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剿匪

1949年，国共内战进入尾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对全国的进军，并在中南地区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和其主力第四野战军所属部队在中南地区的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省与各地的反共武装爆发持续武装冲突，直到1953年。因中国共产党将所有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称为“政治性土匪”，故此场战役被中国共产党称为“中南剿匪”。而中华民国方面也称其为中南地区“反共游击战”、“反共革命”。

中国共产党方面宣称在此期间一共消灭116万多人的反共武装，缴获各种炮670余门、各种枪64万余支。

## 作战双方

国共内战期间，国共双方均将对方贬称为“匪”。“中南剿匪”战役中的一方为中国共产党在华东地区的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并在边界地区与西南军区、华东军区、华北军区有所合作。其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

在反共武装方面，实际为各种互不统属的各地方武装，包括国民党各路军队（包括中央嫡系、湘系、粤系、桂系）、国民党特务组织（包括军统、中统），地方上反对中共的地主民团、民军、第三势力、“大天二”、会道门武装等、中华民国退守台湾后往沿海地区投放的反共作战人员等。在广东中山地区，马非芳、黄龙众等游击队另外创立新团体“倒蒋反共新主义协会”活动。中华民国也将各种或受或不受台北当局指挥，以及各地反共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反共武装称为“大陆游击部队”、“民间武力”等。在滇桂边境，更有原桂系人士尝试结合地方势力组成短命政权“卡瓦共和国”及“东南亚民主联军”。

部分在抵抗中共中阵亡的反共军将领，被中华民国视为“烈士”。如在广东被俘的喻英奇、江西的黄镇中即入祀国民革命忠烈祠。

在冷战背景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部分武装也得到台北中华民国当局和美国情报机构的支持。此外，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北后，继续通过特种作战的方式支持部分地区的反共武装活动，在广东地区，得到港英、澳葡当局的庇护和默许。美国中情局也利用美军占领下的冲绳、塞班岛等基地，提供训练、情报，支持蔡文治等人的自由中国抵抗运动和第三势力，空投、登陆特战人员到广东支持反共活动。此外，在当时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背景下，由广东、广西撤退到越南境内的反共武装，得到法越当局的保护和情报支持。越南也成为部分特战人员返回中国大陆境内的投放基地。

## 背景

当时的中南行政区辖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六省，面积11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5亿，有汉、回、壮、瑶、苗、黎、侗、畬、土家等民族。境内山地、丘陵约占70%，海拔千米以上高峰连绵相叠奇险；平原、盆地约占30%，其间密布大小河湖，广种水稻，素有粮仓之称。广东紧接当时为英国、葡萄牙殖民地的英属香港、葡属澳门，广东、广西与当时正在爆发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法属印度支那接壤。在广东沿岸还有5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700多个大小岛屿（包括大岛海南岛以及近海岛屿400多个）。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中南地区也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这里是和西方各国经济政治联系密切的地区另一方面，华南也是国共两党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基地。湖南、江西、湖北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内战时期中共活跃的基地。国民党中央嫡系、新桂系、湘系、粤系等派系也具有相当的经营成绩。

1949年春，中国局势巨变。当解放军展开向全国进军之后，中华民国当局（包括蒋介石嫡系和李宗仁新桂系）预感大陆的失败，一面匆匆部署撤逃台湾，一面紧急拟定应变计划，留置潜藏特务，组织游击武装，准备开辟第二战场，阻滞解放军向前推进并破坏共产党红色基层政权的建立。4月27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号召军政人员忠于政府，“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谋贯彻，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绝对服从”。5月19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下令：凡省主席、专员、县长不得擅离其行政区范围，流亡后方；应在敌辖区内保留其游击政府番号，自行建立各级反共自治救国军，其力量“能控制一县者承认其为县长，能控制一区者为区长，专员能控制一省者为省主席”。以上各职“均由政府给封正式任命”，并“在其辖区参加人民反共自治救国军，组织求生存，不准自行南撤”。随后，华中、华南军政当局即按其开展游击战的总体部署，在所辖各省普遍成立了绥靖总司令部，由省主席任总司令；省以下设绥靖司令部，由专员兼司令；县设支队部，由县长兼支队长。同时，将原军管区、师管区、保安旅等改编为游击总队或支队。并培训了游击骨干3000多人，专事游击活动。12月10日，解放军逼近成都。蒋介石撤往台湾，并特地颁发《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将全国划为15个游击区，号令“一切忠实的国民党员及我各地政府工作人员，立即转入地下，积极组织开展全民性的游击武装，在一切地方，利用一切形式，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尽自己的一切所能，积极投入反共复国、拯救民族生存之乱大业”。

中华民国的这些部署导致“反共救国军”、“反共突击军”、“反共义勇军”等成股的反共游击武装接踵而起，仅中南地区1949年末的粗略统计，反共游击队武装即达1400多股，约40余万人，其中并未计入潜藏隐蔽的零散武装人员。此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和国军在海空对大陆的袭扰，至1953年年末，原有潜藏武装与新增的及从台湾等地派进的特务、地下工作人员总数累计达119万多人。在这些武装中，有由国民党残余部队、散兵重新聚集起来的军队；有原国民党军投共后又倒戈反共的部队；有由国民党潜藏特务利用各种形式、打着各种旗号组合起来的反共“地下军”；还有受地主、会道门支持的地方势力武装；以及一些受国民党收编加委的民团、民军或土匪。他们宣布“反共复国”，以国民党的反共派政客、军官、特务为领导，以散兵、乡保、兵丁为骨干，依仗地主、地方势力、帮会团体和台湾方面的支持，按开展游击战的需要编成军事组织，散布于中南各地，而豫西、豫南、鄂西、鄂东、鄂东南、赣东北、赣西南、湘西、湘南、粤北、粤西、桂东南、桂西北等山区和鄱阳湖、洞庭湖、珠江三角洲等湖泊水网地带尤多聚集。他们趁中共新政权刚刚建立，尚未巩固的机会，发动各种各样的反共武装暴动和袭击：

- 抨击中共政策，拉拢民众支持，宣传“共产党要使富人变穷，让穷人变鬼”，“要活命就要起来抗粮抗兵”，“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要打起来，国民党就要回来，共产党的天下长不了”。不少人因为反对中共或保持中立，与共产党和解放军保持距离，乃至加入反共游击队。
- 破坏交通设施，掠夺共产党的运输物资。当时仅豫、鄂、湘3省粗略统计就有780多处铁路、公路遭到游击队破坏，还有一些地区的水运受拦截停航，成吨的物资被劫。游击队在边远地区城镇建立政权，征粮派款，征兵扩伍。仅湘西、桂西地区便有16个县一度被游击队控制。
- 通过假投降、假投诚自行建立农会、民兵，或伪装亲共，乃至打着共产党政府工作人员或解放军的旗号活动，或潜入中共基层政权内部，拉拢共产党干部充当线人，乃至直接夺取实质权力。
- 制造反共暴动袭击中共区乡政权，伏击、杀死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部分地方出现对中共土改干部、支持者及工作人员的报复性虐杀和酷刑。

对于解放军新占领区域会出现的反共游击活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曾有预见，并陆续发出了一系列指示。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南方解放后”在乡村中应“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5月27日，毛泽东根据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转报河南洛阳地区反共暴动情况的报告，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各中央局：“查我大军南进，国民党在我后方组织暴动，组织放火，组织政治土匪，组织暗杀，组织各项破坏工作，业已发现多处，甚为严重，而我很多同志甚至领导机关（如洛阳市委）满足于前线胜利，麻木不仁，熟视不睹，业已受了许多损失。”并强调指出，“务望你们加强这一方面的注意，加强肃反和剿匪工作”。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又指“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中国新政府一经成立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6月25日，新华社发表了《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两篇短评。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上述两篇短评的通知：“希望你们不要一看了事，要召开会议针对社论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自己的工作，并做出简明决议指示全党实行。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提起高度的警惕性并拿出具体解决的办法，千万不可采取轻忽态度，是为至盼。”8月6日，新华社再次发表社论《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强调“政治警觉”：“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反对中国人民的重要阴谋之一，是繁殖土匪武装”。“中外反动派妄图凭借这种土匪武装，进行垂死挣扎，并准备使之与外国干涉者武装互相勾结，图谋复辟”。“如果我们因为主力前线的胜利而骄傲自大，麻木不仁，轻视这一重要的武装敌人，对于他们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认为这辈小丑不值介意，听其自由发展和活动，那么我们将会犯重大的错误”。社论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以及完成任务的标准和基本做法。10月1日，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上宣读了“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的命令。

1949年5月9日，第四野战军领率机关进抵开封。依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于5月12日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1950年1月始称中南局），林彪、罗荣桓、邓子恢分别任第一、二、三书记；随后，第四野战军领率机关与中原军区领率机关合并，成立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1950年1月始称中南军区），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邓子恢分别任第一、二政治委员，萧克、赵尔陆分任第一、二参谋长，谭政、陶铸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聂鹤亭任副参谋长。中共在中南的领导机构建立起来之后，迅即对新区工作展开研究，陆续作出了镇压新区武装游击队的部署。5月13日、22日，林彪、萧克等人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河南地方武装活动情况，提出：“目前河南地区支前任务浩繁，干部缺乏，土匪猖狂。现在他们除集中全力于南阳及确山、潢川分区剿匪外，另须抽出一部力量掩护兵站交通，看守仓库，力量稍感不足”。“拟将新乡、安阳两地缴获的枪支优先发中原，以加强地武装备外，原在华北所有待修之三万支枪拟全部拨中原修理使用”，并建议调热河入关之骑兵师进豫支援。5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扩大会议，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参加专门研究河南局势，部署新区战略，一致认为“土匪问题”是当前影响一切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不剿匪，则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与经济建设工作无从进行，人民民主政权得不到保障”，并将消灭反共游击队视为进军作战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将消灭国民党正规军与剿灭地方反共武装“贯通一气，首尾相随”，“凡解放一地即抽出部队就地剿匪”。会议决定“河南应集中力量，下半年以剿匪为中心，限今年内肃清全境土匪”，提出了“肃清土匪、打倒恶霸、发动群众三位一体”的口号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即在“军事威力下，配合政治攻势，达到消灭股匪、肃清散匪、收缴匪枪、逮捕匪首、惩办恶霸、发动群众”的目的。6月3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军区向豫、鄂、赣省委下达了《关于豫鄂湘赣四省留置主力部队及建立地方武装的初步方案》，除第58军已在河南实行地方化之外，决定第42军4个师与热河骑兵师，以及9个独立步兵师（即第154、156、157、158、159、160、161、162、165师），分别留置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地区稳固新政权，并在各省建立地方武装：分区建独立团，县建大队，区建中队。

