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起源

社會的起源（The Origin of Society）——即人類所特有的社會組織在進化過程中如何出現——是進化生物學、人類學、史前史以及舊石器時代考古學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儘管關於社會起源的具體過程尚無定論，但自托馬斯·霍布斯與讓-雅克·盧梭以來，圍繞這一問題的哲學、道德與進化層面的討論始終持續存在。

## 自然界中的社會起源

### 社會群體的起源

####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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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於人類社會起源的諸多理論中，托馬斯·霍布斯的觀點具有重要影響。他在《利維坦》（Leviathan）中提出，如果缺乏強有力的共同權威，社會將陷入所謂「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的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工業無從存在，因為其成果充滿不確定性；因此既無農業生產，也無航海活動，亦無對海上輸入物資的利用；沒有舒適的建築，也沒有用以搬運重物的工具；沒有關於地表的知識，沒有時間的計量；沒有藝術，沒有文字，沒有社會；而最糟糕的是，人們始終處於持續的恐懼之中，面臨暴力死亡的危險；人的生活將是孤獨的、貧困的、骯髒的、野蠻的且短暫的。—— 「Chapter XIII: Of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Mankind As Concerning Their Felicity, and Misery.」, Leviathan霍布斯Thomas Hobbes 的創新之處在於，他將社會的建立歸因於一種奠基性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在這一契約中，臣民為換取安全，將自身的一部分自由讓渡給統治權力。

如果接受霍布斯（Hobbes）的這一觀點，則意味著社會不可能在國家出現之前形成。這一思想流派至今仍具有重要影響力。6 在這一問題上，英國考古學家 Colin Renfrew（Baron Renfrew of Kaimsthorn）提出，國家的出現遠晚於智人（Homo sapiens）的進化。

根據 Renfrew 的觀點，我們物種的最早成員或許在解剖結構上已經是現代人，但在認知或行為層面尚未達到現代水平。例如，他們缺乏政治領導、大規模合作、食物生產、組織化宗教、法律以及象徵性器物。人類當時只是狩獵採集者，其生活方式與現存的類人猿相似，依賴周圍環境中可獲得的食物。

Renfrew 進一步提出一個頗具爭議的看法：即使在當代，狩獵採集者的思維與社會交往方式，也並未與非人類靈長類發生根本性差異。具體而言，他們不會「將象徵意義賦予物質對象」，因此也就缺乏完全發展成熟的「心智」（mind）。citation needed

然而，狩獵採集社會的民族志研究者（hunter-gatherer ethnographers）強調，現存的採集人群確實擁有社會制度，尤其是通過正式的親屬關係體系（kinship）所規範的制度化權利與義務。7 諸如成人禮等複雜儀式，在不依賴國家的情況下，也能夠鞏固社會契約與群體承諾。8

還有學者指出，如果我們可以談論「人類革命」（human revolutions），即人類進化過程中的「重大轉變」（major transitions）,那麼最早的一次並非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而是發生在中石器時代末期的象徵性文化（symbolic culture）的興起

與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的立場完全相反，無政府主義人類學家 Pierre Clastres 認為，國家與社會在本質上是相互不相容的：真正的社會始終在與國家進行對抗，以維持自身的存在。

### 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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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霍布斯Thomas Hobbes 類似，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也認為社會源於一種「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不過，在盧梭（Rousseau）的理論中，主權（sovereignty）歸屬於全體人民，他們彼此之間直接締結契約。

正如他所指出的，「問題在於：如何找到一種結合形式，使之能夠以共同的力量保護每個結合者的人身與財產；同時，每個人在與所有人結合的過程中，仍然只服從自己，並保持如以往一樣的自由。」

盧梭認為，這正是《The Social Contract》（《社會契約論》）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他進一步指出，契約的條款可以歸結為一點——「每個結合者及其全部權利，完全讓渡給整個共同體。每個人把自己交付給所有人，實際上就沒有把自己交給任何個人；並且，由於不存在任何一個結合者不同時對他人擁有與其讓渡相同的權利，他便從所失去的一切中獲得等價的補償，並獲得更大的力量以維護自身。」

