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仇恨言論

網路仇恨言論是一種在網路上發表的言論，目的是基於種族、宗教、民族血統、性取向、殘疾和/或性別攻擊某個人或某個群體。網路仇恨言論很難定義，但可以通過其所起的貶低或非人性化作用來識別。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多邊條約試圖界定其輪廓。（例如《拉巴特行動計劃》）試圖帶來更大的清晰度和建議的機制來識別仇恨資訊。國家和地區機構一直在努力促進對這一術語的理解，使其更加紮根於當地傳統。

網際網路的速度和覆蓋範圍使得政府很難在虛擬世界裡執行國家法律。社交媒體是公眾表達的私人空間，這給監管者帶來困難。一些擁有這些空間的公司對打擊網路仇恨言論變得更加積極主動。

## 定義

仇恨言論的概念涉及言論自由與個人、集體和少數民族權利的衝突，也涉及尊嚴、自由和平等的概念。它並不容易定義，但可以通過它的功能來識別。

在國家和國際立法中，仇恨言論是指基於目標的社會和/或人口身份，煽動傷害的表達，包括歧視、敵視、言語和/或身體暴力行為。仇恨言論可能包括但不限於鼓吹、威脅或鼓勵暴力行為的言論。這一概念還可延伸至培養偏見和不容忍氣氛的言論，因為這種言論可能加劇有針對性的歧視、敵意和暴力襲擊。在政治選舉等關鍵時刻，仇恨言論的概念可能容易被操縱；煽動仇恨言論的指控可能會在政治對手之間互相交換，或被當權者用來壓制和批評。仇恨言論（無論是通過文字、圖像還是聲音表達）可以通過其所起的貶低或非人性化作用來近似識別。

法律學者和政治理論家認為，仇恨言論始終包含兩條資訊：第一，讓群體外的成員感到不受歡迎或感到害怕；第二，讓群體內的成員感到他們的仇恨信仰是合法的。

## 網路仇恨言論的特徵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少數群體問題特別報告員觀察到，網路仇恨言論泛濫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挑戰。為打擊仇恨言論而創建的社交網路平台和組織都認識到，網上傳播的仇恨言論越來越普遍，並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以制定適當的應對措施。據專門收集全球網路仇恨言論實例的網路應用程式稱，大多數仇恨言論都是針對特定種族和國籍的個人，但針對宗教和社會階層的仇恨煽動行為也在增加。

儘管網路上的仇恨言論與線下類似的表達並無本質區別，但網路內容及其監管仍面臨著獨特的挑戰。這些挑戰與其永久性、流動性、以及複雜的跨司法性質有關。

## 持久性

仇恨言論能夠以不同的形式在多個平台上長期存在，並可重複連結。正如執行長 Andre Oboler 所說：「內容存在的時間越長，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就越大，作惡者也更加猖獗。如果你在早期階段就刪除這些內容，就可以限制其曝光。這就像清理垃圾一樣，它並不能阻止人們亂扔垃圾，但如果不採取措施，問題只會越積越多，進一步惡化。」 Twitter上圍繞熱門話題組織的對話可能會促進仇恨資訊的快速廣泛傳播，但它們也為有影響力的演講者提供了機會，讓他們可以避開這些資訊，並可能終止熱門帖子。相反， Facebook可能會允許多個帖子同時進行，且不被注意，從而形成更持久的空間，冒犯、歧視和嘲笑某些個人和群體。

## 巡迴

網上仇恨言論可能四處傳播。即使內容被刪除，它也可能會在其他地方得到表達，可能是在同一平台上以不同的名稱或在不同的在線空間中。如果某個網站被關閉，它可以通過監管不太嚴格的網路託管服務或重新分配到對仇恨言論有更高門檻的法律的國家來快速重新開放。仇恨言論的流動性質還意味著，過去無法得到公眾表達和支持的不成熟想法或受影響行為，現在可能會出現在大量受眾可以看到的地方。

## 匿名

匿名性也給處理網路仇恨言論帶來了挑戰。網際網路討論可能是匿名的，甚至可能是假名的，這可以讓人們更安全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但也同樣容易加速破壞性行為。正如運營總監德魯·博伊德所說，「網際網路賦予個人說出可怕言論的能力，因為他們認為不會被發現。這就是網路仇恨言論如此獨特的原因，因為與在現實生活中處理他們所說的話的後果相比，人們更願意說出仇恨言論。」中國和韓國對社交媒體實施實名制政策。Facebook、 LinkedIn和Quora都試圖啟用實名制，以更好地控制網路仇恨言論。這些措施引起了強烈爭議，因為它們被認為侵犯了隱私權及其與言論自由權的交集。

許多網路仇恨言論都是由網路「噴子」發布的，他們通常是使用假名的使用者，發布令人震驚、粗俗且總體上不真實的內容，目的顯然是引發負面反應，但如果讀者與他們持有相同觀點，也可能是為了影響或吸引讀者接受他們的信仰。社交媒體還為和極端的政治或宗教團體提供了一個平台，讓他們可以組建、建立網路和合作，傳播反建制和反政治正確的資訊，並宣揚種族主義、反女權主義、恐同、恐跨性別等信仰和意識形態。完全匿名的在線交流很少見，因為它要求使用者採用高度技術性的措施來確保自己不容易被識別。

## 跨司法管轄區蔓延

另一個複雜因素是網際網路的影響力，引發了有關打擊仇恨言論的法律機制方面的跨司法管轄區合作問題。儘管歐洲、亞洲和北美洲都已簽訂了司法協助條約，但這些條約的執行速度通常很慢。許多私營部門的影響力在某些情況下可能為解決問題提供更有效的渠道，儘管這些機構也經常受到跨司法管轄區數據訴求的影響（例如披露某一特定內容作者的身份）。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對仇恨言論也有獨特的定義，這使得起訴那些可能在較不嚴格的司法管轄區尋求庇護的肇事者變得困難。

