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

第一次國共合作，又稱聯俄容共，大約於1922至1923年開展，並以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為全面開展的標誌。在中國近代史上，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是以「救國救民」為己任而誕生的革命政黨。兩黨的合作，以及中國國民黨與蘇聯和共產國際合作的開始存在多種原因，構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

## 背景

自1905年孫中山成立中國同盟會後，到1925年孫去世，在孫領導下，胡漢民重在內部策劃，汪精衛重在對外聯絡，蔣介石重在軍事任務，三人大致分工合作。從1925年到1936年胡漢民去世，汪蔣合、胡蔣合各兩次，胡汪有分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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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思想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但是孫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中華民國成立同年，1912年4月10日，孫在武昌講演《社會革命之正道》。孫的社會主義思想引起了列寧的注意，在1912年〈中國的民主和民粹主義〉中，列寧讚揚孫「真摯的民主精神」和「對群眾的溫暖同情」，不過批評孫之小資產階級，以及「意圖在中國阻止資本主義」之天真野心。列寧預測中國局勢，認為：

中國愈落在歐洲和日本的後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體的危險。只有革命人民群眾的英雄主義才能「振興」中國，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華民國，在土地方面實行國有化以保證資本主義最迅速的發展。

1913年4月真理報〈中國的政黨鬥爭〉，列寧觀點更尖銳：他將國民黨之積弱不振歸因於「從未能吸引足夠廣大的中國群眾加入革命」，又指出國民黨領袖之「弱點」在於「他是個夢想家且優柔寡斷」，但也對國民黨的政治前途作出樂觀預測：

儘管中國革命民主派的領袖孫中山有很大缺點（由於缺少無產階級這個支柱而耽於幻想和優柔寡斷），中國革命民主派在喚醒人民、爭取自由和建立徹底的民主制度方面還是作出了許多貢獻。孫中山的這個黨只要能吸引愈來愈廣泛的中國農民群眾參加運動和參加政治鬥爭，它就能逐漸成為（與這種吸引程度相適應）亞洲進步和人類進步的偉大因素。不管那些依靠國內反動勢力的政治騙子、冒險家和獨裁者可能使這個黨遭到什麼樣的失敗，這個黨的工作是永遠不會徒勞無功的。

1917年，俄羅斯先後爆發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蘇俄建立。1918年1月28日，孫文在廣州警界宴會上主張「此後我國形勢，應注意於西北，若俄國現在之革命政府能穩固，則我可於彼方期大發展也」。4月29日，孫文在廣州非常國會以議會的名義通電反對日本與段祺瑞政府簽訂，旨在干涉蘇俄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並將該通電送交蘇俄政府。孫文又在上海向列寧和蘇俄政府就十月革命發出賀電。7月4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在第五次蘇維埃代表會上宣布，在廣州的中國「革命政府的代表把這個聲明交給了我們和世界上的一切民主派」。8月1日，列寧委託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復函孫文，表示完全贊同孫的「目標相同」和「共同鬥爭」的觀點。

一戰末期，孫文曾派代表曹亞伯前往德國，1918年12月1日，曹亞伯向德國外交部、范柏中尉和辛慈轉交提出「中國(廣州護法軍政府)、德國以及蘇俄結成同盟」的建議，提議在蘇俄紅軍的協助下，建立一支由12000名居住在俄中邊界的在俄華僑和10000名德國兵（利用在西伯利亞的德國戰俘，大約一個師，配以3-5架飛機）組成的混合部隊，從西北方向攻打北京政府，同時在中國調配糧食等各種物資，經由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送往德國，在推翻北京政府後，德國可從財政上幫助中國，重新掌管海關，建築鐵路公路，德國要對中國的教育及工業技術的發展進行援助，中國也相應地把各種物資送往德國，支援其作戰。德國視該計劃為「近乎狂想」，且當時德國已戰敗，因此，孫、蘇、德合作計劃成為泡影，但此後又進一步發展為中德俄聯盟計劃。12月15日，旅俄華工聯合會會長劉澤榮向列寧建議請蘇俄政府派一個代表團去中國。

