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防種族滅絕

預防種族滅絕是指任何旨在避免未來發生種族滅絕的行動。種族滅絕需要大量籌劃、資源以及多方參與才能實施，絕非一蹴而就。種族滅絕研究領域的學者已確定一系列公認的風險因素，這些因素會使一個國家或社會群體更有可能實施種族滅絕。這些風險因素包括廣泛的政治和文化條件（例如政治動盪或政權更迭）為種族滅絕創造了更易發生的環境，也包括可在大規模人群中被人為操縱和利用的心理現象（如從眾心理和認知失調）。預防種族滅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這些風險因素的了解與監測，以及對種族滅絕早期預警信號的識別。

聯合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大屠殺後通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防止未來發生種族滅絕。《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與保護責任原則為每個聯合國會員國承擔以下責任提供了基礎：積極預防種族滅絕，並在其他國家發生種族滅絕時採取行動予以制止。然而，聯合國因未能有效防止種族滅絕而受到嚴厲批評，尤其是在20世紀後半葉。

對種族滅絕的干預可以發生在種族滅絕進程的多個不同階段，但最理想的干預階段是在種族滅絕發生之前——即以「上游預防」的形式進行干預。要以此方式預防種族滅絕，就需要在已知風險因素、早期預警信號以及對種族滅絕進程認識的基礎上，隨時對世界各地面臨的種族滅絕風險進行持續且全面的評估。

## 種族滅絕的心理基礎

種族滅絕並非只有經過訓練的施虐殺手才能參與的行為，而是普通人通過認知重構和社會化「培訓」也有可能捲入的行為。出於種族滅絕目的的殺戮並非人類行為中的一個獨特類別。相反，種族滅絕式的殺戮表明，在特定條件下，普通的心理和社會過程有可能被人操縱，直至升級為暴力。因此，在研究種族滅絕的發生與預防時，一個核心難題就是理解：在個體和集體兩個層面，那些「正常」的認知過程為何容易受到外來者的操縱；以及哪些社會和政治條件為這種操縱轉向暴力提供了溫床。

### 個體層面

在個體層面，認知失調這一心理學概念在一個人從和平公民轉變為實施種族滅絕的殺手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亞歷山大·辛頓在1996年關於促成柬埔寨種族滅絕的心理社會因素的研究中，進一步提出了「心理社會失調」這一術語，將文化模型、自我觀念等其他人類學概念補充進了這一知名心理學概念之中。當一個人面對與其自身身份或自我觀念相衝突的行為期望時，便會產生認知失調和心理社會失調，隨後其潛意識會努力去化解這些不一致。辛頓指出，要降低種族滅絕初期產生的心理社會失調，需要經歷一系列認知上的「步驟」，這些步驟會逐漸將人轉變為「實施種族滅絕的自我」。這些認知步驟包括：對受害者進行去人性化、使用委婉語掩蓋暴力行為、進行道德重構、對殺戮行為習以為常，以及否認對暴力行為的責任。其中第一步去人性化是最重要的步驟之一，因為它在每一次種族滅絕中都居於核心地位。以大屠殺、柬埔寨種族滅絕和盧安達種族滅絕這三個尤為典型的例子來看，受害者被標籤為害蟲、蟑螂、老鼠或蛇，從而在這一去人性化過程中將他們徹底從「人」的範疇排除開來。當整個群體的「人」的標籤被拿掉之後，普通人針對他們實施暴力（包括殺戮）就變得容易得多。

### 社會心理因素

除了個體層面的認知步驟之外，一個普通群體向殺戮者的轉變還涉及眾多社會心理因素。

首先，社會認知這一概念解釋了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圍的人。人們的社會認知分為內群體（自己所屬的群體）和外群體（他人所屬的群體），這兩種群體由群體認同和社會紐帶所定義。每個人都存在對自己所在群體的偏好，稱為內群體偏見。但是，只有當人們同時對自身和內群體持有極端正面的看法，同時又對外群體持有極端負面的看法時，這種偏見才會產生負面後果。人們通常也被社會化要求避免與自身內群體的其他成員發生衝突和攻擊行為。因此，克服暴力障礙的一個方法就是重新定義每個群體的歸屬，使種族滅絕的受害者被排除在內群體之外，從而不再受到內群體偏見的保護。

