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克巷亡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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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巷亡灵事件（Cock Lane ghost）是1762年引发公众轰动的著名闹鬼事件。事发地点位于英国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库克巷内一处出租屋，距离圣保罗座堂仅数分钟步程。事件核心涉及三人：来自诺福克郡的放高利贷者威廉·肯特、教区执事理查德·帕森斯及其女儿伊丽莎白·帕森斯。

1756至1757年间，肯特与伊丽莎白·莱恩斯成婚，两人迁居至斯托克费里。惟在搬家后不久，伊丽莎白难产去世。伊丽莎白怀孕期间，其姊妹弗朗西丝（俗称范妮）曾搬来同住以便照顾婴儿。婴儿夭折后，范妮未有搬离，反而与肯特日久生情坠入爱河。尽管教会法禁止此类婚姻，二人仍以伴侣身份定居伦敦，租住在帕森斯所有的库克巷公寓内。租住期间，公寓屡现诡异敲击声与骚灵现象，但在他们搬离后大多平息。直至范妮感染天花去世，加上肯特就未偿债务起诉帕森斯并追回款项，灵异现象再度爆发。帕森斯声称范妮的亡灵先后作祟于其房产与女儿身上。为探究“刮木鬼范妮”的动机，人们定期举行降神会，围观人群经常将库克巷堵得水泄不通。

降神会上，众人以自创的通灵密码提问亡魂，而亡魂宣称范妮的真正死因为砷中毒而非天花。此事迅速传遍伦敦，报纸开始刊载事件始末，肯特遂被怀疑为凶手。事件越演越烈，伦敦金融城市长第一代从男爵塞缪尔·弗鲁代尔爵士不得不介入；为免重蹈伊丽莎白·坎宁伪证案之覆辙，市长决定不应双方要求，发出拘捕令逮捕任何人等，惟下令检测声称遭亡灵缠身的伊丽莎白·帕森斯。由塞缪尔·约翰逊等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于1762年2月初举行降神会，最终认定伊丽莎白·帕森斯有制造或模仿特殊声响的伎俩，所谓闹鬼实为骗局。法庭判处理查德·帕森斯两年监禁，另枷刑示众三次；同案两名被告入狱六个月至一年；另有两名被告与肯特达成和解，经法官训诫后获释。

这宗闹鬼事件成为循道宗与传统圣公宗论战的焦点，常见于当时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包括查尔斯·狄更斯在内的多位维多利亚时期作家都曾引用此案，讽刺画家威廉·贺加斯亦在两幅版画中影射此事。据考证，涉事房子大概位于库克巷20号，建于1666年后，拆除于1979年。

## 背景

1756至1757年间，出身于英国英格兰东部诺福克郡的放高利贷者威廉·肯特（William Kent），与林纳汉姆 (威尔特郡)杂货商之女伊丽莎白·莱恩斯（Elizabeth Lynes）成婚。两人迁居斯托克费里，肯特在当地经营旅馆，后接手了邮局。两人十分恩爱，惟这段婚姻极为短暂：搬家后不到一个月，伊丽莎白便在分娩时离世。在伊丽莎白怀孕期间，她姊妹弗朗西丝（Frances）——俗称范妮（Fanny）——已搬来同住，此后留下照料婴儿及其父亲。男婴不久夭折，而范妮并未离开，继续照顾威廉并操持家务。两人很快发展为恋人关系，肯特有意与她成婚，却受教会法禁止；肯特专程前往伦敦咨询，获告知由于伊丽莎白曾为他诞下存活男婴，所以他与范妮绝无结合可能。1759年1月，肯特放弃邮局工作，离开范妮移居伦敦，打算“在政府机构谋职”，希望“工作能冲淡这段不幸沉溺的感情”。范妮则暂居在林纳汉姆的兄弟家中。

尽管家人反对这段关系，范妮还是开始给肯特写去火热情书，“字里行间尽是携手共度余生的恳求”。最终，肯特允许范妮搬进他位于伦敦东格林威治的住所。二人决定以夫妻名义同居，立下对彼此有利的遗嘱，并希望保持低调。然而，他们低估了范妮亲属的干涉。当这对恋人搬到伦敦市长官邸附近的住所时，房东从女方家人口中得知实情，竟以拒绝偿还肯特借款（约20英镑）的方式羞辱他们。肯特愤而令其遭逮捕。

