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经历 = *1896年：任命为少尉

- 1900年至1901年：参加八国联军
- 1910年至1914年：驻日武官
- 1916年至1918年：鄂图曼帝国参谋
- 1929年至1930年：步兵学校校长
- 1928年4月1日：晋升少将
- 1929年10月1日，晋升中将
- 1934年3月8日：晋升荣誉步兵上将
- 1934年至1938年：任蒋中正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
- 1940年5月：任比利时及法国北部军事总督
- 1940年9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
- 1944年7月：遭盖世太保逮捕
- 1950年至1951年：布鲁塞尔战犯审判
- 1951年3月28日：获释
- 1966年7月31日：去世

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男爵（Ernst Alfred Hermann Alexander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贵族，最高军阶为步兵上将，曾参与多场战争：早年时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西方战线、东方战线及鄂图曼帝国中东战场服役，战间期任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至1938年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中正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比利时及法国北部军事总督统治占领区长达四年。

法肯豪森出生于西里西亚的容克贵族家庭，自幼进入军校受训。1900年随八国联军赴华镇压义和团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先后在比利时、法国及东线作战，1917年转调鄂图曼帝国，担任其军团参谋长，后因约旦河战役之功绩获颁功绩勋章。威玛共和国时期，法肯豪森历任多项军职，1929年还出任步兵学校校长。法肯豪森还加入了右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并领导萨克森地区的“钢盔前线士兵联盟”准军事组织。1930年因部属卷入纳粹党事件被迫退役后，拒绝加入纳粹党。1934年4月赴华担任蒋中正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一员，后升至总顾问，主导国军现代化建设与对日防御战略。1938年因阿道夫·希特勒与日本结盟政策，被迫召回德国。

1940年5月，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及法国北部军事总督，驻布鲁塞尔。在任四年间，法肯豪森与比利时王室及比利时贵族交好，在瑟内夫城堡过着优渥的社交生活。然而与此同时，法肯豪森实施了严厉的占领政策：1941年8月率先颁布赎罪命令 (德国国防军)，以枪毙平民报复抵抗运动，并推动将比利时和北法地区的犹太人遣送至集中营。1944年7月14日，因抵制弗里茨·绍克尔的强制劳动征召令，法肯豪森遭希特勒解职。1944年7月20日密谋案失败后，法肯豪森于7月29日被盖世太保逮捕，此后辗转拘押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附近的党卫队设施、布亨瓦德集中营及达豪集中营。1945年4月，法肯豪森与其他141名各国人士被亲卫队押往南蒂罗尔，最终于尼德多夫附近获国防军营救并被美军接管，直至1948年2月被引渡至比利时受审。

1950年9月至1951年1月，布鲁塞尔军事法庭审理法肯豪森，后者被控处决人质、协助犹太人遣送及组织强制劳动三项罪名，最终被判处12年强制劳动。然而，判决后不到三周，比利时政府即于1951年3月28日将其释放并驱逐出境。1955年6月30日，法国军事法庭亦缺席判处其死刑。晚年的法肯豪森定居于莱茵兰-普法尔茨的拿骚小镇。在西德公众舆论中，法肯豪森被塑造为“德国反纳粹的抵抗运动英雄”与“7月20日密谋案参与者”。1966年7月31日，法肯豪森去世，终年87岁。法肯豪森死后，其形象受到剧烈变化，其回忆录揭露了该人真实反民主、亲威权的政治立场，时至1980年代，经比利时及德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法肯豪森“人道主义将军”与“比利时保护者”的形象就此破灭。

## 生平

### 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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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于1878年10月29日出生在德意志帝国西里西亚省奈瑟附近的克维亚特库夫 (奥波莱省)，今波兰克维亚特库夫）。法肯豪森家族是典型的容克地主阶级，世代在奈瑟河谷拥有多处庄园，其一位曾曾祖父为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父亲为亚历山大（Alexander），母亲为伊丽莎白·舒勒·冯·森登（Elisabeth Schuler von Senden），法肯豪森在家中十名子女中排行第二，有五个兄弟和四个姊妹法肯豪森还有一名亲戚是路德维希·冯·法肯豪森，为普鲁士陆军将领，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至1918年期间担任比利时总督府。

依循普鲁士军事贵族的传统，法肯豪森自幼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被送往西里西亚布里格学校就读，1890年12岁时进入莱格尼察波莱的幼年学校接受正规军事训练。1894年，法肯豪森因成绩优异而获选转入柏林利希特费尔德的普鲁士王家中央军官学院就读，并获选为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皇后侍从。1896年，17岁的法肯豪森通过军官考试，正式成为普鲁士军官。少年法肯豪森成长于德意志帝国鼎盛时期。威廉二世推行的“世界政策”与海外扩张路线激发了年轻军官阶层对远方世界的想像。1900年夏，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出兵干预，法肯豪森志愿参加远征军。

1900年至1901年，法肯豪森被编入第3东亚步兵团（3. Ostasiatischen Infanterie-Regiment），跟随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元帅的东亚远征军参加了镇压义和团的军事行动，这是法肯豪森首次踏足中国，然而法肯豪森抵达时主要战斗已告结束，虽然法肯豪森晚年曾斥责“八国联军”远征是外国贪婪的工具，但并没有证据显示他在当时曾反对这场战争，甚至有记载指出，他为此“动用了一切关系”以确保自己被选入。此次远征虽为时不长，却使法肯豪森对东亚，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向往。返国后，法肯豪森继续其职业军人生涯。1902年，法肯豪森调回第91步兵团任第2营行政官。1904年，法肯豪森与保拉·冯·韦德科普（Paula von Wedderkop）结婚；同年，其长兄弗里德里希在德属西南非洲的赫雷罗起义中丧生。其后法肯豪森考入战争学院深造，后又转入柏林大学东方学院研究，法肯豪森并在此期间学习了日语，为日后的远东任职做准备。

1910年，已晋升上尉的法肯豪森携妻赴日本，驻节名古屋，担任军事观察员。法肯豪森在日本度过了近四年时光，期间深入学习日本军事制度与文化，并曾前往朝鲜和中国考察。这段驻日经历使法肯豪森精通日语，并对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形成了独到见解。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法肯豪森夫妇被迫离开日本。两人取道美国返欧，途经华盛顿时结识了日后担任总理的德国外交官弗朗茨·冯·帕彭。

###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10月初，经历两个月横跨太平洋与美洲大陆后，法肯豪森回到德国。10月23日，法肯豪森被任命为第89后备步兵师 (德意志帝国)参谋，旋即投入比利时战场。11月26日，法肯豪森调任第31步兵师 (德意志帝国)参谋，该师在佛兰德及索姆河地区作战。12月，德军在佛兰德被洪水与联军所阻，双方开始掘壕而守，由北海延伸至凡尔登乃至瑞士边境的堑壕战就此展开。

1915年1月，法肯豪森被调往东方战线的东普鲁士。法肯豪森随保罗·冯·兴登堡麾下部队参加了2月的第二次马祖尔湖战役，德军在此役包围俄军并将其逐退至涅曼河以东，进而占领波兰、立陶宛全境及拉脱维亚部分地区。法肯豪森因功于1915年3月晋升少校。1915年11月，法肯豪森返回西线，出任威廉皇太子统率的第5军团参谋。1916年2月21日，德军发动凡尔登战役，法肯豪森负责协调攻击前的物资补给工作，持续至4月底。然而凡尔登战事未结，法肯豪森却于1916年5月9日被调至鄂图曼帝国的德国驻鄂图曼帝国军事顾问团，转赴中东战场。

法肯豪森首先被派往高加索前线。1917年2月俄国二月革命爆发，俄军开始瓦解。同年3月，法肯豪森被任命为鄂军高加索集团军 (鄂图曼帝国)参谋长，该集团军下辖第2军团 (鄂图曼帝国)司令正是日后缔造土耳其共和国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春夏之间，德鄂联军趁俄军溃散收复了此前失去的高加索领土。法肯豪森在高加索的服役期间，正值鄂图曼当局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最后阶段，共超过100万亚美尼亚人遇难。1917年7月，法肯豪森转任鄂图曼第7军团参谋长。此时英军在埃德蒙·艾伦比将军率领下大举北进，1917年底攻占加萨和耶路撒冷，鄂军全线后撤。法肯豪森随第7军团参加了两次约旦河战役：第一次于1918年3月底至4月初，英军进攻安曼受阻，因暴雨与泥泞被迫撤退；第二次于5月初，德鄂联军再次击退英军。法肯豪森在两役中发挥关键的参谋指挥作用，威廉二世因此授予法肯豪森普鲁士最高军事荣誉“功绩勋章”。1918年8月，凯末尔重返第7军团任司令，法肯豪森继续担任参谋长，但不久即因严重的痢疾和疟疾被迫撤离前线。

法肯豪森康复后随即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担任德方全权代表，参与鄂图曼帝国与协约国的停战交涉。1918年10月30日，英土双方于利姆诺斯岛签署《穆兹罗斯停战协定》。法肯豪森在谈判中展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成功安排了德国亚洲军团及军事使团人员自11月起经海路安全返回德国。法肯豪森本人则于1919年1月方才离开君士坦丁堡，取道维罗纳和因斯布鲁克返回德国。梁锡辉指出，在鄂图曼帝国的经历重新点燃了法肯豪森对冒险与海外事务的热情，并使他确信德国未来必须与其他国家分享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这一观点在其后来接受中国军事顾问职务时起到了关键的思想铺垫作用。

