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的後續影響

六四事件的影響是指在1989年6月，中國北京八九民運（或稱六四事件）結束後，對於不同層面的影響。

## 事件的後續

1989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國務院一連三日舉行擴大會議，正式通過在十月一日前撤消北京市戒嚴令及結束清查。對1989年10月1日的國慶，當局決定以節約為名作相對低調的慶祝，取消了。

1989年底，東歐進一步發生巨變，羅馬尼亞爆發革命。中國當局承認了羅馬尼亞新政府，表示「尊重羅馬尼亞人民的選擇」。北京大學則出現大字報，諷刺齊奧塞斯庫是條「喪家之犬」，也藉機將鄧、江、李、楊歸為「犬類」。

## 中國政治改革停滯

六四事件後，江澤民（左）和李瑞環（右）進入中央領導高層，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六四事件的發生直接導致了改革開放尤其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停滯，趙紫陽被免去黨內外所有職務，胡啟立等許多同情抗議的官員也被免職或降級，江澤民被提拔為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而許多參與抗議的人士則流亡海外，並被政府禁止回國。這次風波後，強硬派抬頭，改革開放政策停滯，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恢復；原先在1980年代逐漸開放的人權、民主政策等政治改革也暫止進行。

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根據該法，原則上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必須依照該法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獲得許可。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期間，反對實施戒嚴的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均遭免職。不過相較於趙紫陽隨後遭到軟禁並持續到2005年逝世為止，其餘三人仍然保留黨籍，而同樣支持改革派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在5月24日提前從美國返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後，便被中國政府以健康理由拘留並實施軟禁。而萬里則在「改變自身想法」後從軟禁中獲釋，之後仍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直至1993年任期屆滿後退休。

江澤民之後取代趙紫陽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他在上海市處理親改革派刊物、積極響應四二六社論的作法，使得他贏得保守勢力的支持。這次抗議活動也讓原本依照1982年憲法與往常慣例採取的權力分立有所修正，過去為了防止毛澤東的個人統治以及相關的過激行為，中國共產黨決定廢除毛澤東終身擔任的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同時重新設立自1975年被廢除的國家主席職務，並將其列為沒有實權的虛位元首職務，同時實際上真正擁有政治權力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以及中央軍委主席則由不同人擔任。然而在六四事件期間，擔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同時兼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秘書長，掌握軍權，並公然與另一位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決裂，轉向主張使用軍事武力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一派；這使得官方政策變得不一致、不連貫，明顯阻礙行使權力。出於這一原因，同時考慮到對外交流的身份需要，自1993年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國家主席由同一人出任。

鄧小平離開領導層後，隨著「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實行，陳雲、楊尚昆、薄一波、習仲勛等元老亦逐漸淡出政壇。之後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等人組成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接班。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稱「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對政治風波採取了果斷措施」，大規模逮捕示威民眾和支持者，並鎮壓其他地區進行的抗議活動；同時嚴格控制國內新聞媒體對事件之報導，並禁止外國記者將相關照片和採訪影像發送至國外。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在後鄧小平時代一直延續下來，直至習近平任內推行修憲後才被廢除。

### 九二南巡

由於六四事件的影響，中國政府在改革政策制定上採取保守態度，並認為示威抗議的原因是由於改革速度過快的結果。因此，主持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在六四後失去了一定影響力，只得選擇與黨內的保守派妥協。支持改開政策的趙紫陽被迫遠離政治核心，而在保守派的壓力下鄧小平也與國家政策決定開始疏遠。在以江澤民為首的領導集體確立後，鄧小平便在稍後以江澤民為「合格的總書記」為由讓其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自己則退出了領導高層。然而政府改革開放腳步過慢一方面引起地方領導人的強烈批評，另一方面，1991年蘇聯解體使得鄧小平的影響力在保守派勢力中逐漸恢復。

1992年，鄧小平在中國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巡視，講話，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其中，鄧小平批評在示威抗議結束後掌權的保守派，並稱讚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最初該意見遭到中國相關媒體的忽視，但是最後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則發布正式命令確立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作法。九二南巡後，因六四事件而停滯的改革開放自此重新提速。

## 人員的外逃與脫離

根據中華民國方面的資料，六四事件後，約有近百名中國外交工作人員脫離工作崗位尋求政治庇護，其中包括駐舊金山、芝加哥總領事館的職員、駐澳洲使館副領事董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乃至駐東德、日本、哥倫比亞、巴基斯坦等國的大使館館員。

