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海军

奥匈帝国海军（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 Kriegsmarine，Császári és Királyi Haditengerészet，常缩写为k. u. k. Kriegsmarine）是存在于1867年至1918年期间奥匈帝国的海上军事力量。

奥匈帝国的前身奥地利在16世纪即有雇佣武装商船，成立多支多瑙河舰队，提供在17世纪打败鄂图曼帝国的助力，也曾为奥属荷兰海上护航，此时奥国尚无统一指挥的海军部队，各舰队多各自行动。至18世纪中叶，欧洲爆发“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奥国在亚得里亚海的防御弱点显而易见，促使考尼兹伯爵提倡建立一支真正的海上舰队。直到约瑟夫二世在位期间才着手建立海军，然而奥地利旋即在拿破仑战争中战败，依《坎波福尔米奥条约》与法国瓜分威尼斯共和国，取得威尼斯本土、伊斯特里亚与达尔马提亚并接收其海军，法国则得原属威尼斯的爱奥尼亚群岛等地中海岛屿。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奥地利海军开始活跃，包括环游世界的护卫舰“纳瓦拉号护卫舰”、极地考察、参与希腊独立战争、普丹战争和普奥战争，其中尤以后者期间爆发的利萨海战最为著名，奥国海军在此役中击败数量占优的意大利海军，是其建军史上最重大的一次胜利，舰队指挥官威廉·冯·泰格霍夫亦因此役成为奥匈海军的代表性人物。

1867年，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合并为“奥匈帝国”，“奥地利战争海军”（Österreichische Kriegsmarine）之名亦冠以“皇家与王家”以示其二元性。然而二元体制为海军发展带来长期障碍：以农业为主、对海外贸易兴趣有限的匈牙利一方，长年在议会抵制海军拨款，海军又须与地位远高的陆军竞争有限资源，声望与经费俱处弱势。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美西战争、日俄战争与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权著作的影响下，各国兴起海军扩充的风潮。海军司令赫尔曼·冯·斯波恩率先依马汉理论倡建一支均衡舰队，1904年继任的鲁道夫·蒙特库科利则开启奥匈海军史上规模最大的扩建，并在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坚定支持下推进造舰。1906年英国“无畏号”战舰下水，该舰技术远胜同时期战舰，使既有舰艇甫服役即告落伍，引发各国竞相建造同型“无畏舰”的军备竞赛；奥匈帝国遂以意大利为主要假想敌，外交上亦与德意志帝国逐渐靠拢，先后建成3艘拉德茨基级准无畏舰与4艘“泰格霍夫级”无畏舰，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由老旧的近岸防御力量成长为以亚得里亚海为活动范围的远洋舰队。其间海军亦以列强身份参与希土战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与八国联军之役等国际局部行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海军作为一支防御性质的海军，主要任务为保卫亚得里亚海沿岸与维持海上交通，并以意大利海军及地中海的协约国海军为对手。海军采取“存在舰队”战略，将主力舰队保存于主基地普拉以牵制大量协约国兵力，实际攻势则交由高速的巡洋舰、驱逐舰与潜舰执行袭扰，借此维持对亚得里亚海大部海域的主动权。意大利于1915年参战之初，海军即倾主力突袭安科纳等意大利东岸港埠；其潜舰亦击沉法国装甲巡洋舰等舰，将法军舰队逐出亚得里亚海。1917年的奥特朗托海峡海战为这片海域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奥军虽胜，却不足以扭转整体海上态势。然而海军主力舰几乎在港内度过整场战争，1918年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击更以无畏舰“圣伊斯特万号”遭意大利鱼雷艇击沉告终。战争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为奥地利与匈牙利两个内陆国家，舰艇遭协约国瓜分，昔日旗舰“联合之力号”于移交南斯拉夫后随即在普拉遭意大利蛙人炸沉；海军的主要设施与传统多传承至新生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即后来的南斯拉夫王国，匈牙利则仅保留一支多瑙河舰队 (匈牙利)。

## 历史

### 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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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海军承继自奥地利帝国时代的“奥地利战争海军”。1866年7月20日，海军少将威廉·冯·泰格霍夫率领奥地利舰队在利萨海战中以7艘装甲舰与20艘非装甲舰对抗意大利的12艘装甲舰与22艘非装甲舰，且仍赢得决定性胜利，奥军阵亡38人而义军612人，此役被誉为哈布斯堡王朝历史上最重大的海上事件。然而此役实为单一政体下奥地利帝国海军的最后一场重大胜利。翌年，1867年2月匈牙利获得自治权，同年传统意义上的奥地利帝国改组为二元君主制的奥匈帝国，“奥地利战争海军”自此隶属于处理陆军、海军与外交事务的中央政府之下，成为“帝国与皇家海军”。

二元政体的结构为海军的发展带来根本性的障碍。由于帝国的匈牙利部分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对海外贸易兴趣有限，匈牙利议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排斥为海军的扩充提供新的资金；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与官僚机构对海权的重要性既不感兴趣也不了解，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战争部长与陆军总参谋长的影响下同样认为陆军远比海军重要。折衷方案确立的框架更把海军置于一套此后半世纪都难以摆脱的财政程序之中：含军费在内的共同预算须经奥、匈两国议会各派60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批准。不过该框架也留给海军一项重要杠杆，即海军司司长虽不具部长权力，却有权越过部长会议乃至战争部，直接向代表团陈述军事预算中的海军部分；1868年12月泰格霍夫便运用此权，把两艘遭部长会议删除的新装甲舰保留在预算之内。其任内的改革亦奠定海军此后的基本结构，包括废除海军陆战团与海军炮兵团、改设扩编的水兵团作为全部普通人力来源，桑德豪斯指出这套结构一直维持到1918年。

泰格霍夫1868年9月提交的舰队计划要求建立15艘装甲战斗舰的兵力，并在十年内拨出2530万弗罗林造舰，皇帝虽批准方案，拨款却取决于代表团。部长会议以利萨胜利已消除意大利舰队的即时威胁为由否决其增建3艘装甲舰的要求，并认为1866年战败的陆军需要更大份额军费、胜利的海军不需重建；桑德豪斯记道，泰格霍夫恼怒地发现舰队成了自身胜利的受害者。其后泰格霍夫试图以类似铁必制世纪之交在德国取得的海军法形式确立“年度固定支出”原则，仍遭代表团否决。1871年4月泰格霍夫病逝，年仅43岁，由其旧日对手弗里德里希·冯·珀克继任。珀克任内的预算斗争清楚显示了二元体制的实际作用：1873与1874两个年度，奥地利代表团均只批准两艘新装甲舰中的一艘，而匈牙利代表多数把一切海事议题视为奥地利一方的关切、原则上反对海军，最终拒绝资助任何一艘，从而决定了结果。1873年5月维也纳股市崩盘后的长期萧条与反海军的德意志自由派在奥地利议会的压倒多数，更使1874年度预算未列任何新舰经费，等于宣告泰格霍夫舰队计划破产。

1880年1月意大利新式战斗舰“杜伊利奥号”服役后不久即出现于亚得里亚海，引发哈布斯堡沿海地区自1860年代初以来最大的一次海军恐慌，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遂任命一个全由军方代表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研究海军前途，由陆军总监阿尔布雷希特大公任主席。委员会的裁定对海军此后三十年的路线具有决定性影响：大公强调与意大利在海上对等是不可能的，因为意大利人对其造舰计划的支持显示其对海上伟业的热情与付出代价的意愿，而这在二元君主国绝不会出现；其并论称即使奥匈达成战斗舰对等、未来的哈布斯堡舰队再赢一场利萨规模的胜利，也不会自动保证在对义战争中获胜。大公因此总结认为海军应完全放弃追赶意大利的念头、只求维持现有战斗舰实力，其目标不该是公海会战，而是“进行一场出色的防御性小战争”（Verteidigungskrieg im Kleinen），并警告勿抱海上力量的幻想；桑德豪斯评论道，这番有先见之明的建议与告诫在短期内被听取了，但在1914年前的岁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却没有。1882年德意志帝国、奥匈与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利萨海战中的对手转为盟友后，奥匈海军更失去了扩充的主要推动力。

### 从近岸防御到远洋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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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1月接任海军司令的马克西米利安·多布雷斯基·冯·施特恩内克成为片面强调近海水域安全的青年学派信徒。曾在利萨海战中担任泰格霍夫座舰舰长的施特恩内克不再把注意力集中于大型战舰，而是热衷于维持一支以小型鱼雷艇为主的“最小舰队”，并深信以这样的舰队去打击远为强大的对手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作战策略，这一低成本的海防战略对严重缺乏资金的奥匈海军确实极具吸引力。桑德豪斯指出，青年学派的法国理论家发展出要求在各种情况下实施鱼雷攻击的战略构想，却在应用性的战术科学上留下大量工作待做，而正是在这个领域奥匈海军表现出色：1884年夏季演习中奥地利把一艘鱼雷艇“藏”在战列中每艘战斗舰旁、直到烟幕为其攻击提供掩护的战术获法国采用并沿用至1902年，晚至1901年，即其“无畏号”革新海战的仅五年之前，英国的约翰·费舍尔还把同一构想提给同僚，仿佛那是自己的主意。不过施特恩内克本人终究认定鱼雷艇无法作为自主军舰：其1887年夏即断定白天的鱼雷攻击将是“鲁莽”且很可能失败，此后更明白单独行动的鱼雷艇即使对海岸防卫也毫无价值，必须有较大舰艇支援。其任内在大型军舰领域的主要建树，是以“鱼雷撞击巡洋舰”概念为核心、以最小成本获取大口径火炮较大型战舰的思路，先后建成“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级防护巡洋舰与数艘装甲巡洋舰。然而1898年美西战争中圣地亚哥湾海战的教训，证明装甲巡洋舰终究无法与主力舰相抗衡，加上其日益高昂的成本，宣告了青年学派影响力的终结；与其他列强日新月异的海军相比，这一时期的奥匈海军状态显著落后。

