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两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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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两改元的讨论起自清末货币制度本位之争和单位之争，最后社会意见以统一币制以实行银本位，然后再过渡到金本位为主流。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条例》确立元为官方货币单位，然而并没有强制废除两制，社会上使用两的风气移植延续到了民国时期。随着银元的流行和银两的缺乏，社会上废两改元的意见越发成熟，1933年国民政府宣布正式“废两改元”。

## 背景

### 钱庄与清末民初币制

由于中国币制之紊乱，钱庄也在明代中后期由经营金银器饰制作的钱铺、金店转型为经营钱币兑换的金融业组织，并扩展出存款、贷款和票据业务。作为中国本土固有之金融组织，钱庄分布广泛，其无抵押贷款的经营模式较为符合国人之传统习惯，经营客户不仅包括各大城市的中小商人，还有广大的农村农户，因而在鸦片战争之后也成为了中外贸易以及口岸与内地经济联系的中间人。钱庄发行之票据称之为“庄票”，其大致对应现代金融之不记名本票，既有见票即付的类型，也有允许到期兑款、相当于远期本票的“远期庄票”，“远期庄票”在到期之前也可以像现金一样在市场流通，也可以向钱庄贴现兑款，而为了便利庄票的流通与清算，同一地区不同钱庄之间也形成了同业组织和同业组织内部定期清算“庄票”的“汇划”制度，各地钱庄之间的联系也越发紧密，最终形成了以上海钱业公会为首的全国性组织。

外资银行主要分布于以上海为核心的各大通商口岸，资本较中国本土金融组织较为雄厚，并且有着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最初的核心业务即为在华经营的本国商人结算外汇，尤其是中国银两与外国货币之间的汇兑，随后扩展至存款与贷款业务、金银进出口、纸币发行等业务。由于清末以来中国政局紊乱、财政困窘，中国虽然不是白银的主产地却将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因此外资银行可以通过控制中国的白银进出口来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权。不过，由于列强之间利益不同，外资银行不同而冲突、合作并存。

### 白银进出口与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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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以前，英国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每日挂牌决定中国的货币汇率，外资银行通过控制白银进出口控制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借由外汇市场的“镑亏”牟取利益。外资银行不仅控制了中国的外汇交易市场，还可以通过外汇投机影响中国的经济循环，乃至于在危机时刻加剧中国的金融恐慌；在另一方面外资银行的在华经营也刺激了中国金融业发展，早期华资银行则在外资银行和政府干预的影响中应运而生。

华资银行始于1897年洋务派大臣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其资本来自于清政府财政，章程仿效汇丰银行。从创设性质上来说，早期华资银行既有政府设立的官办银行，也有依托私人资本成立的商业银行，其主要分布于各大通商口岸，以上海为主要基地。按曾任职于上海兴业银行、中央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的上海金融学者吴承禧的说法，华资银行起于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尚不发达之时，更多是以官僚军阀之私蓄为主要资本，因政府财政之融资而设立，应市场投机之需要而发展，主要获益于高收益、高风险的政府公债投机而非产业资本回报。

