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孙中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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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早年创立三民主义，为革命运动制定纲领。1911年，孙领导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创立中华民国。晚年复吸纳新思想，赋予三民主义以新解释，推动国民革命发展。孙中山策划反清起义，策动反袁、护法，致力打倒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独立、自由和统一而奋斗。各界对他评价不一。

## 在世评价

### 中国方面

#### 正面评价

1895年，孙在广州起义失败，世人多有不解其意者。孙日后回忆：“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清廷威信大减，至1900年“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1903年，章士钊选译宫崎寅藏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署名“黄中黄”，题名《大革命家孙逸仙》，在序言中对孙大加赞扬：“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之所同议。……孙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号，乃新中国发露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非孙逸仙而能兴中国也。”秦力山为该书作推荐序，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而岂知有如宫崎之所云云者。……大盗移国，公私涂炭，秦失其鹿，丧乱弘多。而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举国熙熙皞皞，醉生梦死，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锡之勇者乎！”刘光汉题跋，将孙崇为中国民族革命第一人：“自奴夷背命，建虏交侵，大漠以南，虏骑如织。汉唐区宇，炎黄子孙，变发胡装，沦为贼役，为古今未有之奇厄。然汉族之对满族，无一日不演其竞争。……近世以来，种族之界浸于民心，排外之声沸于草野。然本民族思想为实行者，仅孙逸仙一人。……孙君以旷世之才，惯胡虏之辱，义旗甫举，险阻备尝，虽成败之数不可逆料，而影响之及中国者，吾知其非浅鲜。”

1903年，柳亚庐撰写《中国灭亡小史》，专辟一节《孙逸仙》，称道：“人虐天饕，英才尽矣，独佚仙热心共和，舍身民族，虽至蹉跌，志不稍解。十年磨剑，树独立之旌旗；九世复仇，理不平于种族。他日驱除异类，光复旧疆，扬自由革命之潮流，为东大陆之华、拿，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同年夏天，僧人黄宗仰在日本与孙相遇，当即表示“仰瞻星斗十年久”，又为之赋诗饯行：“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拿华剑气凌江汉，姬姒河山复故吾。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邦水奠新都。伫看叱咤风云起，不逐虏胡非丈夫。”将孙比作拿破仑、华盛顿。

1904年，高旭将孙与汉族历代先贤并列：“我祖黄帝没，数传失强权；异族恣攫喷，死灰屡复然。嗟哉我中夏，忍看污腥膻；子孙多不肖，祖业甘弃捐。刘裕朱元璋，伟烈堪比肩；是大光复家，宜把铜像镌。其余心此心，百折志不迁；仗义逐胡虏，正义壮山川。我拜王而农，黄书至今传。我拜岳武穆，我拜洪秀全，我拜文文山，我拜孙逸仙，我拜郑成功，谓此皆汉贤。”同年，刘师培推许孙为“革命大家孙逸仙”。华进说：“孙逸仙为吾国革命巨子，其事迹轰烈于全球。”《警钟日报》署名“共和”的文章《〈孙逸仙〉书后》称：“夫孙逸仙粤党之魁杰，西学之巨擎，固夙倡导民权自由之说，而最富民族思想者也。……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人物，超越前古，而必悬孙以为之的。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则皇皇汉族庶有复兴之一日。”戢元丞坦言：“今青年之士，自承为革命党者虽多，实则皆随风潮为转移，不过欲得革命名称以为夸耀侪辈，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实行革命之规划者，舍孙文以外，殆不多见也。”

1904年11月，中国教育会会员、留日归国学生陈去病称孙为“汉族所倚仗奇人”，认为孙在当时远赴美洲，以致无人领导广西的会党起义，使之终归失败，此乃“吾黄帝子孙之不幸”。

1905年8月13日，华兴会干部陈天华在日本称赞孙：“有失败之英雄，有成功之英雄。英雄而成功也，人讴歌之。英雄而失败也，人哀吟之。若夫屡失败而将来有成功可望之英雄，则世界之视线集焉。……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虽屡失败，而以将来有大望。虽为本族之英雄，而其为英雄也，决不可以本族限之，实为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负，非徒注眼于本族止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放一大异彩。后世吾不知也，各国吾不知也，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言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独吾信之，国民所公认也。”

1905年，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文学家金天翮在《小说林》杂志连载作品《孽海花》，其中将孙化名作“孙一仙”，文章描绘孙：“英语汉籍，无不通晓，且又学得专门医学。他的宗旨，本来主张耶教的博爱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着西洋社会，呼吸自由空气，俯瞰民族帝国主义的潮流，因是养成一种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尚空言，最爱实行的。那青年会组织之始，筹划之力，算他为最多呢！他年纪不过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辩才无碍，穿着一身黑呢衣服，脑后还拖根辫子。当时走进来，只见会场中一片欢迎拍掌之声，如雷而起。”

1911年底，全国各省相继光复；11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以《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为题，发表请孙归国组织统一政府的通电：“大局粗定，军政民政亟须统一，拟联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我公力顾大局，想亦无不赞成。”12月25日，孙抵达上海；锡金军政分府总理秦毓鎏致电：“闻公返国，欢曜莫名，神州大局，悉赖主持。”广西军政府副都督陆荣廷、王芝祥电称：“先生勉念吾民，以共和提倡宇内，登高一呼，乾坤回轴。凡属血气之伦，罔不饮和食德。海内同望旌麾，匪朝夕矣。”江西军政府都督马毓宝等称：“赣省军民，同为额庆。光复祖国，组织共和，尤感先生是赖。”闽都督司令部长许崇智等称：“先生提倡共和主义，奔驰海外，备尝险阻艰难，二十年来始终如一，致汉族始有今日。思之涕零。”福州军政府省交通部部长黄乃裳电称：“欢迎我君，并劝我君为泰东第一华盛顿。”12月30日，各省代表齐聚南京，新军第9镇统制徐绍桢在会上力主孙文：“革命先觉，苟选大总统，微其人莫属。”

1911年11月17日，《申报》刊载一篇时评，称黎元洪为“一介武夫，素不口谈革命”，反观“孙文数十年来专心一志，以谋中国之革命。其始之也，人人无此观念，而于彼独先。其继之也，屡仆屡起，人人无此坚忍，而于彼独不屈。其现在也，人人不料有此伟大之结果，而彼尚奔走于海外，以为国是之前途计。不急急于归国，以就浅近之荣誉。以革命言，彼固有首创之大功也。”

1911年12月，《民立报》为欢迎孙返沪归国，接连发表社论。20日，马君武《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称：“孙君具一种魔力，能使欧美人士，无论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故欧人前此惟知中国有李鸿章，李死惟知有袁世凯，今者有孙逸仙，而袁世凯次之。外人之敬重孙君，非为其为革命党首领之故也，以为有孙君之热忱、忍耐、博学、远谋、至诚、勇敢及爱国心，而复可以为革命党首领。……屡起举行革命，富于经验，至财政及外交问题，则吾敢断言，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矣。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而尚有狭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 24日，徐血儿《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表示：“先生归国矣。先生屡年之惨淡经营，穷走海外，苦心孤志，独抱陆沉之痛者，竟有今日。……先生念同胞奴隶之惨，以三大主义为天下倡，言而能行，虽挫不衰，毅魄坚志，历二十年如一日。……祝先生为国珍重，使我中华国名与先生之名齐辉也。……黄浦之滨，数百万众，拍手扬巾，欢欣鼓舞者，为欢迎先生而来也。欢迎先生者，欢迎东亚自由之神，而造福生民于无穷远尽也。”

1911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公报》副主笔张祝南排除馆内拥袁议论，撰发《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推孙逸仙论》，称“孙逸仙为倡始革命之人，人具知之，凡中国后来之秀，无不受其学说所嘉惠。今日全国革命家之爱戴，已早以大总统暗推许矣。”并解释其现实考量：“孙逸仙而有念恋权位之心，去国之后，何弗大张君主立宪之旗帜，迎合满廷，以图见用，而必持民族主义，大触清政府之忌妒乎？既提倡民族主义，拒抗满廷，困苦流离，日以铁血之苦心唤醒我民族，甘自刻厉，可断言无系念权利之心。惟其不趋重权利，以大总统归之，微特可以革除吾国之旧弊，而凡杂有君主性质之举动，无以复思于今日，即大总统之任，亦必视若倍屣，无留连护惜之心，以开未来之渐，共和民国可以永保无破坏之虞矣。”

1911年12月，中国社会党主席江亢虎表示：“武汉倡义，四方从风，旬日之间，光复太半。人徒知刈果之易，而不知种因之难。先生革命之种因，二十年于兹。二十年前之革命党，其困苦艰难，不啻倍蓗于吾党之今日。而先生卒百折不变以底于成，此先生之所以为先生，而本党所应是则是效者也。”

1911年12月27日，宋教仁对北一辉说：“孙先生实际上是个好人，我过去在东京那样攻击他，现在很后悔。黄君有很多人反对，不如由声望较高的孙先生出来更能纠合人心，对革命更为有利。”

1912年，民国初创，王之元赋诗《胜棋楼睹徐中山遗像，想今日孙中山》：“此日棋楼睹写真，革命血战扫胡尘。中山事业辉前后，谁道今人逊古人！”把明朝朱元璋的中山王大将徐达，同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孙文并列。郭古举作诗《贺中华民国大总统》：“霹雳一声新世界，汉家旗帜五云悬。孤身去国六千里，缔造艰深三十年。令我士民齐捧日，缘公能力可回天。和风甘雨春台上，飏诵赓歌夹道传。”回叙孙的革命经历，表示对其功绩的肯定。金玉女士著《四杰赞：孙大总统中山》称：“一手劈开新世界，十旬光复旧山河。英雄未许息肩日，四海苍生患正多。”陈力铭女士作《神州四杰咏：孙中山》叹：“漂泊天涯二十年，中原让尔着先鞭。无端鄂渚秋风起，哭煞先时洪秀全。”

1912年，孙北上向袁承诺在十年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袁世凯听后诧异，向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1914年11月3日，袁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评价孙等人：“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

前立宪派谭延闿改奉革命理论后，回顾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实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

1921年，戴季陶致信因粤军内部矛盾离粤的蒋介石：“先生之所长何在也？静江与弟，皆认忠厚和平，为先生唯一优点。吾人从未见先生以己所不欲者施诸人，亦未见先生在私人关系上，对人有丝毫怨雠之心；而不嗜杀人，尤为国中与全世界政治家所仅见者。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学问之优良，皆不过为其涵养其伟大人格之工具。……弟深知之，而不能望先生之德量于什一，非不欲学也，质不如也，然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

