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剿匪

1949年4、5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胜利后，其在第二次国共内战胜局已定。退守广州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拟定兰州决战计划，意图守住西北地区。但在8月兰州战役后，解放军即迅速占领甘肃、青海。近逼新疆。新疆境内的两股主要力量——中华民国国军驻疆部队和三区革命政权皆倒戈于中国共产党。9月，新疆“和平解放”。在此前后，在1949年至1953年间，中国共产党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与西北地区支持中华民国、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类武装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因中国共产党将所有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称为“政治性土匪”，故此场战役被中国共产党称为“西北剿匪”。而中华民国方面也称其为西北地区“反共游击战”、“反共革命”。

当时的西北军区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五省，在原马家军统治地区，武装游击队分子主要为回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回族）、撒拉族等穆斯林。

## 作战双方

国共内战期间，国共双方均将对方贬称为“匪”。“西北剿匪”战役中的一方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部队，并在边界地区与西南军区、中南军区、华北军区有所合作。其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并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协助堵截缴械进入其境内的武装。

在反共武装方面，实际为各种互不统属的各地方武装，包括原马家军系统的各级武装（主要在甘宁青三省），原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武装，部分国民党中央军，国军残部散兵以及投降中共被收编又重新反共的部队，国民党特务组织（包括军统、中统等），反对中共的地主民团、会道门、穆斯林教团、藏族部落武装等，并在冷战背景下，部分得到美国和台北当局的支持。中华民国也将各种或受或不受台北当局指挥，以及各地反共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反共武装称为“大陆游击部队”、“民间武力”等。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9月至1953年9月的4年内，西北地区以国民党散兵和投共后又重新倒戈的国民党军为骨干，结合各地地方土杂武装、惯匪、地主及会道门骨干分子、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反共领袖等组成的“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反共救国军”、“川陕鄂豫挺进军”、“忠义救国军”、“反苏讨共军”、“新制改正军”、“白头军”、“自卫大队”等反共武装，共达470余股、13万余人。部分在抵抗中共中阵亡的反共军将领，被中华民国视为“烈士”。如新疆乌斯满·巴图尔即入祀国民革命忠烈祠。

## 背景

1944年，苏联政府在新疆省主导了反抗国民政府的伊宁事变，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回族与汉族同样成为三区革命中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种族清洗的对象（杀汉灭回）。中华民国政府支持者大多数是马步芳的中华民国国军的部队。其中包括曾经在新疆与苏军对抗的马虎山。其他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击败日军的马彪。马步芳、马虎山与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的其他将军都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军人与中国国民党党员。大多数的部队是康藏边界纠纷、抗战，伊宁事变与国共内战的老兵。参与部队多为回族，撒拉族与东乡族。1949年宁夏战役后，马步芳带着超过5万美元的军费逃到了香港。马鸿宾与儿子马敦靖等回族将军后来叛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撒拉族韩有文在新疆投奔中共，1998年去世。马麟的长子马步荣1949年后投奔中共，为了支持解放军参与朝鲜战争给解放军捐了人民币1万元。马辅臣，马呈祥的长官之一，也投奔中国共产党。

西北地区当时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总面积339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全国版图的30%。西北的东北部与华北的绥远省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相邻，东部和南部与山西、河南、湖北、四川、西藏等省区毗连，西部和西北部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等国接壤，边境线全长5256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区域内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踞东南，柴达木、塔里木、准葛尔三大盆地和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腾格里三大沙漠横亘西北，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农田、草原、戈壁交错其间。由于可耕地少，土地贫瘠，干旱缺水，加上交通不便，生产力发展较低，在整个西北地区的国民经济中，农业大约占75%，畜牧业占20%，近代工业及手工业只占5%。西北地区人口稀少，1949年共约2291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7人。该地区民族众多，汉、回、藏、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40多个民族聚居或杂居，各民族风俗习惯及语言不同，宗教信仰各异，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并曾多次爆发民族冲突。此外在新疆地区，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建制虽然最终取消，但是其武装力量仍然保留。

1949年春，第二次国共内战进入解放军战略追击国民党军的阶段。但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仍被国民党嫡系军胡宗南集团和马家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所控制。其中，胡宗南部约17万余人，占据着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省大部分地区；以马步芳为首的青马集团约10万余人占据青海、甘肃地区；以马鸿为首的宁马集团约8万余人占据着宁夏等地。他们依靠手中的军事力量积极抵挡中共的进攻。此外，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约7万余人控制着新疆的广大地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包括1949年6月入陕改归第一野战军建制的华北第18、第19兵团及陕南第19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在中共西北地方武装的支援下，从1949年夏开始，先后发起陕中战役、扶眉战役、陇东战役、兰州战役，又进军青海、宁夏、河西走廊，击败胡宗南及青、宁马家军军队23万余人，基本上摧毁了中华民国在西北地区的上层统治体系。胡宗南率残部南撤到川陕边，后又退据四川，马步芳、马鸿逵等先后流亡海外。新疆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在中共中央的统战下，于1949年9月25日、26日先后通电和平“起义”倒戈投共。至此，西北五省基本完成易帜。

此时散在各地的国民党正规军官兵有10多万人，其中尉以上军官1.5万人。胡宗南、马步芳、马鸿达等在逃离西北前，通过各种渠道策动流散在西北各地的国民党军官兵和残留、潜伏下来的军政、警宪、特工等人员组成“10万地下军”。中华民国的计划是利用西北辽阔特殊的地理条件和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建立“陆上台湾”和“反共根据地”。台北当局还先后出动飞机30多架次对解放军进行袭扰、破坏，并派出特工人员，空投武器、弹药、电台等装备和反共宣传品，支持游击队“待机而起”，实施颠覆破坏活动。这些游击队以山地或沙漠、戈壁和盘踞的城镇为依托，以对抗解放军和共产新政权为主要目的，在1949年秋至1953年秋期间，先后组织了上百次武装暴动、兵变和袭击，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0多次。西北全区7座县城、100多个区、乡、镇人民政府和解放军10多个分散执勤、生产的连队曾遭围攻和袭击，1300多名地方干部和近千名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被击毙。青海省的淳中、门源等县城曾先后被占领。大多数武装利用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和会道门进行活动和动员，在“保教、保家、保命”等口号下笼络不满中共新政权的支持者，并收编其参加武装活动。中共在西北的建政工作和生产建设受到极大干扰，因此彻底消灭这些游击队成为西北地区解放军的紧迫任务。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作为国共内战后续的“剿匪”也十分重视，在部署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同时即对全国的“剿匪斗争”作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提出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则针对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先后制定出“军政兼施、分别对待、剿抚兼顾；军事进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追剿、驻剿与游剿相结合”等一系列方针政策。1949年10月和12月，甘肃临夏和青海大通等地区相继发生反共武装暴动，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游击队在许多地方结合民众组织反抗，应“严重注视”。毛泽东要求在大力进行“剿匪”的同时，中共各省委、地委、县委应集中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1950年11月23日至25日，西北军区在兰州召开“剿匪工作会议”，针对西北反共活动活跃，自然环境艰苦，任务艰巨的情况，要求各解放军部队树立“长期剿匪”的思想，并提出军事上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原则。1952年4月，甘肃平凉、青海昂拉等地区又发生藏、回民族领袖发起的武装暴动，中共中央立即致电西北局和西北军区要求持谨慎态度，首先力争“和平解决问题”，在“政治争取无效之后”才予以“军事进剿”，但在“进剿中”仍应注意“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里通外国的叛乱分子，则要坚决消灭之”。

## 过程

### 双方冲突的初步展开（1949年9月至1950年4月）

西北地区较大规模的冲突始于1949年9月。在此之前，随着1949年8月中旬陕西大部分地区易手，解放军西北军区为保障后方运输和支援第一野战军继续向甘、青、宁、新及川陕边区推进，已在陕西关中召开直属6个军分区干部会议，专门研究针对当地反共游击队的“清剿”问题。9月至10月间，进驻甘肃、宁夏、青海的解放军也相继开始部署相关工作。11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并研究整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统战和财政建设等事项，形成《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在已完成接管的地区，应先以清剿反共武装为中心，并有重点地联系开展“反霸”、减租等工作；征粮、建政、建党和组织民兵等任务，则要建立在发动群众运动和稳定政权的基础上推进。待较大股反共力量被消除、秩序初步稳定之后，再逐步推进“减租”、土地分配和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历次指示和西北实际情况，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对主力部队驻地作出如下安排：第1兵团兼新疆军区，其所属第2军驻喀什、第6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第5军驻伊犁；第1军兼青海军区，第2兵团兼甘肃军区，其中第3军驻河西走廊，第4军驻临夏，第7军驻天水；第65军兼宁夏军区；第19兵团（欠第65军）兼陕西军区，陕南军区兼第19军驻陕南。各主力部队除整训外，还被要求参加建军、建政等地方工作，并随时准备对辖区内的反共武装展开大规模进剿。

