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会议，在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主持下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有7118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主要讨论“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的问题，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民主集中制”。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将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等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毛泽东、林彪与刘少奇等中央高层对大跃进的错误存在分歧，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最初伏笔。七千人大会后，“三面红旗”的指导地位下降、“八字方针”地位上升，中国大陆的大饥荒问题有所缓和，毛泽东一度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务。

## 背景

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使得中国经济遭受空前的浩劫，饥荒蔓延全国，造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最大危机。1961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总结建国以来主要是1958年以来之经验。11月12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之情况汇报时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之工作中间，发生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不正确观点和作风，妨碍著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之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七千人大会做充分准备。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目的原本是要求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以顺利推动粮食征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故习惯称为“七千人大会”。

## 第一阶段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以来经验进行“初步总结”。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由于人数众多，杨尚昆将7118人出席人员按省划分为35组，再按地区划分为400多个小组，再由副手龚子荣指派35位专人，分别到各组去了解情况。并于当天晚上向杨尚昆和田家英进行汇报。大会正式召开前二天，1月9日，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依照惯例先行召开小型工作会议审议书面报告。

1月11日，在不举行开幕典礼的情况下，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这份书面报告由刘少奇起草；第一稿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没有看完，但表示赞成“这个方向”，并提出不用交政治局审议，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在讨论中，与会者议论纷纷。为了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大会一面延长会期，自1月11日到24日，整整讨论了14天；一面又于1月16日在毛泽东指示下又成立一个21人起草委员会，包括周恩来、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对报告进行全面讨论和修改，“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1月25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有各省市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会议进行了3个多小时，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子恢、谢觉哉、王震、张鼎丞等人发言，最后，仍由刘少奇作总结。刘少奇对书面报告的修改作了几点说明。他说：有几件事报告不提了，有些是因为达不到，有些是因为现在还看不清楚。

- 第一件“不提了”就是关于“赶英超英”的问题。他说：15年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个报告上没有讲。我们起草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写上去了，第二次说还是不写好。15年赶上英国，原来是这样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用不着去改，用不着取消，我们做得好，到15年的时候赶上了，就赶上了，没有赶上，也没有什么不得了，更多一点时间，多几年就是了。
- 第二件“不提了”是在书面报告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有讲。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特别是“四五八”：到1967年耕地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 第三件“不提了”是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还“一大二公”，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一直到27日，才将反复讨论的报告做最后定稿，刊发全会。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宣布散会，预定1月30日或31日结束，31日晚代表即可回家过春节。

然而早在1月13日，毛泽东指示国家主席刘少奇除了书面报告外还要有口头报告，接着又安排另一位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林彪紧接着刘少奇在1月29日作口头讲话。1月27日，举行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问题、党的作风问题。刘少奇报告：“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湖南问农民困难是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称不能到处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毛泽东经常讲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之关系。刘少奇根据政治局常委讨论过的提纲作口头报告，并讲了一番跟书面报告迥然不同的话，刘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他反复重申“不是路线错误，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的话，刘还说成绩大还是错误大“两者的关系，可能不是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而是三个手指头和七个手指头的关系，或者比例更加悬殊”。

1月29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其中林彪的讲话带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毛泽东说：“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箸里没有产生，没有民主。”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还有话要说。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决定延长会期。于是七千人大会进入第二阶段。

##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1月30日到2月7日，由于许多地方干部不满，毛泽东最后决定召开“出气会”，大家留在北京过春节，并号召发扬民主。毛泽东还说：“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家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在召开出气会的同时，曾经穿插了几次大会，中央政治局有几位常委上台讲话。刘少奇的讲话在与许多干部激起强烈共鸣，小组人员争先发言。杨尚昆后来回忆：“大家一致对少奇同志的报告满意，特别满意会议的开法。”这时毛泽东不得不将他的老搭档林彪请出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直言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的多，弯路会弯得小些。”林彪身体向来不好，不耐繁剧，但当场足足讲了二个小时之久，林彪讲完话，毛泽东鼓掌叫好，并要求刘少奇整理记录下来。1月30日毛泽东接着林彪讲话，在七千人大会发表即席演讲。在3月20日，毛泽东还亲自修改林彪发言修订稿，前后看了三遍。2月7日（大年初三），七千人大会最后一天，周恩来讲国民经济存在困难和克服之办法等问题；在通过刘少奇书面报告之决议后，由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七千人大会，有些批评指名道姓，包括对毛泽东之指名批评；在全体会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作自我批评，深深感动全体与会者；通过会议，大家精神振奋，团结一致，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之斗争；七千人大会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完全正确，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之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后来党内斗争之阴影；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背离此基本原则。

