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缩写 COI），指个人或组织涉及多重利益时，服务于一方利益可能损害另一方利益的情形。当个人同时承担两种社会角色，产生对立的利益或忠诚义务时，就会出现利益冲突。利益可以是金钱性质的，也可以是非金钱性质的。利益冲突的存在是客观事实，而非主观心态，本身并不表示任何失职或道德错误。但在涉及信托义务的决策过程中，必须清晰识别相互竞争的利益并严格确立分离程序。

一个被广泛采用的定义是：“利益冲突是一组情境，在该情境下，关于首要利益（如患者福利或研究的有效性）的专业判断，有被次要利益（如经济收益）不当影响的风险。”首要利益指专业或活动的主要目标，如保护客户、患者健康、研究诚信和公职人员的职责。次要利益包括个人收益，不仅限于金钱利益，还包括职业晋升的渴望、为亲友提供便利的意愿等。利益冲突的规则在公共领域主要关注财务关系，因为财务关系相对更客观、可量化，且通常涉及政治、法律和医疗领域。利益冲突常出现于公职人员或律师身上。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利益申报制度让公众监察，便很容易引起利益冲突出现。

然而利益冲突在任何行业、任何领域都有可能出现。像例如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有时也会面临利益冲突，一些企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润，因此可能会赞助某些学者的研究，使其作出有利自己企业的研究成果。在研究中，利益冲突可以透过财务或非财务的形式呈现，而研究人员也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有利赞助者的偏见。

## 类型

### 常见形式

最常见的利益冲突形式包括：自我交易（self-dealing），即控制某一组织的官员使该组织与其本人或其关联组织进行交易，该官员处于交易的双方；外部雇佣，即一份工作的利益与另一份工作的利益发生冲突；裙带关系（nepotism），即配偶、子女或其他近亲属被雇用，或向亲属或其控制的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许多雇用申请表会询问申请人是否与公司现有员工有亲属关系，以便在有利益冲突时安排相关人员回避。其他形式还包括接受与自己有业务往来者赠送的礼物，以及“炒作抛售”（pump and dump），即股票经纪人先抬高自己持有的证券价格再抛售。

某些不当行为有时被归类为利益冲突，但可能有更准确的分类。例如，接受贿赂可归类为腐败，将政府或公司资产用于个人用途属于欺诈，未经授权分发机密信息则构成安全漏洞。

### 法律专业

利益冲突被认为是现代律师面临的最普遍问题。法律冲突规则的核心是律师的两项基本信托义务：忠诚义务和保密义务。律师对客户的忠诚义务是律师—客户关系的基石，源自任何人都不能同时服务两个主人的原则。同样基本的还有律师维护客户机密的义务，这保护了客户可以无惧泄露地向律师充分披露所有事实的合理期待。

利益冲突规则的基本表述是：如果律师对客户的代理存在“因律师自身利益，或律师对其他现有客户、前客户或第三方的义务，而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的重大风险”，即构成利益冲突。法律上通常区分两种利益冲突：同时性冲突（concurrent conflict），即律师同时代理利益对立的客户；以及连续性冲突（successive conflict），即律师拟代理与前客户利益对立的新客户。在专业服务领域，利益冲突是指委托人的利益与提供专业服务者本人或其所代表的其他利益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对抗，可能导致委托人利益受损或专业服务品质实质性下降。专业服务过程中有义务在接案前进行利益冲突查证，发现存在利益冲突时必须向委托人说明情况并主动辞去委托。

### 政府官员

政府官员面临的利益冲突是政治伦理的核心议题。公职人员被期望将公共服务和选民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利益冲突规则旨在防止官员在可能被合理认为违反职责义务的情境下做出决策。然而，立法机构中的利益冲突规则面临独特困难。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言，立法者应与选民“利益相通”，立法者无法在不代表部分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充分代表选民利益。问题在于如何区分特殊利益与全体选民的普遍利益。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政治竞选捐款造成的利益冲突。在美国，金融业在1998年至2008年间向政治竞选捐赠约17亿美元，在游说上花费34亿美元，共计51亿美元。一些研究指出，这种金钱影响为立法者制造了利益冲突，使其可能缺乏动力制定有损金融业利益的政策，而非保护公众。此外，“旋转门”（revolving door）现象——即政府官员离职后为其曾监管的企业工作——也为所有公职人员制造了利益冲突风险。

在台湾，2000年制定公布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系规范公务员利益冲突回避的主要法律规范，立法目的在于促进廉能政治以遏阻贪腐及不当利益输送。该法定义“利益”包括财产上利益（动产、不动产、现金、存款、有价证券等）及非财产上利益（任用、升迁、调动及其他人事措施）。该法第五条定义利益冲突为公职人员执行职务时，因其作为或不作为，直接或间接使本人或其关系人获取利益者。在香港，政府规定公职人员须申报个人及配偶之资产及职衔，行政长官须于就任时向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申报财产，此外亦有法律防止公职人员以权谋私。

