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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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主义（Deutschnationalismus）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奥地利政治史中的一种政治思潮。它兴起于19世纪，最初是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德语人口中发展起来的一场民族主义运动。该思潮主张与德国保持密切联系，将德国视为所有德意志民族的民族国家，并支持将奥地利并入“大德意志”的可能性。

在奥地利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到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曾有多个政党和政治团体表达过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立场。民族自由主义和泛德意志主义政党被称为奥地利政治中的“第三阵营 (奥地利)”，因为在传统上，它们的影响力排在主流的天主教保守派和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奥地利自由党这一在奥地利议会中拥有席位的极右翼政党，也有泛德意志主义的思想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泛德意志主义及与德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理念与纳粹主义产生了关联，再加上以公民认同为基础的奥地利民族认同不断增强，这些观念逐渐失去了社会支持。

## 帝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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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奥地利帝国这一多民族国家内部族群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背景下，“德意志民族运动”提出要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并试图通过推行反犹主义和反教权政策来巩固德意志族群认同。自1848年革命以来，帝国统治下的许多民族群体——包括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等——纷纷要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享有平等地位。传统上，帝国中的德语人口自玛丽亚·特蕾西亚皇后及其子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起便享有社会特权。德语被视为帝国的通用语，而帝国的精英阶层也主要由德语人士构成。1867年奥地利-匈牙利折衷方案使得匈牙利王国重新获得的主权之后，从19世纪70年代起，帝国内各民族群体与德语人口之间的矛盾与竞争，逐渐塑造并主导了帝国的社会与政治格局，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解体。

1866年奥地利在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中战败，随后在普鲁士主导下，1871年建立了当时所谓的“小德意志”国家。这使得奥匈帝国内的德意志裔奥地利人产生了一种被错误排除在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外的强烈失落感，而与此同时，帝国内的其他民族也在不断冲击着国家的整体结构。1879年，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当时的首相塔弗子爵并未让德意志自由党进入外莱塔尼亚政府。该党被视为德语中产阶级的主要政治代表，因此，德意志民族运动随后指责该党未能为帝国内德语人口的权利进行坚决斗争。1880年，德意志学校联盟成立，旨在保护帝国中德语人口处于少数地位地区的德语学校。该组织积极推动在那些公共经费被用于资助非德语学校的社区中建立德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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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一批德意志民族主义团体和知识分子联合发表了《1882年林茨纲领》，要求承认德意志人在帝国中的主导地位，并主张对整个帝国实行彻底的德意志化。这份宣言的签署者包括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格奥尔格·冯·舍纳勒，民粹主义且亲天主教、支持君主制的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以及犹太裔社会民主党人维克多·阿德勒。然而，在舍纳勒于1885年对纲领进行修订、加入所谓的“雅利安条款”之后，《林茨纲领》的这些背景各异的签署者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分裂。

舍纳勒先后创建了“德意志民族协会”（Deutschnationaler Verein），并于1891年成立了“泛德意志协会”。他主张将奥匈帝国境内所有德语地区并入由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并拒绝承认任何形式的奥地利泛民族认同。他那种激进而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尤其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阶层中广受欢迎，包括大学教授、文理中学教师以及学生。学校管理当局试图通过培养公民自豪感，以及围绕皇帝塑造一种“个人崇拜”来抵消这种思潮，但收效甚微。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甚至试图将所有“舍纳勒派”人士从市立学校管理机构中清除，但同样未能成功。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学生们更倾向于认同由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而非这个多民族构成的二元君主制国家。许多人将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胜利者、德意志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奉为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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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德意志运动的成员常在纽扣孔中佩戴蓝色矢车菊——这种花被认为是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最喜爱的花卉——同时还佩戴印有德意志民族颜色（黑、红、黄）的帽章。这两种象征物一度在奥地利的学校中被禁止。和舍纳勒一样，许多奥地利人都希望与德国实现“合并”。然而，尽管不少奥地利人接受了各种泛德意志运动的理念，也认为自己属于德意志民族，他们仍然承认奥匈帝国的存在，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并希望维护奥地利的国家主权。

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强烈抗议首相卡西米尔·巴德尼伯爵于1897年颁布的语言法令。该法令规定，在波希米亚，德语和捷克语同为官方语言，并要求新任政府官员必须同时精通这两种语言。这在实际操作中意味着公务体系几乎只会录用捷克人，因为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捷克人懂德语，而反过来却并非如此。越山主义的天主教政治人物和神职人员对这一改革的支持，引发了“脱离罗马！”运动。该运动由舍纳勒的支持者发起，呼吁“德意志”的基督徒退出罗马天主教会。

