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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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过群众动员而兴起的一种群众政治运动组织形式。

红卫兵派别众多，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狭义的红卫兵特指红卫兵运动初期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政治运动团体。中国的首个红卫兵组织是1966年5月诞生于北京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随着毛泽东批判并撤销由刘少奇主导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简称“工作组”），并于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大规模接见红卫兵，全国范围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以高干子弟为首的青少年学生老红卫兵是早期的红卫兵中的“多数派”。他们奉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数以万计的“黑五类”实施了严重的虐待与杀害。老红卫兵还开展了波及全国、影响深远的“破四旧”运动，大批“黑五类”及其家属遭到抄家、虐待、遣送、逼死、甚至屠杀，诸多文物古迹遭到损毁。1966年8月因红卫兵“红色恐怖”暴力的集中爆发被称为“红八月”。此后，全国各地红卫兵开展全国大串连，毛泽东在此期间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超过1100万红卫兵。

1966年9月之后，为了与普遍支持工作组，主张保卫中国共产党高干的多数派老红卫兵抗衡，大学“少数派”红卫兵逐渐崛起。这些少数派多曾遭受工作组迫害，主张彻底批判工作组及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高级干部，得到了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在北京，多所大学的少数派红卫兵成立了首都三司，并在10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政治运动中，成为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等大批高级干部的重要力量。此后，少数派彻底取代老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并发展为遍及全国的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后来被称为“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的蒯大富（清华大学）、聂元梓（北京大学）、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以及首都三司的创办人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

广义的红卫兵则泛指包含了学生、工人、农民、军人等不同群体组成的各类群众组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主导夺权运动、活跃于1966年底—1968年的工人夺权组织。这些群众组织从1966年10月开始，在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取代学生，成为文革的主要推动者，其典型代表是得到毛泽东、张春桥支持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967年1月，上海工总司发动夺取上海市委权力的一月风暴，主张造反派应该建立自治组织以取代各级党委的政府职能，这一行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2月，由工总司主导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取代旧上海市委。由工人造反派主导的夺权运动随即在全国兴起，相互对立的各派工人组织涌现，大规模暴力武斗蔓延全国，以致于毛泽东将这一时期称为“全面内战”。

1968年夏，为终止全国大乱斗的混乱形式，毛泽东提出“大联合”的口号，红卫兵造反运动被压制，各工人组织陆续解散并重新纳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管理。与此同时，毛泽东为调停学生间的冲突，派出工农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校，并召见了正在内战的五大红卫兵领袖。学生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被派往农村、工厂接受“再教育”，各地学生红卫兵组织也相继解散。

## 定义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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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是中国共产党支持下涌现出的一种群众政治运动组织形式，1966—1968年间由于得到毛泽东以及中共高层的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红卫兵派别林立，互不隶属。不同派别甚至经常发生冲突乃至热兵器武斗。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源自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张承志的笔名“红卫士”。各个红卫兵组织通常会根据中共语境中常出现的正面形象、毛泽东诗词，再联系所属机构、地名、时间、文革中的事件等为自己的组织命名，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狭义与广义的两种定义。狭义的红卫兵指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现，由大学和中学的青年学生所组成的学生政治运动团体。学生红卫兵按照立场可分为以下两类：

- 多数派（又称老红卫兵、保皇派、保守派）：多数派红卫兵是最早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由“红五类”组成，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出身较好的“红三类”（革命军人子弟、革命干部子弟、革命烈士子弟），工人、农民出身仅占极少数且无一担任红卫兵领导。很多老红卫兵都是高干子弟，能凭借身居高位的父母带来的信息跟紧中共高层动向，抢占政治运动先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简称“工作组”）时期多为工作组的合作对象，从1966年8月开始作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派系而被称为“多数派”。这批红卫兵支持血统论，拥护工作组，是红八月和破四旧的始作俑者。1966年10月，中共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大批中共高干在其中被打倒，多数派红卫兵随着自己父母失势而失势，其中部分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之间采取保卫中共干部的立场，随后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下的少数派红卫兵冲击下退出文革历史舞台。老红卫兵的形象常为“臂缠红袖章，一身黄军装，外束皮腰带……用皮带抽人，上面的铜头可以造成严重创伤”。有学者认为，多数派可以根据是否成立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前成立分为“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
- 少数派（又称造反派）：少数派红卫兵家庭出身成分复杂，一开始多为在工作组时期受到压制的学生。少数派多反对血统论，主张向工作组在内的大批中共高干造反，在红卫兵运动初期人数处于少数且遭到多数派的压制，从1966年9月起，少数派得到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毛泽东的明确支持，迅速取代先前的多数派，成为红卫兵运动中的主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批判了大量中共高干。至1966年底，少数派发展为学生造反派，其中部分在工人造反派主导的夺权运动中依旧活跃，并根据对军队的态度、对工人造反派的态度等问题继续分化为相互对立甚至爆发内战（如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不同派系。1968年，随着毛泽东宣布向各校派驻“宣传队”以及组织学生上山下乡，各派系的学生红卫兵都被分配到工厂、农村进行“再教育”，各学生红卫兵组织纷纷解散，学生红卫兵运动彻底结束。

广义的红卫兵则泛指包含了学生、工人、农民、军人等各种群体的各类群众组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活跃于1966年底—1968年的工人组织：

- 工人造反派：工人造反派是以工人为主体，主张夺取各级中共党委权力的群众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是最早的工人造反派之一，成立于1966年11月，通过安亭事件迅速获得张春桥、姚文元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1967年开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夺权运动从上海席卷全国，工人取代学生成为了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力军”，各省纷纷在工人造反派的推动下成立了代替原党委的“革命委员会”。
- 工人保守派：工人保守派多与工人造反派对立，通常会以各种形式保护造反派想推翻的党委，并在很多时候得到该党委支持。在夺权运动中，两派时常在各地发生大规模冲突武斗，武汉七二〇事件和广西文革屠杀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1967年底—1968年间，为了遏制混乱的扩散，毛泽东提出“大联合”的口号，各工人红卫兵组织纷纷解散，重新归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管理，唯有与中央文革小组关系密切的工总司完整保留了旧组织形式与人员。

除此之外，红卫兵的其他派系被学者归类为：

- 极左派（又称“激进造反派”、“激进派”）：由1967—1968年间造反派中最激进的一翼演化而来。与造反派不同的是，造反派的初衷仍是维护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政治制度，极左派则侧重于批判整个社会制度，跨越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划定的思想界限，由此多在发展为成熟的政治派系之前就被中共镇压。其中的代表是北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和湖南“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两派都主张反对周恩来。
- 逍遥派：指试图远离政治运动，不参加任何派系的派系。其人数在红卫兵运动初期较少，但随着文革的进展而愈发增多。

不同派系的红卫兵常被主流视角和部分媒体混同，部分学者批判了这一现象。童小溪认为，主流话语常将红卫兵描述为“担当‘文革’的拟人化角色形象——黄军装、系皮带，嘴里口口声声骂著“混蛋”，一个阴森的、血腥的、令人发指的形象，这也是当代人们必须牢记的文革的形象……实际上，‘红卫兵’一词本身在文革中不仅是多义的，而且这个概念本身、名分本身，就是争夺的对象和斗争的焦点。”；陈益南认为，老红卫兵“德国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团一样的模样”常被很多媒体用来代表红卫兵的唯一形象，但这是“对历史真相的误解与曲解”。

## 背景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教育制度基本移植自苏联，学制长（一般大学五年制，清华大学六年制），课程多，教育方式以老师灌输为主，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负担较重。同时，中共会在教育系统推行“革命理想教育”。根据卜伟华的分析，当时的学生被培养爱党、爱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革命领袖的理念，普遍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崇尚自我牺牲。这样的教育也由于中国的环境封闭而十分片面，学生不了解中国以外世界的真实样貌，容易盲目地以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则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倾向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神化毛泽东的狭隘理想主义。这些都是后来红卫兵的理论基础。

他们纯洁而幼稚，自信而盲目，具有热烈的革命愿望而又缺乏政治识别力和免疫力；既有助人为乐的毫不利己精神，又有否定人道主义的狭隘的阶级斗争观念，这使他们带有明显的盲从特点。

在政治层面，1962年，随着中共在七千人大会后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国大学录取更加重视分数，纠正了先前过分强调政治和出身成分的偏向，1962—1963年间部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可以凭分数升入重点学校，这导致校内两派学生愈发界限分明：干部子弟歧视高分学生的出身，高分学生歧视干部子弟的学习成绩。而高分学生因为学习成绩好多受老师的青睐，引起干部子弟的严重不满。

1963年后，中共阶级斗争升温，其政治路线愈发偏向“唯成分论”（把出身成分作为选拔学生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认为教育制度弊端的根源是“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国转发文件《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泽东在其中着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提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这得到了干部子弟的支持，干部子弟们开始质疑教育制度，他们不满学校以成绩优劣来分配资源，认为这是偏向于剥削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后代。1965年6月，北京四中、北京六中、北京八中三所学校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学生引发了“四六八学潮”，这些学生相互串联，组织罢课，提出“宁要红2分，不要白5分”的口号，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这种“自来红应当家作主”的意识形态是最早一批干部子弟红卫兵的思想基础。杨继绳认为，当时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本来就喜欢挑战现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为他们的挑战提供了根据。不过，只有干部子弟才会有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胆量。”

至文革开始的1966年，狭义红卫兵的主力青少年学生基本都在1949年后接受教育，是中共定义中“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中国革命事业第三代人”。

### 政治局扩大会议与第一张大字报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张春桥的支持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1966年2月，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共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了《二月提纲》，主张把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限制在学术范围。3月，毛泽东批判了《二月提纲》及提纲的支持者彭真、陆定一等人。

1966年5月，中共政治局于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由于毛泽东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将《二月提纲》批判为“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并提出“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会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撤职。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批判北大校党委以及北京市委。在毛泽东的指示下，6月1日，该大字报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次日更是被《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声援，号召群众起来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全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各学校掀起了反对校领导的政治运动潮流。

