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廣東省

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廣東省各地也有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參與者還包括從在廣東就學的香港、澳門學生，或專程入境聲援的香港、澳門民運支持者。其中最大規模的抗議發生在廣州和深圳，此外在佛山、珠海、韶關、中山、肇慶、新會、江門、東莞、汕頭、潮州、梅州、湛江、惠陽、茂名、陽江、電白、惠州、三水等縣市均有不同程度的響應。據部分親歷者指，廣東的抗議示威範圍波及全省，波及面達到縣一級。根據當局統計，廣東全省在5月，有中山大學、華工、中山醫、深圳大學、韶關師專等幾十所大專院校的學生以「爭自由」、「民主」、「愛國」等口號，在各院校內張貼大小字報，散發傳單和集會演講。

全廣東抗議的高峰發生在五月中下旬，並因19-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李鵬發表講話、北京宣布戒嚴等事件而達到高峰。據親歷者暨南大學澳門學生蕭亞群稱，當時廣東抗議的特點是推動改革開放議題，籠絡體制內知識分子、中下層幹部及新聞界參加，並藉助反對「官倒」與分配不公，針對廣東數千家與中央委員相關的公司，由工自聯披露其「倒賣許可證、囤積居奇」等行為，鼓動工人、廠長及市民參與，同時也結合香港前途問題，提出香港高度自治與民主化，吸引港人支持，使香港媒體宣傳反過來擴大參與規模。

## 背景

自中國民主運動在1970-80年代興起後，廣東省即出現民運人士的活動。例如1981年，一些民運組織成員開始進入深圳。1986年，《深圳青年報》有編輯人員策劃成立「深圳思想俱樂部」、「深圳青年詩人協會」，並利用《深圳青年報》宣傳「新思想、新觀念、新方法論」等思潮（中國當局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引起中共中央、廣東省、深圳市當局的重視和關注。同年12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共青團中央與深圳市委聯合調查該報及該組織，「深圳思想俱樂部」、「深圳青年詩人協會」被取締。1987年2月，《深圳青年報》被責令停刊。

在1986年的八六學潮中，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湛江、梅縣的多所大專學校的學生參與響應了全國性的示威。

按照當局統計，1987年上半年廣東「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下和海外敵對勢力的煽動下」「反革命案件」發案率上升，共發案96起，比1986年同期上升43.3%。1987年8月至12月，中山大學部份學生曾組織「自民黨」，並先後舉行三次抗議活動，要求當局學習臺灣實行民主自由和開放政治。當局派出高幹前往進行安撫才告平息。

1988年8月9日，廣東省七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審議並通過廣東省公安廳報送的《廣東省集會遊行示威規定》，並於8月25日起施行。同年，德慶縣公安局破獲以謝慶森（男，37 歲，德慶縣沙旁鄉人）為首的「太陽黨」反共組織案。當局繳獲該組織草擬的章程、國歌、委任狀等「罪證」。同日，曲江縣公安局破獲以何惠新為首的「國民民主黨」反共組織，抓獲5人。

在胡耀邦之死，八九民運爆發前，廣東部分民運人士就開始醞釀或參與當時的民主運動。1989年2月21日，1974年廣州「李一哲事件」的大字報作者之一李正天從廣州到北京參加簽名運動，並致函國家主席楊尚昆，除呼籲請其大赦異議人士王希哲外，亦點名批評廣東省委會記林若禁止發表他的文章。4月2日，中國公安部通報各地公安廳局，指中山大學有些人「頻繁串聯」，策劃借「四·五」之機組織學生上街遊行，並準備在四月五日開「紀念討論會」，提出「聲援釋放魏京生」，「要人權，要自由，打倒一黨專政」的口號，亦聲稱這次行動得到海外的經費援助，與方勵之有聯繫，在廣州已串聯好華南工業大學、華南農業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暨南大學等院校一起行動，並打算由被處分過的學生來對付警察，鼓動學生「不要怕流血」。廣東省委指示廣東省公安廳要求各級公安機關做好防範工作，密切注意大專院校，特別是幾所重點院校學生的動態，並對相關人員進行調查，校內外做好防範。報告指這些策劃者「活動比較隱蔽，要求有關人員對組織活動的通知傳看後即燒毀」。4月5日，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聯的胡平透露，五四期間，中國民聯擬在廣州等地安裝傳真機，隨時傳遞大陸民運或學潮的資訊。巴黎蒙馬特高地電台《華人之聲》節目編輯陳慶浩（為澄海人，廣東外逃人員，與台灣關係甚密）等亦計劃利用國際輿論將4月7日搞成針對中國人權問題的紀念日。

## 廣州

廣州首次學生遊行發生在4月20日。在5月中下旬曾連續多日爆發大規模遊行，並以5月23日的省港澳民主大遊行為規模最大，有包括香港、澳門學生在內的50萬人參與。六四清場後，市內主要的交通要道，如海珠橋、海印橋等被示威者多次堵塞。

## 深圳

### 4月

4月15日胡耀邦死後，當局指深圳大學出現了「攻擊黨政領導人」的大小字報和標語。

4月25日，深圳大學學生會收到北大學生電話後，決定於4月27日起罷課三天，但稱「考慮到深圳外來人員多，怕被壞人利用」，不計劃在5月4日上街遊行。當天，深圳大學學生發表一份聯合聲明，支持北京學生運動。

### 5月

5月4日，全國各地爆發五四大遊行。5月5日，來自於深圳特區報、法制報、商報、青年雜誌、風采雜誌、蛇口通訊報、特區經濟雜誌社、光明日報駐深記者站、深圳電視台、廣播電台及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等十餘家新聞單位的逾百名新聞從業者聯名致電北京和上海，向5月4日參加遊行的北京新聞工作者和《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致敬」，並要求上海市委撤銷對《世界經濟導報》的「錯誤處理」。他們認為此前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使《深圳青年報》、《特區工人報》停辦，並令有關編輯及記者人權受侵犯，違背中共十三大的原則。他們希望不要將當時正在草擬的《新聞出版法》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法規，而「應交給人民廣泛討論，使之成為保障新聞自由的基本法」，呼籲保障新聞自由，「我們需要自由的講真話的環境」，「一種聲音只能說明專制統治，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深化經濟改革是相違背的」，「允許民間辦報和容忍多種聲音存在」。

