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 (苏联)

本土化（Коренизация）是苏联早期的一项民族政策，主要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以及以及1953年3月至6月间（即贝利亚主持的民族改革）施行。这一政策旨在缓和中央政权与苏联各民族共和国本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本土化的做法包括：培养并提拔本地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建立民族-领土自治体制，把少数民族语言引入行政事务与教育领域，鼓励以当地语言出版报刊和其他媒体。到20世纪30年代末（部分地区在1932—1933年间就已开始），本土化政策被逐步废止，许多积极推行该政策的人遭到镇压。取而代之的是俄语作为各民族共同交往语言的全面推广。不过，本土化政策也带来了深远影响：它促成了苏联少数民族中大批受过教育的干部群体的形成，并建立起一套以非俄语为教学语言的教育体系。

## 原因与意识形态基础

推动本土化的原因在于：苏维埃政权在民族边疆地区的根基并不稳固，这一点在俄国内战时期已经暴露出来；边疆的非俄罗斯族群对政权（无论是旧政权还是新政权）都保持警惕，因为它带有鲜明的“俄罗斯”语言与民族文化主导色彩；同时，20世纪初一系列革命事件也极大促进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中央当局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予以承认和回应。“本土化”的思想基础是1917年11月15日发表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这一理念后来在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的论述中得以进一步发展。1920年，斯大林在《苏维埃政权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一文中提出，应当“让学校、法院、行政机构和权力机关都使用本民族语言”。当时的苏俄实际情况是：在民族边疆，城市往往以俄语为主，而城市周围的农村人口则主要是少数民族。因此，本土化首先需要在这些俄语化的城市中推行。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说过：“不能逆历史而行。很明显，如果在乌克兰的城市里至今仍以俄罗斯成分居多，那么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城市必然会被乌克兰化。四十年前，里加还是一座德国化的城市。但由于城市依靠农村发展壮大，而农村才是真正的民族守护者，如今的里加已经是纯粹的拉脱维亚城市。五十年前，匈牙利的所有城市都带有德国色彩，而现在它们已被马扎尔化。白俄罗斯也会如此，尽管如今它的城市里仍然是非白俄罗斯人占多数。”

在西方历史学者看来，本土化政策的目的在于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地方的统治。各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地区的党政机关里，少数民族（非俄罗斯族）干部比例极低，这引起了中央当局的担忧，因为这大大削弱了苏维埃政权在当地民众眼中的权威和吸引力。许多地方党政干部不会说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对他们的传统和文化也抱有轻蔑态度，表现出当地人早已熟悉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至于具备足够教育水平、能胜任领导职务的少数民族人士，从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数量就不多，尤其是在中亚各共和国中更为稀缺。即便在乌克兰，干部匮乏也十分严重，以至于连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1918年推行过类似乌克兰化政策的盖特曼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也承认这一点。他写道：“乌克兰人都说我依靠俄国人的力量来建设乌克兰。是的，因为仅凭乌克兰人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成就什么大事。乌克兰真正有文化的阶层人数非常少，这正是乌克兰民族的最大不幸。”

此外，随着布尔什维克的上台，一部分民族知识分子选择了流亡。结果，到20世纪20年代初，少数民族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党务机关中仅占很小一部分，而且并非所有的少数民族干部都能完全掌握本民族语言。比如，1922年时，乌克兰共产党（布）成员中，乌克兰族只占23%；而能流利使用乌克兰语的成员仅占11%。苏维埃当局甚至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邀请以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为首的加利西亚人来推行乌克兰化。

不过，地方党政权力的“本土化”尝试往往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到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展开，本土化逐渐被叫停，许多积极推行该政策的人遭到苏联的政治迫害。例如，德国学者格哈德·西蒙认为，本土化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民族主义力量的发展。在语言、文化和干部政策上的让步，本应当起到遏制地方自治和分离倾向扩散的作用。

