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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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中国国民党总理暨中国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善后会议期间在北平市铁狮子胡同行辕因患肝胆癌症而逝世，享年59岁（58周岁）。

## 晚年病情

1924年11月13日，孙北上前夕，于广州乘船抵沪，与蒋介石有一次谈话，表示了对自身健康的担忧：“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蒋：“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孙答：“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又据黄季陆回忆：“总理北上经过上海的时候，曾对上海的同志们说：‘我老了！不知道命在今年，还是明年呢？’总理似乎已有生命历程行将终结的预感，这终究因为总理是一位极其高明的医生，他对自己身体的情形有很微妙的理解，抑或是因为总理是一位至诚的哲人，可以前知呢？”

12月4日，孙抵天津，受到盛大欢迎，因劳累并受风寒，身体感觉不适。包世杰日记记载：3日“总理精神亦不见疲劳”，4日“一病而遂不起，是诚出人意料者也！”“12月25日，日本北平同仁医院长小管勇博士往视总理病状，断定为肝脏炎。”29日，“今日德医诊视，谓总理确患肝病”。

12月31日，孙扶病至北京，发表《入京宣言》，及对欢迎民众之书面谈话。1925年元旦，“是日延请外国医生六、七人，考察病症，都断定是肝症。然究竟是哪种肝病，如何医治，不是一人一时可以断定”。1925年1月4日，“又请俄国医生协助，提出意见，与克利参考互商。时孙先生身体并未超过常温，神思也极清爽。”

然而，孙的病情急剧恶化。据俄国中国问题专家维克托・乌索夫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披露，俄国医生福尔特的全名是福尔图纳托夫・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个披着医生外衣的特工。福尔特“有一次试图获取秘密材料，就在拿到文件之时被中国警察抓住。随即被逮捕，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花一万美元将他赎出。”

1925年1月26日，孙入北京协和医院，“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切片检查”。此时孙“肝脏已坚硬如木，无从割除，乃取肝上之极微三部分为化验样本，一面洗净肝脏后缝合。”证实孙罹患肝癌末期。以镭锭医治无效，孙改聘中医治疗。由于协和规定不得同时采用中医药，孙遂短暂转至顾维钧宅第养病。其人平素对中医持审慎乃至不信任态度，曾自言“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药，常喜聆中医妙论”，但在病势危殆时仍同意试治。2月18日，宋庆龄延请当时的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会诊，处方载有石斛、人参、山茱萸、麦冬、生地、沙苑子、沙参、甘草等；此后一周连续服用。邵元冲日记又记2月20、23、25日陆仲安等数度往见、评估病情。其后孙再回协和由西医处置，病势仍转剧。

## 逝世前后

1925年2月18日孙自协和医院出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2月24日，汪精卫等人“至先生病榻前请求预立遗嘱”，孙却屡次欲言又止：

据邹鲁回忆：“当时我们听了，有些莫名其妙。由今看来，知道总理已经看穿汪兆铭要被敌人软化了。”认为孙所指的“敌人”，便是苏联；后来被“软化”者，便是汪兆铭。又据国民党元老吴敬恒曾对邓家彦说：“三月向尽，在帅府召开联席会议，方经戴季陶君证明：仇人系指某国，绝不是指国内无聊的烂人。总理在民国二年时，不惜与桂太郎妥协，因当时桂与他，共认某国是世界唯一毒害。”

宋子文向孙请示，另外留下一份《家事遗嘱》。孙在顾维钧家里签署《国事遗嘱》。因宋庆龄在屋外的哭声传了进来，孙听见便说：“你暂时收存起来，过几日再说，我还能活一些日子的。”

3月11日上午8时，汪精卫、邵元冲、戴季陶、宋子文、孙科、邹鲁、吴敬恒、何香凝、孔祥熙等国民党要人前往孙病榻前问候。何香凝发现孙两眼已经散光，出来告诉大家“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汪便取笔请孙签了字。在完成前两篇遗嘱后，孙又用英语口述《致苏联遗书》，并由陈友仁、宋子文、孙科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记录、起草，由宋子文读过后，也请孙签了字。

下午，孙中山对守在身边的汪精卫、何香凝等人嘱咐，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被软化。”汪精卫表示“要怕敌人，我就不革命了。”何香凝则对孙说:“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孙中山握住何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孙呼吸愈来愈困难，精神疲倦，在重复说着：“和平”、“奋斗”、“救地球”；医生因病人说话太多，就请孙入睡。据邓泽如透露，孙临终前，还曾喃喃自语：“朋友乎？仇敌乎？”表示苏联不可靠。3月11日晚上6时半，孙手脚变冷，已不能再出声说话，医生说：“脉搏已没有了，请大家注意逝世的时间”；第二天上午3时，孙又醒来一次。3月12日9时30分，孙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在北京逝世。同日12时30分，孙遗体移至协和医院进行防腐。经过三天防腐化妆，3月15日大殓。

