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天津市黨部

中國國民黨天津市黨部是中國國民黨在天津市的組織。

## 歷史

###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行國共合作。華北各省市國民黨的組織活動，直接受國民黨北京執行部（領導人為李大釗）的領導。北京執行部由國共兩黨人員（即只擁有國民黨黨籍者及擁有國共雙重黨籍者）王法勤、丁惟汾、李大釗、於樹德等負責。由於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在天津的黨務得到發展。

1924年秋季，國民黨北方組織籌建了國民黨直隸省和天津市兩個執行委員會，地址均在天津英租界義慶里四十號。國共合作，進行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的鬥爭，「兩黨黨員均可以個人名義，分別交叉參加兩黨組織」。如兩黨領導人於方舟是共產黨員，也參加了國民黨，江震寰是國民黨員，也參加了共產黨。在英租界，天津國民黨公開活動，「有時也半公開的進行活動」，共產黨組織（中共天津市委）則是秘密活動。

北京政變後，1924年12月，孫文應馮玉祥邀請北上，共商政變後的國事。天津國民黨黨部散發大量傳單，介紹孫文的革命主張三民主義，號召國民「團結奮鬥，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封建軍閥，統一中國，擁護國民會議的召開」。這時的天津是在奉系張作霖和皖系段祺瑞的統治下，國共活動受限。國共組織利用各個紀念日召開大會，散發傳單，進行街頭講演。

在反奉戰爭中，1925年冬，親廣州國民政府和親蘇聯的馮玉祥國民軍開進天津，國民黨黨部一度轉向公開活動，黨部也遷往華界老鐵橋（即後來河北大胡同）大東旅社。天津共產黨和共青團地委、總工會、婦聯也遷到同一個地點。英租界義慶里四十號一度停止使用。國共黨員們率領支持者遊行，張貼標語歡迎國民軍，並歡迎被奉系逮捕的國共各團體十多位代表出獄。在這段時間裡，天津國民黨組織幾乎每日都派出黨員數十人到各街市露天講演，宣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不忘國恥，打倒封建軍閥，統一中國」。同時，直隸省、天津市黨部聯合召開「各團體國民大會籌備會」，以國民會議促進會、各界聯合會、總工會、學生聯合會和省、市黨部的名義，宣傳擁護召開國民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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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天津市黨部召開全體黨員大會，到會有二百多人，辛璞田任會議主席，由江浩、於方舟、楊衡南、謝曦分別做工作及黨務報告，改選了市黨部。大會作出決議，主張迅速召開國民會議，反對國民黨反共派上年底召開的西山會議，要求廣州當時準備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除召開西山會議的林森、鄒魯等的黨籍。3月7日，再次召開在天津五百多人的黨員會議，選出出席國民黨二大的代表和候補代表。

1926年3月底，國民軍遭到日本支持的奉系直魯聯軍（張宗昌、李景林）的進攻，退出天津。奉軍捲土重來，幷再次鎮壓當地的國共活動。國共兩黨活動又轉向地下。黨部遷至天津英租界義慶里四十號老據點。但地下活動延續。1926年夏初，褚玉璞任直隸督辦，成立了直魯聯軍密探處，專事緝拿國共黨人。天津警察廳又下令「取締宣傳赤化」。11月，直魯聯軍當局照會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派出巡捕協助密探處便衣偵探，對國民黨在義慶里黨部突擊查抄，將正在辦公的黨員江震寰等四人逮捕，押送英租界工部局，並留密探 「窩底」，又陸續抓捕了十幾位黨人。直魯聯軍當局一再向英租界工部局交涉要求引渡被捕黨人，最後終於將被捕的14名黨人解送華界天津警察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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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先後發生北京查抄蘇聯大使館事件和上海四一二清黨事變。藏匿在蘇聯機構的國共北京及北方組織被破壞，南京方面也發生國共決裂。1927年4月18日凌晨，駐紮天津直隸督辦褚玉璞以「宣傳赤化，陰謀暴動」的罪名，將江震寰等14人連同之後被捕的王益三共15位同人，在南市上權仙電影院對面廣場槍決。這些人被中共稱為「天津十五烈士」。據統計，自1926年11月至1928年1月，天津地方國共兩黨組織連遭九次破壞，被捕黨員有一百多人，其中有20多人被處決。

