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化中文

欧化中文（或称欧式中文、西化中文、西式中文、欧化汉语）是指中文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欧洲语言（主要是英语）的词汇、语法和表达习惯影响而产生的语言演变现象。这种现象最早可追溯至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但直到清末民初及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大量西方文学、哲学与科学著作被译介到中国，欧化中文才开始大规模地改变现代汉语的书面语面貌。

欧化中文的特征广泛体现在词汇与句法两个层面。在词汇上，最明显的变化包括大量使用带有附加成分的词缀（如“化”、“性”、“度”），以及将原本仅用于人类的复数词尾“们”扩大应用于非人事物。在句法上，欧化中文打破了传统汉语重意合、讲求简洁的特点，转而大量使用连接词以标明逻辑关系，并频繁使用被动句的“被”字、系词“是”字、泛用“一加量词”的结构，以及在名词前加上结构繁复冗长的定语修饰成分。

学界与文学界对欧化中文的出现历来有正反两面的评价。批评者认为，过度欧化破坏了中文原有的纯洁性与自然韵律，导致文句生硬、冗长且难以阅读。支持者与语言学家则指出，欧化现象是语言接触下的必然结果，它扩充了中文的表达能力，使其能够更精确、严密地传达现代社会中复杂的逻辑与科学概念。时至今日，许多早期的欧化语法与词汇已经完全融入大众的日常用语，成为现代标准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历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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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欧化的源头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研究指出，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现可见最早的天主教义白话译本，为晚明耶稣会传教士罗如望（João da Rocha）所译的《天主圣教启蒙》（1619年）。该书采用问答形式介绍天主教教义，其语言不乏欧化色彩，却经过中国本土传统的创造性吸收与转化，昭示了汉语欧化白话的开端。此后，马礼逊的《华英词典》、宾威廉的译本《天路历程官话》、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以及吴启太、郑永邦的《官话指南》等传教士文献，皆有意无意间促成了欧化白话的生成，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奠下基础。

中文欧化大规模改变现代汉语书面语面貌，始于清末民初及五四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为推动现代化，大量翻译并引进西方学术与文学著作。西化中文初见于翻译作品，不少译者语文根柢薄弱，逐字直译，忽略了中文的语法与用词习惯，其影响逐渐蔓延至新闻媒体和流行文学。

在此过程中，日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中介作用。不少“欧化”现象实为“日化”，或经由日语“欧文直译体”间接传入汉语。根据学者谭汝谦的统计，1896年至1937年间有逾二千种日文书籍译成中文，大量西方概念正是透过日本传入中国。语言学家陈力卫亦指出，所谓欧化现象须仔细分辨“有多少是直接来自西语俄语的，还有多少是经过日文传递的”，并强调后者尤其值得关注。事实上，现代汉语中的不少“欧化”实为日化中文的产物，当中部分词汇更是和制汉语。

当时的文人对此现象看法不一。中文欧化大致经历了推崇、反思、调和三个阶段。傅斯年早在1919年就倡导“欧化的国语”；郑振铎、沈雁冰等人亦主张语体或文法欧化。鲁迅在与瞿秋白的通信中表示支持适度欧化，他认为中国的文法太不精密，主张“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借此输入新的表现法。然而，瞿秋白担忧汉语的畸形欧化“不但不能够帮助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发展，反而造成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半文不白的新文言”；胡适则一方面主张文化全盘西化，另一方面却对现代汉语的欧化始终有所保留。

当时许多学者将语言变革视为思想解放与引进新知的必经之路。瞿秋白便指出：“翻译除去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 傅斯年更在1919年的《怎样做白话文》中直言，为了让文学达到“合人情”的境界，“‘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美学家朱光潜也极力支持改造汉语，他认为语文和思想不可分离：若要引进西方哲学，就必须接受西方语文的特殊组织。

