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 française）是法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与社会变革，始于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终于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这场革命对法国以及全世界都留下了深远影响，其诸多构想被视为是民主自由的基石，至今仍在法国政治中举足轻重。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源自法兰西王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多重危机。1789年5月，法王路易十六为解决严峻的财政危机与普遍的社会动荡，召开自1614年以来从未召开的三级会议。然而第三等级代表随后自立门户，于6月重组为国民议会。7月14日，巴黎革命者攻占巴士底狱，促使议会采取一系列激进措施，包括废除封建制度、将法国天主教会纳入国家管控，以及颁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1年6月，路易十六企图逃往瓦雷讷，导致王室声誉进一步下滑。1792年4月，法国大革命战争爆发。然而初组建的法兰西革命军屡战屡败，导致巴黎爆发八月十日事件，于9月废止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并于1793年1月处决路易十六。

与此同时，法军于各战线势如破竹，攻下比利时、莱茵兰、萨伏依等地，并于1793年2月至3月对英国、荷兰与西班牙宣战。同年6月，法国再度爆发起义，宪法随即中止，国民公会将政权移交给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雅各宾派把持的救国委员会。恐怖统治时期，约有1.6万人经革命法庭判决后处决，后因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终止。此后，受困于内忧外患的救国委员会，于1795年11月被督政府取代。1797年，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结束，法国已征服奥属尼德兰、荷兰、莱茵河左岸与整个意大利北部。1798年，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法国于战争前期一度陷入绝境，但在瑞士及荷兰地区大胜后局势好转，而拿破仑亦于1799年10月发动雾月政变建立执政府，结束大革命时期。

马克·菲利普和林恩·埃弗里·亨特等西方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受到激进主义思潮影响。艾瑞克·霍布斯邦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之后变革波及全世界。在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是真正的群众社会革命，比任何一次相类剧变都激进。

## 起因

这场革命源于多重远因与近果的连锁反应，至1780年代末，演变为席卷政经与社会体制的全面危机。当时统治集团对改革的顽强阻挠，辅以路易十六及其大臣朝令夕改、优柔寡断，导致国家深陷泥淖，最终失控

1715年至1789年间，法国人口从2,100万激增至2,800万，其中两成人口聚居于城镇，单是巴黎便坐拥逾60万居民。与此同时，中产阶级规模扩张了两倍，至1789年已占总人口近一成。尽管国家整体国力日盛，但财富增长的红利大多落入食利阶层与商人之手，仰赖薪资维生的劳工以及租地耕作的农民，生活水平反而每况愈下。1785年起经济陷入衰退，加之1787年与1788年连年歉收，导致失业率飙升、粮价暴涨，引发财政与政治危机。

该国虽亦面临债务危机，但其负债程度若与英国相比并不算高。真正的症结在于税制混乱，法国各区税率大相径庭，且往往与官方规定不符，征收过程更缺乏章法。这种复杂且不透明的制度令纳税人怨声载道。法国中央试图简化税制的改革一再遭到负责审批财政政策的地方高等法院阻挠，迫使路易十六召开1789年三级会议，孰料会议最终因各势力争夺公共财政控制权而走向激进。

路易十六虽有意考量改革，但每逢贵族守旧势力的反扑，他往往选择退缩。当时，启蒙运动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已在法兰西受教精英阶层中广为传布。同时，美国独立战争与1780年代的欧洲各国起义，亦激发了大众对爱国主义、自由、平等及民主等议题的热烈辩论。这些思想塑造了知识分子应对危机的态度，而诸如钻石项链事件之类的丑闻，更燃起民众对宫廷、贵族与教会的高昂怒火。

## 旧制度危机

### 财政与政治危机

<image>

18世纪法兰西王国陷入连番财政困境，岁入始终赶不上开支的增长。该国经济虽增长稳健，但由于实行包税制，国家的税收并未随之同比例增长，且贵族与教会享有各类免税特权，导致赋税重担几乎全落在下层阶级肩上。税制改革更是举步维艰，因新税法必须经由地方司法机构高等法院登记方能生效，而这些机构往往会联手阻挠。国王虽能强行颁布敕令，却得冒着与高等法院、贵族及纳税阶层彻底闹翻的风险。

17世纪至18世纪，法兰西王国多次发动对外战争，与诸国爆发法荷战争、大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等战，耗费大量财政经费，外债与赤字庞大。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时，法国财政赤字约为4,000万里弗尔，但此后两年逐渐减少。1777年，法国政府大肆举债，致需支付的利息与本金剧增，财政更加恶化。1778年，法国加入美国独立战争，在全球与英军作战，虽赢得战争但财政赤字大幅上升。1786年，法国财政大臣卡洛纳估计赤字已达1.12亿里弗尔，迫使其于8月告知路易十六国家即将破产。其提出改革方案，包括征收普遍土地税、废除粮食管制与国内关税，以及由国王指派成立新的省级议会。然而，这套方案先是遭到贵族把持的显贵会议否决，随后卡洛纳的继任者布里耶纳的方案也遭高等法院否决。显贵与高等法院坚称，唯有自1614年起便未曾召开的代表机构三级会议，才有权核准新税。

王室与高等法院的博弈演变成全国的政治危机。双方各执一词发表公开声明，政府自诩是在铲除特权，法院则自命为国家古老权利的捍卫者。公众舆论大多支持高等法院，数座城镇甚至爆发暴动。布里耶纳试图举借新债未果，遂于1788年8月8日宣布国王将于翌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随后布里耶纳引咎辞职，由雅克·内克尔接任。

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裁定三级会议应沿用1614年的形式，即教士阶层、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三个等级分开开会与表决，且票数以等级而非人头计算。如此一来，仅占人口不到5%的教士与贵族只需联手，便能轻易否决平民第三等级的提议。随着言论审查放宽与政治俱乐部解禁，由自由派贵族与中产阶级活动家组成的“三十人社”发起请愿，要求将第三等级代表名额翻倍，并实行人头计票。自1788年9月25日起，这场大讨论引发了每周平均25份新政论小册子的井喷式出版。西哀士神父撰写的《第三等级是什么？》是其中影响最钜的文章，他痛斥教士与贵族的特权，主张第三等级才代表真正的国民，应独立组建国民议会。穆尼耶、巴纳夫与罗伯斯比尔等活动家亦在各地组织集会与请愿以示声援。同年12月，国王同意将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翻倍，但却将计票方式问题留待三级会议自行裁决。

### 1789年三级会议

<image>

法国三级会议分为教士阶层、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法国天主教会财力雄厚，坐拥全国近一成的土地，且每年收受什一奉献。然而，该阶层的303名教士代表中，四分之三是基层堂区神父，他们许多人的收入甚至低于非熟练劳工，比起同为第一等级的显贵主教，他们与贫苦信众反倒更有共鸣。贵族阶层由322人代表约40万名贵族，他们拥有全国约25%的土地，并向佃农收取庄园赋税与地租，其中多数代表是居住在城镇的“佩剑贵族”，而朝臣以及来自司法或行政体系的“穿袍贵族”代表比例则相对较低。平民阶层的610名代表中，约三分之二具备法律资历，近半数是买官任职的官员。商人或工业主不足百人，且完全没有农民或工匠。法国各区为了协助代表提案，汇编了名为“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s）的诉状清单，其中税制不公与领主赋税（欠下地主的封建规费）是陈情书中最迫切的诉求。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雅克·内克尔重申，各等级应自行决定开会方式，并在与其他等级共同投票前先行表决。翌日，各等级应分别审核各自代表的资格。然而，第三等级却投票提议邀请其他等级加入，共同审核所有代表资格，并要求表决应以“人头”计票。双方僵持不下，协商持续至6月12日，第三等级遂单方面开始审核成员。17日，第三等级宣布自立为“国民议会”，并宣告现行所有税收均属非法。

至6月19日，已有超过百名教士成员加入平民第三等级的行列。路易十六眼见王权受挫，遂同意推出改革方案并亲自向三级会议宣布。“三级大厅”为准备全体会议被暂时关闭，却未事先通知代表，以致当代表们于翌日发现会场大门深锁，遂移往邻近的室内网球场发表了著名的“网球厅宣誓”，誓言在宪法达成共识前绝不解散。路易十六随后在三级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改革，并声明未经三级会议同意不得加税或举债。然而，他随即重申三个等级必须分开议事与表决，这无异于自毁立场。第三等级拒绝退场，并重申绝不解散的誓言。接下来数日间，愈来愈多教士加入国民议会。6月27日，面对群众示威以及法兰西近卫团的哗变，路易十六最终妥协，下令第一及第二等级成员加入第三等级，并入国民议会。

