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

天主教会在中国现有七百余年的复杂历史。

早在元朝时期（13世纪），已有方济会传教士入华传福音。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利玛窦等采用“文化适应”策略，推动天主教在士大夫阶层传播。但大规模信徒增长发生在清末鸦片战争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教会机构、教育、医疗事业快速发展。

1946年，教廷在中国正式建立圣统制。1949年后，中共政府推行“三自”原则，严控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致使圣座目前无法对大陆天主教会行使完整管辖权与共融，产生“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的长期分裂。圣座继续承认迁台的中华民国政府，并维持正式外交关系，而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根据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的官方数据，国内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外部独立来源（如香港圣神研究中心2023年数据、梵蒂冈相关报告）则估计总信徒约1000万人（包括地下教会），近年因低生育率、城市化及宗教政策收紧，整体增长趋于停滞或微增，但局部圣召与洗礼仍存。

## 历史

### 蒙古帝国及元朝

1245年，教宗英诺森四世向蒙古派出连续四个使团。第一个使团由道明会士安德·龙如美率领，其余三个使团于1245年3月至4月间相继出发，分别由道明会士阿思凌·隆巴儿底、方济会士葡萄牙劳伦斯，以及另一位方济会士柏郎嘉宾领队。

1276年，畏兀儿景教徒拉班·扫马得到忽必烈许可，从北京出发，踏上朝圣之途。1288年，回程之中，他觐见了新任教宗尼各老四世。

1289年，尼各老四世派遣意大利籍方济会士若望·孟高维诺带同圣座召书前往中国。他与另一位会士经中亚、印度，再从当时的重要港口刺桐（今泉州市）上岸，终至大都，已是约1294年。经此一旅，方济会在大都、泉州等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中间发展了六千至三万名天主教徒。

1307年，教宗克勉五世设立汗八里总教区，以统理中国及远东教务，克勉五世还派遣七位方济会主教前来，为若望·孟高维诺祝圣为汗八里总教区总主教。其中三位幸存者于1308年完成祝圣，并先后出任刺桐教区主教。1312年，又有三位方济会主教自罗马抵华，协助孟高维诺，直至孟高维诺于1328年去世。孟高维诺成功使在华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大都的阿兰人皈依天主教。

1338年，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的代表抵达欧洲，邀请教宗派遣司铎前来牧养当地基督徒。方济会士马黎诺里遂率领50至100位同会弟兄，于1342年抵达大都。在朝廷鼓励下，马黎诺里使团持续传教活动，直至约1368年，元朝为明朝所取代为止。最后一位有记录的方济会士，据报于1400年遭佛教僧侣石击而亡。

### 明朝

1494年，在签署《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后，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授予葡萄牙国王远东地区保教权，葡萄牙由此获得对中国天主教传教的行政权，包括任命主教与传教士、兴建教堂的权力，以及对传教的资助和保护。然而，葡萄牙随后卷入一系列地缘政治冲突（如伊比利亚联盟的成立），因而无法有效在东亚实施其保教权。

传信部则主张“委任法”（jus commisionis），其因此有权任命宗座署理来行使尚未正式设立教区的主教职务。由于传信部的权利与赞助制度同时并存，中国部分地区的教会官员分别由这两种权力结构所任命。

随后，到天主教改革时期，全球传教事业蓬勃发展，耶稣会及其他天主教传教士亦积极入华，他们的努力成果虽参差不齐，却也对当时中国的文化、科学与艺术交流产生深远影响。

1552年8月底，方济·沙勿略神父到果阿和日本传教后，在中国广东台山海岸的上川岛上计划准备偷渡入境。但是，答应帮助他偷渡的中国商人反悔，迟迟不来。1552年12月3日晨，沙勿略因疟疾病逝于岛上。

