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又称联俄容共、联俄联共。中共党史也称为大革命时期，当中军事部分又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际上又称第一次统一战线（First United Front），大致开始于1923到1924年，结束于1927年，是国共关系史上第一次合作，也同时涉及苏联、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

“联俄容共”是1923年吴稚晖率先使用后，约定俗成的说法，国民党认为这是孙中山晚年为了协助中国国民党的方针，引入苏联政治训练、军事及财务的外援。中国大陆将该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政策称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在三年多的合作期间，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而言，其支持的国共两党的“国民革命”成功打击了英、美、日、法等国的在华利益，并击败了各国支持的北洋军势力，同时借助中国共产党，苏联得以继续在国共决裂后影响中国局势。尽管存在矛盾，但国共两党的实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一同打击其共同敌人“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获得实力在各省发展党组织，并发动北伐统一战争，击败孙传芳、吴佩孚等北洋军将领，将统治范围从广东一隅扩展到长江流域，收回汉口、九江、镇江等英租界，并得以在国共决裂后继续发动“二次北伐”，乃至名义上最终统一全国。中国共产党则从人数不多的组织变为得以掌握部分工农和正规军武装，并在革命军所到各地发展工农运动的政党，获得在此后第一次国共内战中与国民党抗衡的资本。在联俄容共期间，中共与国民党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冯玉祥等人发展出的关系也继续有利于中共日后的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内也因为联俄容共问题爆发深刻的矛盾，导致“粤沪分裂”和“宁汉分裂”。国民党重新统一后，西山会议派、汪精卫改组派继续以派系形式存在，并参与国民党内多次的反蒋军事或政治活动。

## 背景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存在各方因素。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而诞生的革命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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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对孙中山的思想与革命活动作出评价。1912年他在《中国的民主和民粹主义》中肯定孙中山具有真诚的民主精神和对群众的同情，但认为其思想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并批评其试图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设想过于天真。1913年在《中国的政党斗争》中，列宁进一步指出国民党未能广泛吸引中国群众参与革命，并认为孙中山在政治上具有理想主义和优柔寡断的弱点。

在此背景下，孙中山逐渐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1919年底，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特使波波夫与孙中山接触；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支持建立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一些共产国际人士对孙中山评价不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同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马林，对俄国革命和列宁的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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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民党外，早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曾同时与多方势力接触，包括北京文官政府、张作霖、杨增新、吴佩孚与陈炯明。陈炯明一度邀请陈独秀赴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但孙陈矛盾最终导致1922年“六一六事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公开表示支持孙中山，并逐渐确立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向。共产国际也决定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

1922年，共产国际正式决定推动国共合作，并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中共中央随后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推动统一战线，同时确定“联孙反陈”的方针。随后，国共合作逐渐展开，如1922年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大学即由两党合作创办，并成为共产党在华东的重要活动中心。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亦强调，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与国民党等力量合作，以推动反帝与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

##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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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一大的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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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元旦，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依靠群众发动革命并完成革命的思想。同月的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通过的总章规定在党本部增设一个农工委员会，以调查研究农工情况和制定相关工作的改进计划。但当时国民党仍然“太注全力于军事组织，把群众的教育疏忽了”，并未立即在农工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1月26日，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

同月，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迎接孙文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革命政权，对抗陈炯明和北洋直系政府。大元帅府政权仅统治广东局部地区，列强多不支持和承认。孙仅获得苏联支持以因应情势。孙在改组中国国民党同时，实行“联俄容共”。孙接受临时协议，把中东铁路委由苏联管理，并准许苏联军队占领外蒙古。与共产国际合作后，苏俄方面给予孙大量军火和银钱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孙创立党军北伐。孙派遣参谋长蒋率领代表团访苏，考察政治和军事，又聘用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协助改组中国国民党。

1923年5月间，由马林和陈独秀（当时已加入国民党）共同为孙拟定了《中国国民党改造计划草案》，并同孙文讨论过后“他已接受这一计划”。改组计划草案在国民党总部机构中，在宣传部之下分设工人部和农民部，分别负责对工人和农民的宣传工作，并拟从苏俄的援助中，每月拨给工人部和农民部各1000元的经费。马林当时评价认为，“国民党的注意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国民党在这里几乎没有开展什么工作去争取人民对孙的支援，以达控制广东的目的”。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确定全体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方针。中共三大新选出的陈独秀等五名中央委员（均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联名致函孙文，提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

7月21日，即将离华的马林给廖仲恺写信，建议国民党学习苏俄发动群众的方式，指当时国民党“虽然党纲规定党应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动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参加国民运动，但实际上党只依靠军阀”。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决定团员可以和共产党员一样加入国民党活动。10月18日，孙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名义，委任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组织训练员。

初到达广州的鲍罗廷在与孙的初次会谈中谈到“国民党还有许多严重的不足”，指“国民党还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孙对此表示同意。鲍罗廷向孙中山建议，有必要“首先在广东本地进行一定的改革”，“迄今为止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无益的，必须加以改变”，“必须在农民中做工作”。当时，陈炯明军进攻广州近郊，大元帅府各军溃退广州，几乎失去政权。鲍罗廷分析，认为前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在农民中间“工作薄弱”，因而农民“有时甚至帮助敌人”。孙中山同意鲍的这一分析，并根据自己亲临前线视察所得，确信这种估计是正确的。

1923年11月，广州爆发关余事件，革命政府与西方各国的关系紧张，多国派出军舰到珠江保护粤海关。而中国共产党则积极组织群众反帝运动声援政府。11月13日，在征得孙同意后，鲍罗廷在廖仲恺主持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的广州各区党部委员会议上，建议由政府立即颁布有关土地、劳工、小资产阶级的三项法令。廖仲恺表示支持，更代表广东省政府宣布要颁布法令。但在会后，孙却对此“犹豫不定”。国民党内也有人激烈反对公布法令，认为会“使广东苏维埃化”。11月15日，廖仲恺在第二次各区党部委员会议上，反驳党内关于“苏维埃化”的说法。

1923年11月24日-25日，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11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

周恩来后来指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积极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在早期，如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均由中共跨党党员创建和实际控制。

在鲍罗廷的影响下，孙、廖等人同意国民党应该转变策略，学习发动群众。11月25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对党员演说，“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的心力为吾党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奋斗。人民的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的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12月19日，在上海的廖仲恺也对国民党议员说：“年余以来，广东完全在军事期内。惟改革国事，虽不能不赖军队，也不能专赖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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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转向，遭到一些国民党员的反对。国民党广东支部邓泽如等联名上书孙文，指责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渗透计划，孙文则亲笔批复信函，为联俄容共辩护。12月29日，孙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到广州作孙顾问，以苏联共产党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在上海召开，总结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中的作用，进一步统一党内在国民党一大上对国共合作关系的态度。1月18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团为明确在该大会上及国民党中的工作方针而召开中国共产党党团会议。鲍罗廷作报告。党团书记谭平山等也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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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孙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孙文在演讲中强调要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大会也向当时病逝的列宁发出唁电。在会议中，再次有广州代表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质疑容共政策，但因为李大钊、孙文、廖仲恺等人的支持最终提案被否决。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国共产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国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中国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

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亲共亲苏势力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中国共产党方面日后宣称孙文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或苏联人所说三大政策）、这一历史阶段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来的国共党史解释不一，中国国民党人认为，孙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是真，但其至始至终只有一个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无所谓新旧。

### 国民党一大后

1924年1月7日，冯自由等人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反对“联俄容共”政策（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反对容共的冯自由被指定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1924年2月，中共三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要求党员避免同国民党右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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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天起，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农民部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制订、推行中国国民党之农村政策：农民部当家是秘书彭湃，由中共农民委员会和鲍罗廷在幕后操控。在廖仲恺倡仪下，5月1日大型庆祝会于广州筹开，孙在会中演讲，再度呼吁大家为民族解放奋斗，而把阶级斗争之主题摆到次要地位。中共党员威胁拒绝统一战线即是与苏联绝裂，但孙不肯在鲍罗廷回来前解决争端。几经急电催促，鲍罗廷在6月20日回到广州。

