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公職人員清洗 (1879年—1884年)

法國公職人員清洗（Épuration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française），亦稱職位革命（révolution des emplois），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共和派在1879年至1884年間對國家機關中君主派與教權派人員進行的一系列撤換、調動與強制退休。清洗以五月十六日危機中共和派的勝利為前提，以1879年1月共和派掌握參議院、帕特里斯·麥克馬洪辭去總統職務為起點，先後波及省長、外交官、財政官員、最高行政法院與司法官。

清洗有兩個立法節點。1879年7月13日的法律將最高行政法院常任國務委員的員額由22名增至32名，政府隨即用新增席位一次性安置共和派人士，同時以「准予退休」的名義清退7名國務委員。1883年8月30日的司法組織法則以「精簡法院編制」為名，在法律頒布後的三個月內中止了司法官的不可撤換性（inamovibilité；具有憲法位階的原則，本使坐席法官在理論上不可能被撤職），據此有614名法官被強制退休。

兩次立法各有其對抗背景。最高行政法院的改組，起於該院在教會事務上的立場：它在教區民事人格的諮詢上作出有利於教會的意見，而修會學校教師的訴願又眼看將朝同一方向裁決。司法官的清洗則起於各地法庭在1880年3月29日驅逐未獲授權修會的法令實施中，大量受理被逐教士的請求。共和派因此認定，只要人員不換，法律就無法執行。這道法令的實施反而先瓦解了檢察系統：1880年4月至12月間298名檢察系統司法官辭職，約占其全體的近三分之一，辭職潮延續至1884年6月，累計達600名。

軍隊是這場清洗中被擋下的例外。麥克馬洪在1879年1月拒絕簽署針對將軍的撤職令，寧可辭職；此後軍隊的「共和化」進程被認為是緩慢而溫和的，直到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之後才進入新的激烈階段。清洗使共和政權在國家機關中獲得了此前沒有的人事基礎，但同時代的共和派法學家喬治·皮科與後世史家勒內·馬蒂納日均質疑其正當性與成效；萬桑·賴特則認為，清洗之後的最高行政法院「終於與國家的政治制度相協調」，卻也在此後很長時期內為天主教徒與政治上的少數派所疑。

## 背景

### 公爵共和國與國家機關的人事遺產

1875年憲法性法律確立的政制，在最初數年間由君主派把持行政權，史稱「公爵共和國」（République des ducs）。國家機關的人事結構反映了這一格局：最高行政法院的多數國務委員系1872年由法國國民議會 (1871年)選出，而在共和派看來，那是「法國有史以來最教權的議會」。

清洗的準備遠早於其發動。據萬桑·賴特的研究，早在五月十六日危機之前，一個「與共濟會聯絡的共和派情報員網路」就在系統搜集關於行政與軍事人員的詳盡情報。

### 五月十六日危機與1877年的省長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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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0月的立法選舉以共和派獲勝告終，同年12月組成左翼內閣，其後立即發生所謂「省長大屠殺」：至1877年底，85名省長、78名省府秘書長與280名副省長被撤職。但共和派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視之為全面清洗行政機關的第一步。

## 1879年1月的轉折

### 參議院改選與麥克馬洪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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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1月5日的參議院改選使共和派同時掌握兩院，隨即加緊要求對行政人員實行更徹底的清洗。1月16日的部長聲明在參議院尚獲接納，眾議院的共和派多數卻反應冷淡：共和聯盟一致認定內閣綱領「不可接受」，只有中左派支持政府。

司法部長杜弗爾在答覆質詢時列舉了已辦的實績：5名總檢察長被撤職、2名被調動，177名治安法官被撤職、168名被調動。

1月20日，眾議院雖給予政府信任投票，卻以223票對121票通過了茹費理提出的日程動議，藉此表達對內閣清洗力度的不滿。此後兩院催逼日緊，麥克馬洪心灰意冷，對送來的撤職令一概照簽；但1月28日，他拒絕簽署針對數名將軍——他的舊友與昔日同僚——的一系列撤職令，說出了後世反覆徵引的一句話：「撤法官、撤省長、撤公務員，隨你們！這是你們的事。但將軍不行！我寧可走人也不同意。」內閣在此點上決意不讓，1月30日，麥克馬洪藉此機會致函兩院議長辭職，儒勒·格雷維繼任總統。

