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商團事變的背景

1924年廣州商團事變，是一場於廣州爆發的社會事件，並最終演變為武裝衝突。衝突雙方分別是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支持的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廣州革命政府），以及廣州及周邊珠三角商鎮的商團軍。其爆發的背景存在多方因素。

##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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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商團的成立與角色

清末民初的廣州西關是廣州乃至廣東重要的商業區，被稱為「廣州的華爾街（Wall Street）」。「商團」（Merchant Volunteers）制度始於上海公共租界，其模式仿效歐美，主張以商民組織自衛，以「協助政府保護民眾」。

廣州商團沿革始於清末民初，商人岑伯著等人提議參照上海商團的辦法組建。因為戰禍經年、匪盜猖獗，地方人民組織武裝力量以自衛。廣州商人為自衛於1912年成立廣州商團，由陳廉伯擔任團長兼廣州粵商公安維持會（商團公所）理財課主任，他支墊商團經費，借款購置槍械，得以在北洋軍龍濟光、舊桂系陸榮廷、陳炳焜、莫榮新統治時期維持廣州商業的正常運轉。期間珠三角各地的商埠也紛紛成立商團，共有百餘個，遍布如東莞、四邑、南海等地，如加入商團的商人達數萬人。

當時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是工商業較發達的地區之一，廣州商人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因此，無論是清朝官員、革命黨人還是軍閥勢力，他們在粵執政時，都希望得到廣州商人在政治、財政等方面的支持。清末兩廣總督，民國都督、督軍到粵蒞任之時，都會接見商團代表。他們在制定重要政策時，通常會召集商團領袖徵詢意見。政府對商人越優容，商團領袖在社會上的威望越高，對地方政治的影響越大，當廣州商人認為某項政策嚴重損害商界利益時，有時便會採取罷市等方式同政府抗爭。

1917年陳廉伯任粵商公安維持會代理評議長，進一步武裝商團。1919年3月，商團仿照西式議會政治完成改組，設立了最高機構評議會及十個分團，陳廉伯當選新一任團長。評議會有23名評議員，任期一年、可連任，期滿後需重新選舉。1919年8月，陳廉伯就任廣東省商團軍總團長。至1924年，廣州商團總人數已擴大到1.3萬人。商團在此前的廣州政權的多次更迭中一直保持中立，更因為保護商人利益及維持治安穩定受到廣州民眾的支持，從組織章程細則，正副團長的選舉，到人員選擇、費用收支、都奉行西方的民治理念，實行代議政治。

### 廣東政局的演變與第一次國共合作

自從陸榮廷於1916年9月25日取得廣東督軍之位以來，廣東便被桂系軍閥所控制，造成地方財政紊亂。1920年10月，陳炯明率領粵軍驅逐盤據廣州已久的桂系軍閥，開始「粵人治粵」時代。陳於1920年11月回到廣東就任省長，並邀請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回廣東參政。11月孫中山從上海回到廣州，改編陳的軍隊由其直轄。後陳與孫政見逐漸產生矛盾。陳炯明主張實行「聯省自治」，孫打算以武力制壓北方軍閥。

1922年6月16日發生六一六事變，孫中山與陳炯明決裂。1923年，忠於孫的部隊在廣西藤縣舉行「白馬會盟」，聯合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擊敗陳炯明取得廣州的控制權。進入廣東後，滇桂軍等「私劃防區，開徵各種苛捐雜稅」，例如打著「護商」的旗號，在水陸兩路交通要道，設立「護商機關」關卡，向過往商旅徵收「保護費」。一般商民皆憤然曰：「此等護運機關直同海盜之營寨」，對此，大元帥府大本營多次「查禁各部隊設卡抽稅籌餉擾民」之舉，但屢禁不止。就連廣東稅收也多由滇桂駐軍就地截留，孫中山屢次嚴令交還，均無成效。乃命鄒魯任廣東財政廳長，整理財政，亦收效甚微，竟至按時發放官兵俸餉都相當勉強。孫中山同時徵收寺廟等公共土地進行拍賣，並大量發行紙幣以籌集資金。孫亦曾對客軍「憤怒之極，甚至以首觸壁」。一次軍事會議上，孫中山沉痛表示：「滇桂軍各軍官，你們趕走了陳炯明，我是很感謝你們的。……誰知你們都是戴著我的帽子，來蹂躪我的家鄉」。商團事變後，孫中山感嘆說：「此次民心之激憤，實因恨客軍而起」。

由於滇桂軍入粵是孫文當初動用了西南政府的關余所請來，當時英語輿論常常稱呼他們為「僱傭軍」（Mercenaries）。而共產國際援助代表鮑羅廷也認為廣東民眾存在反對國民黨軍閥將領，甚至對孫中山本人也有不滿的心理，因為孫庇護了這些行為。有學者認為，孫之所以不能與客軍決裂，是因為他們是抵禦陳炯明的主要力量，而孫最初的意圖是率軍北伐，把客軍引出廣東。最終孫成功通過蘇聯援助的黃埔軍校建立了自己的嫡系軍隊，此後1925年6月國民革命軍東征期間，滇軍、桂軍在廣州發動以反對共產黨為名義的兵變，遭蔣介石率黃埔軍擊敗。

