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岡縣上野村村八分事件

靜岡縣上野村村八分事件，是發生於1952年靜岡縣富士郡上野村（今富士宮市）的一起人權侵害事件。居住在上野村的女高中生石川皋月，因揭露當地選舉中出現的舞弊現象，其一家被村民們施以「村八分」的排斥孤立行徑。

## 概述

村八分起源於江戶時代，是日本鄉村中對違反村規民約的人所施加的一種懲罰制裁。具體而言，其類似一種「共同絕交」：被村八分的個人或家庭將被全村集體孤立。在村集體生活的十件重大事情中，除卻協助埋葬死者、滅火這兩件事情外，剩下八件事情，諸如成人禮、祭祀、結婚、孕婦生產等，被村八分的個人或家庭都會被排除在村集體之外。至明治時代，村八分就已經被認定為是一種侵害人權的違法行為。1909年，大審院也裁定公開進行「村八分」的行為構成恐嚇罪與名譽毀損罪。但在日本鄉村地區，這種行為始終未能被徹底取締。

### 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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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此事發生之前，有組織的「代理投票」與選舉舞弊行為就已經在上野村出現。村里鄰組的負責人會挨家挨戶地敲門，半強迫式地收集選票。鄰組作為二戰時日本實施上意下達與基層控制的組織，在戰後已被明令解散，但不少地方只是更換了「鄰組」的名稱，實際上仍保留著原來的組織架構，靜岡縣也是如此。鄰組的負責人宣稱：「如果村民想在選舉中棄權，那麼鄰組將會代替村民進行投票。」鄰組的負責人也會散發告示，聲稱「如果有人選擇在選舉中棄權，那麼就請將選票送至鄰組的負責人家。」以「防止棄權，提高投票率」為藉口，鄰組便能輕易地集中村民的選票。換言之，村中的有力人士藉由此種方法積攢而來的選票，再由鄰組集中投給特定的候選人，無疑構成了選舉舞弊。然而，選舉管理人員對此卻置若罔聞，事實上默許了這種行為，村民們也沒有對這些做法產生質疑。

石川皋月當時是上野村的一名初中生，在此事發生前，他便在1950年6月舉行的第二屆參議院通常選舉中注意到了類似的舞弊現象：彼時有人公開在投票所為特定的候選人拉票，甚至在收集選票後公然反覆投票，而監票人員卻袖手旁觀，為此她感到十分憤慨。因此，為了讓村民重視這些舞弊行為，石川在其所就讀的上野中學（現富士宮市立上野中學校）的校報《上野中學校報》上發表了一篇揭露代替投票現象的文章。然而，當時學校卻將所有分發給學生的報紙全部收繳並焚毀。據稱，上野村村長在讀過校報後非常憤怒，表示「不能容忍這樣這樣的報紙出版」，校方起初拒絕撤回報紙，但隨後又出於「作為一所村辦學校，因此不能違背村長的意願」的顧慮，最終還是撤回了報紙。

### 舉報

事件起源於1952年5月6日舉行的參議院第二次補選。當時已升學並就讀於富士宮高中的石川皋月發現，這次選舉又出現了與上次選舉中相似的舞弊現象。在這次補選中，執政黨自由黨支持前任靜岡縣知事小林武治，但首相吉田茂卻指示時任縣知事齋藤壽夫支持剛被解除公職追放的前任農林大臣、綠風會的石黑忠篤。彼時吉田茂在國會中面臨著反對黨的強大壓力，而石黑忠篤的農林官僚履歷使他在全國農業界享有崇高的影響力，因此能夠左右參議院中近20名農業代表。若能將石黑忠篤送入參議院並爭取到他的支持，吉田茂內閣的壓力將會大大減輕。因此吉田茂決定支持石黑，最終石黑也成功當選。

也正是因為目睹了舞弊行為再次上演，石川決心這次一定要徹底揭露這種亂象。起初，她考慮向選舉管理委員會舉報，但後來顧及選委會也可能參與了舞弊而被迫放棄。此外，她懷疑村役所本身就是選舉舞弊的核心據點，因此向其舉報也不可行。另一方面，石川在聽聞了當時警察與學生之間時常發生的各種衝突後，對警察也抱有深深的不信任，因此她沒有選擇向警察報案。最終，石川決定向輿論曝光，於《朝日新聞》舉報了上野村的選舉舞弊現象。

5月7日，石川向《朝日新聞》靜岡分社寄了一封信，信中寫道：「鄰組的組長聲稱是為了防止人們棄權，四處收取選票，所以希望貴社調查真相。」信中她清楚地寫明了自己的地址和姓名。《朝日新聞》迅速做出反應。5月8日，就有一名記者前往富士宮高中採訪了石川。幾天後，報紙正式披露了選舉舞弊的消息。又過了幾天，十幾名涉嫌舞弊者被警方傳喚。但當選的石黑忠篤並未因違反《選舉法》而遭到指控，在完成了這一屆參議員任期後，他又在第四屆參議院通常選舉中再次當選全國區議員，後在任期內去世。

