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政变

三九政变（Nhật đảo chính Pháp）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末期，大日本帝国陆军于1945年3月9日在法属印度支那发动、旨在以武力解除当地法军武装并推翻法国殖民统治的军事行动，日方官方称之为“法属印度支那武力处理”（仏印武力処理），行动代号为明号作战（明号作戦）。自1940年6月法国本土沦陷后，日本虽分两次进驻印度支那，却透过一系列条约维持法国殖民当局的存在、将其当作实质上的独立国对待，形成大东亚共荣圈中唯一的“帝国共治”实体；直到政变前夕，印度支那仍是亚洲大陆上最后一个维持运作的欧洲殖民地。

自1942年轴心国战局逆转、夏尔·戴高乐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印度支那法方对日的协力渐趋消极，抵抗运动亦转趋组织化。外相重光葵自1943年起力主趁机解放印度支那各民族，但以参谋本部为首的陆军中央顾虑招致“人种战”、扩大战线，长期坚持“保持静谧”的现状方针。及至1944年底菲律宾决战失利、美军登陆印度支那的威胁浮现，日军忧虑盟军一旦登陆、法军势必倒戈而使己方腹背受敌，遂决意先发制人；在权衡对苏关系等因素后，最终于1945年2月定案，并议定给予法方两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

作战于3月9日夜间发动，西贡、河内、顺化、金边等主要城市的法军多在翌日10日午后以前投降，仅谅山、同登一带的坚固要塞激战至12日方陷；投降的守军多遭日军集体处决，全作战约有2,100名欧洲籍官兵阵亡或失踪。日军拘押法国军政要人、释放当地政治犯，并保护越南保大帝、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等；越南、柬埔寨、老挝随即名义上宣布独立，法国在印度支那数十年的殖民统治就此瓦解。

武装解除虽几近完全成功，却一并移除了原由法国承担的治安与军事力量，造成权力真空：越盟的活动迅速壮大，日军其后展开的扫讨直至终战仍未能奏效；北部同时陷入空前的大饥荒，估计夺走约100万至200万人的生命。史家多认为，这场政变是法国主权连续性的首度中断、且法国已无力恢复，其造成的政治真空与殖民权威崩解，遂成为数月后八月革命、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以及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爆发的关键远因。

## 背景

### 法国殖民统治与日本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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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始于19世纪中叶。1858年法军进犯后，逐步将南部的交趾支那纳为直辖殖民地，再于1883至1884年将中部的安南与北部的东京收为保护国，并于1887年将越南三圻与柬埔寨（其后再加入老挝）整合为印度支那联邦。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法国的统治始终带有威权色彩，殖民当局对代议政治与政治异议皆兴趣缺缺，1940年当地的欧洲人社群更仅约25,000至39,000人、约占总人口的0.2%。日本对印度支那的军事介入，肇因于1940年6月德国占领法国本土。同年9月，日军以遮断援蒋路线为名进驻北部印度支那；翌年7月的南部进驻，则成为同年12月日本对东南亚英美属地全面开战的前奏。两次进驻皆在开战之前，须透过日法两国政府的协定达成，并以印度支那当局承认菲利普·贝当的维希亲德政权为前提；一旦协定成立，即便开战之后，日本也不认为有变更此一格局的必要。

北部进驻的条件系经一连串外交折冲后确立。法国沦陷后，维希当局的首要目标是维系法国在印度支那统治的延续，总督卡特鲁甚至在日方开口前便主动关闭边境。同年7月，以西原一策为首的视察团提出增兵要求，双方以换文确认法国承认“日本在远东经济与政治领域的最高利益”，日方则表示有意尊重法国权利与印度支那的完整；9月4日的《西原－马丁协定》将东京驻兵上限定为25,000人，但日军擅自越境使交涉一度中断，日本内阁遂于14日决定不论谈判结果如何都于22日进兵，最终在谅山、海防爆发冲突。美国在整场危机中仅止于口头抗议，却同步收紧对日经济管制：9月12日，罗斯福将可用以制造航空燃料的设备列入许可证管制，26日更宣布所有等级的废钢铁一律须经许可、且只发给西半球国家；这些措施一部分即是针对日本在印度支那的动作而来，然而既未能遏阻日本，也未能阻止《三国同盟条约》的缔结。

日本的需索并未就此打住。1941年5月，法方签署《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日法居住航海条约》，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并承诺大量供应稻米、橡胶、煤炭及其他地下资源；同时在日本支持泰国的压力下，被迫将柬埔寨西部与老挝大片领土割予泰国。同年7月，日本进而要求进驻南部印度支那。日方明言，法方若抵抗即拘禁法军、宣布安南独立并自行接管主权，维希的达尔朗遂于21日表示因日方“极其强硬的坚持”而“被迫遗憾地同意”，当局认定无论权力如何受限、如何屈辱，留在当地保有若干权力终究胜于全无。23日，西原的继任者住田乃至于河内签署协定，日方取得南越与柬埔寨8处空军基地、以及包括金兰湾与西贡在内的3处海军基地的使用权，并议定派遣4万兵力、享有行动自由，同时保证法国主权与印度支那的完整；日方复借此际将殖民地其余部分纳入东京的军事管辖，并在法方当局与印度支那银行协力下掌控货币政策、榨取稻米与天然资源。此举招致远比前一年严厉的报复：7月26日，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冻结日本在美资产，英国与荷兰亦相继跟进。

