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史

语言学是一门用来描述与说明人类有关语言官能的学问。在古代文明，语言学源于正确描述古典崇拜仪式的语言，比如波你尼（公元前4世纪）对梵文语法的研究，又或是希腊语言在逻辑及修辞方面的发展。在约公元前4世纪开始，中国也发展了本身语法的传统；而阿拉伯和希伯来的语法则在中世纪发展出来。

现代语言学于18世纪开始发展，一直到19世纪的“文字学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上半期，语言学主要受结构主义学者的影响，其理论建基于欧洲学者弗迪南·德·索绪尔及美国学者爱德华·萨皮尔、伦纳德·布龙菲尔德等人的著作。在1960年代，语言学出现了许多新的领域，比如诺姆·乔姆斯基的生成文法、William Labov的社会语言学及现代的心理语言学。

## 古代

在各个文化中，语言学的早期历史往往与厘清话语的需求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诠释宗教仪式文本或进行论辩时。这常常促使人们探讨声音与意义的对应关系，以及符号的约定起源与自然起源之争。最终，这些探讨延伸至由基本单位组成更大结构的过程。

### 巴比伦

现存最早的语言学文献——以楔形文字刻写于泥板上——距今约四千年前。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兴起了一个延续逾两千五百年的语法传统。这一传统最早期的语言学文献是苏美语（一种语言孤立语，即无已知亲属语言的语言）词语的名词列表，苏美语当时是宗教和法律文本的通用语。苏美语在日常口语中逐渐被截然不同、且不相关的阿卡德语所取代，但仍作为威望语言保留在宗教和法律场合中使用，因此须作为外语加以传授。为此，操阿卡德语的抄书吏将苏美语相关资讯记录成书面形式。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词表逐渐标准化，并附上阿卡德语译文。最终出现的文本不仅为单个词语提供阿卡德语对应，还为词形的完整屈折变化系统提供对应：例如，有一篇文本列出了动词eḍar（“放置”）的多达227种不同形式。

### 印度

吠陀文明时期，语言学的发展源于正确诵读及诠释吠陀文本的需要。早在最古老的印度文献梨俱吠陀中，vāk（“语音”）便已被神化。至公元前1200年，这些文本的口诵表演已趋于标准化，涉及祭祀诵读的论著提出要将梵语复合词拆分为词汇、词干和语音单位，由此推动了形态学与语音学的发展。

语言描述活动最早的成就之一，归功于印度语法学家波你尼（Pāṇini，公元前6世纪），他在《Aṣṭādhyāyī》中以规则形式描述了梵语。

此后几个世纪间，语音单位的组织方式日趋清晰：辅音依循5×5方阵排列（约公元前800年，Pratisakhyas），最终在公元前3世纪形成系统性字母婆罗米。

在语义学领域，早期梵语语法学家Śākaṭāyana（约公元前500年以前）提出，动词代表本体论上更基本的范畴，所有名词在语源上均源自动作。语源学家Yāska（约公元前5世纪）则主张意义存在于句子中，词语意义根据句子用法而衍生。他还提出了四类词：名词、动词、前置词及不变词，并为具体与抽象名词提供了判断标准：凡能以代词“那”指代的词语均为名词。

波你尼（约公元前6世纪）反对Yāska“句子为本”的观点，提出从语素词根组合语义的语法体系。他超越宗教文本的范畴，针对活态语言制定了约4000条格言式规则（sutras），这些规则：

- 将动词论元结构的语义映射为题旨角色
- 提供生成动词形式与名词形式的形态句法规则，其中七个格称为karaka，负责生成形态
- 对上述形态结构进行音韵处理（如词根或词干的变形），以获得最终的音韵形式

此外，波你尼学派还提供了2000个动词词根列表（规则适用的对象）、语音清单（所谓“湿婆经”）以及260个无法由规则衍生的词语列表。

这些规则极度简练，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在此后几个世纪引发了大量注疏与推演。音韵结构中包含了类似现代音位的语音普遍范畴概念，按口腔收缩部位对辅音进行系统化，以及按高度和时长对元音进行分类。然而，从语素到语义的映射雄心，在现代视角下尤为引人瞩目。

波你尼之后的语法学家包括：Kātyāyana（约公元前3世纪），著有《波你尼格言》（Varttika），并在印度数学方面卓有建树；Patañjali（公元前2世纪），以其对波你尼语法精选章节的注疏《大疏》（Mahabhasya）著称；以及Pingala，以其对韵律学的数学方法著称。数世纪间，关于词义对应是约定的（胜论派-正理派）还是永恒的（Kātyāyana-Patañjali-弥曼差派）之争论持续不休。

