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的人口歷史

蘇格蘭人口史包括今蘇格蘭地區人口歷史的各個方面。現存最早的人類定居考古證據，是中石器時代狩獵採集者的營地遺址。這些證據顯示，當時的人群流動性很強，會使用船隻，人口密度可能很低。新石器時代農業帶來了可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的永久性定居點，也使人口更加集中。山堡和其他建築的證據表明，定居人口逐漸增長。森林範圍的變化顯示，公元1世紀開始的羅馬入侵對本地人口產生了負面影響。

幾乎沒有可用於重建中世紀早期蘇格蘭人口狀況的書面資料。當時的社會可能具有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類似現代世界中的發展中國家。到14世紀中葉黑死病傳入蘇格蘭時，人口可能已從50萬增長到100萬。到15世紀末，人口可能又下降到低至50萬左右。大約一半人口居住在泰河以北，約10%的人口可能居住在中世紀後期發展起來的自治市鎮中。物價上漲反映出需求增加，表明人口在16世紀末以前持續增長，隨後可能趨於平穩。17世紀後期相對穩定的環境中，人口又開始增長。最早可靠證據顯示，1681年蘇格蘭人口為120萬。1690年代的「七個災年」可能使人口減少；這一時期造成嚴重饑荒和人口減少，北部地區尤為明顯。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於1755年進行，結果顯示蘇格蘭人口為1,265,380人。到那時，已有四個城鎮人口超過10,000人，其中首府愛丁堡最大，有57,000名居民。

總體而言，蘇格蘭人口在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快速增長。雖然低地清場導致受影響地區人口減少，但在高地清場期間，高地地區只出現了局部的淨人口下降。到1801年，蘇格蘭人口達到1,608,420人；1851年增至2,889,000人，1901年增至4,472,000人。到20世紀初，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格拉斯哥、愛丁堡、鄧迪和阿伯丁四座城市中。格拉斯哥成為最大城市，到1901年人口達到762,000人，被稱為「帝國第二城」。

儘管工業有所擴張，就業機會仍然不足；從19世紀中葉到1929年至1939年的大蕭條期間，約有200萬蘇格蘭人移民到北美和澳大利亞，另有750,000人遷往英格蘭。蘇格蘭人只占英國人口的10%，卻提供了全國武裝力量的15%，並最終占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死亡人數的20%。隨著大規模遷徙結束，蘇格蘭人口在1974年達到5,240,800人的峰值。此後人口開始緩慢下降，到2000年降至5,062,940人。由於貧民窟清理、人口外遷和遷往新城等政策，一些城市人口也有所減少；其中格拉斯哥人口從1951年的100多萬下降到2001年的629,000人。農村地區也出現人口流失，尤其是在高地和赫布里底群島。

## 史前與羅馬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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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間冰期的部分時期（公元前130,000年至公元前70,000年），歐洲氣候比今天更溫暖，早期人類可能曾到達今蘇格蘭地區，但考古學家尚未發現相關遺蹟。此後，冰川覆蓋並沖刷了不列顛大部分地區；直到冰川退卻後，蘇格蘭才在約公元前9600年再次變得適合人類居住。中石器時代狩獵採集者的營地構成了已知最早的定居點；考古學家將比加爾附近的一處遺址定年為約公元前8500年。蘇格蘭各地發現的許多其他遺址，勾勒出一幅高度流動、會使用船隻的人群圖景；他們用骨、石和鹿角製作工具，人口密度可能很低。

新石器時代農業帶來了永久性定居點，例如帕帕韋斯特雷島納普奧夫豪爾可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的石屋，也使人口更加集中。儘管羅馬地理學家托勒密指出，在羅馬行省不列顛尼亞以北的喀里多尼亞有19座「城鎮」，但尚未發現明確的城市聚落證據；這些「城鎮」很可能是山堡。這類山堡的證據超過1,000處，其中大多位於克萊德—福斯線以南，但多數似乎在羅馬時期被廢棄。

此外，還有獨特的石制輪屋遺蹟。輪屋是一種圓屋，內部有一圈石柱，形似車輪輻條。另有400多處小型地下地下廊道，即可能用於儲存食物的地下通道。

對法夫黑湖的廣泛分析顯示，從約公元前2000年起，耕地以森林減少為代價不斷擴展，直到公元1世紀羅馬人進入低地蘇格蘭為止；這表明定居人口正在擴大。此後約500年間，樺樹、橡樹和榛樹重新生長，說明羅馬入侵對本地人口產生了負面影響。