19、20世纪之交，奥匈海军开始寻求一条复兴之路，即把近岸海军升格为远洋舰队。1897年继任海军司令的赫尔曼·冯·斯波恩显然更能适应世界海军潮流的变化，主张按照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理论来发展一支相对平衡的舰队：新建的战舰将成为“存在舰队”的核心，而为保护帝国的海外商业利益，巡洋舰的地位也不致过分降低。斯波恩构想在未来十年内打造一支拥有12艘战舰、12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和72艘鱼雷艇的舰队，并指出“海上作战的未来取决于远程舰炮，而不是撞角”，力图使舰队具备执行远海任务的能力。

然而斯波恩的海军扩充计划受到两个此后将长期存在的因素制约。第一个阻碍来自帝国的匈牙利部分：与奥地利不同，匈牙利政府对海军扩张态度极为冷淡，议会反对任何大规模的海军开支，并在同意海军新预算时附加强制条件，要求帝国海军每年只能新增一艘战舰。第二个阻碍来自陆军：1904年，战争部长海因里希·冯·皮特里希将军提出总额5亿克朗的“共同武装特别拨款”要求，但其中陆军占据绝对多数，皮特里希更以陆军年度预算5亿克朗、海军仅5,000万克朗为由，要求批准特别拨款须以削减海军预算2,500万克朗为前提；在此情形下，斯波恩遂辞职以示抗议。

影响奥匈海军政策的外交焦点始终以意大利为核心，也就是所谓的“亚得里亚海问题”。奥匈与意大利分踞亚得里亚海两岸，虽同属三国同盟，但彼此间根深蒂固的仇恨与猜疑并未消除，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更以历史、种族与文化为由，主张奥匈的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与的里雅斯特等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应归属意大利。1904年春，意大利宣布建立一支矛头直指亚得里亚海而非地中海的海军预备役部队，此举明显针对奥匈海军，遂成为奥匈强化自身海军的现实理由。此时奥匈海军第一次积极地将意大利海军视为战略规划中的头号潜在敌人。1904年年中，奥匈海军由95艘军舰组成、总排水量约13.1万吨，而意大利海军的军舰数量与排水量都是奥匈的两倍，且军舰品质亦较优越。

### 无畏舰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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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0月，鲁道夫·蒙特库科利接任海军司令，开启了奥匈海军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与扩建时期，此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整个十年，皆可称为“蒙特库科利时代”。与外部刺激同步，1904年9月成立的奥地利舰队协会透过出版书刊唤起大众对海军事业的热情。而自1896年成为皇位继承人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作为海军扩张最坚定而一贯的支持者，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1906年至1914年间奥匈海权的发展起了最为正面的作用。蒙特库科利延续斯波恩争取造舰特别拨款的努力，最终于1905年底获得议会批准的1.21亿克朗特别拨款，此举印证了斯波恩的主张，代表1868年以来奥匈海军政策的转捩点。匈牙利对此拨款的同意，则以海军承诺部分驱逐舰与鱼雷艇由匈牙利工业承建为交换条件。

日俄战争的教训使驱逐舰在速度、续航与适航性上全面压倒鱼雷艇，蒙特库科利遂据此大力更新鱼雷部队，并着手建造新一代主力舰。1908年，奥匈海军在的里雅斯特的的里雅斯特技术工厂铺设了拉德茨基级“准无畏舰”的龙骨。这一级战舰最显著的特征是为减轻水雷爆炸损害而特别设计的舰底。与此同时，1906年英国“无畏号”的服役，开启了各国建造“无畏舰”的军备竞赛，意大利宣布建造不少于4艘19,000至20,000吨的无畏舰，此举在奥匈海军界引起极大忧虑：奥匈的造船能力此前尚不足以建造无畏舰，一旦意大利完成造舰计划，其舰队在无畏舰与一等战舰两项上都将达到奥匈的两倍。

面对意大利的挑战，蒙特库科利决意建造一支拥有4艘无畏舰的舰队，却遭遇议会迟迟不拨款的困境。1910年1月，在议会尚未批准经费的情况下，蒙特库科利即径行下令的里雅斯特技术工厂开工建造两艘20,400吨的无畏舰，并向斯柯达工厂与维特科维采钢铁厂订购火炮与装甲板。此举意在迫使议会拨款；所需资金据称是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亲自出面后，由对斯柯达、维特科维采及的里雅斯特技术工厂均握有控股权益的阿尔伯特·冯·罗斯柴尔德男爵垫付。首舰于1910年7月铺设龙骨，这批战舰由海军总工程师西格弗里德·波普尔设计，配备置于4座舰体中线三联装炮塔内的12门12英寸主炮，此一布局在当时仅有意大利在建的“但丁·阿利吉耶里号”与之相同。这批战舰即泰格霍夫级，因其首舰“联合之力号”而亦称联合之力级。

造舰计划在1912年下半年快速推进。1912年10月首艘无畏舰“联合之力号”战舰服役，其自开工至完工仅费27个月，桑德豪斯并据此认为二元帝国是英、德之后第一个拥有现役无畏舰的欧洲列强；第二艘“泰格霍夫号战舰”接近完工，第三艘“欧根亲王号战舰”于11月铺设龙骨，第四艘“圣伊斯特万号”则因位于阜姆的甘兹-多瑙比乌斯造船厂经验不足而进展缓慢。1913年2月蒙特库科利卸任，由海军上将安东·豪斯接任海军总司令，基本上延续了前任的政策。战前最后一项重大外交安排是三国同盟海军协定。意大利在义土战争恶化其对法关系、而英德海军造舰竞赛又促使英国把兵力调回本土水域的背景下主动提议恢复同盟内的海军合作，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毛奇的构想则是在法德开战时由奥义联合舰队突袭从阿尔及利亚开往土伦的法军运兵船团。1913年6月的维也纳会议上，义方主动提议把地中海联合指挥权交给豪斯，令奥方代表大感意外，奥匈则以同意豪斯的后继者应为一名意大利海军上将作为回报，并接受以西西里的墨西拿而非塔兰托为联合舰队会合点。协定于1913年11月1日生效，附件规定奥、义各须提供3艘无畏舰、11艘前无畏舰或装甲巡洋舰与4艘侦察巡洋舰，并明订舰队指挥官的目标为“以最快速度击败敌舰队，借此确保地中海的海上控制权”；同年12月豪斯与意大利海军参谋长保罗·塔翁·迪雷韦尔为避免惊动三国协约，选择在中立的苏黎世秘密会晤以商讨联合作战细节。协定随后产生实际效果：1914年5月的4亿2680万克朗特别信贷包含大幅扩建希贝尼克设施的经费，海军并把许多军舰从亚得里亚海用的深绿色重漆为地中海用的浅灰色，意大利甚至在西西里的奥古斯塔为奥匈海军囤储煤炭。不过桑德豪斯指出，负责谈判的意大利职业军人处于本国外交决策圈之外，并未充分理解其承诺有多么附带条件，而法国更早在协定生效前便因截获一份意大利外交电报而得知此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奥匈帝国海军已从一支老旧的近岸防御力量成长为拥有4艘现代无畏舰的远洋舰队，然而其规模在战略上仍以亚得里亚海为活动范围，并始终以意大利海军为首要假想敌。

### 海外派遣与国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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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海军虽以亚得里亚海为活动核心，却长期在欧洲以外水域维持存在。1869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批准泰格霍夫的提案，让每届海军学员毕业班进行一次长程海外航行，此后这类巡航几乎年年举行，通常由军中最年轻的军官担任。桑德豪斯认为，这些任务对训练、外交与公共关系无疑有益，但展示国旗与展示武力有所差别，而且这类在全帆装木壳舰上进行、用帆多于用机的操演，对军官与水兵在装甲战斗舰队中的战时服役毫无准备作用；木制巡洋舰航遍各大洋的同时，高昂的运作成本却使海军无法把任何装甲舰派出地中海。

早期的远洋航行兼具通商与探险性质。1868年10月，利萨海战木制舰队指挥官安东·冯·佩茨少将获授对暹罗、中国与日本的全权公使身份率两舰东航，奉命与各国政府缔结商务协定，直到1871年初返国。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开通时，皇帝一行乘皇家游艇参加通航仪式，由珀克少将指挥的两艘装甲舰护送至塞得港最后一段航程。1874至1876年护卫舰“腓特烈大公号”完成哈布斯堡舰艇史上第三次环球航行，行程并奉命侦察婆罗洲以评估在该地取得殖民地的可行性，此一计划于1875年春放弃，因怀有敌意的当地居民在该岛北岸的登陆尝试中杀死两名水兵。1872年8月至1874年8月，由卡尔·韦普雷希特中尉与陆军猎兵中尉尤利乌斯·冯·派尔率领、含2名军官与12名海军士官的队伍在北极活动，其船被浮冰困住后最北漂至北纬82.5度，最后弃船以雪橇南行至开阔海面由一艘俄国渔船救起；这批探险者虽未进入北极点500英里之内，却发现了今日名为法兰兹·约瑟夫地的群岛。

1896年5月克里特岛的希腊人反抗其鄂图曼统治者，9个月后希腊宣布兼并该岛，6国列强因而同意联合干预。奥匈分队在规模上仅次于意大利与英国，包含一艘战斗舰、一艘装甲巡洋舰、3艘鱼雷巡洋舰、3艘驱逐舰与8艘鱼雷艇，另有一艘劳易德汽船运载以斯洛文尼亚人为主的一个陆军营补充各舰的陆战队分遣队。1897年3月一支英奥混合分遣队与希腊叛军发生小规模战斗，哈布斯堡舰艇亦击沉一艘希腊纵帆船。最终的妥协方案使克里特留在鄂图曼主权之下、但由一位希腊亲王任总督，此结果令德国与奥匈比其他列强更不满意，两国于1898年3月提早撤舰以示不满。这场行动使1897年度支出超出获授权的1400万弗罗林达80万，更令人难堪的是奥匈分队被国际舰队的其他分舰队比得相形失色；施特恩内克遂把克里特的难堪转为海军的优势，主张舰队需要更强大的军舰，以及足够的经费在地中海全年维持可观的巡弋存在。

