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事件

伊塔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称“5·29反革命暴乱事件”。1962年4月至5月，有近6.7万中国新疆公民通过伊犁、塔城的边境，进入苏联。1962年5月29日，中国政府紧急切断与边境地区的交通，引发大规模群众抗议。中国政府的镇压造成4人死亡，22人受伤的流血事件。因此包括伊犁草原、阿尔泰草原在内的新疆边境地区人口锐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自此时起开始占据边境农庄和牧场，并随后在中苏边境建立了一系列国营农场，将其作为国防屏障。

## 历史渊源

19世纪30年代，随着向哈萨克草原和中亚诸汗国不断扩张势力，俄国与新疆开始有了共同边界。1851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其中规定俄国在伊犁可设领事馆，可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建立“贸易圈”，俄国人可在其中盖房、居住、存货、建立教堂、坟地等。之后，大量鞑靼（中国称塔塔尔族）商人来到两地定居经商。同时，俄国领事馆沿用浩罕汗国在中国的做法，在本国侨民中任命“商总”（突厥语称“阿克萨卡尔”），管理本国侨民，发放免税的运货凭证，介入侨民与当地民众及政府的民事、形式争端。

1860年，俄国迫使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新疆土地44万平方公里。许多原先居住在新疆境域内的哈萨克、柯尔克孜部落被边境切割。1871年，俄国以搜捕杀人犯为借口，出兵占领伊犁地区。1876年，俄国吞并浩罕汗国。浩罕汗国在中国经商的安集延人商人，及大小和卓之乱、阿古柏统治时期逃入浩罕汗国的政治难民都成为了俄国的臣民。1881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俄国归还伊犁，但其中同时规定在一年的选择期内，伊犁的居民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迁入俄国。共有约1万户、6万余伊犁居民选择迁入俄国，其中约5万人为塔兰奇和东干人，也有1万余哈萨克人。

同时，《伊犁条约》还规定俄国在新疆境内的商业活动拥有免税权，俄国商人也受到领事裁判权的保护。这使得俄国商人获得了在新疆商业上的的垄断优势。例如包尔汉正是这一时期来到新疆经商。同时，由于觊觎俄国国籍带来的经济、政治特权，有许多本地民族通过俄侨中的“商总”购买“俄侨证”，冒领俄国国籍，以此牟取利益。这引发两国之间持续的外交争端（如策勒村事件）。另外，从1870年代中期起，南疆每年有数万人来到俄国成为季节性劳工，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俄属中亚定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政府于1916年7月发布命令，征召中亚穆斯林到前线做工，引发当地民众起义反抗。有10余万起义失败及逃避战乱的民众逃亡并滞留于新疆境内，其中主要是哈萨克人，时任新疆省长杨增新为哈萨克难民办理了入籍手续。据统计，定居在伊犁的有约6万人，定居于塔城的有3万人。例如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一家就在这一时期来到新疆。1920年，新疆省政府与苏联签订《伊犁临时通商协定》，废除俄国的免税权、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并加强对苏联侨民的管理。1924年10月，杨增新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苏联得在迪化、承化寺、伊犁、塔城、喀什设五领事馆。中国在斜⽶、斋桑、阿拉⽊图、塔什⼲和安集延五处设领事馆。同时，经过艰难争取，中国获得了在俄国的中国侨民中设置“商总”的对等权利，以此为契机在俄国设立了华侨协会。

1920年代，苏联开始进行阶级斗争，对地主、企业家、宗教人士等进行迫害，许多中亚民族因此逃入中国，如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后来的国家元首艾力汗·吐烈，再如中共建国后在新疆担任重要职务的孜牙·赛买提和阿布都热依木·艾沙，其中很多人是1880年代迁入俄国的塔兰奇的后代。1930年，斯大林在哈萨克推行集体化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大饥荒，大量哈萨克人越境逃入新疆。1934～1938年，斯大林开展肃反运动，许多在中亚的新疆侨民在此时返回新疆。根据盛世才的政策，这一时期逃入新疆的苏联人普遍领取了“公民证”，并不以外侨的身份对待。

