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

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又称美国独立革命，是一场发生在1765年至1783年之间的殖民地反抗运动和独立战争，期间北美十三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建立美利坚合众国。这一时期的高峰是美国独立战争，于1775年4月19日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拉开序幕。美国革命领袖最初是以英国臣民的身份，为殖民地寻求更大的自治权，但后来转向支持完全独立，并认识到必须赢得独立战争才能实现这一目标。1775年6月，第二次大陆会议组建大陆军，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次年，大陆会议一致通过《独立宣言》。在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争中，大部分时间战局都悬而未决。然而，1781年华盛顿和大陆军在约克镇围城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促使乔治三世国王和英国政府谈判结束殖民统治，并承认美国独立。这一协议于1783年在《巴黎条约》中正式落实，从而确立了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

爆发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殖民者对殖民统治的不满，源于1763年英法北美战争中法国战败后不久，尽管殖民地参与并支持了这场战争，英国议会仍征收新税以补偿战时开支，并将殖民地西部土地控制权移交给驻蒙特利尔的英国官员。1765年，来自几个殖民地的代表召开印花税会议，其发布的《权利与不满宣言》主张，没有代表权的征税侵犯了他们作为英国人的权利。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汤森法案》后，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为平息日益高涨的反抗，乔治三世国王向波士顿派遣英国军队，这些军队于1770年3月5日在波士顿惨案中向抗议者开火，导致多人死亡。1773年12月16日，“自由之子”革命者乔装成美洲原住民，登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成箱的茶叶倾倒入波士顿港，史称“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一事件标志着美国革命向更激烈方向升级。伦敦随之关闭波士顿港，并颁布一系列惩罚性法律，实际上终结了马萨诸塞的自治，导致革命情绪进一步升温。

1774年末，十三殖民地中的十二个派出代表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乔治亚省于1775年加入。第一次大陆会议开始通过通讯委员会协调爱国者抵抗。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后，大陆军包围波士顿，迫使英国军队于1776年3月乘船撤离，从而使爱国者在每个殖民地掌握控制权。1775年8月，乔治三世国王颁布《镇压造反与叛乱宣言》，宣布马萨诸塞处于公开反抗和叛乱状态。1776年，第二次大陆会议开始审议《邦联条例》，旨在为十三殖民地确立自治的法律基础。7月2日，他们通过《李氏决议文》，支持国家独立；7月4日，一致通过主要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该宣言体现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和政治哲学，拒绝君主制和贵族制，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之权利。

独立战争在随后五年中继续进行。1776年12月圣诞夜，乔治·华盛顿率领军队乔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突袭驻扎在特伦顿的黑森佣兵并取得战术胜利。1777年夏季，英军于萨拉托加之役遭大陆军击败，此役成为战争的重要转捩点，并促使法国加入战争，罗尚博伯爵率领特别远征军抵达美国，将美国独立战争升格为全球战争。1781年9月28日起至10月19日，乔治·华盛顿在拉法叶侯爵、法国陆军及海军的支持下，率领大陆军在约克镇围城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俘获英国将军查尔斯·康沃利斯率领的约7500名英国及黑森雇佣兵。此战震撼英国议会与内阁，削弱乔治三世对议会的影响，导致诺斯勋爵政府于1782年垮台。议会逐渐形成共识，赞成停止战争并与美国谈判，最终于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并将密西西比河以东、五大湖以南的几乎所有领土让给这个新国家。

美国革命的影响深远，其推崇的个人自由和共和主义思想间接启发了法国大革命，并直接影响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也为后来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提供了参考。《独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与奴隶制度矛盾，引发了关于种族平等的长期争议，北部州逐步废奴，但南部维持奴隶制直至南北战争，相关问题持续影响美国政治。随着革命的胜利，美国成为第一个以成文宪法为基础建立联邦宪政共和国的现代国家，将“被治理者的同意”和法治原则扩展到大陆领土。革命后，美国经历了社会经济剧变，人口快速增长，出版业兴盛促进思想传播，西部扩张加速，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和北方的工业化蓬勃发展。

## 起源

### 历史背景

北美十三殖民地于17世纪作为英格兰王国的一部分而建立，涵盖新英格兰殖民地（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罗德岛、康涅狄格）、中部殖民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南部殖民地（马里兰、维珍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乔治亚）。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后，这些殖民地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殖民地居民多为英国移民或其后裔，视自己为英国臣民，享有“英国人权利”，如财产保护和法律程序权利。殖民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为后来的美国革命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1650至1750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自治意识，并萌生对英国政策的反抗。

各殖民地多由英国王室或特许公司设立，拥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殖民地议会负责立法和征税，但王室任命的总督拥有行政权，英国议会保留否决殖民地法律的权力。这种结构在17世纪中叶运行顺畅，但不列颠内战（1642年—1651年）间接影响殖民地政治，由于王权与议会之间的冲突，殖民地一度出现权力真空，部分地区（如新英格兰）实际上获得更大自治权。1660年王政复辟后，马萨诸塞殖民地并未立即承认查理二世为合法君主，直到1661年才正式派遣使者向国王表达效忠。

1670年代的菲利普国王战争（1675年至1676年，部分地区延续至1678年）成为新英格兰的重大转折点。殖民地与万帕诺亚格族领袖梅塔科姆（即“菲利普国王”）及其盟友爆发激烈战争，英国本土未派遣军事援助，殖民地主要依靠地方民兵取得胜利。这场战争加强了新英格兰各殖民地的联合与自卫传统，并在历史学者如吉儿．莱波尔（Jill Lepore）的观点中，被视为促进地方自信的契机。然而，殖民地并未因此产生独立意识，依然效忠英王。

殖民地早期的政治结构深受英国影响，但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非正式地采取“有益忽视”（salutary neglect）政策，对北美十三殖民地的内部事务采取较宽松的态度，让殖民地得以高度自治。此政策加上光荣革命所带来的自由理念，促使殖民地逐渐形成自身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特色。例如，马萨诸塞等新英格兰殖民地由清教徒主导，强调宗教和社区治理，选举地方议会管理内政。维珍尼亚等南部殖民地则以种植园经济为主，议会由财产拥有者控制。中部殖民地如宾夕法尼亚因贵格会影响，注重宗教自由和多元文化。

宾夕法尼亚在1682年由威廉·佩恩制定的政府框架，以及1691年马萨诸塞特许状的更新，都反映了殖民地自治的发展。新英格兰地区公理会的民主式教会治理，以及18世纪30至40年代席卷各殖民地的第一次大觉醒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宗教自主性。在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虽然并非普遍现象，但马萨诸塞后来逐步废除奴隶制，而乔治亚在初期亦曾禁止奴隶制度，显示部分殖民地在社会议题上出现不同于英国本土的取向。

### 早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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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年代，英国王室试图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引发冲突。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认为殖民地自治威胁帝国统一，开始废止特许状。1686年，詹姆士二世将新英格兰殖民地、纽约和新泽西合并为新英格兰自治领，由埃德蒙·安德罗斯直接统治，限制殖民地议会、城镇会议和财产权，并征收新税。此举引发强烈不满。1688年光荣革命推翻詹姆士二世，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登基；1689年波士顿起义推翻新英格兰自治领的安德鲁斯总督。随后，英国颁布1691年《马萨诸塞特许状》，合并马萨诸塞湾与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马萨诸塞湾省，虽然殖民地仍保有议会与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总督改由王室任命，显示英国仍在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

经济上，英国推行重商主义，视殖民地为母国经济的附属。1651年起，一系列《航海法案》要求殖民地只能与英国或其殖民地贸易，指定商品（如烟草）必须运往英国，进口需经英国港口缴税。1699年《羊毛法令》、1732年《帽子法令》和1750年《铁法令》进一步规范殖民地产业，限制与外国竞争。新英格兰的造船业因法案限制外国船只而受益，但1733年《糖蜜法令》对糖蜜征收每加仑六便士关税，影响新英格兰的朗姆酒贸易，引发走私和贿赂。1740年代，英国因国内外战争及资源分配问题，对殖民地贸易法执行松懈，形成“有益忽视”政策，殖民地因此享有较高自治与经济弹性。

1740年至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北美称之为乔治王战争），新英格兰殖民地动员民兵，并在皇家海军支援下攻占了法国位于布雷顿角岛的路易斯堡 (新斯科舍省)。然而，1748年签订的《艾克斯拉沙佩条约》将路易斯堡归还给法国，以换取欧洲战场上其他领土。殖民地对此结果普遍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才夺取要塞，却在外交谈判中被英国交还给法国，这加深了殖民地对英国决策的不信任。

政治上，殖民地受启蒙运动和辉格党理念影响，强调自由和反对暴政。光荣革命后，英国逐步发展为君主立宪制，十三殖民地也建立起模仿英国下议院的地方议会，由财产拥有者选举产生，强调只有殖民地议会本身才有课税权。这种自治理念在18世纪中叶逐渐演变为“无代表，不纳税”的主张。至1750年代，十三殖民地人口从1650年的约5万增至约120万，经济多元化，文化上受启蒙思想影响，自治意识增强。虽然仍视自己为英国臣民，但对英国在税收和贸易限制方面的政策抗拒为1760年代的革命冲突埋下种子。

### 七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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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1754年—1763年）是美国革命前的重要历史转折点。这场全球性冲突涉及英国、法国及其盟友，战场遍及欧洲、北美、亚洲和非洲，对北美十三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战争不仅重塑了北美地缘政治格局，还因英国随后的政策调整，激化了殖民地与母国的紧张关系。美国史学界“帝国学派”（Imperial School）的代表人物劳伦斯·H·吉普森（Lawrence H. Gipson）主张，美国革命并非单纯的殖民地独立运动，而是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为整合庞大帝国与筹措战债而改变殖民政策所引发的冲突。

这场战争始于1754年，起因于俄亥俄河谷的领土争端，英国与法国均试图控制这一地区的北美毛皮贸易和战略要地。英国动员约45,000名士兵，包括正规军和殖民地志愿者，殖民地也提供资金支持地方民兵，部分开支由英国政府补偿。战争初期，英国屡遭挫败，如1755年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在莫农加希拉战役的惨败，但1759年攻克魁北克后局势逆转。1763年《巴黎条约》结束战争，法国割让密西西比河以东领土（包括加拿大魁北克）和佛罗里达（转交西班牙后由英国控制），使英国成为北美主导力量。然而，战争使英国国债激增至约1.33亿英镑，几乎是年收入的13倍，迫使政府寻求新财源并加强对殖民地的管理。

