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女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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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羅斯，女權主義起源於18世紀，受西歐啟蒙時代的影響，大多局限於貴族階層。在整個19世紀，女權主義的思想仍然與革命政治和社會改革密切相關。進入20世紀後，受到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俄羅斯女權主義者將關注點從慈善活動轉向在農民和工廠工人中開展勞動組織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後，女權主義通過遊說獲得了選舉權，同時女性在社會中的整體平等地位也得到推進。在這一時期，女權主義的關注重點因不同社會階層和經濟狀況而有所差異。

1991年蘇聯解體後，知識分子中出現了女權主義圈子，但在當代俄羅斯社會中，「女權主義」一詞仍然帶有負面含義。在21世紀，一些俄羅斯女權主義者，例如如朋克搖滾樂隊暴動小貓，再次與反政府運動結盟。2012年，她們發起反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示威活動，此事導致一名代表俄羅斯正教會的律師將女權主義稱作不可饒恕的重罪。

## 起源

### 18世紀

俄羅斯女權主義起源於18世紀，受到西歐啟蒙運動的影響，以及法國大革命中女性作為民主與自由象徵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隨後的19世紀，一些著名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如亞歷山大·普希金和亞歷山大·赫爾岑，都對女性在社會中權力與獨立性的增強持積極態度，並支持日益增長的性別平等訴求。

在俄羅斯貴族社會中，給予女性的更大自由促成了「強勢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女性」的出現，其中包括葉卡捷琳娜大帝、瑪麗亞·納雷什金娜（Maria Naryshkina）以及瑪麗亞·拉祖莫夫斯卡婭伯爵夫人（Countess Maria Razumovskaya）等標誌性人物。同時，女性也開始在文學領域與男性競爭，俄羅斯女性作家、詩人和回憶錄作者的影響力與受歡迎程度不斷上升。

### 19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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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彼得大帝放寬了對女性教育和個人自由的限制，創造了一個新的受過教育的女性階層，如娜塔莉亞·舍列梅捷娃公主。她於1767年完成的《札記》被認為是俄羅斯第一部女性自傳。在19世紀，舍列梅捷娃成為「十二月黨人女性」（Decembrist women）之一，這些女性是十二月黨人的女性親屬。十二月黨人中的男性是一群貴族革命者，他們在1825年被判定策劃推翻尼古拉一世，並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勞改營服刑。儘管這些男性親屬的妻子、姐妹和母親與他們持有相同的自由主義政治理念，但由於她們是女性，因此未被以叛國罪起訴。然而，包括舍列梅捷娃和瑪麗亞·沃爾孔斯卡婭公主在內的11位女性，仍然選擇陪同丈夫、兄弟或兒子前往西伯利亞勞改營。雖然她們在大眾文化中被視為英雄，但「十二月黨人女性」本人通常強調她們的行為只是出於家庭責任。在西伯利亞期間，她們不僅照顧自己的親人，也照顧其他囚犯，並建立了圖書館、診所等機構，還組織講座與音樂會。

在當時的歷史書寫中，「十二月黨人女性」的謙遜奉獻精神，被用來與18世紀女性貴族的權謀與享樂生活形成對比，例如葉卡捷琳娜大帝。在這種敘述中，她的「過度與奢侈」被視為女性解放過快可能帶來的危險。儘管這些「十二月黨人女性」並未明確提出女權主義議程，但她們的形象在後來的世代中被俄羅斯女權主義者所引用，作為重要的精神象徵。這些女權主義者對性別平等的關注，也往往與更廣泛的革命政治理想相聯繫。

