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分治

在1947年发生的印巴分治（partition of India）是将英属印度诸省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自治领：印度自治领与巴基斯坦自治领。印度自治领即为今日的印度共和国，而巴基斯坦自治领则演变为今日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与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此次分治涉及两个省份 - 孟加拉与旁遮普省 (英属印度) - 的划分，基准是各区内以非穆斯林（主要是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居民或是穆斯林居民占多数。分治内容亦涵盖两个新自治领对英属印度陆军、皇家印度海军、印度文官系统、铁路及中央财政的瓜分。分治法源依据为1947年印度独立法案，并导致英属印度（或称王冠统治时期）的终结。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两个自治国家于1947年8月14日至15日的子夜正式成立。

随着英属印度的分治与英国人撤出南亚次大陆，《印度独立法案》规定土邦解除与英国的附属同盟及其他义务，同时英国亦放弃对土邦的责任，将决定权留给其统治者，由其决定加入印度或是巴基斯坦，或是保持独立地位。印度开国元勋之一 - 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在1948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随着宗主权失效，每个印度土邦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土邦并入两个新自治领的政治整合进程始于1947年8月，而绝大部分的整合工作是在此之后才陆续展开。关键在于海德拉巴土邦、查谟和喀什米尔土邦等的统治者最初选择的是独立。

分治导致1,200万至2,000万人因宗教认同而被迫迁徙，在新成立的自治领间引发与大规模迁徙及人口安置相关的严重难民危机。分治前后及期间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关于死亡人数的估计仍存有争议。截至2009年，估计数字仍维持在20万至200万之间。分治过程中的暴力本质，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营造敌对与猜疑的氛围，至今仍对印巴关系产生困扰。

'印巴分治'一词并不包括早前缅甸与锡兰（今斯里兰卡）脱离英属印度行政管理的过程。这个用语亦不包括1947年至1954年间法属印度各飞地并入印度的过程，以及1961年印度吞并果阿与其他葡属印度地区的行动。于1947年，该地区的其他当代政治实体，如锡金、不丹、尼泊尔及马尔代夫，均未受分治的影响。

1971年的孟加拉自巴基斯坦分离是巴基斯坦后续的分裂，而非印度的分治。

## 背景

###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时期 (1905–1938)

#### 1905年孟加拉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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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印度教徒在英属印度人口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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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穆斯林在英属印度人口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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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锡克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在英属印度人口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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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松勋爵在担任印度总督的第二个任期时，于1905年将英属印度最大的行政区划 - 孟加拉管辖区 - 拆分为以穆斯林占多数的东孟加拉与阿萨姆省，以及以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孟加拉省（即今日印度的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贾坎德邦与奥里萨邦）。寇松的分治行为自威廉·本廷克勋爵时期起就曾被历届殖民政府考虑过，但并未付诸行动。这项分治举措对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的转化作用是前所未有。

孟加拉的印度教菁英对分治表示强烈抗议，其中许多人在东孟加拉拥有出租给穆斯林农民的土地。庞大的孟加拉印度教中产阶级（称为巴德拉洛克）对于在新成立的孟加拉省中，孟加拉人的人数会被比哈尔人与奥里萨人超越的前景感到不安，认为寇松的行为是对他们政治影响力的惩罚。针对寇松决定的普遍抗议行动，主要是采取自给自足 (印度)运动，意为'购买国货'）的形式，包括抵制英国货物。抗议者偶尔也会诉诸公然的政治暴力，包括对平民的袭击。这些暴力行动收效甚微，因为大多数计划好的袭击不是被英国人阻止，就是以失败告终。两类抗议的共同战斗口号是"《母亲，我向您致敬（Bande Mataram）》"，这是由印度小说家及诗人班金·钱德拉·查特吉所创一首歌的歌名，这一口号唤起一位母亲女神的形象，她分别是孟加拉、印度，以及印度教迦梨女神这三个层面的化身。当加尔各答受过英文教育的学生回到故乡村镇后，动乱随而蔓延到孟加拉周边地区。随着起义时代等组织的年轻人开始向公共建筑投掷炸弹、发动武装抢劫并刺杀英国官员，该口号所带来的宗教热情与分治激发的政治愤怒合而为一。由于加尔各答当时是英属印度的首都，这股愤怒与口号很快就传遍全次大陆。

压倒性的、以印度教徒为主，针对孟加拉分治抗议，加上对有利于印度教多数派将进行改革的恐惧，促使印度的穆斯林菁英于1906年向新任总督明托勋爵请愿，要求为穆斯林设立单独选区。与此同时，他们要求按照穆斯林占总人口的比例给予代表权，这反映他们作为前统治者的地位以及与英国人合作的记录。而导致全印穆斯林联盟于1906年12月在达卡成立。虽然寇松此时已因与殖民地军事首长基奇纳勋爵发生争执而辞职回英，但全印穆斯林联盟仍支持他的分治计划。穆斯林菁英的立场（亦反映在联盟的立场上）始于1871年英属印度人口普查，在往后三十年里逐渐定型，1871年的普查首次对穆斯林占多数地区的人口进行估计。对寇松而言，英国人自1871年人口普查以来便一直对穆斯林存有焦虑，尤其考虑到穆斯林在1857年印度起义与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中对抗英国的历史。这种忧虑促使他渴望拉拢东孟加拉的穆斯林人口。

各地的穆斯林领袖自1871年人口普查以来的三十年里，即间歇性地感受到来自新兴印度教政治与社会团体的敌意。例如印度教改革运动组织雅利安社不仅在动员中支持护牛运动，而且对普查中的穆斯林人数感到不安，而组织"改宗"活动，以欢迎穆斯林回归印度教信仰。在阿格拉和奥德省（亦称联合省），随着19世纪末印度教政治代表权的增加，穆斯林开始感到焦虑，且印度教徒在印地语-乌尔都语争议以及1893年的反屠牛骚乱中被政治动员起来。1905年，当两位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人物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与拉拉·拉志巴特·拉伊试图争取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导地位，且国大党本身围绕着迦梨女神的象征意义集结时，穆斯林的恐惧进一步加深。许多穆斯林并未忘记，"Bande Mataram"这句战斗口号最早出现在小说《修道院群英传》中，书中描述的是印度教徒与其穆斯林压迫者战斗的故事。最后，以东孟加拉最具影响力的地主家族领袖 - 达卡纳瓦布哈瓦贾·沙利穆拉为首的穆斯林精英们意识到，建立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新省份，将能直接为追求政治权力的穆斯林群体带来利益。

#### 第一次世界大战，勒克瑙协定：1914–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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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与印度之间关系的分水岭。英属印度陆军共有140万名印度与英国士兵参战，印度军人的参与产生更广泛的文化影响：关于印度士兵与英国士兵以及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士兵共同战斗与牺牲的消息，透过报纸与新媒介 - 广播,传播到世界的遥远角落。印度的国际形象为之提升，并在1920年代持续上升。这些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包括促成印度在1920年以自身名义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成员，并以"Les Indes Anglaises"（英属印度）之名参加当年比利时安特卫普夏季奥运。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在印度国内也激起印度人争取更大自治权的渴望，这种诉求在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袖阶层中尤为强烈。

1916年的国大党勒克瑙会议，促成国大党与全印穆斯林联盟一场出人意料的合作（双方签下勒克瑙协定），而德国、土耳其两国在战争期间的盟友关系正是促成此事的契机。由于鄂图曼帝国苏丹兼任麦加、麦地那与耶路撒冷等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当英国及其盟友与鄂图曼帝国爆发冲突时，部分印度穆斯林开始质疑英国政府一贯主张的"宗教中立"立场。事实上，这种不信任感早在1911年，英国殖民政府将1905年孟加拉分治的举措废除时便已露端倪，当时将分治废除的决定被穆斯林视为英国对穆斯林利益的背弃。联盟与国大党因签署《勒克瑙协定》而并肩作战，共同提出由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印度民族运动代表人物及国大党早期领袖）及其支持者倡导的扩大自治建议。国大党承认穆斯林在省立法会及帝国立法议会中拥有单独选区的权利作为回报。全印穆斯林联盟于1916年时仅有500到800名成员，尚未具备往后数年在印度穆斯林社群中的广泛影响力。而勒克瑙协定在联盟内部也未获得一致支持，其谈判主要是由来自阿格拉和奥德省的一群"青年党"穆斯林所主导，其中以信奉泛伊斯兰主义的穆罕默德·阿里·祖哈尔与绍卡特·阿里两兄弟最为知名。此外，该协定也获得当时在孟买执业的年轻律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支持，真纳日后成为联盟及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虽然人们随着时间发现该协定的长期影响对阿格拉和奥德省与今日比哈尔邦等地的穆斯林少数精英更为有利，而非旁遮普与孟加拉的穆斯林多数派。但在1916年当时，《勒克瑙协定》仍被视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英国政府亦持相同看法。

#### 蒙塔古-切尔姆斯福德改革：1919年

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与印度总督切尔姆斯福德勋爵在历经前一年冬季漫长的印度实地考察后，于1918年7月正式发表联名报告。随后，英国政府与议会展开进一步讨论，加上选举权与职能委员会针对选民资格进行再次视察，最终于1919年12月通过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亦称蒙太古-切姆斯福德改革）。这项新法案扩张各省与帝国立法议会的规模，并废除印度政府在表决不利时诉诸"由英国殖民政府官员兼任的官守议员多数权力"（official majority）的做法。虽然国防、外交、刑法、通讯与所得税等核心部门仍由总督及位于新德里的中央政府掌控，但公共卫生、教育、土地税收及地方自治等部门则移交给各省管理。各省根据新法案开始实行一种名为"二头政治"的新制度。教育、农业、基础设施与地方自治等领域在此框架下成为由印度部长、立法机关及印度选民掌控的"移交事项"，而灌溉、土地税收、警察、监狱与媒体控制等领域，则仍列为"保留事项"，由英国省督及其行政会议负责。此外，新法案也降低印度人进入文官体制与陆军军官团的门槛。

