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的社會建構

性別的社會建構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中的一套理論，探討性別感知與表達在個人與群體社會互動背景下的文化起源、作用機制及其衍生影響。該理論認為，性別角色是在社會環境中「達成」的一種身份地位，以顯性或隱性方式對人進行分類，進而驅動社會行為。

社會建構主義是一種知識理論，探討現實與人類認知之間的互動關係，主張現實由社會互動與認知共同塑造。該理論與客觀主義認識論形成對照，尤其反對「僅憑經驗事實即可定義現實」的觀點。社會建構主義強調社會認知在構建現實中的作用，且常與權力結構及等級體系相關聯。

性別是社會建構主義的核心概念，用以區分生物性別（sex）與社會化的性別角色（gender roles）。女性主義理論將性別視為一種"達成"的身份，由社會互動與規範性信念塑造。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性別與社會和經濟不平等交織在一起，此即交叉性。性別角色屬社會建構，在不同文化與情境中存在差異；實證研究表明，兩性之間的相似性多於差異性。美國哲學家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區分了「性別表演性」與性別角色：前者強調性別是一種表演，受社會規範與個體表達共同影響。

性別認同指個體對自身性別的內在感受，受社會環境和個人經歷影響。性別認同與其他社會身份（如種族、階級）相互交織，影響個體如何應對社會期待。性別表現的「問責性」具有全方位相關性，即在社會互動中始終受到評判。研究顯示，性別角色與期望自幼年開始學習，並在一生中不斷強化，對職場等領域的性別動態與歧視現象產生顯著影響。

在教育和媒體領域，性別建構對個體身份與社會期望的塑造作用尤為突出。教師與媒體形象影響性別角色的認知與實踐，往往強化刻板印象。性別表演性理論認為，性別是一種由社會規範持續塑造的表演，而非固定特質。這一表演性視角挑戰了傳統的二元性別理解，並引發關於性別流動性及社會化對性別認同影響的討論。

## 基本概念

### 社會建構

主要文章：Social constructionism（社會建構）

社會建構主義是一種關於知識的理論，它描述了現實的客觀性與人類感知和認知能力之間的關係。具體來說，該理論認為現實是社會認知與表達的總和；人們所感知到的現實，是唯一值得關注的現實。由此推導出的結論包括：任何被感知的現實都是有效的，現實可以通過對社會認知和表達的控制而被操控。

社會建構主義運動的興起與對俄羅斯裔美國作家安·蘭德（Ayn Rand）提出的客觀主義的批評和拒斥密切相關。具體來說，它反對以實證主義為知識基礎的假設--即社會建構主義否認我們能夠通過經驗事實完全認識現實，而客觀主義正是以此為核心。儘管社會建構主義並不顯性依賴於這一批判，其相關文獻中仍大量探討其與等級和權力的多方面關係。這種密切聯繫也顯示出其理論靈感與馬克思主義教義的淵源，尤其體現在福柯（Foucault）關於話語權與權力關係的研究中。

哈佛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著作《白板假說》（The Blank Slate）中提出，諸如「金錢、終身教職、公民身份、英勇勳章以及美國總統職位」等類別的存在，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它們「之所以存在，僅因為人們默契地同意按其存在的方式行事」。然而，平克並不主張將社會建構主義作為理解現實的唯一途徑，而是將其作為理解特定現象的具體語境，同時支持在理解人類存在的本質時參考經驗科學數據。在這一點上，平克明確反駁了社會建構主義學者Marecek、Crawford與Popp在《論性別、性與性取向的建構（O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Sex, and Sexualities）》中提出的觀點。這些學者反對社會組織模式可以從孤立起源中產生的想法，而更傾向於白板說理論，認為知識與意義完全是集體努力的產物，個體無法獨立完成。換言之，即便在個體孤立的條件下創造意義，這也是一種共享的努力，因為所謂的個體性不過是無數外部影響交織，通過本我、自我與超我過濾後形成的幻象。

Fitzsimmons與Lennon還指出，關於性別建構的理論還可以分為兩個主要流派：1.唯物主義理論：強調社會環境的結構性方面，這些結構維持並延續了特定的性別角色；2.話語理論：強調通過語言和文化創造與性別相關的意義。這兩個理論都指出了，性別社會建構的唯物主義理論和話語理論都可以是本質主義的，也可以是非本質主義的。這意味著，在考慮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社會建構時，一些理論假定男女之間存在明顯的生物學差異，而另一些理論則質疑這種生物學差異的假設，認為性別劃分並非獨立於社會建構而存在。

那些認為性別化行為完全或主要源於社會習俗和文化的理論，代表了先天與後天爭論中極端的後天論立場。

### 性別

主要文章：Gender（性別）

性別被用來描述生物性別與社會化的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之間的區別。根據West和Zimmerman的觀點，性別不是個人特質；它是「社會情境中顯現的特徵：既是各種社會安排的結果與理由，也是一種使社會最基本分化之一合法化的手段。」根據Kessler和McKenna的觀點，所謂的兩性世界，是社會成員在建構現實過程中所採用的、被普遍接受且理所當然的方法的產物。