随着对英美开战势在必行，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方针也告底定。7月29日，两国于维希签署加藤－达尔朗换文；11月15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的《对美英荷蒋战争终末促进相关腹案》正式将维持印度支那现状定为国策：维持现状以确保资源与治安，被认为远比以实力排除法方更为合理，“保持静谧”遂成日方一贯方针。12月8日日本对英美开战，翌9日，印度支那总督尚·德古接受《关于法属印度支那防卫的日法现地军事协定》；连同7月的换文，两者议定日法防卫分工（北部主由印度支那军、南部主由日军），但未规定两军联合作战或日方对法军的最高指挥权，内部治安与警察权仍归法方掌握。

### 日法共治与“保持静谧”

开战后，日本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南方作战的发进基地，其后又将其用作兵站与中继基地：在取得法方同意或许可的前提下，使用当地的机场、港口等军事设施遂行南方战争，并自当地输入粮食与资源，以弥补国内及战场的物资短缺。为维持此种军事与经济上的协力，稳定印度支那局势遂成为日本的首要之务，其驻军奉命“保持静谧”。法国同样借由与日本的合作来维系其在印度支那的主权：印度支那法军虽未与日军交战，仍以武力持续镇压当地的独立运动势力，并依共同防卫的约定负责北部与中国交界一带的警备、警戒中国军队的入侵，于中越边境构筑坚固的要塞群，实际上扮演了中日之间的缓冲角色。对中国而言，越南经滇越铁路是抗战时期转运外援物资的重要通道，中、法之间亦长期围绕过境运输与军事合作交涉，印度支那遂成为中、日、法三方角力的场域。1942年12月30日的三谷－拉瓦尔协定，又确立了以“特别圆”折算皮亚斯特支付日军军费的结算方式；凭借这一整套条约体系，日本得以在不实际排除法国统治权的前提下，将印度支那当作实质上的独立国对待。

总督德古在维持对维希效忠的同时，也着手强化印度支那内部的统治。经济上，他推行中央统制，垄断橡胶与谷物市场、扶植进口卡特尔，以免在被迫加入日本经济圈后完全从属于日本；政治上，他一面表忠于维希政权、取缔政治团体，一面推行行政现代化，1942至1943年间渐次将较高的行政职责交予当地人，1943年5月更改组印度支那联邦会议，于23名法籍议员之外增设30名当地议员，名义上扩大了当地人的政治参与，同时扩充技术与职业教育。然而在这些怀柔措施的另一面，是严格的报刊检阅、对反维希法国人的整肃，以及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彻底镇压；1943年3月，被视为民族运动温床的高台教遭大举搜捕，全印度支那被捕者达700余人。日本学者赤木完尔认为，正是德古这种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重整，使印度支那内部维持了相对稳定，成为日方将武力处理一再拖延至战争最终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学者哥沙将这一格局称为印度支那“独特的帝国共治”：一个亚洲、一个欧洲的两大帝国同时统治，其核心在于日本宁可透过法国人间接治理，以便集中于更重要的军事事务；德古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欣赏日本，竭力维持法国主权、推行贝当的“国民革命”，然而一如维希法国本土，印度支那的法国领土实际上已处于外国占领之下。尽管孤立无援且对日本一再让步，法属印度支那自1940年9月至1945年3月仍维持相当程度的自主：维希当局实际掌握教育、税收、金融与行政决策，即便宗主国的维希政权早已垮台亦然，以致美方情报机构迟至1945年1月仍惊讶于德古手中权力之大；到1943年，法属印度支那更已成为亚洲大陆上最后一个仍在运作的欧洲殖民地。

### 局势逆转与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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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盟军登陆北非（1942年11月）、轴心国战局逆转以后，印度支那对日本的协力渐趋消极。日本内部围绕印度支那政策的分歧也随之浮现：1943年4月就任外相的重光葵认为，战局既已恶化，日本唯有扶助亚洲各民族独立以争取其支持、对抗英美，遂于是年秋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首倡以武力解除法军、支持印度支那独立，令陆军大感意外，参谋总长杉山元遂命战争指导班着手研究。陆军中央则始终消极：既忧惧战争目的扩大招致“人种战”，又不愿扩大战线，故力主维持现状。后世法方每将政变归咎于抵抗运动的挑衅，然而日方档案显示，武力处理的构想早在法方出现有规模抵抗之前便已酝酿，抵抗运动对日方决策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

