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燧

张燧?1641年前，字和仲，湖广湘潭（今湖南省湘潭县）人，明朝晚期文人、学者。监生功名，著有《千百年眼》等。

## 概述

出身湖南的富裕家庭，祖父张大学，父亲张嘉言，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历任广州推官、工部郎中。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因事免官后再不出仕，专注经营商业，历四十年后遂有家产数十万，僮仆数千人，终年八十余岁。有三子，长子张烈，次子即张燧，三子张煃。

张燧年少时为监生，自国子监还家后，兴建宅院“香海居”，有清溪、古树围绕在四周，并有一小舟以来往，居住在其中，感觉不到冬夏冷热。据曾与张燧相交的郭金台在后来回忆称，张燧每日早晨醒来，常常拿起书卷，并令仆人拿着纸笔跟随，边走边读，若有感悟便随手记录下来，哪怕去上厕所时仍手不释卷；时而兴起，带着僧具、好茶坐在小船上，荡漾在大树的浓荫下，读著展开的书，轻烟从香炉中蜿蜒升起，品味煮热的茶，有时更会有美丽的鸟儿飞来在旁发出悦耳的鸣叫，再飞走不知所踪。郭金台当时常去香海居，见此不禁数度感慨称：“太平世道可以尽情享受读书的福气，莫过于张燧此君了。”

## 卒地

在郭金台的《张和仲小传》中，记叙张燧在明末尚未天下大乱时便已病逝在湘潭县家中；郭金台活跃时间与张燧相近，是明末名士，与张燧相交较深，亦与张燧同为湘潭人，其所作《张和仲小传》是现存最早详细记录张燧生平的文章。

其后未有其它记叙张燧生平的文章，关于张燧的死亡地、死亡时间亦无异议。

降至清光绪十四年（日本明治二十一年，公元1888年），寓居日本经商的王仁干（号惕斋）在日本东京以铜版重刊《千百年眼》，并由清驻日本公使馆馆员孙点（字君异）作《跋》一同刊行。孙点此跋作于当年的六月十六日（1888年7月24日），其中提到张燧在明末天下大乱之际流亡避居日本，同时携带了《千百年眼》的书稿，从此他定居日本，并在日本去世；又称张燧到日本后，与小滨藩主酒井忠胜成为好友，而后者亦很欣赏其著作如《千百年眼》，并帮忙刊行，不过不久刊本毁于战火。这也是现存首次有认为张燧死于日本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刊出后，《千百年眼》愈受人们追捧，因此关注到张燧此人者亦渐多，而孙点的这番说法则被人广泛采用，包括王承平、徐凌霄、顾颉刚、馆森鸿、宋恕、钱茂伟、王子今等均大多人沿用此说，并常将之与明亡后流寓日本的士人如朱之瑜、陈元赟等相并论。

然而，也并非没有对此的反对意见，除了王闿运等在光绪十五年所编撰的光绪湘潭县志由于成书时间较早，未得见孙点的说法，依然沿用郭金台的旧说之外。1920年代时，今关天彭在其《日本流寓的明末诸士》书中对张燧卒于日本说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在日本明和四年（1767年）时刊刻的日本北若扩充堂刻本中，有皆川淇园作于当年四月十六日的《序》，其中记叙了此刻本的刊行渊由。最早是皆川淇园听闻此书后想要找来阅读，寻找良久后经栗元恺结识拥有此书的小滨人田定敏（字君修），宝历十四年（1764年）冬，田定敏透过栗元恺将此书寄予皆川，并托皆川淇园校订，遂于明和四年（1767年）在小滨刊行。今关天彭由此称，孙点所称的酒井忠胜重刻了张燧的《千百年眼》稿本云云完全是错误的，《千百年眼》在日本的最早刊刻本即日本北若扩充堂明和四年刻本，亦即此由皆川淇园校订，由原收藏者田定敏主持在小滨刊刻的版本，也就是说日本刊本与酒井忠胜并无关系，只不过书籍刊于小滨、主持刊刻者田定敏是小滨人，而酒井忠胜是小滨的藩主，几者俱与小滨有关而已。今关天彭认为，事实上，这种附会也是孙点作此文时常见的风气而已，而孙点这篇《跋》在不久后也引起了中国人对《千百年眼》的兴趣。

降至当代，朱志先指出，曾任酒井忠胜幕僚、活跃时间与张燧相近的林恕（号鹅峰）在明历三年（1657）年时曾作《论千百年眼》一文，其中称他当时偶然购得张燧的《千百年眼》，并在阅读后在文中给予评价，但其文中完全并未提及张燧在日本的情况，更无提及张燧与酒井忠胜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张燧大概率未曾赴日，现存的当时日本人著述中亦从未提及任何张燧在日本的情况。朱志先又认为，孙点擅于撰写带有一定广告性质的书序、书跋，且效果颇好，如《千百年眼》便畅行中外；而刊刻此书的王仁干作为爱好古籍、关心文艺的商人，亦颇擅于商业运作，透过具有一定煽动性的书序、书跋以提高书籍的卖点；则孙点为《千百年眼》所作的《跋》有一定夸张不实的成分，亦是理应的事。

