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又称八九民运、八九学运或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国大陆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反革命暴乱，广义上指自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索、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发起、持续近两个月、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境示威活动最广义的说法，即中国官方所说的“政治风波”所指的时间范围有时从1989年春夏之交至1990年初。狭义上指六四清场，即同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央军委调集解放军戒严部队、武警部队与民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武力清场行动。

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转折点。事后，赵紫阳等改革派高层因同情抗议者而在同年被撤职，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新启蒙运动遭遇失败，此后当局大幅收紧政治环境，出台法规限制示威游行。此外经济改革亦于六四事件后放缓，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止。六四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武力清场后，多数发达国家对镇压行为表示谴责甚至进行制裁，而发展中国家则多对镇压行为表示同情或支持；尽管东方阵营国家看法不一，六四清场的惨痛后果令1989年年底东欧出现自由化呼声时几乎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学运最终仍有多少影响到东方阵营民主化浪潮的成功。

迄今在中国大陆，六四事件仍是高度敏感的历史事件。除非遇到必须提及该事件的场合（如党史、悼词等），六四事件的相关内容一般不会出现在官方媒体上。为了规避言论审查，中国民间往往使用各种代称指涉该事件。

## 名称释义

### 广义与狭义含义

广义上，“六四事件”或“六四天安门事件”（简称“六四”）指1989年4月始于北京并波及中国大陆的抗议活动，其导火索是胡耀邦逝世以及民众随后对胡耀邦的纪念活动，因而有更广义的称呼“八九民运”“八九学运”等。与海外聚焦于六四清场的态度不同，在中国大陆境内，使用“六四”系列词汇提及的范围较大，常涵盖整个广义的“八九民运”。

狭义上，“六四事件”得名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天安门广场、要求抗议群众撤离的行动日期（尽管军队在6月3日晚上便已开始执行清场），即“六四清场”。中国大陆以外也将该事件称作“六四镇压”或“六四屠杀”。

### 官方称法

1989年以来，中国政府主要使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指称从1989年4月中旬（胡耀邦逝世）至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或至1990年初结束（北京市结束戒严）的广义上的“六四事件”；同时中国政府一直维持其对“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定性，“动乱”的时间范围与“政治风波”即广义的“六四事件”一致，“暴乱”则局限于6月3日凌晨起的约一日时间，与狭义的“六四事件”一致。

具体来说，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中国政府已经将这场政治运动定性为“动乱”。6月3日局势升级，中国政府又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动乱”与“反革命暴乱”有时候简称“两乱”。“暴乱”平息后，1989年6月9日下午邓小平于中南海怀仁堂发表《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时使用“风波”一词。至迟在1991年，中国政府和学界就已开始使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政治风波”“（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等词；或简称“1989年政治风波”等。“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作为专名短语收录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并将英文名定为“Political Turmoil between Spring and Summer in 1989”。同时，“动乱”和“暴乱”的定性也一直维持，出现在介绍“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具体文字中。“动乱”即整场政治风波，“暴乱”的时间范围则局限于6月3日凌晨，指自此开始“暴徒打、抢、烧、杀等破坏活动，次日被戒严部队平息”的“动乱发展”。

在2022年江泽民讣告中，以“春夏之交严重政治风波”指称。

### 西方称法

西方世界在描述该事件的经过时，经常使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或“天安门镇压”的说法来称呼该事件，或是使用“天安门起义”等等类似命名。1990年代时，西方媒体更多使用“天安门大屠杀”这类字词，但在2010年及其之后的相关报导中逐渐减少其使用；主要是因为清场时发生的暴力冲突多数并非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而是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此外，“天安门广场抗议”或“天安门事件”等含有字词容易让人误以为整个示威活动只发生在北京，而不是中国大陆全境。

### 代名词

在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网站上，关于该事件的相关名称皆被列为敏感词，为绕过网络审查，许多形容该事件的代名词应运而生，包括“5月35日”“ⅥⅣ”“2^6”“8×9”“8平方”“liu四”“ IIXVIIIIX”“陆肆”“三月九十六号”等。随着上述字词的传播，如今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网站也将这些视为自我审查词汇，难以通过其进行检索。

## 事件背景

六四事件爆发的背景存在多方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经“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虽然经济逐渐复苏，但十年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创伤仍未平复。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国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出现经济增长，但也伴随物价上涨、通胀加剧、官倒横行、权钱交易、特权阶层兴起等种种问题，使得社会矛盾日渐累积。知识分子和学生在就业困难、政治开放迟滞、贫富差距扩大、意识形态危机等压力下，对前途普遍感到焦虑，并透过校园民主沙龙等组织讨论政治改革，要求更多表达空间。

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亦因改革方向出现分歧。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言论空间；而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力量则强调维稳优先，认定改革过速导致社会动荡。胡耀邦在1987年因对八六学潮处理态度温和而被迫下台，使知识界与学生更加不满。社会上反腐呼声高涨，而通货膨胀、价格闯关失败引发的经济危机更进一步冲击民生，加深民怨。

此时，东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陆续出现民主化浪潮，苏联改革与波兰团结工会的突破，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学生愈加期待政治改革能跟进国际趋势。然而改革迟滞与腐败加剧的现实落差，使得社会各阶层普遍出现改革无望的挫折感。种种经济困境、社会不公、政治僵化、高层权力斗争与国际民主化风潮交织累积，最终在1989年形成爆发全面抗议的社会条件。

## 事件起始

### 胡耀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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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随后引起学生们对胡耀邦的纪念活动，激发了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大学校园里陆续出现歌颂胡耀邦的宣传海报，呼吁当局重新审视其观点。几天后，大量海报开始更为直接地提及政治问题，包括新闻自由、民主制度、官员贪污等。4月15日后，部分悼念胡耀邦的学生与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日，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4月16日，西安与上海的学生们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腐败、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纪念胡耀邦而制作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以表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后来自不同背景的演讲者举办公开演说，内容包括有纪念胡耀邦、讨论社会问题等。由于这些行为被视为将阻碍人民大会堂的运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众的聚会，并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随着活动规模的增大，聚会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示威抗议，学生们开始起草并向政府提出七项要求：

-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 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 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 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 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 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 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

4月18日上午，王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政府接受七项要求。一些群众聚集在纪念碑周围唱爱国歌曲，一些学生也在天安门广场上主办演讲活动。此时王丹和另一名学生郭海峰进入人民大会堂，与全国人大信访局局长会面。王丹和郭海峰向信访局长提交七项要求。信访局长表示会向上级部门提交七项要求，但希望学生不要静坐，回到学校。王丹和郭海峰表示未能确认转交前不会停止静坐回到学校。王丹和郭海峰回到人民大会堂外静坐后，又第二次进入人民大会堂，要求一定要人大常委级别以上的负责人出面接受七项要求，才会停止静坐。信访局长再次表示会向上级反映。之后北大研究所会主席李进进向静坐学生表示，他会代表学生进入人民大会堂递交请愿书，但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请愿书，学生应该离开。学生们同意了李进进的呼吁。于是李进进到人民大会堂交涉。18时，人大代表宋世雄、刘延东站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与静坐的学生打了个照面。

### 新华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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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上午，数千名学生聚集新华门处，要求高层与学生之间展开对话。警方随即限制学生进入中南海内部，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不满。当天晚上，新华门前聚集了北京的二三千名高校学生，围观群众六七千人。学生“会聚新华门是因为至今政府没有一个人出来表态”。学生多次齐声高呼“李鹏出来！”的口号，并六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而未成功。4月20日凌晨时分，大批警察和多辆大巴到场围着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警察将学生拖上大巴。在这过程中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有学生被打伤。新华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消息指有4名警察被掷来的砖块、瓶子打伤。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

新华门事件激怒了许多校园里的学生，许多过去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决定加入抗议活动。在这段期间，代表工人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到处发布两份挑战建制的传单。

###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4月19日，立场亲近改革派的《世界经济导报》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的专题报导。其中一篇由严家其所撰写的文章中，对北京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呼吁重新审视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为。不过在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场渐趋保守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删除相关的长篇敏感报导内容，双方争论不下。直至报纸出厂时间过后总编辑钦本立才勉强同意删除相关内容，但此时报纸已出版，当局只能拦住通过邮局传递的《导报》，对于内部直送和街头贩卖的《导报》则无能为力。最后江泽民立即解除钦本立的职务，其果断的行动赢得保守派的正面评价。但这同一时间引起新闻工作者的反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和《中国日报》等官媒的新闻工作者发出联名信，公开谴责江泽民的决定，并对钦本立和《导报》表达了敬意。此事后来成为新闻改革的主要原因，也使新闻工作者们加入到这场运动。