陕西全省于1949年12月上旬基本易手。此前后，全省共有160余股、4.3万余人的反共武装，其中以陕南汉中、安康一带最为集中，约有60余股、3万余人；商县、洛南一带40余股、3800余人；关中宝鸡、咸阳、渭南等地50余股、5500余人；陕北榆林以北及陕绥边界地区9股、3000余人，另有近千名零散人员活动于黄龙、麟游等地。这些力量对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政权构成了明显威胁。1949年12月以前，解放军对陕西地区的“清剿”由西北军区直接领导，重点是榆林、关中和陕南。西北军区根据西北局指示，要求陕南军区和陕北各军分区把消灭国民党残余地方武装和地方反共力量作为新区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12月陕西军区成立后，全省清剿改由陕西军区统一负责。为加强领导，该区自上而下建立了90多个“剿匪机构”和联合指挥部，并划分8个清剿区域，实行分工包剿，同时强调发动群众运动。整体上，陕西地区的行动在西北地区中属于推进较顺利的一省。

1949年6月榆林和平易手后，原国民党榆林河东、河西乡自卫队总队长高怀雄等人纠集散兵及地方武装2500余人，以伊克昭盟扎萨克旗和东胜为据点，不断袭扰神木、神府边境及榆林河东、河西地区的解放军，并阻断榆林至扎萨克旗公路交通。榆林军分区遂以第39团、直属骑兵连和神府支队组成进剿部队，在西北独立第1师第6团和伊克昭盟支队配合下发起行动先后打击其一部。9月中旬，高怀雄率1000余人围攻驻乌审旗新街镇的第39团一个营，解放军守军与增援部队合力将其击散。随后，此前投共的乌审旗王公奇玉山倒戈并与张廷芝、高怀雄、张世华等残部联合，率千余骑兵继续活动，并计划攻打榆林。解放军榆林军分区一面组织自卫队加强城防，一面从5县抽调500余名基干民兵配合作战。10月下旬，西北军区又报请中央军委批准，调西北独立第1、第2师加强当地力量。1950年1月起，榆林军分区组织各部对高怀雄、张廷芝、奇玉山等实施连续进攻，经过多次战斗迫使其向扎萨克旗方向退却。为彻底解决榆林、伊盟交界地带问题，陕西省委报请西北局批准，成立榆伊联防指挥部，调伊克昭盟骑兵第5师第13、第14团及伊盟军区3个支队、榆林军分区第39团、第40团一部、骑兵大队和西北独立第2师第5团等组成联合兵团。自1950年3月中旬起，各部在沙漠地区连续作战，经过22次大小战斗，处理400余人，到5月中旬基本消除该地区9股较大反共武装。此后，部队转入分片驻守，并配合地方政府和民兵开展政治争取，先后争取1300余名溃散、潜伏人员投诚。榆林和陕绥边区的战役历时近一年，共镇压2560余人。除高怀雄逃离外，张廷芝、张世华、奇玉山等均被俘虏。

1949年7月扶眉战役后，胡宗南部主力南撤汉中，马步芳、马鸿逵所属力量分别退向甘肃和宁夏，陕西关中42县先后易手。但一些保安团队及地方武装潜入秦岭等山区继续活动。到1950年3月，关中先后发生针对解放军的袭击700余起，6个区政府遭袭，230余名共产党干部被杀。针对这一情况，宝鸡、咸阳、三原、渭南、大荔、邠县等6个军分区及所属县区武装全面投入清剿。关中行动主要集中于渭南和宝鸡。1949年7月初，渭南军分区决定首先处理潼关与河南交界秦岭山区的洛潼华突击队、豫陕游击司令部等10余股反共武装力量。7月3日至16日，第22团在豫西部队一部配合下连续作战，处理610余人，赵子詹、李志高等被杀，李克让、廖嘉献等被俘。此后，第22团又转至华阴县秦岭山区，将张雅轩等几股力量包围并解决。经过这两次集中行动，渭南地区较大股游击队被迫转入潜伏和分散活动。9月后，渭南军分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重点地区，开展群众运动和政治争取，吴泽民等人向当地政府投降。两个月内，共俘虏、收容、投降1280余人。与此同时，黄龙山区及蒲城、大荔、白水、韩城、合阳、澄城、铜川、蓝田等地也掀起“清查运动”，破获120余起袭击案，抓获600余名首脑和散在人员。到此，渭南地区反共游击队力量基本被消除。宝鸡地区冲突也较为激烈。扶眉战役后，胡宗南主力虽撤往汉中，但不少地方武装仍在宝鸡继续活动。宝鸡地委和军分区在1949年8月间先后争取秦伯瀛、宋蔚斌、王润轩等900余人投诚。9月上旬起，宝鸡军分区又对其余力量进行集中行动，中旬集合8个县大队突然进攻岐山县境内武装，处理18股、404人。12月初，独立第10团会同宝鸡、凤县、汉中和甘肃天水等地武装，对宝鸡、凤县与天水交界地区的“忠义救国军”实施全面进剿，处理540余人，梅树成、部清泉等投降。1950年1月5日，眉县、扶风县大队又在秦岭放羊寺地区消灭陈义海部。到这时，除太白山区外，宝鸡地区较大股反共力量已全部被压制。关中其他地区也在1949年8月至10月间同步发起行动，破获袭击案560余起，小股力量基本肃清。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1949年6月陕南军区兼第19军由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系统转归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在此前后，第19军已在商洛、两郧及河南部分地区发动过战役镇压了大量地方武装和残余力量。1949年8月胡宗南主力撤入秦岭以南的汉中、安康地区后，陕西、豫西大量杂牌武装也向这一带聚集。11月2日，胡宗南在石泉茶亭镇召开应急会议，企图在川陕交界的秦岭、巴山地区建立“敌后根据地”。会上，由李学正、徐经济、王凌云等人收罗地方武装和散兵分别组成中华民国新编第4、第5、第8军，并以川陕鄂豫边区绥靖公署统辖。再加上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川陕救国军、陕保第4旅、反共救国军等番号，该地区聚集的大小反共武装达2万余人。1949年12月初川陕边广大地区易手后，这些武装利用山区地形频繁袭击共产党基层政权、杀死干部并获取物资供应。为消除这些武装，解放军陕南军区兼第19军于1949年12月中旬集中主力和地方武装共3.5万人，采取划区清剿方式展开全面行动：第57师和汉中军分区负责城固以西、剑阁以北地区并保障川陕公路；第55师负责石泉、汉阴、西乡、镇巴、紫阳、岚皋等地，并重点围攻王凌云部；安康军分区负责汉江以南各地；商洛军分区负责本辖区，重点围攻镇安、山阳方向力量。

自12月下旬起，围攻陕南、川北秦巴山区较大武装的战役全面展开。第55师采取长途奔袭、大迂回和大合围战术：第163团第1营先出镇巴待命，团部及另外两个营以急行军速度翻越巴山，先后占领万源、通江，堵住南逃通道；第164团则沿红四方面军旧路进至四川平溪坝方向，从北、西北方向实施堵截；第163团第1营又挺进新店子、长坪，从东北方向形成封锁。1950年1月2日至21日，各部连续作战，先后迫使新8军所属第69团投诚，处理1300余人；徐经济、崔振山率2000余人投降；季凌云以下1300余人被迫放下武器；李学正以下2100余人在云雾山总攻中被消灭。此前，王凌云已在青峪口被俘虏。南江县官路口一战中，丁树恒以下1700余人也被围住处理。至此，川北战役结束，共处理1.3万余人，其中国军师以上军官30余人、专员一级党政人员20余人。与此同时，解放军第57师和陕南其他部队也取得胜利。第57师在汉中军分区配合下，于孙家坪、黄官岭、细辛坝等地镇压国军暂编第3纵队等3400余人，俘虏姬守礼、罗友山，迫使谭华初率1000余人缴械投降。安康军分区独立第7团一部与平利县独立营在占领镇坪后继续追击，于1950年1月18日在元木沟地区处理消灭鄂陕川边区自卫指挥部794人，柯玉珊重伤后自杀。其他部队又陆续消灭陕西第4绥靖公署、中统陕西第5区专署调查室等较大力量近千人。在攻占陕西初期的几个月内，陕西军区共出动4.5万余兵力，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对陕川、陕甘、陕绥边境活动的较大反共武装实施集中打击，共消灭60余股、1.96万人。中华民国试图在秦巴山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失败。

