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保卢斯

- 1910年2月18日：以后补军官身份加入第111步兵团
- 1911年10月18日：晋升少尉
- 1915年8月18日：晋升中尉，调至第2猎兵团
- 1916年6月至8月：以团副官身份参加凡尔登战役
- 1918年5月：调至第48后备师参谋部任作战官
- 1918年9月20日：晋升上尉
- 1922年：获选进入总参谋部培训
- 1927年：任第13步兵团第2连连长
- 1931年至1932年：柏林军事学院战术教官
- 1934年4月：指挥摩托化运输部门
- 1935年：任摩托化部队司令部参谋长，晋升上校
- 1938年2月：任第16军团参谋长
- 1939年8月1日：晋升少将，任第10军团参谋长
- 1939年9月：参与波兰战役
- 1940年：以第6军团参谋长身份参与法国战役
- 1940年8月1日：晋升中将
- 1940年9月3日：就任陆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主导巴巴罗萨行动计划
- 1942年1月16日：接任第6军团司令
- 1942年5月：指挥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获颁骑士铁十字勋章
- 1942年11月30日：晋升大将
- 1943年1月15日：获颁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
- 1943年1月30日：晋升陆军元帅
- 1943年1月31日：于斯大林格勒向苏军投降
- 1944年8月14日：加入德国军官联盟
- 1946年2月：以证人身份出席纽伦堡审判
- 1953年10月24日：获释返回东德
- 1954年8月：担任东德内政部战争史研究处主任
- 1957年2月1日：病逝于德累斯顿

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包路斯（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1890年9月23日－1957年2月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阶为元帅。包路斯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在1942年至1943年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担任德军第6军团司令。该战役以德军惨败告终，包路斯也因此成为德国军事史上第一位在战场上投降被俘的元帅，此役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重要转折点，包路斯也因此成了德国军事史上最具争议的一位指挥官。

包路斯出生于黑森省古克斯哈根的一个中产阶级公务员家庭，家族是久居黑森地区的农民或小资产阶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线和东线均有参战经历，展现出卓越的参谋才干。一战结束后，他继续留在威玛防卫军中服役，并在1930年代参与了德军装甲部队的早期建设工作。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包路斯担任第10军团参谋长，参与了波兰战役与法国战役。1940年，包路斯晋升为陆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直接参与策划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

1942年1月，包路斯在没有指挥大型野战部队实战经验的情况下被任命为第6军团司令，负责执行进攻高加索与斯大林格勒的“蓝色方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初期，包路斯率部斯大林格勒市街战，与苏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然而同年11月，苏军发动“天王星行动”包围了城内的第6军团。尽管面临补给中断、严寒与疾病，包路斯仍恪守“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不准投降的命令坚持抵抗。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为了阻止其投降，特意晋升为元帅，由于此前从未有德国元帅被俘，因此意在逼迫其自杀。然而包路斯在次日即向苏军投降，其麾下的第6军团残部约9万人也随之被俘。

在苏联战俘营期间，包路斯起初保持沉默，但在1944年“7月20日密谋案”及希特勒处决其多位好友后，他转变立场，加入了由战俘组成的“德国军官联盟”，公开呼吁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以结束战争。战后，包路斯以证人身份出席纽伦堡审判，为苏联控方作证。1953年获释至东德德累斯顿定居，并担任其内政部 (东德)下辖的军事史研究室主任。1957年，包路斯因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去世，享年66岁。

历史学家对包路斯的评价大多围绕其参谋才能与指挥缺陷之间的落差，被视为“天才型参谋军官、毫无灵感的指挥官”、对指挥链有着过度的尊重，与敢于违抗上级的将领，如埃尔温·隆美尔形成鲜明对比。军事历史学家、著有包路斯传记的托斯滕·迪德里希认为包路斯是一位极为能干的军人，清楚意识到自身的才能与责任，却如同其世代的许多人一样，无法违背服从义务和自身性格行事，而米德尔布鲁克则严厉地指出，当包路斯手握25万人的命运时完全不知所措，几乎只是听任事态朝着全军覆没、大多数官兵悲惨死亡的方向发展。

## 生平

### 早年

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包路斯于1890年9月23日出生在德意志帝国黑森-拿骚省古克斯哈根的布赖特瑙 (古克斯哈根)聚落。包路斯家族是久居黑森地区的农民或小资产阶级，祖上可能为胡格诺派，家族中有多位成员在十九世纪担任过村长。后世常误称包路斯为“冯·包路斯”，但他实际上并非贵族出身。包路斯出生前几个月，长子便夭折，因此包路斯实际上是次子，却被视为家族的继承人。父亲恩斯特·包路斯（Ernst Paulus）在布赖特瑙矫正院担任出纳员，曾尝试经商但失败，使家庭一度陷入经济困境。母亲贝尔塔·内特尔贝克（Bertha Nettelbeck）是矫正院院长的女儿，性格温顺而忧郁。外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内特尔贝克曾服役于普鲁士陆军，退役后担任布赖特瑙矫正院创院院长，性格严厉、重视纪律。包路斯从小就对“偏离常规”的行为产生强烈反感，这种态度可能来自外祖父的影响。

包路斯年幼时体质虚弱、经常生病，患有额窦炎，并终生受其困扰，还时常因神经性胃病和高度感染风险而身体不适。父母对包路斯寄予厚望，使其自小就发展出极度强调秩序的性格，对所从事务极度认真、追求完美，在同龄人中显得内敛冷漠，被认为性格保守。包路斯先后在马尔堡与沃尔夫哈根完成小学教育后，进入卡塞尔的卡塞尔威廉文科中学就读。包路斯主修古典语言，学业表现优异，对历史与地理尤其感兴趣，在语言方面也展现出相当的天赋，特别是拉丁语、英语和法语。包路斯同时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特别是划船运动，在校际赛艇比赛中屡获佳绩。1909年3月11日，包路斯从威廉文科中学毕业，获得了出色的毕业成绩。

包路斯完成中学教育后决定投身军旅，并曾申请加入德意志帝国海军，然而由于其重视出身贵族阶层且需求员额少，包路斯的申请遭到拒绝。包路斯随后转而往马尔堡大学攻读法律，然而仅就学一学期便离开大学加入陆军。1910年2月18日，包路斯以候补军官身份加入第111（第3巴登）步兵团“路德维希边疆伯爵”，驻地位于拉施塔特，1911年10月18日晋升少尉。1912年7月4日，包路斯与伊莲娜·康斯坦茨·罗塞蒂-索莱斯库（Elena Constance Rosetti-Solescu）结婚，后者出身罗马尼亚外交官家庭背景和王室波雅尔贵族血统，亲友称她为“可可”（Coco）。伊莲娜对丈夫的仕途极具雄心，不断在背后助推其向上攀升。1914年，两人的女儿奥尔加（Olga）出生；1918年，罗塞蒂又生下了双胞胎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恩斯特-亚历山大（Ernst-Alexander）兄弟。

###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包路斯隶属于第14军第111步兵团，主要任务是防御法国进攻德国本土。开战后包路斯随团投入西线，参加了法国边境的初期战斗。9月，第111步兵团移师至梅斯以南地区，参与了凡尔登附近的激烈战斗。9月26日，包路斯因作战英勇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随后部队调往法兰德斯前线，10月8日，包路斯在阿拉斯附近作战时因严重的额窦炎复发而被迫入院治疗。同月，包路斯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

1915年4月，包路斯调任新兵训练营担任训练官，这是一个相对安稳的幕僚职务，负责集结前线后方的新兵并为其提供前线作战的基本训练。1915年8月，包路斯调至第2猎兵团，隶属于阿尔卑斯军团 (德意志帝国)，为德军中的精锐山地部队，包路斯参与了在蒂罗尔抵御意大利军队的战斗，累积了丰富的运动战经验。1915年10月至11月，包路斯随阿尔卑斯军团参与了征服塞尔维亚的行动，12月回到前线担任第2猎兵团营副官。

1916年3月，包路斯升任山地机枪连连长。同年5月6日，他被任命为第2猎兵团团长副官，团长为萨克森-迈宁根的恩斯特亲王。这位亲王主要以与皇室的血缘关系获得指挥权，其军事训练早已生疏与过时，而包路斯工作的精密配合和适应能力，迅速成为这位缺乏经验的亲王不可或缺的助手。1916年6月至8月，包路斯以团副官身份参加了凡尔登战役。8月，第2猎兵团从凡尔登调往阿尔贡森林，继续参与西部战线的地雷战。1916年8月，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阵营，包路斯随阿尔卑斯军团参与了罗马尼亚战役。9月26日至29日，第9军团在赫尔曼施塔特（今锡比乌）附近决定性地击败了罗马尼亚第1军团。11月中旬，德军向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推进，12月6日几乎兵不血刃地即占领了该城。

1917年5、6月，包路斯再次回到西线孚日山地区，9月则参加了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在伊松佐河地区的战斗。1918年5月，包路斯调至第48后备师参谋部，担任作战官。1918年9月20日，包路斯晋升为上尉。整个一战期间，包路斯的前线直接作战经历十分有限，多数时间担任幕僚职务，不少观察者日后指出这正是其野战指挥能力之短板所在。

### 战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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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包路斯当时仍担任第48后备师参谋。德国战败后经历革命动荡，包路斯最初参加“自由军团”，为“东部边防军”招募志愿兵，协助抵御波兰的边境威胁。1919年，包路斯加入“临时国防军”。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仅能保留10万人的军队，大量军官面临裁撤，包路斯因其在战时展现的参谋才能，得以留在新生的国家防卫军中。1920年3月，“卡普政变”爆发，这是一场由保守派军人发动、旨在推翻魏玛共和国政府的叛乱，而包路斯对此表示支持。同年4月，包路斯随第113射击团进入鲁尔区执行镇压工人起义的任务。

1922年，包路斯获选进入领袖副官培训（Führergehilfenausbildung），这是国家防卫军伪装下的总参谋部培训课程，1923年10月进入柏林工业大学进修测量课程。包路斯表现出众，但时任教官费迪南德·海姆曾评价他“在棘手情况下有某种程度的优柔寡断”，同期学员也因此给他起了个拉丁语绰号——“拖延者费边”（Fabius Cunctator）。在柏林期间，包路斯与卡尔-阿道夫·霍利特等军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后者的回忆中，包路斯是一位“积极进取、受过良好教育的完美军官”、性格温和友善，从不制造纷争，是个“安静、认真、沉稳的军官”。然而1920年代一份对包路斯工作成绩的评估报告指出其为“典型的旧派总参谋部军官，体格良好，仪表极为出众，谦逊（有时过于谦逊）、和蔼可亲、举止端正、善于交际。他固然刻意避免树敌，但确是一位极其优秀而热忱的军人⋯⋯办事慢条斯理但条理分明⋯⋯战术能力突出⋯⋯过于喜欢在夜间工作，靠咖啡和香烟维持精力⋯⋯”，同时也指出“这位军官缺乏决断力”。