4月，李大钊等人领导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在近两年内积极推动北方的国共组织发展。5月13日，林祖涵等领导的中共汉口地方委员会机关和其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机关同时遭到直系湖北督军萧耀南当局的军警破坏。许白昊、刘伯垂、杨德甫等国共人员被捕。此后由于覃振、张知本等人对共产党的疑虑和反对，对恢复汉口执行部消极，使得国民党汉口执行部终止。

1924年5月10-15日，中共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及《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等文件，确定在国民党内以宣传工作为主，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组织分开，并开始注意农民运动。同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建立的工会联合组织广州工人代表会。

1924年5月31日，顾维钧、加拉罕正式代表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以及《中俄协定附件》七份。中苏正式建交。南方广州革命政府不承认北京政府，因此也不承认中苏建交，此后国民党又就此发表声明，肯定中俄协约和苏联，但是指“中俄协定之成立……皆俄国根据其革命主义所自愿抛弃，绝非伪北京政府所交涉而获得”。

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校正式成立，校长蒋介石。同月，共产国际五大召开，国共北方组织领导人李大钊出席，并报告和解释了国共合作的策略与情况。

6月25日，鲍罗廷与谢持、张继等会谈时，承认共产党的确构成“党（国民党）内有党”，但他暗示是取得苏援代价：“国民党已经死了、埋了......新成员，如具有团体精神共产党员，透过为老同志灌输竞争活力，昭示著新国民党诞生......国民党的中央组织仍然松散，命令也得不到全体党员遵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期待共产党放弃他们自己的组织。”上海、北京党员函电涌至，抗议共产党干预、操纵，尤其是他们力促通过中苏条约之宣传；张继和汪精卫在广州公开发表反共演说，并发起要求驱逐危险盟友之请愿连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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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国民党发表《关于党务宣言》，要求尽快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容共问题，并就容共问题表示：

惟数月以来，党内党外间多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派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是反对派得借此而肆其挑拨，同志间遂由怀疑而发生隔阂。社会群众之莫明真相者，更觉无所适从，减少其对革命运动之同情及赞助。此种情状，若不亟事矫正及补救，恐直接影响于党务之进行者，间接亦影响于全民革命之发展，关系实至深且钜。中央执行委员会，负有指导党务及解释党义之责任。兹为解免党内外之误会及隔阂起见，不能不再为郑重之声明；即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

7月15日，在中共参与下，沙面全体华工罢工。同月，苏联首任派遣到广州的红军将领顾问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帕夫洛夫在东莞石龙前线意外身亡，大元帅府为其举行隆重的葬礼。同月，直属于国民党中央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成立，其工作实际由拥有两党党籍的共产党员负责，到1927年先后培养七届中共的农民运动军事人才，为中共此后的农民运动打下基础。同月，由国共各北京组织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成立，并倡议9月3日至9日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周”，直到三一八事件后停止活动。

8月，在大元帅府的支持下，中共最早的工农武装广东农团军和广东工团军得以组建，并为武装工农运动提供训练机会，并在广东各地开展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

8月，中国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上，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在孙文、鲍罗庭的支持下，提案被否决。之后，孙文公开斥责冯自由对其联俄容共政策的对抗态度，并警告党内，若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此后冯自由乃离开广东赴上海。随着国共两党在全国各地推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又趋高涨。1924年8月，上海各校学生重新组织非基督教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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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广州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成立，并逐渐成为中共最早通过国民党名义实质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武装，此后还积极参加支援了广宁农潮中由中共领导的农军，镇压当地的反共地主武装。同月，共产国际借广州商团事变中的外交风波以及江浙战争局势，发动“不要干涉中国”运动，声援广东革命政府。

同月，国民党就辛丑条约周年发表《国民党为九七国耻纪念宣言》，认为“拿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有学者认为孙文和国民党对义和团的评价转变，与联俄容共的开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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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10月10日，孙文在韶关接见苏联舰长马克西莫夫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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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团事变后的广州西关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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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军校宴请苏联“沃罗夫斯基号”水手的菜单，该舰运送了首批苏联援助的武器，俄制步枪八千支到广东。

1924年10月，苏联领事纪尔高在广州东山举行开馆仪式（当时苏联与北京政府正式建交、但广州革命政府不承认北京政府与苏联的建交协约），苏联军舰运载的第一批援助武器经“沃罗夫斯基号”也到达广东。同月，广州商团事变爆发，被国共联手平息。广东农团军和广东工团军分得部分商械。同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在国共北方组织的支持下发动北京政变，随后邀请孙文北上，与皖系、奉系共商国是。

1925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讨论国共关系，要求“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左派，争取、团结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同年初，应胡景翼的邀请，李大钊介绍苏联人克利莫夫到河南担任国民二军政治顾问。共产国际后面又派以斯卡洛夫为团长的苏联军事顾问团一行43人到达开封。同时，中共北方区委派曹靖华、蒋光慈、刘天章、杨晓初等先后抵开封，在当地发展国共组织。

### 孙文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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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孙文在北京病死，死前留下总理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国共双方在全国各地组织悼念活动，并宣传孙的主义和政策。期间，由蒋介石、周恩来等人发动的广东第一次东征战役爆发，并击败陈炯明大部。孙文死后不久，国民党内就支持与反对容共政策的分裂持续发酵。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先后在北京和广州召开，双方就筹备国民党二大的会址应该在北京还是广州争论不休，而其矛盾的根本也在于对联俄容共这一政策的分歧。又如邹鲁与蒋介石虽然私下都对“联俄容共”政策存疑，但孙死后，他们的实际行动却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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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文出殡队伍中的时任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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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真理报对孙文之死的报道，并引述苏共中央对国民党中央的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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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致苏联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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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第一次滇桂战争爆发，滇系唐继尧进攻靠近国民党、刚统一广西的新桂系军队。唐继尧的代表孔庚“谋求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以使唐继尧同政府之间达成和平协议”，并提出黄埔军必须缴械和取缔，“取缔所有共党组织，弹压共产党人，直至将他们全部清除出国民党，逐出护法各省”的条件，即取消国共合作，并恢复护法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则派出援军援助新桂系，一直到7月滇军被击败，巩固了国共广东根据地的后方。

1925年4月至7月间，戴季陶发表了一系列“孙文主义”的著作，以对三民主义进行阐释，和中共争夺解释。其本人使用“纯粹三民主义”一词。在1925年5月广州所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戴季陶提出要确定国民党之“最高原则”。戴季陶的思想被中共评价为“新右派”。戴季陶的理论思想，为后来张静江、蒋介石等“新右派”发动“清党”，以及“清党”后南京国民政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奠定基础。当时，戴季陶出任中大校长，旋即成立中山大学孙文主义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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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1日，中共中央局任命谭平山为中共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团书记，杨匏安为副书记，以统筹国民党中央党部内的中共党员活动。同日，中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取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共广东省农民大会也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全国第一个省级农运组织。

同月，五卅事件爆发，国共两党的组织积极领导各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在事件爆发前后，中共上海紧急会议在5月28日、5月30日、5月31日召开，讨论行动方针，此后正式成立上海总工会。

