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攝影史

日本攝影史（日語：日本寫真史）是指攝影技術傳入日本以後，在日本的社會記錄、商業肖像、出版、新聞傳播、國家視覺制度與藝術實踐中形成的發展過程。這一歷史通常從19世紀中葉銀版攝影法的傳入寫起，並延伸到20世紀的藝術寫真、新興攝影、報導攝影、前衛攝影、戰後現實主義、主觀主義攝影以及當代攝影。日本攝影的發展既受到海外攝影技術、外國攝影師和國際藝術思潮的影響，也依託長崎、橫濱、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等地方網路，形成了照相館、攝影團體、攝影雜誌、畫報和攝影集文化。

## 早期傳入與幕末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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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版攝影法於1839年公布後，攝影器材在19世紀40年代經由長崎等對外接觸口岸傳入日本。關於日本最早的攝影器材傳入時間，文獻中有1843年和1848年等不同記載，但相關敘述多將長崎、荷蘭船貿易以及蘭學知識網絡視為早期攝影傳入的重要背景。1848年前後，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取得銀版攝影器材，並命市來四郎等人研究攝影術。1857年，市來四郎和宇宿彥右衛門等人拍攝島津齊彬肖像，該照片通常被視為現存最早由日本人拍攝的照片之一。

1853年至1854年，馬修·佩里率領的美國艦隊來航日本，隨行攝影師埃利法萊特·布朗二世（Eliphalet M. Brown Jr.）以銀版攝影法拍攝了日本人物和風景。布朗拍攝的若干幅人物肖像流傳至今，並常被列入日本境內早期攝影的重要實物資料。1850年代以後，日本開港與對外貿易擴大，攝影器材、藥品、攝影知識和外國攝影師逐漸進入日本，橫濱、長崎、函館等地成為早期攝影活動的重要據點。

## 照相館、橫濱寫真與明治時期

1862年，上野彥馬在長崎開設上野攝影局，下岡蓮杖在橫濱野毛開設寫真館，標誌著商業肖像攝影在日本逐漸紮根並普及。上野彥馬以長崎為中心培養門生，在日本攝影術的傳播中占有重要地位。下岡蓮杖、內田九一、橫山松三郎、富重利平等攝影師，則在幕末至明治時期的肖像、風景、記錄和出版攝影中占有一席之地。

開港後的橫濱形成了面向外國商人、外交官、旅行者和日本顧客的攝影市場。費利斯·比托等外國攝影師在日本拍攝風景、城市、人物和戰爭相關圖像，並對日本早期商業攝影和「橫濱寫真」的形成產生影響。「橫濱寫真」通常指19世紀後半葉在橫濱製作、銷售的相冊式照片，多採用蛋白照片和手工上色方式，題材包括名勝、風俗、職業、女性肖像和旅行紀念圖像。這些照片既滿足外國人對日本圖像的消費需求，也參與塑造了近代日本在海外流通的視覺形象。

明治時期，攝影逐漸與國家制度、新聞出版、肖像傳播和商業印刷相結合。內田九一於1872年和1873年拍攝明治天皇肖像，這類「御真影」成為近代日本國家權威視覺化的重要媒介。小川一真等攝影師和印刷經營者推動了照相製版、珂羅版印刷和美術複製的發展，使攝影從照相館肖像擴展到出版、圖錄、新聞和教育領域。

## 藝術寫真與攝影團體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日本攝影界出現以藝術表現為目標的「藝術寫真」潮流。這一潮流受到繪畫主義攝影、沙龍文化和攝影雜誌的影響，強調構圖、光線、情調、印畫技法和單幅作品的完成度。東京攝影研究會、浪華攝影俱樂部、愛友寫真俱樂部等團體在地方和城市攝影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並通過展覽、會報、攝影會和會員網路推動業餘攝影的普及。

1921年，福原信三、福原路草等人創立寫真藝術社並發行《寫真藝術》，成為大正時期藝術寫真和攝影出版的重要事件。1922年，淵上白陽等人成立日本光畫藝術協會並發行《白陽》，推動了關西和九州等地的藝術攝影運動。福原信三的《巴黎與塞納》（日語：巴里とセイヌ）等攝影集，體現了日本攝影從沙龍展覽向攝影集出版擴展的趨勢。這一時期的攝影文化仍以單幅作品、印畫品質和展覽制度為中心，但也為1930年代的新興攝影和前衛攝影準備了社群、出版和技術基礎。

## 新興攝影、報導寫真與前衛攝影

1930年代，日本攝影進入常被稱為「新興攝影」（日語：新興寫真）的階段。新興攝影受到德國新即物主義、包浩斯、蘇聯構成主義、新聞攝影、廣告設計和現代印刷文化的影響，強調攝影媒介的機械性、客觀性、構成感、特寫、俯視、仰視、蒙太奇和版面設計。這一潮流並非單一風格，而是在報導、廣告、工業、城市、抽象和實驗圖像之間展開。

