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鲁亚人

查鲁亚人（Charrúa）是一支美洲原住民族群。在16世纪，他们主要居住在巴拉那河与乌拉圭河之间，其中心区域位于今天的阿根廷圣菲省。随后，他们向其他地区迁移，特别是向大克瓜伊河（río Queguay Grande）以南的今天乌拉圭境内移动。在18世纪，查鲁亚人在与瓜拉尼传教区的瓜拉尼人的战争中扩大了领土，向东岸（Banda Oriental）北部、今天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南部以及阿根廷的恩特雷里奥斯省推进，偶尔也到达科连特斯省。由于殖民当局的打击，他们放弃了圣菲地区。随着领土的扩张，他们与占据这些领土的其他民族发生了混血，如查纳人（Chanás）、米努安人（Minuanes/Guenoa-minuanes）、卡因冈人（Kaingang）、雅罗人（Yaros）和博汉人（Bohanes）。通俗地说，人们开始将这一群体统称为“查鲁亚人”，因此如今这些部落常被不准确地统称为查鲁亚复合体（complejo charrúa）或查鲁亚民族（nación charrúa）。

## 查鲁亚复合体

巴拉那河的东岸地区。图中标记了查鲁亚人在今天阿根廷恩特雷里奥斯省的领地。1732年耶稣会巴拉圭省地图。

源自潘帕斯地区的狭义查鲁亚人，在文化或种族上被广泛认定为“查鲁亚复合体”（complejo charrúa）的一部分，该复合体还包括雅罗人、博汉人、盖诺阿人（Guenoas/güenoas）、查纳人和米努安人。查纳人有时也被归入查纳-廷布人（Chaná-timbú）复合体中，因此常与被他们视为敌人的塔佩斯瓜拉尼人（tapes guaraníes）混淆。关于这些群体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塞缪尔·拉弗恩·克维多（Samuel Lafone Quevedo，1897年和1900年）认为，查鲁亚人是属于瓜伊库鲁（guaycurú）类型的潘帕斯人（Pámpidos）“民族”，而上述其他民族都是该民族的“分支”。

塞缪尔·洛斯罗普（Samuel Lothrop，1932年和1946年）则认为查鲁亚及其他部落是“不同的部落”，但在文化、体质和语言上与北部的瓜伊库鲁人相似并有亲缘关系。

考古学家安东尼奥·塞拉诺（Antonio Serrano，1936年和1946年）认为，查鲁亚人是一个具有自身文化特征的“民族”，而提到的其他“部落”都是“查鲁亚民族”的一部分。

对于西班牙人抵达时查鲁亚人及相关族群的人口数量，有不同的估计。这些估计在8000人（其中5000人在乌拉圭）到10万甚至更多之间变化。

1825年乌拉圭独立时，原住民人口为3万人，白人人口为7万人。

根据一些历史研究，乌拉圭领土上原住民及其后裔的数量当时超过了征服时代的数量。这可能是因为该地区接收了大量在1828年因耶稣会传教区被毁而逃离的瓜拉尼移民，他们定居在内格罗河以北。

## 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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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西班牙人抵达拉普拉塔河时，狭义的查鲁亚人居住在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之间的地带。随后，由于在圣菲省的定居点遭到迫害，他们向东岸迁移，并逐渐被视为现今乌拉圭境内的部落。

费利克斯·德·阿萨拉（Félix de Azara）在其死后26年（1847年）出版的《巴拉圭及拉普拉塔河的描述与历史》中描述了这片领地。他指出，在征服初期，沿着拉普拉塔河北岸，从马尔多纳多到靠近乌拉圭河口，向北延伸约三十里格的广阔区域，居住着雅罗人；再往北穿过一大片荒芜地带，则是一些塔佩斯或瓜拉尼印第安人的部落。

- 雅罗人（Yaros）：“西班牙人发现拉普拉塔河时，雅罗人生活在乌拉圭河东岸、内格罗河和圣萨尔瓦多河之间，以渔猎为生，很少深入平原，且不靠近查鲁亚人活动的区域。”
- 博汉人（Bohanes）：“居住在雅罗人以北的乌拉圭河东岸。”
- 查纳人（Chanaes）：“在首批西班牙人抵达时，有一个民族居住在内格罗河河口对面的乌拉圭河岛屿上。当西班牙人废弃圣萨尔瓦多城后，查纳人转移到圣萨尔瓦多河以下的乌拉圭河东岸定居。后来遭到查鲁亚人的侵扰，他们又回到了岛屿上，主要定居在被称为比斯凯诺斯（Vizcaínos）的地方。”
- 米努安人（Minuanes）：“在发现时期，这个民族生活在巴拉那河以北的平原上，距离该河不超过三十里格，领地从乌拉圭河与巴拉那河交汇处一直延伸到圣菲十字城对面。其南部与居住在巴拉那河岛屿上的瓜拉尼人接壤；北部是大片荒漠；东部则是上述的乌拉圭河，将其与前文描述的民族隔开。”

阿萨拉没有提及盖诺阿人（Guenoas），他们当时分布在塔夸伦博省、三十三人省和塞罗拉尔戈省地区，并沿着伊比库伊河延伸到巴西南部。盖诺阿人和米努安人通常被认为是同一个群体，有时统称为吉努安人（Guinuanes）。

## 特征

### 文化

查鲁亚人与潘帕斯人（Pámpidos）有亲缘关系，后者是居住在查科-潘帕斯平原和巴塔哥尼亚平原的一组原住民。他们的体质特征和物质文化与古代的普埃尔切人（puelches）或潘帕人（pampas）、特维尔切人（tehuelches）或巴塔哥尼亚人、托巴人（tobas）和卡杜韦奥人（caduveos）的分支相似。然而，到了15世纪，他们似乎受到了亚马孙瓜拉尼人的重要文化影响。瓜拉尼人的南部分支——钱杜莱人（chandules）——从他们在巴拉那河三角洲的定居点出发，常在拉普拉塔河上游两岸游荡。

不同历史文献对于查鲁亚人是否演奏音乐存在分歧：一些文献否认其存在，另一些则提到他们将海螺壳和呼喊声用于战争目的。毫无疑问，最著名的例子是塔夸贝（Tacuabé）在法国制作的乐弓，如今被称为“塔夸贝之弓”。

他们崇拜月亮（称为Guidaí），并实行万物有灵论。他们从瓜拉尼人那里吸收了对图潘（Tupã）、瓜利乔（Gualicho，一种邪灵）以及“恶者”（El Maligno）的信仰。

