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剿匪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满洲国灭亡。此后国共两党展开了对原满洲国的东北地区的争夺战，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军队与东北地区支持国民政府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类武装（其中大多数为被收编、招安的满洲国部队、地方武装、民团、日满军政残余人员、反动会道门或“红胡子”、土匪）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因中国共产党将所有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称为“政治性土匪”，故此场战役被中国共产党称为“东北剿匪”。而中华民国方面也称其为东北地区“反共游击战”、“反共革命”。

据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统计，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对各地各股反共武装的主要作战1303次，击毙12539人、击伤18568人、俘虏36601人、受降11782人。

## 作战双方

国共内战期间，国共双方均将对方贬称为“匪”。1945年8月，苏军发动八月风暴行动，灭亡满洲国。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争夺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在国民政府（后中华民国）正规军之外，有大批原效忠于满洲国及日本政权的人物选择支持国民政府，同时国民政府还将大量胡匪收编。此外，部分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国残余人员和部队也与国民党部队合作，组建“中日联合政府”、“大和团”和“血樱团”等武装团体，参与反共武装暴动。例如在通化的武装暴动计划中，关东军人员提出“复兴满洲”，并组建中、日联合政府，由国民党党部和原日本关东军共同执掌政权，同时悬挂中华民国和日本旗，联合政府由孙耕尧掌管政务，由藤田实彦大佐掌管军事”。

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的统计，1945年12月，东北全境支持国民政府的地方武装、杂牌军等有10万人左右，军队名称有“地下军”、“光复军”、“先遣军”、“挺进军”、“忠义救国军”等。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1947年10月5日报告中的不完全统计，被中国解放军击败或破获的反共武装组织有16个系统，37种番号，任命32名总司令、总指挥，32名军长，158名师长。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调查，首先到东北扩大势力的是国民党党政军东北联络部部长陈新民，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军第一战区所属的东北挺进军，进入东北后主要活动于沈阳、本溪一带和哈尔滨周围各县。国民党党务系统还派员纠集日满官员组成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党部以及许多县、市党部。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以吉林地区先遣军总司令名义组织反共武装，共组编成14个师，以长春、吉林、蛟河、磐石、桦甸一带为基地进行活动。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系统，则以主任专员罗大愚为首成立宣抚委员会，在沈阳、吉林、哈尔滨三地成立分会，组织“光复军”，其活动地区几乎遍布东北各地。在辽宁、吉林一带，还有特务系统领导的以第15集团军番号组编的三个军。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张渤生纠集满洲国军官，任用日满当局的特宪兵，联络日军残部编组了“宣抚师”。曾指挥过满洲国“铁石部队”和 “冀东讨伐队”的满洲国军官姜鹏飞也被蒋介石委任为新编第27军军长，由冀东派往东北组织反共武装，很快组成了16个师番号的反共武装，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北部。此外，中国解放军的史料形容如“保安军”、“救国军”等“名目繁多，系统庞杂，各树一帜，互不统一”。据东北局社会部调查分析，东北地区，双方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反共武装约有近25万人。

当时东北总计有154个县，反共势力掌握一百多座（即半数以上的）县城和乡村山寨，在北满掌握的县城则超过了三分之二。中华民国也将各种或受或不受台北当局指挥，以及各地反共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反共武装称为“大陆游击部队”、“民间武力”等。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作战主力是由原八路军、新四军改编而来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即东北人民自治军和东北民主联军（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并在边界地区与华北军区有所合作。此外，在中朝两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下，有一部分朝鲜共产党的军人，如“朝鲜义勇军”参与了东北地区的“剿匪”作战。

由于当时苏联驻军满洲的缘故，部分苏军部队为中共的军队提供保护。而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的背景下，苏联也为中共部队提供顾问和军械援助。另外，部分驻东北的苏军被反共武装袭击，或参与了协助中共部队的战斗。如1946年，苏联红军在合江地区被反共武装张雨新部袭击，缴去全部轮盘式冲锋枪。2月26日，中共合江军区部队与苏联红军兵分两路，向刁翎镇的反共武装发起进攻。苏军出动坦克和装甲车等半机械化部队。

## 背景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灭亡满洲国，为中国局势带来新的转折。此前就存在的国共矛盾迅速浮上水面。在这场斗争中，原满洲国所在的东北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重要的军事、政治与经济战略地位，首当其冲地成为国共两党争夺和斗争的焦点。当时的满洲面积达130多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物产富饶。且在满洲国时期留下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遗产，是战后中国版图重要的工业基地。同时，满洲与苏联、蒙古和朝鲜为邻，南面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中共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西南面与中共冀热辽解放区毗连，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中国共产党的东北抗日联军曾经在东北地区活动。

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在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7道命令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迅速向满洲前进接受日军投降。其中第二道命令要求部分与东北有历史渊源的八路军将领迅速率部分别从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等地，冀热辽军区部队主力从现地，向辽宁、吉林、热河等地挺进，执行配合苏军作战和进攻东北的任务。9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并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与原在东北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等会合。

国民政府当局也深感东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极力希望争夺东北。早在1945年4月中旬国民党六大前夕，国民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张群、熊式辉等人就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重庆提出过一个战后“接收东北”的计划。8月14日，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取得了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的承诺。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命令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所部东进占领包头、归绥后沿平绥铁路继续东进，逼近当时的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计划建立“绥察防共隔离带”，阻止共产党向东北发展。8月30日，蒋介石宣布成立东北行营作为国民革命军在东北的最高军政机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兼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又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同时以国民政府名义划分东北九省和哈尔滨、大连二市（后又增设沈阳市），随后发布了东北九省主席和各市市长的任命，并迅速将接收大员用飞机空运到东北，准备接收东北各地政权。

但是，国民党要接收东北也存在许多困难，其中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还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很难先于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而仅靠派遣接收大员是无法实现其计划的。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境地，蒋介石向美国求援并借助美国的飞机、舰艇加紧向东北运送军队，一面指示接收大员执行与东北的日满军、警、宪、特以及地主武装、民团、红胡子等反共势力合作的政策，广泛笼络并为其安排头衔，收编各种“地下军”、“先遣军”，用以充当与中共争夺东北的别动队。

