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国性交易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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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加拉国，卖淫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但受到法律的严格监管。根据该国法律，只有成年女性在法庭上作出声明后，才能合法从事职业性工作；然而在孟加拉国数十万性工作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成年人。一般来说，孟加拉国的性工作者分为三种类型：在酒店寻找客源的、在公园和花园等公共场所流动的性工作者，以及常驻妓院的。尽管在20世纪和21世纪有多家妓院遭到拆除，但截至2020年，孟加拉国仍有14家合法注册的妓院。虽然女性从事职业性工作是合法的，但男性从事该工作则属于非法行为，尽管这种情况在多地依然存在。研究显示，孟加拉国目前约有20万名性工作者，其中有1万到2.9万人是未成年人。

## 称呼

在孟加拉国，字典里通常将性工作者称为 dehoposharini、nagorbodhu、beshya、rokhkita、khanki、jarini、punshcholi、atitwari、gonika、kulta、baronbonita、kumbhodashi、noti、rupojibi 等等。此外，字典中还有诸如 khanki、magi、chhinal、chenal、gonika、goneruka、dehopojibini、noti、notini、barangana、barbodhu、barbilasini、patita、beshya、bhrashta、jounokormi、randi、rupopojibini、hattobilasini 等词汇。在孟加拉语中，大约有300个词汇被用来指代职业性工作者，其中包括 beshya、patita、gonika、bondhoki、barangana、khanki 等。由于现代社会倡导择业自由，如今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不再被使用带有贬义色彩的字典词汇称呼，而是被客观地称为“职业性工作者”（professional sex workers）。

“那些由于贫困、受骗、遭胁迫、无助以及其他不利条件，为了金钱或礼物而从事性活动——从而卷入这种违背道德的职业的人”，孟加拉国政府将她们统称为“社会残障女性”（socially disabled women）。

## 历史

公元前300年写成的《政事论》（作者考底利耶）中曾提到性工作者，记载她们的年收入为1000“帕那”（panas）。根据筏蹉衍那同期的著作《欲经》所述，在古代，性工作被认为是一门高度发达的艺术形式。然而，尽管这是一项得到国家认可的职业，它并不总是被视为光荣的行业。根据《摩诃婆罗多》的记载，如果一名性工作者本性善良，她可以在来世转生到更高的社会阶层。这种观点在佛教中也有体现。在古时候，女性的舞蹈表演也是性服务的一部分，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被称为 notini、gonika 或 nartaki。

在耆那教作家金月的著作中，曾提到“难陀王”是由一名性工作者生下的理发师之子。佛教典籍中也提到过几位性工作者，包括庵摩罗女（Amrapali）、莎拉巴提（Salabati）、萨玛（Sama）和苏拉玛（Sulama）。

在《迦梨迦往世书》的《杜尔迦法》（Durgapuja Paddhati）一书中，普罗比尔库马尔·查托帕迪亚（Probirkumar Chattopadhyay）描述道，在杜尔迦女神节使用的十种粘土中，必须要有取自职业性工作者家门口的泥土，因为传统认为性工作者净化了社会。

曾经有一段时期，孟加拉国贝德女性也从事性工作，不过现在她们大多已皈依了伊斯兰教。中世纪诗人穆昆达拉姆·查克拉巴蒂在列举孟加拉受认可的职业时，提到了 shuri（卖酒人）和 barbonita（性工作者）。

### 纳瓦卜时期

“拜吉”或“塔瓦伊夫”（类似于歌舞妓或交际花）的文化最早在17世纪初的东孟加拉开始流传，当时正值省督伊斯兰汗一世的统治时期（1608年–1613年）。那些表演歌舞的人被称为 kanchani。这些“拜吉”主要通过演唱诸如卡亚尔、图姆里、塔帕、加扎勒等歌曲，以及跳卡塔克舞来娱乐宾客。据萨蒂安·森（Satyen Sen）所述，“拜吉”们通过舞蹈动作以及手部、面部、眼睛、鼻子和嘴唇的神态，将歌曲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聚会通常被称为梅赫菲尔或穆杰拉。在聚会中，她们身穿传统服饰，脚踝上系着精致的脚铃。她们有专属的经纪人（safardar）负责打理事务、演奏乐器以及招揽客源。

后来，在达卡代督统治时期——包括努斯拉特·姜（1785–1822）、沙姆斯达乌拉（1822–1831）和卡姆鲁达乌拉（1831–1836）——以及达卡纳瓦卜阿卜杜勒·加尼（1846–1896）和阿赫桑乌拉（1896–1901）统治时期，这种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许多来自加尔各答和印度北部的“拜吉”开始在达卡定居，并在该市形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拜吉社区。在18世纪，诗人加纳拉姆·查克拉巴蒂在他的史诗《达摩曼加尔》中用大篇幅生动描绘了性工作者的厨艺。

