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基赫的监护

法基赫的监护或教法学家的监护（ولاية الفقيه；ولایت فقیه；ولایت فقیه）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学说，认为伊斯兰教将管治者的职务赋予法基赫（教法学家），履行天命和监护所需者。阿訇对于管治人应握有多大的权力存在分歧，有限教法学家监护是其中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监护权应局限在非诉讼事项，包括宗教捐献（瓦克夫）、法律事项和没有受责人的财产。绝对教法学家监护则认为监护权包涵伊斯兰教先知和什叶派伊玛目相关的所有事项，包括国家管治。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在1970年代的一系列演讲促成了监护理念的成形，形成了当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基本概念。伊朗宪法规定政府的最高领袖必须是法基赫。在伊朗，教法学家的监护常被称为“教法学家的管治”或“伊斯兰法学家的管治”。

教法学家监护（Wilāyat al-Faqīh）尤其与鲁霍拉·霍梅尼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相关。

在1970年的一系列讲座中，霍梅尼提出了监护思想，并将其发展为国家和社会统治的"绝对"形式。这一版本的监护理论如今构成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基础，该宪法规定一位监护法学家（Vali-ye Faqih，وَلِيٌ فَقِيهٌ，Waliyyun Faqīh）担任该国的最高领袖。

在"教法学家绝对权威"（Velayat-e Motlaqaye Faqih）下，法学家/教法学家掌控所有公共事务，包括国家治理，以及所有宗教事务，包括暂时中止如礼拜或朝觐等宗教义务。（根据支持者的观点）服从他比履行这些宗教义务更为重要。其他什叶派伊斯兰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一些学者将监护权限制在更窄的范围内——例如调解争端，以及为孤儿、智障人士及其他缺乏保护自身利益者提供监护等。

关于霍梅尼教义获得支持的程度存在少许分歧：即高级伊斯兰法学家的"绝对权威与监护"是否"在所有什叶派治理理论中普遍被接受"并构成"伊玛目（什叶派）政治思想的核心支柱"（艾哈迈德·瓦埃齐与塔基·雅兹迪），还是说，无论是伊朗国内公众（阿利雷扎·纳德、戴维·E·萨勒与S·R·博汉迪）。

## 学说

“监护”（Wilayat，الفقيه）一词含有复杂的含义，这与其历史攸关。在词法上，“监护”一词由阿拉伯语“华里欣”（waliyan）的动名词“维拉耶”（wilaya）衍生出来，意指对某事物有操纵权。严格来说，“监护”可解作统治、至上和主权。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个词语也可解作友谊、忠实和保护。

法基赫的监护的教义根源来自一个圣训，据称先知穆罕默德曾说：“阿訇是先知的后继人”虽然最早的什叶派穆智台希德（伊斯兰学者）如谢赫·穆菲德（Al-Shaykh Al-Mufid）曾经提出过近似的观点，而伊朗在塔赫玛斯普一世时期也实施过一段时间，但学者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在《伊斯兰教牛津辞典》里认为莫尔塔扎·安萨里（Morteza Ansari）才是提出法基赫的监护这种概念的第一名伊斯兰学者。

对于法基赫的监护，贾法里派学者当中有着不同幅度的意见，由伊斯兰社会中无人看管的活动如缺乏照顾的儿童以至对所以公共事务的绝对权力。

“监护”可分为两种，什叶派教律的多个章提及过第一种，论及对死者和对所需者的监护，如精神病人、缺勤者、清贫者等，例如古兰经第17章33节提及被加害者的继后人有以牙还牙的权力。上述的特性都不在人文社会当中应用，故这一类“监护”不能应用在社会上。

伊斯兰信仰和伊斯兰教义学（Kalam，透过沟通来寻求神学学说）里提及过第二种的“监护”，论及对贤明和知识分子的监护。古兰经第5章第55节隐晦地提及过第二种“监护”，法基赫的监护所指的监护就是这种监护。法基赫的监护不是指追随大阿亚图拉，而是出自情理和理智的缘故。

### 教法学家的有限监护

传统上，什叶派法学者更倾向接受有限监护这种解说，使世俗势力称什叶派的君王为“苏丹”。苏丹们应捍卫他的的领土，抵抗非什叶派势力。

根据伊朗学者叶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什叶派学者经历过多个世纪的争论，“没有任何人能明确地主张君主制的本身不符合规定，也没有说法指出资深的教士有权掌管国家”。

大部分学者都视阿訇负有以下职责：

- 学习建基于古兰经、圣行和十二伊玛目教诲的法律
- 运用情理
- 更新法律
- 针对新的疑难而发表声明
- 仲裁法律纠纷
- 向应得的寡妇、孤儿、院生、先知的贫苦后裔发放胡姆斯（Khums，一种伊斯兰税收）

根据阿亚图拉的领导人物赛义德·侯赛尼·西斯塔尼，法基赫的监护是指：

每名法学家（法基赫）都非诉讼事项都具备监护权……而对于与社会秩序相关的一般事项，法基赫的监护及其实施要取决于一些必然条件，包括法基赫须得到大多数穆斯林的认受。

在伊拉克的一些主要政务决定上，虽然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角色重要，但是他的思想流派被认为是寂静主义，尽量将宗教保持在政治的范围之外，直至伊玛目时代的降临。

### 教法学家的绝对监护

绝对监护的支持者引用古兰经第24章62节，相信公共事务可由教法学家作出监护。崇尚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学者认为绝对监护对境内的公共事务具有绝对权力，否则不能有效管治国家。

教法学家绝对监护的思想在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发挥影响力，此前霍梅尼在《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统治》（Hokumat-e Islami: Valiyat-e faqih）里阐释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教法学家的绝对监护是必须的，用以在伊玛目隐没时期保护和保存伊斯兰教。他又补充社会需要由对伊斯兰教法最熟稔的人物来管治。

## 历史

教法学家的有限监护自谢赫穆菲德（Al-Shaykh Al-Mufid）以来已为人所知，当时什叶派的伊智提哈德概念在公元10世纪涌现，法学家以此来评定胡姆斯。

教法学家的绝对监护可能是在贾法里派的一部著名著作里首次提出。后来，伊朗的阿亚图拉穆罕默德·梅荻·纳拉基在一篇文章里提倡伊斯兰教领袖采用温和的政治取态，即是教法学家的有限监护。

在伊朗宪政革命时期，谢赫法兹卢拉·努里（Sheikh Fazlollah Noori）将这个理论订制，使之匹配伊朗国民会议，他最终因其伊斯兰政府思想而被反对派处死，伊朗国民会议也因此被废除。不过，教士却得到了扩展版本的监护权。

1970年，霍梅尼的连串演讲内容集结成著作《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统治》，论证君主制不合伊斯兰教教义，他认为一个伊斯兰国度里把持政府职务的人员须具备沙里亚法规的知识，而国家统治者应该是法基赫担任，法基赫在伊斯兰教法和司法制度上的“知识超越其他人”，才智和行政技能兼备。

这个理论成为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一部分，在此前，阿亚图拉纳拉基是首个将它引进到伊朗王法里的人物，让伊朗的阿亚图拉可以确保伊斯兰教法可对普通法产生影响。

### 早期伊斯兰

十二伊玛目派的一个基本信仰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精神和政治继承人并非（逊尼派穆斯林所认为的）哈里发，而是"伊玛目"——这一谱系始于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兼同伴阿里（公元661年卒），并延续至其后裔中的男性。伊玛目几乎从未能够统治领土，但他们确实赢得了追随者的忠诚，并将其部分职能委托给社群中"合格的成员"，"尤其是在司法领域"。

在9世纪末（公元873-874年），据记载当时尚为孩童的第十二任伊玛目神秘失踪。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什叶派的伊玛目代理人宣布了"隐遁"，即第十二任伊玛目仍然在世，但"被真主从人们的视线中隐去"，以保护他的生命，直到他再临的条件成熟。

随着数个世纪的流逝和等待的持续（隐遁伊玛目的"生命被奇迹般地延长了"），什叶派社群（乌玛）不得不确定在伊玛目缺席期间，由谁（如果有人有资格的话）在哪些职能上拥有他的权威（瓦拉亚）。某些职能的委托——例如，宗教法定什一税（天课和胡姆斯）的征收与分配——在隐遁期间得以延续，但其他职能则受到限制。什叶派法学家，尤其是谢里夫·穆尔塔扎（公元1044年卒），禁止 "发动吉哈德或（根据某些法学家的观点）举行主麻礼拜"，因为这项权力暂时中止（saqit），直至伊玛目归来。

穆尔塔扎还将实施刑法（胡杜德）、领导社群进行吉哈德以及向任何领袖效忠排除在外。

据至少两位历史学家（穆詹·莫门、埃尔万德·亚伯拉罕米安）称，多个世纪以来，什叶派法学家倾向于对国家采取三种态度之一：合作，试图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来影响政策；或者最常见的是，保持超然。

