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弗魯丁剪刀

沙弗魯丁剪刀（Gunting Syafruddin）是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於1950年3月實施的一項貨幣政策。該政策由時任財政部長沙弗魯丁·普拉維拉內加拉頒布，其名稱源於政策的執行方式——將流通中的特定紙幣從物理上剪成兩半。

該政策旨在應對當時嚴峻的經濟問題，包括政府繼承殖民時期的巨額債務、嚴重的財政赤字、多種貨幣同時流通導致的金融秩序混亂，以及因貨幣供給過多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政策目標是透過減少貨幣流通量來抑制通貨膨脹，並通過強制轉換債券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根據規定，被剪開紙幣的左半部分按原面額的一半價值繼續流通，並須在限時內轉換成統一的新鈔；右半部分則被轉換為政府長期債券。

此政策的執行在短期內引起了市場波動和公眾疑慮，儘管短期內減少了貨幣流通量，其正面影響卻未能持續。由於政府支出等根本問題未獲解決，貨幣供給量再度攀升，通膨重新失控。此舉重創市場信心，引發富商囤積物資，造成人為短缺，使民眾在物價飛漲的同時還需面對物資匱乏的困境。最終，此政策被視為一次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殖民時代遺留經濟結構問題的失敗嘗試。

## 背景

1949年底，印度尼西亞面臨嚴峻的經濟危機。此時正值國家政治轉型的關鍵時期——荷蘭與印尼經過海牙談判，於1949年11月2日簽署《印尼-荷蘭圓桌會議》。並在同年12月27日成立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開始逐步過渡為單一制國家。然而，此前的政治動盪嚴重影響經濟穩定，特別是荷蘭曾試圖透過其軍事組織荷屬東印度民政署重新佔領印尼，導致國家政治局勢長期不穩。

在此背景下，新成立的印尼政府不僅被迫承擔了荷屬東印度政府45億盾的外債，更面臨高達51億盾的巨額財政赤字。更為複雜的是，國內存在多種貨幣並行的混亂局面。當時印度尼西亞流通三種不同的貨幣：新成立的共和國發行的印尼盾、荷屬時期爪哇銀行發行的荷屬東印度盾以及荷蘭東印度群島戰役和印尼獨立戰爭期間荷屬東印度民政署發行的貨幣（別稱「紅錢」，uang merah）。

當時市場上的貨幣總流通量高達39億盾，遠遠超過商品供應量，嚴重削弱了民眾的購買力，成為引發惡性通貨膨脹的關鍵因素。同時，高估的匯率制度削弱了貿易部門的盈利能力，導致以貿易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政府稅基萎縮，預算狀況日益惡化。為應對此嚴峻局面，哈達第二次內閣、時任財政部長沙弗魯丁·普拉維拉內加拉決定推行金融整頓措施，旨在平衡貨幣流通量與商品供應量，穩定國家經濟。

### 政策推手

沙弗魯丁的個人背景與經濟理念深刻影響了印尼日後貨幣政策的制定。他不僅時任財政部長，更於1951年獲任命為爪哇銀行（後改組為印度尼西亞銀行）首任印尼籍行長，象徵印尼從荷蘭手中收回金融主權的重要里程碑。作為馬斯友美黨成員，沙弗魯丁在政治上被視為溫和的宗教社會主義者。其務實作風甚至獲得即將離任的荷蘭銀行高層認可，認為他「接受現實並做出必要妥協」，經濟觀點「與荷蘭人非常接近」。

沙弗魯丁強調財政紀律與貨幣穩定的保守立場，與另一位具影響力的民族主義經濟學家蘇米特羅·佐約哈迪庫蘇莫產生深刻分歧。蘇米特羅主張激進的發展主義，認為應透過擴張性財政與貨幣政策，由國家主導推動工業化，徹底擺脫殖民經濟結構。對沙弗魯丁而言，貨幣穩定是經濟活動的基石；而蘇米特羅則視貨幣政策為服務國家發展的工具。

兩人的理念衝突在印度尼西亞銀行籌建過程中充分顯現。關鍵爭議在於中央銀行法規設計：沙弗魯丁堅持要求貨幣發行總額須有至少20%的黃金和外匯儲備支撐，認為此舉是維持幣值穩定與國際信譽的必要保障，能有效約束政府濫發鈔票的衝動。蘇米特羅則強烈反對，批評這是「過時的儲備要求」，將嚴重限制政府為發展項目融資的能力。

在1950年印尼經濟瀕臨崩潰的背景下，沙弗魯丁的「先穩定、後發展」的保守主義主張，顯然比蘇米特羅的長期發展藍圖更具即時性和說服力。同時，沙弗魯丁是馬斯友美黨的重要人物，並且深受印尼社會黨主席夏赫里爾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影響，是促成社會黨與馬斯友美黨政治聯盟的關鍵人物。這個政治聯盟在印尼獨立初期（尤其是在哈達和納席爾內閣期間）構成了政府的核心力量。因此，沙弗魯丁推行激烈的經濟政策，不僅是基於其個人職權，更是有著強大的跨黨派政治支持。

