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日本关系

德日关系（de；日独関系）是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日本之间当前与历史上的双边关系。截至2025年，德国和日本分别是全球按名义GDP计算的第三大和第四最大经济体。两国在政治、文化、科学和经济等领域保持着广泛的合作。日本与欧盟（德国是其中人口最多的成员国）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日本处于孤立主义的锁国时期，日本通过荷兰的贸易港口出岛与德国人的接触十分有限。在幕末开国时期，普鲁士王国通过艾林堡远征于1860年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实现了现代化，并经常通过密切的思想和文化交流来借鉴德国模式。在1902年与英国结盟后，大日本帝国于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个月后）对德意志帝国宣战。日本在战争的亚太战区打了一场主要战役，即青岛战役。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了胶州湾租借地（从而引发了山东问题）以及南洋委任统治地。

在20世纪30年代，两国对各自所在地区采取了具有侵略性的极端民族主义态度（即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这促使了两国的和解。两国签署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最终发展成为被称为轴心国的政治和军事同盟，法西斯意大利和其他国家随后也加入了该同盟。两国还发展了二战前德日工业合作，并在初期利用了西伯利亚铁路。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入侵苏联，日本和德国基本上分别在太平洋战争和欧洲战区各自为战，仅通过柳作战和U型潜艇任务进行货物交换。德国于1945年5月投降，比日本投降早了三个月。

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占领了德国（直至1949年），美国则占领了日本（直至1952年）。在全球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德国经历了“经济奇迹”，日本随后也迎来了自己的经济奇迹。两国的双边关系很快得以重建，此时的焦点转向了经济问题。两国都是包括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经济组织的成员。它们也是四国联盟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在科学合作方面，两国都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计划做出了贡献，并通过欧洲空间局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展开合作。

根据2023年底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德国人对日本的看法绝大多数是积极的，认为日本更多的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日本人对德国的看法同样非常积极，97%的人对德国持正面看法，仅有3%的人对德国持负面看法。

## 历史

### 初次接触与日本锁国的终结（1871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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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德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时期（1603年—1868年），当时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德国人来到日本工作。最早有详细记载的案例是分别在17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20年代来到日本的医生恩格尔贝特·肯普弗（1651–1716）和菲利普·弗朗茨·冯·西博尔德（1796–1866）。两人都曾陪同位于出岛的荷兰商馆馆长前往江户向幕府将军朝贡。西博尔德撰写了《日本：日本志档案》（Nippon, Archiv zur Beschreibung von Japan）一书，直至20世纪，该书仍是关于日本最有价值的信息来源之一；自1979年起，德国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年度奖项“菲利普·弗朗茨·冯·西博尔德奖”，以表彰日本科学家的成就。不过，西博尔德的第二次日本之行（1859年—1862年）以失败告终，因为他试图干涉荷兰在日本的政治，并企图在该国谋求一个永久的外交官职位。

1854年，美国向日本施压，迫使其签订了《神奈川条约》，结束了日本的锁国状态。日本公众认为这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因为美国并未以对等的特权来回报日本的让步。在许多情况下，日本实际上被迫接受了治外法权体系，这意味着外国侨民不受日本法律体系的管辖，而是由其本国的领事法庭管辖，此外还要开放通商口岸，后来甚至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该国。在日本结束锁国后不久，即所谓的幕末时期，首批德国商人抵达了日本。1860年，弗里德里希·楚·艾林波伯爵作为普鲁士（当时德意志邦联的主要邦国）大使率领艾林堡远征队前往日本。经过四个月的谈判，普鲁士和日本于1861年1月签署了另一项“不平等条约”，即正式的修好通商条约。

尽管艾林堡远征及其条约在当时被认为是强加给日本的众多不公正谈判之一，但如今它被尊为日德官方关系的开端。为了纪念其150周年，德国和日本从2010年秋季到2011年秋季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希望“发掘（两国）共同过去的宝藏，以此构建通往未来的桥梁”。

#### 日本驻普鲁士外交使团

1863年，即冯·艾林堡访问东京三年后，一个幕府使团抵达柏林，觐见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条约签署后，马克斯·冯·巴兰德成为驻日外交代表——最初代表普鲁士，1866年后代表北德意志邦联，到1871年则代表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

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天皇统治下的大日本帝国建立。随着权力回归天皇家族，日本要求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内战随之爆发。在冲突期间，德国武器商人亨利·施内尔为效忠幕府的大名（位于新潟县长冈市）提供建议并供应武器。一年后，战争以德川势力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重新谈判而告终。

### 日本的现代化与教育交流（1871年—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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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明治时代（1868年—1912年）的开启，许多德国人作为所谓“御雇外国人”来到日本担任新政府的顾问，并为日本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这在医学（如利奥波德·穆勒，1824–1894；尤利乌斯·斯克里巴，1848–1905；埃尔温·贝尔兹，1849–1913）、法律（如K. F. 赫尔曼·勒斯勒尔，1834–1894；阿尔伯特·摩塞，1846–1925）和军事事务（如雅各布·梅克尔，1842–1906）等领域尤为显著。梅克尔于1885年应日本政府邀请，担任日本参谋本部的顾问及日本陆军大学校的教官。他在日本度过了三年，与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桂太郎和川上操六）合作，从而对大日本帝国陆军的现代化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梅克尔身后留下了一群忠实的日本崇拜者，他们在他去世后，在他曾任教的东京陆军大学校门前竖立了一尊他的铜像。总的来说，大日本帝国陆军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现代武装力量时，高度参照了普鲁士-德国模式。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该宪法深受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格耐斯特和洛伦兹·冯·施泰因的影响，明治维新元老、后来的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曾于1882年在柏林和维也纳拜访过他们。应德国政府的要求，阿尔伯特·摩塞也会见了伊藤博文及其政府官员和学者团队，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宪法的演讲，这有助于说服伊藤博文相信普鲁士风格的君主制宪法最适合日本。1886年，摩塞受日本政府邀请，作为“御雇外国人”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协助伊藤博文和井上毅起草《明治宪法》。他后来还参与了其他重要法律草案、国际协议和合同的起草工作，并担任日本内务省的内阁顾问，协助首相山县有朋建立地方政府的法律草案和体系。在19世纪末，数十名日本学生和军官也前往德国，研究德国军事体系，并在德国陆军教育设施以及主要是普鲁士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例如，后来的著名作家、最初是军医的森鸥外，在1872年至1874年间接受了德语辅导，当时德语是医学教育的主要语言。从1884年到1888年，鸥外访问了德国并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兴趣，他创作了歌德、席勒和格哈特·霍普特曼作品的首批日文译本。