一位法学家治理的坚定支持者——穆罕默德-塔基·梅斯巴-耶兹迪——将法学家统治在伊朗的到来描述为伊斯兰世界经历了十四个世纪"可悲"治理后的"革命"。

其他支持者（艾哈迈德·瓦埃齐）坚称，认为法学家统治是"新"事物的观点是错误的。瓦埃齐认为，这是中世纪高级什叶派法学家论点的逻辑结论，这些法学家主张应授予高级什叶派法学家权威，尽管他们使用塔基亚（预防性掩饰）使得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不那么明显。

伊斯兰教，尤其是什叶派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萨法维王朝（1501–1702）的崛起，该王朝在其鼎盛时期统治着一个包括现代伊朗及其他地区的广阔领域。萨法维王朝强迫伊朗人口改宗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这至今仍是其绝大多数人口信仰的宗教）。据哈米德·阿尔加（一位皈依伊斯兰教并支持鲁霍拉·霍梅尼的人士）称，在萨法维王朝治下，普遍代理权"偶尔被解释为包含原则上属于伊玛目的所有统治特权，但并未特别强调这一点。"而在19世纪，教法学家监护开始"被作为一个独特的法律议题进行讨论"。

关于该学说首次被倡导或实践的时间，或至少是其早期例证，绝对教法学家监护的支持者还有其他理论。一种观点认为，它可能最早由贾法尔·萨迪克（公元765年卒）在其著名教科书《卡拉姆珠宝》中引入斐格海。

据报道，最早的什叶派穆智塔希德如谢赫·穆菲德（948–1022）曾提及该问题，并在塔赫玛斯普一世（1524–1576）时代由穆哈奇克·卡拉基短暂实施过。

据说伊朗神职人员穆罕默德·马赫迪·纳拉基或其子穆拉·艾哈迈德·纳拉基（公元1771–1829年）主张"教法学家监护的范围扩展到政治权威"，这比霍梅尼早了一个多世纪，涵盖信徒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从未试图建立或宣扬建立一个基于教法学家政治监护的国家。艾哈迈德·纳拉基坚持法学家对信徒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绝对监护，但他没有主张法学家对公共事务的权威，也没有将伊斯兰教呈现为一种现代政治或国家体系。他也未曾对法特赫·阿里·沙阿·卡扎尔提出任何挑战，而是顺从地为其对俄罗斯宣战（俄波战争 (1826-1828)，伊朗战败）宣布吉哈德。根据穆詹·莫门的说法，纳拉基或霍梅尼之前的任何什叶派人士"最多"也仅仅是主张"国王和统治者在行动和政治上应受到什叶派法学家的指导……"

纳拉基的概念并未被他最著名的学生、伟大的什叶派法学家阿亚图拉谢赫·穆尔塔扎·安萨里所传承，后者反对法学家对信徒生活所有事务的绝对权威。

根据约翰·埃斯波西托在《牛津伊斯兰教词典》中的说法，第一个提出教法学家监护理论（并"发展了'法学家统治'的概念"）的伊斯兰学者出现得更晚——穆尔塔扎·安萨里（约1781–1864年）。穆罕默德·巴齐将"教法学家监护的概念"作为"政治统治"模式的时间定在"19世纪初"。

18世纪末，大多数十二伊玛目派（尤其是伊朗）发生了一次教义变革，赋予什叶派乌勒玛运用伊智提哈德（即推理）创造新的斐格海规则、排除他们认为不可靠的圣训，并宣布非法学家穆斯林（即几乎所有穆斯林）在寻求确定符合伊斯兰教的行为时服从穆智塔希德为义务的权力；这是乌苏里派教义学派战胜阿赫巴里派的结果。

但与这种教义权力相伴而来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乌勒玛对现代国家中留给政府的活动进行控制——神职人员"直接征收和分配"天课和胡姆斯税，拥有"巨额"的瓦克夫永久管业（宗教基金会）以及个人财产，"控制着大部分司法裁判"，是"主要的教育者，监督社会福利，并且经常受到统治者的讨好甚至收买"——但这也意味着，随着19世纪的发展，"重要的乌勒玛"及其在巴扎（传统商业和银行业部门）中的盟友与世俗当局，特别是沙阿，发生了冲突。

### 殖民与后殖民时代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伊朗发生了两起法学家参与政治的重大事件（伊朗当时仍是最大的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并后来成为主要石油出口国）：

- 米尔扎·设拉子于1891年发布法特瓦，宣布烟草为非法，成功瓦解了波斯君主纳赛尔丁·沙阿授予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那份过于慷慨的1890年烟草特许权。
- 马尔贾 穆罕默德·卡齐姆·霍拉萨尼（见下文）对1905–1911年民主的波斯立宪革命的支持。

烟草抗议和立宪革命（而非伊斯兰革命）被描述为：

- 什叶派主要法学家非政治立场的例外（埃尔万德·亚伯拉罕米安）；以及
- 什叶派长达千年隐遁主义（静默主义）结束的开端，"什叶派政治思想的真正转变"，"是什叶派开始看到自由进行政治实验的可能性之时"（哈立德·本·苏莱曼·阿达德）。

阿亚图拉谢赫法兹罗拉·努里曾在1905–1911年的伊朗立宪革命中反对民主的立法议会。他先于霍梅尼支持伊斯兰教法统治并反对西方思想传入伊朗。

### 霍梅尼与作为伊斯兰政府的教法学家监护

1960年代，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是反对世俗主义巴列维王朝君主（沙阿）的主要神职人员。

1970年初，当他被流放到什叶派圣城纳杰夫时，他就"伊斯兰政府"为何需要教法学家监护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在革命前夕，一本基于这些演讲的著作（《法学家的监护：伊斯兰政府》）在他的伊朗追随者网络中广泛传播。

作为一名法学家，霍梅尼是伊斯兰法理学专家，他最初支持将教法学家监护限制在"法律裁决、宗教判决以及为保护未成年人和弱者的财产进行干预"的范围内，即使在"统治者是压迫者"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他1941/1943年出版的《揭示的秘密》一书中，他明确指出"我们并没说政府必须掌握在法学家手中"。

但在其1970年的著作中，他主张法学家不仅应在特殊情况下参与政治，而且必须统治国家和社会，君主制或任何其他非法学家的政府都是"不信道的系统……"，穆斯林有责任"摧毁"其"所有痕迹"。他坚持认为，在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只有精通沙里亚法的人才应担任政府职位，而国家的统治者应由最高级别的法学家（监护法学家，Vali-ye faqih）——即被称为马尔贾的、在伊斯兰法和正义的学识上"超越所有其他人"者——担任，且此人还需具备智慧和行政能力。伊斯兰法学家的统治和对他们的服从不仅是伊斯兰教的一项义务，其重要性等同于穆斯林所承担的任何宗教义务。"我们服从掌权者"，如伊斯兰法学家，"实际上是对真主服从的体现。" 捍卫伊斯兰教——这正是教法学家监护的必要所在——"甚至比祈祷和斋戒更为必要"。

法学家领袖作为"警觉的受托人"为人民服务，执行"法律与秩序"，这不是一个需要努力争取的理想，而是关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存亡的问题。没有他，伊斯兰教将成为"过时和衰败"的牺牲品，异端分子、"无神论者和不信道者"会随意增减宗教的仪式、制度和法令；穆斯林社会将持续分裂"为两个群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穆斯林政府将继续腐败横行、"不断发生贪污"；不仅缺乏能力和德行，而且会积极充当帝国主义西方列强的代理人。

他们的目标是

霍梅尼，《伊斯兰政府》，1981年：第34页

### 教法学家监护与革命

尽管身处流放，霍梅尼在伊朗境内却拥有一个由能干且忠诚的追随者组成的庞大网络。随着伊朗君主失去民心、革命热情蔓延，霍梅尼不仅成为推翻沙阿的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而且备受尊崇，甚至敬畏。虽然他经常强调伊朗将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但他"从未具体阐明他所说的这个术语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网络内部的人可能已经在学习法学家统治的必要性，但在此时期他向公众发表的"访谈、演讲、信息和法特瓦"中，"没有一处提及教法学家监护"。

当被问及时，霍梅尼一再否认伊斯兰神职人员"想要统治"（1979年8月18日）、"管理国家"（1978年10月25日）、"在政府中掌权"（1978年10月26日），也否认他自己会"在新政府中任职"（1978年11月7日）。事实上，对于此类暗示，他会表现得义愤填膺——"那些假装宗教要员不应统治的人，是在毒化气氛，与伊朗的利益作对"（1979年8月18日）。

当他的支持者最终确定革命后的新宪法时，宗教要员（尤其是霍梅尼）将掌权变得明朗起来，这令曾属于其广泛运动阵营中的温和派和世俗派穆斯林感到震惊，但到那时，他已经巩固了对权力的掌控。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

随着伊朗革命推翻沙阿，霍梅尼学说的改良版被纳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该宪法于1979年12月2日至3日经全民公投通过。它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将教法学家监护原则应用于政府的国家。那位在学识和公正方面超越所有其他人、同时兼具智慧与行政能力的法学家，正是霍梅尼本人。

