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团事变

广州商团事变（广东革命政府称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商团暴乱，广州商团称广州屠城事件、西关屠城血案或西关惨案，当时英文世界亦称为“广州商团起义”、“广州焚城”（Burning of Canton）、“广州大屠杀”或“广州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其中因扣留商团军械而引发的争议、请愿与罢市风潮又被时人称为广东扣械潮）是1924年10月一场于广州爆发的武装冲突。冲突双方分别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支持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广州革命政府），以及广州及周边珠三角商镇的商团军。冲突及其中的大火最终造成上千人死亡，及大量的房屋与财产损失。此外，在事变前后，冲突也外溢到省城广州以外的九江、东莞、清远、南海等商埠。

事件由广州商团从欧洲购买的一批军械被广州革命政府扣留而起，此后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罢市，最终以全面冲突为结局。期间还发生广州革命政府与沙面岛各国领事团之间的相关外交争议。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广州革命政府将事件定性为英帝国主义外国势力操纵与支援，同时受到东江陈炯明粤军与北方吴佩孚直系支持的叛乱事件。孙文、苏联和共产国际亦将广州商团定性为“法西斯”组织。而商团方及其支持者则指事件是广州革命政府实行“共产”、“压迫商民”的“屠城”事件。

## 背景

清末民初，广州西关是广州乃至广东最重要的商业区之一，被称为“广州的华尔街”。“商团”制度最早见于上海公共租界，仿效欧美模式，由商民组织武装自卫。广州商团的形成始于清末民初，因战乱频仍、匪盗猖獗，地方民众自组武装以保护生命财产。广东辛亥革命后，1912年广州商人为自卫成立广州商团，并以其财力支垫经费、购置枪械，使商团在龙济光北洋军、桂系陆荣廷莫荣新等轮番统治期间，维持广州商业与治安。珠三角各商埠也相继成立商团，数量逾百，参与商人、团员达数万人。由于珠三角工商业发达，广州商人拥有雄厚财力，因此不论清末官员、革命党或军阀，执政广东时都希望取得商界支持，并常接见商团代表、征询意见。商团领袖因此声望日隆，对地方政治影响甚大；当政策损害商界利益时，商人亦会透过罢市等方式施压政府。1917年后，商团进一步武装与制度化，1919年仿照西式代议政治改组，设评议会与分团，并逐步扩编。至1924年商团人数已达约1.3万。商团在多次政权更迭中大致保持中立，因维持治安、保障商人利益而获部分民众支持，其内部章程、选举与财务亦强调“民治”与代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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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商团总团长陈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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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商团副团长邓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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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商团副团长陈恭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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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任商团参事长李颂韶

政治局势方面，1920年第一次粤桂战争后，粤军逐桂军，开启“粤人治粤”，陈炯明邀孙文返粤，但二人因“联省自治”与北伐路线产生分歧，终于1922年“六一六事变”决裂。1923年，忠孙势力联合滇桂军击败陈炯明，控制广州。然而滇桂军入粤后私设关卡、抽税勒索，甚至截留地方税收，导致商民对客军与政府怨愤日深，孙文亦屡难节制。1924年6月，孙依靠苏联援助创办黄埔军校，逐步建立嫡系。

1923年后，苏联顾问鲍罗廷到广州，第一次国共合作展开，国民党一大宣言批判了“商人政府”“联省自治”等思潮，加深商界对革命政府与苏联影响的疑惧。与此同时，广州面临沉重财政压力：孙政府加税抽捐、客军横征、帮会勒索并存。1923至1924年间，广州商人屡次罢市抗税且多迫使政府让步，因而更认为只要扩充力量即可迫使政府屈服。

1924年5月，市政厅推行“统一马路业权”等措施以增税，引发商界强烈反弹并酝酿全城罢市。商团遂联络全市及各县商团与民团，决议成立省级联防总机构，并讨论添购军火、建立医院与制弹等扩编方案，甚至提议动用善产充作经费。其章程仅向商团代表大会负责，运作形式近似一个不受政府节制的“准军政中心”，引起当局高度警觉。另一方面，孙文亦曾试图拉拢商团加入中国国民党但遭拒，授旗仪式上的旗帜争议更使双方裂痕加深。商团希望坚持此前广州历次政局变动时严守中立的传统，奉行“不党主义”，并以此与推行国民革命的广东国民政府形成矛盾。

中山大学学者邱捷认为，商团在与政府冲突时属弱势，但其与工界积怨甚深，工人多要求政府对其采取强硬政策。商团联防的推进，最终导向商团事变的爆发。

## 事件经过

### 商团扣械事件与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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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5月各商民团集中于广州时，曾以100万元向南利（丹麦）商行订购步枪4800余枝，另配子弹200余万颗，又短枪4800余枝，合共1300余箱。并向大本营军政部领取到入口护照（许可证）。八月中旬，丹麦（另一说为挪威籍）商船“哈佛号”将这批军火抵达广州。

商团团长陈廉伯此前曾向军政府申领枪照，而且已批出。但孙文政府发现其枪械比其更精良，故取消其批文，并认定枪械数量及到达日期皆有不符。第一，陈廉伯8月4日提出申请时，声明购买军火在“发照后始行签约，准三个月由欧起运”，“四十日后运到”，其实陈廉伯早在1923年12月就已和卖家签约，因此发照后仅仅6天，军火就运到了广州。其次，陈廉伯申请时，称所买的是“英制八二口径废枪”，实际运来的是“德制七六三口径”枪支。第三，陈廉伯申请了5000支枪的护照，运来的枪械却有9000余杆，其中有机关枪40挺，子弹300余万发。如此巨量的枪支，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需要。孙中山怀疑他们同吴佩孚、陈炯明有联络。8月9日，孙中山派蒋介石处理运械事件。8月10日，蒋介石率领江固舰登上运输军械的哈佛号，扣留了军火。

8月12日，广州商团派人赴军政府交涉未果，遂准备总罢市。商团召开商团总部会议，指控政府扣械为“非法”，声称“以保存其自卫”的权利对付政府，以致公开贴出对联：“联团为自治机关，拯众生于水深火热，责无旁贷; 武装即和平保障，举全粤之妖风毒雾，一扫而空。”

13日，商团宣布成立联防总部，并发动团军数千人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归还军械。14日，孙中山同商团代表会面，表示“经政府查明之后，如果知道你们不是利用这些枪来攻打政府，政府一定把枪交还你们;但如果知道你们利用这些枪来攻打政府，那么政府为自卫计，便不能把枪交还你们”，会面无果而终。

14日，广东省政府怀疑陈廉伯谋叛，通缉前往香港的陈廉伯。18日，广州军政府下令哈佛号除了军械外，其他货物和船只允许发还，并决定释放哈佛号，陈炯明、陈廉伯遂在香港发动舆论战，并派人往洛阳联络吴佩孚。22日，广州商团联防总部在佛山等地发动罢市，并与军方发生冲突。23日，广州军政府将所扣之军火充公。商团遂罢市。罢市期间，由吴铁城主导的公安局派出警员和警卫军，“手执白旗，上书“广东警卫军保护开市”，并沿途派员按店劝告”，分发吴铁城劝告开市布告。公安局派出铁甲车及员警，警卫军维持秩序。为保证粮食供应、广州市公安局亦执行省署命令，保护米埠米行，禁止米粮偷运出口。

扣械发生后，8月12日、15日，二千名商团赴大元帅府请愿还械，以罢市为威胁，并以“中华民国政治定国军”名义，宣布主张“不党主义”而不承认“三民主义”，通电全省各县商团罢市。孙随即采强硬态度，指陈廉伯通敌（指陈炯明），“勾结吴佩孚”，“得英国暗中援助，阴谋推翻政府”，下令通缉陈廉伯与陈恭绶，并查封他们在广州的财产住宅。孙宣言如果罢市，将以劳工取代铺主复市。孙在致函商团的信中继续称，“此事关于民国存亡、革命成败”，而陈廉伯有“极大阴谋”，试图学习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墨索里尼，发动类似的政变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并称法西斯即“资本家顽锢党也”。此后中共领导人也开始称呼商团为法西斯，有学者认为孙的言论反映了孙的反法西斯思想。

8月20日，商团宣布西关罢市戒严、晚上关闭街闸，陈廉伯避往香港，联防移总机关于佛山。21日，陈恭绶号召全粤总罢工，佛山首先响应，22日商铺一律关门。孙中山在一军事会议上，决定“先打商团，后打陈军”的策略，即席由豫，滇，湘，桂四客军，各抽500人，攻打佛山。商团不愿与政府武力冲突，退出佛山防线，实行罢市政策。当时的香港华字日报评论：

