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韋爾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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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韋爾訥事件（德語：Zabern-Affäre），又譯為察貝恩事件，是一場爆發於1913年底（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並震動德意志帝國的內部政治危機。危機起因於駐紮薩韋爾訥（普魯士第99步兵團駐防城）的一名少尉對阿爾薩斯民眾發表侮辱性言論。面對民眾抗議，軍方採取專斷且多屬違法的武力鎮壓。此舉在帝國議會引發激烈辯論，焦點直指德國社會的軍國主義痼疾及高層對德皇威廉二世的縱容立場。事件最終促成針對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成為德國自1908年每日電訊報事件及總理伯恩哈德·馮·比洛辭職以來所經歷的最嚴重政治危機。

作為德意志帝國歷史上首個針對德國總理的不信任動議，此次投票最終未能產生實質影響。這一結果恰如其分地暴露了在行政機關無需對議會負責的政治體制下立法權的軟弱無力。正如歷史學家約翰·勒爾所言，相比於維護對南德意志諸邦至關重要的憲政與議會成果，當時的統治者更熱衷於鞏固其「個人專制」。

該事件不僅惡化了阿爾薩斯—洛林帝國領地與帝國其他地區的關係，更嚴重損害了德皇乃至軍國主義的整體形象。此外，事件凸顯了法治國家與軍事國家之間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以及威廉時代政權在整合少數民族方面的困境（這些少數民族在數年後便脫離了帝國統治）。這同時引發了關於阿爾薩斯-摩澤爾地區在德意志帝國中地位的深刻質疑，並因法國國旗遭到侮辱而加劇了法德兩國間的緊張局勢。

## 事件起因

### 20世紀初的阿爾薩斯-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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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1870年戰爭與法蘭克福條約之後，阿爾薩斯及洛林東北部地區於1871年被併入德意志帝國。在此普魯士主導的聯邦制國家內，重大政治決策均在柏林制定，內部行政、司法及宗教事務則交由各邦自理。阿爾薩斯-洛林被視為軍事緩衝地帶，既未獲得同等主權，也未享有其他邦國那樣的自治權。儘管自1911年起該地區獲授部分自治權，但因軍國主義者與泛日耳曼主義者的猜忌，此等自治仍顯不足。該領土由普魯士裔德國官員作為帝國財產進行管轄，官員直接聽命於德皇直轄的總督。

在阿爾薩斯-洛林，大部分居民極大受益於帝國的經濟繁榮與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漸接受了歸屬德國的現實。然而民眾對被視為二等德國人感到憤慨（這從其作為帝國領地Reichsland的從屬地位中可見一斑），並渴望獲得聯邦州的平等地位。洛林與阿爾薩斯公眾輿論的這種不滿情緒，加之普魯士裔德國行政機構殖民式且專制的行事作風，導致雙方關係日趨緊張。米盧斯事件便是典型例證：當時該市最好的酒店禁止德國軍人入內，直到德皇之弟海因里希王子意欲下榻時，總理才不得不親自出面干預以解除禁令。此外，在1912年的格拉芬什塔登事件中，一家鐵路製造廠（阿爾薩斯機械製造公司）的工人們因高唱《馬賽曲》被指控進行反德煽動，資方迫於拿不到訂單的威脅，無奈接受將過於親法的廠長替換為德國籍主管的要求。維特萊事件同樣反映了這一矛盾：阿爾薩斯籍議員埃米爾·維特來在法國舉辦的系列講座遭到泛日耳曼主義報刊猛烈抨擊，甚至威脅要以叛國罪對其提起訴訟。原住民與普魯士人之間的摩擦最終在一場被歷史學家稱為「薩韋爾訥事件」的驚人之舉中達到頂峰。