社會影響和社會關係也是易被操縱的因素。許多文化鼓勵在社會關係中追求從眾、順從和服從，並對不遵守規範的人施加嚴重的社會「懲罰」。因此，當內群體中的其他成員都在參與暴力時，個體成員會感受到參與暴力的巨大壓力。這種從眾傾向可以被利用，在大規模人群中誘發「盲從行為」。研究還表明，當群體中存在權威人物時，以及當某些社會與制度環境（如穩定性的喪失）增強了人們的從眾傾向時，這種從眾效應會進一步增強，因為當穩定性消失時，人們往往會去適應他人對自己的期望。

人類社會關係的其他傾向也會同樣將人們推向暴力，例如偏見、利他和攻擊性。理解偏見與暴力之間的關聯尤為重要，因為偏見往往正是種族滅絕行為形成的首要起點之一。替罪羊理論有助於解釋這種關聯。該理論認為，當人們受挫時（例如在政治或經濟危機時期），傾向於向外群體發洩攻擊。

## 種族滅絕的風險因素

存在多種政治和文化因素會使國家更有可能滑向大規模暴力的道路，認識並承認這些因素的存在對於預防種族滅絕的努力至關重要。儘管該領域的研究對每個特定因素的風險程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結論，但對於哪些類型的環境最容易發生種族滅絕，學界已形成廣泛共識。

首先，某些情境性因素（如破壞穩定的危機和政治動盪）會使國家更容易發生種族滅絕。政治動盪的形式包括內戰、暗殺、革命、政變、在國際戰爭中戰敗、反殖民叛亂，或任何導致非常規政權更迭或持有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精英上台的動盪。過去半個世紀中，幾乎所有種族滅絕事件都發生在上述某類政治動盪期間或緊隨其後。

當一位專制領導人得以掌權時，政治動盪尤為危險。威權領導人能夠通過激勵對國家的強烈服從、不容忍多樣性，以及營造助長群體思維與從眾行為的環境，將整個社會推向易發生種族滅絕的同質文化。最危險的威權領導人通常持有極端主義觀點，主張建立一個「淨化」掉不受歡迎或具威脅群體的新社會，並將這些意識形態宣揚為道德的、符合國家「更大利益」的，因為他們將某些威脅性群體視為國家成功的障礙。過往種族滅絕中的許多此類領導人（如阿道夫·希特勒、波爾布特、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也具有相似的個人特徵：具有超凡魅力、自信、聰明，並懷有對權力的強烈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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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動盪、威權領導人和不穩定的政府架構等情境性政治因素之外，某些文化因素也會增加國家實施種族滅絕的可能性。例如，將攻擊行為宣揚為規範的解決問題的技能的文化，以及通過閱兵等方式美化暴力的文化，實施大規模暴力的風險更高。類似地，具有濃厚的霸權主義意識形態歷史的社會——包括長期將對外群體的偏見正常化、缺乏對文化多樣性的接受、以及將特定群體排斥於社會之外——也面臨更高的風險。具體而言，芭芭拉·哈夫在2003年提出的關於種族滅絕前因的模型發現：當統治精英對社會持有排他性願景（即精英意識形態）時，該國在國家失序後實施種族滅絕的可能性是其他情況的2.5倍；而當政治精英本身構成少數民族時，發生種族滅絕的可能性也高出2倍以上。在歷史上的種族滅絕案例中，這些類型的極端意識形態有多種表現，包括柬埔寨紅色高棉的「淨化」運動，以及納粹德國在其國內追求純粹雅利安人種的政策。

此外，當多種形式的危機、動盪或失穩同時發生，或者以往危機的後果尚未解決時，發生種族滅絕暴力的可能性會增加。

## 種族滅絕的早期預警信號

種族滅絕觀察的創始主席格雷戈里·斯坦頓於1996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清單，列出種族滅絕的十個階段（最初為八個階段）。這些階段不一定按線性順序發生，也不一定一次只發生一個，但它們提供了一個指導性模型，用於分析導致種族滅絕的過程——這些過程可作為預警信號加以識別並採取行動，因為每個階段都為採取某些預防措施提供了機會。斯坦頓提出的十個階段包括：分類、象徵化、歧視、去人性化、組織、極化、準備、迫害、滅絕、否認。其中的前幾個階段發生在煽動種族滅絕的早期，因此為在種族滅絕全面爆發之前採取預防措施提供了最多的機會。