东北在历史上就是各种民间武装，包括地主保卫团、红胡子等江湖土匪活跃的地区。满洲国时期，多数民间武装与满洲国军融为一体。日本投降后的东北，许多被打散的日军、满洲国军和政权人员仍然拥有武装，控制政权，反对中共的活动。此外，还有在东北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红胡子和地主保家护院的武装也在此局势下扩大势力。这些武装势力成为国民党收编、委任、利用的重要力量。蒋介石认为当时东北境内有未被缴械的日军残部武装10余万人，满洲国军残余也有10余万人，如国民党能抢先收编为己利用，即使国民党正规军一时难以到达东北，共产党军队在“一二年之内，决不能消灭这20余万武装的部队，将东北平安占领下去”。国民党在东北加委、收编的武装的组织系统十分庞杂。

在东北各地的各支地方武装势力，是一支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的反共别动队。他们利用其社会地位和被国民政府收编、委任的职位，笼络支持者并开展宣传，支持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他们与国军的正面军事进攻遥相呼应，到处攻城夺地，建立和发展反共组织，破坏中共政权，袭击共军、杀死共产党员和干部，截断交通，扰乱后方，并采用偷袭、暗杀、绑架等游击战术。对于中共而言，要在东北壮大，就需要在抵御国民党正规军的同时消灭这些武装。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东北地区的这场军事冲突极为重视，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反复强调要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东北各地，并组织地方武装，大力发动群众运动“消灭土匪”以建立政权，稳定后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把“剿匪”作为创建东北根据地和夺取东北战场胜利的重要任务，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和部署。

## 战役经过

### 国共进军东北，武装斗争初步爆发（1945年9月至1946年5月）

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后东北民主联军主力自四平地区后撤，这一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从各战略区调集力量进入东北、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阶段，也是东北地区中共清剿地方反共武装斗争的起步阶段。此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依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以及《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等指示，在同国民党军作战的同时，向东北广大地区推进，发动群众，瓦解日满旧有政权，清剿反共势力，发展地方武装，并逐步建立根据地。

日本宣布投降前后，中共中央即着手部署向东北进军。1945年8月11日，中央指示冀东部队及数支与东北有历史联系的部队率先进军东北；8月19日决定由林枫率领1200名干部由延安赴东北；8月20日后，又从华中、山东、冀鲁豫、冀中、陕甘宁、晋绥等解放区抽调更多部队和干部北上。9月14日，先期抵达沈阳的曾克林赴延安汇报东北情况，苏军方面代表也同机前往。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汇报并研究东北工作方针，当日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赴东北开展工作。经与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商议，中央于9月19日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随后各解放区大批部队和干部陆续向东北挺进。

在中共关内部队大规模进入东北前，原本在东北地区活动并配合苏军作战的东北抗日联军，以及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部队，已率先在各地清理日满残余势力，并展开建政和清剿反共武装工作。抗联人员进驻东北多个战略城市，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人分别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吉林、齐齐哈尔、绥化、佳木斯等地任职建立组织、处理满洲国政权残余人员，并扩充地方武装。到1945年10月下旬，东北人民自卫军已发展到4万余人。与此同时，冀热辽军区部队进入沈阳及辽阳、鞍山、营口、本溪、安东、铁岭、四平等地，解除满洲国军、警和部分日军武装。随着更多部队进入东北，中共中央于1945年10月9日决定组成东北军区司令部，作为临时性军事指挥机关。10月31日，又决定将进入东北的各部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等分任政治委员和副职。1946年1月14日，经中央批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并在原有基础上重组为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四个大军区，下辖省级军区和军分区，新老部队也进行了重新整编。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共中央多次调整东北工作方针。1945年9月至10月，中央曾指示东北局利用国民党军尚未全面进入东北的时机，采取分散工作方式，建立政权、组织群众运动、减租减息、清理散兵和原满洲国人员。东北局据此向各地派出部队和干部，初步展开建政和清剿反共势力工作。后来，国民党正规军自秦皇岛登陆，经山海关向东北推进，中央一度设想集中主力控制北宁路，以掌握全东北局势，东北局遂组织山海关保卫战和锦州地区作战。但由于部队远途行军后仓促迎战，又缺乏稳固后方，未能阻止国民党军进攻；同时苏军要求中共部队退出东北大城市，中央遂调整部署，把重心转向根据地建设。

1945年11月20日至12月，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东北局，工作重点应放在长春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1945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提交给中共中央的《对满洲工作几点意见》中，承认中共军队无法“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认为应集中兵力在锦州、沈阳前线给中华民国国军以打击。“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中共中央赞同了这份文件内容。

12月28日，毛泽东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1945年末至1946年上半年，中共军队的重点在消灭西满、东满、北满的大股转投国民党旗下反共武装势力。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但东北局势并未平静。国民党继续在美国支持下向东北调兵。2月8日，国民党军由锦州地区分三路沿北宁路及两侧再次进攻。中央因此决定，一方面争取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东北问题，另一方面要求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主力打击进攻的国民党军，以争取有利地位。同时，中央仍强调清剿反共势力的重要性。3月5日和3月27日，中央连续指示东北局，在集中主要力量应对国民党军的同时，地方兵团和地方党政机关也必须负责清剿反共武装、发动民众、巩固后方，特别注意切断地方武装与国民党军之间的联系。据此，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自1946年2月起集中主力部队与国民党军作战，先后进行了秀水河子战役、四平战役、本溪战役和鞍海战役；同时又部署部分主力和地方武装收复和控制后方地区，展开清剿反共武装和根据地建设工作。

1946年春季后，支持国府的势力下降。但在1946年6月后，仍攻占了中共政权控制的东宁、东安、同江、萝北等县城，并试图支援中华民国国军的军事行动，会师哈尔滨。反共武装攻击萝北、依兰县时，将包括中共萝北县长在内的县委、县政府干部集体枪杀。中共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遭强奸后上吊自杀。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民主联军的大力清剿下，国府势力由大股转为小股分散袭扰。

1946年3月，苏联军队逐步撤回国内，中华民国政府向东北地区增兵。5月，中共军队撤出四平、长春。各地相继出现攻击中共政权的暴动，如东宁五一暴动、绥芬河五四暴动、绥阳五八暴动、牡丹江暴动、通化暴动等，北满反共武装提出“杀尽关里来的”，要与国民党主力军队“会师哈尔滨”。

