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家骅，字友三，湖北省浠水县人，中国诗人兼学者。闻一多出生于乡绅家庭，自幼打下国学根基，12岁时入读北京清华学校，曾参与五四运动，22岁时赴美留学三年，专修艺术，未取得学位已回中国。闻一多先后出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吴淞政治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创作新诗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抗战后期，闻一多耳闻目睹中国民众的苦难与国民政府的腐败，思想为之一变，开始批判中华传统与批评当权的国民党，1946年于昆明被暗杀。

文学方面，闻一多曾出版《红烛》与《死水》两本诗集，其新诗讲究格律，辞藻浓丽，有唯美倾向，部分也跟社会时代有关，代表作有〈死水〉〈洗衣歌〉〈也许——葬歌〉等。他提出新诗的格律理论，指出诗必须有格律和节奏，并提出诗的三美之说，对中华诗坛影响深远。政治方面，闻一多先后加入大江会和中国民主同盟两个政治团体，是个温和的自由思想者，倾向于理想主义，晚年思想左倾，主张共产主义和和平改革。文艺思想方面，闻一多一度是艺术的唯美主义者，反对有社会理论而没有文学艺术的文章，后期则认为文学作品应把国家利益与人民需要作为前题。学术方面，闻一多从仪式与性爱观点研究《诗经》与中华神话，有人类学视野，影响后来学者的观点。闻一多被视为追求学术与自由，挺身反抗强权的象征，身后被受誉为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学者。

## 家族

闻一多出生于乡绅家庭，传说闻氏家族可以追溯到宋朝文天祥，蒙古大军南下时，文天祥家族由江西逃到湖北，留在浠水一带，改姓“闻”。闻氏家族多有显达子孙，19世纪里至少有六人中举当官。闻一多父亲闻廷政只考上秀才，科举就废除了。

## 生平

### 童年至青年

闻一多自幼打下国学根基，受父亲严格管教，接受儒家传统教育，遵守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不许到外面多玩，努力学习和背诵四书五经等古籍。除了父亲，闻一多还有别的老师，六岁时曾跟在其家附近的徐老先生学《尔雅》、四书之类，七岁时父亲请了受过新式教育的王梅甫来家讲课，在课程中增加了历史、伦理学和自然科学等。闻一多少年老成，喜读古书，对诗文的掌握比一般青年透彻，特别受父亲钟爱。他熟读《诗经》与唐诗，学会写旧体诗和练习书法，对美术也很有天分，很喜爱绘画，还学习篆刻。十一岁时，闻一多到武昌的两湖师范附属小学读书，课余还到叔父的私塾补习英文、数学和梁启超的时文。闻一多在武昌念了两年书，因武昌起义而辍学回家避难。这时北京清华学校正在湖北招生，父亲希望闻一多可以去清华念书，再留学美国，成为洋状元。闻一多在武昌参加预试，中文作文模仿梁启超的笔调而写成的论说文很受赞许，但英文和自然科学程度太低，列为备取第一名。湖北省本来有两个名额，正取的一位同学临时退出，闻一多就补上去入读清华。

1912年秋闻一多离家北上，此后在清华学校读书十年，每年暑假回家住两个月，其余时间都在清华园度过。在清华学校头一年，因英文成绩欠佳而留级。他博览群书，参与各种课外活动，对体育却不感兴趣，没有参加。他在辩论会里非常活跃，是每周集会辩论的主持人之一，所选辩论题材多与中国社会现象和世界事件有关。在清华头几年，闻一多专心学习英文，开始认识西方文学世界，读了许多英国的浪漫诗，熟读济慈、雪莱的作品。体育是必修科，闻一多体育欠佳，几乎不能毕业。他在别的方面的才华却赢得老师同学们的称赞，曾为校长起草平民学校的校规，并为多个学生团体画海报和年刊的封面，设计徽章图案。当时他领导不少校内学术团体，忙不胜忙，大出风头，常为排戏而废寝忘餐。从1915至1917年，闻一多是《清华周刊》的编者之一，开始发表写作，写了一些有关传统文学的词话，也曾提倡恢复中华传统的标准和价值，主张采取积极行动来挽救国运，批评中国人的盲目冲动。

闻一多起初反对把《清华周刊》改成白话刊物，但在五四运动以后被说服了。1919年5月4日晚上，闻一多抄写岳飞词〈满江红〉于大红纸，张贴到饭堂门上。第二天同学看见了，决定支持北京城内的请愿，闻一多代表清华学生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开的会，大部分时间留在学校替学生代表团起草文件，而没有走在示威前线。同年6月，闻一多被选入《清华学报》的编辑委员会，学报开始积极讨论时事。闻一多的爱国情绪受到激发，开始撰文批评国民政府，也批评美国文化平庸肤浅，虚荣浮华。1921年夏，清华学生支持北京学生对政府的抗议，这时闻一多已完成八年的课程，正要参加考试准备前往外国。但他不顾校方禁止参加政治活动的警告，也不肯写悔过书，结果和另一些不屈服的同学被罚留级一年。