为管理新领土和防御潜在威胁，英国政府于1763年决定在北美永久驻扎约10,000名士兵，主要由格伦维尔政府规划。驻军旨在保护新获得的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地区，执行海关税务，防止白人殖民者与原住民冲突。殖民地居民对和平时期的常备军反感，认为其违背英国宪政传统。1765年《驻军法》要求殖民地提供军队住所和补给，进一步加剧不满。此外，英国削减对原住民的传统礼物外交（如1762年阿默斯特将军的政策），激怒了俄亥俄河谷及五大湖地区的部落，引发1763至1766年的庞蒂亚克战争。虽然英军最终平息了起义，但此事件暴露了英国在新取得领土管理上的困难，并促使政府颁布《1763年公告》，以限制殖民者向西部扩张。《公告》禁止殖民者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定居，旨在减少与原住民冲突并降低军费开支。许多殖民者，特别是土地投机者和退伍军人，认为战争胜利应赋予他们西进权利，对《公告》强烈不满。公告未能有效阻止西进，反而加深了殖民者对英国权威的质疑。

经济上，英国为偿债加强对殖民地的税收和贸易管制。《航海法案》长期限制殖民地与外国贸易，但此前执法宽松，允许走私。1760年代，英国开始严格执行，使用“协助令状”进行广泛搜查，引发新英格兰商人反弹。1761年，马萨诸塞律师小詹姆斯·奥提斯抗议“协助令状”违反英国臣民权利，虽败诉，但其论点启发了殖民地对“无代表，不纳税”的诉求。约翰·亚当斯后称此为美国独立意识的萌芽。

英国政府因战争开支庞大，且从法国手中取得大片北美领土，开始推行更直接的控制措施，包括加强税务管理和贸易管制，却无意间激化了殖民地的不满。此举被殖民地视为对既有自治权利的侵犯，激发了恢复自主权的诉求。战后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十三殖民地与英国的决裂。一名参与革命的爱国者、来自马萨诸塞丹弗斯的利维·普雷斯顿上尉，在战后被问及为何反抗英国时回答：“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管理自己，而且我们一直打算这样做。他们却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反映了殖民地长期以来对自治传统的重视，以及对英国加强管制的不满。

## 税赋课征争议

### 《食糖法》及《印花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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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至1775年间，英国政府试图透过新税法筹措资金，以偿还七年战争的债务并维持北美驻军。战争结束后，英国债务大幅增加，达到约1亿3300万英镑，年利息约5百万英镑，占国家预算非常之大的比例。首相乔治·格伦维尔于1763年上台后，认为殖民地应分担帝国防卫成本，因为殖民地税负相对本土轻微，在人均基础上，殖民地居民向帝国缴纳的税款仅为1先令，而英国本土居民缴纳的税款为26先令。格伦维尔的政策旨在加强税收执法和引入新税种，但这引发殖民地对英国议会权力的质疑，特别是“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

1764年的《食糖法》是英国对殖民地税收改革的开端。这项法律将糖蜜进口税从每加仑6便士降至3便士，但首次严格执行，并对糖、葡萄酒、咖啡、靛蓝等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同时，法案加强海关执法，并由无陪审团的副海军法庭审理走私案件。英国政府估计，此法可每年筹措约45,000英镑，用于偿债和维持北美驻军。殖民地商人，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朗姆酒制造者，对此不满，因为它干扰了与法属和荷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虽然税率降低，但严格执法被视为对殖民地经济自主的侵犯。同年通过的《货币法》进一步限制殖民地发行纸币，旨在稳定帝国货币，但加剧了殖民地的通货短缺和经济压力。

《食糖法》后，由于英国国内反对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并增加税收，国会遂要求殖民地分担驻军开支，英国议会进而于1765年通过《印花法令》，这是首个直接对殖民地内部交易征税的法律。税法要求所有官方文件、报纸、年历、小册子、商业合约、许可证甚至扑克牌，都需贴上印花税票，税额从1便士到数英镑不等，预计每年可筹措约60,000英镑，用于支付北美驻军费用。税负实际上较低，但殖民地居民反对的核心在于英国议会无权征税，因为殖民地在议会中无代表。小詹姆斯·奥蒂斯等殖民地领袖主张，税收需经殖民地议会同意，否则违反英国宪法传统。英国政府则主张虚拟代表，即议会代表整个帝国，包括无选举权的群体，但奥蒂斯反驳称，议会中无人专责殖民地事务，因此无有效代表。

《印花法令》引发广泛抗议，殖民地成立“自由之子”组织，使用宣传、抵制英国货和暴力手段阻碍税法执行。在波士顿，“自由之子”焚烧税务记录并洗劫首席法官托马斯·哈钦森的住所。其他殖民地如纽约和费城也发生类似示威。抗议促使九个殖民地于1765年10月召开印花税会议，通过《权利与不满宣言》，主张殖民地居民享有与英国本土臣民同等权利，反对无代表税收，并呼吁联合抵制英国商品。会议强调，税收权属殖民地议会，而非英国议会。

抗议导致英国贸易损失，1765年7月罗金汉政府上台后，议会辩论废除税法。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66年2月在议会作证，指出殖民地在七年战争中贡献大量人力和资金，估计提供约25,000士兵，相当于英国派至北美的正规军数目，进一步税收不公可能引发叛乱。议会于1766年2月废除《印花法令》，但同时通过《宣告法令》，宣称议会对殖民地拥有“在所有事务上”的立法权。此举旨在维护议会权威，但殖民地视为胜利，广泛庆祝。

### 《汤森法令》和波士顿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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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系列法案，旨在筹措资金并主张对北美殖民地的权力。这组法案以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命名为《汤森法令》，包括《1767年收入法》、《海关委员会法》、《纽约限制法》、《补偿法》，以及《1768年副海军法庭法》。其中《收入法》对从英国进口到殖民地的玻璃、铅、油漆、纸张和茶叶征收关税，预计每年可筹措约40,000英镑，用于支付殖民地总督和法官薪资，使其独立于地方议会，从而强化英国控制。《海关委员会法》在波士顿设立新海关局，加强贸易法执法和打击走私。《纽约限制法》暂停纽约议会立法权，直到其遵守1765年《驻军法》，提供英国军队住所和补给。《补偿法》降低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税，允许廉价再出口到殖民地。《副海军法庭法》在波士顿、费城和查尔斯顿设立新法庭，审理海关违规案件，无需陪审团。

英国政府认为这些税项为外税，用于贸易管制而非内税，因此不会像1765年《印花法令》那样引发强烈反对。汤森相信间接税对一般民众影响较小，不易激起民怨。然而，殖民地居民视这些税为专门针对殖民地的收入税，目的是从殖民地获取资金而非仅管制贸易。英国议会视自身为帝国最高立法机构，主张殖民地为附属法人，无需征询即可征税。虚拟代表论被用来辩护，称多数英国人亦无直接选举权，但殖民地领袖如约翰·狄金森于1767年12月起在费城报纸发表《宾夕法尼亚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中驳斥此说，主张议会任何税收皆违宪，因为其目的是筹资而非贸易管制，警告此举开启危险先例，强调地理距离和利益差异使虚拟代表无效。狄金森的书简广泛流传，强化殖民地对英国权力的质疑。

殖民地对《汤森法令》的反应包括广泛抗议和经济抵制。马萨诸塞议会于1768年2月发表一份马萨诸塞巡回信，敦促其他殖民地协调抵抗税法，主张税收需经殖民地同意。总督第一代从男爵弗朗西斯·伯纳德爵士要求议会撤回信件，议会拒绝后被解散。波士顿商人于1768年1月发起不进口协议，拒绝英国货，其他港口如纽约和费城跟进。维珍尼亚议会通过“联盟”决议，抵制税项商品。抵制导致1769年英国出口下降约38%，但不如预期有效，因为税项商品广泛使用，许多商人未完全参与，且抵制于1770年开始瓦解，到1771年结束。

执法过程中，波士顿成为冲突焦点。1768年6月10日，约翰·汉考克的船只自由号因涉嫌走私被海关扣押，引发暴动，群众袭击海关官员，迫使他们逃离。英国军舰罗姆尼号战舰 (1762年)参与扣押，并强征水手，进一步激怒当地居民。海关局向伦敦报告波士顿处于暴动状态，促使英国派遣军队。1768年10月1日，约1,000名英国士兵进驻波士顿，维持秩序和执法，但这加剧紧张，殖民地视为武力压迫，士兵与居民冲突频发。1770年2月，一名海关人员在抗议中射杀11岁男孩克里斯多福·塞德尔，引发更大愤怒。1770年3月5日晚，一群300至400名殖民地居民在波士顿海关大楼外包围哨兵休·怀特，投扰辱骂并投掷雪球、石头和垃圾。托马斯·普雷斯顿上尉带7名士兵增援，群众继续挑衅，一士兵被棍打倒。士兵未接获开火命令，但恐慌中开枪，击中11人。三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伤重不治。事件迅速被称为波士顿大屠杀。随后，总督托马斯·哈钦森下令士兵撤至城外的威廉城堡，以缓和局势。事后，两名军人被判误杀，罚拇指烙印。审判强调士兵恐慌和群众挑衅，但爱国者如山缪·亚当斯和保罗·里维尔利用事件宣传反英情绪。

事件加速英国与殖民地关系恶化。1770年3月5日，诺斯勋爵在议会提议废除大部分《汤森法令》税项，仅保留茶叶税以主张议会权力，4月12日获批准。废除暂时化解危机，抵制大多停止，但茶叶税保留象征英国税权，革命者主张只有殖民地议会可征税。1772年6月，加斯皮号事件中，殖民者烧毁英国海关船只，被控叛国立案调查但无结果。1773年，哈钦森和副总督安德鲁·奥利佛之间的哈钦森信件泄露事件，内容主张殖民者不能享有与英国人完全相同的自由，奥利佛则建议由王室直接支付殖民地官员薪资，取代当地议会的财政掌控。信件公开后，被殖民者视为“限制殖民地自由的阴谋”的证据。本杰明·富兰克林承认自己是把信件从英国传到美洲，随后被罢免了殖民地邮政总局副局长职位。

