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種姓政治

在印度，種姓是一個社會群體（通常為內婚制），其成員身分由出生決定。廣義上可將印度的種姓分為上層種姓、其他落後階層、表列種姓以及表列部落（參見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

南亞基督徒種姓制度與印度穆斯林的兩個群體中也有類同於種姓制度的社會運作模式。由於種姓制度將個人劃入不同的社會群體，各群體之間勢必出現利益衝突，而往往導致位於社會地位較低的人處於不利的位置。

印度政府為解決這種不平等現象，實施保留政策，為受到系統性歧視的種姓群體提供代表權，在本質上具有平權行動的作用。而印度也有一些政黨是為挑戰高種姓的權力而成立（例如大眾社會黨（BSP））。

種姓在印度政治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英國殖民時期被制度化，高種姓在政府中的主導地位因此得以長期存在，並受到強化。

雖然曾有人嘗試透過社群裁決和教育賦權（參見梵化）等措施來設法解決這種差距，但此一情勢始終未有根本改變。直到1990年代，由於印度推行經濟自由化 政策，在減少政府干預的同時，也促成以種姓利益為核心的政黨興起，進而加速推動低階種姓的權益翻轉。

然而，這類政黨中多數的內部普遍存在腐敗現象，且常被辯解是為彌補不平等而採取的權宜手段。被視為"種姓黑手黨"的領袖們利用低階種姓對高階種姓掌權體制的反感，肆無忌憚地中飽私囊，並侵占國家資源。

種姓制度的影響力並未侷限於政治權力的分配，更延伸至土地資源的取得，以及警察與司法體系的支援門檻。雖然政壇傳統上由高階種姓政黨把持，但隨著低階種姓人口在特定區域高度集聚，這種人口結構的優勢也讓他們能轉化為地方性的政治主導力量，進而改寫整體的政治代表格局。

不過，這種政治代表權的翻轉主要受惠者仍為男性。低階種姓女性在傳統社會結構中，始終難以踏入政治圈。時至今日，這類歧視依然根深蒂固，她們往往因為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社會與政壇中持續面臨被邊緣化與輕視的困境。

為提升低階種姓女性的社會地位與經濟自主，包含婦女維權組織粉紅幫及聯合國在內的各類組織，目前正積極投入相關計畫，以打破傳統枷鎖，並推動階級流動。

## 歷史

歷史經驗顯示印度長年以來均難以撼動根深蒂固的種姓政治結構。不過，近期這類政治局勢已產生鬆動與轉變，其核心驅動力主要源自印度推行的經濟自由化政策。

種姓的影響力在當代印度已開始下降。部分歸功於教育普及至所有種姓階層，對政治體系產生民主化的效果。

這種力求平等以消弭差距的進程，卻也引發不少爭端。其中曼德爾委員會（即社會及教育落後階層委員會，於1979年成立，任務是界定印度社會中社會與教育落後階級 - 即其他落後階層 - 並建議消除其不平等的方案）所提出的配額制度，至今仍是各方角力中極具爭議的敏感議題。

### 殖民統治時期

英國人將南亞次大陸的種姓制度化，將其納入印度主要政府機構的運作之中。

這種間接統治模式的主要受益者是高種姓（即上層種姓）。即便在印度脫離英國統治、宣佈獨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此階級依然在政府機構中掌握著霸權，維持其控制力與影響力的壟斷地位。

儘管後殖民時代的印度政府承諾推動國家發展、法治與民族建構（或稱國族建構），但現實中卻運作於一套複雜的分封庇護（贊助人 - 受庇護者）網路之下。這種體制非但未能落實平等，反而進一步鞏固高種姓在公務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這個網路削弱後殖民時代印度所做的國族建構承諾，並開啟一個持續達四十年的高種姓統治時期。

英屬印度時期的英國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於1932年8月提出後來被稱為社群裁決的政策。

根據此政策，將為達利特、南亞穆斯林、錫克教徒、南亞基督徒、盎格魯-印度人以及在印度的歐洲人等社群提供獨立的代表權。

這些受壓迫階級被分配有一定數量的席位，由特定選區的選舉產生，且只有屬於這些階級的選民才能在特定的選區投票。

#### 種姓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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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姓動員的崛起，讓長期處於邊緣的族群不再滿足於法律條文上象徵性的平權，而是將種姓意識轉化為實質的政治動能，深入滲透並重塑國家的政治架構。