《正理经》确定了三种意义类型：个体（“此牛”）、类型共相（“牛性”）和意象（“画出那头牛”）。词语的声音同样构成一个类别（声音共相），这一观点由Bhartṛhari（约公元500年）提出；他还主张语言共相是思维的单位，接近唯名论乃至Q6554037的立场。Bhartṛhari也认为句子在本体论上具有首要地位（词义是在句子用法中习得的）。

在婆罗门教育中，自公元1世纪至18世纪构成核心课程的六部典籍吠陀支中，有四部涉及语言：

- Shiksha（śikṣā）：语音学和音韵学（连声），Gārgeya及注疏者
- Chandas（chandas）：韵律学或格律，Pingala及注疏者
- Vyākaraṇa（vyākaraṇa）：语法，波你尼及注疏者
- Nirukta（nirukta）：词源学，Yāska及注疏者

波你尼的基于规则的语言分析与描述方法，直至近代才逐渐为西方语言学所知。弗兰兹·博普在其1807年梵语语法中使用了波你尼的研究成果，但忽略了其方法论。波你尼的体系与现代Q96378186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梵语是自由语序语言，他的语法并未提供句法规则。而形式语言学，最早由路易·叶尔姆斯列夫于1943年提出，其基础概念仍与波你尼相同：意义的表达是在不同层次的语言形式（包括音韵学和形态学）上组织的。

### 希腊

希腊人借用腓尼基人的符号，加入适合其语言的元音符号和辅音符号，从而发展出希腊字母（参见Robins, 1997）。在腓尼基人以及更早的希腊书写系统（如线形文字B）中，字母符号代表音节，即辅音与元音的组合。希腊人加入元音字母是一大突破，使得希腊语的书写能够以独立字母同时表示元音和辅音。随着书写的引入，荷马史诗等诗作得以形诸文字，并出现了多种版本和注疏，奠定了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基础。

除书面语言之外，希腊人也开始研究语法与哲学问题。最早对语言的本质与起源进行哲学探讨的，是柏拉图的著作。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语言究竟是人为的、社会性的产物，还是源于超自然力量？柏拉图在其《克拉底鲁斯》中提出自然主义观点，认为词义源于一种独立于语言使用者的自然过程。他的论证部分以复合词为例——整体意义通常与各组成部分相关——但他在结尾也承认了约定俗成的小幅作用。诡辩学派与苏格拉底引入了辩证法这一新的文本体裁。柏拉图的对话录包含对诗歌与悲剧格律、文本形式与结构的界定（参见《理想国》《菲德罗斯》《伊安》等）。

亚里士多德支持意义的约定论起源，界定了话语与论辩的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诗学著作对于理解悲剧、诗歌、公共讨论等文体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研究与他对语言的浓厚兴趣密切相关，而他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对语言研究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希腊语logos兼有“语言”和“逻辑推理”之意）。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界定了“同名词”（univocal）、“多义词”（equivocal）和“派生词”（denominative）的含义，并将话语形式分为两类：

- 简单形式，无组合或结构，如“人”、“马”、“战斗”等。
- 有组合和结构的形式，如“人在战斗”、“马在奔跑”等。

在解释篇中，亚里士多德分析了直言命题，就语言基本形式（如简单词项与命题、名词与动词、否定、简单命题的量）的分类与界定作出了一系列基本结论，还探讨了排中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排中律不适用于未来时态命题）以及模态命题。

斯多葛派将语言学纳入其宇宙与人类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界定语言符号术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弗迪南·德·索绪尔后来采用的“能指”与“所指”正源于此。斯多葛派将语音学、语法和词源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层次加以探讨，界定了语音学中的发音器官，将音节确立为理解话语组织的重要结构。斯多葛派对语言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逐步确立了术语体系与理论，其回响延续至现代语言学。

亚历山大里亚语法学家也研究了语音和韵律，界定了“名词”、“动词”等词类概念。在语言的类比问题上亦存在争论：亚历山大里亚的语法学家主张语言（尤其是形态学）以类比或范式为基础，而小亚细亚的语法学家则认为语言并非建立在类比基础上，而是以例外为主。

亚历山大里亚人对格律在诗歌中的作用极感兴趣。希腊语中的格律“音步”以发音每个音节所需的时间为基础，音节依其“重量”分为“长音节”和“短音节”。最重要的古典格律是六音步诗体（dactylic hexameter），是荷马诗歌的格律形式，每行由六个音步组成。

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公元前170—前90年）可能撰写的《Tékhnē grammatikē》（约公元前100年，希腊语gramma意为“字母”，书名意为“语言艺术”），被视为希腊语法传统中最早的语法书。它列出了八种词类，并概括了希腊形态学的基本细节，包括格结构。此书旨在作为教学指南（与波你尼的著作相同），同时涵盖标点符号和部分韵律学内容。

亚历山大里亚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是Q472809。阿波罗尼乌斯撰写了三十余篇论著，涉及句法、语义、形态学、韵律、正字法、方言学等问题；其中四篇幸得保存——四卷本《句法论》以及关于代词、副词和连接词的三篇专论。