根据主要由霍梅尼门徒组成的制宪会议起草的宪法，"伊斯兰政府计划"是"基于伊玛目霍梅尼所提出的教法学家监护原则"。

虽然宪法对人民主权做出了让步（包括选举产生的总统和议会），但"领袖"被赋予了"罢免总统、任命主要军事指挥官、宣战与媾和、以及任命高级神职人员进入宪法监护委员会"（该强大机构拥有立法否决权和取消候选人资格的权力）的权力。

### 黎巴嫩真主党

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监护概念具有普世性，并不局限于伊朗。他在一次演讲中宣称：

我们将把我们的革命输出到全世界。直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呼声响彻全球，斗争将持续下去。

1980年代初，阿亚图拉霍梅尼派遣其追随者（包括1500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教官）前往黎巴嫩组建真主党，这是一个致力于在黎巴嫩实现伊斯兰革命 和教法学家统治的什叶派伊斯兰主义政党和武装组织。

黎巴嫩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什叶派，他们已成长为该国最大的教派群体，但传统上一直从属于黎巴嫩的基督徒和逊尼派穆斯林。随着时间的推移，真主党的准军事派别被认为比黎巴嫩军队更强大。

真主党被描述为一个"国中之国"。到2008年，将黎巴嫩转变为类似伊朗国家的目标已被放弃，转而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做法"。

### 伊斯兰共和国治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和教法学家监护统治并非没有冲突。在其宣言《伊斯兰政府》中，霍梅尼曾严厉警告伊斯兰教将对损害"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的"麻烦"团体采取的措施，并指出先知穆罕默德曾"消灭"了一个"麻烦团体"（即巴尼古莱扎部落，该部落与穆罕默德的敌人合作、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结果其所有男性被处决，妇女儿童被奴役）。

在革命后的伊朗，1981年至1985年间有超过7900名政治犯被处决。此外，在伊斯兰共和国治下，监狱系统"急剧扩张"，监狱条件"急剧恶化"。新闻自由也受到收紧，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宣布，在革命后的头四十年（1980-2020年），伊朗是世界上对记者最压制的国家之一。

在伊朗内外的什叶派伊斯兰世界中，"教法学家监护的理论几乎被革命初期在世的所有十几位大阿亚图拉所拒绝。"

1988年和1989年，在霍梅尼去世前后不久，宪法和教法学家监护的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增加了最高领袖的权力，但降低了对任何新任领袖的学术资格要求。

1988年1月至2月，霍梅尼公开提出了教法学家绝对权威（velayat-e motlaqaye faqih）的理论，据此，服从执政法学家"对信徒而言应如同履行礼拜一样成为义务"，且监护法学家的权力"甚至扩展到暂时中止像朝觐这样的伊斯兰基本仪式"， （尽管他在1970年的著作中坚称"在伊斯兰教中，立法权和制定法律的权限完全属于全能的真主"）。

新理论的产生是由于需要"打破"伊斯兰政府内部在"有争议的社会和经济立法项目"上的"僵局"。

1989年3月，霍梅尼宣布，他所有的继任统治者应仅由了解"当今问题"（即当代世界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神职人员担任，而非"宗教性"的神职人员，尽管他几十年来一直宣讲只有应用沙里亚法才能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

同月，霍梅尼官方指定的继任者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被废黜，此前他呼吁"公开评估"革命的失败并停止输出革命的努力。伊朗宪法要求领袖/教法学家监护人是马尔贾，而蒙塔泽里是除霍梅尼外唯一属于霍梅尼运动、也是唯一曾受霍梅尼网络信任的马尔贾-伊-塔克利德。因此，霍梅尼去世后，专家会议修改了宪法，取消了领袖资格中的学术资历要求，以便任命一位"中等资历"但忠诚的神职人员（阿里·哈梅内伊）担任新的法学家/领袖。由于缺乏宗教资历，哈梅内伊运用"其他手段，如恩庇、媒体宣传和安全机构"来确立自己的权力。

进入21世纪，许多人注意到在伊朗，法学家们的声望严重下降，教法学家监护的概念也严重受损。"在1980年代初期，神职人员普遍受到细致入微的礼遇。" 20年后，"神职人员有时会被学童和出租车司机侮辱，他们在库姆外出时经常穿上普通衣服。" 在伊朗的抗议活动中，可以听到"处死独裁者"（Marg Bar Diktator，独裁者指最高领袖）和"处死教法学家监护" 的呼声，这些抗议活动已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有多达1500名抗议者被安全部队杀害（在2019年底至2020年初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中）。

在伊拉克，这个比伊朗更小、更不稳定且与伊朗接壤的另一个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2019年反对伊朗影响力的情绪导致示威活动和对伊朗驻卡尔巴拉领事馆的莫洛托夫鸡尾酒袭击。那里被指受伊朗控制的政治势力有时被轻蔑地称为"教法学家监护的臂膀"。

前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2026年伊朗战争期间被杀害）被认为不遗余力"确保在他去世后，伊朗保持反美路线，并且政权神职人员继续'控制重要的国家机构'。"为此，他发起了对政治阶层"除最可靠和顺从的成员外所有其他成员"的"大规模清洗"，并致力于取消政府慷慨的消费者补贴，这些补贴虽然非常受欢迎，但也消耗国库。据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雷·塔基称，下一任最高领袖的人选可能不会由负责此事的机构——专家会议——来商议，而是由以下各方在幕后选择过程中做出：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领导层（他们掌握着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以及一些保守派神职人员，如现任专家会议主席艾哈迈德·哈塔米。哈梅内伊的儿子莫杰塔巴·哈梅内伊在其父去世后于2026年当选最高领袖。在他父亲被杀害之前，曾有传言称他是可能的继任者，尽管在他死后有报道称，他父亲对他作为继任者持谨慎态度。

## 伊朗宪法中的法基赫监护

根据伊朗宪法，伊斯兰共和国被定义为由伊斯兰法学家（福加哈）统治的国家。第五条规定：

“在‘瓦尔伊·阿斯尔’（时代之主，即隐遁的伊玛目）（愿真主加速他的复临）隐遁期间，乌玛（民族）的监护权与领导权归于公正（‘阿迪勒’）、虔敬（‘穆塔基’）的法基赫，他充分了解其所处时代的环境；勇敢、足智多谋、具备行政能力，将根据第一百零七条承担这一职务的职责。（其他条款——第一百零七条至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了选择领袖的程序并列出其宪法职能。）

第五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条阐述了统治法学家（法基赫）的权力。第五十七条规定，政府中设有其他机构/部门，但它们均受领袖的控制/监督。

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权力赋予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它们在绝对宗教领袖和乌玛领导人的监督下运作。

根据第一百一十条，作为法基赫监护者（瓦利·法基赫）的最高领袖的监督权力包括：

- 任命监护委员会的法学家成员。
- 任命国家最高司法权威。
- 对武装力量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最高指挥权。
- 签署委任状，批准总统就职。
- 若认为符合国家利益，可罢免总统。
- 根据最高法院的建议给予赦免。

宪法引用了《古兰经》的多节经文（21:92、7:157、21:105、3:28、28:5）来支持其宗旨和目标。为支持“革命在国内外的延续……以及与其他伊斯兰和民众运动合作，为建立单一世界共同体铺平道路”，以及“确保为解放世界上所有被剥夺权利和被压迫人民而进行的斗争得以继续”，引用了第21:92节：

- “你们的这个民族，确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我是你们的主，故你们应当崇拜我。”

为支持“正义者”承担“治理和管理国家的责任”，引用了《古兰经》第21:105节：

- “我的正义的仆人，必定继承大地。”

根据托管原则和永久伊玛目原则，统治被视为法学家的一项职能。统治的法学家必须担任“效法源泉” 的宗教职位，并有资格就宗教一般原则（法特瓦）做出独立判断。此外，他们必须是正直、虔敬、忠诚的伊斯兰专家，了解时代问题，并以敬畏真主、勇敢和具备领导资格而闻名。

在宪法第一章（阐述基本原则）中，第二条第六款a项规定：“法学家（福加哈）持续进行具备必要资格的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并依据《古兰经》和圣行进行实践”是伊斯兰政府的一项原则。

## 监护的有限角色

传统上，什叶派法学家倾向于这种解释。对大多数穆斯林而言，“法基赫监护”只不过意味着资深神职人员对那些被视为无法维护自身利益的人——未成年人、寡妇和精神失常者——的法律监护权。（这些人被称为“毛拉·阿莱”，即需要监护人的人）。

政治权力应留给被称为“苏丹”的什叶派君主，他们负责保卫领土免受非什叶派的侵扰。例如，据伊朗历史学家埃尔万德·亚伯拉罕米安所述，在什叶派学者数个世纪的辩论中，没有人“曾明确主张君主制本身是非法的，或者资深神职人员有权控制国家。” 乌莱马（宗教学者）的其他主要职责（即监护）包括：

