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格索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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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格索墓碑（Grave Stele of Hegeso），雕刻者很可能是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该墓碑被誉为幸存至今的古雅典风格墓碑中的佼佼者（几乎完好无损），可追溯至公元前410年到公元前400年。它完全以彭代利大理石（Pentelic marble）制成，高1.49米，宽0.92米，以小神座（naiskos）的形式呈现，带有壁柱和以棕叶饰屋顶雕像（Acroterion）为特色的三角楣。这座浮雕于1870年在雅典的凯拉米克斯被发现，目前在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NAMA 3624) 展出，凯拉米克斯放置的是其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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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墓碑目前几乎完好无损，但其边缘是经过修复的。底座大多已折断，赫格索的头部也有轻微受损。

该墓碑主要展示了一个穿着宽身长袍（chiton）和宽松长衫（himation）的成熟雅典女人 （赫格索），她坐在椅子上，双脚放在精致的脚凳上，左手拿着一个打开的宝石盒（pyxis），正注视着右手拿的一件珠宝（原先绘有珠宝，已缺损）。在她对面的左侧站着一名女仆，身穿丘尼卡短袍（tunic），头饰被描述为发套或粗布（sakkos）。女仆正在献上首饰盒，放在赫格索的膝上。额枋上的墓志铭“ΗΓΗΣΩ ΠΡΟΞΕΝΟ”指出死者是普罗克西尼奥斯（Proxenios）的女儿赫格索。

一般而言，墓碑可以被视为一种回顾性的丧葬艺术，通常透过对家庭场域（domestic sphere）的描绘来表达社会生活的理想。与欧伊寇斯（oikos，家庭之意）的其他非市民艺术（如非随葬用的红彩陶器）相比，陈列在户外供公众观看的墓碑显然更不易改变，是更永恒的纪念物，而且还是由一个家庭为特定的人所造，使其远比陶器来得昂贵且独特。虽然他们的媒介、背景和风格将墓碑和城邦联系在一起，其图像学却是家庭的。这种矛盾与女性在墓碑上的突出地位，导致许多学者专注于分析墓碑上不同性别所特指的美德。

## 墓地布局/历史背景

在公元前五世纪早期，雅典人采用了一种较简单的坟墓标志样式，个体或家庭之间的财富差异急剧下降，这点反映在陪葬品上。直到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前，死亡有个统一的要素（每个社会阶层在埋葬中的表征方式都是相同的）。差不多在此时，雕刻家们开始再度以高超的技巧建造高品质的坟墓纪念碑。家庭坟墓围墙（Periboloi）在前四世纪更常被用来强调民主和家庭理想和价值观的观点。然而，这些浮华的表征形式在前317年戛然而止，当时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下令禁止任何更精美的坟墓。设有围墙的坟墓有一面临近道路的高墙，维持了堆积在墙后方的泥土填料。前墙远远高于围绕长方形埋葬区的三堵碎石墙，长方形埋葬区包含了坟墓，并为葬礼或其他对死者的颂扬活动的家庭聚会提供空间。由于街上的人只能看到前墙，因此家庭通常会仔细以精心设计的石工技艺建造正面，这在墓葬纪念碑的浮雕也有所体现，墓葬纪念碑位于前墙后面、朝向街道，在前墙上方排成一列。从墓地内部，只能看到石碑的粗糙背面。Closterman从图像学分析了在设有围墙的坟墓内的古典雅典风格的墓碑，发现这些石碑通常并不专注于表现逝去的个体，而是展示“家庭在公民世界背景下的理想作用”。

从在凯拉米克斯的现代复制品中可以看出，赫格索纪念碑应该是在一个设有围墙的坟墓中，面向雅典西部的梅利特区的科罗伊博斯（Koroibos）石碑左侧的坟墓街。尽管其玫瑰花饰石碑在碑文中只列出了科罗伊博斯、科罗伊博斯的儿子和孙子（可能多达五代），但大多数人都把赫格索标为科罗伊博斯的妻子。碑文和描绘中的模糊性也可能是有意为之，如此一来纪念赫格索的就不仅仅是纪念一个女人，而是代表了科罗伊博斯石碑上所有男性后裔的无名妻子的特性。由于雅典人是借由公民的私人行为来衡量其对城邦的公共责任程度，因此公民会感到有动力在设有围墙的坟墓建造石碑（如赫格索墓碑），以便透过将家庭成员连成一排展示，连结著无数代人。此外，赫格索石碑的大小和品质表明她的家庭比大多数人更富有和重要。

## 浮雕

虽然赫格索的浮雕可能纯粹显示家庭场景，但其推崇的美德可能并不只是私人专用。与其说是简单地颂扬某些女性的个人生活，不如说与赫格索墓碑相似的墓碑存在，有助于在一个公认的社会框架内定义女性。从公元前450年开始，雅典公民（男性）对展示其母亲地位有更大的既得利益，部分原因是伯里克里斯所制定的法律规定了任何雅典公民的母亲必须是其他公民的女儿。这项法律不鼓励与非雅典妇女结婚，更加重视妇女在分娩方面的作用（因为她们的子女以后会负责选择墓碑，透过家庭关系的意象重申她们的公民身份。）以及婚姻和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伯里克里斯的公民法并没有完全改变妇女的角色或自由，但它将妇女在整个城邦等级制度中的地位编入了法律，这可能是雅典人在此时期将这种私密的、家庭的美德表现在公开的墓碑上的根本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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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

赫格索和女仆的图像显得在安静深思，这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墓葬浮雕中都很常见。米切尔认为，这种“仅仅是情感的影子”反映了个体性的缺失，在表达上让人想起帕德嫩神庙的横饰带（Frieze）。这些角色高贵而美丽，然而，他们却不带感情地被其注视的对象（大概是一件珠宝）所吸引。Buitron-Oliver指出，帕德嫩神庙的横饰带上的高度理想化图像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让位于更加现实的包缠式褶纹衣（Drapery）的雕刻手法，这点可见于赫格索浮雕。这些新趋势导致了古典雕塑的出现，其中“严肃风格”相当普遍。在古典时期的初期，雕塑家和画家会赋予作品一种严肃的感觉，以描绘出一种有智慧的节制品质（sophrosyne）。

## 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资料来源

- Barker, A.W. (1924). The costume of the servant on the grave-relief of Hegeso.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28(3), 290-292.
- Buitron-Oliver, D. (1992). The Greek Miracle: Classical Sculpture from the Dawn of the Democracy (the Fifth Century B.C.).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 Burton, D. (2003). Public memorials, private virtues: women on classical Athenian grave monuments. Mortality, 8(1), 20-35.
- Carpenter, R. (1950). Tradition and invention in Attic relief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54(4), 323-336.
- Closterman, W.E. (2007). Family ideology and family history: the function of funerary markers in Classical Attic peribolos tomb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11(4), 633-652.
- Kaltsas, N. (2002). Sculpture in the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Athens. Los Angeles: Getty Publications.
- Leader, R.E. (1997). In death not divided: gender, family, and state on classical Athenian grave stela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01(4), 683-699.
- Mitchell, L.M.W. (1905). A History of Ancient Sculpture. New York: Dodd, Mead, & Co.
- Verrall, M.G. & Harrison, J.E. (1890). Mythology & Monuments of Ancient Athens: Being a Translation of a Portion of the 'Attica' of Pausania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 Whitley, J. (2001).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