在习俗方面，他们是一个尚武和狩猎的民族。然而，当亲人去世时，他们会表现出极度的悲痛，通常会切断自己的一根指节，并在全身割出伤口。在这个仪式中，悲痛者通常会在自己挖的坑里度过一夜，或者离开部落两天，不吃不喝。

关于查鲁亚和盖诺阿-米努安民族丧葬仪式的历史文献十分有限，只能粗略还原他们的做法。

“……至于查鲁亚人，当有人死去时，他们会把他带到他们设在一个小山丘上的公共墓地埋葬，如果死者生前有交代（这很常见），他们会在坟墓上杀死他最珍视的战马。” —— 费利克斯·德·阿萨拉（约1800年）。

“……坟墓建在山顶上，尸体被石头覆盖，随葬有他的遗物，死者的马会被拴在一根木桩上留在那里。” —— 安东尼奥·迪亚斯将军（约1812年）。

另一种万物有灵论的仪式也颇具特色：

“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些山顶上用石头堆成的‘岗亭状建筑’是用来观察敌情的（因此被称为‘vichaderos’，意为瞭望台），但这是一种误解。它们实际上是为了那些去禁食以‘寻找灵魂伴侣’的人准备的。他们在那里在自己身上划出无数伤口，并忍受严酷的禁食，直到他们（在精神上）看到‘某个存在’，在危险时刻他们会将其作为守护天使来召唤。” —— 军士长贝尼托·席尔瓦（约1830年）。

### 社会

查鲁亚人并非和平主义者，他们拥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以酋邦（jefaturas）为核心。首领被称为“酋长”（cacique），尽管酋长通常出身于某个世系，但他必须经由全体成员选举并持续达成共识才能维持地位。人际关系极其重要，他们保留了多配偶制。

他们与西班牙人维持着冲突不断的共存关系，袭击、掠夺和原住民突袭（malones）是家常便饭。直到1732年3月22日，他们通过胡安·安东尼奥·德·阿蒂加斯（Juan Antonio de Artigas）与蒙得维的亚达成了和平协议。该协议平等地承认了查鲁亚人的权利和法律，同时查鲁亚人也同意承认西班牙人的地位。和平一直持续到瓜拉尼战争，此后他们向何塞·阿蒂加斯（José Artigas）及其副官效忠，后来又效忠于弗鲁克图奥索·里维拉和东岸国，直到爆发冲突及发生萨尔西普埃德斯大屠杀。

### 经济

在西班牙征服时期，他们的生产方式是狩猎采集，是一个游牧民族（几乎所有潘帕斯民族都是如此）。因此，他们文明遗留下来的物质遗迹只有小型陶罐以及他们典型的武器——长矛、弓箭和流星锤（boleadoras）。流星锤是该地区最具特色的物品之一，由两到三个用大约一米长的皮革绑在一起的石球组成。它们主要用于狩猎美洲鸵鸟（ñandú），这是南美洲南锥体大部分地区特有的鸟类。

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他们经常与西班牙人交易这些武器和马匹，而这些物品有时是他们掠夺来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私有财产观念。

### 语言

狭义的查鲁亚语在几乎没有被记录的情况下就灭绝了。根据阿萨拉的说法，它“带有很重的鼻音和喉音，且与所有其他语言不同”。阿萨拉提到雅罗人、博汉人、查纳人和米努安人的语言是彼此不同的语言。雅罗人和博汉人的语言可能属于热斯语系（Jê）的卡因冈语（Kaingang）分支。特奥多罗·比拉德博（Teodoro Vilardebó）在1841年和1842年通过间接来源收集了两组查鲁亚语词汇。这本包含约70个单词的词汇表被称为《比拉德博抄本》（Códice Vilardebó）。

关于查鲁亚诸语与南美洲其他语系的亲缘关系，存在不同的理论。这些语言曾被莫里斯·斯瓦德什（Morris Swadesh）和特伦斯·考夫曼（Terrence Kaufman）等美洲语言学家研究过。有人提出查鲁亚语可能与阿拉瓦克语系（Perea y Alonso, 1937）、马塔科语系（Ferrario）、卢列-比莱拉语系（Rona, 1964）以及瓜伊库鲁语系（Suárez, 1974）存在亲缘关系。

## 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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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鲁亚人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已知归咎于他们的第一起事件是1516年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在探索拉普拉塔河的探险中身亡。诸如耶稣会士佩德罗·洛萨诺（Pedro Lozano）在其1755年出版的《巴拉圭、拉普拉塔河及图库曼征服史》中，指控查鲁亚人杀害并吃掉了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及其同伴：

在抵达蒙得维的亚之前，会遇到索利斯河，这个名字是对著名拉普拉塔河发现者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悲惨结局的永久纪念。当他返回绘制地图时，轻信了河流附近野蛮的查鲁亚人，结果遭到背叛并被杀害，因此一些作者将其称为“背叛之河”。

然而，根据西班牙编年史家佩德罗·马蒂尔·德·安格莱里亚（Pedro Mártir de Anglería）的说法，索利斯死于食人的加勒比部落，即亚马孙血统的部落：

我认为不应隐瞒胡安·索利斯身上发生的事（……）当时他遇到了邪恶且食人的加勒比人，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详细描述过这些人。

马蒂尔·德·安格莱里亚在索利斯去世同年写下了他的《新世界年代记第三卷第十书》。由于查鲁亚人并没有食人的习俗，历史学家推测索利斯的死可能是由当时在拉普拉塔河畔游荡的钱杜莱瓜拉尼人造成的。

费利克斯·德·阿萨拉在其1821年死后出版的《巴拉圭及拉普拉塔河的描述与历史》中同意是查鲁亚人杀死了索利斯，但驳斥了食人的说法：

上述作者洛佩斯和洛萨诺，以及安东尼奥·莱昂·皮内洛（Antonio Leon Pinelo）在1623年向西印度群岛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补充说，查鲁亚人把死去的西班牙人烤着吃了；但我不相信，因为在野蛮人中，没有什么比习俗更持久的了，如果他们真的做过，他们现在也会做，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这种食物的记忆。这个谣言无疑是索利斯的一位兄弟和他的姐夫弗朗西斯科·托雷斯散布的。他们作为领航员，是那场不幸事件的目击者。他们被吓坏了，立刻返回西班牙，把这起事件和那个国家描绘得如此悲惨和丑恶，以至于有好几年打消了其他人再次探索那条河的念头，那条河当时很有理由被称为索利斯河（……）查鲁亚人杀死了拉普拉塔河的第一位发现者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但并没有像洛萨诺在第二卷第一章中错误声称的那样吃掉他。正是以这一事件为开端，他们发动了一场至今仍在持续、没有休战的战争，并导致了无数人的死亡。