1924年4月29日，吴稚晖致信陈炯明说：“孙文从不记人之恶，几为古今中外少有。”

程家柽［一说钮永建］说孙“气度温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吴稚晖“惊骇他的好学”。

#### 负面评价

1895年，孙在广州起义失败。报载称孙“有乱天下之才，所结党众，半为雄杰，况又有欧人助之”，“后患其可胜穷耶？”又如《申报》评价：“革命党以粤东逆犯孙文为首”，“为最足为害而又最未易除者”。孙“每在海外创为革命之说”，“一时信从者众”，清政府假若“再不振作也，窃恐其党潜滋暗长，一发难收。”

1906年夏，归国的出洋五大臣之一端方递呈奏折，交待海外见闻：“以奴才使事所及，明访暗查，见夫无知青年，惑其邪说，什而七八。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不计其数。入会之人，日以百计，踪迹诡秘，防不胜防。”

宋教仁认为：“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1909年9月，陶成章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评价孙：“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指责孙独霸筹款，支援起义军和《民报》不力，造成革命事业失利，故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三项罪状。

谭延闿早年身属晚清立宪派，当时在他看来，“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人骂孙中山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

章太炎曾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价孙“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1909年，章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伪民报检举状》，批评孙“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如今“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并说孙以“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孙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章太炎认为“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

1913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专访黎元洪，在谈及孙时，黎说：“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聼涂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后，岑春煊在北京会见各要人，又指责在广东方面孙文与陈炯明破坏统一，评价孙文是“大煽动家”、“大破坏家”，指“孙之所为，足以破坏国家……君试一观其生平。于国家果有何利乎？”。

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前，桂系领袖陆荣廷等人联名通电，指控孙文“举动悖谬”，“号招私党，违法自举为伪总统”，批评其“以文乱法”、“以武乱政”、“播弄天下以为快”。陆荣廷等人还指孙中山与“俄过激党订立私约”，推行“劳农政策”，煽动共产思想，破坏传统伦理，最终“祸国祸民”。桂系将领亦呼吁北京中央政府及各地舆论“共歼丑类”，一致声讨孙文。

1922年，岑春煊与美国洪门领袖黄三德在上海见面。岑春煊托黄三德为代表问候海外洪门人士并商量今后改造政府，又在致洪门的书信中认为“孙文捣乱，不能救国”，并抨击孙“倡言共产……以害风俗之善良，借民治之名，行残民之实，日以横征暴敛为事，排除异己为能，其穷凶极恶，千奇百怪，不特为前清所未有，抑亦为袁氏段氏所无，今暴民专制，日甚一日”。

1923年11月，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第一个接受正规系统新闻教育的路透社记者黄宪昭（笔名Hin Wong）写作时评，认为广州是“今日中国最黑暗的地点”，指“不仅在广州，而且在孙逸仙统治下军政府得以存在的每一个城市、城镇和乡村，都充斥着搜查……即使是那些没有房产的人也难逃焦虑和烦恼。孙逸仙不仅需要钱，还需要兵力。自内战以来，广东各地已有超过四万名男子被征召或强征入伍，从事运输工作。他们大多是在街上被发现步行或坐在自家小店前时被带走的，许多母亲和妻子都为此忧心忡忡，不知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去了哪里。有些人甚至在执行军事运输任务时丧生”。广州商团事件之后，黄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多篇评论与报导文章，指责孙中山政权是假借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不容许任何民间自卫或自治力量存在，把不同政见者视为敌人加以铲除，并认为孙与国民党政权则依靠“红军”与苏联支持对广州实施专制与压迫。

1924年，孙执政广州期间，部分广州团体对其政策提出尖锐抨击。有香港社论指出孙政府将广州从“庄严璀璨的市区”变为“恐怖世界”，指责其背离三民主义承诺，未能带来幸福，反而压迫人民，认为其搜刮民财、纵容军队，导致民生凋敝。社论还批评孙中山欲转向共产主义，缺乏一贯宗旨，呼吁广州市民“自决”推翻“不良政府”。到10月广州商团事变后，孙则面临来自广东及香港等亲商界或亲陈炯明团体的强烈抨击。11月，“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列举孙文“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指控其摇动国体（擅组政府、改国旗）、妄行共产主义（与苏联合作、宣传赤化）、纵兵殃民（军队扰民、焚烧城镇）、摧殒民治（解散议会、钳制舆论）、破坏金融与民产（滥发纸币、没收财产）、大开烟赌、摧殒教育与实业、破坏司法，以及暴力镇压商团（焚烧商户、勒索罚款）。通电称孙的政策导致广州及周边地区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数万人流离失所，部分商民迁往港澳。

统领粤军南路八属联军的总指挥邓本殷及其部下发出通电，指责孙文“祸粤年余，民无噍类”、称孙为“国蠹”、“残酷嗜杀”，并指责孙在广州纵火，造成民居商店焚毁，商民死伤无数。通电称其“桀纣所不忍为者”，认为“国人皆曰可杀”。

西关事变之后，部分海外广东华侨对广州政府极为不满，如加拿大温哥华洪门致公堂主办的《大汉公报》将孙文称为“孙贼”、“孙棍”，将广州革命政府称为“孙棍府”。

以犀利笔锋和讽刺性评论闻名的北京记者林白水，在孙1924年底到北京后，曾发表多篇针对孙中山的讽刺文章，如《欢迎孙中山》、《吾人对中山先生之敬意》、《孙中山之肝火》等，对孙晚年在广州的作为多有批判，特别是其与共产党的合作、依赖武力及与商团冲突引发的惨剧。他认为，国民党因部分共产党加入而“自杀”，孙受共产党“夸大之词”影响，误信其宣传，试图通过建立广州军官学校培养青年力量，却导致政策失误，如商团购械事件引发“政府焚杀商团之大祸”，使其在广州“信用一落千丈”。林更以讽刺口吻，将广州西关兵火惨剧归因于孙中山“肝火”过旺，称其“心肝，已经变成木质”。他还批评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元帅府、豢养军队，俨然成为“军阀之一员”，与其民党首领身份及三民主义主张相悖。林白水认为，孙中山的失败部分源于其“愈失败，愈走入空旷博大之路，乍作冒险之举”，以及受俄国人误导，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现实。林白水认为孙文的角色很像“染有赤色之莫索利尼”，并指国民党是“法西斯式的政党”，垄断广州的政治，禁止非党员参政，认为若中国的政党将法西斯专制和苏俄赤色革命两者特质结合，人民将遭遇比俄罗斯、意大利更深重的苦难，并指中国未来的最大威胁不再是军阀或旧官僚，而是类似孙文一样的人物。

包惠僧：“共产党与孙逸仙代表两个完全相反的阶级，两者之间是无法妥协的。因此对待孙逸仙应该与对待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厉害点。”

### 外国方面

1896年10月23日，孙从伦敦清使馆获释，即接受英媒记者采访。一位记者写道：“他……一副文弱的相貌。然而他有一张格外令人喜欢的脸孔，他的双眼异常明亮。”另一位记者说：“孙逸仙大概是黄种人中容貌最温文的，有着不难想像的那种孩童般的天真和温顺。……他在获释后接受大家对他的祝贺时，他那双黑眼睛闪烁著愉快的光芒。”还有记者对清政府绑架孙感到不可思议：“孙逸仙穿着优雅的、精心裁制的大衣和西服，戴着一顶显然是西方式样的黑色软呢帽子，他的这身打扮，让他看起来并不像清使馆所描绘的那种东方暴徒的样子。”另一位记者评论说：“孙逸仙说话很慢，但英语说得非常漂亮。”各报为孙打造出富有魅力的君子形象。

1897年3月23日，《纽约时报》评价：“孙先生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东方人的才能。”

1897年，日本侠士宫崎寅藏在东京首次谒见孙并𣈱谈革命计划后称：“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忏悔。彼其胸中，且数万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辈；彼其手腕，可以挥斥八极而无怍；彼其容貌，可以备具四时而有余；余无以尽之矣！‘百年老树中琴瑟，一斛旧水藏蛟龙。’孙君者，可谓东亚之珍宝也。我岛国民，所谓侠，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当一笑。呜呼！不愧死，其亦当羞死！”甚至称道：“如孙逸仙者，实已近天然纯其境界之人也。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识见何其卓越，彼之抱负何其远大，而彼之情感又何其诚挚! 我国人士中如彼者究竟能有几人？是诚东亚之珍宝也。”1905年6月4日，孙自巴黎致书宫崎，告以即将自马赛搭轮东归，不久即可与其“抵掌而谈天下大事”；宫崎大感兴奋，遂约晤宋教仁等私宅，盛赞孙“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令东西洋殆无其匹。”

1902年2月1日，英属香港《德臣西报》报道：“举世闻名的中国改革家孙逸仙已返回本殖民地。……鉴于最近一位香港改革者被绑架，以及一位担任教师的改革者在结志街被暗杀，他来到如此接近中国的地方，正冒着极大的危险。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进行某种十分重要的活动。”

1903年，日本人田野桔次分析中国时势，评价：“今日新党界中，稍有革命家之体面者，仅孙文一人。”

1903年12月14日，美国火奴鲁鲁《太平洋商业广告报》报道孙在中国城演说：“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孙博士和他的讲话，他的演说常常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戏院里挤得水泄不通，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人，连过道和戏台上都站满了人。……他态度温和、仪表动人，使人一看到他就有好感。他演说时，用手势加强印象。他完全能够掌握并控制群众的情绪，一点儿也不像那种极端的狂热分子。他很冷静，泰然自若，讲话条理分明，是一位辛勤刻苦的思想家。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通过领导革命者秘密集会和率领一队队的革命者同满清帝国的军队进行激烈的战斗，他已被公认为革命的领袖。”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国驻汉口领事起初视武昌军政府作“义和团”，德国领事甚至主张向武昌民军开炮，此事为法国领事罗氏（Ulysse-Raphaël Réau）所阻。据田桐记述，罗氏与孙中山熟识，“适刘仲文草一布告，署临时大总统孙文之名”，罗氏在会上声称：“武昌布告，临时大总统为孙文。孙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张共和政体，甚有规模，安可以义和团目之？”各领事团遂严守中立，并颁布中立文告。

