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六日危機

五月十六日危機（法語：Crise du 16 mai 1877）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初年的一場憲政危機。1877年5月16日，保王派出身的共和國總統帕特里斯·麥克馬洪元帥致信總理朱爾·西蒙，指責他未在眾議院維護政府立場，並聲稱自己「雖不像您那樣對議會負責，卻對法國負有一份責任」。西蒙當日辭職，麥克馬洪改任保王派的阿爾貝·德·布羅伊組閣。這是1875年體制建立以來，總統首次迫使一個握有議會多數的內閣去職。

眾議院左派隨即以363名議員聯署《告國民書》抗議，史稱「363人宣言」。麥克馬洪令兩院休會一個月，復會後於1877年6月22日取得參議院的意見相符同意，6月25日簽署法令解散眾議院。此後四個月里，布羅伊內閣以官方候選人制、大規模撤換省級官員、追訴共和派報刊等手段介入選戰。萊昂·甘必大在8月15日裡爾的一場集會上斷言，一旦法國表明意志，「就只能要麼屈服，要麼下台」，並因此兩度被缺席判刑。

1877年10月14日與28日兩輪投票，共和派仍以326席對207席保住多數。麥克馬洪先以軍人組成羅什布埃內閣抵抗，眾議院則拒絕與之往來並凍結預算；在無人肯簽字非法徵稅、參議院亦不願再次批准解散的情況下，麥克馬洪於12月13日召朱爾·杜弗爾組閣，並在12月14日的咨文中承認議會制。1879年1月參議院改選後共和派亦取得上院多數，麥克馬洪於同月30日辭職，由儒勒·格雷維繼任。

危機的憲制後果遠大於其政治後果。1875年憲法賦予總統的解散權此後陷入廢棄不用：法學家萊昂·狄驥稱那次解散「把這套裝置的發條弄壞了」，使這項特權「事實上已從我國政治法中消失」，總統由此淪為「議會的夥計」。議會至上與隨之而來的內閣不穩定成為第三、第四共和的結構性特徵，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國憲法第12條把解散權無條件交還總統，這一格局才告終結。

## 背景

### 1875年憲法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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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11月20日的法律把行政權授予麥克馬洪元帥七年，即所謂「七年任期制」（septennat），該權力以「共和國總統」名義行使，直至憲法性法律另作修改。1875年1月30日，瓦隆修正案以353票對352票、僅一票之差獲得通過，首次在憲法文本中寫下總統由參議院與眾議院合組的國民議會選舉產生。1875年2月25日《關於公權組織的憲法性法律》第2條據此規定總統由兩院合組的國民議會以絕對多數選出，任期七年，可連選連任。

危機的全部法律爭點集中在該法的三個條文上。第5條規定：「共和國總統經參議院意見相符（avis conforme）之同意，可在眾議院法定任期屆滿前解散之」，此時須在三個月內召集選舉團重新選舉。第6條規定各部部長「就政府總政策對兩院負連帶責任、就個人行為負個人責任」，而共和國總統只在叛國罪的情形下負責。第3條末款則規定總統的每一項行為都須由一名部長副署。

條文寫的是部長對「兩院」負責，這一措辭日後成為爭議之源：1877年後的慣例演變為內閣只對眾議院負責，但1875年的文本並非如此。總統不負責任、其行為由部長副署因而由部長擔責——這一組合是議會制的經典推論，也正是麥克馬洪在1877年12月14日咨文中據以自認1875年憲法即議會制的文本依據。

把解散權繫於參議院同意，是1874年布羅伊「大議會」方案即已確立的立法本意：不讓總統獨掌這一利器，也不使他單獨面對激憤的輿論。1875年1月6日，麥克馬洪即以總統咨文要求優先討論參議院法案，理由是參議院既是「保守利益的保障」，也是他有效行使解散權的必要保障——彼時解散權尚不存在於任何已通過的法律之中。解散權與保守派參議院從設計之初就是被綁在一起構想的。