### 关系冷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885年—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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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由于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在东亚的帝国主义野心，日德关系出现冷却。1895年4月甲午战争结束后，中日签署了《马关条约》，其中包括中国向日本割让多处领土，最重要的是台湾以及辽东半岛东部的旅顺口。然而，俄罗斯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德国对日本不断扩张的势力范围感到担忧，它们希望利用中国的困境来扩张自己的殖民地。摩擦最终在1895年4月23日爆发，即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当时这三个大国“敦促”日本放弃其在辽东半岛获得的领土。

对德日关系的另一次压力测试是1904/05年的日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强烈支持俄罗斯。这一情况促使日本外务省宣布，任何在战区内向俄罗斯船只运送煤炭的船只都将被击沉。日俄战争后，德国坚持在交换军官和学生方面实行对等原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几名德国军官被派往日本研究日本军事。毕竟在击败沙俄军队后，日本军队成为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组织。然而，日本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也引起了德国方面越来越多的不信任。

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最终表明德日关系已恶化到何种地步。1914年8月7日，即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对德意志帝国宣战仅三天后，日本政府收到英国政府的正式请求，要求协助摧毁在中国及周边海域活动的德意志帝国海军袭击舰。日本急于削弱欧洲殖民列强在东南亚，特别是在中国沿海的势力，于1914年8月14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但未获答复。日本随后于1914年8月23日正式对德宣战，从而作为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盟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夺取德国在太平洋控制的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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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德国之间发生的唯一一场主要战役是青岛战役，即日军围攻德国控制的中国港口青岛（位于胶州湾）。在日军和英军的全面封锁、持续的炮击以及6:1的兵力悬殊下，德军从1914年8月一直坚守到11月——这一事实在围城期间以及后来的战败中都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日军攻占该城后，阵亡的德军被安葬在青岛，其余部队则被运往日本，在板东战俘营等地方受到了尊重的对待。1919年，当德国正式签署《凡尔赛条约》时，所有战俘获释，大部分返回了欧洲。

日本是《凡尔赛条约》的签署国，该条约规定了对德国的严厉惩罚。在太平洋地区，日本获得了赤道以北的德国岛屿（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帕劳群岛）以及中国的胶州湾（青岛）。条约第156条还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而不是将主权归还给中华民国，这一问题很快被称为“山东问题”。中国公众对这一条款的愤怒引发了示威游行和一场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文化运动，从而影响中国拒绝签署该条约。中国于1919年9月宣布结束对德战争，并于1921年与德国单独签署了一份条约。这一事实极大地促成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德国将中国而非日本作为其在东亚的战略合作伙伴。

### 和解、轴心国建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20年—1945年）

#### 重建关系与中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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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不得不将其大部分太平洋和亚洲领地割让给日本，并且中德合作不断加强之后，柏林与东京之间的关系几乎降至冰点。在1920年至1928年担任德国驻日大使的威廉·索尔夫的倡议下，两国再次加强了文化交流。1926年两国签署了一项文化协议，促成了“德日协会”（1926年）的重建、柏林“日本研究所”（1926年）的成立、东京“日德文化协会”（1927年）的建立，以及后来京都“日德研究所”（1934年）的并入。法国和德国对于希望出国留学的日本人来说也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两国在20世纪20年代都人为压低了本国货币汇率。由于德国大学被认为优于法国大学，80%出国留学的日本学生因此选择了德国。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泛亚运动中崭露头角的许多领导人，在20世纪20年代都曾在德国大学学习，这使得日本历史学家堀田江理指出，德国对日本泛亚主义的话语有着强烈的影响。

1933年1月30日，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纳粹党在德国掌权，并在执政的头两个月内废除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这一政治转折点被证明对德日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3年春季及秋季，当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开始殴打在德国大学学习的亚洲人时，德日关系遭到破坏。日本和中国官员抱怨德国报纸上的“黄祸”宣传、关于德国计划禁止跨种族关系的报道，以及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的针对亚洲学生的暴力事件。1933年10月，日本政府警告其国民不要访问德国，称该国对亚洲人来说不安全。1933年11月，中国政府向其公民发布了类似警告。德国外交部长兼外交部负责人康斯坦丁·冯·纽赖特说服希特勒制止了冲锋队针对亚洲人的暴力行为，他指出中国国家元首蒋介石正威胁要驱逐德国军事使团并代之以法国使团。关于日本，纽赖特指出，让这么多日本精英子弟在德国大学学习是有利的，并认为从长远来看，这对德国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然而，在这个时候，德国与中国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中国购买了越来越多的德国武器，其国民革命军也接受了德国军事使团的训练。这不仅不顾日本的反对，而且最终促使柏林改变态度的，也是来自中方而非日方的抗议。

在1933年末到1934年初，德日关系再次出现紧张。新任德国驻日大使、直言不讳支持德日伙伴关系的赫伯特·冯·迪尔克森，支持任命纳粹党员、声名狼藉的商人斐迪南·海耶为德国驻中国北方日本傀儡国家满洲国的特别贸易专员。柏林与满洲国的互动非常微妙，因为日本希望德国能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将极大地损害中德关系。当希特勒否定了海耶时，他想要暂时保留中国这个合作伙伴的意图显露无疑，因为海耶为了以自己的名义垄断德国在该地区的贸易，曾错误地承诺德国将承认满洲国。1935年夏天，独立于外交部运作的德国外交政策官员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与他的朋友、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将军一起，计划通过推动反共联盟来解脱德国在“中日二选一”困境中的局面，该联盟将把这三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然而，由康斯坦丁·冯·纽赖特领导的外交部否决了这一提议，因为它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过于重要，不能因为一项蒋介石不太可能加入的条约而面临风险。

大约在同一时期，冯·里宾特洛甫谈判达成了《英德海军协定》，该协定于1935年6月签署时导致了德日关系的暂时恶化。当时，包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与纳粹德国结盟）在内的许多日本政治家，对德国试图与英国结盟的行为感到震惊。尽管如此，当时控制东京的军方集团领导人认为，这只是德国为了争取时间赶超英国皇家海军而使用的策略。毕竟，希特勒已经在《我的奋斗》中制定了他的计划，他在书中将英国确定为潜在的盟友，但也将日本定义为“国际犹太人”的目标，因此也是一个德国可能与之结盟的国家：

消灭德国并不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而主要是犹太人的利益。时至今日，摧毁日本对英国政治利益的帮助，远不及对那些意图建立犹太世界帝国的领导人来得大。

#### 合作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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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军方领导人开始制定计划，旨在通过最终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来确保帝国能够获得资源供应。总的来说，他们构想了进一步的扩张路径——要么向北攻击苏联，这一计划被称为“北进论”；要么向南夺取法国、荷兰和/或英国的殖民地，这一概念被称为“南进论”。另一方面，希特勒从未放弃他征服东欧新领土以获取“生存空间”的计划；因此，与波兰以及后来与苏联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日德共同利益的首次法律巩固发生于1936年，当时两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旨在对抗一般的共产国际，尤其是针对苏联。签署后，纳粹德国政府还将日本人民纳入了他们“荣誉雅利安人”的概念中。秩父宫雍仁亲王随后参加了1937年在德国举行的纽伦堡党代会并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试图借此增进个人关系。由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意大利于同年加入该协定，从而迈出了在罗马、柏林和东京之间形成所谓的“轴心”的第一步。