此一概念意指1980年代末期以降的"第二次民主浪潮"。投票率在此期間大幅增長，且低階種姓族群在各級議會中的議席顯著增加，實質提升其政治代表性。

各地方政黨（如社會黨與大眾社會黨）積極在農村地區推動以種姓為核心的政治動員。此類行動的中心目標在於"種姓賦權"，藉此反抗由高階種姓長期把持的官僚體系與政府機關所造成的結構性壓迫與不平等。

各地方政黨精確捕捉到低階種姓社群長期被邊緣化的憤怒與挫折。但種姓政治的蓬勃發展，卻未必能實質轉化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紅利，惠及那些位居種姓體制最底層的民眾。

多項研究數據顯示種姓制度的社會束縛力自1990年代中期起已呈現減弱趨勢。這種轉變不僅發生在城市間的人際往來與世襲職業的選擇上，甚至在傳統上由高階種姓掌握絕對優勢的印度農村地區，其控制力也已不若以往。

種姓並非一個歷史悠久、一成不變的制度，而會受到政治影響。印度歷史上政治領導層的更迭，導致種姓制度結構的改變。

印度的種姓制度受殖民歷史影響，演變為一種具備高度韌性的體制，並在近代史的進程中逐步成形，對後來的政治動員產生關鍵影響。在印度的部分區域，這種體制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經歷過長期的策略性重組與演變。

例如在旁遮普邦的大眾社會黨最初是由屬於前低種姓群體的城市政治企業家所發起。

獨立後印度的種姓制度變得十分具有彈性，成為政治人物用來歸類選民、發動動員的工具。不同的政治領導者會藉由操控種姓定義，把公共資源或參政機會選擇性地分給特定的群體，這直接導致某些族群能享有特權，而另一部分人卻在公共服務和選舉競爭中，處於完全不公平的劣勢地位。

印度北部的低階種姓動員展現出鮮明特色，即高度仰賴"梵化"作為其意識形態的核心，相對地，在印度西部與印度南部地區，動員模式則傾向於以"民族化"為主流。

梵化指的是低階種姓透過模仿高階種姓（特別是婆羅門）的生活方式、飲食習慣（如轉為素食）和宗教儀式，試圖在傳統的種姓階級中獲得更高的地位認同。

相較之下，民族化（或稱族群化），不再追求進入傳統階級的高位，而是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擁有共同歷史、文化和身份的族群。強調自己的獨特性，並以此作為政治籌碼，去爭取集體權利。

例如亞達夫種姓群體並沒有像印度南方和西方的領導人那樣，訴諸於創立一種達羅毗荼身份來與印度-雅利安人群體對抗。相反的是他們運用的核心邏輯是透過在雅利安群體中進行自我認同來提升自身地位。

值得關注的是前述的"梵化"與"民族化"進程並非非黑即白，兩者往往是交織並行。大多數的領導者在採取這些策略時，其核心初衷皆在於脫離主流文化的支配，進而建立起屬於自身群體的獨特認同。

由於印度北部的種姓執意於"梵化"，往往會侷限於傳統階級框架之內，在認可既存等級制度的前提下進行。這種模式在進行的過程中反而變相鞏固特定地區精英階層的權威與支配力。

#### 教育

印度在獨立後致力推動教育，普及的程度連低種姓都能受惠。所有種姓的年輕一代從1980年代開始都能受到教育。

接受教育的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後階層人數的增長速度超過上層種姓群體的。

教育權利向各個種姓階層擴散，催生深遠的民主化效應。在此影響下，部分來自表列種姓與表列部落的族群代表，得以在1950乃至1960年代突破藩籬，進入當時主導政壇的國大黨體系。

教育水平提升後，讓這些新興的族群代表在政治上展現出更高的自主性。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依附並順從高階種姓權貴的指揮，轉而將政治重心投入於實踐與維護低階種姓自身的訴求與利益。

