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俄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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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俄聯盟，又稱華德俄聯盟，當時英語又稱為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是1918年至1922年間由孫文倡議、旨在促成廣州南方政府（先是護法軍政府，後為廣州中華民國政府）、魏瑪德國與蘇維埃俄國三國合作的外交計劃。該構想旨在打破英、美、日等列強對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影響，以中國的原料與市場，換取德蘇兩國對國民黨政權的技術與軍事支援，以和各國承認為合法政府的北京政府相對抗。此一計劃後於1922年陳炯明發動六一六事變後外洩，並被港英報刊披露，引起國際輿論反應，最終流產。

## 背景

1905年，孫文為《民報》撰文時就曾經設想並且提出過由「德俄無產階級」共同對付「英國帝國主義」的主張。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格局變動，蘇俄由於十月革命後採取共產制度，而不被主要各國承認。中國在戰勝國陣營中在巴黎和會上因山東問題等，對協約國的戰後安排存在不滿；以孫文為首的國民黨勢力多次在廣州建立政權，不承認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也不被世界各國承認為中國的代表。魏瑪德國作為戰敗國在凡爾賽體系下實力被削弱，經濟面臨危機。當時在廣州另立中央政權，但不被各國承認的孫文認為，中國若要自立，必須擺脫英日，尋求新的國際合作夥伴。孫認為「舍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外，殆無他策。」其《建國方略》《實業計劃》中提出「以物質建設救中國」的思想，並積極爭取外資與技術援助。孫文認為，中德俄三國同為「被壓迫之民族」，合作可互補所需，形成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聯線。

### 孫文與蘇俄的關係

1918年至1922年初，孫文與蘇聯建立了初步接觸。除和列寧、齊契林通信外，又於1920年在上海會見共產國際的代表阿列克謝·波達波夫和維經斯基。1921年10月4日，馬林在上海會見孫文的代表張繼，建議國民黨選派代表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12月，列寧派遣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赴桂林與孫文三次會談。孫表示贊同與蘇俄建立非正式聯繫。孫文多次公開表示對共產主義原則並無好感，又認為其主張的民生主義與蘇聯的共產主義有多種區別，但他認為蘇俄的「非帝國主義立場」有助於中國擺脫列強控制。

### 孫文與魏瑪德國的關係

孫文與德國的接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已經開始，當時孫曾試圖藉助德國技術與軍事援助，推翻北洋政府，也主張中國嚴守中立，反對參戰。德國也給與孫文資助，希望護法軍政府動員反對中國加入協約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一戰結束前，孫文派遣代表曹亞伯赴德國希望拉攏德國的援助。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1月底，曹亞伯抵達柏林。12月1日，曹亞伯向德國外交部、范柏中尉和辛慈轉交提出「中國(廣州護法軍政府）、德國以及蘇俄結成同盟」的建議，建議由兩部分構成。第一主張南方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應在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雲南、貴州等地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在這個地域裡，應由中德兩國攜手,將日英以及其他國家的在華勢力驅逐出去。第二是在蘇俄紅軍的協助下，建立一支由12000名居住在俄中邊界的在俄華僑和10000名德國兵（利用在西伯利亞的德國戰俘，大約一個師，配以3-5架飛機）組成的混合部隊，從西北方向攻打北京政府，同時在中國調配糧食等各種物資，經由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送往德國，在推翻北京政府後，德國可從財政上幫助中國，重新掌管海關，建築鐵路公路，德國要對中國的教育及工業技術的發展進行援助，中國也相應地把各種物資送往德國，支援其作戰。德國視該計劃為「近乎狂想」，且當時德國已戰敗。到1918年5月，孫文被排擠出護法軍政府。因此，孫、德合作計劃成為泡影。

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拒簽《對德和約》。9月15日，北京政府宣布結束同德國的戰爭狀態。10月9日，廣州護法軍政府眾、參兩議院通過戰爭狀態終結的宣告文。10月25日,廣東軍政府終止對德戰爭狀態。1920年後，戰後建立的魏瑪共和國在戰後經濟困境中希望重啟對華貿易。1920年11月，第一次粵桂戰爭後，孫文回到廣州建立中華民國政府，任「非常大總統」。1921年5月，德國和中國政府簽訂《中德協約》。但孫希望德國第一個承認廣州政府，於是派代表朱和中秘密赴德，聯繫德國與南方政府經濟合作和軍事同盟問題。7月，廣州政府發表宣言，指自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相當於否定了《中德協約》的有效性。廣州政府還拒絕歸還一戰期間在華南被沒收的德國資產，希望以此為籌碼，以財政、經濟、管理、教育和軍事等建設項目委託給德國為誘餌，希望戰敗的德國在主要國家中帶頭承認廣州政府並與之締約。孫文認為，戰敗的德國「失其殖民，去其特權」，能以平等地位與中國合作。他曾向德方代表表示：「你們已被解除武裝，現在必須武裝中國；這或許是你們唯一的自救方式。」孫派遣代表朱和中、曹亞伯、鄧家彥等人多次赴柏林，提出經濟與軍事合作計畫。