山缪·亚当斯于1772年组织通讯委员会，连结波士顿与其他殖民地，作为反英组织的沟通平台。维珍尼亚于1773年初设立委员会，帕特里克·亨利和托马斯·杰斐逊参与。约7000至8000名爱国者担任委员会成员，多为社区领袖，排除效忠派。委员会领导抵抗英国行动，监督商人记录，公布违反抵制者姓名，后成为战争时期州和地方领导框架，为大陆会议和独立战争提供组织基础。

### 《茶叶法令》和波士顿倾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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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5月10日，英国议会通过《茶叶法令》，旨在救助财政困难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并强化对北美殖民地的税收权威。东印度公司因管理不善和市场竞争，累积约1700万磅茶叶库存，面临破产。法案允许公司直接向殖民地销售茶叶，免除英国本土出口税，并绕过伦敦茶叶拍卖会和殖民地中间商，指定特许经销商销售。虽然茶价因此降低（每磅约减1先令），法案保留1767年《汤森法令》的每磅3便士进口税。英国政府认为此举可协助清库存，并因外税性质不致引发如1765年《印花税法》的反弹。然而，殖民地居民视法案为议会强加税权和垄断的阴谋，威胁经济自主和政治权利。

殖民地对《茶叶法》的反应迅速而激烈。爱国者领袖，如山缪·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主张购买茶叶等于承认议会税权，违反“无代表，不纳税”原则。1767年以来，殖民地已通过不进口协议抵制英国货，1773年《茶叶法》重燃抵制热潮。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等地居民迫使经销商辞职或退货，茶叶船只被拒卸货。例如，费城于10月迫使经销商公开放弃职务，船只返英。波士顿则因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强硬态度陷入僵局。哈钦森坚持茶叶必须卸货并缴税，而且其家族亦为经销商之一，激化当地矛盾。

波士顿的抗议行动在1773年11月至12月升级。11月3日起，波士顿镇会议要求经销商辞职未果。11月28日起，三艘茶船先后抵港，共载342箱茶叶。根据海关法，船只须在20天内缴税或被扣押。山缪·亚当斯领导的“自由之子”组织动员抗议，数千人在旧南会议厅集会，决议不允许茶叶卸货。12月16日，哈钦森拒绝让船只离港，镇会议结束后，约30至130名抗议者（部分化装成莫霍克族原住民以隐藏身份）登上三艘船，将342箱茶叶倒入波士顿港。此事件后被称为“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美国革命的标志性事件。爱国者利用事件宣传，强化反英情绪。通信委员会将事件传播至十三殖民地，维珍尼亚等殖民地公开支持波士顿，促进团结。并强化爱国者网络。

### 《不可容忍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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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英国议会先后通过一系列法案以惩罚马萨诸塞殖民地对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抗议，这些法案被殖民地统称为《不可容忍法令》，包括《波士顿港口法令》、《马萨诸塞政府法令》、《1774年司法行政法令》和《驻军法令》，另有《魁北克法令》常被视为相关法案。这些措施旨在恢复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但反而激化殖民地团结，为美国革命铺路。

《波士顿港口法令》要求，波士顿港自1774年3月31日起关闭，直至东印度公司因倾茶事件损失的约一万英镑得到赔偿，严重影响波士顿经济，引发居民愤怒。《马萨诸塞政府法令》修改1714年特许状，禁止未经总督批准的城镇会议，参事会由总督任命而非选举，限制自治权。《司法行政法令》允许被控罪的英国官员和士兵在英国或另一殖民地受审，避开殖民地陪审团，被视为保护英国人员免受公正审判。《驻军法令》允许总督在民宅驻军，无需屋主同意，殖民地视为侵犯财产权。《魁北克法令》扩大魁北克边界至俄亥俄河谷，承认天主教权利，限制殖民地西进，被新英格兰清教徒视为宗教和领土威胁。

马萨诸塞对法案反应强烈。1774年9月9日，沙福克镇会议通过《沙福克决议》，谴责法案为非法，呼吁不服从、抵制英国货，并组织民兵。决议由约瑟·瓦伦起草，保罗·里维尔传至其他殖民地，激发广泛支持。马萨诸塞建立省议会 (美国革命)作为影子政府，接管法院和税务，训练民兵对抗英国占领的波士顿。其他殖民地响应，扩大通讯委员会，连结爱国者，控制地方政府，取代英国权威。

1774年9月5日至10月26日，十二个殖民地（乔治亚除外）在费城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作为协调抵抗的平台。会议通过《殖民者权利宣言》，指出殖民者应享有与英国臣民同等权利，包括税收需经选举代表同意、享有陪审团审判。宾夕法尼亚议员约瑟夫·加洛威提议成立殖民地议会，审批英国议会法案，以缓和冲突，但以6比5票否决，反映爱国者倾向更强硬立场。会议最重要的举措是形成《大陆协定》，规定自1774年12月1日起抵制英国货，1775年9月停止对英国出口，由地方委员会监督商人记录，公布违反者名单，赋予民众参政角色。《不可容忍法案》未能孤立马萨诸塞，反而促进殖民地团结。通讯委员会和省议会成为抵抗核心，维珍尼亚、马里兰等殖民地效仿马萨诸塞，组织民兵和地方政府。民兵利用英法北美战争的经验，开始武装训练。《大陆协定》的经济抵制削弱英国贸易，迫使议会面对殖民地统一反抗，标志着从税务争议转向全面对抗。

## 宣告独立

### 早期的军事冲突

1775年初，随着《不可容忍法案》与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发生，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2月，乔治三世宣布马萨诸塞处于叛乱状态，并命令波士顿驻军指挥官托马斯·盖奇没收爱国者的武器并逮捕其领袖。4月19日，英军行军至康科德，企图摧毁当地军火库，与爱国者民兵展开交火，最终引发列克星敦与康科德战役。此役标志着美国革命战争的开端，并彻底激起殖民地的武装抵抗。

战役后，约15,000名爱国者民兵迅速集结，围困波士顿城内的约6,500名英军，波士顿围城战由此展开。这些民兵虽缺乏正规训练，但多由地方领袖如约翰·史塔克与伊斯雷尔·帕特南组织，且具备参与英法北美战争的经验。1775年6月17日，邦克山战役爆发。爱国者约2,200人抢先占据布里德山并构筑防御工事。英军将领威廉·何奥率约2,400人发起进攻，经三次冲锋方才夺下阵地，却付出约1,000人的惨重伤亡（226死、828伤），爱国者则有约450人伤亡（140死、310伤）。尽管战役最终以英军胜利告终，但高昂代价削弱了英方士气，同时凸显爱国者的顽强抵抗力。

1775年5月10日，第二次大陆会议于费城召开，12个殖民地（乔治亚稍后加入）代表齐聚商讨对策。会议授权成立大陆军，并于6月14日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以统一各地民兵行动。7月5日，会议通过《橄榄枝请愿书》，希望借由表达对乔治三世的忠诚以换取和解，并请求撤销《不可容忍法案》。与此同时，会议亦呼吁各殖民地加强民兵训练，以备长期抗争。《橄榄枝请愿书》于1775年8月13日抵达英国，但尚未递交前，乔治三世已于数日前颁布《镇压叛乱和煽动叛乱文告》，认定北美殖民地已受“危险且心怀不轨者”误导，正“叛逆地筹备、组织并对我们发动战争”。

1775年9月，大陆会议策划入侵魁北克，企图争取法裔居民支持并削弱英国在当地的控制。班尼狄·阿诺率领1,100人穿越缅因，理查德·蒙哥马利则自提康德罗加率军北进。12月31日，双方会合后发动对魁北克城的攻击，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蒙哥马利在战斗中阵亡，美军约有100人战死、400人被俘，余下部队则因天花疫情而被迫撤退，暴露出大陆军后勤支援的严重不足。

### 草拟州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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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6月邦克山战役后，爱国者在马萨诸塞波士顿以外地区取得控制，忠诚派失去英国军队保护，陷入守势。随后，十三殖民地的爱国者陆续推翻英国殖民政府，关闭法院，驱逐皇家官员，召开选举会议，建立独立于英国法律的立法机构。1775年至1776年间，各殖民地开始起草新宪法，取代皇家特许状，宣布成为州而非殖民地，确立共和制，废除世袭职位，为美国革命提供政治基础。

1776年1月5日，新罕布什尔率先批准首部州宪法，成为范例。1776年5月10日，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决议，敦促各殖民地废除英国权威，建立地方权力机构，由约翰·亚当斯推动并于5月15日正式通过。维珍尼亚于6月29日批准宪法，包含《权利宣言》，影响后来的《美国宪法》。南卡罗来纳于3月26日、新泽西于7月2日完成宪法，均在《独立宣言》签署（7月4日）前。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则修改现有特许状，删除对王室的提及，作为临时宪法。其他州如马里兰（11月11日）、特拉华（9月20日）、宾夕法尼亚（9月28日）陆续完成宪法。

各州宪法反映不同政治理念。维珍尼亚、马里兰、马萨诸塞、纽约和特拉华等州采保守模式，设财产资格限制投票和从政（纽约和马里兰略放宽），建立两院制（上议院制衡下议院），赋予州长否决权和广泛任命权，允许一人多职。新英格兰州如马萨诸塞保留州立宗教（如公理会），确保精英控制。1776年5月26日，约翰·亚当斯致信詹姆斯·沙利文，警告如果过分扩大选举权，如妇女或无财产者要求投票，可能引发争议及破坏社会阶级，反映保守派对普选的担忧。

相比之下，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新罕布什尔的宪法较为宽松，倾向普选或低财产门槛。宾夕法尼亚由托马斯·潘恩等人影响，授予21岁以上男性投票权，新泽西允许部分有产寡妇投票（1807年撤销）。这些州采用一院制，州长权力弱，无否决权，任命权有限，并禁止一人多职，强调民主参与。