## 举措

本土化的实施方式是：一方面提拔本地少数民族干部进入各级党政领导岗位，另一方面则尝试（但大多不成功）要求已经在民族边疆工作的俄语党政干部学习当地民族语言。这项政策虽然充满矛盾、成效也并不理想，但与支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方针结合起来，对苏联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建构与文化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了本民族干部比例配额制度，并规定了推行本土化的时限。1923年11月22日，吉尔吉斯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在1924年1月至7月间，将哈萨克族地区的全部官方文书处理工作转为使用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中执委会第二次会议还要求：在哈萨克族人口聚居区，干部队伍要实现100%的本土化；在民族成分混合地区，则要实现50%的本土化。到1936年，哈萨克人在哈萨克中执委会中占67%，在共和国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岗位中占64%，在各级执行委员会领导干部中占53%，在州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占56%，在区执行委员会中占69%，在乡村苏维埃主席中占65%。到1937年1月1日，哈萨克人已占该共和国党员总数的46.8%。

在一些地区，20年代的本土化还伴随着将曾划拨给俄语移民的土地归还给当地民族，并限制来自俄罗斯的移民。1920—1921年间，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俄语人口向哈萨克斯坦迁入，并将部分被征用的土地归还给哈萨克人。1920年11月8日，吉尔吉斯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禁止农民擅自迁徙。20年代初，从中国返回的哈萨克人（他们在1916年七河起义被镇压后逃亡至中国）发现，自己原先的土地上已经出现了俄语居民的定居点。于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当局将这些俄语居民迁出，把土地和房屋交还给哈萨克人。总计被清理的有120个俄、乌村庄、32个农庄、95个屯落，共迁出6466户（其中近一半在七河省）。到20年代后期，在哈萨克斯坦，对俄语移民土地的征收已经演变为大规模行为，并伴随着这些移民的迁出。官方统计在1929年指出，当时正在进行“欧洲人口”的挤出过程，导致全共和国的农户总数减少了14%，苏维埃哈萨克斯坦的俄族和乌克兰族人口减少了70万。不过，这一政策并未持续太久。1927年2月8日，全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宣布哈萨克人和俄语人口在土地使用权上享有平等地位。1929年2月，苏联又取消了禁止欧洲部分农民迁入哈萨克斯坦的禁令。

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建立起多民族的教育体系。比如，到1938年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有21,656所学校，使用21种语言授课。其中，以乌克兰语授课的有18,101所，以俄语授课的有1,550所，以希伯来语授课的312所，以摩尔达维亚语的163所，以乌兹别克语的19所，以白俄罗斯语的9所，以保加利亚语的54所，以波兰语的50所，以德语的512所，以捷克语的14所，以希腊语的12所，以鞑靼语的5所，以亚美尼亚语的4所，以土库曼语的2所，以吉尔吉斯语的1所，以瑞典语的1所，以哈萨克语的1所，此外还有838所混合型学校。许多民族学校规模很小（例如，基辅的一所捷克语学校只有3个班、19名学生），部分学生既不能熟练掌握俄语，也不太会所用的教学语言，加上师资和教材供应不足，教育水平受到限制。尽管如此，这一多民族教育体系在1930年代迅速发展。1930—1931学年，全苏联的民族学校在校生有7,620,400人，而到1938—1939学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4,146,152人。为了培养师资，1939年苏联设有411所民族师范学校，在校生116,200人。

本土化在出版领域也推进得很积极。1936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期刊中，有62%是以乌克兰语出版的。据列夫·麦赫利斯于1937年10月30日提交给全联盟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当时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共和国的州一级报纸中，只有一份是俄语报纸——《社会主义顿巴斯》，在其余各州都没有任何俄语的州级报纸。

## 苏俄民族自治地区的本土化

本土化不仅在各加盟共和国推行，也覆盖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境内的民族自治地区。即使在一些自治地区中，俄罗斯族占据多数，这一情况也并未成为将其排除在本土化政策之外的理由。