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获准由澳门进入广东肇庆居住。1601年，经过不懈努力，利玛窦在中国建立了永久性传教据点，其策略极为巧妙而细腻：以西方科技与学术知识吸引万历皇帝及明朝官员的兴趣，作为打开大门的契机。利玛窦的传教方法，即“利玛窦规矩”（the rules of Matteo Ricci）尊重中国文化，视某些儒家与民间习俗为“民事”而非宗教性质，因此与天主教信仰并不冲突，这种方法招致其他修会的批评，从而引发中国礼仪之争，然而事实上，他与耶稣会其他成员一样，视道教、佛教为敌。

利玛窦去世后的六十年内，中国天主教徒人数有增无减，涨至三十万有多。此间，欧洲各天主教国家竞相争取在华传教影响力，宗教传播并未深入中国广大地域，本地天主教徒开始在较少外来干预下，自行发展本土机构。

### 清朝

利玛窦于1610年去世，但耶稣会的传教事业持续发展，直至十八世纪，成为清帝国文官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1644年，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被新立的清朝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其他耶稣会士们还获任机械匠、乐师、画师、天文仪器匠等职务，凡需技术专长的领域，皆有他们的身影。同样地，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了由早期全球化时期至今的文化混融过程，其中一个生动例证，便是采用掐丝珐琅技法制作的基督教艺术品。

耶稣会士对儒教的务实调适策略，后来引发与道明会士的冲突。这些道明会士于十七世纪中叶从菲律宾抵达京师，强烈反对耶稣会的“让步”政策。道明会领袖多明戈·费尔南德斯·纳瓦雷特在回应“孔夫子是否得救？”这一神学问题时尖锐表示，既然古希腊哲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塞内卡等人皆被定罪下地狱，“孔夫子更不配吻他们的脚，又怎能得救？”与之相对地，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戈维亚则坚称孔夫子“确是得救了”、“就连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都无能担保”。

在此之前，西方教士对于是否应立华人为司铎一直存在争议，此争议直至1654年方才告一段落：罗文藻被祝圣为多明我会司铎，他亦是中国本土第一位正式神职人员。

部分传教士反对利玛窦遗留的“让步”政策，视其为对迷信的妥协，教廷方面选择支持这些反对者。教宗克勉十一世听信道明会和方济会的控告，认为祭孔、祖先崇拜等儒家习俗违反天主教教义，遂于1704年和1715年颁布禁令，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此类礼仪。由于礼仪之争，康熙帝要求传教士宣誓遵守“利玛窦规矩”。1724年，雍正帝则将所有不认同利玛窦立场的传教士驱逐出境，导致天主教在华活动严重受限。直至1939年，教廷才撤消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

《大清律例》中原设有“禁止师巫邪术”条款，嘉庆帝于1814年在此节中增补第六条款，条款专门针对基督教，于1821年经修改，并由道光帝于1826年正式刊布施行。该条款规定：欧洲人若向汉人与满人传播天主教，将处以死刑；皈依基督教而不悔改者，则发配新疆，赐予当地回教领袖或伯克为奴。满族基督徒在被赐予当地伯克为奴后，亦将被除去旗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允许外国传教士入境。不平等条约赋予欧洲列强对传教事业的管辖权，以及对中国基督徒的部分权力。法国积极将自身定位为中国天主教徒的保护者，此举引发与罗马教廷长期外交争议。此间在华运作的天主教修会包括巴黎外方传教会、米兰外方传教会、玛利诺会、遣使会、方济会、加尔默罗会，以及鲍思高慈幼会，这些修会成员主要为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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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太平天国之乱使得社会更加动荡。而根据不平等条约赋予的权利，外籍传教士可干涉地方诉讼，这使天主教会在中国地方社会中成为新兴权力来源，亦吸引了社会边缘群体以及在地方冲突中寻求盟友的民众支持。那些为求保护而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常被贬称为“米饭基督徒”（指为救济粮而信教）、“诉讼基督徒”（指借教会势力打官司）或“械斗基督徒”（指利用教会调解或参与地方械斗）。外籍天主教势力介入地方纠纷，激起强烈反基督教情绪，最终酿成义和团运动。据教会统计显示，在此期间，中国籍天主教徒遇难约1.8万人，新教徒约5000人；总遇难中国人（包括非教民）可能达10万–20万。

