月遭到前RSS成员南度蓝姆·高德西刺杀。RSS的多位重要领袖为此被捕，该组织也于1948年2月4日被当时的内政部长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下令取缔。高德西在相关的法庭审理期间声称自己已于1946年离开该组织。当时的印度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曾评论道："当甘地被刺身亡，RSS成员面露喜色并分发甜点（以示庆祝）"。

被指控的RSS领袖们最终被印度最高法院判定阴谋罪名不成立。高瓦克在1948年8月获释后致信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请求解除对RSS的禁令。尼赫鲁回复此事由内政部长负责，高瓦克再就此事咨询内政部长（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帕特尔随后提出一个绝对的先决条件，即RSS必须制定一份正式的书面章程并将其公诸于大众。帕特尔期望RSS在章程中宣誓效忠《印度宪法》、承认三色旗为印度国旗、公开此组织首领的权力、透过举行内部选举让组织民主化、在招募青少年加入运动前需获得其父母同意，并且宣布放弃暴力与秘密活动。高瓦克针对这项要求发起一场抗争，期间再次被捕入狱。随后RSS起草一份章程，然而最初这份章程并未满足帕特尔的要求。RSS的章程在再次发动抗争失败后，最终根据帕特尔的意愿进行修改，但将组织首领的选拔程序以及青少年的招募方式排除在外。然而章程所列的组织内部民主制度始终只是"一纸空文。

印度政府于1949年7月11日发布公报，解除对RSS的禁令，公报中指出，解除禁令的决定是鉴于RSS领袖高瓦克承诺在RSS章程中更明确地表达该团体对《印度宪法》的效忠，以及对印度国旗的接受与尊重，而这份章程将以民主方式制定。

RSS在禁令撤销后恢复其活动。RSS的志工于1960年代活跃于各种社会与政治运动。志工参与人数众多的运动包括由著名甘地追随者维诺巴·巴韦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 - 献地运动，以及由另一位甘地追随者贾雅普拉卡什·纳拉扬领导的全民福祉) 运动.此外，RSS支持的工会印度劳工联盟以及政党印度人民联盟，在该年代末期也发展到相当显著的规模。

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是"世界印度教理事会"（VHP）成立。这是一个由印度教宗教领袖组成，在RSS支持下成立的组织，目的为团结各个印度教教派，并推动社会改革。在孟买举行的首届VHP会议中，出席者包括所有的商羯罗阿阇梨（意为商羯罗导师）、耆那教领袖、锡克教领袖塔拉·辛格大师、达赖喇嘛以及当代的印度教领袖如秦马扬南达·斯瓦米。VHP自成立初期起在针对教育与医疗保健领域（特别是针对表列阶级、落后阶级和部落群体）启动社会福利计划的同时，也对"不可接触性"与阶姓制度等社会弊端发起协同攻击。

由RSS志工发起及支持的组织被统称为"RSS家族" (Sangh Parivar)。这个家族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在印度社会与政治空间的影响力持续稳步增长。

### 阿约提亚争议事件

阿约提亚争议是印度的一场政治、历史及社会宗教辩论，核心围绕着位于北方邦阿约提亚的一块土地，属于印度反清真寺运动的重要题目。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进入传统上被视为印度教神祇罗摩出生地的遗址权、该遗址上巴布里清真寺的历史与位置，以及此前是否存在一座印度教寺庙被拆除或改建以兴建该清真寺。

### 性别与少数群体

印度人民党得到女性与跨性别者等性别少数群体的支持，与西方国家的保守党倾向相反。该党在发起一系列支持女性的抗争活动中具有影响力，包括抗议一名女医生遭强奸及谋杀的行动，并在针对女医生遇害案的"夺回夜晚（reclaim the night，主张女性有权在夜间安全行走）"运动中扮演关键的推动角色。