包路斯在国家防卫军中逐渐崭露头角，1925年被派往第5步兵指挥官处参谋处任职。1922年至1924年间，包路斯接受了完整的参谋军官培训，这段时间里开始接触装甲战理论，对这种新型作战方式产生浓厚兴趣。1927年，包路斯至第5师担任第13步兵团第2连连长。1931年至1932年间，包路斯在柏林军事学院担任战术教官，其课程广受欢迎，学生们称他为“有吸引力的少校”。然而，伯恩哈德·冯·洛斯堡 (少将)称包路斯“作战指挥优于平均、局势判断清晰、但难以果断”、“非常勤奋、非常认真，但做事慢、心性敏感、对恶劣行为无能为力”。

1933年纳粹政权上台后，包路斯对这一政权的态度仍保持谨慎，既非纳粹支持者亦非反对者，但包路斯逐渐开始欣赏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为恢复德国国力和权威的努力。1934年4月1日，包路斯被任命为第3汽车营营长，后为温斯多夫汽车营营长，这个单位后来被改编为第3（摩托化）侦查营，同时他也参与了其他著名的摩托化专案。1935年6月1日，包路斯晋升上校。同年10月，包路斯被任命为摩托化部队司令部参谋长，规划装甲兵在战争中的运用，这在未来几年将变得尤为重要。1938年2月，包路斯被任命为第16军参谋长。

1939年1月1日，包路斯晋升少将。8月1日，出任第10军团参谋长，军团司令为瓦尔特·冯·赖歇瑙，本次任命为包路斯军事生涯的决定性转折点。赖歇瑙是纳粹政权的忠诚支持者，是将纳粹意识形态引入国防军的关键人物。两人性格回异且具有互补性：赖歇瑙是一位健壮、果断、具备冲劲的野战部队指挥官，需要一位勤勉、认真细致的人来处理日常事务，而包路斯正符合其特质，不仅在参谋工作方面经验丰富，作为战术教师和装甲兵力的共同创造者，也有相当的专业能力。赖歇瑙很欣赏包路斯认真、一丝不苟、对所有决策的仔细考虑的做事风格以及组织长才，两人之间形成了近乎父子般的关系，而包路斯也在赖歇瑙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个人魅力。历史学者萨穆尔·米查姆形容两人是一对“完美的搭档”。

### 第二次世界大战

#### 野战军团参谋长到副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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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10军团隶属于南方集团军，下辖5个军、13个师和大量集中的装甲兵力，是波兰战役初期最具战斗力的军团，迅速了与之对阵的击溃波兰军队。9月下旬，包路斯随赖歇瑙参与了对波兰首都华沙的包围。1939年10月，第10军团改编为第6军团，包路斯继续担任参谋长。1940年，包路斯参与了法国战役的策划，最终德军以闪电战迅速击败法国。包路斯在赖歇瑙麾下也参与了进攻英国本土的“海狮计划”的准备工作。1940年8月1日，包路斯晋升为中将。

1940年9月，包路斯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这一职位不隶属于任何部门、而是直属于陆军总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大将，包路斯负责协调陆军总司令部各部门的合作，并作为总参谋长的代表。在陆军总司令部中，包路斯是仅次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齐区和哈尔德的三号人物，哈尔德对包路斯的评价很高，认为包路斯是一位“非常优秀、令人愉快的人，才华横溢，是一位卓越的参谋军官和作战思想家”。

包路斯副总参谋长任期内承担了多项重要任务，其中之一是组织德国军事代表团为罗马尼亚提供军事援助。包路斯还经常被委以带有外交色彩的军事使命，如1941年3月下旬，南斯拉夫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亲轴心国的政府，包路斯被立即选派“紧急前往布达佩斯，协调盟国军队对孤立的南斯拉夫人所采取的军事措施”。1941年5月，由于最高统帅部对隆美尔在北非的活动感到担忧，哈尔德派遣其副手包路斯前往评估局势。哈尔德知道包路斯与埃尔温·隆美尔都曾在斯图加特第13步兵团服役，因此希望透过其影响力约束隆美尔。包路斯立即向隆美尔指出后勤供应管理的关键问题，这是隆美尔主要关切的问题。然而，隆美尔批评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包路斯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意见，称隆美尔在北非的快速推进导致英军过快地从希腊撤退，这与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完全相反。包路斯在返回途中顺道拜访了意大利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事实上，包路斯一度考虑建议更换北非的指挥权，由自己取代隆美尔，但妻子劝阻道：“别把手伸进那个馅饼里！被困在非洲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包路斯担任副总参谋长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制定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具体计划。早在1940年8月1日，第18军团参谋长埃里希·马克斯便提出了对俄罗斯战役的初步想法，这与希特勒的意图非常一致。然而，哈尔德坚持新版本，在短短几天内，马克斯完成了他的“东线作战草案”，主攻莫斯科，而对列宁格勒和基辅的作战则被视为侧翼保障。自上任起，包路斯就承担了协调陆军总司令部东线战役计划工作。包路斯迅速投入工作，至9月中旬，其为德军在东部地区布署的初步计划“东方部署”（Aufmarsch Ost）即已完成。以此为基础，包路斯在两周内拟定了一份完整的战略研究报告“俄国作战之基础”，于10月底提交给哈尔德。包路斯战后曾表示承认制定本项计划时仅出于“纯军事的观点”。

在这份报告中，包路斯指出德军在兵力上并不占优：苏军西部约有170个师，德军最多只能投入145个师（含19个装甲师），加上战力较低的罗马尼亚和芬兰盟军亦无法扭转劣势，唯一的弥补之道是在关键地段集中兵力、在其他方向承受风险。包路斯也警告不应轻视苏军的战力，但认为苏军指挥层在机动战中的决策能力低于德军平均水准。在时间与空间方面，包路斯认为只有5月至10月的气候适宜作战，必须在此期间推进约800至950公里取得胜利，且须尽速与敌接触，阻止其退入纵深。基于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北拥有最佳交通网且河流障碍最少的地形优势，包路斯得出结论：主攻应经斯摩棱斯克直取莫斯科。

11月29日至12月7日，包路斯主持了三阶段兵棋推演以检验计划。布劳齐区在推演前预言，这将是“为期4周的艰苦边境战斗”，此后只会面对“微弱的抵抗”。推演结果却不如预期乐观：包路斯为每个装甲兵团配属一个步兵军以协助突破；推进至西德维纳河—第聂伯河一线后需暂停3周重组补给；若红军维持持续抵抗，德军地面部队恐不足以在扇形展开的俄国战场上充分展开。推演确认莫斯科轴线为首要目标，应在开战后40天内展开进攻。包路斯主张建立一支11个师的陆军总司令部预备队，但12月13日至14日的参谋长会议仍乐观地得出结论：苏联可在8至10周内被击败。

计划制定期间，包路斯经常深夜将地图和苏联地理资料带回家中，也因此引起妻子康斯坦茨对这场新战争的强烈反对，据包路斯之子的回忆：

#### 巴巴罗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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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入侵行动。包路斯对其动员计划有着重要贡献，与哈尔德及阿道夫·豪辛格共同负责协调东线的作战计划。在许多深夜会议中，包路斯与哈尔德讨论各部队的调动与后勤补给。作为陆军总司令部作战部的核心成员，包路斯每天从早上8点30分工作到深夜，几乎没有在午夜前休息过。开战当天上午，包路斯向陆军总司令布劳齐区报告了东线传来的一手消息，并乐观预测战争将在6至8周即可结束。包路斯战后回忆当时的气氛：“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正处于巅峰的巨大活力”和“西线胜利所带来的十足信心”弥漫整个指挥层。

德国军队在整个前线越过苏联边境，迅速挺进苏联领土。然而7月底，陆军总司令部的军官已感觉到这场战役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包路斯在入侵前虽然预计这将是一场闪电战，但也预期苏军将强烈抵抗。作为拿破仑入侵俄国的研究者，包路斯曾提出关于俄罗斯冬季和辽阔地形的问题，但希特勒要求不要再提此事。根据法国记者兼历史学家皮埃尔·加兰特的说法，包路斯曾“主动指出俄罗斯平原的无垠与国防军可支配的区区兵力之间的不成比例”，这一事后被证明完全正确。包路斯还提出了漫长供应线的问题，这同样被证明极为正确，尤其对他日后在斯大林格勒的处境而言。随着战事发展，包路斯也逐渐怀疑迅速胜利的可能性。7月攻势开始几周后，他在斯摩棱斯克与儿子恩斯特-亚历山大的会面中表示“对俄罗斯人在数量和装备上的实力非常担忧”，其后又预见了随着战事逐渐延长的后勤保障问题，以及确保足够的技术和人员补充来应对日益增长的战争损耗。7月25日，包路斯在参谋长会议上对冬季作战准备提出过警告，指出当前后勤问题急需解决，包括燃料不足、弹药短缺以及人员补充的困难，且必须开始考虑为部队配备冬季装备。7月21日，希特勒亲赴北方集团军司令部视察却无甚实质成果后，又于7月24日和26日派遣被视为机动作战专家的包路斯前往该司令部。包路斯的任务是说服第4装甲兵团司令埃里希·霍普纳继续在佩普西湖和伊尔门湖之间发动攻势，但视察后包路斯反而回报称该地区完全不适合装甲作战。

包路斯的妻子康斯坦茨对丈夫参与这场侵略战争深感忧虑。根据儿子恩斯特-亚历山大的回忆，康斯坦茨经常与丈夫谈论对战争的担忧，对包路斯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通话内容感到不安。包路斯对纳粹政权在东方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持保留态度，他知晓亲卫队和特别行动队在占领区对犹太人、苏联战俘和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并曾明确表示反感。包路斯也意识到希特勒并非无所不知。美国人曾发表一张标示苏联工业分布的地图，希特勒斥之为谎言，但包路斯对一名同僚坦言：“是的，美国人的地图与我们最新的情报完全吻合。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必须说，元首在宣称‘只要狠打俄国人几拳他就会垮掉’这一点上也是错的”。包路斯还观察到乌克兰人对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怀有恐惧，如果善加对待，完全可以争取到他们对德军的同情和支持，甚至赖歇瑙也有此感受，但希特勒从不倾听。包路斯与赖歇瑙不同，在人道议题上缺乏纳粹主义特有的政治与种族仇恨，这使他在历史上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赖歇瑙曾与别动队充分合作屠杀犹太人，而包路斯则以待人宽厚著称，在一份流传下来的记录中显示有一名被指控伪装腿伤、以怯懦罪被判处死刑的德军年轻士兵，在包路斯获悉后立即介入处理，下令进行X光检查，结果证实腿骨确实骨折，该士兵因此获释并送往医院，免于行刑。后来包路斯前往别尔哥罗德时，其副官威廉·亚当 (国家人民军)记录道，包路斯目睹因赖歇瑙命令而被吊死于绞架上的平民后深感震惊，当即要求取下遗体并撤销此类命令，并质问“《海牙公约》究竟去哪儿了？”。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 (历史学家)亦指出，包路斯曾阻止其防区内苏联政治委员和犹太人的处决，显示他具有与纳粹政权截然不同的道德立场。