### 壮年

#### 留美

1922年7月，闻一多启程赴美国深造，决定在美国主修艺术。轮船停留日本时，闻一多曾上岸游玩，很喜爱日本风景、服装与建筑。同年8月闻一多到达芝加哥艺术学院，跟罗隆基、钱宗堡合租寓所，生活简单，每天吃面包和罐头鱼，喝白水，偶尔上饭馆。闻一多留下每月生活费的一部分，来做诗集的印刷费。这时闻一多也游览博物馆和看电影，学会欣赏美国电影。芝加哥艺术学院在9月25日开课，新环境刺激起闻一多的创作欲。闻一多起初未有前往美国留学之愿，到芝加哥后有生起思乡之情，生活寂寞而不愉快。1923年，闻一多开始怀疑自己学习西洋画的计划，转而希望投身于文学。同年夏末，他转进科罗拉多学院，与梁实秋同校。起初闻一多与梁实秋二人租屋同住，由于生活乏味与租金压力，两人搬进学校宿舍，为了省钱常以清茶面包充饥。这时闻一多停止了铅笔及炭笔写生而专学油画。教授很欣赏他的画，鼓励他去参加一年一度纽约的画展，为此闻一多关门画了一个月。但在画展中其作品无甚成绩。

在科罗拉多学院，闻一多与梁实秋都要补修一门数学，闻一多却坚持不肯选，宁可不毕业，而不愿在不想学的课程上花工夫。他跟着梁实秋去旁听英诗的课，对文学兴趣越来越浓。1924年夏，闻一多离开科罗拉多学院，成绩虽好，却因没有修毕学校规定的课程而没有完成学位。闻一多、梁实秋、罗隆基和其他几个清华的校友去到芝加哥聚会，成立政治团体大江会，希望提倡爱国主义，鼓动中国人抵御外侮。同年闻一多到了纽约，在纽约艺术学院注册（一说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画，但未有按时参加课程，而是与当地中华学生一同参与戏剧演出，工作多集中在舞台与服装设计上，忙着排戏和写剧本。他和朋友们办了一份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发表作品外，也介绍欧西的文艺。当时在美清华毕业生大多申请延长留美期限来完成学位，闻一多却选择提早返回中国继续研究艺术与文学。1925年4月，闻一多结束在美的学校生活。

#### 归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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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闻一多回到湖北浠水老家，加入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担任教务长，同时在北京大学每周兼教几小时英文。闻一多政治兴趣越来越浓厚，渐渐成为大江会主要成员，宣传大江会主旨。1926年，闻一多决定与醒狮社领袖李璜合组一个全国性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目的在对抗共产主义，在该年三月出席国家主义联合会举行的大会。闻一多又与新月社的朋友来往甚密，每两星期在闻一多家中聚餐一次，讨论文学，不久认识了徐志摩，后者创办北京《晨报》副刊“诗镌”，探讨新诗的出路。同年1月，闻一多加入新月社，成为新月派领袖。同年7月，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奉命改组，学校经费发生问题，欠薪几个月，闻一多回到湖北老家避难，一直住到秋天。潘光旦写信来邀请，闻一多到上海吴淞政治大学任教，担任训导长。1927年春，邓演达请他去参加当时武汉政府的政治部，负责制作宣传资料，一个月后他又告退，回到政治大学去。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封了政治大学，闻一多一度在南京政府土地局工作，到秋天，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聘请他去当外文系主任，教英诗、戏剧、散文等课。1927这一年，闻一多生活漂泊，停止参与政治，大江会也再没有政治活动。闻一多把家眷接到南京中央大学，开始过安定的教书生活。

1928年3月，《新月》杂志问世，主要撰稿人是闻一多、徐志摩与饶孟侃，提倡创造的理想主义，受到鲁迅等作家的批评，在辩论过程中，闻一多决定静静退出，开始寻找中华精粹、历史与文化。同年秋，他离开南京前往武汉大学，就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专心钻研学术。1929年春，他辞去《新月》杂志的编辑，不久因学校里的风潮，辞职离开武汉回到上海。9月他到青岛大学（山东大学的前身）出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教唐诗、中国文学史及英诗等课。他讲书的态度玩世不恭，有违学术界正常传统，招致一些保守派人士忌恨。1932年，青岛大学发生政治风潮，学生团体要赶走校长杨振声。闻一多最后赞成学校开除几个为首闹事的学生，当时校内有标语说：“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1932年9月，闻一多回到清华大学，教唐诗、楚辞，并把家眷接到清华园，这是他平生比较安定舒服的日子，没有行政责任，很少外界干扰，可以专心研究，得到“京派学者”的尊号。他很满意这个头衔，因为这样一来就和上海的鲁迅、郭沫若等海派文人画了界限。他喜欢在夜间上课，课室十分拥挤，窗户外也站满旁听学生，讲课有时忘了时间，一直讲到深夜。

