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青

毛岸青（1923年11月23日－2007年3月23日），初名永寿，谱名远义，字岸青，以字行。湖南湘潭人，生于长沙市，毛泽东与其第二位妻子杨开慧的次子。毛岸青之兄毛岸英1950年11月下旬参与朝鲜战争阵亡后，毛岸青是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儿子，直至其于2007年去世。

## 生平

毛岸青生于现今长沙市开福区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一说他和兄长毛岸英生于长沙清水塘的毛泽东故居。

1927年湖南清乡公署会办何键在湖南开始清党，杨开慧带着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与毛岸龙）到板仓乡下躲避。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何键处决后，毛岸英兄弟被保释出狱。由外祖母抚养。1931年春节前夕，毛泽民给杨开慧遗属写信，要求把三个孩子送至上海。由杨开智的妻子、孩子的舅妈李崇德操办、护送毛岸英兄弟三人去上海。走前从亲友中筹集路费；改换了孩子们的姓名，毛岸英改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商定让孩子们叫沿路护送的舅妈李崇德为妈妈，外祖母为奶奶；还找人弄清了去上海的路线等等。1931年春节启程。由板仓农民纠察队员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三个孩子，送到粤汉铁路的白水火车站，乘火车去汉口，由汉口改乘船去上海。他们到上海后进入中共地下党所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

1932年3月，大同幼稚园保育员管荷英外出办事时失踪。特科负责大同幼稚园的欧阳新决定解散该幼稚园。毛岸英、毛岸青暂时寄养于董健吾与妻子郑兰芳家中——地下党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号（在淮海中路普安里附近）。毛岸英兄弟二人，在古玩号住了约半年左右。因此处距嵩山路法国捕房较近，安全有些威胁；董健吾的岳母（同董在一起生活）对照料岸英、岸青有怨言。1932年的8、9月份，毛岸英、毛岸青送到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家中生活。黄慧光怕毛岸英兄弟和外人接触中引起怀疑，就很少让他俩出去。在黄慧光带着6个孩子三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安全曾先后变换过三个住地。1934年8月从修德里搬到三多里，这时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还经常来三多里看望毛岸英、毛岸青。1935年7月前后，搬到牯岭路斯盛里（现牯岭路51弄10号）。

1933年初，共产党中央机关转移去江西瑞金苏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严重破坏；此时董健吾被教会要求辞去牧师职务，无固定经济来源，已无力照管黄慧光的生活。因此，中共组织上中断了对毛岸英、毛岸青的每月生活供给。黄慧光是一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岸英兄弟二人，全家共七口，只靠她的长子董载元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黄慧光靠典卖过活。东西典当光了之后，黄慧光就和女儿替人家缝补、洗衣贴补家用。这还是不够，黄慧光和女儿又学做纸花，卖给百货公司。当时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据毛岸青回忆，在黄慧光家这段生活，吃的不好，穿的是破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中的叙述：

黄慧光不仅为岸英兄弟的安全担心，也为自己及全家的身家性命提心吊胆。平时她把岸英兄弟和自己的孩子看得死死的，一有风吹草动，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不长的时间里，一个寡母带着几个孤儿转换了三个住处。

那个时候，党组织按月供给30元钱给董健吾作为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两人的生活费，董健吾领到薪水也常常贴补一些给黄慧光，日子当然过得去。后来，董健吾失去了固定的收入，黄慧光是家庭妇女没有生活来源，自己有四个小孩，加上岸英兄弟一家七张嘴天天要吃要喝，日子过得艰苦了起来。

毛岸英、毛岸青也帮助扎纸花，干些家务事，减轻家中的困难。1935年，先是岸青出麻疹，继而岸英患伤寒，需要开支医药费，无疑使本已窘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急得黄慧光团团转。没奈何，只好典当些旧衣服，拼凑些钱，陪岸英、岸青去医院看了几次病，后来实在付不起医药费，只好背扶着岸英、岸青，向附近送诊给药的慈善机构求救

生活艰苦，吃不饱肚子，还要挨打受骂。岸英自小就爱憎分明，一天，他看见岸青又挨了打，便离家出走了。

当时的上海特科几乎动用了全部的力量进行查找工作。从1935年秋开始，在1936年夏天终于有了线索，有人反映说：住在一个破庙里的几个孩子，各方面的情况基本上符合查找目标，只是孩子的数目是两个，不是三个，组织上决定正面接触、核实一下……