1946年1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其中规定在1917年11月7日之前曾为俄国国民以及曾经拥有苏联国籍，现居新疆的，可以恢复苏联国籍。随后，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开始了大规模的登记和恢复苏联国籍的工作。同年，在新疆各地成立苏联侨民协会，加强苏联侨民的组织及与苏联境内的联系。1947年6月，经过交涉，国民政府允许迪化的苏侨协会登记备案，其会员需为已在当地行政机关正式登记，并已经领取外侨居留证的苏联人民。但不向中国政府登记的情况非常多，相关的外交交涉直到国民政府退出新疆时仍未解决。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新疆共有迪化、喀什、伊犁、塔城、阿山5个苏侨协会，及19个下属分会。苏侨协会在所在地办有学校、俱乐部、图书馆、运动队等，也经营商店、皮革厂、莫合烟厂、食品厂等工厂和农、牧场。同时，苏侨协会还越权处理诸如换发护照、受理入籍申请等事务，甚至办理结婚、离婚申请和财产继承证明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政府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对新疆的苏侨情况进行了调查登记。同时，对在党政机关中工作、有中苏双重国籍身份的干部进行劝说，要求他们退出苏联国籍，但回应寥寥。1952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疆苏侨选举权问题的指示》，搁置双重国籍问题，普遍承认苏侨选举权。1953～54年，中共中央分别发出外侨不能在政府机关担任职务和停止在外侨中发展党员的指示。但由于党政军队中苏籍干部比例过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只能变通处理。

截至1953年的调查统计，全新疆共有苏联侨民91867人，其中伊犁专区64561人，塔城专区15196人。

## 背景

伊犁、塔城两专区所处的北疆地区属于哈萨克人占多数的牧业区。在1952年6月撤掉推行阶级斗争的极左路线的王震之后，新疆分局陆续出台了《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等文件，在牧业区推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三不两利”政策，使当地的民族关系和生产关系保持了相对的平稳。

### 反右运动

1957年5月，新疆开始整风运动，民族干部长期以来就对没有在新疆实现真正的民族自决、建立苏联式的加盟共和国感到不满，在中央文件的鼓励下，他们大吐对于汉族干部的大汉族主义作风的厌恶，甚至质疑汉族统治新疆本身的合法性。然而很快，到了8月，中国共产党掀起了反右运动。在民族领域，在同年7月20日举办的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之后，矛头指向了所谓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1957年12月1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自治区内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会议期间，1958年1月17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副州长阿不都热依木·艾沙离奇死亡，全身中十几刀，自治区随后公开他的绝笔，宣称他畏罪自杀。接下来，他在1958年4月28日与文化厅厅长孜牙·赛买提、民政厅厅长依不拉音吐尔的、乌鲁木齐市长阿·赛德、商业厅副厅长阿不列孜·卡里一起被开除出党。随后，1958年6月，在区党委会议中，伊犁州州长贾合达·巴巴里科夫与与州党委宣传部部长阿买提哈里・比同巴也夫、州法院院长夏衣马尔旦等人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全州共有142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或“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这引发了自治州政坛的地震，当地干部因此人心惶惶。同年，中国政府要求新疆的苏籍干部退籍，同时，大量苏联归国华侨和苏籍干部被诬为“右派”并遭受不公正待遇。这导致当地局势出现将近十年来未有的动荡，1958年5月17日，富蕴县副县长哈力曼发动武装叛乱，9月11日，富蕴县加来西提汗发动武装叛乱，10月21日，乌苏县活佛丹增嘉木措发动武装叛乱，11月25日，伊宁市抓获了在麻扎聚会、准备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莫合木阿西克、阿不都热西提。