1759年10月，威廉·肯特与范妮在伦敦圣墓教堂晨祷时，结识了主礼的教区执事理查德·帕森斯（Richard Parsons）。虽然帕森斯在当地素有威望，却是出了名的酒鬼，且为养家糊口疲于奔命。得知这对恋人的困境后，他深表同情，主动提议将自家位于教堂北面库克巷（Cock Lane）的房子租给他们。这栋三层住宅位于一条蜿蜒窄街内，与伦敦市中心的多数街道相似，地段不错却渐趋没落，每层仅有一个房间，由螺旋楼梯相连。自称肯特夫妇的两人入住后不久，肯特便借给帕森斯12坚尼，约定每月偿还1坚尼。

怪事始于肯特离城参加婚礼期间。帕森斯与妻子育有两名女儿，其中长女伊丽莎白被描述为“大约11岁的机灵小女孩”。肯特请伊丽莎白陪伴当时已怀孕数月的范妮，在他外出期间，两人同床而眠。某日，范妮向帕森斯太太投诉，声称她与伊丽莎白在睡觉时受异响滋扰。帕森斯太太归咎于邻近的鞋匠；但当周日噪音再现时，范妮询问鞋匠有否在当日工作，帕森斯太太只得否认。邻近酒馆的老板詹姆斯·法兰岑（James Franzen）是另一位目击者；他参观完房子后，声称目睹一个幽灵般的白色身影拾级而上，于是惊恐地逃回家中。帕森斯随后登门，声称也看到亡灵。

范妮临产仅余数周时，肯特已着手安排搬往克勒肯维尔巴特利特宫（Bartlet's Court）的宅邸。但到了1760年1月，新居尚未就绪，二人只得暂栖附近一间狭窄公寓。岂料于1月25日，范妮突然病倒。主治医师库珀（Dr. Cooper）诊断为疹热症初期，并同意肯特的看法，认为他们的住处不适合处于怀孕后期的女性。肯特遂雇马车将她转送巴特利特宫。次日库珀医生复诊，与药剂师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会诊后均认为范妮的症状显示她患有天花。听到这个消息后，范妮急召律师确认遗嘱效力，确保肯特可继承其遗产。圣约翰克勒肯维尔教区牧师斯蒂芬·奥德里奇（Stephen Aldrich）是肯特的熟人，他安慰范妮时称“主会宽恕你的罪过”。最终范妮于2月2日去世。

作为唯一的遗嘱执行人，肯特为范妮定制了棺木，却因惧怕二人关系曝光招致诉讼，要求匿名下葬。然而办理殓葬必须具名，他最终填上了自己的姓氏。范妮亲属接获讣告，居于附近蓓尔美尔的姊妹安·莱恩斯（Ann Lynes）出席在圣约翰教堂举行的葬礼。得知范妮仅为兄弟姊妹各留半克朗 (英国硬币)，其余尽归肯特，安马上向博士院提出异议，却未果。肯特继承的大部分遗产，实为范妮从亡兄托马斯遗产中分得的150英镑，包括其名下部分土地。这些土地经遗嘱执行人约翰·莱恩斯（John Lynes）变卖后，肯特又得到范妮应得的近95英镑。莱恩斯家族对此非常反感。又因土地交易存在法律瑕疵，每位托马斯遗产受益人需向买家支付45英镑的赔偿金。不过，肯特却以“已耗资清偿范妮债务”为由拒付。1761年10月，约翰·莱恩斯向衡平法院提起诉讼。彼时肯特已改行为证券经纪人，并于同年再婚。