这天，破庙里来了一个工人装束、上了年纪的人，他用湖南话与这两个孩子拉家常，聊天的内容总是围着“你是哪里人？”“父母在哪里？”“为什么不在家？” 等家庭情况与身世转来转去。小哥儿俩因为在流浪中碰到了太多的事，便十分警觉，我的伯父甚至悄悄将两块砖头备在了身后……但渐渐地，他觉得这个工人老伯不仅面容和善，语气和蔼，而且心地也极为善良，他终于明白了，这个人是亲人派来寻找他们兄弟的……

1934年、1935年这两年，中共上海特科因为中统的“细胞渗透”办法而被完全破获；中共上海局连续3任书记李竹声、盛忠亮、黄文容及其机关被破获逮捕，使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机构人员损失殆尽。随后成立的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邱吉夫及组织、宣传等负责人及所有地下联络点均被破获。1935年7月，董健吾因其上线领导浦化人被捕而被迫隐藏起来。黄慧光完全失去了外界的支持。

2002年1月19日，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在武汉理工大学演讲中称，毛岸英和毛岸青“像三毛一样流浪了五年”（此话可能是出自毛岸英，虽然在上海前几年有人照顾，但经常挨打，所以毛岸英自我认为与“流浪”无异。）。为此，董健吾的儿子董龙飞、孙子董闯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刘思齐的演讲“其中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有些言论污蔑诋毁了董龙飞之父董健吾，损害了董家人名誉，使其精神受到了损害”。要求刘思齐停止宣传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言论，登报赔礼道歉。其诉讼主要证据，是中央组织部的调查报告。1979年，胡耀邦抽调中组部三人，以李芳文为组长，组成调查小组，调查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时的情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访问当事人、证人、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查阅档案资料，勘察毛氏兄弟居住过的地方，最后撰写了一份《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的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三，（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董健吾家中，生活困难，但无流浪、虐待事实……”

毛岸英兄弟二人大约于1935年秋离（黄慧光）家出走，在上海流浪。当时，特科留在上海的秘密办事处的情报人员徐强、李云奉命参与寻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孩子的身份说是烈士的儿子，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李云回忆说：得知孩子出走，“几位高层领导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发动了地下党员寻找”“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李云本人亲自掌握中共上海地下党唯一一部秘密电台的报务兼译电，也被派到大街上去找孩子。徐强已通过内线查遍上海的警察局和巡捕房，确认孩子没被抓走，应该还在流浪。李云回忆：“1936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已经出国），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

1936年1月中旬，宋庆龄安排董健吾离开上海前往西安，把国民党权力核心层与蒋介石的口信转告给在陕北的中共。到达西安后，董健吾（化名周继吾，社会身份是宋庆龄的家庭牧师“王牧师”）拜见了张学良，把国共谈判这一事告知了张学良。在张学良安排下，董健吾于2月27日抵达陕北瓦窑堡向陕北中共的博古报告了这一国民党高层的口信。1936年3月6日董健吾离开陕北，于3月中旬回到上海向宋庆龄报告了毛泽东领衔的中共回复信息。董健吾这时获悉中共上海地下党已经找到了在街头流浪的毛岸英兄弟，于是董健吾抵沪第5天即与张学良派来接刘鼎的人等同行，再次北上赴西安，3月20日一行抵达西安。宋庆龄安排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去张学良处工作，刘鼎表示要亲赴陕北中共请示得到批准之后才能担负此任务。当时由西安去陕北红区的交通必须得到张学良批准，地下交通线尚未建立。董健吾无法进入陕北，就留在了西安，委托打算去陕北瓦窑堡的刘鼎向中共与毛泽东汇报毛岸英兄弟二人在上海的情况及安置计划。1936年4月9日，刘鼎随张学良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戴镜元会谈。会后周恩来与刘鼎去瓦窑堡向中共汇报。中共由此获悉了毛岸英兄弟二人在上海董健吾前妻家中，董健吾本人正在西安等待中共指示。1936年4月中旬，中共派遣冯雪峰去上海重建地下电台、联络抗日救亡运动、恢复整顿地下党行组织。1936年4月20日左右，冯雪峰由瓦窑堡抵达西安，见到了董健吾，向董健吾传达了中共指示：把毛岸英兄弟二人送苏联的国际保育院。董健吾向张学良辞行时提出“有个革命朋友的两个孩子寄养在我这里，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儿子，想让他们读点书，可是上海的时局太乱。如有可能，请张副总司令帮忙，送他们去苏联读书。”张学良答应下来。1936年4月25日，董健吾与冯雪峰抵达上海。冯雪峰在1968年写的回忆材料中写道“我到上海时（岸英、岸青）两个孩子就住在他大老婆那里”。“我到上海后曾给过（董健吾）一笔相当数目大的钱，记得是他说起他已欠下了房租等相当大的债而后给的，同时也因为两个孩子寄在他家里，我认为应该给的。以后也给过几次，不过记得数目都不大。”