## 君主立宪制（1789年7月—1792年9月）

### 废除旧制度

即便国王宣布的改革内容有限，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与国王胞弟阿图瓦伯爵仍认为过于激进。路易十六在两人的怂恿下，于7月11日再度解雇了首席大臣内克尔。7月12日，坊间盛传国王正计划动用瑞士近卫队武力解散议会，议会随即陷入不分昼夜的紧急会议。消息传开后，抗议群众涌向街头，而精锐的法兰西近卫团拒绝驱散民众。

<image>

7月14日，许多法兰西近卫士兵加入了攻占巴士底狱的群众行列。这座皇家要塞当时储备了大量军火与弹药。要塞守备长官洛奈经数小时激战、83名进攻者死亡后宣布投降，随后被押往巴黎市政厅被群众处死，首级被插在长矛上游街示众。尽管当时传闻监狱囚禁了大量犯人，但事实上当时仅有七名：四名伪造犯、一名疯子、一名行刺未遂者以及一名行为放荡的贵族。即便如此，巴士底监狱仍被视为旧制度权威的象征，并在接下来的数周内被拆除，7月14日自此成为法国国庆日。路易十六担忧其不再能掌控首都，遂任命拉法耶特侯爵为国民自卫军司令，让·西尔万·巴伊领导名为“巴黎公社”的新行政体系。7月17日，路易十六率领100名代表亲赴巴黎，受到巴伊迎接并在欢呼声中接受三色帽章。然而，其显然已丧失权力，巴黎市民迎接他时，尊称他为“路易十六，法兰西人之父及自由人民之王”。

国民议会中在共同威胁下建立的短暂团结很快就烟消云散，代表们为了宪法形式争论不休，而行政威信则迅速崩溃。7月22日，前财政大臣约瑟夫·富隆·德·杜埃与其女婿遭到巴黎暴民私刑杀害，巴伊与拉法耶特均无力阻止。在农村地区，谣言四起，恐慌情绪蔓延，最终导致民兵组织成立，爆发名为“大恐慌”的农民起义。法治失守与对贵族财产的频繁袭击，促使大量贵族流亡海外。这些“流亡分子”在法国境内资助反动势力，并敦促外国君主支持一场“反革命”。议会则颁布八月法令废除封建制度，将贵族主要地收入来源封建赋税连同教会的什一税一并被废除。尽管法令规定农民应向贵族支付补偿金，但实际征收却举步维艰，这项义务最终在1793年被彻底废止。其他法令还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职对全民开放、信仰自由，以及取消各省与城市享有的特殊特权。随着11月全国13个地方高等法院停止运作，旧制度的核心支柱在不到四个月内便瓦解殆尽。

### 制定宪法

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改组为国民制宪议会，并指派委员会负责草拟宪法与权利宣言。该委员会提交了20份草案，奥诺雷·米拉波在内的小组委员会根据这些草案制定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该宣言最终获议会通过，并于8月26日正式发布，作为建国原则的纲领性声明。

议会随后将重心转向宪法制定。穆尼耶及其君主立宪派支持者主张实行两院制，由国王任命上议院成员，且国王应保有部长任免权与法律否决权。然而在9月10日，由西哀士与塔列朗领导的议会多数派投票赞成设立单一议事机构；次日，议会批准国王拥有“暂缓否决权”，意味着路易十六仅能推迟法律的施行，而无法永久阻挠。10月，议会投票将投票权等政治权利局限于“积极公民”，即年满25岁、缴纳相当于三天劳务所得之直接税的法国男性；其余国民则被列为仅享有“公民权”的“消极公民”。这种阶级划分遭到以雅各宾派为首的少数派激烈反对。尽管这部宪法直到1791年才获得路易十六接纳，但君主立宪政体的主干在1790年中期已基本成形。

与此同时，粮食短缺与经济恶化令巴黎民众对改革进度缓慢感到失望，动荡情绪日益滋长。1789年9月底，事态陷入胶着，当时法兰德斯军团抵达凡尔赛以增援王家卫队，并按惯例受到盛宴款待。激进媒体将此形容为“暴食者的狂欢”，并声称三色帽章遭到了羞辱，而议会则将此举视为王室企图威慑民意的政治恐吓。10月5日，成群的妇女聚集在巴黎市政厅外，抗议高昂的粮价与物资匮乏。这场抗议迅速转化为政治行动。她们夺取了市政厅内存放的武器后，约7,000名妇女发起凡尔赛游行，闯入议会递交诉求。随后，拉法耶特率领15,000名国民自卫军跟进，此时的拉法耶特实际上已沦为“自己部队的囚犯”。

当晚自卫军抵达后，拉法耶特劝说国王为了家人安全应迁往巴黎。翌日清晨，部分示威者闯入王室寓所搜寻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后者惊险脱身。暴民洗劫了宫殿并杀害数名卫兵。最终局势恢复平稳，王室成员与议会在国民自卫军的护送下前往巴黎。此时，路易十六已宣布接受八月法令与权利宣言，其官衔也从“法兰西国王”转变为“法兰西人的国王”。

### 天主教

<image>

历史学家约翰·麦克曼勒斯说道：“在十八世纪法国，王座和圣坛通常被认为是同盟，它们的同时倒下成为他们的确为同盟的最终证据”。”有学者称，部分法国新教徒在经历一个世纪的迫害后，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愤恨情绪鼓动下，积极支持反天主教会的政权。革命思想的奠基者让-雅克·卢梭曾写道：“少数人沉溺于挥霍无度的奢侈中，而饥饿的群众却连生活必需品都难以维系……这显然违背了自然法。”

这场革命导致权力从天主教会大规模转移至国家。尽管当时民众宗教信仰的深浅仍有争论，但由于对少数宗教缺乏宽容，1789年时的“法国人”在身份认同上等同于“天主教徒”。教会当时是法国最大的私人地主，控制了全法近10%的地产，并征收什一税。作为回报，教会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社会救助。八月法令废除了什一税，议会更于11月2日没收了所有教会财产，并以此作为抵押，发行名为“指券”的新型纸币。相应地，国家承担起支付教士薪资、照顾贫民、病患及孤儿的责任。1790年2月13日，宗教团体与修道院被解散，僧侣与修女则被鼓励还俗。

1790年7月12日通过的《教士的公民组织法》将教士纳入国家雇员体系，规定了薪资标准，并建立了选举司铎与主教的制度。教宗庇护六世与许多法国天主教徒反对此举，因为这否定了教宗对法国教会的管辖权。同年10月，30位主教发表声明谴责该法，使对抗情绪进一步升温。当11月政府要求教士宣誓效忠该法时，教会陷入分裂，仅有24%的教士遵从誓言，绝大多数人则选择拒绝。这强化了民间对国家干预宗教的抵抗，特别是在诺曼底、布列塔尼和旺代等传统天主教地区。这些地区仅有极少数教士宣誓，平民百姓也转而反抗革命。最终导致了国家对“不宣誓教士”的系统性迫害，许多教士被迫流亡、驱逐出境甚至遭到处决。

### 政治分歧

1789年10月至1791年春季，被视为是法国大革命相对平和的时期，许多最重要的立法改革都在此时颁布。然而，地方各省的权力却愈发明显，许多地区旧制度的官员已被清扫殆尽，新体系却尚未建立。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存在，巴黎成为当时欧洲治安最好的城市，使得这种冲突在首都显得不那么刺眼，但各省的骚乱终究不可避免地波及了议会成员。

<image>

以西哀士、拉法耶特、米拉波与巴伊为首的中间派，成功与穆尼耶等君主立宪派以及包括阿德里安·杜波、安托万·巴纳夫、亚历山大·德·拉梅特在内的独立人士达成共识，形成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在政治光谱的一端，像雅克·安托万·马里·德·卡扎莱斯与让-西夫兰·莫里等反动派，谴责任何形式的革命；而罗伯斯比尔等激进派则处于另一端。罗伯斯庇尔与让-保尔·马拉反对“积极公民”的划分标准，这为他们赢得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广泛支持，因为其中许多人正是因该措施而丧失了选举权。

1790年7月14日，全法国举行了庆祝活动以纪念巴士底监狱陷落，参与者宣誓效忠于“国家、法律与国王”。王室成员悉数出席在巴黎举行的“联盟节”，塔列朗则亲自主持了弥撒。尽管表面上一片团结，议会内部的分歧却与日俱增，而巴黎公社与国民自卫军等外部势力亦在争权夺利。其中最重要的势力之一便是雅各宾俱乐部，它最初仅是讨论一般议题的论坛，但到1790年8月已有超过150名成员，并分裂成不同的派系。