宾夕法尼亚宪法尤为特别，要求议员宣誓效忠宪法，设最高行政会议分担州长职权。这部宪法维持了14年，至1790年保守派掌控州议会，召开制宪会议，修改宪法，缩减普选范围，增设财产资格的上院，授予州长否决权和任命权，强化精英控制。托马斯·潘恩批评新宪法背离美国民主精神。各州宪法反映革命初期对共和制的不同设想，为1787年联邦宪法提供了经验。

### 通过《独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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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初，美国殖民地与英国的冲突因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及波士顿围城而进一步加剧，独立意识迅速高涨。此时，一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迅速在殖民地社会传播，这本小册子由刚从英国移民到费城的汤玛士·潘恩撰写，他强烈抨击君主制度，质疑英国帝国统治的正当性，并写道：“让一座岛屿永远统治一整个大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常识》以简明语言、圣经典故与激烈措辞吸引了广泛读者，在殖民地迅速传播，对公共舆论产生巨大影响。

4月12日，北卡罗来纳省议会通过《哈利法克斯决议》，成为首个明确授权大陆会议代表支持独立的殖民地。随后，维珍尼亚立法机构于5月15日通过决议，指示代表提出独立动议，并起草州宪法。6月间，罗德岛、南卡罗来纳、新罕布什尔、乔治亚、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特拉华和马里兰陆续表态支持独立；宾夕法尼亚与纽约则在稍后加入，使十二个殖民地达成共识。

1776年6月7日，维珍尼亚代表理查德·亨利·李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后称独立厅）向第二次大陆会议正式提案，主张殖民地应成为“自由独立的州”。会议遂委托五人委员会（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杰·谢尔曼、罗伯特·利文斯顿）起草宣言，由杰斐逊执笔完成初稿。7月1日起，大会展开审议；7月2日，十二个殖民地（纽约弃权，乔治亚缺席）通过独立决议。7月4日，五十六名代表一致批准修改后的《独立宣言》，其中删除了杰斐逊谴责奴隶制的段落，但保留“人人生而平等”等核心理念，彰显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否定君主制与贵族制，宣告十三个殖民地成为独立主权州。自此，这一天成为美国的国庆日。

随着各州新宪法的制定以及《独立宣言》的发表，十三个前英国殖民地开始以拥有独立主权的州份身份运作。各州拥有自己的政府架构，处理内部事务，并逐步确立共和制原则。为了有效处理国际关系、缔结同盟以及协调共同防务，各州需要建立更紧密的联盟。为统筹十三州在国际与战争上的行动，大陆会议于1777年11月15日通过《联邦条款与永久联盟》（简称《邦联条例》），建立松散的邦联体制，规定各州保留主权，而中央政府则负责外交、战争与货币事务。条款提交各州批准时，因马里兰坚持处理西部土地权问题而延宕，直至1781年2月争端化解后才获全数通过。3月1日，《邦联条例》正式生效，翌日（3月2日），大陆会议解散，邦联议会成立，由塞缪尔·亨廷顿出任主席。《邦联条例》在独立战争期间提供了协调框架，促成1778年美法同盟，并为约克镇战役等关键胜利奠定基础。

## 独立战争

### 战争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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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争于1775年4月19日爆发，远在大陆会议正式宣布独立之前。当时，英军驻扎指挥官托马斯·盖奇派兵前往没收康科德的军火库，引发列克星敦与康科德战役。爱国者民兵在列克星敦与英军交火，造成8人阵亡；随后于康科德伏击英军，导致英军73人战死、174人受伤，而爱国者约有90人伤亡。英方误判爱国者的广泛支持，以为突袭能压制“少数叛乱”，却意外点燃全面战争。战后，约15,000名民兵围困波士顿城，包围约6,500英军，开启波士顿围城战。

1776年3月，乔治·华盛顿利用从提康德罗加堡缴获的大炮，艰难地在严寒冰雪中运至波士顿，并于多彻斯特高地争夺战中发挥关键作用。3月17日，英军指挥官威廉·何奥率军撤往哈利法斯，爱国者遂掌控马萨诸塞，忠诚派影响力骤减。同年7月，英国集结约32,000人（其中包括黑森佣兵），在纽约登陆，试图控制哈德逊河以孤立新英格兰。英军总司令威廉·何奥随即展开纽约及新泽西战役。8月27日的长岛会战中，英军击败约10,000人大陆军，造成约2,000人伤亡（其中1,000人被俘）。9月11日，约翰·亚当斯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斯塔滕岛与时任皇家海军北美和西印度群岛舰队总司令李察·何奥会谈，即斯塔滕岛和议。何奥要求撤回《独立宣言》，遭到美国代表拒绝，谈判破裂。此后，英国军队继续推进，迅速攻占纽约市，并几乎俘获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纽约市成为英国在北美的主要政治与军事基地，控制着具战略重要性的港口，直至1783年11月才撤退日 (纽约)。期间，大批效忠派人士涌入纽约避难，该市亦成为美国革命战争情报网络的重要据点。

英军进占新泽西，迫使大陆军退至宾夕法尼亚。为扭转劣势，华盛顿率军在1776年12月25日圣诞节当晚乔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带领他仅存的约2,400名士兵突袭驻扎在特伦顿的黑森佣兵，取得战术胜利，俘虏约900名黑森佣兵（22人战死、83人受伤）。1777年1月3日，他在普林斯顿再度击败英军，夺回新泽西大部分地区。这些小规模但关键的胜利，使大陆军夺得急需的补给并大大提振了士气，为此前纽约失利带来转机。

1777年，英军制定计划意图控制哈德逊河，切断新英格兰。约翰·伯戈因率约6,000人自加拿大南下，原计划与威廉·何奥自纽约北上会合。然而何奥未与伯戈因协调，反而费城战役，并于9月26日占领该城，迫使大陆会议辗转撤往兰卡斯特与约克。大陆军撤退后，10月至11月间，特拉华河的费城战役牵制了约3,000英军，使华盛顿得以安全率领约11,000人退至福吉谷过冬。另一方面，伯戈因进军缓慢，于9月19日与10月7日两度在萨拉托加战役中遭霍雷肖·盖茨率领的约15,000人大陆军击败，最终于10月17日率领约5,900人投降。萨拉托加战役被视为战争转捩点，展现了大陆军的战力。

### 美法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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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托加的胜利促使法国正式支持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巴黎谈判，并于1778年2月6日签署《美法友好贸易条约》和《同盟条约》，使法国成为首个承认《独立宣言》的国家。1780年，罗尚博伯爵率领特别远征军援助美国，战争遂扩大为全球冲突。英法于欧洲与印度交战，西班牙（1779年）与荷兰（1780年）亦先后加入法国一方，使英国陷入孤立，被迫分兵保护加勒比海殖民地。在英国议会内，虽有威廉·皮特呼吁与美国和解以对抗法国，但未获采纳，许多亲殖民地议员因美法同盟而转为反美。1778年，何奥辞职，由亨利·克林顿接任英军总司令。6月，克林顿奉命撤出费城，率约10,000人北撤至纽约，以防法美联军。华盛顿率约11,000人在6月28日蒙茅斯战役中拦截，虽战役未分胜负，英军仍退守纽约。北部战局自此陷入僵局。经福吉谷冬训后，大陆军军纪明显提升，华盛顿调整战术，避免正面决战，转而以游击与消耗战维持部队完整，战争重心逐渐南移。

1778年以后，随着法、西、荷相继参战，战争全球化，英国转向美国革命战争南方战场，认为乔治亚与南卡罗来纳忠诚派众多，且当地奴隶可能因英方承诺自由而投靠英军。1778年12月29日，英军攻下萨凡纳，控制乔治亚海岸。1780年5月12日，克林顿攻陷查尔斯顿；同年8月16日的卡姆登战役又击败大陆军，造成约2,000人伤亡（其中1,000人被俘），成功控制乔治亚与南卡罗来纳大部。英军在内陆设防，冀望忠诚派响应，但收效甚微，农村地区反而陷入爱国者民兵（如弗朗西斯·马里昂）与忠诚派的游击内战，进一步削弱英军掌控。1780年10月7日的国王山战役中，爱国者再获胜利，重挫忠诚派士气。

1781年，查尔斯·康沃利斯率约8,000人北上维珍尼亚，驻扎于约克镇，等待英国舰队支援。乔治·华盛顿与法军将领罗尚博协同，率约17,000人（包含8,800名大陆军与7,800名法军）南下。9月5日，法国舰队于切萨皮克湾战役击败英军舰队，封锁约克镇港口。9月28日，联军展开为期三周的约克镇围城战，最终于10月19日迫使康沃利斯投降，约8,000人被俘。此役成为决定性转折，英国战略彻底崩溃，国内支持战争的意愿跌至谷底。虽然乔治三世一度坚持续战，但议会内，包括威廉·皮特在内的声音日益倾向和谈。约克镇战役后，英军仍在纽约、查尔斯顿与萨凡纳驻有26,000人，但未再发动大规模攻势。1782年，法军撤离，美国独自面对内部挑战。大陆军因长期欠薪爆发不满，1783年3月纽堡阴谋险酿兵变，幸得华盛顿以演说安抚，邦联议会承诺发放五年奖金以稳定军心。英军则逐步撤离：1782年11月弃守查尔斯顿，1783年11月25日撤出纽约。

### 巴黎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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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条约》的谈判始于1782年。美国代表团包括约翰·杰伊、本杰明·富兰克林与约翰·亚当斯。他们起初与法国协调，然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支持美国独立，但不希望新国家取得过多领土，意图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由于担心在领土分配上受法国牵制，美国代表团决定与英国秘密展开直接谈判，暂时绕过法国的调停角色。

当时的英国首相谢尔本伯爵主导谈判。他认为，与其持续战争，不如承认美国独立，并将其培养为英国未来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经过数月磋商，双方在领土、贸易与财产问题上达成协议。美国获得密西西比河以东、加拿大以南、佛罗里达以北的广大土地，这一成果大大超出最初的期望。佛罗里达则由西班牙从英国手中接管。此外，美国人取得在英属北美纽芬兰沿海及圣劳伦斯湾外海的传统捕鱼权。条约条款还包括：建议各州允许保皇党人收回财产或获得补偿；双方同意承认彼此合法债务的清偿。然而，由于地方反对与执行困难，许多保皇党人并未能取回土地，最终大批迁往加拿大或回到英国。战争结束后，英国结束对美国港口的封锁，美国商人理论上可以自由与世界各国贸易，但英美之间的贸易壁垒和关税限制仍然存在，直到1795年《杰伊条约》才部分解决。

