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种

蒙古人种（Mongoloid），又称蒙古利亚人种，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及种族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初为贬低东亚人而设立的人种分类，原因是欧洲在十五世纪起，经历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及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后，其时欧洲的科技及文化水平渐渐抛离曾经被欧洲人向往的东亚，而为了凸显欧洲白人的人种优势，并与更落后及被认为未经进化的棕色人种及黑人作出区分，因而为东亚人建立蒙古人种，又称黄种人的人种分类，其定义出自科学种族主义的伪科学，并且是有歧视性的分类词汇，其首字母小写的mongoloid表示唐氏症患者，意指东亚的黄种人带有病态及智商不及欧洲白人的次等人种，由于蒙古人种及黄种人属于歧视语，在二十世纪中叶后渐渐被弃用，并使用较中性的东亚人及东亚裔来称呼东亚地区的族群。

虽然有小部分中国人自称为“黄种人”，但实际上错误地使用了西方种族主义者歧视东亚人而特意建立的用词，其中一个主因是部分中国人喜以炎黄子孙及黄皮肤、黑眼珠，以此形容自己的民族，却不了解是欧裔白人在十九世纪因蔑视中国人而创建“黄种人”和中国人同为东亚人的日本人、韩国人则明确否定“黄种人”的称呼，而且东亚人的肤色并不黄，在中高纬度地区生活的东亚人比居于南欧及环地中海地区的欧裔人的肤色还要浅色，因为东亚人普遍浅肤色，所以西方种族主义者最初并非基于东亚人的肤色而创设黄色的人种，但为了宣传欧裔白人的优越性，便将其认为不及白色干净且带有病态的黄色套用于东亚人，并由此产生针对东亚人的种种歧视。由于黄种人的称呼带有诋毁且有违科学，西方学界及政界早已摒弃将东亚人称作“黄种人”。

西方种族主义者过去所称的蒙古人种及黄种人仅是指东亚人，欧洲殖民主义者在踏足美洲大陆后，便将美洲原住民称作红种人，黄色人种的分类比红色人种更晚出现，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五大人种分类（白、黄、红、棕、黑）之中最迟产生的分类，且与科学观察完全无关。2019年，体质人类学机构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发表声明，指出欧洲过去提倡的种族概念被发展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所造成的种族不平等与歧视，在过去和现代都对人类造成极大的伤害。

## 提倡与摒弃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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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lians”、“Mongoloid”是欧洲人创造的分类概念，在亚洲传统上并没有这概念，也不是东亚人创造的自称，此称在十九世纪末才被引入到东亚地区，并因为西方列强将黄色人种包装为科学名词而渐渐在部分东亚群体被采用。由于被划分为“蒙古人种”的族群长期被认为有黄皮肤，故又被称为“黄种人”，事实上大多数东亚人的肤色与南欧人并无差别，而早期到过东方的西方人，如欧洲传教士，都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称作“白人”。不论任何族裔，患有严重的肝胆胰疾病或摄取过量胡萝卜素才会呈现黄色，因此黄色的皮肤是需要留意的病征。在21世纪的西方社会，由于“蒙古人种”的称呼源自不科学的认知且带有种族歧视，故现在已改用亚洲人（Asian），或更具体的东亚人（East Asian）、东北亚人（Northeast Asian）及东南亚人（Southeast Asian）等来称呼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族群。此外，因为“黄皮肤”与事实不符，且有别于形容非裔族群为黑人或形容拉丁美洲原住民等族群为棕色人，把东亚人形容为“黄皮肤”的族群是带有明显的歧视性质，所以目前在欧美已鲜少使用“黄皮肤”及“黄种人”代指东亚族群；然而“黄色”是中国古代帝制的代表性色彩，所以有部分缺乏中外历史认知的中国人仍常自称为黄人。

在遗传学术语上，蒙古人种的概念，亦被东欧亚人这个词汇取代，东欧亚人泛指拥有共同起源，包含东亚、东南亚人、美洲原住民、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内的人群。

## “黄种人”与“黄皮肤”概念的产生

### 十三至十七世纪

在传统的西方观念，白色代表光明、纯洁、乐观、善良和高贵，欧洲人认为自己因为承蒙上帝的祝福，没有被玷污而皮肤亮白。至于其他颜色不但没有白色的圣洁，甚至有不少是带有负面的含义，黄色代表不洁、忧郁、疾病和凋亡，黑色更是代表邪恶与黑暗，因此西方社会对肤色的表达是带有宗教及文明程度的含义。相比起非洲裔族群因皮肤黝黑而被直观地被称作黑人，由于东亚族群属于浅肤色而不能直接标签为黑色或深褐色，欧洲人怎样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反映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和日本在财富、国力及文明等方面带来的附加印象，属于凌驾于东亚人实际肤色的“价值判断”。

