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图罗·弗朗迪西

阿图罗·弗朗迪西·埃尔科利（Arturo Frondizi Ércoli，1908年10月28日－1995年4月18日），阿根廷律师、记者、教师、政治家。他于1958年5月1日至1962年3月29日期间担任阿根廷总统，后被1962年阿根廷政变推翻。

弗朗迪西在1930年代加入激进公民联盟（UCR），他是1940年代通过创立不妥协与革新运动来革新该党派的领导人之一。1946年，他当选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国会众议员。在1951年大选中，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加入了UCR的总统竞选组合，与里卡多·巴尔宾搭档，但败给了庇隆主义的竞选组合。

1954年，他出版了《石油与政治》一书，这是一部谴责外国石油公司在阿根廷活动的著作，并提议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垄断石油部门。该书在次年成为畅销书，当时正值关于胡安·多明戈·庇隆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签署石油合同的激烈辩论期间；得益于此——以及《Qué! (杂志)》杂志的复刊——弗朗迪西把自己置于政治舞台的前沿，加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声誉和左翼形象。

在解放革命期间，弗朗迪西领导了激进党中批评独裁统治的一派，对抗由巴尔宾领导的更亲近独裁的一派，这导致了党的分裂和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UCRI）的成立。弗朗迪西和巴尔宾在庇隆主义被取缔的情况下的1958年阿根廷总统大选中对决，弗朗迪西凭借弗朗迪西-庇隆协定（具体情况未明）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在罗赫略·胡利奥·弗里杰里奥的启发下，他的政府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转变，转向一种较少由国家推动、更多导向因跨国公司进驻而发展的重工业的发展主义。他的社会劳工、石油和教育政策引发了高度冲突，爆发了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大规模示威和罢工，以及针对政府的政治目的的多次袭击，导致17名平民和军人被杀。他批准并执行了CONINTES计划，将示威者置于军事法庭管辖之下并禁止罢工。外交政策寻求接近美国约翰·肯尼迪的民主党政府，但保持了独立路线：他支持古巴革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待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甚至切·格瓦拉最后一次访问阿根廷试图调解美古冲突，但未果。他深化了与亚洲国家的国际关系，首次对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以色列进行了总统访问，并与苏联达成了经济协议。

弗朗迪西政府遭受了来自军方的巨大压力，军方强迫他任命自由派经济部长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和罗伯托·阿勒曼，并迫使弗里杰里奥辞去政府顾问职务。尽管如此，弗朗迪西仍得以继续其发展主义路线。他未能完成总统任期，便于1962年3月29日被1962年阿根廷政变推翻。那一天他被军方逮捕，何塞·玛丽亚·基多的一项行政命令确认了对其未经审判的十八个月拘留，阻止他参加1963年阿根廷总统大选。弗朗迪西批评了阿图罗·伊利亚的就职和政府，后者实际上接受了推翻弗朗迪西的合法性并废除了一些石油合同。1966年，他支持推翻伊利亚的1966年阿根廷政变，认为“阿根廷革命”是进行经济革命的机会。然而，随着阿达尔贝特·克里格·瓦塞纳出任经济和劳工部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

自被推翻以来，弗朗迪西一直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庇隆主义在内的民族阵线。这一立场使他与奥斯卡·阿伦德领导的UCRI一派对立，导致他脱离该党并创立整合与发展运动（MID），该运动此后一直与庇隆主义保持密切关系，加入了相同的选举联盟。在1973年3月阿根廷总统大选和1973年9月阿根廷总统大选的总统大选中，由弗朗迪西领导的MID与庇隆主义和其他政治力量一起加入了正义主义解放阵线（FREJULI），并在赫克托·坎波拉和庇隆的总统竞选中获胜。

在自称为国家重组进程的独裁统治期间，他对军事政权持观望态度，同时也批评了“事实”政府采取的一些经济措施，MID为此贡献了外交部长奥斯卡·卡米利翁和几位市长。在1982年发生的马岛战争期间，弗朗迪西和劳尔·阿方辛是阿根廷政治格局中的例外，他们反对这场武装冲突。

##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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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28日，阿图罗·弗朗迪西出生于阿根廷科连特斯省帕索-德洛斯利夫雷斯。

他是伊莎贝拉·埃尔科利·德·弗朗迪西（Isabella Ércoli de Frondizi）和朱利奥·弗朗迪西（Giulio Frondizi）的第十三个孩子。朱利奥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泥瓦匠的手艺。这对夫妇在结婚后不久，于1890年代初从意大利城市古比奥来到阿根廷。作为工程承包商，朱利奥为家庭赢得了宽裕的生活条件。

这对夫妇共有14个孩子，8男6女：路易迪娜（Luidina，1887年生）、乌巴尔多（Ubaldo，1888年生，早夭）和特西莉亚（Tersilia，1889年生），他们都出生在意大利；以及阿梅里科（Américo，1896年生，后来成为药剂师）、玛丽亚（María，1897年生，早夭）、弗吉尼亚（Virginia，1899年生，后来成为小学教师）、里卡多·阿马德奥（Ricardo Amadeo，1900年生，后来成为著名英语教授）、朱利奥（Giulio，1901年生，后来成为公职人员）、伊莎贝拉（Isabella，1903年生）、奥雷斯特（Oreste，1905年生，后来成为公职人员）、西尔维奥·弗朗迪西（1907年生，后来的政治家、律师及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家，于1974年遇害）、利杜维娜（Liduvina，生年不详）、阿图罗（1908年生）和里斯耶里·弗朗迪西（1910年生，后来成为哲学家、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校长）。

他们的三个孩子在阿根廷历史上脱颖而出：作为社会学知识分子的西尔维奥、作为政治家的阿图罗和作为哲学家的里斯耶里。阿图罗在青少年时期的学业表现平平，比起学习，他更热衷于足球和拳击等体育运动。年轻时的这条道路与他母亲所说的背道而驰：“我的孩子们不用双手劳动，他们将成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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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中期，弗朗迪西作为后卫在阿尔马格罗竞技俱乐部的梯队踢球。他曾声称自己是该俱乐部的球迷。1926年，由于一次严重的摔倒，他的手臂受了重伤。记者阿里尔·谢尔（Ariel Scher）说：“当他骨折时，所有的队友都很担心，尤其是劳尔·奥拉西奥·科伦坡，他在政治和体育方面都与弗朗迪西有着一生的情谊。”

1923年，阿图罗和西尔维奥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他们就读于马里亚诺·莫雷诺国立学院，后来里斯耶里也在此就读。1925年，在修读高中的最后一年之前，阿图罗试图进入国家军事学院 (阿根廷)，但未被录取。在高中最后几年，他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开始更关心学业，把游戏和体育抛在脑后。因此，在第五年，他的成绩开始提高。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他开始为学生报纸《激励》（Estimulen）撰稿。

### 步入政坛

弗朗迪西在青少年时期就读中学时就认同伊里戈延主义（Yrigoyenismo）。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当选总统时他8岁，而在他14岁时完成了任期。这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强制性的不记名投票，在大量民众参与的选举中选出总统。尽管如此，在整个大学生涯中，弗朗迪西对政治活动持负面看法，并发誓绝不踏入政党的场所。

1927年，他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学院，并于1930年7月毕业。次年，由于拒绝从当时通过政变推翻了伊里戈延的“事实”总统何塞·费利克斯·乌里布鲁手中接过荣誉证书，他拒绝领取该证书。

他对推翻伊里戈延的独裁统治的反对导致他参加了1931年5月8日的示威活动，在此期间他被拘留并“交由临时政府处置”。他的兄弟西尔维奥·弗朗迪西提交了人身保护令，这是其致力于通过该法律手段保护政治犯生涯的第一次。然而，法官下令也将西尔维奥·弗朗迪西监禁，两兄弟一起被关押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拉斯埃拉斯街（Las Heras）的国家监狱 (阿根廷)中长达20天。阿图罗后来担任总统时下令拆除了这座监狱。

弗朗迪西本人曾表示，这次拘留使他决定放弃原本计划从事的教师职业，转而开始政治生涯。1932年底，他第二次被捕，获释后加入了激进公民联盟。

1932年10月28日，弗朗迪西与埃莱娜·法乔纳托（Elena Faggionato）订婚，并于1933年1月5日结婚。1937年，他们唯一的女儿埃莱娜出生。他的妻子成为了他最亲密的合作者，并参与起草了他的演讲稿。

费利佩·皮尼亚记述道，1933年7月6日，弗朗迪西在伊波利托·伊里戈延葬礼上的演讲使他脱颖而出。那次葬礼是一个让阿根廷社会感到震惊的事件，因为在多年的反伊里戈延指控和宣传之后，仍然有大量民众参与。1970年，弗朗迪西曾这样回忆那个时刻：

葬礼那天，我还生着病，和妻子一起作为一个无名的年轻人加入了庞大的民众队伍。在图库曼街（Tucumán）和卡亚俄街（Callao）的拐角处，我看到数千名阿根廷人陪伴着这位伟大的考迪罗（领袖）。各个年龄段和社会阶层的男女都有。这景象令人印象深刻，不仅是因为人数众多，还因为其人员构成。看到卑微的人们抽泣着，以及对我来说完全意想不到的一点——大量黑人的在场，让我深受感动。那些在9月6日为伊里戈延的孤独而动容的人，能够注意到人民是如何去参加他的葬礼的，这说明人民的直觉比所有监禁他、诋毁他和攻击他的权力都要强大。这位考迪罗已经是祖国的一个神话。看着他的灵柩经过，我觉得自己更加拥护伊里戈延主义了……

1933年12月，他因涉嫌参与反对国家政府的起义而第三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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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在父亲朱利奥的帮助下，弗朗迪西决定在未来的度假胜地皮纳马尔建造一座约30平方米的度假小屋。该地的特点是在大西洋沿岸拥有充满沙丘的景观。朱利奥亲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木工坊里挑选了最坚固的横梁来建造这所房子，弗朗迪西和法乔纳托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建设。为了纪念弗朗迪西的女儿埃莱娜，这座度假小屋被命名为“小埃莱娜”（La Elenita）。

正是在这年初，弗朗迪西被任命为UCR大都会委员会的代表，并在3月担任阿根廷人权联盟（Liga Argentina por los Derechos del Hombre）的秘书。随后，他在9月30日被任命为前政治犯和流亡者中心执行委员会的代理人。

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冲突中，弗朗迪西自1936年起采取了反法西斯的政治立场，反对阿根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保持的传统中立立场。当时，他已经因参与具体的意识形态组织而在党内活动中脱颖而出，如激进主义学说文化协会、政治研究协会或政治与经济研究周刊等。

1936年5月1日，他在阿根廷劳工总联合会（CGT）的一次大型集会上代表UCR发表了演讲，与他同台的还有CGT总书记何塞·多梅内克；激进党前总统马塞洛·托尔夸托·德·阿尔维亚尔；社会党的马里奥·布拉沃和尼古拉斯·雷佩托；阿根廷共产党的保利诺·冈萨雷斯·阿尔贝尔迪（Paulino González Alberdi）；以及民主进步党 (阿根廷)的利桑德罗·德·拉·托雷。在与CHADE丑闻有关的一次事件中，弗朗迪西遭到枪击，一颗子弹击伤了他的肩膀。1937年5月，他主持了UCR导向运动（Movimiento Orientador）的大会，并于7月11日在恩里克·海涅以色列人协会（Sociedad Israelita Enrique Heine）就“阿根廷人眼中的反犹太主义问题”发表了演讲。

### 政治生涯

#### 不妥协与革新运动

弗朗迪西属于年轻一代的激进党人，他们质疑马塞洛·T·德·阿尔维亚尔的保守领导以及官方的“工会主义”（unionista）流派，主张恢复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的经济民族主义，并提议激进公民联盟采取中间偏左的立场。在阿马代奥·萨巴蒂尼作为科尔多瓦省省长推动的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的支持和认同下，弗朗迪西与其他革新派青年如莫伊塞斯·莱本索恩、里卡多·巴尔宾、阿图罗·伊利亚、克里索洛戈·拉拉尔德和亚历杭德罗·戈麦斯 (副总统)一起，于1942年5月在奇维尔科伊组织了一次青年大会，“在那里奠定了他们试图强加给党的‘革命’基础”。

1945年4月4日，他加入了一群反对“工会主义”派的激进党领导人团体，他们在阿韦亚内达市集会，讨论并就一个中间偏左和民族主义纲领的政治基础达成共识，以应对阿根廷加速工业化进程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其结果是阿韦亚内达宣言，这是一份成为激进公民联盟意识形态基础之一的历史性文件。不久之后，1945年11月1日，这些激进党领导人在罗萨里奥集会，成立了不妥协与革新运动（MIR）。