- 在分類階段，人們開始在文化內部根據種族、族裔、宗教或國籍區分「我們」與「他們」。此時最重要的預防措施是促進寬容與理解，推廣能夠超越這些有害分裂的分類方式和共同基礎。
- 在象徵化階段，「他者」群體被賦予名稱或實物符號以標示其分類。此時可以立法禁止仇恨符號、仇恨言論和群體標記。但這類禁令只有在得到文化接受和社會實踐支持的情況下才有效。
- 一旦社會進入歧視階段——主導群體基於排他性意識形態，利用法律和政治權力剝奪目標群體的權利——最關鍵的措施是確保社會中所有群體都享有充分的權利和政治賦權。
- 在社會實際開始組織實施種族滅絕之前的最後一個「早期」步驟是去人性化，即一個群體否定另一個群體的人性。斯坦頓認為，此階段的預防應著眼於確保煽動種族滅絕的行為不被混淆為受保護的言論，積極打擊或禁止仇恨宣傳，並及時懲罰仇恨犯罪或暴行。去人性化被斯坦頓及其他學者廣泛認為是種族滅絕進程中的關鍵階段。去人性化是對一個群體人性的否定，將該群體的成員置於「道德義務的宇宙之外」。這是一個致命的早期預警信號，因為它克服了人類普遍對殺戮的厭惡。斯坦頓指出，去人性化是「種族滅絕死亡螺旋開始的那個階段」。

要使種族滅絕發生，上述這些處於種族滅絕進程底層的文化階段還必須伴隨其他六個階段。其中幾個階段可能同時發生。每個「階段」本身也是一個過程。

- 組織：仇恨團體、民兵和軍隊的組織是必要的，因為種族滅絕是一種群體犯罪；預防的重點是取締仇恨團體並起訴仇恨犯罪。
- 極化：使人口兩極分化，讓種族滅絕獲得大眾支持，對於賦能肇事者是必要的。這通常意味著驅逐、逮捕或殺害那些可能在肇事者群體內部反對種族滅絕的溫和派；預防措施要求為溫和派提供人身和法律保護，使其免遭逮捕和拘留。
- 準備：由殺手領導人對種族滅絕進行策劃——通常秘密進行；預防的最佳方式是逮捕那些煽動或密謀實施種族滅絕的領導人，對其施加制裁，並支持對其的反抗。
- 迫害：通過對受害者群體的大規模基本人權侵犯來實現迫害——這意味著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可能隨之而來；預防需要對犯有危害人類罪的政權領導人實施定向制裁，包括在國際和國內法院起訴、外交壓力、經濟制裁以及為區域性干預做準備。
- 滅絕：這是種族滅絕進程中國際法正式認定為「種族滅絕」的階段。然而，大規模殺戮並非《滅絕種族罪公約》所認定的唯一種族滅絕行為。對該群體成員造成嚴重身體或精神傷害、故意施加旨在從物理上毀滅該群體的生活條件、強制施行旨在防止該群體內生育的措施、以及強行將該群體的兒童轉移到另一群體，都是《滅絕種族罪公約》所禁止的種族滅絕行為。在此階段，定向制裁和可信的外交威脅可能減輕種族滅絕的規模。但通常還需要支持內部抵抗以及接納難民。若要違背國家領導人的意願制止種族滅絕，通常需要從內部推翻他們，或者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七章進行武裝干預，或由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八章行事的區域組織進行武裝干預。
- 否認：每一次種族滅絕都以肇事者及其後繼者的否認開始或結束。應對否認的最佳方式是在種族滅絕期間由記者、其他媒體、人權組織、聯合國調查委員會和世界領導人充分報導事實。種族滅絕之後，可以通過對肇事者的審判、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教育項目、紀念碑、博物館、電影及其他媒體來應對否認。