由於不滿學校官方的學生會組織不組織同學支援北京學運，支持民運的學生向學生會反映要求，不獲理睬，因此深圳大學的學生自發組織了自治會，並得到學生的響應。5月16日，深圳大學600名學生和200名敎師舉行記者招待會，宣讀《深圳大學敎工聲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聲明》，該校共青團代表亦致詞支持學生運動。當天，市內也有學生示威。

從5月16日起，深圳市所屬高、中等院校及中學的學生，紛紛到市政府、圖書館示威遊行，聲援北京天安門廣場聚會學生。當局指示威者在上步區各街道搞募捐活動「嚴重影響交通、工作、生活秩序」。5月17日中午，匯集到深圳大劇院的深圳大學5000多名學生以及深圳師專200餘名學生開始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並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大門前遞交請願書，由師生募捐六萬餘人民幣和萬元港幣支援學運與示威。當天遊行還有數十名記者參與，並有數萬群衆在旁圍觀或捐款。新成立的自治會與深圳高自聯參與了活動的組織。深圳大學的教師和學生代表分別宣讀了深大老師、學生致深圳市市委市政府的請願書，要求當局轉達他們對北京絕食學生的聲援。深圳市政府的負責人接受了請願書，並表示會轉達師生們的要求。

5月18日上午，深圳師專1000多名學生從學校出發，步行遊行到深圳市中心。他們呼喊口號，高舉橫幅，並向行人募捐支持北京絕食的學生，一直持續到下午。中午，「深圳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深圳高自聯）在深圳大學成立，並有百餘名學生宣佈絕食。下午，深圳大學等也有3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其中五百人在深圳市政府門前靜坐並一直通宵持續到晚上。同日，深圳大學全校的黨員、教工、職工舉行大會，校方各個單位支持該校15名學生到北京參與聲援或絕食行動，並在經過深圳高自聯與老師、校長溝通。有高校負責人表示「北京一日不復課，深圳都不會復課」。全體黨員會議通過了「致中共中央緊急通電」，包括深圳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羅征啟在內的深圳大學全體中共黨員通電中共中央，要求鄧小平退出政治舞台，「結束專制」（本條由一些黨員、教師提出來），並集體簽名發表了一份公開信。通電認為中共中央對待學運嚴重失誤，「使國家真正地處在動亂的邊緣」。公開信的內容被香港新聞報導，也發到了北京40多家的新聞機關。深圳大學師生發起全市市民請願運動，呼籲中共順從民意，要求鄧小平退出政治舞台，有二萬人簽名。

5月19日，深圳有200多人在市政府門前靜坐，還出現自稱「愛國同盟」的傳單寫「我們要保衛民主，不要萬王之王」暗指鄧小平。也有示威者打出「深圳新聞界聲援學生」「打倒李鵬打倒法西斯」「豈有此李」等標語。5月18日到21日，深圳公安也全體連續四天待命，全日留守辦公室應對示威遊行與突發狀況。深圳高校自治聯會的負責人在接受《十月評論》採訪時表示，其在乘火車經過廣州時，沿途有很多農民為他們吶喊支持，並表示「作為一個廣東人，見到他們的反應…很高興。因爲在過去，廣東人考慮政治問題比較膚淺，並不太關心，這次他們也能夠覺醒起來，這是很大的轉變」。該負責人認為政府對待絕食請願「殘酷、無動於衷」，亦表示深圳作為特區主要是通過香港的電視電台了解各地消息，但認為深圳存在政治意識淡薄的現象，同時比較關注現實和具體的問題。他亦認為中國幾十年來的專制政治並未改變，「我們國家還存在一個鄧太后」，因此民眾懼怕政治運動。

5月中旬，中央級報紙對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報道，影響了各地黨報及地方報刊的取向。《深圳商報》於5月18日詳細報道深圳大學千餘名師生及深圳各界人士在市區聚會、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該報負責人並撰寫社論，稱學生運動象徵「全民族的一次大覺醒」。在地方報紙中，《蛇口通訊報》的報道尤為大膽。該報於5月19日以全部四個版面報道學生運動，頭版刊登〈數萬人自發遊行，數千人踴躍捐款，數百人聚會沙龍：蛇口人與北京學生心心相連〉，記述蛇口民眾聲援北京學生的情況。該期同時刊出深圳大學全體中國共產黨員致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及公開信，信中批評群眾正當要求遭漠視、愛國學生行動未獲公正對待，呼籲召開中央全會及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革新黨的領導體制、清除黨內專制主義。《蛇口通訊報》還以〈護我國殤〉、〈救我學生，振我中華〉等通訊，報道蛇口萬餘名群眾自發遊行，以及短時間內捐出人民幣10萬元聲援學生的情況。該報並刊出多篇專論，包括〈北京學運對經濟改革的啟示〉、〈民心向背興亡繫，千秋功罪得失間〉及〈民主運動宣告人治步入窮途〉，另刊發《人民日報》前社長、總編輯胡績偉文章〈只有新聞自由才能長治久安〉。該報亦全文刊登題為「聲援北京學生，推進民主政治」的民間新聞沙龍座談內容，其中多名與會者批評《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並認為香港電視報道相較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更客觀。一些發言者還談及權力腐敗、人民覺醒及對中共合法性的質疑。這類直接批評官方定性的言論能出現在地方官方報紙上，在當時中國大陸極為罕見。

