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國的上海日僑

清末民國的上海日僑，指自1870年代至1949年為止，生活在上海的日本國籍僑民（不含軍人）。從1920年代初期開始，日僑在人數上成為上海最大的外國人勢力。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日僑人數一度超過10萬人，達到巔峰。抗日戰爭之後，上海的日僑大多被遣送回日本，但有少數產業和文化界人士作為留用日本人被國民政府要求留在上海。

##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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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6月3日，一艘名為「千歲丸」，載有51名日本人的帆船到達上海，開啟了近代日本人與上海交流的歷史，包括高杉晉作在內的幕府使節團也在乘客之列。日本人移民上海的歷史開始於1870年代。1870年時，上海有7名日本人。翌年根據《中日修好條規》，日本在上海設立領事館，這時的上海日僑人口約有百人。1880年時，上海日僑人口增加到168人。1900年時，僅公共租界就有736名日本人居住。進入20世紀後，隨著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大以及交通的發展，日僑人口加速增長。日本人在1920年代初期超過英國人，成為上海人數最多的外國人。

移民上海的日僑中有眾多是在日本走投無路的貧民階級，以至於當時上海的日文報紙也對部分日僑的生活態度多有批判。日本領事館亦曾發布《清國上海居留日本人取締規則》，整肅風紀。初期的上海日僑有大量娼妓從業者。她們被稱為「唐行婦」，在日本人經營的「東洋茶館」工作，而東洋茶館則多分佈在日僑聚居的虹口、以及四馬路地區。1884年後，上海日本領事館對東洋茶館嚴加取締，導致大量東洋茶館關閉，日本妓女或回國或往香港、東南亞轉移。

但隨著日資進出中國，眾多大企業開始在上海設立據點或工廠，並向上海派遣職工，使得日本僑民的階層發生顯著變化。上海日僑逐漸分化為「會社派」和「土著派」。「會社派」多是日本企業派駐在上海的管理層員工，經濟社會地位較高。而「土著派」則以自發前往上海的移民為主。兩者的分化在1920年代已顯著。

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的日僑人口一度大幅減少。但在上海華界被日軍佔領後，日僑紛紛返回上海，且新移民增加速度更趨加快。1938年9月1日時，上海日僑人口有36,642人。三年後的1939年8月1日時增加到54,308人。1941年6月1日時增加到87,277人。1943年，上海日僑人口達到峰值的103,968人。在日本戰敗的1945年，上海日僑人口有72,654人。

## 人口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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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國的上海日僑以長崎縣出身者最多，以至於有「長崎縣上海市」之稱。這和長崎在日本鎖國時期仍然維持了和清朝的貿易，以及地理上接近上海（兩者直線距離約850公里）有密切關係。據1906年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的統計，在上海的日本人中，長崎縣人達1,314人，接近半數。1923年2月，上海和長崎市之間開設直通的客輪航線（上海航路），由「長崎丸」「上海丸」兩艘客輪提供服務，上海和長崎之間往返僅需要25-27小時，更加速了長崎至上海的人口流出。八月盂蘭盆節時，虹口的日本人社區會舉辦精靈流等活動，其風俗和長崎完全無異。長崎縣出身者之多也反映在工部局日本人警官上。1930年時，工部局有198名日本人警官，其中88人出身九州，33人出身長崎。

按照社會經濟地位及職業特徵，上海日僑可分為三類人群。第一類是在日本大企業的上海支店工作的人士；第二類是紮根於中國經濟的土著工商業者；第三類則是依存於外派日本人的本地小商人。據山村睦夫的分析，這三類人群的比例約是35-40%：15%：35-40%。上海日僑社區階級明顯，其中3%屬於精英階層，約40%屬於中間階層，其它則是一般民眾。

和其它上海外國僑民相比，日僑的性別比較為均衡。1930年時，上海日僑性別比是女性1人對男性1.24人，同時約三成在滬日僑是兒童人口。據同一時期日本領事館的調查，上海日僑人口中有41%是被僱傭者，公司職員的比例遠高於其它國家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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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分佈

上海日僑人口高度集中在虹口地區。在明治末期時，就已有日僑高度集中在吳淞路、北四川路一帶的記載。當時虹口相比公共租界中區地價低廉，這是吸引財力相對薄弱的後發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移民聚居的主因。1910年時，虹口地區的日本人有2,369人。東和洋行、田中旅館、常盤旅館、豐陽館等日系旅館也位於虹口，長期有四五十人日本人下榻。