6月26日，林彪、罗荣桓在向毛泽东作两个月来工作的综合报告中关于“剿匪部署”讲到：“华中军区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是加强原来半老区之河南、陕南、湖北各区力量，全力从事剿匪，并以河南为重点。派干部建立各省级军区，第一步已建立了鄂、湘、赣三处。河南匪情历来即属严重，目前已成为最突出之问题，不解决则一切工作无法大步开展。”“目前我河南地方武装包括机关共9.9万人，现除已决定今年扩充至11万人，并加强火力装备外，另由野战军中抽调42军（4个师）及热河骑兵师参加。剿匪方针是军事进剿结合强力政治攻势与解决当地群众迫切要求（如救灾等）三者相辅进行，并特别强调掌握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作战原则是采突击奔袭与分散清剿相结合，并确定青纱帐期间亦不停止军事进攻。”“以半年时间肃清匪患”。报告还提及考虑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实际情况，决定从野战军拨给湖北军区2个独立师、湖南军区4个独立师、江西军区三个独立师作为发展地方武装的骨干。之后不久，华中军区司令部总结了豫、鄂、赣7、8两月剿匪的经验，分析了游击队活动的一般规律和战术特点，提出了作战的基本要领：“军事进剿前必须组织细密的侦察和研究匪情，针对土匪的活动特点，确定进剿计划；要防止单纯的军事进剿，使剿匪成为全党运动，领导上必须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统一布置，形成党政军民密切配合，上下左右密切协同，消灭剿匪中的死角及空白地带；要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斗作风，准备爬山、涉水、走坏路、走黑路、走长路，吃不好、睡不好、住不好，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下定决心坚决剿灭土匪；要针对具体环境和匪特活动规律、特点，改进主力部队正规战的一套战法，灵活运用兵力，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在重点地区要集中兵力采用连续奔袭合围战术，首先予公开的主要的最反动的股匪以痛击，然后对分散隐蔽之匪，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驻剿，控制交通要道，实行多层封锁，反复搜剿，边剿边查，边查边剿；一切剿匪行动必须秘密、迅速、突然，严禁泄露任务计划。为着便于隐蔽接敌，使匪猝不及防，一般应晚上出动，形成包围，拂晓搜捕，以求全歼；为适应剿匪作战部队相当分散的情况，各级干部要深入下去帮助指导，研究敌匪活动特点、规律，总结经验，改进剿匪战法，使之少走弯路”。上述的“剿匪作战方略”印发各级领导机关和部队。此后，随着中南大陆全境易手，解放军中南军区考虑到所属各省“解放”“有早有晚”、“匪情”“有轻有重”以及地缘条件的不同情况，陆续调整兵力，将主力部队大部投入应对反共游击活动，并会同中共中央中南局审视全局，密切关注各地情况。

## 过程

### 伴随解放军野战军主力推进，双方冲突由北向南递次展开（1949年5月—1949年12月）

1949年4月中旬，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约70万人自平津地区南下，向中南推进。经安新、汉浔间渡江、宜沙、湘赣、赣西南、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到1949年12月中旬，中南大陆基本由中共控制，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随着解放军南进，各地针对反共武装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清剿”也由北向南展开。

河南是中南地区较早被中共控制的省份。1949年3月1日，中共河南省委成立；7日，河南军区成立，陈再道任司令员，李雪峰兼政治委员。省委和军区成立后即开始部署清剿工作。河南长期存在大量地方武装和会道门组织。1947年秋以来，各中共区曾分别展开清剿，一年多内据称消灭7万余人，但由于各区尚未连成一片，行动缺乏统一指挥，问题并未完全解决。1949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社会部统计，全省仍有反共武装172股，连同散在人员共5.3万余人；另有176种会道门组织，不少与反共武装和特务组织有关。3月6日，信阳地区“红学”“黄学”两会在国民党第7军支持下发动武装暴动，造成440余人死亡。河南省委和河南军区遂决定建立统一地方武装体系，军区设3个警备旅，军分区设基干团，县设大队，区设中队，对成股武装展开进剿。4月，鄂豫军区部队在商城、潢川、固始三县交界处处理张大学部570余人；洛宁团一部在卢氏北关击退“暂编第3纵队新1师第1团”，处理440余人。信阳“红学”“黄学”首脑吴少华也在豫鄂边被应山县独立团俘获，暴动随后平息。但当时解放军兵力不足，河南腹地3月至4月间仍发生30余起反共武装和会道门暴动，地方武装1个营和17个区乡队被击溃，100余名地方干部死亡，被当局征走的公粮被反共军夺回250万公斤以上。5月上旬河南全境易手后，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军区部署，河南下半年以清剿反共武装为中心任务。华中军区报中央军委批准，调第42军及骑兵第5师参加河南行动；加上地方化的第58军一部和河南军区警备旅等地方部队，投入兵力约15万人。

6月16日至26日，中共河南省委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决定将全省划为4个“清剿区”：伏牛山北部、西部的陕州、洛阳以南地区；伏牛山南部、桐柏山北部地区；伏牛山东麓鲁山、南召地区；以及豫南大别山北麓信阳、潢川地区。各区分别由第42军、第58军、河南军区警备旅、潢川和信阳军分区等部负责。7月1日，河南军区发布动员令，全省作战全面展开。豫西伏牛山是主要区域之一。国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曾任命第69军军长刘希程为豫西分区司令，组建国防部暂编第3纵队，试图在伏牛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6月上旬，刘希程接受中共方面条件，在陕州军分区协助下率司令部投共，但其所属新编第1师、第2师、第3师及暂编第4师等仍继续活动。7月中旬，解放军“陕洛剿匪指挥部”首先对新1师李子奎部展开围攻。李子奎调集“黄河”“绥远”两个特务支队及陕西保安第6旅等2000余人集结朱阳镇，试图突围。解放军第155师、第125师一部、第42军直属警卫营和陕州军分区部队于7月22日发起进攻，至31日处理1700余人，俘支队长、旅长3人，余部瓦解。伏牛山南部和桐柏山北部方向，第58军等部于7月下旬远距离奔袭淅川西平镇，围攻暂编第3纵队副司令兼新2师师长任泰升部，处理新2师、暂4师1000余人。任泰升逃至卢氏五里川，与新3师谢泽民会合，后于8月中旬再遭围攻，新3师副师长以下750余人被处理，任泰升率1000余人投降。伏牛山东部方向，河南军区警备第2旅、鲁山独立团、南召独立营起初因包围过宽而未获成效，后改用集中突袭，先后处理反共武装1500余人。到8月底，伏牛山区大股反共武装大部被消灭，仅暂编第3纵队后备团、嵩县支队、南召保安团等残部1000余人转入栾川、嵩山南部山区。河南军区调整部署，由陕洛工委统一指挥第173师、第125师及警备第2旅一部，以栾川黑峪为中心实施合围。至10月中旬，又处理600余人，俘新3师师长及团长等首脑。伏牛山区成股武装基本被消除。

豫南方面，潢川地区洪河、淮河两岸和大别山北麓有“洪淮支队”“豫皖纵队”“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等部。潢川剿匪指挥部采取分片清剿和政治争取结合的方式，先后处理“洪淮支队”大部，俘“潢固息三县联防指挥部”指挥官等230余人；又处理“豫皖纵队”1000余人，并迫使两个团长及400余人投降。至8月，潢川地区共镇压首脑77人、武装人员2000余人。信阳军分区地方武装也配合行动，处理1800余人。商城、新县一带“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第1支队”等，则交由湖北军区牵头的鄂豫皖边区指挥机构统一处置。9月下旬，河南军区召开会议，部署清理散在人员、深挖潜伏组织和处理首要人员。10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又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推动“清匪反霸”运动。1949年7月至年底，河南全省据称处理反共武装14万余人，境内大股力量基本被消除。

湖北北部原本已有大片中共根据地。1949年5月17日，武汉易手；20日，湖北军区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7月下旬，湖北军区召开首次党代表会议，决定以下半年清剿反共武装、消灭残余国军力量为中心任务。当时襄阳、孝感、荆州、大冶、黄冈、宜昌6个军分区辖区内，有109股、2.1万余人的反共武装。湖北军区决定独立第1、第2师配合主力进攻鄂西，随后第2师就地转入清剿；独立第3师与黄冈军分区进攻东大别山南麓；独立第4师与大冶军分区进攻鄂东南大幕山。鄂豫皖边大别山是湖北国军方面计划中的“重点游击区”。“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等武装共2万余人，活动于霍邱、金寨、霍山、岳西、太湖、潜山、宿松、英山、罗田、麻城、新县、商城、固始等县。7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与华东军区协商成立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由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8月上旬，该指挥部在武昌制定三线会剿方案：北线由第42军126师一部及河南、湖北地方武装组成；南线由湖北军区独立第3师及黄冈地方武装组成；东线由华东野战军第24军71师、皖北军区警备部队和皖西军分区武装组成，三路向立煌方向推进。