1911年10月12日，《纽约时报》报道辛亥革命：“过去数月在中国四川等地爆发的革命现在已经开始扩大，这是一场推翻帝国并建立共和国的联合运动。如果计划不失败，那么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满清政党的领导人孙逸仙将被选为总统。”13日，孙在圣路易城阅报云：“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14日，丹佛市《每天新闻》发布《中国未来的统治者到访丹佛，清王朝悬赏十万美元买孙逸仙的项上人头》，称孙为“担负着中国新共和国责任的中国革命领袖。”“他有时叫孙文博士，但准确的名字是孙逸仙。”“来自旧金山的新闻，革命宣告成功，孙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大总统。”“他个子不高，偏瘦，比一般中国人稍黑，脸上有一个显著的高颧骨，穿着黑衣，戴礼帽，没辫子像个日本人，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欧洲的电讯则说：“中国国民视孙中山为中国华盛顿，彼一到中国，必被举为总统。”

1911年11月1日，日本《中央公论》第11号上发表西本愿寺中国布教僧水野梅晓的《孙逸仙在长江一带的声望》一文，称在过去三年间，游历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时，有一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新军军官称：“长江一带，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他们都崇仰孙逸仙，并愿在他手下为达成汉民族的独立而奋斗。”而湖北政界中热衷于地方自治的少壮派政治家认为“真正能够救清国，为汉人谋幸福的，说实在话只有孙逸仙其人”，“湖北的政界，把孙逸仙几乎当作神来尊敬”。最后总结称：“我旅行长江一带，发现学界、军界、政界，而至于贩夫走卒，都具有革命思想，尊敬孙逸仙如神如救星是事实。由于我不认识孙逸仙，所以就不敢论其人物，但我相信，孙逸仙这种声望、受尊敬，绝非来自策略，而当是孙逸仙的天爵和天位。”

1911年底，辛亥革命的影响传至日本，内田良平赞扬“中国的革命是20世纪世界局势中最大的变动，等同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欧洲大陆形势变化。中国的革命将促使亚洲各国的局势改观，其结果对世界机运消长的影响，不可等闲视之。”而孙中山“是一位学问渊博，知识广泛，镇定自若的出色绅士。……他身先士卒，实践革命。前年镇南关之役，孙亲自督师前线，可见其不愧是革命党的伟大领袖。”池亨吉说：“此次武昌的变乱，虽属突然，但其活动完全遵照革命方略，其行动计划亦步步按孙文之意而动。”犬养毅称赞孙“极力笃行自己信奉之学说，坚持共和主义，高举平等旗帜。……余素知其人，可以断言彼为难得之人杰。”根津一评价：“孙逸仙其人既富智谋，又有胆略，亦具学识，实为出色之人物。……尤其是作为人数众多的革命党之领袖，十年如一日，始终对其信念坚持不渝。”

1912年，康德黎著《孙逸仙与新中国》一书，其中说：“孙逸仙在事实上，好几次常在挣扎中讨生活，没有一种自天而降，免除苦斗的力量，足以成全他的命运。……他曾是一个被弃者，远离家国，时而逃避于甲国，时而又逃避于乙国，全宇宙似乎没有他的立足地。”“何以聪明的华人，竟然听从他？……就是因他为人光明磊落，爱国真忱，性格诚实，为国效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论怎样，他具有比地位、金钱、或敎育所能赋予还重大的力量。”“历史对他自有相当位置，但今日之旁观者，殊难判定应归他的功勋，究有几何。”并在书中坦承：“我从未见过孙逸仙那样的人。如果要我举出我所知的最完美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孙逸仙。他总是我们家里最受欢迎的来宾，孩子们和仆人对他都很尊敬。他态度和蔼、谦谦有礼，常为他人着想，谈吐风趣、风度恰人，以一种无法形容的方式将人吸引到他这一边。这令我想到他是奉献给他所从事的事业的一个独特的存在。”

1912年3月，美国传教士阿瑟·贾德森·布朗博士出版《中国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是西方人士最早介绍中国辛亥革命的著作。书中称道孙的动员能力：“中山先生是那样富于人格魅力，他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官衔的、原本籍籍无名的人，一个被帝制政府视为罪犯而追捕不断的人，一个具有高额赏格惹来暗杀者垂涎不菲报酬的人，似乎有法术护身，其所到之处必能获得同胞的保护和慷慨解囊，也必能说服精明的外国资本家为其革命理想提供巨额贷款。他经常造访旧金山与纽约，与财雄势大的中国商人和外国金融家们侃侃而谈，向人山人海的中国听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变故中发挥的作用也值得高度赞扬。……能够视名利如粪土主动让贤，此种胸襟深深慑服了许多野心勃勃的革命派领袖。革命派领袖们叹服于中山先生的领袖风范、高超智慧和宽厚人格，以及他毫不利己的动机背后释放出的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像孙先生这样集多种崇高美德于一身的伟人世间罕有。”

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报》刊载一篇孙关于和平土改讲话的译稿，列宁遂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承认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和有力量的”。但他批评孙的理论：“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列宁认为必须“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

1912年10月28日，高尔基写信给孙说：“我为您的工作所获得的卓越成就，谨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士都瞩目于您的工作，满怀关切和喜悦之情，并惊叹您这位中国的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半神英雄］。”

1913年1月，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评论：“中国能拥有孙文博士这种人，那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财富。他长期并且无私地投身于拯救自己国家的事业之中，在得到最高的荣誉之后，又能毅然决然地全身而退。”“尽管他的铁路计划，在任何一个在世之人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实现，但是，中国人能为自己明智地勾勒出一个光辉的远景，这本身就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

1913年二、三月间，孙来到日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鼓舞了日本当时如火如荼的护宪运动，激励了日本人反对藩阀、争取宪政的决心。日本诗人写了一首《给孙逸仙的诗》，赞美道：“呜呼！一世之鼓吹家，无冕的革命王孙逸仙！乞月淹留二月春，待日本宪政花开时，采一枝樱花来相赠。”日本学者稻垣伸太郎认为：“在大正新时代的新政治之一，就是要去除藩阀、官僚这些明治时代留下的弊害，进行政治上的一大革命。也就是说，大正维新意味着第二个中国革命。”

1913年5月，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桑顿·怀尔德向在北京的驻华代理公使报告孙的一次谈话：“当来访者说，万一发生内战，日本突然袭击满洲，孙中山答称‘满洲并非整个中国’。有人提出警告，俄罗斯届时将完成对于蒙古的接管，孙中山说‘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国’。”怀尔德评论：“这位受到哄骗的人已经把自己绝对地投入到日本人的手中了。”

1914年，台湾苗栗事件主事者罗福星临刑前，于狱中写了一首《祝我民国词》，把“中华民国孙逸仙救”八个字嵌于句首：“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仙客早贻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当。”

1922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揭露英属报刊有意制造于孙不利的报道消息，他在《中国问题》中写道：“无疑，孙过去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广州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政府，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报端所载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有意留给读者虚假的、不利于广州政府的印象。”并点名批评《泰晤士报》将孙的部队描绘成暴民，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1923年2月20日，孙赴香港大学发表演说，港大学生会主席何世俭致欢迎词云：“用任何言语介绍孙中山先生皆无必要，因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就是中国的同义字。孙中山先生的经历如用书本记载下来，无疑的将是最吸引人的事迹；如果爱好自由是伟大的考验，那么孙中山先生将与伟大共存。因此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位中国的伟人，一个真正的君子，和一个胸怀广阔的爱国者。”

1924年2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孙反对剥夺地主，他打算在保持古老的土地关系的同时，借助于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被他们完全叫错了，它的实质就是通常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又说：“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广州商团事变后，香港英语德臣西报以人格分裂的故事“化身博士”比喻孙文，认为其既是“和平之人”（Man of Peace），又是“嗜血之人”（Man of Blood）。评论认为，“如果广州政府不愿意容忍商团，它完全有权力解散它”，但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让人想起了列宁政权在俄罗斯所犯下的最恶劣行径”，因此指孙为“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

上海英语报刊字林西报发表题为《广州的罪行》（The Crime at Canton）的评论文章，批评孙文在广州与商团冲突中的行动，尤其是指责其纵容部队放火焚城、滥杀无辜，造成巨大人命与财产损失。作者认为，即便承认双方矛盾的复杂性，这种以纵火毁城方式镇压商团的行为，已超越一切可以辩解的范畴，成为不可抹去的罪行与耻辱。作者斥责孙依赖滇军等雇佣军与“红军”等极端势力，并以鸦片和赌博垄断筹款养军，将其行径形容为“疯狂”与“自以为神明”，并认为孙是导致广州混乱与民国失败的重要责任人。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递相的犬养毅于东京回忆称：“孙实不愧为一廉洁之士，处世接物，既决无半点私心，且又常以实现其理想为怀，其为自己之主义而苦战奋斗，备极劳瘁者，盖数十年。虽其所志未克尽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气，固数十年如一日也。”犬养毅还曾如此评价孙：“孙逸仙能为中国革命党领袖的原因，有下列几个特点：他是一位诚实，不说谎，言行一致的人物；他笃信自己的学说，提倡共和主义，树立平等的旗帜。这是谁也不能动摇的，也是亿万黄金不能买的。他的这种人格，可能由宗教信仰上而得来的，以这种伟大的人格，有笼盖无数人心的威力；清廉节俭，不爱金钱。”

印度革命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建新，曾经在东京、上海等地多次拜会孙。建新十分推崇孙，称孙是“亚细亚洲的精神领袖”，兼备“孔佛耶三者之人格”。

流亡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申圭植，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作有《赠孙中山》：“荆天棘地一身轻，楚水吴山路不平，铁血疆场当日愿，数千万口是同声。”和《祝孙总统中山》：“共和新日月，重开旧乾坤。四海群生乐，中山万世尊。”1912年4月，申圭植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并在会上激动喊出：“中华民国万岁！”“亚洲第一位总统万岁！”表达了中韩两国革命者的友谊之情。

菲律宾起义军代表马里亚诺·彭西赞扬孙：“对孙逸仙说来，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在一起研究的。这些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因此，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青年学生的热情赞助者之一。”

澳大利亚记者威廉·亨瑞·端纳，在辛亥革命后记述他亲历孙首次披露全国铁路计划的情形时写道：“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缘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过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唉，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路，即使是更多的线路，都可望修建。问题在于，他竟异想天开，认为外国资本家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在10年内将这些铁路建成！”

