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与科学

伊斯兰教与科学的关系是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穆斯林学者对这个议题未能达成共识。近年的议论已由排斥“危险”的科学发现转为采用最妥当的方法与现代科学共存。论点遍及完全采纳西方的科学方法和示例、完全抵制它们到另辟蹊径发展伊斯兰科学，不论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学者都众议纷纭。

《古兰经》里的许多经文都支持学术研究。在伊斯兰黄金时代，许多人都深信伊斯兰教与科学不是互相矛盾，反而认为人们更深入认识世界，他们更会惊叹于真主的创世之举，使他们更虔诚和心悦诚服地敬拜真主。因此，伊斯兰世界一度被喻为世上无可匹敌的学术中心，科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医师辈出，科技得以蓬勃发展。

## 历史

从伊斯兰教出现直至其兴起的逾百年间，阿拉伯人一直没有科学。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布里福称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科学并不科学，是基于演绎法，不是一种探求知识的可靠办法。不过，希腊人、萨珊帝国及阿拉伯部落遗留的原始科学成为伊斯兰科学奠基的基石。在被穆斯林征服之前的波斯地处印度与欧洲之间，来自西方拜占庭帝国及东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各种科学学说汇聚于此。此外，一些希腊学者受到拜占庭帝国的宗教迫害，前往波斯寻求庇护，一些希腊科学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穆斯林采纳了这些知识遗产，并迅速融合他们自身掌握的知识，成为后世所说的伊斯兰科学。

伊斯兰教相信，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610年于麦加城外希拉山洞冥想，他听到真主的声音指示他诵述祂的讯息。穆罕默德在随后数年收到天使吉卜利勒（加百列）转述真主的话语，这些内容在后来经过辑录成为《古兰经》，是伊斯兰律法和习俗的根本依据。基于伊斯兰律法与习俗发展的科学便是伊斯兰科学，以区分外来的科学学说及前伊斯兰时期的原始科学，包括希腊科学和自然哲学。

622年至750年是伊斯兰科学的成形阶段。经过7世纪的征服运动，穆斯林在新建的巴士拉和库法建立学府。随着倭马亚王朝的都城迁至大马士革，此地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穆斯林学术自650年编写《古兰经》开始开展，神学和法学蓬勃发展，各种宗教、文化和哲学运动涌现。为了精简管治庞大的帝国，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启动翻译运动，把迪万翻译成阿拉伯语，诸如量地、估税、公共卫生等与政府收益相关的基础科学内容亦一并翻译。在倭马亚王朝统治期间，行政需求殷切刺激了高阶科学论著的大规模翻译运动，其丰硕成果在阿巴斯王朝于约750年执政时展现。

### 伊斯兰黄金时代

8世纪至13世纪被称为伊斯兰黄金时代，各个科学领域都在这段时期内取得重大进展。水井、地下渠道及水车等农业技术得以保存和改良，新品种的小麦得以播种。穆斯林又从中国引进了造纸术。独立营运的医院出现在伊斯兰世界，又有了医师这个职业，他们会根据累积了多个世纪的生理和医学研究开方治病和实施手术。阿拉伯数字的出现使人们可以“用十个基础符号解构宇宙万物”，迅即取代了古埃及、古希腊及古罗马麻烦和混乱的数字系统。学者与科学家辈出，海什木的光学论著对西方科学有深远的影响，比鲁尼对地球体积的量度史无前例地精准，伊本·西那对光、热、动态及无限等数学和物理概念的贡献良多。

在13世纪，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收复了被穆斯林控制的托莱多、塞维利亚、萨拉戈萨及科尔多瓦。在东面，繁华的设拉子、内沙布尔、布哈拉、希瓦、撒马尔罕及巴格达遭蒙古人夷为平地。旭烈兀在1258年消灭了阿巴斯王朝，黄金时代告终。不过，在此后，许多人才仍在科学领域上有杰出的贡献，16世纪前的伊斯兰世界仍偶有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如帖木儿帝国的兀鲁伯是有名的天文学家）。

### 中落

神学家安萨里被视为是伊斯兰科学衰落的罪魁祸首，他认为不应事事皆以理性探求的手法来解读超越科学范畴的问题。安萨里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是，当火焰燃烧棉花时，火光并非火焰所致，而是真主的意志，真主可以随心所欲地让火光出现或消失。社会学家托比·哈夫认为安萨里对科学的态度对伊斯兰文明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伊斯兰科学的衰落主要源自这些宗教哲学的反对声音。

