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坦克（Tank）是一种装甲战斗车辆，其特征为履带式底盘，以及装备火炮与机枪的可回旋式炮塔，车体通常由厚实的装甲所包覆。战车的设计，本质上是火力、防护与机动三项要素之间的权衡：大口径主炮赋予其打击各类目标的能力，厚重且多采倾斜布置的装甲使其得以承受敌火，履带与大功率引擎则赋予其在恶劣地形上的越野能力，三者相互制约，难以兼得。作为现代战争中重要的陆战武器，战车素有“陆战之王”的美誉，通常由三至四名乘员操作，并在步兵、炮兵与空中支援的诸兵种协同下遂行任务，用于打击敌军战车、摧毁坚固阵地，以及以机动战包围歼灭、突破敌阵。

早在15世纪，便有人构想结合火炮与装甲的移动载具，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近代战车的雏型才告出现。当时西线战场陷入以铁丝网、机枪与壕沟为主导的阵地战，为求突破僵局，英国借用将海上巡洋舰搬上陆地的构想，设计出结合火炮、装甲与履带的军用车辆，即Mark I坦克。为欺骗敌军情报单位，英军将其代称为“水箱”（Tank），此一代称其后沿用下来，成为此类武器的正式名称。一战时期的战车行驶缓慢而笨重，主要用于协助步兵突破防线；到了战间期，各国各自研制战车，并依重量与用途将其区分为轻型战车、中型战车与重型战车等类别，同时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装甲战教范与军事理论，其中尤以德国的“闪击战”最为著称。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德军在对波兰、法国与苏联的作战中接连取得重大战果，战车的重要性获得广泛认可，世界各国遂大规模生产与装备，使其成为陆战的致胜关键；其中东线战场的一系列大规模装甲会战，更是整场大战中装甲作战的决定性舞台。冷战时期，原有的中型与重型战车，逐渐被防护、火力与机动性兼备而用途单一化的“主力战车”所取代；北约与华沙公约两大阵营在欧洲长期对峙，也使战车发展环绕着一场可能爆发的大规模装甲决战而展开。

1970年代以后，战车普遍配备复合装甲、滑膛炮、数字化火控系统与激光测距仪等新式装备，主力战车遂成为各国陆军装甲部队的核心。由于战车自身难以独力应对步兵、反战车兵器与空中威胁，现代战车须与其他兵种紧密协同方能发挥效能。尽管反战车导弹、攻击直升机与无人机等反战车武器屡屡使其实用性受到质疑，但凭借防护、火力与机动三者兼具的综合优势，战车至今仍是现代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武器。

## 语源

“战车”一词源于英文的“坦克”（Tank），中国大陆与香港依其发音音译为“坦克”，台湾则意译为“战车”。Tank一词出自英国陆军，该武器研制期间曾被称为“陆上战舰”（land ships）或“机枪毁灭者”（machine-gun destroyers）。然而1915年平安夜的一次会议后，英军基于保密需要，希望将这种菱形的新型武器伪装为水箱，并在运送这批新式战斗车辆时对外宣称是要运交俄罗斯帝国的水柜，甚至在车身漆上俄文字样。英军原本考虑以“运水车”（Water carrier，简称WC）相称，但此一称呼并未流行，最终选定以Tank作为此武器的名称。Tank一词可能源自印度古吉拉特语的“tānkh”，意为地下蓄水设施；也可能源自葡萄牙语“tanque”，意指水库。

有些国家并未沿用由英文“Tank”衍生而来的称呼。例如法国几乎与英国同时发明战车，为彰显自身的首创地位，一开始便另立本国名称，称之为“char d'assaut”（直译为突击战车）或“char de combat”（直译为战斗战车），并缩写为“char”。在德语中，战车称为“Panzerkampfwagen”（直译为装甲战斗车辆）或简称“Panzer”，该词原意为“装甲”，源于中古高地德语的“panzier”，而后者又出自古法语的“panciere”，指保护腹部的盔甲。波兰语则称战车为“czołg”，源自意为“爬行”的动词“czołgać się”。日本则于一战后派遣考察团访欧参观新式武器，原本亦欲引入“坦克”之名，但负责后勤事务的辎重兵奥村恭平大尉提议，因其为“战斗用的车辆”而改称“战车”（戦车），并沿用至今。

## 历史

### 起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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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搭载重型武器的机动平台，战车的问世与自走载具、武器系统、装甲防护等多项技术的突破息息相关。综观历史，人类早已运用兼具防护的移动装置，如攻城槌与攻城塔；另一方面，为使投射武器乃至后来的火炮具备机动性，人们也将其安装于战车与马车之上。例如15世纪初，胡斯派便成功胡斯派战车，成为早期的机动火力平台。历史学家阿拉里克·瑟尔（Alaric Searle）指出，古代的战象与战车颇多相似之处：两者同属兼具机动、防护与武装的作战平台，也因此都促使敌方发展出专门的反制手段。1500年，意大利设计师列奥那多·达芬奇亦曾设计一种由8人摇动曲柄以推动路轮行驶的装甲车，并配备火枪与枪矛。然而几乎所有构想都因无法解决动力问题而归于沉寂。1765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但蒸汽机需仰赖锅炉，而锅炉又受制于煤炭或木材等诸多条件，缺乏战场实用性。

自走载具于18世纪问世，并逐步演进为实用化的汽车、火车与拖拉机。将载具与装甲、武器相结合的早期尝试之一，是英国人詹姆斯·考恩（James Cowen）于1855年提出的蒸汽装甲车方案“移动式陆上炮台”。考恩正确预见这类装甲载具有潜力打破当时克里米亚战争所形成的阵地战僵局，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此一构想仍不切实际。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装甲列车与铁甲舰先后投入战场。到了19世纪末，内燃机问世，为地面载具提供了更高效且体积更小的动力来源；具备完整功能的装甲车则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然而正如装甲列车受制于铁轨，装甲车的运用同样受道路条件所限。

20世纪初，最早的履带式拖拉机问世，发明家们也开始着手设计履带式装甲车辆，如法军勒瓦瓦瑟尔上尉提出的勒瓦瓦瑟尔战车（被部分军事专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战车原型车）、奥地利军伯斯泰因上尉提出的伯斯泰因机动火炮，以及俄国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门捷列夫提出的“门捷列夫战车”。然而这些构想并未广为流传，仅停留于图纸或原型车阶段。真正将战车推上战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僵局。自1914年底起，西线战场逐渐演变为胶着的阵地战。交战双方不断构筑愈加坚固的防御工事，却始终无法有效突破对方防线，攻守能力之间因而出现失衡：防守方凭借壕沟获得掩护，进攻方步兵在战场上的机动则受铁丝网牵制；部队发起进攻时，远有前所未见的远距离炮火射击，近则遭机枪歼灭。在此背景下，英国与法国各自萌生了开发特化突击车辆的构想，希望其既能承受机枪火力，又能辗压铁丝网，藉以协助步兵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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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场战争中，仅英国与法国成功实现战车的量产。英国制造了逾2000辆Mark I 坦克、Mark IV战车与Mark V战车等重型战车，以及数百辆Mark A惠比特中型战车、Mark B中型战车与Mark C中型战车等高速中型战车。法国初期生产的施耐德CA1战车与圣沙蒙坦克等突击战车表现不佳，1918年起转而生产雷诺FT这款轻型伴随战车，产量逾3000辆；此型战车首度为战车采用可旋转炮塔，其整体配置后来更成为战车的经典布局。美国与意大利直到战争后期才建立战车生产能力，其战车未及参与实战。德意志帝国则始终未能展开全面量产，仅制造约20辆A7V战车；这批战车可靠性欠佳、越野能力不良，但仍投入了战斗。除战车外，战争期间亦出现其他类型的装甲车辆，如世界上第一种自走炮Mark I火炮运输车与第一种专门设计的装甲运兵车Mark IX战车。

战车首次投入实战，是在1916年9月15日索姆河会战期间的弗莱尔-库尔塞莱特战役，当时约有50辆Mark I战车参与。仅仅一年后，于1917年11月20日的康布雷战役中，英军在狭窄战线上投入将近500辆战车发动攻势，成功突破德军前几道防线，但部队未能把握此一战机，德军旋即反攻并夺回失地。德军战车于1918年春季登场，并于同年4月24日与数辆英军战车爆发史上第二次维莱布勒托讷战役。1918年7月15日的苏瓦松战役中，雷诺FT战车首次大规模参战，并迅速成为法国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同年8月，约600辆战车投入亚眠战役，表现优异，有效减少了步兵的伤亡。

早期的战车行进缓慢、转向笨拙（时速多为6至9公里），其外型与用途更接近古代的攻城器械，而非现代装甲车辆，主要用于步兵进攻，以突破铁丝网、压制机枪阵地。英军另有若干速度相对较快（时速可达13.4公里）的机枪战车，如Mark A中型战车，用于扩大由重型战车与步兵开启的突破口。德军在认清自身于战车发展上已无可挽回地落后后，至1918年将重心转向如何对付战车，为此动用反战车壕沟、地雷、反战车步枪（如T-Gewehr）、淹没地形与专门火力点等手段，然而最有效的武器仍是野战炮，其造成的损失最为惨重。

### 战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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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展现了战场价值，但当时各国指挥官并未将其视为决定性兵器，战后遂陆续裁撤战车部队、停止采购。德国依《凡尔赛条约》被禁止拥有任何战车，美国基于经济与孤立主义考量几乎放弃此类兵器，法国则因战后仍保有逾3000辆雷诺FT而无意添购新车。1920年代唯一相对量产的新式战车，是英国的维克斯中型战车，总计约生产160辆。由于此时反战车武器仍处于发展初期，尚不足以对战车构成严重威胁，各国遂偏好发展机动性佳的轻型战车或超轻型战车，如卡登·洛伊德超轻型战车，此类战车并成为意大利、波兰等部分国家的装甲部队主力。此一时期的战车技术逐步走向成熟，车体设计定型，旋转炮塔成为标准配置，无线电亦开始使用，提升了乘员的作战效率；战车专用的汽油引擎与柴油机、二级行星转向机、双速差转向机构相继问世，也使其机动性大幅提高。此时战车主炮口径多为37至47毫米，或仅配备机枪，少数口径可达75毫米（如德国四号战车）或76毫米（如苏联T-34战车）；装甲的品质与厚度亦有所增加，并发展出焊接、铸造等新技术，部分取代一战时期使用的铆接与热处理装甲板。