## 起源

### 清华附中红卫兵

作为学生组织的红卫兵诞生于北京清华附中。清华附中本是清华大学教职工子弟学校，1959年经教育部批准建校，首任校长万邦儒，1960年开始面向社会招生。根据曾就读清华附中的柳家新回忆，校内学生多数出身知识分子或普通家庭，少数出身中共干部家庭。与北京市其他受教育局统一管理的学校不同，清华附中由清华大学直接管理，曾倡导从小学初中高中一路向上培养到清华大学的“十年规划”。学校还于1964年开始从高一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建立了可以直升清华大学的预科班，不过该预科班由于后续的文革而并未投入使用。从1964年开始，校内的部分学生开始在各种政治问题上与一些校领导和老师产生分歧，这些反对派学生多数都是高干家庭出身，曾多次批评学校“没有阶级斗争”“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过右”。1966年5月下旬开始，清华附中的一些反对校领导的学生秘密串联，决定成立一个反对校领导的组织。

5月29日，王铭、卜大华、张晓宾、邝桃生、骆小海、张承志等反对派学生在清华附中对面的圆明园开会决定联合反对校领导根据后来任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的中央团校党委委员刘晋回忆，校领导曾对刘晋汇报称他们与红卫兵组织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是学校在5月决定将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发展入团，红卫兵得知后再次批评学校实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校领导随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称“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6月2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反对校党委的大字报。同日下午，清华附中红卫兵将首张以“红卫兵”署名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贴在清华附中五楼。“红卫兵”一词源于张承志的笔名“红卫士”。很多文献及红卫兵参与者认为红卫兵的成立以及定名日期是5月29日。也有学者认为5月29号只是清华附中反对派学生开会统一行动的日期，并未确定以“红卫兵”为名。与此同时，北京多所学校纷纷出现了响应聂元梓大字报的学生反对派组织，有的中学生为了表达自己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也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红卫兵”，“红卫兵”一名开始广泛传播。

### 文革工作组

在中共高层，1966年6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的党中央在请示毛泽东之后决定以工作组的方式开展文革，向北京市各教育机构、文艺单位派出指导文革的开展的工作组。文革工作组延续了反右运动、四清运动等中共过去的政治运动的作法，大量中共干部在运动中被撤职。工作组在运行期间基本取代了所在单位的原党委，会在所在单位进行群众运动，为干部和群众划成分、开批斗会。北京的做法很快被全国各地党委效仿。在中学，工作组常与学生发生冲突，大量学生被工作组批判、整肃。

6月8日，以刘晋为组长的工作组入驻清华附中，由于清华附中由清华大学直接管理，且时任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内的大量高干子弟均就读于清华附中，刘晋需要每天向自己的上司共青团常务书记胡克实上报情况。在胡克实的指示下，工作组起先站在反校领导的立场上支持红卫兵。6月17日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等校领导被三次批斗。20日，万邦儒被宣布停职反省。

同时，由于很多学校的工作组都站在反校党委的立场上，工作组和部分红卫兵会合作批判校领导和老师。部分学生也因出身不好遭到红卫兵批斗，这样的血统论成为后来保守派红卫兵的理论基础。在清华附中，清华附中红卫兵便成为了工作组批判校党委的依靠对象。根据当时就读于清华附中的仲维光回忆，6月8日，各校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反对派学生纷纷前往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前两年刚刚切掉一个肺”的副校长韩家鳌出来劝阻各校的反对派学生，却被高干子弟调侃职级：“十七级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韩家鳌在中共干部级别中为十七级）而从6月9日开始，红卫兵尤其是其中的高干子弟成为了清华附中的实际掌权者，大量校领导、老师以及出身不好的学生被纠察队长张承志在内的红卫兵以拳脚相加、剃阴阳头、“坐飞机”、揪头发等形式批斗整肃，大量师生被批成“狗崽子”以至于每天进校都要自称“我是×狗，我老老实实认罪。”

### 反工作组与撤销工作组

1966年6月21日，清华附中召开全校师生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红卫兵与工作组因人选而产生分歧，最终，清华附中21名校革委会委员基本均由红卫兵担任，其中王铭当选革委会主任，卜大华、张晓宾担任副主任。工作组对红卫兵拒绝被纳入指挥产生反感，决定筹建新的分团委来取代革委会。6月23日，共青团主管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号召学生支持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随即在次日贴出两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中之一就是由骆小海执笔、后来得到了毛泽东亲自回复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卫兵称“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

由于红卫兵头目多为高干家庭出身，熟悉中共政治语言与斗争策略，先是在大字报中宣扬“造反有理”诱导工作组批判，随即又公开此话为毛泽东给斯大林祝寿时说过的毛语录，使工作组“被拖入非常被动的境地”。清华附中高一的刘刚（后成为蒯大富的恋人以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之一）、张树平将这张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声援了蒯大富等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师生，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因此被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愤怒围攻”。6月26日，胡克实在听取了针对红卫兵的汇报后认为其“相当不懂事”，很多中学红卫兵被宣布违法。

类似的反工作组思潮也在北京多校的红卫兵组织中广泛传播，随后，工作组试图通过拜访红卫兵家长的“怀柔分化政策”，把卜大华、高洪旭等208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河北沙城兵营封闭军训。不过，这并没有解决和红卫兵的根本分歧，刘晋曾回忆，自己在家访红卫兵领袖时，被该红卫兵任解放军某学院副院长的父亲大骂“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你们派到101中学的工作组副组长讲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7月下旬，曾任罗瑞卿部下公安部办公厅主任、青海省委常委的王仲方因彭罗陆杨案被批判，王仲方的父亲王肖山也受到波及，而王仲方的儿子王铭作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头目带领红卫兵阻止了揪斗他爷爷王肖山的批斗会，负责中学工作组的胡克实要求刘晋借此“迅速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直接点出王铭的问题，击垮红卫兵的软肋”。

同时，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随着毛泽东对工作组的反对越来越明确，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前往北京各校表达对造反学生的支持，工作组日益失势，刘晋也被迫取消了和红卫兵“翻脸”的计划。7月28日晚，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北京展览馆开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期间骆小海、邝桃生等清华附中红卫兵将清华附中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交给江青，得到江青的支持以及将大字报转交给毛泽东的保证。次日，北京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

对早期清华附中红卫兵作用的评价呈两极分化，张承志、骆小海、卜伟华、熊刚、宋柏林等当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有提倡民主、提倡造反精神的正面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红卫兵暴力的蔓延。郑义、王友琴、仲维光等海外学者对清华附中红卫兵持负面评价，这些海外学者很多当年在中国大陆亲历了红卫兵暴力，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红卫兵暴力的始作俑者之一。仲维光认为，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源自他们比校长乃至工作组组长级别还高的高干父母，自己只是在父母的庇护下“奉旨造反”。王友琴提出了“清华附中模式”，将清华附中红卫兵批评“一套前所未有的迫害模式”的始作俑者，在红卫兵运动中直接间接害死大量师生。而童小溪认为，尽管这时候的部分中学红卫兵和高校反对派都在向工作组造反，但与出身普通的高校学生不同，中学红卫兵多为革干家庭出身，可以“凭着响当当的‘红五类’出身，……不相信有人可以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在随后的红卫兵运动中，中学红卫兵多发展为拥护工作组以及中共干部的保守派红卫兵，高校反对派则成为了倾向攻击中共干部的造反派。

## 红卫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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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八月

在工作组被撤销后，1966年8月1日，中共召开聚焦文革开展方式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印发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3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约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王铭、卜大华并展示了毛的回信：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后“得到了尚方宝剑”，即使这篇回信在8月21日才被《红旗》杂志转发公之于众，但在当时早已不胫而走地被红卫兵向社会各方传播，点燃了更大范围的红卫兵运动。卜伟华认为，毛泽东是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本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常委和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领导都没有对中学红卫兵给予太多注意，只有毛泽东发现并支持了自发形成向党委造反的红卫兵。红卫兵随即从北京几所中学的学生组织，演化为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

#### 血统论

血统论随着早期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发扬光大。1966年7月29日，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了一幅被称为“鬼见愁”（意为见到对联发愁的就是“牛鬼蛇神”）的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该对联随即于8月1日贴遍北京各大中学和高校，引起师生的激烈辩论。8月2日晚，红卫兵在清华大学举行了由清华大学保守派红卫兵刘菊芬主持的辩论会，血统论被一边倒地推崇。红卫兵多次要求高层干部评价血统论对联，但中共对该对联的态度并不明确统一。8月2日，陈伯达在接见学生时提出将其修改为更温和的“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关锋同日认为血统论对联“基本精神是为了很好贯彻阶级路线”但是“不全面，容易起副作用”。8月6日，北京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再度举行关于血统论的辩论会，期间江青出席会议，表示“不完全同意”对联并再度提议将其修改为更温和的版本，但是这一建议并未被红卫兵所接受。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谭政文之子）贴出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支持血统论的合理性：

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一颗火星燃起了熊熊烈火。有人说它“糟得很”；有人虽然稍加赞许，但也不能全然否认一个“糟”字，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谭力夫｜《从对联谈起》

8月20日，谭力夫又进行了一次捍卫血统论的讲话。谭力夫的观点被干部子女为首的保守派红卫兵广泛追捧，刘涛、贺鹏飞领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还将其向全国各地印发。在福建，谭力夫的讲话被省委复制了几十万份，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还要求“每天必须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谭力夫讲话内容。这也使谭力夫成了全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名人。

多数学者认为，红卫兵对血统论的推崇源自中共建国后推行的根据出身成分给予不同社会待遇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阶级出身，在文革之前，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就强调“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更是使阶级斗争升温，群众被根据出身，分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出身）和“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黑五类”及其子女都会受到严重的歧视。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也在不同场合提出红卫兵应以“红五类”为主。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强调优先选拔“红五类”子女升入高等学校，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则要“严格审查”。8月18日，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也谈到“组织红卫兵队伍要以红五类出身的为基本核心”。童小溪认为，血统论“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分成三六九等的无情现实”，尽管新中国力图“消灭阶级差别”，却存在着由中共干部等社会精英集团组成的“高度紧密、高度同质化的内部小圈子、特权俱乐部……社会精英的自我意识又集中到以家庭为纽带的事业、权力传承关系。”。