作為一種社會建構，性別被女性理論視為一種「實現的身份」，通常（但並非唯一）在童年早期就開始形成。現代建構主義視角支持這種「實現性」觀點。正如Fenstermaker和West所提出的，性別是一種活動（「正在做」），通過利用關於性別類別的規範性規定和信念，並根據情境變量加以實踐。這些「性別活動」形成了一系列行為模式，如男性化和女性化，這些模式與其性別對應方相關聯，從而分別定義了「男性」和「女性」等概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被感知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特徵，並不一定局限於或保證與其行為的典型或預期性質完全一致。

2023年，世界健康雜誌指出，性別是有階級的，並且其產生的不平等與其他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相交。基於性別的歧視與其他歧視因素相交，例如種族、社會經濟地位、殘疾、年齡、地理位置、性別認同和性取向等。這被稱為交叉性。在女性主義理論的語境中，術語「身份」（Status）偏離了其日常用法中表示等級或聲望的含義，而是指社會劃分的不同層次或類別，在某種程度上可與「標籤」或「角色」同義。「標籤」和「角色」的語義差異被統一到「身份」這一術語下，然後再通過區分為「先賦身份（ascribed status）」與「實現身份（achieved status）」進行重新劃分。

### 性別角色

主要文章：Gender role（性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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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角色是性別地位的延續，它包含與特定性別地位相關的其他既定身份。通俗地說，性別角色是社會動態中的一種功能性位置，實現這種位置是「性別實踐（或譯作「做性別」）（Doing gender）」的一部分。

實證研究表明，性別角色是「隨時間、背景和文化而顯著變化的社會建構」。羅納德·F·萊文特（Ronald F. Levant）和凱薩琳·阿爾托（Kathleen Alto）寫道：近期一項關於性別差異的元分析研究為性別的社會建構提供了強有力證據。Ethan Zell等人分析了來自1,200萬名參與者的逾2萬項數據，比較男女在冒險行為、身體形象等話題上的差異。研究發現，大多數效應量極小，表明兩性之間的相似性遠多於差異性。美國哲學家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區分了「性別表演」與「性別角色」，前者是個體通過社會行為表達自身性別認知；後者則指產生符合社會性別期望的行為印象。參與性別表演並不意味著個體不會承受履行性別角色的壓力；履行性別角色也未必不能滿足性別表演的欲望。這裡的區分主要在於情境與動機，而非具體行為或結果——儘管二者通常緊密相關。Liva和Arqueros的研究指出，性別化行為可以被教導。在阿根廷，旨在教育科姆族（Qom）的傳教士向土著社區強化了歐洲性別規範及現代性的轉化。

在交叉性女性主義等流派中，性別是分析壓迫因素的重要軸之一，但非唯一軸。Berkowitz指出：「性別秩序具有等級性，總體而言男性在權力與特權上支配女性；然而多重且互相衝突的權力與壓迫來源交織存在，並非所有男性都支配所有女性。交叉性理論探討性別如何與種族、族裔、社會階級、性取向及國家等因素交互，並隨情境而變化。」

Berkowitz還指出，性別--尤其是性別角色--是塑造社會認知與表達、並進而構建現實的一個重要途徑。具體而言，這種現實通常表現為女性在社會結構中被男性壓制，而為女性設定的角色使其在獲取與行使權力方面處於明顯劣勢。體現並行使這種權力的系統通常被稱為「父權制」需要澄清的是，此處「權力」指來源於社會地位的權力，而非能力或聲望。這種父權模式並不區分權力來源於能力或聲望，僅關注性別地位所帶來的權力分配。

### 社會化

主要文章：Gender Socialization（性別社會化）

在社會學中，社會化是個體內化社會規範的過程。涵蓋學習與教育，因此被視作「實現社會與文化延續的手段。」性別社會化是個體形成性別認同並學習與其社會中男性和女性類別相關行為的過程，始於童年早期，並受多種複雜因素的交互影響。

人類學家Catherine L. Besteman觀察了美國緬因州劉易斯頓的索馬利亞班圖難民家庭中育兒背景下的性別角色差異。不同性別的角色分工反映了個體在社會權力上的能動性，男性往往處於有利位置。女孩「在父母試圖以他們唯一熟悉的方式——早期包辦婚姻和大量家務——保護她們免受美國公共性文化影響的過程中，受到越來越嚴格的審查」。相反，男孩被賦予的責任更少，自由更多。這種責任差異塑造了難民兒童對性別歸屬的理解，並與「父母權威」相關聯。Besteman指出，這種對比源於美國缺乏索馬利亞那樣的傳統男性勞作（如農活），而女性的傳統家務任務得以延續。