8月8日，到美國公演的南京雜技團五名團員脫隊，在維蒙特及紐約尋求政治庇護。巴布亞紐幾內亞當局也指有兩名中國外交官從中國大使館失蹤，而且可能已逃往澳大利亞。9月1日，中國外交官員留美之路中斷，當局宣佈不再核准公費補助，並要求錄取到外交部工作的大學生先在軍事機關接受十個月的政治思想教育。

9月6日，解放軍空軍中尉蔣文浩自福建龍溪機場駕機投靠台灣方面，於下午二時抵金門尚義機場。蔣文浩為六四事件後首個叛逃的解放軍飛行員，被台灣當局稱爲「反共義士」，其於7日記者招待會中表示六四事件造成他「思想上的轉折」，他「不能將熱血、生命奉獻給一個腐敗、讓世人唾棄的共產黨」。中央日報評論指六四事件後「共軍軍心渙散，情勢惡化，蔣文浩義士振翼來歸，代表著全中國人的正義心聲，大陸上千萬人爭民主，爭自由的血淚心力，決不會白費」。

在事件後對共產黨感到失望的留學生，部分發起了集體退黨行動，由日本中國留學生及訪問學者組成的「民主中國支援聯合會關西本部」，在1989年六月下旬發起退黨行動，負責人季衛東及另十九名成員宣佈退出共產黨，又如由中國留美學生及訪問學者柯鋼、王燕彬、丁子江、唐儉、韓連潮、李安安、邵建平、葉寧、姜揚、胡向東、徐剛等人組織的「全美中國學生學者退黨聯絡委員會」，在1989年中國國慶前夕，率同成員共205人公開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

## 民主運動的發展

六四事件的發生，刺激了在中國境外的中國民主運動的進一步發展。8月1日，流亡的六四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在華盛頓出席美國國會人權特別小組聽證會，主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經濟制裁。新華社也猛烈抨擊全美中國學生學者代表大會，指嚴家其、吾爾開希等「叛逃份子」「不論在美、台、港等反華勢力的支持下,如何猖狂蹦跳,不論成立什麼鬧劇班子,只不過是多幾個「中國民聯」和多幾個胡平、王炳章之流的跳樑小醜而已」。8月23日，紐約地區的民運團體倡議將十月一日的中國國慶日定名為「國殤日」，並號召全美各地在北京時間早上9時鳴笛、擊鐘、按汽車喇叭五分鐘，表示追悼死去的運動參與者。

1989年9月，民主中國陣線即在海外成立，並由流亡到海外的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海外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組建。9月10日，民運人士下午在加州灣區舊金山市政廣場聯合舉行了「六四」百日祭的活動，有4000多人參加。香港、台北、澳門、紐約、華盛頓、巴黎、布魯塞爾等地也分別舉行「六四百日祭活動」。

10月1日，中國國慶日時，在中國學生學者獨立聯合會的策劃下，華盛頓來自美國各地十幾所大學的五千人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舉行的為時4小時的集會，並冒雨舉行「中國民主大遊行」，促中國當局重修憲法，取消「四個堅持」，實施多黨制，呼籲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他們打著各自學校的校旗向中國駐美大使館行進。一個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中國學生說：「我們要求推翻現政權。我們要求出版和結社自由。人民應該管理人民的國家。我們想表明國外對中國民主的支持」。吾爾開希等流亡六四參與者參加了紀念會，多位美國國會議員致詞。當日舊金山、紐約、休士頓、亞特蘭大、洛杉磯、倫敦、巴黎、香港、波昂等城市也舉行了同步示威。

## 紀念活動的持續

六四事件被當局鎮壓後，儘管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已經消失，但在當時東歐劇變的背景下，中國大陸仍然時時出現針對中國當局鎮壓運動的抗議。

1989年7月，北京大學校園內繼續有紀念六四死者的活動和小規模的遊行。300至400名高年級學生通過晚唱歌、敲盤等方式變相抗議。

例如1990年8月1日，雲南昆明市翠湖東路出現署名「滇青聯盟會」的傳單，內容爲「抗議對學生及知識分子採取高壓手段，呼籲全民團結起來，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共黨現行政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陝西咸陽市民王陵西（男、五十五歲），自1990年8月13日起，每日在北京四處貼民主標語，經該市公安局循線逮捕，並將之押返咸陽。

