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

严修（1860年4月2日－1929年3月14日），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直隶天津城西文昌宫西四棵树（今天津市红桥区芥园街道芥园道头端）人，近代中国教育家、改革家、政治家，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他主张“教育救国”，是废除科举制度、推行新式学制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在中国近代兴办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及社会教育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他循序渐进办教育，对外国教育进行了广泛考察，形成了取法西方、立足本土办教育的理念。

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任职。1894年出任贵州学政，任内提倡经世致用。1897年，严修上奏朝廷请设“经济特科”，试图改革科举选才制度，被梁启超誉为“新政最初之起点”。1902年及1904年，他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思想深受影响。清末新政期间，严修官至学部左侍郎，深度参与了清末教育体制的改革。

1904年，严修与张伯苓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私立南开中学，此后又陆续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及南开小学，构建了完善的南开系列学校，因其对南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被尊称为“南开校父”。此外，严修在艺术领域亦有一定造诣，曾发起成立城南诗社，在书法上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并称为“天津书法四大家”。

## 生平

### 早年生涯

严修出身天津盐商世家严氏，其家族先世自浙江慈溪迁居天津。清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严家一度离津，迁往三河县严家盐店所在地暂避。同年三月十二日（1860年4月2日），严修出生于三河县，初名严慎修，后改名严修。同治元年（1862年）严修3岁，随家人返回天津家中。

严修父亲严克宽早年为维持家计而放弃科举并经商，因而将仕进期望寄托于他两个儿子严振与严修身上。严修自幼接受传统经学教育，6岁入私塾，师从廪贡生查凌汉（字帖青），起初因为年纪较小，查凌汉认为不必太早开始读经，遂让他用《龙文鞭影》作启蒙读物，期间严修兄长严振常代老师教授严修，因此在严修后来乡试和会试朱卷所列个人履历中，严振也被他列为“业师”。9岁开始习作试律诗，14岁参加院试，考入府学，15岁应岁试，列一等第七。1876年至1881年间，师从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举人张绅，系统研读《诗经》、《尚书》、《礼记》、《左传》、《朱子汇参》等典籍，并在辅仁书院、问津书院参加课试，成绩多居前列。1877年，严修结识通晓西学的学者陈奉周，从其学习天文、算学，在备考科举的同时开始接触西学。

1878年，18岁的严修再次参加院试，补为廪膳生。此后阅读范围不断扩大，至1881年已通读《国语》、《法言》、《文选》、《绛史》、《经义述闻》等典籍，并经常温习《易》、《诗》等经书。1882年，严修赴顺天乡试，中举人，其经义卷获正考官徐桐赏识。回津后，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接见。

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进士，殿试列二甲第十一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二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

### 仕途与改革萌芽（1894—1898）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三十一日，时年三十五岁的翰林院编修严修奉光绪帝上谕：“今特命尔前往贵州提督各府州县学政……贵州人文所萃，尤宜加意锐新，多方鼓舞，以称朝廷培植人才至意。”同年十月十四日，严修离京赴任贵州学政。

在任贵州学政期间，严修多方筹资办学，倡导教育革新。到任后，他发布《观风告示》，以“辨志”“明师”“评文”“匡时”四题策论课试生员，又发布《劝学示谕》，强调学问以实用为本，要求士子以学证明己身。任内他在省级科考中加入回应时事的策论试题，捐赠藏书以纾解当地书籍匮乏，废除教育旧规，并要求士子学习算学、阅读《时务报》，被贵州士人视为引进西学、开创新风气的人物。离任后当地为其立“严学使范孙去思碑”，称其“经师而兼人师也”。

1897年10月，严修上奏《奏为时政维新破格迅设专科敬陈管见事》，请求改革科举制度，在常科之外不定期举办“经济特科”，以选拔通晓时务与世界情势的实学人才。奏折进京后，光绪帝令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但因守旧大臣阻挠，迟迟未能施行。经礼部侍郎徐致靖、御史宋伯鲁等上书催请，光绪帝于1898年7月13日下诏催办，总理衙门与礼部方拟定章程公布施行。然而仅两月有余，戊戌政变发生。同年10月9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