共和派在制憲辯論中即已預警：解散權與參議院一樣，都是對人民主權的不信任；一個由「小圈子」產生的參議院與總統分享解散權，將使野心勃勃的總統得以利用兩院間遲早爆發的對立，合法地損害人民主權原則本身。兩部憲法性法律的漏洞如此明顯，以致新體制無法立即運作，各公權機關在法律上仍不得不繼續依據舊法運行。

1873至1879年這段由公爵與保王派主導的「道德秩序」時期，後來被丹尼爾·阿萊維命名為「公爵共和國」（la République des ducs）。

### 1876年的兩院

1876年2月20日與3月5日兩輪眾議院選舉中共和派大勝。共和派約占全院三分之二議席。

同時選出的參議院兩翼力量相當、中間派居間，總體上傾向麥克馬洪；波拿巴派與各色右翼雖眾，並未取得穩定多數。

於是形成一個在巴爾托默夫看來註定要爆發的結構：總統仍是一個由君主派保守議會早年選出的人，他無法接受共和派即將主張的「兩院全能」論。依1875年憲法，參議院既不能被解散，反而必須就解散民選眾議院一事被徵詢意見；比利時政治家諾托姆曾斷言，一個同時免於「批量任命」與免於解散的參議院，將是一個全能的機構。

### 朱爾·西蒙內閣與教權問題

麥克馬洪接受朱爾·西蒙於1876年12月出任總理是附帶條件的。據阿諾托所引麥克馬洪的講話，西蒙必須駁斥甘必大關於「眾議院萬能」的學說，必須承認共和國總統在憲法劃定範圍內的獨立性，並須承諾不對公務員進行「思想傾向審查」。西蒙本人事後則表示，他並非自己組成該內閣，只是接掌了它的總理職位。這一內閣自組建之初即根基不穩。

1877年春，教權派問題把衝突引爆。5月1日，左派三個議會黨團的主席勒布隆、洛塞達與馬爾塞爾聯署提出質詢，矛頭指向「越山派的活動」。5月4日，甘必大在眾議院演說，結尾稱：「我不過是在轉述法蘭西人民內心的情感——我要用我的朋友佩拉一日所言來評說教權主義：教權主義，這就是敵人！」此語引發長時間歡呼，會議實際中斷了一刻鐘。

同日眾議院以346票對114票通過一項附理由日程，請政府動用合法手段鎮壓越山派的鼓動；西蒙代表政府表示接受，保王派議員保爾·德·卡薩尼亞克遂譏諷「政府不是接受它，是把它吞了下去」。

關鍵在於該動議中沒有出現「信任」一詞，政府雖曾試圖加入這一「神聖字眼」卻一無所獲。麥克馬洪身邊注意到了這一點，而這一情況正促使他結束了尚存的猶豫。5月3日晚，麥克馬洪破例召見西蒙，對他說：「我只責怪您一件事，就是太聽那些人的話。我們可以不要他們，我們一起來治理。」西蒙答稱自己是個固執的議會派；據其記述，隨著他說下去，「烏雲在我們之間升起」。

5月4日表決後麥克馬洪本欲次日即撤換西蒙，是布羅伊勸阻了他：與內閣決裂雖已不可避免，但無論為教會計還是為衝突的勝負計，都不應讓衝突在一個宗教問題上爆發。馬爾塞爾同樣認為，自5月4日表決之後內閣的命運即已註定，麥克馬洪雖已決意動用其總統特權，卻大概不願在一個純屬宗教性質的問題上行使它。這兩項判斷出自對立陣營卻完全一致。

## 五月十六日

### 麥克馬洪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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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5月15日，眾議院討論並通過廢除1875年一部新聞出版法的第二編，西蒙未加反對。據當事人馬爾塞爾記述，這是壓垮麥克馬洪耐心的最後一滴水。5月16日約上午8時，元帥讀完《政府公報》後當場口授了那封信並立即送往內政部；隨後趕到的隨員意識到後果嚴重，曾派人去追回，但信已到西蒙手中。

