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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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岁片，春节期间上映时可称春节档，特指为岁末至农历新年（春节）档期制作上映的电影，是华语电影的重要类型之一，其核心在于契合佳节氛围，为阖家欢聚的新春佳节提供一项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现代贺岁片的明确概念与商业模式，公认起源于香港，随后辐射至整个华语世界，并在各地不同的文化土壤与社会环境下，衍生出各具特色的发展轨迹。

从早期的《合家欢》喜剧到如今的工业化大片，贺岁片的发展是华语电影半个世纪以来发展的重要缩影，而贺岁档（春节档）往往也是各大市场一年中最重要的档期之一，观看贺岁电影更演变为全球华人社会在春节期间的一项新民俗。

## 起源

华语电影最早的贺岁实践，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1922年农历新年前夕，国产影片《海誓》在《申报》刊登广告，特别申明为“恭贺新禧”而放映，这是目前可考的最早的在农历新年期间放映的华语电影，惟电影内容并非为新春佳节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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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影史记录与相关考据，1937年由大观声片公司出品的香港电影《花开富贵》是华语贺岁片的开山之作。其片名吉祥、故事围绕家庭遗失彩票又失而复得的春节趣事展开，结局圆满，海报更直接印有“恭贺新禧”字样，因此被后世电影学者追溯为最早的贺岁片。

1981年，许氏兄弟的《摩登保镖》选择在农历腊月廿五上映，放映期横跨整个农历新年，最终以破纪录的1776万港元票房，被公认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贺岁商业片。

## 香港

香港是现代贺岁片模式的发祥地，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根据影史学家余慕云的著作，香港首部贺岁片为1937年大观声片出品的《花开富贵》，该片由汤晓丹执导，邝山笑、陈云裳主演。这部影片讲述一个家庭在岁晚遗失彩票后失而复得的故事，其核心桥段与50年后（1987年）的经典贺岁片《富贵逼人》如出一辙。由于该片票房喜人，各大电影公司敏锐察觉到“新春红利”，纷纷在农历新年期间放映剧名喜庆、群星荟萃的影片，由此确立了贺岁片的商业逻辑。

20世纪80年代，贺岁档正式成为各大电影公司搏杀的兵家必争之地。1981年，许冠文执导、许氏兄弟主演的《摩登保镳》大卖，掀开了香港贺岁片浪潮的序幕。新艺城以高预算、巨星云集的《最佳拍档》系列横扫票房、屡破纪录；嘉禾作为其老对手，以成龙、洪金宝等带头的动作喜剧《福星高照》硬撼新艺城。德宝另辟蹊径，以小成本、贴近底层生活、极具社会讽刺意味的《富贵逼人》《三人新世界》等片引起市民广泛共鸣。

20世纪90年代，香港贺岁片进入极盛巅峰。周星驰以喜剧统治了银幕，确立了无厘头喜剧在本土不可撼动的地位。与此同时，成龙凭借《醉拳II》《红番区》等动作大片，将惊险刺激的武打与喜剧元素结合，成功打入国际市场。这一时期，全明星模式被发挥到极致，《富贵兵团》《家有囍事》《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大富之家》等片集结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巨星，成为难以复制的时代绝响。97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电影市场受到一定冲击，贺岁片产量明显下降，票房亦较高峰时回落。

进入新千年，受经济复苏缓慢、盗版冲击及本地市场萎缩影响，香港电影业进入调整期，贺岁片开始从“大堆头”转向“新奇创意”。《呖咕呖咕新年财》将麻雀文化与香港精神深度结合，成为了港人寻找情感认同的窗口，《长江7号》则标志着周星驰喜剧向温情科幻的转型。

2010年代，本土贺岁市场演变为“黄百鸣vs曾志伟”的怀旧拉锯战，豪华贺岁阵容开始重出江湖。黄百鸣重启“喜事”系列，而曾志伟则背靠无线电视庞大的艺员阵容推出了《七十二家租客》、《我爱香港》系列等片应战，二人都邀请大量巨星出演自家贺岁片。这些作品虽然被部分影评人指为“电视化”，但在本土票房上依然极具号召力。2014年，二人罕见合作推出《六福喜事》，但票房并不理想。随着观众口味多元化，纯粹的传统贺岁范式开始松动，诸如《逆战》《12金鸭》《金鸡SSS》在内的更多具有社会反思与黑色幽默的作品尝试切入这一黄金档期。

2020年代，在经历影院因疫情反复开闭的动荡后，2023年出现了划时代的现象级作品。黄子华凭借《毒舌大状》打破港产片纪录，成为了香港首部突破1亿港币票房的本土电影。但这一时期的贺岁片市场仍受到经济状况不佳等因素的冲击，产量、票房双双下跌。