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將自身及其全部力量置於『公意』（general will）的最高指導之下，並在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上，將每一成員視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通過這一結合行為，每一個締約者的個體人格被一種道德與集體性的整體所取代。該整體由與表決數相對應的成員構成，並由此獲得其統一性、共同身份、生命與意志。藉助這一機制，共同體中的每一成員不僅獲得整體的能力，而且首次獲得理性心智（rational mentality）：

「從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向公民狀態（civil state）的轉變，在人類身上引發了一種極為顯著的變化：在其行為中，以正義（justice）取代本能（instinct），並賦予其行動以此前所缺乏的道德性。唯有當義務的聲音（the voice of duty）取代肉體衝動（physical impulses），權利（right）取代欲望（appetite）之時，人類——此前只關注自身——才會發現，自己被迫依照不同的原則行事，並在聽從自身傾向之前訴諸理性（reason）。」

—— Jean-Jacques 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Trans. G. D. H. Cole. New edition. London & Melbourne: Dent. Book I, Chapter 8.

### 亨利·薩姆納·梅因

Maine 在其具有重要影響的著作 Ancient Law（《古代法》, 1861）中指出，在早期時期，人類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是父權制家庭（patriarchal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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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比較法學（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的證據，其效果在於確立這樣一種關於人類原始狀態（primeval condition）的看法，即所謂的父權理論（Patriarchal Theory）。

—— Maine, H. S. 1861. Ancient Law. London: John Murray, p. 122.

梅因Maine 對法國大革命及其他激進社會思想持敵對態度，其動機部分帶有政治性。他試圖通過主張：在人類最初的狀態中，根本不存在任何個人權利，來削弱盧梭（Rousseau）及其他「人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倡導者的影響。正如他所說，『每個人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都生活在父權專制（patriarchal despotism）之下，其一切行為實際上受支配的並不是法律（law），而是反覆無常的專斷（caprice）』。

在 Maine 看來，不僅家父（patriarch）的子女受制於其所謂的「專制」（despotism），其妻子與奴隸同樣處於這種支配之下。根據 Maine 的觀點，親屬關係（kinship）這一概念本身，不過是一種分類方式，用來界定那些被強制置於專制者任意統治之下的人。

後來，Maine 又為這一論述加入了達爾文主義（Darwinian）的色彩。在 The Descent of Man（《人類的由來》）中，達爾文（Darwin）曾引述一些報告稱，野外生活的雄性大猩猩會儘可能壟斷一大群雌性，並以暴力保衛這一「後宮」（harem）。Maine 贊同達爾文的這一推測，即「原始人」（primeval man）大概『生活在若干小型群體之中，每個人擁有儘可能多的、自己能夠供養並取得的妻子，並且會出於嫉妒而嚴密防止其他男性接近她們』。

在面對要求其進一步明確「父權制」（patriarchy）一詞含義的壓力時，Maine 進一步解釋說，『通過權力而得到滿足的性嫉妒（sexual jealousy, indulged through power），可以被用來界定父權制家庭（Patriarchal Family）』。

#### 劉易斯·亨利·摩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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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具有重要影響的著作 Ancient Society（《古代社會》, 1877）中，Lewis Henry Morgan 提出了與 Maine 的 Ancient Law（《古代法》）截然不同的理論；該書標題本身也呼應了 Maine 的 Ancient Law。Morgan 堅持認為，在人類歷史較早的各個時期，國家（state）與家庭（family）都尚不存在。

這裡可以預先說明，一切政府形式都可以歸結為兩種一般性方案（plan），這裡的「方案」一詞取其科學意義。從其基礎來看，這兩者在根本上彼此不同。第一種，就時間順序而言，更早出現，它建立在人之上，並建立在純粹的人身關係（relations purely personal）之上，可以稱為社會（societas）。氏族（gens）是這一組織形式的基本單位；在古代時期，其後續的整合階段依次為氏族（gens）、胞族（phratry）、部落（tribe）以及部落聯盟（confederacy of tribes），這些構成了一個民族或人民（populus）。到了較晚時期，同一地區內各部落融合為一個民族，取代了分處獨立地域的部落聯盟。自氏族（gens）出現之後，經過漫長歲月，這基本上成為古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組織形式；即使在文明已經出現之後，它仍然存在於希臘人與羅馬人之中。第二種則建立在領土（territory）與財產（property）之上，可以稱為國家（civitas）。」

—— Morgan, L. H. 1877. Ancient Society. Chicago: Charles H. Kerr, p. 6.