你不能用先秦诸子的语文去‘想’康德或怀特海的思想，自然也就不能用那种语文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场语言变革的速度极快。正如语言学家王力在1944年所感叹：“从民国初年到现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之间，文法的变迁，比之从汉至清，有过之无不及。文法的欧化，是语法史上一桩大事。”

五四运动二十年后，人们开始反思欧化的利弊。语言学家郭绍虞承认中文欧化对新文学有一定帮助，但也指出过度欧化“终不免为行文之累”。在翻译实践方面，归化翻译重新盛行。例如，翻译家张谷若用“地道的中文”翻译《德伯家的苔丝》，将英文原作中的方言译成山东方言；傅东华翻译《飘》时，也将人名地名中国化。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到来，翻译中的欧化之风再次兴起，且一直持续至今。语言学家王力是最早系统性研究此现象的学者之一。他指出，翻译外国文本的活动直接促成了现代汉语语法在结构上的欧化发展。印欧语言，特别是英语，在塑造这些新语法规范方面成为主导力量。过去一百多年来，这种语言接触已经从单纯的翻译痕迹，逐渐转变为深植于中文书面语与口语中的表达习惯，从根本上改变了母语使用者的造句方式。

## 词汇与语法的特征举例

### 词汇层面

在词汇方面，欧化中文频繁使用模仿西方语法功能的词缀。译者常将“性”、“化”、“度”作为后缀来构造名词或名词词组，这种做法仿效了英文的派生变化（如将“readable”变成“readability”），虽然“危险性”、“严重性”、“可读性”、“知名度”等词汇已随处可见，但滥用这类词缀容易使文意含糊不清，而且往往不如传统中文的表达来得简洁有力。例如，与其说“这篇传记的可读性很高”，不如直接说“这篇传记值得一看”；“病人要做例行性检查”亦不如“病人要做例行检查”简明。社会上滥用“优化”、“深化”等“百搭”动词，舍弃“改善”、“改良”、“促进”等更精准的词汇，使中文表达日趋贫乏。

汉语名词本身并不强制区分单复数，数量多寡多由上下文或量词点明。当文意已清楚表达多数时，硬加上“们”字无异于画蛇添足。除非为了达到拟人化的修辞效果（例如把咖啡店里的猫唤作“猫们”），否则在一般事物名词后加“们”来标示复数，显然是硬套英文的语法规则。不过，语言本身也有筛选和吸纳的机制。例如，书面汉语人称代词出现性别区分始于1917年，受英语影响，“他”字衍生出了“他”、“她”、“它”；后来又经法语触发，有了复数的“他们”、“她们”、“它们”。这批外来形式最终沉淀下来，丰富了中文的表达。

此外，在动物与无生命物的第三人称代词上，近代曾造出“它”字专指动物。港澳台至今仍保留“它”与“它”的分工：指称动物用“它”，指称静物则用“它”。

在词语搭配方面，译者常直译英文的固定搭配。例如，他们会将英文的“one of the best”或“one of the most”硬译为“最……之一”（如“梅西是当今世上最强足球员之一”），或者将“take no notice of”直译为“对……毫不理会”。

这就说到“最……之一”的语法来了。英文最喜欢说“他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好像真是精确极了，其实未必。“最伟大的”是抬到至高，“之一”却稍加低抑，结果只是抬高，并未真正抬到至高。你并不知道“最伟大的思想家”究竟是几位，四位吗，还是七位，所以弹性颇大。兜了一个大圈子回来，并无多大不同。所以，只要说“他是一个大名人”或“他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就够了，不必迂而回之，说什么“他是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吧。

### 句法与结构层面

#### 词性转换与定中结构

以谓词为中心语的定中结构（如“（名词）的（谓词）”或“（介词短语）的（谓词）”）广泛使用，是现代汉语书面语与五四前旧白话的显著区别。学者贺阳指出，诸如“文学家的造就”、“对于汽车的迷恋”等结构大量涌现，使得动词和形容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逐渐模糊了动词和名词之间的界限。

