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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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华思想（소중화/小中华，小中华思想/しょうちゅうかしそう），是一种由中华思想派生而来的，指中华文化圈中政治制度与语言不同于汉族的民族或国家，自认也是中华的意识，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古代东亚各国接受中华文化过程中的副产品。

## 各地的小中华思想

### 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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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接受华夏文明甚早。朝鲜王朝《宣祖实录》称：“我国自箕子受封之后，历代皆视为内服，汉时置四郡，唐增置扶余郡。至于大明，以八道郡县，皆隶于辽东，衣冠文物，一从华制，委国王御宝以治事”。朝鲜王朝徐居正作《东国通鉴》，称“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高丽仁宗曾下诏，要求国民“景行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不过，朝鲜少有僭称中华者，而以“小中华”自居。朝鲜王朝《成宗实录》称：“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

17世纪，满族的清王朝代替汉民族的明王朝取得了中原支配地位，朝鲜的儒者们认为满族没有正统性来继承中华文明，中原的中华文明随着明朝一起灭亡了（参照中国中心主义）。“中华文明之最优等生的朝鲜理当为正统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朝鲜应当去完成中华的作用”是这种思想在朝鲜的开端。朝鲜王朝认为朝鲜是东方的礼仪之邦、君子之国、隐士王国，中华文化的承继与发扬者。在非正式场合下有时依然使用明崇祯年号，称清帝为“虏王”。在朝鲜国王死后，清朝也会如明朝一样赐予谥号；而朝鲜虽对清廷采取事大政策，但认为被“夷狄之国”赐予谥号是一种耻辱，因此一度将其自所有官方史料中抹杀。

然而，随着清朝越来越强大，当进入18世纪时，清朝已排除了各种危机，成为相当强盛的帝国，这使朝鲜使臣对清朝的态度明显改变。朝鲜人对清朝经过了由憎到爱的转变过程，朝鲜使臣还公开倡导向清人学习。特别是朝鲜北学派主张积极学习清朝中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

1882年，清朝与朝鲜王朝在天津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双方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宗旨：朝鲜系中国属国，自主而非独立。朝方对此深表赞同。通过该条约，清政府再次确认朝鲜为其属邦，并在朝鲜取得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等一系列权益，乃至朝鲜国王与北洋大臣被视为同级。不过章程的前言则说到：“惟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例”。此后清政府又与朝鲜签定了《仁川华商租界章程》等条约，在朝鲜取得了包括仁川、元山等处的租界在内的更多的权益（参见仁川清租界）。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王朝正式结束与清朝的宗藩关系。

1945年二战结束，韩国恢复独立后则开始注重本土化、同时也积极西化及现代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没落。朝鲜则对事大主义进行了否定，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延安派亦遭到清洗。

### 越南

1428年越南脱离明代中国统治以后，越南君主对内与对外采取了不同的称呼：其对内称“皇帝”，对中国则自称“国王”。在东南亚一带，越南则以中国、中夏自居，称他国为夷狄。1300年越南陈英宗传檄诸将曰：“汝等……为中国之将，侍立夷酋，而无忿心！”其中“中国”指越南。《大越史记》记载，1427年越南与明朝战争，黎太祖谕天下曰：“贼在中国，民犹未定，于汝安乎？昔胡氏无道，贼因此而夺我国家”，其中“中国”指越南，明朝军队则是“贼”。如黎圣宗1470年亲征占城，诏曰：“自古夷狄为患中国”；1479年征哀牢（老挝），诏曰：“朕丕绳祖武，光御洪图，莅中夏，抚外夷”（同时1479年在老挝川圹高原盆蛮一带置镇宁府）。

满洲族的清朝统治中国后，越南阮朝认为自己亦继承了中华文明，而与北方中原“各帝一方”“各华其华”，有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明的责任。但越南直到1885年被法国侵占，一直为清朝的藩属国。“越南”这一国号亦为清嘉庆帝所定。

到了19世纪，安南阮世祖复国，驱逐欧洲白人，自称“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治”、“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阮朝统治时期，文化发展蓬勃，当时士大夫自诩为中国文化的继承者，认为越南是“华”非“夷”。如李文馥在其著作《闽行诗话‧夷辨》里描述越南文化状况：“以言乎治法，则本之二帝三王；以言乎道统，则本之六经四书。家孔孟而户程朱，其学也；源左国而流班马，其文也；诗赋则昭明文选，而以李杜为依归；字画则周礼六书，而以锺王为楷式。宾贤取士，汉唐之科目也；博带峩冠，宋明之衣服也。推而举之，其大也如是，而谓之夷，则吾不知其何如为华也？”