除了虹口地區之外，日僑在公共租界的蘇州河南地區及法租界也有居住。這些日僑大多是「會社派」的上流階層，在人口中只有很少比例。

## 建築設施

上海日僑興建或所有的大多數物業位於虹口日本人區域內。在1980年代之後的舊城改造浪潮中，眾多日僑修建的建築已被拆除。現存具代表性的日僑歷史建築包括平野勇造設計，竣工於1911年的日本領事館；1929年竣工的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本部；三大日本人寺院之一的西本願寺。與其相對的是，上海日本人俱樂部、高級料亭六三亭、東本願寺等代表性設施則已被拆除。

上海的日資銀行和洋行等金融貿易企業集中在公共租界中區。外灘有三處日企物業，包括橫濱正金銀行大樓、臺灣銀行大樓、日清大樓。位於四川中路的三井洋行大樓，以及廣東路的三菱洋行大樓都是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有「銀行街」之稱的九江路上有住友銀行、三井銀行和三菱銀行等日資銀行的上海分行。日方利用庚子賠款出資設立的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竣工於1930年，由伊東忠太和內田祥三設計，和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外觀極為相似，也是少數位於法租界內的日本相關設施。

## 自治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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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日僑的兩大自治組織是上海日本居留民團和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上海日本居留民團成立於1907年9月，是通過領事館接受外務省監督的自治團體，負責運營日本人學校，並提供醫療等社會服務，實質上成為上海日本人的管理機構。民團提供公眾衛生、福利、教育等多種社會服務，其運營經費「民團費」自日僑和上海日資企業徵收。預算超過八成用於教育。民團費中個人負擔比例有18%。由於日僑除了工部局稅收之外還需繳納民團費，負擔重於其它國家僑民，因此對工部局的增稅極為敏感，一貫持反對態度。

上海日本人各路聯合會是在滬日僑另一大自治機構。各路聯合會由上海各地的町內會構成，形成於1910年代中期，最初是保護日僑免受中國人襲擊的組織。1915年時，町內會聯合會有40個町內會參加。在1925年更名為各路聯合會。五三〇事件後，日本領事館要求日本人在上海有日僑居住的各地設立町內會。1937年時，上海已有56個町內會和2.5人的會員。除了日軍、東亞同文書院和紗廠之外，在滬日僑幾乎全部加入了町內會。

民團和各路聯合會的關係並非一直良好。民團上層被精英階層「會社派」控制，和工部局英美勢力關係相對友好。而聯合會則多被「土著派」的小工商業者控制，對外姿勢更加強硬好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各路聯合會解散，被統合進入民團。這時的町內會數量已達175個。

## 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英國勢力的關係

作為後發勢力，上海日僑真正參與公共租界行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自1873年開始，工部局董事會成員長期由英國人、美國人、德國人構成。但由於德意志帝國在一戰時和英美對立，德僑自1915年開始被排擠出工部局董事會，取而代之的則是日僑。1920年代是工部局英國勢力和日本勢力的蜜月期。為對抗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及租界行政的中國化要求，英國有意在工部局增加日本職員及警察人數，通過日本化來減緩中國化進程。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工部局的英國勢力更利用日本的武力和中國交涉。在土地章程上爭取對公共租界的有利條件。但隨著日僑對要求在租界行政中有更多話語權，日英矛盾逐漸表面化。擁有人數優勢的日僑認為工部局幹部分配應採用民主制，而英方則主張按投資規模和納稅金額分配。且日僑內部「會社派」和「土著派」對英國的態度也有分裂。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土著派要求工部局外國人董事中的日本人數量增加至3名以上，引發會社派的反對，以至於發生會社派在1936年工部局董事選舉中暗助英國人的事態。

淞滬會戰之後，蘇州河北的公共租界實質被日本佔領，蘇州河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為孤島。在這一情況下，工部局和日本佔領當局的關係持續緊張。日本領事館要求日本憲兵隊和領事館警察可以在公共租界自由活動，但工部局僅同意增加日本人警察。此後隨著二戰全面爆發，日英雙方在公共租界的角力升級為日本和英美對立的原因之一。在1940年工部局董事會選舉中，日方試圖通過增加日橋董事人數來掌控租界行政，但被英方反制，維持了英美日董事人數5:2:2的格局。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武力佔領公共租界全境。至1943年，公共租界雖仍然存在，但董事會及各部局人事都被日本人替代。