### 沃丁頓內閣的人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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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丁頓內閣上台後立即換血。最高法院及巴黎、艾克斯、亞眠等十七所上訴法院的總檢察長另任；財政系統中4名財政總收支官退休、4名候用、3名被撤職；約30個省發生省長調動；外交界所有要職易主；陸軍高級指揮層亦有重大人事變動。

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長保羅·安德拉爾是奧爾良派、麥克馬洪的親信，他在沃丁頓組閣時辭職，另有三名國務委員隨之辭職。

## 最高行政法院的清洗（1879年7月）

### 1872年體制與共和派的敵意

1872年5月24日法律規定的最高行政法院，其國務委員由國民議會選舉產生，每三年抽籤改選三分之一。1878年7月杜弗爾辦理改選時，未理會共和派的要求：抽籤出局的7名國務委員中他續任了5名，還提拔了一名君主派兼極端教權派的審查官，並以軍人替換軍人。繼任司法部長菲利普·勒魯瓦耶則拒絕出席最高行政法院為其舉行的傳統就任招待會，以此向眾議院多數派表態。

### 教權主義的嫌疑

共和派對最高行政法院的敵意集中於三樁案件。

1874年3月，教務部就教區是否具有民事人格、可否接受與持有財產諮詢最高行政法院。虔誠的天主教徒、審查官弗朗凱·德·弗朗克維爾任報告員，其有利於教會的意見在大會上以13票對9票獲得通過，激怒了共和派。

1879年4月13日，艾克斯大主教福爾卡德發出牧函。教務司司長愛德華·拉費里埃是堅定的共和派與共濟會員，他於4月21日致函教務部長，要求將牧函提交最高行政法院宣告濫權。5月15日，最高行政法院以18票對5票通過對大主教的濫權宣告；5名反對者為貝洛邁爾、大衛、塞居爾、蒙泰斯基烏-費藏薩克子爵與新教徒讓-雅克·韋斯。最高行政法院此次雖順從了政府，卻未能改善自己在共和派眼中的形象，兩個月後的清洗中，這5人里有4人出局。

第三樁是修會學校教師的訴願，自1878年5月21日起系屬最高行政法院。茹費理接任公共教育部長後以調閱卷宗為由拖延，案件一再延期至7月18日。報告員博尼男爵與訴訟庭均已作出有利於修會教師的表決，但到7月18日，用賴特的話說，「舊的最高行政法院已不復存在」。同時代的君主派論者皮埃爾·德·維特也把改組直接繫於這一時點：「最高行政法院？早在1879年7月，就在它即將裁判修會人員的訴願之時，它已被改造和改組了。」

### 1879年7月13日法律

政府面對的國務委員分為三類：3名系1879年2月辭職後新任、皆為共和派；13名系1872年至1873年當選後經總統令續任，可經部長會議決議撤職；5名仍持國民議會的授權，任期至1881年，依1875年2月25日憲法性法律第4條，對其撤職只能由參議院決議作出。

1879年3月18日，政府向參議院提交改組法案，核心是擴編：常任國務委員由22名增至32名，非常任國務委員由15名增至18名，審查官由24名增至30名，審計官由30名增至36名。參議院委員會中多數參議員起初要求對這個「凡爾賽君主派與教權派議會過於忠實的翻版」採取更激烈的措施，經司法部長4月4日到會解釋後才通過政府法案；參議院於5月26日通過。

1879年6月18日，勒魯瓦耶在眾議院委員會闡明了原則：「最高行政法院是國家機構，它必須與共和政府思想完全一致。」眾議院報告人弗朗克·紹沃的說法更為直白：「必須讓政府能夠完全信任最高行政法院，讓它在其中如同在自己家裡一樣。」