## 印度教性与印度教国家

### 萨卡尔

比诺伊·库马尔·萨卡尔教授创造"印度教国家" （Hindu Rastra）的用语。他在名为"建立印度教国家" (Building of Hindu Rastra，孟加拉文：হিন্দু রাস্ট্রের গড়ন)) 的著作中，提出印度教国家的结构构想，以及对印度教国家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指令。他被视为印度教国家思想的先驱。许多人将他的哲学称为"萨卡尔主义"。

他在此主题的著作总计有近30,000页。他的完整出版清单收录在班迪亚帕德亚（Bandyopadhyay）所著的《比诺伊·库马尔·萨卡尔的政治思想》一书中。

- 1914/1921年-"印度教社会学的积极背景" (The Positive Background of Hindu Sociology)
- 1916年-"印度教文化作为世界强权的开端（公元300-600年）" (The beginning of Hindu culture as world-power (A.D. 300-600))
- 1916年- "从印度教视角看中国宗教" (Chinese Religion Through Hindu Eyes)
- 1918年- "印度教在精密科学领域的成就：科学发展史研究" (Hindu achievements in exact scienc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他于1919年在学术期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一项研究文章，提出"印度教国际关系理论（Hindu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该理论借鉴毘湿奴笈多、摩奴和苏克拉等古代印度政治、法律与伦理思想的三大奠基者的思想，以及"摩诃婆罗多"的文本。他于1921年在学术期刊"政治科学季刊"发表一项研究报告，提出"印度教国家理论"。根据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和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的说法，萨卡尔的作品"可能是印度人的首个重大国际关系贡献，也是发展本土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早现代尝试之一"。

### 萨瓦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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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尔卡是20世纪最早尝试根据他所谓的"印度教性"对"印度教徒"进行定义性描述的人之一。"印度教性"一词的创造，是身为非宗教人士与理性主义者的萨瓦尔卡所做的一种尝试，目的在将该词与任何已附着其上的宗教内涵脱钩。他将"印度教徒"定义为："将印度视为其祖国与圣地的人"。因此，他将"印度教性"或"印度教徒"定义为与"印度教"不同。这个定义将亚伯拉罕诸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排除在其范畴之外，仅将本土宗教派别视为印度教。

这种区分是强调基于领土忠诚而非宗教信仰。萨瓦尔卡在基拉法特运动及随后的马拉巴尔叛乱背景下写就的书中写道："他们印度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圣地远在阿拉伯或巴勒斯坦。他们的神话与神人、思想与英雄并非这片土地的子民。因此，他们的姓名与观点带有外国色彩。导致他们的国家认同产生分歧，而让他们的忠诚无法完全保留给印度。"

萨瓦尔卡已明确表示，"印度教性"与"印度教"并非同一件事，它无关宗教或仪式，而是印度民族性格的基础。

萨瓦而卡还将"印度教国家" (Hindu Rashtra，印度教政体) 的概念定义。印度教政体的概念要求保护印度教人民及其文化，并强调政治与经济制度应基于本土思想，而非借鉴自西方的概念。

### 穆克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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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克吉是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联盟" (BJS) 的创始人，此党是"印度人民党"的前身。穆克吉坚决反对尼赫鲁邀请巴基斯坦总理，以及他们为两国建立少数群体委员会，并保障少数群体权利的共同协议。他希望巴基斯坦对从分治后的东巴基斯坦领土迁往印度的数百万印度教难民直接负责，这些难民因恐惧宗教压迫及国家资助的暴力而离开他们的家园。

穆克吉在咨询RSS的高瓦克后，于1951年10月21日在德里创立BJS，并成为首任主席。BJS在意识形态上与RSS相近，被广泛认为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分支。它反对对印度穆斯林的"姑息"政策。BJS还支持制定一套同时管辖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个人身份法律事务的"统一民法典"，并希望禁止杀牛，以及结束给予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喀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BJS奠定当代印度教性（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化的基石，勾勒出印度教大众在现代政治中的表达框架。

