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举里选制度

乡举里选，又称乡里选举，是中国古代关于基层乡里参与人才选拔的一种制度、观念或政治理想。其基本含义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由公民投票产生公职人员的“选举”，而是指在乡里舆论、基层组织和地方官吏考察的基础上发现、荐举有德行、才识或政绩者，使其进入官僚系统。秦汉及以后文献常以“乡举里选”概括汉代察举制度中与乡里考察、乡论评价有关的部分。魏晋以后，乡举里选又常被用来同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制度相比较，并成为士大夫反思取士制度时不断追溯的“三代”理想。学者卜宪群认为，秦汉“乡举里选”应从多个层面理解：它与先秦“乡兴贤能”的思想或制度有渊源关系，但又有重大不同；它意味着乡里人物在乡里舆论影响下有进入官僚系统的政治机会，但并不存在乡里民众的民主选举；即使察举制下的最低举主为县一级，乡里行政组织仍在选举环节中承担管理和组织职能，这构成了乡里政治职能的重要内容。

## 概念与词义

“乡举里选”中的“选举”属于中国古代政治语汇。“选举”的本义是选贤任能，在不同时代具体指称对象有所不同。晚清以来，随着西方“election”概念输入，“选举”才逐渐脱离中文传统含义，转变成与英文“elect”相对应的概念。因此在讨论古代“乡举里选”时，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政治制度中的选举。“选举”一词至迟在《淮南子》成书时代已经出现，其主要意思是选拔贤能，并含有与世袭制、世官制相对的意味。在科举考试制度创行以前，“选举”主要指乡举里选，或具有乡举里选特征的选士行为和制度。

“乡举里选”一词在传世文献中较早见于汉代。《后汉书·章帝纪》载汉章帝诏称“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批评当时刺史、守相不能辨别真伪，所举茂才、孝廉“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卜宪群认为，章帝此诏虽是针对选举不实而发，但其以“乡举里选”概括当时选举制度，值得注意。此后，《晋书·卫瓘传》等文献也以“乡举里选”概括秦汉选举制度，并把它视为与九品中正制相对的“古法”。

## 先秦渊源

关于乡举里选的渊源，古人通常追溯到三代。《周礼》、《礼记》、《管子》等典籍记载，先秦乡里有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职能，称为“献贤能”或“乡兴贤能”，不选贤能则称为“蔽贤”。不过卜宪群指出，先秦乡举里选的实施范围、对象以及实际运行程度，学界看法并不一致；即便这种选举曾经实行，多数学者也认为它大体限于府、史、胥、徒等下级吏员，大夫以上未必依此法选任。换言之，先秦是否存在完整制度仍可讨论，但乡里基层组织应承担人才选拔职责的思想至少已经存在。

宋代士大夫后来所追慕的“三代乡举里选”，也多带有理想化色彩。他维宏认为，宋儒所理解的“三代乡举里选”，是以《礼记》、《周礼》等儒家经典为依据，想象出一种以学校教养和乡里品评为核心的养士、取士之制：国家设家塾、党庠、遂序、国学等学校层级，并以秀士、选士、俊士、造士、进士、官等层次选拔人才。民众中的优秀者在学校中学习礼乐、仁义、孝悌、忠信等，德行高尚、技艺高超且获得乡里舆论支持者，经乡大夫等逐级推荐，最终由天子校试任官。此种制度虽有汉儒想象和臆造成分，未必曾完整施行，却成为后世儒者向往和主张恢复的理想良制。

##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乡举里选”概念被后人集中讨论的关键阶段。秦统一后废分封、行郡县，县以下普遍建立乡里组织；汉代在继承基层行政组织的同时，逐渐形成以察举、征辟、任子、军功、吏道迁转等多种途径并存的官吏选拔体系。就察举而言，钱穆概括汉代选举有不定期的贤良方正、特殊人才的征求以及后来逐渐制度化的孝廉察举等形式。汉武帝以后，地方长官每年察举孝子、廉吏逐渐成为定期制度。此后孝廉名额又按郡国户口定额分配，孝廉逐渐成为入仕资格，中央并在察举后加以考试。

