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李德哈特

巴兹尔·亨利·李德哈特爵士（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1895年10月31日－1970年1月29日）是一名英国陆军军人、军事记者、军事史学者与军事理论家。他以提出“间接路线”战略理论、倡导陆军机械化改革和有限战争理论而著称，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军事思想家之一。李德哈特长期自称是二战德国“闪击战”思想的启发者，此说战后数十年间广为接受，但自1980年代起遭到学界的系统性质疑。

李德哈特出生于法国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英国陆军，参与了索姆河战役，因光气伤害导致心肺功能永久受损，1927年以上尉军阶退役。退役后转任军事记者，先后在《每日电讯报》和《泰晤士报》任职。在1920年代，其从步兵战术研究转向机械化战争的倡导，与J·F·C·富勒共同被视为战间期装甲战理论的先驱，后来还在历史研究中发展出“间接路线”战略理论，主张避开敌军正面、以迂回和心理打击取胜；概念经多次修订，最终形成1954年出版的定本《战略论 (李德哈特)》。

1930年代中期，李德哈特逐渐形成“有限责任”政策主张，反对英国再次派遣大规模远征军前往欧陆，并为支撑这一立场而放弃了对战车进攻潜力的鼓吹，转而论证防御在现代战场上占有压倒性优势。1937年，他成为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的非官方顾问，影响力达到顶峰。然而1940年德军以闪击战迅速击败法国，推翻了他的预测，其声誉遭受毁灭性打击，战争期间近乎边缘化。二战后，李德哈特积极与前德国国防军高级将领建立关系，出版了多部重要著作，包括介绍德军将领观点的《山的那一边》和埃尔温·隆美尔文集《隆美尔战时文件》，借此主张德军的胜利根植于其战前理论。在冷战时期，他对核威慑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反对使用任何核武器，转而倡导以常规力量为基础的有限战争战略。到1960年代中期李德哈特成功重建了声誉，1966年获封爵士。1970年1月在白金汉郡梅德梅纳姆去世。

然而自1970年代末起，学界对其历史叙事提出系统性质疑。约翰·米尔斯海默在1988年出版的《李德哈特与历史之重》中揭示，李德哈特在战后曾联络德军将领及其家属，要求对方为其影响力背书，甚至为海因茨·古德林回忆录《闪击英雄》代撰赞美段落。李德哈特的战后著作与活动也助长了“隆美尔神话”和“国防军无罪论”等史观，淡化了国防军与纳粹政权所犯罪行的联系。

## 生平

### 早年

李德哈特于1895年10月31日出生在法国巴黎第八区圣奥古斯丁广场附近的罗克皮纳街4号，原名巴兹尔·亨利·哈特（Basil Henry Hart）。父亲亨利·布拉姆利·哈特（Henry Bramley Hart，1860年－1937年）是一名循道宗牧师，首个任命地为布洛涅，之后在巴黎照顾当地英美及法国新教社群的灵性需求长达14年，其家族为格洛斯特郡塞文河畔韦斯特伯里一带的自耕农。母亲为克拉拉·李德（Clara Liddell，1862年－1954年），其家族来自苏格兰边境的利兹代尔，后长期定居于康沃尔郡，是早期铁路先驱之一，李德哈特的外祖父曾任职于伦敦和西南铁路。李德哈特与父亲感情深厚，对母亲较为疏远。李德哈特还有大七岁的兄长欧内斯特·雷文斯沃思·哈特（Ernest Ravensworth Hart，1888年－1932年），日后从事眼科医生。1921年，李德哈特将母方家族的姓氏“李德”冠在父姓“哈特”之前，一方面是为彰显其身份，一方面也是为纪念母亲的苏格兰李德家族。

李德哈特一家于1901年返回英国居住，其本人先在福克斯通短暂就学一阵子，之后转由家庭女教师进行私人教育，直到1904年将近9岁时才被送往艾基伯乐预备学校。李德哈特自幼体弱多病，母亲因此对其过度呵护，李德哈特后来自述母亲“把我惯坏了，完全没让我变得坚强。事实上，她把我养得太娇嫩了”。进入少年时期后，李德哈特长得又高又瘦，体力却跟不上身高，加上健康问题，使其原本想加入海军的念头在13岁时因体检未通过而落空。1907年，李德哈特转学至帕特尼的威灵顿学校，在此与日后的著名古典学者莫里斯·鲍拉同窗；1911年又转到伦敦圣保罗中学，后于1913年毕业。

青年时代的李德哈特将大量时间花在阅读和写作上。约15岁时写了军事小说《阿奎隆，或阿奎洛征服世界》（The Aquilon or the Conquest of the World by Aquilo），以古典时代晚期为背景，展露出对历史由伟人创造的信念。李德哈特少年时期对航空最为狂热，16岁时已能自信地向《The Aeroplane》等航空杂志投稿，编辑甚至未察觉作者的年龄便予以刊登，并在社论中评论。

李德哈特入学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研究近代史。然而李德哈特对必修的中世纪史和宪政史毫无兴趣，反而大量时间钻研军事史和战术问题，还持续向报纸杂志投稿关于飞机和运动的文章。结果在1914年5月的资格考试中，仅勉强获得三级及格。

### 一战与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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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陆军大臣赫伯特·基奇纳宣布征召4万名新军官以组建远征军，李德哈特应募入伍，于同年12月就任陆军少尉，服役于约克郡国王轻步兵团。1915年中首次赴西线相对宁静的地段；同年再赴伊普尔突出部，于水浸壕沟中被炮弹震伤导致脑震荡，遣返回国休养。

1916年春季，李德哈特重返法国，参与了索姆河战役。其所在的营在战役首日即遭受重大损失，全营仅存两名军官，其中一名还负了伤，身为少尉的李德哈特不得不临时代理营长。李德哈特本人在战斗中三次被击中，所幸均非重伤。在当时，李德哈特对英军的指挥完全不持批评态度，仍将索姆河视为一场胜利。7月16日，李德哈特在马梅茨森林遭遇光气的化学攻击，再度被送回本国休养。这次化学伤害对他的心肺功能造成永久性损伤，官方认定其伤残率为50%，此后长期受心脏神经官能症困扰，再未返回前线。丹切夫注意到李德哈特三次赴前线都是极短暂的任务，且每次都因伤中止，“每一次的中止都带有某种模糊性”。

养伤期间，李德哈特撰写了一本题为《一位连长眼中的索姆河英军大攻势印象记》（Impressions of the Great British Offensive on the Somme）的小册子，内容满是对英国高层指挥毫不掩饰的崇拜，称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黑格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英军的组织和参谋工作是“超越德国人的惊人完美”。陆军部拒绝出版该书，但李德哈特将手稿寄给剑桥导师杰弗里·巴特勒（Geoffrey Butler），巴特勒又转交给在黑格总部任职的约翰·巴肯。巴肯对此印象深刻，邀请李德哈特加入其计划在大本营设立的历史部门，惜因巴肯染病调职而未能实现。1917年4月，李德哈特晋升上尉，随后担任斯特劳德志愿团第4营副官。

1918年1月，李德哈特移居剑桥，将自己对士兵训练的实验性成果编纂成册，出版为《步兵训练新方法》（New Methods of Infantry Training）。此后持续向军事期刊投稿，1920年3月更向北区司令部指挥官艾佛·马克斯少将提交了一份关于机动进攻战术的长篇论文。马克斯对此极为赏识，不仅在军队中宣传李德哈特的步兵战术和训练思想、安排李德哈特到自己麾下任职，还将其引荐给正担任《国家评论 (伦敦)》编辑的胞弟里欧·马克斯（Leo Maxse），成为李德哈特踏入新闻界的最早途径。李德哈特随后在该刊物发表了两篇文章：战争理论《暗中人》（Man-in-the-dark）与《步兵战术新论》（A new theory of infantry tactics），分别刊载于1920年6月和7月。

同一时期，经马克斯引介，李德哈特受温斯顿·杜根，第一代维多利亚杜根男爵准将邀请加入第10步兵旅指挥部参谋团，奉命撰写《步兵训练》（Infantry Training）手册，于1920年9月完成。撰写期间，李德哈特将部分草稿寄给J·F·C·富勒上校，开启了两人长期的友谊。同年10月在皇家联合研究所发表演讲（内容详见步兵战术与机械化改革），由此被视为总结一战步兵战术的专家而名声鹊起。然而，李德哈特对军方审查其著述的做法日益不满，遂在1921年出版的《步兵战术框架》（The Framework of Infantry Tactics）中直接发表未经修饰的观点，此书修订版更名为《步兵战术科学》（A Science of Infantry Tactics），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再版。

在撰写与发表的同时，李德哈特的军旅生涯却因健康问题而日益困顿。战后曾担任教官，负责在医院组织教育工作、协助伤残退伍军人重返社会，也为准备晋升考试的军官讲授军事史。李德哈特曾申请加入帝国国防委员会历史部，遭到拒绝。马克斯与杜根两位将军建议其转调皇家陆军教育团，陆军部也在1921年颁发了正式委任状，但因李德哈特在1921至1922年间两度轻度心脏病发，医务委员会以其健康不合格为由否决了转任；1923年再尝试转调皇家战车团，又因医疗纪录审查而遭拒。1924年，李德哈特被列入预备役，同年6月改为领取半薪（实际不到四分之一）。1927年，李德哈特以上尉军阶退役。