1937年芦沟桥事变，闻一多在收拾笔记后，带着家眷南下，先把家眷送回湖北老家，然后独自赶到长沙的临时大学。同年12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保卫战当中失利，日军向中国内地推进，学校再次迁址。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和许多男同学从长沙步行前往昆明，沿途从事文化与民族学的研究。队伍于1938年2月出发，闻一多寻幽探胜，每到一处都讲当地神话传说给学生听，也见识到乡村山区居民的穷苦，更同情穷苦无告的民众。经过68天行程，队伍到达昆明。自步行入云南开始，闻一多就不剃胡子，到抗战胜利以后才把胡子剃去。他常常连夜写作，不休息也不见客，朋友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何妨一下楼主人”。昆明受日本飞机轰炸，在一次轰炸中，碎石打伤了他的头，另一次全家差点被炸死。因为通货膨胀，闻一多薪水不够吃饭。家眷到了昆明后，他须借钱付房租，借几张已损椅来安顿家人。他们从昆明城内搬到郊外更便宜的地方。1941年，闻一多一家八口和弟弟闻家驷一家三口住在离昆明西北郊十多里外的小村，只租了两间屋子，没有床，全家打地铺。1939至1940学年，闻一多得到休假，搬到昆明西南四十里的晋宁，专心研究。1941年，清华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闻一多负责中国文学研究部，10月时搬家到研究所的房子去。1943年秋，他因家庭负担而在中法大学兼了一堂课。1944年5月，他的月薪只够一家吃十天的饭，他只好在昆华中学兼课，每月赚取一石米作为薪金。他又挂牌替人刻印章，顾客很多，每天工作到夜深，对家用不无小补。

### 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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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抗战后期，在昆明闻一多看见拉来的壮丁衣衫褴褛，用绳子拴在一起，受无情鞭打，有的倒在路旁等死。而同年夏天，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一个侄儿路过昆明看见闻一多，向他哭诉军队里的腐败和士兵受的罪。这次经历和见面摧毁了闻一多对国民政府的信心，他闭门苦思一个星期后，发表了支持学潮和革命的言论。7月时，昆明谣言纷起，说国民党跟别的右派份子有秘密的通令，要对付闻一多。家人和他的学生们都为他生命安全而担心。同年秋天，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在庆祝双十节国庆纪念大会上遇到前来捣乱的人，他站起来呼吁民众起来自卫，鼓动了在场警察出面制服捣乱份子。闻一多变成群众的英雄，受学生崇敬，同时也变成国民党敌人。闻一多自此不再纯粹进行学术研究，精力时间大半用于草拟政论时评，同年年底他帮助民盟创办《民主周刊》，发表讨论时局的文章。受同事和学生影响，闻一多看法很快的向左倾，对政府批评越来越尖锐，使学校很难堪。闻一多演讲很叫座，也招来不少流言蜚语，明哲保身的人都不敢跟他来往，有谣言说学校要开除他，而他仍在教授会议上替学生的示威辩护，并攻击为国民党说话的人。

1945年1月，昆华中学取消闻一多的兼差，这些政治压力使他更愤怒。他走出了象牙塔，得到学生高声赞美，其口才吸引无数观众。1945年日本投降后，闻一多以为政治问题解决在即。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开进昆明，下令禁止一切涉嫌中国共产党的煽动反对政府活动与言论，昆明学生集会抗议，闻一多到场演讲并参与游行，自此学生和军警一再爆发冲突，闻一多怒斥政府的行为是一种黑色恐怖。有人跟他说当地驻军已对他发出悬赏令，但他说话越来越激昂。右倾组织散发传单，指闻一多、罗隆基、吴晗为中国共产党成员，报纸常有谩骂闻一多的文章。经梅贻琦校长推荐，闻一多获加州大学邀请前往讲学，但因事忙而未能成行，他要跟学生一起回到北平。

1946年6月，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差不多都离开昆明了，闻一多则为民盟的工作而仍然留下。民盟全国总会主席李公朴来到昆明，跟闻一多商讨民盟的活动，李公朴一直是特务想暗杀的对象。闻一多夫人要大儿子闻立鹤小心到处跟着父亲。7月11日晚上，李公朴遇刺身亡，闻一多起草给新闻界的宣言与对政府的抗议书。7月15日，李公朴追悼会举行，闻一多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感情激动声音嘶哑，痛斥暗杀李公朴的人。当天下午五时许，闻一多和闻立鹤从《民主周刊》社回家，遭几个枪手枪击，闻立鹤扑伏到父亲身上，腿和胸部中弹，闻一多头中三枪，当场毙命。

许芥昱指出，闻一多的遇难“震动世界”，从北京、华盛顿到伦敦，许多人都表示沉重哀悼。重庆等地的教育文化界人士，一连串的写信和发电报向政府抗议。哥伦比亚、哈佛、纽约等大学的教授与学校当局都写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国民政府虚应故事的调查案件，后来两个凶手被枪毙，法院也宣布没有发现凶杀案牵连国民政府的证据，但这结果不能平息众怒。民盟的调查结果认为，昆明警备司令部应对谋杀负责。驻昆明的美国领事馆的机密报告也指出凶杀案事先有周密准备，国民政府应负责任。中国共产党则利用闻一多的死做宣传。各界陆续举行公祭，除了国民党的报章，各出版物都有追悼闻一多的文章。朱自清、吴晗、郭沫若、叶圣陶编《闻一多全集》，上海开明书店印行。许多年后每到忌辰，各地报刊仍不断登载纪念性文章。

## 文学

### 新诗

#### 《红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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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闻一多诗集《红烛》出版，收录新诗62首，当中部分作品已先在学校刊物发表，有40首是在清华时写的。1920年7月，闻一多写下他第一首白话诗〈西岸〉，主题说那河流的西岸是有光亮的，自己应献身于兴建河流上的桥梁，以象征手法他赴美留学所感受到的使命。以后他发表的白话诗越来越流畅，少了生涩的句子。朱自清认为《红烛》的出现，替新诗的发展翻了新页，冲出了自然发出的语言与取巧的修辞的框框。