1941年8月，陆军总司令部与希特勒在巴巴罗萨行动的主攻方向上爆发严重分歧，史称“八月危机 (1941年)”。陆军总司令布劳齐区、参谋总长哈尔德、作战处处长豪辛格和包路斯均主张集中兵力进攻苏联首都莫斯科，但希特勒坚持优先夺取乌克兰的资源区和列宁格勒。8月6日，包路斯代表哈尔德出席南方集团军举行的“元首会议”。会上再次提出主攻莫斯科的主张，却遭希特勒断然否决。尽管内心认同主攻莫斯科的方案，包路斯仍一如既往地服从，并承认希特勒的决定是正确。希特勒随即下令将海因茨·古德林的第2装甲兵团从中央集团军南调，以实施基辅包围战。8月底，哈尔德派遣包路斯前往位于乌涅恰的第2装甲兵团司令部了解前线状况，但未授予其决定权。包路斯于8月26日下午抵达后，先与装甲兵团参谋长利本施泰因中校会面，随后与陆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经过实地了解，包路斯认为分配给第2装甲兵团的兵力不足以完成基辅包围，遂致电哈尔德建议将装甲兵团最后一个尚未投入的军也用于作战，并将第2军团划归古德里安统一指挥。然而这一提议遭到否决。包路斯又与古德里安一致指出，装甲兵团侧翼的杰斯纳河沿线敌军实力不容忽视，必须先予以击败，据此再度向哈尔德陈情，仍未获批准。哈尔德在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可惜包路斯被古德林说服了，但我根本不打算让步。”

除作战事务外，包路斯还参与了制定“巴巴罗萨行动”结束后的作战计划。1941年7月3日，他向哈尔德提交了《巴巴罗萨行动后的作战准备计划》（Vorbereitung der Operation für die Zeit nach Barbarossa），策划发起一道从利比亚以及经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向伊朗的超大规模钳形攻势。包路斯认为德军可以经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向南推进，或直接进入高加索，但如果两路同时出击，其中一路可能会被歼灭。

#### 第6军团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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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1日，包路斯晋升装甲兵上将，同时由希特勒亲自任命为第6军团司令。这项任命背后有几个因素。首先，南方集团军司令赖歇瑙元帅在1月17日因心脏病突然病逝，留下第6军团司令的空缺。赖歇瑙在去世前曾请求让他的前任参谋长包路斯接任。希特勒虽然同意了这项任命，但并不十分热心。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也支持这项任命。然而，包路斯本人对这项任命并不热衷，其个人意愿是继续在陆军总司令部从地图桌上进行参谋式的军队指挥。直到此时，包路斯从未在战斗中指挥过任何大于营的部队，缺乏实际的野战指挥经验。多年后，包路斯的前教官海姆将军认为这是希特勒“不可原谅的人事政策错误”，认为包路斯“一直是案头人物，缺乏实战技能”。米查姆亦认为包路斯被拔擢到了超出其能力上限的职位，且是“那种深信元首天才无误的将军之一，信奉对上级命令盲目、无条件服从的原则——无论战术情况如何”。1942年1月16日，包路斯正式接管第6军团，这支部队素有“首都征服者”之称，被认为是国防军中最负盛名、最具战斗力的军团。包路斯在波兰和法国战役期间担任该军团参谋长，对其编制与作战特性非常熟悉。然而，经过1941年下半年的严酷消耗战，这支军队的人员、装备、武器和士气都已大不如前。同时，费多尔·冯·博克元帅接任南方集团军司令职务，成为包路斯的新上司。

1941年底至1942年春，包路斯在陆军总司令部亲眼见证了国防军在莫斯科城下的危局和南方集团军在罗斯托夫的进攻失败，与此同时一系列高层人事震荡更令军方深感不安。南方集团军司令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因主张后撤而请辞职务；中央集团军的波克元帅与布劳希奇元帅虽就撤退的必要性达成一致，但希特勒12月16日的《坚守命令》却要求司令官们“强迫部队在阵地上进行疯狂的抵抗”，波克随即辞职，由君特·冯·克鲁格元帅接替。1942年1月8日，第4装甲兵团司令埃里希·霍普纳大将因未经批准下达撤退命令而被解职；1月15日，北方集团军司令威廉·冯·里布元帅亦被迫辞职。这段经历对包路斯日后的行事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哈尔德和豪辛格最核心圈子的一员，包路斯密切参与了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战略讨论。远离前线疲惫部队的陆军参谋部军官们在哈尔德的带领下，倾向于认同希特勒的战争观点；包路斯同样支持这一立场，主张在增援下坚守现有前线、反对后撤，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为1942年夺回战略主动权奠定基础。莫斯科冬季攻势失败后，希特勒下达了两道命令：其一禁止任何指挥官拒绝承担交付的职位，其二禁止未经批准擅自放弃阵地，这些深刻影响了日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发展。

包路斯就任后首先面对的是1941至1942年冬季的防御战。他成功稳定了第6军团的防线，在困难条件下展现了组织才能。波克元帅对包路斯的进攻能力持保留态度，认为第6军团需要更多的刺激。因此，波克在5月安排以更为强硬的阿瑟·施密特 (将军)上校取代包路斯的首任参谋长海姆。1942年5月，包路斯指挥第6军团参与了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这场战役以决定性的德军胜利告终，苏军约24万人被俘。5月26日，包路斯因此役获颁骑士铁十字勋章，其声望一时间因纳粹宣传的吹捧而大增，收到了大量祝贺信。包路斯的儿子恩斯特也参加了此役并负伤。然而波克元帅对包路斯的评价并非全然正面，认为他在关键时刻缺乏“圣火”（heiliges Feuer），即那种在危急关头推动指挥官果断行动的内在冲劲。

#### 蓝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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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巴巴罗萨行动的失败迫使德国重新调整东线战略。希特勒在4月5日颁布的《元首第41号指令》中确立了新的作战方针：中央集团军维持守势，北方集团军在列宁格勒方向有限进攻，其他集中兵力于南翼发动代号“蓝色方案”的攻势。其战略目的在于夺取高加索油田（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产量占苏联原油总产量的约七成），同时进军斯大林格勒切断伏尔加河这条苏军的补给命脉。希特勒对南方集团军直言：“如果我拿不到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石油，我就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Diedrich为此，南方集团军被拆分为两部：A集团军向东南进攻高加索，以包路斯第6军团为主力的B集团军则向东推进至伏尔加河。包路斯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军事指挥机构中普遍意识到，这是赢得战争的最后机会。这种意识支配着第6军团司令部的思考，乃至日后在包围圈中作战时亦然。”

1942年6月1日，希特勒在波尔塔瓦召开了“元首会议”，所有主要指挥官包括包路斯均出席，希特勒在会上明确表示必须迅速取得胜利，坚称红军已被击败，完全无视战区的辽阔、苏军兵力的庞大以及德军过度拉伸的补给线等问题。然而第40军团兵团第23装甲师参谋长莱希尔少校于6月19日驾驶费斯勒“鹳”式飞机执行前线访问任务时飞机失事，坠落在敌军后方，行动计划和地图落入苏联手中。莱希尔的文件让苏联领导层在攻势开始前就得知了部分德国计划，苏联方面从缴获的文件推断沃罗涅日应该被占领，然后从这里进一步向北进攻莫斯科。希特勒大发雷霆，尽管波克元帅反对，他还是解除了第40军司令格奥尔格·施图姆将军及其参谋长的职务。包路斯对此事件深感震惊。作为军团司令，包路斯立即准备为他的军官们辩护，并向波克报告他打算承担责任并申请对自己进行军事法庭审理。然而，波克拒绝了这个提议。波克元帅的日记记载，包路斯甚至主动提出作为最高负责人应由自己接受军事法庭审判，但波克告诉他：“不可能！管好你自己的事，继续工作”。包路斯于6月25日就此事飞往元首总部，向希特勒声称这些将军完全无罪，但后者并未被说服。

1942年6月28日，德国攻势开始。三个最北端的军团（第2军团、第4装甲军团和第2匈牙利军团）向顿河突击。6月30日，包路斯率领的第6军团从哈尔科夫东北部出发，遇到了轻微抵抗。瞄准对敌人进行狭窄包围的北部钳形攻势迅速取得进展。德国装甲兵先锋向顿河推进，继续向沃罗涅日推进。7月6日，德军占领沃罗涅日。然而，随着持续不断的推进，不仅后勤越来越不足，侧翼也越来越长。魏克斯军团集群和第6军团很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战术的后果。苏联抵抗突然减弱，使德国人能够快速推进。7月7日，很明显，敌人在整个前线都在试图摆脱第6军团。消灭强大敌军的作战目标无法实现。相反，快速推进使前线越来越长，后勤供应越来越成问题。

苏军大规模后撤使德军预定的包围歼灭战无法实现，陆军总司令部遂命令第6军团偏离原定的突击方向，转而向南推进。南方集团军司令波克反对这一仓促决定，主张第4装甲军团应在确保后方和东侧翼安全的前提下向东发起主攻，但希特勒不容异议，随即解除了波克的职务，由马克西米连·冯·魏克斯大将接替。在随后的夏季推进中，包路斯率领约25万人、500辆坦克、7,000门火炮和超过25,000匹马向斯大林格勒方向前进。部队两度因燃料耗尽而被迫停止，补给问题的严重性已昭然若揭。尽管如此，包路斯在奥斯特洛夫 (伏尔加格勒州)取得了一场战术胜利：截至7月28日，第6军团已摧毁超过1,000辆敌军战车并俘虏逾55,000人。过于乐观的包路斯因此向上级报告苏军第1战车军团 (苏联)和第62军团 (苏联)已被歼灭，然而第62军团此后将成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核心力量。8月23日，包路斯命令维特斯海姆的第14装甲军向伏尔加河岸推进，翌日即抵达。然而苏军迅速反攻，切断了第14装甲军的后路，迫其转入环形防御。包路斯行动迟缓，直到9月2日第4装甲军团加入战斗后才重新建立联系。这段推进已使第6军团损失38,000人，占总兵力的百分之十。