自19世纪80年代起，泛德意志主义运动逐渐分裂为多个分支政党和派系。其中最激进的是1903年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党 (奥匈帝国)，后来发展为纳粹党的奥地利分支。20世纪最初十年间，参与选举的其他泛德意志主义政党还包括德意志人民党 (奥地利)和德意志激进党。为参加1911年外莱塔尼亚立法选举，所有德意志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党组成了一个广泛联盟，称为“德意志民族联盟”。该联盟在议会下院——众议院中赢得了最多席位，取代了此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督教社会党。然而，德意志民族联盟始终只是一个结构松散、内部缺乏凝聚力的联盟，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1917年宣告瓦解，分裂成十七个零散的德意志自由派和民族主义政党。这种分裂，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国的解体，最终导致泛德意志主义运动的全面瓦解。

## 奥匈帝国的解体（1918—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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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随之崩溃。原帝国内的德语地区以“德意志奥地利”为名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该共和国的成立依据的是“民族自决”原则，这一原则已被写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1918年11月11日，临时国民议会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议会随后起草了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德意志奥地利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条）以及“德意志奥地利是德意志共和国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这一表述指的是在原德意志帝国领土上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其意图是将讲德语的奥地利人与德意志民族国家合并，从而完成“大德意志”的构想。随后在蒂罗尔和萨尔茨堡举行的公民投票中，分别有98%和99%的投票者支持与德国统一。然而，埃里希·比尔卡指出，这些公投存在选票造假和操纵选民的问题：

对蒂罗尔而言，最核心的关切并非与德国合并，而是与南蒂罗尔实现重新统一。蒂罗尔的地方精英强烈重申其相对于奥地利的文化自主性；在1919年选举后成为该省主导力量的蒂罗尔人民党，其政策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蒂罗尔，而非与德国统一。蒂罗尔的政治人物明确拒绝中央政府推行的合并政策，并设想了各种可能的替代方案，包括：建立一个独立的蒂罗尔，并以松散的联盟形式与瑞士或意大利相连，或推动“西部诸省”的合并。一些保守派阵营甚至支持蒂罗尔与巴伐利亚合并，乃至建立一个南德意志国家的设想。关于萨尔茨堡的公民投票，埃里希·比尔卡认为，萨尔茨堡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具有不同于奥地利其他地区的独特性，其对合并的潜在支持并不能代表当时奥地利的普遍民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起草《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时，严格禁止德意志奥地利以任何形式与德国统一。同时，他们还将部分原本由德意志奥地利声索的领土划归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例如，德意志波希米亚和苏台德地区就被划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这些地区以德语人口为多数，却被阻止建立或并入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反而被纳入其他民族主导的国家之中。这种不满情绪在战间期泛德意志主义的兴起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奥地利社民党的成员卡尔·伦纳出任德意志奥地利总理。伦纳本人是“大德意志”理念的支持者，并创作了非正式的国歌《德意志奥地利，美妙的国度》。他出生于南摩拉维亚——这一地区曾被德意志奥地利声索，却最终被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有这样的个人背景，伦纳仍于1919年9月10日签署了《圣日耳曼条约》，承认了由协约国划定的新奥地利共和国边界，并正式禁止任何将原奥匈帝国的德语地区与德国统一的企图。国家名称也从“德意志奥地利”改为“奥地利”，以消除国名中任何泛德意志主义的暗示。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人并未忘记自身的泛德意志主义根源。在他们看来，魏玛共和国值得“过度的同情”，而捷克斯洛伐克则始终被以“过度的怀疑”来对待。

## 第一共和国和奥地利联邦国时期（1919—1938）

在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时期，泛德意志主义主要由大德意志人民党和以农业利益为基础的乡村同盟所代表。这两股力量起初颇具影响力，但很快便将大部分选民流失给了基督教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接受了《圣日耳曼条约》中关于禁止奥地利与德国统一的规定。然而，围绕国家认同的问题，政治分歧依然逐渐显现：一方是支持奥地利民族认同的政治力量，如基督教社会党；另一方则是根植于德意志民族主义传统的阵营，例如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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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在蒂罗尔州和萨尔茨堡州举行的公民投票中，分别有98.77%和99.11%的投票者支持与德国统一。