1913年，人口9000的薩韋爾訥在其城堡內駐紮了約1400人的步兵第99步兵團，這一軍事職能客觀上提升了該市的影響力。然而，由阿爾薩斯人主導的文官政府與軍方高層之間存在人際緊張關係，當時軍方在阿爾薩斯-洛林的最高代表是貝特霍爾德·馮·戴姆林將軍。戴姆林此前曾因發表反對阿爾薩斯-洛林、反對法國及反對和解政策的言論而臭名昭著，並在阿爾薩斯-洛林人眼中樹立了熱衷武力威懾的強硬派形象。

### 弗斯特納少尉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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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28日，年僅20歲的少尉、男爵京特·馮·弗斯特納在向部隊訓話時，發表了針對薩韋爾訥居民的貶損言論。在得知一名來自萊茵普魯士的德國士兵因在鬥毆中刺傷阿爾薩斯人而被判處兩個月監禁後，弗斯特納向手下士兵保證，換作是他絕對不會因此懲罰他們。他反而對士兵們說：（如果你們受到攻擊，就使用武器！如果你們在此過程中刺死一個Wackes（德語中指代流氓的侮辱性詞彙），我會獎賞你們10金馬克。）一名名叫威廉·赫夫利希（Wilhelm Hoeflich）的士官甚至揚言要額外增加1塔勒的賞金。馮·弗斯特納還強迫阿爾薩斯-洛林籍的新兵出列並以Wackes自稱，儘管自1903年起，團部內部規定已明令禁止使用該侮辱性詞彙，且每月都會公開宣讀數次。此外，年輕的弗斯特納還用極具攻擊性的言辭警告手下，稱法國境外特工企圖策反帝國士兵加入法國外籍兵團。在發表這些言論時，他甚至對法國國旗做出了侮辱舉動。如果不是幾天後媒體的曝光，這些事件原本可能會不為人知。

### 公眾憤慨與軍方的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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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1月6日，當地報紙《察貝恩廣告報》（Zaberner Anzeiger）與《新阿爾薩斯人報》（Elsässer）向公眾披露了這些事件。該消息隨後被法國與德國的其他報紙轉載。在隨後的幾天裡，民眾自1913年11月7日起開始抗議普魯士軍人的惡劣行徑，並在弗斯特納住所前自發舉行了示威活動。據柏林報紙報導，11月9日的示威活動吸引了400人參與，而當時該市總人口僅為10000人。示威期間，人群中傳出了反普魯士的咒罵聲。傍晚時分騷動加劇，超過1000人湧向馮·弗斯特納的住所。市長路易·克內普夫勒呼叫消防隊增援。消防員們極不情願地打開了水閥。負責指揮行動的指揮官下令將水槍對準抗議者。然而水流很快中斷，一名拒絕參與鎮壓的消防員切斷了水管。消防員隨後被赫夫利希士官指揮的一支步哨部隊取代。赫夫利希被薩韋爾訥市民認出後，被拖入小巷並遭到毆打。儘管有巡邏隊且天降大雨，示威活動仍在夜間繼續。人群在撤退時高唱《馬賽曲》。次日即示威的最後一天，民眾情緒再次激動，但作為該區文官政府首腦的副縣長馬爾（Mahl）及時介入，使局勢恢復平靜並避免了流血衝突。

阿爾薩斯-洛林總督卡爾·馮·韋德爾建議兵團指揮官恩斯特·馮·羅伊特以及時任將軍貝特霍爾德·馮·戴姆林將京特·馮·弗斯特納少尉男爵調職。但是在軍方看來，這種調職既不符合榮譽，也有損軍隊形象。馮·弗斯特納少尉僅被判處六天軟禁。1913年11月11日，斯特拉斯堡當局在官方立場中淡化了該事件，並將「Wackes」一詞解釋為泛指好鬥分子的通用詞彙。