### 清黨以後的派系鬥爭

隨著國共合作決裂，南京國民黨尚未將統治擴張到奉系直魯聯軍治下的天津。這一段時間北方的國民黨黨務，主要落在國民黨的一個派系和三個小組織的控制中：汪精衛的改組派（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在北方的負責人為王法勤，在天津的負責人為潘雲超，主要成員有劉瑤章、屈凌漢、王道元、朱化吾等。三個小組織為新中青年革命社（「新中」），負責人童冠賢，主要成員有張清源、焦實齋、楊亦周等；三民主義實踐社（「實踐」），負責人為吳鑄人，主要成員有許孝炎、賀翊新、王禮錫等；中山主義革命大同盟（「大同盟」），負責人丁惟汾，主要成員有李世軍、郝任夫、韓振聲等。

1928年春，南京北伐軍之一部進抵天津，奉系直魯聯軍離開，國民黨開始正式建立清黨以後的天津黨部。當時為普通市黨部（郊區另設縣黨部），隸屬於國民黨河北省黨部，名稱是天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1928年6月，天津市升格為特別市，遂脫離與河北省黨部的隸屬關係，改稱為中國國民黨天津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地址初在天津城東北角，後遷中山公園內的原直隸省議會舊址。南京方面的國民黨中央委派王道元、劉天素、韓振聲、潘雲超、楊亦周、焦實齋、蘇蓬仙、莫子鎮等為委員。潘雲超、王道元、韓振聲任常務委員，劉天素為訓練部長，蘇蓬仙為組織部長，潘雲超兼宣傳部長，莫子鎮任民眾訓練委員會主任。

隨著各區黨部、區分部及民眾團體的建立(包括各工廠工會及總工會、商民協會、婦女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促使各派勢力爭奪指導權。後來在人事安排上又做了部分調整:楊亦周為組織部長，焦實齋為訓練部長，周仁齋為宣傳部長，於紀夢為民眾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宋周為總務處主任等。隨著國民黨在天津各區黨部、區分部及民眾團體的建立（包括各工廠工會及總工會、商民協會、婦女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促使各派系勢力爭奪指導權。天津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後來在人事安排上又做了部分調整：楊亦周為組織部長，焦實齋為訓練部長，周仁齋為宣傳部長，於紀夢為民眾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宋藩周為總務處主任等。天津特別市黨部雖然在人事上作過一次調整，但內部各派委員之間爭權奪利的矛盾反而逐漸公開化。以新中青年革命社派為主導的一方，藉助部分下級黨部力量，對市黨部其他指導委員展開攻擊。在一次全體黨員大會上，有黨員公開指責某些市黨部委員「貪圖享受、作風官僚」，最終導致會議不歡而散。

新中青年革命社派為了在青年與知識分子中擴大影響，以天津市黨部名義開辦三處黨員訓練班，由王華甫、張東祥主持。授課內容包括《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民權初步》等。授課委員分頭講解，班址設在黃緯路工業學院、南市商民協會及小劉莊裕元紗廠院內。雖然訓練班僅舉辦一期，便因委員撤職和人事變動而停辦，但仍有影響。當時天津特別市黨部後期組織架構包括常務委員及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訓練部、民眾訓練委員會。常務委員先後為潘雲超、南桂馨、王培元、韓振聲、郭樹棠。組織部長楊亦周，宣傳部長潘雲超（兼），訓練部長劉天素，民眾訓練委員會委員馬鶴齡、韓振聲（兼）、莫子鎮等。

北伐之後，紡織業工人發起多次罷工，還有學生組織「反日會」，會址在天津東北城角大仁堂藥店舊址。有人將收繳的日貨堆至街頭焚毀，對日貨商人，令其站木籠示眾，引發商界強烈反彈。反日會會址曾被定時炸彈炸毀。其後商會宋則久、張品題帶領商民到天津市黨部請求從寬處理。此外天津市黨部委員也有參與當地的國民黨婦女協會主辦的婦女運動。