這些早期預警信號在幾乎每一次種族滅絕中都很常見，但只有真正採取行動來對抗它們時，對信號的識別才能在預防工作中發揮作用。一個未能對預警信號採取行動的突出例子是盧安達種族滅絕。儘管存在無數間接和明確的警告，但美國等個別國家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普遍未能在種族滅絕全面展開之前採取必要的預防步驟。根據斯坦頓的說法，關於大屠殺的事實遭到了強烈抵制；美國和英國為了避免採取行動的義務而拒絕使用「種族滅絕」一詞，反而將其稱為內戰；「群體思維」的結論是，制止種族滅絕會危及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維和部隊的生命，並且這一行為超出了其被授權的範圍（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指揮官曾請求增援，但遭到拒絕）；儘管數千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駐紮在東非沿海的艦船上，但美國政策制定者擔心會介入像索馬利亞那樣的「泥潭」；與美國人、歐洲人及其他聯合國成員國部隊的生命風險相比，盧安達黑人的生命並不重要。美國國務卿直到1994年6月10日才將這場大規模殺戮稱為種族滅絕，而當時大部分殺戮已經結束，媒體和人權團體也是在種族滅絕開始兩周後才用應有的罪名來稱呼這一罪行。

## 聯合國的角色

### 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1948年通過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亦稱《滅絕種族罪公約》）與《聯合國憲章》第七章一道，是指導預防種族滅絕努力的主要國際法律文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大屠殺暴行之後，《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批准標誌著國際社會在優先預防種族滅絕方面對「永不再發生」原則的承諾。

### 國際刑事法庭

1993年和1994年，聯合國安理會設立了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和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這兩個特設國際法庭，以審判在波士尼亞種族滅絕和盧安達種族滅絕中被控犯有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的人員。此後，1998年《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獲得通過，賦予國際刑事法院對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的管轄權。

### 保護責任

保護責任的支持者主張，如果一個民族國家未能履行其保護本國人民免遭種族滅絕和其他危害人類罪的根本目的，則該國將失去主張主權的合法權利。在此情況下，聯合國、區域組織及其他跨國機構有責任保護那些侵犯基本人權的國家中的人民。這一國際宣言在2005年聯合國世界首腦會議上以協商一致方式通過。它將主權的概念翻轉過來，主張主權來自國家的人民，而非其統治者。這意味著，如果一個民族國家的政府沒有能力或不願意保護其人民，甚至政府自身正在對其人民實施種族滅絕或犯罪，則為了保護民眾，國家主權應被超越。這一規範為聯合國、區域組織及其他跨國機構在違背國家政府意願的情況下進行干預以預防種族滅絕提供了正當理由。然而，一些保護責任的批評者認為，該原則可能被濫用，作為入侵或實現政權更迭的藉口。

### 對聯合國在預防和干預種族滅絕方面的批評

聯合國因在種族滅絕案件中行動不力、行動過緩或根本不作為而廣受批評。自1948年成立以來，聯合國預防種族滅絕的成功率非常低，過去半個世紀發生了大量可能屬於聯合國定義的種族滅絕的大規模暴行，但只有少數案件在法律上被確認為構成種族滅絕並受到起訴，這一事實即為證明。聯合國在採取行動預防和干預種族滅絕案件時面臨諸多挑戰。首先，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均由個別會員國組成，這意味著當會員國追求自身利益時，人道主義目標會淪為國家政治目標和壓力的次要考量。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否決權或否決威脅常常使安理會陷入癱瘓。例如，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期間實際上阻止了聯合國在其認為具有戰略意義的任何地區批准人道主義干預。此外，儘管有保護責任的存在，許多國家仍然主張維護國家主權優先於干預，即使在面對潛在的大規模殺戮時也是如此。對種族滅絕暴力採取行動的另一個重大障礙是各方不願正式援引「種族滅絕」一詞。不願進行實際行動的律師或政府反對援引「種族滅絕」一詞，而在發展為大規模暴行案件時又使用得過於遲緩。相反，人他們會使用「種族清洗」等委婉說法，而沒有任何國際條約禁止「種族清洗」。

