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剿匪

1949年，国共内战进入尾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在年底发动西南战役进攻中华民国控制的西南地区。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和其主力第二野战军所属部队在西南地区的四川、西康、贵州、云南与各地的反共武装爆发持续的武装冲突，直到1953年。因中国共产党将所有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武装称为“政治性土匪”，故此场战役被中国共产党称为“西南剿匪”。而中华民国方面也称其为西南地区“反共游击战”、“反共革命”。

## 作战双方

国共内战期间，国共双方均将对方贬称为“匪”。“西南剿匪”战役中的一方为中国共产党在华东地区的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并在边界地区与西北军区、中南军区有所合作。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在云南和越南边境，当时越南劳动党及越南人民军正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与法越当局作战，并得到中共支持。中国共产党也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当局进行合作作战。

在反共武装方面，实际为各种互不统属的各地方武装，包括国民党各路军队（包括中央嫡系、滇系、黔系、川系）、国民党特务组织（包括军统、中统），地方上反对中共的地主民团、民军、中国青年党、哥老会（袍哥）、会道门、少数民族（藏、羌、彜等）土司、部落武装等。在滇桂边境，更有原桂系人士尝试结合地方势力组成短命政权“卡瓦共和国”。在冷战背景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部分武装也得到台北中华民国当局和美国情报机构的支持。中华民国也将各种或受或不受台北当局指挥，以及各地反共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反共武装称为“大陆游击部队”、“民间武力”等。由于各地各路的反共武装的此种特点，其在动员与宣传时的口号也相当各异，部分口号则有其地方特色，如云南地区针对外来干部的“滇人治滇”、四川、贵州针对外来干部的“不受北方人统治”，“打倒外来干部与外来人，四川人不打四川人!”“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反禁烟”、“反禁用银元”、“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向解放军投诚后被收编的国民党军）的”、“专打山东人（北方人、下江人、外省人）”等。

部分在抵抗中共中阵亡的反共军将领，被中华民国视为“烈士”。如四川省末任主席唐式遵即入祀国民革命忠烈祠。

在冷战背景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部分武装也得到台北中华民国当局和美国情报机构的支持。此外，在当时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背景下，部分云南边境反共武装与越南境内的反共武装结合，因此也得到法越当局的援助。

## 背景

1949年，第二次国共内战进入尾声，中华民国政府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中共政权逐渐占据中国大陆大部。到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尚未控制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发起西南战役。最终占领西南五省，歼灭中华民国国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重兵集团。虽然，解放军在1949年12月就已取得西南战役的胜利，但此后各地的中华民国政府残余的军事势力及土匪武装仍极为活跃。

当时西南地区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面积共112万平方公里，依据1947年统计人口约7000余万。全区地形除四川盆地为平原、丘陵地带外，高原山区占全区总面积的94%。四川西北部及西康为青藏高原主体的一部分，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4500米以上的山峰终年积雪。四川东北部为大巴山脉，横贯于川、陕、鄂3省边界。东部的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4省，主峰梵净山位于贵州东北部，多为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云南、贵州系云贵高原的主体，岭谷相间，沟壑纵横，丛林密布，地形十分复杂。贵州有“地无三里平”之说，历来为山区武装、土匪隐藏出没的地方。云南与当时刚独立的缅甸、当时正在爆发第一次印支战争的法属印度支那接壤，国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这些复杂的地理环境对游击活动非常有利。西南地区的经济，除四川东部在抗日战争中由外地迁来的部分工业外，其余地区皆以农业为主，生产方式落后，一些偏僻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广大农民靠租种地主田土为生。云南、贵州、西康及川北地区种植和吸食大烟者较为普遍。川北大巴山区的烟帮还拥有武装，用以保护种植和贩运大烟，抽取烟税。西南交通不便，铁路很少，许多县城不通公路，物资运输全靠人背马驮，航运主要依靠川江航道。在这个区域，社情复杂，封建传统信仰及帮会组织较多，特别是袍哥帮会组织遍及四川、西康、贵州城乡，并与国民党党、政、军有密切联系，其头面人物舵把子、龙头大爷多为当地豪绅或官僚政客。传统信仰和帮会组织常与地方势力、国民党反共势力合作，用以发动民众和其支持者。西南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藏族、彝族、苗族、侗族、布依族、傣族等约30个少数民族分布在广大山区。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有部落、家支，实行土司、官家、头人的传统统治，他们掌握武器并拥有官府及司法仲裁权力，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械斗，因此拥有武装及训练机制，同时与低地的汉族有隔阂。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以后，中华民国当局预感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失败，在加紧准备撤往台湾的同时发布《战时施政方针》，加紧在长江以南各地布防，以阻止解放军的进军，并对这些地区易帜后的游击战争作了全面的部署。由于西南地区是解放军最后才进入的大陆地区，从各省逃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大都汇集于此；又由于西南地处边陲，地形复杂，民族众多，利于开展游击活动，因而被中华民国当局确定为“反共复国根据地”。1949年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制定了《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建立游击根据地实施办法》，绘制了《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并经国防部核准实施。国防部还要求从省到县层层制定“应变计划”。按照上述计划，当局在西南重点建立了15个游击区，并派出35个特务组，携带140部电台分赴各游击区隐蔽潜伏。大规模的反共武装暴动蜂起以后，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即通过这些电台联络、指挥开展活动的。1949年12月，蒋介石从成都撤退到台湾前夕，也亲自参阅部署了西南地区的游击活动，并委四川省保安处长刘兆藜为川西北区反共自卫救国军总指挥，陆军军官学校上校班副萧步鹏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陆军军官学校游干班副主任王旭夫为川东南区反共自卫救国军总指挥等。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韩文焕从1949年3月到7月先后到镇远、兴仁、毕节、遵义、铜仁等地召开治安行政会议，督促各地拟定应变措施，强调组织地方武装，以专员、县长为核心进行游击准备，允许能组织几百人、枪的豪绅可委以联防大队长的职务；对于能组织上千人、枪的可任联防司令。保安司令部则选定黔东北印江县梵净山、黔西南兴仁县龙头大山、黔西北纳雍县白泥屯、黔东南雷山县雷公山为游击根据地，命令有关县长负责经营。其余各专区、县也都选定了各自的游击根据地，并加紧储备粮食弹药，演习游击战术。为了培养游击骨干，当局先后在成都办了5期、贵阳办了2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培训骨干4600人。参加培训的人员多是各地地主、袍哥、民团、政客、特务等。在训练班，政治上强化反共意识，军事上以《最新游击战术》为教材，提高指挥能力，并实行空室清野，分散转移到偏僻地区打游击的战术。在成都开办的游干班中，特务为了拉拢学员，通过结拜活动、喝血酒，宣誓“效忠党国，团结弟兄，共挽危局”，并将库存在中央军官学校的万余支枪及大批弹药发给参训的一些学员，如崇庆县的李泽儒、大邑县的郭保芝、蒲江县的乔子均等，为此后川西10余县的反共活动提供准备。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谷正伦和副司令韩文焕亲自到游干班督训，召见重要首领，拨给大批武器弹药。织金县地主李名山受到召见后被委为织金、清镇、平坝、普定、郎岱5县游击总指挥，并领到枪200条，以后发展成为黔西北地区的一大反共游击队。

