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查蘇聯大使館事件

搜查蘇聯大使館事件，指的是1927年4月6日，中華民國安國軍政府派遣軍警搜查或包圍北京市東交民巷蘇聯駐中華民國大使館以及附近的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等機構的事件。此後不久，天津法租界又發生安國軍當局軍警在法國政府允許下搜查蘇聯機構的事件，上海公共租界也同時發生租界巡捕封鎖包圍蘇聯領事館事件。

事件中，由張作霖主導的奉系當局指揮的奉軍和京師警察廳警察搜查蘇聯外交機構（蘇聯大使館主建築並未遭到搜查）後，逮捕蘇聯外交人員以及李大釗等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黨員，並引發了中華民國（北京）和蘇聯之間的外交風波。

## 背景

在1925年反奉戰爭期間，鮑羅廷、李大釗曾秘密策動郭松齡向馮玉祥國民軍倒戈，反對張作霖。大沽口事件和三一八事件之後，李大釗、徐謙等人遭到執政府的通緝。國共兩黨在北京的機構轉入地下，指揮機構轉移到東交民巷的原俄國兵營裡面。李大釗等人繼續在裡面指揮國共兩黨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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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4月，張作霖為首的奉系控制北京，成立安國軍，以「討赤」名義與馮玉祥和蔣介石等人的國民軍和廣州國民政府在北伐戰爭中爲敵，並認爲蘇聯以及中國共產黨正透過國共合作的機會擴展影響力、「赤化中國」。北京政府指與馮玉祥關係密切，又身兼中共北方負責人、蘇俄共產國際代理人的李大釗與其所屬秘密機關，從事大量軍事情報工作，並且藏匿軍火，協助蘇聯介入中國內戰，威脅北方政權。

1926年5月9日，馮玉祥到達蘇聯莫斯科開始考察，期間在蒙古庫倫在徐謙的介紹下宣布參加國民黨。8月，李大釗委託于右任趕赴蘇聯請馮玉祥回國，23日，廣州國民政府任命馮玉祥為國民政府委員。27日，馮玉祥從蘇聯啟程回國，蘇聯顧問團和許多中共黨員如鄧小平與之同行。9月16日，馮到達五原後發表五原誓師宣言。17日，國民軍各部將領公舉馮玉祥為國民聯軍總司令。馮宣布國民軍全體將士集體參加中國國民黨。

另一方面，廣州國民政府北伐軍司令蔣介石和張作霖曾在1926年秋天開始秘密接觸，分別派唐生智和楊宇霆為代表秘密會晤，協議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

當時北京四處搜捕共黨，李大釗藉由外交庇護，躲藏在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原俄羅斯帝國使館兵營中，中國共產黨北方總部也搬入當中活動。根據《辛丑條約》，使館區中國軍警不准入內。但俄羅斯帝國使館兵營所處的位置，因蘇聯已經取消沙俄時期與中國簽訂的條約而處於爭議地位。

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後，1月，國共兩黨的示威隊伍先後攻入漢口、九江英租界。同月，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進行改選。由於中共黨組織與國民黨左派聯席會事先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其在選舉獲得成功，9名執行委員中共跨黨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各占4席，17個區黨部51名委員中，共派也占了絕對優勢，達到37席。此後，幾乎全部由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組成的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成立。1月6日，北京警廳設檢查新聞特務委員會，檢查滬津來京各報。1月19日，奉系陸軍軍法裁判所以共產黨「派赴綏遠、調查軍情、秘報共產黨中央，以便輔助進行北方軍事工作」的罪名，將辛紹卿等九人槍決，判處胡德芳等十二年徒刑。

2月10日，中共北京地委制定的《北京地方國民運動工作報告》談到國民黨黨務問題，指自三一八事件以來北京共產黨員已由300多人發展到1000多人，國民黨員由2200人發展到4300百多人。

1927年3月，南京事件在北伐軍攻陷南京期間爆發，英美意日等國僑民被襲擊，釀成外交風波。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利用馮玉祥國民軍、廣州/武漢國民政府和國共合作，在中國擴充影響力的現象，進一步不滿。

由於李大釗在夜間工作時的談話聲被其機關工作地點原俄國兵營隔壁的法國醫院值班人員發覺，法國使館即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吳晉提供了這個情報，日本使館也證實有中國人經常出入該處。當局先將出來送信的工人閆振三和燒飯工人張全印逮捕審訊，後來，吳晉與警察總監陳興亞、憲兵司令王琦及軍法處處長，共同策劃搜查俄國兵營。