### 蘇俄與魏瑪德國的關係

一戰期間，特別是俄羅斯二月革命之後，德意志帝國為擾亂俄羅斯帝國的局勢，曾協助流亡的列寧回到俄羅斯。十月革命後，蘇俄與德國單方面結束了東線戰事，退出協約國。戰後的1920年代初，蘇俄與魏瑪德國同被協約國孤立，兩國遂逐漸走向合作。

1921年，前德意志帝國駐華大使辛慈化名「哈特維格先生」，代表德國政府在莫斯科與共產國際德國裔書記卡爾·拉狄克進行了秘密會談；拉狄克將這些會談告知列寧，並建議與戰爭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和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舉行進一步會晤。1922年4月，兩國簽訂《拉帕洛條約》，恢復外交與經貿關係，並暗中進行軍事合作。

## 經過

由於孫文的南方政府從未得到承認，加上其實際統治範圍只有廣東，德國駐廣州領事及其上級一直採取謹慎做法與其進行外交接觸。1921年7月底，朱和中奉命秘密赴德，向德方提出孫文的聯盟構想。9月，孫向德國副領事華格納提出廣東政府與德國合作的建議。

10月1日，朱和中拜訪德國外交部，向其東亞司司長克尼平提出德國承認廣州政府以及雙方的合作問題。克尼平認為，就南方政府聘請德國顧問問題，德國不可能提供官方支持，因為南方政府「前途未卜」，折中的可行辦法則是，撇開南方政府（廣州中華民國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訂僱傭合同。朱和中又與辛慈取得聯繫，並向他詢問建立中德俄同盟的可能性。辛慈向朱和中表示,他願意促進此事並在兩個月內請求德國總理批准其赴華。根據朱和中其1922年1月1日的信報：「辛慈即主張華德俄三國聯合，與鈞旨暗合。」孫文回信指示廖仲愷、曹亞伯籌措經費，安排辛慈來華。

3月，朱和中與德國官員及企業代表會談，並聘請多名德國顧問，如前青島總督、德勒斯登工科大學教授施拉梅里等。5月17日，朱和中在柏林寓所會見了德國駐華公使館參贊貝特克，提出準備聘請德國顧問以輔佐南方政府。本來他還邀請了辛慈及德國國防部的一名官員參加，但兩人臨時通知無法赴約。朱和中在會面中主要闡述了三點內容：

- 根據孫文2月1日來信的指示，他即將回國協助政務，並已與數家德國大型公司草擬合作協議，一旦獲得孫文授權即可簽署。漢堡的施蒂奈斯公司近期與他接洽，他計劃於本月27日與該公司代表會談（但後來因資金問題未果）。在招募德國顧問方面，辛慈給予了積極支持。雖然合同尚未正式簽訂，但已有多位人士表示願意受聘：德勒斯登工學院的施維寧教授將負責技術與教育事務；前海軍參謀施拉邁爾出任行政重組顧問；鮑拉特·希爾德勃蘭特擔任鐵路建設顧問；阿諾爾德負責南方政府國家銀行的籌建。財政方面，則計劃聘請荷蘭或美國專家。朱和中還提到，希望能邀請一位德國總參謀部的軍官——似乎指的是塞克特。他補充說，前一晚已在寓所召集這四位顧問候選人，囑咐他們慎重考慮。
- 他已與德國帝國印刷廠接洽，為即將成立的南方政府國家銀行印製紙幣，所有細節均已談妥，但尚未得到德國外交部的批准。
- 朱和中再次談及南方政府與德國的關係。對此，貝特克解釋道，南方政府當年並未對德宣戰，因此無須另行簽訂和約；此外，他們已承認北京政府所簽署的《中德協約》。