信刊於1877年5月17日《政府公報》第134號的「非官方部分」，抬頭為「內閣總理先生」，通篇未具名西蒙。信提出兩項指責：西蒙與掌璽大臣都未在議席上陳述足以阻止廢除新聞法的重大理由，而此前多次內閣會議都議定由二人出面反對；眾議院討論市鎮法並通過若干條款時，西蒙自己曾在內閣會議上承認這些條款的危險，身兼內政部長的他卻未參與辯論。信隨即質問：內閣首腦的這種態度令人懷疑他是否還保有在眾議院貫徹其主張所必需的影響力。

信中最關鍵的一句提出了整場衝突的法理命題：

同號「官方部分」另以5月16日為期公告：諸部長已提出辭呈，總統予以接受。西蒙當日覆信，開篇即稱這封信使他負有遞交辭呈的義務，並就兩點作了辯解。

馬爾塞爾作為共和派當事人對此舉的憲制定性是雙重的：麥克馬洪寫信「絕對在其權限之內」，因為1875年憲法賦予總統選擇部長之權；但同樣確鑿的是，按該憲法的精神，總統應當從兩院多數中選取部長。他並記載，信的末句當時立刻被解讀為「越過眾議院向國民發出的呼籲」，這一原本可以「非常合憲地了結」的事件因而被各方誇大，被稱為一場政變。

當代學界的標準表述是麥克馬洪「迫使」西蒙辭職，而非「罷免」——1875年憲法並未賦予總統罷免部長之權，形式上西蒙是自行辭職。

### 布羅伊內閣

5月17日的一組總統法令任命布羅伊為掌璽大臣兼司法與宗教事務部長，另一道法令任命他為部長會議主席；同組法令另任命德富爾圖為內政部長、卡約為財政部長、布呂內為公共教育部長，並把宗教事務行政從司法部剝離、併入公共教育部。

新內閣上任當日即通過哈瓦斯通訊社發布公報，把總統的政策概括為「對內嚴格維持公共秩序，對外審慎保障和平」。5月17日下午眾議院開會時尚無內閣，甘必大受託在議場發言，最後提交一份日程動議，聲明「多數派的信任只能給予一個行動自由、決心按共和原則治國的內閣」，眾議院以347票對149票通過。

### 363人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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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下午，內政部長德富爾圖代總統在眾議院宣讀咨文，布羅伊在參議院宣讀同一咨文。咨文末尾告知兩院：部長們將宣讀一道休會兩院一個月的法令。法令依1875年7月16日《關於公權組織關係的憲法性法律》第2條作出，令兩院休會至1877年6月16日。甘必大與參議員貝朗熱試圖就咨文發言，均被議事規則和部長們阻止；宣讀法令後議長格雷維當即宣布不得再有討論或表決，並對甘必大說出那句著名的告誡：「留在合法性之內。」

散會後，共和派議員立即前往凡爾賽的水庫飯店集會，由馬爾塞爾主持、路易·勃朗與弗洛凱襄助。甘必大主張：既然被剝奪了講壇，就應當直接向全國發表一份由議員逐個簽名的《告國民書》。與1830年「221人」的類比在當天現場即已出現：議員拉蒂耶當場喊出「就像221人一樣！」，甘必大接過話頭稱這一復辟時代的記憶是貼切的，因為「我們面前的僭妄讓人想起波利尼亞克」。宣言由甘必大的助手斯普勒當場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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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開篇即把休會定性為「新的戰鬥內閣的第一個動作」，並明言休會只是等著從參議院取得解散眾議院的法令；它並指出，一個「在任何一次表決中都從未失去多數的內閣，未經討論就被打發走了」。結尾把賭注押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上：「至多五個月內，法國將有發言權……共和國將比以往更強大地從民眾的票箱中走出來」，並要求共和派公務員堅守崗位、直到被撤職為止。