北满是当时反共武装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松江地区、合江地区、牡丹江地区、嫩江地区和黑龙江地区，都存在数量不等、名义上受国民党委任或与其保持联系的原满洲国反共武装。其中包括郭世民、曹兴武、王正午、左建堂、郭士珍、姜鹏飞、刘昨非、王兴武、刘兆勋、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马喜山、张乐山、马川越、邢宪章、张百藩、尚其悦等人所部。这些力量控制若干城镇和乡村，对新建立的地方政权形成持续威胁。为处理北满局势，东北局先后调主力部队进驻松江、合江、牡丹江和黑龙江地区执行清剿任务。第359旅于1945年11月到达沈阳地区后，先在抚顺以北地区作战，随后于12月转赴北满；原胶东军区海军支队进入东北后，一路北进一路清剿地方武装，先后在乌拉街、舒兰、五常、榆树等地作战，并于1946年2月抵达牡丹江地区；山东军区第7师也进入黑龙江地区参与清剿。与此同时，北满各地党政军机关也展开部署。松江省方面于1945年12月提出“建军、清剿反共武装与发动群众”并行的方针，并于12月12日成立剿匪司令部。此后，松江军区先后对五常、周家店等地武装力量展开进攻。1946年2月，松江省工作委员会再次发布指示，要求各地继续清剿反共武装，并发动群众配合作战。1946年春，松江军区与第359旅、第7师、龙江军区联合行动，4月28日进入哈尔滨，随后抓获曹兴武。到此阶段结束前，松江军区已在哈南、哈东、哈西、哈北及哈尔滨市内进行多次作战，控制了多座城镇。

合江省工作委员会于1945年11月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当前军事任务是消灭反共武装，并组织“反奸”、“反特”活动。1946年1月17日，合江军区召开“清剿动员大会”，随后对李华堂、谢文东、张雨新、孙荣久等部展开连续作战，在清河、祥顺山、三道通、太平镇、湖南营、双河镇、刁翎等地先后取得进展，收复依兰、勃利、密山、宝清、饶河、抚远等县城，局势初步稳定。牡丹江地区自1946年2月中旬起，由田松支队、宁安警卫团等向南部地区展开清剿，随后又转向北部地区作战。3月下旬，牡丹江与合江两支部队在柳树河子会合，经联合作战，打通了牡丹江与佳木斯根据地之间的联系。5月，姜学、王介孚等人纠集地方反共武装，在牡丹江发动反共武装暴动，围攻军区及党政机关，后被驻军击退，主要组织者被捕。嫩江省委和嫩江军区成立后，也先后在甘南、阿荣旗、朱家坎、景星镇等地作战。1946年1月，一支约5000人的武装对甘南发动进攻，嫩江军区予以阻击。其后，军区又收复嫩江、讷河、富裕、林甸、泰康、龙江、景星、布西等县镇。4月24日，嫩江军区和新四军第3师等部进入齐齐哈尔，嫩江党政军机关随后迁入该市。黑龙江省工作委员会则提出“巩固克山，保卫拜泉，打下泰安，再解德都之围”的作战计划。当地规模较大的反共武装为尚其悦部。1945年12月27日，龙江军区集中部队向泰安发动战役，至31日占领泰安，基本击溃其主力。其后，龙江军区又分南、中、北三线继续推进，到1946年4月底，在绥化、庆安、黑河、孙吴、逊河等地取得多次战果。

在西满地区，不少满洲国、地方武装人员，被国民党方面收编为“光复军”“先遣军”等名义的反共地方武装，活动于阜新、彰武、通辽、开鲁、奈曼旗、四平等地。1945年11月，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成立后，将清剿这些武装视为紧迫任务，并专设指挥机构统一作战。进入该地区的新四军第3师各部开始分散活动，于1946年1月先后攻占通辽和开鲁，并继续追击张念祖、“大金龙”等部。3月，第3师、第7纵队和辽西军区等部进入四平，击败包括“铁石部队”在内的多支地方武装。与此同时，吉林军区独立第1团、阜彰县大队、康平县地方武装和辽吉省五地委所属部队，也分别在农安、八家子、康平、彰武、新民、阜新等地展开多次作战。西满地区的清剿行动，为此后中共根据地扩展提供了条件。

东满、南满两地的反共势力构成较为复杂，其中相当一部分以潜伏日军残部和原满洲国人员为基础。例如，原满洲国奉天省检查厅人员程玉堤与日本特务合作，组织“先遣第15路军”和“铁血团”，活动于安东地区；孙耕晓与原日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等人，则在通化、临江一带纠集原满洲国人员和日满残余；千山、岫岩、瓦房店、抚顺等地也存在规模不等的地方武装。1945年11月，驻南满地区的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力在建立地方政权的同时，开始对岫岩、瓦房店、千山、姚千户等地武装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11月下旬，辽东军区部队和通化支队自宽甸向通化推进，12月1日控制辑安，12月7日进入临江。1946年元旦前夕，安东附近的日满残余与国民党特务准备在市内组织行动。安东军区获悉后先行逮捕其主要组织者，破坏其指挥体系；随后通过军事清剿和发布通告等方式，促使其武装瓦解，阻止了这次反共武装暴动。

1945年11月下旬，中共吉辽省委和东满军区成立后，山东军区第1师进入吉林地区，第2师进入通化、海龙、汪清、延边等地，与地方武装协同作战。1946年1月至4月间，这些部队在敦化、安图、汪清、伊通、长春等地，对多支反共武装持续作战。2月2日，孙耕晓与藤田实彦等人在通化纠集原满洲国人员、日军残部及其他武装，准备发动反共武装暴动；中共通化地委和驻军迅速采取行动，将其压制，逮捕了相关首脑。此后，吉敦军分区和延边军分区继续在敦化、安图、汪清等地作战。4月18日，东满军区所属部队进入长春，击败守军和相关地方武装。