#### 「三巨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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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其他貴族女性開始逐漸脫離精緻的社交生活，轉而投身女權改革。其中包括來自莫斯科貴族家庭、嫁給高級官員的安娜·巴甫洛夫娜·菲洛索福娃。她將精力投入到多種社會團體與慈善事業中，致力於改善俄羅斯社會中貧困與弱勢群體的狀況，其中也包括女性群體。她與瑪麗亞·特魯布尼科娃、娜傑日達·斯塔索娃以及葉夫根尼婭·康拉迪（Evgenia Konradi）共同向沙皇遊說，要求為女性設立並資助高等教育課程。菲洛索福娃也是俄羅斯婦女互助慈善協會的創始成員，並參與組織1908年的全國婦女大會。斯塔索娃、特魯布尼科娃和安娜·菲洛索福娃成為親密的朋友和盟友，被同時代的人稱為「三巨頭」。這三個人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努力推進婦女事業，領導了俄羅斯帝國第一次有組織的女權運動。

1859年，三巨頭與其他一些人一起成立了聖彼得堡市民廉價住宿和其他福利協會。該組織有兩個派別，「德國黨派」和「俄羅斯黨派」，他們的首選方法不同。「德國黨派」傾向於傳統慈善模式，強調對貧困者進行密切監督；而「俄羅斯黨派」則更強調自助與直接援助，儘量避免施捨式的控制，並維護受助者的隱私。1861年初，該組織一分為二，由斯塔索娃、特魯布尼科娃、菲洛索福娃組成的三人領導「俄羅斯黨派」。1861年2月，縮減後的組織章程獲得批准。該組織為其女性客戶（主要是寡婦和丈夫拋棄她們的妻子）提供住房和裁縫工作。並設有一個日托中心和一個公共廚房。

#### 推動高等教育

1867年，三巨頭繼續推動俄羅斯大學為女性開設課程。據歷史學家克里斯汀·約翰森（Christine Johanson）的研究，她們在「動員公眾支持方面表現出相當高的能力」，並向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提交了一份措辭謹慎的請願書。她們成功收集了400多名中上層女性的簽名。然而，社會上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存在廣泛反對意見，其中包括國民教育大臣德米特里·托爾斯泰（Dmitry Tolstoy）。托爾斯泰認為，他認為女性在結婚後會放棄學業，並將請願者貶稱為「只追隨時尚的羊群」。1868年底，他拒絕了請願書，但在沙皇（當時的亞歷山大二世）的壓力下，允許女性參加部分混合性別的公開講座。然而，這些很快就被接受了，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

與此同時，三巨頭還向戰爭部長德米特里·米柳廷發出呼籲，在妻子、女兒和菲洛索福娃的勸說下，他同意主辦這些課程。托爾斯泰反駁說，允許講座在自己的公寓裡進行，在那裡他可以監督講座。隨著支持婦女教育的政治運動繼續發展，到1869年10月，俄羅斯政府允許為婦女開設有限的高級科目課程（包括「化學、歷史、解剖學、動物學和俄羅斯文學」）。斯塔索娃組織了這些活動，並招募了教授，課程於1870年1月正式開始。200多名女性參加了這些課程，自1872年弗拉基米爾學院開始舉辦以來，這些課程就被稱為弗拉基米爾課程。弗拉基米爾斯基球場於1875年關閉

在三巨頭的持續推動下，1878年成立了別斯圖熱夫高等女子課程，成為一所女性常設高等教育機構。然而，由於部分學生思想較為激進，該課程於1886年被關閉。到1889年，斯塔索娃說服沙皇（當時的亞歷山大三世）允許這些課程重新開放。但在康斯坦丁·波別多諾斯采夫推動教育體制收緊的背景下，斯塔索娃被迫辭去校長職務，並被官方以「效率低下、思維混亂」為由解職。隨後，她與同伴被更順從政府的官僚所取代。