在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6年人口普查显示俄族占人口的55.2%。尽管如此，本土化仍于1924年由专门成立的委员会开始推行。不过，由于缺乏足够的本地合格干部，政权机构本土化的计划几乎一开始就失败了，1926年不得不重新制定方案。新的三年计划（1926年）规定在1927—1929年间实施，使布里亚特人在共和国机关中的比例提高到37.7%，在省级及基层苏维埃和合作社机构中达到33%。到1936年，布里亚特人在共和国各类组织和机关中的比例已达到32.7%。

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引入鞑靼语进入行政事务形式上始于1921年6月25日。当日，全鞑靼中执委和鞑靼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在鞑靼共和国境内推广鞑靼语的法令》。文件规定，到1930年，在鞑靼人占多数的地区，机关和企业的主要文书工作应转用鞑靼语。此后，共和国层面的相关规范性文件接连出台，但在地方上始终难以落实，只是不断在新的指示中重复同样的要求。比如，1922年的一项指令要求，到1923年2月1日前，将鞑靼自治共和国所有机关的牌匾、印章和图章全部改为同时使用鞑靼语和俄语。1923年9月21日，鞑靼自治共和国中执委又颁布新决议，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然而，随后用于推广鞑靼语的经费停止拨付。1926—1927财年和1927—1928财年，共和国都未安排鞑靼语推广的专项资金。最终，行政文书工作全面转用鞑靼语的任务始终未能完成。

在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2年2月10日通过了一项法令，旨在吸收克里米亚鞑靼人进入国家机关，并广泛使用克里米亚鞑靼语。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中执委下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推动苏维埃机关、合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鞑靼化。更早在1921年7月，克里米亚地区鞑靼局就召开了第一次克里米亚鞑靼人代表大会，出席者达230人。到1930年，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中已有1398名克里米亚鞑靼人，占党员总数的10.3%；1939年时，他们在党员及候补党员中的比例上升到21.6%。1927年，克里米亚的中执委、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工农检查机构，以及城镇和乡村苏维埃机关中共有368名克里米亚鞑靼人，占比26.8%。当时，404个乡村苏维埃中有167个属于鞑靼苏维埃。1929年7月25日，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在原住民占多数的地区、城市和乡村苏维埃内，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文书工作一律改用鞑靼语。在1930年代，克里米亚境内还建立了6个民族性质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行政区。到1932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中执委中的比例已达到50.4%。

### 学校的本土化

在本土化政策框架下，苏俄境内的民族共和国尝试建立以本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但这一政策在不同自治共和国的落实情况差异很大。根据全联盟共产党（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向中央书记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的报告，到1940—1941学年，情况如下：

- 从1年级到10年级全部使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只有一个共和国——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在民族学校的5—7年级，除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外，其余各自治共和国都已实现了用民族语言授课。
- 在1—4年级，所有民族共和国都使用民族语言教学。

因此，到卫国战争爆发前，本土化在苏俄民族共和国中只取得了有限成果：小学教育和部分中学教育实现了本土化，而高中阶段则仅在鞑靼自治共和国完成了本土化。

## 流放的本土化

集体化导致苏联境内出现了所谓的“富农流放”。在这些特别定居点中，富农往往携家带口一同被迁徙，其中包括许多学龄儿童。被流放者当中也有来自各民族自治地的家庭。苏联当局最初尝试为流放家庭的孩子开设民族学校，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对“流放群体”的本土化。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局与人民教育人民委员部合作，为来自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流放者子女建立了532个以民族语言授课的学校班级，并计划从各民族共和国调配教师来任教。然而，这一方针很快被放弃。到1935年，当局完全终止了“本土化流放教育”的尝试，流放者子女的教育统一改为俄语教学。

## 红军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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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政策也在红军中推行。按照自革命前延续下来的传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头几年，工农红军并不征召原帝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

