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舒爾金

瓦西里·維塔利耶維奇·舒爾金（Василий Витальевич Шульгин；1878年1月13日－1976年2月15日），俄國政治人物、政論家，曾任第第二屆俄羅斯帝國國家杜馬、第三屆俄羅斯帝國國家杜馬、第四屆俄羅斯帝國國家杜馬屆帝國杜馬代表，在俄國二月革命期間見證了尼古拉二世簽署尼古拉二世的退位。作為白衛運動的組織者和理論奠基人之一，他是堅定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與保守派君主主義者。

## 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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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爾金出身於沃倫省的世襲貴族家庭。

關於舒爾金的早年歲月，世人知之甚少。1878年1月13日瓦西里節之夜，舒爾金生於基輔。父親維塔利·雅科夫列維奇·舒爾金是歷史學教授、君主主義者和一份君主主義報紙的編輯。父親去世時男孩尚不滿周歲，母親亦因肺結核撒手人寰，彼時瓦西里未及五歲。幼小的他由繼父——經濟學家德米特里·伊萬諾維奇·皮赫諾撫養成人。這位《基輔人》報主編（接替了瓦西里生父在該報的職位）、後來的帝國議會成員，與繼子建立了溫暖如摯友般的情誼。正如舒爾金日後所憶述，其政治觀念與世界觀的形成深受繼父薰陶，直至繼父辭世前，他對國內所有政治事件的審視，始終「透過繼父的眼睛」。舒爾金的教父則是聖弗拉基米爾大學教授、後任俄羅斯帝國財政大臣的尼古拉·馮·本格。

1895年，舒爾金從基輔第二中學畢業，學業成績頗為平庸：畢業證書上十一門課程中有六門僅得「三分」——其中包括俄語、歷史、拉丁語。同年，他進入聖弗拉基米爾帝國大學法律系學習法律。1900年大學畢業後，受當時技術專業熱潮的影響，他又進入基輔理工學院機械系就讀，但僅一年便輟學離校。舒爾金對革命思想的牴觸情緒早在大學期間便已形成，彼時他便對經常發生的學生抗議表示厭惡。其政治立場亦在此期定型。成年後的舒利金曾這樣追憶那段歲月：「我是在大學最後一年成為反猶主義者的。也正是在那一天，出於同樣的緣由，我變成了『右派』、『保守派』、『民族主義者』、『白衛分子』——簡言之，便是今日之我……」

舒爾金學識淵博，通曉數門外語，能演奏吉他、鋼琴與小提琴。彈奏吉他與拉小提琴的愛好一直伴隨他到生命最後歲月，如今他的小提琴陳列於聖歐蒂米奧救世主修道院內的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博物館-歷史保護區展櫃中。四十歲時，他成為素食主義者。

舒爾金完成了通常針對擁有完整中等教育背景應徵者的一年義務兵役（服役於第三工兵旅），於1902年以野戰工兵預備役少尉 (俄羅斯)軍銜——這一徵兵等級的標準軍階——退出現役。此後，已成家立業、為人夫為人父的他，前往沃倫省經營莊園（起初定居在奧斯特羅赫縣布林鄉的阿加季夫卡，自1905年起遷入家族擁有三百俄畝土地的庫爾加尼莊園，在此居住至1907年——即其政治生涯開啟、不得不移居彼得堡之前）。舒爾金與繼父共同經營穀物貿易。他們擁有數座磨坊，其中包括「一座巨型輥式磨坊」，不僅加工自家小麥，也為周邊農民碾磨穀物，銷往糧食市場的已非原糧，而是深加工產品——麵粉。與此同時，舒爾金還致力於創作小說《亞諾什·沃羅涅茨基公爵歷險記》，並參與地方自治事務——他被任命為「消防保險事務督學」。他還擔任了太平紳士及奧斯特羅赫縣地方自治會議議員。

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1905年。是年九月，他應徵入伍（另說自願參戰）投身日俄戰爭，但未及抵達前線戰事已然終結；不過他仍於1905年九月至十二月間在基輔第十四工兵營擔任少尉軍官。十月詔書頒布後，基輔爆發動亂，舒爾金率領麾下士兵參與平息俄羅斯帝國的反猶騷亂。繼父將舒爾金引入自己主辦的報社擔任記者，在1905年革命事件的影響下，舒爾金開始在該報發表文章（自1913年九月起，舒爾金成為該報主編）。舒爾金作為政論家的才華，無論是同時代人還是後世研究者均給予高度評價。他才思泉涌——在流亡前的歲月里，每隔兩三天甚至每日都有他的文章見諸報端。