起初，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向中华民国提供军事援助和支持。在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及中国随后不久与苏联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时，两国关系恶化。尽管中德经济关系优越，但希特勒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将是一个更可靠的地缘战略伙伴，并选择结束与中国的联盟，以换取与更加现代化且军事力量更强大的日本结盟。在1938年5月向帝国议会发表的讲话中，希特勒宣布德国承认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并放弃德国对现在由日本帝国控制的太平洋前殖民地的主张。希特勒下令停止对中国的武器运输，并召回了所有配属中国军队的德国军官。尽管采取了这些举措，但希特勒仍然保持了他的一般看法，即日本或中国文明都不劣于德国文明。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德之间的关系持续拉近，并进行了多次文化交流，尽管其动机是出于政治和宣传的原因。重点放在了青年交流上，并进行了多次互访；例如，在1938年底，格奈森瑙号客轮搭载了30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东京进行学习访问。1938年，两国寻求采取代表性措施来拥抱日德伙伴关系，并开始在柏林建造新的日本大使馆大楼。在前大使馆为希特勒和阿尔伯特·施佩尔将柏林改造成世界首都日耳曼尼亚的计划让路后，一座更为宏伟的新建筑在紧邻蒂尔加滕的新建外交区拔地而起。该建筑由路德维希·莫沙默在施佩尔的监督下设计，被置于意大利大使馆对面，从而在建筑上强调了罗马-柏林-东京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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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皇居二重桥举行向昭和天皇象征性致意仪式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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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青年团于1938年8月会见日本领导人近卫文麿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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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剧舞蹈队的女性成员在东京日剧音乐厅欢迎希特勒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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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青年团在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共进晚餐

尽管1936年《反共产国际协定》暗示了针对苏联的日德联合行动的初步计划，但1938年和1939年对于日本决定不向北扩张至关重要，即受“北进论”启发的针对苏联的关特演计划被搁置，转而拥抱南进扩张。日本帝国在对抗苏联的两次边界冲突（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战役）中惨败，这使其确信，当时缺乏重型坦克等装备的大日本帝国陆军无力挑战苏联红军。尽管如此，希特勒的反苏情绪很快导致他与日本进一步走近，因为他仍然相信日本会在未来的对苏战争中加入德国一方，无论是通过入侵东西伯利亚主动参战，还是通过牵制大量红军而被动配合——当时红军正担心日本关东军在满洲国发动攻击（截至20世纪30年代末，关东军人数约为70万）。

与他的实际计划相反，希特勒的拖延策略——结合他对陷入似乎无休止的美日谈判中且倾向于避免与苏联开战的日本的失望——导致了他在1939年8月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而暂时与苏联合作。日本和意大利事先都没有被告知德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这证明了纳粹德国与其伙伴之间一直存在着潜意识的不信任。毕竟，该条约不仅在一项秘密议定书中规定了两个签署国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而且也使得《反共产国际协定》几乎变得无关紧要。为了消除希特勒此举对日德关系造成的压力，1939年11月两国签署了《日德文化合作协定》。当时距离德国和苏联结束对波兰的入侵，以及英法对德宣战仅仅过去了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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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日本也继续推进其扩张计划。1940年9月22日对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入侵（当时该地由维希法国的傀儡政府控制），以及日本在中国持续血腥的战争，使美日关系面临严峻考验。1940年7月26日，美国通过了《出口管制法》，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铁和钢出口。这项遏制政策是华盛顿向日本发出的警告，即任何进一步的军事扩张都将导致更多的制裁。然而，这些美国的举动被日本的军国主义领导人解读为他们需要采取激进措施以改善帝国处境的信号，从而将日本进一步推向了德国。

#### 轴心国的形成

由于纳粹德国不仅征服了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而且还维持着英国面临即将战败的印象，东京将欧洲的局势解读为西方民主国家存在根本性且致命的弱点。日本领导层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利用当前的局势，并随后开始寻求与柏林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另一方面，希特勒不仅担心与英国陷入持久僵局，而且已经开始计划入侵苏联。这些情况，加上原材料和粮食的短缺，增加了柏林与东京建立更强大联盟的兴趣。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被派往日本谈判一项新条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个国家很快被称为“轴心国”——之间的关系，通过1940年9月27日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得以巩固。

该条约的目的旨在威慑一个未点名的强国（假定为美国），使其不敢支持英国，从而不仅加强德国和意大利在北非战役及地中海战区的地位，而且在日军入侵之前削弱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条约规定，三个国家将尊重彼此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并且如果在任何一方遭到外部国家攻击时，将互相协助。然而，条约明确排除了签署时已经在进行的冲突。基于这种防御性的措辞，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侵略行为不会引发该条约下的任何义务。这些限制可以被解释为当时日德关系受共同私利驱动的症状，其背后的支撑是两国政府共同的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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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同盟的另一个决定性局限是两国在对待犹太人的政策上存在根本性差异。虽然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抱有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态度，但日本并未采取任何类似立场。1940年12月31日，强烈支持三国同盟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告诉一群犹太商人：

我是负责与希特勒结盟的人，但我从未承诺过我们会在日本执行他的反犹政策。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也是日本的态度，我毫不愧疚地向世界宣布这一点。

类似地，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两国都将继续隐瞒另一方犯下的战争罪行。大屠杀被东京领导层系统地隐瞒，同样，日本的战争罪行（例如在中国的情况）也对德国公众保密。一个例子是1937年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这遭到了德国工业家约翰·拉贝的谴责。随后，德国领导层命令拉贝返回柏林，没收了他所有的报告，并禁止任何关于该话题的进一步讨论。

尽管如此，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后，政治和军事性质的互访有所增加。德国王牌飞行员兼伞兵专家恩斯特·乌德特于1939年访问日本视察日本航空兵力，并向赫尔曼·戈林报告说“日本飞行员虽然勇敢且积极，但并非空中霸主”；随后，山下奉文将军被赋予在1940年底重组日本航空部队的任务。为此，山下于1941年1月抵达柏林，停留了近半年之久。他视察了被攻破的马奇诺防线和法国海岸的德国防御工事，观看了德国飞行员的训练，甚至在将日本的“旭日大绶章”授予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后，还参与了伦敦大轰炸的飞行。山下将军还会见了希特勒并与之交谈，他对此评价道：

我感觉到，在希特勒的脑海中，有很多超越物质计划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当我遇见元首时，他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被日本所吸引。当他只有17岁时，他仔细阅读了关于日本战胜俄罗斯的报道，并对日本惊人的力量印象深刻。｜山下奉文将军（1940年）

根据山下的说法，希特勒承诺在遗嘱中记念日本，指示德国人“将自己永远与日本精神绑定在一起。”

