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裔飛地

在社會學中，族裔飛地（ethnic enclave）是指族群高度集中、文化特徵鮮明、經濟活躍的地理區域。該術語通常用於指少數民族高度集中的居住區或工作區。他們的成功和發展依賴於自給自足，並伴隨著經濟繁榮。

道格拉斯·梅西描述了移民網路如何為新移民提供可以轉化為其他有形形式的社會資本。由於移民傾向於聚集在鄰近的地理空間，他們發展出移民網路——一種人際關係系統，參與者可以通過它交換寶貴的資源和知識。移民可以利用社會互動，將資訊轉化為有形資源，從而降低移民成本。交換的資訊可能包括就業機會、經濟適用房、政府援助項目以及樂於助人的非政府組織。通過促進社會聯繫，飛地可以產生無形資源，幫助促進其成員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通過為擁有相同族裔認同的人們提供建立潛在互利關係的空間，族裔飛地可以幫助其成員實現經濟流動性。通過減少語言和文化障礙，飛地經濟可以促進同族裔群體融入經濟。飛地有助於解釋一些移民群體的成功。此外，雖然族群聚居理論是為了解釋移民融入接收社會而提出的，但它也與整個移民過程有關，因為成功融入移民有可能降低未來移民的移民成本，這是「鏈式移民」的一個例子。

儘管參與少數民族飛地能帶來直接好處，但其長期影響仍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飛地經濟與限制移民增長和向上流動的「玻璃天花板」現象有關。雖然參與飛地經濟可能有助於通過增加飛地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機會實現向上流動，但也可能阻礙移民獲得有利於其長期發展的東道國技能。這種拖延限制了移民在飛地內的活動，使他們與更廣泛的經濟隔絕。主流社會提供的機會，對於那些不了解這些機會的移民來說，可能遙不可及。因此，吸引新移民進入飛地經濟的加速經濟流動路徑，可能會阻礙他們的成功。例如，一項2024年的研究發現，從少數民族聚居地遷出，會給被遷入者帶來更大的經濟收益。融入一個族裔飛地可能會延遲甚至阻止文化同化，使移民無法從主流機構中受益。

##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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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世紀以來，族裔飛地一直是城市中的重要特徵。例如，貝魯特附近新建的亞美尼亞飛地，以及布加勒斯特的舊飛地，以及位於耶路撒冷的更古老的亞美尼亞區。城市街區通常主要屬於具有特定宗派或種族血統的居民。

歷史上，族裔飛地的形成是多種社會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將移民吸引到接收城市、州或國家的類似區域。文化多樣性將語言不通的人們聚集在一起，但飛地內的群體更容易與鄰居溝通。在某些情況下，飛地的存在是由法律強制執行的，例如貧民窟。羅馬殖民地的建立是為了控制新征服的省份，並逐漸吞併周邊地區。一些飛地是在統治當局允許一個群體建立自己的新城鎮時建立的，例如1645年的英國小鎮布魯克林格雷夫森德。

缺乏經濟資本和對居住區了解，可能會將新移民限制在住房條件較好的地區。諸如偏見和種族主義等社會動態可能會將同族裔群體集中到族裔相似的地區。住房歧視也可能阻止少數族裔群體在飛地以外的特定居住區定居。當討論以企業空間聚集為定義的族裔飛地時，經濟成功和增長主要可以通過三個因素來預測。這些因素包括：1）飛地的規模和人口；2）飛地居民的創業技能水平；以及3）飛地可獲得的資本資源。成功的飛地可以通過新移民的供給和市場商品的需求，達到自給自足或「制度完善」的程度。它們只有在首先滿足同族裔群體的需求，然後再擴張以滿足東道國社會更大市場的需求之後，才能達到這一程度。

「族裔飛地」這一術語源於1980年亞歷杭德羅·波特斯和肯尼斯·威爾遜發表的一篇文章。波特斯和威爾遜發現了邁阿密古巴移民參與的第三個勞動力市場。他們發現，新移民往往受僱於同族人經營的移民企業，而不是進入東道國社會的「二級勞動力市場」。為新移民提供就業機會的小型移民企業集合被定義為「飛地經濟」。