## 中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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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沒有書面資料可用來重建中世紀早期蘇格蘭的人口狀況。關於人口規模，已有估計認為達爾里阿達約有10,000人，皮克特蘭約有80,000至100,000人；後者可能是當時最大的地區。5世紀和6世紀可能因腺鼠疫出現而死亡率較高，人口也可能因此減少。對這一時期墓葬遺址的考察，例如聖安德魯斯的 Hallowhill 遺址，顯示出生時預期壽命僅為26至29歲。已知情況表明，當時可能是一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社會，類似現代世界中的發展中國家，人口結構相對年輕，可能較早生育，且每名女性生育子女較多，儘管兒童死亡率也很高。這意味著可供勞動的人口與需要供養人口之間的比例相對較低，進而使生產剩餘變得困難，而生產剩餘本可支持人口增長和更複雜社會的發展。

從10世紀阿爾巴王國形成，到1349年黑死病傳入蘇格蘭之前，根據可耕地數量所作的估計顯示，人口可能從50萬增長到100萬。人口增長可能不時受到危機打斷，例如編年史中記載的1154年和1256年饑荒。更為嚴重的是14世紀初影響蘇格蘭和歐洲大部分地區的一系列歉收，以及1315—1316年和1330年代後期的大範圍饑荒。

雖然沒有可靠文獻記錄黑死病對蘇格蘭人口造成的影響，但仍有一些跡象顯示這場瘟疫的直接後果。沃爾特·鮑爾記載，在疫情期間，聖安德魯斯的法政牧師中有24人死亡，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此後數十年間，也有關於土地被廢棄的零散記載。如果蘇格蘭的情況與英格蘭相似，那麼到15世紀末，人口可能已降至低至50萬左右。與後來的清洗和工業革命之後的人口分布相比，當時的人口在王國範圍內分布相對均勻，大約一半居住在泰河以北。

## 近世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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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上漲通常反映出對糧食需求的增加，這表明16世紀上半葉人口可能仍在增長。16世紀下半葉幾乎有一半年份出現地方性或全國性糧食短缺，因此不得不從波羅的海大量輸入穀物。瘟疫暴發進一步加劇了困境，其中1584—1588年、1595年和1597—1609年期間發生了嚴重疫情。1590年代饑荒之後，人口擴張可能趨於平穩，因為17世紀初物價相對穩定。饑荒十分常見，1620年至1625年間曾有四個時期出現饑荒價格。1640年代的入侵對蘇格蘭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農作物遭到破壞，市場受到擾亂，導致該世紀中一些最迅速的物價上漲；但在1660年王政復辟後相對穩定的時期，低地地區人口可能有所增長。有證據顯示，高地地區存在不同的人口機制，其人口增長可能從17世紀初一直持續到18世紀末。

根據1691年爐灶稅申報資料所作的估計，蘇格蘭人口約為120萬。1695年、1696年和1698—1699年的歉收，即所謂「七個災年」，可能對人口造成了嚴重影響。其結果是嚴重饑荒和人口減少，北部地區尤為明顯。飢餓可能造成蘇格蘭5%至15%的人口死亡；而在阿伯丁郡等地區，死亡率達到25%。1690年代的饑荒被視為尤其嚴重，部分原因是饑荒在17世紀下半葉已變得相對少見，當時只有1674年一個歉收年份；而1690年代的糧食短缺也是同類災荒中的最後一次。

1650年至1700年間，約有7,000名蘇格蘭人移民到美洲，10,000至20,000人遷往歐洲和英格蘭，60,000至100,000人遷往愛爾蘭。關於全國人口的第一個可靠數字來自牧師亞歷山大·韋伯斯特於1755年進行的人口普查，該普查顯示蘇格蘭共有1,265,380名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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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英格蘭較早出現集中型村莊不同，近世早期蘇格蘭的大多數人口，無論在低地還是高地，都居住在小型Clachan、鄉村聚落或孤立住所中。這些聚落通常是不規則的房屋群，往往由四至六名佃戶共同組成，他們通常共同從事農業生產。隨著人口增長，其中一些聚落被進一步分割，形成新的克拉亨；更多邊緣土地也被開墾定居，原本作為夏季牧場使用時才有人居住的Shieling（夏季牧場小屋），逐漸變為永久定居點。

約有10%的人口可能居住在中世紀後期發展起來的自治市鎮中，這些城鎮主要分布在蘇格蘭東部和南部。它們的平均人口可能約為2,000人，但許多城鎮人口遠少於1,000人；其中最大的愛丁堡，在這一時期初期的人口可能超過10,000人。1540年後的一個世紀裡，愛丁堡的規模擴大了一倍，尤其是在1580年瘟疫之後；其大部分人口可能來自周邊鄉村不斷增長的人口儲備。愛丁堡也向城牆之外的考蓋特、Bristo 和西港 （Westport）等郊區擴展。到1750年，加上郊區在內，愛丁堡人口已達到57,000人。到這一時期結束時，其他人口超過10,000人的城鎮只有格拉斯哥、阿伯丁和鄧迪，其人口分別為32,000人、約16,000人和12,000人。到1600年，蘇格蘭居住在較大城鎮中的人口比例，高於同時期的斯堪地那維亞、瑞士和東歐大部分地區；到1750年，在歐洲範圍內，只有義大利、低地國家和英格蘭的城市化程度高於蘇格蘭。

