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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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是晚清民国时，外商来到中国所雇用的采买者与管理人员。1842年以前，买办主要职责是处理洋船和商馆的杂务，向洋船和商馆提供食物。1842年以后买办的权限扩大，被委托代办与中国内地商人的交易，承担货品的购买与销售工作，从中获取手续费，并负责招聘、管理和担保中国雇工。买办也充当司库和出纳员，掌管现金，并提供市场情报。买办为洋行与中国商业之间提供必要的联系，充当洋行同中国人交易的中介人，是晚清时中国最富有的华商。在20世纪，买办被不少反对者谴责为卖国贼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反对者眼中声名狼藉。

## 名称

### 本义

“买办”一词原解作购置，也指负责采购或兼理杂务的差役。欧洲人采用葡萄牙语“comprador”（即买方）来指作为其利益代表的中国雇员，中文称之为买办，音译“康百度”、“糠摆渡”或“刚白度”。买办在官方文件中被称作“商伙”，买办则有时自称“总理”；在香港也叫“华账房”或“办房”。“副办”是买办的合伙人，此职为减低买办所负的风险而设。20世纪初，“买办”开始泛指外资公司的中国雇员。

### 引申义

“文化买办”指受雇于洋人或外国机构的文化人，广义指从事中外交化交流的文化人，如从事中西双语教学及传播西学的教育家、从事翻译及出版中外书刊的文化人，此词在中国大陆带有媚外和卖国的隐喻。在2010年代，“两岸买办”在台湾则是指在贸易上“出卖台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输诚的台湾政治人物。

## 起因

1842年《南京条约》导致广州行商独霸外贸的局面结束，外国商人到达条约口岸，买办阶级应运而生。由于语言不通、地方不熟悉、文化不了解，西方商人亟需本地人帮助。中国没有标准的度量衡单位，货币制度与商业惯例互异，成为中外之间自由和直接交易的障碍，买办为洋行与中国商业之间提供必要的联系。当时洋人与华人涉讼，向华商追还欠债并非容易之事，不如责成买办担保；有买办为洋商担保，西方商人对商业交易安全就不再那么担忧。

## 职责

1842年以前，买办的职责是处理洋船和商馆的杂务，向洋船和商馆提供食物，处理外国商船的金钱出纳事务，雇用和担保银师和外国商行的佣工。1842年以后买办的权限扩大，被委托代办与中国内地商人的交易。在买办的全盛期，买办负责和担保洋行与中国人之间的所有交易，完成交易上的所有手续。买办开设自己的事务所，雇用人做副买办、市场调查、买卖、会计、关税、仓库、杂务的工作，并负责管理中国雇工。他是洋行华籍雇员的首领，负责招募雇员并作担保。买办既是洋行内务总管，也是业务副手，经手内地采购，最重要职责是担保钱庄和华商的偿付能力。责成买办担保，可使买办与华商交易时更加谨慎。买办也充当司库和出纳员，掌管现金，在看银师的协助下检验洋行所收的银锭和铸币，并提供市场情报、汇兑行情。

买办作为洋行雇员的同时，也是独立的商人，要承担货品的购买与销售工作，从中获取手续费。他利用洋行和自己的资金，跟其他中国商人交易，能自由运用资金，帮助洋行做买卖，尤其重要是从内地采购土产，主要是茶叶和生丝。如琼记洋行就在福州大规模采购茶叶。茶叶在洋行的福州货栈烘制和包装，也由买办办理。买办携买的不止是现款，有时可以是鸦片。买办也投资于洋行，在航运业、纺织业、采矿业，买办的资本是洋行资本的来源之一。在上海的买办要管理洋行的多种业务，如唐廷枢主持怡和洋行的船舶代理部，掌管船运业务。在广州和香港的买办则主要充任洋行的资金管理人。买办也到日本和东南亚工作，当以中国为据点的洋行扩展活动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所雇买办亦随同前往。洋行后来尝试分散买办的权限及限制其职权范围。如在上海，怡和洋行给各部门各分派一名买办，比如出口部就设有茶叶科买办、蚕丝科买办、丝碎科买办、中国物产科买办、保险科买办。此外，在各地的小规模事务所和单独持股公司中亦各分派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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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在广州贸易初期，买办控制西方商人的补给品贸易，是粤海关监督的代理人。1731年开始，买办由官府颁发官方牌照。当时广州有两类型的买办：为商馆服务的“商馆买办”和为船只服务的“商船买办”。1842年之后，商馆买办成为外国公司的雇员和代理人；在1860年《北京条约》以后，长江和北方更多条约口岸开放后，买办变得更为重要。在1850年代及1960年代，条约口岸大多数洋行买办都是广东人，因粤商比较熟悉对外贸易，他们又为同乡作担保成为买办。其后广东买办的独占地位受到浙江人和江苏人的挑战，原因之一是广东买办擅长的茶叶贸易衰退，而生丝在出口中则保持重要地位，浙江买办正专营生丝贸易。浙江人也以金融才能著称，有些外国银行雇用他们做买办，如1860年代后期王槐山、20世纪虞洽卿。1870年代，许多前买办在通商口岸建立独立的事务所，如丝栈和茶栈，郑观应、唐廷枢、徐润都各自开办茶栈。买办多聚居于条约口岸和沿海城市，尤其是香港和上海。著名买办如唐廷枢、徐润、席正甫、刘鸿生及莫仕扬等，都活跃于香港和上海。位于上海的买办是最重要的，常被称为总买办，如怡和洋行的唐廷枢、宝顺洋行的徐润和旗昌洋行的陈竹坪。在20世纪初，广东人仍在香港构成买办主体，在上海则由浙江买办领先。

