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基吉梅毒试验

塔斯基吉黑人男性未经治疗梅毒研究（Tuskegee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Negro Male），常简称为塔斯基吉梅毒试验或塔斯基吉梅毒研究，是美国公共卫生局与塔斯基吉大学（当时为塔斯基吉学院）于1932年至1972年间，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合作进行的一项长期临床观察研究。该研究被认为是“美国医学史上历时最长的非治疗性人体实验”。研究的对象为600名贫困的非裔美国佃农，其中399名在研究开始前已感染梅毒，另201名未感染者作为对照组。

研究的真实目的是观察梅毒在人体内未经治疗的自然发展过程。然而，研究人员在未取得受试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以提供免费医疗、餐食及丧葬保险为诱因，并谎称是为他们治疗“坏血”（bad blood，当地对多种不适症状的俗称）来招募他们。在长达40年的研究期间，研究人员不仅从未向受试者提供任何真正有效的治疗，甚至在1947年盘尼西林（青霉素）成为梅毒标准疗法后，仍蓄意向受试者隐瞒并阻止他们获得治疗，该研究在盘尼西林普及后仍持续了25年。

这项研究因其严重违背医学伦理而臭名昭著。直到1972年7月，经由吹哨人彼得·巴克斯顿向美联社揭露，这起丑闻才被公之于众，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公众愤怒，最终迫使研究中止。此事件对非裔美国人社群造成了深远的创伤，严重破坏了他们对公共卫生系统的信任。作为回应，美国政府进行了深刻的法律与伦理改革，包括颁布《国家研究法》及发表《贝尔蒙报告书》，为现代人体临床试验伦理奠定了基础。1997年，在多方努力下，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代表政府，正式为此研究向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

##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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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与背景

20世纪初，美国医学界普遍存在基于科学种族主义的观点，认为不同种族在生理和病理上存在巨大差异。当时许多医生认为，非裔美国人因其种族特性而性欲旺盛、道德感低下，因此更容易罹患梅毒等性病，且不会认真寻求或坚持治疗。在这种背景下，探讨梅毒在非裔族群中的自然病程被部分研究者视为具有科学价值。同时，1928年挪威的一项关于未治疗梅毒的回溯性研究（奥斯陆研究），为进行一项前瞻性研究提供了参照。在塔斯基吉研究开始时，梅毒的标准疗法是注射含砷化合物并辅以汞或铋的药膏，这些疗法不仅痛苦，且毒性大、效果有限。

塔斯基吉研究的直接前身是1929年由慈善机构罗森沃德基金资助的一项计划。该计划旨在调查美国南部六个县非裔人口的梅毒流行率，并提供大规模治疗。阿拉巴马州的梅肯县因其高达35%的流行率而被选中。然而，随着1929年华尔街股灾及随后的经济大萧条，罗森沃德基金撤回了治疗资金，原定的治疗计划被迫中止。

在此情况下，美国公共卫生局的官员，如部门主管托利弗·克拉克（Taliaferro Clark）医生，决定利用梅肯县“现成的实验室”环境，将计划转型为一个不提供治疗的纯观察性研究，最初计划为期仅6至12个月。他们希望借此研究梅毒未经治疗对非裔男性的长期影响，并与奥斯陆研究中白人男性的数据进行比较。时任美国医务总监休·卡明认为，当地极高的患病率和几乎为零的治疗史，提供了一个“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无法复制的独特机会”。研究的选址也考虑到当地贫穷、教育水平低的特点，研究者认为这能确保受试者群体的稳定性和可控性。此外，历史悠久的非裔大学塔斯基吉学院拥有必要的实验室设施，其参与也为研究提供了便利和当地社群的信任，尽管研究的主要指导和资金来源是联邦政府。

### 研究执行与欺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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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研究正式启动，共招募了600名黑人男性，其中399人患有梅毒，201人作为对照组。研究人员从未向受试者透露他们的研究目的或他们的真实诊断。相反，他们以治疗当地人俗称的“坏血”（bad blood，泛指贫血、疲劳、梅毒等多种不适）为名义，吸引这些从未得到过正规医疗的贫困佃农参与。作为回报，受试者获得了免费的医疗检查、往返诊所的交通、检查当日的热餐以及丧葬保险。受试者对医疗的渴望与合作意愿，实际上反驳了研究者最初关于黑人不在乎治疗的种族主义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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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受试者的参与和信任，研究团队采取了多种手段，并与梅肯县医学会、塔斯基吉学院、阿拉巴马州卫生局等多个机构合作。其中，非裔护士尤妮斯·里维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作为研究的主要联络人，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负责追踪受试者、安排体检，并分发阿斯匹灵、维生素等安慰剂，让受试者误以为正在接受治疗。里维斯护士与当地社群的紧密联系，成为维持这项长期研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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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最具欺骗性的环节之一是腰椎穿刺。为了研究梅毒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研究人员需要采集受试者的脑脊液。他们向受试者寄送一封误导性信件，宣称这是一次“最后获得免费特殊治疗的机会”，将这个痛苦且在未施用麻醉下进行的纯诊断性程序伪装成一种治疗。此外，为了在受试者死后能进行尸检以获取病理数据，研究人员透过米尔班克纪念基金提供每人50美元的丧葬保险作为交换条件，诱使家属同意尸检。

