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德国关系史

台湾与德国关系史（台德关系史）是指台湾有信史以来至今，历史上在台各政权与各时期的德国双方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关系。随着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后，实际上与其国家外交关系重叠。

## 荷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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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台湾期间，即曾雇有日耳曼籍牧师及佣兵。日耳曼籍传教师中有首位来台的新教牧师、生于今德国居尔哈特（德语：Kirchardt）的荷兰改革宗教会传教士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干治士以其生活在新港社的经验，写下的《福尔摩沙岛的对话与简短的故事》（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或译《台湾略记》，描述了当时西拉雅族的社会组织、宗教及风俗习惯。他也编写了西拉雅语辞典，把祈祷文和教理问答翻译成西拉雅语，为之后的宣教奠定基础。为了纪念他的事迹，19世纪来台的甘为霖牧师，特别以干治士湖来命名日月潭(1873年)。

在日耳曼籍佣兵中，最有名者为卡斯巴·司马尔卡顿，1642年加入荷兰西印度公司任佣兵，1645年返回荷兰本土，1646年又加入荷兰东印度公司任佣兵，于1648年来台，1650年离台转赴日本，1651年启程经台湾返国。他在所驻各地绘制一系列游记见闻，收于《东西印度惊奇旅行记》，包括著名的台湾原住民画像“一位福尔摩沙人”（Ein Formosan）。

1661年－1662年间的郑荷之战中，从荷军脱逃的日耳曼佣兵的中士拉迪斯（Hans Jurgen Radis）逃往郑军，向郑成功报告了热兰遮城内的详细状况。表示守军大半生病、疲劳不堪，无法坚守太久，因此不要只顾封锁，更要趁此机会发动攻击。同时提起乌特勒支碉堡（今安平第一公墓）的战略地位，一旦占领碉堡所在的山丘，便可居高临下攻击热兰遮城的四角附城，轻易攻破荷军防线。最终郑成功听从拉迪斯的建言，发起乌特勒支碉堡之战，瓦解了荷军士气。大员评议会决议放弃一切抵抗，要求和谈。

## 清治时期

### 开港前德意志对台探索

十九世纪时，德意志地区的人民已感到在海外缺乏殖民地的遗憾。1834年，普鲁士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 Ritter）在柏林出版其著作《地理学在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的关系》（Die Erdkunde im Verhältniß zur Natur und zur Geschichte des Menschen）书中的第四部分，第二卷〈亚洲〉（Asien），第三册：《亚洲地理》（Die Erdkund von Asien），就用23页的篇幅对〈福尔摩沙海岛〉（Gestadte Insel Formosa）的地理、历史、植物、贸易和原住民作了详细的介绍。1857年有德籍作家彼尔纳茨基（Dr. Biernatzki）发表在柏林出版的《普通地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Erdkunde）的1篇〈福尔摩沙岛的讯息〉（Zur Kunde der Insel Formosa），这篇报导是对前述李特尔〈福尔摩沙海岛〉文章的补充；两年后，他又在该杂志发表1篇他来台旅行各地的观察报告〈福尔摩沙岛〉（Die Insel Formosa）。

1859年，普国摄政王威廉“新时代”政府的策划下，决定执行“国家性的计划案”（nationales Unternehmen），派遣一支由3艘战舰和1艘补给船的远征团到东亚，除寻求与清国、日本及暹罗等签订外交条约外，亦寻求在太平洋海域和南美洲南部海岛建立普鲁士的殖民地。当时法国驻华公使葛罗斯（Baron Gros）亦怂恿普国在台湾建立殖民地，因如此可向清政府施压达成和清国的订约，且可解决多年来德商在华贸易无法律保障的困境。1860年（咸丰十年）11月，普鲁士军舰补给船易北河号（Elbe）接近台湾南部鹅銮鼻西南原住民居住地，其水兵乘小船尝试上陆、与原住民接触时，遭到原住民开枪抵抗，水兵亦开枪还击，最后德籍水兵逃回船上。为历史上德国人和台湾原住民发生首次小型武装冲突的事件。而艾林波最终向普鲁士政府表达放弃台湾成为殖民地，因台湾港口不良，气候不适合欧洲移民。

### 开港后德意志在台活动

1858年（清咸丰八年），清政府在第一次英法联军战败后，与英国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开放台湾（今安平港）、淡水港口。1861年3月普鲁士派出以艾林波伯爵为团长的东亚外交特使团代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22个邦国的利益，抵达上海，联络五口通商大臣薛焕，要求与清政府按照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通商条约。1861年9月2日（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政府与大布国（普鲁士）等国签《中德通商条约》，在第六款中对其开放台湾（今安平）、淡水等港口。期间艾林波曾要求增开鸡笼港，遭清方拒绝。直到《北京条约》增开鸡笼及打狗港后，在一体均沾原则下，德商得以在鸡笼与打狗经商。