與通過傳統渠道傳播仇恨言論不同，網路仇恨言論的受害者可能難以知道應該向誰求助，因為平台、當地執法機構以及發表仇恨言論的個人或群體的當地執法機構都可能覺得這個問題不屬於他們的管轄範圍，即使有仇恨言論政策和法律。非政府組織和遊說團體一直在提高人們的認識，並鼓勵不同利益相關者採取行動。

## 人工智慧

一些科技公司，例如Facebook，使用人工智慧（AI）系統來監控仇恨言論。然而，人工智慧可能並不總是一種監控仇恨言論的有效方式，因為系統缺乏人類的判斷能力。例如，使用者可能會發布或評論一些被歸類為仇恨言論或違反社區準則的內容，但如果目標單詞拼寫錯誤或某些字母被符號替換，人工智慧系統將無法識別它。這一弱點導致人們越來越多地試圖通過故意拼寫錯誤來規避審查演算法，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疫苗猶豫不決的人會將「vaccines」寫成「vachscenes」。因此，人類仍然需要監控監控仇恨言論的人工智慧系統；這是人工智慧技術中一個常見的問題，被稱為「自動化的最後一英里」，意味著最後 10% 或 1% 的工作是最難完成的。

## 框架

### 風暴前線先例

2014年伊斯蘭恐怖主義事件發生後，人們普遍呼籲採取更多限制或干預措施，以遏制網際網路傳播仇恨和暴力的可能性，就好像之間的聯繫是眾所周知的一樣。相反，正如下面的例子表明，外表往往具有欺騙性。被認為是第一個「仇恨網站」。該網站由前三K黨領導人於 1995年3 月創辦，很快便成為討論新納粹主義、白人民族主義和白人分裂主義相關思想的熱門空間，首先是在美國，然後是在全球範圍內。該論壇呼籲發動種族聖戰，並煽動人們使用暴力抵制移民。並被認為是招募活動分子和可能協調暴力行為的場所。為數不多的探究風暴前線身份的研究實際上描繪出了一幅更為複雜的圖景。而不是將其視為協調行動的空間。著名的極右翼活動家指責該論壇只是「鍵盤俠」的聚會。例如，據 De Koster 和 Houtman 報導，其中一位活動家表示：「我讀過論壇上的不少文章，我發現論壇上大肆宣傳，但實際卻沒有什麼進展。激進主義/政治部分本身就很荒謬。... 更不用說只有四個人參加的集會了。」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該網站的常客對這些指控做出的一些回應。正如其中一人所說：「當然，我有權發表意見，但不必積極付諸行動。... 我不參加示威遊行，也不加入任何政黨。如果這讓我成為一名鍵盤俠，那沒關係。這樣我感覺很好。... 我並不為此感到羞恥。」德·科斯特和霍特曼只調查了 Stormfront 的一個全國性分會和一個不具代表性的使用者樣本，但上述答案至少應該提醒人們，即使在主要功能是承載極端主義觀點的空間中，也要謹慎對待將言論和行動聯繫起來的假設。南方貧困法律中心 2014 年發布的一項研究發現，該網站的使用者「據稱在過去五年中造成了近 100 人被謀殺」。

## 國際原則

許多國際人權文件和條約中並沒有明確提到仇恨言論，但是一些與人類尊嚴和言論自由有關的原則卻間接地提到了仇恨言論。例如，為回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暴行而起草的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第 7 條規定了在法律下享有平等保護的權利，該條宣稱：「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免受違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視行為以及煽動這種歧視的任何行為之害。」 《世界人權宣言》還規定，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包括「持有意見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過任何媒體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資訊和思想的自由。」

《世界人權宣言》在制定人權保護框架和議程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該宣言不具有約束力。隨後，一系列具有約束力的文件相繼出台，為言論自由和防止歧視提供更有力的保護。《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針對仇恨言論，第 19 條規定了言論自由權，第 20 條規定禁止宣揚仇恨言論，以免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暴力其他更有針對性的國際法律文書也包含對仇恨言論的定義和確定應對措施有影響的條款，例如： 《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1951 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ICERD）（1969 年），以及在較小程度上影響深遠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1981 年）。

## 仇恨言論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有關仇恨言論及其管制的辯論中最常提到的法律文書，儘管它沒有明確使用「仇恨言論」一詞。第 19 條經常被稱為「公約核心」的一部分，規定了言論自由權。它規定了權利，並且還包括一般限制，任何權利的限制都必須符合這些限制才合法。第 19 條之後是第 20 條，該條明確規定，在「鼓吹民族、種族或，煽動歧視、敵視或暴力」的情況下，言論自由受到限制。該條款可謂是體現了對仇恨言論的一種特殊概念，因此將其納入的決定引起了強烈爭議。人權事務委員會是聯合國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設立的監督該公約實施情況的機構，該委員會意識到了這種緊張局勢，並試圖強調第 20 條與言論自由權完全兼容。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言論自由權不是一項絕對權利。在特定情況下，各州可以合法地對其進行限制：

「3. 行使本條第2款規定的權利時，必須履行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可能要受到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只能是法律規定的，並且是必要的：（a）為了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b）為了保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