1949年9月下旬，甘肃全省基本易手。当时全省共有140余股、3.9万余人的反共武装，其中河西地区40余股、4000余人；临夏、甘南地区60余股、1.6万人；陇南地区20余股、1000余人；庆阳地区20余股、1.8万人。这些力量曾先后组织6次较大规模的反共武装暴动或骚乱，对当地的中共政权造成较大破坏。同年9月25日，解放军甘肃军区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分区把肃清当地武装和反共势力作为新区工作的首要任务。10月第2兵团兼甘肃军区成立后，兵团党委又于12月17日召开扩大会议，形成《关于发动群众肃清土匪的决定》，明确提出以“依靠群众、贯彻政策、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并重”为基本方针，在兵团统一领导下，由第3军负责河西地区、第4军负责临夏和岷县地区、第7军负责天水和武都地区，严密部署、坚决处理各地力量。

庆阳是甘肃较早被中共统治的地区，陕甘宁边区曾在此设立军分区。1949年8月起，敬明君、李阳珍等8股力量约千人活跃于同心、环县、固原一带。9月下旬，甘肃军区警备第3团奉命对其进攻，经李家洼、大树等战斗击散其一部。各连继续分头追击，到1950年1月共处理780余人，敬明君等被俘虏后处决。4月，庆阳军分区又在民兵配合下，于甜水堡、六城子地区包围自陕北而来的张廷芝残部及王敬武部，处理560余人。至此，庆阳地区已无成股游击队活动。

临夏是马步芳、马鸿逵家族的势力中心，其势力深厚，此外回汉杂居、民族关系复杂。解放军进入甘肃后，兰州战役中被打散的马步芳部数千人逃入当地，1949年11月18日曾集结3000余人围攻宁定县城，并持续利用宗教民族关系壮大队伍，袭击中共新建区乡政权，使临夏成为西北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为扭转局势，彭德怀决定调第4军和第1军第1师进驻临夏。针对对方利用民族宗教的策略，第4军于1949年11月10日专门下达《关于在回民地区剿匪执行民族政策的指示》，要求部队坚持“民族平等团结”，避免“大汉族主义”，严格区分“民族问题”与反共武装活动以争取少数民族。随后，第4军第11、第12师和骑兵大队，在第1军第1师协同下，先后在和政县骆驼脖子、尹家集、别藏等地进击马积福、马老五、马希贤部，并于11月18日击退马保等人对宁定县城的围攻。到12月中旬，经过20余次战斗，共镇压5390余人，马积福、铁秀戈、阿里马免、马金山、马德海等10余名首脑被杀，或击伤、被俘。12月20日，第1军第1师撤回青海后，分散潜伏的游击队力量又在10天内重新集结1100余人。解放军第4军第11、第12师于是于12月31日再次对大东乡、大西乡各股力量发起总攻，经过锁南坝、庙岭沟、伊家集等地6次作战，到1950年1月12日处理980余人，马英贵、高山等20余名首脑缴械投降。此后，第4军各部划区驻守，发动群众运动，开展政治争取和搜捕工作，当地成股游击队受到严重削弱。

兰州战役后，第2兵团和第1兵团率第2军由兰州、西宁继续向河西追击中华民国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残部。1949年9月24日，国军第120军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各部在酒泉宣布倒戈投共，但第91军军长黄祖勋拒绝投共，率残部1500余人在玉门南山一带继续活动。解放军第2兵团遂组织第4军第10师第28团和第11师第33团组成进剿部队，自10月上旬起经过半月作战，消灭其1340人。与此同时，解放军第2兵团兼甘肃军区所属各军分区和驻军以维护西兰、宝兰、兰猩等主要交通线安全为重点，对各地小股力量进行清理，并在陇南、河西等地镇压1300余人。至此，甘肃地区第一阶段战役基本结束。

1949年9月24日，解放军第19兵团进驻银川，宁夏全区易手，11月宁夏军区成立。当时宁夏境内共有24股、3000余人的反共武装，其中阿拉善旗5股、2000余人；贺兰山区5股、400余人；宁夏南部同心等地10余股、900余人，另有数百名零散人员分散活动。这些游击队阻断交通、袭击中共地方政权和驻军、抢劫车队、并杀死干部。12月上旬，宁夏军区召开会议对任务作出区分：西北独立第1师负责同心等地，第65军第194、第195师负责贺兰山区，并明确“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的方针。中旬，宁夏军区成立“同海固剿匪指挥部”统一领导宁南地区行动。1950年1月起各部对同心等地武装展开进攻。1月25日，西北独立第1师第1团和骑兵连急行军180里，将马绍武部包围于庙山地区，处理其一部，其余溃散后又被连续追击7昼夜，马绍武等终被俘虏。此后，独1师以1个团另1个营在骑兵第6师3个骑兵连协同下，对张海禄为首的仁义军展开追击，从海原兴仁堡一直追到甘肃靖远、打拉池，行程千余里，最终在海原黄谷川将其消灭，张海禄、李成富等首脑被俘。至7月底，共处理490余人，宁南成股的游击队基本肃清。

1949年9月下旬，阿拉善旗王公达理扎雅宣布“起义”，该旗和平易手。但前蒙疆自治政府的德王和李守信率2000余人的蒙古军仍占据于阿拉善旗西北部利尔扎庙、拐子湖一带。由于当地自然条件恶劣，这支军队补给困难。1950年3月20日，解放军宁夏军区部署骑兵第6师、西北独立第2师骑兵团、省军区骑兵支队及第65军各师骑兵排组成行动部队，同时由省军区副司令员曹又参致函德王劝其投降。德王、李守信等8名首脑拒绝投降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其余部队因失去领袖而出现动摇，除格瓦拉西率200余人逃往额济纳旗外，其余940余人向宁夏驻军投降。1950年5月，德王、李守信被蒙古当局引渡回中国。

1949年9月5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占领西宁后其主力继续向新疆推进，第一军留驻青海。10月1日，青海军区成立，10月26日即向所属部队下达指示，指出马步芳残部已由分散隐匿逐步重新结股活动，并强调这是有组织针对解放军的对抗行动。随后，第1军政治部与青海军区政治部又联合发出《联合起来，扑灭匪患》的公开信，要求部队把清剿作为首要任务，广泛发动群众运动，全力进攻。马步芳部在兰州战役失败后，残部3500名校尉级军官和大量士兵分别集结于上五庄、三角城和都兰草地。马继援逃离西宁前曾要求旧部“战马变耕马，武器埋地下，待机而起”。9月8日至11日，赵遂等率2300余人投共。11月，马继援从香港派亲信返回西宁，串联旧部组织“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和“反共救国军”等地下组织。从此，青海马家军残部官兵重新集合，全区共有100余股、1.5万余人活动于民和、乐都、互助、湟中、大通、门源、都兰、化隆等地。11月30日，原骑兵第8旅旅长马英率300余人倒戈反共，袭击中共上五庄区政府，随后各地潜伏反共力量也相继发动大规模反共武装暴动，先后攻占湟中、门源两座县城和20多个区乡政权，杀死中共地方干部和士兵600余人，并计划围攻西宁。

12月5日，马英率6000余人围攻解放军驻大通县城、桥头、乱庄、峡门等地部队。第3师第7团及第2师第6团等部先后前往镇压，经桥头、乱庄、窑洞庄、大通县城等多次战斗，至16日消灭2500余人。马英阵亡，该军被平息。12月7日，门源县马成彪等率1000余人发动反共武装暴动，围攻门源县城。解放军守军与地方政府人员抵抗，但县城失守。20日，第1军第2师第6团、第3师第7团等部两路进剿，至23日重占县城。12月8日，韩效侠率800余人攻占平安驿、小峡地区；10日，真马鹿、马彦率2000余人攻占湟中县城。第1军第2师第4、第5团及骑兵营等部随后出击，到11日镇压2300余人，收复湟中县城。1950年1月，马忠义等人在化隆县卡里岗策划组建新82军，收罗10余县的2000余人，编成5个师发动进攻。解放军第1军随后连续行动，至3月下旬镇压1220余人，马忠义本人一度脱逃，后于1951年1月阵亡。1950年2月，甘肃临夏逃散人员与青海民和县马希统、马中福等合流，在甘青交界地区重新聚集千余人。解放军第1军第1师一部与第4军一部协同清剿，到4月底处理620余人。同期，第1军第3师还在公安机关配合下于互助县镇压反共武装“西北革命委员会”“反共救国军”等940余人。至此，青海农业区较大的成股游击队基本被压制。牧区则尚有10股近千人活动。