议会继续建立新机构，地方高等法院于1790年9月被废除，其法律职能由全新的独立司法体系取代，并在刑事案件中引入了陪审制。然而，温和派代表对民间要求普选权、工会与廉价面包的呼声深感不安，其在1790年至1791年的冬季通过了一系列旨在遏制民间激进主义的措施，包括将贫困公民排除在国民自卫军之外、限制请愿书与海报的使用，以及1791年6月颁布的《勒沙普利耶法》，取缔了同业公会及任何形式的工人组织。维护法治与秩序的传统力量在于军队，但军队内部在贵族出身的军官与普通士兵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1790年8月，效忠王室的布耶侯爵在南锡镇压一场严重的军队哗变，此举虽得到议会祝贺，但雅各宾激进派却批评其手段过于残酷。日益加剧的混乱促使许多职业军官决定挂冠而去或流亡海外，进一步动摇了军队体制的稳定。

### 路易十六出逃及宪法

路易十六被囚于杜伊勒里宫，实则形同软禁。他在王后与胞弟的极力怂恿下，决定前往蒙梅迪投奔布耶侯爵，企图藉其麾下一万名效忠王室的士兵夺回主导权。1791年6月20日深夜，王室成员乔装打扮潜出皇宫。翌日深夜，路易十六在行经瓦雷讷时被认出，随即遭到逮捕并押回巴黎。这次出逃行动对民间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显而易见路易十六一直想寻求奥地利的庇护，议会遂要求全民向政权宣誓效忠，并开始整军备战，而对“间谍与叛徒”的恐惧亦从此蔓延开来。

<image>

尽管民间出现废除君主制、改行共和的呼声，路易十六仍保住了王位，但从此陷入被严密猜忌的境地，并被迫对宪法宣誓效忠。新法令规定，若国王收回誓言、对国家发动战争，或允许他人以其名义如此行事，皆被视为自动退位。然而，以布里索为首的激进派仍草拟了要求罢黜国王的请愿书。7月17日，大批群众聚集在战神广场准备连署。拉法耶特率领国民自卫军奉命“维护公共秩序”，在遭到石块投掷后，军队向群众开火，造成13至50人丧生，史称“战神广场惨案”。

这场屠杀使拉法耶特的声望重挫，当局随即下令关闭激进派俱乐部与报社，马拉等领袖人物则被迫流亡或潜匿。8月27日，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颁布《皮尔尼茨宣言》，在宣言中指出路易十六伉俪的安全与自由关乎欧洲各君主的利益与法兰西民族的福祉，并称若各方得以合力，将采取行动实现此目标。尽管两者的会晤主旨在于讨论瓜分波兰，宣言仅是为了敷衍阿图瓦伯爵等法籍流亡者，不料这番恐吓反而激起了法国民众对现政权的热烈支持。

根据罗伯斯庇尔提出的动议，现任代表不得参加1791年法国立法选举。虽然罗伯斯庇尔本人亦在排除之列，但他透过各俱乐部建立起的政治根基，远非随后辞去职务的拉法耶特与巴伊所能企及。新颁布的法律汇编为《1791年法国宪法》，路易十六在呈交后承诺将抵御“国内外敌人”以捍卫宪法。9月30日，制宪议会正式解散，国民立法议会于翌日接掌政权。

### 君主制覆灭

历史学家通常视国民立法议会为失能的机构，其运作因君主制角色的分歧而备受掣肘，而当路易十六企图阻止或扭转对其权力的限制时，矛盾便益发激化。同时，由于投票权仅限于缴纳最低税额的公民，这导致当时全法600万名25岁以上的男性中，有相当比例失去了投票权，且在具备投票资格的人群中，实际参与投票的比例仅有一成。此外，歉收与粮价飞涨引发了底层群众“无套裤汉”的不安，他们认为新政权未能满足其对面包与工作的基本需求。这意味着新宪法在议会内外都面临强大阻力。议会本身份裂为三大派系：264名成员隶属于巴纳夫的“斐扬派”，这群君主立宪派认为革命应适可而止；另有136名支持共和制的雅各宾左翼分子，由布里索领导，通常被称为“布里索派”；余下的345名代表则属于“平原派”，这一中间派系会根据不同议题转移投票立场，但其中许多人都怀疑路易十六是否真心效忠革命。当路易十六正式接受新宪法时，当时的一句评论颇具代表性：“国王万岁——只要他是真心的！”（Vive le roi, s'il est de bon foi!）。

尽管布里索派在议会中占少数，但他们掌控核心委员会，得以引诱路易十六动用否决权。他们首先设法通过没收流亡贵族财产并威胁判处死刑的法令，随后又针对拒绝宣誓的教士采取行动。这些教士反抗《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作为，已使法国南部处于内战边缘。巴纳夫曾试图放宽惩罚性条款以缓和局势，但议会仍于11月29日批准法令，要求不宣誓教士在八日内服从，否则将面临“阴谋叛国”的指控，此举甚至连罗伯斯比尔都表示反对。当路易十六否决这两项法令时，其对手便得以将他塑造成反对一切改革的阻碍者。

<image>

布里索随后发起针对奥地利与普鲁士的战争宣传，这通常被解读为政治权衡与理想主义的混合产物。在利用民间反奥情绪的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人的一种真诚信念，即对外输出政治自由与人民主权的价值观。与此同时，以玛丽·安东妮为首的保守派同样渴望战争，将其视为夺回军队控制权并恢复王权的手段。1791年12月，路易十六在议会发表演说，限令外国势力在一个月内解散流亡贵族军队，否则将面临战争。此举虽获得支持者欢呼，却也引来反对者的怀疑。由于巴纳夫无力在议会建立共识，导致新政府的任命主要由“布里索派”把持。1792年4月20日，法军向边境的奥、普军队发动进攻，法国大革命战争爆发。法国在战争打响后节节失利，政府为了动员民意支持，下令驱逐拒绝宣誓的教士，并解散宪法卫队，改由两万名志愿军取代。路易十六虽然同意解散卫队，但否决了另外两项提案；与此同时，拉法耶特则呼吁议会取缔各个政治俱乐部。

之后，不伦瑞克公爵率联军向巴黎推进，于8月1日对巴黎市民发布宣言，宣称若路易十六与其家人受到伤害，所有巴黎人都将遭到报复。此举导致起义者于8月10日攻入杜伊勒里宫，迫使路易十六逃往立法议会，其权威已荡然无存。巴黎公社随后迫使议会宣布暂停君主政体，路易十六被转移至唐普勒堡。

## 共和国政府（1792年—1795年）

### 共和国建立

1792年8月下旬，国民公会选举正式举行。参与投票的人数因选举权受到种种限制，加之选民普遍遭受威吓，从1791年的400万人降至330万人。此时，“布里索派”发生分裂：一派是由布里索领导的温和“吉伦特派”，另一派则是以罗伯斯比尔、丹东与马拉为首的激进“山岳派”。尽管代表们的立场随时在变，但从投票倾向来看，在749名代表中，约有160人可归类为吉伦特派，200人为山岳派；余下成员则属于由贝特朗·巴雷尔、皮埃尔-约瑟夫·康邦及拉扎尔·卡诺领导的中间派系“平原派”。

“九月屠杀”中，1,100至1,600名关押在巴黎监狱的囚犯遭草率处决，其中绝大多数是普通刑事犯。此次行动是因应普鲁士军队攻陷隆维与凡尔登而起，凶手多为正准备开赴前线的国民自卫军成员与志愿军。尽管责任归属至今仍有争议，但当时连温和派也对此暴行表示同情，且屠杀很快便蔓延至各省。有观点认为，这场杀戮与其说是出自政治意识形态，不如说是源于对日益失控的法治溃败所产生的恐惧。

<image>

1792年9月20日，法军在瓦尔密之战中击败普鲁士，这是法军在大革命战争中赢得的首场大捷。国民公会受此鼓舞，于9月22日废除君主制，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并推行共和历，将1792年定为“共和元年”。接下来数月，政局焦点集中在对“公民路易·卡佩”（即前国王路易十六）的审判上。虽然代表们在定罪问题上僵持不下，但国民公会愈发受到雅各宾俱乐部与巴黎公社内激进派的左右。《不伦瑞克宣言》使得路易十六极易被塑造成革命的威胁，尤其是当他的个人书信外流，揭发了他与流亡王党分子串谋的铁证时。