### 19世纪

在19世纪的东孟加拉，特别是在像达卡和纳拉扬甘杰这样的水运城市，职业性工作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根据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所著的《达卡地形与统计概略》，以及阿什维尼·塔姆贝博士（Ashwini Tambe）撰写的关于殖民时期孟买欧洲卖淫状况的分析著作，由于当时在印度的英国士兵中有60%感染了性病，英国当局在1864年的《兵营法》下开始推行性工作者登记制度（管制系统）。曾于1835年至1885年担任达卡民事外科医生的泰勒指出，早在18世纪上半叶，达卡就已经存在有组织的卖淫活动。

到了19世纪末，一些“拜吉”在达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获得了显著名声。其中包括达卡的苏潘詹（Supanjan），她是来自勒克瑙的著名歌手兼塔布拉鼓手米通汗的孙媳妇。在加尼·纳瓦卜的宫廷里，皮亚里·拜、希拉·拜和瓦穆·拜等表演者是常客。达卡其他有名的拜吉还包括巴塔尼、贾穆拉德、潘纳、希玛尼等。此外，偶尔也会有来自加尔各答的顶级表演者来到达卡献艺。

19世纪70年代，应纳瓦卜·加尼的邀请，拜吉穆什塔里·拜在达卡沙阿巴格的花园洋房中献唱，其歌声获得了著名的乌尔都语文学家阿卜杜勒·加富尔·汗和阿卜杜勒·加法尔·纳斯坎等人的高度赞誉。在加尔各答，她的表演同样吸引了众多社会名流，甚至包括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是在广播里听到她的歌声的）。

在印度教社区的秋千节期间，富有的商人们经常在家中举办梅赫菲尔聚会。从1875年阿卜杜勒·加尼获得纳瓦卜头衔开始，直到19世纪末，每年一月都会有歌手和舞者在沙阿巴格的纳瓦卜宫殿表演，并且由纳瓦卜庄园按月给她们发放薪水。

在《达卡五十年前》（Dhaka Panchash Baras Pehle）一书中，哈基姆·哈比布尔·拉赫曼（Hakim Habibur Rahman）提到了安努、甘努和纳瓦宾三姐妹，其中纳瓦宾年纪最小且知名度最高。这三姐妹在1880年代也参与了达卡的戏剧演出。在同一个十年里，拉赫曼还记录了沙阿巴格另一位名叫伊拉希詹的拜吉的悲惨命运。

### 20世纪

1905年孟加拉分治之后，作为东孟加拉首府的达卡新建了数座用于娱乐社交的建筑，包括位于沙阿巴格的伊什拉特大宅，这些地方都专门为拜吉的舞蹈表演设立了场地。在阿赫桑大宅的朗马哈尔（Rangmahal）、伊什拉特大宅以及迪尔库沙 (达卡)的花园别墅里，定期都会举办穆杰拉演出。后来，达卡纳瓦卜萨利穆拉选中了伊什拉特大宅作为1906年4月14日至15日举办的全印穆斯林教育大会的会场。同年12月30日，全印穆斯林联盟也是在这栋建筑里宣告成立的。之后，它被重新装修，成为了达卡的第一家国际酒店。如今，这栋建筑隶属于孟加拉邦巴杜谢赫·穆吉布医科大学（BSMMU），该大学的前身是公众熟知的医学研究生和研究学院（PG医院）。

在那些曾到达卡登台表演穆杰拉的拜吉中，比较著名的有玛尔卡·詹（精通多国语言的音乐天才，创作了106首加扎勒歌曲）、高哈尔·詹（玛尔卡·詹的女儿，她开创了在舞蹈表演间隙换装的先河，并对加尔各答的文化圈产生了深远影响）、努尔贾汗、悉达什瓦里、詹基·拜、贾丹·拜（玛尔卡·詹的徒弟，也是印度电影女星纳吉丝的母亲）、科依诺尔和因杜巴拉等。其中，高哈尔·詹（1873–1929）是印度次大陆第一位在留声机上录下自己声音的艺术家。哈里玛蒂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因录制纳兹鲁尔歌曲的留声机唱片而走红。另一位拜吉，德维·拜，则出演了达卡的第一部无声电影《最后的一吻 (1931年电影)》（1931年）。