获得选举权的印度人数在法案通过后有所增加，但在国家层级的投票中，印度选民仅占成年男性总人口的10%，且其中许多仍为文盲。在省立法机关方面，英国人则透过为"特定利益团体"保留席位的手段，持续实施政治掌控。具体而言，英国人将较多席位分配给对殖民统治持同情态度、对抗性较低的农村候选人，而非城市候选人。此外，席位也特别为非婆罗门、地主、商人及大学毕业生保留。同时，作为莫莱-明托改革（即1909年印度议会法案）与近期《勒克瑙协定》核心原则的"族群代表制"（communal representation）得到重申：各省与帝国立法议会均为穆斯林、锡克教徒、印度基督徒、盎格鲁-印度人以及定居当地的欧洲人保留特定席位。总体而言，蒙太古-切姆斯福德改革为印度人提供前所未有的立法参与机会，在省级层面尤为显著。然而这项改革仍面临诸多局限，包括合格选民人数有限、省立法机关预算短缺，以及那些被视为英国控制工具的农村与特殊利益席位制度。

#### 引入两国理论：1920年代

两国理论的核心主张在于，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并非单一国民，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这种观点根植于昔日穆斯林统治阶层对自身文化与历史所具的强烈独特感。理论强调，正是宗教信仰的差异，造就两者之间深远的文化与社会鸿沟。在政治动机上，这套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层次。部分职业政治家以此为筹码，试图在英国结束殖民统治后，为穆斯林群体争取，并巩固政治利益。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保存"穆斯林印度"（Muslim India）文化主体的关键手段。两国理论作为巴基斯坦运动的理论基石，不仅催生建立穆斯林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更是导致1947年印巴分治的根本原则。

在1906年成立全印穆斯林联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西奥多·贝克（于1883-1899年间担任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穆罕默德安格鲁东方学院院长）支持两国理论。另一位支持此理论的英国官员是西奥多·莫里森勋爵。贝克与莫里森都认为，实行多数统治的议会制度对穆斯林不利。

雅利安社领袖拉拉·拉志巴特·拉伊于1924年提出他自己版本的两国理论，以形成"将印度明确划分为穆斯林印度与非穆斯林印度"。由于西北边境省（2010年后改称开伯尔-普什图省）科哈特（Kohat）发生针对印度教徒的骚乱，让他对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信心消磨殆尽，转而深信唯有分治才是解决之道。

W.D.萨瓦卡最初在其1923年发表，论及印度教性，名为Essentials of Hindutva的意识形态手册中，提出两国理论的雏形。这本手册成为印度教性（Hindutva，一种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奠基文本。萨瓦卡于1937年在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于亚美达巴德举行的第19届会议期间，宣称："今日的印度不能被假定为一个中央集权且同质的国家。相反的是印度主要存在两个民族：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萨瓦卡的理论是数个印度教性组织的灵感来源，它们各有不同的诉求，包括将印度穆斯林重新定义为非印度的外来者及印度的二等公民、将所有穆斯林驱逐出印度、在印度建立合法的印度教国家、禁止印度教徒改宗伊斯兰教，以及推动印度穆斯林皈依或回归印度教。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于1940年采纳一套将宗教视为定义印度穆斯林民族地位之关键的意识形态。他将此视为穆斯林为建立巴基斯坦而产生的觉醒。但真纳当时反对将旁遮普与孟加拉进一步划分，转而主张将这两个省分完整并入巴基斯坦，且不迁徙境内任何居民 - 无论其身份是锡克教徒还是印度教徒。萨瓦卡于1943年公开表达支持真纳，他声称："我对真纳先生的两国理论没有异议。我们印度教徒本身就是一个民族，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是两个民族，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关于两国理论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释，其核心分歧点在于：这两个民族是否能够共存于同一块领土上。其中一种解释主张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占多数地区应享有主权自治与分离权，但不涉及人口迁移，亦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仍将维持共同生活。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代表"两种截然不同且经常对立的生活方式，因此无法共存于同一个国家之内"。在此情况下，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 即彻底清空穆斯林多数区的印度教徒，并迁走印度教多数区的穆斯林 - 被视为实现彻底分离的理想步骤，而让这两个"无法和谐共存"的不相容民族完全脱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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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理论的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单一印度民族"的概念，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是两个交织在一起的群体。这是现代官方奉行世俗主义的印度共和国的立国原则。即使在巴基斯坦建国后，关于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是否为不同民族的争论依然在该国持续。第二种反对意见则认为，虽然印度人并非单一民族，但次大陆的穆斯林或印度教徒同样也不是单一民族，相反地，次大陆上相对同质的省分单位才是真正的民族，并理应享有主权。这一观点由俾路支人提出，并得到两国多个亚民族的共鸣：在巴基斯坦有信德人与普什图人，在印度则有阿萨姆人与旁遮普人

#### 穆斯林家园，省级选举：1930–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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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独立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乔杜里·拉赫玛特·阿里于1933年编写一本题为《现在或是永不（Now or Never）》的手册，首次创造"巴基斯坦"（Pakistan，意为"清净之土"）的用语，领土涵盖旁遮普、西北边境省（阿富汗尼亚）、喀什米尔、信德与俾路支斯坦。当时并未引起政治关注，稍后，一个向印度宪制改革议会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n Indian Constitutional Reforms）提交意见的穆斯林代表团对巴基斯坦的构想不屑一顾，称其为"幻想且不切实际"。

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于1932年接受B.R.安贝德卡的要求，允许"落后阶级"（Depressed Classes）在中央与省立法机构中拥有单独的代表权。全印穆斯林联盟支持这项"社群裁决"，因为它具有削弱印度教种姓领导层的潜力。被视为达利特权利主要倡导者的圣雄甘地随即开始绝食，以劝说英国人废除单独选区的措施。由于甘地的生命受到威胁，安贝德卡不得不为此让步。

两年后，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引入省自治，将印度的选民人数增加到3,500万人。更重要的是法律与秩序事务首次从英国当局移交给由印度人领导的省政府掌管。加深穆斯林对最终被印度教徒统治的焦虑。全印穆斯林联盟于1937年印度省级选举中，在穆斯林少数省份（如阿格拉和奥德省）表现最为出色，在64个保留给穆斯林的席位中赢得29个。在穆斯林占多数的旁遮普与孟加拉地区，地方性政党的表现超过联盟的。在旁遮普，由西坎达尔·哈亚特·汗领导的联合党 (旁遮普)赢得选举并组成政府。此政府在印度国民大会党与雄狮阿卡利党的支持下，执政长达五年。而在孟加拉，全印穆斯林联盟则不得不与农民群众党领袖A·K·法兹勒·哈克所率领的联盟分享权力。

另一方面，国大党在总共1,585个省议会席位中赢得716席，得以在英属印度的11个省份中的7个组建政府。国大党在其宣言中坚持认为对大众而言，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不及经济与社会的。选举结果显示国大党仅角逐总共482个穆斯林席位中的58个，且仅赢得26席。国大党在获胜的阿格拉和奥德省提出与联盟分享权力，条件是联盟停止仅作为穆斯林代表的角色，但遭联盟拒绝。事后此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因为如此导致国大党与穆斯林大众进一步疏远。此外，新的阿格拉和奥德省政府颁布护牛令，并推广使用印地语（穆斯林主要使用乌尔都语）。当该省的穆斯林菁英看到新"国大党统治"下的混乱景象时 - 如大量农村民众涌入政府办公大楼，在视觉上与行政官员或执法人员几乎无法区别，彻底模糊殖民时期严谨的官民界线。这种景象对于长期习惯于大英帝国秩序、阶级分明且讲究行政威严的穆斯林精英而言，不仅是秩序的崩塌，更象征他们所熟悉的政治权威已不复存在。

全印穆斯林联盟对国大党执政省份下穆斯林的境况进行调查。这些调查结果加剧穆斯林大众对未来受印度教徒统治的恐惧。此时穆斯林在国大党主导的独立印度将遭受不公对待的观点，已从精英阶层的忧虑扩散，正式成为穆斯林社会公共舆论的核心议题。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 (1939–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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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爆发，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在未咨询印度领导人的情况下，代表印度宣布参战，导致国大党各省内阁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相比之下，在国家赞助下运作的全印穆斯林联盟则组织"解放日"庆祝活动（庆祝从国大党统治中解放），并支持英国参战。当林利思戈与民族主义领导人会面时，他给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与圣雄甘地同等的地位，并在一个月后将国大党描述为一个"印度教组织"。

真纳于1940年3月在联盟于拉合尔举行的为期三天的年度会议上用英文发表两小时的演讲，阐述两国理论的论据。现代历史学家塔尔博特（Ian Talbot）与辛格（Gurharpal Singh）在后来的研究中指出，真纳当时的主旨是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形塑为两个水火不容且内部高度统一的宗教实体 "，基于此观点，任何未能满足穆斯林诉求的政治方案，都将无法付诸实行。联盟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后来被称为《拉合尔决议》（有时也称为"巴基斯坦决议"）的文件，要求"穆斯林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地区，如印度的西北部和东部地带，应合并组成独立的国家，其组成单位应是自治且拥有主权的"。虽然联盟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成立，但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在南亚穆斯林中取得广泛的支持。

#### 八月提议，克里普斯使团：1940–1942年

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于1940年8月提出一项方案，即史称的"八月提议"，承诺在二战结束后授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当时林利思戈并未认真看待建立巴基斯坦的构想，他推测真纳的真正诉求并非独立建国，而是一套能避免被多数印度教徒统治的"非联邦化"行政安排。为安抚穆斯林对"印度教徒统治"的恐惧，"八月提议"特别承诺：未来在制定新宪法时，必然会充分考虑少数群体的意见。然而这项提议最终落得两头空：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皆对此感到不满，并双双于9月予以拒绝。国大党随后更重启公民不服从计划，让印度的政治僵局进一步恶化。

随着日军在1942年3月攻陷新加坡，并迅速向马来半岛推进。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面对日益危急的战局，加上美国对印度独立表达支持，迫使其采取行动，派遣下议院领袖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前往印度。克里普斯提出英国愿以战后授予印度"自治领"地位为条件，换取国大党支持参战。克里普斯为巩固既有的盟友 - 包括穆斯林联盟、联合党 (旁遮普)与各土邦王公 - 在提议中加入一项关键条款：规定未来英属印度帝国的任何行政单位，均不得被强迫加入战后的自治领。然而这项折衷方案最终宣告失败。穆斯林联盟拒绝这项提议，认为该条款仍不足以落实"巴基斯坦原则"。而国大党也因该条款可能导致印度分裂而予以否决。国大党自1885年成立以来，从最初由律师组成的精英团体，在1920年由甘地加入，并转型后，已发展成为拥有数百万成员、自视为代表全印度所有信仰的群众运动。