### 威玛共和与纳粹政权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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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初，法肯豪森代表兴登堡出席处理“波兰问题”的委员会，并于波森的停战委员会上坚决反对波兰的领土要求，然而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最终将波森省及通往波罗的海的走廊地带划归波兰，东普鲁士由此与德国本土分离。同年，在《凡尔赛条约》规范下，德国仅能保有10万人的军队，其中军官仅4000人，而法肯豪森便是其中之一。尽管法肯豪森对政治和条约现状深感愤懑，但并无投身自由军团一类的冒险行动，认为承认战败现实的当政者“不应试图让历史的车轮倒转”。1920年，法肯豪森时任驻斯德丁第2军区参谋长。3月13日，卡普政变爆发：右翼政客沃尔夫冈·卡普在“埃尔哈特旅”的支持下武装占领了柏林，企图推翻共和政府，而法肯豪森随即宣布斯德丁戒严、静候局势发展，但私下对政变表示同情，认为这是军人反对社会主义政府的正当行为，不过法肯豪森始终按兵不动，既不协助政变，也未采取行动阻止其失败。4天后，全国发生大罢工导致政变瓦解，卡普逃往瑞典。政变结束后，国防军实际领导人汉斯·冯·塞克特派遣法肯豪森执行解散政变主力“埃尔哈特旅”的任务，后者透过塞克特的幕僚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斡旋，以数周时间分阶段和平遣散该旅，还准许其中优秀士兵编入军队

卡普政变风波过后，法肯豪森的军旅生涯重回正轨，于1920年12月18日，晋升中校；1921年2月调任国防军教育训练督察参谋长。1922年2月出任驻明斯特第6步兵师参谋长，在威斯特法伦任职三年。1923年11月，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政变失败，部分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学员在政变中遭到策反；消息传至明斯特后，法肯豪森立即采取措施，遏止当地少数希特勒支持者的行动。法肯豪森对纳粹运动的警觉自此开始，并在日后出任步兵学校校长时持续影响其治校方针。1924年晋升上校后，法肯豪森调往德累斯顿。法肯豪森自1925年1月起指挥第10步兵团，1927年2月出任步兵学校校长（该校已自慕尼黑迁至德累斯顿），法肯豪森在其任上共教导三届毕业军官，坚持军人应“做一个守法的公民，不拘于政党，忠于宪法”。1928年4月1日，法肯豪森晋升为少将。1929年10月1日，晋升中将。

1930年1月31日，法肯豪森以中将衔被迫离职，时年51岁。起因是数名炮兵军官因公开支持纳粹党而受纪律处分，左派报刊随即抨击步兵学校内的政治风气。陆军部长威廉·格勒纳给出的官方理由是资深军官须为年轻人腾出晋升空间，法肯豪森对此心知肚明。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旋即宣称法肯豪森是“因纳粹立场而被解职”，将对步兵学校的政治指控与法肯豪森的突然退役联系起来，企图利用法肯豪森的不满将其拉拢入党。法肯豪森于1930年4月15日在《法兰克福报》发表致国防部长格勒纳的公开信予以驳斥，并断然拒绝了纳粹党数次派遣使者登门拜访、邀请其接受国会议员候选人资格和冲锋队高级职位的提议，而是加入主张恢复君主制、废除《凡尔赛条约》、收复失土及殖民地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其立场民族主义、反犹且反共。法肯豪森认为该党是唯一能与纳粹抗衡的力量，并坚信君主制的优越性，认为“唯有国王才能真正超越一切政党。”其后，法肯豪森当选萨克森邦议会议员，还加入了准军事组织“钢盔前线士兵联盟”（通称“钢盔团”）。

1931年10月，法肯豪森参加在下萨克森举行集结包含国民人民党和纳粹党在内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旨在抗议海因里希·布吕宁政府的哈尔茨堡阵线大会。法肯豪森在会上认清了希特勒志在独揽权力，认为当前德国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威胁，需要一位拥有非常权力的坚定政治家来恢复秩序，“如同葡萄牙的萨拉查”，但并非一位独裁者。法肯豪森随即退出德国国家人民党，斥其与纳粹的结盟如同“饥狼对无助羔羊的友谊”。1932年8月，法肯豪森在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一次体育活动中向已为国防部长的施莱谢尔当面分析局势，他确信纳粹党的危险性，指出当前该党正面临财政困难，且党内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瓦尔特·施滕纳斯的叛离引发分裂，若在此时由军队、警察、钢盔团乃至工会联合支持，政府即可瓦解纳粹运动，但施莱谢尔并未采纳其建议。5个月后，纳粹党上台执政。隔年，深入参与纳粹运动的法肯豪森胞弟汉斯-约阿希姆·冯·法肯豪森与施莱谢尔死于纳粹党内的政治清洗活动——“长刀之夜”。

1932年末，法肯豪森的好友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日后成为德国抵抗运动核心人物）劝说法肯豪森加入纳粹党，理由是只有纳粹党能使德国摆脱当前的困境，而党内需要具有健全“民族”信念的人，但法肯豪森拒绝入党。1934年1月，钢盔团领导层决定并入冲锋队。对国内政局感到失望的法肯豪森起了赴海外任职的念头。另一方面，1933年9月，前国防军领导人塞克特访华归来，曾向法肯豪森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但法肯豪森在给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瓦尔特·冯·赖歇瑙的信中反对塞克特的亲华立场，认为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不可撼动，德国不应站在弱者一方对抗强者。在此期间法肯豪森还曾两度面见希特勒：第一次在后者刚上台不久由帕彭引见，法肯豪森希望维护钢盔团的独立地位，但未能如愿；第二次则是1934年1月22日的简短交谈，事后法肯豪森在致塞克特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总理本人对我抱有好感。”梁锡辉指出，这次会面似乎强化了法肯豪森留在国内的念头。尽管如此，法肯豪森最终仍在2月初决定接受赴华任命，而就在其抵达不久即收到胞弟于7月2日被处决的消息

### 国民政府军事顾问

#### 就任与升至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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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0年代末起，国民政府即聘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建军。中德军事合作的基础在于双方的互补需求：中国看重德国的军事技术与工业实力，德国则亟需中国盛产的钨、锑等战略矿产以扩充军工业。德国军事顾问系以“私人身份”赴华，本质上为雇佣军，顾问团在任何时期约有40至50名成员，自首任总顾问马克斯·鲍尔起即兼具军事与经济双重使命。鲍尔与蒋中正私交甚笃，却于1929年5月病逝南京；继任的赫尔曼·克里拜尔为资浅的纳粹党人，代理团务后顾问团分裂为两派互相倾轧；第三任格奥尔格·魏泽尔虽长于作战指挥，却态度傲慢，与受日式军事教育的中国高级将领格格不入。蒋中正遂决定另聘高阶将领担任总顾问，初属意埃里希·鲁登道夫，遭婉拒后转向塞克特，后者应邀赴华并选定法肯豪森为其副手。

法肯豪森在与塞克特商议赴华条件时要求提高中方开出的薪酬，并请国防军将其从中将晋升为上将以便在中国人面前更具威信，理由是“以我对中国人心理的了解，向他们提出要求只有好处”。法肯豪森的薪酬要求获得满足，军阶则于1934年3月8日升为荣誉步兵上将（Charakter eines General der Infanterie）。1934年4月，法肯豪森偕妻自汉堡启航，经苏伊士运河前往远东。德国国防部刻意低调处理此行，以免引起日本对德国再度派遣将领赴华的负面反应。出发前，法肯豪森还在柏林的旅馆中与莱茵金属董事瓦尔德马·帕布斯特和钢铁巨头奥托·沃尔夫 (实业家)等军工实业家秘密会面。6月，法肯豪森抵达上海，后转赴南京，法肯豪森在蒋中正设于军校中的住所首次拜会后者，并深受其吸引。由于法肯豪森深知顾问团中有奉命监视其言行的纳粹支持者，包括其副官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克鲁马赫（Friedrich-Adolf Krummacher）上校，因此始终谨慎行事，从未在华公开批评纳粹政权，在与蒋中正交谈时也多用日语（二人均精通此语）以避免被窃听。

名义上，法肯豪森是1934年5月到任的总顾问塞克特之副手，然而两人在对待中国事务的态度截然不同。梁锡辉指出，塞克特赴华主要是出于经济考量，包括丰厚的中方薪酬和德国企业为争夺中国政府的合同而提供的佣金，其在华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进行商业活动。法肯豪森则截然相反，其到任后迅速修正了此前亲日的地缘判断，并鄙视将对华军事事务与商业利润绑定的做法。历史学者李国祁指出，法肯豪森对军火及工业产品的订购“纯粹着眼于中国是否有此需要，而且要购索价低廉合理者，绝不限于德商”，在历任总顾问中是唯一真正处处为中国国防利益服务的人。1935年，合步楼公司总经理汉斯·克兰 (军火商)推动一项向南京和广州两方同时兜售军火的“两面交易”，获得国防部、经济部乃至希特勒本人的支持。法肯豪森认为此举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而出面阻挠，赖歇瑙为此致信严厉警告他克兰享有“元首（希特勒）的完全信任”，不得再容忍南京方面的抵制行为，然而法肯豪森不为所动，在时任驻上海总领事克里拜尔的协助下继续阻拦，导致合步楼绕开顾问团直接与中国国防部的一位将领交易，结果订购了过重的火炮和不适合地形的车辆。最终陈诚、俞大维和蒋中正亲自介入，合步楼柏林总部不得不下令其南京分支此后一切采购均须经法肯豪森批准。

1935年1月，塞克特因健康问题离任，并以“最诚挚之心情”向蒋中正推荐其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蒋亦立即表示接受，法肯豪森遂接掌顾问团。