据《东北日报》1946年4月20日报道，自东北部队进入东北至1946年3月，共进行较大规模清剿作战212次，毙伤俘对方人员78495人，其中包括日军残余1638人，控制城镇118座。按中共方面的说法，这些行动为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及其后对国民党军作战提供了条件。

### 冲突全面开展（1946年6月至1947年4月）

自1946年6月东北国共双方暂时休战，至1947年4月东北夏季攻势开始之前，是中共在东北动员巩固其根据地的时期。中共通过从1946年10月底开始的作战，击退国民党军对南满的重点进攻而扭转东北战局，这个阶段也是中共东北主力部队与其地方武装联合进行进攻围剿各地反共武装，双方冲突全面开展的高潮阶段。

四平于1946年5月易手后，国民党军继续占领公主岭、吉林、长春，并推进到松花江边，但因作战损失较大，已无力继续北进。与此同时，蒋介石准备将战略重点转向关内战场，也难以再向东北增兵，因此同意自6月7日起在东北暂时停战，后又宣布延长停战时间，准备待关内战事取得进展后，再调兵北上。这样，东北战场出现了四个多月的相对休战期。中共东北局利用这一时机，集中力量推进根据地建设，并在各地加快清剿反共武装的行动。

经过前一阶段作战，东北各地反共武装已受到一定打击，但主干力量并未完全消失。随着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四平战役后后撤，国民党军又相继进入四平、长春、吉林等地，这些地方的反共势力随之活跃起来，并试图配合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展开行动。与此同时，中共在各地清算满洲国政权残余、土地改革和地方政权建设，也触动了地主、原满洲国人员、地方武装头目等群体的利益，使不少原有的反共力量进一步合流。一些原先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人逃往国民党控制区，宣称将随国民党军“打回来”。北满地区一些被打散后潜伏下来的反共武装，也同被清算的地主和原满洲国人员相互联结，在农村袭击区乡武装、杀死共产党地方干部和土改支持者、破坏交通、散播流言，试图在后方造成混乱，以策应国民党军的进攻。

松江地区这时出现了大量小股反共武装，总数达六七千人。国民党东北保安总司令部第4军第95师师长王兴武在延寿一带联合“蓝金甲”等十余股武装，频繁袭扰，致使双城、拉林、宾县等地部分中共的农村政权遭到破坏。牡丹江地区局势也趋于紧张。东北挺进军第16支队司令岳兴宇、少将旅长王枝林等部扩充到约3000人，下设多个处、团和独立营，先后在东宁、绥芬河、绥阳、道河一带组织武装暴动，一度推翻两个县的中共地方政权，并杀死多名县、区干部和士兵。仅马喜山所部，就曾袭杀东北民主联军官兵280余人，袭击村庄40多处。合江地区反共武装也迅速增加到5000余人。谢文东在东安与鸡西之间召开会议，部署攻占鸡西和东安；5月15日，他率部围攻鸡西，5月27日郭兴典部又攻占东安。赵秉所部东北光复军先攻同江，后又联合宝清一带武装袭击富锦。李华堂、张雨新等人也在多地集结兵力，持续发动袭扰。

黑龙江境内这时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分散武装，规模从数人到数十人、上百人不等，仅北安地区就有2500余人，在绥化、庆安、铁力、望奎、海伦、拜泉、明水、泰安、德都、孙吴、黑河等地频繁活动，袭击中共地方政权和党政干部。6月3日，中共望奎县委书记胡再白、县长冯耕夫赴北安开会途中被击毙。6月中旬，黑河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王肃返程途中，也遭刘山东部袭击，在战斗中阵亡。西满地区的冲突同样激烈，特别是一些曾受中共土改针对的地主、原满洲国人员和地方武装头目重新联合，组织起“还乡团”“红眼队”等武装，在一些地方展开报复活动。仅长岭县就发生23次袭击区政府、农会和地方武装的事件；农安县境内反共武装则从原来的19股增加到300多股，共3000余人。

面对上述局势，6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要“彻底剿灭土匪，解决土地问题”。中共中央于1946年6月3日致电东北局，要求继续执行1945年12月关于东北工作的指示，从长远考虑，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建设根据地。东北局随即指出，四平失守后工作的关键，是动员各种力量深入发动群众，尽快解决土地问题，并加紧清剿各地反共武装。6月4日，东北局发出关于清剿反共武装和发动群众的意见，提出应抽调部分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和工作队下乡作战，力求尽快压缩和消除各地反共力量。

6月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在《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地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所有剿匪区域，必须发动群众。因此应有计划地抽调千余干部组织工作团，经过动员、解释，使大家深切了解东北的斗争是长期的、残酷的，国民党反动派有其后台老板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他还有力量。还会继续运兵来，扩大内战。今天敌我力量的对比，从武器装备、兵员补充、物资供应等方面讲，应该承认还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不仅现在大部分大城市已经失掉，而且应估计到将来还会失掉一些。我们不应该存侥幸心理等待和平到来，而应有长期斗争的决心和具体准备。今天我们在东北的民主斗争，远非昔日在华北之民族斗争。过去是民族敌人，而今天的敌人是有强大的美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后者在东北不仅有敌伪残余、地主豪绅的支持，而且在东北人民中还有其正统的影响，因此，我们存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必须更加依靠基本群众和团结一切民主力量，而其中最基本的是经过极其艰苦的工作，发动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使之真正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并拿起武器积极剿匪、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人民武装，造成人民战争，才能缩短敌强我弱的距离，使我党我军在东北最后立于不败之地。”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作出专门决定，明确划定各部队负责区域：合江军区在依兰、太平镇、萝北、富锦等地展开行动；第359旅与牡丹江军区第3支队负责东安、密山、鸡宁、勃利、林口一带；田松支队负责穆棱、绥阳、东宁地区；牡丹江军区第14团和保安团负责牡丹江以北仙洞、五林河、柴河、桦林地区；松江军区负责延寿、珠河、苇河、一面坡及通河、方正地区；西满军区则派出干部和老部队协助黑龙江地方武装行动。中央要求各路部队尽快进入指定区域，互通情报、协同行动，不给对方恢复和转移的机会。

6月16日，中共中央调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机构，由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组成东北局常委会。