國務院總理20日宣布北京戒嚴後，5月22日，深圳大學成立了「聲援北京緊急協調委員會」，逾三萬名大中學生、工人、職工、記者、企業員工等各界民眾在深圳大劇院廣場舉行聲援北京學生的集會，宣讀了告深圳市民書，呼籲全民以行動聲援北京學生。然後沿主要街道遊行，口號有「人大人大，為民說話」等，標語有「結束老人政治」、「李鵬不倒，特區無望」、「學生灑熱血，爭民主可歌可泣，李鵬違民心，施暴力遺臭萬年」、「我為中華哭民主，不信春風喚不回」等，並散發了《告深圳市民書》、《要求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致全國人大的呼籲書》等傳單，當中指「李鵬背棄民意，與人民為敵，一場民主與專制、光明與黑暗的鬥爭勞不可免」。《羊城晚報》的報道指整個活動有秩序進行，並由警方維持秩序。路透社消息稱，參與遊行的人數達十萬，占深圳市人口20%。香港電台廣播，香港學生聯合會組織一批學生，將於23日到深圳與大學生匯合後到廣州。

從5月17日至22日的深圳高校學生和市民上街遊行期間，深圳市公安局組織了民警和武警進行維穩，以防止事態擴大。

### 6月

6月2日，大公報報導深圳大學教學秩序已經基本恢復。百餘名此前到北京聲援靜坐的深圳大學學生大部分回到學校復課。也有學生表示「正常上課不表示不關心國事」，並認為「無限期罷課並非追求民主理想的唯一方法」。深圳大學校方也計劃派人到北京勸說該校前往北京的學生返校。

六四鎮壓之後，6月5日至8日，深圳高校學生和市民繼續上街遊行示威。深圳市公安局再次組織民警、武警部隊進行防備。6月6日，深圳當局通知港英政府，表示車輛不能直通廣州，香港車輛只能到深圳，不能進入廣東其他地方。但稍後深圳又撤回通知，未有解釋。有媒體報導與廣州軍區的調動有關。

另外6月6日，為響應「空校行動」，有1千多名學生離校返鄉。深圳市3千多名中學生在深圳大劇院廣場集會，抗議北京出兵，集會後，抬著花圈在市區主要街道遊行，圍觀者有2萬人。6月8日，有十多所中學逾三千名學生在深圳大劇院廣場集會抗議，並在市區主要街道遊行，圍觀者有二萬人。一些高校學生搞「空校運動」，離校罷課不罷學。

## 其他縣市

4月15日胡耀邦死後，當局指汕頭大學出現了「攻擊黨政領導人」的大小字報和標語。

4月30日，一名黃姓佛山學生發表公開信，代「頭腦清醒的佛山青年」支持北京學生並表示欽佩。黃亦將其內容張貼為大字報，表示其通過收聽香港商業電台的新聞報導瞭解北京學生的動向，並批評自己學校的「貪污、官僚主義亦較為嚴重」，儘管本校的大部份師生對校長等「都是較為憤慨的，但是我們畢竟是過於保守」，並認爲「我校實行的只是「你是民、我是主」式的民主」。

5月4日，北京天安門的五四遊行示威隊伍中出現「廣東南海人民支持你們」的橫幅和隊伍。同日，清遠市委書記蔡森林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報告會上要求「青年、學生緊密團結，反對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5月16日，河源公安當局召開全市「政保工作和反間諜偵察工作會議」，河源市各縣、區公安局（分局）主管局長及政保股長參加了會議。

5月17日，珠海人民廣播電台、珠海特區報的新聞工作者簽名聲援北京學生，並通過傳真將簽名信件發往北京。5月17日上午，中山市孫文學院有80多名師生在市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的絕食行動並沿途募捐。

5月18日，清遠市委召開五套班子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根據北京學生絕食請願的情況，聽取清遠市教育、公安等部門關於市區學生及治安情況匯報，強調「各級領導要做好學生和群眾思想工作，維護全市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5月18、19日，全廣東有多個縣市響應北京號召進行遊行，例如在江門的五邑大學、江門教育學院，湛江的水產學院、醫學院、雷州師專、湛江教育學院、湛江廣播電視大學，梅州的嘉應大學，佛山的佛山大學、教育學院、獸醫專科學校，珠海的教育學院、電視大學、技工學校，潮州的韓江師範學院，韶關的韶關大學、教育學院、曲江電大，肇慶的教育學院、肇慶師專（西江大學），電白的師範、教師進修學校、電視大學的師生等，各地人數從近千到兩千不等。其中在肇慶，市委書記陳邦貴、市長唐長安，在梅州，副市長何萬真、游寧豐均與遊行學生進行對話，梅州市委、市政府亦派出大客車送學生回校。而在5月18日湛江的遊行中，有近2000名大專師生上街，並要求湛江市政府當局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湛江市政府與師生代表進行了對話。

5月18日上午，珠海教育學院的近800名師生遊行聲援北京學生。遊行隊伍行至珠海市委、市政府大門前時，有幾名幹部拉著標語加入到遊行隊伍中。此後，遊行隊伍離開，邊喊口號邊行進。整個遊行有不少市民觀看。下午，珠海市電視大學、教育學院、財貿學校的數百學生上街遊行。

5月18日下午，佛山大學、教育學院2000多名學生，200多名教師上街遊行，並進行募捐，聲援北京的絕食請願。晚上7時，他們遊行到佛山市政府大院，由學生代表向佛山市領導遞交請願書。佛山市長盧瑞華和學生見面，並回答他們的問題。遊行隊伍到晚上8時分別乘車回學校。當日，肇慶有3000多學生上街。汕頭市則有兩千多師生上街遊行，併到市政府前請願，與時任市長陳燕發對話。