1940年11月11日，当德国辅助巡洋舰亚特兰蒂斯号的船员登上英国货船自动登号时，德日关系以及日本向东南亚扩张的计划得到了决定性的推动。船上发现了15袋发往英国远东司令部的绝密邮件，其中包括最新的海军情报报告。这些报告包含了对日本帝国在远东军事力量的评估，以及英国皇家空军部队、海军实力的细节和关于新加坡防御的记录。报告描绘了英国在远东陆军和海军能力的黯淡图景，并宣称英国太弱而不敢冒与日本开战的风险。这些邮件于12月5日抵达德国驻东京大使馆，随后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专人送往柏林。在德国驻日海军武官保罗·温内克的倡议下，一份副本被交给了日方；在他们对西方列强开始敌对行动之前，这提供了宝贵的情报。亚特兰蒂斯号的船长伯恩哈德·罗格因此被授予一把华丽的武士刀作为奖励；仅有的另外两位获此殊荣的德国人是赫尔曼·戈林和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

在阅读了被缴获的文件后，1941年1月7日，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写信给海军大臣，询问如果日本击溃美国，剩余的英国和荷兰军队是否会变得足够虚弱，以便日军给予致命一击。因此，“南进论”（即日本海军在南方开展战役的概念）迅速成熟并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

#### 协调联合战争计划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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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希特勒正在完成“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的准备工作。为了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他即将向东发动的进攻，元首在1940年和1941年期间多次向日本建议，重新考虑攻击苏联远东地区的计划。1941年2月，由于希特勒的坚持，大岛浩将军作为大使返回柏林。1941年3月5日，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威廉·凯特尔发布了“关于与日本合作的第24号基本命令”：

基于三国同盟的合作目的，必须是促使日本尽快“在远东采取积极行动”。强大的英军将被牵制，而美利坚合众国利益的重心将被转移到太平洋。鉴于其对手的战争准备仍未完善，日本越早干预，其成功的希望就越大。巴巴罗萨行动将为此创造特别有利的政治和军事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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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18日，在由希特勒、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威廉·凯特尔和埃里希·雷德尔出席的会议上，雷德尔海军上将陈述道：

日本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夺取新加坡，因为这种机会再也不会如此有利（整个英国舰队被牵制；美国对日战争准备不足；与日本相比美国太平洋舰队处于劣势）。日本确实在为此项行动做准备；但根据日本军官所作的所有声明，只有当德国继续在英国登陆时她才会执行。因此，德国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促使日本立即采取行动。如果日本拥有新加坡，所有关于美国和英国在东亚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关岛、菲律宾、婆罗洲、荷属东印度）。如果可能的话，日本希望避免与美国开战。如果她坚决地尽快夺取新加坡，她就能做到这一点。｜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1941年3月18日）

在涉及希特勒、他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时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以及柏林和东京各自大使欧根·奥特和大岛浩的会谈中，德国方面广泛暗示，但从未公开要求日本从东部入侵苏联或攻击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以此来牵制大英帝国并转移其对欧洲的注意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掩护德国的后方。尽管德国显然赞成日本攻击苏联，但这两个盟国之间的交流总是保持过于正式和间接，正如希特勒在致大岛浩大使的以下声明（1941年6月2日）中所显示的：

当然，日本将自行决定采取它认为合适的行动，但如果（日本）向南推进因为补给和装备面临困难，它若能在对抗苏联的战斗中提供合作，我们将表示欢迎。

松冈、大岛及部分日本帝国陆军是“北进论”的支持者，这是日本北进战略，旨在与德国协调攻击苏联并夺取东西伯利亚。但由日本陆军主导的军事领导层，特别是像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这样的人，不断受到日本帝国海军的施压。因此，在1940年“南进论”已经存在强烈倾向，即向南推进并通过占领它们在东南亚资源丰富的殖民地来利用被削弱的欧洲列强。为了在向南扩张时确保日本的后方安全，以及作为苏联向德国展示和平意图的努力，松冈在结束对柏林的访问返程途中，于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约瑟夫·斯大林对日本信守中立的承诺几乎没有信心，但他觉得该条约因其政治象征意义而很重要，以强化公众对德国的友善情绪。没有得到日本事先通知且认为该条约是拖延策略的希特勒，误判了外交局势。他认为他对苏联的攻击将在东亚为日本带来极大的缓解，并通过日本的干预对美国的活动构成更强大的威胁。结果，纳粹德国在没有任何向其轴心国伙伴发出具体警告的情况下，推进了对苏联的攻击计划——巴巴罗萨行动，并于两个月后的6月22日发动了进攻。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对俄罗斯的攻击几乎撕毁了三国同盟，因为帝国一直依赖德国帮助其维持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以消除来自西伯利亚的任何威胁。首相近卫文麿感到被出卖了，因为德国人显然过于不信任他们的轴心国盟友，以至于没有警告他们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事，尽管他自四月份从柏林的大岛那里收到一份报告说“苏德战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爆发”以来，一直担心最坏的情况。另一方面，外相松冈竭力试图说服天皇、内阁以及军队参谋部有关对苏联迫在眉睫的攻击。然而，他的同僚们——现在把他看作“希特勒的办公室小弟”——拒绝了任何这样的提议，并指出一个事实：日本军队拥有的是轻型和中型坦克，无意挑战苏联坦克和飞机，直到他们确信德国国防军已经将红军击溃到濒临战败的边缘。

随后，近卫文麿将松冈洋右逐出内阁，并重新加强了日本与美国的谈判。然而，这些谈判仍然在对华和法属印度支那问题上陷入僵局，同时美国要求日本在达成任何解决方案之前退出三国同盟。由于在华盛顿方面看不到任何希望，松冈觉得他的政府必须向德国保证其对条约的忠诚。在柏林，大岛被指示向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传达：“日本政府已决定在法属印度支那获得‘支撑点’（即同时也占领其南半部），以便进一步加强对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压力”，并承诺“我们日本人不会在你们德国人与俄罗斯人作战时袖手旁观”，以此作为“对共同战线的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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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几个月里，德国在苏俄的推进引人瞩目。斯大林将原本保护东西伯利亚免受潜在日军攻击的部队调往未来莫斯科防卫的需求日益增长。驻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不断进行演习，而在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会谈中，驻柏林大使大岛一再暗示“日军即将对苏联发动攻击”。然而事实上，当时的东京领导层丝毫没有改变主意，这些行动仅仅是为了制造苏联东部面临威胁的假象，企图借此牵制西伯利亚的苏军师团。日德两国所不知道的是，化装成德国驻东京大使欧根·奥特手下记者的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于1941年9月14日向红军报告称，除非发生以下情况，否则日本不会在东方对苏联发动敌对行动：