此外，庞大的地方势力也是反共武装的社会基础。西南地区长期受滇系、川系、黔系统治，国民党党务并未真正发展，政治代表人物多为滇系、川系、黔系中下层的军人、政客或地主，拥有武装，控制着农村的基层政权，在当地有相当的号召力。解放军在进攻西南时，对这些地方势力还来不及触动，“整个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持着，而且手里依然掌握武装，所以在西南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这些地方势力为保持其统治结构，在国民党特务“拼命保命”、“破产保产”口号的支持下，以家族或传统关系，或以传统信仰或迷信组织，或以原有的保甲编组，组织乡民训练武装。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的武装中，有一部分是国民党军易帜投共后又重新倒戈的，并成为贵州反共军的中坚力量。1949年春，中华民国在西南地区强征大批壮丁，除补充新组建的3个正规兵团外，积极扩充地方保安团（队）。这些新组建和扩充的国民党军及地方武装，在解放军进攻西南的强大攻势和政治统战下大部分宣布易帜投诚，这对加速贵州和西南的易帜起了很大作用。但其中有不少是迫于形势而易帜的，有一些反共军官在1950年二三月间，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已反攻大陆”等传言下，加上对中共新政权的各种政策不满，倒戈反共。西南全区的投共部队成建制倒戈的共计43起，人数达3.9万人，其中贵州12起2.4万人。这些部队装备较好，经过训练，战斗力强。他们易帜以后与各地的地方势力迅速结合，使反共武装活动规模扩大。在西南的一些偏僻地区还有不少以真正的经济性土匪。地方政府为维护地方治安也曾派兵进剿，但从未根绝，一些武装则与土匪勾结暗中渔利。解放军进入西南时，为扩大游击战争，反共军也对土匪进行改编，加封委任，使之演变为政治性的武装。如贵州黎平县杨锦标（又名杨标）多年来带200多名私人武装在湘桂黔三省边界活动。西南战役时，杨趁乱收集枪支，将所部扩大到千余人，号“湘桂黔边区民众自卫救国军”，任总司令，长期活动于黎平、从江、榕江三角地区。

1949年12月下旬，成都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西南局确定巩固和建设西南的任务主要由军队来担负。规定军队必须彻底分散，实行分区包干，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在城市进行接管；在农村建党、建政，发动群众运动，建立农会和其他中共团体，肃清反共武装活动，征收公粮。1950年2月下旬，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机关和率领第18兵团入川的西北军区机关一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在重庆合并组成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司令员陈赓、周士第、李达（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下辖贵州军区（第5兵团兼）、云南军区（第4兵团兼）、川东军区（第3兵团兼）、川西军区（第18兵团兼，后由第60军接任）、川南军区（第10军兼）、川北军区（第61军兼）、西康军区（第62军兼）。全区除第18军准备进军西藏外，各部队从1950年1月上旬开始，先后按包干的省、区分散行动，执行“工作队”任务，并着手镇压反共武装活动。解放军部队还未完全展开，反对中共政权的武装暴动已经蜂起。中共在全区工作已不能按原计划进行。解放军一面征粮，一面镇压反抗，而解放军对反共军的游击战很不适应，战果甚微，至1950年2月底，全区仅消灭其2.3万名。

1950年初，解放军西南军区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部署，分赴各地执行工作队任务。当时，解放军西南军区所属部队共60万人，加上投诚和俘虏的国军正规军90万人，共计150万人，还有大批旧职人员。各部队在地方政府统一组织领导下，派出大批干部士兵组成征粮队分散到农村征收公粮。反共游击队利用解放军高度分散之机，组织抗粮，提出“保命抗粮”、“饿死不如战死”、“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等口号，带领民众袭击征粮工作队，攻打区、乡政府，进而发展成为全区性的武装暴动。这些活动严重打击了中共的公粮征收和城乡物资的交流，造成重庆、成都等城市物价暴涨和社会不安，影响西南新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1950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会议报告中说：“农村工作在一个阶段内，皆应以剿匪反霸为中心。”“我们的部队面对着一个很大的转变，即由对付集中之敌转为对付分散之敌，由公开的斗争转到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由单纯的战斗队转到战斗队与工作队的结合。”会议要求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并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提出“军事进剿必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针。2月18日，邓小平在向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报告西南情况和工作方针时进一步提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区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

最先发生暴动的是贵州省。1950年1月14日，解放军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参谋长潘焱在参加成都战役后带领兵团前指机关返回贵州途中，行至遵义刀靶水时，突遭黔北督导区特务组长、刀靶水镇长宋泽部千余人的伏击。随行的兵团通信营和警卫连进行反击，将游击队击溃。从此，贵州的冲突迅速蔓延，到2月下旬，形成全省性的战争。反共军攻下城镇，四出出击，贵阳地区所辖的贵筑、清镇、修文、息烽、开阳、贵定、龙里、惠水、长顺县城均遭攻击。3月5日，解放军铜仁军分区、毕节军分区的供给处长张维友、李俊峰带两个班押运物资离开贵阳仅几公里，即游击队袭击，抢走全部财物，汽车被烧毁，人员全部被击毙。从2月中旬开始，在贵州投诚解放军的黔系国军有15个团先后易帜，与地方势力结合组成大股游击队。驻兴仁地区的国军第272师师长余启佑在投共后始终和台湾的电台保持联系。3月13日，该师发动兵变，将解放军派往该部的军代表及在当地征粮的小分队43人杀死，并联合黔西南地方武装近1万人组成“反共抗俄同盟军”，下辖12个纵队，还开办军官学校培训骨干。余部在受到打击后，率残部进入广西、云南、贵州3省边界的隆林、西林、广南、册亨等县，建立滇桂黔边区军政长官公署，利用边界的有利地形，四处游击活动。3月31日，驻安顺地区的国军投共部队独2师师长罗湘培带领3个团兵变，攻打解放军普定驻军。受挫后，罗率部进至水城地区策动驻该地的投共国军部队第271师加入，并集中3个团占领纳雍县阳长有利地形，将解放军第47师141团团直及1营2000余人包围在一条峡谷内。解放军被围三昼夜，伤亡200多人才突出重围。其后，罗湘培将所部国军编成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第8兵团，任兵团司令，下辖5个军，踞纳雍、水城、赫章、威宁等县，并张贴布告，宣称奉台北方面之命，统一指挥贵州区反共武装及党政军民进行敌后游击，配合国军全面反攻。4月3日，驻黔东余庆、瓮安的投共国军第89军982团、983团、1027团、1028团将解放军派往该部的35名军代表杀死后兵变，占领余庆，瓮安两县城，后又进入黔东北德江、思南、湄潭、石阡、印江广大地区，与当地地方势力结合组成“十四兵团”、“川黔湘鄂国民党整理委员会”，踞黔东北广大地区。到4月上旬，贵州的各股反共武装已发展至460余股12万余人，机枪在千挺以上。全省79个县、市被反共游击队占领31个；解放军所控制的48个县、市多数也只能控制县城和少数乡镇。游击队到处袭击解放军外出小分队和征粮人员，捕杀地方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全省被杀的中共军政人员达2000余人。交通被阻，城乡隔绝，生产停滞，商业萧条。

