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0号法令

770号法令（Decretul nr. 770），正式名称为《1966年10月1日第770号法令——关于规范终止妊娠的规定》（DECRET Nr. 770 din 1 octombrie 1966 - pentru reglementarea întreruperii cursului sarcinii），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66年颁布的一项限制堕胎的法令。该法令由尼古拉·寿西斯古执政时期的国务委员会 (罗马尼亚)发布，目的在于提高出生率、促进人口增长，属于寿西斯古政权生育主义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770号法令禁止一般情况下的终止妊娠，只允许在少数情况下例外实施，例如怀孕危及女性生命、父母一方患有会遗传的严重疾病或患有会导致严重先天畸形的疾病、孕妇有严重身心或感官障碍、孕妇达到一定年龄、已生育一定数量子女，或怀孕由强奸、乱伦造成等。法令颁布后，罗马尼亚出生率在短期内大幅上升，形成被称为“法令之子”（Decreței）的一代人。

然而，这项强制性人口政策并未带来稳定的长期人口增长，反而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多项公共卫生与社会史研究认为，770号法令与罗马尼亚此后较高的孕产妇死亡率、不安全堕胎、儿童遗弃与国营儿童机构扩张等现象有关。在法令实施期间，一些女性在无法取得合法堕胎服务的情况下寻求地下或非医疗方式终止妊娠，导致严重健康风险。研究者也指出，该政策对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影响并不相同：较有资源者较可能透过社会关系、医疗诊断或其他途径规避限制，而较贫困或缺乏资源者承受的健康与法律风险更高。

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后，新成立的救国阵线委员会于同年12月26日废除770号法令及相关限制。法令废除后，罗马尼亚堕胎率短期内急剧上升，其后随着现代避孕方法和家庭计划服务的普及而下降。不过，法令的历史遗产仍在罗马尼亚社会记忆、医疗信任、人口结构与当代生育健康政策讨论中持续发挥影响。

在当代罗马尼亚，堕胎在法律上于怀孕14周内可依要求施行，并在特定医疗情况下允许较晚期限的终止妊娠。然而，一些倡议组织、媒体和人权团体指出，服务可及性、医生良心拒绝、费用、性教育不足及反堕胎组织活动等因素仍对实际取得服务构成障碍。

## 词源

在罗马尼亚语中，“decret”意为“法令”。民间和学术讨论中常以“Decreței”称呼770号法令生效后出生的人口世代，该词为“decret”的指小词形式，常被译为“法令之子”。此称呼通常指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出生、直接受该政策导致的婴儿潮影响的一代。这一称呼既标示了他们特殊的出生背景，也反映了罗马尼亚社会对共产主义时期生育政策的复杂记忆。

## 背景与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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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关于堕胎的法律可追溯至19世纪。1865年的刑法典已将堕胎列为惩罚对象；1937年的刑法典进一步规定，除特定医疗条件外，实施堕胎构成犯罪。1957年，罗马尼亚颁布第463号法令，允许在妇女要求下终止妊娠，使罗马尼亚成为当时东欧堕胎政策较为宽松的国家之一。由于现代避孕用品和相关知识并不普及，堕胎在此后一段时期内成为主要节育方式之一。

1950年代至1960年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女性劳动参与增加，罗马尼亚出生率逐渐下降。1966年，该国总和生育率降至约1.9，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寿西斯古政权将人口下降视为国家发展计划的障碍，并把人口增长与工业化、军事能力、劳动力供给和国家实力相联系。罗马尼亚共产党曾设定提高总人口的政策目标，包括将人口推向2500万乃至3000万。

1966年10月1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颁布770号法令。法令序言称，终止妊娠对女性健康具有严重后果，并损害出生率与自然人口增长。法令第1条规定“终止妊娠被禁止”；第2条则列举若干例外情况。法令最初允许堕胎的情况包括：

- 怀孕危及女性生命，且无法透过其他方式消除危险。
- 父母一方患有会遗传的严重疾病，或患有会导致严重先天畸形的疾病。
- 孕妇有严重身体、精神或感官障碍。
- 孕妇年龄超过45岁。
- 孕妇已生育四名子女并由其抚养。
- 怀孕由强奸或乱伦造成。

法令还规定，符合例外情况的堕胎原则上只能在怀孕前三个月进行；在危及生命的严重病理情况下，可延长至六个月。手术须由妇产科医生在专科医疗机构中施行，并由地方医疗委员会授权。

