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变

高平陵之变，或称正始之变，是发生在三国时期的魏国后期的一场政变，事件源自正始年间（240—249年）大将军曹爽势力和重臣司马懿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即史称“正始党争”，最后在正始十年（249年）时，司马懿趁曹爽与魏帝曹芳到高平陵谒陵时发动政变，控制京城并覆灭曹爽阵营。自此曹魏权力大致被司马家族掌控，曹氏皇帝沦为司马氏的傀儡，为日后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建立晋朝立下基础。此外，事件亦对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如竹林七贤乃至玄学等有莫大影响。

## 背景

由于魏明帝曹叡没有子嗣，故收养曹芳与曹询为嗣。此二人身世未知，根据《魏氏春秋》的说法，他们是任城王曹楷之子。青龙三年（235年），曹叡立曹芳为齐王。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病重之际册立曹芳为皇太子。曹叡原本想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使其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曹真之子）、屯骑校尉曹肇（曹休之子）、骁骑将军秦朗（父亲为吕布部下秦宜禄，母亲杜夫人被曹操纳为妾）共辅政。燕王对此表示推辞，为此曹叡召见孙资、刘放。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二人身居高位，夏侯献、曹肇与之素有嫌隙。孙刘二人也认为曹宇无法胜任，他们支持曹爽担任大将军，并由司马懿一同辅政。随后，曹叡罢免了曹宇、夏侯献、曹肇和秦朗的官职。

一开始的时候，曹爽看在司马懿年事已高且德高望重的份上，常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他，从不独断专行。但随着曹爽起用何晏等人，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何晏等人推戴曹爽，称重要职位不应交给外人。曹爽任命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此外还任命何晏主管人才选拔，毕轨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此后政事就很少经司马懿之手了，而司马懿也称病避开了曹爽。曹爽奏请转司马懿为太傅，外示尊崇但夺其实权，自己则独专朝政。何晏等人滥用职权，擅自将洛阳野王属下的桑田分割，又破坏了汤沐地并据为己有，倚仗权势攫取公物，还向各州郡索要财物。各地方官慑于他们的威势，无人敢反抗。曹爽任命自己的弟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侍讲，其余的几个弟弟都以列侯的身份在皇帝身边办事，出入皇宫禁地，其尊贵恩宠无人能比。曹爽在饮食起居上处处仿效皇帝，宫中才有的珍奇玩物，他家中也随意陈设。妻妾成群不说，还私自夺取了皇帝的才人七八名，以及将吏、工匠、乐工、良家子女等共三十三人强行收为奴婢，养在家里供自己享乐。

尽管曹爽位高权重，但在军中声望远远不及司马懿。曹爽若想专擅朝政，首先必须设法夺取司马懿手中的军权。正始年间，司马懿多次亲自出征讨伐东吴，以此显示掌控兵权的正当性。相比之下，曹爽没有战功，难以赢得军心。若他想在与司马懿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优势，就必须创造属于自己的军功，才能逐步攫取并控制曹魏的军权。在这种背景下，尚书邓飏、李胜等人为了替曹爽树立军功，便劝说他出兵伐蜀。曹爽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然而经此一役，魏军在兴势山遭王平大败，是为兴势之战。曹爽不仅未能立下战功，反而使其在国内的威望大幅下滑。此后，尽管他依旧掌控着朝政大权，却再也无法在军中树立声望，这为日后的高平陵之变奠定了基础。

虽然此时司马懿称病不出，但能通过两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掌控曹爽的一举一动。司马昭任散骑常侍，相当于曹芳身边应对顾问。而司马师则阴养死士三千，为政变提供了武装力量。除了三千死士之外，司马师还能指挥部分禁军。这是因为早在正始四年（243年）夏侯玄获任征西将军，作为交换条件其空出的中护军职位由司马师接替。在担任中护军期间，司马师具有选举武官的权力。他在选举武官时做到了“举不越功，吏无私焉 ”，改变了蒋济、夏侯玄掌武官选举时以货贿谋取武官职位的陋习。这一改革为后来发动高平陵之变提供了根本力量。

有一次，曹爽与众兄弟一同外出游赏，司农桓范见状加以劝阻，称他们兄弟总揽朝政、掌领禁军，不宜集体出游，如果有人趁机关闭城门发动叛乱，他们届时恐难再入城。曹爽听闻，却不以为意，直言无人敢行此举。曹爽的亲信李胜借出任荆州刺史的机会向司马懿辞行，发现司马懿病得很厉害，甚至连话都听不清了。随后李胜向曹爽禀报了这一状况，曹爽遂不再防备司马懿。

