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国民党在1931年11月12日-23日在南京所召开的会议。会议发生之前，1931年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因“约法问题”发生“宁粤分裂”，国民党内部反蒋各派在广州另外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兵满洲（东三省）地区。在这个背景下，宁粤双方在召开上海和平会议，经过商讨博弈后，通过了双方分别各在所在地召开国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决议。南京的国民党中央首先召开四大，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历史上有三个国民党四大。

根据后世的国民党官方网站资料，只提及南京这次大会，未提及广州、上海的会议。

## 背景

会议发生之前，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因“约法问题”发生“宁粤分裂”，国民党内部反蒋各派在广州另外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互相指责对方非法。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兵满洲（东三省）地区。在这个背景下，南京、广州双方的国民党先后召开四大。

宁粤上海和平会议结束后，11月9日至1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临时全体会议，讨论确定南京四大的主要议题及筹备大会开会事宜。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为实现团结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声称以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过去艰难之局，永树本党团结之基”。并且推丁惟汾、陈立夫、周启刚为四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王子壮、朱云光、许静芝，洪兰友、罗时实、蒲良柱为大会秘书。会议决定于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六十六周年纪念日召开南京四全大会。

##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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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12日-23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共381人。

1931年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在南京中央大学大礼堂举行开幕式，于右任为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于右任在开幕词中强调了召开四大的重要意义。他说：四全大会开会，标志着结束了国民党内从前的一切纠纷。所以，四全大会是“为党开一新生命，为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开一新生命，确是本党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生机”。他呼吁“在此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交迫而来的时候”，无论在南在北的国民党员要“大团结”，要从“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八个字做起，否则，“一切都成皮毛”。

开幕词后蒋介石作《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讲话。蒋承认国民党自从三大以来，由于内部不团结事实上已“支离破碎”，国民革命的生机“几乎断绝”，甚至“连已经统一了的局面，都不能保全”，造成国家今天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一齐交迫”而来的困境中。他指出在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关头，国民党四大的两个“最重大的使命”是“一、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他要求全体国民党员必须注意两件事：“一是革命的道德，二是革命的精神”，要全体国民党员“牺牲个人自由，尊重本党纪律，服从大会公意”，以及“要有成仁取义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的一切幸福，乃至于生命”。

11月13、14日上午，大会举行预备会，决议以蒋中正、戴季陶、于右任、林森、蔡元培、戴愧生、潘公展、恩克巴图、黄慕松等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追认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王子壮等6人为大会秘书。

11月14日下午，大会举行正式会议。分别听取了丁惟汾和蔡元培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通过《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案》、《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侵入，应作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案》等案。会上，大会代表程天放提议定9月18日为中华民国国难纪念日。蒋介石对此表示“此次东北事件，将来是否为国难，或竞国光，或形势较今日更严重，均不可知。一面固为存亡关头，但或竞转危为安”。该案在蒋介石的主持下，以发表《对全世界宣言》了之。正式会议结束后，接着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中央常会提出的《改进中央党部组织案》。其内容为：（1）提高秘书长职权，增加一位秘书长，负责执行常会议决案。（2）取消训练部，另设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组织、宣传两部改为组织、宣传两委员会。（3）增设财物部。（4）国史馆成立后，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与其合并。（5）凡事务有独立性质者，设专责之部，直属常务委员会，由秘书长指导。（6）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沟通党和政府的枢纽。

11月16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首由蒋介石宣读14日完成的《对全世界宣言》，吁请世界各国对日本占领东三省事件应“重注意”，提出：

（1）国联盟约是否有效？何以日本能不顾盟约之规定，公然违反国联之决议？国联是否应援用盟约第十五、第十六两条之条款，与以正当之制裁？

（2）非战公约是否有效？何以日本军队向我中国军队公然进攻，竟以武力实施其侵略之国策？签约各国对其背约举动是否应速加以纠正？

（3）华盛顿九国公约是否有效?何以日本公然侵犯我主权独立与领土行政之完整?签约各国对其背约举动是否有所挽救?

（4）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租界是否限于和平通商居住之通则?其在天津利用租界地位以为破坏中国之阴谋策源地，是否为条约所许可?