## 政策內容與執行

1950年3月10日，沙弗魯丁透過印尼共和國廣播電台向全國發表政策演說，正式提出名為幣值整頓的貨幣政策。他在演說中闡明，這項政策的根本目標是透過大幅削減貨幣流通量來抑制惡性通貨膨脹，為新獨立國家建立穩健的經濟基礎。沙弗魯丁特別強調，此舉並非對民眾財產的掠奪，而是全體國民為國家利益所必須承擔的共同犧牲。

沙弗魯丁所提出的措施，其機制如下：

- 貨幣分割：所有面額為5盾及以上的荷屬東印度盾和「紅錢」必須對半剪開，從物理上將其一分為二。
- 左半部分：紙幣的左半邊仍為法定貨幣，但其價值立即貶為原面額的一半，有效期至8月9日下午6時。民眾需在1950年3月22日至4月16日期間，將這些左半邊的紙幣兌換成新的印尼聯邦共和國紙幣。逾期未兌換者，其持有的左半邊紙幣將作廢。
- 右半部分：紙幣的右半邊則不再具有貨幣功能，被強制轉換為一筆為期30年、年利率為3%的國債。此舉相當於政府向持有大額現金的中上層階級進行的一次強制性貸款。

這項政策並非針對所有貨幣，而是專門針對面額為5盾及以上的荷屬東印度盾和「紅錢」；印尼共和國自己發行的貨幣和低於5的小額貨幣則不受影響。這顯示了政策設計的精準性，旨在打擊持有大量舊殖民政府貨幣的富裕階層，同時保護普遍持有小面額貨幣的普通民眾的小額資產。此外，政策同樣適用於銀行存款，所有超過400盾的帳戶餘額，其中一半將被強制轉換為年利率3%的政府貸款。

通過這項備受爭議的政策，沙弗魯丁試圖實現「一石多鳥」的目標：用新貨幣取代多種舊貨幣、減少貨幣流通量以抑制通貨膨脹、通過強制國債充實國庫，預計將發行15億印尼盾的國債。

### 法律基礎

「沙弗魯丁剪刀」政策的法源依據為《1950年關於緊急貸款的第13號緊急狀態法》（Undang-Undang Darurat Nomor 13 Tahun 1950 tentang Pinjaman Darurat）。該法明確規定被剪除的半額貨幣在法律上被定性為民眾對政府的強制性貸款。具體執行細則則透過《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財政部長PU第一號令》（Surat Keputusan Menteri Keuangan RIS Nomor PU I）予以規範，此行政命令於1950年3月19日頒布後，隨即於翌日（3月20日）晚間8時正式實施。

### 外匯憑證

在此一周前，沙弗魯丁還發布了一項有爭議的政策，稱為外匯憑證（Sertifikat Devisa，簡稱SD）。這項政策旨在鼓勵出口和抑制進口。根據該政策，除了獲得相當於貨物價格的款項外，每位出口商還能獲得相當於其出口價格50%的外匯憑證。相反，進口商必須購買與擬進口貨物價格等值的外匯證。因此，除了準備相當於擬購貨物價格的款項外，進口商還必須以政府規定的匯率購買外匯憑證。

政策開始執行時，政府將匯率定為市場價兩倍，也就是面值10000盾的外匯憑證售價20000盾。匯率會根據市場波動，因此，在不改變官方匯率的情況下，外匯賺取者（出口商）的有效匯率是官方匯率的兩倍，而外匯使用者（進口商）的有效匯率是官方匯率的三倍。這中間的差額自然流入了國庫。

## 社會及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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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反響及短期成效

根據對當時報章的分析，「沙弗魯丁剪刀」政策的頒布在社會層面引發了立即且混亂的反應。政策宣布後的第二天，市場一片混亂，商店紛紛關門。由於資訊傳播緩慢，消費者感到錯愕。一周後，市場秩序在警方控制下恢復正常。除此之外，工人們也因擔心工資會受到政策影響而舉行罷工，在福利部長再三保證下，罷工得到控制。一些地區也發生了犯罪事件，犯罪者聲稱受到經濟壓力和生活所迫，但都很快得到解決。該政策最初遭到公眾的負面反應，但在政府持續溝通以及警方幫助下，公眾逐漸理解並接受了金融整頓政策對經濟復甦的必要性。

