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 (明朝)

高墙位于明中都禁垣东侧，是用于囚禁明朝皇族罪犯的特别监狱。

## 沿革

明太祖朱元璋登位后，将故乡凤阳升为中都，并兴建修砌在此先祖陵。后世又于皇陵附近兴设一监狱专门囚禁有罪宗室及其亲属，称为“高墙”，囚禁于此的宗室称“罪宗”，被废黜的宗室及其后人多以其封号称为“某庶人”，如“建庶人”、“吴庶人”、“晋庶人”、“阳宗庶人”等。明朝祖制，宗室虽有罪，不可判极刑，除极个别谋逆的首恶宗室被赐死或处决以外，其他罪行相对较轻的宗室多被关押或禁足于京城、中都、省城或王府内的指定地点。

### 明初

朱元璋长兄南昌王朱兴隆之孙，朱文正之子，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曾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和二十年两次革爵发配凤阳，但人身自由并未受到太多限制，尤其第二次贬斥期间尚能 “强取牧民，暴扰一乡”。可见当时没有专门用于关押犯罪宗室的地点，但将罪宗贬谪凤阳开始成为惯例。

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建文帝次子，年仅两岁的朱文圭即在靖难之役后为明成祖监禁于凤阳广安宫。建文帝异母弟吴王朱允熥在靖难之役后先被贬为广泽王，后被废为庶人，关押于凤阳，具体地点不详。《万历野获编》称他在被关押十五年后于高墙内去世（一说被成祖所杀），按这种说法，永乐十五年已有高墙，但缺乏旁证。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汉王朱高煦嫡次子汉世子朱瞻圻因不孝被废为庶人，根据《弇山堂别集》记载，洪熙元年（1425年）“（朱）瞻圻先以罪发高墙”，而官方史书《明宣宗实录》则明确记载，明仁宗“命（朱瞻圻）往凤阳守皇陵”，因此无法证明高墙在此时期已然出现。朱瞻圻于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镇压朱高煦之乱后被处死。

《明史•诸王表》记载，宣德二年（1427年），晋王朱济熿（晋恭王朱㭎庶三子）因勾结朱高煦谋反被“发高墙”，这是正史中最早出现“高墙”一词的年份，但他实际上与朱瞻圻一样，都是被“遣中官送往凤阳守皇陵”。

根据成祖、仁宗、宣宗实录等第一手史料，明朝初期罪宗多是被发配凤阳看守皇陵，少数如朱文圭等被囚禁凤阳皇宫，并没有出现“高墙”的字眼，而《弇山堂别集》《万历野获编》《罪惟录》《明史》等史料创作于明末至清代，作者可能受到明朝罪宗发配高墙的惯性思维影响，认为之前的罪宗也是被囚禁高墙，因此无法证实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是否已有高墙存在。

### 兴建

景泰元年（1450年），岷庄王朱楩去世，嫡次子朱徽煣继承爵位，其弟广通王朱徽煠、阳宗王朱徽焟谋反，景泰帝下诏贬二人为庶人，发配凤阳，命有司“修理墙垣、房屋、门禁与之居住，务在坚牢”，这是最早为罪宗营建专门关押地的记载，可以视为高墙的雏形。景泰三年又下诏命凤阳守陵太监“兼收掌安置庶人徽焟处门禁锁钥，往来提督官军关防守护”，这是由凤阳守陵太监负责看管罪宗的开始。天顺二年（1458年），明英宗在释放建文帝家人的同时，有意释放岷府罪宗回王府居住，但因担心他们与时任岷王朱徽煣无法共处而作罢。天顺四年，根据凤阳守陵太监奏请，朱徽焟的女儿被送出嫁人，在凤阳县居住，而他的儿子已经与被送入高墙的女子成婚，高墙的管理制度已经趋于完善。