#### 与庇隆主义的关系及议员生涯

1945年，在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对抗期间，弗朗迪西决定采取支持劳工权益和庇隆担任劳工部长期间推动的加强工会措施的立场，尽管他批评了军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中间偏右政策及其独裁主义。在1945年10月的事件中，弗朗迪西被指控为庇隆主义的“通敌者”而被驱逐出联邦首都的激进党总部（Casa Ra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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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迪西与MIR的立场一致，反对民主联盟 (阿根廷)，这是一个由UCR领导的反对庇隆主义的选举阵线，汇集了左翼和右翼政党。民主联盟在1946年总统大选中败给庇隆主义，这在激进主义内部引发了深刻的辩论，导致工会主义派领导层辞职。弗朗迪西在这次选举中当选为代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人民的国会众议员。不妥协派随后接管了党的领导权，其两名成员里卡多·巴尔宾和阿图罗·弗朗迪西分别当选为所谓的44人集团的主席和副主席。

1948年初，MIR在联邦首都的内部选举中获胜，弗朗迪西再次当选议员。同年12月，弗朗迪西开始在拉丁美洲、美国、欧洲和非洲进行巡回访问。

在1951年阿根廷总统大选中，他被激进公民联盟提名为国家副总统候选人，作为里卡多·巴尔宾的竞选搭档。这一激进党组合获得了31.81%的选票，败给了获得62.49%选票的由胡安·庇隆和霍尔滕西奥·基哈诺组成的庇隆主义组合。1954年，弗朗迪西当选为UCR全国委员会主席。

1950年6月1日，他在众议员席位上谈到了国会的权力：

为了让共和国存在宪政体制，仅仅拥有一座名为国会的建筑、一个像这样的场所、一套规章制度或这些席位是不够的；阿根廷国会必须以其完整的即能力和职权运作，各政党的代表必须坐在这里，但最重要的是，坐在这里的是人民的代表，他们愿意为阿根廷国家的理想及其宏伟愿望服务。

繁重的政治事务并没有阻止他致力于智力活动。1954年底，他出版了《石油与政治》一书，这是一部谴责阿根廷石油公司活动的著作，并谈到了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垄断石油部门的问题。该书在次年成为畅销书，当时正值关于庇隆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签署石油合同的激烈辩论期间；得益于此，弗朗迪西把自己置于国家政治舞台的前沿，加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声誉和左翼形象。该书当时还缺少两个尚未撰写的章节，分别对应1943年至1953年期间，涉及石油的未来和能源创造的问题。

#### 庇隆政府末期的动荡

那个时期开始发生暴力的反庇隆主义事件，例如1953年4月15日，1953年4月15日五月广场恐怖袭击在五月广场的工人集会中爆炸，造成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作为报复，游行结束时，一群示威者纵火焚烧了激进党总部（Casa Radical）以及赛马俱乐部（Jockey Club）。几天后，激进党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其中包括弗朗迪西本人，这是他继1944年在菲舍顿（Fisherton）被捕后的再次入狱。在此之前，1951年，反庇隆主义的平民和军方部门曾试图发动针对宪政政府的政变，由本哈明·梅嫩德斯（Benjamín Menéndez）将军领导。UCR的弗朗迪西、社会党的阿梅里科·吉奥尔迪、民主进步党 (阿根廷)的奥拉西奥·泰迪和国家民主党（保守派）的雷纳尔多·帕斯托尔都获悉了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据梅嫩德斯称，他们承诺给予支持；这次企图最终失败，一些领导人被捕。

1955年6月16日，UCR和海军的高层领导人组织了一场旨在刺杀国家总统的政变。为此，他们轰炸五月广场，造成三百多人被杀。在此背景下，弗朗迪西因与政变集团以及被称为“平民突击队”（comandos civiles）的激进党恐怖组织有联系而被短暂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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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27日，弗朗迪西通过贝尔格拉诺电台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政治演讲之一，时长半小时。这是在媒体被庇隆政府控制多年后的第一次反对派演讲。这次演讲是对庇隆试图开启对话空间以“平息”国家的尝试的回应。在演讲中，弗朗迪西提出了实现和平的条件，质疑了政府政策的许多方面，特别是与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的合同，将其定义为“一片宽阔的殖民地带，其存在本身就是附庸地位的物理标记”，并奠定了他自己的执政建议的基础。

弗朗迪西的演讲对公众舆论产生了真正的影响。首先，它意味着对他认为庇隆主义政权所犯下的违规行为进行了详尽的谴责。但它也隐含地阐述了整套施政纲领。此外，那庄重的语调、完美的措辞和严肃的演讲风格，与官方宣传那种粗俗和重复的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无疑是一个处于崩溃前夕的政权与渴望通过其最聪明的发言人之口接替它的政权之间最明确的对抗。

### 激进公民联盟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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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在解放革命的军政府刚刚成立时，在反庇隆主义阵营和激进党内部都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派试图以某种方式恢复与庇隆主义的接触与和解，另一派则试图通过对庇隆主义和工会实行严格的镇压政策来实现国家的“去庇隆化”。

因此，1955年11月10日，成立了一个由海军上将伊萨克·罗哈斯（Isaac Rojas）主持的军政府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除庇隆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外的所有政党的代表。代表激进公民联盟的成员是工会主义派的胡安·高纳（Juan Gauna）和米格尔·安赫尔·萨瓦拉·奥尔蒂斯，以及不妥协派的奥斯卡·阿伦德和奥斯卡·洛佩斯·塞罗特（Oscar López Serrot）。两天后，罗哈斯和咨询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除了两名联邦联盟代表外）辞职，目的是迫使国家总统爱德华多·洛纳迪下台。这在11月15日生效，当时洛纳迪被佩德罗·欧赫尼奥·阿兰布鲁将军取代，从而加强了政府的反庇隆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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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9日，UCR全国代表大会在图库曼召开。由弗朗迪西领导的不妥协与革新运动（MIR）的立场是反对军政府；他提议掌握主动权，通过指定一组总统候选人来向军政府施压。巴尔宾派（已脱离MIR）、工会主义派和萨巴蒂尼派（sabattinistas）更亲近解放革命，他们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他们支持军政府。全国代表大会投票赞成不妥协派的提议，并选举阿图罗·弗朗迪西为国家总统候选人。工会主义派、巴尔宾派和萨巴蒂尼派随后退出了大会，并于1957年2月10日组建了一个新党，即一个独立的政党——人民激进公民联盟（UCRP），被称为UCR的保守派。

不妥协派也分裂成一个政党，并采用了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UCRI）的名称。该党迅速确定了受《阿韦亚内达宣言》启发但适应战后局势的立场，吸引了大量党外的青年和进步阶层，如社会主义者达尔多·库涅奥（Dardo Cúneo）和吉列尔莫·埃斯特韦斯·波埃罗（Guillermo Estévez Boero），或力量派成员劳尔·斯卡拉布里尼·奥尔蒂斯（Raúl Scalabrini Ortiz）。这些人的特点是持有非反庇隆主义的民族中间偏左立场，以及罗赫略·胡利奥·弗里杰里奥在《Qué! (杂志)》杂志上所坚持的发展主义思想。此外，弗朗迪西和弗里杰里奥与《号角报》建立了密切关系，以至于直到1982年，该报一直认同发展主义和未来的MID。这种关系始于弗朗迪西担任总统期间，当时《号角报》转向发展主义，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笔资金，并自1969年起得到巩固，当时在其创始人罗伯托·诺布尔去世后，其遗孀厄内斯蒂娜·埃雷拉·德·诺布尔与弗里杰里奥结成了联盟，弗里杰里奥通过发展主义者奥斯卡·卡米利翁和埃克托·马涅托在该报的管理层运作，成为了其幕后的意识形态导师和监督者。

### 1958年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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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得到了激进分子的高度积极参与，除了通常的张贴海报任务外，他们开始在建筑物的墙壁上大量涂写总统竞选组合的名字。这种行为很快引起了媒体的批评。这是当时阿根廷历史上花费最高的一次竞选活动。该党委托录制了一首名为《弗朗迪西，你第一！》（Frondizi, ¡primero vos!）的探戈，由丹尼尔·基罗加（Daniel Quiroga）作词作曲，以33转的7英寸唱片发行，这在当时该国是一种新颖的格式。

军事独裁政权下令禁止庇隆党参加1958年选举。同样，它规定只有在1957年12月1日之前拥有现行宪法的省份才能参加选举（省级宪法已被独裁政权通过1956年军事公告废除）；由于这一原因，拉潘帕省和米西奥内斯省的公民不被允许参加选举。

1958年5月1日，阿图罗·弗朗迪西在阿根廷国会从佩德罗·欧赫尼奥·阿兰布鲁手中接过总统权杖。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庇隆与弗朗迪西之间存在某种秘密协议，以使被取缔的庇隆主义选票转向支持UCRI的候选人。据推测，该协议是由于罗赫略·弗里杰里奥的个人秘密斡旋而达成的，他在庇隆流亡委内瑞拉期间接触了约翰·威廉·库克或庇隆本人，并在1958年1月于加拉加斯以及随后在1958年3月于特鲁希略城（即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举行的多次会议中商定了条件。该协议的内容据说包括：庇隆将命令其追随者投票给弗朗迪西，如果弗朗迪西赢得选举，他必须履行协议中的14点内容，其中包括使工会和阿根廷劳工总联合会（CGT）正常化，废除禁止庇隆主义的法令，并归还庇隆留在国内被独裁政权没收的个人财产。

然而，恩里克·埃斯科瓦尔·塞洛（Enrique Escobar Cello）在其著作《阿图罗·弗朗迪西：与庇隆协议的神话》（Arturo Frondizi: el mito del pacto con Perón）中否认了该协议，理由是不存在任何带有弗朗迪西签名的副本或真实证据。弗朗迪西本人也一直否认该协议。

历史学家费利克斯·卢纳也出于与塞洛相同的原因质疑该协议。同时，阿尔比诺·戈麦斯（Albino Gómez）在其著作《阿图罗·弗朗迪西，最后一位政治家》（Arturo Frondizi, el último estadista）中也质疑协议的存在。此外，他暗示庇隆对弗朗迪西的支持可能是由于两人在国家应采取的措施上观点一致，因为这位将军是罗赫略·弗里杰里奥主编的《Qué!》杂志的常客。2015年，胡安·包蒂斯塔·约弗雷（Juan Bautista Yofre）出版了《铁门》（Puerta de Hierro）一书，书中称庇隆因该协议收受了50万美元，尽管他的追随者否认他为此收钱。

### 胜选

人民激进公民联盟（UCRP）提名的组合是里卡多·巴尔宾-圣地亚哥·德尔·卡斯蒂略，获得了2,416,408张选票；而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UCRI）提名的弗朗迪西-戈麦斯组合则以4,049,230张选票获胜。根据历史学家费利克斯·卢纳的判断，确保弗朗迪西成功的支持力量是多元的：包括庇隆主义者（在胡安·多明戈·庇隆的建议下，据说他已与候选人达成了协议）；天主教徒和民族主义者（同情激进党人反对离婚和支持教育自由的立场）；以及左翼部门（被其进步思想所吸引）。1958年总统大选拥有阿根廷历史上最高的选民参与率，同时也是空白票数量最多的一次总统选举，分别达到了90.86%和9.26%。UCRI在弗朗迪西-戈麦斯组合参选的所有省份都赢得了胜利，从而获得了所有的省长职位、参议院席位以及众议院三分之二的席位，这被形容为至今罕见的选举结果。1958年5月1日，佩德罗·欧赫尼奥·阿兰布鲁将军将权力移交给了在2月23日通过普选选出的总统阿图罗·弗朗迪西。

阿兰布鲁将军为阻止军方内部针对弗朗迪西胜选而准备的计划所做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大多数军官将弗朗迪西视为庇隆主义可能回归的威胁，并且因为他与弗里杰里奥的关系而对他感到恐惧，因为弗里杰里奥的合作者来自社会党（当时军方最大的意识形态敌人）的行列。阿兰布鲁将军的决心是将权力移交给赢得选举的人。

当1958年《亚特兰蒂达》（Atlántida）杂志问及他为了成为总统放弃了什么时，他回答道：

在精神上，什么都没放弃；在物质上，放弃了一切。

他在1958年5月1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强调：

阿根廷国家今天开启了一个新的宪政时期，环境使其成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从深层意义上讲，这一初始行动是由一个道德理想主导的：即阿根廷人重新团聚并恢复国家发展的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意愿。

他继续说道：从今天起，我将为所有阿根廷人执政，并将呼吁所有分享人民愿望的人的协助，无论其政治派别如何，唯一的条件是诚实和能力。我放弃所有党派任务，并郑重声明，政府大楼（玫瑰宫）内将不进行党派政治。我们必须结束宗派主义和不容忍。｜弗朗迪西的就职演说。

弗朗迪西就职一周后，《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阿根廷的文章，题为：“弗朗迪西能撑多久？”（«¿Cuánto durará Frond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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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候选组合｜政党｜选票｜%