## 北洋政府时期的“废两改元”

### 各地自发的“废两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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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两改元”与银两制度密切相关，很多地方由于银两短缺在民国初年就废除了银两：在民国肇始的1912年，广西、云南、热河都自发“废两改元”，紧随其后的是1914年的南昌。1915年，奉天的抚顺率先“废两改元”，至1918年这一改革推行全省，宁波、厦门商界也起而仿效。1919年湖南宣布“废两改元”，年内阎锡山也下令山西统一币制、通用银元。实际上到了1920年代，全国市场基本很少使用实物白银交易，取而代之的是仅仅作为货币价值尺度和记账单位的虚银两，也就是说无论你使用银两还是银元，汇兑和记账的时候会统一以虚银两为单位清算。然而，由于北洋政府统治末期军阀割据、各自为政，通过滥发货币筹措财政，旧有的钱庄票号专以各种货币汇兑为主业，外商银行又可以通过镑亏牟取利益，北京政府无力改变这一局面，而发动北伐的国民政府则有意统一全国，将货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逐渐“废两改元”。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接管汕头，国民政府在汕头率先试行“废两改元”。当时，汕头的金融业为钱庄所把控，其发行的虚银两纸币七兑票在汕头市场风行一时，甚至因为银价下跌，使用价格超过等面值的银元，人称“纸贵银贱”。1925年4月，东征军占领潮汕后设立建国粤军潮梅海陆丰各属财政总局和中央银行汕头分行，但是在当时汕头七兑票居高不下，甚至可以兑换150%以上面额价值的银元，因此5月10日当局下令废止七兑票。最初这一举措受到汕头商会和钱庄的抵制，反而导致银元和粤毫价格暴跌，后来政府也商界达成妥协，决定以汕头总商会召开大会自行决定废除七兑票，汕头总商会随后在宣布6月1日正式“废两改元”。汕头也成为了“废两改元”之标榜，此后各大商埠皆以汕头为例向国民政府呼吁“废两改元”，而国民政府稳定汕头市场之后将汕头作为北伐的前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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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但由于军费开支增加和宁汉分流，加上外国银行拒绝给支持工人运动的武汉政府贷款，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当局为弥补财政颁布《国民政府集中现金条例》征集市面现银、统一使用纸币，导致国内金融界与武汉断绝来往，由于现银断绝只能使用纸币，间接促成“废两改元”，但武汉钱庄界还是在1928年恢复了汉口的洋例银市场。1926年何应钦率领国民革命军占领福州，福建也出现了市面“台伏票”“纸贵银贱”的局面，福建商界认为钱庄操控价格赚取暴利，因此政府于1928年1月颁布命令废除“台伏票”、以“大洋票”取代“台伏票”，但钱庄后来对命令阳奉阴违，发行了与银元不等值的“划洋票”，实际上又回到了两元并用的情况。

1929年3月，中央银行广州分行发生纸币挤兑，广州银行公会在事后为巩固纸币信用、稳定市场决议废除银两和银毫，市内各大商店和市外各商埠自己的贸易都以银元为结算单位。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青岛市面的虚银两“胶平银”则操于日本正金银行。从1927年开始华资银行就谋求废止“胶平银”改用银元本位，但因为日商抵制无法成功。7月国民政府成立青岛特别市后，中国银行向政府提议联合华商废止“胶平银”、维持货币主权，随后青岛市面华商银行联合发布《青岛各银行号废止胶平银声明》，汇丰、麦加利、德华、朝鲜等银行均予以认可，但日本正金银行以拒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纸币为筹码拒绝就范，于是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在9月号召青岛华界抵制正金银行钞票，最终取得了“废两改元”的成功。

重庆虽然名义在国民政府治下，实际上则同山西一样由地方军阀施行“废两改元”。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整理川政令》，规定“全省币制，应即整理划一，各处造币机关一律撤除，不得再铸恶币，致紊金融”，由于四川军阀联合起来对抗国民政府的干预，此令遂不了了之。自1926年以来，四川军阀刘湘以重庆为大本营，逐步扫除政敌、独霸四川，1930年重庆市面现银稀缺，而刘湘急需数十万元军饷，于是强令市面改两为元，实际上由于重庆市面现银过于昂贵，铸造银币已经无利可图，刘湘只不过借“废两改元”之名从重庆钱业手中夺走重庆的埠间汇兑业务，强迫重庆金融界接受其发行的、以银元为储备金的纸币、债券。民国初年至国民政府建政初期的“废两改元”既有中央政府主导，也有地方军阀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逐渐控制金融业，利用银行业获取融资、压榨地方财政资源，而主导两元汇兑、缺乏融资功能的的钱业逐渐被排挤出市场。不过，由于上海钱业仍旧把控着以上海为中心的内汇市场，各地即便废除了银两，也要都需要通过以上海规元虚银两计价的申汇埠间结算，银两制度始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废除。