奥匈海军海外行动则以1900年的义和团之役规模最大。同年6月下旬，在北京使馆遭围攻之后，装甲巡洋舰“玛利亚·特蕾莎皇后号装甲巡洋舰”自普拉出发作六周航程赴远东，撞角巡洋舰“伊丽莎白皇后号”与新轻巡洋舰“阿斯佩恩号”一个月后跟上；至9月初4舰全部加入位于大沽外海的国际舰队，由蒙特库科利少将接掌奥匈分舰队。增援抵达时多数战斗已结束，早先驻当地的“森塔号”水兵分遣队是唯一见到战斗的哈布斯堡兵力：部分人于6月初、即义和团封锁大沽至北京铁路的前一天被派往首都，协助在为期十周的围攻期间防卫奥匈使馆，另一支队伍则参与救援行动，国际部队承受的51名死亡中有4名哈布斯堡伤亡。战后海军维持在中国水域的存在并继续为使馆提供卫兵，1901年夏安东·豪斯上校更把其座舰沿长江上溯至汉口，从未有这么大的外国船只驶得如此深入上游。奥匈从未考虑为自己取得一个中国港口，却仍获得作为在中国有利益之大国的承认，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即把奥匈列入其1900年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门户开放照会收受国之一。

取得海外领地的尝试则均因二元体制的内部阻力而失败。除1875年的婆罗洲勘查之外，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惨败后向奥匈殖民协会提议出售里奥德奥罗，该协会副会长在外相戈卢霍夫斯基与较低阶外交部官员的共谋下谈成一笔交易，却在即将完成之际遭布达佩斯介入否决；桑德豪斯认为，殖民协会与外交部试图以既成事实迫使匈牙利领袖接受，反而强化了后者“扩张舰队的运动终将与寻求殖民地携手并进”的疑虑。桑德豪斯并指出，海军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商业论据建立在“贸易随旗帜而来”的假定上，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旗帜随贸易而来，若非奥地利劳易德在东亚已有可观的贸易利益，奥匈不会在1900年派巡洋舰到中国。至1897年施特恩内克去世时，其已在十四年间派出31次海外任务，较珀克时代平均每年一次为剧烈上升；1904年后奥匈仍持续在东亚维持至少一艘、通常两艘巡洋舰，但本土水域一支扩张中舰队日增的人力需求，剧烈减少了前往远东以外目的地的巡航次数。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开战与亚得里亚海初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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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海军在战前的作战计划，是以最新式的主力舰与意大利海军及德国“地中海分队”在地中海协同作战，而在亚得里亚海方面则以3艘旧式岸防战舰、5艘老式巡洋舰和数个鱼雷艇支队防卫沿岸。1914年8月初，德军“戈本号”大巡洋舰与“布雷斯劳号”小巡洋舰在炮击法属北非港口后遭英军追击，其指挥官威廉·苏雄少将要求奥匈舰队前往墨西拿支援，但由于奥匈帝国此时尚未对英国开战，海军总司令安东·豪斯上将予以婉拒。豪斯一度率第1分舰队南下接应被误传将进入亚得里亚海的德舰，但在得知两舰实际上驶向达达尼尔海峡后便返回普拉，此后其亦拒绝了将奥匈主力舰队派往达达尼尔海峡与德土舰队在黑海协同对俄作战的提议，理由是舰队补给不易，且亚得里亚海沿岸随时可能遭到意大利的攻击。开战时海军在远东的驻舰则无从返国：4,000吨的“伊丽莎白皇后号”于1914年11月在青岛自沉，舰长与400名官兵成为战俘、另有10人阵亡，是海军在1917年底之前损失的最大舰艇。

战争初期，与奥匈帝国接壤的黑山于8月上旬对其宣战，并自卡塔罗湾边界的洛夫琴山高地以炮兵轰击奥军的南部海军基地。豪斯随即自普拉派遣“君主号战舰”等3艘旧式岸防战舰增援，以其射程较远的24公分舰炮压制山上的敌军炮兵。8月中旬英法对奥匈宣战后，法军在洛夫琴山架设海军炮协助黑山，企图攻取卡塔罗作为其在亚得里亚海的舰队基地，奥匈遂于10月下旬调来装备30.5公分主炮的准无畏舰“拉德茨基号战舰”，在岸基气球与海军水上飞机的观测校正下持续轰击，数日后迫使法军炮兵撤退，法军最终于11月放弃夺取卡塔罗的行动。这场战事凸显了奥匈旧式战舰作为机动重炮平台的价值，此后这类岸轰任务便成为其在亚得里亚海的主要用途之一。

在意大利参战前，法军舰队缺乏适当的前进基地，却仍多次进入亚得里亚海为黑山护送补给、炮击卡塔罗一带的岸防工事或攻击孤立岛屿。1914年8月16日，法国主力舰队突袭封锁黑山沿岸的奥军老巡洋舰“森塔号小巡洋舰”，将其击沉，实质终结了奥军的封锁行动；不过法军此役也因3门主炮膛炸与两艘战舰相撞而自受损失。豪斯因执著于防范意大利而屡屡放过主动攻击法军舰队的良机，但奥匈的潜舰在1914年秋季开始发挥作用。12月21日，埃贡·莱尔希（Egon Lerch）海军少校指挥的U-12号潜舰 (奥匈帝国)以鱼雷击伤法国旗舰“让·巴尔号”，迫使其返回马耳他维修。“让·巴尔号”中雷后，法军将巡逻线南移至奥特朗托海峡以南，但即便如此，1915年4月27日格奥尔格·冯·特拉普海军少校指挥的U-5号仍在圣玛丽亚-迪莱乌卡角附近以鱼雷击沉法国装甲巡洋舰“莱昂·甘必大号装甲巡洋舰”，造成惨重伤亡，法军巡逻线因此进一步向南撤退。

#### 意大利参战与安科纳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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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对奥匈帝国宣战，这一长期假想敌至此成为实际交战的对手。次日拂晓，豪斯率领奥匈主力舰队（多艘战舰，在6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30艘鱼雷艇、数艘潜舰与水上飞机的掩护下）炮击安科纳及意大利东岸其他城市，途中并击沉意大利小型驱逐舰“台风号驱逐舰”。奥军各分队分头炮击塞尼加利亚，并轰击里米尼的铁路设施与拉温纳附近的波尔托科西尼海军基地，全程未受抵抗即安全返回普拉。此役是战争期间奥匈主力舰队唯一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出击，其对意大利士气的打击远胜过实际造成的物质损失。

意大利参战后，奥匈海军在亚得里亚海取得局部制海权，并透过击退入侵的敌军与攻击敌方海岸目标加以维持。此一时期双方的轻型舰艇与潜舰在亚得里亚海频繁交锋，互有损伤：奥军潜舰于1915年6至7月间先后击伤英国巡洋舰“都柏林号巡洋舰”、击沉意大利装甲巡洋舰“朱塞佩·加里波底号装甲巡洋舰”，德军潜舰UB-14号亦击沉意大利装甲巡洋舰“阿马尔菲号”；而意大利新布设的水雷场则接连炸沉奥军U-12号与U-3号潜舰。1915年12月，奥军以巡洋舰“赫尔戈兰号小巡洋舰 (1912年)”率5艘驱逐舰炮击都拉佐时，两艘新式的塔特拉级驱逐舰“利卡号”与“特里格拉夫号”触雷沉没，此二舰相当于奥匈现代驱逐舰兵力的三分之一。1916年1月，奥匈陆军在舰炮支援下攻取洛夫琴山。意大利陆军在伊松佐河一线发动的攻势则陷入僵持，直到1917年10月奥德联军在卡波雷托突破义军防线，将战线推进至皮亚韦河为止；在此期间，奥匈的小型舰艇沿海侧翼支援陆军作战，旧式战舰“维也纳号战舰”与“布达佩斯号战舰”则多次炮击义军阵地。

#### 奥特朗托封锁线与海峡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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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潜舰以普拉与卡塔罗为基地，经奥特朗托海峡进出地中海袭扰协约国航运；为封堵此一通道，协约国沿海峡一线布设了以拖网渔船与防潜网为主的奥特朗托封锁线。实际上该封锁线在整场战争中仅确认击沉一艘潜舰，成效远不如其表面上显得可观。为保障潜舰通行，奥匈的快速舰艇多次奉命突袭封锁线：首次成功的突袭于1916年5月31日发动，此后海军上校霍尔蒂·米克洛什又于1916年7月率巡洋舰“诺瓦拉号小巡洋舰 (1913年)”单舰突入海峡，击沉并击伤数艘渔船。

1917年2月8日，豪斯病逝，舰队司令一职由马克西米利安·涅戈万上将接任，后者延续其“存在舰队”的战略方针。5月14日夜间，霍尔蒂率巡洋舰“诺瓦拉号”、“萨伊达号小巡洋舰”与“赫尔戈兰号”自卡塔罗南下，于次日拂晓突袭漂网船队，3舰沿约30海里的封锁线分头攻击，共击沉14艘渔船并俘虏72人，另有两艘驱逐舰“采佩尔号驱逐舰”与“巴拉顿号驱逐舰”击沉一艘意大利驱逐舰“北风号驱逐舰”与一艘商船。此举在布林迪西的协约国基地引起强烈反应，大批英、义、法军舰紧急出动拦截返航的奥军。在随后的追逐战中，霍尔蒂的旗舰“诺瓦拉号”一度受创，但奥军全数安全返港。此役即奥特朗托海峡海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亚得里亚海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追击中霍尔蒂亲临火线并负伤，其座舰“诺瓦拉号”的舰桥遭炮弹命中，双腿被五块弹片击中、衣物被烧毁；驻布林迪西的协约国舰队指挥官、意大利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多·阿克顿率快速侦察舰“鹰号侦察巡洋舰”与英、法驱逐舰出海拦截，但终究未能阻止奥军安返卡塔罗，协约国方面另有英舰“达特茅斯号轻巡洋舰”遭潜舰UC-25击伤、法舰“布特弗号驱逐舰”触雷沉没。