#### 量词与代词的欧化

在名词修饰方面，欧化中文常出现滥用“一加量词”的现象。英文单数名词前通常需要带不定冠词（a或an），翻译作品为了对应，便大量使用“一个”或“一项”等结构来修饰名词。然而，传统汉语在不强调事物数量时，一般不需要用“一加量词”来修饰名词。不当使用这种结构不仅会影响行文的简洁，更会使文章带有生硬的翻译腔。不过，王力也曾解释这种用法的益处，认为在很长的修饰语前放一个“一个”或“一种”，能让读者预先感觉到后面跟着的是一个名词性的结构，从而增加了语言的明确性。

在代词与主语的使用上，传统汉语常省略不必要的成分。例如贾岛的诗句“松下问童子”四句皆无主语，读者却能一目了然。然而，受到英语主语凸显的影响，现代中文常出现过多且不必要的“他”、“她”、“它”及“我”，使得行文显得累赘。

#### 虚词、介词与助词的扩张

虚词与介词的滥用也是常见的句法特征。受英文影响，译者常将英文的“as”硬译为“作为”，例如以“作为一个学生”来代替传统的“身为学生”。此外，在时间名词前强加介词“在”也屡见不鲜。例如，将存现句“早上下了一场雨”写成“在早上下了一场雨”，这会使“早上”成为介词宾语，导致句子主语残缺，成为不折不扣的病句。同时，不少译者一见到“when”就翻译成“当”，习惯用“的”连接多个前置修饰语，导致句中出现“当当不断”、“的的不断”的生硬现象。

学者余光中曾撰文指出，白话文若过度使用虚字，会导致文句啰嗦软弱，其中用得最泛滥的便是“的”字。许多知名作家在创作时也常不自觉地连用“的”字，反而破坏了句子的层次与力量。他举例分析了几段文学作品中的句子：

-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连用三个“的”字显得单调生硬，且缺乏层次，读者容易将其断句为零碎的修饰语。若改为“弯弯的杨柳投下稀疏的倩影”则更为自然。
- 何其芳《雨前》的“夜色的来袭”与“风雨的将至”：中文的优势在于多用短句与动词，加上“的”字反而让语气松软。若删去“的”字，改为“夜色来袭”与“风雨将至”，文句会显得更加有力。
- 何其芳《雨前》的“有不洁的颜色的都市的河沟”：这类句子因缺乏层次常被误读，若简化为“都市的脏河沟”，则能大幅提升阅读的流畅度与精确性。

#### 谓语与语态的改变

在谓语的构成上，欧化中文经常滥用系词“是”。在英语中，形容词前面必须加上系动词（如 is、are），但中文的形容词本身就可以直接充当谓语，不必也不应加上“是”。例如，英文的“He is very clever”在中文应直接译为“他很聪明”；若写成“他是很聪明的”，则属于明显的欧化语法瑕疵。

在语态的表现上，欧化现象导致了被动语态的滥用。余光中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例，指出叙述及物动作通常有三种方式：施事者作主语的主动语气（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受事者作主语的被动语气（新大陆被哥伦布发现了），以及不点明施事者的被动语气（新大陆被发现了）。在英文中这三种句型皆很普遍，但在传统中文里，第一种最为常见；至于第三种，中文习惯以主动语气的形式来表达被动含义（如“糖都吃光了”、“戏看完了”、“稿写了一半”）。

然而，现代中文常在原本适用主动语气的场合，生硬地套用“被”字句。这类用法往往违反了中文的自然生态。以下为常见的欧化被动句与还原为主动语气的对照：

欧化被动句｜还原为主动语气

我不会被你这句话吓倒。｜你这句话吓不倒我。

他被怀疑偷东西。｜他有偷东西的嫌疑。

他这意见不被人们接受。｜他这意见大家都不接受。

他被升为营长。｜他升为营长。

他不被准许入学。｜他未获准入学。

此外，欧化中文常将简单明了的动词分解为“万能动词＋抽象名词”的繁琐词组。余光中将这类词汇比喻为“文字的义肢”，其中最泛滥的万能动词便是“作出”和“进行”。这种将动词名词化的语法，是日渐西化的现象，削弱了正规动词的力量。以下为常见的欧化句型及其自然中文表达的对照：

