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简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省党部，是中国国民党在湖北省的省级党部组织，于1925年7月21日正式成立，至1949年10月解放军占领鄂西后停止运作。

## 历史

### 背景

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应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的方针。同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并指出由共产党人出面创设包括湖北在内的国民党地方组织。12月底，项英、刘伯垂、廖干五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经国民党同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备处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象征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刘伯垂代表湖北国民党组织，李立三、廖干五代表汉口特别市国民党组织参加了国民党一大。

1月3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举行，会中决定在当时仍属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和四川等地建立地方执行部作为国民党中央的派出机构，其中以中央执行委员覃振、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张知本为汉口执行部筹备员，后增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林伯渠。不久，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组成，负责湖北、湖南、陕西地区的党务。同年3月，国民党中央再派刘伯垂（亦为共产党人）负责筹建湖北省临时党部。

1924年4月28日，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秘密成立，董必武、刘昌群、刘光国、许鸿、张继渠等共产党跨党党员被选为委员，其中董必武当选为执行委员。之后汉口执行部遭到湖北主政者直系萧耀南破坏，刘伯垂亦被捕，董必武遂接手主导国民党湖北党务。

10月，国民党总理孙文北上与段祺瑞等人共商国是，湖北省临时党部借机向社会公开组织，积极开展活动。12月12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致电孙文、段祺瑞促进国民会议召开。

随着国民党在湖北得到半公开的地位，共产党通过其掌握的国民党组织，以统战组织形式开展起活动。1925年3月，孙文死后，临时省党部发起了悼念孙文逝世，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国民党湖北临时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临时市党部成立“追悼孙中山大会筹备处”。3月22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在武汉中学举行“公祭孙中山大会”，到会者500多人。陈潭秋（中共）发表了演讲。

1925年5月1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武汉学联、省工联等团体为纪念五一节散发传单，5月4日，组织武汉各校学生在武昌集会纪念五四运动6周年，到会万余人，议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解决金佛郎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5月25日，国民党临时党部发表宣言，反对段祺瑞的国民会议。上海五卅事件发生后，临时省党部迅即组织了“声援五卅惨案指挥部”。7月8日，由国民党临时省市党部领导的武汉工学两界联合会成立。

###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成立

1925年7月15日至20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国立武昌大学附属小学秘密举行，21日，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正式成立，下设省执行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其中省执行委员会设立秘书处（常务委员3人）、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大会选出9名正式执行委员、5名候补执行委员，其中共产党员11人；董必武当选为正式执行委员和秘书处常务委员，继续主持省党部工作。这次大会发表了宣言，作出了《组织及纪律议决案》、《农民运动议决案》、《工人运动议决案》、《妇女运动议决案》、《青年运动议决案》等决议。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党部也决定从9月5日起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周”，发动民众，举行各种“反帝国主义”的活动，散发《告国民》传单，出版“反帝国主义运动专号”。

1925年10月10日，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党部召开3000人大会，通过了反对国民代表会议、反对关税会议和反对沪案重查各案，会后举行了大游行。11月7日，6000多名学生在武昌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关税自主运动大会，议决反对关税会议，主张关税自主，随后举行游行示威。国民党省党部也为苏联十月革命8周年发表纪念宣言。

1925年底，国民党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员在上海另立党中央，是为西山会议派。居正（广济县人）等人指湖北省党部“为共产党所把持”，因此指定专人另外筹建西山派的湖北党部。董必武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提议开除居正的党籍，维护中共领导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合法地位。这一提议为大会所通过。董必武也参加了国民党二大的提案审查委员会。会后，董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常驻湖北，指导湖北国民党的党务。董必武也趁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机会，亲自为在湖北办报筹集经费。广州国民党中央鉴于湖北省党部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即决定委派董必武回汉筹办，并拨给2000元活动经费。

国民党二大后，1926年2月25日至26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代表党员2755人。这次大会在11名执行委员中，共产党跨党党员占7名，7名候补委员均系共产党员，7名监察委员和5名候补监委中，共产党员分别占5名和2名。大会为省党部增设了商民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和临时指挥部。从第二次大会至第四次大会期间，董必武均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驻鄂指导工作。1926年春，蒋介石与中共的矛盾在中山舰事件后凸显。