3月下旬，張作霖遍訪各國駐華使節，共同策劃反對共產黨的方案。同日，北京軍警當局連續以赤化嫌疑捕去各大學學生三四十人，各校教職員和學生紛紛出京。4月4日，駐北京各國使館衛隊長在美國兵營開會。會商防衛使館、租界問題。其時北京使館界內共有美、英、法、意、日五國駐兵1102名，騎、炮兵皆全。議決如必要時，即推美國衛隊長官指揮一切;防區之分配，看將來情形而定，界內各處根據《辛丑條約》，不得容許中國武裝兵士院入。

## 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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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6日，北京全城戒嚴。安國軍當局指基於情報，稱有大量煽動者進入北京並被安置在蘇聯建築物內，意圖煽動民眾，因此請求外交使團允許搜查。報道又指「東交民巷二十八號房內有中國共產黨組織秘密機關，擾亂中國治安。軍警當局特向安國軍總司令部報告；復由當局與交民巷各公使交涉，擬設法排除障礙，同時某國要人，又向安國軍方面報告，俄使館內有華人圖謀不法行動，請注意」。奉軍當局負責北京治安，外交團遂批准請求。行動前晚，當局已得各公使之諒解，認爲此乃「中國內部之治安問題」。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率領警察、憲兵、便衣偵探三百多人負責行動。

根據英國外相後來在英國下議院回答質詢的講述：4月6日，中國京師警察廳總監拜訪了使團代表、荷蘭公使Willem Oudendijk，並遞交了一封一式兩份的公函，指出蘇聯人在使館區內從事顛覆活動，並請求授權搜查特定的俄國房產，包括遠東銀行，並不在蘇聯使館主樓範圍內的中東鐵路辦公樓以及俄款委員會的建築。這封信的原件經荷蘭公使正式簽署，授權京師警察進入後，又交還給了中國當局。而荷蘭公使在此之前已徵詢其他《議定書》列強的代表，大家一致認為，使館區的庇護不可被用來對抗當地政府。因此，只要地方當局持有合法的司法搜查令，使館區警察應在公使的特別指令下，允許其搜查搜查令中明確指出的任何可疑蘇聯私人財產。

上午十時半，張作霖命令奉軍及京師警察廳，出動警車、憲兵、特務等300餘人；當中包括東北陸軍手槍隊一隊、東北憲兵一隊，皆攜手槍。便衣探員一隊。搜查隊伍胸繫紅繩爲誌，警察一隊身著制服、佩刀帶槍，由幹練官長率領至使館界內的遠東銀行與中東鐵路辦事處和俄款委員會，一部在牆外逡巡、一部分入內。在北京各國使團的默許下，軍警包圍和搜查了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以及附近的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和俄款委員會，逮捕了蘇聯大使館工作人員16人，以及逮捕中國共產黨員李大釗、范鴻劫（北大）、楊景山（北大）、謝伯俞（師大）、譚祖堯（藝專）等（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同時也是國民黨員）以及國民黨北京市執行部鄧文輝、路友於、張挹蘭等共35人。李大釗妻子及兩個女兒也一同被捕，兒子李保華因外出辦事而未被捕。當時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機關即設在使館區舊俄兵營內的工作。當局的軍警拿走了蘇聯大使館的大量檔案材料。同時，軍警在四川會館又捕去中共黨員吳平地等，在各大學宿舍也進行搜捕，共逮捕了八十餘人。

搜查過程中，當局區分了蘇聯大使館主樓（駐節官員住所與辦公室所在）與使館範圍內的「其他建築」（包括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室，以及下級官員與蘇聯僑民的住所）。理論上搜查並非針對大使館主樓，而是中東鐵路大樓及遠東銀行，但軍警必須穿過使館區內的一條道路數百米才能抵達目標地，因此需向外交使團申請並獲得許可。

在搜查的過程中，軍警翻牆或破門而入，使建築內人員完全措手不及。當天成群結隊的中外旁觀者擠滿了使館區的大街。軍警則將一車又一車的宣傳品、國民黨與共產黨旗幟，以及一批批器材運走，其中一輛車上還裝有多支步槍與大量手槍彈藥。最後據稱從建築中收繳了七車宣傳單、一挺機槍、一門迫擊炮、炸彈、約二十支步槍、數千面國共旗幟以及大批彈藥。在軍警趕到後不久，一些俄方人員試圖焚毀文件，但被中方消防隊撲滅。面向使館街的蘇聯遠東銀行是首先被搜查的地點。它與其他被搜查的建築都位於蘇聯大使館院內，但大使館主樓未被進入，並有武裝的蘇聯人員被看到在旁警戒。

