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约翰·冯·克鲁森施滕

亚当·约翰·冯·克鲁森施滕（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1770年11月19日－1846年8月24日），俄语名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克鲁森施滕（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Крузенштерн），俄罗斯帝国海军著名航海家，俄罗斯帝国海军上将海军上将（1841年），俄罗斯帝国皇帝陛下侍从团（1842年），有波罗的海德意志和瑞典血统。他率领了俄罗斯首次环球航行。

由于音译标准的差异及历史文献，其姓氏有克鲁森施藤、克鲁仙斯特、克鲁森斯特恩等译名，现代学术界多采用符合德语词源的“克鲁森施滕”。

## 生平

克鲁森施滕出身于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家庭。因俄瑞战争爆发，他1787年提前俄罗斯帝国海军军官学校（Морской кадетский корпус）毕业，并在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穆洛夫斯基麾下服役。1793年至1799年间，他与尤里·费奥多罗维奇·利相斯基一同被派往英国皇家海军进行长期实习；期间游历了美国（据闻曾在费城获乔治·华盛顿接见）、巴巴多斯、苏里南、百慕大、加尔各答及广东。

1799年，他首度提出发展俄属北美与大清贸易及派遣环球探险队的计划，初时遭当局搁置。

1803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关注修订后的计划，克鲁森施滕遂被任命为俄罗斯首次环球探险队队长。由于此次航行旨在促进俄美公司业务并由其资助，他在途中与公司代表——驻日全权大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雷扎诺夫产生了严重分歧。

探险圆满结束后，克鲁森施滕获颁多项殊荣，并获准公费出版航海纪录。该著作于1809年至1813年间以德语及俄语发行三卷，随即被翻译成七种语言。1816年，他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218席）。

1811年，克鲁森施滕出任俄罗斯帝国海军军官学校学监。

1814年，他负责起草奥托·冯·科策布探险队的科学考察指南，并前往英国购置精密仪器。

此后他休假致力于编纂学术巨著《南海地图集》（1823年—1826年，附三卷研究报告及1835年—1836年之补编）；1836年，他凭此成就荣获狄米多夫奖。

1827年，他重返现役，出任海军军官学校校长及海军部委员会成员，在此职位任职长达16年。

他最后一次出国是1840年前往德国。逝世后，葬于塔林圣母主教座堂。其生前居所位于今爱沙尼亚的基尔齐庄园（Kiltsi）。

## 家族及早年（1770年—17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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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森施滕家族的始祖是Philip Crusius，1597年出生于艾斯莱本，其家族成员多为路德宗牧师。他因从事与爱斯特兰的贸易遭遇海难，后获列韦尔议员米伦（Müllen）资助。

据家族传说，克鲁修斯在1630年代曾履行外交职责：担任荷尔斯泰因驻爱斯特兰常驻代表，并曾出使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与阿拔斯一世。1644年，克鲁修斯加入瑞典国籍；1649年3月9日，克里斯蒂娜女王颁布法令封其为贵族，赐姓“冯·克鲁森施滕”（von Krusenstiern）并授予个人徽章。1659年，他买下了Хагуди (посёлок)庄园，当时这被认为是爱斯特兰最小且最贫穷的庄园之一。至其晚年（1676年），他已晋升为列韦尔асессор城堡法庭（Burg-gericht），甚至曾代理瑞典驻爱斯特兰总督；他因修订爱斯特兰贵族名录与土地地籍册而闻名。

其子兼继承人埃弗特·菲利普（Evert Philip）曾在瑞典军队担任军官，在大北方战争期间被俄军俘虏，在俄罗斯（包括西伯利亚）滞留了约22年。当他回到已于1721年成为俄罗斯列韦尔省、且满目疮痍的爱斯特兰后，他在晚年结婚并致力于重建家族庄园。他的长子——即航海家的父亲——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iedrich，1724—1791）娶了克里斯蒂娜·弗雷德里卡·冯·托尔（Christina Frederika von Toll，1730—1804），正是用她的嫁妆建造了庄园的石造宅邸。亚当·约翰（即伊凡·克鲁森施滕）是家中八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他与年长一岁的哥哥卡尔·弗里德里希（1769—1847）关系尤为亲密。正是卡尔·冯·克鲁森施滕继承了祖产，他在两段婚姻中至少育有22名子女，其中15人（包括9个儿子）活到了成年并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克鲁森施滕家族还有一支瑞典分支，是埃弗特·菲利普的兄弟、阿道夫·弗里德里希（Adolf Friedrich）上校的后代，他们移居到了瑞典。阿道夫·弗里德里希之子莫里茨·阿道夫·冯·克鲁森谢纳（Mauritz Adolf von Krusenstierna，1707—1794）官至海军上将及斯德哥尔摩国务委员。其孙塞巴斯蒂安·冯·克鲁森谢纳（Sebastian von Krusenstierna，1760—1836）官至海军上校，曾参加1788年—1790年的俄瑞战争，而他的俄国亲戚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则在敌对阵营作战。塞巴斯蒂安的异母兄——上校莫里茨·所罗门·冯·克鲁森谢纳（Mauritz Salomon von Krusenstierna，1746—1810）也参加了这场战争，他此前曾多次航行至东印度与大清，随后参加了霍格兰海战，而伊凡·克鲁森施滕也作为敌对方参与了该战役。与莫里茨·所罗门一同参战的还有他的亲戚莫里茨·彼得（Moritz Peter）与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k Wilhelm）。

克鲁森施滕家族在爱斯特兰的产业并不兴旺：父亲约翰·弗里德里希不得不受雇管理其他庄园。1770年代中期，他曾两度当选县级地方法官（Mann-gericht），但两次都因该职位耗资过钜而被贵族会议免职。亚当·约翰在12岁之前都在家中接受教育，父亲尽管收入微薄，却未在教育上节省：他们聘请通常由来自德国的贫穷神学系学生担任家庭教师。来自布伦瑞克的家庭教师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卡尔姆（Georg Friedrich von Kalm）后来娶了约翰·克鲁森施滕的女儿——叶琳娜（Elena）。家里还聘请了一位法国女家庭教师，因为在启蒙时代，法语是高等文化的象征。1782年，哥哥卡尔与亚当同时被送入塔林圣母主教座堂旁的塔林圣母主教座堂贵族学校（Domschule），在那里学习了两年。

## 海军军官学校、服役与海外实习（1784年—17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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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隆施塔特

对于德国贵族的次子们而言，从军是自然的人生抉择，本质上仅在于选择哪个兵种。卡尔·冯·克鲁森施滕于1784年获准进入俄罗斯帝国帝国侍从军官学校。亚当于1785年1月进入当时颇不寻常的俄罗斯帝国海军军官学校，因为18世纪出身波罗的海地区者几乎不选择海军；克鲁森施滕可能是当时该校唯一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海军院校的学业本就较为艰苦，且职业前景较陆军更为渺茫，这种情况并非俄罗斯独有。1771年大火后，海军军官学校迁往克隆施塔特的克隆施塔特意大利宫，并在此驻扎多年。由于公务繁忙，校长伊凡·洛吉诺维奇·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海军上将长居圣彼得堡，仅偶尔巡视克隆施塔特。这导致学员的教育与管理受到影响，生活条件亦十分斯巴达式。克鲁森施滕的女婿特奥多尔·冯·贝恩哈迪后来转述岳父的回忆称：校舍供暖不足，许多窗户破损，学员伙食糟糕，且极少更换衣物与床单。学校内部人际关系粗暴，教官常以绰号称呼学员。学员间还存在“老兵欺凌”现象：日常生活由从海军候补生（Gardemarine）中选出的高年级学员掌控；更有甚者，每位海军候补生都有一名由低年级学员担任的“副官”，后者必须服侍前者并默默忍受责难与殴打，作为交换，高年级生有义务协助低年级生完成学业任务。课程分为两部分：上午（7时至11时）学习数学与导航，下午（14时至18时）专攻外语。周六不设晚课，而是总结学员一周的表现，并据此实施惩戒与体罚。

当亚当·约翰·冯·克鲁森施滕进入海军军官学校时，他比大多数同届生年长两岁，这或许使他较少受到骚扰。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将自己的名字俄罗斯化，此后一直自称为“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他最好的朋友是尤里·费奥多罗维奇·利相斯基，利相斯基虽然年纪较小，但比他早两年入学。据利相斯基回忆，克鲁森施滕“专注、严肃、封闭、寡言且拘谨”，很少与同伴们一同消遣。利相斯基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们在一次训练航行中相识的经过：由于共用一间舱房，尤里发现亚当的床上放着一本关于维图斯·白令探险队的书。在学员中，书籍通常是稀缺品。利相斯基深受一位老师的信任，得以借阅其私人藏书。伊凡·克鲁森施滕当时曾说，白令的逝世令人羡慕，他自己也期盼能前往这位航海家的墓前凭吊。

### 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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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克鲁森施滕在军官学校的学习仅持续了规定六年学制中的三年半：1787年5月，因俄土战争爆发，142名学员被提前晋升为海军候补生（Gardemarine）；随后战火蔓延至波罗的海，演变为对瑞典的战争。不久，伊凡晋升为海军少尉（Michman），并被分配至74门炮的战列舰“姆斯季斯拉夫号 (1783年)”号（Mstislav）上，归指挥。穆洛夫斯基至1787年10月时，已为穆洛夫斯基探险队环球航行做好了万全准备。据间接资料推测，克鲁森施滕引起了穆洛夫斯基的兴趣，并有机会与其探讨远洋航行的实务问题。