1919年，在美國倡議下，為避免助長中國內戰，英國、西班牙、葡萄牙、巴西、法國等國簽署中國武器禁運協定，直到1929年取消。協議並不約束蘇聯，其簽訂在此期間得以間接使得蘇聯能夠大量援助中國國內蘇聯所支持的國共兩黨，促進「國民革命」的推動。同年，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成立。旅俄華工聯合會（中華共產黨）劉紹周、張永奎參與，並受到了列寧的接見。巴黎和會召開，五四運動爆發。7月24日，蘇俄外長加拉罕宣布願以放棄條約權利換取中國外交承認，即第一次蘇俄對華宣言）。

1919年10月10日，中國國民黨在上海法租界經中華革命黨改組成立。1919年底，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特使馬卡洛夫·波波夫（又名米歇爾·波波夫上校）和孫接觸，形容孫是「一個老派軍閥，認為捨武力即無法拯救中國」。1920年7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馬林熱切支持列寧觀點，相信統一戰線政策，並渴望見到在中國實現。羅易不認同統一戰線構想，稱孫是「一個權謀家......不實際......絕對的反動派」。

1919年中國國民黨成立之時，其軍事力量不足以對抗當時北洋政府，兩次目的為保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護法運動均以失敗告終，孫文在兩次挫折後，認為必須建造自己的軍隊，才能統一全國。在西方國家拒絕給予孫文援助的情況下，新成立的蘇俄則宣布廢除之前沙俄與中國簽訂的部分「不平等條約」，並試圖透過中國國民黨進行共產革命。

另一方面，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歐洲共產革命低潮，德國十一月革命失敗，匈牙利、巴伐利亞和斯洛伐克三個蘇維埃共和國先後被鎮壓，波蘇戰爭中蘇聯失敗。歐洲形勢並沒有像列寧等蘇俄領導人所期望的那樣發展下去。共產國際開始擬定「東方戰略」。1920年6月，旅俄華工聯合會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列寧和孫文被推舉為聯合會名譽主席。7月19日，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討論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7月27日，蘇俄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9月，共產國際在亞塞拜然的巴庫舉行東方被壓迫民族會議，開始關注東方殖民地革命，並在亞洲各國支持反對西方的民族主義勢力。

1920年秋，孫中山常在上海寓所接見來中國協助陳獨秀建黨的共產國際東方部代表維經斯基，孫曾說列寧本來是想要他當共產黨的創始人，因為陳獨秀在民眾中沒有多大的影響，而他在過去和現在都有很大影響。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因沒有西方及日本金援支持，拒絕原因是不看好孫政治資本，孫開始考慮與蘇聯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合作之可能。

1920年起，孫中山派李章達赴蘇磋商，並經越飛、格克爾、馬林等蘇方代表多輪溝通。李章達向蘇俄政府建議簽訂在華聯合行動的協議，「使紅軍從俄國的土耳其斯坦方面向新疆發動春季攻勢，直逼中國西南四川省首府」，「四川省約有4萬名國民黨人，已經做好策應這次行動的準備並會興高采烈地迎接紅軍」，這一西北計劃在後來蔣介石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蘇期間被再次提議。

1921年4月21日，蘇俄用於培養東方共產革命者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成立。7月，中共一大召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10月4日，馬林在上海會見孫文的代表張繼，建議國民黨選派代表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張繼邀請馬林赴桂林見孫。

1921年12月，孫在桂林準備北伐時，接見共產國際官方代表馬林，「馬林向孫博士強調取得中國工人和農民支持的重要性」，建議「國民黨必須改組，以便容納農民和工人」，他們還討論了群眾運動等問題。孫對俄國革命及列寧本人表示讚賞，很想多瞭解俄國新政權之成就，特別是對新經濟政策相當好奇。