#### 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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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肯豪森抵达南京三个月后的1934年10月，国民革命军在第五次围剿中攻破中央苏区，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法肯豪森并未参与策划，而是以观察者身份密切关注。由于情势上剿共战事已近完成，而日本不断在华北挑衅、中日关系日趋紧张，顾问团的工作重心遂转往对日国防方面。1935年1月26日，法肯豪森向蒋中正提交了详尽的《中国国防基本原则》（Grundsätze der Landesverteidigung Chinas）报告，以三项基本前提为基础：（一）蒋中正将在四川击败或至少遏制共军；（二）叛离的广东、广西两省不对中央政府采取敌对行动；（三）日本是中国的侵略者。此后四年间，法肯豪森的全部军政计划均未偏离此框架。

1935年8月12日（一说8月20日），法肯豪森向蒋中正提交《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全面阐述其抗日战略构想。他首先指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属日本。……华方宜求时间余裕，作整军经武之用，故日方益求急进。”他批评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一味退让”，警告“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并强调领袖的抵抗意志至关重要：“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法肯豪森判断，战事一开，日军将在第一阶段寻求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在第二阶段采“分而治之”策略，在华北和山东建立傀儡政权、逐次瓦解各方抵抗，因此将抗战化为全国性行动、避免各方分别媾和至为关键。

在具体部署上，法肯豪森反对放弃沿海退守内陆的消极方案，主张“万不可不战而放弃寸土”，警告一旦日本控制上海至武汉的长江流域，“中国将被一分为二”。他建议以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和南京之间的区域为主力集结地带，利用内线作战优势迅速调动兵力，以沧县至保定一线为绝对防御线、黄河为最后战线。长江防御方面，针对“长江不可守”之议，法肯豪森以一战达达尼尔海峡为例反驳，指出水面更宽、炮台更旧的海峡尚能封锁大型战舰，视封锁江阴为“国防之最要点”，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作为首都“必应固守”，南昌、武昌为主要支撑点，确保通往广州的联络畅通。

至于四川，法肯豪森将其定位为“最后防地”，但强调撤入该省仅为最后手段；更重要的是四川必须事先工业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否则“必无战胜希望”，并建议修建由重庆经贵阳至昆明的铁路，以经滇越铁路取得对外联络。在外交层面，法肯豪森援引1932年淞沪抗战和古北口抗战等先例，强调唯有全力抵抗方能引起列强介入：“中国苟不于起首时表示为生存而用全力奋斗之决心，列强断不起而干涉。”中国随后制定的《1936年国防计划纲领草案》等文件在日军意图的研判和反制措施上均呼应了法肯豪森的战略方案。

在实际备战中，法肯豪森在多份报告中主张避免正面决战、实施持久消耗战，在敌后组织游击作战，深信日本国力有限，长期作战必将失败。法肯豪森亦明确建议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阻止日军西进，即与此建议直接相关。法肯豪森还主持训练了8个完全按德国标准装备的精锐步兵师，合计约8万人，其中第87师和第88师重点部署在南京至上海一线的国防要地，在后来的“八一三”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面整军方面，法肯豪森规划将全国200多个师逐步裁减为60个国防师，1935年春由陈诚在武昌设立陆军整理处主持，但因各方掣肘而实际进度远不及预期，到抗战爆发时30万人的整编计划亦仅完成约八成。1936年4月，中德签订一亿马克信用贷款合同，为大规模军购奠定经济基础。中国大量进口德国军事物资，包括30余万顶德式钢盔、毛瑟步枪、克虏伯榴弹炮，以及亨舍尔、容克斯和梅塞施密特等厂商的飞机，部分在中国组装，德国顾问还会协助建设铁路及改良军工厂。有时法肯豪森也会对德国出口商发运的劣质装备（如品质不合格的毛瑟步枪）愤然抗议，斥之为“可耻”。蒋中正十分珍惜这批经德国顾问整训的精锐，专待抗日之用；1936年10月，军政部长何应钦曾拟将新编部队调往陕西“剿共”以替换不愿打内战的东北军，遭蒋中正拒绝。

在防御工事方面，自1931年起国民政府即在宁沪地区建设国防设施，前后耗费百余万元修成三道国防线——上海至杭州、吴江至福山（苏福线）、无锡至澄江（锡澄线），至1937年全部工程基本完成，即塞克特所称的中国“兴登堡防线”。1936年，国民政府采纳张治中等人的建议成立京沪警备区，由张治中出任警备司令，将德式整训完毕的第87、第88师主力部署于此，并拟定了紧急时先发制人、消灭驻沪日军后封锁海岸阻敌入侵的作战方案。法肯豪森另建议在杭州湾部署四个师以防日军从侧翼登陆包抄，但国军仅派一个师驻守。到了1936年，日军在河北的持续渗透威胁到法肯豪森以黄河为核心的整体防御构想，其战略思维开始由保守转向进攻，至4月已在建议中国主动对日开战；他敦促蒋中正在敌占区准备游击战，在东北乃至日本本土开展情报和破坏工作。10月，拟定对汉口和上海外国租界日军驻军发动突袭的应急方案；11月，要求调拨108架战机收复山西、宁夏之间的边境控制权，并着手规划对大连、大沽、山海关以及朝鲜西海岸的未来空袭。法肯豪森战略方案的另一项关键前提亦在此年实现：1936年6月10日，他宣布消除华南自治势力是中国安全的“绝对必要条件”，建议对广东发动闪击行动，对广西则可在军事臣服的前提下保留若干地方自治权。法肯豪森的建议均获蒋中正采纳，在同年7至8月“两广事变”后，两广归顺中央，梁锡辉认为这是法肯豪森对中国军事复兴的“首项重大贡献”，亦巩固了南京中德军官合作的互信基础。1937年7月，法肯豪森发现南京附近方山集中部署了大量机械化部队，警告“以如此贵重器材屯积一处，宁不可惜”，建议分散配置以免成为空袭目标；蒋中正随即密令参谋总长程潜改正。

#### 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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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在西安扣押蒋中正，迫其停止剿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法肯豪森虽无意介入中国内政，但在12月14日即提出军事应对方案：（一）立即派精锐部队向西安推进，包括一个由德国顾问博尔夏特（Borchardt）陪同的装甲旅及德训第83师、第87师；（二）以战车、炮兵和轰炸机对潼关至西安公路上的叛军发动突然打击，在震慑效果消退前与西安方面谈判释放蒋；（三）对200英里外的共军进行空中攻击，阻止其与西安部队会合。经宋美龄斡旋，蒋中正于圣诞节前获释。法肯豪森坚信蒋中正是“无条件”获释，而实际上国共两党已就合作抗日达成默契，蒋中正并未将统一战线的协议知会法肯豪森。与此同时，希特勒与日本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力主弃华亲日，令在华德国军事与商业界深感不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法肯豪森曾力劝蒋中正尽可能与日本维持关系以争取备战时间，然而已无力回天。7月21日，法肯豪森通过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向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发出紧急电报：“蒋决意一战。这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是全面战争。”他在同日发出的另一份评估中对战局抱持相当乐观的判断：“中国获胜的机会不坏，因为日本要顾忌俄国干预的威胁，不可能将全部兵力投入攻打中国。中国步兵很好。中国空军与日本大体持平……中国军队的士气是高昂的。他们会苦战的。”在此前后，法肯豪森收到柏林某外交官员的电报，要求他严守“中立”、说服蒋中正放弃武力抗日以达成“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遭法肯豪森拒绝：“如在当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战争首场大战自8月中旬在上海打响。法肯豪森自1935年即精心拟定该城防御计划，此时将8万德式精锐悉数投入。蒋中正另调50至70万部队，迎战陆续增兵至20至30万的日军。这场淞沪会战持续近三个月，期间法肯豪森甚至不顾柏林禁令，曾身穿国军将领制服亲赴前线，前后加入上海前线的德国顾问共达71人。中方参战部队从装备到战术、从训练到指挥均与德国密切相关，日军猛攻三个月未能推进攻势，显示经德式训练装备的中国军队作战能力较以往已有显著提升。

然而，法肯豪森本人对国军在淞沪会战的表现失望至极。他在9月7日呈蒋中正的机密报告中批评道：“如果指挥坚强统一、重点明显，则亦可迅速收效”，并逐项列举国军的缺陷：各师未被分配具体作战区 域，各自为战；师长们畏于炮火空袭，将指挥所设在远离前线的村庄，仅依赖容易被切断的电话线联系；炮兵缺乏前方观测员引导而盲目射击；情报工作薄弱到连一张精确的阵地地图都付之阙如。在战术层面，国军沿用单线防御而未实施纵深配置，一旦被突破即全线崩溃；预备队不经侦察便大规模密集投入正面而非部署于侧翼，每遭一击即伤亡惨重。11月5日，日军增援部队从杭州湾登陆对守军形成包抄，法肯豪森此前建议以四个师防守该处，但国军仅部署一个师，这一疏忽直接导致了上海防御战的溃败，其后国军全线撤往国防工事，但因处于溃退状态，部队抵达后“既无守备部队又无指示文件，各部很难找到工事构筑”，经历任德国总顾问设计监造的“兴登堡防线”未起任何抗敌作用即遭弃守；德械精锐师在三个月血战中伤亡殆尽，德国顾问团数年间的整军成果随之付诸东流。

