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罕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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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门罕战役（亦称作“诺门坎战役”，苏联与蒙古称“哈拉哈河战役”，Бои на Халхин-Голе，Халхын голын байлдаан；日本称“诺门罕事件”，ノモンハン事件）是1939年5月至8月以日本帝国和满洲国为一方，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为另一方而进行的大规模边界战争。这场战争从1939年5月11日直至1939年9月16日签署停战协议为止。苏联方面指挥这场战役的统帅是朱可夫、日方主将则为小松原道太郎。虽然这场战争规模很大，但苏、日双方并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战争的结果以日本关东军的失利和苏联的获胜为结局，但苏联并无意进一步扩大战事。为此苏联在1941年4月与日本缔结了《苏日中立条约》，双方相互承认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此后两国在二战中一直维持和平状态，直至苏联在1945年8月8日对日本宣战并发动八月风暴行动为止。

## 战争背景

这场战争的背后根源是苏联与日本围绕着在远东地区的各自战略利益进行的角逐，但是直接导火索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满洲国围绕着以哈拉哈河流域的边界争端而引发的。

### 地理概况

诺门罕地区位于今天的蒙古国东方省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交界地带，海拉尔西南的180公里处，这片地区除了蒙古国境内的诺门罕以外，还包括了中国境内的阿木古郎镇-罕达盖苏木等地。

作为这个区域内主要河流的哈拉哈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的达尔滨湖，自南向北流经蒙古国东部及中蒙交界地区，部分河段形成界河，在这过程中与罕达盖河、喀玛尔河、巴达纳河、爪尔班赛汗河、特尔根河等多条支流汇合，最后注入贝尔湖。从发源地达尔滨湖至贝尔湖，其河流长度约为270公里。

- 哈拉哈河全域缩放图
- 贝尔湖缩放图

流经诺门罕地区的哈拉哈河的河段长度约41公里，河西岸比东岸高50米，形成台地。作为支流的胡鲁斯台河从东北向西南流入哈拉哈河，将诺门罕地区分为南北两部分。东南方达尔汗山至罕达盖是连绵数十公里的松林。哈拉哈河及其支流是诺门罕地区的主要淡水水源，在哈拉哈河东岸2公里至3公里处，以及附近的哈拉哈庙周边地区多为水草肥美的湿地，其余地区包括哈拉哈河西岸多为植被稀少的沙地，形成高约20米至40米连绵起伏的沙丘。

### “雍正界线”的由来

雍正10年4月（1732年5月），根据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的奏折，清廷为了加强对北部边界控制，计划从黑龙江地区迁移索伦、鄂伦春及原属车臣汗部的旧巴尔虎等部约3000人至呼伦贝尔地区，雍正12年（1734年），又有隶属车臣汗部的旧巴尔虎2984人及家眷迁入该地区，编为新巴尔虎左右旗。

新巴尔虎左翼四旗（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驻牧于哈拉哈河、乌尔逊河、呼伦湖东岸及海拉尔河下游両岸，其中正蓝旗活动范围位于哈拉哈河诺门罕卡伦一带；新巴尔虎右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驻牧于贝尔湖北岸、乌尔逊河和呼伦湖両岸及克鲁伦河下游両岸。旧巴尔虎部原以半猎半牧为生，迁入呼伦贝尔后逐渐转变为游牧生活。新设各旗作为军事驻牧群体，承担边防任务，由呼伦贝尔副都统管辖。作为朝廷发放的军饷，基层兵丁可按月领取银一両，但平时仍主要以放牧维持生计。

根据《清史稿》记载，原居该地区的车臣汗部活动范围涵盖喀尔喀东部草原，并延申至哈拉哈河流域。在蒙古不同的部落之间，历来就因为水源和草埸而经常发生纠纷，随着新巴尔虎左旗的设立，両者牧埸空间发生接壤，也引发了围绕使用草埸与水源方面的矛盾。为对此进行管理，清廷依据《理藩院则例》（源自《蒙古律例》）的制度，规定部落之间不得越界放牧，并通过设置卡伦划定各部落的放牧范围区域。雍正11年（1733年）设立了13个卡伦处，雍正12年（1734年），又在喀尔喀布特拉哈両边交界地区增设了包括“诺门罕布尔德”（Номхон/Номунхан-ы бүрд）（蒙语意思：法王绿洲）在内的16个卡伦处，各卡伦之间相距约28公里至52公里不等，平均相隔约为30公里。

在上述制度框架下，两个部落在长期的放牧生活中形成了若干惯例：

- 共用水源：由于哈拉哈河及支流是该区域的主要淡水水源，新巴尔虎左旗部可越过卡伦界线使用车臣汗部牧埸范围内的水源。
- 限制措施：虽然新巴尔虎左旗部可以越界使用车臣汗部牧埸的水源，但不得长期越界扎营放牧。
- 灾年协调：在遇到冬季雪灾或干旱年，可临时借用对方的牧埸。

乾隆47年（1782年），双方曾发生地界争执，新巴尔虎左旗方面指责车臣汗部越界50里（约25公里），清廷遂派员会同双方勘察，并“挖出旧设卡伦所埋木记”以确认界址，最终认定车臣汗并未越界，新巴尔虎左旗相关官员因而受到惩处。

如上所述，所谓“雍正界线”起源于雍正年间清廷对呼伦贝尔地区的重新编旗与边戊整顿，通过划定游牧区域、设立卡伦及规范放牧行为而逐步形成，并在乾隆年间趋于完善，构成一套针对游牧区域的管理制度。

在清代，内外蒙古同属于清朝中央政权管辖的背景下，这个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巴尔虎左旗部与车臣汗部之间在使用牧埸和水源方面存在的矛盾。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清王朝的垮台和外蒙古的独立，特别是1930年代初满洲国的成立，这一原属内部牧区划分的历史界线，逐渐演变为边境争端的导火索。

### 满蒙国界争端及边境冲突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北洋政府在1919年发行的《中华邮政舆图》（Postal Atlas of China）中，仍以“雍正界线”作为两个部族闲的行政划分界线。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原属喀尔喀的车臣汗部归于外蒙古，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左旗留在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境内。

1932年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成立，呼伦贝尔划为其辖下的“兴安北省”（后改为兴安总省）。由于“雍正界线”遗留下来的历史惯例，对新巴尔虎左旗来说，越过“雍正界线”给牲畜饮水是沿袭下来的老规矩，这个为管理规范蒙古不同部落的牧埸范围的历史分界线就成为了国境线的争端焦点。日满当局虽然早期也承认“雍正界线”，1932年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发行的地图，1932年东京朝日新闻专卖社发行的《最新大满洲国地图》，1935年以前满洲铁路出版局发行的地图以及1919年、1926年和1934年关东州政厅发行的地图等，都以哈拉哈河东岸约20公里处为国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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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両个部落之间的纠纷不断（纠纷发生地主要是在哈拉哈河东岸诺门罕地区的哈拉哈庙及周边地区，并未发生在后来日本和满洲国所主张的以哈拉哈河为界的地区）。日本方面便考虑对国境线予以重新划定，这是因为日本方面认为以河流为界易于国境线的管理，另外，日本在俄国内战期间出兵西伯利亚时，曾缴获一幅比例尺为1∶84000的俄军地图，该地图将诺门罕地区的部落行政区域分界线划定在哈拉哈河，因此日本方面便以此为依据，主张以哈拉哈河作为両国国界线。

