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舒尔金

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尔金（Василий Витальевич Шульгин；1878年1月13日－1976年2月15日），俄国政治人物、政论家，曾任第第二届俄罗斯帝国国家杜马、第三届俄罗斯帝国国家杜马、第四届俄罗斯帝国国家杜马届帝国杜马代表，在俄国二月革命期间见证了尼古拉二世签署尼古拉二世的退位。作为白卫运动的组织者和理论奠基人之一，他是坚定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与保守派君主主义者。

## 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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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金出身于沃伦省的世袭贵族家庭。

关于舒尔金的早年岁月，世人知之甚少。1878年1月13日瓦西里节之夜，舒尔金生于基辅。父亲维塔利·雅科夫列维奇·舒尔金是历史学教授、君主主义者和一份君主主义报纸的编辑。父亲去世时男孩尚不满周岁，母亲亦因肺结核撒手人寰，彼时瓦西里未及五岁。幼小的他由继父——经济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赫诺抚养成人。这位《基辅人》报主编（接替了瓦西里生父在该报的职位）、后来的帝国议会成员，与继子建立了温暖如挚友般的情谊。正如舒尔金日后所忆述，其政治观念与世界观的形成深受继父熏陶，直至继父辞世前，他对国内所有政治事件的审视，始终“透过继父的眼睛”。舒尔金的教父则是圣弗拉基米尔大学教授、后任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的尼古拉·冯·本格。

1895年，舒尔金从基辅第二中学毕业，学业成绩颇为平庸：毕业证书上十一门课程中有六门仅得“三分”——其中包括俄语、历史、拉丁语。同年，他进入圣弗拉基米尔帝国大学法律系学习法律。1900年大学毕业后，受当时技术专业热潮的影响，他又进入基辅理工学院机械系就读，但仅一年便辍学离校。舒尔金对革命思想的抵触情绪早在大学期间便已形成，彼时他便对经常发生的学生抗议表示厌恶。其政治立场亦在此期定型。成年后的舒利金曾这样追忆那段岁月：“我是在大学最后一年成为反犹主义者的。也正是在那一天，出于同样的缘由，我变成了‘右派’、‘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白卫分子’——简言之，便是今日之我……”

舒尔金学识渊博，通晓数门外语，能演奏吉他、钢琴与小提琴。弹奏吉他与拉小提琴的爱好一直伴随他到生命最后岁月，如今他的小提琴陈列于圣欧蒂米奥救世主修道院内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博物馆-历史保护区展柜中。四十岁时，他成为素食主义者。

舒尔金完成了通常针对拥有完整中等教育背景应征者的一年义务兵役（服役于第三工兵旅），于1902年以野战工兵预备役少尉 (俄罗斯)军衔——这一征兵等级的标准军阶——退出现役。此后，已成家立业、为人夫为人父的他，前往沃伦省经营庄园（起初定居在奥斯特罗赫县布林乡的阿加季夫卡，自1905年起迁入家族拥有三百俄亩土地的库尔加尼庄园，在此居住至1907年——即其政治生涯开启、不得不移居彼得堡之前）。舒尔金与继父共同经营谷物贸易。他们拥有数座磨坊，其中包括“一座巨型辊式磨坊”，不仅加工自家小麦，也为周边农民碾磨谷物，销往粮食市场的已非原粮，而是深加工产品——面粉。与此同时，舒尔金还致力于创作小说《亚诺什·沃罗涅茨基公爵历险记》，并参与地方自治事务——他被任命为“消防保险事务督学”。他还担任了太平绅士及奥斯特罗赫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05年。是年九月，他应征入伍（另说自愿参战）投身日俄战争，但未及抵达前线战事已然终结；不过他仍于1905年九月至十二月间在基辅第十四工兵营担任少尉军官。十月诏书颁布后，基辅爆发动乱，舒尔金率领麾下士兵参与平息俄罗斯帝国的反犹骚乱。继父将舒尔金引入自己主办的报社担任记者，在1905年革命事件的影响下，舒尔金开始在该报发表文章（自1913年九月起，舒尔金成为该报主编）。舒尔金作为政论家的才华，无论是同时代人还是后世研究者均给予高度评价。他才思泉涌——在流亡前的岁月里，每隔两三天甚至每日都有他的文章见诸报端。

同年，舒尔金加入俄罗斯人民同盟，并担任奥斯特罗赫县分部名誉主席，随后又加入了圣弥哈伊尔总领天使俄罗斯人民同盟，他认为该组织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里什克维奇比俄罗斯人民同盟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罗温更具活力。然而，舒尔金并非真正的黑色百人团分子，因为他拥护议会制度，而俄罗斯人民同盟原则上反对国家杜马，坚持传统专制理念。

## 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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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舒尔金成为第二届帝国杜马代表。当时他便展现出作为精干宣传鼓动家的才能。他以沃伦省地主身份先后入选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期间担任“右派”党团领袖之一，后成为温和派俄民族主义政党——全俄民族联盟及其协同组织基辅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俱乐部的核心人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舒尔金的立场从右翼阵营（第二届杜马）逐渐转向更为温和的立场，逐步接近以十月党人（第三届杜马）为代表的中间派，进而接近立宪民主党人（第四届杜马）。历史学家德·伊·巴布科夫认为，舒尔金这种立场的转变，首先源于他使俄国赢得战争胜利的绝对意愿，因此，他虽然仍保持右翼和君主主义者的身份，却准备与那些提出“坚持到最终胜利的战争”口号的势力结盟。据巴布科夫分析，舒尔金认为，无论是右翼势力还是沙皇政府，都无法带领国家走向胜利。

舒尔金对杜马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回忆童年时曾“憎恶议会”。对于自己违背本意、偶然当选的第二届杜马，他起初也抱有类似情绪：“一个人讲完，换另一个讲，最后所有人一起挥舞着拳头嚷叫，嚷完了便散去喝啤酒——这种‘斗争’算哪门子事儿？我简直厌烦到恶心。”但到了第三届杜马期间，他逐渐“沉浸”于议会工作。1915年，已是第四届杜马议员的他在致姐姐L·V·莫吉廖夫斯卡娅的信中写道：“切莫以为我们无所作为。帝国杜马正竭尽全力；请全力支持她——生机尽在于此。”而至1917年四月，当革命使俄国彻底失去代议机构时，舒尔金感叹：“一个没有人民代表的俄罗斯……任何一个狂热分子也不敢设想。”

舒尔金极富辩才。在杜马发言时，他语调平和、言辞谦恭，始终保持着冷静与讥诮，对反对者的攻击予以巧妙回击，因此获得“眼镜蛇”的绰号。苏联政论家大卫·扎斯拉夫斯基这样描述杜马反对派对待舒尔金的态度：“他们恨他甚于恨普里什克维奇，甚于恨帕维尔·克鲁片斯基、格奥尔基·扎梅斯洛夫斯基和其他杜马中的黑色百人团分子及惹事者。”而舒尔金本人后来回忆自己在杜马的演讲时说道：

我有一次上过战场。害怕吗？不……但在帝国杜马发言才可怕……为什么呢？不知道……或许是因为全俄罗斯都在倾听……

舒尔金还写诗，在杜马时期与政治讽刺诗与短诗大师弗拉基米尔·普里什克维奇的政坛诗作较量中颇能匹敌。瓦西里·舒尔金的诗作《壮士倒下了，奔赴血腥的盛宴》成为普里什克维奇出版的《俄罗斯哀恸之书》的开篇诗引，舒尔金本人亦担任该书的编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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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三届杜马期间，舒尔金支持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政府，包括设立战地军事法庭、镇压革命运动和其它争议性的政策。他曾多次受到尼古拉二世接见。

1913年秋，他因贝利斯审判事件，在《基辅人》报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政府——具体而言是基辅检察机关。因这篇文章，舒尔金被控传播“故意捏造关于高级官员的虚假信息”，并于1914年初被法庭判处三个月监禁。议员的豁免权使他暂时免于入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舒尔金志愿加入俄军，尼古拉二世皇帝遂下令将此事“视同未曾发生”——然而，俄罗斯的司法机器对此仍置若罔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舒尔金志愿奔赴西南战线 (俄罗斯帝国)，在第166罗夫诺步兵团担任少尉 (俄罗斯)。1915年春，几乎刚抵达作战部队，他就在普热梅希尔附近的一次进攻中负伤。伤势严重，以至于无法继续在军中服役。此后，他负责管理一个由地方自治机构出资组建的前线给养包扎站（西南地方自治组织医疗队）。作为杜马议员，他得以在杜马会议期间离开医疗队前往首都。他是国防特别会议成员。

1915年初，舒尔金在杜马发言，反对逮捕（尽管议员享有豁免权）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失败主义派别——布尔什维克，并反对依据刑事条款审判他们；他认为此举“不合法”，称之为“重大的国家失误”。1915年8月26日，他退出杜马民族主义党团，与弗拉基米尔·博布林斯基共同组建“进步民族主义小组”，并担任党团副主席；但由于博布林斯基频繁外出，舒尔金实际上领导着这个小组。他与众多杜马议员（从极右翼到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共同参与创建了“进步集团”，视之为“社会中保守派与自由派”的联合，并进入其领导层，由此与米哈伊尔·罗将柯、帕维尔·米留可夫等昔日政敌——自由派人士接近。尽管站到了专制制度敌人的一边，他仍真诚地自视为君主主义者，似乎忘记了自己对1905—1907年革命的结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自由派的改革只会刺激革命分子，促使他们采取积极行动”。1916年11月16日，舒尔金的演说广为人知，它仿佛是两天前立宪民主党领袖帕维尔·米留可夫讲话的某种延续。在这篇演说中，舒尔金对政府能否带领俄国取得胜利表示怀疑，因此呼吁“与这个政权斗争，直到它下台为止”。在1917年2月28日杜马最后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舒尔金称沙皇反对一切“国家急需如空气之物”。