- 莫斯科被攻陷
- 关东军的规模达到苏联远东部队的三倍
- 西伯利亚爆发内战。

1941年9月底，佐尔格传送了日本不会在东线对苏联发动敌对行动的情报，从而解放了驻扎在西伯利亚的红军师团用于莫斯科防卫战。1941年10月，佐尔格身份暴露并被日本人逮捕。显然，德国大使欧根·奥特对他完全信任，并允许他在驻东京大使馆内接触从柏林发来的绝密电报。最终，这一牵连导致了史塔玛在1943年1月取代奥特。另一方面，佐尔格于1944年11月被处决，并在苏联被奉为民族英雄。

#### 日本参战

1941年9月，日本开始南扩，将其军事存在扩展至印度支那南部（“获取‘支撑点’”），并大幅增加了驻军人员和飞机的数量。这激怒了美国、英国及其他西方政府，它们随之冻结了日本资产；而提供日本80%石油供应的美国，则对日本帝国实施了全面的石油禁运。结果，日本实际上被迫在放弃其在东南亚的野心及对华战争，和以武力夺取所需自然资源之间做出选择。日本军方不认为前者是一个选项，因为自1939年在诺门罕战役中败给格奥尔吉·朱可夫将军等人，以及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不久最终拒绝了在西伯利亚的任何近期行动计划后，攻击苏俄以代替向南亚扩张，已成为一个越来越不受欢迎的选择。此外，许多军官认为美国的石油禁运等同于不宣而战。面对美国实施的严厉石油制裁，日本领导层现在更加坚定了留在中国战场的决心。由于德国拒绝向日本出售制造合成燃料的蓝图，日本获取石油的唯一希望就是入侵荷属东印度，而这将导致与美国和英国开战。为了取得成功，日本人必须瘫痪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以防其干预日本未来在东南亚的行动，从而在强势地位上谈判和平条款。当日本在1941年11月17日首次向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告知他们意图与美国开战时，后者同意德国也几乎肯定会宣战。

1941年11月25日，德国试图通过正式恢复1936年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来进一步巩固反苏同盟，这次增加了新的签署国——匈牙利和二战期间的罗马尼亚。然而，由于后勤问题以及苏军防线得到东西伯利亚师团增援等多种原因，随着俄罗斯冬季在11月和12月的来临，德国对莫斯科的攻势陷入停滞。面对其正在失效的闪电战战术，希特勒对成功并迅速结束战争的信心减弱，尤其是在美国支持下的英国成为帝国西线不断威胁的情况下。此外，显而易见的是，美国迄今在表面上维持的“中立”，很快就会转变为公开且无限制地支持英国对抗德国。因此，当日本突然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对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空袭，并在随后对美国和英国宣战参战时，希特勒表示欢迎。而就在两天前，苏联开始在朱可夫将军的带领下成功发动反攻，将德军从莫斯科击退。朱可夫曾于1939年在诺门罕击败过日军。在得知日本袭击成功的消息后，希特勒甚至变得欣喜若狂，并宣称：“有了这样一个能干的盟友，我们不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在日本发动袭击之前，柏林和东京之间进行了大量的通讯交流。两国大使奥特和大岛试图起草一份对《三国同盟条约》的修正案，其中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应承诺，如果其中一个缔约国受到美国攻击——或主动攻击美国——它们将互相效忠。尽管该议定书及时完成，但德国直到珍珠港空袭后四天才正式签署。在这些通讯中，日本再次明确拒绝了任何对俄的作战计划：如果德国要求我们参加对苏联的战争，我们将回应称我们暂时不打算参战。如果这导致德国延迟其对美国的参战，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尽管如此，德国领导层在公开场合仍然对他们的新盟友表示赞赏，大岛大使甚至成为仅有的八位金质大十字德意志之鹰功绩勋章获得者之一。该勋章由希特勒亲自授予，据报道他当时说：

你们发表了正确的宣战声明。这种方法是唯一恰当的。日本以前就奉行这种做法，它也符合其自身体制，即尽可能长久地进行谈判。但如果一方发现另一方只是想敷衍自己，只是想羞辱和贬低自己，并且不愿达成协议，那么这方就应该狠狠地打击对方，而不要在宣战上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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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三国同盟的修正案尚未生效，希特勒还是选择对美国宣战，并于1941年12月11日下令帝国议会连同意大利一起宣战，这距离美国在向大日本帝国发表国耻演说后对日宣战仅过去了三天。罗斯福的“见敌即射”命令在1941年9月实际上已向德国和意大利宣发了海战，并且德国在12月初已获悉了“彩虹五号计划”。希特勒再也无法忽视美国向英国和苏联提供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数量。尽管日本曾多次拒绝，但希特勒希望日本能相应地攻击苏联的愿望并未实现，因为日本坚持其南进战略，继续维持与苏联脆弱的和平。不过，德国的宣战进一步巩固了德日关系，显示了德国对日本的团结，这在当时鼓励了日本与德国合作抗击英国。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在珍珠港事件后几个月内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行动——包括击沉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占领新加坡、攻陷香港和英属缅甸，以及在印度洋和对澳大利亚的空袭——对英国的战争努力造成了沉重打击。这牵制了同盟国，将英国（包括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资源从对抗德国的大西洋海战和北非战役转移到了在亚洲和太平洋对抗日本。在这种背景下，大英帝国的大量军队从北非撤出到太平洋战区，其替换部队只是相对缺乏经验和兵力分散的师团。利用这一局势，埃尔温·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珍珠港事件后仅六周就成功发动了进攻，最终将盟军防线向东推进至阿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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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苏联之前，德国和日本能够使用西伯利亚铁路交换物资和人员。之后，日本帝国海军的潜艇不得不被派往执行所谓的柳作战，因为美国和英国海军使得轴心国水面货船在公海航行变得过于危险。然而，考虑到潜艇的运力有限，轴心国很快将目光直接投向了对英国战事至关重要的地中海战区、中东和英属印度。从长远来看，德国和日本设想建立一条横穿英国控制的印度次大陆的联合联系线，这将允许进行武器和资源的转运以及潜在的联合军事行动。毕竟，在战争期间，潜在的贸易伙伴选择非常有限，德国急需橡胶和贵金属，而日本则寻求工业产品、技术装备和化学品。到1942年8月，德军在北非的推进使对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势成为可能，而这反过来又有可能实现欧洲与日本之间通过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另一方面，面对1942年6月在中途岛海战中失去四艘航空母舰的挫败，日本海军决定寻求一切可能性获取额外资源以迅速重建其力量。结果，驻柏林大使大岛奉命提交一份详尽的“愿望清单”，要求购买大量钢铝从德国运往日本。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迅速驳回了东京的提议，因为这些资源对德国自身的工业至关重要。不过，为了获得日本对新的日德贸易协定的支持——该协定旨在确保德国公司在东南亚的权利——他请求希特勒至少部分同意日本的要求。直到1943年1月20日《经济合作条约》签署，两国又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就国家马克与日元的汇率进行争论，并与第三签署国意大利政府进行了补充会谈。