眾議院委員會6月25日以6票對5票主張解散最高行政法院，為此加入第7條，規定現任成員於本法公布之日終止職務。7月12日在甘必大主持下辯論，塔朗迪耶稱「改善最高行政法院的唯一辦法就是取消它」。議員努瓦羅在議場上把兩條路線挑明：「政府要求的是部分更新最高行政法院，它沒有要求解散……委員會卻說：不，部分更新不夠，必須徹底解散。」第7條最終以262票對132票被否決。

法律於7月12日通過、7月13日由格雷維在凡爾賽公布，刊於7月14日的《政府公報》。其第1條規定最高行政法院由32名常任國務委員、18名非常任國務委員、30名審查官與36名審計官組成；第4條將該院劃為五個分庭，含訴訟分庭與立法分庭；第7條以概括廢止條款掃清1872年5月24日法律中與之牴觸的內容，包括議會選舉國務委員與抽籤改選的機制。

### 7月14日的任命與後續辭職

7月14日，部長會議在愛麗舍宮由格雷維主持。分配的是20個而非32個職位，因為政府須保留受1875年憲法第4條保護的5人（卡繆·杜馬特魯瓦、西爾維、蒙泰斯基烏-費藏薩克、特朗尚、佩雷）、杜弗爾1879年3月任命的3名共和派（古雅爾、貝爾傑、德克雷），以及因專業能力而留任的4人（奧科克、格魯阿爾、古薩爾、加亞爾將軍）。

當日法令的措辭把清洗的分寸記錄得很清楚：新設席位註明「place créée」，為首者是最高法院榮譽庭長、法蘭西學會院士福斯坦·埃利；被清退者則分兩種寫法，塞居爾侯爵等人註明「准予行使退休權利」，而韋斯與貝洛邁爾之位徑書「接替某某」，不加退休字樣。同日另一道法令任命埃利為副院長，接替「辭職的」安德拉爾。拉費里埃——即四個月前發動艾克斯大主教案的那位教務司司長——於7月15日被任命為常任國務委員。

賴特對清洗結果的總帳是：新設職位上任命10名國務委員、5名審查官、2名一級審計官；7名國務委員被「准予行使退休權利」；2名國務委員徑直被替換；6名審查官被免職；12名國務委員留任。賴特同時指出這場清洗「頗欠邏輯」：韋斯與貝洛邁爾被替換，但他們在政治問題上一向與獲留任的西爾維、蒙泰斯基烏-費藏薩克投同樣的票；馬爾博與帕斯卡利斯被退休，其意見卻與獲留任的佩雷、特朗尚相同。

「准予退休」的說法在實務上站不住。國務委員大衛抗議自己根本無退休資格，要求政府正式下達撤職令，稱他「既把它當作榮譽，也把它當作權利來主張」。清洗還觸發了連鎖辭職：7月15日至24日間，8名國務委員、4名審查官、1名一級審計官與10名二級審計官辭職，政府本欲留任的人反倒大批自行離職。

7月22日，巴拉尼翁在參議院質詢政府，參議院最終以153票對112票認可政府作為，但中左要人杜弗爾、弗雷西內、萊昂·賽伊與沃丁頓均投棄權票。天主教報刊《宇宙報》的判詞是：「這不是一部關於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律，而是一部針對修會人員的法律。」

## 1880年3月法令與檢察系統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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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3月29日，政府頒布兩道法令。第一道給予未獲授權的耶穌會（法令原文作「所謂耶穌的團體或結社」）三個月期限自行解散並撤出其在共和國境內的一切設施，其中提供文科或理科教學的機構，期限延至1880年8月31日。法令的「鑑於」部分寫明了觸發點：1880年3月16日眾議院在兩院辯論之後，要求政府對未獲授權的修會適用現行法律。第二道法令要求一切未獲授權的修會在三個月內向所在省的省長秘書處遞交申請，以求其會章獲得核驗與批准。

法令的合法性依據不是新法，而是一整套被喚醒的舊法：1790年2月13—19日法律、1792年8月18日法律、政教協定第11條、共和十二年獲月3日法令（明定「凡以宗教為名成立而未獲授權的一切修會或團體一律解散」）、1825年5月24日法律，以及《刑法典》第291、292條等。這一點既是政府的辯護要害，也是司法界抵抗的著力點。

