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余国

扶余（부여），亦作夫余，是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的一个王国，以今天的吉林省吉林市为中心，主要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扶余自汉朝以来成为了中原王朝的朝贡国，被视作东夷之一。扶余在朝鲜半岛和高句丽史料中又被称作北扶余或者北夫余（북부여），但是学术界对于其与并现于史料中的东扶余之间的关系尚存在争议。

扶余作为古代东北亚较为先进的政权，对区域内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扶余一方面作为朝贡体系的一分子，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长期与汉朝、公孙氏、曹魏、晋朝合作对抗鲜卑、高句丽等部族；在另一方面，扶余对三江平原的统治催生了挹娄早期国家的发展，挹娄最终在曹魏初年叛离扶余，而其后继的勿吉更是和高句丽一起瓜分扶余领土。在慕容鲜卑入侵下，扶余在285年第一次灭国，286年在晋朝协助下复国，但是仍然不时被慕容鲜卑掠夺人口。五胡乱华之后，晋朝无力保护扶余，慕容鲜卑占据辽东，在346年再度入侵扶余，扶余王室为慕容鲜卑所俘虏，扶余故地为高句丽所兼并。494年，高句丽控制下的扶余为勿吉所灭亡。

中国正史称扶余与高句丽语言诸事大多相同，高句丽也曾经在扶余故地建立统治，并受到扶余文化的影响。扶余灭亡后，扶余遗民或流入中原、百济，或融入高句丽、粟末靺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高句丽和百济都宣称其统治者出自扶余，因此扶余于朝鲜半岛历史也有特殊地位。

## 国名

### 文献记载

在中国史料中，扶余之国名大多作“夫余”，在朝鲜半岛文献中大多写作“扶余”；同时朝鲜半岛文献中又有“北扶余”和“东扶余”之分，朝鲜半岛学界多以中国史料中的“夫余”对应朝鲜半岛史料中的“北扶余”。虽然不少学者试图在先秦古籍中考证扶余的出处，但一般而言“夫余”之名始见于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夫燕亦勃、碣之闲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朝鲜学者李趾麟和中国学者黄震云将先秦《山海经》附禺之山附近的“胡不与之国”作为扶余最早的记载。韩国学者李基白、李基东则引用了《史记》同时期学者孔安国为《尚书》所作之传，据“海东诸夷驹丽、扶余、馯貊之属，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西周初年就有扶余国。另外清代学者吴任臣《字汇补》引宋代邢禺注疏《尔雅》中“九夷”之第五为“凫臾”，认为“凫臾”即扶余国。

### 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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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扶余国名之意义，比较早的有南宋王应麟《周王书会补注》提出的“夫余”为“濊”之缓读，清朝学者王秋涛和当代学者董学增都支持此说。董学增按《说文解字》“濊”作为族名借音“岁”字、意为“水多貌”，以“濊”为扶余当地大河松花江，并称松花江古名“濊貊水”和“粟末水”实为同音异译。此外，半岛史料中的“东濊”、《说文解字》中特产魵鱼的“濊邪头国”、《后汉书》中特产班鱼皮的“濊国”可能和扶余有着共同的渊源。李徳山批评古汉语中“濊”应该读如今音之“赖”、“厉”，故“扶余”不可能为“濊”之缓读，张士东、杨军等人在此基础上将“扶余”上古音拟作/pǐwalǐa/，应读如现代标准汉语的“部娄”，读音上又可以联系到《逸周书》中的“符娄”，进而推导橐离、扶余、高句丽、豆莫娄、置沟娄、挹娄可能同属于一个带有-yo尾音的族系。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则参考了《资治通鉴》中“初夫馀居于鹿山”的说法，认为“扶余”可能与满语ᠪᡠᡥᡡ（穆麟德转写：buhū）和蒙古语ᠪᠤᠭᠤ（西里尔蒙文：буга）为同源词汇，意思即鹿。中国学者傅朗云等又以“凫臾”字面解读扶余国国名，称“凫”即野鸭子、“臾”即弓箭，扶余国以这二者作为国家图腾因而得名；傅朗云又猜想了百越北迁而形成扶余，并以百越语解国名为“扶桑树”之盐。中国学者董学增则以“凫臾”即扶余国不可信，“凫臾”、“浮渝”应为谐音附会而来的汉化雅称。另外，中国学者赵欣在解释吉林省扶余市地名时，将扶余国与金朝蒲与路及其所在的乌裕尔河流域联系起来，认为“扶余”即来自于乌裕尔河的河流名，盖扶余先祖来自于乌裕尔河流域的橐离国，乌裕尔河也就是通古斯语系中低洼地的意思。朝鲜半岛学者崔南善和李丙焘认为扶余应该与古代朝鲜语中的“夫里”等词同意，演化为现代朝鲜语的“벌”（罗马化：beol），意思即平原，扶余之名取自其国土平坦的地理特征，这种说法是半岛学界的主流观点。

## 建国神话

### 中国史料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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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余的建国神话最早可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亦见于三国鱼豢《魏略》：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东明之母初妊时，见气从天下。及生，弃之，猪马以气吁之而生之。长大，王欲杀之，以弓击水，鱼鳖为桥。天命不当死，故有猪马之救；命当都王夫余，故有鱼鳖为桥之助也。

橐离国国王想要杀死怀孕的婢女，婢女就称“有气如鸡子来下”而受孕，后来国王将生下来的孩子放到猪圈和马厩中，孩子都受到动物“嘘气”没有死，因此国王相信孩子确实是上天之子，这个孩子就叫做东明；东明长大之后专门负责畜牧、擅长弓箭，国王害怕这个孩子夺取自己的王位而加害他，东明跑到了掩淲水之滨“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受到神迹护佑的东明渡河后国王的军队无法渡河，最终东明脱身并建立了扶余国。

李东、范恩实、拜因斯等学者都指出，东明神话的故事和《诗经》所记周人始祖后稷的感生神话相仿，东明神话有可能衍生自中国神话，但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鱼鳖浮为桥”的情节也可见于《竹书纪年》中周穆王“架鼋鼍以为梁”，《离骚》中也有“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神迹降生作为常见的神话母题，强调君主之非自然诞生，常用于强化君权神授，其衍生的卵生神话广泛出现于以印度尼西亚为中心的东亚与东南亚传说中，通常反映了古人对于太阳的崇拜，也和古代朝鲜祭祀太阳神的习俗吻合。外来王之母题则是象征国王超然于被统治者之上，有着与被统治之人民截然不同的高贵特质，但神话中的“外来”未必属实，所谓“橐离国”或纯粹是子虚乌有。

### 朝鲜半岛史料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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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年代较晚的朝鲜半岛史料大多取材自《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又糅合了檀君神话、朝鲜佛教等要素，真实性可疑，相比之下《三国史记》以及其根据的《旧三国史》更为可信。现将朝鲜半岛史料摘抄如下：