### 银钱业“废两改元”之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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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之外，中国本土之钱庄与银行业围绕“废两改元”展开博弈，两者自1920年代初就围绕“废两改元”问题展开交锋。早在1914年《国币条例》颁布后，上海金融界就有呼声要求政府“废两改元”。1917年上海总商会董事苏筠尚和张知笙在商会内部倡议“废两改元”，主张贸易一律改用银元。1918年上海银行业公会成立后，银行业就趁着1919年鹰洋行情废除在银行业公会官方刊物《银行周报》上呼吁“废两改元”，同年中外修改税则委员会多数委员要求关税征收“废两改元”，但是遭到了英国控制的海关总司否决。1921年，全国银行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天津银行公会等组织以全国银行业公会联合会的名义向政府声请“废两改元”，建议政府建立中央造币厂以划一发行银元，并将政府关税、盐税改用银元计价，当时的学术界多有响应。不过由于钱业强烈反对和政府本身能力不足，始终难以出台相应政策。1923年上海市面银两紧缺而银元充沛，上海银行公会致函钱业公会建议其允许在结算时“银元并用”，不过钱业公会回绝称：“时机未到，且侯币制统一。币厂公开公铸再行筹议改革，较为周妥。”此后，银行业一再向钱业呼吁，钱业均置之不理。

由于“废两改元”的核心在于废除银两制度，受到钱庄的抵制也是必然。对于钱庄而言，“废两改元”实为生死攸关：首先，“废两改元”危害钱庄的核心业务——货币兑换，尤其是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洋厘行情；其次，依托于银两的“汇划”业务也会受到打击，“庄票”相对于银行发行的银元纸币不再具有优势，基于“庄票”的清算体系将会瓦解；最后，钱庄资本充足度远不如华资银行和外资银行，若没有票据清算业务上的特殊地位将不再具有同业竞争优势。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银行法》，曾经要求钱庄以现代银行的模式组织、管理、经营，试图在法律上废除钱庄的特殊地位，秦润卿为首的上海钱业公会联合各地同业组织向国民政府施压，迫使国民政府放弃将钱庄纳入《银行法》适用范围。对于华资银行而言，一方面“废两改元”破除了以“庄票”为基础的“汇划”制度，票据交易不再需要经由钱庄进行，有利于自身发展票据业务；另一方面，外汇交易也不必需要经由银两结算，华资银行也可以借由银元储备的优势和外资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竞争。对于外资而言，“废两改元”有弊有利：首先，当时的外汇业务以银两为清算标准，外资银行在银两储备上占据绝对优势，改为银元将会在短期内冲击原本的外汇业务；然而，币制不统一妨碍了外资银行进入内地经营，倘若能够统一币制则有助于外资银行在华扩大经营范围，长期看有利于外资银行。

尽管受到钱业的抵制，华资银行业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行业内外“废两改元”。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率先使用法定含银量计算价格，实际上绕过洋厘市场，起到“废两改元”的作用，当时的学者张辑颜乃称铸造流通袁大头为“废两改元之第一步”。陈光甫则在上海银行首创两元并用，废除洋厘差额和手续费，此举在上海银行界风行。贝祖诒提出设立统一发行的铸币厂以统一银元成色，徐寄庼则提议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回收市面流通的各种银元和钱庄银两改铸为银元，陈光甫也支持划一成色、统一铸造，张公权则希望以其中国银行的体量先统一银币、后改立金本位。英国商人也主张“废两改元”，1919年英商公会在上海举办年会主张废两改元、统一银元，并由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铸币厂实施这一方案；次年，英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向北洋政府提议建立上海造币厂，这一举动刺激到上海的华商，上海银行公会担心政府出于财政困难出卖主权，立即组织财团主动到北京财政部主动提供借款接洽此事，虽然双方在1921年就已经达成协议，但终北洋政府时期都没有将中央造币厂建立起来。