1949年9月25日、26日，新疆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投共。10月10日起，解放军第1兵团率第2军、第6军进军新疆，即“新疆和平解放”。12月7日，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同时成立。12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新疆倒戈的国民党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22兵团，下辖第9军及2个骑兵师。1950年1月，新疆民族军又改编为解放军第5军。到3月上旬，第2、第5、第6军先后进驻喀什、伊犁、迪化等重镇，新疆全境由此基本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在此之前，反对投共的部队曾在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轮台、库车等地发起多次武装暴动，但在投共部队和解放军进疆部队合作下很快被镇压。1950年3月5日，第22兵团骑兵第7师中的军官和阿訇率领该师2个营、12个连另1个排共2511人，在昌吉、阜康、镇西、奇台、木垒等地连续发动七次暴动。解放军新疆军区抽调第6军骑兵团、第17师第49团和第5军第40团各1个营，经过近1个月围追堵截和政治争取，消灭其1711人，各次兵变相继被平息。

根据解放军统计，在西北地区第一阶段的战役中，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各部共进行了30余次较大规模战役和战斗，消灭各种反共武装7万余人。

### 全面冲突和解放军最终胜利（1950年5月至1952年4月）

西北地区第一阶段的战役后，各地仍存在不少成股活动的反共武装。同时，潜伏在内地的国民党特务、旧军官、溃散人员以及地方豪强等仍在秘密联络筹划新的武装行动；台北中华民国当局也设法联系和利用这些游击队破坏西北地区的共产党统治。加上解放军当时开展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部分部队集体转业，一度造成某些地区防务薄弱。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各地残余反共势力认为形势有利于其重新活动，活动明显增多。与此同时，解放军在前期行动中也在地方工作基础薄弱。西北部分地区的反共武装再次扩展。甘肃的平凉、固原、泾川、镇原、天水、清水、康县、皋兰、岷县、武威、张掖、酒泉、景泰等地接连发生反共武装暴动，青海、宁夏一带也出现更大规模骚动的迹象。中共中央西北局针对这一局面于1950年5月13日致电甘肃省委，指出中共的地区工作基础十分薄弱，必须立即采取有力措施遏止事态发展，打击反共武装和特务活动，并把清剿工作纳入常态。5月2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西北局指武装事件往往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性”骚动纠缠在一起，因此处理时须首先注意缓和民族矛盾，减轻少数民族的“恐惧情绪”。中共中央提出可考虑先在汉族地区集中清剿，对少数民族中的反共武装则暂时以军事防御为主，政治上积极分化瓦解和争取；对无极道、一贯道、大刀会等会道门如主要由汉人组成或仅有少量少数民族参与，可公开宣布其非法；对鼓动民族仇杀的汉族首脑则严厉处理，并公开其行为以统战少数民族。同时明确规定，甘、宁、青三省当年不实行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中的土改“坚持谨慎、稳进原则”。第一野战军前委根据这些指示于1950年5月22日在兰州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清剿问题，并于次日向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各省军区发出《关于镇压武装叛乱》的指示电。会议认为甘肃及其他各省的反共武装和特务活动较为普遍，对方正利用解放军分兵生产、防务空虚以及地方工作中的弱点加紧破坏。各军区须重新动员部队，提高警惕，把镇压反革命活动作为驻防和清剿部队的主要任务；只有在治安许可条件下才抽调兵力参加生产，不能因生产而削弱军事。随后，各野战军和省军区先后减少“剿匪部队”的生产任务，要求其坚决镇压并清除残余反共武装。

1950年春夏之交，陕西一些在前期行动中漏网、潜伏，或投降后释放但又重新活动的人员趁解放军部队投入生产、地方干部建政、征粮的机会再次结股扩大势力，实施游击活动，包括抢仓、破坏交通、组织越狱、袭击区乡政府、杀死干部。当时陕西省约有60余股、1万余人的反共武装，其中陕南汉中、安康、商洛一带40余股、8000余人，宝鸡太白山等地10余股、近2000人，其余地区尚有千余名零散活动者。陕南仍是冲突最激烈的区域。1950年3月，中共陕南区党代会已提出年内彻底处理各地反共武装的目标。5月31日，陕南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再次强调清剿仍是全区第一要务。此后，军区重新划分4个作战区，并成立陕甘川边联防指挥部，对三省交界地带进行重点清剿。4月23日，李静山的巴山反共救国军500余人在紫阳县毛坝关等地发动反共武装暴动，时聚时散，控制川陕公路，破坏交通，包围中共区政府，并击毙干部22人。第19军55师163团一部和紫阳县独立营随后展开行动，到25日即消灭其500余人，事件被压制。5月6日，安康地委又发出关于紫阳、岚皋、平利、石泉、宁陕、镇坪等县清剿与禁烟工作的指示，要求统一领导力量优先处理重要目标和交界地带游击队，同时抽调干部与部队组成武装工作队，发动群众运动，建立联防、会剿和“防匪”网络，清查暗藏人员、收缴散枪并铲除烟苗。

在安康地委和安康军分区统一部署下，各县加强了行动。从4月起，安康军分区以2个团、10个营的兵力，在第19军55师1个团协同下，对紫阳等地曾泽安等部展开全面进攻，到10月共处理1400余人。5月15日，宁强县反共救国军司令姜森、反共忠义军支队长李树敏等又在广坪河一带发动反共武装暴动，包围解放军第57师1个营。解放军部队和地方干部、村长47人伤亡。第57师兼汉中军分区据此成立“宁西剿匪指挥部”，出动12个连分三路进剿，并与川北、甘南驻军保持联络协同。部队在行动中发动群众运动、并处理领头者。至8月中旬，共消灭1000余人，姜森、李树敏、张业宏、张占伯、刘芳等10余名首脑被俘虏。随后又会同公安机关开展政治争取，使2460余名潜伏和零散人员投诚。与此同时，商洛军分区采取“划区包干、联防清剿”的办法，对全区开展全面行动，到1951年底，共处理670余人，俘虏周兴文等10余名重要首脑，当地反共武装基本被清除。

太白山地区地形险峻、山高林密，在各地行动不断推进后，一些首脑、越狱者等潜入其中，联合一贯道等组织继续活动，并种植罂粟获取收入。为清理这一据点，1951年4月14日，陕西省政府和陕西军区联合发布命令，决定由咸阳、宝鸡、安康、汉中、商洛等地联合组成7个武工队，并设立太白山剿匪指挥部，以清剿反共武装、取缔一贯道、铲烟和建政为主要任务。4月20日，7个武工队在1000余名地方武装配合下从太白山南北麓7个方向同时推进，搜索残余游击队，宣传政策，要求参与者退出一贯道、铲除烟苗并建立地方政权。到7月底，共俘虏陈焕章、张全、黑存德、相义等近10名重要首脑，处理630余人；动员7200余人退出一贯道，铲除烟苗1.147万亩，普遍建立了地方政权。梅树成于1949年12月投降后，经教育释放，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又组织陕甘边区挺进游击纵队活动于甘肃天水、两当以及陕西凤县、千阳、陇县等地。1951年1月中旬，宝鸡军分区抽调宝鸡、凤县等3个县大队，在宝鸡西山一带追击其部，处理110余人，但梅树成一度逃脱。同年12月，宝鸡军分区与天水、汉中军分区联合行动，在天水得桥罐沟将其残部包围，俘虏梅树成以下300余人，至此宝鸡、天水交界地带最后一支主要游击队被解决。

1950年8月以后，随着陕南较大股反共武装力量基本被消灭，陕西军区于9月12日下达命令，要求各军分区在9、10月内继续清除现有成股力量，并在较活跃地区成立川陕、宁佛周、周眉、渭商4个“联防剿匪指挥部”，在天水—宝鸡、岐山—凤县边界及淳化山区也分别成立联防指挥机构，集中力量重点推进。省军区还抽调2400多名有清剿经验、擅长群众运动的干部和士兵组成72个“剿匪建政武工队”进驻重点地区开展“驻剿”和群众运动。到1950年底，陕西全省共消灭9600余人。1951年8月27日，在较大股力量大体被解决后，陕西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分区树立“长期清剿”思想，加强民兵和武工队建设，继续发动群众运动清除零散潜伏人员。各军分区先后成立98个武工队和“飞行小组”，深入发动群众运动以建立情报网、追捕潜逃首脑。到1952年4月，共抓获零散潜伏人员3000余人。到这时，除省县交界山区仍有近300人零散活动外，陕西全境较大的反共武装活动已基本被消灭。