1788年7月10日，克隆施塔特分舰队出海，但因风力微弱导致队形严重拉长。7月17日爆发了霍格兰海战，“姆斯季斯拉夫”号在战斗中受损严重。17岁的伊凡·克鲁森施滕在战斗中指挥舰艏的一门火炮，随后舰长派他负责在各战斗部门间传递指令。1788年下半年几乎未发生战斗，部分舰队被部署在列韦尔基地，这让克鲁森施滕得以回家探视。在他初次参战整整一年后（1789年7月17日），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参加了厄兰岛海战；这一次，指挥官穆洛夫斯基在他眼前被炮弹击中身亡。战列舰的指挥权随后由奥托·冯·埃森接管。1790年5月13日爆发了列韦尔海战，俄军借此成功将瑞典舰队封锁在维堡。克鲁森施滕随后参与了红山（Krasnaya Gorka）及维堡湾的海上激战。7月3日，19岁的少尉克鲁森施滕被派往敌舰接收雷永安克（Leijonanker）海军少将及其舰旗。因战功卓著，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被晋升为海军中尉。

1791年和1792年，克鲁森施滕因公务在列韦尔和克隆施塔特度过；“姆斯季斯拉夫”号停泊在港口，需要大修。服役期间有足够的空闲时间供其自修，包括将英语和法语提升至完美水准；克鲁森施滕还开始研习在主教座堂学校时曾荒废的拉丁语，他后来甚至声称“在英国，不懂拉丁语就不能自诩为受过教育的人”。同时，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还勤修天文学与地理学。在同袍中，他与尤里·利相斯基及雅各布·白令（维图斯·白令航海家之孙）保持交往。1791年8月30日，父亲约翰·弗里德里希·冯·克鲁森施滕去世，他终其一生未能致富，不得不将家族庄园哈古迪抵押10年。长兄卡尔在对土耳其的前线作战英勇，按例应继承庄园。伊凡·克鲁森施滕的主要经济支持来自靠房地产致富的叔叔卡尔·阿道夫。

### 海外实习

#### 英国与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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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3月，俄英协定重新生效，该协定规定俄国军官可在英国皇家海军舰艇上接受培训。最初计划派遣12名实习生，后扩增至16人。其中包括一个紧密的四人小组：野心勃勃的23岁克鲁森施滕、尤里·费奥多罗维奇·利相斯基、雅各布·白令以及年轻军官巴斯卡科夫（Baskakov）。他们于1793年11月1日搭乘“伦敦范妮号”（Fanny of London）从克隆施塔特出发；商船队在赫尔辛福斯集结成船团，于11月19日顺利抵达赫尔。年轻军官们对严格的海关检查及为其微薄行李征收的4几尼（约合当时的40卢布）关税感到惊讶。由于住宿费用高昂，实习生们随即改搭驿站马车前往伦敦，历时四天（11月22日至26日）。在首都，他们受到俄罗斯驻英大使谢苗·罗曼诺维奇·沃伦佐夫伯爵的接见，大使告知实习生们有五个月的时间来熟悉英语、国家与民情。克鲁森施滕因受过欧式教养且语言能力较佳，得以结识有用的人脉并进入社交界。他获得了选择服役地点的机会；1794年5月4日，克鲁森施滕前往朴茨茅斯登上忒提斯号 (1782年)（HMS Thetis）护卫舰，该舰由亚历山大·科克伦舰长指挥，舰上还有舰长侄子——未来的海军上将第十代邓唐纳德伯爵托马斯·科克伦。护卫舰于5月21日出海，7月13日抵达加拿大海岸。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捕获作战，追猎从北美海域至加勒比海的法国军舰；克鲁森施滕是舰上唯一精通法语的人，负责翻译工作，并借此获得了100英镑的捕获奖金，但他将这笔钱全数分给了普通水手。从他随后在英国与俄国服役的表现来看，这是其性格特征的有意识展现。

由于“忒提斯”号在1794年底搁浅并需进行长期维修，克鲁森施滕决定前往美国考察。根据约翰·昆西·亚当斯1810年5月3日的日记记载，克鲁森施滕在费城拜会了总统乔治·华盛顿，这次会面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关于他们交往的证据。据其女婿和女儿所述，克鲁森施滕还曾造访巴巴多斯、荷属圭亚那及百慕大。1796年9月12日，克鲁森施滕与利相斯基搭乘克娄巴特拉号 (1779年)（HMS Cleopatra）护卫舰启程返回英国，期望能进行前往亚洲的远航。护卫舰在爱尔兰海岸遭遇了一艘法国战列舰，但未发生战斗；1797年1月，俄国水手们平安抵达英国本土。然而，尽管有沃伦佐夫大使的关照，他们前往印度的服役安排仍不顺利。1797年3月16日，克鲁森施滕、利相斯基和巴斯卡科夫（白令此时已病逝）受雇于一支前往开普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护航船队，寄望于船员短缺能带来后续的雇佣机会。果然，在南非，利相斯基被指派到被俘获的法国护卫舰瓦佐号 (1779年)（Oiseau）上服役，但他以正当理由推辞了，克鲁森施滕随即顶替了他的位置。此后两人分道扬镳许久：利相斯基虽然最终于1799年抵达印度，但未能在当地与这位年长的挚友重逢。

#### 印度与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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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加尔各答后，众人发现“瓦佐”号（Oiseau）受损严重：在非洲触礁后，一块珊瑚岩嵌入了船体破洞中，奇迹般地卡在那里直到船只进入干船坞。伊凡·费奥多罗维奇随后在孟加拉湾的另一艘护卫舰上服役了三个月；由于他从不写日记，书信也寥寥无几，关于他这段生活的记载留存甚少。不过已知的是，在加尔各答，克鲁森施滕结识了两位同胞，这决定了他未来的志向。首先，他与格拉西姆·列别杰夫（Gerasim Lebedev）进行了交流，后者是著名的印度通，在孟加拉生活多年；其次是他的同乡——列韦尔商人托克勒（Torkler），此人曾驾驶自己名下的外国（主要是法国）船只，完成了数次前往堪察加和阿拉斯加的环球或半环球航行。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得出结论：俄罗斯与东方国家的贸易应通过海路进行，且规模应远超此前的设想。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非常希望能从印度前往大清，但遭到了林赛（Lindsay）舰长的断然拒绝。然而，修缮不善的“瓦佐”号在槟城长期停滞，克鲁森施滕最终还是获得了休假。在马六甲，他因严重的热病卧床两个月，但随后康复，并在英国友人的帮助下抵达了澳门。在这里，他主要观察贸易状况，并亲眼目睹了一艘来自阿拉斯加的百吨级美国双桅横帆船抵达，该船运载了价值50000皮亚斯特的大宗毛皮货物。这趟旅程仅耗时约5个月，相比之下，在北美猎获的俄罗斯毛皮往往需耗时两年才能运抵大清边境，即便有600倍的利润加成，也无法弥补商人的生命健康风险。在搭乘商船“孟买城堡号”（Bombay Castle，受船长汉密尔顿之邀）返回英国途中，克鲁森施滕将其想法整理成一份完整的计划，主张从圣彼得堡出发，通过海路补给堪察加和阿拉斯加的俄罗斯殖民地，并在大清港口转售毛皮。这份以法语撰写的“备忘录”是呈交给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索伊莫诺夫的。按照克鲁森施滕的构想，新贸易模式的结果应是摆脱中间商，并使俄罗斯能与英国、荷兰及葡萄牙竞争。为此，必须持续进行环球航行，并大幅扩大海军军官学校的招生，使其不再仅向贵族开放。

1799年秋，克鲁森施滕经开普敦和圣赫勒拿岛抵达英国，得知新皇保罗一世已通过俄罗斯帝国海军部委员会下令召回所有在英国海军服役的俄国军官。他还被晋升为капитан-лейтенант海军上尉，资历追溯至1798年3月27日。1799年10月，克鲁森施滕回到圣彼得堡，结束了在英国舰队近六年的生涯。

## 环球探险：前后历程（1800年—18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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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与成婚（1800年—1802年）

当实习军官们回到圣彼得堡后，发现他们的召回纯粹是出于政治动机：保罗一世的政策转向了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皇帝对军官们的命运漠不关心，具体来说，克鲁森施滕被任命为独桅快船（Cutter）“海王星”号（Neptune）的指挥官（他在1800年12月5日致海军上将德·里巴斯的信中提到了这一点），1801年他又指挥了护卫舰“纳尔瓦”号（Narva）。服役地点主要在列韦尔，这虽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和资金前往首都推广他的计划，但也仅止于此。克鲁森施滕对被任命为海军部委员会副主席的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库谢列夫 (1754年)寄予厚望；然而，商务委员会主席 P·A·索伊莫诺夫却禁止这位海军上尉亲自在圣彼得堡奔走。1800年，库谢列夫伯爵也拒绝了他的提议。

前途的未定促使克鲁森施滕开始为个人生活做打算：若计划最终泡汤，他打算定居列韦尔，去主教座堂学校当一名地理老师，或者回庄园务农。此外，这位船长开始寻觅伴侣。他选择了尤莉安娜·夏洛特·冯·陶贝（Juliane Charlotte von Taube，1784—1849）。尤莉安娜身世坎坷，母亲死于难产，父亲——县庄园租户奥托·赖因霍尔德·冯·陶贝于1798年去世；她一直由长兄奥托·海因里希抚养，住在其位于耶尔瓦坎季（Järvakandi/Ervakante）的庄园里。尤莉安娜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通晓康德哲学，但他哥哥认为只有拥地贵族才配得上她。亚当与尤莉安娜始于1800年9月18日的通信被保存了下来。婚礼于1801年9月14日在耶尔瓦坎季举行。大约在同一时间，克鲁森施滕的哥哥卡尔最终定居爱斯特兰，接管了已还清债务的哈古迪庄园。1802年8月16日，亚当·约翰的长子尼古拉·奥托·莱昂纳德（俄语名为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出生。