按照 Morgan 的看法，在家庭（family）與國家（state）兩者出現之前，存在的是氏族（gens）——在今天通常被稱為「宗族」或「氏族集團」（clan）——其最初建立在從妻居（matrilocal residence）與母系繼嗣（matrilineal descent）的基礎之上。Morgan 這一理論的這一面向後來得到 Karl Marx 與 Frederick Engels 的支持；不過，當今學界通常認為這一觀點已經被否證。至於當前共識的批判性綜述，可參見 Knight 2008〈Early Human Kinship Was Matrilineal〉。）。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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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在其 1884 年的著作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the light of the researches of Lewis Henry Morgan（《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依據劉易斯·亨利·摩爾根的研究》）中，繼承並發展了 Morgan 的觀點。Engels 主要關注的是早期社會中婦女的地位，以及——尤其重要的是——Morgan 所堅持的這樣一種看法：母系氏族（matrilineal clan）先於家庭（family），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正如 Engels 在其對當代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綜述中所寫：「母權氏族（the mother-right gens）已經成為整門科學圍繞其運轉的軸心……」

Engels 認為，母系氏族（matrilineal clan）體現了一種極具活力且卓有成效的自組織原則（self-organization），正因如此，它既不給父權支配（patriarchal dominance）留下空間，也不給建立在領土基礎上的國家（territorial state）留下空間。「在人類歷史中出現的第一個階級對立（class antagonism），與一夫一妻制婚姻（monogamian marriage）中男女之間對立的發展相一致；而第一個階級壓迫（class oppression），則表現為男性對女性的壓迫。」—— Engels, F. 1940 1884.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埃米爾·涂爾幹

埃米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認為，任何人類社會體系要得以存在，都必須對性別之間趨於任意結合（promiscuously conjoin）的自然傾向加以約束。他指出，社會秩序（social order）以性道德（sexual morality）為前提，而這種道德通常表現為對與特定對象或在特定時期發生性關係的禁令——在傳統社會中，尤以月經期間為典型。

「有一個事實是確定無疑的：整個禁忌體系（system of prohibitions）必須嚴格符合原始人（primitive man）關於月經（menstruation）及經血（menstrual blood）的觀念。因為所有這些禁忌，都是從青春期開始才出現的；而當血的最初跡象出現時，這些禁忌便達到了最為嚴厲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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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kheim, E. 1963 1898. La prohibition de l'inceste et ses origines. L'Année Sociologique 1: 1–70. Reprinted as Incest: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the Taboo, trans. E. Sagarin. New York: Stuart, p. 81.

Durkheim 在 1898 年指出，亂倫禁忌（incest taboo）不過是一個更為基本且具有普遍性的現象的特殊例子——即通過儀式將「神聖」（the sacred）與「世俗」（the profane）加以區分。這一過程始於性別的分隔（segregation of the sexes），在重要場合中，任一性別都會被視為相對於另一性別的「神聖」或「被隔離」的存在。

正如 Durkheim 所解釋的，「兩性必須彼此迴避，其謹慎程度如同世俗之物（the profane）迴避神聖之物（the sacred），而神聖之物亦迴避世俗之物。」女性，作為姐妹（sisters），在這一結構中扮演著「神聖」存在的角色，被賦予某種「隔離性的力量（an isolating power）」，這種力量使男性群體保持距離。尤其是她們的經血，使她們被歸入一個獨特的類別，並產生一種「排斥作用（repulsing action）」，從而使異性遠離。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最早的儀式性結構（ritual structure）得以形成——人類歷史上首次建立起一種在道德上受到規範的「社會」（society）。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Charles Darwin 曾將早期人類社會設想為類似於類人猿的社會形態，其中一個或數個占支配地位的雄性，以嫉妒的方式守護著一群雌性。Sigmund Freud 隨後在其「原始群體」（primal horde）理論中以此為出發點，並進一步提出一種假設：對這一暴君式父權人物的反抗，是由其親生兒子發起的：

「在那裡，我們所見的是一個暴力而充滿嫉妒的父親（father），他將所有女性據為己有，並在兒子成長後將其驅逐出去……最終，被驅逐的兄弟們聯合起來，殺死併吞食了他們的父親，從而終結了這一父權制群體（patriarchal group）。」

—— Sigmund Freud，1965 1913. Totem and Taboo（《圖騰與禁忌》）. London: Routledge, p. 141.