舒尔金认为参与或者默许反犹主义的公开流行对政府来说是有害的。此外，舒尔金虽然是一个生于基辅的乌克兰利沃夫贵族，但他没有乌克兰民族认同，一直以小俄罗斯人自居，并且仇视乌克兰民族主义。并认为应该用小俄罗斯来称呼乌克兰，如果必须单独使用乌克兰来称呼，则必须打引号。

## 1917年俄国革命

### 3月11—13日彼得格勒事件

从舒尔金的回忆录来看，他并非以欣喜之情迎接二月革命。流亡期间追忆那段岁月时，他写道：

舒尔金所谓“革命让人想端起机枪”的言论，日后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名言。

对彼得格勒革命街头的抵触情绪，在1965年纪录片《历史的审判》中那段稍晚拍摄的描述里也有所流露。据这位出镜讲述历史的舒尔金所述，起义的彼得格勒民众呈现为“一片杂乱无章的乌合之众，灰扑扑的大兵群和黑压压的劳工状人群”。然而历史学家奥列格·布德尼茨基认为，舒尔金当时是将彼得格勒连日事变视为较之不得人心且无力继续战争的政权的“较小恶害”，而将他对革命人群如此决绝的负面描述，归因于舒尔金在后续事变中形成的评价。

虽然革命会导致绝对君主制的结束，舒尔金仍积极投身革命。1917年3月12日，他当选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次日（即3月13日），舒尔金乘坐悬挂红旗的汽车前往“攻克巴士底狱”——亦即彼得保罗要塞，旨在说服那里的军官倒向革命。在与要塞司令弗拉基米尔·尼基京将军谈判时，他成功劝说对方不对新政权采取敌对行动，并服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他还下令释放了前一天被捕的19名巴甫洛夫近卫步兵团士兵。舒尔金向要塞驻军发表演说，讲述彼得格勒发生的事件，并呼吁士兵们遵守纪律。人群高呼：“舒尔金同志万岁！”历史学家A·B·尼古拉耶夫指出，正是舒尔金在要塞发表演说之后，骚乱开始了。

据D·I·巴布科夫和S·Yu·雷巴斯所述，舒尔金在革命初期曾一度执掌彼得格勒电报通讯社，意图借此成为临时政府中的“宣传部长”。不过，其他历史学家表示未能证实这一说法。舒尔金履新后立即利用职权，向三百个地址发送了他对俄国局势的评述文章，许多地方报纸予以刊载。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舒尔金写道，这份通报的措辞就当时而言过于保守——文章主旨在于：罗曼诺夫家族三百年来诚实而忘我地为俄国效力，然而社会环境已变，沙皇自愿将政权移交临时政府，后者将继续为祖国利益挑起这副重担。许多同仁不满此文流露的“君主主义”色彩，舒尔金只得辞去前一日刚获得的职位。

### 尼古拉二世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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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3月15日，作为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的舒尔金，主动请缨陪同十月党领袖亚历山大·古契科夫前往普斯科夫，与沙皇尼古拉二世谈判，以说服沙皇必须退位，让位给皇储。舒尔金和许多上层社会代表一样，认为建立以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皇储为君主、米哈伊尔大公为摄政的君主立宪制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在普斯科夫，古契科夫向尼古拉二世陈述了彼得格勒的局势，指出骚乱有蔓延至前线部队的危险。能够挽救时局的唯一举措，是沙皇为襁褓中的皇储让位，由米哈伊尔大公摄政并组建新政府。唯有如此，才能拯救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和君主制原则。听取古契科夫发言后，沙皇宣布他已决定为自己和儿子同时退位。杜马代表们呈上随身携带的退位诏书草案。然而，皇帝表示自己另有文本，并在该文本上签署生效。

舒尔金与古契科夫的外表（他们穿着便服觐见沙皇，四天未曾沐浴剃须，而舒尔金自述其“面容宛如刚从焚毁监狱释放的苦役犯”）激怒了宫廷侍从，由此在舒尔金与极端君主派之间埋下了延续多年的仇怨。当古契科夫和舒尔金步出尼古拉二世的车厢时，一名皇室侍从走近舒尔金说道：“听好了，舒尔金，将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但这身‘便服’，我们绝不会忘记……”布拉索娃大公夫人在记述中写道，舒尔金“故意不刮脸……并且……在觐见沙皇时穿上最脏的便服……为的是更尖锐地表达他对皇帝的羞辱”。

次日，即3月16日，舒尔金返回彼得格勒，见证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退位的过程：据其在《日子》一书中回忆，他和在场大多数人一样劝说米哈伊尔不要接受最高权力（只有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坚持认为米哈伊尔应当即位），并指出彼得格勒并无任何力量可供米哈伊尔倚靠。随后，舒尔金与弗拉基米尔·纳博可夫、鲍里斯·诺尔德男爵共同起草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退位诏书文本。

### 1917年春，于彼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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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金虽拒绝加入临时政府，却在1917年整个春季至夏初留守彼得格勒，竭尽全力支持这个他期望其强大的政府，并坚决不承认另一个自发形成的权力中心——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因为在他看来，苏维埃的活动旨在瓦解军队纪律、中止战争。他对自己亲身参与完成的革命逐渐感到失望——例如，在5月9日举行的历届国家杜马代表会议上，他宣称：“我们无法与这场革命划清界限，我们与之相连，我们与之焊接在一起，并对其负有道义责任。”他愈发坚信革命正误入歧途，现实的“革命成果”——那些臭名昭著的“自由”——已导致军队崩溃和双重政权，仅对布尔什维克和德国有利。因此，丧失这些自由的前景并未使他恐惧——舒尔金在这一时期写道：“暂且忘却政治自由吧。……当前，俄罗斯自身的存亡正面临威胁。”

舒尔金还参与了1917年夏初日益盛行的“俄罗斯军队的突击队”——7月6日，他与另外几位前国家杜马议员向最高总司令提交了一份申请，其中阐述了招募、装备和训练志愿者的计划：“我等签名者决定志愿加入作战部队，我们认为此举……或可用于吸引除我们之外的一定数量的志愿者。……恳请准许我们开展以下事项：1）开设志愿兵队伍招募登记……2）立即着手对已登记的志愿者进行训练。”

### 1917年夏，于基辅

舒尔金因临时政府即使在七月危机后仍无力结束双重政权，并对乌克兰分离主义采取纵容态度而深感失望，遂于7月19日离开彼得格勒前往基辅。彼时基辅正筹备市杜马选举，舒尔金着手组建并领导了“俄罗斯选民超党派联盟”。该联盟以维护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的紧密联系、坚持私有财产原则、继续与同盟国作战为竞选纲领。选举于8月5日举行，第三号候选人名单最终获得14%的选票，在市杜马中位居第三。舒尔金还发起了一场“反对强制乌克兰化南俄罗斯”的抗议活动。组织方式如下：向所有《基辅人》报订户随报附送一份印有呼吁书文本的传单。若同意传单内容，则请签名后寄回报社。此举共征集到约1.5万名基辅居民、部分高等院校、社会团体乃至部队单位的联署。

9月12日，舒尔基因被认定为“科尔尼洛夫分子”，根据基辅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遭到逮捕。但9月15日该委员会即被解散，舒尔金也获得释放。《基辅人》报同期被查封。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他的候选人资格由克里米亚南岸君主主义联盟提名。10月30日，在舒尔金主持下，基辅省俄罗斯选民大会于基辅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选民委托书，其中指出立宪会议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建立稳固的国家政权。

舒尔金严厉谴责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于9月14日宣告成立“俄罗斯共和国”的行径，认为国家未来体制问题只能且应当由立宪会议来决定。当预备议会宣布召集时，社会活动家委员会推选舒尔金为代表，但他拒绝接受此等“殊荣”。

### 莫斯科国务会议

1917年8月初，舒尔金抵达莫斯科，参加社会活动家会议和国务会议，并进入社会力量组织局。8月27日，他发表措辞强硬的演说，反对俄罗斯陆军 (1917年)中的选举委员会、废除死刑（“民主若不明白在残酷战争期间由选举产生的集体来领导无异于自取灭亡，那它就注定失败”）以及乌克兰自治，要求赋予临时政府“强大且不受限制的权力”，实则是军事独裁——唯有如此，政府才能“与同盟国达成体面的和平”，“保障人身与财产安全”，并带领国家迎来立宪会议选举。

据悉，国务会议闭幕当天，舒尔金乘马车前往莫斯科近郊的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庄园。考虑到往返莫斯科需耗时五小时，而舒尔金刚在会议期间与马克拉科夫见过面，此行目的想必非同寻常。然而，在舒尔金任何回忆录或著作中都未提及这次行程及其缘由。或许，阿里阿德娜·特尔科娃的回忆能为此次出行揭开面纱——她记述了1950年6月与马克拉科夫的一次谈话。马克拉科夫透露，国务会议刚一结束，拉夫尔·科尔尼洛夫便召集了约十五位社会活动家，与会者除马克拉科夫本人外，还有“米留可夫、罗将柯、舒尔金”等人，科尔尼洛夫询问若他试图推翻临时政府，众人是否会支持。在场者均承诺予以支持。若此信息属实，则意味着舒尔金直接从科尔尼洛夫本人处获悉起事计划，并表示了支持。

### 布尔什维克掌权

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后，舒尔金于1917年11月前往新切尔卡斯克，以第29号登记为“阿列克谢耶夫组织”的服役人员。他原打算在顿河地区继续出版被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当局查封的《基辅人》报，但哥萨克军统领们请求暂缓此举，因为哥萨克人正摇摆不定，《基辅人》直截了当的政治路线可能反而有害。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对舒尔金说：“我请求你，也命令你返回基辅，坚守《基辅人》报，直到最后一刻……并且——给我们输送军官来。”舒尔金遂动身前往基辅。

