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扶余

东扶余（동부여），又作东夫余，是朝鲜半岛史料和高句丽金石文记载的一个国家。根据朝鲜半岛的历史传说，北扶余君主解夫娄受到上天旨意，将国都东迁建立了东扶余，后来东扶余国王带素为高句丽大武神王所杀。高句丽《好太王碑》也提到了“东夫余”，称其最初归附于始祖朱蒙，后来又叛离了高句丽，高句丽在410年再次征服了东扶余。

现代学界一般摒弃传说中的记载，而承认历史上的东扶余为285年慕容鲜卑灭亡扶余国之后，逃亡沃沮的扶余遗民创立的残存政权，但是对于东扶余的地望，以及其与285年后见诸记载的扶余国（或北扶余）关系之间的关系，学者尚存在不同的看法。

## 文献记载

中国正史中大多仅记扶余国而无“北扶余”、“东扶余”之分，《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的东夷传仅有“夫余国”；而《魏书》则只提及豆莫娄为“旧北夫余”，但在《高句丽传》中仍是称高句丽出自夫余，而唐《通典》提及高句丽始祖朱蒙出自北夫余。高句丽金石文中，《好太王碑》同时提及“北扶余”与“东扶余”，朱蒙出自北扶余，而《冉牟墓墨书题记》同样提到了朱蒙出自北扶余。

朝鲜半岛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都提及了“北扶余”与“东扶余”。《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的记载本身就糅合了檀君神话、朝鲜佛教等虚构成分，而成书年代更晚的朝鲜半岛史料大多取材自《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相较而言《三国史记》的记载更可信。现将朝鲜半岛史料摘抄如下：先是，扶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其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流涙。王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王喜曰：“此乃天赉我令胤乎！”乃收而养之。名曰金蛙。及其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于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号曰迦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阿兰弗遂劝王，移都于彼，国号东扶余。其旧都有人，不知所从来，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

综合《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西汉末年扶余王解夫娄因无子求祷上天，收养了无血缘的金蛙作为继承人，将国都东迁东海之滨建立了东扶余；原先的扶余故地（即北扶余）则由天帝血脉的解慕漱统治，解慕漱与河伯女的私生子朱蒙受到金蛙王系迫害，又从北扶余出逃卒本扶余，与卒本扶余王族联姻建立了高句丽；朱蒙以在北扶余所生子为继承人，在卒本扶余所生温祚、沸流遂又出逃建立了百济。

朝鲜半岛史料讨论东扶余时还提到了带素的弟弟建立的曷思国，《三国史记》称带素之弟见扶余即将亡国，于是率领族人到曷思水流域另立国家，传之数代至都头王时降于高句丽。然而，半岛学者对这个国家说法不一，朝鲜王朝的李焕模和韩致奫都认为曷思国就是东扶余，将《三国史记》的材料解读为带素之弟在曷思水自立为东扶余之王。如果从文本角度，曷思水应该和鸭绿谷相差不远，其余限于记载无可考据。

《三国史记》在东扶余建立之后，还称东扶余王带素的国家为北扶余，例如“黑，北方之色，北扶余破灭之征也”，似乎《三国史记》的编者认为朱蒙在卒本扶余建立高句丽以后，原先的北扶余已经消失，因此高句丽以北的东扶余也叫做北扶余。《三国史记》混用了“东扶余”、“北扶余”、“扶余”3种名称，多以“扶余”代称《三国遗事》之“北扶余”，然而“东扶余”、“北扶余”的国王都使用用“扶余王”的称号，导致了读者难以理解扶余之所指代。

《三国遗事》的扶余论述相对清晰，所谓东扶余是扶余国东迁以后建立的新国家，而原先的扶余国故地就变成了北扶余，高句丽出身于北扶余，因此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扶余国。不过，中国学者李磊认为上帝托梦让扶余王东迁的说法荒诞不经，《三国遗事》实际上并不可信，作者一然应该是为了避免东扶余和高句丽同时在北扶余兴起的时空矛盾，有意调和东明王传说和高句丽建国传说才有了这种说法。

完成于414年的高句丽《好太王碑》也记载了东扶余，按《好太王碑》：

廿年庚戌，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余城，而余城国骈□□□□□□那□□王恩晋虚。于是旋还。又其慕化随官来者味仇娄鸭卢卑斯麻鸭卢□立娄鸭卢肃斯舍鸭卢□□□鸭卢。

按前文，《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扶余”、“北扶余”与“东扶余”或含混不清，或用法不一，或相互矛盾，导致了后人难以厘清几个名称之间的关系。在高句丽金石文中，《好太王碑》同时提及“北扶余”与“东扶余”，而《冉牟墓墨书题记》提到了朱蒙出自北扶余。按《好太王碑》，东扶余原来是高句丽属地，北扶余则是高句丽的发源地，高句丽好太王在410年再度征服了叛离的东扶余，至少从高句丽人的角度东扶余不是北扶余。

