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Continuity with Incidental Hybridization），也称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东亚人类本地起源说，中国现代人起源本土说，是考古人类学的一个人类起源假说。这个学说认为，从更新世初期就生活在亚洲东部的直立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独立连续演化成现代晚期智人，形成蒙古人种，散布到东亚各地，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直接先祖。现代东亚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只接受了少部分外来的非洲晚期智人的DNA。因此中国人是在中国本地独立演化，不是由非洲移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东方人类的起源故乡。

基于人类多地起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吴新智于1998年提出这个假说。支持学者有高星、张银运、刘武等人。

## 概论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主张，现代中国人是在本地演化。相关学说始于1920年代后，北京周口店发掘出古人类的头盖骨、牙齿等化石，包括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魏敦瑞根据周口店古人类化石与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高度一致，提出北京猿人演化为现代中国人，为现代蒙古人种的共同祖先的学说，也称为亚洲假说。

魏瑞敦分析三具山顶洞人头骨，分析为三个不同人种：101号头骨接近“原始蒙古人种”（primitive Mongoloid），102号头骨类似美拉尼西亚人（Melanesoid），103号头骨则属于爱斯基摩人类型（Eskimoid）。山顶洞人的头骨具有一系列与蒙古人种有关的特征，可能代表原始的蒙古人种类型。他认为山顶洞人并非现代中国人祖先的代表，也许是由其他地区移居至中国，代表中国古代可能同时存在多个不同来源的现代人类。在研究巨猿化石后，魏敦瑞接续提出，现代智人可分出四条独立演化线，分别在在东亚，爪哇及澳洲，欧洲与非洲四个地区独立演化，并以“人类进化采取的是直生论的过程，它趋向一个方向进行”的趋同演化模式，解释各地区人类形态的接近，建立了人类多地起源说。

1960年和1961年，吴新智发表两篇论文，提出山顶洞人代表原始的蒙古人种，为现代中国人先祖。1961年，美国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发表著作《种族起源》，将智人分为五种：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开普敦人种和刚果人种。主张直立人本身就分为五种，然后又各自演化成智人。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沃波夫（Milford H. Wolpoff）最早使用“多地起源说”（Multiregional hypothesis）这名词。他主张人类祖先为适应世界各不同区域，演化出不同进化支线，这些演化支线间经由通婚而混合基因。由观察古代人类与现代人类之间的相似性，可发现人类是在多地分别演化，在各区域中出现演化连续，称之为“区域连续性”（regional continuity）。

1978年，吴新智和张银运根据中国地区发掘的古人类化石，包括新发掘的元谋人、蓝田人、大荔人等，提出中国古人类是连续发展的，也“并不排除与邻接地区交流遗传物质的可能性，但这种交流只占次要地位”。1984年，吴新智、沃波夫和索恩共同发表论文，提出“多地区进化说”。1998年，吴新智提出中国地区人类进化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学者高星认为，在中国发现的这些北京猿人等化石证据，说明中国人是在东亚本地持续独立演化，不是由非洲移入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在毛泽东执政时期，将北京猿人视为中国人在五十万年前的先祖，建立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用来作为凝聚民族情感与破除迷信的宣传之用。从文革结束直到1990年代之间的中学教科书，都有北京猿人演化为现代中国人的叙述。在1990年代后因为考古遗传学提出越来越多证据支持人类单地起源说，在2000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改版的中学教科书中，已经移掉北京猿人演化为中国人的说法，加入中国人由非洲移入的学说。对于中国人本地起源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界中仍有相当多支持者。在中国之外，只有相对少数的考古人类学者支持这个学说。

## 学说内容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是多地区进化说中关于中国材料乃至东亚材料的具体表述，依靠人类化石形态证据和来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证据。该假说的核心点可表述为：

- 东亚地区自直立人以来人类进化是连续的，不存在演化链条的中断，其间未发生过大规模外来人群对本土人群的替代。
- 该地区古人类与外界有过一定程度的隔离，使其得以保持区域特点，在形态上有别于旧大陆西侧的人群。
- 本土与外界人群的基因交流发生过并与时俱增，这使得该地区的人类与外界人群作为同一物种得以维系，但这种基因的混合、交流与本土人群的代代相传相比是次要的。

吴新智认为：“我们提出中国更新世人类的共同特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1.这些特征在中国的出现率比其他地区高；2.这些特征综合成套地表现在头骨上。这种现象表明在中国更新世没有发生人群的重大替换，如果人群被替换，替代的人群及其后代应该会有不少特征与被替换的人群不同，导致替代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中国居民的许多特征得不到连续，特别是这些特征不可能继续成套地存在于后来的人群中。”。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主要的证据是体质人类学，中国古代直立人的面部相对扁平，鼻梁相对较低，上部牙齿呈铲子状，即箕形门齿。百分之九十的现代中国人具有类似的特征，与非洲晚期智人不同，证明中国人是由中国直立人演化而来，与非洲晚期智人无关。吴新智认为，“东亚人为两面坡形头顶，而非洲人呈圆弧状；智齿，非洲人统统都有，而东亚人中有的人没有；夹紧状的鼻梁非洲人没有而东亚人有；非洲现代人没有下颌圆枕，而现代东亚人就有人有。”。而且，“北京猿人的头顶呈两面坡状，有下颌圆枕，这正符合现代东亚人的特征，所以，北京猿人是东亚人的祖先更合理一些。”