#### 卡塔罗兵变与舰队改组

兵变的土壤来自卡塔罗内部的落差。作为巡洋舰分队与第1鱼雷艇队的母港，该地是海军攻势行动的枢纽，其侦察巡洋舰、驱逐舰与潜舰承担了整体出击任务的大部分，这些单位与舰员长期被操到机械与体力耗竭；然而同一锚地内最大几艘舰艇上的人员却几乎无事可做，两艘装甲巡洋舰、一艘老撞角巡洋舰与一艘旧式战舰合计占去2,000多名水兵，这些技术上仍在现役的过时军舰很少驶出湾口。待遇差距进一步加深不满：水兵抱怨腐臭的肉与常不足配给重量的粗糙面包、破旧制服与磨损的鞋子得不到替换，军官却仍有白面包、水果与蔬菜佐配多样的肉类，而卡塔罗的资深军官、巡洋舰分队首长亚历山大·汉萨少将的领导品质亦远不理想。

1918年2月1日正午，兵变在汉萨的旗舰“圣乔治号”上于舰员集合用餐时爆发：一名水兵朝舰长头部开枪造成重伤，兵变者随即控制该舰、夺取其余大型舰艇并把军官禁闭于舱室，湾内约40艘舰艇响应，带头者多为克罗地亚人。当晚水兵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一半涉及服役条件，包括终止不必要的操练、增加上岸与返乡假、军官与水兵共用餐厅与事后不予处罚；其余各点则反映厌战情绪与政治期望，呼吁立即和谈、完全独立于德国、各民族的民族自决，以及对威尔逊十四点作出诚意的答复，而桑德豪斯指出十四点于1月8日才首次宣布，三周半后兵变者的言辞已明确见证其影响。叛军的团结随即崩解：2月2日下午岸炮台依当地陆军指挥官的命令向一艘违抗警告移动锚位的叛舰开火，杀死一名水兵，当晚率先有两艘轻巡洋舰降下红旗、入夜后装甲巡洋舰“卡尔六世皇帝号”亦随之降旗；翌日凌晨“赫尔戈兰号”舰长警告其余兵变舰艇于上午十时前投降或被击沉，随着3艘皇储卡尔大公级战舰战舰挂着战斗旗驶入湾内，最后的叛舰终于投降。秩序恢复后海军立即让约800名不可靠水兵上岸，对其中约600人展开正式调查、392人遭起诉，被起诉者包含帝国每个民族而以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的42.6％为最多，4名首谋于2月10日被判死刑并于翌日上午执行。

兵变也成为维也纳全面改组海军高层的契机。桑德豪斯指出，这场动乱虽仅限于海军第二大锚地，却是海军自1848至1849年威尼斯革命以来面对的最大内部威胁。2月10日卡尔·斯蒂芬大公作为皇帝特使抵达卡塔罗调查兵变原因并提出改革建议，其所提分割海军指挥权的主张正合皇帝之意。舰队长期无所作为所导致的低落士气，部分责任被归咎于涅戈万，后者于兵变后遭到解职，新皇卡尔一世亲自挑选以作风积极著称、曾在前一年奥特朗托海峡海战中负伤成名的霍尔蒂，将其自海军上校破格擢升为海军少将并接任舰队司令。此一破格晋升触怒了被越级者：霍尔蒂当时49岁、在上校名单上仅排第11位，而依军官团传统任何人不得在资历较浅的军官之下出海服役，故排在其前的多名提督必须退休或接受陆上职务；霍尔蒂本人回忆对此“大为震惊”并曾恳求皇帝改变主意，卡尔一世则以海军高层需要年轻血液为由坚持原议。霍尔蒂上任后淘汰无战斗价值的旧舰、令多名将领退役以整顿舰队，并为重振士气而计划再度突袭奥特朗托封锁线，这次更调集4艘泰格霍夫级无畏舰与3艘皇储卡尔大公级战舰组成7个支援分队。

#### 最后出击与舰队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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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8日，霍尔蒂率“联合之力号”与“欧根亲王号”自普拉出发，“圣伊斯特万号”与“泰格霍夫号”则于次日晚间跟进。6月10日凌晨，两艘无畏舰在普拉以南海域因纯属偶然地与意大利MAS鱼雷艇遭遇，由路易吉·里佐海军上尉指挥的MAS-15号突入护卫幕，向“圣伊斯特万号”发射两枚鱼雷命中其右舷中部。由于水下防护不足、舱壁构造不良（多半肇因于承造的多瑙比乌斯船厂缺乏建造大型军舰的经验），加之抽水泵因锅炉进水而失效，海水不断向各舱室蔓延，该舰于清晨6时05分翻覆、6时12分沉没，4名军官与85名水兵罹难。得知“圣伊斯特万号”遇袭后，霍尔蒂认定义军已掌握其行踪，遂取消了整个奥特朗托封锁线的攻击行动，这也成为奥匈帝国海军在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舰队出击。战争中奥匈仅有的两艘沉没主力舰“维也纳号”与“圣伊斯特万号”，皆由同一名意大利军官里佐以鱼雷击沉。此役在意大利称为“普雷穆达之役”：里佐与另一名意大利海军军官朱塞佩·奥恩佐各率一艇原仅在达尔马提亚外海沿奥匈阜姆—卡塔罗补给线执行夜间搜索攻击目标的例行巡逻，却在普雷穆达附近偶然拦截到出港的奥匈舰队，意大利海军将此役誉为一战“最辉煌、最大胆的一次海上行动”，并将6月10日定为意大利的“海军节”。

1918年10月，奥匈帝国濒临解体，10月29日，由南斯拉夫诸地组成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国”在阿格拉姆宣告成立。10月31日下午，霍尔蒂遵照卡尔一世的指示，在旗舰“联合之力号”上正式将海军残存舰艇的控制权移交予南斯拉夫国民议会的代表团，克罗地亚的红白蓝三色旗随即在昔日的帝国旗舰及普拉港内各舰升起，“联合之力号”舰长扬科·武科维奇获任命为海军少将并出任新南斯拉夫舰队司令。然而怀有巴尔干领土野心的意大利，早已透过截获的无线电得知移交之事，并不打算让这些舰艇落入新兴国家之手。就在移交当晚，意大利以鱼雷艇拖带MAS-95号自威尼斯出发，突击队员拉法埃莱·罗塞蒂与拉法埃莱·保卢奇两名蛙人乘坐一具绰号“水蛭”（mignatta）的载人鱼雷潜入普拉港，将炸药吸附于一艘无畏舰舰体之下。2人随即被发现俘获，并被带上该舰，此时方知该舰正是“联合之力号”，遂警告舰上人员即将发生爆炸，武科维奇下令弃舰。11月1日清晨6时20分许，“联合之力号”在爆炸后迅速右倾，并于数分钟后翻覆沉没，约400名多在庆祝后熟睡于下层甲板的官兵随舰罹难，武科维奇少将亦坚守舰上与舰同沉。

## 组织

### 指挥结构

姓名｜最高军阶｜任期

威廉·冯·泰格霍夫｜海军中将｜1868年3月—1871年4月

弗里德里希·冯·珀克｜海军上将｜1871年4月—1883年11月

马克西米利安·多布雷斯基·冯·施特恩内克｜海军上将｜1883年11月—1897年12月

赫尔曼·冯·斯波恩｜海军上将｜1897年12月—1904年10月

鲁道夫·蒙特库科利｜海军上将｜1904年10月—1913年2月

安东·豪斯｜海军元帅｜1913年2月—1917年2月

马克西米利安·涅戈万｜海军上将｜1917年4月—1918年2月

奥匈帝国海军是同时代海军列强少数没有独立海军部的海军，其最高行政机构为从属于奥匈帝国战争部下的奥匈帝国海军司，最高统帅为海军总司令（Marinekommandanten），同时兼任海军司司长（Chef der Marinesektion），为战争部长下属海军事务的全权负责人。自1868年至帝国解体，海军总司令一职共历7人，其中泰格霍夫、珀克、施特恩内克、斯波恩、蒙特库科利与豪斯等人同时兼任海军司司长。

奥匈帝国海军分为两大军区：海区司令部（k. u. k. Seebezirkskommando）与海军港务总署（k. u. k. Hafenadmiralat），前者司令部设置于的里雅斯特，负责自意大利边界至萨武德里贾角之间的海域，后者司令部则设置于普拉，负责萨武德里贾角至国境最南方的苏托莫雷之间的海域，以及管理多瑙河上的海军部队与军舰（即多瑙河舰队）、海军学院、海军征募司令部等机构。

在同时代的海权列强中，奥匈帝国海军的体制颇为特殊，并无与陆军部并立、具内阁地位的独立海军部，而仅是共同战争部辖下的一个“海军司”；海军总司令兼任海军司司长，须向战争部长负责，在共同政府的三大部门（战争、财政、外交）中并无代表席位。此一从属地位加上海军长期低落的声望，使其在争取经费时处于天然弱势。

自1896年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是海军最坚定而一贯的支持者，透过自己的军事办公厅（Militärkanzlei，独立于皇帝的军事办公厅之外）推动海军扩张。1911年，斐迪南大公一度试图重设独立的海军部，使海军取得与其余3个共同部门对等的地位；然而此案因匈牙利方面的政治阻力而流产：增设一个共同部门，势将促使匈牙利要求把某个部门迁往布达佩斯并由匈牙利人执掌，而当时海军中并无任何匈牙利籍的将官。