### 学运组成

胡耀邦的国葬仪式最后决定在4月22日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下令封闭广场以举办葬礼。约有十万名学生无视命令，于4月21日夜间游行进驻至天安门广场。此时各高校的学生组成了“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向当局提出七项要求，并另外提及与胡耀邦有关的三点要求（让广场上的学生瞻仰胡耀邦的遗体；让广场上的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胡耀邦追悼会；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让他的灵柩在天安门广场绕一圈，让在场的数万名学生为他最后送行）。不过中国官方治丧委员会拒绝了学生代表的所有要求，只答应向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同步播放胡耀邦追悼会的现况。当局还要求在广场的学生向东移动，腾出广场西边的场地，以便让追悼会参加者的车辆能够通过，学生们接受了当局的要求。在4月22日当天早上10点，包括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内的领导高层皆前往人民大会堂内部参加典礼，并由赵紫阳发表悼词，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仪式。尽管整个国葬过程向学生直接播出，然而由于纪念活动只持续了40分钟便宣告结束，学生们到11点也没看到胡耀邦的灵车，这使得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情绪更为高涨。这时学生们开始越过天安门广场西边的路，涌到人民大会堂前静坐。他们向官方提出了3点要求，分别是继续要求胡耀邦的灵车绕着天安门开过；与总理李鹏会面；希望官方媒体能够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但官方还是没有接受学生们的要求，也没有派官员与学生见面。虽然保安人员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但仍有数名学生共同突破封锁线。随后有三名学生（北京大学的郭海峰、张志勇，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然而三名学生跪了40多分钟，没有任何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决定撤离天安门广场，但准备罢课抗议。4月22日下午1点30分左右，学生们开始撤离天安门广场。他们经过新华门时，高呼“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间，学生们开始筹划成立真正的活动组织。而在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不承认官方的北京大学学生会并自己组织学生会，名字暂定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在4月23日，另一个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但后来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北大研究生封从德（第三任主席）和北大学生杨涛（第四任主席）。随后高自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然而这样一个独立于管辖范围外的组织成立，挑战了中国政府对学生的管理地位。另外一方面，位于湖南湘潭的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同时武汉市当地的高校生也组织起来，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

然而在4月22日黄昏，长沙和西安爆发了严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人纵火焚烧车辆、房子，并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人打砸抢劫，最后这两个城市共有超过350人遭到了逮捕。随着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赵紫阳立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多次会议。对此赵紫阳要求学生停止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而各自回到大学就读；他亦要求动用所有必要措施来解决动乱行为，而不同级别的政府应该与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李鹏则要求赵紫阳谴责示威群众，并认为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不过赵紫阳最后驳回了李鹏的看法。尽管领导高层就回应学生运动的方式意见分歧，而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人也建议赵紫阳继续留在北京市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但赵紫阳仍然依照原计划，应金日成的邀请，于4月23日飞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约6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高自联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要求政府答应才会复课。这三项要求是：1、与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2、政府对新华门事件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3、国内传媒如实报导学生运动。

### 四二六社论与四二七游行

赵紫阳前往朝鲜访问后，便由留在北京的李鹏代理领导党政机关。4月24日，李鹏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会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对此北京市官员想尽快解决危机，并认定抗议活动是一场阴谋，旨在推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主要领导人。在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必须立刻向示威群众采取态度坚决的行动。4月25日上午，杨尚昆和李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借由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因为不断传播而扩大的示威活动。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高层首次对抗议活动的正式评估，而重要问题的决定仍然以邓小平的意见为准。李鹏随后依照邓小平的意见下令起草一份公报，并向中国共产党各个机构和高阶官员要求应该设法对付示威群众。4月26日时，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然而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官方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最后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更多学生愿意团结，并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社论发布的当天晚上，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抗议四二六社论。

在高自联的组织下，约二十多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抗议《四二六社论》，经由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学生团体成功通过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并沿途受到以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为首的广泛支持。组织活动的学生领袖希望借由这次游行展现其爱国性质，特意淡化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其中游行学生主要强调“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唯亲”的问题，不过学生仍强调会继续“拥护共产党”。这次示威游行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4月29日，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会见由政府批准的学生社团代表。尽管会谈中讨论了包括报刊编辑、新华门事件、民主自由等广泛议题，并获得一些实质成果，但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表态拒绝出席（或无法出席）。

### 五四对话

4月30日，赵紫阳自朝鲜回北京。然而随着外界要求当局对示威活动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后，中共内部的分歧反而加剧。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主张继续与学生展开对话，而以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则主张镇压抗议活动。5月1日，赵紫阳与李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次针锋相对，赵紫阳认为先前的强硬做法已毫无作用，因此惟有特别允许示威活动才是唯一选择。他还反驳李鹏的维稳观点，称官方应表态支持扩大民主、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后在赵紫阳强推下，当局决定展开进一步的对话。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其中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一种爱国表现。

5月4日，反社论运动达到高潮，有超过100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同时再度重申先前提出的要求。新闻工作者也首次参与游行，这些大部分来自央媒的记者编辑，打着“首都新闻工作者”等横幅，喊出“新闻要说真话”，是当日最震撼的口号，《人民日报》记者的游行队伍，记者们骑着单车前往广场，还举著一些标语牌，上写着“人民日报、属于人民”“一人拍板、集体负责、全民遭殃”等字句。

当天稍晚，高自联宣布《新五四宣言》作为基本文件，呼吁推广民主政体。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地学生也游行上街，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而赵紫阳的发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加上谈判的开始，这让很多大学生都满意政府里的一些人至少表现了诚恳的态度。在温情表态下，持续一周的抗争在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新闻自由获得口头保障，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多数人主张以对话渐进推动民主，学生并准备组建代表团讨论民主工作的具体事宜。

## 再度升级

### 学生分歧与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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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高自联所选举出来的正式对话代表团已准备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之际，高自联领袖不愿由正式对话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抗议活动。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要求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最后学生决定在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前两天，自5月13日由柴玲宣读《绝食书》展开绝食抗议；其中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因此借由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绝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进而使得学生运动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并受到群众的追捧。而北京的抗议活动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体来说于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的示威活动仍保有秩序，来自北京不同地区的大学学生每天发起游行以表达抗议要求并表示团结，同时许多学生在行进过程中齐唱《国际歌》。在5月中旬，学生发起绝食行动，促使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陆续集结抗议，表态支持。

### 戈尔巴乔夫访华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由于他是中苏交恶后首位正式访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因此中国官方相当重视此次国事访问，将其视为关系正常化的象征。

5月初，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了明显的放宽，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然而由于担心示威活动将会失控，邓小平要求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应该清除广场上的抗议群众。为了达成邓小平的要求，赵紫阳决定仍使用柔性办法并指示他的下属马上与学生进行谈判。赵紫阳相信此时仍能够成功借由爱国主义吸引学生的关切，并让学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苏首脑会议期间让其他人士知悉内部有动乱迹象的话会使得全国难堪。5月13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并邀请学生领袖与刘晓波、陈子明、王军涛等知识分子。阎明复表示，政府已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便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这也使学生领袖之间陷入了分歧。

5月14日时，以戴晴为首的知识分子在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许可之下直接通过政府审查，在《光明日报》提出意见，呼吁学生应尽快离开天安门广场，但许多学生却认为知识分子是为政府发言而拒绝让步。当天晚上，以阎明复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其中阎明复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学生愿意达成妥协，但是随着不同派系的学生间无法事先进行协调或者提出连贯的要求而使得会议变得越来越混乱，不久学生领袖在得知政府并不愿意承诺公开直播问题的谈判过程后宣告会议无限期中止。之后阎明复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尝试劝离学生，甚至表示自己愿意被学生挟持以换取撤离的决定，然而学生之间并没有理会其劝告。而在隔天阎明复还向李鹏询问是否愿意应学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并将学生运动定调“爱国民主运动”，但这些建议都一一遭到李鹏的驳回。

最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学生仍然决定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也使得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为戈尔巴乔夫访华举行的欢迎仪式改在北京首都机场内进行。这次中苏首脑会晤于中苏交恶30年后进行。相比之下，此时学生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运动；这为此次会谈带来了尴尬，进而促使许多原本偏向温和派的领导高层也开始转向愿意实施“强硬派”的作法。其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峰会时，学生群众则在附近天安门广场上发起示威活动。而在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赵紫阳会面时，赵紫阳在国际新闻媒体前告诉戈尔巴乔夫：对此，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的这句话是要将处理学生运动失当的过错归咎于他。该言论也标志着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分裂。

### 天安门绝食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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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食抗议的作法激发了中国各地对学生的支持与同情。5月16日至5月18日，数百万名北京市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此次游行打破1949年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游行人数纪录，一些媒体报道人数达300万，而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对5月17日当天的不完全统计则称有120万左右的各界民众参加了游行，北京市公安局对参与大游行的机构有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北京高校60余所，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机关46个，科研单位18个，北京市的中专、中学、小学60余所，新闻出版单位14个，外地的大学22所，北京的工厂、公司78个，医院9个，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宗教18个，农村2个，文艺团体6个，体育界3个，饭店、财贸7个；而参与者还包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基层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青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

此外一些中国民主党派党员致信给李鹏以表达意见，而中国红十字会也特别下达通知并安排大量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为绝食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巴金、艾青、季羡林等参与签名。首都新闻界的游行人士开始打出了本社（台）的横幅，人民日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和“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讽刺新闻审查制度。四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费孝通（民盟）、孙起孟（民建）、雷洁琼（民进）、周培源（九三）向赵紫阳致函公开呼吁信，信中肯定学生诉求，并“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亦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并被人民日报刊登。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走在游行示威的最前面，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根据新华社报道，七十七岁高龄的著名学家季羡林亲身前往广场探望学生，在学生的搀扶下一步一颠地走进绝食学生中，拥抱着仰卧在地上的弟子，老泪纵横。署名著名作家“冰心老人”的横幅写着“学生爱国，我爱学生！”数学家陈景润和王元共同疾呼“学生们的负担太重了，让我们承担一些吧！”歌唱演员李谷一、舞蹈演员陈爱莲等人来到纪念碑下的学生指挥中心，她们30多位政协委员到此是为向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呼吁，督促政府尽快对话。