第 19（3）條和第二十條之間，對言論自由權的限制有可選性和強制性的區別。第 19（3）條規定，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因此可以受到某些限制」，只要這些限制是法律規定的，並且是出於某些合法目的所必需的。第 20 條規定，任何鼓吹（某些種類的）仇恨，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暴力的行為「應受法律禁止」。儘管有跡象表明，言論犯罪行為的嚴重性應在第 20 條下受到法律禁止，但情況仍然很複雜。特別是在概念化以下三者的明確區別時，存在一個灰色地帶：（i）仇恨表達，（ii）鼓吹仇恨的表達，以及（iii）具體構成煽動歧視、敵意或暴力等實際危害的仇恨言論。儘管各國有義務禁止被視為「煽動歧視、敵意或暴力的宣揚仇恨的言論」，正如第 20（2）條所規定的那樣，但如何解釋這種言論，卻沒有明確的定義。

## 其他國際法律文書

###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1969 年生效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對於概念化仇恨言論形式也有影響。《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三點不同。其對仇恨言論的概念化具體限於涉及種族和民族的言論。第四條（a）款規定，締約國：「應宣布所有傳播基於種族優越性或仇恨的思想，煽動種族歧視，以及所有針對任何種族或其他膚色或族裔群體的暴力行為或煽動此類行為的行為，以及向種族主義活動提供任何援助，包括對其資助，均為應受法律懲處的犯罪行為；《消除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要求締約國履行的這一義務也比《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0條的規定更為嚴格，該條規定將不一定煽動歧視、敵視或暴力的種族主義思想定為犯罪。」

一個重要的區別在於意圖的問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引入的「鼓吹仇恨」概念比《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中描述的歧視性言論更為具體，因為它要求考慮作者的意圖，而不是孤立的表達——這是因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將「鼓吹」解釋為要求有散播仇恨的意圖。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在其第 29 號一般性建議中積極處理仇恨言論問題，委員會在該建議中建議締約國：「(r) 採取措施，防止傳播種姓優越性和低劣性思想或試圖為針對世系社區的暴力、仇恨或歧視辯護的任何行為；(s) 採取嚴厲措施，防止任何煽動針對世系社區的歧視或暴力的行為，包括通過網際網路煽動此類行為；(t) 採取措施，提高媒體專業人員對世系歧視的性質和發生率的認識；」

這些觀點體現了《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對於表達方式傳播的參照，對網際網路具有重要意義。在某些網路環境中表達想法可能立即就等同於傳播這些想法。對於那些已經開始扮演公共角色的私人空間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就像許多社交網路平台的情況一樣。

## 種族滅絕公約

與《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類似，《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旨在保護按種族、國籍或民族劃分的群體，但其條款也擴展至宗教群體。對於仇恨言論，《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僅限於公開煽動種族滅絕的行為，即「一個民族、族裔、種族或宗教團體的行為」，無論此類行為是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實施。具體來說，國際法並沒有深入探討仇恨言論（與歧視行為不同）。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於 1981 年生效，該公約規定各國有義務譴責對婦女的歧視並「防止、調查、起訴和懲罰」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

## 區域反應

大多數區域文書沒有具體條款規定禁止仇恨言論，但它們普遍允許國家限制言論自由——這些條款可適用於具體案件。

## 美洲人權公約

《美洲人權公約》第 19（3）條對言論自由的限制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類似。美洲國家組織還通過了另一項關於言論自由原則的宣言，其中包括一項具體條款，指出「事先對言論的真實性、及時性或公正性進行限制，與國際文書中承認的言論自由權不相容。」美洲法院建議，「濫用資訊自由不能通過預防措施來控制，而只能通過隨後對犯有濫用行為的人實施制裁來控制。」法院還對願意限制言論自由的國家提出了檢驗標準，因為它們需要遵守以下要求：「a）存在先前確定的責任理由；b）法律對這些理由有明確和準確的定義；c）所尋求實現的目的的合法性；d）表明這些責任理由對於確保上述目的是『必要的』。」美洲體系有一位言論自由特別報告員，他對仇恨言論進行了全面的研究。他總結說，美洲人權體系在一個關鍵點上與聯合國和歐洲的做法有所不同：美洲體系涵蓋並限制真正導致暴力的仇恨言論，並且只有這樣的言論才能受到限制。

## 非洲人權和人民權利憲章

《非洲人權和民族權利憲章》第 9 條第 (2) 款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允許對權利進行限制，只要這些權利「在法律範圍內」。這一概念受到了批評，關於所謂的「追回」條款及其解釋的法律研究也有很多。批評主要針對各國可以操縱自己的立法並削弱言論自由權的本質。《非洲言論自由原則宣言》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該法規定，「不得以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為由限制言論自由權，除非存在損害合法利益的真實風險，並且損害風險與言論自由表達之間存在密切的因果關係。」

## 開羅伊斯蘭人權宣言

1990 年，伊斯蘭會議組織（後更名為伊斯蘭合作組織，OIC）通過了《開羅伊斯蘭人權宣言》（CDHRI），呼籲將言論定為犯罪，這種犯罪範圍不僅限於即將發生暴力的情況，還包括「表現出明顯的不容忍和仇恨的行為或言論」。

## 阿拉伯人權憲章

2004 年，阿拉伯國家聯盟理事會通過了《阿拉伯人權憲章》，其中第 32 條規定了與在線交流相關的內容，因為該憲章保障「意見和言論自由，以及通過任何媒介尋求、接受和傳遞資訊和思想的權利，不論地理界限。」該憲章在第 2 款中允許對在線交流進行廣泛的限制：「此類權利和自由應按照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行使。」

## 東協人權宣言

第23條規定了言論自由權。《宣言》第七條規定了一般限制，確認「人權的實現必須在地區和國家背景下考慮，同時考慮到不同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文化、歷史和宗教背景。」