随着血统论的泛滥，出身成分不好的学生往往被禁止参加由干部子女领导的红卫兵组织。北京作为主体是知识分子和商人的城市，仅有约四分之一的中学生是有参加红卫兵资格的“红五类”。由此，北京各大中学校多由高干子女掌权，刘涛、邓朴方、贺鹏飞、李黎凤、孔丹、陈小鲁等大批红二代成为了红卫兵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与此同时，一段出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语录随着血统论的崛起被红卫兵广泛传播，用来论证暴力的合理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血统论的传播点燃了红卫兵的大范围暴力迫害。1966年8月起，红卫兵打人事件频发，被划为“黑五类”的学校领导、同校学生和社会上的“小流氓”都是红卫兵的攻击对象，红卫兵杀人事件开始出现。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对五名校领导以“用带钉子的木棒打”、“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殴打虐待，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卞仲耘是红八月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受害者。有的红卫兵曾试图反对暴力，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部分红卫兵贴出《紧急呼吁书》，主张“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但对制止红卫兵狂热的扩散几乎没有作用。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8月8日，一名被斗争了一个星期的高一女学生杨爱伦卧轨自杀未遂，被撞成重伤。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的十多名校领导老师被红卫兵“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美术老师陈葆昆当日被迫害致死，成为了红八月第二个死亡的受害者。

中共高层此时对层出不穷的打人事件不置可否。8月6日，张春桥在接见天津学生时说：“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了，怎样？只能解放这些学生。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两方面的学生。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8月13日，北京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次十万人大会，会议由王任重组织，五名“小流氓”在会上被公审批斗，期间还被一些红卫兵用皮带当众殴打，周恩来后来称该会议“给我们群众运动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影响，以后许多地方这样做。”会上李富春还宣布改组团中央，标志着共青团中央对中学的领导职能中断。9月6日，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在接见重庆“红五类”学生时表达了自己对血统论的高度认同：

对反动的家伙，只有和他们斗。我们杀了他们的老子，和他们的老子结下了仇；你们杀他们的儿子，和他们的儿子结下了仇；他们还有儿子、孙子！我们和他们斗一辈子。

#### 八一八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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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毛泽东出席了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后被称为“八一八”大会），清华附中红卫兵骆小海、韩军、宋柏林；北大附中红旗彭小蒙等红卫兵以及聂元梓等高校学生代表受邀登上天安门，毛还接受了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为其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天，新华社播发消息《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将红卫兵醒目地突出报道：

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像生龙活虎一样，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

在1966年的8月至11月间，毛泽东先后以不同的形式共八次接见红卫兵。八一八大会又被称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据戚本禹回忆，毛泽东自称多次接见红卫兵的构思源自毛年少时在广州见过孙中山：“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

在先前，红卫兵只是北京中学文革运动中由少数学生结成的特殊学生组织，其中多数由高干子弟组成，为了与之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涌现的造反派红卫兵进行区分，这些最早的中学红卫兵也被称为老红卫兵。这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直接点燃了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红卫兵运动。童小溪认为，后来成为“保爹保妈”派的干部出身中学红卫兵和造反派平民出身红卫兵在8月18日都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两派群众组织在之后相互对立冲突，却又在这一大会上同样被命名为“红卫兵”，因此八一八大会的意义是“含混的、矛盾的，这种含混只有在后来两派阵营分明的冲突对立中才得到澄清。”后世的文革史学又会“把两个对立冲突的阵营都归类于‘红卫兵’之名下，这样，两派的本质区别就被掩盖、模糊了，含混的名称，就为在事件、行为上的张冠李戴，时间、因果上的颠倒，打开方便之门。”

#### 红色恐怖与破四旧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

随着红卫兵在八一八大会中被毛泽东亲自赋予合法性，中学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在规模和程度上全面升级，大量暴力行径被红卫兵称为“红色恐怖”，被打死的受害者数量迅速上升。8月19日一天就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人事件：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所中学的红卫兵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了三所中学及教育局的领导干部，其中北京八中的副校长温寒江被红卫兵“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当日晚上，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的两名老师张辅仁、张福臻被红卫兵打死，尸体还被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红卫兵自8月19日开始连续殴打虐待校长沙坪，“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次日，沙坪在一千六百多名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中被殴打致死，该校数学老师张梅岩、体育老师何世瑾也在受到红卫兵虐待后自杀。

8月21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这使得红卫兵的暴行被中共最高层纵容，能够免于法律惩罚。在北京，大量中学领导及教职工被施加残忍的暴力迫害。在8月19日之后的“红色恐怖”期间被打死或自杀的遇难者包括但不限于北京八中学校负责人华锦、历史老师申先哲；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化学老师唐婉森、图书馆员沈世敏等共8名教职工；房山中学校长王哲；北师大二附中党支部书记姜培良、语文老师靳正宇等共3名教职工；清华附中物理老师刘澍华……北京的文化界与大学也受到了红卫兵的暴力冲击，不过没有中学的普遍及严重，8月23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暴力批斗了时任全国文联副主席的老舍在内的40多名老干部、老作家，被称为八二三事件。次日凌晨，老舍投湖自杀身亡。

在“红色恐怖”扩大的同时，红卫兵还开展了一场“破四旧”运动，红卫兵的理论基础是《十六条》中的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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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向全市散发《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提出要“批判和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八一八大会之后，大批红卫兵把“破四旧”作为行动纲领。红卫兵要求街道、店铺、工厂、学校等社会各界更改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名字，在北京，8月19日，红卫兵砸烂了全聚德的招牌并将其更名为“北京烤鸭店”，将原来餐厅内挂的国画换成毛泽东像；8月20日，由于苏联当时被中国批判为修正主义，女二中红卫兵提议将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更名为“反修路”并举行了“反修大会”，其他被红卫兵改名的还有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街”）、东郊民巷（改名为“反帝路”）、王府井大街（改名为“防修路”）等等。

红卫兵还攻击了大量宗教团体和民主党派。8月22日，二百多名回族学生冲击西城区牛街清真寺，命令阿訇“交出全部古兰经”“进行劳动改造”，随后还提出了“彻底消灭伊斯兰教”的口号，但被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制止；8月23日，多所中学的红卫兵批斗了荣毅仁、乐松生等十三名民主党派干部，当日晚上，北京八种红卫兵发出了要求民主党派解散的《最后通牒》，最终多个民主党派的印章被红卫兵收缴；8月24日，十几所中学的红卫兵联合冲击了位居东单三条的玛丽亚方济各修女会，要求驱逐罗马修女，导致8名罗马修女于8月31日被驱逐出境。

破四旧运动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支持。8月21日，《红旗》杂志发文《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借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盛赞红卫兵。8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好得很！》褒扬破四旧：

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为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大快人心的喜事。

自此之后，北京的破四旧运动大幅激化。红卫兵在破四旧中从相对温和的改名、砸招牌演变成了更加暴力的抄家、破坏文物等运动，武力迫害和打死人事件频发，8月24日一天，在北京东厂胡同就至少有6名居民被打死。各地的寺庙、公园、博物馆、书店、美术店被红卫兵大扫荡，大量文物被损毁，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保存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4922处被损坏，占比超过70%。大量市民被红卫兵抄家要求上交黄金、白金和各类生活用品，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共有超过11万户被抄家，共抄走10.31万两黄金、34.52万两白银、5545.99万元现金。红卫兵在破四旧中“敢想、敢说、敢做、敢造反”，还提出了大量因荒谬而未能实现的倡议，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生产销售烟酒、废除芭蕾舞、创作新国歌、修改宪法、以革命委员会取代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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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对破四旧肯定性的宣传报道，破四旧的风潮波及全国，在地方党委的支持下，各地纷纷涌现对北京红卫兵的模仿潮。在上海，超过15万户市民被抄家；在山东，8月27日，武训墓被几所中学的红卫兵砸毁，武训的尸体被红卫兵抬出游行，后被焚烧。据不完全统计，至1966年10月，红卫兵共抄得存款、公债428亿，黄金118.8万两、古董超过1000万件。

红卫兵还以“清查清理社会人口”的名义将大量“黑五类”市民驱逐出北京，遣回原籍。据中共官方资料记载，1966年8月底至9月，在北京共有超过85000人被遣返原籍，占城市总人口约1.6%。被驱逐者只允许携带少量行李。红卫兵把北京火车站变成了“人间地狱”，车站的“候车室和月台上跪满了等候车的被遣送的人们，有的戴着花样出奇的纸糊高帽子，有的伤痕累累裹着纱布。”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也进行了类似的驱逐运动，在天津，超过41000人被遣送农村；在上海，超过8000人被强行遣送外地。红卫兵的驱逐行动得到了谢富治、叶剑英、谭震林等中共高层的广泛支持，时任首都工作组组长的叶剑英曾说：

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根据宋永毅的研究，共产党于1962年就有过类似的抄家遣送计划，1966年5月，首都工作组在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下成立，工作组以叶剑英为组长，计划和公安部门合作大批遣返“成分不好”的北京市民，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的抄家遣返行动正与之不谋而合，很多时候被抄家遣送者的名单就直接由地方公安部门和居委会向红卫兵提供。

