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鲁登道夫

- 1885年：以少尉身份服役于驻韦塞尔的第57步兵团
- 1893年：进入柏林普鲁士军事学院
- 1895年：晋升上尉，进入总参谋部
- 1900年：晋升少校，分派至第5军参谋部任职
- 1902年－1904年：任第5军高级参谋军官
- 1904年3月：调入柏林总参谋部
- 1908年：晋升中校，负责部队部署部门
- 1911年：晋升上校
- 1913年1月：被免除总参谋部职务，调往杜塞尔多夫任下莱茵第39步兵团团长
- 1914年春：调往史特拉斯堡，任第85步兵旅旅长
- 1914年4月22日：晋升少将
- 1914年8月：任第2军团副参谋长
- 1914年8月22日：任第8军团参谋长，获颁功绩勋章
- 1914年11月27日：晋升中将
- 1916年8月：就任军需总监，晋升步兵上将
- 1918年10月26日：辞职
- 1923年11月8日：参加啤酒馆政变
- 1937年12月20日：去世

埃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鲁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是一位德国将领、军事理论家与政治人物，最高军阶为步兵上将。鲁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主要的军事领袖之一，同时也是该国战时经济的组织者，战后则投身极右翼政治运动，并以“刀刺在背传说”和“总体战”理论闻名于世。

鲁登道夫出身于普鲁士波森省的一个平民家庭，母亲虽为贵族后裔，但家道已然中落。鲁登道夫自幼立志从军，12岁进入普伦军校，后转入普鲁士王家中央军官学院。1885年以少尉身份开始军旅生涯，其后进入总参谋部，结识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元帅，并在部队布署部门迅速崭露头角。然而由于坚持主张大幅扩军，鲁登道夫与威廉二世皇帝及战争部发生冲突，1913年初被免职，先后调往杜塞尔多夫和史特拉斯堡担任部队指挥官。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鲁登道夫因指挥列日围城战而崭露头角，并因此获得功绩勋章，随即被任命为东线第8军团参谋长，与退休复出的保罗·冯·兴登堡搭档，在坦能堡战役中取得德国军事史上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此后两人在东线接连取胜。1916年8月，兴登堡取代埃里希·冯·法金汉出任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就任军需总监并晋升步兵上将，两人事实上掌握了德国的军政大权，推行“兴登堡计划”和无限制潜艇战。鲁登道夫还安排密封列车将流亡瑞士的弗拉基米尔·列宁送回俄国，间接促成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俄国退出战争。1918年春，鲁登道夫倾力发动春季攻势（又称“鲁登道夫攻势”），攻势虽一度推进至马恩河，最终仍遭遏制。协约国随后发动百日攻势，鲁登道夫称1918年8月8日为“德国军队最黑暗的一天”。9月底，精神状态严重恶化的鲁登道夫向兴登堡坦承必须停战。10月26日，其在首相要求下辞职。

战后，鲁登道夫流亡北欧后返回德国，将一战的失败归咎于政客、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宣称德国军队从未在战场上被击败，而是“背后被捅了一刀”。1920年参与“卡普政变”，政变仅5天便宣告失败。1923年，阿道夫·希特勒拉拢与利用鲁登道夫的威望、发动了“啤酒馆政变”，同样失败，鲁登道夫被捕受审后获判无罪。1925年以纳粹党代表身份参加总统选举，在7名候选人中敬陪末座，仅获1.1%的选票。1926年，鲁登道夫与第一任妻子玛格丽特离异，再婚迎娶精神科医生玛蒂尔德·冯·凯姆尼茨，后者持强烈的反基督教与民族主义运动立场，对鲁登道夫的晚年思想影响甚深。两人定居巴伐利亚图青。1935年鲁登道夫70岁生日时，希特勒不请自来，欲晋升其为陆军元帅，但遭其拒绝。1937年12月20日，鲁登道夫因膀胱疾病在慕尼黑去世，享年72岁。

## 生平

### 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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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鲁登道夫于1865年4月9日出生在普鲁士波森省的克鲁舍夫尼亚村，位于今日波兰波兹南附近，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第三位。父亲是奥古斯特·威廉·鲁登道夫（August Wilhelm Ludendorff），母亲是克拉拉·冯·坦佩尔霍夫（Klara Jeanette Henriette von Tempelhoff）。母亲出身贵族，但家道中落，父亲则是波美拉尼亚商人家庭的后裔，其名下有几座小庄园，埃里希就在其中一座农场中长大。

鲁登道夫的基础教育始于当地学校，姑母在他的教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同侪眼中，鲁登道夫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不善交友、纪律严明，喜好学习而非与同龄人玩耍、注重整洁、不喜欢玩游戏，以免弄脏干净的鞋子。鲁登道夫从小便对数学、历史和地理有浓厚兴趣，少年时期即立志从军，家人也因为其有助于纾解家中长期的经济困境而表示支持。12岁时，鲁登道夫进入位于今日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普伦军校就读。尽管鲁登道夫在校期间体能表现平平，学业成绩却十分出色。五年后，鲁登道夫离开普伦，就读柏林普鲁士王家中央军官学院，并保持一如既往的作风：无视其他同学、埋头于书卷中，与周围环境隔绝。

1885年，19岁的鲁登道夫成为驻扎在今日韦塞尔的第57步兵团少尉，在随后的八年间，先后在基尔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服役。鲁登道夫在此期间养成了严格的自律习惯，他从不交友，对于被交付的每一项任务均一丝不苟地执行。1893年，鲁登道夫进入柏林的普鲁士军事学院，后获得雅各布·梅克尔将军的推荐而进入总参谋部。1895年，晋升为上尉，随后被分派至驻扎在家乡波森省的第5军参谋部任职。1900年晋升为少校后仍留在此处，1902年至1904年间担任第5军的高级参谋军官。

### 施里芬计划与战争准备

1904年3月，鲁登道夫在柏林结识了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这成为他军事生涯的转折点。此后一年间，鲁登道夫密切关注以施里芬之名命名的“施里芬计划”发展，该计划的核心是在西线对法国发动迅猛攻势，同时在东线以持久战拖住俄国。鲁登道夫赞同此计划，认为其前提是法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尊重比利时的中立，或者比利时将加入法国一方对抗共同的敌人。施里芬在计划公布后不久便退休，由小赫尔穆特·冯·毛奇接任。在此期间鲁登道夫的声望持续上升，三年后晋升中校，执掌部队动员布署部门，1911年晋升上校。

随着战争日益逼近，鲁登道夫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深感忧虑，认为当前军队兵力已经少到处于危险的境地。根据“施里芬计划”内容，战争一旦发生德军需在西线发动猛攻的同时，在东线也要与俄军鏖战，所需兵力庞大，但战争部迟迟不肯批准扩军。1911年秋，意大利总参谋部通知小毛奇：因在北非的军事远征，意大利无法抽调兵力支援西线作战，使德军的处境更加严峻。鲁登道夫认为德军应当再增加3个军，因此于1911年初与毛奇要求增兵30万人，但帝国议会在2月仅批准增兵1万人，其主张也未获得战争部长约西亚斯·冯·黑林根和战争部总务局局长弗朗茨·古斯塔夫·冯·万德尔的支持。眼见正规管道行不通，鲁登道夫转而联系退休将军奥古斯特·凯姆，由后者出面拉拢泛德意志联盟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等政界人士施压，终于达成增兵目标。

由于违反了德国军人不得干预皇帝或首相决策的惯例、藐视战争部的决定，鲁登道夫被解除职务，于1913年1月被迫离开总参谋部，被调往杜塞尔多夫，出任下莱茵河燧发枪第39团团长。鲁登道夫感到极为失望，他原本期望能指挥精锐的勃兰登堡团，现在则是自从进入总参谋部工作以来，时隔十余年重返野战部队指挥职务，更使其受辱的是不少当初的反对者获得了晋升，如万德尔甚至获授贵族头衔，在姓氏前加上了“冯”字。鲁登道夫在杜塞尔多夫的表现受到了重视和赞赏，尽管资深军官们嘲笑其行事风格，但年轻士兵们对其抱持对父辈的敬仰之心。1914年春，鲁登道夫奉调离去，往史特拉斯堡接管第85步兵旅。

在个人生活方面，鲁登道夫于1909年8月与玛格丽特·施密特·佩尔内（Margarethe Schmidt Perne）结婚，两人的相识是在柏林一个雨夜，鲁登道夫主动借伞给玛格丽特、并护送后者回家。玛格丽特此前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离婚后嫁给了鲁登道夫，两人并未生育子女，但玛格丽特与前夫育有三子一女，鲁登道夫对他们视如己出，而继子们也受他影响纷纷投身军旅。尽管结了婚，鲁登道夫在生活中依旧保持严格自律和献身军事的生活方式。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入侵比利时与列日围城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鲁登道夫被任命为驻扎在亚琛、由卡尔·冯·比洛将军指挥的德国第2军团副参谋长。由于在总参谋部任职期间便主导了列日突袭计划，鲁登道夫对该军团的任务了如指掌。鲁登道夫的方案大胆而精密：利用参谋军官秘密赴比利时“度假”搜集的地形情报，绕过外围要塞群，直取列日城堡本身；一旦夺取防御体系的指挥中枢，后续部队即可绕道推进，同时以他力主研发的重型攻城臼炮（30.5 和 42 公分口径）逐一摧毁残余要塞。早在1911年，鲁登道夫便亲赴列日考察当地防御工事。开战后，他被临时派往由奥托·冯·埃米希将军指挥的突击部队，其身份并非埃米希参谋部的成员，而是比洛的私人代表，负责协调前线行动与第2军团的整体部署。8月3日，鲁登道夫与埃米希于亚琛首次会面，部队于次日向比利时进发。