在19世纪初期，富裕阶层和地主的赞助使得拜吉成为了一项高收入职业。根据1903年11月22日出版的《达卡之光》报纸报道，当时一位舞者为婴儿举办的“吃米仪式”花费了25000塔卡，而当时一莫恩（约37公斤）的大米售价仅为4塔卡。1874年，当纳瓦卜阿卜杜勒·加尼呼吁捐款为达卡建立清洁的供水系统时，拜吉拉杰拉克希米和阿米尔詹是最早响应的，两人各捐献了500塔卡。尽管拜吉们往往拥有丰厚的收入和相对不低的社会地位，但她们在寻求社会普遍认同和建立常规家庭关系时，依然面临重重障碍。作为特里普拉王族宫廷里知名的拜吉，努尔贾汗在40多岁时隐退，依靠大君赏赐的土地在科米拉的玛吉加查村度过晚年。虽然她出资在当地建立了一座清真寺，但当地的部分穆斯林出于观念排斥，至今不愿意进入该清真寺进行礼拜。

在《妓院内部：红灯区秘闻》一书中，阿布尔·阿赫桑·乔杜里博士提到，作家米尔·莫沙拉夫·侯赛因曾在日记中记录过光顾妓院的经历。神秘主义诗人哈松·拉贾和小说家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也曾前往红灯区。性工作者苏库马里·杜塔更是引起了乔蒂林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极大关注。作为孟加拉文学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和第一位女演员，苏库马里·杜塔曾是孟加拉剧院的主要台柱之一，她的艺名为戈拉普·孙达里（Golap Sundari）。另外三位女演员分别是贾加塔里尼、伊洛克什和夏玛，她们早期的职业同样是性工作者。后来，苏库马里还曾以该艺名在大国家剧院和翡翠剧院参与演出。

## 政策与法律

在孟加拉国，卖淫在法律层面是合法的，但受到极为严格的监管。在全球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孟加拉国是极少数允许18岁或以上女性合法从事性交易的国家之一。然而，《孟加拉国宪法》中明确表达了对职业性工作的排斥。宪法第二部分第18条规定：“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卖淫和赌博活动。”

尽管宪法呼吁抵制并采取措施取缔卖淫，现行法律却又允许任何年满18岁的女性通过法庭声明，自愿选择性工作作为其职业。孟加拉国也因此成为法律上“卖淫既合法又被宪法限制”的国家。

1999年，面对政府试图拆除坦巴扎尔和尼姆托利（Nimtoli）两处妓院的行动，100名性工作者在孟加拉国人权实施组织的协助下，向孟加拉国最高法院高等法院部提交了令状申请。在2000年的判决中，法院正式宣告职业性工作合法。判决指出，如果一名未满18岁的女性性工作者能够证明性工作是她维持生计的唯一方式，那么她依然可以合法从业。判决同时裁定，政府强制拆除妓院的行为违法。

在“国家诉孟加拉国人权实施组织（2000）”一案的判决中，法院进一步澄清，宪法赋予公民的生命权、谋生权和法律保护权同样适用于性工作者，剥夺她们赖以生存的手段是非法的。高等法院还明确指出，虽然根据1933年的《禁止不道德交通法》（又称《卖淫法》）和1860年的《刑法》，经营妓院和让未成年人从事性工作是明令禁止的，但从事职业性工作本身并不违反现行法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女性卖淫是合法的，但男性从事卖淫活动依然属于非法行为，尽管男妓在许多地区客观存在。

### 注册登记

有意向从事性工作并希望获得合法身份的女性必须进行登记。在登记过程中，她必须亲自出庭，并通过公证人向一级地方法官提交一份宣誓书以获取许可证。在该宣誓书中，她需要声明自己无法找到其他工作，缺乏其他生活来源且无人依靠，因此完全是出于自愿选择该职业。此外，她还需声明并未受到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或强迫。简而言之，必须证明其选择是完全自主的。完成上述法律程序后，她才能获得确认其同意从事此职业的合法证明。

法律严禁任何不满18岁的女性从事该行业，且强迫他人卖淫构成刑事犯罪。然而有指控表明，即便女性自愿登记入行，往往也需要向部分执法人员行贿至少2万塔卡才能顺利办理手续。尽管警方偶尔会从妓院解救未成年女性，但对于在街头流动的性工作者，当局较少进行干预。在许多情况下，执法部门对于性工作者的18岁年龄底线监管不力，甚至涉嫌默许她们使用伪造的年龄信息进行登记。虽然妓院中存在大量未成年性工作者，但非法雇佣她们的经营者却鲜少面临法律追责。