1935年1月，蒙满双方争夺哈拉哈庙的所有权，发生武装冲突，日军出动驻海拉尔的骑兵部队，未经交火就占领了哈拉哈庙，日本将这次武装冲突称为“哈尔哈庙战斗”，之后又多次发生边境冲突。

1935年1月发生的冲突之后，1936年3月30日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冲突——“阿达格多兰事件”。日本关东军渋谷支队1500人乘汽车50辆、装甲车12辆、坦克4辆，从贝尔湖西岸阿萨尔庙地区入侵蒙古境内阿达格多兰地区，蒙军骑兵300骑，摩托化歩兵1个连，装甲车约10辆（45mm炮装备）击溃日满军，日军装甲车全部被击毁，指挥轻型装甲车车队的平本铃雄少尉被击毙，涩谷率部撤回海拉尔重新整顿。4月，日本参谋本部发布的命令（临命第323号），废除了关东军司令官对满洲国边境地区实施军事行动之前须向参谋本部报告的规定，允许其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在满洲国全境范围内随时随地调动和使用兵力。5月，日蒙双方交换了阿达格多兰事件中各自俘获的12名战俘以及收敛双方的阵亡者尸体。

时间｜1936年｜1937年｜1938年｜1939年

次数｜152｜113｜166｜195

#### “满蒙国境谈判”

为解决双方的边境争端，经过日本和苏联幕后交涉，满蒙双方从1935年6月至1937年9月曾经在满洲里举行了关于明确划定边境线的多轮谈判。满洲国代表团成员共4人，首席代表为兴安北省省长凌陞、兴安军司令官乌尔金少将、满洲国军政部部员、关东军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斋藤正锐陆军少佐、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长神吉正一等人；外蒙古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桑布（后来在乔巴山主导的大清洗中被处决）。在会谈中，满洲国代表主张以哈拉哈河为国界线，这等于将这段国境线向西移20公里左右，从地理位置状况来看，它明显有利于新巴尔虎左旗部，但却触碰到了车臣汗部的利益。因此，外蒙古方面强调其流经在诺门罕地区的河段为外蒙古境内的内河，坚持主张以河东岸20公里之处为两国国界。当日满方面代表以18世纪俄国测绘的地图为依据时，外蒙古方面代表指出，这幅地图是俄国测绘队根据确定中俄边界线的《恰克图界约》于1727年绘制而成，哈拉哈河并非是中俄界河而是清帝国版图内的内河，当时的俄国绘图人员对清帝国境内的这一带行政区的画分并不十分了解，而是按照“以河流为界”的习惯进行的区域划分，而当时“雍正界线”尚未设立，因此该地图的绘制并不准确。外蒙古在此之前，已经向苏联方面提出了这个问题，苏联方面也于1932年-1935年间将相关地图做了修改，新地图将两国的国境线从“哈拉哈河界线”订正为“河东界线”。对历史上清廷在哈拉哈河东岸设立的“雍正界线”，虽然日本方面心知肚明，但却对此有意淡化或完全无视。在多轮谈判中，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历时両年多的谈判最后无果而终。

### 苏联与日本的军事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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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以来，围绕着争夺满洲地区，日俄（包括后来的苏联）两国都将对方视为威胁，“九一八事件”之后，双方为此做了针对性的军事战略部署。

#### 日满方面

1932年9月15日《日满议定书》签订。第二条规定：“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以该议定书为基础，日满军事协定委员会制定了《日满守势军事协定案》，规定当一方或双方遭到第三国侵略时，两国军队将在日本国军事指挥官的统一指挥下行动。1932年日军开始以四年计划旨在充实驻满洲兵力、改善装备等应急的军备建设。

1933年，日军驻满兵力只有3个师、1个机械化旅、骑兵集团、3个独立守备队、约80架飞机，兵力约5万人，加上日军驻朝兵力，也不及远东苏军的十分之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在与苏军远东兵力的对比上，驻满洲和朝鲜的兵力至少要始终保持相当于苏军的十分之八，并尽早将航空兵力增强到相当于苏军十分之八的水平；以此为目标，迅速扩充军备。

1936年8月7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组成的日本最高军政联席会议--五相会议，通过《国策基准》：

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特别应充实在满洲与朝鲜的兵力，使在开战初期即能对其远东兵力加以一击。

1937年下半年，满洲国方面向河东岸派出了边防警备队。

到了1938年，随着边境冲突的日益增加，日本方面为了加强在该地区的应战力，关东军以新增编的第23师团作为边境驻守部队，精通俄语并曾担任过日本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的小松原道太郎中将被任命为该师团长。

1939年4月，关东军第一课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作为关东军第1488号作战命令起草了《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该作战命令得到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认可和签发，4月25日传达给了各联队军官。该纲要的基本方针规定：“对满苏国境之苏军的非法行为，经周密准备予以彻底膺惩，使其慑服，粉碎其野心，必要时可暂时进入苏联领土。”该纲要第四条还明确规定：“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国，防卫司令官有权自主进行裁定。”

#### 苏蒙方面

苏军从1933年春季开始就在边界一线构筑坚固阵，并开始增兵。1934年6月，苏联在远东方面有11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650辆坦克、500架飞机，总兵力大约23万人。

1936年3月12日《苏蒙互助协定书》签订，主要内容为：“蒙古或苏联的领土一旦受到第三国进攻威胁时，苏联政府和蒙古政府约定立即就此情势进行协商，并采取为其领土守卫和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如果缔约国一方遭受军事攻击时，彼此应相互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各方面的协助。”1936年3月29日《苏蒙互助协定书》对外公布。

1936年12月，苏联在苏蒙边境苏方一侧驻扎机械化部队及骑兵等快速部队，准备在蒙古受到武装攻击时候可以快速反应。1937年9月，苏联红军第57特别军进驻外蒙古，与外蒙古共同构筑防御工事。

### 战前日本陆军内部的意见分歧

由于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着满蒙国境线的不断摩擦有升级的可能，为避免多线作战，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以及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在满蒙国境地区尽量避免军事冲突。虽然日本陆军将苏联认定是最终假想敌，但这一派观点认为，在中日战争陷入焦灼状态之下，与苏联之间爆发军事冲突时机不宜，特别是石原莞尔，他认为满洲国当前应力图养精蓄锐，为将来的对苏联战略打下基础，而过早与苏联爆发冲突，则会破坏这个战略目标。但在以辻政信为代表的关东军强硬派面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这些不同意见未能对关东军形成制约。

## 战争过程

1939年5月4日，蒙古人民革命军第24国境警备队骑兵在哈拉哈河以东、诺门罕附近的地区放牧时，遭到兴安军警备骑兵第三连驻锡林陶拉盖哨所的士兵开枪阻拦，并将蒙古警备队以及马群赶回西岸。随后，蒙古人民革命军的50余名骑兵攻占了设在满洲国、蒙古两国争议地区的锡林陶拉盖哨所。事件发生后，关东军决定下场介入冲突，诺门罕战争的序幕由此拉开。