## 闹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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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肯特前任房东的行径如出一辙，帕森斯也未还清肯特的贷款（余额尚有3坚尼）；肯特于是委托律师起诉对方。1762年1月，肯特终于追回了欠款，此时库克巷再度响起怪声。凯瑟琳·弗兰德（Catherine Friend）曾在肯特夫妇搬离后短期租住，但当发现那些异响时断时续，且愈发频繁又无法消除，她便匆匆搬离。这些声音源于癫痫发作时的伊丽莎白。不过，整栋房子经常出现无法解释的噪音，时人描述其声如猫抓椅子。决心查明声源的理查德·帕森斯，一度让木匠拆除伊丽莎白床架周边的护墙板，但仍然找不到根源。于是，他向约翰·摩尔（John Moore）求助，此人自1754年起任圣墓教堂助理牧师，又于1761年6月起兼任史密斯菲尔德圣巴多罗买大修院教堂教区牧师。早在范妮弥留之际，人们已注意到一个疑似其姊妹伊丽莎白的亡灵存在；二人由此断定此刻在帕森斯家作祟的必定是范妮本尊。当时的社会普遍相信逝者灵魂可能重返人间警示生者，因此两个不得安宁的亡灵的出现，对于帕森斯和摩尔而言，分明是亡灵有要事相告的征兆。

帕森斯与摩尔设计了一套通灵密码：一声敲击表示肯定，两声表示否定。经由这套系统，亡灵在出现时声称范妮实遭谋杀。据推测，曾惊吓詹姆斯·法兰岑的白影幽灵为伊丽莎白亡魂，她现身的目的是为了警示其姊妹死期将至。由于首个亡灵疑似消失，针对肯特谋杀妻子伊丽莎白的指控未能成立。不过，在反复询问范妮亡灵后，他们断定其死因并非天花，而是砷中毒：据称肯特在她临终前两小时投毒，如今亡灵想讨回公道。摩尔从帕森斯处听闻肯特追债始末，又从范妮妹妹安口中得悉，范妮的棺材盖被封死，她因此未能见亡姊遗容。摩尔推测，妮的身体可能没有任何明显的天花疤痕，若然她真的中毒，这般异常恰是肯特急于掩盖的。作为偏向循道宗的牧师，摩尔倾向采信亡灵之说，但为增强说服力，他找来早期循道会成员托马斯·布拉顿（Thomas Broughton）助阵。1月5日，布拉顿造访库克巷，离开时他确信亡灵是真实存在。此事迅速传遍伦敦，《公众纪事报》开始连载灵异事件详情，肯特也因此被大众怀疑为凶手。

## 通灵

肯特在《公众纪事报》上看到针对自己的隐晦指控后，决心洗刷污名，于是在神职人员的陪同下去拜访约翰·摩尔。摩尔向肯特展示了他与帕森斯共同拟定问题清单，打算让亡灵回答；其中一条涉及威廉与范妮的婚姻状况，迫使肯特承认他们从未结婚。摩尔表示自己不认为肯特是凶手，相反他认为亡灵的出现意味着“背后隐藏着更为黑暗的真相”，并称如果肯特愿意前往帕森斯家，或许能亲眼见证并确信其真实性。于是在1月12日，肯特请来范妮临终前看护她的医生和药剂师，并与布拉顿一同前往库克巷。在宅邸二楼，伊丽莎白·帕森斯当众更衣后与妹妹共卧一床。围观者围坐在房间中央的床边，众人被警告亡灵对于不信十分敏感，因此必须保持应有敬意。降神会开始时，帕森斯的亲戚玛丽·弗雷泽（Mary Frazer）在屋内奔走呼喊：“范妮，范妮，为何不来？求你快来，亲爱的范妮，来吧！”然而屋内毫无动静，摩尔此时宣称众人噪音太大导致亡灵却步，要求人们离场，表示将尝试透过跺脚与亡灵接触。大约十分钟后，摩尔宣布亡灵已至，众人可重新入内。接着，摩尔开始根据他与帕森斯准备的问题清单，向亡灵逐条询问：

“你是肯特先生的妻子吗？” ——两声敲击

“你是自然死亡吗？”——两声敲击

“是被毒死的吗？” ——一声敲击

“是肯特先生以外的人下的毒？” ——两声敲击

在提问更多问题后，一名围观者突然喊道：“肯特，问问这亡灵你会不会被绞死”。肯特照做了，亡灵则以一声敲击回应。肯特当即怒斥：“你是个说谎的亡灵，根本不是我范妮的魂魄。她绝不会说出这种话。”