9月5日，解放军战役开始，并攻占立煌。反共武装转为分散撤退，解放军则采用追击、堵截、伏击和合围结合的方式继续进攻。东线部队在立煌西南帽顶山包围其指挥部，俘总司令汪宪、第一副总司令樊迅、副总司令袁成英等。北线第377团在商城皂靴河处理第1支队一部200余人；固始县大队和野战部队一部在朱高楼处理第7支队一部230余人；随后又处理第2支队、固始保安团等，并促使500余人携械投降。10月，第126师一部和地方武装围攻“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第1支队”，俘其支队司令，之后又使第3支队司令及团长等投降。南线部队在立煌、麻城、罗田等地处理1000余人。至11月底，鄂豫皖边区共镇压1.2万余人，大股反共武装基本被压制；随后又转入清理散在人员，到1950年3月再处理3000余人。

鄂东南大幕山是湖北另一重点区域。当地有“湘鄂赣边区反共救国军第2军”“湘鄂赣边游击纵队”“鄂东南行署”所属纵队、“华中挺进第10纵队”“武汉守备突击纵队”等，共4000余人。湖北军区将部队分为东、西两集团：东集团以大冶军分区为主，负责鄂城、大冶至通山以东；西集团以独立第4师为主，负责咸宁、崇阳、通城及通山西部。9月上旬行动开始，崇阳、通城地方武装配合独立第4师一部，在黄袍山处理“湘鄂赣边区游击纵队”369人；大冶军分区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使“武汉守备突击纵队”投降。10月起，独立第4师和大冶军分区进攻大幕山核心区，先后处理“鄂东南行署游击第2纵队”和“湘鄂赣边区反共救国军第2军”，俘其正副司令。至12月，鄂东南战役结束，共处理3600余人。

鄂西南战役随中共进攻鄂西南作战之后展开。11月上旬，湖北军区独立第2师改组为恩施军分区，辖区内仍有近70股、约8000人的国民党残余和反共武装，其中较大的为“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11月28日，恩施军分区发布动员令，先追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军警特人员，再进攻边界地带武装。不到一个月内，解放军先后处理刘庄如部，迫使“川东反共游击纵队”司令李先恒投降，并争取原国民党湖北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鲁坚、副司令谢钟岳、湖北绥靖第1师师长傅锡章等率1000余人投共。建始、利川、鹤峰、巴东等县的国民党县长和自卫团人员也相继投诚。至1949年底，湖北全省据称消灭5.8万余人，仅恩施、保康等地仍有较大股游击队武装活动。

1949年4月下旬起，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先后进入江西。5月，赣东北和南昌等地易手。6月25日，江西军区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治委员。当时江西大部已由中共控制，但仍有290余股、3.5万余人的反共武装。鄱阳湖地区有“青年救国军第5总队”；永修云山有“青年救国军赣西北义勇总队第22支队”；赣西北九宫山有“湘鄂赣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第6纵队”；井冈山有“赣西绥靖司令部”和“反共自卫军第1纵队”；宁都翠微峰有“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解放军江西军区根据华中军区指示，将第15兵团第156、第157、第161师纳入地方武装体系，并于7月7日召开会议，决定第一期进攻以南昌至九江铁路沿线和鄱阳湖周边为重点，再逐步向临川、宜春、吉安等地推进。7月上旬，第156师、第161师各部在新建、军山湖、庐山西南、瑞昌以南、余干、鄱阳等地展开行动。40余天内，鄱阳湖区部队采取水陆结合方式，消灭“第5总队”800余人，并攻占康山据点；南浔路两侧部队在南昌地区镇压“青年救国军第18支队”“第20支队”等，恢复水陆交通。第157师471团在修水处理“湘鄂赣总队”和“第6纵队”首脑；第157师469团在永新消灭“赣西绥靖司令部”；第161师在宜黄、崇仁、南丰等地镇压“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一部。到8月中旬，第一期行动共消灭7000余人，但由于军地配合不足和兵力过度分散，仍有约2.6万人成股活动。

8月，赣西南战役结束，江西全境纳入中共控制。江西省委、省政府、江西军区联合要求全面开展战役。8月17日，江西军区部署第二期行动，以鄱阳湖地区和赣西南翠微峰等地为重点。为加强地方力量，第157师、第161师分别改组为浮梁、上饶、抚州军分区；第48军兼营赣西南地区，成立赣西南军区，下辖吉安、赣州、宁都等军分区。9月1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江西省委，将斗争中心转为“剿匪反霸”，并要求以一年至两年时间完成肃清反共武装、打击地方势力和发动群众运动等任务。鄱阳湖地区“青年救国军第5总队”在7、8月受挫后改为分散流动。浮梁军分区部队于8月底进至鄱阳谢家滩一带，经两次合围，俘总队司令李逢春等，并通过俘虏劝降，使副司令、参谋长等投降，滨湖地区反共武装基本平息。

宁都翠微峰是“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所在地。司令黄镇中在中共到来前破坏周边公路桥梁，修筑工事，囤积粮食、布匹和物资，试图长期固守。8月29日，第48军144师占领宁都后，奉命围攻翠微峰。9月2日起，第432团采取小分队夜袭方式清理外围据点，先后攻占菜子山、莲塘凹、太阳山等处，处理300余人；第143师一部也攻克朝阳山。9月23日，总攻开始，黄镇中被困金精洞后率部投降。此战处理300余人，俘将校级军官75人、尉级以下1800余人。井冈山地区的萧家璧为赣西绥靖司令部反共自卫军第1纵队司令兼井冈山办事处主任。解放军进入井冈山后，其部500余人化整为零。9月23日，第142师425团发现其行踪后连续追击，9月28日，萧家璧被俘。黄镇中、萧家璧两部失败后，赣西南许多小股武装和散在人员投降，仅10月即有1200余人向中共投诚。10月中旬，江西军区部署第三期“清剿”，强调“政治攻势”和“反霸”结合，发动群众运动搜查潜伏武装。袁州、南昌、九江、抚州、赣西南、吉安、宁都等军分区分别对明月山、云山、军峰山、大余、崇义、宁冈、石城、瑞金、会昌等地展开行动。至12月底，江西军区三期行动在近半年内共镇压3万余人，其中包括将级首脑13人，境内成股反共武装大部被消灭。

湖南是中南地区战役的重点之一。1949年8月4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中共长期争取下率部7万余人投共，长沙和平易手；投共的湘系部队后改编为解放军第21兵团。8月9日，湖南军区成立，由第12兵团部兼，萧劲光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军区以第159、第160、第162、第165师为主体组建军分区和地方武装，在支援主力作战的同时，收编游杂武装并展开“清剿”。当时湖南社会局势复杂，除国民党散兵外，还有湘系地方首脑、政治家和长期活动的地方武装，总数超过22万人。湖南军区决定将清除国民党残余力量、收编游杂武装作为初期中心工作。湘东北较早展开行动。当地有“湘鄂边区反共救国军洞庭挺进纵队”“湘鄂赣边区反共自救军第3纵队”“滨湖挺进司令部”等70余股。8月上旬，第46军159师利用战斗间隙展开战役，收编地方游杂武装2000余人。8月14日，第475团2营在湘阴茶壶潭镇压“湘鄂赣边区反共自救军第3纵队”160余人。8月17日，湖北军区独立第4团与湖南常德军分区部队在洞庭湖上追击“洞庭挺进纵队”，俘司令黄涤等900余人。至9月底，湘东北共消灭6000余人。此后，第159师地方化，分驻长沙、岳阳、益阳，至年底基本消除当地成股武装。

湘西毗邻鄂、川、黔、桂，地形复杂，是国军设定的重点游击区。1949年7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宋希濂到湘西，将地方武装整编为12个暂编师、3个暂编军，称10万余人。8月上旬，白崇禧赴芷江召开会议，试图把湘西纳入粤桂、西南防线。9月至10月，解放军在湘西及衡宝战役中攻占沅陵、泸溪、辰溪、怀化、芷江、会同等12县，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8000余人；10月16日，第47军攻占大庸、桑植，消灭国民党第122军，打开进军西南通道。10月上旬，湘西军区成立，由第47军兼，辖沅陵、会同、永顺等军分区。湘西军区乘主力压境开展政治争取，促使“湘西王”、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投共，凤凰县于11月7日和平易手。前后另有1.2万余名地方武装人员投诚，其中包括汪援华、颜格、石玉湘、胡震等国民党方面将领。11月初，第47军主力第139、第141师入川，仅留军直属分队和第140师驻防湘西。主力离开后，部分已投降首脑反复，一些潜伏人员也重新结集。11月9日，“楚汉宫”首领、长沙绥靖公署第3纵队司令杨永清试图攻打芷江，第140师419团将其击退并俘100余人，随后又迫使潘壮飞、邱茂培等投降。12月下旬，田载龙、朱际凯、张沼武、陈策勋等在慈利江坪地区成立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湘鄂边区总司令部和湘鄂边区行政公署，下辖4路纵队，共4000余人，计划攻打慈利、石门、桃源、大庸、桑植等县。张沼武部联合会道门武装袭击慈利县城。常德军分区随后抽调第479团、第480团一部，与第46军138师一部组成镇压部队，20余天内处理1200余人，俘张沼武，迫使朱际凯投降。与此同时，常德军分区第480团在石门西北地区迫使陈聪漠投诚。至年底，解放军在湘西共消灭1万余人，但因解放军兵力有限，局势仍较复杂。