1990年9月22日北京亞運開幕之前，北京大學校園內出現一幅揶揄李鵬的海報，以海灣戰爭為主題。海報上圖繪伊拉克總統薩達姆自謂：「我入侵科威特，將它完全佔領，並奪得所有的財富」，李鵬回答：「那算什麽！我在天安門廣場幹得更好」。

## 遇難者家屬問責與境外悼念

六四事件發生後，遇難者家屬與境外華人社會以不同方式延續著對事件的追責與悼念。在中國大陸，由六四死難者家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運動自1990年代起持續收集遇難者名單，並多次致函中國當局，要求公布真實傷亡數字、向死傷者家屬道歉並追究相關責任人，然而該群體長期遭受當局的監控、騷擾與軟禁。2026年在香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自1990年起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一度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六四紀念活動。2020年後，當局先以防疫為由取締集會，繼而援引《港區國安法》全面禁止相關活動，2021年支聯會宣告解散，延續三十年的燭光晚會至此終結。天安門母親運動所受的限制亦持續收緊：2026年1月，該群體一年一度的新春聚會首次被禁止舉行；同年六四三十七週年前夕，成員更被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不得前往萬安公墓祭奠，亦不准宣讀悼詞或發表悼念照片，為六四事件發生以來首次。

## 審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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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六四事件過後，中國政府加大了對該事件相關資訊流通的限制甚至完全封鎖其傳播，時至今日，除了一篇當局的簡短通稿，受中國政府管制的網站上基本搜索不到該事件的內容，相關書籍、雜誌等也被禁閱。中國官方的審查機制嚴格限制有關六四事件的討論，並採取措施攔截或審查相關訊息，其中教科書也幾乎沒有記載此事；即使不得不有所提及的時候，相關內容也多是以中國官方觀點編寫而成。在抗議結束後，政府查禁了許多有爭議的電影和書籍，關閉了多家報社、出版社。在往後1年內，中國國內近12%的報紙、13%的社會科學期刊、150部電影遭取締，還有將近8%的出版公司也被迫歇業，此外，官方還宣布其已查獲3200萬本違規書刊和240萬份違禁影像。之後有關六四事件的新聞媒體內容和網際網路資源都因為實施審查制度而遭到限制或者是封鎖。受金盾工程影響，包含六四事件的網路內容在中國境內會遭封鎖，無法瀏覽。

中國大陸有許多文學作品因與六四事件相關而遭到禁止出版，例如收集許多該事件期間抗議詩歌的《六四詩集》便遭禁止，而小說《紫禁城》也因涉嫌六四內容遭到查禁，就連採訪趙紫陽或鮑彤的書籍都遭到查禁，其中包括由楊繼繩秘密採訪趙紫陽、整理其他否決中國政府決定之資料後撰寫而成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以及受到政府壓力而無法出版的宗鳳鳴著作《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等書。比較特別的是在2009年5月時，趙紫陽祕密錄下的錄音紀錄成功偷運至海外，並《改革歷程》一書得以編寫出版；而在2010年時，另一本依據李鵬在六四事件期間的日記整理後也以《李鵬六四日記》為名出版。

在中國大陸網路上搜尋「六四」或「天安門」等相關詞語，僅會提供經審查後的結果。在中國的網站伺服器一般不能提供六四事件的相關資訊，而部分伺服器在國外的網站則長期遭受防火長城封鎖。在六四前夕，中國大陸各影音平台均會以「系統維護」為理由，禁止使用者使用彈幕功能、修改個人資料或發言；而各VPN供應商也會在每年六四前夕受到網路攻擊或干擾。另外，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對與六四事件相關的關鍵詞也實施了封鎖，公民實驗室自2009年起記錄了近3500個被封鎖的關鍵詞。在2006年1月時，谷歌同意在其中國大陸頁面審查有關六四事件和其他中國政府認為「敏感」之內容，不過2010年1月時宣布撤除相關的審查合作。

