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协商理论

本文介绍的是作为自我形象隐喻的“面子”。关于社会学中的相关概念，参见“面子（社会学概念）”。

<image>

面子协商理论是由斯特拉·廷—图米（Stella Ting-Toomey）于1985年提出的理论，用于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分歧。该理论认为，“面子”指个体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所展现的社会自我形象。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不同文化中的社会现象。在冲突情境中，个人的面子会受到威胁，因此人们往往会试图维护或恢复自己的面子。根据该理论，这一系列沟通行为被称为面子工作（facework）。由于人们对“面子”的情境意义理解不同，而且不同文化中的“面子工作”实践方式也存在差异，因此，该理论建立了一套跨文化分析框架，用于研究不同文化中的面子协商行为。需要注意的是，“面子”的定义会因个人及其所属文化而有所不同，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在“面子工作”的实践方式上也存在差异。根据廷—图米的理论，大多数文化差异大致可以区分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该理论旨在解释不同文化之间的此类差异。

## 背景

在该理论中，“面子”被视为个人社会形象的一种体现该概念源自中文语境中的两种观念，廉（lien）与面子（mien-tzu）。其中，“廉”指个体内在的道德性面子，涉及羞耻感、人格操守、自我贬抑及荣誉等层面。“面子”则指个体外在的社会形象，涉及社会认同、地位、权威、影响力及权力等方面。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也在当代西方研究中讨论了“面子”概念，并将“廉”（lien）与“面子”（mien-tzu）分别理解为身份与自我。他指出，面子关乎个体所呈现出来的形象，这种社会形象具有即时性与自发性，并与社会互动的动态过程密切相关。戈夫曼还认为，面子是“表演”的一部分，而所谓表演，是指个人在日常活动中用以影响他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社会将面子视为一种可以经营的社会资产。对“面子”的展现既可能是为了他人，也可能是为了自身利益。相应地，“面子工作”是指为维持个人自我形象与公众印象一致而采取的沟通行为。面子工作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修复性面子工作与预防性面子工作。修复性面子工作是指在面子已经受损之后加以恢复的行为；预防性面子工作则是指通过沟通来防止面子受到威胁或丧失的行为。此外，佩内洛普·布朗（Penelope Brown）和斯蒂芬·莱文森（Stephen Levinson）关于礼貌理论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对面子的追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关切。布朗与莱文森进一步提出，面子可指个体的两种需求：一是积极面子，即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同；二是消极面子，即希望自身的行为或想法不受他人阻碍。因此，在将礼貌视为一种面子维护机制的观点中，参与者的需求比互动本身更为重要。事实上，布朗与莱文森认为，面子是一种“承载情感投入、可能丧失、得以维持或获得提升，并且必须在互动中不断加以关注的东西”。不过，莱文森与布朗并未讨论不同文化中的具体规范，而这正是而廷—图米的面子协商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文化差异对面子行为的影响

廷—图米在前人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将“面子”界定为个体在关系与社会网络情境中所主张的、积极的社会性自我形象。“面子工作”则是指一组用于展现自我面子，并维护、挑战／威胁或支持他人面子的沟通行为。换言之，面子工作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所接收到的全部信息之总和，而这些信息会影响其获得或失去面子。

基于上述概念与框架，面子协商理论主要探讨跨文化冲突风格。人们所感知到的或实际存在的冲突差异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内容层面、关系层面与身份层面。其中，内容冲突指的是与相关个体本身之外的实质性议题有关的冲突；关系冲突指的是个体如何界定，或希望如何界定，在某一特定冲突情境中的彼此关系；身份冲突则涉及身份是否被确认或拒绝、是否受到尊重，以及是否获得认可等问题。从这一角度看，身份议题与文化基础上的面子取向因素密切相连。所谓面子威胁事件，本质上也是一种身份期待受到违背的事件。因此，面子协商理论将冲突，尤其是跨文化冲突，视为一种需要相互依存的冲突双方主动进行面子工作管理的情境。此外，在面子协商过程中，个体不仅会与他人协商面子，也会与自身进行面子协商。

自创立以来，该理论经历了多次版本修订。1988年版本提出了7项假设与12项命题， 1998年版本提出了7项假设与32项命题，而目前较新的2005年版本则包括7项假设与24项命题。

## 组成部分

###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要理解廷—图米的理论，首先必须理解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之间的差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一概念源于赫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所著《文化之后果》（Culture’s Consequences）。在该书中，霍夫斯泰德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视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的四个维度之一。而在廷—图米的面子协商理论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也被看作区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差异之一。

与集体主义文化相比，个人主义文化较为少见，因为其大约只占世界文化的三分之一。心理学教授哈里·特里安迪斯（Harry Triandis）指出，区分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主要可以从自我认知、目标取向与责任义务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往往更关注自身，而非自己所参与的群体。因此，自我介绍通常只是简单说明个人的姓名、年龄等信息。相反，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其所属的群体。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通常更倾向于通过自己所归属的群体来定义自我。