1922年1月為反制華盛頓會議，在莫斯科召開之遠東勞動者大會上，共產國際首領季諾維也夫大肆抨擊中國國民黨之資產階級作風，以及孫尋求美國援助之執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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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底，中共廣州會議討論了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關係問題。少共國際代表達林強調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必要性，並進一步提出在「保持共產黨的政治獨立性」的條件下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大多數與會者同意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標誌著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策開始轉變。1922年5月1日至6日，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中共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於在廣州舉行。1922年5月5日，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

1922年6月，黎元洪在直系的支持下復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南方護法軍政府由於陳炯明和孫文在北伐和統一的問題上的分歧。在陳孫決裂之前，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對陳炯明和孫文二人均有聯繫與合作。蘇俄代表如馬林、西比里亞科夫對陳頗為讚賞，甚至認為其治國能力不下於孫文。陳獨秀亦意識到陳孫必將分裂，認為「論道理應聯孫、論實力應聯陳」。

陳炯明和孫文最終分裂，六一六事變爆發，孫文被粵軍驅逐出廣東。1922年7月18日，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維經斯基在《真理報》上發表《中國南方的鬥爭》一文，介紹並分析了孫陳的決裂。維經斯基稱陳炯明為「革命的督軍，本省的愛國者、外國帝國主義的仇敵」，認為「對帝國主義的共同仇恨和反對外國在華勢力的願望」是孫陳聯合的基礎。問題在於「『統一中國』這個口號，他們各有各的理解」。孫主張「中央集權和共和國體」，認為「只有通過武裝鬥爭反對北方軍閥和占領北京，才能達到此目的。」陳炯明則主張「中國各省的聯邦應由一些實行善政(利他主義者)的督軍的同盟組成，這些督軍在本省範圍內，通過建立良好秩序教育本省公民，並進行社會主義宣傳，而在一些有劣績的督軍的省內進行反帝、反軍閥宣傳」。維經斯基認爲「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北方軍閥」這一口號能使他們聯合在一起。至於孫陳決裂的原因，維經斯基歸結為「孫中山和張作霖的同盟:，在陳炯明和許多其他人看來，孫中山已站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方」。蘇俄政府駐華全權代表越飛還在致孫文的信中表示不解，認為「我不清楚您同陳炯明的意見分歧。要知道，僅僅不同意應由北京還是由廣州來實現全國統一這一點，遠不足以導致流血戰爭」。

馬林在1922年對廣州進行了深入考察，認為廣州具備多個有利條件，是共產國際在中國「推進」「革命」的理想地點。馬林在陳孫決裂前曾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交報告建議中共中央駐地遷往廣州。這一建議得到了共產國際的高度重視，並隨後在1922年7月18日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了一份正式指令，要其將總部遷往廣州。馬林為了確保指令的安全傳遞，化名「「菲力浦」，將這份指令用英文列印在一塊白色綢緞上縫進自己的襯衣里，秘密攜帶來華。但由於此時事變已經發生，陳孫決裂，陳炯明更是向港英媒體披露孫文的中德俄聯盟計劃。當時廣東局勢的變化使得這份指令無法得到執行。直到次年2月，孫文通過滇桂軍重返廣州後，建立大元帥府政權後，中共中央才正式執行該指令遷往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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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推移，馬林、越飛等人逐漸認識到陳炯明既無意推行社會主義改革，也日益「右傾」，認為其對革命缺乏實際助力。陳獨秀此後向共產國際坦言，陳炯明「對社會主義毫無研究與信仰」。六一六事變之後，1922年6、7月間，陳炯明懸賞兩萬元通緝當時正在中國訪問的蘇俄少共國際代表達林。陳炯明當局也利用港英媒體披露了粵軍繳獲的文件以及當時孫文計劃籌組的中德俄聯盟，引發在華外僑輿論對孫的爭議。在中國共產黨方面，當事變爆發，孫的總統府遭炮轟後，中共中央發表緊急決議支持孫文。而中共黨員陳公博因公然在報刊上支持陳炯明，幷計劃籌組「廣東共產黨」而被中共中央以「分裂組織、違抗紀律」為由將其開除黨籍，成為中共黨紀史上首個被清除的一大代表。