而後十餘年間，整個運動的壓制開始略有鬆綁以來，仍不少教科書談及六四事件時大多以「清場」而非「鎮壓」來形容事件，並以「平息事件」來結尾。而於香港，當地的教育局公布的課程修訂大綱中沒有提到「六四事件」，而被問及時表示因為「未有納入的事件因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並不重要」（然而重大的九二南巡與此事件直接相關）。2012年2月，中國政府放寬對趙紫陽的內容審查，百度百科首次出現關於趙紫陽的文章。媒體紀錄片方面，2021年6月20日央視放映了《敢教日月換新天 第十一集 舉旗定向》，片中採取了1989年之後中國開始加速體制問責，此後社會相對獨立國協國家急速發展的口吻，並以客觀上逐漸得到了高度肯定的政治評價做結。

但是，中國政府相關的審查卻存在實踐上的矛盾。例如每年6月初（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國的網路媒體集體對更換頭像、更改使用者暱稱做出的限制和相關言論控制的增強，甚至還因此出現了對此並不知情的網路紅人因「踩雷」而被封殺的相關事件，這樣的做法反而導致對此事件不知情的民眾產生疑問甚至進而設法得知這一事件，形成兩難。

2023年10月24日，加拿大籍華裔歷史學者何曉清、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何曉清簽證延期請求被拒，特首李家超於10月31日表示，「入境處根據既定程序處理，包括考慮是否構成保安風險」。

## 大學生思想教育

六四之後，當局對應屆的高校畢業生進行了再教育，北大有兩千學生需要接受「思想指導」學習。1989年8月，北京大學進行了入學制度的「秋後變革」，規定新生須赴軍校受訓一年。其他大學雖無軍訓計劃，卻「準備好特別教育」，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先實施政治教育然後再開課。

## 政治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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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分水嶺，此後針對政治體制的改革均被中共視為禁忌；而要求民主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亦再未發生，中國的民主氛圍每況愈下。21世紀後，大量中國公民均不願談及該話題，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部分改革支持者亦不渴望政治變革，轉而專注經濟改革。而許多中國公民都不知道有關六四事件的情形。不過每逢6月4日，中國政府並不允許與六四事件相關的活動存在，例如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2009年6月4日，中國政府便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加強警備，其中除了穿著制服的民警與武警成員外，還有數百名便衣警察出現在廣場上。之後新聞媒體工作人員被拒絕進入廣場內，那些試圖在廣場上拍攝或者採訪持不同政見者的記者則遭到短暫拘留。而在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前夕，高瑜、浦志強、徐友漁、郝建、劉荻、胡石根等人則因為參與相關紀念活動而遭到逮捕。另外每年六四事件週年紀念期間，中國政府亦會關閉全球社群網路服務的網站連結並加強對於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監視。

但在這般情況下，以丁子霖為主要發起者的天安門母親運動等人士或者組織仍然會繼續報導有關六四事件的經過，而多年來一些中國民眾也呼籲中國政府重新評估抗議活動，補償遇難者家屬，如天安門母親運動便要求賠償、平反受害者並歸還在中國與海外所籌到的募款金額。而曾經參與軍事鎮壓的前軍人張世軍更是向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發表了公開信，期望政府能夠就六四事件重新評估其歷史價值，但隨後他便在自己的家中遭到逮捕。不過雖然中國政府從未正式承認在六四事件期間有從事不法行為，但在2006年4月時則在政府首次公開的情況下接受六四事件相關受害人家屬的申訴，並以「困難補助」的名義向在四川死亡的周國聰的母親唐德英賠償將近70,000元人民幣。1989年6月6日周國聰在成都市遭到警方拘押，2天後逝世。這一舉動獲得中國許多活動家的歡迎，但是一些人則將這案例視為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的舉動，並不認為它是預告中國官方立場將有所變化的行動。

直到八九民運三十周年，即2019年時，六四事件的話題在中國仍然是敏感話題。RFI報導認為，一批香港記者在事件三十週年之際，以攝製紀錄位片、撰寫文章和口述當年事件的所見所聞的方法，傳承歷史真相；另一方面，法廣認為一些親建制派傳媒由過往不主動提及事件以達到讓人遺忘的目的，轉為以諷刺、批評及錯誤論述等方法營造「六四事件可以爭拗」的現象。中共中央機關報在運動中期稱其為「動亂」，後譴責為「反革命暴亂」，至今六四事件在中國大陸仍為敏感話題，仍被嚴格限制討論或悼念。儘管事件本身對中國現政府的影響力不斷減弱，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仍有許多人主張「轉型正義」。