四川省的反共游击活动始于川东璧山地区。1950年1月下旬，璧山地区的地方反共势力以乡保武装为骨干宣布抗粮，提出“开仓济贫”、“抗粮保命”的口号，组织民众组成“川东人民救命军”，发动武装暴动。该军几度攻打璧山、永川、大足、铜梁县城，将下乡征粮的解放军两个排的战士全部击毙，阻断成渝公路，长江、嘉陵江运粮船只也多次被劫，航道受阻。形势迅速向川西扩展。2月，成都东郊石板滩、龙潭寺地方势力以袍哥为基干组成“反共救国义勇军”，于4日发动暴动，杀死解放军派往投共川军部队的26名军代表和4名地方干部，伏击过境的解放军第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及警卫班，致其全部阵亡。形势迅速扩及附近10余县。崇宁、大邑县城一度被其占领，解放军下乡工作的干部士兵300余人被杀，川西进入交通受阻，物价飞涨的局面。川南地区的活动也是以投共后变节的国民党军为主发展起来的。1950年初，国民党交警第12总队总队长田动带残部逃入川南高县，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委为“川滇黔军政委员会兼川滇黔游击总队总指挥”。田纠集川南和滇东北一带散兵共万余人，编为11个纵队，占据高县、筠连、兴文、沐爱、古蔺等县。川南另一重要游击队是随第72军投共后倒戈的营长陈超率领的。陈在得到西昌地区的国民党军空投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电台后积极扩充势力，组成“川滇康反共游击军”，实力3万人，编为7个师，占领雷波、屏山、马边等县。此外，在川南的中心区泸县、纳溪一带，还有反共救国军新一军军长潘厚昆、川南游击总队总队长乜占武等，扼住长江航道，四处骚扰。川北地区的武装活动主要由地方势力和特务，利用会道门笼络支持民众发动。3月，潜伏在江油县的中统特务王振伙同大刀会教首许炎带领700名会徒，北川县原国民党党部书记刘仲富结合安县郑春林带领2000余人，营山县中统特务李青云和扇子会法师李树生带领会徒600人，先后在当地发动暴动；南充忠义人民救命军司令胡震寰策动城郊芦溪、城东、小佛等乡部分人暴动。至3月底，川北反共武装已发展到2.3万余名。

西康省1950年2月中旬开始发生暴动。2月1日，解放军第62军进入雅安后，芦山县把头程志武和天全县李元亨、雅安县李楚湘以地方民团武装为基础，带领支持者组成西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人数达万余名，提出“反征粮，反收枪，反铲烟”口号，攻打天全、雅安县城。至2月底，西康仅雅安地区，游击队已发展至2万余名，占领芦山县城，控制天全、荥经两县的大部分农村。

1950年2月下旬解放军第4兵团进驻云南省。至4月下旬，各地势力利用掌握的地方武装联合一些投共后变节的国民党军发动全省性武装活动，尤以腹心地区的楚雄、玉溪最为活跃。他们提出“抗粮保命”，将下乡征粮的解放军和地方干部600多人杀死，袭占新平、牟定、盐丰、易门、广通等10余座县城。至5月中旬，云南全省发展至250股4.5万人。

至1950年三四月，西南全区的反共武装已发展到28万人，百人以上有1100股，“来势猛，蔓延快”，不少已被解放军占领的地区被重新占领。1950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必须明确，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各级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为了迅速开展镇压，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对部队的部署和任务作了调整。当时川西地区游击队蜂起，成都至雅安之间的桥梁、道路多遭破坏，原定解放军第18军3月初开始进军西藏的计划已难实现。2月26日，西南军区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推迟18军进藏的时间，将该军展开于蓉雅公路沿线及新津、眉山地区执行任务，扫清进藏途中的障碍。为发动土改等群众运动，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投入军事战役，3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又发出《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成立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的各级“剿匪委员会”，实行“一元化剿匪”领导。“剿匪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委员若干人。以地方党委书记或军事首长为主任或副主任。3月22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发出布告：“命令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起来，不惜任何疲劳、艰苦，以不根绝匪类决不休止决心，坚决遂行进剿”。“各阶层人民团结组织起来，发挥自卫能力，协同人民解放军一致奋起剿灭土匪。”同时公布了10条“人民剿匪自卫公约”。5月4日至8日，西南军区召开高干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剿匪斗争”。贺龙作了“剿匪工作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剿匪问题的发言》，提出“剿匪是反封建的一个步骤”，“地主反抗的形式是多种的，主要是武装斗争搞土匪”，要求组织实行“枪换肩”，把地主掌握的武装和民间枪支没收，武装中共的基层武装。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和西南军区高干会议以后，解放军西南军区下属各军区部队按照两次会议的政策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战役。

## 经过

### 腹心地区和交通要道集中爆发冲突（1950年2月至8月）

为迅速清除各省腹心地区的反共武装活动，尤其是重庆、成都周边的反共武装，并保障交通干线和川江航运安全，解放军西南军区连续下达指示要求各军区集中兵力，优先对腹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贵州、川东、川南边缘部分县城则暂时撤离。成渝、川康、渝筑、昆筑等公路干线，以及长江、嘉陵江、涪江、岷江航道，采取分段包干方式，由部队负责守备、护航和沿线“清剿”。3月13日，西南军区命令刚进入云南曲靖地区的第4兵团第15军军长秦基伟率军部及第45师赴川南泸县、宜宾一线，担负“清剿”和保护长江航道任务。

川东为西南首府重庆所在地，辖璧山、涪陵、大竹、万县、酉阳5个专区。1950年1月起，当地反共武装陆续发动暴动，其中璧山、涪陵、酉阳最为激烈。3月5日，中共川东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主力、有重点地进攻，优先控制交通要道和产粮区。璧山、涪陵被列为“重点进剿区”，大竹、万县采取“进剿”与“清剿”并重，酉阳因地处边远暂取守势。解放军在全区抽调2.3万余人组建县警卫营、区警卫队负责本地；各师则抽主力作为机动部队，打击较大股的反共游击队武装。2月11日至24日，璧山军分区集中第35师第103、104、105团及第12军军直部队，在璧山、永川、荣昌三县交界地区进攻“川东人民救命军”黄荣庆等部，消灭其1400余人。2月15日至3月10日，涪陵军分区以第36师第106、第107团，在涪陵、丰都、垫江、长寿四县边界地区进攻孟儒等部，处理3700余人。

4月6日至5月15日，川东军区集中第93、106、108团及炮兵部队一部、涪陵军分区直属队，共33个半连、7000余人，对涪陵、南川、巴县三角地区实施“铁壁合围”。该地为川东产粮区，谭席珍等7股反共武装约万人活动其间，常袭扰长江、乌江航运和川黔、川湘公路。解放军先构成外围封锁圈，再以排为单位分84路向干丰场合击，逐步压缩包围。随后，部队分班组搜索，同时开展政治争取和群众运动，设立“自新登记处”，配合地方干部建立基层组织，并对一般人员“教育”后“取保释放”。此次合围历时40天，共消灭8500余人，其中投降4920人；除谭席珍、周绍昌外，游击队主要首领大多被捕。该战例随后被西南军区推广。

此后，解放军涪陵军分区又于5月10日至30日以5个营合围武隆桐梓山区，处理1300人；6月18日以18个连在南川万泉河、观音岩、永安场等地合击，7天消灭500余人。大竹军分区则从4月29日起进攻大竹西山吕健康部，先后处理12股5720人，其中投降投诚3668人。7月中旬起，川东军区又统一指挥涪陵、酉阳军分区及第32师第95团，对彭水、酉阳、黔江地区实施合围，历时月余，镇压53股、4800余人。至本阶段结束，川东军区共消灭反共武装14.6万余人，腹心地区较大武装活动基本被消除，涪陵、璧山、大竹、万县逐渐转入“清剿”阶段，酉阳方向也占领秀山及龚滩，但川、湘、鄂边界八龙山区仍有大股游击队力量未被进剿。