### 成型和发展

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下令释放建文帝家人。朱文圭自幼被囚，被关押五十五年之久，心智已不正常，获释后不久去世。同时获释的还有朱文圭的后代和朱允熥的后代，而根据《罪惟录》的记载，可能还有时年六十二岁的建文帝太子朱文奎（《明史》《明会要》称其失踪）与其子（监禁中所生，时年四十余岁），以及建文帝同母弟衡王（怀恩王）朱允熞（《万历野获编》称朱允熥为建文帝诸弟中最后一位离世的，即朱允熞已在永乐十五年之前去世）。他们获释后仍被勒令在凤阳居住，处在严密监控之下，不许与包括宗室诸王在内的不相干人等交流，但允许和近亲属来往及外出购买生活物资，生活水平已经明显好于被监禁时。史料显示，建庶人和吴庶人，即朱文圭的后代和朱允熥的后代在成化年间依然有人在凤阳居住，且已经有财力购买奴婢。根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三年（1467年），巡抚淮扬右副都御史滕昭建议，“徽煠、徽焟、盘熚三庶人宜还置湖广、江西，以近就养”，同时将“建、吴二庶人送置有军卫城池处或凤阳旧中书省，严加防范”，礼部官员认为此举已无必要，宪宗认同，下旨“安置已定，不必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守备凤阳太监奏报，已故吴庶人的姐姐不久前在高墙内去世，终年八十六岁，宪宗下旨依例安葬，通过年龄判断，这里的吴庶人姐弟应该是朱允熥的子女，但这名或许曾经拥有郡主头衔的女子并未随朱允熥的其他后人一同获释，而是被继续囚禁二十八年直到自然死亡，可见明朝对于高墙罪宗的释放有一定的区别对待。这是《明实录》中首次出现“高墙”字样。弘治年间，台州人缪恭上书明孝宗，请求册封建庶人之后为王，奉祀懿文太子朱标，缪恭因此被通政使司逮捕，但获得孝宗赦免，可见弘治年间仍有朱文圭的子孙在世。

根据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凤阳中都留守司皇陵卫指挥使尹令（已致仕）的奏疏， “天顺以后，又以各处违犯祖训宗室发本处高墙为庶人，省令悔悟”，“天顺以来，庶人高墙内外，筑垣凿池，岁岁兴工”，可见大规模兴建高墙的工程是天顺朝后开始的。

成化十一年（1475年），凤阳守备太监奏请释放已故罪宗宁藩临川王朱磐熚遗孀王氏，明宪宗恩准。可王氏却不愿离开被囚禁的子女们，因此上奏请求允许她留在高墙内与儿女团圆，“虽居囹圄，得遂天伦，不忍分离”，宪宗将她和她的儿女全部一起释放。由此可见，明宪宗和凤阳有司最初并没有打算释放朱磐熚的子女们，说明罪宗去世后他们的家眷有可能被皇帝下旨释放，但优先释放的通常是妻妾，子女并不一定随之获释。

景泰三年（1452年），下诏要求对死在高墙的罪宗移到城外空闲地埋葬或烧化，但因宗室人不能随便出走，所以在外地的亲属不能来凤阳为死去的家人奔丧。

弘治元年（1488年），都察院和刑部决定对高墙内罪宗子女与外界通婚网开一面，并要求凤阳巡抚等地方大员要对此给予重视，有到婚姻年龄的要提前报告，允许罪宗子女与当地官民或军人成婚，对婚嫁者每人给4匹布做衣，20两银子做首饰，再给猪、羊各4只。

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十二月户部给明武宗的汇报之中，高墙已经增加到了六处，并且强调指出“庶人生衍日繁，供亿浩大，非一府所能给”。这些庶人虽然都是有罪宗室，但毕竟是太祖后裔，即使身在高墙之中，也是有使女服侍的。最终武宗同意调用凤阳寿州正阳钞关所征商税来补贴高墙庶人之用，同时又严令庶人使女最多两人。此后由于庶人数量略有减少，仅正德年间就有至少300名罪宗获释，到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高墙数量又重新降为五处，共有58处住宅，分别是东高墙（9宅）、中高墙（13宅）、西高墙（19宅）、四高墙（7宅）、五高墙（10宅），此后一直到南明弘光政权覆灭未再增加。高墙内“崇垣深渠，门楼敌台，不减郡县城郭规制，且在宫阙左掖，五墙不时修葺”。高墙门禁甚严，并专设“高墙军”警卫看管。明末崇祯朝高墙内仍有265名罪宗。