#### 轴心国的局限性与衰落

尽管有这项条约，德日构想的经济关系从未超出主要作为宣传的范畴。英国一直控制着苏伊士运河，而载货能力非常小的潜艇仍是主要的联系手段。

随着在北非的失利和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到1943年初，德国已处于防御态势，且再也没有重新掌握主动权。

日本在航空母舰的生产上已被超越，自1942年6月中途岛败北后，便无力发动任何攻势。其战线拉得过长，甚至无法为整个太平洋岛屿上的驻军提供粮食补给。东京计划在澳大利亚家门口征服所罗门群岛的图谋变成了日军持续不断的撤退，其中1943年初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失利便是一个开端。日本对印度的入侵在英帕尔和科希马被阻止，这使得针对印度的任何联合行动都变得不可能。

随着潜艇实际上成为纳粹控制的欧洲与日本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贸易很快集中在技术图纸和武器模板等战略物资上。只有20-40%的货物成功抵达任一目的地；在整个战争期间，仅有96人乘潜艇从欧洲前往日本，另有89人反向旅行。因为只有六艘潜艇成功完成了跨洋航行的尝试：伊号第三十潜水舰（1942年8月），交付了用于珍珠港事件、由鱼雷轰炸机投放的空投九一式鱼雷的图纸和样品；伊号第八潜水舰（1943年6月）、伊号第三十四潜水舰（1943年10月）、伊号第二十九潜水舰（1943年10月）、伊号第五十二潜水舰（1944年3月），以及U-511号潜艇（1943年8月）。在“伊-29”于1943年12月起航前往德占法国之前，她曾在稍早前前往印度洋的任务中与U-180号潜艇会合。在1943年4月28日的这次会合中，印度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鲍斯转移到了“伊-29”上，这成了二战期间不同国家海军的两艘潜艇之间唯一一次平民人员的交换。另一方面，U-234号潜艇在1945年5月是一个未能完成的柳号任务的最著名例子之一。此外，她的货物还包括最新型电动鱼雷的样品、一架装箱的梅塞施密特 Me 262喷气式战机、一枚Hs 293滑翔炸弹以及560公斤的氧化铀。然而，这批铀是否为武器级浓缩铀至今尚未查清。

在极少数情况下，德国水面舰艇也能抵达日本。其中包括辅助巡洋舰“米歇尔号”和“索尔号”，在德国海军高层于1942年底意识到这些船只返回德国控制的欧洲港口不再可行后，它们被驶往横滨。

德国补给船（“乌克马克号”）以及被德国武装商船捕获的外国船只也会驶入日本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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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各自战局的失利，日德两国的代表在战术简报中越来越多地开始通过夸大微小胜利和淡化损失来相互欺骗。在1943年春夏季，大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与驻柏林的日本海军武官野村直邦中将进行了几次会谈。约德尔在会谈中淡化了前述的德国陆军战败情况，例如他声称苏联的进攻很快就会失去后劲，并且“只要国防军能在陆地上部署的地方，它对行动就有绝对的把握，但如果必须要渡海，情况就会变得有些困难。”另一方面，日本不仅规避了透露其在太平洋真实战略处境的任何信息，还拒绝对在海参崴卸货的美国物资，以及从东西伯利亚运往西部德军前线的大量人员和物资运输进行任何干预。眼睁睁看着苏军从东部持续得到增援，而日军没有任何干预行动，这是希特勒心中的一根刺，尤其考虑到日本显然无视近期盟军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宣布的只接受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在1943年3月5日的一次私人简报中，希特勒评论道：

他们当面撒谎，最终他们所有的描述都是建立在后来被证明是欺骗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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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推进和德国开始进一步撤退，日本大使大岛对德国将取得胜利的信心从未动摇。然而，在1945年3月，他向东京报告了“柏林成为战场的危险”，并透露出一种恐惧：“可能下个月柏林就会被放弃”。4月13日，他与里宾特洛甫会面——结果这是最后一次——并发誓要在第三帝国领导人遭遇危机时与他们站在一起。但他随后在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下不得不立即离开柏林。在1945年5月7日和8日，随着德国政府向同盟国投降，大岛及其工作人员被捕并被押往美国。此时正进行着更加绝望的战争的日本政府，立即谴责德国的投降是一种背叛行为，并拘留了为数不多的德国侨民，同时没收了当时在日本领土内的所有德国财产（例如潜艇）。四个月后的9月2日，日本也不得不签署了自己的投降书。

#### 关于德日长期阴谋的指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大日本帝国投降而正式结束后，1946年迅速实施了审判主要德日战犯的计划。日本官员须面对东京审判，而德国主要战争罪行则在纽伦堡审判中处理。在这里，盟国检察官的目标是将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之间有限的合作，描绘成瓜分世界的长期预谋阴谋，以此展现所谓的长期联合战争计划所表现出的共同恶意。纳粹的侵略计划需要利用亚洲盟友，而他们在日本找到了思想与目的志同道合的人。拨开表象，他们是兄弟。尽管二战期间日德之间确实存在有限且谨慎的军事合作，但并没有文件能证明两国进行过任何长期规划或真正在军事行动上进行过协调。

### 二战后发展

#### 重建关系与新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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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战败后，日本和德国均遭到占领。日本在1952年通过《旧金山和约》重新获得了主权，并于1956年加入了联合国。德国则分裂为两个国家。1951年，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达成一致，开始建立外交关系。西德与日本之间的双边外交关系于1955年全面恢复；东德与日本的关系则于1973年建立，那一年两个德国皆成为了联合国成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公司试图在西德的鲁尔区获取钢铁和化工产品等所需原材料，从而在杜塞尔多夫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日本商业社区。1969年，日本文化中心在科隆设立，该中心于1972年成为国际交流基金的一部分。该机构设有图书馆和电影院，还提供日语课程。1985年，在两国领导人赫尔穆特·科尔和中曾根康弘的建议下，日德中心在柏林达勒姆区设立。1974年，西德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关于在科学技术方面开展合作的政府间协议，重新加强了联合科研工作和技术交流。该协议促成了众多项目的实施，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海洋研究、地球科学、生命科学和环境研究上。此外，两国还启动了青年交流项目，其中包括自1974年以来每年举行的“青年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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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西德和日本政治交流得到扩展，为了应对1973年石油危机，两国同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一道参与了所谓的六国集团（G6）的创建。该集团随后因加拿大的加入而扩大为G7，之后俄罗斯加入又成了G8。自那时起，首脑会议便开始每年举行。在20世纪80年代，西德和日本代表决定在柏林重建旧有的日本大使馆。原日本驻柏林大使馆是在1938年至1942年间在阿尔伯特·施佩尔的监督下建造的。这座在二战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建筑原本已被重建为日本文化中心。但在柏林墙倒塌后，它又重新成为了日本在德国首都的大使馆。除了原有的建筑群之外，在2000年前还进行了几次改建和扩建。例如将正门移至以日本城市命名的广岛街，并建立了一个传统的日本庭园。