及至1944年巴黎解放、戴高乐返国，法方的抵抗转趋组织化与公开化：驻印度支那法军最高司令官欧仁·莫尔当于同年7月表面卸去公职，9月10日获戴高乐任命领导地下抵抗，并由加布里埃尔·萨巴捷统辖北印度支那的抵抗部队、与英国136部队取得联系。法方将日军动向情报传递予美方、协助其空袭，连德古也对日方与日俱增的购米要求消极以对，在日方眼中形同破坏共同防卫协定，日方对法方的疑惧遂与日俱增。日法又竞相征集资源，加以水患、歉收与美军轰炸瘫痪交通，印度支那的经济急速恶化，粮荒终酝酿成翌年的大饥荒。

动武的构想早自1944年3月前后即已成形：南方军责成驻印度支那派遣军研拟对法用武的方案，取派遣军司令町尻量基姓氏的首音命名为“MA号作战”（マ号作戦），但因“保持静谧”方针当道而暂遭搁置。其后随战局恶化，大本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与陆军、外交部门围绕印度支那相持不下；日军则重新著手准备，11月再拟接管计划，12月土桥勇逸接替町尻，该军改编为第38军，兵力急遽增至遍布南北的四万余人。促使陆军下定决心的，则是1944年底以来的一连串外部变局：12月10日，苏联与戴高乐政权缔结《苏法同盟互助条约》，日方忧虑该约一旦适用于亚洲，恐恶化日苏关系甚至招致苏联对日参战；英帕尔战役失败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率美军登陆菲律宾，又使印度支那由后方转为前线，至1945年1月12日美军舰载机首度大举空袭，更令各方判定盟军登陆在即。日方研判，届时法军势必倒向盟军、使日军腹背受敌，先发解除其武装遂成当务之急。

至1945年2月1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正式决定以武力确立对印度支那的直接控制。然而如何善后，则在军方与外交官之间引发分歧：以土桥、寺内寿一为首的军方倾向如马来亚、荷属东印度那般实施直接军政，松本俊一等外交官则主张建立名义独立、由日本顾问辅导的印度支那联邦，并顾虑苏联的反应（其时苏联已是法国盟友、苏日中立条约又将于4月届期）。最终促使陆军接受支持独立主张的，正是“对苏保持静谧”的考量：既然苏联无从反对民族解放，明示支援独立反成防止日苏关系恶化的最佳手段。经反复折冲，2月26日再定《印度支那政务处理要领》，议定武力行使时“日法关系不视为战争”、法国原直辖地区实施军政但对外仅称日军“暂时管理”，并尽速促成安南等国废弃对法保护条约以恢复独立；操作细节则见于第11号报告《印度支那武力处理政策要纲》，议定于3月上旬、5日以后实施，并给予法方两小时的最后通牒。作战原订3月3日发动，但因德古人在大叻、须待其返西贡而延至9日；土桥与驻印度支那法军最高司令官乔治-阿尔贝·埃梅会谈后益发确信法方仅在拖延，遂决意奇袭，并因原代号“MA号”已在印度支那与日本人社群间广为人知而改称“明号”。

## 双方军事实力

### 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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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作战的日军为第38军（司令官土桥勇逸中将、参谋长河村参郎），隶属寺内寿一所率南方军，9日投入的兵力逾30,000人。其麾下主要部队及各自的作战地域为：第37师团（师团长长野祐一郎）驻东京北部、第21师团（三国直福）驻东京南部、独立混成第34旅团（永野龟一郎）任北老挝、独立混成第70旅团（小田正人）任芽庄以北的安南、第2师团（马奈木敬信）主力任芽庄以南的安南与交趾支那、柬埔寨。此外尚有第4师团一部参与。不过，诸部队中仅第21师团接近编制定员，第37师团约半数，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兵力未足，第2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另有在华南作战、未及参战的第22师团（平田正判）。据学者大卫·马尔综合各方资料，日军总兵力约55,000人（其中战斗部队约35,000人），略少于法军，但战斗兵比例较高；日军并利用驻广西的第22师团自侧翼指向谅山，另以已自泰国进抵琅勃拉邦的第4师团一部，准备堵截可能向老挝退却的法军。

担任东京北部主攻的第37师团，于1月下旬进抵、2月初完成准备，被视为全印度支那日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其步兵第225联队（鑓目武治）主攻谅山、同登、高平各要塞，步兵第226联队（冈村文夫）指向太原、河江、北𣴓方面，步兵第227联队（皆藤喜代志）则主攻海防。第21师团以步兵第82联队（冈田梅吉）为基干主攻河内，其攻击目标涵盖以军司令部为中心的通信、工兵、医院设施，师团司令部与各兵营地区，以及市郊的城防据点与南侧机场；步兵第62、83联队（一宫基）则分任老街地区与北安南方面。

除正规部队外，日方自1942年8月起即透过大使府、宪兵队与大南公司暗中扶植南部的高台教徒，由陆军中野学校出身者担任教官加以军事训练，于西贡近郊设营、编成兵补部队，为避免刺激法方而以“特殊雇用人”相称；这批高台教武装至政变前已达约3,000人，3月9日的行动即为其初阵。