当人们发现亡灵似乎会跟随伊丽莎白·帕森斯移动时，公众对此事的兴趣大增。1月14日，她被送往邻居布雷先生（Mr. Bray）的住所暂住，与佣人同床而睡，惟布雷夫妇在屋内听到敲击声。数日后伊丽莎白回到库克巷。同月18日，库克巷再度举行降神会，出席者包括肯特、药剂师琼斯先生（Mr. Jones）、圣约翰克勒肯维尔教区牧师奥德里奇、充当灵媒的玛丽·弗雷泽，以及其他群众。通灵期间，当一位牧师举著蜡烛查看床底时，亡灵拒绝回答下一条问题；弗雷泽解释亡灵已消失，称“她不爱光”。沉寂数分钟后，亡灵回归问答继续，但当摩尔询问亡灵是否愿意出庭指证肯特时，弗雷泽拒绝转述这个问题。

威廉与范妮居住于库克巷期间，曾雇佣过一位名叫艾丝特·卡莱尔（Esther Carlisle）的女仆。她早已离职另谋生计，对闹鬼一事毫不知情。但为搜集范妮被毒杀的证据，摩尔前去询问她。卡莱尔透露，范妮临终前几日已无法言语。于是，摩尔邀请她参加1月19日举行的降神会。会上众人要求卡莱尔证实范妮遭毒杀，但她坚称范妮从未提及此事，并告诉在场者威廉与范妮“恩爱甚笃，生活美满”。当晚大约10时，肯特、法兰岑以及牧师威廉·多德（William Dodd）和托马斯·布劳顿（Thomas Broughton）到场。弗雷泽照例开场后，摩尔显然对其举止不满而勒令她离开。随后他让数十名参与者暂离房间，几分钟后又召回众人。这次降神会以卡莱尔为中心，她直接向亡灵发问：

“您是我的女主人吗？” ——一声敲击，继以抓挠声

“您生我的气吗，夫人？”——一声敲击

“那您真该羞愧，我这辈子从没伤害过您。”

此言一出，降神会戛然而止。所有人随后离场，惟弗雷泽与法兰岑留在房中，据说后者吓得动弹不得、不能言语，连弗雷泽问他是否要祈祷也无法回应。降神会后来持续至翌日清晨4时，随后法兰岑返家，据传其夫妇卧室整夜遭亡灵敲击侵扰。

## 调查

1月20日，众人又在附近的霍西尔巷（Hosier Lane）拐角处布鲁因先生（Mr. Bruin）家中举行了一场降神会。在场的人员中，有一位“极其渴望揭穿骗局、查明这桩神秘事件真相”的男子，他后来将当晚见闻寄送《伦敦记事报》。这名男子与圣安妮和圣雅各修道院的詹姆斯·彭恩（James Penn）等人一同到场。在屋内，一位参与者紧靠床沿而立，却被亡灵的拥护者要求离开。遭到拒绝后，双方爆发短暂争执，最终亡灵的拥护者愤然离场。随后，该名打算查出真相的男子询问帕森斯能否容许其女儿转移至自己家中接受观察，但遭到拒绝。当晚余下的时间里，亡灵未再发声，伊丽莎白则显得极度焦躁，不时出现抽搐症状。当被问及是否看见亡灵时，伊丽莎白予以肯定，却毫无惧色。此时部分参与者已先行离开，但次日早上7时左右，敲击声再度响起。在例行询问范妮死因及责任归属后，人们的质询转向了其安葬于圣约翰教堂墓穴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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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帕森斯本已同意将伊丽莎白送往奥德里奇家中接受进一步检查。然而当天清晨，当彭恩与一位实事求是的富绅登门询问伊丽莎白的下落时，帕森斯却声称女儿不在家中，又拒绝透露其下落。最终，帕森斯仅同意在当晚将伊丽莎白转移至圣巴多罗买医院，并在那里举行了又一场降神会。整晚风平浪静，直至凌晨六点左右，在女孩看似熟睡之际，突然传出三声抓挠。现场约廿名参与者当场争论，不少认为此事纯属骗局。伊丽莎白醒来后开始啜泣，经安抚才坦言她是在为父亲担忧：“若亡灵一事被认定为虚构，父亲必将身败名裂。”她还承认，尽管看似沉睡，实则完全清楚周遭的谈话内容。