严修因奏请开设经济特科触怒守旧派官僚，其乡试座师、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甚至张榜家门，宣布与他断绝师生关系。1898年任满返京后，他被革去翰林院一切差使，仅留编修虚衔。这次改革尝试虽告失败，但其“实学取士”的思路，为此后清末停废科举、兴办学堂的体制变革提供了先例。

### 辞官从教启蒙（1898—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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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后，严修仍坚信中国必须变法维新，遂辞官返回天津，弃政从教，尝试兴办新式教育。1898年6月17日至21日，严修赴操练新军的小站镇拜访同科好友徐世昌，观摩新军训练。经徐世昌引荐，他结识了袁世凯及段祺瑞、姜桂题、言敦源等小站班底成员，日后与袁世凯合作推动近代教育改革。严氏家馆始设于1887年，先后延聘陈璋、陶喆甡、赵元礼等士人任教，严修在贵州学政任上曾嘱塾师为子弟增授算学，并去信要求酌减汉文课程、增学英文。1898年11月28日，因原英文教师离任，经亲友转荐，严修聘请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张伯苓接任家馆（时称“严馆”）英文教席。一名翰林延请军校毕业生为塾师，在当时绝无仅有。严修很快发现张伯苓兼通算学，遂请其增授此科，又由其主持体操训练。张伯苓仿照水师学堂式样定制哑铃、棍棒供学生练习，并教授跳高、跳远、骑自行车、足球等运动，这在当时的塾馆教育中实属罕见。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不久组建临时军政府。战乱之际，严宅收留三十余姓、三百数十人避难，赖张伯苓以英文与联军交涉，宅中众人得以保全。此番变故对严修此后的人生选择与教育理念影响深远。他常与林墨青、王春瀛及张伯苓等人讨论国事，逐渐形成通过教育实现国家振兴的信念。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使严修深感忧患。他先遣长子严智崇、次子严智怡随日本人大野赴日短期学习日语，并与张伯苓商议创办蒙养小学堂，次年扩建后改名为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该校被视为天津第一所新式小学堂。

1902年秋，严修自费东渡日本考察学务，严智崇、严智怡同行并留学日本。此次考察为期三个月，足迹遍及长崎、神户、大阪与东京。除幼稚园、小学、女校、师范学校、帝国大学及音乐、美术、工业、盲哑等各级各类学校外，他还参观了裁判所、监狱、警视厅等政府机关及银行、报社、工厂等民间机构，并与近卫笃麿、大隈重信、伊泽修二等日本各界人士广泛交流。期间日本外务省专门发布接待令，其视察待遇与官派赴日的吴汝纶相若。

归国后，严修接连兴办第二民立小学堂，又受地方委托续办三所官立小学堂，并参照日本工业、实业学校的经验设立工艺学堂。他还联合天津士绅组织学习日文的社团东寄学社，并组织社员翻译日本文部省新颁的《小学校令》、《中学校令》等学制文件，辑为《日本新学制》，于1903年出版。为培养新式学堂师资，1903年2月，由张伯苓、王寅皆、林墨青倡议，严修组织成立普通学社，每周六晚在民立第一小学堂为各学堂教师补习数学、理化、史地等近代科目，听众常达五十人以上。同年秋，他受天津知府凌福彭委托参与制定章程，促成师范补习所成立，该所被称为“北直造就师资之发端”。此外，他还组织了供官立、民立学堂及私塾教师研讨教学的教育研究所。1903年，他又资助数名士人赴日本东京弘文书院作短期师范留学。

### 推广新式教育（1903—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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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在天津兴办新式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引起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重视。1903年，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期间，在严修自日本考察归国后亲自登门延请其主持直隶教育事务，并奏请清廷予以奖励，朝廷遂赏给严修五品卿衔。严修起初以专心办学为由婉辞，后应邀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时隔五年重新担任教育行政职务，全面主持直隶新式教育的规划与推行。任内，严修推动各府县设立学堂与师范学校，并参与创办天津模范小学、天河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直隶女子师范学堂及直隶高等法政学堂等新式学校。

