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

卞之琳（1910年12月8日－2000年12月2日），原籍江苏溧水，生于海门，中国现代诗人与翻译家，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在学期间开始创作与翻译诗歌，抗日战争期间先在四川大学任教，因访问延安和太行山而被开除，转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到英国牛津大学访学，国共内战结束前夕返回中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获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时受批斗并下放五七干校，文革后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指导研究生，整理著译，出版诗集《雕虫纪历》等。

卞之琳新诗文字精炼，含蓄，富哲理，着重格律，多半形式整齐，采用西方诗歌的体裁与手法。他译介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及象征主义文学，中年后因政治环境创作受阻，转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成为莎学专家。

## 家族与家庭

卞氏世居江苏溧水，卞之琳祖父卞天旦是学徒出身，太平天国后期因避战乱，到了海门定居，开设染坊，生意兴旺，积聚家财，捐了个监生，并刻意栽培独子卞嘉祐读书入仕。卞嘉祐回溧水原籍考科举落第，一度在家教授私塾，在父亲卞天旦死后接管了家产，但不善经营，家道中落，终于破产。卞嘉祐元配早卒，生二子一女。卞之琳是继室薛万芝所生。薛氏出身殷实人家，生二女二子，卞之琳排生第六，由于弟弟早夭，卞之琳实际上是幺儿，最得母亲宠爱。1949年卞之琳结识在《工人日报》任编辑、擅于创作短篇小说的青林（原名青述麟），1955年10月二人结婚。1957年生了一女卞青乔。1995年夫人青林因病逝世。

## 生平

### 早年

卞之琳生于江苏海门汤家镇。入学前，父亲在家教他珠算，卞之琳视为苦事。父亲偶然教他念《千家诗》，却使他兴味盎然，于是他翻检父亲藏书，八股、洋务等书引不起他兴趣，最爱几张世界地图和词章一类书籍，也偷偷学写旧诗。七岁时，卞之琳就读海门县汤家镇私立国民小学，次年转学镇北公立第七国民小学。小学是新式学校，课本还是文言文。念了四年，初级小学毕业，卞之琳进入私塾浒通镇袁氏国文专修学校补习国文，读《孟子》、《左传》等古籍，住校一年，打好国学基础。1920年，北洋政府下令国民学校分期废弃文言文教科书，逐步改用语体。1922年卞之琳入麒麟镇启秀小学念高小时，开始读到白话文。他在启秀小学念了两年，毕业后进茅家镇海门中学念初一，第一次买下白话诗集冰心《繁星》，开始尝试写小诗，风格学冰心；初二时，有三、四首习作刊于上海出版的《学生文艺业刊》。初中阶段，卞之琳换了三所学校：海门中学、麒麟镇启秀初级中学、江家镇三益初级中学。初二时，国文老师杨宗时给同学介绍鲁迅新书《呐喊》，使卞之琳对鲁迅作品有初步认识。卞之琳又买下《志摩的诗》，大感振奋。郭沫若诗集《女神》也给他极深印象，它在艺术形式上标明了古典诗与白话诗的界线。

1927年夏天，卞之琳离开海门，到上海考进浦东中学，越级插上高一第二学期。浦东中学以英文授课，卞之琳选修莎士比亚戏剧课，读了《威尼斯商人》，课余译了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古舟子咏》。经老师同学介绍，他也接触到马列主义的书刊。他于1929年创作短篇小说《夜正深》，两年后加以修订，在北平发表。卞之琳以两年时间修完三年课程，在1929年夏天提早毕业，暑假里考取了北京大学英文系。这时他家境拮据，母亲要变卖首饰细软和借贷，方能送他北上求学。1929年秋，卞之琳从上海乘火车到北方，在浦口换车时，与他对座的恰巧是钱锺书，从此相识。

### 青年

1929年卞之琳在大一读英诗必修课，翻译了一些英诗和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不过都没有发表。他念了第二外语法文，认识了教师梁宗岱。当时在北大卞之琳的好友有秦宗尧和吴廷璆。大二该年，卞之琳开始写新诗，有小部分用笔名发表，并开始自行选读夏尔·波德莱尔、保罗·魏尔伦、斯特凡·马拉美等象征主义诗人的诗歌，加以试译。1931年初，徐志摩来北大教英诗，叫卞之琳把新诗交给他看，并带到上海给沈从文读，没有问过卞之琳就发表了他的五首诗。徐志摩和沈从文打算为卞之琳出版诗集《群鸦集》，但后来没有成事。1931年，卞之琳读了李广田和何其芳发表的新诗，登门造访李广田，然后把何其芳介绍给李广田。之后卞之琳写下和翻译更多的诗篇，加以发表。1933年初，卞之琳获沈从文资助，自印诗集《三秋草》，五月时在北平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夏天时，他在北大英文系毕业。

