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性別不平等

即使在現代社會，性別不平等仍是日本面臨的問題之一。2015年，日本人均收入為38,883美元，在188個國家中排名第22位，並在人類發展指數中排名第18位。由於根植於傳統宗教價值觀和政府改革中的性別規範持續存在，日本依然存在性別不平等現象。性別不平等體現在家庭、政治代表性、教育等多個方面，尤其在就業機會和收入上表現顯著，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與現代日本社會中既定性別角色的結果。不平等還體現在異性戀夫妻的離婚以及同性伴侶的婚姻方面，原因在於缺乏保護離婚的法律以及存在限制性婚姻法律。由於這些傳統性別角色的影響，自我健康評估調查顯示出健康狀況差異，人口下降，性別化教育與社會期望加劇，以及LGBTQ+群體的不平等待遇。

## 歷史、傳統與現代觀念

### 明治政府對日本國家的重組

在1878年至1883年間，明治政府對國家進行了重組，日本女性的政治與法律權利被大幅削弱。這次重組為日本法律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但也引入了新的法律和術語，如公民（kōmin，日語：こうみん）與公共權利（kōkyō no kenri，日語：公共の権利）。隨著更多關於男性繼承權的法律出台，女性被排除在這些法律分類之外，因此被禁止投票和參與政治。這些重組受到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影響，當時一批被稱為法制官僚（hōsei kanryō，日語：法制官僚）的精英男子前往這些國家，將歐洲法律與傳統的德川武士教義融合，這些教義具有父權性質。這些法律大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直有效，期間僅有少數例外。

### 家庭價值觀

日本的家庭結構歷來被定義為一種兩人模式，即女性擔任家庭主婦或照護者的角色，男性則作為家庭的經濟支柱，這是一種歷史上常見的性別分工。在日本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並結束後，新的日本憲法中加入了第24條，被稱為「性別平等條款」，旨在引導國家走向性別平等。然而，由於根深蒂固的家庭和性別規範，許多國民對此表示抗拒，截至2009年，這種文化仍未發生顯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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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職業主婦（sengyō shufu，日語：専業主婦）這一概念逐漸興起。這種類型的家務勞動被視為一種專業性勞動，與其他職業無異，需要豐富的知識、技能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職業主婦的主要角色是育兒，但這個話題在日本仍受到高度污名化。在日本，僅有2%的孩子在婚姻之外出生，未婚或已婚但未育的女性通常會受到社會的「敵意」看待。在2013年的一項調查中，超過50%的20歲受訪者認可傳統的性別勞動分工，即男性在外工作，女性在家務中承擔主導地位，這一觀點也通過關於主收入者與次收入者的稅收政策被進一步強化。

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女性才開始在有償經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日本男性並未相應地承擔更多的家務責任。研究表明，父親在工作中投入的時間與其所從事的家務（包括育兒）時間之間呈負相關關係。父親下班後，大多時間用於吃飯或與家人一起進行非社交的活動，如看電視。這種現象促成了「日本公司化」（Japan Inc.）這一說法的出現，用以形容男性在長期關係中將自己的人生完全投入工作。

另一個在日本流行起來的術語是「無關係社會」（relationship-less society），這一概念描述了男性因工作時間過長，幾乎沒有時間與家人建立情感聯繫的情況。日本社會逐漸演變為家庭內部的孤立結構，因為男性下班後僅有足夠的時間照顧自己，而無暇顧及其他家庭成員。這種情況在希望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家庭中尤為明顯。由於企業制度與勞動法規的影響，大型企業中各年齡段的男性不得不優先考慮工作而非生活。男性配偶提供的幫助極其有限，使得大多數家務勞動最終落在女性肩上。

### 宗教

女性主義、宗教與和平會（Feminizumu・shūkyō・heiwa no kai，日語：フェミニズム・宗教・平和の會）成立於1986年，由已故的奧田暁子（Okuda Akiko）與岡野治子（Okano Haruko）領導，最初以期刊《Womanspirit》的出版為開端。該組織由信仰基督教與佛教的女性組成，她們聚集在一起，探討傳統男性中心主義的佛教教義與自身經驗的關聯，試圖在現代女性神學的語境下對傳統進行重新詮釋，並「克服猶太-基督教傳統中的性別歧視」。

日本的性別角色深受宗教與文化傳統的影響。日本最普及的哲學思想——儒家思想，強化了有關服飾與公共行為的性別規範。例如，從小男孩就被教育要追求事業成功、接受高等教育、尊敬家族名譽，並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柱。而在儒家傳統中，女性通常只接受到中學為止的教育，被教導要專注於尊敬長輩、學習烹飪和照顧孩子。在這一體系下，女性本不應擁有有償職業。

### 離婚

在日本，離婚被視為家庭內部的私人事務，日本政府通常不會深度介入，僅提供法律文件，夫妻雙方同意後簽署即可。離婚可以通過家庭法院申請，也可以在所在的區役所進行簡單登記完成。20世紀70年代後期，日本離婚的主要原因多為外遇、經濟問題和性格不合；但如今，最常見的原因是性格不合，其次是丈夫的虐待與暴力行為。在涉及家庭暴力或虐待的案件中，女性往往處於劣勢。她們在離婚後面臨經濟機會有限的問題，這源於社會歧視以及資產分配的不平等。