### 转任新闻工作者

早在正式退伍前，李德哈特就开始转型，曾尝试创作小说或电影剧本，但皆无疾而终，也曾与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求职遭拒。李德哈特后来担任体育新闻记者，曾为《美国草地网球》（American Lawn Tennis）及多家全国性报纸报导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1924年，李德哈特受《早报 (伦敦)》聘请，担任草地网球特派员兼助理军事新闻记者。同年7月，李德哈特结识了军事记者查尔斯·库尔特·雷平顿。雷平顿同样出身军旅，1902年因与一名高级外交官的妻子发生不伦关系而被迫除役；军旅生涯虽告终结，他却凭文笔与军方人脉，在1904至1918年间任《泰晤士报》军事记者而闻名，其后辗转于《早报》和《每日电讯报》，影响力极大，更成为英国军方倚重的私人顾问。李德哈特深受雷平顿的经历所鼓舞，并于1925年接替了雷平顿在《每日电讯报》的军事记者职务，李德哈特声称，“我决心以此为平台，发起陆军机械化的改革运动。”同年秋季，李德哈特还获选担任《大英百科全书》的军事顾问（后升任编辑），这项职务亦激发了他对军事史研究的热忱。

这段时期李德哈特的知名度与影响力陡然上升，凭借其文笔、知识和性格，很快就与同样具改革思想的军官建立互信关系，构筑了人脉网络，并因此有着可靠的消息来源，报导具有权威性，其深得军方信赖，甚至获得进出英国陆军部的权限。帝国参谋总长乔治·米尔恩，第一代米尔恩男爵爵士在1925年8月即在阿蓝得与李德哈特会面，预先透露陆军改革计划。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布莱恩·霍尔顿-里德对此写道：“在（李德哈特）之前或之后，皆无军事记者达到相当的影响力”。李德哈特并跻身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袖之列，经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推荐获选加入雅典娜俱乐部 (伦敦)，社交圈也超越了军事界，开始结交吉尔伯特·默里、约翰·巴肯和莫里斯·鲍拉等知识分子。

1925年至1930年间，李德哈特撰写并出版了多部著作，早期作品深受富勒的影响（详见步兵战术与机械化改革）。1926年秋季，李德哈特前往法国和意大利访问，期间会见了贝尼托·墨索里尼，其对法西斯主义的第一印象并非负面；不过李德哈特并未像富勒那样发展出对法西斯运动的持续认同，两人后来也因富勒的政治倾向而一度疏远。

### 战间期

#### 步兵战术与机械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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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后，李德哈特最初涉足的理论领域是步兵战术，探索在战场上恢复机动性的途径，1920年在皇家联合研究所发表了题为“‘黑暗中的人’步兵战术理论与‘扩展急流’攻击体系”（The 'Man-in-the-Dark' Theory of Infantry Tactics and the 'Expanding Torrent' System of Attack）的讲座。所谓“黑暗中的人”，是以两人在暗室中搏斗为隐喻：一方伸出一臂摸索对手、扼住其咽喉以牵制全部注意力，同时另一拳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动致命打击。李德哈特将此原理推演至基层部队战术：以一部分兵力牵制敌方据点，其余力量绕过据点渗透敌后，破坏通信网络。当这种渗透在整条前线同时展开，突破便如急流冲破堤坝般不断从裂隙涌入、向两侧拓宽缺口，后续部队随之穿越已扩大的突破口继续推进。李德哈特将此进攻体系命名为“扩展急流”（Expanding Torrent）。在防御方面，李德哈特提出“收缩漏斗”（Contracting Funnel）战术：仅在前线配置少量“前方部队”以炮火迟滞敌军，将大部分兵力作为“机动部队”部署于后方，待敌方进攻力量穿越前沿后从两翼合围歼灭。这套理论在军界广受认可，多位高阶将领出席其讲座。李德哈特还特别重视士兵的个人主动性，主张“每个士兵都要作为独立的个体行动和思考”，基层指挥官应在战场上独立判断而非机械服从。米尔斯海默指出，这套进攻理论与德军在一战末期使用的渗透战术高度相似，李德哈特本人也承认从中有所借鉴。

从1922年起，在富勒的影响下，李德哈特全面转向倡导机械化战争。在与富勒的通信中，李德哈特坦承步兵在机械化战争面前已无用武之地，并预言“最先认识到我们正在进入战车时代的国家，将赢得下一场战争”。李德哈特在早期书信中盛赞富勒为“我所遇过最伟大的知性力量，侏儒群中的巨人”，然而阿扎·加特指出，随着自身名望渐长，李德哈特对富勒的态度转为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弑父情结”，大量借用其思想却从未公开承认这笔思想债；富勒的妻子索尼亚在一次与李德哈特夫人的激烈争执中，更直指李德哈特“靠着丈夫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名声”。加特考证指出，李德哈特对富勒1923年出版的《战争的革新》（The Reformation of War）印象极为深刻，“在自己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帕里斯》中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它”，两书在论述框架、核心论点和行文风格上高度雷同，但从未公开承认这种程度的因袭。此后两人共同推动机械化改革，但理念有所不同：富勒倾向发展以战车为唯一主力的全战车军队，李德哈特则主张建立全机械化军队，即所有支援兵种均应搭载装甲车辆，以便与战车密切协同作战。邦德和亚历山大认为，富勒是“更大胆、更有活力、更具原创性的思想家”，而李德哈特则“更为平衡、谨慎，作为军事论战者不那么极端”，其优势在于提出了分四阶段渐进转型为“新模式”军队的详细而务实的方案，始终强调步兵（李德哈特称之为“战车陆战队”（Tank Marines））是机械化部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37年起，两人因富勒日益倾向法西斯而关系逐渐疏远，直到1942年才恢复来往。

在1920年代的大量著述中，李德哈特强调战车集群应在敌军防线薄弱处实施突破，深入敌后瘫痪其指挥体系，从而恢复拿破仑时代那种追求决定性胜利的机动战。1925年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帕里斯，或战争的未来》（Paris, or the Future of War）系统阐述了对战车、空军和机械化的展望，并主张只有由长期服役志愿役组成的小型精锐部队才能实施这类快速机动战，征兵制的大规模军队过于笨重，只能重蹈一战消耗战的覆辙。1927年出版的《改造现代陆军》（The Remaking of Modern Armies）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1927年，英国在索尔兹伯里平原成立了实验机械化部队，其诸兵种联合的编制在演习中印证了李德哈特所倡导的全机械化军队构想。

#### 发展“间接路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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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0年代末，李德哈特的兴趣进一步从战术层面扩展到历史、战略与一般性的战争理论，其著作开始展现出与富勒截然不同的独立观点，在影响力方面实际上已开始超越后者。通过考察从古希腊到一战的历次战争，李德哈特逐步形成了日后称为“间接路线”的核心主张：正面硬攻一支有准备的敌军几乎从未成功，历史上打胜仗的将领总是避开敌军最坚实之处，从对方想不到的方向施加压力，先打乱敌军阵脚，再给予致命一击。“间接路线”不单指地图上的绕路，更核心的是让敌方指挥层在心理上“失衡”（dislocation）——乱了判断、无法及时反应，在真正开战前就已落入下风；而机械化部队的速度与灵活性，正为这种打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

这一思想在一系列历史著作中逐步成形。1926年出版的《大西庇阿：胜过拿破仑》（A Greater than Napoleon: Scipio Africanus）以古罗马将领大西庇阿为研究对象，探索以机动和奇袭取胜的战略思路；翌年出版的《揭开名将面纱》（Great Captains Unveiled）考察历史上数位不为传统史学所重视的统帅，并以蒙古人的机动战论证战车为“骑兵的现代形式”；李德哈特还将谢尔曼推崇为“间接路线”战略的代表人物，1929年出版的传记《谢尔曼：军人、现实主义者、美国人》（Sherman: Soldier, Realist, American）即以此为核心主张，并从其战例中提炼出“战略网”（strategic net）、“替代目标”（alternative objectives）与“诱饵赌局”（baited gambit）三个操作概念。同年出版的《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是“间接路线”理论的首次系统表述，该书经1941年增补为《间接路线的战略》，1954年又大幅修订扩展为定本《战略论：间接路线》（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至今仍是军事战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李德哈特本人视“间接路线”为其对军事理论的主要贡献。