1926年3月24日，湖北省党部《楚光日报》四开日报创刊，以董必武为主办人经理，宛希俨（共产党员）任主编。名义上为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事实上为共产党人所把持。董必武认为在直系当局的统治下必须先让《楚光日报》“求得存在，站住脚跟，取得阵地”，“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开展，不能急于求成”，启用《楚光日报》“这个较中性的名称”。1926年6月9日，《楚光日报》在头条位置刊登了汉口各界“汉案”（指1925年六一一事件）周年纪念大会的启事，还在显著位置刊出了“汉口六一一惨案纪念宣传大纲”，提出了“收回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惩杀人凶手”等口号。该报也批判吴佩孚等“以剥夺人民脂膏为职志的官吏们”，批评各省当局肆意滥发纸币，实行盐斤加价，结果造成官票贬值，“各省财政，多已到了破产地步”。

### 北伐时期与迁都武汉后的活动

1926年7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正式进行。7月11日，湖北特种委员会正式成立，刘教澄、潘康时、董必武3人为委员，董必武为主席，以指挥北伐时期的特殊工作。在北伐战争酝酿期间，董必武代表省市党部赴湖南长沙策动湘军唐生智和驻湘鄂军夏斗寅倒戈参加北伐。然后，赴广州同国民党中央党政要人会商湖北地区迎接北伐问题。《楚光日报》发行量最多达7000余份，但因为与国共的关系，在1926年七、八月间，由中共主持的国民党湖北省机关报《楚光日报》两次被直系湖北当局封闭，主编宛希俨、编辑夏筠被拘捕，后经营救出狱，报纸停刊43天。

北伐军攻占长沙后，7月13日和15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 《党务报告决议案》、《致电欢迎北伐前敌将士》等决议，发表了宣言和通电。选举正式执行委员11人，候补执行委员7人，正式监察委员7人，候补监察委员5人。这次大会对迎接北伐作了部署，会后，董必武、李汉俊率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同时，中共湖北区委在青山附近的江面上，召开了迎接北伐的党员、干部会议。此外，陈潭秋还在武昌秘密举办了北伐宣传训练班。8月22日，董必武、邓演达在长沙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和湖北、湖南两省执行委员的联系会议上，提出促成湖北省党务具体方案，并获通过。1926年9月，北伐军攻打武昌时，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国民党特种委员会对武昌直系守军宋大霈部策反成功。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指定宋部为担任内应的北伐军攻城别动队，并命梁瑞堂为该队总指挥。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楚光日报》复刊。至当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占领武昌后，《楚光日报》移交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主办。10月下旬，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了《湖北目前最低限度政纲》21条，提出“实行民主政治，切实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肃清了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建设廉洁政府；赞助工农组织的发展，改善工农生活；废除军阀政府的一切反动制度以及干涉工农组织的苛刻法律”等。

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9周年纪念日，《楚光日报》出《十月革命纪念增刊》。董必武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一文，指十月革命“好像一声春雷，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从疲麻昏睡中唤醒”，号召民众学习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毅然决然加入反帝国主义战线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进攻”。11月25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再共同创办了《民国日报》，仍以董必武为主办人，编辑方针系由瞿秋白、蔡和森领导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报社员工共20余人，其中多数为共产党人，先后担任主编的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等人亦皆为共产党人；《民国日报》每日出版对开三大张，遇有革命纪念活动时，加出特刊。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汉口特别会议），讨论了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与国共关系，并就湘鄂赣三省的问题做出了《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等。在农运上，要求“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当冲的危险”，“武汉民众团体的领袖宜和国民党重要人物发生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徐谦与邓演达”。在宣传问题上，中共中央要求：

应在三省中多翻印国民党第一、二次大会的宣言及最近联席会议议决案。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等讲演集亦宜多量发行之,尤其是汪精卫的讲演集。