## 正始党争

### 正始改制

在实际的政治议题上，曹爽、司马懿两阵营主要围绕着所谓“正始改制”，即关于当时是否改革曹魏制度的争议。这是当事人议论的中心话题，也是司马懿阵营抨击对手的重要方面。虽然由于司马氏掌权后史家为尊者讳，一进行歪曲，二简略带过，因此诸史书留下来的明确记载不多，导致后世对于正始改制的具体内容和经过不能详知，但即使根据史书中保存的只言片语，也可知此事毫无疑问是当时人们所关心的政治焦点。其中曹爽阵营提出并支持改制，而司马懿阵营则大力反对改制。

在史书《三国志》中，保留了一篇曹爽阵营中重要成员夏侯玄针对当时“改制”一事发表的一篇长文，并与司马懿进行论战，即后世所称《夏侯玄答司马宣王时事议》一文。夏侯玄在撰写此文后不久，便参与了发生于正始五年（245年）的骆谷之战，由此可推测此文发表于战役爆发稍前时间。文中，夏侯玄就“改制”一事，提出了三个要点，包括改革九品中正制、改革行政建制、改革社会风气。

#### 九品中正

首先，夏侯玄在文中提到，他与其背后的曹爽阵营认为，应该对曹魏实行了约20年的九品中正制进行改革，并将之列为了他们的最重要政纲。九品中正制即一种选官制度与程序，也是官僚等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曹魏重臣陈群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主持制定。此制度与秦汉时期原先的官僚等级制度天差地别，它起源于东汉以后专制皇权的低落与士族门阀的崛起，在曹魏时期至西晋末期逐步发展，并盛行于两晋至南北朝，直到隋、唐时期方才被替代。在这一时期，九品中正制被世家门阀所操控，成为一种“门品秩序”，使官员的委任被权贵与门阀垄断，而出身寒门者则很难获得与其个人才能对等的官阶。

根据夏侯玄所述，他们认为九品中正制的选官过程存在不小弊端，自从实行此制度后，“缅缅纷纷，未闻整齐”，造成“分叙参错，各失所要”。而出现弊端的原因，他们总结是因为政府与负责人材品评的中正一职之间的职责范围不清楚，中正的人材品评工作侵犯了政府的职权，因为当时委任官员的标准，恰巧就是由任中正一职的官员通过品评人材得出的。

因此，曹爽阵营要求理顺“台阁”（即尚书台）、“官长”（指各级行政长官）与“中正”三职之间的关系，其中中正只负责考查并根据人材的道德品行进行分类，但不能编排等级；官长则负责考查并根据下属的工作能力大小来确定等级，但并不进行分类；最后将二者各自所作的档案均汇总到台阁，由台阁负责根据包括中正从道德品行方面确定的分类，以及官长从工作能力方面确定的等级，综合平衡这两份材料，再确定被考查的人的高低次序，并根据这个次序排名委任官员。

后世学者王晓毅认为，夏侯玄关于改革九品中正制的建议是比较公允的，因为曹魏时期的选官制度相当混乱，存在权出三门（台阁、官长、中正）的局面。由于当时仍沿袭了两汉时期的察举征辟制度等等原因，使各级行政长官（官长）、尚书台（台阁）在选官问题上具有较大的权力，同时却又新创了九品中正制，使中正与另两者在荐举权、选官权发生冲突。由此，夏侯玄及曹爽阵营的力图解决“选官三权分立”并使之协调一致，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同时王晓毅还认为，曹爽阵营的这一建议，也有其私心存在，即抑制中正的权限，发挥尚书台的作用，从而使曹爽阵营对选官权有更大掌控力。因为司马氏阵营有较强的地方势力，而中正恰好由地方势力、诸郡长官推选出，同时，较倾向曹爽阵营的何晏当时担任吏部尚书，而吏部即尚书台下主管选官的部门。若夏侯玄等人的建议实现，便可由此扩大曹爽阵营的影响力以与司马懿阵营对抗。

事实上，在曹爽阵营针对九品中正制的改革一事作文章的同时，司马懿阵营也同样通过改变选官制度的细节以对抗对手。不过却与曹爽阵营的意图将选官权更多归于尚书台不同，当时司马懿建议在延康元年定下的每一郡置中正一人的基础上，每一州再新增大中正一名，职责与郡中正一样。此建议一出，立刻引起了曹爽阵营的反对，因为司马懿阵营在地方州郡的势力更大，如此会更增司马懿阵营对选官权的掌控，威胁到曹爽阵营。曹爽的弟弟兼心腹曹羲撰写了《九品议》一文，宣称若实施便会导致政府失去对选官权的掌控，表示强烈反对。而夏侯玄撰写《夏侯玄答司马宣王时事议》一文，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与司马懿这一建议展开论战。