在这一时期，T·E·劳伦斯逐渐取代富勒成为李德哈特的精神导师。劳伦斯在一战期间以英军联络官身份参与阿拉伯起义，率领阿拉伯非正规部队以游击战袭击鄂图曼帝国的汉志铁路等补给线，避开敌军主力、以机动和奇袭瓦解其后勤体系，在李德哈特看来正是“间接路线”在实战中的典范。两人的交往始于1921年，李德哈特主动寄出步兵战术文稿，劳伦斯回复称“如今出版的军事文献大多在下笔前就已陈腐不堪，收到一份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1927年，李德哈特以《大英百科全书》军事编辑身份邀请劳伦斯撰写游击战条目，劳伦斯辞谢但允许其从《智慧的七柱》中摘编素材。直到1929年劳伦斯返回英国，两人才开始定期见面和通信，李德哈特日后称之为“一生中最具启发性的思想交流之一”。霍尔顿-里德指出，劳伦斯的战例对“间接路线”概念的“精炼”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说劳伦斯直接启发了这一理论，因为李德哈特在密切关注劳伦斯之前就已发表了相关论述的雏形。1933年该书出版后，劳伦斯读过《拿破仑的幽灵》（The Ghost of Napoleon）致信李德哈特：“这是一种奇异的体验，像是在回忆中重返学校，因为在战前我就已独自走过了这条路”。然而，劳伦斯惯于将人际关系严格分隔：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指出“他从未向我提起过你……对你，他几乎只展示军事史家的那一面：你对他而言就是‘军事史家’，正如奥古斯都·约翰是‘画家’，而我是‘诗人’。所有隔间都如此密不透风”。霍尔顿-里德认为，1930年李德哈特年方35岁，一战经历和随后的幻灭“在其壮年留下了深刻伤痕，他需要一个希望的象征”，而劳伦斯正是其心目中“间接路线”的最佳范例。

#### 一战着述与克劳塞维茨批评

进入1930年代，李德哈特对一战的著述转为严厉的批判语调。1930年出版的《真实的战争》（The Real War，后扩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以及1931年出版的《奥尔良人福煦》（Foch, the Man of Orléans）猛烈抨击西线指挥，李德哈特对英军将领的态度从早年崇拜转为系统性批评，深刻影响了英国公众对大战的认知。1932至1933年间，李德哈特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发表“里斯·诺尔斯讲座”，讲稿随后结集出版为《拿破仑的幽灵》一书，将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斥为“大规模战争的教主”（Mahdi of Mass）和“全面战争的鼓吹者”（apostle of total war），将1914至1918年间残暴而缺乏想像力的正面强攻归咎于克劳塞维茨学说的影响。这一论断对英语世界往后一代人对克劳塞维茨的认知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巴斯福德揭示了李德哈特在此问题上的自相矛盾：李德哈特私下收藏了一部《战争论》德语原版及若干克劳塞维茨的亲笔手稿，尽管本人并不通晓德语；在1932年6月的私人笔记中写道“即使在战争领域……克劳塞维茨的名字也比19世纪任何将领（或许李将军和毛奇除外）更为突出、更为士兵所熟知”。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德哈特在批评埃里希·鲁登道夫时竟以攻击克劳塞维茨开篇，随即又指责鲁登道夫未能领会克劳塞维茨的智慧。卢瓦斯则认为，李德哈特阅读《战争论》（所用版本为格雷厄姆的英译本）后“不太可能以开放的心态重读过它”。李德哈特还协助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编撰《战争回忆录》，进一步深化了对一战指挥的批判观点，其后又在《1914-1918战争概论》（The War in Outline）和《穿透战争迷雾》（Through the Fog of War）中严厉谴责英军将领的指挥能力。

#### 政策主张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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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李德哈特加入《泰晤士报》担任防务特派员，这项任命为其带来了更高的声望和更大的舆论影响力。在此期间，李德哈特为陆军大臣达夫·库珀提供咨询，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政策立场：英国在一战中对法国的大陆承诺（即承诺派遣远征军赴欧陆作战）是不应重蹈的覆辙，未来应将军事贡献限缩于空军和海军力量，辅以少数精锐装甲师，避免再派遣大规模远征军前往欧陆，李德哈特将此称为“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政策。

“有限责任”政策的核心前提之一，是空中力量可以取代大规模地面部队的角色。李德哈特早在处女作《帕里斯》中即大力鼓吹战略轰炸，认为对敌国城市的快速大规模空袭可以在“几小时内、最多几天内”瘫痪其“神经系统”迫使其求和，甚至主张飞机投掷毒气比炸弹更“人道”；这些观点与同时代的空权论者朱利欧·杜黑、比利·米切尔和休·特伦查德相似，英国皇家空军亦对其空中力量著述印象深刻。

到了1930年代中期，李德哈特已认识到“摧毁任何大型城市所需的高能炸弹的数量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现有轰炸机的装载能力”，不再相信战略轰炸能单独决定战争，但米尔斯海默指出其仍继续利用社会对空袭的恐惧来反对大陆承诺。1935至1936年的《泰晤士报》系列文章中，李德哈特主张英国在下一场欧洲战争中的角色应交由皇家空军承担，并力主将陆军经费优先投入防空力量而非地面作战部队。对此，包括装甲力量支持者吉法德·马特尔少将与前帝国总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阿马尔·蒙哥马利-马辛本特元帅在内的军方人士批评其立场可能阻碍战车发展、削弱远征军装备。

1937年5月，莱斯利·霍尔-贝利沙接任陆军大臣，李德哈特成为其非官方顾问，协助推行多项改革：现代化军官职业结构、改善部队训练和生活条件、清除陆军委员会 (1904年)中较为保守的老将领并替换为更具活力的新人。然而军方不少人认为李德哈特的权力已经过大，军队不应由记者来运作，其影响力遂逐渐减弱，两人的“合作伙伴”关系于1938年7月告终，同年李德哈特亦与妻子杰西分居。在《泰晤士报》的处境同样日益艰难。米尔斯海默指出，李德哈特与该报的冲突并不像他日后所称，是出于反对绥靖政策；实情恰恰相反。当《泰晤士报》和内维尔·张伯伦政府在1939年初开始放弃绥靖政策、转而主张以军事力量威慑德国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时，反对大陆承诺的李德哈特反倒无法认同这一新方针。1939年3月英国向波兰提供安全保障后，工党政治家休·道尔顿致信李德哈特，讽刺道：“《泰晤士报》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之时，你反倒变成了一个绥靖主义者！”在战前最后数月，李德哈特开始论证希特勒的要求具有“相对合理性”，认为是盟国的对抗姿态将欧洲推向了战争边缘。1939年6月，长年高压工作导致严重心脏病发作并伴随精神崩溃，随后迁往德文郡疗养，同年底离开《泰晤士报》。

在“有限责任”政策的逻辑驱动下，李德哈特在1930年代中后期的著作中反复主张防御在现代陆战中显著优于进攻，认为机关枪、反战车炮和高射炮等武器的发展正在加剧这种优势，机械化部队若无法出其不意则难以突破防线。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武装欧洲》（Europe in Arms）和《不列颠防务》（The Defence of Britain）两书中。邦德认为这一转向是李德哈特声誉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最深层原因：其在1920年代以陆军机械化改革的旗手著称，大力鼓吹战车的进攻潜力，却在1930年代中期转而主张防御占据压倒性优势，这个矛盾“即便在回忆录中巧妙的自辩也无法掩饰”，更有学者认为其“有限责任”学说“为敦克尔克铺平了道路”。事实上，英国政府在1937年12月正式采纳“有限责任”政策后，战车生产经费的削减额超过了陆军其他所有节省的总和。邦德和亚历山大总结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德哈特和戴高乐善意的论战实际上阻碍了各自国家军队的现代化”，因为两人鼓吹的那种小型精锐军队在政治上和财政上都不可行。邦德还指出，李德哈特的论述风格具有记者的机巧，善于暗示其偏好的政策而不做过于明确的承诺，也善于在文中插入限定性措辞，使批评者几乎不可能证明其犯了错。

米尔斯海默对这一矛盾提供了更系统的分析，指出李德哈特在1920年代鼓吹的战车突破与深远机动构想（即后来所谓的“闪击战”思路）与其反大陆承诺立场存在根本冲突：如果战车进攻能取得快速决定性胜利，英国决策者恰恰有理由派遣地面部队前往欧洲；同时，宣扬战车的进攻潜能也会破坏威慑效果，因为只有让潜在侵略者相信防御占据压倒性优势、战争必将陷入消耗战，威慑才最有效。为解决这一矛盾，李德哈特在1934年后逐步放弃了对战车进攻潜力的鼓吹，发展出三重论述：首先论证即使有了战车，防御仍占绝对优势；其次预言二战将重演一战的僵局，以此主张英国派遣远征军毫无意义；第三，翻转对法德两军的评价，此前认为法军脆弱而德军强大，如今则认为法国仅靠自身力量即可抵御德军，英国无需派兵。李德哈特还提出进攻者需要3比1的整体兵力优势才能取胜，而德国和盟军均无法达到此比例，因此西线将陷入僵局；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一论点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它忽略了闪击战的核心在于集中兵力于关键突破点、取得压倒性的局部兵力优势，而非追求整体优势。1940年德军正是在阿登地区以此方式突破了盟军防线。

李德哈特的这些主张植根于其所谓“英国的战争方式”（British way in warfare）的历史诠释，即英国的传统战略乃依赖海权和经济压力取胜、避免在欧陆投入大规模地面部队。然而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E·霍华德在其1972年的福特讲座著作《大陆承诺》中论证，对欧陆盟友提供大规模支援非但不偏离英国传统，反而恰恰是其核心；其后并斥李德哈特的论述为“一篇巧妙的政治宣传册，与其说是阐明历史的复杂性，不如说是为了影响英国舆论和政府政策”。军事史家休·斯特拉坎进一步质疑“英国式战争方式”一说，指出李德哈特式的海权战略仅适用于有限战争，英国若要取得决定性结果终须投入欧陆；并以英国在两次大战中均组建大规模陆军投入欧陆、冷战期间亦持续驻军欧洲为证。