红色恐怖中，也有少数被迫害者武力反抗红卫兵的暴行，但反而招致红卫兵更猛烈的暴力。8月24日，北京市崇文区发生了被抄家者李文波用菜刀砍伤红卫兵后跳楼自杀（一说李文波只是拿菜刀吓跑红卫兵，随后被枪毙）的“榄杆市事件”；8月25日，北师大二附中学生曹滨海与抄自己家的同班红卫兵发生争执，砍伤了一名红卫兵后被公安局逮捕。这两起事件被红卫兵宣传为“阶级敌人的疯狂报复”和“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 引发红卫兵震怒，周恩来、吴德等中共高层也迅速表态支持红卫兵，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曾表态：“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随即被枪决，曹滨海之母樊希曼被红卫兵抓到学校活活打死。8月26日到9月1日，被红卫兵打死的受害者数量比8月25日以前再次大幅度增加，9月1日一天就有228人被打死，达到受害者人数的最高峰。这一期间红卫兵还制造了超过300人被杀害，22户家庭被杀绝的大兴事件。在8、9月的北京，红卫兵共打死1772人，导致火葬场人满为患，很多尸体未标注姓名就被红卫兵匆忙送去“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

迅速、惨烈的暴力扩大化终于震动了中共高层，8月30日，章士钊指控红卫兵暴力的信件被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转交周恩来，周恩来随即列出《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命令保护部分高层干部。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下发《紧急通知》，要求“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从现在起一律停止提供名单……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有关部门也不要向群众提供”，随后红卫兵打死人的暴力事件数量骤降。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进一步尝试遏制武斗暴力的蔓延。

对于“破四旧”的发生原因，杨继绳将其中一部分归咎于青少年学生的极端意识形态，认为红卫兵的残忍受中共1949年以来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黑五类”在课堂、报纸、文化娱乐活动等一切由中共组织的场合被妖魔化，这导致红卫兵在施暴中不仅不感到负罪，反而有一种正义感。对于毛泽东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具体角色，很多中共相关人物后来的回忆录称毛泽东一直反对武斗和暴力。但由于文革的很多档案被中共封存，学界很难得知毛泽东在当时得到的具体信息及其批示，宋永毅认为，即使毛没有直接指示红卫兵残杀平民，但毛对北京近10万人被强制遣返等庞大的暴力事件不可能不知情，毛的沉默就是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卜伟华认为，“破四旧”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毛认为混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中说：

主要问题是各地所搞乱的问题。采取甚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回来，罪证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彬彬有礼。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卜继续论证，尽管很多中共干部都看出了红卫兵运动的危害性，其中的暴力行为甚至违反宪法、违反法律，但由于此时政治局势也在剧烈变动，大量干部被打倒，跟紧最高层的旨意，表态支持红卫兵也是各级干部的自保手段。

#### 红卫兵纠察队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的31所中学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开会，会上决定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规范红卫兵的行为。西纠由西城区共几十所中学的红卫兵组成，其核心成员包括孔丹（孔原之子，北京四中学生）、秦晓（秦力生之子，北京四中学生）、陈小鲁（陈毅之子，北京八中）、董良翮（董必武之子，北京六中学生）、薄熙来（薄一波之子，北京四中学生）、刘源（刘少奇之子，北京四中学生）、邓榕（邓小平之女，北师大女附中学生）等等，多为高干子弟老红卫兵。

西纠宣布自己的职责和权利有“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卫兵组织”“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等等，尽管这些权利未经法律授予，但是西纠的活动广受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叶剑英等中共高层支持，其本意是为了在红卫兵运动极度混乱的八月底，借助统一的红卫兵组织来恢复社会秩序。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指导西纠的活动，周还亲自点名西纠于8月31日负责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维护城市秩序，并指派15名西纠成员登上天安门城楼近距离受毛泽东接见。随后，在北京东城区、海淀区也成立了类似的纠察队组织“东纠”、“海纠”。

西纠于8月至10月间陆续发布了十几个“通令”，试图对红卫兵运动做出规范并使其温和化，其内容包括限制武斗，限制查抄财物，缩小遣返人员范围等等，但由于西纠成员多奉行血统论，很多还在“通令反对武斗和打人的同时，自己却大打出手”，因而给北京市民留下的印象很差除此之外，西纠成员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保护大量中共高干以及社会名人，在通令中多次强调“保护高级干部的安全，维护高级干部的生活”并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班禅、郭沫若、傅作义、李宗仁等等文化名流。

部分西纠成员在北京市委下发《紧急通知》后依旧实行红色恐怖，在北京六中，王冒明（王家扬之子）、朱支前（朱理治之子）等红卫兵在校内私设“劳改所”“监狱”，使用“拳击小腹”，“刀背打脸”、“开水浇人”、“坐土飞机”（由几名红卫兵抓住受害者的手脚，把受害者抛起一米多高，使其摔在水泥地上）等方式虐待、关押“犯人”，一共有50多人在“劳改所”被虐待，其中19岁的北京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因为未经红卫兵准许外出串连，9月27日被红卫兵残暴虐待后死亡；校退休工人徐沛田，由于其父原为工厂厂主，被红卫兵以“让他口叼著破鞋在操场上爬行。一直爬到厕所，又将徐推入小便池，并在他身上尿尿”“用开水浇老人头部”“让老人唱歌，跳舞，还让他吃屎喝尿”等方式虐待，最终于10月3日被红卫兵“将尼龙丝绳子套在徐的脖子上”虐待身亡。

史学界对西纠作用的评价两极分化。王年一对西纠持正面态度，肯定其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并认为西纠“历史功绩，不可埋没”；卜伟华认为，尽管西纠“也存在着打人、违反政策的问题，有的甚至还比较突出，但是他们能在乱打乱斗盛行的时候看到问题，并首先提出纠正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是难能可贵的。”。这样的说法也得到了孔丹、陈小鲁等原西纠成员的认同。

也有学者对西纠持负面批判态度，杨继绳认为，西纠“把保卫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安全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乏善可陈”。在西纠成立至中共中央勒令制止杀人事件之前的一段时间，甚至是北京受害者死亡最多的几天，说明西纠“不仅没有制止红色恐怖的效果，西纠成员自己还在继续制造红色恐怖。”

### 造反派崛起

#### 多数派与少数派

尽管清华附中红卫兵因为后来持反对工作组的立场而得到毛泽东的褒奖，但是在“高干子弟要掌权”的血统论思想影响下，包括谭力夫、刘少奇女儿刘平平、刘婷婷；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女儿邓楠在内的大批高干子女曾与工作组相互扶持，谭力夫曾在演讲中评价工作组进校让“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就照亮了北工大”，同时大骂部分工作组的反对者：“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知道哪一个犯了错误，大有雀跃之势。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他们在6、7月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工作组撤出后又成为了红卫兵，权力始终凌驾于普通学生之上。作为红卫兵运动开始时的主流，这类红卫兵被称为“多数派”，他们多由高干子弟领导，拥护血统论，反对在文革中以批工作组为主要方向以及将对中共高级干部的批判普遍化。

而与之对立的则是主张彻底反对工作组，支持以批判工作组作为文革主要方向的“少数派”，少数派通常出身较为普通，很多成员甚至是“黑五类”，作为少数派领导的“红五类”也非高干子女，多出身于基层干部、烈士或工人、农民家庭，没有多数派的强大政治背景和灵通的信息。北京的少数派主要集中在大学，其中很多成员就是工作组时期被迫害的学生。学者马若德认为，这些大学生与他们“年轻的弟弟妹妹要‘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不同，他们多担心自己由于被工作组贴上了“右派”“反党分子”的标签而影响毕业后的前途，在运动中急于恢复清白，因此把批判工作组作为运动重心。多数派会通过血统论指责少数派“成分复杂”、“右派翻天”，少数派则回敬多数派“保皇”、“走资派的御林军”。

尽管各高校的工作组在8月已被撤销，但根据《十六条》的规定，文革运动可以由群众选举出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形式开展。有的中共干部会据此派出类似工作组的“筹委会”“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同时联合多数派延续工作组的政治运动路线，少数派依旧遭到歧视和政治迫害。根据当时的造反派文献记载，“工作组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魂犹在，不过采取了种种新形式。”8月中旬开始，少数派与多数派及其所保卫的中共高干的冲突愈演愈烈。

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是两派矛盾爆发的标志性事件。在清华大学，工作组撤出后，以刘涛（刘少奇之女）、贺鹏飞（贺龙之子）、李黎风（李井泉之子）、乔宗淮（乔冠华之子）等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组成了支持工作组的多数派组织“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简称清华临筹），后来又发展为清华大学多数派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7日，清华临筹提出主张结束批判工作组的“八七建议”，被孙银基（后改名为孙怒涛）、杨继绳、任彦申在内的部分少数派学生所反对，这些学生在8月8日成立了反对“八七建议”的少数派组织“八八串联会”（简称“八八”派），后来也发展为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名为“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蒯大富也曾想加入“八八”派，但因为工作组时期被“搞得很臭”而未被接纳。

8月20日前后，由于毛泽东在月初批判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流入社会，部分清华少数派学生创作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少奇拉下马》、《炮打司令部，炮打刘少奇》等。这些大字报引起清华多数派的强烈警觉，认为这是“右派翻天”，8月24日，由刘涛、贺鹏飞领导的多数派与清华附中等中学的多数派红卫兵举行了一次“革命暴力行动”。2000多名红卫兵在清华大学实施“戒严”，大量少数派的大字报被封锁撕除，一些反对学生被多数派“抓住，强制他们围着大礼堂前面的草坪游街，然后用皮带抽打……跑得慢的用皮带抽打，背不动砖石的而倒在地上，就拉起来用棍子、皮带疯狂地抽打。”原校领导也被再次抄家和暴力批斗。根据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回忆，清华的行政、院系、校党委的大批领导被红卫兵集中起来“成行地跪在地上”，又被“用棍子抽打，然后强迫我们互相打，不愿互相打的，就打耳光，用棍子打脊背……”

25日，中学红卫兵继续到清华大学游行，贴出了“8.24行动好得很！”、“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大标语。并再次以“铜头皮带抽打”等方式迫害了清华大学的“黑帮”、“黑五类”。同日一些“八八”派少数派学生前往中央接待站举报贺鹏飞，却被接待红卫兵的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敷衍了事。