簽名達到363之數。馬爾塞爾指出，「363」這個數字，如同1830年的「221」一樣，自此成為一句口號、一面旗幟，它單獨一個就概括了共和派的處境與姿態——以議會權利對抗昭然若揭的個人權力主張。同日參議院的共和派亦通過一份宣言，由107名參議員簽署，但他們在參議院內仍屬少數——而整場行動能否成功，恰恰取決於參議院裡的多數。

馬爾塞爾二十年後回看時承認，這股沸騰主要發生在凡爾賽和巴黎的政治圈內，外省當時反倒是猶疑的——真正把外省推上前線的，是內閣自己後來的過度舉措。

## 解散眾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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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院於1877年6月16日復會，休會恰滿一個月。同日麥克馬洪向參議院提交咨文，援引1875年2月25日法第5條，正式請求參議院給出意見相符的同意；咨文由布羅伊副署。他提出的核心論據是：當各公共權力之間存在這樣的分歧時，解散正是憲法本身所規定的、用以終結分歧的手段。咨文把解散的直接理由歸於363人宣言，稱休會令剛一宣布，就有「三百多名議員」發表宣言抗議他行使憲法權利。他並已在此預告要訴諸選民，明言期待法國「選出那些承諾輔佐我的人作為它的代表」。

1877年6月22日參議院表決：投票279人，絕對多數140票，贊成149票，反對130票，解散案通過。表決通過後，參議員佩拉當場驚呼「這是參議院的死亡！」反對解散的拉布萊則預言此舉將把元帥置於「屈辱與退位之間」——甘必大八月里爾演說的那個著名兩難，在參議院辯論中已先行出現。

參議院的決議全文僅一條，由議長奧迪弗雷-帕基耶公爵署名。6月25日，麥克馬洪簽署解散法令：第一條「眾議院著即解散」，第二條「選舉團將在三個月期限內為新選舉而召集」，法令明示其依據為1875年2月25日法第5條及參議院6月22日的同意，由布羅伊與德富爾圖副署。副署此令的二人，正是隨後主持十月大選行政施壓的內閣總理與內政部長。

## 十月大選

### 官方候選人制與行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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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伊內閣利用把選舉拖到10月14日的這段長時間，籌劃了法國前所未見的最粗暴的競選之一。據選舉後的資格審查報告可知政府所用手段之無窮：獨占白色告示、省長施壓、撤換官員、關閉酒鋪、循科層系統調動憲兵，一切都被用來確保363人落敗。5月31日，德富爾圖向各省省長發出通令，要求一旦發現有人在酒館、劇場等公共場所散布「假消息」即移送司法。為使這套機制運轉，內閣首先大換人事：《政府公報》5月20、21、22日三號「滿是」任免省長、秘書長、副省長的法令。

布羅伊內閣隨即大規模撤換省級人事：德富爾圖在不到兩個月內調換了逾兩百名省級官員。9月19日，麥克馬洪向全國發表告國民書，聲稱：「行使我的憲法權利，並經參議院同意，我已解散眾議院。有人告訴你們說我想推翻共和國；你們不會相信這話。」

行政壓力一直下達基層：省長要求小學教師配合官方候選人，否則去職。1878年共和派掌權後，其省長又反向撤換支持過官方候選人的教師。

### 「要麼屈服，要麼下台」

1877年8月15日，甘必大在里爾的一場私人集會上說：

當法國發出它主權的聲音時，請相信，諸位，就只能要麼屈服，要麼下台。

原句用的是無人稱的「就只能」（il faudra），並非對麥克馬洪的當面通牒。演說經速記整理後刊於《共和國報》，布羅伊內閣隨即提起追訴。9月11日，塞納輕罪法庭第十庭以對共和國總統不敬及對部長侮辱兩罪，缺席判處甘必大三個月監禁及2,000法郎罰金。甘必大在10月6日的競選通函中重複了這一二擇一，同法庭第九庭遂於10月12日——首輪投票前兩天——再度缺席判處他三個月監禁及4,000法郎罰金。