### 二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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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战争正式爆发后，西线进入长达八个月的“假战”时期。李德哈特坚信不会发生真正的战事：圣诞节前撰文断言“德国人不可能在西线发起进攻，因为可能产生的损失和困难与获胜前景不成比例”；1940年2月在日记中写道：“对平庸的人来说，最不可接受的事情是在他们未能开启的事业上有所作为”，暗示自身推动的军队改革和对西线僵局的预测得到了验证。同月在《周日快报 (英国报纸)》发表长文，断言“无法想像任何一方找到可能在整场战争中获胜的办法”，“得益于不断增强的现代防御力量，西部前线不会受到侵犯”，甚至称赞盟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有一个自然的思维逻辑”，而甘末林正是日后遭李德哈特嘲讽为保守无能的人物，而认为“鲁莽行事的冲动更多来自缺乏耐心的文官或退役的将军”。此外，李德哈特在评估德国获胜的可能性时写道：“就目前来看，只有引进一些完全新型的武器，或者盟国的指挥极其差劲，德国才有真正获胜的机会”。然而米尔斯海默指出，李德哈特在1920至1930年代初期大力鼓吹闪击战，此时却只字未提德国可能以此战术取胜。

1940年5至6月，西线盟军的溃败推翻了李德哈特在1930年代后期的一切预测。德军发动攻势的第二天（5月11日），李德哈特仍在文章中表示“比利时的防御和力量比1914年强大得多”、德军的机械化力量“在低地国家不适用”。然而到了5月19日，英国政府已警告公众德军突破默兹河、盟国面临决定性失败的严重危险，李德哈特却仍在文章中坚称德军“实际进展不是很大”，认为“在两军势均力敌的现代战争中，回报不断减少的法则一直稳定地存在”。直到5月20日，才在文章中承认“德军已经认识到机械力量与人力相比的决定性价值”，并意识到德军所执行的，正是自己在1920年代倡导、却在1930年代放弃的装甲战略。米尔斯海默指出，自称“闪击战之父”的李德哈特，却未能预见德军会以这种方式取胜，堪称严重的失败。

邦德记载：“李德哈特很少主动地谈及战争岁月”，而其《回忆录》也止于法国沦陷。工党政治家道尔顿日后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舆论对李德哈特态度的转变：“我们中一些对防御特别感兴趣的人此时很好地了解了李德哈特……我在1940年法国沦陷的时候对他失去了信心……因为无论在演讲和写作中，他一直坚定地认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防御较之进攻在地面上有很大优势，进攻只有在拥有极大的力量优势时才能成功”。此后李德哈特的地位急剧下滑：搬离伦敦定居乡间，战争日记显示其与指挥战争的将军和政客几乎失去联系，通信对象也主要是同为局外人的朋友，且关系时有龃龉。1942年10月他致信长期通信的友人埃思米·温菲尔德-斯特拉特福德时承认：“我很难过您之前对我判断的信任……已经大大减弱”。战争期间，长期好友、防空司令部 (英国)总司令弗雷德里克·派尔将军是唯一仍与李德哈特定期联系的军方要员，但即使是派尔，也在法国沦陷后不久告知李德哈特将面临陆军部的严厉批评。李德哈特曾提出“以顾问或督察的身份”为派尔工作，但派尔虽是忠实的朋友，此时也无法予以聘用。另一方面，1940年比弗布鲁克勋爵警告他：在下议院，“李德哈特”已成为失败主义的代名词，甚至有议员指控其“偶尔对莫斯利及其法西斯运动表示同情”。

尽管失去了《泰晤士报》的平台，李德哈特仍以自由撰稿人身份为《每日邮报》和《周日快报》供稿，并在1940至1942年间陆续出版《动态防御》（Dynamic Defence）、《战争潮流》（The Current of War）和《扩张中的战争》（This Expanding War）三部著作。然而这些作品的反响远不及战前。例如，1941年4月一篇对《战争潮流》的书评便颇能反映当时的评价：“这不是一本书，仅仅是报纸文章、意见不同的杂文和机密备忘录的集合……它们中大多数是陈旧过时的；它的主要预言都被最近的事件证明是错误的……李德哈特上尉不再能预见未来”。米尔斯海默指出，这在1930年代不可想像：李德哈特不仅在书评中遭到批评，还在报纸文章、著作和演讲中被攻击，“1939年7月末他达到事业的巅峰，随后战争爆发，其继续试图与希特勒达成和解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整个战争期间，李德哈特始终是盟国无条件投降政策的主要批评者之一，持续主张与希特勒协商解决冲突。李德哈特为此提供了两项论据：其一，德国完全战败将导致苏联主导欧洲大陆，不符合英国利益；其二则更具争议——认为希特勒基本上是理性的政治家，是盟国将其引入歧途。1942年10月李德哈特在信中写道：“深刻的心理事实是‘窃贼不会谋杀’，除非他们被剥夺任何的出路……很明显希特勒不愿意开战……从第一个下午开始，他就不断试图从战争中脱身”。即使盟军胜局渐显，李德哈特仍不改其志，直到1943年春季仍认为盟军胜利只是“一种可能性”。1944年8月，当已有大量证据显示德国正在有组织地屠杀犹太人之际，李德哈特在致好友约翰·布罗菲的信中竟声称“德国人的行为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正确’并且克制”，将纳粹集中营与英国拘留营相类比。布罗菲直言不讳地回复：“你在用双重标准对待英国和德国的行为”。尽管如此，米尔斯海默认为李德哈特并非法西斯同情者或反犹主义者，而是“一个坚定的民主守卫者和一个少有偏见的人”，但其对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反对根深蒂固，以至于不得不采取“即使从最宽容的角度也要被描述为可耻的态度”。

1945年2月，李德哈特与《每日邮报》的合约到期后未获续约。战争结束时，李德哈特在英国军事评论界已近乎边缘化，甚至在1946至1947年间认真考虑放弃军事研究，转而全心投入其私下的爱好——女士时装设计。

### 战后

#### 《山的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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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英格兰北部格里兹代尔庄园一号战俘营开始关押被俘虏的德国高阶将领，而李德哈特凭借在政治作战部再教育科任职的亲戚人脉，以政治情报部讲师的名义取得访问许可。7月21日，李德哈特被告知将可访问该战俘营，并会发表演讲和进行问答式讨论，但其要求与个别将领单独会谈，以便“将再教育理念深植于德军高阶将领脑中”。8月9日，李德哈特开始访问该战俘营，前后访问15次，个别访谈了其中12人，包括格特·冯·伦德斯特、哈索·冯·曼陀菲尔、威廉·里特·冯·托马、库尔特·斯图登特、哥特哈德·海因里希、埃德加·勒里希特与君特·布鲁门特里特等将军。这些访谈颇受德军将领欢迎，双方讨论不限于特定战役或战术，还涉及未来军事组织形态及苏联潜在威胁等议题。此外，李德哈特还设法改善了部分将领的待遇，伦德斯特元帅尤其感激李德哈特带来礼物、设法改善其居住条件。另一方面，李德哈特在报告中主张约有六成的德军将领属于非政治化的军人，只专注于本业、不考虑其他领域的问题，许多将领甚至连联邦与联盟的差别都没有概念。李德哈特因此主张不应将兢兢业业的军人视为纳粹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尽管也承认其中许多人对希特勒上台抱持机会主义式的支持。

然而，英国历史学家阿拉里奇·瑟尔（Alaric Searle）对双方的动机提出质疑。瑟尔指出，1945年底至1946年初战争罪审判即将展开，李德哈特是这些德国将军少有的盟友，不仅本人对战争罪审判有兴趣，也与负责英国战争罪起诉的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有所联系，必定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为德国将领提供帮助。事实上，海因里希、勒里希特等人确曾就“是否应集体聘请律师代表将领参加纽伦堡审判”一事向李德哈特征询意见，李德哈特也给予了相应建议。瑟尔据此认为，李德哈特与德军将领的会谈绝非单纯的学术研究。1946年2月，李德哈特的战争部通行证被取消。尽管李德哈特一再请求探望已转移至威尔士布里真德岛屿农场的将军，但战争部始终不予明确答复。瑟尔认为，英国政府可能对李德哈特这位非官方人士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感到不安。

1948年，李德哈特将会谈内容整理成册，出版了《山的那一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从数位前国防军将领各自的视角介绍希特勒与二战，李德哈特还在书中称这些德国将领“并不都……是典型的普鲁士铁杆军人”、“这些人本当出现在银行经理或工程师的会议桌前”、“他们本质上不过是一介技师，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对外界所知甚少。所以不难看出希特勒是如何蒙蔽他们、操控他们，将他们作为便利的工具以售其奸”等描述。其中“不管怎样，二战中德军将领的专业素质毕竟是一流的。如果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具深度，他们应能表现得更为出色。不过，如果他们成了哲学家，也就成不了军人了”一语引起了许多争议。

