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對戰俘犯下的暴行

## 1939–1941

### 法律框架

沙皇政府批准了 1907 年《海牙公約》，但蘇聯尚未簽署 1929 年《日內瓦戰俘公約》《日內瓦戰俘公約》。1931 年，蘇聯通過了與《日內瓦公約》大致相似的《戰俘條例》，儘管它明確禁止了軍官通常享有的許多特權。

### 波蘭

另請參閱： 1939 年後德國對波蘭戰俘犯下的暴行以及1939 年後蘇聯的波蘭戰俘

儘管直到1941 年巴巴羅薩行動之前，蘇聯都不認為自己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早在 1939 年 9 月 17 日，蘇聯就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與德國一道入侵了波蘭。波蘭和蘇聯實際上都沒有向對方宣戰，這使得蘇聯關押的波蘭戰俘的身份在國際法上不太明確，也促使蘇聯將他們歸類為「反革命分子」而不是戰俘。

蘇聯人經常不遵守投降條件。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承諾波蘭士兵投降後將獲得自由，但在他們放下武器後卻將他們逮捕；這種情況發生在瓦迪斯瓦夫·朗納將軍和米奇斯瓦夫·斯莫拉溫斯基將軍等人指揮下的士兵身上。蘇聯對待戰俘的方式包括「報復，如酷刑、羞辱、搶劫和槍殺或刺殺」。在許多事件中，一些波蘭士兵在被俘後不久就被殺害。這一時期蘇聯暴行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包括約澤夫·奧爾希納-維爾欽斯基將軍，他被俘後與他的副官一起接受審訊並於 9 月 22 日被槍殺。大約在同一時間，內務人民委員部還處決了格羅德諾戰役後俘虜的大約 300 名波蘭守軍。9 月 24 日，25 名波蘭戰俘在胡辛涅戰役後被殺害。9 月 25 日，蘇聯軍隊殺害了扎莫希奇附近格拉博維茨村一家波蘭軍醫院的工作人員和病人；塔德烏什·皮奧特羅夫斯基( Tadeusz Piotrowski) 在其中提到了 12 名軍官的死亡。9 月 28 日，波蘭在Szack 戰役中取得戰術勝利，在威廉·奧爾利克-呂克曼將軍的率領下，波蘭邊防軍( KOP )擊潰了蘇聯第 52 步槍師，隨後蘇聯人處決了他們俘虜的波蘭軍官，共有 18 名受害者身份被確認。同樣在1939 年 9 月 28 日，18 名來自波蘭海軍河流艦隊的戰俘在Makrany 大屠殺中被殺害 pl。總體而言，據估計，在入侵期間，大約有 2,500 名波蘭士兵因抵抗而被蘇聯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軍官被殺害的可能性比普通士兵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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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0,000 名低級士兵（士兵和軍士）被用作強制勞工，最後才獲釋。有些人被運送到蘇聯遠東地區（科米共和國）。根據埃德蒙·諾瓦克的說法，他們「被非人道的待遇、極其艱苦的工作條件、寒冷、疾病和長期飢餓折磨得奄奄一息」。

蘇聯最早、最大的針對戰俘的犯罪之一發生在入侵之後。戰鬥結束後，1939 蘇聯最終關押了數十萬波蘭戰俘。有些人逃脫，被轉移到德國監獄，或者被釋放，但有 125,000 人被關押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管理的營地里。到 11 月中旬，蘇聯關押的波蘭戰俘人數減少到 40,000 人左右。然而，在 1939 年 12 月，一波逮捕行動導致更多的波蘭軍官（約一千人）被監禁。從 1939 年 10 月到 1940 年 2 月，被關押在營地的波蘭人遭受了長時間的審訊和持續的政治壓力，要求他們接受共產主義和蘇聯友誼的教條。如果不能誘導囚犯迅速採取親蘇聯的態度，他就會被視為「蘇聯當局的頑固和不妥協的敵人」。1940 年 3 月 5 日，蘇聯政治局簽署命令，處決兩萬多名被認為無法執行任務的波蘭「民族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宣布為「蘇聯當局的公開敵人」），他們被關押在被占領的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的營地和監獄中。由此引發的屠殺就是著名的卡廷大屠殺。1940 年 4 月至 5 月，內務人民委員部處決了近 22,000名波蘭 知識分子，其中包括大約 8,000 名軍官（大部分是 1939 年 9 月入侵時的戰俘）。這樣做是為了剝奪未來潛在的波蘭軍隊的大部分人才，並減少未來對蘇聯統治的反對，也是壓迫占領區波蘭民眾的更廣泛計劃的一部分。