馬爾塞爾指出，這一句式之所以效力倍增，正因為內閣自己把它提交法庭、指為對總統的侮辱，從而親手把它標舉到全國公眾面前，賦予它最能使之流行的特徵。

共和派的選舉策略是把363人全部定為「必選候選人」。在363人的號令下，共和派內部的競爭性參選全部停止，全巴黎僅一人試圖抗命並被迅速壓服；這場協調孕育了此後屢屢在危局中救急的「集中」政策。

###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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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輪投票（10月14日與28日）後，新一屆眾議院共和派得326席、右派207席。共和派雖較解散前淨失約四十席，仍保有明確多數。

得票方面，據阿諾托轉引達韋內爾的統計：登記選民9,948,070人，投票8,012,714人，投票率80%；共和派得票約434萬占52%，內閣派約364萬占48%。

甘必大曾預言363人將以400人之眾重返議會，實際只回來315人。1939年的法學博士論文總結道：甘必大的預言並未完全應驗，363人反而丟了一些席位；但選舉後多數並未易手——它雖不如從前強大，卻同樣緊湊。不到三周後的11月4日省議會與區議會改選中，共和派再奪113席，並在14個新的省份取得多數；布羅伊本人在厄爾省的省議會選舉中落選。

## 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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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伊內閣於1877年11月19日辭職。麥克馬洪早在11月18日即致電駐波爾多的羅什布埃將軍，命其次日赴巴黎。羅什布埃以自己「不搞政治」為由推辭，麥克馬洪答以「現內閣是一個過渡內閣，負責處理國事、靜觀其變」，羅什布埃遂接受。羅什布埃內閣據11月23日諸敕令組成，是麥克馬洪首次在議會之外遴選閣員而組成的內閣；十名閣員中有三人是在10月大選中落選的官方候選人。

把總理之職交給一名將軍，在議會看來即是內戰與政變的預告。眾議院以315票對207票通過馬爾塞爾提出的附理由日程，宣告該內閣「以其構成與來源而言是對國民權利與議會權利的否定」，並明白宣布「本院不能與該內閣發生關係」。馬爾塞爾把文稿送呈議長格雷維時，格雷維以「這違憲」為由拒絕代讀，馬爾塞爾遂收回文稿稱「那我自己來讀」，徑上講壇。

真正把麥克馬洪逼到絕路的是預算。1877年度預算的討論因5月16日之舉、解散與大選而中斷，政府到年底將無款可用。12月4日，費里代表預算委員會宣布：在出現一個真正的議會制內閣之前，委員會將不就四項直接稅提出任何報告。12月8日，麥克馬洪經內政部長致各省省長的電報顯示他一度決意死扛：「有人指望我辭職；他們得不到。我在預算被否決之前不會再動。」

愛麗舍宮一度研究再次解散，但參議院議長奧迪弗雷-帕基耶告以參議院不會通過第二次解散。巴特比受命組織的抵抗內閣方案是以法令強行徵收預算、再次解散並宣布戒嚴，即所謂「一個加強版的五月十六日」；麥克馬洪接受解散的想法，卻在戒嚴一條上拒絕，理由是那會使人懷疑他意在獨裁，而他「自覺沒有當獨裁者的材料」。方案最終因找不到肯簽字非法徵稅的財政部長而流產：普耶-凱爾捷斷然拒絕出任財長，並力勸重開與杜弗爾的談判。

軍事準備確實存在，其性質則有爭議。羅什布埃以召開陸軍最高委員會為名，用電報把各軍軍長召到巴黎；各兵營奉命備齊兩日的動員口糧與馬料並回報。但麥克馬洪對軍隊的態度並無十足把握：據傳在該委員會上，前總理西塞將軍以一句「這一切都很好。就算成功了，然後呢？」使討論戛然而止。