根據荷蘭公使對英國公使的通報（英國下議院會議記錄），此次查獲物品包括一份4000名北京特務的名單，並指「這些人準備在特定時刻挑起事端並實施暴力行動」，一挺機槍、三十支步槍、若干彈藥、「多面帶有煽動性標語、用於集會示威的旗幟」。並發現了「反英委員會」的官印，亦繳獲了類似的反日、反法委員會的印章，「被逮捕者包括22名俄國人，以及40至50名長期被通緝的中國人，其中有華北中國共產黨公認領導人，藏身於俄國人處」。而根據安國軍政府公佈的資訊，搜獲的物品包括「有青天白日旗多面，萬國旗多面，中國共產黨臨時執行委員會方印一顆，雪恥大會圓印一顆。共產黨財務調查宣傳總務文書小長方印各一顆，關於其他之印信多件。市黨部各冊多件。共產黨名冊多件。領會用之器具多件。孫文像片多件。宣傳印刷品多件。步槍三十二枝。盒子砲十二。炸彈數十枚。手槍八枝。勞農旗幟三面。慶祝蘇俄革命紀念橫幅多張」。軍警用第九六八號第四號第一號多輛汽車，分別運至警察廳，「至九時。始竣事」。

此外，安國軍當局也在某個酒店扣留兩名美國記者（其中一名為女性），來自舊金山與火奴魯魯的Mildred Mitchell和Wilbur Burton，並指其向敵對北洋政府的刊物供稿。兩人在安國軍當局的特務監視下被扣留在北京的Hotel du Nord旅館，該處位於北京各國使館區外。兩人供職於親馮玉祥和廣州國民政府的媒體機構，美國大使館曾以其散布親國共的反英宣傳為由撤回了對該社的保護。美國大使館則表示兩人並未收到正式指控，如有指控則必須通過使館遞交。報導則指兩人可能被直接驅逐出境。

法國官方人士則表示，中國當局曾向外交使團請求允許搜查位於使館區內的蘇聯銀行，而儘管使館區享有外交豁免，但銀行位於原俄國郵局舊址，且蘇聯政府已放棄其在華全部特權，因此該銀行不享有外交豁免。外交使團因此無法阻止搜查。另外北京使館區行政委員會秘書（西班牙使館雇員）還曾致電蘇聯大使館，表示不會允許軍警搜查蘇聯大使館主樓。

北京當局在4月6日晚發布公告：「中國政府獲悉遠東銀行及中東鐵路辦公室內存有武器與彈藥，並知悉這些地方一直是共產主義煽動者的活動中心，遂決定進行搜查。

搜查的依據在於，這些地點不享有外交豁免，而蘇維埃政府已放棄1901年《議定書》所規定的特權及域外權。因此，只有大使館本身保有不可侵犯的特權。

搜查於今日上午11時由中國警察執行。在此之前，中國當局依據司法機關的正式搜查令，已從使館區主管當局獲得執行該搜查令所需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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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後，蘇聯駐上海領事即往謁駐上海各國領事團領袖，聲明如果上海蘇聯領事館「受此侵擾」，「將必唯該團是問」。4月7日，上海公共租界歐裔巡捕和萬國商團俄國聯隊包圍了蘇聯領事館，禁止來往人員出入。其中萬國商團俄國隊接到任務，安排1名軍官和17名士兵組成的衛隊緊急封鎖蘇聯駐滬領事館，職責是協助工部局巡捕對所有進出領事館大樓的人員進行搜身，拘捕所有晚上11點到凌晨4點間進出領事館的人員。4月9日，因為俄國隊接到守衛租界變電站的任務，前一任務被轉派給萬國商團美國隊執行。中方（武漢國民政府，當時北伐軍已佔領上海）交涉員郭泰祺欲入該館時、巡捕須檢查郭方許進內，遭到抗議。同時大量的蘇聯人集合到領事館內，領事館煙囪不斷冒出濃煙，被認為是銷毀機密文件。同日，英國士兵還搜查了公共租界內國共組織活躍的大夏大學，遭到國民黨方面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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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奉北京當局電令，安國軍當局的天津警察廳軍警派員向法國駐天津領署接洽，法國領事由電話向北京法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請示允許後，警廳長丁振之率同警察偵察，會同天津法租界法國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內的蘇聯駐華貿易處、遠東銀行、東鐵商務駐津辦事處、蘇聯大使署商務處及蒙古西合公司等機關。搜查行動由法租界巡捕把門，華方警察入內搜查。搜查得到法國政府允許：法國駐天津領事事先得到法國駐華公使指示，不予干涉。當局指，搜查行動獲得和莫斯科來往文件數十通、宣傳品數種，並「有關係書籍數冊」。當搜查至蘇俄大使館商務處時，處長出示外交護照表示拒絕搜查。丁振芝則指「事係有上峰命合，且已得北京使團諒解」，最終入內直至晚上八時搜查結束。北京報刊指，搜查「以事屬創舉，圍觀者極衆雲」。