湘南同样是重点区域。衡宝战役后，国民党败退部队与地方武装在嘉禾、临武、蓝山等地结合，试图以华荫山为中心建立防线。主要力量包括交警总局东南办事处王春晖所辖5个总队和1个旅，约9000人；以及谢声溢指挥的“湘南纵队”“保1师”等。此外还有地方武装10余股、6000余人。11月中旬，解放军第46军成立“湘南剿匪指挥部”，由詹才芳、李中权负责，统一指挥衡阳、郴县、零陵、邵阳4个军分区。12月1日，嘉蓝临战役开始，第136师、第137师及郴县、零陵军分区部队从多路进攻，至15日消灭“交警总局东南办事处”所属多个总队、“湘南纵队”“保1师”及三县自卫队共1.2万余人，俘将级首脑12人。同一时期，第158师与邵阳军分区在邵北、隆回等地处理“新8军”“反共救国义勇军”等4600余人，俘陈光中。至1949年底，湖南全省镇压处理12万余人的反共武装。

广东北靠五岭，南临南海，又靠近港澳。1949年，国民党华南军政当局在粤北、潮汕等地组建“反共救国军”3个军和1个纵队，在珠江三角洲设置广东突击军总部和“海上纵队”。据当时统计，广东全省有300余股、约5万人的反共武装和特务组织。10月14日，广州易手。11月9日，广东军区成立，由第15兵团部兼，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区成立后，一面支援解放军西进，一面部署广州、佛山等城市警备和清剿。广州是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南大陆最后的聚散地之一，聚集大量国民党南逃官员和特务。解放军第44军132师一部负责警备广州，并在华南分局、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下配合公安部门开展“治安清理”。10月30日，叶剑英在广州市政府工作人员大会上动员“稳定秩序”。随后，广州市政府组织5200余名“市民纠察队”，市工会组织800余名“工人纠察队”，配合警备部队巡逻和搜捕。约3个月内，共抓获反共武装和特务人员300余人，收容国民党散兵3.92万余人，收缴枪支2300余支，处理“治安”案件2000余起，并在广州外围镇压1600余人。粤北是广东首期重点区域。连县、连南、连山、阳山一带多山且交通不便，广东反共救国军第9军及自湘南进入的交警第2总队等在此活动。解放军广东军区组织连阳战役，第48军143师两个团自江西调至韶关，与北江军分区部队组成联合指挥部，使用5个团兵力南北夹击。12月6日战役开始，北线部队接连攻占连县、连山、连南，并于13日进攻三江镇；南线部队于7日向英德西部推进，16日与北线会合并占领阳山。此役历时10天，俘反共军第9军军长李楚瀛、参谋长于继祖等，共消灭2300余人。

同时，解放军两广纵队与粤赣湘边纵队在珠江三角洲消灭了5000余人。第44军131师一部和西江军分区在广宁北市镇压“反共救国军广宁支队”500余人；第43军129师一部与西江、台山、南路军分区在云浮西山包围叶肇部，俘伍继南以下800余人；东江军分区配合野战部队在九连山镇压2300余人；潮汕军分区也在粤东消灭一部。至年底，广东全省据称镇压了2.7万余人的武装。但不少游击队首脑逃往香港、澳门，部分武装人员也转入潜伏。

广西是中南大陆最后被中共控制的省份，在新桂系的长期经营下，也长期存在大量地方武装。1949年10月，白崇禧在桂林部署，将广西划为桂东、桂南、桂西、桂北、桂中5个军政区和黔桂边军政区，每区新编1个军，并推行“一甲一兵一枪”政策。当时广西约有25万个甲，民间枪支达40余万支，许多掌握在地方豪强、民团和反共武装手中。中共方面估计，全省有200余股、近10万人的反共武装和特务组织。12月4日，南宁易手。9日，解放军广西军区成立，由第13兵团部兼，张云逸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区随后将第49军第145、第146、第147师，第38军第151师，第39军第152师，第41军第154师等部地方化，建立桂林、柳州、平乐、梧州、玉林、南宁、武鸣、龙州、百色、宜山10个军分区。此时，靖西专员赖慧鹏、黔桂边区司令张光玮等先后投共；“桂北军政区”“桂西军政区”也接受和平解决方案，部队由解放军改编。白崇禧在广西推行的总体战由此失败。但因广西战役刚结束，各军分区仍在组建和整编地方部队，广西全面针对游击队的战役尚未立即展开。

据中共方面统计，1949年5月至12月，中南地区共镇压各类反共武装和特务人员38万余人。12月2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因中南大陆已基本由中共控制，自1950年1月1日起，中共中央华中局改称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中军区改称中南军区。此后，中南地区针对反共游击队的战役继续由中南局和中南军区领导。

### 中南大陆易帜后，冲突全面爆发（1950年1月—1950年6月）

1950年上半年，中南地区解放军与反共武装的冲突仍很剧烈。1949年底，湖南仍有450余股、10万余人的游击队，湘西千人以上反共武装即14股，并占领古丈、凤凰、会同、通道等8座县城；广东尚有230余股、约4万人的游击武装，主要分布在粤北、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广西反共地方武装则依托大瑶山、大容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山区，活动于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以外的广大农村。河南、湖北、江西虽已基本消灭较大股武装，但山区和省际边界仍有残余游击力量时聚时散。1949年12月29日，解放军中南军区发出1950年上半年“清剿”指示，要求各部在上半年完成任务，但随后的局势变化超出预期。1950年春，中华民国、国民党加强对大陆潜伏武装和特务组织的联络，在台湾、香港召开相关会议，成立广州敌后工作委员会、内调局华南办事处、华南突击纵队等机构，并提出“发动游击、建立基地、长期潜伏、待命活动”等方针。同时，国军飞机多次进入中南地区投撒传单、轰炸扫射。3月3日广州遭轰炸，中共当局称民房被毁200余间。在这一背景下，中南多地反共武装活动骤然加剧。他们利用春荒和民众对中国基层征粮工作的不满，提出“抗征粮”“反北佬”等口号，并以粮钱笼络民众的支持。1950年1月至3月，中共中南地区地方政府和粮仓遭游击队袭击150余次，政府及部队人员伤亡、失散1200余人，一些乡政府被摧毁，交通一度中断。1950年2月1日，中共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随后确定以“消灭残敌，巩固国防”为首要任务。2月14日，中南局、中南军区联合发出“清剿”指示，批评部分部队因前期成绩而产生“盲目乐观”、“麻痹轻敌”情绪，要求继续掌握局势并主动镇压、打击反共武装暴动和游击活动。2月28日，中南军区又要求各地在省、区接合部组织会战，消除边缘地带的“死角”。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及时镇压武装暴动。3月下旬，中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经验，决定在重点地区集中兵力、稳步推进，同时把“清剿”同“反霸”、“减租”等政治运动结合起来，避免单纯军事行动，并强调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1950年1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把清剿湖南反共武装作为当前中心任务。湖南军区确定以湘西及常德、邵阳两个军分区辖区为重点，集中兵力打击较大股游击队武装；湘东则以驻剿和发动搜捕散在力量为主。解放军第47军主力1950年1月自四川返回湘西后，立即对湘西成股武装展开行动，先后组织六次重点合围。1月下旬，第141师两个团围攻龙山、八面山一带国军暂12师，处理800余人。第139师两个营与沅陵军分区独立团发动长田湾战斗，经20余天搜剿，消灭国军暂7师1000余人，石玉湘再次投降。第140师调集11个营在芷江、怀化、黔阳地区会剿，处理杨永清部及姚大榜部800余人。2月上旬，沅陵、会同两军分区发动麻阳合围战，至3月初消灭国军暂2军2000余人，胡震等再次投降。3月上旬，第139师一部在泸溪兴隆场围攻国军暂9师，处理1000余人。同期，湘西军区直属部队与第139、第141师部分兵力发动古丈围攻战，至4月上旬消灭处理湘西国军暂11师2000余人。上述作战共镇压9000余人，但因解放军兵力铺开过宽，国军游击队多数未能被全灭。3月中南军区会议后，解放军湘西军区调整部署，集中10个团，在大庸、永顺、保靖以南，会同、黔阳以北，凤凰、麻阳以东的中心区重点进攻。4月1日，第140师418团突袭会同八宝山，攻占反共军中华民族自救军第3方面军第5纵队指挥部，俘陈通焕。4月4日，杨佐治部在芷江洪山区活动并击毙共产党农会干部家属，第418团一部迅速进剿，其本人逃入贵州天柱后被当地解放军第50师149团一部俘获。4月15日，第141师一部围攻永顺云岩山五连洞，俘国军暂编第4师副师长兼第1旅旅长李兰初等80余人。4月下旬，第141师421团两个营在永顺西北地区击溃国军暂5师、第3旅等部。4月中旬起，第139师和湘西军区直属部队在沅陵、辰溪、泸溪、溆浦、麻阳等地追击国军暂2军残部，至5月中旬，湘西中心区成股的反共武装全部被击溃。随后，湘西军区以第47军和地方武装4万余人分驻中心区各要点，实行“包干驻剿”，结合减租反霸运动和政治争取。第139师417团1连在麻阳林德乡通过宣传、家访等方式，清查285人，收缴枪支3200余支。4月至6月，湘西中心区重点进攻共处理1.5万余人，缴枪1.5万余支，俘国军暂1军军长陈子贤等5000余人，另有师旅级以下8000余人投降。此后，部队转入甄别俘虏、协助地方建立民兵和推进减租反霸等运动。

湘北太浮山区，游击队侯宗汉部1000余人于二三月间频繁活动，并杀死中共地方干部、工作人员及支持者近500人。4月初，湖南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赴湘北指挥，第138师414团、常德军分区独立第9团一部及地方武装共14个连展开进攻，侯宗汉部被击溃，本人投降。至6月上旬，当地共处理1300余人。与此同时，第38军114师一部和常德军分区部队在桃源地区围攻“洞庭纵队”“桃源纵队”“湘西联防大队”等，至6月处理5000余人。湘南邵阳地区主要集中在龙山、板子山及武冈、城步、新宁边界。第46军136师接替第158师后，“湘南剿匪指挥部”集中第136、第137师一部及地方武装约1.3万人，由詹才芳指挥，对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湖南游击总司令部、湖南游击队等武装进剿。经多路包围、反复扫荡和群众运动，至6月底邵阳地区镇压7700余人。1950年1月至6月，湖南军区共消灭5.9万余人的反共游击队，湘东公开活动武装和湘西中心区14县成股武装基本被清除；同时破获地下组织100余起，捕获反共游击骨干1000余人。