原住民部落并未被纳入条约。英国在谈判中基本放弃了对其盟友如易洛魁联盟的保护。对于居住在五大湖与俄亥俄河谷的原住民族群而言，条约既未经其同意，也无法保障其土地权利。虽然英国继续在西部要塞驻军并私下供应武器，但随后的冲突最终导致这些部落被美国军事行动击败，并逐渐丧失领土。对英国而言，失去十三殖民地是巨大打击。战争显示出大英帝国财政—军事体制的局限性，漫长而脆弱的跨大西洋补给线使英军难以维持优势。失败引发国内激烈的政治争论与对国王内阁的批评，乔治三世甚至一度起草退位信，但最终未付诸实行。随着战争结束，议会关注焦点转向政治代表性与制度改革，改革派要求削弱腐败的恩庇体系。这场内政危机持续至1784年才告平息，随着小威廉·皮特上台执政，英国政局逐渐恢复稳定。

最终，《巴黎条约》于1783年9月3日正式签署，并于1784年在美国国会批准。这份条约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英国承认美国为一个主权国家，同时也重新塑造了大西洋两岸的政治与经济格局。

### 财政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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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抗美国、法国及西班牙的战争耗资庞大，总成本约达1亿英镑，当中四成需透过借贷筹措。英国拥有成熟的金融体系，依靠数以千计支持政府的地主财富，以及伦敦的银行与金融家网络，能够较顺利地为战争提供资金，维持军备供应与士兵薪酬，并雇用数以万计的德国雇佣兵。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会议与各州在战争期间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1775年，殖民地境内的黄金总额最多仅约1,200万美元，远不足以应付日常交易，更遑论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英国实施严格的港口封锁，几乎切断所有贸易，令情况雪上加霜。为维持军队运作，一方面依赖民兵自愿参战及爱国人士的捐献，另一方面则透过延迟支付、发放贬值货币，并承诺战后补偿的方式应付开支。1783年，大陆军官兵获授予土地，以补偿战时未获全额支付的薪酬。自1776年起，大陆会议开始向富裕人士借贷，承诺战后赎回债券，但由于殖民地现金短缺，加上不少最富有的商人支持英国王室，实际筹得资金有限。从1777年开始，大陆会议多次要求各州提供财政支援，却因缺乏有效的税收机制而收效甚微。到1780年，大陆会议转而要求各州提供玉米、牛肉、猪肉等实物补给，这种低效率的征用制度勉强维持了大陆军的生存。

大陆会议主要透过四种方式应付战争开支，总成本约折合6,600万美元的金银。法国提供了重要支援，秘密供应金钱、火药及军火以削弱英国；1778年法国正式参战后，更透过政府及巴黎银行家提供大额贷款。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在欧洲的努力对此贡献良多。另一主要方法是发行纸币，即俗称的“大陆币”。1775至1780年间首轮发行达2.42亿美元，原本计划以州税赎回，但最终于1791年以面值百分之一的比率赎回。到1780年，纸币严重贬值，“not worth a Continental”一语遂成为一文不值的代名词。通货膨胀对固定收入者造成沉重打击，但由于九成人口为农民，受影响较小；欠债者反而因可用贬值货币还债而得益。最大的负担落在大陆军官兵身上，他们的薪酬经常延迟支付且不断贬值，严重影响士气及家人生活。

直到1781年，大陆会议才任命罗伯特·莫里斯为美国财政总监，负责统筹全国财政事务.。莫里斯利用1782年的一笔法国贷款成立北美银行，为战争提供资金。他精简政府开支、推行招标制度以节省合约成本、改善会计程序，并强力要求各州按比例提供资金与物资，逐步稳定了革命政府的财政基础.。

## 革命后的发展

### 美国宪法与联邦政府

1783年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一段经济缓慢恢复的时期。随着重商主义束缚解除，全球贸易恢复并逐步扩展，为新国家带来新的经济机会。根据《邦联条款》运作的中央政府，通过《西北土地法令》解决了西部领土归属问题，各州将相关土地让予国会。美国定居者迅速迁入这些地区，佛蒙特、肯塔基和田纳西先后在1790年代加入联邦，成为新州。

然而，中央政府在财政上面对严峻挑战。邦联议会没有征税权力，无法有效偿还欠欧洲国家及私人银行的战争债务，亦难以兑现战时向供应商及士兵发出的期票。华盛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民族主义者担心，新生的国家过于脆弱，难以抵御外来战争或内部动乱。1786至1787年马萨诸塞州爆发的谢司叛乱，更凸显了邦联制度的不足，促使国会召开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

会议制定了新的《美国宪法》，建立一个拥有税收权力、权力较为集中的联邦共和制政府，透过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强化国家能力。1788年，宪法在各州激烈辩论后获得批准。1789年3月，乔治·华盛顿总统在纽约宣誓就职，新一届国会亦正式运作。詹姆斯·麦迪逊在国会推动提出宪法修正案，以回应各界对联邦权力过大的疑虑。这些修正案于1791年获得批准，即著名的《权利法案》，保障了革命时期所强调的多项不可剥夺权利。罗德岛于1790年成为最后一个批准宪法的州。至此，美国完成了从战时联盟向稳定联邦政府的转型。

### 战后债务问题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国家债务主要分为三类。首先是欠外国的债务，金额约1,200万美元，大部分是向法国借贷的款项。对于这部分外债，美国普遍同意按全额偿还。其次是中央政府欠国内人士约4,000万美元，各州政府则欠约2,500万美元，这些债务主要来自战时向爱国者军队供应食物、马匹和其他物资的商人及农民。此外，还有战时向士兵、商人和农民发出的期票，持有者当时接受这些支付，是基于新国家会建立政府并最终兑现的期望。

战后初期，美国在偿还法国贷款上面对重大困难。1785年停止支付利息，1787年更未能履行到期还款。但到了1790年，美国恢复定期偿还对法国的债务。各州在战争期间的开支累计达1.14亿美元，远高于中央政府的3,700万美元。1790年，在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建议下，国会通过法案，将各州剩余债务与中央政府的外债及内债合并，组成总额约8,000万美元的国家债务。所有战时债券均按面值兑现，目的是维持国家信誉，并为新政府建立稳固的信用基础。

1795年，美国与法国政府的账目最终结清。美国银行家詹姆斯·史旺作为法国代理人，协助美国透过发行债券再融资剩余债务，所得款项转交法国。虽然仍需向美国及欧洲的私人投资者偿还款项，但此举使美国不再欠外国政府的债务。透过这些措施，年轻的美国得以逐步建立稳健的财政基础，为联邦政府的长期运作奠下重要基石。

## 意识形态

十三殖民地的人口在政治观点和效忠态度上并非同质。不同地区、社区甚至同一家庭内部，都存在广泛的分歧，效忠派与爱国者的立场有时会随着战争进展而改变。这种内部分裂在革命期间十分常见，部分人士始终效忠英国王室，另一些则坚定支持独立，而不少人在不同阶段保持中立或观望。

美国启蒙运动是美国革命的重要思想先导。其核心理念包括自然法、自然权利、被治理者的同意、自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以及对政治腐败的强烈反对。越来越多殖民地居民接受这些思想，逐步形成新的政治与社会认同感。这一思想环境不仅推动了对英国统治的质疑，也为独立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影响了后来《独立宣言》等重要文件的内容。

### 自由主义思想

启蒙运动提升了理性与哲学思想的地位，强调透过观察和独立思考来理解世界，逐渐取代传统权威的观点。科学革命的成果开始深入影响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而印刷品流通的增加与传播速度的加快，更让志同道合者能在各种议题上展开广泛交流。早期思想家如约翰·洛克的作品，成为孟德斯鸠等后来学者的重要分析对象。不少美国开国元勋所持的自然神论，以及他们对理想政府体系的构想，均深受启蒙运动中政教分离与自由理念的影响。

约翰·洛克常被视为“美国革命的哲学家”，其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利理论，为革命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基础。他在1689年出版的《政府二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影响尤为深远，主张人类生而自由平等，政府必须获得“被治理者的同意”才能合法统治。这一观点与英国当时的世袭政治权力和阶级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在18世纪后期的美国，“人皆生而平等”和“天赋权利”的信念相当普遍。洛克的思想透过英国激进辉格党作家如约翰·特伦查德 (作家)、托马斯·戈登 (作家)和本杰明·霍德利等人传播，对美国爱国者产生重大影响。他的理念亦体现在革命时期的象征中，例如松树旗上的“诉诸上天”（Appeal to Heaven）标语，便源自洛克所主张的人民革命权利。

社会契约理论更强化了许多开国元勋的信念：若统治者背弃英国臣民权利，人民有权推翻他们，这属于人类的自然权利之一。美国人在制定州宪法和联邦宪法时，亦大量参考孟德斯鸠对英国“混合政体”（即君主、贵族与平民权力平衡）的分析，致力建立一套分权制衡的共和政体。这些启蒙思想共同塑造了美国革命的核心价值，并对后来的立国文件影响深远。

### 共和主义思想

美国的共和主义思想深受英国激进辉格党的影响。这些辉格党人公开批评英国政府的腐败现象，美国殖民地居民日益接受共和主义价值观，将英国视为腐朽且敌视殖民地利益的政权。激进辉格党强调自由、反对暴政的理念，塑造了殖民地时代晚期的政治思想。美国革命者常将政治腐败与奢侈浮华及世袭贵族制度联系起来，认为这些是对共和精神的威胁。