性別社會化的研究借鑑了社會學、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的理論，並通過多種主要理論方法不斷擴展。

### 性別認同

主要文章：Gender Identity（性別認同）

性別認同指個體對自身性別的內在感知，而非人與人之間形成的外部社會理解。根據Alsop、Fitzsimmons和Lennon的觀點：「性別是由複雜而具體的社會整體編織而成的身份的一部分，需要非常具體且地方性的解讀」。因此，性別認同可定義為社會情境中對性別理解的一部分。LaFrance、Paluck與Brescoll指出，"性別認同"這一術語使個體能夠表達自己對當前作為男性或女性身份的態度和立場。將性別的範疇從社會共識轉向個體自我認同，為描述個體差異留出了更大空間。

### 性別認同與其他身份的交叉

雖然男性和女性都需對規範化的性別觀念負責，但這種問責在內容上可能因族裔、種族、年齡、階級等因素而異。Hurtado認為，白人女性與有色人種女性因與不同種族男性的關係而在性別體驗上存在差異，且兩類女性在歷史上都以不同方式被用於維持男性權力。Fenstermaker指出，有色人種女性有時因被拒絕或剝奪「父權制賦予的特權邀請」而處於從屬地位。如，一些白人男性可能將有色人種女性視為勞動者或性對象，從而在不產生對白人女性情感依附的情況下展示權力與性侵略。白人女性因其性別表現而被視為傳統上對白人男性順從；有色人種女性則可能因性別表現而被視為性對象，以及在與白人男性的關係中表現出「反抗」和「放蕩」。West與Fenstermaker總結道，「做性別」涉及不同形式的問責，取決於女性與白人男性的「關係位置」。

在比利時，從事高技能工作的摩洛哥女性報告稱，她們在尋找工作與生活平衡時面臨困難；她們在討論職業身份時未涉及族裔因素，但談及了性別。性別表現對摩洛哥女性在比利時職場中既可能帶來優勢，也可能帶來劣勢。劣勢包括：二十多歲的女性被視為忙於家務和育兒，以及因佩戴頭巾的伊斯蘭傳統而受歧視。優勢包括：第二代移民女性比男性受歧視更少，高學歷進一步降低了受歧視的可能性。

在美國，性別觀念的變化與個人生活變化相關，如成為父母、就業等人生里程碑。種族差異與性別是職場待遇的重要決定因素：非裔美國母親若已婚且子女多，會面臨工資懲罰；白人女性在成為母親時同樣會受到懲罰。非裔男性父親不被視為嚴肅的經濟提供者，不會因為人父而獲得工資溢價，而白人父親則會。目前全職工作的女性比非工作或兼職女性持有更平等的性別意識。男性通常將工作與養家角色聯繫，只有在機會受阻並重新定義成功時，才會轉向更平等的性別觀；這種機會受阻在非裔男性中更為普遍。

### 性取向/性向

年來，美國小學開始引入描寫非傳統家庭（如同性父母家庭）、同性戀榜樣，或（較少情況下）青少年探索並接受自身性取向的章節書。Hermann-Wilmarth與Ryan承認這種表現的增加，但批評有限的書籍選擇在呈現這些角色時仍偏向流行化刻板描繪。作者將這種表現方式稱為「同性規範化」（homonormative）；而在唯一一本主人公質疑其性別認同的書中，故事未明確說明主人公是否為跨性別男性，還是僅僅在假裝。

Diamond與Butterworth認為，性別認同與性取向是流動的，並不總是落入兩種本質化類別（男性或女性，異性戀或同性戀）。他們通過對性少數群體女性為期十年的訪談得出這一結論。其中一名女性早期童年相對正常，但在青春期開始質疑自身性取向，性別與性向認同保持穩定，直到她開始與男性共事並採取男性化"立場"，進而開始質疑自身性別認同。當「她」成為「他」後，他開始對男性產生吸引，逐漸認同自己為同性戀男性。

他人對性取向的認知是對其性別表現認知的延伸。對於那些表現出"適當"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的人，通常假定其為異性戀。若一個人希望被認定為女同性戀，首先必須被認定為女性；若希望被認定為男同性戀，則必須被認定為男性。

## 互動主義

主要文章：Interactionism（互動主義）

在《性別：一種民族方法學方法》（1978）一書中，Suzanne Kessier和Wendy Mckenna提出了性別作為一種「成就（accomplishment）」的觀點。他們的分析大量基於對跨性別者的觀察，是最早確認性別在日常社會互動中被"生產"的研究之一，後由West與Zimmerman進一步發展。所謂「成就」指「在特定情境下，性別表現並不要求個體必須處於混合性別群體中，甚至不需要與他人同處一地；性別的生產可以在想像中他人在場的情況下獨自完成。「做性別（doing gender）」不僅僅是遵循刻板的性別角色，而是主動從事任何具有性別特徵的行為，或被評估為具有性別特徵的行為。