根据杨继绳分析，这次事件的残暴程度远超曾被工作组和刘少奇批判的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八二四事件标志着“中学红卫兵从造本校领导的反、造工作组的反转向保卫刘少奇和他们自己的父辈。”童小溪认为八二四事件的意义就是：“保守势力出于对现存秩序动摇的恐惧、出于对‘动乱’的反感，而进行‘反客为主’的保守主义骚乱。”

这一期间，北京多所高校派别分化愈发明显，各派以反工作组还是保工作组为主要矛盾爆发冲突，各校的少数派为了与多数派对抗，也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

- 北京矿业学院：工作组撤出后，校党委书记张学文通过组建“筹委会”，联合多数派红卫兵“首都红卫兵”将137人编入“劳改队”，剥夺被劳改者的人身自由。
- 北京航空学院：8月10日，400多名少数派要求原工作组组长、时任国防科工委八局局长赵如璋回校检查，但是赵如璋随即被校“筹委会”以及多数派组织“北航红卫兵”所保护，北航红卫兵联合其他多数派以及部分工人前往北京航空学院游行示威“想一举摧跨少数派”。8月20日，北航少数派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为了揪斗赵如璋组织前往国防科委门口绝食静坐抗议，但因赵如璋被钟赤兵、罗舜初等国防科委领导保护而未果。
- 北京地质学院：8月17日，以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1000多名北京地质学院少数派师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简称地质东方红），并于8月23日起多次前往地质部，要求地质部交出原地质学院工作组组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与地质部党委发生冲突，多名地质东方红的学生在地质部绝食抗议。9月7日，邹家尤女儿在内的多名西纠成员前往地质部要求东方红离开，双方发生武斗，导致8名地质东方红成员被西纠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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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学中的红卫兵开始联合为规模更大的“司令部”，这些司令部派系混杂，立场各不相同，但都在同一时间得到中共高层支持，并被不同的中共高层直接下发指示领导。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首都一司”）成立，江青、杨成武、刘志坚、汪东兴等中共高层出席一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成立大会。首都一司由北京27所高校约6000人组成，其中绝大多数为保工作组的多数派，汪延群（汪东兴之女，北京轻工业学院学生）任指挥，刘平凡（刘志坚之女，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刘克府（又名朱新华，朱良才之子，北京航空学院多数派红卫兵）、朱新民（朱良才之子，北京轻工业学院学生）、朱新加（朱良才之子，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任副指挥。当晚，周恩来接见了首都一司的十几名红卫兵领导，向首都一司表示支持，并将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划拨给首都一司做办公楼。9月5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首都二司”）成立，江青、杨成武、刘志坚、汪东兴等上次出席首都一司的中共高层再次出席成立大会。首都二司由北京48所高校约11000人组成，周太安（周希汉之子，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任指挥，首都二司的办公地点设在首都一司东配殿旁的文化宫西配殿。不过，首都二司由于成员混杂，在红卫兵运动中未参与什么重要事件。

周恩来是多数派的重要支持者，曾多次亲自向首都一司下发指示。9月2日，周恩来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主张红卫兵“要保障党和国家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宣传工具、交通运输、机场，对外关系和活动正常运行，不受干扰和影响。”尽管该报告没有正式报送毛泽东批复，但一直被周恩来用于指挥红卫兵。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首都一司参与了保卫上海市委、保卫新疆党委、维护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秩序、接见串联红卫兵等活动，首都一司红卫兵在前往外地串联过程中还将谭力夫讲话大幅传播，以至于“不少人以为谭力夫是副总理级的领导干部。”

在多数派联合的同时，少数派也成立了自己的“司令部”。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成立，刘志坚、周荣鑫、戚本禹出席三司成立大会。首都三司主要由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等校的少数派学生组成，由蒯大富和朱成昭（地院东方红领袖）领导。根据戚本禹回忆，首都三司的成立源自戚曾在江青的支持下指示朱成昭：“一司是官办的，二司偏向保守派。我让他（朱成昭）去和蒯大富一起联合各校造反派组织成立个‘三司’”。

随着江青、张春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多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透露对少数派的明确支持，少数派名声大振，逐渐成为了红卫兵运动新的多数主流派系“造反派”，原先的多数派则被造反派贬称为“保皇派”。9月17日至20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等20多名造反派领袖，召开了一次“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会议由张春桥主持，造反派在会上指出自己受到的压制，并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中共中央领导，会后，中央文革小组整理了一份会议记录和《简报》，在其中认为文革中有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压制造反派，这些座谈会的材料随后被报送毛泽东。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亲自前往各校支持造反派：9月21日，陈伯达在国防科委接见还在静坐的北航红旗，赞扬北航红旗学生：“你们是少数，少数是优秀的，先进的。”随即提出和国防科委签军令状“科委的干部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债”，逼迫国防科委于23日向造反派交出赵如璋；9月23日，原在校内被排挤的蒯大富和几十名支持他的“蒯式人物”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简称清华井冈山），据蒯大富回忆，清华井冈山的成立契机源自张春桥对他的指示：“张春桥见我独往独来，建议我要有自己的组织”；9月28日，关锋在地质学院座谈会上点名指责邹家尤，地质东方红随即“三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于当天深夜绑架何长工。

####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一次重要转折。真正的造反派的崛起是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联系的。这里说的真的造反派是指矛头指向“当权派”、即指向特权阶层的那一些个人和组。这一批人在运动初期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在工作组的五十天镇压中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们虽然得到了自由，但还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直到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造反派群众组织才真正走上政治舞台。

1966年10月，由毛泽东主导的中共发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其标志是10月1日《红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当天发表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提出党内出现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十六条的公布，获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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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北京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大会”，毛泽东在会上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会上也提到了类似的“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说法，后来被毛泽东统一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批判资反路线的另一份重要文件是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份指示进一步否定了由党委、工作组领导文革的运动方式，并提出要彻底平反被工作组打为“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群众。

根据王力回忆，批判资反路线由毛泽东亲自筹划，而毛泽东在其中所针对的不只是工作组，更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8、9月间“工作组撤出以后、那些采用新形式抵制群众运动、控制群众、不让群众造反的人，概括起来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部分群众来保自己的人。”

在高层，中共中央于10月9日至28日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召集了各省、国务院部委、军委各总部及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主要讨论如何开展批判资反路线运动。10月16日，陈伯达根据先前与毛泽东的谈话，在会上代表中央作出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在其中高度支持先前的学生造反派，批评压制学生造反运动的各级官僚，并严厉批判血统论：

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投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不做阶级分析，不把事物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

在会上，包括江渭清（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赵武成（天津市委第二书记）、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韦国清（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大量中共高层因为对陈伯达报告的看法不同，而被张春桥、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批判。毛泽东高度评价陈伯达的报告，要求将陈的报告“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做检查，承认自己犯了“实行资产阶级路线”的错误，次日的会议便以批判刘少奇为主题。

10月25日，林彪、毛泽东先后在会上讲话，毛提到在自己退居二线后，党内出现了各种“独立王国”，自己的意见无法推行。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表述则相对温和，认为“文化大革命这把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并安慰了被红卫兵冲击的干部“路线错了，改了就是了。谁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10月28日，周恩来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做总结讲话，要求将红卫兵运动限于学校，不在农村、工矿企业等处组织红卫兵；不准动解放军；不准红卫兵取缔公检法、宣传机关等专政机关，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如禁止搞“罢官”，禁止抄家、扣人，禁止体罚等具体政策限制红卫兵，但是未被严格执行。会后，陈伯达的报告联同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被作为批判资反路线的纲领以及“思想武器”正式下发。

中央会议召开的同时，各地学生召开了规模庞大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首都三司与中央文革小组联系密切，在批判资反路线中多次发挥重要作用。首都三司在各省设有“联络站”，包括杨曦光（湖南“省无联”）、黄廉（重庆工人造反军）在内的多名各地造反派曾受其影响。10月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全国在北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陶铸、张春桥等中共高层出席大会并表示对首都三司的支持。该会超过10万人参加，其中很多出席者是来自中国各地的造反派师生，蒯大富由于在会上宣读首都三司的“誓词”而被称之为“蒯司令”（实际首都三司未设“司令”一职，且当时的实际领导为朱成昭）。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首都三司当天联合北航红旗上街游行，喊出口号“打倒刘少奇”。

此后，多名中共领导干部被中央批判并受到造反派学生的直接冲击。造反派学生从先前被中共各级党委压制的地位一跃而起，成为红卫兵运动的领导者，有的造反派还会借机报复曾整过自己的官员。在北京，大量原先参与组织工作的中共高层被批，10月13、14日，李雪峰被造反派连续两天开会批判；10月18日，清华大学出现大标语“打倒修正主义的头子刘少奇！”；11月2日，部分高校造反派和公交系统单位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会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等工交党委领导执行资反路线；11月8日，聂元梓、孙蓬一等造反派贴出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邓小平。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给革命群众平反的紧急通知》，宣布由于北京市委由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将在前几个月“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这是违反‘十六条’规定的，是十分错误的 ”，因此决定“当众一律平反，公开检查，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5000多人上街游行示威，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此后“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被迅速传播蔓延。

同时，一批曾被老红卫兵虐待杀害的群众也被平反，大量曾被老红卫兵和中共党委所压制的群众加入造反派，老红卫兵被造反派再度冲击。首都二司中以北航红旗为首的造反派曾于1966年11月12日、12月11日两次发出通令要求取缔、解散中学红卫兵纠察队。血统论被中共高层彻底否定，一些老红卫兵也被指名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在不同场合批判谭力夫，最终导致谭力夫于12月18日入狱（后于1967年5月29日出狱），还有造反派提议将谭力夫生父谭政文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中移出并捣毁。

