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

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全称：中华民国驻印军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简称：新一军公墓），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沙东街道濂泉路至广园东路区间，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一军全体官兵响应孙立人军长的号召，捐款购地为阵亡战友修建的墓园。

现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类型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公布时间为2015年12月。文物年代为1947年。

## 建造历史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民国卅一年（1942年），国民革命军派兵进入缅甸助战，惟因英军溃败，国军遭日军重击。新卅八师师长孙立人率部退入印度，在兰伽成立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接受美式训练。1943年，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反攻缅甸，打败日军。

民国卅四年（1945年）5月，孙立人率新编第一军返广西南宁，准备进军东京。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6日，新一军奉命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投降。

同年9月16日上午11时，广州受降典礼甫结束，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便指示李鸿将军等，立即着手筹备建筑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广州公墓，并沿用印缅战场上高空侦察的方法，三次乘坐军用飞机，盘旋于广州上空为公墓选址。孙立人解释选址理由和经过：“广州为革命策源地，国民革命之先烈墓园多在于是，爰议卜选佳城，以为异域成仁诸烈士归骨之所，其已安葬于缅北密支那、八莫、南坎等地中国公墓者，亦各遵其遗嘱，捡其骨灰，移葬于此，初以择地不易，立人三作空中勘察”。公墓地址“前带沙河，后依云山，东北为第一师阵亡将士墓园，十九路军沪战殉国官兵公墓在其南，其西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及朱执信廖仲恺诸先生之兆在焉。诸烈士得以与革命先烈比冢长眠，忠骨名由，而垂不朽矣。”

1945年11月5日，新一军公墓奠基。墓园涵盖马头岗南面的整幅向阳坡地，规模与原来的十九路军坟场相当。孙立人委派黄至和杨一立两人杨一立曾协助过元熙建筑师管理公墓的建筑事宜，又受命负责新一军公墓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每月向军事机关领取守墓官兵的薪饷以及整个公墓的管理费用，直到1947年3月完工。为广州新一军公墓的监工。并要日俘“以流汗换流血”，每日派600人轮流到沙河白云山马头岗之阳，挖山移土开拓公墓用。前后共有5.6万名日俘参加了广州新一军公墓的土石方工程。黄至与杨一立每日从沙面新一军军部驾驶吉普车至沙河新一军公墓建筑工地亲自清点日俘到场人数。

杨一立说，当时新一军有3个师外加1个直属单位，合共5万多人，每人捐出一个月的薪水，向广州市地政局购地10.05公顷用以兴建公墓。孙立人曾说，新一军公墓的建筑经费，是由全军将士“节衣食、省血汗”集体捐输而来的。公墓的修建合共耗资法币7000万元。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的骸骨、骨灰收集地点，主要集中于缅北的胡康河谷、孟拱河谷，以及密支那诸主要战场。各部队、中国驻印军留守人员，将收集到的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的骸骨、骨灰向孟拱河谷、密支那次第运送、归拢集中。

1945年末至1946年初，孙立人将军向美军借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C47-2型运输机（可搭载运送飞机的运输机），多架次分批将印缅阵亡将士的骸骨、骨灰从密支那直接空运飞抵广州。每架次C47-2型运输机运载两辆装满印缅阵亡将士骸骨和骨灰的军用大卡车。飞机在广州天河机场着陆后，装满印缅阵亡将士骸骨和骨灰的军用大卡车便从机舱驶出，直接驶到新一军公墓建筑工地。负责现场监督公墓建筑施工的杨一立亲眼目睹。

民国卅六年（1947年）4月，公墓竣工。6月3日，新一军驻穗人员在永汉戏院对面专营西餐的哥伦布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秘书梅汝璇宣布了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举行落成揭幕典礼及公祭该军阵亡将士等事宜，择定在当年9月6日，即新一军进驻广州两周年纪念日，举行落成暨公祭典礼。

