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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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誓师指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麾下国民军在绥远特别区五原县誓师效忠国民政府，并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结盟的事件。

##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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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和国共两党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持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政府曹锟、吴佩孚部下冯玉祥所部脱离北洋军系，改其部为“国民军”，并在国共两党以及皖系、奉系的支持下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政府。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十分重视中国北方政局的变化。10月27日，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了冯玉祥。鲍罗廷于1925年初到张家口访问了冯玉祥。此后，加拉罕和鲍罗廷常同冯玉祥会晤。他们向冯玉祥阐述苏联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宗教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的看法。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国民军受反对国共的北洋各系压迫，东有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军的威胁，西受晋系阎锡山的牵制，北遭张作霖奉军的进逼，南临直系吴佩孚的敌视。冯玉祥希望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支援南方的大元帅府政权的同时，也希望把“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推广到中国北方，因而对国民军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政策。1925年3月21日，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冯玉祥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为了进一步讨论援助的具体方案，鲍罗廷和苏联驻华武官格克尔于4月21日与冯玉祥在张家口会谈，决定了苏联向国民军提供武器，派遣军事顾问，以及中国国民党向国民军派遣政工人员等细则。当时，国民党北方组织以北京为中心，并以国共双重党员李大钊为主要领导，因此此项工作也有中国共产党的参与。

1925年5月初，由36人组成的苏联军事顾问组到达国民一军驻地张家口，顾问组组长是普特纳（中文化名任德江），副组长是普里马科夫。6月，由斯卡洛夫率领的由43人组成的另一个苏联军事顾问组到达国民二军驻地开封。顾问中步、骑、炮、工各项人员皆备。与此同时，苏联还援助国民军大量的枪炮弹药。从1925年3月到1926年8月，国民军得到苏联援助的军械数为飞机10架，大炮42门，山炮12门，迫击炮18门，炮弹58万发，铁甲车8辆，带有子弹的机关枪230挺，手榴弹1万多枚，步枪55857支，子弹510万发，军刀5000把以及药品等等。苏联军事顾问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军开办各类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建立各种兵工厂。苏方在国民军中陆续建立了骑兵学校、炮兵学校、机枪学校、高级军官学校、反间谍工作学校、小型通讯学校、小型工兵学校。这些学校一共接纳国民军的700多名军官、军士和上等兵。在军事学校里，顾问们编写教材，为学员讲课，传授各种军事知识，还重新装备了一些修理厂，安排弹药生产，培养技师，制造了第一批装甲列车。

1925年底冯玉祥参加反奉战争失败退回包头。冯玉祥于1926年1月1日通电宣布下野后，由张家口转赴平地泉，准备取道蒙古库伦去苏联考察。1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通知国民军外事处长唐悦良去北京商量冯玉祥赴苏有关事宜。加拉罕提出为避免引起西方各“帝国主义”和张作霖、段祺瑞的注意，应由中国外交部发给冯途经苏联去德国访问的护照。3月20日，冯玉祥及随行人员魏亚楼等一行由平地泉出发，22日到达库伦。在库伦停留月余，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社会进行考察。苏联驻库伦公使向冯玉祥详细地介绍了苏联革命前后的情况，并讨论了苏联政治组织和制度。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国民党工作问题》指“最近将来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特别是注意组织农民的工作，当在各地用国民党名义迅速发展农民运动”。在《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中又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指“现在北方的国民军，便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在近数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与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尤其是其中之更左派”，中共“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会议指示中共北方区委在对国民军工作过程中，须“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中共认为“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C.P.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尤其在北方更感觉有特殊的必要”会议又提出“中央对北方军事工作应有个系统的计划”，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下设北京、河南、广州等5个军委分会。会议还通过了《应付目前北方战争的宣传问题》决议，提出“反对卖国军阀，建立和平，召集国民会议”三大口号，决定“在这三个口号之下要求冯玉祥出山”。