《红烛》诗歌常见的主题有：为理想尽忠而死亡，对美的热烈追求，以及自然界中的神秘。闻一多用李商隐诗句“蜡炬成灰泪始干”作为诗集卷头语，表示对理想的美的忠心。当中至少有11首诗以美为主题。诗人的灵魂高尚而圣洁（〈红荷之魂〉），不可征服（〈雪〉），追求快乐、美和爱（〈快乐〉与〈志愿〉）。〈艺术的忠臣〉是献给济慈的，把济慈比为艺术之王的龙袍上光彩夺目的珍珠，称济慈为艺术的忠臣，引用其名言：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美是诗人的爱的对象或生命真谛，宇宙存在的理由。爱是一种自身的奉献，发展到极端就只有死亡。〈死〉描写死亡只能在超凡的狂喜感觉中才能体验出来，〈印象〉描写死亡是永久的休息。留美时，闻一多新诗的一个主题是文化爱国主义，抒发乡愁和对山河故人的思念，附带一些对美国社会的不满，如〈我是中国人〉〈长城之下之哀歌〉〈忆菊〉〈晴朝〉〈太阳吟〉。〈太阳吟〉中，异国他乡的景物唤起莫名的愁绪：“这里的风云另带一般颜色，这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诗人对美国的事物抱有成见，连芝加哥的公园里鲜艳的色彩都不愿看。〈忆菊〉陈列各种颜色的菊花，花团锦簇，远胜蔷薇与紫罗兰，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在〈孤雁〉诗人表达对美国的厌恶。在〈我是中国人〉，诗人列述中国山河的秀美奇丽，历史的渊远壮阔，来衬托他自己的来历与品质。

闻一多指明《红烛》受济慈和李商隐影响。诗中西方的形象并不多，例如〈快乐〉提到天使。〈春之首章〉中的蛇使人想起中华书法里龙蛇飞舞的笔锋。蛇的形象可能受英国浪漫派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影响。至于中华传统的形象差不多每首诗都有，用得别致清新，如〈春之末章〉以美人春睡图暗喻懒洋洋的音乐，是新的用法。在《红烛》中，“燃烧”这个形象屡次出现，如〈游戏之祸〉〈香篆〉等。〈红烛〉一诗把诗人比喻为红烛，它燃烧自己，将众人从梦中惊醒，解放他们的灵魂，喻意诗人的责任是燃烧自己自我献身，除掉肉欲的顾虑与迷惘。诗中以腊烛成灰表示灰心失望，形象运用恰当，发人深思。〈李白之死〉以李白捞月传奇为依据，李白纵身入水下坠的意象，被转化为翱翔空中的上升意象，获得精神的升华。闻一多对色彩高度敏感，《红烛》诗篇大多着重色彩的运用，效果吸引。〈色彩〉把生命比喻作一张平凡的白纸，通过成长的过程而感染不同的感觉，希望与失望，明白到“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它的色彩。”《红烛》中较为失色的作品有〈国手〉和〈爱之神——题画〉。〈国手〉以棋赛比喻爱情，比喻不宜，句子都是散文的直陈，坦露无韵。〈爱之神〉描写爱神维纳斯的面容，强调爱的恐怖和危险，诗意失之于露，意象颇为欧化，结构散漫而不调和，文字则浅白而散文化。

#### 《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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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闻一多出版诗集《死水》，有诗28首，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死水》讲究格律，辞藻浓丽，有唯美倾向，部分也跟社会时代有关，诗句比《红烛》的更自然流畅和白话，主题较现实，境界较开阔，技巧较成熟，当中耐人咀嚼的，有〈洗衣歌〉〈一句话〉〈死水〉〈也许〉等。在美国三年闻一多研究西洋诗，提高了自己新诗的技术与水准，并从印象主义派理论主张，转而归结到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死水》很多首诗都以10个字为一行，可能受了英诗五步格诗行（每行十个音节）的影响。《死水》确定了闻一多在廿世纪诗坛上的地位，横山永三等日本汉学家公认《死水》是闻一多诗歌创作生命中的顶点，也是1920年代白话诗的极峰。

《死水》主题之一，是在对艺术的憧憬与丑恶现实的压力中间徘徊。〈心跳〉写宁静的家庭与安定的学校生活，不能使他剧烈的心跳平静下来，他不能忘掉他的祖国中国是在水深火热中。〈飞毛腿〉用的是地道的北京话，说一个拉洋车的车伕无原无故死在河沟里，他向来很爽朗，没有阴影的人生就此完结。〈罪过〉同情一个卖水果的老头儿，他摔了一跤把水果摔坏了，不知道那天家里的晚饭从哪儿来。〈荒村〉写出中国受难的形象，描写农民离乡别井，放弃土地，留下苟延残喘的牲畜，任其在废耕之地觅食。〈天安门〉写于三一八惨案之后，属“戏剧化独白”，以一个人力车夫的独白，害怕日间遇害的学生化为鬼魂在后面追来，曲笔衬托出天安门的血腥景象，写来情景逼真，如一段小戏剧。闻一多在纽约深切感受到中国人被白种人看不起，写成〈洗衣歌〉抒发心情，描写在美国从事洗衣业的中国人，很忍耐地洗别人的罪恶，刷别人的肮脏，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诗歌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有血有泪，主题跟形式都很像英国诗人托马斯·胡德的〈缝衣曲〉。《死水》诗歌对人人生有敏锐的观察，〈你指著大阳起誓〉指出人生命的短暂；〈你看〉强调人的感情不可靠，对现实毫无补益；〈收回〉向扼杀人自由的力量挑战。〈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内容谐趣，为他的不整洁解嘲，诗末吐露一切事自己做不得主宰，只好任其自然之意。