汉神雀三年壬戌岁，天帝遣太子降游扶余王古都，号解慕漱。从天而下，乘五龙车，从者百余人，皆骑白鸽。彩云浮于上，音乐动云中，止熊心山，经十余日始下。首戴鸟羽之冠，腰带龙光之剑。首戴鸟羽之冠，腰带龙光之剑。……朝则听事，暮即升天，世谓之天王郎。

综合《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西汉末年扶余王解夫娄因无子求祷上天，收养了无血缘的金蛙作为继承人，将国都东迁东海之滨建立了东扶余；原先的扶余故地（即北扶余）则由天帝血脉的解慕漱统治，解慕漱与河伯女的私生子朱蒙受到金蛙王系迫害，又从北扶余出逃卒本扶余，与卒本扶余王族联姻建立了高句丽；朱蒙以在北扶余所生子为继承人，在卒本扶余所生温祚、沸流遂又出逃建立了百济。

《三国史记》的记载和《旧三国史》大致相当，这些内容大概上溯到新罗时代的官修史料，据李奎报《东明王篇》序文，东明神话在高丽家喻户晓，金富轼在修《三国史记》删除了《旧三国史》“荒唐奇诡”之内容。然而，高丽高僧一然所修《三国遗事》的内容实际和官修《三国史记》、《旧三国史》迥异，首先是解慕漱降生的地点从扶余王故都改为高句丽发源地屹升骨城（即五女山山城），其次解慕漱的身份由天帝之子变成了天帝，最后扶余王夫娄的身份变成了解慕漱之子、高句丽始祖朱蒙之兄弟，然而《三国遗事》又在同卷引《坛君记》称夫娄为檀君之子、朱蒙之兄弟，那么按理解慕漱就是檀君。同时，按《三国遗事》所引《坛君记》，解慕漱“与西河河伯之女要亲”而生下夫娄，又“私河伯之女而后产朱蒙”，如果不存在两个河伯女，这里实际上自相矛盾。所谓的“国相阿兰弗”实际上借用佛祖弟子阿难之名，东扶余所建都的“迦叶原”也是取名自佛祖弟子摩诃迦叶，可见其中的佛教元素。综上，《三国遗事》的内容大概率拼接了扶余神话、檀君神话和高句丽史料，并且明显受到了佛教影响。

### 东明神话与朱蒙传说

东明神话又和《三国遗事》所记载的高句丽建国之朱蒙传说高度相似，多数学者认为两者为同一神话的变体。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高句丽建国神话系其在4至5世纪改编自扶余建国神话，多数中国学者也持这一观点，以李丙焘为代表的朝鲜半岛学者则主张中国古籍误植扶余族系中之卒本扶余（高句丽）的建国神话为整个扶余系统的建国神话，中国古籍中“橐离国”或“高离国”实际上就是高句丽的异写，整个故事应该反过来理解为东明逃出扶余国建立了高句丽。同时，根据《好太王碑》的考古证据，高句丽朱蒙传说在5世纪初就已经成型，而东明传说在中国文献的百济史料中也有所体现：

百济之国，盖马韩之属也，出自索离国。其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娠，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感，故有娠。”王舍之。后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后徙于马阑，亦如之。王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为桥，东明乘之得度，至夫余而王焉。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始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因号百济。

《三国史记》在讨论百济始祖时，也惑于上述东明、仇台两说，又引了《北史》、《隋书》等上述中国古籍证明百济起源于东明。杨军指出百济之“仇台”、“优台”，实际上也是高句丽之官名，因此大概率是官名指代人名。朝鲜王朝后期学者申景濬通过对比中国和半岛史料，认为中国史料中的东明就是解慕漱，东明或为解慕漱之王号，并且注意到了朱蒙同样王号东明，怀疑朱蒙与扶余之东明为同人。董学增则认为“东明”实际上来自于中国古籍中的“朱明”，也就是太阳的别称，《魏书》中朱蒙就自称“我是日子”，《好太王碑》则称“天帝之子”、“日月之子”；或者按照《三国史记》将“东明”解释为“善射者”，将这一传说解读为被称作“东明”的善射民族征服了濊貊原住民。杨军认为，“解慕漱”应为“天子”，“解夫娄”应为“天孙”，两者都是汉语对当地语言的转写，为神话中惯用之称谓，并非人名。杨军又按《三国志》又记高句丽人称祭天为“东盟”，认为“东盟”、“朱蒙”、“东明”应是同音异译，在扶余语中均引申建国之人而非人名，并指出扶余、百济、高句丽传说中之东明固非一人，三国建国传说应该各有渊源。

## 历史

### 史前考古

综上所述，文献中有关扶余早期历史的东明神话未必属实，要从考古学上考证早期扶余历史，首先要解决的是地望问题。最早解答这一问题的是日本学者池内宏，其推测早期扶余应该在黑龙江阿城一带，随后金毓黻又提出吉林农安说，李健才、武国勋等提出吉林吉林说，孙进己则主张辽宁西丰说，张博泉主张扶余日本海沿岸说，学术界通论为吉林农安至吉林一带。随着考古学界逐渐达成共识，将吉林省吉林市一带的西团山文化为公认的濊人遗址，那么依据东明传说立国于濊地的说法，扶余文化应当是出现于西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内、覆盖在西团山文化遗存之上。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结果，西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北达拉林河、南至吉林哈达岭、西抵伊通河、东以张广才岭和威虎岭为界。张泰湘、邹越华认为西团山文化衍生自今吉林省宁安市境内的莺歌岭下层文化，侧面反应两者可能具有相同的族源，而莺歌岭文化一般而言被视作肃慎的遗存。董学增否定了西团山文化与莺歌岭上层文化的联系，认为西团山文化系吉林本地新石器文化之发展，西团山的青铜器文化则受到了吉林南部、辽宁北部青铜器文化以及一般视作东胡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

随着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的深入，吉林省吉林市附近发现了以泡子沿前山遗址、老河深二期遗址、东团山遗址、帽儿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这类文化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往往叠压在西团山文化遗址之上，使用半地穴住宅、土圹木椁墓和铁制农具，分布范围在拉林河以南、农安小城子东南、伊通河以东、吉林哈达岭以北的区域，与西团山文化分布范围大致相当。如今，学术界大多认可这类文化为扶余文化，将扶余早期都城在吉林省吉林市市区东团山遗址一带。

东团山一带的考古发掘始于1937年，中国东北考古先驱李文信曾经在此处发掘出“长乐未央”瓦当、西汉五铢钱、王莽货泉纹陶片等两汉遗物，遗址区东南之帽儿山又发掘出与汉文化、高句丽文化不同的土著文化文物；1949年后的考古发掘揭示了西团山文化时期、扶余国时期、高句丽时期、渤海国时期、辽金时期的5期遗存，1982年李健才首次将此处确定为扶余早期王城，2000年代的考古研究又将这里确认为高句丽长城的起点——高句丽扶余城，随后的考古证实了这里也是渤海国扶余府城和辽代早期黄龙府城。相比于其他扶余遗址，东团山遗址出土的汉文化元素文物异常丰富，至少证明了扶余国和汉朝交往非常密切，李文信曾据此猜测扶余国内当时甚至还有汉人移民。