1904年，严修与张伯苓再赴日本考察教育。此次以直隶学校司督办身份前往，为期三个月，日本驻华公使专门致函外务省要求沿途给予协助。考察集中于东京，严修先后十二次到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观摩国语、算术、习字、体操等各科教学，十次赴文部省听讲日本教育行政与学校制度，兼访幼稚园与工业学校，并物色适合延聘至直隶的日籍教习。8月返国途中，他提出“于津城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因严修须赴省城保定就任，临行前夜，他与张伯苓商定由张伯苓主持筹建并出任学堂监督，校舍设于严宅后院。同年10月17日，他创办“私立中学堂”。年底，在其建议下，张伯苓将学堂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义。此后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1907年更名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为“南开中学校”。

在直隶学校司督办任内，严修还先后派官绅五十人赴日学习法政、七人学习印刷制版技术。为强化地方教育行政，他仿照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制度，在各州县创设“劝学所”，以地方官为监督，设总董与劝学员分学区管理学堂设置、经费筹措及学龄儿童就学等事务。至1908年，直隶省设立劝学所约一百三十处，全省初等小学堂由此迅速增至八千余所。他还曾于1905年秋与卢靖等面见袁世凯，力陈“科举之弊，非罢废不足以言新学”，唯有停罢科举方能使读书人安心入学，促成袁世凯会商张之洞联衔奏请停废科举，同年清廷下诏停止乡试、会试。

1905年科举废止后，清廷设立学部，严修以三品京堂候补署理学部右侍郎，翌年转任左侍郎。同年，他主持将天津城西如意庵的私立中法学堂改组为如意庵官立中学堂。学部初创三年间，另一名侍郎或早殁、或身兼他职、或常年在海外考察，严修实际独任侍郎之职，主导了学部多数章程与政策的制定。他起草了1906年颁布的《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要旨，这是清朝首次明文颁行全国的教育宗旨。他参与制定了仿照日本文部省的学部官制。学部通行全国的《劝学所章程》即以其在直隶所订章程为蓝本，《清史稿》称“即严修呈订原章也”。1907年颁布的《奏定女学堂章程》为清朝第一个全国性女子教育章程，同其严氏女塾的办学实践一脉相承。他还注重教育官员的实务与见闻，规定新任提学使凡无海外考察经历者，须先赴日本考察后再行赴任。1908年，南开中学堂首届学生毕业，身在学部的严修从北京发来训词，勉励学生“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此语后被视为南开爱国传统的思想源头之一。

1909年，袁世凯被罢黜返籍，严修处境亦受牵连，遂萌退意。1910年（宣统二年），他以病辞去学部职务，返津继续兴办教育。

### 海外考察与创办大学（191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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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严修留居天津，未再出仕。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拒绝以清朝遗老自居，率先剪去发辫，将精力转向教育与地方公益事务。1913年7月，严修率袁世凯三子赴欧考察，并安排他们在英国学习。1914年2月，他在英国接到电召，被授任教育总长，婉辞不就。1915年5月，严修赴江苏南通考察张謇兴办的教育、实业及慈善事业，用时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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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南开学校尝试设立专门部与高等师范班，一年即告失败。严修派张伯苓先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大学经营之道。1918年10月，严修与张伯苓赴美考察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等私立大学，途经日本时，由正在留学的周恩来陪同参观游历。1918年底回国后，两人为创办大学奔走筹款：先赴北京面见教育总长傅增湘及多位知名学者，又向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范源濂等人募集资金，并亲自或派人前往多处争取各地军阀支持。两人曾拜会多次向南开捐款的天津籍江苏督军李纯，恳请帮助筹款。1920年10月，李纯临终立下遗嘱，将约四分之一家产（约合50万银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增设大学部。

1920年，周恩来因参与学生运动被捕，出狱后失学。严修出资7000元设立“严范孙奖学金”，经南开学校校董会决定，资助周恩来及教员李琴湘之子李福景赴欧勤工俭学。周恩来此前赴日留学以及此后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均得到严修的资助，严修甚至在自己的账户下为其开设专户，按期汇寄款项。

### 教育扩展与文化建设（1921—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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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严修发起成立城南诗社，主持期间常邀社员至八里台南开大学及青龙潭（今天津水上公园内）聚会，讲授并观摩诗文创作。同年，他委托林墨青着手筹办社会教育性质的博物馆。1925年1月5日，天津社会教育广智馆正式开放，严修被推选为董事长。该馆以“广开民智”为宗旨，是天津第一座由国人自办的私立综合性博物馆，后成为天津博物馆的源头之一。