## 種姓與政治權力

隨著"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界限逐漸瓦解，種姓制度已全面滲入政治競技場。這種影響力不僅限於選舉政治，更進一步延伸至國家公權力的核心，深刻左右警察體系與司法機關的實務運作。

雖然種姓身份往往決定個人獲取公共資源的門票，但群體的"地理分布"同樣是關鍵變數。當低階種姓在特定區域形成高密度聚居時，這種人口密度便能轉化為實質的政治籌碼，使他們有能力抗衡並挑戰當地高階種姓長期壟斷的霸權（支配地位）。

在種姓政治的權力博弈中，性別同樣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變數。女性在政治體制內能否獲得代表權及其影響力的大小，往往與其自身的種姓背景有深層的綑綁關係。

社會風氣的差異直接影響到女性的參政機會：相較於作風較為開放的高階種姓，環境保守的低階種姓女性在政治參與上面臨更多阻礙。這種現象造成政治權力的分配失衡，使得高階種姓女性在政壇中所佔的席次比例，遠高於其低階種姓的同胞。

種姓階級及其對權力與資源分配的壟斷催生出一種以種姓為基礎的"贊助人 - 受庇護者"（或稱分封庇護）社會結構。政治運作在這種體制下演變為高度僵化的票倉模式：選民的投票意嚮往往取決於候選人的種姓背景，或是基於一種互惠心理，將選票投給能為其社群帶來具體利益的官員。

長久以來，種姓制度一直是決定個人能否進入權力核心的關鍵因素。特權階級的高種姓群體憑藉其社會地位，壟斷與其人口比例極不相稱的經濟與政治資源，相較之下，低種姓群體在爭取權力的過程中則深陷體制性的重重阻礙。這種制度本質上是一套不平等的分配機制，預先為各階層設定不同的經濟實力起點。高種姓群體進而能以此為籌碼，有效操縱現行的經貿與政治運作，將先天的財富優勢成功轉化為實質的政治權威。

印度社會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狄潘卡·古普塔教授則認為種姓在印度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被過度誇大。

### 獲取權力的途徑

在印度北部農村地區，土地所有權主要由高階與中階種姓所壟斷。他們能將對財富的控制權，轉化為對"潘查亞特" (村議會) 決策的政治主導力。潘查亞特是負責資源分配的地方政府單位。主導種姓群體壟斷議會的領導職位，而獲得更多接觸政府合約、就業機會與資金補助的契機。

在獲取警察保護與司法協助方面，亦取決於個人所屬的種姓。印度北部農村的中高種姓透過賄賂、遊說與恐嚇等手段，往往能更有效地操縱地方警察與司法權力。這種政治"尋租"行為還透過其他管道獲取利益，例如操縱村議會選舉、強佔投票站，以及在邦議會選舉中使用選前恐嚇戰術。個人是否有能力籌措足夠資金進行持續性賄賂，與其種姓背景帶來的經濟地位息息相關。這種經濟資源的優勢不僅能兌現為政治力量，更反過來強化主導種姓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某些科學家和活動家，例如麻省理工學院系統科學家希瓦·阿亞杜萊博士，指責種姓制度阻礙印度的創新和科學研究，在落後社會組織盛行的環境下，難以持續推動發展進步。

種姓雖是出生即定的身分，但也深受出生地的地理因素影響。在印度，政治界線雖常與種姓界線重疊，但這並非全貌，因為種姓往往具有強烈的地域性。這些"種姓聚落"在地方上形塑主導勢力。取得地方性的主導權，往往就能利用印度的政治結構，進一步轉化為區域性的政治支配力。這種人口集中的特性，也為規模較小、影響力較弱的種姓提供契機，使他們能在特定區域內集結並提出政治訴求。相對而言，若是一個非主導種姓的分布過於分散，則必須透過與其他種姓結盟來擴張影響力，否則極難獲得實質的代表權。這正說明"地方性集中，為挑戰邦級主導種姓的統治提供空間"。以馬拉地人-昆比人種姓（兩個在歷史與社會功能上緊密相連的群體組成的種姓階層）為例，由於其人口在印度各邦均有顯著的集中分布，因此成功在邦議會中取得最多的代表席次。