各国于战间期在战车的发展与运用方式上差异甚大。英国虽为战车的发明者，却因行政管理不善与预算限制，于1930年代逐渐落后，直至1936年才制定战车的编列原则，区分为侦察用的超轻型机枪战车、支援步兵的重装“步兵战车”，以及高速的“巡航战车”，而采购作业则多至1937年才展开，因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爆发时，英军手中如Mk.IV巡航战车、玛蒂达 II步兵战车等现代化装备极为有限。法国的症结不在经费，而在于军方观念仍停留在一战时期，普遍视战车为支援步兵的武器，如作为雷诺FT理念延续、配备机枪的轻型R35，以及装甲厚重、于车体配备75毫米炮的重型B1；法军最出色的战车，则是配备47毫米炮、兼顾速度与防护的中型S-35战车。法军将大量战车以战车营的形式分配予步兵师；尽管骑兵部队也因机械化而配属战车，组建了“轻装机械化师”，但其运用仅止于支援步兵、侦察、掩护与迟滞作战。直至1938年12月才着手建立的两个装甲师 (DCR)，也不过是将重型战车集中用于有限的进攻任务；且由于此类战车机动性低下、师中步兵比例过低，其战斗效率不彰。美国则因经济考量与孤立主义政策，几乎未投入战车研发。

苏联则以英国的维克斯六吨战车与美国发明家约翰·克里斯蒂的设计为蓝本，研制出T-26轻型战车与BT战车。尽管苏军最初亦将战车区分为支援步兵与机动作战两种用途，但自1929年起，在康斯坦丁·布罗尼斯拉沃维奇·卡利诺夫斯基与弗拉迪米尔·特里安达菲洛夫等人的推动下，战车被定位为为步兵开路的兵器，并分类为近距步兵支援（PP）与远程战车（DD）两种，后者肩负“突入敌军阵地、攻击敌军炮兵、击溃其后方梯队”的任务；此一分类与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理念相结合，发展出“大纵深战斗”与“大纵深战役”两种理论，战车与机械化部队被设计用于对敌实施纵深突破。然而此一学说实施难度高、兵种配合不易，加之1937年起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肃清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大批军官，使其理论遭到打压与冷落。1937年7月，西班牙内战布鲁内特战役中，苏联支援的共和军集结了130辆苏联战车，却因分散使用、兵种协同拙劣而蒙受巨大损失，使苏军高层认定战车在反战车武器威胁下已极为脆弱，若无步兵与炮兵配合则生存性堪忧，难以进行独立突破的机动作战。尽管1939年诺门罕战役中，苏军曾成功以装甲部队包围歼灭日军，此一疑虑却未因此消除，苏军战车部队旋即接受相应改编，退回十年前的支援角色定位。

德国因一战和约《凡尔赛条约》而被禁止研制战车，遂不得不在地下车间秘密制造，并送往苏联喀马坦克学校进行测试及培训相关军官。不过，正因德军遭解除武装、大量武器被销毁，使其不像协约国那般拥有庞大的武器储备，被迫调整作战条令以适应现有的老旧装备，反而得以自由发展战术理念，并为这些战术量身研制相应的武器。1920年代中期，德军汲取一战经验、外国军队的装甲理论以及自身原创的军事思想，发展出独具特色的装甲兵学说，并据以发展出将战车集中使用的“装甲师”，以及被称为“闪电战”的军事理论，然而与其相伴的，还有广为流传的严重误解。1930年代中期，德国开发出仅配备机枪与20毫米口径炮的一号与二号战车，其后又研制出配备37毫米长管炮的三号与短管75毫米炮的四号战车，并选定其作为日后主力，于1939年开始量产。

### 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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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车由战场上的辅助兵器发展为陆战核心的关键时期。开战之际，各国因军事思想、政策与军队性质的差异，所拥有的战车数量及运用方式差别甚大，而这些差异都将在实战中受到检验。战争初期的胜负很快表明，决定战车效能的关键并非数量，而是运用方式：拥有最多战车的苏联与法国均在开战后迅即惨败，战车数量并不占优的德军却连战皆捷。德军的高效战力得益于集中编组成一个个的装甲师而非分散配属于步兵与骑兵，并使其与摩托化步兵、炮兵及战术航空兵协同作战。反之以法国为例，其战争初期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却无法有效运用：数量庞大的战车多为分散配属各步兵单位的轻型R35，而装甲坚实、火力优于德军同级车的B1与S-35虽集中于步兵师与骑兵师，这些部队却缺乏机动性，效能因而不彰。德军在波兰与法国的胜利，正建立在战车、俯冲轰炸与无线电指挥的合成协同之上，其中Ju 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尤其承担了机动火炮的角色；这套模式也促使各主要国家竞相仿效，迅速扩大装甲车辆产量并加速技术发展。

苏德战争是整场大战中装甲作战的决定性战场，德军主力与绝大多数的战车损失皆发生于此，其规模与烈度远非其他战场所能比拟。战争初期，苏联在战车数量上拥有压倒优势，以1.8万至2.4万辆对德军约6千辆，其中更包括当时性能最强的T-34（约1000辆）与KV-1（约500辆），其余多为老旧的BT系列与T-26。然而在巴巴罗萨行动初期，德军凭借优越的战术指挥、无线电协同与训练有素的装甲兵，实施大规模包围歼灭战，使苏军在1941年间损失约20,500辆战车与自走炮。苏军战车部队此时虽拥有装备优势，却因无线电匮乏、乘员训练不足、后勤与维修体系薄弱、指挥体制僵化，未能发挥数量与技术上的潜力。尽管如此，T-34与KV系列的出现对德军构成了重大技术冲击。T-34综合了倾斜装甲（以较薄钢板获得相当于厚重垂直装甲的等效防护）、宽履带（降低接地压力，适应泥泞与雪地）与可靠的柴油引擎（燃点高、续航远、失火风险低）三大特征，兼顾火力、防护与机动，一度令德军现役战车的火炮难以在正常交战距离贯穿其正面，这种设计思想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战车发展。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损失，苏联将大批军工厂向东迁至乌拉尔与西伯利亚，于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等基地重建并扩充产能，以简化设计、大量生产的方式持续补充战车。至1942年，T-34已取代旧型成为苏军主力，苏联强大的工业动员能力，也成为其最终得以击败德国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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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成为东线装甲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后，德军为夺回主动权，于同年7月发动库斯克会战。此役集结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车与自走炮群，双方投入合计数千辆装甲车辆，是装甲战史上规模空前的较量；其中普洛霍罗夫卡一带的交战，长期被视为战车大规模对决的代表。德军在此役首度成建制投入新锐的豹式战车与虎式战车，但因数量不足、机械故障与苏军纵深防御而未能达成突破，自此在东线丧失战略主动。至1944年，苏军已将战间期发展的纵深作战理论付诸成熟实践，在巴格拉基昂行动中以装甲与机械化兵团实施大纵深突破，一举歼灭德军中央集团军，展现了战车作为战役级突击与追击工具的最高效能。

相较之下，其他战场的装甲作战规模与决定性均远不及东线。在北非战场，主要战斗发生于绵延数百公里的西部沙漠石质高原，德军指挥官埃尔温·隆美尔起初采取灵活的机动战，屡屡出其不意袭击英军；第二次阿拉曼战役虽是此地最关键的一役，但盟军实则凭借数量优势与伯特伦作战取胜，其投入兵力远不能与东线动辄数十个装甲师的会战相比。在1944年开辟的西欧战场，战车虽获积极运用，诺曼底的树篱地形亦一度限制了装甲部队的机动，但盟军多以逐步推进的消耗战为主，未如东线那般追求果断的纵深决战。整体而言，盟军在战车产量上占有压倒优势，并能迅速补充损失，其中苏联与美国的产量尤钜，成为轴心国最终落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着战车防护不断加厚，反战车武器与弹药也同步演进，形成一场延续整场大战的“火力与装甲竞赛”。反战车炮与战车炮一样口径持续增大，德国更广泛以88毫米Flak 18高射炮兼作反战车利器。弹药方面，除传统穿甲弹外，还发展出以高密度弹芯提升侵彻力的附弹芯穿甲弹、初速更高的次口径穿甲弹，以及不依赖动能、藉成形装药射流贯穿装甲的高爆反战车弹。步兵反战车武器亦大幅进步：早期的反战车步枪很快因装甲增厚而失效，代之而起的是运用成形装药、可由单兵近距离击毁重战车的火箭筒与火箭推进榴弹，如德国的“坦克杀手”、“铁拳”与美国的“巴祖卡”，使步兵首度具备独立对抗战车的能力。地雷的大量运用，也促成扫雷器等反制器材的问世。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车已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辅助兵器确立为陆战的核心。战争经验显示，战车须与步兵、炮兵、工兵及战术航空兵合成协同方能充分发挥效能，仅凭数量或单车性能均不足以决定胜负；工业动员与后勤补充能力，亦为装甲作战乃至整场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同时，火力、防护、机动三者需求的持续拉锯，使英国百夫长所代表的以单一车型兼顾三要素构想逐渐成形，成为战后主力战车概念的先声。

### 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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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战车步兵武器与无后座力炮的普及一度使西方质疑战车的价值，但苏联红军保有庞大的装甲兵力，构成对欧洲的潜在威胁；朝鲜战争期间北韩以苏制T-34突入韩国的实例，更使各国重新肯定此一武器。1950年代战术核武器的问世进一步凸显装甲部队的价值：相较暴露的步兵，装甲车辆机动性更高，并凭借抗爆与三防能力，具备在邻近核爆的污染环境中持续作战的潜力。与此同时，战时“步兵战车与巡航战车”以及中型与重型战车的二分法逐渐遭到淘汰：各国起初仍开发征服者、M103、T-10等重型战车，但其笨重昂贵，不利核子时代的战略机动；随引擎、传动与火炮技术进步，兼取重型战车防护火力与中型战车机动的主力战车（MBT）遂成形，以单一车型涵盖过去须由多种战车分担的任务，成为战场核心。轻型战车则退居侦察与火力支援，装甲运兵车与步兵战斗车亦随之出现，以伴随装甲部队推进。