中共中央也要求三省的中共组织在国民党内部注意工作：

A. 我们上次扩大会议，决定以社会团体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此时应该稍加修正。因为以团体的名义加人，国民党必不许可;在我们的观点，也有民众组织和国民党组织混淆之弊。在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未废以前，暂时且不用团体名义加入，只在各社会团体中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团体员以个人名义尽量的加入，而不和团体外的分子混合。如此仍是事实上的团体加入，而不致和党的组织混淆。同时我们须向国民党宣传，因为党要做到群众化，党的组织不宜太严格，如按期到会等。B. 在三省范国内C.P.于必要时可与国民党党部开联席会议，或取各派代表协商的形式，以处理一切有相互关系及共同行动之问题。

又规定中共操办的农民协会与国民党组织的关系：

民众团体整个的加入国民党,好的结果可使国民党的组织宽松些,群众化些;坏的结果,是使政党与民众组织分不清。此次中央会议主张将上次扩大会议的办法稍加修正,在国民党未废除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以前,且不用整个的团体名义加人,只在农协所辖区域内,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农协会员尽量加人,而不和协会外的分子混合。此等区分部,仍须隶属于当地区党部。如此国民党可在农协中发展,而不至和党的组织混淆。

1926年12月31日上午，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到会者有何翼人、吴德峰、江子麟、张眉宣、钱介磐、董必武、周延墉、罗贡华、邓希禹、陈卫东、张朗轩。参加者有刘季良、刘昌绪。会议通过了召开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多项议案，修改了代表大会草案；决定了代表大会主席团之组成与人选；议决中央委员三人董必武、徐季龙、邓演达，省执监委二人张眉宣、钱介磐，各县市党部代表二人；议决由董必武担任代表大会开幕式主席，由刘季良报告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情况，由邓希禹（初民）作全省党务工作报告。

1927年1月4-15日，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各县市182人、特别委员50人出席，代表党员31990人。董必武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有许多幼稚同志，以为现在晋、陕、浙、贵克复，就是革命的成功，殊不知要使中国一切经济政治均不受外人束缚，然后才算成功”。董强调了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总之，须使湖北成为革命的湖北，至方法如何，则为此次大会应负讨论及督促之责任”。大会还发表了宣言、通电，通过了政治报告、党务报告，省民会议、中央联席会议代表报告，对英问题、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禁烟问题等决议案。1月13日，蒋介石在省党部大会中发表了演讲。蒋介石当时从南昌来到武汉，在选举新的省党部时，试图利用圈定的方法，由其圈定多人，以夺取湖北省党部领导权。但是，在董必武的影响下产生的新省党部仍由中共主导，并执行中共合意的国共政策。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告民众书》，选举了第四届省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新的湖北省党部中，正式执行委员15人，候补执行委员9人，正式监察委员9人，候补监察委员7人。大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反对蒋介石改都南昌，又发出通电，欢迎国民政府从广州来鄂。在闭幕会上，董必武致词，指这次代表大会有农民代表参加，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是“比前几次代表大会进步的地方”，号召“希望各同志回县遵照议案一一施行，庶不负此次一百八十余代表之讨论”。

此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行第四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常务委员、秘书长以及各部部长。董必武、钱介磐、何翼人为常务委员，钱介磐兼秘书长，陈卫东为组织部长，张朗轩为宣传部长，周廷墉为工人部长，张国恩为农民部长，吴德峰为商民部长，邓初民为青年部长，李哲时为妇女部长。根据董必武的建议，决定支持毛泽东开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由陈荫林等任筹备委员，拨经费1.6万元，代招200名鄂籍学生。会后，拨原武昌高级商业学校为该所校址。

2月，湖北省、汉口市国民党党部在武昌召开了国民党员大会，1.5万党员出席，呼吁“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召开三中全会”以和蒋介石抗衡。并以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盂余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提高党权运动的领导机关。会后会议上，董必武提出：“务希中央毅然决然加以处置，以申党纪。”这个意见得到与会的共产党跨党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不久，国民党湖北各级党部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以“提高党权”为中心的武汉国民党员大会，到会党员15000余人。董必武主持大会并作了报告。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在亲共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何香凝等人的推动下，取得了对中共有利的形势。在这次会议前，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了第15次常委会紧急会议，在董必武主持下通过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草案》、《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草案》。会议期间，董必武将“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提交审议，并要求“从速颁布”。在毛泽东等的支持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批准了这个条例。由中共支持的阶级斗争运动进一步在湖北各地展开。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成立。3月下旬，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最后确定了湖北省政府的人选，使得湖北省政府在人员构成有利于中共开展活动。在此基础上，湖北省政府于4月10日正式成立。