随着亚历山大一世即位，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迎来了推广计划的新契机。克鲁森施滕提交方案时，正值俄罗斯参与第二和第三次反法同盟，国家财政急需资金。因此毫不奇怪，直到1802年，负责海军改革的舰队组建委员会创始人——财政大臣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沃伦佐夫和海军少将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奇恰戈夫，仍认为陆军发展优先，强烈反对派遣探险队。

克鲁森施滕的计划本质未变。这份长达26页的俄语手稿注明日期为1802年1月1日，恰逢海军部委员会副主席N·S·莫尔德维诺夫正在制定前往堪察加的海上探险计划，手稿便呈到了他手中。克鲁森施滕将俄罗斯的商业利益放在首位，认为国家“因自身的疏忽”而被排除在利益之外。因此，他建议国家全力支持大型私营企业发展太平洋航运，并依托北美西北部和堪察加的港口。这将削弱英国和美国在皮草贸易中的地位，并增强俄罗斯在大清和日本的影响力。在远东获得的商品将通过海路运抵圣彼得堡，而非通过恰克图陆路运输。长远来看，这预示著俄罗斯将进入东南亚和印度市场，甚至建立“俄罗斯东印度公司”。

1802年7月26日（公历8月7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亲自批准了该项目，并授权克鲁森施滕亲自执行。这在克鲁森施滕家中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将不得不无限期地离开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且无法保证能活着回来。沙皇决定连续12年每年向克鲁森施滕家族发放1500卢布津贴，这促成了家人的最终同意。

### 筹备工作：权限问题（1802年—18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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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俄美公司（RAC）总董事会提出了一项与克鲁森施滕构想大体相似的探险建议，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批准了该计划，并决定以此装备俄罗斯第一次环球探险队。然而，任命克鲁森施滕并未解决问题，反而增添了麻烦：他在官秩表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八等官），且因在国外逗留六年及在列韦尔服役两年，他在圣彼得堡缺乏有影响力的熟人。由于他从一开始就坚持探险队需由两艘同型船只组成，因此需要一位军阶相当但愿意服从指挥的助手。唯一合适的人选是尤里·利相斯基，但他有资本开出自己的条件。关于利相斯基提出的条件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探险计划，这点尚存争议，但无论如何，在大部分航程中，他确实是完全独立行动的。克鲁森施滕和利相斯基共同坚持的最重要条件，是拥有亲自挑选船只和船员的权力。1802年9月24日，利相斯基与造船师拉祖莫夫前往汉堡，但未能在当地找到合适的船只。随后他们转往英国，购买了两艘单桅纵帆船（Sloop）：16门炮、450吨的“利安德”号（Leander），更名为“纳杰日达”号（Nadezhda，意为“希望”）；以及14门炮、370吨的“泰晤士”号（Thames），重新命名为“涅瓦”号（Neva）。探险队的军官们曾声称，利相斯基与卖方勾结，购买了旧船并侵吞了差价。至今仍不清楚探险队的费用最终是由俄美公司董事会还是国家财政部支付。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做出了几项政治决定，其中之一是派遣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雷扎诺夫为首的正式使团前往日本。雷扎诺夫的权限并未与舰长的权限划分清楚（由于船上空间狭窄，他们甚至被迫共用一间船舱）。存在两份由皇帝签署的指令，分别赋予克鲁森施滕和雷扎诺夫最高权力及对探险队的绝对指挥权；而且，给舰长的指令并非由海军部起草，而是出自俄美公司高层之手。克鲁森施滕唯一的宫廷赞助人是N·P·鲁缅采夫伯爵，但他倾向于琐碎的管制，且无法始终克服海军部官员的阻力。例如，海军部长奇恰戈夫建议雇用英国船员（这位海军少将本人的妻子即是英国人），这甚至遭到了在社交界以亲英著称的克鲁森施滕的反对。1803年11月26日，克鲁森施滕获颁四等圣乔治勋章（以表彰其参与的18次海上战役），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的权威。最终，克鲁森施滕争取到了全数使用俄国海军人员，严格遵循自愿原则，并在整个探险期间支付高额薪饷（每年120卢布）。1802年底，克鲁森施滕彻底移居圣彼得堡以筹备航行；当时他尚未被告知有关日本使团的事宜。克鲁森施滕对每位水手和军官都进行了亲自面试。军官人选均为舰长的熟人或亲戚：冯·隆贝格（von Romberg）和冯·勒文施滕（von Löwenstern）是他的战友并曾一同在英国实习，医生埃斯彭贝格是克鲁森施滕家的家庭医生，冯·贝林斯高晋男爵后来成为舰长最杰出的学生之一，13岁的莫里茨和15岁的奥托·科策布两兄弟则是克鲁森施滕妻子的亲戚（他们的继母是舰长的表亲）。1803年7月23日，就在出发前夕，舰长在克隆施塔特与专程赶来送别的妻子道别。

### 环球航行（1803年—18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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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隆施塔特到巴西

正如埃弗特·冯·克鲁森施滕（Evert von Krusenstern）所指出的，俄罗斯第一次环球航行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独特性。例如，这是航海史上首次由一支探险队同时执行多项任务，两艘船只独立行动，并按照指挥官预先制定的日程表进行。探险队采用格里历（克鲁森施滕本人的日志和游记中均使用此历法日期），而勒文施滕（Loewenstern）中尉则在日记中一丝不苟地同时标注旧历和新历日期。由于船只严重超载，船队不得不在哥本哈根（8月17日—9月15日）和法尔茅斯（9月28日—10月5日）长期停留，而且几乎从一开始，船员与特使雷扎诺夫的随行人员之间就爆发了冲突，雷扎诺夫本人也在伦敦和巴斯逗留许久。这位宫廷侍从的随行人员多由闲杂人等组成，制造了不少麻烦，尤其是年轻的伯爵费奥多尔·托尔斯泰。在前往特内里费岛的途中，克鲁森施滕与雷扎诺夫发生了第一次公开冲突，当时大使直接宣称自己是探险队的最高长官。拉特曼诺夫中尉在日记中写道，雷扎诺夫当时道了歉，并承认军官们不会容忍接受宫廷侍从的指挥。随后，大使写了一份呈给沙皇的控诉书，费·伊·托尔斯泰将此事告知了克鲁森施滕舰长。

从加那利群岛到巴西的航程耗时50天，但在此处又因“纳杰日达”号需更换新桅杆而发生了严重延误（1803年12月21日—1804年2月2日）。克鲁森施滕与雷扎诺夫的冲突在巴西出现了新转折。起因是雷扎诺夫于12月28日禁止托尔斯泰上岸，而克鲁森施滕撤销了这一禁令。12月29日，指挥官召集军官会议，首次将大使的权限问题提交公开讨论。军官们向他保证，不应理会那些“无益于皇帝、探险队或美洲公司利益的大使命令”。雷扎诺夫试图绕过克鲁森施滕直接向利相斯基下达命令，但无人服从。12月31日，军官们为托尔斯泰撰写了推荐信以保护他免受大使的攻击，并在致沙皇、海军部长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奇恰戈夫的及商务部长N·P·鲁缅采夫的信函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局势暂时平静下来。在维修期间，克鲁森施滕于1月27日下令在他们共用的船舱内设置隔断将雷扎诺夫的空间分开。雪上加霜的是，托尔斯泰与画家库尔良采夫（Kurlyandtsev）发生争吵，险些酿成决斗。库尔良采夫向克鲁森施滕投诉，舰长调解了两人，但画家并未就此罢休，转而去找雷扎诺夫。随后库尔良采夫辱骂舰长，称这艘船是“小酒馆”（kabak），结果军官们禁止他进入军官餐厅（Wardroom）。这位绘画院士与舰长的冲突直到七周后才得以解决。

#### 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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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发延误，船队不得不在南半球初秋绕过合恩角，此时当地的风暴通常会加剧。然而天公作美，单桅纵帆船仅用三周便从巴西抵达新大陆南端。随后因遭遇风暴，1804年3月25日“纳杰日达”号与“涅瓦”号失散，直到4月8日天气才转好。根据指令，船队应前往努库希瓦岛。他们在复活节当天（儒略历4月24日）登陆。基地选在安娜-玛丽亚湾，当地语言称之为泰奥海伊（Taiohae）。尽管欧洲人曾造访努库希瓦，但岛上并无性病流行。克鲁森施滕对船员的娱乐活动进行了规范化管理：据勒文施滕中尉描述，船上会向岸边发出“女人们，过来！”的信号，女子按顺序上船，随后“有能力的人各自寻找伴侣”。早晨会对离开的人进行清点。所有参与者都描述了波利尼西亚人的性风俗（走访婚和一妻多夫制），但唯独朗斯多夫注意到，只有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才为水手提供服务。她们的外貌令克鲁森施滕和拉特曼诺夫感到失望。拉特曼诺夫作为一名作战军官指出波利尼西亚女性“丑陋”，不符合布干维尔或福斯特的描述；舰长则写道，欧洲人与马克萨斯人的审美标准截然不同。

在其他习俗中，纹身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马克萨斯人会在包括头部在内的全身进行刺青，这方面只有毛利人能与之媲美。令探险队员惊讶的是，纹身师能复制任何语言的铭文。克鲁森施滕自己在手臂上刺了妻子的名字，“他对她爱慕至极”（拉特曼诺夫语）。费·托尔斯泰伯爵正是在马克萨斯群岛开始了他那著名的全身纹身收藏。