## 理論

### 飛地經濟假說

對邁阿密古巴族裔飛地經濟的觀察，使亞歷杭德羅·波特斯和肯尼斯·威爾遜得出結論：參與飛地經濟為移民提供了一種在東道國實現經濟流動的替代且快速的選擇。波特斯和威爾遜開創的論述構建了一系列文獻，這些文獻後來被稱為「族裔飛地假說」。「族裔飛地」一詞雖然從未得到實證定義，但開始被廣泛用於代表兩種不同的定義：飛地經濟和族裔高度集中的居住區。飛地假說中最基本的概念是社會資本，它為移民網路的建立及其相關優勢奠定了基礎。

### 累積因果關係

隨著全球化的興起和國際交通的便利，移民模式表明，族群聚居地在長期內對移民數量的增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新移民通過整合資源，無意中降低了同族未來移民的成本。因此，通過在接收國實現流動，移民創造了一種社會結構，使未來的移民更容易實現向上流動。道格拉斯·梅西認為：「網路在移民過程中構建了一種自我延續的勢頭，儘管工資差距不斷波動、經濟衰退以及移民政策日益收緊，但這種勢頭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因此，族群聚居地為同族人提供了建立聯繫的空間，最終降低了移民成本，促進了經濟流動性，從而促進了持續的移民。許多前移民走過的舊路，如今也為聚居地成員開闢了道路，使後代移民更加容易。通過促進進一步的移民，移民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形成其自身的累積因果關係。

## 成立模式

與新古典模型相比，通過分析族裔飛地及其成員的融入方式來分析族裔飛地及其成員的方法更受歡迎，新古典模型認為，移民的經濟成功取決於他們所擁有的教育、工作經驗和其他人力資本要素。社會學家得出的結論是，這些因素不足以解釋移民在職業流動性和收入方面的融入和成功。

### 社會

移民抵達異國後，面臨著同化和融合過程中的挑戰，因此在融入東道國社會的過程中會經歷不同的模式和程度。許多因素會影響移民在過渡過程中以及在經歷身體、社會和心理挑戰時所經歷的輕鬆程度或挑戰程度。分段同化模型指出，可以存在一個「有意識的多元化社會，其中各種亞文化以及種族和民族身份認同共存」。

移民旅程中的一個影響因素是接收國是否有親戚或朋友。朋友和家人組成了親屬關係網路，他們願意幫助新移民，這可以歸類為一種通常被稱為社會資本的資本。許多移民抵達後，獲得人力資本的機會有限，甚至完全沒有，因此嚴重依賴任何可用的社會資本來源。移民成本高昂，但移民可以通過在接收國獲得社會資本來分擔並減輕這一負擔。接收國的親屬關係網路不僅可以滿足移民的物質和經濟需求，還可以滿足他們的情感和社會心理需求。

#### 親屬網路的質量

獲得社會資本並不能保證移民的生活輕鬆或成功。由於社會資本根植於人際關係，因此很容易引發各方之間的衝突和分歧。接收方的經濟穩定程度可以決定他們願意或能夠提供的援助水平。此外，接收國的經濟狀況和向移民開放的工作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移民可獲得的支持網路的質量。如果接收國提供了諸如社會福利項目、當地經濟和就業機會等有利條件，那麼該網路的質量可能會高得多。相反，如果由於經濟困難而給相關關係帶來過大壓力，親屬網路可能會崩潰。所需援助的持續時間和強度可以決定移民可獲得的親屬網路的質量。如果真實的經濟條件不允許建立良好的網路條件，移民對所獲得支持水平的期望通常很高，而這種期望往往無法得到滿足。共享的規範和關係紐帶也會導致義務紐帶，一些學者，如曾和墨水筆，認為這種紐帶限制了個人探索網路外機會的意願。

#### 種族認同

不同族群之間，甚至同一族群內部，同化和獲取社會資本的方式都各不相同。多種因素都會影響個人的族群認同，包括他們的社會階層背景和可用的社交網路。正如社會學家瑪麗·C·沃特斯所提出的理論，父母參與族群組織或活動的程度對其子女族群認同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第二代移民必須積極努力地融入自己的族群。

