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

風險社會（Risk society）是當代社會學的重要理論概念，主要由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和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和發展。該理論認為，現代工業社會已經轉變為一種新的社會形態——風險社會，其核心特徵是人類活動本身成為了主要的風險來源。

與傳統社會主要面臨自然災害、饑荒等外部風險不同，風險社會的突出特點是「製造性風險」的大量出現。這些風險源於現代化進展本身，如核技術、化學工業、基因工程等技術應用產生的潛在危險。這類風險的特徵是全球性、長期性和不可逆性，超越了傳統的地域和階級邊界。

此概念在1980年代於貝克的專著《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中提出，在90年代風靡學界。一方面，它勾連了更宏闊的現代性思想脈絡；另一方面，契合了如彼時持續升溫的環境關切等在內的公眾討論焦點。此後，風險社會理論不斷發展完善，形成了包括個體化、反思性現代化、世界風險社會等在內的完整理論體系。

## 理論基礎

### 定義

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提出，風險社會是「一個日益關注未來（同時也關注安全）的社會，這種關注催生了風險的概念」。而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則將其定義為「用以應對由現代化本身所誘發、引入的危險與不確定性的一種系統性方式」。

貝克對現代化的定義如下：

它表現為技術合理化的浪潮以及工作與組織的變革，但遠不止於此：現代化還涵蓋了社會特徵與常規人生軌跡的變遷、生活方式與婚戀形態的轉變、權力與影響力結構的調整、政治壓制與參與形式的更迭、現實觀念與知識規範的更新。在社會科學對現代性的理解中，犁具、蒸汽機車和微晶片是可見的表徵，其背後是更深層的過程，這一過程涵蓋並重塑了整個社會結構。

### 背景

多個思想潮流為這一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羅馬俱樂部在《增長的極限》中系統地警示了無限增長模式可能導致的生存危機。里夫金透過熵理論揭示工業文明中能量消耗與時間緊迫性的矛盾。法蘭克福學派則深入剖析了工具理性導致的異化現象，認為這種異化最終會引發生態災難。與此同時，後現代主義思潮對傳統理性主義與進步主義提出了根本性質疑。

貝克和吉登斯都堅定地從現代性的視角探討風險社會。現代性被吉登斯定義為「一種指稱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簡略稱謂。...（現代性）遠為比以往任何社會形態都更具活力。這是一個...不同於所有先前文化、著眼於未來而非過去的社會。」他們也深入借鑑了反身性的概念，即社會在自我審視的過程中，反過來也在改變自身。古典現代性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是財富及其分配方式，而新現代性社會理論的焦點在於風險防範、風險最小化和風險管理，例如對核事故風險進行管理，因此被貝克稱為「風險社會」。

## 核心概念

### 個體化過程

個體化過程是風險社會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簡單來說，個體化是指傳統社會中那些為個人提供穩定身份和保障的結構——如固定的階級地位、穩定的家庭結構、終身職業模式和統一的宗教信仰——正在逐漸鬆動甚至消解。

這種變化意味著個體被「釋放」出來，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和選擇機會，但同時也被迫在更大程度上為自己的人生軌跡、身份認同和生活選擇承擔責任。貝克強調，個體化並非指純粹的個人主義或社會孤立，而是現代性發展到反思性階段的一種核心結構性轉變，也是社會結構變遷的重要動力。

個體化與風險分配共同推動著風險社會的形成。在這個過程中，個人擁有了前所未有的選擇自由，但也必須獨立面對日益複雜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衝擊。齊格蒙特·鮑曼透過倫理學分析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個體面臨的核心挑戰是如何調和自身與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風險和恐懼。

具體而言，個體化要求人們主動構建自身生活，形成獨特的自我認同，並對自身選擇及其潛在後果（包括各種風險）承擔完全責任。這一過程深刻改變了個人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係。矛盾的是，雖然個人獲得了更多自主權，但他們對教育系統、就業市場、社會福利機構等的依賴程度反而增加了，因為這些制度成為了應對外部風險環境的重要保障基礎。

### 反思性現代化

反思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也譯作自反性現代化）是理解風險社會的核心視角。這個視角描述了當社會發展進入高度現代性階段後，其自身建構的理念、制度、技術及實踐成為批判性審視的對象這一過程。