### 墮胎與避孕

在日本，墮胎是合法的。然而，女性進行墮胎需要伴侶的同意。無論是手術還是藥物流產，都需在醫院內完成。目前，僅有3%的女性使用避孕藥，保險套是日本最主要的避孕方式。2023年起，事後避孕藥開始在部分藥局試行銷售，無需處方即可購買。日本不允許使用避孕植入物或注射型避孕方式。

2024年10月，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呼籲日本政府修改相關法律，取消要求女性在實施人工流產時必須獲得配偶同意的條款。

## LGBTQ+婚姻權利與法律中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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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在日本尚未合法，但通過「成年收養制度」與「伴侶證明制度」可以實現同性伴侶關係的法律承認。在日本，存在「情色化暴力」的文化，這種文化將女性身體性化並濫用，這種傾向也影響了有關性暴力的法律立法，形成了強調順從與同質化的法律制度。這些不平等也影響到不符合異性婚姻規範的群體，使他們在職場、教育、醫療和住房等多個社會領域中面臨歧視，而這些法律歧視源自於戶籍制度（Koseki）。為對抗社會歧視，一些政策已經實施，例如日本厚生勞動省制定了禁止因性取向而在收入與社會待遇上歧視雇員的職場規定。

LGBTQ+人群報告稱，他們的薪資水平與工作滿意度普遍低於異性戀同事。僅有少數公司設有反歧視法政策，因此對LGBTQ+群體的貶低言論相對普遍，許多人選擇隱瞞自己的性別認同與取向，以避免歧視和騷擾。由於社會普遍重視婚姻這一制度，未婚男性常被認為缺乏領導力與管理能力，晉升機會減少；30多歲的女性也常被視為「適婚年齡」，因而晉升空間受限。這種社會對婚姻的價值觀進一步加劇了LGBTQ+人群的職業不平等。

## 社會階層與流動調查

「社會階層與流動調查（SSM）」最早於1955年進行，此後每十年進行一次。最初的調查旨在研究日本的經濟基礎。如此大規模的調查也存在問題：許多地方性議題未被發現，家庭內部的不平等情況也常被掩蓋，直到更具針對性的調查揭示其真相。不過，該調查仍是日本在性別平等認知上邁出的重要一步。

在1985年進行的第四次調查中，記錄到朝向性別平等的顯著轉變。在此之前，女性通常被統計為「家庭主婦」或「家庭業務協助者」（例如協助農作等），而這些勞動並未被納入經濟流動性的衡量標準。此次調查標誌著向更加平等文化轉變的開始。

## 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

隨著全國性調查開始包含女性群體，日本政府頒布了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EEOL）。在法律實施之前，女性通常只能從事勞動強度高、工作條件惡劣的職位，如農場或危險工廠內的工作。大多數其他女性則從事秘書或助理類職位。EEOL實施後，日本製造業中體力勞動逐漸被機器取代，使女性在社會中有更多參與機會。

該法旨在為各性別群體在職場上創造平等的機會。然而，各行業對女性的歧視依舊普遍存在。儘管面臨持續的歧視，當代日本仍在法律如EEOL以及其他國際公約（如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的推動下不斷進步。

## 女性在政治領域的發展

自20世紀80年代起，日本女性在政治領域開始取得實質性進展。然而，根據列國議會聯盟的數據，日本女性在政界的代表比例卻呈下降趨勢：從1997年在177個國家中排名第79位，降至2019年在193個國家中排名第165位（5, 183）。儘管聯合國呼籲提高女性的政治代表性，且日本民主黨（DPJ）曾在一場選舉中成功使更多女性當選，但該黨並未實施有利於女性進一步參選或提升女性政治地位的改革。由於表現不佳，該黨於2017年解散。

2014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在其內閣中任命了五位女性成員，但其中僅三人因職場性別歧視相關的醜聞保留職位。

近年來，在地方議會層面，出現了被稱為"媽媽議員"（Mama Giin，日語：ママ議員）的崛起。截至2024年，日本女性在政治代表比例仍偏低：眾議院中女性議員占比為10.4%，參議院中為26.8%。

## 性別不平等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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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性別不平等指數（GII），2019年日本在188個國家中排名第19位。GII主要衡量三個方面：生殖健康、賦權以及勞動力市場。在該指數中，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日本的得分為0.116。

該指數表明，日本在性別平等方面仍有進步空間。相較於其他亞洲發達國家，日本在國會中的女性代表數量偏低，在51個最發達國家中排名倒數第四。在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方面，日本得分亦為第六低。然而，日本在青少年出生率及女性接受中等教育的比例上表現良好。總體來看，由於在生殖健康和女性教育水準方面的高分，日本被歸類為性別不平等指數最低的國家之一。