闻一多在诗歌中陈列出丰富的图案美和绘画美，〈死水〉一诗是闻一多的代表作，主旨是写现实的丑恶，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企图：“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賸菜残羮。”（一说〈死水〉乃1926年闻一多对中国现实感到失望时所写，就中国的混乱与腐败作出讽刺与抗议，抒发对中国人受苦难的同情。）诗人很讽刺的在生锈的铁罐上发现殷红的桃花，又在污水面的油腻里看出缤纷的彩霞，这些写法受外国诡怪艺术的影响，才能从普通人眼里的丑恶发现出美。《死水》诗歌形象和比喻新颖，效果恰当迫真，〈春光〉中南天竹的红籽儿变成了珊瑚珠，〈末日〉里的芭蕉叶用绿的舌头去舐窗棂，这些形象都很戏剧化。〈也许——葬歌〉里的阳光像手指头一样去拨动那个在睡觉的女孩的眼帘。《死水》的诗都有严谨格律，如〈春光〉〈飞毛腿〉，有整齐的格调，读来琅琅上口。其诗讲究格律，招致不少批评，被指摘为“豆腐干”诗。《死水》偶有较逊色的作品。余光中指出，〈忘掉她〉哀悼女儿之死，摹仿莎拉·蒂斯黛尔的小诗〈忘掉它〉（Let It Be Forgotten），字句雷同，诗句滥调而费辞，意象浮泛而陈旧，“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一句重复14次，令人生厌。

#### 其他

留美时闻一多所作的〈七子之歌〉是爱国主义的呼声，〈南海之神〉是纪念孙中山的长诗。1929年起，闻一多觉得自己才郎才尽，停止写诗。1930年12月闻一多写下他最后一首新诗〈奇迹〉，诗歌属自由体白话诗，形象鲜艳隽美，富于象征主义，意象繁富，诗中“你”既是女性，也是神化的象征，是“整个的，正面的美”。

### 文学批评

1926年，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一文，指出诗必须有格律和节奏，并提出诗的三美之说：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新诗的格式应是“相体裁衣”，依内容精神随时构造。所谓建筑美，即每个诗行的“音尺”应有规定。音尺的概念来自英诗的音步或韵律。他指出诗歌形式的重要性，如果诗歌没有形式，就像一盘棋没有规律，这样下棋没有意思。闻一多反对当时诗人借浪漫主义之名而作没有规律的自由体诗，也反对胡适倡导的自然音节与自然形式，认为诗歌一定要耐心加工，形式才会完美。他引用歌德的话来支持他的诗论：“越是伟大的艺术家，越是喜欢带着脚镣跳舞。”。余光中认为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太浅显单纯，可以纠正胡适、冰心等人的散漫，但不足以开启严谨而完整的诗体。

闻一多认为诗歌主题应是严肃和鲜明的，不应琐碎和肤浅。诗歌可以平易近人，但不可以幼稚。他反对胡适倡导的大众化白话文学，觉得胡适是在空谈文艺批评。他也反对在新诗里滥用白话和口语，建议诗人把白话提炼成诗的语言，超越胡适所创造的自然音节。他认为白话诗必须先是“诗”，至于白话与否则是次要问题。诗要讲究想像，有“熔铸”的工夫，反对呆板的句法、啰唆与浅俗。词藻的音乐和色调是诗歌灵魂的形体，假如失去音乐和色调，纵使有好的灵魂也会失去美。他发现在李商隐和济慈的诗歌中，都有对理想美完全献身的意思，又鼓励大家向杜甫和济慈学习，劝诗人先在中华古典诗歌的形式上下工夫。他相信中华文字及语言本身有很丰富的音韵，诗人应尽力加以应用。他也主张新诗中运用旧典故，利用传统语言，在文学传统中作批判性选择，而不是随便借用陈言。留美时他认为中国诗篇过于空疏、肤浅和单薄，有必要借助西方意象派诗人所特有的深刻色彩，以及凝炼的表现力为模本加以改善。适当地接受欧化句法是可接受的，欧化中文可以帮助创造复杂综合性的形象，但他反对把中国诗篇西洋化。

闻一多赞扬屈原是“人民的诗人”，《离骚》和《九歌》是人民的艺术形式的创作，《九歌》为民歌；屈原是天才、战士和激情似火的诗人，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闻一多批评梁、唐时代宫体诗以堕落颓废的情感来描写宫廷里的醇酒美人，欣赏北朝文学的粗犷作风，例如庾信的赋。他曾写下长文批评俞平伯诗集《冬夜》，反对俞平伯等人鼓吹的“平民风格”。他批评泰戈尔的诗没有把感情的美传达出来，认为诗歌中有深奥哲理不算好诗，要是诗里所谈的智力经验不能让别人了解，所谓哲理诗不应视为诗篇。新诗方面，年轻时的闻一多对郭沫若著诗《女神》敬佩有加，认为它充份反映出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充满动力、反抗、科学与不可抗拒的乐观。但他也批评郭沫若新诗常常提到维纳斯女神等西方神祇，觉得这像外国人在学说中国国语，劝郭沫若要欣赏文化本身的固有价值，而不要受外国人粗暴的口号影响。1943年，闻一多跟罗伯特·派因合作翻译中国诗篇，期间他对田间的作品表示欣赏，认为田间〈人民的舞〉是擂鼓的声音。