#### "退出印度"决议：1942年8月

国大党于1942年8月发起"退出印度"决议，要求英国立即进行激进的宪制变革。英国人对此严阵以待，将其视为自1857年印度起义以来，对其统治最严重的威胁。由于当时全球战争已分散英国的大量资源与注意力，焦虑的殖民当局立即将国大党领袖监禁，并将关押期延续至1945年8月，穆斯林联盟在国大党领袖身陷囹圄的三年之间，获得向大众自由传播其主张的绝佳机会。其成员数量在战时呈现爆发式增长，真纳本人也对此坦言："这场无人欢迎的战争，最终被证明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当时仍有许多举足轻重的穆斯林政治人物，例如国大党主席阿布·卡拉姆·阿扎德，以及具备强大地方影响力的领袖：包括孟加拉左翼农民群众党的阿布·卡西姆·法兹勒·哈克、代表旁遮普地主势力的联合党 (旁遮普)领袖西坎达尔·哈亚特·汗，还有开伯尔-普什图省（在2010年前称为西北边境省）亲国大党组织上帝的仆人（俗称"红衫军"）的创始人阿卜杜勒·加法尔·汗。然而，英国当局越来越倾向于将穆斯林联盟视为印度穆斯林的主要代表。穆斯林联盟对巴基斯坦的诉求，与英国当局及国大党之间形成三方对立的局面。

#### 工党赢得英国大选中后的非殖民化决策：1945年

工党于1945年英国大选中获胜。由克莱门特·艾德礼领导的政府宣誓就职，斯塔福·克里普斯与佩西克-劳伦斯勋爵也进入内阁。新政府中许多人（包括艾德礼）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印度非殖民化。政府国库因二大战而耗尽，英国民众对需求巨大的远方事务似乎并不热衷。英国政府于1945年底决定结束在印度的统治，于1947年初宣布意图不晚于1948年6月会将权力移交。艾德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之所以迅速重启自治进程，是因为他预料战后亚洲的殖民统治将面临来自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的新一波反对，同时他的财政大臣也担心战后的英国已无力负担庞大帝国的驻军费用。

#### 1946年印度省级选举

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自1920年代起便对印度独立深感兴趣。他身边环绕着多位与维贾雅·拉克希米·潘迪特（印度政治人物，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妹妹）及"印度联盟"（India League，总部设于伦敦的政治游说团体）关系密切的工党政治家，且多年来一直支持该运动。如今他执掌政权，而将处理印度问题列为政府的首要任务。他派遣由印度事务大臣佩西克-劳伦斯勋爵率领的内阁使节团前往印度，其中还包括四年前曾访问印度的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该使节团的目标是为印度的独立安排一场有序的权力交接。1946年2月，英属印度的武装部队接连爆发兵变。动乱起初是由驻扎印度的英国皇家空军（RAF）士兵发起，他们因不满战后遣返回英的速度过于缓慢而集体抗命。然而这股不稳定的气氛随即引发由印度籍水兵主导的更广泛抗争。由于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领袖担心武装暴动会破坏有秩序的权力移交，遂向兵变者游说，保证他们结束抗争后不会受秋后算账，而成功说服水兵投降。这些兵变在两大政党的介入下，最终并未演变成推翻殖民统治的大规模革命。

印度于1946年初举行新一轮的全国大选。此时恰逢一场引起全印愤慨的军事审判：在二战期间，由苏巴斯·钱德拉·鲍斯领导、试图透过武力争取独立的印度国民军（INA）在战败后，其三名高级军官 - 穆斯林籍的沙纳瓦兹·汗、印度教籍的普雷姆·萨加尔（Prem Sahgal）与锡克教籍的古鲁巴克什·辛格·迪隆（Gurbaksh Singh Dhillon）- 被控叛国罪，并在德里红堡受审。国大党领导层在战争期间从未支持过与日军结盟的印度国民军，但为顺应强大的民意并在选举中取得优势，他们转而选择组建律师团，为这三名军官辩护。而成功营救印度国民军成员，也让国大党在随后的大选中赢得极高的民族声望。

到1946年，英国统治对大多数印度人而言已完全失去合法性，该年的选举结果提供确凿的证据：国大党在非穆斯林选区中囊括91%的选票，不仅在中央立法机构中赢得多数席位，更在八个省份成功组建政府。使得国大党在多数印度教徒眼中，已成为英国政府法定的合法继承者。在这些选举结果公布后，如果英国人仍想继续留在印度，活跃的印度政界人士是否仍会默许，将大存疑问，而当时许多农村地区的印度人可能仍接受英国统治。与此同时，穆斯林联盟也展现强大的动员能力，不仅赢得绝大多数的穆斯林选票，更横扫省议会中大部分的穆斯林保留席位。穆斯林联盟在中央议会中甚至拿下所有的穆斯林席位。

#### 内阁使团：194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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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联盟最终彻底摆脱1937年大选时的低迷表现，得以实现真纳长期以来的主张 - 即由他本人与联盟代表全印度的穆斯林，真纳随即将此次投票结果解读为大众对建立独立家园（巴基斯坦）的强烈要求。然而，当地的组阁局势却让紧张气氛进一步升级：穆斯林联盟除在信德与孟加拉外，无法在其他省份组阁。而在具有指标意义的西北边境省，是由国大党成功组阁。至于最为关键的旁遮普省，则由国大党、锡克教徒与联合党 (旁遮普) 组成联合政府，穆斯林联盟被排除在外。

虽然英国当局不赞成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但他们非常看重由单一声音代表全印度穆斯林所带来的交涉便利。英国原本希望印度及其军队维持统一，以便将其留在其"帝国防御"体系内。然而由于印度两大政党无法达成共识，英国遂设计 《1946年印度内阁使节团方案》（Cabinet Mission Plan）。英国希望透过这项计划，在保留国大党所渴望的统一印度的同时，借由"省份分组"制度，在实质上满足真纳对巴基斯坦的要求。方案构思一个由三组省份组成的联邦架构：其中两组由穆斯林占多数的省份组成，第三组则为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各省在此架构下享有高度自治权，中央仅保留国防、外交与通讯的控制权。此提案并未承诺给予一个完全独立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最终仍接受建议。这本是保留印度统一的最后机会，但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领袖认为这种架构会导致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尼赫鲁于1946年7月10日发表一番"挑衅性演讲"，明确拒绝省份分组的构想，这番话实质上摧毁内阁使节团计划，也让统一印度的前景彻底破灭。

#### 直接行动日：1946年8月

内阁使团计划破裂之后，真纳于1946年7月在孟买家中举行记者会。他宣布穆斯林联盟正"准备发起一场斗争"，并已"制定好计划"。他表示，如果穆斯林不能获得独立的巴基斯坦，他们将发起"直接行动"。当被要求具体说明时，真纳反驳道："去问国大党他们的计划。当他们向你们吐露心声时，我也会向你们吐露我的。为什么你们期望我一个人袖手旁观？我也要制造麻烦"。

隔日，真纳宣布1946年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并警告国大党："我们不想要战争。如果各方想要战争，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接受。我们或是拥有一个分裂的印度，不然就是拥有一个毁灭的印度"。

武装穆斯林团体于当天上午聚集在加尔各答的烈士塔，听取穆斯林联盟籍的孟加拉首席部长海珊·沙希德·苏拉瓦底演讲。根据历史学家雅斯敏·汗的说法，苏拉瓦底"即便没有明确煽动暴力，也肯定给群众一种可以逍遥法外的印象，暗示警察和军队都不会被动员，政府对他们在城内发动的任何行动都会视而不见"。傍晚时分，加尔各答的印度教徒遭到已结束集会、正欲返家的穆斯林攻击。这些人携带着早前分发的手册，内容明确将暴力与建立巴基斯坦的诉求挂钩。这场"直接行动日"的动员直接引燃后来被称为"1946年加尔各答大屠杀"的暴力循环。次日，印度教徒发起报复性反击，骚乱持续三天，官方记录显示约有4,000名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丧生。虽然印度此前也曾发生过教派间冲突，但加尔各答屠杀是首次显现出"种族清洗"特征的事件。暴力范围不限于公共场所，民宅遭到入侵破坏，妇女与儿童也成为受攻击的目标。虽然英国当局与国大党都对事态发展感到震惊，一个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担任副总理的国大党主导过渡政府依然于同年9月成立。教派暴力随后蔓延至比哈尔邦（印度教徒攻击穆斯林）、孟加拉的诺阿卡利（穆斯林针对印度教徒）、联合省的加尔赫穆克泰斯赫瓦尔（印度教徒攻击穆斯林），并于1947年3月波及拉瓦平第，酿成拉瓦平第大屠杀（穆斯林攻击印度教徒及锡克教徒）。

#### 分治计划：1946–1947年

在伦敦，印度联盟主席维克托·克里希纳·梅农在与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和艾德礼的秘密会议中，提名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唯一合适的总督人选。首相艾德礼随后任命路易斯·蒙巴顿为印度最后一任总督，交给他的任务是在1948年6月30日前监督英属印度独立，指示要求他避免分治，并保留统一的印度，但也赋予他灵活权力，以确保英国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撤军。蒙巴顿曾希望能重启内阁使团的联邦计划。他最初热衷于保留中央政府，紧张的社群局势让他得到结论：为尽快完成权力移交，分治已成必然。

#### 《印度独立法案》提案

当蒙巴顿勋爵于1947年6月3日正式提出分治计划时，瓦拉巴伊·帕特尔予以支持，并游说尼赫鲁及其他国大党领袖接受。帕特尔深知甘地对印度分治的提议深感难以接受，于是与他进行多次私下会谈，向他剖析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联合执政在现实中如何不可行，并强调暴力事件激增与爆发全面内战的威胁。随后，帕特尔在全印国大党委员会针对该提案进行表决的会议上直言不讳指出：