十一天後，第99步兵團第五連的幾名成員因向新聞界洩露有關察貝恩事件的機密事實而被捕。據《察貝恩廣告報》報導，其中幾名士兵在次日獲釋後被發配至東普魯士。

儘管如此，阿爾薩斯輿論界的抗議仍在繼續。弗斯特納少尉在軟禁期滿後，在駐軍司令部的指示下，由四名攜帶武器的士兵護衛重新出現在公眾視野中，這一行徑被視為進一步的挑釁。在離開營房露面時，弗斯特納少尉多次遭到嘲笑與辱罵，尤其是來自年輕示威者的抗議，而當地警方對此無能為力。在馮·戴姆林將軍的指示下，恩斯特·馮·羅伊特上校要求馬爾動用警察力量恢復秩序，否則軍方將自行採取行動。作為阿爾薩斯人，馬爾站在了民眾一邊並拒絕了這一要求，因為示威者始終保持和平且並未違法。

### 局勢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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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1月28日被視為「事件的頂峰」。包含馮·弗斯特納在內的一群軍官遭到年輕人辱罵，此次駐軍做出了極不成比例的反應，他們在城堡前架起機槍對準聚集的平民。當時的步哨指揮官庫爾特·沙烏地少尉建議羅伊特驅散人群。後者隨即呼叫衛兵拿起武器，並三次向人群下達解散及停止集會的命令。士兵們在武器威脅下將人群逼過兵營庭院進入一條小巷，並在毫無法律依據的情況下逮捕了約三十人。

被捕者中包含薩韋爾訥法院的院長、兩名法官及一名總檢察長，他們在下班時偶然被捲入人群。其中26名被捕者在羅昂城堡的「潘杜爾地窖」（Cave des Pandours）中被關押了一夜。此外，士兵還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搜查了當地報紙《察貝恩廣告報》的編輯部，企圖尋找向媒體洩露弗斯特納不當行為的線人線索。副縣長馬爾試圖阻止可能加劇軍民緊張關係的軍事巡邏，但徒勞無功，巡邏在隨後幾天仍在繼續。

## 危機發展

### 德皇的初步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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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普魯士戰爭部長埃里希·馮·法金漢在帝國議會回答阿爾薩斯籍議員提問時強調平息事態；而同日，馮·羅伊特卻威脅要宣布戒嚴，隨後更在事實上越權對該市實施了戒嚴。

當時德皇威廉二世正身處多瑙埃興根的馬克斯·埃貢·馮·菲斯滕貝格親王莊園，像往年一樣進行獵狐。儘管此行在薩韋爾訥事件發生前很久便已安排妥當，但威廉二世的漠不關心仍引起了公眾的強烈不滿。有傳言稱，皇后奧古斯塔·維多利亞甚至已預訂列車準備與丈夫會合，以敦促他返回柏林。根據歷史學家沃爾夫岡·J·蒙森的觀點，威廉二世在當時嚴重低估了阿爾薩斯事件的政治維度。阿爾薩斯-洛林總督卡爾·馮·韋德爾向多瑙艾辛根發出請求，指稱所採取的措施不合法且過度，並懇請德皇親自聽取他的匯報；但該請求遭到拒絕，因為威廉二世只想聽取斯特拉斯堡司令部的報告。

11月30日，法金漢、負責斯特拉斯堡的指揮官貝特霍爾德·馮·戴姆林及其他幾名高級軍官抵達多瑙艾辛根。隨後進行了為期六天的磋商。輿論對此感到憤慨，因為德皇顯然只願聽取軍方的一面之詞。帝國總理特奧巴爾德·馮·貝特曼-霍爾韋格在磋商初期被排除在外且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他在會議即將結束時才加入。對持批評態度的部分民眾而言，結果令人失望：德皇贊同了軍官們的行為，並未意識到他們已經越權。戴姆林派遣庫內（Kuhne）將軍前往薩韋爾訥。後者於12月1日恢復了文官政府的權力。