### 刑法规定

- 第290条 - （危害公共卫生、安全、便利、体面及道德的犯罪）任何在不受本法特别处罚的情况下制造公共妨害的人，将被处以罚款。
- 第364A条 – 凡绑架或拐骗任何十岁以下儿童，目的是使其沦为奴隶或遭受性剥削者，将被判处死刑、终身监禁，或处以最高可达14年但不少于7年的严厉监禁。
- 第366A条 – 凡使用任何手段诱骗18岁以下未成年少女离开某地或进行某事，且意图或明知此举极可能导致该少女被强迫或引诱与他人发生非法性行为者，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并处罚金。
- 第373条 – 凡购买、租用或以其他方式占有任何18岁以下人员，意图使其在任何年龄被雇用或用于卖淫，或与任何人发生非法性行为，或明知其极可能在任何年龄被雇用或用于此类目的者，将被判处最高10年的各类监禁及罚金。任何妓女或妓院经营者，若购买、租用或以其他方式占有18岁以下女性，在未有相反证据前，将被推定为占有该女性的目的是将其用于性交易。

### 预防与打击人口贩卖法

- 第12条 - 任何人若开设、管理或协助并积极参与开设或管理妓院，即被视为犯罪。一经定罪，将面临最高5年但不低于3年的严厉监禁，并处以不少于20,000塔卡的罚款。
- 第13条 - 任何人若在街道、公共场所，或从房屋/建筑物内，通过言语、手势或不雅的身体暴露来吸引他人注意以进行卖淫活动，即被视为犯罪。一经定罪，将面临最高3年的严厉监禁，或不少于20,000塔卡的罚款，或两罪并罚。

## 社会现状

在孟加拉国，职业性工作者处于社会边缘，常常面临社会的歧视与骚扰。警方时常开展扫黄行动，特别是针对涉黄酒店的突击检查，一旦查获性工作者和光顾者，通常会交由法庭处理。

尽管许多性工作者拥有合法的选民身份，但她们几乎难以享受到平等的公民福利。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的生活往往陷入困境。在选举投票时，她们有时会被特殊对待，被迫在单独的队列中参与投票。历史上甚至曾有规定禁止性工作者穿戴鞋履。

在孟加拉国的传统文化中，性工作者去世后，由于社会偏见，往往不被允许安葬在公共墓地。因此，她们的遗体通常只能被草率掩埋或水葬。部分宗教人士认为其职业“不道德”，长期拒绝为性工作者主持伊斯兰教传统的安葬仪式（Janaza）。

这一僵局在2020年2月6日出现了转机。道拉特迪亚妓院（Daulatdia brothel）的性工作者哈米达·贝古姆（Hamida Begum）离世后，在非政府组织和戈阿隆多警察局的多方协调下，她获得了符合宗教仪式的葬礼，约有200人出席了悼念活动。随后的纪念祈祷活动吸引了超过400人参与。然而，主持该葬礼的当地清真寺伊玛目戈拉姆·莫斯塔法（Golam Mostafa）遭到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最终被迫宣布今后不再为性工作者主持葬礼。尽管如此，在同月20日和22日，在当地警方的保护下，他还是为另外两名去世的性工作者（丽娜·贝古姆和帕尔文）主持了宗教仪式。

孟加拉国的性工作者普遍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妓院区普遍缺乏政府设立的医疗保健设施，主要依赖孟加拉国计划与实施援助组织（PIACT Bangladesh）等民间机构提供服务。当性工作者前往正规医院就医时，往往被迫隐瞒真实姓名和身份以避免歧视。

在教育方面，性工作者的子女除了基础小学教育外，极难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由于社会成见，外界学校往往拒绝接收来自红灯区的儿童。尽管极少数人能隐瞒背景才得以入学，但只要身份证明上保留有妓院的地址，她们在子女入学、就医、开设银行账户、获取死亡证明乃至寻求其他正常职业时，都会遭到社会的歧视与排斥。为此，官方对身份证明进行了修改，将“道拉特迪亚妓院”的地址变更。如今，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约5500名居民，在法律文件中统一注册为“道拉特迪亚巴扎东区”（Daulatdia Bazar Purbo Para）的居民，以避免地址带来的负面影响。

## 规模扩散

在孟加拉国，性工作者主要分布在三个领域：在酒店寻找客源的、流动的性工作者（即“流莺”），以及常驻妓院的。尽管监管严格，从业人数依然在持续增加。导致女性从事该行业的原因主要包括极度贫困、缺乏就业机会、进城务工女孩收入微薄，以及家庭破裂等。孟加拉国的职业性工作者中，约有三分之二出身于农业劳工、小农户、渔民等底层家庭，其余多来自人力车夫、船夫等低收入群体。近年来，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女性也开始进入该行业。