#### 飛地網路

飛地網路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社會資本，並充當著大型親屬關係網路的角色。在飛地網路中，社會資本通常既作為私人物品存在，也作為公共物品存在。儘管關於這些網路帶來的長期效益存在一些爭議，但其短期效益已得到普遍認可。通過融入族裔飛地，移民面臨的社會心理挑戰可以大大減少。族裔飛地可以通過外觀、布局以及書面和口頭語言與移民的原籍地相媲美。除了提升移民的文化舒適度外，健康的族裔飛地還能促進成員之間的團結與信任，並在工作場所內建立非正式的培訓體系。飛地網路的地理位置相近，也使得企業之間能夠輕鬆進行知識交流並提供各種類型的援助。如果族裔飛地內存在信任氛圍，這種知識轉移和社會資本共享對企業而言就是一種寶貴的資產。與聚居地成員的聯繫也能為新移民提供工作機會。移民還可以接受關於聚居地以外主流文化習俗和實踐的非正式培訓，並幫助他們應對日常生活中諸多領域的挑戰。社會敵意可能是移民在其所在社會面臨的挑戰，因此，為了避免這一因素，族裔聚居地提供了一個仍然可以獲得經濟成功的避風港。

### 經濟

族裔飛地經濟以經濟社會學和移民社會學的某些方面為前提。族裔飛地形成了一個社會資本池，其成員可以通過該池獲取降低移民成本的資源。飛地成員資格可提供經濟援助，例如就業機會和小企業貸款。飛地內的小型族裔企業通過顛覆經濟的第二產業並創造大量成員易於獲得的低薪工作，為新移民提供了直接的經濟機會。

企業和公司以民族為中心的特性使其更容易融入飛地經濟。商品和服務通常以該民族的語言提供，而飛地經濟的員工無需遵守東道國特有的社會和文化規範。因此，飛地經濟的民族特性使其對那些原本無法融入主流經濟的新移民具有吸引力。

族裔飛地經濟也為那些以低薪工作進入的移民提供了一種途徑，使他們能夠晉升到社區企業家的地位，並在社區內擁有自己的公司。這些已定居的移民在享受擁有企業帶來的高薪的同時，也繼續在族裔飛地內為新移民提供有吸引力的（儘管收入較低的）勞動力。少數族裔飛地經濟為移民創造了創業之路，讓他們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獨立。族裔飛地經濟也起到了提高飛地內工人每小時工資的作用。

個人能否進入飛地經濟取決於其融入條件。融入東道國社會的不利條件會誘使移民進入非正規經濟。歧視、敵意以及資源匱乏可能會鼓勵移民進入非正規就業。族裔飛地擁有豐富的非正規經濟活動，因為構成飛地核心的創業服務業歷來就是非正規企業。非正規性有利於許多移民企業家規避監管成本。此外，飛地經濟部門提供的非正規就業崗位也大大拓寬了移民的就業範圍。飛地經濟的非正規性同時也帶來了風險和欺詐。非正規經濟活動始終面臨被正規部門發現的風險，這對就業保障產生了負面影響。此外，由於缺乏法律框架，移民勞工往往對各種形式的剝削保持沉默。在移民經濟體中，最常見的勞動剝削形式是無償勞動。無證移民尤其害怕舉報違反勞動法的行為和剝削行為。

### 政治和公民參與

政府對移民的政策首先是向接收國進行接收。政府通常會採取措施減少「不受歡迎」的移民數量，因為這些移民可能會給接收國的社會和經濟帶來負擔。

向移民群體授予不同的身份和簽證（例如難民、學生臨時簽證和工人簽證）會影響移民的接待方式。除了移民控制政策外，一些政府還採取措施加速新移民的社會和政治融入，並刺激經濟流動性。

韋恩·科尼利厄斯研究了關於機構如何應對跨境人口流動增加的兩個核心論點。第一個論點是差距假說，它描述了官方移民政策與實際政策結果之間的差異。政策差距是接收社會意外後果和執行不力造成的。許多原因可以解釋移民政策的意外後果。對移民立場不明確或模稜兩可的政府可能會加劇意外後果，而對有缺陷政策的依賴會進一步降低機構措施的有效性。此外，政治政策的不連貫性對有效措施的納入和執行構成了更大的挑戰。

