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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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自治制度（Samoupravni socijalizam）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政府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實行的一種工人自治制度。它從1950年6月開始實行，直至1990年該國解體。

在「工廠歸工人」的口號下，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在1950年代引入了自治制度，將社會企業的管理權移交給工人。憲法禁止任何基於階級剝削和所有制壟斷的社會經濟關係形式。工人不被視為僱傭勞動者，而是勞動集體的成員，他們在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員會中參與決策，並享有就業保障。工人自治原則上否定了國家在經濟領導中的作用。企業受制於國家的局面被一種名為「協議經濟」的權利與義務相互體系所取代。

工人自治的實質在於，企業由勞動集體管理，每個企業的勞動集體獨立運作，自主採購原材料，自行確定產品種類、生產規模及投放市場的產品價格，並自主制定工資單及利潤分配方案。這些企業享有購置、出售、出租及出借不動產的權利。由於企業經營的獨立性，南斯拉夫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場導向的。

實行自治制度後，南斯拉夫的工業生產迎來了迅猛增長，1954年至1960年間出口額增長超過一倍。1957年至1960年，南斯拉夫的經濟增長率位居世界第二。20世紀50年代，工業生產年均增長13.4%，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60年代和70年代增速略有放緩：工業生產增長率分別為8.8%和7.5%，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為7%和6%。這一增長促進了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動了醫療衛生、教育事業的發展，並擴大了文化在更廣泛社會階層中的普及。自治制度實行25年後，南斯拉夫實現了大規模城市化，建成了兩百萬套社會住房，基礎設施得到發展，工業和建築業實力提升，國民教育水平也得到提高。

自治制度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發展演變的：它始於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初進行改革，70年代再次改革。隨著時間的推移，南斯拉夫建立了一套獨特的社會制度，成為東方集團之外的一種替代模式，在這一制度下不存在對工人的剝削。許多法律成果極具特色，如自治制度、聯合勞動組織、工人委員會、勞動人民大會以及全民防禦與社會自衛等。

自治社會主義在其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工人的權利在歷史上更是史無前例。主要的批評意見認為，自治制度效率不足，存在官僚化傾向，且易滋生腐敗；此外亦有觀點認為自治制度為南斯拉夫解體埋下了禍根。

## 歷史

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關於實行自治的提議曾多次出現，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以不同方式加以倡導。在共產主義思潮中，自治思想體現於委員會共產主義，這種思想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多場社會反抗中均有顯現（如巴黎公社、喀琅施塔得起義等）。工廠中工人自治的實例則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期間。

早在19世紀的塞爾維亞王國，便已有一份名為《自治》的期刊發行，該刊物由斯韋托扎爾·馬爾科維奇出版。

### 南斯拉夫革命與蘇南決裂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反法西斯鬥爭中，革命在南斯拉夫隨之興起。戰鬥由共產黨領導下的游擊隊進行，口號是「土地歸農民！」和「工廠歸工人！」。革命勝利後，他們決定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當時，社會主義只有一種模式，即蘇聯模式。於是，他們開始了農業集體化、生產資料國有化，並發展計劃經濟。如同蘇聯體制一樣，南斯拉夫每年都會制定詳細計劃，為每種產品設定目標，若完成目標，則以購物券等形式予以激勵，計劃制定得非常詳盡。

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範圍不斷擴大，導致其組織形式不斷增多，官僚隊伍也隨之膨脹。國家行政機關在計劃、經濟、監管、公共服務等領域承擔的職能越來越多。其下屬機構處理著生產、商品流通、交通、建築、科學、文化、公共衛生、社會保護、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諸多事務。1948年至1949年後，人們開始對這一龐大的行政機器產生擔憂，它大有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指導者和主宰者之勢。

1948年，狄托與史達林發生衝突。當時理論思想尚不成熟，因為人們曾期待蘇聯能對層出不窮的問題給出答案。在情報局決議之後，面對華約國家實施封鎖所導致的經濟停滯、日益增長的人民不滿情緒，並意識到蘇聯模式的缺陷，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的根基——馬克思的著作。他們尋求提高社會與企業效率、激勵工人的方法，希望將工人從被指揮的對象轉變為自主決定自身生存的主體。他們運用了原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並將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員會這一直接民主的方式置於社會結構的頂端。