### 馮·弗斯特納的第二次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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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2月2日，一場軍事演習在薩韋爾訥附近舉行。包括一名名叫布蘭克（Blanck）的跛腳鞋匠學徒在內的幾名居民在路邊觀看，他看到年輕的弗斯特納時大笑起來。這名少尉失去理智，用佩劍擊打鞋匠，導致其頭部受傷，必須在代特維萊爾市長家中接受治療。這一新的襲擊事件使局勢進一步惡化。同日，庫內在給德皇的報告中建議將馮·弗斯特納調職，認為其存在與性格只會加劇緊張局勢，但並未對馮·羅伊特上校應採取的措施表態。12月19日，弗斯特納在一審中被軍事法庭判處43天禁閉。在二審中，該判決被徹底撤銷。儘管弗斯特納當時由五名武裝士兵陪同，而鞋匠手無寸鐵且半身癱瘓，法官仍將弗斯特納的行為解釋為正當防衛，理由是鞋匠犯有不敬罪。在軍界內部，弗斯特納因捍衛了軍隊的榮譽而獲得了安慰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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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1月28日，薩韋爾訥市議會便致電貝特曼-霍爾韋格、法金漢及德皇威廉二世。議會抗議針對公民的任意逮捕，並要求la protection de la loi。兩天後，社會民主黨（SPD）在米盧斯舉行了一場有3000人參與的集會，以抗議士兵的暴力行徑。在一項決議中，與會者將該國定性為「軍事獨裁」，並呼籲在必要時通過罷工來反抗這一局面。12月2日，阿爾薩斯-洛林多個城市的市長在斯特拉斯堡呼籲德皇採取措施，保障居民免受軍方專橫行為的侵害。

憤慨的浪潮席捲了整個德意志帝國，特別是社會民主黨內部對軍方的行徑感到極度震驚。12月3日，該黨領導層呼籲其所有下屬組織舉行抗議集會。同日，柏林過早地宣布了總督馮·韋德爾與國務秘書胡戈·佐恩·馮·布拉赫辭職的消息。四天後，在德國的17個城市，包括柏林、布雷斯勞、開姆尼茨、杜伊斯堡、杜塞道夫、埃爾伯費爾德、科隆、萊比錫、魯爾河畔米爾海姆、慕尼黑、索林根以及斯特拉斯堡等地爆發了示威活動。在這些活動中，社會民主黨人抗議軍方專制，並要求貝特曼-霍爾韋格與法金漢辭職。繼察貝恩事件之後，德意志帝國爆發了一場旨在反對軍國主義及捍衛少數民族權利的民眾運動。

### 針對貝特曼-霍爾韋格的譴責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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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韋爾訥事件及其在輿論中的強烈反響在帝國議會引發了激烈辯論。

貝特曼-霍爾韋格在隨後的演講中難以明確自身立場，轉而為軍方的行為開脫，聲稱「必須絕對尊重皇家軍服」uniforme royal doit être respecté de façon absolue。緊接著，法金漢首次在帝國議會發表演講。他為軍官辯護，稱其僅僅是盡忠職守，並強烈指責新聞界通過宣傳手段加劇了危機並企圖干預軍隊。

此時，帝國議會與帝國總理的立場已然截然對立。在次日繼續進行的辯論中，貝特曼-霍爾韋格再次就該事件發表講話。儘管他的第二次演講語氣相對緩和，但已無法扭轉局勢。12月4日，在阿爾薩斯-洛林籍議員的推動下，議會史無前例地動用了自1912年起賦予的不信任動議權（帝國議會議事規則第33a條）。議會以293票贊成、4票棄權及54票反對（反對票全部來自保守黨陣營）通過決議，正式對政府行為表示不贊成，認為其「不符合帝國議會的立場」ne correspondant pas à la position du Reichstag。

儘管此次投票標誌著向真正議會制邁出了一步，但它並未產生任何實質性約束力，也未能如在議會民主制國家那樣迫使政府辭職。正因如此，薩韋爾訥事件常被作為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意志帝國內部政治權責失衡的典型案例。儘管社會民主黨要求貝特曼-霍爾韋格引咎辭職，但總理斷然拒絕，並在答辯中宣稱自己僅對德皇一人負責。正如帝國憲法第15條所規定：唯有德皇有權任命新總理。而威廉二世絕不願屈從於帝國議會的決議，他極力抵制這種違背其政治信念與利益的帝國「議會化」趨勢，企圖儘可能削弱議會及政黨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貝特曼-霍爾韋格否認議會質詢能夠對政府構成約束。12月9日，社會民主黨試圖通過否決帝國總理預算來迫使其下台的嘗試未能獲得足夠支持，僅有波蘭裔政黨支持了社會民主黨人的訴求。