總體而言，蘇聯集中營中的波蘭戰俘的境況比德國集中營中的要糟糕得多，儘管大多數波蘭戰俘在蘇聯集中營中待的時間要短得多。德國集中營中大約有 2-3% 的波蘭戰俘在戰爭期間死亡；根據諾瓦克的說法，「留在蘇聯囚禁中的 波蘭 戰俘的死亡率要高得多」。對於大多數在卡廷大屠殺中喪生的軍官來說，死亡率高達 97%。對「1939 年至 1941 年被驅逐者和戰俘的死亡率」的更一般估計是，成人死亡率為 20%，兒童死亡率為 30%。軍隊士兵的死亡率估計為 35% 至 40%。

### 波羅的海國家

蘇聯在 1940 年占領波羅的海國家後，也對這些國家的戰俘實施了暴行。例如，200 名拉脫維亞軍官在利特內被槍殺，80 名在里加被槍殺；560 人被驅逐到西伯利亞的古拉格。約瑟夫·史達林死後，只有 90 人從西伯利亞返回。2,000 名立陶宛軍官和 4,500 名士兵被關押在蘇聯集中營；據估計，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死在那裡。在尤霍諾沃集中營，大約有 1,000 名波羅的海軍官被關押；那裡的死亡率約為 90%。

## 德國入侵蘇聯後（1941 年）

另請參閱：德國對蘇聯戰俘犯下的暴行蘇聯的德國戰俘和蘇聯的義大利戰俘

德國入侵後不久，蘇聯修改了有關戰俘待遇的法律，其中一項重要變化是正式承認內務人民委員部為蘇聯戰俘管理機構。

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國防軍戰爭罪行局 de (Wehrmacht-Untersuchungsstelle，也稱為 WuSt) 收集並調查了針對軸心國戰俘的犯罪報告。據阿爾弗雷德·德·扎亞斯 (Alfred de Zayas)稱，「在整個俄羅斯戰役期間，有關德國戰俘遭受酷刑和殺害的報導從未停止。戰爭罪局有五個主要資訊來源：(1) 繳獲的敵方文件，特別是命令、行動報告和宣傳傳單；(2) 截獲的無線電和無線資訊；(3) 蘇聯戰俘的證詞；(4) 逃脫的德國俘虜的證詞；(5) 看到被處決的戰俘屍體或殘缺屍體的德國人的證詞。從 1941 年到 1945 年，該局收集了數千份證詞、報告和繳獲的文件，這些文件至少表明，德國戰俘在被捕後或在審訊後不久被殺害並非孤立事件。與法國、義大利和北非戰爭有關的文件中有一些關於故意殺害德國戰俘的報導，但與東線事件無法相比。」

在 1941 年 11 月的一份報告中，德國國防軍戰爭罪行局指責紅軍「對落入其手中的無防禦能力的德國士兵和德國醫療隊成員實施恐怖政策。與此同時……它還利用了以下偽裝手段：在1941 年 7 月 1 日人民委員會批准的紅軍命令中，國際法規範被公開，紅軍本著《海牙陸戰規則》的精神應該遵守這些規範……這個……俄羅斯的命令可能很少分發，而且肯定根本沒有被遵守。否則就不會發生這些無法形容的罪行。」

根據證詞，蘇聯對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和其他軸心國戰俘的屠殺常常受到部隊政委的煽動，他們聲稱自己是根據史達林和政治局的命令行事的。其他證據也證實了戰爭罪行局的信念，即史達林曾下達有關屠殺戰俘的秘密命令。然而，與卡廷慘案中處決波蘭戰俘不同，並沒有發現史達林或蘇聯高級官員針對德國戰俘下達的此類指令。然而，儘管根本沒有這樣的命令，許多下級軍官和士兵在殘酷而簡單化的宣傳的鼓勵下，相信有這樣的命令，或者相信處決德國戰俘是非正式的預期或批准。在戰爭初期，史達林在 1941 年 11 月 6 日的講話中為此類行動提供了正當理由，史達林在講話中說：「從現在起，我們的任務，蘇聯人民的任務，我們陸軍和海軍戰士、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的任務，就是消滅每一個踏上我們祖國領土的德國人。對德國侵略者毫不留情！讓德國侵略者去死！」不久之後，蘇聯官員意識到，這種導致戰俘被處決的做法適得其反，降低了德國士兵投降的機會；因此，在 1942 年 2 月，史達林在另一次講話中明確鼓勵接收戰俘。