## 思想

### 政治

#### 早期

政治思想上，闻一多原是个温和的自由思想者，倾向于理想主义。他强烈感受过美国人的种族歧视，越来越富民族主义的倾向。1925年，闻一多草拟大江会的宣言，宣言认为世界历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跟爱国主义自卫的斗争史，中国人若不急起自卫，便会被别的种族征服。宣言反对西方经济与文化侵略者在中国进行殖民地式的活动，并主张各国应完全独立，不受别国影响，自我决定发展自己国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国应整顿自强以御外侮，提高爱国主义精神，淘汰过时的领袖人物，排除外国宗教包办的教育，用爱国主义的方式进行工业化，以避免阶级斗争。在1920年代，闻一多反对共产主义，批评“国内赤祸猖獗”。他赞成梁启超的说法，认为人类的进化主要表现在物质文明上，结果造成流血与战争，因此他认为高贵的品德和信念是最重要的，反对达尔文所说“生存竞争，物竞天择”造成人类真正的进步，希望中国人向生命更高的境界走。

#### 后期

在抗战时候，闻一多的爱国思想抬头，反驳同事们对战争悲观的想法。他原本没有什么政治兴趣，到抗战后期，战争的残酷与政府的无理措施激怒了他，使他不惜冒生命危险来为政治的改良奔走，希望达到中国的民主化与和平。他自始至终是个理想主义者，猛烈抨击中华传统。1944年后期，闻一多思想左倾，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析》，追溯到郭沫若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其后他看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马克西姆·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公开向鲁迅忏悔，承认从前骂错了他，以后要参与政治活动。他赞成中国作家积极参加斗争，改善中国人的生活，增进自由民主。

闻一多批评儒家思想阻止中国社会的进步，并认为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宗教，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容易随波逐流去逃避现实。他批判儒家“中庸”的价值观，认为这种价值观使中国人在饥饿与死亡之间逆来顺受，他斥责中国人拘泥于家庭的价值，没有爱国主义的精神。他受郭沫若关于中国社会分析的影响，也受马克斯主义解释历史方式的影响。他对马克斯主义了解肤浅，晚年却被经济决定论说服，称要用辩证法的唯物论做工具，重新研究历史跟文学。他尖锐地批评国民党，讽刺蒋介石的自尊自大，看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他的理想世界的秩序是以马克斯学说为根据的，美化了没有阶级社会的形象，相信达到那个理想的世界，人们就可以既平等又自由。他希望创造一个乌托邦，当中实现西方民主制度的理想，加上马克斯的理想所描绘出来至善至美、没有仇恨没有斗争的社会。1945年夏，闻一多曾与郭沫若详谈，加强了闻一多认为中国急需政治改革的想法。但他不赞成战争与流血，赞同民盟立刻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的手段来改良政府的主张。

### 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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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

闻一多早期接受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点，一度是艺术的唯美主义者，认为诗意的丰盈可以消弭生命的消极，主张若要真正欣赏艺术，必需跟现实脱离，与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对立。他有意提倡新文艺运动，以刷新中华文学，复兴文化，教育中国人并提高其审美水平。从1923年开始，闻一多就放弃了过去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开始主张艺术不能脱离现实。诗歌、音乐以及美术都是让人发挥创作力的工具，中国的精神革命与解放若没有适当的诗来表现，难以完成。闻一多和新月派作家坚持纯粹的文学，跟当时日渐左倾的文学潮流唱反调。他坚持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应用文章的政治思想来衡量，并主张要注重诗的格律。在戏剧方面，闻一多指出太过分注意剧本的社会意义，会破坏戏剧的艺术，他批评那些模仿易卜生和萧伯纳的中国戏剧家，只是在写问题而忘了他们是在写戏剧。单把几句流行的社会问题辩论句子塞进角色的口里，并不是写一个够标准的社会问题剧的方法。这些话是针对郭沫若和创造社而发的。闻一多劝作家避免在政治意识的泥淖中翻滚，而应致力于文学的最高艺术标准，不要在文学里宣传社会政治的主张。他并不反对文学有社会意义，只是反对有社会理论而没有文学艺术的文章。

闻一多在诗境和尘境中徘徊，他既佩服李商隐诗歌对美的追求，但又批评李商隐没有社会责任感。人不能生存在没有艺术的世界里，艺术培养人高尚的品格和情操，连接起美和想像力，沟通高尚与卑下，身与心融成一片。闻一多很重视济慈在美、真、艺术之间划上等号的印象主义，以及让-马利·居友、托尔斯泰的艺术理论，前者认为艺术的功效是帮助人分享宇宙共同的生命，而后者认为艺术应服务于和平与人类的亲善。至于文学怎样影响人的智慧与生活，闻一多受了康德知识论的影响。他认为艺术比科学更高贵，因为科学只是使人得到物质上的满足。他呼吁诗人为美与爱献身，绝对、完全的献身。闻一多终身都受济慈那种对理想献身的态度影响。他相信“美即是爱”，这是对济慈主张“美即是真”的修正。在〈美与爱〉一诗中，他把对美的追求，等同于对爱人的追求。闻一多的爱是一种高尚情操，他承认诗歌里可以容纳肉体的性感，但它必须先升华和提高为诗的境域中的情操。闻一多认为中国与外国间文化的交流能使世界进步，并不主张文化的沙文主义，而是强调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守着自己国家的界限，而是要使全人类的文学艺术更多姿多彩。这种地方色彩的理论是从伊波利特·泰纳那里得来。