根据1901年的官方记录，达卡当时登记在册的性工作者为2164人。而据部分本土非政府组织估算，至21世纪初，孟加拉国从事该行业的性工作者已增加至约10万人。孟加拉国性工作者网络组织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约有2.5万名流动的性工作者，以及7万名居住在合法妓院内的性工作者。至2020年，该组织记录在案的性工作者超过6.5万名，而全国实际总人数被认为已突破10万人。政府在2015至2016年间的官方数据表明，全国约有10.2万名性工作者。更有评估认为，若涵盖合法与非法的隐蔽从业者，孟加拉国女性性工作者总数可能在50万左右。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2014年的报告指出，5%的性工作者在酒店工作，41%为流动状态，54%则在妓院从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数据显示，有1万名儿童被迫卷入职业卖淫产业。名为“发展研究”（Development Research）的非政府组织的调查表明，孟加拉国目前约有40万名流浪儿童（俗称“tokai”），其中近半数生活在达卡街头。在这些流落街头的女孩中，有19%被迫从事性交易。据孟加拉国全国女律师协会副主席法希玛·纳斯林·蒙尼（Fahima Nasrin Munni）透露，2014年全国至少有两万名年轻女孩在街头从事性服务。

性工作者网络组织指出，许多从业者实际上并未满18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迫卷入该行业的。尽管法律规定成年女性必须在法庭上宣誓自愿方可入行，但这一规定往往形同虚设。一方面，真正按法律程序办理的寥寥无几；另一方面，人口贩运者常将未成年人伪装成成年人出庭，而部分执法人员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参与其中。孟加拉国政府亦承认，妇女和儿童沦为性工作者的背后，往往伴随着虐待、人口贩运、诈骗、绑架，甚至部分人一出生便身处妓院等悲惨遭遇。部分光顾者偏好未成年性工作者，基于其感染性病概率较低的错误认知，以及未成年人更易于控制的心理。2003年，孟加拉国政府为解救出的未成年性工作者设立了“社会残障女孩培训与康复中心”。

## 儿童卖淫

儿童卖淫在孟加拉国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大部分遭受剥削的儿童被困于妓院内，少数则在酒店客房、公园、火车站、汽车站及出租屋中面临性剥削。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04年的评估中指出，孟加拉国约有1万名未成年少女正在遭受商业性剥削，部分机构的评估数字甚至高达2.9万人。

许多在工厂做童工或从事家政服务的女孩，不仅未能获得报酬，反而遭到性侵或剥削；这些女孩因社会舆论的偏见而受到排斥，为了逃避虐待，许多人选择了离家出走。然而她们往往发现，除了为了维持基本生存而出卖身体（即求生性交易）外，几乎没有其他出路。而一旦踏入该行业，她们便会在社会边缘愈陷愈深。

在孟加拉国18个合法登记的红灯区中，有超过两万名儿童在那里出生和成长。男孩成年后往往成为从事第三方介入活动的皮条客，女孩则被迫继承母亲的职业从事性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女孩在不到12岁时，便已开始被迫提供性服务。

被安置在社会机构中的残障儿童，以及因自然灾害（如洪水）而流离失所的儿童，也极易成为商业性剥削的受害者。

许多女孩被其亲生父母卖给妓院，被迫签订为期两到三年的剥削合同。2010年，有调查人员暗访了法里德普尔沙达尔乌帕齐拉和坦盖尔的妓院，发现当地的大多数性工作者都在服用或被迫服用一种名为地塞米松的类固醇药物，目的是使其身体显得更加丰满成熟，以迎合市场需求。

对于合法从事性工作的18岁年龄门槛，官方的监管往往不够严格，部分人员仅凭伪造的年龄记录便可通过登记；而针对诱导未成年人从事该行业的妓院经营者及中介，政府也很少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

## 性交易贩运

孟加拉国不仅是遭受性贩卖受害妇女和儿童的来源国，更是此类跨国犯罪的中转站和目的地。那些为了从事家政工作而背井离乡的女性，尤其容易成为受害者。

根据政府和边境安全部队的评估，每年约有5万名12到30岁的孟加拉国妇女和儿童被贩卖至印度。其中许多女孩最终沦落到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的红灯区，其余则被贩卖至德里、孟买、浦那等印度主要城市的妓院、酒店和按摩院中被迫从事性服务。

一些通过中介公司前往黎巴嫩或约旦从事保姆工作的女性，亦遭到转卖至叙利亚，成为性贩卖的牺牲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商业性剥削活动中，同样存在孟加拉国妇女和儿童受害者的身影。