列日拥有12座要塞构成的环形防线，由荷兰裔工程师亨利·亚历克西斯·布里亚尔蒙中将于1888年设计，造价1亿法郎，在当时堪称欧洲最坚固的要塞体系之一，是为“列日要塞”。然而要塞采用波特兰水泥浇筑，未以钢筋加固，且部分要塞间距超出彼此火炮射程，存在无法互相掩护的死角。1914年8月4日清晨，埃米希麾下6个混合旅共约33,000人无视比利时中立地位越境入侵。鲁登道夫当日骑马北上至维塞附近视察骑兵侦察行动，生平首次身处敌火之下，但安然返回。德军步兵于傍晚展开进攻后随即遭遇猛烈抵抗，比利时守军的步枪和机枪火力给进攻纵队造成惨重伤亡。仅第34旅在8月5日一天便损失1,150名士兵和30名军官。

8月5日深夜，鲁登道夫与埃米希从赫尔韦骑马抵达弗莱龙要塞东北方的米舍鲁村，加入弗里德里希·冯·武索夫少将率领的第14旅。部队在黑暗中出发不久即因命令误解而停滞，鲁登道夫冲到纵队最前方亲自领队前进。穿越雷蒂讷村时走错了路，部队立即遭到猛烈射击，数次冲锋均告失败在判断无法突破后决定撤退重整，并在村中十字路口从武索夫的传令兵口中得知武索夫已阵亡，遂主动接管第14旅的指挥权。在雷蒂讷，鲁登道夫迂回包抄守军阵地，俘获100名比利时士兵并缴获数门火炮。部队随后在博瓦堡村外遭机枪射击，但因弹道偏高未造成伤亡。

8月6日上午，第14旅肃清该村后向列日近郊高地推进，下午2时，部队抵达夏特勒斯高地，俯瞰列日全城。然而第14旅是唯一突入要塞圈的德军部队（此时战力已不足原编制的一半），鲁登道夫担心陷入孤立，整夜焦虑不安地侧耳聆听。8月7日一早，第14旅沿高地而下，未遇抵抗即进入列日城区。前卫指挥官冯·奥文上校本应占领城堡，但得知比军已撤离后改赴城市西北出口设防。鲁登道夫误以为奥文已拿下城堡，仅带副官一人乘征用的比利时汽车驱车前往。抵达后发现大门紧锁，遂用剑柄猛敲大门直至门开，强势要求内部约百名比利时士兵全数投降。实际上比军主力早已撤离，此举仅具象征意义，但在德国公众心目中，鲁登道夫凭一把剑柄单枪匹马攻下列日的形象迅速传开，从总参谋部的技术官僚一跃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

德皇威廉二世于8月22日授予埃米希和鲁登道夫功绩勋章，两人成为大战中最早获此殊荣的军人。毛奇随即任命鲁登道夫为第8军团参谋长，赴东普鲁士应对俄军危机。毛奇在信中写道：“你将面临一项新的艰难任务，也许比突袭吕蒂希（列日）更为困难⋯⋯我不知道还有谁能让我如此绝对信任。”

#### 东线与坦能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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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民众沉浸在西线连胜的喜悦中时，东线的德国第8军团却在马克西米利安·冯·普里特维茨将军率领下艰难地抵挡俄军的推进。两支俄国军团于1914年8月中旬对东普鲁士发动攻势，兵力合计逾530,000人，而德军第8军团仅有约210,000人。普里特维茨在8月20日的贡宾嫩战役中失利后决定全军撤至维斯瓦河以西。小毛奇不满其优柔寡断，于8月22日任命鲁登道夫为第8军团新任参谋长，退役将军保罗·冯·兴登堡出任司令。鲁登道夫当晚抵达科布伦茨大本营后展现出惊人的果断：未等与兴登堡会面，便以毛奇名义直接向各军长发出电报，命令停止西撤、第1军经铁路南调以增援正独力阻挡俄军的第20军。深夜，鲁登道夫在汉诺威车站与兴登堡首次见面。兴登堡此前从未听说过列日之战的事迹；两人在专列的作战车厢中坐定后，兴登堡注视参谋长的时间远多于地图。兴登堡此前已度过长达45年的军旅生涯，对自己的定位有清晰的认知，认为是鲁登道夫获得了小毛奇的信任，被寄望以奇策拯救东普鲁士，而自己的任务“即便不完全是一尊摆设，也无非是以资历和军阶为这位年轻的参谋长扫清障碍”。半小时的简报结束后，兴登堡对全部方案表示赞同，两人随即各自就寝。

8月23日，两人抵达马林堡时，得知鲁登道夫在柏林的旧识、中校马克斯·霍夫曼已按照几乎相同的构想行事，准备将第8军团的部队调往西南方向以包围俄军。此后数日，德军先后截获俄军两位军团司令以明码无线电发出的行军命令，暴露了各部位置和意图；鲁登道夫起初怀疑是圈套，但曾任驻俄武官的霍夫曼深知俄军通讯手段的弱点，坚持情报可信，并断言北面的第1军团 (俄罗斯帝国)司令保罗·冯·伦宁坎普不会急于南下接应第2军团 (俄罗斯帝国)司令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

8月25日，鲁登道夫偕兴登堡在蒙托沃的山丘上与赫尔曼·冯·弗朗索瓦将军会面，部署对俄军第2军团的包围计划。兴登堡“如同一尊木雕巨像般伫立在旁，一言不发”，以其沉默为鲁登道夫的命令提供全部所需的威望支撑。当晚，兴登堡转身说道：“先生们，我们的准备已经到位，今晚可以安心入睡了。”随即坦然就寝，留下鲁登道夫带着敬畏、羡慕和难以置信交织的目光目送其离去。翌日战役打响后，鲁登道夫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在洛鲍的军官餐厅里，其用双手不停搓揉面包屑，幕僚们都知道这是极度焦虑的征兆；而对面的兴登堡却镇定自若地享用晚餐，仿佛仍身处汉诺威的家中。战役最关键的时刻，霍夫曼判断鲁登道夫“有些失去了镇静”；兴登堡在私下会谈中稳住了其动摇的意志，使其坚持了原定的大胆方案。

被完全孤立的俄军第2军团最终于8月底的坦能堡战役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德军俘获95,000名未伤俘虏和500门火炮，自身伤亡约37,000人，司令萨姆索诺夫也随之自尽。当鲁登道夫准备口述战后命令时，霍夫曼建议将命令抬头从指挥所所在的弗勒格瑙改为附近的“坦能堡”（1410年波兰和立陶宛联军曾在此击溃条顿骑士团），鲁登道夫立即采纳了这一极具历史象征意义的命名。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战役期间，小毛奇不顾鲁登道夫明确表态“不迫切需要增援”，仍从西线抽调两个军东运，这些部队既未赶上坦能堡战役，同时又减弱了进行中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德军力量。

9月中旬，俄军第1军团于马祖尔湖战役战败，该战役与坦能堡合计令俄军损失逾310,000人和650门火炮。兴登堡成为德国的民族英雄人物，而真正策划作战的鲁登道夫和霍夫曼则鲜为公众所知。然而东线的胜利未能改变全局，西线亚历山大·冯·克鲁克和比洛将军的部队在马恩河会战中遭受决定性失败，奥匈军队亦在加利西亚严重受挫。1914年9月15日，埃里希·冯·法金汉取代小毛奇出任总参谋长；同月，鲁登道夫的继子弗朗茨在布孔维尔附近身负重伤。

法金汉从第8军团抽出部分兵力组建新的第9军团，甚至一度下令鲁登道夫留任新第8军团参谋长、企图拆散这对搭档，但兴登堡直接向威廉二世申诉后此令被撤销。第9军团由兴登堡、鲁登道夫、霍夫曼共同指挥，9月底向华沙推进。维斯瓦河战役中，约60个俄军师逼近维斯瓦河，德军在兵力上处于严重劣势；霍夫曼在10月中旬的日记中写道：“我还在指望胜利，鲁登道夫已经不抱希望了。”10月底全军撤退，付出100,000人伤亡的代价。

鲁登道夫随即策划新的攻势。第9军团在5天内经铁路北移至托伦，于11月11日发动奇袭，是为罗兹战役 (1914年)，此战俄军虽取得了战术胜利，但对西里西亚方面的进攻也被迫中止。鲁登道夫对法金汉的军事策略感到愤怒，后者同时在西线发动的第一次伊普尔战役造成超过100,000名德军伤亡，其中大部分是未经充分训练的年轻志愿兵，鲁登道夫认为东线更需要这些兵力。尽管未能取得全胜，威廉二世仍在战役结束后晋升兴登堡为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为中将。

#### 与法金汉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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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与法金汉之间存在根本性的战略分歧：法金汉认为传统的歼灭战略已不可行，德国应先与俄国单独媾和、再专注于西线决胜；鲁登道夫与兴登堡则坚持必须在东线以军事手段彻底击败俄国。1914年12月，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访问波森的东线司令部，受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乐观情绪感染，透露了法金汉有意与俄国单独媾和，兴登堡、鲁登道夫与首相对此一致抨击。鲁登道夫随即做出一项严重违纪的举动：派遣情报官哈夫滕少校以“联络官”名义前往最高统帅部，实则为东线争取法金汉手中的4个新编军。哈夫滕甚至说服皇太子和皇后为兴登堡写信施压，但威廉二世断然拒绝撤换法金汉，并评价鲁登道夫是“品格可疑、被个人野心吞噬之人”。