### 法军

日方掌握的法属印度支那军兵力估计约90,000人，其中法欧籍约20,000人、当地籍约70,000人，另有保安队约5,000人。其部署分为三个集团：北部集团（萨巴捷少将）驻东京约45,000人、中部集团驻安南、南部集团（德尔叙克）驻交趾支那与柬埔寨约35,000人。东京北部一带的法军另编为3个旅团，分别由亨利·拉皮埃尔上校（第1东京旅团，驻海防）、马塞尔·亚历山德里（第2东京旅团）与埃米尔·勒莫尼耶（第3东京旅团，驻谅山）指挥。主要驻地包括谅山、河内、海防、顺化、归仁、西贡、金边等地，并在谅山、同登、老街等处筑有要塞，海军主力则配置于西贡一带。不过，其装备老旧、以山炮级火力为主，正规兵自1944年底起多转入夜间与山地训练，一般部队的战斗训练并不充分。另据法方研究，法军实兵约为法欧籍的“主权”团队12,000人与当地籍士兵62,000人。马尔则估计法军实际总数约60,000人（其中战斗部队约30,000人）；与清一色为日本人的日军不同，印度支那军系由欧洲人、越南人、柬埔寨人、老挝人、泰人及土、侬、拉德等族群混编而成，自1940年法国战败以来未曾补充人员、武器与装备。东京一带，法军约有37,000人（约半数为战斗部队），日军则部署了约24,000人。整体而言，日军为此役经过周密整备与针对性训练、装备较新、士气高昂，法军则装备陈旧、火力薄弱、士气低落，双方在战技与士气上的落差成了日军得以速胜的重要因素。

## 战斗序列

- 日军第38军
- 第38军：司令官土桥勇逸中将，参谋长河村参郎大佐 第37师团（北部东京）：师团长长野祐一郎中将
- 步兵第225联队：鑓目武治大佐
- 步兵第226联队：冈村文夫大佐
- 步兵第227联队：皆藤喜代志大佐
- 山炮兵第51联队：稲井民雄大佐 第21师团（南部东京）：师团长三国直福中将
- 步兵第62联队
- 步兵第82联队：冈田梅吉大佐
- 步兵第83联队：一宫基大佐 第22师团一部（进出东京、归仁）：师团长平田正判中将
- 步兵第85联队：能势润三大佐 独立混成第34旅团（中部东京、安南）：旅团长永野龟一郎少将
- 独立步兵第189大队（顺化）：白滨胜海中佐
- 独立步兵第190大队（岘港）：河合大佐
- 独立步兵第193大队（芽庄）
- 旅团炮兵队、旅团工兵队 独立混成第70旅团（南部交趾支那）：旅团长小田正人少将
- 步兵第2联队：原好三大佐
- 步兵第29联队：三宅巍三郎大佐
- 搜索第2联队：石崎益雄大佐
- 工兵第2联队 第2师团主力（西贡、南部安南）：师团长马奈木敬信中将
- 搜索第4联队：今村安大佐
- 独立步兵第420大队：吉冈乔二大佐 **第4师团一部

- 法属印度支那军
- 印度支那军：总督尚·德古，最高司令官乔治-阿尔贝·埃梅 北部集团（东京，约45,000人）：加布里埃尔·萨巴捷少将
- 第1东京旅团（驻海防）：亨利·拉皮埃尔上校
- 第2东京旅团：马塞尔·亚历山德里
- 第3东京旅团（驻谅山）：埃米尔·勒莫尼耶 中部集团（安南）南部集团（交趾支那、柬埔寨，约35,000人）：德尔叙克中将 **海军（驻西贡）：雷吉斯·贝朗瑞

## 作战经过

### 最后通牒与作战爆发

德古总督于2月24日抵达西贡，提议于3月9日签订关于稻米供应的协定，松本大使欣然应允，遂使递交最后通牒的场合得以自然地设于西贡。9日下午7时，松本如约单独与德古会晤，递交最后通牒，要求法军全部即刻置于日军指挥之下，并交出印度支那境内一切运输系统与军需物资。德古当即召入克洛德·德布瓦桑杰作证，向松本激烈抗议并要求放宽条件，声称须先咨询埃梅等人方能正式答复；松本则一再表示总督有权自行决定，并于8时15分离去，指定回复须送达军司令部。德布瓦桑杰则趁隙通报法军指挥官。然而德古官邸自7时半起试图联络河内的埃梅司令部，却无任何讯息送达，日军很可能已切断电话电报线并干扰法军无线电；土桥事后对德古未随最后通牒发布戒严令表示意外。

德古一面仍寄望延长答复期限以续行交涉，一面于松本离去后急召南部集团司令德尔叙克与印度支那海军司令贝朗瑞至官邸，此举反使日军易于在1小时后将2人一并拘捕。8时45分，德古派法日事务专员、海军上校罗班携书面答复前往，内容大抵恳请延长9时的通牒期限。罗班却走错了建筑，在1名持冲锋枪的日方翻译协助下才得以电话联系松本、由后者派车接应。

