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共屋邨

香港公共屋邨（简称公屋）是香港公共房屋最常见的类别，由政府或志愿团体兴建，出租予低收入市民。现时香港提供出租公营房屋的机构有两个——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会）和香港房屋协会（房协）。

早期的公共屋邨命名为邨，与乡村的村进行区分，而楼宇等命名重视意头和归属感。在2025年首季，香港约有香港约有213万人（约3成人口）居住在公屋。

## 历史

### 背景

<image>

20世纪初，英国开始以兴建社会性房屋的方式来应对英国本土的房屋供应问题。不过鉴于当时香港对英国的战略定位是其海洋贸易的中转站，故港英政府最初是希望以尽量省钱的方式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但结果不能如其所愿。1935年，房屋委员会（Housing Commission）秘书奥云（W. H. Owen）起草的报告建议港府应成立城镇规划与住屋委员会，并为不适切居所的转型提供资金，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难民涌现，政府官员无力处理战前的报告。二战结束后，香港人口从日占时期的约60万人升至1947年的180万。英国政府也给予压力给港府跟从英国的福利政策，但后者只作少许让步。1947年，奥云起草《发展条例》，建议政府应设立公共房屋信托。他不少建议为柏德烈·亚拔高比在《亚拔高比报告》中所接纳，后者亦建议在新界成立多个卫星城市，并重建市区，减少人口密度。与此同时，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亦呼吁政府关注香港住屋问题，但无法取得成果。1948年1月，英国殖民地部否决向香港批出低收入私人住屋启动资金的建议。然而在同年开始，香港再度涌入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居民。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后，一批为逃避政治不稳的居民决定移居香港，使香港人口于次年突破200万。上述人口增长令亚拔高比的计划流产，并与二战引起的建筑物受损一起令香港住屋环境恶化，很多居民居住在木屋等寮屋当中，形成寮屋区。该些区域的房屋多有欠缺卫生设施、容易受山泥倾泻等自然灾害影响的问题，同时也占用了1948年后香港从转口贸易大规模转向制造业而需要的额外土地。

<image>

尽管有着上述问题，但香港政府预计该些移民很快就会重回中国大陆，加上人手不足，于是不改之前的自由放任政策。1950年，总督葛量洪决定政府不应在城市发展上花钱，包括被他认定为“难题”的低收入住房。不过此时，殖民地住屋顾问乔治·阿特金森（George Atkinson）再一次向政府建议成立城镇规划署，但1950年11月，此建议得到辅政司列诰反对，获延后处理。到了1952年，港府受殖民地部的施压，开始讨论成立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的问题。同时鼓励慈善及非牟利机构兴建平房，出租或出售给寮屋居民，并要求居住者缴交地税。然而，该些房屋对一般寮屋居民而言仍过于昂贵，而且多建于远离工作区域的地方。因此寮屋数量在政府推出上述措施后仍继续上升。1948年，在接受“空袭救灾基金”与殖民地发展及福利基金的资金后，非政府非牟利机构香港房屋协会（房协）成立，决定推出针对低收入人士的房屋项目。1952年，它的首个项目上李屋邨完工，成为香港最早一条公共屋邨。1950年，非牟利机构香港模范屋宇会成立，同样决定推出针对低收入人士的房屋项目——模范邨。港府在其运作中扮演一定角色，并得到汇丰银行的优惠贷款。第一期在1954年落成。不过其租金超过了当时基层的负担能力，因为汇丰银行最终不希望模范邨成为贫困人士的聚集地，而要求其加入分隔睡房和客厅的固定间隔，推高了建筑成本。上述计划全都面对资金短缺的问题，而政府则能透过“殖民地发展及福利基金”提供的资源处理寮屋问题。