同年，舒爾金加入俄羅斯人民同盟，並擔任奧斯特羅赫縣分部名譽主席，隨後又加入了聖彌哈伊爾總領天使俄羅斯人民同盟，他認為該組織領導人弗拉基米爾·普里什克維奇比俄羅斯人民同盟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羅溫更具活力。然而，舒爾金並非真正的黑色百人團分子，因為他擁護議會制度，而俄羅斯人民同盟原則上反對國家杜馬，堅持傳統專制理念。

## 政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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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舒爾金成為第二屆帝國杜馬代表。當時他便展現出作為精幹宣傳鼓動家的才能。他以沃倫省地主身份先後入選第二屆、第三屆和第四屆國家杜馬，期間擔任「右派」黨團領袖之一，後成為溫和派俄民族主義政黨——全俄民族聯盟及其協同組織基輔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俱樂部的核心人物。

隨著時間的推移，舒爾金的立場從右翼陣營（第二屆杜馬）逐漸轉向更為溫和的立場，逐步接近以十月黨人（第三屆杜馬）為代表的中間派，進而接近立憲民主黨人（第四屆杜馬）。歷史學家德·伊·巴布科夫認為，舒爾金這種立場的轉變，首先源於他使俄國贏得戰爭勝利的絕對意願，因此，他雖然仍保持右翼和君主主義者的身份，卻準備與那些提出「堅持到最終勝利的戰爭」口號的勢力結盟。據巴布科夫分析，舒爾金認為，無論是右翼勢力還是沙皇政府，都無法帶領國家走向勝利。

舒爾金對杜馬工作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他回憶童年時曾「憎惡議會」。對於自己違背本意、偶然當選的第二屆杜馬，他起初也抱有類似情緒：「一個人講完，換另一個講，最後所有人一起揮舞著拳頭嚷叫，嚷完了便散去喝啤酒——這種『鬥爭』算哪門子事兒？我簡直厭煩到噁心。」但到了第三屆杜馬期間，他逐漸「沉浸」於議會工作。1915年，已是第四屆杜馬議員的他在致姐姐L·V·莫吉廖夫斯卡婭的信中寫道：「切莫以為我們無所作為。帝國杜馬正竭盡全力；請全力支持她——生機盡在於此。」而至1917年四月，當革命使俄國徹底失去代議機構時，舒爾金感嘆：「一個沒有人民代表的俄羅斯……任何一個狂熱分子也不敢設想。」

舒爾金極富辯才。在杜馬發言時，他語調平和、言辭謙恭，始終保持著冷靜與譏誚，對反對者的攻擊予以巧妙回擊，因此獲得「眼鏡蛇」的綽號。蘇聯政論家大衛·扎斯拉夫斯基這樣描述杜馬反對派對待舒爾金的態度：「他們恨他甚於恨普里什克維奇，甚於恨帕維爾·克魯片斯基、格奧爾基·扎梅斯洛夫斯基和其他杜馬中的黑色百人團分子及惹事者。」而舒爾金本人後來回憶自己在杜馬的演講時說道：

我有一次上過戰場。害怕嗎？不……但在帝國杜馬發言才可怕……為什麼呢？不知道……或許是因為全俄羅斯都在傾聽……

舒爾金還寫詩，在杜馬時期與政治諷刺詩與短詩大師弗拉基米爾·普里什克維奇的政壇詩作較量中頗能匹敵。瓦西里·舒爾金的詩作《壯士倒下了，奔赴血腥的盛宴》成為普里什克維奇出版的《俄羅斯哀慟之書》的開篇詩引，舒爾金本人亦擔任該書的編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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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三屆杜馬期間，舒爾金支持彼得·阿爾卡季耶維奇·斯托雷平政府，包括設立戰地軍事法庭、鎮壓革命運動和其它爭議性的政策。他曾多次受到尼古拉二世接見。

