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博士考察团

孙逸仙博士考察团，是1923年9-11月间，由中国国民党派往苏联进行考察的一个代表团。蒋中正以孙中山全权代表名义，与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邵元冲等人秘密考察苏联，历时约3个月，较全面考察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代表团访苏的主要目的包括请求援助建立军事基地与军校、学习苏俄、宣传国民党的纲领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世界首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官方（尽管当时广州政府不获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承认）考察团。但此行最重要的任务“西北军事计划”——在库伦依托苏联的援助，建立武装力量进攻北京的战略，却被苏方拒绝。这次访问也促成了中国国民党及其广州大元帅府政权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军事合作。

对蒋中正个人而言，蒋在行程归国后，对苏联做出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认为苏联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独裁，在文化上不尊重传统并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行使霸权主义，并预见苏联是对中国的威胁，以及苏联终将败亡。一些学者认为，蒋当时对苏联的不少分析和观点后来都有应验。

## 前奏

### 蒋介石

蒋作为革命者，早年听闻俄共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推翻帝制，建立劳动人民专政的苏联，很受鼓舞，也非常期待能身临其境。

1919年后，蒋就非常关注俄国的局势和政治军事形势，并萌生赴苏联考察的想法。蒋在这一时期，对俄共革命持大力支持态度，并把俄国十月革命认作是“新纪元的开始”。

勤作日记的蒋在1919年1月1日写道：“近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看来蒋还有学习俄语的打算。蒋也为俄共辩护，称：“如果有人攻击俄国革命，必与之力争；如有人攻击共产党，必竭力为之辩护”。

### 沈定一

沈定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曾参与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月，沈定一和李汉俊、杨明斋共同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国共合作方案。6月，沈拒绝出席中共三大，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案。因此代表团成团时沈只有共产党党籍，受孙文指派为代表团成员之一。

### 张太雷

张太雷曾加入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张被派往苏俄伊尔库茨克，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6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来中国，筹备召开中共一大。6月，代表中共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此后回国，1922年8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张太雷、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成为首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之后又受命参加访苏代表团。

### 王登云

代表团中的王登云曾任大元帅府英文秘书，旧金山华文报刊驻华盛顿会议特派员，广州革命政府政府驻美、加联络处马素的秘书，加拿大《醒华日报》总主笔。1923年，王登云回国，经谢持推荐，任国民党赴苏联军事考察团团长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在代表团出发前，中共领导人，同时也是国民党员的瞿秋白曾说王登云是个“无赖”并反对他出访苏联，但未成功。

### 邵元冲

邵元冲是后来到达的代表团成员，曾被任命为大元帅府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务。1919年冬，邵元冲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留学，后奉孙文之命视察海外中国国民党的工作，先后赴美国及西欧的英国、法国等国，并赴苏联学习军事，再赴德国游学。

## 准备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1年12月，孙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曾表示“愿意”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作使者去莫斯科。

1922年7月13日，蒋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写信，向孙表达考察苏联愿望：“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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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孙中山、蒋介石，在与苏俄军事代表赫克尔（А.И.Геккер）秘密会见中提出：希望苏俄给予军事援助，帮助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孙中山拟定的“西北军事计划”原则方案是：背靠苏俄，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建立军事基地，集结和训练军事力量，从蒙古南部向北京发动进攻。

1923年7月25日，蒋介石从家乡来到上海，紧张地展开了出访的各项准备工作。8月5日，他秉承孙中山旨意，与马林和汪兆铭、张继、林业明等人商讨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诸事项。随后，在马林等人的建议下，组成了包括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在内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1923年，蒋给孙写信：“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8月6日，蒋回宁波。

8月13日，蒋去上海。8月16日，在马林协助下，蒋率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神田丸启程赴苏。8月19日，抵达辽宁大连，登陆换乘火车。8月24日抵达哈尔滨，8月25日，火车抵达满洲里边界，由海拉尔出境，换车后进入苏联境内，途经赤塔、乌金斯克等地。经过9天颠簸，穿越西伯利亚，于9月2日抵达首都莫斯科。