- 基于《古兰经》、圣行和十二伊玛目的教导研究法律。
- 运用理性。
- 更新这些法律。
- 就新问题发布裁决。
- 裁决法律纠纷；以及
- 将“胡姆斯”（五分之一税）分配给值得帮助的寡妇、孤儿、神学院学生以及先知的贫困男性后裔。

艾哈迈德·瓦埃齐（伊斯兰法学家统治的支持者）列举了“合格法学家作为伊玛目代理人所承担的传统角色和职能”，并指出“在伊玛目派什叶派历史上，‘马尔贾伊耶’（权威参照源）主要局限于”：

- 作为“马尔贾·塔格利德”（效法源泉），为那些“对伊斯兰法律和法律体系（沙里亚法）缺乏足够了解”的人提供法特瓦（法律和司法裁决）（瓦埃齐坚称这不属于监护/法基赫监护的一部分）。

- 调解纠纷和审判法律案件（瓦埃齐坚称伊玛目派（十二伊玛目派）穆斯林认为这是“监护审判权或统治权”的职能）。

- 希斯比耶事务——即为需要监护人的人提供监护人（例如，当未成年人的父亲或精神失常者的父亲去世时。此外还包括宗教捐赠、继承和葬礼事宜）。伊玛目派法学家对于这一角色是“由沙里亚法指定的”还是仅仅因为法学家“天然最适合这一角色”而提出的好主意，存在分歧（根据瓦埃齐的观点）。

这种观点“在伊斯兰革命之前的数个世纪里主导了什叶派关于宗教与治理问题的讨论”，并且至今仍在纳杰夫 和卡尔巴拉——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外的“什叶派思想中心”——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圣城库姆也仍有影响力。

主张将监护权排除在政治与治理之外的支持者认为，普遍的监护权将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归入与那些无法处理自身事务、需要监护人来保护其利益的人相同的类别。

这并非说心智健全的成年什叶派穆斯林不寻求或遵循法基赫的宗教指导。什叶派伊斯兰教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学说是，（什叶派）穆斯林应该有一位法基赫作为“效法的源泉”或“宗教参照源”，即所谓的“马尔贾·塔格利德”。马尔贾接受其追随者缴纳的什一税，并向他们发布法特瓦，但与法基赫监护者（瓦利·法基赫）不同，选择哪位马尔贾是由穆斯林个人决定的，且马尔贾没有国家或民兵的权力来强制执行其命令。

少数派观点认为，资深法基赫有权介入政治争端，“但只能是暂时的，并且仅限于君主危及整个共同体之时”。（一个例子是米尔扎·设拉子于1891年12月发布法特瓦，宣布烟草为禁忌，此举成功削弱了波斯纳赛尔丁·沙阿授予英国、让英国控制烟草种植、销售和出口的1890年烟草特许权，即“烟草抗议”运动。）

### 经文依据

真主、先知穆罕默德和伊玛目对心智健全者（而不仅仅是未成年人和智障者）的监护权（瓦拉亚/监护）的依据，见于信仰原则和伊斯兰教义学中，可以从《古兰经》第5章第55节得到诠释。

据艾哈迈德·瓦埃齐所述。

“伊玛目派（十二伊玛目派）神学家引用《古兰经》（尤其是第5章第55节）和先知传统来支持伊玛目拥有专属权威（即专属监护权）”。

إِنَّمَا وَلِيُّكُمُ ٱللَّهُ وَرَسُولُهُۥ وَٱلَّذِينَ ءَامَنُوا۟ ٱلَّذِينَ يُقِيمُونَ ٱلصَّلَوٰةَ وَيُؤْتُونَ ٱلزَّكَوٰةَ وَهُمْ رَٰكِعُونَ你们的盟友，只是真主、他的使者和那些信仰者——他们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并是鞠躬叩头的。（《古兰经》第5章第55节）

在《古兰经》第5章第55节中，“那些信仰者”这个表述听起来可能泛指穆斯林信徒，但（根据艾哈迈德·瓦埃齐的说法）什叶派注释家将“那些信仰者”解释为什叶派伊玛目。（逊尼派穆斯林不相信“那些信仰者”指的是伊玛目。）

## 统治者作为监护者的角色

### 霍梅尼

#### 观点的演变

在早期著作《揭秘》（《卡什夫·阿斯拉尔》，出版于1940年代）中，霍梅尼提出了模棱两可的表述，主张“国家必须依据神圣法律来治理，该法律界定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这没有神职人员的监督（《内扎拉特-埃·鲁哈尼》）是无法实现的”，但并未呼吁法学家统治或让他们取代君主——“我们并没有说政府必须掌握在法基赫手中”。他还断言，实践中的“穆智台希德”（即具有足够学识进行独立推理的法基赫，这一过程称为伊智提哈德）的权力不包括政府，仅涵盖简单事务，如法律裁决、宗教判决以及为保护未成年人和弱者的财产而进行的干预。即使统治者是压迫性的且与人民为敌，他们（穆智台希德）也不会试图推翻统治者。

霍梅尼宣扬，真主创造了沙里亚法来引导伊斯兰共同体（乌玛），国家来执行沙里亚法，法基赫则理解并执行沙里亚法。

在他后期的著作《伊斯兰政府》中，霍梅尼摒弃了传统的有限监护观念，解释道，对国家的监护权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法基赫监护属于理性的、外在的（阿格拉伊·伊蒂巴里）事项，除了委任之外没有其他现实性，就像为未成年人委任监护人一样。在职责和地位方面，对国家的监护权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彼此没有区别。这就像伊玛目委任某人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委任某人治理国家，或委任某人担任某个职位。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先知和伊玛目会与法基赫有所不同是不合理的。”

在去世前不久，霍梅尼在给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后来成为伊朗第二任最高领袖）的一封信中，也许就法基赫监护的权力发表了最强烈的声明：

政府或授予真主最尊贵使者的绝对监护权（《阿尔-瓦拉亚特·阿尔-穆特拉克》）是最重要的神圣法律，优先于（神圣）法的所有其他法令。如果政府的权力局限于法律条文的框架内，那么将权威授予先知将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我必须说，政府是先知的绝对监护权的一个分支，是伊斯兰教的首要（一级）规则之一，优先于法律的所有法令，甚至包括礼拜、斋戒和朝觐……只要某事看似违背伊斯兰教的利益，伊斯兰国家就可以阻止执行一切事务——无论是宗教功修还是非宗教事务。

### 监护者作为统治者的经文依据

#### 霍梅尼的论证

虽然没有什叶派（或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圣典明确声明穆斯林共同体应该或必须由伊斯兰法学家统治，但霍梅尼坚持认为有“大量传统（圣训）表明，伊斯兰学者在（伊玛目）隐遁期间应行使统治权”。

他作为证据提出的第一段圣训，是针对伊斯兰教早期一位腐败但人脉广泛的法官的言论，据称出自第一任伊玛目阿里之口：

- “你所占据的席位，坐上去的要么是一位先知，要么是先知的继承人，要么就是一个有罪的恶棍。”

以此作为证据的理由是：

A) 既然圣训中提到了一位法官被训诫，那必然意味着他是一位受过培训的伊斯兰法学家，因为“根据定义，他们精通与法官职能相关的事务”。

B) 既然受过培训的法学家既不是有罪的恶棍，也不是先知，通过排除法，“我们从传统中推断出的”不是阿里在羞辱那位法官是个有罪的恶棍、而本应效仿先知的德行与智慧，而是阿里在宣告“法学家是（先知的）继承人”。这意味着，既然先知被赋予了统治穆斯林共同体及其所有征服地的权力，那么法学家的遗产就包含了同样的权力。

霍梅尼还引用了其他几段圣训和《古兰经》经文，他将其解释为：“主事者”是法学家；传达先声明言的人是法学家；对教义的继承者、传播者和伊斯兰教的捍卫者的服从，应当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

- “你们当服从你们中那些主事的人。”（《古兰经》第4章第59节）。
- “那些传达我的声明和传统并将它们教导给人们的人”是伊玛目阿里的继承人（据称阿里曾口述）。
- 阿里还命令“所有信徒服从他的继承人”，这意味着他的继承人就是法学家，穆斯林不仅应当服从他们的宗教教导，还应当服从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命令。
- “作为法学家的信徒是伊斯兰教的堡垒，如同环绕保护城市的城墙”，据第七任伊玛目的传述（瓦埃齐也引用了这一点）。
- 第十二任伊玛目曾告诫，后世应当服从那些知晓其教义的人，因为那些人就像他是真主在信徒中的代表一样，是他的在民众中的代表。

#### 卡达的可靠传述

其他支持者提供了更多的圣训。艾哈迈德·瓦埃齐引用了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的传述，据称穆罕默德曾说过：

- “学者相对于单纯的崇拜者，犹如满月相对于群星。诚然，宗教学者（乌莱马）是先知的继承人；先知们遗留下来的不是金币（第纳尔）和银币（迪尔汗），而是知识。谁获取了知识，谁就确实获得了他们遗产的丰厚份额。”

根据瓦埃齐的观点，其含义不仅在于乌莱马所拥有的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比贵金属更有价值，而且在于作为“先知的继承人”。