## 中国大陆

与港台地区不同，中国大陆的贺岁片存在前后两个档期。即公历元旦前的档期（广义上指11月末至元旦，又称贺岁档）和农历春节档期（又称春节档）。

1995年，成龙主演的《红番区》引进中国大陆，首次以“贺岁片”之名进行大规模宣发，取得了轰动性的票房成功，让内地市场首次领略到春节档的商业潜力。1997年，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上映，标志着内地本土贺岁片的正式诞生。此后五年间，冯氏幽默（如《不见不散》《大腕》）在岁末档期一枝独秀。2002年起，张艺谋、陈凯歌等大片导演加入竞逐，然而此时，“春节档”（正月初一至初七）尚未从漫长的贺岁周期中完全独立，观众的观影习惯仍处于培养阶段。2010年，好莱坞大片《阿凡达》的热度延续至春节，往常不被电影人重视的春节假期开始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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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周星驰执导的《西游·降魔篇》选择在大年初一上映，最终取得12.46亿的巨额票房，由此确立了中国大陆以春节长假（初一至初七）为核心的“春节档”概念。随着三四线城市与乡镇影院的全面普及，春节假期带来的返乡潮成为了推动票房井喷的核心变量。2014年至2017年，中国大陆春节档迎来了港式喜剧主导的快速增长期，《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美人鱼》《赌城风云》等以港产片班底为主的影片叫好叫座，而以《爸爸去哪儿》为代表的综艺电影在春节档狂揽票房，也让业界不得不重视这一档期的巨大潜力。

2018年起，观众的观影倾向开始发生巨变，在一众喜剧的包围中，林超贤执导的战争电影《红海行动》凭借其硬核的制作品质，实现了票房与排片的大逆转，最终夺得档期冠军，彻底打破了“春节档只能放喜剧”的固有思维。2019年，郭帆执导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横空出世，凭借极佳的口碑和比肩好莱坞的特效击败了包括沈腾、黄渤、周星驰等喜剧巨星的新作在内的众多对手，标志着观众的审美需求从单纯的阖家娱乐升级为追求更高级的感官刺激。

进入2020年代，春节档已毫无争议地成为亚洲乃至全球规模最大、竞争最激烈的单一市场电影档期之一，单档期总票房动辄超过60亿元人民币，档期的题材也越来越多样化。陈思诚的“唐探宇宙”、沈腾的各式喜剧、张艺谋的新主旋律、以及年年如约而至的“熊出没”系列，都拥有稳定的受众群体。2021年，贾玲导演的《你好，李焕英》以真挚的母女亲情引发广泛社会共鸣，2025年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则以现象级的市场表现刷新了无数纪录，证明了优质内容的极限号召力。不过，春节档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首日预售与初期口碑几乎决定了影片的命运。由于可观的档期潜力，全年最顶级的制作与最优秀的宣发资源，几乎都向春节档倾斜，这导致市场冷热不均加剧，也引发了业界关于春节档的更多思考。

## 台湾

台湾的贺岁电影市场曾长期被好莱坞大片与香港电影占据，彼时，台北影院的春节排片表多由好莱坞视效钜片与香港喜剧平分秋色。台湾本土电影（国片）在这一时期大多深陷艺术片泥淖，缺乏能与普罗大众共度佳节的“合家欢”商业基因，导致春节档的本土叙事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仅《就是溜溜的她》等部分贺岁电影取得较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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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0年代，随着在地意识的强烈回归，自钮承泽导演的《艋舺》开始，台湾本土贺岁片迎来了一个堪称奇迹的“黄金爆发期”。综艺巨星猪哥亮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绝对符号，他以深厚的秀场功底和极具魅力的草根生命力，先后通过《大尾鲈鳗》《大稻埕》《大囍临门》等片，屡次击败好莱坞强敌，创造了数个亿元票房神话。猪哥亮因病逝世后，尽管仍有《花甲大人转男孩》等剧集改编电影试图接棒，但本土贺岁片整体声势显著回落，市场表现起伏不定，稳定产出高质量商业片的能力出现断层。

在传统喜剧声势逐渐疲软之际，《角头》系列的横空出世，为台湾贺岁档开辟了另一条新的路径。进入2020年代，面对Netflix、Disney+等流媒体的冲击，加上制作成本高昂、题材同质化严重，台湾本土贺岁片的产量相对减少，市场表现也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

## 新加坡、马来西亚

新马市场早期以引进香港贺岁电影为主，是香港电影主要的海外市场。此后在梁智强（《钱不够用》《梁婆婆》系列）、周青元（《大日子》《一路有你》）等本土导演的努力下，逐渐形成本土贺岁电影产业链。他们的作品巧妙融合了普通话、粤语、福建话及马来语，且常邀请中港台明星加盟。在欢笑之余，影片往往承载着对海外华人族群文化的坚守与探讨。

近年来，新马贺岁片市场进入本土制作的井喷期，新春期间上映的本土制作数量逐年增加，但整体票房仍需面临中国大陆大制作和观影习惯改变的影响。

## 日本

日本把贺岁片称为正月映画。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由庆祝农历新年改为庆祝格里历新年，因此日本的贺岁片是指由公历11月尾至翌年1月尾至2月初上映的电影。

## 相关研究文献

- 礼士《贺岁片：面向市场的定制》（收录于《中国电影年鉴(1998-1999)》，原载于《电影通讯》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