1925年6月，大元帅府的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广州兵变，并称“救党”，针对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反对国民党与苏联和共产党的合作，“将广东从共产党中解放出来”。苏联顾问及蒋介石率军从东江回师，平定杨刘。6月23日，国共组织的示威队伍在沙基游行，六二三事件爆发。5-6月间，广州革命政府和国共两党支持的省港大罢工在广东、香港等地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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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的讽刺漫画《香港之危机》，描述省港大罢工期间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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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港罢工纠察委员会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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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广东中山县第六区上栅乡农军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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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政治会议又决定在东征中武装彭湃等人领导的农民军，以协助东征军。彭湃得以为此后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斗争积累经验。在东征结束后，中共在当地领导的农民运动得到巩固，并以国民党海丰县党部为指挥中心。海丰在国共决裂前已有“小莫斯科”之称。

### 廖仲恺遇刺后

8月，国民党亲共左派要人廖仲恺遇刺。蒋介石等人则积极调查案件。原本并不十分信任蒋的鲍罗廷，经过一年多的考察，认定蒋已成为广东国民党最可靠的左派将领，故全力支持蒋充任广州卫戍司令，与汪精卫、许崇智组成三人权力中心。调查随后发现胡汉民胞弟卷入廖仲恺案，许崇智属下的粤军将领中亦发现有“谋反”迹象，于是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胡汉民被送去莫斯科，蒋亦将许崇智强行解职，递解出境。蒋更进一步跃入国民党的决策中心，成为除汪精卫以外的国民党第二号领袖人物。

1925年9月，胡汉民赴莫斯科。9月28日-10月2日，中共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目的是为应对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主义的出笼和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事件后的形势，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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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传部长职务，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常务会议通过，并请毛泽东即日到部任事。10月7日，毛泽东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会议讨论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决定先组织专人对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外文报刊和工农商学各界“知识之发达次第程序”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查，然后作出宣传、编纂计划；会议还决定请中央执委会通告各地，以后凡散发各种传单和出版各种报刊有关党义者，均要先交宣传部审查。10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3次会议；会议决定对戴季陶7月擅自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通告各党员，指出该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调戴季陶来广州工作之提议。10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14次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指定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3人起草编纂党史章程，提请中执委审定。10月20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直接筹备召开之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黎樾廷、李谷珍3人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负责宣言之起草工作。10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闭幕会，以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身份，向参加大会之千人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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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在反奉战争中，鲍罗廷、冯玉祥、李大钊等秘密策动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广州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都积极声援郭松龄，国共两党在东北的组织，如国民党哈尔滨党部在东北境内策动响应郭松龄的反奉。同月，以李大钊为首的国共北方组织计划发动推翻段祺瑞执政府的北京政变，因国民军拒绝配合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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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是为西山会议。会议要求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党籍。这场会议的合法性遭到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反对。包括蒋介石、汪精卫等均否决西山会议。1925年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执委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通电全国各级党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

11月下旬，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党部进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机关，作为该派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地。此后随着西山会议派的出现，各地的国民党党部国共冲突持续，有的地方因此有两个或多个国民党省、市、区党部，互不统属。

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会议推定毛泽东起草中央通告，将中国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在广州召集四中全会之决议以及此项决议延缓执行之经过详情，告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通过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长名义提出之《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反奉战争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而“奉直两派军阀，无论哪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恶凶的帝国主义”；大纲提出，在宣传中要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及其政治派别的阴谋，以人民为主体，团结各方人物进行反奉战争；大纲认为，人民对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真正人民的军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大纲要求各级党部宣传中国国民党对时局宣言之四项主张，尽快准备真正是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12月3日，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关于反奉战争宣传之通告，要求对大纲进行猛力之宣传。11月，毛泽东以宣传部名义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建议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之机关；中国国民党中央同意，并决定将上海交通局之工作交宣传部负责管理。12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7次会议，就湖南政治研究会呈请开办短期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理事问题，作出决定：指派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李富春、林伯渠、毛泽东为该讲习班理事。12月，毛泽东写信给中共韶山支部，并送农民协会简章，建议在原有农民协会之基础上，成立区农民协会；中共韶山支部根据毛泽东之建议，秘密成立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次年春公开，会员达11,700余人；北伐军经过湘潭时，韶山农民做很多支援军队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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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25年11月到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在“东征”“南征”战役中击败广东的两大对手陈炯明和邓本殷，广东宣告统一。东江、南路和海南岛纳入广州政府的统治范围，国民党各地党务继续发展。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广东省党部东江党务组织主任，南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朱克清兼任南路党务组织主任，两人都为国共双重党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还分别组建各行政区国民党特别委员会领导各地区国民党的工作，潮梅特别委员会、南路特别委员会、惠属特别委员会、琼崖特别委员会先后成立，其工作也多由共产党员实际负责，国共两党在广东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

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发表。11月7日，十月革命八周年之际，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莫斯科开学，并为国共两党按照苏联模式培养革命干部人才。同月，季诺维也夫在一次演讲中，引述了苏联访广州工会代表列普谢的报告，认为经过一系列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红军……广州就像一个小列宁格勒，或者说一个小莫斯科。而且它并不小，因为中国的人口比我们多，仅广州就有近150万居民。不用预言家也能预料到帝国主义者会遭遇某种意想不到的打击。或许，在他们精心炮制的这锅粥里，会诞生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红色上海”，并在苏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把中国置于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

1925年12月7日，胡汉民首次对共产国际代表拉菲斯提出，国民党要争取加入共产国际，与莫斯科取得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但共产国际不置可否。12月5日，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中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也”此后又在汕头宴请苏联顾问时高呼“中俄同志团结万岁”的口号。

1925年底，张作霖、吴佩孚等人组成反赤大同盟，联合奉、直、鲁、晋等各路武装集团组成“讨赤联军”，以对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作战、并预备与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开战。

### 国民党二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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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6年1月，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11个，特别市党部4个，正在筹备的省党部8个，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省、区外，已在全国大多数省、区建立起党部组织。这些党部大都是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许多党部的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汉口执行部的林祖涵等，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恽代英分别主持组织部、宣传部的工作。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国民党党员已达20万之多。

1926年1月，广州国民党二大召开，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政策，并打击西山会议派，敲打戴季陶。其合法性并遭到西山会议派的否认。会议肯定了北京执行部在“督促党务”中的成绩，并指过去两年中“各地执行部不惟成绩甚少，且有时妨害工作的新情况”，决定撤销各地执行部。随着国共合作以广州为中心得到巩固发展，广州得到“赤都”称谓。

同月，中国国民党广西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在广西实现和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正式成立。大会决议将广西政务按照党国制的方式改组。在广西第一届党部中央里，中共指的“国民党左派”有7名（陈立亚、陈勉恕、陈协五、黄家直等），共产党员1名，中共随后利用国民党广西农民部试图在广西东兰、梧州等地复制广东经验，开展农民运动与发展党组织，但其工作遭到新桂系挤压，多人后来被迫离职。同月至二月，广西东兰农案爆发。中共协助，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军与新桂系军队、当地民团爆发激烈冲突。事后广西当局迫于中共压力组建调查委员会，中共党员陈勉恕等参与调查。中共也乘机利用国民党中央的压力施压新桂系，得以在广西有更大活动空间。

1926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与胡汉民会晤，胡汉民代表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则认为“国民党的组织还不够坚强，没有足够时间从事改组”。1926年3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否决胡汉民提案的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3月12日，斯大林向胡汉民表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时间应在半年以后。

1926年2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汪精卫提议，批准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会议决定继续开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范围扩大，面向全国，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研究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施计划之指导”；同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林伯渠（主席）、陈公博、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阮啸仙、罗绮园。2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报：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代理。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开办政治讲习班的重大意义，在于表明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参加讲习班的学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来此作革命工作，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本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讲授农民问题。

1926年2月21-24日，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召开，讨论了国民党工作问题，五一节在广州召集第三次劳动代表大会、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革命军人代表大会问题，开办最高党校问题以及应付“目前北方战争”的宣传问题，确定了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和北伐中的政纲应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两大任务。