佩德罗·德·安吉利斯（Pedro de Angelis）在1836年出版的《关于拉普拉塔河诸省古代与现代历史的著作和文献汇编》中，拒绝了阿萨拉的论点：

如果有一个地方让人不容置疑食人习俗的存在，那正是拉普拉塔河。它的首位发现者，不幸的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就在他的同伴和一位兄弟的眼前被查鲁亚人吞食。这一事实毋庸置疑。阿萨拉用来反驳它的论据如此站不住脚，甚至不值得回应。

马丁·德尔·巴尔科·森特内拉（Martín del Barco Centenera）在1602年出版的历史长诗《阿根廷》中，指控廷布人（timbúes）应对索利斯之死负责：

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扬帆起航；抵达巴拉那，却因廷布人的欺骗命丧黄泉，在一条名声显赫的小河里，因他的缘故，那条河被冠以“背叛”之名。

## 德雷克舰队

1570年底，英国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在拉普拉塔河航行时，舰队中的一艘船在今科洛尼亚省境内失踪。弗朗西斯的一个名叫约翰·德雷克（John Drake，侄子或兄弟）的亲属被查鲁亚原住民俘虏，并在几个月内作为奴隶。1580年底，约翰·德雷克与一名法国水手和另一名英国人抢走了一艘原住民独木舟，划过拉普拉塔河，前往刚建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抵达时的场景必然是惨不忍睹的：这三个光着脚、衣服破烂不堪、半裸着的男人，在与当今乌拉圭地区的狩猎采集者共处之后，决定向西班牙帝国的当局自首。他们所经历的奴隶生活一定极其痛苦，才让他们明知后果也会选择自首，因为这些私掠者很快就被监禁，随后被送往秘鲁的宗教裁判所。

## 关于查鲁亚人的历史证言

### 迭戈·加西亚·德·莫格尔

第一份用特定名称（chaurruaes）识别查鲁亚民族的文献是迭戈·加西亚·德·莫格尔（Diego García de Moguer）关于他1528年巴拉那河之行的《报告》（Relación）：

……再往前有一群被称为Chaurruaes（查鲁亚）的人，他们不吃人肉；以捕鱼和打猎为生；其他什么也不吃（……）在河北岸入口处的第一群人被称为Charruases；他们吃鱼和当地的食物，没有任何其他的生计……

### 乌尔里科·施密德尔

总督佩德罗·德·门多萨探险队的士兵乌尔里科·施密德尔（Ulrico Schmidl）在他出版于1567年的著作《拉普拉塔河之旅》中，描述了1536年抵达拉普拉塔河时遇到的查鲁亚人，称他们为zechuruass、zechurg和zechuruas：

我们在那里遇到了一群名叫zechuruass的印第安人，大约有两千名男子，除了鱼和肉没别的可吃。当我们到达时，他们抛弃了村庄，带着妇女和儿童逃跑了，所以我们没能找到他们。这个民族的印第安人全身赤裸，而他们的妇女则用一块棉布遮住从肚脐到膝盖的私处（……）他们的着装和zechurg人一样，从肚脐到膝盖（……）由四个民族组成，名叫carendies、barenis、zechuruas和zechenais diembus……

### 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

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Domingo Martínez de Irala）在1541年4月的《报告》中称他们为charruas：

同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带木板来建造双桅船，我可以沿着这条河的海岸向上游航行，找到柳木，甚至在圣加布里埃尔附近的同一海岸，岛屿上也能砍伐造船的木料。但这必须非常谨慎，因为直到现在，这部分印第安人既不表现出敌意，也不表现出友好，毕竟还没有与他们接触过。他们是charruas（查鲁亚）、beguas、maones和toparas，同时在这条海岸上活动的还有chanas（查纳人）和guaranys（瓜拉尼人），他们是敌人……

###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

《印第安、岛屿与大洋大陆通史及自然史》由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在1535年至1557年间分批出版，其中包含大量关于查鲁亚人的记载，他称其为jacroas：

在河口处有jacroas人，这群人靠狩猎鹿、鸵鸟和一种被称为apareaes（在新西班牙和西班牙其他地区被称为cortes）的动物为生；这里的人也在那条河岸和海岸上捕获许多好鱼。那里的地下有一些小洋葱状植物，对当地人和西班牙人来说都是美味的食物，还有其他一些像灯心草一样的根茎；还有像灰豹一样，状似灵缇犬的狐狸和狍子。这些人没有固定的居所或城镇：他们追逐猎物四处游荡，带着妻子和孩子，妇女们背着他们所有的财产，男人们则追踪猎物，杀死鹿和鸵鸟，向它们投掷绑在绳子上的石球，正如历史在其他地方提到这种武器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狩猎中也使用弓箭和木棒。这些印第安人位于北部的海岸一侧，再沿着同一海岸往前走，过了内罗河（Nero），还有另一群人，被称为chanastinbus……

### 弗朗西斯科·奥尔蒂斯·德·贝尔加拉

弗朗西斯科·奥尔蒂斯·德·贝尔加拉（Francisco Ortiz de Vergara）在1573年1月写给胡安·德·奥万多（Juan de Ovando）的报告中，这样提到查鲁亚人：

进入大河口后，有一个被称为charruaes（查鲁亚）的印第安民族。

### 马丁·德尔·巴尔科·森特内拉

马丁·德尔·巴尔科·森特内拉在1602年出版的历史长诗《阿根廷与拉普拉塔河的征服及秘鲁、图库曼与巴西诸国之其他事件》（简称《阿根廷》）中，多次提到查鲁亚人：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自称为Charruahas（查鲁亚），精神饱满，狂暴的战神赐予了他们 力量、勇气和强权。掌旗官带领着这群人 走在酋长前方，那是他的叔叔 阿巴尤巴（Abayubá），一个非常健壮的青年 酋长名叫萨皮卡诺（Zapicano）这群人身材高大，勇气非凡 却没有耕作和播种。在土地和战斗中，极其好战 极其大胆莽撞。若觉得居住地令人厌烦 便将其抛弃，因为房屋 仅用芦苇席搭建 因此很快就能搬到想去的地方。