1950年春，甘肃尚有30余股、5000余人的反共武装，其中河西地区15股、2800余人，临夏地区10余股、1000余人，其余地区约1200余人。5月以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及解放军地区地方工作中的薄弱，潜伏反共力量重新活跃，陇东新出现10余股、1.6万余人，临夏地区也有8股、6500余人。两地还先后发生4次较大规模的反共武装暴动，其中陇东两次最为突出。为尽快镇压这些活动，解放军第2兵团兼甘肃军区先后于4月28日、5月20日下达指示，要求以平息陇东事件为重点，对发动武装暴动的武装坚决进剿，同时做好政治分化和争取当中群众的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河西地区兵力也得到加强。1950年5月8日，平凉地区发生马云山部发动的较大规模反共武装暴动。马云山原为马步芳部旅长，1949年9月奉梅树成指令潜回平凉，以经营皮货为掩护暗中串联旧军官、地方武装和会道门骨干，成立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司令部，并集结19个团的番号。他利用会道门拉拢6000余名回族民众，于5月8日在平凉蒿店区、安国镇等地起事，杀死共产党区乡干部，并计划攻占平凉城。由于平凉城内的反共潜伏组织已被提前破获，其围城计划最终失败，但事件很快波及平凉、固原、海原等地，冲突很快蔓延。中央、西北局和甘肃省委对此高度重视，连续下达指示强调一方面要对继续坚持抵抗的游击队首脑和成股武装坚决进剿，另一方面须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缓和矛盾，推迟回民地区土改。甘肃军区据此成立“平凉剿匪指挥部”和工作委员会，以骑兵第2旅两个团、警备第2团1个营及回民骑兵团等为主力，自5月18日起连续追击，经偏城、西吉等10余次战斗，共消灭2700余人。马云山阵亡，事件平息。之后，甘肃省、地、县工作组深入受影响地区，发动群众运动，统战宗教上层人士以缓和局势。

1952年4月2日，甘肃与宁夏交界的西吉、海原、固原、隆德四县又发生一次较大规模反共武装暴动。海原韭菜坪教主杨枝云和西吉沙沟教主马国等，反对土改，联合“漏网分子”、旧军人、地主豪强和会道门骨干，利用宗教活动，以教主口唤等形式，发动1.4万余名回族民众编为8个团，番号为“人民军”“白头军”等，于4月2日在64个乡同时举事，杀死、伤共产党干部30余人，破坏通信线40公里，夺回被征走的粮食80万公斤，并围攻西吉县城。西北军区随即调骑兵第6师、宁夏军区5个连、平凉军分区2个连及定西回民骑兵团等部赶赴当地镇压。6日至13日围城期间，守军和增援部队配合消灭500余人，使“白头军”未能攻下县城。10日后，又增调第3军第8师前往平凉，并由其统一指挥各部，按照“军事围剿与政治瓦解结合、争取群众、孤立和打击首脑”的方针，以外线包围、主力插入分割、连续追击的方式，在刘家营子、黄土圈梁等地经10余次战斗，消灭7290余人。4月下旬起，解放军转入分区驻守，控制要点，发动群众运动以继续搜捕首脑和散在人员；骑兵则作为机动追击力量，不给散兵以喘息之机。西北军政委员会还组织“慰问团”深入静宁、西吉、隆德、固原等地统战，以缓和民族矛盾。7月下旬，习仲勋与马震武等人研究后，允许马国等首脑“来降免死”。经多轮拉拢，马国、杨枝云等50余人最终陆续投降，事件平息。

在平息这两次大规模反共事件期间，甘肃军区还部署各部对本省其他地区展开全面行动。第3军在河西地区进行了梧桐井、安西南山、金昌皇城滩、疏勒川、祁连山八宝等10次战斗，消灭1000余人；第4军及警备第4团、临夏军分区在临夏地区进行了莲花山、袍罕乡、黑错等战斗，镇压“大刀会”反共武装暴动，消灭其3000余人；陇南、定西等地也清除了数百名零散游击活动者。到1952年4月底，甘肃广大农业区的成股反共武装已基本被消灭。

经过前期战役后，到1950年4月，宁夏尚有10余股残余游击力量，其中最坚持的是贺兰山区郭永胜部400余人。为尽快消灭他们，宁夏军区于1950年4月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以郭永胜部为重点，对全区进行新一轮行动，并重新调整兵力。郭永胜长期活动于贺兰山区，在马鸿逵统治时期曾任平惠贺保安司令。1949年8月26日，他一度向解放军投诚，并被任为惠农县保安大队长，但1950年3月5日即率60余人携械反共，重返贺兰山区活动，随后扩展到400余人，番号为“反苏讨共救国军”。反苏讨共救国军不断袭扰中共的乡村政权、获取物资并杀死干部。7月31日，他又率百余人夜袭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并在贺兰山伏杀中共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等三人。宁夏军区成立由参谋长牛化东等组成的“剿匪指挥所”统一指挥同海固地区和贺兰山区军事行动。8月下旬，经宁夏军区党委研究，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坚决解决郭部，调第65军3个师共9个营，于9月10日发起总攻，先控制山口要点，再分路进山搜索，最终于10月6日在大西峰沟地区将郭永胜部包围，经战斗消灭100余人，并俘虏郭永胜。郭后于11月9日在银川被公开处决。12月，第65军随第19兵团进入朝鲜战争战场后，西北军区又以第410师接替贺兰山区任务，继续“驻剿”、发动群众运动和开展政治争取，又处理170余人。到1951年6月，宁夏全区较大的反共武装已基本被清除。此后经上级批准，宁夏“剿匪工作”由以部队为主转入以公安机关为主，标志着该地区大规模军事冲突结束。

新疆和平易手后，反对中共或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人士先后有4万余人（包括倒戈的国民党部队中“拒绝改造人员”），四次发动大规模武装军事活动；另有40余股反共武装活动于南北疆各地，围攻和占领3座县城以及北疆若干战略要点，计划建立长期据点与解放军对抗。这些事件造成160余名中共党政军干部被杀，当局损失金银、牲畜等财物。同时还有4万余名游牧民加入游击队活动。为统一指挥，解放军新疆军区于1950年2月成立“剿匪指挥部”，由王震任总指挥，赛福鼎·艾则孜任副总指挥。指挥部决定迪化军区及第6军负责北疆，第2军和喀什军区负责南疆。3月16日制定“剿匪计划”，确定投入1.5万人、41辆战车和200余辆汽车，于4月初全面展开行动，同时要求各部坚决执行民族政策，严守纪律，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行。

解放军进入新疆前后，以美国原驻迪化领事馆副领事马克南为代表，美国曾多次策动阿山专员乌斯满扩大武装。1949年9月28日，马克南在孚远召集乌斯满、贾尼木汗等25人开会，支持其武装行动。解放军第一兵团进疆后，王震曾3次派人劝说乌斯满归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多次接见其代表，但乌斯满一边周旋、一边暗中筹划反抗。原哈密专员尧乐博斯起初宣布投共，仍被保留职务，但其立场并未改变，1950年3月19日逃往镇西，与乌斯满、贾尼木汗会合。他们聚集溃散官兵、联络各地的部落头目和宗教人士，借民族和宗教名义，宣传反对中共，到4月初已有2万余人，占领镇西、红柳峡等地，并于4月1日在哈密县七角井附近伏击，击毙解放军第6军16师副师长罗少伟等人，进一步威胁哈密及迪化。新疆军区为此成立“北疆剿匪指挥所”，由第6军军长罗元发负责，调16师主力、第17师若干部、第57团、第40团、战车第5团一营等分东、西两线行动。1950年4月11日，解放军第16师从镇西、奇台等地出发，向乌斯满驻地大、小红柳峡推进。部队在暴风雪和低温天气中连续行军三昼夜，经历34次大小战斗，占领大、小红柳峡，消灭630余人，但自身也出现严重冻伤、冻亡。乌斯满、贾尼木汗随后撤往奇台北部黑山头地区，尧乐博斯率部东撤。短暂休整后，解放军各部于5月14日再次分三路向黑山头一带推进，18日将乌斯满部围于当地，消灭1100余人。乌斯满又率残部撤向北塔山。第46团等则继续追击尧乐博斯残部，共消灭其450余人。5月下旬起，解放军又从北塔山一直追至北沙窝、大井、黄草湖、七里山、三道白杨沟等地，经20余次战斗，到7月1日消灭1230余人，贾尼木汗被俘后处决，乌斯满逃脱，后与尧乐博斯逃往甘肃河西。当地的游击活动平息后，解放军各部又分驻各地开展政策宣传和政治争取，哈通拜克、艾山等率1.5万余人携全部枪械投降政府。

1950年2月19日，解放军第6军16师46团1营副营长胡青山率第2连进驻伊吾县城，承担边防、治安和不影响军事任务前提下的生产任务。部队尚未稳固，当地原中华民国县长艾拜都拉便策动原自卫队等700余人倒戈反共，封锁交通并于3月29日杀死第2连失散生产人员25人，30日开始围攻伊吾县城。到5月7日，自卫队共发动7次大规模进攻。解放军第2连在胡青山率领下坚守40余天，消灭对方85人并俘虏数百人，最终与前来增援的新疆民族军第5军40团3营会合，守住伊吾。5月19日，彭德怀专电予以表彰，1951年3月该连被授予“钢铁第二连”称号。