然而，政府與總理均無退讓之意。為了避免進一步的衝突，德皇於12月5日在多瑙艾辛根決定將駐紮在薩韋爾訥的部隊暫時調離。在接下來的兩天內，士兵們被轉移至奧伯奧芬（靠近阿格諾）與比奇的訓練場，此舉亦被視為通過剝奪當地經濟與商業收入來懲罰該市的一種手段。

隨後的抗議活動遭到了鎮壓。12月11日，斯特拉斯堡軍事法庭對三名薩韋爾訥新兵作出判決，因其公開證實了弗斯特納的侮辱性言論，其中一人被判處三周監禁，另外兩人被判處六周監禁。12月17日，在受馮·戴姆林將軍指揮的第15軍團總司令部要求下，斯特拉斯堡警方沒收了由克羅默與施拉克（Cromer et Schrack）公司生產的一批黑膠唱片。該唱片在鼓聲的伴奏下，通過對話還原了薩韋爾訥事件的經過。此外，德國軍官還以侮辱軍隊為由提起了訴訟。此後，抗議活動逐漸平息。

## 事件後果

### 針對馮·羅伊特與沙烏地的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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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1914年1月5日至10日在斯特拉斯堡軍事法庭的審理，事件的兩名主要責任人馮·羅伊特上校與沙烏地少尉被無罪釋放，法庭駁回了關於他們非法僭越民事警察權力的指控。法庭雖然對士兵的越權行為表示譴責，但將其責任歸咎於未能維持好秩序的文官當局。法庭援引了一份可追溯至1820年10月18日的普魯士專利特許證（即內閣令），該制誥曾被納入1889年3月23日的一項軍事條例中，但此前一直被遺忘，且其在帝國領地的法律適用性存在極大爭議。根據該制誥，如果民事行政部門未能維持秩序，市鎮內軍銜最高的軍官必須接管司法權。鑑於被告是依據這些規定行事，法庭宣判其無罪。然而，庭審證人指出在軍隊介入前該市本處於平靜狀態，這引發了對旨在彌補文官權力缺失的條例是否適用的深刻質疑。

儘管許多密切關注庭審的自由派公民大失所望，但在場的軍人們卻對裁決歡欣鼓舞，並在法庭內向被告表示祝賀。威廉二世本人也難掩喜悅，並授予馮·羅伊特一枚勳章。據《柏林日報》報導，德皇之子即皇儲威廉也介入此事，在發給馮·羅伊特的新年電報中使用了方言「Immer feste druff!」（意為「狠狠地揍！」）以示祝賀。軍方以強大且自信的勝利者姿態離開旁聽席，因為他們成功證明了自己在帝國內部凌駕於法律之上。這場審判不僅是軍隊的勝利，更是整個軍國主義的勝利。

與此同時，普魯士貴族院對帝國總理提出譴責，理由是他拒絕廢除1911年賦予阿爾薩斯-洛林的憲法，貴族院認為該憲法正是導致薩韋爾訥事件的罪魁禍首。

不久之後，刑法理論家法蘭茲·封·李斯特質疑1820年普魯士制誥的有效性，在帝國議會引發了新一輪辯論。1914年1月21日，議會就阿爾薩斯-洛林籍議員提出的一項旨在通過文官權力限制軍事行動的法案展開辯論。然而，貝特曼-霍爾韋格於1月23日在議會確認了該制誥的有效性，從而使得軍方在薩韋爾訥的行徑合法化；在當時德國國內對阿爾薩斯愈發不信任甚至充滿敵意的政治氛圍下，帝國議會最終否決了該法案。