7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指示，要求主力部队各师（旅）按已划定根据地的区域“各派出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去打匪和做群众工作”，要求各党政机关“各抽出约五分之二的干部，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概下乡做群众工作，创造我们在东北的立脚点”，“各地必须对于剿匪作出全面的计划，必须区分轻重缓急，集中力量实行各个围歼与穷追，以求俘获与追剿，务必避免兵去匪来的现象，打跑了土匪不算完成任务，只有消灭了土匪才算完成任务。”

7月3日至11日，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陈云主持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决议，即通常所称的《七七决议》。决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创建稳固根据地应居于首位，而清剿各地反共势力则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7月25日，东北局再次要求各分局和军区，在原已抽出兵力和干部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基础上，再增派部队和干部深入地方，推进群众工作和清剿任务。随后，东北各级党政机关共抽调约1.2万名干部下乡，开展清查、土地改革和地方政权建设；东北民主联军也抽出三分之一以上主力，同地方武装协同行动，东北全区随即形成新一轮双方冲突的高潮。

国民政府方面为应对己方不利局面，8月，负责东北地区军事的机构——东北保安司令部规定：“各省划区宣抚、化装潜入，秘密工作”，“设立前进指挥所，统一收编各地下军”，地下军在长春不得设办事处，各部队队长“必须在敌区工作”等。

这一阶段的冲突重点仍在北满。松江军区于6月6日明确各分区任务后，随即展开行动。江南军分区第3团在珠河、苇河山区追击刘昨非、韩小胡等部，于7月间消灭其500余人；江北军分区独立团在巴彦、呼兰地方武装配合下，消灭大青山、蒙古山、凤山及泥河沿岸武装3000余人。各地的群众性武装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作用。7月26日，王明德部600余人奔袭拉林县王家岗，中共的农民自卫队和群众组织坚守并配合反击，将其击退。呼兰县乐业村自卫队仅13人，也曾在县武装到达前抵挡住400余人的进攻。延寿县地方武装则在军事清剿、压缩活动空间、处理骨干人员和争取放下武器者之间采取并用办法，收到了较好效果。8月，姜鹏飞和李明信等人计划在哈尔滨发动武装暴动，相关情报被侦获后，主要组织者先后被捕。进入冬季后，中共松江省委和松江军区又结合五常经验，利用残余武装困于山林、补给困难的情况，组织部队、民兵和自卫队开展搜山行动，同时辅以政治争取。仅10月至11月两个月，就进行较大战斗109次，消灭或收降4275人，并收缴隐藏枪支8300余支。

合江地区的行动同样集中而持续。7月初，合江军区第4支队和第359旅配合，击败郭兴典、杨之范等部，重占宝清，并继续追击至富锦、桦川一带，至7月12日共打击1400余人。7月下旬，东安军分区在鸡西附近俘获孟尚武、刘云龙、李树臣等人。此后又向东安、密山、连珠山等地的反共武装展开攻击，进一步分散其兵力。8月初，李华堂、谢文东等部在刁翎地区会合，共产党合江军区部队连续追击，打击其约7000余人。随着作战推进，合江军区逐渐形成以连续追击、反复搜索和重点抓捕首脑为核心的办法。10月18日，合江军区和第359旅主力在依兰县境内发起围剿，经过20多天作战和搜山，打散谢文东、李华堂等大部主力力量，并陆续缴械、收降多人。此后，谢文东于11月20日在依兰以南山林中被俘虏；张雨新于11月27日在三道通被抓获；李华堂则于12月12日在刁翎与林口之间的大柏树沟被俘。1947年3月26日，孙荣久也被合江军区部队捕获。至此，合江地区影响较大的几名反共武装首脑先后被控制，随后继续配合开展搜山行动，清除余部40余股。

牡丹江地区方面，军区部队在1946年5月复占绥阳后，又于6月10日复占东宁；随后在泊儿头屯、红石位子等地继续进攻，俘获姜开山、吴三虎等人，解除大批武装。7月23日，又在牡丹江北部柞木台子围攻以“九彪”为首的武装，俘获多人。11月27日至12月29日，牡丹江军区集中第2、第14团一部东进，经过追击大股武装和分散清理两阶段，共进行7次作战，俘获占聚甫等人，并接受部分人员投降。1947年初，海林地区著名反共武装头目张乐山即“座山雕”也被锁定行踪。牡丹江军区第2团侦察人员化装接近其据点，于2月7日将其及随从25人全部抓获。随后在继续追击丁焕章、郑三炮等部的行动中，杨子荣阵亡，后被中共授予“特级侦察英雄”称号。

嫩江军区在这一时期采取追击流动武装和驻点控制相结合的方式。对大股骑兵或机动武装，主要由骑兵部队追剿；对小股分散人员，则依靠县区武装负责处理。1946年8月22日至25日，嫩江骑兵在塔溪、柏根里一带打击王乃康、李云豪等部500余人；与此同时，第1军分区和县区武装又在多地清剿1300余人。据1946年9月至1947年3月统计，嫩江军区共进行了524次清剿作战，收复10座城市，毙、伤、俘对方约1.5万人。

黑龙江军区于1946年6月9日发布命令，要求各县分区负责，把清剿行动同发动群众运动结合起来。6月中旬，第2、第3旅和骑兵团攻占老西窝棚屯，击溃刘山东部并先后进入逊河、奇克等地。8月13日，西满军区特务第1团占领呼玛。10月至11月，黑龙江军区又进行62次行动，俘获大量人员和武器，并抓获多名地方反共组织领袖。11月，王乃康潜入村中躲藏时被当地配合搜捕。1947年1月至2月，黑龙江、合江、嫩江三军区联合围剿继续活动于结合部的刘山东部，于2月2日在逊河县松树沟一带抓获刘山东、李亚洲等人，并消灭其余主力。随后在呼玛、漠河一带又清除了其残部，并于3月至4月间先后控制呼玛、鸥浦、乌云、漠河等边境县城。

