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禁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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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禁酒令，又称禁酒时期（Prohibition Era），是指从1920年到1933年间，美国全面禁止酒类生产、进口、运输与贩售的时期。这场禁酒运动最初由各州议会逐步推行，并在1919年1月16日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通过后成为全国性的法律。禁酒令最终在1933年12月5日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通过后被废除。

禁酒令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由虔敬派新教徒所发起的禁酒运动，希望借此解决如酗酒、家庭暴力，以及酒馆政治腐败等因酒精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弊病。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许多地方已经开始自行实施禁酒政策，成为当时社会讨论的焦点。支持禁酒的团体被称为“干派”（drys），表示推动禁酒令是为了公共道德与健康而战。在“干派”的推动下，禁酒运动受到进步主义者、禁酒党、三K党、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支持，并透过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发展成全国性的草根运动。到1900年后，禁酒运动转由反酒馆联盟继续统筹推动。

同一时间，富裕的天主教与德裔信义宗社群组织并自称“湿派”（wet），与啤酒业者联手反对禁酒令的推动。然而随着美国于1917年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对德国宣战，由德裔所组成的湿派等反对势力便逐渐衰退，使禁酒令得以全面推行。

1919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压倒性支持下，旨在全国禁酒的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正式通过，并随后由48个州中的46个州批准生效。为了贯彻执行这项禁酒法，国会同一时间也通过《沃尔斯泰德法》，详细规范禁令的执行方式以及被禁止的酒精饮料类型，也因此并非所有酒精类饮品都遭到禁止，例如宗教仪式所需的葡萄酒仍然合法。此外，该联邦法律并未明文禁止私人持有或饮用酒精，但许多地方法规则更为严格，部分州甚至全面禁止个人私藏酒精饮品。

到了1920年代后期，全美各地开始出现反禁酒运动。批评者指出禁酒令导致政府税收在经济大萧条爆发前后的关键时期大幅减少，并认为该禁令把乡村新教徒的宗教价值观强加于都市乃至全国各地之上。最终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通过并正式废除全国范围的禁酒令，禁酒令成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推翻的宪法修正案。在某些州的地方性禁酒政策则在联邦禁酒令废除后仍然持续生效。

关于禁酒令对社会的具体影响至今仍存在争议且难以确定。一些研究显示禁酒令使酒精消费量大幅下降，但也有研究认为禁酒令并未从长远来看有效减少饮酒。许多仍想饮酒的美国人透过法律漏洞或非法管道来买酒，进而促成酒类黑市和犯罪集团兴起。健康方面，禁酒时期的肝硬化、酒毒性精神病和婴儿死亡率皆有所下降；犯罪率方面，由于美国在1930年以前并无全国性犯罪统计数据，因此难以确定禁酒令对犯罪率的具体影响。但整体而言，禁酒令确实对当时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如酒类产业原为美国第五大产业，但因禁酒令导致大量就业机会消失。渐渐地，禁酒运动的支持度不断下滑，甚至连部分原本支持禁酒的人也开始转为反对。

## 历史

《小镇干涸的每一天都是星期天》，1918年歌曲，爱德华·米克（Edward Meeker）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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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美禁酒的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通过前，美国其实已经在1918年底先行通过《战时禁酒法》（Wartime Prohibition Act），禁止酒精浓度超过1.28%的酒类贩售。这项法案的原意是为在战争期间节省谷物。然而该法案实际上是在1918年11月2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签署后的第十天）才通过。《战时禁酒法》于1919年6月30日正式生效，次日（7月1日）因此被戏称为“干渴的第一天”（Thirsty First）。至于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则是于1917年12月18日由美国参议院提出，并在1919年1月16日获得第36个州批准，使其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全国禁酒令于一年后的1920年1月17日全面生效。1919年10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沃尔斯泰德法》（《全国禁酒法》），并成功推翻当时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否决。该法案具体定义了“酒精饮品”的法律标准，并规范生产酒类的相关罚责。尽管《沃尔斯泰德法案》明确禁止酒类贩售，但联邦政府却因资源有限而无法有效执法。

禁酒令降低了美国的酒类消费量、肝硬化死亡率、因酒精引发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数、公众酗酒的逮捕案件以及旷工率。然而一些批评者认为禁酒令助长了非法地下酒吧、组织性犯罪以及黑市交易的兴起。历史学者肯尼斯·D·罗斯（Kenneth D. Rose）与乔治斯-弗兰克·皮纳尔（Georges-Franck Pinard）则持相反立场，认为禁酒时期的犯罪率并未增加，并批评这类说法是基于印象而非事实的结论。一些资料则指出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最高凶杀率正是发生在禁酒期间，且禁酒令结束后凶杀率立即下降。到1925年，仅纽约市内的地下酒吧（Speakeasy，意为“轻声说话”）数量就高达3万到10万家。反对禁酒派大多以侵犯个人自由、失去合法贩售酒类所带来的税收，以及组织犯罪因禁酒而猖獗作为主要论点。

1933年3月2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卡伦-哈里森法案》，将酒精浓度不超过3.2%（以重量计算）的啤酒与低酒精浓度的葡萄酒合法化。同年12月5日，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通过，正式废除第十八条修正案，禁酒时代结束。不过根据现行联邦法律，私人生产蒸馏酒（如威士忌、伏特加等）仍需符合繁琐的许可要求，使私酿蒸馏酒在实务上仍不可行。

###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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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自殖民时期以来对于酒精饮品的消费便充满争议。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各家庭与社区内都已有理性饮酒的潜规则，一旦酗酒就会被认为是滥用了上天赐予的恩赐，如同犯下七宗罪中的贪食一般而被谴责受罚。早在1636年3月26日，新萨默塞特郡（New Somersetshire，现为缅因州索科市）就有禁止发售烈酒的法律，不过该法适用对象并不包含旅客，还另外允许劳工在工作日的一小时午餐时间饮酒。美国独立后不久，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发生抗议政府对威士忌收税的暴动，是为威士忌叛乱。虽然此税收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还刚新生的美国偿还独立战争的债务，但部分社会改革人士也顺势借题发挥，打着支持“罪恶税”（sin tax）的名义借此提高大众对酒精危害的认识。当1800年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上台后，这项威士忌税随即被废除。