العلماء ورثة الأنبياء ,

他们继承的不仅仅是先知的知识，而且是“真主为他指定的所有属性和责任”，包括他作为“乌玛（伊斯兰共同体）的监护者和领袖”的权威，这包括了统治的权力。

#### 欧麦尔·伊本·罕祖莱的公认传述

穆罕默德·塔基·梅斯巴·亚兹迪（以及艾哈迈德·瓦埃齐 和巴吉尔·谢里夫·古莱希）引用了一段被称为“欧麦尔·伊本·罕祖莱的公认传述”的圣训。这段圣训讲述的是，这位欧麦尔向第六任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请教：当两名什叶派穆斯林因债务或遗产发生纠纷时，是否可以去找法官或统治者进行调解/仲裁？伊玛目回答说，他们应该使用的调解人应当是了解圣训和什叶派伊玛目或“无罪者”之裁决的穆斯林（即“你们当中那些为我们传述、精通合法与非法事物之人”），换言之，即精通什叶派教法的人。而缺乏这种知识的“统治者或法官”则属于“塔古特”（“非法的统治权力”）。此外，拒绝使用或遵循什叶派教法专家的裁决等同于“什尔克”，即以物配主（一种重罪）。

- “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为我们传述，精通合法与非法事物，并熟知我们的法律和条例，你们就应接受他为法官（卡迪）和仲裁者，因为我已任命他为你们的主事者（哈基姆）。因此，如果他根据我们的法律作出判决，而你们拒绝他的裁决，你们就是轻视安拉的法律并反对我们。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安拉，反对他就如同以物配主。”

艾哈迈德·瓦埃齐将此解释为：监护者/瓦利（法学家/法基赫）的命令“对所有穆斯林都具有约束力”——包括其他法基赫，以及瓦利政治管辖权之外（即伊朗之外）的穆斯林。这是因为瓦利是“被任命为主事者（哈基姆）的……公正且能干的法学家”，负责执行司法（“卡达的监护权”），因此必须服从。

古莱希将据称是贾法尔·萨迪克所说的话解释为：“那些向你们传述我们的传统和口述的人”就是什叶派法学家，而这些法学家现在拥有“普遍的监护权”，并且“在社会事务方面拥有作为所有穆斯林的统治者和参照权威的权力”。“该［单数］宗教法学家”不仅应收集资金并分配给穷人和有需要者，领导和资助“宗教学院”，还应“关照”和“关心与伊斯兰世界相关的一切”，挺身而出，捍卫穆斯林的土地免受整个穆斯林世界中不信道者的攻击。

对于那些声称这段圣训只是命令什叶派在发生法律纠纷时不要使用篡权者阿拔斯政府的法庭的人。

梅斯巴·亚兹迪回答说，圣训中说“……我确已任命他为你们的主事者……”，他将“哈基姆”译为统治者，而非法官。（但在另一部著作——《伊斯兰政治理论（立法）：第二卷》中，梅斯巴·亚兹迪将“哈基姆”译为法官。）

无论如何，梅斯巴·亚兹迪得出结论：“非常清楚，服从无罪伊玛目（愿主福安之）的法令是强制性的义务。同样，服从［统治者］法基赫的法令也是强制性的义务”；并且在他书的另一章中，他还声称，“法基赫享有无罪伊玛目（愿主福安之）作为伊斯兰社会权威拥有者所拥有的所有特权。”

### 梅斯巴·亚兹迪与艾哈迈德·瓦埃齐的论证

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关联的神职人员——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基·梅斯巴·亚兹迪（1935–2021）和伊朗什叶派神职人员兼学者艾哈迈德·瓦埃齐（生于1963年）——也为霍梅尼的法基赫统治理论以及监护法基赫的普遍与绝对监护原则进行了辩护。

（梅斯巴·亚兹迪尤其是“或许是最为突出且直言不讳的绝对法基赫监护的支持者”，他断言“国家的法律和官员，除非得到瓦利·法基赫［监护法基赫/最高领袖］的批准，否则均不具备任何合法性”，并且瓦利·法基赫统治者拥有无罪伊玛目（愿主福安之）作为“伊斯兰社会权威拥有者”所享有的“所有特权”。）

至少到21世纪初，他们对霍梅尼观念的辩护往往是对各种批评的回应。梅斯巴·亚兹迪（在其著作《法基赫监护理论浅览》中）强调了需要防范的诸多危险，警告信众注意：“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威胁”、“撒旦之手”以及传播“不正确”和“毫无根据”思想的“宣传”， “站不住脚的主张和不一致的特征”， “诽谤与谎言”， “险恶且邪恶的宣传”，这些均来自法基赫监护的“敌人”。此外，还存在“主流思想氛围”影响的风险， “被西方文化所迷惑或欺骗”者的风险，以及“自由与民主”概念——这些“20世纪和21世纪的……女神”和“神圣偶像”等所带来的风险。

#### 辩护回应

他们就法基赫监护所受到的一些批评进行回应，其中包括：

经文中没有直接陈述表明法基赫神职人员应当统治人民。

对于那些担忧伊斯兰教是否支持法基赫监护概念的人，梅斯巴·亚兹迪指出，根据“现有观点和意见”，什叶派法学家“压倒性的主导意见”是：在伊玛目隐遁期间，应由一位“适当合格的法学家”（“根据伊玛目所设定的总体描述……被任命”）来统治人民。不幸的是，在这一点上达成法学家共识的障碍是“一两位”当代什叶派法学家，他们坚持认为，一个合法的政府必须“由人民决定”。

那些担忧者也应查阅几段圣训（见上文“经文依据”部分），正确理解这些圣训后，“非常清楚，服从［统治者］法基赫的法令”与服从无罪的伊玛目（愿主福安之）一样，“是强制性的义务”。

```
此外，还有两个“理性论证”（运用理智而非经文）来证实法基赫监护：
```

论证一：

```
   1.  为了秩序和福祉，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政府。
   2.  最好的政府是由无罪的伊玛目管理的政府。
   3.  既然我们目前无法拥有那样的政府，就需要一个尽可能接近它的政府。
   4.  伊斯兰法学家的统治提供了这一点，因为法学家提供了“对任何形式的腐败、错误、罪恶、自私的绝对免疫力”，以及“对社会状况全面而完美的洞察力和能力”。<ref name="MTMYCGTWF4-2003:Chapter 4.Arguments.Intellectual">[[#MTMYCGTWF4-2003|Mesbah-Yazdi, ''A Cursory Glance ...'', 2010]]: 第四章：支持法基赫监护的论证。理性论证。</ref>
```

论证二：

```
   1.  真主拥有“对人民的财产、荣誉和生命行使权威的专属权利”。
   2.  这个权利首先被授予“圣洁的先知”穆罕默德，然后授予无罪者们。
   3.  这些（先知和无罪者）已经不在了，但真主不可能“放弃他的目标”，即“人类获得福祉与完美”，这是沙里亚法被创造的原因。
   4.  因此，他必定“允许最合适的人来执行它们”。
   5.  而那个人就是一位“合格的法学家”，他敬畏真主，并拥有“治理社会、确保其福祉的专业知识”。<ref name="MTMYCGTWF4-2003:Chapter 4.Arguments.Intellectual"/>
```

艾哈迈德·瓦埃齐给出了类似的论证，认为统治的瓦利（监护者）是一个自然的递进：从真主（《古兰经》中多节经文——第3:68节、第2:257节、第4:45节——称真主是信士们的瓦利），到先知穆罕默德（第5:55节、第33:6节也这样描述他），再到伊玛目（在许多什叶派圣训中被描述为瓦利）。因此，在他们之后的下一级宗教人物自然也应拥有穆罕默德和伊玛目所拥有的“普遍”权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授予法基赫管理公众的普遍权力，并不等于将心智健全的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及丧失理智者归为同类。真主、穆罕默德和伊玛目的权力是全面的，尽管他们的臣民拥有成熟理智和理性能力。

法基赫监护的概念应当是什叶派穆斯林能够通过自己的宗教研究（即塔赫基克）来理解、接受或信仰的东西（就像他们对信仰的基本原则——“证明真主的存在或先知的预言使命”——所做的那样），而不是不加质疑地接受宗教学者的观点。

尽管为绝对的法基赫监护提供了圣训和理性论证，梅斯巴·亚兹迪也认为，法学家统治的思想是一项宗教原则，信徒必须凭信仰接受（塔格利德）——因为其“特殊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属于先知和伊玛目范畴内的问题”，（因此超出了个人研究所能理解的范畴）。

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中，所有信徒已经有一位宗教学者提供指导——即每个什叶派穆斯林自行选择的“效法源泉”（马尔贾·塔格利德）（截至2022年，有数十位可供选择，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和伊朗），如果他们未能服从自己的效法源泉，也不会受到国家惩罚。那么，为什么他们还需要一个监护（法基赫监护）？当法基赫监护与某位马尔贾意见相左时会发生什么？（最高领袖与其他马尔贾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伊斯兰教是否允许下棋、听音乐，或者是否应继续与伊拉克的战争，这对伊朗的法基赫监护制度构成了挑战。）法基赫监护会凌驾于马尔贾之上吗？