全俄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定于12月9日至11日在小俄罗斯举行。以舒尔金为首的俄罗斯选民超党派联盟沿用了以往的竞选纲领，并新增了“停止社会主义实验”的要求。此次斗争异常艰难且力量悬殊——在布尔什维克试图夺取基辅政权期间，先是中央拉达，后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先后征用了《基辅人》报的印刷厂。舒尔金联盟（第八号候选人名单）因而失去了开展竞选活动的可能。报纸直至12月1日才得以复刊。但即便在此条件下，舒尔金联盟在基辅市仍获得第二高的票数——36268人投票支持（占20.5%的选票，而各色社会党人得票率为25.6%，布尔什维克为16.8%）。然而在整个基辅选区，联盟仅获得48758张选票（社会党人得票逾百万，布尔什维克得票九万）。舒尔金联盟最终未能进入立宪会议。

舒尔金将中央拉达在乌克兰夺取政权的行径称为“乌克兰人对本地区的占领……是奥地利占领的前奏”。同期举行的乌克兰制宪议会选举（该会议始终未能召集），舒尔金联盟也参与其中，其竞选口号除前述主张外，还宣示“俄罗斯人……将忠于俄罗斯直至最后”。选民对此次选举的关注度不及全俄立宪会议选举。舒尔金联盟在所有小俄罗斯省份及基辅市均推出候选人，最终取得重大胜利——在基辅选举中，该联盟的得票率超过了乌克兰本土政党及布尔什维克，舒尔金本人则成为基辅市唯一当选乌克兰立宪会议的代表。

1918年1月，基辅被米·阿·穆拉维约夫的苏维埃部队占领后，舒尔金遭到逮捕，但在布尔什维克撤离基辅前获释。后来在卢比扬卡受审时，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获释：“我有种印象，皮达可夫与我的获释有关。”研究者则认为，获释应归功于市杜马（“一位名叫金兹堡的市杜马议员”以及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律师所罗门·阿赫马尼茨基，后者组织了一个由犹太裔律师构成的伪“法庭”，其“判决”使被捕者获释），并特别指出，解救反犹主义者舒尔金的正是基辅的犹太人。

### 德国占领基辅

1918年3月，当德军进入基辅时，舒尔金在3月10日《基辅人》报第16号的社评中向德军喊话：

有些处境下，人难免一死。但没有一种处境，人不能体面地摆脱。……既然我们未曾邀请德国人，我们就不愿享用德国人带来的相对安宁与些许政治自由。我们无权享用……我们是你们的敌人。在战争持续期间，我们或许会成为你们的战俘，但绝不会成为你们的朋友。

发表此文后，舒尔金以示抗议，关闭了自己的报纸。

此文引起所有政治圈关注，据舒尔金称，产生了“爆炸性效果”。据他所述，文章发表后不久，当时身处基辅的法国军事专员埃米尔·埃诺（负有法国情报部门秘密使命）便登门造访，代表法国及协约国感谢舒尔金所展现的鲜明盟友立场。此后不久，这位埃米尔·埃诺被任命为法国驻敖德萨军事代表，1918年至1919年冬期间，他与舒尔金共同筹划法国对俄国南方的武装干涉，并在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的领土上建立治理机构。

次日，据舒尔金称，一位以英国驻莫斯科使团外交职务为掩护的英国情报人员登门致谢。舒尔金由此获得了一条与莫斯科的联络渠道，英方人员为此留下两万卢布供其运作。或许正是外国情报人员的到访，促使舒尔金将其自1917年底便自发建立、名为“字母表 (秘密组织)”的情报网络加以系统化并提升至全新水平。该组织致力于搜集并分析俄国境内“苏维埃区域”与“白军区域”的态势情报，后来成为志愿军的情报机构之一——“字母表”的定期报告需呈送南俄罗斯武装部队领导层。

同年，为宣扬大俄罗斯与小俄罗斯不可分割的理念、对抗乌克兰分离主义思想，舒尔金开始出版月刊《小俄罗斯 (杂志)》。第一期于1918年1月编就，但直至中央拉达在基辅恢复政权后才得以面世。在纲领性文章中，舒尔金特别写道：“（乌克兰人）……竟自称‘主权国家’，这句空话使我们民族丧失了东方原本可供支配的广袤土地……”。据推测，该杂志共出版三期，均在舒尔金前往顿河地区之前完成。第二期主题为苏乌战争及布尔什维克占领基辅，第三期则延续了对“乌克兰独立”问题的探讨。

## 俄国内战

当大俄罗斯地区迅速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希望破灭后，舒尔金加入了俄国南方的白卫运动，积极参与志愿军的活动，随后加入了南俄武装部队。

历史学家D·I·巴布科夫则认为，将舒尔金称为南俄白卫运动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根本有误，因为他与该运动意识形态（反布尔什维克斗争、恢复“统一、伟大且不可分割的俄罗斯”以及“不预决原则”）的形成毫无关联，而舒尔金的个人主张（君主主义）甚至与志愿军的理念相悖。在巴布科夫看来，舒尔金更应被视为志愿军思想在俄国南方的主要宣传家。

历史学博士乌斯京金教授认为，更为精准的定义是：舒尔金在其文章和报告中论证了与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必要性。

### 1918年，于叶卡捷琳诺达尔

舒尔金的反乌克兰活动引起了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盖特曼当局的注意，他在基辅面临被捕的危险。1918年8月初，舒尔金在长子瓦西里科、海军中尉格里戈里·格奥尔吉耶维奇·马斯连尼科夫及秘书达里娅·瓦西里耶夫娜的陪同下，乘轮船前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再从那里搭乘货运列车前往顿河地区。

舒尔金与阿列克谢耶夫、卢科姆斯基、德拉戈米罗夫等将军均有交往，并在民族问题上对他们施加影响。据安东·邓尼金记载，自1918年7月起，舒尔金开始与“全俄民族中心”合作，并从该组织获得资金用于“字母表”的活动。自1919年2月起，“字母表”的经费由南俄武装部队量参谋部拨付。

自1918年8月起，身处志愿军中的舒尔金开始推动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民政管理事务。当年秋季，他与阿布拉姆·德拉戈米罗夫将军共同拟定了《南俄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特别会议章程》，以规范该机构运作。新机构的名称源自舒尔金曾参与的一战期间国防特别会议的记忆。舒尔金以“不管部长”身份进入特别会议，并在初期参与其会议。

然而，当库班政府代表被吸纳参与该机构工作后，舒尔金不得不退出特别会议——因其对库班与乌克兰分离主义持激烈反对态度，库班人无法接受他的存在。乌克兰驻库班官方代表F·博尔任斯基男爵称舒尔金为“永恒的敌人……乌克兰母亲之敌”（віковичним ворогом… Матерi України），而在基辅，乌克兰国首脑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本人更是在私下谈话中将舒尔金称为自己的“私敌”。

1918年整个夏秋两季，舒尔金在叶卡捷琳诺达尔编辑《俄罗斯 (报纸)》报，在报纸上宣传三项基本原则：1）忠于协约国；2）恢复“统一、伟大且不可分割的俄罗斯”；3）与“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癫狂”作斗争。该报最初是志愿军机关报，但因过于直白地宣扬君主主义思想，与志愿军领导层奉行的“不预决”方针相悖，不久便转为“私人”报刊。对《俄罗斯》报“反独立”方针不满的库班拉达，于12月15日将其查封——该报共出版88期。此后，舒尔金开始发行《大俄罗斯》报，该报一直出版至白卫政权陷落。尽管这份报纸得到彼得·弗兰格尔的高度评价，但它始终是一份私人报纸。

舒尔金在内战时期的出版计划更为宏大：他打算在白军控制的所有大城市创办同一思想倾向的报纸——例如，1919年1月曾成功在敖德萨发行《俄罗斯》报，然而，由于法国当局试图干预编辑方针（他们一方面对抗志愿军，另一方面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特使眉来眼去），舒尔金决定效仿当年因德国占领乌克兰而关闭《基辅人》报的先例，以示威姿态停办该报。1919年10月志愿军占领库尔斯克后，《俄罗斯》报开始在该地发行，约出版一个月，直至库尔斯克被红军重新占领。

志愿军总司令安东·邓尼金将军与舒尔金的关系并不简单。舒尔金认为，在全部权力集于一身的情况下，邓尼金在“不预决”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个大问题。舒尔金将这一立场归因于总司令的个人品质，首先是缺乏对权力的真正渴望。而后来舒尔金对弗兰格尔男爵的态度则截然不同——“除了弗兰格尔，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能让人梦想他推翻布尔什维克并领导俄罗斯”。

### 1918年冬—1919年，于敖德萨

1918年11月，舒尔金作为志愿军代表被纳入雅西会议的“俄罗斯代表团”，但在从叶卡捷琳诺达尔前往雅西途中因病未能与会。1918年至1919年冬，他从雅西返回敖德萨后，出任“敖德萨独裁者”阿列克谢·格里申-阿尔马佐夫的政治顾问。在后者指挥部与志愿军指挥部之间，就名义上隶属南俄武装部队但远离叶卡捷琳诺达尔、缺乏稳定可靠通讯的敖德萨地方与中央权力划分问题发生冲突时，舒尔金站在格里申-阿尔马佐夫一边，坚持向叶卡捷琳诺达尔陈明敖德萨地方当局应享有更大行动自由，并谴责叶卡捷琳诺达尔僵化的中央集权立场。与此同时，在公开政治活动中，舒尔金则竭力强调其对志愿军及邓尼金将军的忠诚——内部摩擦被他隐而不宣。