### 第一阶段战役

5月13日，隶属关东军小松原师团的骑兵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指挥本部200余日本骑兵、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8团约400士兵，并出动5架轰炸机投掷60多枚炸弹。蒙古方面伤亡了30余人之后，于15日主动撤退到河西。

此时苏联政府依据《苏蒙互助协定书》，决定干预蒙古战事。苏联将第11坦克旅开往哈拉哈河地区，同时命令驻在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并将第57特别军司令部从乌兰巴托迁至距离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苏联的飞机也不断在发生战事的地区集合，并在诺门罕地区进行飞行侦察。

5月22日至24日，苏联空军与日本关东军第2飞行集团在诺门罕上空展开了大规模的空战。在这次空战中，苏联空军36架老式的伊-15战斗机与日本空军遭遇，结果遭到了惨败，在两天的空战中，苏联损失了两个战斗机大队，日军掌握了制空权。这次空战苏军失利的原因是因为大清洗，苏联空军中四分之三的高级将领遭到清查，掌握最新空战思维和能力的人被清洗一空，前线空军指挥系统混乱，很多年轻飞行员缺乏高强度训练；反观日本空军第11、12支队以篠原弘道（1939年8月27日在空战中阵亡）为代表的王牌飞行员曾参加过对华战争的多次战役，积累了丰富的空战经验，筱原弘道本人在一次空战中一举击落了9架伊-15战斗机而名声大噪。

5月24日蒙古骑兵第6师（辖骑兵第15、第17团，每个骑兵团由2个骑兵连和1个机枪连组成，师装甲营、炮兵营等）渡过哈拉哈河，击退满州国骑兵，并在哈拉哈河以东10公里处据733高地、731高地设置防御阵地。苏军坦克第11旅的摩托化步兵营（辖摩步第1、第2、第3连）以第2、第3两个连部署在蒙军北、南外侧，第1连部署在浮桥以西担任预备队。苏军摩步第36师第149团（团长伊万·列米佐夫少校）位于哈拉哈河前线以西120公里外的塔木察格布拉格作为总预备队。苏军总兵力为1,100人，蒙军为1,257人。

师团长小松原中将于5月25日下午到达甘珠尔庙，召开军事会议听取侦查报告。小松原认为消灭越境的蒙军的时机已成熟，不久前才接到《满苏国境纠处理纲要》，小松原师团长有权在边境线的地区，自行判断和划定国界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权自行决定动用武力。因此，小松原师团长命令步兵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率队发起攻击。其作战部署是：

- 东八百藏中佐率领师团骑兵联队一部穿插迂回到苏蒙军后方夺取或摧毁胡鲁斯台河汇汇入哈拉哈河的河口处浮桥，切断哈拉哈河东岸苏蒙军退路。搜索队编制为：一个骑兵中队，一个装甲车中队，共有220人。装备九二式装甲车12辆、重装甲车1辆。
- 山县武光大佐统帅“山县支队”主力从正面攻击。第64联队第3大队（谱久村安英少佐，辖第9、第10、第12中队；欠第11中队）、第4中队（欠二个小队）、第64联队的炮兵中队（3门41式山炮）、第64联队的反坦克炮中队（4门94式反坦克炮）。兵力约800人。
- 在山县支队左侧是立川大尉率领第4步兵中队的1个小队（配属有满州国骑兵），沿胡鲁斯台河的北岸向河口处前进。
- 在胡鲁斯台河的南岸，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8团约450人与立川小队夹河平行前进。
- 浅田忠义少尉率领第4步兵中队的“浅田小队”共有32人，在战线最北侧前出至胡鲁斯台河注入哈拉哈河的河口以北6公里处。
- 𢓭藤亲大尉率领第11步兵中队在战线最南侧前出至哈拉哈河。

以上各部构成山县支队，日军总兵力约1600人，另配属450余名满州国骑兵。山县支队各部于27日夜间出发；计划于28日清晨5时整同时发起进攻，歼灭哈拉哈河东岸苏蒙军。作战依据是“俄军一旦后路被断，马上就会全线崩溃”的日俄战争的“老经验”。

5月28日凌晨4时至5时40分，苏军坦克第11旅摩步营营长贝科夫少校率领摩步第1连，将迂回偷袭的东八百藏中佐搜索队阻挡在距离浮桥1.7公里处。28日中午13时，东八百藏中佐向支队发出求援，但仅在下午17时获得了浅田小队的增援。28日21时入夜后，东八百藏搜索队准备发挥日军擅长的夜战优势转入反攻，但列米佐夫中校率领苏军摩步第149团从塔木察格布拉格赶到战场。苏军随即在河西岸的3部探照灯照射下对东八百藏搜索队发起总攻。激战持续数小时，东八百藏搜索队击退了苏军进攻，死伤91人（包括骑兵中队长、装甲车中队长）。29日凌晨3时30分，苏军恢复进攻，从三面迫近东八百藏搜索队阵地。29日下午14时，东八百藏下令伤兵突围。15时东搜索队只剩下25人。18时，东八百藏实施最后的自杀式突围，在突围中，东八百藏阵亡。

此战，东八百藏麾下的搜索队军力减损63%，8名军官和97名士兵阵亡，1名军官和33名士兵负伤。列米佐伕中校所率苏军伤亡具体人数不明。

29日21时，小松原师团长派第71队队第2大队马埸进少佐带领的第5中队、联队炮兵中队、反坦克炮中队，总共381人，分乘40辆汽车增援，于30日下午到达战场。苏军以为日军大部队前来增援，因此主动撤回哈拉哈河西岸。当获悉前线日军受挫之后，5月30日下午2时，关东军参谋部的辻政信大佐急忙飞往山县支队所在的742高地视察情况，从战场溃退下来的士兵告诉他，东八百藏的搜索队全体阵亡。于是辻政信把山县武光一顿痛骂，并命令他组织队伍去战场收尸，之后便匆匆离开

战后，小松原师团长向上级报告此战取得了辉煌大胜，击毙蒙军骑兵第6师师长师沙日布、全歼蒙骑第6师骑兵第15团；命令井置中佐重新组建师团的骄兵联队。东京的参谋本部发来的“参字547号电”，对23师团的胜利表示祝贺。辻政信也绘声绘色地描述：“搜索支队有损失不假，在苏联对岸的重炮轰击下，死伤超过200人，但是他们坚持战斗，一直坚持到主力部队赶到，最后包围敌人，歼敌700余名。”

### 第二阶段战役

在第一阶段战役期间，日本关东军特意邀请了一些国际媒体的记者去战地采访。作为苏联设立在东京以佐尔格为领导的间谍情报组织“拉姆萨（Ramsay）”成员之一的布兰克·武凯利奇以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也赶赴诺门罕前线采访。根据武凯利奇所收集的情报以及综合判断，就战争局势的走向，佐尔格6月4日给苏联最高领导层发出了如下电文：“虽然日本政府并没有与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意图，但不排除这场冲突有升级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迄今为止，日本军队尚未经历过严重挫折，因此，日本陆军尤其是关东军愈加变得肆意骄横。为避免使蒙古国境线的战争冲突陷于长期化，我建议对关东军应施以坚决性的回击。”