词典学成为语法学家广泛涉足的重要领域，他们编纂了词典、同义词典及各类特殊词语列表，收录古语、方言词或专业术语。古代世界和中世纪希腊语及拉丁语语法学家所发明的术语，至今仍是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例如“词语”、“音节”、“动词”、“主语”等概念。

### 罗马

4世纪，埃利乌斯·多纳图斯编纂了拉丁语语法书Ars Grammatica（语言艺术），此书成为中世纪学校教育的决定性课本。其简缩版Ars Minor仅涵盖八种词类；15世纪印刷术兴起后，此书成为最早付印的书籍之一。饱受此类教育折磨的学童，为我们留下了“grammar”（语法）在英语中的现行意义（英语有记录的用例可追溯至1176年）。

### 中国

与印度传统相似，中国的语文学约在公元前3世纪的西汉时期，作为理解中国古典文献的辅助工具而兴起。语文学逐渐分化为三个分支：训诂、文字学和音韵学。这一学科在17世纪清朝迎来鼎盛时期。《尔雅》（约公元前3世纪）被视为中国最早的语言学著作。《说文解字》（约公元100年）是第一部中文字典，按部首对汉字进行分类，此后大多数Q14972848沿用了这一做法。汉朝另外两部开创性著作是《方言》（中国第一部方言研究著作）和《释名》（致力于词源研究）。

与古希腊相似，中国早期思想家也关注名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著名地强调了名称所蕴含的道德承诺（“正名”），指出前秦时代道德秩序的崩溃，根源在于未能端正行为以符合名称所内含的道德承诺：“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12.11、13.3）

后来的墨家或名家认为，名可以指三种实：类型共相（马）、个体（约翰）和无限制的（事物）。他们对名称与现实的关系采取实在论立场——共相的产生是因为“世界本身固定了相似与差异的模式，事物应据此划分为各种种类”。哲学传统中有一个著名的诡辩：公孙龙子（公元前4世纪）的“白马非马”，与诡辩学派的命题相类；公孙龙质疑在系词式陈述（“X是Y”）中，X与Y是同一的，还是X是Y的一个子类。

荀子（约公元前310—前238年后）重新审视了“正名”原则，但他强调的不是端正行为以符合名称，而是端正语言以正确反映现实，这与词语起源的“约定论”观点更为一致。

中国的音韵学研究起步较晚，受到印度传统的影响，起因是佛教在中国广泛流传。韵书是一种按声调和韵排列的词典，以反切拼法标注汉字读音；后来又出现了韵图，以辅助理解反切。

清朝的语文学蓬勃发展，段玉裁和王念孙是当代最杰出的学者。这一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语文学家是章炳麟，他也为现代中国语言学奠定了基础。西方的比较语言学方法由高本汉引入中国，他是第一位用拉丁字母重建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学者。重要的现代中国语言学家包括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和王力。

古代注疏家主要关注词汇内容和连接词的功能，而非句法；第一部现代中文语法书由马建忠（19世纪末）以西方模式为基础撰写。

## 中世纪

在中世纪，语言学研究在多个地区的文化与宗教传统中持续发展，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

### 阿拉伯语法

由于8世纪伊斯兰教的迅速扩张，许多人将阿拉伯语作为通用语加以学习。因此，最早的阿拉伯语语法论著往往由非母语者撰写。

现知最早的语法学家是（逝于公元735—736年，伊斯兰历117年）。三代语法学家的努力，最终汇聚于波斯语言学家Q983355（约760—793年）的著作中。

西伯威希于760年在其鸿篇巨著Al-kitab fi al-nahw（الكتاب في النحو，《语法之书》）中对阿拉伯语作出了详尽而专业的描述，书中区分了语音学与音韵学。

### 欧洲方言

爱尔兰语的Sanas Cormaic《科马克词汇表》（10世纪）是欧洲第一部以任何非古典语言撰写的词源及Q975413。《Auraicept na n-Éces》历经数个世纪逐步编纂而成——可能早在8世纪便已开始——是一部关于古爱尔兰语的论著，也是第一个以哲学论据维护欧洲本土方言优于拉丁语地位的例子。

Q648336（12世纪）是日耳曼语言学早期历史的里程碑，提供了古诺尔斯语词汇、语法和音韵学的丰富资料。

13世纪，模式主义者或“思辨语法学家”引入了普遍语法的概念。在1303—1305年的论著De vulgari eloquentia（“论方言的雄辩”）中，意大利诗人但丁提出了一种语言理论，讨论了巴别塔事件后语言混乱之后各语言的起源。但丁首先认识到语言本质上是人类的产物，因此——与习俗和传统一样——语言必然随时间演化，并在空间上分化，形成方言。他认为，巴别塔事件后向西迁徙至欧洲的人类浪潮已分化为三个语言家族：希腊语家族、斯拉夫-日耳曼语家族，以及今日所称的罗曼语族。罗曼语族在但丁看来分裂为三种密切相关的语言：古法语（langue d'oïl）、Q2779185（langue d'oc）和意大利语（lingua del sì）。作者随后聚焦于意大利语进一步细分为14种方言的问题，认为可从中提炼出一种尊严不逊于拉丁语的高贵俗语。

