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性

印度教性 (Hindutva，(意为印度教的本质、印度教的特性（Hindu-ness)）是一种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其核心信念是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的霸权。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由V.D.萨瓦尔卡于1922年提出。目前印度采用这种意识形态的组织有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世界印度教大会 (VHP) 以及印度当前执政党印度人民党 (BJP)。这类组织统称为RSS家族。

印度教性运动被多方描述为极右派政治思维的一种变体，被认为在经典意义上近乎为法西斯主义，所采的是坚持同质化多数派与文化霸权的概念 ,并被视为一种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然而一些分析家对于将其定义为法西斯主义持有异议，认为印度教性是一种极端形式的保守主义，或是族群民族主义。

印度教性支持者，特别是其早期的思想家，曾利用政治修辞以及有时运用错误资讯的手段，来论证"以印度教徒为主体之国家"的正当性，主张政治与文化景观应由印度教价值观来形塑。然而这场运动经常受到批评，被指责为政治利益而误用印度教的宗教情感来制造社群隔阂，并扭曲印度教原本包容且多元的本质。相对于根植于慈悲、宽容与非暴力精神传统的印度教，印度教性因对这些思想进行政治操弄以制造分裂，并推动可能会将非印度教群体边缘化的做法而受到批评。虽然此一政治意识形态汲取印度教文化的某些面向，但它往往过度专注于政治，而非宗教所体现的精神、伦理与哲学价值，进而将印度教的核心教义误导。

## 词源

根据捷克裔，于英国教学的印度教研究学者朱利叶斯·利普纳的说法，印度教性(Hindutva) 是一个梵文词汇，意指Hindu-ness。这个用语最早在英属印度时期，由当时在孟加拉管辖区的印度知识分子开始使用。这个用语的建立，是基于对印度本土宗教的描述，以及对"关于宗教本质的西方偏见"之回应，当时的印度知识分子对这些西方观点并不认同。这种试图阐明"印度教为何物"的努力，结合当时新兴的政治与文化信仰，逐渐演变并丰富此用语的多重含义。

印度教性（Hindutva）这个字在1890年代末由印度文学家钱德拉纳特·巴苏开始使用，当时仅用于描绘传统的印度教文化观。直到后来，才由萨瓦尔卡在其政治意识形态中赋予这个字更为广泛的含义。

### 名词定义

#### 三级资料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ED) 的定义，印度教性指的是："最初指身为印度教徒的状态或特质，即"印度教特性”。现在指：一种主张或寻求在印度国内建立印度教徒与印度教霸权的意识形态或运动。即印度教民族主义。"根据OED，这个字的词源为："源自现代梵文hindutva (印度教特质、印度教身份)，由Hindu (源自印地语 hindū根，参见Hindu名词条目) 加上古典梵文抽象名词后缀 -tva构成，其义参照印地语的hindupan。"根据OED，Hindu一字的根源与意义为："部分借自印地语与乌尔都语，部分借自波斯语。根源包括：乌尔都语hindū、波斯语hindū。源于 (i) 印地语及乌尔都语的hindū，最初指代来自印度的人，现在特指印度教的信徒，以及其源头 (ii) 波斯语的hindū，含义相同 (中古波斯语为hindūg，指来自印度的人)，显然在古波斯语时期就已形成……Hindu，指代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一个东部省份。"

根据《梅里亚姆-韦伯斯特世界宗教百科全书（Merriam-Webster's Encyclopedia of World Religions）》的定义，印度教性(Hindutva) 是一个关于"印度文化、民族与宗教认同"的概念。这个字"合并基于地理的宗教、文化与民族认同：真正的'印度人'是参与并具备这种'印度教性'的人。然而，一些印度人坚持认为印度教性主要是一个文化用语，指代印度民族国家的传统与本土遗产，他们并将印度教性与印度的关系，类比为锡安主义与以色列的关系"。根据该百科全书的总结，这种观点认为："即便那些在宗教信仰上不属于印度教，但其宗教起源于印度的人-如耆那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等-也共同拥有这种历史、文化与民族本质。至于那些所信仰的宗教是从外部传入印度的人，主要指该国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社群，唯有当他们将自己融入主流文化时，才可能被纳入印度教性的范畴之内"。

根据《简明牛津政治与国际关系辞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ndutva可译为Hinduness）是指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强调印度次大陆居民的共同文化。……现代政治人物试图淡化印度教性中的种族与反穆斯林色彩，强调印度认同的包容性。但这个字眼仍带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根据《人文地理学辞典（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印度教性封装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文化正当性，即一种据称由所有印度教徒共享的印度教特性"。根据《南亚政治与经济辞典（Dictionary of South Asia）》，"印度教性概念背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构建一个集体认同以支持"印度教团结（Hindu Sanghatan）"倡议，并避免使用印度教，这种过于狭隘的定义会导致佛教徒、锡克教徒和耆那教徒被排除在印度教社群之外。随后，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家将这一概念转化为一种纳入非印度教徒的策略，以扩大其社会基础并进行政治动员。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关于印度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V.D.萨瓦尔卡的条目,"Hindutva（即Hinduness）……试图将印度文化定义为印度教价值的体现。这一概念后来成长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准则"。根据《印度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Hinduism）》，在对此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中，印度教性被定义为"印度教民族（Hindu race）的文化"，在此定义下，印度教仅是其中的一个元素，而印度教达摩（即印度教正法）则是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与佛教徒共同奉行的宗教。此条目进一步指出，"印度教性的支持者试图促进印度国民认同与印度教徒的宗教及更广泛文化遗产的认同。为达成此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试图"回收"那些被判定为信仰"外来"宗教的人（此过程称为回归，运动称所有印度人原先皆为印度教徒，当他们重新信奉印度教时，被称为回归，而非改宗）、追求目标在强化印度教归属意识的社会、文化与慈善活动，以及透过包括印度人民党（BJP）在内的各种合法政党组织，进行直接的政治行动。