收到佐尔格的情报之后，苏联方面开始做大规模准备。6月上旬，驻莫斯科日本大使馆的武官土居明夫乘坐火车从莫斯科返回满洲国新京（长春）途中，目睹了大批军用车辆以及物资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往远东地区的博尔贾车站并在那里卸货。因此他对关东军作战参谋部提出了告诫：“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次苏联决心要通过这场战争与日本一决雌雄，关东军应以全部主力应对，必要时可以考虑从日本本国增兵，如果无法做到，可以考虑撤兵避免冲突的妥协方案”。但是土居明夫的提案被辻政信等关东军参谋作战部高级军官斥为软弱，按照日本陆军的兵站补给常识，两个兵站之间的距离应保持在200公里至250公里之内，博尔贾车站距离诺门罕前线约为750公里，而日本关东军重要据点的海拉尔距离诺门罕前线不到200公里，如果利用满洲境内的白阿铁路，运输距离还要更短一些，辻政信认为在运输补给方面，关东军处于有利地位，关东军对付苏蒙联军绰绰有余，没有把这个情报放在心上。

#### 6月间战事

由于苏联高层不满意第一阶段战役的结果，于是6月5日委派朱可夫前往诺门罕，去接替尼古拉·费克连科前线总指挥的职务。当他到达前线司令部所在地塔木察格布拉格后，惊讶地发现前线高级指挥官中，除了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未去过前线，对日军情报缺乏了解，而且指挥部设在远离前线的120公里之外。朱可夫走马上任之后，指挥部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并占领了河东的所有要点，开始昼夜不停地构筑工事。由于日军阵地防守严密，再加上草原地势开阔，苏军很难派遣侦察小队潜入敌军阵地进行侦察，从当地牧民那里又得不到有关日军的情报。苏军主要是通过空中侦察、火力侦察以及审讯日军战俘等各种方式来掌握日军情报以对战局做出判断。

经过对前线的观察和局势的判断，朱可夫认为更大的战事还会来临，但仅靠现有的第57特别军无力阻挡日军的进攻，因此他向莫斯科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提出了增调不少于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战区域、增加炮兵力量以及航空兵力量的要求，这些要求马上得到回应与承诺，并且还得到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以及最新式的伊-16战斗机和I-153战斗机 前来助战。在得到物质和兵力的增强之后，朱可夫开始集结兵力，储运军需，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乔巴山市）等地开辟野战军用机场。作为向前线输送物资，运输中转车站博尔贾距离前线有750公里之遥，汽车往返一趟需要5天时间，但苏军拥有充分的机械化后勤能力，朱可夫为了战争准备调用了2,600辆客货车运输士兵及作战物资，在此期间，苏军后勤采取了歇人不歇车的司机轮换方式，在10天之内就完成了物资准备工作，这在1930年代的苏联军队可说是大规模的补给能力。

6月22日，95架苏联战斗机与120架日本战斗机展开了空中激战，6月26日，60多架日军飞机与苏联空军在贝尔湖上空激战，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次日本方面将在中国作战的所有部队中最优秀的飞行员调来参战，在这数天的空战中，日本损失了64架飞机”。其中日军航空第二中队队长，王牌飞行员的森本重信大尉在空战中阵亡，这次的空战结果扭转了苏军的劣势。

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总计

日军｜291｜122｜63｜476

苏军｜580｜408｜68｜1,039

与此同时，日满联军也发动反攻。以兴安骑兵第五团、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为基干，抽调兴安军各蒙古“精锐”士兵临时组建的野战部队，共4500多人，在师长野村登龟江中将。参谋长后藤外马上校指挥下于6月25日在阿尔山集结。在安冈坦克师团指挥下，负责左翼一个独立方向作战。6月27日关东军第二航空大队出动重型轰炸机24架、轻型轰炸机6架、战斗机77架，对苏蒙军的塔木斯克机场与另外两个空军基地进行了偷袭，这次的偷袭给苏军的空军造成了一定损失。关东军发表战报为：日军击落苏军飞机99架、击毁25架，塔木斯克空军基地半数的苏联飞机遭到摧毁。

#### 7月间战事

7月上旬双方交战图（红线为苏军防线，黄色箭头为日军进攻路线）

日军在7月初的战役目标是：

- 围歼哈拉哈可东岸的苏蒙联军部队。
- 渡过哈拉哈河，歼灭河西岸的苏蒙联军预备队。
- 在哈拉拉河西岸建立登陆立足点，保障后续的军事行动。

为实现这个目标，日军从海拉尔调来了为此次计划而编制的第六军团作战部队。6月30日，第23师团长小松原下达进攻命令，从北面分两路进攻哈拉哈河以东的苏军。7月1日拂晓该军团奉命沿胡鲁斯台河两岸向巴尔其噶尔高地、诺罗高地前进，歼灭苏军一个十几人的侦察队，当中部分兵力更在7月1日渡过哈拉哈河，在河的西岸意图阻隔苏军的援兵，切断河东苏军的退路。

7月2日凌晨2时，日军在哈拉哈河上建立了浮桥，日军第23团率先渡过河。上午10时，河西兵团的一线主力大都跨过了哈拉哈河，但在巴英查岗山附近遇到了蒙军第15骑兵团的顽强阻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蒙军第15骑兵团几乎全军覆灭，在这之后，蒙军第6骑兵师主力赶到，迅速建立了第二道防线，但兵力数量处于劣势，7月3日，日军攻占了巴英查岗山，蒙军第6骑兵师则退守到了巴英查岗山的西北地区。面对此情况，朱可夫命令所有预备队立即出动，雅科夫列夫上校指挥的坦克第11旅、费久宁斯基上校摩托化步兵第24团外加炮兵营、列索维伊上校指挥的摩托化装甲第9旅以及盟军骑兵第8师装甲营一起前往巴英查岗山。7月3日苏军指挥官来到巴英查岗山地区，下令炮兵向巴英查岗山派出观察所并对日军进行炮击，同时哈拉哈河东岸用以支援苏军摩托化装甲第9旅的炮兵也向占领巴英查岗山的日军轰击。早晨7时，苏军战斗机和歼击机飞抵巴英查岗山向日军进行轰炸和扫射。上午9时，坦克第11旅先头部队抵达巴英查岗山地区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双方在巴英查岗山兵力对比如下：敌人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10,000余人，而苏军只有1,000多人。日军拥有近100门火炮和60门反坦克炮，而我们只有50几门火炮，其中还包括从哈拉哈河东岸进行支援的火炮。但是，我方投入战斗的有英雄的坦克第11旅（近150辆坦克），有摩托化第7旅（154辆装甲车辆），还有装备有45毫米加农炮的蒙军装甲第8营。因此，我们王牌是装甲坦克兵团，我们决定立即用它们从行进间歼灭渡河的日军，不允许敌人构筑工事和组织对坦克的防御，对敌人的反突击绝不能拖延……10时45分，坦克第11旅展开，从行进间向日军发起进攻。