1927年3月，国共冲突的赣州、南浔事件先后发生，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湖北省党部呈请武汉中央党部“先免蒋总司令本兼各职，再行议处”。4月初，湖北省党部又呈请中央党部“迅予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并宣布罪状，开除其党籍”。1927年4月1日，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农协等单位筹建的农民自卫军干部养成所在武昌开学，领导多为中共跨党成员。4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负责人。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事变，开始捕杀国民党内的中共跨党成员，同时也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宁汉分裂。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与此同时，湖北省党部也发出通电，呈请中央党部“调遣军队，严加判裁”。4月20日前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武汉店员工会、码头工会、纺织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纷纷发表反蒋通电。国共组织武汉30万人在武昌阅马场召开讨蒋大会。1927年5月18日，武汉党军将领夏斗寅响应蒋介石反共清党，进攻武汉的危急时刻，董必武主持的湖北省党部执监联席会议通电声讨夏斗寅。5月19日，国共组织武昌、汉口和汉阳的支持者分别召开了讨夏大会，董必武在武昌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讨夏便是讨蒋的一部分”。

1927年5月，汪精卫支持下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渐走向反对中共，开始攻击、压制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陈荫林前往黄冈，致函省党部认为“反动派”对黄冈县党部和农协“故意中伤”。1927年5月下旬，董必武对汪精卫政府的举措表示“对于三大政策，当然应坚持拥护”。另外在第四次全省大会的助力下，这段期间在中共湖北组织的主持和国民党左派的协助下，全省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到5月底止，湖北全省有党部组织的县市发展到74个，全省党员达9万余人。6月，亲共的湖北省党部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第一次省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制定了针对国共关系变化紧急措施。

### 从分共到新鄂系时期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董必武辞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职务。随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改组，武汉国民党中央指派孔庚、邓初民、李汉俊、罗贡华、郝绳祖、詹大悲等为委员，成立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办理改组各县市党部和民众团体，清除共产党跨党分子的工作。此前由中共实质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湖北省农民协会、湖北省妇女协会先后被接收改组，不久均停止活动。11月，在桂唐战争中，李宗仁指挥桂军的“西征军”占领武汉，唐生智第四集团军瓦解，湖北政治由新桂系掌控。

新桂系控制湖北省政以后，亲新桂系的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成为掌权者，形成“新鄂系”，继续推动“清共”。同年冬，国民党中央指派张知本、胡宗铎、石瑛、张难先、孙铁人、习文德、王绍袜为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组成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行省党部职权。张难先、石瑛、孙铁人为常务委员，张知本为组织部长。胡宗锋为训练部长，习文德为宣传部长，王绍林为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潘宜元为常委会秘书，行使幕僚长职权。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冲突在湖北全省各地兴起，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严令各县、市党部，倾其全力协助“剿匪”与“清乡”，并规定以“此项成绩的优劣”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此外，办理了党员总登记，进一步清除共产党的影响。胡宗铎、陶钧举办了湖北省暨汉口市党务人员训练所，通过党训所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1928年冬，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完成全省党员总登记，重新组织了各县、市党部，遂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原任党务指导委员全数当选为执行委员。省党部各部长除组织部长张知本与训练部长胡宗锋对调外，其余照旧。

### 蒋桂战争后的演变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新桂系兵败，桂系支持的胡宗铎、陶钧等逃出武汉，其湖北省党部随之瓦解。1929年4月1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决定解散湖北省党部，派方觉慧整理湖北省党务，成立湖北省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代行省党部职权，以夏斗寅、陈祖烈、王镜清、贾伯涛、刘柏芳、吴醒亚、杨均春、左铎、金亦吾等九人为委员。金亦吾、左铎、贾伯涛、刘柏芳、吴曝亚、喻育之、杨在春、王镜清、夏斗寅等先后担任整理委员。