1793年1月17日，路易十六因“阴谋反抗公共自由及损害国家安全”被判处死刑。当时有361名代表投下赞成票，288人反对，另有72人虽支持处决但要求延期执行。1月21日，路易十六在革命广场被送上断头台。欧洲各地的保守势力随即呼吁铲除革命后的法国。此时法军正于各战线势如破竹，攻下比利时、莱茵兰、萨伏依等地，并于1793年2月1日对英国与荷兰宣战，然后于同年3月7日对西班牙王国 (1700年—1808年)宣战，第一次反法同盟规模扩大。

### 政治危机和吉伦特派垮台

<image>

吉伦特派原先寄望透过战争将民众团结在政府麾下，并为物价飞涨与粮食短缺寻找借口。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反而成了民怨沸腾的箭靶，部分成员决定巴黎退守各省。1793年2月24日，首项大规模征兵令颁布，引发首都与各个地区中心的暴动。此前已因教会改革而动荡不安、传统上持保守与王党立场的旺代地区，随即于3月爆发起义。3月18日，迪穆里埃将军在下温登之战战败，随后投奔奥军。随后波尔多、里昂、土伦、马赛与卡昂等地爆发动乱，共和国看似已处于崩溃边缘。

这场危机促使国民公会于1793年4月6日成立救国委员会，以打击内患外敌。吉伦特派随后犯下致命错误，向革命法庭起诉马拉，指控其一手策划了九月屠杀。然而马拉很快获判无罪，加深吉伦特派与无套裤汉群体间的隔阂。5月24日，雅克·埃贝尔号召民众起义反抗“路易·卡佩的走狗”，遭吉伦特派主导的审判机构“十二人委员会”逮捕。当巴黎公社对此抗议时，该委员会警告道：“如果因为你们不断的叛乱，导致国家的代表受到任何伤害，巴黎将会被抹除。”

日益增长的怨气让各大俱乐部得以动员群众对抗吉伦特派。他们在巴黎公社与部分国民自卫军的支持下，于5月31日发动政变企图夺权但失败。然而到了6月2日，国民公会被多达八万名的群众包围，要求提供廉价面包、失业津贴与政治改革，包括将投票权局限于“无套裤汉”，以及随意撤换代表的权力。最终，十二人委员会的十名成员与另外二十九名吉伦特派代表遭到逮捕。6月10日，山岳派正式接管救国委员会。与此同时，罗伯斯比尔的亲信路易·安托万·德·圣茹斯特领导的委员会受命草拟共和元年宪法。该宪法仅用八天便告完成，并于6月24日由国民公会批准，内容包含成年男性普选权等激进改革。然而，随着马拉于7月13日遭到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特·科黛刺杀，正常的法律程序随即中止，救国委员会以此为借口实施全面管控，共和元年宪法于10月被无限期搁置。

新政府的施政重点包括建立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实施经济管制以及赢得战争。法国国内反对势力的分裂为新政府提供了助力，除旺代与布列塔尼等地意图恢复君主制，大多数地区仍支持共和，仅是反对巴黎政权。8月17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第二次大规模征兵令。法军虽于初期在装备与供应海量兵员上遭遇困难，但到10月中旬已收复里昂、马赛与波尔多，并在翁斯科特之战与瓦蒂尼之战击败反法同盟军队。军队中亦诞生一批出色的军事领袖，包括名为拿破仑·波拿巴的年轻将军，其在土伦围城战后晋升为旅级将军，于1794年2月7日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炮兵司令，并结识雅各宾领袖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尔之弟奥古斯坦·罗伯斯庇尔。

### 恐怖统治

恐怖统治的初衷是为了激发革命热诚，但却迅速堕落变成清算个人恩怨的手段。7月底，国民公会对多种商品实施普遍最高限价法，并对囤积居奇者处以死刑。9月9日，“革命小组”成立以强制执行这些管制。9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法》，批准逮捕任何疑似“自由之敌”的人，正式拉开了“恐怖统治”的序幕。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约有30万人遭到逮捕，其中约1.66万人因被控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处决，另有约4万人可能遭到草率处决或在狱中候审时死亡。

物价管制使得农民不愿将农产品销往巴黎市场，导致巴黎在9月初陷入严重的粮食短缺。与此同时，战争加剧了国债负担，议会试图透过拍卖没收的资产来筹资。然而，这些资产的原主多反对共和国，以致当战场局势不利于法国时，大部分人因担心资产日后可能被原主索回而不愿购买。这意味着随着共和国面临的威胁增加，财政状况反而更加恶化，而透过加印指券来弥补赤字则进一步推升通货膨胀。

10月10日，国民公会承认救国委员会为最高革命政府，并宣布中止宪法直到恢复和平为止。10月中旬，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控多项罪名并送上断头台；两周后，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与“平等者”路易-腓力也相继被处决。恐怖统治并不局限于巴黎，里昂在被收复后，有超过2,000人被杀。10月17日，共和军在第二次绍莱之战击败旺代叛军，迫使后者残军逃往布列塔尼。12月23日，共和军在勒芒之战 (1793年)再度击败叛军，旺代起义已基本被镇压，仅剩零星起义持续到了1796年。随之而来的镇压程度，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法国史学家争论的焦点。1793年11月至1794年2月间，在让-巴蒂斯特·卡里耶监督下，超过4,000人在南特的南特溺刑。历史学家雷纳德·塞彻声称在1793至1796年间有多达11.7万人丧生。尽管这些数据遭到质疑，但弗朗索瓦·傅勒总结道，这“不仅揭示了前所未有的屠杀与破坏，更展现出一种狂热的暴力，成为该地区身份认同的重要遗产。”

<image>

恐怖统治的高峰期，连其支持者也难免遭受猜忌，导致“山岳派”内部分裂为更激进的“埃贝尔派”与以丹东为首的温和派。罗伯斯比尔认为他们的纷争动摇了政权稳定，且身为自然神论者的他，极其反对无神论者埃贝尔倡导的去基督教化运动。3月24日，埃贝尔及其19名同僚被捕并处决。为了安抚余下的埃贝尔派成员，丹东与卡米耶·德穆兰于4月5日经作秀公审后被处决。这场处决对罗伯斯比尔声誉造成的损害，可能超过了这段时期的任何其他事件。

6月10日，议会颁布牧月22日法令，剥夺“人民之敌”辩护的权利。在各省被捕的人被送往巴黎受审；从3月到7月，巴黎的日均处决人数从5人飙升至26人。许多雅各宾派成员对罗伯斯比尔主导的“最高主宰崇拜”庆典嗤之以鼻，认为这场6月8日的仪式既奢侈又昂贵；罗伯斯比尔更被指控散布自己是“第二弥赛亚”的流言。物价管制的松动与剧烈的通膨引发了无套裤汉的动荡，但前线战事的好转却缓解人们对共和国岌岌可危的忧虑。6月29日，救国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因担忧自身难保，公开指控罗伯斯比尔为独裁者。罗伯斯比尔随后拒绝出席委员会会议，但却给了对手结盟的机会。他于7月26日对国民公会发表的演说中，声称某些成员正策划阴谋，而这些指控若属实即会被处死。当他拒绝提供名单时，议场陷入混乱。次日，其政敌在议会发难，而当罗伯斯比尔企图发言时，其喉咙嘶哑难言，一名代表讥讽道：“是丹东的血哽住了他的喉咙！”国民公会随后授权逮捕罗伯斯比尔，后者及其支持者逃往由国民自卫军驻守的巴黎市政厅。效忠议会的部队当晚攻入建筑并逮捕自杀未遂、身受重伤的罗伯斯比尔。7月28日，他与圣茹斯特、乔治·库东等19名同僚被处决，随后又有83名公社成员送上断头台。牧月22日法令随即废除，幸存的吉伦特派恢复代表身份，雅各宾俱乐部则被关闭。