上海沦陷后，法肯豪森与其他顾问力劝蒋中正放弃象征性保卫南京，以免精锐部队损失殆尽，但也承认超出其专业范畴的政治考量可能凌驾于军事判断之上。12月，日军占领南京，此后六周发生了南京大屠杀。法肯豪森亲自将一部记录日军暴行的秘密德国纪录片及目击者报告交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呈柏林，报告结语写道：“南京中国最高指挥部在此次战争中固然有所不足，但整个日本军队已充分暴露出纪律涣散、残暴与犯罪的本性。这一兽性机器竟自居为反共先锋，实为莫大的讽刺。”他在另一份评估中将日军与昔日的沙俄军队相提并论，认为其领导层缺乏想像力和灵活性，普通士兵一旦失去火力优势便“惊慌溃逃”，断言“两三个德国师就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顾问团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后一度陷入无事可干的境地，经宋美龄等出面协调方才恢复工作。尽管中国接连失去平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战争的整体走向却验证了法肯豪森的战略构想：中方依靠自身的抵抗与谋略，逐步将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南下，以长江一线为中日主战场，达成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

1938年春，法肯豪森竭力重振中方的战斗意志。他向中国方面和柏林分析指出，既然上海和南京均已放弃，中国不再受制于防守大城市的困境，今后应充分发挥广袤国土和庞大人口的优势，仿效一战中德军在德属东非以机动战术对抗强大英军的先例，以小规模反击和敌后游击战持续消耗敌人。中国军队已开始实践这一战略：在山西成功避开日军攻势后，3月在李宗仁指挥下于津浦铁路沿线的台儿庄取得重大胜利，法肯豪森在前线指挥部协助了中方的作战指挥，主张采取诱敌深入之法加以聚歼。蒋中正在胜利后增兵至约45万人以扩大战果，然而后续反攻因情报不足、日军毒气威胁及桂系等地方部队的配合问题而迅速受挫。法肯豪森在4月11日的报告中将台儿庄称为“第一场歼灭战”，也是日本陆军“有史以来遭受的第一次败仗”，并将其与1914年兴登堡在坦能堡包围俄军的战例相提并论，将全部功劳归于中方。然而此一正面评价与法肯豪森的私下判断存在落差：他在敦促进攻时曾写道“这可能是我们对敌人造成沉重打击的最后机会”，并预判中方只能取得“平凡的胜利”。同年6月，法肯豪森此前建议的掘开黄河堤坝方案付诸实施，是为花园口决堤事件，虽确实暂时迟滞了日军进攻，却造成数十万中国平民死亡。

#### 召回与离华

1938年2月，法肯豪森仍在为中国进行最后的外交努力，吁请陶德曼向柏林报告蒋中正尽管正接受苏联军援，反共立场反而较战前更为坚定，试图以此消除柏林因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倾向日本的理由。然而纳粹政权的亲日路线已不可逆转：同年德国正式承认满洲国；4月，赫尔曼·戈林下令禁止对华军火出口；5月起，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直接命令之名连续下达召回令，声称顾问的存在“会引致德国涉入战争的印象”，要求全体成员即刻归国，违者以叛国罪论处、财产充公。法肯豪森大为震惊，曾表态愿以个人身份或驻华武官名义留华，但遭希特勒断然拒绝；蒋中正亦提议其归化中国国籍，但里宾特洛甫威胁没收其财产并拘禁其在德国的五名兄弟姊妹，他被迫屈从。6月24日，法肯豪森在汉口向顾问团发表告别演说。7月2日，蒋中正在汉口设盛大告别宴款待顾问团，并安排专列护送至香港。法肯豪森在临别时承诺绝不泄露其为中国制定的对日作战方案，并公开预言中国未来必将战胜日本。随后他偕妻登上意大利邮轮康梯浮地号启程返欧，沿途每当船只停靠港口，当地德国领事均登船警告他不得接受采访。8月9日，法肯豪森夫妇抵达柏林。

返国后法肯豪森备受冷遇。他最迫切希望能向德国决策高层报告中国使命的成果，寄望第一手说明能在最后时刻扭转德国的远东政策。但三度求见希特勒均遭取消，里宾特洛甫避而不见，唯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在其办公室走廊有过简短寒暄。当时希特勒正全力处理苏台德问题，此事遂成为回避远东议题的方便借口。如此冷遇令法肯豪森打消了加入国防军的念头。法肯豪森在打探纳粹统治五年来德国实情时，自然而然接触到了抵抗运动的核心圈子：他在德累斯顿和柏林与贝克、亚尔马·沙赫特、汉斯·保罗·奥斯特、托马斯、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和埃尔温·普朗克等人秘密会面，他们除了反对希特勒之外，对中国事业亦怀有同情。同年11月，法肯豪森偕妻赴巴黎“为中国做宣传”，由中国驻法公使谢寿康博士引介拜会法国参议员、众议员、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但法肯豪森对法国人面对德国战争准备的“漫不经心”深感失望。随即他又赴慕尼黑拜访卡尔·豪斯霍弗尔教授，请求这位地缘政治学权威不要为日本的利益而运用自己在高层的影响力。

然而，1939年3月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后，法肯豪森依法被征召恢复现役，并出任第4军区 (德累斯顿)（总部设于德累斯顿）司令。此职限制了他为中国友人奔走的空间，但他仍以非官方方式继续为蒋中正提供军事建议，甚至与海因茨共同设计中国对日作战方案、再经由俞大维转交国民政府，还在南京保留住宅和中国仆从达一年半之久。这一非正式合作直至1941年7月纳粹政权承认了南京亲日傀儡政府、中德断交方告终止。

### 比利时及法国北部军事总督

#### 就任与占领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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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返国后，法肯豪森不仅与反希特勒集团取得联系，还在1940年4月，法肯豪森主动向比利时驻柏林武官泄露德军即将入侵比利时的计划，但进攻日期一再推迟，其消息的可信度不断降低。同年5月10日，德军发动西线攻势。三天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荷兰军事司令官，这项任命可能出自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齐区（曾是其在步兵学校时的学生）的推荐，亦有说法认为是贝克与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有意将反对派安插至西方占领区要职。然而5月26日希特勒将荷兰改交纳粹党人阿图尔·赛斯-英夸特管理，法肯豪森被改任为比利时及法国北部军事行政区司令官（下简称军政区）。军政区辖境亦含法国的加来海峡省与诺尔省，在希特勒的“新欧洲”构想中属于未来将从法国分离的“日耳曼边区”，法肯豪森甚至以种族理由反对战后归还这两省。5月28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在未征询政府的情况下单方面投降；政府则拒绝停战，辗转前往伦敦继续抗战。法肯豪森在回忆录中对德军攻势大加赞颂，却对德军屠杀数百名平民的事实只字不提。1940年9月1日，法肯豪森晋升步兵上将。

法肯豪森的军事占领政策为其自称的“柔性政策”（Politik der weichen Hand），他命令占领军部队需对平民保持端正态度，不得对程度轻微的挑衅行为反应过度，务求抹去一战占领时期的恐怖记忆（当时的比利时总督正是法肯豪森的远亲路德维希·冯·法肯豪森将军），他在回忆录中自称秉持着“法律、正义与人道”在施政，而具体事务由行政长官埃格特·雷德尔运行。美国历史学家维尔纳·沃姆布伦概括两人的关系为“雷德尔提议，法肯豪森批准”，而法肯豪森在政治事务上“往往优柔寡断”，称若无雷德尔“连两周都撑不下去”。1940年秋，亲卫队开始向占领区进行政治渗透，法肯豪森仅与亲卫队全国领袖办公室主任戈特洛布·贝格尔会面两次，便将与亲卫队的一切后续交涉推给雷德尔。沃姆布伦指出法肯豪森关于施政手段的描述存在矛盾：自1940年9月海狮作战取消后，他便认为德国可能无法赢得战争，试图以不彻底破坏战后德比关系的方式治理占领区；但“必须承认，法肯豪森尽其所能帮助希特勒的德国赢得战争”，除了监督了对比利时的经济榨取外，还支持招募比利时志愿兵加入德军、积极打击破坏活动和间谍行为。穆勒进一步指出，法肯豪森反对希特勒的动机并非出自道德感，而是面临战败前景时对德国未来的忧虑，且法肯豪森对于“反犹主义有助于统一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说法也是欣然接受。法肯豪森对此辩称若自己辞职可能换上的是如赛斯-英夸特那种狂热派纳粹官员，比利时人民将蒙受更大灾难。沃姆布伦对此总结称：法肯豪森深信希特勒若得胜将是德国乃至全人类的终极灾难，却始终竭力为德国争取胜利，其动机源自凌驾于个人良知之上的国家荣誉感与义务感。

另一方面，法肯豪森由于对君主制的倾慕，积极结交比利时王室及贵族。利奥波德三世被安置于布鲁塞尔北郊的拉肯王宫，法肯豪森对国王“礼遇有加，甚至在国王再婚及第一个孩子出生时送上鲜花”，如此殷勤导致招来柏林方面的批评。在布鲁塞尔以南约四十公里处，法肯豪森占用了瑟内夫城堡，这是一座原属犹太裔银行家菲利普森家族、因族裔身份遭查封的新古典主义庄园，法肯豪森以“保护艺术品”为由占据作为周末寓所，并在此招待贵族名流。法肯豪森出席社交场合时总由小他21岁的伊丽莎白·范德诺特·达什伯爵夫人（鲁斯波利亲王妃）相伴。1942年其夫在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阵亡后，她更成为法肯豪森形影相随的伴侣。1943年底，鲁斯波利因黑市和非法外汇交易被捕，法肯豪森的参谋长博多·冯·哈尔堡上校亦遭亲卫队逮捕，在狱中自杀身亡。法肯豪森认为这是亲卫队试图间接摧毁自己的手段，这些打击使他“濒临绝望和自杀的边缘”。沃姆布伦指出，这些“草率的私人行为”使法肯豪森在柏林的处境愈发脆弱，并招来“他更关心比利时贵族而非普通民众”的非议。