## 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

《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11條宣布了言論自由的權利，其中有一項條款禁止濫用權利。它聲稱，《憲章》不得被解釋為暗示任何「比其規定範圍更廣的限制」。一個意味著嚴格必要性和相稱性檢驗的限制的例子是《歐洲人權公約》中關於言論自由的規定，該規定強調行使言論自由伴隨著義務和責任。它「可能受到法律所規定的、為國家安全、領土完整或公共安全所必需的手續、條件、限制或處罰的約束，為防止混亂或犯罪，為保護健康或道德，為保護他人的名譽或權利，為防止洩露秘密收到的資訊，或為維護司法機構的權威和公正。」

歐洲人權法院謹慎區分仇恨言論和個人自由表達觀點的權利，即使其他人感到被冒犯。有一些地區性事件特別與網路仇恨言論有關。歐洲委員會(CoE) 於 2000 年發布了《關於打擊通過網際網路傳播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和反猶太主義材料的一般政策建議》。2001 年，歐洲委員會制定了《網路犯罪公約》，對調查權力方面的相互協助進行了規範，並為簽署國提供了處理電腦數據的機制，其中包括網路仇恨言論。2003年，歐洲委員會頒布了《網路犯罪公約》附加議定書，專門針對。該公約及其議定書開放供歐洲以外國家簽署和批准，加拿大、南非等其他國家已成為該公約的成員國。該議定書規定，成員國有義務將網上種族主義和仇外侮辱定為犯罪，「（i）以種族、膚色、血統、民族或族裔出身以及宗教為由對某些人進行侮辱，並且以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個為藉口；或（ii）以這些特徵中的任何一個為由對某些人進行侮辱。」

## 私人空間

社交網路平台、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或搜尋引擎等網際網路中介機構在其服務條款中規定了如何干預允許、限制或引導特定內容的創建和訪問。大量的網路互動發生在超越國家管轄範圍的社交網路平台上，這些平台也對仇恨言論形成了自己的定義和應對措施。對於違反服務條款的使用者，其發布的內容可能會從平台上刪除，或者限制其訪問權限，僅限某一類使用者（例如居住在特定國家/地區以外的使用者）查看。

服務協議條款中所包含的原則以及每家公司為確保其實施而制定的機制，對人們在網上表達自我以及免受仇恨言論侵害的能力有著重大影響。大多數中介機構都必須與國家政府進行談判，談判的程度因中介機構的類型、公司註冊的地區和適用的法律制度而異。正如 Tsesis 所解釋的那樣，「如果網際網路上的傳輸是在特定位置發送和接收的，那麼特定法院就有管轄權來起訴在網際網路上進行的非法活動。」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受國家立法的影響最直接，因為他們必須位於特定國家才能運營。搜尋引擎雖然可以出於自我監管或商業原因修改搜索結果，但它們越來越傾向於適應其註冊所在司法管轄區和其提供服務的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中介責任制度，要麼主動刪除內容連結，要麼根據當局的要求刪除內容連結。

所有私營公司運營的網際網路中介機構也應尊重人權。這是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制定的《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所規定的。該文件強調企業通過盡職調查尊重人權的責任。原則 11 規定：「企業應當尊重人權。這意味著企業應當避免侵犯他人的人權，並應當解決其所涉及的不利的人權影響。」聯合國指導原則還指出，在人權受到侵犯的情況下，企業應當「通過合法程序提供或配合補救措施」。對於網際網路中介和仇恨言論概念，這意味著企業應當確保採取措施提供相應的回應。

## 社會反應

### 案例研究

#### 美國趨勢小組

皮尤研究中心於 2020年7 月對 10,000 多名成年人進行了調查，以研究社交媒體對政治和社會正義行動的影響。23% 的受訪者是成年社交媒體使用者，他們表示社交媒體內容導致他們對政治或社會正義問題的看法發生了積極或消極的改變。35% 的受訪者提到了「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和/或。18%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政黨、意識形態、政客和/或川普總統的看法發生了變化。9% 的受訪者提到了社會公正問題，例如LGBTQIA+權利、女權主義、移民等。8% 的受訪者改變了對COVID-19 疫情的看法，10% 的受訪者提出了其他觀點。根據這些結果，社交媒體在影響輿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 媒體操縱和網上虛假資訊

研究人員和麗貝卡·劉易斯（Rebecca Lewis）開展的一項研究觀察了媒體操縱行為，並探討了另類右翼如何通過營銷、網路和合作來影響他們的有爭議的信念，而這些信念可能有助於影響川普總統在2016 年大選中的勝利。與主流媒體不同，另類右翼在影響力方面不需要遵守任何規則，也不需要擔心網路收視率、觀眾評論或聳人聽聞。觀點不平衡？另類右翼團體可以在任何平台上，以他們想要的方式，直言不諱地、傲慢地分享和說服他人接受他們的有爭議的信仰，可能在 2016 年大選中發揮了作用。雖然該研究無法得出究竟對選舉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但確實對媒體操縱和網路噴子的特徵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 網路遊戲中的仇恨言論和語言定性