此外，随着发现美洲大陆带来的财富，欧洲的统治者资助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手笔超越了伊斯兰世界，使欧洲发展科学的速度远超其他地方，令其他文化的科学发展看似相对较慢。有专家聚焦于1492年后伊斯兰文明在经济方面的衰退导致文化衰落，当欧洲的海路商人在1497年打通了印度洋后，伊斯兰世界失去了东亚香料和其他商品的垄断，这使得非常倚赖政府支持的科研无以为继。

### 奥斯曼帝国、萨非王朝与莫卧儿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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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至18世纪，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土耳其、萨非王朝的伊朗及莫卧儿帝国的印度是伊斯兰科学的三大中心。在18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与中欧和西欧国家在军事、政治及商贸上的往来频繁，皇室对欧洲的新事物、文化及社会产生兴趣。曾经出访巴黎的伊尔米塞基扎德·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及匈牙利裔的奥斯曼外交官易卜拉欣·穆提费里卡在1726年于伊斯坦布尔成立首家阿拉伯语印刷出版社，以奥斯曼土耳其语出版地理、磁学、军事改革等书籍。不过，奥斯曼帝国坚守其伊斯兰及中亚文化和民族、宗教、语言的多样性。在19世纪前，引自欧洲的科学仅局限在精英之间流传，没有在伊斯兰学校和传统的教育机构普及，19世纪出现的现代学校亦没有聚焦于科研。俄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分子的活跃、中央政府的权力弱化及欧洲列强的干预都窒碍了科学发展。

萨非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亦促使萨非王朝加强了他们与欧洲的接触。与基督教国家结盟不仅可以促进科技发展，改良战争里使用的武器，还令波斯认识到西欧的科学革命。结合传统的伊斯兰科学与蒙古统治时期吸纳了一些来自中国的科技，波斯的科学不再固步自封。法国旅行家吉恩·夏尔丹记载当时（1670年代）波斯人的引水技术，并称“世界上没有人比波斯人更懂如何节水”。他又记述波斯人用野山羊的胃石作为发汗剂，疗效显著，又以阿魏、麝香、龙涎香、罂粟为解毒剂。在阿拔斯一世的统治下，伊斯法罕是中东最繁华昌盛的城市之一，在国家的支持下作出了许多科学贡献。可是，18世纪初的内忧外乱令萨非王朝的经济状况恶化，遍布全国的叛乱最终导致萨非王朝灭亡。

巴布尔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对发展伊斯兰科学有重大的影响，他的儿子胡马雍喜好天文学和占星术。不仅资助不少天文学家，他自身也具备大量专门知识。莫卧儿帝国的技术发展主要围绕在农业和军事用途，利用土壤、植物培植的知识改良农产品的品质，军备的开发促进了冶金、化学的发展，开始使用火药，火箭的研发有显著的进展。不过，印度的伊斯兰学者在17世纪转而专注研究《古兰经》，皇室对科学的热忱自第三位皇帝阿克巴后江河日下。

### 现代

19世纪的穆斯林世界正值现代化的势头，现代科学的魅力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要赶上西方的普遍共识。扎根于伊斯兰教传统、求学理论和手法的伊斯兰科学旁落，但一些宗教保守势力仍支持神创论，试图在伊斯兰教的经文典著里找到所有科学发现的解释。穆斯林国家强调学习和掌握西方教育体制的重要性，埃及、土耳其和波斯建立的高等教育学校教授高等科学知识。从数学至生物等各门现代科学都可在各级学校学习，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出自伊斯兰世界。19世纪后期中东的伊斯兰思想家试图把西式科学与伊斯兰教结合在一起，同时不摒弃社会正宗的伊斯兰特色。

中东地区在国家的支持下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经历高速的现代化进程，在这段时期被称为纳达的复兴运动里，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在外国人的协助下引入西方的科学和教育制度，大量的刊物、杂志和报纸涌现，普及化科学知识，当中许多都着手于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例如制造胶水的方法、痤疮的疗法等。与此同时，一些宗教学者和有宗教背景的科学家坚称现代科学来自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他们认为《古兰经》既是宗教圣典，亦是说明了自然本质的典籍，隐含奥秘之语解释现代的科学实证。由于宗教知识分子认为达尔文主义不是科学事实，而是强加于科学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且科学及其技术成果已成为知识分子生活的一部分，探讨的焦点由原来的科学起源、伊斯兰教与西方科学的共容性转向何谓科学与政治。学者穆罕默德·阿库恩认为，穆斯林未能实际体现现代化的成果。