雖然種姓制度在決定由誰組成地方精英方面具有很大作用，但它在決定女性在政治體系中的影響力和代表性方面也扮演有巨大的角色。女性在印度的兩院制議會體系中所佔比例極小。在由545名成員組成的人民院中，女性僅佔5.2%；而在擁有259名成員的聯邦院中，女性僅佔8.8%。兩院的女性代表數量在近幾十年來都出現令人擔憂的下降。在印度議會的39名女性代表中，大多數是高種姓成員。種姓制度最終決定了階級地位，成為女性能否跨越門檻、成功參與政治體系的關鍵決定因素。這或許是因為高種姓階層較能擺脫傳統印度女性角色的束縛，其種姓身分提供更多元的發展選項，而這些資源是地位較低、受傳統包袱影響較深的種姓女性所難以企及。由於精英種姓在公職領域佔據高額的席次，導致他們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其在實際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 政治腐敗

腐敗在特定的政治語境下轉化為一種權力，成為低種姓進入曾被高種姓壟斷之政治領域的捷徑，甚至被視為一種"平衡競爭環境"的手段。這種被迫在法治框架外進行的賦權鬥爭，催生以種姓為基礎的黑手黨網路，開始蠶食高種姓對國家機器的控制。

這些種姓黑手黨並不關注社會發展，而是將選舉與民主視為奪取國家控制權、消除社會不平等的戰場，與他們前輩的做法不同。其核心願景是透過種姓賦權來實現 "社會正義"。在此框架下，由黑手黨所主導的腐敗變得可以容忍，在比哈爾邦等地區甚至受到民眾歌頌。

種姓政治的本質導致"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界限消解。隨著黑手黨頭目搖身一變成為市長、部長或國會議員，民眾幾乎無法對抗這些身兼政客身分的政治經紀人。由於法治常被視為高種姓用以維持統治的工具，黑手黨採用的腐敗手段反而獲得大眾認可，被視為低種姓爭取權力的必要手段。這種現象導致部分地區的腐敗程度極度惡化，民選官員幾乎清一色都具有犯罪背景。

過去高種姓利用體制秘密掠奪國家資源以謀私利，如今他們則被採公開劫掠手段的黑手黨頭目所取代。即便有許多黑手黨政客因非法行徑入獄，這類司法行動也常被宣傳為高種姓企圖剷除異己、重奪統治權的政治迫害。腐敗最終在社會正義"的旗幟下轉化為實質權力，在許多村落中成為被廣泛擁護的平權手段。

在1951年的選舉中，共有三個族群政黨挑戰國大黨：羅摩帝國委員會、印度教大會以及印度人民同盟。這三個政黨力圖獲得佔人口多數的印度教徒支持。而全印度表列種姓聯盟（cheduled Castes Federation）則爭取先前被視為達利特階級的支持。這四個族群政黨中，有三個因為無法獲得足夠選票而逐漸消失。

國大黨於1980年代後期開始衰落，越來越多的非國大黨勢力開始挑戰國大黨的主導地位。印度人民黨（BJP）繼承自早期的"印度人民同盟"，並試圖挑起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對立。而大眾社會黨（BSP）與人民黨（Janata Dal）則試圖爭取表列種姓與穆斯林的支持，以此對抗高種姓群體。

印度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激烈的政黨競爭，也削弱種姓在印度政治中的影響力。傳統上印度的政黨是由上而下構建，政黨領袖依賴預先存在的"分封庇護"（贊助人-受庇護者）網路來募集選票。因此當時沒政黨建立固定的組織來與村莊層級保持恆常聯繫。參與政治的青年人數自1977年開始顯著增加。由政黨於缺乏固定組織，不得不轉而依賴村莊裡的年輕成員來進行政治動員。這些年輕村民往往比高種姓領袖或贊助人擁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這些青年在村莊中的地位，取決於他們能為村莊經濟發展做出多少貢獻。對青年而言，透過集結造勢來維持地位，比效忠於特定政黨來得容易。因而也進一步削弱種姓制度與分封庇護對印度政治的影響。