1913年秋，他因貝利斯審判事件，在《基輔人》報上發表文章尖銳地批評政府——具體而言是基輔檢察機關。因這篇文章，舒爾金被控傳播「故意捏造關於高級官員的虛假資訊」，並於1914年初被法庭判處三個月監禁。議員的豁免權使他暫時免於入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舒爾金志願加入俄軍，尼古拉二世皇帝遂下令將此事「視同未曾發生」——然而，俄羅斯的司法機器對此仍置若罔聞。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舒爾金志願奔赴西南戰線 (俄羅斯帝國)，在第166羅夫諾步兵團擔任少尉 (俄羅斯)。1915年春，幾乎剛抵達作戰部隊，他就在普熱梅希爾附近的一次進攻中負傷。傷勢嚴重，以至於無法繼續在軍中服役。此後，他負責管理一個由地方自治機構出資組建的前線給養包紮站（西南地方自治組織醫療隊）。作為杜馬議員，他得以在杜馬會議期間離開醫療隊前往首都。他是國防特別會議成員。

1915年初，舒爾金在杜馬發言，反對逮捕（儘管議員享有豁免權）杜馬中的社會民主工黨失敗主義派別——布爾什維克，並反對依據刑事條款審判他們；他認為此舉「不合法」，稱之為「重大的國家失誤」。1915年8月26日，他退出杜馬民族主義黨團，與弗拉基米爾·博布林斯基共同組建「進步民族主義小組」，並擔任黨團副主席；但由於博布林斯基頻繁外出，舒爾金實際上領導著這個小組。他與眾多杜馬議員（從極右翼到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共同參與創建了「進步集團」，視之為「社會中保守派與自由派」的聯合，並進入其領導層，由此與米哈伊爾·羅將柯、帕維爾·米留可夫等昔日政敵——自由派人士接近。儘管站到了專制制度敵人的一邊，他仍真誠地自視為君主主義者，似乎忘記了自己對1905—1907年革命的結論——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時「自由派的改革只會刺激革命分子，促使他們採取積極行動」。1916年11月16日，舒爾金的演說廣為人知，它仿佛是兩天前立憲民主黨領袖帕維爾·米留可夫講話的某種延續。在這篇演說中，舒爾金對政府能否帶領俄國取得勝利表示懷疑，因此呼籲「與這個政權鬥爭，直到它下台為止」。在1917年2月28日杜馬最後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中，舒爾金稱沙皇反對一切「國家急需如空氣之物」。

舒爾金認為參與或者默許反猶主義的公開流行對政府來說是有害的。此外，舒爾金雖然是一個生於基輔的烏克蘭利沃夫貴族，但他沒有烏克蘭民族認同，一直以小俄羅斯人自居，並且仇視烏克蘭民族主義。並認為應該用小俄羅斯來稱呼烏克蘭，如果必須單獨使用烏克蘭來稱呼，則必須打引號。

## 1917年俄國革命

### 3月11—13日彼得格勒事件

從舒爾金的回憶錄來看，他並非以欣喜之情迎接二月革命。流亡期間追憶那段歲月時，他寫道：

舒爾金所謂「革命讓人想端起機槍」的言論，日後竟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名言。

對彼得格勒革命街頭的牴觸情緒，在1965年紀錄片《歷史的審判》中那段稍晚拍攝的描述里也有所流露。據這位出鏡講述歷史的舒爾金所述，起義的彼得格勒民眾呈現為「一片雜亂無章的烏合之眾，灰撲撲的大兵群和黑壓壓的勞工狀人群」。然而歷史學家奧列格·布德尼茨基認為，舒爾金當時是將彼得格勒連日事變視為較之不得人心且無力繼續戰爭的政權的「較小惡害」，而將他對革命人群如此決絕的負面描述，歸因於舒爾金在後續事變中形成的評價。

雖然革命會導致絕對君主制的結束，舒爾金仍積極投身革命。1917年3月12日，他當選為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成員。次日（即3月13日），舒爾金乘坐懸掛紅旗的汽車前往「攻克巴士底獄」——亦即彼得保羅要塞，旨在說服那裡的軍官倒向革命。在與要塞司令弗拉基米爾·尼基京將軍談判時，他成功勸說對方不對新政權採取敵對行動，並服從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他還下令釋放了前一天被捕的19名巴甫洛夫近衛步兵團士兵。舒爾金向要塞駐軍發表演說，講述彼得格勒發生的事件，並呼籲士兵們遵守紀律。人群高呼：「舒爾金同志萬歲！」歷史學家A·B·尼古拉耶夫指出，正是舒爾金在要塞發表演說之後，騷亂開始了。

