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

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在1927年4月建立的臨時性全國性農民運動領導機構，「行使正式執行委員會職權」。由於國共合作的背景，與國民黨農民部一樣，其大部分工作由國民黨籍的共產黨人主持。

## 歷史

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後，第一次國共合作展開，中共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活動。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設立的指導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央機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林伯渠任首任部長，秘書為彭湃和羅綺園。根據後來鄒魯所著的國民黨史，「農民部。其部長初為共產黨員林祖涵。林去職，彭素民繼之。然一切部務，則為秘書共產黨員彭湃所把持」。1924年6月，國民黨農民部起草了《農民協會章程》，並規定了從各級農民協會到全國農民協會的組織程序：

開組織會選舉本章程所列縣農民協會各項職員，成立臨時縣農民協會。縣農民臨時協會成立後，即著手分別組織本縣各鄉農民協會。有三個鄉民協會成立者，即組織區農民協會。三個區農民協會成立後，即組織縣農民協會，接收臨時縣農民協會之任務。五個縣農民協會成立後，即組織省農民協會。最先成立之省農民協會，兼攝全國農民協會職權。俟三個省農民協會成立時，即組織全國農民協會。

1924年7月，首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創辦，農講所的絕大部分工作與活動實際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並培養中共開展農民運動的軍事、政治骨幹。在國共合作的基地廣東，中共領導的各地農會組織在大元帥府的支持下快速發展，並參與了擊敗革命政府敵人陳炯明的戰爭。1925年5月1日五一節，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一同開幕。會後正式成立廣東省農民協會，也是國共第一個省級的農民協會。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特別會議，要求「各地已有農協組織之地，迅速發展成立省農民協會或縣農民協會」，「北伐路線必經之湘鄂豫直四省工作尤為重要」，「未有農協組織之地，亦應從速著手進行」，以適應北伐戰爭的局勢演變。會議決定中共當時最主要的工作是準備支持廣州國民政府的向北發展，因此須加緊在農運方面的工作。會議決定1926年五一節在廣州同時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第一次全國農民大會，以正式成立中華全國農民協會。

隨著馮玉祥國民軍占領河南，河南的國共活動得以發展。1926年4月18日至20日，河南省農民代表大會在開封秘密召開，成立第二個省級農民協會河南省農民協會。1926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對第一次全國農民大會的致信，認為農民運動有與工人運動結合的必要，指出農民運動須與全國的「民族革命運動」結合，而「民族革命運動」得不到農民的參加則不會成功。由於其他省農會發展的進展未及章程要求，第一次全國農民大會最終並未如期舉行，中共中央將該致信改為中共中央給廣東省農民代表大會的祝詞。

1926年5月1日，廣東第二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與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同時舉行，有11個省的代表參加了會議。其中通過的《廣東農民一年來奮鬥經過報告決議案》要求加緊全國的發展：「廣東統一後，農民已有長足之進步」，「但廣東是中國重要之一部分，並非中國全部」，「我們更有努力號召全國農民趕快組織準備起來，與革命民眾聯合」。會後，羅綺園完成報告《廣東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之經過及結果》此次大會總共開了十五天，到會代表共214人，代表49縣，「代表有組織的可統計的農民協會會員共626457人」，「更有廣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蘇、河南、山東、山西、江西、貴州十一省的代表參加，他已經不光是廣東農民代表的大會，而已略具全國大會的雛形了」。

1926年7月，北伐戰爭正式在湖南打響。湖南農民運動由秘密轉為公開發展。8月18日，廣東省農民協會第二次執行委員擴大會議召開，在會議討論中和在會場張貼的標語上呼籲「籌備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號召全國農民組織起來」。

1926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局批准了中央農委制定的《目前農運計劃》，當中指示「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農民，須特為組織近郊農民協會。此等城市之國民黨市黨部或特別市黨部，均須設立農民部指導近郊農運；各地農運須切實與國民黨左派合作」，「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次則陝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1926年12月1日至27日，湖南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和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同時在長沙召開，正式成立湖南省農民協會。

隨著北伐軍進入湖北、江西、福建等地，共產黨組織在這三省也快速發展。國共合作的指揮機構隨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武漢。1927年2月20日至28日，江西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南昌召開，正式成立江西省農民協會。同月，福建省第一次農民協會代表大會在福州舉行，正式成立了福建省農民協會。1927年3月4日，湖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武昌召開，正式成立湖北省農民協會。除此之外，中共在江浙、四川、直隸、山東、廣西等地推動的農運也有相當成績，但均引起當地反共勢力的反擊。

為推動中華全國農民協會的正式成立，湘、鄂、贛、豫四省農民協會共同發起湘鄂贛豫農民協會執行委員聯席會議，「籌備全國農民協會之組織」。1927年3月30日，湘鄂贛豫農民協會執行委員聯席會議在武昌湖北省農協辦公處舉行。此前，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打擊了當時與中共矛盾愈烈的蔣介石，並有利於容共政策的繼續執行，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繼續當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因此會議由鄧演達主持。