#### 斯大林格勒战役

##### 胶着的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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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中旬，第6军团完成集结，准备进攻斯大林格勒。这座以苏联领袖命名的工业城市沿伏尔加河西岸绵延约50公里，周围是开阔的草原。包路斯从一开始就对进攻持保留态度，清楚地意识到其军团擅长机械化突击和快速作战，而非消耗性的城市巷战。他要求陆军总司令部提供更多步兵和工兵支援，但因后备兵力不足，增援迟迟未能到位。9月12日，包路斯前往希特勒位于乌克兰的“狼人”总部，当面请求将左翼沿顿河延伸以降低被包围的风险，但希特勒毫无兴趣，“扫开一切反对意见，重申他坚信红军已被击败，斯大林格勒的抵抗只能是局部性的”。然而希特勒决意攻下此城，包路斯别无选择。8月21日，包路斯下达进攻命令，近30万人的第6军团投入对这座城市的攻击。参谋长施密特已明确表示，战斗将以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进行。

9月13日，第6军团在瓦尔特·库尔特·冯·塞德利茨-库尔兹巴赫指挥的第51军助攻下发动第一次攻势，成功占领北部城市中心的高地，主要火车站亦告易手。然而最初的成功转瞬即逝，要在废墟中打巷战使德军既有的战略和战术无用武之地，装甲在瓦砾街道中效果低劣、损失惨重，最终只得逐屋战斗，第6军团经验丰富的部队在血腥消耗中迅速耗尽。苏联守军在瓦西里·崔可夫将军指挥下殊死抵抗，在废墟中建立多层防御工事，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都成为激烈争夺的目标；超过50万居民的城市中，平民亦与正规军并肩作战。反对进攻的将领遭到严厉处置：第14装甲军军长古斯塔夫·安东·冯·维特斯海姆建议部分撤退，被包路斯果断撤职，以汉斯-瓦伦丁·胡贝接替；第4军军长维克托·冯·施韦德勒预见灾难、直接向希特勒请求撤军，亦立即被解职退役。11月第二周，塞德利茨再次发动攻势，但占领城市最后部分的一切尝试在11月中旬最终失败，步兵、大炮和弹药均严重不足。

比巷战更令包路斯担忧的是侧翼安全。第6军团的漫长侧翼主要由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等轴心国军队防守，其装备和战斗力远逊于德军。包路斯在9月和10月间多次向希特勒提议将第6军团撤退到顿河后方，但每次都被断然拒绝。9月间，包路斯就攻占斯大林格勒后如何进入冬季阵地提出三种方案，其本人偏好“中间方案”，即以快速部队向西突进、回旋并于顿河一线歼灭苏军；希特勒9月13日的命令则使其中一案成为定案。塞德利茨早已预感到大规模陷阱正在形成，请求包路斯将第14和第24装甲师从巷战中抽出作为机动预备队，但包路斯和施密特拒绝了这一建议。

8月以来，空军指挥官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已注意到包路斯表现出严重的精神压力征兆：左半边脸的神经性抽搐在压力下愈发频繁，还持续受到痢疾的折磨。里希特霍芬已对包路斯毫无信心，然而希特勒仍对其抱有信心，还已内定将此包路斯接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出任统帅部作战部长。10月25日，包路斯向希特勒报告“预计最迟在11月10日完成对斯大林格勒的占领”，希特勒闻讯欣喜若狂。

罗杰·格里兹基（Roger Greezicki）指出，包路斯在整个城市战期间将司令部设在距前线约100英里外的下奇尔斯卡亚，指挥风格过于被动，给予下属太多自由裁量权，却缺乏上级指挥官所应有的掌控力。在崔可夫积极发展“拥抱敌人”等巷战新战术的同时，包路斯却在后方忙于设计第6军团的胜利徽章。曾参与守城作战的苏军军官梅列什科日后评价包路斯“在专业上非常称职，但也拘泥死板、犹豫不决”，认为其根本“无法领会崔可夫的战术，所以不论战况如何都固守自己的那一套打法”。米查姆批评包路斯几乎未展现任何战术才能，仅以一连串正面突击应战，而地形完全有利于防守方。

##### 被包围与空运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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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19日清晨，苏军发动“天王星行动”，以约30个师突破位于第6军团侧翼的罗马尼亚第3军团的防御阵地，南北两面合围了第6军团。11月21日下午，希特勒的命令到来：“第6军团即使面临暂时被包围的危险也要坚守……空投供应随后下达”。同日，苏军装甲纵队推进至包路斯的司令部目视范围内，迫使其仓皇向南撤离。11月22日，包路斯、施密特与第9高射炮师师长沃夫冈·皮克特、第4装甲军团司令赫尔曼·霍特大将开会，一致认为只有尽快突围才能免于灭亡；然而施密特回以“无需恐慌”，认为战术局势尚不足以绕过柏林自行决断，包路斯在整场会议中几乎一言不发，唯一的表态便是附和施密特。根据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包路斯和施密特随即飞往古姆拉克建立军团战斗指挥部。包路斯命令女婿留在包围圈外，称“家里有一个人参加这项行动就够了”。当天晚上，包路斯向集团军报告：“军团被包围”。

11月22日，认为困守“刺猬阵地”毫无出路的塞德利茨自行召集埃尔温·耶内克、瓦特·海兹、卡尔·施特雷克尔、胡贝等友邻军长在古姆拉克会商，众将一致同意于25日发动分阶段突围；这一未经包路斯知情的擅自倡议虽获B集团军批准。11月23日晚，塞德利茨更径自致电陆军参谋长蔡茨勒，表明依包路斯的提议撤出第6军团实属必要。11月27日，各军长在军团司令部与包路斯会商，一致强烈要求突围。包路斯的老友耶内克还因此称：“赖歇瑙不会让部队继续留在这里的”，而后者严肃地回复：“我不是赖歇瑙”。然而施密特说出了最后的话：“我们必须服从。”包路斯随之回应：“我将服从”。米查姆评价，包路斯以一种“近乎超然的听天由命”态度接受了独裁者的意志，这种“了无生气的逢迎”贯穿了其在包围圈中的整个指挥生涯。坚守斯大林格勒并以空运补给守军的决定，注定了第6军团的全军覆没——除非其指挥官能鼓起足够的勇气独立行动。11月30日，希特勒晋升包路斯为大将作为对其服从的奖赏。与此同时，塞德利茨将军未经批准擅自率部后撤以图突围，苏军乘隙攻击，德军蒙受重大伤亡；施密特称此举为“叛变”，要求解除塞德利茨的职务。

11月底，曼斯坦元帅受命组建顿河集团军，负责解救被包围的第6军团。然而曼斯坦与其他所有德国将领分道扬镳，认为坚守并以攻势解救守军仍为可行方案，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希特勒的坚守倾向；温伯格指出，其立场主要出于维护自身“大胆而常胜之指挥官”声誉的考量。包路斯致函曼斯坦强调“在紧急情况下必须获得行动自由”，然而曼斯坦未予回复，而是着手拟定“冬季风暴行动”。事实上，在行动发起之前，曼斯坦已认识到乐观评估过于不切实际，空运补给远达不到承诺的水准，但坚守命令已经下达，局面无法逆转。12月12日，冬季风暴行动正式发起。霍特大将的第4装甲军团起初取得进展，12月19日距包围圈仅约48公里，但随即遭遇顽强抵抗，再也无力前进。

12月18日，曼斯坦派集团军情报参谋艾斯曼少校飞入包围圈了解情况；艾斯曼返回集团军司令部后，包路斯与曼斯坦以电传磋商，归纳出三个选择：突围并与第4装甲军团会合、不与其会合而仅在极端紧急时突围、或继续坚守现有阵地。施密特断言“第6军团在复活节还会坚守阵地，你们要做的只是把补给搞好”，包路斯则表示突围违反元首命令，不会付诸实行。曼斯坦事后写道，“最终决定第6军团司令部态度的，是参谋长的意见”，艾斯曼的一切劝说不过是“鸭背上的水，了无痕迹”。然而曼斯坦自己同日下达的命令同样充满矛盾：集团军命令同时要求执行“冬季风暴”和准备“霹雳行动 (斯大林格勒)”两个行动预案，前者要求在维持所有包围圈防线的前提下以有限兵力向南出击，后者则要求集中全部兵力进行全面突围，两者在作战上根本不可兼容。包路斯和施密特正确认识到这一矛盾，而迪德里希指出，曼斯坦实际上是将“黑锅”推给了第6军团。

与此同时，突围在物质条件上已近乎不可能：第6军团的燃料分析显示，装甲部队的行动半径仅剩约30公里，而救援部队的前锋距包围圈仍有70公里以上。12月21日，第6军团参谋部提出突围撤离的可能，这也许是挽救部分兵力的最后机会。然而三位关键指挥官均无法作出决断：包路斯认为撤离是孤注一掷的绝望之举；曼斯坦虽已意识到解围失败，却拒绝对突围问题表态；希特勒则在大本营中迟疑不决。曼斯坦身为上级司令，本有权直接下令突围，却始终将决定权推给希特勒；温伯格直指，由于曼斯坦拒绝违抗坚守命令，包路斯几乎不可能同时抗命于直属上级和最高统帅。更为关键的是，包路斯和第6军团司令部在这些决定性的日子里，始终未被告知救援行动已明显失败、空运改善亦无望；迪德里希指出，“显然，无论是集团军还是陆军总司令部，都没有勇气向其如实传达危急局势的真相”。12月24日，苏军发动“小土星行动”迫使霍特后撤，营救计划宣告彻底失败。圣诞节期间空运几乎完全崩溃，包路斯于12月26日致电请求紧急救援，“除非整体局势要求牺牲本军团”。次日，曼斯坦终于承认救援失败，但同时暗示“俄军也已精疲力竭”。12月28日，通信兵上将费尔吉贝尔托新任军团通信主官范霍芬上校带话入圈，敦促包路斯不顾一切独立突围，认为这是第6军团最后的机会；包路斯听取后以服从军令及不了解全局为由拒绝，并表示擅自行动不仅可能危及顿河集团军全局，届时本军团的毁灭与数十万将士的死亡都将由其一人承担。