自2017年8月以来，近70万罗兴亚人为躲避冲突从缅甸进入孟加拉国，使得孟加拉国目前收容的无合法身份罗兴亚难民超过100万（包括早期进入的人员）。由于缺乏国籍和合法工作权利，罗兴亚人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极易受到人口贩子的剥削。有报告指出，一些罗兴亚妇女和女孩最初被招募离开难民营为私人住宅或酒店提供家政服务，最终却落入性贩卖的陷阱。部分罗兴亚女孩不仅在孟加拉国境内被转卖至吉大港和达卡，甚至被跨国贩卖至加德满都和加尔各答被迫从事性服务。

单亲母亲、孤儿以及缺乏家庭保护网络的群体，是人口贩运网络的主要目标。部分执法人员和地方官员在面对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商业性剥削时存在监管缺失，当经营者和中介进行贿赂时，他们便往往视而不见。这种犯罪不仅存在于国内，还呈现跨国特征，甚至涉及国际犯罪组织。特别是在杰索尔（Jessore）和贝纳波尔（Benapole）周边的印孟边境，边境管控存在漏洞，非法越境现象较为容易。

据警方估计，每年有超过1.5万名妇女和儿童被非法偷运出孟加拉国。在南亚地区，孟加拉国和尼泊尔被认为是贩卖儿童的主要来源地。孟加拉国的妇女和女孩被贩运至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联酋等亚洲国家的妓院中。

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打击贩运人口办公室已将孟加拉国列入“人口贩运报告#评级系统”行列。

### 人口贩卖的手段与途径

尽管宪法保障公民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但人口贩运者专门针对极端贫困或急于寻找出路的群体进行诱骗。他们通过欺骗、威逼或利诱，将未成年人及易受骗者贩卖为性工作者。部分犯罪分子甚至雇佣伪造的法务人员，迫使受害者签署自愿声明，谎称其已满18岁并自愿从事该行业。

人口贩运的手段多种多样：部分通过假结婚，或欺骗受害者父母声称能为孩子提供优渥的工作机会将其买走，还有些则直接卖给妓院经营者或农场主，甚至存在公然绑架的现象。贩卖者和老鸨还常伪装成相亲对象欺骗贫困家庭，将女孩诱骗后转卖至卖淫场所。大量所谓的“新娘”就这样被贩卖至巴基斯坦，落入当地犯罪团伙手中。

由40个民间组织组成的“反对买卖妇女联盟（孟加拉国分部）”目前正致力于解决这一严峻问题。

## 红灯区

虽然职业卖淫在孟加拉国具有一定合法性，但为便于管理，性工作者必须实名登记，且被限制居住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内。这些集中住宿区在当地被称为 Notipara、Beshyapara，或直接称为 Nishiddho Palli（禁区）。目前，孟加拉国共有14个获政府认可的合法注册妓院或红灯区。其中，达卡专区设有7个，库尔纳专区有6个，巴里萨尔专区1个。诸如道拉特迪亚（Daulatdia）、坎杜帕蒂（Kandu Patti）、坦巴扎尔（Tanbazar）、桑迪亚巴扎尔（Sandhyabazar）和甘吉纳帕拉（Ganginapara），以及现已被取缔的吉大港萨达尔加特（Sadarghat）红灯区，均是孟加拉国历史上规模显著的红灯区。在2020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政府曾向其中11个红灯区发放基本生活物资和救济金，但多方认为这些援助并不足以应对危机。

### 扫荡与拆除

在20世纪中叶，当时的东巴基斯坦就曾发起过针对红灯区的取缔行动。孟加拉国独立后，自1980年起，多个红灯区被相继取缔，包括达卡的库马尔图利（Kumartuli）、甘加贾里（Gangajali）和帕图阿图利（Patuatuli），以及纳拉扬甘杰的坦巴扎尔、马古拉（Magura）、马达里普尔（Madaripur）、坦盖尔和富尔塔拉（Phultala）。在这些清理行动中，纳拉扬甘杰坦巴扎尔、达卡英国路、马达里普尔、库尔纳富尔塔拉和坦盖尔等地的性工作者，在被强制驱逐的过程中常遭受暴力对待。有报道称，部分行动涉及地方利益集团与行政部门的违规操作。大量性工作者被转移至流浪人员收容所，更多人则被迫流落街头。杰马勒布尔（Jamalpur）、帕图阿卡利（Patuakhali）、迈门辛（Mymensingh）、法里德普尔的C&B河坛与罗特克霍拉（Rothkhola），以及巴盖尔哈德（Bagerhat）等地的红灯区，也屡次面临被拆除的威胁。此外，包括巴尼桑塔（Banishanta）在内的多处红灯区目前仍处于面临取缔的风险中。