新疆易手后，原中华民国景化县副县长乌拉孜拜与昌吉县自卫大队长斯迪克、迪化南山乡乡长瓦里等潜入绥来、景化、昌吉和迪化南山地区，联络散兵和地方武装，组建“人民革命军”3个骑兵团，与乌斯满部遥相呼应。到1950年7月，这些力量已发展到1万余人。新疆军区遂调第9军第26、第27师、骑兵第7师，第6军骑兵团和第17师，第5军14师，第2军6师骑兵团等部，于8月初展开围剿。8月2日首战三道马场即处理820余人，乌拉孜拜率残部进入天山深处，与斯迪克、瓦里等会合。解放军翻越天格尔达坂追击，经15次战斗和反复搜索，消灭其4000余人。残余游击队于10月底化整为零，潜入富蕴三个泉子地区。11月中旬，解放军完成合围，并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到下旬，乌拉孜拜、斯迪克等率130人投降；瓦里则已于9月下旬在绥来南山投降。至此，历时4个多月的这次武装暴动被平息。

哈力伯克原曾参加伊宁事变，并加入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后于1947年因反对中共而倒戈。1950年2月，他率900余人以及民众千余人自库尔勒山区进入南疆铁木里克，与当地胡赛音部会合，在米兰、瓦石峡等地杀死共产党干部，有时还越入西藏北部活动。1950年7月，胡赛音又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台吉乃尔地区。根据解放军西北军区统一部署，新疆第2军6师骑兵团及步兵一部于1951年1月下旬出发，先打击哈力伯克部，随后配合第3军、第1军会剿柴达木地区各股力量。2月8日占领铁木里克后，哈力伯克闻讯南撤。3月24日，第6师骑兵团继续南追，经3次战斗处理其一部，哈力伯克率残部翻越昆仑山进入西藏阿里地区。7月，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在阿里方向接替追击，直追至班公湖附近。9月27日，经8小时激战，哈力伯克主力覆灭，并率90余人逃往印度。历时8个月的追击共消灭800余人，铁木里克和阿里地区的游击队被基本消除。

1950年7月下旬，乌斯满部在甘肃河西遭到打击后，谢尔德曼随其父转至青海柴达木。1951年2月乌斯满残部被消灭后，谢尔德曼又率少数亲信潜回镇西北山，收拢旧部并联络季奎等人共800余人，成立“宗教解放军”，有民众千余人支持，在奇台、孚远、木垒河、镇西一带发动武装活动，最多时达3000余人。新疆军区调第6军、第5军、第9军骑兵各一部，组成6个骑兵支队，配备24辆战车，自8月初开始追击。首战即消灭260余人。随后谢尔德曼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北塔山、北沙窝、天山和阿尔泰山等地来回流动游击，解放军各部从9月中旬起持续追击，到1952年3月共进行20多次战斗，处理1000余人。5月，谢尔德曼又进入富蕴库尔图、苏布图草原，策动2000余人活动。阿山军分区随即组建指挥部，以14个连编成3个骑兵支队实施包围，多次战斗后消灭其大部。受连续打击后，宗教解放军内部开始分化。新疆军区于是决定自9月上旬起停止单纯军事追击，转而加强政治争取，三次派人与谢尔德曼谈判，并对其生活安排作出保证。最终，谢尔德曼于9月17日率部归降。此次历时15个月，共消灭2700余人。此外，新疆驻军还在伊宁、昭苏、巩留等地处理小股游击队800余人，新疆地区第二阶段战役由此基本结束。

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青海仍有10余股、近千人的反共武装主要活动于牧区草地。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和青海军区总结前期经验后，进一步加强领导，并将全省清剿转入以分区包干为主的第二阶段。1950年2月5日，青海省委下达指示，强调清剿和肃特是长期中心工作，要求坚持民族政策，在军事行动中加强政治瓦解，充分发动群众运动，逐步形成“群众性清查运动”。随后，各县都组建民兵武装，加强要点防卫。青海军区划定“清剿责任区”：第1师负责民和、乐都、循化、化隆；第2师负责湟中、湟源、贵德、共和；第3师负责大通、门源、互助，并要求各部相互策应、加强联防。自1950年5月起，各部对全省股、散的游击队力量展开全面行动。1950年夏秋之交，新疆残余10余股武装先后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西部，在甘、青、新交界地带实施破坏。南疆铁木里克胡赛音部600余人沿青新公路东移，占据台吉乃尔湖地区；乌斯满、尧乐博斯残部经甘肃河西被第3军骑兵大队打击后，其余又逃入柴达木，与胡赛音呼应。到1951年1月，这一地区已聚集2300余人。他们一面试图通过代表与敦煌、西宁、新疆驻军接触要求通商，一面派小股力量到甘肃河西、青海都兰、新疆若羌、且末等地活动，与附近蒙古族牧民冲突，甚至计划进入西藏。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对此高度关注，明确要求在进剿过程中对乌斯满等“里通外国者”“坚决处理”，同时尽量在当地就地消灭他们防止其进入西藏。西北局又指出胡赛音武装不仅是“匪患”问题，也涉及“民族问题：，因此在不影响军事部署的前提下要加强”政治招抚“。1950年12月7日，西北军区下达预备命令，决定由解放军第1军、第2军、第3军各一部参加翌春会剿。1951年2月5日又明确，由第3军军长黄新廷统一指挥，于2月中旬开始行动。第一步：第2军6师骑兵团及步兵一部1700余人，从若羌以东巴什考贡出发，于2月8日占领铁木里克，进攻哈力伯克部一部；第3军骑兵大队、驼兵团及步兵一部1500余人，于2月18日攻占安南坝，毕善禄、铁有才等部逃散，随后两路剿匪部队于2月19日进占柴达木海子地区，俘虏乌斯满、哈巴斯，击毙加拿白，消灭1400余人。第二步：第2军、第3军部队分别由铁木里克、海子地区推进，第1军、第4军骑兵1500余人从香日德出发，于3月9日会师台吉乃尔，继续进击胡赛音部。但胡赛音已于3月3日南撤，解放军在3月下旬撤回原驻地。后来胡赛音进入青海曲麻莱等地，在第1、第3、第4军监视、堵击下，于1952年向新疆驻军投降。至此，甘、青、新三省交界地区的成股反共游击武装基本被消除。除柴达木外，青海其他地区解放军也取得明显成果。1950年8月11日至14日，第1军骑兵团、第3师及炮兵团一部在乌兰县猫儿沟等地连续作战7次，镇压冶虎成、马德山、冶青祥部320余人；8月中下旬，第3师又在互助、大通两县镇压马虎成部430余人；10月14日至15日，第2师第5团在湟中分水岭地区消灭真马鹿部50余人；11月初，第3师又在门源县扎图沟杀死真马鹿。与此同时，各县地方武装和武工队还处理零散潜伏者100余人。

总的来看，西北地区第二阶段的战役历时约两年，镇压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反共武装暴动，也对分散活动的小股游击队和潜伏人员进行了持续搜索与抓捕。其间，解放军各部共进行了20多次较大规模作战，消灭4万余人。除边远山区和少数省县交界的薄弱地区仍有游击队零散活动外，大部分地区的成股反共武装活动已基本被消除。

### 以藏区为主的残余冲突（1952年5月至1953年9月）

西北地区第二阶段的战役虽然已取得决定性进展，但青海昂拉地区仍有在中华民国特务支持下活动的项谦武装；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带也还有马良、马元祥等反共武装继续与当局对抗。这些游击队主要占据藏族聚居区或以藏族为主的杂居区。由于当时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尚未建立稳定的政权，解放军也未全面进入，加之地域辽阔偏远、交通不便，反共分子、流亡的地主豪强、军官和旧政权人员便进入这些地区活动，并争取到当地藏族统治者的支持，与当地部落头人、宗教人物形成密切联系和联盟，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北局对藏区的“清剿”问题一直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中共中央多次要求西北局、西北军区和青海省委在充分准备军事行动的同时，坚持长期反复开展“政治争取”。经过多次努力，中共争取到部分藏族头面人物的输诚，对藏区基层工作的基础也有所建立。但由于朝鲜战争仍处于相持阶段，台湾中华民国当局又试图利用大陆残余游击队进行敌后工作，配合假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反攻大陆”计划，在内地建立“陆上游击根据地”，持续扩充力量，攻击中共的政策，吸引藏族，拉拢部落头人起兵反共。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批准，西北军区决定调整兵力对藏区的两股反共游击队展开军事进攻。