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表明态度在博物馆楼顶升起在运动中具有象征性的V字手势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亦组成队伍，手持横幅走出故宫，表达对绝食学生的支持。游行中罕见的出现了往来不参与社会运动的宗教人士，佛教僧侣举起“金刚怒目 大雄无畏”“弘法自由 广度众生”等标语，基督徒、神职人员与神学院教职人员亦在游行中举起十字架，穆斯林们举起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经文支持学生，并借此表达尊重穆斯林习俗的诉求。北京市数十间医院的医护人员身穿白大褂参与游行，并志愿为绝食中身体不适的学生提供救助，一些医生在劝导学生过程中激动落泪；包括首钢、东风、吉普、铁道部等在内的各产业和组织及大中企业的工人参与游行，部分工人乘坐重型汽车，周边县区的农民更乘坐农耕载具组成车队前往市中心参与游行，一度造成交通中断；北京市有公安干警志愿前往广场为学生派发饮料，也有人数众多的公安警察人员的游行队伍沿途游行向群众比V字手势，赢得群众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齐呼：“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到现场声援；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的七百多名学生在18日凌晨自发来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保证了从广场东南口至前门之间救护车道的畅通无阻；中小学生亦参与游行，并有身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呼喊“我和哥哥一条心”等口号。

随着报导限制的打破，各大媒体开始刊登社会各界的声援，5月17日-19日后来被评为“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在电视新闻中播出了天安门广场上情况的如实报道，而央视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和职工亦组成人数庞大的游行队伍前往长安街游行，并拉起巨大的横幅，点名要求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兼央视台长艾知生辞职；而人民日报5月18日在头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 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为标题的新闻，成为该报历史上“最具政治开放性”的版面，以极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北京市各行各业的人在游行中的诉求和对绝食学生的同情，甚至直接引用了在游行中出现的部分反政府标语，并统计列出了多个参与声援的工厂和医院等单位组织的名称，而人民日报社过千名职工也参加了游行，其中不少在新闻届有名望的高级编辑记者亦在其中；工人日报连续刊登《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发出呼吁》等工人阶级层面表态和参与民运的报道以及各总工会干部对工人呼吁的积极回应。

而在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后，许多外国记者仍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并报导北京的抗议活动，这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并让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保持克制。

除了在北京当地的市民与学生外，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亦陆陆续续涌进首都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甚至连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都遭到了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5月18日，由于北京学生绝食的影响，当天北京以外上街游行的学生达50多万，波及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300多个高校，北京以外14个城市出现高校学生绝食请愿，总人数约2500人（不完全统计）。5月19日，至少有116个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国国家教委事后称据不完全统计，“在动乱和暴乱期间，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84个城市中的600余所高校，有280余万人次上街游行”。

但是，中国中央领导高层迟迟没有对北京发起的示威活动给出明确的定位，这使得地方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当地的学生运动。而且因为示威活动合并了许多范围广泛且关注点不同的社会议题，中国政府无法清楚分析哪些议题可以谈判，乃至于不清楚示威活动提出了哪些诉求。与此同时由于绝食抗议的行动其本身便具有“牺牲特质”，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种种因素所形成的庞大压力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一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

5月17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学运广播站播出了严家其跟包遵信发起联署的《517宣言》。《517宣言》表示邓小平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当天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九三学社主席周培源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与学生进行对话。当晚邓小平开会时表示北京必须实施戒严。

5月18日，李鹏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尽管这次讨论仅取得了少数实质成果，但是学生领袖也因此得以在国家电视台重要节目上有了出现的机会。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喊话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一定要、最重要的就是赶快结束这个绝食……你们不能够在已经绝食六天到七天，现在还是要坚持这一条“一定达到满意了才停止绝食”，但是那个时候就晚了。没法补偿了。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你们停止绝食，中国政府决不会就这样子，就把对话的门关起来了。决不会。你们所提的一些问题，我们党会继续讨论……大家都这么一股劲的，年轻人啊，我们都从年轻人过来过，我们也游过行，我们也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情况。没有想后果怎么样。但事后一想啊……首先你们要冷静地想想今后的事。现在有六天了、七天了，真的要过八天、九天、十天吗？

5月23日，北京再次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游行队伍喊出让李鹏下台的口号。

### 给北京公共运输造成的干扰

1989年4月27日后的游行造成北京市的部分公共汽车被迫停止，而北京市大量出租车司机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乘坐地铁通勤的北京市民暴涨。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政府开会时对外宣称“文革中公共汽车没停驶过，现在公共电汽车被迫停驶60多路，地铁爆满，群众生活必需品运不进来”，5月20日北京市长陈希同签发北京地区戒严令后，北京地铁一线、北京地铁环线、北京全一百七十八路公共汽车、北京市出租车皆被迫于1989年5月20日上午10:00左右停运，市民只能靠自行车、电单车、运货卡车、面包车等来往城内各处地方。此时，相当一部分北京戒严军警为从西山出发，跨过事态最为严重的木樨地地区增援天安门附近地区，搭乘了北京地铁。

1989年5月21日的凌晨，包括学生和市民在内的示威者冲进北京地铁一线的木樨地站和南礼士路站，一线和环线换乘的复兴门站，环线的前门站和新华街站等站遭到示威者暴力打砸，企图拆卸地铁设备阻碍地铁运行，木樨地站的抗议者在地铁站和戒严军警发生了冲突，事态最为严重。21日凌晨北京地铁环线的车辆基地太平湖车辆段遭到包括市民，学生在内的1000余名示威者冲击，示威者用砖头堵住车辆段出入地口的铁轨，试图阻止地铁列车的正常运行。当日日出后，示威者完全控制地铁线，拦截军列、卧轨堵住列车、堵住出站口以阻挡北京戒严军警。北京的公共交通运输直到23日才终于恢复营运。

5月28日上午十点三十八分，一线的古城车辆段才发出北京地铁20日被迫停运以来的第一列车，断断续续以最低频次运行5天，直到6月3日，事态已经发展到强力弹压的边缘，北京地铁再次被迫停运。直到6月4日天安门动用最后措施清场后，5日北京地铁才重新开始运行，7月初才恢复正常班次。这是北京地铁自1976年以来再次由于政治原因而停运。

### 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

5月23日14时，鲁德成、喻东岳与余志坚三位青年毁损了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为了声援，三人于5月19日前往北京，并向高自联的学生领袖建言献策，但未获答复，他们认为无法与学生领袖对话，便于5月22日晚策划污损毛泽东画像。他们先在附近购买了20颗鸡蛋并填满油彩，之后在天安门城楼张贴“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 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标语，不久便将蛋壳扔向毛泽东画像。事后，三人被高自联学生纠察队制服，并被移交至公安机关，他们分别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

## 戒严清场

### 戒严令

随着示威活动不断升级，以邓小平及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武力解决示威，而陈云、杨尚昆和李先念等多位保守派亦支持出兵。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遭到了其他成员的批评，其中李鹏和邓小平宣称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邓小平警告称，如果不迅速平息北京的抗议活动，中国将面临内乱的风险，该观点亦得到其他保守派的支持。随后邓小平表示应宣布戒严以表达政府无法容忍抗议活动持续进行的立场，同时为了证明戒严有其作用而决定将示威群众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倡导者的“打手”，并指称是幕后筹划的人士试图打击现政府的统治并进一步实现他们个人的野心。

同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定戒严计划，期间赵紫阳表示由于无法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职务，同时他也不确定由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严决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后胡启立表示他不愿意实施戒严，但李鹏、姚依林都表态支持戒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则称，他虽然反对政府再做出进一步让步，但他并不认为实施戒严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杨尚昆和薄一波则强烈要求政治局常委遵循邓小平的命令，杨尚昆之后更是动用权限，调动军队进入北京。

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军方领导人以及中共党内元老会面。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并表示：实施戒严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他“错误地”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他的继任者，并决定从此将赵紫阳隔除在高层领导会议外。邓小平还誓言要强硬处理赵紫阳的支持者，并对此开始进行宣传工作。5月20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的兵力，解放军24个集团军中至少有14个被要求部署。最终有18万到25万名士兵参与北京的戒严行动。还有部队乘坐飞机或火车前往目的地，广州民航局甚至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随时准备运兵。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阻止其进退，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5月21日，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开国上将致函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群众，建议不要让军队入京，强调“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着人民群众”。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的情况下，中央军委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着，同时派出军方的瞪羚直升机在天安门广场上散发传单，警告学生立即离开。然而尽管示威群众成功逼使军事部队撤离被视为抗议活动“扭转颓势”的表现，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仍然不断于中国各地调动部队以准备展开之后的行动。

### 撤退与留守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内部分裂进一步加剧。5月下旬，由于没有明确一致的领导，抗议活动愈发混乱，同时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大批群众也使示威队伍内部出现严重的卫生问题。侯德健建议学生领袖举行公开选举以选出发言人，但遭到学生团体的反对。而王丹则认为中国政府将在近期发起军事行动以镇压示威，因此主张让学生先从广场暂时撤回校园，并另外组织相关团体，但该提议遭到主张继续占领广场的强硬派学生反对。随着派系冲突日渐增加，各派系开始争夺位在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心，期望能够借由控制扩音器的方式掌握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各派系也开始派人前往火车站，迎接从全国各地过来声援的学生们，以为自己的派系拉拢支持。学生团体开始指责其他派系的成员别有用心，比如指责他们勾结政府成员并试图借由学生运动获得个人成就。