我完全理解来自穆斯林多数区兄弟们的恐惧。没人喜欢印度的分裂，我的心情也同样沉重。但我们现在的选择，是"一次性的分裂"还是"无止境的多次分裂"。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屈服于情绪与感伤。工作委员会并非因恐惧而退缩，但我真正担心的是：我们多年来的辛勤努力可能会付诸流水。我在政府任职的九个月中，已对所谓的《内阁使节团方案》彻底幻灭。除极少数光荣的例外，从高层官员到基层杂役，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官员都在为穆斯林联盟效力。方案中赋予联盟的"社群否决权"，将会在每个阶段阻碍印度的进步。无论我们喜不喜欢，事实上的巴基斯坦早已存在于旁遮普与孟加拉。我在这种情况下，宁愿接受一个法律上的巴基斯坦，这或许能让全印穆斯林联盟更有责任感。自由近在咫尺。对于我们所拥有的75%到80%的印度土地，我们完全有能力凭借才华使其强大。至于其余的部分，就让联盟去发挥吧。

在甘地表示无奈，且国大党批准分治计划后，帕特尔、拉金德拉·普拉萨德与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代表国大党加入分治理事会。真纳、利雅卡特·阿里·汗与阿布杜·拉布·尼什塔尔则代表穆斯林联盟。因二战耗尽国库的英国工党政府于1946年底决定结束对印度的统治，移交权力不晚于1948年6月。由于英国军队对可能增加的暴力缺乏准备，新总督路易斯·蒙巴顿将日期提前，仅留给各方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来达成互认的独立计划。

#### 雷德克里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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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民族主义领导人，包括代表国大党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瓦拉巴伊·帕特尔与吉瓦特拉姆·克里帕拉尼，代表全印穆斯林联盟的真纳、利雅卡特·阿里·汗与阿布杜·拉布·尼什塔尔，以及代表锡克教徒的塔拉·辛格给予国家分治同意，与甘地反对分治的立场截然相反。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占多数的地区被分配给新印度，而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则归于新国家巴基斯坦。该计划包括对穆斯林占多数的旁遮普与孟加拉进行分割。随着分治分界线 - 雷德克里夫线 - 的公布，紧随而来的社群暴力更为恐怖。在描述伴随印度分治而来的暴力时，历史学家伊恩·塔尔博特与古哈帕尔·辛格写道：

有无数目击者描述受害者遭到残害与肢解的惨状。这份恐怖清单包括：剖开孕妇的腹部、将婴儿的头部撞向砖墙、切断受害者的四肢与生殖器，甚至公开展示砍下的头与尸体。虽然先前的社群暴力也曾造成伤亡，但在这场分治大屠杀期间，其规模与残暴程度皆属史无前例。部分学者对于在分治大屠杀中使用"种族灭绝"一词仍存有疑虑，但当时大部分的暴力行为都表现出种族灭绝的倾向。目的是为清洗现有的一代，并防止其未来的繁衍。"

#### 独立：194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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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蒙巴顿于14日为真纳主持巴基斯坦独立宣誓仪式，随后前往印度，那里的宣誓仪式定于15日午夜举行。1947年8月14日，新的巴基斯坦自治领成立，真纳在克拉蚩宣誓就任首任总督。次日，即1947年8月15日，印度（当时为印度自治领）成为独立国家，官方仪式在德里举行，尼赫鲁就任总理。蒙巴顿在德里停留10个月，担任独立印度的首任总督，直到1948年6月。圣雄甘地在印度正式宣告独立之际并未前往德里参加庆祝仪式，而是选择留在孟加拉，致力于安抚并协助那些因分治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当时的孟加拉正因土地被划分为西孟加拉（属印度）与东巴基斯坦而陷入剧烈的教派冲突，甘地希望透过个人的绝食与亲身奔走，遏止当地的暴力杀戮。

## 1947年地理分治

### 蒙巴顿计划

蒙巴顿勋爵在1947年6月3日的记者会上宣布独立日期 - 1947年8月14日，并概述两个新自治领之间如何进行领土实际分割，此称为"蒙巴顿计划"或是"6月3日计划"。计划的重点包括：

- 旁遮普与孟加拉立法议会中的锡克教徒、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将开会并对分治进行投票。只要其中任一群体（穆斯林或非穆斯林代表）以简单多数决赞成分治，这些省份就将被分割。
- 信德与俾路支斯坦将自行做出决定。.
- 西北边境省与阿萨姆的锡尔赫特地区之命运将由公民投票决定。
- 排除孟加拉单独独立的可能性。
- 若发生分治，将设立边界委员会。

印度政治领导人已于6月2日接受上述计划。计划无法处理土邦的问题，因为它们不属于英国领土，但蒙巴顿在6月3日建议这些土邦不要保持独立，而敦促他们加入两个新自治领之一。

全印穆斯林联盟对建立独立国家的要求因此获得让步。国大党对统一的立场也在尽可能缩小巴基斯坦范围的同时受到考虑。蒙巴顿的方案是分割印度次大陆的土地，同时尽可能保留最大程度的统一。阿布·卡拉姆·阿扎德对暴力骚乱的可能性表示担忧，蒙巴顿对此回答道：

"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会给你完全的保证。我会确保没有流血与骚乱。我是一名士兵而非文官。一旦分治原则被接受，我将下令确保全国各地不会发生社群动荡。如果出现丝毫骚动，我将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在麻烦于萌芽时就将其扼杀。"

印度高级官僚及政治家贾格莫汉（1927–2021年）曾指出，这番话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显示"政府机器已显然失灵"。

分治计划于1947年6月3日获得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接受。相关资料指出，在旁遮普虽然没骚乱，但存在社群紧张局势，而据报导甘地被尼赫鲁与帕特尔孤立，并遵守禁语愿（沉默日）。蒙巴顿拜访甘地，表示希望他不会反对分治，甘地对此写下回复："我何曾反对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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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属印度境内，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雷德克里夫线）是由一份受英国政府委托、在伦敦大律师西里尔·雷德克里夫爵士主持下编写的报告所决定。巴基斯坦成立时由两个不相连的区域组成：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与西巴基斯坦，在地理上被印度隔开。印度由英属印度中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组成，而巴基斯坦则由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组成。

英国国会于1947年7月18日通过《1947年印度独立法案》，敲定分治安排并放弃英国对数百个土邦的宗主权，让它们自由选择加入其中一个新自治领，或在两者之外维持独立身份。《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经过修订，为新的自治领提供法律框架。

巴基斯坦于建国后，于当年8月申请加入联合国，并于1947年9月30日获得接纳。印度自治领则继续保有已有的席位，因为印度自1945年以来就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

### 旁遮普边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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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遮普意指印度河以东的五条河流 - 杰赫勒姆河、奇纳布河、拉维河、比亚斯河和萨特莱杰河 - 所流经的区域。该地区由夹在两条交汇河流之间的冲积平原，即 "doabs"（意为'两河之间'）或两河间地带所组成（见右图）：

- 印度河与杰赫勒姆河之间的信德萨格尔多阿布。
- 杰赫勒姆河与奇纳布河之间的杰奇多阿布。
- 奇纳布河与拉维河之间的雷奇纳多阿布。
- 拉维河与比亚斯河之间的巴里多阿布、以及
- 比亚斯河与萨特莱杰河之间的比斯特多阿布。

1947年初，在旁遮普边界委员会进行审议前的几个月里，主要的争议地区似乎集中在巴里和比斯特多阿布。雷奇纳多阿布的部分地区由国大党与锡克教徒提出主权要求。在巴里多阿布，古尔达斯普尔、阿姆利则、拉合尔与蒙哥马利各区均存在争议。除阿姆利则（穆斯林占46.5%）外，所有地区均由穆斯林占多数。尽管在古尔达斯普尔，51.1%的穆斯林比例仅具微弱多数。在更小的区域尺度上，巴里多阿布只有三个提希尔（区以下的行政单位）由非穆斯林占多数：古尔达斯普尔极北端不存在争议的帕坦科特，以及阿姆利则区的阿姆利则与塔尔恩塔兰。虽然如此，在比亚斯河—萨特莱杰河以东仍有四个穆斯林占多数的提希尔，其中两个地区的穆斯林人数超过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的总和。

在边界委员会展开正式听证前，英属印度政府已分别为东、西旁遮普地区建立过渡政府。当时的领土是根据简单的行政区多数原则，透过"名义划分"（notional division）进行暂时分割。在旁遮普与孟加拉，边界委员会均由两名穆斯林与两名非穆斯林法官组成，并由西里尔·雷德克里夫爵士担任共同主席。

旁遮普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被界定为："在确定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占连续多数地区的基础上，划分旁遮普两个部分的边界。在此过程中，亦将考虑其他因素。"然而，谈判过程陷入僵局。穆斯林一方，以及由国大党与锡克教徒组成的另一方，均透过法律顾问提出毫无妥协余地的要求。由于法官们同样未获得退让的授权，导致他们在所有重大议题上皆因"二对二的立场对峙而陷入僵持"，最终迫使西里尔·雷德克里夫爵士必须独自承担做出实际裁决的艰巨任务。

## 独立、移民与流离失所

两个新成立的国家之间在紧接分治后的几个月内发生大规模移民。事实上，当时并未预见分治会造成人口迁移的必要性，各方原本期望宗教少数群体能继续留在其原本居住的国家。然而，旁遮普地区成为例外：由于该省出现严重的社群暴力，当地组织人口迁移，但这种安排并不适用于其他省份。

未分裂印度于1947年的总人口约为3.9亿。分治后，印度约有3.3亿人，西巴基斯坦3,000万人，东巴基斯坦3,000万人。一旦边界确定，约有1,450万人得越过边界，前往他们希望较为安全的宗教多数派地区。1951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确认巴基斯坦境内的流离失所者人数为7,226,600人，推测全部是从印度进入巴基斯坦的穆斯林。1951年印度人口普查，则统计到7,295,870名流离失所者，显然全是分治后立即从巴基斯坦移居印度的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

分治期间的全面人口交换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印度领导层内部对此意见分歧。B.R.安贝德卡与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支持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进行全面的人口交换。表示印度的4,200万穆斯林将全部移居巴基斯坦，而西巴基斯坦与东巴基斯坦的1,900万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及其他少数群体则迁往印度。支持者的理由根植于消除未来宗教冲突的可能性，并降低大规模暴力的风险，以确保持久的社群和平。安贝德卡在其著作（包括"对语言邦的思考（Thoughts on Linguistic States）"）中主张，虽然手段残酷，这样的人口交换仍是解决导致分治之社群问题的实际方案。同样地，有"印度铁人"之称的帕特尔也认为，敌对少数群体的持续存在可能导致未来的动荡。他们均将1923年"洛桑条约"签订后希腊与土耳其之间成功的人口交换视为先例。