### 鲁伊·迪亚斯·德·古斯曼

鲁伊·迪亚斯·德·古斯曼（Ruy Díaz de Guzmán）在1612年完成的《发现、殖民与征服拉普拉塔河诸省之阿根廷历史》（即《阿根廷手稿》）中描述了雅罗人和查鲁亚人如何杀害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án Caboto）于1527年派去探索乌拉圭河的队长胡安·阿尔瓦雷斯·拉蒙（Juan Álvarez Ramón）：

……遭遇海难后，拉蒙队长带领他的人乘坐一艘小船，尽力上了岸。附近的印第安人，被称为Chayos和Charrúas（查鲁亚），看到他们沿着海岸行走（因为不能所有人都在船上），便袭击了他们；在交战中，他们杀死了拉蒙队长和一些士兵，剩下的人乘船逃回了加博托所在的地方……

### 弗朗西斯科·德·塞斯佩德斯

1624年，总督弗朗西斯科·德·塞斯佩德斯（Francisco de Céspedes）同意在内格罗河汇入乌拉圭河的河口岛屿上建立名为“奥利瓦雷斯的圣弗朗西斯科”的查鲁亚人传教保留地（reducción）。因此，这位总督在1631年8月30日写信给国王说：

……这个省的其他印第安人，特别是居住在这条大河对岸的查鲁亚人（charruas），都很安静平和，并来这座城市服务，但由于他们的传教区是方济各会的，教士极度短缺……

### 迭戈·德·博罗阿

在方济各会试图将查鲁亚人安置在奥利瓦雷斯的圣弗朗西斯科传教区失败后，耶稣会士迭戈·德·博罗阿（Diego de Boroa）在1637年8月13日撰写的关于1635-1637年的《年度书信》中，提到了亚佩尤（Yapeyú）传教保留地：

在全省的所有传教区中，这或许是最困难的一个，因为它远离其他地区，并且位于雅罗人和查鲁亚人之间。这些部落完全是野蛮未开化的，他们完全依靠狩猎和捕鱼为生，要使他们定居并归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 佩德罗·洛萨诺

耶稣会士佩德罗·洛萨诺在《巴拉圭、拉普拉塔河及图库曼征服史》（1755）中表示：

“查鲁亚民族在古代非常庞大；其范围从巴拉那河的北岸延伸到北海沿岸；这是一群非常好战、身材高大、勇猛非凡的人。当西班牙人由于战败或自愿抵达他们的海岸时，总是会遇到这个难以对付的障碍。他们直到今天都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勇猛，向所有人展示他们的大胆，没有人敢去征服他们；除了高昂代价的友谊外，他们对西班牙人没有任何其他的承认，因为在这层友谊的掩护下，他们更安全地实施巨大的暴行。今天，他们占据的土地没有那么大，因为他们被限制在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这两条大河的自然边界内。实际上，他们是两岸的强盗；在巴拉那河一侧，他们在从圣菲通往科连特斯的皇家大路上抢劫；在乌拉圭河一侧，他们袭击靠岸的船只”。——佩德罗·洛萨诺

## 西班牙针对查鲁亚人的军事行动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历任总督为了“教化”东岸地区而进行的连续军事行动中，与原住民发生了多次战斗。胡安·奥尔蒂斯·德·萨拉特（Juan Ortiz de Zárate）、胡安·德·加雷（Juan de Garay）和埃尔南达里亚斯（Hernandarias）的探险队先后与原住民交战，导致数百人死亡。科洛尼亚-德尔萨克拉门托和蒙得维的亚的建立也成为与原住民冲突的导火索，加剧了死亡人数。

1702年2月6日，查鲁亚人及其盟友在伊河战役中迎战两千名来自传教区的瓜拉尼人，最终战败。查鲁亚人死伤300人，500人被俘，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查鲁亚当时仅有200名战士参战。西班牙指挥官对此表示：

……这支军队由两千名装备着火器、长矛、弓箭、石头和其他武器的印第安人组成，他们在被称为伊比库伊（Ibicuí）的地方和河流对不信教的印第安人雅罗人、莫哈内人（Moxanes）、查鲁亚人及其盟友进行了惩罚……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耶稣会传教区约四千名瓜拉尼人被置于西班牙人的指挥下，对查鲁亚人发起攻击。

在1715年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德·彼德拉布埃纳（Francisco García de Piedrabuena）带领瓜拉尼人从亚佩尤对恩特雷里奥斯的雅罗人和博汉人进行惩罚性远征之后，耶稣会士波利卡波·杜福（Policarpo Dufó）在1716年2月9日向上级的报告中提到：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查纳人定居的地方，现在通常由马查多人（Machados）居住，这是查鲁亚人中最大的一支部落，但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人（……）因为马查多人是和平的，所以告诉他们撤退了。

根据萨尔瓦多·卡纳尔斯·弗劳（Salvador Canals Frau）的研究，属于查纳-廷布群体的姆贝瓜人（mbeguaes）在巴拉那河三角洲延续到了18世纪，并在融入查鲁亚复合体时被称为“manchados”或“machados”。

在蒙得维的亚周边地区，经历了多年的入侵和突袭后，和平终于在没有牺牲的情况下得以实现。1732年3月22日，查鲁亚人与胡安·安东尼奥·德·阿蒂加斯达成协议，承认西班牙法律，同时西班牙人也承认查鲁亚人的法律，从而维持了持久的和平。

根据总督何塞·德·安多纳埃吉（José de Andonaegui）的命令，1749年11月，圣菲副总督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德·贝拉·穆希卡（Francisco Antonio de Vera Mujica）抓捕了339名从东岸逃离的查鲁亚人，其中包括酋长迈瓜伦（Maigualen）、格勒比尔贝（Gleubilbe）和多伊纳尔内格克（Dóienalnaegc）。他们被转移到了圣菲萨拉多河附近，促成了“卡亚斯塔的圣母受孕镇”（Nuestra Señora de la Concepción de Cayastá）于1750年9月17日在圣菲旧城原址上的建立。该传教区于1820年左右消失。贝拉·穆希卡在1752年1月对恩特雷里奥斯的另一次远征中，俘虏了53名查鲁亚人，并将他们分发给远征军作为奴仆。

1754年至1756年间的瓜拉尼战争，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联合打击“异教徒”，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到了18世纪末，西班牙的布兰登格斯骑兵（Blandengues）发起了一场被称为“查鲁亚战争”的行动，当时的军士长何塞·阿蒂加斯也参与其中。1800年10月4日，阿维莱斯（Avilés）总督派遣豪尔赫·帕切科（Jorge Pacheco）上尉前往乌拉圭西北部远征查鲁亚人。帕切科进行了三次远征，并于1801年6月16日建立了贝伦（Belén）。