1915年1月，鲁登道夫进一步公然挑战法金汉的权威：未经请示便自东线抽调部队支援康拉德的喀尔巴阡方面。法金汉立即反击，以此为由将鲁登道夫调任新编南方军团 (德意志帝国)参谋长，企图拆散这对搭档，法金汉认为“鲁登道夫依赖兴登堡的声望，而兴登堡没了参谋长不过就是个稻草人”。鲁登道夫离开波森前往南方军团驻地蒙卡奇，但因临行前已与兴登堡草拟了一封给威廉二世请求归还参谋长的信（兴登堡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而不过分担心。威廉二世最终妥协：鲁登道夫返回东线、康拉德获得4个军的增援、法金汉辞去兼任的陆军部长之职，但仍保留总参谋长一职。

1915年2月，鲁登道夫策划了第二次马祖尔湖战役，以两翼夹击的方式在严寒中包围俄军第10军团，最终俘获110,000人、毙伤100,000人。然而兴登堡本人坦承：“尽管冬季会战取得了巨大的战术胜利，我们却未能将其转化为战略成果。”此后数月，德军在东线持续陷入零星而激烈的消耗战中，鲁登道夫却被排除在法金汉主导的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之外，该攻势交由奥古斯特·冯·马肯森指挥，东线司令部仅被要求在北段发起牵制性的佯攻。美国历史学家、鲁登道夫传记作者唐纳德·古德斯皮德（Donald J. Goodspeed）指出兴登堡、鲁登道夫和霍夫曼“在不悦的沉默中注视着这一切，爱国期望与个人情绪痛苦交织”。1915年6月，鲁登道夫与霍夫曼构想了一个比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更为大胆的计划：以第10军团和涅曼军团对科夫诺实施钳形攻势，进而切断维尔纳至彼得格勒的铁路、深入俄军后方，一举将俄国逐出战争。鲁登道夫踌躇满志前往波森出席御前会议，但威廉二世支持法金汉的小规模攻势计划（仅渡过纳雷夫河而非涅曼河），鲁登道夫愤然返回勒岑，自此东线司令部与最高统帅部之间进入“不宣而战”的状态。

东线转入静态后，东线司令部于10月迁至考纳斯。鲁登道夫无法像兴登堡那样以狩猎消磨时光，但很快找到了新的兴趣，开始着手治理一片面积相当于法国的占领区。东线司令部辖下设有6个行政省，鲁登道夫在其中建立起完整的行政体系，包括宪兵、法院、地方货币和专卖制度。为确保德国从占领区获取最大利益，其治理手段极为严厉：农民的马匹和牲畜遭到征用，鲁登道夫本人承认“持续而沉重的征调必然使这片土地蒙受严重损害”，但“除了坚持征收别无他法”。古德斯皮德评价，鲁登道夫“至少与其军事才能一样出色的行政能力”在此得到了充分展现，其对东方（尤其是库尔兰）的殖民规划甚至比拿破仑更具野心。这段治理占领区的经历也为其日后的政治观点奠定了基础。

1916年3月，俄军在东线发动纳罗奇湖攻势未果，但到了6月，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将军对已被削弱的奥匈军队发动大规模攻势，一路推进至喀尔巴阡山脉一线，同时开辟了罗马尼亚战线。鲁登道夫对法金汉的处置愈发愤怒，向来访者抱怨“1916年正在毫无意义地消耗于流血之中”，并与贝特曼、鲍尔中校及诸多军方与工业界人士结成反法金汉同盟。压垮法金汉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16年8月下旬罗马尼亚出乎法金汉与威廉二世预料对奥匈帝国宣战。在此之前，法金汉已因凡尔登战役的严重失利以及未能在“布鲁西洛夫攻势”中充分支援奥匈军队而饱受抨击。威廉二世得知罗马尼亚参战的消息后也陷入极度沮丧，宣称战争已经输了。经过一夜失眠，威廉二世含泪接受法金汉辞职，任命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拒绝接受为其拟定的“总参谋部第二长官”（Zweiter Chef des Generalstabes）头衔，自创“军需总监”一职，坚持与兴登堡共享一切决策与指挥权，并晋升为步兵上将。

#### 就任最高陆军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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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登道夫到任后首先面对的是罗马尼亚参战的问题，此时西线凡尔登战役尚未结束，索姆河战役才刚开始不久。鲁登道夫任命法金汉担任罗马尼亚方面的第9军团司令。1916年12月初，由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率领的同盟国军队攻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方面暂时稳定后，鲁登道夫与兴登堡得以专注于法国战场，两人均认为凡尔登与索姆河两场战役必须尽快结束。鲁登道夫每日清晨8时便进入办公室，往往直到凌晨1、2时方才就寝，处理军事决策时亦几乎不再征询威廉二世的意见。皇帝军事内阁的马歇尔上校私下向威廉·格勒纳警告：鲁登道夫“以其无边的虚荣和傲慢”，迟早会把德国的鲜血榨干，然后让皇帝承担全部罪责。

就任新职仅数月，鲁登道夫便与兴登堡着手变革德国的军事工业，计划以更激进的方式取代战争部的旧有战时体制。1916年以前，国家曾明令禁止政治或军事人物干预工业事务，但两人对此不以为意。兴登堡希望到1917年时弹药产量增长1倍、火炮和机枪产量增加2倍，是为“兴登堡计划”；为推行此计划，鲁登道夫促成在战争部下设立由威廉·格勒纳主管的战争署，统筹全国的军工生产与劳动力分配。工业界巨头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只要劳动力问题得到解决，计划仍有施行的可能。鲁登道夫长期奉行所谓“总体战”的理念，认为必须将“祖国的经济、体力和精神力量提升到最高水平”，帝国中每一个有能力者都应做出贡献。1916年12月5日，《祖国辅助服务法》经政府和帝国议会批准颁布，规定17岁至60岁的适龄劳动者均须从事有利于军事工业的工作，拒绝者将面临罚款或监禁。首相贝特曼在审议过程中已隐然察觉到与最高陆军指挥部之间“不可弥合的分歧”。

然而“兴登堡计划”的目标从一开始便不切实际，实施后迅速暴露诸多问题。前线士兵认为工厂工人薪资远高于军饷；后方工人亦不满意，尤其在1916年严冬之后，饥荒蔓延、生活水准远低于承诺，抗议活动频频爆发。到1917年春，计划的失败已成定局，鲁登道夫后来亦承认该计划“不仅不够充分，甚至是有害的”。在政治方面，鲁登道夫亦判断失误：其轻信波兰占领区军政长官贝塞勒尔将军的保证，认为建立一个名义独立的波兰王国可为德军提供多达5个师的兵力。1916年11月5日，德奥两国联合宣布波兰独立，此举不仅令正在进行的德俄秘密和谈彻底破裂，承诺的波兰师也始终未能兑现。

在推行总体动员的同时，鲁登道夫与兴登堡也面临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于1916年9月提议考虑与协约国签订和平协议，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亦表态支持，但两人断然拒绝，深知协约国在战场上占有优势，不会同意任何对德国有利的和约。鲁登道夫表示：“如果德国在没有收益的情况下缔结和约，那就等于输掉了战争。”和谈既无可能，鲁登道夫转而寄望于潜舰战，但其态度经历了明显转变。初到普什奇纳时，鲁登道夫曾支持首相反对无限制潜舰战，担心此举将促使丹麦和荷兰倒向协约国；然而1916年秋德国海军正式提出以潜舰全面攻击协约国船只的构想后，以统计数据论证英国将在5个月内被迫求和，鲁登道夫遂逐渐转向，与兴登堡一同主张以潜舰实施海上封锁是扭转战局的唯一途径。首相与皇帝仍持反对态度，担心招致美国参战。然而1917年1月初的会议上，首相在军事专业上无力反驳军方的论据，两人最终说服威廉二世于1月9日正式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舰战。

然而潜舰战的成效远不如预期，德国潜舰未能有效削弱英国经济。政治家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在1917年7月6日的帝国议会演讲中援引统计数据阐述了这一事实，议会随即开始起草和平决议。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勃然大怒，次日赶赴柏林，但威廉二世向二人说明议会之事不属军方管辖，并命其立即返回克罗伊茨纳赫。昔日好友霍夫曼后来评述，此时的鲁登道夫已无耐心听取他人意见，执意推行自己的决定，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被强加的和谈提议，只接受以德国占据优势为前提的和约。随后大批反对首相的人士纷纷发声，威廉二世被迫于7月12日召集会议决定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命运。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得知后以辞呈相逼，首相无法接受两位军事统帅离去，遂于次日向皇帝请辞获准。至此，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已实际掌控了整个国家。有人暗示其正走向军事独裁，鲁登道夫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回应：自己“骨子里仍是个军校生，演不了克伦威尔”；贝特曼去职前留下一句评语：“有法金汉，我们在战略上输掉战争；有鲁登道夫，我们将在政治上输掉。”

#### 美国参战与俄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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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后不久，航运巨头阿尔伯特·巴林曾亲赴最高陆军指挥部，竭力劝说鲁登道夫不可招致美国参战，但遭到粗暴驳回。巴林临别时当着在场数名军官的面含泪对鲁登道夫说道：“我或许活不了多久了，但你——你在战争结束前就会被关进疯人院！”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但鲁登道夫始终严重低估了美国参战的影响。在其看来，首要之患在于美国向协约国输送的军火物资，而非美国军队本身，鲁登道夫也认为潜艇将切断大西洋上的协约国航运，美国纵然参战亦远水救不了近火。昔日好友霍夫曼在此期间写道：“我们都知道他不是政治家。他太冲动了，总是要求事情马上就发生，但政治家必须懂得等待。”