### 9月

1923年9月2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因列宁正值病重休养而未能晋见，蒋在日记中表示“不能谒晤，而深致感咨”。9月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会见“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其后分别与苏军陆军部次长、参谋总长、训练总监会谈。

9月7日，苏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罗素达克受苏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接见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罗素达克表示他认为“国民党按其精神与俄共(布)非常接近……还有另一些重要情况在使中国的劳动群众同苏联接近……苏联人民同中国劳动人民发生联系是很自然的。遗憾的是，中苏两国劳动人民之间没有任何接触，这有碍于加强这种自然的联系。代表团的到来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蒋介石也补充说“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并希望了解苏联“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以及对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的简单介绍”，“因为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可能对国民党在中国的工作很有教益”。罗素达克详细介绍了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以及苏俄发展工业和组织红军的措施、俄国的革命经验及建党情况。蒋介石日记记录了其总结的苏联革命经验要点：

(俄国)革命成功之点有三：

1、工人知革命之必要；2、农民要求共产；3、准俄国150个民族自治，组织联邦政府。

其缺点有三：

1、充公后无人管理；2、小工厂尽归国有，集中主义过甚；3、利益分配困难。

9月9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会见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苏联红军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会见时代表团表示希望：

（一）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练中国军队，派去的人愈多愈好。

（二）为代表团提供方便，以考察红军。

（三）共同商讨孙中山军队的作战方案。

9月14-17日，代表主要了解红军，访问了红军第144步兵团、军事院校和空军。9月17日，孙文致信加拉罕：“我派他（蒋）去莫斯科，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们能够用来帮助我们国内的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蒋介石将军会同您们的政府和军事专家，讨论关于我的部队在北京的西北及其以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

9月17、18日，王宗山、蒋介石与马林商议提案。17日，代表团视察红军步兵144团，军事院校管理总局秘书卢果夫斯基介绍该团的生活起居、学习。蒋介石参观了该团的连队、营房及其士兵每天的食谱。蒋还要求与士兵见面，因此召开了一个有四百人参加的大会。蒋在讲话中称赞“红军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强大的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蒋的讲话引起了长久掌声，并在国际歌声中结束，最后高呼“乌啦”。该团士兵把蒋抬起来，一直到汽车前面告别。蒋通过翻译告诉卢果夫斯基他被红军的精神所感染，称红军的指挥员与战士不像首长与部下。蒋参观144团后自己留下日记，认为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

9月19日，王宗山、蒋介石接见留苏中国学生，还分别与加里宁、加米涅夫、考茨基等会谈。王宗山与蒋介石视察苏军步兵第一四四团时，首次了解到苏军当中的政委制度，即苏军中除主官团长，还设置政委为苏共代表，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接着，蒋、王又参观了苏军第二步兵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

9月20-30日，代表团离开莫斯科，访问彼得格勒和瑢琅施塔得，参观海军和军事院校。1923年9月27日，代表团在彼得堡参观了苏联海军大学、海军学校、海军机械学校等。

### 10月

10月1日，代表团从彼得格勒返回莫斯科。10月3日，蒋会晤越南革命领袖阮爱国（胡志明）。同日，向契切林、托洛茨基和斯克良斯基递交了中国西北军事行动草案。10月6日上午，蒋向外交部、军务部各递交意见书各一份。

蒋还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市）的党政军机关、学校、工厂、农场、博物馆等地，了解苏联红军的活动与编制。据称还登上当年法皇拿破仑侵俄时登上的山峰。因列宁重病在身，蒋未能拜会列宁，于是由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接见后，被交给托洛茨基的得力助手斯格杨斯基。10月8日，蒋介石、王宗山再会马林商谈党事。10月10日，两人前往祝贺越飞诞辰，并参加中国留苏学生庆贺双十节集会，蒋介石向留学生讲述革命党历史，由王宗山作翻译并解读要义。10月21、22日连续两日，蒋介石、王宗山与继续马林会谈苏联援助国民党的事宜，其后苏方安排代表团参观电灯泡制造厂、火力发电厂。10月23日，蒋介石致函契切林，对他给予的物质援助和对中蒙关系的说明表示感谢。