广东的解放军在准备进攻中华民国控制的海南岛和沿海岛屿的同时，也加强了“清剿”。1950年1月上旬，解放军第41军由广西入粤，参加潮汕、东江、西江地区行动。1月下旬，第122师和西江军分区集中8个营，围攻四会、高要、禄步三角地带的广东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陆轰部，先在高要坑口村处理许锡基大队，随后在西江两岸分散驻剿。解放军2月上旬，第48军143师428团与北江军分区独立第12团在英德西部和顺岩消灭广东反共救国军第1军280余人。二三月间，西江、北江、东江等地接连发生反共武装暴动，解放军各部在平息后就地“清剿”。第122师和西江军分区在罗定、云浮摧毁游击队的“西江指挥所”，处理400余人；在封川俘植瑞椿、植秧秋等150余人。东江军分区与第48军143师一部击败进攻连平的谢舒如部；独立第9团在新丰杨梅坳俘詹兰桂，处理近200人，并释放被游击队逮捕关押的中共乡政府人员。3月24日，解放军乐昌县守军和地方人员100余人抵抗“广东反共救国军第4军”1500余人进攻，随后在增援部队配合下击退对方。之后，解放军在乐昌地区展开反扑，处理第4军和其他散在人员3000余人。南路军分区配合野战部队在灵钦、灵合、茂阳等边界作战30余次，镇压2000余人，并促使傅彰昭等500余人投诚。1月至3月，广东共处理2万余人。

4月上旬，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会议决定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加强重点进剿。粤北除第48军143师一部和北江军分区3个独立团继续负责外，增调第41军123师两个团，重点进攻英德、清远、阳山地区；珠江地区由珠江军分区和第44军130师负责；第41军121、122师分别协助潮汕、西江及粤中地区；第44军131师391团协助南路。5月下旬，广东军区又决定6月开展“清剿突击月”。第123师4月下旬进入英清阳地区。该地在“反共救国军第9军”被消灭后，台湾方面又从港澳派遣人员潜入重组武装。其中李谨标在天井山建立基地，梁猛雄则率部在英西石角坑活动。5月上旬，第123师集中5个营在黄茅山地区清剿；6月5日，第367团两个营进攻天井山，处理260余人，李谨标逃脱。同期，第368团在阳山南部促使“青年服务团”100余人投降；第367、第368团一部又在英德石角坑消灭刘朗林部300余人。至此，英清阳地区大股武装基本清除。第123师随后抽调400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协助地方开展“减租”“减息”“清查”。近两个月内，该师在英清阳地区共处理8200余人。同时，第143师清剿曲江、乐昌、始兴、仁化、南雄、乳源6县；独立第10团负责英德、新丰、佛冈、从化边界；独立第11团负责连县、连南、阳山；独立第12团协助第143师。粤北各部共处理1.35万余人。珠江地区，珠江军分区集中4个团又1个营重点清剿中山，并在南海、顺德、三水等地行动，建立海上巡逻队，3个月处理2400余人。第130师在从化、花县、东莞、宝安、番禺等边界地区处理2000余人，除东莞、宝安外，珠江三角洲各县成股武装基本清除。

广东其他地区也同步推进。南路军分区完成支援解放军进攻海南后，在高雷地区展开行动；第131师391团与地方部队在化县、茂名、信宜、阳春等地与粤南忠义救国军等部爆发战斗并将其击溃。东江地区消灭中华民国国防部东江10支队、会道门“长发党”等武装，并争取“长发党”800余人投降。潮汕地区，解放军第41军121师与独立第1团在闽粤边界消灭“东南反共救国军第1支队”。西江地区处理李次鸿、李万雄、严博球等部，并俘陆轰、冯莫京等。海南岛5月1日被解放军攻占后，中共琼崖纵队配合解放军野战部队转入山区“清剿”，5月处理8900余人，6月再处理2000余人。1月至6月，广东全省共镇压7万余人的游击队活动，除钦廉和港澳边界外，广东大股反共游击武装基本被消灭。

1950年1月10日，中共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联合发出指示部署全省行动。解放军第45军及南宁、武鸣、梧州、玉林等军分区部分部队负责桂东南及部分桂中地区；第49军负责桂林、柳州、平乐及宜山部分地区。加上已地方化的第151、第152、第154师及暂留广西的部队，投入主力约10个师又1个团，连同地方武装约14万人。1月15日，全省针对反共游击队的战役开始。广西军区最初对局势估计不足，过度强调“驻剿”，导致部队铺开过宽，有的营负责一县或两县，连负责数乡，班负责一个或数个村；又将较多主力用于城市和交通线守备，征粮护路任务突出，削弱了对反共武装的打击。1月25日起，恭城、富川、贺县、昭平、平乐等地率先发生反对中共的暴动，随后蔓延至玉林、龙州、柳州、宜山、梧州等专区，持续两个多月。期间有31个乡政府、5个区政府、3座县城被攻占，3000余共产党被杀。面对局势，解放军各部转入镇压。1月30日，平乐军分区3个连在第46军137师一部支援下攻击恭城，镇压钟祖培组织的3000余人暴动。2月5日，第45军134师在平而关地区击退国民党第17兵团残部，处理6000余人。2月11日，中共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要求对武装暴动坚决镇压，并在接合部建立统一指挥。2月14日，中南军区批评第45军部署过于分散，要求集中力量对较大股并且坚持反共的武装连续合围“进剿”。2月20日，解放军第45军在贵县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并调整部署。3月6日，第135师与玉林军分区围攻玉林、北流、陆川、博白、贵县、兴业等地武装，20余天内消灭广西民众反共救国军第2、第13支队共1800余人。游击队领袖李昭林被杀，黄泳春被俘。

3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委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改行集中兵力重点“进剿”，改变分兵把口和单纯“军事清剿”做法，并把清剿与通过土改等运动改造乡村政权、解除地主武装结合起来，抽调2000名部队干部做“地方工作”。4月，第45军133师一部在横县镇龙山消灭“广西左右江反共别动军第5师”800余人；第134师在绥县北部山区消灭“桂境第1方面军11纵队第2联队”500余人；第401团在钦县镇压黄正球部600余人；第39军115师一部协同平乐军分区在大瑶山北麓进攻消灭欧阳拔英以下700余人。此时，解放军广西军区机关调整，第49军军部并入广西军区机关。5月中旬，中共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部署桂东南重点战役，以第45军为主成立“桂东南党政军委员会”。桂东南包括南宁、玉林、梧州、龙州、武鸣等军分区，武装力量151股，约占全省一半。5月10日，第135师10个营进攻大容山，至6月底消灭游击队庞积善以下2400余人。第134师和龙州军分区8个营进攻十万大山，处理姚槐、黄正球、雷空等部950余人。6月2日，第133师和玉林军分区8个营进攻六万大山，至16日处理1100余人。6月20日，第135师一部进攻天堂山“反共救国军第7师”，月底处理800余人。柳州军分区也集中7个连进攻四十八、象县地区，处理600余人。1月至6月，广西共镇压6万余人的武装活动，但因广西反共游击队活动范围广、解放军守备任务重，在广西尚未完全摆脱被动局面，其消灭成股游击队武装的目标未全部实现。

在河南、湖北、江西较大股武装活动已基本消灭的地区，1950年上半年当地当局的主要任务转为“群众性”“清查”和“边界会剿”。湖北军区重点在鄂西北、鄂西地区处理国民党残部和地方反共武装。1月14日，襄阳军分区独立第7团在保康羊儿河迫使温而理等300余人投降，随后又在房县双竹园消灭“自卫总队第2团”。1月19日，解放军独立第9团和竹溪、竹山独立营在友邻部队配合下，于元木沟镇压“川陕鄂游击纵队”1400余人，柯玉珊被杀。2月，宜昌军分区和地方武装进攻兴山、房县、巴东一带的湖北保安第18旅、江南地下军等游击队。4月上旬，湖北军区决定组织“边缘会剿”，湖北全省设8个工作委员会、34个指挥机构和24个联防区。5月起，鄂西九道梁、川鄂边、恩施、阳新、大冶、黄冈、荆州、孝感等地先后展开行动。1月至6月，湖北全省共镇压了8990人的反共游击队，除川湘鄂边波平部4000余人外，其他地区成股武装基本清除。江西方面，1949年底反共游击队仅剩散在力量1600余人，江西军区曾一度放松。1950年春，反共武装暴动增多，江西军区于2月21日下令继续清剿残余力量，并减少生产任务、加强兵力。2月下旬，解放军追击发动资溪暴动的廖荣昌部。3月底，抚州、上饶、宁都三军分区与福建建阳部队配合，在闽赣边镇压了严正部300余人，并迫使曾文轩率部投降。宁都、袁州、浮梁、南昌、九江、赣西南等地也先后消灭残余反共武装和地下游击组织。赣西南军区由高体干设前进指挥所，4月至5月在粤赣边、油山、九连山等地组织多次军事行动。1月至6月，江西共消灭5596人。河南方面，因大股武装活动已经消失，重点转为清查潜伏组织和制止会道门的反共暴动。南阳、潢川、陕州、商丘、许昌等军分区分别侦破“万法归宗道”“黑军党”“天仙道”“一贯道”“圣贤道”“庙道”“龙华圣教会”等组织，并逮捕多名残余游击队武装首脑。1月至6月，河南共镇压7400余人，基本制止了春夏之交的游击队再起活动。