在舒尔金坚持下，敖德萨各学校以“地方志”课程取代了“乌克兰学”课程（旨在宣扬“健康的地方爱国主义”而非“外来的背叛行径”），并将乌克兰当局此前推行的强制性乌克兰语课改为选修性质的“小俄罗斯俗语”课。据舒尔金回忆，中学生往往不去上选修课，更愿意“踢球”。例如在敖德萨第二中学，只有舒尔金本人的两个儿子选修了“小俄罗斯俗语”课。

自1919年1月起，舒尔金主持特别会议下属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尽管在此职位上他并未展现多少作为。

在法国当局下令查封舒尔金的《俄罗斯》报（此举在敖德萨引发轩然大波，甚至招致舒尔金政敌的批评）并驱逐志愿军官方代表格里申-阿尔马佐夫将军和亚历山大·桑尼科夫将军离开敖德萨后，舒尔金认为，自己作为邓尼金将军的代表继续留在敖德萨有失体面，遂于1919年3月31日——距法国人宣布撤军仅三天前——乘船离开敖德萨前往阿纳帕，随后转赴叶卡捷琳诺达尔。

### 1919年秋，于基辅

1919年8月，南俄武装部队一占领基辅，舒尔金便抵达该市，恢复出版《基辅人》报。

身处基辅期间，他积极投身于重建西南边疆地区持亲俄君主派立场的政党架构。尽管在南俄武装部队行政体系中未担任任何正式职务，舒尔金却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他的主导下，以“南俄民族中心”纲领为基础的“南俄民族党”逐步成型，并联合友好政治力量组建“俄罗斯民族联盟”。然而，由于南俄武装部队在该地区执政时间短暂，这些工作终究未能完成。

舒尔金在其文章中曾这样理想化地描绘白卫军：

军官若眼见士兵劫掠而不加制止，便是无可救药之人。他已丧失荣誉，不再是'白卫军'，而是'污浊之辈'。白卫军只在战斗中杀敌。凡是对伤员补刀、枪杀俘虏者，即丧失荣誉，不是白卫军，而是刽子手。白卫军非杀人犯——他们是战士。

随着秋季志愿军向南撤退，舒尔金在基辅坚守至最后一刻，以“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终点……（尽管）……每个角落都潜藏着覆灭的命运”。1919年12月16日清晨，当红军已然进入基辅时，舒尔金才与十名《基辅人》报社同仁及“字母表”成员一道离开城市。此时的志愿军已士气涣散，无人再思抵抗进逼的苏维埃部队。后来舒尔金在回忆其队伍随其他志愿军从基辅撤往敖德萨的经历时，不无讽刺地写道：“我们这双眼睛目睹良多，我们这双腿感受良多，但有一样我们既未听闻，也未曾目睹：那就是敌人。”

### 敖德萨与克里米亚（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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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舒尔金再次来到敖德萨，组织志愿兵队伍以抵御布尔什维克对城市的进攻。在试图携妻子与两子随南俄武装部队新罗西斯克方面军撤离城市前往罗马尼亚未果后，他感染了斑疹伤寒，于1920年3月在布尔什维克占领下的敖德萨转入地下状态，领导当地“字母表”组织分部。然而敖德萨契卡已逐渐追踪到舒尔金的线索。一名自称弗兰格尔信使的人员与他们取得联系，后经查明此人实为内奸。与他一同被派往“白卫克里米亚”的“字母表”信使F·A·莫吉廖夫斯基（舒尔金的外甥，敖德萨《统一罗斯》报编辑，化名“埃费姆”）途中被捕。舒尔金必须立即逃离这座城市。他与两个儿子最终乘划桨小船从红旗下的敖德萨成功出逃，抵达白军舰队控制的坦德拉，并于1920年8月9日由此辗转到达克里米亚。

在克里米亚，舒尔金暂离公共事务，全身心投入政论写作，并设法营救身陷布尔什维克之手的妻子（滞留在敖德萨）与外甥。后来他这样追忆这段时期：“……弗兰格尔在克里米亚斗争的整个意义，恰恰在于洗刷（邓尼金时期的）溃败之耻，恰恰在于让英雄主义的终章配得上不朽的序曲。”尽管弗兰格尔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有所软化，舒尔金仍视其政策为一次成功的尝试，并写道（已是流亡期间）：“……愿整个俄罗斯都能像1920年的克里米亚那样生活。”自那时起，舒尔金成为“弗兰格尔实验”无条件且坚定不移的支持者，视其为斯托雷平事业的继承者。舒尔金的传记作者S·Yu·雷巴斯推测，尽管彼得·弗兰格尔行政当局严重缺乏人才，但舒尔金因其公开且一贯的反乌克兰立场而未参与政务——弗兰格尔正致力于与所有潜在参与者（包括乌克兰独立支持者）建立反布尔什维克联盟。

舒尔金试图用一名被白军俘虏的、未透露姓名的“重要布尔什维克”来交换外甥，但契卡对此提议未作回应。于是他又试图再次秘密（经海路）返回敖德萨，打算向契卡提出以自身换取外甥的自由（彼时其外甥可能已被处决）。秋季风暴使登陆敖德萨地区的计划落空，舒尔金只得在阿克尔曼附近上岸，该地自1918年初比萨拉比亚被吞并后便处于罗马尼亚控制之下。舒尔金在内战中失去了兄弟和两个儿子，将妻子留在了布尔什维克的敖德萨，自己在罗马尼亚被拘留两个月（当局审查他和随行人员是否为布尔什维克间谍）后，前往科斯坦丁尼耶。此时白军已克里米亚撤退。

舒尔金在内战时期的主要功绩，在于他原创性地构建了白卫事业的思想体系，并为将其付诸实践付出了巨大努力，其中就包括论证白卫军的道德优越性——他认为红色学说的成功并不证明其真理性，更不能为其提供道德辩护。

## 流亡

抵达科斯坦丁尼耶后（他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7月期间在此停留），舒尔金首先造访了加里波利营地，试图寻找在彼列科普围城战 (1920年)中失踪的儿子韦尼阿明，但未能如愿。1921年夏，他为此目的再次组织了一次前往克里米亚的秘密探险。为此，他与一群志同道合者（每个人都出于个人动机希望前往苏维埃俄国）不得不购置了一艘帆动机动纵帆船，从瓦尔纳出发前往克里米亚。在阿尤达赫山附近，由中尉兼记者弗拉基米尔·拉扎列夫斯基及卡普尼斯特伯爵组成的小组从帆船登陆，舒尔金委托他们寻找儿子。约定时间，帆船返回岸边接应登陆人员，但未发现任何人影，帆船还遭到岸上射击。此次行动以失败告终。舒尔金只得返回保加利亚。他从保加利亚移居捷克斯洛伐克（在此停留至1922年秋），随后前往柏林（1922年秋至1923年8月在此居住），再赴法国（巴黎及法国南部，1923年9月至1924年9月），最终定居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自俄罗斯全军联盟成立起，舒尔金便成为其积极参与者。1921年至1922年间，他是彼得·弗兰格尔创建的流亡俄罗斯政府——俄罗斯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流亡期间，舒尔金未再担任出版人或编辑，仅以记者身份从事写作。他的首部流亡政论作品《白色思想》诞生于造访加里波利营地期间，于1920年12月刊登在当地出版的名为《驱散旷野之忧》的手抄杂志上。这篇文章后来由彼得·司徒卢威刊载于侨居地复刊的首期《俄罗斯思想 (期刊)》。此后，舒尔金的政论文章广泛见于各类流亡报刊，其中不乏与其政治立场相左的出版物。

这一时期，舒尔金的稳定收入来源是政论和文学创作的稿费。据舒尔金本人记载，例如在1921年9月1日至1923年9月1日期间，他通过“文学劳动”赚得535美元，而同期他的总收入为3055美元（其余收入来自其沃伦庄园的磨坊——由于苏波战争，该庄园划归波兰境内）。不过，在流亡初期，舒尔金能剩下的稿费微乎其微——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偿还他和亲友在科斯坦丁尼耶所欠的债务。

除了政治活动，舒尔金还关注境外俄罗斯文化的保存与发展问题，他忧虑俄国流亡者可能丧失民族认同，可能在接纳移民的国家中被“同化”。1924年，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成立了名为“俄罗斯母会”的文化教育协会，计划在“所有俄罗斯人居住的地方”设立分会。舒尔金本人成为诺维萨德分会的正式成员，并参与了该分会主办的文学政论集《福音钟声》的筹备与出版工作。此外，舒尔金还是南斯拉夫“作家与记者协会”的成员。

### 对布尔什维主义立场的缓和

尽管舒尔金仍自称民族主义者与君主主义者（同时历史学家列普尼科夫指出，舒尔金并非沙文主义者），但他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正逐步演变，“白色思想”终将战胜“红色外壳”，于是转向了接近“路标转换派”的调和立场。舒尔金这样描写布尔什维克：

……我们的思想越过了战线……他们（布尔什维克）重建了俄国军队……这看似荒谬，却是不争的事实……统一俄罗斯的旗帜实际上是由布尔什维克高举起来的……实际上，国际主义成了……莫斯科政权……扩张领土的工具……不可否认，俄语为了国际主义的荣耀再次覆盖了六分之一的陆地……布尔什维克：1）恢复了俄国的军事力量；2）恢复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3）为全俄专制君主的降临铺平了道路……

舒尔金甚至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君主制中看到诸多相似之处——排斥议会制、拥有强大的专政权力——“……由此离沙皇仅一步之遥”——舒尔金早在1917年12月就这样评价布尔什维克。舒尔金将布尔什维克的功绩归结为：他们实际上恢复了社会的“正常”组织结构——确立了不平等和单一领导原则，在俄罗斯民族之上树立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即以独裁者（领袖）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舒尔金绝非意图摧毁布尔什维克所创造的一切，而是希望“只需‘咬掉顶层’便能达到目的”——即剥夺领导阶层的权力，代之以新的统治集团。