#### 后期

抗战期间，闻一多希望藉古典文学研究来揭露传统的弊病，批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淹没了中国人天赋的斗志。到1940年，闻一多诗歌理论的重点不在表现对人生的看法，而要把国家利益与人民需要作为前题，粗犷直接的反应，应代替纤细孱弱的美感。他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华文化，开始相信将来世界所有的文化都会融合成一个文化，世上所有的文学也会融合成一个文学，它们都是要跟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结合，真确地反映人的生活。他认为中华古典诗歌逐渐脱离了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到北宋时已没有生命力了，中华文学只好走向小说与戏剧，从贵族文学走大众文学，才能找回生命力。中华文学传统是由儒家士大夫维持的，始终没有解放，闻一多鼓励中国作家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取自由。

##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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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的日子，闻一多专心研究《诗经》、楚辞和唐诗，最终目的是要解释古典文学中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意义，彻底明了中华文化的精粹。他要写一部著作来追溯中华文化跟文学的发展，以全面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闻一多熟悉西方知名汉学家的著作，多有引用。他把自己考据的经验，加上有创造性的想像力，发现很多前人没看懂的新事物。他完成《天问释天》《离骚解诂》《楚辞校补》三份有关楚辞的研究，又写成《匡斋尺赎》《诗新台鸿字说》《诗经新义》三份有关《诗经》的研究，此外还有十几篇讨论《尔雅》的文章。楚辞方面，闻一多分析《九歌》的11首歌，探讨楚国人的生活与思想。他说主题诗是祭祀东皇太一的，即楚国的保护神，其他的歌则分别献给各地不同的自然神。他认为楚国诗人已经把《九歌》组合成一场歌舞节目。1946年4月，闻一多把《九歌》改写成古代神话歌舞剧《九歌古歌舞剧悬解》，要在舞台演出上还原《九歌》。海陶玮认为闻一多与林庚对楚辞的研究最有价值。

闻一多突破了受儒家价值观限制住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框子，接受部分阿尔伯特·莫尔德的理论，跟利用佛洛依德早期心理学原理来分析文学。闻一多证明古代的传说、歌谣与神话都跟初民的宗教生活习惯和性生活不可分割，从仪式与性爱观点研究《诗经》，指出鱼、食鱼、饥等字词都和性爱有关，鱼在中国向来有生育儿女跟性爱的象征，代表女性；“鱼”则钓鱼、捕鱼、食鱼或水鸟吃鱼都是性爱隐语；“饥”是性欲不满足的隐语；雨、露、云、虹亦跟女性有关。后来那些卫道的传统儒家把《诗经》有关性生活的描写牵强附会到别的事情去。闻一多把《诗经》的“风”诗分为三大类：婚姻与求爱、家庭与爱情生活，以及其他的社会生活，注解《诗经》时侧重古代关于性生活的崇拜，有些创见很有深度，例如他把〈汝坟〉解释为一首坦白的女性爱情诗。〈芣苡〉一诗充满激情、希望与兴奋，描写在山上采红叶的妇女们。郑玄、朱熹等人都把〈新台〉一诗的“鸿”字解作大雁，闻一多则考证“鸿”其实是指蛤蟆，后来的学者很多都引用闻一多的看法。

唐诗方面，1922年，闻一多写成论文〈律诗底研究〉，系统地论述有关律诗的各种问题，指出律诗有“短且洗练”、紧凑、整齐、精严的特点。1928年他发表〈杜少陵年谱会笺〉，比较历代研究杜诗的注解，确定杜甫一生的事迹。学术界公认这篇文章的造诣不下于清朝考据学的成绩。他有系统地研究古典文学，包括唐诗，先校正文字，并清楚原文正确的读法，再诠释字义，最后才是说明历史社会背景、当时的生活状况。为了读通古诗，闻一多研究古代社会、民间传说和神话，于1935年发表〈高唐神女传说的分析〉，发现《诗经》“鱼”有女性的含义，诗句提到饥饿大概都是暗喻生理上性的饥渴，《诗经·候人》是叙述女孩子在等她的爱人，闻一多又引用宋玉〈高唐赋〉，说明女神梦见楚王，事实上就是这个女人在神话里爱上大禹。闻一多《神话与诗》具有人类学视野，他在1942年发表论文〈伏羲考〉，分析了49个关于洪水跟人类起源的传说，还用比较的方式讨论许多伏羲的画像。他指出伏羲和女娲最初都是一种图腾的形象，画出来是两条蛇作交尾状。伏羲与女娲渐渐“人化”，变成兄妹，后来结婚，到东汉时才取消兄妹通婚和交龙的形象。《易经》研究方面，闻一多希望从中看出古代的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怎样去照顾家畜，以及在外旅行的困难。闻一多又研究古文字，曾前往安阳的考古发掘地方去参观。