## 假设

面子与面子工夫被视为普遍存在的社会互动现象。面子协商理论认为，文化因素会影响特定情境中面子意义的建构，以及个体实施面子工夫的方式。因此，该理论通常提出以下假设：

- 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沟通过程中都会进行面子工夫。个体会持续维护自身的社会形象，这既包括维护自我面子，也包括维护他人面子。在职业情境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例如美国、德国的员工，通常更强调直接沟通、自我表达与果断性，以维护自我面子；而东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例如日本、中国的员工，则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沉默、委婉表达或顺从等间接沟通策略，以维护他人面子及群体和谐。
- 当个人或群体身份受到质疑时，面子问题会变得突出。在群体互动中，若个体的地位、角色或归属受到质疑，可能会形成面子威胁情境。在线上互动中，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当个人观点受到公开挑战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面子威胁，并采取解释、否认或攻击等防御性沟通策略。
- 第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以及小权力距离文化与大权力距离文化之间的差异，会深刻影响个体的面子管理方式。个体如何与他人沟通，往往受到其所属文化中权威关系、群体归属和社会角色规范的影响。例如，在工作冲突中，受个人主义和小权力距离文化影响的美国员工，可能更倾向于通过直接沟通或正面对抗解决问题；而受集体主义和大权力距离文化影响的中国员工，则可能更倾向于采用调解、回避正面冲突或间接沟通等方式，以维护群体和谐和关系稳定。
- 第四，个人主义文化较倾向于采用以自我为导向的面子功夫，而集体主义文化则较倾向于采用以他者为导向的面子功夫。换言之，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个体在面临威胁面子的社会情境时，更可能优先维护自身面子；而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则更可能将自身面子与互动中其他成员的面子联系起来，并重视整体关系与群体形象的维护，而不是采取“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方式。例如，若一名美国员工在会议中受到负面反馈，他可能会通过解释或辩护来维护自我面子。相比之下，一名日本员工则可能较为安静地接受批评，并将重点放在修复群体的集体面子与关系和谐上。
- 第五，小权力距离文化较倾向于采用“个体平等”的互动框架，而大权力距离文化则较倾向于采用等级化的互动框架。换言之，在小权力距离文化中，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差异被相对弱化，人们更强调平等沟通、个人表达与双向反馈；而在大权力距离文化中，权威关系、社会地位和等级秩序更受重视，个体在与上级或权威人物互动时，往往更注重礼貌、服从与避免冒犯。这种差异常常体现在不同权力距离文化的政治氛围与组织沟通模式中。例如，在瑞典等小权力距离文化中，员工可能较为直接地向管理者提出反馈，因为这种沟通较少被视为威胁面子的行为。相比之下，在墨西哥等大权力距离文化中，员工可能会避免直接表达对上司的不同意见，以减少造成面子威胁的可能。
- 第六，行为还会受到文化差异、个体因素、关系因素与情境因素的共同影响。换言之，面子协商理论并不认为个体行为只由文化背景单方面决定。个体的沟通方式还会受到个人性格、双方关系、互动场合、权力关系、冲突程度以及具体社会情境等因素影响。因此，即使来自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在不同关系和情境下也可能采取不同的面子管理策略。例如，一名印度外交官在与西方代表谈判时，可能会根据对象和场合调整其沟通方式：在与东方代表交流时，可能采用较为间接和含蓄的表达；而在与西方官员交涉时，则可能转向较为直接的语言风格。
- 第七，跨文化沟通能力是知识与正念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有效的跨文化沟通不仅依赖于对不同文化规范、价值观和互动方式的了解，也依赖于个体在具体交流情境中的觉察能力。沟通者需要意识到自身文化假设，并在互动中留意对方的面子需求、身份认同、权力关系与情境变化，从而更恰当地调整沟通方式。例如，一名在中国工作的跨国企业领导者，可能会主动了解当地“给面子”的实践方式，例如在公开场合尊重长辈和上级，以建立稳定关系，并避免无意中冒犯当地合作伙伴。

## 分类体系

面子协商理论主要涉及五组主题：面子取向或面子关切、面子变动、面子功夫互动策略、冲突沟通风格，以及面子内容领域。在该理论的2005年版本中，这五组主题类别被称为“核心分类体系”。

面子取向决定了面子协商者在处理冲突信息时，其注意力与沟通能量所指向的重点。由于不同文化价值观所形成的面子关切存在差异，面子协商者可能会倾向于维护自我面子，即个人自身形象；他者面子，即冲突中另一方的形象；或共同面子，即双方形象以及／或者关系形象。