（5）为保证中国对各国应履行债务之盐税，而日本竟任意提取，其破坏我国财政固不待言，抑此等举动，又是否为妨害我国履行条约义务之行为？

宣言也表示“国民政府应速准备实力收回东三省，保障中国领土之完全，勿令其有丝毫损失”。同日，大会通过《实力援助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抗日案》，决议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由国民政府克日汇款10万元搞军和命令张学良就近迅速调拨军队，支援黑龙江省，抵抗日本；并请大会全体代表将其应领的出席公费的一半或全部，捐输犒劳抗日将士。还通过《对日问题专门委员会人选案》，由戴季陶、何应钦、于右任等53人组成。

11月17日，大会举行第三次会议。通过《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生计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针案》、《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教育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针案》等案。11月18日，大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切实保护回国华侨案》、《整理华侨教育案》及《遵照总理遗训厉行禁绝鸦片案》。当日，南京各校抗日救国会组织教师学生5000余人到四大会场门前请愿，提出实现统一政府、武力收复东北失地、以实力援助马占山、实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救国运动等十一点要求。蔡元培和黄慕松代表大会接见了他们，表示接受上述要求，提交大会议决，转国民政府“采纳实行”。

11月19日，大会举行第五次会议。分别听取了《中央组织部报告》、《中央宣传部报告》和《中央训练部报告》。大会通过《实现党的团结共赴国难案》。在讨论此案时，蒋介石代表主席团作报告，说“国难外侮，与日俱增，全党应一致奋斗，共谋御侮。对于本党具有革命历史之同志，尽量容纳，以求团结”。接着又说，希望各代表在选举第四届中央委员时，对于粤方所提的名单，“尽量接受”。并表示，“其个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

11月20日，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大会主席蔡元培。会议一开始，闻钧天等数十名代表提出紧急动议：“暴日侵略日急，辽吉既陷，黑垣又告失守，应请大会决议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同志迅即北上，保卫国土，收回失地；本大会代表尤应同具决心，共济国难。”蔡元培将此案提交大会表决，得到通过。戴季陶代表对日问题专门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对日方针，说“自从日本武力侵占东三省以来，不但置国际公意于不顾，而且益肆其阴谋与暴力。一面教唆挑起各种反叛运动；一面以武力节节北进，扩张侵略区域，现日本已侵占了齐齐哈尔”，为了“保障国家之生存与国际正义世界和平”，大会特郑重决议：（1）马占山对于日本军队进攻之正当防卫，“不独为保障中国国家之领土，尤为保障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之存在”。（2）大会认为国民政府现在对于日本的一切对内对外政策及临机处置，“确能尽忠于国家与民族”。关于今后保卫国权和疆土，本大会授与国民政府“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之全权”。本大会“愿领导全党同志，团结全国国民，以整齐严肃之精神，与政府同为积极之努力。并不惜任何牺牲，在精神上与物质上为政府之后盾”。陈调元向大会表示，请蒋介石北上与“帝国主义”作“最后周旋，诚为善策”。同时呼吁各省应坚决响应中央调令，开赴湘赣各地“剿赤”，否则即“实丧心病狂之光”。

11月21日，大会举行第七次会议，通过《国家建设初期方案》。该案制定了四年内的建设计划，即以国防建设为中心，提倡军事教育，整理和扩充陆海空军，完成全国铁道建设。通过《追认恢复党籍案》，为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因反对蒋介石而先后被开除党籍者，如汪精卫、陈公博、阎锡山、冯玉祥、李济琛、李宗仁、王法勤、柏文蔚等314人恢复了党籍。蒋介石对恢复党籍案发表讲话。表示恢复这些人的党籍是因为“国难当头，要团结御侮”，又说被开除党籍者“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于我一人而造成。假使无我，各同志或不至于如此分崩离析，而帝国主义者亦或不至如此压迫。故对党内同志对总理，我承认是有罪之人。而今忏悔，愿牺牲一切，供献于党国，赎我罪恶，望代表谅之”。大会也通过《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选举案》。根据上海和平会议决定，南京应再选出中央委员24人，其中执行委员5人，候补执行委员13人；监察委员4人，候补监察委员2人。并规定中央委员递补办法三条：先由第一届的候补者依次补完后，方轮到第二届的候补人，余类推，南京与粤方新选出之候补委员的候补次序，按抽签法决定，例如，南京抽得第一，那么南京所选候补委员的第一名即排在第一，粤方的第一则排第二，余类推，新当选委员中有相同票数者，当场抽签决定其递补的次序。