上海一位国外籍铁路工程师H·T·福尔德写道：“听说孙逸仙有一套修建铁路的计划，于是我就主动与他结识。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与他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我发现他头脑简单，当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党魁。该党受到广东势力的控制，可能惹麻烦。”

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特派员莫理循，1911年时支持袁世凯，对孙态度极不友好，英国政府根据其报告和建议，采取支持袁世凯的政策。直到莫理循逝世前夕，他才邀请康德黎到他的伦敦住所里，正式表达歉意：“如果我在多年以前，像现在一样欣赏孙逸仙的人格，中国的历史就可能改写。我希望你能把我这看法公布于众。”

## 后世评价

### 中国国民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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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回忆：“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

胡汉民回忆：“总理对于一般同志都很和气，从无疾言厉色。……总理在许多事情上，自己的主张非常坚决，并无迁就的余地，但别人若有反对他的主张的，他仍然和颜悦色地对人反复解释。”

林森回忆：“总理对他的革命主张和三民主义虽然十分坚持，必须贯彻到底，但是他待人接物，可是十分博大宽厚，无所不容。无论同志之间，或是敌人，祗要表示诚心接受他的主义，对于他们已往的过失，是决不计较的。”

1925年3月12日，李烈钧在北京参与主持丧事，并亲拟挽联：“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

1925年4月12日，蔡元培在伦敦举行孙中山追悼会，致词说道：“我们信仰孙先生，敬爱孙先生，并不是因为孙先生的五官四肢有特别惊人的形式，无非因孙先生有卓越的识见、强毅的魄力、豁达的度量，可以使我们信仰与敬爱。”称赞孙为共和而革命，不再是帝王将相的重复。认为孙意志坚韧，抱定主义，奋斗不懈；待人宽容，即使从前反对他的人，一旦肯赞成他的主义，他就引为同志。并在会上比喻：“孙先生的体魄，我们就是有法保存，也无法候他活动了。然而，他的精神，还是活现在我们的精神上。”提醒大家应以其精神为标的，以实现其主义为最佳纪念。

1925年6月，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对孙评价：“就先生个人自身来说，可以用三句话包括起来，是学不厌，教不倦，行不惑。……先生是有特殊的政治天才的人，所以四十年来，所作的革命事业，和所发表的政治意见，非常伟大精深。在研究中外圣贤的思想上，分析得清清楚楚。”“先生的思想是爱中国人，先生的信仰也是爱中国人，先生的力量也是爱中国而生。把这一个爱中国人的心推广起来，就是爱全亚洲的被压迫民族，爱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推到极处，就是爱一切人类。”“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两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

1926年3月12日，陈布雷为纪念孙逝世一周年，发表讲话勉励众人，告诫勿将孙作高不可攀之超人，而应效法其修养、继承其精神，方可“以慰中山之灵爽而竟其未竟之志业”：“中山不以超人自居，亦不以超人望人。唯孜孜兀兀，激于悯世爱群之热情，作兼人之工作，与困难相搏斗而已。……中山之性格，可以其日常所御之平凡的服装代表之；中山之行事，切实简毅，可以其莫利爱路朴质之家屋代表之。而其蕴蓄繁富，无所不包，则却与其错综复杂之历史相称焉。是以评中山为伟大，吾人是认之，然此伟大为心胸之伟大，可煅练而得者也。评中山为祟高，吾人亦是认之，然而非高不可攀之谓。其所以崇高，乃其认识吾国有文化之独真，发展吾民族优点之独至，初亦非有甚深之玄妙也。”

1930年2月23日，石瑛在总理纪念周上说：孙生活简朴，亡命时甘愿受苦；为革命激烈宣传，同时好学不倦。“所以，当他身故之后，除了他手创的党国而外，私人的财产只有一栋旧屋、几万卷藏书。再从这点看来，不又是我们的模范？反看现在吧，有些误解革命的，以为革命只要喊口号贴标语就够了，书是尽可不读的，所以把一切事情弄得东倒西塌，变成四不像的人物。在这里，想到总理在困穷时代、万忙时代，犹能手不释卷的轶事，能毋慨然？”

1934年9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军人应确立革命的人生观》讲话，念及孙时说：“历史上凡是能够维持或发扬整个民族的人，他个人生命，也就格外放出光彩，照耀千秋永垂不朽。例如我们总理，是我们大家亲眼看到的。他自民国十三年去世到现在，已经十年，试问那一个人会忘记了他？到现在全国四万万同胞，还有那个人不尊信他的三民主义？这不就是他永久的生命的存在吗？而且在他死后的生命，反比生前生命更为伟大更光荣！当其在世时，不仅一般反对派敌人对他攻击毁谤，不遗余力，就是全国民众，也有很多人不了解他。……现在他虽已去世十年，只是躯体不见了，而他的生命，却寄托在我们一般革命党员革命军人和一般的国民身上，一天比一天更能发扬光大！不但无人再敢轻蔑他，并且无不尊敬他信仰他，他的生命不但没有死亡，而他的生命的光辉，且永远照耀着整个民族生命的洪流，滚滚不停的日增其伟大。”

1940年代，居正评价孙说：“孔子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创造一种主义，以领导民族趋于康乐之境的。孔子因为能够删诗书、定礼乐，集尧舜禹汤之大成，而成为儒人，为后世所推崇。孔子以后，能如孔子之有创造以救国救民为职志者，首推国父。”“国父手创三民主义，博大精深，和平中正，实为救国救民救世之极轨。言其要义，即对外求中国之国际平等，对内求人民之政治经济平等。”“数百年以后，后人之崇拜国父，必比今人之崇拜孔子为尤甚。”

中国国民党对孙部分涉日言论予以否认，称《东亚先觉志士传记》出自日本黑龙会，里面内容存在捏造言论，目的是为了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合理化。又称，孙当时连被日本侵占的台湾都主张在中国版图内，何况中国主权仍存的东三省。蒋介石称，1914年在东北考察时，孙曾告诉他东北和台湾都需交还给中国。对于孙与日本的盟约案，日方坚持认为有据可查，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部分学者则否认。日本《产经新闻》连载《蒋总统秘录》，也质疑其真伪。

2021年10月6日，朱立伦就任中国国民党主席次日表示，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一定秉持孙创党精神，不怕苦难，愿意为国家、民族、民众牺牲奉献。孙在126年前创立兴中会，后成为中国国民党，又在110年前创建中华民国，每位同志都应捍卫中华民国、保卫国民党，因为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精神，就是孙文精神。中华民国永远坚持公平正义的理想，这也是孙努力的目标。

### 中国共产党评价

李大钊说：“中山先生的人格伟大，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

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说：“孙先生是创造民国的元勋，这是三岁小孩和万恶军阀都是承认的。”

张友渔说：“一般反革命的人们，如研究系也者，都骂孙中山先生为孙大炮。他们的意思，或者是讥笑孙先生好为大言吧。”又说：“革命党与大炮是极有关系的，若研究系者，真不配放大炮啊！”“再进一步说，今日的中国，实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都有许多洗不尽、扫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轰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孙中山被称为大炮，适足见他的伟大，放冷箭的人们，可以休矣！”

1925年4月12日，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出席广州各界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在会上演说，称中国国民尤其是工人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山先生领导我们向帝国主义进攻；帝国主义倒了，我们国家才可以独立自由；中山先生虽然死了，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义是永远不死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更加联合起来去完成此革命事业。4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悼孙中山先生〉，称孙中山先生是为中国民族谋独立自由、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行猛烈攻击之国民革命领袖；他尊重劳工利益，颁布工会条例，发表辅助工人团体发展的宣言；他的逝世加重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后的责任；我们要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依照中山先生的策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整齐队伍，不断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奋斗；中山先生的主张，工人阶级的胜利，仍然在我们的努力奋斗中实现。1951年冬，刘少奇去南方休养时，到南京瞻仰中山陵并献了花圈，到上海又参观孙故居。宋庆龄邀请刘少奇夫妇到她上海的家里作客，谈起了孙。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称：“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称：“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要点）：“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写《纪念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应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毛泽东曾因与江青结婚受到反对一事表示，（反对者）“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1956年11月11日，朱德在人民日报撰《纪念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写道：“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邓小平的谈话将孙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开创国共合作，导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1996年孙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就指出：“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先生代表着一个时代。”

胡锦涛指出：“孙中山先生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充分体现了一位真正爱国主义者的伟大情怀。”谈到孙中山一百多年前第一个喊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胡锦涛说：“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的民主统一，并通过中国人民自己的奋斗，改变中国的贫弱处境，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习近平指出，孙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2016年，习近平在纪念孙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讲话：“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了辛亥革命，而且在于他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与时俱进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斗争方略，毫不妥协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各种势力进行斗争。他坚决反对军阀分裂割据，坚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和国家完整统一。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为孙中山先生认识世界和中国打开了新的视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同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中国国民党，推动北伐战争取得胜利，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进。”2021年10月9日，习近平在辛亥革命110周年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 中国青年党评价

曾琦：“中山先生为手造民国之元勋，吾人苟非复辟党徒，自不能忘此艰难创业之先辈。中山先生非徒为一党之领袖，实系全国之导师。”并在上海醒狮周报发文：“我国人处于专制政体之下，历数千年，久已养成服从性质，绝少革命精神，是以满清以胡人入关，竟得宰制我华夏二百余年。……苟非中山先生出而倡导革命，恐吾人至今犹为满清皇室之民，无复有自由平等之可言。”“而予所佩服者，尤在民国以前组织同盟会之时，不主君主而独倡共和，毅然打破数千年家天下之陋习，此虽由中山之明了世界大势，不愧先知先觉；而亦足见其淡于权利思想，富有牺牲精神矣。综中山一生，未尝有暇逸之日。清末革命之时，犹可谓为势所迫。民国成立以后，巍然为国元勋，苟中山不再革命，夫谁得而迫之。而中山虽处无权之地，未尝耽于安逸，无时不在计划革命，以期实现其理想。此牺牲精神之表现，吾辈所最宜效法者矣！”

左舜生：“吾人读孙文学说，中山自述革命之经过，其字里行间，虽表现无限之危难艰苦，但一种迈往无前之气概，雷霆精锐之精神，实挟有无限力量。然以一身冒万险，以企图此‘中国命运问题’之解决，虽苦战奋斗四十年，大功尚未及半。但有此伟大之人格，以昭示来兹，吾信中国之青年，必有以慰此先觉于地下者。”