5月26日，中直工委发布《关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迅速结束动乱的指示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坚守工作岗位，并协助行政领导做好工作，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要上街、不要去天安门游行或搞“所谓的声援活动”。5月27日，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参与在跑马地马场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港台艺人上台献唱，以表示对示威者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约150万香港群众聚集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而在这期间，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多国政府也针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之后北京市的报刊上则陆续发表许多呼吁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并结束学生运动的文章，其中在6月1日于《北京日报》刊载的《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这篇文章中指称，示威运动内部的混乱和无序使得作者感到失望；但是这些文章也使得许多不愿意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感到愤怒并开始组织抗议行动，数千名学生便列队自行游行至北京街头以表达不愿意撤离天安门广场。随后刘晓波、周舵与高新三名知识分子以及台湾歌手侯德健宣布发起第二次绝食活动，并希望能够借此重新提振民主运动。而由于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后许多学生都渐渐感到疲累，原先学生内部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冲突也渐渐停息，他们开始展开对话。之后刘晓波等人在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绝食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公开批评政府，同时提醒学生们他们现在的事业是值得奋斗的，并促进学生能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以提出继续改革的要求。

6月2日晚间，一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进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门口之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另外一批没有携带武器的部队从人民大会堂出现后很快遭到抗议群众包围，混乱中有数人受伤；之后双方原地坐下并开始吟唱歌曲，最后部队撤退回到人民大会堂大厅内。3日傍晚，中国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称戒严部队将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

### 清场令

6月1日，李鹏向政治局提交《关于动乱的实质》报告，指称示威群众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并称他们不打算撤离广场，同时示威活动也获得广泛支持。随后国安部也提交报告，强调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已渗透到中国各处，西方观念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安全部亦认为美军部队介入学生运动，期望借此推翻现政府的统治。这份报告在中国政府内部成功营造出胁迫感，为之后的军事行动提供理由。同时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报告，指出部队已经做好协助稳定首都现状的必要准备。种种因素让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受了戒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说法，也同意之后以武力清场解决政治危机的方案。

6月2日，随着学生的抗议运动有所增加，高层以武力解决政治危机的看法更加巩固。同日，高层再度召开会议，最终同意实施清场以“能够结束暴乱并恢复首都秩序”。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可能和平地完成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但如果示威群众不愿配合的话，部队也被授权使用武力完成任务。国内报纸当天还报导军队部署于北京市十大重要关键地区。

6月3日下午4时30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军方领导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最后确定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由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在清场的当天晚上，领导人分别于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监督执行状况。

#### 军人抗命现象

在此期间，不少解放军高级军官和士兵对清场令持抵制态度。

第38集团军指挥官徐勤先少将以“军令不全不合法、没有正式书面通知”为由拒绝服从动员令。事发前，他到北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后果，玷污军队声誉。其后被军事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其因这一举动被媒体评价为“抗命”军官，2009年，徐勤先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时表示“已经过去的事情，做了就没有什么后悔的。”2025年11月25日，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吴仁华在X首次公开徐勤先军事法庭视频，原视频发布于Internet Archive。

6月4日晨，第28集团军在木樨地被群众包围，士兵在受到市民源源不断的质疑和哭诉，并目睹北京市面的情景后，军心动摇，弃车不顾，整支部队就此停滞不前。中国官方出版的《戒严一日》则称军队停滞不前原因是遭到示威者投掷的催泪弹袭击。受28军的状况影响，戒严部队指挥部派遣直升机到西长安街上空督战，用高音喇叭呼喊28军受阻就坚决反击。结果直升机遭到一群示威者用被军队抛弃的422号装甲车上的高射机枪扫射驱逐。17时，第28集团军撤离，成为唯一一支成建制且未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事后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因“执行不力、指挥错误”被降级调任。

6月3日，第39集团军第116师接到“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集合”命令，并派发子弹。师长许峰带参谋长改换便衣先进城勘察后，决定采取消极待命，假装无线电故障，不与上级联络。部队驻扎于北京东郊，未与抗议者发生冲突，且未在6月3日深夜至4日清晨最血腥时段进城。事后师长许峰因违命被撤职转业。

### 木樨地冲突

6月3日晚间，各个国营电视台陆续警告北京市民不要外出；但受到前两周成功阻挡军队的激励，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以阻止部队行进。军队从北京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和第54集团军负责南面；第39集团军和卫戍第1师负责东面；第40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负责北面。晚上10时左右，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向示威者开枪。群众对于军队下令实弹射击感到惊讶，进而开始向部队丢掷物品。当天晚上，32岁的283厂技术工人宋晓明成为首位被证实的死者。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了射入人体会碎裂，给人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10时30分，由于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推到路上并放火焚烧，行进的军队被迫停留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约5公里的木樨地，试图清除这些临时路障。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试图拦阻军方车队，但第38集团军再度开火，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天安门母亲运动调查后提出的死者报告中，共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另外士兵还向木樨地附近的公寓开火，造成在建筑阳台或室内有人因而遭到枪杀，这包括数名在公寓观察事态发展的中国高级官员。第38集团军最后以装甲运兵车将电车车厢撞开，并持续与尝试仓促搭建路障或组织人链的示威群众对峙，之后部队行经长安街经过南礼士路、复兴门、西单到天安门期间都有造成伤亡。而负责南面的空降兵第15军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在珠市口、天桥和前门等地也造成平民伤亡。但是亦有说法认为该类说法均为远距离观察导致的失真，在现场的CBS记者罗斯也称：士兵试图驱散人群，并未开枪。这使得究竟是否发生开枪事故存疑。直至6月4日凌晨，虎坊桥一带仍然传出枪声。

有说法称部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造成死伤反而激怒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开始以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中国当局表示军队主要是为了自我防卫而动用武力，并提出部队的伤亡证明使用武器正当，而在报告中便有士兵在街上遭到活活烧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殴打致死的纪录。吴仁华经研究指出，6月3日22时军方开火后，群众才向部队做出反击。不过在驱离过程中，亦有学生和居民试图保护遭攻击的士兵，而大多数的军事单位则拒绝执行对平民开枪的命令。

### 进驻天安门

20时30分，由于军用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示威学生在各个大学校园呼吁学生加入其行列。22时许，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但在22时16分，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22时30分，随着看见军队以实弹射击的目击者陆续从北京市区西侧和南侧进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也了解到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一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遇害，这使得待在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坚持用非暴力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则指称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他之后便因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同时，仍有七万至八万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

凌晨0时15分许，军队开始发射照明弹以提供夜间照明，并第一辆63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从前边道路快速通过，大约五分钟后出现第二辆装甲车，两者均往东长安街驶去。凌晨0时30分许，2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场南侧，学生便陆陆续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之后003号装甲指挥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由于车辆遇焚而紧急逃出的3名军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护送3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之后在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学生领袖曾经一度放弃非暴力手段并准备展开报复行动，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扩音器呼吁学生准备对抗“无耻的政府”。但最后她和李录同意继续维持和平手段的做法，并没收学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块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视为武器的物品。

凌晨1时30分许，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者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大约凌晨2时30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边砸坏另一支无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立场。

### 群众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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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曾在木樨地看见军队枪杀民众的高自联常委邵江呼吁由知识分子带领示威群众撤离广场，并表示已有太多人丧生。刘晓波原本不愿撤离广场，但最后被说服，并与周舵、高新、侯德健同学生领袖商讨撤离问题，不过包括柴玲、李录和封从德等人在听到撤离意见后最初都拒绝撤离。凌晨3时30分，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进行谈判。他们随即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季新国随即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凌晨4点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不过此时学生们则是一同唱起《国际歌》，并认为军队准备执行最后一项清场任务。

凌晨4点30分时，天安门广场重新开启照明并发射一连串的红色信号弹。与此同时，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纪念碑，随后部队在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示威群众周围10米处重新部署。而侯德健回来后先是尝试说服事先知情的学生领袖接受他与部队的协议，在大约4时32分侯德健透过学生的广播表示他先行和部队达成谈判，然而许多第一次知道这次会谈的学生则气愤地指责他过于胆怯。封从德之后则在广播中解释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召开紧急会议，而将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决定示威学生之后的集体行动。但尽管“坚守”的声音比起“撤离”还要来得更加响亮，封从德仍然表示“撤离”意见较为多数而决定带领群众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过大约在4时40分时，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

大约早晨5时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着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而这时军方则要求那些拒绝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必须加入撤离行列，除了以对空开枪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众撤出广场外，并还调动59式战车部队封锁前往广场的道路。而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而6月4日早上6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着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3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冲撞人群，造成至少11名学生死伤。6月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会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之后群众多次尝试进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

## 事件后续

### 后续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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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后，军民之间的流血冲突仅持续数天，北京市区便逐渐恢复稳定。6月5日，西方媒体拍到一名男子于东长安街只身阻挡行驶中的坦克车队，这一图像旋即轰动世界各地，被视为六四事件的标志性照片。之后港澳地区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示威群众，其中澳门有十多万至二十万人参与游行抗议，占当时澳门人口的一半，该次游行亦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另外也有一些国家也对于军队清场一事发起抗议活动。曾经加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返回原本校园以及部队实施清场的消息传开后，成都、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城市都爆发了持续数日的大规模抗议。在广州，数万学生曾将主要干道海珠桥占领了四天，整个城市交通陷入瘫痪。到8日，因军队即将进城，人潮只得散去。