1926年3月，国共两党在广州举行中国首次公开的巴黎公社集会活动（50周年）。同月，西山派国民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其国民党二大。国民党中央正式因为容共问题产生为两个。双方互相开除对方的党籍，广州国民党指责西山派依靠“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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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北京三一八事件爆发。国共北京组织的领导人徐谦、李大钊等人因“赤化”罪名被通缉。李大钊将中共北方区委、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迁移到东交民巷苏联机构继续运作。

同月，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借机敲打中共与左派，但严辞拒绝了上海西山派的拉拢，继续执行联俄容共。从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第一次汪蒋合为时约半年。

1926年4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河南信阳、许昌、杞县三个县的农民协会负责人召开特别会议，决定筹备成立河南省农民协会。4月中旬，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在开封召开。4月2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会议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与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代表联合提出“拥护北伐，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口号。据当时统计显示，全国12个省的中共领导的县、区、乡级农民协会已达5353个，会员总数98万余人，其中广东地区农协会员64万余人，占全国总数的65.3%。

1926年4月21日，张作霖要求加拉罕自动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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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广东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同时开幕，举行庆祝五一节示威大游行。同月，国民党在福建省的党组织因为反对容共的党员与中共跨党分子的冲突导致了国民党第一次福建代表大会的流产。同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中央党部召开。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各级领导机构内中共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获得通过。国共合作在此背景下继续进行，但裂痕进一步加深。

同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辖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被吴佩孚军队击败而退衡阳的唐生智所部。此前，唐生智发动政变推翻赵恒惕。1926年6月2日，唐生智正式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被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

6月11日，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在天津缔结针对冯玉祥和国民政府的军事联盟协议。

### 北伐战争爆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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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在湖南境内进展顺利，7月17日，唐生智在长沙宣布实行党治，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持一切，通令废除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取消湖南省宪法，解散湖南省议会。苏联驻长沙领事馆在广州国民政府批准后开馆，首任领事为彭礼。

1926年7月12-18日，中共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分析了当时形势，在分析国民党内部派别时首次正式在中共文件中将蒋介石归入“新右派”代表人物，并开始重视军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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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大会召开，此后借鉴广东经验，湖南党组织进一步推动中共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同月，北京政府宣布通电各省通缉鲍罗廷。8月12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广东区委会议召开，讨论了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的党际间会议。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成员维经斯基、拉菲斯与中共广东区委成员陈延年、张太雷、黄平等与会。

192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以价值一千零九十万卢布的军械援助冯玉祥。8月17日，冯玉祥和苏联顾问桑古斯基、共产党人刘伯坚自苏联启程回国，9月3日抵库伦。冯玉祥又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加入国民党，拥护联俄容共政策，继续对北方的奉系重新开战，以策应北伐军。国民政府决定任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冯玉祥为国民军党代表。

8月20日，张国焘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共党际间会议，提出了对国民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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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革命军在湖南境内的进展顺利，进逼湖北、江西。8月23日，五省联军孙传芳为遏制蒋介石进兵江西，对蒋呼吁，指其“已为过激党所包围……此役乃非过激派防制过激派，乃中国人抵制非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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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四川万县事件爆发，酿成中英外交事件。9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在上海召开，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俄国委员作关于广东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会议希望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进行合作，通过政治纲领动员左派，广东的工作方针，在北伐占领的省区争取建立经选举产生的政权并召开省国民会议。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联席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未能就对赴汉口同蒋介石谈判调和汪、蒋矛盾的代表团的指示通过专门决议。

在北方战场上，9月17日，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与中共邓小平、刘伯坚等人的支持下，在五原宣誓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再次起兵反奉。9月23日，国民党在五原国民军司令部成立特别党部。9月下旬，长江沿岸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汉口被北伐军占领，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乐观，在对莫洛托夫的信中表示他认为“汉口不久将会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张作霖、蒋介石两人1926年秋天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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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入武汉。同月，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在广州中央党部举行，宣布要“肃清”西山会议派及孙文主义学会等“毫无觉悟”的分子，左派在党中央获得优势，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矛盾扩大。10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在上海召开，总结“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决定根据维经斯基的“使整个无产阶级都被吸引到行将到来的斗争中”、“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斗争中来”的结论和陈独秀关于更仔细地进行军事发动准备的补充修改意见，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6年11月8日，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南昌。此后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段锡朋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组织AB团，以和共产党争夺江西省国民党的领导权。蒋介石试图在国民党第三次全省大会中扶持AB团，但遭到中共和亲共左派的抵制，导致国民党江西第三次全省大会先后召开两次。

同月，由中共跨党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大会召开，并宣布开除四川反共右派的党籍，国民党此前在四川存在的两个省党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其中一个为容共派“莲花池党部”，另一个为反共派“总土地党部”）。

在国民革命军先后占领湖南、湖北、江西以后，中共在三省的组织及其控制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农民、工人和学生组织积极活动，复制广东经验，并开展农民运动，激起小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不满。另外，黄埔军校也逐渐迁移部分到武汉，并成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之后又逐渐被中共恽代英等人全面掌握，为日后中共三大武装暴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输送了军事人才和力量。

在福建，随着五省联军闽军等北洋各军北伐军主力击败，国共活动得以迅速发展。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在江董琴的领导下，依靠中共福建地方组织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和配合，于1926年11月后，先后在福建各地建立了6个政治监察署，岩平宁政治监察所，由国民党左派张旭高（后加入共产党）任政治监察员；漳属政治监察署，由中共汕头地委介绍的国民党左派陈卓凡任政治监察员；汀属政治监察署，由共产党员谢秉琼任政治监察员，共产党员林心尧任秘书；泉永政治监察署，由国民党左派陈文总任政治监察员，共产党员林环岛为秘书；莆仙政治监察署，由国民党左派陈炳中任政治监察员；邵属政治监察所，由国民党左派人士黄农为政治监察员，在这些福建地区级的政权机关中，也有很多中共党员参与工作，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占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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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奉系直鲁联军当局照会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派出巡捕协助密探处便衣侦探，对国民党在义庆里的市党部及中共天津组织突击查抄，将江震寰等四人逮捕，押送英租界工部局，又陆续抓捕了十几位党人。直鲁联军当局向英租界工部局交涉要求引渡被捕党人，最后终于将被捕的14名党人解送华界天津警察厅。

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11月29日，共产国际决定国民革命军应以反英为主要任务。布哈林的报告则认为“革命中国的首府广州”“对亚洲殖民地奋起的群众来说…成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莫斯科””，幷认为“中国民族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不可能不对印度也产生促进革命的影响，而印度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地要把印度工业无产阶级的作用越来越提到首要地位”。会议发出《告战斗中的中国人民书》支持国共的“反帝”与北伐。

### 国民政府迁都武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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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随后成立，作为临时领导机构，在广州国民政府停止办公到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办公期间行使最高职权。此后国民政府逐渐迁移至武汉开始办公，伴随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以及左翼农工运动，武汉被称为“赤都”。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认为要继续与蒋介石合作。陈独秀作了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报告》。通过了《政治报告议决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等。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会议决定以限制工农运动换取“革命联合战线不破裂”。

同月，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湖南省农民协会。同月，中共在四川发动“泸顺起义”，是中共在南昌暴动前首次兵运工作的尝试，但随后又遭到已易帜归顺国民政府的反共派川军攻击。到1926年底，中共在江苏全省的农会会员得到发展，农委还成立江苏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筹备建立省农民协会。