几年后，许多原住民在何塞·阿蒂加斯、弗鲁克图奥索·里维拉、曼努埃尔·奥里韦和胡安·安东尼奥·拉瓦列哈的军队中作战。到了那时，查鲁亚人几乎已被消灭，这主要由于革命前的冲突以及他们与瓜拉尼裔其他部落的融合（这些部落通常被称为“tapes”）。除了军事行动外，流感、天花和梅毒等欧洲疾病也在几个世纪内摧毁了毫无防御能力的人口。

## 独立战争中的查鲁亚骑兵

何塞·龙多（José Rondeau）上校于1813年2月28日从被围困的蒙得维的亚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报告说：

“阿蒂加斯上校立即利用了他拥有的无限资源来展示其重要性，并威慑这支军队，直到将萨拉特亚将军（Sarratea）赶出本省。”

东岸爱国军是一支贫穷的军队，但拥有了解地形和乌拉圭东岸特征的当地人力“资源”。在内格罗河以北的山地（La Sierra）和阿雷伦瓜（Arerunguá），是查鲁亚印第安人的发源地。1805年，何塞·阿蒂加斯曾向北部西班牙总督代表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比阿纳（Francisco Javier de Viana）指挥官申请并在阿雷伦瓜获得了超过1万公顷的土地。

这些人力“资源”擅长驯养动物，他们截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人（porteños）的马群；用龙多的话来说：

“……他让我们感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是迅速夺取牛群和马群的行动，当发现时，猎物已经无法挽回了。”——龙多。

龙多召集阿蒂加斯上校前往塞里托营地（Cerrito）进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和阅兵式，以期在1813年2月26日编入军队：

“明天是光荣的一天，何塞·阿蒂加斯上校将亲自率领其部下加入这支军队。”——龙多。

同一天，巴托洛梅·穆尼奥斯（Bartolomé Muñoz）神父在日记中写道：

“26日破晓，步兵部队在整个围城阵线上列队。到了中午12点，将军们抵达。一百名查鲁亚印第安人殿后。”——穆尼奥斯。

阿蒂加斯的人力“资源”——“查鲁亚人”的骑兵，跟随着他完成了阅兵的殿后。

## 萨尔西普埃德斯大屠杀

1831年4月11日，在萨尔西普埃德斯溪（arroyo Salsipuedes）的源头，发生了著名的萨尔西普埃德斯大屠杀。当时的总统弗鲁克图奥索·里维拉将大本营设在塔夸伦博省和里奥内格罗省交界处的萨尔西普埃德斯大河（Arroyo Salsipuedes Grande）沿岸。总统召集了名叫波利多罗（Polidoro）、龙多（Rondeau）、布朗（Brown）、胡安·佩德罗（Juan Pedro）和韦纳多（Venado）的主要查鲁亚酋长及其全部部落开会，告诉他们乌拉圭军队需要他们来保卫国家的边境。

随后，一名军队长官“放开了他所有的马群，查鲁亚人相信这表明了诚意，也放开了他们的大部分马匹”。

根据记载，在受到款待并被灌醉后，他们遭到了由贝尔纳贝·里维拉（Bernabé Rivera）指挥的1200名士兵的袭击。据说里维拉本人向韦纳多酋长开火，发出了开始攻击的信号，当时他正要求酋长把刀借给他切烟草。然而，较新的观点认为，这一说法源于爱德华多·阿塞韦多·迪亚斯（Eduardo Acevedo Díaz）的小说《虎口》（La boca del Tigre），缺乏历史价值。

根据官方史学记载，结果有40名印第安人死亡，300人被俘，其中一些人逃脱并遭到贝尔纳贝·里维拉的追捕。军队方面有9人受伤，1人死亡。

对“查鲁亚人”（实际上他们属于不同的部落，未适应和平传教保留区，居住在东岸的乡村地区）的迫害并未随着萨尔西普埃德斯的冲突而结束。贝尔纳贝·里维拉继续追捕成功逃脱的叛乱分子。1831年8月17日，他在靠近阿拉佩伊河（río Arapey）河口的马塔奥霍（Mataojo）伏击了一群由“占卜者”（El Adivino）和胡安·佩德罗酋长率领的幸存者。这次事件造成15人死亡，80多人被俘。据报告，有18人成功逃脱，其中包括唯一的幸存酋长波利多罗。1832年6月16日，里维拉在一个名叫亚卡雷-库鲁鲁（Yacaré-Cururú）的山谷中发现了一群逃亡者。在一次伏击中，这些逃亡者和其他原住民杀死了政府军指挥官贝尔纳贝·里维拉、两名军官和九名士兵。

根据林肯·麦斯特吉·卡萨斯（Lincoln Maiztegui Casas）教授的说法，“查鲁亚人的消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历时200多年，源于欧洲人对领土的占领”。麦斯特吉认为，瓜拉尼人适应了传教保留区的生活，而查鲁亚人则没有。成千上万人在冲突中丧生，数以千计的人逃往西北部的巴西，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与其他人种混血，这些因素导致作为一个少数群体的他们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在萨尔西普埃德斯溪边对聚集的“异教徒”进行的突然袭击，标志着乌拉圭原住民国家（即拥有自己名称、与特定领土相关联、拥有共同祖先神话并共享历史记忆的人类共同体）的终结。

2021年，乌拉圭政府正式将萨尔西普埃德斯遗址认定为记忆遗址。

## 在法国的查鲁亚人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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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得维的亚东方学院院长、法国人弗朗索瓦·德·屈雷尔（François De Curel）认为，直接接触即将灭绝的人种幸存者会激起法国公众和科学家的兴趣，因此请求乌拉圭政府授权将四名查鲁亚人带往巴黎。为此甚至成立了一家公司，目的是在“人类动物园”中展览并研究他们。

在屈雷尔的控制下，有一名名叫玛丽亚·米卡埃拉·古尤努萨（María Micaela Guyunusa）的妇女和两名男子：萨满塞纳夸·塞纳凯（Senacua Senaqué）和酋长拜马卡·皮鲁（Vaimaca Pirú）。年轻的战士劳雷亚诺·塔夸贝·马丁内斯（Laureano Tacuavé Martínez）则是政府从在押囚犯中挑选出来的。这个群体在乌拉圭被称为“最后的查鲁亚人”，他们于1833年2月25日乘船前往法国，当时古尤努萨已怀孕两个月。