1929年1月，國民黨中央準備召開三全大會，蔣介石擬由中央指定代表。天津市黨部強烈反對，主張黨員直選。蔣以「冬電」撤銷市黨部委員職務，並派鄭某來天津監督選舉，實行記名單選，再由中央圈定。選舉中，新中青年革命社派大勝（楊亦周、莫子鎮、蘇蓬仙、於純齋、連以農、王克超），改組派僅得王牧之一人，大同盟僅得張季春一人。張因學生資歷不足未被圈定，其餘當選。1929年2月天津市執、監委員會正式成立。王牧之任常務委員，蘇蓬仙任組織部長，周仁齋任宣傳部長，於紀夢任民訓會主任。原學生幹部多回校。

### 中國國民黨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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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月，蔣介石北來視察，天津市黨部未派人迎接。此前蔣系張廷休曾來天津鼓動聲討馮玉祥，市黨部拒絕，表示「馮玉祥對天津民眾沒有壞處，沒有聲討的理由」。另外三全大會上，天津童冠賢（「新中派」頭目）隨反對派退席，並且天津黨務本就由新中派佔據主導，引發蔣介石不滿。蔣回南京後，以違背中央為由撤銷天津執監委員，改派整理委員會。1929年7月底，南京中央派苗培成、劉不同、陳石泉、魯蕩平、焦守顯（多為CC系）等成立中國國民黨天津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全面清理天津各級黨部。主要整頓改組派與新中派，對大同盟派採取合作姿態。劉不同尤為強勢，以「自己是黃埔系少壯軍官」，自稱「蔣委員長派來的，誰反對我就是反對委員長」，插手天津各界事務，安插親信掌控婦協、工會等。但學生聯合會拒絕配合。整理委員會後增補多名C.C.系成員，並設肅反專員搜集共產黨情報。

1930年4月閻錫山、馮玉祥發動反蔣行動，中原大戰爆發，在改組派、西山會議派的加持下，擴大會議成立，國民黨正式分裂為北平和南京兩個中央。天津的蔣系人員或避入租界，或逃往南京。魯蕩平密報軍情被發現遭扣押。天津市黨部委員們逃避後，大同盟派的下屬各區黨部聯合組成國民黨天津市各區黨部聯合會，查封天津市黨部準備接收。隨又出現改組派、新中派組成的國民黨天津市各區分部聯合辦事處，也貼封條查封市黨部。天津市當局恐發生糾紛肇事，未允許任何一方接收，並派人保管和停發經費。

1930年5月，閻錫山接管天津海關，截留關稅，並聘英國人辛博森任稅務司。此前蔣系整理委員會委員兼訓練部長劉不同組織暗殺團體將辛博森其刺殺。隨著張學良東北軍入關助蔣。11月，閻、馮失敗，北平擴大會議瓦解。大同盟派的天津市各區黨部聯合會，及改組派、新中派的各區分部聯合辦事處解體，蔣系整理委員會重新恢復運作。九一八事變後，蔣、汪再次合作。天津整理委員會增加了一名改組派分子向璠。

### 何梅協定之後的地下活動

1935年6月，《何梅協定》簽署，其中有「撤銷河北省內包括鐵路及海員黨部在內的一切國民黨黨部」。至11月底，殷汝耕在冀東組織防共自治政府。12月，又出現以宋哲元任委員長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在中日暗中較量的背景下，國民黨華北各級黨部盡行撤銷，天津市黨部人員撤往南京待命。負責的常委邵漢元及委員馬亮、時子周、劉鐵庵、劉宸章等都先後去南京，留下黨部助理幹事李墨元全面負責善後事宜。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國民黨中央為恢復華北各省、市黨務工作設立「華北黨務辦事處」，由中央委員方覺慧率領北上，準備進入日占區各省市進行地下工作。華北黨務辦事處第五組負責天津市黨務，由時子周主持，但始終未能進入市區內。後來因為華北黨務辦事處未達到預期目的而撤消，另由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派員分別成立日占區各省市黨部，進入各省市內進行黨務工作。天津市黨部由時子周任主任委員，蘇吉亨、劉鐵庵、劉宸章等任委員，蘇吉兼書記長。天津市黨部成立後，時子周僅派蘇吉輾轉進入天津，會同留在天津的李墨元，著手恢復黨務工作。

