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事件

平江事件，中共方面称平江惨案，是1939年6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在湖南平江爆发的一起军事摩擦事件。该事件最终导致平江留守处与中共湘鄂赣特委被破坏，负责人涂正坤、吴亚鲁、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禄英六人被杀。

## 背景

1937年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内容，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汇集组成新四军。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下辖4个支队，军长为叶挺，副军长为项英。第一支队为原湘鄂赣红军游击队，由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为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2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从平江嘉义镇出发，开赴江南抗日前线。部队离开平江时，为了继续开展湘鄂赣地区的工作，在嘉义镇设立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平江留守处（后来改为通讯处），用来掩护中共湘鄂赣特委进行工作。

通讯处成立后，为了便于工作，对外的公开职衔如下：黄耀南为通讯处的少校主任，涂正坤为新四军上校参议，罗梓铭为八路军少校副官，曾金声为新四军少校秘书，吴渊为通讯处秘书主任，吴贺泉为通讯处军需。通讯处还有由10余名士兵组成的通讯班（即警卫班），共计30余人。通讯处主要负责人、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兼任特委书记，罗梓铭为特委组织部长，黄耀南为特委宣传部长。

特委的中心任务是：恢复、整顿、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和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壮大抗日阵营，防止分裂投降，以达到抗战胜利之目的。从1938年2月开始，通讯处举办了12期党员训练班，创办了内部刊物《党的工作》。边区18个县有15个县建立了县委，2个县建立了工委，成立了53个区委，340多个支部，发展党员千余人；其中平江县就建立了18个区委，58个支部，发展党员610余人。通讯处还协助平江县委在县城开办大众书店，大量发行进步书刊、报纸，其中以《新华日报》发行量最大。通讯处还先后动员400余名青年参军。

1938年春，一本叫作《中共党的策略路线》的手册在汉口流传，据说是张浩（林彪堂兄林育英的化名）1937年2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的纪录。其中对于统一战线的说法与中共官方说法非常不同：统一战线的动机是中共的弱小与濒临失败；以三民主义作掩护，继续进行土地革命；把日本当作头号敌人是不得以的，但是最终目标是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相关方针被总结为“七二一方针”。

1938年10月底武汉会战结束，日本军队占领武汉，日军第十一军以武汉为根据地，依靠长江水运与南京相连，与国军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对峙，被国军从东南、北、南三个方向合围。日军试图在最短期间内，捕捉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后集中10余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爆发第一次长沙战役。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筹划赣湘地区的作战方针。委员长蒋介石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延续1938年11月下旬的南岳军事会议的战略规划，主张“游击战配合正规战”，认为利用地形对日军节节抵抗后，必要时可放弃长沙，将第九战区总司令部迁至衡阳，诱使日军深入，后集合优势兵力，趁日军消耗过大、立足未稳时在长沙附近地区歼敌。

## 事发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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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率二十军驻防平江后不久，就秉承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策划取缔通讯处的活动。先是派人突然袭击了中共平江县委开办的大众书店；继而组织“地区防范异党委员会”，在各区、乡普遍建立特务班、巡逻队，增加特务经费，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吴都俊公开宣称，要借汉奸名义处置共党分子。4月15日，颁布《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通告》和《战区服务团队管理办法》，公开宣称“凡在战区范围内的一切团体，须一律向我区报到，领取护照，并逐日报告工作。工作地点如有移动，移动前须向我区报告，到达新的工作据点时，须向我军所属驻军报到，并检验护照。凡认为有必要时，将分别派遣联络员协同工作。各团体工作地区将由我区所属部队指定或变更。凡未履行报到手续及领取护照者，一经查获或举发，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动”。

对此，通讯处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将通讯处的工作人员由30多人精减到10多人；为了顾全大局，平江通讯处按照平江县当局的要求，由嘉义搬至平江县城办公。1939年6月上旬，杨森接到陈诚、薛岳转来的蒋介石密电，令将黄耀南、涂正坤等处死。第二十军特务营营长何学植根据杨森的命令，率领特务营第二连、第三连手枪队，另加一个重机枪排进驻嘉义；第九十二军1个连前往平江县城追捕黄耀南。6月11日，何学植率部赶至嘉义，以破路抗战就地驻扎为名，将特务营第二连一排置于嘉义上街，封锁通讯处左侧，二排置于通讯处正面，三排置于嘉义下街，封锁通讯处右侧。