### 帝國內部軍事干預立法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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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14日，帝國議會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旨在從法律層面界定軍事權力與民事權力的邊界。民族自由黨主席恩斯特·巴塞曼與中央黨人馬丁·施潘提出的要求政府規範軍事機構干預民事秩序權限的兩項動議，在十天後被帝國議會以多數票通過。

最終，德皇於1914年3月19日頒布了《關於軍隊使用武器及協助鎮壓國內騷亂的規定》sur le recours aux armes par l'armée et son concours à la répression d'agitations au sein de l'intérieur。該規定嚴禁普魯士軍隊在屬於文官當局管轄的事件中任意干預；部隊的介入必須事先由文官當局提出申請。該法律一直存續至1936年1月17日，直至被納粹政權頒布的《關於國防軍使用武器的規定》sur le recours aux armes par la Wehrmacht所廢除。

### 對阿爾薩斯-洛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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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薩斯-洛林與德意志帝國其他地區的關係顯著惡化。儘管存在旨在融合與和解的努力，但阿爾薩斯與洛林民眾深感在德國軍方的專橫面前毫無法律保障。1914年1月14日，阿爾薩斯-洛林議會第二院通過了一項關於該事件的決議。在捍衛文官當局行為的同時，決議嚴厲譴責了軍方的暴行以及對團長馮·羅伊特的無罪判決。1914年2月26日，來自不同黨派的議會代表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阿爾薩斯-洛林保衛聯盟」。該聯盟旨在通過新聞文章和法律程序，反擊萊茵河對岸被泛日耳曼主義者及軍國主義者控制的新聞界的惡意攻擊。然而，由於領導層內部存在意見分歧，該聯盟成立不久便宣告解散。軍方停止在阿爾薩斯-洛林帝國領地招募新兵的決定，不僅在柏林，甚至在斯特拉斯堡都獲得了批准。

德國的自由派人士（尤其是南德意志地區）曾徒勞地寄望於不信任動議與公眾的憤怒能促成帝國政治體制的民主化。他們向阿爾薩斯-洛林民眾表達了聲援，安慰這些軍國主義體制的受害者，並指出他們的苦難將為德意志帝國迎來政治新紀元奠定基礎。後繼任貝特曼-霍爾韋格成為總理的巴伐利亞政府首腦格奧爾格·馮·赫特林站在了阿爾薩斯-洛林平民一邊。他批評了柏林的軍備競賽政策，並公開表態支持法國更為和平的政治路線。

薩韋爾訥事件後的人事大換血徹底擊碎了自由派的幻想，兩名對阿爾薩斯-洛林民眾抱有相對同情態度的高級官員被迫辭職並遭到替換。司法部副國務秘書、阿爾薩斯人埃米爾·佩特里被迫離職。1月31日，阿爾薩斯-洛林事務部國務秘書胡戈·佐恩·馮·布拉赫男爵的職位被波茨坦的高級文官（Oberpräsidialrat）齊格弗里德·馮·勒登（Siegfried von Roedern）伯爵接替。5月1日，普魯士內政部長約翰·馮·達爾維茨取代了帝國總督卡爾·馮·韋德爾，此舉激起了阿爾薩斯人的強烈不滿。達爾維茨是威權國家的堅定擁護者，完全排斥1911年賦予該帝國領地的憲法。新的政策方針是將阿爾薩斯-洛林人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並推行更為強硬的日耳曼化政策。1914年7月13日，薩韋爾訥市長路易·克內普夫勒遭到新總督罷免，而就在上個月，塞拉耶佛的槍聲已經響起。1914年7月31日，職業市長羅伯特·格羅斯曼（Robert Grossman）取代了克內普夫勒；而同一天晚上，讓·饒勒斯在巴黎遇刺身亡。

雷蒙·普瓦德萬（Raymond Poidevin）亦指出，薩韋爾訥事件導致德國當局改變了對阿爾薩斯-洛林人的態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其忠誠度受到了嚴重質疑：「將應徵入伍者派往東線作戰清楚地表明，當局擔心若將這些士兵部署在法國前線會引發大規模的逃兵潮」。