在澄海，5月19日下午，澄海中學等學生受全國局勢的影響，準備於次日（5月20日）上午在澄海縣城舉行遊行請願活動。中共澄海縣委和縣政府連夜對學生中的領導者和支持者進行交涉、說服，以防止他們按照原計劃上街。到5月20日，澄海各學校照常上課。

5月19日上午，珠海繼續有電視大學等學校的數百學生上街遊行，他們向有關的負責人遞交了請願書。當日，佛山市政府辦公室發出《關於維持佛山正常工作秩序的通知》通知，有數百學生在佛山市政府前靜坐。惠州從5月18-24日，連續有惠陽師專、西北紡織學院惠州分院等院校數千學生上街，市長李近維、副市長李鴻忠與學生對話。三水、茂名亦有學生響應遊行。

5月24日，汕頭、珠海、陽江、惠州等市繼續有九所高校和十多所中學的3000多名學生上街遊行、靜坐請願。東莞中學、莞城一中、理工學校、廣東藝師班及華工代培班約2000名學生遊行後聚集市政府門前靜坐，遞交請願書，經市政府派出人員溝通後解散。佛山大學、教育學院、市農機學校、市紡織工業學校，衛生學校、南海電視大學、南海師範學校也有學生舉行環市遊行。期間，深圳有學校的飛虎隊直接派人到惠陽淡水鎮的崇雅中學串聯，張貼標語。中學校園內出現了大字報。並有人先後五次投匿名信件到校長辦公室，要該校校長允許該校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罷課等。

6月，河源市公安局制訂了《處置突發性鬧事騷亂事件的預案》。六四清場之後，6月5日，新會的衛生學校、師範學校學生上街遊行，並在會城鎮新會縣政府門前靜坐，遞送請願書，呼喊支持「六四」的口號。6月6日，廣東至湖南方向鐵路被堵，部分鐵軌被撬，致使六列客車被堵，九千餘名旅客被困。江門五邑大學、幼師也有上街遊行，並張貼大小字報，做花圈，抗議北京鎮壓。在惠陽淡水鎮，人們到銀行擠兌，市場糧價飛漲。有人打匿名電話給崇雅中學校長，要其下令全校課間默哀三分鐘，同時校外也有人手持小旗，希望該校學生響應。

6月5-7日，順德縣城及各鎮民眾受局勢和流言影響搶購糧油、擠提存款。有關部門需要進行宣傳疏導進行平息。

河源當局指河源中學、嘯仙中學、河源師範學校等的師生「產生思想波動」。當地政保部門則深入各學校，查處「不利於安定大局的事件」3起，並指「防止了事件激化」。河源公安稱其分析了河源「面臨的治安形勢」，研究「防止發生社會動亂的措施」，制訂「應對社會性事件的工作預案」，對「發現的一些鬧事苗頭，及時會同有關部門做好疏導教育工作，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因此河源「在北京等地發生動亂期間，沒有出現遊行、示威、靜坐、絕食等活動和非法組織」。

6月8日，韶關、汕頭一些高校學生搞「空校運動」，離校罷課不罷學。佛山大學發起組織「佛山高聯自治會」。有的學校搞「追悼會」，將花圈送往烈士陵園。另一方面，由於當時中國當局的資訊封鎖措施，很多地方的人對北京情況並不知情。香港一些社會團體在六四後，通過長途電話致電廣東各地，通知其北京鎮壓的資訊，也有汕頭市民回復港方指，因為每日收看中央電視台，而不清楚北京流血的具體情況。

## 後續

受政局影響，中山在6月初出現了搶購糧食和副食品風潮，價格上漲。為此，當局令全市供銷社組織大米、食鹽及各種副食品投放市場穩定物價。3天供應食鹽100噸、火柴300箱、各類罐頭500箱以平息搶購風。

6月8日，中山大學已有8名美國專家、12名西德留學生和2名日本留學生返回本國，還有16名外國專家和留學生已辦妥去香港的手續。6月10日上午，三水縣公安局召開股、所、隊長會議，下屬各單位匯報對「流竄犯」的「摸底排隊」情況並具體部署「打擊行動」。

6月28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會議中省高教局彙報，指全省45所高校在6月19日已全部恢復上課，「至6月24日，暨南大學有小部分港澳華僑學生還沒有回校，上課人數為91%，其餘高校上課人數達97%至100%。全省高校教學秩序恢復正常」。

六四後三週，香港商人減少了對廣東工廠的投資訂單，亦有三名港商計劃出售在廣東的工廠。

### 體制內思想教育與維穩

6月6日，廣州海珠區召開宣傳幹部會議，「傳達市委緊急會議精神，部署開展有關制止動亂，穩定局勢，從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宣傳工作」。廣州市總工會、團市委、市婦聯負責人在6月6日至9日分別發表談話或召集各種會議，「號召全市工人、青年、婦女和衷共濟，維護廣州安定團結局面」。廣州軍區在6月7日致電函，堅決擁護中央平息六四風波。廣東省政府在6月8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政府迅速穩定經濟，穩定大局，鞏固和發展廣東改革開放的成果」。省高教局發言人在同日發表談話，「呼籲我省高校廣大師生，共同維護學校正常的教學、生活秩序，為維護廣東的安定團結局面作出努力」。6月9日，廣東各報刊登於9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的消息。6月10日，駐廣州的海陸空軍代表在廣州軍區禮堂召開幹部大會，學習鄧小平講話精神。

廣州東山區東湖街道當局組織幹部、居委成員、民兵等學習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全街居委「為了防範破壞」建立了14個資訊網，民兵組織了三個「護廠隊」。基層幹部則上街要求民眾清除「違反原則」的標語傳單，當局還動員僑眷去信海外親友，宣傳中國政府立場，「規勸不可輕信謠傳」。

6月8日，中共湛江市、縣、區黨政機關和市直單位召開「領導班子成員會議和黨員幹部會議」學習《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並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的鎮壓措施，「從思想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維護安定團結大局」。