清廷亦允许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进入藏区传教，这削弱了当地拒绝效忠中央政府的喇嘛（尤其是格鲁派）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他们对此深感惊恐与嫉妒。1905年巴塘事变中，格鲁派喇嘛领导藏人屠杀传教士与本地基督徒，并包围巴塘，焚毁教堂；驻藏大臣衙门遭围攻，驻藏大臣凤全与总兵李嘉瑞设法逃脱，据传他们在逃跑时撒下卢比银币，追兵忙于捡拾而未紧追。两位大臣逃至指挥处，但原属凤全麾下配备火器的百名藏族士兵闻讯叛变，随后喇嘛及其追随者包围罗指挥宫殿，并屠尽在内全部基督徒。

### 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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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9日，时任教宗庇护十一世派任首任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驻节于当时中华民国首都北京。1924年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在选出了若干名中国主教后，并在新成立的修会和团体协助下，发展出137个传教区；其中99个晋升为宗座代牧区，余下则为宗座监牧区。

1942年，教廷与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首任驻教廷公使为谢寿康。

1946年4月11日，时任教宗庇护十二世签署《Sinarum》宗座宪令，在中国成立圣统制。99个宗座代牧区升格为教区或总教区，20个教省同时成立。此后共设有20个总教区、100个教区，29个宗座监牧区。圣座于首都南京设立驻华使馆，黎培理总主教担任驻华教廷公使。当时，全国约有3,000,000名信徒，700,000名慕道者，5,000名神职人员，其中2,000名是中国国籍；亦有1,262名会士，6,133名修女，协助传教工作。在各地设有小修院。全国有十二所区域性总修院、5所超地区性总修院。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教廷继续承认其为代表中国之政府，并且在台北恢复设置“教廷驻华公使馆”（衔牌上为楷书正体字，并有拉丁文“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与当年在北京和南京时一样），并于1959年升格为大使馆。

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教廷召回驻华大使，改为参赞代办常驻台北的教廷驻华大使馆。（参赞代办是当大使暂时离职、尚未指派或因特殊原因而无法向驻在国派驻大使的另一个最高外交代表职衔。）虽因政治因素，梵蒂冈驻华职称有所变化。

### 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

1949年，主张无神论及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督教会一部分迁到台湾，一部分留在大陆。当时在中国的137个教区中，有28个是由华人管理（21名主教和7名高级教士），另外109名主教和高级教士则为外国人。1949至1951年间，留在大陆的传教士曾遭拘捕入狱，继而多数被驱逐出境，大多数到台湾继续传教。中国共产党认为宗教信仰会干预或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活动，虽然1980年改革开放后设国家宗教事务局专职包括天主教在内的所有宗教事宜，法律层面上宣称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实际操作中公民仍受部分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行设立合称为“一会一团”的天主教管理机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而圣座对这两个机构都无法管辖。教徒敬拜仪式必须在登记教会的教堂进行，不接受由梵蒂冈任命主教。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是无神论者或退出宗教才可入党，非中共党员的天主教公民可以在宗教上接受教宗教导，但前提是需服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1955年末，留驻中国的外籍神父、修士和修女尚有约6,000人。其后，中国政府以各种方式驱逐出境。1966年，只有9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修女获准继续居留，以服务在北京的一所专收外交团子女学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粗暴地驱逐。此时，除了美国籍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秘书长华理柱主教仍然被捕坐监外, 中国已没有外籍传教士。