西纠等中学红卫兵纠察队也随着被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批评而失去影响力。11月18日，北京市委针对西纠和北京六中老红卫兵发布《重要通告》，命令红卫兵“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王力、吴德等中共高层于11月19日、20日两次访问北京六中劳改所，北京市委的通告也于20日被中共中央批转下发至全国；12月9日，周恩来在会见西纠、三司等各派别红卫兵组织时首次严厉批评自己曾支持的西纠，称其“长期骄傲起来”“要好好整风，不要盛气凌人”“你们管辖下的六中，那样打人，完全违反十六条”；12月16日，北京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会”，江青出席会议并在会上点名批评中学红卫兵纠察队“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什么东西！”；17日，北京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出席并在江青、陈伯达发言后再度猛烈批评中学红卫兵纠察队。随后包括西纠负责人孔丹在内的大量红卫兵纠察队员被逮捕，12月27日，周恩来在首都三司召开的大会上宣布彻底取消红卫兵纠察队。

很多中共高层对批判资反路线运动感到不满。11月13日，陈毅、叶剑英在接见串连学生时提出要保持军队稳定，并相对温和地反对批判资反路线中的“左倾方针”。据刘志坚回忆，江青在会后严厉指责“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关锋点名陈毅、叶剑英，批评二人“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之中检讨，接受群众教育”。

在斗争中，我不赞成现在的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愈高愈好。“工作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这就是错误的，就是逐步升级。搞校党委不过瘾，还要搞部长，现在还要搞副总理。要有多少是多少，实事求是。作路线斗争要有一定限度，有好大错误，作好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本来不错，超过界限就要犯错误。工作组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进行批判。但扭转过来，我们不能用工作组的办法来对待工作组。用错误的办法来对待工作组，这样愈搞错误愈大。

1966年11月开始，部分不愿彻底式微的中学老红卫兵开始筹划反击作为造反派后台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市十一学校，有保皇派学生贴出了“打倒兰苹”（江青曾经的演员艺名为“蓝苹”）的大标语，随即遭到首都三司的反击。11月27日，一些西纠、海纠、东纠的老红卫兵筹划秘密发起组织“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12月5日，联动发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宣告其正式成立。同日，邹建平（京工附中学生）等联动成员在西直门城楼贴出大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从12月16日开始，为了救出被关押的老红卫兵，联动先后组织了六次冲击公安部的行动，联动红卫兵在公安部喊出“火烧谢富治”、“油煎江青”、“打倒三司”、“刘少奇万岁”等口号，嘲讽戚本禹“不过是十七级干部，算老几？”，还声称要开汽车把关锋撞死。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以纪念毛泽东诞辰的名义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继续批判中央文革小组。

北京之外的各省也有少数西安“红色恐怖战斗队”、沈阳“红后代”等类似联动的组织，这些组织都以干部子弟老红卫兵为核心，主张保卫老干部并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这些反对中央文革的风潮曾被称为“十二月黑风”，很快在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以及造反派红卫兵联合反击下消散，毛泽东称老红卫兵“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不革命了。”1967年1月下旬，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一些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联合再次突袭北大附中等各联动红卫兵所在的多所北京中学，100多人被逮捕，联动被定为“反革命组织”，造反派随后在北京市八一学校等学校开展一系列批判联动的“摧毁‘联动’展览会”，指控联动“恶毒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死保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在会上展出老红卫兵曾使用过的刑具，被老红卫兵虐待致死的受害者事例等作为联动的罪证。象征着老红卫兵的彻底失势。

在大学，首都一司的号令几乎失去效力，其总指挥汪延群“俨然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撤出了劳动人民文化宫。1966年底，汪延群联合李蜀陇在内的少数首都一司核心成员，在多名中学红卫兵被捕后以“1016战斗队”（1016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1964年10月16日）的名义，创作并散发了声援联动、批判首都三司的《年末话三司》等文，随后首都三司以“大学也有联动”为名，在北京的多所大学围攻、抓捕多名“大学联动”，以致1016战斗队的小报“仅发了一期，就被迫停刊了”；首都二司则于11月就被北航红旗等少数派组织造反夺权，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得到戚本禹和首都三司的支持。原属二司内的多数派也开始反对戚本禹和中央文革小组，随后作为“黑风”遭到镇压。

批判资反路线中一些过于激进的造反派也会遭到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联合抵制。有的激进造反派质疑毛泽东、林彪，甚至提出要彻底废除中共的组织制度。1966年10月，北京大学学生乔兼武、北京师范大学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号召“消灭党的组织架构”“砸烂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切办公室”，要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选择干部，受其影响，北京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批判林彪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有一些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于1966年底至1967年间出版了杂志《新思潮》，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1967—1968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各式各样探索中国前途的“新思潮”，多以马克思主义出发彻底批判中共，其中的代表有湖北“北决扬”、湖南“省无联”、广东“八五公社”。

还有以遇罗克为代表的造反派主张彻底否定阶级出身论。1967年1月，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深刻批判血统论的《出身论》，将当时群众因出身成分而遭受歧视的现象批为“种姓制度”，主张彻底否定出身成分的重要性，《出身论》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传播，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在接见红卫兵代表中批判《出身论》“有很大错误”“否定阶级观点”“是大毒草”，随后各造反派红卫兵也开始和支持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一起，共同批判遇罗克和《出身论》。1968年1月，遇罗克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两年后又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决。印红标认为，少数极端造反派被迫害的原因是领导者的目的不是真的彻底停止政治迫害，而是想动员群众，掀起对自己有利的新政治运动；宋永毅认为“许多‘造反派’之所以想夺权，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实现什么崇高的革命目标，而是他们受到成为新的当权派这一前景的吸引。相反，‘新思潮’的青年理论探索者们所关心的是，‘不仅要打破官僚体制，而且要创建一个新社会’，可以说，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具批判性的头脑，并不想顺从地变成中央的消极工具的人。”

文革结束后，中共官方以及受中共影响的中国史学界通常认为批判资反路线运动是毛泽东的错误，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提出的方针无限上纲的批判，也是向持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施加更大的压力。”而毛泽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称法“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有害，理论上错误荒谬，事实上缺乏任何依据的荒唐罪名，必须彻底否定”、“是一个生拉硬凑的怪罪名。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通常用法，路线分歧是指党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比较系统的分歧意见，一般是属于党内矛盾。它可能是资产阶级影响在党内的反映，也可能并不是不同阶级意识的表现，而只是无产阶级内部的不同认识。……将党内的路线分歧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是极不恰当的。特别是再加上反动二字，就更显得不伦不类了。”

学界对批判资反路线运动的评价则更为中立。杜钧福认为批判资反路线运动“是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把文革推向高潮的一个关键阶段。”学者仲维光（原清华附中学生造反派）认为：

十月后，我们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有权利和那些跋扈的干部子弟进行表面的派仗了。这种权利对干部子弟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平民子弟则是宝贵的，一定要维护的。这里必须说的是，十月最早及其后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绝大多数都是文化革命初期受压制的红五类子弟，而郑光召们，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失去文化革命开始前的站在对立的第一线的勇气，本派组织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让他们站在第一线。从各方面考虑，直到大家离开学校下乡为止，这些“狗崽子们”都心有余悸地站在运动的第二线、第三线。尽管如此，平民子弟们还是真诚地感谢毛泽东，并且真的认为这种权利是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所以对中央文革小组有很深的感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也非常聪明地利用这些平民造反派与那些不肯把权力让给他们的老干部们对抗……

在极权社会中，正常的平民在被压迫的气氛中逐渐觉悟到一种反抗和追求；被共产党压断了脊柱的出身不好的人则永远镶上了一种阴暗的心理。但是，那些飞扬跋扈惯了干部子弟，经历了文化革命，眼见从六三年就要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把一般平民打入底层，老老实实接受统治，却突然发现他们居然又和自己平起平坐了，则从六六年十月起就染上了地狱中的邪恶之气，他们开始痛恨这个世界，痛恨平民。东、西纠之后的“联动”就是这种倾向的产物。｜仲维光

#### 全国大串连与各地的红卫兵运动

大串连已经过去了，但它留下的历史记录将永远存在。如果有一部《世界旅游吉尼斯大全》，大串连将在其中占据一页不可动摇的位置。

它无可争议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旅游。占当时中国人口3%~5%的人参加了这场旅游，至少有两千万人居于大串连的行列，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人类还从未有过这么多人在同一时间旅游的壮举。

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由政府出资赞助最慷慨，受益范围最广的一次旅游。我们简直可以这么说，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再也不会有哪一个政府或社会组织会对这么多的民众提供如此巨大的费用去让他们四处漫游了。

构成这场旅游的主体——旅游者的年龄还是最年青的。多数串连者的年龄还不到十八岁，还不能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权，却享受了当时许多公民不具有的权利。

与今天世界各国大为热衷的旅游业相反，它对当时的中国无任何经济效益可言，相反倒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它是历史上破坏最大的旅游。如果说经济上的损失还可以计算，可以弥补的话，那么对文物的破坏是无法计算和弥补的……因为这一切，大串连作为一场浩大政治运动的侧面，作为一场最大的旅游，作为一个时代的青年运动，都将在历史上留下永恒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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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6年6月初，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停课之后，北京学生在市内的串连就已经开始活跃。同时，毛泽东在6月杭州中共常委扩大会上支持了各地学生进京：

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在工作组时期，常有来自太原、长沙、西安、兰州等地的反工作组学生串连到北京“上京告状”。工作组撤销后，全国各地的学生串连更加活跃，在8月初，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数千名学生在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革开展情况，在7月29日至8月12日，便有超过3600个单位的70多万人自发前往北京了解文革动态或是向上告状，8月4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认为这些外地来的学生“实际上成了串连”。学生串连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支持，8月13日，4000多名天津大学师生徒步上京告状，被毛泽东亲自指示派车迎接；8月16日，陈伯达出席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外地来京学生大会”，支持来京串连的学生，并褒扬串连学生“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也在八一八大会上欢迎了来京串连受毛泽东接见的师生，并于大会次日指挥国务院设置“北京市外地革命师生大串连接待委员会”负责接待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时任北京市委第一副秘书长吕鸿任委员会主任。8月便有超过200万人前往北京串连。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支持红卫兵大串连：