开国元勋如塞缪尔·亚当斯、帕特里克·亨利、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都是共和主义价值的坚定拥护者。他们主张公民应将公共责任置于个人欲望之上，男子有义务为同胞的权利与自由挺身而出。约翰·亚当斯在1776年致信美慈·奥蒂斯·瓦伦时，同意古希腊和罗马思想家的观点，指出“公共美德若无私人美德便无法存在，而公共美德正是共和国的唯一基础”。他进一步强调，人民心中必须建立对公共利益、荣誉、权力和荣耀的强烈热情，否则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政府或自由。这种公共热情必须超越一切私人欲望，人们应随时准备为社会权利牺牲个人享乐、情感、利益，甚至是最亲近的友情与关系。

### 宗教思想

美国的基督新教是欧洲宗教改革的延伸，深受16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以及英国清教徒运动的影响。这股宗教潮流强调个人意识与直接宗教经验的重要性，认为这比教会机构传达的教义更具价值。这种个人主义取向促使浸信会等非国教派别在殖民地逐步扩展，为后来的宗教多元发展奠下基础。

在革命前夕，脱离英国国教的“英格兰异议者”被历史学家帕特里夏·博诺米（Patricia Bonomi）形容为“民主的学校”。南部殖民地以及马萨诸塞湾、康涅狄格和新罕布什尔三个新英格兰殖民地，均有官方建立的教会，分别为公理会或英国国教；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及罗德岛则没有官方建立的教会。虽然当时的教会成员统计资料并不完整且可靠性低，但现存有限资料显示，即使在英国国教为官方教会的殖民地，英国国教信徒亦未占人口多数，在大多数地区可能连30%都不到。

革命期间，宗教因素跨越社会阶层，成为重要的动员力量。被视为“新光派与旧光派”长老会牧师的约翰·威瑟斯彭撰写广泛流传的讲道，将美国革命与圣经教导相联系。公理会、浸信会和长老会等异议新教牧师，在讲道中经常宣扬反抗暴政的革命理念；相反，大部分英国国教牧师则倾向支持英国国王。《独立宣言》亦引用“自然法则与自然之神的律法”（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作为正当性基础，宣言签署者宣称他们“坚信神圣天意的护佑”（firm relia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divine Providence），并“诉诸最高审判者”（the Supreme Judge for the rectitude of our intentions）来证明自身意图的正直。

历史学家对宗教在革命中的角色存在不同解读。伯纳德·贝林认为，当时的福音派主义挑战传统阶级观念，强调圣经教导人人平等，人的真正价值在于道德行为而非社会地位。另一些学者如托马斯·S·基德指出，宗教解除国教地位、相信上帝是人权来源，以及对罪恶、美德与神圣天意的共同信念，有助联合理性主义者与福音派人士，从而鼓励大量美国人为脱离帝国主权而战。

## 各方反应

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如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曾着重分析爱国者阵营的阶级组成，试图在革命内部寻找阶级斗争的痕迹，其他持相同观点的历史学家包括查尔斯·A·比尔德、卡尔·L·贝克尔和阿瑟·迈耶·施莱辛格。然而，后来的历史研究大多扬弃这种解释，转而强调革命期间各方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无论是效忠派还是爱国者，参与者都来自不同社会背景，成分复杂，并非单一阶级的集合。但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诉求始终置于首位，超越了阶级或经济利益的分歧。这使得革命能够凝聚广泛支持，成为一场以政治原则和自由理念为核心的运动。

### 乔治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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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对英王乔治三世而言逐渐成为个人坚持的问题。他深信若对美国殖民地表现宽容，会被视为软弱，亦真诚认为自己是在捍卫英国宪政，抵抗篡夺者，而非反对争取自然权利的爱国者。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奥托·特里维廉指出，国王决心“永不承认美国独立，并以无限期延长这场看似永无止境的战争，来惩罚他们的顽抗”。他希望持续骚扰、压迫叛乱者，直至他们因不满与失望而产生悔悟。

战争初期失利后，诺斯勋爵曾请求让位予他认为更具能力的查塔姆勋爵威廉·皮特，但乔治三世拒绝，并建议威廉·皮特仅担任副手，遭拒绝。威廉·皮特后于同年逝世。1778年初，英国主要对手法国与美国签订联盟条约，冲突迅速从殖民地叛乱扩大为全球性战争。法国舰队突破英国在地中海的封锁，前往北美支援。西班牙于1779年、荷兰于1780年先后加入法国一方，英国除美洲境内少数效忠派及德国雇佣兵外，几乎没有主要盟友。高尔勋爵和第一代巴斯侯爵汤玛斯‧蒂恩都辞去了政府职务。诺斯勋爵再次请求允许他辞职，但在乔治三世的坚持下，他继续留任。国内反对战争的声音日益强烈，1780年6月更引发伦敦的戈登暴动。

即使在1780年查尔斯顿围城战后，效忠派仍相信最终可获胜，英军亦在卡姆登战役和吉尔福德县府战役中击败大陆军。然而，1781年年底约克镇投降的消息传回伦敦，诺斯勋爵在议会的支持迅速瓦解，于翌年辞职。乔治三世曾草拟退位宣言，但最终未正式提出。他接受北美战败的事实，授权展开和平谈判。1782年和1783年签署的《巴黎条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主权，并将佛罗里达归还西班牙。战后，乔治三世逐渐接受现实。1785年，约翰·亚当斯出任美国驻伦敦公使时，国王已对两国新关系抱持较为务实的态度。他对亚当斯表示：“我是最后同意分离的一位；但分离既已成为事实且无可避免，我一直说、也现在仍会说，我会率先迎接美国作为独立国家与我们的友谊”。

### 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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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战争期间及战后，支持独立的人士被称为革命者（Revolutionaries）、大陆军（Continentals）、叛乱者（Rebels）、爱国者（Patriots）、辉格党人（Whigs）、国会议员（Congress-men）或美国人（Americans）。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不同经济背景，涵盖广泛，但一致主张必须捍卫美国人的自然权利，并坚持共和主义原则，反对君主制与贵族制度，强调公民应具备公共美德。《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英国血统，并信奉新教。

当时的殖民地报章是爱国主义的重要阵地，虽然存在少数效忠派报纸，但爱国者报章大多积极刊登小册子、公告、爱国信件和宣言。根据历史学家罗伯特·卡尔霍恩（Robert Calhoon）的估计，在十三殖民地的白人人口中，约40%至45%支持爱国者事业，15%至20%支持效忠派，其余则保持中立或低调。历史学家马克·伦德（Mark Lender）指出，普通民众之所以加入反抗英国的行列，是因为他们坚信英国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地方自治、公平待遇以及获得同意的政府。他们对暴政极为敏感，将英国对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强硬回应视为暴政的体现。英国军队进驻波士顿更加深了他们被侵犯的感受，激发愤怒并要求报复。许多人深信上帝站在自己一方。

爱国者视独立为摆脱英国压迫、重新主张与英国本土臣民同等权利的手段。不少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加入爱国者阵营，要求更大的政治平等。这一诉求在宾夕法尼亚尤其成功，但在新英格兰则相对温和。托马斯·潘恩于1776年1月出版《常识》小册子，此时美国革命已于前一年爆发。潘恩将革命描述为对抗暴政威胁的解决方案，为美国人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思想动员。这本小册子迅速广泛流传，常在酒馆被大声朗读，有力地传播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大幅提升殖民地民众支持独立的热情，并鼓励许多人加入大陆军。不过，约翰·亚当斯等较为保守的革命领袖，则批评潘恩在书中提出的某些民主观念过于激进。

### 效忠派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约15%至20%的白人人口保持对英国王室的效忠。他们被称为效忠派（Loyalists）、托利党人（Tories）或国王的人（King's men）。效忠派除非在英国军队实际控制的地区，否则从未掌握任何重要领土。他们通常年龄较大，不愿打破长期以来的忠诚关系，多与英国国教有密切联系，包括不少在帝国内拥有广泛商业网络的商人，以及如波士顿的托马斯·哈钦森等王室官员。

历史学家伦纳德·伍兹·拉巴里在20世纪中期指出，效忠派普遍具有保守倾向，与爱国者的特征形成对比。他们认为反抗英国王室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爱国者则坚信正义在自己一方。当爱国者诉诸焚烧房屋、涂柏油和粘羽毛等暴力手段时，许多效忠派感到疏离。他们倾向采取中间立场，不愿公开表态反对王室。不少效忠派与英国维持长期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在纽约和波士顿等港口城市的商人.。他们相信独立最终可能会实现，但担心革命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暴政或暴民统治。相较之下，爱国者则更积极主动，愿意把握主导权。拉巴里认为，效忠派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这与爱国者的乐观态度形成对比。

战争期间，数以万计被称为黑人效忠派的非裔奴隶逃往英国阵线，以不同方式支持英国一方。他们希望借此获得自由，虽然许多人死于疾病，但幸存者在战后被英国撤离至北美其他殖民地。革命也导致许多家庭分裂，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他作为新泽西省的王室总督，始终效忠英国王室，与父亲从此断绝往来。新移民因尚未完全美国化，也较倾向支持英国王室.。

战后，大部分约50万效忠派留在美国，恢复正常生活，其中部分人如塞缪尔·西伯里后来成为美国的重要领袖。约46,000人移居加拿大，另有约7,000人前往英国，9,000人前往佛罗里达或英属西印度群岛。这些流亡者约占殖民地总人口的2%。几乎所有黑人效忠派都离开南方，前往新斯科舍、佛罗里达或英国，以维持自由身份。1783年离开南方的效忠派，亦带走数以千计奴隶前往西印度群岛。

### 中立派

在独立战争期间，有为数不定的少数人士试图保持中立。他们大多保持低调，避免公开表态，但贵格会是其中最重要且公开主张中立的团体，尤其在宾夕法尼亚。战争爆发后，贵格会教徒仍继续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因此被革命派指控支持英国统治，并被批评为“煽动性刊物的策划者和作者”，指其对革命事业构成威胁。事实上，虽然大多数贵格会教徒坚持中立立场，但亦有相当数量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革命活动，反映了当时社会在政治忠诚上的复杂性。