## 国民政府之“废两改元”

### 政府再议“废两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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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建政之初就想要推行废两改元，从地方手中收回货币发行权。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浙江省政府委员、经济学家马寅初向浙江省政府提交《统一国币拟先废两用元案》，这一提案在当年4月27日经由国民政府第58次会议审议通过。马寅初在提案提出“改革之先，宜以迅筹上海造币厂开工及中央银行营业为准备，并请于全国金融重心之上海及江、浙两省先行试办，诚属实行废两用元之先决问题”。1928年6月国民政府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银行业代表积极响应，而时任上海钱业公会主席的秦润卿则以个人名义提出了“废两改元”的4项先决条件：先行成立中央造币厂、允许银币自由铸造、允许造币厂接受公开检查、限制发行兑换券。秦润卿又联合钱业公会的陈子埙、谢韬甫联名提出了《整顿硬币案》，其中包括了“统一造币厂之管辖”、“划一正辅币形式成色”、“严禁私铸及劣币”、“由财政部颁布币制法规以资遵守”4项主张。秦润卿等人虽然没有直接反对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案，但也表示了钱业对于“废两改元”的微妙态度。会议最终以金融股的名义通过了《废两改元案》，并计划于1929年1月起施行“废两改元”。

1928年6月，国民政府与银行业、钱业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之后，在7月的全国财政会议上通过了全国经济会议上提出的“废两改元案”，将“废两改元”纳入了政府的行政计划中。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草案》规定“国币之铸发权属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民政府授权之国币发行机构。1929年，《中央造币厂组织规程》则规定财政部直属之中央造币厂为国币之铸造机构。不过，“废两改元”的关键机构——中央造币厂缺陷入了难产，国民政府在1928年10月改组上海的中央造币厂，原打算在半年内完成筹备工作，然而由于建设工程迟迟不能完工，造币厂尚不具备铸造新国币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废两改元”并没有按照国民政府的计划在1929年1月启动。

1929年，国民政府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来华调研币制改革，甘末尔提出《金本位币制条例草案》，计划将中国货币逐渐转为金汇兑本位、纳入美元体系，“废两改元”案也因此搁置，不料同年1929年美国爆发大萧条，金银比价巨变，改革方案也不再现实，国民政府也转而寻求先行统一币制、“废两改元”，再考虑金本位改革的问题。同年初，国民政府召开军队编遣会议，企图以“编遣”、“裁兵”为名义将各地军阀的军权归于中央，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军阀和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阀也为此向蒋中正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蒋桂战争与蒋冯战争，据国民政府顾问杨格 (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国民政府在1928年至1929年间84%的财政都用于军费与偿还利息，财政赤字高达1亿元、赤字率高达23%，政府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稳定不得不屈从于钱业的压力推迟“废两改元”。

### 白银集中上海与厘价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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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国爆发大萧条后，当时尚不发达的中国经济也受到了大萧条的冲击，尤以国内资本外逃导致的通货紧缩为甚。国内资本外逃的表现就是金银等贵金属流失，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以上海为中心，向外辐射到各大沿江沿海的通商口岸、内地的大中城市，内地农村则为金融体系的边缘地带，也是最早感受到资本外流的地方。自1928年东北易帜后全国虽名义归于统一，但是内地饱受内战与灾荒摧残，正所谓“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口之难未纾、洛阳之灾又起”，天灾人祸导致农村破产、治安败坏，地主、富农纷纷涌入了相对安全的城市避险，其所拥有的现金也随之迁移至城市，农村也因此出现流动性危机，面向内地、农村经营的钱庄也受到毁灭性打击。

大萧条爆发后日本和欧美纷纷放弃金本位，一面通过货币贬值推动出国，另一面仰仗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特权向中国倾销本国商品，中国的本国工农业无力阻挡这种冲击。中国的贸易赤字也在这个过程中从1928年的2.046亿两迅速增长到1932年的5.5605亿两，而本应弥补逆差的侨汇由1931年的2.32亿两下滑到1932年的2.09亿两，国际收支的失衡必然导致资本外流。到了1932年，各大商埠也出现了白银外流的现象，据《中央银行月报》广州、香港、无锡、杭州、宁波、南京等埠在年内流失白银3000万两以上，上海的华资银行则因接收了大量本国的避险资金一度有了挑战外资银行的实力。根据耿爱德在1932年的估计，中国全国银元总量在17亿元左右、银两总量在1.5亿两左右，而1933年1月底上海中外银行合计就拥有银元2.76亿元、白银1.5亿两，也就是说上海几乎吸收了全国1/6的流通银元和全部的流通银两。