1950年2月初成都郊区石板滩、龙潭寺发生大规模反共武装暴动后，川西冲突再燃。2月中旬，解放军川西军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贺龙提出先腹心区后边缘区、先交通要道后两侧乡村、先成股武装后散在人员的步骤，要求首先清除温江、眉山地区武装，确保成都安全。准备进军西康的第62军第184、第186师一部暂留温江协助，准备进藏的第18军则归川西军区指挥，重点负责眉山地区。2月下旬，解放军川西军区在镇压成都东郊反共暴动、消灭3000余人后，组织第62军主力及军区部队8个团，在灌县、郫县、温江展开进攻。2月26日，第186师第550、第551团在郫县、温江、灌县一带镇压陈利石部4000余人。28日，第178师第532团及骑兵团一部在双流松子镇、红石桥进攻李泽儒部，消灭400余人。3月12日，第179师第540团在金堂淮口镇镇压蒋正南部600人。3月18日，绵阳军分区和第185师一部在安县追击投共后倒戈的国民党第302师，处理1300余人。4月中旬，第179师第537团在绵竹红白庙场消灭赵洪文国部2000余人。4月26日，成都郊区龙潭寺、石板滩再次发生反共武装暴动，第178、第179、第186师各一部及军区警卫团镇压其领袖李干才以下4000余人。

眉山地区则由第18军主力就地“进剿”。3月8日，第53师第157、第159团合击洪雅总岗山，处理400余人；中旬，第52师和眉山军分区奔袭眉山多悦镇，处理200余人；第54师驰援名山、邛崃后持续追击，至3月下旬处理3800人，并打通蓉雅公路。川西腹心地区较大游击队遭到打击后，部分撤往边缘地区，部分分散隐蔽。解放军随后以平川为重点分区“驻剿”，组织联防指挥部和捕捉队，追捕逃散的领袖。5月上旬，第534团在大邑西山围攻郭保芝、孔立川、杨少南等部，毙伤、俘获1400余人。7月下旬，第179师和温江军分区一部进攻夏斗枢在汶川、灌县、彭县交界山区组织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经20余天作战，基本将其消灭，并俘夏斗枢、丰藏之等。此后，川西平原较大反共武装基本被消除，残余游击队转向川康边境。此阶段川西军区共消灭5.17万余人。

川南跨长江南北两岸。1950年二三月，部分此前投共的国军倒戈，与地方势力结合形成反共武装，水陆交通一度受阻。3月13日，中共川南区委、川南军区决定集中兵力优先进攻长江以北地区，确保腹心城镇和交通；对川滇、成渝公路及长江、岷江航道分片守备；对古蔺、兴文、沐爱、屏山等被反共武装占据的县城暂缓行动；原定向雷波、马边、屏山彝族地区进军计划暂停，雷马屏支队就地参加“清剿”。3月26日，驻富顺的原国军第72军697团（此前投共）军官杀死解放军代表27人后倒戈，转入泸县西北螺冠山并与游击队潘厚昆部合流。川南军区调第142、第143团及第85、第86团各一营进攻，反共军被毙伤300余人，俘105人。4月23日，潘厚昆、孙金生又集结千余人进入螺冠山，解放军第142、第143团再次进攻，灭其千余人。4月16日，简阳马列、傅孟如、樊巨川等策动暴动，击毙中共军地干部162人，抢回中共征走的公粮和枪支。第87团会同川西军区一部，经8天作战镇压暴动，消灭其1800人，“自新”3000余人。解放军乐山、宜宾军分区也相继展开行动。4月16日，第90团在沐川老油房进攻陈超部，处理200余人；随后又在其反攻沐川县城时奔袭其指挥部。4月30日，第15军军部率第133团抵达川南护航，第44师稍后也转至宜宾、犍为一线，增强了川江航道防护。

5月上旬，川南军区召开会议，决定月底前净化江北地区，并成立6个联合指挥部，清剿各交界地带游击队武装。至5月底，江北基本稳定。6月起，川南军区和第15军转入江南大规模“合围清剿”。第15军第130、第133团及云南昭通警备区部队，在筠连、高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围攻郑经纬、蒋树清、江瀛州、程云鹏等部，占领十余个乡镇，俘获1885人，随后又争取1000余人投降。第28师第84团在筠连、沐爱一带进攻田动云部，先后奔袭双河、攻克平寨和沐爱县城，消灭1500余人，田动云率残部撤往贵州。第48师第144团则在兴文鼓楼山进攻欧祥麟部，处理889人，后又通过政治争取使1775人投降，并占领兴文、古蔺。与此同时，雷马屏支队进入川滇交界彝族地区，于屏山、雷波、美姑一带进攻吕镇华、刘殿渠部。解放军对彜族宣传民族政策，迫使刘殿渠投降，雷波、马边、屏山地区被纳入解放军控制。至8月上旬，川南已无大股反共武装，县城全部被解放军占领，共消灭88978人。

川北反共武装规模相对较小。1950年3月底，全区有19股、约2.34万人，主要集中于涪江、嘉陵江、渠江三角地带，另有川陕甘边界种植、贩卖鸦片的武装约5000人。3月4日，解放军川北军区决定以南向北、先交通要道后两侧地区为步骤，分别由南充、遂宁、达县、剑阁军分区负责重点区域。4月1日，川北军区统一指挥第541、第543、第547团及川东璧山军分区部队，对涪江、嘉陵江、渠江三角地区会剿。经潼南回龙桥、太史镇、鱼龙山等战斗，消灭蒋正南等部6217人。随后部队分散到乡镇开展政治争取，仅大竹石羊场一日即有157人投诚。达县军分区则在川东大竹军分区配合下合攻渠江沿岸武装，消灭靳廷垣、马尚武及“盖天党”首领张银臣等2000余人，保障渠江水道畅通。5月上旬，南充地区营山、蓬安一带“扇子会”发动武装暴动，纵火焚毁中共南充行署大楼。南充军分区部队随后出击，灭其4000余人，俘胡伯洲、董横斋等。至此，川北腹心地区的游击队基本被灭。本阶段川北军区共镇压4.1万余人。

西康省辖雅属、宁属、康属三地。1950年2月1日，第62军军部率主力一部进抵雅安时，西昌、康定仍由国军控制，因此西康的战役是在解放军继续进军西昌、康定的同时进行。2月11日，中共西康省委提出“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剿抚兼施”的方针。2月18日，胥纯儒率3000余人围攻雅安，第555团将其击溃，并解除部分投共的保安团队武装。同日，程志武、李元亨率3000人攻打天全县城，第555团1连坚守7昼夜，消灭进入城内的游击队百余人；23日，第555团两个营增援天全，处理300余人，并奔袭芦山程家坝程志武据点。3月下旬，第553团在荥经岗家山击毙彭延魁、李元斌等。此次作战中，解放军第553团7连副排长刘玉忠等7人在深山搜索时被包围，全部被击毙。解放军称其为“岗家山七勇士”。经一个月行动，雅安、天全、芦山、荥经一带较大游击队基本被消除，川康公路打通，为进藏修路创造条件。3月27日西昌易手后，残留反共武装在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又有所活动。6月11日，古诚斋、羊德清、顾大均等在大渡河两岸发动反共暴动。26日，第551、第553团一部南北夹击，杀羊德清、张金汉，俘古诚斋以下600余人。6月底，雅安军分区在川西军区和第18军配合下，会攻川康边总岗山、羊儿岗、大硗碛地区李祥春、胥纯儒等部。本阶段西康军区共消灭约万人。