在努库希瓦，克鲁森施滕与雷扎诺夫之间的冲突急剧爆发，起因是对食品补给和珍奇室（Kunstkamera）藏品交换意见不合。5月14日，在宫廷侍从与舰长之间发生了公开对峙，俄美公司代表舍梅林和利相斯基也卷入其中。据各方描述，大使称舰长的行为是“孩子气的”。克鲁森施滕受到斥责，但他回应称自己不隶属于雷扎诺夫。两艘船的军官要求雷扎诺夫解释并公开展示指令，但大使无法说出指令起草者（鲁缅采夫伯爵）的名字，而据雷扎诺夫本人证实，利相斯基公开宣称，关于亚历山大皇帝的签名，“签字这事我们都懂，他什么都会签”。拉特曼诺夫在日记中声称，当雷扎诺夫宣称“我是一切，克鲁森施滕什么也不是”后，却无法用文件证实其权力。海军史学家 N·L·克拉多认为，雷扎诺夫手中只有一份御笔诏书（Rescript），其中并未提及隶属关系。否则，克鲁森施滕面对在官秩表中与海军少将同级的宫廷侍从，不可能表现得如此自信。结果，为了不让关系恶化，雷扎诺夫在抵达堪察加之前，自愿闭门不出，待在自己那半间船舱里。

在夏威夷岛短暂停留后，探险船队分道扬镳。利相斯基将前往科迪亚克岛并在俄属美洲过冬，随后运载毛皮直接前往大清，双方约定次年在该处会合。

#### 堪察加至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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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后，N·P·雷扎诺夫及其随员立即上岸，并向当时身在700俄里之外下堪察加茨克的总督、少将P·I·科谢列夫派出信使。雷扎诺夫直言不讳地写道：“海军军官们在途中于我的船上发动了叛乱。”然而，在他发出信件后的26天内——直到8月10日总督抵达堪察加首府之前，他无法采取任何实质行动。不过，在6月30日卸载使团物资时，雷扎诺夫按捺不住，袭击了克鲁森施滕；据勒文施滕描述，大使威胁要将所有军官铐上脚镣并绞死。

雷扎诺夫提出的指控极为严重，迫使科谢列夫总督必须处理此案。关于此事件，雷扎诺夫方面有多种版本的说法，但缺乏正式文件佐证。科谢列夫显然意识到情况不妙，因为他从上堪察加茨克调来了30名下级士兵。关于这些事件，堪察加总督唯一的证词是他发给西伯利亚总督I·O·谢利丰托夫的报告，该报告发出于“纳杰日达”号启航前往日本的当天——1804年8月26日（9月7日）。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科谢列夫试图置身事外。根据勒文施滕的日记，少将对雷扎诺夫表示，他是证人而非法官。在1805年6月12日（24日）致司法部副部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诺沃西利采夫的信中，克鲁森施滕提出了他的版本。舰长决定激化局势，迫使雷扎诺夫表明明确立场并为此负责。在科谢列夫主持的听证会当天，克鲁森施滕将自己的佩剑交给将军，并要求将自己送回圣彼得堡受审。拉特曼诺夫证实，“大使回过神来，开始寻求和解”，劝说舰长完成前往日本的航程，并承诺之后会离开单桅船；这部分是因为拉特曼诺夫告诉雷扎诺夫，如果克鲁森施滕辞职，他也不会留在船上。拉特曼诺夫认为，鲁缅采夫指令中关于两艘船均归雷扎诺夫指挥的条款，是大使自己加上去的。

接下来是主要的分歧点：雷扎诺夫在笔记中写道，克鲁森施滕因违反船上纪律向他正式道歉；而克鲁森施滕描述的画面截然相反，称是雷扎诺夫向他公开道歉。证据的解读本质上取决于研究者采信哪一方；无论如何，和解是在私下进行的。勒文施滕和拉特曼诺夫声称道歉的是雷扎诺夫，而军官会议还商议了是否接受他的道歉。最终，8月16日双方达成了正式停战。直到返回堪察加之前，关系依然极度紧张，尽管未再发生公开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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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下午五点半，“纳杰日达”号抵达长崎湾口。雷扎诺夫持有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公开信，以及致荷兰东印度公司驻长崎代表亨德里克·杜夫要求提供协助的指令。此前，日本当局曾向亚当·拉斯曼的使团签发过允许一艘船只进入长崎港的许可证，但该文件的文本仅存于勒文施滕的日记中。在这种情况下，雷扎诺夫被指示争取缔结贸易协定，并在长崎或北海道开启贸易。

然而，日本人断然禁止俄国人与荷兰人进行任何接触，实际上将使团置于监禁状态。俄方被迫同意解除武装（甚至拆除了帆桁和顶桅），将所有火药库存上交日本军火库；所有火炮和几个锚也被收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军官们才被允许保留佩剑，仪仗队保留火枪。最终，雷扎诺夫及其随员被转移到位于梅崎（Umegasaki）街的一处宅邸，而船员则留在船上；克鲁森施滕将主动权交给大使，并切断了任何试图通过他本人进行的谈判尝试。事实证明，N·雷扎诺夫完全不适合担任外交使节，也未能展现出权威。最终，在1805年4月，日方断然宣布完全拒绝建立贸易关系。俄方的礼物未被接受，但日方为了维修船只提供的材料以及为船员和大使随员提供的粮食并未收取费用。

1805年6月5日，尽管持续遭遇暴风雨，探险队回到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后来得知，克鲁森施滕和雷扎诺夫收到了亚历山大一世于1805年4月28日颁布的恩赐诏书，舰长获颁二等圣安娜勋章，宫廷侍从雷扎诺夫则获赐镶钻金鼻烟盒。同时还收到了鲁缅采夫的信函，建议雷扎诺夫“视察从科迪亚克到白令海峡的美洲海岸”。

#### 大清与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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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扎诺夫离开后，“纳杰日达”号上的士气并未好转：如果说之前是军官和科学家联手对抗大使及其随员，那么在准备考察库页岛（萨哈林岛）及前往大清的过程中，军官餐厅里的气氛变成了全员互斗。“温和”的克鲁森施滕无法强行整顿纪律，当他与勒文施滕争吵后，甚至主动向对方道歉——这是整个探险期间的唯一一次。科学家约翰·卡斯帕·霍纳与威廉·戈特利布·提勒修斯·冯·蒂勒瑙大吵大闹，甚至约定决斗；科策布兄弟之间也发生了争执。

在这种环境下，1805年7月5日至8月29日，探险队对萨哈林岛进行了考察并寻找黑龙江（阿穆尔）河口。克鲁森施滕在这一阶段的行动招致了最多的批评：由于过度谨慎，他未能获得萨哈林究竟是岛屿还是半岛的确凿证据。舰长仅凭推测认为，如果存在通道，盛行的南风会将大量海水推入阿穆尔河口湾，从而冲淡阿穆尔河淡水的影响。他在判断河流径流对海水盐度的影响上犯了错，这个错误导致了另一个错误——否定了鞑靼海峡的存在。

经历了剧烈的风暴后，11月20日，“纳杰日达”号停泊在澳门锚地，但出乎意料的是，“涅瓦”号尚未抵达。尽管俄美公司禁止舰长干预贸易交易，但克鲁森施滕熟悉当地市场和欧洲合作伙伴，因此无视了这些限制，费·舍梅林被迫同意。克鲁森施滕希望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主任 J. 德拉蒙德（J. Drummond，即后来的大班）合作，他们早在1798年就已相识。根据鲁缅采夫伯爵的指示，舰长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关于大清的详尽资讯。当时贸易季已开始，英国人员已迁往广州，董事的私人住宅和公司的房舍被提供给希望上岸散心的克鲁森施滕及其军官。克鲁森施滕认为澳门市场已退居次要地位，决定前往广州。利相斯基驾驶的“涅瓦”号载着阿拉斯加的毛皮于12月3日抵达，随后两艘俄国单桅船转移至珠江口的黄埔（Wampoa）。

克鲁森施滕按照指示，以为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洛夫金的使团此时应已抵达北京，并与大清达成了一切协议。然而现实是，该使团甚至未能越过大清边境，俄国船只的到来在广东官员和商人中引起了恐慌。尽管如此，粤海关监督（俄国人称之为 гоппо）Янь Фэн（不知汉字的高官）还是允许船只进入广州港，显然是为了收取关税。相反，两广总督吴熊光则迟迟不予批准，没有许可，商人便无法进行交易。此时台风季节即将来临，克鲁森施滕和利相斯基面临再滞留一年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伸出了援手，特别是“马尼亚克与比尔洋行”（Beale & Magniac，怡和洋行的前身之一）。军官们住进了丹尼尔·比尔的家中，而俄美公司商务员舍梅林则对对方索要的佣金金额——5%（而非通行的2%）感到愤怒。这位商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洋行的初级成员Ли Яньюя（Li Yanyu？)（俄人称之为 Луква Lukqua 之亲属）去“打点（отблагодарить）”Янь Фэн（不知汉字的高官）。当事情打破僵局后，舍梅林却不愿进行易货贸易，而是要求支付现银（可能是为了执行公司的要求）。1月份，克鲁森施滕和利相斯基之间也发生了冲突。据判断，尤里·费奥多罗维奇（利相斯基）试图参与交易并获得舰长佣金，理由是他的地位和海事法规。关于这些事件的许多细节，可以从克鲁森施滕写给妻子的信中得知，这些信件通过波士顿和费城辗转寄出，再经由伦敦和哥本哈根的信托人送达列韦尔。

