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佛教

蒙古族的佛教信仰来自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和噶举派，但它具有鲜明的独特特征。目前佛教是蒙古国第一大宗教，有半数左右的蒙古国公民宣称信奉佛教。

蒙古历史上的佛教开始于元代（1260-1368）时蒙古皇帝皈依藏传佛教。蒙古帝国崩溃后，四十四万蒙古人回归萨满教传统，但藏传佛教在16和17世纪重新出现，并一度占据统治地位。20世纪初蒙古在恢复独立的同时经历了苏维埃化和无神论推广，最终成为世俗国家，唯在现代蒙古社会中佛教仍有一定影响。

## 历史

### 早期（首次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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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将佛教引入蒙古大草原的过程发生在游牧帝国诞生的早期。佛教从尼泊尔经中亚或内亚渗入蒙古高原。许多梵语的佛教术语都是通过粟特语采用的。

游牧帝国的统治者，如匈奴（公元前209年-公元93年），鲜卑（公元93年-公元234年），柔然（公元4世纪末-公元前世纪中叶）和突厥汗国（6世纪中叶）接受了佛教僧人传教并为他们建造了寺庙。佛教在贵族中占优势，并受到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公元386-534年）和契丹人建立的辽（公元907年-公元1125年）君主的支持。契丹贵族认为佛教是在契丹兴起之前统治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国的文化。女真人建立的金（1115-1234）的君主也将佛教视为契丹文化的一部分。

### 蒙古帝国与元朝（二度传入）

蒙古人在攻打西夏和吐蕃时初次接触到佛教，13、14世纪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汗（1260年至1294年，1271年建立了元朝）邀请萨迦派藏传佛教的喇嘛八思巴将佛教传播到他的帝国范围内（佛教在蒙古人中的第二次引入）。元朝（1271-1368）的皇帝皈依藏传佛教，藏傅佛教成为元的事实上的国教。1269年，忽必烈汗委托八思巴喇嘛设计一种新的书写系统八思巴文，以统一多语言帝国的书写系统。以藏文为基础，从顶部垂直书写，旨在用来书写蒙古语，藏语，汉语，畏兀儿语和梵语，曾是帝国官方文字。

藏传佛教寺院主义对蒙古佛教的早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蒙古人帮助藏人统一吐蕃。蒙古人的活动有利于萨迦派的传播也有利于蒙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 16世纪（三度传入）

蒙古帝国崩溃后，多数蒙古人回归萨满教传统。

鄂尔多斯部的切尽黄台吉和他的两个兄弟于1566年入侵藏区。他向西藏的一些执政的喇嘛发出最后通谍，要求他们屈服。西藏最高僧人决定投降，切尽黄台吉带着三位高级僧侣回到鄂尔多斯。图门汗于1576年邀请了噶举派的僧人到蒙古。

1578年，漠南蒙古土默特部的领主俺答汗希望团结蒙古人在其麾下，并效仿忽必烈尊崇“政教二道”，他邀请了第三世达赖喇嘛，即格鲁派崛起的领导人到青海湖会面。他们组成了一个联盟，使俺答拥有合法性得以实现他的帝国主义，并为佛教提供了保护和赞助。俺答认为锁南嘉措是八思巴的转世，给了他达赖喇嘛的头衔。锁南嘉措也承认俺答是忽必烈的转世，因此，增加俺答对他所宣称的“可汗”头衔的合法性，以与正统蒙古可汗分庭抗礼，而锁南嘉措获得了他所寻求的至高无上的支持。自从这次会议以来，格鲁派最高级活佛被称为达赖喇嘛。

俺答不久去世，但是在下个世纪，格鲁派在整个蒙古地区传播，部分原因是蒙古各部争相邀请僧人到部内传教增加政治影响力。寺院建在蒙古各地，通常位于贸易和迁徙路线的交界处或夏季牧场，大量的牧民会聚集在一起进行萨满祭祀仪式和牺牲。佛教僧侣与萨满巫师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接管了他们作为治疗者和占卜者的职能和吸收一些他们的仪式，并将巫师推向了蒙古文化和宗教的边缘（因僧侣禁止了传统萨满教宰牲血祭）。

在蒙古汗权衰弱、各部四分五裂之际，明代蒙古的各个封建领主利用喇嘛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佛教和政权相互支持，活佛的转世往往降生在蒙古贵族家庭，直到清朝时乾隆皇帝禁止这种做法为止。

### 清代蒙古

在后金对抗最后一位蒙古大汗林丹汗的战争中，天聪皇帝皇太极（1592-1643）开始赞助藏传佛教以获得蒙古人的支持。根据满族历史学家金启孮的说法，清朝统治者使用黄教来控制蒙古人和藏人，这与清代普通的满族没什么关系（后金时期满人一般信萨满教）。

满族统治者与文殊菩萨之间的长期联系，以及他们对藏传佛教的兴趣，使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艺术的赞助，以及对佛教经典翻译的赞助得到了认可。由于蒙古人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追随者，所以满清皇帝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这些行动带来了政治利益，但“与皇帝的个人信仰无衔接”。

乾隆皇帝为破坏喀尔喀蒙古贵族的权力，当时他任命藏区东部理塘（在四川境内）的一个藏人伊什丹巴尼玛为第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而不是他们想要任命的喀尔喀蒙古人。该决定首先受到外蒙古喀尔喀贵族的抗议，然后喀尔喀人试图让他在多伦诺尔与他们保持距离。然而，乾隆怠慢了他们的两个要求，并传递了他正在结束外蒙古自治的信息。清廷决定西藏成为哲布尊丹巴转世的唯一地方，被认为是清朝意图削减蒙古人权力的一种方式。