教授兼遊戲玩家研究了網路遊戲社區中的交叉壓迫，並呼籲微軟和遊戲開發商「批判性地評估非傳統遊戲玩家在網路社區中的體驗……承認多樣性……並且默認的遊戲人群正在部署霸權的白人和男性氣質，損害了該領域內有色人種和/或非男性使用者的利益。」 Gray 研究了網路遊戲社區中的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當看不到其他玩家時，遊戲玩家會嘗試通過來識別隊友和對手的性別、性取向和種族背景。由於虛擬遊戲領域的氛圍緊張，以及無法不被看到、找到或面對面對抗，遊戲玩家往往會在虛擬遊戲中說出一些在公共場合不會說的話。許多邊緣社區的玩家脫離了全球遊戲網路，加入了僅由相同性別、性取向和/或種族身份的玩家組成的「部落」，以避免在遊戲時受到歧視。一項研究發現，78% 的在線遊戲玩家都在「公會」中玩遊戲，公會是規模較小的玩家團體，類似於「部落」。其中最著名的「部落」之一 Puerto Reekan Killaz 創建了一個在線遊戲空間，LGBTQIA+ 社區的黑人和拉丁裔女性可以在這裡玩遊戲，不用擔心種族歧視、本土主義、同性戀恐懼症、性別歧視和性騷擾。

除了仇恨言論之外，教授兼遊戲玩家麗莎·中村 (Lisa Nakamura) 發現，許多遊戲玩家都經歷過，即一個人或一個團體冒充另一個團體的成員，就像中村觀察到的白人男性玩家扮演日本「藝伎」一樣。常常導致刻板印象、歧視和文化挪用。中村呼籲網路遊戲社區認識到 Cybertyping ——「網際網路宣傳、傳播和商品化種族和種族主義形象的方式。」

### 反亞裔仇恨行為者的反華言論

據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 (Stop AAPI)組織統計，截至 2020年8 月，超過 2,500 名亞裔美國人報告遭遇了因新冠疫情而引發的種族歧視，其中 30.5% 的案例包含反華言論。這些事件中使用的語言分為五類：惡毒的仇恨、把中國當替罪羊、反移民本土主義、對中國人的種族主義描述和種族誹謗。在這些被報導的事件中，60.4% 屬於惡毒仇恨言論，其中包括「把你的中國屁股離我遠點！」之類的短語

### 巴基斯坦

針對、婦女和其他社會邊緣群體的網路仇恨言論和網路欺凌長期以來一直是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淡化或忽視的問題。

網路上和現實生活中針對的仇恨言論導致了他們遭受大規模。

2014年6月7日，南亞倡議組織和成員項目發布了一項關於巴基斯坦網路仇恨言論的研究。

該研究包括兩個獨立階段：* 559名巴基斯坦網民參與了一項在線調查。* 對高影響力、高覆蓋率的社交媒體和當地觀眾經常訪問的帳戶上發布的材料和評論（包括文本和圖像）進行內容分析。根據該報告：* 總體而言，92%的受訪者表示「是」在網上遇到過仇恨言論，其中65%的受訪者表示「經常」遇到仇恨言論。只有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沒有在網上遇到過仇恨言論。* 超過一半（5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成為網路仇恨言論的目標。* 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他們在Facebook上遇到過仇恨言論（91%）。Facebook是唯一一個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遇到過此類言論的網路/媒體。* 女性（56%）和LGBT群體（55%）被認定為仇恨言論的主要目標。16%的受訪者表示男性也是目標。* 在巴基斯坦的宗教宗教目標中，總體受訪者表示，針對什葉派伊斯蘭教什葉派 (70%) 和阿赫邁迪亞* 阿赫邁底亞派 (61%) 的仇恨言論明顯較高。* 當被問及在網上看到過針對哪個群體的仇恨言論時，61%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看到過與阿赫邁底亞派有關的仇恨言論，僅次於什葉派（70%）。* 在外國人方面，受訪者確定的主要目標是猶太人（57％），美國人（51％）和印度人* 印度人（51％）。* Facebook 上仇恨言論攻擊的兩個最大群體是政客（占所有仇恨言論的 38%）和廣播/新聞廣播媒體團體成員（10%）。這些針對國家支柱的攻擊構成了所分析的 Facebook 頁面上所有仇恨言論的近一半。人身攻擊占仇恨言論的另外 20%，而針對印度人/印度教徒的仇恨言論則占總數的 70%。* 從語言角度來看，Facebook 上記錄的仇恨言論主要以羅馬烏爾都語（74%）為主，其次是英語* 英語（22%）和烏爾都語腳本（4%）。* Twitter 上記錄的仇恨言論主要針對印度人/印度教徒（60%），以及人身攻擊和網路欺凌（41%）。其他主要目標包括政客（11%）、巴基斯坦人（10%）和媒體人士/團體（7%）。Twitter 上記錄的仇恨言論主要包括針對德奧班迪派（2%）、什葉派（2%）、伊瑪目（1%）和穆斯林神職人員（1%）的攻擊，以及針對穆斯林/伊斯蘭教徒（1%）的一般性攻擊。* 從語言角度來看，Twitter 上收集到的仇恨言論主要以英語* English（67%）為主，其次是羅馬烏爾都語（28%）和烏爾都語腳本（5%）。

### 緬甸

網際網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緬甸正在向更加開放和開放的過渡，這導致社交媒體出現仇恨言論和煽動暴力等負面現象。2014 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少數群體問題特別報告員對媒體和網際網路上錯誤信息、仇恨言論以及煽動暴力、歧視和敵視行為的傳播表示擔憂，特別是針對少數群體的行為。網上日益緊張的局勢與實際暴力事件同時發生，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流離失所。這一進程中的一個挑戰與少數民族和宗教有關。2013 年，緬甸西部若開邦因爭端而爆發的衝突造成 43 人喪生。一年前，一起涉嫌強姦案引發的種族暴力事件造成 200 多人死亡，數千人流離失所。在此背景下，新的網路空間迅速湧現，儘管只占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卻以新的形式反映了一些根深蒂固的緊張局勢。處理網上的不容忍和仇恨言論是一個新出現的問題。Facebook 已迅速成為初次上網的公民的首選平台。在這種環境下，一些個人和團體主張更積極地使用媒體，尤其是在感受到正義感的保護並聲稱要捍衛國家利益時。政治人物也出於特定目的而使用網路媒體。社交媒體中，有人使用貶義詞來指稱少數群體。在這種複雜局勢下，各種行為體已開始行動起來，尋求採取應對措施，避免進一步發生暴力事件。Facebook 一直致力於在監控緬甸社交網路平台使用情況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與當地組織發展合作夥伴關係，並提供緬甸語版本的報告問題指南。