1931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因为约法问题和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爆发宁粤分裂，此后，粤方国民党中央进一步发生分裂，产生沪方。九一八事变后，三方磋商和解。12月，国民党宁、粤、沪三方分别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共同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该党统一。在此背景下，1932年2月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喻育之、汪世鉴、刘鸣皋、左铎、艾毓英、杨锦昱、王绍林为执行委员。崔从源、资格君、杨在春、刘柏芳、陈畴为候补执行委员。艾毓英、刘鸣皋、王绍社为常务委员，杨锦昱兼书记长。张导民、陶尧阶、王怡群、周唯真、曾庆锡为监察委员，周宗颐、于一波为候补监察委员，张导民为常务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何成浚任省党都指导员。这一时期，CC派在湖北省进一步发展。CC湖北干事会中分设了工运、青运、农运、文教、机关等干事会，省党部的实际活动都是通过各干事会开展。为配合各县、市对红军的 “围剿”，省党部各委员按行政区域分区督导党务。CC湖北干事会与复兴社在湖北省的组织一直矛盾重重。

1934年冬，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了出席国民党五大的代表。1935年国民党五大以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改各省、市党部常务委员制为特派委员制，执监两会同时撤销。首任湖北省党部特派员为鲁涤平，后为彭国钧，喻育之、汪世鎏、王绍祐、杨锦昱、刘鸣皋、陶尧阶、田鹏、胡国亭、杨子福为设计委员，书记长为于鸿彦。

### 中日战争期间的发展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该办事处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办公处武昌红楼内设立了军委会第六部等机构，几乎全部包办了湖北省党部的活动，导致省党部特派委员彭国钧一时“无所事事”。11月，南京政府迁都重庆，党政军要员、最高军事机关则暂驻武汉。

1938年7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86次会议通过改组湖北省党部，任陈诚为主任委员，喻育之等11人为执行委员。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CC湖北干事会停止活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迁至宜昌小溪塔办公。省党部与川鄂湘黔四省边区公署、湖北省政府合组湖北省动员会。该会于11月1日成立，刘峙为主任委员，喻育之、严立三为副主任委员，艾毓英为秘书处长。1940年初，苗培成接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同年6月，日军攻陷宜昌。省党部迁至恩施金子坝。

1942年夏，湖北省党部两度改组。继苗培成之后，黄建中、陈绍贤、邵华先后担任主任委员，担任书记长的继于鸿彦之后，有孙佐齐、王治学、吴大宇等。由于战局相对稳定，国统区鄂西北各县国民党县党部逐渐恢复了活动。1940年9月，陈诚回任湖北省主席，一手控制国民党党务。陈诚在恩施成立高级干事会，统一指挥鄂境各类特务机构。

1945年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钱云阶、罗贡华、林逸圣、吴大宇、朱怀冰等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5年8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为邵华。

### 战后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湖北省政府成立湖北省复员委员会，负责全省复员和接收工作。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邵华从重庆赶回恩施，参与重新调整省、县人事安排。1945年9月，湖北省政府与湖北省党部皆迁回武昌。湖北省党部在张之洞路烈士祠办公。

1946年春，省党部主任委员邵华调离，方觉慧接任。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五届代表大会召开，并推举方觉慧等26人为执监委员，方觉慧任主任委员。9月，在国民党省党部组织下，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党团合并后，湖北省党部主委为方觉慧、副主席为余拯、书记长为吴大宇、副书记长为刘先云。内设农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陈鹏；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胡国亭；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余拯(兼)；妇女运动委员，主任委员为朱侣柏；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沈肇年。

1949年春，随着共产党解放军在华北等地的胜利，湖北省党部重要骨干多数准备离鄂。方觉慧亦举家出走。湖北省政府将机关西迁恩施，省党部实际已成空架。1949年5月16日，武汉易手。6月初，在恩施设党部鄂西办事处，刘先云为主任，胡兆和、梁上贤为副主任。8月初，撤退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徐源泉为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然而徐未到恩施就职。10月初，解放军进军鄂西、川东，设于恩施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纷纷撤退，省党部随之撤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其所领导的社团，自此结束了在湖北省的活动。

## 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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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袖：董必武（首任执行委员）、徐源泉（末任主任委员）
- 成立：1925年7月21日
- 解散：1949年5月17日
- 总部：湖北省武昌市
- 党报：《民国日报》、《楚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