这一阶段，青海的主要军事行动集中在昂拉地区。随着解放军清剿范围不断扩大，青海农业区和农牧交错区的残余反共游击队已难以继续潜伏活动，于是将仍处于半割据状态的贵德县昂拉区视为避难地，并拉拢当地千户长项谦东智继续与共产党对抗。昂拉区位于贵德县东部，东靠黄河，面积6800多平方公里，山梁纵横、林地广布、地势险要，全区8个村庄约6700余人，绝大多数为藏族。项谦东智是当地世袭千户长。第一兵团进军青海时，项谦曾出面表示欢迎，但从1950年春起，谭呈祥、马忠义、马成贤、马全彪、冶鼎全、马德山等马步芳旧部军官先后进入昂拉地区，授予项谦“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委员”“反共救国军第2军军长”等头衔协助其扩充武装、修筑工事、布设岗哨，对抗共产党。1950年春到1952年4月间，项谦先后派出武装30余次对解放军进行袭扰和抢劫，其中规模最大的达千人，多次袭击解放军武工队和政府工作组。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多次要求青海省委尽量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昂拉问题，在争取无效的情况下再进行军事行动，因此多次推迟原定军事计划。遵照这些指示，青海省委、省政府从1950年9月至1952年2月，先后17次派出省、厅、县干部及宗教界人士进入昂拉，同项谦交涉，提出和平解决条件。但由于谭呈祥等人在另一方向的拉拢，项谦态度反复，拒绝接受中共的统战，并继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后，中共中央于1952年4月13日致电西北局、西北军区和青海省委，要求坚决解决昂拉地区的反共武装。西北军区遂调集第1军第1师大部、第2师一部、第1军和第4军骑兵团、骑兵第6团、第1军炮兵团及青海军区独立第1团一部，于5月2日清晨发起大规模进攻，当日中午即将其各反共军主力击溃。随后部队继续展开反复搜索，到5月17日共消灭1660余人，项谦率30余人逃往同仁地区。20日，各部返回原驻地。之后，青海省委、省政府一方面按照西北局要求，对昂拉地区藏族和宗教人士进行统战，对外来的其他首脑则以严厉处置；另一方面继续争取项谦归来。到7月中旬，项谦投诚中共，受到中共“宽大处理”。

在西北大部分成股反共游击队已被清除、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一些漏网的地下人员、地主豪强、旧军官和政权人员逐渐流亡集中到甘肃甘南、青海河南蒙旗和四川阿坝交界一带。他们利用解放军尚未进入，当地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复杂地理环境，以及当地民族关系复杂等条件，对民众宣传并抨击中共政策，以吸引壮大队伍，还通过赠送枪支弹药等方式与部落头人和宗教上层人物结盟，以求扎根并继续发展反共武装。马良、马元祥原为马步芳部军官，曾在解放军进入当地初期向解放军投诚，后又倒戈反共，于1951年4月前后相继逃入甘南，联络当地残余力量和马步芳旧部共130余人进行破坏，策动夏河阿木去乎地区藏民骚动并袭击北阳洼驻军。11月，与中华民国台湾当局有联系的四川黑水地区首脑傅炳勋为扩大势力派人与马良、马元祥联络，分别授予其中华反共救国军第103路、第102路司令职位，并配发一批武器弹药和电台。1952年8月，傅炳勋部在解放军西南军区打击下被消灭后，台湾方面进一步把希望寄托在马良、马元祥身上，计划在甘青川边地带建立“陆上游击根据地”，先后空投15次，其中8次成功，空投特工18人、枪械525支、弹药14万余发、电台13部和活动经费等。得到支援后，反共游击队迅速扩张：马良部编成9个纵队活动于甘南；马元祥部6个纵队活动于青海李卡不如山一带。到1953年2月，已发展为20余股、2400余人，成为西北最后一支与中华民国有直接联系的成体系反共游击队。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对此极为重视。1952年8月23日，西北军区即下令驻临夏部队，明确向双岔、郎木寺、麦桑方向进军并以消灭马良等武装为唯一目的，同时要求抓紧修通夏河至郎木寺公路，做好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并增派第11师32团进驻黑错加强兵力。10月22日，西北军区又下达做好甘南进攻准备的指示，要求驻甘南各部配合黄正清率领的甘南访问团，开展分化争取工作，统战藏族以孤立反共武装，为军事行动创造有利社会条件。甘南剿匪指挥部随后通过慰问团、头人联谊会等形式对当地头人和藏族进行统战宣传和政治争取。各部队也加强了山地、草原、雪山环境下的训练和侦察并完成后勤准备。1952年12月29日，解放军西北军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剿匪计划”。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甘青剿匪指挥部”，由彭绍辉兼司令员、廖汉生兼政治委员，徐国珍、朱声达、黄正清任副司令员，高维嵩、朱侠夫任副政委，同时决定由西南军区派兵进驻四川北部麦桑、墨洼一线协同作战，空军也调1个飞行大队配合。1月15日，“甘青剿匪指挥部”成立并开始工作，青海军区也设立相应机构。2月11日，经中央和西北局批准，西北军区政治部向部队转发《关于进剿马良、马元祥股匪在执行政策上的几项规定》，要求严格遵守纪律，尊重藏族、蒙古族和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并保护寺院。3月8日，西北军区正式下达总攻命令，决定以5个骑兵团另1个大队、1个支队、2个步兵团和1个工兵团，于3月26日在空军配合下发起全面进攻。

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部署，“甘青剿匪指挥部”以约10倍于对方的兵力优势在西南军区5个团、空军第39团一个飞行大队5架运输机、以及甘肃、青海3340余名支前民工和2.75万头牦牛保障下，自1953年3月27日起，在东起罗达、西至吉旦、南到阿坝、北达临夏、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第一阶段采取奔袭、围剿和追击结合的方式：骑兵第1师和第4军11师32团组成中央纵队负责围歼马良主力；公安第11团和西北军骑兵第1团组成左路纵队，负责边仙桥、敏海峰等部；西北军骑兵第2团和青海军区部队组成右路纵队，由青海军区剿匪指挥所直接指挥负责进击马元祥所部。到4月上旬，中央纵队和左路纵队经过唐昆、崩坝等20多次战斗和长途追击，消灭反共救国军730余人，甘南地区以马良为主的力量大部被打散，残余开始分散和隐蔽。4月10日，中央军委来电要求各部“务必全歼”，不能“半途而废”。11日，经中共军委批准，甘南方向转入第二阶段。各部按照中央要求实行驻剿、清剿和追剿结合，继续搜索分散潜伏的流窜武装，至5月17日又消灭450余人，甘南的成股力量基本被清除。右路纵队进击李卡不如山地区马元祥部时，因马元祥已闻讯撤退黄河以西，首轮行动双方未能遭遇。此后解放军各部渡黄河继续侦察搜索，到5月6日发现其隐藏在同德县得苦乎沟内，遂全力合围。7日中午经激战，共消灭995人，马元祥于5月17日阵亡。23日，西北军区向中央提出调整计划。5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复电指出西北和西南部队经过近两个月连续作战，已杀死马元祥、俘虏马良，并基本消除各股游击队取得胜利。同时中央要求下一步工作以政治争取为主、继续结合军事清剿，不宜过快撤军，应逐步减少驻军；对于被俘者，除空降特务外，对少数民族俘虏严格执行“宽大政策”，并教育部队执行民族政策，尊重风俗，纠正“大汉族主义”思想。骑兵第1师、第11师32团、空军第39团等部于是自6月中旬起陆续撤回原防区，留下公安第11团、甘肃军区独立团、西北军区骑兵第1团和青海军区部队分驻要点，继续发动群众运动搜捕零散潜伏人员。到7月底，又处理散在人员150余人，甘青川边界地区的成股反共游击队基本被消灭。这次战役历时4个多月，共消灭1860余人。

除甘青川边界外，西北其他地区残余反共武装主要表现为潜伏特务、会道门骨干及少量零散武装。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鼓动反共武装暴动；一些小股零散人员则趁机抢夺物资。此外，中华民国还曾在陕南地区派飞机空投。中共则宣传空投的物品包括细菌。残余反共武装在地域分布上，西吉、海原、固原一带，陕南汉中地区，以及中部和宜君一带相对更为突出。由于这些势力流动性强，西北军区遂要求各驻防野战军、军分区和公安部队发动群众运动，对散在和潜伏人员、会道门骨干等进行细致侦查和抓捕。到1952年下半年，在西北各省区局势基本稳定后，西北各省军区按照西北军区部署，先后发布冬防、“清匪”和治安指示，要求驻军、军分区和民兵进一步加强联防搜捕散在人员，清理残余反共势力。各级政府也结合中心任务安排清查工作，于是全区形成较强的治安和“清匪”压力。不少人员主动登记投诚，坚守者则在“军民联防”中陆续被捕。到1953年8月，当局统计西北全区仅余零散活动人员约300人。鉴于西北地区成股反共武装已基本肃清，民防组织也逐步完善，残余力量主要转入潜伏状态，西北军区于1953年9月7日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建议今后对反共势力不再以军事进剿为主，而应改由各地公安部队为骨干，组织民兵，开展群众性搜捕和争取潜伏、零散人员的工作，并由各省军区统一指挥。9月12日、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军委先后复电表示同意。至此，西北军区历时4年的大规模军事战役基本结束。