台湾开港之时，即有普鲁士学者来台调查，如1861年4月马登斯（Dr. E. Martens）搭铁踢斯号从上海往香港途中，来到淡水进行短暂的生态调查。地质学家李奇贺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则调查淡水和基隆间的地质，并探查基隆的煤矿。以〈福尔摩沙北海岸之山脉构造〉（Ueber den Gebirgsbau an der Nordküste von Formosa）的报告，于1860年8月6日，发表在柏林的“德意志地质学社”（Die Deutsche Geologische Gesellschaft）的会议。被戴天昭视为“此为研究台湾地质的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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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港后，也出现来台设洋行经营普鲁士人。1864年（同治三年），首家德商在打狗成立勒士拉洋行（Lessler & Co.），进行樟脑与糖的贸易。隔年，来自汉堡的商人美利士（James Milisch）在沪尾设立美利士洋行（Milisch & Co.），也经营樟脑与鸦片、海运和拓殖的业务。1865年，另一德商亦在打狗开办柯尔曼亚力基洋行（Kielmann & Co.）经商。其中，在台德国商行最有名者当属德国商人东兴（Julius Mannich）与彼得森（J. Peterson）来到安平开设的东兴洋行。东兴洋行成立确切年代不明，有同治六年（1867年）及光绪初年（1876年左右）等说。但在1880年的海关报告上已经有东兴洋行的存在。该洋行的主要业务是经营糖与樟脑的出口，也代理轮船运输的业务。当时，据研究汉堡与中国贸易的德国学者耶伯斯坦（B. Eberstein）报导，1865年共有25艘汉堡籍的商船航抵打狗港，约每2周就进港1艘。

此时汉萨城邦等德意志小邦亦在台各口岸任命领事。1865年，美利士来到沪尾后，就申请希望成为汉堡驻该港的领事，次年他如愿，并被其他汉萨城邦吕北克（Lübeck）和不来梅两城邦任命为驻淡水领事。1867年，这些城邦也分别在鸡笼和打狗派驻领事；驻鸡笼的是尼森（F. C. Nissen），驻打狗的则由在当地经营哈根，达．西瓦公司（Firma Hagen, da Silva & Co.）的德商哈根（K. Chr. Hagen）担任。同年哈根为了替补他不在时，任命英国驻打狗的领事卡罗尔（C. Carroll）为他的副领事，前后哈根任汉撒城邦驻该港领事3年。

1868年（清同治七年）4月，发生英国人荷恩（James Horn）承领宣称淡水德国领事的汉堡市民詹姆斯·美利士（James Milisch）所给执照，与二名苏格兰人、一名美国人、一名德国人、一名西班牙墨西哥人等人，前往噶玛兰厅（今宜兰）南澳建立殖民地的大南澳事件，引起清国官方向英国政府抗议。1869年，美利士更亲至大南澳视察给予鼓励，并自沪尾、鸡笼运载食物、火药赴苏澳贩卖，且向山民勒抽勇费勇粮，私典煤山、偷运樟脑。

此时普鲁士海军与商人也对台湾有兴趣，他们希望在岛上建立1-2个海军基地。1863年夏天，普国驻上海总领事李福斯在该市与清官员完成《天津条约》的换文后，搭羚羊号舰到厦门，以便一方面观察该港，另一方面打听有关台湾的消息。隔年，普鲁士政府指示该舰在台湾寻找一个可能适合殖民的据点。1864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攻打丹麦时，羚羊号亦企图在台湾海峡捕捉其他丹麦的船只，且计划在台湾东海岸与澎湖寻觅合适的港口，以便辟为普鲁士的据点。美利士亦曾撰文鼓吹在台拓建殖民地。然而当时普鲁士政府正专注于统一德意志，因此反对建立殖民地，避免阻碍同盟与美、英两国的良好关系。

1880年代的德国在台领事业务属于德国驻厦门领事馆的管辖范围，直至1895年，即清廷割让台湾之际，德国于淡水开设领事馆，并派遣梅尔兹（Constance Merz）担任领事。