红军中的本土化政策表现为：建立按民族构成编组的部队，在军队中使用各民族语言，设立民族军事院校，并在军事院校中为特定民族预留招生名额。这一方针的主要倡导者是米哈伊尔·伏龙芝，他认为非俄族群体是红军“额外力量的来源”。到1924年底，在一些共和国里已经出现了民族部队和建制单位，包括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布哈拉和乌克兰，以及克里米亚、雅库特和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在组建民族部队时，还采用了所谓“集中编组”的方式——把同一民族的士兵集中到一个地方部队中，虽然这种部队在名义上并不算“民族部队”。通过这种“集中编组”，不仅形成了民族师，还在普通部队内部出现了更小规模的民族单位，如团、营、炮兵连、步兵连、骑兵中队、排等。

许多少数民族军人并不懂俄语。然而，1925年7月31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民族院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在民族部队中引入俄语口令》的决议。军队条例被翻译成各民族语言，同时，军事-政治读物也以民族语言出版。

军事院校的本土化始于1924年。6月9日，军事与海军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军事院校民族化》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在各类课程的基础上开办了民族军事院校，用本民族语言培养指挥干部。此类院校的数量迅速增加：

- 截至1924年3月1日 —— 7所院校，共2973名学员。
- 截至1924年11月1日 —— 13所院校，共4961名学员。
- 截至1925年10月1日 —— 20所院校，共6328名学员。

不过，大多数民族军事学校很快被裁撤。到1929年，苏联境内仅剩9所民族军事学校。

在民族军事学校里，学员中虽然以少数民族出身者为主，但俄罗斯人也占有相当比例。到1925年，民族学校的学员中，只有76.6%并非俄罗斯族。此外，对于某些民族（德意志人、莫尔多瓦人、乌德穆尔特人、楚瓦什人、科米人、摩尔多瓦人），在他们聚居地区的军事院校中，还特别规定了预留名额。

## 终止

本土化政策的部分收缩发生在1930年。当时，由于白俄罗斯解放联盟案，白俄罗斯化实际上被迫中止。在这起案件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三位人民委员被牵连在内。

“白俄罗斯解放联盟”的成员被指控推动对白俄罗斯语的去俄语化和波兰化。被捕的人民委员安东·巴利茨基在供述中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表示，白俄罗斯学课程是在“白俄罗斯解放联盟”的建议下开设的，它们成了“真正的民族民主宣传和鼓动者的培训学校”。另一位被捕的人民委员A·F·阿达莫维奇则被控“积极推动东部地区的白俄罗斯化，例如迅速对白俄罗斯的加里宁地区进行白俄罗斯化”。

历史学副博士K·S·德罗兹多夫指出，在扎通斯基的报告之后，对白俄罗斯民族共产主义者展开的镇压，导致他们被清除出局，而白俄罗斯化也从此流于形式。

在1932—1933年间，整个苏俄的“乌克兰化”政策被终止，其依据是1932年12月1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联合指令。各地执行这一指令的速度很快，仅仅几周时间便由“乌克兰化”全面转向“俄罗斯化”。1932年12月28日，中央黑土州党委局按照12月15日的联合指令作出如下决议：

- 自1933年1月1日起，停止所有初级和中级学校的乌克兰语教学（当学年的第七毕业班除外）。
- 自1933年1月1日起，取消一切乌克兰语教师培训课程。
- 在所有教学计划中，将乌克兰语言文学课程改为俄语语言文学课程。
- 自1933年1月15日起，停止师范专科学校的乌克兰语课程（第三学年除外）。
- 撤销鲍里索夫和沃洛科诺沃两所乌克兰师范专科学校。
- 停止别尔哥罗德国立师范学院的乌克兰语教学。
- 取消为乡村苏维埃技术人员开设的乌克兰语学习班。