由于各地情势不一，战斗实际上未依号令同时展开。海防的日军指挥官早在下午7时25分便因当地法军戒备而率先发起攻击，谅山的日军亦于8时45分袭击法军军官食堂。9时18分，土桥接获河内已然开火的报告；9时23分，眼见罗班仍未到来，土桥遂认定德古未能履行通牒条件，下令反复发送暗号“7.7.7”，表示法方拒绝。2分钟后罗班方被引入，将德古的信函递予松本，松本读毕即高声宣称“这无疑是拒绝”。依日方战史（采东京时间，较当地时间早2小时），北部印度支那一部于“10时10分”率先攻击，土桥于“10时21分”下令全面发动武力处理。翌10日午后以前，河内、西贡、顺化、金边等大多数城市的法军即告投降，一部分守军甚至在天明前便已放下武器；日军拘押法方军政要人并收容于收容所，接收的武器一律置于日军管理之下，当地籍士兵则予以释放，遭法方监禁的当地政治犯亦获开释。综观全局，日军评估此次武装解除几近完全成功；究其要因，除作战计划、准备与训练得当、士气高昂外，日军平时藉军事交流之机已相当程度掌握法军兵营与要塞的内部情形，并获得反法当地人的协力与内应，加以法军装备陈旧、战意低落、训练不足，且因法军原判断发动日为8日或10日、对9日的行动猝不及防，遂使作战得以速决。

### 南部与中部的战事

在南部印度支那，战斗几乎未曾发生，德古及其高级官员束手就擒、接受拘禁。交趾支那与柬埔寨的法军几无抵抗，多在10日正午前投降，可能系奉被拘的德尔叙克之命；少数企图于湄公河三角洲建立抵抗据点或往泰国方向逃逸者，数周内即仅余零星散兵。老挝的小规模抵抗则较为成功，自由法国小组得以仰赖苗、泰、寮的贵族家系取得补给、脚夫与日军动向情报。

在安南，唯一坚决抵抗的殖民地部队是王都顺化的守军。一支乔装为越南平民的日军突击队在例行关闭城门前潜入王城的巨大城门内，于9时绑住守门者，静候25分钟后传来的攻击信号。沃邦式的顺化王城大部分很快陷落，法军的顽强抵抗集中于芒茶兵营，该处直到10日午后指挥官负伤、弹药告罄方才投降。顺化的战斗虽不足24小时，激烈程度却反映于伤亡：据记载，该地1,140名法军中有251人阵亡。个别据点的抵抗尤为壮烈：由贝纳尔上尉与阿梅尔中尉率领的约20名炮兵与士官退守“公使馆”，彻夜力抗配备战车与火炮的3个日军中队。安南皇帝保大帝则于9日外出狩猎而躲过战火，返途在日军路障前受阻，于10日凌晨由武装护送回宫。

### 东京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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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双方所料，最激烈的战斗发生于东京。河内的日军为同时夺取多处要点而缜密受训，自9日下午7时起悄然部署，一些法国军官在办公桌前或家中即遭擒。7时55分，莫尔当正在寓所与自由法国卧底保罗·穆斯交谈，接获军方对渡口枪响的通报；他将座车与司机借予穆斯，穆斯行至司令部附近即驶入河内最初的交火之中。居约上校组织了即时防御、其后阵亡，卡瓦兰上校则专事焚烧机密文件。日军指挥官因抢在土桥期限之前而一度迟疑；待“7.7.7”信号送达、部队再度推进，法军顽强抵抗，军司令部连遭三次攻击，至10日凌晨5时始告投降。城堡内由奥梅萨上尉统率的海军陆战队员与步兵，更以一敌十死守20小时、击退日军3次进攻。

莫尔当于前一晚趁交火间歇潜入城堡，销毁文件并向守备司令马西米将军建言后，翌晨向日方投降。城堡守军屡挫日军攻势，日方逼迫被俘的埃梅命马西米投降未果，甚至令1名被俘的法军号手吹奏“停火”亦无效。10日午后大势已去，马西米在投降前炸毁了燃料库与汽车场。河内的战斗不足24小时，其激烈可由伤亡见之：法方阵亡欧洲人87名、越南人约100名，日方阵亡115名；另有来源记为法方阵亡292名、日方阵亡212名。

在海防，日军集中攻击第1东京旅团部所在的布埃兵营（指挥官亨利·拉皮埃尔上校），以重迫击炮与机枪火力掩护班规模的渗透与突击，至10日上午10时，殖民地守军已无法移动而不暴露于猛烈火网之下。拉皮埃尔遂下令停火，其后遭日军反复要胁签署命令、令他处部队投降；拉皮埃尔拒不从命，日军搜寻其密码本欲伪造投降令，却只觅得灰烬。

一如1885年与1940年，谅山再度成为法军损失最惨重之地，事起于一场诡计。当地日军指挥官邀第3东京旅团司令埃米尔·勒莫尼耶将军于9日下午6时半赴宴，勒莫尼耶婉拒，但为不失外交礼节，仍准3名高级军官陪同谅山省理事卡米耶·欧斐勒赴会；8时，东道主告知这批法方宾客已遭逮捕。勒莫尼耶于谅山城堡的司令部自9时起遭炮击与攻击，10日午前被迫投降；日军要其下令属部一并缴械，勒莫尼耶拒绝，遂被斩首。日军续攻至11日，于邻近堡垒遭遇顽强抵抗，遂对那4名先前的赴宴者施以同样手段，结果无异；罗贝尔上校甚至获递手枪以求“体面地自尽”，然亦拒绝而被斩首。