在回國前，朱和中於5月30日再次拜訪克尼平，表示計劃攜施維寧與辛慈一同赴華。然而，克尼平隨後單獨約見施維寧，後者稱希望先赴中國實地考察後再簽約。最終由於政治形勢變化，施維寧與辛慈的聘任計劃均未能實現。儘管當時孫文與德國的接觸進展緩慢，但是還是受到了北京政府和列強的關注。報刊輿論聲稱德國駐廣東副總領事有意與南方政府締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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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6月16日，六一六事變爆發，孫文被迫離開廣州。孫政府的官員紛紛逃散，廖仲愷留下一個保險箱，陳炯明的粵軍葉舉部在保險箱中搜得孫文與朱、廖等人間往來密函信件，顯示有關「中俄德同盟」的密談與辛慈來華計畫。

孫文原本囑廖仲愷閱後燒掉，但廖未有遵行。7月24日，法屬安南河內的《東京前途報》（L'AenirAuTokin）首先報導，稱孫文「圖與布爾什維克理論為基礎，結成中俄德三角同盟」。8月，《法國時報》報導說「據稱是孫博士領導的政府擬定的德俄中協約的計劃」，「雖然柏林辟了謠」。

根據蔣介石的記述，8月9日，孫文向當時陪侍左右的幕僚闡釋了他的計劃：「今日中國之外交，以國土鄰接關係密切言之，莫如蘇維埃俄羅斯。至於國際地位言之，其對吾國利益相同，且無侵略顧慮，而又能提攜互助，策進兩國利益者，則德國是也」。

9月22日，香港《士蔑西報》刊出三件信件原文與英譯，並附有原函的影印，並指「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指責孫逸仙先生擁護布爾什維克主義。到目前為止，還缺乏具體的證據，但今天我們能夠公佈我們所知道的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孫一直在密謀在布爾什維克理想的基礎上在中國、德國和俄羅斯之間建立聯盟」，而參與者包括孫文與時任德國駐蘇俄公使、一戰時期的德國駐中國大使辛慈海軍上將（辛慈在中華民國在一戰中對德宣戰後離開北京）。次日，香港華字日報又根據影印件刊錄出三函的漢字原文。

士蔑西報公佈的第一封信函是孫文從桂林致廣州廖仲愷函，1922年3月8日發，主旨在囑廖匯款給柏林的朱和中，並囑曹亞伯赴香港接辛慈到桂林北伐大本營：

要函交廖次長仲愷親啟，別人不得開拆……茲得朱和中來函，所圖各事，已有頭緒……辛慈之事，愈密愈佳，如非萬不得已，則政府中人，亦不可使之知也。

另外兩封是朱和中從柏林致桂林孫文函，1922年發，請孫多匯款，「惟自得辛慈之助，進行愈速，範圍愈廣。若設公事所，則用費將三倍於前」，又指前駐華德使辛慈熟悉吾國情形，曾充駐俄陸軍特使八年，與俄人感情亦洽。方中（朱和中自稱）未抵柏林以前，辛即主張華德俄三國聯盟，與鈞旨（指孫中山）暗合。近自與中接洽後，決擬不問他政，專辦此事……是以決定同組一公事所，以資籌備。現允定兩個月籌備完竣，（辛）即請命於其國務總理（准許辛）來華，中愚見擬以辛為總理員，其他合科選定主理員，其餘人員材料辦法由主理酌定。總理員專備鈞座諮詢，主理員籌商何項人員先行來華，何項人員陸續前來，何項材料即日需要，何項材料繼續運輸……均由鈞座與總理員核奪……辛慈名望頗重，須用假名，雖一般德人，亦不可使知。根據後世學者的研究，孫與朱和中之間有關「聯德」的密函，除士蔑西報報導的三封外，至少還有兩封，即朱在抵德後於1921年11月15日致孫函，及1922年2月24日孫文復朱和中函。朱和中11月15日函的內容可以從2月24日孫復朱函中得知，即該「密函所陳之十二項事業」，主要是講孫一旦北伐至武漢，則請德國興辦鋼鐵等事業。孫要朱加速進行，因北伐軍當時已開始由桂林出發。另外，孫要朱聯繫德方資本家磋商，「為吾人先設一印刷廠，不獨印刷紙票，其餘他種之印刷事業，如地圖、書畫，皆包括在內」。因為這兩封信當時不為外人所知，故也從未有人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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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披露後，引發英美法等西方國家的強烈反應，北京美、日、英、法各公使對於當時新近來華的蘇俄代表團以及國民黨行動「異常注意偵察」，公使團領袖葡使指責「越飛私造公債，宣傳過激主義」，並照會北京政府嚴厲監視其行動。中共也指「聞以後對於民黨將加以比較十年以來更壓抑的政策，使他在政治上難於活動」。另外，北京各國外交使團向北京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詢問「是孫逸仙真的有此企圖，還是陳炯明為了損害孫逸仙的信譽而捏造的」。