梅斯巴·亚兹迪和艾哈迈德·瓦埃齐声称，马尔贾·塔格利德与法基赫监护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一个发布法特瓦（宗教裁决）；另一个颁布法令（侯克姆）。一个（马尔贾）就“一般问题和伊斯兰教规”发表意见，通过从其宗教知识中演绎推理来回答伊斯兰教中关于实践事务的宗教问题；而另一个（监护权）则制定并执行法律和条例，颁布旨在“有效组织和解决穆斯林社会内部的困难”的法令。

瓦埃齐还解释说，虽然法特瓦有时可能与侯克姆冲突，但穆斯林必须服从瓦利的侯克姆，而不是其马尔贾的法特瓦，因为瓦利的命令/侯克姆“对所有穆斯林都具有约束力”——包括其他法基赫以及瓦利政治管辖权之外的穆斯林（即伊朗之外的穆斯林），（正如上文“欧麦尔·伊本·罕祖莱的公认传述”那段圣训所解释的）。

赋予监护法学家“绝对”地位，使其“可以发布无视沙里亚法命令的命令”（艾哈迈德·瓦埃齐），这不仅与“霍梅尼先前的承诺相矛盾，也与神圣法律的规范相矛盾”（引自迈赫迪·巴扎尔甘领导的伊朗自由运动）。

在其建国大约九年后，伊朗伊斯兰政府内部出现了一种“僵局”，一方是试图强行通过“有争议的社会和经济立法项目”（劳动法、所得税）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另一方是否决这些法案的保守派“监护”毛拉。这两个群体都是霍梅尼的支持者，他曾试图找到折中方案，通过“较温和”的立法。在试图解决这一僵局的过程中，他于1988年1月发表声明，将“维护伊斯兰国家提升为一项首要的核心戒律（《阿尔-阿卡姆·阿尔-阿瓦利耶》），并将仪式性功修（如必须履行的礼拜和斋月期间的斋戒）降级为次要戒律（《阿尔-阿卡姆·阿尔-萨纳维耶》）”。（这当然也提升了伊斯兰国家的法学家统治者的地位，这一概念被称为“法基赫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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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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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监护法学家的权力扩展到“暂时中止朝觐等伊斯兰教基本仪式”，似乎与霍梅尼在其1970年宣言中为伊斯兰政府必要性提供的理由相矛盾：

```
   :
```

关于这一争议，梅斯巴·亚兹迪认为，统治法学家对礼拜和朝觐等事务的优先权仅涉及诸如“当敌人即将发动袭击时”推迟礼拜等事项，而非对伊斯兰教进行实质性改变。

同样，艾哈迈德·瓦埃齐指出，撤销神圣法律的命令只是暂时的，仅在发生“重大损害、痛苦、困境或混乱”时适用；“第一级”法律（《阿尔-阿卡姆·阿尔-阿瓦利》）保持不变。他解释说，根据霍梅尼的“革命观点”，“沙里亚法……并非最终目的”。伊斯兰法律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保护伊斯兰教和伸张正义”。对霍梅尼而言，“伊斯兰国家不仅仅是伊斯兰教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伊斯兰教”。

除非统治者是最博学的法学家之一（大阿亚图拉），否则法基赫监护概念的“理智基础”就会“被削弱”（据埃尔万德·亚伯拉罕米安所言），而伊斯兰革命的“逻辑”也就走到了“尽头”（据奥利维耶·罗伊所言）。

如上文“伊斯兰共和国治下”历史部分所述，霍梅尼在1989年3月发表了一份“重要声明”，宣称神职人员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一类精通“宗教学识”，另一类精通“时代问题”，即当代世界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应当由第二类群体统治，而非“宗教型”神职人员，尽管霍梅尼曾花费数十年时间谴责世俗主义的观念，即今世事务“与对神圣律法的理解是分离的”。

同样在那个月，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在呼吁对革命的失败进行“公开评估”并停止“输出革命”之后，被罢免了霍梅尼正式指定继承人的职位。蒙塔泽里是除霍梅尼之外唯一一位加入其运动的马尔贾·塔格利德，也是唯一一位受霍梅尼网络信任的资深神职人员。由于宪法要求最高领袖/瓦利·法基赫必须是一位马尔贾——尽管宪法规定其条款将延续到马赫迪复临统治大地为止，——但在霍梅尼去世后，专家会议修订了宪法，取消了领袖资格中对学术资历的要求，从而能够任命一位“中等资历”但忠诚的神职人员（阿里·哈梅内伊）担任领袖。

梅斯巴·亚兹迪没有谈论这一事件或相关争议。他同意“法基赫监护的基本和根本理由在于执行伊斯兰法律和条例”，并且监护法学家“首先必须是知识渊博、熟悉伊斯兰法律并能很好识别它们的人”。但他接着说，如果首席法学家缺乏对真主的敬畏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他就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人民应当有权选择谁来统治他们。

梅斯巴·亚兹迪认为，认为政府必须代表人民才能具有合法性，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既然“整个宇宙及其中的一切都属于真主”，人类选择或选举某人来统治自己的权利，并不比他们在未经他人许可的情况下拿走他人财产（“房子、汽车、鞋子、衣服等”）并使用的权利更大。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在法基赫监护制度中没有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接受伊斯兰政府，人民确保了神圣政府的实际建立和稳定。

法学家的绝对监护权可能导致、已经导致或将导致专制政府或独裁统治。

梅斯巴·亚兹迪提出了这个疑问，但他向读者保证这不可能发生，因为独裁者是按照“他个人的心血来潮和任性”进行统治，而监护法学家则是“根据至高的真主的意志和选择，遵循神圣法律”进行统治。如果瓦利偏离了伊斯兰教及其法律会怎样？他会“自发地”失去信誉，并且“不被服从”。

艾哈迈德·瓦埃齐也向读者保证，绝对监护权与西方国家的“极权主义和独裁政府”以及绝对主义“完全不同”，因为瓦利拥有“公正、虔诚和必要的社会政治洞察力”等品质，如果他未能展现出这些品质，将被“免职”。

纵观历史，宗教与政治的结合结果往往不佳；由于权力的腐败，如果你“希望你的宗教保持安全，希望《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受到尊重”，就必须让“宗教远离政治舞台”。

相反，社会（以及经济、政治）事务的管理应基于事实领域，而非宗教，规划应基于人们所见所感。

梅斯巴·亚兹迪认为，由宗教显贵统治是错误的，因为政府应与宗教分离——这种观念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当时“君主必须服从和遵从”天主教教皇。最终，欧洲的“所有不幸、贫困和落后”都被归咎于宗教，而现在，由于现代技术，这些思想已传播到“穆斯林国家和穆斯林思想家”那里，尽管它们与伊斯兰教格格不入。“我们感觉到和看到的一切才是真实的，我们必须思考它并为其制定计划”这一观念也基于一个错误的欧洲理念——实证主义哲学。

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法学家政府，他应该由民众普选产生。毕竟，先知穆罕默德在盖迪尔·胡姆不也是要求人们效忠阿里（第一位伊玛目和第四任哈里发）吗？如果阿里政府的合法性确实与人民的投票无关，那么“先知为什么要求人民效忠伊玛目……呢”？

正如你会聘请数学教授来选拔最优秀的数学教授一样，你也应依靠教法学的专家——而非公众舆论——来挑选最优秀的教法学家。

梅斯巴·亚兹迪写道，“拜耶”（效忠宣誓）只是“一种表示愿意协助与合作”领导者的方式， “与赋予合法性或授予统治权利无关”。

目前，在伊斯兰共和国选择监护法学家/最高领袖的过程中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这使得伊朗人民无法参与选择该国最有权力的官员——即专家会议挑选监护法学家/最高领袖，后者随后可以任命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一半成员（并可随意罢免他们），而宪法监护委员会则批准任何希望竞选专家会议职位的候选人。这形成了一个自我延续的循环，即如果伊朗人民反对领袖，或者反对选择领袖的人，他们几乎无能为力。

梅斯巴·亚兹迪为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会议、最高领袖之间据称是循环的选择过程进行辩护，指出这是伊朗“宪法中规定的”，对宪法监护委员会候选人的批准是瓦利·法基赫（如前所述，他是真主的统治者）的“特权”。他进一步指出，在所有所谓的现代民主国家中，总是有第一次选举来投票产生某个代表机构（例如制定宪法的制宪会议），而该机构是“基于一套特定的规则和条例的选举结果而产生的”，这些规则并非“由任何民选内阁和议会颁布和批准”的（例如，谁有投票权——年龄要求、是否只有男性可以投票等；谁有资格被选入该机构，投票制度——简单多数制、排序投票制、比例代表制等……），因为那是第一次选举！但这“正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循环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根据梅斯巴·亚兹迪的说法），仅仅因为法基赫监护制度中存在“循环”，不应使其丧失资格；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拒绝世界上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民主政府和制度”。

