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险家庭

高风险家庭（英文：Families at Risk），在社会工作与公共政策领域中，是指家庭结构、经济状况或成员互动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导致其应对生活危机的能力降低，且极易转化为家庭暴力、儿童虐待或儿少疏忽等重大社会事件的特定家庭群体。

此概念的核心在于政府与社福网络的“早期介入”（Early Intervention），在家庭功能彻底瓦解前提供预防性支持。在各国发展实务中，这类概念常与“脆弱家庭”（Vulnerable Families） or “困境家庭”相互对应。

## 原因与常见类型

家庭陷入高风险或脆弱状态通常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生态系统交互影响的结果。根据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最新修正之社会福利评估规范，高风险（脆弱）家庭的核心结构与环境困境主要交织为以下六大评估面向：

- 家庭经济陷困：主要生计者连续失业6个月以上、突发性非自愿失业、非典型低薪就业，或因突发意外、3个月内医疗费用累计达新台币3万元以上，导致实质物质匮乏。
- 支持系统损害：因天然灾害、火灾等突发事故，或家庭成员死亡、失踪、入监服刑、离异或因故离家，导致家庭原有的互助支持功能受损。
- 关系紧张与冲突：主要照顾者与配偶、同居人或家庭成员间频繁发生冷战、剧烈口角，或非亲属同住人口复杂，虽未达家庭暴力程度，目前已使成员身心健康堪虑。
- 儿少发展不利处境：家中含有发展迟缓、身心障碍或重大疾病等特殊照顾需求儿少；主要照顾者教养知能不足（如未成年父母与青少女非预期怀孕）、1年内搬迁3次以上，或儿少因家庭功能薄弱出现擅自离家或需担任主要家庭照顾者。
- 成员特殊不利处境：家庭成员有失能、失智、身心障碍而生活自理能力薄弱，或因疑似/罹患精神疾病、药瘾、酒瘾等成瘾性行为，家庭无力照顾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 个人生活适应困难：家庭成员出现自杀、自伤行为，或因缺乏社会支持网络而陷入长期“社会孤立”与社会排除处境者。

## 历史与政策演变

“高风险家庭”做为政府法定政策名词，其核心概念与台湾社会转型、儿童人权以及现代福利思想的流变息息相关，在台湾社政体制中经历了从“家庭私领域”到“国家人权担保”的重大转型。

### 旧体制与指标建立（2004年－2017年）

台湾早期社政体制受“法不入家门”等传统观念影响，国家公权力极少介入家庭管教。然而，随着2000年代台湾社会竞争加剧与家庭解构，民国94年（2005年）全台各地方政府向内政部通报之儿童受虐人数达9,897人，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在2004年至2005年间，媒体披露一连串重大儿虐与杀子自杀事件，因个案在爆发前并无立即儿虐危机，被归类为“非危机家庭”而处于传统社政协助范围之外，错失介入良机。

为此，儿童福利联盟于2004年4月起积极倡议“预防性儿保服务”概念。内政部儿童局（现为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采纳民间团体建议，自2005年起正式推动“高风险家庭关怀辅导处遇实施计划”，核心在于及早筛选发现遭遇困难或有需求之高风险家庭，转介社政单位主动提供预防性服务方案，以预防儿童青少年虐待、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发生。

在此一旧体制发展初期, 地方政府实务多将高风险家庭定义框定于：家庭成员关系紊乱、主要照顾者罹患精神疾病、酒瘾、药瘾、自杀风险、贫困、单亲、隔代教养、或因非自愿性失业与负担家计者死亡、入监等不利因素，以致影响儿童 or 青少年日常生活之“食、衣、住、行、育、医”等照顾者功能缺陷群体。2011年（民国100年）11月，立法院修正《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正式将此高风险家庭预防性服务概念与通报机制写入第54条，将通报责任延伸至第一线之村里长与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完成法制化程序。

### 新体制与转型导向（2018年至今）

将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危机保护，转向“以家庭为中心”的预防性社区支持，是近年国际社会工作与公共政策的共同趋势。例如，美国政府于2018年通过《家庭优先预防服务法案》（Family First Prevention Services Act, FFPSA，或称 Public Law 115-123），将联邦福利资金首度转向支持预防性家庭服务，并建置科学化服务评估数据库（Title IV-E Prevention Program）以确保介入成效；英国政府亦自2012年起推动“困境家庭计划”（Supporting Families Programme，旧称 Troubled Families），由中央跨部会整合就业、教育与心理健康资源介入脆弱个体，并建置早期介入指引以确保成效。

在此全球政策思潮下，中华民国政府亦推动相应体制转型。为了落实强化社会安全防护网之宣示，行政院于2018年2月26日正式核定“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其政策核心旨在破除过往卫福部、教育部、劳动部、内政部等跨部会网络各自为政之大纛，根本性转变为“以家庭为中心，社区为基础”的预防性体系。在此重大改制下，原实务运作之“高风险家庭服务方案”正式与家庭暴力防治网络进行横向整合，全面更名并转型为“脆弱家庭”支持体系，以防堵弱势家庭因贫穷、失业或精神不利处境彻底陷入功能瓦解。