穆克吉反对印度国民大会党给予喀什米尔特殊地位、这项地位使其拥有自己的旗帜与总理。根据国大党的决定，包括印度总统在内的任何人，未经喀什米尔总理许可，均不得进入喀什米尔。穆克吉为反对这项决定，在1953年5月11日进入喀什米尔。随后，他被逮捕并关押在一处破旧的房屋内。穆克吉当时患有胸膜炎与冠状动脉疾病，并在被捕一个半月后因相关并发症被送往医院。虽然他已告知负责医生自己对青霉素 (盘尼西林) 过敏，仍被注射青霉素，并于1953年6月23日去世。穆克吉的过世迫使尼赫鲁将对于喀什米尔的"许可制度"、"国家元首"职位以及查谟和总理职位废除。

虽然穆克吉并非出身于RSS，但他深受RSS与"世界印度教理事会"成员及支持者的广泛尊崇。

### 高瓦克

RSS的第二任领导M. S.高瓦克，在其著作"一束思想（Bunch of Thoughts）"中进一步发挥这种非宗教、基于领土忠诚的"印度教徒" (Hindu) 定义。"印度教性"与"印度教国家"构成高瓦克意识形态以及RSS的核心基础。

高瓦克在强调宗教多元主义的同时，认为闪族人一神论及其排他性与本土印度教文化并不相容，甚至与之背道而驰。他写道：

那些教派（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只有一位先知、一部经典和一位神，除此之外，人类灵魂别无救赎之路。不需要多高的智慧就能看出这种主张的荒谬之处。

他补充道：

他进一步呼应萨瓦卡关于领土忠诚的观点，但在写作中展现一定程度的包容性："因此，对我们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同胞所期望的，仅是摒弃他们作为'宗教少数群体'的观念，以及他们的外国心理情结，并将他们自己融入这片土地共同的民族主流之中。"

高瓦克在圣雄甘地遇刺后，与全印印度教大会的高层领袖（如希亚姆·普拉萨德·慕克吉）创立一个名为"印度人民同盟"的新政党，许多全印印度教大会的成员也加入这个政党。

### 丁代尔·乌帕德亚雅

另一位RSS的思想家丁代尔·乌帕德亚雅于1965年4月22日至25日在孟买发表四场讲座，提出"整体人文主义( (Integral Humanism) )"作为当时"印度人民同盟"的政治哲学。这是他尝试提供"第三条道路"的尝试，同时拒绝将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经济解放的手段。

### 当代的描述

"印度教性"的概念持续受到如RSS等组织以及印度人民党等政党的拥护。然而相对于萨瓦卡所制定的规范，现在的定义对于"圣地"概念的坚持已不再那么僵化，转而强调包容主义与爱国主义。印度人民党领袖阿塔尔·比哈里·瓦巴依于1998年对"印度教性"中的"圣地"概念作出如下阐述：

"麦加可继续作为印度穆斯林的圣地，但对他们来说，印度应该是比圣地更神圣的地方。你可去清真寺做礼拜，你可守斋。我们没有意见。但如果你必须在麦加（或伊斯兰教）与印度之间做出选择，你必须选择印度。在政治认同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所有的印度穆斯林都应该有这种感觉：我们只为这个国家而生，也只为这个国家而死。"

印度最高法院在1995年的一项具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指出："通常情况下，'印度教性'被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心态，不应被等同于或理解为宗教性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一名印度教徒可信奉非印度教的宗教而不失去其印度教徒的身份。由于印度教徒倾向于综合性思考，并将其他形式的崇拜、陌生的神祇和分歧的教义视为不足而非错误，或令人反感，因此他往往相信，至高无上的神圣力量会为世界与人类的福祉而相辅相成。"