#### 其他批评观点

除了梅斯巴·亚兹迪和艾哈迈德·瓦埃齐试图驳斥的那些批评之外，还存在许多针对伊斯兰神职人员担任心智健全成年人（特别是统治他们）的监护者，以及针对其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应用情况的批评。

霍梅尼曾宣扬，由于穆斯林接受并承认沙里亚法“值得服从”，那么一个根据沙里亚法统治的政府将“真正属于人民”，不同于那些拥有“虚假议会”的世俗国家。但是，尽管他对人民支持通过法学家实行沙里亚法统治充满信心，在“革命期间”以及推翻君主制之前，霍梅尼在公开声明中“从未提及”法基赫监护。

当一场旨在将法基赫监护写入新伊朗宪法的运动开始时，批评者抱怨说，他（霍梅尼）成为革命领袖时曾承诺在国王被推翻后为伊朗提供建议而非进行统治，而实际上，他早在革命爆发前数年就已发展出由法学家而非民主选举进行统治的理论，并在其追随者中传播。这是一些人至今仍在提出的抱怨。

伊斯兰法学家统治理论的实践也因其结果（而非宗教理由）而受到功利主义角度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该理论根本没有实现霍梅尼所宣称的目标。诸如消除贫困、腐败、国家债务、或迫使非伊斯兰政府在伊斯兰政府的军队面前投降等目标 均未实现；甚至连更温和、更基本的目标，如精简政府官僚机构，以及仅由资深宗教学者（或马尔贾）担任法基赫监护者/最高领袖的职位等目标，也未能实现。

### 学者中反对监护者作为统治者的意见

根据奥利维耶·罗伊的说法，在霍梅尼巩固伊朗权力的时期：

“法基赫监护的论点几乎被1981年在世的全部十来位大阿亚图拉所拒绝：他们要么像阿布·卡西姆·胡伊（1899-1992）和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1906–1986）那样公开反对霍梅尼，要么像穆罕默德-礼萨·戈尔派加尼（1899–1993）、哈桑·塔巴塔巴伊·库米（1912-2007）、设拉子以及纳杰夫·马尔阿希那样保持谨慎距离，拒绝担任公职。事实上，高级神职人员与革命保持着距离。只有一位大阿亚图拉，即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1922-2009），霍梅尼的前学生和曾指定的继任者（后因持异议于1989年被弃用），认可了这一概念。此外，在伊斯兰革命发生时，霍梅尼并非最有影响力的阿亚图拉。拥有最发达的门徒和前学生网络的是年迈的阿亚图拉阿布·卡西姆·胡伊（生于1899年），这位伊朗阿塞拜疆裔的影响力巨大，从黎巴嫩（真主党的精神领袖法德拉拉谢赫）……到阿富汗……胡伊在两伊战争期间没有离开纳杰夫，并且始终拒绝法基赫监护的概念……

根据阿里·马穆里2013年撰写的文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未能够在库姆和纳杰夫的什叶派神学院之间建立稳定和谐的关系”。库姆的“精神参照源”（即马尔贾）中的“大多数”（至少到2013年）不支持现政权在法基赫监护问题上的立场，尽管这已导致其中一些人被软禁，并被禁止“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或继续他们的教学和宗教职责”。纳杰夫的宗教领袖构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纳杰夫位于伊朗境外，其马尔贾不能被伊朗监禁。

根据米尔贾姆·金克勒的说法，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神职人员的异议

截至2015年、2018年，纳杰夫的 leading 马尔贾（阿里·西斯塔尼）和纳杰夫的神职人员总体上反对鲁霍拉·霍梅尼的监护权概念，或在此问题上 conspicuously 保持沉默，并且整个什叶派神职人员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接受法基赫监护的理论，认为神职人员应远离政治。大多数什叶派穆斯林接受已故的大阿亚图拉赛义德·侯赛因·布鲁杰迪（1875–1961）作为他们的马尔贾·塔格利德，包括他的学生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布鲁杰迪终其一生都是一位宁静主义者，因此避免采取政治立场，他禁止其学生霍梅尼参与非宗教事务。直到布鲁杰迪去世后，霍梅尼才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政治与社会论著，在其中明确呼吁积极参与政治事务。

关于监护权，几位资深法基赫曾就伊玛目权力的独占性、法基赫权力的界限，以及权力腐败对法基赫和伊斯兰教带来的危险著书立说。

#### 对伊斯兰学者的迫害

在1970年关于伊斯兰政府的演讲和著作中，霍梅尼不遗余力地表达了他对那些支持其敌人伊朗沙阿的神职人员的愤怒，并对他们尚未被“剥去缠头巾”感到愤慨：“那些人不是穆斯林的福加哈（伊斯兰法学家），他们是萨瓦克（沙阿的伊朗安全部门）发给了缠头巾并叫他们去祈祷的人”；并宣称“我们的青年必须剥掉他们的缠头巾。我不是说他们应该被杀……但要摘掉他们的缠头巾！”。

革命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了专门起诉伊斯兰神职人员和学者的特别神职人员法庭，通过剥夺神职资格和取消律师资格、判处监禁、体罚、死刑等方式惩罚他们。该法庭系统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自己安全和监狱系统的机构，并具有许多与伊朗其他法院不同的特点（由最高领袖直接控制，而非根据伊朗宪法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司法系统控制；审判不公开，不允许被告选择自己的辩护律师；根据伊朗宪法，其判决不得向伊朗最高法院上诉等）。有学者（米尔贾姆·金克勒）认为，该法庭的存在、规模和范围可以通过持不同政见的神职人员对法基赫监护原则构成的独特问题来解释——而非宗教背景、不精通伊斯兰法律复杂性的非神职人员反对派则不会构成这种问题。“那些证明法基赫监护与什叶派传统的不一致程度，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要功能是为威权统治辩护的神学创新的异议神学家”，对监护统治者构成了危险。

#### 谢赫·穆菲德

与相信通过公议（伊智玛尔）或协商（舒拉）任命伊斯兰哈里发的逊尼派不同，伊玛目派什叶派认为，伊玛目和伊斯兰民族的合法哈里发“必须”且“只能”“由真主任命”；这一任命可以通过先知或前任伊玛目的宣告而为人所知。

这与《古兰经》中以下神圣经文的神圣法令相应：

“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哈里发。’”2:30 “你的主创造他所意欲的，选择他所意欲的，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28:68 传统什叶派认为，统治伊斯兰国家的神圣权威专属于“圣裔中无罪伊玛目”，在伊玛目隐遁期间也不允许由法学家进行统治。用谢赫·穆菲德的话来说：

“伊斯兰的统治者是由至高的真主神圣任命的人，他们就是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及其后裔）的后裔中的正道伊玛目。”

#### 西斯塔尼

伊斯兰什叶派最资深的学者之一，据称是纳杰夫的 leading 马尔贾，也是阿亚图拉阿布·卡西姆·胡伊的前学生，便是阿里·侯赛尼·西斯塔尼。也许是因为其巨大的影响力，各方消息来源对他关于法基赫监护的立场说法不一。西斯塔尼曾多次介入2003年入侵后的伊拉克危机——呼吁伊拉克人拿起武器抵抗伊斯兰国（达伊沙），向美国施压要求比其意愿更早举行选举，要求伊拉克政治领袖在2015年推进反腐败改革——但他将自己视为团结者，置身于政治之上，并未在“国家行政或执行机构中担任任何角色”。

圣裔伊斯兰使团警告称，“西方发起的运动……旨在破坏伊斯兰团结，……并使伊拉克与伊斯兰革命的哪怕最基本理念相隔离”，阻止其效仿“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模式，该使团“数十年来……操纵什叶派舆论……并传播错误观念，如……法学家中存在一种宁静主义和非政治化的什叶派传统”；该使团强调西斯塔尼反对世俗主义，并认为他的立场接近于伊朗的法基赫监护学说。其他消息来源（海德尔·胡伊）则坚持认为，“像纳杰夫市的绝大多数什叶派神职人员一样，西斯塔尼以其反对法基赫监护而闻名”，尽管在那个圣城有“许多亲伊朗的宣传运动”试图影响。

根据西斯塔尼官方网站的说法，西斯塔尼主张，如果一名法基赫希望在国家行政管理中拥有监护权，他必须获得人民的普遍认可。

伊斯兰法学家的监护权意味着每个法学家对非诉讼事务拥有监护权。非诉讼事务在术语上被称为“阿尔-奥穆尔·阿尔-希斯比耶”。至于与社会秩序相关的公共事务，法学家的监护权及其执行取决于某些条件，其中之一是法学家在大多数信众中获得普及或可接受性。

尽管在伊拉克大多数重大政治决策中扮演着“间接但决定性的角色”，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常被等同于宁静主义思想流派，该流派试图将宗教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直到“时代伊玛目”（马赫迪）复临。他“明确呼吁在伊拉克建立‘公民国家’，而非宗教国家”。

##### 西斯塔尼的论证

西斯塔尼在纳杰夫什叶派神学院举办的个人高级讲座“达尔斯·阿尔-哈里吉”（即最高级别的教法相关神学教育讲座，超越教科书的有限范围）中，总结了他对法基赫监护的观点，指出：