#### 萨瓦尔卡

萨瓦尔卡在其撰写的《印度教性要义》一书中，认为印度教性是一个涵盖所有印度本土事物的包容性用语。在萨瓦尔卡的定义中，印度教性的三大要素是：共同的民族（rashtra）、共同的迦提（意为出生与职业）以及共同的文化或文明（sanskriti）。萨瓦尔卡将Hindu与Sindhu（印度河/河流民族）这两个字交替使用。当代印度政治学教授乔蒂玛雅·夏尔马指出，这些用字作为地理、文化与族群概念，构成其印度教性的基础，而宗教并未出现在他的整体架构中。萨瓦尔卡对印度教性的阐述包含所有印度本土宗教，即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与锡克教。他将"印度教民族性"限制在"印度本土宗教"的范围内，认为这些宗教拥有共同的文化，并对其起源地抱有深厚的情感。萨瓦尔卡明确区分"印度教"与"印度教性"，强调两者并非同一件事，因为印度教性不关乎宗教教义或仪式，而是关于印度民族性格的基础。

所谓印度教徒，是指将这片从印度河延伸至大海的"婆罗多之土（Bharatvarsha）"，视为其"祖国（Father-Land）"以及"圣地（Holy-Land）"的人，亦即这片土地是其宗教的摇篮。

总结而言，萨瓦尔卡的印度教概念是一个超越宗教的概念。它涵盖植根于印度教传统与价值观之中的印度文化、历史与民族认同。而"印度教性"则是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是凝聚这片土地上各种习俗与文化的指导原则。

根据专研南亚的法国政治学家克里斯多夫·贾夫雷洛的说法，自称为无神论者的萨瓦尔卡"在其对印度教徒的定义中，把宗教的重要性极小化"，转而强调一个拥有共同文化与珍爱地理环境的族群。贾夫雷洛指出，对萨瓦尔卡而言，印度教徒"首先是指居住在印度河以东、喜马拉雅山脉与印度洋之间区域的人"。萨瓦尔卡构建其意识形态是为回应"基拉法特运动的泛伊斯兰动员"，当时印度的穆斯林正宣誓支持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鄂图曼帝国哈里发及伊斯兰象征。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对伊斯兰教及其信徒的深厚敌意。贾夫雷洛表示，对萨瓦尔卡而言，"穆斯林才是真正的敌人，而非英国人"，因为在他看来，他们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对"真正的国家，即印度教民族 (Hindu Rashtra)"构成威胁。所有拒绝这项历史性"共同文化"的人都被萨瓦尔卡排除在外。他纳入那些改宗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但仍接受并珍惜共享之印度本土文化的人，并将他们视为可以被"重新整合"的对象。

根据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精研人权与印度民族主义的印度社会学家切坦·巴特（Chetan Bhatt）的看法，萨瓦尔卡"将印度教徒及印度教性的概念与印度教拉开距离。巴特指出萨瓦尔卡将印度教性描述为"人类语言中所知最全面、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合成概念之一"，并强调"印度教性不只是一个字眼，而是一段历史。"它不仅是我们人民的精神史或宗教史（有时因与另一个同源用于印度教混淆而被误认），而是一段完整的历史。"

萨瓦尔卡的印度教性主张构成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基础。根据克里弗德·纪尔兹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劳埃德·法勒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与安东尼·D·史密斯 （英国民族学家）所设定的标准，这是一种族群民族主义的形式。

#### 印度最高法院

"印度教性"的定义与使用，及其与"印度教"的关系，一直在印度多起法庭案件中出现。1966年，首席大法官P. B. 盖金德拉加德卡在"亚格纳普鲁达斯基案" (Yagnapurushdasji, AIR 1966 SC 1127) 中代表印度最高法院写道："印度教是无法定义的。"法院采纳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哲学家及印度首任副总统）的主张，认为印度教是复杂的，且"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怀疑论者与不可知论者，只要他们接受印度教的文化与生活体系，都可能被视为印度教徒。" 法院判定，印度教在历史上具有"包容性质"，且可以"广义地被描述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仅是宗教。"

此项1966年的裁决对随后案件中关于"印度教性"用语的司法解释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最高法院在1990年代所做的七项裁决，这些裁决被统称为"印度教性判决"。这些判决广义地将"印度教性"定性为一种"生活方式"或"心态"，而非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然而这些判决遭到广泛的批评。印度律师A. G. 努拉尼指出，最高法院在1996年的裁决中赋予"印度教性一种良性的含义，称印度教性等同于印度化等"，并认为这些是脱离案件事实的不必要离题，且在此过程中，"法院可能推倒分隔宗教与政治间的围墙"。印度历史学家兼作家穆库·凯萨文则主张，这些判决为一种宗派主义的印度愿景提供合法性，并削弱宪法中所载的世俗多元主义。根据凯萨文的观点，这些判决实际上美化"RSS家族"的意识形态工程，并让政治行为者能够在不违反选举法关于宗教诉求之法律界限的情况下，援引多数主义（在政治学中指决策应遵循多数民意）的主题。

如果'印度教性'真的被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那它也是被理解为一种'印度教式'的生活方式。这种试图抹除差异并发展统一文化的提议，是透过让少数群体在'印度教性'的祭坛上牺牲其自身认同来实现的，而这祭坛本质上就是多数群体（即印度教徒）的宗教与文化行为。

撰写1995年Manohar Joshi诉Nitin Bhaurao Patil案 (Manohar Joshi v. Nitin Bhaurao Patil) 判决书（引用1966年盖金德拉加德卡首席大法官的判决）的J. S. 韦尔马维马大法官（J.S. Verma）之女舒布拉·维马 (Shubhra Verma) 在2002年古吉拉特骚乱之后，表示："对于1995年后遭到误解，以及一群政治人物如何为自身目的而扭曲其判决精神，他一直深感遗憾。"印度最高法院于2016年拒绝一项审查其1995年判决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请求。