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语言学的兴趣日益浓厚，尤其体现在耶稣会的圣经翻译工作中，同时也与关於哲学语言和语言起源的哲学思辨相关。

1600年代，约翰内斯·戈罗皮乌斯·贝卡努斯是荷兰语言学最早的代表人物，也是第一个发表哥特语片段的人。弗朗西斯库斯·尤尼乌斯、兰伯特·滕·卡特和英格兰的乔治·希克斯被视为Q2620112的奠基人。

## 近代语言学

近代语言学直至18世纪末才开始形成，而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和约翰·克里斯托夫·阿德隆的浪漫主义或泛灵论论点一直延续至19世纪，仍具影响力。

在美国语言学史上，数百种原住民语言从未被记录下来；许多语言只有口语，没有书面形式，因而现已无从获取。在此背景下，弗朗兹·博厄斯等语言学家尝试制定分析陌生语言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博厄斯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其后有爱德华·萨皮尔和伦纳德·布龙菲尔德继承其衣钵。

### 历史语言学

18世纪流行一种以语言学和人类学相结合为基础的“推测史学”，探讨语言与社会的起源和进步。这一思潮促成了某些学术典范的形成，在这些典范中，部分语言被冠以相对于英语的“原始”标签。Q924515写道，美洲原住民有时以肢体动作和行为传递意义，其效果不亚于言语。大约同期，Q1680084撰写了一部六卷本的论著，深入探讨“野蛮语言”的问题。另有学者认为，美洲原住民语言“不过是动物的自然本能叫声”，毫无语法结构可言。这一思潮的倡导者将自身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相连结，视其为古代世界唯一的文明族群，这一观点由汤玛斯·谢里丹所阐述：“正是由于对各自语言的精心培育，希腊和罗马才获得了那种令世界所有其他民族相形失色的辉煌。”

18世纪，Q1680084分析了众多语言，推导出人类语言演化的逻辑规律，其思想与他对生物演化的先驱性概念相互交融。在《梵语》（1786年）中，威廉·锺斯爵士提出，梵语和波斯语与古典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以及凯尔特语族存在相似之处，由此萌生了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这一学科领域。整个19世纪，欧洲语言学的核心在于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历史研究，致力于寻找其共同根源并追溯其发展历程。

1820年代，威廉·冯·洪堡发现人类语言是一个由规则支配的系统，预示了20世纪语言形式句法和语义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主题。他曾就此观察指出，这使语言能够“以有限的手段进行无限的运用”（Über den Dualis，1827年）。洪堡的研究与浪漫主义语言学运动相关，该运动受到自然哲学和Q7362842的启发，其他著名代表包括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弗兰兹·博普。

直至19世纪末，Q998355的Q77099等学者才引入了严格的Q1854340概念。历史语言学还促成了语义学以及部分语用学形式的兴起。历史语言学至今仍在持续，语言学家已成功将世界约5000种语言归入若干共同祖先语言。

### 结构主义

在欧洲，弗迪南·德·索绪尔推动了结构语言学的发展。索绪尔是印欧语系和普通语言学的瑞士教授，其普通语言学讲义由学生整理后遗著出版，自1920年代起引领了欧洲语言分析的方向；他的研究方法以“结构主义”之名被其他众多学科广泛采用。

进入20世纪，语言学研究的重心从语言变化转向语言结构——结构受规则和原则的支配。到1920年代，结构语言学已发展出精密的语法分析方法。

### 描述语言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美语言学家伦纳德·布龙菲尔德、威廉·曼德维尔·奥斯汀及其多位学生和同事，为战时所需的各类语言开发了教学材料。这一工作促使语言学的地位日益凸显，而语言学作为一门公认学科进入美国各大学，也是战后才发生的事。

1965年，高立德大学的语言学家Q2033326、卡尔·G·克罗讷伯格和Q111969055发表了一项分析，证明美国手语符合自然语言的标准。

### 生成语言学

生成语言学致力于为支配语言的无意识规则建立模型。它从诺姆·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起步，逐步演化出管辖与约束理论及最简主义方案等各类理论。其核心原则包括：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区别、先天语法（普遍语法）的作用，以及使用明确的形式模型描述语言知识。

### 其他子领域

大约自1980年代起，语用、Q1969375及认知等研究取向在美国和欧洲均稳步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