性別表現因情境而異，包括時間、空間、社會互動等因素。性別角色的扮演是情境依賴的——角色是「情景化身份（situated identities）」，而非「主導身份（master identities）」。知識社會學必須首先關注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非理論或前理論狀態下）對「現實」的認知。換言之，個體對「知識」或現實的感知必須是研究的核心。這些表現強化了性別類別的本質主義觀念：通過做性別，我們重複確認性別的基本類別——即僅存在兩類且彼此排斥的性別。認為男女本質上不同的觀念，使得男女表現出看似本質不同的行為。儘管性別分類基於生物性別，但通過社會建構的性別表現（例如，跨性別者出生時被指定為男性，但可被認定為女性）維持其類別屬性。

制度同樣會創造關於性別的規範性觀念。換言之，性別既被建構，也被維持——它「既是一個過程，也是一個結果；既是權力關係的媒介，也是其產物。」Mumby在對藍領與白領工人的研究中指出，「霸權性（或主導性）男性氣質」為男性設定了可接受行為的標準，同時本身也是男性行為的產物。這一點適用於特定情境中任何身份的建構（如女性氣質、種族、黑人女性氣質等）。

人們會對自己及他人的性別表現進行評判，並據此承擔責任。他們意識到他人可能會評價和界定自己的行為。這是一個互動過程，而非僅僅是個體層面的行為。社會建構主義認為，性別是一個在社會生活中被視為始終相關的類別。意味著人們隨時可能因其作為男性或女性的行為受到評判。這也構成了人們始終在「表演」性別、且性別在所有社會情境中始終具有重要性的推理基礎。

這種問責性不僅適用於符合文化性別規範的行為，也適用於偏離這些規範的行為——關鍵在於被評判的可能性本身。例如，Stobbe研究了人們如何解釋汽車行業中女性人數較少的問題。男性常認為這類「骯髒工作」不適合女性，且女性因家庭責任無法接受相關培訓。Stobbe指出，男性工人通過構建一種「大男子主義（machismo）」的男性氣質，來將自己與實際上具備勝任能力的女性區別開來。而進入男性主導職業的女性，則必須謹慎維持並同時平衡其女性氣質與職業可信度。

儘管在某些情境中性別顯得更加突出——例如女性進入男性主導職業時——但在性別不那麼顯而易見的情境中，性別類別同樣會變得重要。例如，在女性進入男性主導群體之前，通過對男性氣質的觀念建構，性別就已經被維持了。

種族、階級以及其他形式的壓迫同樣可以成為「始終相關」的類別，但它們在不等同的社會關係中並非總是具有相同的重要性。人們對特定種族群體的外貌持有先入之見（儘管這種分類並無生物學基礎）。問責性是互動性的，因為它不僅發生在個體內部，也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中。它還具有制度性，因為個體可能作為某一社會群體（性別、種族、階級等）的成員，被制度或他人在社會情境中對其行為進行評判。這種問責機制是性別具有動態性：社會對男性和女性「適當行為」的定義隨時間不斷變化，並在不同情境中以不同方式被再生產。例如，在受教育程度不同的非裔美國人群體中，性別的建構方式也存在差異。

由於性別是被「實踐出來」或建構出來的，因此它同樣可以被「解構」或「去性別化」。對互動層面的研究可以超越僅僅記錄不平等的持續存在，進一步探討：

（1）社會互動在何種情況下以及如何變得不再那麼性別化。

（2）在什麼條件下性別在社會互動中變得無關緊要。

（3）所有性別化互動是否都會強化不平等。

（4）結構層面（制度）與互動層面如何共同作用以推動改變。

（5）互動本身如何成為社會變革的發生場域。

## 社會認知理論

性別在大多數社會中都占據重要地位，並且是大多數人自我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分析影響性別發展的社會因素的一種方法是運用社會認知理論的視角。根據凱·布惜（Kay Bussey）的說法，社會認知理論描述了「性別觀念如何在人的一生中發展和轉變」。社會認知理論認為性別角色是社會建構的觀念，在人的一生中逐漸形成。這些性別角色「通過社會化反覆強化」。哈克曼證實，這些性別角色「從我們出生那一刻起」就被灌輸給我們。對個體而言，性別建構始於出生時根據生物生殖器被分配到某個性別類別。在完成性別分配後，父母開始通過穿著打扮來影響孩子的性別認同，這些打扮能夠清晰地展現出該生物類別。因此，生物性別通過命名、穿著和其他性別標記的使用與某種性別聯繫起來。性別發展持續受到他人觀點、教育機構、父母教養、媒體等的影響。這些社會互動的變化迫使個人「學習期望是什麼，看到期望是什麼，以期望的方式行動和反應，從而同時構建和維護性別秩序」。