1933年秋天时，张充和来北大念中文系，住在姐夫沈从文家，在沈家与卞之琳第一次见面。卞之琳本来打算留在北平以翻译为生，但获曹禺要求代他在保定育德中学教书，卞之琳就到保定教了一个学期，年底辞职回北平。1934年，卞之琳为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译稿为生，发表译文多篇，后来大部分收入《西窗集》。同年，卞之琳筹办靳以主持的《文学季刊》的附属月刊《水星》，于10月创刊，卞之琳编完一卷共六期。卞之琳邀请何其芳、李广田合作编成诗集《汉园集》，后来到1936年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卞之琳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翻译利顿·斯特雷奇《维多利亚女王传》，并在年终前把自己的译作编成《西窗集》。1935年，卞之琳因《水星》编务繁忙，于清明节前赴日本京都专心译书，住在已入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吴廷璆的住处。当时不少中国留学生受日本便衣警察监视，卞之琳便曾被带去警署传询，并发现住处行李被搜查。7月卞之琳自日本回北平，交出《维多利亚女王传》译稿。当时李广田在济南任教中学，卞之琳于秋初到达济南，在省立高级中学教书。12月诗集《鱼目集》在上海出版。1936年3月，《汉园集》和《西窗集》同时在上海出版。暑假时，卞之琳辞去济南的教职，到青岛会合在青岛大学任教的吴廷璆，10月时因得知母亲病重回乡，抵达时母亲已病故。丧礼完毕后，卞之琳往苏州探望张充和，留住数日，与张充和及其弟同游天平山等地。

1937年初，卞之琳回到北平暂住，然后南下江浙、上海等地。5月，卞之琳在杭州把所作诗20首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6月至8月初期间，卞之琳和芦焚住在雁荡山灵峰寺，听说平津失陷后即回到上海租界暂住，9月初经南京到汉口。他应文学院长朱光潜之邀，前往四川大学外文系当讲师，于10月抵达成都，并致函促请避居合肥的张充和前来成都。1938年3月，卞之琳与何其芳、朱光潜等创办半月刊《工作》，以宣传抗日战争，共出了八期。同月张充和到达成都，作词以示卞之琳。8月时，为了向所倾慕的异姓朋友证明自己有凌云之志，卞之琳与何其芳、沙汀夫妇从成都出发往延安，9月初获毛泽东主席接见。11月时卞之琳随以吴伯萧为团长的“文艺工作团”出发前往前线，进入山西省东南，访问期间写下多篇短篇通讯。翌年初卞之琳东行出太行山东阳关，经陈赓旅七七二团驻地，至河南武安先遣游击支队部，随游击支队在彭城辗转，然后返回太行山七七二团所在地，随军生活，于4、5月之交回到延安，留在鲁迅艺术学院代课约三个月，同时开始写作《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夏季时，卞之琳为了留在西南大后方的女性朋友，离开延安，回到成都四川大学复职。当时四川大学要迁到峨眉山，停课几个月，期间卞之琳整理资料和写作。翌年学年结束时，校方得悉卞之琳去过延安，不给他续聘，卞之琳转往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任讲师。

1941年暑假，卞之琳开始撰写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翌年5月，《十年诗草》在桂林出版。1943年初，卞之琳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并获邀与周恩来一聚晤谈；同年获升为副教授。1944年，任教西南联大的英国作家罗伯特·佩恩 (作家)编英译《当代中国诗选》，卞之琳把16首诗自译为英文交稿。（该译诗集于1947年在伦敦出版）。1945年，卞之琳获英国文化协会给予1946年度“旅居研究奖”，邀往英国作客一年，日期最后因故推迟至1947年。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复员北返。卞之琳获评升为教授，前去天津南开大学，途经上海重遇钱锺书等许多朋友，也重见张充和，稍后到苏州张充和家过中秋节。11月初卞之琳到达南开大学。1947年暑假时，卞之琳南下南京办理赴英护照，临行前到苏州与张充和话别，9月时抵达英国牛津大学，埋头修订小说的英文译改稿，与史家克里斯托弗·希尔、亚瑟·伟利、熊式一等结交，翌年时常看戏剧演出，曾独访莎士比亚故居。7月时，“旅居研究奖”一年期满，但卞之琳译改小说工作还未完成，故继续留英。冬季时得知淮海战役消息，乘船回国，翌年初经香港辗转到达北平，4月时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6月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获选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 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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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文联号召文艺工作者发表作品支持抗美援朝运动。卞之琳用23天创作20首诗、800余行，次年2月印行成书，取名《翻一个浪头》，诗集中有写农民抗美援朝的，有写女青年送夫上前线的。《人民诗歌》刊文严厉批评诗集，卞之琳为文自辩，未得发表。同年，他在《新观察》杂志发表诗作，受到广泛批判。1952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卞之琳调为研究员。同年下乡下厂，到浙江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翌年秋收后离开；9月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4年，卞之琳开始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完成翻译《哈姆雷特》。为了创作小说，5月时南下江浙农村了解发展形势。11月时往波兰出席亚当·密茨凯维奇纪念会。