## 身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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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去世后，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主任负责进行尸体解剖。解剖仅限于胸腔和腹腔。医生对胸、腹部取出的器官进行病理分析。尸体解剖完成以后，孙中山的内脏器官和病理报告存放在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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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生前曾表示，希望自己死后能如列宁一般，以水晶棺保存遗体，供民众瞻仰。因此国民党在他去世的次日即与苏联政府联系，定制列宁所用的水晶棺。然而因制作运输需时，遗体最初只能暂时安置于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沉香木棺中。这副棺木设有玻璃隔层，能供人观瞻，成为孙的“第一殓、第一棺”。不久，苏联的水晶棺抵达中国，但最终未能使用。一方面因其设计仅适用于寒冷干燥的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早期防腐处理不佳，孙文的尸体皮肤开始变黑，无法如预期般永久展陈，遂被迫放弃。水晶棺因此成为“第二棺”，但未承载遗体。此棺现存于碧云寺普明妙觉殿。

孙临终前一日希望办基督教仪式葬礼，时值非基督教运动高涨。他嘱咐中国国民党各领袖，勿因宋庆龄的基督徒身份而歧视她。宋庆龄与孙科、宋子文等家属主张在移灵前于协和医院礼拜堂举行基督教追思（“家祷”）。此举立刻触发党内外争议，有人认为革命领袖不应受宗教利用。国民党内不少人士以及正推动“非基督教运动”的中共成员反对，认为“总理”不宜以教会仪式示人，若举行祈祷仪式“不独玷辱孙氏，且玷辱国民党精神”；苏联顾问鲍罗廷亦强烈阻挠，担忧影响联俄合作形象。最终，国民党中执委治丧处裁定此举“为家族行动，与党无关”，折衷决定：追思礼属家属行为，与党无关，予以“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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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5日大殓。3月19日基督教仪式如期举行，宋庆龄和孙科不顾中国国民党人之强烈反对，坚持在北京协和医院用基督教仪式为孙举行私人丧礼之后，才让中国国民党中央在北京举行公开丧礼。汪精卫调解，尊重孙遗愿。由燕京大学刘廷芳牧师主礼、朱友渔助理，设有穿礼服之唱诗班，诵经、祈祷、唱赞美诗并致词。仪式依次是：奏乐，安放棺柩（汪精卫等手抬入场，“棺上覆以青天白日之国民党党旗及国民党新创之国旗”），主礼牧师宣训，奏唱宗教歌曲，赞礼牧师诵读《圣经》第二十四章，再奏宗教乐曲，主礼牧师致哀词，奏唱宗教乐曲，徐谦致唁词，孔祥熙代表家属致谢词，奏唱宗教乐曲，赞礼者施祷告礼，来宾低首祷告，奏乐，行锡安礼，再奏乐，礼成。当日《大公报》《晨报》详载过程，而国民党机关报多淡化处理。出于淡化革命领袖是基督徒的目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权威的孙中山年谱中都没记载基督教葬礼的史实。事后，多位国民党要人回忆中避谈此段；宋庆龄在后来书信中否认追思礼出于其意，称系孔祥熙、孙科坚持，自己被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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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完成后，随后出殡。灵柩发引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供各界瞻仰致敬，沿路护送民众有12万人，再移暂厝碧云寺。其出殡顺序是：

- （一）警察，约三百余人。
- （二）军乐队：执政府派军乐队一连，警察厅军乐队一队。
- （三）飞机三架，在丧仪行经各处绕空飞行。
- （四）送丧代表：国民追悼孙先生大会代表，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京师总商会代表，敎育会、农会、各省法团联合会等数十团体代表，皆胸挂白花，臂缠青纱。
- （五）乐队：海军部、内务部乐队。
- （六）送丧代表：执政段祺瑞代表梁鸿志、段宏业，叶恭绰代表郑洪年，善后会议秘书长许世英，广东同乡会代表梁士诒，此外各部院署代表约五百人。
- （七）私人方面送丧者，约二三百人。
- （八）外交部军乐队。
- （九）各学校：燕大、北大、淸华等大学及各中小学生男女学生敎职员，约一千人。
- （十）护卫队，皆枪托向上枪口向下，以示志哀。
- （十一）外人方面：以苏俄、日本人最多，约有数十人。
- （十二）孙亲族：宋子文等十余人。
- （十三）执绋人员：分为左绋、右绋，左绋为吴稚晖、于树德等八十七人，右绋为黄昌谷、李石曾等八十三人。
- （十四）灵柩，由国民党员自己抬棺。
- （十五）呼口号者：沿途有萧人鹄等呼“孙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
- （十六）孙夫人宋庆龄，乘青玻璃马车随柩后行。
- （十七）护卫：宪兵一队。