此後，這一由兄弟組成的群體原本打算對其母親和姐妹行使性占有權，但卻突然產生了強烈的悔恨（remorse）。在這種相互矛盾的情感狀態中，死去的父親反而比生前更具權威。出於對父親的記憶，兄弟們撤銷了自身的行為：他們禁止殺害和食用「圖騰」（totem）（此時父親已被視為圖騰），並放棄了對那些剛剛獲得自由的女性的占有權。

由此，原始社會的兩項基本禁忌——不得食用圖騰（totem）以及不得與姐妹通婚（incest taboo）——首次得以確立。

### 馬歇爾·薩林斯

與 Sigmund Freud 所提出的「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設想相關但較為溫和的一種版本，是由美國社會人類學家 Marshall Sahlins 於 1960 年提出的。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以靈長類動物的暴力競爭（brute competition）與性支配（sexual dominance）為特徵的世界，被徹底顛倒了：

「早期文化（early culture）與人類本性（human nature）之間的決定性鬥爭，必然是在靈長類性行為（primate sexuality）的領域中展開的……在類人動物（subhuman primates）中，性曾經組織社會；而狩獵採集者（hunters and gatherers）的習俗則清楚地表明，如今是社會在組織性……在人類對石器時代（Stone Age）生存風險的選擇性適應（selective adaptation）過程中，社會克服或抑制了諸如自私（selfishness）、無差別性行為（indiscriminate sexuality）、支配（dominance）以及原始競爭（brute competition）等靈長類傾向。它以親屬關係（kinship）與合作（co-operation）取代衝突（conflict），以團結（solidarity）優先於性，以道德（morality）優先於力量（might）。在人類歷史的最早階段，這一過程完成了最偉大的變革——對人類靈長類本性的顛覆，並由此確保了這一物種的進化未來。」

—— Marshall Sahlins，1960. The Origin of Society. Scientific American 203(3): 76–87.

#### 克里斯多福·博姆

如果接受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論證路徑（line of reasoning），那麼社會並不需要一個單一的支配性個體來體現自身、保障安全或執行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這些功能可以由人民自身完成，通過聯合起來執行「公意」（general will）。

在這一思路下，一種現代的起源理論由進化人類學家 克里斯多福·博姆（Christopher Boehm）提出。Boehm 認為，類人猿的社會組織（ape social organisation）通常呈現為專制型（despotic），一般由一個或數個占支配地位的雄性壟斷對當地雌性的接近權。然而，只要存在支配（dominance），就必然伴隨著反抗（resistance）。

在人類的情形中，隨著人類利用其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形成聯盟（coalitions），對個人支配的反抗不斷增強。最終，當試圖實施支配的成本（costs of dominance）變得過高，以至於這種策略在進化上不再穩定（evolutionarily stable）時，社會形態便轉向所謂的「逆向支配」（reverse dominance）——即只有整個共同體（community）在警惕類似靈長類個體支配的情況下，才被允許使用武力來壓制偏離規範的行為（deviant behaviour）。

歐內斯特·蓋爾納

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 指出，人類並非在基因上被預設為某一種特定社會秩序（social order）的成員。一個人類嬰兒可以被置於任何一種社會結構之中，並都能夠正常運作。人類社會之所以獨特，在於其在全球範圍內呈現出極其豐富而多樣的形態。然而，在任何具體社會中，被允許的行為範圍卻受到相當嚴格的限制。這種約束並非源自外在施加的獎懲體系，而是來自個體內部——來自社會成員所內化的一套具有強制性的道德觀念（moral concepts）。

社會通過一種機制將這些觀念植入個體心理（psyche）之中，這一機制最早由 Émile Durkheim 所指出，即通過集體儀式（collective rituals），如成人儀式（initiation rites）等方式。因此，社會起源的問題，最終可以歸結為集體儀式起源的問題。