考古学界有观点认为松嫩平原的庆华文化或者白金宝文化为东明传说中的橐离国，然而鉴于传说的可信度和考古证据的匮乏，上述观点尚未获得广泛接受。同样，考古学上扶余文化和高句丽文化虽然存在相似之处，但是主要文化特征差异较大，尤其是扶余文化墓葬以封土木棺墓为主而高句丽墓葬以积石墓和封土石室墓为主。拜因顿指出，相比起直接被置于玄菟郡境内高句丽县管辖的高句丽，扶余距离汉朝边境更远、政治上更独立，扶余的山城遗址在1世纪初分布最南不过辽宁清原、新宾一带与玄菟郡北界接壤，而高句丽的势力范围也不过浑江流域，高句丽建国时尚未和扶余接壤。范恩实认为无论是东明传说还是朱蒙传说都缺乏考古学证据，扶余更多是直接来自于西团山文化，高句丽也不太可能是扶余人建立。

### 两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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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史料中并没有明确提及西汉与扶余的关系，但是从考古学角度扶余深受西汉的影响，扶余很可能在西汉就是汉朝的盟友。考古学上，汉文化元素显著影响了西团山文化到早期扶余的转变进程。西团山文化虽然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但是青铜器大多来自于辽宁地区，生产生活仍然是以石器为主，当地社会并未显示出明确的社会分化和国家组织，发展速度较为缓慢。随着公元前3世纪左右燕国向东北扩张，汉文化元素逐渐取代本土元素成为了辽宁地区青铜器文化的主流。已知燕国最北在今吉林四平境内的二龙湖古城建立了军事前哨，扶余先民也大概率通过这些燕国前哨与汉文化产生联系，逐渐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泡子沿前山遗址的考古报告更是提出，随着汉武帝在东北设置汉四郡，大量中原汉人迁入辽东，也有部分汉人来到遗址处生活。前2世纪至前1世纪，在汉文化持续影响下，扶余文化整体从青铜器时代跃迁至铁器时代，扶余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早期国家。与此同时，扶余遗址中也发现了具有草原风格的器物，说明早期扶余或和匈奴、鲜卑建立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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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中并没有扶余建国的明确时间，中国学术界大多笼统地将扶余建国的时间定为公元前3至前2世纪。学界多否定《三国遗事》和《旧三国史》中的前59年，从《史记》来看，扶余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前156年－前87年）就已经立国。《三国志》在讨论扶余时提到耋老自称“古之亡人”，国王持有自古传承的“濊王之印”，又引《魏略》东明传说，似乎在暗示“亡人”和东明传说的联系，但范恩实据同卷《辰韩传》认为将“亡人”考为秦汉之际（前3世纪末）的燕、秦流民更为合理。按《汉书》，濊君南闾在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内属辽东置苍海郡，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和中国学者程妮娜等认为“濊王之印”即此事之印证；如果东明传说属实，那么东明要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撤苍海郡后建国才可能获得“濊王之印”。孙进己认为扶余建国应该不早于前119年，不晚于前108年以前，至少汉武帝灭朝鲜设置汉四郡之前建国。

扶余的兴起或与西汉王朝针对匈奴布置的北方边防相关，扶余位于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新兴的高句丽正中间，在国防安全上有求于汉朝，汉朝也利用了扶余的战略位置稳固了北方边防。前75年，西汉为了加强对浑江流域的高句丽的控制，将玄菟郡内迁至扶余、高句丽之间的今辽宁永陵，是为第二玄菟郡，此举制止了扶余的南向扩张，但也令扶余在汉朝的保护下免于高句丽的北上侵扰，扶余和汉朝大概自此建立了正式的联系。第二玄菟郡的主要目的是包围、控制此处的高句丽先民，但实际管理上并未采取流官管理，而以土官封侯为地方长官，高句丽则为玄菟郡下属县侯，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了新莽时期。公元12年，王莽向四方诸侯收缴“故汉印绶”而改授“新室印绶”，按《汉书》“莽策命曰⋯⋯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扶余可能当时就是中原的朝贡国，范恩实则质疑这里记载的可靠性，扶余与汉朝正式的交往应该始于东汉。

扶余在东汉初年成长为汉朝东北边疆的强国，在维持与汉朝关系同时，不仅成为了东方挹娄的宗主国，还试图以武力压制南方新兴的高句丽。按《后汉书》，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年）“貊人”入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等地，辽东太守祭肜招降来犯部族，首见扶余王遣使入贡，光武帝对扶余使者礼遇有加，命令扶余每岁来朝。此时经历新莽时代的动荡，高句丽在14年攻占了第二玄菟郡治所所在的苏子河河谷，又按《三国史记》在21年大破扶余，28年与辽东郡爆发冲突——面对高句丽的崛起，光武帝采取了弃地缩边的政策，在32年与高句丽恢复和平，放弃了高句丽侵占的玄菟郡，故边外藩属直接由辽东太守管理。为遏制高句丽等边外势力的进一步扩张，东汉在107年在今辽宁抚顺境内侨置第三玄菟郡，扶余或是因此在111年入侵了汉朝乐浪郡，然而又迅速归附于汉朝，在121年高句丽联合马韩、濊貊入侵玄菟时反过来派王储尉仇台协助汉朝抵御高句丽入侵。扶余在120年派遣王储尉仇台入洛阳朝贡，扶余王还在136年亲自朝贡；另据《三国志》，扶余王下葬使用汉朝赐“玉匣”，这是汉朝给等级较高的诸侯藩属王的礼遇，可见汉朝相当重视与扶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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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玄菟郡设立后，汉朝的东北边疆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直到鲜卑在檀石槐领导下兴起，取代匈奴成为了汉朝新的北方边患。檀石槐先是击败了丁零、乌孙等草原部族，又在东方打败了扶余，统一了整个漠北草原，在166年悍然南下入侵汉朝。扶余或是受到了鲜卑的胁迫，在鲜卑南侵的第二年和高句丽同时入侵了汉朝的辽东，此战中玄菟太守公孙琙击败了扶余王夫台、斩首千余。

### 两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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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年黄巾之乱爆发后，公孙度在汉室倾颓之际接手了公孙琙的地盘，击败乌桓、高句丽称霸辽东，扶余也就成为了公孙氏的附庸。按《三国志》，扶余夹在鲜卑和高句丽之间，公孙度将公孙氏宗室女嫁给了扶余王，扶植扶余以对抗鲜卑和高句丽。《魏略》提到高句丽的时候，也说“夫余不能臣也”，说明当时扶余国力强于高句丽。

扶余虽然与公孙度和公孙康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似乎与公孙康之后的公孙氏政权关系恶化。相反扶余在220年这一敏感节点越过公孙氏恢复了汉末以来中断的朝贡，向即将篡汉的曹丕政权称臣，又向汉献帝请求改属于公孙恭所领的辽东郡，体现出来扶余与公孙氏之间的微妙关系。据《三国志》，扶余人重视丧葬，汉朝在玄菟郡托管赏赐扶余的玉匣，每当扶余国王死后就会从玄菟郡迎取玉匣（金缕玉衣）以安葬，公孙氏和曹魏仍然沿用汉制管控扶余，似乎在扶余眼中，无论是依附于公孙氏还是曹魏、晋朝，都是两汉以来传统秩序的延续。