然而，这项提议遭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与圣雄甘地的拒绝，他们强烈反对强制性的人口交换。尼赫鲁与甘地坚持世俗印度的愿景，认为不同社群无论宗教信仰为何都应和平共处。他们相信强迫的人口迁移会造成巨大的痛苦并破坏社会结构。特别是甘地，他对印穆团结抱有信心，并坚持认为选择留在印度的穆斯林应作为平等公民受到欢迎。结果，全面的人口交换并未发生。虽然发生局部的人口迁徙，约有1,450万人在恐怖的暴力中跨越国界，但仍有数百万人留在两侧。这一决定产生深远影响：印度保留穆斯林人口，并成长为重要的少数群体；而巴基斯坦的印度教与锡克教人口则因数十年来的迁徙与迫害而急剧减少。未能全面人口交换，导致多年来持续的教派紧张与周期性冲突，支持者认为这样的人口交换或许本可将这类问题解决。

## 受分治影响的地区

新成立的政府完全没有预料到如此惊人规模的双向迁移，也对此毫无准备。在新建立的印巴边境两侧都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与屠杀。

甘地为制止暴力，于1948年1月13日开始绝食。随后有超过100名宗教领袖齐聚于比尔拉府（Birla House，现已更名为甘地纪念馆），共同接受甘地提出的条件。数以千计的印度教徒、穆斯林与锡克教徒也聚集在府邸外，齐声呼吁维护和平与统一。包括印度教大会、伊斯兰学者协会与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内的各组织代表均访问比尔拉府，并承诺将促进社群和谐与终结暴力。阿布·卡拉姆·阿扎德、尼赫鲁与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扎希德·侯赛因（Zahid Hussain）亦于期间前往探视。甘地最终在1月18日同意停止绝食。这次行动被广泛认为是终结当时社群暴力的关键因素。

对当时因社群暴力而亡人数的估计差异很大，从20万到200万不等，但大多数学者接受约有100万人为此死亡的说法。在所有地区中，暴力最为严重的地区被认为是发生在旁遮普。

### 旁遮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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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分治将原英属旁遮普省分割为印度自治领与巴基斯坦自治领。该省以穆斯林为主的西部成为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而以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为主的东部则成为印度的东旁遮普邦（后来进一步划分为新的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与喜马偕尔邦）。当时有许多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居住在西部，也有许多穆斯林居住在东部，这些少数群体的恐惧如此巨大，以致于分治引发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与严重的社群间暴力。有些人将旁遮普的暴力描述为一场报复性的种族灭绝。估计分治期间跨越旁遮普的总移民人数达1,200万人。约有650万穆斯林迁入西旁遮普，470万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迁入东旁遮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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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旁遮普，几乎没穆斯林幸存（马莱尔科特拉与梅瓦特县除外）。而在西旁遮普，几乎没有印度教徒或锡克教徒幸存（拉希姆亚尔汗与巴哈瓦尔布尔除外）。

英国历史学家与作家劳伦斯·詹姆斯（Lawrence James）观察到，西旁遮普总督弗朗西斯·穆迪爵士"估计有50万穆斯林在试图进入该省时丧生，而英国驻卡拉蚩高级专员则将总数定为80万。使得蒙巴顿及其追随者声称仅有20万人被杀的说法显得荒谬"。

在此期间，许多人指控锡克教领袖塔拉·辛格支持屠杀穆斯林。辛格于1947年3月3日在拉合尔与约500名锡克教徒在讲台上宣告"消灭巴基斯坦"。根据巴基斯坦裔瑞典政治学家伊什蒂亚克·艾哈迈德的说法：

3月3日，激进的锡克教领袖塔拉·辛格大师在旁遮普议会外著名的挥舞起他的link-en|锡克弯刀|kirpan

呼吁摧毁巴基斯坦的构想，而引发穆斯林的暴力回应，主要针对北旁遮普穆斯林占多数地区的锡克教徒，但也包括印度教徒。然而，到该年底，在东旁遮普被杀害的穆斯林人数，比在西旁遮普被杀害的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总和还要多。

尼赫鲁在8月22日致甘地的信中提到，到那时为止，在东旁遮普被杀害的穆斯林人数是西旁遮普被杀害的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人数的两倍。

### 孟加拉

当时的孟加拉被划分为两个独立实体：归属于印度自治领的西孟加拉，以及归属于巴基斯坦自治领的东孟加拉。东孟加拉在1955年更名为东巴基斯坦，后来在1971年孟加拉独立战争后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位于恒河右岸的穆尔希达巴德与马尔达区虽然是穆斯林占多数，仍被划归印度。而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库尔纳区 - 位于恒河河口且被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包围 - 则被划归巴基斯坦，最东端的吉大港山区亦然。

位于划归巴基斯坦的东孟加拉各区的数千名印度教徒遭到袭击，这种宗教迫害迫使数十万印度教徒从东孟加拉逃往印度领土寻求庇护。大量印度教难民涌入加尔各答，影响该市的人口结构。许多穆斯林离开该市前往东巴基斯坦，难民家庭则占据他们的一些房屋与财产。估计分治期间跨越孟加拉的总移民人数为330万：260万印度教徒从东巴基斯坦迁往印度，70万穆斯林从印度迁往东巴基斯坦。

#### 吉大港山区

人口稀少的吉大港山区是一个特殊案例。此地位于孟加拉的最东端，为穆斯林占多数的吉大港提供腹地。年该山区于1947年有98.5%的人口是佛教徒，仍被划归巴基斯坦。

### 信德

信德地区并未发生像旁遮普与孟加拉那样的大规模暴力。分治时当地富裕的上层与中产阶级大多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主要集中在城市，并在包括海德拉巴（巴基斯坦）、卡拉奇、希卡布尔与苏库尔在内的城市中占人口多数。在分治后的最初几个月，只有部分印度教徒移民。情况在1947年底开始改变。大量来自印度的穆斯林难民开始抵达信德，并住进拥挤的难民营。

印度阿杰梅尔于1947年12月6日爆发社群暴力，起因是部分信德印度教难民与达尔加市场（Dargah Bazaar）的当地穆斯林发生争执。到12月中旬，阿杰梅尔再次爆发暴力事件，伴随着刺伤、抢劫与纵火，造成多数为穆斯林的伤亡。许多穆斯林穿越塔尔沙漠逃往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引发信德省的海德拉巴进一步的反印度教骚乱。卡拉奇于1月6日爆发反印度教骚乱，估计造成1,100人伤亡。于1948年3月，抵达北古吉拉特邦戈特拉的信德印度教难民再次引发骚乱，导致更多穆斯林从戈特拉移民到巴基斯坦。这些事件触发印度教徒的大规模出走。估计有120万至140万印度教徒，主要透过船只或是搭乘火车迁往印度。

虽然有前述的移民潮，巴基斯坦的信德省仍居住着相当数量的信德印度教人口，根据巴基斯坦 于1998年的人口普查，他们的人数约为230万。信德省的一些地区如塔帕卡、乌默克特、米尔布尔哈斯、桑格尔与巴丁等曾有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情况。居住于信德的印度教徒由于受到巴基斯坦的宗教迫害，至今仍在向印度移民。

宗教信仰｜1941年｜1951年

人口数目｜%｜人口数目｜%

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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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2,015人｜5,535,645人

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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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530人｜482,560人

锡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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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27人｜不适用｜不适用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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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4人｜22,601人

地方部落信仰｜37,598人｜不适用｜不适用

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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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1人｜5,046人

耆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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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7人｜不适用｜不适用

犹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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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人｜不适用｜不适用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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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人｜111｜670人｜670

其他｜0｜0｜1,226人

总人口｜4,840,795人｜6,047,748人

### 古吉拉特

当地发生大规模的难民迁移。据估计有64.2万穆斯林迁往巴基斯坦，其中75%主要是基于商业利益考量而前往卡拉奇。于1951年进行的人口普查记录显示该邦的穆斯林人口比例从1941年的13%下降到1951年的7%。

迁入的难民数量也相当庞大，有超过100万人迁入古吉拉特。这些印度教难民主要是信德人与古吉拉特人。

### 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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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蒙兀儿帝国的首都，从开国君主巴卑尔到奥朗则布及其继任者，以及更早期的北印度突厥穆斯林统治者，均以此地为政权核心。历代伊斯兰统治者将德里打造为帝国堡垒，并留下大量的伊斯兰建筑，使这座城市充满浓厚的伊斯兰文化气息。英属印度于1911年将殖民政府首都从加尔各答迁至德里，这座城市的性质随之发生变化。市中心以英国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爵士的名字命名为"鲁琴斯德里"（Lutyens' Delhi），以服务规模虽小但不断成长的英国精英阶层。1941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穆斯林仍占德里总人口比例的33.2%。

当难民于1947年开始涌入德里时，当地完全无力应对如此规模的人口压力。难民们"散布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他们挤进营地……学院、寺庙、谒师所（锡克教庙宇）、达兰萨拉、军营与花园"。到1950年，政府开始允许擅自占地者在城市的特定区域建造房屋。因此，拉杰帕特纳加尔与帕特尔纳加尔等街区应运而生，这些地方至今仍保有鲜明的旁遮普特色。随着成千上万来自西旁遮普与西北边境省的印度教及锡克教难民逃往该市，动乱随之爆发，社群大屠杀震撼这座印度 - 伊斯兰文化与政治的历史重镇。一名驻德里的巴基斯坦外交官侯赛因（Zahid Hussain）指控印度政府意图消灭德里的穆斯林人口，或对其命运漠不关心。他报告称军队曾公开枪杀无辜的穆斯林。尼赫鲁总理当时估计市内的伤亡人数为1,000人，但其他消息来源则认为伤亡率高出20倍。历史学家贾南德拉·潘迪于2010年对德里暴力事件的记录，将德里穆斯林的伤亡人数定在2万至2.5万之间。

数以万计的穆斯林，不论政治倾向如何，均被赶入难民营。德里的许多古迹如普拉纳基拉（即老堡垒）、开斋节广场（Idgah）尼扎穆丁（Nizamuddin）都被转为临时营地。事实上，许多印度教与锡克教难民最终占据德里穆斯林居民遗弃的房屋。