1926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案》，为共产国际利用国共两党统战冯玉祥国民军定下策略，认为：

国民军在华北之成立及其反对封建军阀之斗争，乃是民族解放运动底重大成绩，它们与广州军队共同成为建立中国民族革命民主军队之基础。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底任务，应该是对于这个组织民主革命底军事力量的事业予以最坚决的维护，而同时又应该在军队本身底内部关系(它的编制、挑选和改造干部、严正的组织政治工作)，以及在其与经常或临时驻扎区域的民众之相互关系上，进行革命化底最坚毅的和坚决的工作。

### 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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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4月9日国民军再度发动政变，进占北京，随后兵败退守南口。4月3日，鲍罗廷、徐谦、于右任、顾孟余、陈友仁、陈启修等途经库伦。鲍罗廷、徐谦等与冯玉祥多次长谈“如何救民救国及党之重要”，并商讨“国民军国民党合作事”。他们还劝说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冯玉祥认为“中国有知识者及有改革精神者与一般良好国民，均表同情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鲍罗廷等人的劝说下，冯玉祥决定加入国民党，并随即由徐谦介绍履行了入党手续。徐谦并陪同冯一道于4月27日起程赴莫斯科。

在冯玉祥前往苏联期间，1926年4月，吴佩孚派刘镇华任“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职务，率军7万余人进攻冯玉祥辖下的西安。国民军杨虎城等率不足1万人坚守。

5月9日，冯玉祥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长普加切夫、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麦尔尼科夫、莫斯科卫戍司令雅可烈夫以及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学生们还高呼“中国国民军万岁”的口号。冯玉祥对真理报讲话说:“我到苏维埃俄国来，是为了加强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友好纽带，和学习重建俄国和红军的经验”“我很高兴我在这儿，在俄国，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

在苏联考察期间，苏联同冯玉祥签订了约1100万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冯玉祥拜谒了列宁陵墓，会见了托洛茨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加里宁、苏军负责人伏罗希洛夫、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以及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克鲁普科卡娅（列宁妻子）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机关、工厂、学校、博物馆和军事设施，访问苏方安排的工人和士兵。在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受到校长拉狄克和学生们的欢迎。拉狄克和冯玉祥都发表了的讲话。冯接受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证，获得莫斯科中山大学“名誉学生”的称号。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给冯玉祥讲辩证唯物论，冯也经常与苏联顾问讨论政治军事问题。冯表示“亟欲明白何为真理，何为救世之道”，认为“苏联是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上的一切设施与制度，都是为着平民着想。”，并认为“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组织不可。”冯玉祥还要求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他“准备工作人员四五十名”，并将自己的子女安排在苏联学习工作。此外冯玉祥对中国共产党“也特别注意”。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支部负责人刘伯坚等以华人协会和《前进报》等团体代表的身份会见了冯玉祥，并送给冯玉祥一套《前进报》。刘向冯玉祥阐述了国际和中国内部形势，又向冯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红军建军的原则、政治工作方法，以及孙中山三民主义和联俄容共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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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坚“逐渐与冯、徐亲近，谈话日洽，渐涉及K.M.T.问题、C.P.问题”。冯要求刘伯坚“介绍C.P.与之谈话”。经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商定，由刘伯坚介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蔡和森与冯玉祥进行长谈。蔡和森对冯及其随行将领作了3天报告，“因其虚心好问，故住莫日期虽浅而所得颇多，且甚切实”。“从此与刘同志感情日愈融洽，要求他同住。谈到左右派问题，冯以为如我军中有左右派冲突，岂不破坏军队的统一。经刘同志解释，虽明白而不甚深切。”蔡和森还派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支部负责人朱务善、周达人每周用两个下午的时间，以中共立场给冯讲解中国近代革命历史问题。