由于该书主要取自德国将领的口述，精确程度存疑，但考量到当时相关史料严重不足，该书仍被视为史学界的一次重大成就。此书在英国受到好评，并在德国引起广泛回响（1950年根据英文第二版出版德译本《Jetzt dürfen sie reden》），极大改善了李德哈特的职业生涯与声誉，尤其在德国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许多前国防军将领正面评价此书，包括反纳粹人士如装甲兵上将弗里多林·冯·森格尔-埃特林；由于获得反纳粹势力的背书，此书的客观性也相对提高，并成为反对德国集体罪责论者的主要辩护依据。然而批评声浪同样存在，如1949年1月一篇题为《德国将领的罪责》（The Guilt of the German Generals）的报刊文章便指责此书“非常可疑”，认为德军将领可能参与审阅了书稿。该文还驳斥李德哈特“如果他们成了哲学家，也就成不了军人了”一说，质问“难道克劳塞维茨和毛奇不是军人吗？”，并谴责国防军将领背叛了德国伟大的军事传统，认为这些人既不值得同情，也不值得为其辩护。

#### 推动西德重新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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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在战后与前德国将领持续密切交往，并在1948年公开主张西方盟国所建立的军事联盟“西方联盟 (军事联盟)”只有在“允许德国人参与”的条件下才有可行性。为探究重新武装德国的可行性，李德哈特在1950年6月至7月间游历德国，会见前国防军将领汉斯·施派德尔、弗朗兹·哈尔德和曼陀菲尔等人。李德哈特指出，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欧洲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并向这些将领索取未来军队高阶指挥官的合适人选名单。瑟尔认为此举可能是重演1930年代李德哈特在英国军政界“利用人脉和内幕情报来建立影响力”的模式。随后，李德哈特开始将重整军备的议题公开化，先于1950年10月在《上黑森报》（Oberhessische Zeitung）投书《德国是否也应战斗？》（Soll Deutschland mit kämpfen?）一文，支持西德重整军备，称保卫西欧离不开德国人的协助。尽管当时德国普遍存在反对重新武装的情绪，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已使许多人认识到同样的事可能发生在德国。李德哈特还建议在重新武装的初期阶段可组建一支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欧洲军团”，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英国舆论所能接受的范围。然而，许多德国退伍老兵和将领都视盟军的战犯审判为“胜利者的正义”，解决当时服刑中的战犯问题成了重新武装的先决条件。

在此背景下，李德哈特很快投入要求释放埃里希·冯·曼斯坦和阿尔贝特·凯塞林等在押前德军高级将领的运动，投书《泰晤士报》抗议“胜利者的正义”，警告“一些目前身陷囹圄的杰出将领，受到绝大多数正直士兵的深深敬意和爱戴，这些士兵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判决……继续监禁、不给他们在更公平的条件下重审的机会，将会变成一个不断溃烂的伤口”。与此同时，李德哈特在1951年出版德语著作《保卫欧洲之思考》（Gedanken zur Verteidigung Europas），描述西方国家的国防现状及盟国反对德国重新武装的理由，批评西方盟国漠视德国的安全，并列举德国政界人士和民众对重建军队的担忧，以及哈尔德、曼陀菲尔和布鲁门特里特等前国防军将领的见解。李德哈特的影响力也延伸至政治层面。1952年6月9日获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接见，后者坦承战犯问题的僵局正在阻碍《欧洲条约》的批准，并明确表示继续关押凯塞林和曼斯坦将导致征兵困难。1953年初，李德哈特的努力开始取得成效，凯塞林等将领相继获释，随着战犯问题逐步解决，李德哈特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开始减弱，但仍持续为将领提供帮助，包括协助出版回忆录、校正手稿、写品格推荐信，甚至为部分将领争取在“布兰克机构”（西德联邦国防部的前身）的职位。尽管如此，李德哈特在德国的声望却持续攀升。1953年1月登上德国《明镜》杂志封面，该期不仅刊登了李德哈特的文章，还详细报导其军事理论及与前国防军将领的关系，标志着其在德国的声誉达到顶峰。1955年11月中旬，联邦国防军正式成立后不久，国防委员会成员访问英国，李德哈特也受邀出席一场半官方性质的晚宴讨论会。

对于这段合作关系的动机，瑟尔认为李德哈特一方除了为著作获取原始资料外，还包括希望对德军将领“公平对待”、坚信西德重整军备的必要性、希望自己对德军发展装甲部队的影响能由后者背书，以及将自己打造为西德军事事务专家等考量。相比之下，德军将领的动机则更带有目的性：利用李德哈特的声誉来推销自身对战争的解读、为高级将领平反和塑造正面形象；作为交换，这些人声称李德哈特的战间期理论对德军发展装甲部队产生了影响。不过，部分将领对李德哈特亦有保留：施派德尔对其过度探究人事细节产生警惕，怀疑可能受英国情报部门驱使；莱奥·盖尔·冯·施韦彭堡将军更直称李德哈特为“机会主义者”。但大多数将领对李德哈特在战后初期的奔走仍抱持真诚的感激，施韦彭堡本人也在1955年称赞李德哈特展现了“非凡勇气、知识独立性和远见卓识”。

#### 核战略、威慑与有限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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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遭受核打击后不久，李德哈特便开始研究核时代的战争问题，尤其是关于核武器与有限战争之间的矛盾。李德哈特反对当时流行世界只会走向“永久和平”或“全面战争”两种结局的说法，认为永久和平几乎不可能实现，而各国政府只顾追求阻止战争爆发的完美理想，却忽略了一旦战争发生该如何限制规模的现实问题。李德哈特主张核武器并未改变战争的危险本质，而是让全面战争的毁灭性极端放大，并总结道：“全面战争意味著作战目标、力量和暴力都毫无限制；而一场毫无限制的核战争，最终将使交战双方同归于尽。”

李德哈特提出应透过两项措施来避免全面核战争：一、重新制定战争限制规范——务实认定未来仍会爆发战争，因此必须制定行为准则来限制其破坏性，这符合所有国家的长远利益；二、建立基于威慑的限制——设计一套机制使潜在的侵略者回避使用核武器，并避免创造任何可能引发受害国动用核武器的局面，从而保障侵略者意图征服的领土不被核武毁灭。在此基础上，李德哈特预测未来战争将呈现三种形式：“闪电战”式快速袭击、令对手陷入国际孤立后迅速占领周边领土、以及渗透或游击战；为应对这些威胁，李德哈特主张以长期服役的志愿役为骨干，建立辅以战术空军的高机动力地面部队，专注于防御作战，而非依赖征兵组成的大规模军队。

李德哈特随后将上述观点应用于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批评，包括反对空权主义者“空军单独即可遏制苏联入侵”的主张、呼吁扩编北约常备地面部队，以及推动重新武装西德（见前节）。在核武器问题上，李德哈特整个1950年代都持反对立场，称核武器是“不称职的警察或边境守卫”，苏联广阔领土使其比西方盟国更能抵御核打击；战术核武器在性质上亦难以与战略核武切割，一旦动用任何类型即将演变为全面核战争。李德哈特据此严厉批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政府“新面貌 (政策)”政策中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指出朝鲜战争的爆发已足以证明此一路线无效——反美国家早已看透美国只能将原子弹作为最后手段，因此在非关生死存亡的议题上可相对安全地对抗美国。

作为替代方案，李德哈特提出有限常规防御战略。其指出北约国家在人口和工业化程度上均优于华沙条约组织，应秉持“以最小必要武力来制止任何侵略行为”的原则，将行动集中针对发动侵略的武装力量而非追求无条件投降；机械化部队已使线性防御思维过时，仅凭较少兵力即足以守住广阔战线，西欧仅靠常规军事力量防卫不仅可行，且是符合北约政策的唯一战略。

李德哈特的有限战争论并非孤立的声音；亨利·基辛格同样反对大规模报复战略并主张以“灵活反应”取而代之，虽最初主张可动用战术核武器进行有限战争，1960年则修正立场、转而趋近李德哈特以常规力量为主的观点。1967年12月，北约正式采纳“灵活反应”战略，以分级式回应（从常规防御到逐步升级再到全面核反击）取代了大规模报复教条，在理念上与李德哈特长期倡导的加强常规力量方向一致。然而，李德哈特主张完全排除核武器、仅靠常规力量防卫西欧的立场，始终面临严重的现实困难：北约成员国在整个冷战期间从未愿意投入足够经费来达到与华约对等的常规兵力水准，核武器恰恰被用来弥补这一差距。此外，霍华德在1960年评论《威慑还是防御》（Deterrent or Defence）一书时指出，该书本质上是先前已发表文章的结集，而非对核时代战略问题的系统论述。

### 晚年至去世

除了上述对前国防军将领的访谈、推动西德重新武装以及核战略研究等活动外，李德哈特在战后持续大量著述。1959年出版了两卷本的《战车》（The Tanks），记述皇家战车团从1914年至1945年的历史。1960年出版《威慑还是防御》，阐述对核战略和有限战争的观点。