同年9月6日，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广州市长欧阳驹、参谋处长华振中、参谋长甘丽初等官员、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文登中校暨广州行辕全体官兵、广州市警察训练学校的师生、各界代表以及记者等约共2000余人参加了新一军公墓落成暨公祭典礼。典礼现场的场面极为隆重严肃，纪功亭周边满布挽联，公墓的核心建筑四柱纪念塔，塔前祭坛点燃香烛，放置三牲果鲜花等物供奉。左右两侧，依次排列各界致祭之花圈。当日正午12时15分，典礼仪式开始。孙立人陪同张发奎和罗卓英步至祭坛。张发奎主祭并简单致辞道：“印缅阵亡将士为国家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吾人身为后死者，应卒励自勉，完成先烈未竟遗志。”接着由罗卓英致辞。身着陆军上将戎装，裱襟三朵黄色鲜花的罗卓英说：“本人今天仅代表广东全省民众，为新一军择定广州为该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之建筑所在地，表示谢意，并代表全省民众，接受此种无上光荣的赐予……”随后，孙立人报告了公墓择建广州的意义及经过，并公布公墓共葬有1.7万新一军共阵亡2.7万余人。印缅名阵亡将士的遗骨。余俊贤则作来宾代表发言。末了，奏哀乐、鸣礼炮21响，中午1时30分礼成。

公墓在落成后，管理工作由新一军独自承担，并无移交地方接管。

随着1945年底广州受降任务的完成，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的历史使命也同时结束。嗣后，新编第一军进行休整和扩充，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由于中华民国国军内部倾轧，1947年4月26日，孙立人被迫离开新一军，接受新任命。同年9月6日的广州新一军公墓落成典礼，是孙立人远赴台湾训练新军前，所要了结的一个心愿，也是其以原新一军军长的身份，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落成典礼后，孙立人对留在公墓的从缅甸带回来的大象队中的最后三只大象作出分配：两只（公象林旺和母象阿沛）带往台湾，一只送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供广州市民观赏。孙立人在离开后仍然记挂著公墓的管理。直至1948年6月23日，时为新七军军长的原新一军新38师师长李鸿，还打电报向远在台湾练兵的孙立人汇报：“广州公墓管理费已请新一军每月提前汇发。”

## 建筑

### 概要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新一军公墓的设计理念出自于孙立人。孙立人毕业于美国普度大学土木工程系，曾经亲自为部队设计过营房、营区、学校和军官住宅。民国卅四年（1945年）9月，忙于受降工作的孙立人委托清华学堂校友过元熙建筑师负责新一军公墓的总体设计。

新一军公墓选址位于广州市白云山马头岗之阳。原设计用地为120英亩，约合728.4市亩。实际购地10.05公顷。墓园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350米。

过元熙建筑师的设计图显示，公墓的建筑物，多集中于墓园中西部，自北往南依次为四柱纪念塔、南北大墓道；花篮莲池（花篮塘）－凉亭（墓道东侧）、葫芦鱼池（葫芦塘）－凉亭（墓道西侧）；纪功亭（大墓道中央）；分体式三通道“带河桥”（纪功亭以南）；缅甸大像石雕像（带河桥南侧东、西两端）；5个石阶大平台（石像以南）；最后一级平台紧接墓门大牌坊；墓门大牌坊正前方是一座大花坛；左前方则是一栋两层的新一军公墓卫兵宿舍楼。

自四柱纪念塔至墓门大牌坊的南北大墓道，是新一军墓园的主轴线。设计上为了与西北－东南走向的马头岗垂直并与东北－西南走向的先烈路同向，公墓的墓道成东北－西南走向。

墓园内还包括两座宾馆（西侧宾馆位于四柱纪念塔西北以外约100m处，即现今军区加油站西北角。东侧宾馆位于四柱纪念塔东北以外约200m处，约在今军区银海港宾馆处），一座纪念堂（位于四柱纪念塔东北以外约70m处），三幅公墓墓地（位于四柱纪念塔与纪功亭之间的南北大墓道以东地块，三幅大墓地依据地势呈三级台阶分布），一道西旁门（位于西侧宾馆西南约50米处，即现今军区加油站西侧与濂泉路交界处），西旁门后桥（此为横跨带河之上的单体桥），果园、菜园等。为整个墓园引水、排水及防御见，环墓园中西部，筑就一条“西北－西南－东南”走向的半月形人工壕沟，名曰“带河”。

### 墓门大牌坊

墓门大牌坊由两座门楼和一座牌坊所组成，东西跨度为30多米。门楼的设计融合了凯旋门和军营碉堡式门岗的意念，简洁、庄重而大气。牌坊的设计则独辟蹊径，仅以两段式的两座方柱构成。方柱的下段两内侧，各塑有一尊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新一军士兵浮雕。设计师采用抽象的现代设计意念，把战士浮雕塑成“两段式”——上半身写真，两腿则抽象为石柱状，与公墓大门牌坊柱墩凝结为一体。塑像浮雕全高约6米，其中上半身高约2米，抽象的腿部高约4米。