### 蓄意阻碍治疗

该研究最严重的伦理问题，发生在有效疗法问世之后。到1947年，盘尼西林（青霉素）已被公认为治疗梅毒的标准特效药，并在全美范围内普及。然而，为了不“污染”研究数据，塔斯基吉研究的负责人采取了极端措施，蓄意阻止受试者获得任何有效治疗。

研究人员向梅肯县的医生分发了包含受试者的名单，要求他们不要为名单上的人治疗梅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250名受试者被征兵，他们在体检中被诊断出患有梅毒并按规定应接受治疗。然而，美国公共卫生局的研究人员与当地征兵委员会协商，成功将这些人从治疗名单中移除，使他们错失了治愈的机会。这种系统性的阻碍治疗行为，将这项观察性研究彻底变成了对生命的漠视。

### 揭露与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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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进行的四十年间，其相关发现曾多次发表于主流医学期刊，因此在学术圈内并非秘密。然而，直到1960年代，才开始出现零星的伦理质疑。1966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在旧金山的一名性病调查员彼得·巴克斯顿在了解研究详情后，向上级发信表达了对研究伦理的严重关切，但他的抗议被驳回，理由是研究尚未完成。1968年，巴克斯顿再次致信，依然无果。当时负责该研究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甚至在1969年召开会议，结论是研究应继续进行，直至所有受试者死亡并完成尸检。

在体制内申诉无门后，巴克斯顿决定向媒体揭露真相。1972年7月，他联系了美联社的记者珍·海勒。7月25日，《华盛顿明星报》率先刊登了这篇报导，次日《纽约时报》在头版进行了跟进，迅速引爆了全国性的舆论哗然。公众的愤怒和媒体的压力，促使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同年11月，在一个特设顾问小组认定研究“在伦理上毫无正当性”后，美国卫生、教育及福利部正式下令终止了这项长达40年的研究。

研究结束时，最初的399名梅毒患者中，仅有74人尚在人世。据估计，有28至100名参与者直接死于梅毒或其相关并发症。此外，由于研究协议松散，受感染的男性可能已将梅毒传染给他们的性伴侣，并导致一些子女在出生时便患有先天性梅毒。后来的统计确认，至少有40名配偶被感染，19名子女为先天性梅毒患者。

## 后续影响

### 法律与伦理改革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曝光，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医学伦理发展史的一个分水岭，直接催生了旨在保护人类受试者的重要法规与原则。著名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曾评价道：“塔斯基吉催生了现代生物伦理学”。

为应对此事件，美国国会于1974年通过了《国家研究法》。该法案要求成立“保护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人类受试者全国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79年发表了著名的《贝尔蒙报告书》。这份报告确立了人体研究的三项基本伦理原则：尊重个人、行善和公正，至今仍是全球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的指导性文件。与此同时，法律强制要求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研究机构设立机构审查委员会，负责在研究开始前审查和监督所有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方案，以确保其科学性与伦理合规性，从制度上防范类似的悲剧重演。

### 社会冲击与医疗不信任

此事件对非裔美国人社群造成了难以磨灭的集体创伤，并在数代人间引发了对医疗系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历史创伤”，其影响深远。1996年成立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遗产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该研究已成为“对研究中剥削的恐惧和对适足医疗被剥夺的恐惧的有力象征”，并认为这是导致非裔美国人在临床试验参与率、器官捐赠率偏低，以及不愿寻求常规预防性护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不信任也为各种关于政府医疗的阴谋论提供了土壤。例如，在1980年代艾滋病危机爆发时，许多非裔美国人相信艾滋病毒是政府为实施种族灭绝而制造的生化武器，并时常援引塔斯基吉研究作为历史佐证。史丹佛大学的一项研究估计，在1972年事件曝光后，非裔男性与医师的互动减少，导致45岁非裔男性的预期寿命因此减少了多达1.5年。

