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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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Samoupravni socijalizam）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实行的一种工人自治制度。它从1950年6月开始实行，直至1990年该国解体。

在“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下，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1950年代引入了自治制度，将社会企业的管理权移交给工人。宪法禁止任何基于阶级剥削和所有制垄断的社会经济关系形式。工人不被视为雇佣劳动者，而是劳动集体的成员，他们在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中参与决策，并享有就业保障。工人自治原则上否定了国家在经济领导中的作用。企业受制于国家的局面被一种名为“协议经济”的权利与义务相互体系所取代。

工人自治的实质在于，企业由劳动集体管理，每个企业的劳动集体独立运作，自主采购原材料，自行确定产品种类、生产规模及投放市场的产品价格，并自主制定工资单及利润分配方案。这些企业享有购置、出售、出租及出借不动产的权利。由于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南斯拉夫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导向的。

实行自治制度后，南斯拉夫的工业生产迎来了迅猛增长，1954年至1960年间出口额增长超过一倍。1957年至1960年，南斯拉夫的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第二。20世纪50年代，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3.4%，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60年代和70年代增速略有放缓：工业生产增长率分别为8.8%和7.5%，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7%和6%。这一增长促进了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并扩大了文化在更广泛社会阶层中的普及。自治制度实行25年后，南斯拉夫实现了大规模城市化，建成了两百万套社会住房，基础设施得到发展，工业和建筑业实力提升，国民教育水平也得到提高。

自治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进行改革，70年代再次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斯拉夫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制度，成为东方集团之外的一种替代模式，在这一制度下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许多法律成果极具特色，如自治制度、联合劳动组织、工人委员会、劳动人民大会以及全民防御与社会自卫等。

自治社会主义在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工人的权利在历史上更是史无前例。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自治制度效率不足，存在官僚化倾向，且易滋生腐败；此外亦有观点认为自治制度为南斯拉夫解体埋下了祸根。

## 历史

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关于实行自治的提议曾多次出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同方式加以倡导。在共产主义思潮中，自治思想体现于委员会共产主义，这种思想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多场社会反抗中均有显现（如巴黎公社、喀琅施塔得起义等）。工厂中工人自治的实例则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期间。

早在19世纪的塞尔维亚王国，便已有一份名为《自治》的期刊发行，该刊物由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出版。

### 南斯拉夫革命与苏南决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反法西斯斗争中，革命在南斯拉夫随之兴起。战斗由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进行，口号是“土地归农民！”和“工厂归工人！”。革命胜利后，他们决定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当时，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即苏联模式。于是，他们开始了农业集体化、生产资料国有化，并发展计划经济。如同苏联体制一样，南斯拉夫每年都会制定详细计划，为每种产品设定目标，若完成目标，则以购物券等形式予以激励，计划制定得非常详尽。

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导致其组织形式不断增多，官僚队伍也随之膨胀。国家行政机关在计划、经济、监管、公共服务等领域承担的职能越来越多。其下属机构处理着生产、商品流通、交通、建筑、科学、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护、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诸多事务。1948年至1949年后，人们开始对这一庞大的行政机器产生担忧，它大有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指导者和主宰者之势。

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发生冲突。当时理论思想尚不成熟，因为人们曾期待苏联能对层出不穷的问题给出答案。在情报局决议之后，面对华约国家实施封锁所导致的经济停滞、日益增长的人民不满情绪，并意识到苏联模式的缺陷，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根基——马克思的著作。他们寻求提高社会与企业效率、激励工人的方法，希望将工人从被指挥的对象转变为自主决定自身生存的主体。他们运用了原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将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这一直接民主的方式置于社会结构的顶端。