此后，法令经过数次修改。1972年，第53号法令将年龄例外从45岁降至40岁。1985年，第411号法令又将年龄门槛调回45岁，并将已生育子女数量的条件提高至五名。1985年的修改常被视为寿西斯古政权在出生率再次下降后重新收紧生育政策的一部分。

## 执行与社会控制

770号法令的实施不仅依靠医疗制度，也涉及警察、检察官和秘密警察等国家机构。研究者指出，法令建立了一套围绕女性怀孕、流产与医疗行为的监控机制。一些研究和回忆材料将这些制度称为对女性身体的国家化管理，亦有媒体和研究者以“法令守护者”形容参与执法与监控的警察、检察官、医务人员和秘密警察网络。

根据法令第6条，在紧急情况下如需立即终止妊娠，医生必须在手术前，或在不可能事先通知时于手术后24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检察官；检察官再根据法医意见和其他资料判定该医疗干预是否必要。这一规定使医疗判断与刑事调查紧密相连，也使医生在处理流产与并发症病例时面临法律风险。

一些研究和回忆材料提到，育龄妇女在工作场所或医疗机构接受定期妇科检查，用以监测怀孕情况。这些做法在部分描述中被称为“月经警察”式监控，但具体执行方式因地区、单位与时期而异。在部分工作场所和医疗单位，妇女怀孕后可能受到持续追踪，直至分娩。

历史学家弗洛林·索瓦雷（Florin Soare）根据秘密警察档案指出，执行方式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法令初期，内政部文件曾记录一些滥权情况，例如警察根据匿名信息将女性带往医疗委员会检查是否怀孕或是否堕胎。内政部后来一度要求警察不得擅自将女性带去检查怀孕状态，并要求相关行动获得警察局长批准。

1970年代后，随着出生率回落，国家机关对非法堕胎的态度转趋强硬。1973年的一项内政部行动计划要求加强对非法堕胎的调查，并要求“立即清除”在查办违法行为时的纵容或宽容。该计划要求在医院、产科、妇产科部门以及女性劳动者较多的单位收集资讯，并征集医疗系统内部的讯息来源。1974年，相关实施细则进一步扩大，警察和检察机关代表被纳入判断堕胎合法性的程序中。

根据索瓦雷整理的资料，1967年至1973年间，罗马尼亚有6,350人因与非法堕胎相关的案件被起诉，其中包括83名医生和187名其他医疗工作者。1974年，在内政部加强查办非法堕胎的秘密行动计划之后，被起诉人数约增至2,060人。同年，罗马尼亚全国举行245场有关违反反堕胎法的公开审判，这些审判也被用作国家宣传，以塑造反对非法堕胎的公共舆论。

1984年后，随着出生率再次下降，政府再次强调提高出生率，并扩大对医疗单位与女性集中的工作场所的监督。1984年的一项秘密行动计划要求监控所有医疗单位，包括没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以及女性员工占多数的工作单位。1985年后，随着第411号法令提高合法堕胎门槛，执法压力进一步加重。

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医疗工作者、退休医生、医学生、药剂师、护士和其他人员可能被征募为讯息来源。1985年，克卢日县秘密警察在“卫生”问题上报告有72名线人和13名合作者，其中包括54名医生；1984年，蒂米什县秘密警察也报告其资讯来源包括医生、护士和药剂师。这些制度使医疗救治、刑事司法和政治监控在生育问题上相互交织。

在官方宣传层面，寿西斯古政权将母职塑造成社会主义女性的光荣使命和爱国责任。寿西斯古在1986年的一次演说中称，对家庭和女性而言，没有比为国家抚养更多孩子更崇高、更光荣的责任。学者指出，这类话语将个人的性与生育选择纳入国家人口目标之中，并与塑造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人”（Omul Nou）理念相连。

770号法令也应置于罗马尼亚国家社会主义的性别政治中理解。共产主义政权在官方话语中宣称推动妇女解放，并鼓励女性进入劳动、教育、体育和政治等公共领域；例如，1980年代女性曾占议会席次约三分之一，但研究者指出，这种代表性多属数量与宣传层面，实际决策权仍主要掌握在男性党国菁英手中。体育领域也被塑造成展示社会主义性别平等的场所，女子运动员的成就常被用来象征国家现代化与妇女解放。然而，这种官方平等话语与生育政策形成矛盾：女性一方面被要求作为劳动者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又被国家要求承担生育和家庭再生产责任。