1932年12月26日，中央黑土州发布了第59号指令，正式废止司法领域的“乌克兰化”。该文件要求：

- 将法院和检察机关的一切文书工作改为俄语。
- 立即停止使用乌克兰语进行公文往来。
- 停止向乌克兰籍工作人员支付任何因使用乌克兰语工作的津贴。
- 撤销州法院内的乌克兰语上诉组。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1933年时，乌克兰化在苏俄境内已被彻底废止，并由俄罗斯化所取代。尽管如此，苏俄境内仍保留着乌克兰民族区域（截至1933年12月1日共有50个）以及乌克兰族乡村苏维埃。

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民族学校中引入俄语教学。1933年，第一本面向民族学校的俄语教材出版；到1934年，俄语和俄罗斯文学被作为单独的学科正式开设。

在1937—1938年间，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中止本土化政策，转而恢复温和的俄罗斯化。这种转变也有其客观原因。例如，在一些民族共和国中，推行学校本土化的结果是，非俄语学校的毕业生往往不懂俄语，因而无法继续进入高等院校深造。1938年，新的教育人民委员彼得·秋尔金指出，在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和乌兹别克等地的许多民族学校里，“完全不教授”俄语。在此之后，1938年开始规定，所有民族小学从二年级起必须开设俄语课程，不完全中学则从三年级起开设。同年3月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工农红军民族部队和建制的决议》，将民族部队、军队编制以及军事院校和学校改组为全联盟性质的单位，实行跨地区的人员补充原则。

“本土化”的废止伴随着苏联媒体对其支持者的揭批运动。例如，1938年3月20日，《真理报》揭露了“巴什基尔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腐朽立场”：“人民的敌人——长期把持巴什基尔教育机关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推行着把巴什基尔青年与俄罗斯文化隔绝的政策，在巴什基尔和鞑靼学校里竖起了重重障碍，阻挠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教学。”同年3月28日，《真理报》又批评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文章指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散布了一种“有害的‘小理论’——双语学习的困难论”：“所谓‘理论’就是，乌克兰儿童在学习母语的同时，再学俄语就会很困难。他们刻意无视旧俄学校的经验——那里第一或第二学年就开始双语教学，却把这种‘理论’强行灌输给教师。懒惰的教师因此得到一个‘有力’的借口来为学生成绩不佳辩解。”文中还以俄语教师水平低下为例加以说明：“在今年一月第三基辅师范专科学校函授教师的考核中，一百名教师中只有一人俄语听写得了‘中等’，其余全是‘差’。”

1938年1月2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下令各加盟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将民族学校（德意志、芬兰、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改组为普通的苏维埃学校。这些民族学校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儿童施加影响的温床”，新学校的教学语言则规定为“使用所在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或使用俄语”。

与此同时，民族区域和民族乡村苏维埃也在被撤销。1937年1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关于撤销民族区域和民族乡村苏维埃的决议》。文件中指出，“这些区域中许多是由人民的敌人出于破坏目的而建立的”，并要求“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远东、阿尔泰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哈萨克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以及克里米亚、奥伦堡、列宁格勒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党委等，在其辖区内存在民族区域和乡村苏维埃的，应当在1938年1月1日前向联共（布）中央提交撤销这些区域的方案，通过改组使其成为普通的区域和乡村苏维埃”。

最后，俄语媒体的地位也得到了部分恢复。1937年1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责成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自12月19日起创办一份全乌克兰性的俄文大型日报，作为乌共（布）中共中央和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报纸的发行量应与《共产主义者》报相同”，并且“在一个月内创办俄文的主要机关报。首批必须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创立俄文报纸”。

卫国战争对“本土化”政策造成了沉重打击。战争期间，苏俄的一些民族自治体被撤销（包括伏尔加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以及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这些民族的主体人口被强制迁往苏联的其他地区。在流放地，教育完全以俄语进行，相应的民族语言学校也随之不复存在。

## 后期尝试（1938年以后）

在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自1940年起曾尝试在学校中推行“本土化”。1940年12月6日，联共（布）北奥塞梯州党委局和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民族学校实行本土化的决议》，规定将奥塞梯民族学校5—7年级的教学科目改为奥塞梯语授课。这次尝试最终失败。1952年，联共（布）北奥塞梯州党委书记库巴季·库洛夫在向联共（布）中央书记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的报告中，解释了失败的原因：