牌坊方柱的上段，为一副对联，左联（西立柱）为“英魂长存”，右联（东立柱）为“顶天立地”。与联下的两尊凝结在方柱上的战士塑像互为呼应。两联正下方是“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字样。对联和“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字，全部为孙立人所题书。曾有传闻指该对联为蒋中正所题，联曰“顶天立地，震古烁今”，为后来者的篡改。蒋本人只为新一军公墓题了“勋留炎徼”四个字。

### 纪功亭

“花篮塘”与“葫芦塘”南面有一座纪功亭。亭高约7米，黄色琉璃瓦，八角攒尖顶，纯中国形式。该亭建于民国卅六年（1947年）春，正面悬挂蒋中正为新一军公墓所题“勋留炎徼”牌匾。亭中竖立孙立人所题广州新一军公墓墓记。纪功亭同样有一个梯级基座，八角形。在纪功亭东南侧，于落成典礼后还加建了一个战史室。

### 四柱纪念塔

<image>

公墓主体建筑四柱纪念塔的俯视图，是一枚由大、中、小三组共17个“十”字叠合而成的铁十字勋章，其创立于1813年3月的普鲁士，其时只有战斗中表示杰出的军官能受勋。在二次大战中德国打破传统，修改了其颁发制度使无论军官或士兵都可以被授予此章。

纪念塔分地上与地下两段。地上自塔基至塔顶，高22.3米。地下部分高15.7米，全塔总高38米，寓意“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来源于新三十八师”。

纪念塔±00以上的底层塔基基座是一个由9级台阶组成的大“十”字阶梯台基。大“十”字阶梯台基的四个凹角位分别矗立着一个正方形柱墩，从而形成了一个边长约45米的正方形台基。在这个大“十”字基座之上，叠加了一个由4级台阶组成的中“十”字台基。在中“十”字台基之上，是一个由4层叠石组成的、紧贴四柱纪念塔塔体底部四周的小“十”字台基。大、中、小三层共17个“十”字。“17”寓新一军在印缅反法西斯战场连续作战17个月，创世界军事史之最之意。

纪念塔塔身为四根顶天立地的清水钢筋混凝土方形石柱，意蕴新一军的军训：义勇忠诚。同时代表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的三个师和一个直属部队。四根柱子的平面边长是2.23米，柱子之间的间距也是2.23米。

纪念塔中部屹立着一只巨大的展翅铜鹰。铜鹰是用作战中使用后的炮弹壳熔铸而成，重达1.6吨、高8英尺（2.44米）、长10英尺（3.05米）。孙立人在《碑记》中说：“纪念塔上矗立之铜鹰，重逾千斤，其铜料则由库存战时所集炮弹壳熔化而成”，是“一极有价值之珍贵纪念品。”

铜鹰脚下四柱之间的塔心为阵亡将士骨灰安放室，四外立面以大理石封闭——南面镶嵌著一块长约4米，宽约0.6米的辽宁青石纪念碑，上用隶书镌刻“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塔”16个大字，工整端方，力透石背。北面镶嵌著孙立人所题碑记。东、西两侧以及纪念塔根部四周，则镶嵌著刻有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等4543名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名字的大理石碑刻。

纪念塔±00以下，构筑有一个6.69米×6.69米×15.7米，容积为703立方米的竖井墓穴。纪念塔的四角，就在竖井墓穴的四角之上。阵亡将士的骸骨、骨灰就排放在竖井墓穴之中。据杨一立回忆，印缅抗战阵亡将士骸骨、骨灰是用美军专用的黑色尸袋包裹装殓。全部整齐地排放在四柱塔下的竖井墓穴中。用钢筋混凝土密封竖井墓穴后，才继续建筑±00以上的纪念塔。由于此竖井墓穴另设暗道机关，至今未被发现、未遭破坏。

在纪念塔的东侧，孙立人为自己预留了一块1.5米×3米的墓地。孙的遗言是，死后不进国家忠烈祠，要与印缅阵亡将士同冢长眠。

## 破坏与现状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墓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划为军事禁区，改革开放后军事禁区的大量土地被出租。如今纪功亭被包围在广园中综合市场之内，墓门大牌坊被僭建的违章建筑及服装批发市场的档口（绝大部分为外地人经营）包围，当初孙立人的题字、两座手持冲锋枪的战士雕像，早已不见踪影。与纪功亭、墓门牌坊隔着一条大马路和一座高架桥的新一军公墓核心建筑，则被阻隔在某部队的军事禁区中。