灵柩由国民党员自己抬棺，治丧处决定特意不用杠夫，而是由国民党党员抬棺，以示敬意“分三组二十四人轮流抬棺：第一组为张继、汪精卫、孔祥熙、林森、石清阳、宋子文、喻敏西、石蘅青；第二组为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白云梯、邹鲁、戴天仇、邵元冲、钮永健；第三组为李烈钧、姚雨平、郭复初、焦易堂、邓家彦、朱卓文、蒋作宾、林祖涵”。

3月24日开吊，民众前去吊祭有几十万人。至4月1日下午，治丧处共收花圈7,000多个，挽联59,000余副，横幅500余件，来宾签名者达746,823人，机关团体1,254个。4月2日出殡，由中央公园出发到北京西郊30里之香山碧云寺；30万民众把马路填塞满满，直到北京西直门；还有2万多人步行直跟到香山碧云寺。孙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换入协和医院特制的楠木棺，棺内以福尔马林药液浸泡遗体，外覆玻璃罩以便观察，这是“第三棺”，亦为第二次改殓。另外，3月24日在日治台湾的台北有两千余人参加追悼大会。

1929年5月20日，宋庆龄、孙科与协和医生在碧云寺主持再次改殓。史蒂芬医生将遗体自楠木棺取出，清理后以白布绷带包裹，再移入美式沉香木棺暂厝，这是“第五殓”。两日后，宋庆龄等人又为其更衣，本拟穿中山装，但因遗体缩短不合身，改以白绫内裹、长袍马褂外覆。随后遗体正式移入特制的美式铜棺，这副铜棺早在1925年即由国民党向美国订购，经数年辗转运抵，成为“第四棺”，也是最终安置棺木。5月26日凌晨1时，孙的灵榇奉移典礼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下午4时35分，载有灵榇的9组专列火车，由家属宋庆龄、孙科和迎榇专员林森等人护送，从北京启程，开往南京。5月28日上午10时正，专列到达南京浦口车站。灵车过江后，在中山码头登岸。下午3时15分，灵车抵达湖南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灵榇移入祭堂——中央党部礼堂。5月29日至31日为公祭日。6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奉安大典，孙的遗体从此迁葬中山陵。此外早前于1927年，宋庆龄因反对蒋介石“清党”而公开决裂，流亡海外。因此宋回国参加奉安，在抵达前即发表声明，重申不再参与国民党工作，甚至在蒋介石夫妇特意前来接见、安排住宿时，她亦断然婉拒，在典礼结束当晚即离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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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中央公园吊唁的北京民众花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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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4月2日，孙灵堂设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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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灵堂外“挽联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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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灵堂外“挽联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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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灵堂外“挽联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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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6月1日，孙灵柩奉安中山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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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和宋美龄出席孙的奉安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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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雕塑家保罗·兰多斯基与孙的雕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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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中山陵国父墓室

## 各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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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逝世时，蒋介石正在广东忙于国民革命军东征。闻知孙逝世后，蒋在军中发哀告全军将士书，回广州祭奠，并整理校务。书中表示：

大元帅既薨之后，本军救国救民之责任更重，所期万众一心，努力奋斗，铲除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之势力，实行三民主义，期慰我 大元帅之幽灵。现在东江叛逆之主力，为我击破，而余氛未靖，逆首未得，本军职在杀贼，更须鼓勇直前，消灭残孽，湔雪党耻，竭尽党军责任，庶几 大元帅得以瞑目于九原，而我军将士亦得不负我 大元帅训练党军，培植将士，实行主义，继续生命之至意。望各共勉之。

5月21日，广州国民党要人胡汉民（代理大元帅留守）及各军司令杨希闵、谭延闿、许崇智、刘震寰、程潜、伍朝枢、古应芬发表宣言哀悼孙去世，并声明在“国民会议未实现”，“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所有一切制度设施“仍敬谨赓续孙大元帅成规，戮力同心，并期有以发扬光大，以完成国民革命工作”：

凡有反革命行为，以及余孽蠢动，汉民等誓当廓清扫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廖仲恺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发表演说悼念孙：“我们的总理40年来奋斗的精神如一日，是为民众利益而奋斗，是谋民族解放而奋斗。要求大家继承总理未竟之志，应该把总理遗留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革命的唯一南针”。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孙中山之死致唁中国国民党》书，表示：