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激烈地重新审视自身的意识形态，最终为一种新的经济机制奠定了基础，并将其命名为工人自治。爱德华·卡德尔、鲍里斯·基德里奇和米洛万·吉拉斯对自治思想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 工人委员会的引入，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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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首批工人委员会在国有企业中成立，1950年和1951年的联邦法律进一步对此予以规范。这些法律使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并委托各企业的工人进行管理。工人委员会自行制定生产计划、产品及服务价格，并监督财务，但政府通过厂长保留了针对工人委员会决策的控制机制，因为任命的厂长对工人委员会的决议拥有否决权。与此同时，经济计划领域实行了改革，市场经济被悄然引入，企业被赋予自主定价权，但对外贸易仍由联邦政府管辖。

用自治制度取代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要求南斯拉夫共产党自身也进行改革，以放弃其对决策的垄断。在1952年11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南斯拉夫共产党更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以此明确宣告与斯大林主义历史的决裂，并重新定位自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南共盟不再直接干预政府工作及国家经济进程，而是将工作重心转向对社会各阶层施加影响，通过教育、宣传以及党员个人参与政治机构、工人委员会及其他组织的方式，以民主途径参与决策。自由进行的党内讨论用于确定政治纲领，随后在代表大会上予以通过，此后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所有成员均有义务贯彻执行。代表大会召开三个月后，人民阵线改组为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成为所有公民及其协会的联合组织。联邦议会于1953年通过了1953年南斯拉夫宪法修正案，该法律根据新的工人自治法，对1946年宪法进行了近乎全面的修改。

自1953年3月起，政府开始解散此前受到扶持的札德鲁加和国营农工联合企业。三分之二的农民在九个月内退出了合作社，土地的社会所有制份额在三年内从25%降至9%。为缓解农民无地问题，政府将私有耕地面积上限从25至35公顷下调至10公顷，这一限制措施持续了三十余年，制约了高效家庭农场的发展。政府还取消了义务征购和定额预付税制度，鼓励农民通过合作社采购和销售农产品。那些年，农业投资有所增加。因此，南斯拉夫的农业生产在20世纪50年代持续增长，1958年和1959年更是迎来了创纪录的丰收。不过在这一时期，国家仍将发展重点放在工业上。

1953年改革及引入工人自治后，工业生产迎来了迅猛增长，1954年至1960年间出口额增长超过一倍。1957年至1960年，南斯拉夫的经济增长率位居世界第二。这一增长促进了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并扩大了文化在更广泛社会阶层中的普及。

### 1964年经济改革与自主权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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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南斯拉夫开始引入市场社会主义并实行更为自由的外贸体制，不久便导致对外贸易出现严重失衡和通货膨胀，于1962年陷入衰退。这场危机引发了关于亟需进行根本性经济改革的紧急讨论。尤其强调投资决策权应当下放——口号是“谁创造剩余，谁就该决定其用途”，即应将此项权力交由工人自治。由于经济利益不同，讨论引发了共和国与地区间的冲突，最终导致民族对立情绪抬头，以及充满感性的民族主义诉求的复苏。党的领导层无力弥合北部较发达共和国与不发达南部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一些共和国从投资基金中获得不合理高额份额的猜疑，也加剧了非理性情绪与矛盾。

联邦政府最终接受了一项临时措施，即重新加强中央国家机关的作用，以期遏制1962年的衰退，但通货膨胀和对外贸易赤字再次急剧攀升。由此，关于需要进行彻底经济改革的辩论再次展开。当时的改革派以爱德华·卡德尔和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为首，他们主张权力下放（以加强自治为名），并推行有利于较发达共和国的新投资策略。被时人称为“统一派”的保守派（原则上主要来自塞尔维亚本土和黑山，但实际上每个共和国都有），则主张维持现状，甚至加强中央集权，并继续向欠发达共和国和地区进行投资。

1963年，联邦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将自治的概念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所有社会活动，在联邦及各共和国层面推行。社会自治权被宣布为不可侵犯，国家领土单位（市、县、自治省、共和国及联邦本身）被确立为社会政治共同体。议会被宣布为最高权力机关和社会自治机关，除政治院外，联邦议会和共和国议会还设立了劳动共同体院——经济院、教科文院、社会卫生院及组织政治院。