1923年5月，南开大学部迁至八里台新址。同年9月，增设女中部（前身为严氏女塾，后更名为严氏女学、严氏女中，1923年改为南开女子中学）。同年3月，鉴于天津文庙战乱后无人看管、屡遭破坏，严修联合天津士绅召开文庙整理大会，捐资并筹措常年经费，主持修缮事宜。1926年，文庙重修竣工。1927年4月，他又与华世奎出面交涉，阻止军队在文庙内修建兵房。

1924年10月，严修将《二十四史》、《九通》等中文图书约一万卷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此前大学部初创时，他已捐助汉文书籍数百册及2000美金购书专款。1920年代中期黄河水灾期间，他以鬻字助赈，约一年间书写对联三千余幅，所得润笔九千余元悉数捐作赈款。

1927年，严修倡议成立崇化学会，以提倡国学教育，并将部分藏书捐予学会供学员研习国学。1928年，南开学校再度扩展，增设小学部。

### 逝世

1928年12月底，严修应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之邀，带病出席天津至杨村公路竣工典礼，受寒后回家即卧病在床。1929年3月2日，病情略有好转，他邀集好友华世奎、赵元礼、林墨青、陈宝泉等相聚，并作诗自挽：“小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几番失马翻侥幸，廿载悬车得隐沦。从此长辞复何恨？九泉相待几交亲。”

同年3月14日23时，严修病逝，享年69岁。《大公报》随即发表社评《悼严范孙先生》，称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身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

此后，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先后举行追悼会。张伯苓致悼词称：“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 教育思想与实践

### 革新传统教育

严修出任贵州学政三年间，积极推动传统教育改革，倡导“敦品励学，讲求实用”的学风，主张在科举取士中增加经世致用之学，增强取士的实用性。戊戌变法期间，严修上奏《奏为时政维新破格迅设专科敬陈管见事》，建议改革科举制度，设立经济特科，选拔通晓时务、具有实际才能的人才。奏折呈递后，光绪帝命总理衙门会同礼部议办，但因守旧官员阻挠而久未实施。经徐致靖、宋伯鲁等再次奏请，光绪帝下诏催办，经济特科章程始得公布施行。然而，两个月后戊戌政变发生，改革旋即中止，慈禧太后下令恢复旧制，并废止经济特科。

由于积极倡导科举改革，严修遭到以徐桐为代表的守旧派官员反对。1898年贵州学政任满返京后，被革去翰林院一切差使，仅保留编修虚衔。尽管经济特科最终废止，严修倡议改革科举、设立经济特科，被视为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实践。梁启超称其为“新政最初之起点”。

### 倡导新教育、新学校

严修的办学实践兼跨官、私两个系统。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期间，他主管直隶全省教育，推动各府县普设学堂，并着重建立师范、法政等培养新式人才的官立学校。辞官之后，则以私人之力构建南开系列学校，并在晚年参与创办崇化学会，形成了官学奠基、私学深耕的完整轨迹。其中他在直隶首创的劝学所制度，后经学部颁行全国，成为清末地方教育行政的通行体制。

严氏家馆是其私学实践的起点。家馆虽沿用家塾形式，但自1898年张伯苓入馆任教后，课程转以英文、算学、理化等西学科目为主，兼重体育训练，完成了由传统私塾向新式学堂的过渡。1904年在家馆基础上创办的私立中学堂（后为南开中学），被严修定位为天津“中学之模范”，在中等教育领域迅速确立了新式私立学校的声誉。伊泽修二参观后曾评价该校建筑、设备、师资俱完善，即使在日本亦不多见。在办学宗旨上，严修提出“尚公”“尚能”，即教育须为国为公、注重实际能力。张伯苓多次在演讲中阐发这一宗旨，并在南开各校的教育实践中贯彻。1923年增设的南开女中将女子中等教育正式纳入南开体系，1928年设立的小学部则使南开形成自小学、中学、女中至大学相互衔接的完整学制链条。

在课程革新方面，严修赴日考察期间曾与日本音乐教育家伊泽修二交流，考察日本学校音乐教育制度。回国后，他在所办各校尤其是女子学校中引入音乐课程，使其成为新式学校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