在东线方面，鲁登道夫深刻影响了俄国的战争走向。1917年初，俄罗斯帝国陷入剧烈的政治动荡。鲁登道夫虽持续收到彼得格勒局势紧张的报告，却不相信革命迫在眉睫。2月底，彼得格勒爆发面包骚乱和工厂罢工，部分卫戍部队哗变，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于3月退位。俄国临时政府虽承诺继续作战，但由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则主张立即与德国媾和。然而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并未认真看待这些俄国革命家，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在廉价公寓里围着茶炊争论晦涩辩证法、印发粗劣小册子的边缘人物”。旅居瑞士苏黎世的列宁虽已被德国政府收买资助了两年半，却始终被视为国际博弈中无足轻重的棋子。此时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派遣俄国流亡革命家亚历山大·帕尔乌斯前往克罗伊茨纳赫面见鲁登道夫。帕尔乌斯描述了旅居苏黎世、身边仅三四十名追随者的列宁其人，并强调此人已公开承诺一旦掌权便立即与德国签订和约。鲁登道夫听罢当场拍板，随即派遣特工斯克拉尔茨前往苏黎世与列宁接洽。然而列宁素来不愿冒可避免的人身风险，且深知彼得格勒局势动荡、前途未卜，因而提出诸多条件，双方直到4月4日方才达成正式协议。后世有说法称鲁登道夫做此决定时深感不安、已预见到列宁日后的世界影响，但此说纯属事后附会；以1917年3月的眼光而论，“鲁登道夫根本无法从这位温文尔雅的流亡者身上看出改天换地的力量”。4月9日，列宁及其同志搭乘一列享有治外法权的密封列车从苏黎世出发，经由德国领土，于4月16日抵达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

1917年夏季，俄国临时政府在西方盟国的催促下，由战争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下令在加利西亚发动攻势，是为“克伦斯基攻势”。鲁登道夫从西线抽调6个师交给霍夫曼增援东线。俄军攻势初期取得若干进展，但纪律迅速瓦解、哗变频发。7月19日，德军发动反攻，首日即推进15公里，塔尔诺波尔于25日陷落。至8月初，俄军完全撤出加利西亚与布科维纳，这是其在一战中的最后一次攻势。9月1日，德军在奥斯卡·冯·胡蒂尔将军指挥下攻克里加。

10月25日，列宁和列夫·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发动政变，推翻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并夺取政权。11月26日，鲁登道夫收到新任苏俄军队总司令尼古拉·克雷连科的电报，询问是否可以缔结停战协定。鲁登道夫对此尚有疑虑，拨通了霍夫曼的电话：“跟这种人谈判有可能吗？”霍夫曼立即回答：“完全可以。阁下需要兵力，而这是最快的办法。”12月2日，俄国停战代表团越过德军防线抵达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鲁登道夫终于得以将东线的80个师逐步西调，感觉“仿佛一块大石从胸口被搬走”。然而古德斯皮德对此评价道：“这一切都只是幻觉，因为关键的时机已经过去了。”

#### 兴登堡防线与西线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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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鲁登道夫判断战争短期内无法结束，决定以防御为优先，无论是奥匈帝国对南提洛或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增援请求均予以拒绝。此时西线协约国兵力已达390万人，德军仅250万。鲁登道夫自1916年底开始彻底改革西线防御战术，恰逢索姆河战场上第1军团参谋长弗里茨·冯·洛斯堡上校注意到固定防线在炮火下损失惨重，提出以纵深防御取代单线死守的构想。鲁登道夫对此方案思索再三，深知在战争进行中大幅改变战术是高风险举措，但凡尔登和索姆河的人力消耗已使德国无法承受旧有模式的代价，加之其仍相信德国军官和士兵在训练与技术上优于对手，遂决定采纳新方案，随即为各级参谋军官和指挥官开设专门训练课程，并发布名为《阵地战中防御作战指导原则》的新版教范。

1917年2月中旬，最高陆军指挥部迁至更靠近西线的巴特克罗伊茨纳赫。鲁登道夫对此感到欣慰，不过6个月，其对东西两线相对重要性的看法便发生转变。索姆河战场形成的突出部构成防线弱点，鲁登道夫下令在后方修筑一条名为“齐格菲防线”的坚固阵地（即“兴登堡防线”），并策划了代号“阿尔贝里希行动”的大规模撤退与破坏行动。德军在撤退沿途约20英里纵深范围内，房屋被夷平、树木被砍倒、水井遭到污染、道路和桥梁悉数炸毁，平民被强制迁出。负责该方面的巴伐利亚皇储“鲁普雷希特”集团军司令官鲁普雷希特对此深感不安，一度考虑辞职抗议，最终仅拒绝亲自签署该命令。3月16日开始的撤退行动取得了完全成功：29个德国师在3天内悄然撤至新防线或预备阵地，协约国直到4月5日才沿全线恢复接触，德军由此缩短了战线并挪出了多达14个师的机动兵力。

新防御战术的首次重大考验于1917年4月9日发生，英军第1军团 (英国)和第3军团 (英国)在阿拉斯战役 (1917年)，加拿大军于上午便攻占了号称坚不可摧的维米岭，德军第6军团的三条防线均遭突破。鲁登道夫后来承认：“我曾满怀信心地面对预期中的攻势，现在却深感沮丧。4月9日把一切计算都付之东流。”兴登堡走进其房间，用双手握住鲁登道夫的右手说：“我们过去一起经历过比今天更危急的时刻。”事后调查显示，突破的原因并非新战术之失败，而是第6军团司令部的指挥失当，洛斯堡随即被调来接任该军团参谋长。数日后法军在香槟和埃纳河地区发动尼维尔攻势，但进攻以惨败告终：头10天法军即损失约134,000人，54个师先后发生哗变。然而德军同样损失惨重，鲁登道夫认为若非东线因俄国革命而暂趋平静、无须分兵应付，西线德军恐亦难以承受如此烈度的消耗。

1917年下半年，西线战事更加胶着。英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从7月底开始在伊珀尔突出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即帕斯尚尔战役），鲁登道夫对此深感忧虑，但新防御体系经受住了考验。在抵御协约国攻势的同时，鲁登道夫也在酝酿进攻手段的变革。9月攻克里加一役中，胡蒂尔将军首次大规模运用了一套新式战术：由炮兵专家格奥尔格·布鲁赫米勒上校策划短促猛烈的炮火急袭，再以突击小组向纵深渗透。10月下旬，奥匈帝国告知其军队无力再撑过一个冬天，鲁登道夫遂组建由奥托·冯·贝洛将军指挥的第14军团，于10月24日在托尔明诺附近以同样的渗透战术对意大利军发动突击，是为卡波雷托战役。意大利军全线崩溃，德奥军队一举俘获275,000人，但鲁登道夫仍不满意，认为这场胜利并未让其更接近最终的目标。11月20日，英军以324辆坦克在康布雷发动奇袭，6小时内夺取的阵地超过英军在伊珀尔4个月攻势的总和。鲁登道夫紧急调集部队，至29日再度以突击战术成功反攻，夺回全部失地。里加、卡波雷托和康布雷的经验证实了新式战术的可行性，鲁登道夫随即着手将其系统化，编纂为《阵地战中的进攻》教范，为翌年春季的西线大攻势奠定了战术基础。

#### “鲁登道夫攻势”与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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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德军的兵力如预期般增长，据估计至1918年3月已增加了30%，德国由此在整场战争中首次于兵力上超过协约国。然而，截至1918年1月已有超过20万美军抵达西线，且持续增加中。鲁登道夫计划德军应尽快发动进攻，便早在前一年年底即开始构想春季攻势计划。1月初，鲁登道夫与老友兼顾问霍夫曼少将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霍夫曼不赞同鲁登道夫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提出的条件，认为德国只需要一圈波兰领土便已足够，并主张对手无法在战场上被彻底击败，因此应以妥协换取和平，而鲁登道夫对此绝不接受。1月2日，霍夫曼在克罗伊茨纳赫陈述其立场时，鲁登道夫铁青著脸猛然起身，以尖锐的声调对在场所有人大吼大叫，包括皇帝威廉二世在内。两人的关系从此再未改善。尽管如此，鲁登道夫仍成功争取到了严苛的条约条件，条约于1918年3月3日签署。然而“以东方和平换取西方兵力”的战略设想并未如期兑现：直到1918年10月，东线仍牵制着约100万名德军；鲁登道夫甚至坚持向克里米亚派兵，而占领区所承诺的粮食和石油也因缺乏运输设施未能如期输回国内。

1917年11月11日，春季攻势的首次参谋会议在蒙斯召开。鲁登道夫与鲁普雷希特集团军参谋长赫尔曼·冯·库尔将军、德国皇太子集团军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将军及作战处长格奥尔格·魏泽尔上校共同研讨攻击的时间与地点，但没有任何一位军团司令出席。会上考虑了三个攻击方向：佛兰德斯的伊珀尔至朗斯地段、法国的阿拉斯至圣康坦地段，以及凡尔登两翼。鲁登道夫选定中段主攻英军而非法军，理由是英军指挥官较为迟钝、帕斯尚尔之后英军亦已严重削弱，且该地段地面较为干燥。然而其对攻势的定性存在战略模糊，鲁登道夫曾宣称“战术必须优先于纯粹的战略目标”，计划以“一连串紧密衔接的局部打击动摇敌方大厦，使其迟早全面崩塌”，而当鲁普雷希特追问具体的作战目标时，鲁登道夫仅不耐烦地回道：“我们打开一个缺口，其余的事自然会解决。”协约国总司令费迪南·福煦后来嘲讽此为“水牛战略”。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冯·巴登则直接问鲁登道夫若攻势失败将有何结果，后者则阴沉地回答：“那德国就只有毁灭一途。”霍夫曼则认为，德军每发动一次攻势，即便成功也必将消耗更多预备队，而协约国只需避免彻底崩溃，即可坐等源源不绝的美军增援。