6月24日的部門通令把監督解散令與執行驅逐的任務交給了各檢察院，其後果是檢察院「被棄守」：檢察官成批辭職，因為他們拒絕參與其良知所不容的措施。1880年4月1日至12月31日間，298名檢察系統司法官辭職，約占檢察系統全體的近三分之一。

辭職並不限於檢察系統。據派屈克·卡巴內爾的研究，至1880年9月，杜埃上訴法院已無法官在職，全體退去；這場被天主教方面稱為對其「迫害」所引發的「自我清洗」運動持續至1884年6月，累計600名辭職者。

坐席法官也卷了進來。貝蒂訥法院院長勒魯·德·布列塔尼與里爾法院院長勒魯瓦以緊急審理程序受理了被逐教士要求恢復占有其財產的請求，依據是司法機關為個人自由的守護者。衝突全部湧向法院，而在民事與刑事合計225項判決中，有206項駁回了政府提出的管轄權異議，即絕大多數法庭自認有權受理。政府遂以權限爭議裁定奪走法院的管轄權。權限爭議法庭最終判司法機關無管轄權；據當時的說法，為達此結果，該法庭若干成員在1879年最高行政法院大清洗之後被匆忙替換。

到1883年的司法組織法出台之前，司法人事的更替已達相當規模。皮科自行清點了1879年2月9日至1882年12月31日間的司法人事變動：各上訴法院739名不可撤換的法官中有237名被替換或調動，檢察系統263人中有198人；各初審法庭1742名不可撤換的法官中有745名，檢察系統1886人中有1565人；治安法官2941人中有2536人。

## 司法官的清洗（18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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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撤換性的障礙

檢察官（Parquet）的撤職屬裁量權，制裁容易；坐席法官（siège）則受終身不可撤換性的保護，這是其獨立性的保障，理論上不可能被清除。馬蒂納日稱這一原則具有憲法位階，而第三共和國正是在1883年的司法改組期間將其中止。1879年起歷任司法部長已清洗了大部分檢察院，1880年反教令又導致約300名檢察官主動辭職；而清除坐席法官撞上了不可撤換性這堵牆，議會於是通過1883年8月30日法律，在司法改組期間中止這一原則。

機會主義派與激進派雖在司法改革的內容上分歧，卻一致認為必須徹底清洗司法界，因為司法界在1880年反教令的適用上給政府造成了嚴重困難。

### 歷史先例

馬蒂納日指出，19世紀的君主制政權對不可撤換性的侵蝕是迂迴的：把不可撤換性限縮為「與在位期同長」而非終身、設置具威懾力的忠誠宣誓、退休截斷，以及借司法改組排除政治上不受歡迎者。共和制政權則正面攻擊這一原則本身。第二共和國以1848年4月17日法令宣布不可撤換性與共和政體不相容，據此停職司法官；1871年1月同樣有15名不可撤換的法官被褫奪職位，以報復1852年參與鎮壓1851年12月2日政變反對者的司法官。

### 1883年8月30日法律

立法的起點是1879年3月22日，弗洛凱、克列孟梭與馬迪耶·德·蒙若代表極左派提出議案，要求授權政府在三個月內對司法官重新授職。在此之前只有人要求清洗檢察院，無人敢動坐席法官，故此舉引起強烈震動。此後三年間議案紛雜，唯一的共識就是中止不可撤換性；提案人雖奢談改革卻無人聽，「撤掉法官，這才是唯一的關切」。

眾議院的版本原將2447名不可撤換法官的命運交予司法部長，並已表決裁撤857個席位。經參議院干預，既禁止外部候選人入替，裁撤規模亦降至614席。司法部長馬丁-弗耶以讓步爭取左派，淡化了一切與不可撤換性有關的內容，遂使左派在表決時歸隊；勒內·戈布萊則譴責此舉為動搖制度的「革命行為」。法案離開波旁宮時，用皮科的話說，「是被投票通過的，卻沒有被辯護」；當時有人以一句話作結：「剛剛頒布了帶三個月劫掠期的不可撤換司法。」