松花江以南的西满、东满、南满地区，由于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长期处于犬牙交错状态，情况更为复杂。各地部队既要应对国民党军正面压力，也要利用间隙清理地方反共武装。1946年8月下旬，苏和巴特尔、敖木喇嘛等部600余人围攻科尔沁左翼中旗地方政权，新四军第3师独立旅迅速赶到，将其击退。第8旅第24团在泰来大五家子、沿江屯一带打击刘鸣久部；骑兵团又在杏树屯击毙王克复、傅金生、许天春等人。8月，新四军第3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9月，第4师在泰安境内消灭“十八省”“天边扬”等部大部，并于9月26日同长安支队在伏龙泉附近打击“嫩江队”500余人。10月下旬，第6师又在伊盟塔、哈尔套一带击溃骑兵武装和“铁石部队”残部。原新四军第3师系统部队至此共毙俘对方5570余人，另接受投诚1100余人。与此同时，地方县区武装大规模组织情报网、联防和联保，对零散武装展开清查。凤城县大队两个月内收降160余人，安东第4军分区仅1946年10月一个月就清剿245人，辽南第2军分区在1947年上半年进行了54次行动，清理20余股共1000余人。

这一时期，中共的各地清剿行动还与“反特”、“肃奸”工作结合推进。按照中共方面的判断，东北许多地方反共武装与国民党地下组织、特务系统之间关系密切。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有关组织在东北设立多种训练班、团体和地下机构，进行宣传、情报收集和组织活动，并建立“别动队”“铁血团”“坚毅队”等组织。戴笠系统在长春、哈尔滨、沈阳等地设立组、站、分局及各类特别组，全东北特务机构达50多个。这些组织除搜集情报外，还参与爆炸、破坏和组织武装活动。针对这种情况，各级党政机关和军区、分区联合采取行动，在城乡广泛推进“反特”工作。到1947年上半年，铁路沿线和重要城镇破获了一批特务组织，并打掉多处操控地方武装的地下党部。按不完全统计，共清除33个特务组织，逮捕特务人员3029人。

经过这一阶段持续而大规模的行动，东北地区较大的反共武装已基本被清除。这些行动也推动了中共的根据地建设的全面展开，并随着部队和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和建立基层地方政权。到1946年11月，中共东北解放区已将2604万亩地主土地没收，并普遍建立乡村基层政权，组织起12.3万余人的民兵和“自卫队”。到1947年4月，中共在东北已基本形成东满、西满、南满、北满相互衔接的较稳固根据地，占东北面积约70%。毛泽东于1947年5月20日致电东北局时即指东北在土地改革、群众动员和军队建设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至1947年4月，中共称已经基本消除北满地区国府势力。5月，中共称基本肃清东北解放区的各种反共武装。

### 按照“新老解放区”不同情况开展战役（1947年5月至1948年11月）

自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到1948年11月东北全境易手，这一时期的双方战斗，中共主要依靠地方武装，并根据“老解放区”、“新收复区”和“边沿区”的不同情况处理各地反共武装问题。这一阶段的行动，是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以及辽沈战役、逐步取得战场主动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战线推进和中共解放区扩大，各地继续进行清算旧政权残余、土地改革和基层政权建设，并动员农民加入解放军。以地主、地方豪强、原满洲国人员及其他地方势力为基础的反共武装并未停止活动，仍与国民党潜伏人员和地方特务保持联系，在一些地区持续进行袭扰、破坏、抢掠，并对支持土改的“积极分子”和中共地方干部实施报复。这一时期，中共的清剿行动与肃清特务网络同步推进，由地方武装、公安机关和“群众组织”配合，以便同时处理武装活动和地下组织问题。

1947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关于清剿工作的报告中指出，大股反共武装虽已大体消失，但地主和潜伏人员仍藏有武器，零散人员仍在活动；今后的重点应放在依靠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继续收缴私藏枪支、清查社会关系网、组织精干力量配合民兵搜山搜捕，以进一步稳固根据地。5月5日，东北局在《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又提出，随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失利，其在中共解放区内的特务和破坏活动可能加剧；同时，青纱帐季节到来后，隐蔽的小股武装可能重新活跃，因此必须继续在城乡发动群众，清理反共势力和特务组织，巩固后方秩序。此后，东北各地继续推进相关行动。

由于区域情况不同，这一阶段大体形成两种类型的作战方式：一类是“老解放区”以后方清理零散残余力量为主；另一类是“新收复区”及国共控制区交界地带，仍有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

在中共较早控制的“老解放区”，由于大股反共武装已基本被压制，这一时期主要任务转为清理隐匿、分散活动的残余人员。松江军区根据当地情况，于1947年5月后部署由地方武装承担主要责任，把练兵整训与清剿结合起来，并在哈南和“三肇”地区组成联合指挥机构。到1947年12月，全区共毙、伤、俘反共武装的零散人员596人。1948年8月29日，松江省政府又发布训令，要求各级政府针对各地活动特点，发动群众运动，配合公安和地方武装继续组织清剿和防范。随着地方部队、公安武装、民兵和群众逐步形成协作网络，残余反共武装已难以再聚集活动。合江军区则用“随起随打，不使滋蔓”的办法，对山林地带采取小分队搜山，对流动作战人员加强侦察和拦截。1947年7月25日，合江军区下达夏季清剿命令，分析了残余武装分散、隐蔽、机动的特点，要求搜索、驻守、堵截部队划区负责、统一指挥。12月23日，合江省委、省政府和军区又明确把下江、刁翎、汤原划为三个重点区域，实行分区负责、持续清理。到1947年年底，合江部队共毙、俘各类反共地方武装头目975名。牡丹江军区则派出小股机动力量继续追击残余人员，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间，在林口、宝清、饶河、密山四县共毙、伤、俘137人，当地反共武装已接近失去持续活动能力。嫩江地区在大股武装被打散后，仍有少量三五成群人员四处抢掠，一些反共地主分子也对执行土改的干部、支持者进行报复。为彻底清理这些残余反共力量，嫩江军区于1947年10月在泰安、景星、龙江、富余、甘南等地组织若干20至50人的骑兵分队，配合地方群众和工作团持续清查。黑龙江地区在经历前期集中行动后，残余力量多潜伏于森林和边境地带。黑龙江军区继续组织追击，1947年全年共毙、伤、俘零散人员847人，缴获长短枪512支、轻机枪10挺。为提高山林地带作战能力，黑龙江军区于1948年8月31日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针对零散武装的战术、指挥与动作训练，并集中培训射手，改善过去对小股目标打击不准的问题。这些措施使大部分残余人员难以继续活动，部分选择投降或返回社会谋生。