四乡商团，以大罢市促政府还械，其心思之婉曲，步骤之安详，手段之文明，实属无可庇议。若在欧美民力发达之国，对此强暴政府，早已纷纷崛起革命军，名目张胆，推翻执政，岂复取此纡回忍讳手段？罢市风潮，一时蔓延于孙政府所控制下的各县属。期间，在广州、佛山等地商团加紧进行宣传，散发抨击政府的传单，也有人在西关一带张贴反对孙文的标语，还有打倒胡汉民、廖仲恺、吴铁城的小张标语，也有反对共产党的标语。关楚璞和谭汝俭还撰写对联攻击联俄容共：“扣民械诬通外邦，为虎作伥胡参议；假三民行真共产，教猱升木鲍将军”。8月24日，孙中山宣布广州戒严，通缉陈廉伯。由8月22日至25日，南海、番禺、顺德、台山、东莞、增城、新会、清远、高要、曲江、阳江、罗定等20多个县属内的138处乡镇先后罢市，响应佛山声援广州商团。是时，广州市商店，闭门关户的，亦在十分之九以上。24日，广州其他区域的商团仿效西关，宣布戒严，抗议孙政府对佛山的进攻。孙文则派出军队进入市区，扼守要道。总参议胡汉民提出一个解决方法：长短枪共9600余枝，商团每支枪再缴交60元，共57.8万，大本营即会重新办理许可证，发还扣械。商团拒绝接受，认为这是出尔反尔的勒索行为。26晚，广州总商会，商联会，九善堂等社团举代表七人，赴大本营谒见孙中山，进行调停。孙继续指斥陈廉伯勾结粤军、北洋政府与英国帝国主义，他对代表们说：目下枪械一枝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若果明日（二十七日）仍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坭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为泥粉。所可怜者，无知商民同受波累耳。

期间，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出任调停，与商会、善堂上述七名代表双方商定：（一）孙政府方面，滇军说服孙取消陈廉伯通缉令，发还被封财产，发还哈佛号被扣军械，撤退市内驻军；（二）商团方面，商会代表说服全省当日复市，“商团联防总部”改组章程，于七日内送交政府批准里立案，陈廉伯通电悔罪，并报效政府五十万元。各埠遂于29日先后复市。8月31日，孙中山赴黄埔与蒋介石商讨团械问题，限定商团改组才能发还被扣枪械。是日，虎门，太平等市场复业。

### 中共组织工农运动武装

8月24日，中共广州地委发动和组织2万余人集会，声讨陈廉伯等人“罪不可追”，并发表通电“誓为政府之后盾”，要求革命政府切不可姑息养奸，主张以果断措施解散商团，消除政府心腹之患。中共也要求将商团私运枪械悉数没收，拨给组织工团军、农团军之用。随后，广州工代会议决定即行编练工团军，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也组织农民自卫军，配合政府军。8月21日，彭湃等人组建的农团军也正式成立。鲍罗廷指：“既然很多人害怕商团，那么就让工人农民的武装去解决商团吧”。并且指出“粉碎叛乱者”需要“注意团结整个广东人民”、“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中共领导的广东工团军同时发表致孙中山的《工团之请愿呈词》，认为商团运武器到广州，“忖其用心，叵测已极”，“迨事发泄，联同逃匿，此其显也。窃以杀人军器私擅购入，当此军事时期，严禁入品，律有明条，乃陈廉伯、陈恭绶等竟敢冒犯，难保无受他方运动，谋害粤人”，“自商团军成立以来，其压迫我工团、残杀我工友之事，不知凡几”，支持政府没收的举动。

对于中共的行动，商人则认为这是莫斯科“赤化”广东的关键步骤，生死存亡之际唯有“起而自卫”。“报载共产党徒，以商人若有枪自卫，则共产主义，无由实行，故力争此械拨归工团农团之信服共产党者，以为赤卫军之用。由此可知军械一案，非政府与商人之争，实乃客军与人民之争，共产与反共产之争。”“在商人以为商团一日存在，即政府一日不能实行共产，于是群起以为商团之助。”

鲍罗廷的主张与行为，遭到国民党要人不同程度的怀疑。吴铁城于晚年回忆：“鲍在广州阴图赤化中国，攫取国民党的地位，这一阴险的用心，我们早已觑破了的”。而胡汉民则认为“这事并非全无办法，这种商团，当然应该解散，但不是鲍罗廷的那样办法”。胡并向孙中山抱怨：“鲍罗廷教共产党乱发传单，一定要引得广州市民都怕起来，教广州的市面通通陷入恐怖之中。鲍罗廷是存心只管破坏国民党的事。”

曾为中共党员的周佛海回忆鲍罗廷“告诉我们的策略，最重要的就是把国民党分做左、右两派。他把当时的中央党部当作左派的机关，把广州市党部当做右派的机关，使这两级党部暗中互相排挤”，从而使中共获取主动。鲍认为国民党左派是未来“党的核心”，“需要把它集合起来”，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党只会从这种分裂中得到好处”，要“分裂国民党，清除它的右翼腐败分子”。鲍罗廷则在事后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认为：“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复杂的阴谋勾当”，“需要玩弄权术”，从而“迫使中国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沿着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正确道路前进”。

### 邹竞先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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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竞先，南海金溪乡人，曾服役于梧州商团军。商团事变期间为永汉路正昌纸店股东兼经理，商团第九分团中队长，已婚无子。据商团方的说法，扣械案之后邹“愤当道强横无理”，因此即使政府限制，也常常四处发放“商团辩白之文件”，遇“无论识与不识之人、邹必为之解释”，并且常常撕毁街上抨击商团的文告、传单。

8月28日，邹出美利权咖啡店后，被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区警察林日雨、王励等在所辖永汉北路捕获、区署长即将其解送公安局。公安局指其身上搜出孙中山大元帅府、市内各政府机关以及军队驻扎位置，政府驻兵人数和长官姓名手册一本，其携带的传单则号召广东所有商团武装与政府对抗，“又在其鞋底搜出陈廉伯告商团团友传单一纸，劝商团抵抗政府”。由广州警备司令、公安局长吴铁城亲讯。邹在审讯时则发表政府“强夺我商团军械、箝制舆论”，“人民犯罪、国家尚公设律师、替人辩护、岂有压迫一方、不许讲话之理”、“我是正当商人、出任商团队长、与流氓不同”，“我为三千万人民而死，无怨无悔。今日杀不了你，死后我必化作厉鬼报复”等语，并且指“军队驻我地，我理应调查，问心无愧”。

随后吴铁城电告廖仲恺，廖仲恺认为邹“在戒严区域内调查军队驻址及驻军人数，显系逆党受人运动，希图扰乱，实属罪无可赦”。期间广州商团也策划派武装和巡逻车，在惠爱中路、西路、维新路北以 “巡查”为名，准备于看到维新路公安局押出邹竟先时，即截车“抢犯”。廖仲恺于是令吴对邹当晚立即秘密枪决，使商团的计划落空。

邹死时23岁，留下遗书，谓“为地方牺牲，死得其所……望兄弟奋起杀敌，告团友继续前行，勿丧志气”。事后商团视邹竞先为“因公殉难第一人”，与以隆重纪念，挽联“真桀纣不杀商士、假汤武竟害乃公”等，并以每位团员捐款1元，交总公所转给邹氏家属作为抚恤金。邓介石则在会上称“邹竟先为国而死，为商人利益而死，设使商人屈服，献械倾家，亦不能满足孙文野心，为着阻止实行共产，商人如不猛省，以后无立足生存之地，亡团即亡家亡省”，并有人提议“邹君就义地点、建立纪念牌”“建铜像或石像”

### 国际领事团的警告与“不许干涉中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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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于8月26日向广州社团代表提出炮轰西关的威吓后，28日即饬令永丰舰升火准备行动。同日，派陈友仁面告法国领事，说政府将以大炮清除商团在西关设立的街闸，沙面租界对着广州市的一面，可能会得到流弹的危险。由于西关是广州市最富裕，人口最繁密的商业住宅区（楼下铺面，楼上住宅），而现在沙面也有受波及的危险，因此引起了外交风波。英，美，日，法总领事集议，以口头警告孙政府。由当时任首席领事（Senior Consul）、领事团主席的日本总领事天羽英二传达三条警告。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致函广州军政府，提出警告，表示已经接到香港海军总司令函，若广州当局镇压商团，英国方面将军事干预。日领事于同日晚11时，找到省长廖仲恺，廖对领事团的口头警告，表示谢意，并说滇军将领范，廖的调停已经成功，商人已答应明天（29日）复市。

8月29日，英国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再致函傅秉常，并将日领事三点口头的警告写在函上：（一）如果有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孙政府应负全责；（二）抗议向无防卫的都市开火的野蛮举动；（三）如果有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领事团将可取自由行动。翟比南在函末说：“我现接到高级英国海军军官的通告，说他已奉香港海军少将的命令，假如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在广州）可用的英国舰队，将立即采取行动”。翟比南这封信，又引发了一场外交上风波。广州政府指此为商团勾结英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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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孙中山发表《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指责英国干涉，指“中国反革命党”屡得英国“历来政府之外交的及经济的援助”，认为英国领事的通牒“主旨乃倾灭本政府”，并且再次指责商团是“法西斯蒂党之团体”。在9月7日庚款签约（1901年）的纪念日，广东革命政府展开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孙亦发表评论，认为庚子条约是中国重大国耻，“义和团事件”来自于“帝国主义的逼迫”。由于庚子条约对列强当时在远东的利益尤为重要，因此英美舆论认为孙正在倾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美国领事评论，认为孙中山现在无疑与苏俄政府采取了一致的行动（working in close accord）。9月4日，孙中山继续表示：“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指陈廉伯）公开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本政府否认有炮击无防卫都市的残暴举动，因为在广州市中，本政府须用武力镇压的地方，只有陈廉伯的叛党作为根据地的西关一隅之地”。10日，孙中山再致电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提出抗议。

