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炯明的政治立場

陳炯明是晚清到民國初年的廣東省政治人物，曾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省長、中華民國陸軍部陸軍總長兼內務部內務總長和中國致公黨首任總理。陳炯明的政治立場被部分學者認為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同時陳炯明對於當時中國的割據問題，主張使用類似美式聯邦制的「聯省自治運動」解決。陳炯明反對國民黨改組後提倡的黨國體制，也因為對武力統一的反對最終與孫文決裂。

## 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看法

1919年12月1日，陳炯明在閩南護法區支持創辦《閩星》半周刊，倡言「全人類社會主義」，並曾以「紅年大熟」為題，祝賀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1920年1月1日，陳炯明又創辦《閩星日報》，倡導進化論。陳炯明寫道：進化的極點，就是「使全人類有均等的幸福」，「達到無國界、無種界、無人我界的境地」。由於陳炯明治理有方，漳州面貌煥然一新，一份德國報紙評價道：「東方一顆明星，正在放出光芒」1920年5月1日，《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刊文稱漳州為「閩南的俄羅斯」，陳炯明在漳州所實行的措施「共產時代當亦不過如此」。

1920年4月下旬，陳炯明部駐軍福建期間，蘇俄派路博將軍（即阿列克謝·波達波夫）送列寧親筆信與陳炯明聯繫，並諮詢陳是否有合作的可能。在1920年5月8日給列寧的覆信中，陳炯明指出：「人類所有的災難都來自資本主義的國家制度。只有消滅國界，我們才能制止世界戰爭，只有消滅資本主義，我們才能考慮實現人類的平等。」「民眾懂得有更好的共和政制，即不患再有反革命」，希望「新中國與新俄國將如同摯友一般攜手並進」，並宣稱「我更堅信布爾什維克主義定將造福於人類，我願將盡全力將布爾什維克主義原則傳播到全世界。」「我的使命不僅是改造中國，而且要改造整個東亞。」表達了他的雄心壯志。同年，陳炯明發表《致旅俄中國工人弟兄書》，號召旅俄的中國工人「如能重回祖國傳播俄國革命種子，則國人必起而共同奮鬥，建立一嶄新之社會主義中國。」

1920年11月陳炯明回到廣東，就開始籌劃重組軍政府，團結西南，建立十二省聯省政府的初步計劃。他的最初目標是將廣東建設為模範省。1921年3月，蘇俄《外交部公報》稱陳炯明為「一受過良好軍事教育之中國最傑出軍人之一，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在波氏訪問前，英美兩國的情報里，對陳炯明已常有「布爾什維克將軍」之稱。美國駐廈門領事曾報告說，陳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陳炯明在其著作中對工人運動發表看法，認為「現階段中國勞動運動只宜作勞工教育運動，而不應拿勞工做政治本錢」，「令工人加入政治的漩渦」，反對以階級鬥爭方式開展工人運動。共產國際訪粵代表馬林認為陳雖「自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反對者」，但「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是十分模糊的，他沒有什麼辦法實現他的社會主義理想」，「對黨的專政不感興趣」，指他作為廣東省長，「在省里仍獨攬大權，至今未實行任何社會主義改革」。隨著蘇聯和共產國際批判無政府主義，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又使他向右轉」，「態度越來越壞」。

1922年，陳獨秀於六一六事件陳孫決裂的前夕，曾到惠州遊說陳炯明，勸陳加入共產黨，領導華南發展。陳炯明堅持「各取所需」「各取所值」的個人化原則，對馬克思的生產分配理論存疑，並認為中國當時的勞工運動只適合做啟蒙教育，堅決反對將工人運動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陳獨秀遊說不果後離去。