公孙氏末期，曹魏黄初年间（220年至226年），挹娄因为扶余“责其租赋重”开始反叛。据《后汉书》，早在东汉时，挹娄就热衷于乘船入侵北沃沮。扶余多次讨伐挹娄，却仍无法平息叛乱。独立后的挹娄开始向曹魏单独朝贡，并经常袭扰周边的扶余和沃沮。根据三江平原考古发现，三江平原一带的滚兔岭文化受到扶余影响演化为魏晋时期的凤林文化，发展出了成熟的冶铁、筑城和大豆种植技术，迅速迈入前国家社会。与此同时，扶余在两汉时期受到汉朝庇护，“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破坏”，但是自汉末以来中原动荡、辽东凋敝，导致扶余无法借助辽东的力量抵御外部正在复兴中的鲜卑、高句丽。拜因顿认为，扶余实则借朝贡之名转换阵营、争取外援。然而魏晋两朝都将挹娄视为肃慎之后，反倒对扶余的对手青睐有加，这加速了扶余的衰弱，诸如寇漫汗的周边小国可能趁机脱离了扶余。

按《三国志》，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挹娄叛乱的扶余国内政治也并不安定：

尉仇台死，简位居立。无适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为大使，轻财善施，国人附之，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杀季父父子，籍没财物，遣使簿敛送官。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麻余死，其子依虑年六岁，立以为王。

《三国志》的这一段记载时间线混乱，又有“简位居”和“位居”两个相近的名字，夹杂“旧夫余俗”这样意义不明的内容，历来解读不一。现给出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的一种的翻译版本：

拜因斯和李磊都认为这里反映了扶余王权之衰退，扶余王麻余大概率在此后为“诸加”贵族以“旧夫余俗”杀害，幼子依虑被贵族扶植上位。不管扶余王位继承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位居”执政下的扶余和尉仇台非常不同，尉仇台治下的扶余依附于公孙氏、和中原断绝联系，然而位居“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可能是在220年或者238年公孙氏覆灭后和曹魏恢复了联系。扶余和沃沮本就以北方挹娄为共同的威胁，又按《好太王碑》“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扶余很可能在曹魏退兵之后控制了原属高句丽的沃沮故地，因而高句丽也改称“沃沮”为“东夫余”。从《晋书》“频来朝贡”、“世守忠孝”的说法来看，扶余在245年以来直到285年一直效忠于魏晋朝廷。

### 鲜卑入侵及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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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初年，慕容鲜卑迁徙到辽西地区，并在238年跟随司马懿转战辽东，协助魏国消灭公孙氏。自慕容涉归以来，慕容鲜卑以辽东以北的边外之地为大本营，积极向外扩张，成为了扶余最大的威胁。281年慕容涉归叛晋失败后，涉归之子慕容廆在284年成为了慕容鲜卑的首领，在即位之初就将扶余定为了首要的扩张目标。285年，慕容慕容廆大举入侵扶余，扶余王依虑战败自杀，国人逃入沃沮故地，慕容部将扶余王城夷为平地，把扶余国上万余百姓抓捕为奴隶，这就是扶余国第一次亡国。尽管史料没有解释慕容部为什么要入侵扶余，但是李东和拜因斯推测扶余历来富裕而不尚武力，自然为周边游牧部落所垂涎，可以为慕容廆提供其急需的人力、财富和技术。杨军则根据《晋书》“袭破”的说法，认为慕容部可能是在扶余主力东征挹娄的时候背后偷袭得手。虽然中国史料中没有“东扶余”的说法，但比较主流的意见认可逃入沃沮故地的扶余人成立了朝鲜半岛史料中的东扶余政权。根据王绵厚考证，吉林敦化的岗子遗址群二期文化中陶豆和扶余陶豆类似，佐证了当时有大量扶余人迁入沃沮地区。如果不是晋朝的干预，扶余国可能就此灭亡。

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其湣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

扶余首次亡国之后，晋武帝司马炎在同年以“不救夫余，失于机略”为由下诏免职东夷校尉鲜于婴，任命何龛为新的东夷校尉，要求其协助扶余复国。286年，在扶余王子依罗的请求下，何龛派遣贾沈率领晋军击败慕容廆，成功协助扶余复国。慕容廆在扶余复国之后仍然经常剽掠扶余人为奴隶，并将之卖到晋朝，晋武帝不得不下令官府禁止买卖扶余奴隶，并赎买扶余人归还扶余国。289年慕容廆意识到已无法阻止扶余复国，干脆投降了晋朝，转而采取了“尊晋勤王”的策略。随着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朝经历了291年的八王之乱和316年的永嘉南渡，对于远在辽东以北的扶余鞭长莫及，扶余也最终成为了慕容氏的待宰羔羊。慕容廆在北方乱世之中，以“尊晋勤王”为名义平定素连、木津之乱，占据晋朝辽东之地，成为了鲜卑诸部中的最强者。333年慕容廆去世，慕容皝先后收复了段部、宇文部、高句丽，最终在346年派大军攻打扶余。按《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卷097#孝宗穆皇帝下永和二年（丙午，公元三四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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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说法，扶余因为“百济”不得不避难于西，又因为来不及设防而为慕容部所击破。又按《新唐书》，豆莫娄自称本“北扶余之裔，高丽（高句丽）灭其国”，这个国家受到了勿吉的影响，多推测和金朝蒲与路有关系。由于高句丽《好太王碑》证实在4世纪末高句丽就已经领有扶余故地，因此扶余更可能是在高句丽威胁下西迁。年代接近的《冉牟墓志》似乎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其中有“慕容鲜卑□□使人□知河泊之孙，日月之子朱蒙所生之地，来□北夫余”，日本学者武田幸男据此认为高句丽和慕容鲜卑围绕扶余国的归属爆发了冲突，最终高句丽占据了北扶余。范恩实虽然否定了双方为此冲突，但还是肯定了高句丽占据了夫余国故地，夫余国在高句丽治下仍然保有国家体制，扶余王可能在高句丽派出的官员协助下治理国家。

至于《资治通鉴》中“西徙近燕”的扶余国与后来成为高句丽附属国的扶余国之间的关系，学界尚存在争议，中国学界主流将两者视为同一国家，认为扶余国晚期存在一次迁都。拜因斯认为扶余王在高句丽的侵略下，率领民众逃离了故都，甚至还来不及建立城防、恢复国家就沦为了慕容氏的俘虏，因此也不存在迁都之说。拜因斯认为慕容皝更多是基于政治考量出征扶余，扶余国固然国力衰败、不足为虑，但作为长城外久负盛名的中国属国，俘虏其国王并立其为附庸更能彰显慕容氏继承前代之法统。考古学上，属于靺鞨文化的大海猛遗址距离吉林市区仅30公里，高句丽的龙潭山山城就建立在扶余故都旁，考虑到日后扶余故地为勿吉、高句丽所瓜分，因此很有可能此时的扶余故都正暴露在高句丽和勿吉的兵锋之下。