## 和中國人的衝突

1910年代中期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後，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逐漸高漲，上海日僑和中國人的衝突也開始增加。1918年7月16日，日僑和中國人警察在虹口巡捕房發生衝突，導致兩名日僑死亡。翌年6月5日，日資內外棉第三、四、五工廠發生大罷工，成為當時遍及中國全國的反日運動的一部分。1925年2月9日，內外棉第八工廠發生多達9,000人參加的罷工，此後波及至21家日資工廠，有約4萬人參加，以日資部分接受中國工人要求告終。

上海日僑和本地華人發生的最大衝突是1925年的五三〇事件。1920年代初期，上海日資紗廠中近半數員工是不滿20歲的女工。日方管理階層對中國員工長期採取高壓嚴苛的態度。且每日勞動時長達12小時，月均工資卻僅有7、8元。勞動環境也極為惡劣。1925年2月，日資內外棉紗廠爆發大罷工，要求加薪並改善勞動環境。5月15日，工人領導者顧正紅被日本資方人員殺害，引發中方勞工和日本資方的對立升級，終致在5月30日引發公共租界內的大規模遊行示威，導致8人死亡。五三〇事件還引發上海出現抵制日貨，以及針對日本人的暴力活動，成為1920年代中期中國大革命的序曲之一。

## 在日軍侵華戰爭中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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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主戰場在閘北、江灣一帶，公共租界幾乎未受波及。但日僑聚居的虹口地區因靠近閘北而有部分地區受到影響。上海日僑也陷入混亂，上海總領事館及上海居留民團在2月1日發出《陸軍派兵請願電文》，要求日本陸軍保護。其後日僑本身也成為動員對象。上海日僑還在事變期間向長崎請求援助，要求大量物資和人力。同時也有大量日僑暫時返回日本避難。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後，上海日僑社區再次陷入混亂。日僑聚居的虹口地區及日資紗廠都成為中華民國空軍的空襲對象。戰事期間，虹口的中部日本小學校有超過2,000名日僑避難。同時在8月15日至23日，有約1.4萬名日僑離開上海返回日本。在淞滬會戰中留在上海的日僑有4,900人，其中有58人死於戰火。北部日本小學校因靠近戰場，曾被作為日軍兵營使用。靠近黃浦江的東部日本小學校則被作為軍需品倉庫使用。戰後雖然上海日僑數量快速回升，但針對日僑的恐怖襲擊也頻繁發生。在日軍的動員下，上海日僑也以各種形式參與了抗日戰爭。1944年，上海日僑男性中有一成被迫參軍。12歲以上的學生和女性被動員參加軍事生產。學生統一穿著「國防色」制服。

## 報刊出版

1882年，上海商同會開始發行《上海商業雜報》，是中國第一份由日本人出版的報刊。此後在19世紀末期，上海有《上海新報》、《上海時報》、《上海週報》、《上海時事》等日文報紙發行。其中《上海新報》的後援是三井洋行。1910年代後，上海日僑界出現《上海每日新聞》、《上海日報》、《上海日日新聞》三大報紙並列的局面。1939年，福家俊一創建《大陸新報》，繼承《上海日報》的設施，並在同年合併中文報紙《新申報》，1943年1月合併《上海每日新聞》，成為上海唯一的日文報紙，在當時中國日僑界頗具影響力。

日本投降後，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司令部發行了日語報紙《改造日報》，承擔對上海日僑的宣傳工作。目的包括促進日本人的民主化以及思想善導。此外戰後還有日僑管理處宣導科在1945年11月10日至1946年6月1日發行的《導報》，以及《新生》、《日本論壇》等眾多國民政府發行的面向日僑的宣傳報刊。

## 企業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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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最初的由日本人經營的商店是田代源平經營的有田燒瓷器店「田代屋」。民國時期上海的日資企業中以紡織業最為突出。日資進出中國紡織業開始於1902年三井物產在上海出資設立的上海紡織株式會社。1909年，日資在上海成立內外綿株式會社，後成為中國最大日資紡織企業。紀念內外棉上海工廠創建人川村利兵衛的鐘樓雖現已不存，但其附近地區卻得名大自鳴鐘流傳至今。

一戰之後，由於日本國內勞動成本上升，日本紡織業加快在中國設廠。1930年時，上海有33家日資紡織工廠，其紡錘總數佔當時中國全國的27%。日資紡織企業統稱為在華紡，在抗戰之前的中國紡織業有支配性地位。上海的主要日資紗廠包括豐田紗廠、大日本紡績、上海製造絹絲、日華紡織、同興紡績、鐘淵紡績、裕豐紗廠等企業。日華紡織的前身是美資鴻源紗廠，後被日資收購，其在浦東陸家嘴的工廠成為日華紡織第一工廠。此後日華紡織在上海開設多達6個紗廠。鐘淵紡績於1920年在楊樹浦平涼路開設公大一廠。之後公大紗廠的工廠數增加到四家，公大三廠後成為上海絲織廠，公大四廠成為上海第一毛紡織廠。現普陀區東南部，以及楊浦區南部的黃浦江沿岸是日資紗廠最密集的地區。