一個社會是如何建立的？在多種社會形態不斷分化的同時，又如何使每一種社會都不至於在廣泛的人類行為可能性中陷入無序的混亂？關於這一問題，社會人類學中已有一種理論解釋。要限制人們從事那些與其所屬社會秩序不相容的多種行為，其方法在於讓他們參與儀式（ritual）。這一過程其實相當簡單：讓他們圍繞圖騰柱（totem pole）舞蹈，直到情緒高漲，陷入集體狂熱（collective frenzy）之中；通過各種手段強化他們的情緒狀態——利用一切當地可獲得的視聽手段（audio-visual aids）、藥物、音樂等；當他們真正進入高度亢奮狀態之後，再將某種觀念或信念深深地刻入其心智之中，使他們此後為之所約束。」

—— Ernest Gellner，1988. Origins of Society. In A. C. Fabian (ed.), Origins: The Darwin College Lec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8–140; p. 130.

#### 性別與出身

Female cosmetic coalitions

女性主義學者——其中包括古人類學家 Leslie Aiello 與 Camilla Power——在既有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如果確實存在推翻男性支配（male dominance）的改革或革命，那麼其主導力量很可能來自女性。Power 與 Aiello 認為，在人類進化過程中，女性會周期性地與男性分離，並利用自身的血液（blood）或顏料（pigments）（如紅赭石 red ochre）來標示自身的生育狀態與反抗姿態：

s「性別分工（sexual division of labor）意味著在食物獲取中的角色分化：男性從事大型獵物的策略性狩獵（logistic hunting），而女性則通過合作與交換（co-operation and exchange）獲取資源。我們的假設是，象徵性（symbolism）正是在這一情境中產生的。為了降低遷移的能量成本，女性聯盟（coalitions of women）開始將資源投入到『居所基地』（home bases）。為了維持這一策略，女性必須以全新的方式運用其具有吸引力的集體信號（collective signal）——通過拒絕性接觸（sexual access），除非男性將食物帶回『家中』。月經（menstruation）——無論是真實的還是人工模擬的——在生物學上並非適宜的受孕時期，但在心理層面卻恰恰是集中男性注意力於即將到來的狩獵的最佳時機，因為它預示著不久之後可能發生的可生育性行為。」

—— Power, C. & L. C. Aiello, 1997. Female proto-symbolic strategies. In L. D. Hager (ed.), Women in Human Evolution.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p. 159.

與此類似，人類學家 Chris Knight 指出，Christopher Boehm 所提出的「所有人的聯盟」（coalition of everyone）這一概念實際上難以想像，除非它類似於現代工業社會中的罷工糾察線（picket line），以協調針對不當行為男性的「性罷工」（sex-strike）行動：

「……必須推翻男性支配（male dominance），因為對男性短期性利益的持續優先考慮，只會導致兩性之間、代際之間以及男性之間的行為衝突的持續與制度化。如果象徵性文化領域（symbolic, cultural domain）要得以形成，就必須存在一種政治性的集體（political collectivity）——一種聯盟——能夠超越這些衝突……只有母親與其子女之間持續的防禦與自我防禦，才能形成一種體現足夠廣泛且具有普遍性利益的集體。」

—— Knight, C. 1991. Blood Relations: Menstru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514.

根據 Knight 的總結，在幾乎所有關於狩獵採集社會（hunter-gatherers）的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ies）中，都存在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即「女性偏好肉類」（women like meat）。女性通過集體談判能力（collective bargaining power），有意識地促使男性進行狩獵並將獵物帶回，否則便可能面臨性排斥（exclusion from sex）。

此外，一些人類學家——包括 Kristen Hawkes、Sarah Hrdy 與 Bruce Knauft——也提出了類似觀點，強調女性在「馴化」男性（domesticating males）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即通過激勵機制促使男性進行合作（co-operation）。

與此同時，另一些進化科學家則仍然主張男性支配的連續性（continuity of male dominance），強調其與靈長類社會結構（primate social systems）之間的延續關係，並認為社會的出現是一個漸進過程（gradualist process），而非通過突發性的革命轉變（revolutionary leaps）實現的。

### 社會生物學理論

#### 史蒂文·平克論羅伯特·特里弗斯

我認為 Trivers 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毫不誇張地說，他為人類處境（human condition）提供了一種科學解釋：即那些將我們彼此聯結在一起的、複雜而又引人入勝的人際關係。」