1930年代後半期，新興攝影的一部分轉向報導攝影，另一部分則與超現實主義、抽象藝術和前衛攝影發生聯繫。1937年前後，海外超現實主義作品展和相關出版物使歐洲超現實主義圖像、複製品和理論對日本攝影界產生更明確的影響。1937年的前衛造影集團、1938年的前衛寫真協會、1939年的名古屋攝影前衛和福岡的Société IRF等團體，顯示前衛攝影並非只在東京展開，而是在關西、名古屋、福岡等地形成相互重疊的地方網路。

名古屋攝影前衛於1939年由名古屋前衛俱樂部的攝影部獨立而成，坂田稔、下鄉羊雄、山本悍右等人參與其中。山本悍右同時從事詩、攝影、拼貼、編輯和小雜誌出版，其戰前活動常被置於日本超現實主義攝影與跨媒介前衛實踐的語境中討論。

## 戰時體制與攝影統制

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日本進入戰時體制後，攝影受到國家動員、出版審查、器材配給和新聞宣傳制度的強烈影響。在日本軍國主義強化思想文化統制的背景下，攝影雜誌的統制與整合、攝影器材的配給、拍攝內容的事前檢查以及攝影團體的國家動員，使前衛攝影和自由表達的空間顯著縮小。1940年以後，報導攝影和對外宣傳機構的重要性上升，東方社發行的《FRONT》等對外宣傳畫報和職業攝影團體也被納入戰時宣傳體系。

山本悍右在1938年至1939年編輯發行超現實主義詩刊《夜之噴泉》，該刊後來因特高警察對內容表示疑慮而停止出版。因此，在日本攝影史中，山本悍右的意義不只在於個別作品的形式實驗，也在於他把攝影、詩、編輯和出版活動置於戰時審查與地方前衛網路之中。這種寫法有助於把名古屋的超現實主義攝影理解為日本現代攝影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孤立為地方性或單純形式主義的現象。

## 戰後重建、現實主義與主觀主義

1945年日本戰敗後，攝影界在盟軍占領、戰後復興、出版重建和民主化語境中重新組織。戰後初期，原子彈、廢墟、占領軍、勞動、地方生活和社會問題成為攝影的重要題材，但原子彈相關報導也曾受到盟軍占領當局的限制。木村伊兵衛、土門拳、濱谷浩、東松照明等攝影師以不同方式推動戰後現實主義、紀實攝影和社會觀察的發展。

1950年代，日本攝影也重新接觸歐洲和美國的現代攝影潮流。1956年成立的日本主觀主義攝影聯盟，以德國攝影家奧托·施泰納特倡導的主觀攝影為重要參照，瀧口修造、山本悍右等人參與相關活動。這一時期的攝影實踐並不完全等同於戰前前衛的延續，而是在戰後出版、展覽、國際交流和新的攝影觀念中重新組合。

## 1960年代後期與《Provoke》

1960年代後期，日本攝影在學生運動、都市化、大眾媒體和戰後社會矛盾的背景下出現新的視覺語言。1968年，高梨豐、中平卓馬、多木浩二、岡田隆彥等人創辦攝影同人刊物《Provoke》，其副標題強調「為思想挑釁的資料」。《Provoke》及其相關攝影師通過粗粒子、失焦、晃動和斷片化圖像挑戰商業攝影與既有紀實攝影的規範，後來常被概括為「粗、晃、糊」的視覺特徵。森山大道等攝影師的作品使這一時期的日本攝影在國際攝影史中獲得持續討論。

## 當代攝影與國際流通

1970年代以後，日本攝影在攝影集、畫廊、美術館、雜誌和國際展覽中繼續發展，題材涵蓋都市經驗、身體、私攝影、觀念攝影、景觀、記憶、消費社會和媒介自身。荒木經惟、森山大道、杉本博司等攝影師在不同方向上推動日本攝影進入國際美術館、攝影節和收藏體系。同時，20世紀前半葉的藝術寫真、新興寫真、前衛攝影和戰時攝影也不斷被重新研究，成為理解日本現代視覺文化的重要對象。

2003年，休斯敦美術館與國際交流基金共同組織《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hotography》，以19世紀中葉以來的日本攝影為對象，通過展覽和同名英文圖錄系統梳理早期攝影、藝術寫真、新興攝影、戰時攝影、戰後攝影和當代攝影的發展脈絡。

2013年的展覽與出版物《Japan's Modern Divide》以濱谷浩和山本悍右為主要對象，討論1930年代以來日本攝影在紀實方向與實驗前衛方向之間的分化。在這種研究框架中，山本悍右的名古屋實踐可被理解為日本攝影史、超現實主義傳播史和戰時審查史交會處的個案。這一視角並不把日本攝影簡化為西方攝影的接受史，而是強調技術、出版、地方團體、政治環境和跨國藝術網路共同塑造了日本攝影的現代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