## 日治时期

1895年4月，清政府因甲午战争战败，与日本政府签属《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消息传来，台湾方面亦希望争取列强介入台湾割日，然而不同于态度积极的法国，德国欲与日本友好，指责清国煽惑台民。之后台湾进入日本统治时期。德国于日治初期继续维持驻台领事馆的馆务。1905年3月2日，时任领事赖因斯多尔夫（F. Reinsdorf）向台北厅申请将领事馆迁至大稻埕，获批准后始于1906年起将馆舍改设至大稻埕港边街的德国商社——公泰洋行旧址。1908年7月，德国驻大稻埕领事馆随着赖因斯多尔夫改任驻下关领事而裁撤，台湾改纳为德国驻长崎领事馆辖区。1922年，改隶为德国驻神户领事馆的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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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统治之初，在日德籍史学家路德维希·里斯曾经著有《台湾岛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一书。1949年12月26日，台湾历史学者杨云萍在《公论报》副刊——“台湾风土”专栏上，将该书选入“台湾研究必读书十部”中。

1898年12月，德国登山家史德培博士前来台湾探险，由东埔布农族向导带领攀登台湾最高峰玉山（时称新高山，西方称Mt Morrison），与两位向导虎松（Husung）、比勇（Biung）于12月26日登顶，stoepel_1905为玉山有明文纪录以来存有争议的首次登顶之一，登山界对其所登山峰是否确为玉山存有争议。

1902年，德国昆虫学家梭德（Hans Sauter）来台，展开其首次昆虫采集，在该年采得椿象、蚜虫等半翅目昆虫。1905年，梭德再次抵达台湾，并陆续居住于高雄、安平等地，后又以埔里为基地采集蛾类与蝶类标本，并雇请数十名助手于台湾本岛各地协助采集工作。此间，梭德将大量标本寄赠或售予欧美各地博物馆及研究机构等。1912年，梭德移居台北，并持续投入于标本采集及研究。

日治时期，亦有台湾人前往德国留学。著名者有王受禄（学医，台湾第一位留德的医学博士）、刘青和（德国高等工业大学化工博士）、黄国书（军事）、李超然（柏林工业大学，主修化学。为李春生曾孙、高慈美丈夫）、高敬远（学医）、王通明 (王祖檀)等人。据1941年调查的《台湾欧美同学会名簿》及有关资料统计，台湾人赴德留学者有8人，在留学欧美者中仅次于美国（31人）、英国（19人，含香港7人）及法国（11人）。

林献堂在1927年至1928年的环球旅行中，曾前往德国的法兰克福、波昂、哥隆、柏林、德累斯顿等地。见到德国工业的发达。林氏在厦门时，曾受相识之人受托到德国聘请玻璃技师，然而林氏到德国时发现玻璃作瓶、作片、作灯、作眼镜都各有专门，全国制造玻璃的同种会社，组合达十九个。又林氏本身与樟脑制造颇有关系，也调查樟脑制造，得知德国人造樟脑已大成功，“较之天然樟脑，毫无差异”，唯原料价较贵，仍无法与天然的樟脑竞争。林献堂认为“现时逐渐再大加改革，使生产费低廉，原料充足，著者成功。将来台湾之樟脑，必大受打击无疑矣。”

1928年（昭和三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后。曾聘请德国籍教师于台北帝国大学任教，如1941年来台、受聘于台北帝国大学预科的沃尔夫冈·克洛尔，同时在台北高等学校教授德文课程。曾在1944年发表一篇数学物理论文，并登于《台北帝国大学理学部记要》。

1936年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张星贤（右二）与杰西·欧文斯（左二）等3人合照。

1936年柏林奥运，台湾人运动员张星贤代表满铁入选日本田径代表队，前往柏林参赛。张星贤于7月20日抵达柏林，在中央贵宾席附近的选手的专用座位观赛，看到了当时意气风发的希特勒。张星贤在8月6日1600米接力未能晋级下一场比赛。同时台湾第一位候选女选手林月云（彰化和美人）则因得了急性肺炎，未能入选奥运选手。在“艺术竞赛”方面，有江文也夺得奖牌。

## 中华民国台湾时期

### 冷战时期台德军事交流

战后初期，陈仪政权起用留德派，刘青和被任命为台湾省樟脑局副局长（局长为蒋徐乃锦之父徐学文）。日后刘青和出任省立工业试验所所长，工验所并入商检局后出任副局长。在留德派失势后，刘青和与徐家仍保持友好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底，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同年，德意志地区亦分别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国府迁台前，曾于1945年参加美、英、法、苏组成的“盟军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Authority in Germany），由前驻德武官桂永清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赴德，并于柏林设办公处。1947年获美、英占领当局同意，恢复驻斯图加特总领事馆与汉堡总领事馆。然而随着国府迁台后财政拮据，两总领事馆先后裁撤，军事代表团于1950年8月28日正式结束业务，9月2日全体人员离德。