“塔古特（一个专门用于谴责一切取代或并列于安拉而被崇拜之物的术语）并非如某些人（即霍梅尼）所言，是对国王或统治者的表述，因为在使者的时代，阿拉伯半岛并不存在国王或统治者，以至于可以确定地说他们就是塔古特。事实上，确定无疑的是，塔古特是在判决中不公的人，或是被赋予裁判权如同偶像的人，此外，塔古特在过去并没有执行权力。”

他进一步补充道：

“从一些传述中推断，选举介入此事；因此，卡迪（即担任法官行使权威的合格法学家）必须由穆斯林选举产生，这与伊玛目在欧麦尔·伊本·罕祖莱的可接受传述中的说法‘你们当在你们中任命’相一致。基于这种推测，处理这些事务的人必须是代表穆斯林（作为法官）。”

作为他对该主题的结论性评论，西斯塔尼说道：

“证据不足，学术共识已受损，理性论证在已提及和未提及的方面皆存争议。证实者必须驳斥所有的疑惑（围绕此主题的经文和理性思辨），他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也许，由于处境的微妙，穆哈奇克·纳伊尼和穆哈奇克·伊斯法哈尼曾说过——关于法基赫监护存在极度的动摇（不确定性）！——愿真主的祝福降临于我们的主人穆罕默德及其纯洁的后裔。”

根据西斯塔尼的官方网站，与哈梅内伊 不同，他对于以命人行善、止人作恶为目的施加身体伤害持怀疑态度，除非有某些既定的法律例外情况，并且他赞同只有无罪的伊玛目或其直接代表（“纳伊布·阿尔-哈斯”）才有权宣布吉哈德的传统观点。

#### 胡伊

同样，西斯塔尼的导师、已故的大阿亚图拉赛义德·阿布·卡西姆·穆萨维·胡伊（1899–1992）（姓名也音译为 Khuʾi），在霍梅尼出版其关于法基赫监护理论的著作时，是 leading 的什叶派阿亚图拉，他拒绝了霍梅尼的论点，理由如下：

- 法基赫的权力——仅限于对寡妇和孤儿的监护——不能由人扩展到政治领域。
- 在隐遁伊玛目缺席的情况下，教法学的权威并非某一两位法基赫所独有。

胡伊被认为是现代最直言不讳地反对法基赫监护固有本质的法学家之一。

用一句格言来对比，霍梅尼宣扬“只有好社会才能造就好的信徒”，而倡导“公民国家”理论的胡伊则主张“只有好的人才能造就好的社会”。

胡伊将法基赫监护的范围限制在法学家仅以“瓦卡拉”（即在法律合同中通常约定的代理、保护、委托或授权）意义上的权限，同时驳斥了法学家继承无罪者（伊玛目）内在统治权威的观点。

胡伊写道：

“在隐遁时代，法基赫的监护权没有任何证据得以确立——它只是使者与伊玛目们的特权，愿主福安之。相反，根据传述确立的事实在于两件事：1. 他担任法官的角色；2. 他的法特瓦具有证明力。他对儿童财产或属于监护权范围的其他事务没有任何权力，*除了在希斯比（代理）意义上——即法基赫在此意义上拥有监护权，而非作为主张者的意义上。*”

此外，胡伊详细阐述了在无罪伊玛目隐遁时代，一位合格伊斯兰法学家所应扮演的角色，这一角色历来为什叶派学术界所认可，如下所述：

“至于对希斯比耶事务（非诉讼事务）的监护权，例如维护失踪者和孤儿的财产，如果没有监护人或其他类似人员负责保护，那么对于具备条件的法基赫而言，这种监护权是成立的。同样，对于没有捐献者指定的托管人的瓦克夫财产以及持续性的诉讼，裁决争端之权掌握在法基赫手中，诸如此类。但*至于超越此范围的监护权，法学家中最流行的（观点）是其证据的缺失*，安拉至知。”

#### 阿洪德的《备忘》

穆罕默德·卡齐姆·呼罗萨尼（1839–1911），通常被称为“阿洪德·呼罗萨尼”，是驻留纳杰夫的一位什叶派马尔贾。他是伊朗立宪革命（1905–1911 年伊朗民主革命）的主要神职人员支持者和合法化力量。

从历史上看，传统什叶派学术思想一直对神职人员放弃对国家的建议角色、转而直接全权负责国家事务持批判态度。呼罗萨尼在其著名的《备忘》中就主张神职人员利用宗教使其统治合法化的假说将带来的必然风险，提出了一系列审慎的见解。其中一些预测如下（波斯语原文及翻译）：

“既然人民视神职人员为伊玛目·扎曼的代理人，他们便会期待宗教政府建立一个典范性的制度（与设想的由无罪伊玛目建立的制度高度匹配）。而当神职人员无法达到那种公正水平时，什叶派群众对伊玛目·扎曼和宗教的信仰将会动摇。”

“当神职人员掌权后，他们将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缺点，反而会为其辩护，并忽视腐败。”

“神职人员的愿望是让政府服从宗教，而如果神职人员接管了政府，他们更可能让宗教服务于政府。”

“在神职人员尚未拥有政府职位的当下，就已存在如此多的分歧。如果他们掌权，这些分歧将导致宗教的进一步分裂、新教派的产生，从而对宗教造成损害。”

“易犯错者进行统治的本质就是撒谎，从技术上讲，不可能实行有道德的治理。因此，撒谎并玷污宗教清白，不符合神职人员的道德品格。”

#### 穆罕默德·侯赛因·纳伊尼

作为阿洪德·呼罗萨尼的助手，穆罕默德·侯赛因·纳伊尼认为，尽管理想的政府是由受神圣启示且无罪的信徒共同体领袖（即伊玛目）统治，但这种理想的政府形式在隐遁期间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可供选择的方案在于“专制政府”与“立宪政府”之间。专制政府即暴政，而立宪政府则“最不偏离伊玛目的理想政府”，因此是“隐遁期间最好的政府形式”。

## 应用

### 伊朗政治中的教士

伊朗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政府架构上采用法基赫的监护的民族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法基赫的监护”不仅是由教士担任的最高领袖来代表，还包括了其他的重要体系，特别是专家会议，专家会议的成员都必须是教士，而在宪法监督委员会和法院当中，教士亦占半数。周五礼拜的带领者都是由最高领袖委任。

### 对立

什叶派穆斯林可以在私务上跟随或仿效大阿亚图拉，法基赫可要求穆斯林就公共事务执行为穆斯林共同利益而发出的指令，其他的大阿亚图拉都要执行指令。不过，一些大阿亚图拉在一些事务上对其他阿亚图拉的指令提出了反对。

例子包括：

- 阿亚图拉萨迪克·鲁哈尼（Sadeq Rouhani）谴责另一位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并抨击专家会议任命蒙塔泽里作为霍梅尼继承人的决定。后来萨迪克·鲁哈尼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前总统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的政府政策，鲁哈尼的教令禁制国际象棋、哈拉勒及音乐，而拉夫桑贾尼却允许这些活动的进行，而鲁哈尼认可的阿舒拉节禁欲苦修却遭到禁制。
- 在两伊战争时期，阿亚图拉穆罕默德·侯赛尼·设拉子颁布一条法令，禁止对萨达姆·侯赛因部队的任何抵抗，萨达姆·侯赛因侵占了伊朗的部分领土，企图扼杀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霍梅尼则指出所有伊朗人都有义务捍卫他们的领土，设拉子因此而被软禁。另一位阿亚图拉哈桑·塔巴塔巴伊-库米（Hassan Tabataba'i-Qomi）也因提出反对战争的言论而被软禁。

一些阿亚图拉被声称与反伊斯兰共和国活动有关而被软禁，包括：

- 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在1982年被指与推翻政府的一场政变有关而被软禁。
- 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希尔·舒拜尔·哈加尼（Mohammad Taher Shubayr Khaqani）在1980年被指支持萨达姆·侯赛因而被软禁。
- 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在1997年因抨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而被软禁。
- 阿亚图拉阿苏贝丁·拉斯特加·乔伊巴里（Yasubedin Rastegar Jooybari）的著作含有反逊尼派内容而引发1994年伊朗逊尼派地区发生暴发，因此而被软禁。

## 批评

批评者有时会使用“穆拉政府”（mullahcracy）一词来形容监督委员会和伊斯兰共和体系，“穆拉”是所有伊斯兰学者的称谓，在后缀加上“政府”用以指称其政府。

一些伊斯兰学者如大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和阿亚图拉侯赛因·卡泽梅尼·波洛杰迪（Hossein Kazemeyni Boroujerdi）也批评伊斯兰学者的过度干预，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军方和秘密警察。

## 对批评的回应

- 瓦克夫应被理解为捐款。
- 没有人提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法基赫的监护体系里最佳的贯彻工具。宪法的第14章名为“修宪”，宪法也曾经被修改过一次，而理论和实际应用应该要分开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