第一共和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于：自“德意志奥地利”时期起就支持民主共和国理念的那些人——例如社会民主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奥地利人”，而是将自身视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相反，支持奥地利民族认同、主张一个不再冠以“德意志”之名的奥地利的人，则多为保守派，且在政治理念上大多不具民主倾向：他们包括前帝国官僚、军官、神职人员、贵族，并与基督教社会党关系密切。正如历史学家A·J·P·泰勒所言：“民主派并非‘奥地利人’，而‘奥地利人’并非民主派。”在第一共和国最初的十年里，这两大阵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民主派与奥地利民族主义的保守派——始终争执不休。最终，奥地利民族主义阵营于1934年推翻了民主共和国，在法西斯意大利的庇护下建立起一个以“奥地利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政权。

不过，也存在一个例外，那就是奥地利共产党。奥共支持一个独立的奥地利，并主张与德国区分开来的独立民族认同。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克拉尔曾指出，将奥地利民族视为德意志民族一部分的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社会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与卡尔·伦纳所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一翼立场不同，正是导致左翼联盟瓦解的因素之一；此后历届政府均由坚决反对与德国合并的基督教社会党主导，其核心人物是伊格纳茨·塞佩尔。随着奥地利经济状况的改善，支持合并的情绪也很快开始消退。据斯特凡·茨威格所述，塞佩尔始终坚决反对与德国统一：

塞佩尔在根本上反对德国式、普鲁士式的新教军国主义，认为其与奥地利的传统理念及其天主教使命格格不入。合并无可避免地意味着奥地利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沦为众多行省中的一个。在塞佩尔看来，这种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观念不仅不适合德意志的具体情境，也不可能成为德意志民族性的最终形态，正因为奥地利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活跃的右翼准军事组织“家乡卫队”中，多数都以奥地利民族主义为根基，要么依附于保守的基督教社会党，要么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不过，其中也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派系。这个派系在施泰尔马克州的“家乡防卫队”中尤为突出，其领袖是瓦尔特·普弗里默。1931年9月，普弗里默曾试图对一个由基督教社会党执政的政府发动政变。这次政变直接仿效了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进军罗马”，但由于未能获得其他家乡卫队组织的支持，几乎在一开始便宣告失败。此后，普弗里默成立了“德意志家乡防卫队”，该组织后来并入了纳粹党。

德奥合并的理念，是奥地利纳粹党分支的核心主张之一。纳粹主义可以被视为源自泛德意志主义运动中最为激进的支流。1933年，纳粹党与大德意志人民党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并最终实现合并。在1933年至1938年纳粹党及其象征在奥地利被取缔的时期，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重新沿用了早期泛德意志主义的传统，在纽扣孔中佩戴蓝色矢车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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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党坚决反对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领导下的奥地利联邦国，并策划了对他的暗杀。此后，他们又将斗争矛头指向其继任者库尔特·舒施尼格。奥地利联邦国得到了意大利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强力支持。墨索里尼对奥地利独立的支持，可以从他与奥地利民族主义的重要人物、家乡卫队领袖恩斯特·吕迪格·施塔海姆贝格亲王的一次谈话中看出。他表示：“绝不能允许与德国合并……奥地利对于维持欧洲秩序是必要的……奥地利倒下、被德国吞并的那一天，将标志着欧洲混乱的开始。”奥地利法西斯主义政党祖国阵线呼应了墨索里尼的这一立场，继续为维护奥地利的独立而斗争。德国和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都希望德意志国能够迅速吞并奥地利——也就是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故乡。他们试图收买许多低级别的家乡卫队领袖，并试图将施塔海姆贝格拉拢到自己一边，实质上是要把家乡卫队与纳粹的自由军团合并。这一任务由早期颇具影响力的纳粹人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负责。当坚信奥地利应保持独立的施塔尔亨贝格拒绝了合并提议后，施特拉塞尔说道：“别再跟我谈什么奥地利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奥地利……曾经有一个自称为奥地利的活死人……这个奥地利在1918年的崩溃是一种福音……尤其是对德意志民族而言，因为这让他们获得了建立一个大德意志的机会。”

1934年2月，政府在搜查社会民主党被取缔的准军事组织——共和防卫同盟所藏武器时，引发了短暂的奥地利内战。甚至在奥地利法西斯政府取得胜利之前，社会民主党就已被全面取缔。几个月后，纳粹与奥地利法西斯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1934年七月政变。当时纳粹分子试图推翻政府，虽然他们成功刺杀了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但这次政变很快被警察、军队以及家乡卫队镇压下去。与此同时，纳粹持续不断的暴力行动和宣传攻势进一步削弱了奥地利法西斯政权的稳定性，也动员并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支持与德国合并的主张。