#### 反希特勒密谋

法肯豪森与德国抵抗运动的关联可追溯至1938年自华返国之后，他与贝克、维茨莱本和格德勒等人同属保守派右翼，皆反对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但对反对方式分歧甚大；法肯豪森排斥暴力手段，认为政变应来自陆军总司令发起。1938年至1939年冬，外交官阿尔布雷希特·冯·凯塞尔和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茨在德累斯顿向法肯豪森提出一项针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诱使该人前往波希米亚边境视察防御工事，在碉堡中将其与随行人员隔离，再以手榴弹将其消灭。法肯豪森“赞同地聆听，但对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1939年秋，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在西线攻势准备期间再度谋划政变，法肯豪森被指定在政变发动时负责掌控第4军区，与在柏林调度装甲师的埃里希·赫普纳将军及率第19军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协同行动。然而哈尔德在最后关头退缩，政变计划随之流产。

就任比利时军事总督后，法肯豪森在占领区继续维持与德国抵抗运动的秘密联系。1941年，哈塞尔透过纽约商人费德里科·斯托尔福斯（Federico Stallforth）与美国政府建立秘密管道，在德方军官与斯托尔福斯的会谈中，法肯豪森、哈尔德、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和哈塞尔被提名为推翻希特勒后可能的对外谈判人选。同年8月，法肯豪森偕托马斯将军亲赴柏林谒见陆军总司令布劳齐区元帅，试图说服后者挺身领导政变，但因后者缺乏行动勇气而未果。12月，布劳齐区因德军在莫斯科战役惨败而被希特勒免职，希特勒自兼陆军总司令，透过军方最高层发动政变的路线随之封闭。1942年1月，哈塞尔经布鲁塞尔取道法肯豪森处前往巴黎会见维茨莱本。贝克和格德勒提议由维茨莱本和法肯豪森在西线率先起事，然而两位前线指挥官均认为此构想不切实际，手中既缺乏足够的作战部队，且若不同时清除希特勒及其核心集团，鲁莽行事只会演变为纳粹政权必定获胜的内战；密谋集团此后只能寄望于个人层面的暗杀行动。

1943年9月，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造访布鲁塞尔，对法肯豪森直言：“尽管我们有种种顾虑，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肉体上消灭希特勒。”1944年春，抵抗运动成员汉斯·贝恩德·吉塞维乌斯和爱德华·韦延通过艾伦·杜勒斯向华盛顿报告：西线总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和法肯豪森会在纳粹政权被清除后，准备协助盟军登陆；报告并声称密谋集团的成员包括伦德施泰特、法肯豪森、阿道夫·豪辛格、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乃至库尔特·蔡茨勒。在密谋集团自1943年起陆续拟定的政变后内阁名单中，法肯豪森被列为总理候选人之一，与格德勒和维茨莱本并列。然而法肯豪森在密谋者内部的评价并不一致：在巴黎和拉罗什吉永城堡的前线军官圈中，他被视为“完全可靠”；但贝克和维茨莱本却因其与鲁斯波利亲王妃之间“众所周知的风流韵事”而反对由他担任要职。哈塞尔在日记中亦记载，法肯豪森“常因参与恐怖政权而被拒绝”，但因“可用之人太少”才被列入考虑。

#### 镇压、反犹政策与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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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肯豪森在回忆录中宣称其占领政策的目标是“维持秩序与安宁”，对平民“以最大的宽厚相待”，他称自己曾在1940年8月赫尔曼·戈林于巴黎召开的经济会议上据理力争，当时后者曾说道：“比利时人不需要吃饭，让他们干活”，而他反驳“不吃饭的人无法工作，正如没有汽油的引擎无法运转”。事实上，法肯豪森实施的占领法律远没有自己说的宽厚，他对1907年《海牙公约》中有关平民权利的条款作极端限缩的解释，将一切的民间抵抗行为视为“卑鄙的游击战”和“野蛮行径”，认为占领区居民唯一应有的行为模式是“既忠于本国，又与占领当局合作”。历史学家指出，这一立场在保守派军事菁英中具有普遍性，而法肯豪森高效的占领区行政措施实际上“大大巩固了纳粹政权”。

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比利时及法国北部的破坏与暗杀行动骤然增加。法肯豪森于8月26日主动颁布人质处决法令，规定每有一名德军阵亡即须至少枪决五名人质，并将所有政治犯自动列为人质。这一法令早于希特勒9月下达的“每名德军死者处决一百名人质”的命令，也早于12月凯特尔发布的《夜雾命令》，历史学家强调法肯豪森在此事上“并非被迫执行上级命令，而是率先行动”。9月17日，人质处决制度推行至比利时全境。自1942年7月起，法肯豪森又以遣送集中营作为处决的“补充手段”。沃姆布伦的统计显示，整个军政区在占领期间约有350人作为人质遭枪决，另有450人遣送至德国、约2000人曾被扣押为人质；但他同时指出“与法国或荷兰的情况相比，他在限制处决人数方面并不特别有效”。1944年2月，法肯豪森颁布《施佩勒法令》（Sperrle Order），允许对“恐怖主义”行为实施集体报复。同年4月，里尔附近的阿斯克发生抵抗组织破坏铁路事件后，途经当地的亲卫队第12师依据该法令在当夜屠杀了86名平民，是为阿斯克大屠杀，引起巨大震动，但法肯豪森回忆录中只字未提。偶尔，法肯豪森也会应个人请托出面干预。华裔比利时妇女钱秀玲（其表兄钱卓伦为法肯豪森的旧识）曾两度面见法肯豪森，念及旧情，其先后于1940年6月救下一名死囚，又于1944年6月为埃诺省埃科西讷的96名人质求得免死，但这些人之后仍被遣送至德国强制劳动营。

法肯豪森还主导实施了针对辖区犹太人的系统性迫害。沃姆布伦指出法肯豪森“带有其普鲁士贵族阶层常见的反犹偏见”；1940年秋，比利时法官对首批反犹法令提出抗议时，法肯豪森在文件上亲笔批注：“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太宽容了！”其行政长官雷德尔拟定了17项反犹法令，从解雇犹太公务员到强制佩戴犹太星，法肯豪森均同意签署、“显然毫无挣扎”。沃姆布伦坦言：“尽管法肯豪森和雷德尔可能并不乐于承担隔离和掠夺比利时犹太人的任务，但他们完全清楚自己所参与之进程的下一阶段：将犹太人遣送至东方”。自1942年8月起遣送开始执行，法肯豪森与雷德尔最初以避免激怒比利时政界为由，将比利时籍犹太人排除在外，首先遣送外国籍犹太人；穆勒指出这一让步对亲卫队国家安全部而言无关痛痒，因为比利时籍犹太人仅占当地犹太人口不足一成。1943年7月，法肯豪森正式同意遣送比利时籍犹太人。国王之母伊丽莎白王太后曾亲自向希特勒求情，法肯豪森也曾应其请求出面为一群犹太儿童斡旋，但对其他求情者则表示“自己无法为犹太人做任何事”。自1942年8月4日至1944年7月31日，共有25,124名犹太人和350名罗姆人从比利时及法国北部被遣送至灭绝营，绝大多数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遇害，仅1,323人幸存，存活率不足5％。沃姆布伦总结道：“与丹麦不同，比利时没有任何德国官员预先警告犹太人即将到来的搜捕”；法肯豪森和雷德尔“狭隘的军人义务观和对希特勒的效忠誓言，使他们不可能考虑行政怠工”。

希特勒自1941年起即对法肯豪森日益不满；戈培尔在1944年1月的日记中记载希特勒打算以科隆大区长官约瑟夫·格罗赫取代法肯豪森，纳粹领导层对其“始终拒绝盲目服从”深感不信任。1944年春，法肯豪森对战局日趋悲观。6月1日，他赴隆美尔设于拉罗什吉永城堡的指挥部（距诺曼底登陆仅五天），向这位昔日步兵学校的部属直言其防御体系将无法抵挡盟军登陆。直接导致解职的导火线是与弗里茨·绍克尔的冲突：绍克尔自1942年3月担任全国劳动力总动员全权代表，法肯豪森则提出若发起强制征工，势必迫使比利时青年投靠地下武装，因此拒绝征召，此后绍克尔在高层会议上猛烈攻击法肯豪森，后者即被希特勒所免职、转入元首后备军。7月14日，法肯豪森收到解职电报。18日，他在布鲁塞尔参议院大厅将权力移交格罗赫与继任国防军指挥官马丁·格拉泽将军，随即回到瑟内夫城堡。

### 被纳粹政权抓补

1944年7月20日，德国发生刺杀希特勒与反纳粹政变。同日傍晚，瑟内夫城堡的法肯豪森接到一通以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名义打来的电话，对方只说：“元首已死，其余一切消息均不实。”这实际上是密谋者向各地军事指挥官发出的政变启动信号。法肯豪森日后方知来电者并非弗洛姆，而是贝克本人，当时正身处本德勒街的密谋总部，却不知法肯豪森已于六天前被解除职务。事实上，法肯豪森与密谋案的核心圈子并无直接关系。密谋的策划者亨宁·冯·特雷斯科上校和克劳斯·冯·史陶芬堡上校属于更年轻一代的军官，认为老一辈将军的反对“仅限于沙龙清谈”。法肯豪森在1960年的访谈中声称密谋者“很可能”将其列为未来的总理人选。梁锡辉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佐证：抵抗运动成员海因茨确曾于1947年致信，称“我多年来努力争取让您取代格德勒的位置，波比茨也朝同一方向使力”。然而历史学家杰奎琳·杜赫姆（Jacqueline Duhem）指出，法肯豪森并非密谋集团的重要人物，其“世俗享乐者”的作风与密谋者们严肃的道德自律格格不入。