扣械案一发生鲍罗廷就向莫斯科作了汇报，共产国际也认为它是进行反帝宣传和加强孙中山与西方对立的更好机会。9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谴责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法国总理赫里欧激进党政府计划对华南进行武装干涉，旨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破坏“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封建反革命”，共同压迫中国劳动群众。宣言称陈廉伯为“叛乱领袖”、“汇丰银行的代理人”，服务于英国航运利益。

9月11日，俄共（布）政治局会议重新审议了“孙逸仙问题”及“对中国武装干预”两份专题报告，指示契切林就中国事务发表声明，并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提议，向中国提供2.5万卢布的援助。当时，北方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爆发。西方国家为了保护侨民与通商利益，向长江华北等地增兵，同时主张划上海为中立区，亦被共产国际与中共视为“列强武装干涉中国”的一部分。苏联组织了“滚出中国! ”援助会，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于是“‘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消息报》则强调：“英美法日资产阶级对孙中山革命民主政权的进攻，意味着一场新的全球性战争”。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举行游行，声援广州政府。

当时正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李大钊接受采访，认为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张作霖与段祺瑞受“日本帝国主义者”支持。而“英国资本家和直系军阀”支持“反动的陈炯明将军”、“汇丰银行买办中国商人陈廉伯”“人称“纸老虎”的法西斯队伍”，反对“在华南掌权的是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目的是“外国帝国主义想让中国大乱，扩大内战并动摇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有利于他们侵略和奴役中国”、“如果南方政府不寻求工农的支持，敌人可能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它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向工农群众说明内战的原因和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同时，还将组织群众进行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

9月22日，声援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大会主席团由共产国际主席拉狄克、英国共产党马克·曼奴斯、法国共产党特来恩、日本共产党片山潜及莫斯科工人代表组成。李大钊也参加并发表演讲，指“中国问题并不单纯是民族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无法发展”。拉狄克则在会中表示：“中国国民之奋斗，与世界人类之命运有极大关系，非区区民族独立问题。中国革命若胜利，吾人即可得四万万之同志，故促世界工人援助中国，乃吾人历史之天责。”共产国际同时发表《告欧美工人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书》，认为帝国主义利用广州商团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号召“各国工人支援广州政府的斗争，支持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此外，英、法、美共产党代表亦致电广州：“将尽全力向劳动群众揭破麦克唐纳、赫里欧、柯立芝之恶行，及铲除其阴谋”。孙文在得知欧洲各国共产党发起“不许干涉中国”运动状况之后，亦称赞“在自由的俄国，发出了“不许干涉中国”的呼吁。从莫斯科传出的口号……传遍了五湖四海，得到每一个劳动者的响应……这种同情比枪炮更加可靠。我们知道，苏联从不站在非正义一边，如果苏联支持我们，那就意味着我们掌握着真理。真理必胜，正义一定压倒强权”。

当时，苏联刚刚镇压格鲁吉亚左翼社会民主党的反苏八月起义，英国麦克唐纳政府在国际联盟上试图动员谴责苏联，共产国际通过其欧洲支部发动“不许干涉苏联”的运动，把矛头指向英国和国际联盟，广州政府和国民党也就此对苏联表示支持。9月24日，孙文以广州政府元帅身份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主席莫达（Matta），提及孙在9月1日因广州商团事件致麦克唐纳的抗议电，反对麦克唐纳在国联提出“格鲁吉亚是独立的”的问题，指责麦克唐纳先生在国际联盟大会近几次会议上“有关格鲁吉亚独立、国际和平及正义等的言论”，认为“采取帝国主义干涉的行径和支持反革命活动，其矛头所向乃是以建立强大独立的中国为宗旨的国民解放运动”。孙文又指责麦克唐纳政府“支持了广州的叛乱分子和反动分子（广州商团）之后，就扮演了一个嗅到高加索石油香味的“诚实掮客”的角色，以这样的身份到格鲁吉亚去充当反革命的冠军了”。该电文也获得苏联《消息报》、《真理报》全文译载。中国国民党也通过党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乔治亚变乱纪详〉，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干预苏联，为红军镇压八月起义，“匪徒立即溃散”表示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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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部分报刊分析英国方面敌视孙中山的原因，称：“自孙中山发表对英宣言后，香港舆论对广州政府，抨击甚力。国民党首领，尤受英报毁谤。……在此半殖民地中，乃有煽动者如孙中山其人，实有加以压迫之必要。……中国将来若革命成功，必竭力打倒英人在印之专制政治。中山为实行革命以实现真正民国之人，故英国视为危险人物。”美国学者韦慕庭指出英国并没有直接介入商团事变。根据当时的外交电文，英国外交大臣对英驻穗总领事及驻港海军少将警告孙中山的行为颇不以为然。9月12日，伦敦外交大臣致北京英公使密电，显露出当年英国外交上对华所采的态度。电文中说：

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翟比南）所举，极为不当。他不应以书面通知，而应以别种方法，非正式的使孙中山可毫无疑问的知道炮轰广州市的严重后果。如果您同意，您可以用这理由谴责他（翟比南）…驻香港的海军少将发出有关英国单独行动之命令，似更应受责。我拟向海军部建议，对海军军官引发有政治后果，而常擅自为是的事，应予以制止。您赞成否？

迁移到粤东的广东省议会随后也正式致电国际联盟，控告孙“歪曲事实”、是“扰乱了和平和国际友好关系”的叛乱分子。广东省议会亦认为英国驻广州领事制止孙“炮击不设防的广州”，是“履行了人道主义义务”、“绝不应被视为干涉”。事后，英国外交部责成英国公使麻克类严厉申斥这位未得到授权便自作主张的总领事。麻克类在9月5日给外交部的信中特别提醒说这将给布尔什维克分子提供“一个进行猛烈反英宣传的良机”。学者张俊义则指出有些英国商人介入购械，但无论英国还是香港政府都没有策动或引诱商团与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对抗。北洋政府一直关注事态的进展，从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事处致吴佩孚等人的电稿看，直系军阀并没有唆使商团反抗广州军政府。

### 国民党北伐开始与冲突的缓和、反复

因九月初旬，江浙战争爆发，直奉战事迫切，而此前，孙与奉系、皖系订立“三角反直同盟”，遂决定出兵北伐进攻直系。9月4日，孙中山离开广州赴韶关北伐大本营，广州设留守府，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18日，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称“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

9月10日，孙文发布告《广东人民书》，承认广州政府及其军队对官商“隔膜”负有责任。孙亦认为，商团与政府的矛盾原因在于“广东与革命关系最深，其革命担负亦最重”、“然转输供亿，苦我广东父老昆弟至矣”、“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所负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因此“革命政府为存在计，不得不以强力取资于人民”。孙同时宣布其政府三条“改弦更张”的措施：

（一）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州市政厅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自治之先导。（三）现在一切苛杂捐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

此外孙还决定与东江“议和”，拟将广东交给陈炯明以换取他对北伐的支持：“余为顺应大局之趋势，即向陈炯明让一步亦无妨，宁放弃广东以向中原而跃进”。9月13日，广州军政府发表讨伐陈炯明、曹锟、吴佩孚的通令。在广州设留守府，以李福林为广州市长。

9月15日，按之前滇军调定的要求，陈廉伯、陈恭受等发表通电，否认利用广州商团军图谋推翻政府，表示拥护孙、服从广州革命政府。胡汉民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9月16日，陈廉伯已通电表示服从政府，指“窃维广州革命政府为中华民国安危存亡所系，廉伯誓当竭诚拥护，以尽国民之天职。我大元帅宽仁为怀，谅蒙矜恕”，广东省政府遂取消对其的通缉令。9月20日，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分两路进军湖南、江西。孙计划将部队全部带往北伐。公安局长吴铁城离职，率领警卫军跟随孙到韶关北伐。其职位由李朗如继任，李朗如是大成药业陈李济的股东，因此与商界关系较好。

10月1日，广州军政府公布扣械请领办法，要求各商团分别请领，但商团要求政府将扣械送至商团总所，双方争执不下。汪精卫、胡汉民等反对孙文武力解决商团的主张，10月3日，主张严办商团的廖仲恺辞职，胡汉民再次被任命为省长。4日，孙在韶关授权胡汉民处理扣械问题。同日，广东各商团代表在佛山集议，准备罢市。10月9日，孙科宣布下台。新任代理广州市长李福林转变态度，李福林取得商团同意，经孙核准，发还部分被扣军火给商团，商团纳款二十万，又允许政府抽一次特别捐，其数目相当于广州全市一个月的房屋租金，中止罢市计划。事态稍有平息。孙于是日下午电令蒋介石将扣械移交李福林。

10月4日，广东商团认为一个多月来，调解无着，政府反复无常，不可以信。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等188个商埠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准备以“直捷手段”，发动笫二次罢市，停止纳税，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广东商业联合会通电海外，呼吁华侨反对孙。9日，商团发出了总罢市的通牒。商团亦决定于10月10日国庆日起，再行第二次全粤总罢市，并宣布解决根本问题的新计划如下：