1923年10月25日，孙从广州致电蒋介石说：“谁是我们底良友，谁是我们底敌人，我们胸中都十二分明了，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底良友能够谅解我们”，“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中俄两党志同道合，利害相共，如能办到之事，确信其不我卸”。孙嘱蒋“吾等与友邦诸同志从长计议”。10月27日，代表团访问红罗莎工厂（以罗莎·卢森堡命名）。巴拉诺夫斯基为此提交了书面报告。沈定一在中发言：“我们希望中国工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以俄国工人为榜样夺得工厂。在俄国所看到的一切，更加鼓舞了我们为中国革命而斗争的力量。我们希望这次革命很快就实现”。

### 11月

1923年11月6日，代表团往苏维埃议会大厅听加米涅夫、布哈林演讲，王宗山陪同并作蒋介石翻译。11月7日，代表团应邀参加在红场举行的纪念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典礼仪式。

访苏期间，蒋中正11月在莫斯科结识了后来到达的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邵元冲。1923年11月11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和孙文派驻英国的非正式代表邵元冲再次会见了斯克良斯基和谢尔盖·加米涅夫。斯克梁斯基详细介绍了政治工作对于苏联红军作战的作用，又指苏联共产党“依靠人民”。斯克梁斯基则告诉代表团，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蒋介石表示，孙逸仙同越飞会见后国民党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活动”。蒋介石向苏联代表指出“在俄国和中国进行革命运动的条件不同……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这就是沙皇政府，而在中国，情况则不同，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的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在那里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1923年11月13日，访问接近尾声时，蒋与苏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会谈，要求苏方派军事顾问赴广州支持孙广州军政府。11月16日，蒋介石、王宗山与邵元冲，同往拜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根据苏联方面的机密档案记录《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国民党代表介绍“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合作的必要性”：

不言而喻，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国民党的改组会促进中国国民运动的发展。这场运动的目标不仅是要同中国军阀，而且是要同世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斗争。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看成是供自己剥削的最富饶的土地，它们尽一切可能防止中国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很难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目的，他们必须在反帝运动中同苏维埃俄国合作。

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四个资本主义大国公开宣布其共同的意图是剥削中国和俄国的远东。虽然俄国成功地摆脱了外国影响，资本主义列强还是在蓄意破坏俄国工农政府的存在。因此，苏维埃俄国即便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也应该同国民党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孙逸仙博士在最近几年主张俄国和中国进行密切合作，他的意见得到了苏维埃俄国的赞赏。这种合作会给中国的国民革命者提供重要援助，也会给未来的世界革命带来巨大的好处。

11月19日，代表团应邀参加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11月23日，会见卢那察尔斯基。11月24日，代表团宴请雷文夫妇，蒋在席上评价苏联，认为“俄国缺乏中级人才，政治往往为下级所蔽，而一般自满、专制、轻信、迟疑。尤其最显著弊病，遇大事不能潜机观察，好逞客气，个人无定识，尚不能自立，况于国家乎，吾尤为苏俄忧矣！”。孙文为考察团制订了宣传提纲《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国民党的报告》，作为国民党访问期间的宣传基调。11月24日晚，代表团应邀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执委会会议，议程为“关于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态度”，“由远东局长胡定斯基导见主席团。自徐诺维夫，会长以下，各国共产党主席皆莅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自己的意见代表孙文，介绍了民生主义和国民党对共产党以及中德俄三国的看法：

