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

《公羊传》为注释《春秋》之典籍，是儒学十三经之一，与《左传》、《穀梁传》并称“春秋三传”。作者是西汉景帝时人公羊寿、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据传公羊寿学出自其祖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此人是子夏的弟子。

## 内容

《公羊》成书年代不详。戴宏在《公羊序》中说：“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公羊传》的思想直承《春秋》，侧重于从《春秋》尊王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统”、“拨乱反正”观点，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诛心”是《公羊传》的一大特色，诛心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讥”或“贬”等来表达。西汉初年，为了取得正统地位，儒生必须以圣贤之言为依归，由此以尊王为主的春秋公羊思想开始兴盛。

后人将此书观点归纳为12点，即：

- 尊王说
- 大一统说
- 尊君抑臣说
- 讨伐“乱臣贼子”说
- 维护等级秩序说
- 讥世卿说
- 大复仇说
- 贬斥夷狄说
- 大居正说
- 表彰信义说
- 善“知权”说
- 讥“变古”说

渡边义浩《儒家思想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权力（両汉の儒教と政治権力）》总结《公羊》云：“《公羊传》通过与经文的相应来解释经文，因此继承了《春秋》经的三个特点：（1）以鲁国为主体的记录；（2）尊王的思想；（3）周朝封建制度的维持。”“公羊传的制度被总结为如下七点：① 一方面强调无遂事，但一方面又允许例外（编者按：即“经权说”。见朱雷《公羊经权义》一文。），主张与经相对的权与与文相对的实；②对夷狄持有强烈到甚至不承认其存在的攘夷思想（编者按：此恐非《公羊》而为《左氏》说。按《公羊传》云：“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有“夷夏进退”之说。又何休云：“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可知《公羊》之夷夏观非一贬夷狄而已也。）；③将君臣之义绝对化（编者按：恐亦非。今本《公羊》昭公二十五年载子家驹语云：“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浦镗云郑注考工记绘人职引子家驹语有“天子僭天”句。按李若辉语，此句因何休欲营造“君天同尊”之说而见削。又《白虎通德论·爵》云：“天子者，爵称也。”是知《公羊》古说非一味崇王矣。），但又期待亲亲之道的两全；④相较于行为结果，更重视行为意志的动机主义（编者按：何休云：“君子诛意不诛事。”又董仲舒《春秋决狱》：“君子原心，赦而不诛。”）；⑤赞美让国；⑥认可复仇（编者按：《公羊传》：“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⑦通过灾异理解天意。”野闲文史《春秋学：公羊传与穀梁传》云：“公羊传的性格表现为：（1）鲁国主题得到了延续；（2）对王者的尊重；（3）在以绝对王者为顶点理念的封建制度中，（产生了）不与诸侯专封、世卿非礼、大夫无遂事等（观念）。”

## 评论

郑玄在《六艺论》中有所批评：“《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

何休在《春秋经传解诂序》称其中“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东晋范甯评论《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公羊传》的成就在于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皆东汉何休语）。

锺繇不喜《公羊传》，他称《左传》为“太官”（掌管帝王膳食的官员，是少府的属官），而称《公羊》为“卖饼家”，意为《公羊》市井鄙俗，不能登大雅之堂。同时代的蜀汉官员孟光则相反。

《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内府藏本：汉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案《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齐人。”案《汉艺文志》不题颜师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颜师古《注》曰：“名高案此据《春秋说》彦《疏》《题词》之文，见徐彦疏所引。”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说见《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条下。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着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证。知《传》确为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署高名，盖未审也。又罗璧《识遗》，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案邹为邾娄、披为勃鞮、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至程端学《春秋本义》竟指高为汉初人，则讲学家臆断之词，更不足与辨矣。三《传》与《经》文，《汉志》皆各为卷帙。以《左传》附《经》始于杜预，《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今所传蔡邕《石经残字公羊传》，亦无《经》文，足以互证。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彦《疏》，《文献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彦本以《经》文并为二卷，别冠于前，后人又散入《传》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彦《疏》，《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着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董逌《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考《疏》中“邲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穀梁传疏》，知在贞观以后。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亦唐末之文体。董逌所云，不为无理。故今从逌之说，定为唐人焉。”

## 流派

而在公羊学获立为官学之后，公羊学派的势力大涨。后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谶纬”之学大为流行。汉朝知识分子笼罩在迷信与神秘的氛围之下。此外，董仲舒等人行春秋决狱亦依《公羊》大义。西汉主要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春秋博士学，皆传自董仲舒，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概括是：“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樊宏之子樊鯈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张霸又删樊鯈《严氏春秋》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到了东汉晚期，则以何休所著的《春秋经传解诂》最为出名。

此外，西汉著作《盐铁论》的编纂者桓宽亦为公羊家。

东汉后，很多人对谶纬学进行了批判，公羊学自此逐渐走向没落。公羊学派自东汉以后也几乎消声匿迹，六朝时期，何邵公曾被立为官学。唐代研习公羊者寥寥，然亦有徐彦为《公羊传》原文与何休《春秋经传解诂》进行疏证。（徐彦其人的生平与疏的成书时间有争议，一说为六朝时北朝大儒所撰。）

清代考据学兴盛，学者们陆续重新对公羊传进行研究，公羊学思想又有一次复兴。清朝公羊学大盛，有名的公羊学家有十数人，这是因为乾嘉以后的清代中叶社会矛盾激化所致，“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常州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重要地位，武进庄存与是当时学术中的主流，他们企图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清代学者如：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戊戌六君子等，皆属于清代公羊学者中的重要人物。刘逢禄发挥公羊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欲攘蛮夷，光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龚自珍则抛弃庄存与、刘逢禄的隐喻的手法，大胆的对现实进行批判，他的公羊学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影响所至，而有晚清戊戌变法的改革事迹，康有为利用“三统”、“三世”说，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都是引用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学者杨向奎曾说：“清代从庄存与到陈立这一批公羊学者中，可以称作思想家者当推龚自珍。”但是龚自珍的公羊之学也有缺陷，龚本人发挥最多仍是“三世”说，鲜能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梁启超就说“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

## 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即东汉何休《春秋经传解诂》与唐徐彦疏。是最为通行的公羊传注疏本，同时也是十三经注疏之一。

今日的点校整理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ISBN 978-7-5325-6986-1）。

《公羊义疏》七十六卷：清陈立着，是清代公羊学的代表著作之一。

今日的点校整理本有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公羊义疏》（ISBN 978-7-101-12041-7）。

## 日本

公羊学很早传入日本。德川家康立朱子学为官学，任用儒者林罗山传授儒家思想。林罗山、林鹅峰父子为《公羊传》加上训读读音和顺序符号，1688年林鹅峰出版林罗山评点过的《公谷白文》。

今日的《公羊》日译本有二，即

- 日原利国译‘春秋公羊伝’（《春秋公羊传》）（抄訳、世界文学全集３‘五経・论语’筑摩书房、1970年所収）
- 岩本宪司译‘春秋公羊伝何休解诂’（《春秋公羊传何休解诂》）（伝および何休注の全訳、汲古书院、1994年） ISBN 9784762924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