### 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汉族移民

中共官方在事后完成的总结报告中，把生活水平下降和安置移民失当认定为了伊塔事件发生的两个重要内因。1956年5月21日，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在新疆第三次牧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新疆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自治区党委决定对工商业资本家兼营的畜牧业实施公私合营，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个体牧民被要求加入生产合作社，牧主被改造为公私合营牧场。在反右运动中，伊犁州原先的“三不两利”政策被当作“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而被否定，转而重新在牧业区开展了阶级斗争。1958年底，塔城专区的牧业区全部实现人民公社化，1959年，全疆牧业区全部实现人民公社化。同时伊犁州也同全国一样开展“大炼钢铁”运动，在巩乃斯草原上树立了一座座高炉。左倾政策导致当地农牧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0年，新源、富蕴等县都出现缺粮现象，1961年，伊犁州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点，当地民众粮食定量大幅下降。根据自治州事后的统计，当地农村群众的口粮从1958年人均400余斤下降到270余斤，农牧民的自留畜被取消，吃肉、饮奶都非常困难，布匹定量也从1958年的人均9米下降到1米半。同时人民公社化也带来分配不均问题。在抗议运动中，群众就喊出了“取消票证、取消定量”的口号。

同时，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截至1961年11月，共将80余万汉族人口移民到了新疆。同时，由于大饥荒的影响，有89万汉族逃荒者来到新疆，二者共计约占移民前新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1959年以来，在伊犁直属县市安置了三类人员（支边人员、下放人员、自流人员）83644人，占当地人口的15%，严重侵占了本地民族的生存空间。汉族移民占用了人民公社和大队的垫支款，使原社员分配的收入下降。时任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伊敏诺夫就曾发表不满：“社员生活很苦，老户收入被外来户吃光了，他们没有馍吃就外跑了。”同时移民的素质也参差不齐，许多人不尊重当地的民族风俗，引起哈萨克族群众的反感。

### 遣送苏侨与中苏交恶

1954年3月，由于战后粮食短缺，苏共中央作出“开垦荒地”（处女地运动）的决议，并希望通过遣返侨民的形式从中国争取到劳动力。4月23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遣返约6000户苏联侨民到高加索、西伯利亚、中亚等地开荒。最初，中方积极协调各部门予以配合，并且在新疆各州各地区成立了“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在最开始，苏联对遣返人员的标准掌握得相对宽泛，领事馆宣布，凡是来自苏联，特别是1930年之后来到中国的都可以恢复苏联国籍，苏侨的中国籍家属也可返苏。大量苏籍干部选择离开中国，1955年，塔城专区3000名干部中的1000名、7个县中5个县的县长、专署14个科长中的13个选择返回苏联，伊犁专区8个县长中的6个返回苏联。

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新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地苏侨协会所办的企业均被视作私营工商业予以赎买，经营的农、牧场均被无偿收归国有，报纸停办，学校被接管。苏侨协会也被分批取缔，截至1962年，只剩下伊犁苏侨协会及其下属7个分会。

1959年，中国政府发现，经过了5年的分批遣返之后，苏侨依然越遣越多，远超遣返开始前调查的侨民总数。中方在调查中发现，苏联领事馆和苏侨协会有散发苏联护照的行为，同时，已返苏的侨民向境内亲属大量寄送亲属证明。2月3日，赛福鼎召见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达巴申，明确中方对苏侨和可以随苏侨出国的的人员的认定标准：只有持苏联护照的人才是苏侨，持有苏侨协会和领事馆发放的证明、及苏联亲友寄的邀请书的不是苏侨；只有苏侨直系亲属和完全依靠其生活的人才可随其去苏，苏侨的成年已分居子女、兄弟不在此列。新疆方面为此加强了对遣送侨民的审查，但仍然采取"先苏籍干部，再城市苏侨，后农村苏侨"的具体步骤，有计划地遣返侨民。

1961年，中苏关系持续恶化，大量在新疆的苏籍干部要求返苏，中国批准了357名干部返苏，其中包括一批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的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前伊犁州州长贾合达·巴巴里科夫、前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孜牙·赛买提、开国少将祖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神秘死亡的阿不都热依木·艾沙的弟弟，在伊犁州法院工作的梅鲁普·艾沙。其中孜牙·赛买提、祖农·太也夫对边民外流也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在1961年上半年参加了苏联对中维吾尔语广播的工作，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殖民政策，宣传民族解放，赞美苏联的美好生活，鼓动当地居民前往苏联协会领取苏侨证，移民到苏联。