6月10日，廣州天河區紀委轉發《中紀委關於嚴明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通知》，要求天河區各級黨組織「在政治上堅定地同黨中央保持一致」。此後，中共天河區委召開各部、委、辦、局、鎮、街、總公司黨政正副職領導人會議，傳達學習鄧小平6月9日接見北京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講話。6月底，中共天河區委組織各部、委、辦、局、總公司、鎮、街的黨政第一把手分兩批於區委黨校集中學習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講話和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7月3日，天河區委、區政府召開「制止動亂、穩定治安表彰大會」，有3個單位和110名幹警受到「表彰」。

6月10日，順德縣當局召開縣鎮機關幹部大會，宣讀中共中央宣傳部下發的《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真相》。中共順德縣委、縣政府之後又分別召開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縣屬中學、中專教師大會學習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的講話。

由於廣州暨南大學學生在運動中的活躍參與，特別是學校內的港澳學生的活動，據運動參與者稱暨南大學後來被定為全國「最反動」、「重點整肅」的大學之一。

1989年8月7日，三水縣公安局召開各股、所、隊長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關於「除惡務盡，奪取制止動亂鬥爭的徹底勝利；穩定局勢，確保40周年國慶安全，堅持從嚴治警，加強公安隊伍建設」的指示。

### 打擊部分廣東幹部

紐約時報評論認為趙紫陽曾在廣東工作16年，當地多位官員為其親信，因此廣東成為六四後北京重新集權的潛在目標，影響廣東的特殊地位。深圳大學在事後遭到全面整肅，同情學運的校長羅徵啟被深圳市紀委宣布開除黨籍與公職，其後亦被多次調任。李瑞環到廣東後也秘密扣押撤銷同情運動的中上層幹部，包括廣東省計委副主任、特區辦公室主任（被捕）、深圳蛇口管理會的一位領導、「深圳特區報」總編輯、「深圳蛇口通訊」領導被撤並強令停刊、惠州中行副行長等。10月後，中央進一步調整廣東與海南領導層。

另外根據港媒報導，有人透露北京高層「非常重視廣東的問題」，並認為：

一、廣東學運雖不厲害，但屬「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源流之地，且廣東靠近香港，受香港民運影響甚大，不少民運人士經廣東外逃。

二、趙紫陽長期在廣東工作，要防止支持趙的勢力陽奉陰違。

三、廣東地方主義有其歷史淵源，林彪當年亦曾有在廣東另立中央的計劃。

當時也盛傳葉選平將調中央任副總理，以及葉謝絕上調。1990年的廣東省人大則突然改在全國人大之後的五月召開，而葉選平亦提前上京參加三月人大。據香港消息人士推測認為北京方面可能已下定決心「一定要調走葉選平」，以防鄧小平的「削藩」計劃遇到更大阻力。一位廣東作家則對香港記者表示其認為「葉省長這次上北京，可能不會回廣州了，一個宴會就杯酒釋兵權了」。

### 解散運動組織與逮捕參與者

廣州市政府在6月15日發出《「關於解散「廣州高校愛國學生聯合會」非法組織的通告》。該組織被作為非法組織解散。廣州市政府發言人在6月20日敦促廣州高自聯領袖「從速到市公安局登記」。7月5日，廣州市政府發出《關於解散「廣州工人自治聯合會」非法組織的通告》取締廣州工自聯，敦促該組織領袖必須在7月8日前「到市公安局登記」。

相關的領袖，隨後也遭到中國司法的相應處置。例如廣州學生愛國聯合會副主席易丹軒，當時為廣東商學院企業管理二年級學生，在示威期間領導學生上街集會、絕食。易丹軒在六四後在廣州被捕，遭關押一年半後受審，被控以「擾亂社會秩序」，判刑兩年，並於1991年出獄，92年赴美留學。中山大學教師陳破空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處三年徒刑，刑滿釋放後，又於1993年被判處兩年勞教。

當時26歲的廣州海員學校教師陳志祥亦因為六四後的6月7日，攜帶一罐油漆和刷子，在廣州珠江河堤沿江中路和環市中路的圍牆上寫下二十多米長的十字巨型標語，被廣州市中級法院以反革命罪「從重從快」被判刑10年有期徒刑。官方指標語的內容是「攻擊中共黨、政、軍領導人，煽動群眾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5月19日晚北京宣布戒嚴時，舉著長橫幅，走在隊伍最前面的華南理工學生張強被學校要求退學，並無法正式畢業。此後由於華南理工、當地公安局與法院之間相互推卸責任，其戶口被註銷成為「黑戶」。

在始興縣，當地公安當局聲稱華僑農場蓮塘區青年鄧某被美國之音及台灣「心戰電台」「蠱惑」而塗寫「反動標語」，因此被查獲逮捕。

7月13日，廣東當局全面開展以「打擊流竄犯」、「查緝反革命暴亂和參與動亂的骨幹分子」為重點的「集中統一清查行動」。當局稱至15日止，廣東全省共抓獲「各類刑事犯罪分子」2471名，抓獲「通緝在案的參與反革命暴亂、動亂骨幹分子」4名；摧毀「犯罪團伙」194個，破獲刑事案件2125宗。廣東公安機關分別對載有大量南下大學生、從上海開往廣州的「海櫻號」客輪和從大連開往廣州的「珍珠梅」客輪進行檢查，發現兩船共有大學生400多400多名，其中大部分是「空校運動」回家的學生，未發現有「學生非法組織」「頭頭」和「打砸搶燒分子」。7月18-20日，廣東全省市公安局長會議在廣州召開，傳達、貫徹中共中央三號文件和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精神，並「初步總結」廣東前段時間「制止動亂」的情況並對「徹底平息暴亂、制止動亂工作」作了部署。當局指按照中共廣東省委和公安部的部署，廣東各地公安機關開展「堵截」、「查緝」「反革命暴亂分子」和「動亂骨幹分子」的工作。截至7月底，廣東共抓獲公安部和外省、市公安機關通緝的「暴亂分子」和「動亂骨幹分子」以及「企圖引渡『兩亂』分子出境」的「不法分子」36名。其中公安部通緝的北高聯主要領袖3名。深圳、珠海還堵住無證進入邊防區人員19410名，查獲「企圖偷渡外逃人員」1622名。