9月19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在《大中華商報》發表文章，向德國駐華公使館提出抗議，指責德國駐廣東總領事背叛《中德協約》，謀求與南方政府合作。

根據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搜集的情報記錄，指「報上披露了有關孫對德俄政策的綱要報告後，在莫利愛路29號孫的總部里引起一兩天的驚恐。這些報告透露的內容在本地法僑社會中引起了對孫的極大敵意」，又因孫文當時由於居住在上海法租界，而中德俄聯盟計劃的洩露令法國人普遍憤怒，因此他的支持者「最終放棄了為他舉行群眾性歡迎的主意，藉口說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及華界的捕房都反對舉行這種集會」。

9月29日，德國外交部公開否認孫文密使與辛慈商訂中德俄聯盟一事，並表示不知辛慈使俄一事。辛慈亦指其並未辦理聯盟的任何談判。曹錕和吳佩孚也發表聲明，表示他們與孫「沒有任何關聯」。

流亡上海的孫文於9月29日，以「上海孫宅秘書處」名義藉助大陸報（TheChinaPress）發表《對聯俄聯德外交密函的辨正》聲明，沒有否認《士蔑西報》所發表的文件之真確性，承認曾與德俄接觸，認為「中國在其目下革新之階段中，極需要以對等及完全主權國待諸列強之贊助。彼信德國及俄國現已情形變遷,政治改更,中國能以對等之條件與之周旋。故彼贊成一種與彼兩強更加親善為目的之政策」。孫文又強調「從未想及變中國為一共產主義國家」，認為中國不存在蘇俄共產革命的歷史和經濟條件。認為報中所稱孫擬建中俄德同盟將採納布爾什維克理論的說法，是「一愚而妄之說詞」，認為孫的政府所為之任何行動或事情，彼除向國會外，並無任何解釋之義務，並譴責「陳炯明機關報」的「誣詆之辭」。

孫文認為信件是「彼知為陳炯明以一種顯然目的而使其揭布於香港者」，指責《士蔑西報》存在翻譯不當，「故意歪曲事實，欺騙世人」，並稱該聯盟目的在於「使中國得平等待遇，非侵略之計」。孫否認計劃將引進共產主義入中國，並聲言德、俄是唯一無侵略野心的「非帝國主義者」，又認為「此一政策不致有損於真正願望中國強盛與統一之國家在條約中之利益」。

同月，孫文在接受士蔑西報採訪時表示：

對於德國和俄國，孫博士的意見以為：自德國解除武備和俄國取消在華一切特權之後，在中國看來，這兩個國家已成為站在「不侵略」地位的國家了……自蘇維埃俄羅斯成立之後，過去對於中國政治獨立和領土完全最大危險之一，業已消除。在勞農政府繼續和忠於他「非帝國主義」的政策時候，俄羅斯並沒有可使「一個民主的中國」生畏懼的地方……在目下中國「近代化」的當中，中國是很需要能對他平等待遇和承認他有完全統治權的強國的幫助。他信：在現下情形和治理的俄、德是能以平等條件待遇中國的。所以，他贊成有一個傾向中、俄、德三國親密接近的政策。他並不以為這個政策會違反了願望中國強盛和統一的列強之條約上的利益。無論如何，這個政策是要盡力於一個非帝制且非反動的中國的最好利益。

孫文作出正式回應後，士蔑西報再次發表回應，認為其翻譯「乃由無黨派之精於譯務者」完成，並無重要的不當之處，有希望請孫文「指明其函中誤譯及虛妄之處」，又質疑孫文對這一計劃「如此秘密」的原因。對於孫文指責外國資本家不輔助中國商業的發展，回應則指孫文僅僅「為國人一部分所舉之總統耳」。另外對於士蔑西報與陳炯明有關聯一事，該報也作出否認，認為是「有意誣衊」，指其為絕對獨立機關。