## 史料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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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池内宏认为东扶余实际上就是285年慕容鲜卑将扶余第一次灭国后，走“走保沃沮”的扶余遗民在沃沮故地建立的流亡政权，这种说法在日韩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但在近年来也受到了挑战。韩国学界比较主流的意见是，慕容鲜卑摧毁原扶余国之后，“走保沃沮”的扶余国遗民离开了北扶余故地，向东流亡建立了受到高句丽庇护的东扶余残存政权，并一直存活到了494年为勿吉所灭亡，而北扶余（即复国于故地之扶余国）在此之前就灭亡了。在晋朝协助下复国的依罗王很可能和东夫余是不同的势力，因此或有北扶余和东扶余并存的局面。346年，依罗建立的北扶余政权再度遭到了慕容鲜卑的毁灭性打击，慕容鲜卑占据北扶余故地，但是此时后扶余国可能仍保持国家体制，直到370年慕容鲜卑败亡后高句丽占据了北扶余故地，北扶余的残余势力向西北退却建立了豆莫娄，此后高句丽保护下的东扶余以扶余国的名义继续向北魏朝贡。

由于中国正史中有扶余国、北扶余而没有东扶余，因此很多中国学者质疑《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对于东扶余的记载。林沄认为《好太王碑》中的东扶余必然成立，但是《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建国传说中的东扶余必不可信。李健才也认为必须分辨《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传说的部分和史实的部分，建国传说的东扶余要幺子虚乌有，要么出自后人的误解。金毓黼认为所谓“东扶余”、“北扶余”其实都是扶余国的别称，“非于碑（好太王碑）称东夫余之外，又有所谓北夫余”。与中国学术界主流不同的是张博泉的看法，他认为扶余就是沃沮，朝鲜半岛史料之东扶余、北扶余与中国史料之扶余国各不相同，扶余国在历史中逐渐分裂出东扶余、北扶余、卒本扶余，北扶余后来被卒本扶余发展而来的高句丽灭国，北扶余遗民又建立了豆莫娄。李健才强烈反对张博泉的意见，强调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扶余国，之所以出现东扶余和北扶余的说法，是因为346年后扶余国国都西迁，原来的国都就变成了东扶余，迁都后的新王城就变成了北扶余，而东扶余为高句丽所灭，北扶余为勿吉所灭。李磊也认同李健才的说法，认为所谓的北扶余和东扶余实际上是扶余国灭亡之后才出现的说法，对于西迁的扶余人而言故国就是东扶余，而对于南边高句丽统治下的扶余人而言而言故国就是北扶余，两者实际上指代同一地点。

另外，半岛学者李丙焘认为属于濊貊系统的高句丽人将不属于自己的濊貊族群统称为扶余，扶余国位于高句丽以北故称北扶余，高句丽以东的东濊就是东扶余，甚至在广义上也包括了东沃沮，位于今天朝鲜半岛的咸镜南道的日本海海滨一带。李丙焘的依据则是《好太王碑》，碑文中提到了东扶余以及“百残新罗”（百济、新罗）过去都是高句丽的属民，又提到了守墓人有“韩秽”，显然“韩”是指代南方的“百残新罗”，“秽”只能是上文中提到的东扶余，东扶余就是东濊。半岛学者权相老也持有相似的意见，认为东扶余都城在江原道的江陵一带，也就是东濊故地。王绵厚原先认同李健才的说法，将东扶余认定为扶余国故地，后又依照《好太王碑》转为认同“扶余”同“濊”，扶余国应该是出自北濊系统，而东扶余则是朝鲜半岛东部的濊人，按《三国志》乐浪郡岭东七县也都是濊人，而高句丽则是濊貊族系中的貊人，不过他认为“韩秽”是一个整体，就是指代东扶余。

## 考古学文化

韩国学者李承浩（音译；이승호）认为吉林敦化的岗子遗址群出土了和扶余文化类型类似的陶豆，可以佐证扶余人但是向沿着吉林、敦化到延吉的交通线扩张，并推断东扶余实际上是一个和高句丽联系密切、独立于扶余国发展的政治实体。而根据王绵厚的考察，岗子遗址群的年代下限约在前2世纪，初期以西团山文化后期为主，二期兼具东团山文化、小营子文化后期、团结文化的特征，三期则已东康文化为主导；遗址的二期文化中陶豆和扶余陶豆类似，验证了285年扶余“走保沃沮”的历史事件，而三期文化中的东康文化元素成分说明当地为挹娄占据，如果将遗址群中的东山头遗址订为渤海国初都之东牟山，又可以呼应《武经总要前集》中的“渤海保挹娄故地”。然而，如前所述，王绵厚认为东扶余即东濊，他将朝鲜半岛东岸，以“不见三足器，以竖穴石棺”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视作东扶余。

## 历任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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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东扶余、北夫余和扶余国君主之间的传承关系，学术界的看法差异很大，因此本文不作拆分。过去也有学者试图嫁接史料中的东扶余、北扶余、扶余国的王系传承，例如朝鲜王朝末期的《海东绎史》就称中国史料之扶余国为东扶余之“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