### 近代中国名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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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孙病逝，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亲自主持在南通公共体育场的追悼大会。会上张謇说道：“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第一大人物。……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铲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

1925年3月12日，著名教育家、时为上海大厦大学教育系学生卢绍稷发表《东西两国父》一文，倡言应尊孙为“国父”，并申述理由：“华盛顿血战七年，赢得美国独立，被美国民众尊为国父。孙中山与华盛顿同为革命领袖，华盛顿为独立而争，先生为三民主义而斗，四十年如一日，几死者十余次，其精神、毅力、功绩，较华氏有过之而无不及，理所当然应尊为国父。”

1925年3月13日，孙病逝翌日，梁启超评价：“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1927年5月5日，梁在私人书信中则批评孙勾结军阀，并接受苏联利益做苏俄傀儡：“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

1925年3月14、15日，《时事公报》主编邬一蝶撰文说：“中国之伟人，虽满坑满谷，而确能得国民之信仰者，惟孙中山一人而已。虽有一部分人，反对而诋毁之，然其所反对而诋毁之者，乃因主义之不同，而并非对于其人格有所不满。今试执一人而问之曰：孙中山之与近日一般军阀孰贤？则无论其人之为中山同志与否，决不能谓后者贤于前者也。又试执一人而问之曰：孙中山之与近日一般政客名流孰贤？则无论其人之为中山同志与否，亦决不能谓后者贤于前者也。故即舍中山之主义不论，而其伟大之人格，一生繁复雄奇之历史，与夫光明正大之心地，已足以吸引全国国民之信仰而有余。中山而死，则国民之信仰心，将如失舵之舟，飘泊中流，而无所系，此其隐患可胜言哉！”

1925年3月19日，孙逝世一周后，家属在北京协和医院为之主办基督教仪式丧礼，中华全国基督教会理事刘廷芳主礼。报载“刘主礼致词略谓：孙先生屡困难，百折不回，是一种最富之信仰性。共和尚未成功，民众仍须努力，是一种优美之希望心。”5月，刘整合过去讲稿，以《看哉，作梦者来矣！》发表，其中对孙如此评价：“在当日处境中，确似一无望现实之梦想也。但他继续做梦，时机一熟，旦夕间全能之帝政府消没，此国度竟公然成立一不朽的共和国。今日此豪伟之梦想家虽仍被称为理想家，其攻击虽常令人弃置而遭时贤谗毁玷辱，讥其为梦想家、不切实行之理想家，然其伟大精英处亦正基在事实上彼之为梦想家，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大功告成，仅其所梦想之一部耳。他全部的梦想尚待实现。此名义上号称共和国之名物，尚有待乎其得全部实现孙先生之梦想。莫论吾人将评拟之为何似，其难否认之事实则证明其梦想至少有一部分实现，倘明了一九一一年以前存在之帝制生活底情绪者，定将见此做梦者影响变化四万万众同胞之普通生活及眼光为何等庄鸿伟美！”

1925年3月24日，《晨报》刊载唐绍仪对记者谈话：“吾人于哀悼中山先生之际，尤应注意一事，即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主主义之成功之人。……其毕生存留最大事实，为反对专制之奋斗，反对腐败之奋斗，及为政府正义之奋斗，此种思想已深入全国人心。”惟唐氏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的政治路线有所不同，曾谓：“余以中国区域之大，省分又多，譬如一家人中，弟兄甚多，若不分居两处，弟兄间争执必多。余因此觉得中国的政局，除实行联治外，无好方法。……不过我的私见，五权宪法或不及联省自治功用之大与适用。”

1925年3月29日，林语堂写作《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文，批评当时中国自甘落后、不知进取的社会风气：“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为所吸收融化，而国中稍有急性之人乃绝不易得，及全国既被了中庸化，而今日国中衰颓不振之现象成矣。”感叹时人空发议论者多，付诸实践者少：“中国今日岂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之主义，此所谓思想，亦纸上之思想而已。求一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求一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则不可得，有之则孙中山先生而已。”希望国人以孙为榜样，一洗坐而论道之惰性，提倡教育应知行合一：“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性格不大象中国人，是指孙中山先生不象现代的中国人。至于孙中山先生能不能象将来的中国人，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问题。果使孙中山是象将来的中国人，那末我们也可不必为将来的中国担忧了。”

1925年4月23日，钱玄同发表《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一文，表达对过去数年间社会人士嘲讽谩骂孙的反讽：“孙先生以国民之导师自任，大家也都公认他是国民之导师。我不但认孙先生是国民之导师，我并且希望国民奉孙先生为导师。但从事实上观察，截到现在为止，孙先生确乎还是‘国民之敌’。”“国民愿意苟安旦夕，喜欢维持现状；孙先生偏要提倡奋斗，主张革命。其他国民要如彼，孙先生偏要如此。……一句话，国民要静坐或倒退，而孙先生要抖擞精神地跑，而且要向着寥廓无尽的前途不息地跑。孙先生这种精神，真是我们这疲癃老朽的民族起死回生的唯一圣药；他具有这种圣药，他当然是一位良医。可是有祖传痼疾的国民们，是以做‘膏盲间二竖子之伥’为天职的，见了良医，便咬牙切齿，不与共戴天；他活着，他们咒他死——咒他不得好死；他死了，他们于是乎大乐——但因必要，故又在笑眼中挤眼泪。”并在文中挖苦部分见风使舵的人士：“您看十三年前称孙先生为‘孙汶’的，十年前散布《孙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称他为‘民贼孙文’的，半年前还是称他为‘孙大炮’的，近数月来，都亲亲热热地叫起‘中山先生’来了，甚而至于叫起‘元勋’‘伟人’这一类的字样来了！最奇妙者，竟有一位姓‘清’名‘室’的人，居然也送花圈到社稷坛去，居然对于十三年前他想拿来处以极刑的‘孙汶’称起‘孙中山先生’来！”

1926年3月10日，鲁迅在《国民新报》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批评社会上“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其中声称：“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有谁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1927年3月，鲁迅发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再一次强调：“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1928年6月12日，作家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发文回忆孙中山入京情景：“中山先生带着笑容，从火车上下来。因为有病，不能演说，一路之上，扔了许多传单答复民众。传单虽极简单，第一句就是‘中华民国诸位主人先生’。你看他对于民众（人力车夫在内）是怎样谦逊有礼，和蔼可亲。”他又写道：“而今青白旗挂遍北京了，中山先生的主义好像快要实行。但是，这莽莽乾坤，哪里去找这样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伟大人物？我伤心极了，我只有痛苦。”

1929年春，中山陵竣工。章太炎曾有云：“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惟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因而作《祭孙公文》，但未获通过。文中，章太炎回顾中国历史，慨叹孙中山颠覆满清：“蠢尔胡清，轶我神疆。继明两作，公振其纲。”继而惋惜孙让位北廷，革命不彻底：“敝屣南位，以让北藩。北藩伊何？虏之余戋。”指出孙为人刚强、性格倔强：“公之天性，伉直自圣；受谏则难，而恶方命。”并解释过去与其𬺈龁是因为群氓太多，自己不愿盲目从众：“百夫雷同，胪句传诺。余岂异邮，好是谔谔。”

1929年6月1日，九世班禅为孙的奉安大典撰写祭文：“维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班禅额尔德尼叩祭我总理在天之灵。先生首创革命，得救众生，恩同父母。先生前生种道德之宏因，今生得其济众之硕果，我西藏同胞遵仰先生领导之下，共循正轨。先生手造共和，奠国基于磐石之安，解放民众倒悬，碑登极乐世界，人民歌功颂德，有史以来，今古世界第一人也。昊天不吊，折我木铎，先生如在地之岳、在天之日。鞠诚哀告，伏惟尚飨。”

武昌起义领导人熊秉坤曾经称：“孙先生乃革命创始者，党人遍布全国，虽间有名目殊异，而尊崇孙先生则一也。将来革命成功，举孙先生为领袖自无疑义也。”

辛亥革命先驱张难先回忆说：当时中国，“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此实当日普遍情形。”

胡适称：“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原故。”

蒋梦麟在《追忆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山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意志坚强，识见远大，思想周密，记忆力好。对人则温厚和蔼，虽是第一次见面，使人觉得老朋友一样。大凡伟大人物往往能令人一见如故。”又在自传《西潮》追述，孙“为了计划中国的工业发展，他亲自绘制地图和表格，并收集资料，详加核对。实业计划中所包括的河床和港湾的深度和层次等细节他无不了如指掌。”而且孙善于演讲、平易近人，在旧金山的唐人街演说时，会故意发问：“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打倒满洲佬。”孙用极浅显的话解释革命道理，听众便很容易明白他的意思。蒋强调说：“我讲这些话，不过要青年人知道，伟大人物不是不可亲近的，亦与我们一样极富人情味。所谓‘圣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此意。”

熊希龄称：“孙先生力行革命，四十年毫无懈怠，故能使全国人士，一致钦佩，足见公道自在人心。孙先生做过大总统，仅遗留数箱破书与宋夫人，其持身淸廉，非其他伟人所能及。孙先生治丧费，仅用三万余元，尤足征治丧处诸公，善体孙先生廉介之至意云。”

张季鸾：“国父孙中山先生为近代中国最伟大之先觉，凡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初无有武力资源之凭藉，借赖其革命热情，发为言论，诉之同胞。早年在海外与保皇党言论战斗，苦口说服。同盟会既成，其机关报之《民报》，直接为辛亥革命之指导。自民国肇造，以迄先生之逝世，先生奋其精诚热烈之言论，教训国人，始终勿衰。故由报人立场论，中山先生为中国最伟大之主笔。”

### 海外华侨评价

部分华侨对孙提出极为负面的评价，视其为“祸国殃民”的罪人。华侨严于钺、冷于冰在孙死之后，指控孙“无学无才无德无力”，非革命始祖或开国元勋，而是“大马骗”，贪革命之功为己有。他们称孙早年以会党手段煽惑华侨，骗取捐款，而辛亥革命成功全赖民心，非孙之力，其后执政广东则殒民暴政，焚劫商场、屠戮人民。他们批孙破坏伦常、醉心赤化，毒害人心，尤以共产邪说遗祸后世，斥其为“名教罪人”“劳动界罪人”。