陳孫在六一六事變決裂後，隨著時間推移，馬林、越飛等人逐漸認識到陳實為無政府主義者，既無意推行社會主義改革，也日益「右傾」，認為其對革命缺乏實際助力。同時陳炯明當局在驅孫之後，也向西方媒體披露了繳獲的孫文與蘇聯、魏瑪德國的合作計劃，標誌著陳對蘇聯的活動轉向徹底敵對。陳獨秀此後向共產國際坦言，陳炯明「對社會主義毫無研究與信仰」。同時中共也正式表態支持孫文，反對陳炯明，幷因此開除堅持支持陳炯明的建黨黨員陳公博。另一方面，陳炯明在海豐士紳的壓力下，也撤回了此前對彭湃領導的海豐農民運動的支持，導致彭湃轉投廣州革命政府和正式加入中共。

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開展，特別是廣州商團事變後，失敗的商團支持者轉而支持陳炯明，陳炯明強烈反對廣州革命政府通過拍賣廟產、公產等方式籌集軍費，以及其與蘇俄的合作，特別是接受蘇聯從海參崴運來的武器，幷向蘇俄抗議其派遣軍人入粵助戰。第二次東征戰役中，陳炯明多次將蔣介石及其蘇聯顧問指揮的東征軍稱為「赤化」軍隊，譴責蔣中正「竊據粵權、附和蘇俄」，推行赤化，並指其種種政策皆是「蘇俄已驗之毒」。在失敗下野後，在國民革命軍發動從廣東北進的北伐戰爭後，陳炯明表態支持張作霖、張宗昌、吳佩孚等北洋系各軍，認為「赤寇亂國」、「赤寇披猖，亟應征討」，並表示願意率領舊部幫助張作霖「討赤」。

1928年，陳炯明發表其著作《中國統一芻議》，指責共產黨趁隙煽動農民，組織赤衛軍，認為國民黨應該放棄黨國體制，尋求與北軍的團結，集中精力討伐共產黨。同年，陳炯明又致函前台灣總督後藤新平「倡中日之親善，共保東亞」，認為「赤黨謬倡世界革命，陰圖伸展赤化於亞洲，昌言打倒帝國主義……若任其濤張為幻，勢將破壞遠東和平。此誠東亞之公敵，而非只敝國一方之隱患也」，呼籲日本援助「國內反赤運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陳炯明又發表《敬告國人書》，就時局闡明自己的想法，除反對日本的進兵以外，陳炯明又認為中國共產黨為「目前心腹大患，尤非較輕於日寇」，並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勢力「隨時可以乘機爆發……現聞江西警耗，紅軍有竄入廣東之企圖，如果傾巢而來，我三千萬粵人，先供其製造恐怖之犧牲，決無倖免」「中國造成赤色，狂飈東吹，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資本社會，勢必隨之俱倒。故此次日人之侵我，使我頓失鎮壓赤化之能力。我固不幸，日亦自殺」。

### 對農民運動的立場

1918年1月，陳炯明曾資助83名男女學生留學英、法、美、日，後來成為中共廣東地區重要領導人的海豐同鄉彭湃即身在其列。1921年5月，彭湃自日本學成歸粵，於故鄉海豐成立「社會主義研究社」與「勞動者同情會」。8月，他前往廣州向陳炯明說明情況，得到陳的全力支持，並被任命為海豐縣勸學所所長。陳炯明最初對彭湃發起的海陸豐農民運動抱持寬容與支持之態，並試圖說服彭湃為其服務，也在海豐鄉紳反對彭時為其辯護。

隨著海陸豐農民運動的發展和農會的擴大，海豐士紳階層屢向陳炯明報告農會的危險性，尤其農會與在俄國支持下合流的共產黨及國民黨之間愈益密切的關係。1924年2月10日，陳炯明將彭湃、王作新與海豐的豪紳代表邀至私宅會面。彭湃表明了自己的所有觀點，豪紳隨即向陳炯明施壓，王作新則稱若陳炯明繼續庇護農會，他將辭職。3月21日，王作新奉陳炯明之命布告解散農會，海豐農會由此轉入地下狀態。彭湃因此對陳炯明深為憤恨，稱「此人非殺不可」。4月上旬，彭湃轉赴廣州加入中共，又成為中國國民黨農民部的領導者之一，並真正獲得依照其主張和形式開展農民運動的權力。