冷战两大阵营发展出权衡不同、难分优劣的设计路线。苏联立足工业现实与总体战略，战车务求低矮轻小以压缩受弹面积、便于铁路运输与大量生产，偏好在有限车体上安装大口径主炮，并以造价低廉、易于维护、大批量投产取胜；代价则是早期弹药效能略逊，且长期缺乏测距仪而命中率受限。西方相对更重视乘员的生存性与作战效率，接受较大的车体与较高的造价，换取更佳的火控、观瞄与长期训练，藉品质优势抵销华约在战车数量上的庞大优势。苏联T-54/55系列自1940年代末投产，累计产量逾十万辆，是史上生产数量最多的战车，长期构成苏军与华约装甲部队的骨干，并广泛输出至各盟邦与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多场区域战争中屡次出现；中国亦以苏联授权的T-54A为蓝本发展出59式战车，并使其成为冷战期间解放军装甲部队的主力。技术上，苏联以T-62首开量产战车装备滑膛炮、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之先，1960年代后期的T-64更集125毫米滑膛炮、自动装弹机与复合装甲于一身，取消装填手使乘员减为三人，奠定此后苏联与俄罗斯战车的基本格局；西方同期则有厚甲重炮的英国酋长、着重机动的西德豹1与法国AMX-30，并以英国L7型105毫米炮为事实上的标准武器。1960至1970年代的攻防竞逐带动一连串技术革命：防护上出现以陶瓷与金属多层复合的“乔巴姆”复合装甲，以及其后广泛加装的爆炸反应装甲；火力上高膛压滑膛炮与反战车导弹日益普及；火控则由机械瞄准迈向激光测距、弹道计算机与热像仪的电子化整合，大幅提升首发命中率与夜间作战能力。

这些设计的成效在区域战争中反复受到检验，尤以中东的阿以冲突最具指标意义。六日战争中，以色列装甲部队凭优异的训练与机动，在西奈半岛与戈兰高地击溃以苏制战车为主的阿拉伯装甲兵力，凸显乘员素质与战术运用的决定性。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步兵携行的反战车导弹对缺乏掩护、单独突进的以军战车造成惨重损失，一度引发战车是否过时的广泛争论；但以军恢复步战协同、以炮兵与机动压制导弹阵地后扭转战局，最终确认战车并未过时，惟须以诸兵种紧密协同来应对导弹威胁。此后印巴战争与两伊战争中，英、美、苏制战车的长期较量再次印证机械化战力在区域冲突中的分量。

核战阴影也使各国把战车视为能在污染环境中持续机动作战的少数兵器，普遍加装三防（核生化）防护、超压滤清与密封车体。这一设想与华约在战车数量上的庞大优势相结合，使一场横贯西德、经富尔达缺口等低地走廊展开的大规模装甲决战，成为冷战时期欧洲两大阵营建军与战术思想的核心想定。主流之外亦有反映特定思想的特殊设计，如乘员生存优先、引擎前置的以色列“梅卡瓦”，以及无炮塔、藉车身俯仰瞄准的瑞典S型战车。美国与西德曾于1960年代合作研制新一代的MBT-70，但因成本高昂、技术过度复杂而于1971年取消，两国遂各自汲取其成果，分别发展出M1与豹2。赎罪日战争所显示的反战车导弹与次口径穿甲弹威力，直接促成1970年代后期新一代主力战车的问世：美国M1艾布兰、西德豹2、英国挑战者与法国勒克莱尔普遍采用复合装甲、120毫米滑膛炮与数字化火控；苏联则在T-64基础上发展便于量产与出口的T-72，以及采用燃气涡轮引擎的T-80战车，并自1980年代起大量加装反应装甲。至冷战结束前夕，两大阵营已沿各自的技术路线将主力战车发展至相当成熟的水准。

### 后冷战时代与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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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紧张局势缓解、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以及最终的苏联解体，使各国武装部队的规模急剧缩减。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等西欧主要国家纷纷裁撤战车部队，最终各自仅保留约200辆战车，比利时、荷兰等国甚至将全部战车出售。不过并非所有国家都如此大幅裁军，美国、俄罗斯、土耳其、印度、中国、巴基斯坦以及中东各国仍维持相当规模的战车部队。部分国家保有战车制造能力并开发出新型战车，包括意大利的公羊、中国的98式、韩国的K2黑豹、俄罗斯的T-90、乌克兰的BM“堡垒”与日本的10式。与此同时，新型反战车武器也相继问世，例如能从上方攻击炮塔脆弱顶部的标枪导弹。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战车制造技术进入平稳发展期，因此这段时期开发的战车在其后三十年间仍是各国的主力。1990年以后并未出现新一代战车，各国转而逐步将现役装备现代化。以豹2型战车为例，A5型（1995年）改进了装甲与火控系统，A6型（2001年）将主炮由44倍径延长至55倍径并强化了反地雷防护，A7型（2014年）配备可程式引爆弹药及一系列改良，A8型（2024年）则加装了“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等。以色列的“梅卡瓦”战车自2007年起即陆续配备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其他国家则迟至2020年代才跟进。

在实战纪录方面，沙漠风暴行动成为艾布兰战车的一场胜利。凭借有效的规划、空中优势与装备的品质优势，反伊拉克联盟部队摧毁了逾3000辆伊拉克战车，自身仅损失数十辆；尽管空军扮演首要角色，美国战车仍在各方面占有优势，包括乘员训练在内，使伊拉克的T-72M1战车几无还击之机，这也是战车首次能在行进间持续射击的战争。其后，2003年入侵伊拉克及随后的战事更显示了战车在城市环境与反叛乱作战中的效用。在乌克兰东部战争中，战车同样不可或缺：在漫长的战线上，即使一小股战车部队也能给敌方带来巨大麻烦，而有战车掩护的检查站亦可成为重要的防御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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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战场的一项重大变化是精准武器与无人机的运用日益积极。第二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预示了无人机大规模用于打击装甲车辆的趋势，拜卡“旗手”TB2等无人机在该战争中轻易侦测并摧毁了亚美尼亚的装备。此一趋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更为明显：在2022年至2023年初的战役里，俄军因运用失当、兵种协同不足而蒙受巨大的装备损失，乌克兰则更有效地运用了旗下战车。此一阶段战车间的直接交战并不常见，一方面前线的战车数量本就稀少，另一方面在阵地战阶段，无人机的普及使得态势感知水准极高，任何大规模的装备集结都会迅速遭到摧毁。尽管如此，只要辅以伪装与分散部署，战车仍是战场上直接支援步兵的关键作战单位，因为没有其他类型的装备能够如此有效地提供支援，在进攻中尤然。战车依然是战场上防护最完善、兼具高机动性与强大火力的作战单位。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同样显示了战车在城市战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使其运用方式适应现代无人机战的必要。此外，2023年起，FPV无人机与其他自杀式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大规模应用，促成了新的技术对策：反无人机网与格栅在各式装备上日趋普及，在乌克兰，防护格栅甚至加装于挑战者2、艾布兰等西方装备上；在俄罗斯，一种用于突击、被称为“谷仓战车”或“乌龟战车”的改装车辆开始盛行，其做法是在普通战车外加装以临时材料制成的大型上层结构。乌俄双方的战车也都开始加装电子战（EW）系统，用以干扰无人机的控制通道；同一时期，以色列的“梅卡瓦”战车在加萨战争期间亦采行了加装格栅的做法。

面对无人机时代的挑战，各主要国家的新一代战车计划也随之调整方向。美国陆军于2023年终止了车重不断上升的M1A2 SEPv4升级案，改为发展更轻、采用模组化开放架构、便于持续升级的M1E3，预计于2030年代初形成初始战力。法国与德国则共同推动主力地面作战系统，于2024年4月签署协议，规划以一辆有人战车搭配导弹载具与无人感测与射击载具所构成的“系统之系统”，全重压低于50吨并可能采用混合动力，预定2040年前后服役。相对地，俄罗斯耗费钜资、采用无人炮塔的T-14“阿玛塔”因造价高昂、产量有限，始终未能大规模投入乌克兰战场，俄军转而以升级的T-90M与翻修的旧型战车为主力。德国KF51“黑豹”与美国艾布兰X主力战车等业界概念车，则展示了无人炮塔、遥控武器与强化反无人机能力等共同的发展方向。

现代战车将其他战车视为首要威胁，故其主要武器为高膛压滑膛炮，主要用于发射穿甲弹以打击敌方战车，主装甲亦以抵御此类威胁为设计目标并集中于正面；然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明，战车之间的单挑已不太可能发生，武器与防护的设计理念因此有待重新审视。具体而言，战车需要更均匀的装甲分布以防御无人机，并需配备能摧毁无人机的系统，例如装有机枪或自动加农炮的遥控战斗模组，后者更可能使用具远程引爆或电磁脉冲功能的弹药，激光与微波武器对抗无人机亦具前景。各方也正考虑将乘员由庞大的炮塔迁入车体、改采完全无人的炮塔，此举或将成为战车迈向无人化作战的第一步；此外还需强化反地雷防护，例如采用复合材料履带、每侧配置多重履带环等。大量电气与电子设备的需求，还可能加速战车向混合动力系统过渡，届时柴油发动机将充当发电机，为电池充电并向牵引电动机供电。

## 定义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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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为无炮塔的S型战车，也被归类为战车的一种

“战车”并未有单一、精确的定义，许多国家、组织、学者各自有其标准。一般认为，战车应为履带式车辆、具备足以防护反战车武器以外的火力的装甲，并有着旋转式炮塔，炮塔上的主炮为其主要武器。然而其他类型的武器也具备其特征，如步兵战斗车和自走炮，因此还需视其战斗方式而定，如战车以直射火力（直接射击）作战，自走炮则以曲射火力（间接射击）为主。然而部分观点不同于上述对战车的传统定义，如英国历史学家兼工程师理查德·奥戈凯维奇就将无炮塔当作一种布局类型，因此“无炮塔战车”也算战车的一种。《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United Nations Register of Conventional Arms）中则定义“作战坦克”为“具有很高越野机动能力并具有很高自我防护水平的履带式或轮式自行装甲作战车辆，其空车自重至少为16.5公吨，装有一门口径至少为75毫米的高速直射主炮。”因此在某些文献中被归类为轮式装甲车的半人马装甲车也可被视为主力战车。