除了犯谋逆等大罪的罪宗以外，明朝也有将罪过较轻、爵位较低的罪宗交由所在亲王府或郡王府约束，或者为各王府初封亲王守陵的传统。明朝中期以来，随着宗室人口膨胀，宗室犯罪成为突出问题，甚至有中下层宗室因为生活拮据而故意犯罪，以求进入高墙，获得温饱，高墙的承载能力受到极大挑战。《明世宗实录》记载，代藩隰州王府辅国将军朱成𨱓（隰川懿安王朱逊熮之孙）年少时受其父镇国将军朱仕𡍫牵连被关押于“闲宅”，以至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获释回到王府时“已后当封之期四年”。由此判断，不迟于嘉靖九年已经出现了用于关押罪宗的“闲宅”。闲宅多位于亲王府所在的省城，由本府亲王郡王负责管束，形制与高墙类似，但看管相对宽松，“多分院落，多造房屋，及一应合用井灶家火，四周缭以高垣，外设总门，严为扃钥”，“锁钥封闭，五日一启巡风，人役昼夜守护，不许私自出入，交通外人”。被关押于闲宅的多为犯下违反藩禁、劫掠民财、淫暴败伦等较轻罪名的宗室，但同样会牵连妻妾子孙。朝廷通常会不定期释放罪过较轻的闲宅庶人，若逢大赦天下，也会有未犯十恶重罪的罪宗获释。闲宅庶人亡故后，地方官员可以上奏朝廷，释放其家属回原府居住，这一点与高墙相同。闲宅的设立有效缓解了高墙的压力，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但与此同时，隆庆、万历年间宗室犯罪问题愈发严重，闲宅同样出现了人满为患、看管不力的问题，闲宅罪宗外出作恶的情况时有发生，仅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就有6名楚藩宗室因“楚宗之乱”被处死，另有23人被发配高墙，22人被关押于闲宅，还有罪宗的家眷随住，给各藩的闲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有官员建议，犯轻罪的宗室可不关押闲宅，可交由原王府约束。

### 消失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义军攻破京师，崇祯帝自缢，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是为弘光帝（明安宗），于该年六月下诏释放高墙内341名罪宗，涉及75起案件，同年七月又下诏释放全部在押罪宗，获释的包括唐王朱聿键，即后来的隆武帝（明绍宗）。弘光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清军攻入南京，擒获弘光帝，弘光小朝廷覆亡，凤阳高墙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清朝康熙年间的史料中已经没有关于高墙的内容，高墙地表建筑应已消失，乾隆年间府城小北门一代仍有俗称“高墙巷”。根据凤阳当地人的说法，20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凤阳尚有被壕沟环绕的高墙遗迹，70年代尚存，之后随着城市建设而被填平。现今的高墙已无任何痕迹，但能够确定大致范围，环绕高墙的壕沟其中一段位于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凤阳校区到凤阳酿酒有限责任公司之间。2005年，位于凤阳县府城镇文昌街北段酿酒公司对面的“高墙巷”得以恢复，大致为中高墙南段壕沟遗址，清代为凤阳府北护城河。