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山先生的肉体虽然死了，中山主义——即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和他手创的国民党决不会如一般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们的预料，随着中山之死而濒于危殆。中国共产党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将更有力。中国共产党更相信今后的国民党必然仍为中山的革命主义所统一，一切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之死更加团结一致。这种内部的统一是中山死后防御敌人进攻的必要保证；然而这种统一必须不是违背中山主义或修改中山主义的统一，而是真正建立在中山革命主义之上的统一；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也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防御敌人进攻的真正担保和完成中山志愿的真正前提。中国共产党敢以上述的敬意与信念致于贵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前，希望贵党于中山先生死后更增加勇气忠实的承继中山先生的遗产，积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伟大事业。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阶级热烈的愿与贵党协力奋斗到底，即全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国际下的一切友党皆将与贵党以恳挚之同情和援助。中国共产党也发表《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指“为中国民族自由而战的孙中山先生死了，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然而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始终表示充分的同情，今后对于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民族运动，仍旧协同全国工农群众予以赞助，决不因中山先生之存殁而有所变更”。中共号召全国人民“更要加倍努力，一方面猛烈的继续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张作霖在北方对于这些运动进攻；一方面保卫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广东，肃清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等及其所勾结买办地主的反动势力”。

4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十九号，指示中共全党在孙死后有两个重要的工作，即“借追悼会做广大的宣传，尤其要紧的是根据中山遗言做反帝及废约宣传”以及“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

此后，中国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致唁表示感谢，又指国共两党将和“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共同奋斗，推动“中国民族之解放”。该答书是在广州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和跨党分子谭平山等的主持下发出的：

本党深知帝国主义和军阀与其走狗将乘本党总理之死、更日肆其卑劣手段、以破坏本党、诬蔑本党、欲根本打消中国国民革命之原动力、然本党真正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的同志、敢自信必能绝对服从总理的政治遗嘱、及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努力奋斗、断不因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与其走狗造谣与毁谤而有丝毫的退缩、且本党自信始终是努力于革命的、断不因党内少数不肖分子的行动而有所影响于全党、且将严重执行纪律、以巩固其革命力量、整齐其革命战线、本党深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故欲中国之彻底成功、非与全世界之被压迫阶级结合不可、且非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互相提携、则中国民族之解放、依然是片面的、故对于贵党所谓不仅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阶级热烈愿与本党奋斗协力到底、即全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国际下的一切友党、将与本党以恳挚的同情和援助、各等语、本党毫无顾虑的熊度、完全接受、并表示敬意。

3月13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唁电，哀悼孙去世：“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孙中山的遗训永垂不朽！”3月14日，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召集旅沪侨民及家属200余人追悼孙，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派代表出席。

共产国际为了纪念孙，在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了《就孙中山逝世致中国人民大众书》和《中国被奴役的人民的伟大领袖逝世——共产国际致各国工人书》，给了孙很高的评价：

在你们民族悲哀的日子里，共产国际和你们一起痛悼中国人民革命政党的领袖孙中山的逝世。孙中山为了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毕生从事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正在进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东方被压迫民族，都景仰他的名字。……中国工人和农民同志们！在你们的领袖孙中山逝世的悲痛日子里，共产国际呼吁你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周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把这位去世的国民党领袖几十年前所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共产国际号召你们，要象你们的领袖那样，坚定不移地同蓄谋歪曲孙中山立场的人、同蓄谋让他的党向帝国主义者妥协的人作斗争。共产国际将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人民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将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支援中国劳动群众，而且坚信，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以后，一定会同中国共产党一道，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依靠人民群众，继续走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的斗争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逝世的领袖孙中山所坚持的道路。孙中山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而且也是西方各国丁人和东方各国劳苦大众至死不渝的朋友。他在临终前的政治遗嘱中表达了对被压迫人民的热爱，叮嘱自己创建的国民党要继续问帝国主义斗争，警告它不要向帝国主义压迫者妥协。工人同志们！值此一名争取被压迫人民自由的无畏战士逝世之际，你们要团结起来，支持中国劳苦大众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要让本国的资产阶级蹂躏中国人民！你们要齐心协力，保护受外来者欺凌的四万万劳动人民的利益！劳苦大众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的无情斗争万岁！东西方工农国际大团结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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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黄埔军校召开追悼大会，到会官兵和农民协会会员共4000余人。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主持会议。蒋介石发表演说。国民党在4月12日在广州举办了追悼大会，并称到会30万人，廖仲恺主席，胡汉民主祭。加伦将军和廖仲恺均发表演说。会后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沿途散发20余种宣传三民主义的传单。上海同日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主办方称到会400多个团体，共10万余人。宋庆龄、孙科等到会。唐绍仪主祭，何香凝发表演说。会后游行。何香凝在演说中还盛赞宋庆龄，说“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