1956年卞之琳加入共产党。翌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批判丁玲、冯雪峰等人，卞之琳被迫表态。1958年文学“大跃进”中，周扬指出群众不满意那些“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新诗，有些诗人却“偏偏醉心于模仿西洋诗的格调，而不去正确地继承民族传统”。卞之琳和何其芳都发表文章为新诗辩护，受宋垒指斥二人违背毛泽东提倡的“新民歌运动”，“都流露着轻视新民歌的观点”。卞之琳为文自辩，宋垒再作反驳。到1959年初，争论扩大，《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评卞之琳和何其芳。《十年诗草》原已通过审查，准备修订再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退回。同年，卞之琳与袁可嘉等在《文学评论》庆祝建国十周年特辑发表，因对外国文学批判不够等原因，再受批判。在195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卞之琳还烧毁经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书稿。

1960年，卞之琳短期参加大兴县基地生产劳动，同年往东柏林列席东德作家大会，并访问各地一个月，翌年卞之琳开始研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作品。1964年卞之琳改隶新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同年四清运动开始，10月时卞之琳到安徽寿县九龙公社协助干部展开工作，翌年6月回京。1966年5月，卞之琳与外国文学研究所部分同事到京西郊区参加农村“四清”，在公社学习。文革开始，8月时卞之琳与其他同事被揪出为“牛鬼蛇神”，罚扫院子及清理厕所，头戴纸帽，挂上“三反分子”牌受批斗，面对过三次专场批斗大会，被指斥为“叛徒哲学”。年底前，群众组织间斗争激化，无暇顾及牛鬼蛇神，卞之琳幸免继续受惩，仅被强迫劳动，定期交否定过去的书面交代，并偶尔被召去为领导人物陪斗。翌年得群众组织同意，卞之琳“解放下楼”，“靠边站”，每日上班自学，免除劳动，不介入派系斗争。1969年3月为抗议珍宝岛事件，卞之琳多次随队向苏联大使馆示威抗议。

1970年，卞之琳随外国文学研究所同事到河南息县东岳干校，先后住牛棚和临时工棚，参加劳动大军，从事农务。翌年4月干校迁到明港镇，卞之琳只偶尔协助农民劳动，主要学习并参加清理“五一六份子”的运动，下半年参与批判陈伯达与林彪。1972年7月，周恩来决定让全体哲学社会科学部调回北京，学部各所恢复原有业务组织，卞之琳不愿再复原职，不得已只答应当西方组临时召集人，每次开会两派群众争吵不休，图书室关门，无书可读，学术研究继续停顿。1974年初，四人帮批林批孔，召开万人动员大会，卞之琳拒绝作拥护表态，以栽种花草自遣。翌年12月四人帮发动“批邓行动”等运动，卞之琳都避开不参与。1976年文革结束，翌年起卞之琳重按1950年代原订计划，翻译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 晚年

1978年，卞之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负责指导研究生，开始写回忆和纪念文章，并整理自己的著译。翌年，卞之琳诗集《雕虫纪历》在北京出版，11月参加全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仍获选为作家协会理事。19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邀请卞之琳与冯亦代访美。9月时卞之琳二人到纽约，访问东西岸十余个城市、十余所大学，他与一众旅美华人欢叙，也与久别的张充和晤面，重建友好往来，年终前经香港回国。1981年11月，卞之琳应邀前往荷兰列席莱顿大学博士研究生汉乐逸（Lloyd Haft）的论文答辩会，与汉乐逸晤谈数日。1984年，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翻译全部完成。12月赴上海参加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大会，获推举为副会长。1997年8月，卞之琳在书房不幸摔倒，入住北京协和医院休养三个多月。2000年12月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