公眾對移民的負面看法是衡量接收國政府存在重大政策缺口的一個很好的指標；然而，特殊利益集團也可能限制政府對移民的政治回應。在自由民主國家尤其如此，「強大的雇主團體、宗教團體、族裔和移民權益團體，甚至工會的遊說，促使政府採取更具擴張性的移民政策，即使在經濟不景氣、公眾輿論對移民產生敵意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此外，移民輸出國的政府和特殊群體可能會與接收國的親移民遊說團體結盟。因此，政策制定過程因多派系的參與而變得複雜。

韋恩·科尼利厄斯研究的第二個論點是趨同假說，該假說描述了移民接收國之間對移民的政治反應日益趨同。這些相似之處包括：「(1) 各國政府為控制移民而採取的政策；(2) 旨在通過為移民提供社會服務以及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使其融入接收國社會的政策；以及 (3) 公眾對移民的態度和移民政策偏好。」

不同族裔群體在接收國受到的接納程度各不相同，原因也各有不同。總體而言，歐洲移民在接收國的抵製程度較低，而有色人種移民普遍受到抵制，這體現了種族主義的根源。

融入東道國的政治融入與獲得東道國公民身份息息相關。艾琳·布隆拉德通過研究加拿大和美國移民公民身份的不同軌跡，解釋道，當前的公民身份獲取模式未能認識到政治融入的社會性質。布隆拉德將政治融入描述為「由朋友、家人、社區組織和當地領導人動員起來的社會過程，它植根於由政府多元化和新移民安置政策塑造的制度背景之中。」這一替代模型強調了移民網路在塑造移民公民身份認知方面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布隆拉德指出，朋友、家人、同族組織和當地社區通過提供結構化的動員框架來影響政治融合。這種社會結構對於面臨語言障礙且可能不熟悉接收國機構的移民來說至關重要。

移民網路在多大程度上促進公民身份的提升，取決於政府移民融合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若採取促進族裔經濟興起、融合和增長的政策，則被認為會獲得同族裔群體的支持。因此，政治融合和公民身份的提升，植根於一個更大的制度結構之中，該結構涉及與移民相關的經濟和社會融合政策。族裔聚居地能夠同時促進移民的政治和公民融合。通過提供有利於向上流動和融入接收國社會經濟的空間，聚居地及其成員從根本上影響著同族裔對接收國機構的看法。最後，聚居地可以衡量社區對入籍的興趣，並指導移民完成獲得公民身份的程序。

## 族裔飛地之爭

族群聚居地引發了學者們在兩個相關思想領域的爭論。這兩個領域都探討了族群聚居地對其成員的經濟和社會福祉究竟起到了何種作用，即是提供幫助還是阻礙其發展。其中一個思想領域探討了族群聚居地在同化模式和向上流動中的作用，而另一個思想領域則探討了族群聚居地成員身份所帶來的經濟影響。

學者們對族群聚居地成員身份所帶來的直接經濟和社會效益不置可否，但其長期影響仍是一個未知數。由於族群聚居地使移民能夠在東道國社會中順利生活，而無需進行大量的文化或語言調整，因此這些網路所發揮的作用仍不明朗。因此，它們既可以促進移民在東道國的入籍，也可以阻礙其入籍。相對較低的技能水平要求使移民能夠實現經濟穩定，這反過來又可以促進他們最終的入籍和融入社會。反過來，同樣的因素也可能使飛地成員有機會與東道國社會保持相當程度的隔離和隔絕。因此，飛地成員可能會逃避學習在更大的東道國社會生活所需的技能，例如文化規範和語言知識。

關於族裔飛地經濟可行性的爭論圍繞著「飛地經濟假說」展開。威爾遜和波特斯提出的這一假說認為：「移民工人並不局限於二級勞動力市場。」他們反而認為，「從經驗上看，進入移民飛地的工人可以與一級和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工人區分開來。飛地的工人將與一級部門的工人分享人力資本投資以外的可觀經濟回報」，而這是進入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工人無法享受到的。