历史学家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在其著作《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思想体系》中得出结论：舒尔金是首个注意到布尔什维克——尽管仅在潜意识层面——开始站在民族立场上，将“国际”思想用作俄罗斯民族政策工具的人。

### 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趣

舒尔金饶有兴趣且怀有好感地审视着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他在其中看到了适合管理现代社会的机制。法西斯主义中的纪律和民族主义元素尤其令他赞赏。1923年6月，舒尔金在给彼得·司徒卢威的信中写道：“在您的‘祖国与财产’口号之上，我愿再加上‘纪律’。若愿意，纪律既可理解为政体形式……也可理解为管理形式。关于后者，我日益倾向于意大利式做法……”。在舒尔金眼中，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并无本质区别：“斯托雷平主义、墨索里尼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是‘少数统治’体系，即建立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基础之上”。据历史学家巴布科夫的观点，舒尔金曾一度成为俄罗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1927年，舒尔金参与了欧亚联盟和君主主义者联盟下属的“法西斯主义学派”的工作，并已确信无疑地宣称：“我是俄国法西斯主义者”。舒尔金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主旋律是：为了战胜“红色分子”，“白色分子”必须向他们学习很多东西并借鉴其战术。他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组织为例，指出这是能够战胜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典范。舒尔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推广法西斯主义思想，并提议像苏联共产党人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那样建立俄国的军事化团体。

舒尔金对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在侨民群体中引发了矛盾反应。一部分流亡者指责舒尔金（这个“黑色狂人”）企图在俄国复辟君主制，为此不惜走上“红色狂人”——共产党人的道路，在俄国建立镇压民主的军事化团体。但也有人支持他的理念（例如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对“俄罗斯法西斯主义”的宣扬取得了一定成功。

但在那个时期，舒尔金已然察觉到法西斯主义内部潜藏的危险：不同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者会谋求以牺牲其他民族为代价来壮大本民族。他写道：“各国的法西斯主义者……无法超越他们狭隘理解的自身国家利益。……法西斯主义……本身蕴含着某种威胁整个运动巨大危险的因素。换言之，法西斯主义倾向于在相互争斗中自我毁灭。”1925年，在为俄国法西斯主义政党制定纲领时，他提议：“切勿像德国人那样断言……‘祖国高于一切’。祖国高于人类所有其他概念，但上帝高于祖国。当你想‘以祖国的名义’无故侵犯邻国人民时，请记住，在上帝面前这是罪孽，当以上帝的名义放弃你的意图。……要‘如同爱自己一样’爱你的祖国，但不要将她奉若神明，……切勿沦为偶像崇拜者。”

此后，法西斯主义主题在舒尔金的《三个首都》和《我们不喜欢他们的什么》两书中得以延续，但后来的托拉斯行动不仅使舒尔金本人名誉扫地，也使其理念——包括“俄国法西斯主义”思想——蒙羞。随着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象登上欧洲政治舞台，舒尔金认为它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遂成为民族社会主义乃至一切极端民族主义形式的反对者。

### 托拉斯行动与《三个首都》

根据俄罗斯全军联盟的任务，1925年至1926年冬，舒尔金持伪造护照，以外国公民爱德华·施密特的身份再次秘密造访苏联，旨在与所谓的反苏地下组织“托拉斯行动”建立联系，并试图寻找失踪的儿子。舒尔金后来回忆道：

舒尔金自1925年12月23日至1926年2月6日期间在苏联境内。在此期间，他访问了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本想前往文尼察寻找儿子，但未能获准前往。“托拉斯”方面据说派人去过那里，但未能找到舒尔金的儿子（彼时他已去世）。舒尔金归来后对在俄国的所见所闻印象极为深刻——他以为布尔什维克政权随时会被推翻。“托拉斯”的组织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舒尔金认为，他终于有机会从事实际工作了——他准备将自己位于波兰境内、毗邻苏维埃俄国边境的庄园交由“托拉斯”支配，用作该组织特工（伪装的“走私者”）的中转基地，甚至试图在庄园里开办一家肥皂厂以掩人耳目。

在离开苏联前，舒尔金与“托拉斯”领导层会面时，对方建议他将对新经济政策的印象写成书。于是便诞生了《三个首都》一书。舒尔金毕竟是一位优秀的记者，他在书中记述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尽管“出于保密考虑”，他的交往范围和到访地点受到限制，但他仍见识和听闻了相当多的情况。而且，他所获得的关于苏联民众情绪和苏联生活状况的信息，要么来自“托拉斯”成员，要么来自苏联报刊。因此，尽管书中不乏反苏反列宁的言论，但舒尔金笔下展现的，总体上仍是新经济政策繁荣时期新俄罗斯的正面图景。

为确保反苏地下组织不致“暴露”，决定将书稿寄往苏联进行“审校”，之后再在西方付印。这一流程得以执行：书稿在莫斯科过目后返回，未作重大改动（仅删除了描述越境技术细节的片段，甚至连关于列宁的尖锐批评都原封未动）。

舒尔金并不知道，为他“审稿”的其实是格别乌，也不知道契卡人员策划让这本书成为宣扬“等待苏维埃俄国蜕变”理念的宣传品，最终目的是削弱白俄流亡者的活动积极性，并在其队伍中制造分裂（由于该书出版，弗兰格尔与他断绝了关系）。

书中声称：“俄罗斯并未死亡，她不仅活着，而且正在汲取力量”，如果新经济政策沿着“应有的方向”发展，它将摧毁布尔什维主义。作者还断言，希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境外俄国势力，必须与怀有同样目标的俄国国内力量协调行动。多年后，舒尔金这样评述当时的处境：“除了作者的署名，即‘瓦·舒尔金’之外，这本书下面还可以读到一行无形却无法磨灭的批注：‘准许付印。费·捷尔任斯基’。”该书于1927年1月面世，在俄国流亡者群体中引起了混乱。

“托拉斯”成员向舒尔金灌输道，除了出版书籍，他还应在拟于1927年4月召开的俄国流亡者大会上就其苏维埃俄国之行所见所闻作报告，以“使其（指大会）按预期方向发展”。舒尔金或许曾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但最终未能成行。不过，在大会开幕前几天，他与大会组织者之一、将致开幕词的彼得·司徒卢威进行了会面。这次谈话或许影响了后者的报告内容。

此次秘密之行及随后的出书，一度使舒尔金和“托拉斯”在侨民圈中的声望颇为高涨——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都明显对其青眼有加。然而就在这时，一件事彻底打乱了契卡的计划。1927年4月，“托拉斯”领导人之一亚历山大·奥佩尔普特-施陶尼茨从苏联逃往国外，随即供出了契卡的这次骗局。根据他的供述，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于1927年5月发起了一场揭露行动，侨民圈由此得知：“托拉斯”组织是苏联特工部门建立的；舒尔金的此次苏联之行、全部行程及会面均处于格别乌的监控之下，他所接触的所有人都是特工人员。舒尔金的处境因以下事实而雪上加霜：尽管他通过亚历山大·库捷波夫早于侨民报刊报道之前就已得知契卡的这些行径，但库捷波夫禁止舒尔金采取任何先发制人的公开举措——显然，要么仍指望保守秘密，要么出于某些“被视为更为重要的利益”。舒尔金只得服从，在公众知晓“托拉斯”真相之前，未采取任何措施挽救自己的声誉。

流亡者群体对舒尔金及其理念的信任被彻底摧毁。这使舒尔金在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从前，人们指责他是“去过普斯科夫的人”；如今，他成了被格别乌“带去莫斯科的人”。舒尔金认为，在此情形下，他已无道德资格继续从事政论写作，他应当“退居阴影”。这成为舒尔金积极政治生涯终结的开端。

直至生命终结，舒尔金也未曾完全相信，所有那些他接触过“托拉斯”成员都是格别乌的特工。在思考为何格别乌允许他安然离开苏联，以及为何他的书稿几乎未经捷尔任斯基删改时，舒尔金在197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因为从捷尔任斯基的角度看，这个文本是有利的……《三个首都》为许多共产党人所诟病的列宁新经济政策进行了辩护。……于是，总体上敌视苏维埃的舒尔金，却宣称俄罗斯正在复兴，而且正是得益于列宁生前最后举措的新经济政策。让欧洲接受这一观点，在当时看来至关重要。”舒尔金还提到，《三个首都》的法文版出版时，书名被改为《俄罗斯的复兴》。

1995年，苏联克格勃前第一副主席菲利普·博布科夫将军证实，舒尔金秘密访苏的整个构想、筹备及实施均出自契卡人员之手：爱德华·施密特这个名字、国籍和公民身份都是卢比扬卡为他虚构的。策划时考虑到，1913年在贝利斯案（一个被诬告为宗教目的杀害男孩安德烈·尤辛斯基的案件）中，舒尔金及其《基辅人》报采取了原则立场，坚持不懈地证明指控的荒谬性。契卡人员还注意到，舒尔金在处理前陆军大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苏霍姆利诺夫案件时，同样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尽管他明白自己的言论可能引起皇帝不悦。舒尔金档案中的其他事实也使契卡人员认为，可以对他进行误导，利用他的原则性，将其用于一场宣传行动，其前提是认定他对新政权的排斥似乎是他误解的产物。《三个首都》一书出版以及舒尔金访苏归来后的公开演讲之后，格别乌对整个行动的评价是成功的，几十年后苏联克格勃也持同样评价。1966年，在舒尔金参演的纪录片《历史的审判》编剧弗拉基米尔·魏因什托克的莫斯科寓所中，博布科夫将军与舒尔金本人会面时，向他讲述了格别乌组织这次“秘密”访苏计划的实质和细节。