纳粹的行动最终取得了成功，希特勒于1938年通过“德奥合并”吞并了奥地利。希特勒在其故乡奥地利的行程成为一次凯旋巡游，并于1938年3月15日在维也纳达到高潮：约20万名欢呼的德意志裔奥地利人聚集在英雄广场，聆听希特勒宣布：“德意志民族最古老的东部省份，从此将成为德意志国最新的堡垒。”随后，他以自己“最伟大的成就”——完成吞并奥地利、建立大德意志国——作结，宣称：“作为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元首与总理，我现在向德意志历史宣布，我的祖国已并入德意志国。”合并完成后，希特勒又以个人感言说道：“我本人，作为元首和总理，将很高兴以一名自由的德意志公民身份，行走在作为我家园的这片土地上。”然而，如果举行一次真正公正的公民投票，支持合并的人仅会占奥地利人口的20%。根据奥地利政府的估计，在投票年龄设为24岁的情况下，约70%的奥地利人会投票支持保持国家独立，而只有约25%的人支持纳粹党。

希特勒在回应外国媒体有关德奥合并的报道时表示：“某些外国报纸称，我们是用残暴的手段扑向奥地利的。我只能说：即便到了死亡，他们也停止不了撒谎。在我整个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我从人民那里赢得了许多爱戴，但当我跨越昔日的边界（进入奥地利）时，迎接我的那股爱意之汹涌，是我此前从未经历过的。我们并非以暴君的身份而来，而是作为解放者来到这里的。”

随着德奥合并的实现，那些支持奥地利与德国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其长期以来的历史目标也随之完成。此后，泛德意志主义者被全面吸收进纳粹党之中。

## 第二共和国时期（1945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地利重新确立为一个独立国家。由于与前纳粹政权存在密切关联，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随之彻底失去合法性和社会声望。新共和国中的主导政党是基督教保守民主阵营的奥地利人民党，以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两党都倡导奥地利的国家独立，并将“大德意志”的理念视为一种过时的历史遗存。所有前纳粹党成员都被禁止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并被剥夺选举权。此后，带有泛德意志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第三阵营”以独立者联盟的形式重新出现。该组织反对同盟国强加的去纳粹化法律，并代表前纳粹党员以及国防军和党卫队老兵的利益。1956年，独立者联盟转型为奥地利自由党。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由自由党及其关联组织所代表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在大学中相当活跃，其中一种学生兄弟会组织——学生同盟——在传播德意志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自由党内部，自由主义派系逐渐壮大，并超越了泛德意志主义派系，奥地利爱国主义也逐步被吸纳进党的意识形态之中。1980年至1986年，在诺贝特·施特格尔担任党主席期间，以及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的过程中，党内的泛德意志主义派别进一步被削弱。

相比之下，约尔格·海德尔于1986年出任党主席，被德意志民族主义派系视为一次胜利。然而，海德尔的右翼民粹主义并未强调泛德意志主义传统，因为那样做会导致选票流失。1987年，仅有6%的奥地利公民将自己认同为“德意志人”。尽管海德尔曾将奥地利民族认同斥为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甚至在1988年将其称为“畸形产物”（Mißgeburt），但他在1993年发起了“奥地利优先”请愿运动，并在两年后宣称自由党是一个“典型的奥地利爱国政党”，明确否定了自己此前关于“畸形产物”的说法。尽管如此，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并体现在对奥地利境内斯拉夫少数族群的敌对行为上，例如围绕克恩顿斯洛文尼亚人双语路牌问题的冲突，以及对移民和欧洲一体化的反感。因此，传统的“大德意志”理念已被一种“德奥”概念所取代——即只将具有德意志血统和德语母语的奥地利人视为“真正的”奥地利人。这种转变可以概括为“传统德意志民族主义与奥地利爱国主义的融合”。

目前，泛德意志主义派别在奥地利自由党内部只占据相当边缘的位置。2008年，自由党选民中质疑奥地利存在独特民族认同的人不足17%。包括安德烈亚斯·默尔策和马丁·格拉夫在内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如今往往将自己称为“文化上的德国人”（Kulturdeutsche），强调自身作为德意志族群一员的身份，而非认同独立的奥地利民族认同。2006年，自由党议员在国民议会首次会议上，通过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再次强调该党源自泛德意志主义传统：他们在纽扣孔中佩戴蓝色矢车菊，同时配以奥地利国旗颜色（红、白）的丝带。这一举动引发了争议，因为媒体将这种花解读为带有前纳粹象征意味的标志。

国家民主党 (奥地利)参加了1970年奥地利立法选举，获得2,631票，占投票总数的0.1%。该党主张将奥地利并入德国。国家民主党领导人诺伯特·布尔格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以“为了一个德意志的奥地利”为口号参选，获得了140,741票，占3.2%。该党最终于1988年被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