欧化中文（万能动词＋抽象名词）｜自然的中文表达

本校的校友对社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校的校友对社会贡献很大。

昨晚的听众对访问教授作出了十分热烈的反应。｜昨晚的听众对访问教授反应十分热烈。

我们对国际贸易的问题已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我们对国际贸易的问题已经详加研究。

心理学家在老鼠的身上进行试验。｜心理学家用老鼠来做试验。（或：心理学家用老鼠试验。）

另一个突出的句法特征是在名词前使用结构极为繁复的冗长定语。受到英文关系子句的影响，译者与作者常将完整的句子压缩成单一的修饰语，放置在主词或宾语之前，导致句子结构变得密集，甚至诘屈聱牙。英语中常有前置或后置的长状语，若在翻译时直接对应转换，也会造成汉语句子的延长。不过，部分外来句式如“与其说，不如说”等，也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增强了汉语的逻辑性与严密性。

## 社会与文化影响

中文欧化的程度也与地区性的语言政策及英语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在如新加坡这样的多语社会中，英语在行政与商业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得当地华文报章对欧化结构有较高的容忍度。这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层面的语言干涉现象。

随着英语持续作为全球通用语，其结构影响也渗透到了双语使用者的日常交流中。这种现象表明，欧化中文不仅仅是拙劣翻译的产物，更是社会语言阶层体系与语言接触持续演变的动态写照。此外，由于中外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极大逆差，大量外语输入带来了外国文化与新观念，但也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于大量欧化语言可能污染本土语言、造成语言殖民甚至弱化本土语言地位的担忧。

在香港，由于长期实行两文三语政策，中文与英文同为法定语文，欧化中文现象在报章和政府文书中尤为明显。一项针对十三家香港中文报章的实证研究发现，欧化语句和港式语词是本地新闻报导中最突出的语言问题，例如滥用被动句式、过度使用“们”表示复数等，均属常见现象。香港恒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美亚指出，部分欧化句式虽不合汉语习惯，但在语法上并无错误，不应一概视为病句；例如“他在早上吃了点面包”虽带欧化结构，仍属可接受的表述。

学者高玉分析指出，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一旦形成，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沿着现代化方向发展便具有不可逆转性。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结果之一，便是产生了这套融合西方维度的现代汉语。例如，人称代词“她”的诞生与广泛使用，不仅是语言上的变化，更在深层意识上让男女平等“合法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性别意识与妇女解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 正反意见与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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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与语言学界对欧化中文的接受度呈现高度两极化。批评者主张，这些结构破坏了中文固有的纯洁性与简洁性，造就了僵硬、笨拙且过于啰嗦的句子。这类句子不仅难以阅读，在美学上也令人难以接受。学者钱锺书更严厉批判这种过度欧化的直译是对原文的“假忠实”，将其列为“撒谎表”。林语堂曾在《论语》半月刊第26期提出“语录体”，批评当时的白话文过于浮泛：今人作白话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一句老实话，不肯老实说出，忧愁则曰心弦的颤动，欣喜则曰快乐的幸福……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作家白先勇亦引述其启蒙老师夏济安的观点，认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充满了陈腔滥调与欧化句子，是很不好的小说语言；他反而推崇未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张爱玲，认为其文字传承自《红楼梦》等传统经典，因而更为漂亮。