### 基於性別的騷擾

在學生的整個求學階段，基於性別的騷擾非常普遍。這是一種性別邊界規訓的形式。女性和男性一樣，都被期望符合刻板的性別外貌。學生經常通過欺凌來規訓性別邊界。男生經常騷擾其他男生和女生，而女生通常只騷擾其他女生。男生欺凌其他男生的行為與大男子主義密切相關，大男子主義是指男生被期望認同的某種觀念，只有認同這種觀念，才能被塑造成「正常」的男生。許多女生反映，男生會因為她們的外貌而嘲笑和譏諷他們，這與男生通過貶低女生的性別歧視行為來彰顯男性權力有關。這也強化了「外貌是女性最重要的資產」這種觀念。在題為《同伴受害的相關因素和後果：直接和間接欺凌形式的性別差異》的研究中，洛佩斯（Lopez）、埃斯本森（Esbensen）和布里克（Brick）指出，「男孩更容易遭受直接或肢體欺凌，而女孩更容易被嘲笑或取笑。」這可以解釋為，女性通常以精神、情感和心理折磨的方式騷擾其他女性，而男性則更多地採取肢體和攻擊性的方式。獨特的外貌和試圖在女孩中脫穎而出的行為往往被視為非常負面的行為。這種女性之間的欺凌行為設定了外貌規範的標準，並強調了女性符合社會外貌期望的重要性。總的來說，基於性別的騷擾行為有助於學生之間界定和強化性別界限。

### 青少年對成年的看法

性別是一種文化建構，它營造了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中，青少年在高中階段的表現與其人生目標和期望息息相關。由於一些年輕女性認為自己想要成為母親和妻子，因此她們在職業選擇和未來目標方面可能會受到性別限制的固有缺陷。因為女孩可能希望在以後成為母親，所以她們在高中階段的學業成績會造成明顯的性別差異，因為「更高的職業期望、教育期望和學業成績與女孩的預期生育年齡的相關性比男孩更強」。由於「年輕女性意識到工作和家庭需求之間可能存在衝突」，他們在高中階段的努力程度會降低，從而使男孩的學業成就高於女孩。克羅克特（Crocket）和比爾（Beal）在他們的文章《人生歷程的形成：性別與青少年發展》中指出，「未來角色轉變的預期時間存在性別差異，期望和價值觀對這些預期時間的影響，以及期望在多大程度上預示了實際行為」。高中生的行為會對其一生的選擇產生深遠影響。女性尤其如此，她們即使在年輕時，也會因為為人母的身份而受到對成年生活的固有觀念的束縛。

男性也會受到社會對男性氣質的期望所影響，從而受到性別建構的影響。傑克·哈伯斯坦（Jack Hallberstam）（筆名朱迪思Judith）指出，人們將男性氣質與「男性特質、權力以及支配地位」聯繫起來，他認為這是父權制的結果。2015年發表在《美國公共衛生雜誌》上的一項研究指出，性別建構會因男性的種族或民族而異，白人男性更注重「教育、就業和社會經濟地位」，而黑人男性則更注重「性能力、身體優勢和權謀」。這些期望使得男性更難表達情感而不受到批評，也更容易被視為不夠男子氣概。

青少年對成年的看法也受到他們在高中期間就業情況的影響。許多男生在高中期間會打工，「與年輕女性不同，高中期間沒有打工的男生在各方面都落後於同齡人。」由於許多其他男生都在打工，那些沒有打工的男生畢業後可能不太成功。傑蘭·T·莫蒂默（Jeylan·T·Mortimer）在《在美國工作與成長》一書中解釋到：「高中期間打工的年輕人，以及那些投入更多時間打工的年輕人，在高中畢業後更容易在職業上取得成功。」這造成了一種明顯的性別差異：如果男生在高中期間打工，他們畢業後比女生更有可能找到工作。這意味著，如果女生在高中期間不打工，而是專注於學業，她們在學業上可能會更有優勢。

### 身體意象

影響身體意象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性別、媒體、親子關係、青春期以及體重和受歡迎程度。這些因素的交織導致青少年在這一人生階段的經歷各不相同。隨著身體的變化，他們所處的環境也會發生變化。身體意象與青少年時期的心理健康密切相關，如果孩子對自己的身體不滿意，可能會產生有害影響。在《青少年身體意象與心理健康：性別與學校類型的關係》一文中，海倫·溫菲爾德（Helen·Winfield）解釋說，青少年的高中經歷與其對身體意象的感知密切相關。她分析了336名青少年的數據，發現「在青少年早期，對身體吸引力和身體意象的評價相對穩定，但由於青春期的變化，在15~18歲左右變得越來越負面」。這種高中時期的轉變可能會給青少年帶來嚴重的心理問題。這些心理問題可能發展成飲食失調，造成嚴重的終身問題。研究結果表明，這些身體形象問題在女孩中尤為普遍，但隨著男孩進入青春期，他們對身高和肌肉量的期望也會發生變化。Geoffrey H.Cohane和Harrison G. Pope Jr.在他們的文章，《男孩的身體形象：文獻綜述》中指出，「女孩通常希望更瘦，男孩則常常希望更壯」。這一統計數據表明，性別在身體形象上的差異導致了不同的審美標準。性別會對青少年的身體形象以及他們的高中經歷產生影響。