## 各方評價

### 支持聯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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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作為當事人的朱和中公開致函《士蔑西報》，為聯德聯俄辯護：「俄國三面環我，且為歐亞之津梁，我中華之睦鄰，當然以俄國為先……華俄不睦，則歐亞陸地之交通斷絕，亦豈歐洲各國之利。德國為世界科學最發明殖產能力最富之民族，自歐戰以來，世界各國排斥德國，於是世界商場，咸受莫大之痛苦……世界不能舍我中華而生存，猶之人身不能斷其一手一足而求活也。今更撇去德、俄，是斷其一手一足之不已，而更劈去半面半身，將以求活，不亦難乎。」又指陳炯明「獨挾此以為傾陷之具，貴報亦從而推波助浪，可笑殊甚已」，因此孫文的行為「決為正當」，而陳炯明「屬卑劣鄙陋之舉動也」。《民國日報》則認為「孫總統此函，由於愛國熱誠……華俄德聯盟爲國際的結合，非主義的結合……中國有與任何國聯盟之自由」，因此密函事件「光明正大」，朱和中信「揭布介紹辛慈之意義」，使密函事件「昭然若揭」。

支持國民黨的媒體，例如上海的民國日報、中華新報等也紛紛發表言論，對計劃表示支持。例如葉楚傖在民國日報上發表了系列的社論，認為「中國在國際上有自擇伴侶的權能,俄德確已先別國放棄在中國侵略所得的權利,為真實友誼之先施者,因此再願與俄德聯合的,不止孫總統」，又認為「密函里所提的聯盟是國家的結合,不是主義的結合;中國要與何國聯盟,就與何國聯盟,猶之英法等要與何國聯盟,就與何國聯盟;廣東財政廳鐵箱裡的秘密文件,怎麼會跑到外國報上去?漏洩外交秘密的,在法律和道德上應該負何等責任」。

蔣中正在六一六事變後其出版的記述著作《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的跋文中指，陳炯明「不能在廣州嫁總統以拳匪之禍，汝今猶欲誣指總統為過激黨乎？……況外交秘密，爲各國所公認，而總統此函，又僅為同志間磋商之詞，豈足爲謀害總統之勝券乎？自此函發表以後，中外人士凡有知識者，莫不認為應有之政策。外人且以爲總統之外交目光，高人一等，又以爲中國之有人，不惟不忌，而且表示其敬仰之意。故發表此函，徒足彰陳氏謀害總統之罪惡，而又加其一重媚外之鐵證耳！」，認為中德俄聯盟計劃是中外「有知識者」都會支持的政策，並抨擊陳炯明「媚外」。

中共的嚮導週報發表評論，認為中國應「首先與最可信的勞農俄國(因為它建立在社會主義之上,消滅了掠奪制度一切可能的危險）同盟,再與德國攜手來反抗英法美日帝國主義對於弱小民族的侵略與壓迫」。中共領導人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刊物《嚮導》發表社論《中德俄三國聯盟與國際帝國主義及陳炯明之反動》中，指責「國際帝國主義何等妬忌中華民族獨立的外交運動」，又指「陳炯明業已成爲國際帝國主義的偵探」，認為「國人應一致擁護中德俄聯盟政策，脫離英美法日的羈勒」。蔡和森對中德俄聯盟計劃給予了堅決的辯護與高度評價，認為此一政策並非「布爾什維克陰謀」，而是中國民族獨立外交的必然道路。蔡認為孫的三民主義核心在於民族獨立，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國際形勢，俄國推翻帝制、德國戰敗削弱，使「被壓迫民族」看到了「聯合反帝」的新契機。蔡認為孫的「聯俄聯德」正是在這種世界格局下形成的民族外交策略，其目的在於擺脫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的控制。蔡和森認為「帝國主義的英、美、法、日要永遠關住中國於其隸屬圈套」，因此指孫文「信奉過激主義」，又認為「民生主義」符合工業後進國的經濟條件，與布爾什維克無關。

在結語中，蔡和森將中德俄聯盟上升為全國民族的解放綱領，稱這是「利於中國全體被壓迫民族的政策」，並號召「凡屬被壓迫的中國人民都應起來擁護這種政策」。他斷言，反對此政策者「不是甘為帝國主義的奴隸，便是其爪牙」。因此，中德俄聯盟不但不會削弱國民黨，反而使其「跑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正軌」，成為引導中國民族走向獨立的第一步，「中德俄聯盟的政策，不是利於一人一黨的政策，乃是利於中國全體被壓迫民族的政策；中國民族是否永爲英、美、法、日帝國主義的奴隸，或擺脫他們的羈勒而獨立，全要看這種政策的成功與失敗。所以凡屬被壓迫的中國人民都應起來擁護這種政策，貫澈這種政策。反對這種政策的（不論個人或黨系），不是甘心爲帝國主義的奴隸，便是甘心爲帝國主義的爪牙。」