同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家农民银行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由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成立。该银行是其发行的布币也是中国共产党发行的最早的货币。同月，针对中共利用国民党名义发展组织的问题，云南唐继尧宣布取缔国民党、共产党，并发布“反赤”训令、布告，要求严厉查禁共产党报刊和出版物，取缔共产党及国民党在云南的一切组织、集会。唐继尧为致公党副总理，在云南成立坚持联省自治主张的民治党，又支持以青年党为首的国家主义者在云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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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国共两党领导的反英群众先后冲击汉口、九江英租界并将其占领。随后陈友仁代表武汉国民政府与英方进行外交谈判，英国最终放弃两个租界。北伐军向长江下游推进时，英国又提议由英、美、日、法四国出兵，实行联合武装保卫上海。这时，各国纷纷增兵中国。在上海及长江一带，共有外国军舰60余艘，集结在上海的各国军队共2万余人。

随着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内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推动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和阶级斗争，各地矛盾激化。在1927年2-3月间，仅据报载，在湖北就先后有汉阳、阳新、监利、新堤、麻城、汉川、夏口、钟祥、黄冈、天门先后发生了反共武装捣毁国民党党部和农协，杀死国共党员和农协会员的事件。2月，中共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正式成立江西省农民协会。

广东变为国民政府后方后，当地的国共冲突同样剧烈。1927年1月2日，反共派广东机器工会200余人袭击共派粤海铁路工会宿舍。1月7日，广州政治分会决议解决铁路、机器两工会纠纷办法。2月8日，广东机器工会武装进攻石围塘广三铁路工会，铁路工人在中共南海农军支援下，击退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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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中共福建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福州举行，成立福建省农民协会，并制定福建省农民协会章程。2月10日，共产国际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在中国方面积极声援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局势。同月，国民党广西第二次全省大会召开，共产党与亲共左派基本被新桂系清除出中央，是为新桂系在广西清党的前奏。2月23日，上海成立了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并由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军事委员会，具体负责上海武装起义指挥工作。同月，冯玉祥国民联军的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成立，工作实际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兼教育长，也被称为“第二黄埔”。

1927年3月5日，中共中央特委会议在上海召开，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进行准备。同月，中共的安徽省农民协会筹委会、浙江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宣布成立。其中安徽筹备委员为薛卓汉、张从吾、李以庄、俞昌时、严学静、石练百、葛翔7人。3月，南京事件爆发。西方侨民遭到攻击，英美军舰对城内进行炮击，再次酿成外交事件。随着北伐军逼近上海，3月21日，中共上海市总工会发布了总同盟罢工的决定，接着转为武装起义，22日获得胜利，随即召开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成立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这是最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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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进入镇江后，英国领事怀稚特主动放弃镇江英租界，避免冲突。在中共推动农运的成绩显著的背景下，3月，中共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正式成立湖北省农民协会。3月30日，毛泽东、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经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民代表联席会议的选举，组成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会随即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作了具体部署。

3月31日，重庆爆发三三一事件，刘湘军队与当地的反共民团攻击中共及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织的集会，造成人员伤亡，是为四川国共冲突的进一步发展。同月，江西AB团成员贺其燊在赣州，在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的协助下，打死了共产党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此后，AB团的新江西省党部先后在丰城、抚州、永丰、南昌、九江、乐平、遂川、鄱阳等地爆发了国共冲突。从1月到3月，从江西南昌到全省各地，AB团成员与反共派和共产党的冲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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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在汉口召开，会议由苏联顾问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和亲共的国民党左派势力主导，原中央政治委员会之国民党右派人士张静江、胡汉民、伍朝枢、吴稚晖等均被排除在外。同月，国民党中央第七届农讲所在武昌开学，由毛泽东、邓演达主持。

1927年4月2日，发生了中共其掌握的国民党左派针对AB团掌控的江西省国民党党部的四·二暴动，AB团随后垮台。4月3日，福州爆发四三事变，方声涛召开临时政治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福建省部筹备处，取缔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组织的社团。4月9日，亲西山会议派的福建国民党反共派又发动厦门“四九事变”。

4月3-5日，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10余人在上海孙宅及上海道尹公署开秘密会议，讨论分共和赶走鲍罗廷，决定4月15日在南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国共两党关系，最终未开成。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发表《告两党同志书》，否认国共合作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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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张作霖在得到公使团同意，派遣军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共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证实苏联全面指挥颠覆合法的北洋当局的暴力、排外运动。天津租界和上海租界的苏联机构也遭到当地执法部分的包围或搜查。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粗暴北洋政府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称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

搜查苏联大使馆事件后，奉系主政的东北地区，以及张宗昌直鲁联军统治的天津、河北、山东地区也迅速开始搜捕当地的国共组织。在哈尔滨，更有“国民共产嫌疑罪”针对以国民党名义活动的中共组织。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在中共机关被破坏后陷入停顿，直到此后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恢复。

在预备清党期间，蒋介石仍然表态支持武汉中央。4月9日，蒋介石表示“对党、对主义拥护到底，有叛党及破坏国民之联合战线者、以打倒西山会议之精神打倒之”。

### 从四一二清党到七一五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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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清党”。新桂系主政的广西也马上响应，对广西境内的共产党动手。4月18日，蒋介石、李宗仁、张静江等人随后在南京另外成立反对容共的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随后遭到继续执行容共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及党中央指为“叛逆”。宁汉分裂爆发。国民党于是分裂为上海、南京、武汉三个党中央，以及南京、武汉两个国民政府。

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就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和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此后还发表了《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均指责蒋介石“叛变”，支持武汉。

4月15日，驻粤的国民党粤系、新桂系军队也发动四一五事变，在广东清党。广东国共分裂后，中共广东组织马上组织武装斗争，幷宣称忠于武汉国民政府，反对李济深等“反动派”，又组织“工农讨逆军”、“惠潮梅农工救党军”、“琼崖讨逆革命军”、“广东西江第二路拥护武汉党政府大同盟”等名义的武装，以反对“反动派”“背叛”国共合作。

随着南京政府反共，南京方面与上海西山会议派开始接触，商讨统一问题。南京国民党之后逐渐取消了容共时期的“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国家主义派”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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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由于搜查大使馆事件，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4月20日，中共中央局会议在汉口召开，听取陈独秀作关于其同汪精卫和谭延闿谈话情况的通报。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湖北省武昌召开，讨论四一二事变后的政策。武汉国民党汪精卫等人列席，此后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召开。此后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决定设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党团干事会，以统领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中共党员（同时具有国民党党籍）的活动。

1927年5月9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宣布不承认武汉国民政府，驻武汉领事牛敦于5月17日离开汉口，断绝与武汉国民政府一切关系。

1927年5月12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在汉口召开紧急联席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策略及应对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压力。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罗易等出席会议。5月12日，英国警察也搜查了苏俄驻伦敦商务代表处。

5月13日，鄂军将领夏斗寅通电响应南京反共，幷起兵进攻武汉，武汉国民政府中共将领叶挺率军迎击。5月21日，湘军将领许克祥在长沙通电反共，发动马日事变，逮捕和处决大量在湖南的共产党，幷解散由中共控制的各地国民党党部。

5月20日至26日，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汉口血花世界召开。会议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承办，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主办的大型国际会议。5月29日，江西的朱培德当局宣布礼送中共党员出境，以缓和的方式试图处理江西的国共矛盾，同时身兼国共要职的方志敏、邓鹤鸣等人被送走，武汉国民政府也未指责朱培德。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此后讨论解决湖南马日事变，认为不用武力解决，以免引起纠纷。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走向反共，此前一直观望的地方实力派，如云南龙云、山西阎锡山、新疆杨增新等纷纷易帜，宣布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晋军易帜后，也随即与之前结盟“讨赤”的奉军开战。

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携一份《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五月指示）到达武汉。出于信任，他把这份指示先拿给汪精卫看。同日至8日，中共陕西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选举产生了陕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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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以及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指示要求开展土地革命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答复该指示，对该紧急指示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通过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说服，为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国共举行了谈判，决定以共同纲领为基础调整两党间的关系。罗易应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请求起草了《中国国民革命纲领草案》。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电报和对国民党应采取的方针。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提出了《致共产国际电》。该电报和罗易提出的《中国国民革命纲领草案》一起被会议通过。