12日午夜过后，日军以两个步兵联队猛攻最后的法军据点同登，守军弹尽后于上午10时投降；日军指挥官显然因己方伤亡惨重而震怒，命法军最高阶的生还军官跪于其麾下殖民地兵之前处决，众兵瞠目旁观；至翌晨，另有53名同登生还者遭斩首或刺杀致死。据法方记载，同登守将苏利耶少校击退三次强攻后被杀，日军其后另屠杀约400名俘虏。谅山一带遭日军杀害的欧洲与印度支那籍俘虏总数可能逾200人。土桥于战斗结束约1周后抵达谅山、仔细查问这些事件；随行的总领事西村熊雄自1名中尉翻译处听闻，受刑的法国军官高唱《马赛曲》、从容赴死。此外，美军第14航空队迟来的轰炸，据称误杀了数百名被日军囚禁于谅山城堡内的越南殖民地步兵。依法国方面的记载，谅山守军遭处决，勒莫尼耶与欧斐勒被斩首，法国学界并称当地约八成的法方人员在被俘后遭处决。

### 法军残部的抵抗与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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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夜间，日军不知何故未攻击位于河内以西与西北的萨巴捷两支部队，使其得以撤离营地、朝云南边境方向移动。然而萨巴捷很快与多数属部失去联系，火炮与车辆因缺乏渡河的渡轮或木筏而不得不在渡口销毁，日军又成功封锁了老街与河江两处最重要的边境出口。事实上，东京理事长官早在3月7日便先于总督与法军司令官获悉日军将于9日或10日发动政变，遂向守军下达戒严令，并于8日离开河内转入山区指挥，当晚法军更在东京彻夜进行了一场模拟战。11日，第2东京旅团司令亚历山德里决定解除麾下越南步兵的武装、任其自生自灭，此举旋被越南民族主义者用以象征法国殖民主义的背信。

萨巴捷虽接获戴高乐自巴黎发来、要其不惜代价维持在北印度支那存在以象征法国主权的无线电命令，然而日军的穷追、补给短缺、疾病与士气低落使之无法实现，一些高地少数民族更与日军合作猎捕零散的法军。尽管丘吉尔一再吁请，罗斯福与蒋介石均无意为数周前才与日方订有防卫协定的法军调拨资源，这些边境据点与136部队保持无线电联系、英方曾试图空投补给，美方却奉华盛顿之命拒绝实质支援。4月至5月间，由亚历山德里与萨巴捷残部组成、约5,700人的纵队（含约2,469名欧洲籍与约3,200名当地籍）获中方允许在各处越界，遭解除武装并受到难掩轻蔑的对待。据法国学界记载，亚历山德里与萨巴捷所率残部历经数月丛林行军，于3月下旬先后抵达莱州与奠边府，并于4月至6月间陆续越入云南。据中方档案，最终自高平、老挝边境等五个方向败退入中国广西与云南的殖民军共5,363人（欧洲籍2,140人、殖民地籍3,223人）。云南地方当局起初不愿收容、坚持缴械，其对法军的轻蔑实有宿怨与近因：一则中法之间素有中法战争以来的旧怨，更有印支当局于战时切断滇越铁路、扣留中国物资、制造边境摩擦的积怨；二则法国殖民军在日军占领期间长期屈从、此番又一击即溃，云南省主席龙云遂力言三九事变后法国“所有力量均已丧于日人之手，从此法之于越，已无关系可言”。经蒋介石裁示，国民政府最终仍决定予以盟军待遇，将残部分别安置于滇南蒙自与滇中玉溪一带。土桥遂于5月15日宣布扫荡结束，并已抽调数个旅团转用于他处。

## 结果

### 法军的瓦解与伤亡

明号作战彻底终结了法国在印度支那长达数十年的殖民统治，一举排除了法国的军事与警察力量。史家汉默认为，这是法国主权的连续性首度被打断、而法国已无力恢复；对印度支那人而言，法国的统治自此已然告终。然而，武装解除的成功也造成了权力真空：日军既无意亦无力填补法国留下的治安空缺，越盟的活动因而迅速壮大，保大帝政权又缺乏与之抗衡的意志与能力。

对越南人而言，这场政变更意味着法国殖民权威的骤然崩解。长久以来，法国人始终对当地人发号施令、备受敬畏，其统治在绝大多数印度支那居民的一生中都是不容挑战的既成事实。如日本学者白石昌也所言，这场政变一举终结了法国在印度支那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殖民统治。然而一夕之间，法国最高官员被押入监狱，全境约4万名欧洲人被集中于指定区域，在人数最多的西贡，法侨更被限制居住范围、禁止3人以上聚集或夜间外出。与法方地下抵抗运动联络的保罗·穆斯回忆，1945年2月他潜行时越南人对法国实力仍心存敬畏，然而不到一个月后法国人即被迅速扫除，越南人遂认定法国已“失去天命”、从此可以轻蔑待之。这种心态的转变被视为其后革命的重要前奏：法国人不仅丧失了压制反对运动的主导地位，更失去了对寻常越南人心智的支配，越南首度看见真正独立的可能。哥沙进一步指出，一个“黄种”民族竟能如此轻易地支配“白种”统治者，彻底戳破了长期用以正当化欧洲殖民统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调；而法国因与日本协力、未能履行其防卫殖民地的国际法义务，更使日后重建殖民统治的种种主张丧失了正当性。