因此，他們斷言，飛地經濟並非某些人所說的「流動陷阱」，而是一種替代性的融入模式。

桑德斯和倪氏在反駁飛地經濟假說的論證中指出，有必要區分「移民老闆」和「移民工人」，因為這種區分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有所不同。他們還呼籲調查飛地居民可獲得的經濟機會，認為這些機會的質量和供應都較低。桑德斯和尼還認為，族裔飛地的存在實際上加劇了種族隔離和移民工人被迫進入低薪工作的情況。鑑於這些反對意見，他們呼籲修改波特斯和威爾遜的假設，承認並概述企業家/工人的經濟利益區別。

針對桑德斯和尼的觀點，波特斯和詹森澄清說，族裔飛地居民不必比離開飛地的人更富有，該假設才成立。相反，他們斷言，情況通常並非如此，因為不斷湧入的新移民實際上會給經濟帶來一定負擔；與其他優勢相比，這一因素實際上並不構成劣勢。此外，波特斯和詹森還概述了三個不同的條件，以推翻他們的假設。第一個條件需要證明少數族裔創業是一個流動陷阱，導致移民收入低於其人力資本價值。第二個條件需要數據證明在聚居地內的工作具有剝削性，第三個條件需要數據表明在聚居地內就業會導致「死胡同」，並且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他們承認，滿足這三個要求很困難，因為幾乎沒有數據可以準確地測試它們。

詹妮弗·李在討論中補充了移民群體進入的特定領域和商業類型。她指出，移民最常見的是在零售業從事長時間的體力勞動。零售市場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因為其啟動成本相對較低，並且只需要掌握東道國的語言。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程度的溝通需求，例如零售和自助服務領域（水果蔬菜市場、外賣餐廳）通常需要最低程度的客戶互動和溝通。李指出了族裔飛地的嵌入性，並認為這種做法對飛地內的居民有利，但對飛地外的某些群體有害。她還指出，族裔嵌入模式可能對周邊族裔群體產生負面影響，因為她注意到其他族裔群體在融入網路時面臨重重困難。她認為，正如波特斯和威爾遜所認為的那樣，這種零售利基市場的主導地位可能會對同族裔群體產生積極影響，但也可能對周邊族裔群體產生負面影響，因為他們僅僅因為與網路的族裔差異而面臨被排斥的風險。

## 不同國家的族裔飛地

### 美國

美國移民潮呈波浪式湧現，展現出特定族群的主導地位。由於移民傾向於聚集在某些城市和州，不同的移民浪潮導致了族群聚居地在不同地理空間的形成。美國城市中最為著名的族群聚居地始於19世紀上半葉大批愛爾蘭移民的湧入，並隨著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湧入美國而持續形成。20世紀初，由於語言障礙和生活成本優勢，移民選擇居住在飛地社區。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和愛德華·伯吉斯整合了一個研究20世紀20年代此類模式的模型。該模型展示了20世紀初抵達美國的移民是如何被城市飛地社區所吸引的，因為這些社區為他們提供了社交和就業機會。

1998年，美國近四分之三的移民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德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州、新澤西州或伊利諾州。住房歧視仍然是美國城市種族飛地持續存在的一個因素。然而，諸如「鏈式移民」等較新的移民模式對傳統的聚居地建立方法提出了挑戰。

2023年的一項研究發現，1970年，美國43%的外國出生人口居住在少數族裔社區。到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至67%。少數族裔社區居民的平均收入和房價往往較低，出租房屋較多，且更多居民不開車通勤。

隨著移民獲得語言能力、文化技能和資源並隨後遷往其他地方，美國的大多數少數族裔社區會在一二十年內消失。

## 歷史悠久的族裔飛地

隨著人類地理流動性的增強，族群聚居地在現代已變得司空見慣。然而，它們在歷史上也曾因各種原因而出現。如今位於奧地利的尚多夫村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克羅埃西亞族群聚居地，周圍環繞著奧地利和匈牙利族群。這片聚居地起源於1543年左右，當時匈牙利大亨巴蒂亞尼試圖重新安置被土耳其人毀滅性襲擊空置的土地；他邀請了克羅埃西亞移民。族群聚居地也出現在一個民族留在其原有領土，但被數量遠超其主的多數族群所包圍的情況下，例如維普斯人和俄羅斯人。泰國南部城市合艾自19世紀以來一直是馬來穆斯林和中國移民的族群聚居地。

## 基本資料

- piccap：馬尼拉岷倫洛，世界上最古老的唐人街，是一個族裔飛地的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