## 意识形态与主题

激进民族主义者兼思想家萨瓦尔卡于1923年撰写一本名为《印度教性要义》（后更名为《印度教性：谁是印度教徒？》）的著作。他在书中概述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及"普遍且本质的印度教身份观"。这里的"印度教身份"被广义地解释，并与"他者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做出区隔。"印度教性"的当代含义与用法很大程度上源于萨瓦尔卡的思想，1980年代以后印度的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活动亦是如此。

### 统一的印度教身份与宗教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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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贾夫雷洛的观点，萨瓦尔卡著作中所概述的"印度教性"，"完美说明"一种透过"将具有威胁性的外来群体标签化"，并同时在自身内部复制该群体的组织与战斗策略，来强化自我的集体认同。特别是，萨瓦尔卡认为是泛伊斯兰主义及类似的"泛主义" (Pan-isms) 使得印度教徒变得脆弱，他写道：

印度教徒啊，巩固并加强印度教民族性吧。这并非要对我们任何非印度教的同胞、事实上是对世界上任何人发动无端的冒犯，而仅仅是为了对我们的种族与土地进行公正且迫切的防御。为使他人不可能背叛她（祖国印度），或使她免于受到那些正从大洲蔓延至大洲、挣扎而出的种种'泛主义'的挑衅攻击。

"印度教身份"及与其相连的"印度教性"意识形态自萨瓦尔卡时代以来便建立在对印度宗教、文化与遗产之脆弱性的感知之上。这种脆弱感源于那些透过"东方主义建构"，将这些元素诋毁为劣于非印度宗教、文化与遗产的人。贾夫雷洛指出，在萨瓦尔卡对民族主义的回应中，"印度教性"首先被构想为一个"族群共同体"的概念，接着被呈现为文化民族主义，而印度教连同其他印度本土宗教则仅是其中的构成元素之一。根据印度教研究学者阿文德·夏尔马的观点，"印度教性"并非一个"静态且单一的概念"，相反地，其含义以及"语境、文本与潜台词皆随时间而改变"。殖民时期的斗争以及20世纪初新印度教 (neo-Hinduism) 的形成，为"印度教性"最初的"印度教特质"含义增添一层"族群性"。其早期建构吸收20世纪上半叶在欧洲盛行的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概念，且将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合理化为"共同血统与种族"的产物。萨瓦尔卡及其倡议"印度教性"的同僚采纳1930年代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残酷的竞争场，强者获胜、富有或统治弱者是自然律的体现）理论。阿文德·夏尔马指出，在独立后的时期，这一概念陷入歧义，其理解方式主要围绕着两条不同的轴线展开：一条是"宗教对抗文化"，另一条是"民族对抗国家"。总体而言，许多印度人的"印度教性"思想一直"试图让自己与文化和民族这两条轴线保持一致"。

在印度斯坦的非印度教人民，必须采纳印度教的文化与语言，或是必须学习尊重并敬畏印度教宗教，必须除颂扬印度教民族与文化之外不抱有任何想法-简言之，他们必须彻底放弃外来者的身份。否则，尽管获准留居此地，也必须绝对服从于印度教民族的统治。他们不得提出任何诉求，不具备任何特权，更不必奢求优待-因为他们连最基本的公民权都不复存在。

### 高种姓主义

时任印度总理V. P.辛格启动曼德尔委员会（正式名称为社会与教育落后阶层委员会）以扩大政府与公立大学职位的保留名额，将其涵盖至大部分被官方称为其他落后阶层（OBC）的首陀罗种姓时，崇尚印度教性组织RSS的机关报《组织者（Organiser）》杂志写道："迫切需要建立道德与精神力量，以应对预期中首陀罗革命可能带来的任何后果。"

根据出生于比利时，后归化为印度籍的福利经济学家尚·德雷兹的观点，曼德尔委员会激怒高种姓阶层，并威胁到OBC群体与高种姓之间的距离。然而，发生于1992年的巴布里清真寺拆除事件及其后续事件有助于减轻这项挑战，并透过反穆斯林的立场重新将印度教徒结合。他进一步声称："印度教性计划是高种姓的救生艇，因为它承诺恢复婆罗门式的社会秩序"。而这一意识形态的潜在敌人，是任何其行为可能阻碍恢复婆罗门社会秩序进程的人。德雷兹更主张，虽然印度教性被视为一种多数主义运动，但将其表述为一种压迫性的少数人运动最为恰当。

根据贾夫雷洛的观点，奉行"印度教性"意识形态的"RSS家族"组织一直致力于强加高种姓印度教徒的信仰结构。根据达利特权利活动家兼政治理论家坎查·伊莱亚的说法，"印度教性不外乎就是婆罗门主义"，且唯有"达利特化才能有效对抗伪装成印度教性的婆罗门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

根据当代的研究者与社会学者社阿姆里托鲁帕·森 (Amritorupa Sen) 的观察，高种姓、特别是婆罗门的特权已经变得"隐形化"。目前存在一种文化规范，认为婆罗门照管低种姓既是出于一种道德责任，也是出于人类的仁慈。

### 分离主义

"印度教性"意识形态也被描述为在形式上具有分离主义色彩。一位在印度发展的美国籍记者与编辑西达夫·瓦拉达拉扬撰文写道，"印度教性"分离主义寻求背离"这个国家的哲学、文化与文明传统，包括印度教本身"。

全印印度教大会（政党）曾接受来自各土邦的资助，并主张这些土邦在印度脱离英国统治后应维持独立。特别是萨瓦尔卡，他特别赞扬那些由印度教徒主导的政权，包括南印度的迈索尔王国、北印度的阿格拉和奥德省，以及位于南端海岸的特拉凡哥尔王国，将它们描述为"进步的"。他为这些土邦的专制权威辩护，称这些国家是"组织化印度教权力的堡垒"。