尽管大清后来试图扣留俄国船只并取消已达成的交易，两艘单桅船还是于2月9日离开了广州。在他们离开后下达的圣旨中称，与俄国的海上贸易将损害恰克图的边境贸易；德拉蒙德设法将圣旨副本转交给了俄国当局，包括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诺沃西利采夫。

离开黄埔后，克鲁森施滕下达了如下命令：由于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局势不明朗且预计将爆发战争，在收到消息前，两船最好保持同行。如果在恶劣天气中失散，会合点定为圣赫勒拿岛。然而，在通过巽他海峡后，4月15日，利相斯基擅自决定分道扬镳，企图不靠港直接返回克隆施塔特（以创造航行纪录）。克鲁森施滕本人从一艘路过的英国船只处得知开普敦被封锁的消息，决定不进入该港，计划在大约三年内完成探险。

在5月4日上午短暂停靠圣赫勒拿岛期间，29岁中尉戈洛瓦乔夫（Golovachev）开枪自杀。早在马克萨斯群岛时，戈洛瓦乔夫就站在了雷扎诺夫一边，指望在俄美公司谋求前程，结果与其他军官闹翻。与同僚的紧张关系最终演变成了严重的抑郁症和被迫害妄想症。得知与法国开战的消息后，克鲁森施滕对利相斯基的擅自行动感到遗憾；此外，部分火炮已留在了堪察加，而当地的英国驻军无法提供适合俄制弹药的替代品。因此，舰长在仅有12门火炮的情况下，决定绕过苏格兰，经由奥克尼群岛进入北海。8月2日，“纳杰日达”号抵达哥本哈根。由于风力微弱，克鲁森施滕、霍纳和舍梅林于8月19日中午乘坐小艇前往克隆施塔特，而“纳杰日达”号直到8月20日才抵达。迎接人群中包括海军上将奇恰戈夫和皇帝。舰长委托霍纳通知妻子他已归来，霍纳将她接到了圣彼得堡。9月7日，在所有卸货工作结束后，船员们最终上岸。

### 荣誉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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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埃弗特·冯·克鲁森施滕（E. von Krusenstern）所述，探险队员获得的奖赏相对微薄。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克鲁森施滕）被晋升为Капитан II ранга二级舰长，并获得每年3000卢布的终身养老金，所有军官则获得1000卢布的养老金。8月21日至22日，海军上将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奇恰戈夫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鲁缅采夫伯爵视察了归航的“纳杰日达”号。8月27日，克鲁森施滕受邀前往卡缅内岛宫；在接见期间，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赐予舰长一个镶钻鼻烟盒，以示皇恩浩荡。8月30日，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亲临“纳杰日达”号，一直逗留至下午三点。克鲁森施滕还获颁三等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并被选为科学院荣誉院士。霍纳和提勒修斯与军官们一样获赐1000卢布养老金，应他们的要求，这笔款项以荷兰杜卡特支付。“纳杰日达”号和“涅瓦”号的水手们则光荣退役，每年享有50卢布的养老金。皇帝向所有参与者颁发了银质纪念奖章，截至1991年，该奖章仅存世4枚（其中一枚保存在克鲁森施滕家族中）。

克鲁森施滕舰长被任命在圣彼得堡港任职三年（休假至1809年6月1日），以便撰写探险报告并整理考察成果。由于拥有足够的空闲时间，他决定购置一处庄园以保障家人的未来。在他外出期间，妻子朱莉·冯·克鲁森施滕在列韦尔（塔林）的生活非常简朴，夏天则租住在拉佩尔（Rappel）埃伯哈德牧师的别墅里。1804年3月19日，克鲁森施滕74岁的老母亲在哈古德（Haggud）去世；丧偶的长兄卡尔于1808年续弦，娶了县贵族领袖的女儿安娜·冯·伯格。显然，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在三年的探险中积攒了一笔资金；因此，他看中了距离哈古德10km处的科迪尔（Koddil）庄园，该庄园比祖宅稍大，且允许分期付款五年。这样一来，克鲁森施滕兄弟的土地便相邻了。他们的邻居还有奥古斯特·科策布，他通过多重姻亲关系与克鲁森施滕家族联系在一起。这位水手与剧作家有时每周通信两次，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们每月互通两三封信。购地交易于1807年完成，天文学家霍纳成为了第一位常客，他积极协助整理航行的科学成果。霍纳离开俄国后，克鲁森施滕与这位科学家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834年霍纳去世。1807年，克鲁森施滕夫妇的第二个孩子——亚历山大·哥特哈德·尤利乌斯（俄名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在科迪尔出生；第三个儿子帕维尔·西奥多（帕维尔·伊凡诺维奇）于1809年在列韦尔出生。回到圣彼得堡并结束休假后，1810年，一个女儿在分娩时夭折；1811年，幼子埃米尔·普拉东（普拉东·伊凡诺维奇）在首都出生。

购买庄园一事表明，I. 克鲁森施滕并非天生的地主。投资土地被证明是亏本生意：由于爱沙尼亚即将废除农奴制，房地产价格下跌，而偿债负担却急剧增加。克鲁森施滕的大部分资金都花在了购买庄园上，此外，自1809年起通货膨胀加剧，皇帝赐予的养老金已入不敷出。他写信给霍纳说，由于贴水（Agio，汇率差价）上涨，他损失了约，在宣布破产前顶多只能支撑两年。这几年间还差点发生一场大祸。据地方官（Landrat）叶夫根尼·冯·罗森回忆，某年春天，克鲁森施滕乘马车从列韦尔返回时，马车压破了脆弱的冰层，他险些溺死在溪流中，幸亏被当地农民救起。按照当时的观念，破产等同于丧失名誉，原定于1811年8月1日宣布破产，但向皇帝的求助奏效了：亚历山大一世批准由财政部出资赎回该庄园；相关诏令于1812年2月1日颁布。

## 克鲁森施滕——作家与海洋学家（1809—1826）

### 游记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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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埃·冯·克鲁森施滕的观点，撰写关于这次旅行的书籍耗费了作者大量心血，因为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天性严谨（pedant），同时还得考虑潜在读者群的观感，其中不乏皇室显贵。有一种说法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鲁缅采夫伯爵本应担任克鲁森施滕的私人审查员，但他公务极其繁忙。克鲁森施滕也曾尝试咨询奥古斯特·科策布。在1811年7月18日的一封信中提到，这位剧作家建议水手让叙述“更流畅或更有表现力”，但拒绝亲自对文本进行文学润色，否则会“把一棵长得如画般的桦树修剪到只剩树芯”。

这本书分三卷出版，作者亲自准备了俄文和德文文本，并附有《克鲁森施滕船长环球航行图录》（实际上是根据提勒修斯的绘画制作的版画集）。严格来说，游记本体占了两卷，第三卷包括埃斯彭贝格的医疗报告以及其他科研工作成果。在《图录》中，有11页专门描绘“各族人民的形象，如：努库希瓦人、日本人、堪察加人、阿伊努人”。在《航行记》第三卷中，还刊印了首部楚科奇语词典（由堪察加总督的兄弟 D. I. 科谢列夫中尉编写）和“萨哈林岛南端阿伊努方言词典”（由G. 达维多夫中尉编写）。

俄文版第一卷于1809年出版，第二、三卷于1812年出版，图录于1814年出版。由于出版收益归舰长所有，克鲁森施滕通过科策布在德意志地区发起了德文版的订阅，但因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不得不改为每卷10卢布的固定价格。第一部分印有包含430个号码的订阅者名单，第二卷又增加了60个。订阅者可半价购书，并可选择出版格式（对开或四开）和纸张类型（印刷纸、书写纸或仿羊皮纸）。印刷工作由圣彼得堡的施诺尔（Schnor）完成。

德文版于1810年10月在柏林由豪德与施佩内尔（Haude & Spener）印刷厂出版，为缩小版式的三卷本，附有克鲁森施滕肖像和版画。1811年荷兰文译本问世，1813年英文译本出版。随后发行了丹麦文、瑞典文等译本，最晚的是1821年出版的法文译本。在德国，1815年和1823年还发行了针对青少年的删节版。无论是俄文版还是欧洲各版均引起巨大反响：冯·查赫和洪堡均发表了评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读完克鲁森施滕的著作后，于1810年4月21日授予这位水手红鹰勋章，尽管按其军阶和资历本不应获此殊荣。国王还下令绘制了一幅描绘在堪察加登陆的画作。符腾堡王国国王腓特烈一世赐予克鲁森施滕一个金鼻烟盒。在俄国，N·M·卡拉姆津对这部著作的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

### 重返现役与出差英国

1809年6月1日休假结束后，克鲁森施滕晋升为一级舰长，并被任命为停泊在锚地的120门炮风帆战列舰“恩典”号（Blagodat）的指挥官；从那时起，他的生活便与彼得堡紧密相连。1811年，克鲁森施滕被指定为海军学员军团（Naval Cadet Corps）的班级督察，在任期间，他庇护了年轻的海军学员、未来的极地探险家费迪南德·符兰格尔男爵。在督察任上，克鲁森施滕迎来了1812年卫国战争的爆发，鉴于法军入侵波罗的海沿岸似乎不可避免，他立即捐出了三分之一的薪水——1000卢布——用于组建民兵。他在庄园的邻居——奥古斯特·科策布携全家逃往彼得堡，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收留了他们。原计划将克鲁森施滕调往斯韦阿堡的现役舰队，但该任命最终未能成行。