國民黨各省市黨部的機構事務（包括設置與裁撤、編制調整、人員任免與調遷）歷來是中央組織部的核心職權。1938年3月，國民黨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及五屆四中全會後，朱家驊接替葉楚傖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朱看到陳果夫、陳立夫形成C.C.系，也企圖依樣建立自己的系統，於是上任後逐步把原屬中央組織部的關鍵權力移入中央秘書處，由秘書長直接控制，致使中央組織部幾近虛設。朱所侵奪的這些組織部職權，直到1940年五屆七中全會後吳鐵城接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長張厲生改任中央常務委員、朱家驊轉任中央組織部長時，才又回歸組織部。

朱家驊任秘書長後，隨即改組天津黨部，免去時子周主任委員，任王若僖為主任委員、許惠東為委員，在天津重新建立市黨部，開展地下黨務工作。其主要人員為：主任委員王若僖（來津僅4個月即被日本特務偵知逮捕，直至1944年方獲釋）。委員包括許惠東（C.C.系）、賀翊新（實踐社骨幹）、王任遠（中共叛徒，後投復興社，抗戰後又靠朱家驊系）、李墨元（任天津市黨部助理幹事）、李桂庭、趙伯陶、李寶琛（天津人）、苑寶璜（曾任天津總工會理事長）、路蔭檉，以及委員兼書記長蘇吉亨（天津人）。

分工方面，總務部由李寶琛負責，掌財會及不屬各部的文書、譯電等；組織部由李墨元負責，吸收新黨員、籌建基層組織；工人部由苑寶璜負責，在工廠發展黨員並組織工會；商人部由李桂庭負責，聯繫市區商業公會並發展黨員；宣傳部由路蔭檉負責，宣傳抗戰與報告戰況；青年部由王任遠負責，組織「抗日鋤奸團」並發展三青團。主要幹事有：總務幹事王登第、組織幹事楊民、宣傳幹事石海貞、商人幹事劉畏吾、青年幹事米少豐、工人幹事王書閣與傅秀山。行政區工作區聯絡員包括李希民、沈桐（沈樹仁）、沈中展（沈志成）、王士海、殷學川、趙階平、劉一飛、張金良、李公衡、步少堂等；各工廠聯絡員有李海山、蘇硯田、劉福慶、李書田、夏永春、袁澤民等。另有天津市中統局負責人張慶恩經常列席會議。

在日軍占領下，天津日本憲特與華北政務委員會的組織密布，防範抗日活動。法租界雖未被日方完全控制，但成其重點監視目標。黨部名義為「國民黨天津市執行委員會」，地址設在法租界現天津中心公園附近，後又設黨政軍聯合辦事處。為降低暴露風險，各組織不固定工作時間與聯絡地點，採用單線聯繫、臨時通知與接頭暗號等方式。自1935年國民黨撤離天津後，區黨部、區分部、小組等基層組織已全數瓦解；重建時先聯絡舊黨員，借其擴展宣傳並吸收新黨員，以壯大敵後力量；又按行政區派工作聯絡員，利用親友同事關係擴大組織作掩護。因條件限制，天津市黨部未能自設電台，與上級聯絡及情報收發多借用中統電台。中統天津辦事處陰耀武、沈哲臣編印《中華日報》，以及中央宣傳部駐天津華北宣傳專員辦事處龐宇振、馬瑞春編印《抗日消息》，也由黨員秘密散發。

天津黨部除宣傳與組織發展外也搜集情報，偵察日軍動態、兵營與倉庫位置，跟蹤投日者行蹤及職務調動，並設法派黨員打入日占當局的機關；同時也密切關注共產黨在華北與天津的活動。為推動工作，還聯絡地方士紳：如拉攏李廷玉，借其與投日當局的舊關係搜集日方異動；李墨元聯繫商會會長屈秀章，長期統計日方糧食運銷進出數據匯總報重慶，後被日方察覺，屈秀章逃往重慶。

行動方面，黨部行動小組配合中統展開「鋤奸」。日本高級女特務川島芳子在天津負責招撫武裝與搜集情報，又結交某富商遺孀，利用其社交圈刺探消息。行動組獲知該遺孀因病住馬大夫醫院，趁川島芳子前往探視時突入病房，以斧砍傷致其昏倒。1938年底，行動組在大沽路豐澤園門前刺殺出任日占當局職務的商會會長王賢賓；1939年又派人謀刺教育局局長何慶元，使其受傷未死。上述活動引發當局不安，日本憲兵隊責令特務組織限期破案。黨部人員誤以為有英法租界作屏障，安全意識鬆懈。終於在1938年8月，日方特務包圍地下黨部主委王若僖及中統負責人張慶恩住處，將二人逮捕，並要求法租界當局引渡。法租界多次阻止，最終協議暫押二人於法界工部局看守所。