1925年2月黃埔軍校革命軍第一次「東征」陳炯明，彭湃和海陸豐農會積極參加及配合東征軍，擊潰陳炯明的部隊，海豐縣農會於1925年3月恢復，並繼續在海豐境內推動階級鬥爭，以「逆產」名義沒收陳炯明支持者及地主的財產；6月東征軍撤離海豐後，陳炯明部重占海豐，並對農會進行了報復，並毀了彭家。殷麗萍對陳炯明與海陸豐農民運動關係的研究亦認為陳是受當地地主豪紳壓力而開始反對農民運動。

## 對中國統一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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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炯明反對武力統一，支持當時在各省一定程度流行的聯省自治運動。梁啓超在其所寫的《解放與改造發刊詞》中，首次提出聯省自治的政治主張。在地方自治上，政府頒布「暫行縣自治條例」，「暫行縣長選舉條例」和「暫行縣議會議員選舉條例」。條例規定，縣級政府具有地方部分事務的決策權，而條例未規定者歸省政府管理。縣議會議員有限期，縣政府受省政府監督。

民選縣長由縣民直接選舉縣長侯選人三名，再由省長擇一委任，這是為了避免部分地方惡勢力干擾選舉。舞弊違法的問題則交由省法院處理。當時番禺縣的縣長選舉，兩次被法院否決。縣級議員方面，每個縣的議員名額由本縣居民數量計算。議員本身只是人民的代表，沒有薪酬只有一些公務費用報銷。

1921年初，廣東省議會選出省憲起草委員會進行起草省憲。同年12月19日，正式通過「廣東省憲法草案」。這比湖南與浙江兩省的省憲晚幾個月。廣東省憲規定比較簡單，起草主任黃毅與湘浙兩省憲的起草人，中華民國約法起草人之一王正廷有密切聯絡。由於後來陳炯明與孫文在六一六事變的決裂以及隨後的陳孫戰爭，廣東局勢動盪反覆，陳炯明並沒有批准和實行廣東省的憲法草案，草案石沉大海。

陳孫在決裂之前，就統一中國的方式問題意見相左。孫文認為陳炯明的主張將導致中國的分裂，陳炯明則認為「欲民治發達。唯有予以自由，使之自謀進步，此不特為國家統一計，即為民治完成計，亦舍此無可達也。分治之論，為國情及世界現勢所近，殆將由言論以底於實行」，陳炯明又認為「盲論之士，往往以主張分治，即為破壞統一」，「正坐盲論者誤解集權為統一，於是野心者遂假統一以奪權」。

在當時提出的諸多聯省自治方案中，陳炯明主張制定省憲、削奪中央專制大權、權歸於民、省長縣長民選、在各省建立自治政府的基礎上建立聯省自治政府、實現全國和平統一，又提出了實行這一方案的兩個步驟。陳炯明認為方案第一步為「開頭革命」，即通過「各省小軍閥」的自治及它們的聯省自治政府，「以推倒大軍閥之釀亂」，「箝制大軍閥之不能再生，安排小軍閥之鬼有所歸」，「暫作統一」。第二步為「文裝革命，放下屠刀，從事宣傳」，利用暫時統一的和平時機，「從事裁兵、清理內外債;一面以黨之進行帶領老百姓組織團體，儲養自治自衛之能力，再起與小軍閥算帳，收回民治之權，使小軍閥不得不歸於國防地位，真聯治乃可實現，真共和始告成功」。陳炯明認為這樣可以「不取武力」，達到「戡亂」、「制治」的目的。