明号作战的伤亡数字诸源不一。日本通讯社于1945年3月13日的广播中宣称俘虏8,500人、击毙法国人及殖民地部队约1,000人，并缴获飞机54架、卡车274辆以及大量武器弹药。据学者大卫·马尔的估计，全印度支那约有2,100名欧洲籍军官与士兵在政变中阵亡或失踪，当地殖民地兵的损失虽未经统计、但可能更多；另有约15,000名印度支那军成员遭拘禁，其中12,000人为欧洲籍，拘留条件严苛。与此相近，1947年西贡的一项研究载，仅欧洲籍军人即有2,119人阵亡，尚不含负伤或力竭而死者，当地籍步兵的损失虽乏统计、但据信与之相当。法国官方纪念资料则称，约46,000名本土法国人员中有逾3,000人在48小时内阵亡，另有逾1,500名欧洲人在其后6个月的和平囚营中失踪。

### 日本统治与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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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发动的同时，日方分别向越南（安南）保大帝、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与老挝琅勃拉邦国王西萨旺·冯派遣外交官通告武力处理之事。保大帝于3月10日在顺化王城决意独立，翌11日宣布废除对法保护条约、越南独立；柬埔寨随后于13日宣布独立；地处偏远、联络不便的老挝琅勃拉邦则迟至4月8日方宣布独立。土桥将安南的国号改为“越南”，并另定新国旗。据学者裴明勇的研究，保大帝于9日晚遭日方扣留近两小时，翌日横山正幸（政变前为日本驻河内大使馆参事）亲赴王城，对其独立是否及于“全越南”避而不答，仅递交一份“诏书”、要求保大帝以正式文告使独立“具体化”；保大帝其后虽宣告独立，事后却自陈“我从不相信‘大东亚共荣圈’”。尽管日方多年来一直庇护自命阮朝皇位继承人的彊柢亲王，最终仍基于维持安定与延续的考量，选择保留保大帝而非改立彊柢。不过这些独立宣言并未触及依1862年与1874年条约割让为法国殖民地的交趾支那，也不及于河内、海防、岘港等法属市镇。

3月19日，亲法的安南首相范琼率内阁总辞，保大帝遂延揽人士另组政府；获咨询者多主张礼聘吴廷琰为首相，但身为彊柢支持者的吴廷琰婉拒（一说根本未获日方放行）。日方最终选定学者出身的陈仲金：其1883年生于河静，曾任河内学校视学、以越南史与儒学著述闻名，1943年秋因遭法方猜忌而投奔日军、辗转新加坡与曼谷。1945年3月30日，陈仲金突被召回西贡，4月初转赴顺化，7日获保大帝单独接见，16日应允组阁，翌日即呈交10位部长名单。这批阁员多属现代专业人士，计中学教师2人、律师4人、医师4人，除陈仲金已62岁外，余皆33至49岁，泰半曾在法国受教育、缺乏从政经验，却遍及越南三圻；内阁于4月17日组成、5月4日在顺化首度集会，第一项决定便是将国号正式定为“越南”。

陈仲金内阁缺乏军队、财政与行政实力，难以应付饥荒与日益升高的动荡，影响力大抵仅及于中圻与北圻的城市，乡间则渐为越盟所渗透；柬埔寨与老挝的新政权在日军占领下亦同样徒具名义。日方依政变前既定方针，尽量沿用法国时代的行政体制而少作更动：土桥于3月16日出任印度支那首任亦是唯一一任日籍总督、5月间将驻地自西贡移往河内，冢本任总务长官，松本任土桥顾问；横山正幸应保大帝之请出任安南最高顾问，范继遂受派为驻东京钦差，交趾支那的殖民地法律地位不变、由蓑田出任总督，柬埔寨与琅勃拉邦则分别由久保田、石桥健陆军中佐出任最高顾问；被拘的德古等法方首脑则被软禁于西贡总督官邸。经济上，日方重整预算并在延期偿付制度下重启印度支那银行的营运；由于印度支那并非“占领”地，日军并未使用军票，土桥亦抵制军方大量发行皮亚斯特的压力，但面对急速恶化的经济，成效终究有限。