第三个主义即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对中国革命来说，目前最好的政策是，作为第一步使用“独立的中国”、“人民政府”、“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类政治口号。作为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党的原则做一些事情……有两个原因使我们在目前不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一是大多数中国人不认识字，宣传有困难，二是大多数中国人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如果今天就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小土地所有者小资产阶级不会加入反对派的阵营……我们认为世界革命的主要基地在俄国……在俄国的西部战线，仍然有诸如德国和波兰这样一些处于资本主义控制之下的国家，如德国革命不取得胜利，那么俄国的西部战线不会安全。”“在俄国的东部战线有中国，它还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国民党建议：俄国、德国（当然是在德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和中国，（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同志应该帮助德国的革命，以使它尽可能提前取得巨大胜利。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国际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予以特别的注意。

蒋介石发言完后，针对他演说中所提及的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会的执委当场提问，蒋作回答。提问结束。季诺维也夫表示决议草案已准备好，经与国民党代表团共同讨论后提出修改意见，再由委员会继续开会得到最后文本。季诺维也夫表示共产国际“对中国解放运动和解放斗争有极大的兴趣并特别关注。”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季诺维也夫认为“这些口号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民生主义“完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如果它被这样来运用的话，那么它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蒋介石则附和：“我们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但是我们想强调一点，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季诺维也夫认为“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认为在国民党领导下，“根据三民主义口号开展革命工作，那么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很容易的”。

11月25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应邀出席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代表团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国民党的状况的报告，表示希望共产国际派人前往中国，研究中国的情况，帮助中国革命。会上蒋介石回答了共产国际总书记瓦西里·科拉罗夫，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蔡特金等提出的十个问题，会见了季诺维也夫和维经斯基。蒋也成为共产国际名誉执委，是当时共产国际中地位最高的中国人。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同代表团举行会议。

11月27日，代表团最后一次拜访契切林。同日，托洛茨基（当时有病在身）在医院会见了蒋中正。托洛茨基建议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让孙逸仙和国民党尽快放弃军事冒险，把全部注意力转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来”，认为“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托又指“我们并不拒绝给予军事援助，但在目前的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情况下，不可能向孙的军队提供这种援助。而代之我们将为中国革命者学习军事敞开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我们将履行不久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的那些承诺”。托洛茨基呼吁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根据最新消息，孙逸仙在广州的军事处境很危急。如果孙被迫放弃广州，在我们看来这根本不意味着他遭到了失败。这只是证明我们关于需要有另外一些争取中国人民民族解放的斗争方式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有当孙逸仙把军事活动置于一旁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

11月28日，外交人民委员部为其举行宴会。同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全文共8条，并解释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三民主义的含义理解，认为“从国民党建党起就奉为该党基础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将通过下述解释，表明国民党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政党”。这一决议对同年鲍罗廷帮助孙文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发挥了在指导作用。11月29日下午，代表团结束访苏，启程回国。11月30日，蒋接奉孙电赴广东，覆使苏联之命。

蒋介石、王宗山于12月8日至满洲里，途经哈尔滨至大连港，其蒋、王二人视察了途经的东北各地。12月15日，蒋王二人取道海参崴返抵上海。

当时，广州方面已经到了筹组次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尾声，12月20日，廖仲恺密电蒋介石，“前途（苏联）要件寄到，鲍君（鲍罗廷）有事与商，学校（军校）急待开办”，要蒋介石早从浙江奉化溪口到上海，同回广州。12月30日，孙文电催蒋介石回广州报告赴苏考察情况，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在苏三个月间，蒋拜访苏联诸位领导人，先后与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等会谈。他在此行中也会见化名为加仑的指挥官布柳赫尔，他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军事总顾问。

蒋记录其学习体会，认为“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工人接受革命之煽动；二是农人亦然；三是准各族自治，组成联邦制；在国家建设方面，他认为苏联“有三点显著现象：一是儿童教育严格；二是工人皆受军队教育；三是小工厂租给私人”。同年冬，蒋返国覆命。苏联之行加深蒋对苏联之认识和疑虑。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天石表示：苏联内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斗，“排斥异己”风气盛行，蒋对苏联政治非常失望。