阿图罗·弗朗迪西 - 亚历杭德罗·戈麦斯｜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4,090,840｜44.79

里卡多·巴尔宾 - 圣地亚哥·德尔·卡斯蒂略｜人民激进公民联盟｜2,640,454｜28.91

空白票｜836,658｜9.16

卢卡斯·阿亚拉加赖（Lucas Ayarragaray） - 奥拉西奥·苏埃尔多（Horacio Sueldo）｜基督教民主党 (阿根廷)｜289,245｜3.17

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 - 卡洛斯·桑切斯·比亚蒙特｜社会党｜262,369｜2.87

比森特·索拉诺·利马 - 阿尔弗雷多·马西（Alfredfredo Massi）｜人民保守党 (阿根廷)｜172,721｜1.89

卢西亚诺·F·莫利纳斯（Luciano F. Molinas） - 奥拉西奥·泰迪｜民主进步党 (阿根廷)｜127,465｜1.40

亚历杭德罗·莱洛伊尔（Alejandro Leloir） - 胡安·阿蒂利奥·布拉穆利亚｜人民联盟 (阿根廷)｜101,000｜1.11

胡安·包蒂斯塔·佩尼亚（Juan Bautista Peña） - 安娜·扎埃费雷尔·德·戈耶内切（Ana Zaefferer de Goyeneche）｜独立公民党｜38,228｜0.42

保守派｜30,239｜0.33

来源：

## 总统任期 (1958-1962)

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的建议以及1950年代起由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发展的所谓依附理论的定义，他执政时期的特点是采用发展主义作为政府的基本政策。然而，“弗朗迪西主义的发展主义”与CEPAL的发展主义不同，它主要求助于跨国企业的进驻，而不是求助于国家作为工业发展的推动因素。到了1956年，弗朗迪西开始放弃他在《石油与政治》一书中的立场，并认为与外国工业签署石油合同可能构成解决能源赤字的方案。鲁道夫·潘多尔菲（Rodolfo Pandolfi）在弗朗迪西发表5月1日演说时就此话题进行了如下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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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要合作者包括罗赫略·胡利奥·弗里杰里奥、加布列尔·德尔·马索（大学改革之父之一）、奥斯卡·阿伦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罗克·维托洛、鲁道夫·马丁内斯（Rodolfo Martínez）和卡洛斯·弗洛里特（Carlos Flo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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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的开放也发生在文化领域，在弗朗迪西时期，某些在庇隆主义统治下被埋没的文化表现形式蓬勃发展。大学采用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新学科。出现了诸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出版社（Eudeba）这样的文化项目，该出版社拥有非常广泛的受众。另一方面，心理学或其他社会题材出现在电影中，如利奥波多·托雷·尼尔松和费尔南多·阿亚拉的电影；而独立剧场普及了当代伟大的剧作家；1958年7月22日创建的迪特利亚研究所开始传播国家通过国家艺术基金（Fondo Nacional de las Artes）资助的艺术先锋派。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CONICET）和国家农业技术研究院（INTA）根据国家标准推动了严谨的科学研究。技术进步彻底改变了大众娱乐媒体：其中最突出的是Spika便携式收音机，它使人们能够即时关注该国伟大运动员的壮举，例如赛车手胡安·曼努埃尔·范吉奥。《Qué! (杂志)》杂志在阿根廷发展了美国杂志的格式；而讽刺周刊《Tía Vicenta》彻底改变了该国的图画幽默。其创作者胡安·卡洛斯·科隆布雷斯（笔名Landrú）是塔托·博雷斯的第一位编剧，后者将政治幽默引入了阿根廷电视。

### 经济政策

年份｜GDP增长率

1958｜%

1959｜-6.6%

1960｜8%

1961｜7.2%

弗朗迪西经济政策的总体导向遵循发展主义的方针，依据拉加经委会（CEPAL）在该十年开始向拉美政府建议的内容，但是通过罗赫略·弗里杰里奥制定的特定方法来实施。

当弗朗迪西上任时，阿根廷经济遭受着严重的外部限制，这是由其贸易收支的巨额赤字造成的，这使其无法获得进口工业结构所需投入品必要的外汇。这一赤字的一大部分是由于石油进口造成的。

#### 工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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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资本引进政策（其主要措施包括外国直接投资法、工业促进法和石油合同）取得了成功，因为这恰逢当时美国企业大规模跨国扩张的阶段。

1958年至1963年间，阿根廷的外国投资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约占1903年至1975年期间总投资的23%。在进口替代过程的第二阶段，受优待的工业部门包括汽车产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化学工业、冶金业以及电气和非电气机械工业。投资的方向是利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提供的可能性。

由于1958年和1959年进行的投资（其中一些是为解决能源问题而紧急进行的），通货膨胀随之上升，以至于1959年初年通胀率达到了113%。为了对抗通货膨胀，政府推出了60%的工资增长，但已预警这一增长的大部分将被通货膨胀的增长所吸收，此外还削减了公共支出。得益于石油开采和生产的增加，通货膨胀在1960年下降，指数为27.1%，1961年为13.7%。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直到1960年代末，阿根廷的人均GDP仍与奥地利、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相当。

1958年，政府与美国石油公司签署合同，让它们代表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进行运营。目的是实现碳氢化合物的自给自足，无需从国外购买。在三年的管理中，阿根廷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增加了150%。阿根廷历史上首次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并从石油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

实现自给自足每年节省了数亿美元的原油进口成本，这有助于在随后的13年里创造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工业方面。

为了促进国家的加速工业化，他鼓励外国工业资本的进入。这深化了由庇隆自1952年以来推动的向外国资本开放的石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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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石油合同总额达两亿美元。得益于这些合同，石油产量在四年内增加了两倍。由于这些行动，9月份石油工人工会宣布举行总罢工，抗议石油合同。总统宣布戒严，监禁了庇隆主义工会成员；事实上，弗朗迪西-庇隆协定已破裂。

为了回应关于其对石油协议立场转变的质疑，弗朗迪西说：

我改变了立场，因为我宁愿放弃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态度，也不愿为了维持这种态度而损害国家利益。

尽管面临反对私人资本介入的军事制造总局（Dirección de Fabricaciones Militares）的阻挠，钢铁业的扩张还是得以实现。在这几年里，外国投资增加了十倍，国内投资也翻了一番，从而实现了巨大的工业设备更新。正如弗朗迪西所预料的那样，以前用于进口燃料和其他原材料的外汇，现在被用于购买工业设备，使工业和基础设施现代化。1959年至1961年间，石油化工行业的投资达1.4亿美元。1960年和1961年，工业界进口了价值10亿美元的机器和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

农业部门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源于钢铁和石油化工行业的发展，推动了技术化以及化肥、农药和机械的供应，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和生产力。

汽车工业的增长得益于第14,780号和第14,781号《投资与工业促进法》的批准。国家行政机关还在1959年批准了第3693号法令，即《汽车工业促进制度》。同样，有23个汽车制造项目被提交。该制度确立了现有工厂以及正在开发中的工厂的运营规范，旨在规范零部件在汽车生产中日益增加的参与度。许多跨国工业公司（其中一些在2010年代仍在运营）在此期间成立，但也成立了一些阿根廷公司，如Siam Di Tella，其生产的第一辆汽车是Siam Di Tella 1500。该车型在六个月内生产了1000辆。此前，阿根廷必须进口汽车以供应国内汽车市场，但在取得这些汽车生产成就后，它能够在国内汽车市场上实现自给自足。Siam公司的产量在其他部门也有所增加：例如洗衣机的产量从每年2000台增加到1958年的38,00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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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25日，位于巴拉那河畔的圣尼古拉斯的高炉落成，用于生产钢，提供了12,000个工作岗位。这座高炉是在庇隆执政时期开始建造的，但随着他被推翻，军方并未将其完工（其完工被推迟了十年）。

凭借这座高炉，1958年的钢产量为248,500吨，四年后的1962年，产量增加了两倍，达到643,400吨钢。生铁产量也增长了1270%：从每年29,000吨增加到397,000吨，从而使阿根廷钢铁工业实现了巨大增长。还建造了一台热轧板连轧机，这是当时南美洲唯一的型号。由于这些工程，阿根廷的石油化工、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得到了巨大的推动。

多家汽车公司在该国落户：在政府执政的第一年，Dinborg、雪铁龙和Alcre入驻；1959年，De Carlo、A. y L. Decaroli、阿根廷道依茨（Deutz Argentina）、Dinarg D-200、阿根廷伊萨德（Isard Argentina）、标致、雷诺和Siam Di Tella入驻；1960年，汽车联盟（Auto Union）、Autoar、Bambi和Goliath Hansa S.A.入驻。除了新到来的公司外，还有一些工厂扩大了其工业设施，例如1959年的菲亚特和同年的通用汽车。

随着钢铁工业的增长，汽车工业在1961年生产了137,000辆汽车和卡车，为总共150,000名工人提供了工作，并节省了约2.5亿美元以前用于进口汽车的资金。产量增加：1958年生产了10,000台拖拉机，三年后，产量达到25,000台。

公路网增长了10,000公里。工业生产增长了10%。SOMISA（阿根廷钢铁混合公司）工厂落成。

启动了一项机场建设计划，建立了十个配备高科技的航站楼。

年份｜私家车｜商用车｜总计

1957｜13,273｜15,617｜28,890

1959｜24,792｜7,665｜32,457

1960｜49,519｜38,743｜88,262

1961｜84,501｜49,917｜134,418

1962｜93,873｜34,695｜128,568

1963｜79,478｜26,342｜105,820

1964｜119,005｜47,382｜166,387

1965｜141,114｜55,640｜196,754

来源：Rapoport, Mario. (2000) Historia económica, política y social de la Argentina (1880-2000). Buenos Aires. Pág 586.

#### 石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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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朗迪西政府上台时，阿根廷面临着严重的石油状况：石油消费量为1500万吨，但国内产量仅为500万吨，因此必须进口1000万吨才能满足国家的石油供应，仅石油一项每天就要花费100万美元。这一切加起来占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弗朗迪西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是生产所有进口商品。石油开采及其自给自足是首批成就之一：全国石油储量增加了近50%，储量从3.9亿吨增加到5.9亿吨，天然气产量也增加了五倍。

政府确立了石油政策的三个基本支柱：

- 石油国有化。
- 国家石油资源公司（YPF）的垄断。
- 石油自给自足。

第14,773号石油国有化法第1条规定：固体、液体和气体碳氢化合物矿藏……是国家独有的、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财产……第2条：国家的活动……将由国家石油资源公司、国家天然气公司和阿根廷国有煤炭公司负责……第8条：宣布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的自给自足……是国家紧迫的需要。该法第4条还规定：“在全国领土内禁止授予新的特许权”……政府的石油合同并非像当时人们批评弗朗迪西那样是对外国石油公司的特许权；相反，这些是工程定位合同（contratos de localización de obras），在这些合同中，公司对在这些工程中开采的石油没有权利：原油直接交付给国家石油资源公司。

为了开采石油，购买了36台石油钻井设备，这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购买。1960年，有超过100台此类设备为行政部门工作，是国家石油资源公司通常拥有数量的两倍，从而解决了1958年左右存在的能源危机，结束了该国经常遭受的“电力节食”和停电现象。

同年还建设了坎波杜兰天然气管道；实际上创建了一个使该国成为该领域区域第二大国的石油化工产业；用于制造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产量增加了五倍。

随着这些原材料的生产，这些产品的进口大幅减少。

凭借这些机械设备的进步，国家石油资源公司得以将其产量翻倍，超过了1040万吨石油的数字。但为了达到1560万吨，政府不得不与三家公司签订工程和服务定位合同：

Banca Loeb（在门多萨省）。

Pan American（在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以及Tennessee（在火地省）。

因此，阿根廷在四年内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打破了五十年来由大型外国垄断企业进口石油供应的局面。

1941年，在圣克鲁斯省的里奥图尔比奥发现了阿根廷最大的煤矿。其开采从一开始就由国有企业国家石油资源公司负责。此前阿根廷已有其他煤矿在开采，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煤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占到了该国已发现的所有煤炭储量的99%。1958年8月7日，在弗朗迪西政府下，成立了国有企业阿根廷国有煤炭公司（YCF），该公司负责煤矿的开采，直到1994年私有化。

#### “石油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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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冬天，在执掌国家政府后，面对愿意促进外国投资但不想依靠国家石油资源公司，并且拥有增加阿根廷产量的手段但没有外汇进口石油的情况，他决定与标准石油的一家子公司谈判石油开采合同。他因此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这违背了他在1954年就任总统前写的著名书籍《石油与政治》中所主张的观点。这在一些庇隆主义部门引发了一些示威和紧张局势。费利克斯·卢纳就此评论道：“与其说是政治指责，不如说是道德指责。”