### 女性角色

女性以多种方式参与美国革命，在爱国者与效忠派双方均有活跃身影。虽然当时的正式政治领域并不包括女性，但日常家庭行为在战争期间被赋予政治意义。爱国者女性面对一场渗透政治、公民与家庭生活各方面的战争，她们透过抵制英国货物、刺探英军情报、随军提供洗衣、烹饪和缝纫服务、传递秘密讯息等方式支持革命，甚至有少数女性如黛博拉·桑普森更女扮男装参战。美慈·奥蒂斯·瓦伦则在家中举行聚会，并以创作剧本和历史著作抨击效忠派.。许多女性担任护士和助手，照顾受伤的士兵，并为他们买卖货物。有些随军女性甚至参与战斗，例如约翰·巴兹尔·图尔钦的夫人曾率领丈夫的团队作战。最重要的是，女性在家中维持农业生产，以供应家人和军队所需。她们在丈夫离家期间，甚至在丈夫阵亡后，独力支撑家庭。

女性在抵制英国货物的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被抵制的物品多为家庭用品如茶叶和布料。她们重新学习编织、纺纱和织布等早已荒废的技能。1769年，波士顿女性生产了4万束纱线；马萨诸塞州米德尔顿有180名女性合共织出超过2万码布料。战争期间，许多女性收集食物、金钱、衣物和其他物资支援士兵。女性对丈夫的忠诚有时也成为公开的政治行为，特别是当丈夫仍效忠英国国王时，爱国者女性在这种情况下较容易获得法律上认可的离婚（虽然当时离婚仍属罕见）。

### 原住民

大多数原住民拒绝保持中立，选择支持英国王室。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约20万原住民中，绝大部分对美国殖民者抱持不信任态度，希望透过支持英国来阻止殖民者继续向他们的传统领土扩张。与贸易关系密切的部落倾向支持爱国者，但政治因素往往同样重要。部分部落试图维持中立，认为这是“白人的战争”，并担心无论支持哪一方都会遭到报复。

虽然大多数原住民并未直接参与战争，但有例外，包括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地区易洛魁联盟中四个部落的战士，他们与英国结盟；而在纽约中西部地区的奥奈达部落和图斯卡罗拉部落则支持美国一方。英国还拥有其他原住民盟友，特别是在靠近爱国者边境的西南魁北克地区。他们向由效忠派领导的原住民战队提供武器，对从卡罗来纳到纽约的边境定居点发动袭击，造成大量殖民者伤亡，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西部和纽约的莫霍克谷地。

1776年，切罗基战队在南方边境山区地带攻击美国定居者，包括北卡罗莱纳的华盛顿地区（现田纳西州）和肯塔基荒野地区。齐尤·甘西尼领导的奇卡莫加切罗基人与英国密切结盟，即使在《巴黎条约》签署后仍继续战斗近十年，即所谓的美国切罗基战争。他们通常以约200名战士进行袭击，但在缺乏盟友支援下难以大规模入侵定居区。

来自强大莫霍克部落的约瑟·布兰特是反对爱国者势力最著名的原住民领袖。他在1778年和1780年率领300名易洛魁战士及100名白人效忠派，对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边境小定居点发动多次袭击，造成大量伤亡，并摧毁村庄、农作物和粮食储备。1779年，大陆军在约翰·沙利文率领下攻入纽约州北部，摧毁约40个已撤离的易洛魁村庄。纽敦战役成为决定性战役，大陆军以三比一优势获胜，结束了易洛魁人的重大抵抗。此后，这些与英国结盟的易洛魁人在冬季面临饥饿和无家可归，最终逃往加拿大。

战后和平会议上，英国未经原住民盟友咨询，便将他们的土地割让给美国，包括五大湖以南、密西西比河以东及佛罗里达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一决定，加上随之而来的村庄被焚、首领被杀、部落内部分裂、迁徙、经济崩溃，以及疾病和饥荒等后果，使美国革命成为美国原住民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 黑人奴隶

奴隶制的存在与革命领袖所宣扬的平等理念形成明显矛盾，引起大西洋两岸的批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讽刺道，为何那些驱使黑奴的人，却发出最响亮的自由呼声。另一位英国作家兼废奴主义者托马斯·戴在1776年的一封信中亦指出，一名美国爱国者一手签署独立决议，另一手却挥舞着鞭子威吓受惊的奴隶，实在荒谬。

具有混血背景的克里斯帕斯·阿塔克斯是1770年波士顿惨案中五名死者之一，被视为争取美国独立事业的第一位伤亡者。在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以及南方的自由黑人，均有参与战争，虽然双方皆有，但大多数选择支持爱国者一方。据估计，包括大陆军、海军、民兵、私掠船、运输人员、军官仆役和间谍在内，约有9,000名黑人爱国者在战后退伍。虽然有数以千计黑人加入效忠派，但更多黑人（无论自由或奴隶）选择支持爱国者，以追求自身利益。

战争对南方的影响尤为剧烈。数以万计奴隶逃往英国阵线，导致奴隶主遭受重大损失，并严重干扰农作物的耕种和收割。例如，南卡罗来纳估计失去约2.5万名奴隶，相当于其奴隶人口的三分之一。1775年11月的邓莫尔宣言便招募黑人参军，许诺自由、保护家人及土地分配。虽然有数百人响应并组成皇家埃塞俄比亚军团，但大部分奴隶因各种原因未能或不愿响应。1779年，英国将军亨利·克林顿在纽约发布菲利普斯堡宣言，进一步扩大了对黑人的自由承诺。该宣言适用于所有处于叛乱状态的殖民地，凡愿意加入英国军队的黑人男性，均可获得自由。此举旨在吸引更多奴隶逃离爱国者阵营，削弱其劳动力和经济基础。

南方爱国者对这些宣言极为愤怒，认为这威胁现有的种族阶层秩序，并成为南方支持独立的重要因素之一。指控英国煽动奴隶叛乱成为爱国者宣传的重要内容，杰斐逊甚至在《独立宣言》中指责乔治三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部叛乱”。战后，英国撤离时带走约1万名曾为奴隶的人士，履行承诺。其中3,000多名黑人效忠派从纽约被撤至新斯科舍、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其余则前往英国或西印度群岛。但跟随效忠派主人的奴隶一般仍维持奴隶身份，直至英国在1833至1838年间逐步废除殖民地奴隶制。超过1,200名新斯科舍的黑人效忠派后来移居英国殖民地塞拉利昂，成为塞拉利昂克里奥尔人的领导者及后来国家政府的骨干。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生活在塞拉利昂及其他非洲国家。尽管革命时期充满动荡，许多非裔美国人仍为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作出贡献，例如非裔女诗人菲莉丝·惠特利便以哥伦比亚形象代表美国，广受欢迎。

### 法国及西班牙

1776年初，法国政府启动了一项针对合众殖民地的大规模秘密援助计划，西班牙随后亦暗中注资。两国各自拨款100万图尔锂用于采购军需物资，并由法国剧作家皮埃尔·博马舍运作一家名为“罗德里格·霍塔勒斯公司”（Rodrigue Hortalez & Co.）的傀儡公司，以掩盖这项违反国际中立原则的政府行为。与此同时，美洲革命派亦得以透过西印度群岛的法属与西属港口，间接从荷兰共和国获取武器弹药。然而，这笔庞大的海外军事开支，加上法国本土疲弱的税收体制，最终将法国财政推向破产边缘，为日后的法国大革命埋下伏线。

随着战局发展，法国对美洲局势的评估越趋积极。1777年，法国派遣秘密情报员查尔斯·弗朗索瓦·阿德里安·勒保米尔（即安内穆尔骑士）前往北美，要求他确保与乔治·华盛顿取得联系，并在之后两年跟随大陆会议，负责向法国报告美国局势。这项情报工作为两国的外交突破奠定了基础。1778年，法美双方正式签署《同盟条约》，法国对美援助随之公开化，大量法军部队、军事装备与财政贷款源源不绝地运抵美洲战场。

相比之下，西班牙的介入策略则更为谨慎。尽管西班牙出于对殖民地独立思潮的戒心，未有在革命初期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但基于法西两国的波旁家族同盟关系，西班牙于1779年6月21日单独对大不列颠王国宣战。当时兼任新西班牙总督辖区新奥尔良守军将领与西属路易斯安那总督的伯纳多·德·加尔维斯，随即率领由殖民地正规军、民兵及原住民组成的远征军展开攻势。加尔维斯成功的军事行动不仅从英军手中夺回了佛罗里达，切断了英国在南方的战略部署，更成功为北方的大陆军保卫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密西西比河补给线。

### 德意志各邦国

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德意志人群体同时活跃于交战双方的阵营。由于英王乔治三世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的汉诺威选侯，大不列颠王国得以透过签署财政补贴条约，向德意志各邦国租借成建制的辅助部队赴美，其中以黑森-卡塞尔伯国派出的兵力规模最为庞大。尽管北美革命派在政治宣传中一律将其斥为“雇佣兵”，且此一标签被后世部分美国历史学家沿用，但若依据殖民地时期的国际法理，这批部队是由本土君主派遣以协助盟友，而非个人身份受雇于外国政权，因而在严格法理上应归类为国家辅助军。

与此同时，革命阵营亦不乏德意志人的身影。除了早已定居北美的德意志裔殖民者积极参战外，最具代表性的欧陆志愿者当属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斯图本。他出任大陆军将领，并凭借欧陆正规军校的严格标准，成功将这支缺乏训练的民兵队伍改造为具备现代战术素养的专业军队。在国家外交层面，普鲁士王国的态度则体现了欧陆强权的现实政治考量。国王腓特烈二世出于对英国在七年战争后期外交背叛的私怨，在革命初期对合众殖民地展示出一定程度的友善，不仅容许美方代理人在普鲁士境内采购武器，更曾私下预言美洲将会成功独立，并承诺在法国正式承认美国后跟进。此外，普鲁士更积极阻挠俄罗斯及邻近德意志邦国为英军募集兵源，甚至于1777年底全面封锁普鲁士境内道路，拒绝让安哈尔特-策布斯特等邦国的援军过境，直接导致英军将领何奥在1777年至1778年冬季的兵力补充计划严重延误。