7月26日，法肯豪森赴拉罗什吉永会见西线总司令君特·冯·克鲁格元帅，试图说服他在西线主动停战，但克鲁格自知已遭盖世太保怀疑而回避表态。三天后，比利时盖世太保头目卡尔·康斯坦丁·卡纳里斯驾车抵达瑟内夫城堡，宣称国家安全部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希望在柏林向他提几个问题”。法肯豪森匆匆收拾行李上车，从此再未重返瑟内夫。此后数月，法肯豪森辗转被关押于多处设施。1944年12月，他在国家安全部接受唯一一次正式审讯；审讯者除质问其与密谋者的关系外，还指责他在比利时“过于宽厚”并“对抗绍克尔”。法肯豪森事后写道：“我的印象是他们找不到任何对我不利的指控。”此后再未接受讯问。沃姆布伦亦指出法肯豪森“从未被正式起诉，因为盖世太保未能找到他参与密谋的证据”；穆勒补充，盖世太保最终仅将其归类为“从犯”。

1945年2月，法肯豪森被押往布亨瓦德集中营外的亲卫队拘留设施。4月初，他与来自17国共141名要人一同踏上历时近一个月的“阿尔卑斯之旅”（Alpen-Odyssee），成员包括前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舒施尼格、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和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等，途经达豪集中营，最终翻越布伦纳山口进入南蒂罗尔。4月底，车队在尼德多夫村被国防军部队截获解救，亲卫队撤离。4月30日，人质被安顿于布拉耶斯湖畔旅馆；5月4日美军抵达。

### 战犯审判

#### 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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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肯豪森被告知所有德籍人质均须以战俘身份移交盟军。此后三年半，他辗转被关押于那不勒斯、卡普里岛、英国特伦特公园、纽伦堡（作为潜在证人但未获传唤）及达豪等地，最后安置于马尔堡附近的阿伦多夫营地。由于引渡作业为美国主动提出，比利时方面并无准备。法肯豪森抵达时“既无进行中的侦查，也无现成的控诉卷宗”，因此在圣吉尔监狱等待了两年七个月。法国亦以谋杀、遣送等罪名提出引渡请求，但须待比利时审判先行。等待审判期间，比利时正深陷“国王问题”危机，利奥波德三世的复位问题几乎撕裂国家。法肯豪森多次被询问国王在占领时期的表现，均答复“态度无可指摘”；杜赫姆指出这些证词客观上“巩固了利奥波德反对者的论据”。

自1944年7月底被捕以来，法肯豪森已辗转至少四五十座监狱或营地。自1946年起他不断致信在比利时时过从甚密的鲁斯波利公主，却始终石沉大海。公主因战后与德国当局的关系饱受攻击，早已与过去划清界限。1950年3月，妻子宝拉去世。翌日，法肯豪森从葬礼返回列日监狱，即展开了一段新的通信。塞西尔·冯特（Cécile Vent）是前比利时抵抗组织指挥官，曾因情报工作被盖世太保囚禁，战后出任地方监狱管理委员，她曾受托探望的法肯豪森，两人通信很快热络起来，不过冯特并不迁就法肯豪森的自怨自艾的态度，告诉对方：“你把自己的荣誉看得比德国还重，比真理本身还重。”

另一方面，自1944年起蒋中正即不断设法营救法肯豪森，他曾致函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将军呼吁保护，派遣军官赴德搜寻法肯豪森并转交个人赠送的3900美元，又指示驻柏林军事代表团向宝拉寄送食品包裹。然而1948年2月，法肯豪森仍被移交比利时司法当局，以“战犯”身份押往布鲁塞尔；在比利时囚禁期间，中华民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按蒋的指令定期汇款，用于支付律师费用。蒋中正的支持始终未曾动摇：1947年他提议授予法肯豪森中国国籍，遭以“有损荣誉”为由婉拒；1950年法肯豪森72岁生日时，蒋以“中国之友”名义致赠约一万美元。

与此同时，西德新闻界对法肯豪森近乎一面倒地同情：《时代周报》自1948年起多次刊文赞颂其在比利时的“典范行为”，称其“规避或绕过了一切恐怖命令”，开庭前夕更连续刊载法肯豪森的自辩报告，有效动员了德国舆论。杜赫姆评论道，战后德国媒体为法肯豪森辩护时“竟以民主和人权之名向西方国家说教”，强化了德国民众作为战争“最大受害者”的自我认知，这与后来广为流传的、德国舆论已就多数民众长期拥护纳粹暴政深切反省的说法“相去甚远”。

#### 审理

1950年5月22日，审判开庭，但随即延期四个月以便辩护律师（四名比利时律师和一名德国律师）审阅数万页卷宗。9月25日审判在布鲁塞尔正式展开时，“王室问题”的最激烈阶段已过，利奥波德三世已承诺退位。与法肯豪森一同受审的有三名前部属：行政长官雷德尔、里尔第670高级战地司令部末任司令贝特拉姆将军（以列日司令身份受审），以及列日司令继任者冯·克拉尔（Bernhard von Claer）将军。控罪共三项：处决240名比利时平民人质、共谋遣送25,437名犹太人（仅1,276人生还）、以及组织强制劳役遣送德国。审判历时59天，吸引了世界各地记者。法肯豪森在开庭声明中承担了“一切由我下达的命令”之责任，但声称其权力不过是“一名军事司令官”而非“总督”，面对纳粹党、亲卫队和盖世太保的全面渗透，他只能设法反制、规避或减轻所接到的命令。此后他仅回答提问或“纠正”证人陈述中的“错误”，并将控方约50名的民事原告批评为共产党人。历史学家雅克·维勒凯亲临旁听，他描述法肯豪森在庭上“依旧维持着绅士风度，面容带几分‘中国味’：薄唇、秃顶，戴着一副过时的夹鼻眼镜。举止冷静端庄，又不失狡黠与谨慎。”

审判中，法肯豪森和雷德尔互称对方为反纳粹立场，强调自己的权力受到亲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所掣肘，声称已尽可能拖延人质报复，法肯豪森甚至称被处决的受害者不过是“共产匪徒”，根本“滥用了人质一词”、“早在苏联参战之前从事抵抗活动的人，统统是共产党人”、“据我所知，所有交战国都实施报复处决”；雷德尔更宣称“1945年美国人在德国曾以一比二百的比例处决人质”。两人的傲慢态度引发旁听席一片哗然。至于犹太人遣送（在审判中所占篇幅远少于人质处决和强制劳役），法肯豪森将责任推给亲卫队和盖世太保，自称对他们“深感怜悯”，审判长当即追问：

杜赫姆还额外补充道：审判完全未触及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辛提-罗姆人家庭经梅赫伦转运营遣送至奥斯威辛的悲剧。

约一百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相当一部分为辩方证人。二十余名德国证人（大多为曾在比利时或里尔任职的军官）“自然完全站在被告一方”。最受瞩目的辩方证人是前国家财政部长沙赫特博士，他在纽伦堡审判中获判无罪，后经多次去纳粹化审判获释，此番由康拉德·阿登纳政府“委派”赴布鲁塞尔为被告作证。比利时辩方证人以贵族阶层为主，多为瑟内夫城堡的常客，盛赞法肯豪森曾应其请为在押人员斡旋，并称其屡有“反希特勒言论”。证词中分量最重者当属华裔比利时妇女钱秀玲，她在比利时被视为“女英雄”，其出庭对法肯豪森的辩护可谓“最具决定性”。控方则提出截然不同的论述。副军事检察长克洛松（Closon）在结辩中指出：

被告的抵抗从未付诸实际行动：在社交场合发几句牢骚，不足以威胁一个政权。出于外交考量，他们优待上流社会人士，却对那些缺乏门路的不幸者加倍残酷……若要说签署死刑令的绅士将军与虐待狂亲卫队成员有何区别？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后者至少没那么伪善。

克洛松还提及法肯豪森作为军事顾问曾“帮助蒋中正政权压迫广大中国农民”，要求判处法肯豪森和雷德尔二十年苦役、贝特拉姆和克拉尔十五年。辩方律师宣称被告不曾亲自实施酷刑或发出死亡威胁，相关行为“已因时效届满而不可追诉”；论及遣送时，辩方将之与“1940年5月10日比利时政府逮捕反政府嫌疑人并遣送法国”以及“1945年1200万德国人被驱离家园（据最保守估计有200万人死于途中）”相提并论，称法肯豪森的行为不过是“出于政治原因的转移，而非犯罪性质的遣送”。前参议院议长、布鲁塞尔大学教授罗兰（Rollin）律师的总结则较为持平：法肯豪森“既非比利时之友，也非嗜血暴徒，而更像一个力求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成果的彼拉多”，他拒绝承认法肯豪森为“抵抗者”，但建议法庭将减刑情节“放入天平之中”。法肯豪森最后发言时感谢律师并声称四名被告均不属于“艾森豪所说的那伙罪犯”，表示已为比利时及其人民尽力而为，但对处决和遣送未表一字悔意。

#### 判决与获释

1951年3月9日，判决宣布。在人质处决问题上，军事法庭仅将因抵抗组织击毙通敌者而实施的报复归咎于法肯豪森，排除了因德军阵亡而实施的报复。法肯豪森和雷德尔被认定为反犹措施的“共同制定者”，须为犹太人的逮捕和拘押负责，但“不对其遣送至德国负责”，判决书上还写道：“控方并未将上述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害性后果（原文如此），特别是其中24,161人的死亡，列为被告之罪。”法庭同时认定被告须为强制劳役负责，但承认减刑情节：被告“并非出于本意执行柏林的政策，若非身处其位不会自行实施这些措施，且系遵从命令行事”；法肯豪森另因1944年遭盖世太保逮捕及“在大量个案中表现出的善意态度”而获额外减刑。最终量刑颇为宽大：法肯豪森和雷德尔各处十二年苦役，贝特拉姆十年，克拉尔无罪开释。

