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院寺

阁院寺，又称阁子院、西大寺，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城内的一座佛教寺庙。整座寺院坐北朝南，现存天王殿、文殊殿、藏经楼、东西配殿及禅房等建筑，其中以辽代木构建筑文殊殿最具价值。1996年11月20日，阁院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阁院寺历史十分悠久，地方志记载阁院寺始建于东汉，唐代曾经重修，但现有实物资料只能证明寺院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唐代。寺内保存有唐咸通八年经幢、辽代经幢、铁钟，以及明清时期碑刻和彩画等文物。阁院寺是研究辽代木构建筑、寺院布局、建筑彩画和木装修的重要实例。

## 历史

阁院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据《广昌县志》和《涞源县志》记载，阁院寺“汉时创建，唐时重修”。寺内现存一座刻于唐咸通八年（867年）的陀罗尼经幢，说明阁院寺或其前身至迟在唐代后期已经存在。

辽代被认为是阁院寺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据地方文献记载，阁院寺可能由辽初将军李崇菀主持兴建。李崇菀之父李彦超长期镇守边疆，相传李彦超临终前嘱咐其子用家产修建寺院，为战死将士祈福。李崇菀归附辽朝后，曾任五定军节度巡官，寺院因此采用了较高等级的官式建筑形式。寺内还存有辽应历十六年（966年）经幢、辽乾统十年（1110年）残幢和辽天庆四年（1114年）铁钟，反映出寺院在辽代长期进行佛教活动。阁院寺主体建筑文殊殿长期被认为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66年）。

文殊殿建成后，曾在元代初期、元泰定年间、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及清乾隆后期进行修缮。寺内现存明嘉靖元年（1522年）《广昌县阁院寺重修安禅碑记》，以及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重修碑，记录了明清时期的修缮活动。原有钟楼和鼓楼后来被毁，现仅存有关明正德九年（1514年）修建钟楼的碑刻记载。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阁院寺再次重修。

1937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和莫宗江在考察五台山佛光寺后，原计划继续前往涞源，但因抗战爆发，被迫于7月15日由山西代县绕道返回北平，因而与阁院寺失之交臂。涞源沦陷后，阁院寺被日军占领，院内还保存有三通侵华日军所立碑刻。其中两通与1940年百团大战中的涞灵战役有关，另一通记载侵华日军拆除原有文庙并在阁院寺东侧重建文庙的经过。这些碑刻是日军侵华活动的实物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物部门多次对寺院进行调查、测绘和保护。1959年，天津大学教授卢绳与河北文物工作者调查阁院寺，确认文殊殿是一座辽代建筑。1960年，冯秉其、申天在《文物》上发表《新发现的辽代建筑——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使该建筑开始受到中国建筑史学界关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殊殿内原有的泥塑、肉身佛像及部分佛经、典籍遭到毁坏。后经有关部门制止，文殊殿主体得以保存。殿后一株古松也在这一时期被砍伐，用作建筑材料。之后，寺院一度被县委党校、法院等单位占用，文殊殿曾作为教室，天王殿用作会议室和展厅，藏经阁则被改作库房。1997年，党校和法院先后迁出，阁院寺的整体维修规划随后获得国家文物部门批准。2026年五月，阁院寺开始恢复常态化开放。

## 建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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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王殿

天王殿位于寺院南部，兼具山门和前殿性质。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采用单檐歇山顶。现存主体一般被认为建于明代，后世曾有修缮。天王殿之后为便是文殊殿院落。殿前设有月台，院内原有钟楼、鼓楼，后被毁。经幢和碑刻分布于殿前两侧。

### 文殊殿

文殊殿为辽代构造，修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66年），是八大辽构中最早的修建的。文殊殿坐北朝南，建于砖砌台基之上，殿前设有宽阔月台。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平面近正方形，边长约15米，通高约12.5米。屋顶为单檐布瓦歇山顶，出檐深远，屋面坡度舒缓，正脊两端设鸱吻。由于平面尺度较大而开间数量较少，各间面阔宽阔，柱、梁、斗栱等构件用材粗大，形成雄浑厚重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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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与柱网

文殊殿外檐柱沿建筑四周排列，构成三开间的方形柱网。殿内没有按照常规做法整齐设置一周内柱，而是采用减柱和移柱的方法，对内部柱网进行调整。前部部分内柱被省去或后移，使空间更加开阔，减少了柱子对视线和宗教活动的妨碍。其基本梁架形式为“前四椽栿、后乳栿用三柱”，即一缝梁架主要由前檐柱、后移的内柱和后檐柱承托。前部四椽栿跨越较大空间，后部以较短的乳栿连接内柱与后檐柱。这种构造既保持了大型木构架的稳定性，也扩大了殿内前部空间，是辽代建筑中减柱造与移柱造相结合的实例。

文殊殿的减柱并不是简单取消柱子，而是通过加大梁栿截面、调整内柱位置以及加强梁架与斗栱之间的联系，将原本由柱子承担的荷载转移到梁栿和铺作层上。因此，殿内虽然柱子较少，整体构架仍保持较强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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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架