1950年3月，贵州反共武装已遍及全省。4月初，此前投共的国军第272师、第271师、独2师及第89军4个团相继倒戈。3月29日，中共贵州省委、贵州军区决定收缩战线，暂时撤离或暂缓开辟边缘31个县，集中兵力优先打击倒戈的国军部队和主要武装以保障中心地区安全。同时，湘黔、川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实行分段包干，并在交通线和城镇要点修筑防御工事。贵阳方面，解放军警备司令部与公安局于3月23日晚全城搜捕，逮捕“贵阳市策动委员会”钱济渊等249人，挫败其配合进攻省城的计划。4月17日，贵阳警备司令部及军区、军分区部队围攻青岩潘方侠部，灭其200人。对此前投共后又倒戈的国军，解放军贵州军区迅速组织追击。3月12日至18日，兴仁军分区在普安、盘县一带追击第272师，处理500余人。4月4日，驻余庆、瓮安的第89军4个团倒戈后，贵州军区调镇远、铜仁、遵义等部堵截，并由第140团合击，至4月23日消灭其1000余人。第45师留黔后，于4月15日突入纳雍，镇压600余人，并重占水城，围攻躲入洞穴的多股武装。

6月3日，贵州军区学习川东“铁壁合围”经验，决定组织东西两大集团：东集团合围瓮安、余庆、湄潭三角地区，西集团合围金沙地区。6月21日，东集团开始瓮余湄合围，以严密封锁交通要点、分路合击八龙山、随后发动群众运动，展开政治争取攻势，至7月10日消灭2035人，其中投降1136人，缴获大量武器，并没收被反共军夺回的公粮10余万公斤。西集团则于7月上旬合围金沙，先分路驱赶各股游击队入金沙境内，再集中攻击金沙县城和安底地区，至7月30日处理5102人。随后，东集团又于7月17日起合围石阡西部吴登仁部，至8月1日消灭其4234人；8月中旬再合围石阡东南吴河清部，至9月16日处理3945人。与此同时，解放军各军分区还在兴义、铜仁、开阳、盘县、普安、金沙、仁怀等地展开重点行动，打击刘范吾、毛廷彦、赵国成、余启佑、卢杰等部。本阶段贵州军区共消灭11.1万人。

云南反共武装活动始于1950年3月，4月下旬已扩展到全省。5月6日，解放军云南军区召开“第一次清剿会议”，确定先腹地后边沿、分片包干、相互协同的部署。4月下旬，楚雄地区广通、禄丰、易门、双柏等县连续发生反共武装暴动。滇西卫戍区第40师第118团前往镇压，于5月6日奔袭广通，击溃杨永寿部，随后在雕翎山、镇南、禄丰等地继续攻击。当地大股武装被击败后，第118团留楚雄分片包干、发动土改等群众运动，至9月镇压5179人，保障昆明至滇西公路安全。滇西卫戍区还进攻永平和洱海东区。5月7日，第14军警卫团等部合击永平打平寨，摧毁侯茂祺组织的地方反共政权和武装，随后通过政治争取促使462人投降；侯茂祺逃向昌宁后被民兵擒获。洱海东区方面，阎德成、王梓才组织“云南人民救国军洱海纵队”1700余人，活动于鸡足山、四角山一带。8月16日，解放军第119、第126团和工兵营一部围剿，灭其250人，后通过武工队追捕，9月上旬抓获王梓才。至此，滇西腹心地区较大武装活动基本消除。

滇南方面，至4月已有120股、24900人的游击队，华宁、通海、江川、新平最为活跃。5月25日，金绍云率3000余人发动武装暴动，解放军滇南卫戍区以第37师两个团及玉溪军分区独立团进攻其部，4天消灭其480人，金绍云残部逃往抚仙湖孤岛后被全灭。5月28日，晋宁的投共前国军部队第13军第34团王耀云杀死解放军代表后倒戈，率1400余人撤往新平，第114、第116团于6月4日将其大部击溃，后又在大平掌地区摧毁其与李崇安合组的“云南人民抗共军”。滇东方面，为打通滇黔公路，第37师第111团于5月5日进攻富源一带李云聪部。部队初期搜索无果，后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搜山，在山洞中击毙李云聪。随后又在云贵交界镇压李吉云部600余人，并促使袁曹之、王相美率1600余人投降。至9月中旬，滇黔公路畅通。滇东北方面，龙绳曾（龙云儿子）组织“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3500人，6月18日发动倒戈，解放军昭通警备区将其消灭。随后，警备区以第127、第128团进攻镇雄、威信、彝良一带陇承尧等部，占领威信县城，至8月底消灭4000余人。经4个多月的战役，解放军云南军区共消灭4万余人，腹心地区较大游击队基本消除，残余反共武装撤往省际边界。

从1950年2月起，解放军西南军区所属部队经过7个多月作战，共消灭反共武装48万余人。四川、西康、云南腹心地区较大武装活动基本被消除，大部分地区的活动被镇压，残余游击队武装多向省际边界转移。贵州东南部和南部部分县城及农村仍有反共武装控制。这一阶段中，解放军西南各部逐步形成了相应经验：对集中的反共武装集中兵力进攻；对分散隐蔽人员发动群众运动清查；对流动的游击力量组织精干小分队追击；对漏网的游击队首脑组织“捕捉队”追捕。同时，解放军开始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土改等群众运动结合起来。

### 边沿地区与腹心地区的持续冲突（1950年9月至1951年6月）

经过第一阶段重点战役后，西南各省腹心地区和交通沿线的较大反共游击武装大多被消除，残余力量则向省际边界转移，主要集中在黔东北、黔西北、黔南、黔西南以及川康边界等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台北中华民国加紧宣传“反攻大陆”，西南各地残余反共游击武装也借机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等舆论，拉拢民众和支持者，并在边界地区重新集结、向外袭扰，当地局势一度反复。195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在1950年冬至1951年春开展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为主要内容的运动。会议强调四者必须结合进行，只有先打击反共地方武装和地方势力，“减租退押”等工作才能推进；反过来“减租退押”也有助于铲除农村的旧势力，巩固中共基层政权。8月26日，中共西南军区党委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军队积极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并继续把“剿匪”列为当前中心任务，力争年底前消灭全区成股反共武装。西南军区随后连续发布“会剿政治工作”、“会剿战术”等指示，决定从川西、川东、川南各调一个师入黔，会同贵州军区及邻区部队，对黔东南、黔东北、川滇黔康边、川康边等地区展开大规模会战。各部队自1950年9月起陆续投入行动。

贵州东南部与湖南、广西相邻，为苗、侗族聚居区。雷山、台拱、剑河、黎平、从江、榕江六县自1950年3月起长期由反共武装控制，其中以谢世钦部势力最大。谢世钦原为贵阳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任保10团团长，投共后倒戈反共，占据雷山县城，并通过电台与台湾保持联系。他将雷山、丹寨、三都、台拱等地武装整编为17个纵队和1个独立师，成立黔东南绥靖区，任总司令，并开办干部学校培训反共游击骨干。1950年8月中旬，解放军第186师进驻麻江，经过短期适应性训练后，于9月15日在镇远、独山军分区配合下，对雷山、台拱地区实施合围。部队先严密封锁雷山、台拱广大地域，再分90余路向雷山县城压缩搜索。谢世钦弃城南撤，解放军占领台拱、雷山后继续追击。第556团等部多次登上雷公山，连续追捕5昼夜，最终于10月11日在白水坡俘获受伤的谢世钦。与此同时，解放军各队追击离散的游击队武装，并发动群众运动、开展政治攻势，先后俘虏柏家华、王海焦、曾应东等游击队首脑。雷山合围历时1个月，共消灭7495人，缴获机枪26挺、步枪2044支、小炮2门、电台3部。11月5日，解放军第186师又进攻剑河县朗洞杨体仁部，第556、第557团4个营强行军突袭，消灭1700余人，并俘杨体仁，收复剑河县城。11月27日，黔东南第二期战役展开，第186师会同独山军分区对黎平、从江、榕江三角地区合围。当地的杨锦标、石竹修部原活动于湘桂黔边界，人数约1200人。12月上旬，解放军各部到达合围线后分散“驻剿”、发动土改等群众运动，石竹修在榕江境内被俘，杨锦标化装逃往广西三江后也被当地民兵抓获。此次战役至12月31日结束，解放军共镇压5411人，占领黎平、从江、榕江3县。