战车刚问世时各国仍在摸索其使用方式和设计，因此存在多种不同分类系统，若根据重量和大小可分为小战车、轻型战车、中型战车、重型战车、超重型战车，其重量标准因各国而异，例如二战后美国将重量25短吨（22.7公吨）者以下者归类为轻型战车，而介于26至55短吨（49.9公吨）间者为中型战车，56至85短吨者则为重型战车，超过86短吨（78公吨）的则被归类为超重型战车；苏联在二战期间的标准则是将战斗重量不超过20公吨的战车被列为轻型战车，超过40公吨者则为重型战车；而二战期间工业能力有限、长期以落后的中国为对手作战、进而缺乏发展战车的能力与动力的日本，其标准远低于欧美列强各国：5公吨以下者为小战车、5至10公吨者为轻型战车、10至20吨者为中型战车、20吨以上者则均属重型战车。功能上，轻型战车负责侦察和小规模战斗上作为步兵的支援，中型战车执行主要作战任务，重型战车则通常用于突破防御工事、提供远距离火力支援与防御用，超重型战车则属实验性质，史上曾生产过的最重战车为德军的鼠式战车，重达188公吨。在一战与二战之间英国还将战车分为巡航战车和步兵战车两种分类，前者行驶速度快、装甲薄弱、火力贫弱，用于迂回至敌阵地侧翼或后方、打击其指挥部和预备队、突破防线后追击敌军，后者防护厚实，用于伴随步兵战斗，也因此只具备和步兵并行的缓慢速度以及不具反战车能力的火炮。

二战战后，随着技术共享及升级套件的普及，战车在原本区分突击、反装甲、战斗侦察、火力支援的定位界线逐渐模糊，且吨位、装甲、引擎功率和主炮口径皆大为提高，原本的中型战车车重也达之前重型战车的标准，因此各国转而发展兼具火力、防护力、机动力平衡的泛用型战车作为主力，同时有着中型战车的机动力、重型战车的火力和防护力等各自的优点，此种战车类型被称作“主力战车”。第一款现代意义上的主力战车为英国研制的百夫长坦克，此后1950年代起各国大量装备主力战车，取代了过往的中型与重型战车。目前现代战车大多都是主力战车，而防护更弱、机动性更强的轻型战车并未被完全淘汰，其仍保有用于侦察和火力支援的定位。主力战车以“世代”进行分类，其标准各国不一，一般以基本设计延续二战车辆者为第一代、具备核生化防护机制、远红外线夜战设备、稳定控制主炮的火控系统者为第二代、使用热成像仪、火控数字化、配备复合式反应装甲者为第三代。苏联则对战车世代以年份划分：1920至1945年研制者为第一代、1946至1960年为第二代、1961至1980年为第三代、1981年至今为第四代，并将M1、挑战者和豹2归类为第四代、勒克莱尔则为第五代，而自认为自1976年研制出T-80后，苏联并未有实质意义上的第四代战车产品。

## 设计

### 布局与乘员

大多数战车采取前部驾驶舱、中部设有旋转炮塔的战斗舱、后部发动机及传动系统舱的布局设计。二战后的战车乘员编制通常由3至4名成员组成：驾驶员位于车体、车长、炮手及装填手则在炮塔内。早期战车的武器系统都安装在车体内部。法国研制的雷诺FT-17坦克是首款采用旋转炮塔的量产型战车，其设计布局被视为经典。不过由于当时的设计下，炮塔空间只够容纳车长一人，因此此人必须同时执行战场观察、指挥、瞄准及装填炮弹等多重职责，而各国在二战中逐渐认识到为提高作战效率，车长应专注于观测和指挥。因此，二战中后期的战车通常为能容纳三人空间的炮塔，但不同于现代战车的是还会额外配置一名乘员于车体内，位于驾驶旁边，负责操作车前方机枪和无线电通讯。大多数国家在战争结束时或随后不久即放弃了这种编制模式。

引擎前置布局在早期的战车设计中曾十分常见，如Mark A惠比特中型战车、Mk.VI和AMX-13轻型坦克等型号，而在现代主力战车中仅以色列的“梅卡瓦”系列战车采用此布局。这种设计可以利用引擎为乘员提供额外的防护，且不会产生明显的装甲防护弱点，但同时也增加通风、冷却系统设计难度，也因其更大的正面装甲面积，使战车整体重量进一步提升。相比之下，二战时期的德国战车和美国M4谢尔曼战车采用引擎位于车尾、变速箱在车头的布局，使变速箱便于维护、简化了换档系统，但由于需要传动轴贯穿整个车体，使战车整体高度提升，因此随着科技进步，这种设计在战后逐渐被淘汰。

在战车发展史上曾出现多种不同布局的设计。尽管传统上认为旋转炮塔是战车的核心特征，但早期战车和某些特殊型号并不完全符合这一定义，如一战时期的战车和瑞典S型战车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旋转炮塔，有些学者甚至将德国的突击炮和苏联的SU-85视为无炮塔战车，因为其实战中承担了与战车相当的功用。有些战车也采用了创新式的武装布局，如法国B1和美国M3战车，其主炮装在车体，次口径的副炮则装在炮塔上，其他还有些实验性设计，如AMX ELC、MBT-70和416工程，尝试将战车全部乘员置于炮塔内以降低车体高度，但由于操控困难而未被广泛接受。目前，战车设计的发展重点是将乘员与武器系统隔离，这可以通过遥控武器系统（如T-74战车、远征战车和M1128）或无人炮塔（如T-14“阿玛塔”和KF51U战车）来实现。这些创新设计不仅提高了战车的战场生存能力，也使在未来实现无人战车更进一步。

以挑战者2说明主力战车外部各元件｜以M4雪曼战车说明战车内部布局｜以IV号战车说明战车乘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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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炮塔、B：车体、C：炮塔尾舱、D：动力舱、E：首下装甲、F：首上装甲、1：炮口校准参考系统、2：主炮、3：排烟器、4：烟幕弹发射器、5：车灯、6：履带、7：驾驶员舱盖与潜望镜、8：推土铲设备安装架、9：负重轮、10：牵引轮、11：侧面间隙装甲、12：储物箱、13：炮手主瞄准器、14：车长主瞄准器、15：车长舱盖与潜望镜、16：辅助瞄准器、17：热成像瞄准镜、18：装填手舱盖与机枪｜* *1：拖吊环、2：换气扇、3：炮塔盖、4：观察镜、5：炮塔盖转轴、6：机枪席、7：炮手席、8：炮塔席、9：炮塔、10：空气过滤器、11：散热罩、12：空气过滤化合物、13：动力模组、14：排气管、15：后轮、16：单水汞、17：散热器、18：发电机、19：后传动轴、20：炮塔网、21：滑动环、22：前传动轴、23：悬吊杆、24：变速箱、25：驱动轮、26：驾驶席、27：机枪手席、28：75毫米主炮、29：驾驶舱盖、30：M1919A4机枪｜* *1：驾驶员、2：无线电操作员、3：炮手、4：装填手、5：车长

### 武装

战车的主要武器通常是战车炮，主要用于提供直射火力。现代主力战车多配备口径介于100至125毫米的线膛炮或滑膛炮；相较之下，早期战车则通常装备较小口径火炮，甚至仅配备机枪，包括大口径机枪。亦有部分特种车辆以火焰喷射器、无后座力炮或反战车导弹等作为主要武装。大多数战车还会加装一至数挺机枪作为辅助武器。

#### 战车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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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战车通常配备机枪或口径37至75毫米的火炮，用于打击敌方步兵与防御工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随着对抗敌方装甲车辆的需求上升，战车开始配备口径37至47毫米、具备穿甲能力的火炮，部分则仍使用短管的75或76毫米炮。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战车装甲厚度不断增加，战车的火炮火力也持续升级。首先出现的是长管（40至70倍径）的57至76毫米火炮，接着又发展出更大口径的85至90毫米火炮（如T-34/85、虎式战车、M26潘兴等），甚至出现如IS-2所搭载的122毫米D-25T战车炮。战后，苏联T-54战车配备100毫米火炮；而自1950年代末起，西方战车则普遍采用英国制105毫米L7火炮作为标准武装。

自1960年代起，苏联开始装备滑膛战车炮，其炮弹飞行稳定性不再依赖膛线产生的旋转惯性，而是由炮弹本身的尾翼进行导正，T-62战车是世界上第一款配备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滑膛炮并投入使用的战车，也使这种武器配置成为世界战车的主流。进入1970年代后，苏联与西方国家广泛采用口径120至125毫米的滑膛炮作为主炮（如2A46与Rh-120），至今仍为全球大部分主力战车的标准配置。英国的挑战者1与挑战者2为少数仍在使用120毫米线膛炮的例外。

战车的有效射程依炮种与弹药类型而异，通常在2至5公里之间。尽管许多国家曾研制将战车炮口径增大，但120至125毫米口径已被认为足以应对现代战场需求，特别是口径越大其炮弹重量也相应增加到人力难以搬运的程度，如美军M103重型战车的120毫米口径战车炮穿甲弹重达48.8公斤，需要两名装填手搬运，也因此还要将炮塔尺寸增加，而苏联装备122毫米口径主炮的IS-2战车炮弹则采取弹丸与装药分离的设计，使装填手搬运的重量减半，但射击速度也跟着降低。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则仿照美国以前曾开发过的120毫米“德尔塔”（Delta）滑膛炮，研制出以可燃药筒取代沉重的传统药筒的整装弹，使一发120毫米翼稳脱壳穿甲弹（APFSDS）重量降至方便搬运的18到19公斤，相应的破甲弹（HEAT）与多用途弹也仅24公斤。史上曾实际使用过的最大口径战车炮为1950年代英国征服者坦克实验型号FV215所装备的183毫米炮，该战车仅完成木质模型，但战车炮曾制造与装设在一台“百夫长”的底盘上，并完成了试射。另一方面，人们也曾尝试研发其他弹道推进方式的替代传统战车炮，如液体发射药火炮、电磁炮与电热化学炮等。

由于主炮射击后会产生后座力，为降低其冲击，大多数战车炮配有反后座装置，虽也有炮口制退器能导引射击时的火药燃气能量来减少冲击，但因其易暴露战车位置与对邻近步兵构成风险，故主力战车多不采用。另外主炮炮管上通常会装设排烟器，用于排出膛内残余气体，并加装热护套，以减少环境温度变化对炮管弯曲的影响。