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发布悼恤令：

临时执政段祺瑞通令全国降半旗三日，各机关休假一日，举行国葬，灵堂设于中央公园。段祺瑞收到恶噩，派代表吊唁，下令全国下半旗3天，用“国葬”大礼；中国国民党不承认北京政府，自不接受国葬，只用国民葬礼表示和国民平等；外国使馆下半旗。

1925年3月12日，上海《申报》发表社论：“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山先生真爱国者也！于为国之外，无其他杂念，可谓纯洁之爱国者。中山先生真实行者也！不顾成败，不问毁誉，可谓勇往之实行者。”

3月13日，《南华早报》在社论中说：“他（孙）属于人类极为少数的几个人，他们为了一个理念，敢于挑战几乎一切。当最后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是属于天国的人。”

时任国共两党北方组织核心领导人李大钊称孙：“四十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红色红旌，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诚为人间留正气。”

建国豫军樊钟秀将领在吊唁对部下说:“我死之后如能葬于先生墓侧，大愿足矣！”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孙为“国父”，这也是孙文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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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广州革命政府明令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以纪念孙文，并于4月13日于舰上举行了更名仪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3月21日决议，改孙文的故乡香山县为“中山县”，并“由党施行模范政治，并即函请广东省政府规划实施”。而一部分因为广州商团事变、国共合作等争议而反对孙文的海外香山华侨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改名从本县传统、历史、“中山”二字的来源（来源于日语）以及中国传统命名习俗而言均不合理，并认为孙文晚年的政策在香山县带来极大争议（上海香山同乡会参与了商团事变后对孙文的谴责）、“其不齿于乡人”，因此反对改名。

当时持反孙立场的香港华字日报报道，孙死后，广州地区的治安机关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对公开发表不敬言论者采取了严厉措施。1925年3月13日，有少年四人在大德路醉后言语嘲讽孙中山之死，被侦缉人员拘捕，当晚即于西瓜园遭到枪决。此外，多起民众因议论孙中山之死而被逮捕、失踪或勒索财物的事件亦有发生，如蒋姓男子在家门前谈及广东将复太平，即被侦缉人员带走，至次日仍未归家；亦有市民因嬉谈孙中山之死被持枪强行带走，下落不明。此外，香港亦有商人在孙去世后燃放鞭炮庆祝。

此外，广东省政府颁行哀悼令，要求民众遵守哀制，如佩戴黑纱、禁止娱乐活动等。期间，广州各地出现多起因违反哀制而遭处罚的事件，包括因吹奏竹笛、燃放爆竹、弹琴、未佩戴黑纱等轻微行为而被处以罚款、拘留或撤职。由于丧期期间在广州禁止婚娶等喜庆活动，乃至有军队闯入广州富商黄裕勋家中，捣毁婚礼陈设并抢掠财物，价值十余万银元，还勒索二万元罚金。吴铁城主持的广东省署规定所有军警与公职人员必须臂缠黑纱，服丧一月；违者罚款五元。一些人视之为“闲文”不遵守，但警察严格执行，导致不少人被扣薪罚款。此类现象在当时社会引发一定程度的不满与议论。

孙去世后，国民党和一些社会团体希望通过更名来纪念其功绩。北京市国民党党部会议提出两项决定：一是将孙文葬于南京紫金山，并把南京改为“中山城”；二是将北京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并立孙像。3月16日，中华民国各团体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十项决定，其中最后一项明确建议将南京更名为“中山城”。3月17日，《申报》又报道苏民自决会电文，继续主张改钟山为中山、南京为中山城、秀山公园为中山公园。在这一氛围下，章太炎公开表态强烈反对，其认为“国家非一人之私”，不应以个人之名命之，又认为“中山”之名本为孙在日本借用的日本姓氏，此后南京更名“中山城”的事从此无人再提。

## 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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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徐树铮：“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段祺瑞：“共和告成，溯厥本源，首功自来推人世；革命而往，无间终始，大年不假问苍天。”

黎元洪：“江汉启无戎，仗公同定共和局；乾坤试回顾，旷世谁为建设才。”

吴佩孚：“天高月黑风沙恶；志决身歼军务劳。”（民初某年传孙中山死，吴佩孚集句写了这副挽联。联见《谢觉哉日记》。）

孙传芳：“大业垂成，宏愿誓为天下雨；英灵永閟，悲思遥逐浙江潮。”

张作霖：“读遍中华廿四史，讵少英豪，扫清君主淫威，谁曾倡首；唤醒同胞亿万人，弥留付托，抱定民生主义，死不灰心。”

唐继尧：“只手创共和，曾经险阻备尝，自有隆名光历史；同心龛大难，遽悼沉疴不起，独飘酸泪望中原。”

章炳麟：“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陈炯明：“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义，全凭一寸赤心知。”

章士钊：“景行有二十余年，鄙著记兴中，掩迹郑洪题字大；主义以三五为号，不才无党籍，追怀蜀洛泪痕多。”