此时的一些公众人物则主张理性饮酒（节酒）而非完全禁酒，例如18世纪晚期的著名医师本杰明·拉什。他在1784年发表的论文《论烈酒对人体与心智影响之探讨》中便指出过量饮酒对身心健康有害，并将酗酒视为一种疾病。受到拉什观点的影响，1789年，康乃狄克州的约200名农民成立节酒协会，随后维吉尼亚州（1800年）与纽约州（1808年）也相继成立类似组织。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全美已有八个州出现节酒运动团体，其中部分更发展为全州性组织。拉什等早期节酒改革者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对男性与女性饮酒习惯的区别，例如男性认为饮酒对健康有益且视其为生活的一部分；而女性，尤其是中产家庭妇女，则因为母职思想的兴起而开始拒绝饮酒，将酒精视为对家庭的威胁。与现代相比，1830年时的美国人平均每周饮用约1.7瓶烈酒，是2010年的三倍之多。

###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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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美国节酒协会成立，成为第一个全美范围的节酒运动团体，并成为后续许多团体的基础。到1835年该协会的会员人数已达150万，其中女性占比介于35%至60%。到了184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由虔敬派循道宗领导的禁酒运动（Prohibition Movement），又称“禁酒十字军”（dry crusade）。19世纪晚期，节酒运动的焦点已从单纯的节酒扩展到与酒精消费相关的行为与社会制度，如传教士马克·A·马修斯等人更将酒馆与政治腐败连结在一起。这样的禁酒运动曾在1850年代取得部分成功，如1851年通过的缅因州禁酒法即禁止在该州的酒类制造与贩售。该法出台后便产生一波各州跟进禁酒的浪潮，虽然缅因州后来于1856年被废除这项法律，不过此时全美已有12个州跟进实施全面禁酒。禁酒运动声势随着美国内战（1861–1865）爆发而逐渐减弱，战后的社会道德改革家也将注意力转回节酒运动，以及如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等其他社会问题。

禁酒运动在1869年由禁酒党及1874年成立的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WCTU）重新复兴。WCTU主张透过教育来推动禁酒，以防止女性因丈夫酗酒而遭受家暴。该联盟认为若能向儿童灌输节酒观念就能将下一代培养出“禁酒文化”，最终促成禁酒政策法律化。WCTU第二任主席法兰西丝·威拉德就强调该组织的目标是：“联合所有基督教派的女性以教育年轻一代、改变公众舆论、改革酗酒阶层；藉上帝恩典以解放被酒精奴役的人，藉法律将酒馆从街道上移除。”WCTU成员借着秉持威拉德“万事皆做”（Do Everything）的理念，利用节酒运动作为参与政治的切入点，在当时美国女性尚未获得全面选举权的情况下推动监狱改革与劳工法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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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堪萨斯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在州宪法中明文禁止酒类的州。激进禁酒活动家凯莉·纳西翁曾因试图亲自执行该州的禁酒令而被逮捕超过30次，并多次遭到罚款与监禁。她经常闯入酒馆当面责骂顾客，甚至用斧头砸烂酒瓶。纳西翁还成立“凯莉·纳西翁禁酒团”（Carrie Nation Prohibition Group）带领妇女进行抗议。除了纳西翁的激进作法，其他温和派节酒支持者的通常做法是进入酒馆唱诗、祈祷，并劝说店主停止卖酒。渐渐的，其他美国南部的州份与部分郡县也陆续通过禁酒法案，实施局部禁酒政策。

禁酒法案的合宪性也数度搬上法庭辩论。少部分判决对禁酒政策不利，而整体判决趋势仍偏向支持禁酒。1887年穆格勒诉堪萨斯案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伦表示：“我们不能无视过量饮酒可能会危害公共健康、影响社会风气，甚至威胁公共安全这项明显的事实。同时透过人人都能查阅的统计数据也能发现，这个社会上懒惰、混乱、贫困和犯罪问题多少都和酗酒脱不了关系。” 1890年的克劳利诉克里斯滕森案（Crowley v. Christensen）亦指出：“各州的统计数据都显示与其他任何原因相比，这些零售酒馆贩卖的烈酒导致更多的犯罪与苦难。”

美国内战（1861–1865）后美国社会开始加速工业化，城市劳工阶层日益壮大导致酒馆林立，是工人下班后的主要社交场所。广大的酒馆市场让酿酒业也积极参与其中，投资酒馆签约保证只贩售该酿酒商的产品以排除同行对手。许多酒馆也提供高盐食物为主的“免费午餐”让客人容易口渴，进而购买酒精饮品。到了进步时代（1890-1920），社会对酒馆及其政治影响的敌意逐渐升高，反酒馆联盟取代禁酒党与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禁酒运动组织，因为后者两个团体将精力扩展至女性选举权等其他社会改革议题，使专注于禁酒运动的反酒馆联盟中取得主导地位。