文学家余光中对现代中文的欧化现象有深入的观察与批判。根据学者高大威的研究，余光中凭借其中英双语的翻译与创作经验，将中文的欧化区分为“善性欧化”（欧而化之）与“恶性欧化”（欧而不化）。他认为，善性欧化能增加中文的弹性，但恶性欧化则会破坏中文原有的简洁与生态，形成生硬的“翻译体”或“新文艺腔”。余光中曾指出，中文的好处在于代名词、虚字用得少，介词、连接词没有那么重要。西方人惯用“and”来连接，没有主词就摸不着头脑，但中文不然。他举例，有些学者名嘴会说“他自己不自知”、“唯一的一次”，其实中文只要说“不自知”、“只一次”就行了。余光中具体指出了多种恶性欧化的病态，例如过度使用抽象名词、滥用无生命事物的代名词“它”、滥用复数标记“们”、过度使用连接词“和”、使用空泛的动词、以及过度使用“的”字与冗长的前饰形容词等。

相对而言，支持者则强调欧化带来的创新。批评家郭绍虞在1939年盛赞欧化给新文艺带来的“创格”。他认为白话文句式若不欧化，便难以创造文艺的生命，例如“我站在树旁”的确不如欧化句式“站在树旁的我”来得有变化。鲁迅则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提出“硬译”，希望以“直译欧文句法”的方式改造中文，进而改造“中文思考方式”。他说道：“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 虽然鲁迅的译文带有明显的“翻译腔”，但他会根据文本功能与读者对象调整策略。在翻译文艺理论给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时，他采用“硬译”以输入新句法；而在翻译儿童文学时，则改以意译为主。

语言学家王力是中国首位系统研究汉语欧化现象的学者，在其194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法》中，以相当篇幅讨论了欧化语法的种种表现。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沈国威进一步指出，现代汉语中许多复音词的创造皆源自早期传教士或汉学家所编纂的英华字典，欧化语法对中文词汇系统的扩充与转型，有不可忽视的积极贡献。

朱光潜提出了一段持正之论：如果一句话依中文习惯可以说得同样精确有力，我们就绝对不能欧化它；欧化须在表现上有绝对必要时才可采用。他主张语文是逐渐生长的，这一代欧化得轻微一点，下一代习惯成自然，便能避免生吞活剥的弊病。学者袁进也从语言学角度提醒，语言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但这种变化的结果很难单纯以“进步”或“退步”来定论。

总体而言，欧化为中文提供了表达精确逻辑关系与复杂现代科学概念所必需的工具。时至今日，许多曾经显得外来的语法结构与词汇已经被大众完全本土化并广泛接受，成为标准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部分欧化句虽然听起来别扭，但只要符合语法规则，语言学上仍可将其视为可接受的表达方式，而非绝对的病句。

## 对欧化中文研究的批评

进入21世纪之后，一些研究日化中文的学者认为，此前许多学者以为现代汉语的很多语言现象是直接受到欧洲语言的影响，但实际上有很多欧化中文是经由日语传入现代汉语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翻译了大量欧洲著作，对日语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中国翻译了许多日语著作，又将一些语言现象传入中文。

陈彪在2018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汉语日化的现象被欧化的说法掩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欧化中文权威的误导。比如胡适曾赞赏周作人翻译欧洲文学作品“是国语欧化的一个起点”，但实际上周作人也在翻译日本文学，他翻译的日文作品占到了译著总数的五分之三。傅斯年、胡适、鲁迅等知识界领袖都将新式白话文直接和“欧化”联系起来，而“日化”的事实很少有人提及。后来，王力等学者首先在学术上对欧化中文展开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有简单化的嫌疑，忽视了现代汉语与外语接触的复杂事实。又因为欧化中文的研究在中文异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很多学者直接将欧化和异化等同，忽视了其他语言的影响。

薛桂谭在2025年发表的文章当中研究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汉译日本书，发现很多语言现象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出现，早于英语影响汉语的时间，而欧化中文的研究基本上着眼于五四运动以后。文章列举了很多原先被认为是欧化中文的语言现象，并指出它们更有可能是日化中文。在词汇方面，她认为“一种+抽象名词”、“……之一”结构、“关于”介词、“前者”与“后者”等来自日语。在句法结构方面，她认为“（宾语）的（谓语）”“宾谓”结构，以及定语修饰的复杂化等是受到日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