### 20世纪初神权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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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十世纪初，外蒙古有583座寺庙建筑群，估计占该国财富的20％。几乎所有蒙古城市都不断有寺院兴建。如乌兰巴托，是蒙古最大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地。那里有两座修道院，分别有大约13,000和7000名僧侣。而外国人士称之为“Urga”，得名于其革命前名称意为“大修道院”。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蒙古贵族的财富和权力的下降，修道院获得了财富和世俗的家属，逐渐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力。一些贵族捐赠了他们一部分的受抚养家庭 - 因人民不是土地，是古老的蒙古寺院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一些牧民奉献自己和他们的家人为寺院服务，在一些地区，寺院和他们的活佛（1924年共有140人）也是世俗管理人。在20世纪20年代，大约有110,000名僧侣包括儿童，占男性人口的三分之一，尽管其中许多人住在寺院外，并没有遵守他们的誓言。约有25万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或者居住在寺院和活佛所管辖的地区，或者是寺院的家属。

随着1911年满清统治的结束，佛教及其僧侣提供了唯一的政治结构。因此，博克多汗国和“自治时期”采取了由大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领导的弱集权神权政体的形式。

到了二十世纪，佛教深深地渗透到蒙古文化中，民众心甘情愿地支持喇嘛和寺院。外国观察家通常对蒙古僧侣持否定态度，谴责他们懒惰，无知，腐败和堕落，但蒙古人民并不赞同。

在蒙古的一些地区，寺院是唯一的定居中心，具有行政和司法职能，工匠和贸易中心聚集在它们周围。

佛教融入蒙古传统文化是如此深刻，以至于被视为藏蒙文明形成的因素之一。

### 蒙古人民共和国

1921年蒙古革命后，虽然共产党人开始清理旧的封建贵族和喇嘛，宗教也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但在蒙古人民革命党掌权之初，决心使他们的国家现代化并改革其社会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大规模的教会结构，其中包括大部分人口，垄断教育和医疗服务，在该国的一部分地区实行司法，并控制了大量的国家财富。

此外，佛教僧团对改革自己或使国家现代化没有兴趣。其结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吸引了该党及其苏联顾问近20年的精力和注意力。直到1934年，该党统计了843个主要的佛教中心，大约3000个不同大小的寺庙，以及近6000个相关建筑物，这些建筑物通常是蒙古草原中唯一的固定建筑物。寺院的年收入为3100万图格里克，而国家的收入为3750万图格里克。一名政党消息人士称，1935年，僧侣占成年男性人口的48％。

在1932年一场由僧侣领导的战役后，政府逐步将佛教的影响力从社会中清除，开始对寺庙收税，禁止喇嘛教育孩子、招募新僧侣或寻找转世活佛。

在20世纪20年代，有超过112,000名蒙古佛教僧侣，占蒙古总人口的13％以上。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除了强制还俗之外，剩余的所有僧人几乎都被杀死。1938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指责喇嘛和寺院试图与推动泛蒙古傀儡国家的日本人勾结，随后剩下的寺院被解散，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僧侣全部还俗，进行反抗的则被拘留或被处决。那些尚未被摧毁的寺院建筑被接管为当地政府办公室或学校。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自1921年以来逐渐建立了一支政治上可靠的干部队伍，他们接受世俗教育使其能够摧毁喇嘛阶层，动员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实现其现代化和社会变革方案。

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蒙古政府允许一个拥有100名僧侣的甘丹寺在乌兰巴托运行。它是该国唯一仍运作的寺院，更多的是国际展示而不是宗教修持。一些古老的寺院作为博物馆幸存下来，甘丹寺作为生活博物馆和旅游景点。它的僧侣包括一些经历了五年训练期的年轻人，但西方观察者不知道他们的选择动机和模式。可能是因为历史上藏传佛教在蒙古传统艺术和文化的影响如此重要，对宗教及其实践的彻底破坏将削减蒙古人对其历史的了解，不利于他们的民族认同，并且该党显然认为佛教不再对其统治地位提出挑战。一些年迈的前僧侣被雇用来翻译传统藏药使用的藏语手册，政府发言人形容甘丹寺的僧侣做了有用的工作。

此外，佛教通过将蒙古与东亚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国家和非共产主义国家联系起来，在蒙古的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作用。乌兰巴托是亚洲佛教和平会议的总部，该会议为来自日本，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和不丹等国的佛教徒举行会议；出版了国际发行期刊; 并与基督教和平会议，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和俄罗斯正教会等团体保持联系。它赞助了达赖喇嘛在1979年和1982年对蒙古的访问。该组织由当时的甘丹寺住持领导，推进了与蒙古政府和与苏联一致的政策目标。

### 当代

在1990年蒙古放弃共产主义之后，佛教在这个国家重新出现，现在有大约200座寺庙和300至500名蒙古僧伽。根据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宗教研究教授维尔纳·华莱士的说法：“现在更多的人来到寺庙和参观修道院。公众对冥想也有了新的兴趣。”不过社会整体上是世俗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引入也对蒙古的佛教产生了冲击。

根据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53％的蒙古人认定为佛教徒。2020年的蒙古国人口普查中，52%的蒙古公民认定为佛教徒。

## 外部来源

- Michael Jerryson, Mongolian Buddhis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angha,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7), p. 12,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