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芬蘭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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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芬蘭主義（panfennismi），又稱芬蘭-烏戈爾主義（Finno-Ugrism）或部落思想（heimoaate），是一種泛民族主義思潮，主張諸民族在政治或經濟上的統一。其涵義相當寬泛，通常泛指所有芬蘭-烏戈爾民族，但在少數情況下，也可能僅限于波羅的芬蘭人，甚至僅限於操芬蘭語支語言的芬蘭諸民族。

## 歷史

### 起源

泛芬蘭主義在芬蘭大公國成立之前並未被認真對待，即便在俄羅斯帝國更大框架下享有一定自治時也是如此。由於芬蘭在此前數百年間一直處於瑞典統治之下，民族認同感並不強，即便芬蘭民族史詩《卡勒瓦拉》問世後亦是如此。1844年，薩克里斯·托佩柳斯發表了一篇題為《芬蘭文學及其未來》（Den Finska Literaturen och dess Framtid）的論文，其中寫道：

兩百年前，很少有人會相信斯拉夫部族能在文化史上取得如今這樣顯赫（且不斷增長）的地位。那麼，如果有一天，芬蘭部族——這個占據著幾乎同樣遼闊土地的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發揮的作用遠超今日人們的想像，會怎樣呢？……今天人們談論的是泛斯拉夫主義；也許有一天，他們會談到泛芬蘭主義，或者泛索米主義。在這樣一個泛芬蘭共同體中，芬蘭民族應當因為其文化上的資深地位而處於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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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泛芬蘭主義的構想中，芬蘭人在這一共同體內處於主導地位的觀點在芬蘭並未受到質疑，因為「芬蘭人是芬蘭-烏戈爾世界中的開化者與啟蒙者」這一理念早已存在，並以他們所謂的「文化資深地位」為理由。然而，泛芬蘭主義的影響往往被另一種更具吸引力的思想——圖蘭主義——所掩蓋。隨著19世紀民族主義研究在芬蘭學界的興起，圖蘭主義逐漸成為主流。當時關於芬蘭-烏戈爾諸民族及其語言、文化的研究領域嚴重缺乏芬蘭學者。原因在於，許多芬蘭民族主義普遍認同並寄希望於一種觀念：芬蘭人與芬蘭-烏戈爾諸民族不應被視為「來自無名之地的部落民族」，而應證明他們是「更受尊敬的文明文化」中的一部分，擁有明確的文明歸屬。這一傾向推動了圖蘭主義在芬蘭民族主義運動（芬諾曼運動）中成為主流。著名的芬諾曼主義者阿圖爾·卡斯特倫便基於自己的研究認為：芬蘭-烏戈爾語、突厥語、蒙古語和通古斯語同源，屬於同一語系。他的結論是，芬蘭人及其親屬族群的起源在中亞，而非偏居一隅的孤立小民族：

我決心向芬蘭民族證明，我們並非出身於荒僻泥沼、與世界和普遍歷史隔絕的孤立民族，而實際上至少與人類的六分之一有血緣關係。編寫語法書並非我的最終目標，但若無語法研究，這個目標便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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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特·阿爾奎斯特，卡斯特倫的親密同僚，最初認為芬蘭人在芬蘭-烏戈爾諸民族中應被視為更高等的一員，因為芬蘭人顯然比其他芬蘭-烏戈爾民族更「文明」。然而，在完成對伏爾加河流域、東卡累利阿和西伯利亞的考察之後，阿爾奎斯特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他成了一名親瑞典主義者，或至少是斯堪地那維亞的仰慕者，因為他們將基督教與所謂的文明帶給了芬蘭人。他的立場從「芬蘭人優越」轉向「芬蘭人受惠」，即認為芬蘭人是被賦予特權的民族，而非天生優越。阿爾奎斯特的新觀點頗具爭議。在一次演講中，他公開感謝瑞典人「拯救芬蘭民族，使其沒有落得與在俄境內的芬蘭親族同樣的命運」，並稱芬蘭人欠下瑞典一份「感恩的債」。這番言論引起了芬諾曼派內部的強烈反感。1860年，阿爾奎斯特發表了詩作《芬蘭的力量》，在其中他提出「大芬蘭」理念，主張擴張芬蘭的疆界。他寫道：「奧涅加湖與波的尼亞灣，奧拉河岸到維納河口/此處，屬於芬蘭的力量，/絕不歸於他人」（Äänisjärvi, Pohjanlahti / Auranrannat, Vienansuu, / siin』 on, suomalainen, mahti / jok』 ei oo kenenkään muun）。

泛芬蘭主義在芬蘭國內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頗受歡迎，但在其他文化素養更高的地區（例如匈牙利），卻不大相同。匈牙利由於其文化上的孤立，逐漸形成了「自身源自古代斯基泰人」以及其他與突厥有關的民族觀念；再加上圖蘭社團的影響，以及俄羅斯帝國所鼓吹的泛斯拉夫主義帶來的威脅，使得圖蘭主義在當地更具吸引力。卡斯特倫在談及匈牙利人對泛芬蘭主義的反應時寫道：