### 法律诉讼与政府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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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由非裔民权运动律师佛瑞德·格雷代表受害者提起的集体诉讼，最终在1974年达成庭外和解。美国政府同意支付1000万美元赔偿金，并成立“塔斯基吉健康福利计划”（Tuskegee Health Benefit Program），为所有幸存者、妻子、遗孀和后代提供终身的免费医疗和健康福利。

然而，美国政府从未就此事件进行过正式的公开道歉。Legacy Committee为此，1996年1月，由历史学家、伦理学家、医学专家及社区代表组成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遗产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设定了两大目标：一、说服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代表政府正式道歉；二、制定策略以弥补研究造成的损害，并转化其负面遗产。委员会在报告中强调，道歉是必要的，因为政府从未承认其道德错误，且研究的污名不公正地伤害了塔斯基吉大学的声誉，并持续助长非裔社群对医疗体系的不信任。

在委员会及社会各界的推动下，1997年5月16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举行了正式的道歉仪式，五名幸存的受试者出席了活动。克林顿在演说中表示：“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我为此感到抱歉……对于我们的非裔美国公民，我很抱歉联邦政府策划了一项如此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研究。”同时，他宣布拨款成立塔斯基吉大学国家生物伦理学研究与医疗中心，以响应遗产委员会的建议，将此悲剧转化为促进伦理研究的正面力量。

## 伦理学分析

对塔斯基吉研究的伦理分析存在多种视角。主流观点明确谴责其为不道德的，因其充满了欺骗、剥削，并在已知有效疗法后仍蓄意不予治疗，完全无视受试者的基本人权。

然而，也有学者提出应考虑“历史相对主义”（historical relativism）的观点，避免以今日的标准来评判过去的行为（即“时代错误主义”）。他们指出，在1930年代，医学界对知情同意的概念尚不成熟，且当时对潜伏期梅毒的标准疗法（主要是砷剂和汞剂）毒性大且效果有限，医学界对其利弊存在争议。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在发起之初的伦理瑕疵，若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或许不像用今日标准回看那样绝对。

学者约翰·C·弗莱彻（John C. Fletcher）提出了一种“渐进式道德判断”方法，他认为研究在早期阶段的伦理问题较小，但随着医学伦理规范的发展（如1946年美国医学会采纳人体实验原则、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的发表）以及盘尼西林的普及，该研究的持续进行变得越来越不可辩护，其罪责也随之加重。但无论如何，研究者从未告知受试者真相，并将诊断程序伪装成治疗，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的伦理标准下都难以被接受。

## 流行文化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悲剧与其深远的社会影响，使其成为众多文学、影视及音乐作品的题材，用以探讨种族、伦理与历史创伤。在影视与戏剧领域，1997年由HBO推出的电视电影《黑色泪痕》影响深远。该片改编自大卫·费尔德舒曾获普立兹戏剧奖提名的同名舞台剧，由艾佛烈·伍达与劳伦斯·费许朋主演，因其对护士尤妮斯·里维斯内心挣扎的深刻描绘而广受好评，并赢得多项艾美奖。此外，多部纪录片也对此事件进行了探讨，当中包括1992年的《坏血》（Bad Blood）和1993年美国公共电视台NOVA (电视节目)系列制作的《致命的欺骗》（The Deadly Deception）。

在文学方面，历史学家詹姆斯·H·琼斯（James H. Jones）于1981年出版的权威著作《坏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被誉为生物伦理学领域的奠基之作。音乐界也对此事件有所回应，嘻哈音乐先驱Gil Scott-Heron在其1975年的歌曲〈Tuskegee #626〉中直接控诉了这项实验；而当代饶舌歌手J.I.D则在2020年的歌曲〈Skegee〉中，将这段历史与当代非裔社群对体制的不信任联系起来，探讨其持久的影响。

## 相关事件

在研究塔斯基吉档案的过程中，历史学家苏珊·里维比于2010年发现了另一项由美国政府主导的非人道实验。在1946年至1948年间，同样由美国公共卫生局的研究人员（包括参与塔斯基吉研究的约翰·卡特勒医生）在危地马拉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他们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故意让当地的囚犯、士兵和精神病患者感染梅毒、淋病等性病，以测试盘尼西林的预防效果。此事曝光后，美国政府正式向危地马拉道歉。

## 基本资料

- 日语原文：塔斯基吉黑人男性未经治疗梅毒研究、(Tuskegee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Negro Male)
- 研究类型：观察性研究
- 日期：1932年–1972年
- 地点：阿拉巴马州梅肯县塔斯基吉
- 主调查者：美国公共卫生局
- 经费：美国公共卫生局、罗森沃德基金（前期研究）、米尔班克纪念基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