海军的军费须经奥、匈两国代表团批准，其中匈牙利代表团一贯是海军扩张的最大阻力，往往以造舰订单须按比例分配予匈牙利工业作为同意拨款的交换条件。海军同时须与实力远为强大的陆军竞争资源：1911年，陆军总参谋长法兰兹·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曾企图取消在阜姆建造的第四艘无畏舰、将约六千万克朗转拨陆军，最终因斐迪南大公的坚决反对而未果。1913年，海军总司令安东·豪斯将舰队统帅部由维也纳移驻主基地普拉，行政性的海军司则续留维也纳。

### 情报部门

奥匈帝国海军的情报工作由设于普拉的“海军情报局”（Marineevidenzbüro）负责，其为奥匈帝国军事情报机构情报局 (奥匈帝国)之下的海军部门。海军总司令安东·豪斯接掌海军后，以英国海军情报处为蓝本强化情报组织，普拉的海军情报局负责搜集外国海军的资料，并编纂供海军军官使用的报告与书籍。奥匈海军长期以意大利海军为主要假想敌。

在通讯与侦察方面，海军沿亚得里亚海岸设置信号站与无线电站构成侦察通讯网。战前该系统经过升级，于普拉、希贝尼克与卡塔罗湾的克林奇架设强力无线电站，并在普拉设立“中央情报汇整站”；平时共有16座信号站，动员后又增设11座，的里雅斯特、普拉、斯帕拉托、札拉、拉古萨的民用邮政设施亦兼作海军信号站。1903年起部分舰艇装设实验性的西门子—布劳恩式无线电，此后海军改采品质较佳的德律风根式设备，1914年时全海军军舰上共有55座无线电站，至大战期间增至219座。

奥匈海军早在战前便已拦截并部分破译外国的无线电与电话通讯，希贝尼克与克林奇的“汇整站”（Sammelstellen）将沿岸信号站蒐得的目视、声响、可疑船只动向等情报，连同特工蒐得的资料一并送往普拉的“中央汇整站”（Zentrale Sammelstelle），由海军军官加以比对、评估，绘制供指挥官使用的态势图。在通讯保密上，奥匈海军作法与德国海军形成鲜明对比，每当密码可能外泄（如潜舰“U 12”于威尼斯外海损失、鱼雷艇“T 11”叛逃至意大利等），即彻底更换密码；1918年初奥匈海军再度大规模更换海军密码，使协约国一度陷入通讯情报的空白。此外，情报局的海军部门亦利用渗透意大利的特工网发动破坏行动，意大利前无畏舰“贝内代托·布林号战舰”与无畏舰“列奥纳多·达芬奇号战舰”即遭奥方特工潜入装设爆裂物而于港内沉没。

###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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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的沿海地带为狭长多岩的丘陵地形，海岸线曲折而多天然良港与锚地，然而其喀斯特地貌使地表河川极为稀少，加之铁路网不发达，海岸与内陆的交通联系始终薄弱，达尔马提亚更是全帝国交通最落后的省份。海岸外侧散布约1,230座岛屿与狭窄水道，在达尔马提亚北段形成一条连续的屏障岛链，舰艇得以循内侧航道往来而不暴露于外海；南段则缺乏这道屏障，希贝尼克以南的船只常直接暴露于来自海上的攻击，因而成为双方竞相布雷的水域，奥匈以水雷阻敌进入，协约国则以水雷封闭这条通道。

奥匈海军的主基地为位于伊斯特拉半岛南端的普拉（今属克罗地亚），此地同时设有全帝国唯一专门建造军舰的海军造船厂（Seearsenal）与军港，为舰队主力的母港；1913年豪斯更将海军统帅部由维也纳移驻普拉。普拉同时是海军各专业兵种的枢纽：潜舰部队以普拉及邻近的布里俄尼为基地，并得以使用整座造船厂的设施，随着战事延长，这些设施的负荷屡屡达到极限；海军航空队最早的飞行站亦于1911年设于普拉的圣卡特琳娜岛，1914年并在普拉的科萨达增设飞行学校。要塞防务方面，1908年奥匈帝国增派8个要塞炮兵连与一个工兵连进驻普拉，使该要塞的兵力倍增。

南方的卡塔罗湾（今科托尔）为奥匈海军在南亚得里亚海的前进基地，亦为潜舰部队的重要驻地。1913年4月，海军在对黑山海岸实施武力示威时于卡塔罗一带设置临时飞行站，3架水上飞机自该地起飞执行目视侦察、照相与沿岸传递讯息，是史上首次有海军将航空器投入军事用途；大战爆发后，海军在卡塔罗湾的库姆博尔设立永久飞行站。但卡塔罗湾易受黑山方面架设于洛夫琴山的炮兵俯瞰射击，防御上颇为脆弱，1907年一度失去要塞地位，驻军遂改部署于较不易受威胁的泰奥多。

波斯尼亚并入后，海军认为有必要在达尔马提亚中部另建一座大型海军基地，遂就扩建既有的前进基地希贝尼克或另择他址争论不休，然因该地圣安东尼奥水道易遭敌舰攻击、且缺乏连通内陆的铁路，此案直至大战爆发前仍悬而未决。里雅斯特虽非舰队驻泊要港，却是帝国最重要的商港与造船重镇，设有负责当地造船事务的海岸司令部。设于当地的海区司令部战时不仅负责海岸防御与港口安全，意大利于1915年5月参战后更兼负防守陆军战线最南端沿海地段之责，四年间始终由海军少将、后晋中将的阿尔弗雷德·冯·库德尔卡指挥。这一带的造船设施却因紧邻前线而蒙受损失，蒙法尔科内的船厂几乎位于战线之上，1915年6月遭焚毁，凡可抢救的设备均移往阜姆。

燃料供应直接制约了舰队的活动范围。海军购煤量自1904年的56,967吨增至1913年的405,302吨，其中约四分之三来自英国矿场，德国占12.1％、美国维吉尼亚占11.6％，国内仅1.6％。一次全舰队出击每小时即耗煤约1,000吨，而1918年2月涅戈万被免职时全海军库存仅95,000吨。整体而言，奥匈海军的基地与海岸防御大体沿伊斯特拉半岛至达尔马提亚一线分布，并以要塞炮兵、水雷、岸防炮台加以防护。水雷在这片多岛狭海中分量尤重，海军将10艘旧鱼雷艇改装为兼可布雷的扫雷艇，另建造专用布雷舰“变色龙号”（Chamäleon），该舰排水量1,165吨、可载240枚水雷并维持21节航速，用于封闭受保护航道与防卫港口，此外尚有3艘载雷量50至150枚的小型专用布雷舰。

### 军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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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蕴藏丰富的煤与铁矿，1913年煤产量约5,500万吨，仅次于德国与英国，具备发展重工业的基础。然而其强大的工业能量主要为陆军与铁路建设服务，钢产量仍仅占全欧洲的6.3％，机械与装备亦高度依赖进口。尽管如此，二元君主国仍发展出相当完备的造船、修船与海军军械工业，至1914年共有五家大型私营造船厂与一家国营造船厂，雇用约10,000至12,000名工人。

其中规模最大、最著名者为位于的里雅斯特圣罗科（San Rocco）的的里雅斯特技术工厂，该厂建有5条长105至150米的滑道，其中3条用于建造战舰，并设有干船坞与浮船坞；其位于穆贾湾圣安德烈的发动机厂则取得英国授权生产先进的帕森斯涡轮机。普拉的海军造船厂（Seearsenal）则为全帝国唯一专造军舰者，设有两座干船坞与4座浮船坞，战前雇用约2,000名全职与3,000名兼职工人。该厂成立于1856年，1858年建成首舰“凯撒号”（Kaiser），至一战结束前共为海军建造80余艘现代军舰。

在匈牙利方面，规模最大的造船厂为阜姆（Fiume，今里耶卡）的甘兹—多瑙比乌斯造船厂，其于1905年由甘兹公司与布达佩斯的多瑙比乌斯公司合并而成，1912年起扩建为可建造战舰的船厂，但因劳动力缺乏建造无畏舰的经验，此一问题直至1914年仍未解决。海军军械方面，奥地利的斯柯达工厂为帝国最大的舰炮制造商，军舰装甲板则主要由摩拉维亚奥斯特拉瓦的维特科维采装甲钢铁厂供应，斯柯达设于布拉格附近的钢厂亦生产部分装甲板。

阜姆的白头鱼雷公司则是与斯柯达齐名的重要军工厂，现代鱼雷即发源于此地。英国工程师罗伯特·怀特黑德于1856年来到阜姆，1866年在奥地利海军军官乔瓦尼·卢皮斯以绳索操纵之兵器的构想基础上，研制出世界上第一种能自主航行的鱼雷，并于1868年发明定深装置；翌年首具鱼雷发射装置装设于军舰“羚羊号”（Gemse），催生了世界上第一艘鱼雷艇。此厂在颇长一段时间里是全世界唯一的鱼雷制造商，并被公认为鱼雷设计与生产的世界领导者，1914年初约雇用1,200名工人。1907年起，白头鱼雷公司亦开始建造潜舰与鱼雷艇。