在1990年代，包括大眾社會黨（BSP）和人民黨在內的許多政黨，開始聲稱其代表落後種姓。許多這類政黨主要依靠"落後階級"的支持，並時常與達利特人及穆斯林結盟，在印度各邦掌握政權。與此同時，許多達利特領袖與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達利特人的主要壓迫者正是所謂的其他落後階層（OBC），進而成立自己的政黨，如印度正義黨。馬哈拉什特拉邦的國大黨長期依賴OBC的支持來取得選舉勝利。印度人民黨（BJP）也展示其擁有達利特與OBC領袖，以證明自己並非一個高種姓政黨。例如，前印度人民黨主席（2001–2002年）邦加魯·拉克什曼便出身達利特。而屬於OBC種姓、曾任中央邦首席部長的烏瑪·巴蒂，也曾是該黨領袖。2006年，聯合進步聯盟（UPA，由國大黨領導）政府的人力資源開發部部長阿爾瓊·辛格因在全國教育機構中推行OBC配額制度，被指責在操弄種姓政治。

在坦米爾那都邦，達羅毗荼進步聯盟（DMK）藉由承諾讓各個種姓在社會各大關鍵領域均擁有代表權而崛起。

### 分封庇護

在國大黨長期執政的年代，印度的政治運作與"贊助人-受庇護者"式的社會連結緊密結合。種姓身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選民的投票傾向,政黨也依此區分其利益代表對象。例如婆羅門、拉傑普特人、卡雅斯塔與商人階層等高種姓，以及富裕的穆斯林，通常視國大黨為利益代言人，而農耕階級的高種姓賈特人，則多支持與國大黨競爭的政黨（即反對黨）。至於像印度人民同盟這類規模較小的政黨，其支持者幾乎清一色來自高種姓與貿易商人群體。雖然如此，種姓並非決定選票的絕對因素，高種姓選民中常出現不一致的投票行為，顯示同種姓內部並非鐵板一塊，高種姓者往往有更大的自由度根據政治理念來抉擇。此外，隨著曼德爾委員會辨識出三千多個"其他落後階層"，政黨與特定種姓之間的對應關係變得日益複雜。這種選民忠實支持特定對象以換取當選後物質利益的做法，形成印度特有的"票倉"文化。許多政黨都深陷於這種基於種姓的票倉政治：國大黨以此鞏固權力，而其他競爭勢力則透過構築自己的票倉，試圖挑戰國大黨的長期霸權。

## 種姓政治中的女性

高種姓女性在參與政治領域方面一直較低種姓女性擁有優勢。在這類種姓制度森嚴的國家中，女性被排除於政治之外的現象由來已久且依然普遍，但高種姓女性往往掌握較優渥的資源 - 諸如社會地位、經濟實力、健康保障、受教育機會及就業前景 - 這些條件是達利特（或稱不可接觸者（Untouchability）女性難以企及的，進而導致後者幾乎喪失參與政治與獲得代表權的機會。

### 社會地位

達利特女性由於性別身分與低種姓身分的"交織性" 而被困在社會階級的最底層。她們除沉重的家務之外，還要參與負擔供養家庭的生計，同時又必須忍受來自配偶的心理與情感虐待。她們在戶外多半與男性在田間從事高體力消耗、低薪且高風險的勞動，僅為換取住所、糧食與飲水等生存必需品。這種基於種姓的勞動力隔離，其極端程度遠超乎單純的職業分工。達利特人在工作現場被禁止與高種姓者一同進食。這種隔離甚至延伸至飲水等基本權利，達利特人不被允許共用高種姓者的水源，若違背此禁忌，不僅會面臨體罰風險，相關的水箱設備還必須進行"淨化"儀式。

由於達利特女性沒社會地位，她們的問題在政治領域未受注意，也不被視為議題。這種缺乏關注造成惡性循環，因為這些女性必須持續從事低薪工作以維持家計，又要負責家務，她們在這種"雙重負擔"之下、根本沒時間投身於政治參與。因此，達利特女性在政治中缺乏代表。

### 經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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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利特人沒穩定的收入。通常他們從事的是季節性工作，例如在雨季縫製衣服，或在工具使用期間進行維修。這些工作通常薪水低且工時短，迫使達利特女性必須接受當時任何能獲得的工作。女性由於對金錢的迫切需求轉向替代形式的勞動，例如透過性交易來獲得穩定的資金。由於單一收入難以維生，部分達利特家庭被迫讓女兒也投入性質相近的工作，以填補經濟缺口。