## 闭幕大会

2月11日举行闭幕大会，闭幕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大会一开始，毛泽东就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拥护大会的报告，赞扬了林彪的讲话。同时，他还在讲话中对如何克服困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缩短基本战线、搞好市场供应等等。然后，毛泽东请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但他没有提到林彪的讲话。接下来，毛泽东请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讲话，陈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毛泽东立马说：“陈云同志向来谨慎，是不轻易讲话的。现在没有要讲的，到要讲的时候再讲。”七千人大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 会后

不久，刘少奇发现1961年实际上存在着30多亿之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1962年之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之危险；2月21日至2月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应刘少奇要求，陈云在2月23日之会议上讲话，分析目前财政经济方面之困难，同时提出六条克服困难之意见：

- 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
- 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 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
- 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 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 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之继续。2月23日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陈云同意这个判断，并列举了五个方面的困难和六个方面的应对措施。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陈云在会议上报告《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再度阐述西楼会议的内容。邓力群回忆当时：“会议的气氛超乎想象地热烈。”

## 对民族工作的影响

1962年5月，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会上反思了“大跃进”以来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左”的错误。

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在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他指出了在民族、宗教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在一些地区，对于两类矛盾的区别没有掌握好，有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有一些干部把民族融合讲得很乱，把民族融合当做实际任务来处理；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忽视自治权利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撤销自治地方，有的合并自治地方，有的上级机关布置工作不经过自治机关；对少数民族干部，在近几年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批判过头，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干部不敢讲话，不敢反映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同民族上层人士协商不够，有的地方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对民族上层人士进行批斗；废除封建压迫制度后，在宗教工作中忽视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干涉群众的正常的宗教活动，寺庙、喇嘛、阿訇留得很少；近几年来大汉族主义思想有所增长。

这次会议反映的问题，经过研究，决定以乌兰夫、李维汉、徐冰、刘春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写报告，并提出了处理意见。报告提出凡是1958年以来被撤销合并的民族自治县一律恢复；自治州由专署代管或同专署行署合署办公的，迅速恢复原建制；民族地区的乡和公社以下的干部，一般应由当地少数民族人员担任；凡是在“拔白旗”、“反右派”、整风整社、民族改革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不管是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要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认真迅速地甄别平反；民族上层人士凡被错划了、错捕了、错处理了的，要甄别，该平反的要坚决平反，不该降职、撤职而降职、撤职的，要恢复原职，在生活待遇上，一律要和同级中共党员干部一视同仁，并且对他们加以照顾。

6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乌兰夫等人的报告。中央指示各级党委要检查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还指出：应当让同志们知道，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长期地进行经常性的工作，方能逐步实现。如果看不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势必要犯错误。任何人不准在党的方针政策之外另出点子，另行章程。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央还要求：在这次精简中，管理民族工作机构不要取消，干部不要精简，还要适当加强。

## 评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一致认为毛泽东在会中主动承担大跃进中错误的责任，毛泽东在这一次大会上提倡民主集中制，并以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鼓励与会代表讲真话。但林彪有意在维护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换周恩来讲话时同样指出：“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邓小平指出：“总的说来，毛主席历次反映我们根本路线、政策的议论，是正确的，但我们有若干具体政策措施，与指导思想相违背。” 然而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及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重提阶级斗争，痛批七千人大会体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四年后的1966年中国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将七千人大会的主导者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肃清。

七千人大会基本上仍肯定三面红旗，刘少奇的报告对毛泽东仍是尊重的，但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使刘、毛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一般认为大会期间党主席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冲突，已为1966年即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事实上，毛泽东确实是不满意的。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人谈话时提到：“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就提到：“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已隐约透露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 扩展阅读

- 《变局——中国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

## 外部链接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选集（下）》，马克思主义文库
- 陈永发：〈毛泽东与七千人大会：民主发扬还是文革预演？〉
- 七千人大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基本资料

- 事件名称：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 图像说明：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一起（1962年2月6日）
- 主持人：毛泽东（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 参与者：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及部队）五级领导干部：7,118人
- 地点：中国北京市人民大会堂
- 日期：1962年1月11日－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