#### 弹药

在弹药与供弹方面，现代战车炮炮弹分为一体式炮弹（如L7、Rh-120）与分离式装弹（如2A46、L30）两种设计，其弹药多数配备可燃型药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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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车内可存放弹药的空间有限，即使有多种类型的专用弹，一般战车都倾向装备种类最少的通用弹种，现代西方战车炮（如Rh-120）通常搭配两种弹药：用于对抗装甲目标的翼稳脱壳穿甲弹以及用于打击其他类型目标的多用途破甲弹（HEAT-MP）。二战之前的战车主要依靠实心穿甲弹（AP）或带有额外装药的穿甲榴弹（AP-HE）来对抗敌方战车。随着战争进行，更高效的弹种逐步问世，包括覆帽穿甲弹（APC）、风帽被帽穿甲弹（APCBC）等与次口径的脱壳穿甲弹（APDS），而自1970年代起，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逐渐成为主要反战车弹种。此类弹药亦持续进化，其长径比从最初的10比1增至32比1，现代Rh-120 L/55战车炮发射的现代翼稳脱壳穿甲弹弹初速可达每秒1750米，初速动能约为12.5兆焦耳。不过由于穿甲弹对人员目标效果不佳，战车还需配备其他类型弹药，如高爆弹（HE）曾为最常见的对人弹种，但1970年代起西方国家逐步以多用途破甲榴弹取代之，但如德国的DM11可编程高爆弹仍被广泛使用中，苏系战车如T-64与T-72，至今仍将高爆弹列为主力弹种，英国则传统上使用黏着榴弹（HESH）。此外，战车亦可配备如烟雾弹与照明弹等特殊弹。

战车早期全以人力进行装弹工作，自二战开始研制自动装弹机，1950年代初问世的法国AMX-13战车是世界上首款装备自动装弹机的量产型战车，其后瑞典的无炮塔战车S型战车是第一款实现全自动化装弹的战车，而苏联T-64战车是首款将旋转炮塔与全自动装弹机结合的主力战车，也自T-64起，125毫米主炮与炮塔内的自动装弹机成为苏系战车的重要特征，并随之应用到T-72、T-80等后续型号，中国的ZTZ-99主战坦克也采用同样设计。现代主力战车除了苏系战车外，法国勒克莱尔、日本90式和10式以及韩国K2战车都设置自动装弹机，而美国的艾布兰战车、德国豹2、英国挑战者2等则维持人工装弹。自动装弹机虽能让战车设计上获得部分优势，如使车重轻量化、更紧凑（现代战车能从原本的60至80吨降至40至55吨），还大幅提高射击效率。例如T-72配备自动装弹系统可达每分钟8发，而艾布兰战车为4发，某些后置自动装弹系统的战车甚至能达到每分钟10至12发。然而传统的人工装弹仍有其优势，熟练的装填手也能在短时间内装填得比自动装弹机更快，如艾布兰战车可在15秒内完成3发射击，且多配置一名装填手的四人乘员在车辆维护作业和操作上更具灵活性。

战车的炮弹储存位置对全车乘员的生存率有决定性影响。现代战车的炮弹通常存放在炮塔篮或炮塔后方的弹舱，这两种布局各有其优劣：炮塔弹舱位置较高，易于被敌军命中，但也与战车乘员更为分隔。相比之下，位于炮塔篮中的炮弹会缩小内部空间，也与乘员紧密相连而未隔离，若发生爆炸往往全体乘员阵亡和战车被彻底杀伤，甚至小丑盒效应，在这方面炮弹直接存放在战斗舱内的苏系战车尤其危险，而西方国家的战车主要将炮弹存放于炮塔后方的弹舱，并设有防爆隔仓，但车体内也有存放部分炮弹。目前只有艾布兰战车的炮弹是以全部储存于弹舱而与乘员完全隔离的。

#### 火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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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瞄准与火力控制方面，最初的战车配备的是机械式或最基本的望远瞄准具，但这些瞄具与火炮为刚性连接，操作时缺乏灵活性，对炮手来说相当不便。随着技术进步，自1930年代起，开始出现更便利的潜望式与铰接式望远瞄准具。与此同时，随着战车炮射程的提升，瞄准具的光学倍率也逐步提高，二战前的战车普遍多为2.5倍、战争期间则提升至4至6倍、而现代战车通常配备可变倍率瞄准具（如早期的艾布兰战车为3与10倍）或采用连续变焦设计（如T-64B的3.9至7倍）。为命中目标，炮手需考虑各种射击修正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在战车发展初期，距离仅能凭炮手依经验目测估计，然而这种作法随着交战距离日增而不敷使用，因此各国陆续发展出更精确的测距技术，如苏联T-54与T-62配备视距测距仪，英军“百夫长”战车则使用机枪进行校射。自1952年起，美国与其他国家开始在M47等战车上安装光学测距仪，大幅提升精度。苏联直到T-64上才首次引进同类技术。进入1970年代后，激光测距仪逐步取代传统测距方式，成为现今标准配备。

早期战车设计操作性不佳，炮手若要操作战车炮，垂直方向要撑著肩托、水平方向则需转动整个炮塔，这种方式直到1930年代才逐渐以手控齿轮传动系统所取代，提高了精度与稳定性。到了二战，炮塔旋转与火炮瞄准的动力系统开始导入电动与液压驱动，成为主流设计之一。美国M4雪曼战车是首款尝试使用火炮稳定系统的车型，但当时的技术尚未成熟，实际效果有限。1970年代前的美国、德国与法国战车大多缺乏稳定射击的能力，而英国与苏联的“百夫长”与T-54B战车则较早实现了水平与垂直方向的稳定瞄准，技术成熟度较高。1970年代后，战车开始配备具备电子弹道计算功能的火控系统，能将激光测得的距离传送至瞄准具，使炮手能精确地将十字准星保持在目标上。此外，这些先进系统还能同时考虑其他参数，如天候状况、车体倾斜角度、炮管磨耗程度以及对移动目标的修正补偿，改变了传统火炮与瞄具的互动方式，此前的瞄具仅反映火炮的当前指向，而现代火控系统会自动调整火炮，使其对准炮手设定的目标点，也大多具备稳定视野功能。此外，由于炮管在高温下会产生微小变形，影响射击精度，因此部分战车还配备了炮口参考系统，通常由安装在炮盾旁的激光发射器与位于炮口的反射镜构成。

#### 辅助与其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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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多国战车一度流行多炮塔的设计，这些战车除了装设主炮的主炮塔外，还会配置一到多个副炮塔，用于从多方向对敌军射击，如苏联T-28、T-35战车和英国的十字军战车即是这类多炮塔战车的典型。也同样是自1930年代起，战车正前方会配置前方机枪（或称车体枪），由驾驶员旁边的乘组员操作，这种设计在二战时期大多数的战车很常见，但随着战争即将结束，乘员编制开始逐渐删减至4人，且在后来的设计中前方机枪会造成防护上的弱点，因此直接废除，战车只保留与主炮整合的同轴机枪，而二战期间在美军战车上尤为常见的是在炮塔上安装机枪以应对空中威胁的设计，是为防空机枪。不过由于需要暴露在外的车长操作，使其无暇顾及指挥职能，导致这种设计并不普及，然而日后炮塔外机枪改由可从炮塔内部操作后，这种设计成为主流。另外虽称作防空机枪，但实战中通常用于对付敌军步兵。二战时期的战车在车体或炮塔上还有特别开洞，用于从内部使用手枪对外射击的“枪眼”。

现代战车的炮塔配备了多样化的辅助武器系统，苏联战车通常在车顶安装12.7毫米防空机枪，其中T-64和T-80UD型车长在不露出身体的情况下操作其机枪，而T-72和T-80相对开放而不设防。西欧和美国战车如豹2、挑战者2、梅卡瓦则在乘员舱周围设置了1至3挺的7.62毫米机枪。M1艾布兰战车的武器配置更为完善，车长舱盖侧设有可从内部操控的12.7毫米机枪、装填手舱盖旁配有7.62毫米机枪、升级TUSK套件后还额外加设炮盾。部分现代战车还整合了遥控武器站，如M1A2 SEP主力战车、M1A1 SA-UKR、豹2A7+、勒克莱尔XLR主力战车、T-90M主力战车等。

除了常规炮弹外，战车还有以导弹或喷火装置为主要武器的特种战车类型。1950年代，战车开始尝试装备反坦克导弹作为武器。法国于AMX-13战车外部安装SS.11反坦克导弹，美国则在M60A2和M551谢里登轻型坦克上采用短管152毫米主炮来发射MGM-51橡树棍反坦克导弹。苏联则自1960年代开始研发此系统，并逐步发展出透过主炮发射的多口径导弹，从T-55的100毫米到T-90的125毫米主炮都有；首款为1976年研制的T-64B。尽管当时也出现了完全以导弹作为武器而未配备火炮的战车，如苏联IT-1和以色列佩雷格战车，但这类反战车导弹主要还是安装在轻型装甲车辆上。

喷火战车的概念则是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当时技术不成熟尚无法实现，直到1930年代才开始实际生产和投入于西班牙内战、诺门罕战役、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等战场。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将M3和M4战车改装为喷火战车大量使用，之后在越南战争的丛林战中也采用了M67喷火战车，这也是美国最后一款喷火战车。英国则改装了丘吉尔战车为喷火战车，冠名“丘吉尔鳄鱼”，其特点车头机枪改为火焰喷射器，车尾拖有一架轮式油缸，轮式油缸可装1820升燃料。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使用基于T-34改型的OT-34喷火战车，战后又研发了OT-54喷火战车和OT-55喷火战车等。

战车除了本身车体可配置武器外，还可搭载多种类型的武器系统，如以色列梅卡瓦Mk 2主力战车和梅卡瓦Mk 3主力战车就配备60毫米迫击炮，能发射照明弹和高爆弹，射程达3公里。此外，未来的KF51黑豹主力战车还计划搭载优视航空，进一步扩展了其作战能力。此外在战车车内还会配置轻武器供成员自卫，如手榴弹，二战时的战车兵还配有冲锋枪和手枪，而现代战车兵已不使用冲锋枪，而是改用可折叠枪托的紧致型自动步枪（突击步枪），如日本90式战车配发折叠枪托的丰和89式5.56毫米突击步枪。苏联T-80战车兵则有AKMS突击步枪（10个弹匣，300发子弹）、10枚F-1手榴弹和12枚信号弹。