卞之琳禀性谦和，木讷寡言，与人交往不卑不亢，为人有真性情，温和内向。他母语是吴语，一直学不好京话，一口南腔北调，乡音很重。

## 文学

### 新诗

#### 形式特点

卞之琳诗大多都很短，有时只有四、五行（如《断章》、《墙头草》），只有极少几首超过二三十行。在抗战爆发以前，卞之琳既写自由诗，也写格律诗。他初期的诗歌模仿新月派的格律，每行严守字数限制，虽然也讲求每行音尺数目的相同或对称，但遇到字数与音尺不能两全时，则舍音尺而取字数作为诗行的标准，同一篇里诗节多相同或对称，遵照闻一多标举的“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1930秋冬卞之琳所写的诗最能严守新月的格律，已发表的15首诗中只有《夜心里的街心》、《长的是》和《影子》三首是自由体，其余都是新月式的格律体。1931年写的诗则全是格律体，字数仍然整齐，音尺渐趋划一。1932年《八月的清晨》、《九月的遥夜》、《朋友和卷烟》都是诗行长短不齐的自由体，诗人用亲切随便的调子，重复的字句与双声叠韵贯串全篇，制造出幽黯轻盈的节奏。而同年发表的《几个人》、《登城》、《墙头草》等则是对新月格律的改良，诗篇内每行长短相差不远，而“顿”（即音尺）数则一致。他的格律诗自此打破字数的限制，而以顿作为格律的基础。在诗节组织上，卞之琳有受西方诗人启迪之处，《长途》一诗写北平郊区，仿照魏尔伦《遗忘之歌》第八首，全篇六节，四行一节，首尾两节相同，第二和第四节也重复。诗人用这种安排来加强苦热天时的行路难。

从新月派的格律解放出来之后，卞之琳在1933至1935年写的都是自由体。如《古镇的梦》用自由体，节奏运用自然到家，充份掌握口语的规律。他的自由诗并非没有规律，而是利用声音和字句的复沓，制造与内容相调协的节奏，在韵律效果与结构上，一首诗仿佛一首乐曲。到1937年则自由体与格律体并用，甚至写出十四行诗。在1938年后他主要写格律体，严格讲求格律。抗战前期《慰劳信集》廿首中，有18首是严谨的格律诗，有五首是十四行体，与W·H·奥登于1930年代擅写的诗体最相近。其余的格律体最常用的，是接近绝句形式的四行一节来组成篇章，押韵方式也近似绝句的一二四押或二四押。《慰劳信集》显示卞之琳写诗格律化的倾向，解放后，诗作全是格律体。《翻一个浪头》诗集仍着意于各种西洋诗体的试验，包括十四行体、但丁《神曲》的三联串韵体、民歌调子、歌谣体，常用两行一韵（“随韵”），容易上口，许多是结合了西洋诗格律和中国民间文学形式的“轻松诗”。1953年“农业合作化”五首采用民歌体，多是四行一节，双行一韵，格律严谨而琅琅上口。1958年《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六首都用四行诗节，每行一律三顿，韵式绝大部分是xaxa。

#### 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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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诗文字精炼，含蓄富哲理，耐人咀嚼，着重格律，多半形式整齐，采用了西方诗歌的若干体裁与表现手法。卞之琳创作力最旺盛，诗艺最精湛的，要算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1930—1932年，卞之琳颇受新月派影响，《群鸦》、《噩梦》、《魔鬼底Serenade》及《黄昏》四诗都与“新月”格调一致。新月派给卞之琳最大的影响，在于能够戏剧性地描绘一个场面，其次是能够灵活地运用口语。但新月派诗歌感情的显露和放纵，终归不合乎卞之琳的个性。他能够接受的是格律的制约。卞之琳注重诗的技巧，努力在诗艺上推陈出新。《远行》把浓睡比拟作一缸烈酒，调子灰黯绝望，比喻新奇，字句安排巧妙，肌理绵密。卞之琳能巧妙地添加诗词典故，化文言的腐朽为现代的神奇。如《音尘》援引李白词《忆秦娥》中“古道”、“咸阳”、“音尘”等词语。卞诗语言简练有致，如《古镇的梦》：“小镇上有两种声音 ∕一样的寂寥：∕白天是算命锣，∕夜里是梆子。”两种声音形成了小镇的节奏和气氛。情诗《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诗中主客对换，表达了一点悲观和洒脱。卞诗充满水的意象，往往以水的意象来结束一首诗，有万物无常和逝者如水的含义。如《水成岩》结尾：“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积下了层叠的悲哀”。《对照》揭示经验的不可言传，结束在“懒躺在泉水里你睡了一觉”。