1958年12月，李德哈特迁入位于白金汉郡梅德梅纳姆的“史泰兹宅”（States House），距伦敦约50英里。这座宅邸及其庞大的私人图书馆成为战后军事史学界的聚会中心。卢瓦斯在其悼文中写道：“在25年时间里，他的房子就是历史学家以及将军和政治家们的圣城。他从不犹豫向别人提供他著名的文件……他被描述为‘教导将军的上尉’；他还是英国和美国一代军事历史学家真正意义上的最重要导师”。在此期间与李德哈特建立密切学术关系的学者包括科内利·巴尼特、邦德、霍华德、阿利斯泰尔·霍恩、保罗·肯尼迪、卢瓦斯、麦克塞、罗伯特·奥尼尔 (历史学家)和彼得·帕雷特等人。

1960年，李德哈特应以色列政府之邀访问该国，期间会见了时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海姆·拉斯科夫、副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以及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媒体推崇见李德哈特与以色列国防军）。同年，约翰·肯尼迪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也撰文盛赞李德哈特，称“没有其他的军事问题专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他罕有地将专业知识和充满想象力的洞见结合在一起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

到了1960年代中期，李德哈特成功重建了声誉。早在1963年10月，便与富勒共同获颁皇家联合研究所久负盛名的齐斯雷金质奖章，在颁奖典礼上以“远见卓识和对德国将领的影响”受到赞扬。1965年是声誉恢复的关键之年：同一家出版商卡塞尔（Cassell）在这一年内连续推出三部对李德哈特有利的著作——2月出版卢瓦斯的《军队教育》（The Education of an Army），其中一章对李德哈特大加称赞，且由李德哈特本人“详细校订”；5月出版《回忆录》第一卷；10月出版《回忆录》第二卷。与此同时，霍华德编著的纪念文集《战争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r）也随之面世，收录了伊加尔·阿隆、安德烈·薄富尔、亨利·基辛格、帕雷等知名人物的文章，其题献词为“一群学生、信徒、崇拜者和朋友献给一位最伟大的导师”。历史学家A·J·P·泰勒称《回忆录》“得到了几乎震耳欲聋的称赞”。《回忆录》第二卷出版后不久，薄富尔和霍华德在BBC的节目中讨论了李德哈特的生涯，霍华德称其为“悲剧性人物”，并表示“很高兴他能活着，看到全世界对他的英明和远见表示敬意，并承认他是一个天才的先知和引导者”。邦德则指出，李德哈特声誉恢复的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的社会习惯是，所有的持异见者、反叛者、局外人和体制的批评者到了70岁的时候都会被原谅”。

1966年，李德哈特因对军事史与军事事务的贡献获女王封为爵士，成为“巴兹尔·李德哈特爵士”。此后仍持续写作，但健康状况日渐衰退。去世前不久，李德哈特对记者伯纳德·列文（Bernard Levin）微笑着坦承“自己一直是、也始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1970年1月29日，李德哈特在白金汉郡梅德梅纳姆的寓所骤逝，数日后葬于当地教区教堂墓园。遗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在同年出版。身后，其大量书信、备忘录、手稿及私人藏书捐赠予伦敦国王学院，成为李德哈特军事档案中心的核心馆藏。

## 观点、影响与批评

### 史学地位与方法论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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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军事思想家之一，著作至今仍广为阅读和引用。霍华德曾评价其代表作《战略论》为“自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以来对战略思想或许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丹切夫亦将李德哈特定位为“现代最具影响力的军事作家”，“他或许不是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但或许是仅次于此的人物”。邦德的评价较为持平，承认李德哈特确有“记者的机巧”和自我宣传的倾向，但也强调其对机械化战争和有限战争理论的真实贡献。加特虽在考证中揭露了李德哈特大量未加承认的借鉴行为，却也部分为其辩护，认为这些指控“一些最严重的部分，尤其是约翰·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根本上是不成立的”；加特并指出，前辈和同代人皆未能达到同等声望，“因为他们都不曾将如此宏大的反理论和反历史的织造，与锤炼思想的韧性及简化与推销的天赋结合在一起”。乔治·奥威尔则从政治立场出发做出更为尖锐的判断：“对帕申达尔景象的厌恶，似乎使李德哈特上尉最终相信了战争可以靠防御或不战而胜，乃至一场只打了一半的战争胜过全面胜利”。

然而，自1970年代末起，学界对李德哈特的历史叙事开始提出系统性质疑。丹切夫将李德哈特称为“战争的炼金术士”，暗示其善于将历史材料“炼制”成符合自身论述需要的产物。丹切夫在另一篇专题研究中进一步剖析了李德哈特的方法论缺陷，指出其“并非审慎地筛选证据以观察结果，而是像窃贼般搜刮证据，将找到的一切据为己有”，在李德哈特的著述中“是观念催生了例证”而非相反；丹切夫引用奥登的概念，将李德哈特定性为“寓言艺术家”（parable-artist），即先有结论再从历史中撷取足以佐证的叙事。米尔斯海默的结论更为严厉：李德哈特“成功地使大多数学者相信他对1930年代的描述是正确的”，而“被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回忆录是“对历史记录的公然歪曲”。在塑造公众认知方面，“他对两场世界大战的描述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力”，特别是在贬低英国将领和美化德国国防军形象上，“他的影响力可能超过其他任何人”。

米尔斯海默的《李德哈特与历史之重》（Liddell Hart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是引发这场学术重估的标志性著作。该书依据李德哈特个人档案中的通信、备忘录和手稿，逐一对比公开著述与私人记录之间的落差，揭示了战后系统性重塑历史记录的过程。此书出版后在军事史学界引发广泛讨论，学者的评价虽在细节上存在分歧，但普遍肯定其档案研究的扎实程度。卢瓦斯在回应中承认米尔斯海默“正确指出了这位上尉将话语塞入德国将领口中、操纵历史的行为”，称其“提出了一些重要议题，展示了出色的侦探式考证工作”。以色列军事理论家纳维在独立研究闪击战概念的起源时，大量引用米尔斯海默的考证成果，指出后者揭露了李德哈特的操纵性欺骗；纳维进而论证，李德哈特以“操纵性的策略”对现代军事史研究造成了三重损害：歪曲了闪击战的时间与认知起源、强化了闪击战的神话、并将自己的机动战观念回溯性地附加在一个实际上“缺乏任何作战实质”的概念之上。

米尔斯海默在系统分析李德哈特的著作与私人档案后，归纳出李德哈特在战后“恢复失去的声誉”时所使用的四种主要手段：

- 第一，李德哈特声称自己在1930年代后期“以谨慎的方式写作”，因为担心公开暴露盟军弱点会被德国注意到，但米尔斯海默指出这与其同一时期反复抱怨“没有负责任的决策者愿意倾听”的说法自相矛盾；且若李德哈特确实了解这些弱点，完全可以私下向政府官员传达，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曾这样做。
-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手段，是选择性操纵历史记录。李德哈特在战后的著述和回忆录中着重强调1920年代倡导装甲战的作品，却刻意淡化1930年代后期大量论证“防御优于进攻”的文章；在讨论法国军队时也采用同样的策略，频繁引用1920年代批评法军的文章，却忽略1930年代积极评价法军能力的著述。李德哈特不仅选择性引用证据，还提出“与其说有问题，不如说是完全失实”的主张：例如声称战前预见了德军将从阿登突破，但实际上从未撰文阐述过通过阿登地区实施主攻的设想。
- 第三种手段是刻意经营与各国军事领袖的关系，借此将自身声誉与德军胜利、以色列国防军战绩相联系（详见德军装甲兵、隆美尔神话、以色列国防军三节）。
- 第四种手段是培养与年轻学者的关系，并从个人档案中删除不利文件。李德哈特慷慨地向历史学家开放私人档案，使其熟悉李德哈特本人的历史描述而较少接触他人版本；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德林案中关键信件的“遗失”——档案管理员记载李德哈特“几乎没有丢掉任何文件”，但要求在《闪击英雄》中加入赞美段落的信件却消失了，直到1970年代由肯尼斯·麦克塞在古德林家族档案中重新发现（详见德军装甲兵的“启发者”）。

伦敦国王学院军事史教授布莱恩·霍尔顿-里德在《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中评价李德哈特的性格充满矛盾：自信却又缺乏安全感，虚荣且有时傲慢，却又异常宽容且乐于接受辩论；李德哈特本质上是一位爱德华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和绅士，真诚而慷慨，拥有结交和维系友谊的非凡才能。霍华德对李德哈特的评价随时间而演变，从1965年称其为“天才的先知与引导者”逐渐趋于平和。米尔斯海默则认为李德哈特的经历揭示了“历史的脆弱性，以及对基于私利操纵历史的危险保持警惕的重要性”，并指出李德哈特在战间期亲历者仍然在世之时便成功重塑了历史记录，“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邦德和亚历山大则从更宏观的角度总结道，战间期的经验充分体现了“克劳塞维茨式的认知：政治态度、优先级和制约条件对军队和战略学说的发展起著支配性的影响”，而李德哈特这样的“局外人”事实上很少能对军事改革施加直接影响，因为他们缺乏对体制内部困难和可行选项的完整认识。此外，两人也提醒不应假定装甲战理论家对未来战争的构想已被二战初期的实战完全证实：即使在1939至1941年的战役中，大规模非机械化部队所发挥的作用仍然超出了包括李德哈特在内的装甲战倡导者的预期。

### “间接路线”的史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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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路线”理论的代表著作《战略论》影响深远，从其历年各版的销量可见一斑：初版约2,000册，1942年平装重印本约售25,000册，1954年版逾50,000册，1967年版仅在美国精装本便超过100,000册。