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国内民族工业在列强倾销下陷入停摆，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价格也随之低迷，农村不但无法从农产品贸易中获取白银，还要为购买外国工业品的剪刀差被迫向城市输出白银。由于国内工商业不景气，流入上海的白银资本实际上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涌入了地产和内债为首的投机资产。当时，政府内债虽然由国民政府背书，但是由于信用不足其市场价格远低于票面价格，政府只能以折扣销售给银行，并承诺以票面足额支付本息，属于典型的垃圾债券：1932年，票面价格100元的“裁兵”公债市场价仅49元，却可以按月付息，年化利率高达21.96%；同样票面价格100元的“编遣”库券仅作价29元，年化利率高却达24.36%。房地产也不遑多让，上海房价高歌猛进，1930年上海房地产业总值增约10亿两，1933年全年成交总额超过33亿元。内地市场的政治风险与工农业萧条与上海市场的相对低风险、投资高回报形成了鲜明对比，内地各埠的避险资金也加速涌入上海。

钱业与银行的实力此消彼长：1932年，上海华资银行业票据收付业务合计仅2.2亿元，钱业合计12.2亿元；上海钱业公会会员实收资本合计总额1792.7万元，上海银行业公会会员合计总额9814.1万元；钱业存款总额1.6251亿元、贷款总额1.5790亿元，银行业则有存款7.8845亿元、贷款5.6618亿元。钱业虽然仍然把控着票据收支和清算业务，但是银行业资产已经远超钱业，钱业时不时需要仰仗于银行业的救济。银两与银元的势力也同样发生变化：根据财政部估计1918年中国国内流通银元2.5亿元、到了1933年则高达13亿元，而日本学者滨田锋太郎根据耿爱德的数据推断1932年年底中国国内流通银元达到了17亿元，与此同时银两银两逐渐从内地消失、往往只流通于通商口岸，内地虚银两的价格也因为实银两稀缺而购买力低迷，导致内地民众不再乐用银两，银元也更为普及。上海市场的资金过剩冲击了银钱业之间的洋厘市场，相对稳定的厘价在1932年出现了8%的罕见振幅，理论含银7.2钱的银元在1932年8月创下了6.8838钱的历史低价。由于银元价格实在过于便宜，不少人将流通性不佳的旧银元熔铸为银两赚取差价，市面流通银元的规制和成色反而趋于统一，外国银元逐渐退出市场，有利于政府和银行业推动币制统一。

### 银钱业再辩“废两改元”

1932年初，公债市场因政局不稳、政府偿债信用动摇而出现风潮，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不得不在1月13日暂停债券交易以防止债价暴跌。由于公债以银元为发行准备，公债无法售出导致市面上银元减少、厘价暴涨至7钱4分，一时间上海钱庄业因银两储备不足而濒于挤兑，钱庄公会不得不求援于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中中交三行联合向市场投放现银成功将厘价降至7钱1分1厘，厘价最终稳定在7钱1份5厘左右。此次风潮的根本原因在于蒋中正下野后继任的孙科政府中央权威薄弱，无法阻止地方截留财源，为防止政府拒绝偿还公债本息，银钱两业随后联合起来抵制孙科政府，孙科政府因而倒台，蒋中正和汪精卫回归南京政府。接踵而至的一二八事变中，日军入侵上海导致上海金融业陷入危局，钱业为此停业3个多月、损失惨重。然而，随着政局缓和、厘价走低，银行业和钱业的关系也开始分化。厘价走低意味着银行所持有的银元资产减值，而银元的市场价格显著低于其公允价值，令银行有充足的动力推动“废两改元”。