卞之琳早期作品主要借鉴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在1933至1937年间，诗风与“现代派”的相近，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最大，之后又受T·S·艾略特影响。卞诗颇受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及西班牙阿索林影响。卞之琳初期新诗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就受波德莱尔《瞎子》和《流浪的波希米人》的启发，卞之琳《古城的心》写市况萧条中的商店小伙计，也受波德莱尔影响。《古镇的梦》写江南乡僻小镇居民自古过着传统生活方式，像阿索林散文《乡镇》写西班牙小镇里小人物的传统生活。《白石上》写废园中的老白杨，则脱胎自魏尔伦诗《三年以后》。卞诗《春城》、《距离的组织》和《尺八》，都受艾略特创作技法的影响。《春城》运用类似“蒙太奇”的手法，运用意象传达感情，是艾略特的拿手好戏和诗学理论。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卞诗颇多落寞、荒凉的情调，如《古镇的梦》隐含宿命论的无奈，《春城》有艾略特《荒原》那种荒凉、不安与嘲弄，《距离的组织》予人冷寂之感，意绪低沉，都颇有现代主义情调。卞诗常写厌倦、沮丧和无望的感觉，投射在落日、黄昏和阴影的意象中，如《墙头草》“五点钟贴一角夕阳，∕六点钟挂半轮灯火”。《一个和尚》诗中和尚懒洋洋地撞钟，敲木鱼，做白日梦，打瞌睡，弥漫着哀怨倦怠的气氛。

卞之琳擅于借物抒情，借事抒情，如《苦雨》通过一幕大雨下小人物的生活场景，显现出厌倦、失望和徒劳的情绪。写戏剧性处境，是卞诗特色之一，《酸梅汤》就模仿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戏剧性独白”，像闻一多的《天安门》与《飞毛腿》。《酸梅汤》引进英诗的“戏剧化独白”手法，说话者是个人力车伕，在夏末秋初的时节，在街角一面休息，一面和卖酸梅汤的老头儿说话，也向路人兜揽牛意，尽显其乐天个性，诗歌写法独特。《几个人》整首诗似一出微型的独幕剧，主要人物是踯躅北平街头的年轻人，以及在荒街上沉思的诗人。卞之琳新诗中，诗人或诗中人往往陷入沉思，“沉思者”或“多思者”的形象常见其早期诗篇。卞之琳在北平所作的诗流露出惘然若失、无可奈何的情绪。如《夜心里的街心》描绘主人公半夜独自在街上徬徨，无所适从；《记录》中的我在街上听到“晚报”叫卖声，矍然以惊，意识到一天又过去了，逝去的一天如皱折的废纸那样一片空白，只合丢去。卞之琳能以平淡的笔触勾画各式各样的小人物，如《路过居》写茶馆里赤膊露肩、纵声谈笑的劳苦大众，《过节》写中秋节晚上给人敲门讨账的小生意人：《苦雨》写面对市况萧条的卖烧饼老人和茶馆老王。尽管笔下的北平丰富多姿，一切设景与人物却因经济不景与日本侵略而罩上一层灰暗。1934年写的《春城》描述了日军压境的威胁。

卞诗有象征主义的特点，有时也有英国“玄学派”诗歌的风味。《记录》一诗就结合象征派与玄学派的技巧。卞诗“玄思”绵密，诡奇多变，令人“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如《白螺壳》、《圆宝盒》、《距离的组织》被目为晦涩难懂，都有深一层哲学的探索。据卞之琳的解释，《距离的组织》暗藏了“时空的相对”、“实体与表象”的哲学意旨。《白螺壳》则技巧圆熟，玄思通透。许芥昱把卞之琳归入玄学诗派，张曼仪则认为卞之琳与约翰·多恩一路玄学派诗人大异其趣。卞诗受佛道思想影响，有时表达佛道观念与哲学，如《投》写小孩子曾“像一块小石头，∕向尘世一投。”“尘世”乃佛教中转瞬即逝的虚幻世界。诗歌暗示生命的缘起只归于一个偶然，带点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嘲讽。《倦》：“蟪蛄不知春秋，∕可怜虫亦可以休矣！”直接引用《庄子》，突出生存时间的限制。1935至1937年间，卞之琳力求含蓄精炼，有时压缩过甚，以致读者难以追踪其思路，造成晦涩。在他受到艾略特，尤其是保罗·瓦勒里影响最大的几年间，诗篇结构趋于繁复，有些篇章因构思巧妙幽隐，颇难索解。如《白螺壳》写人对理想、对美的追求，以及对人生的沉思，写得不太好懂；朱自清自认误解了《距离的组织》、《淘气》及《白螺壳》三首卞诗。