## 工人運動論

長期以來，六四事件的主流歷史敘事是自由民主主義反抗中共的威權主義體制，並將學生與知識分子視為抗議的中堅力量。但中國部分毛主義左翼、西方部分反史達林主義左翼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場由經濟訴求引發的反市場化經濟改革、反資本主義抗議運動，並強調工人階級追尋社會主義民主的訴求。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中國歷史學家吳仁華均指出：六四清場後，中國當局對工人的鎮壓烈度遠高於對學生的鎮壓烈度。而工人們在六四事件中自我武裝、自我組織、發起罷工，也被認為是中國當局於6月初決定武力清場的原因。

## 社會評價的演變

隨著事件的結束和以江澤民為代表的新一屆領導人上任，1989年後中國政治相對穩定、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水平在1990年至2012年產生了階梯式增長，中國得以成為繼美國之後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軍事強國。同時，民眾的生活水平獲得普遍提升，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已經有6.63億中國公民脫離了貧困線。國家實力的提升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出，使得民族主義思想升溫，社會氛圍得以緩和，對中國大陸民眾因經濟差距「投向西方懷抱」的擔憂被銷解，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得以穩固。與1988年出版、代表對中國和中華文明全面批判和全盤否定的《河殤》等書籍不同，1990年代後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讚揚中國的書籍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崛起的標誌。有研究者指出，進入21世紀後，中國社會已自主完成民族主義認知的構建。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認為，中國人對政府的滿意度仍然很高，其從2007年的83%增加到2010年的87%。調查還發現，有74%的中國人認為中國政府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由此，事件中的各項激進政治訴求的影響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很快在社會主流中消失。進入2010年代後，中國大陸輿論中更多出現對六四事件中的示威遊行持否定態度的觀點，抑或輕蔑的稱之為「胡鬧」。有作者指出，在中國大陸對六四事件持否定觀點的人群中，甚至有當年事件中的民主派人士。這與2000年代諸多國家發生西方國家支持的「顏色革命」後陷入政局長期動盪的情況有關，更是出於中國時局動盪、國家分裂這一假設的擔憂。政府暴力鎮壓、結束運動的方式開始獲得更多認可。而中國大陸部分名人（如馬雲）還開始在言論中引用六四清場這一事件，其立場則直接體現出對政府的支持。

2019年4月，時值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際。國際廣告公司「上奇廣告」巴西分公司「F/Nazca Saatchi & Saatchi」在Youtube發布與六四事件相關的宣傳廣告《徠卡：獵手》，內容涉及六四事件標誌「坦克人」。廣告片發布後，被認是廣告片委託人的徠卡相機在以中國大陸網友為主體的社交平台上受到立場截然相反的兩方評價。一方表達支持和對六四事件悼念；另一方則是批評和攻擊徠卡相機，視廣告片為徠卡相機對中國的「吃裡扒外」和政治攻擊，認為徠卡相機是「螳臂擋車」、不自量力。同年6月，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爆發，造成中國大陸輿論與香港嚴重對立。而在中國大陸民眾呼籲中央政府直接以武力鎮壓結束的呼聲中，政府使用坦克清場的方式甚至被認為是暴力鎮壓最為有效的手段，因此當時即有人提議使用六四清場方式，出動坦克驅離，直接結束運動。

步入2020年代後，伴隨著社會矛盾加劇、經濟下行與網際網路言論審查的進一步收緊，中國民眾對六四事件的看法亦出現反覆。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後，中國實施了嚴格的封控與清零政策，初期一度有效控制疫情；但隨著病毒變異株毒性減弱、傳播力增強，封控措施引發了廣泛的經濟衝擊與民生問題，民眾對中國政府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2022年11月末，白紙運動爆發，被國際輿論視為自1989年以來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一次民眾抗議行動。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抗議中，即出現了呼喊「六四精神」「平反六四」等政治口號的現象。而在27日的北京亮馬橋抗議中，一名BBC記者採訪兩位民眾為何要參與運動，後者用英語回答道：「It's my duty.」（這是我的職責）「It's our duty.」（這是我們的職責）有媒體認為這一幕重現了六四事件（當年有學生面對採訪回答了同一句話）。這些現象反映了部分民眾在社會壓力加大背景下重新關注並呼應六四事件的歷史意義。但在12月7日防疫政策轉向放開後，抗議聲浪也逐漸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