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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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位于北京市，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中心城市之一。

## 定都

### 1949年前候选首都

1948年初，国民政府内战失利而陷入颓势，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陆续转入战略反攻，国共双方的武力优势逐渐反转。3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渡黄河，已经开始考虑建立新政权和定都的问题。

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听过徐向前汇报以后，毛泽东表示“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透露出“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新中国的国都”的心愿。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记述：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毛泽东同志认为，太原是一定要打的，但北平尽量不打，原因有二：一、我们要保护历史与文化古都，连日本人当初都没有做的事，我们更不能背离祖宗去做；二、新中国建立之后极有可能建都北平，而枪炮一响，北平极有可能沦为废墟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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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实行“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原则，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其中就有保存千年古都，定都北平的初步考量。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对解放军发出指示“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兵不血刃，和平解放北平，不破坏北平的一砖一瓦。”毛泽东派彭真和叶剑英负责北平工作时，对两人嘱咐说道：

这次接管北平，国际上都在看着我们，影响很大。你们务必要像接管沈阳、济南一样，取得更加好的成绩才行，不要落后。同时也要防范出现一些“左”的错误。

叶剑英从毛泽东的谈话，已预料到北平将有可能成为新政权的首都，在北平郊外对接管干部进行集训时，明确提醒：“北平是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都，将来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关系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叶剑英担任北平市长期间，多次在公开演讲中表达“我们一定要把北平的建设工作搞好，因为它以后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红色首都”的愿景。北平的接管工作受到舆论的赞扬，卜少夫创办的刊物《新闻天地》称道：“叶剑英领导的中共干部打稳了中共未来首都的基础。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的。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1949年8月，叶剑英调往华南，聂荣臻继任北平市长。

###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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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中共中央的候选首都城市是哈尔滨。毛泽东认为中国版图犹如一只雄鸡，黑龙江犹如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市就是“天鹅项下的珍珠”。然而定都哈尔滨的设想，因局势变动而夭折。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随即出兵中国东北，对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8月19日，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进驻哈尔滨，迫使关东军无条件投降。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入城，建立政权，哈尔滨获得解放；5月3日，哈尔滨市政府成立，刘成栋任市长。1948年初期，中共中央就考虑将哈尔滨建设为政治与经济中心，特批为“特别市”，并选择河北承德作为中央转战的中转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哈尔滨作为中共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属于中共的大后方，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此积极开展政权建设，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二、哈尔滨北接苏联，一旦国际与战争局势有大变化，苏联红军可以及时施援，无须担心安全问题。

然而，中共虽然在进军东北方面抢占先机，苏联红军从东北撤离返俄后，国军却开始增援东北，抢占重要城市及交通要道，推倒中共在哈尔滨建立的优势，使得迁移到哈尔滨的决定变得不成熟。1947年，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军准备发动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发电给毛泽东，提问是否将中共中央机关迁移至哈尔滨，得到毛泽东回电的严词拒绝：“中共中央必须留在关内，而我亦暂不离开”。

### 毛泽东与王稼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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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平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控制华北大部分地区，此时仍未确立新政权的首都。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多次向在北平周围参与战斗和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征询讨论意见。2月下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探望毛泽东。王稼祥与毛泽东就新政权定都的问题，进行一番详细的讨论，王稼祥列出的候选城市是：哈尔滨、西安、延安、上海、成都、开封、北平、洛阳、重庆、广州、南京，经过一轮筛选仅留哈尔滨、西安、开封、洛阳、南京、北平，最终选定北平为新政权的首都。

毛泽东提及中共将要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然而定都仍还没有最后的答案，向王稼祥征询意见。王稼祥对国都的问题已有一番考量，具体向毛泽东做出回应：

毛泽东对王稼祥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西柏坡迁往北平；自此开始，北平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

### 确定北京作为新政权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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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向城市，在此前提之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香山，在香山公园南麓半山腰的双清别墅办公居住；直至9月下旬，入住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6月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第六小组组长是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不久又增加沈雁冰任副组长，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刘王立明代）、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等16人，经过四次讨论之后，于9月14日提出建都北平，改名为北京。9月中旬，中央领导陆续由香山移居中南海；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27日，会议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草案，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并于即日起改名为北京。

会议表决之前，沈雁冰汇报第六小组的研究讨论意见，提出定都北平的公开理由：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月1日，中国人民代表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 雄安新区

201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概念，指出北京“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首都，不应承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过多的功能”；实际上即是实现减量发展，强化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提出“四个中心”的功能，将首都北京塑造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与北京“四个中心”不一致、不相关的功能将会进行疏解，转变北京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推动北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落实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战略定位。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通知决定在河北建设雄安新区，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构成北京新的“两翼”之一，作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以及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中央政府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国家首都因功能过多和人口聚集带来的交通拥堵、资源过载、环境污染等大城市问题，并且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探索在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

2021年7月29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河北雄安新区条例》，订于2021年9月1日实施，确定雄安新区重点承接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8个类型：一、在京高等学校及其分校、分院、研究生院，事业单位；二、国家级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创新中心；三、高端医疗机构及其分院、研究中心；四、软件和信息服务、设计、创意、咨询等领域的优势企业，以及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企业总部；五、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总部及其分支机构；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节能环保、高端新材料等领域的中央管理企业，以及创新型民营企业、高成长性科技企业；七、符合雄安新区产业发展方向的其他大型国有企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八、国家确定的其他疏解事项。

## 宪法规定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载有相关的条文，但每部宪法的成文各有不同：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将首邑称为“国都”；直至1954年制定《宪法》以后，才改称之为“首都”。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五四宪法》，第四章第106条关于首都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七五宪法》，第四章第30条将国旗、国歌、首都合并规定：“首都是北京。”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七八宪法》，第四章第60条依然将国旗、国歌、首都合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八二宪法》，第四章第130条将首都单独列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