这些措施仍不足以遏制对外贸易失衡的急速加剧，以及外债偿还问题的日益突出。因此，1964年，1961至1965年的五年计划被废止，同年12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南共盟八大上宣布了经济改革。1964年至1967年间，通过多项法律法规，国家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被削弱，为市场社会主义创造了诸多法律前提。经济改革也要求外贸体制进行变革，为此南斯拉夫对第纳尔实施了贬值（1965年），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获得了西方贷款。

这一系列改革之后不久，便迎来了一个危机时期，许多工人遭到解雇，失业率上升，物价普遍上涨，企业不履行债务现象增多，社会差距显著扩大。大量被解雇和失业的工人为了生计而远走他乡。自1967年起，一项允许外资在南斯拉夫企业中持股最高达49%、并允许资金撤回及利润汇出的法律生效。1970年，南斯拉夫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

经济改革实施后的危机于1969年结束，失业率随之下降，居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开始增长。外国游客和在外临时工作的工人为国家带来了急需的外汇。但通货膨胀很快再次加剧，许多企业出现亏损。

### 1974年宪法与劳动联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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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重大政治动荡：1968年学生抗议、1968年科索沃骚乱、1970年克罗地亚之春以及企业中发生的多起罢工——最终都要求寻求解决方案。当时的口号有：“外汇归创造者所有”（克罗地亚）或“特雷普查矿业在开采，贝尔格莱德在建设”（科索沃）。解决之道再次被诉诸于加强自治。为了化解经济危机，人们努力让经济回归计划轨道，但这次并非自上而下的计划，而是自下而上：通过不同企业之间，以及生产部门与社会部门之间的直接合同，这种方式被称为“协议经济”。

此后，南斯拉夫着手对宪法进行根本性修改，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于1974年颁布了1974年南斯拉夫宪法。此后，所有原有的劳动组织都改组为联合劳动组织复合体，并进一步细分为工厂车间层面的更小单位——联合劳动组织。每个联合劳动组织作为自治的基本单位，都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在财务和商业上保持独立。作为联合劳动组织的成员，所有在职员工均有权参加工人大会，并有权选举和被选举进入联合劳动组织的最高机构——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作为最高机构，负责制定经营方针，包括价格与计划；决定收入分配与薪酬发放；批准投资与贷款；审核业务账目；并作为最终决策机构，批准厂长及其他管理人员的任命。尽管拥有这些名义上的广泛权力，工人委员会的运作与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厂长的制约，而厂长的任命则深受南共盟（通过其各级组织）的影响。

在实践中，三分之一的厂长来自工人委员会自行提名的候选人。其余厂长则来自地方市镇政治机构和工会，而这些机构均受南共盟的强力控制。在最后一步选举程序中，工人委员会根据提名的候选人名单选出厂长，在许多情况下，这份名单上只有一个人选。联合劳动组织作为基本组织单位，涵盖了工业、农业、服务业、教育、文化等一切劳动形式。层级较低的自治组织形式（拥有较少权利与义务）是为联合劳动组织内的行政及技术人员设立的“工作共同体”。

联合劳动组织复合体作为最高层级的自治生产组织，旨在整合其下属的各联合劳动组织，并促进这些组织及其组成单位之间的协作与专业化。与此同时，还成立了自治利益共同体，旨在为各联合劳动组织中的生产工人提供住房、文化、体育、交通、通讯、教育及医疗等服务，这些在当时被称为社会上层建筑。

南斯拉夫经济体制在其发展的最后阶段（1974—1990年）还有一个特点：自治协议与社会契约。自治协议是社会部门各自治组织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其职能是为共同利益——基础设施和社会上层建筑（医疗卫生、体育、教育、社会及养老保障）——提供资金。自治协议通过自治利益共同体以及作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联合组织的联合自治利益共同体进行统筹。在经过通常较为漫长的协商与意见协调过程后，代表们达成一致并签署自治协议，协议规定了签署方之间共同收入的分配、工资水平、投资及风险分担，同时也确定了融资方式，相关费用由协议签署方（联合劳动组织、联合劳动复合组织、自治利益共同体及联合自治利益共同体）承担。若自治协议的任何签署方未能履行其义务，则将被诉诸法庭，且常常面临破产。