6月12日，国民党开始按计划，向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展开进攻。当日下午3时，何学植令中尉侦察员张绍奇来到通讯处，以日寇不日要窜犯平江，何营长准备在嘉义乡公所开会，特请涂参议前去商量有关抗日的紧急事宜为借口，将涂正坤诱骗出来。刚走到店门口，他看到街上架起了机枪，感到不对头，就借口说：“我回去拿把扇子。”便又转身回到房里，低声对妻子朱引梅说：“外面架起了机枪，今天会出事，快给同志们打个招呼。”当他走到离通讯处50步远的“秀记杂货店”门口的石阶下，右边巷子里传来了猛烈枪声，涂正坤身中数弹身亡。

这时，埋伏在各处的军队借口匪情，冲进了通讯处，吴亚鲁居中阻拦，被当场射杀。其余通讯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被抓走。当晚，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余启佑等对罗梓铭等4人进行秘密审讯，企图从中获得湘鄂赣区中共组织人员及活动情况。四人拒绝回答后，被押到嘉义镇旁的虎形岭，活埋在废淘金洞里。特委军事部长朱水秋因外出公干幸免于难。之后国军继续在平江县城一带追捕黄耀南，并在平江逮捕中共党员和抗日群众，余郁光、李发琪等4人，均遭杀害。

## 谴责与追悼

中国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后，薛岳、杨森一方面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指使地方势力，假借民意联名诬告通讯处；另一方面连续急电叶剑英、周恩来称：“涂正坤等纠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官兵，灭尸缴械，危害地方。”余连长为维护地方治安，率兵前往清查，但“该处公然纠众拒捕，双方械斗，互有伤亡”。现已“将该连长撤职”，以惩其处置失当。

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斗争策略。6月16日，黄耀南在平江县长余达美、开明绅士唐炳初的帮助下脱离险境后，即以《快邮代电》的方式通告全国，公布惨案真相。7月2日至28日，周恩来、叶剑英连发数电致陈诚、徐永昌、何应钦等，一方面，严正指出：嘉义留守处抗日战绩当地有口皆碑，而薛岳、杨森却混淆是非，“身为方面大员、国家重臣，不顾强敌入侵，挑起鹬蚌之争”，致使“两党自相鱼肉”，日寇“坐收渔人之利”，“实属汉奸罪行”；另一方面陈词国民党政府，在此“国家存亡绝续之际”，唯有“矢志团结，坚持抗战”，方能“两党共存、民族复兴”。8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讲话，指出这是反动派“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大会通电要求国民政府明令昭雪本案冤抑，严查主使，惩办凶犯，并通令全国不得再有同类事件发生。重庆、皖南、桂林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也举行了追悼会。

在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挽章写道：

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

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毛泽东的挽词则是：

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对外。

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 后续

1939年8月，黄耀南接到中共江西省委指示，重新组建中共湘鄂赣特委。黄耀南根据省委指示，在平江东坑召开边特党的会议。会议宣布省委的决定，黄耀南调省委工作。调平江县委书记骆奇勋任特委书记，原特委青年部长罗其南任特委组织部长，调岳阳中心县委书记杨乐如任特委宣传部长，调崇阳中心县委书记饶国瑞任特委军事部长，何彬任青年部长，彭援华任妇女部长，李盘生任秘书。同时，特委调整了中共平江县委班子，钟旭任县委书记，李国清任组织部长，彭渭东任宣传部长，李淑陶任统战部长。

中国国民党在事件爆发后，秘密制定和执行《异党活动处理办法》，公开布置各乡、镇大开杀戒，允许各地密捕、密讯、密杀。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平江县委书记钟旭，组织部长李国清，宣传部长彭渭东，统战部长李淑陶，原县委书记李化玉、傅明哉、陈会芳，原湘鄂赣省委留在地方的领导干部酆济民、冯杏娥、巫桂元、肖介臣、朱松桂、苏景春、徐梓文、李秋藩、胡成轩、喻海元、钟史生等都先后秘密被害。全县的中国共产党18个区委、58个支部，几乎全被破坏。杀害的共产党员达130多人。1940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将中共湘鄂赣特委撤回省委，在平江建立特委留平工作团。到1942年6月，工作团被中国国民党再次发现，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湘鄂赣地区的党组织至此消失。直至1945年3月，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曾一度建立中共平江县委。后在部队撤退后再次被破坏，直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终占领平江，方才恢复当地中共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