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块

东南亚地块（Southeast Asian Massif）或译为东南亚高地、东南亚山地，是人类学家让·米肖（Jean Michaud）于1997年提出的地理区域概念。该概念旨在讨论居住在亚洲大陆东南部大约300米以上的土地上人类社会的问题，因此不仅限于传统的东南亚山地地区。它涉及10个国家或地区：中国西南部、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东部、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半岛和台湾的高山地带。在这些限制范围内的人口约为1亿，这还不包括过去几个世纪来在这片高地周围定居的其他居民。

东南亚地块的概念在地理上与2002年威廉·范申德尔提出的佐米域（Zomia；源于生活于缅印交界的佐（米）族）的东部部分重叠。相对于佐米域强调对该地区历史和政治诠释，东南亚地块更多地被视为地区和社会空间。

有提议将东南亚地块单列为亚洲研究的一个细分领域，因为这一地区长期归属于不同政体，且皆为弱势和边缘化的地带，因此常常在国别研究内欠缺关注。

## 定位

这一概念最初关乎人群与文化，因此，若要以精确的海拔、经纬度来界定这一地域，既不现实，也毫无意义；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其外部边界与内部区划的划定。宽泛而言，就其最大范围来看，这些高地族群在历史上散布于一片主体海拔 300 米以上、总面积与西欧相当的区域内。其北界大致为长江流域的温带区域，向南延伸涵盖喜马拉雅山脉东部与南部、青藏高原边缘，以及雅鲁藏布江 - 布拉马普特拉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红河、珠江等多条雨季有水的外流河沿线的盆地与高地。

在中国境内，这片群山地域涵盖了藏东大部、川西与川北、湘西、粤西、云贵高原全境，以及桂北与桂西地区。中南半岛范围内，则覆盖了与印度东北部（梅加拉亚邦、米佐拉姆邦、曼尼普尔邦、那加兰邦、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藏南地区】）接壤的大部分边境地带，以及孟加拉国东南部、泰国北部与西部、老挝湄公河流域、越南北部边境与中南部长山山脉区域，还有柬埔寨的东北边缘地带。

在群山北界以外，重庆盆地未被纳入范围，是因为早在千年前就已被汉人拓殖开发；涌入这片肥沃水稻种植区的大量人口，进一步向海拔约 500 米以上的川中、川西地区扩散。这一判定标准同样适用于更靠北的甘肃与陕西地区。马来半岛之所以被排除在南界之外，是因为克拉地峡将其与这片群山地域隔断，使其与马来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尽管居住在马来半岛的本土高地族群奥朗・阿斯利人（Orang Asli）使用南亚语系语言，与佤族（Wa）、克木族（Khmu）、卡都族（Katu）、巴拿族（Bahnar）等群山族群存在亲缘关联。

青藏高原区域未被纳入这片群山范围，是因为其有着自身独立的发展逻辑：这里存在一个集权化、宗教化的统一核心，以及历史悠久、形态独特的政治实体，符合 “封建制” 与帝国的分类范畴。历史上，这里的社会与群山地域的联系极为稀少，即便存在，也十分微弱。在此背景下，群山地域的西界，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文化与宗教共同塑造的历史性、政治性边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一边界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青藏高原边缘的诸多族群，如康巴人、纳西人、云南的摩梭人与独龙人、尼泊尔的珞巴人，以及锡金、不丹的族群，在过去数百年间不断变换效忠对象，反复进出拉萨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藏缅语族与藏传佛教也越过高原东界向外扩散。

## 历史、语言与文化

为进一步厘清这片群山地域的细节，需纳入一系列核心考量因素：历史、语言、宗教、独特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以及与低地国家的政治关系等。事实上，高地社会之间的差异，或许远超它们的共性 —— 其共性主要体现为同属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共同的边缘处境，以及从属关系的建构模式。这片群山地域内分布着六大主要语族，没有任何一个语族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