### 防护

现代战车采用由钢材与非金属元素组成的复合装甲，其防护效率优于传统的钢装甲。先进的多层防护可能在外层配置薄层硬化钢与反应装甲，其后才是作为主体的复合装甲。现代战车正面装甲对抗动能穿甲弹与聚能装药弹的防护能力，分别可达约900毫米与1000毫米的等效轧压均质装甲厚度。

#### 被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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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英国战车装甲最厚处仅12毫米，虽足以抵挡当时的步枪弹，却挡不住重机枪的钢芯弹。法国雷诺FT-17战车虽有部分装甲厚达22毫米，但其余多数战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装甲都远薄于此，战间期平均仅14至15毫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战车装甲厚度迅速增加：战争初期机动性较佳的几种战车，其装甲最大厚度约为30毫米，而玛蒂达、KV-1战车等重型战车则可达75与78毫米；到了战争中后期，豹式、IS-2与虎II战车的装甲厚度更分别达到100、120与180毫米。二战结束后设计的战车进一步将正面炮塔装甲增至200毫米；若计入倾斜角度，其水平等效厚度可达400毫米。

最早的装甲板因材料选择有限，基本上都取自海军，材质为镍铬合金钢，并为了防弹而施以热处理。到了1930年代，战车装甲多经表面渗碳硬化处理以增强抗穿甲能力；由于热处理后的钢板过硬而难以加工，所有切削与钻孔工序都必须在此步骤之前完成，再以螺栓或铆接装配。也正因加工不便，30年代的表面硬化装甲逐渐被更易加工的均质钢装甲所取代。装配方式方面，自1934年起，德国、苏联等部分国家改用焊接来组装战车，但意大利、日本、英国等国在大战的多数时期仍沿用铆接。30年代中期，战车还发展出以铸造方式生产车体与炮塔的作法；铸件的防弹性能虽略逊于均质钢装甲，却更便于制造外形复杂的部件，因此这一时期多数战车的炮塔皆为铸件。此外，倾斜设计的装甲也能提升防护力，此一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广泛应用。装甲内壁通常设有衬层，用以保护乘员，避免炮弹击中装甲时溅出的碎片致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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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增加均质装甲的厚度并不实际，因为这会使战车过于笨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现的高爆反战车弹又具有极高的穿甲能力，例如“铁拳”反战车榴弹发射器即可贯穿厚达200毫米的装甲，1953年问世的SS.10导弹穿深更高达400毫米。这促成了复合装甲的出现，其结构除钢材外还纳入其他材料。尽管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居于领先，M60却未采用此类防护，反而是苏联的T-64战车率先应用了复合装甲，其正面在两层钢材之间夹入纤维玻璃层。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新型战车采用了更高效的复合装甲，例如英国的“乔巴姆”装甲，并应用于挑战者1战车与M1艾布兰战车。这类装甲在相同重量下对抗高爆反战车弹的防护能力，可达钢制装甲的两倍。1980年代，复合装甲也出现在苏联战车上：T-72B采用由钢板、橡胶与空隙组成的复合装甲，而T-80U与T-80UD则采用造价更高的蜂窝状填充装甲。前者类似“乔巴姆”，以钢材与橡胶交叠成平行板；后者则由填入聚合物的封闭式金属小单元组成，当高爆反战车弹的聚能射流穿透时会激起波动，这些波动自单元壁反射后干扰并破坏射流。由于此类装甲藉炮弹自身的能量来对抗炮弹，因此被称为半主动装甲或非爆炸反应装甲。轻型战车则可以改用铝合金装甲，如FV101蝎式与M551谢里登轻型坦克；轻型装甲车辆的装甲亦可为复合式，例如将硬质陶瓷与铝结合使用。

除主装甲外，战车还可加装间隔装甲或笼式装甲等附加防护来对抗高爆反战车弹，惟两者作用原理各异。间隔装甲旨在让炮弹提前引爆，使其在抵达主装甲前先损耗部分穿透能力；此法对轻型装甲车辆无效，却可能对战车有效，苏联战车（如T-80）侧面橡胶裙板的用途之一即在于此。笼式装甲则旨在破坏来袭弹药使其无法引爆，例如当引信的接触起爆器与炸药点火器之间的电路因撞击而断裂时，便会出现此情形，其有效率约为60%；此外亦有类似作法，如以色列“梅卡瓦”战车炮塔后方悬挂的链条。

这类附加装甲的运用由来已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便尝试以间隔或笼式装甲对抗高爆反战车弹，惟1944年美军试验多种防护方式（包括加装网状物）后，终战前仍未能找到有效办法。其后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于船艇上加装硬质格栅，苏军也在阿富汗战争中为战车采取类似作法，但笼式装甲要迟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才真正普及，主要用于防御RPG-7。晚近的著名例子，则是俄军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初期加装的即兴装甲；这些格栅据信用于防御FGM-148“标枪”一类的反战车武器，也有推测认为是为了在城市环境中抵御榴弹发射器，然而其实际成效备受质疑。此后随着FPV自杀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被大规模使用，类似的格栅又再度广泛应用。

#### 动态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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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式反应装甲（ERA）的典型组件由两片金属板及夹于其间的炸药构成。当弹药击中时炸药引爆，藉金属板的抛射切断聚能射流并使其变形。此外还有其他作用方式，例如乌克兰的“利刃”反应装甲由多个聚能装药构成，可切断来袭的聚能射流或次口径穿甲弹。

反应装甲自1949年起在苏联展开研发，德国工程师曼弗雷德·黑尔德（Manfred Held）也在同一时期进行相关研究，惟这些成果起初在苏联与北约国家都未获广泛采用。1970年代，黑尔德的研究在以色列获得发展，并于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首度试用首款量产型布雷泽反应装甲系统，配备于马戈其与百夫长战车。此后苏联随即大规模加装接触-1反应装甲系统，自1983年的T-64BV起。稍后又出现了“接触-5”，其抛射板更厚，能够降低脱壳穿甲弹与串联装药的效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俄乌两军都在战斗中大量使用“接触-1”，而乌克兰获援的西方战车（如美国援赠的艾布兰与德国援赠的豹2）也加装了“接触-1”（或“利刃”）反应装甲。

#### 主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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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防御系统（APS）提供了一种与装甲根本不同的对抗炮弹方式，大致可分为硬杀伤（hard-kill）与软杀伤（soft-kill）两类。硬杀伤系统以发射拦截弹或投射定向碎片流的方式，物理性地摧毁来袭弹药；软杀伤系统则透过各种手段干扰导引武器，使其偏离目标，而不真正击毁弹药。

硬杀伤系统由探测装置（通常是毫米波雷达）与毁伤装置（反制弹发射系统或定向爆炸装置）组成，并由电子设备统一控制。此类系统最早的尝试始于1950年代的美国，但直到1980年代才有明显进展。第一款实用系统是苏联于1970年代末研制的鸫式主动防御系统，并于1983年起装备于T-55AD战车以强化其防御能力，其中部分样车曾参与阿富汗战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此类系统并未普及，直到约25年后，以色列的“战利品”系统才投入使用，于2009年正式装备“梅卡瓦”战车。除“梅卡瓦”外，该系统自2021年起计划装备约400辆艾布兰SEPv2与v3战车，自2023年起装备豹2A8战车，并考虑安装于挑战者3与K2黑豹战车。截至2024年1月，Trophy已成为全球最普及的主动防御系统，生产或订购总量超过1800套。除以色列外，多数国家因成本高昂而未在装备上安装主动防御系统，乌克兰与俄罗斯亦然，其相关产品长期停留在试验阶段；直到2024年秋季，俄罗斯的T-90M才开始装备源自苏联时代的竞技场主动防御系统系统。

软杀伤系统的运作原理相当多样，包括施放烟幕、光电干扰（如红外线对抗措施）或无线电电子战。此类系统最早应用于1991年波斯湾战争中的法国AMX-30B2。其探测方式也各不相同：苏联的窗帘-1系统可激光警告接收器，德国的MUSS能侦测导弹尾焰的紫外线辐射，K2战车上的MSSG则同时配备激光与雷达照射感测器。与硬杀伤系统不同，软杀伤系统只能对付导引武器，对RPG-7一类的非导引火箭弹则无能为力。

反无人机防护亦属主动防护范畴之延伸。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期间，廉价的FPV攻击无人机与多轴投弹飞行器大规模普及，促使各方发展因应此类威胁的手段，包括新型被动防护以及硬杀伤、软杀伤主动防御系统。被动防御的一种作法，是在车辆上加装反无人机网或格栅。举例而言，俄军最初为防御标枪而加装、成效不彰的即兴装甲，反倒对小型无人机颇具效果。自2023年以来，俄乌双方都开始积极在战车、自走炮及多管火箭系统等车辆上加装轻型网与格栅。在乌克兰，防护格栅也装上了挑战者2、艾布兰等西方车辆；俄军则进而采用以就地取材搭建的大型辅助棚架结构，这类用于突击的车辆遂被称为“乌龟战车”或“棚屋战车”。加装反无人机格栅的作法后来也扩散到其他国家，以色列、印度、中国等地的战车上均曾发现防护网。

在主动反制方面，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车也都开始装备电子战（EW）系统，用于干扰无人机的控制通道。深具潜力的技术还包括激光与微波武器，以及沿用既有的主动防御系统：例如，“铁拳”系统的制造商即宣称其对小型无人机有效；不过主动防御系统通常针对高速弹药而设计，弹药储备有限且成本高昂。另一种潜在的硬杀伤手段是遥控武器站，只要配备探测装置并设定为自动摧毁无人机，即可发挥作用。举例而言，据报导，日本于2024年9月公布的计划将为10式战车加装主动防御系统与30毫米机炮，以因应无人机威胁。

#### 其他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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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具备一定的化生放核防护能力。战车的钢制装甲可为乘员提供辐射防护：例如18毫米厚的钢板约可将伽玛辐射的影响削减一半，而战车装甲通常更厚，防护等级也随之提高。然而钢材对中子辐射的屏蔽效果不佳，须以其他形式加以补强，例如加装填有含氢化合物（如聚乙烯）或高中子吸收物质（如硼）的衬里。此外，油箱也能提供一定的抗中子防护。