1918年3月21日，德军“皇帝会战”（又称“鲁登道夫攻势”）于法国北部圣康坦一带正式开始，第一波展开的进攻为“米夏耶尔作战”。鲁登道夫坚持对作战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希望向西北方向实现有力突破，将英军与法军分割开来、把英军推向大海。然而战术上的突破远超战略上的成效。进攻打响后，北段奥托·冯·贝洛的第17军团在阿拉斯方向几乎纹丝不动，南段胡蒂尔的第18军团却几乎未遇抵抗便实现了突破。然而鲁登道夫在最初数日违背了自己“战术优先”的原则：非但未将预备队投入胡蒂尔已打开的缺口，反而继续向屡攻不克的北段增援，同时命令胡蒂尔转向南方的努瓦永、远离主要目标。直到第17和第6军团再度未能突破阿拉斯高地，鲁登道夫方才改弦易辙，将9个师调给马尔维茨的第2军团、令其朝亚眠方向进攻，攻势重心由此从北段转向南段，但数日的延误已使胡蒂尔丧失了进攻动量，法军将领菲利普·贝当也已调派21个法军师驰援英军。纪律问题同时浮现：士兵发现英军的物资补给远胜于己方，纷纷停下抢劫仓库和农舍、成批的士兵醉倒路旁。至4月4日鲁登道夫下令停止“米夏耶尔”时，德军已在超过40英里宽的正面突入40英里纵深、俘获80,000余人和975门火炮，但决定性的战略突破始终未能实现。

“米夏耶尔”将大量英军师引至亚眠附近集结防御，德军在佛兰德斯利斯河两岸仍有向英军施压的空间。4月9日，鲁登道夫发动“乔治特作战”，然而相较于“米夏耶尔”动用的60余个师，此次仅投入11个师，规模之小使其代号从“乔治”（George）被降格为“乔治特”（Georgette，意为“小乔治”）。进攻虽于25日攻克凯梅尔山，随即陷入停滞。鲁登道夫于4月29日中止行动，深感失望；更令其愤怒的是，部分德军师已显露拒绝进攻的迹象，抢劫补给站和农舍以觅食的报告不断传来。“乔治特”失败后，洛斯堡认定继续发动攻势已属徒劳，霍夫曼早在一个月前便已得出同样结论。鲁普雷希特私下致函首相敦促启动和谈，并补充道鲁登道夫本人虽已意识到时机已到，却仍在“绝望地寄望于某种天降奇迹”。

然而鲁登道夫非但没有转入防御，反而在5月底下令发动新的进攻。“布吕歇尔作战”原本仅是一场有限的佯攻，目的是将法军预备队从佛兰德斯吸引南下，为计划中的决定性“哈根作战”清扫北段战场。5月27日，15个德军师在苏瓦松和兰斯之间向4个疲惫的英军师发起突击，进展之快出乎意料：三天后部队已抵达马恩河，德军再次兵临巴黎，然而鲁登道夫故态复萌，见初期的战术成功后便考虑将这场佯攻扩大为决战，不断从鲁普雷希特的北方集团军抽调师南下增援，佛兰德斯的“哈根计划”因此被无限期搁置，再也无法实施。然而与前两次攻势如出一辙，防御者依靠铁路增援的速度始终快于进攻者徒步穿越破碎地带的推进速度，进攻在6月5日被完全遏制。“马恩防御-兰斯”行动是皇帝会战中的最后一搏，7月15日至18日间，德国第7军团在蒂耶里堡以东渡过马恩河，第1和第3军团在兰斯以东发动进攻，但遭遇极为猛烈的抵抗，鲁登道夫在次日便下令两支军团撤退。7月18日，福煦发动苏瓦松方面的反攻，德军被迫全面后撤。自“米夏耶尔”以来的四场攻势累计使德军损失约500,000人，其中95,000人阵亡、32,000人被俘；鲁登道夫麾下原有207个师、其中82个为预备队，到7月底预备队已缩减至66个且多半严重缺员。

7月22日之后，主动权不可逆转地落入福煦手中。1918年8月8日，协约国以大量坦克和飞机在亚眠发动突袭，6个虚弱的德军师（每师平均仅剩约3,000名战斗人员）一触即溃。退却的部队向迎面开上来的增援师高喊：“工贼”、“罢工破坏者”、“你们在延长战争”。鲁登道夫后来称8月8日是德国陆军在这场战争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福煦随即采用了与鲁登道夫相同的战术：在不同地点连续发动猛烈但有限的进攻，但协约国有着鲁登道夫不具备的充足资源。

#### 被解职

鲁登道夫的精神状态自春季攻势开始后便持续恶化。其长期受失眠折磨，拒绝下放职责，事无巨细地干预各军团的作战指挥。6月30日下午在斯帕，鲁登道夫突然陷入一场无法控制的暴怒，语无伦次地痛斥帝国议会、外交部、独立社会党乃至德国人民本身。其还开始寄望于一本摩拉维亚兄弟会的祷告书：“米夏耶尔”发动前的午餐席间，鲁登道夫突然转向赫尔曼·冯·蒂绍维茨（Hermann von Tiesenhausen-Tieschowitz）将军，问道：“你知道兄弟会明天的箴言是什么吗？——‘这是上帝选民的日子。’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对明天的攻势充满信心呢？”蒂绍维茨感到错愕，难以想像鲁登道夫说这话时是认真的。

8月8日“黑日”之后，鲁登道夫的精神危机更为频繁而剧烈。阿韦讷的作战参谋最先注意到变化，私下决定绕过兴登堡，安排柏林精神科医生霍赫海默尔博士以借口前来最高陆军指挥部就近观察。霍赫海默尔为其开出增加休息和睡眠（当时每晚仅睡1至5小时）、散步、按摩等治疗方案，但好转极为短暂。曾任首相的贝特曼-霍尔维格此前曾对海军上将格奥尔格·亚历山大·冯·穆勒说过：“你不了解鲁登道夫，他只有在顺境中才显得伟大。当事情不顺时，他就会失去理智。我在东线就见过这种情况。”如今此言在柏林广为传诵，知情人士谈起第一军需总监时已称之为“一个彻底崩溃的人”。库尔将军亦记载：“已无法与鲁登道夫争论任何事情⋯⋯他不断亲自安排一切细节，与所有军团司令和参谋长通话，发出的命令常与他先前吩咐我做的完全相反⋯⋯而且情绪极度激动、不接受任何反对意见。”

1918年9月28日，保加利亚求和的消息传来后，鲁登道夫的精神彻底崩溃，据在场人员所述，其口吐白沫、倒在办公室地板上。傍晚约六时许，鲁登道夫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地走入兴登堡的办公室，说明了停战的必要性；兴登堡握住其右手，肯定地点了点头。次日晚上，鲁登道夫向外交大臣辛慈重复了同样的话，表示若不立即达成停战协定，西线将演变为一场灾难。然而辛慈逐渐意识到，鲁登道夫似乎将停战仅仅视为一次暂时的喘息，以便休整后重新开战。

10月初，德国新任首相、巴登亲王马克西米连·冯·巴登致信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停战。威尔逊回复称愿意向盟国提出和平建议，但协约国的一切要求都将被无条件满足。鲁登道夫的态度随即急剧摇摆：10月10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呼吸训练和休息后，其语调大为转变，声称60万替补兵员可修复士气，敌军突破“可能但并不太可能”。首相马克斯追问：“当这些兵员也拼光之后，我们岂非面临更糟糕的局面？”鲁登道夫答：“不可能更糟。”马克斯反驳：“有的——德国本土遭到入侵和蹂躏。”鲁登道夫只说：“还没到那一步。”马克斯事后写道：“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我对鲁登道夫这个人失去了信任。”10月24日夜，鲁登道夫与兴登堡未经政府批准便径自签署一道发给全军的命令，宣称威尔逊的要求等同于“无条件投降，对军人而言不可接受”，号召继续抵抗，此举直接违反了新颁布的宪法。两人随即向皇帝建言：与其接受如此苛刻的条款，继续作战反而更为现实。

10月26日，首相马克斯要求皇帝解除鲁登道夫的职务。皇帝在宫中将鲁登道夫召入密室，严厉训斥其未经授权的电报和在军事形势上反复无常的立场，会面气氛“近乎暴烈”；据报皇帝一度高声喝道：“阁下，我必须提醒您，您是站在您的皇帝面前。”鲁登道夫表示不再感受到陛下的信任，请求予以免职。皇帝向其表示感谢，接受了辞呈，并半带讽刺地说道：“我会在社会党人的帮助下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帝国。”鲁登道夫随即敬礼，离开了房间。兴登堡半心半意地询问是否也需要辞职，但首相表示鉴于兴登堡“对德国人民的象征意义”有必要留任，皇帝亦表同意；而兴登堡自始至终“未曾为鲁登道夫说一句辩护的话”。两人离开宫殿时，兴登堡提议一起乘车回去，鲁登道夫断然拒绝：“我拒绝与你有任何来往，因为你对我如此薄情。”当晚，柏林各电影院宣布鲁登道夫被解职的消息时，观众报以持久的欢呼。