1923年8月，蘇聯顧問團鮑羅廷，作為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等抵達廣州，後又兼任國民黨特別顧問（組織教練員）。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國共合作展開，同時在會議宣言中反對當時流行的包括「商人政府」、「聯省自治」在內的政治思想主張，認為商人並不能代表民眾的利益，並且「託命於外人」，與「軍閥政府」「亦一丘之貉而已」。廣州商人恐懼在蘇聯協助下的孫中山會實行共產主義，故多轉而敵視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1924年6月，孫政府在蘇聯幫助下在長洲島成立黃埔軍校。而在蘇聯認知中，廣東在國民黨一大之後成了「遠東唯一飄揚著反帝鬥爭旗幟的地方」，更有人強調「廣東省作為革命的橋頭堡，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太平洋沿岸地區及各島，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 廣州商界與廣東革命政府的關係

從1923年到1924年，廣州商人為抗拒廣州革命政府的稅收政策不斷罷市罷業，在商團事變前幾個月更形成高潮。每次罷市都迫使政府讓步，商人取消新捐稅的要求均得到滿足。因此廣州商人認為，如果進一步擴充自己實力，政府將對商人奈何不得。當時的廣州面臨三種財政壓力，一是孫文政府的各項日益加重的雜稅，二是各路客軍的橫征，三是各種幫會堂口日益嚴重的保護費。1924年2月，年關迫近，各軍的催款加急。孫文於是命令廣州善堂以善產為擔保，下令發行50萬元「軍用手冊」，所有款項收入軍政府，而由善堂向信衆籌還。商民的負擔本已很重，認為這是將用於救災的善產變相充公，於是善堂召開了緊急會議，議決請孫文收回成命。廣州的魚販首先罷市，隨後，全市大小飯館一律宣布閉門停業，碼頭裝卸工人也宣布全體罷工。但孫政府堅持繼續加稅、抽捐與罰款，掀起全市罷市。僅從3月至10月，就出現了針對各行業的「魚稅」、「飯館稅」、「膠鞋捐」、「銀市買賣捐」、「藥品特捐」、「銷湯捐」、「加二軍費」、「橫水渡捐」等。海關經紀人工會亦被羅織理由交罰款10萬元。

5月下旬，廣州市政廳發布「統一馬路業權」法案，以收取新的稅項，藉以抽收鋪底捐，使廣州市民嚴重不滿，於是聯絡全市商團，和附近各縣民團，集中廣州，決議於28日實行全城大罷市，宣布戒嚴，反對孫政府徵稅，賣產拉夫等行為。同時，廣州市鋪底維持會發出三次宣言，「反對政府將市內七百餘家鋪戶，高定各路地價，強主客交易，消滅鋪底，勒遷鋪位，破壞租約，增加租金，名為改良路政，實則貽害商場，斷非市民所能忍受」。宣言末稱：「宜圖自救，既是無力遵辦，待人勒遷，不若先期暫行停業，公定5月28日為各行商店一律停業，自行結束帳目之期」。27日，經過調停，孫政府表示讓步，允許永遠取消「統一馬路業權」案，罷市風潮遂暫時停止。

在大罷市期間，廣州商團召開會議，提議聯合防禦，並函請各縣屬商團派代表到廣州開會。到會代表來自108個商團，共300餘人。5月27日，會議推選陳廉伯、李頌韶、鄧介石為正副主席，決定設立廣東省商團軍聯防總機構，陳廉伯為聯防總長，鄧介石，陳恭受為聯防副長，李頌韶等十一人為參事會參事，機關設在廣州西關。人員選定後，先行執行聯防職責，待籌備完成後舉行成立典禮。會議認為這次風潮，並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只因一事而發，故以「官之衛民，不如民之自衛」為號召。據報導，大會討論了「添購大炮、機關槍、手槍、長槍及輪船、電輪，與設置商團軍醫院、救護醫生隊、制彈廠、籌措撫恤準備金等項」，還打算在全省價值數千萬元的善產中「撥出半數以充擴充商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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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任商團總團長陳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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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任商團副團長鄧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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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任商團副團長陳恭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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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任商團參事長李頌韶

廣東全省商團聯防章程規定，聯防總部「主持全省各埠之商團軍之命令統率事項」，只向全省商團代表大會負責，章程「自代表大會議決呈報省政府備案之日施行」，完全不提政府的審核與批准。聯防總部設立八大處，與當時中國軍隊的高級司令部完全一樣。而且，商團聯防總部「對於各屬分團來往函件，均襲取政府公文程式，發號施令，商團總部，不啻一中央政府機關」。

廣州商團在民國成立以來的廣州歷次高層政局變動中，均嚴守中立，以希望保存廣州市商業區不受衝突波及。孫文在1924年1月對商團和廣州警察聯歡會演說中，提及其國民革命理念與商團此種中立態度的矛盾：