負責人被捕後，許惠東、李墨元、王任遠等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上報中央黨部，並公推李墨元暫代主委，申請中央儘快派員來天津領導。中央復電批准，並令就地營救、慰問家屬；外交部亦通知駐法大使轉達法國政府予以庇護。李墨元代理後，規定委員一律用化名、工作區聯絡員一律用代號，李墨元化名趙文敏。嚴密防護下，工作仍得延續。1940年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委任韓振聲為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任命郝任夫為委員兼書記長；並增設電台，台長張少峰，副台長趙靜民，另有報務員閻儀三、譯電員徐育才等。電台初設天津長沙道10號三樓，後因遭監視遷至山西路鵬壽里42號樓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接管天津英租界。此後1943年又向維希法國當局施壓，接管天津法租界。為便於會面聯絡，國民黨地下黨部在第八區（今紅橋區）大胡同開設「公信百貨商店」作交通站，由幹事陰澤遠任經理。1942年秋商店被日特查獲，陰澤遠被捕，隨後多名人員被捕，商店垮台。在變節分子指引下，日憲兵隊又逮捕國民黨黨部文教幹事李曜林及商運幹事趙靜民等押至北平。經費方面，原由上海中央銀行分行經天津分行（在法租界）撥付；日軍接管法租界後，天津分行被聯合儲備銀行接收，經費斷絕。黨部遂開設「大成公貨棧」，由幹事杜寶林負責，地址在第八區王家胡同內，從業人員有任寶琦、郝家駒、孫軼恕等。貨棧派員赴河南洛陽交通站，再轉臨汝、葉縣一帶購中藥材運津販賣，以現款充作經費。1942年秋，委員張書誠被捕，杜寶林隨即被捕，貨棧現鈔、鋪底及藥材盡被沒收，貨棧垮台。

1942年，國民黨中央任命趙錫訓為天津市黨部委員，由重慶赴天津途中即被日特跟蹤逮捕，死於日憲兵隊。同年冬，主任委員韓振聲辭職赴重慶；幹事趙靜民獲釋後離津赴洛陽。日特持續追捕牽連親友甚眾：郝任夫亦險遭逮捕，脫險後赴洛陽；李墨元多次潛藏終難立足，1943年赴重慶，其妻許文俊被日特逮捕。委員許惠東、賀翊新、王任遠等亦先後赴洛陽或轉重慶，其餘人員多逃往西安再轉重慶。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特派科長朱元君赴西安勸阻華北黨務人員返回敵占區繼續工作。

1943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任命郝任夫為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史泰安（黃埔軍校五期畢業）為委員兼書記長；增派委員有卜青茂（曾任河北省黨部幹事）、龐宇振（「誠社」分子）、佟本仁（「誠社」分子）及李曜林、趙靜民等。黨部下設三個委員會：工人運動委員會（召集人寶璞）、青年運動指導委員會（召集人曹葆清）、特種運動委員會（召集人史泰安）。再度開展工作時，採取分散化與職業化掩護：利用委員家屬，化裝為各行業人員，憑房分散居住，定期接頭；安排黨員進入學校在青年學生中活動，幫助其赴大後方升學就業；聯繫原北洋政府與東北軍留津軍政要人，通過其分化華北政務委員會當局，調查其「罪行與財產」，編冊留檔；偵察日軍番號、兵種、主官姓名、武器裝備、機場設施、倉庫位置、彈藥儲備及軍用物資等，整理成材料呈報。

### 戰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當時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郝任夫正在重慶。此前，1944年11月國民黨中央常會與國防最高會議常會聯席會議決定，朱家驊改任教育部長，中央組織部由陳立夫接掌。正當日本宣布投降之際，陳立夫突然宣布郝任夫因病辭職獲准，同時任命時子周為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陳立夫此舉，明顯意在削弱朱家驊在天津的勢力。消息傳出後，朱家驊系統在天津的人員立即布置力量準備反擊。