### 村八分

在石川皋月向《朝日新聞》檢舉後不久，石川在街上被她家旁邊鄰組組長的妻子攔住。她暗示有人正在策劃報復行動，並向石川表示：「今天有十幾個人被叫到警察局。他們還沒全部回來，但回來後他們肯定會來好好『感謝』你的。」她斷言，揭露選舉舞弊是錯誤的。她還對石川表示：「你還是個學生，你應該知道，不管是以揭露他人的罪行為樂，還是以讓自己的村子丟臉為樂，究竟是對是錯。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石川一家開始遭到村民的集體孤立與排斥。平日裡，石川家除了耕種自家的一畝土地以外，幾乎完全依靠在別人家幫工幹活來維持生計。但在這次事件發生之後，村中就沒有人家再願意讓石川一家幫工。而在水稻插秧的季節正式開始後，鄰里之間也無人前來幫忙。石川的母親還得知，村中已經約定，連插秧用的農具都不能借給石川家。村民還會勸說村中為數不多的仍與石川一家有所接觸的人家儘早與其斷絕關係。最嚴重的時候，石川一家對村民早晚的問候都會被刻意迴避。石川還從朋友那裡得知，一些村民正在遊說各方勢力，試圖取消她的獎學金。此外，當地的中小學生還嘲笑石川的妹妹，稱她為「共產黨員」和「間諜」的妹妹。就連前往上野村採訪的《朝日新聞》記者，也會被村中的小孩圍住，嘲笑他為前來刺探情報的「間諜」。

與此同時，靜岡縣當地的報紙也在事態中推波助瀾，刊登了多篇聳人聽聞的文章。一方面，諸如《靜岡新聞》等地方報紙聲稱「根本不存在村八分的情況」，認為沒有證據表明村裡的居民曾商議或一致同意歧視石川一家或與其斷絕關係。另一方面，石川父親曾經因投資失敗而欠下巨額債務，至今無力償還的情況也被媒體曝光。《周刊產經》的報導引用村民的講述，列舉了一系列石川父親的「不當行為」，諸如聲稱其沉迷賭博、投資失敗、工作懶散、之前就說過想搬離上野村等等，整篇報導的基調即認為「村八分」存在毫無依據，造成目前情形完全應歸咎於石川一家。

靜岡地方檢察廳在調查選舉舞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上野村中的村八分現象，靜岡地方法務局隨即就此展開了調查。但面對調查，村民們卻仍以「石川的父親行為不端」為理由，試圖為他們村八分行為的正當性作辯護。上野村社會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北村義平甚至公然闖入正在進行調查的法務局上野分局，高喊「個人人權與村莊榮譽哪個更重要？」。但石川始終認為他父親的個人問題和選舉舞弊問題不應相提並論，她也震驚於聽到村民們關於「不能糾正父親行為的人沒有資格評論村裡的事情」的說法。在她看來，無論她父親的行為多麼不端，也無論她的家庭多麼貧困，作為個人，她也當然有權抗議並檢舉這種不公正現象。而在1952年7月3日，靜岡縣法務局也發布了最終的調查報告，認為雖然從法律上難以將上野村的事態認定為村八分，但這種自發形成的孤立狀態已經危及到了石川一家人的社會生活和名譽，因此法務局隨即報告了法務省人權擁護局，並決定採取進一步措施。

隨著事態的不斷發酵，全國各地的報紙雜誌都開始報導此事。最早的報導來自同年6月24日的《朝日新聞》。當天，《朝日新聞》報導了石川的言論：「即使看到不公也要保持沉默，這就是愛村的方式嗎？」石川的高中老師也感嘆：「雖然我教導學生要堅持正義，但面對現實的社會弊端，我卻無能為力。」隨著日本辯護士聯合會、眾議員行政監察特別委員會以及各大報刊媒體相繼前往上野村進行調查，上野村的村八分事件最終演變為了全國性事態。但儘管如此，村八分的行為仍未停止。因為試圖對村八分行為進行辯解，加之外界對靜岡縣與上野村的愈加猛烈的批評，使得村民對石川一家的怨恨與排斥之情變得更加激烈。7月8日，《靜岡新聞》刊登了一篇題為《為日本最沒教養村莊洗清冤屈》的文章。文章報導稱，上野村愛村同志會於7月6日下午開始張貼海報，上面寫著「與捏造事實、將我們村列為日本最沒教養村莊的報紙作鬥爭」，並計劃發起村民運動，應對外界對上野村的詆毀與抹黑。