## 反共游击队不完全列表

游击队番号｜领袖姓名及职务｜实力｜活动地域｜被解放军消灭时间

国军保安第6旅残部及陕鄂游击队等｜旅长周兴文及周培仁｜2000人｜陕西洛南、商县、丹凤县｜1949年9月

无番号某部｜国民党原岐山县长王润林、宝鸡县自卫团团长李伯诚｜1600人｜陕中岐山山区｜1949年9月

自卫军挺进支队｜司令梅树成｜800人｜陕西凤县、宝鸡交界地区｜1949年10月

山阳自卫团残部｜杜凤春、白清云、罗正林、李龙清｜2000余人｜陕西山阳、丹凤、镇安｜1949年10月

自卫团｜团长高怀雄｜1000人｜陕西榆林以北及绥远乌审旗｜1949年12月

西安绥靖公署别动第3纵队｜司令姬守礼｜1000人｜陕西洋县、城固｜1949年12月

川陕救国军｜副司令罗友三｜3000人｜陕西汉中地区｜1949年12月

国军保安第4旅残部｜旅长谭华初｜2000人｜陕西汉中地区｜1949年12月

川陕鄂豫边区挺进军｜总指挥王凌云｜1800人｜川、陕、鄂、豫交界地区及四川万源、通江｜1950年1月

国军第301师残部｜2200人｜四川巴中、南江｜1950年1月

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司令柯玉珊｜2500人｜陕西镇坪、四川巫溪｜1950年1月

无番号某部｜陈志贤｜500人｜陕西黎坪｜1950年1月

巴山反共救国军｜以李静仁为首｜500人｜陕西紫阳毛坝关｜1950年4月

无番号某部｜奇玉山、张世华、高怀雄、张廷芝｜2000人｜陕西榆林以北及绥远乌审旗｜1950年6月

反共救国军｜司令姜森｜2000人｜陕西宁强山区｜1950年8月

忠义救国军｜支队长李树敏｜2000人｜陕西宁强广坪河地区｜1950年8月

无番号某部｜曾泽安｜1600人｜陕西安康、紫阳｜1950年10月

救国救民军、仁义军等｜司令陈焕章、张全及相义、黑存德｜700人｜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区｜1951年7月

国军第91军残部｜军长黄祖勋｜1500人｜甘肃玉门南山｜1949年10月

无番号某部｜马英贵、马八娃、马金山｜5000人｜甘肃宁定、临夏｜1949年11月

无番号某部｜阿里马兔、铁秀戈、马萨拉｜3000人｜甘肃临夏、和政｜1949年12月

无番号某部｜李阳珍、敬明君｜1000人｜甘肃环县、固原、宁夏同心三角地区｜1950年1月

无番号某部｜高山、马学良、马福田｜1000人｜甘肃临夏｜1950年1月

无番号某部｜王敬武、张延芝｜800人｜甘肃庆阳｜1950年4月

蒙古军残部｜团长沙格拉｜300人｜额济纳旗建国营｜1950年5月

无番号某部｜杨伯义、张海禄｜800人｜甘肃平凉地区西兰公路两侧｜1950年6月

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司令马云山、副司令李福林｜6000人（民众1.5万人）｜甘肃平凉、固原｜1950年7月

无番号某部｜赵凯成、李彦虎、张斌｜2000人｜甘肃康乐莲花山区｜1950年7月

自卫军陇南挺进纵队｜司令梅树成｜450人｜甘肃、陕西交界地区｜1951年1月

无番号某部｜乌斯满残部及尧尔博斯部｜650人｜1950年7月从新疆撤至甘肃安西南部、后又进入青海柴达木海子地区｜1951年2月

大刀会｜“青龙之帅”杜富贵及马德芳｜1500人｜甘肃临夏、永靖｜1951年6月

无番号某部｜马虎山、马明成、石秀堂｜300人｜甘肃临夏、临潭｜1951年9月

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司令冶子明及马二不都、马彦彪｜700人｜甘肃永昌及甘肃、青海交界皇城地区｜1951年10月

白头军｜司令马国瑗、副司令杨枝云｜10000余人｜甘肃西吉、固原、隆德｜1952年7月

反共救国军第103路｜司令马良｜1700余人｜甘肃临潭及甘南地区｜1953年7月

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副总司令李守信｜2000余人｜宁夏阿拉善旗西北部｜1950年4月

忠义军｜团长张海禄及马绍武等｜900余人｜宁夏同心及同心、固原交界地区｜1950年7月

反苏讨共救国军｜司令郭永胜｜400人｜宁夏贺兰山区｜1950年10月

无番号某部｜原国军骑兵第8旅旅长马英、门源县回教促进会会长马成彪｜7000人｜青海大通、门源｜1949年12月

无番号某部｜原国军团长韩效侠及真马鹿、马彦等｜2800人｜青海湟中、西宁市以东平安邑｜1949年12月

无番号某部｜叶长寿、马镇中、韩有禄｜500人｜青海门源八宝地区｜1950年1月

新82军｜军长马忠义及马全胜、谭呈祥｜1500人｜青海化隆｜1950年3月

无番号某部｜马希统、马中福、尕金牙等｜1000人｜青海民和王家台子｜1950年4月

西宁绥靖公署反共救国军｜郭增泰、冶鼎全｜1000人｜青海西宁、湟中、互助｜1950年5月

无番号某部｜冶虎成、马德山、冶青祥｜500人｜青海乌兰｜1950年8月

无番号某部｜乌斯满残部、哈巴斯、加拿白、胡赛音、毕善禄、铁有才｜2380人｜青海柴达木盆地海子、台吉乃尔｜1951年3月

反共救国军第2军（昂拉部落）｜军长项谦｜2123人｜青海贵德昂拉地区｜1952年5月

反共救国军第102路｜司令马元祥｜800人｜青海河南蒙旗｜1953年7月

国军投共后改编的骑兵第7师中两个营、12个连另一个排在20天内先后7次兵变｜营长马占林及冶生林等｜2511人｜新疆昌吉、阜康、奇台、镇西、哈密｜1950年3月

无番号某部｜原伊吾县县长艾拜都拉｜800人｜新疆伊吾｜1950年5月

无番号某部｜原阿山专员乌斯满、原新疆财政厅长贾尼木汗、哈密专员尧乐博斯｜20000余人｜新疆奇台、镇西、绥来、景化、孚远、北塔山等地｜1950年7月

人民革命军｜原景化县副县长乌拉孜拜及司迪克、瓦里｜8000余人｜新疆景化、绥来、昌吉、迪化南山｜1950年11月

无番号某部｜哈巴斯｜2000人｜新疆镇西、青海柴达木盆地｜1951年2月

无番号某部｜哈力伯克｜900人｜新疆铁木里克、西藏阿里地区｜1951年9月

无番号某部｜胡赛音｜600人｜新疆铁木里克、青海台吉乃尔、青海、新疆、西藏交界昆仑山区｜1952年

宗教解放军｜首领谢尔德曼、胡尔曼、哈那提巴依｜3000人｜新疆阜康、奇台、木垒河、孚远、北塔山、蒙王府、阿山｜1952年9月

## 相关

- 第二次国共内战
- 江拉基地保卫战
- 由苏联支持的新疆伊斯兰叛乱

## 基本资料

- 头衔：西北剿匪、西北地区反共游击战
- 属于：新疆战争、全国大剿匪、第二次国共内战
- 地点：中国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 日期：1949年9月-1953年9月
- 结果：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西北地区的大规模反共武装活动被基本镇压、清理残余反共武装的责任转交给公安机关
- 参战方一：中国国民党、马家军残部、白头军、反苏讨共救国军、豫陕游击司令部、忠义救国军、人民革命军、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川陕救国军、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昂拉部落、蒙古军残部、东突厥斯坦国民军残部、会道门、无极道、一贯道、大刀会 支持：、美国
- 参战方二：（1949年10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 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
-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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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国军、新疆反共复国军
- 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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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 指挥官一：无统一领导、蒋介石、李弥、韩亦木、马虎山 link=、马元祥、马良（俘）、麦斯武德（俘）、乌斯满·巴图尔 link=、尧乐博士、项谦东智、谢尔德曼、哈力伯克、奇玉山、张廷芝、李学正、徐经济、王凌云
- 指挥官二：毛泽东、王震、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维舟、张经武、朱早观、李卓然、陈希云、刘海滨、何维忠、周子祯
- strength2：先后投入正规军（野战军）14.4万
- 伤亡一：133062人（含死伤、俘虏）、各种枪炮被缴获60907支、骡马被缴获21641匹
- 伤亡二：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