扶余人西迁的说法在近年来获得了考古学和基因学的证据，慕容部首都棘城附近、今辽宁省西部北票的喇嘛洞墓地被确定为扶余人遗址；同时被认为是东扶余的珲春图们江流域一带也发现了三燕风格的瓦当，说明慕容氏败亡后也许有漂泊的扶余遗民最终回到了故乡。慕容皝俘虏夫余王后，将扶余玄王立为镇军将军，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扶余王室也向慕容部派遣质子，其中扶余王子余蔚在370年为前秦军队打开前燕国门导致前燕灭亡。按《好太王碑》，高句丽在410年灭亡了东扶余，此后夫余国仍然存在——按《魏书》，457年10月北魏文成帝准备东巡辽西，2个月后扶余就来朝贡北魏，很可能扶余国就是借由朝贡向北魏寻求保护。扶余的灭亡也可能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间接导致，在扶余灭亡前一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而随着元魏势力大规模南下，东北边陲的扶余之处境也每况愈下。按照《魏书》，高句丽向孝文帝之子宣武帝报告了出产黄金的扶余为勿吉所占领，因此无法向北魏提供贡品；而按《三国史记》，扶余王于之前的494年2月“以国来降”，可见扶余国在高句丽控制下仍然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最终为勿吉所灭，王室流亡高句丽。

## 都城与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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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三国志》，扶余在汉长城之北、距玄菟郡千里，国土广可两千里，北有弱水、南接高句丽、西邻鲜卑，土地平旷、适宜农耕。后世的史书，包括《后汉书》、《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大多沿袭了《三国志》对扶余的描述。按《三国志》，扶余王持有“濊王之印”，国内王城又是叫做“濊城”，自称为“亡人”，国内城、栅都是圆形。东明传说中也提到，东明度过了“施掩水”，向南抵达了今天的扶余地界。扶余的国土内多丘陵和大湖，在东夷的范围内最为平坦、旷阔，从方位和地理环境来看，松花江上游的吉林盆地符合这样的描述。相比起处于长白山腹地的高句丽、维度偏高而气候寒冷的挹娄、为高句丽隔离的沃沮，处于东北亚地理中心、更接近中原的扶余有着更优越的农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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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学主流将吉林东团山遗址定为扶余早期都城之前，学者对于扶余的疆域和都城多有猜测。清末学者丁谦和金毓黻认为吉林府（今吉林省吉林市）以西，涵盖长春府（今吉林省长春市）、双城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伯都讷厅（今吉林省扶余市）、阿勒楚喀（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区域，都城则在吉林省农安县。池内宏则认为扶余存在多处迁移，最初位于黄金产地的阿勒楚喀，后迁徙到吉林珲春成为东扶余，最后为高句丽所迫西迁到吉林农安。日野开三郎则否定西迁说，以扶余为鲜卑所迫迁都吉林东团山一带的鹿山。谭其骧认为扶余应该在今天嫩江中游、北流松花江和拉林河、阿什河流域。张博泉质疑东团山都城说，认为扶余应该在大兴安岭东麓、黑龙江以南的嫩江流域，后向东南迁徙在小兴安岭与挹娄、在老爷岭与高句丽接壤。孙进己则以吉林西丰西岔沟遗址一带为扶余初都之地，后为高句丽所附庸，部分部众北迁吉林、农安一带为北扶余。王禹浪、李彦君则以黑龙江宾县的庆华遗址为扶余初都之地，后扶余逐渐向南扩张，以吉林市东团山遗址为前期王城。综上，关于346年以后的扶余国都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中国学界多认为存在迁都，但是迁都位置分歧众多，以吉林省农安县一带为主，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迁都。

关于扶余的北界，弱水的地望尚存在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即东流松花江，也有少数观点认为是黑龙江。同时《晋书》中的“肃慎”（即挹娄）也是“北极弱水”，那么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这里的弱水指代了东流松花江和汇入松花江的黑龙江下游。孙进己认为既然是“北有弱水”，那么扶余国应该跨越“弱水”的两岸，北界应该在松花江以北，董学增也认为包括了松花江南北之地。林沄则认为古文中的“弱水”大多指代西流之水，因此有可能是指代西流松花江。杨军强调无论是东流松花江还是黑龙江都不符合现有考古结果，按西团山文化分布北界来看扶余国在西汉时期的北界应该在西流松花江以北的西流拉林河。另外，挹娄作为扶余的属国在曹魏黄初年间（220年至226年）叛离扶余，此后扶余的北界也应该有所变化。

关于扶余的南界，按《三国志》应该在长城和玄菟郡以北，与高句丽为邻。汉朝曾多次设置玄菟郡，扶余曾经隶属于玄菟郡、又距玄菟郡千里，因此了解这里玄菟郡的所指对于确定扶余的方位至关重要。李东认为扶余应该是距离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第一次在朝鲜半岛东北沃沮故地设置的玄菟郡千里，由于“夷貊”（可能指高句丽）侵扰，汉朝又不得不将玄菟郡内迁至今辽宁省新宾县附近的高句丽县，此时扶余才归属于玄菟郡，最后高句丽兴起后玄菟郡又被迫内迁至今沈阳市一带的辽东郡境内，此后与扶余断开联系。一般来说，这里的玄菟郡不太可能是日本海沿岸的第一玄菟郡，大抵在沈阳、抚顺之间，按照汉制千里约合今350公里，“距玄菟郡千里”差不多在吉林农安至吉林吉林的范围内。高句丽在246年前后攻破玄菟郡高句丽县，高句丽县大概在今天辽宁新宾一带，那么扶余与高句丽的分界线应该在浑河、辉发河上游分水岭一带。

关于扶余的西界，鲜卑在东汉南下后不断侵蚀扶余领地，因此理论上在鲜卑南下前扶余疆域应该更为广阔。西汉时期鲜卑为匈奴属国，匈奴的东界在辽河一带，汉武帝时期鲜卑开始由大鲜卑山南迁到大泽一带，后来又在东汉初年从绕乐水流域（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南迁移到长城沿边，91年后更是占领了辽河以西的匈奴故地。杨军认为在鲜卑南下前可以到辽宁彰武一带，李健才认为扶余西界在吉林白城一带，孙进己认为东汉时扶余西界在吉林通榆一带。鲜卑南下之后，按《中国历史地图集》，鲜卑与扶余以辽河为界，至于辽河迤北，或以伊通河为界，或在东西辽河汇流处至松嫩汇流处一线。