### 热月政变后

罗伯斯比尔的死后仍有大量流血冲突，法国南部爆发一波报复性杀戮的白色恐怖，矛头直指疑似雅各宾派成员、共和派官员与新教徒。尽管热月政变的胜利者透过处决巴黎公社领袖夺回了控制权，但某些曾深度参与恐怖统治的人物却保住了官职。其中包括后来出任督政府首长的保罗·巴拉斯，以及在里昂执行屠杀、后来在督政府、执政府及第一帝国时期担任警政大臣的约瑟夫·富歇。而拿破仑·波拿巴虽因与奥古斯坦·罗伯斯庇尔的友谊而深陷牢笼，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1794年12月，共和国代表与天主教叛军签订《拉若奈条约》，允许信仰自由并准许不宣誓教士归国，平定法国西部的舒昂党人起义。与此同时，法军对外作战也捷报频传，除再次征服比利时外，还夺取了荷兰与莱茵河左岸。4月6日，普鲁士王国与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退出对法战争；5月16日，荷兰共和国与法国签订《海牙和约 (1795年)》，退出对法战争；7月22日，西班牙与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退出对法战争。法国正式兼并比利时，成立附庸国巴达维亚共和国，控制整个莱茵河左岸。

<image>

然而，共和国在国内仍面临严峻危机。1794年收成欠佳导致粮食短缺，同时当年冬季是自1709年以来最严酷的一年，而北法又因供应佛兰德前线军队的补给而加剧短缺。至1795年4月，饥馑席卷各地，指券的价值暴跌至票面价值的8%；巴黎贫民在绝望中再度起义，但起义者很快被驱散，随之而来的是又一轮逮捕，而在里昂的雅各宾囚犯更遭到草率处决。

委员会草拟《共和三年宪法》后，于1795年9月23日经公民投票通过，并于9月27日正式施行。这部宪法主要由皮埃尔·多努与法兰索瓦·安托万·德·布瓦西·当格拉设计，建立两院制议会，旨在放缓立法程序，结束先前单一议院制下政策反复无常的乱象。五百人院负责草拟法律，再交由元老院（由250名40岁以上男子组成的上议院）审核与批准。行政权则掌握在五位督政官手中，由元老院从下议院提供的名单中选出，任期五年。议员经间接选举产生，在约500万名拥有初选权的选民中，选出3万名选举人，仅占总人口的0.6%。由于选举人受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这确保了选出的代表多为保守派或温和派。此外，为了确保政局稳定，当局并未像1791年或1792年那样解散既有议会，而是通过了所谓的“三分之二法律”，规定每年仅改选150名新代表，其余600个席次由原“国民公会”成员保留。

## 督政府（1795年—1799年）

雅各宾派同情者认为督政府背叛革命，而拿破仑支持者则强调督政府的腐败，以为拿破仑于1799年的雾月政变辩护。该政权还面临内乱、经济疲软以及军费开支沉重的战争，而五百人院则动辄阻挠立法。由于督政官无权召开新的选举，打破僵局的唯一手段便是透过法令实施统治或诉诸武力，因此督政府时期的特征表现为“慢性暴力、正义的形式模棱两可，以及一再诉诸高压手段的镇压”。

热月党人因为“国民公会”成员的席次被保留而在立法机关中占据多数，并掌握了五席督政官中的三席，但他们日益受到右翼的挑战。10月4日（葡月12日）上午，巴黎有七个区宣布起义并动员国民卫队。同日，巴黎内防司令保罗·巴拉斯任命拿破仑为副司令，后者于5日在通往协和广场的重要地点设置加农炮，向起义者们发射葡萄弹，成功镇压叛乱。他因此在一夜之间得到火速升迁，继任巴拉斯的职位成为内防军司令。两周后举行的1795年法国立法选举，150名新任代表中有超过100人是各色王党分子。巴黎无套裤汉的势力已随1795年5月起义的残酷镇压而瓦解，而雅各宾俱乐部在失去来自底层的压力后，转而支持督政府，力求防止君主制复辟。

<image>

物价管制的解除与指券价值的崩溃，导致通货膨胀与粮价飞涨。至1796年4月，超过50万巴黎人失业，引发了5月名为“平等派密谋”的起义。革命家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领导起义者要求立即施行1793年宪法，并更公平地分配财富。然而其虽得到部分军队的支持，仍被轻易镇压，巴贝夫等领袖随后被处决。尽管如此，经济至1799年时已趋于稳定，且多项重要改革获准，促进了法国工业的稳步扩张，其中许多体制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依然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法国督政府下令三个主力军团进攻奥地利，其中让-巴蒂斯特·儒尔当指挥的“桑布尔-默兹军团”与让·维克托·莫罗指挥的“莱茵-摩泽尔军团”从德意志进攻，拿破仑·波拿巴指挥的“意大利军团”从意大利进攻。前两支军团起初进展顺利，但被卡尔大公指挥的奥军击败后，被迫撤回原点。而拿破仑指挥的军团则以闪电般的速度进攻，势如破竹地攻下大半个北意大利，然后多次击败来援的奥军，最终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的代表于4月18日签订《莱奥本和约》，该条约与随后的《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结束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

1797年之前，五位督政官中有三位是坚定的共和派：保罗·巴拉斯、路易·马里·德·拉勒韦利埃-莱波与让-法兰索瓦·勒贝尔，立法机关中约40%的代表亦然，而中间派与无党派人士也有约40%的代表。此外还有两位督政官：艾蒂安-法兰索瓦·勒图尔讷与拉扎尔·卡诺。虽然只有20%是坚定的王党，但许多中间派支持流亡的路易十八复辟，认为这能带来和平。1797年5月的选举结果显示右翼势力大幅增长，王党分子让-夏尔·皮舍格吕当选为五百人院主席，法兰索瓦·巴泰勒米被任命为督政官。共和派眼见王党权倾朝野，共和派于9月4日发动先发制人的果月政变，在奥热罗将军部队的支援下，五百人院被迫批准逮捕巴泰勒米、皮什格鲁与卡诺。选举结果随后被宣布无效，63名王党领袖被流放至法属圭亚那，并通过针对流亡者、王党分子与激进雅各宾派的法律。之后，雅各宾派于1798年法国立法选举卷土重来，成为议会第二大势力。与此同时，法国虽与除英国外的欧洲国家达成和平，但未停止继续扩张。法国督政府为稳固其新国境，先是率军入侵瑞士，建立海尔维第共和国，然后推翻教宗国，建立罗马共和国。这些新得到的附庸国，加上法国先前在荷兰建立的巴达维亚共和国，在北意大利建立的利古里亚共和国与奇萨尔皮纳共和国，极大地破坏了欧洲的战略均势。

同年5月19日，拿破仑指挥的“东方军团”在土伦出海，补给船队在沿途中与舰队会合。6月9日，法军舰队抵达医院骑士团的总部马耳他岛，医院骑士团大团长同意让法军获得补给与淡水，但限制法军入港的船只数量。拿破仑因此决定隔日法国入侵马耳他，占领全岛后在当地建立了共和体制。此举令俄罗斯沙皇保罗一世大感不满，他坚信法国的远征居心不良，可能危及到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决定与英国等国接触，组建第二次反法同盟。法国于战争前期一度陷入绝境，督政府声望跌至低点，国内面临内部分裂，而此时拿破仑尚在埃及。

## 大革命结束

<image>

1799年8月，拿破仑得知国内局势后，于8月22日至23日夜间在亚历山大港登船返国。1799年10月，拿破仑抵达法国，迎接他的是民众的欢呼与崇敬。此时法国的内外态势已好转，先前马塞纳在苏黎世之战取胜，布律纳在荷兰战胜英俄远征军，俄罗斯退出第二次反法同盟。然而督政府的无能深入人心，略为好转的局势未能扭转他们的风评，拿破仑被许多野心家视为能取代督政府的人物，其中包括西哀士督政、迪科督政、塔列朗、富歇等人与诸多军官。之后，拿破仑与盟友规划了政变过程，决定联合巴黎地区的部队。1799年11月9日，即共和历雾月十八日早晨，元老院因有传言议员会被攻击，投票决定将两院从杜伊勒里宫迁至郊外的圣克卢宫，任命拿破仑“执行此项决定”，将驻扎在巴黎的部队交由他指挥。督政府遂被剥夺一切权力，保罗·巴拉斯在认清形势后签署退职声明，而路易-热罗姆·戈耶和让-法兰索瓦·穆兰被莫罗逮捕，强迫他们辞去职务。雾月十九日，拿破仑前往圣克卢宫对议员讲话，上议院元老院反应冷淡，但位于橘园厅的五百人院群情激愤，高呼：“打倒暴君！”、“打倒独裁！”，并对拿破仑围攻动粗，将他赶出会场。吕西安·波拿巴声称五百人院有议员被英国黄金买通，派遣议会卫队冲入清场。几个小时后，部分温顺的议员被重新召集起来开会，投票同意立法机构休会六周。休会期间，两位前任督政西哀士、迪科与拿破仑组成临时执政府，督政府就此结束。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此乃法国大革命的终结。