在政策實施初期，「沙弗魯丁剪刀」達成了其主要目標。市場上的貨幣流通量大幅減少，有效遏制了惡性通貨膨脹的勢頭。政府透過強制公債的方式，成功吸收了部分資金，緩解了財政壓力。及後印尼盾走強，商品價格，尤其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保持穩定，政府財政收入也呈指數級增長，從18.71億印尼盾增至69.9億印尼盾。此外，政策實施後不久，韓戰爆發，全球對橡膠、錫等原材料的需求激增，作為主要商品出口國的印尼，其外匯收入大幅增加。這一外部因素與剪鈔政策的短期效應相結合，使印尼經濟在短期內呈現出穩定的跡象。

### 國際反應

此政策也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關注。美國《時代》雜誌在1950年3月27日的報導中，將此政策稱為「魔術剪刀」（The Magic Scissors），並形容其為一個讓貨幣消腫的「巧妙地簡單」的新方法。該報導說明，除了剪紙鈔外，所有超過400盾的銀行帳戶也將有一半被強制轉為政府貸款。其主要目的是「大幅削減印尼國內對商品的有效需求」，以使印尼的物價水平與其他國家看齊。

### 長期成效與失敗

儘管短期成效顯著，但該政策的正面影響未能持續。經濟的根本問題並未解決，政府的支出依然龐大，導致貨幣供給量再度攀升。至1953年，印尼國內基本商品的價格已較1950年飆升了250%，通貨膨脹重新失控。1950年至1957年間的平均通膨率達到17%。更嚴重的是，這項激烈的政策動搖了市場信心。許多富商和投機者預期未來經濟將持續不穩，開始大量囤積生活必需品，造成人為的物資短缺。這使得普通民眾和小商人不僅要面對飛漲的物價，還要應對物資難以購得的困境，社會經濟秩序更趨混亂。

在蘇基曼內閣中被優素福·維比索諾取代後，沙弗魯丁成為政府的批評者，他於1951年6月表示，政府政策已導致經濟衰退，只是被因為韓戰而引致的商品出口飆升所掩蓋。最終，「沙弗魯丁剪刀」被視為印尼自由民主時代一系列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結構問題的改革嘗試之一，未能成功帶領印尼擺脫殖民經濟的遺留困境。

此外，該時期印尼政局極度不穩，從1950年到1959年的九年間，內閣頻繁更迭共達七次之多。這種短命的內閣輪替導致政府無法推行連貫且長期的經濟改革，使得像「沙弗魯丁剪刀」這樣激烈的短期政策難以解決根本的結構性問題。持續的政治動盪也削弱了市場信心，成為該政策最終未能帶領印尼擺脫經濟困境的關鍵政治背景因素之一。

## 後續

「沙弗魯丁剪刀」政策不僅是一項應對惡性通膨的激進貨幣措施，更標誌著印尼自由民主時期一系列經濟實驗的開端。此政策雖在短期內穩定金融，卻未能觸及殖民時代遺留的經濟結構性失衡問題。為此，印尼政府旋即推行了旨在扶植印尼原住民（Pribumi）企業家階層的「堡壘計畫」（Gerakan Benteng），試圖從根本上改變經濟權力格局。

然而，由於尋租行為普遍，許多獲得進口特許權的原住民商人將許可證轉讓予更具資本與經驗的華裔商人，導致該計畫的失敗。此一現象催生了名為「阿里-峇峇經濟系統」（Sistem Ekonomi Ali-Baba）的非正式合作模式，其中政府向「阿里」（原住民）提供信貸和許可證，再由「阿里」與經驗豐富的「峇峇」（華裔商人）合作經營，期望「阿里」能從中學習經驗和技術。這一從貨幣干預走向結構扶植、再到非正式合作的演變軌跡，共同突顯了印尼建國初期在尋求經濟獨立自主道路上所面臨的普遍困境與政策的內在不穩定性。

在貨幣學上，有學者將「沙弗魯丁剪刀」明確定義為幣值整頓政策，其本質是在高通貨膨脹的環境下，藉由削減貨幣的面值來降低其購買力，以抑制貨幣流通。這與現代經濟學中僅為簡化計算、不影響貨幣實際價值的「貨幣改值」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由於1950年這次痛苦的經驗，當印尼政府於2010年提議進行貨幣改值（計劃將印尼盾面額除去三個零）時，引發了公眾的普遍擔憂與不信任，許多民眾害怕這將是「沙弗魯丁剪刀」的重演，顯示了該歷史事件對印尼民眾的經濟心理和對政府貨幣政策的態度產生了長期的影響。

## 政治利用

「沙弗魯丁剪刀」作為一項深刻影響民眾經濟生活的政策，在後來的政治活動中也被用作政治宣傳的工具。例如，在舊秩序時代，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曾發布海報，諷刺來自馬斯友美黨的財政部長沙弗魯丁所推行的這項貨幣剪半政策，將其描繪成給人民帶來痛苦的根源，以此作為攻擊馬斯友美黨、爭取群眾支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