出席會議的代表有湖北省農民協會鄧演達、陸沉、陳蔭林，湖南省農民協會周以栗、易禮容，江西省農民協會陸智西、方志敏、孔寅初，河南農民自衛軍代表宋英、陳子林等10人。鄧演達提出成立全國農民農協「刻不容緩」，要求經過聯席會議的籌備，「必須在最短期內」成立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以辦理籌備全國農民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全國農民協會。會議討論了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的人數和人選、全國農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數額和會期等問題。會上有人討論「可否於五一召集全國代表大會成立全國總農民協會」，有人認為「會期五一太迫，是否可以延至五卅」召開，最後決定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定於5月15日在武漢舉行，代表為680人，其中湖南120人，廣東80人，湖北80人，江西50人，河南50人，江蘇35人，陝西30人，四川20人，山西20人，直隸15人，山東15人，安徽20人，浙江20人，福建20人，廣西20人，熱河15人，察哈爾5人，綏遠5人，軍隊60人。聯席會議「討論結果，全國臨時執行委員會，由十一人增至十三人，當決定五省農協各一人，廣東彭湃，湖南易禮容，江西方志敏，湖北陸沉，河南肖寅谷」。大會決定彭湃、易禮容、方志敏、陸沉、蕭人鵠、毛澤東、孫科、徐謙、鄧演達、譚延闓、唐生智、張發奎、譚平山為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開常委會時，在武漢的臨時執行委員，均須到會」，「此外並決定通電登啟事，制定宣傳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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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9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13名委員發表就職通電，宣告臨時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又將召開全國農民代表大會的日期改為7月1日：

全國農民運動之發展，已有一日千里之勢，現在成立省農民協會者，已有五省，成立省農協籌備處者，已有十餘省，全國有組織之農民已有一千萬以上，急須有一全國之中心組織，以統一全國農民之戰線。三月三十日粵湘贛鄂等省農民協會代表及河南武裝農民自衛軍代表，在武昌舉行聯席會議，推舉鄧演達、毛澤東……等十三人為臨時執行委員，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就職視事，並推定鄧演達為宣傳部長，毛澤東為組織部長，彭湃為秘書長……第一次全國農民代表大會於本年七月一日在武漢開會

臨時執行委員會中，譚延闓、譚平山、鄧演達、毛澤東、陸沉為常務委員，鄧演達為組織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長，彭湃為秘書長。辦公處設於武昌三道街湖北省農民協會內。同月，蔣介石在江浙發動四一二清黨事變，福建、廣東、廣西先後響應。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爆發寧漢分裂。廣東、福建的省級農民協會遭到當地國民黨反共派的進攻或封閉，中共活動轉入地下，江浙皖、廣西的各縣鄉級農會也同樣如此。在武漢國民政府所轄的湘、鄂、贛、豫等省，對共產黨和農會不滿的反共勢力，包括駐軍、地主武裝等亦趁機反攻，不少縣鄉農民協會遭到攻擊。為此，繼續堅持容共政策的武漢國民政府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發表訓令，以指導各地農運，又發表《全國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傳綱要》。

在此期間，夏斗寅在湖北響應清黨，並進攻農會組織，又率軍攻打武漢。湖南長沙發生許克祥響應反共的馬日事變，江西發生朱培德以「禮送」當時遺散中共黨務政工人員的事件。中共在湘鄂贛的農運受到嚴重打擊。1927年5月30日，《漢口民國日報》公布了全國農協的臨字第一號訓令，訓令對湘鄂贛三省農協發出。訓令指在「農民解放運動」的初期，「用革命的方法，回答土豪劣紳的反攻」乃是「必要手段，實屬無可非難」，「必須嚴厲對付一切反革命派及其挑撥離間政策」，必須「解除土豪劣紳武裝，武裝農民群眾」。訓令要求「嚴密農民協會的組織，整肅農民運動的步驟」，使「地方農民運動與全國農民運動合而為」。

陝西此時仍為忠於武漢國民政府的馮玉祥勢力範圍，1927年6月1日至8日，陝西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在西安組織召開，成立又一個省級農會陝西省農民協會。6月7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發出臨字第二號訓令，對全國農民運動作出新規劃，要求注意強固組織嚴肅紀律，各級農協召集代表大會「整頓組織」，增加新的指導工作人員，使「貧農、佃農、僱農及自耕農成為農民協會堅固的社會基礎」。訓令又要求各地農會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保護農村小商人的利益和革命軍人的家屬、財產，「切勿操切從事，以致適得其反」，加強宣傳工作。

6月13日，中華全國農民協會又發出訓令，指責「貪官污吏、不法軍隊、土豪劣紳」對湘鄂贛三省的中共農運進行破壞，要求各級農民協會一致請求武漢國民政府明令「保護工農組織、工農武裝」，確保工會、農會、共產黨的自由，「懲辦一切反動派」，肅清湖北各縣「土豪劣紳」，嚴懲「一切反動分子」以鞏固武漢，湖南方面則明令懲辦許克祥等人，解散其湖南救黨委員會、清黨委員會等「反動機關」，恢復湖南「革命團體」，又要求武漢國民政府在江西方面明令制止朱培德當局驅逐共產黨及其工農領袖的行動。

期間，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還按計劃籌備全國農民代表大會。湘鄂贛豫農民協會執行委員聯席會議原定5月15日召開全國農民代表大會，因武漢國民政府舉行第二次北伐，會期推遲到7月1日，後來再次延期到10月10日。在此期間，5月下旬，汪精衛發出了一連串限制中共工農運動的禁令。中共內部也就國共關係發生嚴重分歧。到了6月，國共之間的關係已緊張到極點。7月15日，汪精衛發動武漢七一五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隨即停止了活動，召集全國農民代表大會的計劃也沒有實現。但中共在國共合作、尤其是武漢國民政府期間的農運工作，為其之後第一次國共戰爭的各省戰場上的農民暴動打下了組織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