判决在比利时引起两极反应，许多舆论认为量刑过轻；在联邦德国却掀起轩然大波。《时代周报》刊载了措辞激烈的社论，断言民主制度在此案中“与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去无几”，因为法肯豪森“并非以个人身份而是以‘军事司令官’的类别受审”。阿登纳总理自称对判决“极为惊讶”，社民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亦表达不满，比勒费尔德甚至爆发示威游行。杜赫姆指出，早在1950年10月，一批前国防军将领即在希默罗德修道院秘密拟定希默罗德备忘录，以“为国防军正名”及释放所谓的“战犯”作为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前提条件，此举呼应了美英整合西德军事力量的冷战需求。1951至1952年间，艾森豪（时任北约最高司令官）与阿登纳反复发表声明为“国防军无罪论”背书，将一切战争罪行推给了纳粹党和亲卫队。

包括法肯豪森在内的三名被告虽因被定罪而愤慨不已，但在律师建议下放弃上诉以免延长羁押。1951年3月28日，距判决不到三周，比利时政府即依《勒琼法》（允许服满三分之一刑期的囚犯获假释）释放三人，立即驱车护送至德国边境。黎明前两辆轿车从圣吉尔监狱疾驰而出，尾随的《晚报 (比利时)》记者在边境简短采访法肯豪森：“这是六年零八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自由。”被问及是否高兴获释，他淡然回答：“对我无所谓。”随后他口授了一句拉丁文格言并签名：“Belga ingrata, non possedebis ossa mia.”（忘恩负义的比利时，你得不到我的骸骨。）此语仿自大西庇阿对“忘恩祖国”的名言，法肯豪森对此颇为得意，在亚琛海关贵宾簿上再度题写。《晚报》记者对此讥讽道：“‘老法肯’难道以为我们会为入侵者、压迫者和刽子手立碑吗？”

###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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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肯豪森获释后受到联邦外交部接待，声称在布鲁塞尔“受到了良好对待”，又说：“只要邻国还在审判我们的将军，就别指望德国人愿意与外国军队并肩作战。”他暂住老友帕彭的庄园，但庄园紧邻苏联占领区，加上他素来公开反共，恐有遭绑架之虞，不久便迁至莱茵兰-普法尔茨拿骚定居。在一次形式上的去纳粹化审查后，法肯豪森在1950年代成为军人荣誉与反希特勒抵抗的象征。德国媒体也乐于将法肯豪森捧为军事和外交“专家”。1952年他受访时宣称“欧洲的命运取决于一个强大的德国”，理由是法国军力大不如前、又“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共产党人”，因此“欧洲要码有德国军队，要码就不存在”。1954年奠边府战役法军惨败，法肯豪森再以“亚洲事务专家”身份受访，将奠边府比作“第二个斯大林格勒”，声称“德国军队是欧洲防御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法国不愿理解，也得被迫接受”。

1955年6月30日，巴黎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法肯豪森与贝特拉姆、前里尔司令海因里希·尼霍夫死刑，罪名为“谋杀或共谋谋杀”，指控仅涉及法国北部的人质处决，不涉及犹太人和辛提-罗姆人的迫害。然而判决仅具象征意义：联邦德国拒绝引渡本国公民，且贝特拉姆已于1953年去世，尼霍夫更在1946年即死于苏联战俘营。杜赫姆指出，这场审判距阿登纳签署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条约不足两个月，时机绝非偶然。法肯豪森在回忆录中对此只字未提。另一方面，蒋中正从未忘记这位“老朋友”，法肯豪森获释后两人即恢复通信。1958年10月法肯豪森八十岁寿辰之际，蒋授予他二等大绶宝鼎勋章，由中华民国驻布鲁塞尔大使亲赴拿骚颁授。已撤至台湾的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由法肯豪森牵线来游说西德政府与其重建邦交，但遭遇种种困难，法肯豪森也自承无论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很难唤起德国官方及民间对台湾方面的重视，特别是政府与工商界对共产政权开放中国市场仍抱持幻想。

此后法肯豪森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直到1960年9月因与54岁的冯特结婚引起关注。法语媒体将法肯豪森描绘为“非凡之人”，称冯特“爱上了这个堪称楷模的敌人”。比利时历史学家彼得·拉格鲁评论道：“这场婚姻为德国与昔日受害国的和解提供了绝佳机会。故事的主题并非受害者宽恕刽子手……两人都是反希特勒的英雄，两人都曾身陷囹圄。冯特和法肯豪森体现了西欧对战争的全新叙事：一场守法国家之间的光荣战争。法肯豪森的审判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叙事的建构。”。晚年的法肯豪森视力日衰，经冯特协助整理档案并撰写回忆录。1966年7月31日，已几近全盲的法肯豪森去世，享寿87岁。1970年代初，遗孀冯特将档案开放给历史学家梁锡辉研究，并授权比利时记者热拉尔出版回忆录法文节选本。1977年，冯特在拿骚去世，与丈夫合葬。

## 评价

### 军事顾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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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锡辉对法肯豪森作为军事顾问给予正面评价，将其与查理·乔治·戈登和赫德并列，称有着与他们相当的专业能力、政治才干以及对中国事业的无私奉献，认为其于1934年至1937年间的贡献使中国在中日战争第一年中的存续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于前任塞克特出于经济考量的动机，法肯豪森是以“解决棘手技术难题的专家所拥有的职业热忱”来工作，从不夸耀自身或同僚作为国军教官和作战顾问的成就，直到1938年使命结束后方才表露其对中国的钦佩之情。李国祁亦称法肯豪森“做事精细积极，充满进取主动精神”，计划与建议“常是钜细靡遗”，“何处当修桥，何处该筑路，均有详细规划”。马振犊、戚如高也评价从战略决策到作战计划、从引进武器到训练部署，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每一环节都有德国顾问参与其中，“如果没有德国顾问的参与指导，我方的抗战准备也很难达到战前的水准”；法肯豪森甚至乐观地认为，按当时的整军速度，如果抗战迟一至两年爆发，日本人将不可能侵入中国内地。马振犊并指出，法肯豪森及其同事在抗战初期确与中国人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尽管作为德国军人他对台儿庄等胜利后中方未能及时扩大战果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但其对中国抗战胜利之热切期望已跃然纸上，令每一个中国人不能不为之感动”。梁锡辉还认为，法肯豪森是历任德国顾问团长中唯一一位对蒋中正的忠诚可与首任团长鲍尔相媲美的人物，差别在于法肯豪森“不流于狂热，其政治判断也更少个人色彩”，且不像鲍尔那样完全出于个人事业心，而是兼顾德国国家利益。

杜赫姆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了法肯豪森在华顾问生涯的动机与盲点。她指出，法肯豪森自1934年首次谒见蒋中正起便“完全为其人格所倾倒”，这种近乎“一见钟情”式的崇拜在此后四年中从未动摇，即使其战略建议遭到蒋中正否决亦复如此。正是这种“无限的崇敬”驱动了他“毫无保留的投入”，如每日仅睡5个小时、密集巡视各省营房、为国军将领提供以汉字标注的作战方案。然而杜赫姆认为，法肯豪森对中国的理解始终停留在一种过度理想化的想像之中、只看见自己愿意相信的中国，而把更为残酷的现实排除在外，如他从不提及残酷的征兵制度、国民政府统治区内数百万人死于饥荒，或蒋中正透过暗杀打压政敌的事实，而是一再将中国描绘成一幅由锦鸡、白鸽与曼陀罗花园构成的田园风景。杜赫姆还指出，蒋中正及国军将领高估了德式改革的成效，在卢沟桥事变后过于自信地投入战斗，事实上只有8个师共约8万人完成德式训练与拥有相应的装备，这些部队甚至不在华北前线。尽管如此，法肯豪森始终对中国的长期抵抗能力保持乐观，坚信日本无力赢得持久战。

在战争中，每一次军事逆转，法肯豪森均将其视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随即重新评估形势，始终在寻找反击敌人的机会；与主张在政治妥协前暂且维持守势的人不同，法肯豪森的目标始终是击败日本的侵略。而战争的整体走向也确实验证了他的战略构想：中方逐步将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南下，以长江一线为主战场，达成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然而梁锡辉同时指出了这种进取姿态的根本局限：尽管法肯豪森在南京的工作成效卓著，柏林的外交走向却使一切化为乌有，故以此评论“十个法肯豪森在中国也抵不过一个陈介在柏林”。法肯豪森理想的战果是一场一举粉碎日本侵华企图的全面反攻，但以半现代化的中国军队而言根本无法实现。李国祁亦指出，德国军事顾问所协助的中国整军“实际上仅收到初步的效果”，真正练成的现代化精兵“不过三个师、税警团与教导总队而已，距离国军全面现代化仍甚遥远”。马振犊、戚如高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加以评估：德式训练装备大大缩小了中国军队与号称世界一流的日本军队之间的差距，在战争爆发初期西方列强袖手旁观、苏联军火尚未到达之际，德国军火填补了这段真空，“如果没有这大批的德国军火源源来华，中国抗战正面战场能否抵抗到如此成绩则是很难设想的”；然而他们同时强调，从德国方面来看“绝没有一点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主动性与积极意义”，纳粹政权对华军火输出在本质上不过是以获取中国资源为目的的商业交易，尽管法肯豪森等个别人士确以个人立场同情并协助中国抗战，但在希特勒控制下其影响终究有限。梁锡辉引述一部以台儿庄为题材的英国小说的评语，认为无论法肯豪森多么理解中国人、多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思考，他还需在东方再待十年，才能像中国将军冯玉祥那般从容地接受漫长的失败。梁锡辉在全书结语中感叹，中德军事合作“未产生任何持久的历史后果”，昔日的期许至今除了台湾和西德极少数幸存者以外，几乎已被所有人遗忘。