社會不再盲目相信現代化就等於進步，而是開始質疑和反思現代化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斯科特·拉什總結稱，反思性現代化是關於相對結構的一種社會行動者或其「能動作用」的日益增長的權力的理論。

這種反思性的出現有其社會原因。傳統現代化路徑所產生的一系列非預期的社會和環境後果的根源在於第一次現代化的極端化及其衍生的系統性副作用，這成為社會公眾、政治力量乃至科學共同體反思的對象。

在貝克的社會變遷周期理論中，反思性現代化意味著社會不再將現代化進程視為簡單的、線性向前的「進步」，而是開始系統性地評估其潛在的負面影響和根本局限性。這種轉變在知識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知識（包括科學知識）在風險社會中不再被無條件信任，尤其是在它自身的應用產生巨大系統性風險之後，這種不斷的自我審視、質疑和基於反思進行的調整過程，是風險社會動態演進的關鍵機制。

### 風險社會

貝克認為現代性發展到今天已然斷裂，二十世紀後半葉之前的現代社會是古典工業社會，而目前是一種新的社會形式——風險社會。他將以充分的勞動分工為特徵的古典工業社會和風險社會區分開來，認為勞動社會和風險社會展示了兩種不同的社會運作邏輯，表達著不同的價值體系，同時風險性質也有所差異。不同於前工業時代對其災害的應對，工業社會發展了一套應對其自身產生的不確定性的制度安排，核心是風險計算、保險制度和法律補償，這一邏輯「掩蓋了風險的工業根源」。

貝克對世界級風險的論述建立在「第一現代性」到「第二現代性」的轉變的基礎之上。他認為，核能、化學、基因技術等「巨型威脅」的出現，徹底顛覆了工業社會的風險計算邏輯。因此，古典的現代性（第一現代性）的核心議題是財富以及如何更公平地分配財富，而第二現代性的核心議題則是風險以及如何防範風險。

### 風險類型

吉登斯的風險社會理論首先區分外部風險和製造性風險，並認為這一斷裂標誌著工業社會邁向風險社會「第二現代性」的核心轉折。傳統社會主要面臨的是外部風險，即源於自然或外部力量的危險，例如自然災害、饑荒、瘟疫等這些風險通常被認為是獨立於人類決策的「命運」。

而風險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是製造性風險的突出地位，這類風險源於人類自身發展決策所產生，是現代工業化、科技應用和社會組織進程的非預期後果。製造性風險是人類有意識活動的產物；具有「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特徵，其後果在時間和空間上可能具有潛在性和長期性；其因果關係通常複雜且需要專業知識才能辨識。在分配邏輯上，製造性風險突破地域與階層邊界，呈全球化擴散，且可能「迴旋」危及風險製造者自身，這正是貝克所謂的「迴旋鏢效應」（boomerang effect）。製造性風險的普遍性與不可預測性構成了當代風險社會的核心議題，並促使政治、經濟與科學體制進入持續的反思與治理模式。

## 特徵和表現

### 環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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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車諾比核事故發生後不久，慕尼黑大學社會學教授烏爾里希·貝克出版了他極具影響力且具有開創性意義的著作《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的德文原版。生態危機是貝克對當代社會進行分析的核心議題。貝克認為，環境風險已成為工業社會的核心產物，而不僅僅是一種、可管理的副作用。

吉登斯和貝克指出，儘管人類始終面臨一定程度的風險（如自然災害），但這些風險通常被視為由非人為力量所致。然而，現代社會所暴露的風險，如污染、新發現的疾病、犯罪等，恰恰是現代化進程本身的結果。吉登斯將這兩類風險定義為外部風險和製造性風險。

由於製造性風險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吉登斯和貝克等學者認為，社會有能力評估正在產生或即將產生的風險水平。這種反思性自省反過來可以改變計劃中的活動本身。車諾比災難和愛河事件等削弱了公眾對現代化項目的信心，導致對工業、政府和專家的普遍不信任。

社會關切促使核電行業監管加強，部分擴張計劃被放棄，從而改變了現代化進程本身的方向。對現代工業實踐的日益增長的批判，被認為導致了反思性現代化的狀態，這體現在諸如可持續性和預防原則等概念上，這些概念側重於採取預防性措施以降低風險水平。