然而，这段隐晦的友好关系随着1778年爆发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年至1779年）而戛然而止。为了避免在欧陆陷入双线作战并兼顾与大不列颠的复杂关系，腓特烈二世的外交手段转趋高度谨慎。普鲁士随后封锁港口，拒绝美国船只驶入，并搁置了所有外交承认的承诺，直至1783年美英双方正式签署《巴黎条约》后，才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即使在战争结束后，这位普鲁士君主仍对新生的美洲共和国抱持怀疑，并在外交论述中预言，美国疆域过于辽阔，根本无法维持共和体制，不日必将重新重返英帝国麾下并在英国国会中取得议席。

## 影响

美国革命结束后，前殖民地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各州宪法纳入了人民权利的保障，自由、被治者的同意、个人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当法律程序，以及拒绝政治腐败等理念，逐渐成为自由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新成立的美国政府获得权力，展开自身的领土扩张与定居者殖民活动。

这场革命对欧洲旧秩序构成重大挑战，尤其动摇了世袭政治权力的基础，并展示了政府应建立在被治者同意之上的民主理念。作为第一个成功反抗欧洲帝国的殖民地革命，以及首个建立没有君主或世袭政治权威的共和民主政体的国家，美国为其他殖民地人民提供了重要榜样，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也能脱离宗主国，成为拥有直接选举代表政府的自治国家。

对英国而言，失去战争与十三殖民地是沉重打击。这场战争暴露了英国财政-军事体制的局限：在面对强大敌人且缺乏盟友的情况下，英国高度依赖漫长而脆弱的跨大西洋补给线。战败加剧了国内的不满，并激化了对国王与大臣的政治对立。乔治三世甚至曾草拟退位信，虽然最终未正式发出。在议会内部，主要关注点从君主权力过大，转向代议制改革和精简政府。改革者认为战败源于制度性腐败，致力于清除弊端，导致1776年至1783年间出现政治危机。1784年，威廉·皮特出任首相后，英国对自身宪政的信心逐步恢复，危机亦告一段落。

### 历史意义

关于美洲革命的性质与长远影响，历代政治家与史学家均展开了深入的学术辩论。革命先驱约翰·亚当斯于1818年回顾这段历史时，便指出革命的本质在于思想的转变，而非单纯的武装冲突：

革命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完成。革命存在于人民的思想与心灵之中……这种在原则、观念、舆论与情感上的根本转变，才是真正的美洲革命。

这场革命不仅终结了君主制在北美的统治，更开启了现代民主宪政的新纪元，对全球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连锁效应，推动了后世自由民主制度的扩展。然而，学术界对其“激进性”的评估各持己见。伯纳德·贝林、戈登·S·伍德及埃德蒙·摩根等主流史学家，倾向将美洲革命视为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独特激进事件。他们认为，这场运动具体实践了启蒙运动的哲学核心，促使社会广泛接纳自然权利的概念，并建立起由人民自主选择、以保护民权为本的法律与政府体制。与此同时，社会史学家则从阶级与社会结构出发，对上述乐观诠释提出质疑。约翰·墨林（John Murrin）便反驳指，革命初期的“人民”定义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实质权利普遍仅限于拥有一定资产的自由成年白人男子。不过，戈登·伍德在其著作中进一步捍卫其观点，强调革命对美洲社会、政治与文化结构带来了全面且剧烈的重塑：

美洲革命与当时美洲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融为一体……这些变革是激进且广泛的……革命不仅根本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和社会关系（包括女性的地位），更摧毁了在西方世界延续了至少两千年的传统贵族阶级观念。

埃德蒙·摩根亦持相近立场，他从长期社会价值的角度切入，认为革命彻底颠覆了原有的社会尊卑体制：

革命确实革新了社会关系。它打破了数百年来决定人们相互看待方式的敬畏顺从、庇护制度以及社会阶层分化，而这些现象至今仍在世界许多地方持续存在。它赋予普通民众一种自豪感与力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傲气，这种特质至今仍令来自较不自由国家的访客感到震惊。它或许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困扰我们的种种不平等，但它同时孕育了人类社会的平等主义观点，正因如此，这些不平等才显得令人困扰，亦使我们的世界与革命家所成长的旧世界截然不同。

这种对欧洲传统体制的冲击，在19世纪的欧洲学界同样引发回响。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在1848年曾明确指出，美洲的共和主义实践对欧洲自由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

北美人抛弃了英国的宪政主义，建立起一个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新共和国，从而为世界引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观念在找到充分的具体实践时传播最为迅速。因此，共和主义进入了我们的罗曼与德意志世界……在此之前，欧洲普遍深信君主制最符合国家利益；如今，国家应当实行自治的观念开始流传。然而，只有在一个基于代表制理论的国家真正建立起来之后，此一观念的完整意义才得以彰显。此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抱持着同一个目标……这是对既有原则的彻底颠覆。在那之前，承受天主恩典进行统治的君主是一切运转的中心；现在，权力应当自下而上的观念赫然兴起。这两个原则如同两极对立，正是它们之间的冲突决定了现代世界的走向。在欧洲，这种冲突当时尚未形成具体实体，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冲突正式具象化。｜利奥波德·冯·兰克

### 革命浪潮

1775年列星顿和康科德战役爆发，其第一枪在后世文学家爱默生的笔下被誉为“震撼世界的枪声”，象征着美洲革命正式拉开帷幕。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不仅建立了一个以被治者同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法理基础的现代宪政共和国，更历史性地开启了全球政治体制从君主制走向共和自由的转型期。作为大西洋革命的先驱，美洲革命的引发了连锁效应，直接催化了随后的法国大革命、海地革命以及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其余波亦间接助长了爱尔兰、波兰立陶宛联邦及荷兰等地的反抗运动。在战后制定的《美国宪法》，常被学界视为现存最古老的主权国家联邦成文宪法，其条文与建制逻辑随后被多国效法，甚至被逐字援引。部分政治学者与历史学家指出，这股由美洲激发的独立与革命浪潮，为全球民主政体的长远扩张奠定了基石。

美洲革命对欧洲本土的冲击迅速而猛烈，其中大不列颠王国、爱尔兰、荷兰及法国受到的影响尤为深远。当时在英国国会中，不少辉格党议员公开赞扬美洲的抗争事业。在爱尔兰，掌握政权的少数新教阶层受此鼓舞，纷纷要求实行自治。在亨利·格拉顿的领导下，爱尔兰爱国者党成功迫使英国政府撤回限制其与英国其他殖民地贸易的重商主义禁令。鉴于北美战事的教训，伦敦内阁不愿冒险触发另一场大规模叛乱，遂向都柏林的爱国者派系作出妥协。随后，新教优势阶层以防范法国入侵为名，建立起由志愿者组成的武装部队，使英国王室在爱尔兰失去了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权，最终为1798年的爱尔兰共和主义起义埋下了伏线。

对于以拉法叶侯爵为代表、后来活跃于法国大革命的欧洲进步分子而言，美洲革命与16世纪末的荷兰起义及17世纪的英格兰内战并列，成为推翻旧制度的近代典范。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直接启发了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起草。

### 奴隶制度

美洲革命所宣扬的启蒙自由理想，与当时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度之间存在巨大的道德与政治鸿沟，这一矛盾在革命期间引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回响。早在1764年，波士顿革命领袖小詹姆斯·奥蒂斯便公开宣称，根据自然法，无论“白人或黑人”皆生而自由。到了1770年代初，反奴隶制的呼声愈发普遍，后来《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本杰明·拉什于1773年明确呼吁美洲自由的倡议者挺身反对奴隶制。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L·布朗（Christopher L. Brown）指出，奴隶制在革命前从未被认真列入政治议程，但革命的爆发“自此迫使奴隶制成为一个避无可避的公共议题”。在1760年代末至1770年代初，包括马萨诸塞与维珍尼亚在内的多个殖民地曾试图立法限制奴隶贸易，惟均遭到英国皇室委任的总督阻挠。1774年，作为对英国实施全面经济抵制的一环，第一次大陆会议通过《大陆盟约》，呼吁各殖民地全面禁止进口奴隶，各殖民地亦随之通过相应法案。

在革命战争结束后的首20年间，受革命思潮和《独立宣言》所标榜的平等精神推动，部分州立法机关及奴隶主个人开始采取行动释放黑奴。北方各州纷纷颁布新宪法，写入保障平等权利的条文或直接废除奴隶制，以即时或逐步过渡的方式将奴隶制列为非法。在奴隶制较为发达的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则在18世纪末采纳了渐进式废奴方案，直至1804年随着新泽西州正式立法，完成了北方各州在法律上终结奴隶体制的最后一块拼图。相比之下，南方各州并未在法律上废除奴隶制，但不少南方的奴隶主在解放个体奴隶的法律文件中援引了革命的自由理想，亦有部分人将释放奴隶作为对其参军立功的赏赐。史料同时显示，部分奴隶主选择释放自己与黑奴所生的混血子嗣。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从1790年至1810年间，上南方地区自由黑人占非裔总人口的比例从不足1%急升至接近10%。

然而，在种植园经济发达的深南部，奴隶制非但未有消弭，反而被视为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而获得法律重重保护，并逐步演变为南方社会的“特有制度”，为日后南北方因奴隶制扩张问题而爆发的实质政治与军事冲突埋下了伏线。在军事参与方面，成千上万来自北方各州的自由黑人加入了地方民兵与大陆军前线作战；而在南方战场，交战双方均以重获自由为诱因，招募黑奴执行军事勤务。据现代史学界估算，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约有20,000名非裔奴隶参与了不同阵营的军事行动，其中绝大多数选择投奔英军，以换取大英帝国所承诺的自由。

## 外部链接

- American Revolution - National Park Service official site
- American Revolution -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 American Revolution - History.com
-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U.S. National Archives
- Revolutionary Era Collections - Library of Congress Primary Sources

## 基本资料

- 赛会：美国革命
- 属于：大西洋革命与美洲非殖民化
- 说明：约翰·特伦布尔的《独立宣言（绘画）》，展示了1776年6月28日在费城的五人委员会提交其草案供第二届大陆会议批准的情况
- 参与者：美洲殖民者、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
- 地点：十三殖民地
- 日期：1765年—1883年
- 结果：美利坚合众国脱离大英帝国独立、结束英国在十三殖民地的殖民统治、第一大英帝国终结、革命时代的开端、建立全球首个基于被治者同意的联邦共和国、第一次永久性地成功推翻了君主制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