羅什布埃最終向麥克馬洪攤牌，把局面歸結為三條出路：辭職；正面抵抗，訴諸強硬措施並重新召集選民；或屈服，召杜弗爾組閣。麥克馬洪一度已起草過辭職咨文，內有「被參議院拋棄，我的責任就是辭職」之語，經人告以參議院其實傾向支持他方才作罷。12月11日下午四時，他在部長會議上宣告讓步，特命羅什布埃與杜弗爾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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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的一組敕令任命杜弗爾為掌璽大臣兼司法部長並行使總理職權，刊於12月14日《政府公報》。咨文本身則落款1877年12月14日，刊於12月15日號。

## 麥克馬洪辭職

1879年1月5日舉行參議院三分之一改選，共有66名共和派參議員進入上院，使左派聯合在參議院取得40至50票的多數；參與投票的37個省份中，僅7省由君主派取得多數，波拿巴派全線崩潰。阿諾托稱此為「五月十六日之後的後衛戰」。

麥克馬洪的辭職咨文落款為「凡爾賽，1879年1月30日」，同日下午在兩院宣讀；信中說明辭職的直接起因是內閣就軍隊高級指揮職位提出他認為有損軍隊利益的方案。格雷維繼任總統。

## 影響

### 「格雷維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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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2月6日，新任總統格雷維向兩院發出咨文，宣稱：「我真誠服從議會制這一偉大法則，絕不會與通過憲法機關表達出來的國民意志相對抗。」這句話被視為總統放棄與議會對抗的原始文本，史稱「格雷維憲法」（constitution Grévy）。阿諾托認為，隨著2月8日格雷維正式接見外交使團，一切手續告成，「議會制共和國已經奠立」。

### 解散權的廢棄

危機最深遠的後果是解散權的死亡。1918年，萊昂·狄驥指出：1875年以來解散權僅在1877年由麥克馬洪行使過一次，而正是那次解散的具體情形「在某種意義上把這套裝置的發條弄壞了」，從此這項行政權特權「事實上已從我國政治法中消失」。他並斷言，儘管憲法條文賦予總統解散權與否決權，法國實際上並未實行真正的議會制：政治優勢「專屬於議會、並在議會內部專屬於眾議院」，總統「不再被視為國民意志的代表機關、與議會平起平坐，而只是單純的執行代理人、議會的夥計」。

阿德馬爾·埃斯曼則把病灶歸於參議院同意這一條件：解散權因此喪失大部分效力，這一議會制的核心裝置「在我們這裡極有可能生鏽」；「經歷了五月十六日的往事之後，參議院只有在萬不得已時才會批准解散」。他並指出，1877年的參議院尚是最初的保守派構成，故能輕易批准解散；而在參議院真正共和化之後，它只有在輿論確實要求時才會批准解散——若如此，則解散反而只會是一項有益之舉。

危機還直接改寫了法律條文。1877年解散後，因1875年2月25日法第5條「三個月內召集選舉團」措辭含混，1884年8月14日的憲法修正法遂將條文改為「兩個月內重新集會舉行選舉、眾議院在選舉操作結束後十日內集會」。1878年4月3日法第3條另規定，眾議院一經解散、直至選舉操作全部完成，總統即便臨時也不得宣布戒嚴；該法確立戒嚴原則上只能由兩院宣布，正是為防止「五月十六日時期」政府濫用戒嚴的做法重演。

埃斯曼另注意到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自1875年憲法施行以來，總統罷免部長之權僅行使過一次，即1877年5月16日；且此舉當時還以頗為隱晦的形式宣布——《政府公報》先稱部長「向總統提出辭職、總統予以接受」，直到總統咨文才把事實原樣說出。

### 後續憲法中的解散權

法國政治學界把1877年之後解散權的命運定性為「陷入廢棄不用」，且明確指出這只是「部分地、而且僅僅是部分地」歸因於須經參議院同意這一條件。帕羅迪把這一後果概括為解散權在意識形態上被「中性化」，並據此論證第三、第四共和都談不上擁有「純粹解散權」。他進而提出，理解第三共和制度的鑰匙正在於「單名兩輪多數制減去解散權」這一減法——解散權的缺席本身是該制度的結構性特徵。