扶余的东北与挹娄接壤，扶余和挹娄又是东沃沮的北界。清代以来的学者对于沃沮地望多有分歧，有吉林珲春、黑龙江宁安、绥芬河流域、兴凯湖附近等说法。考古学上以团结文化为典型的沃沮遗存，东康文化为典型的北沃沮支系遗存。团结文化的分布北界在今黑龙江鸡西和七台河交界处的完达山，与典型挹娄遗存的滚兔岭文化接壤，西与西团山文化为邻。同样据考古结果，代表挹娄的蜿蜒河类型（俄罗斯称波尔采文化）的南界也在黑龙江完达山一带，汉魏时期向西没有越过小兴安岭，也没有在牡丹江流域分布。

##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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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中提到扶余“土地宜五谷”、“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说明农作物的收获情况对于扶余国的社会和政治有着重大影响，农业是扶余经济的支柱。另外，在东明传说中，东明曾被父母抛弃于猪圈和马厩，说明畜牧业也在扶余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

至少在三国时代，扶余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不逊色于中原的水平，并且有大量剩余粮食。曹魏征高句丽时曾要求扶余提供粮草，即是一证。从考古结果看，扶余随葬品中有铁镬、铁锸、铁镰，这些生产工具受到汉文化强烈影响，技术水平和辽东汉地相当。《三国志》两次提及“五谷”，结合考古资料扶余之“五谷”应该是指黍、粟、麻、豆、高粱。就目前的考古而言，糜子可见于汉书二期遗址，金色狗尾草草籽（粟）和野黍（黍）可见于西团山文化墓葬，西团山遗址有发现麻布（麻），大海猛遗址又有中国最早的栽培型大豆标本（豆），辽宁辽阳的三道壕遗址有发现过高粱遗存（高粱），并没有发现水稻。目前没有考古证据表明扶余人会种植蔬菜和水果，按《三国志》“不生五果”，扶余不适宜中原流行之水果栽培，但是在西团山文化遗址中有出现山核桃、榛子的遗存，说明扶余先民也会采摘野生果实。

扶余的畜牧业水平也相当发达，《三国志》称“善养牲”、“出名马”。扶余国也以六种牲畜命名官职，有马加、牛加、猪加和狗加，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和牛，在扶余习俗中牛蹄可以用于占卜，牛、马可以作为赎罪物，说明其相对普遍。西团山文化遗址中曾经出土随葬猪牙，而大海猛遗址发掘出猪、牛、羊、狗的肩胛骨和禽类骨骼，泡子沿前山遗址还发现了牛、羊、兔的牙齿，都佐证了扶余的畜牧业发展。马在扶余畜牧业中有重要地位，老河深汉代墓葬中11座墓葬有马随葬，24座墓葬中出土车马具117件，其中有骨角质、铜质、铁质的各类马镳、马衔、当卢、节约、铜铃等等，铁马衔就有30件。另外，史书提到扶余特产赤玉、貂狖、美珠，证明了扶余也有一定的采集经济和狩猎习俗。不过，扶余的这些特产也可能是取自挹娄，《三国志》在讨论挹娄时也提到了类似的特产，而挹娄曾经臣属于扶余。

除了农牧业外，扶余国内还有以金属加工、服装纺织、陶器制造为主的手工业。董学增根据现有考古认为，直到西汉早期，扶余的铁器仍是和中原形制一致，以中原输入为主，但是在西汉时期受到汉文化影响扶余人逐渐掌握了铁胚锻造等铁器加工方式，最后在东汉初期之前就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扶余墓葬的铁器按年代逐渐增多，并且比较普遍的出现于各类墓葬中，而老河深墓地发掘出的甲胄证明了扶余人可以制造早期低碳钢，侧面体现了扶余人金属加工水平的进步。《三国志》提到“在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国则尚缯绣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银饰帽”，1980年代发掘的吉林市帽儿山遗址曾经出土过20多件丝织品，其中还有“帛画地图”残卷，这些丝绸制品应该是输入自中原，平民应该仍是以土产的狗皮、羊皮、麻布为服装，吉林市猴石山遗址的陶器上就发现了麻纤维制品留下的痕迹，上流阶级还会穿着狐皮、貂皮制作的大衣；考古中也发现了大量金银饰品和玛瑙、琉璃、骨、绿松石等宝石饰品，还有飞马牌饰、鹿纹牌饰、虎纹牌饰、金银指环、银铜腕饰等工艺要求较高的手工艺品。《三国志》提到扶余人使用俎豆，现有考古中扶余的陶器以侈口斜颈壶、侈口深腹罐和多种类型的陶豆为主，与高句丽的多种类型耳陶罐、侈口鼓腹罐、无耳深腹罐差异较大，其中罐形豆、杯式豆和钵式豆则是扶余陶器中最独特的类型。

## 人口与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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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三国志》，三国时期的扶余国“方可二千里”，与高句丽面积相当，但是有8万户居民，远远高于同时期高句丽3万户的人口，与“方可四千里”的三韩总十多万户相当，是东北亚除中原边郡外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此后，扶余国接连受到慕容鲜卑的打击，大量人口为鲜卑所掠夺。285年，扶余国第一次灭亡，慕容氏将1万余扶余人掠夺为奴隶，将王城夷为平地，并没有占据扶余。346年，慕容部又从扶余掠夺5万人口，根据杨军的估算所掠夺人口相当于扶余国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扶余从此一蹶不振。

按《后汉书》，扶余的军队少则七八千，多则2万多，并且兼具步兵和骑兵，总兵力应该高于2万。现有扶余墓葬中，发现有箭簇、环首刀、矛、剑、剑囊、护心镜、盔胄、甲片、马镫、马衔、马镳等种类丰富的武器，并且大多数为自制武器，《三国志》也说扶余“以弓、矢、刀、矛为兵，家家自有铠仗”。按照《后汉书》和《三国志》，扶余人耋老自称“古之亡人”，国内城栅都是圆形，像是中原的牢狱一样，东团山遗址和蛟河新街、福来东古城的遗址也都是圆形城池。根据战国青铜器和汉代画像上的纹饰，理论上扶余也应该有水军，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现舟楫的文物遗存。

## 风俗

根据《后汉书》，扶余人体态“粗大”，性格“强勇”而又“谨厚”，并且不会做“寇钞”之事，也就是从汉朝人角度来说扶余人剽悍勇武而又相对文明友好。扶余人热爱唱歌和舞蹈，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唱歌，新年还会举办连续几日的“迎鼓”祭典，一起唱歌跳舞来祭祀上天，其舞蹈形式应该类似于高句丽画像砖中的长袖舞。“迎鼓”的习俗可能受到了商人“楹鼓”风俗的启发，一般在“殷正月”举行，“迎鼓”期间还要召开“国中大会”，决断诉狱、释放囚犯、祈求新年。扶余王到东汉朝贡的时候，汉顺帝还“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

扶余人相信天人感应和万物有灵，重视占卜和祭祀。按《三国志》“旧夫余俗”，扶余人会在水灾、旱灾、收成不好的时候将问题归咎于国王，杀死或替换国王以替天行道。又按《三国志》，扶余人会像商朝一样用占卜决定国事，每当军事行动时会杀牛查看牛蹄，牛蹄合上则为吉利，分开则为不吉。扶余和高句丽习俗相通，应该一样都有祭祀祖先的习俗，高句丽还会到拜祭妇人像的扶余神（柳花夫人）和始祖扶余神之子（朱蒙）。从东明传说来看，扶余人应该认为猪、马、鱼、鳖等都有灵性，朱蒙传说中扶余王也曾经向山川祈求继承人。