#### 文學

19世紀末，一些最廣為閱讀的俄羅斯文學作家開始在作品中關注女性主義主題。在晚年，列夫·托爾斯泰反對傳統的婚姻制度，將其比作強迫賣淫和奴隸制，這也是他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觸及的主題。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在其戲劇和短篇小說中塑造了多種從事勞動的女性角色，如女演員、家庭女教師等。這些女性為了追求經濟與人格獨立而犧牲社會聲望與物質條件；儘管如此，她們往往是契訶夫作品中少數真正對生活感到滿足的角色。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其具有影響力的1863年小說《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中，通過女主人公維拉·帕夫洛夫娜，將新興的女性主義思想具體化。她在夢境中構想了一個性別完全平等的烏托邦社會。

## 革命與蘇聯時代

### 革命前

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女權主義的焦點從貴族轉向農民和工人階級。充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年輕女性開始在女性工廠工人中組織全女性工會，這些工人往往被男性社會主義者忽視或邊緣化。

在1907年至1917年間，「女性平等權利聯盟」（League for Women's Equal Rights）成為俄羅斯最重要的女權組織。與俄羅斯女性互助慈善協會類似，該組織最初關注教育與社會福利，但同時也積極推動女性平等權利，包括選舉權、平等繼承權以及取消護照限制等。1917年革命（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女工示威的推動，由此促使該組織成員數量迅速增長。同年，由於持續的政治遊說，俄羅斯成為世界上最早賦予女性選舉權的主要國家之一。

### 蘇聯社會中的女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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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在十月革命中領導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後，認識到婦女平等在其建立的蘇維埃國家（Soviet Union）中的重要性。他在1919年寫道：「為了實現女性的解放並使她與男性平等」，根據構成蘇維埃共產主義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實現社會化，並使女性參與共同的生產勞動。這樣女性就會與男性平等。」

在實踐中，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俄羅斯女性權利獲得了顯著提升。女性獲得了選舉權，1920年蘇聯將墮胎合法化，使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這樣做的國家，但在1936年至1955年間又被禁止。1922年，蘇聯將婚內強姦定為非法。同時，國家還規定了較為優厚的產假制度，並建立了全國性的托育中心網路。該國的首部憲法也確認了女性的平等權利。

儘管主流蘇聯意識形態強調完全的性別平等，且許多蘇聯女性擁有工作和高等學歷，但她們並未廣泛參與核心政治角色與權力機構。官方宣傳雖然準確指出，在最高蘇維埃中任職的女性人數超過許多民主國家議會中女性代表的總和，但在蘇聯政治體系中最重要的機構之一——政治局中，終其歷史只有兩名女性成員：葉卡捷琳娜·福爾采娃以及在蘇聯最後一年任職的加琳娜·謝苗諾娃（Galina Semyonova）。

到20世紀70年代，儘管「女性解放」已成為美國公眾話語中的主流概念，但在蘇聯卻沒有形成類似的運動。這一現象出現在女性仍然面臨收入不平等，以及承擔顯著更多家庭無償勞動的背景之下。此外，社會規範中也存在明顯的雙重標準。前《紐約時報》駐俄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指出：「一個男人可以在外拈花惹草、飲酒，甚至對工作漫不經心，這通常會被原諒；但如果一個女人這樣做，她就會被批評對婚姻和工作不認真。」在1974年被驅逐出蘇聯前不久，持不同政見的作家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在一封致國家領導層的公開信中提到女性在蘇聯社會中承擔沉重體力勞動的現象，並寫道：「面對我們女性肩扛石塊鋪路的情景，怎能不感到羞愧與憐憫？」

史密斯寫道，他所採訪的許多女性抱怨說，她們所謂的「解放」實際上是一種被剝削，因為經濟條件迫使她們必須外出工作，同時仍然承擔家庭內部的家務責任，因此普遍感到疲憊不堪。他還指出，與西方女性不同，蘇聯女性往往將「解放」的理想理解為減少工作負擔、擁有更多留在家中的機會。他講述了一個流行的笑話：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並沒有獲得解放，因為她們沒有工作機會，只能待在家裡，購物、做飯、操持家務並照顧孩子。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女性獲得了解放——她們有機會整天工作，然後回到家裡，再去購物、做飯、操持家務並照顧孩子。