6月19日至28日，由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主张实行宁汉合作。会后蒋、冯发表联名声明。冯玉祥致电武汉方面，希望武汉国民政府“顾问解聘回国，驱逐共产党员出国民党”，领袖引咎辞职，以促进国民党统一。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决定由瞿秋白和张国焘负责起草给共产国际的电报。

7月3-4日，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和鲍罗廷均主张暂不应执行五月指示。会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即“国共关系十一条”)，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企图拉拢汪精卫。7月7日，冯玉祥在洛阳正式响应清党。

7月8日，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中共决定让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不让其参加会议。陈独秀辞职，被解除中共总书记职务，另组成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为首的五人小组领导全局（后加入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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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中共发表宣言，正式退出国民政府，又责汪精卫是“公开赞助反革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从7月13日至26日连续召开会议。该会议讨论通过了挽救中共地位的三项重大决策：武装反抗国民党，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7月14日，宋庆龄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幷指责武汉国民党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与政策”。

7月15日，之前一直执行容共政策的武汉首领汪精卫在获得共产国际关于在颠覆中国政府的策略文件后，也正式宣布和平分共。当天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会议，在会上公开了《五月指示》，指责共产党的政策，但主张以和平方式遣散共产党人。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抗议并退场。

##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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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共会议之后，7月2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政治委员会《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国民党党政人员脱离共产党。7月27日，周恩来、李立三等同赴南昌，并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也从武汉启程回国。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告中国共产党书》，指责共产党不接受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想“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又通电令各省党部、省政府、军部严防共产党活动，指第三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共产党训令中“共产党员应在国民党内创设非法战斗机关”。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起武装暴动，攻击当地的国民党军队，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试图继续使用国民党的名义统战左派。在其中央委员宣言中，从国民党名义谴责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先后“背叛”，并呼吁国民党继续“革命”。在中共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途中到达长汀时，“为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应付外交事务”，革命委员会决定沿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对外，并以谭平山为国民政府委员长，陈友仁、顾顺章、王荷波、苏兆征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8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原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苏联农业顾问罗卓莫夫住所举行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国共分裂后的方针。在策划秋收暴动期间，国共合作期间设立的苏联驻长沙领事馆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的开会地点。

8月1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为宁汉妥协”“告民众书”，指责武汉国民党政机关“反动”，支持“真正的革命的国民党，如孙夫人、邓演达的主张”，号召“在共产党与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推翻这些互相勾结的叛徒和一切新旧军阀”。8月15日，国民党南京、武汉、上海三方代表在南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商讨国民党重新统一的问题，并将坚持支持容共的邓演达、彭泽民等开除国民党的党籍。

同月，宋庆龄在赴莫斯科前发表声明，支持“三大政策”并指责“反动势力”。8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决定“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认为“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国民党）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应当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党部，而且要保证自己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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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爆发。9月，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在上海召开谈话会，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宁、汉、沪三个并立的国民党中央。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在其宣言中，重新解释了容共以后造成的国民党两次分裂，并表示“于是吾中国国民党一致取反共政策，别无何等不同之意见，当然无复有同等机关对立之必要”……“而从前特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皆成陈迹，不得复引为口实”。

9月19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认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并认为经过国共合作一系列破裂之后，“国民党”已经由“革命”的象征变为反共的象征，因此要求直接使用苏维埃式的符号和口号：

所有共产党员的努力，打算创造秘密的革命国民党的组织，或稍为团结左派分子，一直到现在尚无成绩之可言……以前国民党在群众中的革命威信，已因资产阶级军阀之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恐怖与压迫而消灭了……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此后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主要的原则有两点：一、对于宁汉各派的国民党领袖机关及政府，积极的反对，定出明显的推翻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都已成革命的叛徒，民众的仇敌；二、对于零星散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只认为是革命的暂时的同道者，可以在每次斗争中，使他们来赞助我们及革命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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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南昌暴动的中共部队到达汕头后，决定正式成立国民政府，并决定由谭平山任国民政府主席。25日张太雷到达汕头，提出反对此前的决定，并即于第二天召开南方局会议，决定暂不发表国民政府名单。10月4日，周恩来在流沙的一座小庙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并宣布说，“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地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至此该组织正式解散。

1927年11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等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事先曾电请已故左派元老廖仲恺遗孀何香凝为证婚人。何香凝由香港赴上海，欲借此机会反对蒋介石继续反共，蒋介石坚持反共立场，何香凝拒绝为蒋宋证婚。

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以潜伏在张发奎回粤部队中的教导团为主力，联合清党以后仍潜伏在广州市内各工会的共产党组织，在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参与下发动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随后遭到击败。南京国民政府于是发布“绝俄令”，与苏联断绝关系，并要求国民政府管辖范围内的汉口、上海、广州、长沙苏联领事馆关闭。于是“联俄容共”剩余的“联俄”也彻底终结。12月17日，宋庆龄对此在莫斯科致电蒋介石指其为“误党误国之罪人”“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倘若您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的临终遗愿，那将该悬崖勒马，使国家免于陷入深渊”。12月24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反对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俄绝交宣言》，指责国民党“公开投降于帝国主义”，又指苏联是中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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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发出第25号通告。严厉批评赣、皖、陕、闽、滇等中共省委仍不愿放弃国民党旗帜的作法，要求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退出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号召“武装反抗国民党”。共产党在各地组织武装暴动，失败后进入农村地区发展，推动反国民党政府与土地革命的活动。不过在直隶地区，当时北伐军尚未进入当地，有些中共地方组织尽管接到了上级党组织“退出国民党”的通知，但因为国民党在当地的基层组织均系共产党所建立，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亲共左派掌握，进行国民党员登记以后更有利于公开活动，所以有些跨党的中共党员进行了国民党组织登记，没有及时退出国民党。由于这种特殊的情况，直隶许多国民党组织仍然被共产党员所控制，出现了与南方情况截然相反的现象，直到次年北伐军进军京津及直隶地区后开始进一步整理党务。

1928年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已命令自己的党员完全退出国民党，并且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反对这种背叛革命卖国殃民的国民党”。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议决“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正式结束联俄容共的政策。

1928年春，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反对清党的国民党亲共左派筹组成立“中华革命党”，以示继承1919年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之意义，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会议中的民主党派中国农工民主党。

尽管国民党已经清党，但在少数地方因清党未能彻底，其国民党基层组织在1927年4月以后的几年间仍为共产党人所掌握。如江苏启东县，福建莆田县，河南濮阳县、内黄县，河北蠡县等。其中中共控制的国民党蠡县党部到1934年2月才被当局封闭，保定行营主任钱大钧派一批手下由中共变节者范承浚带领，逮捕其中的中共博蠡中心县委书记郑靠山、委员王之、共产党员王耀华等人，但三人很快获释出狱。启东县党部的党务一直由当地共产党实质掌握，并得到当地左派的庇护，延续到抗战前后。

## 争议与评价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与阶段，各方评价不一。国共两党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评价。

### 国民党“赤化”的说法

自孙联俄伊始，国民党“赤化”的说法便开始流传；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更激起轩然大波。包括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都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极其有害。同时，广州革命政府与华侨、商界的关系也因为广州商团事变等因素紧张。

#### 国民党外的说法与国民党的回应

对于联俄容共后，国民党“赤化”的说法，国民党上下为此展开反驳，指为谣言，认为国民党“以俄为师”，但绝不“俄国化”；国民党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绝不做共产主义者；国民党吸收共产党人加入，但绝不混同于共产党，并做好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的思想准备。