因此，1958年7月24日，总统向全国发表演讲，解释了继续进口石油的问题和后果。政府由此宣布了“石油战役”，其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石油自给自足。在演讲中，他给出了意识形态转变的理由，简单来说就是阿根廷“连一克给国家石油资源公司的黄金都没有”，必须吸引外国资本来开采碳氢化合物，即使石油公司拿走该行业的部分利润。

以下是1958年7月24日演讲的一段引文，他在其中解释了其意识形态转变的原因。

当我们接管政府时，黄金储备总计1.255亿美元，黄金和外汇总计略高于2.5亿美元。从1958年5月1日到12月31日，我们将不得不在国外履行价值6.45亿美元的承诺。因此，我们在中央银行为YPF连一克黄金都没有。

尽管石油政策在短时间内带来了积极成果，但他的政策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在最初几个月，由于购买所需机械，开采阿根廷石油比购买外国石油还要昂贵（约3.5亿美元）；但后来，当油井开始钻探时，人们看到了在国内开采石油与不得不购买石油之间的区别。但还有一个更具争议的问题：弗朗迪西在就任总统前曾写过《石油与政治》一书，书中持强烈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其中提到国家石油资源公司有能力实现国家的石油自给自足，无需向国外求助。他聘请美国公司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的行动与他在书中所表达的截然相反。这是为了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并以理性的方式开采石油。

这一石油政策基于弗朗迪西和弗里杰里奥所称的“目的民族主义”（nacionalismo de fines），与“手段民族主义”（nacionalismo de medios）相对立。第一种“民族主义”主张通过任何手段实现目标，而第二种则侧重于如何实现目标的手段。

#### 铁路与拉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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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政策方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由阿根廷交通领域的不同人物主导。

第一阶段对应的是阿尔贝托·洛佩斯·阿布因（Alberto López Abuín）博士担任交通国务秘书的时期，他是交通问题专家，也是铁路的捍卫者。1958年2月，他提出了阿根廷铁路现代化政策，认为必须为国家铁路引进新的机车车辆。通过这种方式，试图改善通过铁路进行的货物运输，使其在面对阿根廷汽车交通的进步时赢得地盘。但该计划有两个主要障碍：投资非常高，且实施期限对于总统摇摆不定的政策来说太长了。阿布因于1959年5月辞职。

随后开始第二阶段，主角是公共工程部长阿尔贝托·康斯坦蒂尼（Alberto Constantini）和财政部长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两人主要寻求通过提高票价来消除赤字，并在较小程度上使铁路系统现代化。阿尔索加雷前往美国，商定托马斯·拉金（Thomas Larkin）将军抵达阿根廷事宜，拉金将在那里负责一项由世界银行主持的交通研究。由此设计了所谓的“拉金计划”，该计划包括放弃32%的现有铁路轨道，解雇7万名铁路员工，并将所有蒸汽机车以及7万节货车和3000节客车报废为废铁，其想法是在国外市场购买所有这些设备，并一劳永逸地使阿根廷铁路 (历史公司)现代化，无论是更新轨道还是更新状况不佳的机车车辆。

工会干部在得知缩减铁路公司和取消支线的计划后立即进入战备状态。但当时的政治危机导致阿尔索加雷和康斯坦蒂尼不得不于1961年4月辞职，因此该政策鲜有实施。

随后开始最后一个阶段，阿图罗·阿塞韦多（Arturo Acevedo）担任公共工程部长。1961年6月，新的柴电机车被纳入罗卡将军铁路的郊区服务，导致许多机车司机和司炉工失业，引发了抗议罢工。阿塞韦多主张取消所有亏损的线路。他因此关闭了多条支线，这引发了多次罢工，其中包括1961年8月1日开始的一次为期42天的罢工，既反对解雇也反对报废机车车辆。然而，罢工结束后，没有任何一条被关闭的支线得到恢复。

### 劳工政策

自1957年起，工会举行了选举，庇隆主义在大多数工会中获胜。工会分为三组：62个组织（庇隆主义者）、32个民主工会（社会党和激进党）和工会统一协调运动（共产党）。

1958年，通过第14,499号法律，规定每位退休人员自动领取相当于其工作时收入82%的退休金。

1960年10月，庇隆主义和独立工会成立了“20人委员会”（Comisión de los 20），要求归还自1955年军事政变以来一直被政府接管的阿根廷劳工总联合会（CGT）。为了向政府施压，“20人委员会”于11月7日宣布举行总罢工，迫使弗朗迪西总统接见他们，并最终同意于1961年3月3日将CGT归还给“20人委员会”。

在弗朗迪西政府期间，批准了新的第14,455号《工会法》，建立了一个绝对自由的工会模式，即通过简单登记即可创建工会，并将工会法人资格授予最具代表性的工会，以便在雇主、政府和国际组织面前统一工人代表权。该法律还确立了对“代表”（delegado）这一角色的承认，作为由全体工人选举产生的工作场所工会代表，并规定未经司法授权禁止解雇他们。

1961年，铁路工会兄弟会 (阿根廷)（La Fraternidad）以侵犯工会自由为由向国际劳工组织（ILO）起诉阿根廷政府。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受理了工会的申诉，建议该机构提请弗朗迪西政府注意其遵守与工会达成的协议的义务。

### 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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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业化，教育也占有一席之地：技术教育学校成倍增加，开启了一个十年（1963-1974），在此期间阿根廷的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贫困率也显著下降。作为对科学和技术重视的体现，在他的任期内，鼓励了国家工业技术研究院、国家农业技术研究院、由国家、雇主和工会代表组成的国家技术教育委员会以及由诺贝尔奖得主贝尔纳多·奥赛主持的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CONICET）。

然而，弗朗迪西继续推进其他符合其发展主义政策的教育改革。他的政府通过1959年10月14日批准的第14,855号法律，将国家工人大学（由庇隆于1948年建立的技术学校）更名为国家技术大学（UTN），并赋予其新的自治权。在随后的几十年里，UTN成为了该国培养新一代技术工程师的领先学府。

弗朗迪西教育政策的特点是颁布了两项重要法律：批准《教师章程》的法律，以及授权私立大学颁发专业学位的法律。后者引发了一场被称为“世俗或自由”的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

#### 世俗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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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关于“石油战役”的辩论达到紧张顶峰时，一个源于解放革命的新问题出现了：第6403/55号法令的监管，该法令由教育部长阿蒂利奥·德尔奥罗·迈尼（天主教背景的保守派）推动。该法令授权私立大学运作。然而，在1958年8月底，政府希望落实第28条的效力，从而允许私立大学（尽管有些尚不存在，仅在计划中）颁发资格证书。这些新大学中有许多是天主教大学。

在阿根廷大学联合会（FUA）组织下的学生运动立即反对授权私立大学，并在“世俗或自由”的口号下，在工会、中学生和反对党政治团体的支持下组织了一项动员计划。这是阿根廷学生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动员之一。在学生领袖中，动员委员会主席吉列尔莫·埃斯特韦斯·波埃罗脱颖而出，他后来于1989年当选为社会党的众议员。

学生们捍卫“世俗教育”的旗帜（反对弗朗迪西的法案），而政府和天主教会则捍卫“自由教育”的旗帜。

1958年8月28日，七所国立大学的七位校长（其中包括何塞·佩科、霍苏埃·戈良、奥贝尔丹·卡莱蒂以及弗朗迪西本人的兄弟里斯耶里·弗朗迪西）请求国家行政机关不要执行关于私立大学的法令，理由是“为了不改变国家的制度和学术生活”。几乎在同一时间，示威和抗议活动开始了，起初是在学院内部，后来转移到了街头。对于世俗派来说，弗朗迪西是教会的工具：他们甚至焚烧了一个总统的雕像，据历史学家费利克斯·卢纳称，该雕像身穿滑稽的教士长袍。

### 国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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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罗·弗朗迪西维持了良好的对外关系政策。他获得了日本早稻田大学、迈阿密大学、渥太华大学和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等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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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他进行了多次环球访问，包括会见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前往美国试图在两国之间进行调解，当时两国正因美国怀疑古巴可能在其领土上藏匿核武器而处于严重冲突之中。

弗朗迪西试图以中立身份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但在军方的压力下，他被迫于1962年2月8日与哈瓦那断绝关系。

1959年1月15日，弗朗迪西总统访问美国，受到热烈欢迎。这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有总统访问该国。正是在那个时刻，军队闯入了利桑德罗·德·拉·托雷冷藏厂，解散了抗议解雇的工人罢工。作为对阿根廷总统访问的回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9年3月访问了阿根廷。两国发表了《巴里洛切宣言》（一项关于保护国家公园的条约），旨在促进美洲国家更好的生活水平。

1959年4月，弗朗迪西访问了乌拉圭、巴西、智利和秘鲁的首都，并在各地都受到了极好的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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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历史上首次与苏联达成了经济协议。最初，弗朗迪西政府在苏联受到好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塔拉索夫出席了阿根廷总统的就职典礼，并与他进行了会谈。总统派遣了一个由何塞·V·利塞阿加（José V. Liceaga）率领的外交使团前往苏联，目的是获得贷款以购买石油设备。苏联提供了一笔1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石油开采设备。但在1959年社会经济危机之后，苏联大使馆的一些成员被驱逐，被指控参与了一些事件，大使科斯蒂列夫对此予以否认。在这种氛围下，4月27日，政府禁止了阿根廷共产党的活动，并在只使用了三分之一贷款的情况下终止了从该国购买石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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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访问日本的亚洲之行期间，他说：

日本人民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坚韧与纪律的体验，将一小片人口过剩且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土地，变成了当今首要的工业强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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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格尔海峡的斯奈普岛事件发生后，阿根廷和智利政府试图进行接触以解决边界问题。1959年2月2日，弗朗迪西总统降落在洛斯塞里略斯机场，并与智利总统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签署了《阿根廷与智利关于仲裁的联合声明 (1960)》，两位领导人承诺“立即进入谈判，旨在找到适当的仲裁方案，以解决现有的争端”。两位总统同意将恩昆特罗河（Río Encuentro）地区以及帕莱纳（Palena）和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山谷的边界争端提交给英国政府（或由瑞士联邦总统）仲裁，而比格尔海峡的争端将提交给海牙国际法院。

1960年与智利签署了一系列外交议定书。其中一项议定书将帕莱纳问题提交仲裁，另一项是比格尔议定书，此外还有两项公约：一项关于南部海峡的航行，另一项关于永久仲裁。弗朗迪西和亚历山德里总统在圣地亚哥会晤，并就“包含和平解决两国间所有未决边界问题（南极洲除外）基础的协议”发表了声明。正是通过该协议，试图将比格尔海峡现有的争端提交海牙国际法院裁决。1960年6月12日，两国大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签署了后来被称为《比格尔议定书》和《航行议定书》的文件，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允许阿根廷军舰通过该海峡和麦哲伦海峡。此外，条约确立了精确的界限，例如，一条沿着海峡中线延伸的边界线，将海峡分给两国。但该条约和《航行公约》均被两国国会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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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16日，总统决定访问欧洲。在这次巡访中，他从罗马前往古比奥市，开始了他的国事访问。古比奥是他父母和妻子父母的出生地。在那里，他会见了意大利国家碳氢化合物公司（ENI）总裁恩里科·马泰（Enrico Mattei），与他讨论了意大利在阿根廷进行石油投资的可能性；第二天，弗朗迪西参加了特意为此推迟举行的切里皮科利节（Festa dei Ceri Piccoli）。在返回罗马之前，他路过佩鲁贾，在那里因其著作《石油与政治》被授予政治学荣誉学位。后来他在罗马拜访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继续其欧洲之行前经过了米兰。

同年，他在英国被授予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大十字骑士勋章，这是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等级中的最高荣誉。

当弗朗迪西担任阿根廷国家元首两年时，雅尼奥·夸德罗斯当选为巴西总统。1961年4月21日，两位总统在乌鲁瓜亚纳会晤，意图使两国拥有共同的政策并共同开展经济项目。但军方对这次会晤反应消极，因为夸德罗斯曾会见古巴工业部长埃内斯托·格瓦拉（这次会晤最终导致巴西总统和阿根廷总统都被推翻）。他们还试图建立基于“不干涉”和人民自决原则的国际政策。

甚至在1961年1月于蓬塔德尔埃斯特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OEA）会议上，阿根廷外交部长米格尔·安赫尔·卡尔卡诺也反对将古巴排除在美洲体系之外。会议结束后，弗朗迪西在奥利沃斯官邸接见了来自古巴的阿根廷代表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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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弗朗迪西前往美国，以争取对拉丁美洲发展的援助承诺。

出于同样的目标，他协助签署了建立拉美自贸协定（ALALC，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的《蒙得维的亚条约》，并支持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于1961年3月提出的争取进步联盟。