### 伪历史

根据贾夫雷洛的观点，"印度教性"意识形态根植于一个将古印度神话与吠陀远古时期的虚构故事视为有效的时代。这些虚构叙事被用来"为印度教族群意识提供养分"。其策略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基拉法特运动的穆斯林身份政治，并借鉴西方的政治概念-主要是德国。"印度教性"组织将印度教神话中的事件视为历史事实。此外，这些组织也因其对某些陈述或施行的信念而遭受批评，他们声称这些内容既科学又属实，但实际上与科学方法不相容。

根据加拿大历史学家兼政治学家安东尼·帕雷尔的说法，萨瓦尔卡于1923年出版的《印度教性：谁是印度教徒？》是"印度教性"意识形态的基础文本。帕雷尔指出，该书主张过去的印度是由"种族优越的人民-雅利安"所创。他们以"印度教徒"（即印度河以东的人民）之名为世人所知。他们的身份由迦提与文化所塑造。所有印度教徒都声称血管中流淌著强大种族的血液，这些血液与吠陀祖先合而为一，并传承至今。他们创造一种文化-集神话、传说、史诗故事、哲学、艺术与建筑、法律与仪式、盛宴与节日于一体。他们与印度有特殊的关系：印度对他们而言既是祖国也是圣地。帕雷尔表示，萨瓦尔卡的文本将"印度教文化呈现为一种自给自足的文化，不需要任何其他文化的投入"，这对印度的过去而言是"一种不符合历史、自恋且错误的描述"。

切坦·巴特指出，早期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石，本质上是殖民时期欧洲学界产出的镜像，它深受当时西方东方主义论述的框架与色调所影响。诸如"印度为文明摇篮"、"人类故乡与原始哲学"、"印度教价值观中的人文主义"或印度教为当代人类提供救赎等观点，连同殖民时期学者如德国语言学家马克斯·缪勒、英国学者查尔斯·威尔金斯、英国语言学及印度学家威廉·琼斯、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印度学家及梵文专家亚历山大·汉米尔顿等人的著作，为萨瓦尔卡等人借鉴，并萌发其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提供自然的知识母体。

比较宗教学和哲学教授，也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的查克拉瓦蒂·拉姆-普拉萨德表示，"印度教性是一种在反对者与支持者眼中完全不同的民族主义形式。"印度教性"的反对者或是将其视为一种基本教义派意识形态，目的为"以印度教宗教教条的命令来规范公民社会的运作"，或是在接受印度教是多元教条集合、复杂且有别于其他宗教的前提下，将其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基本教义派。根据拉姆-普拉萨德的说法，支持者拒绝这些标签，认为珍惜其宗教与文化传统是他们的权利，也是值得珍视的价值。根据拉姆-普拉萨德的观点，"印度教性"是一个基于"地理、种族与文化"的概念。然而，这里的"地理"并非严格的领土，而是"一个民族的祖传故乡"，而"种族"并非生物遗传意义上的，而是被描述为雅利安人、本土达罗毘荼人以及随时间移入的"不同民族"通婚后的后裔。因此，"印度教性的最终范畴是文化"，它与传统宗教不同，它不要求个体对神秘的超自然教义展现虔诚，而是要求对共同生活方式的认同。"

#### 对学术自由的敌意

"印度教性"已被与针对印度国内及美国学术界人士与学生的威胁及恐吓联系在一起。于2011年出现一个显著案例：德里大学（印度最负盛名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在"印度教性"活动家的成功游说下，将一篇讨论古代梵文史诗《罗摩衍那》多种叙事传统的论文从历史课程大纲中移除。印度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罗米拉·塔帕尔长期受到与"印度教性"相关组织的持续批评与攻击。此外，印度教右翼也参与诋毁与阻碍北美的南亚研究及印度教学者的行动。著名人物如温蒂·多尼格（美国印度学家）和谢尔登·波洛克（美国梵文学者）皆曾是此类活动针对的目标。多尼格的著作在达成法律和解后停止在印度出版，出版商因该书被控诽谤印度教而同意撤回书稿。波洛克同样被指控误导国家的文化遗产，并涉嫌表现出"对印度统一与完整的失敬"。印度政府在印度人民党 (BJP) 的领导下，遭指控监视学者并限制学者获取研究资源。美国南亚历史学家奥黛丽·特鲁施克仍频繁是受"印度教性"支持者威胁与骚扰的对象。

一群旅居北美的南亚研究学者于2021年出版《印度教性骚扰实务手册（Hindutva Harassment Field Manual）》，以回应他们所称来自"印度教性"拥护者对其学术自由的威胁。该手册记录自1990年代以来多起针对从事南亚与印度教批判性研究之学者的骚扰事件。亚洲研究学会 (AAS) 将"印度教性"描述为一种有别于印度教的"多数主义意识形态教条"，并对学术与创作环境的恶化表示严正抗议，谴责针对批判性评论印度教性政治教条的学者、艺术家及媒体从业者所发动的连番攻击。多位学者与会议参与者因收到极端民族主义者及"印度教性"相关行为者的威胁，而退出学术活动。

### 法西斯主义

"印度教性"意识形态显著借鉴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与概念。在重复动员、诉诸神话般的过去、反共产主义及其纯洁的种族元素等概念中，可看得出"印度教性"与欧洲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

许多学者在1940年代与1950年代之后将"印度教性"贴上法西斯主义的标签或将其与之对比。许多学者指出早期的"印度教性"思想家深受20世纪初意大利与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启发。意大利历史学家玛齐亚·卡索拉里 (Marzia Casolari) 便是其中一位将"印度教性"的早期领导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法西斯思想的关联及借鉴联系起来的学者。根据《简明牛津政治与国际关系辞典》，"印度教性"即具有"法西斯色彩"。