日本投降後，天津市黨部恢復公開活動，在原法租界公議大樓辦公。當時天津黨部內部形成三股力量：一是以C.C.系骨幹時子周為首的地方派；二是以C.C.成員李墨元為首的另一地方派；三是由郝任夫領導的朱家驊系。前兩個地方派雖然在利益分配上互不相讓，但遇到共同利益時又一致對外，尤其在對抗朱家驊系時，李墨元仍聽命於時子周，為C.C.系的既定方針。

同年10月，新任主任委員時子周由重慶飛抵天津，11月委員兼書記蘇吉亨亦到津。時子周上任後不久，即命令區黨部和區分部停止活動。為進一步壓制朱家驊系，蘇吉亨在一次總理紀念會上藉口部分黨員工作不力，突然宣布撤銷民運科長劉畏五、總務科長商廷樾、宣傳科長石海貞、交通室主任閻儀三，以及幹事陰澤遠、彭國棟、趙鐵生等二十餘人的職務。被撤者多次申訴復職，均未獲准。同年底，郝任夫自北平來天津探望敵後時期堅持工作的黨部人員，其舊部及工、商、農、青各界人士齊集東車站迎接，場面頗為壯觀。這被視為朱家驊系對時子周的一次公開示威。隨後朱家驊亦來天津慰問，使兩派矛盾進一步加深。

1946年3月，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北上視察，派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龐鏡塘赴天津慰問。茶話會上，朱家驊系委員劉繼良指責時子周撤銷地下黨員職務一事，觸怒時子周。4月，劉繼良與史泰安被撤職，雙方衝突進一步升級。1946年，天津舉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朱系干將王任遠依託其「救濟失學就業天津輔導處」主任身份，聯合山東同鄉會趙靜民及輔導處專員劉畏吾的社會關係，在商界、青年界和婦女界展開拉票。結果王任遠當選國大代表，趙靜民亦當選農會代表。同年，朱家驊任命郝任夫為天津市教育局局長，打亂了時子周掌控教育界的計劃。時子周遂借臨時參議會和地方勢力不斷攻擊郝任夫，逼其提出辭職，但朱家驊堅持不准其離職，郝任夫長期以稱病不辦公應對。

1946年5月，史泰安、劉繼良、米少豐等聯名向中央組織部檢舉時子周、蘇吉亨侵吞敵產、生活腐化，同時三青團亦發起攻擊。時子周、蘇吉亨腹背受敵，於1946年6月辭職。陳立夫派C.C.系主幹邵華繼任主任委員，韓達任委員兼書記長。隨後進行黨員登記。因原黨員名冊在1939年冬張鴻相被捕身亡後遺失，1945年公開活動後不得不重新登記。1945年11月在《民國日報》刊登公告，要求抗戰期間的國民黨黨員登記。此舉引來大量冒名者。至1946年9月，天津成立61個區分部，成為派系爭奪的據點。此外，這段時間天津的黨務還包括建立忠烈祠（利用原日本神社）、組織天津市總工會（苑寶璜任常務理事，馬相林、王仙槎、李文考任理事）、成立婦女聯合會（孫家玉任理事長）、總商會（羅宗強任總經理並組織）、教育聯合會（李曜林組織）、發展三青團（王任遠任籌備主任），以及成立天津市敵後工作同志會（郝任夫任臨時主席）。

邵華繼任主任委員之後，蘇吉亨所安插在市黨部的人員沙石雲、葉樹元、於臨衰、鄭子云、沈樹元、馬國璋等都選擇自動辭職。1946年9月，邵華又對黨部的人事與組織作了大幅調整，清除趙靜民、劉繼良、史泰安、米少豐等朱家驊系，使黨部成員幾乎變成清一色的C.C.系。此後委員包括趙光宸、李書田、胡夢華、李曜林、佟本仁、朱佑衡、溫士源、許蓮溪、楊蓮茵等；秘書則有郭一鳴、李逾冬、王理淵等人。1947年春，天津市黨部接到中央組織部的通知，要求召開黨員代表大會，選舉天津市黨部執行委員與監察委員。主任委員邵華與其親信委員許蓮溪、徐治（陳立夫之表弟）商議，準備借這次選舉擴大陳系陣營。但因以往參與地下工作的黨員多屬朱家驊派，邵華方面難以取勝，於是指派溫士源、朱佑衡設法收集人頭像片，偽造姓名與經歷，並假設若干區分部，匯集假選票，以爭取多數。