战后，曼斯坦在回忆录《失去的胜利》中声称曾下令包路斯突围，但这些命令措辞含混，附带诸多保留条件。包路斯战后阅读该书时极为愤怒。事实上，曼斯坦拟定的“指令第2号”本为突围命令，却从未作为正式命令下达给第6军团；其仅派遣一名“相当无足轻重的少校”进入包围圈传达选项，会谈中甚至完全未提及“指令第2号”，均与其战后声称的果断态度相矛盾。韦格纳分析指出，曼斯坦之所以不下达正式突围令，是因为他要先取得希特勒的批准。曼斯坦亦在书中承认，他认为“预先违抗最高统帅部命令是不妥的”，由此暴露其根本无意承担独立下达突围令的责任。历史学家指出，曼斯坦的回忆录将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塑造为“仅涉及包路斯”的事件，把战败归因于希特勒的荒谬命令，同时维护自身作为专业军人的形象。温伯格更直言不讳地评价：“鉴于斯大林格勒问题在战后德国的敏感性，曼斯坦竭力扭曲此事的历史记录，其用心程度不亚于其掩饰自身大规模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努力”。

##### 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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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官亚当日后回顾包路斯在包围圈中的两难：“作为训练有素的参谋军官，包路斯冷静地评估了形势，深知致命的危险。然而违抗所接受的命令与其全部军事训练相悖。因此，对包路斯而言——正如对许多老一辈军官——从一开始便存在对部下的责任与对军令的服从之间的尖锐冲突。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军事服从占了上风”。

包路斯自己列举了四个坚守的理由：坚守伏尔加河上的“支柱”、与顿河集团军保持通信、相信救援即将到来、以及包围圈南缘离奇尔前线距离很短。然而包围圈内的环境迅速恶化。空运补给远不足以维持军团运作，口粮被一再削减，至12月底储粮已全部耗尽。12月11日，包路斯向空运指挥官菲比格坦言：“我的军团既无法作战也无法生存”。12月21日，包围圈内首次出现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案例。严寒降至零下20度甚至更低，弹药逐渐耗尽，医疗用品严重不足。

新年前夕，希特勒致电包路斯，承诺“德国国防军将竭尽全力解救斯大林格勒的守军”，称其坚守“将成为德国军事史上最辉煌的壮举”。1943年1月8日，苏军向包路斯递交最后通牒，告知救援部队已被击退、空运已成泡影，要求投降。包路斯联系希特勒，后者断然拒绝。希特勒另将其信任的胡贝将军从包围圈中空运出来听取报告，胡贝如实汇报了局势的绝望，却仍被希特勒的说辞所动摇——后者宣称正筹备新攻势，第6军团只需坚持到2月下旬。胡贝返回后转达希特勒继续坚守的立场，许多军官大失所望。1月15日，希特勒颁授包路斯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包路斯明确表示不会抛下部下，此前已透过贝尔上尉将结婚戒指带回给妻子；勋章和告别信则托人带往后方，但遭盖世太保截留没收。

包路斯致电陆军参谋长蔡茨勒，直言“要塞仅能再坚守数日”、部队精疲力竭，建议空运少数军官作为未来作战人才，“显然不包括我本人”。1月22日，包路斯向希特勒发出电报：“口粮耗尽。包围圈内逾12,000名伤员无人照料⋯⋯已无弹药的部队应当如何行动，请示命令”。1月24日，包路斯再次请求允许投降。希特勒回复：“第6军团的投降从荣誉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并要求坚持到最后一人、最后一弹。1月25日，苏军攻占德军最后的机场，此后空军仅能以空投方式补给。1月26日，苏军推进至伏尔加河畔，将守军分割为南北两个口袋：北部由斯特雷克将军的第11军守卫工厂区，南部以包路斯设于阵亡将士广场旁中央百货商店 (伏尔加格勒)地下室为指挥中心。两天后，第6军团停止向25,000名伤员分配口粮，仅供仍能作战的士兵食用。塞德利茨请求主动投降遭拒后，径行授权各级指挥官在前线崩溃时自行决定投降；包路斯遂将其划归强硬派海茨将军指挥，后者立即禁止一切投降行为。包路斯虽深知应在包围初期便独立决定突围，却始终未能鼓起勇气付诸行动，正是洛斯贝格多年前所预言的“难以果断”之弱点。在最后的日子里，包路斯身心严重恶化，目击者描述其步态佝偻、左半边面部不断抽搐，据称“处于近乎崩溃的状态”。到1月底，实际上已由施密特接管大部分指挥权。

##### 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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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30日，这一天是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十周年纪念日。希特勒晋升包路斯为陆军元帅。按照普鲁士军事传统，元帅宁可战死也不能被俘，此举被普遍解读为暗示包路斯应自尽殉国。然而包路斯不为所动，对施密特说：“这不过是一道自杀命令”。他是一名天主教徒，根据宗教信仰，自杀是罪恶的。包路斯后来对一位将军说：“我无意为这个波希米亚下士开枪自杀”。包路斯战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的军官和士兵所承受的、超越一切可想像程度的苦难，沉重地压在我的决策之上。要求我服从的命令以最严厉的口吻强调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而这与对士兵的人道关怀之间形成了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当时相信必须将服从置于首位”。

苏军记录显示，包路斯此时“已完全丧失镇定”，布尔马科夫少将形容其“像是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困兽”；从投降当日拍摄的照片亦可见包路斯面容憔悴、目光呆滞，流露出精神崩溃的迹象。

1月31日清晨，苏军士兵逼近包路斯设于中央百货商店 (伏尔加格勒)地下室的指挥部，而施密特开始进行投降谈判。苏方代表团向罗斯克与施密特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投降，两人接受全部条件，但要求保证包路斯的安全、不对其审讯、离开地下室时不受攻击，且包路斯仅向罗科索夫斯基作陈述、其士兵不得在他面前被缴械。第64军团 (苏联)司令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中将的参谋人员随即进入地下室与施密特商讨条件，包路斯则留在隔壁房间，由副官亚当随时通报进展。包路斯是否刻意与投降谈判保持距离，抑或是因身体虚弱而由施密特代为处理，至今仍不清楚。最终，拉斯金将军抵达正式接受投降，亚当首先爬出地下室的台阶，身后跟着面容憔悴的元帅包路斯。包路斯、施密特和亚当随后被送往舒米洛夫的军团司令部，他也就此成了德国军事史上第一位在战场上被俘虏的元帅。北部包围圈的斯特雷克将军仍坚持抵抗，直到2月2日上午方才率第11军残部投降，斯大林格勒战役至此落幕。

在舒米洛夫司令部的首次正式讯问中，包路斯始终否认自己下达了投降命令。被问及是否命令南部集团停火，包路斯答道：“我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停火令实由第71步兵师师长罗斯克少将自行发出。舒米洛夫请求包路斯对仍在抵抗的北部包围圈下达投降令，包路斯断然拒绝：“我没有任何权力下达命令”。迪德里希指出，包路斯显然在被俘前数日便已下定决心，绝不以元帅身份正式下达投降命令。在无力再战却又不愿投降的两难困境下，包路斯采取了一个“事后看来令人难以理解的权宜之计”（kaum verständlichen Kunstgriff）：将自己定位为“没有部队和指挥权的总司令”，以“私人”身份被俘，从而在法律上回避了元帅投降的污名，包路斯随后被押往顿河方面军司令部。当晚，炮兵元帅尼古拉·沃罗诺夫和顿河方面军司令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接见包路斯，要求他签署一道命令，让仍在抵抗的北部包围圈部队投降，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包路斯拒绝签署，声称“这对一名军人来说是不光彩的”，并辩称自己并非主动投降，而是“被突然俘虏的”。罗科索夫斯基当面斥责：“你在政治上追随了希特勒，这一点我们无法理解！”

希特勒对包路斯的投降感到极度愤怒，大喊道：“一个人怎么能眼看自己的士兵赴死⋯⋯然后向布尔什维克投降？⋯⋯这么多士兵的英勇，竟被一个懦弱无骨的人毁掉了”、“最令我痛心的，是我居然还把他晋升为元帅。我本想给他这最后的恩赏，他本可以摆脱一切苦难、升入永恒和民族的不朽，但他宁可去莫斯科。”令其震惊的不是损失了麾下大军，而是包路斯未能为德国荣誉而死。战败消息传开后，全国陷入震惊。英国军事史家B·H·李德哈特曾评价道：“斯大林格勒此后如同一种微妙的毒药在德国指挥官的心中发酵，动摇了他们对所奉命执行之战略的信心。在道义上甚至比在物质上更甚，那支军队在斯大林格勒遭受的灾难所产生的影响，德国陆军从此再未恢复”。在1942年11月被包围的约26万名官兵中，约4万人在战斗期间被空运后送，约11万人死于包围圈内，其余约11万人在2月初踏上战俘之路。这些俘虏被押往苏联战俘营，最终仅约5,000人得以返回德国。

### 囚禁

#### 最初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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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后，包路斯与施密特、亚当被转移至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扎瓦雷基诺，安置在简陋的木屋中，每屋住五六名将军。与包围圈末期的惨状相比，将领们的待遇已算宽厚；但同一时期，9万1,000名普通德军官兵正在严寒中被押送往战俘营，许多人因饥寒交迫、伤病缠身而死在途中，被俘后第一个月内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幸存者亡于包围圈的后遗症。在扎瓦雷基诺的头几天，包路斯、施密特和亚当确立了日后在囚禁中奉行的基本立场。施密特主导谈话方向，反复强调“刀刺传说”的前车之鉴，坚持任何协助苏方的行为都等同于叛国。包路斯则道出其根深蒂固的信念：“政治不是我们的事，我们是军人。元帅昨天问我，为何在绝望的处境下仍然顽抗。我回答说，因为我们有命令。纪律、命令和服从是军队的基石”。迪德里希指出，这种表面化的思维模式减轻了包路斯心中的责任重担，使其得以将政治和军事责任推卸给他人。与此同时，包路斯仍寄望于希特勒的善意，私下对亲信表示希望能以交换苏联高阶战俘的方式获释。德方曾提议以包路斯交换斯大林的长子、1941年被俘的炮兵中尉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据称斯大林以“我们不拿元帅换中尉”之语断然拒绝。

1943年2月28日，包路斯与其他将领乘“将军专列”转往莫斯科近郊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第27号战俘营，包路斯享有独立车厢。然而，苏方线人自3月起即向莫斯科报告，几乎所有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军官都猛烈批评指挥层，称此役为国防军史上“独一无二的耻辱”。通讯军官向线人控诉，包路斯在士兵已无弹药和粮食时仍与幕僚在防空洞中喝茶；部分军官认为将领们理应战死或自尽而非投降，包路斯尤其被指责缺乏“道德勇气”（Zivilcourage）。在营中，包路斯遵循严格的日常作息：晨间体操、长距离散步、园艺劳动，以及绘画、雕刻和大量阅读。其努力学习俄语以阅读战况报导，并要求将曾驻留苏联、通晓俄语的第8军参谋长席尔德克内希特上校调至身边。身为苏联最高阶战俘，包路斯致力于在营中维持普鲁士式的军事等级秩序。1943年4月，包路斯与22名将领转往莫斯科东北方约220公里的苏兹达尔第160号战俘营，该营设于中世纪的救世主叶夫菲米修道院内，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包路斯在中央的尼科尔斯基教堂二楼分得独立房间。