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一条小巷里举行的展览并不成功，其中三人于同年（1833年）在巴黎去世。他们的骨架、保存在罐子里的器官、皮肤碎片以及三具尸体的牙齿，被保存在夏乐宫人类生物学实验室的地下室长达170年。古尤努萨在法国出生的女儿次年夭折，而塔夸贝成功逃脱，下落不明。遗憾的是，屈雷尔并没有兑现他向当时国家政府申请时的承诺。在经过与法国官方多年的交涉后，2002年7月17日，在豪尔赫·巴特列（Jorge Batlle Ibáñez）执政期间，拜马卡·皮鲁的遗骸被运回乌拉圭，并于两天后安葬在蒙得维的亚中央公墓的国家先贤祠中。

## 查鲁亚名称的起源

关于“查鲁亚（charrúa）”一词，存在着不同版本的起源说，其中大多数带有贬义：“被抢夺的人”、“毁灭者”、“美洲豹”、“残缺不全的人”，还有一些比较浪漫的说法，如“水边的人”或“彩绘的人”。对于外国人来说，形容他们的方式绝对不缺。然而，关于这个原住民家族如何自称，至今仍一无所知。

佩德罗·德·安吉利斯在其1836年出版的《关于拉普拉塔河诸省古代与现代历史的著作和文献汇编》中指出：

查鲁亚人坚持其攻击和掠夺的体系，不断使东岸地区的居民处于恐慌之中。他们最初在巴西边境活动，最后定居在夸雷姆河（Cuareheim）和伊比拉普伊塔-米尼河（Ibirapuitá-mini）的源头之间。1831年，在弗鲁克图奥索·里维拉将军指挥的东岸军队的追剿下被消灭。唯有如此，邻国才能摆脱这些令人不安的居民。如今，也许很难再聚齐这个过去令人畏惧的部落的三十个人。他们的全部历史都浓缩在他们的名字里——“查鲁亚”在瓜拉尼语中的意思是“我们是动荡不安、惹是生非的”（“Cha”意为我们，“rru”意为易怒的）。

其他提出的假设包括：

- 比森特·菲德尔·洛佩斯（Vicente Fidel López，在1869年的《阿根廷领土历史地理》中提出）：来自瓜拉尼语 chara（意为“水边的”、“沿岸的”或“河滨的”）。他还提出，可能源自瓜拉尼语 Char - huá（“蝗虫”）。
- 弗朗西斯科·包萨（Francisco Bauzá，在1895-1897年的《乌拉圭的西班牙统治史》中提出）：认为它源自瓜拉尼语，意思是“易怒的”或“我们是毁灭者”。
- 鲁道夫·舒勒（Rodolfo Schuller，在1904年为阿萨拉著作《巴拉圭及瓜拉尼传教区的自然与球面地理》撰写的序言中提出）：该名称的意思是“被彩绘的人”、“有斑点的人”或“残缺不全的人”。
- 胡利奥·埃斯塔维略（Julio Estavillo，在1950年的《沿海原住民》中提出）：认为这是蛇图腾的名字：char、chan 或 kan，查纳人等其他民族也使用这个词，并催生了“yarará”（亚拉拉毒蛇）这个词（charará）。
- 塞萨尔·洛佩斯·蒙菲廖（César López Monfiglio，在1962年的《查鲁亚人中的图腾崇拜》中提出）：推断该词意为“我们美洲豹”。

人类学家丹尼尔·比达尔（Daniel Vidart）在2001年对“查鲁亚”一词进行了词源分析。根据比达尔的说法，“charrúa”是一个加利西亚语词汇，指的是一种木制面具，用作伪装。这些面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可能是用于狂欢节等民间节日。在加利西亚戴着这种被称为“charrúas”的面具的人，打扮和面部彩绘引人注目，同时会做出带有一定攻击性的姿态。根据这一假设，拉普拉塔河东岸原住民色彩鲜艳的服装，以及他们像面具一样彩绘的脸庞和奇怪的姿态，使西班牙航海家想起了在节日中戴着这种面具的加利西亚人；需要注意的是，迭戈·加西亚·德·莫格尔的探险队正是从加利西亚的拉科鲁尼亚港口出发的。

## 雅罗人、博汉人、查纳人和米努安人的命运

关于雅罗人的命运，阿萨拉记载道：

在16世纪，雅罗人被查鲁亚人消灭；但按照野生印第安人的习惯，他们保留了雅罗人的妇女和男孩，这些人今天已经混合在一起，无法区分。

关于博汉人，他说：

……我认为其中一部分被放弃圣萨尔瓦多的西班牙人带到了巴拉圭，其余的在雅罗人同一时期被查鲁亚人消灭。

关于查纳人：

后来受到查鲁亚人的侵扰，他们回到了他们的岛屿，主要定居在被称为比斯凯诺斯（Vizcaínos）的地方。但由于害怕遭遇雅罗人和博汉人最近被消灭的命运，他们请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人保护他们，并提出愿意成为基督徒。事实上，该市的总督将他们带离岛屿，为他们建立了圣多明各-索里亚诺镇（Santo Domingo Soriano），并派驻了一支卫队，让他们像西班牙人一样自由生活，而不必服从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社区管理。结果很自然，这些印第安人生活得很快乐，并与西班牙人一样变得文明，失去了他们的语言、习俗等，并与西班牙人混血，以至于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被视为西班牙人。

关于米努安人，他提到他们与查鲁亚人结盟：

……他们与查鲁亚人结成联盟和密切的友谊，以维持自身并攻击刚刚开始在蒙得维的亚施工的西班牙人（……）最后，一部分查鲁亚人和米努安人被西班牙人强迫，并入了乌拉圭传教区中心地带的村镇，另一部分今天在卡亚斯塔传教保留区平静地生活。但另一部分在南纬30度至31度之间自由活动的人，有时对葡萄牙人，而且始终对西班牙人进行血腥的战争（……）当查鲁亚人向北深入时，他们与之结成了最密切的联盟和友谊，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乌拉圭河上往返，齐心协力袭击蒙得维的亚及其周边的西班牙人（……）耶稣会神父弗朗西斯科·加西亚（Francisco García）试图在伊比库伊河上建立耶稣玛丽亚传教区或村镇，让米努安人定居；但他们又回到了四处游荡的自由生活，只有极少数人能加入名为圣博尔哈（San Borja）的瓜拉尼人村镇。