（一）广州六代表误商团，误大会，应将其代表取消，将争械之权交还代表大会，堂堂正正与政府对抗。

（二）争械仅为一部分，一时间，不值全省大牺牲，应进而解决粤局，向政府要求以下六点：（1）将孙文入粤以来所设立的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并裁撤其机关，永不得复抽；（2）将年来孙政府强行投变之官产，市产，民产，庙堂一律发还；（3）将年来孙政府扣留变卖之大小商船，一律发还；（4）将商团枪械全部发还，不得少见一枪一弹；（5）恢复全省人民自治机关；（6）将捕杀邹竞先之警察及区长枪毙，而厚恤邹氏遗族。以上六点，须政府全部允答实行，商团始为满意。

（三）此次仍以全省总罢市为利器具，先罢市，后要求，以免中孙政府缓兵之计。又罢市日期定十月十日，由代表大会通令全省一齐实行，不得彼此先后，自乱步骤。至政府完全将要求接纳后，仍须由代表大会议决开市日期，通令各属恢复原状。违者由大会宣布其罪状，视为公敌。

（四）如孙政府坚不允商团要求，则作长期罢市，以至孙氏下台为止。

（五）在风潮内，一切费用如罢市运动，团军移调，及团军作战等，均由每团户捐五十元一次支给。统由代表大会保管开销。

### 商团与粤军的暗联

9月5日，段祺瑞之代表许世英抵达香港，与陈炯明接洽。9月29日，“报载，陈炯明军因得商团赞助，已大举向广州进攻。共分为三路：第一路林虎，由河源趋增城；第二路叶举，由平山，博罗向石龙；第三路熊略、练演雄等，由淡水趋平湖。近来东江孙军多调往他处，广州及北江各处防务非常单薄，连日已节节败退。并闻孙军拟中左两路以横沥为第一防线，茶山为第二防线，石滩为第三防线，路则以口果为第一防线，增城为第二防线，石滩为第三防线。”两日后，陈炯明致电粤中各将领，促令迅速勘定粤局。经各将领协商结果，决定分东、南、北三路进攻。东路由林虎出兵石龙，直捣广州；南路由洪兆麟出兵潮汕，牵制联军左侧；北路由杨池生、杨如轩会同方本仁夹攻韶关。

10月7日，《益世报》载英文导报消息，谓：“陈炯明现与商团军实行联络”，“极力驱逐孙中山及其所部离粤”。又据日人方面消息称，陈炯明代表刘某与商团总司令陈廉伯在香港商会议定：“(一)商团军助陈部，反攻广州；(二)克复广州后，由商会筹款三百万，资助陈军，驱逐客军；(三)陈炯明须负交还商团军械之全责；(四)广东全省善后事项，由商团陈军两方，各派委员四人或八人，协商处理；(五)厉行自治；(六)实行清乡，收编粤籍民军云。”

### 广州以外商团军与政府军的冲突

在此期间，广州以外县镇的商团军与政府军间亦又发生了两件严重的冲突事件。第一件发生于南海县属的九江镇，滇军杨希闵所部因勒索税捐及“开拔费”不遂，与当地土匪联合进击民团。

第二件发生于东莞县城，东莞商团于8月27日起响应罢市。驻防军团长罗星枢干涉，但商会认为罢市是商民自愿承担损失，因此未理会罗的警告。8月28日，政府军指厚街富商、“竹溪商民联团”创办者王君晃通敌，与其会面后枪杀王。东莞商乡团被激怒，群起攻击政府军。8月31日，政府军严兆丰率200余人从石龙抵达东莞，称奉孙中山命令，要求9月1日上午9时前全面开市，否则以军法处置。当日中午，东莞商会开会讨论，准备派代表与严兆丰谈判时。而城郊爆发冲突，难民携家带口逃离。

此后东莞城郊各乡团集结。在十二坊等地，政府军与商乡团激战3小时。9月1日上午，乡团援军达8500人，包围东莞城。城内政府军因人数不足不敢出战，扬言若逼迫过急，将烧毁全城及十二坊，与乡团同归于尽。政府军指责东莞商团投靠陈炯明，袭击驻扎在当地的桂军刘震寰部。

东莞县长杨森在德国牧师缪嘉礼保护下出城调停，商团坚持要求撤军并惩凶。最终，政府军与东莞商乡团达成和约，要求包括“军队出入城门须解除武装；新来驻军立即撤回，不得增兵；冲突为误会，日后不得报复商团；十二坊由商团保护，不得驻军”等多项条件。此后香港东莞侨团代表拜见孙中山，孙则指要派豫军到东莞平乱。东莞代表则指“若与全体人民开战，政府将无立足之地”。经调解，孙同意不调豫军。香港东莞商会召开会议，致电广州当局要求撤军惩凶，并向上海、北京及海外汇款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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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外东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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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北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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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西门外水头街前西门市

### 苏联军舰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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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孙中山正式致函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请求援助，并宣称“中国与世界帝国主义公开斗争的时刻已经到来”。鲍罗廷一到广州便发现，提供武器的承诺是消除他与孙中山之间障碍的最有效手段。

10月6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举行升旗仪式（按：中苏于同年复交）。当天上午，黄埔军校的军乐队在苏联领事馆前奏苏联国歌。领事馆的苏联工作人员和黄埔军校学生等参与升旗，苏联驻广州领事纪尔高（又译琦尔谷）发表演说，表示今日这事 “尤可庆幸”，“俄国革命为有主义之奋斗，对中国民族持有同情，故首与中国缔结绝对平等之约章。”广东省长胡汉民代表广东政府及国民党致词，指“在主义上，苏俄与国民党相一致”。外交部长伍朝枢表示“革命政府虽不承认苏俄与代表军阀之北京政府所缔结之协定，然承认以此协定苏俄所表示对于中国之深挚友谊”。国民党工人部长廖仲恺、中共工人代表施卜等都在会上宣讲中俄国民当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做坚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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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于10月7日依照1923年初《孙文越飞宣言》允诺援助，将第一批武器弹药终于送达广州。为避开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检查，苏联精心策划了“沃罗夫斯基号”军舰的远航路线，从波罗的海绕行至远东海参崴，再秘密驶向广州。该舰于1924年7月12日启航，搭载8,000支步枪、100挺机枪、2,000万发子弹、24门山炮、50门掷弹筒及价值10万卢布的黄金，由18名苏联保密人员严密看守，同时随船抵达的还有一批苏联顾问。10月6日，军舰在香港加煤时接到莫斯科密电，随即改变原定航线，驶入珠江直抵黄埔岛。10月8日晚抵达后，黄埔军校全校师生动员，耗时一天卸载军火。这些物资及苏联派出的军事顾问，显著增强黄埔军实力，令原本情况大为转变。

部分舰艇船员军官在卸货后，在舰长马克西莫夫率领下，受孙中山邀请乘车赴韶关参加“双十节”联欢。10月9日上午，孙先生在韶关飞机场参与“在韶各军庆祝武昌起义13周年暨北伐军阅兵典礼”检阅部队，受阅部队有黄埔军校第1期第1队全体学员及苏联舰艇官兵、吴铁城警卫军3个步兵连，还有赴韶关参加北伐的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一部分，约有2000余人。在对苏联官兵讲话时表示：“今天是中国革命最令人兴奋的一天，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中国民众将永远不会忘记‘沃罗夫斯基’号的功劳。”同日孙中山致函蒋介石，强调“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苏方顾问切列潘诺夫认为，该舰停泊是“我国坚决支持孙中山政府的一次政治大示威”，并称“俄国武器及时赶来救援，鲍罗廷准确估计复杂形势，最终组织赢得了胜利”。后来蒋介石著作《苏俄在中国》也指：“国父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其根基未臻稳定期间，就有香港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筹集大量武器和金钱，接济广州反动商团，企图叛乱，来颠覆我们革命基地，苏俄乃自动提议愿以无代价的供给我们军械。后来反动商团实行武装叛乱时，苏俄武器亦正在这个时候运到了广州”。

### 广州革命政府内部对北伐或留守广州的争论

此时孙认为“武力解决”遭到广州政府内部除蒋介石和廖仲恺之外的绝大多数军政要人的扺制。孙亦预测时局危急，有舍弃广州并要黄埔军校师生北迁韶关之意图，于是密电蒋率全部学生军离开黄埔，若商团再发生罢市和反叛行为，应将收缴的商团枪弹与苏联军火一同运到韶关，参加北伐或训练卫队之用，“决不瓜分各军”，“然我来韶之始，便有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今兄已觉广州有如此危急，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当机立断，切勿迟疑”，“无款亦出，决不回顾广州”，“陈贼来攻，我可放去，由争食之军自相残杀可也”。

据任大本营参议田桓回忆孙中山当时曾表示：“我之来韶，目的在于北伐，为了破釜沉舟，放弃广州亦在所不惜”，并主张以“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军）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练兵场设在韶关”“请鲍（罗廷）顾问向各专门家代筹妥善，计划及招致特种兵之人才为荷”。