扶余有着和匈奴一样的收继婚，女性在丈夫死后会嫁给丈夫的兄弟。从传说来看，扶余人与高句丽人可能存在通婚。扶余的法律禁止通奸，无论男女通奸都要被杀，又严惩不满多妻制的“妒妇”，被杀者则会曝尸于国都以南的山上直至腐烂，需要女方家属提供牛马才能赎回尸体。扶余人曝尸的国都南山则被认为是吉林市东团山遗址以南的帽儿山遗址，这里发掘出了超过200座墓葬，佐证了东团山遗址为早期扶余王都。扶余多数人应该是实行一夫一妻制，少数贵族阶级实行一夫多妻。根据现有墓葬来看扶余存在着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并存的婚姻制度，其中老河深扶余墓葬中体现一夫一妻的墓葬有22组，体现一夫多妻的有5组；男女墓葬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墓葬的随葬品一般多于女性，女性一般只有玛瑙珠和通腕饰随葬。

扶余盛行厚葬。按照《魏略》，扶余人一般会停丧五个月，并推崇丧期越久越好，并且会向死者供奉或生或熟的食物，死者亲属则会身穿白色衣服，妇女去除装饰品，和中原披麻戴孝的习俗相似，《三国志》还补充扶余人在夏天会用冰来延缓尸体的腐化。《三国志》还称扶余人丧葬会使用人牲，有时会使用多达数百人殉葬，从目前的考古来看只有看到马匹殉葬，并没有发现活人殉葬。大量考古资料表明扶余人会使用精美的随葬品来厚葬死者，但是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随葬品，很多下层阶级的墓葬甚至几乎没有随葬品。从随葬品的性质来看，大多可能是死者生前所用，并非是为了陪葬专门定制，并且不局限于贵重的金银饰品，还有很多生产工具。按《三国志》，扶余王下葬则要使用汉朝赐予的玉匣，常常会从玄菟郡迎取玉匣，这种礼仪应该是通行于汉代的诸侯国，但是考古资料暂时无法证实这一点。《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都提到扶余“有椁无棺”，“棺”一般是头尾不对称的尸体容器，“椁”是套在“棺”外面的矩形容器，帽儿山遗址和老河深遗址的墓葬大多符合这样的描述。

扶余的生活习俗深受中原的影响，但也有独特之处。东明传说中就可能有借鉴中原传说之成分，而扶余墓葬的随葬品中也有大量输入自中原，扶余王的丧葬也需要用到玄菟郡保管的玉匣，扶余许多习俗都和殷商相似。扶余崇尚严刑峻法，其禁盗、禁杀、禁淫，也和殷商之后的箕子朝鲜“八条之教”类似，其殉葬也和商朝类似。按《三国志》“食饮皆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有似中国”，《魏略》“其居丧……大体与中国相仿佛也”，扶余的礼仪习俗应该受到了儒家思想和汉朝制度的熏陶，但是又按《三国志》“在国衣尚白”、“出国则尚缯绣锦罽”，说明扶余对内和对外所用的服装制度有所不同。《三国志》还描述扶余人对于汉朝派来的翻译传话都跪拜臣服、表现得毕恭毕敬，伏地轻声细语。

##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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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几乎没有关于扶余语的语言学记录。《三国志》称高句丽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与扶余同”，扶余语理论上和高句丽语、沃沮、东濊类似，不同于挹娄的语言（通古斯语系），但目前所见文字只有汉字。又按《新唐书》，达末娄自称本“北扶余之裔”，语言则接近于邻近的契丹、库莫奚、室韦，和勿吉的语言（通古斯语系）不同，那么扶余和达末娄的语言应该和东胡同源，属于今天的蒙古语系。中国学者景体渭认为扶余人来自于北发，为古亚细亚语系和蒙古语系接触后发展而来；尹铁超、赵志刚则论证扶余语和通古斯语同源。韩国学者李基文则将高句丽语和扶余语归纳为扶余语系，认为其和朝鲜语同源，而美国学者白桂思则认为扶余语系和日语同源。

## 政治

### 官制与社会阶级

《三国志》提到扶余“以六畜名官”，又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而《后汉书》也提到了“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高富顺、刘景文认为“以六畜名官”应该表示扶余境内畜牧业比较发达，但是《三国志》却只有四加，缺少了“羊”和“鸡”，单凭文献不能确定扶余国内是否存在“鸡加”和“羊加”。与独有偶，高句丽国内也有含加的官名，包括相加、古雏加、大加、小加，理论上两者的“加”应该相通，而扶余主管四出道的“诸加”更类似于扶余王统辖下各部落酋长的贵族尊号，而不是官僚体系中的官名。

扶余的“大使、大使者、使者”同样缺乏记载，只能比对高句丽“诸大加亦自置使者……如卿大夫之家臣”来看，“使者”一类的官职应该就是国王的家臣，应该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皇帝近臣、御前侍卫、大内总管之流，专门服务于王室，常由贵族子弟担任；扶余国内就有牛加兄子，也是以贵族子弟身份出任“大使”。考虑到高句丽的建国时间晚于扶余，而高句丽在建国初期就有“大使者”、“南部使者”，高句丽的“使者”可能是借鉴了扶余的政治制度。从“大使、大使者、使者”所体现的职位分类来看，这类制度可能出现了和中国官制类似的品位色彩，向着早期官僚制度演进。

扶余国王都以外的地方主要划分为“四出道”，由牛加、马加、猪加、狗加等诸加分别管理，诸加之下各出道又有各个邑落由豪民管理，邑落中“名下户皆为奴仆”。扶余国王和诸加之间应该类似于周朝的分封制度，以宗族为纽带维系统治，扶余和高句丽的传说中也描述了贵族带着宗族成员离开宗主、开辟新的领地，应该也是这种制度的反映。按照杨军的观点，牛加、马加、猪加、狗加应该是4类诸加，并且除了诸加之外还有别的领主出掌“四出道”，诸加统辖“四出道”的邑落数量不一，“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按照扶余国8万户的总人口来看应该会有数十位领主。由于邑落皆“主属诸加”，诸加之下又有“别主”、“豪民”代为统治，因此诸加相对独立于王权、有着自己的军队，正如《三国志》所说“有敌，诸加自战”，诸加也凭借其权势可以影响王室的继承事务。