## 直接影响

### 出生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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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号法令颁布后，罗马尼亚出生率在短期内显著上升。研究显示，总和生育率从1966年的约1.9升至1967年的约3.7。这一变化使1967年前后出生人口显著增加，形成后来被称为“法令之子”的人口世代。

不过，出生率的上升并未长期维持。到1970年代初，出生率已明显回落。根据盖尔·克利格曼（Gail Kligman）的研究，生育率虽在1967年升至3.7，但到1973年已下降至约2.4，接近法令颁布前水平。学者通常将这一趋势解释为家庭和个人逐渐适应法律限制、寻找规避途径，以及政府政策未能改变家庭经济条件和生育意愿等多重因素的结果。

### 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

公共卫生研究普遍将770号法令与罗马尼亚孕产妇死亡率上升相联系。法令实施前，罗马尼亚孕产妇死亡率与其他东欧国家大致相近；法令实施后，与堕胎相关的死亡增加，使孕产妇死亡率远高于周边国家。研究者将罗马尼亚视为限制堕胎导致不安全堕胎和孕产妇死亡增加的重要案例。

1989年寿西斯古政权倒台前，官方统计显示约有一万名女性死于不安全堕胎；一些研究和倡议组织认为实际人数可能更高。法令也与新生儿健康指标变化相关。研究指出，1967年至1968年间，婴儿死亡率从每千名活产46.6人增至59.5人，低出生体重婴儿比例亦上升。

### 不安全堕胎

由于合法堕胎途径受限，一些女性转向非正式或地下方式终止妊娠。相关研究描述，常见方式包括寻求无资质人员帮助、使用非医疗器械或物品，以及透过贿赂或伪造医疗理由取得手术。经济条件较好、居住在城市或具有社会关系的女性较可能取得非法避孕用品、私人医疗协助或伪造诊断；贫困、农村或缺乏资源的女性则更可能暴露于危险方法和刑事调查之中。

研究与回忆材料记录了女性使用各种非医疗方法引产的情形，包括由无医疗资格者操作、使用锐器或其他物品、使用药物、化学液体或其他危险方式试图引发流产。这些方式可能导致大出血、感染、败血症、子宫损伤、腹膜炎、不孕或死亡。

有关社会主义布加勒斯特住宅空间的研究也指出，770号法令使家庭空间本身成为生育政治的一部分。建筑史学者尤利娅·斯塔蒂卡（Iulia Stătică）认为，寿西斯古时期的大规模住宅建设、城市系统化与生育政策共同构成了对身体和家庭的治理；在日常生活层面，小型公寓厨房既是照料家庭的空间，也可能成为秘密堕胎发生的场所。她引用的口述材料描述，厨房因接近水源和火源、便于消毒而常被选作地下堕胎地点，这使社会主义住宅中原本被设计为现代家庭生活核心的空间，也承载了国家生育控制下的恐惧与创伤。

秘密警察档案和医生访谈资料记录了一些与执行法令相关的个案。例如，1987年扎勒乌一名35岁女性因严重出血入院，被诊断为即将流产。根据后来发现的秘密警察档案，医疗处置被推迟，以取得关于可能堕胎行为的陈述；档案记载，虽然病人健康状况恶化，且已存在手术理由，但因她未承认被指控的行为，手术并未施行。该女性在数日后死亡。法医报告后来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其曾引产。该女性已有五名子女，按照后来的法律条件本可符合合法堕胎例外。

克利格曼的研究也记录了医生对类似情境的回忆：在怀疑非法堕胎的病例中，检察官可能到病床旁要求垂危女性供出施术者，并以救治作为交换条件。这类个案常被研究者用来说明，在法令实施过程中，医疗救治、刑事调查和政治压力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随着执法加剧，非法堕胎的医疗风险也发生变化。一些医生回忆，1970年代早期入院的女性多为较轻出血，短暂住院后离开；到1980年代，更多女性因感染、严重并发症和晚期病理状态入院，因为越来越多人不再能接触具备医疗资格的施术者。因此，镇压和告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使女性转向更危险的非医疗途径。