## 尼泊尔的印度教国家运动

在1996年至2006年间由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尼泊尔内战，以及随后导致尼泊尔君主制遭到废除的2006年尼泊尔人民运动之后，该国于2008年被宣布为世俗国家。在成为世俗共和国之前的尼泊尔王国是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为国教的国家。此后，尼泊尔民族民主党修改其党章，转而支持君主制并主张重新建立印度教国家。加德满都于2015年12月出现一场支持印度教及支持君主制的抗议活动。由于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2008年尼泊尔制宪会议选举期间于特莱平原地区可能会失利，该党主席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采用称穆斯林受到国家的压迫，而向穆斯林民族论坛（为印度RSS的下属机构）的群众保证将赋予穆斯林特殊权利，以安抚该社群并争取其支持的策略。然而于2015年，在尼泊尔民族民主党发起的"印度教国家"运动期间，尼泊尔的穆斯林团体反而要求尼泊尔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他们声称在印度教国家之下，他们会比在世俗宪法之下"感到安全"。尼泊尔穆斯林团体还认为基督教在尼泊尔日益增加影响力，推动改宗，并反对所有其他信仰，这也是他们希望尼泊尔改为印度教国家身份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该身份下所有宗教都能受到保护。穆斯林民族主义论坛尼泊尔根杰分会主席及地方领袖巴布·汗·帕坦（Babu Khan Pathan）支持恢复印度教国家的运动，并声称班凯县百分之八十的穆斯林公民都支持恢复印度教国家。他对支持尼泊尔建立印度教国家的立场提出如下的说明：

支持印度教国家的尼泊尔民族民主党主席卡迈勒·塔帕（Kamal Thapa）在公布2017年尼泊尔大选的政党宣言时表示，建立印度教国家是建立国家团结与稳定的唯一手段。他指出该国的世俗化是在没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决定，因此应就此议题进行全民公投。塔帕主席还主张将尼泊尔转变为世俗共和国是一场有组织的企图，目的为削弱尼泊尔的国家认同，且宗教改宗已严重影响原住民和达利特社群。尼泊尔民族民主党表示支持一个拥有宗教自由的印度教国家，并于2017年3月19日将相关的修正提案正式提出。

加德满都于2020年11月30日出现一场支持印度教及支持君主制的抗议活动。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在博卡拉和布特瓦尔等其他主要城市举行。

加德满都的迈蒂格尔区（Maitighar）于2020年12月4日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在巴内什沃尔区结束，要求恢复印度教国家地位与君主立宪制。抗议者手持国旗和尼泊尔王国国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的画像，高喊支持印度教国家的口号。抗议者声称印度教国家地位是国家团结和人民福祉的一种手段。这次抗议被认为是规模最大的支持君主制游行之一。

加德满都于2021年1月11日再次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恢复印度教国家及君主制。警方在总理府周围组队，手持警棍驱离抗议者，导致抗议者以石块和木棍回击。而由前尼泊尔陆军总司令鲁康古德·卡塔瓦尔（Rookmangud Katawal）领导的类似抗议活动也于2021年8月登场。

## 延伸阅读

- Bacchetta, Paola."Gendered Fractures in Hindu Nationalism: On the Subject-Members of the Rashtra Sevika Samiti."In The Oxford India Hinduism: A Reader, edited by Vasudha Dalmia and Heinrich von Stietencron, 373–395. London and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Bacchetta, Paola. Gender in the Hindu Nation: RSS Women as Ideologues. New Delhi: Women Unlimited, 2004.
- Walter K. Andersen. 'Bharatiya Janata Party: Searching for the Hindu Nationalist Face', In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ed. Hans–Georg Betz and Stefan Immerfal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p. 219–232. ( or )
- Partha Banerjee, In the Belly of the Beast: The Hindu Supremacist RSS and BJP of India (Delhi: Ajanta, 1998).
- Ainslie T. Embree, 'The Function of the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To Define the Hindu Nation', in 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isms, The Fundamentalism Project 4, ed.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617–652.
- Arun Shourie, Goel, Sita Ram, et al. Time for Stock-Taking – Whither Sangh Parivar? (1997)
- Girilal Jain, The Hindu phenomenon, South Asia Books (1995). .
- H V Seshadri, K S Sudarshan, K. Surya Narayan Rao, Balraj Madhok: Why Hindu Rashtra, Suruchi Prakashan (1990), ASIN B001NX9MCA.
- Wojczewski, Thorsten. 2020. " Populism, Hindu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in India: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ing “the Peop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2.3 (2020): 396–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