澳洲华侨报刊《东华报》有评论将孙称为“孙大炮”，指责其一生“祸国殃民”，认为其死虽引发追随者的哀悼，但对一般百姓而言则可能意味着“普天同庆”，并批评孙长期在广东执政期间，纵容军阀与外来部队，导致城乡骚乱、商业受损，甚至屠城与焚毁建筑，认为若其早死，广东或可免于多年战祸。亦有澳洲华侨评论认为孙最初提出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仅属“空谈”，而实际执政时却“专横恣肆”，行为与言论不符，而孙后期与苏俄合作，加深民众痛苦，故将其病逝形容为“天诛”与“报应”。也有报刊以戏拟形式刊登“孙中山遗嘱”，将孙称为“士敏土厂大元帅观音山大总统焚城大总理”，以嘲讽笔法指其“积罪弥天”、“谋共产、倡公妻”，将其追随者讥为“走狗”。

### 大中华地区学者评价

中国近代史学家蒋廷黻认为：孙意志坚韧，为革命奋斗到底，清末起义屡起屡败，不因世人冷漠而灰心丧气；倘若孙因不获社会同情而失望悲观，那就不会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伟大著作，“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诞生”。

历史学家钱穆称：“以中山先生，较之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人物，似为未竟其功。但论其品格，则尧舜禅让，汤武征诛，中山先生一身兼之，已为千古所独有。而其创为三民主义，则志在传道，上毗孔孟，更为尧舜汤武所未有。”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蒋永敬认为，孙之三大领导风格：一、交游广众，有志一同；二、滔滔雄辩，听者悦服；三、乐观奋斗，百折不挠。

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认为，孙作为革命领袖，在性格上有一些特质：第一是有大志，所作所为不是造反，而是想另建新国；第二是有决心，坚持革命党必须在唯一之领袖下绝对服从，对自己领导深具信心；第三是能容忍，待人宽厚，有不同意见，会耐心沟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尔敏认为，孙“不但创建民国，开中国民主新纪元，亦是生平提倡济弱扶倾之国际和平主张、帮助亚洲被压迫民族”，在20世纪与美国威尔逊、印度甘地并称的三大伟大政治家。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社长吕芳上认为：“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与1905年同盟会以来的革命理论，实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张，确不曾因采取联俄容共政策而有改变。一个平等和谐的国际关系，一种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着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义社会，是他一生努力奋斗的政治目标。”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

原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林家有教授说，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博学鲜有出孙右者。孙13岁到檀香山求学，后来又到日本、伦敦、香港等地，一生中有将近37年住在国外。他对当时世界上很多前沿的思想和制度都非常了解，康有为、梁启超都没有这个条件。对于部分人以为，孙10次起义都在中国南方边境，因此武昌起义跟孙无关，林家有指出，孙早期革命依靠会党，但效果有限，后来在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已经开始利用新军，1910年在广州同样是新军起义，武昌起义是孙总结经验教训产生的。并指出孙的思想在今日仍有借鉴意义：“孙中山不同意阶级斗争，反对打倒资本家。他认为当时中国并没有几个资本家，工人和资本家应互相帮助，共同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希望能够和平过渡。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过去批判太多，但其实有很多东西现在也可以吸收过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硏究员杨天石认为孙是革命家。为拯救中国，孙坚决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和北洋军阀。在此，孙意志坚决，态度鲜明，不屈不挠，终身如一。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在任何问题上都主张采取激烈革命手段和办法。孙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能适用于高度发展之西方国家，连苏俄都不够格，中国自然更加不行。孙不主张全面剥夺资本家之所有权，而是主张“节制资本”，即发达国家资本，奖励私人资本，允许老百姓自由兴趣部分企业，政府加以奖励并以法律保护。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称，孙真正的政治遗产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孙不管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刘晓波根据孙死前的作为，认为若孙统一中国后，极有可能是一代极权君主。中国政党史上，孙开创党派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之传统；中国新闻史上，孙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思想的宣传员。刘晓波称，改革开放后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变成自由知识界的主流。并在文中引用袁伟时和王怡对孙中山的批判，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称孙“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

支持香港独立的香港民间历史学者徐承恩认为，孙文要求中国人“牺牲个人自由，服从强有力的集权领袖”，以便抵抗外侮，最终抛弃自由主义，转而接受列宁式政党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新帝国主义”。徐承恩认为孙文的这种思想延续了中国传统天下观，实为对帝国梦的现代辩解，因此，孙文的政治理念并非单纯的民主共和，而是带有浓厚集权色彩与帝国野心。徐指孙文披着民主外衣、实则追求集权与帝国复兴的领袖，其“三民主义”最终走向列宁式党国体制，其政治理想既是对西方列强的工具，也是延续中国传统天下帝国梦的新式表达。

作家王怡表示，“文学社”与孙文没有丝毫渊源。另外，孙武因仰慕孙文而改名孙武之说确有流传，但孙武的字号本是尧卿，后改为摇清，而非遥仙，摇清取“摇翻清朝”之意。1912年初，孙武听闻孙发绪讲述孙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卖国后，孙武表示“南京政府如此败坏，我宁可承认袁世凯，不承认南京。”但孙武后人孙吉森追述：“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4月9日去慰问武汉首义的同志。接连四天，都是孙武亲自陪同。”又据其家人回忆，孙武曾经告诉家人：“我对南京政府有意见，不代表我对孙文有意见。”

大陆青年学者羽戈认为，近年来对孙的否定属于矫枉过正。孙之于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劳即在造势，形成“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的社会心理。革命之势，不仅造就了革命，同样在逼迫清政府改革，两者相反而相成。顺潮流而动，尺寸之功，可成伟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图，尽归尘土。孙不仅预见了方兴未艾的民主潮流，还规划了国家建设与民主宪政之路，正不失为一代伟人。

香港自由撰稿人李大立在2011年发文表示，钱文军等人借辛亥百年之际炒作清末新政和君主立宪，客观上起到为中共维稳的作用。指这批人不脱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思维定式，举例钱文军因为国共两党尊孙，所以他就要反潮流否定孙。但实际上，尽管中共不得不尊孙为“革命先行者”，却将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贬低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产党虽然没有公开彻底地否定辛亥革命，但是对它的肯定也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毛泽东曾公然宣称‘辛亥革命失败了’”。中共虽然花费重金纪念辛亥革命，“却绝口不提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中华民国”、不提“孙中山先生民主宪政的遗志”，“而是想借此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先生的拥护者、继承者，从辛亥革命中寻求执政的合法性，妄图继续维持其不得人心的一党专制。”

张磊、张𬞟著《孙中山传》称：孙忠诚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原则，以上书李鸿章失败为踏上民主革命契机。孙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度，又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发展。孙艰苦革命近40年，政治生涯延伸两个世纪，贯串民主革命两个阶段；孙足迹遍布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接触各类人士；孙力图使中国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从“中世纪”步入近代；孙始终站在历史潮流面前，给时代留下鲜明印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孙作为革命领袖，制订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展反清武装斗争，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由准备进入正规；因为孙确认革命与建设相成，为实现近代化建设事业，提出纲领和方案；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孙发展旧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奉献一生，为拯救和发展中国，但壮志未酬，为崇高理想而献身；孙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孙毕生为之奋斗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目标，获得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程度的国家认同。孙兼具革命家与建设者身份和职能，不愧为近代化前驱，由于未能真正、长期主政全国，所以计划无法实现。孙的事业为后继者所承续和发展，孙作为民主革命与近代化前驱的英名青史长存。在民主革命浪潮兴起的年代，中国同盟会是辛亥革命主要组织者，孙参与创建和领导，是当时“革命的中枢”。孙多次在广东、西南地区和边陲起义，过于强调海外“输入”和“接济”，忽略其他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和群众要求。孙荐袁以自代虽有社会原因，实为不当；把临时大统统之职交给地主资产阶级代表，在何种意义上皆不足训。中华革命党过分突出孙的地位和作用，当孙为真理化身，凌驾于党和群众，使不少革命党人拒绝参加。孙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出轻信和幻想，没有任何根据和积极意义。软弱的资产阶级无力推翻帝国主义和传统势力之统治，建立代议政制并无根本改变次殖民地社会秩序；因此辛亥革命肇建共和，“二次革命”、反袁护国和两次护法捍卫共和，均先后失败。孙承担历史重任，虽未能完成捍卫共和的使命，因不能超越历史条件而无力回天，但后人不应苛求前人，要以科学态度从历史条件说明，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 海外华人学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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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认为，孙文最初提出三民主义时，是斟酌当时西方思潮和中国文化传统而获得的一种综合判断，三民主义具有与时俱新的开放特性。亦即是三民主义在本质上具有自我调整的机能，与马列主义的封闭性形成强烈的对比。余英时同时认为，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尽管在形式上接近苏俄模式，但孙文的本意是以此为革命的过渡时期，最后仍要回到民主宪政的常轨之内，所以才有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不过历史的发展却是，北伐成功后，军政很快过渡到训政阶段。惟在训政阶段，正逢中国内忧外患交迫之时期，中国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各地方军阀不受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同时有共产党势力的挑战，尤其是面对日本帝国的侵略威胁，导致国民党在训政时期为集权延续了“一党专政”模式。

美籍华人、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徐中约在其名著《中国近代史》写道：孙不仅仅受民族主义影响，主张排满革命，而且孙注意到，中国因历史上众多为争夺皇位导致的漫长战争，始终沿续着分裂和统一的朝代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人民无辜受难。要打破这一循环，就必须以共和制来代替君主制。而且，孙观察西方各国的社会现象，发现西方列强拥有繁荣、独立与民主，但他们也在为工业化的问题所困扰。劳资纠纷、罢工、高工资要求以及财富在少数资本家和多数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预示着社会革命的来临。尽管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到出现同类难题的程度，但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已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为预防资本主义的罪恶重演，孙主张节制资本，以防止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总之，孙设想了一场由全体中国人推进的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的革命：即推翻满清与帝制的民族革命；建立共和与民权的民主革命；平均地权并节制资本主义罪恶的民生革命。这种宏大的革命方式，在世界历史的革命中也是罕有其匹的。”