除此之外，港府亦鼓励私人机构向员工提供宿舍及以优惠地价向鼓励香港公务员自发以合作形式兴建房屋，但上述措施大多对基层缺乏针对性，香港居住问题仍没有解决。

### 石硖尾大火的催化

根据香港民间主流叙事及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会）的官方说法，1953年石硖尾大火的善后安置工作（兴建徙置大厦安顿灾民）象征着公屋的诞生。在该场大火中，约53,000人的寮屋被烧毁。政府在4天后决定原址安置大部分居民，兴建多层住宅，并以低廉的租金租给寮屋居民。根据当时政府的估算，发放救济金的成本效益较兴建徙置大厦低，于是决定设立徙置政策及专门的政府部门跟进。不过“石硖尾大火为公屋起源”的说法备受学者质疑。如曼纽·卡斯提尔等人在《石硖尾症候群》（The Shek Kip Mei syndrom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blic Housing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中提出，香港政府兴建廉价的公屋是为了间接补贴工业家，让他们能以较低廉的工资聘请工人。司马雅伦在《石硖尾神话》（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一著则写道，若只考虑廉价居所这点，那么维持原本的寮屋即可达成目的。因此认为当时香港政府考虑的重点是不安抚居民会引起骚动，并令北京当局质疑英国对在港华人不善，损害中英关系。此外，经济发展也是政府的考虑要点——寮屋区占用了不少土地，拆卸后安置居民在徙置大厦能让土地资源更有效地运用。尽管如此，司马雅伦也认同该大火是后来香港公屋计划的催化剂。

<image>

火灾后一个月，为了安置灾民，香港政府动工兴建临时居所“包宁平房”。1954年2月首批平房落成。平房的入住者需共用公共厕所，并需在空地煮食。同年2月，港督会与行政局要求政府内部尽快实行多层徙置大厦的试验计划。2月11日，署任总建筑师佐治诺顿（G.P. Norton）提交有关多层徙置大厦的方案，形成“第一型徙置大厦”的原型。1954年首批徙置大厦落成，同年4月，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屋建会）成立，由市政局成员及官员组成，负责兴建针对白领阶层及中等收入租户的住屋，因此设施标准较徙置大厦高。1954年至1955年期间，港府开始把兴建徙置大厦视为解决寮屋问题的蓝本，在1950至1960年代期间在黄大仙、蓝田、葵涌等区域兴建徙置大厦。1961年，政府开始兴建廉租屋予不符徙置资格与屋建会入住标准的人居住，首个落成的项目位于观塘。在1964年之前，徒置大厦都是政府为寮屋区而兴建的产物，到了该年开始有限地容许市民以社会原因提出公屋申请，但当时港府资金仍属充足。徙置大厦的兴建计划随房委会成立而结束，最后一幢大厦在房委会成立后一年（1974年）完工，为第七型徙置大厦。纵观徙置大厦的演变，徙置大厦型号愈大，其整体高度愈高，在设计上也比型号小的拥有更多的公用设施，居民的入住面积亦在二型开始有所不同。自第四型开始每户拥有独立厨厕。人均编配面积标准在一型为2.33平方米，到了六型和七型则为3.25平方米。政府最初认为若把徙置大厦设计得太好会让人兴建更多寮屋，以争取搬入徙置大厦的资格，而刻意把它设计得“基本”。第一型徙置大厦也没有遵从当时香港的法定人均最小居住面积，政府到了1963年表示该一标准已被调低。

### 十年建屋计划与香港房屋委员会成立

<image>

1967年，新蒲岗人造花厂的劳资纠纷后来升级至维持多月的暴力事件，其有一部分原因出于香港市民对生活条件的不满。受上述事件影响，加上离新界及九龙北的租约期满不到30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后对港府施加的压力、港府财政稳妥等因素，皆令英港两方政府决定增加开支，改善香港的生活条件，以构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提升未来跟北京政府谈判时的话语权，其中公营房屋政策亦为政府的关注点。1972年，香港总督麦理浩为解决寮屋问题，而提出十年建屋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10年内为180万人提供设施完备，拥有独立厨厕的公屋单位，重建旧徙置屋邨，每年兴建35,000至40,000个，在新界觅地发展。他在次年在立法局表示，政府应解决房屋问题，以让政府和市民维持良好关系，化解社会矛盾。