回到妻子玛格丽特身边时，鲁登道夫简短地宣布：“皇帝解除了我的职务。我被免职了。”玛格丽特无法让丈夫做更多解释。鲁登道夫久久静坐，然后站起来大声说道：“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将没有帝国，也没有皇帝。你等著看吧。”停战协定于1918年11月11日在贡比涅签署。直到战争结束之际，鲁登道夫一直住在妻子位于柏林西部租来的公寓里，每天无声地坐在书桌前。

### 战后生活

#### 流亡到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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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后，柏林局势动荡，不满的民众到处寻找战败的替罪羊，过去四年推行军事独裁的鲁登道夫成为众矢之的。11月9日晚鲁登道夫离开柏林，16日持伪造证件出国，经丹麦辗转至瑞典。妻子玛格丽特认为出逃有损尊严，独自留在柏林。流亡期间，鲁登道夫撰写了两卷战争回忆录，以齐格菲自喻，将自己塑造为邪恶势力的牺牲品，并大力推动“背后一刀”的论述。1919年2月底，鲁登道夫判断革命骚乱已经平息，决定回国。

鲁登道夫返回柏林后受到极为优厚的礼遇，其后定居于柏林蒂尔加滕区的维多利亚街（Viktoriastraße），寓所很快成为右翼密谋的聚会中心，自由军团领袖帕布斯特（Pabst）上尉、柏林卫戍司令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沃尔夫冈·卡普及鲍尔上校等各种人士频繁出入。鲁登道夫在此期间对妻子宣称：“革命党人最大的失误就是留我们这些人活着。假如有朝一日我重新掌权，绝不会手下留情。我要亲手把艾伯特、谢德曼之流吊起来，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晃荡。”一日，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尼尔·马尔科姆少将前来拜访，鲁登道夫激动地指责德国政府和人民配不上“自己的尚武祖先”，语无伦次之际马尔科姆试图为其归纳，问道：“将军，您是想说你们是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鲁登道夫回道：“就是这样！他们在背后捅了我一刀！”这句随口的措辞日后成为纳粹宣传的核心口号。在鲁登道夫的首肯下，帕布斯特组建了“国民联合会”，租用原德意志祖国党在谢林街 (慕尼黑)的办公室，由帕布斯特、卡普和鲍尔着手策划推翻共和国。鲁登道夫本人虽因“精神状态不稳且时常陷入沉思”而未参与日常策划，却是密谋不可或缺的核心：其在军界和财界的人脉将各方势力串联起来，并从工业巨头胡戈·斯廷内斯处为国民联合会筹得大笔资金。

1920年3月，协约国要求德国裁军至20万人以履行《凡尔赛条约》，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遂下令解散最激进的自由军团，包括驻扎在柏林郊外的埃哈特海军旅。吕特维茨拒绝执行裁军令，于3月13日凌晨率5,000名全副武装的自由军团士兵进军柏林，是为“卡普政变”。诺斯克在深夜紧急召集高级军官商议，汉斯·冯·塞克特以一句冷淡的“国防军不向国防军开火”拒绝保卫共和政府；到场将领中仅陆军总指挥瓦尔特·莱因哈特一人表示愿意抵抗。政府在出逃前发表宣言，号召工人发动总罢工以对抗“鲁登道夫之流的军事独裁”。清晨7时，埃哈特旅抵达勃兰登堡门，鲁登道夫事后辩称只是从维多利亚街寓所“出来散步”时偶然看到部队，但卡普和吕特维茨同时出现的事实表明这是预先安排的会合。四人随即在军乐伴奏下带领部队穿过勃兰登堡门，经菩提树下大街进入政府区。然而叛乱者占领首都后无所作为：卡普无法组阁，几乎所有被邀请的要人都拒绝参与；总罢工在数小时内令柏林全面瘫痪，电力中断、交通停摆、自来水断流。各地国防军指挥官纷纷宣布效忠共和国政府，柏林一个国防军营甚至哗变并逮捕了本营军官。政变发动不到五天便彻底崩溃。在最后的夜间会议上，鲍尔上校“泪流满面地”恳求鲁登道夫接掌指挥权，被其拒绝。卡普逃往瑞典，吕特维茨和鲍尔逃往匈牙利；鲁登道夫再次戴上假胡子和蓝色眼镜，匆匆逃往巴伐利亚。

逃至巴伐利亚后，鲁登道夫在乡间辗转躲藏，1920年8月在慕尼黑南郊的路德维希斯赫村（Prinz-Ludwigs-Höhe）购置一座围墙环绕的宅邸定居。宅邸很快成为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朝圣地”，包括阿尔弗雷德·冯·铁必制海军元帅和正在崛起的巴伐利亚右翼新星希特勒都曾到访。恩斯特·罗姆后来回忆，被邀请进入路德维希斯赫的“雅致宅邸”是一项“荣誉”。尽管鲁登道夫本人在1920至1921年间暂时退出公开的政治舞台，其盟友埃哈特所领导的“领事组织”却以巴伐利亚为基地展开暗杀恐怖活动，在1921至1922年间犯下至少354起政治谋杀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名受害者分别是签署停战协定的中央党政治家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和犹太裔工业家、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鲁登道夫不仅默许“领事组织”的恐怖行动，本人也与埃茨贝格尔和拉特瑙两起暗杀案有“初步关联”。后来鲁登道夫在著作中将埃茨贝格尔之死轻描淡写为“德国苦难的表达”和“自卫意志”，称杀害拉特瑙的凶手是在“执行人民的裁决”以“消灭害虫”。

与此同时，鲁登道夫的反犹思想日趋激进。定居巴伐利亚后不久即宣称正在“研究犹太人问题”，阅读了《锡安长老会纪要》及亨利·福特等人的反犹著作，又在私信中写道：“我在犹太人的文字中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1921年底出版的《军事领导与政治》（Kriegführung und Politik）一书标志着反犹思想的全面爆发：战争回忆录中对“颠覆分子”的含糊暗示被赤裸裸的反犹主义所取代，书中宣称德国的政客“主要受到与本民族完全格格不入的犹太势力影响”，犹太人企图“在精神上阉割我们这个民族，以便让具有更强民族意志的他者来统治我们”。书中还提出，德国若要在未来的欧洲冲突中取胜，就必须实现“无犹化”，此一用语后来为纳粹所采用。此外，鲁登道夫在书中反驳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伸”的经典论断，提出“政治必须为战争服务”的极端主张，日后在《总体战》一书中有更为系统的阐述。

#### 与纳粹党结盟到啤酒馆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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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底至1921年初，鲁登道夫经鲁道夫·赫斯结识了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1921年3月，马克斯·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透过其主持的民族主义秘密结社“重建”（Aufbau）正式安排两人会面。希特勒对鲁登道夫极尽吹捧，鲁登道夫也享受这份崇拜，两人相互利用：希特勒试图藉鲁登道夫的声望为其运动增添正当性，鲁登道夫则希望利用希特勒这位群众煽动家作为自己军事独裁的文宣代言人。伊恩·克肖指出，鲁登道夫虽未直接指挥巴伐利亚形形色色的右翼团体，却是将这些势力串联起来的“共同纽带”，是各派都能认可的领袖人物。

1923年，法国与比利时出兵占领鲁尔区引发全国公愤，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纳粹党员人数从1922年底的8,000人暴增至1923年11月的55,000人。1923年2月，鲁登道夫应斯廷内斯之邀在柏林万湖与国防军统帅塞克特秘密会面，提议动员民族主义武装力量对抗法国占领；塞克特表示欢迎准军事力量的支援，但坚持一切部队须归其指挥，而鲁登道夫拒绝。同年9月1至2日，10万名右翼分子和准军事人员聚集在纽伦堡举行“德国日”集会，鲁登道夫与希特勒在阅兵台上并肩检阅了历时两小时的游行。集会期间，原先松散的准军事联盟正式改组为“战斗同盟”，宣誓效忠希特勒为政治领袖、鲁登道夫为军事首脑，其政治纲领公开主张以武力推翻柏林政府。9月26日，施特雷泽曼宣布结束鲁尔地区的被动抵抗，民族主义舆论哗然。巴伐利亚政府随即宣布紧急状态，任命前州长古斯塔夫·冯·卡尔为国家专员，与国家防卫军巴伐利亚军区指挥官奥托·冯·洛索和州警察局长汉斯·冯·塞瑟组成三头执政体制。