1922年7月，共產國際正式決定推動國共合作，採取「黨內合作」的方式，並命令中共服從。中共二大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決定同國民黨實行「黨外聯合」。但這時，共產國際接受了馬林提出的關於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主張。7月18日，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須在和馬林的緊密聯繫下進行。

8月，越飛到北京任蘇聯駐華全權代表，他首先致函當時軍事實力最強的吳佩孚將軍，表示希望能夠建立合作關係，但遭到吳佩孚的拒絕。同月，共產國際又專門作出《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不久，共產國際派馬林攜帶這些指示由莫斯科到達上海。馬林認為中共二大決議贊成與國民党進行「黨外聯合」，是不符合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的。

根據馬林的提議，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馬林、張太雷7人。馬林指出：國民黨是各階級聯合的黨，無產階級應該加入並改造國民黨，以推動民主革命；中共加入國民黨符合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精神。會議決定黨的少數負責人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會議決定出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也正式確定「聯孫反陳」的方針。

孫文流亡上海後，下決心改組國民黨，而且「迫使他不得不按照發展現代群眾運動的路線來考慮問題」。在上海期間，他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多次會談。8月25日，在李大釗陪同下，馬林在上海法租界再次會見孫，雙方商談了改組國民黨、聯合蘇俄，並同中國共產黨合作等問題。馬林告知孫，共產國際領導人已經通知中國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馬林勸孫不要單純用軍事行動去收復廣州，而要以上海為基地，開展一個群眾性的宣傳運動，並「要使上海成為一個在全國城市工人中以及在農民中積極開展宣傳工作的中心」。孫專門邀請馬林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闡述關於群眾運動的觀點。

1922年10月23日，由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合作創辦的上海大學成立。上海大學的建立是國共合作的產兒，並從此成為中共在華東活動的中心之一，直到1927年國共決裂後被查封。

1922年11月，共產國際四大召開。中共代表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出席，並報告了六一六事變之後中共決定開展國共合作的情況。大會通過《綜論東方問題》，強調中國共產黨先天體質不良，主張暫與中國國民黨及若干地方領導人妥協，並提議組成統一戰線。

隨著1923年滇桂軍楊希閔、劉震寰驅逐陳炯明出廣州，迎接孫文重返廣州建立大元帥府革命政權，第一次國共合作和聯俄容共進一步以廣州為基地展開。

## 蘇俄/蘇聯和中國其他政治勢力的接觸與合作

蘇俄/蘇聯在早期，也曾接觸國民黨外中國不同的政治人物和勢力，雖取得一定效果，但均未有穩固的成績：

### 北京文官政府

蘇俄曾積極對北京文官政府進行接觸，以爭取中國成為協約國外交封鎖線上的突破口。1920年7月21日，蘇俄衛星國遠東共和國商務代表優林獲准在北京成立代表處，隨後又和中國俄事委員會會長劉鏡人舉行建交談判。

### 奉系張作霖

在東北地區，從優林使華到裴克斯、加拉罕與北洋政府談判，蘇俄代表都與張作霖進行單獨接觸。張作霖曾在中東鐵路問題上主動示好蘇聯，張授意吉林省督軍兼中東鐵路公司督辦及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鮑貴卿適時趕時任局長霍爾瓦特（為白俄）下台。1920年3月16日，鮑貴卿命令軍隊解除哈爾濱及中東鐵路沿線的前沙俄軍警武裝。霍爾瓦特被迫下台，並在三天限期內離開了哈爾濱。此舉獲得蘇俄及哈爾濱的親蘇俄僑讚許，但張作霖親日，與蘇俄的關係始終以敵對為主。