7月4日，朱可夫集合约二百辆坦克及三百辆装甲车，以装甲兵反攻，同时在前线开设更多的野战机场，让战斗机可以更有效地维持战场空优。7月4日中午，苏军坦克第11旅、装甲车第7旅与日军安冈战车部队在巴尔其嘎尔高地展开战斗，在正面七公里宽的战场上苏军80辆T28坦克和12辆OT-130喷火坦克及三百余量的装甲车在机枪第5旅的掩护下，将安冈的97辆九五式坦克和37辆装甲车包围，苏军的大炮炮击准确隔离了安冈坦克师与步兵和炮兵的接合部，双方坦克展开冲锋，日军战车第3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乘坐的指挥车被击中，车毁人亡，日军坦克被击毁四十余辆，37辆装甲车全部被击毁，残余的坦克逃回将军庙。刚被任命为第23师团参谋长的大内孜大佐也在这天战死。

对7月4日的战况，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7月4日，白天晚上战斗继续著，直至5日凌晨3时，敌人的抵抗最后被粉碎，日军开始仓皇向渡口退去。但是，他们的工兵由于害怕我军坦克的突破，已把浮桥炸毁。日军军官全副武装跳入水中，我坦克兵亲眼看见他们溺死水中。攻占巴英查岗山的日军残余部分全部被歼灭在哈拉哈河边巴英查岗山的东面斜坡上。数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和车辆铺满了巴英查岗山。在这几天的空战中，日军损失飞机45架，其中包括20架俯冲轰炸机。

7月5日，日军完全撤出哈拉哈河西岸，之后的战斗集中在东岸展开。苏蒙军炮火使得兴安师炮兵团损失了半数装备，人员大量伤亡，失去战斗力。

由于7月3日夜间，安冈正臣下属的坦克第四联队（玉田支队）曾对苏军阵地偷袭成功，于是在7月6日至9日之间，日军又分别组织了坦克第四联队、第23步兵师团的第72联队、第26联队以及步兵第7步兵师团的第28联队对苏蒙军阵地的夜间突袭，但遇到严重挫折，伤亡惨重。为此，7月12日关东军司令部植田大将不得不对小松原下令停止进攻。截至7月22日的日军内部战损统计，日军第23师团战死1,085人、负伤2,436人、疾病748人、失踪24人，合计损失4,293人。

在7月的战役间隙期，日苏双方重新研究了下一阶段部署。日军认为：己方的火炮力量和射程不及对方，因此请示关东军司令部调增150毫米大口径远程重炮（在这之前日军火炮口径为75毫米），得到了司令官植田大将的批准；作为苏军，通过日军的数日夜袭，感到日军所动用的兵力规模和重武器数量，超过了第一阶段战役的规模，通过审讯日军战俘，得知他们来自十几个不同建制的部队，另外通过空军的侦察，发现日军依然源源不断地通过铁路线向前线补充物质和军队。朱可夫认为日军并不会因连续受挫而善罢甘休，苏军的软肋在于野战步兵数量少，而且单兵作战素质不及对方，如果战争成为长期消耗战，对苏联不利，朱可夫将自己忧虑和判断通过伏罗希洛夫转告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的战略重心是在欧洲，不想被远东这场战事所牵制。为了尽快解决眼前这场战事，根据斯大林的指示，7月15日，第57特别军被提升改编为第1集团军，朱可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并向该集团军增派了2个摩托化步兵旅、1个机枪旅、1个坦克旅以及6个飞行团的581架飞机，而且给朱可夫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尽早结束这场战争。

7月23日10时，日军再次组织了进攻，首次使用了增调来的76门150毫米大口径重炮对苏军阵地轰击，给苏军一线阵地造成了一定损失，一名苏联战地记者在前线采访，拍下了一个炮兵班的作战场面，在他按下照相机快门那一刻，一枚日军炮弹落下，炮兵班全员阵亡。不过，由于苏军已经将榴弹炮、加农炮等重炮部队转移，所受损失的是步兵炮和迫击炮。但在这次日军进攻当中，因日本炮兵指挥内山临时决定延长炮轰时间，没有及时得到这个消息日军步兵在冲锋过程中，遭到了己方的炮击。在第一次进攻遭受挫折之后，11时日军再次发起进攻，苏军主动放弃阵地撤回到河西岸，当日军沿着苏军架设好的浮桥抵达河西岸之后，却遇到了600多辆苏联坦克迎头阻击，在苏联坦克发出的火力之下，日军损失严重，不得不退回到河东岸。当苏联坦克追赶过来时，日军使用了“肉弹进攻”进行阻击，其中将一辆苏联坦克指挥车炸毁，坦克旅旅长雅科夫少将身亡，这是诺门罕战役中阵亡最高级别的苏军指挥官（日军“肉弹部队”使用击毁苏联坦克的武器几乎是燃烧瓶。有鉴于此，在这之后，苏联的坦克做了改进，从汽油动力改为柴油动力，并在薄弱要害地方做了铁丝网防护。这个改进在后来的战斗中使苏联坦克大大降低了战损）。在这段期间，朱可夫采用了“夜退昼攻”的战法，即：夜晚苏军从前沿阵地撤出，第二天白天又用充足的炮火覆盖日军占领的阵地。

在空战方面，7月29日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空战，结果日军航空兵最活跃的第24航空队遭受重创，苏军掌握了制空权。

兴安军的溃败：为了瓦解兴安军的士气，苏蒙军炮兵向兴安师阵地发射了大量宣传弹的传单，蒙军骑兵第8师也用飞机向兴安师阵地散发了传单，上面写道：“不要受日本人欺骗”、“你们快回家吧”、“不要替日本法西斯当炮灰”、“蒙古人不打蒙古人”等，这些用蒙语书写的传单内容动摇了兴安师的大批蒙古士兵斗志。7月6日兴安师各团发生了士兵携带武器自发大溃退，他们沿着铁路向东撤退，在白狼车站杀死了王爷庙特务机关前来招抚的贡布扎布中尉；走到归流河车站之后，王爷庙特务机关白云航中校前去招抚，为迅速平定哗变事件和解除逃兵们的顾虑，将其称为“归还兵”，要求沿途军警不准阻击扣押，并为之提供食物，只要回王爷庙接受整编就既往不咎。兴安师大批士兵溃逃之后，师司令部受到苏蒙军的三面包围险些被全歼，在日军一个联队三千多人的支援下才击退了苏蒙军队；前来“参观学习”的蒙古族少年队是由十四五岁各旗王公子弟组成，也在保卫师司令部的战斗中伤亡了30余人，因“影响不好”就此撤往后方。后来兴安师收拢溃兵2,600余人，直到7月16日苏蒙军进攻转向日军阵地，兴安师阵地才得以勉强维持。在战役中，日籍军官伤亡202人，士兵伤亡2895人。日军彻底失去了对兴安军的信任，从战场退下来的兴安军余部在全部缴械之后被遣散。