#### 后期

1938—1939年，卞之琳在延安和前线生活了一年，之后写了《慰劳信集》新诗廿首，这组诗可算是政治诗，在题材的选取与处理两方面，都与抗战前作品迥异。这些诗原是为响应慰劳信征集运动而引发的。廿首诗分别写给前线将领与士兵、后方的工人、农民、开荒者、卖笑者、妇女、儿童，以及所有对抗战有所贡献的人。主旨是动员一切力量，支援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形式上多借鉴西洋诗体，文字畅顺，节奏明快自然，富音乐性，易为读者接受，诗多直陈，语贴大众。《慰劳信》仍受象征主义诗歌，尤其是奥登的短诗和“轻松诗”影响。第4首《给一位政治部主任》和第14首《给一位集团军总可令》都有观微知著的洞察力，从他们军中生活的琐事勾勒人物性格，轻松幽默，精神乐观。《给空军战士》一诗形式上套用了瓦勒里的变体短行十四行诗《风灵》，也受叶慈《一个爱尔兰空军预见其死亡》的启迪，战士在空中作逍遥游，所以说他“轻于鸿毛”，他却肩负重任，所以说“重于泰山”。卞之琳处理抗战题材，不减一贯从容不迫的静观态度，不着意渲染慷慨激昂的英雄时事迹，而是选取平居生活的琐事，勾勒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肯定他们对抗战的贡献。为了尝试接触广大读者，诗句力求写得浅白，没有早期作品那么耐人寻味，比喻较为明晰而显露。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卞之琳响应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号召，写了廿几首“抗美援朝”诗，后结集为诗集《翻一个浪头》。这组诗浅白通俗，有时过于俚俗，个别篇章流于骂詈，缺少机智与雍容。比较特别的有《从冬天到春天》，两行一节一换韵，声调悠扬，“搁在架子上锈破，∕铁锅白做了铁锅！∕衣裳枉做了衣裳——∕锁起来叫虫子咬伤！”全诗取譬近在眼前，勉励志愿队开赴前线。后来卞之琳批评《翻一个浪头》“大多数激越而失之粗鄙，通俗而失之庸俗”，可说败了他的名声。1953年，卞之琳写作“农业合作化”五首，包括《收稻》、《采菱》等，为了推动合作化运动，诗篇都写生产热潮，对未来美好的展望，报喜不报忧，描绘片面的乐观景象，也生动呈现农家生活和水乡风物，用字清浅而耐人咀嚼。1958年卞之琳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写成《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六首，以日常口语为主，多对话。《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马上招来抨击，被批评为难懂隐晦、支离破碎、似通非通、迷离恍惚，卞之琳甚至被指摘思想“不够健康”，宣扬封建主义。卞之琳也没有充裕的辩白空间，回答文章被拒刊登，于是卞之琳只好搁笔停止写诗。这组十三陵诗几乎成为卞之琳的绝唱，此后廿多年他都没有创作新诗。1982年，卞之琳写成《飞临台湾上空》和《访美杂忆》六首，记述前两年的访美之行，各首颇多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味道，调子平静而有控制，格律的掌握尤其到家，用字尚算浅白，意境则凝炼含蓄。

#### 诗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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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认为，一首诗应有“内在的像音乐一样的节拍和节奏”，诗行应由“顿”组成。与中文口语结构一致，顿多数是二、三个单音字，一个顿相等于一个“词”或“词组”。顿里不拘平仄，不讲究轻重。顿不仅是白话新诗，而且是中国旧体诗和民歌，乃至多数西方格律诗的基本结构原则。闻一多当年倡议的“音尺”即是顿，卞之琳却又打破了闻一多要求每行字数均齐的规限。在中文诗中，一般而言一行超过五个顿就嫌冗长，同样地，英诗中超过五音步的诗行从未占据主流。一行如全用三字顿，节奏就显得“急促”；如全用二字顿，节奏就“徐缓”，如用三、二字顿相间，节奏就“从容”。卞之琳极重视听觉节奏，诗歌“规律”就是节奏。语言节奏在诗歌中，较其他任何要素都绝对优先。他认为闻一多对诗歌“建筑美”的强调，混淆了“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的根本区分”。顿是每行的基本构成单位，至于把行组织成节，把节组织成诗，则没有统一规则可循，可以自由变化，形成多种体裁。卞之琳赞同艾略特的说法：“没有诗是真正自由的”，服膺法国诗人瓦勒里把诗比喻作跳舞，把散文比喻为走路这个区分，也赞同何其芳“跳舞的人必须懂得步法”的说法。要发展新诗，除了继承旧体诗和民歌的传统，也应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诗。

### 翻译

卞之琳是译介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锋。自1930年起就开始发表零星的译作，他到1934年的译篇都收录于《西窗集》，介绍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叶，西洋象征主义和属于意识流的现代主义作家及其作品。所收译诗以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占多数，如波德莱尔、马拉美、雷米·德·古尔蒙、瓦勒里等，散文小品则以西班牙阿索林的译品为主。卞之琳译笔严谨，忠于原文，也着意于风格上的相应。他译马拉美《海风》，以十二字诗行译十二音缀的亚力山大体，照原诗双行一韵，格律工整，允称译诗的佳作。1934年起零篇译稿减少，开始长篇翻译，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约稿，翻译利顿·斯特雷奇《维多利亚女王传》，其后再受这个编译委员会特约，译成安德烈·纪德《赝币制造者》、《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窄门》。1937年又译成邦雅曼·康斯坦《阿道尔夫》、《新的粮食》。