### 新疆楊增新

在新疆，由於特殊的地緣形式，與俄國素來有密切來往。1921年，新疆主政者楊增新曾允許蘇俄紅軍入境新疆，追剿境內的俄白衛軍殘部，此後又允許蘇聯在新疆開設商務點。

### 西藏達賴喇嘛

西藏在1912年宣布獨立，但不獲國際承認。1920年9月15日，蘇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曾致函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指俄國各族人民在蘇俄的領導下「各自獲得了各自的權利」，「俄國人要把東、南亞人民從歐洲貪婪的王臣富豪手中解放出來」，並「決心要幫助西藏人從外敵之手解放出來。如您有同樣的意願，也許會派人前來就俄藏目前和長遠的聯合事宜進行很好的商討」。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收到信函後將其交給西藏主要官員進行討論。1921年，蘇俄政府邀請西藏宗教人士前往蘇俄境內的藏傳佛教地區遊覽和講經。1923年，加拉罕再次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身份致函達賴喇嘛，提出派人前往西藏訪問、考察。隨著中蘇建交的展開，西藏當局為避免孤立，1924年11月20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致函加拉罕，指「望俄藏友好能依然如以前一樣穩固」。不過當時的西藏當局，總體受英印的影響更大，因此藏蘇關係未有太多超過聯絡以外的實質合作。

### 直系吳佩孚

直皖戰爭後直系控制北京政府後對蘇俄所作出的友好態度，使蘇俄政府對「中國舊派的傑出軍事長官」吳佩孚有了好感。「赤塔的俄國人堅信，為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受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遣在1920年來華的維經斯基，在參與中共建黨同時也十分重視對吳佩孚的革命爭取。李大釗領導的北方中共黨組織，曾多次派人同吳佩孚及其部下會晤。吳佩孚也支持共產黨組織控制鐵路，以便其在戰時控制鐵路，「他向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尋求支持。共產黨派了一些黨代表給他，在戰爭中間，黨代表們牢牢地掌握了鐵路」。蘇俄對吳佩孚的這些表現感到滿意。直到1923年2月，吳佩孚鎮壓二七罷工前，宣布同蘇聯和共產主義決裂，蘇俄、共產黨爭取吳佩孚的政策徹底失敗。

到1925年，蘇聯人依然沒放棄利用吳佩孚反對奉系張作霖的願望。當時吳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被擊敗，蘇共中央曾專門開會討論並通過了有關中國局勢的決議，認為「中國的事態發展進程，越來越把吳佩孚和他所領導的直隸集團推到首要地位。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像也在成為民族運動重新爆發的中心……吳佩孚的行動會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須加以利用……有必要同吳佩孚聯合，聯合的結果應當是成立新的中國政府」。但吳佩孚隨後和張作霖和解，合組討赤聯軍對付受蘇聯支持的馮玉祥國民軍。

### 粵系陳炯明

在陳炯明方面，早在閩南護法區時期，1920年4月29日，蘇俄代表的路博（阿列克謝·波達波夫）在上海會見孫文後，轉道漳州訪問陳炯明，並帶來列寧的親筆信。陳炯明也覆信，並由朱執信起草。第一次粵桂戰爭，陳炯明率軍回粵後，曾支持陳獨秀擔任教育委員長（1921年12月陳獨秀應邀前往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引發廣東保守人士發起驅陳運動。如7月27日，上海廣肇公所通電指責陳獨秀「敢倡此等邪說，留毒社會，貽害青年，非率人類為禽獸不止……陳獨秀惑世誘民，凶於兵禍，獨夫不去，四維不張」。陳炯明復電爲其辯護。到8月中旬，陳獨秀向陳炯明請辭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一職，爲其9個月。