在6月4日至6月6日期间，成都市也发生上千人的抗议，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造成至少8到300人死亡，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而在6月5日到6月6日期间，西安的学生也发起大规模游行活动，并联合参与罢工的工人设置路障。不过6月8日时陕西省人民政府便表示城市已经稳定下来，并提出“先稳住动乱分子，尽量避免发生正面冲突、激化矛盾”的执行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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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学生于6月5日发起示威游行，并开始摆设路障，工厂工人亦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行动，一时间，上海的工人缺勤率攀升，一些工厂为此被迫停工，市工业用电量下降。这些举动使得铁路与道路交通陷入瘫痪，同时早上许多大众交通工具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BBC报导称：“数万名工作人士因而无法正常上下班。”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派遣6,500人清除道路上的路障以恢复通行。然而当天晚上8时30分，来自北京的161次列车撞死在光新路道口6名尝试要封锁火车来往的群众，另外6人受伤。晚上10时时现场便聚集超过30万人，而群众也开始殴打火车司机以及工作人员并焚毁数辆火车车厢以表达不满，造成包括邮政车在内的9节车厢被燃毁，沪宁、沪杭铁路中断。6月7日时，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学生纷纷强占各自学校的礼堂及教学楼，并将其安排成灵堂以悼念六四清场的伤亡者。越来越多学生们参与架设路障阻碍交通的行动，但在听闻上海也有可能戒严后便有3,000多人决定暂时离开校园。当天晚上，上海市长朱镕基发表电视谈话，并提到：“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我们只追求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

6月5日时，武汉约有两万名大学学生决定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不满，另外示威群众也有的封锁武汉长江大桥的交通，有的集结在武昌站前的广场。次日，学生继续在街头游行示威并使当地交通被迫中断，同时约有一万名学生决定直接在铁轨上静坐抗议，这导致来往北京、武汉到广州的铁路路线被迫中断，此外学生还鼓励当地各大大企业的工人发起罢工活动。6月7日凌晨学生们开始以公车和路障阻碍交通，并纷纷于各处架设灵堂来纪念六四事件的伤亡者。然而一小群激进的学生拦下一辆货运列车并开始在列车上泼洒汽油，不过在准备焚烧时成功被警方阻止。但这使得当地警方与居民关系渐趋紧张，居民开始提领现金，抢购物资。而6月5日、6月6日到6月7日，南京当地学生发起游行活动并四处发表演讲，此外示威学生亦封锁附近联络交通并尝试联合工人发起罢工。6月7日早上7时左右，包括河海大学在内几间大学400多名学生以4辆公共汽车封锁南京长江大桥，封锁持续到傍晚，而以南京大学学生为主的在校学生则在中央门各处摆放路障。一直到当天下午4时以后学生与群众才被说服并撤离，交通也一度恢复。然而6月8日，南京大学与河海大学等校的学生重新控制了南京站周遭一公里的交通，同时学生们也陆续于南京长江大桥上静坐表达不满。对于学生激烈的反应，中共江苏省委认为当地局势已渐趋失控，并陆续向学生表示公安部将会严惩行动的策划人。

### 加强控制

六四清场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控制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等自由，同时因六四事件惩处国内外媒体工作者。尽管国家媒体在军队实施清场刚发生后大多报导同情学生的内容，但是之后所有负责人遭到了撤离职位的处分，或者接受检讨和人人过关。其中在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上，新闻主播杜宪与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搭档在负责报导此次事件时表现出悲痛情绪。事件之后央视过关学习，杜宪和薛飞的态度不改（二人受调离处分，三年后先后离职），而李瑞英、张宏民等人经检查符合要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节目副主任，同时也是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之子的吴晓镛和英语播音员陈原能也因为其负责的节目对示威群众表示同情之意，后来吴事后被捕，陈则被禁止出国。而人民日报由于发表同情示威群众的报导，包括社长钱李仁与总编谭文瑞等编辑都因而撤职。而包括吴学灿在内的一些编辑人员则因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特别相关报导，纷纷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所有国际新闻媒体在北京市实施军事行动期间被勒令停止广播，同时当局早在5月24日就关闭了卫星传播的线路。然而许多广播公司仍然无视这些禁令而尝试借由电话向外界报告情况，而许多相关的拍摄影片纪录也很快被偷偷地运出中国大陆，这也包括西班牙电视台在6月4日凌晨所拍摄的天安门广场情势独家纪录。而在军事行动期间一些外国记者则遭到中国政府的骚扰，其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罗斯以及搭档摄影师便遭到中国大陆当局拘留，然而他仍然不断透过移动电话报导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之后几名报导中国大陆当局派遣部队清场的外国记者在随后几个礼拜遭到驱逐出境，而其他记者则持续遭到当局骚扰或者是被列入黑名单之中。中国大陆当局告知各国驻上海领事馆称无法保证记者的人身安全，并开始要求每家新闻媒体必须遵从新颁布的准则内容。

6月9日，邓小平在其他高层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而这也是自从学生发起示威活动以来邓小平首次于公开场合出现。邓小平在之后演讲中称呼因为六四事件而丧生的解放军士兵为“烈士”，并指出示威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翻现政府，希望能进一步“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认为示威者之所以不断强调包括官员贪污在内的有关投诉，是为了掩盖其底下试图将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动机。他之后还以此观点表示：“这整个都是仍坚持帝国主义之西方世界的计划，他们企图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逐一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将它们带往另一条充斥着国际资本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

为了排除同情天安门广场示威群众的干部，中共领导高层发起了长达一年半的整顿方案以“严格处理内部强烈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的党员”。根据报导，有将近四万名中国官员被调查其在抗议期间的作为，有超过30,00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职位因此被迫调动，甚至估计有超过一百万名公务员的政治可靠程度遭重新评估。而在这一期间，几名中国外交官则前往国外要求提供政治庇护。而抗议行动造成中国当局决定加强其作用，在六四事件发生后许多在1980年代引入的自由化措施遭到撤销，同时中国重新控制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不过六四事件使中国当局了解到无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是北京警方都缺乏如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等充足的镇暴设备，因此在这次抗议行动结束后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的镇暴警察陆续获得非致命的相关装备。同时六四事件还促使得中国大陆当局决定增加国内维稳开支，并扩大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镇压城市抗议活动时的权限。

### 逮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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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后，中国当局开始对示威者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并撤除同情抗议群众的党政官员职务。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称，北京市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其中有市民因在街上拿走士兵遗下的军用包，被控以抢劫罪名，判处七年、十年监禁，还有人被判死刑。许多参与六四事件的人士之后陆续流亡海外，柴玲、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便透过黄雀行动，逃往西方各国，之后则被中国政府长期禁止回国。不过陈子明和王军涛则是在1989年年底准备流亡时遭到逮捕，中国大陆当局指控他们为整起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于1990年判处他们13年有期徒刑。

中国大陆有关当局陆续逮捕或者拘留了共计数万名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群众。根据对话基金会援引的各省级人民政府的资料，在1989年春天时有1602名与抗议活动有关的人士被判处有期徒刑。许多人被安排至监狱监禁或者被送往劳改营，并被禁止与他们的家人会面。而相关单位除了时常对这些涉嫌参与示威活动的群众以酷刑施压外，还将这些持有不同意见者与杀人犯或者强奸犯安排在同一个牢房内；同时，由于许多人遭到逮捕，牢房空间不足，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供所有人入睡。上海监狱和劳改队开展以“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播放《飘扬，共和国的旗帜》等录像。截至2012年5月，仍然至少有2名参与抗议活动者被关押在北京市内，另有5人下落不明。另外曾经担任赵紫阳助手的鲍彤则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和进行反革命宣传，并于1992年7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声称其于5月19日、5月27日拘留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王长洪、钱荣勉和梁强。王长洪38岁，是北京市某工厂干部。当局称其1988年在境外被台湾大陆工作会策反。北京爆发运动后，台湾特务机关委任王长洪为“省级特派员”。王长洪秘密筹组“北京工作委员会”，于4月27日回到北京后，即发展北京市某工厂干部钱荣勉。他还多次在天安门支持学生，并在绝食的学生中散布“政府真没有人性，这样的政府还要他干什么”的言论，又向台湾特务机关报告说“当前要将工作之重点放在工运上”，并计划鼓动罢工梁强36岁，为北京市某工厂干部。当局指其不仅与台湾方面联络，还起草《中华团结党宣言》，计划另立政府。

21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中，有7名逃亡海外。王丹先是被判处4年的有期徒刑，在1998年以保外就医的理由离开监狱，并获准移民前往美国居住；他而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主要从事学术工作。赵常青因为被视为一名在抗议活动中影响力较小的公众人物，在获得为期6个月的监禁后获得释放，但之后由于继续要求中国展开政治改革而再度遭关押。吾尔开希在事件后逃往台湾，并长期在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从事政治评论员的工作；之后他曾三度表态愿意自首，并希望返回中国大陆探视亲人，不过最后都被遣返回台湾。李录则在华尔街成为投资银行家，并成立了一家公司。柴玲先是流亡法国，之后再转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后来她于美国高科技公司工作，并成立了关注中国大陆女性权益和计划生育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女童之声。

2008年11月3日-21日，禁止酷刑委员会举办第四十一届会议，并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19条审议了会员国提交的报告。当中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于中国当局处理六四事件的方式感到担忧，认为尽管许多家属提出“在1989年6月4日于北京镇压行动中遭杀害、逮捕或失踪”的申诉，但中国当局却迟迟没有展开调查。同时禁止酷刑委员会也提到中国大陆当局并未告诉家属相关人士的下落，而对过度动用武力的负责人也无任何行政或者刑事处分。2009年12月，中国政府回应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建议，表示已经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完全结案，并强调当时采取及时且果断的手段是必要而正确的。中国政府还认为将六四事件形容成“民主运动”扭曲了事件反政府的本质，并认为这些意见与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职责并不符合。