1922年2月，陳炯明發表《建設方略》一文，闡述其關於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政治理念，認為「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繫愈密，則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寬簡爲治。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爲謀之。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處於被動之地位，民治末由養成。中央即有爲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末由實現也」，並在其中提出「建設方略」、「實行方法」，主張「聯省憲法，即以此大綱爲基礎而構成之」。

共產國際訪粵代表馬林在陳孫未決裂時，分析兩人之間的矛盾，描述稱「陳炯明在他的軍隊據有廣東以後，則只關心本省的發展」，而孫文則「首先是著眼全國的民族主義者」。

1924年北京政變後，陳炯明致電馮玉祥，建議其「請段入京，主持大計，立聯治之制，迅合全國，召集聯省會議，建設聯省政府，議定聯省憲法」。

退出政壇後，1927年冬陳炯明於在香港撰寫《中國統一芻議》，系統表達其政治主張，強調「南北妥協、遵守五色旗、取消軍治與黨治」為核心要點，推崇以「聯治」方式統一中國。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1931年10月10日，陳炯明致函蔡元培、張繼，認為當時的寧粵分裂是國民黨的「叛背民國」、一黨專政、訓政民眾、依靠外力、「迷信國聯」的政策導致的。陳炯明認為這是國民黨的黨派之爭不已，「目無國家利益」的必然結果。他建議取消黨治、統一國軍、建立聯治、解決財政。12月1日日他又發表《敬告國人書》：「前有日寇侵凌不已，後有共產黨伺機而動，中國國民黨人盤踞於國、省、縣、區、三害並至」，並建議組織「各行各業的大團體」，先訂一種「國民公約」共同遵守其對內、對外政策的公約，召集「國體會議」並讓寧粵雙方加入。

## 對中國國民黨的看法

陳炯明為國民黨前身同盟會成員，在同盟會改組為議會選舉型政黨國民黨之後，曾擔任國民黨廣東支部長。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解散國民黨，1914年7月，孫文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後又再上海改為中國國民黨。由於「向領袖效忠」等爭議，陳炯明、黃興等舊同盟會成員均拒絕加入。第一次粵桂戰爭後，粵軍回粵，1921年1月孫文在廣州建立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任命陳炯明為支部長，但陳炯明此時僅坐擁虛銜。此後六一六事變爆發，陳炯明被中國國民黨視為「叛逆」。陳炯明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破裂。此後陳炯明對中國國民黨的主張多為負面評價，集中批評其聯俄容共政策、黨國體制、武力統一中國和建國大綱等政綱，以及對廣東的治理。

對於孫文和中國國民黨對廣東的治理，陳炯明認為「中山嘯聚各省潰兵，自禍鄉土，知其決無好果，既難合作，不忍相戕，翩然入山，讓其試驗」，又指責廣州革命政府「試驗兩年，客軍暴虐，共產猖狂，粵民苦剝膚之哀，粵土成魚爛之象。鄉人父老流離顛沛」。廣州商團事變之後，陳炯明認為事件為「粵難」，又支持反對孫文的廣東各勢力「倒孫」。陳炯明認為「解決粵局辦法，第一級為倒孫，第二級為善後。倒孫只須粵軍出兵打仗……惟善後辦法則頭緒萬端，比倒孫功夫，其難百倍」，並批評國民黨治粵使得「蓋兩年來政治風俗人心，均被孫氏攪到七支八離，不可收拾，勢非三千萬老百姓，大家合作，無可為力」。

對於孫文和中國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所主張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部曲」，陳炯明表示質疑，認為「訓政之說，尤為失當。此屬君政時代之口吻，不圖黨人襲而用之，以臨吾民。試問政為何物？尚待於訓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為極則，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機會，專靠官僚為之代治，並且為之教訓，此種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國行之數千年，而未有長足之進步。國民黨人有何法寶，以善其後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機會，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訓政之謬說，阻礙民治之進行」，又認為訓政理論「視四萬萬阿斗皆童駿之輩，無足與謀，久假不歸，死權為夸，不亦大謬乎」。

