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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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法語境中，使用武力可定義為「警察為迫使不願配合的對象服從而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根據語境和目的不同，這一概念有多種定義。就實際運用而言，使用武力是指為合法目的而威脅使用或實際使用的任何武力組合，例如執行逮捕、保護自己或他人、制止正在發生的犯罪，或防止迫在眉睫的犯罪。不同司法管轄區對警察和非宣誓人員享有此類法律權利的承認程度不同；這些權利也可能不以公民身份為限。例如，加拿大《刑法典》第494條規定，在特定情況下「任何人」均可實施逮捕。

武力使用原則可供執法人員和擔任警衛任務的軍人採用。這類原則旨在平衡安全需要，以及對侵入者或嫌疑人權利與福祉的倫理關切。平民受傷往往會使公眾關注自衛作為法律上的抗辯理由；若發生死亡，則會引出正當殺人的概念。

只有在勸說、忠告和警告不足以確保法律得到遵守或恢復秩序時，警察才可在必要限度內使用身體武力。

關於英國預防犯罪中使用武力的法律，參見英國法中的自衛。澳大利亞在民事警務中動用軍隊的立場，由麥可·海德在《調動軍隊：令人不安的趨勢和未解答的問題》中討論；另可參見馬萊博·基賓-西班達和奧姆菲梅特塞·西班達合著的《重新審視南非警察部門使用致命武力》。

##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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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力的歷史可追溯至制度化執法形成之初；當時社會即擔憂警員可能警察不當行為。這種擔憂至今仍然存在。應對方法之一，是要求警察佩戴執法記錄儀，並在與平民的所有互動中開啟記錄。

## 武力使用連續體

武力使用可通過武力使用連續體加以標準化；該連續體為特定情形下適當的武力程度提供指引。有資料將其概括為五個層級，從最低程度的武力逐步增加至最高程度的武力。這類連續體通常包含多個級別，警員會被要求根據眼前情境採用相應程度的武力；同時也承認，警員可能在數秒內從連續體的一部分轉入另一部分。

## 警員屬性

### 教育

研究顯示，受過一定大學教育的執法人員（通常指兩年制學位）使用武力的頻率，顯著低於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接受高等教育者。受過教育的警員即便使用武力，通常也屬於被認為「合理」的武力。儘管有這些發現，美國警察部門中對新進人員設置學歷要求者仍然極少，僅約1%。也有人主張，警務工作高度依賴只能在實務現場獲得的經驗。

### 經驗

有觀點認為，良好執行執法任務所需的技能無法由課堂教學直接培養。這些技能往往需要在實際執法工作中反覆接觸相關情境，才能更好地獲得。關於警員經驗多少是否會影響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各項研究結果並不一致。

### 其他特徵

目前尚無強有力證據表明，警員的種族、階級、性別、年齡等因素會影響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情境因素則可能發揮作用。

#### 瞬間反應症候群

「瞬間反應症候群」是武力使用受情境影響的例子。在必須迅速決策的情況下，即使出於善意的警員也可能過快訴諸武力。

### 警犬

2020年，由馬歇爾計劃協調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廣泛使用警犬的做法構成不成比例的武力，且不成比例地針對有色人種。該系列共13篇相互關聯的報導發現，2015年至2020年間，至少有150起K-9警員不當將警犬作為武器，用於抓捕、撕咬和傷害民眾的案例。在居民約22萬人、黑人占多數的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警犬咬傷率平均為排名第二城市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兩倍多；近三分之一的警犬咬傷發生在青少年男性身上，其中多數為黑人。醫學研究人員認為，由於警犬接受了高強度攻擊訓練，警犬攻擊「更像鯊魚襲擊，而不是家庭寵物的輕咬」。許多被咬者並非暴力人員，也並非犯罪嫌疑人。警察通常受到責任保護，聯邦民權法通常也不涵蓋被誤咬的旁觀者。即使受害者能夠提起訴訟，律師也表示他們很難勝訴，因為陪審員往往對警犬抱有好感。

## 部門屬性

各部門的武力使用政策可能有所不同。政策類型以及是否執行，會影響警員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如果部門雖制定政策卻執行不嚴，政策可能不會產生實質差異。例如，羅德尼·金案曾被描述為部門監督在（過度）武力政策上不夠明確的問題。部門提供的培訓也可能是影響因素；不過，培訓內容直到近年才開始加入何時使用武力的資訊，而不僅僅是如何使用武力。