1960年2月，苏联边防军占领了中苏交界的额尔古纳河上属于内蒙古管辖的克鲁赤纳岛，4月苏联边防人员又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驱赶中国牧民，并绑架中方人员。中方保持克制并试图与苏联修复关系无果，双方互信度进一步下降。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广播电台用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播送对苏联的赞美和对中国的批评。

截至1961年底，中国已向苏联遣返了苏侨及苏侨家属共计147598人。

## 经过

### 边民外流

1950年代，中苏之间的边界长期处于不设防状态。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边界线长约1500公里，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边防线仅300余公里，而且只有30%的地段可以几天巡逻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逻一次，有的地方则由于交通不便，缺少通讯设备，以及人员有限，巡逻不到或无法巡逻。

1962年2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外籍职工登记的公告》，要求持有有效外籍护照的人员到当地公安局登记，领取外侨居留证，逾期不登记的不承认其外籍身份，对有意隐瞒外籍身份的依法论处。1962年2月17日，自治区党委发出《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注意亲苏分子的言行，有亲苏嫌疑的少数民族人士立刻受到监视，有些被送去劳教。

4月初开始，首先在塔城地区塔城县发生边民零星越境逃苏现象。此次越境并不像往常一样受到苏联遣返。持续数日后，塔城地区所属的裕民、额敏两县边民也开始个别越境逃苏，并逐渐波及到托里、和布克赛尔、乌苏、沙湾等县。到4月15日，已由零星越境发展为整个大队、整个公社的越境；由夜间秘密越境，发展为白天公开成群结队的大规模越境。由起初的单人空手越境，发展到拖儿带女，携带财产、牲畜越境。其中一些人带着人民公社化后变为集体财产的牲畜。同时，从4月14日起，伊犁州直属县市也出现集体外逃。起初是霍城县沿边公社有人零星非法越境，很快就波及至全县。到4月15日，已发展为成群结队地携带大批牲畜、农具，驱赶着马车、牛车公开越境。

外逃人员中也有许多汉族，当时在霍城县做教师、文革后逃苏的雷光汉估计至少有上百人，其在书中详细记录的有十数人，其中有因与维吾尔族谈恋爱违反纪律，担心受到惩罚而逃入苏联的情侣，也有因反右斗争而逃走的右派和下放人员。

1962年4月2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召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指责苏联政府策动了边民大规模外流，在这期间，设置专门机构安置新疆来的居民，并在伊犁、塔城等地中苏边界设立临时接待站，配备运输车辆，提供食品、医药、货币，接纳，运送越境边民；甚至在塔城县、裕民县、霍城县等地的边境线一带，将铁丝网打开口子，并用探照灯、信号弹、汽车灯或安排专人协助，接应中国边民越境。但苏联大使认为这一切都是中方的虚构。1961年迁居苏联的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少将等人在苏联接待了越境的边民。

当地的宣传机构也这一时期发挥作用。《伊犁日报》（维吾尔文）在大规模越境期间刊登《祖国在哪里？》《妈妈，走吧！》这样的诗歌，《阿勒泰报》（哈萨克文）则明显违背中共的宣传纪律，在显著位置刊登赫鲁晓夫的讲话和照片。被中国共产党视作暗中的鼓动行为。

### 中共管控

大规模人口外流引发中央的的关注，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赛福鼎毛遂自荐，请求回到新疆做说服工作。1962年4月30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讨论人口外流问题。5月10日，赛福鼎来到新疆召开边界问题座谈会，认为人口外流主要由苏联修正主义的破坏导致。要求伊犁州做好宣传教育、恢复生产、加强中苏团结、打击反、坏分子等工作。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和《关于对苏侨协会和苏联领事馆采取的方针和做法的指示》两个文件。根据中央指示，自治区党委于5月18日发布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关于处理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苏联侨民有关问题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允许持有效苏联护照的苏侨返回苏联；凡中国人持有苏联护照的必须一律交出，否则取消干部资格、开除党籍；持有非法苏联护照或其他非法证件的，一律不承认苏侨身份，通知其限期向公安部门登记。