關於德國戰俘，格魯內瓦爾德在一篇專門論述該主題的專著中指出，「經濟現實……而非報復，促使了蘇聯對德國戰俘的政策和做法」，並指出儘管德國對蘇聯戰俘犯下了巨大的暴行，但蘇聯對待德國戰俘的方式並沒有明顯出於報復。格魯內瓦爾德還指出，蘇聯當局通常「不會對其戰俘採取類似行動」，並且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日內瓦公約》的標準（儘管蘇聯並非簽署國），將軍官與士兵隔離，免除軍官勞動，並試圖為戰俘提供與本國軍隊同等軍銜的口糧。隨後，在強迫勞動制度中，蘇聯當局甚至在外國戰俘的福利上花費的資源比蘇聯囚犯的福利上花費的還要多，因為考慮到這可能會對國際公共關係產生影響。馬克·埃德勒指出，蘇聯在戰爭初期對德國戰俘的政策和行動並不一致；總體而言，「雖然蘇聯的戰爭罪行不能也不應該被否認，但它們與其他時間和地點處決囚犯的做法有更多共同之處，而與德國有預謀的滅絕戰爭相比則更為相似」，並且「蘇聯對囚犯的謀殺和殘害並不像 德國人的類似行為 那樣常見」。

根據麥肯齊的說法，蘇聯對戰俘犯下的許多罪行都是由於密集的宣傳將德國人描繪成非人類（這裡反映了類似的德國宣傳）。他指出，德國和其他軸心國戰俘的處境在戰爭後期有所改善，因為蘇聯開始更有效地（有目的地）將他們作為強迫勞工融入蘇聯經濟。然而，這些戰俘的條件非常糟糕；死於飢餓、疾病或寒冷的情況很常見。

蘇聯資料顯示，在戰爭中被俘的德國武裝部隊共有 3,350,000 名戰俘，其中 381,000 人死亡；但一些德國人的估計數字更高，表明死亡人數高達 100 萬（考慮到德國失蹤人員，一些學者，如Rüdiger Overmans認為這是沒有記錄的戰俘死亡）。Valerie Genevieve Hébert 指出：「關於蘇聯控制下的德國戰俘的命運，普遍的共識是，在 315 萬被俘人員中，有 120 萬人死亡，主要是在 1943 年 1 月之後」。

馬克·埃德勒（Mark Edele）估計蘇聯關押的德國士兵的死亡率為 15%，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估計為 35.8%。對於蘇聯關押的義大利士兵，有人給出了更高的死亡率：79%（托馬斯·施萊默（Thomas Schlemmer） de 估計）或 56.5%。蘇聯關押的羅馬尼亞士兵（29%）和匈牙利士兵（10.6%）的死亡率也很高。義大利人死亡率高的原因在於他們是在嚴冬時節被俘的，冬季裝備很少，而蘇聯沒有多少資源用於戰俘；據估計，數萬人在被俘後不久就被凍死、死於疾病或飢餓。200-201

### 值得注意的事件

#### 費奧多西亞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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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士兵很少費心治療受傷的德國戰俘。一個特別臭名昭著的例子發生在 1942 年 12 月 29 日，克里米亞城市費奧多西亞被蘇聯軍隊短暫奪回後。撤退的德國國防軍在軍醫院留下了 160 名受傷士兵。德國人奪回費奧多西亞後，人們得知，每一位受傷的士兵都被紅軍、海軍和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屠殺了。有些人在病床上被槍殺，有些人被反覆用棍棒打死，還有一些人被發現從醫院窗戶扔出，然後被反覆淋上冰水，直到因體溫過低而死亡。180-186

#### 格里希諾大屠殺

格里希諾大屠殺是由紅軍的一個裝甲師（蘇聯第 4 近衛坦克軍）於 1943 年 2 月在烏克蘭東部城鎮克拉斯諾阿爾梅斯科耶（也稱為格里希諾）犯下的。蘇聯軍隊於 1943 年 2 月 10 日和 11 日夜間奪取了該地的控制權，但在 1943 年 2 月 18 日被德國武裝黨衛隊第 5 維京裝甲師在第 333 步兵師 和第 7 裝甲師的支援下擊退。德國國防軍戰爭罪行局宣布，他們發現了許多戰俘的屍體；許多人遭受了可怕的折磨：許多屍體被殘忍地肢解，耳朵和鼻子被割掉，生殖器官被切除並塞進嘴裡。一些護士的乳房被割掉，婦女們遭到野蠻強姦。在火車總站地下室，約 120 名德國人被趕進一個大儲藏室，然後用機槍掃射。受害者包括 406 名德國國防軍士兵、58名托特組織成員（包括兩名丹麥國民）、89 名義大利士兵、9 名羅馬尼亞士兵、4 名匈牙利士兵、15 名德國政府官員、7 名德國文職工作人員和 8 名烏克蘭志願者。187-191