唐绍仪：“约法坏，民国危，革命未成功，谁复能支大厦？议和终，致位去，补天太无术，自愧有负使君。”

胡适：“慈故能勇，俭故能广；行之非易，知之惟艰。”

吴景濂：“国贼未除，想先生犹遗隐恨；人心不死，望后起共竟前功。”

方本仁：“海内失人豪，旷代勋名拼热血；浔阳传恶耗，大江日夜咽寒潮。”

马湘：“是党国元勋，辅佐安邦钦景仰；为革命先进，功成身退第一人。”

谭延闿：“旭日丽中天，数千古英雄，孰堪匹敌；大星沉朔野，率三湘子弟，共哭元戎。”

蒋作宾：“破五千年积习，革故鼎新，创造精神推巨擘；开亿万世大同，置纲存纪，继兴事业属吾人。”

林文庆：“兰言犹在耳，记当年画策南洋，只为解悬苏后起；蒿曲已伤心，偏此日观光东岛，不堪挥泪哭先生。”

蒋中正：“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月。”

汪兆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林森：“一人千古；千古一人。”

胡汉民：“博爱无穷，革命造共和，尽瘁犹为民众死；知行不二，遗书遍天下，创垂自与昔人殊。”

蔡元培：“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李烈钧：“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

宋哲元：“开中国新纪元，其事千古，其名千古；与卢梭相辉映，泰东一人，泰西一人。”

于右任：“综四十年胼手胝足之工，直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历程中揖让征诛，举同尘土；流九万里志士劳民之泪，始知其来也有因，其生也有自，瞑目后精神肝胆，犹照人寰。”

阎锡山：“人群进化，天下为公，壮志竟未申，大厦栋梁归后死；国难方殷，台星遽殒，平生期不负，十年蓝筚愧元功。”

李宗仁：“举数千年帝制扫荡无遗，改良政治，铸造共和，盖世景勋猷，岭海苍茫钟间气；为中百兆民族牺牲以死，功在国家，名垂简册，周年逢纪念，河山黯谈有余哀。”

鹿钟麟：“但凭奋斗精神，能将五千年古国改造共和，所谓立德立言立功，惟我公当之无愧；正值风云变幻，不为四百兆同胞慭遗一老，幸留民权民生民族，各主义久而弥光。”

冯玉祥：“要固三秦革命根基，争独立，争自由，全凭热血精诚，相率就死，数将士人民暨先进国同志，高冢千秋，甘为牺牲殉主义；恰值二年哀祭时节，哭总理，哭国殇，对此青天白日，誓承遗愿，与工农阶级和共患难弟兄，兼程并进，最后奋斗策全功。”

孔祥熙：“唐虞汤武合冶一炉，至弥留时犹为同胞呼后起；松柏茑萝忝联十载，于痛定后更从群众呼先生。”

邵力子：“举世崇拜，举世仇恨，看清崇拜或仇恨是些什么人，愈见先生伟大；毕生革命，毕生治学，倘把革命与治学分成两件事，便非吾党精神。”

方鼎英：“同志者哀之，异趣者哀之，乃至交通各国莫不哀之，沈沈大陆，独有千秋，翻幸先生得死所；制定乎未也，功成乎未也，即求喘息粗安亦犹未也，梦梦彼苍，不遗一老，吁嗟后死何生为。”

熊克武：“与民国性命相依，讨贼成功身速死；失吾党创造先觉，枕戈待旦泪频挥。”

于范亭：“能破坏，能建设，又能裨让，溯历代英雄，如汉高、秦始皇、周发、商汤，总嫌专制；有学说，有主义，并有事功，数世界作者，合卢梭、马克思、林肯、列宁，萃为一人。”

许世英：“四十年建革命之勋，立志坚贞，身可毁，家可破，国不可亡，三民五权大名永著；八千里循合肥之请，征尘况瘁，声相应，气相求，面未相觌，九仞一篑遗憾难忘。”

刘培寿：“黄帝以来无其匹，孔子而后第一人。”

孔紧杏：“推翻专制无双士，创造共和第一人。”

民意通俗社社长翁恩伦：“一生革命，千载伟人。”

《民国周报》全体同仁：“国父云亡，白叟黄童齐下泪；邦人多难，凄风惨雨浩伤情。”

北京大学台湾同学会：“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

英国人康德黎：“毁帝制，创共和，知难行易，较尧舜禹汤周公文王孔子诸圣为高明，上下五千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讲自由，争平等，救国导民，为英俄德法日比意奥土保十国所敬畏，纵横九万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美国人李佳白：“先天下忧以忧志，行尚旦夕抒申旷，世古今无与匹；后列宁死而死，成败留人间评论，噩音中外有余哀。”