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村民拒絕加入村八分的行列，堅決地支持石川一家。例如，富士宮高中的學生會一致宣布支持石川，學校的教職工也表達了對石川的鼓勵與支持。7月2日，靜岡縣教師工會及其富士宮高中分會召開會議，通過決議表示「讚揚並強烈支持石川皋月的行動，並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壓迫」。

然而，媒體報導愈演愈烈，各種更加誇張的謠言也隨之而起。有報導稱石川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她被描述成左翼激進分子與危險的思想家。此外，當石川得知警方正在調查她的個人背景，以及來訪者的意識形態傾向時，她對媒體和警方的信任度也日益下降。

### 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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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52年底，隨著調查的結束與事態輿論的漸漸平息，對石川一家的村八分也開始逐步緩解。曾經刻意孤立石川一家的村民們開始恢復與他們的接觸，石川一家在村中的生活也漸趨平靜。1954年，石川皋月從富士宮高中畢業後，考入了法政大學社會科學部，前往東京繼續其學業。她的妹妹在富士宮高中僅就讀一個學期後也轉學至東京。1956年，石川的父母也將村中的房屋出租，隨後搬離上野村前往東京。

1953年，靜岡縣上野村村八分事件被改編翻拍成了電影《村八分 (電影)》，由近代映畫協會製作，現代製作公司協力製作，今泉善珠執導，新藤兼人編劇。但儘管事件已過去了一年，該片於1953年在上野村拍攝時，仍受到了部分村民的故意騷擾與破壞。

石川後來將此事寫成了回憶錄，並於1953年由利隆社出版，書名為《村八分記錄：少女與真相》。這本回憶錄後來與平塚雷鳥等人的作品一起，被收錄於《近代教養全集 第11卷：日本女性》。晚年，石川加入了女權主義婦女民主俱樂部，並擔任該俱樂部的秘書長，積極投身於女性與政治運動。

## 反思與影響

靜岡縣上野村村八分事件作為戰後日本民主化改造進程中的一次社會事件，一方面既是戰後初期日本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仍未被完全革除，村社會「封閉壓抑」環境的真實寫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戰後民主化初期日本民眾的民主法治意識的缺乏。1952年，《社會教育》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風速計》的匿名文章，其中指出上野村所發生的村八分事件僅僅是「冰山一角」。究其根本在於日本許多鄉村地區都還存在著導致類似事件發生的社會條件和根源，而這些條件和根源則主要體現在日本鄉村的「封建社會結構」，以及日本民眾（不論城鄉）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感、參政興趣低下和政治敏感性不足等問題。

基於此，通過開展廣泛的現代教育進行「移風易俗」，繼而培養民眾的民主法治與政治參與意識就顯得尤為重要。《讀賣新聞》於1952年8月11日刊載的外國記者德懷特·馬丁的文章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在石川一家前往東京後，他曾採訪過石川皋月。他發現，儘管「村民都認為村八分是一種封建遺風，且大多數城市居民也無法接受，而村民同時又否認這種習俗在上野村的存在。但根據石川一家以及部分村民的描述，這種習俗又確實存在。」因此他認為，改善現狀的最佳途徑是透過教育擺脫封建思想。

而從另一個角度，上野村的村八分事件也反映了戰後初期日本的某些更為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戰後由GHQ主導的農地改革在初期並未撼動戰前日本鄉村地主的權威，大批地主藉由其在鄉村地區所維持的強大影響力，得以作為農業代表躋身國會或地方議會。1952年7月17日，社會黨左派旗下的報紙《社會時報》就曾發文指出，在上野村中，村里一些大地主擔任著村長、選舉委員會主席等要職，而一位經營土木工程建築公司的縣議員則是「幕後大佬」，並稱「自戰後以來，村裡的政治幾乎完全被這類前地主和有影響力的人物所掌控」。而據日本農業經濟學家我妻東策在東北地方鄉村的實地調查：鄉村中村長等領導人與有力人士都會宣稱本村的投票是絕對自由與公正的。但實際上，為了保證村中的村長、村議員、村農協主席等都能得到席位，選舉一般是以全村提名的方式進行的，村民們按照領袖的指示投票，根本沒有什麼投票自由。

曾經深入研究過上野村村八分事件的民俗學家礫川全次則在他的書中警告說，如今此類事件在日本各地都在發生，而且「只要我們把這種在鄉村社區發生的村八分行為簡單地解讀為『前現代』時代的遺蹟，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現代日本社會的弊病，而類似的集體欺凌問題正是這種弊病的鮮明象徵。」

電影《村八分》最終是以一個暗示家庭與村民和解的場景結尾，但現實並非如此。上野村的村八分事件雖未造成任何嚴重到無法挽回的結果，石川一家也是主動搬離上野村，但村八分對石川一家造成的影響卻是難以消除的。正如日本民俗學家宮本常一在其著作《民俗的故鄉》中所描述的一個遭受村八分的家庭：「一旦受到傷害，即使和解，這個家庭也永遠會被人瞧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