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强奸

矫正强奸（Corrective rape），又称治愈性强奸（Curative rape）或恐同强奸（Homophobic rape），是一种针对非异性恋者或性别表现不符传统社会期望者的仇恨罪行。联合国妇女署将此定义为针对女性的一种暴力形式，加害者通常为异性恋男性，声称要透过性暴力来“治愈”或改变受害者的性倾向与性别认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则建议使用“恐同强奸”一词，以免该词汇暗示受害者的性倾向是需要“纠正”的疾病。

这类犯罪在全球多个国家均有记录，包括南非、津巴布韦、乌干达、肯亚、牙买加与印尼等。在部分地区，黑人女同性恋者经常成为此类犯罪的目标，无性恋女性与跨性别男性同样面临威胁。社会学与性别研究学者指出，这类暴力的根源在于父权体制、异性恋霸权以及对多元性别的偏见，加害者往往藉强奸来惩罚偏离传统性别角色的人。

矫正强奸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的生理与心理创伤，包括增加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非预期怀孕、创伤后压力症及抑郁症。尽管部分发生这类犯罪的国家拥有保障性倾向平等的宪法，但因缺乏专门的仇恨罪行法律、执法人员敏感度不足等因素，此类案件的定罪率普遍偏低。国际人权组织与联合国已将这种行为定性为酷刑及残忍待遇，并呼吁各国政府制定具体的法律与社会干预措施。

## 定义

“矫正强奸”一词最早出现于21世纪初，并在2008年南非国家女子足球队前国脚兼女同性恋平权运动者尤迪·西梅拉内遭轮奸及谋杀后，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联合国妇女署指出，这类行为属于针对女性的暴力，加害者试图透过强奸来改变受害者的性倾向。除了女同性恋者，无性恋女性与跨性别男性也面临较高风险，部分加害者认为这些人拒绝男性的性要求，就是挑战传统的性别二元论与男性权威。

然而，该词汇的使用在国际上引发了争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其术语指南中强调，“矫正强奸”一词字面上可能暗示受害者的行为有所偏差而需要“纠正”，这种说法可能掩盖了犯罪背后的厌女症与恐同本质。因此，该机构建议改用“恐同强奸”来准确描述这类基于性倾向仇恨的性暴力。

## 各地情况与文化背景

### 非洲

南非的宪法虽然是全球首批明文禁止性倾向歧视的宪法之一，也是非洲首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但社会底层仍然存在严重的恐同情绪。在开普敦外围的古古莱图与卡雅利沙等城镇，传统的性别阶级观念赋予男性控制女性身体的权力，社会普遍期望女性扮演顺从的妻子与母亲角色。许多当地民众认为同性恋违反非洲传统文化，是外来事物，并指责女同性恋者背弃了繁衍后代的社会义务。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津巴布韦针对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的“矫正强奸”事件日益增加。报告指出，女同性恋者遭男性强奸以“让她们享受异性恋行为”，男同性恋者则在村民或亲属监视下遭女性强奸，企图“消除其性倾向”。此外，部分同性恋者被强迫结婚，以鼓励异性恋行为。该国前总统罗伯·穆加比曾公开发表激烈的恐同言论，将同性恋者形容为“比狗和猪还不如”，加剧了社会对多元性别族群的仇恨与迫害。

在乌干达与肯亚，非政府组织“人权第一”的报告指出，逃往这两国寻求庇护的非洲LGBT难民面临严重的绑架、暴力与强奸威胁。乌干达曾有多宗针对女同性恋或跨性别男性难民的“矫正强奸”通报。由于这些国家将同性性行为定为犯罪，加上政治人物与媒体的煽动（例如乌干达媒体曾公布疑似同性恋者名单，并呼吁将他们绞死），难民不仅遭受当地社会与其他难民的排斥，还常遇到警察勒索与虐待，难以获得执法机关的保护。

### 美洲

在牙买加，人权观察与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指出，当地女同性恋者经常因其性倾向或“男性化”的外表而成为强奸与殴打的目标。虽然牙买加法律并未将女同性恋定为犯罪（只针对男同性恋），但政治人物、宗教领袖与部分流行文化（如雷鬼音乐与舞厅音乐）的恐同言论助长了仇恨气氛。警察往往对这类暴力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参与其中，迫使许多LGBTI人士隐藏身份，终日活在恐惧之中。