越南人潘佩珠：“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津致和堂两次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

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堀内谦介：“同文同种，望切同荣，方欣无间中东，衽席同登称至乐；至德至人，功追至圣，孰意遽颓山斗，冠裳至此哭同声。”

曾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当代推革命家，牺牲福利，拥护民权，誓扫搀枪成净土；先生为医国手，展翼西南，归功直北，长留仪范在人间。”

山东青岛的日本商业会所副会长铃木格三郎：“烟雨凄迷并，海有人凝血泪；音容寂寞黄，河流水是哀声。”

大东汽船合资会社发起人白岩龙平：“是世界大英雄，创革命殊勋，三民五权继，志惟望后起；为东亚惜人杰，慨万方多难，山颓木坏，伤心同哭先生。”

日本驻沙市领事代理市川信：“亚洲列宁又逝，惊震全球呈惨色；汉族明星遽陨，谨降半旗志哀忱。”

萍乡女子师范学校陈熙校长：“出东粤、死北平、停西山，葬南京、四十年奔走四方，只为救国救民救种族；造共和、除专制、创民主，定宪法，万世师昭垂万世，全凭大智大勇大精神。”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保卫团：“恢复旧山河，为同胞造福，为汉族争光，救国维殷，剩有丹心照千古；创造新世界，是社会伟人，是民国杰士，全功未竟，应留遗恨到九泉。”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青年部：“领全体青年工人，遵守遗言努力；愿东方弱小民族，继续革命精神。”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先生为人类谋非常幸福，铲除专制，建设民权，羡创世功高，独享勋名垂宇宙；工界被蟊贼施无限摧残，既有外侮，又逢军阀，愿大家团结，共持铁血壮山河。”

萍矿学校：“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学说千古，大名千古；推翻专制，创建共和，北美一人，东亚一人。”

## 唁电

早在孙逝世时，世人便多以“国父”称呼悼唁之：

香港联义社唁电称：“国父弃养，普天茹通，勉继大业，为国节哀。”

冯百初、吴尚鹰唁电说：“惊闻帅崩，丧我国父，普天同悼，北望燕云，哀恸奚极。”

胡思舜唁电说：“失我国父，怆悼何如。”

杭州工人协会唁电称：“……中华民国创造者孙公中山仙逝……为国努力，竟国父未竟壮举。”

江西自治同志会唁电称：“天不憗遗，遽丧国父，同人惊悼。”

程稚周、张拱辰、宁少清唁电说：“国父虽去，主义尚存。”

崇海旅沪工商学会唁电称：“国是未定，国父云亡，噩耗惊传，悲痛曷极。”

上海市民公学唁电称：“务望贵党诸公为国节哀，并祈哲生先生善秉先志……则国父虽死不死矣。”

省港建造工会联合总会唁电称：“遽聆国父丧耗，如丧考妣。……省港建造工会联合总会十五万余人叩。”

自由党唁电称：“惊电传来，不胜悲想，孙公为民国国父、我党导师……”

江西永新旅沪学生会唁电称：“国父长辞，曷深悼惘，谨电吊唁。”

广东大学学生会唁电说：“天厄苍生，丧我国父，痛哉！”

江西永新旅沪学生会唁电说：“惊悉国父噩耗，同仁等悼痛弥深。”

琼崖改造同志会唁电称：“天胡不吊，丧我国父，北望燕云，哀痛无已。”

吴铁城的唁电说：“天厄苍生，夺我国父。”

老巴刹书报社唁电称：“天祸中国，丧我国父。噩耗传来，悲恸欲绝。”

浙江嘉兴国民会议促成会唁电说：“中山先生为革命领袖，民国国父，国民会议导师，噩耗传来，同深北恸。”

范迪林唁电称：“从此，民失国父，党失导师，悲念及此，无任怆悼。”

芜湖狮山雅各中学唁电称：“中山先生为我民国国父，噩耗传来，全校哀悼。”

旅沪安徽公学唁电称：“昊天不吊，夺我国父，四万万人痛绝欲死。”

彭亨直凉华侨唁电称：“惊闻国父薨逝，薄海同哀。”

广州新学生社一中支部唁电称：“胡天不吊，夺我国父。”

上海工商学会唁电称：“国父虽死，国父永生。国父之主义未去，国父之主义万世不朽。”

象山县各公团追悼孙先生大会筹备处唁电称：“中山先生，民国之父。”

泗阳县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处唁电：“国父逝世，中外悲痛。”

江西省九江美以美会男女学校医院唁电称：“嗟国父之遽殒，复相勉以追承。”

安徽省立第二农校唁电称：“昊天不吊，丧我国父，完成伟绩，责在后死。”

浏阳追悼孙中山筹备处唁电称：“天祸中华，夺我国父，友邦敬吊，薄海同悲。”