7月21日，深圳市政府在深圳大學召開大會，宣布取締「深圳大學聲援北京緊急事態協調委員會」和「深圳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兩個民運組織。此外當局也稱「深圳高自聯」、「深圳大學聲援北京緊急事態協調委員會」的骨幹成員「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策劃省港澳愛國民主大遊行。深圳市公安取締了「深圳高自聯」、「深圳大學聲援北京緊急事態協調委員會」，並對一些參與策劃省港澳愛國民主大遊行的骨幹進行了「教育審查」。

9月初至10月初，李瑞環三赴廣州指令火速解決廣東的民運份子問題，要求從速判處在六四期間被扣押的幾位廣州工人。當時廣州皮鞋廠、萬寳電器公司等廠的十位工人，在遊行示威中經請示廣州工自聯，同意打出「廣州工人」的旗號募捐。但一群被懷疑是公安武警的便衣的人同樣打著這樣的旗號募捐，並鼓動人打砸出租汽車，這幾位工人當場被扣押，但廣州公安出於慎重一直不作處理，李瑞環在廣州期間指示火速處理。在三天內避開廣東公檢法判重刑，後廣東予以抵制，七人中分別判三年至十年徒刑；此外還秘密扣捕工自聯、學自聯的頭頭。抓工自聯的如是有一定職務的，則冠以貪汚化、瀆職、受賄、詐騙通緝，將政治罪名改爲經濟犯罪，以使這些人外逃也得不到外國政府的庇護。一般工人學生則冠以打砸搶匪徒逮捕。廣東民運份子大量外逃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例如陳紹泰、鄧紹琛、陳德勝、王永光、瀋水根。深圳、惠州的工自聯代表廣州冶金研究所的一位工程師和幾位工人和暨南大學澳門學生蕭亞群都是九月中旬至十月初逃出中國。

6月11日，韶關公安機關拘捕張貼反共標語的香港人郭文深。23歲的郭文深是香港某公司的管理員。6月9日，郭入境中國大陸，並於10日到韶關，住在韶關粵北賓館。11日白天，郭到商店購買了文具紙張，回賓館其所住的房間內書寫了10種「反動」標語（官方指為「煽動動亂、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100多張。當天晚上他乘出租摩托車到北江中學，冒充北江中學學生，傳播說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打死了7000名學生的消息，並在校園內張貼了其書寫的標語。之後他又到韶關市惠民路繼續張貼標語。派出所民警隨即將其抓獲。民警後來還在他住宿的粵北賓館房間內搜出標語100多張。此案現仍在審查中。這項消息在1989年6月13日的羊城晚報中得到披露。

6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的21名北京高自聯領袖馬少方在廣州市白雲區白雲山派出所投案自首。

8月，梅州市、大埔縣公安稱其破獲一宗「反革命勾聯案」。大埔縣人陳樹根被指為「台灣特務」。當局稱他化名「黃河」、「泰安」、「山寶」等連續8次與「敵特機關」掛鉤聯繫，向台灣投遞「反革命信件」，表示要「建立反共救國軍」，「已建立反共救國軍第六支隊」「準備武裝暴動，攻打各縣」，要求對方支持30萬美元購買槍枝、彈藥，甚至表示要炸毀水電站等。案發後，經過當地公安機關20天的偵查破獲該案。陳被判處7年徒刑。

河源公安當局指運動被鎮壓後，「境內外敵對分子乘機進行滲透和破壞」。河源政保部門「按照上級指示和部署，積極開展隱蔽鬥爭和反滲透鬥爭，全力確保河源社會大局穩定」。

此外，廣東省國家安全廳也稱於6月14日抓獲了據稱參與策動運動的「台灣軍事情報局特務」多人並「繳獲了他們從事特務活動的證據」，指張益、吳繼東二人「按照臺灣特務機關的指示，接收和傳播臺灣廣播電臺編造的謠言，煽動動亂，並向臺灣特務機關密報廣州地區情況」。張益被捕時25歲，待業青年，吳繼東被捕時23歲，為廣州市某賓館工人。當局稱張益、吳繼東於1988年11月被台灣軍事情報局發展。10月23日，張益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吳繼東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 加強資訊審查

事件之後，廣東當局加強了對資訊的審查。廣州各大公司的傳真機被當局派員看守，若認為接收消息可疑即會檢查。廣州和深圳的長途電話常受到干擾。羅湖等口岸的聯檢也對香港旅客攜帶的物品加強檢查，禁止香港報紙（包括文匯報大公報）流入。廣州市民部分能通過香港廣播電台獲得關於北京的報導，但近郊地方無法接收信號。許多居民和幹部住宅安裝的可以接收香港電視信號的魚骨天線被政府要求拆除，有民眾抱怨廣東電台節目無法收聽收看相關的新聞，也有廣東新聞工作者在北京鎮壓後對新聞機關的做法暗中表示不滿。珠江台的點歌節目「想點就點」則改變過去歡快的風格，播放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樂」等旋律沉重的歌曲。

在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深圳市委即受命查封了《深圳青年報》和《特區工人報》。八九民運後《蛇口通訊報》也遭到整肅命運，該報以雜文見長，曾在1988年釀出成爲「蛇口風波」。《蛇口通訊報》在運動期間用大量篇幅報道了民運。6月12日《蛇口通訊報》發表《貓的屁股說不得》，被認爲暗諷挖苦鄧小平，其編輯也遭到整肅。《蛇口通訊報》最終於1989年11月被下令停刊。