清洗的操作條款是第11條：它給政府三個月的窗口期，以精簡編制為名對上訴法院與初審法院的人員進行「淘汰」，並明寫「淘汰不加區分地及於全體人員」；淘汰人數不得超過被裁撤的席位數，凡1851年12月2日政變後參加過混合委員會者一律不予留任。第13條以最高法院各庭聯席充任最高司法委員會；第14條禁止司法團體作政治性議決，並禁止司法官對共和政體的原則或形式作任何敵意的表示，違者構成紀律過錯；第15條規定重組期屆滿後，法官非經該委員會同意不得調動，不可撤換性由此在三個月後恢復。

### 施行與被清洗者

施行法令自1883年9月5日至11月13日陸續頒布，具名列出被強制退休者及其職務。法律刊於《政府公報》後，某些司法官是從公報上才發現自己丟了職位。

1883年法律據此將614名不可撤換的坐席法官強制退休。

被清洗者的地域分布頗不均勻。全國平均每省7人；北方省與加來海峽省合計16人，未超過全國均值，但兩省畸輕畸重：設有上訴法院的北方省14人，加來海峽省僅2人。這16人的構成為：杜埃上訴法院首席院長1人、推事6人；里爾、敦刻爾克、聖阿芒與貝蒂訥四地初審法院院長4人；里爾副院長1人；普通法官4人。他們是從當時兩省約100名司法官（不含治安法官）中挑出的，且刻意選自地方司法等級的頂層以儆效尤。被清者平均年齡53歲，與其在司法等級中的高位相稱；較年輕的司法官中共和派較多，故多獲留任。

在亞眠一地任職的5名不可撤換法官被清除，其中4人為上訴法院推事、1人為亞眠初審法院副院長；索姆省全省8人，亞眠上訴法院全轄區（索姆、瓦茲、埃納三省）共11人。當時全國共有22個上訴法院轄區，故11人屬偏輕。馬蒂納日認為這是因為皮卡第既非天主教堡壘，亦非激進思想據點。

去留的兩大標準都是政治性的：一是曾在帝國及麥克馬洪時期不同程度參與反共和派鎮壓；二是抵制1880年反教令。職業能力「幾乎毫無影響」。北方省16名被清者中，有8人的人事檔案留有宗教立場的記錄。亞眠的總檢察長則專門標記出將於1883年因宗教理由被清除者對政權缺乏歸附，如1879年對德勒普夫的評語：「德勒普夫先生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不能列入新制度的擁護者之列。」

清洗亦引發連帶辭職。未被清退的杜埃上訴法院推事沃德萊與被清同僚共進退而辭職；里爾法庭候補法官德雅爾丹於1883年9月19日致函司法部長，稱里爾法庭庭長勒魯瓦被迫提前退休一事，迫使他離開這個「只有不可撤換性原則才能保障其獨立」的司法界。

## 軍隊

軍隊雖在清洗的籌劃範圍之內，實際遭遇卻與司法和行政大不相同。共和派的情報網路自五月十六日危機之前即已同時搜集行政與軍事人員的情報，而共和派的目標本是對行政與軍隊的徹底清洗。

擋住這一步的是麥克馬洪。他在1879年1月拒絕簽署針對將軍的撤職令，並以辭職相抗。人事變動並未完全停止：沃丁頓內閣在陸軍高級指揮層作出了重大變動，君主派論者德·維特記載，戰爭部各局局長的名單在1880年與1886年之間全部更換，1880年的19名軍團司令到1886年只剩6人。

從較長的時段看，軍隊並未經歷司法界那樣的系統清洗。據對格扎維埃·博尼法斯《軍隊、教會與共和國》一書的評介，1878年至1898年間，儘管共和派擔心軍官與教士過從甚密，軍隊的「共和化」與世俗化仍是緩慢而溫和的；真正激烈的一步要等到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之後，共和派才發動新的世俗化階段。這條線索最終通向1904年的卡片事件。

## 影響

清洗使共和政權在國家機關中獲得了此前所沒有的人事基礎。賴特把1879年7月的最高行政法院改組視為一個「重要的插曲」，置於1877年12月至1880年9月間那場對行政機關的徹底清洗之中：這段時期里，五月十六日與道德秩序的人員被政治上更可靠者取代：除一人之外的全體省長、四分之三的大使、五分之四的檢察官，以及幾乎全部的部委司長。1883年的司法改組連同其第14條的紀律條款，則使公開敵視共和政體的司法官此後可被合法懲戒。