在此政策转型前后，儿少权法授权之子法（法规代码：D0050181）亦经历了根本性的制度翻修。在旧制时期，政府依据民国104年（2015年）修正发布之《儿童及少年高风险家庭通报及协助办法》，将整合性服务划分为社政、警政、教育、卫生、财政、金融管理等十类网络机关之个别职责。为了配合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之跨机关整合与大数据个资防护，卫生福利部于民国109年（2020年）1月21日将该子法全面更名翻修为《脆弱家庭之儿童及少年通报协助与资讯搜集处理利用办法》，明订网络单位每年至少召开二次业务联系会报；并赋予主管机关依法向相关机关、法人或个人调阅必要资料之配合义务，同时遵循《个人资料保护法|个资法》落实资讯安全稽核。随后，卫福部亦于民国115年（2026年）4月最新修正版本中，确立了现行的六大面向与具体脆弱性因子，使评估指标全面走向动态化与科学化。

然而，2025年12月台北捷运车站与商圈爆发非典型精神列管、非贫困之“长期社会孤立者”无差别随机攻击事件，暴露出以“血缘家庭”为核心的脆弱家庭防御机制仍存在新兴制度死角。对此，卫生福利部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正式回应，将请教中央警察大学等犯罪学专家学者意见，研议将“非精神列管、非贫困、长期社会孤立之高风险族群”正式纳入强化社会安全网2.0计划之法定服务对象，并规划全国布建71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以补强社区支持防线，此一变革促使台湾高风险与脆弱家庭体系之定义，从传统家庭功能失调正式跨入个人社会孤立防御之新一轮政策流变。

## 实务困境与社会代价

在高风险（脆弱）家庭的通报、审查与社区化照顾的实践上，第一线社会工作与公共政策常面临以下体制与结构性矛盾：

- 法律强制通报责任引发的资源耗竭：依据现行《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第100条之法定责任，医事、社工、教育、警察等执行业务人员，若违反通报规定且无正当理由者，将被依法处以新台币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锾。在实质行政处罚的压力下，第一线网络单位常出于“防御性通报心理”，倾向将非立即危机之个案重复转介至社福单位。此类重复通报导致社福中心社工需耗费大量行政能量进行访案，变相加剧了体社福安全网资源的耗竭。
- 精神健康耗损与求助网络失灵：精神医学与自杀防治研究指出，台湾青少年族群自伤与自杀死亡率呈近年上升趋势，其核心诱因包含精神健康（36.3%）、家庭功能不睦（32.9%）与校园/网络霸凌（10.7%），其中跨文化适应与社经社福资源弱势之“新住民家庭”子女之交织性精神不利处境尤需关切。实务统计显示，高风险处境学生曾有轻生意念者比例甚高，但受限于污名化标签，仅有10%会向辅导老师求助，高达75%之儿少选择不向家庭透露，导致官方体制之早期介入面临“通报黑数”困境。对此，实务界倡议应结合民间跨群体之“非正式支持系统”（如社区互助团体、非营利组织等），提供去道德标签化的倾听与生活适应调适，以填补法定安全网之追踪死角。
- 边缘少年逸出与司法旋转门效应：警政与司法实务调查发现，在少子化浪潮下台湾青少年人口虽锐减，但“青少年犯罪人口率”却于8年间攀升达47%，其中以涉嫌诈欺集团车手（占24%）及毒品案为大宗。成年犯罪集团利用《少年事件处理法》对未成年人采取辅导教育为主之宽容衡平量刑，大肆透过“抖音”等社群媒体利诱吸纳高风险家庭之少年。同时，部分伴随“器质性脑伤”、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或“智能边缘”之特殊不利处境儿少，因无法取得障碍证明而长期遭教育与社福安置体系忽略，导致部分安置机构在缺乏特殊收容量能下将其排除，使安全网异化为“流刺网”；而少年在进入矫正机关后若未获妥善适应辅导，极易接触负面人际网络，于复归社会后因经济压力再度陷入犯罪旋转门。
- 行政辅导先行机制之基层权限困境：为解决上述司法旋转门效应，《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正修订“行政辅导先行”原则，规定濒临犯罪之“曝险少年”改由各县市政府“少年辅导委员会（少辅会）”优先透过教育与社福体系给予辅导。然而司法实务界指出，基层少辅会多附设于警察局内（府外单位），在组织位阶、财政独立预算与跨机关专责执行联络机制上皆面临实务配套不足之瓶颈，导致少辅会难以实质指挥或整合跨局处（如社会处、教育处）之核心资源，恐使曝险少年辅导机制在地方实践中面临形式化与流于虚应故事之挑战。
- 非预期亲职与庇护安置资源严重匮乏：调查实务显示，台湾每年有高达六千至七千件大专及中等学校学生怀孕通报黑数，其中逾半数非预期怀孕之青少女来自单亲、隔代教养等高风险原生家庭。此类群体在面临亲职功能中断时，常因遭遇原生家庭遗弃与社会舆论之二度污名化标签，被迫面临学业中断、低薪过劳与不稳定劳动之困境。然而，现行全台民间合法青少女待产庇护安置机构（如春菊馨家园）因自筹经费吃紧、基层社工流动率高，导致实务床位严重短缺（每年仅能提供少数个案安置），使得陷入结构性风险之“小妈妈”群体极易逸出社会安全网之防护边缘。
- 邻避效应与社区歧视：从1983年第一儿童发展中心面临的“枫桥新村事件”，到近年台北市古亭联开宅工坊小作所、东明扶爱家园遭居民抗议等事件，显示出含有身心障碍、失能或精神不利处境成员之高风险家庭在寻求“社区化照顾”与去机构化时，长期面临社区居民因不了解而产生的抗拒与污名，使得人权观念在基层社区深耕时面临挑战。

## 其他

部分国家/地区会在“高风险家庭”之上设置“极高风险”之等级，防堵只列为“高风险家庭”的疏漏。例如可能为家暴累犯、同时符合高风险家庭多项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