#### 除重改服

《夏侯玄答司马宣王时事议》文中提出的第二点，是要求改革行政建制，即将曹魏设立的州、郡、县三级地方政府，先省去郡一级，撤裁太守一职，地方事宜均由县级政府长官处理，其中有一万户人口的县长官称为郡守，五千户以上人口的县长官称为都尉，一千户以下的县则继续跟从前一般称为县令、县长；而刺史则在州一级层面负责监察县级官员，至于郡级政府中数以万计的各类吏员，均归家从事农业生产。

夏侯玄认为，多级政府之制，并非上古三代圣王所创设，而是秦朝背弃“圣道”的产物。秦朝因担忧官吏怠惰失职，便设立官员督察他们；又害怕督察的官员亦难尽职，复设官员以纠察督察的官员。如此以权谋机变管控下属的做法，致使官员之间相互监察牵制，最终酿成大小官僚各怀异心、上下政务相悖不一的诸多弊端。而他认为，如果根据上文中的建议进行改革，将会对国家有五项得益：

- 合并大量的职位，将减省繁杂的费用，并增加财富与粮食。
- 官员得到精简后，上下级将可以精诚合作，行政效率将得到提高。
- 郡级长官之类官员，将无法再对民众以官方名义强取豪夺，令百姓困苦。
- 此前亲近百姓的官吏只能处于底层，较高权力的官吏却由卑鄙愚蠢的人充当，进行改革后省并官僚，将使清廉优秀的人得以任职合适职位，也更使民众安乐。
- 县级政府的长官按人口数量进行区分，官吏从最低的县长做起，在经考核确认政绩良好、才能优秀后，才可得到升迁，授官将变得更有条理。

夏侯玄总结道，称若依此推行改革，裁撤太守及郡级政府，县中政务便可直呈中枢，公务往来自无壅滞之弊，贤能官吏亦不至滞留底层、难获擢升。夏侯玄认为，若如此，纵使上古尧、舜、禹三代的淳厚风气未必能全然复现，亦至少可实现教化划一、便民省事、减省用度的成效。他们的目的即所谓“事简业修”、“便民省费”。

第三点即改革社会风气，夏侯玄等人将这一建议的重点放在舆服方面，他们要求禁止僭越的服饰，确定各级的服饰级别，从而使社会风俗变得淳朴。他们指出，当时曹魏的典章律令已然废弛，朝廷大臣的服饰仪仗竟可与天子比肩，黑、黄这类象征至尊的颜色，更是流入民间，为布衣黔首所随意使用。而这是受到秦、汉两代的影响，并不是来自圣贤的教导。因此要大力治理社会风气的根源根据上古三代时期的“古法”，禁止追求奢华靡丽的车辆与服饰。不论在朝廷任官或是拥有爵位的大家族，都不再拥有华美绮丽与色彩鲜艳的衣服、精致细巧的物品；由上至下的各种物品均朴素无华，而等级的不同只在朴素中表露，只要示意出等级的差别即可；甚至如果是皇帝向立有大功、德高望重的人赏赐稍微华丽的物品，也必须要向有关部门进行申报才能穿戴使用。夏侯玄认为，如果按如此实行，崇尚俭朴的教化定能风行国中，而举国上下追求奢靡浮华的欲念，亦会随之消失。

#### 当待贤能

根据《三国志·夏侯玄传》的记载，司马懿对夏侯玄此文作出回复，而他表面上似乎表示很赏识这些改革建议，说“皆大善”，但随即话锋一转，历数了几种如此改革将会面临的困难，最后仅含糊地表示，改革建议虽好，但这些恐怕要等待以后出现“贤能”的人方能够实行。夏侯玄得到司马懿近似推诿的答复后，并不满意，再次撰文反驳了司马懿的观点，表示只要司马懿愿意并发挥其自身的影响力来支持改革，便一定会成功，而司马懿说什么“待贤能”，表现得如此谦虚的样子，就好像功德兼备的古代圣贤伊尹、周公反而不去改革当时的制度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现存资料并没有明言司马懿此后还有没有就夏侯玄的反驳作出回应。