学者对秦汉“乡举里选”的解释，通常强调它并不是乡民直接投票选官。卜宪群认为，汉代特别是东汉虽然强调乡里对被举者品德与能力的考察，但不能由此认为乡里拥有选举权；汉代察举的最低一级举主在县级，目前尚未见中央政府要求乡一级直接承担察举举主的文书。不过，在整个察举环节中，乡里行政组织要承担责任，不仅要对被举者作一般道德评价，也要根据察举要求提供被举者的基本资料。与此同时，察举之外，由属吏入仕、通过积功劳升迁也是秦汉重要仕进途径，在这一路径中，乡里组织可能承担直接推举职能。

东汉诏令显示，乡举里选不仅重视德行，也要求功劳和能力。《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诏称“乡举里选，必累功劳”，卜宪群解释此处“功劳”与“阀阅”相对，意在说明选举不应凭门第，而应“务取实才”。《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五年诏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强调品行与能力的考察须由乡曲进行；《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二年诏又称被选者应“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同样从德与能两方面规定被举者条件。

钱穆从制度史角度指出，汉代察举“其权在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贤良的长官固然要采访民间舆情、选拔真才，但若长官营私舞弊，也可不顾地方民意推选私人。此外被举者送至中央后如何分发，也由中央决定。但他同时认为，汉代选举和后来的考试采取分区定额，经济文化较落后与较发达地区均可按人口比例参与考选，使中央政府长期保持全国各地域人民的参加，并使全国各地都有进入政府的希望。康金红也据此认为，汉代“乡举里选”在形式公正与内容公正上有所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社会结构惯性，为较低阶层子弟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但荐举缺乏客观衡量标准，又过分强调德行，不能完全保证人才选拔质量。

## 乡里清议、风谣与教化

汉代乡举里选与乡里舆论密切相关。汉代统治者实行察举制，特别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也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其品评内容重在孝悌、德行和才识。他认为，随着察举制选官政策逐渐完备，乡里清议被纳入国家政治系统；察举虽由公卿大夫或二千石等官员主持，但最基础、最重要的步骤，是地方官吏在自己辖域内先经“乡举里选”发现、选取、考察人物，再向上推荐。“里选”并非平民百姓亲自参加选举实践，而是官吏以大众口碑为媒介评判士人是否当举。

清议的道德评价功能，也影响士人行为。汉代士人因孝悌而受乡邑称誉者甚多，孝廉一科也使乡里清议对孝道评价格外受到重视；同时，乡里清议还看重士人的德行和才识。他进一步指出，清议品评与士人人生荣辱、仕进命运密切相关，“乡举里选”的实行使士人重视自身形象，希望在民众清议中获得好口碑，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汉代士风发展。

仝晰纲关于汉代乡里风谣的研究也说明，乡里舆论可通过歌谣形式褒贬人物、评判事件乃至指斥时政。两汉时期乡里盛行风谣，民众常以歌谣表达对官吏、乡里人物或政治事件的评价；上至丞相，下至乡亭官吏，都可能处在乡里风谣褒贬之中。东汉后期，察举不实、请托盛行时，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等即讥讽选举名实不符。仝晰纲认为，朝廷常派使者微服采风，并以“举谣言”作为考核官吏的依据；乡里风谣不仅是考课官吏的根据，也可成为乡举里选的标准之一。

汉代乡举里选还依托乡里教化。仝晰纲指出，汉代思想家多把乡里道德教育视为治国大务，乡里道德教育主要有乡官表率、乡里教育和彰表楷模三种途径，并对造就淳厚民风、加强乡里统治起到重要作用。汉代乡官里吏，特别是三老、孝悌、力田、里正、伍长、父老等，承担推行教化、为民表率的职责；乡里学校则通过《孝经》《论语》、礼仪和乡饮酒礼等方式助成风化；国家又通过表彰孝子贤孙、义妇、学士等楷模，以兴善行。仝晰纲认为，当时乡举里选的主要依据是乡里之誉，只有在乡里享有隆誉，才可能被乡举里选推举出来；这又激励乡里民众严于律己、修身求誉，从而达到推行教化的目的。