### 社會分層

關於風險社會與社會等級和階級區分相互作用的關係，學界存在不同見解。大多數學者認同，隨著製造性風險和反思性現代化的出現，社會關係已然改變。風險如財富一樣，在人口中分布不均，並對生活質量產生影響。

貝克認為，主要基於財富積累的舊有階級結構形式，在現代風險社會中趨於萎縮。在風險社會中，人們占據著通過風險規避而獲得的社會風險地位。「在某些方面，這些地位遵循階級和階層地位的不平等，但它們引入了一種根本不同的分配邏輯」。貝克主張廣泛存在的風險具有「迴旋鏢效應」，製造風險的個體最終也將暴露於這些風險之中。這一論點表明，其資本在很大程度上製造了污染的富裕階層，當污染物滲入供水系統時，同樣會遭受其害。這一觀點看似過於簡單化，因為富人可能更有能力減輕風險（如購買瓶裝水）。然而，貝克強調，此類風險的分配更多取決於知識而非財富。雖然富人可能擁有規避風險的資源，但如果他們甚至不知道風險的存在，規避也就無從談起。不過，風險並非只針對特定社會階層或地區，因為它不會遺漏任何人，可以影響所有人，無論其社會階層如何，無人能免於風險。

相比之下，吉登斯則認為，舊有的階級結構在風險社會中仍扮演著相對更重要的角色，現在階級部分地被定義為「在獲取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和賦權（empowerment）形式方面的差異化途徑」。吉登斯也比貝克更傾向於以積極的態度看待風險社會的概念，他認為「絕不能僅僅對風險持否定態度。風險需要被約束，但主動承擔風險是充滿活力的經濟和創新型社會的核心要素。」

### 政治參與

風險社會的出現重新定義了政治參與的形式和邊界。貝克提出「亞政治」（subpolitics）概念，指傳統議會政治之外興起的決策領域。

貝克認為，亞政治的出現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一方面，福利國家的干預主義因過去的成功而逐漸被削弱。另一方面，技術創新（如核能、基因工程）帶來了傳統政治體系難以應對的不可控風險，這些風險挑戰了傳統政治的邊界和能力。

具體而言，「亞政治」主要表現在兩個層次。首先，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推動政治去中心化，公民通過市民團體、社會運動和公共輿論等新形式參與政治，限制了國家行動空間。其次，技術經濟決策因其廣泛的社會影響而失去「非政治」特性，形成需承擔責任的亞政治領域——企業研發和科技應用在此直接觸發社會變革，但其決策風險與責任機制失衡，迫使專業系統接受司法和公共領域監督，面臨新的倫理與正當化壓力。

貝克認為亞政治是民主制的文化民主化的階段之一，是民主制走向民主化過程的一個階段。在風險社會中，「新型社會的結構根據知識發展的最終目標在議會制度之外而獲得實現，其手法不是與之對立，而是簡單地忽略它」。他還提出簡單政治與反思性政治的區分是與政治和亞政治的區分相交叉的。

政治的位置與種類｜政治的性質和階段

簡單政治｜反思性政治

政治系統的政治｜象徵性政治，增長，充分就業，技術和社會進步｜經濟重新復甦或國家嬗變

亞政治｜簡單專家理性，技術專家和官僚行動的支配｜理性改革，政治企業家，職業作為政治行動

在反思性現代化的情景下，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之間出現斷裂。貝克認為，科學對理性的壟斷已經終結，社會理性通過市民社會的「亞政治」所驅動的社會運動挑戰專家權威，個體通過新社會運動而非傳統政黨表達關切，要求風險管理者、科學家和政府官員提供更大的透明度、參與和問責制。

貝克同時強調需要打破政治與非政治領域的僵硬界限，這也是其「政治的解放」的部分內容，政治不再只留待中央政府處理，而越來越成為各式各樣的亞群體乃至個人的職權。這些亞群體及個人比中央政府更具有反身性和自我批判性。在面對與第二現代性有關的風險時，他們也具有反思及以更合理的方式處理的能力。曾經是科學專屬領域的事務現在成為激烈政治辯論的主題，政治必須「（重新）發明」自身以應對風險社會的挑戰。