旅美学者辛灏年认为：武昌起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共同发动，其负责人与同盟会密不可分。共进会首领本名孙葆仁，为发动革命，将名改为“孙武”。之后，武昌到处流传准备起义的新军由孙文的弟弟孙武领导。这样，学生和新军革命党便振奋起来，纷纷参加起义和革命。孙葆仁改名孙武后，有大约1500名新军战士参加革命党。辛灏年称武昌起义发动者因制造炸弹而暴露后，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烈士被捕。三人赴义前，共同喊出口号：“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国外的作为，使得“四国银行团”终究并没有贷款给满清王朝，是满清政府垮台和袁世凯能够逼退隆裕皇太后和末帝溥仪的重要国际因素。辛灏年并且在《黄花岗杂志》撰文批评：否定孙中山的人士陷入“假设历史学派”。指此种历史研究方法，借名“假设历史”，否定历史轨迹。举例其内容有：“假设孙中山不革命，中国岂但没有了后来的任何动乱和暴乱，满清王朝早就实现了民主宪政，中国早已经民主了。”认为此说正中共产党下怀，“因为，今天倘使大陆人民要革命，那么，革命的对象就只能是共产党。”于是，“告别革命”学说在1989年后流行，实际上为中共所默许。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国民党元老谢持之孙谢幼田评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至今无人超越过的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案，这是孙中山先生独到的伟大贡献。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事业，并不因为历史出现曲折而失去其光辉，相反，在黑暗中更显出其明亮。”谢幼田指出：袁伟时指责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肆意建立非法政府”，却回避段祺瑞废除临时约法，另组安福国会的事实，“袁的错误在于，段祺瑞废除了约法，已无法可依仗；解散了国会，已没有合法斗争的场合；并且段极力武力统一全国。”因此孙中山选择“武装护法，是时代的需要。”

原六四事件学运领袖封从德在2011年发表《孙文与辛亥革命》一文，以史料论证“武昌起义时孙文并非在丹佛打工”，据此为楔子批判民运中流行的错误认知，说明孙中山为辛亥革命领导人乃历史事实。他更指出：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他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一百多年了。在辛亥革命之前15年，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开始。1895年，孙中山、陆皓东等人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起义，就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起点。”他认为：“孙中山的意义远远超出世人想像”，因为“孙中山继承周孔道统，融合西方文明的内核”，“集全世界文明的精华于一身”，孙中山的大同思想对西方普世价值有吸收与超越。封从德预言：“中国未来的多元社会与政治文化，必当建立在融合中华文化道统与西方普世价值之坚固基础之上。”

移居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评论认为，有民运人士将中国现在的共产党极权统治归罪于孙，但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孙仅是想利用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来达到自已的目的。而孙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曲实现共和，有明确的九年时间限定，共产党则从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部分人以为孙晚年定格的三民主义受到俄国影响，郭国汀分析称：孙的三民主义思想诞生于1896年，在伦敦蒙难后留欧的近两年期间，孙到大英图书馆精读了大量西方政治学专著后，经思考与结合中国国情，奠定了三民主义的理论框架。所谓的“以俄为师”，并非指一切主张，而是有特定内含的。最后做出结论：“当前民运反对派中，有一股莫明其妙的、彻底否定孙中山错误倾向，完全反错了对象。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共产党马列原教旨，孙文仅有人性的错误，而中共则完全是意识形态邪恶基因所必然导致的罪孽。中共在中国造孽并非孙文导致，尽管孙文的联俄容共政策有一定作用，但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清党后，业已基本上纠正该政策的错误。”

历史学家黄宇和认为：乙未广州起义前夕，为确定起义总指挥权，兴中会选举“伯理玺天德”（英语：President），孙主动让于杨衢云，证明孙已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孙搞革命也不是为了个人名位与财富。孙推翻满清，不是为了建立孙家王朝，而是为了建立共和国。所以，虽然他童年时崇拜洪秀全反清，长大后却批评洪秀全与杨秀清争做皇帝，认为这是太平天国失败最大的原因。孙建立共和国，也并非为了自己要当总统。所以，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为了国家福祉、避免打内战，把临时大总统让出，将袁世凯推荐给国民议会选举为总统。虽然说当时双方军事实力悬殊，若开战则孙必战败，但古今中外鲜有孙般不恋栈权力之人。孙没有一点个人野心，甚至没有丝毫个人主义的染习，他所思所行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祉而奋斗。黄宇和说：“若孙中山舍身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财富与权势，那是为了什么？是什么无形的力量拉动他勇往直前？是以一己绝对的‘无私奉献’来‘救国救民’的理想。”并认为孙无私奉献的精神来自耶教，因孙在檀香山和香港读书时，受到耶教传教士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陈明𨱇称，孙深感忠诚军队对其革命之极端重要性，故在苏联协助下，创建黄埔军校，由蒋介石操控，成为日后外省人掌控全国政党机会。孙深切仇恨陈炯明，对粤籍军人难以完全放心；故黄埔军校初年虽位于广州东郊，但所招纳军校新生中，以非粤人为多，更造成以后粤籍军人领袖之不足。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但是，唐又在《李宗仁回忆录》中称赞孙：“把握时机，不计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中山先生气魄宏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

旅美中国作家芦笛认为孙文是以革命之名行个人权力之实的“革命冒险家”，其思想与手段最终导向党国专制而非宪政民主，否定其“军政—训政—宪政”的正当性，认为以独裁与暴力铺路绝不可能通往民主，而“革命领袖终将让渡权力”是一厢情愿的“恩赐民主”神话。芦笛认为孙文晚年思想与路径转向列宁主义，在“联俄容共”与鲍罗廷改造下，将国民党塑成列宁式政党，确立党国体制与“人民民主”话语，激化对外“反帝”冲突；由此“统一”与革命动员的能力主要来自苏俄输入，并指控其以苏式手段整肃异己与社会团体，如广州商团血腥镇压、西关纵火、以顾问团与党军清洗陈炯明势力，并以遗嘱式叮嘱“鲍罗廷之主张即我之主张”，显示对苏俄路线的全然依赖。芦笛认为“手段决定结果”，暴力革命必致军人或党魁专政。

前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作家余杰在《颠倒的民国：台湾和中国都不提起的近现代史》形容孙中山活着是窃国大盗，死后为赤色皇帝：“1912年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理由只有一个──他被认为最会借钱。但最后还是没借到。”“进入民国后根本没有皇帝了，更没有建陵的必要──除了中山陵。”

支持台湾独立的日籍台湾作家黄文雄认为，孙文的“国父”形象是因为政治神话化需要，其生前并未被同时代人高度肯定，其神格化主要发生在死后。黄文雄指孙文专横独断、个人崇拜倾向强；以中华革命党入党誓词要求对领袖绝对服从，为“以党治国”“恐怖政治”的先驱。黄文雄也抨击党国教育在台湾强制崇拜“国父”，造成历史记忆的单一化与神话化。

### 外国政要学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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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治时期，同盟会台湾分会由于受到日本殖民者的禁令无法公开，不得不于1914年解散，但蒋渭水、翁俊明等人仍继续追奉孙中山为领袖，1927年成立台湾民众党时，还刻意在党旗上模仿中华民国国旗。当孙于1925年在北京病逝，蒋渭水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唉！孙先生死！》，悼念：“想此刻四万万的国民正在哀悼痛哭罢！西望中原，我们也禁不住泪泉怒涌了！一封电报就能叫我们如此哀恸，这都为了什么？”正是因为孙“眼中只有三民主义，只有正义，四十年间统为正义、为主义而战。”“自由正义的战士虽死，而三民主义是还活着，自由正义永远不死的，他的热血还热腾腾的涌著，而且永远涌著！泰山顶上的钟声停了，但余响还嘹喨著。酣睡着的人们也渐渐地醒起来了！”3月24日，蒋渭水以“台湾有志社”名义在台北举行追悼会，到场者五千人，却遭到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严苛限制，禁唱悼歌、禁止演讲，《台湾民报》其后发表抗议文《台湾人不该哭孙先生的死吗？》，愤言：“呜呼！中山先生逝世矣！民国的元勋、汉民族的领袖、东亚的大明星、世界的大伟人，这是孙先生可独享的荣誉。孙先生四十年的革命生活，建设共和，创造民国，其对主义的忠实，一贯的精神就可为世上政治家龟鉴。而且孙先生不独为一个民国的革命家，他的对东亚的亲善和世界的平和也非常努力了。又且对弱小民族的解放也非常尽力了。所以孙先生可称谓民国革命的元勋，世界的平和神，弱小民族的救主了。所以这回孙先生的讣音传出，中外之人莫不神恸心伤，争悼伟人于千古……那禁得住泪洒满襟呢？唉，一伟人的死，我们台湾人不该放声大哭？怎么也不该吞声滴数点的悲伤泪吗？”1927年初，张深切、张月澄、郭德钦等人在广州成立“台湾革命青年团”，向日本殖民者发出挑战，宣言书称：共产主义是西方怪物，三民主义是东方伟物，“三民主义的伟力，足使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心寒胆颤，由于据此而奋斗的中国民族革命发展而愈加强了世界弱小民族的势力。同时，我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与三民主义也越显出它的伟大。……他虽然已经逝世了，但是他的伟大精神仍继续指导著东方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有王钟麟、谢春木等台湾民众党党员到场献上花圈，以致哀思。台湾1930年代公认的文坛领袖、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说：孙“先生的精神永嵌在四万万人各个儿的脑中，便这天宇崩、地宙拆、海扩流、山爆裂、永纫重归、万有毁绝，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间永远不灭。”

孙中山生前曾与朝鲜的革命人士建立密切联系，孙逝世后，韩国青年同盟会在唁电中说：“中山先生手创中华民国，力主民族平等，为中国革命领袖，为东亚被压迫民族之良师。”侨居北京的韩国人张如在唁电中说：“痛哭、叩头、流血，大声高呼东亚之革命父母中山先生。呜呼！……大中华民国大元帅中山先生千古流芳，万邦共泪。”大韩革命党临时代表李天民、李社隐等的唁电称：“中山先生逝而中山先生主义不逝……复恳诸位先生加宽抑，节哀省悲，努力前途，到达目的，岂非东亚幸甚，世界幸甚耶？”参加治丧的在华韩民悲呼：“我们高丽久受日本压迫，想呼吸都不得，与中国被列强压迫无异，所以彼此同病相怜。正当孙先生率领东方痛苦民族，一齐进攻，使远东民族得到脱离奴隶地位，何图大星忽去。望此后中山信徒，一律依照孙先生政策，努力进行。”韩国临时政府于3月26日集会追悼，并发文声称：“伏维先生在天之冥灵，共赴联合战线，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他日东亚如成和平，则千万岁下对先生之铜像者，未尝见而不拜矣。”