## 戰後

一些德國和日本戰俘在戰後不久獲釋。然而，許多人在國家投降後仍被關押在古拉格；最後一批德國和日本戰俘直到 1956 年才從蘇聯遣返回國。3：192

除了虐待敵方戰俘外，包括史達林在內的當代蘇聯領導人還將投降的蘇聯士兵視為叛徒。381-382摩爾指出，「莫斯科對任何落入敵手的士兵的態度……極其殘酷」。381-382戰爭初期，1941 年 8 月，蘇聯頒布了第 270 號命令，將所有被俘人員歸類為惡意逃兵，一旦被重新抓獲，即被立即處決；僅戰爭開始後的頭幾個月就有 10,000 人被處決。381-382麥肯齊指出，「那些在 1945 年之前被德國囚禁並倖存下來的人被立即送往古拉格」，但摩爾指出，只有大約 17％的返回者遭遇了這種命運；而同樣數量的人最終被送進了懲戒營。其餘的人則遭受了各種歧視；包括一些（約占全部遣返蘇聯公民、平民和戰俘的 6%）「被轉移到內務人民委員部『處置』」。394大多數人被迫定居在偏遠地區，受到定期控制，並且得不到賠償金（即使在蘇聯解體後）。7：139

蘇聯還推遲遣返他們從德國人手中俘獲的西方盟軍戰俘，實際上是將他們視為政治談判中的人質，直到他們確保盟軍釋放了往往不情願的蘇聯國民和流亡者。335：387-389一些被判定為通敵者的人被處決——估計人數達數萬人。9、15

## 史學

由於公眾譴責納粹政權，對蘇聯對戰俘犯下的罪行的研究受到阻礙，而且多年來，納粹宣傳中一直聲稱蘇聯犯下了相關暴行，這也導致德國檔案受到「宣傳污染」。儘管這些說法最終被德國和西方史學界接受，但正如馬克·埃德勒(Mark Edele)所指出的那樣，在蘇聯，「任何聲稱光榮的紅軍可能犯下戰爭罪行的說法都被斥為誹謗性的敵方宣傳」。否認發生過此類罪行在現代俄羅斯仍然很常見，這個問題在俄羅斯仍然存在政治爭議，在俄羅斯研究這一主題也很困難。埃德爾指出，截至 2010 年代中期，俄羅斯國防部中央檔案館仍然「對此類研究保持關閉」。

## 與蘇聯官方聲明的關係

儘管蘇聯沒有簽署《1929 年日內瓦戰俘公約》，但蘇聯官員在戰爭初期聲稱他們打算尊重沙皇政府批准的 1907 年《海牙公約》；蘇聯關於戰俘待遇的官方規定也符合海牙原則。然而，學者們指出，蘇聯雖然公開宣布支持人道對待戰俘，但卻經常無視這些規定，犯下各種暴行。帕維爾·波利安觀察到，不同的法令是宣傳部門打算向國際社會傳播的，其他法令也已在實踐中實施。128 喬治·桑福德寫道，蘇聯關於戰俘的公開聲明和法律是「蘇聯為了宣傳而編造的『彌天大謊』的一部分」。41查爾斯·羅林斯指出，蘇聯和軸心國「或多或少地忽視了日內瓦規定」。4-5同樣，西蒙·麥肯齊指出，「蘇聯 宣布承諾遵守人道主義原則（在對待戰俘的背景下），但主要是出於對外宣傳目的」蘇珊·格魯內瓦爾德同樣指出，蘇聯官員「認識到故意報復性對待德國戰俘將是一場國際關係災難」，並將與蘇聯宣傳相衝突，將蘇聯描繪成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特別是在戰爭後期和冷戰初期。然而，與上述其他作者不同，她將這一動機作為蘇聯善待德國戰俘的真誠努力的解釋。3-4

蘇聯對芬蘭戰俘的待遇被認為是該國對待軸心國士兵的一個例外；他們受到的待遇比德國人或義大利人要好，並在戰爭結束後迅速遣返回國。10

## 進一步閱讀

- Michał Czacharowski, Sowieckie zbrodnie wojenne na Lubelszczyźnie we wrześniu i październiku 1939 roku, in Agresja sowiecka 17 września 1939 roku na Kresach Wschodnich i Lubelszczyźnie : studia i materiały, ed. Tomasz Rodziewicz. Lublin : Towarzystwo Przyjaciół Grodna i Wilna, Oddział w Lublinie, 2009. ISBN 9788391173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