贵州东北部道真、正安、务川、沿河、德江、思南、印江、江口八县与四川涪陵、酉阳相邻。1950年3月解放军撤离后，这些县城被反共武装控制。7月，游击队各部在沿河、务川之间会商整编为“川黔湘鄂民众自卫军”，由四川酉阳首脑陈铨任总司令，蔡世康、史肇周任副总司令，下辖7路纵队，并委派各县县长。奉命入黔的解放军川东军区第31师，在涪陵、酉阳军分区和贵州遵义、铜仁军分区配合下，首先会攻道真、务川、正安、沿河、德江5县。9月8日，解放军在綦江召开会议，将20个营、1.3万人编为4个集团，并成立“剿匪工作委员会”。9月22日，解放军各军形成三道封锁圈后开始向心压缩。第31师组成的第一集团占领道真、正安；第二集团攻击史肇周部，史在务川境内阵亡；第三集团占领沿河后追击蔡世康、杨通贤等部，蔡世康阵亡，杨通贤残部撤入梵净山；第四集团占据务川县城。第一期战役至11月10日结束，共镇压28200人，除杨通贤、黄守瑛外，主要游击队首脑大多被消除。第二期战役以梵净山为中心。该地区反共武装由投共后倒戈的国军第327师师长彭景仁等组织，下辖第14兵团和“民众自卫军”两大系统，总数约7000人。11月17日，解放军第31师及四川酉阳、贵州铜仁军分区14个营，在湘西、鄂西部队配合下，进攻印江、石阡、江口三角地区，将游击队压缩至梵净山东北峡谷中。解放军随后进入原始森林反复搜索，并开展政治攻势。彭景仁、杨通贤、高竹梅、吴汝舟、陈铨等首脑先后被俘或阵亡。第二期战役至12月15日结束，解放军共镇压1.2万人，黔东北“会剿区”基本被其控制。

八面山位于川、湘、鄂三省交界，地形复杂，长期为反共地方武装活动区。1950年初，国军师长瞿波平与原四川酉阳专员庹贡庭组织“川湘黔反共救国军”，约7000人。经前期打击后，庹贡庭投降，残部约3000人仍在当地活动。10月7日，解放军川东军区副司令员曾绍山率第11、第12军共5个营，协同湖北友邻部队4个团组织“会剿”。川东部队由南向北合击秀山东部观音山、马坪、山溪口等地，镇压消灭徐雅南、熊从龙、石维涛等部一部，并将残余游击队压入酉水以北合围圈。解放军酉阳军分区与湖北恩施军分区独立第8团合击和尚坪，消灭石维涛部200余人。杨树成部突围后被湘西军区部队消灭，杨本人阵亡。瞿波平、师兴周等因陷入困境，后向解放军恩施军分区投降。至12月20日，八面山会战结束，川东部队共消灭游击队9031人。至此，川黔湘鄂边界较大反共游击武装基本被消灭，四川、贵州一侧城镇全部被中共占领。

贵州南部的长顺、惠水、紫云、罗甸、荔波、独山、平塘、册亨、望谟等县长期由反共武装控制。贵州军区决定集中兵力，在民兵配合下分片合围，逐步进攻占领这些县城。1950年11月9日，解放军贵州军区前指指挥第138、第140、第151团及第16、第17军侦察营等部，对长顺、紫云、惠水一带合围。该区主要武装为曹绍华部及从广西进入的屠占廷、刘逸群等部，总数约7000人。合围后，第138团在罗甸边阳俘屠占廷，陈一鸣阵亡；第140团组织8个武工队搜索曹绍华。11月13日，武工队在长顺斗篷冲突袭其会议地点，杀其208人，并在山中俘获曹绍华。解放军随后发动苗族、布依族群众运动，又占领紫云、长顺。12月5日，合围结束，共消灭7495人。随后，贵州军区前指又于12月11日围攻惠水、平塘一带王志诚部，灭其7200人，并俘王志诚、刘子刚、刘逸群等。

雪洞、凉伞位于湘黔边界。1950年8月，湘西、贵州铜仁和镇远地区散军的8股武装约5000人在杨永清领导下组成“湘黔边区反共游击总司令部”。12月7日，镇远、铜仁军分区部队会同湖南会同军分区向凉伞、雪洞等据点进攻。经连续追击，到12月25日合围结束，共处理5800人。荔波地区则由陈与参部控制。陈与参原为广西宜山专员兼保安司令，广西易手后潜回荔波，并与广西莫树风部结合，通过电台接受台湾、香港方面指令。其部在当地编为4个纵队、17个支队，约万人。1951年1月8日，独山军分区统一指挥第138、第151、第152、第153团及警2团一部，共13个营约8000人合围荔波。部队先占黎明关截断其逃往广西道路，再多路进击。陈与参在洞塘隐藏时被俘，独山专员都堪、荔波县长朱雕石也先后被捕。至2月3日，除莫限才带500余人逃入广西外，合围圈内武装基本被消除，共消灭8168人，荔波被解放军占领。随后，贵州部队又配合广西军区进攻南丹、天峨及平塘以南地区，俘莫树风；黄景芬残部流入贵州独山后也被消灭。

罗甸县由游击队陈秀卿部约2000人控制。1951年3月12日，贵阳军分区以第151、第152团及第17军侦察营共7个营，配属500名民兵合围罗甸。3月22日，侦察营奔袭打讲，第152团夜袭罗甸县城，俘陈秀卿并解除县城民卫总队武装。至4月22日，罗甸合围结束，共消灭2955人。册亨、望谟与广西隔江相邻。1951年5月1日，兴仁军分区指挥第145、第147、第151团各一部及1800名民兵进攻。册亨由包祖辉部控制，望谟则由王锦屏保安司令部控制，另有贵州腹心地区漏网人员和广西的游击队残部进入。5月13日起，解放军以梳篦式队形推进，先后占领册亨、望谟县城。吴中坚部突围进入广西，后被追击；韦超群、毛竹君等躲入双鼻洞坚持抵抗解放军，部队组织当地苗族群众下架设栈道攻洞，将其击败。至6月10日，册望合围结束，共消灭5679人，解放军占领册亨、望谟。至此，贵州南部被反共武装控制的县城全部易手。

云南、广西、贵州交界的广西西隆、西林及贵州册亨、云南广南部分地区，由游击队余启佑部控制。1951年4月，解放军广西军区统一指挥云南、贵州、广西各部联合会战。4月15日，各部向西隆进攻，灭游击队一部。余启佑率1700余人向云南广南撤退，计划进入中越边境。云南第111团跟踪追击，于4月27日在西畴董干地区消灭620余人，余启佑率少数骨干撤入越南境内。至5月6日，滇桂黔边战役结束，解放军云南、贵州部队共消灭游击队1242人。