从1840年代到1930年代，禁酒政策一直是美国各州及地方政治的重要议题。许多历史研究指出这场政治运动受到宗教和种族文化的深远影响。支持禁酒的“干派”（drys）主要来自新教虔敬派，如循道宗、美北浸信会、美南浸信会、新派长老教会、基督会、公理宗、贵格会及斯堪地纳维亚裔路德宗。此外，美国天主教节制联盟及部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团体也支持禁酒。这些团体认为酒馆助长政治腐败，并视饮酒则是一种个人罪恶。其他积极推动禁酒的组织包括妇女教会联盟（Women's Church Federation）、妇女节制运动（Women's Temperance Crusade）以及科学禁酒教育部门（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Temperance Instruction）等。与此相对，“湿派”（wets）则主要来自新教礼仪派（liturgical Protestant，如美国圣公会及德裔路德宗）以及美国天主教徒。他们反对政府定义道德标准，认为禁酒政策是侵犯个人自由。即使在禁酒运动最强烈反对者的据点——纽约市，仍有部分支持禁酒的团体，包括挪威裔教会组织与非裔美国劳工运动者。他们认为禁酒将有助于改善工人，特别是非裔美国劳工的生活条件。此外茶叶商人与汽水业者也支持禁酒，期望酒类禁令能带动其产品销量。禁酒运动的主要推手之一是反酒馆联盟领袖韦恩·惠勒。他成功将禁酒议题推上政治舞台并让大量支持禁酒的候选人当选。惠勒来自俄亥俄州，因童年时曾被一名醉酒的农场工人弄伤导致他对酒精怀恨在心，促使他加入禁酒运动并迅速在组织内崛起。他利用媒体塑造社会舆论，使禁酒运动看似获得全民支持，这种策略被称为“惠勒主义”（Wheelerism）。最终他因在禁酒议题上的影响力，被称为“禁酒老大”（dry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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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运动基本反映出美国城乡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由于大量移民涌入城市，许多禁酒派人士将城市的犯罪与道德堕落归咎于移民文化。追根究柢是因为酒馆通常是移民社群的社交中心，而许多政客为了争取移民选票会在酒馆内进行政治交易，例如提供就业机会、法律咨询或食品供给作为交换条件，久而久之酒馆便被视为政治腐败的温床。随着美国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部分禁酒派人士转向本土主义观点，认为美国的成功来自白人盎格鲁-撒克逊血统。这种信念加深了美国社会对移民社区的不信任，同时促进酒吧在移民社群中兴起，同时将饮酒融入其流行文化中。

到了20世纪初，多数经济学家支持全美禁酒令（即后来的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帕顿认为禁酒令的推行是基于竞争与演化的必然趋势。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则发表了大量文章，从经济角度论证禁酒的合理性。他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即将星期一症候群归咎于工人因周末酗酒导致宿醉，让他们周一工作效率大幅下降。费雪的研究虽然在后世被发现并不严谨，但在当时仍是作为评估其他禁令（如大麻禁令）的参考标准，且部分经济数据至今仍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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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派首先推动两项美国宪法修正案使日后禁酒令得以顺利施行。首先于1913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允许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以取代原本来自酒税的政府收入。再来于1920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则赋予女性投票权，让普遍支持禁酒运动的女性获得参政权利。

在19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因为民主党与共和党内部均有支持与反对禁酒的派系，因此时任民主党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共和党籍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皆未在竞选中冒着损失选票的风险触及禁酒议题。1917年3月，第65届美国国会召开时，禁酒派在民主党内以140人对64人领先，在共和党内则以138人对62人领先，成功控制国会。同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反对禁酒的德裔美国人因而丧失影响力，抗议声音也被忽视。同时禁酒派找到禁酒的新理由，称禁止酒类生产可将谷物转用于战争粮食供应。国会因此通过《战时禁酒法》，但该禁酒法虽然是因应战争而制定，却在一战结束后才正式生效。

191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决议，正式推动全国禁酒。1919年1月1日，当时全美48州中的36州批准该修正案并使其正式成为法律，最终只有康乃狄克州与罗德岛州拒绝批准该修正案。1919年10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沃尔斯泰德法》以执行1920年正式生效的全国禁酒令。

## 推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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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17日，《沃尔斯特德法》正式生效，美国正式进入全国禁酒时代。联邦政府当时派遣了约1520名专门的禁酒执法人员，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监督法令的执行，并由以下三个联邦机构共同负责，分别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执法办公室、美国财政部辖下的国税局禁酒局、以及美国司法部辖下的禁酒局。

支持禁酒令的人士对禁令的前景高度乐观，该修正案的起草者之一、参议员莫里斯·谢泼德甚至幽默地表示：“《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被废止的几率，犹如一只蜂鸟拖着华盛顿纪念碑飞到火星一样不可能。” 尽管支持者信心十足，反对禁酒令的声浪也逐渐浮现，当时甚至有讽刺禁酒令的歌曲在社会间流传。1919年，英国威尔士亲王爱德华访问加拿大返回英国后，向他的父亲乔治五世国王讲述了一首在美加边境小镇听到的歌曲：

医疗界同样对禁酒令感到不满，因为当时许多医师普遍将酒精作为治疗用途开给患者。1921年，美国国会甚至召开公听会讨论啤酒的医疗价值，随后全美各地医师纷纷展开游说活动，要求放宽禁酒令对医疗酒精的限制。在1921年至1930年间，美国医师光靠开立威士忌的处方收入即达约4000万美元。

《沃尔斯特德法》虽然禁止了酒精饮料的制造、进口、贩售与运输，但该法第29条明文允许私人家庭每年最多可自行酿造200加仑的葡萄酒或苹果酒，唯独不允许私酿啤酒，因此许多葡萄园特别为家庭酿酒用途种植葡萄。此外该法案其实并没有禁止人们喝酒，使得许多民众在1919年禁酒令生效前夕，抢购并囤积了大量的葡萄酒与烈酒。同时，邻近的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的酒类生产与贩售并未受到限制，因此大量美国人跨境购买或将酒品非法走私回国，使这些地区的酿酒业在禁酒令期间蓬勃发展。例如在美加边境的底特律河一带，因为地理因素难以严格管制，成为走私烈酒（rum-running）的重要路径。美国政府也曾向英国抗议巴哈马拿骚的地方官员纵容走私活动，但英国殖民地部负责人拒绝介入此事。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更曾公开批评美国禁酒令，认为这项法律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侮辱”。

### 走私与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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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令开始实施后不久，人们便迅速地找出各种方法违法制造、取得并囤积酒精。许多上流阶级的民众在禁酒令正式生效之前，即提早大量囤积了各种酒类饮品，以确保自己在法律生效后仍有充足的酒精存货。时任总统威尔逊卸任后，便将私藏的酒类运送至自己在华盛顿的住所。其继任者哈定总统更将自己庞大的私人酒藏直接搬进了白宫。