#### 8月间战事

8月下旬双方交战图（红色虚线为苏军战线、黄色圈为日军阵地、黄色箭头为苏军21日至23日的进攻方向、黑色箭头为苏军24日至31日的进攻方向）

进入8月，日军的攻势有所减缓，日军的动态主要是建立防御工事，加固阵地。日军空军主要是对河渡口、苏军炮阵地以及预备队区域进行侦察和小规模的轰炸。而苏蒙军制定了反攻计划，日期定为8月20日，目的在于歼灭集结在河东岸的日军。为使反攻获得胜利，根据朱可夫提出的要求，苏联除了向诺门罕前线调拨武器和战略物资之外，又向前线增派了2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2个炮兵团和轰炸航空兵和歼击航空兵。此外，朱可夫还列出了前线需要的如下清单：

- 炮兵弹药：18,000（吨）
- 航空兵弹药：6,500（吨）
- 各种燃滑油料：15,000（吨）
- 各种食品：4,000（吨）
- 燃料：7,500（吨）
- 其他物资：4,000（吨）

为将上述物资运抵前线，需要动用3,500辆卡车、1,400辆油槽车，而苏军方面的运力仅有1,742辆卡车、912辆油槽车，8月14日以后才从苏联新调来了1,250辆卡车和375辆油槽车。

为了加快运输速度和缩短汽车陆路运输距离，在6月初，苏军就投入了两个铁路工程兵团和一个筑路工兵营，开始抢铺一条从博尔贾延伸出来直到外蒙古境内的临时铁路，经过58天的日夜施工，在苏军发起总攻之前，长达324公里的临时铁路铺设到了乔巴山市，将原来的兵站运输线缩短了将近一半。

为了达到迷惑日军之目的，苏联方面做了如下计划：

- 隐蔽运输和集中集团军群从苏联调来的部队。
- 隐蔽调动在哈拉哈河东岸进行防御的兵力武器。
- 部队和物资隐蔽地度过哈拉哈河。
- 对出发地域、部队的行动地段和方向进行现地勘察。
- 为此战役的各兵种特别因避敌演练各种科目。
- 各军兵种隐蔽地实施补充侦察。
- 发布假情报欺骗敌人，使日军弄不清苏军的真实意图。

为了达到保密目的，朱可夫要求8月17日-18日之前，部队严禁进入出发地域，进行现场勘察的指挥官要乘坐卡车，身着士兵服装；将一些《战士防御手册》故意散布到日军阵地，使日军误判为苏军将转入防御并准备在诺门罕过冬（而辻政信、荻洲与小松原根据这个误判，拟定了在苏军转入防御之前，于8月24日对苏军发动“第四次诺门罕战役”的进攻计划）；在夜间调动大部队时，以枪声、炮声等嘈杂声音作为掩护等一些列掩人耳目的行动。在战斗开始前四天，计划命令逐次传达到各级指挥官，所有作战计划、命令、口令等书面文件均由司令部的一名打字员负责专职打印，在进攻开始3个小时之前，战斗命令才下达到基层士兵。

对苏军的大规模调动，虽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已做了预估，并将其情报判断发送给关东军。但由于关东军与陆军本部之间的相互龃龉，这份情报并没有被关东军所理睬。

8月20日是周日（日军计划发动“第四次诺门罕战役”进攻的4天前），日军没有想到苏军会发动进攻，很多日军军官离开了前线去海拉尔度假。清晨5时45分，苏军炮兵开始对日军设有高炮的防空阵地发动猛烈炮击，部分炮火对苏军航空兵所要轰炸的目标发射烟幕弹。8时15分，苏军各种口径的火炮向日军目标炮击。8时45分，苏军航空兵轰炸日军的炮兵阵地。苏军在朱可夫的指挥下，在三十公里长的前线发动主力进攻。苏军投入总兵力约五万七千人，坦克524台，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00架。北翼最先以机械化步兵进攻，吸引日军增援。中部则以步兵牵制日军主力。南翼集中一个步兵师、一个装甲旅，约一万人及三百部坦克，配合火炮、空军快速向北迂回，从侧翼包围河东的日军。8月20日的当天，苏军步兵和大部分坦克旅都渡过了哈拉哈河。

在21日和22日的两天之内，双方进行了激战。苏军在进攻弗依高地时遭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驻守高地的日军第23师团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依然坚守高地，这超乎了苏军的估计，于是苏军不得不从预备役中抽调摩托化装甲第9旅投入战斗。8月23日早晨，苏军集中坦克群、地面火炮再加上空中轰炸，对弗依高地再次展开了新一轮攻击，落下炮弹的密度几乎接近了一发炮弹/㎡。在苏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日军第23师团被压缩到最小范围。此时，苏联OT-130喷火坦克出现在日军面前，对残留的日军喷出火舌。23日14时，日军左翼的第73联队只剩1,800人，军官几乎全部战死。23日晚上，小松原将师团指挥部由推进至752高地附近，他将反击兵团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是第7师团为主，由第14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指挥，右翼以第23师团为主，由步兵团长小林恒一少将指挥，这次反击原计划由4个联队兵力组成，但是在攻击之前，只凑齐了2个半联队，于是24日上午9时30分，这2个半联队向苏军南翼阵地发起了进攻。但此时的苏军在阵地已经配备了20辆坦克和重机枪阵地严阵以待，除此之外，在这个区域，作为预备队，苏军部署了200辆坦克装甲车以及大量榴弹炮。在苏军猛烈炮火打击下，发起冲锋的日军大批倒下。到了下午，苏军开始反攻。参战日军的各连队中，2,295人编制的第72联队伤亡率达到了95%，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也在战斗中失去左臂（战役结束后在哈尔滨医院治疗期间被免职后自尽）；森田彻大佐的第71联队在作战中，1,000多名官兵和挽马横尸荒野，火炮尽遭摧毁。森田彻本人也在两天之后的8月26日战死。

在击溃了日军侧翼集团之后，在8月26日夜幕降临之前，苏军坦克部队和装甲部队完成了对日军第6军团的全部合围。8月27日，苏军对日军的最后一个阵地，山县武光的第64联队以及配属的野炮第13联队固守的巴尔沙嘎尔高地进行最后的猛攻。有人统计，在5分钟中之内，落在高地上的炮弹多达400多发，炮击过后，许多战壕垮塌，来不及转移的士兵被埋在土里，仅27日这一天，山县联队战死率高达69%，而苏联的炮击一直持续到晚上23时，炮轰结束后苏联喷火坦克紧跟着一度冲进日军阵地，守卫在战壕内的日军被烧成火团，仅剩的5门火炮也被摧毁，山县武光大佐与野炮第13联队的伊势高秀大佐继续死撑了一天，希望等到增援部队到来，然而直到苏军停止了炮轰，也没有见到援军的到来。在步兵与炮兵两个联队兵力损失殆尽的情况下，两个指挥官商量决定主动撤离阵地，但伤员太多，直到28日凌晨3时，才撤出巴尔沙嘎尔高地，但在突围撤退过程中，不断遭遇到苏联坦克的袭击。实际上，救援部队在他们撤离之后才赶到阵地，到了阵地之后，发现仅剩下阵亡士兵们的尸体，于是也准备撤离，但这只救援部队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直到8月29日16时，山县武光大佐、伊势高秀大佐身边只剩下4个人。于是，山县武光大佐下令将军旗和密码本烧毁，并将电台破坏。之后，山县武光大佐、伊势高秀大佐和另外两个人自杀。只有一名传令兵和士兵则趁黑夜逃离。步兵第71联队在森田彻大佐阵亡之后，接替指挥的东宗治中佐在8月30日率领残部向苏军发起了自杀式最后冲锋，全员战死于阵前。8月30日，被合围的以第23师团为骨干的日军第6军团遭到了全歼，苏蒙军占领了诺门罕地区所有高地，将战线逼近到河东岸日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的将军庙（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庙附近，现成为“诺门罕战场遗址纪念馆”））。