### 對戰前法德及國際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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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帝國圍繞容克軍事特權階層的保守主義與反動主義陣營中，阿爾薩斯-洛林的抗議運動被定性為對日耳曼化政策的阻礙。反之，法國民族主義界則將該事件視為阿爾薩斯人對日耳曼化企圖的抵抗象徵，並對阿爾薩斯-洛林對法國的忠誠感到欣慰。從《法蘭西行動報》到《法國公報》等法國民族主義報刊，紛紛大肆宣揚復仇論調。議員兼記者保羅·德·卡薩尼亞克甚至企圖因侮辱法國國旗一事與馮·弗斯特納進行決鬥。儘管如此，由路易·巴爾杜領導的法國政府及行政機構，連同其餘法國報刊，均保持了克制的態度。外交部長史蒂芬·畢盛僅要求法國駐德國大使館朱爾·康邦（Jules Cambon）向德國政府施壓，以期懲處侮辱法國國旗的弗斯特納中尉。以讓·饒勒斯為核心的法國左翼報刊提倡恢復和解政策，強調平息事態並支持賦予阿爾薩斯-洛林更大的自治權；他們不僅譴責了普魯士軍國主義，也批評了法國民族主義報刊的復仇論調，並認為在法德左翼團結的前提下，薩韋爾訥事件為德意志帝國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提供了一個契機。

該事件徹底暴露了德意志帝國內部民族融合的重重阻礙，渴求平等的阿爾薩斯政黨與軍國主義勢力發生了劇烈衝突，法治國家與軍事國家之間的矛盾亦浮出水面。同時，這也反映了軍國主義勢力在德國內政中日益膨脹的影響力及其對德皇的控制，凸顯了當時政治體制的荒謬與模糊性。漢斯-烏爾里希·韋勒將德意志帝國的政治體制精闢地概括為半專制主義與虛偽的立憲主義。

薩韋爾訥事件進一步加劇了此前已因1905年丹吉爾危機和1911年阿加迪爾危機而遭受重創的法德關係。它在以莫里斯·巴雷斯為首的法國民族主義陣營中，起到了煽動「復仇精神」與強化「收復失地抗爭」的作用。這種「復仇精神」甚至在親法的阿爾薩斯資產階級中引發了某種共鳴。德國內部的泛日耳曼主義勢力則藉此施壓，要求政府對阿爾薩斯-洛林採取更為強硬的手段。

更為關鍵的是，這一切均發生在前所未有的國際緊張局勢（尤其是第一次巴爾幹戰爭）背景之下。1913年3月，軍國主義勢力在德國推動通過了一項大規模擴軍法案；作為回應，法國出台了延長兵役期限的《三年兵役法》。以皇儲威廉為首的泛日耳曼主義者甚至妄圖解散帝國議會以清洗反對派並實行戒嚴，但該企圖最終被德皇否決。隨後發生的幾起小規模衝突進一步加劇了法德矛盾，例如4月3日一艘德國齊柏林飛艇在呂內維爾迫降的事件，以及4月13日在南錫發生的德國遊客事件。

因《鐵必制計劃》導致的德意志帝國海軍與英國皇家海軍之間的軍備競賽，以及《每日電訊報》事件，已然令德國與英國的關係步履維艱；而英國媒體對薩韋爾訥普魯士軍人暴行的強烈譴責，則令雙邊關係雪上加霜。1912年至1914年間擔任德國駐英大使的外交官卡爾·馬克斯·馮·利希諾夫斯基在向柏林提交的報告中重點闡述了英國的輿論動向，強調英國兩大政治勢力的報刊無一例外地對阿爾薩斯-洛林的管治方式及普魯士軍方持負面態度。他總結稱，薩韋爾訥事件及其在議會引發的動盪嚴重損害了德意志帝國在英國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基於普魯士軍隊在薩韋爾訥的惡劣行徑，英語詞彙庫中甚至收錄了「Zabernism」一詞，專指軍方的濫權、暴政或侵略行為，這充分證明了英國媒體與公眾對德國軍方專橫做派的強烈牴觸。這在客觀上也鞏固了法英兩國間的摯誠協定。