禁酒令在1920年一实施后，违反相关法律的案件便大量涌现，早在1925年，记者H·L·孟肯就认为禁酒令并未奏效。历史学家大卫·奥辛斯基在总结丹尼尔·奥克伦特的研究时指出：“禁酒令在针对工人阶级的穷人时最为有效。”历史学家莉莎白·柯恩也表示：“有钱家庭可以囤满酒窖而安然无事，但穷人如果仅仅私酿了一瓶啤酒就可能惹上麻烦。” 这导致工人阶级对于雇主能随时取用私酒，而自己却不被允许的现象感到强烈不满。禁酒令生效后仅一周，全美各地就有人开始贩售小型的携带式蒸馏器。美国政府针对违反《沃尔斯特德法》的调查案件，在1920年前六个月内即达7291起；而到了1921年，全年调查案件更暴增至29114起，此后案件数量仍持续攀升。

人们又发现静置60天的葡萄汁就会自然发酵成酒精浓度达12%的葡萄酒，而且葡萄汁并未列入禁售品项，导致葡萄汁产量在禁酒期间迅速增加至原本的四倍。一些商店开始利用法律漏洞，贩售葡萄浓缩汁的同时在产品包装上标示出“避免葡萄汁发酵成酒精饮料”的方法。

一些药局则透过贩卖含约22%酒精、带有药味的“医疗用葡萄酒”来规避禁令限制。

由于工业用乙醇可能会被非法用于酒精饮料制作，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制造商在工业酒精中加入添加剂，使其变得难以入口甚至有毒，避免被饮用。对此，非法酒精制造者聘请化学家协助去除毒性成分，而联邦政府又进一步强制加入更致命的毒物，包括甲醇、吡啶和苯的混合物，以防止非法饮用。不过，纽约市的医学检验官们公开反对此一政策，认为这将对大众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根据统计，在禁酒令废除之前，全美约有一万人因饮用这种变性酒精而中毒死亡。纽约市医学检验官查尔斯·诺里斯认为，美国政府在明知加入毒性物质并无法阻止饮用行为的情况下仍持续执行此政策，故应当对因此而死亡的人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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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被非法酒精取代的致命物质称为“罐装热源”（canned heat，商品名Sterno），原本用于燃料用途，是将甲醇与变性乙醇加入凝胶剂混合而成。人们通常利用简易滤器（例如手帕）来过滤这些物质，制造粗劣的酒精替代品；这种酒精虽然也有毒，但致死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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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私自酿制酒精饮品变得相当普遍，而酿制烈酒比自酿啤酒更简单。家酿烈酒在北方城市被称为“浴缸琴酒”（bathtub gin），而在美国南方郊区则称之为“月光酒”（moonshine）。因为非法私酿酒精涉及逃税，执法人员积极追查取缔。私酒贩们也因应此情势，特别改装他们的汽车与卡车，强化引擎与悬吊系统以逃避“酒类税务官员”（又称“revenuers”或“revenue agents”）的追捕，因此这些车辆被称为“月光酒跑车”（moonshine runners或shine runners）。另一方面，一些商店也合法出售制酒用的原料，例如廊酒、威末酒、苏格兰麦芽与乙醇本身。

林献堂在1927年至1928年的环球旅游中，即目睹美国在禁酒令实施期间，仍有大量美国人私下喝酒的情形。当他在纽约受林茂生招待时，林茂生问他是否喝酒。林献堂表示在禁酒国饮酒不犯法吗？林茂生就请侍役取威士记装在茶瓶中，并笑称“寒夜客来酒当茶”饮酒。隔壁桌见状即跟随泡制，相视而笑，“真所谓公然之秘密也。”

1930年10月，绰号“戴绿帽的人”（the man in the green hat）的知名私酒贩乔治·卡西迪公开承认自己曾在十年内向国会议员私下贩酒。卡西迪在《华盛顿邮报》头版发表文章，揭露当时约有80%的国会议员都违反禁酒令饮酒。这篇文章在1932年大选不久前发表，并对“湿派”民主党的选情产生显著影响。“湿派”主张禁酒令非但无法有效阻止犯罪，反而导致了规模庞大的黑社会犯罪集团出现，并指出州与地方政府需要酒类税收支持财政运作。随着支持禁酒令的态度逐渐减弱，许多城市居民开始期待禁酒令的废止。1932年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民主党在选举平台上便主张废除第十八号宪法修正案。

1933年禁酒令正式废止后，许多过去的非法酒贩与支持解除禁酒令的商人，顺势投入合法的酒精贸易市场；而某些犯罪组织则将其非法贩酒所建立的资源与网络，转移至其他合法事业或是保护费勒索活动中。

### “医疗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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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禁酒令期间，医疗用途的酒精成为了合法取得酒精的重要管道。禁酒令实施后的短短六个月内，全美已有超过15000名医师及57000名药剂师获得了贩售或开立医疗用酒精处方的执照，而1921年至1930年间，医师们光透过开立威士忌处方就赚取了约4000万美元。根据历史学者保拉·梅希亚（Paula Mejia）于2017年在《Gastro Obscura》的报导，1920年代每年大约有1100万张酒精处方被医师开出；甚至有一名医生在一天之内开出高达475张威士忌的处方。处方单也容易伪造与滥用，不少私酒贩子向不肖医师大量购买签名空白处方单，以从药局合法取得酒精。1931年，就曾经发生400名药剂师和1000名医师涉及大规模处方贩售丑闻，但最终只有12名医师与13名药剂师受到起诉，罚金也仅有区区50美元的一次性处分。

当时，透过药房贩售医疗酒精的行为，俨然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出现在《大亨小传》等当代知名文学作品中。历史学家更推测，知名药局连锁“沃尔格林”能在1920年代从20家迅速扩张到525家分店，正是透过大量销售“医疗酒精”。

### 执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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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禁酒令刚施行时，多数美国民众仍选择遵守，但许多地方政府或地方社区却对禁酒令持不同立场。例如纽约州与马里兰州即公开反对，甚至拒绝完全配合联邦的禁酒政策。