奥匈帝国海军的军工业自主化旷日费时，泰格霍夫时代的炮堡舰全部使用进口英国装甲与克虏伯炮，并成为所有奥匈战舰与巡洋舰的标准配备直至该世纪晚期，而施特恩内克的6艘驱逐舰中仅一艘为国内建造。1884至1891年间，奥匈军舰建造、现代化与维护支出的26％流向外国公司；转折点来自1886年一个铁与钢卡特尔的成立，此后该卡特尔与船厂及主要银行发展出关系、政治领袖亦拥护工业事业，海军终将不得不依赖国内来源，即使外国物资可以更低成本取得。到世纪之交，使用外国物资在政治上已不可能：斯柯达厂自“巴本堡号”起取得所有军舰火炮的订单，的里雅斯特技术工厂则透过1897年与英国亚罗公司的授权协定显著改善锅炉建造，而海军最后的外国建造水面军舰是1904年由亚罗公司安放龙骨的一艘400吨驱逐舰与一艘210吨鱼雷艇。唯一无法自主的环节是燃料，因二元君主国内少有矿场产出足够洁净可用于船舶引擎的煤：斯波恩在职七年间购入的380,202吨舰用煤中，98％来自英国矿场。军工订单的分配同时受制于奥、匈两方的政治角力：匈牙利代表团屡屡反对增加海军支出，唯有在海军承诺将部分驱逐舰与高海鱼雷艇交由匈牙利工业建造后方肯通过造船预算，1906年两国政府更就其工业在海军造船中的分额达成63.6％与36.4％的协议。也因此，尽管阜姆的甘兹—多瑙比乌斯造船厂当时尚不具备建造能力，海军仍将6艘驱逐舰与10艘高海鱼雷艇的订单交予该厂；1911年4月蒙特库科利与匈牙利皇家商业部达成协议，4艘无畏舰中将有一艘交予匈牙利企业，“圣伊斯特万号”遂落脚该厂、造价2,000万克朗。该舰舰体与锅炉虽在匈牙利建造，主炮仍须向皮尔森的斯柯达厂订购、装甲板由维特科维采供应，凸显了匈牙利重工业在重型军舰领域的局限。

### 人员

1877年的奥匈帝国海军制服。左图为海上军官，自左而右分别为礼服的海军上尉、大衣的海上军官与大礼服的将官；中图为一级海军军校生、礼服的军乐长、常服的海军医官与大礼服的技术官员；右图为士官与水兵，包含阅兵服的水手、加帽套与白亚麻衣裤的补给士官及阅兵服的军械士官。海军的军官与技术官员两个平行系统，为1868年泰格霍夫改革的产物。

奥匈帝国因其为约20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海军民族成分同样非常复杂。其构成在数十年间持续变化：1887年的统计为克罗地亚人46.5％、意大利人33.4％、德意志人7.7％、马扎尔人5％、斯洛文尼亚人3.9％、捷克或斯洛伐克人3.1％，至1896年意大利人比重降至27.3％而德意志人升至12.1％、马扎尔人升至6.4％。据统计1914年开战时民族各比例为：克罗地亚人31％、匈牙利人20.4％、德意志人16.3％、意大利人14.1％、捷克与斯洛伐克11.8％、波兰与罗马尼亚3％、斯洛文尼亚2.8％，军官团的德意志成分则远高于水兵：1896年德意志人占55％，其次为马扎尔人10.9％、捷克人9.9％、意大利人8.5％、克罗地亚人7.6％、斯洛文尼亚人4.7％与波兰人3.3％。而自泰格霍夫时代起便要求海军军官在学时掌握除了军事事务外，必学通识和文化教育，以及至少掌握两门外语，其中德语为官方指挥语言，但大多数的军官都会讲四种以上的语言。大多数军官为德意志人或匈牙利人，而水兵们则因社会背景会根据民族选择不同职位，例如克罗地亚人和意大利人大多是水手、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为炮手和机械师、匈牙利人担任机枪手等，且水兵不像陆军以团为单位区分民族，而是完全混编的，但整体而言，这支海军相当程度上不受困扰帝国政治与陆军的民族问题影响，水兵对海军与王朝维持着相当的忠诚。

在员额与招募方面，海军平时以现役官兵为骨干，另编有数级预备役以备动员。1913年，全海军计有401名一级士官与3,776名二级士官，多出身普拉的机械学校与希贝尼克的士官学校，或由再入伍的资深士兵充任；同年另有一级预备役12,500人、二级预备役7,100人、追加预备役2,260人与常备休假者800人。1914年7月31日总动员后，海军员额增至33,736人，其中19,405人配置于作战舰艇。

军官养成以阜姆的奥匈帝国海军学院为核心，平时约有180名学员，战前数年并扩大招收；学员毕业后依炮术、水雷或鱼雷等专长分科深造。设于普拉的炮术学校每年训练军官及约90名士官与650名水兵，鱼雷学校与水雷学校则分别训练数十名士官及逾100名水兵；各科理论课程多在普拉的废舰上进行，实作则于舰队舰艇完成，每学期末另安排一次训练舰远航。

军官多出身中产阶级、部分来自贵族，水兵则多来自劳动阶层，两者的生活条件在大型军舰上差距尤为明显：一艘泰格霍夫级无畏舰上逾千名水兵的起居空间，仅与100名军官（含将官舱房与交谊厅）相当。此种差距在战时粮食短缺下益发尖锐，成为1918年卡塔罗兵变的诱因之一；相较之下，潜舰与驱逐舰等小型舰艇的官兵差距较小、士气较高。尽管皇帝素有“至虔天主教君主”之衔，帝国暨王家海军仍奉行宗教自由，设计全部现代主力舰的海军总工程师西格弗里德·波普尔即为犹太人。

### 军阶

阶级｜将官Flaggenoffiziere｜校官Stabsoffiziere｜尉官Oberoffiziere｜候补军官Fähnriche

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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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海军元帅｜海军上将｜海军中将｜海军少将｜海军上校｜海军中校｜海军少校｜海军上尉｜海军中尉｜海军少尉｜海军准尉｜海军军校生

德文｜Großadmiral｜Admiral｜Vizeadmiral｜Konteradmiral｜Linienschiffskapitän｜Fregattenkapitän｜Korvettenkapitän｜Linienschiffsleutnant｜Fregattenleutnant｜Korvettenleutnant｜Seefähnrich｜Seekadett

匈牙利文｜Főtengernagy｜Tengernagy｜Altengernagy｜Ellentengernagy｜Sorhajókapitány｜Fregattkapitány｜Korvettkapitány｜Sorhajóhadnagy｜Fregatthadnagy｜Korvetthadnagy

资料来源：

## 主要作战单位

### 水面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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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海军水面舰队建设工作长期受制于军费，代表工商业与海外贸易利益较薄弱地区的匈牙利国会，对海军拨款远比代表工业发达地区与的里雅斯特大港的奥地利帝国议会来得吝啬，因此海军在1860年代至1914年间先后历经了“青年学派”的廉价鱼雷艇沿岸防御、以马汉理论为本的均衡战斗舰队，以及最终的无畏舰时代3个阶段。在此财政与政治的双重约束下，海军无力与英、德等海权比拼数量，遂发展出一套以少量现代化主力舰为核心的设计哲学：蒙特库科利与其继任者豪斯留下的，是一支“精简却均衡”、以现代舰艇为骨干的舰队。而由于主力舰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乎都停泊港内、扮演典型的“存在舰队”，实际承担绝大多数作战任务、并维系奥匈帝国对亚得里亚海大部分海域主动权的，反而是巡洋舰与驱逐舰等轻型舰艇。

奥匈帝国海军的无畏舰以“泰格霍夫级”为代表。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后，海军总司令蒙特库科利于1909年提出建造4艘无畏舰的计划，意外挑起了战前地中海短暂而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由于匈牙利国会瘫痪导致预算迟迟无法通过，蒙特库科利甚至在无正式拨款的情况下，透过与的里雅斯特技术工厂、斯柯达厂、维特科维采钢厂关系密切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取得信贷、抢先动工，是一项风险极高且逾越法律的举措。与意大利在“但丁·阿利吉耶里号”上采用三联装炮塔的决定相呼应，斯柯达厂早已应海军要求制作三联装炮塔的实体比例模型并通过测试，证明三联装比大量双联装炮塔更能节省甲板空间与重量，这一点对奥匈帝国以有限吨位追求最大战力的设计取向格外重要。首舰“联合之力号”于1910年7月24日在的里雅斯特技术工厂开工，全级装备12门305毫米斯柯达L/45舰炮，配置于4座三联装炮塔并全部沿舰身中线布局，是奥匈帝国海军历史上火力最强大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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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畏舰之前，海军的主力为3艘“拉德茨基级”准无畏舰。此级为奥匈帝国海军最早装备305毫米主炮的战舰，于前后2座主炮塔各装2门305毫米斯柯达L/45主炮，另配有8门240毫米的中间口径炮；此种混合重炮的配置在射击时难以分辨不同口径炮弹的弹著、使精确的火控极为困难，但其在战争中的岸轰任务仍发挥了效用。“拉德茨基级”完工时的火力凌驾当时所有意大利战舰，与蒙特库科利的无畏舰计划一同促使意大利海军意识到奥匈帝国正构成严重的品质威胁。此外舰队中还编有更早的“君主级岸防战舰”等前无畏舰与岸防战舰，战争爆发时多已过时。

奥匈帝国海军的装甲巡洋舰以“圣乔治号”为最大且最优良者，但至一战爆发时亦已大致陈旧，战时主要作为轰击平台使用；该舰在1917年的奥特朗托海峡海战中挽救了霍尔蒂的巡洋舰编队免遭覆灭，堪称该役的功臣。更早的装甲巡洋舰则包括海军首艘装甲巡洋舰“玛利亚·特蕾莎皇后号装甲巡洋舰”与“卡尔六世皇帝号装甲巡洋舰”，后者是前者的改良型，拥有更强的动力、更简洁的外形与更佳的防护。这批老旧的装甲巡洋舰在1918年2月的卡塔罗兵变中一度落入叛变水兵手中，事后“圣乔治号”等3舰即遭除役、改为宿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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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轻型主力方面，1908年开工的“施波恩上将号小巡洋舰”是海军首艘涡轮动力的3,500吨快速巡洋舰，试航时达到27节、为当时服役中全世界最快的巡洋舰，并率先采用日后成为轻巡洋舰标准的76毫米装甲带而非防护巡洋舰时代的内倾装甲甲板，可谓第一艘现代意义的轻巡洋舰。以其为蓝本、换装更可靠的AEG-柯蒂斯冲击式涡轮的改良型即为“赫尔戈兰级小巡洋舰”，包括“萨伊达号”“赫尔戈兰号”与“诺瓦拉号小巡洋舰”3舰，各装备9门100毫米斯柯达L/50舰炮。此三舰是战时海军最重要的资产，其高航速使其得以摆脱几乎所有火力更强的协约国舰艇，最适合执行快速袭扰，此即战争期间奥匈帝国轻型兵力最主要的攻势行动类型。