## 长期影响

### 儿童遗弃与国营儿童机构

770号法令与后来罗马尼亚国营儿童机构中儿童人数增加常被研究者联系起来。由于部分家庭无力抚养非预期出生的孩子，许多儿童被送入国营机构。这些儿童中不少并非父母双亡的孤儿，而是因贫困、家庭压力、残障或家庭破裂等原因被遗弃或交由国家照料的“社会性孤儿”。

在寿西斯古时期，国家鼓励生育，但并未提供足以支撑大量家庭抚养非预期子女的社会支持。研究者指出，在某些家庭中，“国家想要孩子，就让国家抚养”成为一种无奈回应。这一政策后果在1989年后逐渐被国际社会看到，罗马尼亚儿童机构的恶劣状况成为后共产主义早期最受关注的人道议题之一。

1989年后，罗马尼亚儿童机构的状况受到国际关注。相关报导和研究指出，部分机构存在人手不足、物资匮乏、营养不足、医疗不足和照护不足等问题。包括“去机构化 (孤儿院与儿童机构)#布加勒斯特早期干预计划”在内的研究发现，长期机构化养育与儿童认知、情绪、行为和神经发育方面的不利结果有关。研究也发现，在机构中成长的儿童往往面临较低的智力测验分数、学业成就不佳、情绪依附困难和行为问题等风险。

经济学家安德烈娅·米特鲁特（Andreea Mitrut）和弗朗索瓦-夏尔·沃尔夫（François-Charles Wolff）根据1997年收容机构普查数据研究指出，1989年堕胎合法化后，儿童被遗弃的比例显著下降。该研究估计，堕胎合法化使每10,000名新生儿中的弃养人数减少约4人。这一结果被用来说明，当女性和家庭能够避免非意愿生育时，儿童进入国营收容机构的风险会降低。

### “法令之子”的社会经济结果

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波普-埃莱切斯（Cristian Pop-Eleches）利用1992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770号法令对1967年出生世代的长期影响。该研究发现，从整体平均看，1967年出生世代在教育和劳动市场表现上似乎优于相邻世代。但研究进一步指出，这一结果主要由“构成效应”（composition effect）造成：法令使原本可合法堕胎的部分较高教育和城市家庭妇女生育，从而提高了该世代的平均家庭背景。

在控制家庭背景后，该研究发现，非意愿出生与较差的长期发展结果相关。换言之，从平均数看，“法令之子”似乎有较好表现，但这并不表示强制生育对个体发展有益；相反，当排除家庭背景差异后，非意愿出生本身与较不利的教育和社会经济结果相关。

后续研究也探讨了“法令之子”世代在健康、劳动市场和宏观经济方面的影响。例如，多齐（Gergely Dóczy）的研究指出，法令后出生世代在部分劳动市场和健康指标上存在不利结果，包括较高的失业风险、退出劳动市场的可能性，以及吸烟和身心健康方面的负面指标。另有宏观经济研究认为，770号法令可能对家庭消费、政府支出和人均产出造成长期影响。

随着1960年代末出生的庞大世代接近退休年龄，部分经济和政策讨论也将罗马尼亚养老金制度的压力与该人口结构变化联系起来。2025年，有关私人养老金提取规则的改革讨论中，媒体报导提到约200万名在共产主义时期堕胎限制下出生的人将在2030年前后陆续退休，这被视为养老金制度压力来源之一。

### 公共卫生遗产

770号法令的公共卫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安全堕胎、孕产妇死亡和对妇科医疗的长期不信任等方面。2024年一项关于罗马尼亚乙型肝炎病毒和丁型肝炎病毒流行病学的前瞻性研究，在风险因素调查中将“不当条件下的堕胎”列为可能暴露史之一，并指出1966年至1989年间堕胎受限背景下的非安全堕胎实践，可能增加病毒传播风险。

### 与1989年革命的关联讨论

有学者和作家曾将770号法令形成的人口世代与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联系起来。史蒂芬·李维特和史蒂芬·杜伯纳在《苹果橘子经济学》及相关著作中提出，非意愿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可能更容易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并将“法令之子”与1989年反对寿西斯古政权的社会动员相联系。支持这一观点者指出，1989年时最年长的“法令之子”约22岁，正处于参与街头抗议和社会运动的年龄段。