印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兼政治评论员普拉巴特·帕特奈克称"印度教性""在古典意义上几乎就是法西斯主义"。他表示，"印度教性"运动是建立在特定之"阶级支持、方法与计划"的基础上。根据帕特奈克的观点，"印度教性"具备以下法西斯成分："企图在'印度教徒'的概念下创造一个统一且同质的多数群体、对过去不公义行为的屈辱感、文化优越感、根据这种屈辱感与优越感对历史进行的诠释、对反对此类诠释之理性论点的排斥，以及透过强调种族认同与刚强的男性气概，来赢得广大印度教群体的支持与共鸣"。

根据贾夫雷洛的观点，高瓦克等早期的"印度教性"倡导者将其构想为一种极端形式的"族群民族主义"，但这种意识形态在三个方面与法西斯主义及纳粹主义有所不同。首先，它并未将"印度教性"与其领导人紧密结合，而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不同。其次，法西斯主义强调国家的至高无上，而"印度教性"则认为国家是次要的。第三，纳粹主义强调种族优先，而"印度教性"意识形态则强调社会优先于种族。根据印度政治学家、作家和活动家阿钦·瓦奈克的说法，虽然多位作者将"印度教性"贴上法西斯的标签，但此类标签需要"确立一个法西斯的最低标准"。瓦奈克指出虽然印度教性具有有民族主义的共同特征，但这是一种植根于印度社会脉络的特殊产物，不应直接将其归类为法西斯主义的变种。"

切坦·巴特与在英国任教的社会学家帕里塔·穆克塔 (Parita Mukta) 描述在将"印度教性"与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等同起来时所面临的困难，原因在于"印度教性"拥护的是文化而非种族的民族主义、其"鲜明的印度"特色，以及"RSS拒绝夺取国家政权，而偏好在公民社会中进行长期的文化耕耘"。他们将"印度教性"描述为一种"革命性保守主义"或"族群绝对主义"的形式。根据丹麦人类学家托马斯·布洛姆·汉森的观点，"印度教性"代表后殖民印度的一场"保守革命"，其支持者一直将"家长式且排外的论述"与基于印度境内的"欲望、焦虑和破碎的主观性"而产生的"关于权利与资格的民主且普世主义论述"作结合。

#### 印度教性与纳粹主义

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机关报《国家先驱报（National Herald）》于1948年2月4日发表社论，指出"它RSS似乎以纳粹形式来体现印度教"，并建议必须将其终结。同样地，另一位大会党领袖于1956年将印度人民同盟比作德国的纳粹。

萨瓦尔卡曾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谴责德国与意大利的行为提出批评，声称"印度数以千万计的印度教团结主义者 ... 对德国、意大利或日本并无恶意"。萨瓦尔卡于1938年公开对德国占领捷克表示支持。萨瓦尔卡与全印印度教大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最初主张中立，但随着时间，他的言论变得愈发激进。他将在德国的犹太人定性为一种社群势力，并支持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此外，他在德国犹太人与印度穆斯林之间划出平行线，表示："总体而言，印度穆斯林比住在隔壁的印度教徒更倾向将自己及其利益与印度境外的穆斯林联系在一起，就像德国的犹太人一样"。迟至1961年，他仍给予纳粹德国正面评价，并将其与尼赫鲁的"懦弱的民主"进行对比。

## 历史

### 起源

根据印度出身、西方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兼东方研究学者普拉布·巴普 (Prabhu Bapu) 的观点，"印度教性"用于及其语境含义源于殖民时期的印度经验、对蒙兀儿帝国衰落时期宗教战争的记忆、一个穆斯林与基督教传教兴盛的时代，以及一种自身传统与文化遭受侮辱的感受。因此印度教知识分子将"印度教性"构建为一种"印度教身份"，作为民族复兴以及建立统一印度国家以对抗"外国入侵者"的前奏。"宗教民族主义"于20世纪中叶兴起，以及印度次大陆穆斯林领袖要求将英属印度分割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占多数的巴基斯坦，及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印度），证实其基于印度文化与宗教的地理及文化民族主义叙事。印度裔美国学者穆克德·汗教授则主张，印度教民族主义之所以进一步增长，是因为巴基斯坦于1947年后对印度发动的恐怖攻击与军事冲突，加剧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分歧。

根据切坦·巴特的观点，包括近期"文化民族主义"形式在内的各种印度教民族主义，其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下半叶。这些是关于原生论的"密集意识形态群"，且源于印度人民的殖民经验，并结合从欧洲思想家那里借鉴、随后经过辩论、改编与协商的概念。这些概念包括民族、民族主义、种族、雅利安主义、东方主义、浪漫主义等。萨瓦尔卡在撰写关于"印度教性"的论文之数十年前，就已因其对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的诠释而在殖民地印度闻名。他在1906年至1910年间于伦敦留学，他在那里讨论并演化关于"什么构成印度教徒身份"的想法，并与印度学生团体以及包括新芬党在内的非印度团体交往。他在因反英活动被捕之前即参与印度地下自治与解放运动。萨瓦尔卡在监禁期间向英国提交多次求情信，寻求宽大处理并承诺效忠英国王室。他获释后远离反殖民政治，转而致力于发展"印度教性"的论述及推广。切坦·巴特认为萨瓦尔卡的政治活动及其透过欧洲出版物进行的知识之旅，对他本人、其未来著作，以及从其著作中产生的20世纪"印度教性"意识形态产生影响。