### 提倡女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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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素以倡导男女平等著称。1902年赴日考察期间，他专门调研日本女子教育的办学现状，先后访问女子教育家大野铃子及教育家伊泽修二，并实地考察华族女学校、爱珠幼稚园、常盘小学校附属幼稚园等学府。

同年冬归国后，严修即于自宅创办“严氏女塾”，初以招收家族及亲友之女为主，是天津最早的女子学堂之一。女塾师资由其子与日本教师共同构成：次子严智怡任主任兼国文教师，三子严智钟授英文，张伯苓教授算术及英文。另聘日本教员教授日文、唱歌、手工与织布，严修本人亦时常亲授作文，并编写通俗的《教女歌》教导学生礼仪与生活规范。所用教材教具，多为其自日本购置携回。入民国后，女塾陆续增设高小班与中学班。

1904年，严修任直隶学务主管期间倡议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后发展为北洋女师范学堂，成为天津美术学院与河北师范大学的重要源头。1905年，他又在天津设立保姆讲习所，延聘初次赴日时结识的大野铃子讲授幼儿教育课程，并附设蒙养院作为实习场所，是天津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机构，其设备与教学方法多仿效日本。任职学部期间，他推动颁布1907年《奏定女学堂章程》，为清朝第一个全国性规定女子教育的章程，其科目设置与教学理念同严氏女塾的实践甚为相近。1923年，他又协助张伯苓在南开学校体系内创办南开女子中学，该校后发展为天津市第二南开学校。自严氏女塾、北洋女师至南开女中，女子教育在其教育体系中自成系统。

### 创办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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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与张伯苓认为，中等教育仅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唯有创办大学，方能培养国家建设所需人才，并与欧美高等教育接轨。因此，晚年严修将主要精力投入大学创办事业。

1917年，在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的办学尝试未获成功后，严修派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考察大学教育及办学制度。同年，严修亦赴美国，先后考察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等高校，研究私立大学的办学模式。1918年底回国后，严修与张伯苓正式筹办南开大学，一方面拜会教育界人士，商讨大学设立事宜，另一方面广泛联络政界人士及地方实力人物筹措办学经费。

创办过程中，严修与张伯苓曾多次向社会各界募捐。其中，天津籍江苏督军李纯生前曾多次资助南开教育事业，并于1920年逝世前立下遗嘱，将约四分之一家产、折合约50万银元捐赠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为学校创办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

### 弘扬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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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严修应徐世昌函托，与华世奎、赵元礼等学者商议筹建天津修志局，由高凌雯和王守恂担任总纂，严修负责鉴定工作。在他的推动下，《天津县新志》和《天津政俗沿革记》得以编纂出版，为研究天津历史与地方行政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严修同时关注文化遗产保护，曾发起文庙敬事会，主持修缮天津文庙，并呼吁社会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他曾尝试重修水西庄而未能如愿，多次以诗文表达对文化遗产流失的惋惜。

1927年，严修认为国学日渐衰微，为继承和研究中国历代学术及经史古文，倡议成立教授国学的学术团体。该倡议在天津士绅中引发共鸣。学会名称取意于《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汉诏“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定名为“崇化学会”。1927年8月2日，直隶省政府教育厅准予备案，天津崇化学会正式成立，严修被公推为首席董事，礼聘学者章钰为主讲。同年10月25日，学会设立讲习所，招收学员23人，以严修位于西北角的家宅作为讲堂举行开学仪式。

### 倡导移风易俗

严修积极倡导社会转型与移风易俗，提倡现代文明的生活理念，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严修反对女子缠足等歧视女性的传统习俗。1910年清廷资政院会议期间，他通过天津代表胡玉孙递交《不缠足说帖》，希望清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女子缠足。他还与天津教育家林墨青合作筹组“放足会”，并亲自作《放足歌》，在严氏女塾及女学内传唱。

中华民国成立后，严修拒绝以清朝遗老自居，率先剪掉辫子，废除跪拜礼，避而不见退位后寓居天津的溥仪。他反对嫖娼、征妓、纳妾、赌博及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等陋俗，对有赌博癖好的梁启超、林墨青等名士时常规谏。每逢寿日则外出避寿，家中婚丧一律从简。