—— Steven Pinker 對 Robert Trivers 的評價

在其 1985 年的著作 Social Evolution（《社會進化》）中，Robert Trivers 構建了當今多數進化生物學家用於理解社會如何以及為何形成的理論框架。Trivers 的出發點是一個基本事實：基因（genes）能夠在其所寄居的個體死亡之後繼續存續，因為同一基因的拷貝可以在多個不同個體中被複製。由此可以推導出，個體應當在受益者攜帶相同基因的情況下表現出利他行為（altruism）——這一自然界中的合作機制被稱為「包容適合度」（inclusive fitness）。

當個體之間不存在親緣關係（unrelated）時，合作通常僅限於「互惠利他主義」（reciprocal altruism），亦即「以牙還牙」（tit-for-tat）的策略。3 在此前，生物學家往往將親代與子代之間的合作視為理所當然；而 Trivers 則從理論上預測，這種關係中既包含合作，也包含衝突——例如，當母親需要為下一胎做準備時，可能必須對現有嬰兒實施斷奶（weaning），即便這違背嬰兒的意願。

在 Trivers 之前，生物學家通常將雄性殺嬰行為（male infanticide）視為異常或難以解釋的現象，或者僅僅理解為一種控制種群數量的必要策略。Trivers 則指出，這種行為實際上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理性的進化策略：雄性通過消滅他者的後代（包括競爭對手的後代），從而提高自身的繁殖成功（reproductive success）。在類人猿或猴類社會中，當幼崽受到威脅時，雌性往往會直接表現出對立利益（opposed interests），並形成聯盟（coalitions），以保護自身及其後代免受殺嬰雄性的侵害。

在 Trivers 看來，人類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在於雄性對自身後代投入親代照料（parental care）——這一模式在靈長類動物中相對罕見。當這種合作出現時，我們不能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相反，需要藉助一個適用於人類與非人類的統一理論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來加以解釋。

「每一種生物都有社會生活（social life）。所有生命體都會繁殖，而繁殖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事件，因為即便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它也涉及一個個體對另一個個體在遺傳與物質上的建構。與此同時，不同個體在其存活後代數量上的差異（natural selection），構成了生物進化的驅動力。生命本質上是社會性的，並通過自然選擇這一同樣具有社會性的過程而演化。因此，『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不僅指個體之間社會關係的演化，也涵蓋從基因到群體（gene to community）這一更深層次的生物組織結構問題。」—— Robert Trivers，1985. Social Evolution. Menlo Park, California: Benjamin/Cummings, p. vii.

### 羅賓·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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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 Dunbar 最初在衣索比亞（Ethiopia）野外研究獅尾狒狒（gelada baboons），並在綜合現代靈長類動物學（primatology）知識與達爾文主義理論（Darwinian theory）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從而構建出一個較為完整的總體圖景。

靈長類社會系統（primate social systems）的構成要素，「本質上是具有政治性質的聯盟（alliances of a political nature），其目的在於使相關個體能夠更有效地解決特定的生存與繁殖問題。」從根本上說，靈長類社會就是「由多層次聯盟（multi-layered sets of coalitions）所構成的體系」。

儘管身體上的搏鬥（physical fights）在最終意義上仍具有決定性，但真正決定結果的通常是對盟友的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sation of allies），而這要求的能力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打鬥本領。對聯盟（coalitions）的操縱與運用，需要高度發達的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更準確地說，是政治智能（political intelligence）。

在大多數情況下——儘管並非總是如此——雄性對雌性行使支配（dominance）。然而，即使在男性專制（male despotism）占主導的情形下，雌性通常也會彼此結盟，以追求她們自身的目標（agendas）。當一隻雄性獅尾狒狒攻擊一隻原先占支配地位的競爭者，以奪取其「後宮」（harem）時，相關雌性可能會堅持要求自己對最終結果擁有發言權。

在搏鬥進行的不同階段，雌性之間甚至可能通過某種方式「投票」（vote），以決定是否接受這一暫時性的結果。拒絕的信號，是拒絕為挑戰者理毛（groom）；而接受的信號，則是主動走向他並為其理毛。根據 Dunbar 的說法，雄性之間這種「性競爭搏鬥」（sexual fight）的最終結果，始終取決於雌性的「投票」（female vote）。