在苏兹达尔，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进行思想工作，希望将包路斯塑造成反纳粹的招牌人物。当局安排亚历山大·布兰克以“翻译”名义进驻包路斯身边，名义上满足其对翻译的需求，实际上负责分析和引导其思想动态。布兰克学识渊博，与包路斯广泛讨论各类话题，为其朗读苏联报纸，巧妙地让包路斯认识到德国人对苏联历史、艺术和文化的无知，以及德军所造成的巨大人间苦难。在布兰克的引导下，包路斯开始接触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法双语版本，兼作翻译练习）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论克劳塞维茨的著述。然而，施密特作为“元首之眼”的角色始终制约著包路斯的态度转变；海兹大将曾对苏方形容，施密特早在第6军团时期便是希特勒安插在包路斯身边的监视者，在战俘营中持续施压包路斯坚守对元首的绝对忠诚。包路斯此时陷入抑郁：一方面背负着斯大林格勒战败的沉重压力，另一方面深知自己因未能自杀而失去希特勒的宠信，同时又担心若苏联战败自己便会被处决。1943年7月3日，包路斯被转至沃伊科沃的第48号营区，与其他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将领一同关押。同为战俘的德国将领形容包路斯“性格过于软弱，优柔寡断，近来非常神经质，变得急躁而挑剔，许多将军都对其避而远之”。

#### 转变与合作

1943年7月，德国战俘和流亡共产党人在莫斯科附近成立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呼吁推翻希特勒并结束战争。多数被俘将领视之为叛国行为，包路斯亦拒绝参与。苏方随即派梅尔尼科夫亲赴第48号营区向将领们游说合作，但海兹大将率先提议以“不愿成为叛国者”为由断然拒绝，全场报以掌声。9月1日，包路斯与17名将领联署声明，斥参与反纳粹组织者为“叛国者”，宣布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包路斯事后向苏方坦承，声明并非由其主导，而是海兹、斯特雷克尔等年长将领倡议，其只是附和了他们的立场。为进一步吸引高阶军官，苏方于9月11至12日另行成立“德国军官联盟”，由塞德利茨炮兵上将出任主席。

苏联当局对此极为不满。9月3日，包路斯被从营区带走，移送至莫斯科附近萨拉切沃的杜布罗沃庄园，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沃尔夫·施特恩负责对其进行思想工作。施特恩以兴登堡在一战末期劝威廉二世退位的历史先例对其施加心理压力，此论据令包路斯印象深刻。同为战俘的亚历山大·冯·丹尼尔斯中将从旁观察，认为包路斯在立场上与军官联盟其实相去不远，真正令其却步的是担心两个儿子仍在东线服役，若希特勒得知其加入恐遭株连。经过20天的“心理攻势”后，包路斯以折衷方式化解僵局：他承诺返回营区说服将领撤回声明，但保留个人立场。10月中旬，包路斯返回第48号营区，15名将领签署了一份措辞缓和的新声明，撤回对军官联盟的公开指控，但不强制个人改变态度。苏方要求包路斯书面汇报其他将领的动向，被其断然拒绝。

此后将近一年间，包路斯始终抗拒加入军官联盟。苏方将其送回第48号营区的决策适得其反：返营后包路斯在将领中的威望显著上升，线人称其为营中“抵抗的堡垒”；然而苏方情报同时指出，包路斯内心实已认同合作的必要性，但坚持以保障自由独立的德国为前提。1944年2月，反对合作最力的海兹大将死于胃癌，施密特亦因对包路斯有“负面影响”而被隔离，包路斯身边支持坚守立场的将领逐渐减少。1944年7月，中央集团军覆灭的消息传至营区：超过35万名德军阵亡或被俘，40个师中28个被歼灭，损失规模超过斯大林格勒。新入营的第12军军长文岑茨·米勒中将以其魅力和说服力在多次长谈中逐步动摇了包路斯的立场。7月24日，包路斯获悉“7月20日密谋案”的消息，多位故友在事件中遇害，包括前陆军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大将和亨宁·冯·特雷斯科少将。事实上，早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期间，密谋者便曾试图拉拢包路斯：贝克的亲笔呼吁书被空运至其司令部，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亦曾致函暗示应挺身而出，但包路斯的反应是“接连发出大量表示效忠元首的无线电讯息”，将此事秘而不宣。包路斯日后回顾道，密谋事件证明“在德国国内亦有人认为消除希特勒是摆脱战争的唯一出路”。包路斯回顾1944年夏天以前的态度时坦言：“作为军团司令和战俘，我不认为自己有权以与敌国合作之名义干预祖国的命运”，真正令其却步的是深恐背上“背后一刀”的骂名。

1944年8月8日，包路斯签署《告德国战俘军官、士兵及德国人民书》，呼吁德国人民与希特勒决裂、结束战争。声明中写道：“近来的事态已使继续作战成为毫无意义的牺牲……对德国来说，战争已经失败。”8月14日，包路斯正式加入“德国军官联盟”。此举招致纳粹政权的报复：依“连坐法 (纳粹)”，儿子恩斯特被逮捕，妻子伊莲娜被告知若放弃包路斯的姓氏即可不受追究，但她断然拒绝，随即被关入集中营。包路斯的另一子弗里德里希上尉早在1944年2月的安齐奥战役中去世，女婿库岑巴赫亦于同年10月在波兰阵亡。然而，其迟来的转变在战俘中引发复杂反应：不少军官认为包路斯背负“双重罪责”——在斯大林格勒的优柔寡断和1943年军官联盟成立时的犹豫不决，如今的加入“已不需要什么勇气”，在政治觉悟上远远落后于新近被俘的将领。此后他多次透过“自由德国广播电台”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德军停止抵抗，并以前第6军团司令的身份致函被包围的北方集团军和位于罗马尼亚的新成立的第6军团，敦促其投降。然而这些呼吁的实际效果有限。1944年12月，包路斯以最高阶者之身份联署五十名被俘将领的联合呼吁书，要求终结战争，但未产生任何回响。包路斯本人对军官联盟中的角色亦感不满，曾向塞德利茨坦言莫斯科只是拿他当“鹦鹉”。1945年9月30日，随着战争结束和苏联政治需求的转变，莫斯科下令解散“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

#### 审判与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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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11日，包路斯出现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由于纳粹宣传机构曾宣称包路斯与第6军团全体阵亡，当其现身法庭时引发现场一片哗然。前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命辩护律师“去问那头肮脏的猪知不知道什么是叛徒”。包路斯以简洁而精确的措辞作证，内容主要涉及德国发动对苏联战争的决策过程。

包路斯证实，纳粹德国对苏联的战争并非如宣传所称的“预防性战争说”，而是经过长期策划的侵略行动，用其亲笔备忘录的措辞，“所谓预防性战争不过是发动征服战争的借口”。他透露了德国自1940年秋便着手制定入侵苏联计划的全部过程，并指名被告凯特尔、约德尔和戈林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积极参与者。午餐休息时，凯特尔愤怒地批评包路斯不该接受晋升和勋章，又“不停地向元首发送忠诚的讯息”；回到法庭后，军人集团的被告们高声怒斥，戈林还进一步质问包路斯是否已申请了俄国国籍。

包路斯的证词引起了纳粹被告律师的强烈反击。事实上，包路斯在出庭前已拟就一份书面备忘录，预判辩护方可能提出的三类质问并备妥应答策略，涵盖“预防性战争”论、军官服从传统，以及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宣传的影响等议题。辩护方的质询集中于包路斯为何在知情的情况下仍参与侵苏计划。包路斯答辩称作为军人无法自行采取行动，接受任命时亦未预见战争的全部规模。

1946年2月12日，包路斯完成证词。包路斯在纽伦堡的出庭加上日益升温的冷战气氛，使昔日战友彻底将其视为叛徒。在各战俘营中，证词同样引发截然对立的反应：弗里德利希·戈尔维策步兵上将称之为“历史真相”，莫里茨·冯·德莱贝尔少将认为是“轰动而令人欣慰的事件”；但多数战俘认为包路斯曾亲自参与战争准备和指挥，道义上无权指证昔日同僚。塞德利茨的反应则带有几分嫉妒：“两年前我们就要求包路斯主动站出来揭露事实，他以各种借口推托。他不过是见风使舵”。包路斯事后曾懊悔未能更尖锐地回应辩护方，称自己本应向德国人民挑明希特勒才是罪责所在，并提及其家人因此被关进达豪集中营

纽伦堡审判结束后，包路斯返回苏联，身份从战俘改为“苏联政府的客人”，被安置在莫斯科近郊托米利诺的一处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墅中。塞德利茨、米勒等将领同住，另有勤务军官埃尔温·舒尔特和副官威廉·亚当 (军官)贴身随行。包路斯享有私人医生、厨师等待遇，并可定期前往莫斯科观赏展览和音乐会。1946年4月，包路斯获准写下被俘以来的第一封家书；6月收到妻子回信，信中写道：“只要你愿意，我将随你走到天涯海角”。同年秋，包路斯参与了苏联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 (1949年电影)》的军事顾问工作，副官亚当亦参与其事。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史部门随后委托包路斯撰写关于斯大林格勒军事行动的回忆报告，他据此完成了多份手稿。

1947年春，包路斯被诊断出进行性肺结核，健康严重恶化，遂赴克里米亚疗养。1949年11月10日，妻子康斯坦茨在巴登-巴登病逝，二人自1942年底一别再未相见。苏联当局蓄意隐瞒死讯长达一个月，至12月9日方才告知，包路斯闻讯极为悲痛。同年，苏联曾着手准备对包路斯进行战犯审判，但斯大林本人亲自阻止了这一程序的启动。包路斯曾多次请求遣返。1950年3月，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谢尔盖·克鲁格洛夫联名致函斯大林，建议将其遣返至东德一座省级城市定居并实施监控，但斯大林始终未予答复。1952年2月26日凌晨，包路斯因心脏衰弱昏厥，经诊断为动脉硬化引起的脑循环障碍；克鲁格洛夫再度致函斯大林报告此事并建议遣返，斯大林阅毕在关键段落划线，却仍未作任何批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苏方态度终于转变。10月24日，包路斯获释离开苏联前往东柏林。