當時，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激烈地重新審視自身的意識形態，最終為一種新的經濟機制奠定了基礎，並將其命名為工人自治。愛德華·卡德爾、鮑里斯·基德里奇和米洛萬·吉拉斯對自治思想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

### 工人委員會的引入，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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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首批工人委員會在國有企業中成立，1950年和1951年的聯邦法律進一步對此予以規範。這些法律使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轉變為社會所有制，並委託各企業的工人進行管理。工人委員會自行制定生產計劃、產品及服務價格，並監督財務，但政府通過廠長保留了針對工人委員會決策的控制機制，因為任命的廠長對工人委員會的決議擁有否決權。與此同時，經濟計劃領域實行了改革，市場經濟被悄然引入，企業被賦予自主定價權，但對外貿易仍由聯邦政府管轄。

用自治制度取代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要求南斯拉夫共產黨自身也進行改革，以放棄其對決策的壟斷。在1952年11月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南斯拉夫共產黨更名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以此明確宣告與史達林主義歷史的決裂，並重新定位自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作用。南共盟不再直接干預政府工作及國家經濟進程，而是將工作重心轉向對社會各階層施加影響，通過教育、宣傳以及黨員個人參與政治機構、工人委員會及其他組織的方式，以民主途徑參與決策。自由進行的黨內討論用於確定政治綱領，隨後在代表大會上予以通過，此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所有成員均有義務貫徹執行。代表大會召開三個月後，人民陣線改組為勞動人民社會主義聯盟，成為所有公民及其協會的聯合組織。聯邦議會於1953年通過了1953年南斯拉夫憲法修正案，該法律根據新的工人自治法，對1946年憲法進行了近乎全面的修改。

自1953年3月起，政府開始解散此前受到扶持的札德魯加和國營農工聯合企業。三分之二的農民在九個月內退出了合作社，土地的社會所有制份額在三年內從25%降至9%。為緩解農民無地問題，政府將私有耕地面積上限從25至35公頃下調至10公頃，這一限制措施持續了三十餘年，制約了高效家庭農場的發展。政府還取消了義務徵購和定額預付稅制度，鼓勵農民通過合作社採購和銷售農產品。那些年，農業投資有所增加。因此，南斯拉夫的農業生產在20世紀50年代持續增長，1958年和1959年更是迎來了創紀錄的豐收。不過在這一時期，國家仍將發展重點放在工業上。

1953年改革及引入工人自治後，工業生產迎來了迅猛增長，1954年至1960年間出口額增長超過一倍。1957年至1960年，南斯拉夫的經濟增長率位居世界第二。這一增長促進了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動了醫療衛生、教育事業的發展，並擴大了文化在更廣泛社會階層中的普及。

### 1964年經濟改革與自主權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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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南斯拉夫開始引入市場社會主義並實行更為自由的外貿體制，不久便導致對外貿易出現嚴重失衡和通貨膨脹，於1962年陷入衰退。這場危機引發了關於亟需進行根本性經濟改革的緊急討論。尤其強調投資決策權應當下放——口號是「誰創造剩餘，誰就該決定其用途」，即應將此項權力交由工人自治。由於經濟利益不同，討論引發了共和國與地區間的衝突，最終導致民族對立情緒抬頭，以及充滿感性的民族主義訴求的復甦。黨的領導層無力彌合北部較發達共和國與不發達南部之間日益擴大的經濟差距。一些共和國從投資基金中獲得不合理高額份額的猜疑，也加劇了非理性情緒與矛盾。

聯邦政府最終接受了一項臨時措施，即重新加強中央國家機關的作用，以期遏制1962年的衰退，但通貨膨脹和對外貿易赤字再次急劇攀升。由此，關於需要進行徹底經濟改革的辯論再次展開。當時的改革派以愛德華·卡德爾和弗拉迪米爾·巴卡里奇為首，他們主張權力下放（以加強自治為名），並推行有利於較發達共和國的新投資策略。被時人稱為「統一派」的保守派（原則上主要來自塞爾維亞本土和黑山，但實際上每個共和國都有），則主張維持現狀，甚至加強中央集權，並繼續向欠發達共和國和地區進行投資。

1963年，聯邦議會通過了新憲法，將自治的概念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所有社會活動，在聯邦及各共和國層面推行。社會自治權被宣布為不可侵犯，國家領土單位（市、縣、自治省、共和國及聯邦本身）被確立為社會政治共同體。議會被宣布為最高權力機關和社會自治機關，除政治院外，聯邦議會和共和國議會還設立了勞動共同體院——經濟院、教科文院、社會衛生院及組織政治院。