美国天主教出版物《Commonweal》的中国天主教调查认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组织，本身并非教会，无论神父、主教、修女或平信徒，都不再属于它。这意味着中国三分之二的登记教会主教现在已经被梵蒂冈承认。2005年6月28日，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邢文之的任命据说得到了梵蒂冈和北京的双重认可。在过去，梵蒂冈和北京建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由谁任命主教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表示梵蒂冈与北京的和睦，教宗本笃十六世邀请4名中国主教，包括2位政府承认的主教，1位地下主教，还有一位最近加入登记教会的地下主教，参加2005年10月主教大会。北京最终拒绝让4位主教参加大会。

### 澳门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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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殊的历史因素，澳门与香港的天主教发展历史早于中国内地，并各自拥有直属于罗马教廷管理的教区。

葡萄牙人于1553年开始居留澳门一带，1555年，耶稣会会士巴来多神父到达澳门开展牧灵工作。1562年，疯堂、花王堂和风顺堂的小教堂建成，隶属于马六甲教区。1576年1月23日，教宗额我略十三世下令成立澳门教区，为东亚第一个成立的教区。

1841年1月26日，英国的驻华商务总监暨英国皇家海军军官查理·义律率先占领香港岛，展开英治香港时代。同年4月22日，香港岛及其周围6公里的地方脱离澳门教区，成立香港宗座监牧区。

其后，天主教在澳门与香港迅速发展，并提供教育、医疗及社会福利等服务，在两地的社会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 主要组织

-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
- 中国大陆主教团
- 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教友团体）
- 中国天主教教区

### 修会

#### 本地修会

- 主徒会
- 耀汉小兄弟会

#### 外来修会

- 耶稣会
- 慈幼会
- 母佑会
- 圣母圣心会
- 玛利诺外方传教会
- 巴黎外方传教会
- 本笃会
- 圣言会
- 方济会
- 道明会
- 熙笃会

## 著名人物

### 明朝

- 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郭居静、利玛窦、汤若望
- 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

### 清朝

- 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朗世宁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协委员

- 林仲伟神父为广东省乐昌市政协委员，是少数获邀加入中国大陆官方政治组织的罗马天主教神父。

###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籍枢机

- 龚品梅 枢机，上海教区已故主教

著名主教

- 皮漱石 总主教，奉天总教区总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一至二届主席
- 范学淹 主教，保定教区已故主教
- 傅铁山 主教，北京教区已故主教（自选自圣，教廷不承认其主教身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金鲁贤 主教，上海教区已故主教（自选自圣）／助理主教（2007年获教宗认可），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 邢文之 主教，现任上海教区辅理主教（中梵双方承认），状况不明
- 李山 主教，现任北京教区主教（中梵双方承认）
- 马英林 主教，现任昆明教区主教（自选自圣，教廷不承认其主教身份），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
- 房兴耀 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著名教友

- 刘柏年 教友，现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 参考文献

### 来源

- Wise Man from the West, Vincent Cronin，Fortuna Books, 伦敦，1955年（关于利玛窦）
- 《耶稣会在北京宫廷》, C. W. Allen, Kelly & Walsh, 上海，c. 1933

## 延伸阅读

- 黄一农：〈从韩霖《铎书》试探明末天主教在山西的发展〉.
- 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帝天说”及其所引发的论争〉.
- 黄一农：〈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
- 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黄一农：〈南明永历朝廷与天主教〉.
- 黄一农：〈扬教心态与天主教传华史研究──以南明重臣屡被错认为教徒为例〉.
- 古伟瀛：〈十九世纪台湾天主教(1859-1895)－－策略及发展〉.

## 外部链接

- 天主教在线
- 天主教长青家园
- 《信德》网络版
- 天主教小助手
- 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
- 思高圣经学会藏书 (The Studium Biblicum OFM Collections) 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 华人基督宗教文献保存计划

## 参见

、中国基督教、中国基督教史、中华殉道圣人、中国天主教教区列表、三自爱国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 ｜、中梵关系、中华民国—圣座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梵蒂冈关系、河北天主教、台湾天主教、香港天主教、澳门天主教、圣经汉语译本、圣经思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