## 死伤人数

由于中国当局拒绝提供更多相关资料，死伤人数的数据并不确定，仅对死亡人数的估计便从百余人至上万人不等。1989年6月6日，国务院官员召开新闻发表会，发言人袁木表示，据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大学学生、非法分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袁木还提到有五千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官和士兵受伤，而包括违法暴徒和围观群众在内、有2,000名平民受伤。根据北京市警方的调查，在北京市被杀死的平民“包括大学教授、技术人员、政府官员、工厂工人、小型私营企业拥有人、退休工人、高中学生和小学学生等，其中最年轻的仅有9岁”。而自中国政府于6月6日召开新闻发表会后，六四事件的实际死亡人数和天安门广场伤亡问题便不断出现争论，有“死者都在天安门广场外”与不同日期的说法。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展开军事镇压后，便不断控制任何资讯的发布；之后则严格禁止在中国境内研究相关主题，使得今日对于实际死亡和受伤人数仍然不清楚。各方来源提供的伤亡估计，各说各话下亦有很大的出入，声称人数从无人丧生至数千人丧生的说法都有。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9年第11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及公安部门警察有数十人死亡，六千多人负伤；非军人有三千多人受伤，两百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医护人员、群众。1990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国务院提交的内部文件《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中统计，1989年整个事件期间全国共有931人死亡，2.2万余人受伤。其中北京有群众523人（北京学生57人，北京居民45人，外地学生171人，外地职工、居民和农民229人，另有身份不详者21人）、军警45人死亡，另有11570人受伤。

海外报道的死亡人数一般显著多于大陆报道。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四万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2017年底，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职员（名字在档案中被涂黑）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万多名平民死亡。

1989年6月21日，纪思道在《纽约时报》专栏提到因为缺乏实物证据，而很难确认伤亡的实际人数，但也提到“合理数字应该是大约有50名士兵或警察死亡，以及400名至800名平民丧生”。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则表示美国国务院外交官看见军队向未持有武器的群众开火，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员工也曾前往现场搜集部队杀害民众的证据，走访北京附近的这些医院后认为约有数百人遭到枪杀。子女因为这次事件丧生的丁子霖、张先玲等人则共同成立了天安门母亲运动，持续尝试调查死者家属，并记录死者相关资讯；天安门母亲运动确认的失踪与死伤者清单，1999年有155人、2005年有187人、2010年有195人，2011年8月有202人。在天安门母亲运动所搜集的死者资料中，除了直接死于六四事件的民众外，还包括4名自杀人士，以及6月4日后因抗议活动而被杀者。

另一方面，根据吴仁华对于戒严执法行动的相关研究，除去治安人员外只有15名军人经确认是在相关事件中死亡。有6名士兵是因为搭乘的卡车翻覆，车体着火而丧生；一名隶属第39集团军宣传单位的摄影师因为没有穿着制服，在拍照过程中遭到枪杀；7月4日，一名第24集团军排长因为心脏麻痹逝世。剩下7名军事人员的死亡原因，吴仁华认为应该是排除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群众时，在任务过程中阵亡。

此外，中国各地仍有示威者伤亡，数量由于当地记者较少、缺少特意记录而难以估计。但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据称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间接导致死者增加。位于成都的天府广场因此也被称为成都“天安门”。

### 广场屠杀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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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大多认为绝大部分的枪击事件，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处。另外也有报导指称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后，军队仍在北京音乐厅附近向学生开火。有文章认为，枪击发生区域并非天安门广场，而是在通往广场的大道上。而中国政府在6月6日召开的新闻发表会上，军事发言人张工坚持表示并无民众于天安门广场上遭到枪杀，军队亦没有使用坦克辗压在广场的民众。邓小平在6月9日的谈话中提到：“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清场期间负责监督执行状况的戒严部队副指挥迟浩田，则在1996年访问美国时坚持强调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人死亡。西方的新闻媒体则广泛报导称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屠杀。柴玲便表示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后辗压帐篷，并杀害坚持不肯离去的学生；一些从广场撤离的学生则认为，有群众因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而遭到杀害。之后军方出动直升机清理天安门广场，更让怀疑论者认为中国政府试图掩盖广场发生屠杀的事实。

但侯德健、潘文等同样在待在纪念碑旁的人士，纷纷表示尽管在天安门广场有听到枪声，但并没有看到任何针对示威群众的大规模持枪射击，或是坦克辗压群众的情况发生。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也指出：他当时就在广场上旁人民大会堂，看到的是和平清场，并称外电所说的“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不是事实。六四事件亲历者吴仁华表示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遭到警察和军人的袭击，并传出许多惨叫声，但学生们很快被迫撤离了。

据BBC报道，有许多记者不能确定天安门广场上是否发生屠杀，仅可以确定广场外有大规模枪击发生。美国国务院内部针对事件提出总结时，则提到：“屠杀发生在长安街等北京主要干道，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本身。”这些说法使得之后记者依照现有证据进行判断，认定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并没有民众于天安门广场上丧生。在维基解密泄露的外交电报中，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待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的智利外交官加洛，便告知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广场上并未目击到群众遭遇枪击，在这期间只有听到零星的枪声。不过另一篇外交电报提到一名执行清场任务士兵的母亲，从自己儿子口中得知当时隶属的部队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并曾使用机枪扫射而造成许多平民丧生。尽管电报中提到无法验证来源是否真实，但仍然被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当作目击者报告看待。

## 各方反应

### 官方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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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六四事件，中共的立场认为：为了控制事态，使用武力是必要的，而这也维系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社会秩序；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被外国记者问到关于此事件的问题时，都不断重申官方立场。在6月30日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陈希同做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2019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将六四事件的大环境归纳为西方渗透与和平演变、党内少数领导同志的思想问题、干部腐败问题损害群众形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等等，将直接原因归纳为“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特别是对一些干部中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借着群众悼念胡耀邦“大肆散播谣言”，“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至于在官方出版的历史文献中，则在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年2月第1版）中有所提及，书中首度出现了标题为《经受政治风波的考验和治理整顿的完成》的关于六四事件的正式记载。这份史料将六四事件称为“1989年政治风波”，并收录了关于胡耀邦逝世、四二六社论在内的事件相关内容。在文中的后几小节中，也记录了官方对此的反思与相关措施，内容涉及贪污问题的解决、经济政策的调整。后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最早收录该词条的版本是2009年出版的第二版中亦收录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对该事件的定性是“1989年春夏之交，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发动的一场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政治动乱”，并认为1990年1月10日北京解除戒严为这场“风波”的结束日，即“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斗争取得胜利”。

同时，中国政府不断控制有关六四事件的大众印象，当提及此事时，媒体必须同中国政府对于六四事件的说法保持一致。政府还推出相关白皮书，以说明其对此事的观点；之后中国政府内部匿名人士将这些档案运出海外并在2001年时借由公共议题出版《天安门文件》。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六四事件是一场风波和动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和平息了这场动乱，是正确决定，正因此才能保持国内稳定。中国在之后三十年间，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中央则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中提出《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特别用一段篇幅提及该事件，声称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风云变幻的国际情势，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该事件在1989年发生这句话引用自邓小平曾发表过的讲话内容，并表示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文中透过上述说法将六四事件定性为了“动乱”，并结合21世纪以来的历史事件发表正式看法，着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方面的作用。2022年1月1日，中共刊物《求是》引用了习近平发表的讲话内容，依旧称呼该事件为“政治风波”，基本沿用了过去的一贯表述，为武力镇压解决事态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习近平还将该事件与抗美援朝战争相提并论，称若未能平息事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将中断”。

但对于六四事件，许多当时的党政官员也存在各自不同的见解，其中陈希同在2012年逝世前多次为流血事件感到遗憾，而当时担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则多次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平反示威活动。杨尚昆则在1998年逝世前向军医蒋彦永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国当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并认为将来有一天该事件将会获得纠正。

### 官方媒体

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等官方媒体开始借用国际新闻讽喻国内时事。6月3日的《人民日报》便出现“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杀害学生”“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 告诫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 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等新闻标题。6月5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不仅以醒目文字报道波兰领导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还用字幕打出“以总理承认武力平息不了巴勒斯坦起义”。

尽管中共中宣部要求媒体“噤声”，甚至威胁“谁报道谁负责”，《人民日报》仍然在头版用花边框刊出《北京这一夜》一文，首先披露了戒严部队进城并开枪的消息。后来《北京这一夜》删节，但由于版面已经固定，原本预留一千余字的空白中仅余不下两百字，使得《北京这一夜》的花框内留下不少空白，被称为“开天窗”。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员在4日凌晨开台后截短调谐信号《东方红》强行插入一段口播，口播中称“The most tragic event happen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eijing.“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并称电台同事在事件中遇难，广播员最后说：“Because of the abnormal situation here in Beijing there is no other news we could bring you. We sincerely ask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t this most tragic moment.“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候收听我们的广播。””。

中央电视台的两位主持人杜宪、张宏民在播报6月4日晚《新闻联播》时身着黑衣，双眼浮肿，语速缓慢，主持人杜宪一度在播报中哽咽。

事后，学运期间主张新闻改革、同情学生的胡启立、阎明复等领导被撤职。人民日报社总社长李仁和、总编辑谭文瑞也被撤职。私自在6月4日刊发人民日报号外的编辑吴学灿更被判处四年徒刑。北京广播电台英语部负责人吴晓镛被调离，其父亦受牵连，整个英语部的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报导此次事件表现悲痛情绪的四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分别是杜宪、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事件之后央视内部组织“过关学习”，李瑞英、张宏民符合留任要求，而杜和薛则被调离新闻联播播音岗位。后薛飞1991年从中央电视台辞职，翌年杜宪也从央视离职。