13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形容在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是白皮肤的。14世纪起，在欧洲以东的奥斯曼帝国渐渐强大，阻挡了欧洲人从南亚和东亚获取珍贵的香料和丝绸的陆路。欧洲人为突破奥斯曼帝国的陆上阻隔，在15世纪通过航海探索，除了发现美洲大陆，也通过海路绕过渐渐受到伊斯兰势力支配的西亚地区，不但到达印度，也通过航海抵达在东亚的中国及日本。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及商人亦乘着大航海时代之便，远赴中国和日本传教及经商。15世纪，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到访东亚地区后称中国人“像我们一样白”，日本人也是“白人”，由此可见在中世纪时期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受到欧洲人赞叹，且双方仍未有意识形态的严重冲突，欧洲人对中日两国印象正面，因而将东亚人定义为和欧洲人一样拥有白皙的肌肤，是居于远东的“东方白人”。

明朝时期的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欧洲传教士对在中国推广天主教充满期许，有不少传教士更为此学习中文。然而中国民间信仰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灵气，对神灵的解读与属于一神宗教的基督教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显得格格不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3年获准居于中国广东，但经过15年传教后，跟随他的信徒也只得百余人，利玛窦在1596年抱怨称“中国的小孩生下来是白色的，但是他们长大后则变得越来越丑陋、肥胖、肤色暗沉。”

在同一时期的日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当地发生冲突，丰臣秀吉发布伴天连追放令驱逐天主教神父及传教士，更发生残杀修士和信徒的事件，传教士对日本人的肤色观点也由原先的白色改写为阴沉的颜色。德川幕府于1614年颁发《禁教令》形成隐匿基督徒的问题，由于传教遭到禁止，日本人的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被改写为不再是白色。17世纪后，东亚人的肤色在西方人的笔下变得多种多样，有红色、棕色、铅色、深绿色及灰白色等等，甚至是黑色。

### 十八世纪

欧洲人在18世纪开始渐渐形成以黄色代表东亚人的观念。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在一生中的足迹仅限于北欧的瑞典和西欧的荷兰之间，林奈不但没有到访过亚洲，也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东亚人，他主要依靠跟随瑞典东印度公司前往亚洲的徒弟及水手的描述去想像东亚人的样貌和肤色。林奈在1735年的《自然系统》第一版，将东亚人描述为“褐色人种”（Homo asiaticus fuscus），他在1758年出版的第十版进一步将东亚人称作“萎黄人种”（Homo asiaticus luridus），因为在植物学中的（luridus）常被用来形容苍黄、病态或有毒的植物，带有贬义性质，林奈利用植物学的（luridus）把东亚人形容为一棵枯黄垂死的植物，所以其在《自然系统》第十版的论述是有贬低东亚人之意。与此同时，林奈以（niger）即黑色代表非洲人，并把非洲人描述为盲目冲动；美洲人则被标签为 （rufus）即红色，并以愤怒及固执描述美洲人；林奈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欧洲人却采取十分正面的描述，欧洲人是（albus）即白色，而且乐观及敏捷。

“蒙古人种”这个概念最早由汉诺威选侯国哥廷根大学学者克里斯托夫·迈纳斯于1785年提出，他将人类分为两种“鞑靼—高加索人种”（Tartar-Caucasians）和“蒙古人种”（Mongolians），他认为前者较优秀，后者在身心及品行等方面皆劣于前者。

迈纳斯在哥廷根大学的同事—解剖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借用“蒙古人种”的概念，进而在1795年的《论人类的自然多样性》第三版提倡五大人种的理论。布卢门巴赫将蒙古人种的肤色定义为“黄色”（拉丁语：gilvus），确立“黄种人”等于“蒙古人种”的分类架构。尽管布卢门巴赫的五大人种概念并非以种族主义为出发点，他提出所有人种皆为同一物种，并指出一个人种转化为另一个人种的过程相当漫长，可是他所提出的人种区分方法却是非常武断。布卢门巴赫的人种分类概念是基于其所收集及测量的人类与灵长类的头颅骨，他认为高加索地区的头颅骨是最完美、最接近人类的“理想原始型”，人类的“原始类型”源于高加索地区，其他种族是从这个“原始类型”向外迁移并因为气候及环境因素“退化”而形成。布卢门巴赫提出把与“原始类型”类似的人种，包括在欧洲及近东地区的大部分族群归类为高加索人种。布卢门巴赫对蒙古人种的划分范围甚广，包含所有生活在鄂毕河以东、里海到恒河流域的亚洲人，亦包括在北美洲的爱斯基摩人，甚至连北欧的芬兰人及萨米人也被他归类为蒙古人种。至于生活在海洋东南亚的棕肤色族群则被归类为马来人种。然而，布卢门巴赫发表的五大人种分类是一套错误的概念，更不幸的是在当时的启蒙时代以颅骨测量为论据而提倡的人种分类，最终形成科学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 十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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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起源在19世纪的西方引起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单地起源论支持者以《圣经》中亚当夏娃的故事为立论基础，而多地起源论支持者则强调感知上的差异，因此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尤其是美国奴隶主的欢迎。

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是一个固执的达尔文主义者，他在1865年提出了对多地起源论支持者的观点：“某些人想像人种是在我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被创造出来...而蒙古人种则源自红毛猩猩。”