- 缺乏奥塞梯学校的师资力量。库洛夫指出，即使在1952年，北奥塞梯科斯塔·赫塔古罗夫国立大学也仍未培养过奥塞梯民族学校所需的教师。
- 奥塞梯语教材质量低劣。库洛夫报告称，这些教材多是仓促翻译而成，因此“严重妨碍了奥塞梯学生对基础学科知识的掌握”。

最终，库洛夫强调，1952年时本土化奥塞梯学校学生的知识水平极其低下，导致他们在升入中专、技校和高等院校时遇到困难（这些院校的教学语言都是俄语）。因此，库洛夫援引1938年3月1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联合决议，申请作为例外，从1952年9月1日起，将奥塞梯学校5—7年级的教学改为俄语授课（奥塞梯语保留为一门单独课程）。不过，库洛夫并未放弃本土化，而是表示这些措施只是“在尚未具备成功推行七年制奥塞梯学校本土化所需条件之前的临时办法”。

## 影响

本土化政策的推行，使得苏俄各民族自治地区普遍建立了以本民族语言授课的小学。后来，其中一部分自治体及其民族学校在卫国战争期间被撤销。

1949年时，苏俄各自治共和国的民族语言教学情况如下：

- 鞑靼斯坦——以鞑靼语授课的教育可一直持续到10年级。
- 巴什基尔和楚瓦什——在民族语言中，一些学科的教学可持续到10年级。此外，在这些共和国中，除部分学科外，民族语言的教学普遍可延续到7年级。
- 北奥塞梯——以奥塞梯语授课的教学可持续到7年级（部分学科除外）。
- 其余各自治共和国——民族语言教学仅限于1至4年级。

由此可以看出，到1949年时，苏俄大多数共和国在教育领域的本土化政策已所剩无几，仅仅在小学低年级保留了母语教学。

本土化政策导致，到1930年代末，创建的民族学校中俄语教学几乎不存在，或者质量极差。这使得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无法升入苏联的高等院校和技校（尤其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因为这些学校的教学都使用俄语。在关于联盟各民族共和国民族学校俄语教学问题的会议后，苏俄教育人民委员彼得·秋尔金于1938年2月2日提交的报告中列出了相关数据，显示大多数民族学校根本不教授俄语：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728所学校中，仅321所开设俄语课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667所小学中，仅189所开设俄语课程；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55所不完全中学中，俄语教学仅在39所学校进行；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75所中学中，仅7所教授俄语。秋尔金指出：“在塔吉克、乌兹别克等其他共和国的民族学校中，情况也同样不理想。”此外，秋尔金特别强调，即便在少数开设俄语课程的民族学校中，其教学质量也非常低：

在目前教授俄语的多数学校中，教学水平极为不令人满意，导致学生的学习成绩非常低下。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十年里，在本土化政策的框架下，俄族人在一些地区遭遇了来自当地民族的公开歧视。例如，山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俄族居民抱怨：“俄族居民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导致普遍破产，被迫离开山区共和国……地区经济的完全破产，是由于针对俄族人的持续、每日的抢劫和暴力行为造成的。”在卡尔梅克，俄族居民要求：“应当给予我们与卡尔梅克人平等的权利。”在直接与苏俄接壤的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部分定居点，俄族居民则请求保留俄语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

## 参考文献

- автор=Аршин К. В.
- автор=Борисенок Е. Ю.
- автор=Казиев С. Ш.

## 延伸阅读

- И. Чистяков. Корениза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районов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районов Среднего Поволжья.
-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Коренизац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 Martin, Terry (2001).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 Мартин Т. Импери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ции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СССР, 1923—1939. Пер. с англ. О. Р. Щёлоковой. —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ПЭН): Фонд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центр Б. Н. Ельцина», 2011. — 663 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