### 舆论风向

然而，当时的舆论却明显不利于曹爽阵营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无论是本身就强烈反对曹爽等的人，还是一些本身与曹爽等人并无矛盾与冲突、立场较中立的人，均因为曹爽等人的政策或者不遵法度、敛财役民、乃至于挟私怨报复他人的行为，而纷纷表达对曹爽等人的强烈反感，其中包括王肃、孙礼、卢毓、王观、高柔等重臣，也有傅嘏等年轻一辈的名门之后，大部分均是曹魏立国时期的元老，其中高柔更与司马懿资历相仿。如孙礼表示曹爽等人如此胡作非为，将导致“社稷将危，天下凶凶”，王肃称他们都是弘恭、石显等恶贯满盈的奸臣，傅嘏认为他们所为会导致“朝政废”。而哪怕是本来稍微倾向曹爽等人的人，也表示出对曹爽等的不满，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应璩等。

## 政变经过

正始十年正月初六（249年2月5日），曹爽与众兄弟随驾一同拜谒高平陵。他们刚一出城，司马氏父子便令死士和军队占领了武库和京城各处要害之地。随后司马懿又率兵包围皇宫，并联合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等人面见郭太后，上奏称曹爽心怀不臣之意，将危及国家安危，请太后下诏罢免曹氏兄弟。郭太后依照司马懿的意思，命人起草诏书罢免了曹氏兄弟。司马懿以太后名义召司徒高柔暂代大将军，占领曹爽军营，并告诉他“君为周勃矣”。又任命王观为中领军，占领曹羲的军营。为了分化瓦解对手，政变发生后，司马懿立即派人召见桓范，并以太后的名义任命他为中领军。但桓范没有应召，而是骗开平昌门，向南投奔曹爽去了。太尉蒋济闻听此事，忧心忡忡，连忙向司马懿进言，称桓范素有智囊之名，若智囊离去，恐将生出事端。司马懿却镇定自若，认为曹爽“驽马恋短豆 ”，不会采用桓范的计策。

京城布防妥当后，司马懿与蒋济率部队驻扎在高平陵回京城洛阳的必经之路——洛水浮桥上。同时上奏皇帝，指出曹爽的种种恶行。曹爽看到奏章后，窘迫的不知所措。桓范赶到曹爽处，将城中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劝说曹爽立刻护送皇帝车驾前往许昌，召集各地兵马护驾，然后再以谋反的罪名讨伐司马懿。但曹爽兄弟皆迟疑未决。随后桓范又寻劝曹羲道，纵使匹夫挟持人质，尚且能求一线生机，何况如今天子尚在掌控之中，若能挟天子以号令天下，天下之人谁敢不从。而与此同时，司马懿大力展开攻心战。他派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前去劝说曹爽放弃兵权，并一再保证自己绝不会加害曹氏兄弟，言辞极为恳切。之后司马懿又派遣曹爽的亲信、殿中校尉尹大目告知曹爽，司马懿已指洛水为誓，最终让曹爽相信了司马懿。曹爽投降回到家中后，司马懿在其府邸四角筑起了高楼，监视其一举一动。曹爽兄弟感到十分惶恐，不知道司马懿要做什么，便写信向司马懿讨要粮食。司马懿给他们送去食物后，曹氏兄弟非常高兴，以为自己不会死了。

同年正月初十（公元249年2月9日），与曹爽关系密切的内侍张当因为私自将宫女送给曹爽而被捕。经过拷问，张当供称曹爽与何晏密谋于三月发动叛乱，由此，曹爽及包括何晏在内的党羽一并被捕。除此之外，桓范也因被控“诬陷司马懿谋反”而反坐下狱。司马懿让何晏参与审理，何晏自以为能得免，就卖力查案，上奏称一共查出丁谧、邓飏等七家参与，司马懿却说还有一家，何晏问是否就是自己，司马懿表示肯定后将何晏一并收监。最终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皆被处死，并夷灭三族。不过后来曹真族孙曹熙获封新昌亭侯，邑三百户，以延续对曹真祭祀。何晏有一子因是曹操之女金乡公主所生，得以免死。此外司马鲁芝也是曹爽党羽，常劝谏曹爽，但曹爽不听。政变发生时，鲁芝斩杀守门卫兵出城投奔曹爽，并告诫曹爽不要投降。曹爽被抓后，鲁芝受牵连也一并下狱。原本被定为死罪，可是他却不为自己申辩曲直，下定决心不苟且偷生。司马懿很欣赏他，下令赦免其死罪，并任命他为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振威将军、并州刺史，后来又因为治理有方升任大鸿胪。