### 晚年

#### 东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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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26日上午，包路斯抵达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火车站，受到东德内政部长的迎接。在入境致辞中，包路斯谈及不久前逝世的古德里安，随后批评政治领导人给德国带来的毁灭。他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德意志帝国还是纳粹政权，政治领袖都向军队提出了不可能完成的要求。离开苏联时，他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不愿在离开苏联时不对苏联人民说一句话：我曾经盲目服从地来到他们的国家作为敌人，但现在我作为朋友离开这个国家”。

包路斯随后定居于德累斯顿“白鹿”（Weißer Hirsch）区的普洛伊斯街（Preußstraße）10号别墅。东德政府对他给予优厚待遇，提供专属司机、警卫人员和狩猎许可证。东德当局安排一名名为海因茨·拜特尔（Heinz Beutel）的上尉担任包路斯的副官，负责日常事务并兼任保镖。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史塔西）对包路斯实施全面监控，将别墅编为代号“阳台目标”（Objekt Terrasse）。司机、邻居乃至别墅内所有工作人员均为国安部线人，整栋房屋布满窃听装置，包路斯的一言一行尽在当局掌握之中。包路斯获准携带私人手枪，平日最常做的事便是反复拆卸、擦拭这把手枪；某位特工为此忧心地向上级报告，担心其可能自杀，上级回复道：“他在斯大林格勒都没开枪自尽，现在又为何会？”

包路斯与东德高层的关系各不相同。他与内政部长维利·斯多夫保持良好的私人交往，斯托夫经常私下前往德累斯顿探望。与包路斯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战俘营中结识的密友米勒，后者此时已官至东德国家人民军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是包路斯在政治和日常事务上最倚重的顾问。然而包路斯对人民警察总监海因茨·霍夫曼保持距离，认为其并非真正的军人。

包路斯的家人在战后分散各地。儿子恩斯特-亚历山大定居于西德（1970年自杀身亡），女儿奥尔加居于巴登-巴登。1953年获释后，奥尔加多次前往德累斯顿探访父亲，一度希望搬至德累斯顿照顾父亲，但最终因已在西德建立生活而未能如愿。尽管儿子多次劝说其赴西德就医，包路斯始终拒绝，担心可能遭遇的舆论攻击或法律追究。包路斯还收到了许多来自失踪将士家属的信件，询问亲人的下落，使其承受沉重的心理负担。1954年夏天，包路斯结识了玛格丽特·乔治（Margarete George），1955年1月起她以“管家”身份陪伴在包路斯身边。在公余时间，包路斯热爱古典音乐和艺术，经常前往德累斯顿歌剧院观赏歌剧和芭蕾舞剧，亦对德累斯顿的博物馆情有独钟。1953年至1954年间，他还开始打网球作为休闲活动。

包路斯在东德的主要职务是担任东德内政部 (东德)辖下的军事史研究室主任。1954年8月，他正式成立战争史研究处，领导该处进行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重心的军事历史研究。包路斯曾表示：“这场战斗中的艰苦经历和漫长的俘虏岁月使我认识到，我有责任为那些勇敢而不幸的士兵、失踪将士的家属，以及数百万被迫离开家园的德国人民解释这一切。”包路斯也在东德高级军官学校讲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相关课程，根据记忆及与德国将领和参谋军官的谈话笔记绘制作战示意图。1955年1月29日，包路斯倡议举行了一场东西德前军官聚会，与会者在一首德国军歌的旋律中向阵亡者致敬，包路斯的讲话给在场者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包路斯在东德并非受到所有人的欢迎。不少民众无法理解，标榜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决裂的东德政府为何给予前国防军最高级别的军人如此优越的待遇？包路斯还收到了来自民众的批评信函，部分甚至来自东德境内。他有时也会阅读西德《明镜》周刊等媒体的报导，这些报导往往对他持批评态度。

#### 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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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德里希指出，包路斯并非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从战俘营归来，其真正追求的是“一个统一民主德国的和平未来”。然而东德当局成功地将这位元帅纳入自身的政治宣传轨道：利用包路斯对斯大林格勒的愧疚感、渴望在西方媒体攻击面前为自己正名的心理需求，以及对德国统一的民族主义理想，引导其为东德的政策发声。自1953年12月起，人民警察机关便开始向包路斯提供经过筛选的情报材料，包括关于美军和英军的军事情报、北约演习报告，以及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政治分析报告，以巩固其对西方阵营的负面印象。

1954年7月2日，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将包路斯推上东柏林的一场国际记者会，这是包路斯自1946年纽伦堡审判以来首次公开亮相。迪德里希形容，包路斯的讲话“缓慢、清晰而富有表现力，措辞无可挑剔；这并非典型的东德宣传，而是出于内心的信念”。包路斯在会上批评美国的“强权政治”（Politik der Stärke），反对欧洲防务共同体，并将美国的外交政策与两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扩张主义相提并论。包路斯还呼吁德法和解以及与苏联建立睦邻关系，主张德国的统一与主权是欧洲和平秩序的先决条件。记者会上，多数西方记者对演讲内容兴趣不大，将其视为共产主义宣传而不予理会，反而追问包路斯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态度；包路斯对此明显激动，斥责若干西方著述为“最恶劣的历史造假”（Geschichtsfälschung schlimmster Sorte）。记者会后，包路斯收到了来自前参谋总长哈尔德的信函，指责其不应让自己被利用于政治目的，批评其有能力评判斯大林格勒，却无权对联邦德国指手画脚。

1954年12月，包路斯再度发表公开谈话，将联邦德国描绘为美国集团对抗苏联的“无自主权工具”，呼吁前军人拒绝加入即将组建的联邦国防军。在这次谈话中，包路斯宣称：“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尤其是我本人在斯大林格勒的经验，我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没有人，即便是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层，能替军官在其职责范围内承担责任。因此，政治责任与军事责任不可分割⋯⋯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才算得上民主的军官。非政治的军官与民主相矛盾，甚至是民主之敌，因为其随时可以被滥用”。迪德里希评价，相较于1954年的记者会，这次讲话明显带有更多东德的意识形态色彩，讲稿是包路斯与密友米勒在人民警察的宾馆中经过三天激烈争论后产出的结果。

#### 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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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年中，包路斯出现身体右侧麻痹及语言障碍等症状。维尔森的法斯鲍尔医生（Dr. Wolfram Fassbauer）透过远距诊断率先识别出病因为当时尚鲜为人知的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症”），随后通知德累斯顿的弗拉德医生（Dr. Flade），后者再转介东德专科医师吕尔教授（Prof. Dr. Lühr）确认。包路斯的书写能力日益衰退，手已无法听从意志，除家书外的信件均须由副官拜特尔代为处理。

1955年10月，东德政府安排包路斯赴巴特埃尔斯特疗养三周，仅获短暂改善。同年底，症状进一步恶化，出现循环障碍、持续疲劳和右腿疼痛，包路斯遂完全退出公众视野。1956年1月的第二次疗养几乎未见成效，但病情有一段时间亦未明显恶化。尽管如此，包路斯仍努力维持日常作息，每周三至四次前往战争史研究处参与讨论，但已不再担任实际领导工作；该处先由施瓦布上校（Otto Schwab）代管，1956年下半年再由施特恩上校接任。包路斯始终希望将其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记述付梓，却无法接受统一社会党所要求的历史诠释框架，再三斟酌而无从下笔而愈加消沉。在生命最后的岁月中，弗拉德医生定期探视，以止痛药物缓解包路斯的病痛。女儿奥尔加频繁来访，玛格丽特·乔治每周探望两次，密友米勒虽自身健康欠佳，仍坚持从柏林赴德累斯顿探视。儿子恩斯特-亚历山大亦携家人造访，但父子间的政治分歧始终存在。

1957年初，主治医师一致判定包路斯已无治愈可能；应其本人请求，一个苏联医疗委员会专程前来会诊，结论相同：疾病既不可治愈，亦无法控制。此时包路斯已几乎丧失语言能力，只能以笔在字母板上逐字指示来表达意思。1月17日，施特恩造访重病中的包路斯，要求其尽速撰写一篇针对曼斯坦的斯大林格勒研究，并指责其过去两年几乎未完成任何成果；事前施特恩已擅自开启包路斯在研究处的保险柜，背着本人影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手稿及自传草稿。1月30日，包路斯突发寒颤和高烧。1957年2月1日下午5时许，包路斯在德累斯顿普洛伊斯街的别墅中去世，享年66岁。

2月6日，葬礼在德累斯顿举行。包路斯全体家属从西德赶来，但葬礼并非其生前所期望的小型家庭仪式：国家民主党副主席海因里希·霍曼致悼词，民族阵线 (东德)国家委员会成员、国家人民军代表以及密友米勒、阿尔诺·冯·伦斯基、亚当等均出席。家属曾据理力争，方使一位新教牧师获准在官方仪式中主持宗教礼节。遗体于同日在德累斯顿托尔凯维茨（Tolkewitz）墓园火化。依包路斯遗愿，骨灰其后由家人移往巴登-巴登，1957年3月7日安葬于家族墓地，与1949年去世的妻子合葬。

## 评价

### 军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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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路斯的军事才能在参谋领域备受肯定，但在实际作战指挥方面却备受质疑。早在战间期，洛斯堡便评价包路斯“难以果断、非常勤奋、非常认真，但不是快速工作者”，这一判断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得到验证。其子恩斯特-亚历山大日后也形容父亲“更像是引领者和思考者而非冲锋者”。

波克元帅认为包路斯在危急时刻缺乏“圣火”，是个“正派的人”但需要一位更强势的参谋长，因此刻意安排以强硬著称的施密特担任第6军团参谋长，为性格优柔的司令官充当“紧身衣撑骨”（Korsettstange）。第6军团军通信主官阿诺德上校（Arnold）坦言包路斯“对普通士兵从未建立起真正的内在联系，与人打交道不合其本性”。比弗将包路斯与同团的隆美尔对比，认为前者“称职但缺乏灵感”，且“对指挥链怀有过度的尊重”；其子的同袍军官亦认为包路斯“与隆美尔或莫德尔相比，更像是一名科学家而非将军”。苏联方面的情报评估与德方同僚的观察不谋而合：1945年1月，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一名受命接近包路斯的被俘将领所撰写的秘密报告，将其定性为“一个有义务感、思想高尚、才智敏锐且具艺术倾向的人，但缺乏战斗性格且优柔寡断”。

马丁·米德尔布鲁克的评价更为直截了当：“天赋出色的参谋军官、缺乏灵感的指挥官、凡事唯命是从的将领⋯⋯当25万人的命运握在手中时，他僵住了，几乎只是听任事态朝着全军覆没和大多数官兵悲惨死亡的方向发展”。米德尔布鲁克指出，包路斯在和平时期曾指挥步兵连和营，却从未在战场上指挥过任何部队，即被直接赋予一个军团的指挥权，这是一项“致命的错误任命”。格里兹基从指挥学角度比较包路斯与崔可夫，认为包路斯“缺乏想像力且笨拙”的正面突击战术在崔可夫灵活多变的巷战战术面前完全失效，就城市战而言被崔可夫“决定性地智胜”。