香港房屋委员会因应上述政策而在同年成立，把以前公共房屋由各部门分散管理的做法改由它统一管理。而公屋则分为甲类和乙类两种。前者为各条廉租屋邨，后者包含前徙置屋邨、平房区、工厂大厦。之后的公屋设计皆受到华富邨（1968年落成）和坪石邨（1971年落成）的设计概念影响，追求内部规划及向天发展。华富邨的设计以建设社群为目标，在公共设施及配套上有所规划。它由廖本怀任总设计师，并在设计过程中参考了英国吉尔福德等新市镇的规划。该邨在设计上加入了商店、学校、图书馆等区内设施，以图让居民自给自足。

<image>

徙置屋邨的重建项目在1975至1994年期间落成。它们的外观虽因应地型而不同（其中包括长型大厦、工字型大厦、I型大厦），但受政策要求设计统一所影响，它们的结构、居住单位内部设计、装备没有很大差别。人均编配面积标准增至5平方米以上。Y型公屋则在新市镇发展时出现，因此多位于新界及扩展市区。它们在1984年至1992年期间落成，共分为Y1至Y4四种类型。它们在香港公屋中首度采用高塔式标准设计，拥有足以支撑高楼的中央核心。自Y2型起亦引入了多房设计，以实现公屋和居屋设计上统一，只要提升用料及设施即可互换的构思。

1980年，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计划失败，只能为100万人口提供公共房屋。其失败背后受到1973年石油危机及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不断涌入影响。该计划因此延长5年。即使如此，十年建屋计划还是让香港居民的居住质素提升，推动基础建设及新市镇发展。

### 26座问题公屋丑闻、长远房屋策略与和谐式设计

1980年，部分楼龄10年以下的公屋出现严重的混凝土剥落，包括葵芳邨和慈云山的公屋都出现此类情况。迫于公众压力，政府决定在1983年至1984年为香港约800座楼龄5年以上的公屋安排2次结构勘探。结果显示26座公屋为“问题公屋”。1985年11月，房委会决定该26座公屋需清拆重建。其中背后涉及的问题有承建商为节省成本，以海水混合混凝土，当中的盐分会加速混凝土及钢筋的损坏；政府公职人员与建筑商之间亦出现贪污的情况。不过，即使不被政府认定为“问题”的公屋亦出现强度不足的问题，因此政府之后需花费大量金钱维护。房委会在是次事件发生后，决定加强监察公屋的建造质素，并在1991年推出“建筑工程表现评分制”，每月实地视察建筑地的程序及材料质量。最后的评分会影响承建商下次投标时的中标机会，并新设承建商名册，规定它们须符合ISO 9002标准的资格。

自1981年起，政府容许已有15年居留历史的寮屋区居民获得公屋单位。1984年，开始容许单身人士提出公屋申请。次年，房委会决定规定公屋租金不能高于收入中位数的15%。1987年，提出《长远房屋策略》。当中表明因第三型至第六型徒置大厦的设计与新建公屋相差甚大，而且维护成本高昂，因此须清拆重建。除此之外平房及廉租屋也在重建计划之内。因此计划要重建的项目实际上等同所有1973年之前的乙类屋邨。除此之外，它亦预计香港的公屋及居屋在1987年至2001年会分别出现供过于求及求过于供的情况，于是决定把部分公屋的建造标准提升至居屋水平，然后据政府评估来决定它们的单位将用来出租还是出售，因此它们一般采用多房单位式设计。