20世纪和21世纪的穆斯林科学家对现代科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在埃及出生的法鲁克·埃尔-巴兹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为1969年美国的登月任务选址。亚米德·齐威尔因他在飞秒化学方面的贡献而在1999年夺得诺贝尔化学奖。尽管穆斯林世界自1970年代掀起宗教复兴的浪潮，自殖民主义当中解放出来批判西方的唯物主义和坚守伊斯兰特色，但伊斯兰教并非与现代科学和技术背道而驰，诸如穆罕默德·伊克巴勒等改革思想家试图吸收西方社会值得称道的元素，结合到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当中。

## 《古兰经》与科学

《古兰经》并非一部科学论著，但一些现代思想家坚称它的经文含有科学的解释和意义，另一些人却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古兰经》与任何科学实证没有任何关连。前者以改信伊斯兰教的学者莫里斯·比卡耶为首，他提出《古兰经》具有“科学奇迹”的内容，指出它是所有科学知识的根源，并且可以通过解读其经文内容发掘，后者以物理学家迈赫迪·戈尔沙尼、穆罕默德·巴西勒·阿泰尔（Mohammad Basil Altaie）、布鲁诺·吉德尔多尼、尼达尔·格索姆为主。

科学建基于疑问，《古兰经》的许多经文都支持人们为了探求真理而提问，例如第二章第260节提到“当时，易卜拉欣说：‘我的主啊！求你昭示我你怎样使死人复活。’真主说：‘难道你不信吗？’他说：‘不然，（我要求实验）以便我的心安定。’真主说：‘你取四只鸟，使它们倾向你，然后，在每座山上安置它们中的一部分，然后，你叫唤它们，它们就飞到你的面前来。你当知道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古兰经》要求人们要探究自然法则和寻求真理，另一段文提到“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这正是科学家的作风。《古兰经》有约750节经文与科学相关，比卡耶及一些研究《古兰经》的研究员指出，《古兰经》里没有一节经文有科学上的弊病。

### 科学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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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伊尔姆（علم）可指知识或科学，伊厄杰兹伊尔米（i'jaz ilmi）可译作科学奇迹，其中伊尔米（ilmi）是伊尔姆的形容词变体。一些《古兰经》评注家察觉到经文内容与科学资料和实据相符，因而能够证明《古兰经》的神圣。由于内容的准确度和具体程度在《古兰经》揭示当时和穆罕默德在世时期都不为人知，故经文必然是源自真主。科学奇迹并非指摩西的手杖变成蛇这种超自然现象，而是指《古兰经》早已隐含现代科学才可以解释的种种科学现象。

科学角度评论《古兰经》以法国医师比卡耶最广为人知，他称自己在《古兰经》里找不到错处，指出现代科学理论可印证它对自然界的描述，而7世纪的人们不可能认识这些科学理论，因此这是“人类难以解释”。布卡耶在他的著作《圣经、古兰经与科学》里列出与科学相关的经文，解释其含义，并展开讨论说明它们与现代科学的理解是相同。埃及作家阿卜杜·拉扎克·纳乌法勒（Abd al-Razzaq Nawfal）著有不少谈论伊斯兰教与科学关系的作品，他视《古兰经》为“永恒不变的奇迹”，又表示它的“科学奇迹在现时已无法否定”，不论在何时出现任何新的知识，《古兰经》早已有所记载或至少已有所暗示。

《古兰经》的科学奇迹涉及宇宙创造、天文学、地理、生命起源及繁衍等科学。《古兰经》提到太阳、地球等天体的形成是宇宙“混沌”通过融合和分离的过程而得，切合科学所指的星云凝聚和坍缩，它描述的“七重天”亦符合宇宙的观测结果。宇宙膨胀论在现时是一种成熟的科学理论，通过对宇宙频谱的观测，这个理论在物理学获得依据。它认为红移导致星系距离的增加，因此宇宙的大小可能正在不断膨涨，《古兰经》有经文提及真主所创造的“天”正在扩大，切合这个理论的说法。另外，《古兰经》对生命起源的说明非常明确，它提到真主“用水创造一切生物”，现代科学数据表明最古老的生物是植物，而稍后出现的动物也是来自海洋。

戈尔沙尼不认同科学奇迹的诠释，认为这样会扭曲《古兰经》作为指引人类之书的角色，变成科学例证的编录，他指出应直接研究自然界。阿泰尔批评那些主张科学奇迹的学者无法在《古兰经》说明科学概念，那些与《古兰经》相符的事物实际上并不科学。吉德尔多尼认为比卡耶的取态“浅薄”，并指这种有害的科学和神学颠覆了“该做的事”。格索姆强调科学解释和科学奇迹的分别，前者是以现代科学知识说明经文内容，后者是甄别《古兰经》预示的科学理论和发现，他表示后者的解读方式“结成肮脏的冰块”，“经不起客观和有紊不乱的细究”。