尽管鲁登道夫事后坚称自己对政变毫无预谋，大量证据表明并非如此。早在8月27日，鲁登道夫即与希特勒、戈林在多特蒙德附近的哈根举行秘密会议，同意在政治事务上服从希特勒。政变计划在11月6至7日敲定，原定11月11日举事，因获悉卡尔将于8日晚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集会而提前行动。鲁登道夫事先将全部存款从德意志银行提出，并向步兵学校军官通报计划；事后查获的政变文件上有其亲笔旁注。11月7日，洛索召集高级军官，警告一场建立“希特勒—鲁登道夫独裁”的政变即将发生。11月8日晚8时25分，希特勒率冲锋队闯入啤酒馆内，打断正在演讲的卡尔，还朝天花板开了一枪，宣布“民族革命已经开始”，此事件即“啤酒馆政变”。随后希特勒将卡尔、洛索和塞瑟带入一旁，胁迫他们表态支持，但未能成功。朔伊布纳-里希特随即驱车将鲁登道夫从路德维希斯赫接来，后者抵达后便向三人谎称：“诸位先生，我和你们一样惊讶”，随后以务实态度展开说服，驳回三人对外国军事干预的疑虑为“战术问题”，坚称国防军不会向国防军开火。鲁登道夫迫使洛索摊牌，后者立正、手按军刀，低声答道：“阁下的意愿就是我的命令。”塞瑟随后亦伸手表示合作，卡尔最终让步。六人登台向群众宣布新政府：希特勒任总理，鲁登道夫统帅国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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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特勒离开处理其他事务后，鲁登道夫约10时30分以各人须回岗位为由放走了卡尔、洛索和塞瑟，甚至未派卫兵随行。朔伊布纳-里希特闻讯震惊，鲁登道夫厉声呵斥：“我禁止你怀疑一名德国军官的荣誉承诺。”随后前往陆军部等候洛索，却不知后者已直奔第19步兵团营房组织反击。凌晨2时50分，三人透过广播撤销前一晚的表态，宣布取缔纳粹党和战斗同盟。鲁登道夫在陆军部苦等近7小时，直到凌晨5时才从步兵学校副校长洛伊波尔德上校处得知真相，反复说道“我不能相信，我就是不能相信”。

清晨，政变领导人撤回啤酒馆。克里贝尔主张撤退至罗森海姆打游击，鲁登道夫驳回；约11时提议率全体人员穿过市中心游行，以一句断然的“我们上街！”（Wir marschieren!）终结争论。将近正午，2,000余名武装人员列队出发，在路德维希桥以武力突破州警封锁后继续前行。队伍行至统帅堂前的音乐厅广场入口时，与130名州警爆发持续约一分钟的交火，造成15名游行者、4名警察和1名旁观者死亡。朔伊布纳-里希特胸口中弹身亡，倒下时拽住挽臂同行的希特勒，使后者肩部脱臼但逃过一劫；鲁登道夫的勤务兵诺伊鲍尔同时阵亡。罗姆后来描述：“列日和坦能堡的胜利者挺身直立，不眨一下眼、不加快一步，迎着枪火穿过警察队列。”枪声停歇后，鲁登道夫独自走入音乐厅广场，从容任由一名年轻警官将其带入王宫。鲁登道夫随后致电仍固守陆军部的罗姆，说服其和平投降，政变至此结束。

叛国罪审判于1924年2月26日开庭，至4月1日宣判。洛索和塞克特在通信中均称之为“鲁登道夫—希特勒审判”，反映出当时鲁登道夫才是首要人物。庭审中主审法官对被告明显同情，给予充分的发言空间；鲁登道夫于2月29日发表冗长的辩护演说，声称自己介入政变始于10月21日卡尔将国防军置于巴伐利亚控制之下那天，称此举为叛乱和违宪，因而需要应对。希特勒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借此“将自己推到了鲁登道夫前方，占据了整个民族主义运动空缺的领袖位置”。法庭判处希特勒5年监禁（实际仅服刑9个月），鲁登道夫则被宣告无罪，法庭认为其爱国动机无可置疑。鲁登道夫对此评论：“这是我的制服和勋章所蒙受的耻辱。”

政变失败后，鲁登道夫试图在希特勒入狱期间夺取运动领导权，与阿尔布雷希特·冯·格雷费等人将被禁的纳粹党残余力量拉入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Nationalsozialistische Freiheitsbewegung）。1924年春季大选中，民族主义各派联合名单获得相当成功，鲁登道夫与格雷费、弗里克、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等33名代表进入国会。鲁登道夫鄙视议会政治，称国会议席是“一种惩罚”。然而运动内部很快分裂：格雷费和希特勒主张不同的方向，鲁登道夫于8月在魏玛召集各派领袖会议试图弥合分歧，但希特勒在狱中保持沉默，各派各行其是。12月的第二次大选更在前次32个国会席位中失去了20席。克里福德指出，“啤酒馆政变”及其后的斗争暴露了一个根本事实：“纳粹运动容不下两个领袖”。希特勒出狱后于1925年2月在《人民观察家报》上赞扬鲁登道夫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但两人的关系已不复从前，交谈经常以观点冲突而告终。

#### 晚年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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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判无罪后不久，鲁登道夫即当选国会的纳粹党议员，但在议会中毫无建树，本人更称国会议席是“一种惩罚”。1925年3月，总统艾伯特去世后须举行大选，鲁登道夫参选总统。鲁登道夫几乎未做任何竞选活动，结果仅获约285,000票，在近2,400万张选票中占比略逾百分之一。首轮投票无人过半后，兴登堡受民族主义阵营劝说出马参加第二轮并轻松胜出，在77岁高龄当选威玛共和国总统。当年夏天，新任总统兴登堡两度拒绝与鲁登道夫会面，后者怒不可遏，此后再未以好话提及这位昔日的搭档。同年9月，鲁登道夫在雷根斯堡创建“坦能堡同盟”，试图在纳粹党之外建立自己的民族主义运动，鼎盛时期成员约3至4万人。

鲁登道夫在啤酒馆政变前后结识了住在慕尼黑附近图钦村的寡妇玛蒂尔德·冯·凯姆尼茨，后者为一名受过医学训练的精神科医师，曾在慕尼黑著名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的实验室任职，战后以新异教主义著作闻名。在玛蒂尔德的影响下，鲁登道夫逐渐形成一套阴谋论体系，认为天主教会、国际犹太势力和共济会正联合密谋摧毁德意志民族。1926年，61岁的鲁登道夫与玛格丽特离婚，同年9月在图钦与玛蒂尔德再婚。此后两人定居图钦，透过自设的出版社大量发行攻击天主教会、共济会和犹太人的小册子与报刊。鲁登道夫也与几乎所有旧识反目：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曾被迫对其提起诽谤诉讼，并轻松胜诉，37名将军联署声明将鲁登道夫排除出军官社交圈，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铁必制也在被公开辱骂后永久与其绝交。与希特勒的决裂源于鲁登道夫指控后者受制于罗马教宗，并在1931年出版题为《希特勒对德意志人民的背叛——将人民出卖给罗马教宗》（Hitlers Verrat der Deutschen an den römischen Papst）的小册子加以抨击。1927年8月坦能堡纪念碑落成典礼上，鲁登道夫拒绝与兴登堡同车同席；据称当兴登堡张开双臂迎上前来时，鲁登道夫竟转身背对、退后五步。典礼结束后，昔日的战友无人上前搭理，鲁登道夫只得独自走向自己的汽车。1934年兴登堡去世时，鲁登道夫拒绝按照全国命令为其降半旗致哀。

1933年纳粹党掌权后，“坦能堡同盟”旋即遭到取缔，但鲁登道夫本人因声望而享有一种“小丑特权”（Narrenfreiheit），纳粹政权愿意容忍其公开批评。1935年，鲁登道夫出版《总体战》（Der totale Krieg）一书，提出“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因此政治必须为战争服务”的主张，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论断彻底颠倒。同年鲁登道夫70寿辰，国防军高层试图授予其元帅军衔以示拉拢，遭到拒绝；鲁登道夫对心腹坦言“元帅衔位不配我的身份”，因为其已自封更为响亮的“统帅”（Feldherr）。

经过多年疏离和多方斡旋，鲁登道夫于1937年3月30日在慕尼黑接见了来访的希特勒；据约瑟夫·戈培尔日记记载，鲁登道夫见到旧日战友时眼眶含泪。然而和解仅维持了数月。同年11月底，鲁登道夫因膀胱疾病住进慕尼黑约瑟菲努姆医院，由其多年来猛烈攻击的天主教会派修女照护。12月20日上午8时，鲁登道夫去世，享年72岁。希特勒亲自扶灵，送葬队伍沿慕尼黑街道行至统帅堂，由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堡元帅致悼词，称鲁登道夫为“普鲁士—德意志军人传统中的伟人”。流亡荷兰的前皇帝威廉二世则委托马肯森元帅代为出席。最终鲁登道夫依照其遗嘱要求葬于图钦，而非柏林荣军公墓或坦能堡纪念碑，并嘱咐追随者“团结在我的妻子周围”。

## 评价

### 军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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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H·L·孟肯在1917年6月的《大西洋月刊》中如此描述鲁登道夫在战时德国的地位：“世人对他一无所知，他却掌握着世界的命脉。”古德斯皮德在传记结尾的总评中指出，鲁登道夫主导制定的防御和进攻战术“展现出这场战争中其他任何地方均未见到、且在任何战争中亦罕有匹敌的战术天才”，而行政组织才能更为突出，“堪列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军事组织者之列”。在纯军事事务上，鲁登道夫展现出令人意外的虚心，如弹性纵深防御方案来自仅为上校的洛斯堡、渗透进攻来自盖尔上尉、推动炮兵战术革新的布鲁赫米勒也仅为中校。古德斯皮德评价，“鲁登道夫始终乐于接受新的军事思想，而协约国的高级将领却很少如此”。杰伊·洛克瑙尔（Jay Lockenour）梳理了同代人与后世史家对鲁登道夫的历史比较，从腓特烈大帝到拿破仑，从沙恩霍斯特到华伦斯坦，“在某些人眼中，他就是德国的克伦威尔”；克瑞里·巴内特在一战军事史专著《剑的承载者》中将鲁登道夫列为一战四位“最高统帅”（Supreme Command）之一，与毛奇、杰利科、贝当并列。亚历山大·克里福德称鲁登道夫为“受性情摆布的天才”（temperamental genius），需要兴登堡的沉着加以节制，唯有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方能充分施展才华；格勒纳在战后回顾坦能堡之役时亦评价：“坦能堡之胜就是他的胜利、他的功业。此战之后，他的不朽似乎已成定局。”罗杰·奇克林则称“兴登堡计划”是鲁登道夫实现其战争观（将工业、媒体和全部人力资源纳入军事管理）的尝试，这也是其日后于著作《总体战》中的思想雏形。