Dunbar 指出，在靈長類社會系統（primate social system）中，等級較低的雌性通常會遭受最強烈的騷擾（harassment）。因此，她們往往會最先出於自我防衛（self-defence）而形成聯盟（coalitions）。然而，要維持聯盟成員之間的承諾與關係，往往需要耗費大量時間進行手工理毛（manual grooming），這會對時間預算（time-budgets）造成壓力。

對於生活在規模日益擴大的群體中的演化中人類而言，這種成本很快就會超過其收益，除非能夠找到某種更高效的關係維持方式。Dunbar 認為，「聲音理毛」（vocal grooming）——即通過聲音來傳遞承諾信號——正是這樣一種節省時間的解決方案，而這最終導向了語言（speech）的產生。

Dunbar 進一步提出（並援引進化人類學家 Chris Knight 的觀點），人類所特有的社會（distinctively human society）很可能是在女性通過儀式（ritual）與「閒談」（gossiping）所建立的聯盟壓力下進化而來的；這些聯盟的作用，在於阻止男性彼此爭鬥，並促使他們轉而為整個營地（camp）的利益進行合作性狩獵。「如果女性構成了這些早期群體（early groups）的核心，而語言又是為了維繫這些群體而演化出來的，那麼很自然可以推論，早期人類女性便是最先開口說話的人。這也進一步強化了這樣一種看法：語言最初的用途，是使這些早期群體中的女性能夠聯合起來，迫使男性對她們及其後代進行投入，尤其是通過狩獵肉食來實現。這一觀點也與一個事實相一致：在現代人類中，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擅長言語技能（verbal skills），並且在社會互動領域（social domain）中也更加嫻熟。」—— Dunbar, R. I. M. 1996. Grooming, Gossip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p. 149.

Dunbar 強調，這一觀點目前在研究人類起源（human origins）的專家中仍屬於少數理論（minority theory）；大多數學者仍然支持所謂的「湖邊野牛倒下」（bison-down-at-the-lake）理論，即將早期語言與合作的起源歸因於男性活動——尤其是狩獵——所帶來的實際需要。儘管如此，他仍認為，「女性之間的聯結（female bonding）在人類進化中的作用，可能比通常所設想的更為強大」。1

雖然這一觀點迄今仍具有爭議，但此後已有多位人類學家對「女性聯盟（female coalitions）可能在人類社會形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想法表示強有力的支持，其中包括 Sarah Hrdy、Camilla Power、Ian Watts 與 Jerome Lewis。

這一觀點也與近期人口遺傳學家（population geneticists）的研究結果相一致（關於中非俾格米人〔Central African Pygmies〕，可參見 Verdu et al. 2013；關於 Khoisan，可參見 Schlebusch 2010）。這些研究顯示，非洲狩獵採集者（African hunter-gatherers）在深時段（deep-time）尺度上存在一種傾向於從妻居（matrilocality）的模式。

## 延伸閱讀

- Dunbar, R. I. M.、C. Knight 與 C. Power 編，1999年，《文化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Culture）。愛丁堡：愛丁堡大學出版社。

- Dunbar, R.、C. Gamble 與 J. Gowlett，2010年，〈社會腦與分布式心智〉（「The social brain and the distributed mind」）。《英國學術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58：3–15。

- Gellner, E.，1988年，〈社會的起源〉。載 A. C. Fabian 編，《起源：達爾文學院講座》。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

- Knight, C.，2008年，〈早期人類親屬關係為母系繼嗣制〉。載 N. J. Allen、H. Callan、R. Dunbar 與 W. James 編，《早期人類親屬關係》。牛津：布萊克威爾出版社，第61–82頁。

- Lévi-Strauss, C.，1969年，《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倫敦：Eyre and Spottiswoode。

- Maynard Smith, J. 與 E. Szathmáry，1995年，《演化中的重大轉變》。牛津：W. H. Freeman 出版社。

- Steele, J. 與 S. Shennan 編，1996年，《人類祖先的考古學：權力、性與傳統》。倫敦：Routledge，第47–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