目前，許多公民和政治人物正在研究並呼籲推行的一項部門層級政策，是要求警員使用執法記錄儀。一項研究顯示，執法記錄儀可使武力使用減少最高達50%。

## 犯罪水平

在微觀層級上，鄰近地區的暴力犯罪水平越高，執法人員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也越高。相比之下，在分析層次上，社區暴力犯罪對武力使用的影響並不顯著。

## 各國情況

### 美國

#### 美國判例法

##### 格雷厄姆訴康納案（1989年）

1984年11月12日，患有糖尿病的格雷厄姆感到胰島素反應即將發作，便與朋友趕往商店購買橙汁。因店內過於擁擠，他和朋友又前往另一位朋友家。在此過程中，夏洛特-梅克倫堡警察局的康納警官一直在觀察他們。二人前往朋友家的途中，康納警官將他們攔下並請求支援。數名警官到場後，其中一人給格雷厄姆戴上了手銬。最終，康納警官得知便利店內並未發生任何事情後，警員將格雷厄姆送回家並釋放了他。在這次接觸中，格雷厄姆腳部骨折、手腕割傷、額頭淤青、肩部受傷。在隨後的格雷厄姆訴康納案（1989年）中，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康納是否出於善意並不相關，因為武力使用必須依據其客觀合理性加以判斷。在判斷武力的「客觀合理性」時，法院列出三個因素：「犯罪的嚴重程度」、「嫌疑人是否對警員或他人安全構成立即威脅」，以及「嫌疑人是否正在主動拒捕或逃跑」。

##### 田納西訴加納案（1985年）

1974年10月3日，孟菲斯警察局的埃爾頓·海蒙警官和萊斯利·賴特警官接到報警，前往處理一起可能的入室盜竊。兩人到達現場後，一名站在門廊上的女子告訴他們，她聽到玻璃破裂聲，並認為隔壁房屋正在被闖入。海蒙警官前去查看，發現愛德華·加納正從現場逃離。當加納翻越柵欄時，海蒙喊道「警察，站住」；加納未停下，海蒙便朝加納後腦開槍並致其死亡，儘管海蒙「相當確信」加納沒有攜帶武器。美國最高法院在田納西訴加納案中裁定，只有在警官有相當理由相信嫌疑人會對警官或他人構成嚴重危險時，才可使用致命武力阻止逃跑的重罪嫌疑人逃脫。

##### 佩恩訴保利案（2003年）

佩恩訴保利案是美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審理的案件。該案裁定，為避免構成過度使用武力，武力使用必須同時具備合理性和實際必要性。

##### 尼爾森訴戴維斯市案（2004年）

2004年4月16日，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一年一度的野餐日活動中，一場號稱「史上最大派對」的活動舉行。由於參加人數眾多，許多人開始違章停車。約翰·威爾遜警長要求警員開始向違章停車車輛開罰單。未成年飲酒者也收到了罰單。由於現場出現噪音、音樂聲過大和瓶子破裂聲等騷擾，威爾遜聯繫了公寓樓業主。業主同意威爾遜要求非住戶離開公寓區。隨後，警方召集了三四十名配備防暴裝備的警員，包括胡椒球槍，試圖驅散約1000名參與者。警員聚集在公寓樓前，當時有15至20名學生，包括蒂莫西·C·尼爾森，正試圖離開，但警方沒有發出指令。警員開始發射胡椒球，其中一發擊中尼爾森眼部。他立即倒地，後來才被送往醫院；他遭受多處傷害，包括暫時失明和永久性視力損失。他接受了多次手術以修復傷勢。尼爾森因傷失去體育獎學金，被迫從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退學。警員未能找到任何可針對尼爾森提出的刑事指控。第九巡迴法院裁定，該武力使用不合理，警員無權獲得合格豁免。

##### 普拉姆霍夫訴里卡德案（2014年）

2014年7月18日，西孟菲斯一名警官因唐納德·里卡德的車前燈損壞而將其攔下。警官與里卡德交談時，注意到車輛擋風玻璃有凹痕，且里卡德行為十分反常。警官要求里卡德下車，里卡德隨即駕車逃離現場。隨後發生高速追逐，數名警員參與其中。里卡德在停車場失去對車輛的控制，警員下車試圖接近他。里卡德再次試圖逃跑，撞上多輛警車，並險些撞到數名警員。此時警員開槍。警員共開15槍，導致里卡德及其乘客死亡。美國最高法院裁定，警方使用武力是正當的，因為致命武力使用的客觀合理性必須以使用當時的情境為依據，而不能以後見之明判斷。