<image>

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间，香港由于实行了免费教育，以及需兴建大量基建，皆令建造业人手出现短缺，入行人数不足。此外，上述的26座问题公屋善后工作和香港人口增长都增加了公屋需求，前者更令房委会决定改善公屋兴建工序；同时因要增加密度及高度，所以传统的中央走廊或内院式设计被淘汰。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公屋出现了新的设计——和谐式大厦。建筑师卫翠芷认为它的命名可能受当时六四事件的影响，表达了希望社会“和谐”的愿景。当时的命名者也承认和谐这一命名跟社会讨论有关。它使用了各种由机械预制的组件。有关预制组件的比例在1990年代中落成的和谐式大厦中为18%。为配合上述生产模式，和谐式大厦亦改用单元式设计，以睡房为中心采用标准设计。除此之外，亦在每层预留核心区，区内单位面积不变。区外单位面积才因应组合而出现变化。该些大厦在1992年至2009年间落成。

1987年，政府决定推行《公屋住户资助政策》，让非因清拆等情况而入住公屋者接受持续的收入及资产审查，规定高于一定水平的住户需缴交更高租金。它的实质效果是推动他们购买自置居所。不过，更多的人愿意交双倍租而非购置居屋，令房委会收入增加。此外自1990年代起，港府以小政府及商业模式为目标缩减规模，提升公众形象，房屋署也不为例外。此一整体大方向成为后来公屋供应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房委会在当时亦开始推行“不资助商户政策”及以“协商方式”出租公共屋邨内的商店，把商户的租金调至市场水平，并选择在出租店铺时挑选更多连锁商店，或把一个街市及商场租给一个经营者管理。此举令公屋街市及商场能引进更多新型设施的同时，也令小店数量变少。1996年，实行《维护公屋资源的合理分配政策》，让根据《公屋住户资助政策》下需缴交双倍租金者进一步接受资产审查，超越界线者需缴交市值租金。它后来跟《公屋住户资助政策》一起统称为“富户政策”。对公屋受黑社会及暴力事件影响的抱怨声浪亦在这时期日益增加，人们不断要求公屋应具备居屋或私人楼宇水平的保安条件。因此公屋自1994年起开始推行综合保安计划。1997年初，房屋署署长苗学礼认为应大幅提高公营房屋的私有化成分，保障管理质素。同年6月28日，民主派占多数的立法局通过法案，规定房委会每次重新检讨的公屋租金不应超过收入中位数的10%。

### 八万五计划、孙九招与非标准型设计

1997年7月，香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由董建华任行政长官。他受前房屋司黄星华于港督彭定康鼓励下提出的计划及梁振英所影响，并为了证明中国人比英国人更有管治能力，增加港人归属感，而刻意增加房屋供应，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每年兴建至少85,000个公营及私营房屋单位。董建华的计划饱受地产商批评的同时，也让公屋平均轮候时间从约7年下降至3年，长者申请人则从3年下降至16个月。不过在当时香港受金融风暴冲击的大环境下，自置居所大幅贬值，负资产情况恶化，令上述计划饱受批评。最终为政府放弃；不过该些建屋项目部分源自彭定康为应对楼市泡沫而采取的措施。12月，租者置其屋计划开始推行，让公屋租户可购买其原本居住的单位，其前身为1991年推出的公屋出售计划。1998年开始，政府决定所有公屋住户都需接受《富户政策》约束。同年2月，政府发表《香港长远房屋策略白皮书》，预计1997年4月后的10年间香港房屋需求为80万个新住宅单位，因此希望在1999至2000年度开始每年兴建8万5千个房屋单位应付需求，包括每年5万个公屋单位。9月开始规定所有轮候公屋人士需接受收入及资产审查。下一年则推出“可租可买计划”，让公屋准住户自由选择租住还是购买单位，计划在2003年结束。1999年，修订《公屋住户资助政策》，规定原先因资产超标而需缴交市值租金的租户须离开，但给予一年宽限期。