战车另设有供乘员使用的综合集体防护系统（СКЗ）。以苏联T-80战车为例，其СКЗ可提供针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与火灾的防护。在自动模式下，一旦侦测到车外的辐射或化学污染，系统便会启动过滤通风与密封装置，在车内建立正压洁净空气，阻止受污染空气进入；若温度感测器侦测到起火，СКЗ则会切断引擎进气并喷洒灭火剂。

大多数战车都配备烟幕生成装置。通常战车会以发射器射出弹药，这些弹药在空中爆炸并即时形成烟幕，例如苏联的图恰烟幕系统系统。另一种选择是热烟雾设备，借由将燃料喷入排气系统来持续制造烟幕。现代烟幕装置所产生的烟雾，在红外光谱中亦可能不透明。防护的另一个面向是伪装。伪装通常以伪装网实施，但也有专门的迷彩罩，包括多光谱伪装，其不仅能降低在可见光波段的能见度，还能减少在红外线与无线电波波段的能见度。例如瑞典“绅宝梭鱼”产品与俄罗斯的“斗篷 (武器套件)”伪装系统即具备这些特性。此外还有旨在欺骗敌人的假坦克，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广泛使用，于今亦十分常见

### 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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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性是战车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可就战略、战役与战术三个层次加以探讨。战略机动性指战车借由海运、铁路、空运或公路长距离转移的能力，其决定因素在于车辆的尺寸与重量：战车越大、越重，便越难运抵战场；由于铁路是最主要的运输方式，现代战车在拆除侧裙板后的车宽多控制在3.5米以内，以便通行于西欧铁路。

战役机动性指战车在道路或越野状态下自行移动的能力，引擎的单位功率（功率与质量之比）直接决定其行驶速度，而加油频率与维护需求亦有影响；战车在这方面始终不及机动性更佳、但越野能力与装甲均较薄弱的“轮式战车”。战术机动性则指战车在战场上快速而有效地移动、并尽量减少暴露于敌方火力下的能力，这需要强劲的引擎、较低的接地压力与可靠的底盘；防护能力虽使质量上升而与机动性相互抵触，却让战车得以无视轻型武器、行动更为自由，故须在两者之间求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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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水域障碍亦属战术机动性的一环。未经准备时，战车可涉渡深度低于车体上缘（约1.4米）的水障碍；经密封并加装含呼吸管的潜水设备（OPVT）后，更能潜入4至4.5米深的水下，其中部分呼吸管兼作指挥官观察用的“塔楼”。若水深超出涉渡范围，便仅能浮渡：早期曾以围绕车体升起的围屏提供浮力，如1944年诺曼底登陆中的DD雪曼战车，但因实用性不足而于1950年代淘汰；苏联PT-76两栖战车一类的车辆虽能浮渡，作战效能却不及一般陆用战车。

####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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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车最常配备涡轮增压柴油引擎，其中仅有M1艾布兰与T-80战车采用燃气涡轮发动机，这种引擎体积小，却昂贵且不经济。化油器汽油引擎虽然结构较简单、取得容易，却在1950年代后完全遭到淘汰，因为它们比柴油引擎更不经济、也更易燃。战车引擎必须提供尽可能高的单位功率，实务上的上限约为每吨25至30匹马力。

首批战车配备的汽油引擎动力孱弱：例如Mark I战车的105匹马力引擎，仅能提供每吨3.7匹马力的单位功率与约每小时6公里的最高速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300匹马力的自由L-12引擎航空引擎首度改装用于Mark VIII战车，此后便成为惯例。举例而言，源自Liberty的苏联400匹马力M-5引擎安装于BT-2，使其单位功率达每吨35匹马力、履带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52公里。气冷星形航空引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亦用于美国战车，尤以M3和M4为着，这也是它们车身轮廓格外高耸的原因之一。英国的克伦威尔战车装配了与飓风战斗机、喷火战斗机相同的劳斯莱斯梅林发动机；德国则不采用改装的航空引擎，而是自行研发专用的战车引擎。

安装柴油引擎的最初尝试出现在1920年代的英国，但因资金不足而未能继续发展；日本则于1932年在八九式中战车上仿效此举，此后所有日本战车均改用柴油引擎。在苏联，1930年代的柴油引擎研发促成了V-2的问世，该引擎于1939年首度安装在BT-7M上；其后续改型用于T-34及所有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型与重型战车，780匹马力的V-46改型成为T-72的主要引擎，1000匹马力的涡轮增压版V-92S2则用于T-90。由此可见，1930年代的明智决策为军队提供了逾70年的可靠引擎。北约国家自1950年代起采用多燃料柴油引擎，其中最成功者为MTU的产品，其不同版本安装于豹1战车与豹2战车、以色列的梅卡瓦战车，以及出口法国的勒克莱尔战车。也有战车配备了更为特殊的柴油引擎：例如勒克莱尔战车未采用常见的涡轮增压，而是使用类似燃气涡轮的Hyperbar系统；苏联的T-64则使用哈尔科夫发动机设计局研制的非典型二行程对置引擎5TDF，该引擎体积紧凑并采喷射冷却。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更强劲的6TD，这些引擎于独立后的乌克兰持续改良，并安装于T-80UD、BM“堡垒”及巴基斯坦的哈立德战车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首先尝试发展战车燃气涡轮发动机；自1940年代末起，英国、苏联与美国同步展开相关研发。第一款配备燃气涡轮发动机的量产战车是瑞典的无炮塔战车Strv 103，它以省油的柴油引擎为主动力，燃气涡轮则在特定情况下输出最大功率。1970年代末，苏联与美国在这类引擎上的研究促成了T-80与艾布兰的服役。时至今日，Strv 103及此二系列战车仍是仅有的量产燃气涡轮战车。

#### 传动、转向与悬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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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的地面机动能力，取决于传动、转向与悬吊三套装置的协同运作。在传动方面，战车与其他车辆一样需要变速箱将引擎扭矩传递至履带，其技术水准与同时代的车辆工程相称，并由最简单的机械装置逐步演进为附液力变矩器的自动行星式变速箱。转向则普遍采用差速转向，即借由控制两侧履带的速度差来改变行进方向：转向一侧的内侧履带必须较另一侧转得更慢、保持不动或反向转动。早期实现此原理的方式较为粗糙，如松开离合器并对内侧履带制动，或以差速器搭配半轴制动，但两者效率低下、耗损动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即遭淘汰；战后苏联型战车改以降低内侧履带档位转向，西方战车则自1950年代起采用附独立转向轴的双差速器系统，可在为一条履带增加动力的同时为另一条履带减力，使转向更为轻便平顺。

传动与转向装置的设计也直接反映在战车的机动表现上。以倒车速度为例，苏联型战车受变速箱设计所限而普遍偏慢，T-64与T-72仅约每小时4公里，远不及豹2的每小时30公里，这对快速撤离阵地颇为不利，且此问题延续至最新式的T-90M。转向控制装置亦因设计理念而异：苏联战车使用操纵杆，艾布兰使用T形方向盘，豹2则采方向舵。展望未来，电动机械传动（EMT）是一项深具潜力的技术，它以柴油引擎作为发电机、再由牵引电动机驱动车辆，可提供优异的扭矩特性、连续可控的履带速度与更高的存活性，并能在特定任务中改用静音电动机。此种传动早在一战时期的圣沙蒙上便已出现，却长期因笨重复杂而未能普及；惟随着电子战系统、主动防御系统与遥控武器站的耗电日增，它未来或有望取代战车上的辅助动力单元。

悬吊系统则构成战车移动设备的另一支柱。履带式驱动装置是移动设备的核心，战车的负重轮透过悬吊系统与车体相连，以吸收崎岖地面的颠簸；悬吊、负重轮与履带的持续改良，使战车的动态性能不断提升。早期英国战车的负重轮采刚性连接，1920至1930年代则以联动式悬吊最为常见，即将数个负重轮连于同一支架并共用减震元件，此法沿用于M4雪曼、四号战车与百夫长战车等许多二战战车。效能更佳的独立悬吊使每个负重轮各自减震，首款为1928年的克里斯蒂悬挂系统，量产于BT系列、英国巡洋战车与T-34；其后又逐渐被1938年首见于德国二号战车的扭杆悬挂系统取代，至二战后除采弹簧悬吊的“梅卡瓦”与少数采液气悬吊者外，几乎所有战车都改用扭杆悬吊。74式、10式、K1、K2等战车采用的液气悬挂则具非线性刚度、行驶更平稳，且无须占用装甲内部空间而有助减重，惟结构相对复杂、昂贵且较不耐损；其另一优点是可构成主动式悬吊，灵活调整车体倾角与离地间隙；对无炮塔的Strv 103而言，这是其唯一的垂直瞄准方式，其他战车亦借此扩大俯仰角范围，在山地地形中尤为实用。

### 战场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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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武器的有效性，取决于乘员能否及时捕捉并攻击目标。捕捉目标包含三个阶段：察觉潜在目标、辨识目标类型，以及战斗识别目标为友军或敌军。最简单的方式是打开舱盖、以肉眼或双筒望远镜观察，或使用车内的观测光学设备。观察战场与辨识目标的任务通常由战车车长负责，因此观测设备主要是为车长而开发。这些设备在历史上形式多样，包括射孔、玻璃块、潜望镜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车通常配备环形潜望镜组以全面观察战场，或配备可旋转、固定式的放大观测设备，以利在更远距离上进行更清晰的观察。观测也可透过摄影机提供：例如豹2A5配备后视摄影机，将影像传至驾驶员显示器，而梅卡瓦Mk 4则在战车周围配置一系列观测摄影机。除观测目标外，战车亦须掌握自身位置。现代战车可透过卫星、特别是GPS进行导航。例如在波斯湾战争中，美国战车便借由GPS穿越了伊拉克军队认为战车无法通行的地形。