## 魏晋以后与九品中正制

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后，乡举里选常作为“古法”被用来批评现实选官制度。《晋书·卫瓘传》载，卫瓘认为魏立九品只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道，主张“宜复古乡举里选”。在卫瓘的表述中，乡举里选所依据的是“乡邑清议”，即公众舆论对本地人才的鉴定和认可；这说明晋人理解中的乡举里选，与乡论、清议密不可分。刘斌也指出，科举考试制度创行以前，“选举”主要指乡举里选或具有乡举里选特征的取士制度；隋唐创行科举后，考试成绩成为入仕正途，乡里社会不再是必要环节，但“选举”一词仍继续被用来指称取士制度。

## 宋代的理想化与制度改革讨论

宋代实行科举取士，同时又兴学校养士。随着科举弊病日益凸显，士大夫在回向三代的思潮中，重新讨论乡举里选与学校、科举之间的关系。他维宏指出，北宋士大夫普遍批评科举使士人远离乡里，德行难以考察，又因明经、进士两科分别重贴书墨义、词赋诗文，使士人专尚辞藻章句，与修身、经世致用之学相背离。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人都批评当时取士难得才识之士。

在这种背景下，北宋士大夫提出恢复三代以学校为基础的乡举里选，以解决科举取士之弊。他维宏认为，宋人理想中的乡举里选重在“养士于学、取士本于学”，即把学校教育与人才选拔合为一体；但宋代现实社会与三代不同，无法完全恢复经典中的制度，因此士大夫提出了多种改革方案。北宋讨论的重点多在如何借学校培养和选取具有治国经世才干的人才；南宋，特别是理学家，则更强调德行。除王安石、蔡京三舍法曾短暂实行外，多数方案未能成功。赵宋一代，学校教育与科举取士总体上仍然分立，科举深刻影响学校教育，但学校教育并未真正成为科举考试的一环；他维宏认为，这种情况到明代才得以实现。

## 明清思想中的延续

隋唐以后，乡举里选作为制度虽然不再是主要入仕途径，但作为观念仍被历代士人反复讨论。刘斌指出，科举考试创行后，乡举里选制度已成陈迹，但乡举里选的观念历久弥新，成为历代士人持续探讨的命题；隋唐以后文献中所说“选举”，既可能指科举取士或举士任官，也可能专指乡举里选，需结合语境判断。明清之际的颜元亦在批判科举和理学时提出自己的人才观。刘润为、邓子平认为，颜元把“举人才”列为“九字安天下”施政纲领之首，强调人才是治国平天下之本；他反对把人才理解为“文学儒雅之士”，批评秦汉以后教育空疏、学用脱节，主张真正人才应具备真才实学，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在人才培养方面，颜元强调学校教育、实学和“习行”“实践”，反对程朱理学式的“读书静坐”；在人才选拔方面，他批评专凭时文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败坏学风、坑害学子。

## 评价与影响

乡举里选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基层舆论、道德教化和国家官僚选拔之间的联系。就积极方面而言，乡举里选把孝悌、廉洁、德行、才识、功劳等因素纳入人才考察，使乡里声誉成为入仕的重要资源；在汉代，它也促使士人重视乡里评价，并使乡里清议、风谣、教化与国家选官制度发生联系。孙立涛认为，乡里清议对士人人生荣辱有重要影响，客观上有利于士风发展；仝晰纲则认为，乡里教化和乡里风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劝导乡民、考察官吏和加强廉政。

但乡举里选也有明显局限。首先，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民众并不直接掌握选官权；其次，它依赖地方官吏采择舆论和主持荐举，因而容易受请托、门第、权势和私人关系影响。钱穆指出，汉代察举权在地方长官而不在地方民众，长官若不贤良，可以不顾地方民意推选私人；汉代后期孝廉名额制度化后，孝廉逐渐只成为入仕资格，并因请托舞弊而需要中央再加考试，已失去原来察举孝廉之用意。康金红也认为，荐举制度缺少衡量士人表现的客观标准，难以保证选才质量；过分强调德行，也使所选人才未必符合统治者对实用人才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