1961年11月，他访问了加拿大、印度、日本和泰国。回国途中，他在棕榈滩会见了肯尼迪。1962年2月，他向全国发表讲话，捍卫不干涉原则和人民自决权。

一个贫穷且没有希望的民族不是自由的民族。一个停滞和贫困的国家无法保障民主制度。相反，它是无政府状态和独裁统治滋生的沃土。

弗朗迪西还致力于深化与亚洲、非洲国家的国际关系，例如接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以色列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的访问，以及他自己访问印度并会见总理尼赫鲁。他还在马德里会见了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这些会晤的目标之一是加强阿根廷在冷战面前的不结盟国际立场。他任期内另一项重要访问是意大利总统乔瓦尼·格隆基于1961年4月17日的来访。在他1961年12月对东方的历史性访问中，他成为了第一位访问印度、日本和泰国的阿根廷总统。在尼赫鲁总理、裕仁天皇和普密蓬·阿杜德国王面前，他寻求投资阿根廷的资本，从而实现农村工业化并抵消欧洲市场的限制政策。在东京，他还会见了首相池田勇人以及皇储明仁和美智子；在印度逗留期间，他被拍到骑在这一头大象上，这张照片遭到了反对派的批评和嘲笑。

他还通过与巴西签署多项协议解决了边界问题。

#### 阿道夫·艾希曼绑架案

1952年底，纳粹战犯逃犯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发现，这要归功于犹太裔奥地利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的一位朋友提供的信息。鉴于以色列很难从阿根廷获得艾希曼的引渡（这随之带来罪犯逃跑的危险），以色列秘密情报局摩萨德在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坚定支持下策划了绑架这名通缉纳粹战犯的行动，从而违反了领事协助条约和阿根廷国家主权。

1960年5月1日，一组以色列间谍机构Nokmin（复仇者）成员搭乘定期航班隐姓埋名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从而启动了“加里波第行动”（因艾希曼居住的街道名称而得名）。这支队伍由以色列特工拉菲·艾坦（Rafael Eitan）和彼得·马尔金（Peter Malkin）指挥和协调，对其目标进行了近两周的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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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1960年5月11日，当艾希曼下班回家下公交车时，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其绑架并塞进一辆私家车。随后，四名以色列特工人员于5月20日将他用一架私人飞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埃塞萨国际机场转移到以色列，使用另一个身份并假装他处于醉酒状态。

面对这次绑架，外交部通过大使马里奥·阿马代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抗议这种严重侵犯主权的行为。阿根廷得到了该国际机构的支持，但以色列从未打算将这名纳粹战犯归还给阿根廷。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试图正式安排阿图罗·弗朗迪西总统和大卫·本-古里安总理举行会晤，以便两人为艾希曼案寻求解决方案，并不因此破坏阿根廷和以色列之间的外交关系。经过多次接触，双方同意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于1960年6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但由于两国通过外交途径产生的猜疑，该会晤最终告吹。

最终，弗朗迪西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这些关系是前不久才由胡安·多明戈·庇隆总统建立的。不久之后，弗朗迪西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关系。

1961年12月11日，阿道夫·艾希曼被判犯有危害人类罪，12月15日被判处死刑，并于1962年5月31日执行。他的遗言是：“德国万岁。奥地利万岁。阿根廷万岁。这些是我最认同的国家，我永远不会忘记它们。我必须遵守战争规则和我的旗帜。我准备好了”。

#### 与切·格瓦拉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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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18日，古巴革命领袖埃内斯托·格瓦拉对阿根廷进行了仅三小时的访问（奇怪的是，这将是格瓦拉最后一次访问阿根廷）。为此，必须尽可能秘密地将格瓦拉带到阿根廷，因为如果军方得知这次会晤，将会给该国带来巨大的政治问题。

被选中将这位古巴领导人带到阿根廷赴约的是众议员豪尔赫·卡雷托尼，他得到的命令是不要与这位游击队领导人乘坐同一架飞机，以免引起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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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5分钟的航程中，格瓦拉睡在拉美事务主任拉蒙·阿哈·卡斯特罗（Ramón Aja Castro）的肩膀上。这架派珀飞机抵达并降落在阿根廷土地上，位于唐托尔夸托（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镇的机场。

格瓦拉乘车前往奥利沃斯官邸，随即受到总统接见；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交谈。这次会晤持续了三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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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是作为古巴代表团的工业部长来参加在埃斯特角城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OEA）美洲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四次会议的。尽管会晤尽可能保密，但不可避免地还是被阿根廷武装力量得知了。

虽然那次会晤没有太多时间交谈，但在会谈中，格瓦拉保持了他典型的反美立场，并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理由是美国通过其经济支持，总能在受援国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弗朗迪西总统表达了他对古巴政策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担忧，并向这位游击队领导人坦言，他担心古巴会加入华沙条约组织。然而，格瓦拉告诉他这不会成为现实，从而安抚了他。

弗朗迪西与埃内斯托·格瓦拉的会晤导致20天后，即1961年8月29日，阿道夫·穆希卡（Adolfo Mugica）辞去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一职。弗朗迪西对1959年古巴革命的态度，加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访问，以及后来格瓦拉对阿根廷的访问，使得阿根廷军方与国家文官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特别是在这位古巴领导人秘密访问该国之后。

弗朗迪西与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也有良好的关系。肯尼迪希望阿根廷在“导弹危机”冲突中充当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调解人，因为这两个国家正处于非常严重的对抗之中，原因是美国担心古巴可能拥有来自苏联并瞄准其领土的核武器。因此，应美国总统的要求，鼓励弗朗迪西和格瓦拉举行会晤，以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并试图在美国入侵古巴岛失败后引导两国关系。

军方正式抗议这些与古巴领导人的会晤，并向总统施压要求改变对古巴的政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古巴流亡者试图伪造文件，意图将政府成员卷入所谓的卡斯特罗主义阴谋。弗朗迪西下令进行调查，连军方自己的报告——著名的“古巴信件”案——也不过是个谎言。

行政部门指定了21名来自国家和私人的笔迹鉴定专家来调查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这些笔迹专家裁定这些文件是拙劣的伪造品，因为文本中包含不属于古巴的习语、不同的印章以及与原件差异很大的签名（明显是描摹的）。从未查明是谁伪造了这些文件。

据阿根廷历史学家费利佩·皮尼亚称，这些信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编造的故事”。

一旦总统与埃内斯托·格瓦拉的会晤被发现，弗朗迪西说：

只有弱者才会回避与思想不同的人对抗。西方大国没有哪位政治家拒绝与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交谈。我们绝不想成为一个害怕将自己的思想与其他思想对抗的人民的统治者。

#### 南极条约

1959年10月15日，南极会议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在不确定的气氛中开幕。1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7个国家声称对南极大陆的某些部分拥有主权，这其中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法国、挪威、新西兰和英国。45天后，签署了《南极条约》。阿根廷、智利和英国声称的领土权利有相当大的重叠。与此同时，其他五个国家（比利时、美国、日本、南非和苏联）已经在该地区进行了勘探，但没有提出领土要求。关于未来南极洲法规的某些方面，各国已达成普遍共识，例如大陆的和平化，必须将其排除在一切战争性质的活动之外，以及保证任何有意愿的国家都能进行科学研究。最复杂的问题是对主权要求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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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立场是确立南极洲的和平用途以及在商定界限内的科学合作，并且会议不得丝毫改变各方的权利。关于领土的使用，阿根廷政府主张有必要限制绝对自由，目的是保护生态利益，并禁止核试验和存放核废料。最后一项提议让美国代表团和苏联代表团都感到意外，阿根廷对这一点的坚持差点导致会议陷入危机，不仅是在国际层面上，在弗朗迪西政府内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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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最终于1959年12月1日签署，并根据阿根廷的要求，规定必须禁止军事性质的活动。《南极条约》于1961年6月23日生效。该条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该地区保持了无冲突状态。该会议还成功使南极大陆国际化和非军事化，禁止在其中进行核试验和储存放射性废料。在冷战期间，交战大国曾高强度地开展这些活动。条约确保了该地区用于和平目的，主要包括联合勘探和科学研究。签署国获得了在该地区自由进出的权利，并拥有相互视察设施的权利。

在1960年5月1日的演说中，弗朗迪西专门用一段话提到了南极会议，申明阿根廷已成功将反对该地区国际化的立场纳入条约。自由和科学合作的原则也被纳入了条约。

条约签署后，弗朗迪西访问了南极。1961年3月6日，他和随行人员登上了“巴伊亚·阿吉雷”号（Bahía Aguirre），前往迪塞普申岛基地。去程有些不适，因为他们在穿越德雷克海峡时不得不忍受强烈的风暴。3月8日下午，船只在五月一日湾（Bahía 1.º de Mayo）抛锚，并与破冰船“圣马丁将军”号（General San Martín）一起，向登陆的当局致以首批敬意，随后他们乘坐直升机和快艇被转移到分遣队驻地，那里再次举行了荣誉仪式。随军神父多纳明（Donamin）主持了弥撒，弗朗迪西从那里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并向国家海军成员、研究人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致意。

### 其他领域

#### 能源

为了给国家提供清洁能源，启动了大型水力发电项目，如埃尔乔孔大坝和塞罗斯科洛拉多斯水电大坝。农业产业也得到了大力支持，通过一项积极生产此类机器的政策，鼓励在田间使用机械。

此外，当时还成立了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电力服务公司（缩写为SEGBA），这是一家负责电能生产、分配和商业化的公共企业。这项服务后来在1992年由卡洛斯·梅内姆分拆并私有化为三个运营实体：EDENOR、EDESUR和EDELAP。

#### 农业

尽管弗朗迪西政府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国家工业活动的发展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农业部门，其活动曾是当时阿根廷经济外汇的重要来源。因此，得益于钢铁和石油化工行业的发展（这推动了技术化以及必要机械、化肥和农药的供应），国家农业产业的产量得以增加。在整个过程中，有三个基本因素：以可行利率获得更多信贷；更多的税收优惠；以及私人资本的参与。

举例来说，1957年，在弗朗迪西就任总统之前，阿根廷售出了6000台拖拉机。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拖拉机的年销量上升至20,000台，这是农业部门增长的结果。

#### 航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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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胡安·多明戈·庇隆第一届政府以来，就一直在测试不同类型的推进器，以发射完全在阿根廷制造的火箭。然而，在整个1950年代，这些活动停滞不前。

从弗朗迪西政府开始，实验重新启动，首先于1959年12月开始研制固体推进剂发动机。通过1960年1月28日的第1164号法令，启动了国家空间研究委员会（CNIE），这是第一个负责火箭人员配备的机构。工程师特奥菲洛·塔巴内拉被任命为主席， 1961年6月27日，行政机关创建了自行推进弹丸实验和发射中心（缩写为CELPA）。

1961年2月2日，第一架完全在阿根廷制造的飞行器发射升空，APEX A1-02“半人马座阿尔法”（Alfa Centauro）火箭从科尔多瓦省阿查拉潘帕地区的圣托马斯 (阿根廷)升空。

空军准将阿尔多·塞奥利进行了倒计时并按下了发射按钮。现场大约有30人，包括平民和军人，还有一名来自《号角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摄影记者。

#### 文化

1960年，阿图罗·弗朗迪西政府查禁了由阿韦拉多·卡斯蒂略（Abelardo Castillo）主编的杂志《纸蟋蟀》（El Grillo de Papel），理由是该杂志表现出左翼思想。

### 镇压与CONINTES计划

弗朗迪西政府起初废除了针对庇隆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多项镇压手段。沿着这一路线，1958年6月26日，国会废除了独裁政权为禁止庇隆主义而颁布的第4161/56号法令，并批准了一项特赦法，释放了数千名被解放革命政权监禁的庇隆主义者和工会成员。

他还废除了1902年颁布的第4144号居住法，该法自颁布以来一直受到阿根廷工会主义的谴责。在这一时期，警察和监狱酷刑明显普遍化，以至于主要反对党众议员党团领袖、未来的国家副总统卡洛斯·温贝托·佩雷特在议会公开谴责：

“关于酷刑的指控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

这种镇压程度与工会和学生运动对其经济和教育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例如石油、铁路、肉类加工、银行和冶金工人的大规模罢工，以及由阿根廷大学联合会（FUA）组织的反对私立大学的大规模工学动员（以其口号“世俗或自由”而闻名）。

1958年，阿图罗·弗朗迪西在就任阿根廷总统后不久，发布了11月14日的第9880/1958号秘密法令，允许总统宣布“CONINTES状态”（Conmoción Interna del Estado，即“国家内部骚乱”状态）。胡安·多明戈·庇隆总统曾在1955年9月16日试图在建立阿兰布鲁独裁政权的政变期间使用该状态。该法令限制了宪法权利和保障的效力，并允许社会军事化和宣布戒严。