在19世纪，西方学术界为马来人和美洲原住民是否应被归类为蒙古人种发表了各式各样的意见。例如，D. M. Warren在1856年根据蒙古人种的狭义定义而将马来人和美洲原住民排除在外，赫胥黎和亚历山大·温切尔则分别在1870年和1881年将马来人和美洲原住民归类为蒙古人种。而在1861年，法国动物学家伊西多尔·若弗鲁瓦·圣希莱尔甚至将澳大利亚原住民列为蒙古人种的一个亚种。

“蒙古人种”的定义最初与肤色无关，直到19世纪50年代，法国贵族阿蒂尔·德·戈比诺出版了一本名为《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的著作，才首次将人种以肤色分为三大类：白、黑、黄。在他定义下的“黄种人”包括所有在当时被其他学者归类为蒙古人种的族群。在戈比诺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白种人”地位超然，而“黄种人”在体质和智力方面皆平庸。戈比诺的种族论述对希特勒产生深远的影响。

根据迈耶百科词典（1885-1890年）的定义，蒙古人种包括西伯利亚人、汉人、印度支那人、日本人、韩国人、藏人、缅甸人、马来人、波利尼西亚人、毛利人、密克罗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原住民。

### 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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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一张基于赫伯特·霍普·瑞斯利（Herbert Hope Risley）的种族划分构想的地图获得发表，并将孟加拉人和奥里萨人列为蒙古-达罗毗荼人种，认为他们是蒙古人种和达罗毗荼人种的混血种族。在这之前5年，即1904年，庞南巴拉姆·阿鲁纳恰拉姆亦提出了类似构想，认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是蒙古人种和马来人种的混血种族。

纳粹德国体质人类学家在埃贡·弗赖赫尔·冯·埃克斯坦德特（Egon Freiherr von Eickstedt）亦采用与瑞斯利和阿鲁纳恰拉姆相同的分类法，将尼泊尔、不丹、孟加拉、东印度、印度东北部部分地区、缅甸西部和斯里兰卡的族群视作印度人和南蒙古人的混血种族。他同时亦将缅甸中部、云南、西藏南部、泰国和印度部分地区的族群命名为德昂人种（以缅甸德昂族命名）。在他的定义中，斯里兰卡人、蒙达人、缅族、克伦族、克钦族、掸族、泰族、岭南华人都是“混了血”的德昂人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50年发表了一份名为《种族问题》的声明，有鉴于种族主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之一，提倡以“民族”代替“种族”。美国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Carleton S. Coon）在1961年发表了他的极具争议的著作《种族起源》，他将智人分为五种：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开普敦人种和刚果人种。库恩的论点是，直立人本身就分为五种，然后又各自演化成智人，但库恩仍是以过时的体质人类学，透过形态、肤色及特征区分人种，而不是以新兴的遗传学作为理论的基础，因此库恩的《种族起源》是过时的科学种族主义的苟延残喘。

20世纪末期，随着遗传学的发展走向成熟及人类基因组的发表，种族与遗传学的研究显示显示，在欧洲殖民主义时期兴起，使用人种及肤色建立的人种阶级及人种优劣的定义完全是伪科学的阶级概念。

## 唐氏综合症患者的代名词

在西方国家，类似于“Albinist”过去曾是用于形容患白化病的白人的隐语，“蒙古人种”（Mongoloid）也曾经被用于代指有唐氏综合症的智障患者，这些患者也常被称作“蒙古白痴”（Mongolian idiocy）和“蒙古低能”（Mongolian imbecility），然而即使用来形容病患也极具侮辱性。之所以会被当作唐氏综合症患者的代名词，是因为唐氏综合症患者多是内双眼皮。这个针对病患的贬义词在1908年开始出现，直到1950年代仍作为医学术语使用，在1961年开始逐渐被遗传学专家弃用，并在权威性医学期刊《刺针》上指出这个词汇的用法带有误导性的含义，建议改为Langdon-Down Anomaly、Down's Syndrome Anomaly或Congenital Acromicria取代Mongolism来指代唐氏综合症。在西方世界，含有相关用词如“Mong”的语句到20世纪后半期仍有作为贬义使用。

在21世纪的英语社会，“蒙古人种”（Mongoloid）已被认定是不可接受的词汇，主要原因是这个词本身有冒犯性和误导性，令人误以为被称为“蒙古人种”的族群有唐氏综合症或智力障碍，故目前已被弃用，而这个术语的转变是由科学界和医学界，以及亚裔人士，包括蒙古国公民及蒙古族人，共同发起的。

## 观点

最近几十年，有些学者如理查·林恩（Richard Lynn）的研究却指出东亚族群如华人、朝鲜人、日本人的智商测验分数比西方人平均高5分左右，而东南亚人、西伯利亚人、美洲原住民的平均分数亦与西方人无异。然而有关此现象原因的研究却在科学界引发起极大争议，不过在美国大学入学试中的确存在拉高亚裔考生的分数或提高门槛等问题。而林恩有关东亚族群平均智商较高的成因所提出的理论，亦受到如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等反对者批评。

另有测试指出，东亚民族具有相对其他地区族群的较高平均智商测试分数，但此也可能是受到文化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