张学良安排奉军将领李杜以考察为名，去苏联召集东北抗日义勇军旧部，李杜联系到在上海的董健吾，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冯雪峰派遣杨承芳负责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董健吾的儿子）随李杜经法国赴苏联。“三个孩子在李杜家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李杜领到了出国护照”。“1937年，由上海作家徐啸在上海档案馆查得李杜及岸英、岸青、董寿琪的护照，以及法国领事馆的法文调查报告。”李杜、3个孩子、及李杜的副官、秘书、翻译，张学良的代表刘志清、中共上海地下党代表杨承芳一行九人乘法国“康脱罗梭号”邮轮带前往法国马赛。一行九人在巴黎等待了几个月后，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不准其他人入境。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专程到巴黎迎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之后他们前往苏联莫斯科，进入国际第二儿童院（莫尼诺儿童院），也在当时定表字为岸青、俄名亚历山大。由于毛岸英、毛岸青在上海的五年多一直没有能入校读书，不掌握中文读写。后来给毛泽东用俄语写信，毛只能让师哲翻译。在苏德战争中，毛岸英主动要求参军上前线，毛岸青参加了挖战壕、运伤员等支前活动。其在苏联留学期间，曾用名杨永寿。

1947年，毛岸青返回中华民国，在大连养病。后来由李富春、蔡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到1948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进行土改工作。

1949年7月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人民解放军，挂阶中校，在军事科学院从事编译工作，专业为马列主义思想研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任俄文翻译。他翻译出版了10多部马列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并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但是，脑袋在上海受到的伤害无法根除。但也正因为如此，毛岸青基本没有卷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

1960年1月，毛岸青在大连疗养期间，毛泽东与张文秋以亲家形式撮合毛岸青与张文秋次女北京大学学生作家邵华，并于4月下旬在大连结婚，至1962年春天回北京，1970年1月17日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诞下一子毛新宇。1967年毛岸青的后母江青到北京大学万人大会演说，声泪俱下控诉邵华“主动送上门”勾引毛岸青，当时邵华就在台下。

毛岸青和夫人邵华先后共同主编了纪念文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大型纪实文学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参与策划摄制了《杨开慧》等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纪念文章。

毛岸青多次和夫人邵华、儿子毛新宇重走长征路，到革命老区、到工厂、到农村调研，并以多种形式帮助失学儿童，支持创办了多个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毛岸青晚年居于北戴河总参疗养院以写作与静态活动为主，因十分低调，基本没有关于他的新闻；晚年的所属工作单位为总参谋部管理部。其后行动不便，1998年9月9日在悼念毛泽东逝世22周年纪念活动时，中新社记者拍得的照片显示他出席时需轮椅代步，并因此引致其他并发症如心脏病；于2007年3月23日凌晨4时18分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逝世，灵堂设在解放军总参谋部西山服务处（毛家大宅）400号大院，只供党政领导吊唁，告别式于3月3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并安葬其内。

2008年12月21日骨灰迁葬于湖南杨开慧烈士陵园内，濒临其母亲杨开慧烈士的墓。2008年位于克山县的毛岸青纪念馆开馆。2009年毛新宇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提案“加强毛岸青纪念馆的爱国主义基地教育”。

## 家庭

先祖毛岸青（1923－2007）

- 妻：邵华
- 子：毛新宇

## 译著与著作

- 《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斯大林著，曹葆华、毛岸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 《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底巨匠》米丁著，曹葆华、毛岸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 《和省委书记们》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3月版，ISBN 7-5073-0205-9
- 《少年毛泽东》毛岸青、邵华主编，京华出版社2001年7月版，ISBN 7806000356
- 《诗人毛泽东》毛岸青、邵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 《毛泽东画传》（连环画）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6月版，ISBN 7500780230
- 《我们的父亲毛泽东》毛岸青、邵华 著；毛新宇、刘滨 编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4-09

## 外部链接

- 毛岸青逝世专题：网易 ／ 新浪网
- 毛泽东次子平静走完一生，2007年3月25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