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本地的学生，和外来的学生，要在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基础上，加强革命的团结。有问题，有不同意见，要用调查研究，平等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大家都知道，各地方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要依靠本地本单位的群众自己动手来干，才能真正搞得好，搞得彻底。我们相信，全国大串连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6年9月5日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鼓励外地师生前往北京受毛泽东接见，吃、住、交通费用全免，彻底引爆了大范围的全国大串连。在北京，超过4000个受国务院管辖的红卫兵接待站在各地设立，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间共接待超过1000万名来北京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

在外地师生赴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以外，9月10日开始，中共中央及北京市委多次指派部分北京红卫兵外出“散布革命火种”，由于当时中国中等学校学生超过1000万，大学生仅有50多万，参与串连的青少年中绝大多数都是相对幼稚的中学生。各地红卫兵在运动中频繁四处奔波，有的单纯把串连当成免费旅游；有的前往井冈山、延安、韶山等革命圣地朝圣；有的四处参与政治运动。本不发达的铁路交通变得严重混乱，大量物资积压，工农业生产也受到影响，还引发了中国流脑大流行。为了节约社会资源，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支持步行串连。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学生从11月21日起只能在省内步行串连，交通工具串连被暂停，直到1967年春天再恢复：

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因此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杠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章、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从明年四月起，还有充足的时间，凡是应来而未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大中学生，都会有机会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看望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并进行学习和交流革命经验。……

决定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他们要凭免费票上车，上船，直回原地，不要在途中停留。

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告诉我们：“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当然，这种步行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为了贯彻林彪同志的这一号召，今冬各省可先在本省范圉内，专区范圉内有组织地进行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试点，在全国和各大区将由中央、国务院、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有组织地进行重点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为明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对于已在进行徒步串连的少数革命师生（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中央和各地党政机关应主动地给以必要的便利。超过百人以上的徒步串连，必须同有关党政机关事先接洽，有计划地进行，以免沿途发生食宿和其他方面的困难。有关徒步串连的注意事项，将另行通知。

不过，这一通知没有彻底阻止狂热的学生继续串连，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后，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试图停止红卫兵串连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重申11月16日通知的精神，并把红卫兵免费乘车船和在北京免费吃住的期限重定在12月20日，在更严厉的政策勒令下，此后串连人数大幅减少。

到了1967年，随着夺权运动波及全国，中共把政治运动重心放到夺权“大联合”上，于同年2月3日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禁止学生步行串连，又于3月19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了原定恢复串连的计划，决定彻底停止串连，合法的大串连彻底结束。但仍有红卫兵“不受任何纪律约束”“仍然我行我素”，通过扒火车、蹭吃蹭住等方式继续串连。

大串连过程中，在本地红卫兵、外地串连红卫兵以及中共高层政治诡谲气氛的共同助推下，各地政治风波起伏不断：

##### 浙江

1966年8月31日，近万名以浙江医科大学为主的反对派师生在省委大楼前集会“炮轰”省委，要求第一书记江华接见，江华未出面，师生遂在浙江省委门口静坐抗议一昼夜。

9月7日，浙江杭州化工学校学生赴金华市串连，和金华师范学院（现浙江师范大学）学生贴出“六问金华地委”“炮轰司令部”等大字报，还欲将大字报贴入金华地专机关内，与干部、群众发生冲突，部分学生因此被挂牌、戴高帽游斗，一直持续到16日，期间被超过2000人围观。

1966年10月至11月，浙江省委在反对资反路线运动中遭到造反派冲击。10月13日，浙江省委办公厅造反派开始揭发“省委内幕”，全省掀起“炮轰省委、火烧江华、打倒陈冰”的高潮。11月6日，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但会议被造反派频繁冲击，还有与会干部被揪走，该会议于20日被迫暂停，省委决定向中央反映问题寻求指导。11月13日，浙江机关造反派召开“浙江省暨杭州市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各地850多个单位超过3万人参会，浙江省委常务书记李丰平被迫作检讨，宣布撤销省委领导文革的决定。11月17日，部分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冲击省委机关，省委书记处的部分文件材料被抢走，此后浙江省级机关党组织普遍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12月，浙江造反派还因为“黑材料”（指“记录着某人罪行、错误和污点的文件，又指领导人或其他人背地里以不正当的手段，恶意地收集或编造别人的不慎言行乃至罪行的记录，可以用来指控和迫害人”）问题冲击了浙江省委，1966年12月23日夜，杭州千余名造反派以查找黑材料和揪斗省委书记陈伟达为由，首次冲击省军区大院。次日，浙江大学6名造反派赴京向中央军委告状，指控省军区政委龙潜窝藏黑材料、干涉地方文革。1967年1月2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传达中央军委的三条答复：支持揭发、责成省军区检查、由南京军区协调。此次事件标志着杭州造反派实现跨行业联合向省委发起大规模共同行动的开端，也成为更大规模冲击军区的预演，甚至还惊动了林彪和毛泽东。12月27日，林彪据此下发《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让军队领导“要挺身而出”“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该指示于29日被毛泽东批示发到全军营以上机关。

##### 四川

1966年8月24日，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与四川省文革组长周颐到成都工学院作指示。次日，学院内掌权者据此发动“革命暴力行动”，对校内“牛鬼蛇神”进行批斗，至8月底约200人被戴高帽游街。各系私设拘留所，对被划为“三、四类”的群众实行专政、抄家、关押、提审。9月，院系文革成立兼管组和劳改队，经人事保卫部门与党委批准，对相关人员实施监督劳改，强迫写“劳改日记”、挂牌劳动并唱侮辱性歌曲，反抗者遭体罚与人格侮辱。此类迫害行为随后在四川的各大专院校普遍展开。

8月28日，部分北京红卫兵赴重庆串连，在李井泉和任白戈控制的重庆市委授意下，有官方背景的重庆“工人赤卫军”将首都赴渝红卫兵批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部队”残酷围攻。9月初，四川省委负责人召开学校“联络员”会议，指责造反派学生企图制造“匈牙利事件”，并按李井泉指示，要求四川的干部“送子参军”（即组织子女加入官办红卫兵）。随后，在西南局负责的成都、重庆等地，官办红卫兵成为镇压造反派学生的主力。

在批判资反路线运动中，李井泉等中共西南局领导被造反派反击，10月28日，造反派进驻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李井泉被迫贴出“欢迎群众炮轰他们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并和廖志高、李大章、程子华、阎秀峰、杨万选等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其他领导一起遭到批斗。11月13日，成都召开25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贯彻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李井泉、廖志高在会上作检查。11月18日，李井泉经陶铸批准赴上海养病，结果很快又被造反派揪回成都。至12月下旬，四川的几个省委书记许梦侠、杜心源、杨超、赵苍壁相继被揪斗、扣留或看管，四川省委完全陷入瘫痪。

##### 上海

8月下旬，北京红卫兵前往上海串连，指责上海市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政治错误”，并于8月31日前往上海市委游行，冲进上海市委机关院内殴打了十几名市委工作人员，被称为上海“八·三一”事件，后来成为工总司创办人之一的潘国平也曾参与其中。9月5日，北京串连红卫兵召开声讨上海市委的大会，在北京红卫兵的带动下，上海也开始出现冲击市委的造反派红卫兵，据不完全统计，9月就出现了总计超过7000人参加的200多起冲击上海机关事件。

与此同时，上海党委也开始组织在自己领导下的保守派红卫兵，其中包括9月12日成立的“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和9月26日成立的“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但随着批判资反路线运动于10月开始蔓延到上海，这两个组织受到上海造反派的冲击，11月后相继倒台。上海的学生造反派规模愈发壮大，包括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等造反派迅速发展为能影响全市的重要组织。

#### 工人造反派与上海工总司

文革前，中国工人阶层实行终身固定就业，90%以上职工从青年至退休在同一工厂工作，无法按个人意愿选择职业；政府推行充分就业政策，但实际存在严重冗员，约三分之一职工为多余劳动力；工资由国家统一调整，与企业效益无关，实行八级工资制，1963年后基本冻结，员工很难积累任何资产，是完全的“无产阶级”；工人的就业、分配、保险三合一，一旦离开单位便失去一切保障，往往受制于所在单位，被单位决定命运。同时，工人的生活条件恶劣：很多工人几十年也没有一间体面住房，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居住条件紧促；工人群体中铅中毒、矽肺等职业病相当常见。

厂长等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待遇上则全面优于普通工人，工资相当工人平均工资的3倍左右，在住房、医疗、短缺商品供应、子女教育等隐性福利上更是有各种权力优势。尽管中共政治宣传强调工人是“领导阶级”，但底层工人并未真正享有主人翁的发言权。根据杨继绳的分析，“文革前工人阶层的状况表明，他们是比较稳定的阶层，不容易让他们起来造反；但他们是非常贫困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是受底层官员直接控制的。他们和官僚集团有着深刻的矛盾，一旦鼓动他们起来造反，他们的反抗力量是强大的。”

在批判资反路线运动开始前，工人参与文革一直受到限制。196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批示》，其中由周恩来审定的批语明确指出：

中央同意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的意见。但是有的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已经建立红卫兵、赤卫队等组织的，可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只搞文化革命活动，不要动用民兵的武器，不要再进行内外串联，也不要再发展红卫兵等组织；有的例如涉及外事的机关、团体，招待外宾的旅馆服务单位也可经过红卫兵等组织群众的酝酿，自动的取消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不论保留与否，都应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十六条，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三次在天安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的讲话和最近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首先加强这些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

该批示下发同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负责人时也透露出反对工人参与文革的态度：“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1966年9、10月间，毛泽东也不确定是否在工矿开展文革。但一些工人组织在中共高层没有统一意见的情况下纷纷成立，工人组织大致可分为“官办”和“造反派”两类：官办工人组织大部分在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授意下成立，并直接受地方党委领导，如李井泉指示组建的重庆工人纠察队；造反派工人组织则由工人为了向党委造反而自发成立，很多在大串连中得到学生造反派支持，如重庆工人造反军、陕西“西安地区工矿企业联合会”、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等等。