例如，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如美国、德国和英国，个人权利、自由以及“自己动手”的态度被赋予较高价值。个人主义文化通常被视为强调个体独立性。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如日本、沙特阿拉伯和哥伦比亚，人们更重视“我们”而非“我”。群体需求通常被认为高于个人需求，因此独立性或个人主义可能被视为自私。世界上约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个人主义社会中，而其余三分之二的人则被认为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

面子取向还涉及权力距离的概念。大权力距离文化中的人接受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并依赖既定的等级秩序，例如年龄、性别和角色等，而不仅仅是社会等级；他们也理解奖赏与惩罚通常基于社会地位。小权力距离文化中的人则重视较为平等的权力分配、对称性的关系，以及基于个人表现的奖赏与惩罚。丹麦是小权力距离文化的例子，而日本体现了大权力距离文化；美国在权力距离方面通常被认为处于中间位置。

借鉴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研究，面子协商理论指出，虽然个人主义与权力距离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但二者之间存在相关性。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通常具有较低的权力距离，反之亦然。

除文化层面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与权力距离之外，面子协商还包括个体层面的自我建构。自我建构是面子协商理论中的个体层面概念，可被视为理解跨文化冲突的另一种补充性路径，同时也与文化变异密切相关。自我建构包括两种类型：独立自我建构与相互依赖自我建构。独立自我建构是指个体在较大程度上将自身视为独立存在的实体；而相互依赖自我建构较强的人，则倾向于将自身理解为人际关系中的组成部分。根据古迪昆斯特的观点，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独立自我建构较为占主导地位；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则更多与相互依赖自我建构相关。

### 面子变动

面子变动是指在冲突事件中，协商者在选择维护、防御或提升自我面子与他者面子时所面临的不同选项。根据对自我面子，即个人形象，以及他者面子，即对方自我形象的关注程度，面子变动可分为四种情况：

- 如果对自我面子和他者面子均具有高度关注，其结果是共同面子保护。
- 如果对自我面子和他者面子均缺乏关注，其结果是共同面子消除。
- 如果高度关注自我面子，但较少关注他者面子，其结果是自我面子防御。
- 如果高度关注他者面子，但较少关注自我面子，其结果是他者面子防御。

Ting-Toomey 认为，协商者只有在若干条件被感知为严重时，才会认为自身面子受到威胁。这些条件包括：被违反的文化认可的面子功夫的重要性、因文化距离较大而产生的不信任感、冲突议题的重要性、双方之间的权力距离，以及将对方视为外群体成员的认知。上述条件都可能使威胁面子的沟通变得显著。一个人是否卷入冲突，取决于其如何感知该情境中的面子威胁程度。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冲突对自我面子的威胁越强，个体越可能采取攻击性回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由于共同面子关切较为重要，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回避冲突，以缓和局势。集体主义沟通者也可能需要通过第三方调解，推动冲突解决进程。

### 面子功夫互动策略

总体而言，个人主义文化倾向于采用较为直接、低语境的面子功夫，重视语言沟通，并通过非语言姿态加以强调。集体主义文化则倾向于采用较为间接、高语境的面子功夫，强调非语言层面的细微表达。常见的面子功夫策略主要有三种：支配型、回避型与整合型。支配型面子功夫以赢得冲突为目标，强调维持可信的个人形象；回避型面子功夫则通过间接处理冲突来维持关系和谐；整合型面子功夫同时关注问题内容的解决与关系的维护。

沿着面子关切取向这一维度，面子功夫可发生在情境之前、防御性地预防面子受损；发生在情境之中；也可发生在情境之后，用于修复面子。预防性面子功夫旨在威胁发生之前尽量减少面子损失。预防性策略包括展示资历、请求暂缓判断、预先披露、预先道歉、模糊表达以及免责声明等。集体主义文化通常比个人主义文化更倾向于使用预防性策略。修复性面子功夫则旨在修复已经失去的面子。修复性策略包括借口、辩解、直接攻击、幽默、实际补救、消极攻击、回避以及道歉等。相较于集体主义文化，个人主义文化更可能使用修复性面子功夫。

面子功夫不同于冲突风格。前者运用的是保全面子的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在冲突事件发生之前、过程中或之后使用，也可应用于各种身份受到威胁或身份需要保护的情境。此类策略不仅关注冲突目标本身，也关注关系身份与面子身份。相比之下，冲突风格是个体在冲突情境中选择介入或退出时所使用的具体策略。预防性与修复性的面子功夫策略，通常是在个体面子受到威胁时被采用。

### 冲突沟通风格

冲突风格是指个体在自身文化中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并形成的行为模式。Rahim 将冲突风格的分类建立在两个维度之上。第一个维度是对自我的关切，即个体认为维护自身面子或其文化面子的重要程度，这一维度可由高到低进行衡量；第二个维度是对他人的关切，即个体认为帮助他人维护其面子的重要程度，同样可由高到低进行衡量。两个维度结合后，形成了五种处理冲突的风格。个体会根据维护自身面子与他者面子的重要性，选择相应的冲突处理风格。