## 教育中的性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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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日本社會中，教育領域幾乎不存在性別差距，整體上的性別不平等也在逐步減少，但日本歷史上並非如此。在近代教育體系初步成型時，女性在各教育階段的機會受到了極大限制：小學出勤率低，中等教育機會有限，高等教育更是幾乎無法進入。不過，自19世紀起情況逐漸改善，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加速推進。戰後，日本在教育性別平等、民主化、性別平等及就業結構改革等方面取得顯著進展，推動了社會的整體平等化。

然而，2018年，日本幾所醫科大學，包括東京醫科大學、順天堂大學和北里大學被揭發對女性考生存在歧視，採用不同的錄取標準以提高男性錄取率。在日本，女性醫生的比例僅為21.1%，在所有七國集團（G7）成員國中排名最低，顯示出醫療領域存在嚴重的性別不平等。

高等教育也呈現出性別角色的差異期待。男性擁有大學學歷常被認為有助於婚姻市場競爭力，但女性則未必如此。此外，有約76%的家長表示希望兒子將來能提供經濟支持，而只有6%的家長對女兒有類似期待。這種現象與日本勞動市場的性別差異密切相關，因男性的經濟回報通常更高。

## 就業與工資中的性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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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日本成為經合組織中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就業與工資中的性別差距正日益成為一個嚴重問題。為了維持經濟活力，政府必須採取措施維持生產力。儘管日本女性占學士學位獲得者的45.4%，她們在勞動力中僅占18.2%，在雇主中更是只有2.1%。

對於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低，有幾種理論解釋。一種認為，這與日本社會中家庭的重要性密切相關。由於日本的稅收政策與公司福利對女性，特別是有家庭的女性不夠有利，因此男性養家模式至今仍具有優勢。政府一項政策規定，年收入不超過130萬日元（約合11,500美元）的配偶可獲得醫療和養老金保障，從而令許多夫妻放棄「雙職工」模式。同時，日本企業通常為男性提供更多福利，因為社會期待他們在家庭中擔任主要經濟支柱的角色。工資和福利也常與年資與資歷掛鉤，這使得育兒期間中斷職業發展的女性更難在一般職場中晉升。

男性與女性之間也存在顯著的性別工資差距。2005年，日本的性別工資差距為32.8%，到2017年下降至25.7%。在經合組織中，日本的工資差距排名第三。日本漫長的工作時間助長了這一差距，因為男性與女性在有償與無償工作上的時間分配嚴重不均。平均而言，女性每天從事無償家務勞動的時間為5.5小時，而男性僅為1小時。日本男性幾乎不參與家務勞動，這是勞動力性別分工的一個體現。此外，以資歷為核心的晉升機制也影響了希望先養育孩子的女性，因為她們將不得不等待更久才能獲得升職機會。在日本的高層職位（如經理、執行長、政治家等）中，女性所占比例極低。女性在日本公司董事會中僅占3.4%的席位。有學者認為，要消除對女性的不利影響，政府必須引入更多有利於女性與家庭的政策。

勞動市場的分割也與性別工資差距密切相關。二戰後，日本政府有意按性別劃分勞動力。研究表明，以女性為主的工作場所，其工資比男性為主的場所低5.1%，這一數字僅計算了全職員工，沒有考慮兼職同時育兒的女性員工。

歷史上，男性主導的社會被視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早期政治家幾乎都是男性，掌握著所有權力。因此，政治領域的性別偏見根深蒂固。但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人們逐漸意識到女性在政治領域的重要性。

一種被稱為補償性工資差異理論的理論認為，女性並非被迫從事低薪工作，而是根據不同工作所提供的福利待遇做出選擇。從工作時間安排到健康保險保障，女性可能會為了某些福利而接受較低的薪酬。魏馨（Wei-hsin Yu）的一項研究指出，在女性占多數的工作環境中，工資增長幅度也與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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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由Mary Brinton提出的理論則認為，日本的國家制度結構阻礙了女性找到「好工作」。第四種關鍵理論來自樋口恵子（Higuchi Keiko），她認為需要通過公共政策變革來鼓勵職場性別多元化。她指出，現行政策實際上抑制了女性的就業積極性。例如，1960年代推動的「人造政策」（hitozukuri policy）將再生產下一代的責任完全放在女性身上，以維持國家經濟活力。

## 自評健康調查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將人類發展指數與性別賦權指標進行關聯。也就是說，女性社會地位越低，整個社會的健康水平也越低，包括男性在內。然而，日本與韓國是這一趨勢中的例外。

雖然在日本，自評健康狀況差（SRH）的性別差異幾乎不存在，但男性在中晚年到老年（50至70歲）期間報告的差評率更高。對此有兩種值得注意的社會解釋。首先，這可能是日本「男性氣質」及其圍繞不良健康行為的社會規範（如吸菸、飲酒、不良飲食習慣，以及在需要時拖延就醫）所導致的結果。其次，日本男性的社交關係多圍繞工作展開，退休後這些關係往往隨之消失，從而可能對其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