### “西北军事计划”被拒

9月9日下午，蒋介石一行来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见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商谈此行最重要的任务———“西北军事计划”落实问题。

蒋介石和代表团把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加以具体化。提出：在靠近苏俄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的适当地点，建成革命军队与中国军阀和外国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希望苏俄能同意以库伦（今乌兰巴托）为进攻中国北洋军阀政府首都北京的“临时基地”，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为“永久基地”，如苏俄只同意一个地点，则以库伦为最终选择：以库伦为中心的基地，进行为期两年的各种军事准备，包括建立军事学校，训练军官，招募士兵，组织军队，选拔配备宣传人员，以及军需供应等；自1925年11月起进入军事行动阶段，向南调动部队至蒙古南部靠近绥远、察哈尔地方，第一目标是进军北京；然后次第占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进而统一全中国。

11月27日，在医院的托洛茨基会见了蒋介石一行。托洛茨基态度很友好，说愿意同苏联的朋友谈谈自己真诚的看法。他对代表团说，中国革命首先应该做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长而坚强的政治教育。“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广大群众参加解放运动的政治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可开始军事行动，但不要像代表团提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说由蒙古出击，而是在中国本土兴师。”

由于“西北军事计划”未能落实，尤其是对于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一案受阻，蒋介石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和失望，进而对苏俄产生了一些疑问和看法。他在几个月后给廖仲恺的信中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观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大体反映了他赴苏俄归来的一个重要认识。

## 后续

代表团之一的沈定一回国后，加入了国民党。后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在国民党组织中建立党团，反对阶级斗争。1925年5月，在国民党中央一届二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支持戴季陶提出的“国民党的唯一原则就是三民主义”，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沈此后被中共开除党籍。沈后来成为国民党一大之后最早开始反共派别之一的西山会议派成员，成为西山会议派上海中央党部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代表团之一的张太雷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并出席了1924年7月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回国。

代表团之一的王登云在参与考察苏联红军之后，参与了次年广州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

蒋在访苏回程中，曾写有《游俄报告书》，写下在苏俄3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资料和印象，后奉寄往广州孙中山处，但此报告书今不存。

蒋对苏共如何建军似颇感兴趣，而对苏共政治制度不感兴趣。虽然孙、蒋在中国国民党组件和建军上颇受苏联顾问影响，特别是鲍罗廷。但鲍为人强势，作风专断，令蒋颇有忌惮，蒋因觉鲍氏之“沙文主义”和插手中国革命军事事务而与其反目。

蒋深刻怀疑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目的和诚实性，认为苏联并非中国真正朋友。蒋并对苏共政治上搞“阶级斗争”的做法不敢苟同。

蒋之后著有《苏俄在中国》，系统阐述了他对苏联和苏联阵营的看法。蒋的部分言论摘录如下：

## 轶事

### 蒋对苏俄领导人的印象

蒋在日记中评价对共产国际首领季诺维也夫的印象：“殊无振奋之气，外强中干，其成功盖可知已”。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一诚笃农民也，问渠国外大势，不知所答。其劳工专政之代议士哉？”蒋中正在苏联考察期间至少两次会见了托洛茨基，但对托颇多赞美洋溢之词，并没有像蒋对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反感之情。其在日记中载：

其人慷爽活泼，为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个性消极，尤宜致力乎此《蒋中正年表》中载托洛茨基

### 两蒋与苏联

蒋中正考察苏联，其子蒋经国留学苏联（蒋经国曾留学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两蒋均有苏联经历。蒋中正由“爱苏”到“反苏”。蒋经国还娶了苏联老婆蒋方良，蒋家后代因而有俄国血统。蒋经国因其苏联经历和家庭干系，据称还颇不得美国信任，虽然其父蒋中正是美国主要盟友。

## 相关著作

- 《游俄报告书》
- 《苏俄在中国》
- 《蒋介石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