循军司令严德明等唁电称：“痛闻总理薨逝，丧我国父，悲惨曷极。”

张一志唁电称：“国父云亡，悲悼弗胜。”

陈其业、陈其采家族的唁电称：“国父崩殂，群众针悼，努力继志，责属后死。”

民治急进社彭光武、吴子垣唁电说：“丧我国父，悲悼莫名。”

南洋巴达斐亚华侨书报社唁电称：“本社钦崇国父，已非一日，乃设祭堂，朝夕墨礼，瞻仰遗像，无不饮泣。”

许显廷等唁电说：“惊闻国父逝世，噩耗传来，同深哀悼……勇武协会主席许显廷等人叩。”

汕头市孙大帅哀典筹备处唁电称：“噩耗惊传，国父遽丧，柱倾维裂，薄海同哀。”

浙江温州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总筹备处唁电称：“国父逝世，薄海同悲，吾温农、工、商、学各团体伤民生之不宁，痛导师之遽谢，爰定四月十二日举行追掉大会以表哀思……”

中华民国留日广岛高师黎明学社唁电称：“胡天不吊，遽丧国父，都门北望，哭不成声。”

聂回凡的唁电说：“失群众之先驱，殇吾华之国父，北望燕云，悲感何极。”

安徽民智促进会唁电：“孙公为民众奋斗，致陨其躯，噩耗传来，全民震悼。失此国父，民命堪悲……”

凤阳国民会议促成会唁电称：“窃思军阀犹在，民治未张，嗟彼昊天，遽凋国父。”

香港华工总会唁电：“昊天不吊，国父云亡。”

广东省潮州中学唁电称：“噩耗传来，国父崩驾。今是何世，漫漫长夜，天不憗遗……”

双温太年华侨追悼孙中山大会唁电称：“国父云亡，悲痛实深。”

山东潍县国民会议促成会唁电称：“国基未固，遽丧国父，断我国魂，哀悼奚似。”

广东大学共觉社唁电称：“噩耗传来……民众骤丧导师，薄海同悲。国父匪特国家之可危，抑亦同胞之不幸。”

香港集贤工会唁电称：“大志未就，国父云亡，节哀奋斗，完成大业。”

杭州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唁电：“噩耗传来，惊悉贵党总理、国父孙中山先生薨逝都门，曷胜悲悼。……”

徐州各界追悼大会筹备处唁电称：“昊天不吊，国父云亡，薄海人民，同深痛悼。”

上海桂风杂志社唁电称：“国是未定，国父云亡，噩耗传来，曷胜悲悼。”

湖南教会学校退学学生联合会唁电称：“值此国本飘摇强邻侵略之秋，正仰中山国父挽救危亡，何昊天不吊，亡此哲人，噩耗传来，薄海同悲。”

万县悼念孙中山大会唁电称：“国事方艰，国父云亡，凡有血气，莫不悲恸。万县国民……复于元日开会追悼，与祭者万余人。当以国父主义及精神宣告大众，并约继续奋斗以竟国父未竟之志。”

福建学生联合会唁电称：“国父逝世，哀悼不胜。”

琼岛魂社唁函：“鄙社同人昨闻国父中山先生作古，惊惶哀悼，莫可言宣。”

威新学校唁电称：“天丧国父，薄海同怅。”

吉兰丹科打答鲁青年社唁函：“惊悉我国父孙公中山薨逝京华，云燕引颈，悲恸靡穷。”

汪时涛、翟乐水、周耀德等唁电说：“侵电惊悉，天夺国父，普世哀悼。”

马六甲琼侨公立华南学校唁电称：“国父遽殂，薄海同悲。”

陈树人的唁函说：“吾民何辜，遽丧国父。”

倪夏夫的唁电说：“鄙人虽非党员，而对于国父中山先生之主义人格实崇拜至五体投地。”

许瑔芳、程翊华唁电说：“国父逝世，薄海震惊，噩耗传来，肝肠寸断。”

杨文蔚的唁函说：“昊天不吊，夺我国父。”

叶凤鸣的唁电说：“天夺国父，薄海通悼。”

## 死因

外界普遍认为孙的死因是肝癌，后来根据协和医院存档的病理检查报告，认为孙原发胆囊癌，癌细胞转移到肝脏并救治无效。也有学者怀疑孙是由苏联毒死，因其症状与1941年王明的中毒极其相似：发病突然来势凶猛；明显的肝胆病体征却难以确诊；苏联立即派出情报局专家阿洛夫来华治疗却导致患者病情的重大反复。其原因是孙临进京前途径日本，召唤中日提携和“大亚洲主义”；孙的地位使鲍罗廷无法控制国民党，苏联赤化中国的政策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