根據港媒報道，由於靠近香港，廣東記者及社會能夠收聽、收看香港的廣播電視及報刊較多，因此更瞭解六四事件的在外報道。廣州新聞界對官方的要求消極抵制。例如廣東電台《青春夜話》的主持人及編導即拒絕製作節目、拒絕外出採訪，在播出時段中不斷播放音樂，甚至反覆播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懷集縣公安當局指運動期間「境內外的敵對勢力」利用運動的契機進行滲透和「心戰策反」活動。懷集縣公安機關則派出專門力量深入機關、學校、農村進行全縣的「反敵特破壞」的教育工作，加強「隱蔽力量」的部署和調查研究，以對其進行防範。

6月21日，針對台灣方面進行的「心戰」活動，三水縣公安局向各派出所發出《關於積極做好收繳台灣空飄「心戰」品的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心戰品」的「收繳」和「消毒」工作。當局指6-7月間三水就收繳台灣方面的「心戰」空飄傳單、剪報、圖片共274張，境外投寄至縣內各單位的「反動宣傳文件」4份。

### 打擊外逃與境外聯繫

當時香港媒體總結，民運人士外逃的主要通道有四條，除緬甸和台灣方向外，其中兩條即通過廣東。一條是深圳和蛇口，也是廣東和香港人熟知的一條傳統的偷渡路淺，除藏匿在火車、汽車中出境外，多數是買通偷渡販子「蛇頭」，由水路渡入香港海域登岸。一條是珠海經拱北至澳門，也是一條傳統路綫，關防且不如直接進入香港的第一路綫嚴格，成功機會大，但抵澳門後若不能及時到香港則「安全堪慮」。港媒認為澳門地位不如香港，中共特工活動自如，隨時有被捉回的危險。

多數北京的民運領袖，經廣州工自聯和香港支聯會協助，通過收買武警、基層幹部與蛇頭等方式，從廣東逃出。同時廣州工自聯據點移至暨南大學，仍繼續地下運作，協助通緝學生領袖隱藏和外逃，部分行動（如珠海、湛江外逃）也導致成員被捕。如廣州學自聯主席劉俊亦經「黃雀行動」救援前往美國，後成為律師。

6月13日首批通緝名單公佈後，公安當局即部署了廣東邊防的加強措施以防「要犯」外逃。深圳內外兩條防綫重兵戒備，去小梅沙浴場的遊客也要遭到邊防警察的檢查。深圳旅遊業爲此大受打擊，內地人避嫌及因關卡重重，來深圳人數也明顯減少。鑒於吾爾開希及嚴家其均從廣東出境，有關廣東「秘密通道」之說便廣傳。廣東省公安廳在7月17日証實三名暨南大學澳門學生秦國東、梁灶華、陳澤偉「涉嫌參與偷運民運分子離開大陸」， 「參與引導不法分子逃離國境」，被公安機關「收容審查」。秦國東、梁灶華在7月24日獲釋回澳門，但陳澤偉仍被扣留審查，直至1990年6月19日獲釋回澳門。同時，北京國家安全部派出數百人南下廣州專責調查「地下通道」。一時廣州的大小酒店、旅館、機關和大學招待所，連日半夜一點鐘都有公安人員來查房，發現可疑即行搜查。

7月中旬後，中央加大了對廣東、海南等地參與者的清算與外逃的打擊，嚴令廣東、海南加強邊防，杜絕民運人士外逃，但仍有趙紫陽親屬逃出。7月31日，為嚴防「暴亂分子」外逃，三水縣公安局根據佛山市公安局規定，凡是出國、往港澳旅遊人員，必須查驗戶口簿及身份證影印件、申請表上的相片要加蓋騎逢印。

8月中旬，李瑞環帶領公安、武警宣傳部等領導進駐廣東，召開南方四省宣傳會議，調動外省武警，禁止收看香港電視、加強沿海檢查，沒收廣東外事活動幹部或出國考察幹部的公務護照，在主要公路廣深、廣汕、廣湛、廣海加強檢查，嚴防通緝的民運份子外逃，由武警總隊副政委長駐深圳、廣東、海南至縣一級沿海口，由武警埋伏。

公安部門八月下旬透露偵查外逃「地下通道」的工作已有成效，多條地下通道已被截斷。當局特工除對被捕者刑訊逼供，挖取外逃淺索外，還派便衣打入偷渡集團中臥底，北京高自聯常委邵江9月在珠海拱北邊防四號哨區被捕，就是臥底戰的結果。同時，當局對後拿逃犯有功人員給以數以千圓計的獎勵。

據統計，自6月至9月中旬已有數十名民運人士在深圳邊境被截獲。僅駐守沙頭角的深圳邊防武警第六支隊兩個中隊，已先後截捕41名涉嫌曾參與民運的人士。由於堵截外逃有功，深圳邊防部曾受到公安部邊防總局的獎勵。在深圳、珠海、廣州一帶，邊防保衛工作基本由武警負責。在八十萬人口的深圳就有六個支隊（每隊相當於一個團，成員一千多人）。第六支隊負責深圳與香港的邊境巡邏，在深圳邊防檢查站和特區檢查站、蛇口邊防檢查站及大鏟島檢查分站，約部署三個團的兵力。深圳與內地的分界線由第七支隊負責巡邏；第四支隊則負責黨政機關、看守所、收容所、勞教所的保衛工作。它們均屬廣東省武警總隊和深圳武警指揮所領導。深圳公安局的編制為五千人，當時在深圳約有一萬二千人的兵力可用於對付外逃人士，再加上無處不在的社會聯防隊，還有一個團的正規軍在附近駐守。執法部門當時舉行慶功大會時獲嘉獎的多為武警。抓獲一名政治逃犯可獲獎二百元人民幣並記三等功一次，而抓獲普通逃犯則只有一元。