在孙看来，留守广州一方面要面临“英国的压迫”（孙认为“英舰所注意者，必大本营、永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吾人对彼绝无抵抗之力”），一方面又要面临“东江敌人之反攻”（“如再有石牌之事发生，则鹿死谁手，殊难逆料”，“石牌之事”即1923年底粤军反攻广州至石牌一带被击退），加上“客军专横，造成种种犯孽”。因此孙认为广州“不能一刻再居”，而北伐因为有奉系和浙江方面对直军的打击，能够“此次一出”，“中原可为我有”，“百年治安大计，从此开始”。孙亦指示蒋，若无法立即将武器运往韶关，则次选方案是将武器分配给忠于革命、决心“起义杀贼”的部队，需仔细甄选可靠部队，集结后立下决死誓言，“必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维持革命之地盘”，若无此决心，则不惜艰难仍将武器运往韶关训练卫队。

而蒋覆电不同意放弃广州，主张死守黄埔，并劝请孙回广州平乱。“务望先生早日回省，是为今日之成败最大关键也”。蒋认为坚守黄埔岛更重要，而不是按照孙坚持北伐的计划：“不久逆敌必来反攻韶关，各军非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尚请先生临机立断，勿再以北伐为可能，而致犹豫延误”，直到后来晚年败退到台湾，蒋仍然回忆起自己的抉择，认为非常正确：

总理的意思，就是认定粤陈、滇杨、桂刘这伙军阀，既然把广州看成一块肥肉，本党就不如干脆舍弃，使之争食，总理即径自带着革命军去北伐。但是我认为广州和黄埔是革命的根据地，无黄埔，则革命军必无立足之地，无广州，则革命政府即无复保障，更无进攻退守回旋自如之根据，所以广州和黄埔断断不可放弃。我当时就报告 总理：“埔校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必不能轻易放弃此一片干净土的革命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这自然是 总理对我和对军校的爱护，亦由于 总理精诚之所感动，以及我对革命责任之自觉，仍决心死守此一革命根据地的孤岛。后来广州叛乱之敉平，黄埔之成军，北伐统一之局的奠定，实以此为其张本。中共对孙中山倾向于北伐而非留守广州的决策亦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仓促且具有“孤注一掷”性质，不仅无法“通过北伐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对“反革命”做出让步反而“削弱革命力量”，“加剧广州局势恶化”。中共认为北伐实际上只有警卫军、湘军、豫军和朱培德部的直属滇军随行，“缺乏真正革命军”，难以具备“反帝反封建性质”。而孙被国民党右派、中派包围，“高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力量”，反而“助长了商团反革命势力”，导致广州局势的变化。蔡和森则认为北伐是“以广东还诸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及买办阶级”的逃跑投降政策。邓中夏则认为孙的正确决策应是在广东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商团“决一死战”，并指责谭平山率领刚刚组建的工团军、农团军随军北伐“更是错上加错”和“荒谬”。

### 双十西濠口交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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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答允将部分被扣押的武器归还广州商团后，定于在10月10日（即中华民国国庆日）广州西濠口码头交卸。同日，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队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声讨商团的集会，并发动游行。当天，广州商团军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团军在交货地点爆发枪战，造成多人伤亡，是为广州工商团冲突（中国共产党称为双十惨案）。在交火中，革命政府当局李福林的部队和商团站在一边，攻击共产党的工团军，又逮捕多人。

对于此次交火冲突的起因、经过与责任，双方说法存在冲突，各执一词。冲突事件最终导致双方冲突升级，并最终引发进一步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 双方备战与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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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认为商团在双十冲突中的举动是陈炯明进攻广州的计划，急电胡汉民，蒋介石，并指商团与粤军勾结，“商人罢市与敌反攻同时并举，是叛迹显露，万难再事姑息，生死关头，惟有当机立断。如果确有其事，则用干部及其他学生协同福军忠勇之士，临门劝告，如有不从，即日将货铺充公。此事当向西关最反对政府之店户办起，并请将能作衣服之货物，先行运韶……陈贼与逆商本不足平，只要诸兄心决胆定，勿为物议所摇，则革命前途幸甚”。

双十冲突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广州商团。孙在韶关获悉前日事件的消息后，令胡汉民“立即宣布戒严”，但亦认为“北伐重要，不能回省戡乱”。他指示蒋介石收束军校，将扣械和苏联支援的武器运韶。而鲍罗廷立即指示蒋介石向孙中山请战，并称工团军及学生“被商团击毙数十人”。孙闻讯震怒，据侍卫李荣回忆，其愤怒程度“生平以此为最”。鲍罗廷在秘密报告中称，此事件为主张镇压商团的一派“提供了绝妙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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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的授意下，中共广州地委当晚决定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镇压商团，并发动广州及周边工农学各界向政府请愿，准备镇压行动。中共广州地委、青年团广东区委亦发表《为双十节屠杀事告广州市民》书，指出，“广州市双十节的大屠杀，谁也知道是广州反革命的商团所为”，“英国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陈廉伯等洋货商人陈炯明”等，“统都是这次屠杀的最有关系者”，告市民书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解除商团武装，实行国民革命，建立起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中共主张“立即以少数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不出两途: 一是政府塌台，一是商团解散，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

鲍罗廷同时主张成立镇压商团的“革命委员会”，在他拟就的人选中，主张排除汪、胡。而孙开始完全接受该方案，在致函蒋介石时，认为胡汉民、汪精卫可以不加入革命委员会，因为“汉民已失此信仰”、“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同时孙也致函胡汉民，劝其对商团强硬“不可姑息”。后经蒋介石力争，鲍接受“汪进胡出”的折中办法。胡被剥夺“表决权”。鲍则被孙任命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孙缺席时“得有表决权”。10月11日，孙中山组织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特派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陈友仁、谭平山6人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孙电饬胡汉民“立即宣布戒严，并将政府全权付托于革命委员会，对付此非常之变，由之便宜行事以戡乱”。孙于10月12日决定镇压商团，同时又决定不返回广州，12日和13日，孙曾先后两次电令胡汉民将政府全权移交革命委员会。

10月12日，陈廉伯赴港会见陈炯明部将洪兆膦，请求其从东江进攻广州，并据传向港督寻求支持。另外根据事后雪兰莪华侨所说，香港华商总会在12日曾发出通电，为广州商团向华侨募捐：

广州商场再次罢市、反对孙逸仙不依政法、将商团义勇队之军械充公、兼之雇赁俄国兵船、助谋扩展波斯域之计划、按前电已请海外华侨捐助

公安局长李朗如目击这种情形，以局长和商人身份前往叫开木闸，并到亲到总商会召集商人开会，要他们缴械。

黄埔军校此时成为策划镇压商团的大本营。镇压行动发动前夕，鲍、蒋二人频频致电远在韶关行营的孙中山，促其返穗“震慑”。鲍“积极参与了策划反对商团的各种计划”，苏联顾问列密和切列潘诺夫也参与了计划的制定。该计划规定，各军应于10月14日夜或15日凌晨向商团发动攻击。在军事计划中，鲍罗廷将革命政府的军队分为直辖与非直辖两类，非直辖部队即包括“军阀”范石生、廖行超、许崇智所部，若其“不欲举动”则由直辖部队“举事”。

当时，鲍罗廷和胡汉民在处理商团的方式上存有歧见，而且他们所依靠的力量也各不相同。据鲍于10月14日上午写就的《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委员长，蒋介石所领导的军队是鲍罗廷一派的直辖部队，包括：“(1)黄埔学生军；(2)飞机队；(3)甲车队；(4)吴铁城宪兵学校的学生；(5)吴铁城的警卫军；(6)滇军干部学校的学生；(7)陈其美湖南干部学校的学生；(8)工团军；(9)农团军；(10)兵工厂卫队。”这些军队以黄埔学生军和吴铁城的警卫军为主力，其中黄埔一期生499人，警卫军一千五六百人，加上其他几种(除却工团军和农团军，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放火)，共计应3000人左右。除了蒋介石领导的军队外，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更多属于听命于孙中山的非直辖部队，与胡汉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包括：“(1)粤军李济深的第一师；(2)粤军张民达的第二师；(3)范石生的滇军部队；(4)廖行超的滇军部队；(5)许崇智率领的粤军其他部队。”此外，还有李福林的福军，谭延闿的湘军，刘震寰的桂军等，共计不下2万人。后来由商团出资编纂的《广东扣械潮》一书，认为镇压商团的策略应为胡汉民所定，并为“非直辖部队”安排重要角色。

有学者认为，胡汉民在动员李福林的“福军”时使用了“激将法”，使李福林为了避免“串通商团”的嫌疑决定出兵，李指：“大元帅既疑我，我当有以自明。苟政府下令剿商团者，我登同当率兵打头阵”。在确定武力镇压的政策后，范石生和廖行超也曾犹豫不决，主张中立。但是，范、廖此前担任调停，并一直被认为与商团关系良好，其主张遭到其他各军的反对，以“如各人均走，两君岂能在市内立足”相劝告，其后两人改变态度，决定以严厉手段对付商团。其他各军则抱着“趁火打劫”的心态，“讵知胡汉民等已决定以兵力解散商团，各军亦闻令大喜。盖可借端劫掠全省最繁盛之西关商场，而大发洋财也”。

10月13日，根据孙手令，革命委员会飭令胡汉民解散广州商团机关，将商团军缴械。胡汉民宣布广州戒严。大批军队由东江前线亦调返广州：“令警卫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飞机队、甲车队、兵工厂卫队、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学生，统归蒋司令指挥”。同晚，吴铁城的警卫军从韶关连夜赶回广州。