弗朗迪西的CONINTES计划允许将主要工业中心或城市（如拉普拉塔)宣布为军事化区域，并授权阿根廷武装力量在不遵守宪法规范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拘留（期间审讯工会成员和庇隆主义者）。此外，在“CONINTES状态”期间，罢工和示威被宣布为非法。

1960年3月12日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陆军上尉戴维·雷内·卡夫雷拉（David René Cabrera）的私人住宅被放置炸弹，导致其两岁的女儿死亡，六岁的儿子重伤，整栋房子几乎倒塌。这一事件是由庇隆主义抵抗运动领导人阿尔贝托·曼努埃尔·坎波斯指使的，是弗朗迪西政府期间发生的1566起袭击事件之一——这些袭击导致包括平民和军人在内的17人被杀—— 这导致在3月14日总统与三军指挥官的会议上决定执行CONINTES计划。起初，军方要求采取其他措施，比如戒严（ley marcial），这包含适用死刑的可能性。卡洛斯·塞韦罗·托兰索·蒙特罗（Carlos Severo Toranzo Montero）中将曾对总统说：“……并明确记录枪决任何被发现‘现行犯’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戒严法将限制恐怖主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弗朗迪西第二次执行了CONINTES计划。

于是，1960年3月14日，为了镇压罢工和学生抗议，弗朗迪西总统再次实施CONINTES计划，并宣布全国处于“国家内部骚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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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NINTES状态下，弗朗迪西政府逮捕了数百名反对派、工会成员和学运积极分子；这些囚犯被称为“CONINTES囚犯”。政府还接管了工会。为了集中关押被拘留者，弗朗迪西启用了马格达莱纳和蓬塔印第奥的军事监狱，并重新开放了位于艾斯塔多岛的火地岛监狱，该监狱曾被庇隆于1947年关闭。当时的一些著名囚犯包括共产党人鲁本斯·伊斯卡罗、庇隆主义者安德烈斯·弗拉米尼和何塞·伊格纳西奥·鲁奇，以及巴拉圭民俗音乐家何塞·阿松森·弗洛雷斯。

直到1961年8月2日，弗朗迪西才宣布结束CONINTES状态。1962年，全国再次被宣布处于CONINTES状态长达数月。该计划是预防性的，并在结束后不再适用刑罚。

这些规范在多起案件中受到质疑，导致由弗朗迪西总统根据宪法经参议院同意于1958年任命的最高法院，裁定第13.234号和第14.785号法律以及第2628/60号和第2639/60号法令符合宪法。在这些裁决中，法院认为“颠覆和普遍暴力的状态显然存在”，并确认了“为逮捕进行的调查任务、特别军事法庭的介入、住所搜查以及采取《军事司法法典》简易程序的有效性”，并澄清由于第6495/61号法令废除了第9680/58号和第2628/60号法令，受到法律质疑的军事判决不再存续。一项判决认为CONINTES计划是国家安全学说的直接前身。

1960年2月9日，政府查封了《大多数》（Mayoría）杂志，并逮捕了其主编——记者兼作家图利奥·哈科韦利亚（Tulio Jacovella）——以及多名记者，原因是他们发表了记者罗多尔福·沃尔什关于何塞·莱昂·苏亚雷斯处决案（1956年6月9日）的调查，以及其著作《萨塔诺夫斯基案》的章节。

这次爆炸被用来——据UCRI的一些部门称是蓄意制造的——推翻科尔多瓦省省长、不妥协激进党人阿图罗·萨尼切利，他被武装部队部分人士指责为“为庇隆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渗透提供便利”。

1960年5月12日，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托兰索·蒙特罗发表了一份被媒体广泛传播的公报，指责萨尼切利是这次“袭击”的同谋，并“组织和武装恐怖组织”。保守的科尔多瓦民主党和听命于阿尔索加雷部长的独立公民党也对此表示赞同，并将责任归咎于省长本人，与军方的指控一致。武装部队指挥官委员会要求弗朗迪西总统对科尔多瓦省的三个权力机构进行联邦干预。

弗朗迪西屈服于军事压力，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干预该省的法案，该法案仅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在未获得众议院批准的情况下，弗朗迪西最终于1960年6月15日下令对科尔多瓦实施联邦干预，并任命与右翼部长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关系密切的胡安·弗朗西斯科·德·拉雷切亚为干预官。萨尼切利领导的派系将其视为“一种新型政变”。

### 对性少数群体的镇压

弗朗迪西政府发起了系统的道德运动，由警察局长路易斯·马尔加里德指挥，对同性恋者和异装者进行突袭和迫害。通过实施警察法令，仅在联邦首都每年就有11万至17万人被拘留。

1960年，著名的法国变性人歌舞明星可辛奈尔（Coccinelle）申请签证前往阿根廷演出，但政府以“道德问题”为由拒绝了她的申请。

### 1960年11月30日叛乱

1960年11月30日，一群由米格尔·安赫尔·伊尼格斯将军指挥的平民和军人（其中一些是现役，另一些是退役人员）在多个城市采取行动，主要是在罗萨里奥和塔尔塔加尔，目的是推翻弗朗迪西总统。当天，一个武装团体抵达罗萨里奥的第11步兵团“拉斯埃拉斯将军”营地，并在分配到该团的现役上尉胡安·卡洛斯·罗西（Juan Carlos Rossi）和几名士官的帮助下，夺取了警卫室。在冲突中，指挥袭击者的退役上校胡里奥·巴雷多·巴雷多（Julio Barredo Barredo）身亡，而在防守方，一名士官和两名义务兵身亡。

与此同时，在萨尔塔省塔尔塔加尔，一群军人和各平民占领了学校营、市政府、警察局、火车站、机场和该市的两家银行分行。

几个小时后，阿根廷国家宪兵和其他驻军的部队经过四小时的战斗，夺回了罗萨里奥的军营，其他部队也收复了塔尔塔加尔被占领的设施。这次起义重新点燃了其他讨论话题，其中包括政党合法化和定于1961年2月举行选举的问题，并被不同的政治行为者用作谋取自身利益的借口。罗伯特·波塔什（Robert Potash）指出，这一事件标志着陆军对政府态度的转变，陆军决定以直接控制总统行为的政策取代迄今为止采取的监视政策。

### 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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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迪西政府遭受了来自军方的巨大压力，因为他经历了26次军事暴动和6次未遂政变。

随着1961年阿尔索加雷的辞职，以及公务员、工人和反对派工会的罢工，面对日益临近的选举，弗朗迪西决定改弦更张，允许庇隆主义通过替代政党或新庇隆主义政党（人民联盟 (阿根廷)、工党 (阿根廷)、三面旗帜党等）进行相对有限的参与。他随后下令1962年全国立法选举于1962年3月18日举行，与一些省份的省长选举同时进行，其中包括关键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庇隆主义最初宣布推出弗拉米尼-庇隆的竞选组合。尽管最终副总统候选人由马科斯·安格拉达（Marcos Anglada）担任，但“弗拉米尼-安格拉达，庇隆入主玫瑰宫”的口号揭示了庇隆主义不容忍任何反民主禁令的决心。

庇隆主义在举行选举的17个选区中的9个赢得了立法选举，并赢得了6个省长职位（布宜诺斯艾利斯、查科、内乌肯、里奥内格罗、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和图库曼），纺织工会激进分子弗拉米尼因此当选为关键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

军方希望总统废除选举结果，使庇隆主义在国会中没有任何众议员或参议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弗朗迪西试图采取一种策略，对五个省份（除内乌肯外所有庇隆主义获胜的省份）进行干预，其想法是撤换当选的庇隆主义省长，但不像军方要求的那样废除选举。这样，他未能避免几天后推翻他的军事政变。3月29日，他被阿根廷武装力量成员逮捕。他先被转移到南部，后来被关押在马丁加西亚岛。7月，他发出了一封支持投空白票的信。

当弗朗迪西在凌晨两点半左右接起电话时，另一端是他的海军国务秘书加斯顿·克莱门特（Gastón Clement），他通知他：“总统先生，我想通知您，您的罢免案已经决定，我们将逮捕您。非常抱歉，但我无能为力，过一会儿军事之家 (阿根廷)的主管会去拜访您。我提前告诉您，以防您有什么准备工作要做。”弗朗迪西回答：“不，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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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弗朗迪西在被军方拘留时拒绝辞职，说出了一句在阿根廷历史上变得著名的话：

我不辞职，我不自杀，我不离开这个国家。弗朗迪西总统拒绝按照三军总司令——中将劳尔·波吉、准将卡约·阿尔西纳和海军上将奥古斯丁·佩纳斯——的要求辞职，这使得政变在阴谋者的谈判和密谋中延长了。这耗尽了政变者的精力，并允许对军事政变做出文官回应：最高法院的一些成员策划了一个巧妙的策略，让参议院临时议长、不妥协激进党参议员何塞·马里亚·吉多宣誓就任“临时总统”。最高法院法官胡里奥·奥伊阿纳特是构思并推动适用总统缺位法以实现吉多就职的人。第二天，发生了一个具有悲喜剧色彩的情况：政变军人在睡了一觉以恢复前一天漫长工作的精力后，前往玫瑰宫接管权力，却被在那里的记者告知，国家已经有了另一位在那天早上宣誓就职的总统。难以置信的阴谋者们重新讨论如何落实政变，最终决定对这位新“总统”进行一次“考试”，后者承诺服从军方。政变军人与“总统”吉多之间的这次会面被记录在案。

第二天，即弗朗迪西被政变军人逮捕24小时后，吉多掌权，宣布行政权力“因前总统被事实罢免”而空缺，没有提及弗朗迪西的名字，并宣布他“以确定的形式”接任总统。公证书还提到，签字是在“武装部队总司令先生们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正是这些人逮捕并仍将宪法总统囚禁在马丁加西亚岛的海军基地。由于弗朗迪西被捕，象征权力的权杖和总统绶带由参与该法案的公证员豪尔赫·加里多（Jorge Garrido）交给了他。公证员加里多在全国联播中宣读的公证书写道：

在阿根廷共和国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1962年3月30日12时15分，我，国家政府的总公证员，应尊贵的国家参议院临时议长何塞·玛丽亚·基多博士的要求，来到政府大楼的白厅。他在场并声明：鉴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前总统被事实罢免导致行政权力空缺，他已以确定的形式接任共和国总统，并以此身份在国家最高法院面前进行了宪法宣誓。本记录与当天发给接受宣誓的最高法院的通讯构成一个整体。并在武装部队总司令先生们在场的情况下签署，必须将证词发送给最高法院以供批准。紧接着，下述总公证员将把象征最高权力的权杖和总统绶带交到刚刚就职的国家总统何塞·玛丽亚·基多博士手中。

### 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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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阁中，弗朗迪西纳入了多位自由派官员，如经济部的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和罗伯托·阿勒曼，以及其他与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无关的人物，如米格尔·安赫尔·卡尔卡诺和卡洛斯·穆尼斯（Carlos Muñiz）。

尽管他的经济部长是埃米利奥·多纳托·德尔·卡里尔（Emilio Donato del Carril），但弗朗迪西通过其经济秘书罗赫略·胡利奥·弗里杰里奥的建议获得咨询。在上任一年多后，弗里杰里奥因军方压力被迫辞职（不过两人仍继续在奥利沃斯官邸秘密会面）。在此背景下，为了稍微平息军方的压力，弗里杰里奥建议总统将经济部长一职交给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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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罗·弗朗迪西政府各部

职位｜负责人｜任期

内政部｜阿尔弗雷多·罗克·维托洛乌戈·瓦卡·纳尔瓦哈｜1958年5月1日 – 1962年3月19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外交与宗教事务部｜卡洛斯·弗洛里特迪奥赫内斯·塔博阿达阿道夫·穆希卡 (子)米格尔·安赫尔·卡尔卡诺罗伯托·埃切帕雷博尔达｜1958年5月1日 – 1959年5月15日1959年5月22日 – 1961年4月28日1961年4月28日 – 1961年8月29日1961年8月29日 – 1961年9月12日1961年9月12日 – 1962年3月29日

经济部｜埃米利奥·多纳托·德尔·卡里尔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罗伯托·阿勒曼阿图罗·科尔·贝内加斯（Arturo Coll Benegas）豪尔赫·韦贝｜1958年5月1日 – 1959年6月24日1959年6月25日 – 1961年4月26日1961年4月26日 – 1962年1月12日1962年1月15日 – 1962年3月26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教育与司法部｜路易斯·拉斐尔·麦凯（Luis Rafael Mac Kay）米格尔·苏西尼（子）（Miguel Sussini (hijo)）｜1958年5月1日 – 1962年3月26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社会援助与公共卫生部｜埃克托·诺布利亚（Héctor Noblía）蒂武西奥·帕迪利亚 (部长)｜1958年5月1日 – 1962年3月26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国防部｜加布列尔·德尔·马索胡斯托·波利卡波·比利亚尔（Justo Policarpo Villar）鲁道夫·马丁内斯（Rodolfo Martínez）｜1958年6月18日 – 1959年6月24日1959年6月25日 – 1962年3月26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陆军部根据1958年的《各部组织法》，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转变为隶属于国防部的国务秘书处：陆军国务秘书处、海军国务秘书处和空军国务秘书处。｜埃克托·索拉纳斯·帕切科｜1958年5月1日 – 1958年6月18日