這些措施仍不足以遏制對外貿易失衡的急速加劇，以及外債償還問題的日益突出。因此，1964年，1961至1965年的五年計劃被廢止，同年12月在貝爾格勒召開的南共盟八大上宣布了經濟改革。1964年至1967年間，通過多項法律法規，國家在經濟管理中的作用被削弱，為市場社會主義創造了諸多法律前提。經濟改革也要求外貿體制進行變革，為此南斯拉夫對第納爾實施了貶值（1965年），加入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並獲得了西方貸款。

這一系列改革之後不久，便迎來了一個危機時期，許多工人遭到解僱，失業率上升，物價普遍上漲，企業不履行債務現象增多，社會差距顯著擴大。大量被解僱和失業的工人為了生計而遠走他鄉。自1967年起，一項允許外資在南斯拉夫企業中持股最高達49%、並允許資金撤回及利潤匯出的法律生效。1970年，南斯拉夫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簽署了經濟合作協定。

經濟改革實施後的危機於1969年結束，失業率隨之下降，居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開始增長。外國遊客和在外臨時工作的工人為國家帶來了急需的外匯。但通貨膨脹很快再次加劇，許多企業出現虧損。

### 1974年憲法與勞動聯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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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重大政治動盪：1968年學生抗議、1968年科索沃騷亂、1970年克羅埃西亞之春以及企業中發生的多起罷工——最終都要求尋求解決方案。當時的口號有：「外匯歸創造者所有」（克羅埃西亞）或「特雷普查礦業在開採，貝爾格勒在建設」（科索沃）。解決之道再次被訴諸於加強自治。為了化解經濟危機，人們努力讓經濟回歸計劃軌道，但這次並非自上而下的計劃，而是自下而上：通過不同企業之間，以及生產部門與社會部門之間的直接合同，這種方式被稱為「協議經濟」。

此後，南斯拉夫著手對憲法進行根本性修改，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最終於1974年頒布了1974年南斯拉夫憲法。此後，所有原有的勞動組織都改組為聯合勞動組織複合體，並進一步細分為工廠車間層面的更小單位——聯合勞動組織。每個聯合勞動組織作為自治的基本單位，都是獨立的法律主體，在財務和商業上保持獨立。作為聯合勞動組織的成員，所有在職員工均有權參加工人大會，並有權選舉和被選舉進入聯合勞動組織的最高機構——工人委員會。工人委員會作為最高機構，負責制定經營方針，包括價格與計劃；決定收入分配與薪酬發放；批准投資與貸款；審核業務帳目；並作為最終決策機構，批准廠長及其他管理人員的任命。儘管擁有這些名義上的廣泛權力，工人委員會的運作與決策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廠長的制約，而廠長的任命則深受南共盟（通過其各級組織）的影響。

在實踐中，三分之一的廠長來自工人委員會自行提名的候選人。其餘廠長則來自地方市鎮政治機構和工會，而這些機構均受南共盟的強力控制。在最後一步選舉程序中，工人委員會根據提名的候選人名單選出廠長，在許多情況下，這份名單上只有一個人選。聯合勞動組織作為基本組織單位，涵蓋了工業、農業、服務業、教育、文化等一切勞動形式。層級較低的自治組織形式（擁有較少權利與義務）是為聯合勞動組織內的行政及技術人員設立的「工作共同體」。

聯合勞動組織複合體作為最高層級的自治生產組織，旨在整合其下屬的各聯合勞動組織，並促進這些組織及其組成單位之間的協作與專業化。與此同時，還成立了自治利益共同體，旨在為各聯合勞動組織中的生產工人提供住房、文化、體育、交通、通訊、教育及醫療等服務，這些在當時被稱為社會上層建築。

南斯拉夫經濟體制在其發展的最後階段（1974—1990年）還有一個特點：自治協議與社會契約。自治協議是社會部門各自治組織之間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合同，其職能是為共同利益——基礎設施和社會上層建築（醫療衛生、體育、教育、社會及養老保障）——提供資金。自治協議通過自治利益共同體以及作為各共和國和自治省聯合組織的聯合自治利益共同體進行統籌。在經過通常較為漫長的協商與意見協調過程後，代表們達成一致並簽署自治協議，協議規定了簽署方之間共同收入的分配、工資水平、投資及風險分擔，同時也確定了融資方式，相關費用由協議簽署方（聯合勞動組織、聯合勞動複合組織、自治利益共同體及聯合自治利益共同體）承擔。若自治協議的任何簽署方未能履行其義務，則將被訴諸法庭，且常常面臨破產。