蔡和森又在《統一，借債，與國民黨》、《南通借款》《賠償問題與帝國主義》等文中明確支持中德俄建立經濟同盟，認為中國應該「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之好友蘇維埃俄羅斯，及已完全解除武裝再無侵略能力並且最富機械與技術人材之德意志締結經濟同盟」並「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特權與壓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獨立國家，仿照蘇維埃俄羅斯之不損主權不受束縛的招致外資及權利讓與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開發中國大工業」，以擺脫「半殖民地」地位，並主張中國「向德國舉行機械借款,與壤地相接二萬數千里以上的俄羅斯通商」，」因此呼籲「我們中國一切愛國之士都應起來號召中俄德聯盟」。

高君宇還提出中俄締結軍事和經濟同盟的問題，主張中國先承認蘇俄以及蒙古獨立，並締結中俄軍事同盟，共同防止日本、張作霖和狄第里，然後邀請德國參加，締結中俄德三國經濟同盟，發展中國生產力，最後邀請蒙古參加，還提議由孫文、蔡元培和陳獨秀出面組織「中俄同情大同盟」，對北京外交部進行施壓。

俄國共產黨遠東局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在共產國際主辦的德語《共產國際》刊物發表《中國的政治派別和政黨》一文，表態支持孫文的這一計劃他從第一次大戰後的國際形勢說起，認為十月革命和戰爭「這些世界性的事件已經在列強之間形成了一條分水嶺。對於中國來說,列強則又分為危險的敵人和可能的朋友。如果說日本、英國和法國可以劃歸前者,那麼蘇俄和德國就屬於後者。」他認為中德俄聯盟就是中國「不遠將來的政治綱要」，甚至認為「美國晚些時候也會接近」這個聯盟。

### 反對聯盟計劃

在孫文作出正式回應後，披露密函原文的香港《士蔑西報》發表題為《孫博士的朋友》的評論，認為德國無法支付戰爭賠款的國家，貨幣貶值，「以一切正常標準衡量，它只能被視為破產之國」，又認為蘇俄「貧困潦倒」「其財政狀況甚至比德國更糟」，並指「如果孫博士真如他所說，其目標是為國家謀求援助，那麼他絕不可能選出比這兩個更糟的盟友」。評論又認為孫文所說的「德，俄兩國為唯一無侵略野心的列強」的說法站不住腳。評論認為蘇俄用紅軍佔領了外蒙古，「恐怕紅俄軍意在長留。我們試問這是否為無侵略野心的列強行為？」。對於德國，評論認為「不能視之為無侵略野心的非帝國主義者。軍國主義尚未完全絕跡於德土，我們敢說將來的世界，對德國民族的侵略野心，仍不能不有所顧慮」，並引用義和團戰爭時期德國皇帝對中國的語錄。因此士蔑西報堅持其此前報導的推測結論，聲稱「我們認為完全有理由將這一『擬議中的理解』視為某種比普通聯盟或商業條約更陰險的東西……設立所謂「總局」（Bureau），顯然遠超出普通國際合作的範疇」，並認為孫文在推動這一計劃時寄望於「德國的組織力與蘇俄的革命熱情相結合」。

香港《南華早報》的評論則認為「環顧目前世界的趨勢，德，俄兩國竭力的伸延其在東方的影響和威信。現在我們發覺孫逸仙願為其工具。這點我們不能不鄭重考慮，因為如果這種趨勢不受阻遏的下去，恐怕數十年後的世界，將受到絕大的災害」。

9月28日，上海法租界的法文《中法新匯報》指責孫文是「親德分子和親布爾什維克分子」，「人們終於從一份叫《香港電訊報》的英國報紙上獲悉（該報可能是從《中法新匯報》得到的消息），孫逸仙試圖使中國同法國的兩個最大敵人——德國和蘇俄結盟。在戰爭最危急的關頭，也就是1917年，孫逸仙的一名粵籍陸軍中尉，企圖把武器彈藥不但運往印度，還要運往印度支那。由於一個中立國國民的不謹慎和一個法國人的愛國精神，此計劃未能得逞。因此，孫逸仙再也無權享受給予空想者的豁免權了，因為他是個危險人物。孫自己多次證明了這一點，他已不配得到我們的友誼」。當時流亡上海的孫文正正住在法租界，法租界的法僑輿論認為「確定孫逸仙有罪的文件必須以絕對公正態度加以審查，倘若這些文件被證明是真的，那就司法從事，因為孫在上海已造成、並將繼續造成極其複雜的情況。如果孫被逐出上海，他將無法去澳門避難，因為澳門是屬於我們最忠實的盟國之一葡萄牙的，而孫已再也不能使葡萄牙人容忍了。他唯一的出路是去美國，我們希望他在那裡久居」。