曾有中国媒体借由阻挡坦克之类似图像来低调纪念六四事件，例如在2010年6月1日时南方都市报在儿童节特刊登出一幅描绘有坦克车队图像的漫画。

### 国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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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对于该事件的做法评价不一。多数国家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武力驱离示威群众，许多西方国家亦一度实施经济制裁，并实行武器禁运至今。对于中国政府通过武力镇压处理抗议活动的方式亦引起多数国家的批评，其中西方国家政府和新闻媒体更是对此严厉谴责。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亚洲国家在抗议期间持续保持沉默，其中印度政府一方面下令国家电视台减少相关报导以免损害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对于因解放军清场而死亡的民众表达同情之意。而多数对该事件作出反应的非洲国家则认为该事件属于中国内政，并对该事件表示同情。根据日本外务省在2020年12月23日公开的1989年前后外交文件，日本政府在6月4日当天决定对中国和睦，并反对西方对中国制裁。而包括朝鲜、巴基斯坦、古巴、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以及一些中东和非洲国家则表态支持中国政府的作法，并谴责相关的抗议活动。许多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为表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活动，于欧洲、美洲、中东和亚洲等地的城市发起示威，开始在互联网上架构提供新闻服务的《华夏文摘》，并创建非政府组织中国民主后援国际；而在中国军队以武力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群众后，这些海外华人则组织如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等团体，这些团体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然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中国政府对于天安门广场上抗议活动的处理方式破坏了自身的国际声誉。许多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从原本计划采访5月举行的中苏首脑会议转向报导有关早期戒严行动的情况，示威群众抓住这个机会并开始为国际电视台的观众制作标志和旗帜，而这也使得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多表示同情。中国政府对于如何处理媒体报导示威活动一度犹豫不决，这也为中国记者和海外记者报导抗议活动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抗议活动的影像纪录在事件之后20年强烈影响了西方对于中国的看法以及其对华相关政策。其中一男子阻挡坦克行进的图像变成该事件重要的标志，该男子被称为“坦克人”，且长期在西方社会成为公民反抗专制政权的象征。时代杂志更是以“无名的反抗者”为名将其列为20世纪100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镇压行动后国际上未有任何正式宣布的难民安置措施，为避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恶化，各国选择利用既有的移民类别来满足其认为需要提供的人道支援。当时多国政府深切意识到在其境内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尤其是当时被中国当局认定为积极支持民主运动的学生，一旦返回中国所可面临的风险。报纸通报披露，中国当局当时还收集（海外）参与抗议活动的人员名单，这引发人们对被收集信息者可能在返回中国后面临安全问题的担忧。因此多国政府宣布为中国留学生延长签证期限，并设定优先考虑与其家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留学生。其中澳洲方面基于当时高等法院裁决，政策一直持续到1993年，让超过2000名学生和20000名中国公民获得永久居留权。同时部分政府也宣布停止向中国遣返包括难民申请被拒绝者在内的人，不过澳洲政府做类似举措时设限，将于当年6月20日后抵达澳洲的人视为可继续被遣返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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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对于当时仍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而言，六四事件的发生使得大众恐惧中国在1997年主权移交后是否会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对此香港总督彭定康试图针对立法局展开政治改革，但这也让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发生摩擦。而对于许多香港民众来说，对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的镇压成为了一个转捩点，许多民众因此对中国政府失去了信任；此外当时香港市民普遍对香港主权移交后的地位感到不确定，这些因素使得1997年前出现了大规模的香港移民潮，许多人前往加拿大或澳洲等西方国家生活。英国政府为了阻止人才随着移民潮而外流，同意让香港政府施行居英权计划，授予部分香港民众正式的英国公民身份。而自1990年后，香港每年都有数万名民众参与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大型“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活动。香港在1997年主权转移给中国后，相关的纪念活动仍在持续进行，直至2020年《港区国安法》生效。

六四事件后，澳门支持示威的部分人士或组织遭到压力或攻击，例如两个高调争取平反“六四”的组织被暴力袭击，当中“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在负责人聂国瑞（后来曾任香港亚洲电视驻澳门记者）遭人以玻璃瓶袭击头部后宣布解散，而民联会的成员则因职业威胁、家庭压力、经济封锁和暴力袭击而四散，当时任职中国银行经理的吴国昌受压辞职，在青洲小学任教的区锦新也被解雇，后来更被人用木棍袭击，民联会除了区锦新和吴国昌以外的成员大多退出。后来二人先后从政，透过直接选举进入立法会，直到现在两人仍然坚持举办六四悼念集会。据吴国昌说，在1990年代针对民主派的打压行动中，有部分坚持平反“六四”和抗议警方滥权的人被清算，由于当时亲共势力已控制澳门社会，故可轻易而举地打压反对者，被打压人士的处境有突然失业、做生意的突然被断供货、铺位被收回、银行户口被冻结，同时面对着暴力威胁，有被暴力袭击的人报警后于事无补，也没有记者愿意报道。他们中的部分人最后妻离子散，甚至露宿街头。

### 制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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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外交形象从展开现代化改革的反苏盟友，转变成为镇压示威群众的威权主义国家。之后反对中美自由贸易的蓝队成员也多次提及六四事件，并以此认为中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美国自身利益都将构成威胁。六四清场的消息也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与部分外国政府都要求暂停给中国提供贷款；而除了许多外国直接投资的承诺遭到取消外，中国的旅游观光业收入也从原先的22亿美元减少至18亿美元。国务院总理李鹏在1992年1月31日访问安理会时就表示，对华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政策严重妨碍国家主权。

同时欧盟与美国都决定针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政策，并持续到今日。由此，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防支出从原先1986年的8.6%提升至1990年的15.5%，过去十年以来国防经费开支不断减少的情况得到了逆转。中国长期呼吁欧洲联盟和美国解除禁令，并获得一定数量的欧洲联盟成员国支持。2004年时，法国总统希哈克便提议欧洲联盟解除禁令，同时获得德国总理施罗德的支持。而自2004年以来，中国则开始表态称武器禁令“已经过时”，损害了中国与欧盟间的关系。但中国在2005年3月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后，激化了台湾问题，数个欧盟理事会成员撤销了原先有关解除武器禁令的支持。

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反对解除禁令，而美国国会议员还建议：如果欧盟解除禁令的话，应该对欧盟实施军事技术的转让限制。2005年7月，担任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国的英国政府也反对解除禁运，在多次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当选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之后，解除欧盟武器禁运变得更加困难。另外一方面，欧洲议会则长期反对解除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限制，虽然每次提案反对理由多是称没有必要解除禁令。欧洲议会多次反对解除任何有关中国武器禁运的提案，使得中国只能够向其他国家寻求军事装备的供应。尽管过去中国与苏联一度处于紧张关系，但是中国仍然长期从东方集团国家购买武器装备并实际成为其主要武器来源。其他曾愿意供应武器装备给中国的国家还包括以色列和南非，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这类合作关系也渐渐停止。

## 事件影响

六四事件后，江泽民（左）、宋平（中）和李瑞环（右）进入中央领导高层，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六四事件导致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受阻。赵紫阳被全面免职并遭长期软禁，其支持者也被撤职或降级。强硬派借机上升，改革开放暂停，政治改革冻结，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启动。部分抗议者被流亡并被禁止回国，政治氛围全面收紧。此后中国政府制定了《集会游行示威法》，要求群众活动必须申请并获批。此举强化国家对公共集会的管控，并收紧对六四之后的政治秩序。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反对戒严者进行全面清洗，赵紫阳被软禁直至死亡，其他改革派领导也遭免职。江泽民因处理媒体强硬、响应官方立场而获得保守派青睐，最终接替赵紫阳成为总书记。

六四中杨尚昆和赵紫阳之间的军政矛盾，暴露高层权力分散导致决策混乱。事件后，中共逐渐将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职变为由一人担任，自1993年起形成新的权力集中模式。邓小平之后，随着终身制废除2018年修改宪法后，废除终身制的条款被删除。陈云、杨尚昆等元老逐步退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人组成新一代领导班子。中国政府强调“维稳”是处理政治风波的正当措施，并采用大规模逮捕、媒体封锁和宣传控制来巩固新政权。六四后改革被保守派压制，邓小平影响力下降。但苏联解体等外部因素造成政治压力，使邓重新获得话语权。1992年，他通过南巡讲话推动市场化政策，驳斥保守派路线，使改革开放重新加速。

六四后中国大规模审查出版物、报纸、电影，并没收数千万份印刷品。所有与六四相关的内容在互联网与新闻中均被严格屏蔽，教科书大多删减或按官方叙述撰写。海外出版的赵紫阳、李鹏日记等资料在国内被禁止。“六四”“天安门”等词在中国网络受到全面屏蔽，社交媒体每逢六月加强封锁与禁言。VPN供应商遭攻击或干扰。Google曾为进驻中国而配合审查，但后来退出合作。六四成为中国政治禁区，社会不再出现大规模民主运动，讨论空间逐步萎缩。每年周年纪念时期，中国加强警戒与监控，记者遭限制，异议人士被拘押。尽管如此，“天安门母亲”与部分民众仍持续要求平反与真相。尽管官方不承认不法行为，但曾以“困难补助”名义补偿个别六四死者家属，引发外界认为是稳定性考量而非政策转变。整体而言政府仍保持不承认、不平反、不讨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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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六四被逐渐淡化或以争议方式呈现；但海外的媒体、纪录片与学者仍持续记录与讨论六四，形成与大陆完全不同的记忆体系。