战车的观测手段在夜间效果有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都还没有能让战车在夜间有效作战的技术。必要时可在月光下作战，或倚赖照明弹与探照灯，但效果仍然有限。第一项实质进展是红外线探照灯的出现，它在肉眼不可见的波段照亮目标，再由转换器将这种照明转为可见影像。德国军队于1944年率先采用此系统，但战后只有苏联的T-54B战车延续此法，西方战车则迟至1960年代才开始采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夜视仪（PNB），能在不发出足以暴露战车之辐射的前提下增强影像。1970年代则出现热像仪，它比夜视仪更复杂、更昂贵，却也更有效，并开始在北约战车中大力推广，而苏联在这方面相对落后。

感知目标与环境之外，战车还须与友邻单位保持联系。早期的通讯方式仅限于物理或视觉互动，包括信鸽、旗语与信号旗。这些方法效率低下，而野战电话又需仰赖电线，这些电线在炮火下极易被摧毁。唯一堪用的方式是无线电通讯，为此英国制造了TSF等通讯战车。战车车内的无线电通讯自1930年代起随矿石收音机的出现而普及，它是德国闪电战成功的因素之一，因为它确保了有效的指挥。坦克内部通讯系统首次大规模应用于1930年代的德国战车：自二号战车起，所有乘员都配备了收发机。有些战车让步兵得以透过装设于车外的战车电话接入车内通讯系统，此作法最早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战车。自M4雪曼战车以来，大多数美国战车（未加装战车城镇生存套件的M60与艾布兰除外）都配备此装置，英国也积极沿用。

晚近，部分战车更配备数位系统以整合上述资讯、增强态势感知。例如“梅卡瓦”Mk 4战车的车长可即时接收友军车辆部署资讯与无人机摄影机的数据，并透过自身显示器向驾驶员传达指令。

## 反战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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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战车问世以来，如何摧毁战车便成为各国持续钻研的课题，反战车手段与战车防护之间的较量，贯穿了战车发展的整部历史。每当战车以更厚重的装甲或新型防护回应威胁，反战车一方便随即发展出穿透力更强的武器与战术，两者因而交替发展。这场竞赛既涵盖战车之间的直接对抗，也包括反战车炮、步兵武器、地雷、攻击直升机乃至无人机等各式反装甲手段。战车的实用性也因此屡次受到质疑，并随之持续改良其设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有效的反战车武器其实是直射的野战炮，德军并随之发展出反战车步枪、防坦克壕与地雷等手段。两次大战之间，专用的反战车炮成为主要反装甲兵器，其口径随战车装甲增厚而由37毫米一路提升至50、75毫米乃至更大，德国更以威力强大的88毫米高射炮兼作反战车利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项关键突破，是成形装药原理的实用化：这种不依赖弹丸动能、而以金属射流贯穿装甲的技术，使火箭筒、“铁拳”等轻便武器得以由单兵在近距离击毁重战车，令步兵首度具备独立反战车的能力；反战车地雷的大量布设，也迫使战车付出相当的行动代价，并促成扫雷器材与工兵协同的需求。

冷战时期，反战车武器朝着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方向发展。无后座力炮与火箭推进榴弹广泛配发步兵，而真正改变战场面貌的则是反战车导弹的问世。第一代线控导引导弹（如苏联的“婴儿”、美国的拖式与欧洲的米兰）需由射手全程手动导引，使小型步兵单位也能在远距离威胁重装甲目标；其后的第二代半自动导引导弹则只需将瞄准线对准目标，大幅简化了操作。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埃及步兵以携行反战车导弹重创单独突进的以军战车，一度引发战车是否过时的广泛争论；能自空中发射反战车导弹的攻击直升机登场，同样使战车面临新的威胁。这些发展共同推动了复合装甲与反应装甲的问世，战车与反战车的竞赛于是进入以电子与新材料为核心的新阶段。

进入现代，反战车导弹进一步发展出攻顶攻击与串联战斗部两项关键技术。前者使导弹由上方俯冲，攻击战车防护最薄弱的顶部与舱盖；后者则以前置装药先行引爆反应装甲，再由主装药贯穿本体装甲，“标枪”等武器即同时结合了这两种设计，并具备“射后不理”能力。作为回应，各国一方面发展出能对抗串联战斗部的多层式反应装甲，另一方面则将主动防御系统列为新一代战车的标准配备，使反战车与防护的竞赛延伸至软杀伤干扰与硬杀伤拦截的层次；然而攻顶弹药的弹道，仍对多数偏重水平防御的既有系统构成挑战。

2020年代以来，廉价无人机的普及为反战车作战带来新的变革。在第二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察打一体无人机与第一人称视角（FPV）自杀无人机以极低的成本大量摧毁装甲车辆，其侦察与打击合一、又能攻击顶部与寻隙钻入的特性，尤其难以防范。这再度掀起战车无用论的讨论，各方则以反无人机格栅、电子战干扰、烟幕与主动防御系统等多重手段加以因应。主流的评估认为，战车并未因此丧失价值，其防护、火力与机动的综合优势仍难以取代，关键在于将其纳入步兵、炮兵、防空与电子战的合成协同之中，而非孤立运用。

## 文化

战车在流行文化中有广泛的呈现，尤其常见于文学、电影与各类艺术创作，也常成为立体模型的题材。自问世之初，艺术家便以绘画与宣传海报将战车描绘为创新的象征，并用于广告；战车也是一种重要的视觉语言符号，用以彰显国家的军事力量。

### 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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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的象征意义兼具正面与负面。自出现以来，它便是战役与战争胜利的重要象征之一，这一形象并透过胜利阅兵与纪念碑得到强化；此类做法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再度出现于各战胜国城市与柏林。欧洲多国设立了战车纪念碑，其中以T-34-85为主的纪念碑在苏联数量最多；波斯湾战争中伊拉克T-72的失利，也使M1艾布兰成为美国的胜利象征。作为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多数国家会在阅兵中展示战车，以装甲车辆作为力量宣传的阅兵，最早于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举行，其后为苏联所仿效。对小国与非国家武装而言，战车及其他装甲车辆也是地位、正当性与军事能力的象征。

另一方面，战车也可能被视为压迫与占领的象征。苏联军队镇压东德暴动（1953年）、匈牙利革命（1956年）与布拉格之春（1968年）时，开上欧洲城市街头的战车便与对民主诉求的压制联系在一起；相对地，在布拉格将鲜花插入苏联战车炮管的学生，以及六四事件中挡在战车纵队前的坦克人，则成为个人反抗这一国家强权工具的象征。

战车纪念碑同样可能成为侵略与占领的象征。乌克兰历史学家瓦赫坦格·基皮阿尼将其与普希金纪念碑相提并论，视为殖民标记，称“苏联政权以自己的旗帜、战车和街道标记了一切能标记的东西”。这类纪念物在乌克兰与欧盟国家屡次引发争议。例如1991年，一名艺术家将布拉格一辆IS-2漆成粉红色，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引发轩然大波。乌克兰境内亦曾有大量此类纪念碑，且这些车辆未必曾在其设立地点参与战斗。俄罗斯于2022年发动全面入侵后，乌克兰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去共化进程随之加速；2022年起，乌克兰大量战车纪念碑遭到拆除，其中部分依据去殖民化相关法律进行。同年，爱沙尼亚纳尔瓦移除了一座具争议的T-34-85纪念碑，当地认为苏联设立此类纪念物是为颂扬占领。

### 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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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的形象早在真实车辆问世之前便已见于文艺创作。1883年，法国插画家阿尔贝·罗比达便描绘过自行车部队与装甲车辆协同进攻的景象；1903年，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士发表短篇小说《陆上铁甲舰》，预示了日后的战车。真实战车登场后，其影响更催生出大量虚构战车，使之成为电子游戏、电影等虚构世界的组成元素，例如《战锤40000》中的多款战车、《星海争霸》的攻城坦克，以及电影《印第安纳琼斯与圣战奇兵》中的战车追逐场面。即使是以写实见长的《坦克世界》，也收录了不少从未量产、仅存于设计蓝图的虚构车辆。

在影视方面，战车出现于众多战争电影，并在部分作品中居于叙事核心：《怒火特攻队》（2014年，美国）全片围绕一辆雪曼战车的组员，《T-34》（2018年，俄罗斯）以战车的逃脱与对决为主线，《黎巴嫩》（2009年，以色列）几乎全程采战车内部视角拍摄，《白色虎式》（2012年，俄罗斯）讲述追杀一辆神秘的德国虎式，《战争之兽 (电影)》（1988年，美国）以一辆在阿富汗迷航的苏联T-55为主轴，《坦克女郎》（1996年，美国）的片名与主角设定亦源自战车。由于合适的车辆未必易于取得，拍摄时常以道具替代，但有时也会动用真车，例如《怒火特攻队》便使用了一辆可运转的雪曼战车，以及全球唯一一辆仍可运转的虎式战车，也就是虎131号。

电子游戏中，战车更是常见题材。模拟类的例子包括《坦克世界》（及其行动版《战车世界：闪击战》）、《战争雷霆》与《装甲战役》；射击类则有《Enlisted》、《地狱潜者》、《战地风云》与《决胜时刻》；此外还有模拟游戏《Steel Armor: Blaze of War》、射击游戏《武装行动3》、策略游戏《英雄连队2》、《装甲军团 (游戏)》与《Warzone 2100》、日式角色扮演游戏《战场女武神4》，以及1996年的二维动作游戏《越南大战》等；在《刺客教条：兄弟会》中，玩家甚至能驾驶达芬奇坦克。战车的形象也渗入了游戏语汇：在玩家行话中，“坦克”一词用以指称耐久度高、可承受大量伤害并掩护队友、吸引敌方火力的角色。

动漫方面，战车是《少女与战车》此一作品的核心题材，该作将战车对战称作“战车道”（戦车道），描绘为一种传统的传统武术与竞技运动。

## 基本资料

- 类型：装甲战斗车辆
- 使用时期：1916年至今
- 参与战事：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
- 战车设计与战车布局：战车炮、履带、炮塔、装甲、自动装弹机、战车引擎
- 主要武器：战车炮
- 辅助武器：高射炮、机枪
- 战车兵：车长 (军事)、驾驶兵、炮手、装填手、无线电通讯员、机枪手
- 按重量：小战车、轻型战车、中型战车、重型战车、超重型战车
- 按功能：巡航战车、步兵坦克、空降战车、飞行战车、突破战车、两栖战车、主力战车
- 按武装：导弹战车、火焰喷射战车、多炮塔战车
- 按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车、战间期的战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车、冷战、后冷战的战车、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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