宗教层面，部分族群信奉泛灵论，也有族群信奉佛教、基督教，还有一些族群秉持道教或儒家的价值理念，回族群体则信奉伊斯兰教；因此，绝大多数族群社会都形成了复杂的综摄性宗教与思想体系。从历史来看，当地族群之间长期存在的世仇与敌对状态，正是其文化多元性的典型体现。这一地域从未在政治上实现统一，既不是一个帝国，也不是数个封建王国的共有疆域，甚至算不上一个拥有多个协同政治体系的区域。各类差异化的独特政治组织体系，均基于带有一定 “封建” 属性的世袭首领制度发展而来，且拥有悠久的存续历史。时至今日的民族国家时代，这一地区分属不同国家，对应着各不相同的政治组织形式（民主制、三个社会主义政权、一个君主立宪制、一个军事独裁制），这进一步放大了其由来已久的政治多样性。

与喜马拉雅山麓及世界上其他跨国高地一样，东南亚这片群山地域，在历史、经济与文化层面始终处于边缘化与碎片化的状态。也正因如此，它在既有的宏大研究体系中一直缺乏应有的定位，无法成为亚洲研究中一个受关注的独立细分领域；但对于重新思考变动世界中的边缘社会、国家建构等基础研究议题，却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这片群山地域的探究可以发现，这里的人群拥有一种区别于主体民族的存在意识，一种地理上的偏远感，以及因与区域性权力中心存在政治、经济上的距离而形成的边缘处境。文化层面，这些高地社会如同由迥异色彩拼接而成的文化马赛克，而非由协调色调融合而成的统一画卷 —— 正如特里・兰博（Terry Rambo）以越南为视角做出的戏称，这是 “一场迷幻梦魇”。然而，当我们以恰当的距离审视时，这幅马赛克拼接画会呈现出极为显著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任何时代都从未有过清晰的边界。

历史上，这些高地往往是低地帝国的资源供给地（包括奴隶来源），同时也是各低地政权统治范围之间的缓冲地带。

## 佐米亚

佐米亚（Zomia）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历史学家威廉・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于公元 2002 年创造的地理学概念，用以描述东南亚大陆上，大部分未被以低地人口为核心建立的政府所管控的区域。其地理范围与东南亚这片群山地域大体重合，但学界对佐米亚的边界划定始终存在分歧：普遍观点认为其涵盖印度支那北部（越南北部与老挝全境）、泰国境内山地、缅甸北部的掸邦高原，以及中国西南山区；也有观点将其范围扩展至青藏高原、印度东北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这些山地有着相近的海拔、崎岖的地形，且因远离国家权力的核心管控与影响，成为少数族群的世居地，其本土文化也因此得以留存。也有其他学者使用这一概念，探讨东南亚各国政府处理少数族群议题时的相似策略。

佐米亚涵盖了东南亚群山地带超过 2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生活着近一亿边缘族群人口。这片广袤的地域分属八个国家的边缘地带，还有一个国家全境都位于其范围内，突破了南亚、东亚、东南亚的传统地域划分框架。凭借丰富的生态多样性与跨国界的属性，它吸引了大量学者的研究关注，被用于族群起源研究、跨国界类型定义，以及多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创新。

公元 2009 年，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将这片跨越群山的地域作为一个统一体展开论述 —— 他将其命名为 “佐米亚”，认为这一区域的核心是围绕统治与臣服形成的政治逻辑，居住于此的人们命运相连，他们主动建构自身的社会与文化形态，以此避免被更强大的国家整合，甚至刻意让自身的社会呈现出反国家的结构特征。这一论述引发了广泛争议，因为它与荷兰社会学家申德尔 2002 年提出的概念存在差异：申德尔是这一术语的创造者，而斯科特的论述不仅在方法论上与其有分歧，在佐米亚的范围界定上也与申德尔的原始定义存在显著差异。

### 词源

佐米亚一词来源于 “佐米（Zomi）”，是对印度 - 孟加拉国 - 缅甸边境地带，使用多种具有亲缘关系的藏缅语支语言的高地族群的统称。

### 詹姆斯・C. 斯科特

耶鲁大学詹姆斯・C. 斯科特教授在其 2009 年的著作《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中，论述了这一区域族群文化的存续逻辑，为现代性叙事中的传统 “同化论” 提供了一套反抗性的叙事框架。传统同化论认为，人们一旦接触到现代科技与现代国家带来的便利，就必然会被同化；而斯科特则提出，佐米亚的部落族群是在有意识地逃离国家管控与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