买办人数从1854年的大约250人，增加到1870年的700人，19世纪末有一万人以上，到20世纪则增加至二万人。1910年代，英美烟草公司雇用买办，首创贷款给烟农，收购烟草之外也赚取利息。踏入20世纪，买办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西方商人直接与中国商人打交道，中介人作用减少，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外国在华的投资，加速了买办的衰落。中国新式银行在战后大幅发展，为华商所采用，为贷款作担保的买办也不再那么重要。西方企业中，英美烟草公司和美孚油公司最早抛弃买办。1943年中国与西方列强订立新的平等条约，结束旧的条约制度，象征着买办在中国的消失，外国企业的华人主管改称“华经理”。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买办一词则一直使用到1968年六七暴动后。

## 聘用

买办签订合同时，需要有身份担保人及缴纳担保金，合同上规定代办手续费、月薪、期限、解约、给洋行带来损失时的诉讼、会计方法、担保金利息、债务利息等。保证人要立一纸保证书或“保单”，由外商代理人作证，并经有关的领事馆签字，合同一式三份，由洋行、买办和有关外国领事馆各保存一份。有时签订合同时毋需付担保金，但有违约时的高额罚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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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买办是晚清时中国最富有的华商，在1870年前后，每个买办都拥资近10万两。买办通常各有一笔固定薪金，平均年薪为1000两。这份薪水只占买办总收入的一小部分。买办主要收入是从交易中向外商收取佣金，平均有2%—3%的佣金。在1860年代，天津的买办每销出一箱鸦片即可取得5两银。20世纪初，当买办重要性下降时，从交易中所得佣金下降到0.5%—1%。买办亦有很多赚外快的机会，将洋行资金和钱票贷放给钱庄而收取利息，有时将洋行资金挪用于私人生意用途，或假造一份定价较高的报价单，吞占多得的款项。买办往往也利用同洋人的关系，以本人的名义来经商致富。

## 语言

买办常以洋泾滨英语与外国人交谈，当中混杂了汉语、印度语、英语、葡萄牙语和地方俗语，按照中文的语序来讲，主要用于口语而不是书写。

## 影响与作用

买办接替了18世纪行商的角色，成为洋行同中国人的交易中充当中介人。买办的出现导致商人阶级兴起，他们从西方人学到经营现代贸易的方法，拓展新的贸易方式，投资于新式企业，成为经营官督商办企业的第一批人，主持轮船、采矿、纺织、机器制造等企业，为中国工业化的先驱，如轮船招商局就由前买办唐廷枢和徐润掌管；20世纪早期，买办虞洽卿、祝大椿、朱志尧都是新式企业的大投资者。

## 评价

19世纪时买办声誉颇高，他们能在财政上支持国家实现现代化，被视为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先驱和爱国者。到20世纪初，买办在民族主义和反帝浪潮下在中国国内普遍受到批评，1920年代“打倒买办阶级”的口号流行，买办常被反对者谴责为汉奸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背叛中国与出卖国家利益。1924年，汇丰银行广州买办陈廉伯领导广州商团反对孙中山在广州的部队。这件事经国民党宣传，使买办的形象更丑恶，被认为有害于国家发展。茅盾小说《子夜》将买办赵伯韬描写成主人公民族实业家吴荪甫的死敌；短篇小说《怪买办》则将买办描绘为形形色色的骗子。1926年，毛泽东认为“买办阶级”是中国社会六个阶级之一，其利益依附于在华帝国主义者，是“我们的敌人”。受民族主义影响，1949年后买办在中国大陆备受批判，“买办”泛指与外国人有联系，充当汉奸的人，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同谋者、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李鸿章、胡适、梁漱溟都被指摘为“买办”。1965年电影《东方红》开场镜头，是中国搬运工人在欧洲商人及其买办的控制下拖着一箱箱丝绸，买办成为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标志。

正面评价方面，香港买办何东曾为中华民国政府及香港社会出谋献策和奔走，因贡献卓著而赢得各方的认同和赞许。梁元生指出买办沟通和服务中外两边，对中外通商和中西文化交流都有重要作用；张彦台和刘光炎指出买办是推动中国与世界贸易的关键中介，特别在丝、茶等商品的出口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