社會契約則用於規範聯合勞動組織、自治利益共同體、聯邦及共和國書記處、商會和工會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些契約確定了收入分配標準、對外貿易關係（進出口權限）、就業政策，並對各項事務進行優先排序。

##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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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長率：在南斯拉夫自治社會主義時期，經濟增長率極高，使該國在當時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

勞動紀律：傳統上認為，沒有來自上級、由管理者進行的領導，就不可能存在紀律，但自治時期紀律反而得到了加強。批評者聲稱工人委員會不具備做出決策的專業能力，但事實上，委員會掌握的資訊遠比資本主義企業的董事會更為充分，並且能選出更優秀的管理者。

高投資率：批評者還認為，當工人獲得權力後，他們會在彼此之間分配企業的全部收入，而不會對企業進行足夠的再投資。但事實恰恰相反，投資率居高不下：1976年，投資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南斯拉夫成為同期唯一能與日本30%的投資率相提並論的國家——加拿大為23%，美國為16%。現代技術被大力引入，因為勞動集體的成員們尋求增加收入的途徑，因此投資於尖端技術。

工人參與：多項研究均強調，工人的參與度很高，並且對其所在企業的運作有著相當充分的了解。

住房建設：在自治制度實行後的頭二十五年裡，建成了兩百萬套社會住房。若以四口之家為平均家庭規模計算，這意味著解決了八百萬人口的住房問題。

社會流動性：從熟練工人、直接生產者和自治者一路成長為企業經理的人生經歷，並不罕見。

醫療保障：南斯拉夫的每一位居民都享有完全免費且可及的醫療保健服務。

教育：基礎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已為廣大民眾所享有。居民的識字率和教育水平顯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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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工作時間通常為上午7點至下午3點，中間有休息時間，員工通常在社會食堂用餐。周六和周日為休息日，但工作性質要求周末必須運作的勞動組織除外。員工可以較為容易地申請無薪休假和病假。

員工福利：在工會的組織下，各勞動單位內部開展了許多具體活動（體育、藝術、文化），這些活動有助於提升每位工人的生活質量。系統性體檢是強制性的，並在所有企業中實施。

熱餐：員工可獲得熱餐券，在社會食堂就餐。在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為員工提供熱餐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人們要麼在社會食堂（即員工食堂）用餐，要麼憑熱餐券（一種內部使用的票券）在城裡眾多快餐廳就餐。若想簡單、便宜又快速地填飽肚子，也可以在熱狗亭解決。

年假：年假期間，人們前往工會組織的工人療養院度假。費用在年內分期支付，因此家庭年假是普遍現象。許多工人療養院建在亞得里亞海沿岸，由勞動組織投入資金興建，此外還有溫泉療養地和山地療養院。工人們還能強制性地獲得度假補貼，用於資助其年假開銷。

喪葬支持：如有員工去世，該員工有權獲得免費安葬。若其在職期間而非退休期間去世，其直系親屬中的一員可立即受僱於該員工生前所在的勞動組織，以確保其家人仍有經濟收入來源。

就業保障：就業保障程度很高，因為勞動集體的成員不會解僱自己的同事。在同一家企業工作直至退休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決策：自治社會的目標是讓勞動者創造並管理自己所創造的一切。工人們有一種切實的參與感，感受到異化幾乎不存在，並且企業之間存在著高度的團結。

## 批評

效率低下與制度規避：一些工人找到了規避制度的辦法，例如請虛假病假等。舉例而言，來自農村的工人常因照料家禽、種植蔬菜而上班遲到，夏季則多半休「虛構的病假」。由於制度安排傾向於維護他們的利益，廠長通常對此無能為力。即便派人去檢查，同事也會在村里以豐盛的菜餚和農產品款待檢查員，之後檢查員便向管理機構提交正面報告。南斯拉夫工人階級的主體是「半農半工」階層，即農民與產業工人的混合群體。他們既難以割捨土地，又被工業所吸引——畢竟城市就業能帶來更高的收入和免費的醫療保障。