## 影响

通过这次政变，司马懿彻底清除了以曹爽为首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势力，使曹氏一族的政治力量日渐衰微。由此，司马氏得以全面掌控朝政，逐步铲除一切支持曹氏的力量，稳步向篡夺魏政的目标迈进，为司马炎日后代魏建立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设立了自己的权力府邸，史称“霸府”。曹魏皇帝任命他为丞相，并加封颖川的繁昌、鄢陵、新汲、父城等地，并给予奏事不名之权。然而，司马懿却推辞丞相之职，只保留了原先的太傅职位。除此之外，高平陵之变后，朝廷对宗室的态度亦发生了变化，即从曹氏的提防宗室走向司马氏的分封宗室。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氏凭借其集团的力量打倒曹氏集团，其宗室成员在西晋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西晋王朝重用宗室成员也在所难免。但这一举动也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伏笔。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以高压手段打击曹氏及士人，使知识分子彻底丧失参与政治的理想，清谈也由评论时政转向抽象玄理，促成了魏晋玄学的兴起。而士人亦由此分化，其中一部分依附司马氏，借儒家名教为其背书；另一部分则退隐山林，追求精神自由。竹林七贤正体现了这种分流，其中嵇康坚持“越名教而任自然”而被处死，成为对抗现实的悲剧；阮籍徘徊于名教与自然之间，既不反抗也不归附；向秀、山涛等人则选择入仕妥协。由此，玄学在政治高压下呈现出殉道、彷徨与趋附并存的多重走向。

## 分析

费祎认为，如果曹爽真有谋反打算，他和兄弟们就不会主动辞官回家。同样，如果司马懿只是因为曹爽奢侈僭越而想惩治他，完全可以选择惩罚或罢免，而没必要赶尽杀绝，牵连无辜。因此可以看出，高平陵之变并非保卫自身、除除叛佞之变，其目的本身就是夺取大权并趁机清洗政敌。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司马懿在卧病十年的情况下仍然能使军队听其调度，可见其平时必和军队预有勾结。反观曹爽兄弟皆为将军，却让军队为对手所用，由此可见其为人。此外当时曹爽所用的都是有志于改良政事、厘定制度的“文治派”，“文治派”对于军队不如武人接近，利用军队亦不如武人灵活，这就是双方成败的关键。而历史学家马植杰则认为冲突的双方都代表世族地主，但曹爽一党代表着腐化的曹魏皇族及世族地主中的浮华派，司马懿则代表着自曹操以来世族地主中的事功派。后者工作作风比较有魄力，行政效能较高，因此其胜利并非偶然。

不过亦有观点认为曹爽之败并非单纯因其无能，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他推行“正始改制”，削弱地方与世族权力，触动司马氏等旧族集团利益，因而招致反对。曹爽所谓“任用私党”实则是排斥司马党羽，被后世史料曲解为结党营私。曹爽生活奢靡、浮华奢侈的指控多为司马氏政权诬抹。曹爽伐蜀失败既有准备不足、经验欠缺的内因，也有司马懿集团暗中阻挠的外因。曹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深厚的政治谋略和斗争手腕，轻信司马懿之诈。而《三国志》等史料因成书于西晋，受制于司马氏的舆论回护，使得曹爽的形象长期被丑化。

关于高平陵之变中双方阵营的具体成员，史家有不同研究。其中，学者方诗铭认为何晏并非曹爽阵营中成员，称其“对曹爽执政是不满的”，并且“与司马懿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尤其在思想上”，其遭到杀害是因为曾发表轻视司马师的言论，因此被司马师报复，而杀害他并非司马懿所希望的。而学者王懋竑、柳春新则认为蒋济并非司马懿阵营中成员，只是因为其与司马懿私交甚好，而曹爽又没有处理好与蒋氏的关系，后蒋济被司马懿挟持，才被迫参与司马懿阵营，但其无论行为举止或政治思想的“根本立场”均在曹爽阵营一边。

## 基本资料

- 属于：三国
- 日期：魏正始十年正月初六（公元249年2月5日）
- 地点：洛阳
- casus：曹爽与司马懿争夺魏国的大权。
- 结果：曹爽及其党羽被夷灭三族、曹家宗室失势、司马家族得权
- 参战方一：曹爽集团
- 参战方二：司马懿集团
- 指挥官一：曹爽 link=、曹羲 link=、曹训 link=、曹彦 link=、何晏 link=、丁谧 link=、桓范 link=
- 指挥官二：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孚、王观、高柔、蒋济
- strength1：数千人
- strength2：三千，禁军数目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