文殊殿属于六架椽屋，梁架由三层主要构件叠置组成。

第一层为四椽栿对乳栿。四椽栿位于前部，跨度较大，一端与前檐柱头铺作相接，另一端落于内柱或相应承托构件上。乳栿位于后部，连接内柱与后檐柱。四椽栿和乳栿共同构成梁架的下层主体，也是承担屋顶主要荷载的部分。第二层为三椽栿对札牵。三椽栿位于四椽栿上方，札牵则位于后部，与三椽栿相对。第二层梁栿通过驼峰、斗栱或其他垫托构件与第一层相接，并承托下平槫及相应屋架构件。三椽栿、札牵与下层梁栿层层叠置，使荷载逐级向下传递。第三层为平梁。平梁通过驼峰和小型斗栱承托于第二层梁栿之上。平梁上设置蜀柱、叉手等构件，以承托脊槫和屋脊。叉手斜向支撑脊部，蜀柱则承担垂直荷载，二者共同稳定屋顶上部构架。

山面梁架的处理与正身梁架相互配合。与四椽栿、三椽栿相接的乳栿、札牵等构件，部分采用上下叠置或双层配置，加强纵横两个方向的联系。梁、枋、栿、槫之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通过斗栱、驼峰、替木和榫卯结合为一个整体。整座梁架层次紧密，构件之间衔接清楚。其结构重点并不在于增加大量柱子，而是利用大截面梁栿和复杂的铺作系统，将屋顶重量分散到有限的承重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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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栱

文殊殿斗栱用材硕大，是建筑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外檐柱头铺作为双抄五铺作，向外出两跳。每根主要檐柱柱头上设柱头铺作，各开间之间设补间铺作，转角处设转角铺作。柱头铺作安装在柱头及普拍枋之上。栌斗承接上部栱、昂和枋材，华栱逐跳向外伸出，以扩大屋檐的支承范围。斗栱里跳则与梁栿相交或承托内部梁架，使外檐铺作不仅承托屋檐，也参与殿内梁架的受力。

补间铺作位于相邻柱头铺作之间，通常通过驼峰、短柱等构件承托。其外跳与柱头铺作相互呼应，里跳则向内承接平槫和梁枋。补间铺作既分担檐部荷载，也加强柱头铺作之间的横向联系。转角铺作构造更为复杂，需要同时承托正面、山面以及翼角三个方向的屋面荷载。文殊殿转角铺作中设有斜向的抹角栱，使转角部分的承托力量向角部集中，并加强翼角稳定性。这种斜栱做法与蓟县独乐寺等辽代建筑存在相近之处，是辽代转角铺作的重要特征。

#### 窗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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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殿正面三间均安装门窗装修。现存门窗不是同一时期一次完成，而是包含辽、元、明、清和民国不同时期的构件。

门扇采用早期木构建筑中常见的三抹式做法，即门扇由横向抹头分隔为若干部分，上部或中部安装格眼，下部设障水板。门窗通过立颊、腰串、抹头及格眼等构件拼合，构件之间同样以榫卯连接。现存菱花格子窗中，部分构件被认为属于辽代晚期，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木窗装修实例。格眼由细小木条交错组成，形成菱形、球纹及其他几何图案，个别构件还刻有梵文、佛塔、风铃、法器形图案。

由于门窗是建筑中最容易受风雨和人为活动损坏的部分，历代维修时不断替换局部构件，因而文殊殿正面形成多种时代样式并存的现象。其价值不仅在于单件窗棂年代较早，也在于较完整地保存了传统木装修演变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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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画

文殊殿现还保存着辽代壁画。壁画原在明代是被用黄泥覆盖，以在其前方摆放佛像。文革期间，殿内佛像被摧毁时意外发现。目前仅北墙东侧有一处裸露面积较大，暴露出的壁画线条流畅生动，采用了“沥粉贴金”手法，展现唐代遗风。莫宗江在《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中称：“以这样大尺度的两幅壁画配合原来当中主像雕塑群组，作为这座殿内的主体，和四壁上强大的斗拱所构成的气势，是在敦煌也很少见的。”涞源县文管所所长安志敏认为，幸亏有明代的抹灰，对保护壁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层墙皮也无意间起到了“藏画”的效果，使其避免了被盗卖或毁坏的劫难。

### 藏经阁

藏经楼位于文殊殿北侧，是阁院寺中轴线最北端的主要建筑。藏经楼建于清代，屋顶为重檐歇山顶。建筑上下两层，下层作为殿堂和通行空间，上层原用于存放佛教经卷。

藏经楼与文殊殿之间形成后部院落，东西两侧分布有配殿和禅房。

## 飞狐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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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院寺铁钟位于文殊殿院落东南部，铸造于辽天庆四年（1114年），又称飞狐大钟。“飞狐”是涞源一带的古代地名。铁钟总高约1.62米，其中钟体高约1.42米，钟钮高约20厘米；钟口直径约1.55米，重约2000千克。钟体整体呈上窄下宽的形状。钟钮由两条相互盘绕的龙组成，龙身铸有鳞纹，龙口咬合钟顶。钟顶分布有六个圆形铸造孔。钟体表面以凸起的横线划分区域。钟身下部均匀分布六个波浪形钟耳，钟耳之间距离较大。钟身铸有佛教经咒、铸钟题记、施主姓名和其他文字。铭文记载铁钟铸造于辽天庆四年，是现存具有明确纪年的辽代大型铁钟之一。

铁钟原悬挂于钟楼内。钟楼毁坏后，铁钟移置于院内。由于长期暴露在室外，钟体表面出现锈蚀，顶部部分区域有锈损现象。2023年，大钟寺博物馆等单位对铁钟的保存情况进行了调查。历史上，阁院寺钟声是涞源地方景观之一，被称为“阁院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