11月，在北京红卫兵的支持下，王洪文、潘国平、蒋周法、徐美英、叶昌明、范佐栋、陈阿达等上海工人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上海工总司），11月10日，工总司为了前往北京上访，在上海市郊嘉定县安亭站拦截火车，被称为安亭事件，工总司随后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高层以及毛泽东的支持，在与上海市委的交锋中不断得利。

工总司是1966年底影响力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工人造反组织，毛泽东把安亭事件定性为革命行动，中共为了讨论工人在文革中的角色，于11月16日开始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国务院各部委、各地方党委负责人参加，12月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支持工人成立群众组织，在各单位间串连。从此工人造反派“其气势、其力量、就大大超过了学生”，很快就取代学生造反派，成为文革的核心推动者，各地的大批官办红卫兵也在造反派的冲击下失势。

### 夺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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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底，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工人造反派的势力逐渐壮大，各保守派组织纷纷失势。1967年，各地造反派主张建立自治组织以取代各级党委的夺权运动爆发，但造反派没有按毛泽东的意愿联合起来建立新秩序，而是分裂为不同派别，展开无休止的内部派性斗争，学生造反派也逐渐从先前红卫兵运动的主角，变为夺权运动中的辅助工人的次要力量。

#### 全面内战

夺权运动早期，造反派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不休，其激烈和残酷程度甚至远超此前批判资反路线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造反派相互对抗的主要原因，一是不同造反派常对不同问题、不同中共干部持相异的看法；二是军队、政府等各方社会势力都会表态支持不同派系的造反派，造反派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又会这些势力内部分歧的代表，以致于内斗更加尖锐、持久。杨继绳认为，从根本上，造反派“山头”的出现源于其指导思想和制度缺陷，造反派领袖掌权后多表现出权力手腕、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中心的权力欲望，缺乏民主法治和制度创新目标，造反派组织壮大后便成为独霸一方的“山大王”。

为了终止造反派内斗，毛泽东提出三支两军，要求各地军队支持造反派“支左”，但很多军队和党委借机重新扶持保守派参与斗争，且让其支持的一派较易获得由军队提供的武器，与之针锋相对的造反派则通过冲击军区、开设兵工厂等方式设法取得武器，多地出现使用现代武器的大规模武斗。最终造成造反派一边内斗、一边斗争保守派的大混战，毛泽东的“天下大治”设想最终落空。

夺权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引起多名中共老干部强烈不满。1967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讨论如何开展夺权运动的碰头会议，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主张维稳的老干部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康生等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派在会上发生激烈冲突，随着毛泽东明确表示对中央文革派的支持，此次事件被称为“二月逆流”，反对中央文革派的老干部受到中共和造反派的攻击。二月逆流还加大了造反派学生的内部分歧，原首都三司负责人朱成昭在内的部分造反派开始站队老干部，反对中央文革。

中共随后发起了针对老干部的大批判和抓叛徒运动，刘少奇在其中首当其冲。1967年3月，中共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康生、陈伯达将刘少奇批为“搞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林彪在会后同意让康生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康生在此期间还主导了针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刘少奇亲信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将大量中共高干指控为叛徒。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刊发戚本禹的署名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将刘批为“假革命、反革命”、“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5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提出要“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大批判运动。

学生造反派是大批判和抓叛徒的积极推动者。4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等73个单位举行彻底批判刘少奇的“誓师大会”，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聂元梓、李冬民五名造反派领袖响应大批判的署名文章。6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卫东”；中国人民大学“三红”等学生红卫兵组织在抓叛徒运动中影响显著，在广东地下党案、冀东地下党案、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等案中协助康生的中央专案组，共将超过10万名中共干部指控为叛徒。

1967年7月20日的武汉七二〇事件是夺权运动中各派矛盾爆发的代表性事件。武汉群众组织派系繁多，冲突激烈，大规模武斗、死人事件频发，为了调停派系纷争，7月14日，谢富治、王力、毛泽东相继到达武汉。7月20日，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包围了毛泽东所在的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转移至上海，但是王力被保守派扣押。七二〇事件引发中共高层震怒，27日，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撤职审查。江青随即提出支持造反派夺取武器装备自卫的“文攻武卫”，各地的武斗烈度再次升级。有观点认为中国大陆进入了“全面内战”状态。但也有人质疑“内战”的称法。

杨继绳认为，毛泽东在七二〇事件后由于发现自己无法降伏造反派而出现了把“运动冲击的重点从官僚集团转向造反派中的‘坏人’，从压制保守派到抑制造反派，从放出‘魔鬼’到收回、降服‘魔鬼’”的战略转变：

#### 北京天地大战与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

夺权运动开始后，北京高校学生造反派根据权力分配、观点分歧的内斗不止。1967年1月，北京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两大造反派组织就《北京日报》的夺权问题产生尖锐对立，这两派的纷争逐渐演变为多所高校各种红卫兵组织矛盾的代表，大批红卫兵分为“天派”（取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地派”（取自北京地质学院），两派游行示威和武斗事件不断。

到1968年，大学生武斗继续升级，其中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为激烈。3月开始，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和“北大井冈山”两派爆发大规模武斗，数百名学生受伤，4月26日，一名北大井冈山的成员被打死。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分为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和“四一四派”。为了打击四一四派，蒯大富将罗征启、文学宓、饶慰慈、刘承娴等多名支持四一四派的清华干部指控为“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关押审问，并以“用老虎钳拔牙”“往鼻孔里灌氨水”等形式严刑逼供。4月3日，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在被绑架途中意外窒息身亡，刘承娴随后也被折磨致死。为了报复团派，四一四派在4月20日也绑架了支持团派的干部清华电机系副书记陶森。4月23日开始，两派爆发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至7月27日，被称为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共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

7月28日，毛泽东紧急召见了首都红卫兵所谓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就制止大学武斗、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等北京各大高校的问题发表了强硬讲话。毛泽东在会上指示造反派领袖：

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这意味毛泽东决心要把红卫兵造反派赶下政治舞台。此后，工宣队、军宣队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工人阶级开始领导文化大革命。有观点认为，毛泽东从最初的支持和利用，进而转为打压、否定，直至最终抛弃红卫兵造反派。

### 消退及后续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毛泽东的“12.11指示”，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随即展开，红卫兵的政治组织解散。1969年的中共九大之后，随着“复课闹革命”中央号召的推进，红卫兵的名称被借用，而共青团当时已经几乎瘫痪。

1975年，在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然而当共青团十大于1978年10月16日召开时，文革已经结束，共青团和红卫兵的合并没有实现。同期，在小学，红小兵代替了少先队。1978年10月，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

## 运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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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运动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以及“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斗争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立四新”、“抄家”等，而“打砸抢”的行为时有发生，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公检法体系被摧毁，成为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利用工具之一。在毛泽东、林彪等人的号召下，红卫兵大肆进行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简称“破四旧”，毁害中国大量文物，迫害民进人士，并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破坏党政机关，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严重动乱。

红卫兵在领取毛泽东的旨意后，奔赴全国各地，他们忠心不二，对毛泽东的崇拜狂热到宗教信仰的境界。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对红卫兵群体进行立体全面的行销整合，从整体推广策略到各类的宣传形式，如大字报、红色宣传画、具有宗教特色的忠字舞、日常生活语言中每句必有的宣誓口号等，利用各种传媒载体通过从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教育和文艺等多方面对民众进行思想灌输教育。但各地出现大量自发的毛崇拜现象，导致中央文革小组无法全面掌控。有学者指出，地方上存在诸多“打着毛的旗号”的不同派系，各自为战，怠慢中央的指示，即“打着红旗反红旗”。

## 评价

### 中国共产党

- 1971年撰写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称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 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受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采访时同意了毛泽东对工人造反派红卫兵在夺权运动时期造成了“全面内战”的称法：“人民分裂成两派，互相杀戮，又因为老干部给打倒了，那些自称‘造反派’的人便更形猖獗，像林彪和四人帮那一伙。啊，许多人在那场战斗中死了。”。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之后会见金庸时再次否定红卫兵：‘文革’使得全国人民思想混乱。十年动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文革’之前，每年有十几万青年从大学毕业，中学毕业生至少几十万，‘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红卫兵瞎捣乱。... 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情形一时还扭转不过来。培养人才是长期性的事，破坏10年，恢复至少要20年。娃娃们习惯了‘文革’时瞎捣乱的习气。无政府主义猖獗，大家不守纪律，以为标新立异、我行我素就是英雄，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说这是民主、自由。其实不守纪律、没有节制的民主，正是破坏民主。

### 世界其他政权

- 1966年，蒋介石认为，毛泽东对中共党政军领导干部及党员团员乃至群众都丧失信任，“所以它不得不寄望下一代无知的孩子们，组训‘红卫兵’来保卫它个人生命，来保卫它独夫暴政、生杀予夺的淫威特权”；将有知识、有思想、过去有功绩、有贡献的中共干部和一般党员团员以“毛泽东思想”为名整肃清除，以“红卫兵”取而代之做中共的接班人。
- 恩维尔·霍查（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我们很难把‘红卫兵’正在进行的革命叫做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标志可以由市级机关撤除，敌人可以而且应该依法被专政机关抓走，如果敌人进入党委，可以通过党的渠道予以清除。或者这么说，即使我们的中国同志必须武装工人，攻击各地的党委，但是这也不应该由孩子来做”。

### 学者

- 王传业：“老红卫兵是一伙二十世纪的刑事罪犯。当时没有受到司法追究，但是昭彰的血债已给他们定罪。进入21世纪以后，从刑法的理念出发，30年已超出了刑事追究的追诉期。但是不论这些昔日凶犯的今日状况如何，尊卑贫富生老病死，他们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

## 基本资料

- 项目：红卫兵运动
- 时间：1966年—1968年
- 持续时间：约3年
- 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
- 类型：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