與此同時，朱系在選舉中決定採用「擁杜倒邵」的策略（杜即天津市市長杜建時），對外宣稱此舉是為了加強黨政一元化領導。朱系因此秘密通知各工廠、學校、同業公會等團體，迅速以集體入黨的方式發展新黨員，成立區分部，並選出大會代表，以便在投票中占優勢。正在操作之際，邵華派得知消息，遂急於召開選舉大會，企圖搶先完成選舉以捷足先登。然而，由於邵華在內定委員分配上得罪了「工人抗日聯合會」的苑寶璜，苑寶璜便與郝任夫派以及三青團組織基於各自利益聯合起來，抵制選舉並驅逐邵華。更在選舉前夕，由總工會理事王書閣、李海山率領200餘名工人（其中大多數是幫會頭目巴延慶的門徒）突然闖入市黨部，搗毀黨籍科，搶走黨員名冊及籌選文件。市長杜建時將經過呈報中央，並以維持治安為名，請示緩期舉行；獲核准後，黨員選舉大會隨即停止。

邵華又拉攏其同鄉胡夢華（當時任社會局局長），企圖總攬黨政大權，但遭到杜建時、郝任夫、王任遠、苑寶璜等人反對，最終被迫於1947年5月呈請辭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隨即派郭紫峻接任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中統局副局長兼華北辦事處負責人）。郭到職後，人事變動不大；他表示，來天津主要是為了參加立法委員選舉，待當選後即赴南京任職，無意在天津戀棧或介入派系爭奪。這階段的人事組織與活動為：主任委員郭紫峻；委員兼書記長許蓮溪；秘書金魁之、張選元（中統專員）、王理淵、王南屏（「誠社」分子）；組訓處處長李墨元（兼）；組織科長劉正竭；幹事邢明樞、李希民、王聯祥、蘇硯田、步少堂；黨籍科長李公衡；幹事趙階平、王燕芳、孔立彬；訓練科長吳廷瓚（中統專員）；幹事夏一清；黨團指導科長余和貴；幹事徐中節、袁澤民、李千元、王學倉、楊佑芳、李冬心；宣傳處長李耀林（兼）；宣傳科長楊芳春；幹事沈竹影、鄭兆琨；宣傳指導科長楊廣齡；幹事姚康民；總務處長許蓮溪（兼）；文書科長王子寬；幹事從吉年、楊開敏、高尚信、王國良、劉鳳儀；會計科長賈祖武；幹事吳增甲；庶務科長張聯雙；幹事姚志沖、趙銘心；人事室幹事趙君恆。調統室下轄各分區，分設主任、助理。

1948年，國民黨和三青團黨團合併後，增設副主任委員王任遠、副書記長劉澤民，各處改稱「組」，並新增幹事吳儒貞、張志銑、譚鋒。通訊組則完全由中統局控制，組長先後為薛海溶、郭乾輝，副組長為班志洲。

1946年夏，天津市臨時參議會成立，議長時子周。1947年8月天津選舉國大代表，按南京政府指示規定,選出代表名額二人，內定為張伯苓、時子周。張的競選指揮為嚴仁穎，時的競選指揮為蘇吉亨。各方四出拉票活動，結果雖均當選，但在選舉中，朱家驊系暗中支持張伯苓以壓制時子周。時子周也與其展開激烈爭奪。

1947年11月立法委員選舉，朱系人物決定由王任遠參加競選，郭紫峻、王任遠、溫士源、李曜林當選。1948年參議員選舉中，C.C. 系與朱家驊系的搏鬥發展到白熱化程度。當時時子周得到第八區選民支持，而郝任夫以教育界和三青團的支持，亦有其深厚的基礎。選舉結果郝任夫擊敗時子周。之後由選出的議員來選舉議長，經過幕前幕後的協商角逐，最後中紡公司天津分公司經理楊亦周擔任議長。

1948年8月20日，天津警備司令部大規模搜捕中共支持的學潮參與者學生，天津市黨部也參與審訊。隨著解放軍在東北、淮海戰場連勝，此案草草了結。解放軍逼近天津時，主任委員郭紫峻等多數委員南逃。國民黨中央指派市政府秘書長梁子青兼任主任委員，但梁未能到職，不久被解放軍俘獲。至此，國民黨在天津的黨務活動徹底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