卞之琳译笔精确传神，尤其讲究格律严谨，主张“不但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应运用相应的格律，提倡以顿数为格律基础，顿数相抵于英语格律诗以固定的轻重位置组成的音步，刻意讲求形式上的对应。奥登于1838年访华，写出27首十四行诗《战时在中国作》，卞之琳在1940年代初期把其中六首译成格律严谨的十四行体，为中国读者津津乐道。在1949和1950年度，卞之琳在北大教英诗，选讲伊丽莎白时代到十九世纪末二、三十位诗人的代表作百多首，把所选诗的十之七、八译成中文，后来附上法国译诗12首，在1983年结集成《英国诗选》。他译威廉·布莱克《欢笑歌》，在形式上以每行五顿合原诗五音步，双行押一韵，且能传达出原诗的风格特色。为了收翻译与创作相长之功，卞之琳译诗时尤喜选取格律上可作借鉴的诗篇，如韵式和韵脚较特别的。约翰·萨克令的《为什么这样子苍白，憔悴，痴心汉》，韵式是每节ababb，多用复韵，卞之琳一律译成相应的格律，韵脚上恰如原样而诗句自然可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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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主张，文学翻译在艺术上要严守本分，译者在严守本分里发挥创造自由，通过译本的风格传达原文的风格。他译莎士比亚戏剧有其完整绵密的肌理，是艺术的再创造。1954年他译成《哈姆雷特》，1956年出版；事隔廿多年后，先后译成《里亚王》、《麦克白斯》、《奥瑟罗》，与先前译出的《哈姆雷特》合成莎士比亚四大悲剧。1988年《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出版。格律上，卞译《哈姆雷特》的最大特色在于用“诗体”摹拟莎剧的“无韵诗体”，而能细致传达原文风格。以往《哈姆雷特》的汉译都一律以散文翻译原剧的无韵诗体，以致原剧诗体与散文交迭运用的戏剧效果尽失。莎剧的无韵诗，每行基本格律是抑扬格五音步，不押韵；卞之琳的翻译受孙大雨翻译《黎琊王》的启发，每行用五顿合五音步，每行字数大致在10至15个之间，不用脚韵。其他体式上的讲究，如戏中戏的双行一韵体、民谣片断的格式，以至剧文整体的节奏，卞之琳无不亦步亦趋，在莎刻汉译者之中，以他最为严谨，且能控制自如。《哈姆雷特》的重要意象是“疾病”，周兆祥认为在各家翻译中，在传达意象的效果上以卞之琳为最好。莎士比亚擅于利用双关语以制造戏剧效果，卞译每逢原文用双关语处，都尽量灵活处理，以求曲尽其妙。整体来说，译文的一行对应原作的一行，反映原作的跨行效果和诗行长短的变化。原作中偶尔出现的短行和断行也保留在译文中。

### 小说

卞之琳早期所写短篇小说《夜正深》，以“灰黯的乡镇”为背景，凯儿母亲独力支撑家庭，在儿子啼哭的半夜倍感心焦，这个孤独无助而命运坎坷的人，唯有把渺茫的未来问卜于算命先生。从1941年至1943年，卞之琳写出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然后用英文译改，至1948年底才改定上半部，八年间全神灌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山山水水》讲述1938年到1941年皖南事变三年间，知识分子面对战争与时代的心灵变化，以男女中心人物梅纶年和林未匀贯串全书。结构方面，他汲取了亨利·詹姆斯的叙事手法，虽用第三人称叙事，却摒弃传统小说用的全知观点，而采取小说主要人物的视点或角度。场景则从武汉转移至成都、延安、昆明。《山山水水》是诗人小说，肌理绵密而富抒情冥想，情节的推进似不及“哲学”的表现受到重视。

1950年代，卞之琳焚毁《山山水水》全稿，现存已发表的片断不足全书十分之一。焚稿原因一般认为是小说以知识分子儿女情长为主线，与当时以工农兵为主的创作方向不符，卞之琳晚年亦庆幸烧毁及时，否则文革期间必成祸患。另有说法指40年代末，卞之琳因沈从文鼓励，访学英国，期间张充和与傅汉思经沈从文撮合而结婚，卞之琳得知后深感背叛，不仅与沈从文结怨，还将自己和张充和为原型的《山山水水》付之一炬。