川滇黔康边包括川南、滇东北、黔西北及西康大凉山部分地区。威宁、赫章是该区反共武装指挥中心，罗湘培、廖兴序、安纯三及从川南撤来的田动云、陈超等在此活动，并成立川滇黔军政委员会和“反共救国义勇军”。解放军西南军区命第15军军长秦基伟统一指挥川滇黔康边会战。1950年8月13日，解放军指挥部将部队分为东、南、西、北四个集团：南集团围攻威宁、赫章罗湘培部；北集团负责滇东北盐津、大关、威信、彝良、镇雄一带；东集团负责川南叙永、古蔺；西集团负责大凉山龙定洲部。9月16日，南集团提前进攻，攻占威宁、赫章，罗湘培部被击散。解放军在乌蒙山区连续追击，第134团、第135团及毕节军分区等部先后消灭安纯三、潘厚昆、陈守钧、廖兴序、田动云等部，罗湘培在逃亡中受伤后自杀。至9月20日，南集团战役结束，共消灭10717人。随后，东、北、西集团也分别展开行动。北集团在滇东北多次扑空后，改以分散发动群众运动、政治攻势和搜捕首脑为主，最终孔学繁、宋敏文、杨成杰等阵亡或被俘，3000人经政治攻势后投降。东集团在叙永、古蔺地区追击陈超、欧阳大光等部，基本净化当地。西集团进入大凉山梗堡地区进攻龙定洲、苏慕武、唐声周、郑霖等部。进剿前，部队学习中共民族政策和彝族风俗，并携带盐巴、针线等物品笼络彝族支持。11月下旬，解放军在彝族头人的配合下攻占梗堡，龙定洲阵亡，苏慕武、唐声周、郑霖等被俘。梗堡战斗至11月27日结束，解放军共消灭1403人。川滇黔康边的战役截至1950年12月，共消灭游击队3.7万余人。

川西与西康交界的大邑、邛崃、名山一带，残余反共游击队依山林分散隐蔽。解放军川西军区副司令员白天统一指挥第18军、温江、眉山军分区和西康雅安军分区部队，向羊儿岗、天台山、总岗山等地围攻。解放军采取先封锁后扫荡的方式，划定战斗区反复搜索。8月至9月，解放军各部先后击毙郭保芝，俘获戴圣、吴俊逸、田子臣、胡元良等人，并组织捕捉队长途追捕外逃游击队首脑。至9月30日，川康边战役结束，共消灭2124人。四川西北部靖化、懋功两县为藏族聚居区。1950年9月，周迅予、刘野樵、傅秉勋、何本初等率国军残部2000余人进入当地，并与台湾保持电台联系，计划建立川康甘青边根据地。9月19日，解放军川西军区第60军第179师及西康康定军分区部队向懋功进攻并占据懋功；28日又进攻占领靖化，俘李福熙等。10月下旬，解放军主力因准备入朝作战撤离，游击队残部又重新活动，1951年1月解放军驻守部队撤出两县。1951年2月，解放军川西军区再次组织7个营兵力，从东西两线进攻懋功、靖化。东线在石鼓山、胆扎坝、木鸦桥等地作战，西线在木菊寺歼灭游击队一部并重新占领懋功。游击队刘野樵逃至汗牛屯野牛沟后，被当地藏族头人派出的藏兵配合部队俘获。6月13日，解放军再攻靖化，胥仲臣、何庆丰等投降，中共重占靖化。此次战役共5000余人的游击队被消灭，但首领周迅予、傅秉勋、何本初等成功逃脱。

边界的战役开展同时，解放军各军区也继续清理西南腹心地区的小股反共游击武装和潜藏首脑。西南军区所属各部抽调2.1万名排以上干部组成工作团下乡，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参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政治运动和工作。195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又要求通过“枪换肩”方式，将地主武装中的枪支转由基层的中共政权掌握，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配合部队站岗、“清剿”、追捕、管制反共活动。川南军区从1950年9月至1951年5月，在“群众性清匪运动”中处理4000余人，捕获游击队纵队司令以上首脑69人，川南基本稳定。贵州毕节军分区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组织少量部队带领千余名“农民自卫队”在大定、黔西、纳雍三县间清理32股10人以上小股武装，消灭1300人。1951年2月，贵州遵义军分区组织50万“农民自卫队”在遵义、仁怀、桐梓、绥阳、湄潭、凤冈等县巡逻、查路条、查客店，捕获卢杰、黄守瑛、胡永昌等重要游击军首脑。西康西昌地区1950年9月发生反共武装暴动，雅安、康定、西昌军分区部队合围处理1300人。1951年1月，西昌军分区集中5个营进攻盐边、盐源一带诸葛绍武、张玉林部，并在当地彝族和木里藏族土司培初的配合下，消灭近3000人。

第二阶段中，解放军西南军区共消灭反共武装约55万人，占据此前由反共武装控制的地区。各省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政治运动随之全面展开，农村基层政权得到巩固。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审阅西南军区1950年“剿匪总结”后，致电贺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称其“路线正确，方法适当”。

### 黑水地区和中越、中缅边境的残余冲突（1951年7月至1953年12月）

至1951年6月，西南全区除川西黑水地区及云南中越、中缅边境仍有较大反共武装活动外，其他地区较大武装活动基本被消除，部分边远山区仍有小股武装人员流动，一些首领则改名潜伏。1950年12月至1951年4月，解放军西南军区奉命先后调出第12军、第15军、第60军及第10军、第11军、第16军。1951年1月，中央军委指示组建西南军区公安司令部，下辖公安第6、第7、第8师及若干公安团，承担内卫治安任务。由于主力部队外调，加之土改等运动深入，部分潜伏反共势力重新活动。贵州遵义连续发生三次未遂暴动预谋；川东、川北一些人员与会道门结合，发动武装活动，并采取暗杀、投毒、纵火等方式破坏。仅川东即发现暴动案件50余起，涉及2300余人。云南也发生多起投毒、纵火事件。西南军区随后要求各部继续实行统一领导，加强各级“清匪委员会”，并与公安部门配合，追捕首脑消灭散军。同时，西南军区特别强调应集中优势兵力处理川西北黑水地区及中越、中缅边境的反共武装。

1951年6月，解放军川西、西康部队镇压懋功、靖化地区的反共活动后，周迅予、傅秉勋等残部撤往川西北。7月18日，西南军区公安师两个团约4000人进军卓克基，在当地藏族土司索冠英协助下，占领马尔康、卓克基，并捕获周勉之等人。周迅予、何本初逃往阿坝，傅秉勋携电台进入黑水。黑水地处康区高原，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为藏、羌族聚居区。当地头人苏永和统辖4400户、约2.2万人。傅秉勋进入黑水后，推动苏永和与其合作。1952年3月5日，蒋介石任命苏永和为川康边区守备司令，要求其联络边区土司、配合反攻。此后，苏永和、傅秉勋将武装扩充至3000余人，编为13个纵队。1952年6月至7月，台湾方面两次向黑水空投特工人员、电台、武器弹药和黄金等物资。傅秉勋随后发动反共武装暴动，扣押中共茂县派往黑水的工作组21人，并进攻瓦钵梁子守军，同时派空降人员携电台联络川康甘青边各部落，扩大其影响力。