禁酒令在执法上缺乏有效的中央执法机制，导致各地执法行动标准不一，有时甚至需要地方神职人员自发成立义勇队协助执行禁酒令。此外美国幅员广大，各州之间地理环境极为多样化，包括山地、峡谷、沼泽、湖泊以及与加拿大、墨西哥间漫长的边界与沿海港口，使禁酒执法人员在缺乏足够人力与资源的情况下，很难有效遏止私酒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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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芝加哥近郊的西塞罗因具有众多反对禁酒令的族裔社群，使著名黑帮首领艾尔·卡彭得以在警方的眼皮底下长期经营非法酒精交易活动，建立自己的犯罪帝国。

另一方面，三K党在1920年代中期虽然声势浩大，时常高调谴责私酒贩运，威胁将透过私刑团体严惩违法者，但实际上组织松散，几乎没有发挥任何实质作用。到了1925年后，三K党对禁酒令的执法已呈消极态度，甚至间接促成法令执行上的困难。

禁酒令的施行对美国酒精产业造成沉重打击，也形成庞大的地下黑市。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后，各州政府的财政受到严重影响，迫切需要恢复酒类税收作为收入来源。在此背景下，主张废止禁酒令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2年当选美国总统，他的政见之一便是推动废除第十八号修正案。最终美国在1933年通过《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正式废止禁酒令。

禁酒令废止后，酒精产业迅速复苏。例如圣路易在禁酒令之前即是重要的酒类产地之一，当地主要的啤酒厂在1933年3月22日起立即恢复酒精供应，甚至提前备妥五万桶啤酒，成为美国禁酒令后最先恢复供应的城市之一。随着啤酒产业复苏，数以千计的工人重新找到工作，其他酒类业者亦纷纷跟进。许多过去从事非法酒精交易的组织与个人，也逐步转为经营合法的酒精贸易市场，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经济活动。

## 废除

1918年，反禁酒修正案协会（Association Against the Prohibition Amendment，简称 AAPA）由反禁酒运动中的领头羊、美国海军上尉威廉·H·史泰顿成立，是当时近四十个致力于终止禁酒令的组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同时，经济压力也成了推动废除禁酒令的过程中的关键，例如禁酒令对农业造成的严重冲击，使得先前赞成禁酒的保守农民转而支持废除禁令。

在1920年《沃尔斯泰德法》实施之前，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约有14%的税收来源于酒类贸易。大萧条爆发后，税收锐减导致政府迫切需要恢复这项收入，而对啤酒课税可为国库带来巨额收益。当时美国社会上出现了争论：废除禁酒令应由各州自行决定，还是由全国统一决议。

1933年3月22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卡伦–哈里森法案》，放宽原本《沃尔斯泰德法》中将酒精浓度超过0.5%的饮料界定为“致醉性饮品”的规定，允许制造与贩售酒精含量3.2%（按重量计，按体积计约时 4%）的啤酒与低度葡萄酒。罗斯福签署法案时幽默地说：“我想现在正是来杯啤酒的好时候。” 2017年《公共选择（期刊）》期刊的一项研究指出，当时传统啤酒产区的国会议员及民主党政治人物普遍支持该法案，而美国南部许多州的议员则最为反对。

1933年12月5日，《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正式获得批准并废除了第十八修正案。犹他州是第36个批准的州，使批准州数目达成修宪案生效的法定标准（四分之三）。尽管该州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会长希伯·J·格兰特极力反对，但当天犹他州制宪会的21位代表仍一致投票赞成，最终促成全美禁酒令的废止。不过，在禁酒令废除后的1930年代末，约有五分之二的美国人仍希望重新实施全国性禁酒。

### 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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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并未禁止各州对酒类发布限制或禁令，而是规定不得运送或输入任何违反该州、领地或美国属地法律的酒类，从而赋予州与地方政府对酒精管制的权力。至今，美国仍有许多禁酒郡与市镇禁止或限制酒类销售。此外，许多印第安部落政府在保留地上禁酒；联邦法律同样也在印第安保留地上禁酒，但目前仅在违反部落地方法律时才会执行。

禁酒令废除后，部分昔日支持者公开坦承失败。如小约翰·D·洛克菲勒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禁酒令颁布之初，我原希望它能获得舆论的广泛支持，并使人们早日认识到酒精的危害。然而事与愿违，饮酒反而普遍增加，地下酒吧取代了旧时的酒馆；大批违法者涌现，连许多原本最守法的公民也公然无视禁酒法；法律威信大幅削弱，犯罪率更达前所未见的程度。

后世历史学者对禁酒令后的饮酒量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美国的酒精消费量直到1960年代才超越禁酒令前的水平，也有人指出禁酒令颁布后几年内饮酒量便已恢复，并持续攀升。数据显示酒精中毒导致的肝硬化病例在禁酒期间下降了约三分之二。禁酒令废除后数十年间，饮酒再无社会污名。根据自1939年起几乎每年进行的盖洛普民调，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18 岁以上）表示他们会饮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一项全国性民调显示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仍支持全国性禁酒。在全国禁酒废除后，仍有18个州继续实施州级禁酒，最后一个结束州级禁酒的是密西西比州（1966年）。不过，由于当时全美约有三分之二的州采取地方选择权制度，允许地方选民表决是否实施禁酒，因此虽然全国禁酒已被废除，仍有约38%的美国人口生活在州或地方层级禁酒的地区。

根据2014年CNN的全国民调，81%的美国人认为“饮酒应该合法”，18%持相反意见。

## 基督教观点

20世纪初至中期的禁酒运动主要由美国南部的新教教派所推动；该地区由社会保守主义的福音派新教所主导，且基督徒的礼拜出席率极高。整体而言，福音派新教教派支持并推动禁酒，而主流新教教派则反对引入禁酒令。但其中也有例外，例如属于德裔认信路德宗（Confessional Lutherans）的密苏里路德会，该教派通常被归类于福音派新教的范畴内。

在第三政党体系时期，美国的敬虔派教会——特别是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公理会以及其他具有福音派传统的教派——力图消除饮酒风气与酒吧（saloon）文化。相对地，礼仪派（“高教会”）传统中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会、美国圣公会、德裔路德宗以及其他主流新教教派，则反对禁酒法律，因为他们不希望政府将道德的定义缩减为狭隘的标准，亦不希望政府将圣餐礼仪中使用葡萄酒这一常见的宗教习俗定为犯罪。