2002年，孙明扬接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同年11月，他表示香港受经济转型、房屋供过于求、通缩等因素影响，令楼价严重下跌。为应对投资者及港人对房屋投资欠信心的问题，政府已检讨了房屋政策。于是推出统称“孙九招”的新政策，其中包括暂停兴建及出售资助公营房屋单位；承诺公屋轮候时间维持3年，但同时每年根据公营租住房屋的需求决定建屋量。受上述政策影响，房委会收入出现急剧下降，需出售旗下商场、街市、停车场予领汇（后称领展）。公屋单位的落成量在2006年下跌至4,400个；在2003年至2011年间建成量曾有3年为1万以下。部分当时接近完工或已完工的居屋获转变成公屋利用。有关方针廷续至第三届香港政府，令香港楼价一直上升，在2011年已升至1999年的两倍。也令更多香港基层市民因租金问题而被迫居住在㓥房等环境较恶劣的住所。私人发展商也在期间成功说服政府把原先的公营房屋土地储备释放给它们，影响后来的建屋计划。行政长官曾荫权在2011年承认政府在房屋政策上的表现失当。他在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承诺政府会于2011/12年度至2015/16年度期间每年平均兴建15,000个公屋单位。

此外在2003年1月，深水埗富昌邨及黄大仙竹园南邨发生电门磁石锁松脱，击伤居民的意外后，房署完成全港4,831扇屋邨电门检查，发现251扇门需要进行维修，占总数百分之五。2005年，非长者单身人士的公屋申请者占比从1999年的21%升至44%，当中不少是公屋租户的子女，对轮候册的消化构成压力。同年9月，房屋委员会资助房屋小组通过配额及计分制，要求非长者一人申请者按年龄计分，每年安排1000至2000个公屋单人单位，或编配额的10%。此一制度让40岁以下的一人申请者于当时轮候时间已估计超过3年。房屋署助理署长陈嘉信当时表示新申请非长者一人个案可能要轮候15年，并指出若不修改规定，那么这类个案可能占每年“整体建屋量的四至五成”。

2000年后，房委会的公屋开始逐步采用非标准型设计，以实际环境决定公屋的设计。其原因在于回应1990年代认为公屋过于一式一样的批评、香港土地资源问题令用于兴建公屋的用地不适合标准型设计、房委会达到《长远房屋策略》的要求后始有能力应付非标准型设计。首个采用非标准型设计的公屋是石硖尾邨第一期重建项目，于2006年落成。2008年开始，因发现把整个公屋项目都采用非标准型设计会令标准化组件变多及难以量产，而开始把非标准化的范围限定在公用地方，首个采用此模式的公屋项目为牛头角下邨第一期，2012年落成。2008年后新设计的公屋采用构件式设计，于中国大陆生产，然后运送到工地组装；并在设计及建造上虑及到环境保护和社会性发展，采用考虑微气候的设计、通用设计、环保建材。如自2009年起，房屋委员会试行以环境保护物料矿渣微粉部分代替水泥作为楼宇外墙的用料，以减少碳排放量。此举后在2016年应用至楼宇的楼梯。2014年起，公共屋邨陆续广泛采用LED灯，以减少耗电量。除此之外，公屋单位的编配面积也受“孙九招”下房委会收入减少影响，而尽量维持在接近最低每人7平方米的水平。

### 长远房屋策略

<image>

2012年9月，第四届香港特区政府成立长远房屋策略委员会。委员会在2014年12月发表《长远房屋策略》，它表示将以推算需求为基础建造更多公营租住房屋及出售单位，现存资源则应善用。其中初次目标为公营租住房屋及私营房屋为6比4。即使如此，2016年12月的预计落成量仍距离计划目标相差44,000个单位，平均轮候时间仍上升至4.5年——这有一部分可归因于附近市民反对公屋兴建。2015年7月起，香港部分公共屋邨及居屋被揭发食水含重金属量严重超标。因此房署在7月9日宣布将更换含铅量超标的水喉部件。