鉴于近日报章屡现诋毁本人品格的启事，作为现今成为城中热话之孩童的父亲，本人特此郑重声明：本人始终愿意且随时准备将女儿交予任何公正明理的人检验，只求他们能保证公平善待我的孩子，相信任何为人父母者或正直的人都不会拒绝这项要求。

起初这场骚灵现象仅获《公众纪事报》报导；当1月14日数名贵族前往布雷先生宅邸探访亡灵的消息传开后，其他报纸纷纷跟进。《圣雅各纪事报》（St. James's Chronicle）和《伦敦记事报》刊发文章，惟后者在报导时则持怀疑态度。《劳埃德晚报》则于1月18日至20日作连续新闻追踪。消息迅速传遍伦敦，一月中旬聚集在库克巷的人群骆驿不绝，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帕森斯向访客收取门票费，美其名“与亡灵对话”，而据称亡灵从未让入场人士失望。另一方面，在接到多方的介入请求后，伦敦金融城市长第一代从男爵塞缪尔·弗鲁代尔爵士于1月23日接见了市政官戈斯林（Gosling）、摩尔、奥德里奇、帕森斯等人。他们各自述明事件原委，摩尔一方希望市长下令以谋杀罪逮捕肯特，奥德里奇则希望以串谋罪拘捕帕森斯。弗鲁代尔联想起恶名昭彰的伊丽莎白·坎宁伪证案，为免得失其中一方，他决定不发出拘捕令逮捕任何人。不过，面对着媒体连篇累牍报导引发的社会骚动，他最终下令将伊丽莎白带至奥德里奇宅邸接受检测。与此同时，1月23日至24日举行的两场降神会继续以伊丽莎白为研究对象。帕森斯表面接受市长裁决，却提出“需允许与女孩亲近之人白日陪伴解闷”的要求。这项请求和后续两次类似提议均遭拒绝，奥德里奇坚持只接受“品行端方的女管家”陪同。由于帕森斯迟迟不肯交出女儿，奥德里奇于是在《圣雅各纪事报》发文，讲述事件细节和帕森斯的狡猾举动。帕森斯及后在《公众纪事报》撰文自辩。不过此举随即招致奥德里奇和彭恩于《劳埃德晚报》抨击：“帕森斯先生声称始终愿意交出孩子，却在1月20日周三晚上拒绝了一位绅士的请求。我们向他保证，孩子将受到最细心和温柔的对待……所谓‘需要安保’究竟是何用意？”

1月26日，伊丽莎白被送往简·阿姆斯特朗（Jane Armstrong）的住所，睡在一张吊床上。持续不断的异响愈发坚定了亡灵拥护者的信念，而媒体对此案的追踪报导也未曾停歇。第四代奥福德伯爵霍勒斯·沃波尔宣布，他将于1月30日与约克公爵、诺森伯兰公爵夫人伊丽莎白·珀西、玛丽·科克夫人、哈特福侯爵一同造访库克巷。然而当沃波尔伯爵艰难地穿过蜂拥而至的围观人群后，却大失所望。《公共广告人报》评述：“如今异响通常推迟至清晨7时出现，这种时间上的变动显然是为了更好地延续骗局”。

## 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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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特茅斯伯爵的支持下，奥德里奇开始召集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挑选了当地产科医院的护士长作为首席女官，并邀请以慎思明辨闻名的约翰·道格拉斯 (索尔斯伯利主教)，以及乔治·麦考利（George Macaulay）医生加入。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威尔金森（Wilkinson）上尉：此人曾携带手枪和棍棒参加降神会，企图以手枪射击发出敲击声的源头，并用棍棒自卫逃生，但亡灵在该次降神会未有发声。彭恩和摩尔也是委员会成员，但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塞缪尔·约翰逊。约翰逊详细记录了1762年2月1日举行的降神会始末：