综上，由此则张燧并没有在明亡后东渡日本，而是在明朝灭亡的数年前就已在湘潭家中去世，甚至未得见明末的乱事。

## 著述

著作有《未见编》、《千百年眼》十二卷、《易筏》，均有刻本，而《未见编》、《易筏》今已不存；据郭金台称明末有当时人认为其中内容有张燧好友夏楷参与撰写。

当中以《千百年眼》尤为出名。《千百年眼》是张燧的读书笔记，内容主要为对此前历代中国历史的考证、批评、记述，以及对中国史学家、史学著作的批评，总共511个条目，分为12卷，是明代中后期主流学术思想的典型，常被人与李贽的著作《焚书》相并论。

《千百年眼》由张燧的好友邹元标撰《序》文，邹是晚明的名士及有名的心学学者。而每一卷各有不同的校阅人，均是与张燧交好的明末文士，其中第一卷的校阅人是范明泰，字长康，浙江嘉兴人；第二卷的校阅人是唐一澄，字君湜，南直隶宁国人；第三卷的校阅人是陈元素，字古白，南直隶长洲人；第四卷的校阅人是胡宗仁，字彭举，南直隶上元人；第五卷的校阅人是商家梅，字孟和，福建闽县人；第六卷的校阅人是刘俊德，字司中；第七卷的校阅人是陈世茔，字宁之；第八卷的校阅人是李轸，字谪星，湖广公安人；第九卷的校阅人是方弘绪，字贞卿，湖广嘉鱼人；第十卷的校阅人是谭元春，字友夏，湖广景陵人；第十一卷的校阅人是石万程，字仲升，湖广湘潭人；第十二卷的校阅人是夏楷，字君宪，湖广湘潭人。

《千百年眼》在成书不久后的明末清初时已盛行于当时中国，不少藏书家均有收藏，如祁承㸁“澹生堂”、黄虞稷“千顷堂”、徐干学“传是楼”等，乃至清中后期的阮元“文选楼”、缪荃孙“嘉业堂”等；亦有不少当时名人有读过，如王夫之、方以智、徐𤊹等；而贺详所撰《史取》明确征引有《千百年眼》中五十余个条目，佚名所撰《尚论编》明确征引有《千百年眼》26个条目；即使清朝屡次禁毁《千百年眼》，但清中后期时人仍有部分读过此书者，如周广业在其日记《冬集纪程》中便记录他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二日阅读《千百年眼》，法式善、徐松等亦有在其著作中征引《千百年眼》中的内容。不过，毕竟受到了禁书政策的影响，因此读过此书、拥有此书者愈少，以至于在王仁干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重刊此书前，当时中国人不但没有读过是书，甚至大多从未听闻过。

此书在清代乾隆年间被列为禁毁书目，如《故宫藏禁毁书录》指出《千百年眼》属于“全毁书目”；乾隆四十年（1775年）五月三十日时任安徽巡抚裴宗锡在奏折中称“又《千百年眼》、《李氏藏书》、《李氏焚书》三种，虽非野史，亦无悖逆诋毁之处，但立论诞妄，毁谤圣贤，甚有关于世道人心，请一并销毁，以免贻惑后世”；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时任安徽巡抚书麟在奏折中列出的禁毁书的清单中列有“张燧《千百年眼》四本，全”。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明万历四十四年稽古堂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十一册有据此影印）中，第十二卷的“杨善迎銮之功”至“待宗藩之法”共二十一条，虽有条目见于目录中，但其内容却不见于正文，朱志先由此猜测此书在当时有可能只是抽毁，即将第十二卷中共二十一条抽出禁毁掉。

《千百年眼》最早的刊行版本是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潇湘稽古堂刻本。明清易代后，由于清代时此书被列为禁书，因此清末之前再本极少。清初有《稽古堂论古》抄本，是删节本，具体刊刻时间不详，四库馆臣认为该本是民间商人从《千百年眼》中摘出部分并刊印，依旧题为“明张燧撰”，今已不存，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八中有著录。另有湖北省图书馆所藏万历四十二年刻本五册，朱志先依据该本中“五胡”的“胡”字避讳作“湖”、“女真”的“真”字避讳作“直”，认为此本是清代本而非明代本，具体刊刻时间不详。虽然此书在清末以前中国稀有再本，但在日本则有明和四年（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北若扩充堂刻本十二册，以万历本为底本，今复旦大学图书馆等有藏。又有江户时代的日本手抄本七册，是抄录万历本而成。

清末，此书的刊行版本骤增，较早的有光绪十四年（日本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王惕斋东京铜版缩刊本二册，是中国籍商人王仁干在日本所刊，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有藏。有明治二十一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日本抄本四册，是依据光绪十四年王惕斋东京铜版刊本而抄，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云间龚氏石印本。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增祺抄本四册，是朱知雄所校，今四川省图书馆有藏。有题为《经史千百年眼》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都三鹤山房刻本六册，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新疆大学图书馆、自贡市图书馆等有藏。有题为《重校本千百年眼》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史学社印本六册，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有藏。有题为《四千年史论惊奇》的清末铅印本二册，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有藏。1910年代以来至今的各种版本极多，不冗录。另，以上所录各本除删节本《稽古堂论古》外均为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