对8月下旬的最后战役，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26日以后，（苏军）开始分割歼灭被围的敌军集团。由于流沙、沙坑、沙丘使战斗行动极为困难。日军极为顽固，战至最后一人。但是（日军）士兵识破了官方的皇军是不可战胜的谎言，因为日军作战4个月遭到极大损失，可没有胜过一仗。某些日军士兵和军官所写的日记反映出他们当时的心情，读起来很有趣。这是福田（日军士兵）的日记：‘1939年8月20日。从早天气就很好。敌人的歼击机和轰炸机50架，一群一群地出现在天空。6时30分，敌人的炮兵全力进行射击。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炮弹遮天盖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察部队使用一切办法寻找敌人的炮兵，但好毫无办法，因为轰炸机在轰炸，歼击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7时45分。可怕。人们怨声载道，炮弹轰隆爆炸，简直像在地狱一般。形势十分困难，情况很糟，我们被围了。如果黑夜即将到来，全体人员应呆在交通壕里，排成一行……士兵的心灵悲哀的……我们处境不好，很糟，乱七八糟。8时30分。敌人火炮不停地向我军射击。躲到哪里都没有生路，到处是炮弹，只有在菩萨脚下才能得救。14时40分。残酷的战斗在继续著。我们不知道有多人死亡，多少人受伤……射击一直不停。8月21日。苏蒙空军大批轰炸我们的阵地，火炮也不停地射击。在轰炸和炮击之后，敌人步兵投入进攻。死亡人数不断增大。晚上敌人的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方。8月22日9时30分。敌人步兵开始冲锋，敌人机枪猛烈开火。我们处境极为危险，我们胆颤心惊。士兵情绪糟透了。所有军官死光了，我被任命为连长。这事使我非常不安，一夜都睡不着……’就在这个时候，福田的日记中断了。

### 战役尾声

到了9月，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依然还想组织反攻，但此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及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对数月以来连遭败绩的关东军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9月3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关东军必须马上结束战争。作为苏联，虽然取得了战役大捷，但并不想将战争扩大。9月1日，已经渡过哈拉哈河东岸的苏军将战线扩展到距离河岸以东20公里之处后，便停止了进攻。而就在最后战役结束之前的8月23日，苏联又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消息对日本来说是在战场之外的又一个打击，于是苏、日两方在9月初开始谈判，并于9月16日在莫斯科签署了诺门罕停战协议（据说最先安排的谈判地点是哈尔滨，但辻政信私下威胁说，如果苏蒙谈判代表来到哈尔滨会遭到刺杀，于是谈判地点改为莫斯科）。

## 战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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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停战谈判中，日本做了退让，承认外蒙古所主张的边界线。日苏停战后，双方成立了旨在明确边界线的委员会，1940年8月完成了满蒙边界的界标和界柱的划分。

苏联方面：苏联通过这场战争，为后来的苏德战争期间的坦克集团军作战积累了经验。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有70多名参战的苏联军人被授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作为这场战役的最高指挥官的朱可夫于1940年6月晋升为大将，在苏德战争期间被委以重任并晋升为元帅军衔。

外蒙古方面：诺门罕战役的胜利，确保了其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地位因此在《苏日中立条约》中得到了日本的承认，在之后的1945年“雅尔塔协议”中也得到了美英两国的国际承认，并在同年10月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全民公决投票之后，于1946年1月最终获得了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承认。对1940年满蒙缔结的划界协定，二战后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予以认可。

日本方面：在日本国内，受诺门罕战役失败以及苏德两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影响，时任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在1939年8月30日宣布内阁总辞职，在平沼内阁担任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的板垣征四郎也随之下台。

诺门罕战役的失败，使关东军以往凌驾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之上的权力被彻底剥夺，指挥这场战争的主要高级军官全部被免职。

-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被免职转入预备役，梅津美治郎中将继任。
- 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被免职转入预备役，饭村穰中将继任。
- 关东军参谋副总长矢野音三郎中将被免职调入陆军参谋本部，远藤三郎少将继任。
- 关东军第6军司令荻洲立兵中将被免职转入预备役。
- 前线总指挥、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被免职转入预备役，一年后病逝，井上政吉中将接任第23师团长。
- 作为战争直接策划者的陆军大佐辻政信9月被调往武汉，在冈村宁次的第11军任职宪兵司令。

为了转嫁责任，小松原道太郎将前线溃败的原因归咎于部下，逼迫第23师団捜索队长井置栄一中佐、第8国境守备队长谷部理叡大佐自尽，以此“为国尽忠”。

### 双方战损

#### 全部人员战损

关东军第6军的军医部提交给高层的报告（并不向公众发表，日本的官方报道说是大胜因此完全不会报道阵亡8,000人）表明了日军的阵亡人数为7,696人、负伤人数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数为1,021人。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举行了一埸“诺门罕事件战没者慰灵祭”的活动，朝日新闻报道称战死人数为18,000人。日本历史学家五味川纯平在他1975年发表的著作《诺门罕》中有这样的评论：“对热衷于打了败仗就又遮又盖企图掩人耳目的军政当局来说，有必要把数字过小发表，但是对靖国神社来说，却完全有必要把数字过大发表。”然而这篇报道只是一则不超过30字的未署名的简讯，并非靖国神社的独自公布数字，仍然很值得怀疑是否是记者把伤亡18,000弄成了死亡（靖国神社战后从未进行过排除日本官方数字的独自伤亡调查。

阵亡｜失踪｜伤病｜总计

日军｜7,720｜1,410｜11,027｜20,157

苏军｜7,675｜2,028｜15,952｜25,655

蒙军｜237｜32｜626｜895

#### 装甲部队战损

在装备方面，苏军损失最重的第11坦克旅在7月23日－8月28日间得到了BT-7供应155辆补充，8月20日再投入BT-5和BT-7共计154辆，至8月30日止只剩下38辆可以使用，损毁271辆，一共死伤349名士兵。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诺门罕战役中苏军的坦克比日军强大出一个数量级甚至还有T-28坦克或T-34坦克，实际参战的苏军坦克均是BT坦克和T-26坦克，装甲也十分轻薄，89式中战车、T-26、BT-7的装甲最厚处分别是17MM，15MM和20MM，双方撇开冶金技术不谈，基本上厚度一样，而且它们用的汽油机生存力也不如89式的柴油机。战役中出现的最大的坦克是日本97式坦克，但是由于数量甚至不过10辆，对战况并没有太大帮助。同样地苏军损失的坦克装甲与松本草平的说法不同，只有极少数被燃烧瓶和坦克击毁，而绝大多数毁于日军反坦克步枪和战防炮在战斗中日军发现用7.7毫米穿甲弹集中大量射击或是车载13.2机关枪射击即能击穿BT坦克的侧面或后方装甲，甚至95式坦克的37毫米炮都有机会击穿苏联坦克的后方装甲。此外松本草平关于苏联紧急进行柴油机改装的说法也是错的，BT-7m要到此战后才生产。战斗中日军发现有苏军将坦克驾驶员锁在车里的行为。