在紧张局势达到顶点时，据估计分治期间德里的总迁移人数达83万人：约33万穆斯林迁往巴基斯坦，而约50万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则从巴基斯坦迁至德里。1951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该市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已从1941年的33.2%骤降至5.7%。

宗教信仰｜1941｜1951年

人口数目｜%｜人口数目｜%

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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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264人｜1,467,854人

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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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971人｜99,501人

基督教

<image>

｜17,475人｜18,685人

锡克教

<image>

｜16,157人｜137,096人

耆那教

<image>

｜11,287人｜20,174人

祆教

<image>

｜284人｜284｜164人｜164

佛教

<image>

｜150人｜150｜503人｜503

犹太教

<image>

｜55人｜55｜90人｜90

其他｜296人｜296｜5人｜5

总人口｜917,939人｜1,744,072人

### 土邦

有若干案例是土邦的统治者参与社群暴力，或未能及时采取足够措施予以制止。部分统治者，例如某些锡克教土邦的统治者，在事发时因出门避暑而不未逗留邦内。有观点认为这些统治者是被具有社群主义倾向的臣下匆忙带离，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规避对即将到来的民族清洗应负的法律与道德责任。在巴哈瓦尔布尔与帕蒂亚拉，当统治者返回后，当地的暴力事件明显减少，统治者也随之转而反对清洗行动。巴哈瓦尔布尔纳瓦布（Nawab，统治者）当时身在欧洲，他在10月1日缩短行程回邦，以应对危机。满腔愤懑的海珊·沙希德·苏拉瓦底曾就此致信甘地：

除吉恩德与卡普尔塔拉邦之外，锡克教土邦的暴力活动均经过精心组织，并由地方政府提供后勤支持。在帕蒂亚拉与法里德科特邦，土邦统治者响应塔拉·辛格大师清除印度境内穆斯林的号召。帕蒂亚拉土邦统治者被许以未来统一锡克国家的领导权，而该国据称将从"旁遮普内战的灰烬"中崛起。据报法里德科特土邦统治者哈林德·辛格（Harinder Singh）曾兴致勃勃地听取大屠杀的故事，甚至要求提供屠杀中"绘声绘色的细节"。婆罗多布尔土邦的最后一任统治者布里真德拉·辛格（Brijendra Singh）亲眼目睹在昆巴尔（Khumbar）与迪格（Deeg）对穆斯林梅奥人的种族屠杀。这位统治者受到穆斯林的指责时，反驳道："为什么来找我？去找真纳吧。"

在阿尔瓦尔土邦与巴哈瓦尔布尔土邦，社群主义情绪蔓延至政府高层，据说这些土邦的首相参与策划并直接监督种族屠杀行动。相比之下，比卡内尔的组织活动则发生在较低层级。

#### 阿尔瓦尔与婆罗多布尔

在拉杰普塔纳（今拉贾斯坦邦）的土邦阿尔瓦尔与婆罗多布尔，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地主社群与穆斯林农民社群之间发生血腥冲突。由印度教贾特人、阿希尔人（种姓）与古贾尔人组成的严密组织在1947年4月开始袭击穆斯林梅奥人。到6月，已有五十多个穆斯林村庄被毁。全印穆斯林联盟对此极度愤怒，要求总督派遣由穆斯林士兵组成的部队前往灾区保护他们。6月份出现指控，称阿尔瓦尔与婆罗多布尔的土邦部队参与对其境内及英属印度境内穆斯林村庄的破坏。

来自阿尔瓦尔与婆罗多布尔的10万名穆斯林梅奥人在1947年爆发的空前暴力袭击下，被迫逃离家园，估计约有3万人惨遭屠杀。随后，一支由8万名梅奥难民组成的庞大队伍于11月17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然而在动荡的局势下，其中1万人因评估路途风险过高而最终选择停止行程。

#### 查谟和喀什米尔

1947年9月至11月期间，在查谟和喀什米尔土邦的查谟地区，大量穆斯林遭到杀害，其余则被驱逐往西旁遮普。这场暴力的动能部分源于自1947年3月以来，从西旁遮普抵达查谟的印度教与锡克教难民所带来的"穆斯林暴行惨剧"。这些杀戮由极端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执行，并得到由查谟和喀什米尔大君哈里·辛格领导的查谟和喀什米尔土邦军队的协助与教唆。观察家指出，哈里·辛格旨在透过消灭穆斯林人口来改变该地区的人口结构，并确保印度教徒占多数。随后，普什图部落民兵与巴基斯坦士兵自1947年11月起，在拉杰乌里与米尔普尔对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进行大屠杀。妇女遭到性侵，而许多被杀、被强奸或受伤的人，原是为逃离已成为巴基斯坦领土的西旁遮普大屠杀才来到这些地区的。

## 难民安置：1947–1951年

### 在印度的安置

根据1951年印度人口普查，其人口中有2%是难民（1.3%来自西巴基斯坦，0.7%来自东巴基斯坦）。来自西旁遮普的大多数印度教与锡克教难民被安置在德里与东旁遮普（包括哈里亚纳邦与喜马偕尔邦）。德里是接收难民最多的单一城市。在1947年，有大量穆斯林自愿或被迫离开德里，前往巴基斯坦，德里的人口仍从1941年普查时的不足100万（917,939人）增加到1951年普查时的近200万（1,744,072人）。迁入的难民被安置在各种历史建筑与军事场所，如普拉纳基拉（老堡垒）、红堡以及国王大道营地（Kingsway Camp，现德里大学周边）的军营。后者成为北印度最大的难民营之一，在任何给定时间都有超过3.5万名难民，此外还有帕尼帕特附近的古鲁格舍德拉营地。从1948年起，这些营地后来透过印度政府开展的大规模建设工程，被转化为永久性住房。德里的许多住宅区都在这一时期兴起，如拉杰帕特纳加尔、拉金德拉纳加尔、东尼扎穆丁、旁遮普花园、Rehgar Pura、张普拉与国王大道营地。印度政府在全国为难民提供教育、就业机会以及创业简易贷款等多项方案。许多旁遮普印度教难民也被安置在北方邦西部及中部的城市。在孟买中部的锡安科利瓦达地区，也建立一个主要由锡克教徒与旁遮普印度教徒组成的聚落，命名为古鲁·德格·巴哈杜尔·纳加尔（以锡克教第九任大师得格·巴哈都尔命名）。

从东巴基斯坦逃离的印度教徒被安置在印度东部、中部与东北部，许多人最终留在邻近的邦，如西孟加拉邦、阿萨姆邦与特里普拉邦。也有相当数量的难民被安置在马哈拉什特拉邦（含恰蒂斯加尔邦）、比哈尔邦（含贾坎德邦）、奥里萨邦与安达曼群岛（如今使用孟加拉语的是当地最大的群体）。信德印度教徒主要安置在古吉拉特邦、马哈拉什特拉邦与拉贾斯坦邦。不过，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安置在中央邦，少数安置在德里。马哈拉什特拉邦为信德印度教难民建立一个新镇，印度总督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为该镇奠基并命名为乌尔哈斯讷格尔（意为"喜悦之城"）。曾居住在信德与萨莱基斯坦城市的印度教古吉拉特与马拉地难民社群，也被安置在现代古吉拉特邦与马哈拉什特拉邦的城市中。来自俾路支省洛拉莱县的一个小型普什图印度教社群也被安置在斋浦尔，如今他们的人数约为1,000人。

#### 难民营

下表显示截至1948年12月，旁遮普各区难民营的数量及其人口规模。

地区 (迄1948年12月)｜难民营数目｜难民数目

阿姆利则｜5｜129,398人

古尔达斯普尔｜4｜3,500人

菲罗兹布尔｜5｜53,000人

卢迪亚纳｜1｜25,000人

贾朗达尔｜19｜60,000人

霍希亚布尔｜1｜11,701人

希萨尔｜3｜3,797人

罗赫塔克｜2｜50,000人

安巴拉｜1｜50,000人

卡纳尔（含古鲁格舍德拉）｜4｜325,000人

古尔冈｜40｜20,000人

合计｜85｜721,396人

### 在巴基斯坦的安置

1951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记录显示最大数量的穆斯林难民来自东旁遮普与邻近的的土邦阿尔瓦尔与婆罗多布尔。人数为5,783,100人，占巴基斯坦难民总数的80.1%。这是旁遮普两侧报复性民族清洗的结果，东旁遮普的穆斯林人口像西旁遮普的印度教与锡克教人口一样被强制驱逐。

来自印度其他地区的移民情况还有：

- 来自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与奥里萨邦的有700,300人，占9.8%。
- 来自阿格拉和奥德省与德里的有464,200人，占6.4%。
- 来自古吉拉特与孟买的有160,400人，占2.2%。
- 来自博帕尔与海德拉巴的有95,200人，占1.2%。
- 来自马德拉斯（今日清奈）与迈索尔的有18,000人，占0.2%。

他们在巴基斯坦的安置情况：

- 来自东旁遮普及其邻近地区的难民中有97.4%前往西旁遮普。
- 来自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与奥里萨邦的难民中有95.9%前往当时的东巴基斯坦。
- 来自阿格拉和奥德省与德里的难民中有95.5%前往西巴基斯坦，主要集中在信德省的卡拉奇行政区。
- 来自博帕尔与海德拉巴的难民中有97.2%前往西巴基斯坦，主要是卡拉奇。
- 来自孟买与古吉拉特的难民中有98.9%前往西巴基斯坦，大部分前往卡拉奇。
- 来自马德拉斯与迈索尔的难民中有98.9%前往西巴基斯坦，主要是卡拉奇。

西旁遮普接收最大数量的难民（73.1%），主要来自东旁遮普及其邻近地区。信德省接收第二大数量的难民，占总移民人数的16.1%，而信德省的卡拉奇行政区接收总移民人口的8.5%。东孟加拉接收第三大数量的难民，共699,100人，占巴基斯坦穆斯林难民总数的9.7%。在东孟加拉的难民中，有66.7%来自西孟加拉邦，14.5%来自比哈尔邦，11.8%来自阿萨姆邦。