### 流血事件

关于国籍的新政策更加剧了边民的恐慌，1962年5月21日上午11时，有100余名群众到伊犁区党委门口请愿，要求恢复俄侨身份。随后一周内共发生四次请愿活动。

为阻挡人口外流，伊犁区党委遂决定自5月29日起暂时停止出售由伊宁市去霍城的班车票，以阻止人口外流。当日上午，2000余名当地群众聚集到伊宁市汽车客运总站抗议。区党委上午派出党委副书记霍居江、州公安局副局长吴尚文进行解释，但被示威者用石块攻击，甚至都不能下车。下午3时，州长库尔班阿里·乌斯曼诺夫到场劝解。但群众依然不满，要求库尔班阿里签署批准他们去苏的证明，重新开始卖票，并开始喊出“打倒共产党”“消灭汉族”的口号。区党委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四师和公安警察前来镇压。尤努斯艾买提率领部分群众包围兵团的汽车并进行抢夺，将其开至苏联领事馆。

下午6时，抗议群众裹挟库尔班阿里前往伊犁州人民委员会，一路上高喊“新疆是我们的地方，黑大爷侵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要走”的口号。到达后冲入州人委大院，对办公楼实施了“打砸抢”的行动。阿不都卡得尔再次要求库尔班阿里为他们签署去苏的证明。库尔班阿里请示了自治区人委会副主席伊敏诺夫并获得同意后，签署了证明并盖章。阿不都卡得尔随后说：“这张纸条在你们的支持下写好了，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我们还要把命令拿到党委去。”于是带领群众前往伊犁区党委，一路高喊“人为理想，羊为牺牲”等口号。

此时区党委门口已经聚集了大批群众，高喊“取消粮票、取消布票、取消肉票”等口号，与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安尼瓦尔·沙里江对峙。阿不都卡得尔带领群众翻过围墙，进入党委大院。党委大院有从伊犁军区警卫营调来一排军队，部署在宾馆、办公楼前后门、大院的前后门，并在党委办公大楼门前安放了一挺重机枪。王恩茂批准区党委书记张世功申请，准许向抗议者开枪。当时示威者拥向党委办公大楼的台阶，中共军队鸣枪示警。示威者大喊：“向前冲！不要怕，他们不敢开枪。”当他们马上到达台阶时，军队对示威者开枪。据说，伊敏诺夫在听到枪声后大惊：“是谁让开枪的？”事后他惋惜道：“哎！这个时候要有两个营的民族军该多好啊！”军队当场打死2人，事后死亡3人，受伤20人。夜晚9时左右，中方打扫场地，将伤者送往医院。苏联领事馆也自行派出汽车，将伤员送往医院。

当日午夜，示威者抬着死者的尸体上街示威。新疆军区从水定县调入数千名军队上街巡行，随后进入区党委院内布防，并派出装甲车在街头巡逻警戒。次日，州人委副秘书长贾文郁起草州人民委员会戒严令，将5月29日的事件定性为“由外国势力煽动冲击、捣毁党政机关，抢夺解放军战士武器，打伤多人，抢劫党政机关机密文件、印章、财务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根据中方披露，参加事件的共有2049人，其中干部52人，教员53人，学生555人，营业员30人，工人198人，社员737人，居民419人，机关警卫5人，另外共有中共党员29人。最后逮捕骨干分子137人，其中逮捕14人，劳教75人，管制1人。1962年9月12日在伊宁市对38名首犯进行公审，阿不都卡得尔、尤努斯艾买提、麻合林提阿皮孜、依敏买斯木、吐达洪库尔班等5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余被判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1962年5月18日至21日，伊犁州公安机关先后查封了伊犁、特克斯、昭苏、尼勒克、塔城、乌苏、阿勒泰和博尔塔拉8个苏侨协会，逮捕成员10人，拘留2人，驱逐出境1人。直至5月31日，苏联当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封闭了伊犁、塔城部分地区的边境，并将驻伊宁和乌鲁木齐的总领事馆关闭。