越南早期民族民主革命领导人潘佩珠，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影响，接触孙中山后思想开始转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潘佩珠将越南维新会改组为光复会，提出“取消君主立宪，建立民主共和”。孙中山逝世后，潘佩珠写了一副挽联：“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津致和堂两次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越南另一革命志士潘是汉发表的唁电说：“我侪所戴为平民革命之父师者竟溘焉，弃吾侪去矣……是汉身为亡人，迹在韬晦，弗克上京赴哀，谨呈挽联一副聊表挚忱。乞为代达于平民革命之父师之灵前，感且不朽。”

民国时期的在华法国作家胡飞（Reginald Auxion de Ruffé）在其著作中认为，孙文是“仇外煽动者兼投机者”、“疯子兼骗子”，他一面在广州以武力镇压商团、亲口承认纵火焚城并推行联俄路线，一面在流亡时又反复依赖外国租界与外国医院保护与治疗，但又强烈地要求取消保护其安全的租界和治外法权。胡飞引报章社论指其为“布尔什维克在华代理人”、散布不实指控、挑动民众仇外，批评中国社会对其逝世的“情绪化膜拜”与政界为其辩护的言论，认为孙文与国民党是共和以来中国动乱、屠戮与勒索横行的重要肇因。

孙中山逝世后，时任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的约·斯大林代表俄共（布）中央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唁电，唁电评价孙中山是“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自主，争取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中国工农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认为“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国民党一定会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栓梏的伟大斗争中高举起孙中山的旗帜， ……直到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代理人。”

1925年，在巴黎东方民族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上，亚拉伯代表表示：“孙先生想联合东方民以共同打倒帝国主义，我亚拉伯人民愿步后尘。”印度代表说：“印度为英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为万国殖民地化，大家都处于泥犁狱中，幸得孙先生高登一呼，使东方民族今日都觉悟起来，共同做革命工作。孙先生实为东方民族解放之父。今忽然别去，凡属被压迫人能不同声一哭么！我们后死者当竟孙先生未之志，努力革命，以期得到独立与自由。”到1956年，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在北京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大会上慨叹：“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儿子，但据我们看来，他也是亚洲伟大的儿子。他以毕生精力所从事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斗争，它的范围是更加广大的，包括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斗争的一部分。”

1944年3月12日，为展示中国抗战决心，中华民国驻美总领事联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举办 “孙逸仙日”表演，罗斯福总统贺电宣告：‘孙逸仙医师使我们连想到中国人民长期散发之自由精神。他奋斗不懈之伟大目标：国家主权、代议制政府、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已成为团结全中国各方人民之信念，也启发中国人民坚持抵抗日本暴政。美国开国元勋之民主理念，联合国共同事业背后之原则，与孙医师之主义实多相同之处。孙逸仙精神长存中国人民心灵，我们向孙逸仙与中国人民致上敬意，备感荣幸。’

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印尼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苏加诺，多次谈到他深受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影响。1956年8月15日，苏加诺总统在印尼雅加达为欢迎宋庆龄而举行的国宴上回忆道：“我曾经把三民主义读过多少遍，它鼓舞我去斗争和热爱我的国家和人民。”他还说，自己是阅读了孙中山的著作以后，才第一次知道“亚洲是一家”这个摡念的。因此，他认为“孙中山不但是中国的领袖，也是整个亚洲的领袖。”1956年10月4日，苏加诺总统在访问中国期间，到清华大学讲演，又回忆道：“在青年时代，我阅读过三民主义，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四次，从头到尾地详细阅读三民主义。作为一个青年，我受到孙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鼓舞。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鼓舞了我的灵魂。”后来，他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印尼的国情相结合，在1945年提出了五民主义“潘查希拉”，即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原则。

美国敎育家、胡适的老师杜威曾经评价：“中山先生一生，最能代表中国平民精神，故中国平民迟早必奉中山为理想之完人。中山之患，不在中山之屡起革命，而在政客之忽南忽北。如果中国人民，皆能模仿中山之政治节操，人人认定方向，不常随风转航，中国早当富强云。”

《孙逸仙传记》作者美国人林百克认为：孙从蒙昧陈腐的时代环境中，竟能冲出一线光明来，仗着的是他个人的天才感悟和自信。孙宣传反对忠君，很容易使人明白而记得，就是“天命无常”，这四个字无害于众人，很容易深入人心，工人苦力都懂得这个简单、无恶意而却是劝人的口号。孙做革命事业并不把钱当做最重要紧，他曾说：“金钱并不是常常有用的，北京政府有很多的钱，但是他仍旧得不到真正替他出力的人。人民觉醒之后，金钱在革命事业里面是比较不重要的。”林百克认为：“中山很愿意拯拔坏人，因为他可怜他们。他的心完全是本于善性，所以他不能自持地现出慈悲心来，他知道他们是坏人，但是他们是不幸者，所以中山拯拔他们，倘使中山擒拿了一个尝试害他性命的人，如其这个匪徒说出家里有很多人靠他养活，又表出悔过的心，中山定要释放他而同要害他的人做朋友了。中山宽恕的心似乎像孩子气，他这样一个意志像铁一样坚的人为什么心肠像妇人一般软？他意志的刚强同心肠的柔软似乎是相反的，但是同他接近之后，就知道他的弱点就是他的天性最强的根由，因为他是伟大所以他宽恕，在火奴鲁鲁他宽恕牵他发辫的小儿同他宽恕袁世凯杀革命志士一样，宽恕是他的天性，在他听见最伟大的宽恕者耶稣之前，早已有宽恕的习性了。”

法国汉学家白吉尔认为，孙是一个慷慨大度但想法糊涂的机会主义者，他最热衷追逐征服和权力游戏，在历史过程中表现并不出色，相反经常是无能为力，除了几个短暂时期曾担负领导人职责，但决定权也不在他身上，三民主义学说既非原创又缺严谨；孙真实是在其冒险犯难和字里行间、成功和挫折之间所显现的血肉之躯，是属于当代世界的人物：一个沟通者、某种媒体天才，并未在他所处时代历史烙下自己印记，是所处历史脉络之产物，他所体现是中国正迈向现代化。孙本能掌握他所处时代的渴望，了解时代蕴藏之力量，并将之具体化为实践的纲领；他将反朝廷之敌意化为反对势力之主张，在1920年代他才关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他预见技术官僚对民主政治的危害，强调经济现代化中基础建设（如交通运输、能源）的重要，寄望能够超越或者化解陈年敌意，在外交与国际经济关系上缔造新合作基础。孙是20世纪之子，是现代中国肇建者之一。孙之门徒以排满种族主义取代反帝国主义做为现代民族主义之基础，全然将民主等同共和体制，诸如此类。他们处理大多数问题，都是从同盟会敌视梁启超之观点来分析。孙是模范爱国者、世界主义之现代化推动者；孙之备受推崇，原因是诉诸外国资本之大型经济发展计划之倡导者。

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历史学教授史扶邻在《孙中山：不情愿的革命家》后记中说：孙活动的半个世纪里，是近代中国的至暗时刻，而没有孙的历史，似乎会更加黑暗。孙相信经由革命，中国将迅速恢复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没有人比孙更相信中国的潜能，也无人比孙更努力无私地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孙并非以暴力革命为唯一工具，“他事实上是个不情愿的革命者。在致力于革命目标的同时，孙文倾向于用尽可能少的暴力手段解决争议。为了所有他的鲁莽大胆，孙文缺乏真正革命者标志——冷酷无情（蒋介石同样缺乏此点，但毛泽东确着实具备此特质）。简言之，他宁可协商取代杀虏，选择妥协拖长奋斗。这两个特征使他似乎倾向于不现实的自我牺牲及特别不情愿的革命，但因此也更具真实的人性。”孙对于世界各国的先进模式都取开放态度，他学习日本、英美、俄国的政治体制，但时刻保持自我立场，孙在各种场合声明他并不为俄国行事，虽然孙不太会像蒋介石在1927年那样清洗共产党及亲共份子，但他肯定也不会继续与一个受外国控制并致力于削弱国民党的党合作。作者预言：“孙文的共和革命象征永垂不朽，甚至在将来再次激励中国人民奋斗。如果继续揭露毛泽东的深重罪孽，中国人民会更加需要荣耀孙文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知。”孙是唯一的国共双方都承认的英雄，假如中国能够和平统一，两岸共同纪念孙将是一座有用的心理桥梁。

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教授评价：孙出身一广东农村，但他求知若渴，先后在夏威夷教会学校、香港医科学校就读，旅英期间频访大英博物馆，流亡日本时广交各界人士，履历和视野超出常人。孙对于似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表现出惊人的自信和热忱。又说：“孙中山个性中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许多没有特殊理由须要尊敬孙中山的西方访问者，都不能不为他的虔诚真挚、言词的单纯直率以及对自己信念所持的有节制的热情而深受感染。”不仅仅是西方人，在孙被迫流亡的岁月里，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社团都满腔热情地接待他，孙似乎从来不曾在华侨中丧失掉自己的魅力。在中国国内，不同派系的革命者都敬仰孙，视孙为他们中间的首领。可是纵观其一生，“我们称孙中山为‘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这是因为，在他实现爱国目标的努力过程中，他的事业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受挫沮丧为标志的。”早年孙的反清起义都失败了，民国肇建却落入袁世凯手中，其余生都在反对帝制和军阀的挫折中，并怀愁而终。然而，孙面对频繁的挫折一往无前，他定是被一种持久的信心所支撑着的。“他为他的中国之梦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就是他的同胞们尊崇他的原因。”

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中说：“孙逸仙起初非常信仰民主政治，但是他的晚年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变得日趋独裁。”

2014年8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南京参观中山陵，说道：“我十分荣幸地拜谒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导人孙逸仙先生的陵墓。这一美丽的安息之地象征着他的巨大影响仍在激励着海内外的中国人。”

## 参见

- 孙中山之死、孙中山纪念
- 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
- 2014年台南市孙中山铜像破坏事件
- 对蒋中正的评价、蒋介石
- 对蒋经国的评价、蒋经国
- 对袁世凯的评价、袁世凯
- 对毛泽东的评价、毛泽东
- 对周恩来的评价、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