這些底層勞務缺乏足夠的社會公信力，導致政客往往忽視達利特女性的訴求。當性交易工作被貼上"淫亂"與"墮落"的負面標籤時，高種姓女性則能安處於私人領域，操持家務。由於後者承擔的家務勞動相對安全且耗時較短，使她們擁有充裕的餘力投入婦女運動，進而在經濟、政治與社會地位上，爭取與同種姓男性平等的權利。

### 健康狀況

由於部分達利特人被迫從事性交易工作，導致此群體感染諸如愛滋病等疾病的機率遠高於一般大眾。此外，多數達利特人居住在衛生環境極其惡劣且致病風險極高的住所中，使得他們比起高種姓階層，更容易受到胃腸道、水源性以及空氣傳播疾病的威脅。達利特女性在所有受害者中面臨的健康威脅最為嚴峻。她們必須同時負擔戶外體力勞作與室內家務，這不僅表示她們有更高機率接觸病原體，更得在操持家務之餘承擔起照顧病患的重責。她們的平均壽命受到長期營養不良與患病風險增加的影響，普遍較短。這種生命周期的縮減迫使達利特女性必須在更年輕時就經歷頻繁的懷孕與分娩，寄望於能有孩子順利存活，進而在未來為家庭分擔經濟重擔。

總結來說，她們的平均壽命受限於惡劣的健康狀況與沉重的家庭責任，根本沒有多餘的體力與閒暇去爭取政治地位。相反地，她們當下唯一的重心，無論在經濟、社會或政治層面處於多麼艱困的境地，僅是思考如何撐過今天，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努力存活下去。

### 教育程度

身處社會最底層的達利特人，長期以來難以獲得受教育的機會。而達利特女性在過去更是被完全剝奪入學資格。雖然達利特女性在1950年左右終於在法律上獲得接受教育的權利，但這項權利的落實過程卻充滿坎坷，絕非一帆風順。達利特女性在校園中頻繁遭遇歧視，由於教師大多來自婆羅門階層，這類教育者往往沉溺於對達利特女性行使階級權力所帶來的優越感。這種對達利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視，再加上他們必須分擔家計、供養家庭的現實壓力，導致許多這個種姓的學生 - 尤其是女性 - 被迫選擇輟學。根據一項名為"2005年弱勢兒童受教育機會"的研究，指出這些學童的輟學率竟高達30%，而達利特女性的識字率甚至低於5%。

達利特女性受限於讀寫能力的匱乏、受教育程度低落，以及必須優先照顧家庭的沉重負擔，在客觀條件上並不具備參與政治的能力。她們既無法閱讀，也難以理解那些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法律條文，更沒餘力去爭取對自己有利的立法。對她們而言，確保家人的基本生存與福祉本身就是一項極其耗神的全職工作，這使得她們在政治參與的道路上被遠遠地排除在外。

### 達利特女性的婦女運動

達利特女性的處境直到最近才逐漸受到外界的重視。特別是當"粉紅幫"創立以，加上聯合國的高度關注，各方勢力已開始採取行動與立場，致力於提升並改善這些女性的生活品質。

#### 粉紅幫

這個組織的創始人桑帕特·帕爾·德維解釋說，粉紅幫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黑幫。此組織成立於印度最貧困的地區，致力於提高達利特女性的社會流動性和獨立性，同時努力消除暴力和壓迫。粉紅幫以其亮粉色的傳統紗麗和揮舞的竹竿著稱。帕爾選擇這種顏色是因為它在印度不具備任何宗教或政治關聯，而竹竿則是為讓女性為可能面臨的任何戰鬥做好準備。

如果此幫派能成功減少種姓制度下所有女性（特別是達利特女性）所遭受的暴力與壓迫，她們將有機會參與政治。這些女性正致力於創造改變，讓達利特女性過上充實的生活，並在政治和司法體系中為自己的信仰而戰，而不是被迫為全家人的生計而終日奔波勞碌。