### 世界風險社會

烏爾里希·貝克在《世界風險社會》及相關論文中提出，「世界風險社會」是現代化進程中技術-工業文明引發的反思性現代性後果，認為全球風險的本質是「非知識」（not-knowing）的統治，人類被迫在不確定中決策生存問題。與傳統自然風險不同，製造性風險具有時空延展性（超越地域與代際邊界）和不可歸責性（責任主體模糊）的特徵。

吉登斯進一步指出，此類風險源於「脫域機制」（如金融資本流動等社會關係從具體時空抽離的機制），使局部事件能迅速升級為跨國危機。世界風險社會的根本矛盾在於風險生產邏輯已深度嵌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而應對機制仍受限於民族國家主權框架，導致不可控風險與制度化管控之間斷裂。貝克認為，全球風險迫使人類在倫理責任的規範性與跨國治理的制度性層面邁向世界主義現實政治。

## 評價和爭議

貝克利用風險作為觀察社會深層變化的視角，學界將其作品譽為重要的理論里程碑，在學界內外均產生重要影響。《風險社會》銷量超6萬冊，創社會科學類非教材類著作銷售記錄。其為應對全球風險提供批判性框架，是與瑪麗·道格拉斯的文化理論、米歇爾·福柯的治理性並列的風險研究三大範式之一。但是，社會學界對其理論接受度不一，批評聲音顯著。

批評者主要在方法論上提出批評。有學者指出，貝克對「自然災害」和「人為風險」的二元區分過於簡化，他們認為，環境史研究表明，自然與社會的相互作用貫穿人類歷史，許多所謂的「自然」災害實際上包含人為因素，而現代風險也往往具有自然成分。另一方面，學者們批評該理論過度依賴車諾比等個案，缺乏系統的經驗研究支撐且對各個基礎概念的關係界定不清。

同時，亦有學者批評風險社會理論忽視具體領域風險的作用，傾向於將特定事件的影響過度概括為普遍趨勢，忽視了風險分布和感知的複雜性。比如忽視傳統社會分層（如階級、性別、種族）的持續性影響；環境風險非核心，結構性壓迫（如種族主義、貧困）仍主導個體風險體驗等。另外，還對大眾媒體在風險建構中的核心作用的論述分散。在「科學理性」和「社會理性」的關係上，有學者認為公眾對科學的態度比貝克描述的更為複雜和多元，而非簡單歸結為「專家系統的失敗」和「公眾信任的流失」。

## 應用和發展

### 應用研究

西蒙·科特爾（Simon Cottle）梳理了貝克理論中關於大眾媒體的觀點，認為在風險社會中，媒體兼具風險的「社會建構」、「社會爭議」和「社會批判」的三重角色。媒體使「不可見風險」（如核輻射、化學污染）通過符號化（如圖像呈現）成為公共議題；也是科學知識、政府、企業與公眾就風險定義進行博弈的場域，另外，還會揭露制度性失責，推動對風險的政治反思。

在健康與醫療方面，風險社會理論亦有較多應用。安妮·彼得森（Anne Petersen）分析健康領域的風險治理機制，指出在風險社會中，健康促進政策扮演著「個體化規訓」、「科學爭議場域」和「不平等遮蔽」的角色。黛博拉·盧普頓（Deborah Lupton）利用風險社會理論，剖析公共衛生領域的風險話語，揭示其作為「道德審判」、「責任轉嫁」和「權力規訓」的功能。

### 和其他風險理論的異同

瑪麗·道格拉斯和威爾達夫斯基提出「風險的文化理論」，被視為社會科學領域中風險研究的開先河者。他們認為個體和社會群體對風險的感知和選擇關注哪些風險，是由其特定的文化偏見塑造的，強調了風險理解和爭議的文化根植性和社會結構基礎，將風險本質視為維護社會團結的「歸咎工具」。與貝克強調工業社會轉向「風險社會」的歷史斷裂性不同，「風險的文化理論」主張風險感知的歷史延續性。貝克則認為認為科技發展帶來的生態災難是前所未有的、不可逆的「超級風險」，威脅人類存續。

尼克拉斯·盧曼則提供了一個不同的系統理論視角。他認為風險並非客觀存在，而是系統觀察的產物，是系統在面對不確定未來時進行決策的認知形式。這挑戰了貝克關於風險分配、「迴旋鏢效應」等更具實質性的描述，並指向風險的認識論差異，強調複雜性、偶連性和系統溝通邏輯在風險感知和處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