## 圣训

记录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圣训表明知识和科学是伊斯兰教的核心文化价值，相关圣训包括“追求知识和科学是每一位穆斯林的义务”、“追求知识和科学是生死不渝之道”、“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科学家和学者是先知真正的继承者”。“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经常被引用，以论证伊斯兰教对科学的亲和取态。不过，圣训里所用的伊尔姆一词是指学问，固然可指现代认知的科学，但在当时，科学并不被视作一门知识，而是一种哲学猜想、神秘主义或魔法，因此这里的“学问”亦被解读成是宗教知识。

不过，学者伊格纳兹·戈德齐赫认为穆罕默德曾经向真主祷告免受“无用的科学”荼毒，因此主张“虔诚的穆斯林理应竭力规避科学，因为科学会危害他们的信仰”。尽管戈德齐赫声称这则圣训被广范引用，但在可靠性较高的《布哈里圣训实录》里找不到相关记载，只在《穆斯林圣训实录》找到记录。另外，另一位学者穆扎法尔·伊克巴尔指出，那则圣训用了伊尔姆这个词语，不是戈德齐赫所指的科学，极不可能是指“外来的科学”。

有学者分析穆罕默德的言论，证明他的言论切合科学。举例说，穆罕默德曾言除非阿拉伯再次变得青山绿水，否则复生日不会到来，科学上通过对阿拉伯半岛的分析证明，阿拉伯半岛的确曾经是青山绿水之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透过卫星照片表示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曾经像欧洲一样布满河流和湖泊。另外，穆罕默德又表示除了衰老，疾病皆可治疗，许多科学家都证实衰老是人类最自然的死因，延年益寿引来许多副作用，包括癌症。多人引述圣训称穆罕默德指人体有360个关节，尽管科学文献基于人体年龄和对关节的定义存在分歧而没有统计关节的数目，但作家扎格卢勒·纳贾尔认为他所指的是滑液关节，医生哈米德·艾哈迈德·哈米德在他的著作里经详细计算指出人体关节正好有360个。

## 科学观

现代伊斯兰世界对科学的探讨有许多互不相同的取态和立场，皆有各自的表述和方案，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看法。最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中立和客观，其本身不带有哲学和意识形态，诸如环境问题、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等与现代科学相关的问题，都可用道德规范和科教的方式解决。第二种观点抱持知识论的观点，强调自然科学在社会和历史上的根源。最后一种观点采取形而上学解读科学，提出扎根于宗教的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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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中立客观看待科学的一派以神学家赛义德·努尔西、伊斯兰思想家贾迈勒丁·阿富汗尼等人为首。努尔西认为自然科学是真主的迹象，因此宗教与科学并不相冲，两者是同一宗教信仰的两种表述，思想需要科学的启迪，心灵需要信仰的启发。他阐释穆斯林世界在经济和军事上落后于西方是源于穆斯林忽视科学，而这些科学在使西方获得经济和军事优势的同时，却使他们失去了信仰、传统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从而陷入悲痛和忧虑，因此科学是中立的。努尔西提倡改革奥斯曼帝国旳教育制度，同时教授化学、物理等现代科学及伊斯兰科学。东方学者欧内斯特·勒南在公开课上表示早期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没有科学和哲学精神，又称伊斯兰世界的科学和哲学是外来，阿富汗尼反驳称“穆斯林宗教又何异于其他宗教？”他认为科学不属于单一文化，它是全世界的遗产，各个民族在不同时期都作出了贡献，因此他不同意那些指责伊斯兰教从根本上是反对科学和落后的声音，反指伊斯兰教在主流宗教里最支持科学。

鉴于西方科学的普及，哲学家伊斯梅尔·法鲁奇提出“把知识伊斯兰化”，他认为《古兰经》提到的一神论应渗入到人类的所有知识里，并呼吁穆斯林要重新审视伊斯兰教的认识论，设法把教育伊斯兰化。英国作家齐亚乌丁·萨达尔和其他人受到法鲁奇的启发，发展出一种新的看法。他同意科学本身是中立的，但人们看待科学的态度却有世俗与伊斯兰之分。他认为西方科学只是自然科学，而非科学，是建基于西方知识分子文化，载有西方面貌的载体，不同文化的观点对宇宙和现实的解读不同。印度学者扎基·吉尔曼尼（Zaki Kirmani）提出类似的观点，他指出科学会受到政治文化气候的影响，当伊斯兰文明流入欧洲时，科学的社会道德层面没有被西方社会采纳，只保留了技术层面，因此渐渐变得世俗化。