1932年3月10日，上海银行业公会通过中国银行董事长李馥荪动议，次日致函钱业公会“主张银洋并用”、“渐达废两为元之目的”，但是钱业公会仍旧以政局不稳、造币厂尚未运行为由回绝。5月下旬，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贻又在全国银行星期五聚餐会上发表演说强推“废两改元”，他指出“废两改元”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方面银两逐渐减少、银元日益普及，另外一方面钱业公会也因为现银紧缺而只能帐面上“汇划”而无法当天解提实物白银，意图让银行业成立新的清算体系以取代钱庄的“汇划”功能，暗示国民政府推动“废两改元”毋需顾忌钱业态度。会后，银行业公会再次请求与钱业公会联合会议，但是钱业公会合议仍是无法达成共识，对于“废两改元”并不强烈反对而倾向于以拖待变。6月下旬财政部邀请银行业公会参加“废两改元研究会”，7月初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金融业人士讨论“废两改元”，并在7月7日的会议上宣布“废两改元”的基本原则。面对政府和银行业“废两改元”的决心，钱业仍旧表示抗拒，秦润卿在7月9日的钱业公会临时全体大会上重申了坚持“两元并用”的观点以及“废两改元”的先决条件，不过这在银行业看来只不过是钱业在拖延时间而已。

银行业以《银行周报》为阵地，针对钱业抗拒的各种理由，开设了数期“废两改元问题”专刊予以回应：钱业质疑市面银元数量尚不足以完全替代银两，然而自1930年代以来大量内地的白银涌入上海市导致上海银元总量前所未有之多；钱业质疑银元的成色不统一，而专刊则回应现在市面厘价低落、早已与银两本身的含银量脱钩，因此成色问题并不合理。《银行周报》还有多篇文章指责钱业为“两元并用”中的既得利益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钱业本就把持两元汇兑的手续费用，又由于在“划汇”领域享有特权，马寅初则指出银行业为“划汇”也必须存款于钱庄，“废两改元”后钱庄会因为失去这部分存款而损失惨重，因此钱业必然会阻挠“废两改元”。钱业也以《钱业月报》为阵地，回击了银行业的各种质疑，并且为了打消群众顾虑取消了银钱汇兑的手续费，建议政府不要在后方不稳时贸然改革等等，其中《钱业月报》对马寅初文章的抨击尤为突出，否定了钱业在其中的既得利益。政府对于“废两改元”的态度颇为明确，《申报》在7月13日报道宋子文“全部计划就绪，即实行（废两改元）”的谈话，财政部为推动“废两改元”致钱业公会的电文也为各大报刊转载，宋子文在7月23日撇开了钱业与银行业召开会议讨论“废两改元”，成立了由中外银行家组成的“废两改元委员会”。《钱业月报》虽然一再强调“废两改元”的所为先决条件，但是政府和银行业基本不再理会钱业的立场，《钱业月报》也从9月转变立场讨论起钱业在“废两改元”后的事情了。

### “废两改元”尘埃落定

本部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开始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一元，或旧有一元银币之合原定成色者，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三月十日起施行。除由部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备案外，合将换算率计算法列表公布之。此令。

银本位币一元 = 纯银 23.493448公分

上海银两每两合纯银 33.599公分

$$\tfrac{23.493448}{33.599}=0.6992305$$

每银本位币一元 = 上海银两（纯银）0.6992305

加铸费2 1/4% = 上海银两（纯银）0.0157327

每银本位币一元 = 上海银两（纯银）0.715

民国廿二年三月二日

1930年底，国民政府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巩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权威，初步具备了推行货币改革的动员能力，不幸的是1931年东北沦陷和1932年淞沪战争更是令政府财政和金融体系遭受重创。1930年初，为了弥补大萧条后银价低迷给造成的损失，国民政府率先在海关税收上施行金本位，由原先征收银两改为征收与黄金挂钩的关金券，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偿还外债的压力。大萧条爆发后，西方国家为了解决需求低迷问题，纷纷推动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因此当时的在华外商大多支持中国改革币制。1932年初随着厘价低迷、银钱两业围绕“废两改元”展开辩论，经济学家马寅初建议建议国民政府“乘此洋厘下落，银元价格下沉，多被熔化之际，奋力废除银两”，而时任财政部长宋子文也鉴于英国等西方国家在大萧条中放弃金本位，呼吁社会各界支持政府改革货币。1932年7月23日，宋子文邀请各界代表讨论“废两改元”，并建立了由中外银行家构成的“废两改元委员会”。