### 亚洲

在印尼，随着宗教保守主义抬头，针对LGBT群体的歧视日益严重。部分宗教团体会以名为“伊斯兰教的驱魔#鲁基亚”（Ruqya）的伊斯兰驱魔仪式对待不符合传统性别规范的人，声称其体内有“超自然灵体”需要驱除。此外，市面上也出现以“性治疗”为包装的商业机构，实际上却是掩饰针对多元性别族群的强奸行为，意图“改变”其性倾向。

## 暴力事件

南非近年来发生多宗引起国际关注的矫正强奸与谋杀案。2006年，19岁的佐利斯瓦·恩科尼亚纳谋杀案（Zoliswa Nkonyana）遭约20名年轻男子以石头和棍棒打死。2008年，国家队足球员尤迪·西梅拉内在约翰内斯堡附近遭轮奸，身中25刀身亡。2009年，30岁的米莉森特·盖卡（Millicent Gaika）遭熟人殴打并强奸长达五小时，加害者过程中宣称要“让她知道自己是个女人”；同年，20岁的祖基斯瓦·加卡（Zukiswa Gaca）亦遭熟人藉“教训”之名强奸。2011年，24岁的女同性恋者诺克索洛·诺格瓦扎（Noxolo Nogwaza）遭轮奸及用石块砸死。

根据国际反贫穷组织ActionAid于2009年发表的调查报告，过去十年间南非至少有31名女性因性倾向仇恨犯罪而丧生；人权组织估计，仅开普敦地区每周就发生多达10宗矫正强奸案。

## 身心影响

经历矫正强奸的幸存者往往承受长期的生理与心理创伤。生理方面，受害者面临极高的艾滋病毒感染风险、生殖系统损伤及非预期怀孕，部分受害者因而需要堕胎。心理方面，幸存者普遍出现创伤后压力症、重度抑郁症与自杀倾向，并常遭家庭与社区排斥孤立。

南非平权运动者恩杜米·芬达（Ndumie Funda）的伴侣也曾遭遇矫正强奸，最终因感染艾滋病去世。许多受害者在案发后长期活在恐惧中，对周遭人群失去信任，并选择隐藏自己的性倾向，以免再次遇袭。

## 法律挑战与社会回应

### 司法制度

尽管南非等国家的宪法禁止性倾向歧视，但其法律制度并未将针对同性恋的犯罪独立列为仇恨罪行，导致针对女同性恋的暴力事件往往只当作一般强奸案处理，未能反映其仇恨动机。倡议团体指出，受害者到警局报案时，常遭执法人员不友善对待，警察有时更关注受害者的性倾向，而非调查性侵案件本身。在尤迪·西梅拉内的案件中，虽然有证词显示她因公开的女同性恋身份而长期受到威胁，但法官判刑时仍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性倾向是导致她遇害的动机。这种情况导致大量案件无法成功定罪，定罪率偏低。

### 民间倡议与政府行动

面对这类罪行，各国与国际社会的平权运动者展开了抗争。在南非，恩杜米·芬达创立了名为“Luleki Sizwe”的支援组织，协助受害者并向政府施压。诺克索洛·诺格瓦扎遇害后，Change.org网站上超过17万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南非政府采取行动制止矫正强奸。在民间压力下，南非司法部于2011年5月宣布成立专案小组，负责研究将针对同性恋及跨性别族群的暴力行为列为仇恨罪行、评估是否对基于性倾向的强奸案实施更严厉的判刑，并计划为警察、社工及司法人员提供培训，以及设立专门庇护所。

在牙买加，尽管面临极大的生命威胁（例如牙买加女同性恋、全性恋与男同性恋论坛创办人布莱恩·威廉森于2004年遭谋杀），当地的LGBT倡议团体仍持续秘密运作，为女同性恋者提供安全的聚会场所与支援网络。

在印度，广泛的性暴力与父权体制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自2012年德里轮奸案发生后，印度社会各界（包括宝莱坞影星与公众人物）开始积极发起反强奸运动。例如，演员发起的“反强奸与歧视男性联盟”运动，旨在颠覆传统的男性气概观念，挑战导致女性被物化及各类性暴力的系统性性别偏见与“指责受害人”文化。

### 国际人权视角

多个国际人权机构已将矫正强奸列为侵犯人权的行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指出，基于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严重违反了国际法所保障的生命权与免受酷刑的权利。国际酷刑受害者康复委员会的全球调查显示，加害者经常将矫正强奸及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用作性倾向扭转治疗的手段，这类行为在多个国家均有记录，构成残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人权倡议者呼吁各国政府制定具体的仇恨罪行法案，并透过教育改变社会对多元性别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