当时一些报刊，如《向导周报》、《申报》等均称孙已经秘密返回广州指挥镇压，但未有确切日期，同时期的国民党机关刊物《广州民国日报》则以辟谣的方式登报否认。部分学者著作，如中山大学学者敖光旭，认为孙嘱鲍及苏联顾问对部队进行巷战训练，以投入战斗，随后于14日夜密返广州。但根据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张秀梅、陈志刚考证，孙在镇压期间并未返回广州，而是一直留在韶关进行相应的命令与部署。孙在事变之后的10月30日才自韶关返抵广州，并在11月13日偕夫人宋庆龄等人启程北上。又如直到后来解密的当时孙与胡汉民、蒋介石等人的通信电报，都是从韶州与广州之间来回。

期间，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等人亦参与临时军事指挥部工作，动员广州工人及市郊农民配合镇压。入夜时分，陈廉伯下令各分团团军于14日下午5时至西关集结，陈廉伯之弟陈廉仲在沙面召集邓介石、李颂韶等商团领袖会议，计划在15日拂晓出兵攻下广州城内省署、公安局以及财政各机关。10月14日，孙又任命胡汉民为代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为秘书，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商团代表此间曾拜会廖仲恺，警告若广州发生战事，损失将极大。廖仲恺则强硬回应，称“广州剩二成人已足”，意指即使牺牲大部分人，保留少数人亦足以维持革命政府。胡汉民同样态度强硬，胡廖均强烈支持对商团采取武力镇压。而谭延恺反对此行动，认为战事将导致严重后果，向孙中山力谏“胜则无市，败则无兵”。与商团来往交涉几天无效果后，胡汉民、卫戍总司令杨希闵会衔布告，限商店于十三日开市，否则予以军事处分。杨希闵以交涉几天毫无结果，下令要烧木闸，交任务给公安局，要李朗如率领福军焚烧太平门木闸。李朗如则要求给更多时间，并“不愿意焚烧自己的家乡”。最后决定胡汉民决定把李朗如留在省长公署，看管达四小时后，后杨将李撤职，以吴铁城继任。吴铁城在接任一个小时后，立即下令把广州西关的电话线完全测断，阻止商团的联络。

胡汉民于13日下午4时半在广东省署召开了紧急会议，“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许崇智、刘震寰等代表均列席，讨论应付方法。会议亘十小时之久，最后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由范廖两人出名向商团劝告，着令即日开市。倘仍属无效，则实行以武力解决”。

入夜时分，陈廉伯下令各分团团军于14日下午5时至西关集结。当晚，陈廉伯之弟陈廉仲在沙面召集邓介石、李颂韶等商团留市各分团长及总团部重要人员在沙面召开了紧急会议，由李颂韶主持，会议久而未决，一部分也想开市暂时缓和一下，但总团部秘书关楚璞坚持不可，遂散。会议计划在15日拂晓出兵攻下广州城内省署、公安局以及财政各机关。

14日拂晓，商团军在西关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发布紧急戒严令。商团于西关张贴“孙文下野”、“打倒孙政府”等反孙传单标语，“市中攻击政府及求孙文下野之传单，散布各处”，更有“以孙文之肖像粘贴张傍，用钉钉之者”。“又剪出报纸或书刊上的孙中山像，剪开两截或两片，倒贴街上，有些像之双目被挖去，伴以一联曰:“一世只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

商团的军事部署包括，在广州市内，将全市枪支集中西关，架设天桥、炮台，沿长庚路、丰宁路、太平路至西濠口等要道，于西门口、白糖桥、太平桥、普济桥等街口设木闸、沙包，拆街石筑堡垒，分队驻守。武装团员分组巡逻西关至西门一带，部分配备武装汽车。商团联防总部秘书长关楚璞在部署期间亦则拜访驻亚洲酒店的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争取其在起兵时“严守中立”的密约。在广州市外，则策动各县镇商团、乡团围攻广州，鼓动粤汉铁路沿线新街、源潭、琵江等地民团响应，计划若北伐军回援，即破坏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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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驻广州领事报告，认为商团以推翻广州政府，夺取政权为目的，来赢得滇军的支持。商团方面认为以滇军范石生、廖行超与福军李福林均表同情，又有各县乡民团为后盾，及外国领事团的同情，以为孙政府不会采取激烈的武力，故集中西关，戒严防御，拒绝复市。孙亦从韶关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廖行超、范石生二人，要其“务要拥护革命委员会”。而港英舆论本认为李福林为河南统治者和广州市长，本应支持商人，但出人意料带领部队攻击并参与抢掠。滇军范石生、廖行超原本被认为是调解者，可能倾向于支持商人，但他们选择中立，仅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部分士兵亦加入了进攻。

“广州政府既下14日解散商团没收团械之命令，即分令滇湘桂福等军及警卫军，分赴西关毁拆街闸”。“当布告发出后，当局犹以为商团可以威吓，自能贴伏缴械。不谓商团中人，既抱与械存亡之念，解散令下，益紧闭街闸，于扼要路口堆叠沙包，预备决一死战”。共产党的杂志《向导》则报道，港英政府“从香港暗输军火给陈炯明，以香港为陈炯明阴谋密探的中心地”，“令攻广州”，“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利用广州的买办阶级，暗输军火给他们，组织所谓商团，阴谋直接扑灭广州革命政府”。当日，孙中山命令胡汉民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廖仲恺为秘书，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各军出动平叛。

孙文发出“平叛”手令后，与苏俄政府代表鲍罗廷为顾问，并下令胡汉民并转告杨希闵、许崇智、刘震寰、李福林：“收缴商团枪支刻不容缓，务于二十四点钟内办理完竣，以免后患”“否则，东江逆敌反攻，必致前后受敌”。根据日后在美国发表的鲍罗廷本人所作的报告，是日会议中，即决定以全力围攻西关，限于24小时内结束战斗，一鼓扑灭商团。各小队伍如工团军，甲车队等统归蒋介石指挥。又以汪精卫为政治部长，周恩来，廖仲恺，谭平山等三人副之，以“筹划革命委员会及各军队的行动”。蒋中正随即将黄埔学生调入市区。

### 西关战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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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商团称，“担任总攻击者，为许部之张民达旅、许济旅，福军数千，吴铁城警卫军全部，警察游击队。工团军则担任纵火，滇桂湘军则担任警戒。其攻击及防备之点全在西关”。

14日下午5时半，在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下，黄埔军校第1、2期学生军，桂军、滇军、湘军、福军、铁军、廖仲恺的工团军、彭湃的农民自卫军、兵工厂卫队，以及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两路学生军，手持各种轻重型武器进攻西关，公安警察、消防队亦协助战斗。许军张民达、许济等部在黄埔军校学生队及湘军一部协助下进击西关等一带，李福林部攻击太平门、西堤一带，由太平、丰宁两路进攻，莫雄部队由西门马路进攻，林树巍所领一师由省长公署出发，向西瓜园进攻。吴铁城之警卫军进攻普济桥、回澜桥等处，滇军则留守地盘长堤、沙基、黄沙等地。警卫军同时和黄埔学生军担任清剿的任务。两方相持均四五小时后，吴铁城遂开炮轰击西关。

10月15日凌晨4时，革命委员会发布总攻击令。商团军在暗夜中还击，战斗打响。在太平门、普济桥一带，双方激烈交火，反复拉锯，战况异常惨烈。至天明时分，商团退守西关内围，以街闸为护，与政府军互相射击。西濠口和太平南一带，战况最为激烈。商团总部在最紧急关头，亦曾在禺北及花县需求民团增援，发给枪枝，迎击政府军队。

由于商团在西关修有牢固的工事，政府军“为速战速决，完成任务”，“用火油燃烧栅闸，又以小钢炮扫射高楼大厦”，由消防队的救火车载煤油，喷射接连马路的竹木栅，引火焚烧。理发工人则趁南风甚急之际担任放火。因此政府说在军事行动中，“出万死不顾生作政府军队的内应的，就是工人”。由于西关房屋密切相连，材料又多用木材，一时火势蔓延，无法控制。下午2时左右，在大火中商团遂停止其抵抗。部分部队循西关三圣社、泮塘等地出禺北向江村方面陆续撤退。当商团败退时，驻防西关的滇军曾为其指点退路。但廖行超又布置他自己的部队在退路上缴获商团的军械。最终，武装商团的一万二千人并击溃缴械。

广州市公安局战后根据政府的命令，按照商团名册 (事先公安局已作过细致调查)，对商团实行缴械、罚款。到了晚上，大部分西关已在火焰之中，受到严重损坏。目击者报告称政府军占据屋顶，向逃出街上的人，不分商团难民，乱行射击。有大群难民逃往太平马路，被政府军迫退回火区，直至焚毙。战斗过后，西关“全城抢掠殆尽，人民死伤遍地”。然而大火仍在燃烧，甚至连16公里外的佛山都能看到火光。大火到17日晨，才自行烧尽。日本领事天羽也记述此为“广东市前所未有的事件，火灾延烧至16日上午6时才逐渐平息”。而在战斗中，孙文的旗舰“永丰号”因外国军舰炮艇的存在未参与战斗。商团失败后，仍有少数人员因西濠口大新公司领有香港政府执照、高踞该公司楼上放枪狙击密击政府军。孙文则令胡汉民将该公司占领充公。