19世纪中后期的第二次大觉醒与第三次大觉醒期间所掀起的奋兴主义，为敬虔派新教与美国禁酒运动之间的紧密结合奠定了基础：“一个群体中奋兴宗教越盛行，该群体对禁酒党派的支持度就越高。”历史学家南希·科斯特（Nancy Koester）认为，禁酒令是“进步主义者与抗击贫困的社会福音倡导者所取得的一场胜利”。禁酒运动亦将进步主义者与奋兴派人士团结在了一起。

节制运动普及了一项观念，即酒精是导致大多数个人与社会问题的主因，而禁酒令则被视为解决国家贫困、犯罪、暴力及其他社会弊病的不二法门。

在宪法修正案获得批准后，巡回布道家比利·桑代宣称：“贫民窟很快将成为历史记忆。我们要把监狱变成工厂，把拘留所变成仓库和谷仓。”据报导，这种情况确实极为有限地发生过：在爱荷华州于1916年成为禁酒州后的几年里，该州一个名为巴克格罗夫（Buck Grove）的小镇将其拘留所改建为工具房，而另一个小镇则将拘留所卖给了一位农夫。

## 影响

禁酒令（Prohibition）最显著的影响之一，是几乎彻底摧毁了合法的酒类市场。当时大众普遍认为禁酒令将会永久持续，毕竟在此之前，美国宪法修正案从未有过被废除的先例。在此之前的种种迹象原先显示，联邦政府仅会对饮料的酒精含量或个人消费量设限，然而国会最终却彻底且无保留地取缔了酒类。沃尔斯泰德法（Volstead Act）与第十八修正案相结合，使得分销酒类、乃至持有酒精浓度超过“0.5%（按容量计）”的饮料都变得几乎不可能。

尽管政府确实出台了有助于过渡更为平稳的措施，但这仍不足以应对变革。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消灭酒类饮料的合法制造与销售，将能解决美国社会的主要社会与经济问题。”然而在生效之前，禁酒令就已招致来自各个阵营的反对。随着禁酒令实施，私酒酿造与走私（Bootlegging，即非法制造酒精饮料的过程）迅速在全美各地兴起，吸引了众多人参与其中。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民众选择遵守这项激进的新法。尽管禁酒令确实为美国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改变，但社会对该法令的接受度并不高，不足以合理化国家因实施禁酒而面临的种种严峻挑战。

由于禁酒令引发的经济冲击，许多产业因贸易路线中断和投资者流失而遭到毁灭性打击，进而导致对酒精饮料的需求远远超过供给。其结果是，走私酒商生产并分销了越来越多高浓度的烈酒。因此，政府不得不寻求加强执法与监管的方法，但自身却面临资金紧张的窘境，特别是失去了来自酒类销售的巨额税收。这些挑战促使联邦政府采取了一些极具风险乃至危险的手段。

禁酒令的执法主要集中于透过打击走私和非法制造酒类产品来切断供应。政府在阻断外国酒类非法入境方面成效显著，但走私酒商很快就找到了应对之策。透过偷窃或私下交易，走私者获取了工业酒精（来自生产墨水、清洁化学品、燃料、黏着剂及其他各类产品的工厂），从而能够省去酿酒过程中漫长的发酵程序。相反地，他们将工业酒精与习惯使用的香精调料混合，以更高效率的工艺调制出酒精饮料。结果，他们不仅赚取了暴利，还成功满足了市场对酒类产品的高涨需求。

作为执行第十八修正案的立法，《沃尔斯泰德法》对这种做法采取的反制措施。在禁酒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酒精投毒”政策。关于政府具体采取了哪些步骤以及该计划推进到何种程度，历史学界与媒体存在不同的观点。《今日美国》指出，政府为了防止人们饮酒而采取了“不道德的极端手段”。然而，该来源并不认为政府直接在“饮用酒”中投毒，而是主张政府透过将用于工业制造的酒精变性（denaturing），间接地毒害了民众。另一些学者和研究则认为，国会聘请了化学家，以对抗那些利用偷来的工业酒精制造私酒（moonshine）和其他饮料的走私酒商。

法律规定，工厂必须在工业酒精中加入化学物质进行“变性”，使其无法安全饮用。对此，走私酒商则收买联邦化学家，并聘请自己的化学专家来中和酒精中的毒素。最终，社会对禁酒法律的普遍无视令政府大为挫败。政府随后在科学研发上投入更多资源，调配出新的混合成分，进一步提高了工业酒精中化学物质的毒性。

联邦政府最终找到了一种走私酒商无法破解的变性配方——即加入大量的甲醇；在当时，尚未出现能够将其完全解毒的可靠方法。不久后，在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和国会的指示下，美国财政部强制要求所有工业酒精必须包含这种新研发的混合成分。尽管私酒化学家尽力清除毒性，非法饮料依然变得极具致命性。极少量的未稀释甲醇就足以致命，其后果很快显现出来。1926年的纽约市，有585人死于政府的这一政策。据统计，全美因这种投毒行为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5,000人，比此前因酒精引发的死亡人数增加了至少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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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开始实施这一变性政策之前，走私酒商生产的酒精饮料就已经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这些非法酒商发现，透过添加一些成分可疑的原料，他们可以模拟出禁酒令实施前人们所喜爱的某些酒类口味，或是调配出全新的风味。某些私酒商甚至在私酒中加入死老鼠，使其口感接近波本威士忌；另一些人则使用焦油和树木油脂来替代琴酒与苏格兰威士忌。与这些新调制的饮料不同，走私的啤酒或葡萄酒相对容易获取。调制这些风味刺激了对其产品的需求，然而，这些做法使得饮用非法酒精变得极不健康，许多医生经常接诊因饮用非法酒类而患病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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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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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0年一项对禁酒令学术研究的综述指出：“总体而言，禁酒令可能减少了人均酒精使用量及与酒精相关的危害，但随着有组织黑市的崛起以及公众对［禁酒令］支持度的下降，这些效益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削弱。”一项针对城市层级因醉酒被捕人数的研究结论认为，禁酒令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但无长期效果。