同時，六四期間被捕的工人被快速判處重刑、秘密拘捕工自聯與學自聯領袖，並將政治罪名改為經濟犯罪以阻礙外逃者獲得庇護，此舉導致廣東民運人士大量外逃，如陳紹泰、鄧紹琛等人。期間，三個從北京逃亡的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在由廣州工自聯、港支聯會安排從湛江外逃時被捕獲，廣州工自聯在暨南大學的聯絡點被查出，幾位香港支聯會協助內地民運領袖外逃的成員也被誘捕。

原深圳法制報新聞部主任何頻，六四後被深圳公安局列爲新聞界頭號通緝人物，經地下通道逃抵澳門並獲加拿大政治庇護。由於何頻既是司法幹部、又是深圳法制報新聞部主任，有廣泛的人際關係，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當局爲堵截外逃，在深圳佈下六個支隊的武警相當六團兵力，加上深圳公安局五千人的編制，約有一萬二千人的佈防力量可用來對付外逃。

根據官方記錄，深圳特區的「二線關」管理線在「堵截兩亂分子外逃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國家有關部門通過在二線關嚴密布防，先後抓獲「非法組織頭目」26人。

在廣州有一外語培訓中心，於六四前許多外籍大學教授晚上來義務教授語言。經六四的大搜捕後外國教授為「顧及學生們日後安危，免他們被扣帽子」拒絶赴教。

### 廣東作協的清洗

據主管清查工作的臨時機構廣東省「工委」的統計，運動期間廣東省直機關參與示威遊行的處級幹部有八名，其中作家身份的占五名。省直機關上街遊行的人次，作協占百分之六十，其中黨員人次占百分之七十。廣州第一支非學生隊伍上街的是一群青年作家組成的聲援團。之後知識界數次大遊行都是由作協帶頭發動並策劃的。5月17日，廣東作協青年作家拉隊上街遊行的同日，計有五名作協副主席秦牧、黃秋耘、岑桑、黃慶雲、李士非聯同兩位資深軍旅作家趙寰、郭光豹簽名致電黨中央，敦促「答應學生的正義要求」。黃秋耘不但簽名上書，在「五一九」戒嚴令下還在《羊城晚報》發表雜文，末尾加入「寫於淒風苦雨中」。曾因「反自由化」而去職的前《特區文學》主編、作協副主席陳國凱則在整個運動期間保持沉默。「傷痕文學」廣東作家孔捷生一直偏「自由化」，並拒絕入黨。5月17日，他率領「作家聲援團」到廣東省政府門前，向數萬集會請願的大學生發表演講。之後知識界多次遊行都由他組織策動，其中包括5月23日的大遊行，還曾趕赴北京。

運動過後，廣東省宣傳部事後因此要求徹底整肅「爛攤子」。岑桑曾參加「五二三」省港大遊行，並拒絕交出檢討書，被省委多次點名後，按中央文件的律例將其劃入「從嚴」處分之列。《花城》雜誌主編李士非與地下民運曾有牽連，並被視為「自由化」，因此被革職。六四之後，孔捷生在北京接聽廣州友人電話並流淚，此後回廣州避禍。不過國家安全廳已將他及李正天列為黑名單上的頭兩名。作協黨組亦施以高壓要求其悔過，安全部也派員來「談話」，但因孔捷生是廣東省政協委員，欲傳訊須經特別手續批准，有關方面也無可奈何。此後孔捷生流亡海外。女作家丁小莉被停職，後赴加拿大自費留學。前湖北作協副主席、後轉調深圳的祖慰曾參加廣州五二三大遊行，六四後宣佈退黨，流亡國外。

廣東作協中的左派歐陽山、陳殘雲也積極攻擊「自由化」，認為「反革命暴亂」是因為「自由化大泛濫」、學生「攪事」。秦牧在《自由評論》上撰文堅決擁護鄧小平的「六九」講話，猛烈抨擊「自由化」與「暴亂」。

### 限制遊行示威

1990年5月5日，廣東省七屆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通過《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辦法》，批准《廣州市集會遊行示威若干規定》。5月7日，廣東省公安廳又制定《廣東省公安廳處置突發性鬧事騷亂事件的工作方案》。

### 後續活動

此後，廣東境內繼續有民運人士零星活動。如1991年6月，深圳怡景中學教學樓先後兩次發現19張署名「中國民主同盟會深圳分會」的標語，抨擊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呼籲學生不要忘記六四事件。深圳市公安機關經連續五晝夜的偵查將作案人士劉某抓獲。1992年6月，深圳梧桐山花木出口場臨工陳某以「遲鈍者」名義在深圳水庫管理站圍牆張貼了25張大字報紀念六四事件三周年的旗號，抨擊改革開放和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案發當天，陳某即被深圳公安抓獲。

## 基本資料

- 頭銜：六四事件中的廣東
- 屬於：六四事件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
- 日期：1989年4月—6月
- 地點：中國大陸廣東省，主要於廣州、深圳、珠海等城市
- 起因：參見六四事件
- 目標：參見六四事件
- 方法：遊行示威、絕食、靜坐、佔領等
- 結果：北京清場後逐漸消停
- side1：廣東省委員會、廣東省人民政府 執行機構：、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 廣東總隊、部分機關單位中的公務人員、廣東省公安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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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
- side2：廣州高校愛國學生聯合會、廣東工人自治聯合會、深圳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等民間組織、廣東各大中學院校學生、同情學運的知識分子、部分工人及其他各階層市民、部分機關單位中的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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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內部分改革派人士、部分民主黨派人士
- leadfigures1：林若（廣東省委書記）、葉選平 （廣東省省長）、文廣智（廣東省公安廳廳長）、朱森林（廣州市委書記）、楊資元（廣州市市長）、宋恕忠（廣州市公安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