6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西南军区进攻黑水计划，并要求解放军西北军区配合。西南军区抽调7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及飞机10架，组成黑水前线指挥部，由郭林祥统一指挥。部队分东、西、北三集团行动，并由川西区组织5万名民工和5个医院支前。7月20日，各集团在空军掩护下发起进攻。西集团翻越亚克夏雪山，于23日进抵芦花，攻占卡子桥和芦花官寨，迫使头人加齐三郎率200名土兵投降。东集团在瓦钵、瓜苏、沙坝等地突破防线，占领木梳衙门。傅秉勋、苏永和等撤入麻窝山林。24日，解放军东西两线在麻窝会师。至8月8日，第一期作战结束，共消灭一批外来及当地武装人员。8月13日，第二期作战开始。解放军进至黑水河北部，占领龙坝、杂窝、慈坝等地。至此，黑水全境被控制，共镇压汉、藏、羌反共军2500余人。但傅秉勋、苏永和一度未被捕获。随后，部队强调执行“民族政策”，对当地的参与人员以“教育”、“争取”为主，并通过亲戚关系，安排苏永和之妻高丽华任黑水地区“剿匪生产委员会”副主任。高丽华劝苏永和投降。苏永和投降后，一些藏族头人转而协助部队搜捕残余游击队人员。傅秉勋被当地土兵安曲独捕获，押送途中坠河去世；周迅予、何本初也在阿坝头人协助下被捕。黑水战役由此结束。1953年3月至5月，解放军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又派出5个团，配合西北军区部队围攻川、甘、青边界马元祥、马良等部，使其在川甘青边建立反共游击基地的计划失败。

云南中越边境马关、河口、金平等地的反共游击队杨通尧、杨国华、项朝忠、刁家柱等部，经解放军多次追击后撤入越南猛康、花龙，与越南法越当局的反共民军周光禄部合流组成“滇南剿共救国军”，约2000人。其时正值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当时法越军控制越南北部部分地区，该部在法军支持下屡次越境骚扰，并威胁越南人民军的越北根据地。1952年4月1日，越南人民军总部请求中共派兵协同会剿。5月6日，解放军滇南卫戍区奉中央军委和云南军区指示派第111团、第113团入越，与越南人民军第148团配合，在猛梭、黄树坪等地作战，消灭滇越反共联军340人，俘杨通尧、曾世凯。随后，中越共产党双方商定围攻花龙、猛康地区。6月20日，中越两国共军各部发起进攻，攻占花龙后，滇越反共武装分散进入山林。中方也指控法军多次派飞机越境轰炸、扫射中国河口、马关等地；7月6日，中共公安第3团称其在河口上空击落法军飞机1架。之后，中越共产党参战部队转为分散“清剿”和“驻剿”，村村驻兵，并与越共地方干部一同发动群众运动。至9月10日，除周光禄、杨国华、项朝忠率少数人员逃亡外，滇越军大部已被消除。随后，第111团、第113团及公安第75团继续作战。杨国华部在上者旺村被围攻，杨本人阵亡；12月28日，周光禄部在老包寨被击溃，周逃入山洞后阵亡。项朝忠被迫率80余人回国投降。至此，滇南剿共救国军被中越共军联合消灭。此次中越边境作战历时8个月，共处理2239人，滇南卫戍区伤亡1023人。解放军参战部队于1953年3月撤回中国境内。

1950年2月，国军第8军、第26军残部约1500人从滇西南进入缅甸北部。9月，李弥抵达缅北整合残部、流亡地方武装和部分土司头人组成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约1.6万人，并多次进入云南边境活动。1951年5月15日，该部8000余人进入澜沧、孟连、西盟等县，控制孟连县城，并向耿马、双江进攻。解放军云南军区组织滇南、滇西卫戍区部队对其包围。6月28日，解放军第115团、第117团分路进攻孟连，攻入城内并追击反共救国军其一部；6月下旬，解放军滇西卫戍区部队在猛董等地作战，消灭反共军副司令以下500余人，其余撤回境外。1952年2月，台湾中华民国方面又向缅北空运700余人，随后约1000人进入耿马、双江、猛董、镇康一带活动。滇西卫戍区第120团和公安第2团封锁边境要道，攻击箐门口，迫使一部撤回境外，一部分散隐蔽；经19昼夜搜捕，解放军俘获丁锡恭、闻兴洲等60余人。1952年冬，云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指示，在边境展开政治争取，宣传“回国自新”，并组织已回国人员赴昆明参观，部分外逃人员受此统战返回中国，共有7354人回国，其中包括大队长以上100人、土司头人65人。1953年10月，台湾方面因缅甸在联合国控诉其在缅中华民国残军问题，被迫将5427人撤往台湾。剩余约3800人仍继续小股袭扰。直到1960年11月，中缅双方协商后，解放军应缅方要求入缅执行“勘界警卫作战”，才将其大部击败，残余孤军撤往老挝、泰国边境。

在重点围剿边境反共武装的同时，解放军西南军区自1951年下半年起，将工作重点逐渐转向追捕漏网的游击队领袖。各地结合土地改革、镇反、支援“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建立情报网，通过区域联防、户口清查、巡逻放哨和路口盘查等方式追查潜伏人员。部队则组织“飞行队”“武工队”，跨地区追捕。部分游击队领袖化装逃亡外地，部分藏匿在夹壁、地窖、山洞中，均陆续被当局发现。到1952年底，西南内地已无成股反共武装，但仍有散兵3100余人。1953年2月28日，西南军区要求将消灭残余游击队人员列为主要任务，由各省军区统一领导，以公安部队、独立团营和地方武装配合公安机关完成，并逐步将“群众情报网”移交当地公安机关。4月29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又通报指出，在局势稳定、成股游击队武装已难再起的情况下，应加强政治争取，对投降人员“从宽”。贵州军区在1953年中加强政治争取，下半年处理118人，其中自首62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游击队领袖则采取更宽大的拉拢政策。西康西昌地区执行后，1953年1月至5月共捕获和统战彝族反共领袖177人，其中137人为主动投降。

第三阶段中，西南军区共消灭反共武装和残余人员3.3万余人。整个西南的战役历时4年，共消灭116万余人，基本镇压了当地反共武装力量，保证了土改等政治运动和中共各项基层政权建立的推进。解放军方面伤亡21145人。到1953年底，西南全区仍有残余武装人员约1600人，多集中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内地腹心区约450人。根据中央和军委指示，后续工作转由地方公安机关负责，解放军主导的军事任务基本结束。

## 基本资料

- 头衔：西南剿匪、西南地区反共游击战
- 属于：西南战役、全国大剿匪、第二次国共内战
- 日期：1950年2月—1953年12月
- 地点：中国西南地区（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地区）
- 结果：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西南地区的大规模反共武装活动被基本镇压、清理残余反共武装的责任转交给公安机关
- 参战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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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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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 支持：、越南
- 参战方二：中国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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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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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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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黔湘鄂人民自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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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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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黔湘反共自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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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民自救剿共建国军 中国青年党、卡瓦共和国、哥老会、会道门、少数民族（藏、羌、彜等）土司、部落 支持：、美国、法兰西联盟、越南国
- 指挥官一：贺龙、邓小平、陈赓、周士第、李达、王维舟、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王新亭、张经武、李夫克、鲁瑞林
- 指挥官二：无统一领导
- strength1：约30万兵力
- strength2：四川 40万、贵州 10万
- 伤亡一：不详
- 伤亡二：1161007人（含死伤、俘虏）、各种枪炮被缴获587390支、骡马被缴获9876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