鉴于亡灵迟迟未有现身，摩尔十分失望，又向肯特直言此事纯属骗局，并愿意协助揭露真相。肯特遂要求摩尔签署宣誓书陈述实情，以平息风波及恢复自己名誉。然而，摩尔拒绝肯特的提案，坚称亡灵的存在正是警示他所犯下的罪孽。许多人也认同摩尔对这对情侣关系的看法，当中包括帕森斯夫人：她认为所谓的伊丽莎白·肯特亡魂反对她姊妹的新恋情。

在2月3日的降神会上，敲击声依然持续不断。此时的帕森斯已陷入极其严峻的处境；为了证明亡灵非虚，他同意让女儿先在同月7日至10日于河岸街某宅邸接受检测，再在14日转往柯芬园另一处住所。测试手段包括让女孩躺在吊床上伸展双手双脚。初时异响如期而至，但当要求伊丽莎白将手置于床外时，声响便突然停止。亡灵连续两夜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审查者告知伊丽莎白，若21日周日之前再无异响，父女二人将被移送新门监狱。审查者又要求女仆持续监视伊丽莎白；当女仆透过窥视孔看到女孩藏匿一块大约6x的小木头，随即向审查者告发。虽然后续仍出现抓挠声，但审查者最终认定所有异响皆由伊丽莎白发出，乃受其父胁迫所致。真相大白后，伊丽莎白便获允许回家。

2月25日左右，一本名为《The Mystery Revealed》的小册子问世，内容偏向同情肯特，很可能是由奥立佛·高德史密斯撰写。与此同时，肯特仍在竭力洗刷污名。不过，坊间又流传范妮遗骸早被移离墓穴，故亡灵无法敲击棺木以证自身存在。于是在25日当天，肯特在奥德里奇、殡葬员、教堂执事及司事的陪同下，前往圣约翰教堂墓穴，旨在粉碎谣言。当殡葬员在肯特面前揭开棺盖、露出范妮遗骸时，场面极其骇人。虽然摩尔始终坚信范妮亡灵一说，但墓穴的可怕景象击垮了他的信念，他随即发表声明收回了先前的说法：

然而，这份声明终究未能使摩尔置身事外。当局仍以串谋罪对其提起公诉，同案被告还包括帕森斯夫妇、玛丽·弗雷泽，以及怀疑在《公众纪事报》发放失实资讯的商人理查德·詹姆斯（Richard James）。

## 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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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年7月10日，五名被告——约翰·摩尔、理查德·帕森斯及其妻、玛丽·弗雷泽、理查德·詹姆斯——在伦敦市市政厅英格兰王座法院接受审判。本案由首席法官第一代曼斯菲尔德伯爵威廉·默里主审。审讯于上午10时进行，庭上座无虚席。原告人威廉·肯特指控上述被告串谋诬陷他毒杀弗朗西丝·莱恩斯，意图取他性命。肯特详述了与范妮的恋情，以及她以“刮木鬼范妮”（Scratching Fanny）还魂作祟的经过。詹姆斯·法兰岑随后出庭作证，而其供词得到于同日稍后时间出庭的范妮女仆艾丝特·卡莱尔佐证。曾为范妮诊治的库珀医生重复他在宣誓书写上的内容，又在庭上表示他始终认为库克巷异响纯属骗局。多位控方证人相继揭露骗局细节，最后一位更直指商人理查德·詹姆斯应对《公众纪事报》刊载的虚假内容负责。

辩方传召的证人包括曾照顾伊丽莎白·帕森斯的数位人士，他们依然相信亡灵真实存在。其他辩方证人还包括负责拆除帕森斯公寓护墙板的木匠，以及为逃离异响而搬离的凯瑟琳·弗兰德。一位女证人的供词引起旁听者哄堂大笑，她当即正色道：“诸位，无论你们想法为何，此事绝非儿戏。”曾质询亡灵的托马斯·布劳顿和罗斯牧师（Mr. Ross）亦相继出庭。当罗斯牧师在庭上提及他曾在降神会质询亡灵的问题时，却遭法官揶揄：“阁下以为是自己为难了亡灵，抑或是被它难倒？”约翰·摩尔获得多位受人尊敬的绅士声援，更呈上由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塞克撰写的信函。法官未开封便将其放入口袋，并称该信绝无可能与本案存有关联。理查德·詹姆斯与理查德·帕森斯亦获多位证人作保，其中虽有人承认帕森斯确有酗酒习惯，但坚信他不可能涉案。

