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西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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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西方情绪（Anti-Western sentiment），又称反大西洋主义（Anti-Atlanticism）或西方恐惧症（Westernophobia），是指对西方世界的人民、文化或政策的广泛反对、偏见或敌意。

反西方情绪在全世界都存在，它往往源于反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过去殖民行为的批评。在非洲，帕特里斯·卢蒙巴和蒙博托·塞塞·塞科等人将刚果地区的帝国主义归咎于西方。在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战争期间对国内政治和冲突解决的不满导致了反西方情绪。在中东，泛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助长了反西方态度。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圣战组织将西方国家视为恐怖主义目标，因为西方国家被认为是对伊斯兰教的侮辱和对穆斯林国家的军事干预。许多拉美国家因历史上美国和欧洲的干预而受到批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反西方情绪不断高涨，尤其是在中国。诸如“百年屈辱”之类的历史恩怨，加剧了人们对西方动机的怀疑。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化了这种情绪，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在俄罗斯，反西方情绪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俄罗斯领导人传统上拒绝西方自由主义，他们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对俄罗斯在该地区的霸权构成威胁。

这种现象常常因当代事件而加剧。近几十年来，伊拉克战争、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对伊朗等国家的制裁等因素助长了反西方情绪。

## 简介

在许多现代案例中，反帝国主义助长了反西方情绪，特别是针对“被认为犯有过去和现在的殖民罪行”的国家，例如德国、英国和荷兰。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反西方情绪，包括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穆斯林世界也存在针对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广泛反西方情绪。反美情绪源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对伊朗的多次制裁。

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围绕经济意识形态的国际冲突将被围绕文化差异的冲突所取代。他在“文明冲突”一文中认为，经济和政治区域主义将越来越多地将非西方国家转向与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地缘政治接触。他认为，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与伊斯兰狂热的增长同时导致了对西方化的拒绝。

## 非洲

刚果独立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将帝国主义归咎于西方世界。1960年他“发表讲话，毫不含糊地表明联合国及其秘书长、美国和西方列强都是腐败实体。”在刚果危机期间，卢蒙巴受到苏联的支持，这促成了他被西方支持的蒙博托·塞塞·塞科推翻和处决。当蒙博托成为刚果领导人后，他将国家重新命名为扎伊尔，并制定了“纯洁性”（Authenticité）或“扎伊尔化”（Zaireanization）的国家政策，旨在消除该国的所有西方文化影响。2001年，刚果总统洛朗·卡比拉被暗杀后，刚果的反西方情绪高涨，许多刚果公民将他的死归咎于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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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在提格雷戰爭期間，由於對內部政治壓力的不滿和對解決衝突的要求，埃塞俄比亞廣泛表達了反西方情緒。<ref></ref>2021年，在亞的斯亞貝巴舉行了親政府集會，以抗議譴責“西方干預”和美國經濟和安全援助制裁的國際壓力。抗議者還揮舞橫幅支持有爭議的埃塞俄比亞復興大壩項目。<ref></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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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加纳第一任总统夸梅·恩克鲁玛持有坚定的反西方立场，并将非洲的许多困难归咎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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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及利亞|尼日利亚]]：在尼日利亞東北部，伊斯蘭恐怖組織[[博科聖地]]的名稱翻譯為“禁止西方教育”或“禁止西方文明”。

[[辛巴威|津巴布韦]]：津巴布韋前總統[[羅伯·穆加貝|羅伯特·穆加貝]]在演講中使用反西方言論，並實施了從歐洲白人農民手中奪取農田的政策。<ref></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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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

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的反西方情绪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在中国年轻人中。引起强烈反西方反弹的值得注意的事件包括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008 年奥运会火炬传递期间的示威活动 以及据称“西方媒体的偏见”，尤其是与2008年西藏骚乱有关的报道。虽然现有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人对美国持积极态度，但人们仍然怀疑西方对中国的动机主要源于历史经验，特别是“百年国耻”。中国共产党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发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加剧了对西方的怀疑。尽管中国的千禧一代对政治基本上漠不关心，但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改革以来，中国Z世代对西方和“西方价值观”的看法空前低落，集中在科技公司、反东亚种族主义、反华宣传、对中国内政施压等问题。在多伦多大学于2020年4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每5个30岁以下的中国人中就有4个表示他们不信任美国人。