香港是制造国民党“赤化”言论的发源地。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指“那一般蛰居香港受敌党运动的流氓访员更闭门造车，悬空八只脚大造其谣言，……一片闭上眼睛的梦话，不绝的向上海打电”。如上海《新闻报》1924年3月3日发自香港专电说：“2日国民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员到者90余人，由孙文主席，孙选定27人宣读，全场举手赞成，27委员中，除谢持、林森居正数人外，余均共产党。”港沪两地反对国民党的报纸大量制造舆论，“不曰‘国民党已变为共产党’，即曰‘共产党实为灵魂，国民党仅为皮壳’，不曰‘广州将于4月1日宣布实行共产’，即曰‘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均已加入共产党’”。其结果是，“有许多人说这回国民党改组，已经变为共产党，同俄国的共产党一般，这个实在是过信谣传受人的利用”；“惟自国民党改组之后，反对者造出谣言，诬为共产党之机关，局外人不察，亦多此种误会”；港报登出广州4月1日实施共产的消息后，“港中富商颇生疑惑，而省中银业界及一般无识之企业家，受其蛊毒者，亦有其人”。以致遭到国民党人批评：“归纳若辈之伎俩，终不外穿凿事实，颠倒因果，捕风捉影，肆意诋毁；归纳若辈造谣之焦点，要不外国民党变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主义变为共产主义而已。……以为一旦以一般人视为等于洪水猛兽之共产主义，加诸国民党，则国民党必外受列强之压迫，内遭国民之反对，而国民党危矣！”

国民党领导人随即展开反驳。1924年2月16日，汪精卫向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港报对于吾辈，造谣无所不至，其始则宣传国民党赤化，其计盖欲以间粤政府与各国之感情。实则国民党此次改组，丝毫不改其以前之政略。”2月18日下午，廖仲恺对国闻社记者发表谈话：“外人谓国民党为俄国化，则请观此次改组之宣言及党纲，视英国劳动党英国工党所标榜者犹且温和，凡吾人平昔主张之……土地国有，且未列入，如此而谓为过激，固非吾人之所敢承也。”3月中旬，胡汉民撰文，针对“国民党此次改组联合了俄罗斯，已经赤色化，变成波斯域。”（波斯域即布尔什维克的另一译音）指出：“这是一个有心中伤的话，以为俄国波斯域是许多国家所怕恨的，以前并且有极端咒咀波斯域的口调。……国民党改组是否就赤色化？和俄国波斯域是否一样？这全是事实问题，现在有宣言政纲明明白白摆着，我们也不用费笔墨来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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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孙中山在大本营亲自接见上海《民国日报》记者。记者问：“自国民党改组后，颇有人怀疑吾党已改趋于共产制度。”孙中山答曰：“苏维埃政府已为英意所承认，列强皆有继起承认之趋势，则吾国亦何独不可。且本党民生主义中之‘平均地权’意思已十分明了，实无再怀疑必要。”2月27日，孙在大本营再次对该报记者说：“本党此次改组，宣言、党纲均极明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区别，我又在大会讲演时详细说明。本党与苏俄精神合一处，乃在同为（被）压迫民族奋斗，至主义并未变更，且苏俄现时亦非纯粹共产主义。本党同志无不服从党纲，敌党谣言不可信。”3月2日发表的孙中山《致海内外同志训词》中说：“顾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具在，覆按可知”。3月25日，孙中山在同张作霖派来的代表杨大实的谈话中表示：“粤中实未施行共产”，“国民党共产、赤化，皆逆党造谣。请电雨亭弗可信。”3月30日，他在和香港某电通社访员谈话中，更坚决否认有在粤试行共产政府之意。

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了一篇近五千字的“辟谣声明书”，表示：“本党在历史上为谋结合全国人民以图革命之政党，凡愿集合在本党旗帜之下共同奋斗以求实现三民主义者，皆得加入本党，此乃本党素来所持之方针，为国人所共见者。……辛亥以前，不少主张无政府主义之人士加入本党，而未尝有以国民党变为无政府党之说。近数年来，奉之张、皖之段、浙之卢，亦尝与本党合作，亦未尝闻有谬称本党为张党段党卢党者。……今乃因本党新同志中有一部分倾向共产主义之故，遂嚣嚣然谓本党变为共产党，其荒谬可笑，岂不显然可见。”最后指出，“顾有人疑本党改组后之主义与政纲，亦已变易，甚至谓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实行共产主义。……本党三民主义始终未尝移易，其内容之说明以此次宣言比较的更为恺切详尽，而谓其根本原则有所变更则谬也。”盖因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二者乃本党数十年未尝变易之主张，非由模仿任何国家之经济政策或任何外国所谓激烈派之学说而来也。……固非有所盲师任何先进国之成法，亦非有所取慕何种最新思想之虚声。至于如一般反对者妄加诋毁，无论其指本党为共产主义，抑或为资本主义，皆与本党主义毫不相关，与本党救国之本心两不相涉。”

9月30日，前广州市长孙科接受记者采访，谈话称：“广州有一新闻通信员，以为吾人凡事皆经赤化，因向外报告谓吾人皆属赤党，国民党亦变化赤党。此殊未近乎事实，国民党仅有共产党数人为中国共产党分子，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乃属两事，前国民党于广州举行大会讨论改组，共产党员亦预焉，然其除于数问题与多数党员意见不同外，未尝违反国民党党纲及主义。共产党在俄国，吾人并不以为其系成功，亦不认共产党之主义在现在即可施诸中国。”

#### 国民党内的说法

无独有偶，除了国民党外反对共产党的各方指责国民党“赤化”外，国民党内部反对或疑虑中共或苏联的党员，也指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有“赤化”迹象。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弹劾共产党案被否决后，冯自由受压，被迫离开广东。7月，冯自由再次致信孙文反对联俄容共：

共产党员日借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营私作恶之利器……日言三民主义而粤省平民之颠连困苦百倍于前清；日言实行纪律而纪律二字只施诸一般国民党员，在共产党反得为所欲为，假第三国际之名而绝不受党章之拘束，遂令党势涣散、人心瓦解，本党多年宝贵之历史及牺牲之精神从兹扫地尽矣。……1925年9月13日，由中国国民党内因为反对联俄容共的成员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包括冯自由、马素等人，自行宣布革除汪兆铭、胡汉民、蒋中正的国民党党籍、并宣告驱逐中共跨党党员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及其成员均因为反对共产党，而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在其宣言中，指责容共后的国民党“赤化”，又指“国民党及粤政府赤化事、素为海外华侨表示反对”：共产党……实则利用本党名义，自图发展，为祸本党。彼等接受俄国运动费，收买青年，欺骗劳工……骂本党最大多数同志为反革命，非党人，以赤化本党。西山会议后，西山会议也指责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招牌，来宣传他的共产主义”，又指共产党在宣传共产主义的同时，力图“推倒政府”，“操纵”和“赤化”国民党，在其《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中指责广州国民政府仅“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共产派自加入本党以来，即不断地诬蔑和挑拨我们的同志，达他们破坏本党、扩充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这几件事实看来，可以知道现在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

## 各方态度

### 孙对苏联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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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唯一伙伴，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部运作，同时要保有组织和活动自主。孙接受与莫斯科同盟，但有两大保留：一、中国不会转向共产主义，俄国将支持中国（孙）之国家统一及独立奋斗；二、越飞重申俄国放弃沙皇时代依条约在华所得之一切特权。1月26日，孙和苏联特使越飞发表联合声明。越飞在上海与孙文会面后，两人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越宣言），开始国民党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的合作关系。孙认为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中国最大与最迫切问题，乃在完成全国家统一，与获得完全国家独立。苏俄表示，要废除沙皇时期与中国签订之所有不平等条约，外蒙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不能与中国分离。在孙越宣言中，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并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孙文与苏俄的关系才日益密切。

孙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但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完成统一及取得完全之独立。孙越宣言俄方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孙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的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的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的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的获得。孙宣称：“我肯定可以利用苏联体制最佳的特点，同时放弃其邪恶的一面。”