- 支配型：将一方的立场或目标置于另一方之上。
- 回避型：回避冲突议题、冲突对象或整个冲突情境。
- 顺应型：高度关注他人的冲突利益，并将其置于自身利益之上。
- 妥协型：通过相互让步的方式达成折中协议。
- 整合型：在高度关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寻求问题解决。

2000年，Ting-Toomey、Oetzel 和 Yee-Jung 在原有五种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另外三种冲突沟通风格。这三种风格进一步丰富了跨文化冲突沟通的分析。

- 情绪表达型：通过表达个人情感来处理和控制冲突。
- 第三方协助型：通过寻求额外帮助来管理沟通并解决冲突。
- 消极攻击型：以迂回方式回应冲突，并间接地归咎于他人。

其他研究者则采用不同方式对冲突策略进行分类。Ting-Toomey 于1983年将处理冲突的策略分为三类：整合型、分配型和消极—间接型。

整合型冲突策略包括整合型与妥协型风格，体现了对共同面子的关注以及寻求解决方案的需要。选择这一策略的人会与冲突中的另一方合作，以寻求对双方而言尽可能最佳的解决方案。整合型策略的例子包括倾听对方、尊重对方感受，以及以有助于协商的方式表达个人观点。

分配型冲突策略采用支配型的冲突处理方式，强调个体自身相对于他人的权力。这种风格体现的是自我面子。消极—间接型冲突策略则与顺应型和回避型冲突处理风格相一致，并体现他者面子。

### 面子内容领域

面子内容领域是指个体在面子功夫中所涉及的不同议题。在多样化的沟通情境中，个体具有不同的面子期望或面子需求。个体运作的面子内容领域主要包括六类：

- 自主性：指人们希望他人承认自身的独立性、自足性、隐私、边界、不受强加的需要、控制权问题，以及对他人自主性面子需求的考量。
- 包容性：指人们希望被视为值得交往的伙伴，并被认为是讨人喜欢、容易相处、令人愉快、友善且具有合作精神的人。
- 地位：指人们希望他人欣赏自身的有形与无形资产或资源，包括外貌、吸引力、声誉、职位、权力以及物质价值。
- 可靠性：指人们希望他人认识到自己是值得信任、可依赖、可靠、忠诚，并且言行一致的人。
- 能力：指人们希望他人认可自身的品质或社会能力，例如智力、技能、专业知识、领导力、团队建设能力、人际网络能力、冲突调解能力、面子功夫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
- 道德性：指人们希望他人尊重自身的正直感、尊严、荣誉、得体性与道德感.

### 使用

在与一方开始协商之前，上述内容是促成双赢协商状态所需要关注的基本要素。协商者在开始协商时，应先观察并理解对方的反应，然后结合事先准备好的关切事项清单进行思考，以确认对方的利益领域，并据此展开相应角色行动以实现目标。

### 理论命题

面子协商理论的核心包括24项命题。这些命题建立在七项理论假设和五项分类体系之上，并已在大量案例和研究中得到验证。它们从文化、个体和情境三个沟通层面描述面子功夫。

### 文化层面的命题15

1 个人主义文化成员较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倾向于表达维护自我面子的关切。

2 集体主义文化成员较个人主义文化成员更关注维护他者面子。

3 集体主义文化成员较个人主义文化成员更关注维护共同面子。

4 个人主义文化成员在冲突中较倾向于使用直接且支配性的面子功夫策略。

5 集体主义文化较个人主义文化更倾向于使用回避策略。

6 集体主义文化成员较个人主义文化成员更常使用整合型面子功夫策略。

7 个人主义文化较集体主义文化更偏好支配型或竞争型冲突风格。

8 个人主义文化较集体主义文化更常使用情绪表达型冲突风格。

9 个人主义文化成员较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常使用攻击性冲突风格。

10 集体主义文化成员较个人主义文化成员更常使用回避技巧。

11 集体主义文化成员较个人主义文化成员更常使用顺应型冲突风格。

12 集体主义文化成员较个人主义文化成员更常使用妥协型冲突风格。

个体层面的命题

- 独立型自我与自我面子关切呈正相关。
- 相互依赖型自我与他者面子／共同面子关切呈正相关。
- 自我面子维护与支配型／竞争型冲突风格相关。
- 他者面子维护与回避型／顺应型冲突风格相关。
- 他者面子维护与妥协型／整合型冲突风格相关。
- 独立型自我建构与支配型／竞争型冲突风格相关。
- 相互依赖型自我建构与顺应型／回避型冲突风格相关。
- 相互依赖型自我建构与妥协型／整合型冲突风格相关。
- 双重自我建构与妥协型／整合型冲突风格相关。
- 矛盾型自我建构与忽视型／第三方协助型冲突风格相关。