日本：在日本现代思想史上，有一段批评“西方”的传统。日本右翼团体也对美军驻日、日本二战期间被核炸不满。

印度：尽管民意调查显示今日印度对西方国家持积极态度，但由于印度独立运动，反西方情绪在二十世纪初的印度很普遍。

新加坡：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中国、东帝汶、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应该以“亚洲价值观”为基础。换句话说，像亚洲四小龙这样的国家应该追求西方式的生活水平，而不接受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和原则。

大韩民国:从历史上看，韩国的反西方情绪与该地区反对基督教传教活动有关，尤其是东学运动。这与美韩关系偶尔出现的困难有关。

在大韩民国的早期阶段，反西方情绪如此极端。它仅限于极少数根据国家安全法（1948）面临逮捕和监禁的人。李承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国家安全法》为其极右翼权力基础赢得支持。它的使用还确保了反美主义仍然是随时可能被捕的极端分子的保留地。实际上，这意味着反美主义仍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一直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在一起，直到民主化运动开始。

## 伊斯兰

伊斯兰主义：与政治萨拉菲派一起，圣战分子（也称为萨拉菲派圣战分子）将基督教欧洲视为异教徒（Dar al-Kufr）居住的土地。对于圣战分子来说，基督教欧洲是武装圣战例如战争行为或恐怖袭击的合理目标。圣战分子将这些土地称为Dar al-Harb（战争之地）。圣战分子本身以两种突出的方式激发他们的攻击：抵制西方/基督教对穆斯林国家的军事干预，并阻止对伊斯兰教的侮辱，例如穆罕默德漫画。在他们对西方的批判中，伊斯兰主义者引用了亚历克西·卡雷尔、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阿诺尔德·J·汤因比和阿瑟·库斯勒等西方思想家。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都是反西方的。他们知名于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国家宣扬恐怖主义。

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的反西方主义的传统发展了起来。

## 俄罗斯

俄罗斯的反西方情绪可以追溯到19世纪西方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之间的思想辩论。虽然前者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落后的西方国家，但后者完全拒绝了这些说法，并认为西方基督教世界是“腐朽的”。在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一位重要的反西方人物是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他原先是自由主义者，最终放弃并彻底批评了自己以前的观点。苏联时期，“西方”最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代名词，从而出现了著名的宣传陈词滥调“西方的腐败影响”。冷战后，俄罗斯联邦的一些政客支持明确宣扬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主义和拒绝西方自由主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客，如已故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表达了最强烈的反西方情绪。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国内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事务上都推行了明确的保守主义政策。普京抨击全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推动新智囊团强调俄罗斯民族主义、恢复俄罗斯的历史辉煌，以及系统地反对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普京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密切合作。莫斯科宗主教基里尔是教会的领袖，他在2012年支持普京当选，称普京就像“上帝的奇迹。”众所周知，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举办促进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团体。俄罗斯政府限制了一些自由派非政府组织的外国资助。前苏联的亲俄活动家经常将西方等同于同性恋和同性恋议程。2013年俄罗斯的《同性恋宣传法》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宗教政治人物的欢迎，作为抵御西方影响的堡垒。《亚罗娃亚法》禁止宗教少数派传福音，禁止总部设在美国的耶和华见证人。塞缪尔·P·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俄罗斯和其他东正教欧洲国家归类为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

##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也存在反西方情绪，特别是在人口主要由美洲原住民组成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或秘鲁。另一方面，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国家，欧洲人的人口比例更高。因此，有许多拉美人认同西方人，因此反西方的话语并不像其他地区那样突出。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反西方的话语。事实上，在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领导人或运动的国家，甚至在古巴、墨西哥或委内瑞拉的左翼政党中也能找到。近年来，拉丁美洲国家越来越远离美国和欧洲。

反美反欧情绪与欧美对拉美的政治干预历史有关。拉美地区许多人对美国支持冷战时期的政变和右翼反共独裁提出尖锐批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往往更加区域化，侧重于内部合作，随之而来的是对全球化的显著不信任。南方共同市场、南美洲进步论坛和南美洲国家联盟等拉丁美洲组织是代表拉丁美洲外交政策这一方面的强大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