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一想到自己可能與拉普人和薩莫耶德人同源，我們自己也感到不安。同樣的心情——那種渴望擁有顯赫而輝煌祖先的可嘉欲望——也曾驅使我們的一些學者去追尋我們的搖籃是否在希臘或聖地。然而，我們必須放棄與希臘人、以色列十支派，以及那些偉大而優越的民族之間的任何血緣聯繫，而安慰自己說：『每個人都是自己行為的繼承者』，真正的高貴必須靠自身的才能去贏得。芬蘭民族能否在歷史上贏得聲名尚不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後代人會憑藉我們的成就來評價我們，而不是依靠我們祖先的功績。

愛沙尼亞以及許多被視為芬蘭-烏戈爾民族聚居的地區，對泛芬蘭主義並沒有太多支持或研究。愛沙尼亞直到20世紀才逐漸接受泛芬蘭主義，而此時芬蘭人早在19世紀就已廣泛認同這一理念。不過，愛沙尼亞學者大多接受了一種「芬蘭中心論」的立場——也就是許多芬蘭人所持的觀念：認為芬蘭民族及芬蘭本身是這一意識形態能夠產生並運作的核心與基礎。因此，愛沙尼亞人也承認，在芬蘭-烏戈爾世界中，他們的地位相較芬蘭是從屬和次要的。

在俄羅斯卡累利阿地區，泛芬蘭主義在19世紀初開始逐漸傳播，尤其是通過多次路德宗傳教活動，以及1906年成立的白海卡累利阿協會等組織推動。該協會主張芬蘭應當吞併東卡累利阿。對此，俄羅斯帝國方面（尤其是阿爾漢格爾斯克省）態度日益消極，認為這是有害的外來影響。1908年夏，阿爾漢格爾斯克省總督伊萬·瓦西里耶維奇·索斯諾夫斯基雖然認定泛芬蘭主義在當地的實際影響有限，但仍呼籲對白海卡累利阿推進俄化政策，例如建設俄語教育機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意志帝國訓練了一批獵兵，他們屬於獵兵運動的一部分。這些獵兵主張將東卡累利阿併入芬蘭。獵兵運動在白色芬蘭的社會中影響極大，並成為倡導對蘇俄發動戰爭的重要力量，在俄國內戰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 戰間期與二戰

芬蘭的獨立後，國內掀起了一股民族主義熱潮。在援助親屬民族戰爭期間，大批志願者和白衛隊成員奔赴「芬蘭-烏戈爾世界」的各地作戰，希望要麼將這些民族團結為一個國家，要麼將其中一些民族解放出來。其中的例子包括「北英格里亞共和國」和「卡累利阿聯合政府」，它們事實上都是芬蘭的衛星國。支持泛芬蘭主義的各類組織和政黨曾在赫爾辛基「新學生會館」召開會議，此次會議由卡累利阿公民聯盟於1919年10月組織。隨著泛芬蘭主義在芬蘭社會的不斷發展，先後湧現出了學術卡累利阿協會和愛國人民運動等組織。1931年，「民族部族日」被設立為國家公共節日，每年十月的第三個星期六為各個芬蘭部族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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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季戰爭和繼續戰爭期間，泛芬蘭主義達到了頂峰，而其分支或變體——「大芬蘭」理念也獲得了極大支持。來自歐洲各地的眾多芬蘭諸族人士加入芬蘭作戰，其中包括大量愛沙尼亞和英格里芬蘭志願者等。泛芬蘭主義同時也是「芬蘭東卡累利阿軍事管理區」在1943年前的重要政策。在該行政體系中，芬蘭-烏戈爾諸民族被置於比東斯拉夫人更高的地位，而後者則被送往集中營。對此，俄羅斯聯邦指稱這構成了一場種族滅絕。

在東卡累利阿，當地因糧食短缺加劇、民族主義高漲以及布爾什維克政權對文化自治缺乏尊重而爆發了東卡累利阿暴動。這一局勢催生了許多民族主義與泛芬蘭主義的民兵與準軍事組織，它們在卡累利阿和芬蘭兩地紛紛成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森林游擊隊」。即便在蘇聯紅軍鎮壓卡累利阿人之後，泛芬蘭主義在蘇維埃卡累利阿仍未消亡。至少在那些遷入蘇維埃卡累利阿的紅色芬蘭人中，人們始終懷有希望。他們中的許多人擔任了要職，例如愛德華·於林等人就因被指控持有泛芬蘭主義思想與「大芬蘭」沙文主義傾向，而受到蘇聯官員批評——他們被認為企圖將蘇維埃卡累利阿與芬蘭統一，並恢復芬蘭社會主義工人共和國。在芬蘭入侵東卡累利阿後，當地許多卡累利阿人因擺脫蘇聯統治、並重新獲得使用本民族語言的機會，而轉而支持泛芬蘭主義及其分支理念「大芬蘭」。