大约同一时期，克鲁森施滕成功引起了宰相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鲁缅采夫伯爵对打通西北航道项目的兴趣，这对开发俄罗斯帝国的远东和美洲领地至关重要。舰长编写了一份关于打通西北和东北航道所有尝试的综述，但海军部期刊拒绝刊登，就像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奇恰戈夫准备好的航行日志一样；克鲁森施滕的文章后来被收录在科策布环球航行的描述中。鲁缅采夫提议制定一个新的环球航行计划，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为此制定了的预算，其中一半用于建造探险船。他提议任命奥托·科策布为指挥官。1813年11月6日，多尔帕特大学因其杰出贡献授予他荣誉哲学博士学位（honoris causa）。鲁缅采夫伯爵建议派克鲁森施滕前往英国：人们认为，从当时的海上头号强国启动西北航道研究项目会更容易；这也符合舰长本人的利益。皇帝批准了这次出差，并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列入克里斯托弗·安德烈耶维奇·利芬伯爵的使团。这次旅行舰长本打算带上家人，但发现分配的2000卢布薪水以英国的物价水平不足以维持家计。1814年5月，在将朱莉·克鲁森施滕和四个孩子安置在列韦尔后，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经由芬兰和瑞典前往不列颠群岛。在阿博（Abo）的埃里克·马尔姆造船厂，他订购了一艘180吨的双桅横帆船“留里克”号。抵达英国后，克鲁森施滕发现自己在海军界颇有名气且广受尊敬。伯恩哈迪（Bernhardi）声称，英国方面曾邀请亚当·克鲁森施滕加入英国海军，但作为俄罗斯帝国的爱国者，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结识了第一位环绕澳洲航行的弗林德斯舰长，并将其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弗林德斯的游记在他去世当天出版，克鲁森施滕是首批发表评论的人之一。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还结交了许多专业人士；东印度公司的水道测量师詹姆斯·霍斯伯格（James Horsburgh）成了他的好友，并乐意向他提供新地图。荷西·埃斯皮诺萨（José Espinosa）当时也在伦敦，他是马拉斯皮纳探险队的成员，克鲁森施滕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详细情况并获得了刚出版的地图。他还会见了总结詹姆斯·库克太平洋航行资料的伯尼（Burney）舰长。此外，这位俄国舰长还是英国顶尖地理学家詹姆斯·雷内尔家中的常客。因公务需要，克鲁森施滕造访了朴茨茅斯和伍尔维奇的海军基地，参观海军学校，对教学过程和教具很感兴趣。为了科策布未来的探险，他在伦敦订购了导航和地理仪器，以及外科手术用品。还采购了罐头食品，其制造技术刚被开发出来。试验批次中的几个罐头在舰长的档案中保存了106年之久。

克鲁森施滕计划于1815年访问巴黎并与霍纳会面（预算不允许他前往苏黎世）。然而，由于“拿破仑百日王朝”的开始，这些计划落空了。妻子生病的消息，加上科策布准备从克隆施塔特出发，迫使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于1815年5月结束了出差。

### 1810年代后半期的克鲁森施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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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与霍纳的通信来看，回到俄国后，克鲁森施滕曾认真考虑过退役。皇帝批准了舰长为了“学术研究”的无限期休假，但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与海军部长特拉韦尔赛侯爵及总水文官G·萨雷切夫之间的严重冲突。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本人声称，离开现役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状况：“吉普赛式”的漂泊生活让大家都厌倦了，要在彼得堡过上体面的生活每年至少需要1200卢布，而一级舰长的年薪仅为900卢布。在他出差期间，妻子住在其叔父奥托位于洛阿尔（Loal）的庄园里。

为了准备退休，并利用因废除农奴制和“无夏之年”导致的房地产价格暴跌，克鲁森施滕决定买下带有中世纪城堡的阿斯庄园（Ass）。新领地的总面积为2860ha，起初克鲁森施滕是以抵押租赁的方式接手，四年后才正式获得所有权。庄园内有一个农场（有65头成年牛和同样数量的幼牛）、一座磨坊、一个酿酒厂和一个亚麻小工厂。全家于1817年底搬入，两个女儿——夏洛特和朱莉分别于1818年和1819年在庄园出生。尽管奥古斯特·科策布最初不看好，但克鲁森施滕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成功地经营了这座庄园。

克鲁森施滕努力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起初亲力亲为，后来请求霍纳在瑞士寻找一位家庭教师，并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年薪100杜卡特，合同期三年，精通法语和拉丁语，并且要“有瑞士人的性格，即头脑清醒有主见”。最终找到了一位姓庞采特（Ponzeit）的家庭教师，贝恩哈迪将他描述为一位“和蔼可亲的年轻人”，既能按照法国中学的课程教导克鲁森施滕的儿子们，又能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贝恩哈迪留下了关于这些岁月的回忆录，因为当时他与继父和母亲住在邻近的庄园。他证实，克鲁森施滕夫妇保持着18世纪的精致礼仪，彼此之间——以及对待朋友——总是互称“您”（Вы）。不过，孩子们已被允许对父母称“你”（ты）。像所有德裔波罗的海贵族家庭一样，家庭内部的交流使用德语。克鲁森施滕曾宣称“即使是敌人，我也不希望把他的孩子送进海军军团”，因此长子尼古拉-奥托进入了近卫乌兰骑兵团，而亚历山大和帕维尔则进入了皇村中学（Lyceum）。

自环球航行归来后，塔拉斯·格列季亚诺夫（Taras Gledianov）一直担任克鲁森施滕的勤务兵。后来他娶了一位爱沙尼亚女子，主人便将庄园里的一处农舍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家中维持着海军式的秩序，这一点也体现在对清洁的要求上。宅邸内还安装了自来水系统。贝恩哈迪还回忆起主人的图书馆，藏书约3000卷；其中地理图集和旅行游记的收藏尤为突出。教区牧师克纽普费尔（家中设有私人礼拜堂）也证实，克鲁森施滕在宅邸的两座塔楼之一内设立了一个博物馆——陈列著在太平洋岛屿收集的藏品；还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专门展示大清风情，摆满了竹制家具，挂满了大清画作等。克鲁森施滕夫妇不喜欢社交生活，几乎不接待客人，不举办舞会、狩猎或打牌，也不参加此类活动。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无法忍受肤浅的泛泛之交，而且既不喝酒也不抽烟。

### 《南海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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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克鲁森施滕向海军部长特拉韦尔赛提交了一份他编制的加罗林群岛地图，并因此被暂时从休假中召回，以解决从喀山向彼得堡运输造船木材的最佳方式问题。次年秋天，舰长向海军部提交了“关于大洋水文研究及全世麦卡托地图的说明”。这部综合水文地图集是克鲁森施滕从英国回来后开始编撰的，旨在总结所有最新的发现。俄国海军部门对这项工作不感兴趣，结果该地图集最终在莱比锡出版，这巩固了这位航海家在欧洲的声誉。

到1821年，地图集中关于太平洋的部分已经完成，旨在“促进航行安全并扩展关于太平洋的地理知识”，因为作者根据自身经验深知现有参考资料的不完善；他手头的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和埃斯皮诺萨（Espinosa）的地图比例尺过小，地理名称混乱，还包含许多“幽灵岛”。V·M·戈洛夫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强调了这部著作对不通外语的俄国海员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总水文官萨雷切夫也认为出版该地图集是当务之急。海军部决定印制300份地图集，但大比例尺（“详细”）地图的印制被认为是不必要的，附带的资料来源说明也被认为多余。克鲁森施滕（通过皇村中学校长E·A·恩格尔哈特）向总参谋部申请调往地图局（Depot of Maps），但再次遭到拒绝。

1821年，世界上第一个地理学会在巴黎成立，其契机是弗雷西内环球探险队的归来。在1825年12月4日的巴黎地理学会会议上，宣读了克鲁森施滕关于其个人发现的报告；这可能促使舰长产生了在俄国也建立类似学会的想法。克鲁森施滕还被选为法兰西学会和哥廷根科学院的荣誉成员。

1822年，由于特拉韦尔赛患病，海军指挥权移交给了海军上将A·V·莫勒，他曾从事里海的水文描述工作。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在恩格尔哈特的建议下向他求助，在申请中，他将自己的著作描述为一个新的、有前景的项目，而非被海军部拒绝过的旧作。上将将舰长召至彼得堡，审阅了32幅地图草图，随后直接向皇帝请求印制100份《南海地图集》。1822年2月12日获得批准，并于2月17日通知海军部。克鲁森施滕被召回现役以监督出版工作。1822年6月15日，他申请拨款1000卢布用于制作地图雕刻铜版。海军部将这笔金额增加了一倍，但钱仍然不够，11月17日又再次申请了4000卢布。该请求获得批准。此外，1823年2月10日，克鲁森施滕提出，至少应出版50份法文版的《地图集》。仅四天后，通过海军参谋长转达了皇帝的许可和用于实施该项目的2500卢布。此外，克鲁森施滕与 V·M·戈洛夫宁和F·F·别林斯高晋一起被任命为海军部成员。

《南海地图集》的第一部分于1824年2月5日提交给 A·V·莫勒。半年后，法文版也发行了。因创作该地图集，舰长被授予二等圣弗拉基米尔勋章。最终，在1826年，《南海地图集解析与说明文集》及其法文译本（Recueil des memoires hydrographiques...）问世。

地图集包含34幅地图，第一部分专门介绍南半球的太平洋岛屿和群岛；这些地区由克鲁森施滕本人、科策布、别林斯高晋、利特克等人进行了探索。所有地图均采用统一的大比例尺绘制，在“解析与说明”中记述了相应岛屿、群岛或海岸的发现历史、总体自然地理特征、最重要地点的地理位置以及进行研究的航海家的信息。克鲁森施滕特别关注了与阿罗史密斯和埃斯皮诺萨标准地图的差异。地图集的第二部分致力于北半球，其中日本地图尤为突出。在《南海地图集解析与说明文集》中，克鲁森施滕收录了几篇关于海洋水文和气象状况特点的科学论文。V·M·帕谢茨基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南海风向和洋流的研究》。该著作分析了白令海峡、堪察加沿岸、千岛群岛、日本和大清东海岸、鞑靼海湾（海峡）、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的风向和洋流。