2016年12月9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修订《富户政策》，把入息及资产皆超过既定标准的住户须移出公屋单位的限制改为入息及资产其中一方超标即要移出，同时把须移出的入息标准从申请公屋时的入息限额3倍升至5倍，资产从84倍升至100倍。2017年10月生效。小组主席黄远辉认为此举有助短缺的公屋资源预留给更有需要者。2017年1月，运输及房屋局副秘书长（房屋）王天予表示若同一租户所有成员皆满55岁，那么1至3人家庭的资产限额会以4人家庭作标准。2月14日，房屋署向委员会说明该一政策下若是全部成员满60岁或是领取伤残津贴的租户，则可获免上述限制。之后亦公布全部成员领取综援的租户也可获免，同时强积金、退休金、保险金赔偿可获免当作资产计算。

2018年第五届香港特区政府则把公营房屋的比例提升到7比3。不过实际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仍继续增加居屋于公营房屋的占比，并在2017年11月表示80,000个公屋单位就足够。2018年时亦宣布新增过渡性房屋措施，与酒店及非政府机构合作提高设有租住时长限制的单位。次年再宣布以“组装合成”建筑法，加快兴建过渡性房屋。公屋轮候时间在这段期间仍因夫妇及来自中国大陆的新来港人士的需求旺盛，而在2021年上升至5.8年。此外在2022年6月，过渡性房屋的轮候时间已升至约3年。同年，第六届香港特区政府决定推行简约公屋，让轮候公屋满3年者申请。其采用简约设计，且租金较传统公屋低。成功入住者的传统公屋轮候资格不受影响。同时采用跨部门合作及加大房屋局权力的方式增加土地及公营房屋供应。除了另觅新地外，政府也有意透过重建旧屋邨的方式增加供应。

## 申请与迁出

### 申请

在香港欲申请香港房屋委员会之公屋的人需年满18岁，且他本人及其家庭成员须在香港居住，拥有香港入境权。在提出申请时入息及资产不可超越官方规定之上限。获确认符合资格者则于之后电脑随机编配所选地区的屋邨及单位。除非拥有医院管理局或社会福利署提出的证明表示申请人不适合获编配的单位外，每个申请最多可获3次编配机会。轮候期间可参与“特快公屋编配计划”，以较快的方式获配一般情况下较不受欢迎的单位。轮候公屋满3年者亦可申请入住简约公屋。成功入住者的传统公屋轮候资格不受影响。

### 迁出

公屋的一般居住者没有居住年限，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或自愿迁出，那么他们也可以在当中居住一辈子。以下将列出会导致租户迁出的情况。

#### 富户政策

1987年，政府决定推行《公屋住户资助政策》，让非因清拆等情况而入住公屋者接受持续的收入及资产审查，规定高于一定水平的住户需缴交更高租金。1996年，实行《维护公屋资源的合理分配政策》，让根据《公屋住户资助政策》下需缴交双倍租金者进一步接受资产审查，超越界线者需缴交市值租金。之后经过修订后，现今执行细节如下：

除了是全部成员皆年满60岁、领取综援或伤残津贴、合资格领取伤残津贴，或是上述类别成员之组合、持合租租约的住户外（下称上述条件为“豁免条件”），若住户住满10年，或透过“批出新租约政策”及“公屋租约事务管理政策”来符合公屋租户资格的认可租户，则每2年需进行一次收入及入息审查。若审查时被发现每月入息上限定在入住出租公屋入息限额5倍，或是资产上限超越申请出租公屋入息限额100倍，则需要搬走，相关住户亦不可在香港拥有住宅物业。若家庭内拥有领取或合资格领取伤残津贴的成员，那么可在超额及任何成员没在香港拥有住宅物业时不用搬走，但需缴交更高租金。此外，除符合豁免条件的租户外，入息超越指定限额但没到5倍的需缴交更高租金；若他们在4年的入息皆超过申请限额“四倍但不多于五倍”，亦需搬走。