1950年上半年，解放军中南地区共镇压反共武装和相关人员22.4万余人，其中4月至6月为12.5万余人。6月5日，中南军区再次强调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剿”，采取多面包围、层层封锁和连续追击，避免以相等兵力仓促进攻。6月10日，中南军区部署夏季工作，因南方进入酷暑期，要求6月下旬至7月底大部队休整，停止大规模军事战役，仅以小部队分散“驻剿”“清查”，同时总结经验、整顿纪律、恢复体力，为下一阶段重点进攻做准备。

### 冲突转移至边缘地区（1950年7月—1951年4月）

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军出兵朝鲜，美海军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中华民国随即加强“反攻大陆”部署，计划在广东沿海和海南岛方向登陆。中南地区残余反共武装受到鼓动，趁解放军部分部队夏季休整之机重新活动。7月至8月，中南地区成股反共武装较6月增加2万余人，尤以湖南、广东、广西三省最为活跃。湖南湘西各部在国民党指令下设立地方政权、征粮派款；广东钦廉地区有23个乡、43万人处于反共地方武装控制下；广西方一引等在邕宁县附近重建广西省政府、南宁专署等机构，组建4个师、5个纵队共7500余人，准备袭击解放军控制的南宁，桂西多县也被反共武装占据。

同时，台湾当局将香港的华南游击前进指挥部改组为东南执行部，由郑介民任主任，并计划在舟山、潮汕、珠江三角洲等地登陆，要求大陆潜伏武装在桂粤边、闽粤赣边发动大规模反共游击、袭击行动予以配合，牵制解放军兵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即调整部署，一方面组建东北边防军应对朝鲜局势，另一方面要求中南军区加紧“清剿”，以便抽调兵力加强海防。7月13日至23日，中南军区召开第二次高级干部会议，要求已基本肃清成股游击队武装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运动清理潜伏力量；对湘、粤、桂等重点地区则继续集中兵力进剿，并组织“边界会剿”，争取在1951年3月前消灭现存成股的各反共武装。此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多次指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和广西方面加快进度要求限期消灭反共游击队、推进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并加强海防准备。8月中旬以后，解放军中南各“清剿”部队经过夏休整顿后陆续投入新一阶段作战。中南军区政治部下发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加强思想动员、开展“立功竞赛”、提高部队发动群众运动的工作能力，并加强对反共武装的拉拢、宣传、瓦解和统战攻势。

暑期休整期间，解放军湖南各部仍坚持边整训边“清剿”，通过群众运动和小分队捕捉首脑，共镇压1.5万余人，胡四品、王伟、田载龙、高冠生等30余名重要首脑被捕。7月3日，湘鄂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2000余人围攻川黔边茶洞镇，驻守的第139师416团两个排坚守一日后在援军夹击下击溃对方。7月10日，解放军古丈县地方武装杀死张平。夏休结束后，黄克诚赴湘西视察，要求继续消灭边界地区成股武装，并强调发动群众运动、捕捉游击首脑和建设基层政权。9月中旬，湖南军区副司令员陈伯钧赴湘西部署川、黔、湘、鄂边界会战。“会剿区”北起湖北来凤，南至湖南绥宁，横跨鄂、川、黔、桂、湘五省边界。当地反共武装受朝鲜战争和“反攻大陆”宣传影响，由6月的1.8万人增至9月的2.3万人，并设立湘鄂川边区军政委员会、湘桂黔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机构。10月15日，湘西边缘区会战开始。北线由解放军第47军141师、湖北恩施军分区部队和四川川东军区一部配合，对波平所部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及国军暂5师残部实施包围搜剿。经麦龙山、洛塔、贵塘坝、贾家坝、八面山、万民岗、峨溶等地作战，波平部指挥系统基本瓦解，多名纵队司令和副总司令被俘或被击毙。波平本人在程潜劝降后向永顺军分区投降。至12月，湘西北会剿共处理1.8万余人，其中包括中将5人、少将6人及校尉军官3200余人。

南线绥宁、靖县地区会剿于10月19日夜展开。解放军第46军136师和会同、沅陵军分区部队分别奔袭绥宁、靖县、雪峰山南端等地，于10月21日形成直径120余公里的包围圈，将华南反共救国军第3方面军6000余人圈入其中。经20天分割围歼、追击和搜剿，到11月15日，包围圈内20人以上成股武装全部被消灭，共处理龙怀麟等5500余人，并俘获台湾方面派遣的蒋燮琴。随后，湘西军区继续以7个团清剿散在力量，并以4个团和县区武装会同邻省部队清剿边界残余。12月，会同军分区与贵州军区部队在九龙山区包围杨标部2400余人，至1951年1月基本消灭。凤凰县方面，沅陵军分区通过宣传中共民族政策和收编方式，解决谭自平控制的县常备队，并收缴地方武装枪支。湘黔边雪凉合围中，第419团与贵州镇远军分区部队进攻新晃、三穗一带的湘黔边区反共救国军，至1951年1月处理姚大榜以下2800余人，贵州方面也处理3000余人并俘杨永清。1950年10月至12月底，湖南边缘区“会剿”共处理2.8万余人，其中大队长以上首脑1000余人，境内20人以上成股武装全部被消灭。1950年10月至1951年2月，湖南全省又组织100多万农民开展搜山1000余次，捕获7000余名相关人员，并破获地下组织106个。1951年2月，第46、第47军分别调往广东海防和朝鲜战场后，湖南军区增建地方武装，防止残余势力再起。至1951年6月，湘鄂川边又处理700余人，湘西成股武装再起趋势被平息。1950年7月至1951年4月，湖南全省共处理5.1万余人。

1950年7月下旬，解放军广东军区领导机关调整，原第15兵团机关调往东北，原第13兵团机关调至广东，改称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叶剑英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东军区在8月下旬和10月底两次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确定海防与“清剿”并重。第41军主力转入潮汕等粤东海防；第44军集结广州周边兼顾机动作战与“清剿”；第43军负责海南和湛江方向，并以第127师开赴钦廉地区；其他地区由军分区和地方武装负责。钦廉是广东重点战役地区之一。解放军第127师9月下旬抵达合浦后开始作战，初期因侦察和组织不足伤亡较大，随后调整战术。经60余天侦察，围攻和搜剿，共作战260余次，消灭1.1万余人的反共游击队，游击队杨腾被杀，杨志英等被俘。珠江地区，解放军第44军131师参加万山群岛战役后转入南海、三水、顺德、番禺一带作战，并抽调800余名干部和老兵组成工作队协助建政、整顿民兵和发动土改等群众运动，到12月底镇压3000余人。解放军第130师在佛冈、从化、清远、花县一带派出近千人参加清查和地方工作，处理2000余人。解放军粤中地区，军分区部队与第122师一部于8月9日攻占南鹏岛，消灭反共军西江指挥所独立旅等421人。此后广东近海400多个大小岛屿全部由解放军控制。北江地区因野战部队陆续调出，游击队重新活跃。1951年1月16日，毛泽东电促加紧北江地区“清剿”，广东军区和北江地委、军分区加强领导，成立“包剿委员会”，发动群众运动，解放军与民兵配合。1951年1月至5月，北江地区共消灭40股、3400余人的反共武装，其中团以上首脑49人，成股武装基本消灭。海南军区通过会议调整部署，消灭詹尊雯及“文西支队”等1800余人。潮汕、东江、兴梅、西江、粤中、高雷等军分区也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派出工作队参与农村清查，破获地下组织并捕获一批首脑。1950年7月至1951年4月，广东全省有7万余人的反共武装被消灭，其中团以上领袖230人。中共收缴民枪27万余支。1951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将广东军区改称华南军区，统一两广军事指挥，并调第45军入粤，以加强海边防和推动后续“清剿”。

广西在1950年上半年解放军进展较慢。8月，中共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分别召开会议，总结出“重点进剿”方针不明确、“群众工作”不深入、“部队工作队化”不足等问题。9月18日，广西省委发出“冬季清剿指示”，强调全省仍处于以“清剿”为中心的军事时期，要求实行党委统一领导，集中党政军力量。9月19日，中共广西省政府和广西军区公布“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10月15日，广西军区下达“冬季清剿计划”，确定以土改县、主要交通线两侧和人口、粮食集中地区为重点，省级重点为桂东南。9月至12月上旬，解放军在广西各地陆续展开行动。第45军134师在邕宁县三官、那马、八尺等地围攻方一引等设立的中华民国广西省政府、南宁专署系统武装，至11月底摧毁其军政机构，7100余人被镇压。第133师在镇龙山地区处理5600余人。第135师和玉林军分区在大容山区以班排为单位铺开，协助建农会、整顿民兵和清查首脑，处理2180人。柳州、平乐、宜山、南宁等军分区也分别处理1.25万、6900、7300、6600余人。9月下旬至12月上旬，广西全省共处理5万余人，30多个县消灭成股武装。但由于新桂系民兵保甲体系的强大，广西全省仍有近7万人，是中南残余反共游击队成股武装最多的省份。

10月下旬，中共中南局和中南军区专门研究广西问题，认为广西必须把“清剿”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并争取1951年6月前肃清全部成股武装。11月，毛泽东多次电示叶剑英和广西党政军领导要求限期解决广西的反共武装活动，以便抽出部队加强广东海防。广西当局方面随后作出检讨并调整部署。11月下旬，叶剑英、陶铸赴南宁主持广西省委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决定设立南、北两个重点“清剿指挥部”和临时工作委员会，并要求在1951年4月底前肃清全省成股反共游击队武装、扩大中共地方武装、收缴地主和地方武装枪支。12月上旬，广西军区发布重点进剿命令，中南军区调第21兵团率第52、第53军入桂，使广西主力增至4个军15个师，另有14个独立团。桂南会剿投入第45军、第53军219师及玉林、钦廉、龙州等部共17个团。12月中旬，战役开始。第133师南下灵山西部，切断六万大山与十万大山之间联系，至1951年2月处理1.6万余人。第134师、第219师和龙州军分区一部进攻十万大山，至1951年2月处理3.1万余人，韦秀英、苏汝民等阵亡，林济雄、陆云等被俘，方一引、钟飞、郭德光等投降。第135师和玉林军分区进攻六万大山和博白地区，处理1.5万余人。钦廉军分区在接替海防后继续清剿，至5月底基本肃清当地成股武装。南宁军分区围攻大明山地区，至3月中旬处理6800余人。桂南重点战役历时两个月，共处理7万余人。