## 預防的類型

### 上游預防

上游預防是指在種族滅絕發生之前採取先發制人的措施。上游預防的重點是確定哪些國家面臨的風險最高。這主要通過風險評估來完成，而風險評估是相當準確的預測工具。該領域的學者已經開發出多種模型，每種模型考察不同的因素。斯坦頓的種族滅絕過程模型在預測種族滅絕方面是最成功的模型之一。芭芭拉·哈夫提出的統計模型也同樣被證明是準確的。她的模型使用了政治動盪、既往種族滅絕記錄、威權政府、排他性意識形態、關閉邊境以及系統性侵犯人權等因素。這些評估被致力於預防種族滅絕的非政府組織、聯合國、世界銀行及其他國際機構以及世界各國政府所採用。

### 中游預防

中游預防發生在種族滅絕已經進行之時。中游預防的主要重點是在種族滅絕進一步升級、奪走更多生命之前將其終結。這類預防通常涉及某種形式的軍事干預。干預往往代價高昂，並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學者們對軍事干預的有效性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學者聲稱，軍事干預會助長反叛團體，或者相對於所拯救的生命而言成本過高。學者們更傾向於上游預防，因為它能挽救生命，且不需要代價高昂的干預。

### 下游預防

下游預防發生在種族滅絕結束之後。其重點是防止未來再次發生種族滅絕。重建和修復社區是目標。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在修復社區、預防未來種族滅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種正義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審判是常見的形式之一，例如紐倫堡審判、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獅子山特別法庭、柬埔寨特別法庭以及其他國際法庭的審判，以及在種族滅絕政權倒台後國內法院進行的審判。這類機制（如審判）也因為自身的不完善遭到批評。對審判的常見批評包括其追溯性、選擇性和政治化。哈夫通過統計表明，這種有罪不罰會使同一社會未來再次發生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罪的風險增加三倍以上。

## 種族滅絕預防與公共衛生

儘管預防種族滅絕通常從政治或國防角度入手，但公共衛生領域也能為此項努力做出重要貢獻。種族滅絕與其他形式的大規模暴行本質上屬於公共衛生問題，因為它對人口健康具有顯著且有害的影響——這種影響既體現在暴力發生後的即刻，也體現在種族滅絕後人口的長期健康上。僅從死亡人數來看，種族滅絕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造成的死亡都超過了與戰爭相關的死亡。而且它也遠超某些最緊迫的流行病威脅的死亡率。1994年盧安達種族滅絕發生期間，種族滅絕本身的死亡率是愛滋病死亡率的20倍，是瘧疾死亡率的70倍以上。從長遠來看，種族滅絕對公共衛生的影響遠不止於死亡人數。在種族滅絕期間，醫療設施常被摧毀，醫生和護士在暴力中遇害，國家常規的疾病預防工作（例如疫苗接種）也會中斷。這些設施和醫療項目的破壞具有長期影響。此外，種族滅絕後的社會呈現出慢性和急性疾病發病率上升、出生率下降、圍產期死亡率增加以及營養不良加劇等現象。倖存者在個體層面的健康也會長期受損，因為重大創傷會造成持久的心理和生理影響。

美國醫學會認為種族滅絕及其預防與健康和人權之間有重要聯繫，並敦促醫生運用公共衛生策略來應對種族滅絕。這些策略包括：通過病例報告和監測來記錄種族滅絕及種族滅絕前狀況；開展流行病學研究以評估種族滅絕對公共衛生的影響；教育公眾、其他衛生專業人員及政策制定者，傳播對種族滅絕及其心理前兆的理解與認識；以及倡導旨在預防種族滅絕的政策和項目。

## 當前的預防努力

### 種族滅絕觀察組織

種族滅絕觀察組是首個專門致力於預防種族滅絕的國際組織。該組織由格雷戈里·斯坦頓博士於1999年5月在海牙和平呼籲會議上創立，負責協調反種族滅絕聯盟（Alliance Against Genocide）。種族滅絕觀察組織運用斯坦頓提出的「種族滅絕十個階段」理論來分析可作為種族滅絕早期預警信號的事件。該組織主辦一個關於預防種族滅絕的網站，發布關於種族滅絕局勢的警報，發送給公共政策制定者，並建議採取預防行動。