海军部｜阿道夫·埃斯特韦斯（Adolfo Estévez）｜1958年5月1日 – 1958年6月18日

空军部｜罗伯托·韦尔塔｜1958年5月1日 – 1958年6月18日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阿尔弗雷多·阿连德戴维·布莱赫尔（David Bléjer）吉列尔莫·阿库尼亚·安索雷纳（Guillermo Acuña Anzorena）伊斯梅尔·布鲁诺·基哈诺（Ismael Bruno Quijano）奥斯卡·普伊格罗斯（Oscar Puiggrós）｜1958年6月18日 – 1959年2月11日1959年2月11日 – 1960年12月30日1960年12月30日 – 1961年6月30日1961年6月30日 – 1962年3月26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公共工程与服务部｜胡斯托·波利卡波·比利亚尔（Justo Policarpo Villar）阿尔贝托·康斯坦蒂尼（Alberto Costantini）阿图罗·阿塞韦多 (父)何塞·马萨尔·巴尔内特（José Mazar Barnett）佩德罗·佩特里斯（Pedro Pétriz）｜1958年6月18日 – 1959年6月25日1959年6月25日 – 1961年4月28日1961年4月28日 – 1962年1月15日1962年1月15日 - 1962年3月26日1962年3月26日 – 1962年3月29日

公共工程部｜阿尔弗雷多·罗克·维托洛 （代理）｜1958年5月1日-6月13日

通信部｜阿尔弗雷多·罗克·维托洛 （代理）｜1958年5月1日-6月13日

交通部｜阿尔弗雷多·罗克·维托洛 （代理）｜1958年5月1日-6月11日

农业与畜牧业部｜埃米利奥·多纳托·德尔·卡里尔 （代理）｜1958年5月1日-6月11日

商业与工业部｜埃米利奥·多纳托·德尔·卡里尔 （代理）｜1958年5月1日-6月11日

劳动与福利部｜埃克托·诺布利亚（Héctor Noblía） （代理）｜1958年5月1日-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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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罗·弗朗迪西政府各国务秘书处

职位｜负责人｜任期

陆军国务秘书处｜埃克托·索拉纳斯·帕切科 埃尔维奥·卡洛斯·阿纳亚 鲁道夫·拉尔切尔（Rodolfo Larcher）罗森多·弗拉加 (孙)｜1958年6月13日-1959年6月30日 1959年6月31日-9月3日 1959年9月4日-1960年10月15日 1960年10月16日-1962年3月29日

海军国务秘书处｜阿道夫·B·埃斯特韦斯（Adolfo B. Estévez）加斯顿·克莱门特（Gastón Clement）｜1958年6月13日-1959年7月27日 1959年7月27日-1962年3月29日

空军国务秘书处｜罗伯托·韦尔塔 拉蒙·阿布拉因（Ramón Abrahín）豪尔赫·罗哈斯·西尔韦拉｜1959年6月13日-1958年9月10日 1958年9月13日-1961年8月16日 1961年8月16日-1962年3月29日

农业与畜牧业国务秘书处｜贝纳迪诺·奥尔内（Bernardino Horne）埃内斯托·马拉科尔托（Ernesto Malaccorto）塞萨尔·I·乌里恩（César I. Urien）｜1958年6月13日-1959年6月24日 1959年6月25日-1961年4月26日 1961年4月28日-1962年3月29日

财政国务秘书处｜里卡多·卢米（Ricardo Lumi）安赫尔·M·拉戈马尔西诺 吉列尔莫·W·克莱因（Guillermo W. Klein）拉蒙·C·莱克里卡（Ramón C. Lequerica）豪尔赫·韦贝｜1958年6月13日-1959年5月18日 1959年5月22日-1959年6月24日 1959年7月13日-1960年12月30日 1960年12月30日-1961年4月26日 1961年4月26日-1962年3月29日

金融国务秘书处｜安东尼奥·洛佩斯（Antonio López）塞萨尔·A·奔赫 欧斯塔基奥·门德斯·德尔菲诺 ｜1958年6月13日-1959年5月 1959年5月-1959年6月29日 1959年6月29日-1960年1月28日

商业国务秘书处｜何塞·C·奥尔菲利亚（José C. Orfilia）安东尼奥·M·德·阿佩利亚尼斯（Antonio M. de Apellániz）佩德罗·曼努埃尔·加西亚·奥利弗（Pedro Manuel García Oliver）｜1958年6月13日-

工业与矿业国务秘书处｜阿尔贝托·V·泰丁（Alberto V. Tedín）卡洛斯·A·胡尼（Carlos A. Juni）何塞·安东尼奥·布兰科（José Antonio Blanco）｜1958年6月13日-

能源与燃料国务秘书处｜格雷戈里奥·A·梅拉（Gregorio A. Meira）路易斯·安东尼奥·波列多（Luis Antonio Polledo）比森特·尼古拉斯·布兰卡（Vicente Nicolás Branca）｜1958年6月13日-

公共工程国务秘书处｜阿尔贝托·康斯坦蒂尼（Alberto Costantini）贝纳尔多·拉鲁德（Bernardo Larroudé）帕斯夸尔·帕拉索（Pascual Palazzo）曼努埃尔·温贝托·阿库尼亚（Manuel Humberto Acuña）｜1958年6月13日-1959年6月25日 1959年6月25日-

通信国务秘书处｜阿道夫·T·科森蒂诺（Adolfo T. Cosentino）米格尔·F·穆希卡（Miguel F. Mugica）｜1958年6月13日

交通国务秘书处｜阿尔贝托·J·洛佩斯·阿布因（Alberto J. López Abuin）阿尔贝托·康斯坦蒂尼（Alberto Costantini）曼努埃尔·F·卡斯特略（Manuel F. Castello）希多·C·贝尔佐尼（Guido C. Belzoni）胡安·奥维迪奥·萨瓦拉（Juan Ovidio Zavala）｜1958年6月13日

## 总统卸任后的活动

### 1960年代和19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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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迪西继续被拘留了一年多，于1963年3月被转移到巴里洛切的通克兰酒店（Hotel Tunkelen）。1963年7月31日，他恢复了自由，并从他的新政党整合与发展运动（MID）重新加入政治生活。

同年，他创建了国家研究中心 (阿根廷)，这是他在总统任期结束后开展政治活动的地方。10月21日，他接受了良性脊髓肿瘤手术。被推翻后，弗朗迪西严厉批评了阿图罗·伊利亚（人民激进公民联盟）的就职和政府，后者废除了他签署的一些石油合同。

1964年8月13日，他遭遇了一次袭击，但他毫发无损，袭击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司法调查没有透露袭击的目标是什么，也没有透露具体的执行者和幕后主使。弗朗迪西指责阿图罗·伊利亚总统的政府，而一些调查则认为，这不是针对弗朗迪西生命的袭击，而是庇隆主义部门的恐吓行动，目的是反对伊利亚不允许前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返回阿根廷的决定。

1966年7月，他曾短暂回归新闻工作，以“多雷戈”（Dorrego）的笔名为《已确认》（Confirmado）杂志撰写每周专栏。1966年，他公开支持推翻伊利亚的军事政变，认为“阿根廷革命”是进行经济革命并将国家从“国际垄断及其国内盟友”手中解放出来的机会。但随着阿达尔贝特·克里格·瓦塞纳出任经济部长，弗朗迪西认为革命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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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1日，应秘鲁当局邀请，他前往秘鲁。

1972年3月，他在马德里拜访了胡安·多明戈·庇隆。他与庇隆展开了一系列对话，促成了两人之间新的选举协议。就这样，MID加入了正义主义民族解放阵线（FREJULI），该阵线赢得了1973年3月的总统大选，为庇隆于1973年9月重返权力中心铺平了道路。

除了极少数细节外，弗朗迪西和庇隆之间的谈话内容从未被披露。2012年，路易斯·爱德华多·梅格利奥利（Luis Eduardo Meglioli）出版了《庇隆与弗朗迪西：对话》（Perón y Frondizi: la conversación）一书，书中收录了对话的抄本，这些对话是在两位领导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盘式录音机录下来的。

1974年9月27日，他的兄弟西尔维奥·弗朗迪西被极右翼准军事组织阿根廷反共联盟突击队暗杀。

1976年8月19日，他的女儿埃莱娜去世，年仅39岁。

这一事实让弗朗迪西夫妇非常沮丧。从那时起，这位前总统开始越来越多地从阿根廷政治中消失，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后，在新当选总统劳尔·阿方辛的权力移交仪式上。

在1976年以来的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弗朗迪西保持了一种观望态度，这并未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然而，他因隐含地支持军事独裁而受到批评，因为他允许其政党MID的领导人在军政府中任职，这一点激进公民联盟（UCR）、正义党（PJ）、民主进步党 (阿根廷)（PDP）、人民联邦力量（FFP）、内乌肯人民运动（MPN）、基督教民主党 (阿根廷)（PDC）、不妥协党（PI）和社会民主党 (阿根廷)（PSD）也做过。独裁政府的部长之一奥斯卡·卡米利翁以及94位市长都是MID的领导人。

为了向独裁政权施压以开启民主出路，1981年，弗朗迪西代表MID与激进公民联盟、正义党（庇隆主义）、不妥协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一起加入了多党联盟 (阿根廷)。

### 马岛战争与恢复民主

面对1982年4月2日军政府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行动，弗朗迪西代表整合与发展运动（MID）签署了由多党联盟 (阿根廷)于4月12日起草的支持该措施的公报。1982年4月22日，MID在弗朗迪西和弗里杰里奥签署的声明中确立了其批判性支持的立场。在该声明中，MID主张：

如果假设阿根廷有人不支持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那是荒谬的。但在我们支持它的同时，我们希望区分武装部队充满勇气和鲜血的行动与政府启动该行动的政治决定。全体人民支持并将继续支持他们的士兵，但他们有权知道行动方针，以确保生命和财产的牺牲不会白费。当发生国际冲突时必须对与政府的分歧保持沉默，甚至包括由该冲突本身引起的分歧，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了有限的外交和军事机密领域外，国家必须拥有真实的信息，并就如何确保我们的士兵和外交官取得成功进行辩论；只有人民广泛参与，才会有超越修辞的真正团结……我们融入西方阵营是复杂地理和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冲突的偶然性而退出西方阵营，将是对支持和反对阿根廷的联盟格局评估的错误。这无疑对阿根廷不利；此外，如果争端达到“全球化”的极端，导致超级大国介入，其后果将是不可预测的。

在《12页报》发表的一篇非常简短的文章中，记者奥拉西奥·维尔比茨基强调了弗朗迪西对马岛登陆的批评立场，并认为这与劳尔·阿方辛采取的批评立场一样，是阿根廷政治格局中的例外。

1989年12月10日，弗朗迪西在接受《新闻报》（La Prensa）采访时讲述，1981年，即阿根廷登陆马岛前一年，一位美国将军曾拜访他，并预言美国将推动阿根廷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然后支持英国收复这些岛屿，目的是冻结主权冲突并促进军事基地的建立。1989年9月29日，弗朗迪西向马里亚诺·塞萨尔·巴托洛梅（Mariano César Bartolomé）证实了他的声明，并指认这位美国军人是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Walters）将军。

1984年，时任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挽回了弗朗迪西总统任期的声誉，这是非弗朗迪西派激进党人对其执政的历史性承认。最终，在1992年，84岁的他被阿根廷陆军授予金质奖章。正如历史学家费利佩·皮尼亚在一篇简短的传记文章中所述：

在他被推翻整整30年后，曾指责他是共产主义者的同一机构，回过头来注意到了阿图罗·弗朗迪西思想发生的巨大变化，并授予他最高荣誉。

1985年11月20日，他的兄弟里斯耶里·弗朗迪西去世。

在1983年的选举中，MID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弗里杰里奥-萨洛尼亚），获得了1.19%的选票和两名选举人。在1989年的选举中，MID加入了正义主义人民团结阵线（FREJUPO），该阵线推举庇隆主义者卡洛斯·梅内姆为候选人，后者最终获胜。作为该联盟的表现，发展主义者安东尼奥·萨洛尼亚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而弗朗迪西本人则被总统任命为荣誉顾问，以表彰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