西北边境省与俾路支省接收的移民数量最低。前者接收51,100名移民（占移民人口的 0.7%），而俾路支省接收28,000名（占移民人口的0.4%）。巴基斯坦政府于1948年对西旁遮普的难民进行人口普查，详细列出这些难民在印度的原籍地。

#### 统计数据

来处｜人数 阿姆利泽 (东旁遮普)｜741,444人 贾朗达尔(东旁遮普)｜520,189人 古尔达斯普尔 (东旁遮普)｜499,793人 霍希亚布尔 (东旁遮普)｜384,448人 卡尔纳尔 (东旁遮普)｜306,509人 希萨尔 (东旁遮普)｜287,479人 卢迪亚纳 (东旁遮普)｜255,864人 安巴拉 (东旁遮普)｜222,939人 古尔冈 (东旁遮普)｜80,537人 罗赫塔克 (东旁遮普)｜172,640人 德里｜91,185人 Kangra (东旁遮普)｜33,826人 阿格拉和奥德省｜28,363人 西姆拉 (东旁遮普)｜11,300人 合计｜3,636,516人 来处｜人数 伯蒂亚拉 (东旁遮普)｜308,948人 阿尔瓦尔 (拉杰普塔纳)｜191,567人 卡普尔塔拉(东旁遮普)｜172,079人 法里德科特 (东旁遮普)｜66,596人 婆罗多布尔(东旁遮普)｜43,614人 纳巴 (东旁遮普)｜43,538人 吉恩德(东旁遮普)｜41,696人 其他小土邦合计｜39,322人 合计｜907,360人

## 失踪人口

一项利用1931年与1951年人口普查数据对旁遮普各区人口流入与流出的研究，估计约有130万名穆斯林离开西印度后未能抵达巴基斯坦。与此相对，沿着西部边界失踪的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人数估计约为80万人。使得因分治相关迁移而在旁遮普边境失踪的总人数达到约220万人。另一项利用1931、1941与1951年人口普查对旁遮普地区分治人口影响的研究，结论认为旁遮普失踪的人数在230万至20万之间。

## 妇女安置

印度与巴基斯坦双方政府曾互相承诺，将致力于寻回在骚乱中遭到绑架的妇女，其中包括许多曾遭受强奸侵害的受害者。印度政府声称有3.3万名印度教与锡克教妇女被绑架，而巴基斯坦政府则声称在骚乱期间有5万名穆斯林妇女失踪。随后的法律声请显示，两国在寻回进度上存在落差：到1949年，印度已寻回1.2万名妇女，巴基斯坦则寻回6,000名。直到1954年，从印度寻回的穆斯林妇女增加至20,728人，而从巴基斯坦寻回的印度教与锡克教妇女则为9,032 人。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印度教与锡克教妇女当时拒绝返回印度，她们担心家人永远不会接纳受过侵害的自己，而这种恐惧在穆斯林妇女身上也同样存在。

在这种动荡与传统结构崩溃的背景下，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分治对孟加拉与旁遮普妇女产生的某些"积极"影响。在孟加拉，分治后的生存压力对来自东孟加拉的难民妇女产生某种解放作用，她们为维持家计开始进入公共空间工作，甚至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传统家庭结构的瓦解可能在无意间增加妇女发挥主体性的空间，许多妇女后来更深入参与西孟加拉邦的共产主义运动。针对旁遮普地区的情况，一位学者指出："分治虽然缩小妇女的物理空间，但却扩大她们可利用的社会空间。这种变动影响深居简出（Purda）或隔离的习俗，改变种姓与地区文化对婚姻安排的约束，并进一步拓宽女孩与妇女接受教育、流动与就业的管道。

## 分治后的迁移

### 巴基斯坦

许多在印度的穆斯林家庭由于遭受迫害，即使在1951年人口普查之后，仍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的这一段时间内持续迁往巴基斯坦。根据历史学家奥马尔·哈利迪（1953-2010年）的说法，这批在1947年12月至1971年12月间迁往西巴基斯坦的移民主要来自阿格拉和奥德省、德里、古吉拉特、拉贾斯坦、马哈拉什特拉、中央邦、卡纳塔卡、安德拉邦、坦米尔那都与喀拉拉。下一阶段的迁移发生在1973年至1990年代之间，这些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则是卡拉奇与信德省的其他城市中心。

关于移民规模的统计数据在不同来源间存在争议。国际劳工组织（ILO）于1959年发布报告称，从1951年到1956年间，共有65万名穆斯林从印度迁往西巴基斯坦。然而学者Pravin Visaria（196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对此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因为1961年的巴基斯坦人口普查并未证实这些数字。但1961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报告中确实包含一份声明，暗示过去十年中约有80万人从印度迁入。大多数前往巴基斯坦的人在抵达后便再也没有回到印度。

印度穆斯林迁往巴基斯坦的人数在1970年代大幅下降，这一趋势引起巴基斯坦当局的注意。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西鲁拉·巴巴尔于1995年6月告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在1973年至1994年期间，多达80万名访客持有效旅行证件从印度抵达，但其中仅有3,393人选择留下。与此相关的另一趋势是印巴两国穆斯林之间的通婚数量急遽减少。根据巴基斯坦驻新德里高级专员里亚兹·科卡尔（Riaz Khokhar）于1995年11月的声明，跨国婚姻数量已从1950与1960年代的每年4万对，下降到1990年代初期的每年仅约300对。

特定的边境战争也引发局部的人口流动。在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后，约3,500个穆斯林家庭从塔尔沙漠的印度区域迁往巴基斯坦。这些家庭随后获得安置：400个家庭安置于纳加尔，另有3,000个家庭安置在信德省的查奇罗乡。巴基斯坦政府为每个家庭提供12英亩土地，根据官方记录，这类安置土地总计达42,000英亩。

针对东部的迁徙情况，1951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记录显示东巴基斯坦共有67.1万名难民，其中大多数来自西孟加拉邦，其余则来自比哈尔邦。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料指出，1951年至1956年间有50万名印度穆斯林迁往东巴基斯坦。到1961年，人数累计达到85万。随着兰契与詹谢普尔骚乱发生，比哈尔人持续迁往东巴基斯坦直至1960年代后期，总数达到约100万。根据粗略估计显示，在分治后的二十年里，约有15万名穆斯林从西孟加拉邦与比哈尔邦迁往东孟加拉。

### 印度

印度教徒因在巴基斯坦遭受宗教迫害，仍持续逃往印度。他们中的大多数会选择定居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根据巴基斯坦人权委员会的数据，仅在2013年就有约1,000个印度教家庭逃往印度。2014年5月，执政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成员拉梅什·库马尔·凡克瓦尼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透露，每年约有5,000名印度教徒从巴基斯坦移民到印度。由于印度并非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的签署国，因此拒绝承认巴基斯坦印度教移民的难民身份。

西巴基斯坦于1947年独立时，信德省塔帕卡县的人口结构为80%印度教徒与20%穆斯林。估计有1,500个印度教家庭在1965年与1971年的印巴战争期间逃往印度，导致该县发生巨大的人口结构变化。在同样的战争期间，还有23,300个印度教家庭从自由喀什米尔与西旁遮普迁往查谟专区。

分治后，从东巴基斯坦前往印度的印度教徒移民潮依然持续。1951年印度人口普查记录显示有250万难民从东巴基斯坦迁入印度，其中210万迁入西孟加拉邦，其余则迁入阿萨姆邦、特里普拉邦与其他邦。这些难民是成波抵达的，并不单纯发生在分治之时。到1973年，这类人的数目已超过600万。

#### 分治后从东巴基斯坦迁往印度的移民

印度于1978年向5.5万名巴基斯坦印度教徒核发公民身份。到1998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时，塔帕卡的穆斯林占总人口的64.4%，印度教徒占35.6%。由于巴布里清真寺被拆事件后引发的骚乱和暴徒袭击导致迫害加剧，约有7万名印度教徒迁往印度。

年份｜理由｜数目

1947年｜分治｜344,000人

1948年｜出于对"印度并吞穆斯林海德拉巴土邦"后的恐惧｜786,000人

1950年｜1950年东巴基斯坦针对印度教徒的骚乱｜1,575,000人

1956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320,000人

1964年｜1963 年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圣物失窃案后发生针对印度教徒的骚乱｜693,000人

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107,000人

1971年｜孟加拉国解放战争｜1,500,000人

1947–1973年｜合计｜6,000,000人

## 观点

印巴分治是一项极具争议的安排，至今仍是印度次大陆局势紧张的主因。根据美国专注于巴基斯坦政治与历史的学者艾伦·麦格拉思（Allen McGrath）的说法，包括总督蒙巴顿在内的许多英国领导人都对印度分治感到不满。蒙巴顿不仅被指责匆忙推动这一进程，还被指控影响雷德克里夫线的划定，使其有利于印度。委员会在决定最终边界上花费的时间比决定分治本身还要长。因此，这两个国家在拥有明确边界之前就已取得独立。边界线于8月17日公布，即分治后的两天。表示边界位置的公布日期推迟，是为完成英国从印度撤军，使英国不必承担分治所带来的负担。

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利·沃尔珀特声称，英国人的匆促导致分治期间大规模的屠杀与苦难。由于独立宣言在实际分治之前就已发表，维持公共秩序的责任落到印度和巴基斯坦新政府的头上。当时并未预料到会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该计划要求保障新边界两侧少数群体的安全。然而，这两个国家都未能完成这项任务。法律与秩序彻底崩溃。许多人死于骚乱、屠杀，或仅仅由于逃难途中的艰辛。随之而来的是有记载的历史中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之一。根据英国学者及公务员理查德·西蒙兹的说法，即使以最低估计，也有50万人丧生，流离失所的人达到1,200万人。

然而许多人认为英国是被当时的局势逼迫而加快分治进程。蒙巴顿上任后很快就意识到如果英国要避免卷入看似日益可能的内战，除确定分治并匆忙撤离印度外，别无选择。分治前，法律与秩序已多次崩溃，双方都发生大量流血事件。在蒙巴顿成为总督时，一场大规模内战已迫在眉睫。英国资源在二战之后已极为有限，或许不足以承担维持秩序的任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蒙巴顿可能过于仓促，但他别无选择，并在困难的情况下已尽最大努力。英国历史学家与作家劳伦斯·詹姆斯（Lawrence James）也赞同1947年的蒙巴顿除"抽身"外别无他法，否则可能卷入一场难以脱身的流血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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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拍摄与分治有关的电影 - 总督府时，蒙巴顿的叔外孙、当时的英国查尔斯亲王向电影制作人推荐 "大博弈的阴影：印度分治秘史（The Shadow of the Great Game: The Untold Story of India's Partition）"一书。该书认为蒙巴顿被英国当权派所利用，后者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分治，以便在南亚西北部维持一个战略基地，以保护英国在中东的利益，并遏制苏联的扩张（参见大博弈#对印度的影响）。