### 教育

另見：Sex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y（心理學中的性別差異）

由於兒童在校時間較長，「教師在兒童教育經歷的許多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榜樣角色，包括性別社會化」。那些認同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即男女天賦分配）的教師，會扭曲他們對學生數學能力和數學努力程度的認知，這種扭曲程度不僅與其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相符，而且比不認同這種刻板印象的教師更為嚴重。

根據美國心理學會1994年發布的報告《智力：已知與未知（Intelligence: Knowns and Unknowns）》，「大多數標準智力測驗的設計都使得男女在總體得分上沒有差異。」然而，在數學和語言能力等特定領域，男女之間仍然存在差異。即使在數學領域，性別造成的顯著成績差異也往往要到高中後期才會顯現，這主要是由於生理差異、教師的刻板印象以及學生選課的差異所致。雖然平均而言，男孩和女孩的數學成績相近，但在成績最好的學生和成績最差的學生中，男孩的比例都偏高。教師們發現，某些教學方法（例如反映日常生活的實驗）如果對女孩有效，通常對男孩也有效。

儘管低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差異不大，但Fennema等人對1-3年級學生的一項研究發現，他們在解題策略上存在顯著差異，女孩傾向於使用比男孩更多的標準演算法。他們認為，這可能是由於教師對數學和性別的刻板印象，以及研究設計允許「兒童的刻板印象影響策略運用，從而影響課堂理解的發展」所致。伊利諾州立大學的一項研究考察了性別刻板印象對三位三年級教師教學實踐的影響，指出「教師們聲稱秉持性別中立，但在研究過程中卻表達了許多關於性別差異的觀點」，例如允許男孩（而非女孩）在不舉手的情況下回答問題，或者提供鼓勵女性扮演非傳統角色的閱讀材料，卻不對男性提供同樣的材料。

總體而言，由性別造成的學生成績差異往往小於其他人口統計差異（例如種族或社會經濟階層）造成的差異。1992年NAEP12年級科學測試的結果（滿分500分）顯示，白人學生和非裔美國學生之間的分數差距與為48分，而男生和女生之間的分數差距與為11分。

### 媒體

社會性別建構（尤其針對年輕受眾）也受到媒體的影響。在21世紀，現代科技在發達國家十分普及。2018年，約42%的青少年在手機不在身邊時會感到焦慮。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平均每天花費6.5小時在媒體上。這些數據反映了青少年的個性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於媒體。媒體對性別建構的影響體現在廣告、社交網路、雜誌、電視、音樂和音樂影片中。

這些平台會影響正在成長的個體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圍的人。媒體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每種類型的媒體都會被以不同的方式解讀。媒體通常會以刻板印象的方式描繪男性和女性，反映出社會對他們的「理想形象」。這些形象往往會給許多正在成長的青少年帶來過高的期望。

男性通常被描繪成自信、強大和堅韌的形象。尤其在電視上，男性通常被描繪成冷漠無情、不苟言笑的形象。而女性則往往被塑造成截然相反的形象。媒體對女性的性別角色刻畫通常比對男性更為嚴格。女性通常被描繪成家庭的支柱、照顧者以及全職家庭主婦。媒體中的女性常常被賦予軟弱、依賴和被動的性格。媒體的存在常常強化了男性不被允許展示關懷，女性不被允許展示堅強和強勢的觀念。這些來自媒體的性別影響可能會誤導正在成長中的兒童或青少年，因為他們在社會環境中構建自身身份和性別認同的過程中，卻被各種帶有偏見的因素所包圍。

網際網路反映了線下社會的價值觀，網路上的玩笑，即使披著幽默的外衣，也揭示了其中所蘊含的價值觀和觀點。表情包被用來將性別歧視的觀點變成「笑話」，強化性別歧視的刻板印象，威脅女性，並嘲笑跨性別者。許多此類觀點在受到質疑或提出擔憂時，都會被掩蓋，聲稱這只是個玩笑或表情包。然而，表情包和網路社區在女權主義和跨性別群體中也很常見，在這些群體中，關於性別的笑話更加友善，並且來自群體內部而非外部。

## 性別表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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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表演性」一詞最早由美國哲學家和性別理論家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其1990年出版的著作《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提出。在這本書中，巴特勒旨在批判她認為過時的性別觀念。巴特勒認為，這種過時的觀念具有局限性，因為它固守著將性別二元化的主流社會約束。在審視性別的過程中，巴特勒引入了一種更為細緻的視角，將表演性和性別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在第一章中，巴特勒闡述了性別和表演性的統一，指出：「性別被證明是一種表演——也就是說，它構成了它所宣稱的身份。在這個意義上，性別始終是一種行為，儘管這種行為並非由一個可以被認為先於行為而存在的主體所為」。

