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满城

西安满城，又称西安驻防城，是清朝在陕西省西安府城内设置的八旗驻防城。满城位于西安城东北隅，依托明代秦王府旧基和西安府城北、东两面城墙修筑，西、南另筑界墙，形成“城中城”的空间格局。其设置始于顺治二年（1645年），顺治六年（1649年）基本建成，是清初最早设立的直省八旗驻防城之一。

西安满城原为满洲、蒙古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居住、操练和管理之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又在满城南部修筑“南城”，安置增驻的汉军八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以后，西安驻防汉军出旗改归绿营，南城逐渐废弃。满城的存在改变了清代西安城内交通、商业和族群分布格局，也催生出满城外缘的商贸区。1911年辛亥革命陕西起义期间，西安满城被革命军攻破，发生大规模战斗、杀戮和自尽，成为辛亥革命中死伤最重的八旗驻防城之一。

## 背景

清军入关后，清廷在京师以外的战略城市设置八旗驻防，以控制地方、拱卫要地和应对内外军事变动。西安自明代以来为陕西省城和西北重镇，又曾为李自成大顺政权据点，政治与军事地位突出。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世祖在诏令中称西安为“会城根本之地”，应留满洲重臣重兵镇守。清代各省驻防之制，以顺治二年江宁、西安驻防为较早实例，两地均设满、蒙士兵及工匠，驻防官兵及眷属在城内单独圈地居住，不与地方民户杂居。

西安驻防城属于建在依附城市内部、修筑界墙的直省驻防城。清代前期建立的直省驻防城多利用原有府城城墙、官署和战乱后空地快速设置，西安满城即依托西安府城东北角营建。张威在比较21座直省驻防城时，将西安满城列为顺治二年建立、位于城市内部、筑有界墙的驻防城，城周约合9里。

## 建置沿革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在西安设八旗驻防。清代《八旗通志初集》记载，西安府驻防“自府城北门起，南至城中钟楼止。自钟楼起，东至东门止”，修筑界墙，驻扎官兵，南北长一千二十八步，东西长一千二百步。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对西安满城建设作出规划，明确满汉分界线，以西安城东北一角驻扎满洲，东南、西南、西北三角仍为民人区域。顺治六年，西安满城基本建成，原居东北城区的汉民迁往满城之外，城内形成满城与汉城相隔的格局。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向西安增派八旗汉军，在满城南部另筑界墙，形成“南城”。南城位于原满城之南，北、东、南三面依托大城与满城城墙，仅新筑一道西墙。为便利南城与满城联系，满城南墙东段又增设栅栏和土门。《八旗通志初集》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因增设驻防官兵、建造房屋而地不敷用，遂在城内东南隅余地修筑界墙，并将南界旧墙拆毁，合为满城一座。康熙朝南城建成后，西安八旗驻防规模显著扩大，雍正年间官兵数已达八千余人。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朝廷下令将西安驻防汉军改入陕西绿营，汉军出旗后空出的驻防缺额由京城满洲兵补充。乾隆四十四年、四十七年，又两次自京城移驻官兵至西安。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后，随着西安八旗汉军出旗完成，南城废弃，西安大城恢复为满城区与非满城区两大部分。

## 城址与布局

西安满城位于西安府城东北隅，大体相当于今东大街以北、北大街以东区域。其北界和东界利用西安府城原有城墙，西界为钟楼北侧至北城墙安远门一线，南界为钟楼至长乐门一线。地方志记载，满城西界辟西华门和新西华门，南界辟端履门和通化门，加上钟楼东边门，俗称“五小门”。满城东西相距2.05公里，南北相距1.55公里，周长约7公里，面积约3平方公里，占西安城面积四分之一强。

满城开有五座城门。乾隆《西安府志》记载，东门仍用长乐门，西南门沿用钟楼东门洞，西北曰新城，南曰端礼，西曰西华；其中东门沿用大城东门，西南门利用钟楼东门洞，其余三门为新开城门。城内道路以东西向为主。光绪十九年（1893年）《西安府图》题注“满城大街七，小巷九十四”。七条大街中有六条为东西向道路，分别为新城门大街、西华门大街、头条街、二条街、三条街和北都统街，其中新城门大街、二条街后来发展为贯穿现代西安城区的东西向干道，即今西五路、西七路等。

满城内寺庙众多。《西安市志》记载，城内庙、庵、观、宫等寺院80多座，较著名者有开福寺、关帝庙、华藏寺、大铁旗杆庙等，其中供奉关羽的庙宇约占城内庙宇一半。八旗官兵练武校场设于明代秦王府旧址，即后来的新城一带，官兵每月按固定日期在此习武操练。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所收雍正《清西安府城图》保存了满城和南城的格局，可见其在西安城东北部形成界墙围合的独立空间。

## 驻防与旗人生活

西安满城驻防以满洲、蒙古八旗为主体，后又增设汉军八旗。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巡幸西安并检阅驻防官兵，称西安官兵“骑射精练”，并以其军容与江南、浙江、盛京等地驻防相比。