## 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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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

严修逝世后，其后人将包括诗文集、日记、杂记、函札在内的大批手稿捐赠给天津图书馆，为学术界提供了核心的研究资料。1959年，周恩来在视察南开大学时曾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严修日记》并深入开展其教育思想研究。1990年，严修自订、高凌雯增补、后人增编的《严修年谱》出版。2025年，《严修日记（1898—1910）》整理出版，所记十余年既是严修个人从38岁到50岁的经历，也覆盖了自戊戌变法至晚清新政的历史时期。此外，已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辑录出版。

###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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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终生研习书法，自幼习字，终身临池不辍，在推动教育改革、兴办新学及出国考察期间仍坚持书写。其书法以楷书、行书成就最著，兼擅篆、隶、草等诸体，作品形式包括日记、信札、对联、条幅、册页及题签等。早年取法汉碑、唐楷，晚年融汇宋代书法笔意，逐渐形成兼具古朴、端庄与文人气息的个人风格，尤受苏轼行书影响。其代表作品包括《严修日记》、书信、楹联及《六十自述》等。严修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并称“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其书法亦注重实用性，主张将书法教育与国文教育相结合，对清末民初书法教育及天津地区书法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 诗歌

严修的诗歌创作高峰出现在晚年，主持城南诗社时期的作品与域外纪游诗最具特色。1921年，他有感于诗文唱和之风兴盛，在天津发起成立城南诗社，讲授并观摩旧体诗文创作。章钰、徐世光、华世奎、赵元礼、王守恂、高凌雯、孟广慧等天津名流先后加入，至严修逝世时，有据可考的社员已近百人，是天津近代规模最大的文人群体。作为曾经的清廷官员，严修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诗作多表达对国家前途和民生的忧虑，而较少同其他清朝遗老一样抒发遗民之思。其欧美纪游诗则多记述欧美国家的进步文明，反思中国的落后，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较为少见。

赵元礼曾评价严修的诗“天怀淡定，纯任自然，读之如对古德，如聆古乐，使人矜平躁释，盖非寻常雕章琢句者之可几也”。王守恂、曹聚仁对其诗作亦给予较高评价。

## 研究与纪念

### 各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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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和早期南开校友对严修十分崇敬，将其尊为校父。张伯苓称，严修“指给我人之方向，即是教育须为国为公”“南开之精神，即是严先生的精神”。

梁启超将严修1897年奏开经济特科之举称为“新政最初之起点”。蔡元培评价严修“于旧道德素称高贵”。周恩来则评价“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一生为人好像一杯清水，清而有味，纯洁无染，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足为后世学习的楷模”。1948年，胡适在《另一个中国》中撰文称：“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他对教育的信念、对于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和他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给年轻的张伯苓在创立远大的教育事业上有莫大的助力。”

### 研究

学界对严修的研究已有约百年历程。1919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撰写《严先生弟子记》，此后四十年间的成果以早期传记及纪念性、评论性文章为主，为后世保存了史料，但尚未出现学理性的研究论文。

1959年，周恩来视察南开大学时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严修日记》，研究其教育思想。针对当时将严修批判为“带有封建性的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牌的改良主义者”的声音，他嘱托支持严仁曾编撰《严修年谱》，反对简单化、教条化的评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恩来与邓颖超赴天津期间曾看望严氏后人，并将严仁曾安排至天津文史馆从事整理与研究工作。自此至1980年代末，陆续有运用唯物史观梳理严修近代教育贡献的研究问世。

1990年，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向全国政协提交“给爱国教育家严修正名”的提案，获国家教委答复，认可严修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贡献。同年适逢严修诞辰130周年，南开大学举办严修教育思想讨论会，此后每十年举行一次纪念大会与学术研讨会，《严修年谱》亦于同年正式出版。此后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加，涵盖专著、文献整理、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研究者从南开、天津扩展至全国乃至海外，研究视角与方法趋于多元。2004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冬君出版《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将严修的办学实践定性为中国教育由传统官学、私学体系转向现代国立教育体制过程中的“新私学”传统，获来新夏等学者肯定。