11月22日上午，大会举行第八次会议。首先宣布南京新当选的第四届中央委员名单：中央执行委员是周佛海、夏斗寅、杨杰、顾祝同、贺耀祖，中央监察委员有张学良、杨虎、蒋作宾、洪陆东。上午，决议大会闭幕后，即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同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九次会议。通过蔡元培代表主席团提出的临时动议：“现在国难正急，中央亟应延揽各方人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之下，组织一国难会议，以期集思广益，共济时艰。”通过《对于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回顾了自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今两年多中，即进入“训政时期”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实施训政”、“戡定内乱及剿赤”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的工作实施情况，说明未能达到“所预期之成绩”。同时批评指出中央执监委员会在指导政府方面和党务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关于指导政府方面的缺点是：没能健全中央政治会议，没能进行地方自治工作，没有尽力实施三大决议案及中央执委会历次决议案。关于党务方面的缺点，分五点说明：

①党务工作总的缺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所有组织未能充实健全，其工作亦拖拉松懈，中央党部各部会之间的工作上下不能联络一致，互相重复冲突，吸收党员以“特许人党手续”为借口，滥而不精，解决地方党务纠纷，不能依据事实，作出彻底解决。②宣传工作的缺点是：“党务之阐扬及党的理论之建设”注意不够，新闻政策过于幼稚，重大问题发生时，不能有一贯之方针与计划指导下级党部，而且宣传力量也不能立即集中表明本党之政策与精神；国际宣传工作毫无进步。③训练工作的缺点有，未能切实施行党员训练和推进民众训练，以及党之教育方法根本错误。④组织工作的缺点为：下级党部组织太不健全，正式成立的各省市党部仅有七处，军队党务未能充实推行。⑤监察工作的缺点是：不能严厉执行“党的纪律”和没有很好执行监察政府的职权。同日下午，大会决议继续实行三全大会所修正通过的党章，不加修正。11月23日，大会举行闭幕式。首由于右任宣读大会宣言。接着由蒋介石致闭幕词，蒋指南京四大为“团结内部，对抗外侮”，“能够表示绝对的宽容大度和苦心孤诣”，“真正做到牺牲一切的自由权利，无论在选举上或是在讨论和决议上，一切都以党的团结为最大目标”，并担保南京四大“绝对没有权利争夺的现象”。另一方面，蒋却指责一部分国民党人不相信国民政府，请其下野，“是扰乱秩序，破坏威信，增加国难”，“牵掣”国民党，提出“团结御侮”的方针，即“要以无数的无名的华盛顿”，和“以无数的无名的岳武穆”，来造成一个有名的华盛顿和中华民国的岳武穆。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一往无前的负起救国的大任”，达到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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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场外景与大门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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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四大开幕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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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闭幕典礼合影.jpg

### 宣言

大会的宣言称，在此“国难严重”时期，“中国民族若不以决死之心求生路，则国族将永陷于沦亡，本党同志若不能团结一致完全担负救国之重责，誓死前驱，则革命绪业将自此而中断”。宣言承认由于国民党内部“散漫分离之迹象，与国民以痛心”，所以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的期望“渐见其淡薄”。宣言号召国民党员一方面“泯灭以往一切之睽离，力求全党之精诚团结”；另一方面，从军事、教育、经济三方面努力建设，“就物质精神同时为彻底猛进之改造”，抵抗日寇的外侮。宣言并要求全国人民“以极端之刻苦，任加倍之劳役，捐弃个人自由权利”，听命于国民党中央的指挥。

## 基本资料

- 地点：中华民国南京市中央大学大礼堂
- 日期：1931年11月12日-23日
- 此前条约：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最：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