驱逐舰部队以匈牙利建造为主，此因蒙特库科利受制于斯波恩早先对匈牙利国会作出的按经济贡献比例分配造舰订单之承诺。早期的“骠骑兵级”为斯波恩1904年向英国亚罗造船厂购入设计、再于本土授权生产的400吨驱逐舰，其设计源自英国1890年代中期的“30节型”（后改称B级），至1914年已然过时，“龟背”艏楼在恶劣海象中极易上浪，轻排水量亦限制其在恶劣天候下的作战效能，但仍在亚得里亚海的狭窄水域中被大量而有效地运用。凭借28节航速，“骠骑兵级”得以避开火力较强的协约国多数舰艇，必要时亦能与其驱逐舰周旋。取而代之的是1910年舰队扩充计划中的“塔特拉级”，即6艘800吨、32节的涡轮动力驱逐舰，由多瑙比乌斯（Danubius）位于阜姆附近波尔托雷的新设施承建。该厂因缺乏现代军舰建造经验，早期因铆接品质不良导致舰体变形而多次返厂、并得到AEG的技术协助方才改善，但问题排除后海军对“塔特拉级”的整体性能相当满意，其速度与武备均优于同时期英国海军的G、H、I、K、L各级驱逐舰，成为与“赫尔戈兰级”巡洋舰搭配作战的理想僚舰。“塔特拉级”与其后续的“特里格拉夫代舰级驱逐舰”在战后舰队瓜分时皆成为协约国竞相争取的战利品。

### 潜舰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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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海军相似，奥匈帝国在潜舰的发展上起步相对较晚，尽管早在19世纪中叶便有原型潜航器问世。1852年，德国发明家威廉·鲍尔曾向奥地利海军提议建造潜舰，海军当局甚至批准了一万五千弗罗林的款项，但陆军部长最终否决此案，鲍尔遂转赴英、法乃至俄国发展，奥地利的潜舰计划因而中止。奥匈帝国下一次认真构思潜舰，已是1904年由普拉海军技术委员会主任西格弗里德·波普尔提案之时；当局并未贸然自行研制，而是决定透过向外国采购与竞标来引进成熟技术。

由于缺乏本土设计与建造经验，海军在1907年公开招标、并于1908年5月选定西蒙·莱克、约翰·菲利普·霍兰与德国基尔日耳曼尼亚船厂三种原型各订购两艘，分别编为U-1、U-2（莱克型）、U-3、U-4（日耳曼尼亚型）与U-5、U-6（霍兰型），合计6艘。奥匈帝国潜舰的正式称谓为“陛下潜舰”（Seiner Majestät Unterseeboot，缩写S.M.U.），编号初期以罗马数字表示，后改用阿拉伯数字，英美文献则常以“U 1、U II”等形式书写以与同区作战的德国潜舰相区别。其中U-1与U-2的莱克型艇因采用汽油发动机，艇员在短程航行中即出现汽油与废气中毒的症状，1914年10月遂将发动机退还原厂、改装柴油发动机，此二艇战时多用于的里雅斯特的水下防御与训练。由日耳曼尼亚船厂于基尔建造的U-3、U-4属双壳设计，完工后于1908至1909年拖航经基尔运河与直布罗陀转赴普拉，途中还一度因舰体结冰、船身刮伤而在直布罗陀停靠修理。

由于续航力有限，奥匈帝国潜舰仅在亚得里亚海与地中海活动，主要海军基地为普拉与最南端的卡塔罗湾。潜舰部队虽规模不大，却在地中海战区的潜舰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数次重要战果。1914年12月21日，U-12在奥特朗托海峡口以鱼雷命中法国无畏舰“让·巴尔号”，迫使法军将主力舰自奥特朗托海峡撤走、取消其舰队出击，成功削弱了协约国对亚得里亚海口的封锁压力。翌年5月意大利对奥匈帝国宣战后，格奥尔格·冯·特拉普指挥的U-5于8月5日在佩拉戈萨岛附近击沉意大利潜舰“海仙女号潜舰”。而特拉普最著名的战绩，是在1915年4月27日于圣玛丽亚-迪莱乌卡角（奥特朗托海峡口）附近以U-5击沉正在巡逻的法国装甲巡洋舰“莱昂·甘必大号”，包括法国分舰队司令塞内斯少将在内共624人罹难，特拉普亦以其战功获颁玛丽亚·特蕾莎军事勋章。

战时奥匈潜舰部队亦有俘获敌舰后改编服役之例。编号U-14的潜舰原为法国“居礼号潜舰”，1914年12月20日试图潜入普拉军港时被防潜网缠住、遭岸炮击沉，事后由奥匈帝国海军打捞、于普拉修复并改编为U-14，成为战时服役的最大一艘奥匈潜舰，后改由特拉普指挥。

战争后期，由于自产潜舰数量始终有限，奥匈帝国海军与盟国德国紧密协作。德国潜舰与奥匈潜舰常在同一海域作战，为区分两者，英美文献常以“U I、U II”等形式书写奥匈潜舰编号。奥匈帝国本身也接收了数艘德制潜舰纳入序列，例如以德国UB-I型为基础、由基尔日耳曼尼亚船厂与不来梅威悉股份公司建造的U-10至U-17等艇。就总体战果而言，奥匈潜舰部队的规模始终限制其影响：1918年前9个月，其9艘适航潜舰仅击沉59,200吨敌方航运，而同期在地中海活动的德国潜舰平均每月即达80,000吨。这批小型潜舰连同少数自产艇，构成了以卡塔罗为前进基地的奥匈帝国潜舰战主力，持续在亚得里亚海与地中海袭扰协约国的运输与封锁线，直至战争结束。

### 航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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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海军对航空器的兴趣可追溯至一战之前，1912年2月23日于普拉附近的圣卡特琳娜岛飞行站正式启用，标志着海军航空队的建立，其于1913年秋季正式编入奥匈帝国海军建制，1917年5月又改组为“海军航空兵团”（Seefliegerkorps）。与同时期着重发展飞艇的德意志帝国海军不同，奥匈帝国海军航空兵以水上飞机与飞行艇为绝对主力。战前海军仅有3处水上飞机站：普拉的司令部与兵工厂、邻近科萨达岛（Cosada）的飞行训练学校，以及卡塔罗湾的库姆博尔作战基地，主力机队则分驻于普拉（普提塞拉）、库姆博尔与的里雅斯特（格拉多）一带。

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后，亚得里亚海北端成为海军航空兵的主战场，其任务以侦察卡尔索战线与意大利海军动向、并轰炸铁路线与港埠设施为主。早在同年5月24日，海军航空队便对威尼斯发动空袭，目标包括圣尼古拉堡、兵工厂以及停泊于斯基亚沃尼港的驱逐舰，其后亦与意大利航空队在亚得里亚海上空展开多次空战。奥军水上飞机以本国洛纳飞机厂生产的机型为骨干，其中侦察轰炸机“洛纳L型”性能优异、产量达105架，意大利甚至加以仿制为马基飞机系列。奥匈帝国海军航空兵并创下两项世界反潜作战的先例：1916年8月，一架自的里雅斯特起飞的水上飞机于威尼斯重创英国潜舰“B-10”，另有水上飞机L132与L135击沉一艘法国潜舰。整场战争期间，海军共生产591架水上飞机，多用于为舰队担任侦察；至战争末期规模达12处飞行站，1917年编制2,030名军事人员与112名民间技术人员，全程损失飞机304架、飞行员94名与观测员81名，1918年底仍保有266架飞机。

奥匈帝国海军航空兵头号王牌为戈特弗里德·冯·班菲尔德，外号“的里雅斯特之鹰”，意大利参战后奉命于的里雅斯特扩建大型水上飞机站并出任站长直至战争结束，战时驾驶飞行艇取得9次确认击坠，为奥匈帝国海军最成功的飞行员；1917年5月31日，其更成为首位于夜间击落敌机的奥匈帝国飞行员。

### 多瑙河舰队

奥匈帝国海军除亚得里亚海的海上舰队外，另辖有一支专责多瑙河河川作战的“多瑙河舰队”（k. u. k. Donauflottille），其主力为吃水浅、备有重炮与装甲的浅水重炮舰，此类舰艇干舷低、吃水浅，专为多瑙河的环境设计，可在河道上有效机动。1914年7月26日，海军组建多瑙河舰队司令部，由海军中校腓特烈·格伦德指挥，两日后（7月28日）奥匈帝国即对塞尔维亚宣战。开战时舰队分为两个浅水重炮舰队：第1队辖“泰梅斯级浅水重炮舰”、“博德罗格号浅水重炮舰”、“萨莫什号”（Számos）、“克勒什号”（Körös）4舰及巡逻艇，第2队则辖“马洛什号”（Maros）、“莱塔号浅水重炮舰”等舰，另有补给汽船与医疗船随行。

1914年7月29日，多瑙河舰队旗舰“泰梅斯号”偕“萨莫什号”炮击贝尔格莱德的铁路桥与卡莱梅格丹要塞，为舰队对塞尔维亚作战的开端。此后舰队持续支援陆军对塞尔维亚的作战，并在萨瓦河与多瑙河沿岸掩护渡河与炮击敌岸阵地，其间“泰梅斯号”于1914年10月22日至23日触雷沉没。1916年8月罗马尼亚参战后，舰队转往多瑙河下游对罗马尼亚作战；1917年至1918年间，部分舰艇更循多瑙河进入黑海，一度进驻敖德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后，多瑙河舰队的舰艇由各继承国瓜分：其中4艘浅水重炮舰拨交新成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3艘拨交罗马尼亚，匈牙利则保留部分舰艇沿用。其中若干舰艇存世甚久，如“莱塔号”与“萨莫什号”战后长期留存于匈牙利（至1980年代仍作为浮筒使用），“博德罗格号”则以“萨瓦号”之名转入南斯拉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在服役。其中“博德罗格号”战后拨交南斯拉夫、1920年更名“萨瓦号”（Sava）并服役至1959年，2005年获认定为文化财，2015年由塞尔维亚国防部完成修复后作为浮于水上的博物馆舰对外开放，成为奥匈多瑙河舰队少数留存至今的实物。