对于考古遗传说证据认为现代人类起源非洲，吴新智主张分子生物学证据只能说明现代欧洲人起源于非洲，无法解释现代中国人的起源。吴新智认为，目前的基因研究有所不足，化石证据效力比基因更高

## 支持研究

200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清江流域发掘出建始人，经中国科学院鉴定，生存年代距今约200万年前。研究计划主持学者王善才认为建始人与非洲晚期智人生存年代相同，根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在清江流域发现的一系列考古遗址，证明中国人是在本地演化出来，非由非洲移入。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认为这个发现挑战了人类起源非洲的说法，证明了人类多地起源论。

于2008年在河南省许昌县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古人类头盖骨化石，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命名为许昌人。中国国家文物局认为，许昌人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许昌人连结了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辽宁金牛山人这些东亚直立人，随后由许昌人演化成山顶洞人，为东亚人类进化关键。经由对许昌人的发掘研究，中国学者李占扬于2017年于美国《自然》杂志中发表论文，辨认出许昌人头骨混合了尼安德塔人特征。他认为，许昌人与非州晚期智人之间没有相同处。主张许昌人是北京猿人的后代，是一只独立新种智人，在东亚自行演化。曾由东亚往欧洲移动，因此接触了尼安德塔人，混合了他们血统，又回到东亚，演化成为北方中国人。

201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考古学者刘武与吴秀杰在湖南省道县发现47枚道县人牙化石，他们在美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推估道县人存在年代距今8万至12万年，其牙齿已具备现代晚期智人特征，为全世界年代最早的现代人类，证实现代人类源起于中国，对现代人类源起非洲的说法提出质疑。吴新智、徐欣发表论文认为，道县人牙化石和中国旧石器考古“都与多地区进化说的推论一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家王巍在2019年发表论文《新中国考古学70年发展与成就》，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七十年的考古学发展，认为由这些考古学证据，证明了北京猿人确是中国人的祖先，中国人是在中国本地演化出来的。元谋人，蓝田人与北京人等古人类皆为中国人先祖，证明中国人是在中国本地连续进化而来。

202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发现第三具郧县人头骨化石，这是同时期欧亚大陆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证实现代人类源自亚洲。中国考古学教授吴小波认为，郧县人的考古研究成果，对人类仅起源于非洲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提出“最新考古成果表明，中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的观点相吻合。

## 反对意见

支持人类单地起源说的学者，认为现代人类起源自非洲，经由迁移散布世界，现代中国人也是其中之一。中国遗传学者陈竺和复旦大学校长金力的遗传学研究指出现代亚洲人与古代亚洲直立人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存在；现代的东亚人是约5万年前由非洲迁徙而来的人类后代。

亚洲直立人与东亚蒙古人种共同具有的铲形门齿，或称箕形门齿，是常见用来证明蒙古人种是独立演化，与非洲人无关的证据。英国考古学者克里斯·B·斯特林格分析北非瓦迪哈勒法的古人类化石，发现约有70%具有这个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在许多古人类化石中也可以找到，并不是只专属于亚洲直立人与现代中国人的特征。

根据人类粒线体DNA单倍体群的研究，粒线体夏娃首先分化为单倍群L0与单倍群L1-6。单倍群L0在南非和东非的采猎者（如桑人和哈扎人）当中有较高的频率，在中非采猎者（如Mbuti）中也有发现。这些群体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分支开来，而且从那时开始就在遗传学上保持着相对的孤立。L1、L5、L2、L6、L4等单倍群都是L1-6的后代而且大部分局限于非洲大陆。单倍群M和N是非洲大陆以外世界各地的世系，是L3的后代，L3的其他分支大部分也局限于非洲大陆。也就是说，尽管人类粒线体DNA单倍体群有若干种类型，但是只有一个分支的少数支系分布于非洲以外，这支持人类单一起源于非洲，且只在很晚近时才走出非洲的假说。

根据人类Y染色体DNA单倍型类群的研究，单倍型类群A是非洲人的子单倍型类群，现代的所有单倍型类群起源点。BT是单倍型类群A的分支。它有两个主要谱系，单倍型类群B和CT。定义突变分离CT（除A和B的所有单倍型类群）为M168和M294。这些突变早于人类走出非洲的迁移。DE突变的定义可能发生在非洲东北部，大约65000年前。P143突变定义了单倍型类群CF。可能发生在那时，将现代人类带至亚洲南部海岸。单倍型类群F发现于大约90％的世界人口，但几乎完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之外。这得出了与人类线粒体DNA单倍型类群研究相近的结论，即人类单一起源于非洲，且只在很晚近时才走出非洲。

现代中国政治历史学家詹姆斯·莱布尔德（James Leibold）认为，对吴新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模式的支持主要植根于中国民族主义。沙伯力和舒喜乐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古人类学是中国种族民族主义的工具，但遭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杜靖发表文章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