拿破仑在成为三人执政后随即二次政变，破坏西哀士主导的宪法草案取得绝对权力。1799年12月24日，临时执政府颁布《共和八年宪法》。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掌控行政大权，拥有颁布法律、任免官员与军官等权利，并免受立法机关监督。1800年2月17日，吕西安·波拿巴公布宪法公投结果，称约3,011,007名法国人投出赞同票，仅有1,562人反对。他至少造假了150万票，有意的使拿破仑的胜利更具压倒性。

##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大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仍具争议。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主张，“激进启蒙运动”是大革命最主要的驱动力。然而，柯班则反驳道：“革命者的行动，往往是出于利用手头资源为当务之急寻求务实对策的需要，而非受制于预设的理论。”且由于革命俱乐部与派系林立、出版品纷杂，加之当时缺乏正式政党体制，且个人在变幻莫测的局势下立场灵活，使得界定意识形态变得异常困难。此外，尽管《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所有革命派系的基石文件，但各派对其诠释却大相径庭。

<image>

尽管所有革命者在原则上都宣称效忠自由，但“自由的含义，似乎全凭掌权者的意志而定”。举例而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明定的自由，在可能“损害他人或被滥用”时，会受到法律限制。1792年之前，雅各宾派等势力经常以违反基本权利为由，反对限制新闻自由，但到了1793年9月与1794年7月，激进的国民公会却颁布法律，针对“蔑视国民公会”与“误导公众舆论”等罪名处以死刑。而革命者虽然同样尊崇平等原则，却极少有人主张财富平等，因为财产权也被视为一项权利。议会反对赋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且直到1794年2月才废除殖民地奴隶制，因为部分议员认为废除奴隶将会侵犯奴隶主的财产权，更会破坏贸易。男性公民的政治平等亦是另一个引发分歧的议题，1791年宪法将投票与参选权局限于年满25岁且符合财产资格的男性（即所谓的“积极公民”），这项限制遭到罗伯斯比尔、雅各宾派及科德利埃俱乐部等反对。

“主权在民”是这场革命的核心观念。然而伊斯雷尔指出，这一概念掩盖了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歧，即国民意志究竟应透过代表大会与宪法来表达，还是透过革命群众的直接行动以及如巴黎公社分区这类平民议会来体现。许多人认为君主立宪制与主权在民原则水火不容，议会中仍有许多人基于托马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著作，致力于维护此制度。

伊斯雷尔认为，没收教会财产与建立宪政教会，反映了对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以及铲除旧制度特权堡垒的决心。柯班虽亦认为宪政教会的成立受意识形态驱动，但他认为其根源在于伏尔泰等启蒙时代人物的反教权主义。

雅各宾派对正式的政党与派系抱持敌意，视其为对国家统一与“公义”的威胁，而“政治美德”与“爱国心”则是其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雅各宾派认为，理想的革命者应无私、真诚、不具政治野心且献身国家。其内部对成员的政治美德和爱国主义的争论，导致“斐扬派”与后来“吉伦特派”先后脱离雅各宾派。1793年12月，所有雅各宾俱乐部成员都必须接受“清算审查”，以判定其是否为真正的“美德之士”。

## 法国大革命战争

法国大革命引发后续的大规模战争，包括法国大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欧洲大陆从1792年断断续续战斗至1815年。大革命爆发初期局势尚且平和，1791年宪法曾特别声明“不以征服为目的发动战争”，且尽管法奥两国在1780年代再度产生龃龉，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起初对法国的改革仍抱持谨慎欢迎的态度。当时奥地利正与鄂图曼帝国交战，俄国亦然，而两国当时正忙于与普鲁士谈判如何瓜分波兰。最关键的是，英国属意和平，诚如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在《皮尔尼茨宣言》发表后所言：“若无英国参与，便无开战之理。”

然而国民议会于1791年底转而将战争视为团结国家的方式，企图借由肃清边境敌对势力并建立“自然疆界”来巩固革命成果。法国鹰派渴求恢复“世界最强国度”的应有地位，认为欧洲各受压迫的民族正期盼解放，只要法国军队跨过边境就会奋起反抗压迫人民的暴君。1792年4月20日，法国对奥地利大公国宣战，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之后的战局中，法国屡屡发放大规模征兵令，并于1793年8月23日颁布全民动员令。直到1815年和平终于降临时，这场冲突已波及每一个欧洲主要强权以及美国，彻底改变了欧洲大陆版图，并扩张至美洲、中东与印度洋地区。

从1701年到1801年，欧洲人口从1.18亿增长至1.87亿；结合新兴的大规模生产技术，这使得交战各国得以维持庞大的军力，并动员国家资源。这场战争相较以前，由民族而非君主发动，不仅旨在摧毁对手的抵抗能力，更意图推行深远的社会变革。虽然所有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政治性，但这段时期的战争特别强调重塑疆界和创造全新的欧洲国家。

### 第一次反法同盟

<image>

1792年4月20日，法国入侵奥属尼德兰，但在战争初期节节失利，直到于9月在瓦尔密之战击败入侵的敌军，并在之后于各战线势如破竹，攻下比利时、莱茵兰、萨伏依等地。法国政府历此大胜后，于1793年2月1日对英国与荷兰宣战，然后于同年3月7日对西班牙王国 (1700年—1808年)宣战。然而此时法国再度陷入绝境，在各战线都丢失了过去攻占的领土，迫使其政府在8月23日颁布全民动员令，到1794年5月时法军人数已达75万至80万人。1795年初，法国除再次征服比利时外，还夺取了荷兰与莱茵河左岸。4月6日，普鲁士王国与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退出对法战争；5月16日，荷兰共和国与法国签订《海牙和约 (1795年)》，退出对法战争；7月22日，西班牙与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退出对法战争。法国正式兼并比利时，成立附庸国巴达维亚共和国，控制整个莱茵河左岸。

1796年，法国督政府下令三个主力军团进攻奥地利，其中让-巴蒂斯特·儒尔当指挥的“桑布尔-默兹军团”与让·维克托·莫罗指挥的“莱茵-摩泽尔军团”从德意志进攻，拿破仑·波拿巴指挥的“意大利军团”从意大利进攻。前两支军团起初进展顺利，但被卡尔大公指挥的奥军击败后，被迫撤回原点。而拿破仑指挥的军团则以闪电般的速度进攻，势如破竹地攻下大半个北意大利，然后多次击败来援的奥军，最终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的代表于4月18日签订《莱奥本和约》，该条约与随后的《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结束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法国获得奥属尼德兰、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领土与整个意大利北部，持续千年的威尼斯共和国也遭法奥两国肢解。

### 第二次反法同盟

<image>

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结束后，法国非但未与奥地利达成妥善的和平谈判，还未停止继续扩张。法国督政府为稳固其新国境，先是率军入侵瑞士，建立海尔维第共和国，然后推翻教宗国，建立罗马共和国。而在海外，法国督政府首先试图组建一支远征军横渡海峡征服英国，但时任远征军司令拿破仑反驳高层的意见，认为不应强行登英，而该将入侵重心放在黎凡特与埃及。1798年3月5日，督政府全权委托拿破仑筹划并指挥埃及远征。同年5月19日，“东方军团”在土伦出海，补给船队在沿途中与舰队会合。6月9日，法军舰队抵达医院骑士团的总部马耳他岛，医院骑士团大团长同意让法军获得补给与淡水，但限制法军入港的船只数量。拿破仑因此决定隔日法国入侵马耳他，占领全岛后在当地建立了共和体制。此举令俄罗斯沙皇保罗一世大感不满，他坚信法国的远征居心不良，可能危及到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决定与英国等国接触，组建第二次反法同盟。

1798年11月23日，那不勒斯王国入侵法国附庸罗马共和国，拉开战争序幕。1799年3月，法国陆军从德意志、瑞士与北意大利三个地点发动进攻，但仅在瑞士取得突破，于德意志与意大利都被击败。同年6月，联军在瑞士取得优势，并再度在意大利击败法军。8月，联军又一次在意大利战胜法军，但马塞纳将军于隔月趁联军战略失误时，在苏黎世之战击败俄军，迫使其撤出瑞士，最终退出战争。与此同时，法军也挫败联军经北海登陆入侵荷兰的行动。10月，拿破仑·波拿巴返回法国，发动雾月政变成为第一执政。1800年5月，法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抵达北意大利，于6月14日在马伦戈之战击败奥军，迫使后者放弃明乔河以西的领地。同年12月，莫罗将军在霍恩林登之战击败奥军，迫使后者签署停战协议。1801年2月9日，法奥签署《吕内维尔条约》；1802年3月25日，法英签署《亚眠和约》。