2019年，天津市严修研究会成立。2022年出版的《严修纪念文集》收录跨越百年的四十篇代表性文章，对严修研究的学术史作了系统梳理。

###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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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逝世后，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校园内均建有以其字“范孙”命名的“范孙楼”。2019年，严修逝世90周年、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及南开中学建校115周年之际，肇始于严修次子严智怡创办的天津博物馆策划了常设展览《智启津沽：严修与天津近代文化教育展》。2022年4月，严修诞辰162周年之际，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与天津市严修研究会、天津市张伯苓研究会共同编辑出版了《严修纪念文集》。

## 家庭

### 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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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氏先祖居于浙江鄞县，明代中叶迁居浙江慈溪东乡庄桥（今属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清顺治年间，七世祖严应翘因经营盐业迁居天津，遂入籍天津，定居于天津城西北文昌宫西侧，宅地毗邻四棵树、窝瓜园。此后严宅历经数次扩建，被当地人称为“西头严家”。1883年严修考中进士、入翰林后，严家所在地改称严翰林胡同。1995年，严家故宅因修建道路连同严翰林胡同一并拆除，故址在今天津市红桥区芥园街道芥园道8号（现为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红桥区税务局所在地）及附近一带。

入籍天津后，严氏家业至第六世方渐兴盛。道光年间，第六世严家瑞（严修的生祖父）随商人在直隶一带贩盐，以待人公义渐露头角，闻名于安平、祁州、博野、肃宁等地。咸丰二年（1852年），他与时年23岁的儿子严克宽自立门户，行商贩盐于顺天三河。经父子两代经营，家族盐业扩张至华北一带，严氏遂成为天津知名的盐商世家。

自迁津以来，天津严氏与原籍慈溪严氏隔绝联系逾百年。至光绪初年，慈溪严氏的严信厚来天津出任长芦盐务督销，与时任长芦总商的严克宽相遇，两支方恢复往来。此后天津严氏多次赴慈溪祭祖，严修本人曾两度前往。

严修是天津严氏第八世。第五世严汝汉生有二子，长子严道尊，字师范，次子严家瑞，谱名道亨，字宇香（1805年9月25日—1872年12月11日）。因严道尊无子，严家瑞独子严克宽被过继于严道尊名下。严克宽亦生二子，兄弟二人遂分承两房：长子严振（1853年—1898年8月16日）承嗣生祖父严家瑞，取字“香孙”，“香”字即来自严家瑞之字“宇香”。次子严修承嗣继祖父严道尊，取字“范孙”，“范”字即来自严道尊之字“师范”，这也是“严范孙”一名的由来。

### 子女

严修子女多受新式教育，女儿、儿媳曾入读严氏女塾，诸子多有留学经历，后分别投身外交、博物馆、医学、美术等领域。孙辈之中亦不乏学者与专家，后代多从事教育及学术工作，严氏因此成为近代天津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世家。

长子严智崇为外交官、教育人士，早年曾随父安排赴日学习，1918年在日本去世。次子严智怡是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直隶商品陈列馆馆长，1916年筹组天津博物院，此后历任天津博物院院长、天津广智馆董事长、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长等职。五子严智钟为医学教育家，曾任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院长。七子严智开为美术教育家，历任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主任教授、教务长及北平艺专校长，1930年创办天津市立美术馆并任馆长，该馆为中国最早的公立美术馆。长女严智蠲曾任天津私立蒙养园园长，与严修学生卞俶成结婚。

孙辈之中，严智崇之子严仁荫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严仁荫长子严文凯曾任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司长，次子严文典任职于清华大学。严智开之女严仁英为中国妇产科及妇女保健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

## 基本资料

- 图像说明：严修像
- 本名：严慎修
- 字：范孙
- 号：梦扶、偍屚生
- 出生日期：1860年4月2日
- 出生地：清顺天府三河县
- 死亡日期：1929年3月14日
- 死亡地：中华民国天津市
- 墓地：南开大学中心花园
- 纪念建筑：范孙楼、严修雕像等
- 居住地：天津
- 籍贯：天津
- 职业：教育家
- 机构：南开学校
- 研究领域：教育
- 知名于：建立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中学
- 子女：严智崇、严智怡、严智锺、严智开等
-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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