##### 基塞拉訴休斯案（2018年）

圖森市警官安德魯·基塞拉與其他警官一起接報趕到現場，報警內容稱一名女子持刀反常地砍樹。基塞拉到場不到一分鐘便開槍擊中休斯。休斯當時持有一把大型廚房刀，正朝其室友走去，並在多次被要求放下刀時拒絕服從。槍擊事件發生後，警官們發現休斯有精神疾病史。所有警官事後均表示，他們認為休斯對室友構成威脅。休斯起訴基塞拉警官，稱其「過度使用武力」，違反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美國最高法院判基塞拉警官勝訴，並稱在第四修正案要求遠非顯而易見的情形下，理性警官無須預見「尚不存在」的司法判決。

#### 美國統計數據

在美國，約4000萬人曾與警察面對面接觸，其中1.4%（即57.4萬人）報告稱警察對其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在這57.4萬起事件中，約四分之一涉及警察用槍指向當事人；53.5%的事件中，警察使用了踢、抓、推等身體武力。此外，在遭受武力或武力威脅者中，13.7%曾向涉事警員所屬部門提出投訴。在遭警察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者中，近75%認為該武力過度且沒有必要。這一統計結果在白人、非裔美國人和西班牙裔群體中大體一致。

《華盛頓郵報》的一份報告發現，2015年前五個月有385名美國人遭執法人員致命槍擊，平均每天超過兩起致命槍擊，是官方統計數據的兩倍多。其中221名死者持有槍枝，68名死者持有刀具或其他利刃。

美國軍人在擔任警衛任務前，會由警衛中士進行「武力使用簡報」，然後再被分配到崗位。

### 英國

在英格蘭和威爾斯，警察和任何其他人使用（合理）武力的權力來自1967年刑事法令第3條，該條規定：

任何人均可在預防犯罪，或執行、協助合法逮捕犯罪人、犯罪嫌疑人或非法在逃人員時，使用在當時情況下合理的武力。

如果根據被告誠實相信的事實，使用武力屬於必要且合理，則該武力使用可被視為合法。

（2008年刑事司法和移民法第76條對何時構成「合理」武力作出了進一步規定。）

###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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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對日本警察官而言，使用武器是武力使用強度的最高層級。除使用武器的情形外，現行法律並未明確規定作為逮捕手段的武力可被容許至何種程度。

根據《警察官職務執行法》第7條，警察官可為逮捕犯罪人、防止逃跑、保護自己或他人，或制止對執行公務的抗拒而使用武器。不過，武器使用限於「在當時情況下認為合理必要的範圍內」；除正當防衛或執行逮捕令外，只有在逮捕或防止嚴重暴力犯罪嫌疑人逃跑、逮捕或防止被簽發逮捕令者逃跑，或制止嚴重暴力犯罪時，才可使用武器。

「在認為合理必要的範圍內」這一要求闡明了所謂警察比例原則，該原則被理解為一般適用於有形武力的使用。根據國家警察廳次長於1962年5月10日發布的《以防止傷害事故為重點的警察工作活動指南》，依照對方的凶暴性和抵抗程度，可採取的手段包括「使用警棍和逮捕術」、「拔槍」、「持槍」、「威脅射擊」和「向對方射擊」，並以階段方式展示其可使用的態度和方法。儘管警棍和手杖一般不被理解為《警察官職務執行法》所稱「武器」，但已有判例認為，如果其使用方式超出預定用途並造成他人死亡或受傷，實質上可等同於使用武器。

根據國家公安委員會《警察官等使用及處理槍枝規則》（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第7條），下列三類犯罪被列明：

- 通過威脅傷害不特定人員或多數人的生命、身體，或破壞重要設施、設備，使社會產生恐懼或不安的犯罪，例如非法使用爆炸物、縱火焚燒現住建築物等。
- 危及他人生命或身體的犯罪，例如殺人、傷害等。
- 可能損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且以極具威懾性的方式實施的犯罪，例如攜帶致命武器實施的犯罪。

當特別司法警察職員，如海上保安官、麻藥取締官或執行治安出動任務的自衛官使用武器時，相關法律會准用《警察官職務執行法》。此外，若目標為船舶，無論目標位於何處，都可能造成人員損害；同時海上射擊難以保證準確，巡邏船也難以貿然接近可疑船舶。鑑於海上環境的特殊性，《海上保安廳法》規定，即便有關行為不構成犯罪，也可對海上危險行為採取措施，例如使用武器應對海上危險行為，或進行現場檢查以確認船舶身份等。上述規定同樣適用於奉命執行海上警備行動和反海盜行動的日本自衛隊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