## 现状

在阿根廷和巴西，查鲁亚人的存在得到了官方层面的认可。而在乌拉圭，政府与原住民代表之间存在争议，因为官方叙事并不承认目前还有原住民存在。官方观点认为，今天乌拉圭领土上的原住民族群已经“消失”，而具有原住民血统的人及其后裔则要求国家给予官方承认。

据估计，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有16万至30万人拥有某种查鲁亚血统。

### 在阿根廷

阿根廷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共有14,649人自我认同为查鲁亚人。其中3,513人居住在恩特雷里奥斯省，1,807人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93人居住在科连特斯省。与2004-2005年的数据相比，这一数字有所上升：在作为2001年全国人口、家庭和住房普查补充的《原住民补充调查》（ECPI）中，只有4,511人自我认同为查鲁亚人，其中676人居住在恩特雷里奥斯省。

#### 在恩特雷里奥斯省

恩特雷里奥斯省宪法第33条承认原住民族群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先在性，并基于这种承认，保障他们一系列权利，包括尊重其身份和文化。

自1995年以来，国家原住民事务局（INAI）通过全国原住民社区登记处（Renaci）赋予一些查鲁亚原住民社区法人资格。在登记处中列出了恩特雷里奥斯省的三个查鲁亚社区：

- 美洲豹村查鲁亚社区（Comunidad Charrúa del Pueblo Jaguar，位于比利亚瓜伊县，2007年6月28日登记）
- Güe Guidaí Berá社区（位于塔拉县，2009年11月17日登记）
- Naybu社区（位于联邦县联邦殖民地，2013年10月9日登记）

INAI和原住民社区领土调查项目还记录了恩特雷里奥斯省存在的其他14个查鲁亚社区：Onkaijumar社区（巴拉那）、Guidai社区（维多利亚）、Los Algarrobos社区（瓜莱瓜伊丘县）、Remajunen社区（位于Gobernador Sola和Maciá之间的Chaco Chico）、Jhuimen Etriek社区（Rosario del Tala和Maciá）、Oyendajau社区（杜拉斯诺）、Itanu社区（比利亚瓜伊）、Charrúa Etriek社区（比利亚瓜伊）、Carabi社区（联邦县）、Sacachispas社区（查哈里）、Inchala社区（圣安娜）、Itú或Salto Chico社区（康科迪亚）、Cepe社区（康科迪亚）、Abayubá社区（康科迪亚）。还有其他组织正在迪亚曼特、费德拉西翁和科隆成立。其中一些社区组成了“恩特雷里奥斯查鲁亚社区协调委员会”（Codecha）。

自2008年起，恩特雷里奥斯省的查鲁亚人在INAI的原住民参与委员会（CPI）中拥有一名代表。2011年9月17日，通过社区大会的选举产生了一名正代表和一名副代表进行了换届。在2016年10月，选举产生了2名代表，任期3年。

### 在巴西

如今，在圣安热卢、圣米格尔达斯米松伊斯和阿雷格里港大约有400名查鲁亚后裔。2007年11月9日，阿雷格里港市议会举行仪式，正式承认查鲁亚社区为巴西的原住民族。尽管巴西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曾认为该族群已灭绝，并且后裔不能成为已灭绝族群的一部分，但在2007年9月，查鲁亚人再次在基金会的官方活动中获得承认。该活动由市议会、州立法议会和巴西联邦参议院的人权委员会联合组织。

### 在乌拉圭

1996-1997年的“全国家庭持续调查”要求被采访者“明确声明他们认为自己属于哪个种族”，并澄清这指的是对属于特定民族/种族群体的“自我认知”。这项调查适用于约13万名城市地区居民（4万户家庭）组成的样本，根据该机构的数据，这大约代表了总人口的86%。其中0.4%的人自认为是原住民种族（原住民以及原住民与白人混血）。在2006年的扩大版全国家庭持续调查中，在总共18506户住宅样本中，有115,118人自认为有原住民血统，占总人口的4.5%。在2011-2012年的人口普查中，至少有5%的受访者自认为是原住民。

“查鲁亚民族后裔协会”（ADENCH）于1989年8月19日在特立尼达成立，旨在拯救、保护和传播乌拉圭的原住民议题。2005年6月25日，“查鲁亚国家委员会”（CONACHA）成立，该委员会由十个来自乌拉圭各地的查鲁亚后裔组织组成，其中包括ADENCH，但ADENCH在2015年以不可调和的分歧为由退出。

乌拉圭的查鲁亚人向国家提出了三大诉求：官方承认萨尔西普埃德斯种族灭绝事件；乌拉圭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关于原住民和部落人民的公约）；以及修订关于原住民的官方历史叙述。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承认保留其传统和制度（或部分）的原住民及其后裔。乌拉圭国家拒绝批准该公约，理由多种多样，包括不适用性、需要修改法律，以及抵制因承认而产生的土地划拨要求。乌拉圭的查鲁亚人要求获得约2000公顷的土地，以保护其文化和宗教遗产，包括印第安丘（Cerritos de indios）。

关于将原住民血统考虑在内的科学和群体遗传学研究，ADENCH曾在1993年与乌拉圭共和国大学合作，允许采集其成员的血液样本以研究血清学标志物，结果显示其群体内有13%的原住民基因贡献。

#### 遗传学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遗传学研究将乌拉圭人口中的“原住民基因贡献”设定为10%，母系方面的贡献比例相当高（31%），而父系的贡献则低得多（5%）。同样，塔夸伦博省记录了全国最高的原住民基因比例，达到20%，而塞罗拉尔戈省为8%，蒙得维的亚为1%。同时，这三地的母系基因贡献比例分别为62%、30%和20%。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原住民的基因贡献高于非洲人，但原住民几乎完全与西班牙殖民者和克里奥尔人（在较小程度上，也与非洲人及其后裔）混血，且他们的后代继续与欧洲后裔（无论是殖民时期还是19和20世纪的移民潮）大量混血。这导致目前几乎所有拥有原住民血统的后裔都呈现出类似于南欧人的表型或更接近欧洲人的外貌，而非该地区原住民的外貌，因为他们身上携带的欧洲基因占比要大得多。此外应当澄清，身为原住民后裔并不意味着必然是查鲁亚人后裔，因为在西班牙殖民前及期间，乌拉圭曾居住着多个不同的原住民族群。