1991年10月28日，在他83岁生日那天，弗朗迪西将他的总统绶带和权杖捐赠给了玫瑰宫博物馆，这些物品之前一直保存在他位于贝鲁蒂街（Beruti）、德国医院对面的公寓里的原装盒子里。时任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对他表示感谢，并说：“我的第一票是投给您的。”弗朗迪西曾表示，他想把这些物品交给玫瑰宫，以便“学校的孩子们能在其中看到共和主义和公民权力委托给一个人的象征”。同年，他的妻子埃莱娜·法乔纳托·德·弗朗迪西去世。

1992年5月30日，弗朗迪西与其他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BA）毕业生一起收到了1931年颁发的荣誉证书，并向他们发表了演讲。

## 逝世

在接受阿根廷陆军金质奖章三年后，1995年4月18日，阿图罗·弗朗迪西因未公开的原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意大利医院去世，享年86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奥利沃斯公墓。在他去世三年后的1998年，科内克斯基金会（Fundación Konex）向这位前总统的记忆颁发了荣誉奖。

## 总统绶带和权杖被盗

2008年4月3日，在他诞辰近一百周年之际，当时玫瑰宫博物馆自当年一月起正在进行改造，一名女员工发现弗朗迪西十七年前捐赠给博物馆的权杖和总统绶带不见了。从未找到对此事的解释，因为博物馆区域周围有四个安全摄像头，进入博物馆必须留下指纹，但显然，此案的调查未能取得进展。

## 影响、遗产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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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政治家如克里斯蒂娜和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罗伯托·拉瓦尼亚、里卡多·洛佩斯·墨菲和爱德华多·杜阿尔德（等人）都声称羡慕阿图罗·弗朗迪西的施政，无论其意识形态或政党如何。他们许多人认为他是最好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最后一位拥有国家规划（proyecto de país）的总统。

阿根廷历史学家费利克斯·卢纳在其著作《阿图罗·弗朗迪西，我的老上司和导师》（Arturo Frondizi, mi antiguo jefe y maestro）中叙述道：

像里瓦达维亚一样，他可能领先于他的时代：他的一些政策现在的有效性似乎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政策在他执政时引起了许多人的拒绝，今天却被证明是明智的。他在石油政策开放、在经济最关键领域吸引外资的概念、对古巴问题的立场，以及他确信冷战已经结束、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时代即将到来的信念，都证明了这一点。｜费利克斯·卢纳，1995年。

前总统劳尔·阿方辛这样定义阿图罗·弗朗迪西：

当现代性还未被视为制度增长的因素时，他就推动了现代性。很多次我都问自己，激进党的分裂对国家来说是否是灾难性的。当然，我们都曾钦佩那个人，作为激进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在1955年7月27日通过广播发表了那次著名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在要求民主运作的同时，奠定了施政纲领的基石……他从不憎恨对手，也不记仇……洛佩斯·雷加的女儿拜访弗朗迪西家时发生的事证明了他崇高的价值观，当时主人对她说：“是的，是你父亲下令杀害了我弟弟西尔维奥，但我原谅他，因为我心中没有怨恨，也不想复仇。”来访者诺尔玛（Norma）听后哭了起来。｜劳尔·阿方辛。

在2007年竞选期间，罗伯托·拉瓦尼亚称赞这位前总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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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迪西访问查科省时获得的罗克萨恩斯佩尼亚总统城的象征性钥匙，以及他在二百周年博物馆展出的帽子和眼镜。

拉瓦尼亚甚至评价1958年的弗朗迪西-庇隆协定，称其结果造就了“一位政治家总统”。洛佩斯·墨菲说，弗朗迪西是少数几个带着战略思想上台的政治家之一。有一次，墨菲承认当他阅读1958年5月1日的就职演说时，他感动不已。

幽默音乐团体卢瑟耶（Les Luthiers）的马科斯·穆恩斯托克（Marcos Mundstock）说：

嗯，那些年1958年至1962年是美妙的。它们随着翁加尼亚的独裁统治而结束。大学是一种特权、繁荣的领域，有着自由思想的氛围。我们在那里诞生。｜马科斯·穆恩斯托克，卢瑟耶成员。

艾丽莎·卡里奥认为他“是一位政治家，也是阿根廷最好的总统”。2007年，她直接将他定义为“最后一个为我们着想的人”：

弗朗迪西的一些想法对我来说似乎很关键，这也定义了我们的提议。我们不相信阶级冲突，因为这会导致委内瑞拉式的经历；我们相信阶级意识的联盟……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整合的国家。｜艾丽莎·卡里奥。

卡洛斯·鲁特曼曾宣称，他在与弗朗迪西交谈后进入了圣菲省政府。他们谈论了政治，这位前总统对他可能的候选资格回答说：“为什么不呢？”。

在肯尼迪大学（Universidad Kennedy）举行《弗朗迪西，那个陌生人……》（Frondizi, ese desconocido...）一书出版的会议上，作者费尔南多·米兰达（Fernando Miranda）博士提到他阅读1958年5月1日总统咨文时的情景说：

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开始阅读它们，不禁感到一阵由衷的震惊。我发现了一些永恒的话语，似乎就像是在我阅读的那一刻写下的，它们是如此具有现实意义。｜费尔南多·米兰达。

在多次会议和采访中，爱德华多·杜阿尔德都提到了弗朗迪西。他在其著作《一场火灾的回忆录》（Memorias de un incendio）中说：

阿图罗·弗朗迪西被违背发展主义政策的利益集团推翻了，这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是在庇隆主义支持下当选的。｜爱德华多·杜阿尔德在《一场火灾的回忆录》中。

##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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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28日星期五，在弗朗迪西父母的出生地、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的古比奥市的一个广场上，一块刻有这位阿根廷前总统名字的牌匾在他诞辰纪念日之际揭幕。该市市长乌巴尔多·科拉齐（Ubaldo Corazzi）和当地扶轮社社长加埃塔诺·纳尔代利（Gaetano Nardelli）代表意大利官员出席。代表阿根廷出席仪式的有驻意大利大使费利克斯·博尔戈诺沃（Félix Borgonovo）、教育部长马努埃尔·加西亚·索拉（Manuel García Solá）、阿图罗·弗朗迪西基金会负责人卡涅特（Cañete）博士以及弗朗迪西政府的前部长和官员安东尼奥·萨洛尼亚。古比奥的这个广场因此被命名为“阿图罗·弗朗迪西广场”（Piazza Arturo Frondizi）。

在他逝世十周年之际，在阿根廷国家银行总部举行了纪念活动，该总部位于里瓦达维亚大道上，面对玫瑰宫，150多位朋友和他的坚定追随者聚集在那里。“弗朗迪西是民主的伟大捍卫者。通过他持久的发展主义主张，他开辟了一条阿根廷人必然要走的道路，”劳尔·阿方辛说道，尽管两人属于当时严重对立的激进党不同派系，但他还是以此赞扬了弗朗迪西。纪念活动持续了一整天。何塞·希门尼斯·雷博拉（José Giménez Rébora）教授、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Aldo Ferrer）、马塞洛·拉斯卡诺（Marcelo Lascano）和埃克托·瓦列（Héctor Valle）以及政治分析家何塞·米格尔·阿米乌内（José Miguel Amiune）发表了演讲。“弗朗迪西非常清楚世界趋势是什么，以及国家如何利用这些趋势，但国家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国家艺术基金主席瓦列说。在活动结束时，音乐家阿蒂利奥·斯坦波内（Atilio Stampone）回忆起在委员会的下午，他将受弗朗迪西启发而创作的器乐探戈曲《无双》（Impar）献给了他，他说：

当我告诉他我为他创作了这首器乐探戈曲时，弗朗迪西问我：——为什么叫‘无双’？我回答他：——因为这是给一个举世无双的人的。｜阿蒂利奥·斯坦波内。

2008年3月6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法机关将七月九日大道南段（Autopista 9 de Julio Sur）重新命名为阿图罗·弗朗迪西总统高速公路，以纪念这位阿根廷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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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2008年10月7日的第5465号市政法令，胡宁工业园被命名为“阿图罗·弗朗迪西总统”，以纪念这位前总统对国家工业的贡献。相应的仪式于2009年11月7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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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22日，官方邮政机构在阿根廷国会宫的蓝厅展示了一枚印有“阿图罗·弗朗迪西 - 诞辰100周年 - 就任国家总统50周年”口号的邮票。在邮票上可以看到前总统的面孔，旁边是石油开采泵，背景是浅天蓝色。2008年10月28日，一座纪念这位前总统的雕像在科连特斯省帕索-德洛斯利布雷斯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广场上竖立。

2009年4月3日，阿根廷政府下令发行一枚印有阿图罗·弗朗迪西头像的硬币，以纪念他诞辰100周年和就任阿根廷总统50周年。该措施在2009年3月4日于官方公报上发布的第26.479号法律中正式生效。该规范带有副总统胡里奥·科沃斯、众议院议长爱德华多·费尔内尔和议会秘书恩里克·伊达尔戈（Enrique Hidalgo）的签名。

2010年9月29日，议员们一致通过了一项法令草案，将拉卡尔洛塔（La Carlota）的工业园命名为“阿图罗·弗朗迪西总统”。议员们参加了9月29日的协商会议。正义党支持该项目，民主中间联盟 (阿根廷)（UCEDE）也表示支持。激进党没有出席，尽管副主席罗伯托·加代亚（Roberto Gadea）表示：“重要的是工业园，所以这个名字很好；因此我们也支持这项协议”。

## 荣誉与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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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绩勋章特级大十字勋章（196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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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雄鹰勋章大项链级（1961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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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功绩勋章项链级（1958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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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拉天主教徒勋章项链级（196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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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大十字骑士级（196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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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共和国功绩勋章大十字骑士级（饰大绶带）（1960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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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勋位菊花章颈饰（1961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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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特克雄鹰勋章项链级（1960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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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狮勋章大十字骑士级（196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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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太阳勋章大十字级（1958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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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荣誉大十字骑士级（1960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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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拉宗格劳勋章大十字骑士级（196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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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九世勋章项链级骑士（1960年6月）

### 荣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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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尔科斯国立大学（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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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汉姆大学（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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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大学（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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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鲁贾大学（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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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大学（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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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大学（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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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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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1961）

## 著作

- 《阿根廷经济的法律制度：在高等研究自由学院讲课时使用的笔记》（Régimen jurídico de la economía argentina: apuntes utilizados en la clase dictada en el Colegio Libre de Estudios Superiores，1942年）。
- 《石油与政治》（1954年）。
- 《给所有阿根廷人的和平与自由》（Paz y libertad para todos los argentinos，1957年）。
- 《阿根廷与拉丁美洲》（Argentina y América Latina，1958年）。
- 《欧洲与阿根廷的发展：弗朗迪西访问欧洲》（Europa y el desarrollo argentino: visita de Frondizi a Europa，1960年）。
- 《与弗朗迪西对话》（Diálogos con Frondizi，1963年）与费利克斯·卢纳合著 ISBN 950-49-0063-1
- 《民族运动的战略与战术》（Estrategia y táctica del Movimiento Nacional，1963年）。
- 《石油与国家》（Petróleo y Nación，1963年）。
- 《阿根廷农业问题》（El problema agrario argentino，1965年）。
- 《民族运动：其战略的基础》（El movimiento nacional: fundamentos de su estrategia，1975年）。
- 《什么是整合与发展运动》（Qué es el Movimiento de Integración y Desarrollo，1983年） ISBN 950-07-0165-0。
- 《阿根廷国家及其武装力量》（La nación argentina y sus fuerzas armadas，1992年）。
- 《政治实践中的现实主义与伦理》（Realismo y ética en la praxis política，1994年）。

## 外部链接

- 阿图罗·弗朗迪西的个人档案 以及 阿图罗·弗朗迪西总统任期的档案 可在马里亚诺·莫雷诺国家图书馆档案部供公众查阅。
- 查看弗朗迪西撰写的书籍. acceder.gov. 2010-10-26查阅.
- 查看弗朗迪西撰写的书籍 . 教师国家图书馆.

## 基本资料

- 日语原文：阿图罗·弗朗迪西·埃尔科利
- 原文名：es
- 国家：阿根廷
- 职位：阿根廷总统
- 任期开始：1958年5月1日
- 任期结束：1962年3月29日
- vicepresident1：亚历杭德罗·戈麦斯
- 前任：佩德罗·欧亨尼奥·阿兰布鲁
- 继任：何塞·马里亚·吉多
- 职位：阿根廷国家众议员、代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 任期开始：1946年
- 任期结束：1951年
- 出生日期：1908年10月28日
- 出生地：阿根廷科连特斯省帕索-德洛斯利夫雷斯
- 逝世日期：1995年4月18日
- 逝世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 墓地：奥利沃斯公墓
- 配偶：埃莱娜·法乔纳托 (Elena Faggionato)
- 政党：激进公民联盟 (1930-1957)、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 (1957-1963)、整合与发展运动 (1963-1995)
- 专业：律师、记者、教师
- 宗教：罗马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