為了澄清這一概念，巴特勒區分了「性別表演」（gender performance）與「性別表演性」（gender performativity）。在2011年的一次採訪中，巴特勒這樣闡述：當我們說性別是表演性的，通常是指我們扮演了一個角色；我們以某種方式在行動……而說性別是表演性的則略有不同，因為表演性意味著它會產生一系列效果。我們的行為、走路、說話和交談方式都在鞏固我們對男性或女性的印象……我們表現得好像男性或女性的身份實際上是一種內在的現實，或者說是我們與生俱來的真實屬性。實際上，這是一種不斷產生和再生產的現象，所以說性別是表演性的，就等於說沒有人從一開始就真正擁有某種性別。

——朱迪斯·巴特勒，《你的行為塑造你的性別（Your Behavior Creates Your Gender）》（2011）因此，巴特勒認為性別是通過一系列被認為符合主流社會規範的行為而建構的。然而，巴特勒並非認為性別是一種個人可以終止的行為表演；相反，她認為這種表演是持續進行的，並且不受個人控制。事實上，並非個人製造了這種表演，而是恰恰相反——表演塑造了個人。具體來說，巴特勒贊同地引用了尼采的觀點：「行動背後沒有『存在』……『行動者』只不過是附加在行為上的虛構——行為即一切。」因此，重點不在於製造行為的個體，而在於行為本身；而行為的終止，就如同尼采比喻中雄鷹化身為羔羊一樣，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事實上，巴特勒進一步強調：「性別表達背後並不存在性別身份；這種身份是由那些被認為是其結果的『表達』本身所構成的。」總的來說，可以說他們深受尼采主體性哲學的影響。

阿米莉亞·瓊斯（Amelia Jones）提出，這種性別觀提供了一種超越凝視理論和性戀物癖理論的途徑。這些理論在學院派女權主義中曾占據重要地位，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瓊斯認為它們已經過時，不再是理解女性社會地位的有效方法。瓊斯認為，將性別表演的力量作為一種框架極其有用，它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將圖像視為有形主體參與的表演，而不是供男性觀賞的無生命物體。

### 應用領域

#### 嬰幼兒時期

性別表演性理論應用於嬰幼兒時期，指的是從受孕的那一刻起，甚至可能更早，一個人是誰以及他/她將來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就已經被預先決定了。孩子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學習在我們的社會中成為男孩或女孩意味著什麼。人們會根據性別被賦予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名字，被分配被認為只適合特定性別的顏色，甚至還會得到一些玩具來幫助他們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正確位置。芭芭拉·克爾（Barbara Kerr）和凱倫·穆爾頓（Karen Multon）指出，許多父母如果知道「小孩子傾向於認為他們的衣著或玩具決定了他們是男孩還是女孩」，會感到困惑。父母甚至會給女兒搭配粉色，因為粉色代表女性，或者給兒子搭配藍色，因為藍色代表男性。在探討這些觀點時，佩內洛普·埃克特（Penelope Eckert）在其著作《語言與性別（Language and Gender）》中指出：「人們最想知道的關於嬰兒的第一件事就是它的性別，而社會習俗提供了無數的手段來減少詢問的必要性。」因此，這強化了社會對性別的重視，以及對如何在不直接表明性別的情況下暗示自身性別的重視。埃克特進一步指出，出生時的性別確定對於一個人成年後如何在社會中展現自我至關重要，因為「性別確定為終身的性別化過程奠定了基礎。」埃克特的論述指向了朱迪斯·巴特勒關於性別表演性的觀點。與巴特勒類似，埃克特暗示性別並非不可改變的內在現實。埃克特所指出的是，這是一種普遍的誤解，大多數人在不知不覺中強化了這種誤解，而這種誤解在嬰兒時期就已經出現。

巴特勒在《批判酷兒（Critically Queer）》和《憂鬱的性別（Melancholy Gender）》中都指出，兒童/主體無法將同性父母作為可行的愛的對象來哀悼。借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憂鬱症概念，這種否定導致個體對無法被愛的「他者」產生更強烈的認同，從而形成性別表演，這些表演創造出對逝去之愛的寓言，並將之內化，而主體隨後卻無法承認或哀悼這種逝去之愛。巴特勒解釋說：「男性性別的形成源於拒絕將男性作為愛的可能性來哀悼；女性性別的形成（被接受、被假定）則源於一種幻想，即女性被排除在可能的愛的對象之外，這種排除從未被哀悼，而是通過強化女性認同本身而被『保留』下來。」