1836年，克鲁森施滕地图集的《增补》出版，为此，这位探险家被授予全额谢米多夫奖（Demidov Prize）——俄罗斯帝国对科学成就的最高奖励。这位航海家拒绝了奖金部分（5000卢布），但获赐一枚皇帝的钻石戒指和萨克森-魏玛公国的白隼勋章指挥官十字勋章。

## 海军军团与退休 (1827—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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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军团的改革

1827年12月14日，克鲁森施滕正式被任命为海军学员军团（Naval Cadet Corps）军团长；在此之前的8月，他已成为海军部委员会成员以及海军部科学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并列名于近卫水兵团编制内。事实上，自1826年1月起，他就已经在领导学员军团了。与此同时，科学院曾邀请他担任海洋地理与导航教席，但这位航海家选择了海军军团。除了每周参加四次海军部委员会的会议外，克鲁森施滕还是学校总管理处和军事教育机构重组委员会的成员。

接手这所最高海军学校时，学校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在给霍纳的信中表示，他首要关心的是纪律和道德问题。皇帝亲自监督局势并数次视察学员军团，克鲁森施滕将此视为对其改革的重要支持。他更换了10名教师，聘请了大学和科学院的教授，引入了新科目，并采购了教学辅助器材，包括船舶模型、地图、导航和科学仪器。作为军团长，他关注每一个细节：每天视察教室、宿舍（Dortoirs）和医务室，字面上真正做到了解每一位学员的需求。负责服务学员和维持后勤的人员超过300人，克鲁森施滕在海军军团领地内为他们的家属建造了住宅、学校和医务室。他甚至关注审美，认为“需要在男孩心中唤醒对美的感觉”，因此他像不能容忍脏内衣一样，无法容忍“丑陋且无味”的房间和家具。

早在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正式受命之前，1827年1月，军团内就开设了为期两年的军官班（Officers' Class），专供天资特别聪颖的学员就读。课程包括造船理论、火炮学、高等数学、海军战术、俄国文学和外语。完成高级班课程后，学员可提前获得中尉军衔。在开设后的头几个月里，皇帝每周视察军官班，并在课程中加入了每日一小时的队列训练。

### 1830年代的私人生活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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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鲁森施滕而言，担任军团长在各方面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身体并不算健朗，但每逢周日、节假日、皇帝视察及其他场合，无论天气如何，都必须参加卫兵换岗仪式和其他活动。1827年8月，他突患严重的“热病”，休养了数周才康复。家庭的经济状况改善甚微：基尔齐庄园更换租户导致每年收入减少了3000卢布，这仅仅勉强被军团长4000卢布的年薪所抵消；此外，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担任海军部委员会成员是没有额外津贴的。1828年2月，皇帝额外赐予他每年2000卢布的租赁津贴。自同年1月起，上将一家便居住在海军军团大楼内的官邸中；大楼区域内还有一座客房，如果不回爱沙尼亚，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夏天就会住在那里并接待客人。

这一时期，与父母同住的只有在外交部任职的儿子亚历山大，以及女儿夏洛特和朱莉。由于女儿们身体虚弱，夏天时会在帕夫洛夫斯克租别墅避暑。此外，夏洛特还被送进了位于学员军团附近的英式寄宿学校上日校。家庭的固定社交圈包括海军上将格雷格一家、天文学家斯特鲁维、牧师约翰·冯·穆拉尔特和诗人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利安·克林格尔。官至多尔帕特学区总监的克林格尔对克鲁森施滕多有庇护，此外，这位航海家也被克林格尔的卢梭式教育理论所吸引。

1829年间，克鲁森施滕被授予一级圣安娜勋章（4月），并于12月晋升为海军中将。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同年夏季军团优秀毕业生在克隆施塔特举行的演习。作为军团长，他指挥了一支分舰队，包括隶属于海军学员军团的24炮护卫舰“希望”号（舰长达维多夫海军少校）和“乌拉尼亚”号（舰长巴尔塔谢维奇海军少校）。此外，海军上将谢尼亚温还将近卫水兵团的一支分队划归他指挥，包括14炮盖利奥特船“帕拉达”号（沙彭科夫上尉）和“托尔尼奥”号（列尔曼托夫上尉）；12炮游艇“涅瓦”号（纳尔曼斯基上尉）和“鸽子”号（武科蒂奇上尉）；14炮双桅横帆船“波扎尔斯基”号（萨夫亚诺上尉）和8炮纵帆船“经验”号（苏博京准尉）。然而，同年3月，克鲁森施滕遭受了严重的体虚（Asthenia）发作，被迫休假至8月，期间得以完全康复。尽管如此，这位航海家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

他越来越频繁地待在基尔齐庄园，该庄园因租户频繁更换而几近破产。1832年，克鲁森施滕亲自接手管理，使庄园15年来首次实现盈利，这也改善了庄园主的心情。他甚至重建了主楼，增设了铁匠铺，扩大了湖泊，并修建了一座名为“努库希瓦”（Nukahiva）的装饰性人工岛。不过，在1833年和1834年，克鲁森施滕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海军军团和宫廷中度过的；他在给妻子和儿子的信中描述道，应邀前往库图佐夫或坎克林处做客几乎成了一种义务。早些时候，1832年5月28日，这位海军中将受邀前往皇储处讲述环球航行的回忆；1834年，皇储亲自视察了海军军团。伊凡和朱莉·克鲁森施滕也举办自己的招待会和固定接待日（在后者期间可以直接与男主人交流）。有记录显示，他们曾举办晚宴招待格雷格、斯特鲁维甚至皇储的导师V·A·茹科夫斯基。1831年8月22日，克鲁森施滕因服役满40年被授予优质服务徽章（Badge of Distinction for Immaculate Service）。

### 后续服役与退休

在1830年代，克鲁森施滕又获得了三次嘉奖——在原有一级圣安娜勋章上加授皇冠（1832年11月7日）、获颁白鹰勋章（1834年8月30日）和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1838年4月2日）。但他拒绝了伯爵的头衔，作为替代，他的家族徽章得到了扩充——将圣安德烈旗融入其中。

西奥多·贝恩哈迪指出，尽管克鲁森施滕是俄罗斯帝国的爱国者和真诚的君主主义者（他与尼古拉一世保持着温暖的私人关系），但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俄国，不接受其习俗和生活方式，足迹未曾超出彼得堡，并坦言自己永远无法在莫斯科生活。他的私人社交圈和友谊几乎仅限于德国人。同时，他对俄国平民和水手的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

克鲁森施滕并非天生的政治家，他没有为自己培养海军军团长的接班人。1835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被任命为他的助手，随后逐渐将越来越多的管理职责揽入怀中。1839年1月21日，克鲁森施滕隆重庆祝了服役50周年，在400名宾客中，国务会议主席瓦西里奇科夫亲王和陆军大臣切尔尼绍夫尤为引人注目。仪式上宣读了皇帝关于克鲁森施滕功绩的诏书，并授予其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钻石饰饰，还铸造了印有这位海军中将侧像的纪念币。甚至当年克鲁森施滕环球航行的普通参与者——他的勤务兵塔拉斯·格列季亚诺夫和水手克利姆·格里戈里耶夫也发了言。“北方蜜蜂”报发行了纪念专刊，刊登了卡尔·贝尔撰写的长篇综述文章。

然而，令克鲁森施滕亲属失望的是，他并未晋升为全权上将（Full Admiral）。据各种说法，原因或者是海军部长缅什科夫的反对，或者是法律上规定不能将上将军衔授予非现役舰队人员。事实上，缅什科夫对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怀有私怨；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鲁森施滕对军队中盛行的机械式操练（Mushtra）的反感也开始让皇帝感到恼火。1839年8月22日，克鲁森施滕因服役50年被授予优质服务徽章。

1840年5月至10月，克鲁森施滕夫妇及其女儿前往特普利采疗养——这是他25年来首次出国旅行。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与季列修斯（Tilesius）之间保存下来的信件记录了这次假期。回程途中，一家人访问了慕尼黑、法兰克福、魏玛、德累斯顿、莱比锡和哥达。在魏玛，这位著名的航海家两次受邀拜访大公夫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在莱比锡则做客季列修斯家。他还结识了伯恩哈德·奥古斯特·冯·林德瑙和彼得·安德烈亚斯·汉森。在前往疗养地和回家的路上，一家人在华沙的儿子亚历山大家中住了很久，亚历山大当时刚结婚，在总督帕斯克维奇-埃里温斯基亲王的外交办公室任职。特普利采之行需要的贷款，因为根据他的职级，克鲁森施滕必须使用特定等级的交通工具和旅馆。根据1841年3月31日的皇帝诏书，这位海军中将获得了为期12年、每年5272卢布的津贴。最终，在同年4月16日，他按资历晋升为海军上将。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842年夏天，他在赫尔辛福斯尝试水疗法，最后递交了辞呈。这并非出于自愿，他指责缅什科夫亲王导致他离开军团长职位且未能入选国务会议，甚至在一份未发表的备忘录中陈述了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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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海军学员军团长职务后，1842年10月14日，克鲁森施滕被授予“御前海军上将”（General attached to the Person of His Majesty）的荣誉头衔。他是莫斯科大学的荣誉成员（1828年）。他曾是皇帝陛下总参谋部和海军总参谋部的成员，并保留了国民教育部学校总管理处成员、军事教育机构特别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是帝国科学院资历最深的荣誉成员。应功勋在此勋章（Pour le Mérite）大臣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提议，克鲁森施滕于1842年5月31日被授予该勋章新设立的民事类别成员资格。这位上将获得的最后一个奖项是1845年8月22日颁发的服役55年优质服务徽章。1845年10月，这位海军上将成为俄罗斯地理学会的联合创始人。