## 現代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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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農業革命改變了蘇格蘭低地長期存在的傳統農業制度。數以千計的茅舍農（Cotter）和佃農從農場和小農地遷往格拉斯哥、愛丁堡和英格蘭北部的新興工業中心。尤其是在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1790—1815年）所帶來的繁榮結束後，高地地主需要現金來維持其在倫敦社會中的地位。過去租金往往以實物支付，而地主此後轉向收取貨幣租金。他們驅逐了占用輪耕制耕地和共享牧場的農民，並將這些土地出租給能夠支付更高租金的大規模牧羊人。驅逐佃農違背了dùthchas原則，即氏族成員在氏族領地內擁有不可剝奪的租地權。

特別是在北部和西部高地，莊園為被重新安置的佃戶提供了新建立的佃農社區中的替代住處，意圖是讓這些佃戶從事漁業或海帶產業。這些驅逐構成了高地清場的第一階段。整個清場期間，高地總人口仍持續上升。其結果是人口不斷離開土地，遷往城市，或更遠地遷往英格蘭、加拿大、美國和澳大利亞。

1840年代由馬鈴薯疫病引發的愛爾蘭大饑荒重創了愛爾蘭人口，並於1846年波及高地。人口過密的佃農社區高度依賴馬鈴薯。雖然有150,000人面臨災難，但他們得到了有效的緊急救濟系統援助；這一系統與愛爾蘭救濟失敗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並防止了重大人口危機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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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01年第一次十年一次人口普查時，蘇格蘭人口為1,608,420人。19世紀期間，人口穩定增長，1851年達到2,889,000人，1901年達到4,472,000人。雖然一些農村地區人口減少，但城鎮人口迅速增長。1755年至1775年間，阿伯丁、鄧迪和格拉斯哥的人口增長了三分之一或更多，紡織業城鎮佩斯利的人口則增加了一倍以上。

由於工業革命，到1800年時，蘇格蘭已經是歐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會之一。1800年，蘇格蘭有17%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超過10,000人的城鎮中。到1850年，這一比例為32%；到1900年則達到50%。到1900年，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居住在格拉斯哥、愛丁堡、鄧迪和阿伯丁四座城市中格拉斯哥成為最大的城市。

1780年，其人口為43,000人；到1820年達到147,000人；到1901年則增長至762,000人。這一增長源於較高的出生率，以及來自鄉村、尤其是愛爾蘭的移民；但從1870年代起，出生率下降，遷移率也降低，人口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預期壽命延長。格拉斯哥此時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並在倫敦之後被稱為「帝國第二城」。

與英格蘭及其他歐洲國家相比，蘇格蘭死亡率較高。證據顯示，1755年全國死亡率為每1,000人30人，1790年代為24人，1860年代初為22人。城市聚落的死亡率往往明顯高於鄉村聚落。1861年至1882年首次對兩者進行測量時，四大城市的死亡率為每1,000人28.1人，而鄉村地區為17.9人。格拉斯哥的死亡率可能在1840年代達到高峰，當時來自高地和愛爾蘭的大量人口流入，使城市人口增長超過衛生設施的承載能力，並與流行病暴發相疊加。隨著環境條件改善，全國死亡率從1870年代開始下降，在城市中尤為明顯。到1930—1932年，全國死亡率為每1,000人13.4人，其中城市為14.1人，鄉村地區為1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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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工業有所發展，良好的就業機會仍然不足。因此，從1841年至1931年，約有200萬蘇格蘭人移民到北美和澳大利亞，另有750,000名蘇格蘭人遷往英格蘭。1911年，蘇格蘭人口為480萬；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蘇格蘭派出690,000名男性參戰，其中74,000人死於戰鬥或疾病，150,000人重傷。因此，雖然蘇格蘭人只占英國人口的10%，卻占全國武裝力量的15%，並最終占英國各類原因死亡總數887,858人的8.3%。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格蘭和威爾斯的移民外流開始減少，但蘇格蘭的移民潮仍持續進行。據估計，1921年至1931年間有400,000名蘇格蘭人離開本國，占人口的10%。1930年代大蕭條到來時，美國和加拿大不再容易找到工作，移民人數降至每年不足50,000人，結束了18世紀中葉以來的大規模遷徙時期。這促成了人口增長，蘇格蘭人口在1974年達到5,240,800人的峰值。此後人口開始緩慢下降，到2000年降至5,062,940人。

由於貧民窟清理、人口外溢以及遷往新城等因素，一些城市的人口也有所減少；其中格拉斯哥人口從1951年的100多萬下降到2001年的629,000人。農村地區也出現人口流失，尤其是在高地和赫布里底群島。21世紀初，蘇格蘭人口再次增長；在2011年人口普查中，人口達到5,313,600人，為有記錄以來最高值。

## 參見

- 人口史，全球視角
- 蘇格蘭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