## 被关押者

有记载的曾被囚禁高墙的宗室还有：

- 宁藩临川康僖王朱磐熚，宁献王朱权庶次子，天顺四年（1460年）因罪被废为庶人（一说被侄宁靖王朱奠培构陷），国除，发配高墙。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去世。二十三年，遗孀王氏等家眷获释。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追复王位，但临川国不予恢复。
- 代藩襄垣王府镇国将军朱成银、朱成钻，襄垣王朱仕㙺长子、次子，成化十一年（1475年）因罪被废为庶人，不晚于二十二年十月发配高墙。
- 岷藩充城王朱膺锟，岷顺王朱音埑嫡三子，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因罪被废为庶人，国除，发配高墙，不晚于嘉靖四年（1525年）去世，其家人于该年获释，仍为庶人，准予在各王府居住。
- 晋藩宁化王朱锺鈵，弘治四年（1491年）因罪革爵，被废后不思悔改，于八年被废为庶人，发配高墙，正德三年（1508年）去世，获准归葬，其子孙恢复宁化王爵。
- 唐藩新城王朱芝坦，唐宪王朱琼炟庶四子，弘治十三年（1500年）因罪革爵，国除，发配高墙，正德十年（1515年）去世。
- 周藩平乐王朱安泛，周惠王朱同䥝庶五子，弘治十三年（1500年）因罪被废为庶人，国除，发配高墙。
- 宁藩锺陵王朱觐锥，宁靖王朱奠培庶三子，弘治十八年（1505年）因罪被废为庶人（一说被侄宁王朱宸濠构陷），国除，与其子镇国将军朱宸湤一同发配高墙，正德十三年（1518年）去世。嘉靖四年（1525年）其家属获释，仍为庶人，准予在各王府居住。
- 鲁藩归善王朱当沍，鲁庄王朱阳铸九子，正德九年（1514年）被诬陷参与谋反，废为庶人，押送高墙后撞墙自尽，嘉靖二十年其子朱健𣐬复封归善王爵。
- 代藩隰川王府镇国将军朱仕𡍫，隰川懿安王朱逊熮第十三子，弘治十八年（1505年）因罪被废为庶人，嘉靖三年（1524年）发配高墙，不晚于七年去世。
- 宁王朱宸濠第三子，本无名，正德十四年（1519年）其父叛乱失败后随嫡母娄氏和众兄弟投水自尽被救，自取名“朱学”，嘉靖十五年（1536年）于南直隶霍丘县自首，发配高墙。
- 宁王朱宸濠妃妾，可能是侧妃方氏、徐氏和妾紫妃、素妃中的一人或数人，宁王之乱失败后发配高墙。
- 宁藩瑞昌王朱拱栟，因参与宁王之乱被废黜后死亡，死因不详，尸体被挫骨扬灰，王妃赵氏和子女发配高墙。弘光帝即位后大赦凤阳罪宗，四世孙朱议氻袭瑞昌王，后被监国鲁王朱以海封为翼王（永历三年被俘遇害），其弟朱议沥于隆武元年袭瑞昌王爵（同年被俘遇害）。
- 宁藩宜春王朱拱樤，因参与宁王之乱被废黜赐死，子孙发配高墙。弘光帝即位后大赦凤阳罪宗，四世孙朱议衍袭宜春王。
- 岷藩南安王朱彦泥，岷简王朱膺鉟庶次子，嘉靖四年（1525年）与王妃李氏因罪被废为庶人，废封国，发配高墙。玄孙朱企钰不晚于隆武年间袭南安王爵。
- 郑恭王朱厚烷，第五代郑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因劝谏皇帝修道被废为庶人，发配高墙，隆庆元年（1567年）复爵。
- 代藩饶阳王府庶人朱充鱼，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因与昌化王府庶人朱俊㯾、潞城王府中尉朱俊{木贷}一同杀人被发配高墙，其余两人赐死。
- 代藩饶阳王朱充𰟆，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因罪被废为庶人，废封国，发配高墙，隆庆元年（1567年）获释回到王府。
- 徽悼王朱载𫭢，第四代徽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因罪被废为庶人，废封国，发配高墙，未及启程即与众妻妾自缢身亡，隆武年间追复名号。
- 晋藩广昌镇国中尉朱知㷬（奉祀），广昌奉国将军朱表桧侄，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因罪发配高墙。
- 伊哀王朱典楧，第七代伊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因淫暴被废为庶人，废封国，与妻妾一同发配高墙，万历十年（1582年）死于高墙，归葬洛阳，隆武年间追复名号。
- 辽愍王朱宪㸅，第八代辽王，隆庆二年（1568年）因谋反被废为庶人，废封国，发配高墙，南明隆武年间平反复爵。
- 周藩富阳王朱勤煋，万历元年（1573年）因罪被废为庶人，废封国，发配高墙。
- 沈藩沁源长子朱珵场，沁源康裕王朱恬炜嫡长子，不晚于万历五年（1577年）因罪被废为庶人，发配高墙，具体罪名和发配过程不详。
- 周藩新会王朱睦樒，万历十二年（1584年）因罪被废为庶人，废封国，发配高墙。
- 楚藩辅国中尉朱华趆，“楚宗之变”主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因诬告楚王朱华奎、朱华壁兄弟非先楚恭王朱英𤈷亲生，与妻子王氏同被废为庶人，发配高墙。
- 楚藩朱英焦等二十三人，因参与“楚宗之乱”被发配高墙。
- 唐王朱聿键，第八代唐王，崇祯九年（1636年）因擅自出兵勤王讨伐李自成而被废为庶人，与王妃曾氏发配高墙，关押期间倍受守陵太监虐待。崇祯十七年（1644年），京师陷落，获释，加封南阳王。次年，即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弘光帝被俘，六月，以唐王身份在福建监国，闰六月即皇帝位，改元“隆武”。又次年，兵败身亡。

## 参见

- 空室，囚禁清朝宗室的特别监狱

## 参考资料

- 《明史》
- 《明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