审讯于当晚9时30分许结束。法官耗时约90分钟总结案情，而陪审团仅用15分钟便裁定五人罪名成立。次周一，另有两名诽谤肯特者亦被定罪，各判处罚款50英镑。11月22日，五名被告再度出庭，但为了协商向肯特支付的损害赔偿金额，法庭推迟量刑裁决。至1763年1月27日，因协商未果，众人还押王座法院监狱候判。2月11日，摩尔和詹姆斯与肯特达成588英镑的赔偿协议，经约翰·艾德利·威尔默特法官训诫后获释。翌日，法庭就余下被告宣布判决：

鉴于肯特先生蒙受重大冤屈，法庭决定透过惩处违法者予以一定补偿，故将判决推迟七八个月，希望双方在此期间达成和解。最终，涉案牧师与商人同意支付一笔整额赔款来换取赦免，遂在遭受训诫后获释。理查德·帕森斯被判一个月内枷刑示众三次，其中一次将在库克巷巷尾执行；其妻伊丽莎白被判囚一年；玛丽·弗雷泽被判入布莱德韦尔监狱服劳役六个月。

帕森斯虽然始终坚称无罪，仍被判处两年监禁。他先后于3月16日、3月30日、4月8日三度执行枷刑示众。有别于其他罪犯，围观民众不但未有加以辱骂，反而动了恻隐之心，甚至自发为其募捐筹款。

##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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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巷亡灵事件成为当时循道宗与传统圣公宗之间宗教论争的焦点。多数宗教的核心观念认为人的灵魂在死后会获得永生；每当所谓骚灵现象显现时，信徒皆视其为信仰的肯定。约翰·卫斯理年少时深受家族宅邸“闹鬼”传闻影响，而这些体验也贯彻在他后来创立的循道宗——该教派因对巫术和魔法的立场屡遭批评。尽管循道宗内部派系林立，却几乎成为超自然信仰的代名词。因此，部分循道宗信徒比圣公宗更确信库克巷亡灵的真实性，倒是圣公宗视这类现象为昔日天主教遗害。这种对立在循道宗牧师约翰·摩尔与圣公宗牧师斯蒂芬·奥德里奇的冲突中得到充分演绎。霍勒斯·沃波尔曾经参与降神会，他在1845年回忆录中指控循道宗刻意营造亡灵存在的证据，又描述循道宗牧师经常在伊丽莎白·帕森斯附近出没，暗示教会会补偿其父所面对的麻烦。

塞缪尔·约翰逊笃信基督教，并认同作家约瑟夫·格兰维尔的观点——他在1681年著作《Saducismus Triumphatus》中，表示对于无神论和怀疑论正冲击宗教根基与巫术信仰深感担忧。对约翰逊而言，来世不存在简直是个可怕的想法。尽管他相信灵体能够庇佑生者并给予指引，却始终与容易轻信他人的循道宗信徒保持距离，并认定他的信仰需要确凿的来世证据。这位终身的怀疑论者曾与传记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讨论时坦言：

先生，我认为关键在于区分什么是仅凭想像力便能催生的体验，什么是想像力绝无可能创造的事物。举例说，如果我以为自己看见某个形体，并听到它说：“约翰逊，你罪大恶极，若不悔改必遭严惩。”这很可能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才会产生这种幻觉，所以不会相信有外来的讯息传达给我。但是，假如这个形体准确地说出，某人在某时某地去世的具体细节，而我对此毫无所知也无从得知，事后又完全属实，那我就不得不相信这是真实的超自然现象了。