### 逝世与家族命运

1845年5月，在前往基尔齐庄园的途中，这位海军上将突发中风。由于病情极其严重，直到7月人们才敢移动他，最终将他送回了庄园。到了9月，他的语言能力有所恢复，但因严重的咳嗽发作，克鲁森施滕艰难地度过了那个冬天。次年（1846年）5月，他的妻子朱莉在给儿子帕维尔的信中写道，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这一年的病痛就像是“持续不断的熄灭”。由于无法再爬楼梯，1846年5月，家里为他修建了一个直通花园的阳台。8月，第二次中风袭来，在经历了两天的不省人事后，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于1846年8月24日早晨逝世。

自1773年起，雷瓦尔（塔林）主教座堂已禁止在其内部埋葬遗体，但亚当·约翰·冯·克鲁森施滕获得了破格待遇。经皇帝特许，教堂内建造了一座墓穴（位于主入口对面，毗邻海军上将格雷格的墓穴），因此葬礼直到1846年10月18日才举行。棺木覆盖着饰有银色镶边的黑色天鹅绒，上书登山宝训中的一句圣经引文Mt：

«Блаженны чистые сердцем, ибо они Бога узря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棺木上放置著海军上将的帽子和佩剑。两千名海军官兵在市政厅广场列队致敬。在葬礼的前一天，女儿夏洛特·克鲁森施滕（1818—1881）与早已订婚的西奥多·贝恩哈迪完婚。他们原定于8月19日结婚，但因父亲病重而推迟，最终婚礼在父亲葬礼的前夕举行，喜事与丧事交织。

遗孀朱莉·克鲁森施滕于1849年3月2日在庄园因中风去世，葬于主教座堂丈夫身旁。在她去世后（另一说为1848年），墓地安放了由雷瓦尔石匠埃克斯纳（Exner）制作的新哥特式墓碑。

长子奥托·尼古拉没有子嗣，他于1854年被任命为奥廖尔省省长，1856年调任敖德萨市市长。他在弗拉基米尔省的扎瓦利诺（Zavalino）庄园建立了父亲的私人博物馆，但该博物馆未能幸存于十月革命。

次子亚历山大·克鲁森施滕在外交界有所建树，曾管理华沙的波兰王国外交办公室，官至枢密顾问官。

三子帕维尔继承父业成为航海家。1826年至1829年，他在海军少校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利特克利特克指挥的单桅纵帆船“谢尼亚温”号上完成了环球航行。而帕维尔的儿子（克鲁森施滕的孙子）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则参与了“叶尔马克”号破冰船的北极探险。

## 荣誉与奖项

### 俄罗斯帝国勋章

- 四等圣乔治勋章 (1803年11月26日)
- 二等圣安娜勋章 (1805年4月29日)
- 三等圣弗拉基米尔勋章 (1806年8月30日)
- 二等圣弗拉基米尔勋章 (1826年6月16日)
- 一等圣安娜勋章 (1829年4月13日)
- 一等圣安娜勋章加授皇冠 (1832年11月7日)
- 白鹰勋章 (1834年8月30日)
- 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1838年4月2日)
- 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钻石饰 (1839年1月21日)

### 德意志勋章

- 普鲁士红鹰勋章 (1810年)
- 萨克森-魏玛白隼勋章，指挥官十字级 (1836年)
- 普鲁士功勋在此勋章 (Pour le Mérite) (1842年)

克鲁森施滕家族的航海传统延续至今。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小儿子一系的玄孙亚历山大·普里谢波夫（Alexander Prishchepov），曾于1995年至1996年在以其祖先命名的四桅巴克船“克鲁森施滕”号上作为见习水手完成了环球航行。截至2021年，他担任哥本哈根大学地理与自然资源系的副教授。

## 纪念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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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森施滕于1846年逝世，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回响，各类期刊纷纷刊登讣闻。在众多悼词中，尤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施密特（刊于《新德国讣告录》）和威廉·戈特利布·季列修斯·冯·季列瑙所撰写的最为引人注目。对克鲁森施滕的纪念延续了很久：1856年，由其女婿贝恩哈迪撰写、女儿夏洛特翻译成英文的传记，由约翰·罗斯爵士出版，并题献给皇家地理学会。

在俄罗斯，克鲁森施滕的学生们集资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建立了纪念碑。这座位于海军学员军团大楼前的铜像由雕塑家伊凡·尼古拉耶维奇·施罗德和建筑师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莫尼盖蒂设计，于1873年11月6日揭幕。1950年，随着其环球航行游记的再版，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被“重新发现”，但在苏联时期，他的德国血统并未被刻意强调。克鲁森施滕航行游记的完整英文版于1968年在阿姆斯特丹再版。在东德，德文缩减版于1985年由“布罗克豪斯”出版；1986年又在科隆和维也纳发行。

在克鲁森施滕诞辰200周年之际，南萨哈林斯克设立了他的半身像；在爱沙尼亚哈古季他出生的房子墙上（1990年该建筑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安置了纪念牌匾和纪念石；在基尔齐的学校墙上也设立了纪念牌匾。2014年，位于塔林北塔林区的一个广场被命名为亚当·约翰·冯·克鲁森施滕广场，并设有带浮雕的纪念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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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有17个生物、地理和天文对象以这位航海家的名字命名，包括：位于阿拉斯加、加拿大和千岛群岛（帕拉木希尔岛）的海角、克鲁森施滕海峡、克鲁森施滕岛、克鲁森施滕礁、月球陨石坑，以及一种蝴蝶和一种热带植物。为了纪念朱莉·克鲁森施滕（娘家姓陶贝），1804年将一座岛屿命名为朱莉亚岛（现名口永良部岛：位于东海，大隅群岛，北纬30°27′，东经130°14′）。在20世纪下半叶，一艘克鲁森施滕号 (帆船)、一艘伊凡·克鲁森施滕号 (破冰船)以及一艘852型海洋调查船“伊凡·克鲁森施滕号”均以他的名字命名。

### 文化与文学形象

克鲁森施滕和利西扬斯基的航行也成为儿童文学艺术创作的主题。1930年，尼古拉·科尔涅耶维奇·丘科夫斯基出版了中篇小说《伊凡·克鲁森施滕和尤里·利西扬斯基——首批环球航行的俄国船长》，该作品于1941年被收录进《护卫舰驾驶员》（Drivers of Frigates）一书中。

俄国首次环球航行的事件与人物性格，以及克鲁森施滕作为海军学员军团长的活动，构成了弗拉季斯拉夫·彼得罗维奇·克拉皮温的冒险小说《岛屿与船长》（1984—1987）的结构基础。

动画片《普罗斯托克瓦希诺的冬天》中的一句台词：«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Крузенштерн — человек и пароход»“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克鲁森施滕——是人也是轮船”（Man and Steamship），已成为一句著名的流行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动画片的情节背景中，没有一个主角知道这句话里说的人到底是谁。

1993年，俄罗斯银行发行了一系列俄罗斯纪念币，以纪念俄罗斯首次环球航行。俄罗斯、爱沙尼亚、乌克兰和圣赫勒拿岛发行了纪念伊·克鲁森施滕和俄罗斯首次环球航行的邮票。

2013年12月，俄罗斯-1电视台播出了4集纪录片系列《“涅瓦号”与“希望号”。俄罗斯首次环球航行》，专案作者是米哈伊尔·科茹霍夫。克鲁森施滕的日记由谢尔盖·戈罗布琴科朗读。

2003年，爱沙尼亚发行了一枚纪念克鲁森施滕的邮票。2020年10月21日，俄罗斯银行发行了一枚纪念伊·费·克鲁森施滕诞辰250周年的硬币。2020年10月，发行了一枚纪念伊·费·克鲁森施滕诞辰250周年的邮票。

## 外部链接

### 英文

- Family Krusenstern from Adam Johan von Krusenstern
- Ilya Vinkovetsky, Circumnavigation, Empire, Modernity, Race: The Impact of Round-the-World Voyages on Russia's Imperial Consciousness "Meeting of Frontiers" Conference, 2001
- Kiltsi manor (in German: Schloss Ass) at Estonian Manors Portal
- Hagudi manor (in German: Haggud) at Estonian Manors Portal
- Biographic entry from Nordisk familjebok (in Swedish)
- Baltic nobility genealogy handbook 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s family

## 基本资料

- 日语原文：亚当·约翰·冯·克鲁森施滕
- 原文名：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
- 出生地：俄罗斯帝国列韦尔省哈古迪庄园、（今爱沙尼亚列韦尔县拉普拉）
- 逝世地：俄罗斯帝国爱斯特兰省基尔齐庄园、（今爱沙尼亚韦森贝格县）
- 昵称：亚当·约翰·冯·克鲁森施滕、（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
- 服役：俄罗斯帝国海军
- 军衔：海军上将
- 配偶：朱莉安娜·夏洛特·冯·陶贝、（Juliana Charlotte von Taube）
- 子女：尼古拉·克鲁森施滕、亚历山大·克鲁森施滕、帕维尔·克鲁森施滕、普拉东·克鲁森施滕、夏洛特、朱莉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