在2010年代至202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我们可以确定拜马卡是查鲁亚人，但我们无法确定他的母亲或高祖母也是查鲁亚人”。存在能够区分不同原住民群体的基因特征，“几乎所有现代瓜拉尼人都携带A单倍群，而在乌拉圭，A单倍群的频率排在B单倍群和C单倍群之后，居第三位；这向我们表明，如今的原住民遗传遗产不可能仅仅或主要是瓜拉尼人的”。

#### 在乌拉圭关于查鲁亚身份的争议

诸如伦索·皮·乌加特（Renzo Pi Hugarte）和丹尼尔·比达尔（Daniel Vidart）等学者批评了那些试图被承认为查鲁亚人的活动人士，指责他们伪造历史真相。

一方面，比达尔认为查鲁亚民族最初居住在阿根廷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南部，并在相对较近的时期（18世纪）迁移到乌拉圭，因此他认为在如今乌拉圭领土的前殖民时期，真正有影响力的民族应当是：

- 阿瓦瓜拉尼人：在欧洲人到来时，他们居住在乌拉圭河周围（仅考虑当前乌拉圭领土）。此外，后来数以千计在耶稣会传教区皈依基督教并与西班牙人共同生活的人进入了该领土，因此他们的数量远超查鲁亚人。
- 米努安人（Minuanes）：他认为这是与查鲁亚人不同的人群（实际上他们曾与基督教化的阿瓦瓜拉尼人一起对抗过查鲁亚人），并且是占据了当今乌拉圭最大领土的人群。
- 查纳人：语言学家达马索·安东尼奥·拉拉尼亚加（Dámaso Antonio Larrañaga）的记录证明，他们曾在阿根廷恩特雷里奥斯省和乌拉圭里奥内格罗省居住过。

这两位学者还批评了那些所谓的后裔希望被视为原住民的做法。他们指出，拥有血统并不意味着就是查鲁亚人，因为该民族的文化已经在19世纪灭绝，最后幸存者并没有将其传给子女，因此现在的后裔（他们也同时是欧洲殖民者和移民，尤其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后代）只是从文献中了解查鲁亚民族和文化，而不是通过家庭传承。

他们还批评目前活动人士举行的多项仪式，认为这些仪式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属于其他原住民族。比达尔将他们称为“克里奥尔印第安迷”（indiófilos criollos）和“不可能存在的‘查鲁亚乐园’的发明者”，而皮·乌加特则将他们定性为“查鲁亚狂热者”。与此同时，人类学家兼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克莱因（Fernando Klein）表示，他认为CONACHA等组织的成员是“查鲁亚主义者”（charruístas），但不是查鲁亚人。

目前，学术界的一部分强烈反驳这些质疑声，并将其定性为否认主义。这些学者包括玛丽埃拉·埃娃·罗德里格斯（Mariela Eva Rodríguez）、安德烈娅·奥利韦拉（Andrea Olivera）和何塞·伊格纳西奥·戈麦萨·戈麦斯（José Ignacio Gomeza Gómez）。乌拉圭国家人权和监察员办公室等多家机构也对乌拉圭原住民的诉求表示支持，例如在宣布萨尔西普埃德斯为记忆遗址的动机说明中就有所体现。

#### 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再现

1938年，“最后的查鲁亚人”纪念碑落成，以纪念前文所述被送往法国展览的四名查鲁亚人。用“最后的”这个词来指代该群体受到了质疑，因为人们认为在萨尔西普埃德斯大屠杀之后，许多妇女、老人和儿童被俘，并在不同城市的住宅里作为奴隶或仆人被强迫劳动。这座纪念碑可以被视为国家暴力以及对当地原住民族犯下种族文化灭绝的一处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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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拉圭社会看待查鲁亚人的视角方面，胡安·索里利亚·德·圣马丁在1888年发表的史诗《塔巴雷》（Tabaré）被视为乌拉圭的国家史诗。这首诗以16世纪末西班牙人与查鲁亚人的战争为背景，讲述了查鲁亚人塔巴雷与西班牙女子布兰卡的爱情悲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查鲁亚”一词在乌拉圭人心中逐渐获得了勇敢、力量、凶猛、武士骄傲和战斗胜利的内涵，并被转移到体育壮举上。在乌拉圭人的潜意识中，这个远离其他前哥伦布时期文明复杂性和发展的原住民社会开始带上神话色彩。据记者兼研究员路易斯·普拉茨（Luis Prats）称，“查鲁亚之爪”（garra charrúa）这一表达方式始于1935年在利马举行的南美足球锦标赛。当时乌拉圭国家足球队依靠一支由前几届奥运会及赢得193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老将组成的队伍赢得了该届冠军。

##### 官方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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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8日颁布了第18,589号法律，规定每年4月11日为“查鲁亚民族与原住民身份日”。该法律还规定，行政部门和公共教育机构必须协调各项行动，向公民宣传原住民对国家认同的贡献、与查鲁亚民族相关的历史事件以及1831年4月11日在萨尔西普埃德斯发生的事情。

此外，国家荣誉记忆遗址委员会在2021年12月15日的第36/2021号决议中规定：宣布“萨尔西普埃德斯通道”为“记忆遗址”（sitio de memoria，即构建记忆的地方），并设置一块标明此声明的牌匾。该牌匾于2022年10月16日安放。

## 外部链接

- 音频. Charrúas, güenoas, arachanes y guaraníes en la identidad nacional uruguaya （乌拉圭民族认同中的查鲁亚人、盖诺阿人、阿拉昌人和瓜拉尼人）. 第10分钟及以后。（2025年9月）
- "Ascendencia indígena por línea paterna en Uruguay no llega al 2% de la población, por línea materna, supera el 34%". Mónica Sanz （“乌拉圭父系原住民血统不到总人口的2%，而母系则超过34%”。莫妮卡·桑斯） Sobre Ciencia. （2021年6月）
- Archivo Artigas 第1至36卷. 乌拉圭国家图书馆.
- 关于查鲁亚人的出版物与书籍. 乌拉圭立法机构图书馆.

## 基本资料

- 群：查鲁亚人、（Charrúa）
- 地区：阿根廷、巴西、乌拉圭
- 人口：乌拉圭、根据人口普查，约1%的人口自我认同为查鲁亚人 (2011)、阿根廷 14,649人 (2010)、巴西 42人 (2014)
- 语言：查鲁亚语
- 宗教信仰：万物有灵论
- 相关：查纳-廷布人（Chaná-timbúes）、雅罗人（Yaros）、博汉人（Bohanes）与查纳人（Chaná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