另一项审视“死亡率、心理健康和犯罪统计数据”的研究发现，酒精消费量起初下降至禁酒令实施前的约30%，但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回升至先前水平的60%至70%左右。《第十八修正案》禁止制造、销售和运输令人昏醉的饮料，然而它并未宣布在美国持有或饮用酒精为非法，这为持有酒精饮料的消费者留下了法律漏洞。

### 健康

研究表明，肝硬化发病率在禁酒令期间显著下降，并在禁酒令废除后有所上升。根据历史学家小杰克·S·布洛克（Jack S. Blocker Jr.）的说法，“在1910年代后期（当时文化与法律气氛对饮酒行为日益不利）以及全国禁酒令生效最初的几年里，因肝硬化与酒精中毒导致的死亡率、因酒精性精神病入院的人数，以及因公共醉酒被捕的人数均呈现急剧下降。”一些将肝硬化死亡率作为酒精消费量替代指标的研究估算，当时的酒精消费量下降了10%至20%。

美国国家滥用酒精与酒精中毒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了明确的流行病学证据，表明“尽管法律遭到普遍漠视，但随着禁酒令的出台，总体肝硬化死亡率急剧下降”。一项2024年的研究利用各州酒精合法性政策的差异进行分析，发现1930年代出生于“允许售酒州”（wet states）的个体，其晚年死亡率高于出生于“禁酒州”（dry states）者，这表明胎儿在子宫内暴露于酒精环境会产生负面影响。

### 犯罪

由于在1930年之前，美国并未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犯罪统计数据，因此难以对禁酒令对全国层面犯罪率的影响下定结论。然而，不少学者认为有组织犯罪因禁酒令而获得了巨幅发展。例如，一项研究发现，芝加哥的有组织犯罪在禁酒期间增长了两倍。在1920年之前，地方犯罪组织的活动大多仅限于卖淫、赌博和盗窃；直到1920年禁酒令实施后，由于一个高利润的新黑市应运而生，有组织的走私酒类（rum-running或bootlegging）随之兴起。禁酒令为有组织犯罪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在一项针对1920至1921年间（禁酒令初期）美国30多个主要城市的调查显示，犯罪数量上升了24%。此外，盗窃与窃盗案增加了9%，谋杀案增加了13%，袭击与伤害案上升了13%，毒品成瘾率急升45%，而警察部门的开支则增加了11.4%。这很大程度上是“黑市暴力”以及执法资源被转移至他处的结果。尽管禁酒运动人士希望透过废除合法酒精来减少犯罪，但现实却是，《沃尔斯泰德法》引发了比禁酒以前更高的犯罪率，并催生了一个由犯罪组织主导的黑市。

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201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相较于未严格执行禁酒的县，南卡罗来纳州颁布并执行禁酒法令的县，其谋杀率上升了约30%至60%。2009年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芝加哥在禁酒期间的谋杀案有所增加。然而，部分学者将禁酒时期的犯罪率上升归因于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而非酒精使用被刑事化本身。在包括纽约市在内的一些城市，禁酒期间的犯罪率甚至有所下降。事实上，整体犯罪率从1849年到1951年这段长期趋势中呈现下降，这使得禁酒时期的犯罪率下降难以单纯归因于对酒精的刑事化。

学者马克·H·摩尔（Mark H. Moore）主张，与大众普遍认知相反，“暴力犯罪在禁酒期间并未出现剧烈增长”，且有组织犯罪“在禁酒令颁布前后皆一直存在”。历史学家肯尼斯·D·罗斯（Kenneth D. Rose）亦证实了历史学家约翰·伯纳姆（John Burnham）的说法，即1920年代“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存在所谓的不法行为激增”，因为“该时期处理犯罪的任何统计数据都没有任何实质价值”。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历史学家肯尼斯·D·罗斯写道：

禁酒令的反对者喜欢宣称，这场“伟大的实验”创造了一个帮派分子阶层，并向不幸的美国释放了一波“犯罪浪潮”。例如，全国禁酒改革妇女组织（WONPR）的考芬·凡·伦塞勒夫人（Mrs. Coffin Van Rensselaer）在1932年坚持认为，“堆积至前所未有高度的惊人犯罪浪潮”是禁酒令遗留的祸害。然而，禁酒令很难被归咎为发明了犯罪；虽然供应非法酒类被证明获利丰厚，但这仅仅是为赌博、高利贷、勒索和卖淫等更传统的犯罪活动增加了一项额外收入来源。尽管“禁酒令引发犯罪浪潮”的概念在1920年代大受欢迎，但由于地方警察局保留的记录极不完善，这一说法根本无法得到任何准确的证实。

除了其他经济影响外，禁酒令的颁布与执行还导致了执法资源成本的大幅增加。在1920年代，禁酒局的年度预算从440万美元暴涨至1,340万美元。此外，美国海岸警卫队每年平均花费1,300万美元用于执行禁酒法律。这些数字尚未计入地方和州政府所负担的执法成本。

### 国家权力

根据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丽莎·麦吉尔（Lisa McGirr）的研究，禁酒令导致了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同时也有助于塑造现代的刑罚国家（penal state）。根据学者柯林·阿古尔（Colin Agur）的研究，禁酒令特别促使联邦探员为了收集证据而大幅增加了电话窃听的使用。

### 歧视

根据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丽莎·麦吉尔的说法，禁酒令对非裔美国人、移民以及贫困白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因为执法机关经常利用禁酒法令来打压或针对这些社群。