北京當局查獲並向外界公開了蘇聯和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千餘文件，包括共產國際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國共產黨文件等，並最後會變成《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一書，詳載蘇聯涉入中共之地下滲透活動，「及近來之街頭群眾運動的狀況」，其中有一份蘇聯共產黨給當時革命政府顧問鮑羅廷的電報，指示不能讓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蘇聯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牽制帝國主義國家，使他們不能從東方攻打蘇聯。

## 各方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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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發電慰問了蘇聯駐華代使及大使館全體職員，指責「帝國主義」及「封建遺毒反革命份子」：

北京軍警對於貴館所施空前駭聞之大暴舉、顯受帝國主義者之間接指揮、彼帝國主義者最近日覩我國民革命軍已奄有滬寧全線、且更將義旗北指、直搗燕雲、深知其在華利益及封建勢力之行將根本動搖、於是造謠中傷挑撥離間之不足、竟無所不用其極、明目張膽、運用其最兇險之方法,意圖破壞革命團體、分散革命力量、以遂其苟延殘之謀、在彼為虎作倀者、際茲途窮日暮、甘冒不韙、求榮賣國、原不足齒、第設因此導火線致引起國際之糾紛、即其破壞世界和平之一切重大責任、己有所屬、今正值我國民革命勢力高漲際、貴館適以處於帝國主義及許多封建遺毒反革命份子之惡魔區域範圍之內、首遭蹂躪、聞警之餘、至深馳系、茲敬以最誠懇之友誼、專電率慰貴代大之使暨全體館員、至希鑒照為荷。

事件之後，4月9日，北京國立九校校長集會，討論營救李大釗方法。10日，曾派代表向當局陳述意見。4月13日，蘇聯政府外交委員長接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電表態支持，電文指「此次北京僞政府派警搜查俄使館、公然侵辱蘇俄政府、張作霖實屍其咎、國民政府殊深抱歉、自當以實力對付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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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駐中華民國代理大使齊爾內赫向安國軍政府提出嚴重抗議。4月9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向中華民國駐蘇聯代辦鄭延禧提出通牒，要求當局立即撤退監視軍警，釋放使館裡面的蘇方人員，交還被抄文件等。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強烈譴責安國軍政府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認為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工具」：

通電隨力要履行下列之初級條件、(一)即將大公使軍事隨員及大公使館人員及商務隨員住屋之中國軍警撤退、(二）蘇俄經濟會之大公使館人員，須即行釋放、(三)由軍事隨員住所搜去之一切文件、須即時交回、(四)警員及安國軍掠去之銀両、書籍、傢私等物、於此等要求未得滿意解決之前、須先行交回各物原主、蘇俄政府爲表示抗議計、不得不將其大公使及使館人員、全數召回、祇留囘領事人員駐京、蘇俄政府對於此事、向京政府祇提出上言之初級要求、而此種要求亦非辱及京政府者……

倘任何帝國主義者之政府、遇此種相似之事、定以最強烈之壓抑舉動相向、惟蘇俄雖有適足之力、以行其壓抑方法、但仍宣言切實避免用之、該通牒續謂、蘇俄政府明知外國帝國主義者之中有不負責之輩、欲鼓勵其啟戰端、並知京內閣巳成爲彼等之傀儡、惟蘇俄常以全世界勞工利益為前題、中國民族之羣衆利益、亦包括在內、京政府雖有此種激動之舉、宗旨欲使國際大局情形較劣、及欲將某等帝國主義者之國對華之軍事行動、轉爲世界一新大戰、但俄政府今特宣言、斷不致被任何激動所動、及無論如何、將盡力保護和平、蘇俄政府信持此熱望、必得各國勞工的友誼贊許，尤以中俄民族為景但北京政府外交部復照蘇聯政府，表示拒絕。