然而在战略层面，鲁登道夫的缺陷同样突出。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被认为是一战德军最优秀的高级指挥官之一，在战时便已公开批评鲁登道夫的战略与战术。美国军事史学者大卫·T·扎贝克在对1918年攻势的专题研究中，认为鲁登道夫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德国陆军的缩影：战术上天赋异禀，作战层级有缺陷，战略上一塌糊涂；英国史家特雷弗斯（Tim Travers）则从结果论断，“在相当程度上，德军是被自己的攻势打败的”，其过度伤亡源于拙劣的战术执行，而战略上又未能做到贯彻始终。鲁登道夫曾仰仗的防御战术革新者洛斯堡在战后回忆录中指出，“1918年7月18日是战争指导的确切转折点”，最高陆军指挥部未能认清德军战力已在当月严重受损，未及时转入系统性重建，“最终将我们推向了战争结束时的境地”。接替鲁登道夫职位的格勒纳于1922年反思时表示：即使前两次攻势失败，军方仍固守突破钢铁防线的幻想，“以自我欺骗直到最后一刻”；所宣称的胜利“是英雄壮举的胜利，而非将帅与政治家的才智所赢得的战略与政治意义上的胜利”。

1918年秋的精神崩溃是鲁登道夫研究中争论已久的问题，如古德斯皮德怀疑其曾经中风，奇克林认为属“偏执或妄想性障碍”，理查·M·瓦特（Richard M. Watt）则断言鲁登道夫为“半疯”状态；传记作者曼弗雷德·奈伯林则较为谨慎，转引海因里希·曼称鲁登道夫为“疯子”、托马斯·曼认为此人“不值得当回事”等说法。洛克瑙尔不以为然，认为“鲁登道夫的精神状态与评价其历史地位基本无关”，以精神疾病解释战后的政治极端化反而模糊了责任归属，“甚至有开脱之嫌”。事实上，包括鲍尔上校、霍夫曼将军乃至皇帝威廉二世本人在内，在战争后期都已流露出反犹和阴谋论倾向，鲁登道夫只不过是将这些在德国精英阶层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推到了多数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 与兴登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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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与鲁登道夫是20世纪军事史上相当著名的一对战时搭档。克里福德指出，英语世界长期将两人视为“旧秩序的守护者”和所谓“好德国人”，即称职保守、品格高尚的军人，但这种印象“完全偏离现实”，两人实则“各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深度介入政治，其观念和行动“最终导向了纳粹独裁”。关于二人的分工，洛克瑙尔援引威玛时期国防部长格斯勒的评述：“有一点是确定的：鲁登道夫是主动进取的一方、军事领导层的驱动力；但不能抹杀兴登堡，后者以其清醒的沉着做出最终决定，仅凭威望便能发挥平衡作用。”尽管如此，奇克林仍断言，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鲁登道夫是德国最有权势的人”。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基钦将两人共治定性为“军事化的波拿巴主义”，以强大的民众支持为后盾，维护精英阶层的利益并压制内部异见。

基钦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沉默的独裁”的运作机制：最高陆军指挥部刻意隐身于文官政府背后，将首相作为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自身则以专注军务的面目示人；矛盾的是，“最高陆军指挥部越是藏在首相的身影之后，其权力反而越大”。鲁登道夫本人在战后回忆录中也承认了这一策略的存在，抱怨政府“没有充分明确地对公众说明：掌握最高指挥权的是政府本身，而非鲁登道夫将军”。在此安排下，兴登堡实际上成为鲁登道夫的保护伞，霍夫曼也曾暗示过军方和政界均有人试图将鲁登道夫撤职，但对手们深知扳倒鲁登道夫就意味着兴登堡随之辞职，因此无人敢轻举妄动。塞克特在鲁登道夫被解职后不久对妻子评价道：“我确信鲁登道夫是心甘情愿为大局牺牲的。我承认他杰出的精力、工作能力和组织天赋。没有他，我们在军事上不可能坚持这么久。”塞克特之妻多萝西娅则更直接地指出，兴登堡之所以能在1925年总统竞选，其声望应完全归功于鲁登道夫的军事才能。

战后，两人就战功归属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而多数时候是鲁登道夫处于进攻一方。鲁登道夫自封“统帅”，将一战胜绩归于自身，始终难以接受战争末期威廉二世接受了鲁登道夫的辞呈，却以“为了军队”为由挽留兴登堡一事，认为兴登堡当时提出一并辞职的行为不过是惺惺作态，对皇帝挽留的顺从太过轻易。此后在流亡和著述中，鲁登道夫不断强调坦能堡之役的胜利、最高陆军指挥部的重担全在自己肩上，而兴登堡的追随者则致力于维护老元帅作为民族象征的地位。不过古德斯皮德认为，兴登堡有其精明之处：1924年坦能堡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兴登堡主动上前尝试与鲁登道夫修复关系，因为前者非常清楚“对于后世而言，鲁登道夫将永远是其传奇中不可摆脱的分身”（Doppelgänger）。然而利益考量终究难以维系私谊。1925年兴登堡当选总统后两度拒见鲁登道夫，关系彻底破裂。啤酒馆政变后，两人的政治道路也彻底分野：兴登堡走上宪政之路，以保守派的民族象征身份出任共和国总统；鲁登道夫则在极端主义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其形象也因审判而名誉扫地，在选举政治中毫无号召力。此后十余年间，鲁登道夫在公开场合和出版物中始终以最刻薄的言辞攻击兴登堡。1934年兴登堡去世时，鲁登道夫拒绝降半旗，亦未致唁电；但据洛克瑙尔记载，兴登堡直到临终仍保留着鲁登道夫的照片。

### 历史遗产

关于纳粹崛起的历史责任，克里福德认为鲁登道夫的直接责任虽不如亲手任命希特勒的兴登堡，但不能因为“这位古怪将军和元首之间的恩怨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笨拙，就忽视其所作所为带来的严重后果”。鲁登道夫自1918年9月起蓄意编造并大肆散布“背后捅刀”神话，完全出于一己之私；这套说词使整整一代德国右翼深信民主派、左翼分子和犹太人是应该憎恨的对象，更致命的是，将他们视为潜伏于国家内部的叛国者。威玛共和初年，鲁登道夫为最激进的反共和势力提供资金、人脉和军方庇护。啤酒馆政变若没有鲁登道夫的军界声望，根本不可能发动；政变失败后，正是他决定带队上街，才使这场未遂政变以流血收场而非悄然瓦解，从而成为纳粹党创党神话的一部分。

基钦认为，鲁登道夫的最高陆军指挥部体制在德国历史上是从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过渡到希特勒法西斯独裁的中间形态：“最高陆军指挥部与法西斯主义的目标何其相似，无须逐一列举；从前者到后者的意识形态脉络同样一目了然。”洛克瑙尔则着重剖析了围绕鲁登道夫建构的神话：在追随者的叙事中，鲁登道夫被比作日耳曼传说中只手屠龙的英雄齐格菲；他死后数十年，玛蒂尔德及其信徒仍然利用这一“屠龙者”形象动员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古德斯皮德的结论最为直白：“鲁登道夫竟握有如此大权，对德国和全世界都是一场灾难。当然有人能更称职地担此重任——格勒纳、霍夫曼或塞克特——但在威廉二世的帝国里，这些人恰恰因为温和持重而无缘获得最高统帅部的任命。”克里福德在全书末尾以一句话为两位将军的历史角色盖棺论定：“全世界都为鲁登道夫的疯狂与兴登堡的昏庸付出了惨痛代价。”

## 荣誉

- 德意志帝国
- 普鲁士王国 功勋勋章（1914年8月8日）；加橡叶（1915年2月23日）
- 普鲁士王国 大十字勋章（1918年3月24日）
- 普鲁士王国 铁十字勋章：一级及二级（1914年版）
- 普鲁士王国 红鹰勋章：大十字级，带橡叶及佩剑（1917年6月29日）
- 普鲁士王国 军官服役奖章（25年）
- 普鲁士王国 皇帝威廉百年纪念奖章
- 萨克森王国 军事圣亨利勋章：骑士十字级（1914年12月21日）、一级指挥官级（1917年11月13日）、大十字级（1918年5月7日）
- 符腾堡王国 军功勋章 (符腾堡)：指挥官十字级（1915年）、大十字级（1918年）
- 奥尔登堡大公国 彼得·腓特烈·路德维希公爵家族与功勋勋章：带剑及月桂（1918年10月29日）
- 外国
- 奥匈帝国 军事玛丽亚·特蕾莎勋章：大十字级（1918年3月26日）
- 奥匈帝国 军功十字勋章 (奥匈帝国)：带战争勋饰及佩剑大十字级（1917年7月28日）
- 奥匈帝国 利奥波德勋章：大十字级（1917年）
- 奥匈帝国 法兰兹·约瑟夫勋章：带星指挥官级（1913年）
- 奥匈帝国 军功奖章 (奥匈帝国)，配军功十字勋章绶带（1918年3月26日）
- 芬兰 自由十字勋章：带剑大十字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