## 家庭

1922年2月，闻一多奉父母之命，与表妹高孝贞结婚。高孝贞缠过足，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念过书。闻一多婚后又回到清华学校。他的婚姻生活甜蜜，幸福美满，夫妻感情深厚。分离时闻一多常想念他的妻子。留美时他每次写信给妻子，都要先经父亲拆开看过，然后才递给他妻子，因为他父亲认为，有品德的青年不应写动感情的私信给女人或妻子。闻一多对家庭的责任感很强，喜爱家庭，从美国回国后，他把家眷接到北京。1938年，闻一多拒绝了教育部的招聘，坚持要到长沙，曾因此而与高孝贞争执，高孝贞一度以离婚相威胁。到武汉会战结束后，高孝贞态度软化，到昆明与闻一多会合。闻一多生了8个儿女：长女闻立瑛（早夭）、次女闻立燕（早夭）、长子闻立鹤、次子闻立雕、三子闻立鸿（早夭）、四子闻立鹏、三女闻名、四女闻惠羽。

##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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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指出，闻一多名字成为一种象征，代表为追求学术与自由，挺身而出反抗国民党的高压手段，其遇难鼓动了1947年一连串学生罢课。闻一多新诗启发和鼓励了许多与他同辈及后来的的诗人，如冯至承认其新诗曾受闻一多影响。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新诗继续反映闻一多诗那种节奏感。闻一多〈大阳吟〉一韵到底，为许多年轻诗人作示范，工厂诗人李学鳌承认从闻一多诗学习甚多，他写诗也喜欢一韵到底，例如〈英雄颂〉。1976年复刊的《诗刊》许多作品都有学习闻一多诗的痕迹。闻一多的诗歌理论大受学习新诗的学生们注意和敬佩，留下的影响历久不衰，其格律说对当时太过自由的诗风，有制衡作用，为新诗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诗人很多都会谈到闻一多关于格律问题的意见。在1959至1960年关于诗歌形式的争辩中，大家都同意闻一多的主张，认为诗歌应有技巧，并利用汉语内在的音乐性。闻一多指出中华古代大诗人技巧上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此后人们讨论新诗时都不忘这一点，1970年代中叶郭沫若和臧克家仍响应闻一多的主张。

学术方面，闻一多在古典文学研究独辟蹊径，为后来者开路。孙作云和余冠英等人有关《诗经》的著作都依从闻一多的说法。屈万里《诗经释义》、赵聪《诗经里的恋歌》都采录了闻一多有关《诗经》的一部分意见。亚瑟·伟利和霍克思英译《九歌》都受益于闻一多的研究。闻一多首先以“人民的诗人”称呼屈原，自此所有左翼作家都称屈原为“人民诗人”。

## 评价与地位

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分子记忆中，闻一多形象伟大，值得效法。闻一多死后名声与日俱增。中国共产党把闻一多的地位抬高到与鲁迅并列，1946年10月，周恩来在公开谈话说二人都是为人民服务最忠实的牛，闻一多最后决心甘愿为人民做奴隶。1949年毛泽东称赞闻一多具有骨气，临死也不在暗杀者的凶器前低头，鼓励作家歌颂闻一多，使他永垂不朽，在中华伟人历史人物之间占有一席位，“以身殉志，不亦伟乎！”。郭沫若把闻一多比作屈原，认为闻一多之死就如屈原的牺牲，同是为民众和国家尽责的献身。艾青称闻一多“走了一些曲折的道路”，但终于投奔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文学方面，沈从文认为“闻一多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朱湘曾批评诗集《红烛》不成熟，诗集《死水》出版后，就承认那几年闻一多的进步，远超过同辈的中国诗人，技术上达到完整的地步。朱自清认为闻一多是中国唯一在抗战以前就能写出真正爱国诗的诗人。吴晗说：“闻一多一辈子追寻的就是美”。马悦然赞扬闻一多是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学者。余光中则认为闻一多作品太少，距大诗人之境尚远。学术方面，朱自清和近藤光男分别认为闻一多考据学的成就，可以和清儒王念孙和戴震相媲美。陈珏认为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出于西方汉学而又“超越汉学”。

## 参见

- 闻一多故居
- 闻一多、朱自清旧居

## 基本资料

- 图像说明：在昆明时的闻一多
- 姓名：闻一多
- 字：友三
- 出生：闻家骅
- 出生：1899年11月24日
- 出生：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
- 逝世：1946年7月15日
- 逝世：被暗杀于云南昆明
- 职业：诗人、教授
- 国籍：中国
- 民族：汉族
- 教育程度：大学
- 母校：清华学校
- 创作时期：1920年－1930年
- 体裁：新诗
- 主题：爱国主义、唯美主义
- 文学运动：新月派
- 代表作：《红烛》、《死水》
- 配偶：高孝贞
- 子女：长女闻立瑛（早夭）、次女闻立燕（早夭）、长子闻立鹤、次子闻立雕、三子闻立鸿（早夭）、四子闻立鹏、三女闻名、四女闻惠羽
- 亲属：弟弟闻家驷
- 受影响于：济慈、李商隐、鲁迅
- 施影响于：冯至、臧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