情境层面的命题

- 个人主义者或独立型自我人格者，在处理内群体与外群体冲突情境时，较倾向于表现出更高程度的自我面子维护关切，以及较低程度的他者面子维护关切。
- 集体主义者或相互依赖型自我人格者，在群际冲突情境中，与内群体成员互动时较倾向于表现出更高程度的他者面子关切；而与外群体成员互动时，则较倾向于表现出更高程度的自我面子维护关切

### 跨文化面子功夫能力

基于最后一项理论假设，跨文化面子功夫能力构成面子协商理论的另一项组成部分。“面子功夫能力被概念化为知识、正念意识与沟通技巧的最佳整合，用以管理自我与他者的面子相关关切。”该理论认为，若要在跨文化冲突事件中进行有效沟通，个体需要提升自身的文化知识与正念意识，并运用对情境敏感的面子功夫互动技巧。

### 知识维度

此处的知识是指个体通过有意识的学习和个人经验所获得的一系列信息，并借此对相关现象进行深入理解的过程。其基础概念包括：第一，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第二，权力距离；第三，两种相互对立的“自我／面子”模式；第四，面子功夫沟通风格。

### 正念维度

正念是指个体关注自身内在假设、认知与情绪，同时也敏锐地觉察他人的假设、认知与情绪，并集中运用五种感官进行理解。为了对跨文化面子功夫差异保持正念，人们需要学会从新的情境中理解陌生行为。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正念要求创造性的思考与生活方式。

## 应用

作为一种跨文化沟通理论，面子协商理论最初在跨文化训练与冲突领域得到检验和应用。然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认为该理论具有适用性和相关性。近年来，该理论的应用与研究包括以下相关研究。

### 跨文化冲突训练

面子协商理论的一项直接应用，是设计跨文化冲突训练框架。根据 Ting-Toomey 的观点，面子协商理论的部分目标，实际上是将该理论转化为一种可行的、强调正念意识的跨文化冲突训练框架。Ting-Toomey 指出，在将该理论应用于跨文化训练时，面子协商理论最能发挥其作用。

更具体而言，跨文化冲突训练主要围绕国际商务谈判、跨文化冲突调解、跨文化误解管理，以及跨文化冲突能力的发展展开。Ting-Toomey 将面子协商理论加以调整，并结合关键事件法、群际谈判模拟等多种沟通研究方法，设计了一套详细的三日训练课程。其设计中还包括议程大纲、课堂活动、讲授主题与练习内容。

### 人际冲突中的面子关切

该研究由面子协商理论的提出者 Stella Ting-Toomey 与新墨西哥大学传播与新闻学系的 John G. Oetzel 共同完成，旨在探讨面子是否确实是决定“文化对冲突行为影响”的因素。研究共有来自四个国家的768名参与者，分别来自中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其中，中国和日本代表集体主义文化国家，德国和美国代表个人主义文化国家。每位参与者均填写一份问卷，用以说明人际冲突情境。该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 文化层面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冲突风格具有直接和间接影响。
- 独立型自我建构与自我面子呈正相关，而相互依赖型自我建构与他者面子呈正相关。
- 自我面子与支配型冲突风格呈正相关，而他者面子与回避型和整合型冲突风格呈正相关。
- 在同时考量面子关切、文化层面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自我建构时，面子解释了支配型冲突风格中全部可解释的总变异量，即总解释量19%中的100%；并解释了整合型冲突风格中大部分可解释的总变异量，即总解释量20%中的70%。

### 父母与手足冲突中的面子与面子功夫

该研究由面子协商理论的提出者 Stella Ting-Toomey，以及 John Oetzel、Martha Idalia Chew-Sanchez、Richard Harris、Richard Wilcox 和 Siegfried Stumpf 共同开展，考察文化、自我概念与权力距离如何影响个体在与父母及手足发生冲突时的面子功夫。研究共有来自四个国家和文化的449名参与者，涉及德国、日本、墨西哥和美国。该问卷考察了三类面子关切以及十一种面子功夫行为。研究结果如下：

- 自我建构对面子关切和面子功夫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独立型自我与自我面子及支配型面子功夫呈正相关，而相互依赖型自我则与他者面子、共同面子，以及整合型和回避型面子功夫行为呈正相关。权力距离对自我面子、他者面子、回避型面子功夫和支配型面子功夫具有较小但正向的影响。
- 国家文化具有小到中等程度的影响；个人主义且小权力距离文化中的成员表现出更多自我面子和共同面子，更多使用支配型与整合型面子功夫，而较少使用回避型面子功夫。
- 德国人比美国人表现出更多自我面子，并且更多使用防御型面子功夫
- 日本人比墨西哥人更多使用表达型面子功夫。
- 与父母发生冲突的个体，比与手足发生冲突的个体更可能使用尊重和表达策略，而较少使用攻击、伪装和第三方介入策略。