## 奴隶制与殖民地

1789年时，法国人口最稠密的殖民地包括法属圣多明各、马提尼克、瓜德罗普、波旁岛以及法兰西岛。这些殖民地生产糖、咖啡与棉花等大宗商品，专供外销法国。当时殖民地约有70万名奴隶，其中约50万人集中在圣多明各。殖民地产品约占法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1788年2月，“黑人之友协会”在法国成立，旨在废除殖民帝国境内的奴隶制。1789年8月，殖民地奴隶主与商人则成立了对立的“马西亚克俱乐部”以维护自身利益。当制宪议会于1789年8月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时，代表殖民地地主的代表成功说服议会，主张这些原则不应适用于殖民地，否则将导致经济崩溃并破坏贸易。殖民地地主还掌控了议会的殖民地委员会，并从中发挥强大影响力，阻挠废奴运动。

<image>

自由有色人种在法国本土及其殖民地亦面临社会与法律歧视，包括被禁止从事法律、医学及药学等职业。1789年至1790年间，由樊尚·奥热与朱利安·雷蒙领导的有色人种代表团向议会游说，企图终结针对该群体的歧视，但未获成功。奥热随后前往圣多明各，当地于1790年10月爆发了反抗白人地主的起义。起义最终被平定，奥热被处死。1791年5月，国民议会授予父母皆为自由人的有色人种完整的政治权利，但将获释奴隶的权利交由殖民地议会决定。殖民地议会拒绝执行该法令，导致圣多明各的有色人种与白人殖民者爆发战斗，双方皆招募奴隶加入麾下。随后在8月爆发了大规模奴隶起义。1792年3月，议会为平息叛乱，授予所有“自由有色人种”公民权，并派遣莱热·费利西泰·松托纳与艾蒂安·波尔弗雷尔两名专员，率领六千名部队前往圣多明哥执行法令。专员于9月抵达后宣布奴隶制将继续维持。当时仍有超过7.2万名奴隶处于起义状态，且多集中在北部。布里索及其支持者虽预见到奴隶制终将废除，但当时的首要顾虑是确保贸易，并争取商界对革命战争的支持。布里索倒台后，1793年6月的新宪法虽包含新的《人权宣言》，却将殖民地排除在条款之外。不过，该宪法本就在法国恢复和平前一直处于中止状态。

1793年初，来自瓜德罗普与圣多明各的王党种植园主与英国结盟。西班牙则支持让-弗朗索瓦·帕皮永与乔治·比亚索在圣多明各北部领导的起义奴隶。效忠共和国的白人种植园主派代表前往巴黎，企图说服由雅各宾派主导的国民公会，指称那些要求废奴的人皆为英国间谍及布里索分子，意在破坏贸易。6月，圣多明各的专员释放了1万名为共和国效力的奴隶。专员鉴于王党及其英、西支持者亦承诺给予参战奴隶自由，于8月在北部、10月在全殖民地宣布废除奴隶制。随后代表团被派往巴黎，以寻求国民公会核准此决定。1794年2月4日，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废除殖民地奴隶制，并法令规定殖民地所有居民不分肤色均享有法国公民的完整权利。随后，维克托·于格率领的一千名无套裤汉部队被派往瓜德罗普以驱逐英军并执行法令。该部队招募前奴隶后规模增至1.1万人，最终夺回瓜德罗普及其他小岛。圭亚那，马提尼克仍由英军占领，而留尼汪与马斯克林群岛的地主则击退了共和派。1795年，黑人军队将西班牙人赶出圣多明各，英军则于1798年撤离。

1793年至1799年间，在共和派控制区的获释奴隶仍被要求留在原种植园工作，或在原主人家担任家仆。他们获发薪资并获得财产权。黑人与有色人种将领实际上控制了瓜德罗普与圣多明各的大片地区，包括圣多明各北部的杜桑·卢维杜尔与南部的安德烈·里戈。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雷让指出，由于对前奴隶的就业与迁徙自由仍有诸多限制，实际上“仅有白人、法令颁布前已获释的有色人种，以及在军队或战舰上服役的前奴隶，才真正从普遍解放中获益”。

## 媒体与革命象征

### 新闻

报纸与小册子在激发并定义大革命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1789年之前，法国仅有少数受到严格审查且须持有王家特许状方可经营的报纸，但因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而涌现出大量报刊。截至该年年底，法国境内出现超过130家报刊。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包括马拉创办的《人民之友报》和埃利泽·卢斯塔洛的《巴黎革命》。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全法共创立了2,000多家报纸，仅巴黎一地就有500家。尽管多数报刊仅维持数周，但它们与数量极其庞大的小册子文学结合，成为了当时主要的通讯媒介。

报纸常在酒馆与俱乐部被大声朗读，并在民众间口耳相传。当时普遍认为写作是种天职而非商业行为，媒体的职责在于推动公民共和主义。至1793年，激进派最为活跃，但在初期，王党分子曾以其出版品《国王之友》淹没全国，直到该报遭到取缔为止。

### 革命象征

领导阶层为了彰显新共和国与旧制度的分野，需要推行一套全新的象征体系，以取代过往尊崇的宗教与君主图腾。为此，他们借鉴并重新定义了历史文化中的符号，同时将旧制度的标志毁弃，或是赋予其可被接受的新意涵。这些经修订的符号被用来在民众心中根植新的传统观念，激发对启蒙运动与共和政体的崇敬之情。

《马赛曲》后来成为法国的国歌。这首歌由克洛德·约瑟夫·鲁日·德·李尔于1792年创作并谱曲，原名为《莱茵军团战歌》（Chant de guerre pour l'Armée du Rhin）。国民公会于1795年正式将其采纳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国歌。这首曲子之所以被称为“马赛曲”，主因为当年来自马赛的志愿军一路唱着这首歌向首都巴黎进军。这首歌是“欧洲进行曲式”国歌风格的首例，其极具感染力的旋律与歌词，使其被广泛视为革命之歌，并被引用于众多古典与流行音乐作品中。德·李尔当年受命创作时，得到的指示是“创作出一部能向人民灵魂传递音乐所暗示之热情的赞歌”。

断头台至今仍是法国大革命中恐怖统治的首要象征。这种刑具是由一名医生在大革命期间发明的，旨在提供一种更快速、更高效且更具辨识度的处决方式，随后便融入了流行文化与历史记忆之中。左翼人士将其颂扬为“人民的复仇者”，例如在革命歌曲《永恒的断头台》（La guillotine permanente）中便可见一斑；而右翼则将其视为恐怖统治的化身而加以谴责。断头台的运作曾演变成一种广受欢迎的娱乐，吸引了大批群众围观。小贩在现场叫卖印有死刑犯名单的节目单。许多人日复一日地前来，争相抢占最佳观摩位置；那些边看边织毛线的妇女组成了一群核心常客，不断煽动现场情绪。家长们也常带着孩子一同前往。然而围观的人潮到了恐怖统治末期已大幅稀竭，即便是这种最血腥惨毒的娱乐，在反复上演后也显得索然无味，观众终究感到厌倦。

自1789年起，帽章便被革命者广泛佩戴。他们将代表巴黎的红蓝双色帽徽，别在代表旧制度的白色帽徽之上。1789年7月12日，卡米耶·德穆兰曾号召其追随者佩戴绿色帽徽。7月13日成立的巴黎民兵则采纳了红蓝双色，这两色是巴黎的传统色，亦见于市徽之上。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期间，各种配色方案的帽徽均曾出现。“自由之帽”又称弗里吉亚帽或皮莱乌斯帽，是种无檐的毛毡圆锥帽，其顶端向前折叠。它反映了罗马的共和主义与自由，典故出自古罗马的奴隶解放仪式，获释的奴隶在仪式中会获赠此帽，作为其重获自由的象征。

## 经济政策

大革命废除了许多旧制度加诸的经济束缚，包括教会什一税与庄园赋税，尽管佃农后来往往得支付更高昂的租金与税款。所有教会土地以及王党流亡者的地产均被收归国有，用作发行纸币指券的抵押品，同时行会亦被取缔。此外，大革命还废止了效率极低的包税制，不再由私人承包商抽取重金代为征税。政府没收了自13世纪以来建立的各类基金会，这些机构原先为医院、贫民救济及教育提供稳定的年度收入。政府虽然变卖了这些地产，但地方当局通常未能补足相应资金，导致全国多数慈善机构与学校体制遭受严重破坏。