### 报告文学

1939年，随八路军的七七二团作客几个月，搜集资料，写成小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同期的报告文学还有《晋东南麦色青青》。两者翔实反映战时景况，描写舒徐细致，笔触轻松风趣，并且保存可贵史料。部分篇章笔法严谨细致，题材与诗歌《慰劳信集》相同，如《晋东南麦色青青》的《煤窑探胜》跟诗歌《给山西某一处煤窑的工人》就是写同一题材。

## 学术

卞之琳做学问态度严谨认真，自改调文学研究所，便提出莎士比亚研究计划，他选择现实主义的莎剧作研究，包含政治上的考虑，当时译介莎剧是比较安全的。从1954年起，卞之琳先后写出关于《哈姆雷特》、《奥瑟罗》、《里亚王》的论文，又在1963为了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写成一篇总论莎剧创作发展的文章。1986年，他辑录并补写旧作，编成《莎士比亚悲剧论痕》论文集，总结研究成果，收录论文九篇，全书23万字。卞之琳参考西方莎剧评家的意见，尤其在论解剧文时多采用英国学者的注释，对莎剧整体的处理手法，则尝试把它纳入马克思主义批评架构之中，深受四、五十年代苏联评论家的影响。卞之琳的莎剧评论，强调其现实主义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把莎士比亚的时代，理解为英国封建关系瓦解、资本主义关系兴起的交替时代；贵族资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贵族化，导致劳苦大众饱受剥削，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之间展开了矛盾，莎剧中的人物就成为这些矛盾的典型体现。以《哈姆雷特》为例，卞之琳否定了歌德、柯勒律治等人的旧说法，不以为哈姆雷特的悲剧是出于他的性格，而是采取了苏联莎剧评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罗佐夫的手法，把悲剧的成因溯源于那个“残酷的时代”。卞之琳强调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作家，强调哈姆雷特的“人民性”，以阶级矛盾来阐述时代与社会的悲剧。卞之琳理解这位忧郁王子个人奋斗之所以失败，在于他孤军作战，不相信人民的集体力量，显示出历史条件的限制。

## 影响

1940年代，卞诗启发了西南联大一群年轻诗人，新进诗人竞相仿效，如1939年林绥的《诗二首》，分别是卞诗《小别》和《入梦》风格的模拟。1940年代以还，九叶诗人，尤其袁可嘉，多受卞诗影响。五、六十年代成长中的港台诗人也有从卞诗中汲取养份，影响扩散至中国大陆以外。卞之琳的译诗精确传神，讲究格律，累积成汉译诗歌的可贵传统，使同代和后来者得以参考借鉴。吴兴华校订朱生豪所译《哈姆雷特》时，不少处就采取了卞译的构思，加以改进。1979年11月，英国的老维克剧团（Old Vic Troupe）在中国上演《哈姆雷特》，所配中文台词乃是以卞之琳译本为基础。同时期根据卞译配音的电影《王子复仇记》也在全国各地上映。

## 地位与评价

卞之琳享誉海内外，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和翻译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在中国大陆，文学史对解放前卞诗的评价一度相当负面，在1950—1970年代，绝大部分的新文学史里都没有卞之琳的名字。在少数的报道里，卞之琳还是受到贬斥和批评。刘绶松指早期卞诗“都是属于少数人的”，作出含蓄但严峻的批判。1995年，卞之琳与巴金、冰心等17位老一辈的翻译家获颁翻译荣誉奖，肯定其在文学翻译上的贡献。汉乐逸（Lloyd Haft）认为卞之琳是“20世纪影响力最持久，风格最独特的中国诗人之一”，黄维梁认为卞之琳作品少，“称不上是大家”，但名篇颇多，“可说是一名家”。卞之琳指导的首位莎学研究生赵毅衡认为，卞之琳写出中国现代诗一批最佳作品，而在20世纪上半期，能让中国文学及得上世界文学最佳水平的，只有卞之琳与张爱玲两人。

## 基本资料

- 图像说明：年轻时的卞之琳
- 出生：1910年12月8日
- 出生：江苏海门县汤家镇
- 逝世：2000年12月2日
- 逝世：北京协和医院
- 职业：教授、研究员
- 语言：汉语
- 籍贯：江苏溧水
- 民族：汉族
- 教育程度：文学士（北京大学英文系）
- 母校：浦东中学、北京大学
- 创作时期：1930年代—1950年代
- 体裁：新诗、小说、报告文学
- 代表作：《断章》、《古镇的梦》、《距离的组织》、《白螺壳》等
- 父母：卞嘉祐、薛万芝
- 配偶：青林
- 子女：卞青乔
- 受影响于：波德莱尔、阿索林、艾略特等
- 施影响于：九叶诗人
- 奖项：旅居研究奖、翻译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