#### 聯合國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於2014年6月17日發佈一份名為"針對受種姓影響社區之婦女和女孩的暴力"的聲明。這份公報首先指出，"基於種姓制度的歧視已從根本上踐踏了人格尊嚴"，並深入分析像達利特這樣的底層女性，如何因性別與階級的雙重歧視，陷入社會經濟地位低落的困境。這份正式表態的背景，源於兩名達利特少女的慘案。當時其所屬村落的人們堅守在遺體現場，抗議並要求展開死因調查。該事件引發的全球輿論浪潮如此巨大，迫使聯合國出面回應，並承諾將經由法律修訂、人權保障機制與各項特別程序，全力提升低種姓女性的處境。

若聯合國所倡議的法律改革與人權機制能真正深耕落實，達利特女性將有望建立永續生計，進而斷絕低薪勞動與貧窮的惡性循環。唯有當她們的基本生存需求與營養健康獲得實質改善，方能擁有參與公共事務的餘裕，並最終在政治領域中實踐其公民權利。

## 印度種姓列表

印度政府為政治與管理目的，將該國種姓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 上層種姓 (Forward Castes)：佔人口的30.8%。
- 其他落後階層 (Other Backward Classes, OBC)：約佔人口的41.0%。
- 表列種姓 (Scheduled Castes, SC)：約佔人口的19.7%。
- 表列部落 (Scheduled Tribes, ST)：約佔人口的8.5%。

在印度，穆斯林（佔14.2%）與基督徒（佔2.3%）往往也展現出類同於種姓制度的社會運作模式。

官方列表由各邦編製，用以認定OBC、表列種姓及表列部落。這些分類的界線有時較為模糊，部分種姓甚至要求調降自身等級，以便獲取政府提供的特權（如保留配額）。當新聞報導將表列種姓與上述兩個較高階群體並列討論時，"高種姓" (Upper caste) 指代的是"上層種姓"。

### 德里國家首都轄區

- 雅達夫
- 賈特人
- 古賈爾人
- 蒂亞吉人
- 拉傑普特人
- 婆羅門 (Brahmins)
- 旁遮普人

### 哈里亞納邦

- 雅達夫
- 古賈爾人
- 婆羅門（哈里亞納邦的"婆羅門區域"）
- 賈特人：佔該邦人口的25%
- 賽義尼
- 張吉德
- 拉傑普特人

### 古吉拉特邦

- 科利
- 帕蒂達爾：佔該邦人口的13%

### 安德拉邦、特泰倫迦納邦

- 卡馬：佔該邦人口的5%
- 雷迪：佔該邦人口的 8%
- 卡普

### 比哈爾邦

- 庫爾米
- 雅達夫
- 帕斯旺 (也稱杜薩德（Dusadh）)
- 庫什瓦哈 / 科埃里
- 婆羅門 (邁蒂爾婆羅門)
- 拉傑普特人
- 布米哈爾

### 北方邦

- 古賈爾人
- 雅達夫：佔該邦人口的8.7%
- 拉傑普特人
- 布米哈爾
- 婆羅門
- 庫爾米
- 查馬爾 / 賈塔夫：佔該邦人口的9.9%
- 科埃里

### 查謨和喀什米爾 (聯邦屬地)

- 穆斯林古賈爾人
- 莫希亞爾婆羅門（在身分認同上主要是印度教徒，但在信仰實踐與歷史情感上與錫克教高度重疊）
- 多格拉人婆羅門與拉傑普特人

### 西孟加拉邦

- 穆斯林
- 馬希希亞：孟加拉最大的種姓，約佔該省印度教人口的四分之一
- 拉傑班希：西孟加拉邦最大的表列種姓 (SC) 群體，主要集中在庫奇比哈爾
- 納馬蘇德拉 / 馬圖阿教派
- 廓爾喀人

### 卡納塔卡邦

- 林加雅特 (Lingayat/Veerashaiva)：在北卡納塔克邦、中卡納塔卡邦及南卡納塔卡邦部分地區是人數最多的單一社群，佔該邦人口的15.3%
- 沃卡利加 (Vokkaliga/Gowda)：在舊邁索爾地區及南卡納塔卡邦，特別是門迪亞縣、哈桑縣和邦加羅爾，佔該邦人口的10.8%
- 庫魯巴
- AHINDA（康納達語縮寫，指少數民族、落後階層與達利特人）或MOD（穆斯林、OBC 與達利特人）：分佈於比德爾縣、古爾伯加縣與查馬拉賈納加爾縣。