另一方面，據真理報報導，國民政府代表郭泰祺拜訪了蘇聯駐上海總領事，並表示上海蘇聯領事館遭到上海萬國商團和警察的包圍，郭則需要安排一名護送人員進入領事館。郭對蘇聯領事就北京事件表示遺憾和歉意，並指出這是「北方軍閥的垂死掙扎」。郭也表示其將親自向上海各國領事提出抗議，並指出蘇聯領事館隸屬於國民政府管轄，未經中國政府知曉和許可，任何人無權對蘇聯領事館採取此類措施，又表示「對當前局勢表示極度憤慨」。郭泰祺又訪問了上海英國總領事以抗議公共租界巡捕包圍蘇聯領事館的舉動，英國領事則表示他應該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當局接洽。郭則重申認爲工部局「如此舉動，實違國際法律」，必會提出抗議。

各國使團在4月9日的會議上，同意英國公使對警方的回函，希望被捕者得到司法機關的公平審訊：「我奉同僚之託告知貴方，他們期望所有在此次搜查中被中國警察逮捕的人員，將由主管司法機關進行公平審判。若貴方能對此作出保證，我將不勝欣慰。」英國每日郵報將廣東政府描述為「國家的渣滓——一群遊手好閒的犯罪烏合之眾」，並稱他們被莫斯科組織成「武裝恐怖團伙」。該報寫道：「如果能夠將這種勢力從中國清除出去，那麼中國民族主義政策的成功還有一線希望，否則就無從談起。對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突擊搜查很可能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代表著真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試圖清除那些唯一正在侵蝕中國獨立的人的嘗試」。

英國左派《曼徹斯特衛報》、《每日先驅報》（工黨機關報）則相對同情蘇聯，衛報評論認為「如果列強確實允許張作霖實施這些襲擊，那麼他們就等於同意侵犯與其關係友好的國家的權利，並公開偏袒交戰雙方之一」，每日先驅報則評論「如果事實證明蘭普森及其幕僚同意張作霖侵犯蘇聯大使館的神聖性，那麼我們將面對這樣一種行為：如果不立即予以澄清，這等同於所有列強對俄羅斯宣戰」。

4月11日，英國下議院就事件展開討論，保守黨議員Frank Nelson、工黨議員莫斯利、Joseph Kenworthy等就搜查大使館事件對英國外相奧斯汀·張伯倫提出疑問，包括張作霖部隊進入北京使館區「是否系經我方駐北京外交代表與其他列強代表共同授權」，並要求其交代具體情況。張伯倫則在回答中強調，蘇聯大使館本身被高牆隔開，在搜查中未受觸動，但搜查人員確實越權進入了俄羅斯帝國時期使館衛隊的兵營（此處與大使館主樓隔牆相望，位於西側）。英方觀點認為，蘇聯已經不再擁有沙俄時期的衛隊，因此兵營建築並無外交豁免權，但列強使團仍通過英國公使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指出警方此舉已「超出資深公使授權的範圍」。

蔣介石在發動江浙和上海的清黨事變前後，密電張作霖，主張「將所捕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後患」。

## 後續

4月16日，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農民部部長莫同榮（中共）等也被捕入獄。4月18日，北京警察總監陳興亞通令各區郊警署，檢查界內書肆書攤，禁止宣傳共產主義書籍發行。又令此後凡到新書，務須先送警廳審查，始准售賣。

國民軍發出通電，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殺李大釗。4月7日，當時已經歸順國民政府的閻錫山也致電西安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表明晉軍的立場和態度，稱「李大釗在京被捕，帝國主義者有以武力干涉之議決，值茲一髮千鈞，稍縱即逝，吾輩應即乘機發動，以竟全功」，閻錫山又要求馮玉祥「請速集結大部，克日出發」對奉作戰。直魯聯軍的張宗昌則通電指責李大釗為「赤黨禍根」，「巨魁不除，北京終久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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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中被捕的李大釗等人，遭到當局法院的審訊與起訴，該案當時被簡稱「黨案」。4月28日，由安國軍總司令部、京畿衛戍總司令部、京師高等審判廳和京師警察廳組成的軍事法庭（「黨案特別法庭」）在警察廳南院總監大客廳秘密進行軍法會審。在搜查案中被捕的李大釗等二十人在受審以後，被以「擾亂治安證據確實之理由」「和蘇俄通謀，裡通外國」等罪名宣判。下午以絞刑等方式在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處決。根據世界日報以《李大釗等二十人昨被絞決》為題的報導：