在随后的几年中，柏林的“日德中心”（JDZB，1985年）以及东京的德国日本研究所（DIJ，1988年）等机构相继成立，进一步推动了日本与西德之间的学术与科学交流。

战后，日本与两个德国的联系以及自1990年两德统一后的双边关系，大体上都集中于经济和商业领域。致力于自由贸易的德国依然是日本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种总体态势同样体现在日本外相河野洋平与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于2000年10月30日达成共识的“合作七大支柱”中：

- 第一支柱：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 第二支柱：在借全球化动力的同时巩固经济和贸易关系。
- 第三支柱：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及履行社会职责和责任做贡献。
- 第四支柱：为各地区的稳定出力（朝鲜半岛、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南斯拉夫、俄罗斯、南亚、新独立国家、中东和海湾地区、中南美洲、东帝汶、非洲）。
- 第五支柱：深化日德互信的政治关系。
- 第六支柱：促进双边经济关系。
- 第七支柱：增进相互理解和深化文化交流。

在2000年，双边文化交流在“德国日本年”达到高潮。紧随其后的是2005/2006年的“日本德国年”。同样在2005年，于东京首创了年度德国电影节。

2004年，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就协助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促进经济交流活动、青年与体育交流以及在科学、技术和学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共识。

#### 当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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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作为联合国第二大和第三大资金捐助国的德国和日本，要求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并增加其常任理事国席位。为此，两国与巴西和印度联合成立了所谓的“四国联盟”。2004年9月21日，四国联盟连同两个非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相互支持对方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诉求。这一提议遭到了由团结谋共识组织的一群国家的反对。2006年1月，日本宣布不再支持将四国联盟的决议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并正在致力于制定一项自己的决议。

关于日德之间在双边合作中存在的某些低效情况也在2005年得到了反映，当时前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纪念柏林日德中心成立2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德日关系总体上是良好的，没有特别的双边问题。这就导致了一种明显的冷漠，如今这可能被视为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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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截至2008年，日本仍是德国在亚洲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2017年，德国从日本的进口总额达到180亿美元，对日本的出口额为230亿美元。然而在2008年，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对欧盟的进出口在2007年增长了5.8%之后，分别下降了7.8%和4.8%。德日之间的双边贸易在2008年同样出现萎缩：从日本的进口下降了6.6%，而德国对日本的出口也减少了5.5%。尽管日本在2008年依然是德国在亚洲仅次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但以德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来衡量，其份额相对较低，远未达到这两个世界第三和第五大经济体之间的潜在规模。

在2013年，日本进口汽车销量前三名全部被德国品牌包揽，即大众汽车、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在德国，像马自达、丰田、本田和日产等日本汽车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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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任何停滞的德日贸易关系影响，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衰退后，杜塞尔多夫的日本社区（拥有欧洲最大的日本城）再次呈现出增长态势。2008年，杜塞尔多夫地区居住了超过8000名日本人，那里设有一所日本学校、两所幼儿园、三个图书馆和众多的日本俱乐部。此外，有超过200家日本企业在该区域活跃，创造了超两万个工作岗位。日本社区被广泛视为杜塞尔多夫的一笔宝贵财富。在杜塞尔多夫一年一度的日本节上，都会举行庆祝日德关系的活动，平均吸引50万游客参与。在日本国内的柏林、法兰克福、汉堡和慕尼黑等地也存在日本学校，而且日本在神户和横滨还建有德国学校。截至2021年，在德日本侨民达42,135人；而在日德国侨民为5,888人。

2010年1月14日和15日，德国外交部长基多·威斯特威勒对日本进行了其个人首次国事访问，并与日本外相冈田克也集中讨论了两国的双边关系和全球性问题。威斯特威勒强调：我们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确保这十年成为裁军的十年——而不是扩军的十年。双方外长责成各自下属部门起草可由柏林与东京共同向国际社会提出的裁军倡议及战略。特别是在涉及伊朗核计划的问题上，双方强调：尽管德国和日本都有技术能力但又均避免去拥有任何核生化武器，但两国都应当在实现无核化世界这一目标中发挥领导作用，并认为国际制裁是一种妥当的施压手段。此外，威斯特威勒与冈田同意在阿富汗问题上加强合作，并加快推进两国之间停滞不前的双边贸易。访问临近结束时，德国外长与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举行了会谈，在此之前他还参拜了位于东京市中心的著名神社——明治神宫。

2011年，为纪念条约签订150周年，德国和日本共同庆祝了德日交往150年。在德国的庆祝活动包括在柏林等多地举办的讲座。位于曼海姆的赖斯·恩格尔霍恩博物馆群还举办了一场展览。此外，两国的邮政部门为此专门发行了两枚特别邮票：“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和“药师寺”。德国发行的日本主题邮票面值为55欧分，适用于国内平信；而德国主题邮票面值为75欧分，用于国际邮件。

日本邮局不仅印制了带有相应邮资的主题邮票，甚至还专门加印了包含德国主题的邮票。虽然日本的邮票上用德语和日语印有“德日友好150周年”的字样，但德国方面仅将其限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注释说明中。2015年，位于千叶县佐仓市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拉开了一场名为“连接德国和日本的纽带——德日友好150年”展览的帷幕。这场展览（随后出版了相关图录）先后在长崎的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德岛县鸣门市的“德国馆”及日本国内的其他多地进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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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发生的东日本大震灾和海啸，是当时已知袭击日本的最强地震。日本首相菅直人对此评价道：“二战结束65年以来，这是日本面临的最艰难、最严峻的危机。”这场袭击了本州的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不仅摧毁了宫城县广阔的沿海地区，还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从而导致了围绕福岛第一核电站展开的永久性大规模人员疏散。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随即对所有受灾者表达了最深切的同情，并承诺会提供日本所要求的任何援助。结果，来自德国联邦技术救济局的救援专家以及德国国际搜救队（I.S.A.R. Germany）的侦察小队被派往日本，不过由于受损核电站附近存在核辐射危险，部分德国人员被召回。此外，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还提供了受灾地区的TerraSAR-X和RapidEye卫星影像。在灾难发生后的数日里，众多同情者（包括德国知名政客）在柏林的日本大使馆前摆放了鲜花、蜡烛和纸鹤。虽然从未付诸实践，但增加援助的提议包括派遣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特种部队前往日本，因为德国武装部队的净化设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011年4月2日，德国外长威斯特威勒在亚洲之行中访问东京，再次提出向日本提供“一切需要的帮助”，以从上个月的海啸及随后的核灾难中恢复过来。威斯特威勒还强调了在日本和欧盟之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以加快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性。他与他的同僚、日本外相松本刚明共同探讨了东京与柏林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面可能开展合作的新领域。