根据中共建国后采访亲历者的回忆，在商团军败退期间还发生商团杀害理发工人事件，回忆者指“理发行在从前曾请求加入商会商团，但会和团这两个组织都是资方的集团，理发店除老板一人是资本家外，其余都是工人……且又上承清末贱视‘剃头仔’的传统思想，拒绝其加入”，“故事发时他们站在政府一面反对商团”。当时商团发现一家理发店中有纵火用的工具，指其企图放火，枪毙在街上。商团领袖陈恭绶遂则指“理发工友放火，在败走时见了理发工人，不问情由，当场枪毙，或推下河中溺死。西关一带被惨杀的理发工人达十九人。”

据日本驻广州领事天羽的报告，胡汉民政府当时亦向英法总领事要求取缔及引渡身处沙面的“阴谋者”陈廉伯、陈廉仲等人。而英法总领事表示，除国际法认可的政治犯庇护外，严禁将沙面作为政治争端的根源。当时逃入沙面法租界的商团干部，希望日本、法国领事对冲突进行调停。但领事表示“除保护在留民生命财产外，不愿干涉中国内部纷争，但对广东市民当前的悲惨处境深表同情。因此，在不损害政府或商团利益，且不引发内政干涉嫌疑的范围内，若有任何可行方法，愿非正式提供斡旋”。最后陈廉仲在英国总领事的警告下，于15日晚乘船前往香港。孙政府方面认为商团得到英国援助，对英国抱有强烈反感，其机关报持续攻击英国及英国总领事。但天羽认为商团应未直接从英国总领事获得任何援助。相反政府背后有俄罗斯代表的积极活动。

混乱之中，陈廉伯从沙面乘船流亡香港。商团副团长陈恭绶下令全军投降。胡汉民宣布通缉陈廉伯、陈恭绶、关楚璞、邓介石、何盈光等九人。政府方面也向未遭受损毁的商户收取保护费，“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政府16日发出“安民布告”，17日令全市复业，滇军挨家挨户收缴商团枪械。18日，胡汉民下令广州市区解严；政府军在城中举行“平叛庆祝”。孙又两次电令胡汉民，嘉奖平定叛乱各军，并勒令各军对“未附乱”的各县商团一律保护。“前日占领之商团总所、分所、各机关房屋，当悉行充公”，“永不发还。”政府方面也向未遭受损毁的商户收取保护费，“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

孙于15日晚电示胡汉民处理善后事宜:“未入商团之商店，应严令即日开市。其已入商团者，应分别处罚，为首者没收财产，附从者处以罚金，论情罪轻重，由数百元至万元作北伐军费。”胡等遵令执行，按商团名册，逐店追缴枪械。每缴枪一枝，并罚缴现款二百元。商店均照罚缴，乐免追究。19日，路透社在广州发电报导：“孙中山命其部下向十五日未遭殃之户，征收三个月之房租，以充北伐军费。并言陈炯明如攻入广州，则彼与部下或复将焚烧全城，故当速助款以拒陈军”。10月24日，孙中山令免予处罚各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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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福军攻进太平(路)内街、桨栏街、登龙街，搜劫各银铺、当押铺、金铺。预先在长堤泊大船多只，把搜劫的白银、现钞、贵重物品无数，搬至码头船内，运归河南住屋中。滇、桂军同样参与抢掠。后部分经过负责巡查市区和维持军纪的黄埔学生军制止后，抢风始息。在逃难的平民试图携带财物逃离，亦遭到士兵的抢掠。《华字日报》描述情形如下：

计十五日之一天，大焚劫后，商民之希望孙政府停止焚杀，殆与满清兵入粤时，自第一甫杀至第十九甫止，市民叩头谢恩，请勿再杀，（今谢恩里即此役纪念）同一情形；而暴兵于十六日仍大焚大掠如故，广三码头之放火焚毁，万目共睹，皆知为福军放火，而十六日下午，长堤一带又抢劫如故。至十七日，本为暴政府征服商民之第三日，而暴政府仍未宣布解严。福军把守太平路禁止行人，张民达所部大焚大掠后，又在惠爱西路捕杀人多名，被杀者有穿便服，如普通商人者，不问何故，捉到就杀，商民生命危险如此。

西关以外，商团与政府军亦发生战斗。10月16日，报载：“佛山商团联合九十六乡民团，16日攻在佛滇军，在通济桥一带剧战。滇军败退出佛山，吴铁城赴援，在五眼桥被团军击败，退至石围塘。”10月19日，“闻北路商团民团围兵工厂，顺德商团民团占大良城，东路商团民团现攻虎门。……闻洪兆麟攻占虎门炮台，林虎围增城，孙令许崇智速派援军。”

## 伤亡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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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事变中的伤亡与损失，两方有差距很大的统计数字，按照当日政府的官方报告，政府军死伤100人，商团死伤较少，焚毁房屋580间，被抢房屋1881间，损失190万港币，平民受伤仅数人。香港《士蔑西报》则统计政府军死100人，商团死亡200-300人，焚毁房屋3000间，大小街道30余条，损失5000万港币，平民死亡1700-1800人。而美国领事的报告则统计各方军队共有数百人死亡，焚毁房屋1100间，受抢房屋600间，损失3000万港币，平民死伤远超过士兵。有资料称这次事变中的财产损失接近5000万港元，平民死伤约2000人。而据20日香港报刊的报导：（一）先抢劫，后焚烧的地点，统计大小街道三十余条，商户约二千余家，损失五千万以上；（二）抢劫地点，统计大小街道六十余条，商户一千余家，损失不可估计。其中，黄飞鸿的“宝芝林”就在此次事件中焚毁。当时的名记者林白水记述：“广州西关的兵火惨劫，所杀害的人命千百条，所丧失的财产五千余万，所焚毁的家屋商店二千余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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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安街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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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行被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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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龙桥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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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衣街被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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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豆栏被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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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济桥被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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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桨栏街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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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面桥附近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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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笼街被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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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口被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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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濠口被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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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口被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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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寿东街被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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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寿西街被焚状况

10月25日，有报导统计：“当战争起时，各处均有火起，由15晨延烧至16早始熄，闻系因战事期内，无人赶救之故。其邻于火灾地点之居民，则哭声震天，多有慌至不能行者……南路、白糖街、乐善戏院、青云里、三界庙、长寿街、芦排巷、下九甫、十三行、浆栏街、第八甫、西濠口、二马路、太平路、打铜街则由东方烧至第八号意记祥及对门大兴，再隔数店，烧去43号刘诒斋、45号心泰及24号白泰来，直至16号瑞元店止，浆栏街西便烧至65号及69号浩隆止。西荣巷烧至41号德安堂，及对门怡珍、灯笼街则由东而西，烧去一半，至于十三行。普济桥、迥澜桥一带，已尽数焚去。乐善戏院前长寿街水塔脚烧去数十店，西门直街烧去数十间，第八甫北便烧至锦经纶，对门烧去生聚店，又状元坊口烧去七八户，又普济街、仁安街、同兴街、豆栏街、源昌街、东西中三约、靖远街、故衣街、装帽街、宁远坊等，或烧去大半街，或十余店。又第五甫闸脚起，烧至青紫坊金泉茶店，第三甫烧至第二甫，又上九甫则烧去数店，只十三行一隅，约烧去店铺三百间，总各处而计，约有千间，此次火灾之损失，约在千余万之巨。”

10月18日，日本总领事报告中统计的伤亡损失则为：烧毁房屋约700间，战死军人约300人，火灾及掠夺损失约3000万至4000万元。对于冲突中外国公民的受害情况，葡萄牙提议各领事将本国公民受害情况统计汇报，由首席领事统一向中方报告。最后初步统计外国公民财产损失为：日本及法国各2件、葡萄牙4件、德国1件，原因为火灾或掠夺。由于北京政府将广东革命政府视为叛乱团体，各领事同意同时向广东政府及北京政府交涉。赔偿要求仅针对火灾或掠夺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未涉及人身伤害时，不要求惩罚责任人）。

## 各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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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广州革命政府（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其支持者苏联认为，事变是广州商团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生的“叛乱”，而事变中损失的责任主要在商团一方。另一方面，广州商团及其支持者（包括海外和外地的粤商团体、以及陈炯明、邓本殷等反对广州革命政府的粤军将领）将广州革命政府视为苏联支持的“赤化”势力。双方对事变的反应不一（见主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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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议与评价

广州革命政府认为，孙中山的北伐对手直系军受英美两国支持，而任广东省商团军总团长的陈廉伯又是英籍华人，广州商团的活动受到英美的支持，以牵制北伐进程。事变发生于北伐军入赣之际，吴佩孚有进行军事行动之举。但有学者认为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南北各大军阀，都没有给广州商团以实质的援助，而在广州商团采用共议机制，陈廉伯的个人作用不大。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邱捷认为广州军政府武力镇压的决定得到黄埔军以及中共领导的工团、农团的支持，且获得苏联帮助。站在商团一边的只有商界，其处境实际上非常孤立，因此商团迅速被击垮，事变迅速被平定。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学者敖光旭认为，共产国际是事件的居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而在事变中，共产国际和中共第一次成功地在中国“引入”了一场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它预示着中国“阶级革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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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扣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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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扣械潮》列举的应为广州浩劫负责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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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扣械潮》列举的应为广州浩劫负责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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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后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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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后之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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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后之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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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后之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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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后之广州