社会契约则用于规范联合劳动组织、自治利益共同体、联邦及共和国书记处、商会和工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契约确定了收入分配标准、对外贸易关系（进出口权限）、就业政策，并对各项事务进行优先排序。

##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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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长率：在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增长率极高，使该国在当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劳动纪律：传统上认为，没有来自上级、由管理者进行的领导，就不可能存在纪律，但自治时期纪律反而得到了加强。批评者声称工人委员会不具备做出决策的专业能力，但事实上，委员会掌握的信息远比资本主义企业的董事会更为充分，并且能选出更优秀的管理者。

高投资率：批评者还认为，当工人获得权力后，他们会在彼此之间分配企业的全部收入，而不会对企业进行足够的再投资。但事实恰恰相反，投资率居高不下：1976年，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南斯拉夫成为同期唯一能与日本30%的投资率相提并论的国家——加拿大为23%，美国为16%。现代技术被大力引入，因为劳动集体的成员们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因此投资于尖端技术。

工人参与：多项研究均强调，工人的参与度很高，并且对其所在企业的运作有着相当充分的了解。

住房建设：在自治制度实行后的头二十五年里，建成了两百万套社会住房。若以四口之家为平均家庭规模计算，这意味着解决了八百万人口的住房问题。

社会流动性：从熟练工人、直接生产者和自治者一路成长为企业经理的人生经历，并不罕见。

医疗保障：南斯拉夫的每一位居民都享有完全免费且可及的医疗保健服务。

教育：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已为广大民众所享有。居民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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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工作时间通常为上午7点至下午3点，中间有休息时间，员工通常在社会食堂用餐。周六和周日为休息日，但工作性质要求周末必须运作的劳动组织除外。员工可以较为容易地申请无薪休假和病假。

员工福利：在工会的组织下，各劳动单位内部开展了许多具体活动（体育、艺术、文化），这些活动有助于提升每位工人的生活质量。系统性体检是强制性的，并在所有企业中实施。

热餐：员工可获得热餐券，在社会食堂就餐。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为员工提供热餐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人们要么在社会食堂（即员工食堂）用餐，要么凭热餐券（一种内部使用的票券）在城里众多快餐厅就餐。若想简单、便宜又快速地填饱肚子，也可以在热狗亭解决。

年假：年假期间，人们前往工会组织的工人疗养院度假。费用在年内分期支付，因此家庭年假是普遍现象。许多工人疗养院建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由劳动组织投入资金兴建，此外还有温泉疗养地和山地疗养院。工人们还能强制性地获得度假补贴，用于资助其年假开销。

丧葬支持：如有员工去世，该员工有权获得免费安葬。若其在职期间而非退休期间去世，其直系亲属中的一员可立即受雇于该员工生前所在的劳动组织，以确保其家人仍有经济收入来源。

就业保障：就业保障程度很高，因为劳动集体的成员不会解雇自己的同事。在同一家企业工作直至退休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决策：自治社会的目标是让劳动者创造并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工人们有一种切实的参与感，感受到异化几乎不存在，并且企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团结。

## 批评

效率低下与制度规避：一些工人找到了规避制度的办法，例如请虚假病假等。举例而言，来自农村的工人常因照料家禽、种植蔬菜而上班迟到，夏季则多半休“虚构的病假”。由于制度安排倾向于维护他们的利益，厂长通常对此无能为力。即便派人去检查，同事也会在村里以丰盛的菜肴和农产品款待检查员，之后检查员便向管理机构提交正面报告。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主体是“半农半工”阶层，即农民与产业工人的混合群体。他们既难以割舍土地，又被工业所吸引——毕竟城市就业能带来更高的收入和免费的医疗保障。