清代八旗兵丁依赖粮饷和旗地收入，按制度不宜从事工商职业。清初国力较强时，驻防旗人待遇较有保障。清中后期财政困难、灾荒频仍，地方旗人生计渐趋困窘。西安满城旗人因脱离社会生产，日常生活用品需要依赖满城外民人供应。《西安市志》记载，鸦片战争前夕西安满族人口约3000多人，鸦片战争以后因清廷财力枯竭和灾荒，满族眷属曾出现大量饥亡。辛亥革命后，幸存满人多依赖救济，民国二年（1913年）“旗民生计处”统计接受救济的满人近3000人。

满城内部仍保留若干与满族生活有关的社会习俗。位于长乐门内北侧的东岳庙，在清代处于满城东南隅，满族青年婚嫁前常由亲属尊长陪同，在此由媒妁引见、初次“相看”，因此东岳庙在清代香火旺盛。辛亥革命以后东岳庙渐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建为小学，1990年尚存大殿、后殿及明清碑刻、壁画。

## 族群交往与城市影响

清初西安城主要居住汉族和回族，满城设立后，西安城内形成满族、汉族、回族并存的格局。东北部为满城，西北部为回族聚居区，西南部多富商、会馆和行会，东南部以商贸和文教机构为主。清末外来观察者曾将西安城描述为多民族共存的城市，满城约占全城四分之一，西北回民区约占全城五分之一。

尽管满城制度意在隔离旗民，实际生活中满城并不能完全阻断族群交往。西安满城内未设专门商贸区，旗人日常所需多须到满城南墙外的大、小菜市购买。汉、回民人也进入满城贩卖商品、开设店铺、酒馆、当铺或受雇于旗人。雍正十三年（1735年），咸宁县民倪法巧在满城开铺。乾隆四年（1739年），长安县民吴喜亦在满城开铺，显示满城并非单纯的旗人居住区，也存在汉、回民人进入从事贸易和劳务的情形。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曾向西安满洲、蒙古旗人拨给园地，因旗人受制度限制，常将旗地租给民人耕种，旗民之间又形成旗地租佃关系。

满城的修筑改变了西安城内部空间结构。西安满城置入后，原秦王府、保安王府、临潼王府等大型宅院的用地界线被打破，满城内部形成较高密度的东西向道路体系。辛亥革命后，满城南界、西界城墙于1912年拆除，但满城道路仍影响现代西安路网。康熙二十二年南城修筑后，西安府城东部基本由八旗驻军占据，城西北则多为官署，原东部商业、文化功能被迫向城西南和南关厢转移。满城消费需求也促成东关厢由居住区转向商贸区，改变了西安府城内外功能区布局。

## 辛亥革命中的陷落

1911年10月22日，西安新军起义爆发，革命军占领军装局等要地，陕西光复运动展开。满城为清军驻防核心，八旗将军文瑞闻变后返回满城，命令关闭城门，组织旗兵防守。10月23日，回民军参加进攻满城。马玉贵率部和部分回民群众在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指挥下进攻南面，从大差市城墙处一处民居打开缺口，率先攻入满城。西面则在张云山指挥下，马文英、白云鹤率回民武装攻西华门，金启恒、海占彪等以回民哥老会成员为主的武装攻新西华门。回汉革命军协力攻下满城后，西安光复。

满城攻破后，城内发生激烈巷战、抢掠、杀戮和纵火。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记载，革命军攻入后先抢掠财物，随后搜掠物品车马，凡敲门不开者即闯入杀人，至24日又因哥老会主张，十五六岁以上满人男子多被杀害。城中多处起火，也有旗人自焚。文瑞在满城失守后投井自尽，两翼副都统及部分旗官也相继殉死。

西安满城死伤人数在中外文献中记载不一。1911年后欧美报刊报道差异很大，《泰晤士报》1912年1月9日报道称约2万名旗人被杀，《旧金山召唤报》1911年12月9日和《华盛顿邮报》1912年1月16日报道称陕西有8000名满人被杀，《纽约时报》1912年1月18日报道称有1万名满人被杀。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则称满城约六千名满人中，仅余少数妇孺，其余四五千人死亡。《清史稿》记载，有名册可稽的旗兵死于此役者“凡千余人”，官弁兵丁家属遇害及自尽者尤多，并称各省驻防在辛亥国变中“以西安死难为最烈且最多”。根据《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的记录：

关于死伤性质，学者多认为外国报刊数字可能含有夸大成分，且各类统计往往混合战斗死亡、屠杀、火灾和自尽。西安满城死难者见于文献的死亡方式包括中弹、斩首、自刎、投井、自焚和吞金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辛亥革命图像资料也将“濒临陷落的西安满城”列为辛亥革命中“驱除鞑虏”口号影响下的典型场景之一。

## 辛亥革命以后与遗存

辛亥革命后，西安满城作为八旗驻防城的制度基础消失。1912年，满城南界、西界城墙被拆除，原先封闭的城中城空间逐渐纳入西安城市道路和街区系统。原满城内部的部分道路演化为现代西安城区道路，如新城门大街对应今西五路，西华门大街对应今西新街，头条街对应后宰门街，二条街对应今西七路，三条街对应今西八路，北都统街对应今五四巷。

满城攻破后，不少妇女儿童逃出并被周边回民坊收留或收养。民国二年（1913年），“旗民生计处”统计接受救济的满人近3000人，多为死里逃生的眷属。由于不少满人隐瞒民族成分，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西安时，统计出的西安满族人口仅66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政策落实，部分满族人恢复民族成分，西安满族人口逐渐增加，1953年为614人，1990年为714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