在紡織業以外的工業方面，1911年，角田芳太郎和中方合資，成立寶山玻璃廠。此後天通庵附近出現了眾多日資玻璃廠，幾乎壟斷了上海民用玻璃市場。上海第一家自行車工廠昌和製作所在1940年由小島和三郎創建。上海電池廠的前身是松下電業電池工廠。1918年，池田幸四郎在上海創立池田印畫公司，也是上海人民印刷第二廠的前身。日本郵船在提籃橋地區設有匯山碼頭，是上海航路在上海一側的起航地點。

抗戰時期，日本於1938年9月成立了上海恆產株式會社，負責佔領時期上海各地的土地開發，在大上海計劃核心的五角場地區修建了軍用設施和住宅。此外日本佔領當局還有設立大上海瓦斯株式會社等一系列國策公司，管理上海的公共事業。

## 宗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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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界在上海的活動十分活躍，一·二八事變發端即為日本日蓮宗山妙法寺僧侶被中國人襲擊死亡一事（日僧事件）。東本願寺於1876年設立了上海別院，是最早在上海活動的日本佛教宗派，在中國人和上海日僑中均有展開傳教活動。但由於《中日修好條規》並未保障日本人的傳教權，加上東本願寺內部方針變化，東本願寺在1879年撤銷了上海別院。1885年，東本願寺恢復在華傳教活動，但最初對象限制在在華日僑，直到1899年在上海別院設立清國開教本部。西本願寺在甲午戰爭期間曾向戰地派遣從軍僧侶，並於1906年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日蓮宗僧侶旭日苗於1889年7月前往上海開始傳教，並於同年10月在乍浦路開設本圀寺別院。此後東本願寺、西本願寺、本圀寺成為上海三大日本佛教寺院，其中西本願寺和本圀寺入口建築現存。雖然這三大宗派均有在上海對中國人展開傳教活動，但在20世紀初期時，僅有東本願寺有中國人教徒。戰後西本願寺被改為「和平博物館」「和平圖書館」，收集展覽從日僑處獲得的文物。

上海最初的神社是位於浦東海軍用地的琴平神社，也是中國第一座神道教神社，以及上海日僑的氏神。1908年，在上海經營料亭的白石六三郎在六三花園勸請長崎氏神諏訪神社，並在1912年合祀琴平神社及諏訪神社，新設滬上神社。滬上神社在一·二八事變中毀於戰火。此後民團於1933年在虹口公園南側的上海陸戰隊本部對面創建上海神社。又在1940年擴張上海神社土地，在其相鄰之地創建上海護國神社。

## 學校教育

上海日僑的第一個學校是東本願寺上海別院在1888年1月開設的「親愛舍」。隨著上海日僑人口的增加，上海的日本人學校數量也顯著變多。抗日戰爭之前，上海居留民團設有四家日本小學，以及一個高等女學校、一個實業青年學校和一個商業學校。抗戰爆發後，為了應對日僑人口增加，上海居留民團在1942年開設了3間日本人小學校。頂峰時期的民團經營有1家幼稚園、10家小學校和6家中學校。1942年時，上海的日本人學校有學生人數超過1.3萬人。上海的日本學校在當時均有「戰爭必修課」的教育，積極向學生灌輸「皇國少年」的戰爭思想。學校內還飼養有雞、兔等動物，向日軍提供物資。1944年，12歲以上的學生也成為「學徒動員令」「女子挺身勤勞令」的對象，生產軍需物資。上海中學校有五名學生服役參加海軍甲種飛行預科練習生（甲飛）並戰死。

上海唯一的舊制中學上海日本中學校設立於1939年，其校舍由石本喜久治設計，現為同濟大學一·二九大樓。日本高等女學校由上海居留民團創立於1920年，最初位於日本小學校校舍內，後搬遷至歐陽路221號，1939年時有學生765人。日本商業學校則開設於1931年，舊址現為上海電力學院。開設於1927年的西部日本小學校在1942年時有563名學生，戰後成為上海市立實驗民眾學校。第五日本國民學校被稱為「上海學習院」，其學生多是上海日僑上流階級的子弟，在「戰爭必修課」上也享受有前往南京、杭州等地進行修學旅行的特別待遇。