尽管约翰逊揭露了这场骗局的本质，却仍未能逃过讽刺作家查尔斯·丘吉尔 (讽刺作家)的攻击，其于1762年作品《The Ghost》中冷嘲热讽约翰逊的轻信的一面。丘吉尔对约翰逊冷淡对待其作品耿耿于怀，于是塑造了庞波索（Pomposo）一角，把它描写成亡灵调查者中比较轻易相信的一个，并利用这部讽刺作品来凸显对象的“迷信倾向”。约翰逊对此毫不在意。不过，据传当丘吉尔再次因其拖延出版《威廉·莎士比亚戏剧集》而嘲讽他时，约翰逊确实动怒。起初出版商对抨击那些牵涉在闹鬼事件中的人有所顾忌；随着帕森斯的骗局被揭穿，丘吉尔的讽刺作品引领了一股嘲弄风潮。各家报章纷纷翻查历史骗局案例，甚至援引作家雷金纳德·斯科特于1584年所创的《发现巫术》等古籍佐证。1762年的匿名作品《Anti-Canidia: or, Superstition Detected and Exposed》也提及库克巷幽灵事件，旨在讽刺涉案者的愚昧；作者自称这部作品是“对库克巷卑劣怪象的愤怒抨击”。很快，塞缪尔·福特的《演说家》（The Orators，1762年）等作品相继面世。诸如《Cock-lane Humbug》之类的滑稽诗作纷纷出版，剧院则上演《The Drummer》、《The Haunted House》等应景剧目。

1762年2月发表《The Mystery Revealed》的奥立佛·高德史密斯，可能还于同年创作了讽刺画作《English Credulity or the Invisible Ghost》。画作展示了艺术家想像中的降神会场景：亡灵徘徊在床上两名孩童头顶。在床右侧，一位虔诚祈祷的妇人高呼：“啊！但愿他们把它放在红海！”另一人哭喊：“我再也无法安眠。”失明的地方法官兼社会改革家约翰·菲尔丁正从左侧入门，说道：“我倒想亲眼瞧瞧这亡灵”。其同伴则提醒：“阁下最好让市长大人批准您的逮捕令”——此处指米德尔塞克斯郡地方法官的逮捕令需经伦敦金融城市长塞缪尔·弗鲁代尔加签方能生效。画中也有不少人围观，其中一名牧师甚至质问他人：“异教徒，你还不信吗？”墙上中间偏右的位置甚至悬挂伊丽莎白·坎宁的画像——正是后者的诈骗案令弗鲁代尔市长不敢贸然逮捕帕森斯或肯特。

剧作家大卫·加雷克将其大获成功的作品《农夫从伦敦归来》献给了讽刺画家威廉·贺加斯。故事讲述一位农夫向家人讲述他与“范妮小姐”的对话，其喜剧效果源自角色反转：半信半疑的乡野农夫取笑轻信亡灵的城市人。贺加斯本人也通过版画《轻信、迷信、狂热》（1762年）对库克巷亡灵事件作出尖锐批判。这幅画作刻意抨击圣公宗牧师，其中一位正将“阴茎状的亡灵”塞入年轻女子的紧身胸衣里。他在1762年至1763年间创作了《The Times》组画第二幅作品，再次将矛头指向圣公宗：把曾为涉案者求情的托马斯·塞克大主教肖像置于库克巷亡灵后方，更让亡灵与激进政治家约翰·威尔克斯同戴枷锁，暗示圣公宗与皮特派在蛊惑民心方面如出一辙。这幅画作激怒了圣公宗主教威廉·沃伯顿，尽管他经常批评循道宗，但他写道：“我看了贺加斯那幅有关亡灵的版画，简直就是淫荡猥亵、亵渎神灵的可怕作品。我现在不仅鄙视他的作品，更对他这个人彻底失望。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画中最糟糕的部分，平民百姓估计根本看不懂。”

19世纪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多部作品中均有提及库克巷亡灵。在《尼古拉斯·尼克贝》中，作为小说主要笑料来源的尼克贝太太声称其曾祖父和库克巷亡灵是同窗，并补充道：“我知道他的校长是个不从国教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库克巷亡灵长大后会对牧师如此无礼”。《双城记》和《董贝父子》也曾简短地提及库克巷亡灵事件。

根据史料记载，帕森斯当年的住所大概位于库克巷20号。据考证，该房子是在1666年伦敦大火后不久建造，“一直饱受骚灵现象困扰”，最终于1979年遭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