1928年，陳炯明發表其著作《中國統一芻議》，認為中國的「赤禍」是因為國民黨「聯俄縱共」政策造成的，認為「今日引狼之禍已成，噬及自身，乃知痛癢而絕之」，繼續批評國民黨「知清黨而不知清共，一任共匪在黨外活動，自懸蘇維埃之旗幟，焚殺各縣之良民」。陳炯明認為國民黨應該擺脫聯俄容共的圈套，放棄一黨治國體制、集中精力討伐共產黨，推動國內統一，停止與北軍的內戰（當時國民黨已經清黨，但是仍在進行針對北京政府的「二次北伐」），並尋求結盟來建設新國家。

九一八事變之後，陳炯明在致蔡元培、張繼公開信中繼續批判國民黨的政策主張，認為「此次東省事件，國民黨當國，應負完全責任」，「追原禍始，豈非推翻民國，一黨獨裁之所賜哉」，「病原者…即國民黨傳統之遺策。一黨專政，實與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試驗有年，和盤托出，對內則分崩離析，對外並喪地失權」。

## 經濟

陳炯明在任期間，廣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導進行，建立立法、行政、財政、審計等機構。他又下令興建公路，公家興辦實業，扶持民間企業。

1924年4月6日，當時陳炯明所部洪兆麟軍餉欠缺，二人以籌集軍餉為名，在潮梅各縣開設神廟、墳墓捐，把神廟分成甲、乙、丙三級，甲等10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墳墓一等１元，二等６角，估計收入700多萬光洋。7月29日，陳炯明又與洪兆麟在潮汕開辦麻將捐，第一年可收6.2萬元。同年，陳炯明徵收煙稅300多萬光洋，解決了許多財政問題。

## 司法獨立

陳炯明將地方法院分為數級，分別為地方審檢廳、一等地方法庭、二等地方法庭、三等地方法庭。同時他嚴禁自己的部隊未經司令部允許將犯人就地槍決。

## 禁賭禁菸

在晚清任廣東諮議局議員的時候，陳炯明即提出禁止賭博的主張，並未得到支持。民國時期，陳主政廣東，就馬上禁賭、煙（指鴉片）。並在廣州東校場公開銷毀十四萬兩，價值四十萬元的鴉片煙。在退守粵東期間，陳炯明在部下的主張下仍堅持不開放賭禁開拓收入來源。

## 裁兵減政

陳炯明在辛亥革命後，接任胡漢民代理廣東都督，曾使用武力裁撤王和順等民軍。此後陳炯明主政廣東後，一方面裁減廣東駐軍，另一方面著手裁減政府人員。

## 教育政策

陳炯明曾在家鄉和梅州、揭陽等地興辦免費的公立學校。

1920年10月，陳炯明以廣東省省長名義致電陳獨秀，請其來廣州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興辦教育。陳獨秀提出三點要求，一是教育不受行政干涉；二是以廣東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撥充教育經費；三是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之學說作同一趨勢。陳炯明同意後，12月16日晚，陳獨秀同維經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人一道，從上海趕赴廣州，一起面見了陳炯明。

1921年1月中旬，廣東省長公署設立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陳獨秀出任委員長，主持一切教育行政事宜，總攬全會事務。在陳炯明的支持下，陳獨秀提出了一套系統全面的教育模式：

- 創辦宣講員養成所。
- 首倡男女同校。
- 創立注音字母教導團。
- 開辦工人夜校。
- 開辦俄語教學。

## 對女權運動的立場

陳炯明亦對女權運動大力倡導並給予支持，主張經教育權利、人身權利和政治權利的現實主義的順序漸次達到。

1921年1月，陳炯明聘請陳獨秀出任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相繼在廣東省設立女子師範學校、廣東女界聯合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