廣州歷次變亂，商團總是守中立：從前龍濟光到廣州來稱王，商團守中立；陸榮廷、莫榮新到廣州來專制，商團守中立；陳炯明掛革命的假招牌到廣州來造反，商團守中立；這次滇軍仗義討賊，到廣州來打陳炯明，商團也守中立。如果陳炯明再打回廣州，試問商團諸君將何以自處呢？就以往的歷史說，我想諸君一定是把從前的舊文章再抄他一次，還是要守中立。今天人民與政府結合之後，便不可再守中立。所以第二條件要諸君有決心，要請諸君對於革命有信仰。

從前為什麼守中立呢？在諸君的眼光，或者是怕人繳槍，如果守中立，便可保守那幾枝槍，避禍求福。依我看起來，若是守中立，便不能避禍求福。譬如這次滇軍仗義執言來打陳炯明，為國討賊，滇軍各將領都有革命思想，到廣州來是弔民伐罪，和人民表同情的。假若當時諸君同滇軍合作，訂一個條約，不許客軍入境，諸君擔任肅清廣州市內陳炯明的亂黨……我想滇軍決不至入廣州市。那麼，現在廣州應該是什麼景象呢？如果滇軍不入廣州，廣州各商家沒有軍隊的騷擾，便很治安。但是你們商團一定要守中立，不敢打陳炯明。我是一定要打陳炯明的。所以滇軍便入城，別種散軍也隨之而入……所以弄成今日的廣州烏煙瘴氣。推究此中原因，商團不能辭其責任。諸君毫沒有宗旨，兵來從兵，賊來從賊，現在所受的痛苦是免不了的。此後商團和警察要守望相助，同心協力來維持廣州治安，便要諸君明白革命主義，信仰革命最後一定成功。

孫文認為在國民革命中「人民與政府結合」，因此商團應該放棄此前「兵來從兵，賊來從賊」傳統的中立立場，要求商團納入革命，並「對革命有信仰」。孫文認為在1923年滇軍對廣州發兵攻打陳炯明的時候，商團嚴守中立，不對陳炯明開戰，因此導致滇軍需要進入廣州市，因此商團對廣州「烏煙瘴氣」的局面也需要負責。孫文曾通過各種途徑爭取廣州商團人士加入國民黨，試圖把商團納入自己的政治軌道，讓其明白「革命主義」，如派許崇智、吳鐵城等人頻頻與商團要人接觸。在陳廉伯與廖仲愷的談話中，陳認爲「吾輩商人、不欲自染政黨色彩……政局變化無定、彼黨來則此黨去、甲黨得勢、則指乙黨爲敵爲逆、吾人業商廣州、財產眷屬、不輕易移動、倘入黨後、萬一貴黨有失勢之一日、於吾人亦殊多不便也」，而廖仲愷則認爲「君於商塲商團、佔有勢力、以君之勢力、出而助（中山）先生，吾黨在廣東、更無失敗之時矣……君如俯就、重要位置、任君自擇也」。商團始終堅持「不入黨」的原則，多次明確拒絕。

後來政府提議為商團搞授旗儀式，但商團反對國民黨改組之後推行的黨國體制，提出只能授商團旗，不能授國民黨旗。吳鐵城隨後回復商團代表答應此要求。但在6月29日，舉行軍、警、團會操當天，政府所贈的商團軍大旗上，仍然附加了一面青天白日小旗。商團軍見到後拒絕行舉槍禮，儀式草草完成。此後「商團不加入孫黨之表示、遂成爲不易之信守、亦幾爲「商團不成文之憲法」」。李大釗後來評論，認為「孫中山在華南的政策……他本人沒有真正的憑藉，前不久他甚至一度尋求「紙老虎」隊伍（指商團軍）的支持,參加了他們的檢閱並且贈旗。近來的事態徹底揭穿了外國資本(家)的一切陰謀詭計,幫助孫中山本人在工農群眾中找到真正的牢固的基礎」。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邱捷認為商團在同政府對抗的過程中，並無提出具體策略。商團建立聯防總部，亦沒有向政府申請，並且「其文件語氣狂妄，見識卻很低下」。以致有人說：「商團總部辦事之人，皆商界分子，對於政治社會大勢，多不甚了解。商聯總部各事，聽諸秘書處一二人所為，而該秘書等又多屬好事而無常識之徒，故自商團總部成立後，所發布之文件，類多不依法律手續，往往因此而有逾越法軌之行動」。

邱捷也認為，商團在同政府、軍閥發生衝突時，的確是弱者；但在1920年代勞資矛盾激化、工人運動興起時，商團往往對比商人更為弱勢的工人使用暴力，所以，商團與工人結怨頗深。多數工人不僅不同情商團，而且積極要求政府對它採取強硬政策。而商團的很多行為都遠遠超出了商人自衛武裝的需要。商團拒絕加入國民黨，使政府與商團武裝共存的局面難以維持。如果商團聯防的各項議案和章程都落實，就會出現一個不受政府統轄的軍事和政治權力中心。商團聯防會議的高調舉行，引起當局者的高度警覺。加以商團決定聯防不久，即有大宗軍火運到，所以扣留商團軍械、禁止商團聯防總部的成立，對廣東政府而言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