### 采纳

萨瓦尔卡的"印度教性"意识形态于1925年传播至位于马哈拉什特拉邦那格浦尔的K.B.赫格瓦手中，他发现萨瓦尔卡的"印度教性"极具启发性。不久后，赫格瓦前往勒德纳吉里拜访萨瓦尔卡，并与其讨论组织"印度教民族"的方法。两人间讨论的结果促使赫格瓦在同年9月创立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字面意为"国家志愿者协会"）。这是一个以此为使命的极右翼"印度教性"准军事组织。这个组织迅速扩张，成为一首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然而当时并未使用"印度教性"来描述这个新组织的意识形态，而是使用"印度教民族" (Hindu Rashtra)。一份RSS的出版物指出："事实变得显而易见，印度教徒就是婆罗多（印度）的民族，而'印度教性'就是民族主义 (Rashtriyatva)"。

赫格瓦的RSS不仅传播"印度教性"意识形态，还发展一套基于基层的组织结构（支部，shakhas）来改造印度教社会。村庄级别的团体会聚集，进行晨间与傍晚的体能训练、武术训练以及"印度教性"意识形态课程。赫格瓦让RSS保持为一个意识形态活跃但"不干预政治"的组织。这种不参与国家与国际政治的做法被其继任者M. S. 高瓦克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美国籍哲学家杰森·史丹利表示："RSS显然受到欧洲法西斯运动的影响，其主要政治人物在1930年代末与1940年代经常赞美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全印印度教大会领袖B. S. 蒙杰于1931年拜会墨索里尼，表示希望在印度复制法西斯青年运动。根据印度学者与宗教学专家萨利·奥古斯丁 (Sali Augustine) 的观点，"印度教性"的核心机构一直是RSS。虽然RSS声称"印度教性"有别于印度教，但它一直与宗教挂钩。因此，奥古斯丁指出，"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委婉说法，目的为掩饰建立一个具有"印度教宗教身份"国家的意图。根据贾夫雷洛的观察，RSS的地方领导人中除印度教徒外，也包括信仰其他印度本土宗教（如耆那教）的印度人。

萨瓦卡从殖民政府的监狱获释后，于1937年接掌"全印印度教大会"主席一职。此后，该组织便与"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 分进合击，共同推动"印度教性"运动。根据南亚政治研究领域学者布鲁斯·格雷厄姆 (Bruce Desmond Graham）的说法，他在那里大量使用"印度教性"与"印度教民族" (Hindu Rashtra) 等名词。希亚姆·普拉萨德·慕克吉曾于1944年担任全印印度教大会主席，并在独立后加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内阁。他是一位印度教传统主义政治家，希望维护印度教价值观，但并不一定排斥其他社群。他曾要求开放全印印度教大会的成员资格予所有社群。他因这项提议未被采纳而辞去党职，并与RSS合作创立一个新政党。他将印度教理解为一种国族身份而非单一社群，但他意识到这并非大众对"印度教徒" (Hindu) 的普遍理解，因此选择使用"婆罗多" (Bharatiya) 而非 "印度教"来为新政党命名，即后来被称为印度人民联盟 (BJS或JS，通常简称为Jan Sangh) 的政党。这是一个以"印度教性"为基础的极右翼政党，作为RSS的政治分支机构运作。

### 成长

当曾任RSS志愿者的南度蓝姆·高德西于1948年1月30日刺杀圣雄甘地后，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内阁下令取缔RSS，并逮捕超过20万名RSS志愿者。尼赫鲁还任命政府委员会来调查这起刺杀事件及相关案情。政治科学学者南迪尼·德奥 (Nandini Deo) 指出，这些委员会进行的一系列调查，随后发现RSS领导层与RSS在此次刺杀中并无责任。被大规模逮捕的RSS志愿者因而被释放，RSS自此以后一直将此作为被诬告与谴责的证据。

根据专攻南亚研究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弗莱肯伯格 (Robert Frykenberg) 的观点，RSS的成员人数在独立后的印度大幅扩张。虽然RSS在此期间仍"谨慎地远离政治"，但印度人民联盟 (Jan Sangh) 开始进入印度的政治版图。人民联盟在1952年至1971年间的印度大选中仅取得有限成功。部分是因为其组织与领导能力欠缺。它对"印度教性"的关注未能吸引选民，且其竞选活动缺乏充足的社会与经济主题。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如英迪拉·甘地等国民大会党领袖，挪用某些核心的"印度教性"意识形态主题，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政策及她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相结合。RSS在1947年至1970年代初持续进行基层运作，其志愿者为印巴分治后动乱中的印度教与锡克教难民、战争与暴力受害者提供人道援助，并帮助灾民重建生计。

英迪拉·甘地担任印度总理期间，于1975年到1977年宣布并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期间出现广泛的审查制度、对异议人士与政治对手的集体逮捕、宪法停摆以及基本权利的失效，同时伴随着行政命令统治以及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紧急状态期间的滥权行为引发大规模反抗，并导致"印度教性"意识形态的志愿者人数与政治支持度迅速增长。英迪拉·甘地及其政党于1977年在选举中失利而下台。以"印度教性"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人民联盟成员，如阿塔尔·比哈里·瓦巴依、布里吉·拉尔·瓦尔马与L. K. 阿德瓦尼获得全国性知名度，而"印度教性"意识形态的同情者莫拉尔吉·德赛则成为非国大党联盟政府的总理。这个联盟在1980年瓦解，随后印度人民党 (BJP) 于1980年4月成立。这个新兴全国政党的崛起，归功于1970年代中期起席卷全印度的基层网络，这些深入城乡的组织均以印度教性意识形态为核心动能。

### 莫迪治下的"印度教性" (2014年至今)

自印度人民党 (BJP) 于2014年全国大选中获胜以来，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以及各邦的BJP政府推动下，"印度教性"主张的部分内容已得到落实。