在愛沙尼亞獨立戰爭結束後，社會高度個人主頁文化且局勢不穩，這催生了瓦普斯運動——一個由退伍軍人組成的愛沙尼亞民族主義與泛民族主義政治組織。瓦普斯運動一度有望贏得廣泛的民眾支持，但在1934年被溫和派康斯坦丁·佩茨發動政變靜默時代。然而，佩茨與許多有影響力的政治家一樣，深知愛沙尼亞無法單獨對抗蘇聯，因此他並不反對泛芬蘭主義。1940年，他甚至向里斯托·呂蒂提出了建立泛芬蘭的愛沙尼亞-芬蘭聯盟的構想。在蘇聯吞併愛沙尼亞之後，愛沙尼亞的泛民族主義情緒只能體現在志願力量中，例如芬蘭200步兵團。此時芬蘭被視為唯一仍能捍衛芬蘭-烏戈爾民族並將其統一起來的國家，這使「大芬蘭」理念逐漸比「各民族平等聯合」的設想更為主流，因為其他「民族」已全部淪為蘇聯的占領區。

在戰間期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匈牙利與芬蘭、愛沙尼亞保持著密切關係。霍爾蒂政府於1920年承認芬蘭獨立，此後兩國因語言上的親緣關係而發展出牢固的雙邊關係，彼此視對方為「兄弟民族」。在冬季戰爭中，匈牙利曾向芬蘭提供了一個冬季戰爭中的匈牙利志願軍；到巴巴羅薩行動時，兩國並肩作戰，使得關係更加緊密。這種態度上的轉變，與維多利亞時代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可以用「圖蘭社團的衰落及其影響力的瓦解」來解釋。

## 二戰後

在芬蘭於繼續戰爭中戰敗之後，泛芬蘭主義在大多數芬蘭-烏戈爾世界中逐漸淡出視野。這主要是因為蘇聯的強大實力以及其對這一理念的敵視態度。普遍認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設立本意是涵蓋整個芬蘭和卡累利阿地區，其名稱本身就體現出一種以芬蘭為中心的意味。

### 今日的泛芬蘭主義

#### 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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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芬蘭，泛芬蘭主義並不流行，也鮮有人信奉或積極倡導。相反，諸如芬蘭-俄羅斯協會等組織，更注重為芬蘭-烏戈爾民族爭取權利，並提供語言學習機會。泛芬蘭主義在芬蘭並非一個決定性的政治議題。大多數芬蘭人既不希望領土擴張，也更傾向於關注卡累利阿問題——即要求將芬蘭卡累利阿歸還芬蘭。在這種情況下，與愛沙尼亞的統一遠不如「收回芬蘭卡累利阿」來得現實。正統芬蘭人黨青年團中一度出現越來越多的呼聲，要求重新吞併芬蘭卡累利阿，有時甚至是整個卡累利阿，直到該組織被解散、失去作為正統芬蘭人黨官方青年組織的地位為止。

#### 愛沙尼亞

像圖格拉斯協會這樣的友好協會，主張推動愛沙尼亞與芬蘭關係的深化。如今泛芬蘭主義的內涵更多局限於兩國之間的政治友誼，例如赫爾辛基—塔林隧道等合作項目。愛沙尼亞同時還是世界芬蘭-烏戈爾民族大會的所在地。該大會的正式使命是：「發展和保護芬蘭-烏戈爾民族的民族認同、文化和語言，促進芬蘭-烏戈爾民族之間的合作，討論熱點問題並尋求解決方案，並依據國際規範與原則實現芬蘭-烏戈爾民族的自決權。」在政治層面，目前並沒有主要政黨明確主張芬蘭-烏戈爾民族的統一。然而，自2018年以來的民調顯示，若舉行加入芬蘭的公投，34%的愛沙尼亞人會投票「贊成」。

#### 卡累利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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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羅斯境內的卡累利阿共和國，近年來不斷湧現出泛芬蘭主義運動。其中的代表性組織包括卡累利阿民族運動（奧列伊尼克派）下屬的 「大芬蘭戰士」（Suur Suomensotilaat）。該組織提倡泛芬蘭主義理念，主張在各自的民族國家框架下，推動芬蘭-烏戈爾民族間建立一種超國家聯盟形式的社會經濟合作。卡累利阿民族運動還與芬蘭、愛沙尼亞以及俄羅斯境內其他芬蘭-烏戈爾民族主義運動保持密切聯繫。例如，與愛沙尼亞的保守人民黨、芬蘭的多個搏擊俱樂部（尤其是「活躍俱樂部」）之間關係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