#### 青少年時期

青少年時期是社會化的關鍵時期，也是個體在社會中如何展現自我至關重要的時期。通常，在這個時期，個體能否成功駕馭性別角色，決定了其性別表現的成敗，即成功（從而被視為正常），還是失敗（從而被視為怪異和不合群）。雜誌，尤其是針對年輕女孩的雜誌，是展現成功表現方式的重要來源之一。埃克特（Eckert）指出：「當我們還是青少年時，青少年雜誌教女孩們如何與男孩交談……」。這不僅強調了性別是後天習得並不斷受到社會期望影響的，也揭示了人們在潛意識中被訓練成性別二元論理想參與者的方式之一。這呼應了巴特勒的觀點，即性別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後天習得並不斷被強化的。這種性別不斷受到社會期望影響的觀點在網路社區中也同樣適用。青少年很容易在網上建立關係和友誼，因此，青少年脆弱的身份更容易受到操縱和扭曲。青少年在現實生活和網路上經常會遇到一些情況，導致他們在面對社會時質疑自己，包括性別表現。

#### 酷兒身份

巴特勒模式呈現了一種酷兒視角下的性別表演，並探討了社會建構的性別角色與強制性異性戀之間可能存在的交集。該模式與許多人認為帶有異性戀規範色彩的主流性別分析框架有所不同，它關注酷兒行動者如何對傳統的性別建構提出質疑。巴特勒借用精神分析術語「憂鬱症（melancholia）」來概念化西方文學中存在的同性戀潛文本，尤其關注女性作家、她們的性別和她們的性取向之間的關係。憂鬱症與哀悼有關，但對於同性伴侶而言，它不僅僅是哀悼關係的終結，更是社會對這段關係本身以及哀悼能力的否定，從而導致這些情感的壓抑。這一理念體現在愛滋病危機期間由ACT UP等政治團體組織的行動中。許多參與這場行動的倖存者都是因愛滋病失去伴侶的同性戀者。倖存者們用死者的破布縫製被子，重新利用他們的遺物，甚至將自己的遺體展示出來以示提前哀悼，以此來紀念他們。所有這些抗議活動都傳達著一個資訊：即使他們離世，他們的一部分仍將留在世上。

## 辯論與批評

### 女權主義理論

伊莉莎白·格羅斯（Elizabeth Grosz）指出，一些建構主義女權主義者所堅持的性別與性（sex–gender distinction）的區分仍然基於本質主義：在我看來，本質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的對立是錯誤的：建構主義本質上依賴於本質主義，因為它需要明確其建構過程的原材料是什麼，而這些原材料本身的建構離不開無限倒退的假設。這些構建模塊或原材料在某種意義上必然是本質主義的。簡而言之，建構主義最終蘊含並依賴於本質主義。

### 跨性別研究

在《萊克斯男孩（Boys of the Lex）》一書中，蓋爾·薩拉蒙（Gayle Salamon）探討了跨性別研究與女權主義和酷兒性別理論的關聯。跨性別作家至少提出了三種反對社會建構的觀點：它過於簡單化，而性別化的身體卻十分複雜；它忽視或輕視了身體物質性的現實；它沒有為身體的重新詮釋或反抗提供任何空間。這些反對意見可見於傑伊·普羅瑟（Jay Prosser）、薇薇安·納馬斯特（Viviane Namaste）和亨利·魯賓（Henry Rubin）的著作中，通常與巴特勒的性別表演性理論相關。薩拉蒙將他們的論點解讀為對社會建構主義的誤讀，而傑克·哈伯斯坦（Jack Halberstam）則指出「跨性別理論內部對本質主義的重新執著」。

相反，蘇珊·斯特賴克（Susan Stryker）則認為性別表演性「已成為許多跨性別者自我認知的核心」，這與桑迪·斯通（Sandy Stone）的後跨性別呼籲相一致。

### 男性氣質研究

蒂莫西·勞里（Timothy Laurie）在《連續體（Continuum）》期刊上指出，社會建構的男性氣質「類型」（例如有毒的、健康的等等）的概念仍然可能基於本質主義的前提：除非積極運用「男性氣質」概念來反駁性別二元論的假設，否則對特定男性氣質「類型」的執著會阻礙人們對性別多樣性和非二元身份的理解。這種做法在當代酷兒理論和跨性別研究（以及其他領域）中很常見，但它仍然在對男性和男性氣質的批判性研究中造成緊張關係。

## 參見

- Feminist metaphysics（女性主義形上學）
- Gender schema theory（性別圖式理論）
- Gender script（性別腳本）
- Gender socialization（性別社會化）
- Gender studies（性別研究）
- Materialist feminism（唯物主義女性主義）
- Postgenderism（後性別主義）
- Sex–gender distinction（生理性別區分）
- Simone de Beauvoir and The Second Sex（西蒙娜·德·波伏娃與《第二性》）
- Sociology of gender（性別社會學）
- Transgender studies（跨性別研究）
- Transphobia（跨性別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