#### 空军战损

在空战中，日本飞行员虽然表现不凡，但是也遭受了惨痛损失，诺门罕中死亡的最高阶军官为加藤敏夫中佐，最高战绩篠原弘道击落58架。日军97式战斗机与苏军的I-15战斗机以及I-16战斗机交战中，在这两次冲突中日本宣称击落了苏联1,252架飞机（苏联资料中被击落的飞机仅有200架），苏军宣称击落646架日机，而日本陆军承认损失是遭击落与重损共157架（未归还机与被击落机64架，其中97式战机51架，53名驾驶战死）。97式战机的良好回转性获得证明并在初期与苏军对战时获得优势，但是在第二阶段战役期间，苏军的I-16所使用的一击脱离战术已经开始有效的克制回转攻击的效果，并带给老练飞行员大量的伤亡，使日本陆军开始开发重视速度及火力的重型战斗机，最著名成果之一即为二式单座战斗机，而且和日本海军零式舰上战斗机的无防护相较日本陆军也开始给战斗机配备防弹油箱及防弹钢板等。苏军战死的最高阶飞行员为格拉斯金少校和扎巴耶夫少校。

### 对日军的评价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日军大力在士兵中灌输反对苏联红军的思想。我们的军队被说成是技术落后，在作战方面相当于1904年-1905年俄日战争时期的旧沙皇军队水平，因此，日军看到在哈拉哈河战斗中，遭到我军坦克、飞机、炮兵和组织良好的步兵部队突击时，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与我们在哈拉哈河作战的日军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下级指挥人员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犹豫。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日军的坦克相当于苏联的MC-1式坦克，最大行程小。在战役初期，日军的空军比苏军强。在诺门罕前线还没有得到苏军改装的“鸥”型和伊-16以前，日军的飞机比苏军优越⋯⋯

朱可夫也承认：物资运输是苏军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日军后勤补给相比，苏军运输距离过长，所有的武器装备和后勤物资甚至生火做饭用的木柴都要从苏联运来。另外，对诺门罕夏季的蚊虫猖獗苏军估计不足，夜晚蚊虫的叮咬令苏军苦不堪言，相比之下，日军则配备了防蚊用具，苏军直到战争𢓭期才配备了相关物资。

受邀前往诺门罕前线观战的德国军事观察家们认为：日本的陆军战术思维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坦克部队，不仅数量匮乏，无论是坦克本身的设计制造，还是坦克用于战场上的作战，都还停留在一战水平。而当时德国坦克的各项性能都领先于世界，已经建立了坦克集团军独立作战并与“闪电战”相结合的新军事体系。

### 对二战走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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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门罕战役是自日俄战争以来，两国之间发生的最大规模战争。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战役，诺门罕战役是一场不为经传的战事，但是它对二战的走向却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作为战败方的日本，对以后的军事战略部署做了重大调整。日本军事战略中存在着所谓的“北进论”及“南进论”两个截然相反的战略方针，“北进”的战略方针除了稳固满洲这一战略要地之外，也做了在远东地区与苏联会在未来发生战争的准备；而“南进”则是包括太平洋地区以及为确保掌握东南亚石油资源而针对美国和英国的战略部署。诺门罕战役的失利，一改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对俄国形成的固有观念，使得日本军部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评估苏联军事实力以及被迫搁置“北进”战略计划，转而掉头实行“南进”战略计划，最终引发了太平洋战争，把美国拖入了二战。

作为获胜方的苏联，达到了其对日本产生威慑之战略目的，诺门罕停战协议签署一年半之后，两国于1941年4月13日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西部战线吃紧，苏联高层最为担心的是如果调派驻扎在远东地区的部队增援西线，造成远东方面的兵力减弱，日本趁虚而入，而使苏联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当苏联高层收到了佐尔格在9月发来的日本将在年内与美国开战，不会再轻易向苏联发动军事行动的确切情报之后，便放心大胆地将部署在远东地区的大部分部队调往西线，使苏联得以在苏德战争期间全力以赴地应对与德国的战事。

## 相关文学影视作品

- 日本电影导演山本萨夫1973年拍摄《战争与人间》系列电影的第三部“完结编”。
- 村上春树1994年的著作《发条鸟年代记》中，有关于此战役的描写。此外村上创作本作的契机，也是因为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读到此战役相关文件之故。
- 2011年末上映的韩国电影《登陆之日》有此战役的场面。
- 2020年电影役无反顾描述哈拉哈河战役。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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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官方记录影片《哈拉哈河战役》（Халхин-Гол），导演：伊利亚·科帕林（Илья Копалин）。
- 朱可夫回忆录
- ““诺门罕事件”——未能汲取的失败教训（生かされなかった败北の教训“ノモンハン事件”）”日本TBS电视台（2024年8月）。YouTube视频 链接。
-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于1966年至1980年间编纂的《战史丛书》中，第27卷《関东军（1）対ソ戦备・ノモンハン事件》（关东军第一辑 对苏战备·诺门罕事件）。

## 基本资料

- 属于：日苏边界冲突
- 日期：1939年5月11日－1939年9月16日
- 地点：满洲国兴安北省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今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与蒙古国东方省）交界处
- 座标：47°N 43°E
- 结果：苏联胜利、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日军北进政策被搁置、两国恢复战前状态直至1945年8月9日
- 参战方一：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
- 参战方二：大日本帝国
- 指挥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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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戈里·施捷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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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费克连科（6月6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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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基·朱可夫（6月6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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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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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洛·乔巴山
- 指挥官二：小松原道太郎、植田谦吉、矶谷廉介、安冈正臣、荻洲立兵、辻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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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珠尔扎布
- strength1：8月20日：51,950人、498-500辆坦克、385-485装甲车、900架飞机、542门火炮
- strength2：共75,000人(实际参战的只有以23师团为核心的25,000余人)、8月20日：50,000人、135辆坦克、450架飞机、76门火炮（150毫米口径）
- 伤亡一：据解密档案统计：、苏联：、9,703人阵亡或失踪、15,251人受伤、超过350辆装甲车、250架飞机、蒙古：、280人阵亡、710人受伤
- 伤亡二：日方宣称：、8,440人阵亡、8,766人受伤、30辆坦克、180架飞机、苏方宣称：、60,000人死伤、3,000人被俘、满洲国伤亡2,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