阿富汗尼的观点受到哲学家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的反对，纳斯尔是最早和最坚定地反对把现代科学与伊斯兰教所认知的知识融合的其中一人。他批评阿富汗尼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现代科学的话语，视之为是伊斯兰科学的延续。纳斯尔认为现代科学误入歧途，把所有事物都简化为物质和数量，令现代人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进步化解。纳斯尔认为科学与宗教不可分割，他和另一位哲学家奥斯曼·巴卡尔强调“伊斯兰教主要把知识视作拯救灵魂的方式，令人类在今生后世幸福美满”。穆斯林哲学家赛义德·穆罕默德·纳吉布·阿塔斯批评现代科学缺乏远见，限制了人们认识现实，拒绝承认真主的存在，并认为“真主不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奇谈和形象”，“而是实在的本身”。

## 现代科学的挑战

现代科学对宗教世界观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包括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认为对现实的认知不仅基于理性，还着重真主的启示。关于克隆人、基因工程、器官移植方面的伦理问题及量子力学、现代宇宙论理论的发现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讨论。许多穆斯林教法学家及科学家从伊斯兰教的角度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自多利羊在1997年成功克隆后，许多穆斯林学者都在探讨人体克隆的合法性。尽管人体克隆仍然不可行，但它的可能性与这项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不良影响令一些穆斯林学者急不及待地发声。诸如马希尔·哈绍特等伊斯兰思想家认为伊斯兰教对有关的研究“没有设限”，因为“知识是真主赐予我们的”。其他学者则关注人体克隆对亲属关系的影响，亲属关系是伊斯兰教法的一个关键概念。一些人“不断然反对克隆”，因为它不像收养一样“夺人之嫡”。另一些伊斯兰学者担忧克隆人导致孩子没有父亲或母亲，造成亲子关系的缺损，损害伊斯兰社会，因为它的许多法律，如继承法及婚姻法都假设孩子是双亲所出。穆斯林反对提取个人的细胞活体，并植入进已移除细胞核的另一个细胞里，但接受婚内使用体外人工受精技术辅助生育。

穆斯林法学家和学者不反对移植物料和动物器官，但在自体移植上的分歧颇大。伊玛目阿布·优素福曾经指“使用自己的身体部分并不可耻”，一些人便据此而认为自体移植是可以接受。另一些人则根据伊斯兰教法称从身体割离的部分是死物，等同尸体一样要埋葬，重新利用这些部分是不敬，改变了它们的本质。异种移植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法学家引用应急豁免的法学原则指这是可行的医疗手段，反对者则指人体是神圣不可侵犯，又认为容许器官移植会把人体变成商品，可致人类灭亡。

20世纪初萌芽的量子力学理论在伊斯兰世界重新挑起因果关系的讨论，许多穆斯林物理学家都同意哥本哈根诠释。根据这个诠释，自然界常见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出现这些现象的概率较高，但许多穆斯林哲学家不承认不确定性原理，他们认为这些恒常出现的现象都是受真主管控，而不是随机。

伊斯兰教的传统观点认为，宇宙是真主所创，祂有绝对和独一无二的创造力，宇宙的存续亦是由真主维系。不过，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宇宙如何形成的问题开始有一些更成熟的理论出现，如相对论、宇宙大爆炸、宇宙膨胀、虚时间、暗能量等。大部分穆斯林对现代的宇宙生成模型均无异议，并认为大爆炸理论暗示了造物主的存在，与他们的观点没有抵触。可是，纵使一些穆斯林在《古兰经》找到支持这些理论的证据，但它们仍受到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对，如作家安瓦尔·琼迪指出大爆炸“纯属揣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又指《古兰经》不接受这样的揣测，特别是在宇宙生成的议题上。

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推论人类的祖先是猿类，当代科学家约翰·威廉·杜雷伯认为达尔文的观点与穆斯林同出一彻，并指出基督教描述了亚当的理想世界铺垫人类的堕落，于是才有“拯救世人”的说法，因此基督教的学说往往把人类的起源追溯至遥远到无法触及的时代，显得十分被动，而穆斯林的演化理论就声称人类是由低等生物长时间演化成当今的模样。伊朗教士穆罕默德·贝赫什提及穆罕默德-贾瓦德·巴霍纳尔引述《古兰经》称不论所有生命是否都是演化而来，他们都是真主的迹象，两人皆同意证据偏向支持物种演化。扎基尔·奈克、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奥斯曼·巴卡尔等穆斯林学者则予以反对，他们指出进化论仅仅是理论，并指出这个理论有缺失，并且由形而上学的角度提出批评，认同新柏拉图主义的主张称事物是永恒不变，“生物也具有不可改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