从1933年到1940年，李德哈特几乎没有提到过间接路线理论，也未论证这一方法如何能打败德国。邦德指出，李德哈特甚至反对英国军队在二战初期以间接路线之名所采取的行动，例如1940年春季对挪威的攻势。直到二战结束后，李德哈特才重新复兴间接路线理论，并声称它正是德军闪击战的思想基础，将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且获得广泛接受。然而米尔斯海默指出，战间期李德哈特谈及间接路线时“并不是在谈论闪击战，而是在寻找一种不动用陆军即可打败欧洲大陆敌人的方式”，因为间接路线的本质是避免地面交战，这与闪击战强调装甲部队快速决定性突破的逻辑恰恰相反；事实上，李德哈特从1929年后便很少在著作中讨论闪击战思想，从未发表过对闪击战的系统性阐述。

米尔斯海默指出，间接路线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太过模糊、太有弹性，几乎任何一场军事胜利都能套进这个框架，使其接近循环论证。李德哈特本人也曾说“战略史本质上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发展的记录”、“长久以来，战争中决定性的结果都是在使用间接路线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套理论声称每个国家都有“阿基里斯之踵”般的致命弱点，进攻者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个弱点、迅速打击，以最少的流血赢得胜利；李德哈特更主张“战略的完美在于制造一个结果：通过让敌人缴械投降来消灭其武装力量，而不需要任何战斗”。然而“致命弱点”这个概念定义太宽松，理论又不限定要用什么手段（可以是战场上打败对手、宣传、封锁、外交或攻击政府和人口中心等各种方法），结果是间接路线在实际运用中几乎无从被证明对错。

米尔斯海默归纳与总结了间接路线在战间期经历的三种不断变换的形态。第一种形态出现在1925年的《帕里斯》中，李德哈特主张以战略轰炸打击敌国平民士气、迫使其求和，但到1929年便因认识到轰炸效果有限而放弃（见政策主张与影响）。第二种形态为“谢尔曼模式”，即在《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中推崇谢尔曼将军避开敌军主力、直接进攻敌方后方平民以瓦解其抵抗意志的做法，但这种方式仍需大规模陆军和大陆承诺，很快也遭放弃。第三种形态见于1932年的《英国的战争方式》（British Way in Warfare），主张依赖海军封锁对敌国施加经济压力，但李德哈特先前已质疑潜艇技术的发展严重削弱了海上力量的效用，这一立场也仅维持到1933年。

具体到史著本身，美国内战史家阿尔伯特·卡斯特尔批评李德哈特的谢尔曼传记“在事实和分析上都存在严重缺陷，原因是李德哈特写作此书旨在推广其‘间接路线是战争成功之秘诀’的论点”，并指出全书441页“没有一条常规引用注释”、无法核查出处；邦德与历史学者拉塞尔·韦格利亦评其“与其说是军事史家，不如说是论战者”、“首先应被视为政论文或时论小册子”。到了1930年代，李德哈特更进一步将间接路线延伸至军事以外的领域，宣称它是“某种实用哲学的根源”，“在所有人为因素占主导和存在意愿冲突的地方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间接路线”一说从问世之初就招来严肃的学术批评。早在1927年，军事学者斯宾塞·威尔金森就指出，李德哈特这套核心论点其实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里的术语就能讲清楚，并批评他“过于受到自己理论的奴役”。针对李德哈特把克劳塞维茨打成“全面战争鼓吹者”、把一战西线的屠杀都算到他头上（见一战着述与克劳塞维茨批评），霍华德反驳说，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一卷第一章——也是他唯一改定、表示满意的一章——里，其实只是把“绝对战争”当成一种逻辑上的理想型来谈，现实里的战争多半只是它不完美的近似，并不像李德哈特所说的那样一味鼓吹毫无节制的总体战；米尔斯海默也认为，李德哈特把一战的血腥僵局怪到克劳塞维茨身上、骂他是“大规模相互屠杀的救世主”，无非是想把自己抬成能矫正克氏流弊的智者。

就方法本身而言，邦德点出间接路线的历史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应验的”：既然李德哈特把“间接”放宽到可以是战略、战术、心理、甚至“无意识”的，那几乎任何一场胜仗都塞得进这个框架，几近循环论证。不过邦德也替它说了句公道话，认为这套主张“作为一种教育性学说有很充分的理由加以辩护”，因为它鼓励新一代军官独立思考、看重靠奇袭和机动取胜；李德哈特“只不过是更雄辩地表达了那一代经历过一战屠杀的进步派军官的抱负”。斯温的看法和邦德相近：他一方面同意“间接路线的观念是一个同义反复”、当作历史解释工具用处有限，另一方面又认为“正是这种特质或许使它成为一个有价值的预设性思维框架”。威尔金森的话则严厉批评李德哈特根本是在“教训死去的将军，告诉他们如果灌输了你的间接路线观点会做得多好”。

### 德军装甲兵的“启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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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李德哈特主张德军在战间期受其“间接路线”理论启发，并据此发展出“闪击战”这一新型战争模式，此说长期为史学界所接受。然而晚近研究指出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且李德哈特在建构此叙事的过程中涉及伪造证据。米尔斯海默认为，这个“影响力神话”在很大程度上是李德哈特在二战后为了“挽救其严重受损的声誉”而制造的。事实上，李德哈特战前与德军将领联系极少。他与古德林、隆美尔等关键将领并无直接往来，主要联系对象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对其“灵活防御”印象较深，这与闪击战进攻理论背道而驰。此外，李德哈特自1930年代中期已转向防御优势论，若德军将领真是其信徒，理应反对西线进攻。米尔斯海默因此得出结论：李德哈特在闪击战方面的影响力“只局限于1920年代，并非影响古德林思考的主要因素”，“无法证明李德哈特在两场战争之间对德国闪击战思想的发展有显要影响”。

围绕这一争论的核心证据是古德林回忆录《闪击英雄》的文本问题。该书德语原版中有一段概括性的致谢，承认富勒、李德哈特和吉法德·马特尔等英国军人的著作“激发了他的兴趣”。米尔斯海默认为这段文字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古德林是在李德哈特的敦促下撰写此段。然而，英文版中还多出了关键的第二段（也就是后来最常被引用的段落），将李德哈特描绘为古德林装甲战思想的重大启发者：

我从（富勒、李德哈特、马特尔）那里学到对装甲兵的集中运用……正是李德哈特强调运用装甲部队进行远距离突击、针对敌军的通讯体系发起作战……我为这些理念深深打动，才开始尝试在我们自己的军队中加以实践。因此，我们接下来发展中受到的不少启发，实际上都应该归功于李德哈特上尉。

米尔斯海默指出，这段文字的真实来源是李德哈特于1951年4月6日寄给古德林的一封信，信中几乎逐字提供了应当补入的内容：

鉴于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您希望我为您的书作序，人们可能会疑惑为何书中没有单独提及我的著作所阐述的内容。您或许可以添加一段文字，说明我强调了装甲部队在远程作战中对敌军交通线的运用，并提出了一种将装甲部队和装甲步兵部队结合的装甲师，这些观点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古德林在4月23日的回信中几乎逐字重复了李德哈特信中的要点，这段文字随后被插入英文版。米尔斯海默由此认为，这个“关键的第二段不能作为李德哈特影响了古德林的有力证据”。事实上，李德哈特充当了古德林英文版回忆录的文稿代理人，在出版过程中作用甚大，出版商一度决定让其担任该书编辑，但李德哈特婉拒了这一安排，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外界质疑古德林赞扬其影响力的可信度。

其他证据同样不利于李德哈特的说法。古德林在最早写给李德哈特的信件之一中描述了自己对装甲战的兴趣如何形成，但在讨论其思想的发展时完全没有提及李德哈特的名字。古德林的长子告诉麦克塞：“据我所知，是富勒给出了最重要的建议。我父亲在战前曾拜访他……至少我的父亲经常提到他（富勒），而我不记得他当时提到其他的名字（1939年之前）……似乎是通过战后的沟通，才更多地强调李德哈特”。《闪击英雄》德语版的参考文献同时列出了富勒、马特尔和夏尔·戴高乐的相关著作，却没有列入任何一部李德哈特的作品。

达多跨领域军事研究中心创始人西蒙·纳维（Shimon Naveh）指出，李德哈特扭曲和掩盖了德军“闪击战”诞生的真实历史，将自己的理论强加到“闪击战”的概念上。李德哈特也曾致信曼斯坦和隆美尔家属，要求为自己的影响力背书，但均遭拒绝。曼斯坦在战间期并非装甲战的支持者，但他是1940年西线进攻计划中将主攻方向移至阿登的主要谋划者，而李德哈特在战后宣称这一构想源于自己的著作，曼斯坦拒绝认可这个没有证据支持的说法。至于隆美尔，战前是一名反对装甲兵独立运用的步兵军官，李德哈特自己也承认隆美尔“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步兵支持者，因此反对那些鼓吹战车战的观点”。