上海公共租界英語報刊字林西報對事件發表題為《孫逸仙博士與蘇俄》的評論，表示相信孫文不想在中國推行共產主義,「因為孫博士絕不會不知道共產主義在俄國造成的慘禍」，但認為中國和蘇聯的合作「無異於玩弄極鋒利的工具」。文章質疑孫文所說的蘇俄是「非侵略國」的說法，並以外蒙古為例子，認為「蘇維埃外交政策是一種遠較傳統帝國主義更可怖的侵略形式」，並評論：

我們從無數蘇俄領袖的言論中知道，他們有意腐蝕並毀滅他國，破壞政府與社會秩序，使最卑下、甚至犯罪的群體登上權位。雖然我們相信布爾什維克式的共產主義在中國難以生根，但它仍足以造成巨大傷害，甚至使中國陷入空前的國際糾紛……蘇俄是一個瘋狂的國家——一個兇暴的瘋子……我們深感遺憾的是，一位對中國輿論影響極大的人物，如孫博士，竟可能走上一條如此危險的道路，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禍患。研究系的張君勱在一場講演中也專門批評了中德俄同盟論，他認為三國同盟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國家與他國同盟有三個必要條件:一是內部一致，二是具體之目的敵，三是同盟後之行動。現在中國四分五裂，無同盟可言。所謂中德俄同盟，只是以具體的國家內之生計組織為目標」。「換言之，彼所行者為資本主義，吾所好者為公產主義，兩主義之不相容，故聯合主義之相同者，與主義之相異者為敵，是以ism之為目的敵耳。」張君勱認為中德俄同盟論者忽視了中國「沒有實力可為德俄後盾」，也忽視了「德俄沒有實力可以抗英法」。認為「中國與俄國一致行動的話，也將遭受同樣的結果（物質上精神上都極其饑荒）」，認為「英法懼公產主義之蔓延，假手日本以壓制中國」，「故主張中德俄同盟論，自己在國際上無所得，而徒為日本人添一種宣傳材料而已」。總的來說，張認為「中國之急在內治而不在外交」，所以中國對英美法日與俄德「可持一種一視同仁之態度，而不必有所抑揚高下」。

## 後續

計劃披露後，孫文在歐美列強眼中的聲譽受損，但其聯俄、聯德的方針並未中斷。1922年夏，孫文派鄧家彥去德國繼續進行聯德活動。鄧以孫的顧問身份寫信給德國駐廣州領事，指德國「必須擺脫孤立和大國的束縛。這就需要在遠東的姐妹共和國的幫助。兩個共和國應該站在一起，相互支持」，「中國將可以成為德國產品的大主顧，同時能夠提供原料，特別是礦產原料，以滿足德國工業的需要。德國商人和工程師應該到中國來，有才能的中國人則應該到德國去留學」。11月26日，孫又經鄧家彥轉給德國官員一封信請求軍援，並允諾在廣東、廣西、雲南、四川、貴州、湖南境內對德國提供經濟上的優惠政策。新任德國駐廣東總領事雷米(ErwinRemy）對此持反對態度，因為這裡所謂的六個省大部分並不屬於南方政府的勢力範圍。