### 移居南斯拉夫，退出政治活动

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舒尔金在波兰的庄园不再产生收入。他需要另谋生计。1930年初，他最终移居南斯拉夫，在杜布罗夫尼克和贝尔格莱德两地轮流居住。从法国迁至地处俄国政治中心边缘地带的南斯拉夫，明显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下降，也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被遗忘，但他出于两个原因有意识地做出了这一选择：舒尔金第二任妻子的年迈父亲住在贝尔格莱德，需要人照料；以及上述经济原因。在法国时，曾有人为舒尔金提供法属摩洛哥财务稽查员的工作，但他选择移居南斯拉夫，那里住着众多亲戚。舒尔金在由俄国流亡军官创办的建筑公司“亚特兰特”找到了一份出纳员的工作。同年，他用变卖波兰庄园所得款项在杜布罗夫尼克购置了一块土地，家人开始在此建造房屋。

舒尔金与其他白卫运动活动家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37年，此后他彻底停止了政治活动。1938年，舒尔金一家定居于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齐，这里聚集着许多弗兰格尔军的老兵。舒尔金已远离积极的政治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想作为普通人生活”。他对俄罗斯团结主义民族联盟抱有好感，并成为该组织的常任讲师，负责一般政治问题，从事关于彼得·斯托雷平活动的宣传工作（他终生都是斯托雷平思想的拥护者），同时进行演讲并参与讨论。他还参与伊万·索洛涅维奇1936年至1938年间主编的《俄罗斯之声》报的工作，在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 第二次世界大战

舒尔金传记研究者亚历山大·列普尼科夫指出，这一时期舒尔金的生活在其生平中属于“空白点”，研究者仅掌握舒尔金本人的回忆录及其被捕后审讯时的供词。根据已解密的舒尔金侦查卷宗，可知一部约写于1936年的名为《猎户座腰带》的著作，其中舒尔金论证了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俄罗斯必须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结盟——这三个国家如同星座中的恒星，构成猎户座中的“腰带”，而俄罗斯的解放应由德国通过其历史性的东进运动来实现。作为摆脱布尔什维主义的代价，俄罗斯将向德国割让部分边境领土供其殖民，但仍将保持国家独立，并保留乌克兰。据舒尔金称，他撰写此作是为了呈递给纳粹德国某位领导人，并已将其内容告知亚历山大·古契科夫、伊万·索洛涅维奇和伊万·伊里因；伊里因批评该作品，认为舒尔金向德国人许诺的太少，因此德国人不会同意进行谈判。

在此时期，舒尔金并非唯一寄望于德国的人——许多俄国侨民（如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季娜依达·吉皮乌斯、伊万·伊里因、约安·沙霍夫斯科伊神父、彼得·克拉斯诺夫）将德国法西斯性质政党的上台，解释为对共产国际理念的回应，并将其与可能终结俄国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外国干涉联系起来；他们同时认为，希特勒不会是俄罗斯民族的敌人，他与共产主义政权斗争的目标与白卫运动是一致的。

舒尔金对德奥合并表示赞同，并在《德奥合并与我们》小册子中公开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历史学家布德尼茨基称这种立场是部分俄国流亡者的“典型”态度。在这篇短文中，舒尔金将德奥合并描述为德意志离散民族的重聚，称之为纳粹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的首次实际践行，并将其与俄乌合并相提并论——他认为后者是统一的俄罗斯民族的重聚。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舒尔金开始意识到民族社会主义对俄罗斯民族利益构成了威胁。1941年4月南斯拉夫沦陷后，据他本人所述，他拒绝与德国当局进行任何接触，视德国人为敌，但既不号召反抗，也不主张与纳粹德国结盟。舒尔金回忆道：“……整个战争期间，我没跟任何一个德国人说过一句话。”1944年夏，他在波兰从事公路建设的儿子德米特里给他寄来了前往某个中立国的证件，但舒尔金没有使用——因为在申请书末尾必须写上：“希特勒万岁！”，而舒尔金“出于原则”，无法这样做。

## 回到苏联

### 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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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苏联军队解放了南斯拉夫。同年12月，舒尔金被扣留，经匈牙利押送至莫斯科，1945年1月31日，因被指控为白卫军组织“俄罗斯全体军官联盟”的积极成员而正式被捕。经过两年多的案件侦查，1947年7月12日，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的决定，依据《苏俄刑法典》第58-4条、第58-6条第1款、第58-8条及第58-11条，他因“进行反苏活动”被判处25年徒刑。在判决前被问及是否认罪时，舒尔金答道：“每一页上都有我的签名，也就是说，我似乎是在确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但这是否算罪过，或者需要用另一个词来定义——这交由我的良心来评判。”判决的严厉程度令舒尔金震惊。他回忆道：“这出乎我的意料。我估计最多判三年。”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列普尼科夫将作出如此判决的原因解释为：1947年5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关于废除死刑》的法令，宣布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该法令同时规定，对于现行法律中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将代之以在劳改营监禁25年的刑罚。因此，列普尼科夫认为，年迈的舒尔金本应被判处枪决，只是由于判决下达时苏联废除了死刑，他才得以幸免。考虑到1950年1月12日苏联即对“祖国叛徒、间谍、破坏分子”恢复了死刑，舒尔金的运气更是好上加好。

舒尔金在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服刑，与他同监的狱友包括莫尔德海·杜宾、哲学家丹尼尔·安德烈耶夫、彼得·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生物学家瓦西里·帕林、布尔什维克活动家米哈伊尔·泰罗夫、国防军将领以及日本战俘。1953年3月5日夜，舒尔金做了一个梦：“一匹骏马倒下了，它后腿跪地，前蹄撑在鲜血浸染的土地上。”起初他将此梦与即将到来的亚历山大二世逝世纪念日联系起来，但很快便得知了约瑟夫·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在狱中度过了十二年后，1956年他被赦免出狱。整个服刑期间，舒尔金一直坚持撰写回忆录。苏联解体后，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内设立的博物馆中，有一个展柜专门陈列舒尔金的物品。其中一份展品清单上记录着舒尔金从前狱友——一名德国战俘寄来的包裹内容：通常包裹里装的是食品，但寄给舒尔金的包裹里装的是两公斤书写纸。这些手稿的大部分被监狱当局销毁，仅留下关于与杰出同胞会面的片段。回忆录中的政治部分后来成为《岁月》一书的基础。

### 获释后，于戈罗霍韦茨和弗拉基米尔

获释后，舒尔金被押送至弗拉基米尔州戈罗霍韦茨，安置在一所养老院内。但那里不具备家庭居住条件（当局允许舒尔金与妻子同住，其妻作为“苏联间谍”被从南斯拉夫驱逐至匈牙利流放地后，获准前来团聚），他很快被转往条件较好的弗拉基米尔养老院。舒尔金获准重返文学创作，1958年在这所养老院中，他写下了获释后的第一部著作《列宁的尝试》（1997年经删节后在《我们同时代人》杂志发表），力图对1917年后俄国开启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建设成果进行反思。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舒尔金未曾想到同时代人能读到它，他以一个见证并铭记着“沙皇俄国”（他曾在其中扮演重要政治角色）的十九世纪人的视角，尝试描述苏联历史。与那些仅凭道听途说了解苏联生活的流亡者不同，舒尔金得以从内部观察苏联社会的发展。

根据舒尔金这一时期的观点，引发俄国内战的导火索是“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当时大多数俄罗斯公民只能将其理解为背叛式的投降与民族耻辱。然而，随着岁月流转，舒尔金在反思那段历史时得出结论：列宁的立场并非如此不切实际和丧失理智——舒尔金写道，布尔什维克通过缔结和约，使数百万俄罗斯人免于在一战前线丧生。

作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舒尔金对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提升无法不感到欣慰：“红色分子……以他们的方式，使俄罗斯之名前所未有的……荣耀。”他在社会主义本身中看到了俄罗斯社会固有特征——村社组织、对专制权力的崇尚——的进一步发展；他甚至对无神论也作出解释，认为它不过是东正教信仰的一种变体。

与此同时，他并未美化苏联的生活，其部分阴暗的思考后来被证明具有先见之明。他对狱中接触到的犯罪群体力量感到忧虑，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如政权削弱时），这股“敌视一切建设”的“可怕”力量会浮出水面，“强盗将掌控生活”。他认为民族问题也悬而未决：“如果在中央政权削弱的时刻，加入苏联……的各种民族被迟来的分离主义旋风裹挟，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将陷入困境。”在他看来，苏联生活水平低下，尤其是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他注意到，疲惫与易怒已成为苏联人民的民族特性。总结时，舒尔金写道：

经过四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形成的观点是：对于全人类的命运而言，让这场已然深入发展的共产主义实验不受阻碍地进行到底，不仅重要，而且绝对必要。我现在所写的，不过是一个行将彻底、彻底退场的老人的微弱尝试，试图道出我所理解的、威胁着俄罗斯这艘我曾航行其上的航船的暗礁。

历史学家巴布科夫认为，舒尔金最终理解了并试图为“列宁的尝试”进行辩护，但这仍然是站在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列宁的尝试”必须“进行到底”，仅仅是为了让俄罗斯民族彻底“经历这场病患”并永远摆脱“共产主义疾病的复发”。历史学家列普尼科夫和格列边金则认为，不能指责舒尔金想要表现自己或向苏维埃政权表忠心以改善自身处境。通过撰写《列宁的尝试》一书，舒尔金试图分析俄罗斯所经历的变革，并促使当局倾听他的警告。

1958年，他向克格勃领导层提交了一份报告，预言共产主义思想将在俄罗斯复兴：“会出现热情的复仇者，他们会说：人间天堂曾接近实现，但人类之敌用他们恶毒的恶魔之火焚毁了光明的未来。处死他们！他们会取得成功，然后这出闹剧将重新开始。”