但在随后的一年里，外逃仍未停止。据统计，自伊塔事件后至1965年，伊、塔地区依然发生了100余起外逃事件，逃出1000人，1963～1970年零散外逃人员达500余人。

## 后续处理

1962年8月15日，自治区召开民族工作会议，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依法处置参加“反革命暴乱”的人员。同时规定：外国侨民需申请居留证，迁移旅行需报当地公安机关批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再享有中国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参加政治组织、建立侨民团体；严格监管外国公务机构，中国公民不得随意进入，外国公务机构未经当地外事部门许可不得聘用中国公民及本地区的外国侨民；仅持有外国护照但没有外国侨民居住证的，不承认其外国侨民身份，违规证件要在三个月内上交公安机关。面对外逃现象过于普遍的情况，1963年2月18日，伊犁州党委批转塔城地委《对参与外逃的基层干部的处理意见》，强调除积极参与煽动组织外逃和《命令》发布后仍持有非法证件的严肃处理意外，其他情节轻微思想不稳定的干部，可予以教育，对其进行争取和挽救。

同次会议上，自治区党委也发布宣传要点，将伊塔事件定性为是在“外国煽惑分子”和“少数不法分子”有计划有组织煽动的“非法越境外逃”和“反革命暴乱”。并呼吁民众拥护中国政府，支持汉族干部群众建设新疆，正视暂时的经济困难，不要被苏联的发达生活所诱惑。1963年2月15日，自治区党委批转塔城地委《关于加强反颠覆破坏阴谋活动的通知》。4月4日，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再次发布命令，宣布凡是“制造谣言，煽动和组织居民越境外逃，进行分裂祖国、离间民族团结的”，一律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同时伊犁州也对苏联来的包裹进行拆检和查扣。

会议上自治区党委还发布了《关于自治区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增设反修正主义和民族问题（课程）的意见》，针对亲苏和民族独立思想，以及对大跃进政策的质疑，开始在少数民族中开展“三⼀教育”（⼀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党：中国共产党，⼀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1962年12月，在伊犁州各地、县展开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

1962年9月，自治区党委派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驻离境者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称为“三代”（代耕、代牧、代管），沿边境地带建立了“劳武结合”的团场，增建10个边防总站和50个边防站卡，并沿边境划定了边防地带。将未来得及越境的当地民众内迁，后续迁入大量汉族移民对当地进行控制。1963年9月14日，伊犁州人委发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边境禁区管理实施细则》，4天后又发布《关于贯彻执行自治区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边境管理，严防敌人潜入潜出的通知〉的通知》，对边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边防管理教育。12月，伊犁州开始实行“边境禁区通行证”“边境禁区特别通行证”和“边境禁区居民证”制度，加强边境管理。

伊塔事件后，中国政府决定尽快将新疆内部的苏联侨民全部遣返，以清除苏联对新疆的影响。1963年，根据中国外交部与苏方达成的协议，新疆方面按照简化手续的办法进行遣返苏侨的收尾工作， 1962～63年两年间伊犁地区共遣返苏侨7419人，中国籍家属37528人。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朱德等中央有关领导及王恩茂讨论新疆工作。提出“⼯业要⼀年⽐⼀年发展，经济要⼀年⽐⼀年繁荣，⼈民⽣活要⼀年⽐⼀年改善。我们经济的发展和⼈民⽣活的改善，不仅要⽐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且要⽐现在的苏联好。”将伊塔事件的首要因素归结于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够，居民生活不好，其次才是修正主义破坏和民族团结问题。要求减少新疆地区粮食征购，增强日用品的供应，同时加强对汉族的民族政策教育。这一讲话后来被概括为“发展和稳定是新疆的两大问题”。因而发展主义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主要思路（也成为同时期边疆工作的主要思路），直到1990年江泽民在访问时提出新疆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为止。

伊塔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新疆当局也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大跃进期间被禁止的宗教节日重新被允许。1964年，宗教节日被列入法定假日，准许有三天的休假。清真寺的活动也恢复正常，参与宗教活动的人数大量增加。