1946年法國憲法第51條為解散權設下嚴格前提：須在同一個十八個月期間內、依第49與50條的條件發生兩次內閣危機，方可由部長會議在聽取國民議會議長意見後決定解散；且該條在一屆立法期的頭十八個月內不適用。1954年12月7日的憲法性法律並未修改第51條本身，而是經由第49條與第52條間接放寬了解散：1946年原文規定解散的代價是政府須交出總理與內政部長兩個職位，1954年改為「解散時內閣整體留任」。

1955年12月1日的解散令明文以第51條為依據，載明觸發條件是國民議會1955年2月5日與11月29日兩次依第49條拒絕信任；該令由總統勒內·科蒂簽署、總理埃德加·富爾副署——即由被解散議會的現任總理本人副署解散令，且其在解散後留任，這正是1954年新第52條在法理上的保證。富爾一年前正是以財政部長身份副署了那部修憲法律。

1958年第五共和國憲法第12條把解散權交還總統個人：總統僅須「諮詢」總理及兩院議長即可解散國民議會，無須任何機關的同意，唯一限制是選舉後一年內不得再次解散。帕羅迪認為，1958年引入的這一「純粹解散權」是該年制度革命中最重要卻最少被強調的改革之一。

## 史學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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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場危機的解讀自始即分為兩支，且分歧不在史實而在定性。

共和派敘事把它讀作一場未遂政變。馬爾塞爾記載，信的末句當時立刻被解讀為越過眾議院向國民發出的呼籲，事件因而被稱為一場政變。戈蓋爾徑稱麥克馬洪的行動為「合法政變」，並認為這場「冒險」最終確立了第三共和「左翼的正當性」，使共和派借反教權主義完全統一起來。

法學界的判斷則相反。狄驥明確區分「內閣式解散」與「總統式解散」，認為麥克馬洪5月16日所為屬後者，並斷言「即便可以批評其政治上的時機選擇，其憲法上的合法性也無可爭議」。這與共和派當事人馬爾塞爾的自陳一致——他同樣認定麥克馬洪寫信「絕對在其權限之內」，只是違背了憲法的精神。1939年的法學論文則把爭點表述得更細：西蒙「也許略微誇大了字面」，把這封信讀成了一次罷免。當代研究亦指出，麥克馬洪的兩個動作——要求總理作出解釋、與一個月後經參議院同意的解散——在1875年憲法的文本上都站得住。

就長程影響而言，比德加雷認為五月十六日危機與「格雷維憲法」共同把法國議會制那一「奠基性的轉喻」——以部分（眾議院）代替整體（國民）——制度化，這一重大變形一直延續到第五共和，無論文本與情勢如何變化。巴爾托默夫在1939年即已提出同一方向的觀察：憲法性法律未曾寫下、而由三權相互對抗中形成的諸多不成文規則，最終正是在五月十六日危機中定型。

奧迪爾·魯戴爾《絕對共和國》一書的問題意識並非1877年本身，而是「為什麼法國始終在自身內部孕育著一股主張修憲的潮流」。魯戴爾本人則在1995年把「絕對共和國」的確立定在1880年代末，認為關鍵時刻是1887年12月茹費理競選總統失敗，而非1877年——她認為「立憲共和國」正是懂得在權力問題上讓步的共和國。戈蓋爾亦提示，1877年的政治後果在十年後的1887年總統危機中再度得到確認，兩者共同把總統職位貶為「名義性或裝飾性的機構」。

## 外部連結

- 《政府公報》1877年5月17日號，載麥克馬洪致朱爾·西蒙的信全文（法文）
- 《政府公報》1877年6月26日號，載解散眾議院的法令與參議院的同意決議（法文）
- 《政府公報》1877年12月15日號，載麥克馬洪1877年12月14日的咨文（法文）
- 甘必大《政治演說與辯護詞集》第七卷，收危機全時段演說、里爾演說原文及相關判決（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