桂北瑶山会战于1951年1月8日开始。大小瑶山是广西最大反共武装集结区，集中了8个军、13个师、7个旅、19个团、2个纵队、7个支队等番号，约二三万人。参战部队包括第52军214、215师及柳州、平乐、桂林、梧州、宜山军分区一部，共14个团又1个营，并有地方武装和数万民兵配合。第一阶段，解放军封锁外围公路和江河，形成千余里包围圈，并清除小瑶山和大瑶山外围桂军和游击队武装，至1月底处理8000余人。第二阶段自2月2日起，集中13个营向金秀、老山、圣堂山推进，10余天内处理骨干800余人，瓦解瑶山内的指挥系统。随后部队分片驻剿，结合民族政策宣传和群众运动，促使1700余人投降。至2月底，瑶山会剿结束，共处理3.8万余人，其中师职以上首脑236人。

1951年3月中旬，中共广西省委第四次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巩固桂东南胜利，并向柳北、桂西北、百色扩大“清剿”。3月20日，柳北会战开始，第215师及柳州、桂林、宜山部队在四十八弄、九万大山、大苗山、三江等地作战，至5月下旬消灭2万余人。天峨、南丹地区战役中，宜山军分区和第214师一部4个团进攻游击队黄景芬部，至5月底处理9000余人。百色地区则由第53军统一指挥6个团，并会同云南、贵州部队13个营，围攻西隆、西林、田西等地反共武装，至5月底处理1.5万余人。桂西北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处理5万余人。1951年5月1日，解放军广西军区报告称除西林、西隆、乐业、天峨等9县尚有不足1万人的武装活动外，全省基本完成消灭成股游击队武装的任务。

1950年8月至1951年4月，河南、湖北、江西军区和当局主要任务为清查潜伏反共组织和“边界会剿”。河南共镇压8300余人，其中县团级以上首脑119人，先后消灭或破获和平反共义勇军第11纵队、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河南总指挥部、河南绥靖第1路军、豫南游击纵队、冀鲁晋豫陕五省民族正义军、鄂豫皖民众反共第5纵队等组织，并平息信阳、淮阳、潢川等地反共武装暴动。湖北恩施军分区参加鄂、湘、川边“会剿”，9月至11月消灭4600余人。黄冈、大冶、阳新等军分区分别在鄂豫皖、鄂湘赣和岳阳、华容、监利边界组织“会剿”。湖北全省还由党政军和公安部门建立“清匪肃特委员会”，组织8900余名工作队员和760余名便衣队员，破获多起地下反共组织，宁德发、丁大发、沈万选、彭吉林等游击队首领被捕。江西当局于1950年10月决定把“清剿”与土改运动结合起来，并在赣浙闽边、井冈山、九龙山、云山、蒙山、武功山等地设置“会剿”机构和山区警备队。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江西全省镇压1300余人。上饶、抚州军分区与福建、浙江部队配合，在赣浙闽边镇压了“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等组织；赣西南地区则在陈塘、安远、定南、龙南、虔南等地消灭多股反共武装，并破获多起地下组织和会道门武装暴动案。

1950年7月至1951年4月，中南地区共镇压消灭各类反共武装和相关人员44万余人，境内成股的反共武装活动基本被消灭。这阶段的战役保障了中共推行土地改革政治运动的顺利，也为解放军得以抽调兵力加强海防和支援朝鲜战场。

### 结合“土改”“反霸”政治运动，游击队被逐渐消灭（1951年5月—1952年5月）

经过近两年大规模军事进攻和政治争取，中南地区已消灭反共武装及相关人员100余万人。较大成股武装被消灭后，残余力量在中华民国当局“保存力量、长期斗争”等方针影响下，活动方式转向隐蔽化、特务化：部分人员改名换姓潜入城市，以职业身份作掩护；部分伪造证件进入政府机关、群众组织、民兵或厂矿企业；还有一些借宗教和会道门活动笼络民众。虽然人数已不多，但多为此前漏网的首脑和骨干，并在台湾方面派遣特务的资助、联络下继续活动。因此，解放军中南军区认为，发动群众运动，清理潜伏反共武装和民间枪支，是结束战役的关键步骤。1951年3月，中南军区召开全区“清匪工作会议”，总结豫、鄂、赣三省经验，认为“清匪”仍是长期、复杂而细致的斗争，不能脱离土改、“反霸”等运动单独进行。会议提出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地方武装、公安部队、民兵和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以公安情报系统为主，建立区乡情报站和“清剿网络”。4月，中南军区将会议总结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随后批转各大军区，并要求防止在成股武装消灭后轻视潜伏人员、满足于表面平静的“麻痹思想”。5月1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发布《关于今后清匪肃特的联合指示》，即“五一指示”。该指示强调，公开持枪的反共武装被消灭后，隐蔽破坏仍然存在；“清匪”“肃特”不是单纯军事行动，必须依靠群众运动和各部门配合。各地应成立“清匪治安委员会”，以地方武装和公安部队为骨干，组织民兵，并结合土改、“反霸”、“退租退押”等政治运动推进。

广西军区于5月15日召开会议，决定对百色西部、桂滇边、桂黔边、钦廉沿海和龙州中越边境等仍有成股武装活动的地区继续重点镇压；在中心区则分散部队，结合土改和“反霸”开展“群众性”“清匪肃特”，并设立“清匪”治安组织和飞行组。6月12日起，广西军区集中9个多营围攻滇桂黔边残余反共武装，至25日消灭1100余人。7月至8月，第219师及南宁、百色军分区部队会同云南军区，对从云南回桂的反共救国军第7集团军、第10兵团、第33军等部实施围剿，并争取黄昆山、刘文贵、钟业良、黄莫汉等投诚。原中华民国总统府警卫队残部70余人也在西林县大河村被第219师656团1营消灭。经过近两个月驻剿，桂西北成股武装被镇压，共处理1.2万余人。同时，广西军区以49个连和10个区中队，在33个地区、县、市交界处开展小型会战，基本清除了边缘“死角”。至1951年9月，全省大规模军事战役结束。此后，除百色、龙州、钦州等地仍留7个主力团外，其余地区由军分区、独立团、县大队和公安部队负责。在“群众性”“清匪”中，广西提出“捕尽首，迎接土改”，开展“捕匪立功”运动。玉林军分区飞行小组远赴云南富宁，抓获15名重要首脑；第460团3连在博白浪平圩破获“反共救国军第13军”地下组织，俘虏袁立俊等120余人；三江县民兵俘虏杨标。6月至12月，全省抓获首脑3424人，破获“反共救国军”“反共青年军”“保产党”“反共救民党”等地下组织160余起，清剿相关人员7万余人。

1951年6月起，广东在华南分局和华南军区部署下展开“群众性清匪”。全省设立地区、县、区各级“清匪治安委员会”，并组织63个“清匪工作队”和54个飞行小组。华南军区和驻粤野战部队抽调6000余名干部和老兵下乡协助土改运动，并结合土改运动“清匪”。珠江地区管制基层反共人员等方式发动群众运动，一个月内处理570余人。北江地区独立第9团在天井山、黄花地区武装清剿后，结合“反霸”“退租”发动群众运动，破获3个地下组织。西江地区独立第13团一部在怀集县清除残余成股武装，捕获植培光、黄政文等100余人。高雷地区曾发现化县、吴川一带地下组织策划攻打化县县城并接应海上袭扰力量；高雷军分区在第43军协助下发动“清查”，并加强海防，近3个月后摧毁该组织。粤湘边和粤闽边也分别组织小型会战，其中潮汕、兴梅军分区与福建部队配合，在饶平、诏安和蕉岭、武平边界杀死反共游击队首领张子亭。广东沿海同时加强海防和边境防范，多次捕获台湾方面的派遣人员。6月30日，琼崖人民反共突击军一部20人在海南琼东青葛港登陆，海南军区组织第128师383团和独立第26、第29团围堵，至7月6日击毙郑开勋、吴少华等7人，并俘获电台人员。10月15日，杨开东又派9人从台湾空降海南白沙、定安一带，企图联络岛内残余游击队武装，落地后即被驻军和民兵消灭。中山、东莞、惠阳等地也先后捕获从港澳潜入的30余人。至1951年底，广东除破获地下组织外，又处理潜伏残余8000余人。

湖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于6月22日联合发出“清匪”指示，要求加强领导，实行地区包干。7月，各地普遍建立“清匪治安委员会”，乡以下建立治安小组2300余个；县武装和公安组织493个飞行小组，共2453人。湖南军区还把独立第8、第13、第19团部署于衡阳、郴州、益阳、常德、邵阳、零陵等地边缘和复杂地区，以排为单位承担治安任务，并以83个基干连配合土改重点区，另抽调1.5万余人组成工作队。1951年3月至9月，全省处理残余反共武装3000余人，收缴散枪4000余支，破获地下组织200余起。年末土改复查中，又查出潜伏武装首脑和特务281人。辰溪县大队飞行侦缉组历时5个月、追踪4000余公里，捕获刘胜喜；益阳军分区独立第13团飞行小组连续追缉16天，捕获12名团级、参谋级首脑；逃逸两年的徐汉章也在泸溪县被地方武装和民兵抓获。