當地公民社會強烈呼籲公開譴責網路仇恨言論的傳播，同時呼籲採取審查制度的替代措施。最具創新性的回應之一是「Panzagar」，在緬甸語中意為「花的演講」，這是博主兼活動家發起的一項公開反對仇恨言論的運動。該計劃的目標是提供一個快樂的例子，展示人們如何在線上和線下進行互動。當地活動人士一直專注於尋求當地的解決方案，而不是試圖動員全球公民社會來解決這些問題。這與其他一些能夠吸引世界關注相對被忽視的問題的在線活動形成了鮮明對比。諸如為蘇丹內戰所發起的倡議，或者組織通過「科尼2012」運動譴責聖靈抵抗軍的暴行，都是很受歡迎的例子。正如對這些活動的評論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全球性的反應可能會對找到當地解決方案的能力產生負面影響。

### 衣索比亞

2019–2020

衣索比亞奧羅莫人和阿姆哈拉人之間長期存在的種族對抗在Facebook上找到了戰場，導致了仇恨言論、威脅、虛假資訊和死亡。Facebook 沒有能夠解釋衣索比亞主要語言的事實核查人員，也沒有提供社區標準的翻譯，因此 Facebook 上的仇恨言論在衣索比亞基本上不受監控。相反，Facebook 依靠活動人士來標記潛在的仇恨言論和虛假資訊，但許多倦怠的活動人士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

2019年10 月，衣索比亞活動人在 Facebook 上錯誤地宣布警方將以宗教和種族緊張局勢為由拘留他。這引發了社區對拘留他的抗議以及種族和民族緊張局勢的發生，最終導致 70 多人死亡。

Facebook 上發起了一場針對衣索比亞奧羅莫族流行歌手Hachalu Hundessa的虛假資訊活動。這些帖子指責亨德薩支持備受爭議的總理阿比·艾哈邁德，而奧羅莫民族主義者則反對阿比·艾哈邁德迎合其他族裔。2020年6 月，亨德薩因在 Facebook 上發布仇恨言論引發公眾憤怒而被暗殺。Facebook 使用者在一長串充滿仇恨的內容中，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將亨德薩的遇刺事件歸咎於阿姆哈拉人。據反仇恨言論網路稱，許多 Facebook 帖子呼籲「對一個民族或宗教進行種族滅絕攻擊 — — 或同時進行兩者；並命令人們燒毀平民的財產，殘忍地殺害他們，並使他們流離失所。」街頭和 Facebook 上的暴力行為不斷升級，導致衣索比亞政府關閉了網際網路三周。然而，鄰國仍然可以發布和訪問此事的仇恨內容，志願者活動者無法訪問網際網路來舉報仇恨言論。因此，哈姆林大學恩達克·查拉教授表示，「來自海外僑胞社區的長達數小時的影片充斥著極端主義內容，聲稱我們需要消滅這個族群」。

Facebook 官員冒險前往衣索比亞進行調查，但沒有公布調查結果。Facebook 宣布正在招聘能說阿姆哈拉語和其他衣索比亞語言的管理員，但沒有提供詳細資訊。

2020 年末至 2021 年

2020年11 月，提格雷戰爭爆發，可能構成危害人類罪，期間也出現了網路仇恨言論。2021年11 月，在網路社交媒體的仇恨言論中，記者、政客和親聯邦政府活動人士稱提格雷族人為「叛徒」，呼籲鄰居「清除」他們，並呼籲當局將提格雷族人拘留在「集中營」。根據，聯邦法律允許大規模拘留提格雷族人。

## 私營企業

網際網路中介機構對仇恨言論制定了不同的定義，並制定了規範仇恨言論的準則。有些公司不使用「仇恨言論」一詞，但有一個與之相關的術語描述列表。

### 雅虎

雅虎的服務條款禁止發布「非法、有害、威脅、辱罵、騷擾、曲解、誹謗、粗俗、淫穢、中傷他人、侵犯他人隱私、仇恨或種族、民族或其他令人反感的內容」。

### 嘰嘰喳喳

2017年12 月， Twitter開始實施針對仇恨言論的新政策，封禁多個帳戶，並對平台上允許的內容制定新的指導方針。Twitter 幫助中心有一整頁專門描述其仇恨行為政策及其執行程序。此頁面頂部寫道：「如果人們因為害怕發聲而被壓制，言論自由就毫無意義。我們絕不容忍騷擾、恐嚇或利用恐懼壓制他人聲音的行為。如果您在推特上發現違反這些規則的內容，請向我們舉報。」推特對仇恨言論的定義涵蓋了從「暴力威脅」和「希望個人或群體受到身體傷害、死亡或患病」到「反覆和/或未經同意的誹謗、辱罵、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比喻，或其他貶低他人的內容」。

違規處罰包括暫停使用者發推文直至其刪除攻擊性/仇恨性帖子，甚至徹底刪除帳戶。Twitter 在實施新政策後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在我們努力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時，我們可能會犯一些錯誤，我們正在制定強有力的申訴程序」……我們將在未來幾天和幾周內評估和迭代這些變化，並將隨時向您通報進展情況」。這些變化正值全球採取行動防止仇恨言論之際，歐洲已出台新法律，對未能在 24 小時內處理仇恨言論報告的網站處以罰款。