### 与母亲的面子协商

Heisler 与 Ellis 关于“妈妈身份”建构的研究认为，面子协商理论显示：“美国文化同时鼓励个体之间的联结与自主。” 母亲不希望显得脆弱，因此在母亲文化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面子”。Heisler 和 Ellis 对母职中的“面子”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母亲文化中维持“面子”的主要原因包括：

- 接受与认可：母亲担心受到他人的批评与拒绝。回避型面子会转移他人的注意，而接受型面子则会吸引他人的关注。
- 个人原因：母亲面临许多内在压力，包括因没有花足够时间陪伴子女而产生的愧疚感、个人不安全感、价值期待未能实现，以及因害怕被评价而导致的自尊降低。
- 指导与帮助他人：母亲会呈现某种面子，以便在仰慕自己的年轻母亲面前显得像一位“好母亲”。文化期待也会影响母亲对自身行为的个人期待。女性关于母职的观念并非完全来自个人原创想法，而是承受了大量社会压力。例如，如果孩子在公共场合表现不佳，母亲也可能因此被认为表现不好。

母职与“面子”：同一研究的结果显示，母亲会参与“妈妈面子功夫”。母亲会根据交谈或互动对象的不同，调整其面子表现。受访母亲表示，她们在朋友、配偶、母亲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面前会呈现最高程度的面子。这并不意味着母亲有意欺骗他人，而是她们更愿意隐藏自身脆弱，并据此加以掩饰。

### 手术室中的医师沟通

Kristin Kirschbaum 将面子协商理论应用于健康传播情境，尤其是手术室环境。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对美国西南部一所教学医院的麻醉科医师和外科医师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测量面子协商理论中常见的三个变量：冲突管理风格、面子关切和自我建构。研究结果有力支持了该理论，并发现麻醉科医师和外科医师的独立型自我建构与自我面子关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在这一健康传播情境中，研究还显示出两类手术室医师之间的差异：外科医师可能更偏向他者面子取向，而麻醉科医师可能更偏向独立取向。此外，麻醉科医师和外科医师都认识到，作为手术团队成员，协作具有重要意义。

该调查还发现，某些术语并不完全适用于这一群体的具体语境。例如，“自豪”“尊严”或“可信度”等术语显示出需要进行误差相关处理，说明该情境下存在特殊的语言考量。基于这一思路，研究建议开展医师沟通训练，以同时处理特殊语言因素，以及面子关切和自我建构取向方面的差异。

### 安全性行为协商

Gust Yep 注意到性互动中潜在的脆弱性与情绪波动，因此将面子协商理论应用于安全性行为协商的情境中。

该研究整合了面子协商理论的多个组成部分，并在包含东西方恋爱伴侣的亲密沟通情境中，通过实证测试提出八项命题。该研究基于对两名亚洲女性的初步个人访谈，旨在预测亚洲女性与欧美男性之间的亲密沟通模式。具体而言，研究运用了高低语境文化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框架来推导这八项命题。

### 商务请求邮件中的面子保全

一项针对中国与美国商业伙伴之间商务电子邮件往来的研究指出，请求邮件的组织结构会影响个体的面子，并影响对方对请求内容的评价。研究发现，直接请求可能同时威胁收件人与发件人的面子；由于此类请求可能限制收件人的自主性，并使其处于社会互动中较难回应的位置，因此可能导致面子损失。

### 网络送礼中的面子协商

关于直播服务中社群送礼现象的研究发现，面子会影响用户在直播视频平台上的购买行为。消费者的竞争性唤起、礼物设计美学以及主播形象，都会影响观众是否决定为直播者购买虚拟礼物。尽管研究指出，在线环境使购买决策变得较为容易，但面子仍会调节个体愿意在直播中向他人赠送礼物的程度。

### 面子威胁与残障

有研究考察了残障者在与非残障者互动时，如何维护自身面子与自我身份。该研究不仅关注身体残障学生，也包括心脏疾病、听力障碍等外表不易识别的残障情况。研究发现，残障者可能因他人的对待方式而感受到面子威胁，因此更倾向于采用面子保全策略。例如，听力障碍学生在沟通中表现出沟通焦虑，并较少在对话中进行自我披露。事实上，该研究发现，残障学生将向非残障者寻求帮助视为一种可能威胁面子的行为。

### 回应不道德沟通

关于人们如何回应不道德沟通的研究显示，人们会使用威胁面子的行为来应对沟通中的不安。根据 Bisel 等人（2011）的观点，否认不道德沟通会同时挑战听者的积极面子与消极面子。表达反对意见会威胁一个人的积极面子，因为积极面子体现了听者希望获得认可的需求；同时也会影响其消极面子，因为这会影响个人的自主性。