### 学术研究与医疗

学术研究中的利益冲突可通过财务或非财务形式呈现。企业为维护自身利润，可能赞助某些学者的研究，使其做出有利于赞助企业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也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有利于赞助者的偏见。在医疗领域，制药行业对医学研究的影响一直是重大关注点。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大量学术机构”对机构审查委员会与行业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指引。

2012年，为回应经济学界未能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可能助长了危机的批评，美国经济学会（AEA）采纳了新规则：经济学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时须披露财务关系和其他潜在利益冲突。支持者认为，此类披露将通过提高透明度来帮助恢复公众对经济学界的信任。

### 金融业

金融业中的利益冲突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受到广泛关注。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大衰退部分是因为“银行家贪婪地行事，因为他们有动机和机会这样做”。他们通过使消费金融产品变得复杂来收取更高费用，而不够知情的消费者未能找到更好的选择。纪录片《监守自盗》聚焦经济学家与华尔街企业之间咨询关系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批评者指出，许多受华尔街公司聘为顾问的金融经济学家反对对金融业进行监管，这并非巧合。

在证券行业，股票分析师可能因与投资银行部门的利益冲突而发布有利于特定公司的研究报告，从而误导投资者。为应对此类问题，许多国家已制定法规要求金融机构建立“中国墙”（Chinese wall，即资讯隔离制度），以防止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资讯流通导致利益冲突。

### 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中的利益冲突可表现为多种形式。媒体所有权集中可能导致报导偏向所有者利益；记者持有报导对象公司的股票可能影响报导的客观性；业配文或赞助内容（sponsored content）模糊了编辑独立性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界限。许多新闻机构制定了行为准则，要求记者避免实际或表面上的利益冲突，包括禁止接受消息来源的礼物或免费旅行，并要求披露可能影响报导的财务利益。

## 防范与缓解

### 利益申报

利益申报（disclosure）是防范利益冲突最基本的方法。政治人物和高级政府官员通常被要求每年披露财务信息，包括股票、债务和公司职位等。为保护隐私，财务数字通常以范围披露。某些专业人士依据其所属专业组织的规则或法律规定，须披露任何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在某些情况下，未能充分披露构成犯罪。

然而，关于利益冲突披露效果的研究结果不一。2012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医学院教育者对临床前医学生的例行利益冲突披露，与学生对某些行业关系设限的意愿增加相关，但学生对披露价值、行业关系对教育内容的影响或存在相关利益冲突的教师授课的看法并无变化。在某些情况下，披露甚至可能产生“反效果”——研究显示，披露利益冲突可能使顾问更不愿调整建议以避免偏见，因为他们觉得披露已经免除了他们的道德责任。

### 回避

回避（recusal）是要求存在利益冲突的人不参与相关决策。回避的要求因情况和专业而异，可基于常识伦理、成文伦理规范或法律规定。例如，当政府机构的理事会考虑雇用咨询公司时，如果被考虑的一家公司有理事会成员的近亲属为合伙人，则该理事会成员不应投票决定选择哪家公司，实际上甚至不应以任何方式参与决策。法官也应在存在个人利益冲突时从案件中回避——例如法官曾以其他司法角色参与过该案件，或案件一方律师是法官的密友，或案件结果可能直接影响法官本人。

### 盲目信托

盲目信托（blind trust）通过将受益人的资产交由独立受托人控制来缓解利益冲突。独立受托人须有权在不知会受益人的情况下出售或转移利益，从而使受益人对官方行动如何影响信托持有的私人利益“视而不见”。例如，持有可能受政府政策影响的公司股份的政治人物，可将这些股份放入以自己或家人为受益人的盲目信托中。然而，盲目信托是否真正消除了利益冲突仍有争议——在某些情况下，盲目信托可能反而掩盖利益冲突，因此在英国，通过掩盖真实捐款者身份的盲目信托为政党提供资金是非法的。

### 撤离与其他措施

有时，被认为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人会辞去职位或出售持股，以消除未来的利益冲突。例如，英国国家打击犯罪局非执行董事埃文斯勋爵（Lord Evans of Weardale）在涉及汇丰银行的避税争议后辞职，以避免出现利益冲突。在大型律师事务所中，通常采用“伦理墙”（ethical wall，即资讯隔离制度）来防止律师团队之间的机密信息流通，从而在保持客户关系的同时管理潜在冲突。

利益冲突的防范具有重要的心理学和伦理学基础。研究指出，人类在面对现实利益时，可能无法抵御诱惑而背离良心。在一项伦理实验中，约64%的人声称不会为了钱而给人电击；但同样的实验表明，在碰到真实利益时，绝大多数人（96%）都会选择电人拿钱。对这些人大脑活动的观察显示，他们拿钱时内心很挣扎，但最后良心依然抵不过现实利益的诱惑。这一发现强调了建立完善的利益申报制度和制度性防范措施的重要性——不能仅依赖个人道德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