工人参与不足：工人们往往将参与管理和议事的职责视为工作之外额外的时间投入。为此还生成了“会海”一词，人们总在设法将这些会议挤进工作时间。大量会议材料枯燥乏味，流于形式，内容无非是通过某些报告、延长某些流程而已。对于相当一部分事务，工人们并不具备专业能力，因此通常只能依赖上级的“指示”。只有涉及住房、工资、度假安排等切身利益的问题时，才会引发较多讨论。久而久之，工人在企业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专家阶层的影响力则相应上升。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物质和文化水平较低。此外，职员阶层在管理机构中也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

失业问题：自治企业不会解雇工人，但也不大量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因为企业更倾向于进行资本密集型投资。面对这一局面，工人开始以“客居工人”的身份向西欧移民。1971年，南斯拉夫的失业率为7%，而莱博维茨认为，还应加上“在国外工作的另外20%的劳动力”。

不平等的加剧：此外，随着市场原则的引入，不平等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加剧，“红色资产阶级”一词开始被使用。同一行业内的不同企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都在扩大。例如，斯洛文尼亚与科索沃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达到六倍。所有这一切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引发了抗议浪潮。

修正主义：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批评声音认为，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层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南斯拉夫各民族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帝国主义的奴仆。中国共产党批评“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他们指出，1963年南斯拉夫有超过11.5万家私营“手工业”，其中许多业主是典型的资本家。尽管法律规定私营业主最多只能雇佣五名工人，但许多人雇佣的工人数量是这个限额的十到十五倍。“铁托集团”还因在农村保留富农、偏离农业集体化道路以及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而受到批评。中国共产党认为，“工人自治”和“工厂归工人”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而是老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主张。

## 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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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自治制度建立后不久，“南斯拉夫实验”便在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界引起反响。1950年12月，英国工党籍议员摩根·菲利普斯·普赖斯表示，如果南斯拉夫的尝试取得成功，世界上的每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将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工业民主的立场，并借鉴南斯拉夫工人的经验。

1951年，“autogestion”这一概念便已进入法国的政治话语体系，用作“对南斯拉夫用以描述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词汇的翻译”，该实践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集体决策、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民主计划、联邦制下的权力下放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非集中化”基础之上。

“自治”这一概念在西班牙语中被译为“autogestión”，如今在南美洲各地工人的政治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阿根廷的占据工厂运动中。在意大利，“autogestione”这一概念被无政府主义的占屋运动所使用。

南斯拉夫的自治实验仍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被研究。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莱博维茨在其讲座中指出：“要创造新社会，我们必须从历史经验中学习。因此，我们必须从南斯拉夫自治近四十年的发展经验中学习。

## 参考来源

- Branko Petranović: ISTORIJA JUGOSLAVIJE, knjiga III - SOCIJALISTIČKA JUGOSLAVIJA 1955-1988

## 外部链接

- Paradigm Lost :Yugoslav Self-Management and the Economics of Disaster (P. H. Liotta)
- Nitish Dev: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Yugoslavian market socialism ? (
- Records of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Research Institute: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Background Reports; Open Society Archives a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
- "Ten Years of Yugoslavia's Workers' Councils System", 29 June 1960
- "A Study of Yugoslav Workers' Councils, Theory and Practice Part I", "Part II", "Part III" Nov. - Dec. 1962, March 1963
- "Yugoslavia's Self-management System: Fifteen Years After", 28 July 1965
- "Twenty Years of Yugoslavia's Self-management System" Part I, Part II, Part III, May-June 1970
- "Twenty-Five Years of Yugoslavia's Self-management System", 30 June 1975
- "Thirty Years of Yugoslavia's Self-management System", 30 June 1980
- "What Went Wrong in Yugoslavia: The Failure of the Self-management Model", 21 January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