随着战局推进，东北出现了大量“新解放区”、“边沿区”以及反复易手的拉锯地区。1947年5月至7月的夏季攻势中，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先后进入37座县市，后又失去其中14座；8月至11月秋季攻势中进入19座，后又失去或被对方重新控制11座；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冬季攻势中又进入28座，后再失去9座。在这些地区，反共势力仍较活跃，特别是在长春、沈阳、锦州周边的国民党控制区外围，各类地方武装仍有相当数量。这些力量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原本无法在中共解放区长期立足而四处流动的地方武装；二是依附于国民党军队的地主武装，如“还乡团”；三是在战斗中溃散的国民党散兵和潜伏人员；四是由国民党方面重新组织的游击武装。这些力量依托国民党控制区，频繁进入中共控制区袭击基层政权、农会干部和中共支持者。例如辽西北票县，不少地主、富农加入地方武装，配合国民党方面进行报复活动，被称为“红眼队”；据统计，当地有400多名干部等死于其袭击。1947年6月5日，《大刀进行曲》词作者、时任开鲁县委宣传部长的麦新，也在一次反共武装袭击中被击毙。辽北、辽中一带的反共活动同样频繁，据辽北军区1948年9月23日报告，辖区内尚有14股、共799人的反共地方武装。针对这类地区的情况，1947年9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边沿区斗争的指示，指出“新收复区”内普遍存在数量较多的反共武装，如吉南约有四五千人，安东约有两千人，要求各军区、军分区选派较强的地方部队，由主要领导亲自指挥，在较短时间内压缩并清除新收复区内的反共武装活动；同时强调，清剿行动必须与群众运动和地方政权建设结合推进。10月15日，东北局又在关于今后半年建军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凡接敌区和新收复区新建的独立团，应首先作为地方机动部队使用，以处理地方武装、打击分散袭扰的国民党部队，并直接配合主力作战。根据这些要求，各“新解放区”和边沿区进一步推进了清剿行动的组织与领导。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前，中共用三年时间基本消灭了东北地区反共势力。9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发布第15号“匪情通报”，要求各地继续清剿残余反共势力。11月辽沈战役结束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攻占东北全境。标志中华民国政府对东北的管辖结束。

### 战役尾声，残余“匪特”被消灭（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

自1948年12月东北全境易手，到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进入清理残余反共势力、打击国民党特务网络、进一步巩固解放区的阶段。东北已不再是主要战场，相关行动主要是为了稳固根据地、保障东北作为中共在全国战略后方和重要工农业基地的功能。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入关作战，东北境内仍留有少量溃散的国民党残部、地方反共武装和潜伏特务组织。这些力量分散在城乡和边境地带活动，继续对中共东北政权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在东北布置了大量中统、军统系统人员和潜伏组织。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于1948年11月10日发出限期清理零散反共武装的指示，要求尽快消除辽沈战役后逃散各地的国民党武装残余。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开始入关，东北地区的清剿任务随后主要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负责。同日，东北局在关于全东北解放后形势与任务的决定中提出，今后东北工作的重点应转向经济建设和巩固后方，以支援全国战争。1949年1月15日，黑龙江省、合江省、嫩江省联合召开“剿匪会议”，建立统一的“剿匪指挥机关”，近一步清剿“残匪”。

在辽沈战役中被打散的一些国民党部队向内蒙古草原方向逃散，其中较主要的一股，是苏和巴特尔率领的蒙古骑兵第1旅残部千余人，向昭乌达、锡林郭勒一带转移。中共内蒙古区工委、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于1948年11月16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部队立即部署行动，处理这些流动作战人员和反共武装。为统一领导东部地区行动，内蒙古军区根据东北军区命令，于11月27日在林东成立“剿匪指挥部”。此后，内蒙古骑兵第10师、第16师和骑兵第1师等部在翁牛特旗、阿巴嘎旗、林西等地先后拦截、追击蒙古骑兵残部，蒙古骑兵继续西逃至阿拉善旗后被当地部队击败。

在锡林郭勒盟境内，仁钦道尔吉、胡图林嘎等人为首的500余名地方武装曾被国民党收编为“蒙古边境骑兵总队”，并联合其他小股武装继续活动。1949年1月至4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1师进驻林西、经棚、贝尔庙等地，骑兵第3师一部进驻五十家子、彦吉格庙一带，警卫团进驻农乃庙、喇嘛库伦周边，对胡图林嘎等部实施合围追击。5月至6月，骑兵第1师和骑兵第4师又分别在西乌珠穆沁旗、西苏尼特旗等地继续清理相关武装。6月1日，骑兵第4师在西苏尼特旗击溃协理呢鸣等部400余人；6月5日，骑兵第1师在喇嘛库伦西北将两股活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武装共306人全部解决，俘获胡图林嘎达布苏喇嘛等人。在半年行动中，内蒙古军区共作战62次，处理相关武装2577人，其中毙伤456人、俘获1755人、接受投诚366人。

热辽地区在全境易手后，许多新收复的城乡仍存在不少反共武装，并常活动于喀左、青龙、平泉、宁城、建平、建昌等县交界地带，对中共基层干部、政权和支持者发动袭击，较大的有宋山、金济川等部，各有百余人。1948年12月热河全省易手后，中共热河省委、省政府重新部署相关工作，提出继续发动群众运动，并把政治争取与军事清剿并行推进。各县普遍成立“剿匪委员会”，统一领导搜山、查村和分区行动。仅隆化、滦平、丰宁等县统计，到1949年6月，共争取瓦解相关人员3736人，缴获步枪1588支、手枪49支、机枪32挺、火炮2门。1949年1月至6月，辽西军区又清理反共武装750余人，境内较大的武装集团基本被消除，“老总”“北侠”“双山”等地方头目先后投降或被抓获。