### 于弗拉基米尔及《给俄罗斯移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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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舒尔金在弗拉基米尔分得一套一居室公寓，他们在克格勃的持续监视下生活。当局允许他写书撰文、接待访客、在苏联境内旅行，甚至偶尔前往莫斯科。一场真正的朝圣之旅开始了：许多默默无闻和声名显赫的访客纷至沓来，渴望与这位俄国历史上转折性事件的见证者交谈——作家马克·卡斯维诺夫（尼古拉二世统治史《向下二十三阶台阶》的作者）、拍摄《托拉斯行动 (电视影片)》电视片的导演谢尔盖·科洛索夫、创作同一题材纪实小说的作家列夫·尼库林、作家德米特里·茹科夫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后者为创作《红色车轮》和研究著作《同行二百年》搜集二月革命史料，向舒尔金详细了解相关事件）、画家伊利亚·格拉祖诺夫、音乐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

1961年，舒尔金所著的《给俄罗斯移民的信》一书以十万册的印数出版。书中断言：苏联共产党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一切，不仅有益，而且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绝对必要，对于全人类而言则是救赎之举。书中充斥着当时标准的意识形态套话：关于苏共的领导作用，关于尼基塔·赫鲁晓夫——此人的人格“逐渐征服了”舒尔金。后来，舒尔金不无懊恼地这样评价这本书：“我被骗了”（为撰写此书，当局特意安排舒尔金在苏联各地旅行，向他展示共产主义政权的“成就”，而这些其实是“波将金村庄”），但他至死都未曾放弃此书的核心思想——如果新的战争爆发，那将成为俄罗斯民族存亡的终结。

### 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历史的审判》

1961年他作为特邀人士参加了苏共二十二大。1965年，舒尔金成为弗雷德里克·厄姆勒导演的纪录片 《历史的审判》（影片制作从1962年持续至1965年）的主人公，在其中向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因未能找到真正的历史学家，该角色由演员兼特工人员谢尔盖·斯维斯图诺夫扮演）讲述自己的经历。舒尔金未作任何让步，影片旨在表明“白俄流亡领袖自己也承认他们的斗争失败了，‘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事业取得了胜利”这一目标未能实现；该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影院仅放映了三天：尽管观众反响热烈，影片还是立即被停映。据克格勃将军菲利普·博布科夫（他代表该部门监督影片制作，并与整个创作团队密切沟通）评价：“舒尔金在银幕上表现得极为出色，而且重要的是，他始终保持着自我。他没有迎合对手。他是一个顺应了环境但未被击垮、也未放弃信念的人。舒尔金的高龄既未影响他的思维活动，也未削弱他的气魄，更没有减少他的讽刺意味。他那位年轻的对手，被舒尔金尖刻而辛辣地嘲讽了一番，在他身边显得苍白无力。”

所有这一切——国内旅行、出版书籍、受邀参加党代会以及影片公映——都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标志。然而，随着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苏联新领导人上台，意识形态政策随之改变，苏联的审查制度重新收紧。在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利用舒尔金参与公共生活的做法被认定为是错误的。

###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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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金始终未加入苏联国籍。侨居国外时，他也未曾加入外国籍，一直保留着俄罗斯帝国臣民的身份，自称无国籍者。1968年7月27日，舒尔金的妻子去世。安葬妻子后，他搬到弗拉基米尔附近维亚特基诺的墓地旁居住，在新坟边守了四十天。这位孤独老人的生活由同村邻居照料。

舒尔金始终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人，对人类心理的神秘现象抱有浓厚兴趣。他毕生都在编撰一部“神秘事件选集”——记录发生在他自己、亲人或熟人身上的奇异经历。他与许多著名神秘学家（乔治·葛吉夫、安热莉娜·萨科、谢尔盖·图霍尔卡等人）均有私交，直至晚年仍热衷于唯灵论。临近生命终点时，他的神秘主义倾向愈发强烈。与此同时，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晨将前一夜的梦境记录在普通的学生练习本上。晚年他视力不佳，几乎是凭感觉书写，字迹异常粗大。记录梦境的练习本积累了数箱之多。画家伊利亚·格拉祖诺夫写道，据他所知，从1966年起直至去世，舒尔金一直在撰写一部题为《神秘主义》的日记体著作。

对神秘主义的痴迷，源于瓦西里·舒尔金对自己参与革命、实际上成为皇室悲剧同谋的感受日益加深。“我与沙皇和皇后的生命将紧紧相连，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尽管他们身处彼岸世界，而我仍在此岸苟活。这种联系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弱，反而与日俱增。如今，在1966年，这种羁绊似乎已达到了顶点，”舒尔金写道。“前俄罗斯的每个人，只要想起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必定也会想起我舒尔金。反之亦然。如果有人与我相识，五十年前将退位诏书托付给我的那位君主的身影，必然会在他的脑海中浮现。”舒尔金认为，“无论是沙皇，还是斗胆请求他退位的臣民，都是那个时代无情而不可抗拒的境遇的牺牲品”，他写道：“是的，我接受退位诏书，是为了防止沙皇像保罗一世、彼得三世、亚历山大二世那样被杀害……但尼古拉二世终究还是被杀害了！正因为如此，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我没能拯救沙皇、皇后、他们的子女和亲属。没能！我仿佛被裹进一卷带刺的铁丝网中，每一次触碰都令我鲜血淋漓。”因此，舒尔金遗言道：“必须为我们祈祷，为我们这些罪孽深重、软弱无力、意志消沉、无可救药的糊涂虫祈祷。我们被困在这个世纪悲剧性矛盾交织的蛛网之中，这一点或许不能为我们开脱，但或可减轻我们的罪责。”……

1973年1月，“口述历史”领域最早的研究者之一维克托·杜瓦金用录音带记录了与舒尔金的四次谈话，总时长610分钟，舒尔金在其中讲述了自己在流亡期间的生活。这些录音的文字稿部分由研究者D·B·斯波罗夫于2007年发表在《侨民：新材料》文集中。

###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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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尔金于1976年2月15日，在圣烛节 (基督教)这一天，因心绞痛发作在弗拉基米尔逝世，享年九十九岁。据最后几年与他同住并照料老人的柳德米拉·马里宁娜回忆：“……他一直感觉良好，但一月份得了流感……2月15日夜里，他感到胸痛，服用了治疗心绞痛的药片，随后早上七点半去睡觉，他通常夜里坐着，白天睡觉，我就去了商店……等我回来时，他已经躺着，去世了……”

在弗拉基米尔监狱旁的墓地教堂举行了葬礼祷告仪式，他曾在此监狱度过十二载。他被安葬于弗拉基米尔的拜古希公墓。出席葬礼的有十到十二人，其中包括安德烈·戈利岑、伊利亚·格拉祖诺夫。葬礼过程中，有克格勃人员从一辆“嘎斯”车里监视。他被安葬在妻子身旁。两座坟墓均保存至今。墓上立着一个简洁的黑色十字架，安放在不大的基座上，上面镌刻着姓名与生卒年份。

据同时代人回忆，舒尔金直至生命最后时日仍头脑清醒，记忆清晰，始终是一位俄罗斯爱国者。

## 政治观点

在20世纪初的俄国历史上，舒尔金的名字往往与黑色百人团和反犹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例如，舒尔金曾为贝利斯案辩护，批评检方的指控，因此被判三个月监禁，但凭借杜马代表的身份得以豁免。尽管舒尔金本人并不掩饰自己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观点，但他对“犹太人问题”、“乌克兰问题”和“俄国问题”的态度却充满矛盾，并且在他生命的不同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

与此同时，根据历史学家巴布科夫的观点，舒尔金一生中不变的特质是对俄罗斯的热爱，尤其是对他“小小的故乡”——小俄罗斯的爱。

在“俄国问题”上，舒尔金持“国家至上”立场——他认为，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俄罗斯就不可能强大；至于权力本身的形式（君主制、共和制或其他），对舒尔金而言是次要问题。不过他认为，就俄国的国情而言，最能为强大权力提供保障的政体是君主制。舒尔金君主主义的核心，是把国家—民族理念与通过杜马（代议机构）实现的法治思想结合起来，即“斯托雷平式君主主义”。彼得·斯托雷平一直是舒尔金心目中的政治活动家典范，甚至可谓偶像，直至他生命终结。舒尔金的君主主义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从政治生涯初期的拥护绝对君主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转而支持君主立宪制。在内战时期，舒尔金坚定地相信，君主立宪制才是俄国唯一最佳的统治方式。舒尔金无法准确阐明何为“俄罗斯民族”以及什么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在他看来，“俄罗斯性”的首要标准就是对俄罗斯的热爱。舒尔金认为，俄罗斯民族肩负着某种世界性的弥赛亚使命——即把欧洲文明的成果传递给东方，对广袤而野蛮的亚洲荒原进行“文明开化”。舒尔金直至去世都是君主主义者，并始终记得自己在尼古拉二世退位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曾写道：“沙皇和皇后将与我的一生联系在一起，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这种联系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弱……”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某些右翼人士（例如尼古拉·马尔科夫）视他为君主主义理想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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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尔金看来，所有民族问题中，“乌克兰问题”最为重要；在这一问题上，他视自己为父亲——他从未谋面的维塔利·舒尔金（1822—1878）——以及养育他的继父德米特里·皮赫诺的事业的继承者。舒尔金认为，对于生活在俄国南部的族群而言，国族认同的基石在于自我称谓问题，因此他原则上不使用“乌克兰”一词，而是称这一地区为“小俄罗斯”，称其居民为“小俄罗斯人”；即便偶尔使用“乌克兰人”及其派生词，通常也加上引号。舒尔金对待乌克兰语言问题也是如此：他把“加利西亚方言”——他将其解读为“真正的乌克兰语”——视为与南俄居民格格不入的东西。他把“当地方言”称为小俄罗斯方言，认为它是“大俄罗斯语”的一种分支。在舒尔金看来，“乌克兰身份”与“小俄罗斯身份”之间的斗争结局，取决于生活在乌克兰地区居民的自我认同。他认为，俄国的整个未来都取决于这一点。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获胜，必须向“小俄罗斯人民解释清楚：他们这个从喀尔巴阡山脉一直居住到高加索山脉的民族，是所有俄罗斯人中最俄罗斯的”。舒尔金多次表示，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乌克兰民族，小俄罗斯是俄国自然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一旦与大俄罗斯分离，甚至会在文化上倒退一步。由于舒尔金看不出大俄罗斯人与小俄罗斯人之间存在任何种族或人种上的差异，对他来说，“乌克兰问题”纯粹是一个政治问题。舒尔金认为，小俄罗斯人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分支，而“乌克兰人”在他眼中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一种力图分裂俄罗斯民族统一的政治教派，这种教派的基本情感就是“对俄罗斯其余部分的仇恨……（这种仇恨）……使他们成为所有俄国敌人的朋友，并编织马泽帕式的计划”。舒尔金本人也自认为是小俄罗斯人。