根据“性工作者网络组织”的记录，近年内又有8个红灯区遭到清理。1980年代初，达卡的库马尔图利、甘加贾里和帕图阿图利这三处红灯区被拆除。随后，纳拉扬甘杰的坦巴扎尔（1999年）、马古拉（2003年）、马达里普尔（2013年）、坦盖尔（2014年）和富尔塔拉（2015年）也相继被取缔。杰马勒布尔等地的从业者持续面临居住区域被强拆及人身安全的担忧。外界指控指出，部分以社会治理为由的拆除行动，其实际动机可能涉及商业土地开发。部分被拆除的红灯区原址如今已建成了现代商业建筑。与此同时，极少数红灯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最终得以重新营业。

1985年，未成年少女沙卜梅黑尔（Shabmeher）在坦巴扎尔红灯区被杀害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抗议，导致当时针对该红灯区的拆除计划暂时搁置。1991年10月，由于政治派系之间围绕坦巴扎尔红灯区利益分配产生冲突，导致另一次拆除计划流产。有指控称，坎杜帕蒂的学生领袖西藏（Tibet）、巴尼桑塔的劳工领袖阿尤布（Ayub）以及坦巴扎尔的性工作者杰斯敏（Jesmin）的死亡案件背后，均牵涉到复杂的政治与利益纠纷。在孟加拉国独立前，吉大港的法兹卢尔·夸德尔·乔杜里（Fazlul Quader Chowdhury）为了在政治竞争中击败地区穆斯林联盟主席拉菲库丁·西迪基（Rafiquddin Siddiqui），曾煽动民众彻底摧毁了里亚兹丁市场（Riazuddin Bazar）区域的红灯区。

### 盘点各区妓院

#### 科米拉县

二战期间，由于大量外国军队驻扎在科米拉兵营，为了给士兵提供性服务，除了科米拉市原有的妓院外，在道德坎迪（Daudkandi）的高里普尔（Gauripur）市场附近迅速设立了一座新妓院。

#### 吉大港县

吉大港萨赫布帕拉（Sahebpara）那座临近卡纳普里河的妓院，拥有约300年的历史。历史上，这座港口城市的妓院主要集中在目前的里亚兹丁市场一带。市场建立后，该区域曾聚集了1500至2000名性工作者。当船只靠岸时，水手们便会上岸光顾妓院。在巴基斯坦统治时期，该区域的妓院遭到取缔，随后在马吉尔加特（Majhir Ghat）区域重新出现，但如今这些场所均已不复存在。

#### 杰索尔县

杰索尔城的性交易业有着近500年的历史。早在莫卧儿帝国阿克巴大帝时期，当地的卖淫活动就已十分活跃。在英国殖民时期，该市同时存在三家妓院。加尔各答的富裕地主曼马塔纳特·罗伊（Manmathanath Roy）曾是当地的常客。据称，为他提供服务的女性甚至出身于钱奇拉（Chanchra）雷帕拉地区较高的社会阶层。目前，杰索尔市内仅存两家妓院，分别位于贾莱帕蒂（Jhalaipatti）和马尔瓦里神庙（Marwari Temple）附近，共约有120名性工作者。

#### 库尔纳县

在库尔纳县达科波（Dakop）乌帕齐拉的巴尼桑塔（Banisanta）妓院，目前约有90名性工作者。2020年的数据显示，该区域还生活着65名儿童及70名成年男性。这座妓院建在波舒尔河（Poshur River）畔，靠近蒙格拉海港，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2019年，当地初级教育部门为妓院内的50名儿童提供了服装、学习用品和生活补贴，以协助其接受基础教育，并为此在当地学校举办了特别的家长联谊活动。2020年安芬飓风袭击期间，妓院内的多数房屋遭到了严重破坏。

#### 巴盖尔哈德县

在巴盖尔哈德镇的戈什帕蒂（Ghoshpatti）附近的妓院中，约有40名性工作者。2020年的数据显示，她们的44名子女也生活在该区域内。

#### 达卡县

在达卡历史上的红灯区中，甘加贾里和桑奇班达尔（Sanchibandar）曾是知名度较高的场所。从伊斯兰普尔（Islampur）和帕图阿图利路口延伸至布里甘加河（Buriganga River）的街道（即现在的韦斯加特路），早期被称为甘加贾里。剧作家赛义德·艾哈迈德（Saeed Ahmed）在其著作中回忆，甘加贾里有一栋具有规模的两层建筑，位于迦梨女神庙对面。一楼由年长女佣居住，而著名表演者“拜吉”们则居住在条件优越的二楼。她们的居所布置十分奢华。甘加贾里的拜吉大都是虔诚的毗湿奴派信徒。每日清晨，她们会前往布里甘加河沐浴，这一独特的社会景象曾被赛义德·艾哈迈德和画家帕里托什·森（Paritosh Sen）生动地记录下来。