这一解释并非学界共识。部分研究者认为，1989年革命的原因包括经济困境、政治高压、秘密警察体制、个人崇拜、东欧共产政权连锁崩溃和国际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不能简化为单一人口政策的结果。不过，一些研究仍认为，770号法令等高度干预私人生活的政策加剧了社会不满，是理解寿西斯古政权晚期社会压力的一项背景因素。

## 废除与后共产主义时期

### 法律废除与堕胎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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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革命后，新成立的救国阵线委员会于1989年12月26日通过第1号法令，废除770号法令及其他与限制生育相关的法令。这一决定常被视为后共产主义罗马尼亚最早且最具象征意义的法律变革之一。

堕胎合法化后，罗马尼亚堕胎数在1990年急剧上升，达到近100万例，高于当年活产数。公共卫生研究指出，这一短期高峰反映了长期被压抑的避孕和堕胎需求，也反映出后共产主义初期现代避孕用品、避孕知识和家庭计划服务尚未充分普及。

此后，随着避孕服务、家庭计划和生育健康信息逐步改善，堕胎率长期下降。研究者指出，后共产主义初期仍有许多女性将堕胎视为主要节育方式，这与共产主义时期避孕服务不足、性健康信息匮乏和社会习惯延续有关。

2004年由罗马尼亚卫生和家庭部、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机构共同进行的战略评估指出，1989年后依要求堕胎虽已合法且相对易得，但仍长期作为主要节育方式之一。评估认为，这与避孕服务品质和可及性不足、术后避孕咨询薄弱、医生执行堕胎可获收入而提供避孕服务缺乏相应诱因，以及共产主义时期严厉生育主义政策留下的“堕胎文化”有关。该评估建议发展国家堕胎照护标准、改善术前术后咨询、推广真空吸引术和药物堕胎、加强术后避孕，并将避孕服务扩展至基层医疗，尤其是农村地区。

### 社会记忆与医疗信任

770号法令及其执行经验在后共产主义罗马尼亚形成了复杂的社会记忆。部分研究者以“跨代创伤”或“低度记忆”等概念描述这段历史的延续影响，指出强制生育、秘密堕胎、医疗监控和社会告密等经验在相当长时间内未得到充分公共讨论。

2000年代后，电影、文学和公共史项目开始更多处理这一题材，例如电影《4月3周又2天》和《黄金年代狂想曲》。研究者认为，这些作品有助于将共产主义时期生育政策造成的个人经验带入公共讨论。

医疗信任也是相关研究关注的议题。由于共产主义时期妇科检查与国家监控相联系，一些研究认为，部分女性对妇科服务和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在后共产主义时期仍有延续，并可能影响筛查和生育健康服务使用。有研究将这种不信任与罗马尼亚女性对妇科检查、子宫颈癌筛查等服务的抗拒相联系。

法令时期形成的告密与互相监控也在社会记忆中留下痕迹。秘密警察档案和口述史材料记录了医生互相举报、邻里告密、丈夫告发妻子、父母告发女儿等情形。由于当时医疗纪录与司法文件常常扭曲或遮蔽实际情况，后共产主义时期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十分困难。

## 当代相关讨论

770号法令已于1989年废除。当代罗马尼亚法律允许在怀孕14周内依要求终止妊娠；超过14周后，进行或试图进行依要求堕胎者可能受到刑事处罚，但孕妇本人不受处罚。医生可在怀孕24周内基于治疗目的实施堕胎，并在特定情况下于24周后基于母体或胎儿利益实施治疗性堕胎。近年关于770号法令的公共讨论，常与罗马尼亚当代生殖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家庭计划制度的弱化、宗教与反堕胎组织的社会影响，以及共产主义时期政策记忆相互交织。

### 堕胎服务可及性

多个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指出，罗马尼亚法律上允许依要求堕胎，但实际服务供给在不同地区和医疗机构之间差异甚大。2025年人权观察报告将服务障碍概括为数类因素：公立医院管理层的正式或非正式限制、医生以宗教或道德理由提出良心拒绝、部分医师对法律或医疗指引理解不一致、费用障碍，以及COVID-19疫情期间中断服务后未完全恢复。