東亞同文會於1901年在上海開設東亞同文書院，以培養精通中國的日本人才。1917年，東亞同文書院搬遷至徐家匯虹橋路。抗日戰爭爆發後，東亞同文書院在1938年佔用交通大學作為校舍，並在翌年升格為東亞同文書院大學。

## 和中國的文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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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0年代，岸田吟香就在上海成立詩社「玉蘭吟社」。上海日僑和本地的中國人，特別是魯迅、郭沫若等有過留日經驗的中國人有著頻繁的文化交流。中日文化協會由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於1940年7月，其上海分會有服部良一、草刈義人、小林秀夫、阿部知二、火野葦平等人參加，展開中日文化交流事業。

虹口的內山書店是當時上海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據點。店主內山完造本來是眼藥水公司參天堂駐上海的推銷員，後在1917年開設內山書店，和包括魯迅在內的多位中國文壇人士有著深厚的友誼。內山書店對顧客不分國籍，一律賒售，是上海唯一採取此手法的日本書店，也因此贏得了大量顧客。內山書店銷售眾多左派思想書籍，是庇護魯迅的主要據點之一。抗戰期間，內山憑藉其在日僑界的地位，多次迫使日本佔領當局釋放反日的中國文化界人士，在中日雙方都享有極高人望。鹿地亘等左派作家曾在上海長住，在上海展開支援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活動。新感覺派作家代表橫光利一在1928年和1936年兩次造訪上海，並著有名為《上海》的長篇小說。

在流行文化方面，川喜多長政主導的中華電影公司（華影）在抗戰後期的上海影壇有重要地位。他制止日本軍部干涉華影的電影製作，使得上海電影人得以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下製作了包括《木蘭從軍》在內的眾多暗中批判日本侵華的電影。原本活躍於滿映的李香蘭（本名山口淑子）在1942年後搬到上海，為華影拍攝了《萬世流芳》等熱門作品。李香蘭也是40年代上海歌壇七大歌星之一，於1945年6月在大光明電影院舉辦「夜來香幻想曲」的獨唱音樂會，轟動上海。抗戰後川喜多長政在救出李香蘭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 遣送歸國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發布「以德報怨」的對日方針，上海也並未發生大規模的對日僑報復行為。上海的日僑都被集中在虹口的「日僑集中區」，由位於狄思威路1177號（曾是料亭月廼屋花園所在地）的上海日僑管理處管理。1945年10月時，上海的日本人約有7.9萬人。最初中方並未計劃將全部日僑遣返，日方也希望日僑能留在上海，確保戰後日本在華影響力。但1946年後，國民政府確定了將日僑全部遣返的方針。

1945年12月4日，第一批2,185名日本人乘坐「明優丸」返回日本，標誌上海的日僑引揚歸國工作開始。從1945年12月至1946年4月，上海及附近地區的日僑分48批陸續被遣返回日本，累計人數達102,404人。1946年4月15日，最後一艘引揚船從上海出發。至此除了留用日本人以外，民國上海的日僑社區基本消滅。

## 留用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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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僑被遣返的同時，日資企業陸續被國民政府接收。為維持日資企業的運營，有少數日僑技術者暫時留在上海，以紡織業從業者最多。1946年底時，上海有2,519名日籍留用人員及家屬，其中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就有130名留用日本人技術者。豐田紗廠的經營者西川秋次是紡織業留用日本人的代表人物。他享受陸軍少將級待遇，在山陰路的住宅被行政院特別保護。紡織業界的留用日本人被集中在兩個區域居住，東部在楊樹浦路和平涼路，西部在江寧路和安遠路。

在產業界以外，文化界人士亦是留用日本人較多領域。亞東問題研究會僱用了28名留用日本人。其中著名人士有語言學家影山巍、京劇研究家塚本助太郎、曾長期支援孫文革命活動的山田純三郎、朝日新聞記者林俊夫。內山完造亦因其在上海文化界的重要地位成為留用日本人之一，但在1947年12月被國民政府以企圖顛覆政府的罪名遣送回日本。此外，亦有「下女」以「調理師」名義留用。

除了留用日本人之外，亦有一些試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的日本人，和中國人通婚的日本人也不罕見。但隨著國共內戰的激化，1948年後，上海的留用日本人中希望返回日本的人數增加。1949年時，上海的日本人只剩441人。1952年10月時，上海有141名留用日本人，其中99人在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