6月中旬，冯玉祥派遣刘骥等由莫斯科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接洽国民军入党手续及合作“共同革命”的计划。冯密函致蒋介石、谭延闿，指他们会全权代表他商谈。刘骥于7月中旬到达广州，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负责人张静江、谭延闿、宋子文、孙科等人转达了冯玉祥接受三民主义和联俄容共党策的决定。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负责人对国民军代表表示欢迎。徐谦也从莫斯科回到了广州。刘骥与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孙科等经过协商达成了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的协议，包括国民军接受孙文的三民主义和联俄容共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国民政府则对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刘骥将这个协议通过广州苏联顾问的电台电告冯玉祥，冯随即复电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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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冯玉祥部下发电报给冯敦促他返国。国民党北方组织领导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为敦促冯玉祥回国，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去莫斯科见冯，于应允。李大钊又为于找到了马文彦任俄语翻译随同，并约定冯与他们在上乌金斯克会见，他们到达上乌金斯克后，冯要他们去莫斯科见面，于是又转赴莫斯科。于右任与冯在莫斯科进行了秘密商谈。冯玉祥接受了李大钊提出的迅速回国参加北伐的意见。蔡和森在给李大钊的信中也说与冯“接头结果颇佳”。李大钊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于右任在莫斯科秘谈后“觉冯思想更进步”，“从前于、冯不甚相得，此次则融和无间矣”。

8月上旬，冯玉祥着手准备回国。苏联政府对冯回国参加北伐给予了大力支援。除应冯的请求派乌斯马诺夫、赛福林等顾问外，还支援了大批军械弹药。当时存放于库伦待运的军械弹药就有轻重机枪2000余挺、步枪20万支、子弹20000万发、大炮200多门。另外还有若干钢甲汽车和坦克车。

李大钊也去电于右任敦促冯玉祥早日起程。于右任向冯转达了李大钊来电，并先期起程回国，以促使冯早日起程。冯玉祥于8月17日离莫斯科回国，乌斯曼诺夫、赛福林、刘伯坚和中共蒋挺松、曾晓园、穆济波等人同行。在归国途中，刘伯坚与冯玉祥多次谈话，还给冯阅读中共的《向导》周报。冯认为其“主张颇有得余心之同然者”，又对《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表示满意”。冯玉祥还亲笔致函陈独秀表示共产党理论“非常正确”，主张“又极持平”，他“到了苏联以后才恍然大悟”“现在毅然归国，从事于革命工作”。冯玉祥还向陈独秀提出要求：

（一）帮助物色“最觉悟最热心的同志”3人，“到国民军中办一政治画报”，信中并详细说明了到国民军中去的途径、旅费等项，并要求“他们从上海启程北上时，请将政治上的出版物、社会科学及各种书报尽可能的尽量带来，每种各带十份，并请以后各种出版物均行定购，源源设法带来，以供应用，物价由国民军担任”。

（二）就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地方任择两处办两个报馆作宣传机关，请陈代为计划，代为物色当地人才，就地办理。“有了切实的办法，我就汇款去开办”。

（三）“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时常不断来信，指导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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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冯玉祥被任命为国民军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国民政府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军也于8月被迫撤离南口。冯玉祥希望提前出发的于右任在上乌金斯克等他，于为减少冯滞留时间，没有等他而是直接径去库伦，并致电冯玉祥要求其赶紧回国，以应对国民军的紧急形势，冯在上乌金斯克没有停留，一直赶到库伦。

8月27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举行“欢迎国民军同志恳亲大会”，接待在广州的国民军代表李鸣钟、刘骥等人。9月10日，冯玉祥携苏联代表乌斯马诺夫、中共代表刘伯坚一行由库伦出发前往绥远五原，在固阳附近赶上先期回国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途中遇见国民二军第三旅旅长史宗法，以及得到冯回国消息前来迎接的张允荣、宋哲元、过之翰、王淮镇、鹿钟麟、邓哲熙、黄中汉等将士，冯玉祥与他们于9月16日到达五原。

## 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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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五原后，冯玉祥在9月16日并发表《回国宣言》。冯在开头表示自己加入“国民革命”的原因：