此外，蘇聯女權主義者葉卡捷琳娜·亞歷山德羅娃（Ekaterina Alexandrova）在其文章《為什麼蘇聯女性想要結婚》中寫道：

性別歧視態度在整個蘇聯社會中仍然普遍存在。男性領導層往往不認真對待女性及其觀點，並將她們排除在許多討論之外。然而，當時的社會學研究也發現，蘇聯女性往往並不將自身的不平等視為一個嚴重問題。

## 開放主義與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

20世紀80年代中期，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實行了開放政策，使蘇聯（Soviet Union）的言論與組織自由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這種開放政策引發了女性在政治行動、學術研究以及藝術與商業領域活動的顯著增長。與此同時，女性也意識到新政府在經濟與社會困境方面可能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在蘇聯時期，公民可以通過共產黨體系提出投訴並獲得某種程度的解決機制，但在後蘇聯時期，這類國家層面的申訴體系尚未建立。因此，女性開始自發建立資源共享與情感支持網路，這些網路在一些情況下逐漸發展為基層組織。

在開放時期和蘇聯解體後，女性知識分子中的女權主義圈子開始在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等主要文化中心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許多俄羅斯女性並不願意用「女權主義者」來形容自己，因為她們認為這一詞彙在俄羅斯歷史語境中長期帶有負面含義，尤其在革命之後，它常被等同於一種只關注事業、忽視家庭的「無產階級女性」形象。因此，90年代的俄羅斯女性行動通常並非以明確的女權主義立場展開，而是更偏向通過各種現實可行的方式改善自身的經濟與社會狀況。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女性社群，它們幫助許多女性在追求工作機會、平等待遇以及政治表達方面獲得了更強的自我支持與行動能力。

後蘇聯時期俄羅斯的政治與經濟轉型在1990年代引發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並給女性帶來了尤為突出的經濟困境。儘管許多女性仍然在職場工作，但她們同時也被社會期待承擔家庭主婦的角色。在蘇聯時期，職業女性通常享有較為完善的就業福利，例如較長的育兒假，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進入19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重組，獲取日常生活物資變得更加耗時，家庭勞動負擔也顯著加重。與此同時，女性福利在勞動力市場中反而使其對雇主的吸引力下降。在私有化過程中，許多企業裁撤女性員工。儘管20世紀80年代約90%的女性參與勞動市場，但到1991年，女性占俄羅斯失業人口的70%至80%。在90年代，女性能夠獲得的工作往往集中在低薪行業，而且許多職位明確要求「僅限年輕、外貌吸引人的女性應聘」。即便女性受僱，其工資也通常顯著低於從事相同工作的男性。

## 2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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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聖彼得堡43%的地方行政人員是女性。

2012年，女權主義朋克搖滾樂隊暴動小貓表演了宣傳噱頭，以表達他們對弗拉基米爾·普京的反對，並受到了俄羅斯正教會和普京政府的批評。2012年3月，該團體三名成員因在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進行針對普京的「朋克祈禱」表演而被以流氓罪逮捕。在審判過程中，她們公開談及自身的女權主義身份，並表示這一立場與俄羅斯東正教信仰並不矛盾。然而，代表教會的律師拉里薩·帕夫洛娃（Larisa Pavlova）則認為這一觀點「不符合現實」，並將女權主義稱為「致命的罪惡」。

2022年，女權主義反戰抵抗發布宣言，正式啟動其活動，反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入侵，並在國際婦女節組織成員在蘇聯戰爭紀念碑前象徵性獻花的行動。

## 參見

- 後共產主義中歐和東歐的性別角色
- 俄羅斯婦女
- 亞歷山德拉·柯倫泰 –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女性主義政治家
- 奧爾格塔·卡里托諾娃 – 俄羅斯女權主義作家和雜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