尽管舒尔金自称反犹主义者，但他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或许是其世界观中最矛盾的一点。舒尔金区分了三种反犹主义类型：1）生物学的，即种族式的；2）政治性的，或者如他所说，文化性的；3）宗教性的，即神秘主义的。舒尔金从未是第一类反犹主义者，他秉持的是第二类“政治反犹主义”，认为“犹太人的过度影响”可能对帝国的原住民构成危险，因为后者可能丧失自身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舒尔金解释说，这是因为犹太民族形成于三千年前，而俄罗斯民族仅有一千年历史，因此相对“更弱”。“犹太人问题”在舒尔金那里始终纯粹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自责道，在自己的文章中批判“犹太势力”时，他几乎没有预先告知过读者，他所指的仅仅是“政治上的犹太势力”，而非整个犹太民族。舒尔金这样描述自己对待犹太人态度的演变：

在日俄战争期间，犹太势力押注于俄国失败和革命。那时我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到了世界大战时期，实际上掌控着报刊舆论的俄国犹太势力转入了爱国轨道，并打出了“战斗到最后胜利”的口号。这样一来，他们就否定了革命。于是我成了“亲犹太主义”。这是因为，在1915年，如同在1905年一样，我希望俄国获胜，希望革命被击溃。这就是我在革命前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曲折”：当犹太人反对俄国时，我就反对他们；当在我看来他们开始为“俄国”效力时，我就走向了与他们的和解。

与此同时，舒尔金始终反对针对犹太人的俄罗斯帝国的反犹骚乱。但随着内战爆发，看到无论是普通布尔什维克还是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人中犹太人都占很高比例后，舒尔金开始指责毁灭俄罗斯国家的并非个别犹太人，而是整个犹太民族（他类比德意志民族：虽然并非所有德国人都应对挑起世界大战负责，但根据《凡尔赛条约》的条款，承担责任的却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在舒尔金看来，犹太人的罪过首先在于，他们没有抵制从自己队伍中走出的革命者，也没有阻止他们。1919年他在《基辅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尤其是那篇臭名昭著的《恐惧折磨》，被解读为在助长反犹骚乱并为其辩护。舒尔金或许在俄国政治新闻史上首次（预见到了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变得普遍的某种逻辑）在小册子《我们不喜欢他们什么》中提出了民族罪责、民族责任和民族忏悔的原则。舒尔金要求犹太人“自愿放弃……参与俄国的政治生活”。然而，据尤里·东布罗夫斯基的证词，舒尔金在生命末期对犹太人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原因在于他被关押在古拉格、欧洲犹太人的浩劫，以及与一位正统派立陶宛犹太人的友谊。当时若有人问舒尔金是不是反犹主义者，他不直接回答，而是建议对方去读他关于“贝利斯案”的文章。

## 对舒尔金个人及其观点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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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列宁对舒尔金活动的评价，基于其对革命无产阶级与地主贵族资产阶级利益对立的看法。在列宁看来，舒尔金在杜马中代表的正是地主贵族的特殊利益，捍卫土地私有制原则。舒尔金曾言，强制征收土地意味着“文化和文明的坟墓”。舒尔金与列宁之间于1917年5月发生的那场间接辩论，在1965年弗雷德里克·厄姆勒执导的电影《历史的审判》中被演绎了出来。片中，舒尔金在与布尔什维克的争论中捍卫自己作为爱国者和主张继续对德作战的立场（而布尔什维克则坚持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他宣称：“我们宁愿做乞丐，但要在自己的国家里做乞丐。如果你们能为我们保住这个国家并拯救它，那就把我们剥光吧，我们不会为此哭泣。”对此，列宁（借苏联“历史学家”谢尔盖·斯维斯图诺夫之口）反驳道：“不要吓唬人，舒尔金先生！即便我们掌权，我们也不会‘剥光’你们，而是会给你们提供好衣服和好食物，条件是你们要干完全力所能及且习惯的工作！吓唬人的把戏只能对付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你们是‘吓不倒’我们的！”

这部电影中未收入列宁的另一段话：“试想一下，一个布尔什维克走到公民舒尔金跟前，准备把他剥光。他要是把这种指控指向马特维·斯科别列夫部长，倒更有道理些。我们从未走得那么远。”然而，随后内战的事态发展证明，舒尔金的假设并非什么不寻常之事。人民委员会主席对舒尔金抱持进一步兴趣的一个事实是，在他的图书馆里收藏了这位政论家的两本书——《某种荒诞之物》和《1920年》。

谢尔盖·梅利古诺夫并非舒尔金的推崇者，他对舒尔金的回忆录及其作者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些回忆录属于“半虚构作品，不能作为历史叙述的骨架”。在《1917年3月》一书中，梅利古诺夫谈到舒尔金的《日子》一书时写道，该书“虚构与事实并非总能分开”，并暗示舒尔金参与了反对尼古拉二世的阴谋。不过，历史学家德·伊·巴布科夫指出，此类指控始终未被任何人证实，而舒尔金所描述并遭到梅利古诺夫以不可靠为由批评的那些事件，与其他人的回忆录相符，而梅利古诺夫在撰写上述著作时很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点。

在苏联，舒尔金与其他“黑色百人团分子”一样被贴上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标签——例如，1922年斯大林曾提及舒尔金是“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顽固分子”。苏联参考资料来源中刊载的关于舒尔金的信息往往有失客观。

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凯内兹称舒尔金为“杰出人物”，他在1977年出版的《南俄内战，1919—1920：白军的失败》一书中写道：

在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主要人物中，唯有舒尔金堪称原始法西斯主义者。他那狂热的民族主义、煽动性言论、利用反犹主义的意愿以及尝试非常规政治斗争手段的能力，使他在保守派与反动派中间显得像一个现代人物。具有讽刺意味但也不足为奇的是，他正是极少数最终与苏维埃政权达成和解的白军领袖之一。

到了后苏联时代，舒尔金其人及其在历史事件（主要与两个事件相关——贝利斯案和尼古拉二世退位）中所扮演的角色，经常受到批评，而且既有来自自由主义立场的，也有来自保守主义立场的。例如，从右翼君主主义立场评价舒尔金活动的研究者维克托·科贝林这样写道：“正派人都不屑于跟舒尔金握手。”曾去弗拉基米尔探望过舒尔金的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对他革命前所做的一系列反君主行为毫无悔意感到震惊，他离开这位“俄国命运攸关岁月的92岁见证人时，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苦涩。”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作家瓦连京·叶拉绍夫在其2004年出版的“反思小说”《瓦·维·舒尔金的悖论》的注释中，对他做出了如下不客气的评价：“他是狂热的君主主义者，却从尼古拉二世手中接过了退位诏书；他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却保护犹太人免受反犹骚乱和迫害；他是十足的亲俄派，却憎恨和鄙视自己的人民；他是‘白卫运动’的思想家，却对其进行批判；他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却未曾对他们拿起武器；他是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却在被其摧垮后为其效劳。”他还将舒尔金的回忆录描述为“虚构”、“幻想”、“谎言”甚至“胡言乱语”。与此同时，作者并未为自己的论断提供任何证据，他那本关于舒尔金的书也包含大量事实性错误。不过，类似的对舒尔金行为的评价，早在1920年代就由苏联政论家伊利亚·瓦西列夫斯基做出过了。

1993年，米哈伊尔·布亚诺夫的《贝利斯案》一书出版，其中几页专门论述了舒尔金。布亚诺夫认为，舒尔金“……是俄国最令人反感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之一。他是一个大地主、黑色百人团分子、国家中最保守的人物之一、沙文主义者、仇犹分子、反犹骚乱的理论家”。

与上文引用的精神科医生布亚诺夫不同，历史学副博士明茨指出，舒尔金在《基辅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历史学博士瓦尔福洛梅耶夫则指出，舒尔金因反对基于反犹主义的指控版本而遭到了当局的迫害。

舒尔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由于他对贝利斯的支持，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曾为他祈祷。

在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舒尔金的观点和人格引起了众口一词的批评。一些乌克兰历史学家称舒尔金不啻为“乌克兰人中的仇乌者”、“仇乌者”、“君主主义的仇乌者、好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领袖之一”、乌克兰国家体制的敌人等等。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称瓦西里·舒尔金为沙文主义者，而乌克兰政论家伊万·久巴则称其为“仇乌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经典人物”。

## 基本资料

- 原文名：Василий Шульгин
- 原文名：ru
- 出生日期：1878年1月13日
- 出生地：俄罗斯帝国基辅
- 逝世日期：1976年2月15日
- 逝世地：弗拉基米尔
- 国籍：俄罗斯帝国（1878—1917）、无国籍（1917年起）
- 职业：帝国杜马议员、作家
- 母校：圣弗拉基米尔帝国大学
- 宗教：东正教
- 政党：全俄民族联盟
- 配偶：叶卡捷琳娜·格里戈利耶夫娜·舒尔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