自1980年起，达卡的库马尔图利、甘加贾里和帕图阿图利妓院陆续被政府取缔。此外，达卡的坎杜克帕蒂（Kandukpatti）和英国路（English Road）也曾是性交易的聚集地。

#### 纳拉扬甘杰县

纳拉扬甘杰的坦巴扎尔曾拥有规模庞大的妓院。1996年人民联盟（Awami League）执政期间，当地官员沙米姆·奥斯曼（Shamim Osman）下令取缔了坦巴扎尔妓院，导致大批性工作者失去居所并在市区引发了抗议活动。除了这家历史近200年的妓院外，纳拉扬甘杰的尼姆塔拉（Nimtala）妓院也在这一波打击行动中被一并取缔。

1985年，在坦巴扎尔妓院发生了一起引发全国关注的案件。一名被拐卖的未成年少女沙卜梅黑尔（Shabmeher）因反抗被迫提供性服务，遭到不法经营者蒙塔兹·米亚（Momtaz Mia）及老鸨使用酷刑和电击残忍折磨。随后她被遗弃在街头，送往达卡医学院抢救无效死亡，此事在社会上激起了极大的愤慨。作家伊姆达杜尔·哈克·米兰（Imdadul Haq Milan）以此为背景创作了小说《陀螺》（Top），歌手法基尔·阿拉姆吉尔（Fakir Alamgir）也演唱了诗人鲁德拉·穆罕默德·沙希杜拉（Rudra Mohammad Shahidullah）为此创作的纪念歌曲。伊斯梅尔·侯赛因（Ismail Hossain）还根据贾哈娜拉·阿尔朱（Jahanara Arju）的诗作《为你哭泣，沙卜梅黑尔》（Shabmeher Tomar Jonno）拍摄了一部短片。

#### 拉杰巴里县

道拉特迪亚加特（Daulatdia Ghat）的妓院是孟加拉国规模最大的妓院之一，在南亚地区也具有相当的规模。该区域有大量妇女和儿童面临性剥削，每天为数千名光顾者提供服务。这里常年有约1500名登记在册的性工作者。尽管其作为现代合法红灯区始于1988年，但当地性交易业的历史则更为久远。

#### 法里德普尔县

在法里德普尔市，红灯区分布在哈吉沙里亚图拉巴扎尔（Haji Shariatullah Bazar）附近的罗特克霍拉，以及德里克恰尔（Decreer Char）区域的C&B河坛区。官方记录显示这里有约300名性工作者，但据当地民众及机构反映，实际从业人数远超此数。

#### 坦盖尔县

坦盖尔县戈巴尔布尔（Gopalpur）的赫姆纳加尔巴扎尔（Hemnagar Bazar）曾是该国主要的拜吉聚集地，吸引了寻求娱乐与欣赏歌舞表演的上层人士。

目前，坦盖尔镇的坎达帕拉（Kandapara）妓院是该国第二大红灯区。该地点曾遭取缔，后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最终得以重新营业。目前该地有800多名登记在册的性工作者，其中多为未成年人。该区域环境与贫民窟类似，周围有安保人员看守，基础设施普遍较差。

#### 迈门辛县

迈门辛的甘吉纳帕拉（Ganginapar）有一座建于英国殖民时期的妓院，约有300多名性工作者。根据2020年的数据，甘吉纳帕拉妓院的10栋楼（部分为政府所有，部分为私人产业）内，包括家属在内居住着约1000名居民。

#### 杰马勒布尔县

政府档案显示，在2020年，杰马勒布尔的拉尼甘杰（Raniganj）妓院有97名登记在册的性工作者、50名辅助工作人员及两名安保人员。但非官方估计从业人数可能超过200人。该妓院共有9栋建筑、174个小单间，每个房间空间极其狭小，仅够一名性工作者勉强起居与接客。

#### 帕图阿卡利县

帕图阿卡利的妓院拥有约200个房间。2020年时，该地约有130名性工作者，加上经营者及家属，该区域共生活着约200人。

## 艾滋病毒 / 艾滋病

非政府组织多次警告，由于极度缺乏相关的生理卫生常识，且难以获得关于无保护性行为严重危害的宣传教育，性工作者及其光顾者已成为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