### 反種族滅絕聯盟

反種族滅絕聯盟同樣由格雷戈里·斯坦頓於1999年在海牙和平呼籲會議上創立，最初名為「結束種族滅絕國際運動」。它是首個致力於預防種族滅絕的國際聯盟。該聯盟包括來自31個國家的70多個國際性和國家性反種族滅絕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包括：21威爾伯福斯倡議、為蘇丹行動、埃吉斯信託、古物聯盟、亞美尼亞全國委員會、布蘭代斯中心、緬甸人權網路、達爾富爾婦女行動組織、卡多佐法學院、瓜地馬拉法律行動中心、柬埔寨種族滅絕項目、政治美學中心、打擊種族滅絕協會、國際基督教團結會、柬埔寨文獻中心、EMMA、保護權利組織、自由羅興亞聯盟、種族滅絕觀察組織、漢謨拉比、胡多組織、人類安全中心、捍衛基督徒國際組織、國際社會協會、國際警覺組織、奈及利亞國際委員會、國際危機組織、文化外交研究所、種族滅絕研究所、猶太世界觀察、約翰尼斯堡大屠殺與種族滅絕中心、銀禧運動、馬塔貝萊蘭人權研究所、跨界調解組織、哥倫布騎士會、少數群體權利國際集團、蒙特婁人權研究所以及「永不再發生」協會、朝鮮自由聯盟、打破沉默行動、PROOF、保護路徑組織、哨兵項目、什洛莫、STAND、斯廷森中心、生存國際、TRIAL、促進和平組織、WARM、我鞋之外的世界、以及沒有種族滅絕的世界。

### 聯合國防止滅絕種族問題與保護責任辦公室

防止滅絕種族問題與保護責任辦公室（OGPRP）支持兩位特別顧問開展工作，為各國政府提供關於預防種族滅絕政策的培訓，並就預防種族滅絕和早期預警向聯合國秘書長及聯合國系統提供諮詢意見。

秘書長防止滅絕種族問題特別顧問及其辦公室最初由格雷戈里·斯坦頓於2000年提議設立，後由斯坦頓和利奧·庫珀基金會的伯納德·漢密爾頓，以及少數群體權利國際組織和反種族滅絕聯盟的其他成員組織在聯合國共同倡導推動。

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在其顧問愛德華·莫蒂默和助理秘書長達尼洛·蒂爾克的協助下於2004年設立了該辦公室，最初由一位特別顧問領導。安南的繼任者潘基文將其擴展為當前的兩位特別顧問並行的架構。

防止滅絕種族問題特別顧問及其辦公室負責針對存在滅絕種族風險的局勢發布公開警告。查洛卡·貝亞尼是現任防止滅絕種族問題特別顧問。

莫·布萊克爾現任保護責任特別顧問。保護責任特別顧問的角色於2007年加入OGPRP，並於2008年任命了首位擔任者。

2014年，在特別顧問阿達馬·迪昂和詹妮弗·威爾士的領導下，OGPRP發布了《暴行罪分析框架》。該文件識別了導致滅絕種族及其他暴行罪的一些主要風險因素。

### 早期預警項目

早期預警項目是由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和達特茅斯學院共同開發的一個早期預警工具。該項目通過判斷哪些國家最有可能發生種族滅絕，來協助美國政策制定者對存在種族滅絕風險的國家採取預防性措施。

### 防止滅絕種族問題工作組

防止滅絕種族問題工作組於2007年成立，旨在制定一項美國預防和制止未來種族滅絕的戰略。該工作隊由美國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和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科漢共同擔任主席。2008年，該工作組發布了一份面向美國政策制定者的關於預防種族滅絕的報告。這份報告指出，需要一套全面的「綜合戰略」來預防種族滅絕。該戰略需要包括：早期預警系統、危機前的預防行動、軍事干預的準備、加強國際機構與國際規範，以及世界領導人採取果斷行動的意願。報告同時指出，雖然軍事干預應作為可選項保留，但上游預防措施應成為美國和國際社會的重點。該工作隊的報告最終促成了「暴行預防委員會」的成立，這是一個美國跨機構合作機制，用於評估滅絕種族和其他暴行罪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