## YouTube

YouTube是科技公司谷歌的子公司，它允許任何內容創作者輕鬆地分發和訪問內容，這為觀眾創造了接觸主流媒體中常見的「溫和」意識形態左右搖擺內容的機會。YouTube為熱門內容創作者提供激勵，促使一些創作者優化YouTuber體驗，發布可能宣揚極端主義和仇恨思想的具有衝擊力的內容。YouTube 的內容多樣性和將廣大受眾引向極端分子可能有害的內容。YouTube 允許創作者打造個人品牌，讓年輕訂閱者很容易與他們建立准社會關係，並成為「常客」。2019 年，YouTube 將政治帳戶非貨幣化，但激進的內容創作者仍然擁有自己的頻道和訂閱者，以維持他們的文化相關性和財務狀況。

YouTube在其網站上制定了多項使用者政策，其中明確規定了「仇恨言論政策」。該政策的措辭如下：「我們鼓勵言論自由，並盡力捍衛您表達不受歡迎觀點的權利，但我們不允許仇恨言論。仇恨言論是指基於某些屬性（例如種族或民族血統、宗教、殘疾、性別、年齡、退伍軍人身份、性取向/性別認同）宣揚針對個人或群體的暴力或以煽動仇恨為主要目的的內容。」為了抵制日益增長的仇恨言論趨勢，YouTube 內置了使用者舉報系統。最受歡迎的仇恨言論威懾手段之一是，使用者可以匿名舉報其他使用者發布的他們認為不適當的內容。然後根據 YouTube 政策和年齡限制對內容進行審查，然後刪除或保留。

###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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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的條款禁止發布有害、威脅或可能煽動仇恨和煽動暴力的內容。Facebook 在其社區標準中明確指出：「Facebook 會刪除仇恨言論，包括基於種族、民族、國籍、宗教信仰、性取向、性別、性別認同，或嚴重殘疾或疾病而直接攻擊他人的內容。」並進一步指出：「我們允許與這些主題相關的幽默、諷刺或社會評論，我們相信，當人們使用真實身份時，分享此類評論時會更加負責任。因此，我們要求主頁所有者將其姓名和 Facebook 個人資料與任何不敏感的內容關聯起來，即使該內容並未違反我們的政策。與往常一樣，我們敦促人們在分享此類內容時注意他們的受眾。」

Instagram是Facebook旗下的照片和影片分享平台，其仇恨言論準則與 Facebook 類似，但沒有分級。Instagram 的社區準則還禁止發布虛假資訊、裸體、美化自殘內容以及未經授權發布受版權保護的內容。

Facebook 的仇恨言論政策由 7,500 名內容審查員以及許多人工智慧監控員執行。由於這需要做出艱難的決策，內容審查人員對政策的執行產生了爭議。一些使用者似乎覺得執行情況不一致。一個恰當的過去例子是兩篇獨立但同樣生動的帖子，都希望特定宗教的成員死亡。兩條帖子均被使用者標記，並由 Facebook 員工審核。然而，儘管它們表達的觀點幾乎相同，但只有一篇被刪除。Facebook 全球運營副總裁賈斯汀·奧索夫基 (Justin Osofky) 在談到平台上的仇恨言論時表示：「我們對所犯的錯誤感到抱歉 —— 它們沒有反映出我們想要幫助建立的社區……我們必須做得更好。」

由於 Facebook仇恨言論政策的特殊性，引發了更多爭議。很多時候，有報導稱使用者感覺狀態更新和評論不敏感且充滿仇恨。然而，這些帖子從技術上來說並未違反 Facebook 的任何政策，因為根據該公司的受保護群體名單，他們的言論並不攻擊他人。例如，「女體育記者就應該被冰球砸到頭」這句話在 Facebook 平台上不會被視為仇恨言論，因此不會被刪除。雖然公司保護員工免受基於性別的仇恨，但卻無法保護員工免受基於職業的仇恨。

Facebook 被指控在監管仇恨言論時存在偏見，稱政治競選廣告可能宣揚仇恨或虛假資訊，並且已經對該平台產生了影響。在受到強烈反對和指責後，Facebook 調整了政策，大型公司也從該平台撤下了廣告，以抗議該平台對仇恨言論和虛假資訊處理不力。自 2020 年起，政治競選廣告均具有「標記」功能，用於指出內容具有新聞價值，但可能違反某些社區準則。

Facebook 還試圖遷就那些為了批評而宣傳其他仇恨言論內容的使用者。在這些情況下，使用者需要明確表示他們的意圖是教育他人。如果此意圖不明確，Facebook 保留審查內容的權利。當 Facebook 最初標記可能包含仇恨言論的內容時，他們會根據內容的嚴重性將其指定為 1、2 和 3 級。第 1 級最為嚴重，第 3 級最為輕微。第 1 級包含任何「暴力言論或支持死亡/疾病/傷害」的內容。第 2 級則包括在精神上、身體上或道德上誹謗其他使用者形象的內容。第三級包括任何可能排斥或歧視他人，或對受保護群體進行誹謗的言論，但不一定適用於限制移民的論點或對現有移民政策的批評。

2019年3 月，Facebook 禁止發布支持白人民族主義和白人分離主義的內容，延續了此前對白人至上內容的禁令。2019年5 月，美國政府宣布禁止多位知名人士發表仇恨言論，罪名是違反其禁止仇恨言論的規定，其中包括亞歷克斯·瓊斯、路易斯·法拉坎、米洛·雅諾普洛斯、和。