李德哈特还致力于贬低富勒的贡献以确立自己对闪击战的发明权（另见步兵战术与机械化改革）。卡斯特尔指出，李德哈特“私下承认（但从未公开承认）自己从富勒那里汲取了许多开创性的思想”。在《回忆录》中，李德哈特宣称两人在战间期存在根本分歧，但米尔斯海默指出，仔细研读两人著作后找不出这些分歧存在的证据；实际上是富勒主张建立全战车部队，李德哈特反而支持将装甲力量编入其他作战部队，且较富勒更重视深层战略突破而非战术突破。

在学术界，对闪击战起源的认识已从早期接受“英国启发者”叙事，转向更强调德国本土的军事传统。詹姆斯·斯特林·科鲁姆在《闪击战的根源》（The Roots of Blitzkrieg）中论证，闪击战的理论基础可追溯至汉斯·冯·塞克特主导的威玛国防军改革，英国的装甲战理论虽有一定影响，但已被吸收进德国自身的军事传统之中。罗伯特·M·奇蒂诺进一步主张，闪击战本质上是普鲁士—德国数百年来追求运动战和歼灭战传统的现代延续，而非源自任何外国理论家的“发明”。学术界对于米尔斯海默论点也并非全面接受，如斯温指出：“若要指控李德哈特巧妙地设计骗局，前提是必须假定他知道自己是错误的。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点”。

### “隆美尔神话”与“国防军无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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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以北非战绩闻名，又因卷入7月20日密谋案被迫自杀，战后遂被塑造为杰出而不涉政治的军人形象，史学界称之为“隆美尔神话”。作为前国防军军人正面形象的典型，“隆美尔神话”推动了主张国防军与纳粹政权撇清关系的“国防军无罪论”，为急于重整武装西德的西方盟国提供道德基础。

由于国防军在1941至1945年间积极参与了第三帝国在东欧和苏联的大规模暴行，战后已声名狼藉，而李德哈特“尽力要纠正这一点”。在《山的那一边》中将德军将领描绘为“基本上理性和体面的人”，主张他们“设法维持一种与纳粹思想一直对立的行为准则”；除了在著作中为国防军辩护外，还透过公开和私人渠道为被起诉的将领争取赦免。卢瓦斯形容道：“出版商要出版任何德国将军回忆录的英文译作，都有一个既定规则，即包含一篇由这位著名的机械化战争支持者撰写的前言”。韦特总结道，李德哈特对国防军专业性的推崇至今仍被辩护者“用来为一场激烈但‘公平’的战争之虚构叙事辩护，无视更具批判性的军事史家所积累的证据”。

李德哈特对隆美尔的塑造是其战后声誉策略的重要环节（见史学地位与方法论争议）。米尔斯海默指出其“最终目标很明确：让别人相信德国获得的重大胜利可追溯于他，他不仅不应该为盟军的失败负责，而且还是德军获胜的主要原因”。在《山的那一边》中特意为隆美尔单列一章“阳光下的战士”，并在文中称其为“阳光下的英雄”；该书在《星期日电讯报》连载时，报纸编辑介绍称“德国人在战前就是李德哈特战略和战术著作的密切关注者”。1951年出版的第二版又加入大量“隆美尔神话”要素。

1949年，正在撰写《隆美尔：沙漠之狐》的戴斯蒙德·杨询问李德哈特是否有兴趣编辑隆美尔文集的英文版。李德哈特随即致信隆美尔遗孀露西·隆美尔（Lucie Rommel），询问隆美尔对其著作的看法。隆美尔之子曼弗雷德·隆美尔代母回信，表示其父曾读过李德哈特“一本或者更多的著作”，但坦承自己年幼不记得具体评价，母亲也“说不出特别的东西来”。此后，曾任隆美尔参谋长的弗里茨·拜尔莱因将军在1950年致信李德哈特，称“不只是古德林，还有隆美尔都可以在很多方面被称为您的‘学生’”。李德哈特随即要求拜尔莱因将这些关键语句以德语重写以便译成英文；米尔斯海默指出，李德哈特一向留意这类赞词、借此搜集可资引证的文本，以坐实隆美尔如同古德林一样是其信徒。

取得证词后，李德哈特着手将之纳入出版物，先请杨在《隆美尔：沙漠之狐》新版中加入由其亲自“草拟”的脚注，再要求正在编辑德文版《无恨之战》（Krieg ohne Hass）的拜尔莱因插入相同内容。然而拜尔莱因在德文版中删除了宣称隆美尔为李德哈特“学生”的关键语句，仅保留基本事实。两年后《隆美尔战时文件》英文版出版时，身为编辑的李德哈特坚持将拜尔莱因已删除的完整声明全部恢复，并将措辞从“出现在”德文版改为“为……而写”以掩盖事实；结果英文版刊出了拜尔莱因本人拒绝公开发表的完整脚注，而拜尔莱因对此并不知情。

1953年《隆美尔战时文件》正式出版，广受好评，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隆美尔的兴趣。李德哈特并在书中刻意营造隆美尔受其战前理论影响的印象，使后世部分作者误信隆美尔是其学说的“学生”。米尔斯海默认为，隆美尔家属之所以配合为的是李德哈特能在英语世界塑造隆美尔的正面形象，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交易：李德哈特将隆美尔描绘成鲜有瑕疵的杰出将军，隆美尔家人则配合提供元帅曾是其信徒的说法。

然而，米尔斯海默认为几乎可以确定隆美尔并非李德哈特的信徒。隆美尔的大量战时文件中仅一次提及李德哈特，且是评论他在1942年中读到的一篇文章。除了拜尔莱因的信件外，缺乏其他肯定证据，共事军官也从未提及李德哈特对隆美尔的影响，而拜尔莱因本人最终也不愿将私下说法纳入公开出版物。况且，隆美尔在1940年2月才接任第7装甲师指挥官，距德军发动西线攻势不到三个月，而李德哈特在整个1930年代后期一直主张防御优势，著作内容与隆美尔的进攻任务几乎毫无关联。李德哈特与杨的著作奠定了战后数十年隆美尔传记的基调，围绕着反纳粹、卓越军事才能、最终反对希特勒而死的叙事，这一传奇形象直到冷战末期政治家与历史学家重新审视才告终结。

### 李德哈特与以色列国防军

李德哈特宣称以色列国防军是其影响力的最佳体现，在回忆录中赞誉其军事造诣超越德国，是其“最出色的学生”。然而，米尔斯海默指出，以色列与李德哈特1930年代的职涯并无直接关联，故此连结对其声誉修复的重要性不如德国案例。

学者图维亚·本-摩西（Tuvia Ben-Moshe）的研究系统性地质疑了此影响力。他查阅以色列军事期刊《马阿拉霍特》发现，1939至1949年间未曾出现关于“间接路线”的文章，显示该期刊当时并未重视其思想。此外，关键人物伊加尔·亚丁虽自称曾翻译并教授其著作，但本-摩西找不到支持证据。证据表明，以色列将领在战时对李德哈特知之甚少，其战略实践被冠以“间接路线”纯属后设美化。尽管阿里埃勒·沙龙称其为“最伟大的老师”，米尔斯海默仍认为这只是另一个缺乏实据的“神话”。

米尔斯海默解释，这种配合源于双方的利益互惠。在六日战争前，以色列国防军被西方视为业余部队，急需国际认可与合法性；而李德哈特的称赞极具吸引力。这促成了一场“非正式交易”：李德哈特将以色列誉为最优秀学生，以色列则极力配合演出。1960年李德哈特受邀访以（见晚年至去世）被描述为“胜利之旅”，媒体将其捧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他则回敬以色列为其思想最杰出的信徒。

## 个人生活

李德哈特于1918年4月24日在斯特劳德教区教堂与杰西·道格拉斯·斯通（Jessie Douglas Stone，1895年－1977年）结婚，杰西是李德哈特在斯特劳德担任副官时结识的股票经纪人J·J·斯通（J. J. Stone）的幺女。两人育有一子阿德里安·李德哈特（Adrian John，1922年－1990年）。然而这段婚姻并未维持长久，1938年两人分居，后于1942年离婚。李德哈特于1939年迁往德文郡疗养期间，由凯瑟琳·尼尔森（Kathleen Nelson，娘家姓苏利文〔Sullivan〕，1904年生）照料。1942年李德哈特与杰西离婚后不久，便与凯瑟琳结婚，这段婚姻持续至李德哈特去世。

## 主要著作

注：以下著作不一定全为初版，且不计入多种复数再版版本；英文原著下方以缩排附当前已出版的中文译本（未涵盖全部版本及复数译本）。

独著

编辑

## 基本资料

- 名字：爵士
- 原文名：B. H. Liddell Hart
- 原文名：en
- 出生：Basil Henry Hart
- 出生日期：1895年10月31日
- 出生地：法国巴黎
- 逝世日期：1970年1月29日
- 逝世地：英国白金汉郡梅德梅纳姆
- 主要领域：战略学、军事史、装甲战、有限战争
- 著名作品：《隆美尔战时文件》、《战略论 (李德哈特)》、《山的那一边》、《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 国籍：英国
- 配偶：杰西·斯通（1918年结婚）、凯瑟琳·尼尔森（1942年结婚）
- 子女：阿德里安·李德哈特
- 坐标：yes
- 效命：英国
- 服役：英国陆军
- 服役时间：1914–1927
- 军衔：上尉
- 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河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