當局辦理黨案，自特別法庭成立後，審判長何豐林及各個法官，曾在警廳屢次檢閱證據及李大釗等供單。其關係較重者，並由何等親提審問，核對前後供詞，商量判決辦法，至前晚上，大致即經商定，遂於昨日上午十時，在警廳正式開庭......開庭後，即將李等提訊，至下午一時許訊定，即判決。所有情節最重之李大釗、譚祖堯、鄧文輝、謝伯俞、莫同榮、姚彥、張伯華、李銀連、楊景山、范鴻吉、謝承常、路友於、英華、張挹蘭、閻振三、李昆、吳平地、陶永立、鄭培明、方伯務等二十人，一概絞決。當派定東北憲兵營長高桂五為監刑官，由警廳調集刑車(即火車式之木欄二馬所拖之車)五輛將李等裝入車內，每車有押車警士二人。前後並有保安隊一大隊、手槍隊一隊，及衛戍團等甚多。二時由警廳出發，直赴司法部後之地方廳看守所刑場，沿途觀者甚眾。二時四十分至場。場中有絞杆數挺，即由保安隊等護場。因杆少人多，故分批執行。第一批為李大釗、路友於等，因絞刑極費手續，故至下午四時十分始執行完畢，分別棺殮。除李大釗外，其他被處決的十九人名單與身份略為：

- 范鴻劫，中共北方區委宣傳部長，《政治生活》主編。
- 謝伯俞，中共黨員，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組織部長。
- 譚祖堯，中共黨員，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執委兼文書。
- 莫同榮，中共黨員，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農民部部長。
- 路友於，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
- 鄧文輝，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執委主席。
- 張挹蘭，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婦女部部長。
- 姚彥，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商民部部長。
- 鄭培明，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秘書。
- 張伯華，中共黨員。
- 楊景山，中共黨員。
- 陶永立，中共黨員。
- 方伯務，中共黨員。
- 吳平地，中共黨員。
- 李昆，中共黨員。
- 閻振三，李大釗辦公室工友，工人。
- 李銀連，中國共產黨黨員，代表于右任來京出差。
- 謝承常，共產黨人。
- 英華，工人。

4月29日，軍事法庭續判舒啟昌等十人徒刑。北京的國共合作基本終結。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地委、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及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均遭嚴重破壞。

5月，英國警察當局也對倫敦的蘇聯駐英貿易機構全俄羅斯合作社進行了搜查，並佔領了蘇聯商業代表處的檔案室。此後不久，英國政府宣佈廢除《英蘇貿易協定》，同時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

7月16日，清黨後的南京國民政府指其有援助各地共產黨活動的嫌疑，也飭令查封了蘇聯遠東銀行。

事件中搜查出中共大連黨團組織呈送北方區的報告材料等，使日本關東州當局確認大連有共產黨的組織與活動，於是更加緊進行防範和搜查。7月24日清晨，中共在關東州的沙河口鐵道工場黨支部開會，支部書記韓岡清和委員辛培源、於全福均遭逮捕。隨後，日本關東州當局又逮捕了中共大連市委工運部長丁文禮和市委書記鄧鶴皋，並對大連共產黨員進行大搜捕。至月底，共逮捕中共黨團員和支持者49人。中共大連地方黨團組織被日本當局鎮壓破壞後，依附於中共的大連國民黨組織自行解體。

國共決裂後，南方國民政府與蘇聯的邦交未斷絕，蘇聯駐長沙領事館曾被中共湖南區委用作開會策劃秋收暴動的地點，並有蘇聯駐長沙領事（兼任共產國際代表）的參與。1927年10月23日，湖南省政府令長沙衛戍司令部派兵將蘇聯駐長沙領事館檢查發封，並將領館人員監護出境。

1927年12月，因為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在廣州暴動中的參與，南京國民政府發布《對俄絕交令》宣布與蘇聯斷交，幷正式關閉蘇聯駐上海、漢口、廣州、長沙的領事館。不過當時蘇聯正式承認的仍為北京政府，直到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蘇方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