改組也確實改變了機關的行為。新的最高行政法院在宗教問題上明顯倒向反教權一側：虔誠的天主教徒只剩少數，院內則多有對教會各方面根本敵視者；新院中共有13名共濟會員，其中10名為國務委員、3名為審查官。賴特指出，此後數年間該院屢次顯露其反教權立場：清洗之前訴訟庭本已傾向於修會學校教師，而改組後的最高行政法院駁回了他們的訴願，宣告省長在此事上的權力「不受限制」。

皮科認為政府在這部法律上一無所獲，代價則是激起司法界周邊社會群體的普遍不滿：政府「得罪了所有與司法沾親帶故的家庭，滿足了那種越遷就越貪得無厭的仇恨，只犧牲了司法界的一部分，而人們已經在向它索要其餘部分」。他並指出，清洗波及1870年後自阿爾薩斯-洛林選擇法國國籍而來的天主教司法官，他們以「教權主義」的罪名被逐。

皮科還認為，中止不可撤換性的預告本身在四年間不斷激化司法系統內部的摩擦：在清洗威脅懸而未決期間，檢察院自覺已成主人、準備清算積怨，而含糊的「教權主義」指控、政治親緣與最瑣屑的私人恩怨，最終成為堆積在司法部案頭的告發所援引的藉口。

##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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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代的批評來自共和派內部。皮科本人是共和派法學家，他把1883年的司法清洗稱為「對司法官團的攻擊」，並強調這場自1879年起已持續五年的危機遠未結束。他對不可撤換性的辯護並非教條式的：「不可撤換性當然不是教條，它不是至高絕對的原則。它是迄今所發現的、保障當事人免受權力壓迫的最好辦法。」眾議院的辯論中，里博逐條駁斥了法案支持者的論據，並以這句話作結：「一個獨立的司法界之存在，諸君勿忘，這本身就是一項公共自由。」參議院自3月19日至7月31日的辯論中，朱爾·西蒙亦以其發言著稱。

萬桑·賴特則把這場清洗放回其政治與宗教脈絡中考量。在他看來，作為「反動派的最後堡壘」、被譏為「五月十六日那批人、中世紀派、笨伯們的造物」，最高行政法院遭到共和派新主人的敵視幾乎無可避免；1879年7月之後，該院成為政治上可信的機構，政權得以倚靠它，這個團體「終於與國家的政治制度相協調」。對新院的人事質量，賴特的判斷也不是否定的：新院「在許多方面明顯優於1872年君主派議會所指定的那個」；就社會構成而言，該團體在整個19世紀從未如此民主。但他同時指出代價：此後很長時期內，最高行政法院在天主教徒與政治上的少數派眼中始終是一個可疑的機構，對一個以公信力為力量所在的團體而言，這是危險的處境。賴特並注意到，三十年後當該院在宗教衝突中扮演調和者的角色時，1879年那批年輕的審計官與審查官正把持著院內若干要職。

後世史學對司法官清洗的評價則集中於兩點。其一是憲法學上的：馬蒂納日認為，除非在極權政體下，否則違反緘默義務不足以正當化清除一名不可撤換且獨立的司法官；裁判上的失誤亦不能正當化撤職，因為上級法院本就是用來改判、廢棄並統一判例的。她同時警告，不應在這場「倉促而可觀的清洗」中尋找嚴密的邏輯，告發才是清洗者最可靠的指南。

其二是關於成效的。馬蒂納日對清洗的效率表示懷疑：新招募者的共和信念其實並不比那些熬過1883年清洗而留任者更堅定；共和國甚至因疏忽而漏掉了本應名列被清首位的皮卡第貴族兼教權派法官法通·德·法韋爾奈，其仕途一路無礙延續至1892年。更根本的是，清洗前後人員的社會畫像高度雷同：「進者與出者同為五十多歲，同享厚資」。1883年的清洗並未帶來深層的社會更替，只是一次政治篩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