### 人物性格

梁锡辉用“机会主义”一词概括法肯豪森在中国、在比利时乃至面对纳粹运动时的处世心态。在他看来，法肯豪森从不持绝对立场，对每一种局势都审慎评估、反复权衡，耐心等候决定性时刻到来方才出手；即便时机稍纵即逝，他也不会因此绝望，而是退回观望的姿态，开始新一轮的等待。梁锡辉将这套行为模式归结为“等待、观望、试探，有时妥协”。杜赫姆则认为梁锡辉对法肯豪森“相当宽容”（assez complaisant），指出这种“审慎的机会主义”本身就是暧昧的，说不上是褒是贬：整个威玛时期，法肯豪森固然善于“在暗礁间穿行”（louvoyer entre les écueils）、不诉诸激进手段，却也从未公开反对过自己所加入的那些反民主组织的核心主张。

一份1948年的比利时出版物将法肯豪森形容为“一个殖民者，一个中国人”（un colonial, un Chinois），暗讽这位前军事总督从东方带回了一套不切实际的观念。梁锡辉认为此评并非全然离谱，称法肯豪森身上确实有某种“中国式特质”，如默默承受的忍耐力、以近乎哲学的态度接受自己其实无权无势的现实，以及重视生活情趣而非英雄作派。这些特质在南京和汉口时期还不明显，毕竟当时法肯豪森的使命是在中国人的散漫中注入普鲁士式的效率；但一旦返回欧洲便逐渐显露，使他成为1939年至1944年间德国抵抗运动人物中“最具中国风格”的一位。梁锡辉认为，法肯豪森能逃过盖世太保的毒手固然多赖运气，但也因其与多数反纳粹密谋者有着根本差异——他排斥奥斯特、多纳尼和海因茨等人所主张的暴力革命手段。

杜赫姆在传记结语中则揭示了法肯豪森人格的另一面。就外在而言，她认为这位“长著秃鹫般面孔”的普鲁士军人确实极具个人魅力，有着渊博的世界主义学养与流利的多国语言，足以折服众人，同时也是个享乐主义者，热衷于在社交晚宴上与漂亮女人周旋，具备“真正的外交才干”。然而杜赫姆同样指出，法肯豪森回忆录所揭露的真实面貌远不其表面上那么光鲜，其本质上是一个困于自身成见、无法与时俱进的普鲁士贵族，且自命不凡，自认在所有人之前就看穿了一切，为了证明自己正确不惜将谎言与谬误层层叠加，最终沦为一个操弄历史与个人经历的人，成了真相的遮掩大师，这与他平日经常援引的老子之道背道而驰。杜赫姆还指出，法肯豪森战时所展现的“仁慈”具有高度选择性，“仅施予自己圈子里的人”，他也至死不曾表达任何悔恨，唯一的遗憾不过是未能在蒋中正身边多留些时日。

### 战后历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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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肯豪森的历史形象在战后经历了巨大转变。195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时代周报》、《世界报》、《明镜周刊》等德语媒体将他塑造为“无惧无瑕的骑士”、“人道主义的占领者”和7月20日密谋案的“抵抗英雄”。这一形象有其时代背景：冷战初期西德面临重新武装的政治需求，在意识形态上区分“干净的国防军”与“犯罪的纳粹党和亲卫队”成为联邦德国融入西方联盟的前提，而出身容克贵族的反纳粹将军法肯豪森，恰好成为这一叙事近乎完美的典范。法肯豪森本人亦精于经营自身形象：他在社交场合以法语谈论哲学，以日语吟诗，讲解儒家思想，部下戏称他为“蒋”；面对记者时则不断强调自己如何“规避恐怖命令”、如何因反抗纳粹而被捕入狱。然而杜赫姆指出，法肯豪森的心理与其精心设计的“中国贤人”形象相去甚远。

1974年，法肯豪森的法文版回忆录问世，由保守派记者热拉尔编辑，书中揭示了法肯豪森的政治信念：他的理想政体是由贵族菁英统治的君主制，他欣赏凯末尔、萨拉查、佛朗哥等威权领袖，对贝当元帅怀有“深厚的敬意”，甚至认为希特勒所谓“盟军首要目标是摧毁德国”的判断不无道理，只是手段过于极端。他对议会民主的蔑视终生未变，对战后西德的民主转型漠然置之。回忆录同时充斥着自我美化的叙事：法肯豪森自诩“在所有人之前就看清了一切”的先知，坚称国防军始终在进行一场“干净的战争”，将军们“为祖国付出了最大的牺牲，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7月20日的事件中。当仇恨和报复的乌云散去，历史终将还他们以公道”；他对占领区抵抗运动嗤之以鼻，称比利时和法国的抵抗者“几乎清一色是听命于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共产匪徒”，而在整个比利时唯一真正抵抗过希特勒的只有他本人。涉及犹太人迫害时，他公然撒谎，声称任职期间“对东方的暴行一无所知，对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存在亦毫不知情”。对大屠杀的表述尤为触目：“希特勒尝试（原文如此）灭绝犹太人的方式将永远是我们时代的耻辱，尽管早有先例，如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换言之，希特勒只是“尝试”灭绝欧洲犹太人，且此前已有所谓先例，如美国人“灭绝”印第安人；至于德国军人和人民，“无论如何”不应为这场“未遂的”种族灭绝承担责任，一切罪责归于“希特勒的小集团”。杜赫姆指出，法肯豪森所谓的“无知”令人难以置信：他在威玛时期曾加入排外反犹政党，在战俘营中亦留下了针对美国黑人和犹太人的仇恨言论，与其声称的无知形成“可怕的呼应”。

正是回忆录法文版的出版，在比利时引发了对法肯豪森形象的首波质疑。历史学家吉利森（J. Gilissen）在1975年《北方评论》的书评中讽刺道：“既然法肯豪森将军就在那里保护占领下的比利时人，盟军和抵抗运动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读完由热拉尔先生未加任何批判性注释便予以出版的这些回忆录摘录之后，这个问题值得一问。”1984年，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德·乔格在一系列关于希姆莱与雷德尔权力斗争的档案研究中，证明法肯豪森治下的占领体制“极为严苛”。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此人在比利时享有的声誉纯属虚名。我认为他是个惹人厌的家伙”，又指法肯豪森在审判期间“像个懦夫似的”将人质处决的责任推于下属雷德尔。比利时学界对此持续关注，法国历史学界却长期忽略法国北部的占领史。

法肯豪森主张的“国防军无罪论”直到1990年代才遭到全面驳斥。1994至1995年间，汉堡社会研究所策划了《国防军展览》巡回展览，以照片与文献揭示国防军在东欧系统性地参与屠杀平民和战俘的史实，在德国社会掀起激烈论战。此后比利时和德国学者的持续研究逐步瓦解了法肯豪森的“英雄”与“中国贤人”形象，穆勒2024年的研究即从加害者研究的角度，重新考察了法肯豪森回忆录与比利时犹太人遭屠杀之间的关联。然而法肯豪森的“抵抗英雄”形象并未就此消亡，如2015年，格吕塞尔巴赫凯夫豪瑟预备役联谊会（Kyffhäuser-Kameradschaft）受联邦国防委员会议员之邀前往柏林，在本德勒馆庭院的纪念碑前举行仪式，成员们手持法肯豪森的照片合影；而本德勒馆的常设展览至今仍将法肯豪森列为“勇敢的抵抗男女”之一。

## 荣誉

- 普鲁士王国 功勋勋章
- 普鲁士王国 铁十字勋章：一级及二级（1914年版）
- 普鲁士王国 霍亨索伦王室勋章：带剑骑士十字级
- 普鲁士王国 普鲁士皇冠勋章：带剑四级
- 普鲁士王国 服役奖章 (普鲁士)
- 圣约翰骑士团：荣誉暨法律骑士
- 巴伐利亚王国 巴伐利亚军功勋章：带剑三级
- 符腾堡王国 腓特烈勋章：带剑二级骑士十字级
- 符腾堡王国 符腾堡皇冠勋章：带剑骑士十字级
- 奥尔登堡大公国 彼得·腓特烈·路德维希家族与功勋勋章：带剑及月桂荣誉一级骑士十字级
- 奥尔登堡大公国 腓特烈·奥古斯特十字勋章：一级及二级
- 黑森大公国 英勇奖章
- 汉堡 汉萨十字勋章
- 奥匈帝国 铁皇冠勋章：带战争勋饰二级
- 奥匈帝国 军功十字勋章 (奥匈帝国)：带战争勋饰三级
- 鄂图曼帝国 奥斯曼尼勋章：带佩剑三级
- 鄂图曼帝国 梅吉迪勋章：带剑二级
- 鄂图曼帝国 伊姆蒂亚兹奖章：银质（带佩剑）
- 鄂图曼帝国 利亚卡特奖章：金质（带佩剑）
- 鄂图曼帝国 铁新月勋章
- 纳粹德国 德意志十字勋章：银级（1943年4月20日）
- 中华民国 宝鼎勋章：二等大绶（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