此外，根据房委会在2023年5月通过的修订，除符合豁免条件的租户外，他们需每2年申报在香港有没有拥有住宅物业，须于置业后一个月内申报，否则有机会被终止租约。而须要迁出的租住公屋富户，租户暂准居住证的有效期限减至4个月。同年10月起有关建议正式实施。

#### 其他制度规定

2003年SARS冠状病毒在香港引起疫情后，房委会引入了“屋邨清洁扣分制”，之后在2006年改名为“屋邨管理扣分制”。它主要用于规范公屋租户在屋邨范围的行为。起始分数为16分，之后会因养狗、积存污水滋生蚊虫、在阳台外挂地拖等行为扣分。被扣分数2年内有效。若在2年内被扣满16分，租约即告终止。除此之外，若租户干犯“把单位分租”等被房委会视为“严重滥用公屋”的行为，也会被终止租约。

## 回响

### 政策效果

2025年首季，香港约有213万人（约3成人口）居住在公屋。据香港政府扶贫委员会2020年发表的《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公屋让265,900人脱贫，也令住户的贫穷率跟政策介入后的私人楼宇和自置居所（有按揭）居住人口接近。2013年的政府研究显示，公屋是仅次于综援的扶贫措施。

叶兆辉进一步指出，公屋除让基层市民有安居之所外，还令他们节省在私人市场租住单位时需缴交的昂贵租金，拥有更多资源投资下一代。他也分析了2014至15年度私人楼宇租户和公屋租户的每月结余情况，发现公屋租户的结余状况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私人楼宇租户，达到已还清房贷的自置物业业主的水平。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梁启智在《香港公屋：方格子的呐喊》中亦表示，公屋租户即使收入属于基层，但亦能够“买最新型号的智能电话，可以趁假期去台湾甚至日本旅行”。他们在政策上亦有优待，如政府财政允许时有机会获租金减免，以及购买供不应求的居屋时也较大机会于抽签时抽中。Jens Kandt等人的研究亦显示，在调整了混杂因素后，一个地区公屋比例愈高，过早死亡率便愈低。他们认为原因可能在于低租金有助增加健康方面的开支、房屋署的维护标准比低端私人租赁住宅高、不少公屋兴建在市中心等高质地段，有助减少污名。

### 文化

#### 邨内文化

<image>

早期至1990年代的公屋常为了尽量利用土地而设计成长型，甚至可能把数座大厦以走廊连接，因此邨内的儿童常利用这一地型来捉迷藏。至于H型徒置大厦和旧长型大厦的每一层一般都有一个大堂，因此居民有时会以这一空间从事各种活动，例如踢球、打麻将、聚餐；同样发挥类似休憩空间作用的还有屋邨公园。自2002年开始，为回应市民对保留集体回忆的需求，并平衡发展诉求，不少公屋在重建后会再加入有关该屋邨重建前的纪录或特殊象征，如牛头角下邨在重建后设有“文化廊”；房委会亦为此联同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及牛头角下邨居民推出回忆册《回忆·情 : 在牛头角下邨的共同岁月》。至于石硖尾邨的部分大厦则获保留成为“房屋博物馆”；它的第17、18座曾于2005年暂时成为“石硖尾人文馆”。石硖尾邨的美荷楼则获改建为生活馆及青年旅舍，前者展出了由旧居民提供的生活展品。

除此之外，部分公屋亦成为灵异故事的背景地点，如华富邨便有传前身是日占时期的乱葬岗，其中有一棺木在后来建邨时不能移走，任何触碰棺木的人都会染病，于是便以混凝土封著了事；荔景邨某单位在1984年发生情杀案后，便有传该处因闹鬼而以砖头封掉。