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孙愿意容纳于中国国民党内，一来是为了争取苏联援助，二来是为集中力量，壮大国民革命声势。

1924年2月9日，对清华大学生就国民党改行共产主义的疑虑，孙解释说：“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派山田事务官拜访孙，孙表示劳动主义、共产主义归根结底显然为中国国情所不容。国民党要人卢师谛回答来访的记者的答复，亦体现孙的基本态度：“一年来本党之敌派，每利用本党之亲俄政策，诬本党为抛弃三民五权主义，而采取共产主义，且谓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亦足以证明国民党之改换主义。此种谣言，余可为简要之声明。……亲俄系本党外交政策，若以亲俄而即目为采取共产主义，则与俄国订立国际条约，而承认其地位之国家，均可称之为共产化，岂不笑话。况共产主义之绝对不适用于我国，孙中山已于俄国越飞来华时，已郑重表示之。”

孙对外宣传：“俄国现在所行之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相同，故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孙更明言：“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在俄国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说到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俄国还不能说是成功。……革命的结果，政治问题得了解决，社会问题不能解决，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

### 苏联对孙的态度

1923年9月，苏共中央挑选鲍罗廷出任孙之政治顾问，负责执行与中国国民党之统一战线策略。苏联新特使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1923年10月9日至10月17日之间，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五度私下会谈，会中他表明改组政策即是渗透政策：“在报上，我讲的是国民党，但对我们而言，我讲其实是最终共产党影响力的增加......绝不能忘记，我们实际在做的工作，就是为了稳定共产党，这个目标应该要永久记住。”10月底，滇、桂系部队作战失利向广州撤退，陈炯明军一路尾追到广州城外。鲍罗廷在11月13日临时中执会痛批中国国民党领导人未能动员群众，称：“以农民为主广东民众对前线战争依然持消极态度！”鲍罗廷组织两支志愿队参加城防工作：赶赴前线者约有500人，大部分由共产党员训练。11月18日夜，军事情势逆转，陈炯明部仓惶撤退。

孙虽然实行联俄政策，但并不放弃联系美日，这引起鲍罗廷的不满。1924年1月6日，孙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会见，“呼吁美国帮助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性问题”，“鲍罗廷返回广州以后，曾经费尽心机地说服孙博士放弃这个幻想。”鲍罗廷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1924年1月23日他与孙谈话：“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孙中山：他关于中国人民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帮助的幻想还将抱多久？难道他等待这种帮助不是已经太久了吗？现在还不该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过去进行总结并转到新的道路上来吗？”

1924年1月底，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孙对三民主义赋予许多新意，鲍罗廷仍然深感不满，报告称：“孙同意为国民党制订的革命纲领，迎合了我们；但是不同意公开说将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为此他对我们不完全信任。”而孙对于国民党一大宣言亦不满意，曾欲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代为纲领。鲍罗廷力持反对，说服了孙。据鲍自述，他动情地劝孙：您面临着一种选择，是同帝国主义营垒中的一五亿人前进？还是同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12.5亿人前进？您应该作出决定了。在滔滔不绝的劝说中，孙不同寻常地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不过，“尽管孙中山接受了许多鲍罗廷的建议，最后应该怎样做的决定权还是在他；他俩的意见也不尽一致。有时候鲍罗廷发现要改变孙中山的想法简直不可能。”鲍罗廷不得不承认：“美国精神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一般说来，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

1924年2月16日，鲍罗廷在报告中说：“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孙就必须同以前组织上的混乱和思想上的涣散一刀两断，并完全投入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或者他销声匿迹。”

### 孙对中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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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底，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国，报告游俄观感，其中提到：“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孙回复说蒋未免过虑，孙“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份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

1924年6月，邓泽如等11人联名上书孙，弹劾中国共产党，反对改组中国国民党，指中共树立反帝反军阀旗帜，使中国国民党遭受“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孙说政纲是他自己请鲍罗廷所写，告诉邓泽如“切不可疑神疑鬼”，解释说：“陈独秀为首之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陈独秀等）如不服从吾党，吾必弃之”。另一方面，孙竭力把中共限制在自己的政治轨道之内，由于陈独秀屡次在中共机关报上批评孙的政策，于是孙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孙接受日本记者松岛宗卫采访时更直言：“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私下里，孙亦曾对刘成禺说：“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

对国民党外人士，如张作霖对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化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孙甚至不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属于两党合作，在他看来，国民党是中国“唯一之革命党”，共产党则人员太少，影响力有限，不具备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资格。孙解释说：“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因此对共产党人不给予重视，以致谭平山抱怨说，包括在黄埔军校，虽然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里面担任职务，但都没有巩固的阵地，因为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为了反抗商团，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曾前往韶关希望能够领到武器，但孙中山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他们。因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根本不愿武装将来可能成为国民党左派，即共产党人的力量。

### 中共对孙的态度

早期中共党人视国民党为落伍一代。中共一大会上，有的党员认为：“国民党的政纲中虽然显露出若干错误的观念，但它多少还代表着当时的新趋向，而孙逸仙提倡的公共福利原则，也类似国家社会主义。”另一位与会代表包惠僧则指出：“共产党与孙逸仙代表两个完全相反的阶级，两者之间是无法妥协的。因此对待孙逸仙应该与对待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厉害点，因为孙逸仙仅凭其煽动能力，根本拒绝群众于门外。”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对于孙逸仙的主义采取批评的态度，但对某些实际而进步的行动应加支持，惟不取党与党合作的方式。”

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其依据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在广东省之外仍被视为“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等等。中共早期党员郑超麟也在回忆录中提到：大多数党员都把国民党看作是“老朽不堪”；大家当时的认识是，加入国民党，就意味着共产党退化。

国民党员弹劾中共案事发后，孙虽有压制，但并未表现出坚决的反对态度。中共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他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1924年7月，陈独秀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判断说：“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不久之后，他还在另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建议：共产国际应提醒鲍罗廷，同孙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容易进入其圈套。

然而，当孙在北京骤然逝世，鲍罗廷认为：这是清除国民党右派，由左派掌握权力的最好时机。中共中央也下发通知，要求立即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公开征求党员，借机扩充左派数量，以便“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并争取在日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和右派竞争选举”。中共开始构建孙的“左派”身份，重点宣传孙晚年某些较为左倾的言论，如针对1924年海关关余问题、沙面罢工事件和商团事件所发表的反帝宣言，以及北上过程中主张废除军阀制度的表态，将其塑造为坚定的“左派主义者”，以往对孙的诸多批评几乎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其斗争精神的高度赞颂。中共并与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争夺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宣称“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是孙晚年发展的新三民主义。

## 外部链接

- 何为国共合作？何为新三民主义？
- 王建伟：〈孙中山逝世前后中共的宣传策略〉，《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9期
- 狭间直树：〈武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与孙中山思想〉

## 基本资料

- 别名：联俄容共、联俄联共、大革命、第一次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 领袖：孙中山 胡汉民 廖仲恺 汪精卫 蒋介石、陈独秀 李大钊
- 日期：1924年1月20日 – 1927年4月12日/1927年7月15日
- 解散：1927年4月12日/1927年7月15日
- 合并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 继任：第二次国共合作
- 效忠于：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国民政府
- 动机：反帝国主义、巩固广东根据地、武力统一中国
- 总部：广州 →武汉
- 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
- 政治立场：大帐篷
- 盟友：苏联、第三国际
- 对手：---- 党内反对派（1925-1927）、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西山会议派 国家主义者 ---- 广州商团、“土豪劣绅” ---- 中华民国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粤系、五省联军、湘系、直系、奉系、滇系 ---- 安国军政府（1927）、安国军
- 战役、战争：广州商团事变、国民革命军东征、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