1790年至1796年间，法国的工业与农业产出双双下滑，对外贸易骤减，物价一路飙升，迫使政府不得不靠大量增发指券来支应开支。当此举引发剧烈通膨后，当局的对策则是实施物价管制并打压私人投机商，反而催生了黑市。1789年到1793年，年度赤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10%飙升至64%；而在1794年歉收与取消物价管制后，年通货膨胀率竟高达3,500%。指券最终于1796年退出流通，但通膨乱象直到1803年引入金本位的金法郎后才平息。拿破仑上台后，推行成功的经济改革，并鼓励建立商会、国际贸易港与公会，使法国财政收入自美国独立战争首次达到收支平衡。他透过创办法兰西银行，稳定了极不稳定的法国货币币值与汇率，制造了良好的商业循环，对日后的战争提供大量资金。他还深入改革政府及教育系统，在全国各处广设公立中学。

## 影响

法国大革命深刻地影响西方历史，不仅终结了法国的封建制度，并为欧洲个人自由的进步开辟了道路。这场革命对当时的政治专制主义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并将民主理想传播至全欧洲，最终席卷全球。大革命对法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极其深远，同时亦激发欧洲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概念正因这场革命而生。因此，大革命通常被视为现代性与近代史的开端。

### 法国

法国经1792年至1802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成为欧陆霸主，达成曾经的欧洲霸主路易十四也难以企及的成就，控制着低地、莱茵兰、瑞士、北意大利。拿破仑·波拿巴经此战从军团司令一跃成为国家元首，并在接下来的统治中推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创建国务委员会、上诉法院、审计法院、法兰西银行、商会、芽月法郎等行政措施，并下令正式实行米制，并在随后的战争中将此制度传遍欧洲，成为当今世界通用的公制。此外，他还设立标准币制与统一法语。而在法律方面，其编撰一系列被后世统称为《拿破仑法典》的法典，在新的民法典中保证了以下内容：法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自由，不得任意逮捕；自由缔结的合法契约神圣不可侵犯；不承认血统特权；拥有完整的宗教自由，政教分离；有自由择业权与私有财产权。除《民法典》外，拿破仑还陆续颁布了《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律不仅在法兰西帝国境内生效，还延伸至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区，并成为大陆法系的基石，至今仍有大量国家受其影响。

虽然贵族与教会这两大制度在大革命后得以存续，但革命永久性地削弱了贵族的权力，并耗尽了教会的财富。汉森指出，法国人的自我认同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体现在特权的消灭，取而代之的是与生俱来的人权。1815年第一帝国垮台后，法国公众虽失去了大革命以来获得的多项权利与特权，但仍铭记着这段时期标志性的参与式政治。诚如汉森所言：“革命成了一种传统，而共和主义则成了一个恒久的选项。”

农业在大革命中经历了转型。随着教会与贵族控制、依赖雇工耕作的大地产瓦解，法国农村转变为以独立小农场为主的土地。诸如什一税与领主税等收成税被废除。针对贵族与平民的长子继承制亦告终结，由于所有子女皆能分得家产，这不仅削弱了家父长的权威，更导致出生率下降。柯班主张，大革命为国家遗留了一个“土地所有者组成的统治阶层”。经济史学家对大革命的经济影响看法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由此导致的农地碎片化在19世纪初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到了下半叶则转为正面，因为它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另一些人则认为，土地重新分配对农业生产力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积极影响，尽管这些收益在19世纪期间逐渐递减。

城市中，随着垄断、特权、贸易壁垒、税收与行会的瓦解，小规模的创业精神蓬勃发展。然而，英国的封锁几乎终结了海外与殖民地贸易，重创了城市及其供应链。总体而言，大革命并未大幅改变法国的商业模式，反而可能固化了小企业主的格局。典型的商人拥有小商店、磨坊或作坊，依靠家庭成员与少数雇工维持；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大规模工业在法国并不常见。

### 其他国家

<image>

历史学界大多认为，拿破仑是大革命思想与制度推向欧洲乃至世界的推手。经济史学家丹·博加特、毛里西奥·德雷利希曼、奥斯卡·盖尔德布洛姆与让-洛朗·罗森塔尔便将拿破仑《拿破仑法典》描述为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外销品”。根据达龙·阿杰姆奥卢、大卫·坎托尼、西蒙·约翰逊与詹姆斯·A·罗宾逊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对欧洲产生了长远影响。他们指出：“那些曾被法军占领并经历激进制度改革的地区，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更为迅速，在1850年后尤为明显。并无证据显示法国的入侵产生了负面影响。”

大革命思想传遍欧洲乃至各列强的海外殖民地后，诸多拉丁美洲殖民地因西班牙本土的动荡与启蒙运动的理念，决定脱离西班牙帝国独立，但皆未能按照大革命的理想建立一个持久的民主共和国，反而成为了威权主义国家；而在欧洲大陆上，法国对各处的占领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反抗，德意志与意大利人民有了统一民族的概念，最终让两地各有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大革命后的法国制度亦带到被征服的国家，重创了欧洲封建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自由主义等思想开始盛行欧陆。

## 史学

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最早论著几乎与事件同步，且主要依意识形态划分阵营。其中包括埃德蒙·伯克于1790年著的保守主义批判名著《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以及托马斯·潘恩于1791年回击的《人权论》。自1815年起，叙事史开始占据主流，内容多基于对革命年代的第一手亲历纪录。到了19世纪中叶，更具学术性的历史著作相继问世，这些作品由专家撰写，立论于原始档案，并对当代的各类记述进行了更为严谨的批判审视。

历史学家杜普伊归纳了19世纪革命史学的三大主轴。第一类以反动派作家为代表，他们否定人民主权、公民平等，并反对将理性、进步与个人幸福置于宗教信仰之上的革命理想；第二类则颂扬民主与共和价值；第三类则是像斯塔尔与基佐等自由派，他们承认建立宪法与保障人权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反对国家干预私有财产与个人权利，即便这种干预得到民主多数的支持也在所不惜。

儒勒·米什莱是19世纪民主共和派史学家的领军人物，而梯也尔、米涅与托克维尔则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伊波利特·泰纳的《当代法国的起源》（1875–1894年）因运用了地方档案而显得具备现代史学特征，但杜普伊认为，鉴于泰纳对群众与革命价值的蔑视，他本质上仍属于反动派。

尽管20世纪的史学研究变得更加细致，并更注重对文献证据的严密分析，但保守派、民主共和派与自由派对大革命的解读分野依然存在。法兰索瓦·维克托·阿方斯·奥拉尔（1849–1928年）是第一位专精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其致力于推动研究生教育、学术版本校订以及学术期刊的发展。他的重要著作《法国大革命政治史，1789年—1804年》（1905年）便是从民主共和立场诠释革命。

自1930年代起，社会经济分析以及对平民经验的关注主导了法国的革命研究。乔治·勒费弗尔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经济分析模型，详尽研究了农民阶级、1789年的农村恐慌以及革命群众的行为。同样秉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阿尔贝·索布尔，则于1958年发表了关于“无套裤汉”的重要研究。

阿尔弗雷德·柯班在两部重要著作《法国大革命的神话》（1955年）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诠释》（1964年）中，挑战雅各宾-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社会经济解释。他主张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政治冲突，最终以保守派有产者的胜利告终，而这一结果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而弗朗索瓦·傅勒与丹尼斯·里谢在1965年的著作《法国大革命》中，同样主张政治决策的优先地位，并将1789至1790年的改革时期，与随后城市群众介入导致激进化及失控局面进行了对比。

自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已过于陈旧，但目前尚未有任何新的解释模型获得广泛支持。革命史学研究已扩展至文化史、区域史、视觉表征、跨国诠释以及去殖民化等多元领域。

## 外部链接

- Notes et Archives 1789-1794 - 法文站点。包括1789年－1794年间大量史料，并有介绍分析文章。
-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Explo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 英文站点。包括拿破仑时期。
- Open University course
- Entry on Encyclopedia.com from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 Primary source documents from The Internet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
-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Explo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 a collaborative site by the Center for History and New Medi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and the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Project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Moderate Stage, 1789–1792 ,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adical Stage, 1792–1794 , three essays from The History Guide: Lectures on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 Vancea, S. The Cahiers de Doleances of 1789 , Clio History Journal, 2008.

## 基本资料

- 赛会：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 française
- 属于：大西洋革命
- 说明：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 地点：法国
- 结果：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制、1792年建立共和国、法国大革命战争爆发、拿破仑·波拿巴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