明号作战前后，越南北部的粮食危机演成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其成因错综：东京稻米产量因耕地缩减、农法停滞与被迫改种黄麻等工业作物而长期下滑，1944年又逢旱蝗与台风歉收，美军轰炸复瘫痪南北交通、使交趾支那余粮无法北运，而法、日双方竞相囤米、推升粮价更使贫民雪上加霜。饥荒于1943年起、至明号作战前后的1945年3月至5月间达到高峰；死亡人数迄无定论，估计自数十万至200万不等：马尔认为约100万人较为可信，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46年的内部文件亦估计北部约有100万人饿毙，而1990年代北部21省的实地调查则推估近200万（约当受灾地区人口的15%至20%），越盟与越南史学界多采此数。这场惨剧也成为越盟动员民心、控诉法日殖民统治的有力题材。

### 越盟崛起与战后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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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法军武装后，原由法国承担的治安与军事力量随之消失，日军却无力填补：遭拘法国人的宅邸屡遭当地人窃盗而无法禁绝，越盟的活动亦渐趋活跃，袭击日军小部队以夺取武器的事件层出不穷。此前日军一向视越盟为弱小势力而不加重视，既未研究亦未拟定对策，完全交由法国处置；起初日军企图以对话收拾局面，5月9日派员与越盟交涉，却有3名日方人员在会谈地点遇害。日军遂改采武力扫讨，驻河内以北太原、北𣴓、富寿等地的警备队自5月中旬起随时编成讨伐队；6月下旬至7月初更投入一个步兵联队主力及另2个大队，对北𣴓省周良一带的越盟主力发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讨，却因中国军队越境日益严重而不得不于7月5日中止，成效仅属一时。此后日军直至终战仍为越盟的伏击游击战所困，扫讨作战终告失败。

越盟武装力量的崛起在政变当日已见端倪：在广义，一支约600人的日军即与由美国战略情报局武装的越南游击队遭遇，日军阵亡143人、负伤205人。原受法国殖民当局压制的越盟，则趁法军瓦解、日军无暇他顾与饥荒激化民怨之机迅速坐大；日本尤其缺乏对越盟的情报掌握，任其在此空隙中决定性地扩张。论者视3月9日为越南革命的转捩点：摆脱法国镇压后，越南革命者行动空间大增，而日军仅着意控制大城、将乡间拱手让予越南人，越盟遂得以在村庄组织群众、为日后与法国的摊牌预作准备。自政变至8月日本投降的五个月，因此被视为决定越南命运的关键时期，保大－陈仲金政府未能掌握政治主动，权力终究转入胡志明领导的越盟之手。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越盟旋即在八月革命中夺取政权，保大帝于8月底退位，胡志明于9月2日在河内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论者多认为，日本占领期、尤其是明号作战所造成的政治真空与法国殖民权威的崩解，是越盟得以崛起、越南民主共和国得以建立的关键背景之一，并为其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爆发埋下远因。史家麦克海尔则指出，政变在南部尤其松动了原有秩序：越盟共党领袖此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在法、日，而在彼此竞逐的越南本土对手团体，这一内部裂痕延续了整个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明号作战使法军自中越边境消失，此后中国军队越境的情事频繁发生。日本投降后，依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受降划分，蒋介石命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统领全军进入北纬十六度以北的越南、在河内设占领军司令部接受日本投降，并规定解除日军武装、遣送回日，组织军政府管理民政。史家波奇指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既已遭日本以武力终结、颜面尽失，盟国在处置战后印度支那时遂不再与法方咨商，径行议定受降的南北分界。就中国方面而言，蒋介石早在开罗会议即向罗斯福表明反对战后将印度支那交还法国，但受美、英支持法国的牵制，入越受降时终转为对法、越双方“严守中立”的方针。尽管外交上已不便公开反对法国重返，国民政府仍藉受降之机有意迟滞留华殖民军的返程，仅准其取道老挝、而非直接返回越北，使其在中国滞留近十个月，迟至1946年初方陆续离境；中国军队撤离时并将越北防务交由法、越双方共同接收。论者认为，此举客观上避免了新生的越南革命政权过早直接面对法国殖民军，为胡志明巩固政权争取了时间与空间。战后法国并于西贡设立常设军事法庭，追诉日军在明号作战期间（尤其是谅山、同登等地）所犯的战争罪行；该法庭自1946年10月运作至1950年3月，共进行39场审判、被告达230人，判决包括63人死刑、112人徒刑、23人无期徒刑与31人无罪，另有228人遭缺席判罪。

## 基本资料

- 头衔：三九政变
- 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
- 日期：1945年3月9日—5月15日
- 地点：法属印度支那
- 结果：日本胜利
- 管辖范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瓦解，越南、柬埔寨、老挝相继宣布独立
- 参战方一：大日本帝国
- 参战方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 指挥官一：土桥勇逸、松本俊一
- 指挥官二：让·德古、乔治-阿尔贝·埃梅、欧仁·莫尔当、加布里埃尔·萨巴捷、马塞尔·亚历山德里、埃米尔·勒莫尼耶
- strength2：约60,000人（其中战斗部队约30,000人）、日方估计约90,000人
- 伤亡一：轻微
- 伤亡二：约2,100名欧洲籍官兵阵亡或失踪，当地籍伤亡可能更多；约15,000人被拘（其中12,000人为欧洲籍）、另有来源记为阵亡约4,200—4,500人、被俘约15,000—37,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