在1945年越南脱离法国殖民统治后，越南弃用汉字。越南开始注重本土化、同时也积极现代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没落。

### 日本

日本很早就存在小中华思想。一方面，日本承认存在于中国的华夷天下的秩序之中，如汉朝、宋朝时的倭王都明确受到过中国的册封，明朝时的丰臣秀吉亦被封为“日本国王”，而在日本领土范围内也存在小范围的华夷秩序。大和国以东海中国自居，对日本群岛上尚未统治地区族群称为夷。奈良时代藤原广嗣上表日本天皇称：“北狄虾夷，西戎隼（隼人）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中国唐朝人则被归入“夷狄”之列，如《集令解》载：卷4“除朝聘外，在京唐国人等皆入夷狄之例”；卷28“天子，祭祀所称。天皇，诏书所称。皇帝，华夷所称。陛下，上表所称。”。而日本自称为中国、华夏，如“通中国于是始矣”、“华夏载伫”，“新罗不事中国”“盖以安中国也”

“其虾夷者，依请须移配中国，唯俘囚者，思量便宜，安置当土”等等。日本在弘安之役后，则以神国自居，不时批评中国不再是华夏。

德川光圀认为满洲族的清王朝征服中原以后，自古以来没有被异民族支配过的日本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有资格的继承者。这种思想也被水户学（阳明学）所继承。由水户学哺育的尊王思想（尊王攘夷）产生了明治以后的国体思想以及皇国史观思想。明清交替后，日本认为中国发生华夷变态；山鹿素行亦在《中朝事实》中认为日本才配称“中朝”、“中华”、“中国”，而称中国为“外朝”。山鹿认为“外朝”多次受夷狄占领而失去文明，而且自古以来多次因为叛逆篡弑而改朝换代，不像“中朝”有延续二百万年不易的皇统。如“人有华夷，……四夷不远千里之险，万倾之渺，归仰投化，……中华之文明，圣王之治教，天以授之，人以与之，实过化之极功也。”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明治天皇于明治2年（1869年）下令国史局总裁，称：“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

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1651年至1680年在位）时，开始与清朝进行文化交流。他与他以后的几代幕府将军都十分尊重中国，称其为“上国”。日本朝野对清朝康熙、乾隆两帝相当崇敬，对康熙帝尤甚，尊之为“上国圣人”，对中国文化非常重视。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顺治时颁布的《六渝》，从琉球传入日本。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见了极其重视，命获生祖来附以训点、室坞巢译成日文，以《六渝衍义》书名刊刻发行，很快流行全日本，甚至在明治维新前夕还再版发行。康熙的训渝《十六条》，以《圣渝广训》书名刊行，天明八年（公元1788年）并附以雍正帝对十六条训渝的敷衍释文于书后，再次出版。称该训渝“实为万世不易的金言”，对雍正帝亦称为“希世仁君”。乾隆一代则被日本儒学家颂为“希代盛事”；德川时代的日本人不顾交通不便，远道到长崎和清朝商人面晤笔谈，或以接待漂到东海方面的清朝商人为珍事。

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一度在日本兴起，一方面不愿认清朝为中华而称为“支那”，一方面以“中国”自居者日渐减少。日本主流注重西化及现代化，近代中国文化逐渐被冷落，不过大致仍尊重先秦至唐宋期间的传统中国文化。但日本的小中华思想仍旧存在，改以中国古称“神州”取代。如藤田东湖于《弘道馆记述义》称“神州（按：指日本）自神州，西土（按：指中国）自西土”；于《和文天祥正气歌》称“神州何君，万古仰天皇”最后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日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广播中使用的《大东亚战争终结诏书》中记载了“神州之不灭信”。另外，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同一天切腹时所留下的遗书中也记载了“确信神州不灭”。

## 附表

汉语传统名称｜韩语译名｜越南语译名｜日语译名

中国｜中国중국｜中国Trung Quốc｜中国ちゅうごく

中华｜中华중화｜中华Trung Hoa｜中华ちゅうか

华夏｜华夏화하｜华夏Hoa Hạ｜华夏かか

中夏｜中夏중하｜中夏Trung Hạ｜中夏ちゅうか

中朝｜中朝중조｜中朝Trung Triều｜中朝ちゅうちょう

神州｜神州신주｜神州Thần Châu｜神州しんしゅう

华｜华화｜华Hoa｜华か

夏｜夏하｜夏Hạ｜夏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