湖北较早开展“清匪”。1951年4月，湖北军区召开会议检查工作，并按“五一指示”将原“清匪”“肃特”组织统一改称“清匪治安委员会”。全区抽调干部和老兵3000余人组成专职便衣工作队，与公安、民兵配合。来凤县余看灯飞行小组5个月行程7500公里，在四川万县、湖南永顺和武汉等地捕获20名首脑；宣恩县民兵擒获彭雨青；黄冈、宜昌、襄阳、孝感等军分区便衣队先后从四川、广西、贵州、陕西、河南等地缉回文曲恒、陈翰屏、徐炽山、张伯欧、艾光卿、胡天波等人，并破获多起地下组织。湖北当局还在大洪山、金紫山、药姑山、鲁湖及鄂赣、鄂皖、鄂豫边区建立清剿或联防指挥部，发动群众运动搜山。至1951年12月，边缘地区反共武装基本清除，全省共捕获首脑1047人，其中257人在外省被抓获；破获地下组织110余个，清出潜伏散在人员2000余人。

江西省委、江西军区于6月8日发出“清匪”联合指示，并建立地区、县、区、乡各级“清匪治安委员会”，另设“清匪武工队”和飞行组350个、2400余人。各地先后捕获“青年救国军第1总队”副司令、“青年救国军九江支队”支队长等人。赣南地区在第48军调出后一度出现残余武装活动。江西军区组织部队、公安和民兵混合编成41个武工队开展战役。至8月下旬，共镇压300余人，其中首脑30余人，并争取50余人投降。安远县民兵中队长尧在丛带民兵突袭赣县牛岭小一带，俘获韩阜城及其团长等；宁都县民兵赖虎林杀死“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宁都支队”支队长。1951年6月至年底，江西全省镇压1500余人，仍有100余名残余游击人员潜伏偏僻山区。

河南省委、河南军区根据“五一指示”，在全省建立乡以上治安保卫委员会9600余个，组织63个“清匪武工队”，由790余名部队骨干组成。许昌、郑州、淅川、信阳、陈留五个专区一个月内即捕回游击队首脑120余人，另有100余人登记自新。南阳专区飞行组从四川成都捕回王金声、薛钟村等6名重要首脑；淮阳军分区破获鹿邑县白莲教武装组织，缴获武器120余件。11月14日凌晨，台湾方面的飞机在光山县大山中空投4名特务，潢川军分区与公安机关发动民兵等4000余人设卡搜山，最终将其全部消灭。

随着清匪深入，台湾当局继续通过空降、偷渡等方式输送特务，企图联络残余武装并扩建地下反共组织；美国也支持第三势力和自由中国运动，训练人员准备输入大陆。10月26日，中共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发出新的指示，要求克服“麻痹思想”，健全组织，限期包干缉捕。11月15日，中南军区又下发反空降指示，要求在敌机经常出现地区建立民兵联防和对空监视。1952年春，“三反”运动和部队整编同时进行，一些地区军事控制减弱，潜伏人员和台湾、美国支持的派遣活动一度抬头。中南军区、华南军区随即要求把“清匪”同海防、空防结合起来。广西建立6200多个对空监视哨，广东沿海建立2000多个监视哨，并组织巡逻小组轮值。至1952年5月底，全区仅民兵即出动21万余人，配合部队或独立行动2900余次，镇压8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6万余支、各种炮72门；平息反共武装暴动5起，空降特务3起、5个组33人，捕获从海上和粤港边界潜入人员61人。1951年5月至1952年5月，中南地区根据“五一指示”，共镇压消灭反共武装及相关人员11.6万余人，其中师级以上领袖近200人，消灭反共武装的工作由大规模军事战役逐步转入以治安、情报、群众运动动员和边海防结合为主的阶段。

### 冲突尾声，解放军实行内防治安工作移交（1952年6月—1953年7月）

1952年夏，“三反”运动和军队、地方武装整编基本结束后，中共中南局和中南军区于6月1日发布《关于清匪治安问题的联合指示》，即“六一指示”。该文件认为中南地区“清剿工作”已进入后期，但边缘地区仍有小股反共武装活动，地下组织及其控制、利用的会道门仍大量存在，并不时策划反共武装暴动。今后将重点由大规模军事进攻转向清除潜伏武装、破获地下组织、取缔反共会道门，以及防范台湾方面以空投、偷渡等方式派遣人员。“六一指示”要求，已完成土地改革、公开反共武装基本消灭的腹心地区，“清匪肃特”工作转由公安机关负责；公开武装尚未消灭、土改尚未完成或情况复杂地区仍由军区、军分区统一领导。华南因海岸线漫长，“清匪”、防空投、防偷袭等工作继续由华南军区统一组织联防。中南六省区随后据此调整部署，明确最后阶段重点是地下反共组织、会道门和潜伏人员。

广东方面，1952年四五月间调查显示地下组织仍较活跃。仅台湾方面大陆工作处系统在高雷地区即设有大量番号，约6000余人；西江、梅县、东江、潮汕、粤中和海南也存在不同规模的地下游击队组织。6月起，广东当局发动党政军“联合清查”，以军分区部队、公安武装和民兵为骨干，搜山查户口，并通过“公审”和检举等方式追查线索。7月至9月，当局宣称广东全省清出潜伏反共人员1.17万余人；至年底，宣称共清出2.26万余人，缴获枪支5500余支、手榴弹900余枚、炸药300余公斤和电台20部。广西当局则将8个基干团和地方武装2万余人投入重点地区“清查”，并配合公安部队开展“群众动员”。镇都、马山等地通过“群众大会”和公审推动“检举”、“自新”；桂林、柳州、容县、钦州等地当局先后破获“反共救民党”“反共自卫队”“保家镰刀队”“同心会”等地下反共组织，俘虏或杀死陈鹿天、李奇铮、杨登鹏、陆香翘等游击队。至1952年底，广西当局宣称共清出8700余人。

河南当局建立6.4万余人的“群众情报网”，1952年7月至12月破获多起地下组织，捕获149人。湖南各军分区配合公安机关，以清除地下组织为重点，先后在安乡、桃江、临武、安化、澧县、江华等地破获多起地下组织，至年底清出448人。湖北、江西也继续宣布发现地下组织，1952年下半年共清出877人。与此同时，各地当局对会道门进行调查。调查认为，一些会道门首领本身即为反共武装成员，或受其拉拢成为组织地下武装、策动武装活动的依托。中共中南局因此将取缔镇压反共会道门视为“清匪”后期的重要内容。各地当局区分“普通宗教”、“迷信组织”和“政治性”地下组织，取缔镇压一贯道、同善社、先天道、九宫道、西天异门等73种组织，逮捕会首8800余人，收缴其枪支和弹药，并宣称有170余万人声明退出相关会道门组织。1952年下半年起，台湾方面及美国支持的自由中国运动等加紧空降、偷渡和海上袭扰。解放军中南军区多次通报要求加强防空、防海、防边和内防。1952年7月，中南军区机关由汉口迁至广州，华南军区番号撤销，华南“清匪”和边防改由中南军区直接领导。此后，各地连续挫败多起台湾方面的派遣行动。7月9日，台湾方面派遣27人空降海南白沙、屯昌，被当地军队全歼；9月10日，自由中国运动赣北纵队4人在江西余干空降后被民兵消灭；9月19日，金门海上武装120余人突袭南澎岛，粤东驻军随后重新攻占该岛并消灭100余人；10月7日，六人在湖南桃源空降被围歼；12月29日，5人在广东花县空降，数日内被捕或击毙。1953年2月至7月，湖北来凤、广西马山、湖南永绥、桑植等地又先后消灭4批空降人员17人。

1953年初，解放军中南军区和华南分局加强沿海布防，在沿海设18处重点守备岛屿，并抽调1800名干部，组织渔民参加“海防治安”。经过整顿，沿海薄弱地带得到加强，部分隐藏反共人员被清出，台湾方面通过海空输送人员的渠道基本受阻。为彻底结束“清匪”工作，中南军区于1952年12月要求各省军区和公安部门联合检查内防，摸清残余活动人员线索。1953年春，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相继派出检查组，对重点县区清查。广东3月摸底后认为全省残余成股、散在武装人员不足百人，但因地处国防前线、毗邻港澳和越南，仍需继续防范。上半年，中南全区共清出1961人，缴获长短枪1345支、轻重机枪5挺、手榴弹790枚，并基本掌握潜伏人员线索。

7月1日，中南局、中南军区发布《关于今后内防工作的联合指示》；7月28日又发布《关于内地治安工作移交政府治安机关管理的决定》。文件认为，多数地区残余成股和零散反共武装已基本清除，地下组织也在取缔镇压会道门过程中受到打击，内地治安已趋稳固。因此，在土改完成、群众运动已发动、武装已肃清的地区结束“军事清剿”，内防工作移交公安机关管理，军队转为协助。1953年7月至12月，中南全区统计又清出785人，缴获长短枪156支、轻机枪1挺、手榴弹38枚。至年底，尚存零散武装人员445人。1953年冬至1954年春，各省军区和军分区陆续将内防治安工作移交公安机关。至此，中南地区以军事部门主导、持续约4年的双方武装冲突基本结束。

## 参见

- 湘西剿匪、广西剿匪

## 基本资料

- 头衔：中南剿匪、中南地区反共游击战
- 属于：全国大剿匪、第二次国共内战
- 日期：1949年5月—1953年7月
- 地点：中国中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区）
- 结果：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南地区的大规模反共武装活动被基本镇压、清理残余反共武装的责任转交给公安机关
- 参战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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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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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 支持：
- 参战方二：中国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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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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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国军、会道门、少数民族土司、部落、（见 中南剿匪作战序列）支持：、美国、法兰西联盟、越南国、英属香港、新国家 (葡萄牙)、葡属澳门
- 指挥官一：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萧克、赵尔陆、谭政、陈光、聂鹤亭、陶铸
- 指挥官二：无统一领导、（见 中南剿匪作战序列）
- 单位：见 中南剿匪作战序列
- 伤亡二：1187314人（含死伤、俘虏）、各种枪炮被缴获1056649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