该研究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即礼貌策略与不道德沟通之间的关系。研究考察的策略包括：不实施威胁面子的行为、消极礼貌、积极礼貌以及直接明确策略。不道德沟通被划分为欺骗性、操纵性、剥削性、侵扰性或强制性沟通。理想的策略性回应已在图中标示。

### 艺术作品评论中的面子保全

一项研究考察了艺术作品评论中面子保全与威胁面子行为的使用情况。该研究从期刊《Literatūra ir menas》（《文学与艺术》）中随机选取了十二篇评论作为分析对象，研究材料的时间范围为1970年至1975年。

研究发现，评论者在发表评价之前，通常会顾及艺术家的面子。在提出负面评论时，评论者可能威胁艺术家的积极面子，因此也会同时提供正面反馈，以帮助艺术家“保全面子”。

### 面子关切与道歉意图

一项针对317名中国与美国参与者的研究，考察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何影响个体的道歉意图。该研究将文化规范区分为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根据吉尔特·霍夫斯泰德Hofstede（1980）的观点，个人主义文化强调“我”的身份认同，而集体主义文化则更重视“我们”以及群体内部的和谐。

该研究在理解道歉意图时，也将文化因素纳入考量。根据 Goffman（1971）的观点，道歉是“冒犯者用以修复社会裂痕并重新建立社会和谐的手段”。

研究发现，当道歉意图涉及面子受到威胁的对象属于内群体成员还是外群体成员时，文化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参与者在其行为威胁到他人的积极面子时，表现出更高的道歉意图；相较之下，美国参与者则更可能在其行为威胁到他人的消极面子时产生道歉意图。

### 面子关切、自我建构与宽恕

Ting-Toomey 与其他研究者于2019年开展了一项最新研究，考察面子协商中三个主要个体层面因素——面子关切、自我建构与道歉——如何影响受害者对宽恕、和解以及报复冒犯者的选择。该研究聚焦于两种不同文化中的关系侵犯行为：一种是中国的高语境沟通文化，另一种是美国的低语境沟通文化。研究参与者包括327名美国大学生和176名中国中部地区大学生。研究者比较了五项假设，探讨面子协商理论的核心概念与受害者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最终结果显示，在两种文化中，自我面子关切与宽恕之间、独立型自我建构与宽恕之间均呈负相关；同时，他者面子关切与宽恕、相互依赖型自我建构与宽恕，以及冒犯者道歉与宽恕之间均呈正相关。