### 广州革命政府的“共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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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变前后，广州商团及其支持者（包括香港商界以及海外广东华侨团体、以及陈炯明、邓本殷等反对广州政府的粤军将领）多次指责，当时正在与苏联和中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府“实行共产”或“将行共产”。而国民党及广州革命政府则多次否认相关的舆论，认为是谣言。

如1924年5月广州军政府宣布实施“统一马路业权法案”时，没收西关马路两边商店业权并下令所有组户改向政府交组，商人认为这是“试行共产之初步”。对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邱捷认为，广州商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而孙政府并不想实行“共产”，而且多次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这个立场，并强调国民党的纲领，只有维护而没有损害城市商人利益的内容。邱捷也认为“统一马路业权法案”只是政府为增加税收和改革广州商业而作的一项新政策，与“共产”风马牛不相及。

9月30日，前广州市长孙科接受记者采访，谈话称：“广州有一新闻通信员，以为吾人凡事皆经赤化，因向外报告谓吾人皆属赤党，国民党亦变化赤党。此殊未近乎事实，国民党仅有共产党数人为中国共产党分子，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乃属两事，前国民党于广州举行大会讨论改组，共产党员亦预焉，然其除于数问题与多数党员意见不同外，未尝违反国民党党纲及主义。共产党在俄国，吾人并不以为其系成功，亦不认共产党之主义在现在即可施诸中国。”同时，广东省长廖仲恺也表示对“散布当局将实行共产之谣言者”将“严惩不贷”。

## 后续影响

此事使得被击败流亡的广州商界人士开始倾向于陈炯明粤军。10月底11月初，流亡香港的陈廉伯在一家俱乐部请陈炯明代表宴会，商谈如何补救商团失败后仍保持在广州的潜伏力量，及与陈炯明此后如何在行动上互相配合等问题，并“请先救粤”。陈炯明表示“我粤前为孙陈对峙，今变为百五十万粤人与孙政府对峙矣，欲有粤人，须无孙政府，使有孙政府，即无粤人，予必徇民意，使孙政府不能存在”，又重申支持联省自治。湖南赵恒惕代表也表示支持联省自治。续后又谈了一些要向全国公布广州政府“摧残商场、屠杀商人、杂军洗劫商店”等种种情况，并要联络大小报纸，以揭露“广州政府暴行”。商团也派关楚璞携广州焚城的相片赴天津进行宣传联络。

广州商团事变后，中共组织领导的广东工团军、广东农团军任务基本完成。1924年10月19日，广州工代会召开大会，决定工团军服务期满后退伍。10月30日，在广州惠州会馆举行退伍仪式，由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秘书，中共党员冯菊坡主持，廖仲恺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发表演说，场面热烈。工团军正式解散，其成员多返回工会或加入其他国共两党的武装。同日，随着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学员毕业，农团军亦正式解散。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建立自身武装的重要性，促成其第一支武装力量的形成。周恩来在战事中作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后来他建议改组孙文原表现不佳的铁甲车队，获批准后成立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成为中共掌控的第一支武装。同时，黄埔军校师生参与战斗，首次实战锻炼第一期学员，于10月19日毕业，部分成为教导团骨干。战后其缴获约9,000枝枪械（连同被扣团械及苏联武器）为教导团提供主要武器来源，结合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干部条件，推动第一、二教导团于11-12月成立。此举标志中共从政治动员转向军事建设，增强革命影响力，为日后独立武装发展奠定基础，反映事变对中共军事策略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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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在广州结束后，受到冲突本身性质的刺激，广东部分地区的地主和乡绅力量采取了更强烈的针对当地中共及农会组织的立场。以花县为例，当地地主在1924年中成立了“田土业权维持会”和“花县民团总局”，并得到一些前清官员和陈炯明旧部的支持。这些组织在商团事件期间试图配合广州商团的军事行动，事后则继续以解散当地农会为目标。双方继续在地方爆发持续的冲突，直到1927年清党。孙文离开广州北上之后，军中一些原先同情商团的将领（被中共划分为国民党右派）逐渐公开反对国民党关于农民的政策。滇军将领范石生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农民政策“危险”，认为与商界决裂是重大错误；粤军的李福林则拒绝执行支持农会对抗民团的命令。

部分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学者认为，共产国际对商团事件的介入，不仅巩固了广东这个“世界革命的车站”，而且在新的高度确立了苏俄在远东的“新兴权威”。由于共产国际“远东路线”的突破，其“世界革命的重心开始由欧洲移往远东”。事件为鲍罗廷成为“南中国的无冕之王”。苏联顾问切列帕诺夫认为事件使孙中山走上了“彻底反帝的道路”，并成功打击了怀疑和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右派”。

事变之后，新政权的税收与局势的动荡使得在广州的美国籍华人感到恐惧不安，国民党拥抱反帝国主义，使得大批美籍华人选择移居更稳定的上海、香港乃至回流美国。由于事件的暴力程度远比以前广州发生的严重，许多美籍华人寻求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保护。一位美国公民的妻子因被军队怀疑是商团军成员而向美国领事馆求助，也有非美国公民的广州市民询问美国领事馆是否可以付费悬挂美国国旗，以寻求保护。而由于对国民党的失望，国民党海外党员数目下降，从海外华人中得到的捐款从1922年的数万美元，跌至1924与1925年的数百美元。

美国华人返回广东经商或定居的数目亦出现明显变化。1922年，逾150名美籍华人向美国政府申报将永久返回中国，主要落脚于广东地区。然而仅两年后，同类人数骤减超过三分之二。与此同时，选择自中国返回美国的人数显著上升：1923年约有1,600人返美，至1925年几乎翻倍。许多美籍华人虽未完全撤离华南，但选择将家人迁至较为安全的香港，导致当地美籍华人人口在1921至1931年间增长一倍。

事变之后，澳门也迎来大量的难民避居，使得1924年底澳门人口首次突破十万大关，增至193175人。事变平息以后，避居澳门的难民，大部分返回广州。

## 纪念

此后流亡香港的商团成员坚持在多年的10月15日举办纪念活动，并称商团死者为“广州甲子岁粤省商团殉难先烈”。1925年10月15日事变一周年，流亡香港的商团成员在些利街举行纪念会，设佛坛悼念公祭事变中战死的商团军，并指是“殉难先烈就义周年”，设联“大众毋忘此日。看仇雠暴至何时”。陈炯明、唐继尧等联省自治派政界人物皆送上挽联，如“民治之盾”、“反共先驱”、“自卫之道。在实行不在空言。抉颈陷胸搏豺狼，卓尔诸君，百粤男儿好模范”等。1927年事变三周年时，商团成员又在士丹顿街万善寺设坛纪念。直到1932年事变八周年、1933年九周年时，在香港的陈廉伯、邓介石等人仍然进行公祭活动，在坚尼地道素食馆设坛追悼，并开法会超度事变死者，“藉彰义烈”。

## 外部链接

- 黄埔军校同学会
- 孙果达：鲍罗廷的绝密使命，党史纵横
- 蔡和森：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
-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
- 香港华字日报，1924
- 张秀梅、陈志刚：《关于孙中山与商团事件的两个问题辨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2期。
- 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 敖光旭 中山大学历史系. 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孙中山及国民党镇压广州商团的原因及其影响. 中国评论.
- 张俊义：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 基本资料

- 属于：军阀割据时期、国民革命
- 日期：1924年8月—1924年10月
- 地点：中华民国广东省广州市及佛山、东莞、清远等一系列商埠
- 方法：罢市
- 结果：广州军政府击溃商团并缴械、商团战败解散，其领袖通电下野并外逃、难民潮涌入香港、澳门等地
- 参战方一：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党军 提供支援及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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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
- 参战方二：广州商团、广州以外的冲突及罢市:、广东全省商团军联防总部、佛山商团、清远商团、东莞商团、及珠三角其他各地的商乡团 外交支持：、大英帝国、英属香港
- 指挥官一：孙文、蒋中正、胡汉民、廖仲恺、周恩来、谭平山、陈友仁、许崇智、吴铁城、李福林、杨希闵、范石生、谭延闿、路孝忱、樊锺秀、彭湃、鲍罗廷
- 指挥官二：陈廉伯、陈廉仲、陈恭绶、李颂韶、邓介石、关楚璞、何盈光、邹竞先
- 备注：损失及伤亡：损失接近5000万港元，平民死伤约2000人
- strength2：约13000人
- strength1：约25000人
- 单位：广州商团军
- 单位：黄埔学生军、广东宪兵军校生、建国滇军、湘军干部学生军、广东警卫军、大元帅府飞机队、甲车队、广东工团军、广东农团军、广州公安局、消防局、广东兵工厂卫队、建国粤军、建国滇军、建国湘军、建国桂军、建国山陕军
- 头衔：1924年东莞商团-驻军冲突
- 属于：广州商团事变
- 日期：1924年8月28日-9月1日
- 地点：广东省东莞县
- 结果：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后政府军退缩，后经过德国牧师调停后停战达成和约
- 参战方一：广州革命政府建国桂军
- 参战方二：东莞商团、东莞各地乡团
- 指挥官一：刘震寰
- 指挥官二：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