工人參與不足：工人們往往將參與管理和議事的職責視為工作之外額外的時間投入。為此還生成了「會海」一詞，人們總在設法將這些會議擠進工作時間。大量會議材料枯燥乏味，流於形式，內容無非是通過某些報告、延長某些流程而已。對於相當一部分事務，工人們並不具備專業能力，因此通常只能依賴上級的「指示」。只有涉及住房、工資、度假安排等切身利益的問題時，才會引發較多討論。久而久之，工人在企業中的影響力逐漸減弱，專家階層的影響力則相應上升。這些現象的根源在於，工人階級中很大一部分來自農村，物質和文化水平較低。此外，職員階層在管理機構中也保持著強大的影響力。

失業問題：自治企業不會解僱工人，但也不大量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因為企業更傾向於進行資本密集型投資。面對這一局面，工人開始以「客居工人」的身份向西歐移民。1971年，南斯拉夫的失業率為7%，而萊博維茨認為，還應加上「在國外工作的另外20%的勞動力」。

不平等的加劇：此外，隨著市場原則的引入，不平等現象在20世紀60年代加劇，「紅色資產階級」一詞開始被使用。同一行業內的不同企業之間、不同行業之間、城鄉之間，以及各地區之間的不平等都在擴大。例如，斯洛維尼亞與科索沃之間的收入水平差距達到六倍。所有這一切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引發了抗議浪潮。

修正主義：來自共產主義國家的批評聲音認為，南斯拉夫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層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南斯拉夫各民族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帝國主義的奴僕。中國共產黨批評「南斯拉夫的私人資本和私人企業是大量存在著，而且在迅速發展」。他們指出，1963年南斯拉夫有超過11.5萬家私營「手工業」，其中許多業主是典型的資本家。儘管法律規定私營業主最多只能僱傭五名工人，但許多人僱傭的工人數量是這個限額的十到十五倍。「狄托集團」還因在農村保留富農、偏離農業集體化道路以及解散農民勞動合作社而受到批評。中國共產黨認為，「工人自治」和「工廠歸工人」從來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案，而是老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的主張。

## 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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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自治制度建立後不久，「南斯拉夫實驗」便在國際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界引起反響。1950年12月，英國工黨籍議員摩根·菲利普斯·普賴斯表示，如果南斯拉夫的嘗試取得成功，世界上的每一個社會主義政黨都將不得不重新審視其對工業民主的立場，並借鑑南斯拉夫工人的經驗。

1951年，「autogestion」這一概念便已進入法國的政治話語體系，用作「對南斯拉夫用以描述新型社會主義實踐的詞彙的翻譯」，該實踐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集體決策、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民主計劃、聯邦制下的權力下放以及政治、經濟和文化層面的非集中化」基礎之上。

「自治」這一概念在西班牙語中被譯為「autogestión」，如今在南美洲各地工人的政治鬥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阿根廷的占據工廠運動中。在義大利，「autogestione」這一概念被無政府主義的占屋運動所使用。

南斯拉夫的自治實驗仍在世界範圍內持續被研究。加拿大經濟學家麥可·萊博維茨在其講座中指出：「要創造新社會，我們必須從歷史經驗中學習。因此，我們必須從南斯拉夫自治近四十年的發展經驗中學習。

## 參考來源

- Branko Petranović: ISTORIJA JUGOSLAVIJE, knjiga III - SOCIJALISTIČKA JUGOSLAVIJA 1955-1988

## 外部連結

- Paradigm Lost :Yugoslav Self-Management and the Economics of Disaster (P. H. Liotta)
- Nitish Dev: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Yugoslavian market socialism ? (
- Records of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Research Institute: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Background Reports; Open Society Archives a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
- "Ten Years of Yugoslavia's Workers' Councils System", 29 June 1960
- "A Study of Yugoslav Workers' Councils, Theory and Practice Part I", "Part II", "Part III" Nov. - Dec. 1962, March 1963
- "Yugoslavia's Self-management System: Fifteen Years After", 28 July 1965
- "Twenty Years of Yugoslavia's Self-management System" Part I, Part II, Part III, May-June 1970
- "Twenty-Five Years of Yugoslavia's Self-management System", 30 June 1975
- "Thirty Years of Yugoslavia's Self-management System", 30 June 1980
- "What Went Wrong in Yugoslavia: The Failure of the Self-management Model", 21 January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