1923年1月，共產國際代表越飛在上海多次會晤孫文，雙方發表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進一步推動國共合作。而越飛在上海的活動以及孫文的住宅一直被公共租界當局密切監視注意。1923年2月後，孫重新在廣州建立大元帥府政權，與蘇聯採取更緊密的合作，並接受蘇聯式的顧問改組國民黨與廣州政府。孫也多次表示希望能親自訪問莫斯科和柏林，親自推動自己外交計劃的實行。孫在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談時就曾表示他計劃一兩個月後訪問莫斯科，然後從莫斯科去柏林，因為他對「蘇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以及德國的技術」抱有很大的期望,「打算在五年以內建設一個新中國」。馬林則表示他對蘇俄與施廷內斯等德國企業的合作持懷疑態度，並勸說孫應該留在中國，並建議改派廖仲愷、汪精衛等人去莫斯科。孫雖然堅持要親自訪蘇、訪德，但最終沒能實現。另一方面，孫也繼續在廣州嘗試聘請德國技術專家，並繼續與德國駐廣州領事雷米會面，詢問能否提供武器支持，以及聘請前海軍顧問施萊邁爾為「廣州市顧問」，認為「你們已經被解除武裝，你們現在必須武裝中國。這很可能是你們唯一的自救方式。如果把具有壓倒性優勢的中國人口組織並武裝起來的話，並且如能在三年內實現，德國就能擺脫所有一切壓迫性條約的束縛，並且也可能打擊法國在越南以及英國在亞洲的勢力」，雷米則以凡爾賽條約限制為理由拒絕，並在向德國外交部匯報時認為施萊邁爾應聘南方政府是「一種冒險行為」，「因為孫逸仙的南方政權非但不很穩固，反而日漸衰弱」。德國西門子公司駐遠東的總工程師亞曼博士又秘密同孫文磋商僱傭德國軍事顧問，表示願介紹10名德國陸軍軍官及若干名空軍教官，並以孫文「全權密使」的身份回德國活動，又為孫文聘請了海軍上校瓦爾特·哈羅堡、3名空軍軍官和10名步兵顧問。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德國公司的顧問或工程師也受聘於奉系張作霖、晉系閻錫山、直系吳佩孚、川系楊森、江蘇齊燮元，並不僅僅青睞廣州政府。

1923年11月26日，在莫斯科率領孫逸仙博士訪問團訪問的蔣介石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上的發言中，也提出了國民黨的「世界革命構想」，建議中德俄組成三國同盟，不過此處的德國是指假設共產革命成功後的德國，而非魏瑪政府。蔣代表國民黨和孫文，對共產國際表示希望以聯盟的力量「推翻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故希望共產國際幫助德國革命，同時希望共產國際特別注意中國革命：

第三個主義即民生主義，是通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我們認為，對中國革命來說，目前最好的政策是，作為第一步使用「獨立的中國」、「人民政府」、「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之類政治口號。作為第二步，我們將根據共產黨的原則做一些事情……有兩個原因使我們在目前不開始無產階級革命，一是大多數中國人不認識字，宣傳有困難，二是大多數中國人屬於小農階級、小資產階級。如果今天就使用共產主義口號，小土地所有者小資產階級不會加入反對派的陣營……我們認為世界革命的主要基地在俄國……在俄國的西部戰線，仍然有諸如德國和波蘭這樣一些處於資本主義控制之下的國家，如德國革命不取得勝利，那麼俄國的西部戰線不會安全。」「在俄國的東部戰線有中國，它還處於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影響下……國民黨建議:俄國、德國（當然是在德國革命取得成功之後）和中國，（在中國革命取得成功之後）組成三大國聯盟來同世界資本主義勢力作鬥爭。藉助於德國人民的科學知識、中國革命的成功、俄國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該國的農產品，我們將輕而易舉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將能推翻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們認為，共產國際的同志應該幫助德國的革命，以使它盡可能提前取得巨大勝利。同時我們也希望，共產國際對遠東，特別是對中國革命予以特別的注意。中共三屆一次中央執委會議也確立宣傳「近時德國革命形勢之論述」的方針，宣傳聯合德國革命，還設想德國革命成功「可使俄國經濟重造」，「將來德俄合力援助中國，而締結中德俄同盟以反抗帝國主義，俄德將本國的市場對西方帝國主義實行封鎖，促成西方的社會革命」。1924年1月27日，孫文在「三民主義講演: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對蘇俄評價為「沒有侵略世界的野心,鋤強扶弱、主張正義」，又認為「今日德國是歐洲受壓迫的國家」，堅持其聯蘇聯德的思想。

此後，魏瑪德國在鎮壓了左翼和極右勢力的暴動之後，在外交方面，在外交部長拉特瑙被暗殺後，新任外交部長斯特萊施曼更積極地謀求與英、法等國的和解，因此傾向於尊重國際秩序，在華方面則繼續保持與北京政府的官方關係，並與南方政府儘可能保持距離，以免引起英法的猜疑。同時隨著廣州政府與蘇俄的關係愈發緊密，德國對此不滿與擔憂，尤其是在華德國商人。1924年12月德國駐北京公使館的報告中，德國駐廣州總領事雷米就曾談到在廣州的德國商人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懼。德國與國民黨關係的進一步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