调查数据显示，依要求堕胎在公立医疗系统中的可及性有所下降。2021年，Filia中心（Centrul Filia）和欧洲区域公共倡议中心（Euroregional Center for Public Initiatives，缩写：ECPI）调查242家公立医院，在137家回复医院中，59家表示提供依要求手术堕胎和药物堕胎。同年，政府公共卫生资料显示，罗马尼亚41个县中有11个县的公立医院没有记录任何依要求堕胎。独立助产士协会于2023年至2024年调查公私立医疗机构时，也发现相当比例的机构不提供堕胎服务或不作转介。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缩写：NPR）于2021年报导，罗马尼亚倡议者称堕胎服务正被“悄悄缩减”。根据Filia中心的电话调查，2020年6月在134家受访公立医院中有55家表示提供堕胎；到2021年6月，表示提供堕胎的公立医院降至28家。

这些近年资料可与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及罗马尼亚卫生和家庭部等机构的战略评估形成对照。该评估指出，后共产主义初期罗马尼亚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堕胎作为节育方式过度普遍、服务品质参差、避孕服务连结不足和农村可及性较低；而2020年代的讨论则更多集中于合法服务是否能在公立医疗系统中实际取得。

### 良心拒绝、费用与地域差异

当代罗马尼亚关于堕胎服务的争议，部分集中于良心拒绝是否受到有效规范。人权观察报告指出，罗马尼亚医师伦理规范要求拒绝提供服务的医生转介病人，但实际上患者常未获得有效转介。该问题不仅涉及个别医生，也涉及公立医院的行政决策；有些医院以非正式政策、空间或保险等理由停止或限制依要求堕胎服务。

费用和地理位置也影响服务取得。人权观察报告指出，依要求堕胎通常不由国家健康保险支付；若公立医院不提供服务，患者可能需转向费用较高的私人诊所。这类障碍对贫困者、农村女性、罗姆人女性和青少年影响较大。NPR于2021年的报导也指出，疫情期间部分公共医疗机构停止服务，使一些女性必须旅行、支付较高费用或寻求非正式方法。

### 反堕胎组织与危机怀孕中心

“危机怀孕中心”在罗马尼亚的活动成为近年讨论焦点之一。人权观察、NPR及其他媒体报导称，部分此类中心以怀孕咨询、社会援助或心理支持形式出现，但其核心立场为反堕胎，并可能提供带有误导性或恐吓性的资讯。支持者则通常将其描述为为孕妇提供物质、宗教和心理支持的社会服务机构。

人权观察报告认为，部分危机怀孕中心与宗教组织、公共医疗机构或社会服务机构存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这使其能够接触正在寻求怀孕或堕胎资讯的女性和女孩。报告还指出，一些罗马尼亚危机怀孕中心与美国反堕胎组织存在培训、资金或网络联系。相关讨论常被置于更广泛的跨国保守运动、罗马尼亚正教会及其他宗教团体公共影响力之中。

### 避孕、家庭计划与性教育

当代罗马尼亚生殖健康政策的另一项议题是避孕和性教育。罗马尼亚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曾建立较广泛的家庭计划服务，但加入欧盟后，国际资助减少，国家对免费避孕用品和家庭计划网络的支持也逐步弱化。NPR报导称，2011年政府取消避孕补贴，性教育也不再作为常规课程提供。人权观察报告指出，自2013年以来，罗马尼亚卫生和家庭部未透过既有计划或国家健康战略为免费避孕用品采购与分发拨款，国家健康保险亦不涵盖避孕用品。

全面性教育在罗马尼亚仍具争议。学校可提供“健康教育”作为选修科目，但相关课程参与率低，且教师可避开性、避孕、堕胎、性倾向、同意和性别平等等议题。2022年法律修改后，健康教育仍属选修性质，并受到年级和家长同意等条件限制。人权团体和公共卫生倡议者认为，避孕服务不足和性教育缺乏与罗马尼亚较高的青少年生育率有关。

## 基本资料

- 名称：Decretul nr. 770
- 官方名称：《1966年10月1日第770号法令——关于规范终止妊娠的规定》、（DECRET Nr. 770 din 1 octombrie 1966 - pentru reglementarea întreruperii cursului sarcinii）
- 国家：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 管辖范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 考虑机关：国务委员会 (罗马尼亚)
- 订立日期：1966年10月1日
- date_commenced：1966年10月
- 废止日期：1989年12月26日
- amended_by：1972年2月16日第53号法令、1985年12月26日第411号法令
- repealed_by：1989年12月26日第1号法令
- 状态：已废除
- 网站：https://legislatie.just.ro/Public/DetaliiDocument/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