长期以来，六四事件的主流历史叙事是自由民主主义反抗中共的威权主义体制，并将学生与知识分子视为抗议的中坚力量。但中国部分毛主义左翼、西方新左翼史学认为，六四事件是一场由经济诉求引发的反市场化经济改革、反资本主义抗议运动，并强调工人阶级追寻社会主义民主的诉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中国历史学家吴仁华均指出：六四清场后，中国当局对工人的镇压烈度远高于对学生的镇压烈度。而工人们在六四事件中自我武装、自我组织、发起罢工，也被认为是中国当局于6月初决定武力清场的原因。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社会对生活改善的关注超过政治改革。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增强使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上升，部分人甚至否定六四或认为镇压必要。六四镇压方式在后来某些社会争议中被部分民众引用为“可行”手段。

## 流行文化

在学生示威活动遭到镇压后，于1989年6月4日在罗马举办演唱会的英国摇滚乐团治疗乐队，在最后安可曲中将“信仰”一词改为“今日于中国死去的每个人”。比利·乔尔在其1989年9月发布的单曲专辑《We Didn't Start the Fire》中，则以“中国处于戒严状态”将六四事件作为倒数第二个历史事件引用。而前卫摇滚乐团海狮合唱团则在创作的歌曲《赛季结束》中使用天安门广场来作为印象图片，同时歌曲内也出现“6月4日的傀儡国王”等歌词。同年11月时琼·贝兹在她的专辑《Speaking of Dreams》中亦以歌曲《中国》来纪念六四事件，之后她亦说到专辑是为了“坚持非暴力手段而付出巨大代价、已经永远改变中国面貌”的天安门广场上之学生。R.E.M.在1991年推出《闪亮快乐的人》，在专辑歌曲上讽刺性的安排有关中国政府对于六四事件的宣传内容翻译。1992年，罗杰·沃特斯也推出专辑《欢愉致死》，在歌曲《看电视》中对于西方世界就六四事件的反应进行沉思。2013年，AKB48推出专辑《Team A 6th Stage“目击者”》，其中歌曲《目击者》疑似影射六四事件，导致在2014年SNH48引进同名专辑时该歌被删除。2020年10月15日，阿根廷艺术家尼科西亚发行的专辑 《Fang Yin》中的单曲《1983，空间报告》直接使用了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从“北京的态势急转直下”起）作为背景音乐。

在1992年时，由李国豪主演的电影《龙霸天下》则于电影中出现六四事件的部分场景，在电影中李国豪扮演一个在六四事件期间死亡的美国政府雇员其儿子。《辛普森一家》“咕咕鸡饭”一集中，当辛普森一家参观天安门广场时，看到广场上的一块石碑上写着“1989年，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恶搞之家》“死亡有阴影”一集的一个切出镜头中，彼得·格里芬在天安门广场将一名中国男子向前推以阻挡坦克。2009年6月3日，BBC则播出纪录片《凯特·阿迪重返天安门》，由记者凯特·阿迪再度前往中国并回忆在1989年所目睹的事件发生经过。

在华语世界，在1990年由麦当杰指导的《省港旗兵4：地下通道》是由六四后的“黄雀行动”为背景展开的故事。同年由徐克导演的电影《倩女幽魂II》，及其由黄霑创作、张学友演唱的片尾曲《人间道》以“大地江山，怎么会变成血海滔滔，世间怎么尽是无间道”等歌词，影射六四事件。2006年，由娄烨导演的《颐和园》同样提及六四事件，该片在中国大陆被禁止公开上映。华语乐坛较为知名的涉及六四歌曲，还包括谢安琪《家明》，万能青年旅店《在这颗行星所有的酒馆》（歌词以“酒馆”代指“广场”），达明一派《回忆有罪》，以及李志的《广场》《1990年的春天》《人民不需要自由》等。

中国艺术家岳敏君以六四事件为灵感而创作的油画作品《处决》在2007年时成为拍卖价格最为昂贵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而同样是中国艺术家的王兴伟则将原本受伤学生躺在单车上抬离现场的新闻照片，以企鹅图像加以取代并重新绘制出油画作品《新北京》。2019年4月，德国徕卡相机公司上线了一支名为“徕卡：猎手”的系列广告片，因片中涉及中国的部分提及六四事件，此片被中国封杀。2020年11月13日发售的游戏《决胜时刻：黑色行动冷战》，前导预告中出现了一秒有关该事件的画面，该预告片也因而在中国被下架。而后发布了经过修剪编辑的预告片（仅删减画面，未删减音频）。

各大影音平台盛传一头绑红缎带、骑着自行车之无名青年，面对记者提问，慷慨激昂地以英文说出“Why? I think, it's my duty.”，前往天安门广场。日后提及天安门事件时，时人经常模仿此句，俨然成为对抗极权政府的口号之一。然而，于2026年6月4日时，有自称其大学学弟自述，此人其实是北京邮电学院86级应用物理系毕业生李德志，且据当时校方发出的声明，证实其当时正就读研究所，恐已于1989年6月4日遇难。

## 北京以外各地情况

-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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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
- 新疆
- 铁路系统

## 延伸阅读

- 《北京风波纪实》画册编委会编：《北京风波纪实：The Truth about the Beijing Turmoil》，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
-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惊心动魄的 56 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纪实》，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年
-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华盛顿：公民力量，2019年
-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台湾允晨文化，2014年
- 吴仁华：《六四屠杀内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台湾允晨文化，2016年
- 吴仁华：《六四事件全程实录》，台湾允晨文化，2019年
- 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013年
- 香港记者协会：《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香港：香港记者协会，1989年
-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香港：天地图书，2010年
-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纽约：明镜出版社出版，2001年
- 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

### 外部链接

- 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对学生讲话完整视频
- 赵鼎新：八九学运激进化论析
- 《北京年鉴1990年》
- Tiananmen: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 六四民运志
- 六四档案
- 网上献花，支持"天安门母亲"
- 中国“六四”真相
- 中国人大网：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 （新华网）历程：奉命执行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任务
- 八九六四 - 中国数字时代
- China: death of Hu Yaobang, former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tudent demonstrations
- 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
- 六四民运 (June4th 1989 Archive)
-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 【六四事件29年专页】新一代热情冷却 坚持初衷的人尚有多少？| 香港01
- RYc2Zy0yk2o
- 人民不会忘记 八九民运实录（二十周年再版）
- The Tank Man
- The U.S. "Tiananmen Papers"
- Tiananmen Square, 1989: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 Virtual Museum of China '89
- Tiananmen 1989: la fin des illusions démocratiques en Chine

## 基本资料

- 属于：中国学生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及冷战
- 日期：1989年4月15日—1989年6月24日（2个月1周又2天）对于事件结束日期，一般认为是6月4日（六四清场结束）或6月24日（赵紫阳下台）、1989年春夏之交—1990年1月10日（《中国大百科全书》说法）其将北京城完全解除戒严作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最终平息。
- 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含北京在内的四百余个城市）、香港、澳门、台湾、旧金山、纽约等世界多地
- 起因：胡耀邦逝世、经济改革开放、1980年代末中国通货膨胀、政治贪污腐败、大量失业问题、东欧剧变引发的全球民主化浪潮
- 目标：组织参与者和政府官方有不同说法：、解决国家贪腐问题，追求社会公平、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推动政治民主化的“七项要求”（组织者、参与者宣称）、推翻中共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官方宣称）
- 方法：绝食、静坐、占领广场、设置路障等
- 结果：中国民主化不进反退，改革开放受到波及短暂停滞、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戒严令，宣布北京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干预并驱散抗议群众，进行武力清场、赵紫阳被罢免，改革派远离政治核心；江泽民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市场经济改革放缓至1992年，政治体制改革停滞
- side1：政府 执行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部分中国大陆各级机关单位中的公务人员、中国人民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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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兵
- side2：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学生对话代表团等北京市高校学生组织、香港学联、湖南学自联等各地学生组织以及在北京的外地学生组织外高联、绝食团指挥部、广场指挥部、广场营地联席会议等天安门广场组织、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天安门民主大学等知识分子为主的组织、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盟、市民敢死队等民间组织、四通公司等民间机构、同情学生或运动的北京市民包括工人、普通政府职员、个体户、店员、无业人口等等、同情学生或运动的部分中国大陆各级机关单位中的公务人员，包括警察、中低级官员、解放军军官等、中共党内部分改革派人士、支持民运的港澳台及海外华人
- leadfigures1：强硬派和保守派：、邓小平 （中央军委主席）、陈云 （中顾委主任）、李鹏 （国务院总理）、姚依林 （国务院副总理）、杨尚昆 （中国国家主席）、王震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先念 （全国政协主席）、薄一波 （中顾委副主任）、李锡铭 （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北京市长）、刘华清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迟浩田 （解放军总参谋长）、江泽民 （上海市委书记）自由派和温和改革派：、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启立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芮杏文 （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 （全国政协副主席）、彭冲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 （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 （国务院副总理）、徐勤先 （三十八集团军长）、鲍彤 （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胡绩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锐 （中顾委委员）
- leadfigures2：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张伯笠、封从德、李录、沈彤、王有才、周勇军、熊焱、王超华、马少方、唐柏桥 工人领袖：、韩东方、吕京花、李旺阳 知识分子：、刘晓波、陈子明、戴晴、侯德健、崔健、江平、方励之、苏晓康、茅于轼、北岛、包遵信、汤一介、辛灏年
- 死亡：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战士及公安干警数十人死亡；非军人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统计资料）、202至10,454名平民不等，15至50名军人及警察死亡（外界各方估计，不尽相同）
- 受伤：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战士及公安干警共6000多人负伤；非军人3000余人负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统计资料）
- 逮捕：大约1103名—1602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