此后，热河地区的残余反共武装转入更隐蔽的分散活动。北平、天津易手后，一些逃亡地主、散兵、旧宪警人员返回乡间潜伏与当地反共势力和特务网络结合。针对这一变化，热河军区于1949年7月下旬再次作出部署，要求各部在8月至10月间集中处理“匪特问题”。8月5日，喀左、宁城、凌源、建昌四县在平庄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联合行动，随后各县迅速实施追捕，抓获一批潜伏反共组织头目。1950年4月，陈化洲在越狱后再次组织武装，于锦西、建昌交界地带活动；同年6月，热河公安总队与当地民兵将其部击败，陈化洲后于1951年1月在松江省阿城县平山被再次抓获。此后，热西的尹相乃、热东的于清泉、赵殿云、热中的刘汉章、热南的赵辅臣、姜怀义等人，也先后被各县、旗联防武装击毙或逮捕。辽宁、吉林两省地方武装也同步清理残余力量，例如新金县到1949年1月15日为止，已消除7股流动作战人员，共击毙、俘获40余人，地方秩序趋于稳定。

在内蒙古和热辽地区处理溃散的反共武装的同时，东北北部各省也对残余反共势力进行了系统部署。1948年11月17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发出冬季行动补充指示，要求党政军民密切协作，争取在当年冬季和次年春季完成主要任务。1949年1月15日，黑龙江、合江、嫩江三省联合召开会议，指出三省范围内的大股武装已基本消失，但山林地带仍有少量人员活动。会议决定以黑龙江省军事部为中心，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统一协调各部队协同作战，并在重点区域设点控制，同时保持足够机动力量经常出击。会议还要求嫩江、合江两省常备800至1000人的机动兵力，并保证至少500人能够持续行动；各团还应设置武装侦察排，专门掌握山内情况，力争在1949年9月底前基本解决相关问题。会议同时强调，在行动中要执行中共关于少数民族的政策。1949年初，东北挺进军混成第6旅骑兵独立第20团莫金生部210人，活动于黑龙江北部山林。中共认为其成员中有部分少数民族居民，相关部队依照三省会议精神，在军事压力之外反复进行政策宣传和拉拢，最终促使这批人员于1949年5月分批下山投诚。

东北全境易手后，潜伏各地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成为威胁中共东北基层政权的因素。1948年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已判断东北战局难以挽回，遂决定在东北加强潜伏部署，准备长期活动。临近易手前，中统、保密局、绥靖第2大队等机构又对东北各地特务系统进行了调整，扩大潜伏力量。国民党方面曾多次要求东北地区特工组织隐蔽待机，甚至提出可潜伏两年后再采取行动。据材料记载，沈阳在解放初期即有潜伏特务和间谍2000余人。除潜伏人员外，国民党方面还布置了一系列破坏活动。1948年10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到东北，授权绥靖第2大队队长陈振山负责破坏任务，并设立专门爆破组和暗杀小组，何士英等人参与其中。受这些网络影响，东北各地不断出现暗杀和武装扰乱事件。

针对这些情况，中共东北军区部队、地方武装和各级公安机关协同行动，持续侦察、抓捕并破坏潜伏组织。1949年2月23日，热河站围场组被破获，抓获4人；3月1日，凌源组被破获，抓获7人；3月29日，沈阳组被破获，缴获电台1部并抓获7人；4月8日，抓获辽阳中统人员5人；4月10日，抓获锦州中统人员3人；4月18日，平泉组被破获并缴获电台1部；4月21日，又破获建西一宗地方武装、地主与特务勾连准备发动反共武装暴动的案件，抓获25人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据不完全统计，这一阶段共破获相关案件246起，摧毁国民党特务组织95个，抓获各类特务人员3860名，其中组长以上322名，查获电台135部。

通过这一阶段持续的清理行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地方反共武装和潜伏特务网络基本被压制。总体来看到1949年底，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以军事机关和部队为主体的“剿匪”工作结束。1950年后，东北军区工作重心开始转入支援朝鲜战争的作战，清剿“匪特”的工作转由地方政府治安机关统一领导，列入经常性工作计划。

## 后续

随着大部分反共武装大部被中共东北当局镇压，中共将清除反共武装人员的工作转移到公安机关主导，并通过各种“反动党团登记”“反间反特”和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对东北地区的反共势力进行清算，同时打击取缔会道门（中国共产党称其为“反动会道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毗连朝鲜的东北地区反共武装活动有复苏迹象，并得到美国、大韩民国和台北中华民国方面的支持，但多被中国共产党的军警镇压。例如吉林省当局称反共分子通过破坏生产，进行投毒、暗杀等破坏活动。1950年，吉林公安机关共破获“匪特”案件249起，其中有14起策动武装暴动，约有636人，缴获长短枪、盔甲、车马、令旗、印鉴等。

## 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剿匪中的胜利，有力地保卫了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根据地，保障了解放军在东北的最终胜利，并且为日后在全国剿匪提供了经验。而且，剿匪与土改并行，使广大人民得到了实惠，促使东北人民积极参加及支援解放军。参军参战的东北百姓据称到1948年底“平均一天拉出一个连队”。

## 基本资料

- 属于：“全国大剿匪”、第二次国共内战
- 头衔：东北剿匪、东北地区反共游击战
- 日期：1945年8月-1949年12月
- 地点：中国东北地区（原满洲国辖境，含东蒙、热河地区）
- 结果：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东北地区的大规模反共武装活动被基本镇压、清理残余反共武装的责任转交给公安机关
- 参战方一：（1949年10月后）、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10月后）、西满军区、东满军区、北满军区、（少数战役）支持：
- 参战方二：名下的地方武装、东北挺进军、吉林地区先遣军、光复军、宣抚师、保安军、救国军、还乡团、忠义救国军、蒙古骑兵、蒙古边境骑兵总队、敌后工作委员会东北四省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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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满残余武装、“中日联合政府”、大和团、血樱团、铁血团、满洲国皇室部分人员 红胡子、会道门、老母道、一贯道
- 指挥官一：林彪、彭真、高岗、罗荣桓、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萧劲光
- 指挥官二：无统一领导、谢文东、姜鹏飞、王文福、姜廷相、苏合巴特尔、姜兴宇、高铭三、仁钦道尔吉、胡图林嘎、石井修三、藤田实彦、宋子明
- strength2：高峰时约近25万人
- 伤亡二：201173人（含死伤、俘虏）、各种枪炮被缴获59287支、骡马被缴获6896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