#### 废除查谟和喀什米尔的特殊地位

莫迪政府于2019年8月5日撤销原来根据印度宪法第370条授予查谟和喀什米尔的特殊地位（有限自治权）。最高法院在之后的判决中，认可政府这项撤销特殊地位决定的合法性。印度政府在撤销特殊地位的同时也部署了数千名安全部队，拘留并逮捕包括当地前首席部长在内的多名政治人物，并实施长达数年的封锁与通讯中断，期间出现政府的严厉镇压及数千名喀什米尔平民遭到拘留。印度政府的这一举措遭到批评与反对,但在全国各地的民族主义者与"印度教性"团体中则给予热烈的赞赏。

#### 阿约提亚争议事件

印度最高法院就阿约提亚争议事件土地（相传为罗摩神诞生地）上兴建印度教寺庙-罗摩神庙一案做了裁决。判决包含一项规定，即在另一处地点提供5英亩（20,000平方米）的土地给北方邦逊尼派中央瓦合甫委员会以兴建一座新的清真寺。法院审议印度考古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在争议的巴布里清真寺/罗摩诞生地遗址发现有"印度教建筑"的遗迹。纳伦德拉·莫迪于2020年8月5日在阿约提亚主持寺庙动工仪式（Bhumi-pujan），正式启动罗摩神庙的建设。建设工作于2024年1月竣工。莫迪发表演说，宣称："罗摩是印度的信仰……罗摩是领导者，罗摩就是政策。"

#### 禁止强制改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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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由印度人民党 (BJP) 执政的邦，如北方邦、中央邦、哈里亚纳邦与卡纳塔卡邦，都审议目的为防止透过婚姻将信仰从印度教强制改为伊斯兰教的法律。"印度教性"倡导者称此为爱情圣战，而这被广泛认为是一种仇视伊斯兰的阴谋论。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亚纳斯于2020年9月要求其政府制定策略，以防止"以爱之名的宗教改宗"。他于10月31日宣布其政府将通过一项遏制"爱情圣战"的法律。法律亦包含反对"非法宗教改宗"的条款，规定若唯一意图是"改变女孩的宗教"，则该婚姻无效。且该法律与中央邦的法律均对违法者处以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此法令于2020年11月28日以《禁止非法宗教改宗法令》之名正式生效。0中央邦于2020年12月批准与北方邦类似的反改宗法。截至2020年11月25日，哈里亚纳邦与卡纳塔卡邦仍在就类似法令进行讨论。古吉拉特邦议会于2021年4月修订《2003年宗教自由法》，引入针对透过婚姻或诱惑进行强制改宗的严厉条款，意在打击"爱情圣战"。卡纳塔卡邦内阁亦批准一项反改宗法案，并于2021年12月完成立法。该法随后被卡纳塔卡邦的新政府废除。

## 相关组织

### RSS家族

"印度教性"是RSS及其附属组织家族-RSS家族的指导意识形态。一般而言，"印度教性"奉行者认为他们代表所有达摩宗教的利益，包括印度教、锡克教、佛教与耆那教。

大多数民族主义者被组织进入利用"印度教性"概念作为政治工具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组织中。第一个成立的"印度教性"组织是成立于1925年的RSS。印度著名的政党-印度人民党 (BJP)，与一群倡导"印度教性"的组织有着密切联系。他们集体自称为"RSS家族" (Sangh Parivar)，成员包括RSS、巴杰朗教团（字面意思为神猴大军）与世界印度教理事会 (VHP)。其他的组织还有：

- 印度教志愿者协会：RSS的海外分支
- 印度劳工联盟：工会组织
- 全印学生联盟：学生会
- 印度农民联盟：农民组织

独立于RSS家族影响力之外，但同样拥护"印度教性"意识形态的政党有全印印度教大会、由普拉富尔·戈拉迪亚创立的全印印度人民联盟（Akhil Bharatiya Jana Sangh） ,以及马拉地民族主义政党希瓦吉之军、湿婆军与马哈拉什特拉复兴军(MNS)。阿卡利党 (SAD) 是一个锡克教宗教政党，曾与"印度教性"组织及政党保持联系。截至2020年9月，阿卡利党因不满莫迪政府提出的农场法案，而决定退出由BJP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NDA) .

### 世界印度教理事会与印度人民党

RSS在印度独立后建立许多附属组织，以将其意识形态传播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最著名的是于1964年成立的世界印度教理事会（VHP），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保护与推广印度教。VHP信奉"印度教性"意识形态，而这一思想在组织手中演变成政治化的印度教与印度教激进主义。

在1980年代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在印度教徒中引发出一种脆弱感。这一现象被"印度教性"意识形态组织广泛讨论并加以利用。这些事件如：激进的卡利斯坦运动份子发起对印度教徒的大规模屠杀、大量非法孟加拉国移民（穆斯林）涌入阿萨姆邦并伴随着印度教徒被驱逐出孟加拉国、以及国大党领导的政府在沙班诺案（参见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汗诉沙巴诺案）与鲁西迪事件（参见《魔鬼诗篇》争议）中表现出的亲穆斯林偏见。{sfn|Jaffrelot|1996 with footnotes}世界印度教理事会与印度人民党利用这些事件推动激进的"印度教性"民族主义倡议，导致罗摩诞生地运动 (Ram Janmabhoomi movement，因而引发阿约提亚争议事件)。印度人民党在1989年通过的帕拉姆普尔决议 (Palampur resolution) 中正式采纳"印度教性"为其意识形态。

印度人民党主张"印度教性"代表的是"文化民族主义"及其对"印度国家地位"的构想，而非宗教性或神权政治的概念。根据RSS负责人莫汉·巴格瓦特的说法，它是"印度的身份"。