## 结果

### 帝国崩解与舰队的瓜分

1918年下半，奥匈帝国迅速走向崩解。同年6月的第二次皮亚韦河战役失利后，10月24日展开的维托里奥·韦内托战役中再遭决定性失败，帝国境内各民族纷纷宣告独立。奥匈于10月14日向协约国寻求停战，11月3日签署《维拉朱斯蒂停战协定》，翌日敌对行动终止；协定的海军条款要求交出15艘1910年后建造的潜舰与全部德国潜舰，以及3艘战舰、3艘轻巡洋舰、9艘驱逐舰、12艘鱼雷艇、1艘布雷舰与6艘多瑙河浅水重炮舰。

停战之前，舰队的归属已先行决定。10月30日，皇帝卡尔一世下令将多瑙河舰队以外的所有军舰移交予南斯拉夫国民议会，普拉诸舰于次日清晨、卡塔罗诸舰于11月1日完成交接，多瑙河上的浅水重炮舰与巡逻艇则划归匈牙利。移交前数日，德军在普拉、的里雅斯特等地凿沉其在亚得里亚海活动的10艘潜舰，另有14艘驶返德国。移交当日清晨意大利突击队仍潜入普拉港炸沉甫成为南斯拉夫旗舰的“联合之力号”，此举一说为未及知悉移交情报的误击，一说反映意大利视该移交为非法、意图阻止新兴国家取得其视为战利品的舰艇。11月10日，义、英、法、美四国代表于威尼斯集会成立亚得里亚海海军委员会，将亚得里亚海岸划为3个占领区，意大利控制北段的伊斯特里亚与的里雅斯特一带、美国控制中段的达尔马提亚、法国控制南段的阿尔巴尼亚，各区分别集中一批前奥匈军舰。

奥匈帝国解体后分裂为奥地利与匈牙利两个内陆国家，均不再拥有出海口。1919年9月10日，协约国与奥地利共和国签署《圣日耳曼条约》，昔日海军的舰艇则在次年遭到瓜分。受配者并不限于亚得里亚海的主要交战国：英国取得“君主号”、“布达佩斯号”、“哈布斯堡号战舰”等5艘旧式战舰、3艘装甲巡洋舰与5艘轻巡洋舰，意大利取得“泰格霍夫号”、“兹里尼号战舰”与“拉德茨基号”3艘主力舰、两艘轻巡洋舰及14艘驱逐舰，法国取得“欧根亲王号”等3艘战舰与轻巡洋舰“诺瓦拉号”，希腊、罗马尼亚与葡萄牙则各分得一批鱼雷艇。

各舰此后多未再服役。英国分得的旧式战舰大多转售意大利拆解；“欧根亲王号”被法国海军用作测试空投炸弹与水下爆炸物的靶舰，最终于1922年6月作为炮击标靶击沉。原已移交南斯拉夫的舰艇中，“拉德茨基号”与“兹里尼号”的官兵不愿将军舰交予意大利，遂于11月上旬升起美国国旗驶出普拉，向驻扎于斯帕拉托附近的美军投降。由于意大利怀有巴尔干领土野心，坚决反对新生的南斯拉夫国家拥有任何具规模的海军，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最终仅继承约12艘老旧鱼雷艇。

### 损失、评价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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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物质损失而言，奥匈帝国海军在整场战争中沉没的舰艇数量相当有限。主力舰仅损失两艘，即1917年12月10日在的里雅斯特遭鱼雷击沉的旧式战舰“维也纳号”与1918年6月10日沉没的无畏舰“圣伊斯特万号”；此外损失巡洋舰“森塔号”与“伊丽莎白皇后号”、4艘驱逐舰（850吨的“利卡号”与“特里格拉夫号”及两艘400吨舰）、两艘鱼雷艇与7艘潜舰。这些损失中有一部分并非敌方作战所致：“特里格拉夫号”是在都拉佐外海触雷后于罗多尼角自沉，1918年4月16日另有一艘担任护航的驱逐舰在劳拉纳外海与自身船团中的一艘船相撞而沉；鱼雷艇51号与22号、驱逐舰“采佩尔号”等多艘受创舰艇则获救修复。相对地，奥匈方面的作战使法国损失装甲巡洋舰“莱昂·甘必大号”、4艘驱逐舰与5艘潜舰。人员损失同样有限：自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0月31日，海军阵亡344人（含军官91人）、失踪639人、受伤313人、成为战俘690人，而战时服役总人数约56,000人，生还率逾98％；死者中飞行员占30％、潜舰人员占23％，反映攻势任务集中于少数兵种。

美国海军史学家文森特·奥哈拉等人认为，奥匈帝国海军作为一支以防御为主的力量未曾遭遇重大败绩，其凭借“存在舰队”的战略牵制了大量协约国兵力于亚得里亚海南部，维持对本国沿海水域的控制、阻止敌军登陆、将实力较强的法军舰队逐出亚得里亚海、震慑协约国主力舰队不敢进入这片近海，并掩护德奥潜舰得以在地中海活动。但其较显著的战绩大多出自巡洋舰、驱逐舰与潜舰这类轻型兵力，被视为海军核心的无畏舰几乎在港内度过整场战争，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击反而招致“圣伊斯特万号”的损失。同一批作者并指出海军在战前与战时的若干失误，包括未订购足够的驱逐舰与潜舰、缺乏战时造舰动员计划、舰队指挥官豪斯过度执著于防范意大利而放过打击法军舰队的机会，以及霍尔蒂“不计代价出击”的原则导致“圣伊斯特万号”沉没。奥匈帝国海军虽至终未败，却自内部瓦解。1916年11月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驾崩后，维系这支多民族舰队的向心力日渐消散。1918年的舰队振兴为时已晚，霍尔蒂虽作风积极，在奥哈拉等人看来却不足与霍雷肖·纳尔逊或泰格霍夫相提并论，其积极出击招致海军在战争中最重大的损失之一，5个月后舰队即移交南斯拉夫、旗舰在普拉遭炸沉，这支多民族海军就此终结。

奥哈拉等人总结道，奥匈海军的力量不仅源于舰艇、潜舰、基地与工业基础等物质资源，更源于泰格霍夫所奠定的传统与精神，其强调作战指挥的独立性，使海军在存续的最后岁月得以成为帝国外交、贸易与经济的有力工具，让奥匈成为同盟国中一名够格的成员与协约国尊敬的对手。海军的人才与传统，则大多传承至以克罗地亚人为主体的新生南斯拉夫国家，即后来的南斯拉夫王国。

由于克罗地亚人为这支海军水兵中人数最多的族群，奥匈海军的记忆日后亦主要由克罗地亚承载：昔日普拉的海军军官俱乐部（Marine-Casino）今为克罗地亚保卫者之家，其一楼设有“帝国暨王家海军纪念室”、二楼的海事图书馆则列为克罗地亚文化古迹，皆由“联合之力”协会（Viribus Unitis）维护并常设奥匈海军主题展览。

匈牙利承接的则是帝国的内河传统。该国虽失去海洋出海口，仍分得部分多瑙河兵力：协约国最终将多瑙河舰队的10艘浅水重炮舰分配予南斯拉夫4艘与罗马尼亚3艘，另两艘改为河用浮箱、一艘拆解，8艘小型河用巡逻艇则由奥地利与匈牙利均分；奥地利共和国对维持河川舰队兴趣不大，1927年将其中3艘卖给匈牙利，两年后又以仅存的一艘133吨艇向匈牙利换得一艘60吨艇。匈牙利据此维持一支小型河岸舰队，延续帝国时代多瑙河舰队的部分传统，其7艘巡逻艇中有6艘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被编入纳粹德国的多瑙河分舰队。这支海军留给匈牙利的另一项遗产是人。美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桑德豪斯（Lawrence Sondhaus）认为，在其所有老兵之中，末代舰队司令霍尔蒂显然是1918年以后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帝国崩溃后霍尔蒂仅在家族领地退隐7个月，1919年6月即以反革命的匈牙利国民军司令身份重返公共生活，该军于同年11月进驻布达佩斯；1920年3月，新政权决定宣布匈牙利为王位空缺的王国，议会遂选其为摄政。桑德豪斯指出，在霍尔蒂温和威权的摄政之下，匈牙利战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精英在昔日的排场与仪式中重新掌权；尽管匈牙利已成内陆国家，霍尔蒂仍继续使用其提督头衔，并在正式公开场合一律穿着海军制服，直至1944年10月因寻求与苏军停战而遭德国推翻。

## 基本资料

- 外文名：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 Kriegsmarine、Császári és Királyi Haditengerészet
- 图片说明：奥匈帝国海军于1869至1918年间使用的海军旗
- 时期：1867–1918
- 国家／地区：奥匈帝国
- if: 军种 军种 部门：海军
- 规模：33,736人、4艘无畏舰、9艘前无畏舰、4艘岸防战舰、3艘装甲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30艘驱逐舰、36艘鱼雷艇、6艘潜艇
- size_year：1914年
- 派驻部队：维也纳兰施特拉瑟海关前9号大街战争部海军司大楼
- 著名指挥官：威廉·冯·泰格霍夫、安东·豪斯、马克西米利安·涅戈万、霍尔蒂·米克洛什、格奥尔格·冯·特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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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ntification_symbol_label：海军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