1922年初，在與馬林的三次長談中，陳炯明自稱是社會主義者，批評「國民黨的綱領是很不夠的」。蘇俄駐遠東全權代表維連斯基在1922年3月15日給列寧的信中，甚至將其與孫文相提並論，認為「陳炯明將軍是解放了的年輕的中國的最著名活動家之一。按從政年限、對革命思想的忠誠和組織才幹，陳炯明與孫逸仙博士可以相提並論。」「陳將軍是民族資產階級中國『最有聲望』的人物，他有明確的政治觀點和同情心，行動很謹慎」，「在順利地進行著反對中國反革命勢力和反對封建政權殘餘的鬥爭」。儘管共產國際在華人員已認識到孫陳的分歧，如索科夫-斯特拉霍夫在一份關於廣州政府的報告中指出，在關於是否進行北伐的問題上「一段時間在政府內部意見不一」，維經斯基也同樣意識到「政府中的意見分歧依然存在」。不過，共產國際和蘇俄在孫陳之間也還沒有作出明確選擇。

後來六一六事變，陳孫決裂，中共與共產國際決定支持孫文與國民黨（見上文）。1922年9月，馬林在《訪問中國南方的革命家》一文中對孫陳關係的分析已有所改變，表示「孫中山首先是著眼全國的民族主義者，而陳炯明在他的軍隊據有廣東以後，則只關心本省的發展。」馬林還認為「陳炯明之類的督軍之所以主張聯省自治和地方分權」，是因為「正是這樣的統治方法才會使他們有更大的可能維持其獨裁統治」。1922年10月，馬林認為「陳炯明對我們的態度越來越壞，他向香港的英國人乞求貸款」（指陳席儒政府的借款）。11月8日，馬林以孫鐸之名在中共《嚮導》周報第9期上發表《吳佩孚和陳炯明》一文，指斥陳炯明「從前是孫中山的好友而現在變為他的叛徒的，從前是『民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而現在變為專制武人和英國資本家的走卒之陳炯明，因為他個人的野心和他這一年來的態度，把他的臉孔丟盡了」。在《國民運動、革命軍和革命宣傳》中，馬林又指陳炯明「他不僅是國民黨的叛徒，還是國民運動的叛徒」。11月18日，越飛在給吳佩孚的信中也改變此前的態度，認為陳炯明「只不過是英國的代理人」。

據周佛海後來的描述，蘇俄最初聯合吳佩孚和陳炯明的過程略為：

當時共產黨因為要和吳佩孚勾結，所以首先送吳一個『開明軍閥』的尊稱。當時孫洪伊和吳佩孚接近，而李大釗卻和孫洪伊關係密切。他們利用這種關係，就和吳佩孚私通起來，李大釗曾赴洛陽數次，似乎當時報紙也有記載。他的手段真巧妙，京漢、京奉、津浦、隴海四線總稽查，都由吳佩孚電令高恩洪委共產黨人充任，京漢稽查為包惠儈、津浦線似乎就是李民治……。共產黨見棄於吳佩孚之前，曾一度和陳炯明姘識。陳炯明……特召陳獨秀赴粵為其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當時陳炯明逆跡已著，廣東顯分孫陳兩派……，共產黨當然以實力為轉移。……所以共產黨遂和他勾結。陳炯明每月出五百元，給陳公博辦《群報》，就是互相勾結的一個結果，以後陳炯明匿居惠州的時，馬林和譚平山等二次赴惠，商量合作條件。誰知陳炯明竟敢砲擊觀音山，危害孫總理。陳逆經此叛逆行爲以後，爲國人所唾棄，共產黨畏輿論的攻擊，遂也不敢明目張瞻的聯。北爲吳佩孚所棄，南和陳炯明絕緣的共產黨，遂於民國十二年奉第三國際的命令，設法混入國民黨，而肆其破壞國民黨的陰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