## 参考

- Andy J. M. 与 Shuangye Z.（2011）。〈越轨行为之后：个人关系中的宽恕沟通研究〉。《Personal Relationships》，18，79–95。
- Brown, P. 与 Levinson, S. C.（1978）。〈语言使用中的普遍性：礼貌现象〉。载于《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第56–311页）。剑桥大学出版社。
- Chester C. 与 Michael B.（2008）。〈情绪和行为反应在调节丢面子对关系恶化影响中的作用：中国人是否比美国人更重视面子？〉。《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1，175–184。
- Cupach, W. 与 Metts, S.（1994）。《Facework》。Thousand Oaks, CA：Sage。
- Greenberg, J., Simon, L., Pyszczynski, T., Solomon, S. 与 Chatel, D.（1992）。〈恐惧管理与宽容：死亡显著性是否总会强化人们对威胁自身世界观者的负面反应〉。《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63，212–220。
- Goffman, E.（1967）。《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interaction》（互动仪式：关于面对面互动的论文集）。英国牛津：Aldine。
- Griffin, E. A., Ledbetter, A. 与 Sparks, G. G.（2023）。《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传播理论初探）（第11版）。McGraw Hill，第343–354页。
- Guy F. B. 与 Laura K. G.（2006）。〈宽恕、道歉以及对伤害事件的沟通回应〉。《Communication Reports》，19(1)，45–56。
- Hou, M.（2023）。〈跨文化冲突管理中的面子与身份〉。《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63，88。doi: 10.36923/jicc.v23i2.55
- Hu, H. C. (1944).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fa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6(1), 45–64.
- Jung-Kuei Hsieh, Kunz, W. H. 与 Ai-Yun W.（2023）。〈新社交媒体中的虚拟送礼行为：社群送礼模型与面子协商理论的视角〉。《Internet Research》，33(4)，1597–1632。doi:10.1108/INTR-09-2021- 0691
- Keith G. A., John S. M., Fusako M. 与 Christopher P. A.（1997）。〈愤怒与同情对谈判表现的影响〉。《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70(3)，175–187。
- Kirschbaum, K.（2012）。〈手术室中的医师沟通：将面子协商理论的应用扩展至健康传播情境〉。《Health Communication》，27(3)，292–301。
- Min-Sun K., Steven R. W., Lefki A., Carlos A., John O. 与 Hye-ryeon L.（2009）。〈追求影响目标过程中自我建构、感知到的面子威胁与面子维护行为之间的关系〉。《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4)，318–343。
- Myers, K. A., Spudich, C., Spudich, D. 与 Laux, S. E.（2012）。〈保全面子：运用礼貌理论与面子协商理论，与残障大学生进行包容性沟通〉。《Journal of Diversity Management (Online)》，7(2)，97。
- Oetzel, J., Meares, M., Myers, K. 与 Lara, E.（2002）。〈组织中的人际冲突：通过面子协商理论解释冲突风格〉。《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20(2)，106–115。
- Oetzel, John, Stella Ting-Toomey, Martha Idalia Chew-Sanchez, Richard Harris, Richard Wilcox 与 Siegfried Stumpf（2003）。〈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发生冲突时的面子与面子维护行为：德国人、日本人、墨西哥人与美国人的跨文化比较〉。《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3(2)，67–93。
- Qin Z., Stella T. 与 John G. O.（2014）。〈将情绪与冲突中的面子协商理论相联系：一项关于美国与中国人际冲突中愤怒、同情与内疚中介效应的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40，373–375。
- Qin Z., John G. O., Stella T. 与 Jibiao Z.（2019）。〈和解还是报复？面子顾虑、自我建构与道歉对美国和中国情境下宽恕、和解与报复的影响〉。《Communication Research》，46(4)，503–524。
- Rogan, R. G. 与 Hammer, M. R.（1994）。〈危机谈判：自然冲突话语中面子维护行为的初步研究〉。Taylor & Francis。
- Stella T., John G. O. 与 Kimberlie Y.（2001）。〈自我建构类型与冲突管理风格〉。《Communication Reports》，14(2)，87–104。
- Suzanne F.（1998）。〈宽恕与和解：理解二者差异的重要性〉。《Counseling and Values》，第42卷，第200–216页。
- Thich Nhat Hanh（1991）。《Peace is every step: The path of mindfulness in everyday life》（步步安乐：日常生活中的正念之道）。纽约：Bantam Books。
- Ting-Toomey, S.（1988）。〈跨文化冲突风格：一种面子协商理论〉。载于 Y. Y. Kim 与 W. B. Gudykunst（编），《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第213–238页）。Newbury Park, CA：Sage。
- Ting-Toomey, S. 与 Kurogi, A.（1998）。〈跨文化冲突中的面子维护能力：更新后的面子协商理论〉。《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2(2)，187–225。
- Ting-Toomey, S.（1999）。〈面子与面子维护行为〉。载于 J. Mio、J. Trimble、P. Arredondo、H. Cheatham 与 D. Sue（编），《Key words in multicultural interventions》（第125–127页）。Westport, CT：Greenwood。
- Ting-Toomey, S.（2004）。〈将冲突中的面子协商理论转化为实践〉。载于 D. R. Landis、J. M. Bennett 与 M. J. Bennett（编），《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Thousand Oaks, CA：Sage。
- Ting-Toomey, S.（2005）。〈面子矩阵：更新后的面子协商理论〉。载于 W. B. Gudykunst（编），《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第71–92页）。Thousand Oaks, CA：Sage。
- Ting-Toomey, Stella 与 John Oetzel（2003）。〈人际冲突中的面子顾虑：面子协商理论的跨文化实证检验〉。《Communication Research》，30(6)，599–624。
- Tracy, K. 与 Baratz, S.（1994）。〈面子维护行为案例研究的理由〉。载于 S. Ting-Toomey（编），《The challenge of facework》（第287–306页）。Albany, NY：SUNY。
- Triandis, Harry C.（1995）。《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Boulder, CO：Westview Press，第10–11页。ISBN 978-0-8133-1850-9。
- West, R. L., Turner, L. H. 与 Zhao, G.（2010）。《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传播理论导论：分析与应用）。纽约：McGraw-Hill。
- William B. G., Yuko M., Stella T., Tsukasa N., Kwangsu K. 与 Sam H.（1996）。〈文化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自我建构和个人价值观对跨文化沟通风格的影响〉。《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2(4)，510–543。
- Wilmot, W. W. 与 Hocker, J. L.（1998）。《Interpersonal conflict》（人际冲突）。纽约：McGraw-Hill。
- Yep, G. A.（1998）。〈跨文化浪漫伴侣中的安全性行为协商：廷-图米面子协商理论的扩展〉。载于 E. Cole、E. D. Rothblum、L. K. Fuller 与 N. Roth（编），《Women and AIDS: Negotiating safer practices, care, and representation》（第81–100页）。纽约：Routledge / Taylor & Francis。
- Zhang, Q., Oetzel, J. G., Ting-Toomey, S. 与 Jibiao Z.（2019）。〈和解还是报复？面子顾虑、自我建构与道歉对美国和中国情境下宽恕、和解和报复的影响〉。《Communication Research》，46(4)，503–524。doi:10.1177/ 0093650215607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