公墓的中轴线北起现今广园东路2133号的纪念塔残址，南至濂泉路28号墓门残址。

1980年代初，占用方某部在四柱纪念塔的正前方贴身兴建了一座五层楼宿舍（随后改作“恒福酒店”），由于四柱纪念塔无比坚固，无法清拆，某部就利用纪念塔的四根巨柱，在四柱纪念塔内僭建了五层公厕。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墓遭受破坏。

原本倒映着纪念塔和铜鹰的两方人工池塘，早就被填作马路，“带河桥”亦了无踪影。

纪功亭长期处于肉菜市场（街市）之中。在2007年，菜市场“升级改造”，原有的简易建筑被全部清拆，纪功亭暂时重见天日，可在马路边见到。但后来再次被新建的市场大楼（广园中综合市场）包围，陷进了一个深1米的八角形大坑中，而建筑方在此时甚至把原有的战史室也全部推倒。

2010年，军区某部将“恒福酒店”扩建为“凯港精品酒店”，建筑面积大增。目前，新一军公墓的核心建筑四柱纪念塔继续被凯港精品酒店阻挡。由于纪念塔位于“军事禁区”内，故普通民众根本无法进入拜祭抗日英烈。然而，只要入住“凯港精品酒店”，即可从上方清晰看见整个“军事禁区”和纪念塔。

纪念塔下原有的方形大台基均被填埋湮没；纪念塔中部骨灰安放室四外立面的辽宁青石纪念碑和大理石抗日阵亡将士名单碑刻等则被彻底破坏、移除。纪念塔上的铜鹰据说在1950年代就已经被盗毁。

## 修复计划

1993年，在台老兵组成的“中华民国驻印军印缅抗日战友协会”到广州，与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政协及部队磋商，终于将僭建在四柱纪念塔上的五层厕所拆除，并把已从中间折断的“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塔”青石纪念碑找回恢复，但因纪念塔正面已被“恒福酒店”挡死，只能将石碑镶嵌在四柱纪念塔的背面。同年（1993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将公墓列为广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战友协会与市府、政协与当地驻军讨论多次，1993年3月31日达成多项协议：

- 驻军解放军五四〇六九部队，五年内搬迁他处。
- 市府文化局拆除公墓正前方（南面）五层楼驻军营房，背面楼房一栋（北面）。恢复墓地坐北向南方位。
- 战友协会再捐助叁百万，分三期付款（已付清一百万）。

杨一立称，在当年协商时，部队已承诺拆掉宿舍（“恒福酒店”），让纪念塔能重见天日，战友协会则答应赞助300万新台币，而杨一立本人则已当场支付100万元。可是，某部在拆卸厕所后并没有履行承诺清拆宿舍。后来更加被改建成“恒福酒店”。而纪念塔上的“公厕痕迹”至今还清晰可见。

杨一立指出，孙立人生前一直很关心埋骨广州的袍泽，交代旧部们到大陆了解状况，希望能修复公墓。孙立人曾经说过，要把各地被毁弃的新一军公墓都恢复起来，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战友协会老兵后来仍多次请愿，2005年国家信访局罕有回应称“向抗日英雄致敬”，但仍无实际行动。

2012年，传出广州市人民政府计划将公墓幸存建筑物全部清拆，迁到黄埔区长洲岛上。长期从事新一军公墓研究的学者卢洁峰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历史文物以原地保护为主；确需搬迁，则必须整体移动。而四柱纪念塔和竖井墓穴是连为一体的，且体积庞大，除非锯成碎块，否则根本不可能搬走，因此“搬迁”实为拆毁公墓。杨一立也寄了一封信给当时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胡春华，呼吁当局履行当年的承诺，在原地保存、修复公墓建筑物。他表示，未来军营说不定会配合市区发展搬走，纪念碑或许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但如果现在把公墓拆光，“就永远没有了！”

2013年，卢洁峰把多年收集的详尽的公墓历史档案和四柱纪念塔下埋有1.7万余名印缅抗战阵亡将士的消息上报中共广东省委，有关部门专题调研后决定：广州新一军公墓必须原地保护，前迁新一军公墓之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卢洁峰建议：先修复完全不涉及征地拆迁的纪功亭和墓门大牌坊。让海峡两岸人民有一个纪念、拜祭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阵亡将士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