根据托马斯·布洛姆·汉森的观点，印度独立后的"印度教性"已演变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与民粹形式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汉森指出，印度教性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者而言，已将"宗教情感与公共仪式纳入关于民族文化（婆罗多文化）和印度教民族的更大论述中"。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吸引大众，部分是因为它"与现代印度生活中对安全、混乱感的日常焦虑产生有意义的连结"。BJP自1991年初以来已在竞选活动中运用"印度教性"主题，并提名与支持"印度教性"意识形态之组织有关联的候选人。1980年代国大党领袖拉吉夫·甘地的竞选语言与"印度教性"倡导者的言论如出一辙。印度穆斯林领袖的政治演说与出版物则宣称其"伊斯兰宗教身份高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或民族认同"。汉森表示，这些发展都助长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传播当代"印度教性"意识形态中的本质主义（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人、物体、群体或概念）都有一组固有的、不可或缺且永恒不变的特质）建构。

## 概念与议题

### 统一民法典

"印度教性"领袖一直寻求为所有印度公民制定《统一民法典》（UCC）-将同一套法律适用于所有公民，而不论其个人宗教信仰为何。他们声称基于宗教的差异化法律违反印度宪法，并在不同宗教社群之间播下分裂的种子。两位任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者-约翰·哈钦森与安东尼·D·史密斯 指出，在1955-56年颁布的法律《印度教法律法案》下，宪法关于UCC的指导原则仅涵盖非穆斯林。而穆斯林领袖出于出于政治上的不信任感，他们认为在印度教性意识形态抬头的背景下，UCC可能成为工具，用来剥夺穆斯林在印度的多元空间与独特性，因而反对。一项同样适用于印度穆斯林的UCC也因基于对社会稳定、少数权利以及政治动机的深层考量，而遭到印度国民大会党与印度共产党等政党反对。

### 保护印度教徒利益

"印度教性"的追随者以善于批评印度政府著称，认为政府在处理喀什米尔穆斯林分离主义者导致的喀什米尔印度教徒大流亡，以及处理1998年万哈马大屠杀等问题上过于消极。"印度教性"的倡导者希望在查谟和喀什米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印度教性"的支持者寻求保护本土的印度教文化与传统，特别是那些象征印度教文化的元素。他们认为印度文化等同于印度教文化。这些元素包括动物、语言、神圣建筑、河流以及医学。

他们反对继续将乌尔都语作为地方语言使用，因为他们将其与穆斯林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乌尔都语象征着一种外来文化。对他们而言，唯有印地语才是凝聚国内各种不同力量的统一因素。他们甚至希望将印地语定为印度的官方语言，并认为应以牺牲英语和其他地区性语言为代价来推广印地语。部分"印度教性"追随者更以"印地语、印度教徒、印度斯坦" (Hindi-Hindu-Hindustan) 作为口号来描述这一点。然而这在非印地语地区引起紧张与警觉。非印地语地区将此视为以印地语为母语的印度北部各邦试图支配全国其余地区的企图。这一要求最终因为基于保护国家的文化多样性而遭到搁置。

近年来，"印度教性"激进分子抵制多部宝莱坞电影，声称这些电影使用过多的乌尔都语且具有反印度教倾向。部分激进分子号召转而支持南印度电影，声称其更具文化根源。"印度教性"对乌尔都语的反对，与其在全印度推广'梵语化印地语' (Sanskritised Hindi，在语言学上称为纯净印地语) 的渴望相契合。

### "印度教性"暴力

受"印度教性"意识形态驱使的暴力行为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显著增加，特别是针对穆斯林的暴力，其中也包括极端主义的恐怖暴力行为。这些行为主要由RSS或是复兴印度等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或疑似其成员所犯下，或是与之有关。此类暴力行为亦受到印度人民党政治人物的默许，并被用作一种选举策略，以争取极右翼印度教人口的支持。此外，将牛奉为神灵的崇拜以及对其肉类消费的限制，也被用来证明针对穆斯林、基督徒、达利特人，以及低种姓印度教徒施以暴力的正当性。

### 护牛私刑主义

自从印度人民党 (BJP) 于2014年在印度议会取得多数席次以来，护牛私刑暴力事件的数量有所增加。护牛私刑暴力的频率与严重程度被描述为"史无前例"。非营利组织人权观察发布的报告指出，此类暴力行为自2015年开始激增。这种激增被归因于近期印度"印度教性"民族主义的兴起。许多私刑团体表示他们因BJP在2014年选举中的胜利而感到"被赋予力量"。

根据路透社发布的一份报告，印度在2010年至2017年中期之间共发生63起攻击事件，导致28人死亡（其中24人为穆斯林）及124人受伤。大多数攻击发生在纳伦德拉·莫迪于2014年就职之后。

许多由印度人民党 (BJP) 执政的邦已通过反对屠宰牲畜的法律，例如古吉拉特邦 .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亚纳斯于2017年6月6日，指示邦警察根据《1980年国家安全法》与《帮派法（Gangster Act）》对屠宰牛只与走私牲畜的行为采取行动。阿萨姆邦议会于2021年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在任何寺庙周围5公里（3.1英里）半径范围内屠宰或销售牛肉。此立法是为确保屠宰许可不会授予那些以印度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及其他非食牛肉群体为主居住的地区，或是位于寺庙、萨特拉（satra，传统修道院）及其他官方指定机构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地点。然而特定的宗教场合或能取得豁免。

## 印度教性流行乐

印度教性流行乐是印度流行音乐中的子类型，目的在推广"印度教性"思想。它公开号召针对许多非印度教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的暴力行为。"印度教性"流行乐艺术家为其音乐辩护，声称其既不排外也不仇视伊斯兰，并主张其音乐是在推广真理。著名的"印度教性"流行乐艺术家，如拉克希米·杜贝 (Laxmi Dubey) 与普雷姆·克里希纳万希 (Prem Krishnavanshi)，将该类型音乐中的排外价值观推向主流。

## 参见

- 社群主义
- 印度教性伪历史
- 印度民族主义
- 社会保守主义
- 番红花化，一个政治与社会学术语，主要用于描述印度的政经现象。
- NCERT教科书争议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NCERT）是印度最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
- 原教旨派印度教徒Trads (Hindutva)
- 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抵制印地语影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