薩韋爾訥事件不可避免地淪為泛日耳曼主義勢力的政治炒作工具。他們藉此抨擊針對阿爾薩斯-洛林及法國的安撫政策，鼓吹與法國發生軍事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從而為在德意志帝國公眾中煽動一場自由派與進步派極力反對的戰爭做好了輿論鋪墊。

包括雅克·佩羅特、歐根·米勒與馬克斯·東內韋特在內的阿爾薩斯-洛林籍議員，指控軍國主義者與泛日耳曼主義者蓄謀策劃了薩韋爾訥事件，企圖製造引發法德戰爭的戰爭藉口。德裔瑞士法學家奧特弗里德·尼波爾德附和了這一指控，同樣將薩韋爾訥事件視為旨在挑起戰爭的陰謀。然而該論斷缺乏實質證據，至今在歷史學界仍備受爭議。

儘管法國政府的克制反應避免了戰爭的立即爆發（儘管幾個月後戰爭依然降臨），但該事件生動地反映了輿論與新聞媒體日益崛起的政治影響力。圍繞該事件的新聞狂潮與深遠影響，直到塞拉耶佛事件、隨之而來的七月危機、同盟國向協約國的相繼宣戰以及隨後爆發的總動員才被逐漸掩蓋。

至於弗斯特納本人，他於兩年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東線戰場陣亡。戰爭期間，馮·羅伊特晉升為中將並指揮一個步兵旅，後於1941年離世。

一戰結束後，獲勝的法國軍隊在薩韋爾訥的大馬路（Grand'Rue）受到了熱烈歡迎，街上特意懸掛著印有「1913年11月：薩韋爾訥事件 - 1918年11月：解放」Novembre 1913 : Affaire de Saverne - Novembre 1918 : Délivrance字樣的橫幅。

在納粹政權吞併阿爾薩斯期間，當年向媒體洩密的三名新兵之一遭到了驅逐。

## 事件的文學與藝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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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韋爾訥事件在多部作品中被提及：

- 作家亨利希·曼在其於1914年創作、1918年出版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小說《臣僕》（Le Sujet de l'Empereur）中，對薩韋爾訥事件進行了深刻的文學加工。
- 作家烏爾里希·勞舍爾在名為《好公民》（Den braven Bürgern）的詩中對軍方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 庫爾特·圖霍爾斯基為《前進報》創作了一首題為《薩韋爾訥的英雄》（Der Held von Zabern）的詩，藉以嘲笑弗斯特納中尉所謂的「英勇」。
- 在1916年版的《講給孩子聽的阿爾薩斯歷史》（L'Histoire d'Alsace racontée aux petits enfants）一書中，插畫家漢斯描述了該事件，並配以一幅展現弗斯特納在軍事護衛簇擁下「購買一包巧克力」l'emplette d'un paquet de chocolat的諷刺畫。
- 大量諷刺報紙和雜誌也以漫畫形式重現並嘲諷了薩韋爾訥事件，其中包括：《微笑 (雜誌)》（Le Sourire）、《笑聲 (雜誌)》（Le Rire）、《青騎兵 (雜誌)》（Simplicissimus）、《青年 (雜誌)》（Jugend）、《真理的雅各》、《喧鬧報》、《滑稽樹葉》以及《惡作劇 (雜誌)》（Ulk）。
- 在其經典自傳《昨日的世界：一歐洲人的回憶》中，史蒂芬·茨威格將「察貝恩事件」列為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點燃火藥桶的火星之一。
- 由導演威廉·奈執導、於1918年上映的黑白無聲電影《我在德國的四年》（My Four Years in Germany），在銀幕上重現了薩韋爾訥事件的部分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