不过，第6军团的覆灭并非仅是包路斯个人的失败，而是一连串错误决策环环相扣的结果。其根源可追溯至“蓝色方案”计划阶段对苏军反攻能力的严重低估，以及将进攻兵力分散投向伏尔加河与高加索两个方向的致命战略失误。包路斯被包围后是否应遵从塞德利茨的敦促下达自行突围命令，历来是争议焦点。迪德里希认为，这样的决定“几乎无法要求包路斯做到”（kaum zu verlangen），因其缺乏对整体战局的全面了解，突围成败并不确定，且在没有外部支援的情况下，军团级别的突围行动极为复杂。更关键的是，当包路斯之上的整个国防军指挥层级同样无力抗衡希特勒的决策时，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一人并不公允。洛斯堡战后对此有更为完整的评价：“悲剧在于，恰恰是正派、聪明但本质上带有从属性格的包路斯，必须在斯大林格勒指挥第6军团。认识包路斯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能指望其做出违背任务的独立决定。再说一次：在赖歇瑙麾下是优秀的参谋长，但绝非能基于更高见识在必要时采取革命性行动的总司令”。格里兹基对突围可行性的评估更为悲观：第6军团的机动运输工具早已被调往后方100英里以上，加之燃料严重不足、部队在持续巷战中已极度消耗，独立突围的可能性即便以最乐观的估计也难以实现。

### 性格与政治观点

关于包路斯的个性，副官亚当上校回忆道，包路斯“头脑敏锐、逻辑无懈可击，令所有同事印象深刻⋯⋯对下属而言，包路斯是一位仁慈且总是正确的上级”。第一任参谋长海姆上校描述其外表“衣着整洁、双手纤细，总是衣着体面、白色衣领闪亮、靴子擦得锃亮，与那位总是刻意弄得满身战斗污垢的前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军中，包路斯有“高贵的阁下”（The Noble Lord）和“我们最优雅的绅士”（Our Most Elegant Gentleman）等绰号。哈尔德认为包路斯从不暴躁或固执，总能以得体的言辞掩盖个人好恶，是难得的顾问人选，但也正因如此，在关键时刻往往无法果断拍板。迪德里希认为，包路斯凡事深思熟虑、反复权衡，但也正因如此特别容易受人影响（beeinflussbar），尤其对强势而自信的人缺乏抵抗力。从古德里安、赖歇瑙、哈尔德到施密特，再到苏联战俘营中的米勒，都曾深刻左右其判断和抉择。这种三思而不决的性格在战俘营中同样表露无遗。1943年9月，塞德利茨等将领纷纷加入“德国军官同盟”，包路斯却坚持“我的决定时刻尚未到来”，声称自己“以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对整体局势的判断与其他将领有所不同”。丹尼尔斯对此的评价很直白：包路斯“宁可秘密合作，也不愿公开从事政治活动，因为他太保守了”。优柔寡断的背后，是包路斯对上级权威近乎绝对的服从。1938年，时任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在辞职前曾警告，军人的服从“在知识、良知和责任禁止执行命令之处即有其限度”，但包路斯终其一生都未能践行这条原则。迪德里希的总结是：包路斯是“一位极为能干的军人，清楚意识到自身的才能与责任，却如同其世代的许多人一样，无法违背服从义务和自身性格行事”。

包路斯的政治立场始终模糊而保守，从不公开表态。对共产主义的排斥根植于家族经历：妻子的家族在罗马尼亚遭共产党没收财产，1918年后家中又接待了多位来自前沙俄的流亡贵族及波罗的海贵族，如祖博夫伯爵（Graf Zouboff）、胡涅女男爵（Baronin Hühne）和加加林家族亲王（Fürst Gagarin），这些经历使包路斯终生厌恶共产主义。包路斯对魏玛共和国同样缺乏信任，1923年亲历鲁尔危机和政治动荡后，更加怀疑共和体制。迪德里希认为，包路斯的政治立场并非个案，而是整个国防军军官阶层的缩影。这批军事精英信奉国家保守主义，追求威权国家和军备扩张，反对民主和共产主义，这些主张与纳粹的政策天然合拍。包路斯虽然本能地排斥纳粹的暴力和种族意识形态，却把这些当作巩固国家的“过渡性必要手段”（transitorische Notwendigkeit）。随着独裁日益加深，包路斯和多数高级军官一样，养成了“各管各的”（sektorale Zuständigkeit）的思维习惯：军人只管打仗，政治的事交给政治人物。靠着这套逻辑，他把战争责任和犹太人迫害等问题统统推给了政治领导层。不过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包路斯确实按良知行事：接替赖歇瑙指挥第6军团后，部队的战争犯罪行为明显减少。

迪德里希指出，包路斯对希特勒个人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深信元首同时具备政治和军事上的天赋，这点实在颇为矛盾，包路斯在担任哈尔德副手期间，对各战线的困境、国防军进攻能力的不断衰退了如指掌。然而1939至1940年闪击战的大胜、冬季危机中坚守命令后的转危为安、1942年夏季直抵伏尔加河的长驱直入，这些经历一次又一次强化了包路斯对最高统帅的信任。这份信任还有更深的根源：“刀刺在背传说”。包路斯相信德军在一战中并非败于敌手，而是被国内的革命力量从背后捅了刀，唯恐抗命将重蹈一战覆辙的观念深刻影响了其在斯大林格勒的表现。包路斯晚年曾反思道：“将领们在这种情况下追随了希特勒，结果完全卷入了他的政策和战争行为的后果之中”，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曾对此评价道，相较于战后大批将领极力撇清与纳粹的关系，“包路斯似乎比较诚实”。

### 历史意义

希特勒在第6军团覆灭前夕将包路斯晋升为元帅，意在迫使其自尽殉国，因为历史上从无普鲁士或德国元帅被俘的先例。包路斯最终选择投降，成为德国军事史上第一位在战场上被俘的元帅。

迪德里希认为，包路斯是时代的产物（Produkt seiner Zeit），也是国防军新一代高层军官的典型代表，这批人在希特勒的战争中忠实服从命令，却很少追问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在迪德里希看来，包路斯的例子足以延伸出一个议题：为什么服从可以凌驾于责任和良知之上？他出身基层文官家庭，凭军官生涯一路攀升至国家顶层，先后经历威廉帝国、威玛共和、第三帝国和东德四个截然不同的体制，因此可将其视为整整一代军官在服从、责任与良知之间集体困境的缩影。然而，在1933至1945年间服役的2,344名德国将领中，绝大多数至今仍缺乏详细的传记研究，现有著作集中在贝克、布隆堡、布劳齐区、古德林、曼斯坦、隆美尔等人，军团指挥官和作战层级的将领则鲜有涉及。包路斯同样长期缺乏系统性的学术传记，直到2008年迪德里希出版传记才填补了这一空白。

战后围绕斯大林格勒责任归属的叙事长期由曼斯坦主导。曼斯坦在回忆录中将灾难的责任分摊给希特勒与包路斯，指控包路斯未执行突围命令，同时将自己塑造为受元首无能所误的天才统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包路斯选择承认自己的罪责。1955年，包路斯在一份未完成的手稿中写道：“主观上，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民族服务。客观上，他们却成了一个自己所反对的、对民族有害的体制的支柱。我当时也陷入了这一迷误，但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对于第6军团的命运，包路斯同样直言：“鉴于1942至1943年之交的局势，我相信在斯大林格勒长期坚守恰恰是为德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对于第6军团的官兵和德国人民，我为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坚守命令直至崩溃承担责任”。彼得·施坦坎普（Peter Steinkamp）指出，包路斯因此勇于承认自身的共同责任，这一点与多数同代军官形成对比。然而这番自省并未获得普遍认同。苏联战俘营的情报报告显示，多数被俘军官认为包路斯既亲自指挥又参与策划军事行动，出庭作证“有失尊严”，“在道义上无权指控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因为他以前与他们是一丘之貉”。不过也有人为其辩护，弗兰岑（Fränzen）将军便表示：“包路斯的证词正确且完全正当。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包路斯必须这样做”。

迪德里希在传记结语中指出：包路斯既不是史学界习惯标签的“纳粹军事领袖”，也不是西方媒体渲染的“共产主义皈依者”，认为其并非战争罪犯，却是第三帝国战争行为的共犯（Mitschuldiger），而这份共犯关系更多来自顺从，而非坚定的信念。迪德里希指出，1950年代的西德舆论之所以将包路斯视为叛徒，主要因为其公开反对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并试图拉拢前战友，这些举动在冷战对峙的氛围下引发了强烈反感；而许多简单化的评价在此后数十年间逐渐被学界修正，尤其是冷战结束、东德档案开放之后，关于共犯责任的讨论重新浮上台面。迪德里希认为包路斯是一个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先后身处两个独裁体制却始终未能看穿其本质：在第三帝国，包路斯并非纳粹的直接拥护者，却真心相信自己是在壮大祖国；在东德，包路斯行事谨慎得多，只是追随自己对统一德国的责任感行事。克诺普则评价包路斯一生“夹在斯大林格勒的沉重责任与无法理解的新政治压力之间，始终是个局外人”；从苏联回来“如同踏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最终“这个书写了德国历史两个悲剧篇章的人，孤独地死去”。约德尔在纽伦堡审判则简要地评价包路斯：“我对他只有同情”。

## 荣誉

- 德意志帝国
- 普鲁士王国 铁十字勋章（1914年版）：二级（1914年9月26日）及一级（1914年10月）
- 巴伐利亚王国 军功勋章 (巴伐利亚)：四级带剑
- 巴登大公国 策林格狮子勋章：二级骑士十字带剑
- 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国 军功十字勋章 (梅克伦堡-什未林)：二级（1917年2月19日）及一级
- 萨克森-迈宁根公国 战时荣誉十字勋章 (萨克森-迈宁根)（1917年2月16日）
- 纳粹德国
- 前线战斗员荣誉十字勋章（1935年1月18日）
- 国防军长期服役奖章：一级（25年，1936年10月2日）
- 德奥合并纪念章（1938年11月8日）
- 苏台德纪念章（1939年11月11日）
- 铁十字勋章（1939年版）扣饰：二级（1939年9月21日）及一级（1939年9月27日）
- 骑士铁十字勋章（1942年5月26日）
- 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第178位（1943年1月15日）
- 外国
- 奥匈帝国 军功十字勋章 (奥匈帝国)：三级带战争勋饰
- 克罗地亚独立国 铁三叶草军事勋章：一级带橡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