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短识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

冯宣布“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谨此宣言”，又表示完全服从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反帝国主义”、“反军阀”：

军阀本身实在无力量，乃是帝国主义在背后主持。因此我们知道要想战胜军阀，必须要先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之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

冯玉祥又否认自己“赤化”：

不意当时有人说我是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赤化。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

冯玉祥也指吴佩孚对他“乱造谣言”：

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是荒唐之语！我向来是痛恨卖国贼与外国人结密约，岂有躬自蹈之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等条约自动地取消了，哪里有再结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理！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肯作这种鬼祟的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瞒于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若说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都作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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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向导》周报全文刊载了这个宣言，陈独秀发表了题为《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的评论文章，认为“这个宣言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由这个宣言所产生结果，将来必非常之大”。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召集在五原的主要将领在五原县政府内举行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参加北伐；并由于右任、孙岳、鹿钟麟、徐永昌、邓宝珊、方振武、弓富魁、史可轩等各军将领一致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同日，冯玉祥及国民军一、二、三、五、六各军一万余名官兵在五原县城内县政府西首广场举行誓师大会。举行了誓师大会。会场临时筑一座高6尺，台底两丈见方，台顶一丈见方的土台，土台中央竖一旗杆，升起一面五色旗帜。参加誓师的队伍分列于其东、西、南三面。参加大会的将领有孙岳、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邓哲熙、过之翰、石敬亭、张久荣、宋哲元、弓富魁、方振武、佟麟阁、席液池、刘金忱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乌斯马诺夫、绥远省民政厅长邓鉴山等出席了大会。据记录，到会的国民军官兵因新败，服装褴褛，器械不全，军容不整。会上，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职，又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冯玉祥发表宣言，决心遵从三民主义，加入北伐。冯玉祥在讲话中说“赤化”二字，说“赤化就是革命化，流血化，谁肯为革命流血，谁就是赤化”。冯玉祥代表全军宣誓：

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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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右任对冯玉祥授北伐军旗。冯玉祥和刘伯坚作讲演。誓师会上还举行了易旗仪式，将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冯玉祥任国民革命军联军（1927年改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宣布所部加入中国国民党。大会发出电文，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并通告全国：

玉祥本工人子，幼时失学，及长痛国势之凌夷，发愤从戎，以图报国于万一，遭逢时会，历绾兵符，识不足以救国，学不足以拨乱，与中山并世而生，闻革命之旨，独恨迟晚，竟欲以一介恬退之行，化贪暴之恶习，洁身下野，去国远游，讵意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毒焰并炽，国将不国。兹者中山主义驱我归来，因全军将士公推于九月十七日在五原宣布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并与全军将士郑重宣誓于国人之前。除另具布告及详细宣言外，特此电闻。

同日，国民军联军发出《国民军联军全军将士对全国民众宣言》：

本军于过去错误中寻出革命的正道，分两点说明：

（一）本军与国民党结合为一，进行中国国民革命，奋斗到底。

（二）本军以后当按照国民党党军的组织，一面注重政治教育，使军队政治化，一面尽量发展国民党及各种社会组织，由军队推及于社会，增高民众的觉悟程度，以缩短革命成功的道路。

大会后，冯玉祥和于右任率官兵在五原县城举行游行。国民联军在城内各处张贴“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等标语。誓师后，国民联军南下西安，击溃围城西安的刘镇华之后，率领国民联军东出潼关，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击河南的吴佩孚势力。1926年10月底，国民军根据协议，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10支火焰喷射器等。

## 纪念

在当代，五原县以五原誓师、五原大捷等历史事件资料，相继建成五原县博物馆、冯玉祥将军雕像、五原誓师广场等建筑。其中，五原誓师广场是为纪念五原誓师80周年，投资3800万元重新修建的广场。广场主体建筑由古城墙、誓师台和誓师塑像等组成，是首批命名的内蒙古中共党史宣传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