1951年3月，西方占领当局修改占领条约，准许西德成立外交部。国府也展开与西德重建邦交的布局。然而艾德诺政府基于“一个德国”立场，避免承认中共及国府制造“两个中国”、引起第三世界国家承认东德。因此西德与台湾关系仅局限经贸与文化交流，不愿做政治对话。即使在台湾的国府于1955年10月片面宣布终止自1941年两国的战争状态，但德方顾虑与台湾交涉导致西德将在外交承认国府，故对此问题均不回应。国府亦试图透过前驻华军事团总顾问法肯豪森游说西德政府，但在波昂的工作仍遭遇许多困难。法氏自承无论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很难唤起德国官方及民间对台湾的重视，特别是政府与工商界对共产政权开放中国市场仍抱持幻想。

1950年代初期，国府将驻德事务交由驻法及驻比大使馆兼办，同时委托前军事代表团成员、留德华侨严敦炯以台糖驻德代表名义在波昂与德政商界直接接触并展开对德外交。1957年，严氏借由德国国会议员马尤尼加之助于波昂成立“德中协会”（Deutsch-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e.v. )，作为对德外交工作的机构。严氏负责监管该会工作，并奉令改以经济部驻德代表名义，同时受国家安全局指挥，实际上成为台湾驻德国非官方代表，以及德国经贸界、军情界与台湾交涉的主要对象。“德中协会”在西德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无邦交下，是德国民间最大友台组织。成员包括国会议员（现任/卸任）、专家学者、退休政府官员、相关工作人士、业界、旅德台人。

1950年代末期，出于对中国情报收集的需求，给予西德与台湾情报产生推动。1950年代初期，德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盖伦曾与台湾代表进行接触，1959年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及1960年参谋总长相继访德后，与德国军方为合作可能性进行会谈。1961年3月，时任联邦情报局局长盖伦指派该局战略情搜主管朗考淮将秘密抵台访问，期间朗考除蒙蒋介石接见外，与国家安全情报局进行情报工作经验并洽谈双方电讯技术监听合作事宜，当时德台军事情报交流，被视为受到艾德诺政府的默许。在联邦情报局居中联系下，1962年孟泽尔将军首肯赴台担任顾问，1963年应聘来台。自1963年自1975年间，台湾应邀德国顾问来台，总计有24位德籍顾问，先后来台13次，孟泽尔是所有顾问中，来台次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

1972年，西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 台湾民主化后与德国交流

2003年，因应台湾本土化认同。“德中协会”加注为“德中协会-台湾之友”（Freunde Taiwans）。

2019年1月，德国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在国会接受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基督教民主党（CDU）籍议员威尔许（Klaus-Peter Willsch）16日答询时表示，无法接受中国武力威胁台湾的作法，将向中方清楚表达立场。成为近年针对台湾议题，清楚表达立场的最高层级德国官员。

2019年5月，德国民众克罗兹堡（Michael Kreuzberg）向国会提出请愿，要求德国政府与中华民国（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份编号95643的请愿书表示，台湾自1987年以来启动民主化，按德国的标准今日的中华民国是民主国，也就是由人民作主，却不被德国承认，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违反人权和国际法，这点实在令人费解。发起请愿的人因此呼吁国会通过决议，要求德国联邦政府与中华民国（台湾）建立外交关系。这个请愿案在5月31日提出，9月11日开放连署。在10月9日截止前，获得超过5万人连署。也引起德国媒体关注。克罗兹堡透露国会原本以“不利国际关系”为由拒绝接受这个请愿案，他拜托绿党党团介入后请愿案才上网，在几周内获得超过5万人连署，成功通过立案门槛。而德国自民党（FDP）籍国会外交委员会成员穆勒-罗森崔特（Frank Müller-Rosentritt）表示，尽管国会多数议员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这点与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不矛盾，台湾不该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

德国国会请愿委员会于12月11日召开公听会，邀请外交部官员列席说明。德国外交部亚太司长司佩兰回应时，表示肯定台湾活泼的民主和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保障。她认为台湾与德国共享民主和自由等价值，可说是德国的“价值伙伴”，双方在经贸、文化、学术等领域互动频繁，德国非常珍惜、而且计划扩展与台湾的关系。然而司佩兰司长指出，德国在1972年与中国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主权国家。这样的“一个中国”政策排除与台湾维持邦交的可能性，不仅德国，包括所有欧盟国家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都遵守，德国无意改变。

2020年9月，为呼应台湾认同趋势，避免外界误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德国民间最大友台组织“德中协会-台湾之友”，以逾9成高票通过改名为“德台协会”（Deutsch-Taiwanische Gesellschaft）。2021年6月10日，在柏林举行“德台协会”更名仪式。驻德代表谢志伟也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