#### 相关作品

##### 照片

2012年左右，香港本土意识兴起，令他们更喜欢旧式公屋等具香港特色的事物。同时，游客也较喜欢以“深度游”的方式游览香港，渴望了解一个地方的“真实一面”与历史，因此他们也更对早期的香港公共屋邨更有兴趣。例如在1962年落成的彩虹邨因其历史久远及容易到达，加上它在设计上以一群画上彩虹色彩的楼宇包围着中间的两层停车场顶楼，都令它成为游客的拍照“打卡”热点。亦有香港居民在那拍照“打卡”。日本艺术家藤原力曾来到香港，到彩虹邨创作一本冒险游戏书，让读者可以跟着著作内容游走该邨。除此之外，南山邨飞行棋游乐场、乐华邨圆形墙壁、励德邨圆形双子塔、华富邨圆形天桥亦成为“打卡”热点。

部分政治人物会来到公共屋邨拍照，探访当中的住户，以塑造出亲民的形象。如1964年，美国副总统尼克逊在彩虹邨拍下于围观民众的视线底下打羽毛球的场景。1975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港时亦前往爱民邨探访该邨的家庭，而当时只有她身处的楼层被封锁，于是其步出单位的一刻被其他楼层的居民围观——此一场面被当时的记者拍成照片，于她去世后此一照片再度于香港网络广传。曾俊华在2017年竞选香港行政长官期间到了一座位于狮子山附近的Y型大厦（鹏程苑）拍照，以在构图上传达自己亲民的形象。

2018年，从读书时期开始走遍香港二百多个屋邨，并拍下了二十万张照片的梁玮鑫以一张拍摄沙田乙明邨的“外露式楼梯”获得《国家地理》杂志及会德丰丰地产合办的国家地理会德丰青年摄影大赛“香港地”组别佳作奖。

##### 影视作品

此外，亦有部分以不良少年为主角或改编自他们引发的罪案的电影以公屋为背景。比如改编自秀茂坪童党烧尸案的《三五成群》、以慈云山邨的著名童党为主题的《慈云山十三太保》、有部分场景取自蓝田邨的《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公屋也因它成为象征庶民的符号而为电影借用，如《呖咕呖咕新年财》、《义不容情》、《大时代》都以其中的角色住在或成功获编公屋来说明他们的身世。《富贵逼人》和《香港制造》则讲述居住在公屋的居民或弱势角色本身的故事。前者刻画了居民日常居住面对的私稳及噪音问题；后者则借角色来讽刺社会现实。

2014年3月31日，改编自高登潮文《女朋友带你返屋企食饭》的短片《公屋潮文 公屋·居屋·私楼》上载到YouTube后，成为当年香港Youtube热门影片排行榜的第10位。它讲述男主角上女朋友家见她的母亲，被后者问及自己住在哪时所得到的反应。它模拟了三套场景，分别是男主角给出“公屋”、“居屋”、“私人楼宇”后的不同反应。若回答的是“公屋”，那么则会被冷待；反而回答的是“居屋”或“私人楼宇”，那么则被她善待。制作团队后来推出后续《沉默的男人》，讲述男主角女友的父亲因香港大环境及个人济遇，而连续面对财务困难，最终于家中失去话语权，在该一次聚餐中只能保持沉默的故事。

### 火警闪灯加装问题

房屋署在2017年时未有为租住公屋的聋人或弱听住户加装火警闪灯，有住户主动申请亦被拒绝。2017年12月有政党及一群聋人到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房屋署违反《残疾歧视条例》。工党主席郭永健指出，聋人不应因为先天障碍而被剥夺基本生存权利，他批评房屋署作风官僚，不应以资源为由拒绝聋人或弱听住户申请火警闪灯。聋人机构“龙耳”创办人邵日赞估计，至少一千户的租住公屋有聋人，过往曾经多次向房屋署反映要求加装火警闪灯装置，但当局说没有这政策，他认为房屋署在2017年才决定研究是过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