## 平反与落实政策

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塔城地委、行署开始平反归侨、侨眷中的冤假错案。1980年6月，冤假错案被彻底平反。如因“里通外国”嫌疑被下放改造的地区侨联副主席叶了汉·卡万尼，就被安排恢复工作。

同一时期，自治区还出台了伊塔事件中涉及的外侨财产相关政策。1981年2月，自治区农牧委员会、侨办制定关于去苏人员牲畜入社折价款问题的五点处理办法。对去苏人员的有据可查的入社牲畜支付折价款，对原公私合营牧场股东的应付定息予以支付。1985年10月，自治区侨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拟定关于执行国务院侨办《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的通知，对伊塔事件中去苏人员弃留的房产作出规定：原房在的，房主可要求退还原房或作价付款；原房被拆除或征收的，政府将房款加利息一并退还，当时未作价的，要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在城镇被漏掉代管的房产，由房管部门代管并依法公告，代管到1987年底，过期作价处理，存入银行，待后处理。至1987年4月，共为11662户侨民落实了政策。1989年10月，自治区政府发布文件，允许去苏人员凭存折取出在中国的存款。

##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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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各边境地区中，塔城地区的逃离者最多，共外逃4万多人，并带走牲畜30多万头，使得40多万亩农田未能播种。许多公社、农场及其下辖的基层组织一时陷于瘫痪及解体边缘。伊犁州下直属县、市也有1.6万多人越境，仅霍城县就达1.4万余人，使霍城县经济损失达978.9万元。离境的6.7万人中，约有4万人为哈萨克族。大批农牧民离开边境地区后，兵团的“三代”人员留在当地，并从内地迁入大量汉族移民。这也使得当地的人口结构发生逆转，汉族人口数量从1949年的3.8万人激增至1969年的120万人，从当地总人口的7%不到，变成了1969年的超过60%，超过了当地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将近一倍。

虽然伊塔事件发生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但两国外交部门在事件处理上保持了相当的冷静克制，把事件的影响控制在了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

事件发生后，苏联利用逃苏华侨向新疆邮寄包裹，宣传其发达的物质文明。不过1978年之后，中国施行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地区经济一度陷入崩溃境地，当年逃苏的部分人因此希望返回中国定居，但被中国政府拒绝。

## 文学形象

1962年移民苏联的卡布德什·朱马迪洛夫在自己创作的小说《最后的迁徙》和《命运》中对伊塔事件有所描绘，将哈萨克移民描绘为反抗中国残暴统治，最终实现梦想、回到故土的流浪者。

中国的也创作过很多以伊塔事件为背景的作品。直接描绘伊塔事件的有，回族作家杨峰创作的电影剧本《啊，伊犁河》，王蒙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以及维吾尔作家哈丽黛·斯拉音的长篇小说《金鞋》。以伊塔事件作为故事背景的有，维吾尔作家阿力木江·司马义的短篇小说《洼地街人家》、阿不都热合曼·卡哈尔的短篇小说《纳瓦依塑像前》、迪力夏提·克尤木·努尔的中篇小说《老人与狗》。祖尔东·萨比尔在198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阿勃腊勒的风》则表现了伊塔事件发生后伊犁地区哈萨克族的阶级斗争。

## 相关事件

云南省在1957年至1962年也出现一系列大规模边疆人口外流事件。1958年出现大量边民越境进入越南、缅甸的情况，共有11万人外迁。云南省委认定其主要原因是没有以生产为中心，要求边疆停办人民公社，以争取外逃人员回归为重点，做好群众工作。1960年4月，再次出现因粮食原因外逃的现象。为此，中共中央向云南省委发出《紧急指示信》，为合作化和政治运动降温。1962年，由于数月内大量民族上层人士外逃，3月27日，云南省委发出《关于加强边疆上层人物团结教育改造的通知》，要求对错捕、错关的民族人士平反，退赔他们被侵占的私人财物，认真贯彻合作化运动的赎买政策。5月，耿马县再次出现民族群众退社外流的情况。但与伊塔事件相比，中共并未将其过度政治化，上升为“反革命”或“里通外国”。同期，与香港接壤的广东省也发生了大规模逃港事件。

## 扩展阅读

- 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李丹慧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