### 经济

不同的评估指标导出了对禁酒令影响美国经济的不同结论。

文献记载了禁酒令带来的负面财政影响，包括税收损失与执法成本增加，以及对受管制产业和相关邻近产业的经济冲击。单是酒类税收，禁酒令就造成每年至少2.26亿美元的损失。禁酒令的支持者原本预期无酒精饮料的销售量会增加，以弥补酒类销售的收入损失，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禁酒令导致200多家蒸馏酒厂、1,000家酿酒厂以及17万多家酒类商店倒闭”。值得注意的是，“用于执行禁酒令的资金从1921年的630万美元暴增至1930年的1,340万美元，几乎是初始金额的两倍。”

2015年的一项研究估算，废除禁酒令在1934年至1937年间产生了“每年4.32亿美元的净社会效益，约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0.33%。高达32.5亿美元的总效益主要来自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剩余的增加、税收增加，以及刑事暴力成本的减少。”1933年酒精浓度为3.2%的啤酒合法化时，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创造了81,000个就业机会。

然而，发表于《经济史杂志》的一项2021年研究发现，较早实施禁酒令的县份拥有了更高的人口成长率，其农场房产价值亦有所增加。

在禁酒时期，旷工率从10%下降至3%。在密歇根州，福特汽车记录到“旷工人数从1918年4月的2,620人下降至1918年5月的1,628人。”

### 其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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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沙龙酒吧逐渐式微，在大众场合饮酒摆脱了强烈的男子气概色彩，使社会逐渐接受女性在地下酒吧这种半公开环境中饮酒。这种新常态让女性成为酒类行销人员拓展客源时不可忽视的新目标客群。女性也因此踏入走私酒类事业，有些人发现贩卖酒精饮料不仅能维持生计，且极少引来执法机关的怀疑。在禁酒令实施前，在沙龙或酒馆等公开场所饮酒的女性（特别是在芝加哥或纽约等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常被视为不道德或极可能是妓女。

重度饮酒者与酗酒者是禁酒期间受影响最深的人群之一。虽然一心想寻找酒类的人依然能如愿取得，但那些意识到自己饮酒习惯具有破坏力的人，通常很难获得所需的协助。自助组织随着酒类产业的式微而逐渐消逝。直到1935年，一个名为匿名戒酒会（AA）的新自助组织才告成立。

禁酒令亦对美国音乐产业产生了影响，尤以爵士乐最为显著。随着地下酒吧大受欢迎，加上大萧条引发的人口迁徙，推动了爵士乐的播散，从纽奥良一路北上，经芝加哥传播至纽约。这促成了不同城市发展出多元的爵士风格。得益于在地下酒吧的盛行以及先进录音技术的出现，爵士乐的受欢迎程度急剧上升。此外，爵士乐也站在当时微弱的种族融合前沿，将以黑人为主的音乐家与以白人为主的听众联系在一起。

2025年的一项研究将禁酒令与美国咖啡消费量的增加联系起来。

#### 酒精生产

在禁酒令颁布前后，酿造私酒（moonshine）一直美国南部的一项产业。在1950年代，肌肉车开始流行，多条道路因私酒贩子的使用而以“雷霆路”（Thunder Road）闻名。当时创作了一首热门歌曲，而这些传奇驾驶、车辆与路线也在电影《雷霆路 (1958年电影)》中被搬上银幕。

禁酒令的结果，基本上倒退了酒类饮料产业的工业化进程。大规模的酒精生产商绝大多数被勒令停业，部分民众则自行非法酿酒，这实质上逆转了大规模生产与零售酒类饮料的效率。关闭全国的制造厂与酒馆也导致该产业陷入经济衰退。尽管《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由于未明确界定何谓“令人麻醉的”（intoxicating）饮料而未对该产业造成此类直接打击，但《沃尔斯泰德法》将酒精浓度定为0.5%或以上的标准，直接迫使原本希望继续生产中等浓度啤酒的酿酒商关门大吉。

1930年，禁酒局局长估算，在《沃尔斯泰德法》生效前一年的1919年，美国人平均每年在酒精饮料上花费17美元。到了1930年，由于执法导致供应量减少，这笔开支上升至每年35美元。在此期间并未发生通膨。其结果是催生了一个非法酒类饮料产业，每年产生平均高达30亿美元的非法未税收入。

《沃尔斯泰德法》特别允许个别农夫制作某些葡萄酒，其背后的法律拟制是“这属于供家庭饮用的无麻醉性果汁”，许多农夫也确实照做。有商业头脑的葡萄农生产液态与半固态的浓缩葡萄汁，通常被称为“葡萄酒砖”（wine bricks）或“葡萄酒块”（wine blocks）。这种需求促使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的葡萄种植者在禁酒令颁布的前五年内，将耕地面积扩大了约700%。这些浓缩葡萄汁附带“警告”贩售：“将此砖溶于一加仑水中后，切勿将液体装罐并放在橱柜中放二十天，因为那样它就会变成葡萄酒。”

《沃尔斯泰德法》允许向神父与牧师出售圣餐酒，并允许拉比批准向个人出售犹太洁食葡萄酒，供家庭安息日与节日使用。在犹太人中，有四个拉比团体获得批准，这引发了争夺会员的竞争，因为监督圣礼许可证可用于获取支持宗教机构的捐款。该制度曾出现众所周知的滥用情况，有冒充者或未授权代理人利用漏洞购买葡萄酒。

禁酒令对美国的酿酒业产生了显著影响。葡萄酒历史学家指出，禁酒令摧毁了美国当时雏形初具的葡萄酒产业。产量高、适合酿酒的优质葡萄藤被皮更厚、更易于运输的低品质葡萄藤所取代。由于酿酒师要么移民到其他葡萄酒生产国，要么彻底离开该行业，大部分制度性知识也随之流失。蒸馏酒在禁酒期间变得更受欢迎。由于其酒精含量高于发酵葡萄酒和啤酒，蒸馏酒经常会用无酒精饮料稀释后饮用。

## 相关影视作品

- 《教父》（虚构的柯里昂家族在此时期透过走私酒类而发迹）
- 《铁面无私》
- 《四海兄弟》
- 《野蛮正义》
- 《夜行人生》
- 《海滨帝国》
- 《91Days》
- 《大亨小传》

## 他国禁酒事件

- 加拿大禁酒令
- 印度禁酒令
- 苏联禁酒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