2020 年，Facebook 為第 1 級添加了指導原則，禁止塗黑臉、將使用者與動物進行種族比較、種族或宗教刻板印象、否認歷史事件以及物化女性和LGBTQIA+群體。

2020 年，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的仇恨言論增加了四倍，僅在 2020 年第二季度，Facebook 上就有 2250 萬條帖子被刪除，Instagram 上就有 330 萬條帖子被刪除。

2022年10 月，發布了一份報告，稱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仍在通過使用針對LGBT人群的誹謗性詞語「美容師」來投放廣告來獲利。文章報導稱，Meta 此前已確認使用該詞來形容 LGBT 群體違反了其仇恨言論政策。隨後，該報導被《紐約每日新聞》、和等其他新聞媒體轉載。

### 微軟

微軟針對其多種應用程式制定了有關仇恨言論的具體規則。其手機政策禁止「包含任何基於種族、民族、國籍、語言、性別、年齡、殘疾、宗教、性取向、退伍軍人身份或任何其他社會群體成員身份而鼓吹歧視、仇恨或暴力的內容」的應用程式。該公司還制定了針對網路遊戲的規定，禁止任何暗示「仇恨言論、有爭議的宗教話題以及敏感的當前或歷史事件」的交流。

### TikTok

TikTok缺乏對仇恨言論的明確指導和控制，這使得欺凌、騷擾、宣傳和仇恨言論成為TikTok上正常話語的一部分。極右翼仇恨團體和恐怖組織在TikTok上蓬勃發展，向年僅 13 歲的受眾傳播和鼓勵仇恨。兒童天真無邪，很容易受到其他人和資訊的影響，因此他們更有可能傾聽並重複他們所看到或聽到的內容。網際網路上並沒有一個受到嚴格監控、能夠保障兒童安全的空間，因此只要網際網路是公共的，兒童和青少年就必然會遇到仇恨言論。從那時起，青少年就傾向於讓好奇心引導他們進一步發展對激進思想的興趣和研究。

然而，孩子們不能像成年人那樣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們不僅把責任推給發布粗俗內容的人，還把責任推給社交媒體平台本身。因此， TikTok因其在該平台上處理仇恨言論的方式而受到批評。儘管TikTok在其條款和條件中禁止欺凌、騷擾以及任何粗俗或仇恨言論，但TikTok成立的時間還不夠長，尚未開發出有效的方法來監控此類內容。Instagram、 Twitter和Facebook等其他社交媒體平台已經活躍了很長時間，知道如何對抗網路仇恨言論和粗俗內容，但這些平台上的受眾年齡也足夠大，可以對他們傳播的資訊負責。

另一方面， TikTok必須對其分發給年輕受眾的內容承擔一定責任。TikTok使用者必須年滿 13 歲，但該要求可以輕鬆免除，因為應用程式無法實際訪問使用者的年齡。研究員羅伯特·馬克·辛普森 (Robert Mark Simpson) 得出結論，在針對青少年的媒體上打擊仇恨言論「可能更像是管理成人娛樂的法規，而不是禁止否認大屠殺」。

## 媒體和資訊素養

媒體與資訊素養旨在幫助人們融入數字社會，通過使用、理解、探究、創造、交流和批判性思考，同時能夠有效地獲取、組織、分析、評估和創建各種形式的資訊。

公民教育的重點是通過學習權利、自由和責任，使個人成為有見識和負責任的公民，這種教育在擺脫暴力衝突的社會中得到了各種應用。其主要目標之一是提高個人和團體對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的認識，包括言論自由以及由此產生的責任和社會影響。公民教育對仇恨言論的關注有兩方面：它涵蓋識別仇恨言論的知識和技能，並應使個人能夠抵制仇恨言論。它當前面臨的挑戰之一是使其目標和戰略適應數字世界，不僅提供知識和技能，還提供公民可能需要用來抵制網路仇恨言論的技術知識和技能。

資訊素養不能迴避言論自由權和隱私權、批判性公民權以及促進政治參與賦權等問題。多種互補的讀寫能力變得至關重要。新技術和社交媒體的出現在這一轉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個人已經從僅僅是媒體資訊的消費者演變為資訊的生產者、創造者和管理者，從而產生了與傳統參與模式互動的新參與模式，如投票或加入政黨。教學策略也在相應地發生變化，從培養對媒體資訊的批判性接受到增強媒體內容的創作能力。

媒體和資訊素養的概念本身也在不斷發展，並受到網際網路動態的影響。它開始關注網路空間的身份、道德和權利等問題。在識別和回應網路仇恨言論時，其中一些技能尤為重要。

一系列舉措旨在為網際網路使用者提供資訊和實用工具，使他們成為積極的：

- 美國反誹謗聯盟（ADL）的《沒有仇恨的空間》。
- 曼托瓦省和歐盟委員會的「換句話說」項目。
- 加拿大MediaSmarts的《面對網路仇恨》。
- 歐洲委員會青年部發起的「反仇恨言論運動」，歐洲。

澳大利亞「網路仇恨」。教育也被視為抵制仇恨言論的工具。「反仇恨言論運動」的蘿拉·傑拉蒂肯定道：「教育是預防網路仇恨言論的關鍵。有必要提高人們的意識，並鼓勵他們以負責任的方式上網；然而，仍然需要法律背景和法律手段來起訴仇恨犯罪，包括網路仇恨言論，否則預防工作就無濟於事了。」

## 來源

伊吉尼奧·加利亞多內、達尼特·加爾、蒂亞戈·阿爾維斯、加布里埃拉·馬丁內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