### 喀拉拉邦

- 埃扎瓦
- 馬皮拉
- 奈爾
- 聖多馬基督徒

### 坦米爾那都邦

- 切蒂亞爾
- 穆達利亞爾
- 瓦尼亞爾
- 孔古維拉拉爾
- 納達爾
- 穆庫拉索爾 (或稱Thevar)
- 德文德拉庫拉維拉拉爾
- 雷迪亞爾

### 旁遮普邦

- 布伊
- 達利特人
- 婆羅門與卡特里
- 賽義尼
- 賈特錫克教徒：傾向於支持阿卡利黨 (Badal)

### 拉賈斯坦邦

- 賈特人
- 雅達夫
- 古賈爾人
- 張吉德
- 米納
- 拉傑普特人
- 婆羅門

### 馬哈拉什特拉邦

- 丹加爾
- 昆比人（馬拉塔種姓的分支）、馬拉塔人

佔該邦人口的 31.2%

- 馬哈爾
- 馬利
- 婆羅門

### 奧里薩邦

- 雅達夫
- 婆羅門
- 卡蘭
- 坎達亞特、查薩

### 中央邦

- 古賈爾人
- 雅達夫
- 庫爾米
- 拉傑普特人
- 婆羅門

## 爭議性議題

### 表列種姓與表列部落保留制度

印度教育部門於1954年建議各教育機構應為 表列種姓（SCs）與表列部落（STs）保留20%的名額，並規定在必要時，可將這些學生的入學最低錄取標準調降5%。到1982年，規定更加明確，要求公家機關及政府資助的教育機構，必須分別為SCs與STs的考生保留15%和7.5%的員額。

### 其他落後階層保留制度

由莫拉爾吉·德賽總理領導的人民黨政府於1979年1月1日指示成立曼德爾委員會（即社會及教育落後階層委員會（Socially and Educationally Backward Classes Commission（SEBC）），其任務是藉由11項社會、經濟和教育指標來判定落後程度，藉此辨識出印度在社會或教育方面的落後階層。此委員會由已故國會議員B.P. 曼德爾領銜，研議透過保留名額制度來糾正種姓歧視的問題。

委員會與1980年根據種姓、經濟與社會指標進行評估，認定其他落後階層（OBC）約佔印度總人口的52%。基於此數據，委員會建議，應在中央政府與公營事業機構中為其他落後階層成員保留27%的職位，使表列種姓、表列部落與其他落後階層的預留總額達到49%。

雖然報告是在1983年完成，但直到1990年8月才由維什瓦納特·普拉塔普·辛格總理領導的政府宣佈有意將此建議付諸實施，隨即引發反對該制度的大規模學生抗議浪潮。雖然印度最高法院隨後發佈臨時延緩執行令，但保留制度仍於1992年僅先於中央政府部門中正式實施。

曼德爾委員會估計印度總人口中約有52%（不含表列種姓與表列部落）屬於落後階層，涵蓋3,743個不同的種姓與社群。根據後續的國家落後階層委員會編撰的數據，截至2006年，該國列入中央其他落後階層名冊的落後種姓數量已增加至5,013個（多數聯邦屬地的數據尚未納入）。

## 參見

- 印度種姓制度
- 身分政治
- KHAM 理論，代表四個社群的聯盟，分別為：K（剎帝利、H（哈里真，即達利特)、A阿迪瓦西 (印度原住民)及M（印度穆斯林）。
- 羅摩-丘舍等式，指的是在比哈爾邦和北方邦，庫爾米和科埃里種姓之間的政治聯盟，有挑戰其他強大種姓群體的主導地位的作用。

## 延伸閱讀

- Jain, Meenakshi, Congress Party, 1967–77: Role of Caste in Indian Politics (Vikas, 1991),
- Firstpost News, Signature kids? RSS formula of perfect babies is fed by our own nightmarish hop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