专门研究现代南亚史的历史学温卡特·杜里帕拉（Venkat Dhulipala）驳斥英国"分而治之"政策导致分治的说法，并阐述一种观点，即巴基斯坦在民间被构想为主权伊斯兰国家或"新麦地那"，作为已废除的土耳其哈里发国的潜在继承者，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与保护者。伊斯兰学者就建立巴基斯坦及其成为真正伊斯兰国家的潜力进行过辩论。大多数巴雷尔维运动人士支持建立巴基斯坦，并认为与印度教徒的任何合作都会适得其反。而由侯赛因·艾哈迈德·马达尼领导的大多数迪奥班德学派则反分治（两国理论）。在他们看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可成为同一个国家的成员。

伊恩·塔尔博特和古哈帕尔·辛格在他们对于分治的权威性研究中指出，分治并非所谓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必然结局，也非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分歧的必然结局。

一项跨境学生倡议"历史项目"（The History Project）于2014年启动，以探索对分治前夕事件认知的差异。此项目最终出版一本书，解释巴基斯坦和印度对这段共同历史的两种诠释。

## 文献记录工作、口述历史与历史影响

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柏克莱与印度新德里的非营利组织"1947分治档案馆"（The 1947 Partition Archive）于2010年正式启动，致力于抢救并记录口述历史从那些亲历分治的人们手中，并将访谈整合为档案库。截至2021年6月，此组织已成功保存来自全球18个国家的近9,700份访谈纪录。这些珍贵档案在塔塔信托的协作下，已与印度及巴基斯坦的五所大学，包括阿育王大学、哈比卜大学、拉合尔管理科学大学、古鲁那纳克戴夫大学以及德里大学的图书馆合作发布。

在后世对分治历史的纪录与传承中，各界透过不同的形式试图还原这场灾难的真相。2017年8月，英国艺术与文化遗产信托基金（The Ar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Trust, TAACHT）于旁遮普邦阿姆利则的市政厅，正式设立号称"世界首座分治博物馆"。该馆于周二至周日对外开放，馆内透过多媒体展览与详尽的文献，描述导致分治的政治进程及其推进过程，并同步呈现幸存者所提供的影像与文字叙述。

在口述历史的保存方面，卡维塔·普里（Kavita Puri）于2019年出版《分治之声：未诉说的英国故事》一书。此作品基于BBC广播四台的同名纪录片系列，收录对二十几位分治见证者的深度访谈，这些受访者当年目睹分治的惨状，并于随后移民至英国。

然而，历史的纪念方式称在当代印度政坛也引发不小的波澜。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宣布将该日定为"分治苦难纪念日"，借此提醒国人分治期间印度人所经历的痛苦。这项举措随即遭到国大党的抨击，其成员贾拉姆·拉梅什批评该纪念日的构思充满偏见，认为其目的在于将这桩创伤事件转化为莫迪现今政治斗争的素材。

### 分治的艺术描绘

印度分治及相关的血腥骚乱启发许多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创作有关这一事件的文学、电影和艺术作品。有些作品描绘难民迁移期间的屠杀，另一些则专注于分治的后果以及边境两侧难民面临的困难。与分治事件相关的小说、电影和艺术作品至今仍在不断涌现。

#### 文学

描述独立与分治所付出的人道代价，相关文学作品包括：

- 《托巴泰克辛》（1955年），由萨达特·哈桑·曼托创作的短篇小说。
- 《开往巴基斯坦的列车》（1956年），由库什万特·辛格著。
- 《恒河之弯》（1965），由马诺哈尔·马尔贡卡著。
- 《黑暗》（1974年），由比哈姆·萨尼著。
- 《自由（Azadi）》（1975年），由查曼·纳哈尔著。该书原以英文撰写，曾荣获1977 年印度国家文艺院奖。
- 《冰糖人》（1988nian1），由巴普西·希德瓦著。

萨尔曼·鲁西迪的小说《午夜之子》（1980年），曾荣获布克奖及 "布克奖之最"。该书叙事围绕着1947年8月14日至15日午夜诞生、且拥有魔幻能力的孩童展开。《凌晨自由》（1975年）是由拉里·柯林斯与合著的非虚构作品，记录1947年首届印度独立日庆祝活动前后的历史事件。

由曼吉特·萨奇德瓦（Manjit Sachdeva）撰写的小说《迷失的世代（Lost Generations）》（2013年）描述1947年3月穆斯林联盟在拉瓦平第农村地区发动的屠杀，以及同年8月新边界两侧爆发的大规模杀戮。故事透过一个逃亡锡克教家庭的视角，记录他们在德里的定居与安置，最终以该家庭在1984年总理英迪拉·甘地遇刺后再次毁于暴徒之手的悲剧作结。

#### 电影

分治一直是电影中的热门题材。早期涉及独立、分治及其后果的电影包括：

- 《拉合尔（Lahore）》 (1948年)
- 《连根拔起 (1950年电影)》（1950年，尼迈·高什执决；孟加拉语）
- 《无神论者 (1954年电影)》（1954年）
- 《查利亚》（1960年）
- 《宝莱坞生死恋》（1956年，乔治·库克执导）
- 《法子 (电影)》（1961年）
- 列域·格达的孟加拉语三部曲：《云遮星》（1960年）、《柔和的甘塔尔》（1961年）以及《金线》（1962年）
- 《热风 (电影)》（1973年）
- 《黑暗 (1987年电影)》（1987年）
- 《分治 (1987年电影)》（1987年）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更多以分治为主题的电影，其中包括几部主流作品，如：

- 《大地 (1998年电影)|大地》（1998年）
- 《开往巴基斯坦的列车 (电影)》（1998年，改编自同名的书籍）
- 《嘿，拉姆》（2000年）
- 《边境风云 (2001年电影)》（2001年）
- 《沉默的河》（2003年）
- 《禁锢的女人》（2003年）
- 《分治 (2007年电影)》（2007年）
- 《马德拉斯小镇》（2010年）
- 《宝莱坞之大姐大》（2017年）
- 《总督府》（2017年）
- 《边界 (2019年电影)》（2019年）
- 《甘地与高德西：战争》（2023年）

传记电影《甘地》（1982年）、《真纳 (电影)》（1998年）、《萨达尔 (电影)》（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1993年）和《灵魂奔跑者》（2013年）也将独立与分治作为剧本中的重大事件。

- 巴基斯坦电视剧《叙说 (电视剧)》（改编自小说《巴诺》）突显在分治期间被绑架与强奸的穆斯林女孩之困境。
- 2013年Google印度名为"重聚"（Reunion）的广告以分治为题材，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产生强烈影响，引发放宽两国间旅行限制的希望。该广告在网络上疯传。在2013年11月15日于电视正式首播前，点阅率已超过160万次。
- 分治也在历史运动电影《金色荣耀》（2018年）中有所描绘，该片根据当时影响印度国家男子曲棍球队的事件改编。
- 英国科幻剧《《超时空奇侠》》2018年的一集《旁遮普的恶魔》从一个因宗教分歧而分崩离析的家庭视角，描绘分治事件。
- Disney+电视系列剧《惊奇少女》（2022年）则从一个逃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家庭视角，描绘虚构版的分治情节。

#### 艺术

孟买进步艺术家小组的早期成员曾表示，分治是让该小组于1947年12月成立的关键原因。成员中包括 F·N·苏扎、M·F·侯赛因、S·H·拉扎、S·K·巴克雷、H·A·加德 以及 K·H·阿拉，他们后来都成为20世纪最具重要性与影响力的印度艺术家。

当代印度艺术家中，针对分治题材创作过重要艺术作品的艺术家有：纳利尼·马拉尼、安乔莉·艾拉·梅农、萨蒂什·古杰拉尔、尼利玛·谢赫、阿皮塔·辛格、克里申·康纳、普兰·纳特·马戈（Pran Nath Mago）、S·L·帕拉舍尔（S. L. Parasher）、阿帕纳·考尔、塔耶巴·贝根·利皮、马赫布布尔·拉赫曼、普罗莫特什·D·普拉克（Promotesh D Pulak）以及 普里蒂卡·乔杜里。.

故事计划（Project Dastaan）是一项致力于和平建设的倡议，该计划透过虚拟现实（VR）数位体验，让身处印度、巴基斯坦与孟加拉的分治难民，能够与他们童年时期的社区和村庄重新建立联系。

艺术家宾杜·梅赫拉（Bindu Mehra）创作多部描绘分治生活记忆的数位影片，其中包括 "难以触及的叙事（The Inaccessible Narrative）"。

## 引用

70 Years of the Radcliffe Line: Understanding the Story of Indian Partition

## 外部链接

- 1947 Partition Archive
- Partition of Bengal –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 India Memory Project – 1947 India Pakistan Partition
- The Road to Partition 1939–1947 – The National Archives
- Indian Independence Bill, 1947
- India's Partition: The Forgotten Story British film-maker Gurinder Chadha, directors of Bend It Like Beckham and Viceroy's House, travels from Southall to Delhi and Shimla to find out about the Partition of India – one of the most seismic events of the 20th century. Partition saw India divided into two new nations – Independent India and Pakistan. The split led to violence, disruption, and death.
- Sir Ian Scott, Mountbatten's deputy private secretary in 1947, talking about the run up to Partition
- India: A People Partitioned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by Andrew Whitehead, 1992–2007

书目:

- Select Research Bibliography on the Partition of India, Compiled by Vinay Lal, Department of History, 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 South Asian History: Colonial Indi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colonial India, Independence, and Partition
- Indian Nationalism – Fordham University archive of relevant public-domain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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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资料

- 地点：英属印度
- 日期：1947年8月
- 结果：将英属印度分治为两个独立的领地：印度自治领与巴基斯坦自治领，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迁徙危机
- 死亡：200,000–2,000,000人
- 流离失所：12,000,000–20,000,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