从考古发掘来看，扶余的地方统治主要依靠于修筑有城池的邑落，诸加、豪民和国人居住在城内，而下户居住在城郊，国内“家家自有铠仗”来统治城郊的下户。学术界对于“名下户皆为奴仆”存在分歧，争议的焦点在于“下户”与“奴仆”的关系，一部分认为“下户”就是“奴仆”，另一部分认为“下户”可以变成“奴仆”。朝鲜学者李趾麟认为应该为“民，下户皆为奴仆”，应该还存在一个平民阶层，但是受到了中国学界的否定。张博泉认为“名下户皆为奴仆”应该理解为诸加、豪民占有下户为奴仆，下户就是贵族拥有的生产奴隶。刘凤翥、朴灿奎认为这里的“下户”不等同于“奴仆”，而是作为自由民的下户被贵族占有后才变成了奴仆，下户不能服兵役而只需要提供后勤。榆树老河深中层墓地作为典型的扶余邑落墓葬，体现出了阶层分化、聚族而居的特征，总体来看属于诸加或者豪族的墓葬，墓葬中既有高等级人群也有高等级人群的依附者，奴隶也会以宗族的形式埋葬在主人家族墓葬的周边，按范恩实即便是扶余的国人以上阶级也体现出来巨大的财富差距。

### 王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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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三国志》“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早期扶余之王权并没有摆脱贵族政治之阴影。李丙焘认为这一条反映了扶余选举继承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并行的政治现实，井上秀雄则认为扶余实行名义上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实际上的选举继承制，如果按照《三国志》原文简位居之后都是父子继承，扶余似乎正在向着强化王权的方向转型。范恩实依照英国神话学家弗雷泽的理论对比早期扶余之王权，国王作为原始社会中超自然神性的承载者，也会为自然灾变负责，国人可能会通过惩治国王来干预自然现象，当国王的神性衰弱后则会处死国王来让神圣之灵魂重生于健康之躯。

与汉朝的交往很可能刺激了王权的膨胀，扶余也在效仿汉朝建立中央集权，逐渐摆脱原始政治。根据《三国志》，扶余王死后需要使用汉朝册封的玉匣下葬，扶余王也借由册封体制巩固了自身王权。结合《后汉书》嗣子尉仇台的记载和《三国志》“无适子，有孽子麻余”的记载，扶余国至少在120年就建立起王位继承制度，并演化出立嫡原则。王权的增强也体现在军事方面，扶余王室可以调动的军力从111年的七八千，到121年、167年的两万；另一方面，“使者”这类直接听命于王室的私臣出现，其中“大使”位居虽然不是“大加”贵族却可以有相当的权力，证明独立于贵族的行政官僚制度正在形成。然而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扶余的王权在后期还是出现了衰退，“诸加”贵族开始利用“旧扶余俗”选举、杀害扶余王并操弄王室废立。

### 与高句丽、靺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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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在国内供奉扶余母神，宣称自己的王室出自北扶余。虽然《三国史记》一再强调高句丽与扶余的亲缘关系，扶余王带素于22年去世后扶余与高句丽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但是考虑到双方战争中提及的地名不太可能在早期高句丽的活动范围内，带素的事迹很可能反应了扶余国晚期高句丽入侵的历史事实。《三国志》中虽然提到了扶余与高句丽文化上相似，但是并没有提到高句丽王室出自扶余王室，这种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414年的《好太王碑》和6世纪的《魏书》。这种转变很可能和346年慕容氏俘虏扶余王有关。高句丽在342年占领了扶余国故地，又在410年征服了东扶余；随着大量扶余人加入高句丽并参与政治，高句丽王室为增强王室权威、笼络扶余人心也有动机改造扶余建国的传说。通过强化自身与扶余的联系，高句丽不仅可以正当化自身对于扶余故地的吞并，还可以在利用扶余与中原的传统友好关系在中华朝贡体系中谋取更有利的地位。

高句丽治下的扶余人逐渐为高句丽同化，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扶余人融入勿吉，演变为浮渝靺鞨，也就是后世所称的粟末靺鞨。在494年勿吉灭亡扶余后，粟末靺鞨控制了扶余国故地，高句丽与粟末靺鞨在6世纪末围绕扶余国故地爆发冲突，迫使粟末靺鞨首领突地稽内附隋朝，高句丽还多次切断粟末靺鞨与中原王朝的朝贡路线，这也是隋朝和高句丽的战争的导火索之一。高句丽灭亡之后，继粟末靺鞨兴起的渤海国在粟末靺鞨故地建立了扶余府，并且同时宣称继承了扶余、高句丽和靺鞨的法统，渤海使节曾经对日本天皇称自己的国家“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渤海国为契丹灭亡后，扶余府的渤海国遗民仍然持续抵抗契丹人的统治，甚至10世纪的燕颇叛乱也以“渤海国浮渝府”为名号，自此之后扶余更多只是一个地名。

### 与百济的关系

虽然学界对于百济的起源尚存在争议，但是存世文献一致认可百济王室可以追溯到扶余王室。《三国史记》中更加偏向于百济直接起源于高句丽而通过高句丽追溯到扶余，然而至少从百济人的描述来看百济是直接起源自扶余。百济人的这种说法又会引发新的问题，学者对于如何联系史料中的百济王系和扶余王系有着多种假说。按唐修《百济传》扶余王仇台娶了公孙度的女儿，在公孙氏的支持下“遂为东夷强国”，最后在建百济国于带方郡故地。半岛学者李丙焘就猜想扶余王“仇台”的“台”应该音同“怡”，“仇台”即韩语的“고이”（转写：koi），正好可以在朝鲜语里对应“古尔”的读音，活跃于3世纪的古尔王在年代上可以和仇台对应，也是韩国学界公认百济实际上的开国君主之一。其次，关于扶余王室如何南下建国也缺乏文献记载，白鸟库吉猜测285年流亡沃沮的东扶余后又南下成立百济，李磊则则提出扶余王室后人在245年跟随王颀南下带方郡与三韩部落交战并最终建国。在另一方面，考古学和语言学显示早期百济和高句丽（而非扶余）的联系极为紧密，因此也有可能是百济为强调自身不同于高句丽的独立起源，而有意托辞于扶余。

## 基本资料

- 名称：夫余国
- 日语原文：夫余/扶余、北夫余/北扶余
- 地位：Kingdom
- 地位：王国
- 位置：夫余国在3世纪时的版图
- 常用语言：夫余语
- event_end：为勿吉灭国
- 地位：494年
- 汉语拼音：西团山文化
- 汉语拼音：沃沮
- IATA代码：慕容鲜卑
- 硫化物（SO）：高句丽
- 硫化物（SO）：勿吉
- 硫化物（SO）：百济
- 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 event_start：国家建立
- 开始日期：前3世纪至前2世纪
- 项目：首次朝贡东汉
- date_event1：49年
- 项目：为慕容鲜卑灭国
- date_event2：285年
- 项目：在晋朝协助下复国
- date_event3：286年
- 项目：慕容鲜卑再度入侵
- date_event4：346年
- 坐标：yes
- 头衔：扶余
- 谚文：부여
- 汉字：扶余
- - 文观部式：Buyeo
- - 马-赖式：Puyŏ
- 藏文：扶余 ‧ 夫余
- 硫化物（SO）：扶余 ‧ 夫余
- 汉语拼音：Fúyú
- bpmf：ㄈㄨˊㄩ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