根据2023年末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德国人对日本的看法绝大多数是积极的，并认为该国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日本人对德国的看法同样持积极态度，其中97%对德国有好感，只有3%对德国持负面看法。

## 文化交流

日本是向德国出口电子和娱乐产品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许多著名的日本科技公司在德国市场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对日本的出口产品主要包括豪华轿车及其他机械工程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在进口的外国汽车中，德国品牌的占比高达70%以上。

日语外来语主要源自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荷兰语和德语。两国间的文化交流通过逾800项高校双边合作项目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此外，由于两国国民共有勤勉、严谨和组织纪律性强等特点，德国人在基层对日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一直是日本人最热衷的欧洲旅游目的地之一。在很多德国城市中都能看到日本庭园的身影。同时，日本也有许多崇德的文化名人，他们尽管与在德国的工作无关，却依然宣称自己是德语爱好者甚至是狂热粉丝，例如著名的落语家古今亭志朝。

### 文学与音乐

古典德国文学、语言和文化在日本也受到广泛关注。例如，日本设立了多个歌德学院分院，东京还设有歌德纪念馆。在现代文学方面，自森鸥外以来，许多文学家深受德国文学影响；且崇德文化名人的脉络一直延续不断，医学、哲学及经济学等领域的人士也深受德国学派的熏陶。这一点在音乐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长期以来，日本对德国音乐青睐有加。尽管在现代情况变得更加多元，但日本依然是一个具有强烈推崇德国音乐及音乐家风气的国家，且这一地位常与英国和法国并列。

### 动画与漫画

即便在动画和漫画等亚文化中，通常也会出现德国角色或带有德语风格名字以及以德国为灵感背景的角色。在少女漫画中，德国是仅次于法国的第二常出现国家。在日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文学主题经常被引用。《海蒂》便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这使得许多日本人对阿尔卑斯山地区也非常熟悉，并使其成为一个热门的旅游胜地。此外，带有纳粹元素的反派角色往往在动作类作品中频繁出场。日本动漫在德国的动画电影和漫画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且拥有一个不断壮大的粉丝群。这两种媒介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共同的媒体关联引入德国，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国的漫画市场如今已成为欧洲继法国和意大利之后的第三大市场。

### 体育

在足球领域，西德对日本有着非常强烈的影响。曾受邀作为教练指导日本男子国家队备战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德特马·克拉默，率领日本队在这届比赛中打入八强；接受过他指导的关键球员如釜本邦茂等人也在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他们在1968年夏季奥运会上斩获铜牌。此外，克拉默的建议（如创建日本足球联赛和加强各年龄段培训）成为日本足球界的基石，被誉为“日本足球之父”的克拉默也成为首届日本足球名人堂的入选者。

西德政府于1960年制定的综合性体育设施发展计划“黄金计划”（Golden Plan），曾让日本体育领导人羡慕不已，其“创建扎根于当地社区的综合性体育俱乐部”的理念于1991年确立，并被纳入了日本职业足球联赛体系中。在J联赛成立初期加盟市原千叶的明星球员皮埃尔·利特巴尔斯基（他曾是赢得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西德国家队成员），继续在日本发展他的球员和教练生涯。与利特巴尔斯基一起赢得意大利世界杯的吉多·布赫瓦尔德，后来也成为了浦和红钻的球员和教练。另一方面，自奥寺康彦于1977年加盟科隆足球俱乐部以来，不断有日本球员在德国职业足球甲级联赛（德甲）效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球员转会至该联赛。奥寺、长谷部诚和香川真司都曾赢下过该第一级别联赛的冠军。在2022年世界杯上，德国国家队与日本国家队同分在E组，两队于11月23日交锋，最终日本以2-1获胜。

空手道和柔道等日本武术在德国同样广受欢迎。

## 姐妹城市

许多德国姐妹城市列表与日本姐妹城市列表结成了友好关系。

- 秋田市 ↔ 帕绍
- 尼崎市 ↔ 奥格斯堡
- 有田町 ↔ 迈森
- 文京区 ↔ 凯泽斯劳滕
- 八王子市 ↔ 弗里岑
- 萩市 ↔ 于林根-比肯多夫
- 东大阪市 ↔ 米特
- 广岛市 ↔ 汉诺威
- 市川市 ↔ 罗森海姆
- 犬山市 ↔ 圣戈阿斯豪森
- 入间市 ↔ 沃尔夫拉茨豪森
- 河北市 ↔ 梅斯基希
- 龟冈市 ↔ 克尼特尔费尔德
- 川越市 ↔ 美因河畔奥芬巴赫
- 熊本市 ↔ 海德堡
- 草津町 ↔ 比蒂格海姆-比辛根
- 京都市 ↔ 科隆
- 丸龟市 ↔ 维利希
- 松山市 ↔ 弗赖堡
- 长滨市 ↔ 奥格斯堡
- 长冈市 ↔ 特里尔
- 鸣门市 ↔ 吕讷堡
- 新座市 ↔ 新鲁平
- 大阪市 ↔ 汉堡
- 大津市 ↔ 维尔茨堡
- 札幌市 ↔ 慕尼黑
- 四条畷市 ↔ 梅尔布施
- 新宿区 ↔ 米特
- 东京都 ↔ 柏林
- 鸟栖市 ↔ 蔡茨
- 鸟取市 ↔ 哈瑙
- 筑波市 ↔ 波鸿
- 内子町 ↔ 罗滕堡

## 延伸阅读

### 英语文献

- Akira, Kudo. (1998) Japanese-German Business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Rivalry in the Interwar Period (Nissan Institute/Routledge Japanese Studies) (1998)
- Bara, Xavier. "The Kishū Army and the Setting of the Prussian Model in Feudal Japan, 1860–1871". War in History 19.2 (2012): 153–171. https://doi.org/10.1177/0968344511432980
- Baskett, Michael (2009). "All Beautiful Fascists?: Axis Film Culture in Imperial Japan" in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Fascism, ed. Alan Tansm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12–234.
- Boyd, Carl.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General Hiroshi Ōshima and Magic Intelligence, 1941–1945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3)
- Burton, Fred, and Freddy Saelens.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West Germany".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980): 7–16. online
- Cho, Joanne Miyang, Lee M. Roberts, and Christian W. Spang. "German-Japanese Relations from Meiji to Heisei". in Cho et al. eds. Transnational Encounters between Germany and Japan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16) pp. 1–15. excerpt
- Katada, Saori N., Hanns Maull and Takashi Inoguchi, eds. Global Governance: Germany and Japa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2004).
- McLaren, Ian A. Nazi Germany and imperial Japan: The hollow diplomatic alliance (Routledge, 2017), 1930s and World War II.

## 基本资料

- 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驻德国大使馆
- 位置：svg
- envoytitle1：大使
- envoytitle2：大使
- envoy1：佩特拉·西格蒙德
- envoy2：柳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