【山地部落】将河谷地带视为 “我们逝去的祖先”，视为 “我们在掌握稻作、接受佛教与步入文明之前所珍视的事物”。反过来也可以说，两千年来，不断有人为了逃离河谷国家体系带来的奴役、征兵、徭役、瘟疫与战争，成为脱离管控的逃亡者，形成了马龙式的社群。

斯科特将佐米亚视为地球上最大的、尚未被民族国家完全吸纳的区域，尽管他认为这一状态终将终结。他提出，佐米亚的语言体系发生了显著的演变，山地族群使用的语言与平地族群存在明显差异；至少在形式上，山地与平地的亲属结构也截然不同。山地社会同样会生产 “剩余产品”，但这些剩余并未被用于供养王权与僧侣阶层。山地与河谷社会都存在社会地位与财富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在河谷社会形成了固化的等级，在山地社会却极不稳定，且仅能在极小的地理范围内形成影响。

## 异议与争议

### 不同维度的批判

让・米肖（Jean Michaud）在其《东南亚山地族群历史辞典》中，解决了以语言学范式界定佐米亚世居族群时面临的诸多困境。他提出，佐米亚的族群始终被各个民族国家定义为少数群体，而这一界定本身就存在诸多争议。在 “民族（National）” 这一概念上，米肖指出，东南亚山地族群实际上处于平行发展的状态，许多族群的分布范围跨越了多个国家。在他看来，对于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这些族群而言，“少数群体” 并非一个合理的定义；他甚至提出，“群体” 这一概念本身也存在问题，因为其内含的共同体属性与社会凝聚力内涵，并不适用于所有族群。

公元 2010 年，《全球历史期刊》推出了名为 “佐米亚及其之外” 的特刊，多位东南亚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在特刊中对斯科特的论述做出了回应与批判。例如，东南亚研究专家维克多・利伯曼（Victor Liberman）虽认同 “高地族群主动建构了自身的社会形态，以应对其所面临的政治与自然环境” 这一核心观点，但他同时指出，婆罗洲的高地族群也形成了与佐米亚族群相似的文化特征，如本土语言的强化、游耕农业的发展等，而这些特征的形成，完全不存在低地政权的压迫这一背景。

近期，斯科特的理论也遭到了汤姆・布拉斯（Tom Brass）的质疑。布拉斯提出，“东南亚高地是人们为了逃离国家管控而主动选择的避难所，当地族群是自愿迁移至此” 的核心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斯科特的理论构建了一种理想化的族群统一性，是带有 “新民粹” 色彩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缺乏民族志证据的支撑。布拉斯最终提出，这些人群既非主动选择迁移至高地（反而大多是被迫离开河谷地区），也从未真正脱离过低地国家的势力范围；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从未拥有真正的自主权与安全感。

爱德华・斯特林厄姆（Edward Stringham）与卡莱布・J. 迈尔斯（Caleb J. Miles）则通过分析东南亚的历史学与人类学证据，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这些族群已经成功避开国家管控长达千余年。斯特林厄姆进一步分析了这些族群用于规避、逃离与抵御国家权力的习俗与制度，最终提出：像佐米亚这样的无国家社会，正是通过本土特殊的生产方式抵御了国家权力的渗透，并形成了针对国家的文化抵抗。

## 文化和现状

东南亚地块的地理、政治和文化样貌皆颇为破碎多元，分属多国的控制。东南亚地块从未统一，甚至从未归属于同一政治或文化圈；当地长久维持着类似于欧洲封建制度的世袭领主统治。

东南亚地块长期是其低地宗主的人力物力储备地，及与他国的缓冲地。

有调查表明，东南亚地块的住民普遍身为所在国的“少数人群”，其地位倾向于边缘化，有着与主流人群不同的认同感和地理上的边缘感。学者泰瑞·兰博（Terry Rambo）从越南的角度出发，称之为“迷幻的噩梦”。

学者让·米肖（Jean Michaud）指出，东南亚地块的住民经常被称呼为“国家少数群体”，而米肖质疑这个词汇，首先并不应冠以“国家”，因为高地居民是跨国群体，且不应以“少数”形容，因为其总规模并不少数；甚至“群体”一词也有问题，因为这些人群并不足以构成有凝聚力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