作为统筹银钱两业公会的组织，上海市总商会原先对于银钱两业的争议持相对调和的态度，而“废两改元委员会”成立后即向商会征询意见，商会即相应成立了研究委员会，彻底倒向了“废两改元”的阵营：“现在洋厘日跌，市价低于含银成分，内地商民受亏极巨，政府暨各方认为实行改革之时机已届，诚为统一币制前途之曙光”。商会的各成员也向总上海提出了各种建议，譬如上海蛋业公会就建议固定“废两改元”厘价在七钱二分，上海柴炭业公会则建议将各省造币厂裁并于中央造币厂，将普通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归于政府设立的发行局，而钱业见到各行业的态度，也只是建议总商会充分考虑各行业的利益，“统盘筹划，谋币制之统一政策，社会之安宁”。各地商会也向上海市总商会提供了各种反馈，譬如崇明县商会就提议新银元按照民国三年（1914年）《币制条例》规定铸造，汉口市商会则在货币本位、主辅币整理、统一铸币权、统一发行权4个方面提出建议。上海市总商会研究委员会1932年9月12日召开委员会议，综合各地商会与各行业组织意见汇编为“废两改元”计划，随后将计划呈报给财政部与中央银行，计划呈报后又得到了天津市总商会和天津市钱业公会的公开支持。“废两改元委员会”结合了反馈意见对新造银元的成色、重量及其与银两的汇率提出了研究意见，并且建议国民政府分两步“废两改元”：首先在银两势力最顽固之上海推行改革，随后向各地推广上海的币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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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8月，随着日本进一步掠夺东北利权，国民政府为纾解财政压力不得不加快中央造币厂的建设，计划利用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强力推动“废两改元”。1933年，《银本位币铸造条例》明确规定国币铸造权“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行业纷纷表态支持“废两改元”。1933年3月1日，财政部在上海颁布《废两改元令》，宣布自3月10日起在上海开始试行“废两改元”。3月7日，财政部又委托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组织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三大行以财政部《废两改元令》规定之汇率兑换银两为银元。3月8日，财政部将上述法令电告上海市总商会，商会随即将政府命令转告银钱业与外资银行，银行业公会还向外资银行详细说明了由银两转换为银元后的外汇汇率结算细节。财政部在一开始并不是强制市场使用银元，规定在过渡期间市场仍可用银两收付款，但是需要将收付银两折算为银元，但这种做法反而适得其反——银两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因为《废两改元令》预期供应稀缺，一时间银两反而奇货可居，拿银两兑换银元的人更少了。按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报告，3月10日至4月5日间，三大行兑入银元合计2031158.03元，兑出反而达到了63449030.99元，也就是说更多人从三大行拿银元兑换了银两，并且外商银行也并没有遵守财政部命令以法定汇率兑换银两，在外商把控下的洋厘汇兑吸引了更多人从事囤积银两。

见此情形，财政部下定决心，在4月5日宣布次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废两改元”。不过由于法令事出仓促，很多外商银行实际上对于“废两改元”持观望态度，例如日本正金银行报告就质疑财政部是否有充足的银元将外商银行所囤积的银两全部兑换为银元，而上海以外的汉口、天津等商埠也因为汇兑机构迟迟无法成立，在“废两改元”后难以兑换银两为银元，导致了商业上的混乱。问题更大的则是中央造币厂的造币速度，自3月1日以来由于“机力、人工，均属生疏”，直到1933年底所铸造的银元每日铸币不过18万元，远远赶不上“废两改元”所产生的市场需求。除了改进造币厂流程之外，中央造币厂还另行铸造了厂条以应付市场上的大宗交易需求，厂条仅用于金融业内部汇兑而不在公开市场流通。1933年10月26日财政部又致函要求中央银行统计市面上中外银钱业所存储的银两数目，待财政部查验后各大金融机构可以陆续向中央银行兑换银元，由于中央造币厂造币速度不足，中央银行又于1934年3月13日宣布个大金融机构在每月15日可以兑换定额的银元。不过由于1934年6月19日美国颁布了《白银法案》，国际银价反而腾跃，外商银行反而不愿意将银两兑换为银元，白银开始大量流出中国。

## 外部理解

- “黄金年代”的阴影——国民政府的困境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