據D·I·巴布科夫和S·Yu·雷巴斯所述，舒爾金在革命初期曾一度執掌彼得格勒電報通訊社，意圖藉此成為臨時政府中的「宣傳部長」。不過，其他歷史學家表示未能證實這一說法。舒爾金履新後立即利用職權，向三百個地址發送了他對俄國局勢的評述文章，許多地方報紙予以刊載。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舒爾金寫道，這份通報的措辭就當時而言過於保守——文章主旨在於：羅曼諾夫家族三百年來誠實而忘我地為俄國效力，然而社會環境已變，沙皇自願將政權移交臨時政府，後者將繼續為祖國利益挑起這副重擔。許多同仁不滿此文流露的「君主主義」色彩，舒爾金只得辭去前一日剛獲得的職位。

### 尼古拉二世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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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3月15日，作為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成員的舒爾金，主動請纓陪同十月黨領袖亞歷山大·古契科夫前往普斯科夫，與沙皇尼古拉二世談判，以說服沙皇必須退位，讓位給皇儲。舒爾金和許多上層社會代表一樣，認為建立以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皇儲為君主、米哈伊爾大公為攝政的君主立憲制是解決問題的出路。

在普斯科夫，古契科夫向尼古拉二世陳述了彼得格勒的局勢，指出騷亂有蔓延至前線部隊的危險。能夠挽救時局的唯一舉措，是沙皇為襁褓中的皇儲讓位，由米哈伊爾大公攝政並組建新政府。唯有如此，才能拯救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和君主制原則。聽取古契科夫發言後，沙皇宣布他已決定為自己和兒子同時退位。杜馬代表們呈上隨身攜帶的退位詔書草案。然而，皇帝表示自己另有文本，並在該文本上簽署生效。

舒爾金與古契科夫的外表（他們穿著便服覲見沙皇，四天未曾沐浴剃鬚，而舒爾金自述其「面容宛如剛從焚毀監獄釋放的苦役犯」）激怒了宮廷侍從，由此在舒爾金與極端君主派之間埋下了延續多年的仇怨。當古契科夫和舒爾金步出尼古拉二世的車廂時，一名皇室侍從走近舒爾金說道：「聽好了，舒爾金，將來會怎樣，誰也不知道。但這身『便服』，我們絕不會忘記……」布拉索娃大公夫人在記述中寫道，舒爾金「故意不刮臉……並且……在覲見沙皇時穿上最髒的便服……為的是更尖銳地表達他對皇帝的羞辱」。

次日，即3月16日，舒爾金返回彼得格勒，見證了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的退位的過程：據其在《日子》一書中回憶，他和在場大多數人一樣勸說米哈伊爾不要接受最高權力（只有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堅持認為米哈伊爾應當即位），並指出彼得格勒並無任何力量可供米哈伊爾倚靠。隨後，舒爾金與弗拉基米爾·納博可夫、鮑里斯·諾爾德男爵共同起草了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的退位詔書文本。

### 1917年春，於彼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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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爾金雖拒絕加入臨時政府，卻在1917年整個春季至夏初留守彼得格勒，竭盡全力支持這個他期望其強大的政府，並堅決不承認另一個自發形成的權力中心——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因為在他看來，蘇維埃的活動旨在瓦解軍隊紀律、中止戰爭。他對自己親身參與完成的革命逐漸感到失望——例如，在5月9日舉行的歷屆國家杜馬代表會議上，他宣稱：「我們無法與這場革命劃清界限，我們與之相連，我們與之焊接在一起，並對其負有道義責任。」他愈發堅信革命正誤入歧途，現實的「革命成果」——那些臭名昭著的「自由」——已導致軍隊崩潰和雙重政權，僅對布爾什維克和德國有利。因此，喪失這些自由的前景並未使他恐懼——舒爾金在這一時期寫道：「暫且忘卻政治自由吧。……當前，俄羅斯自身的存亡正面臨威脅。」

舒爾金還參與了1917年夏初日益盛行的「俄羅斯軍隊的突擊隊」——7月6日，他與另外幾位前國家杜馬議員向最高總司令提交了一份申請，其中闡述了招募、裝備和訓練志願者的計劃：「我等簽名者決定志願加入作戰部隊，我們認為此舉……或可用於吸引除我們之外的一定數量的志願者。……懇請准許我們開展以下事項：1）開設志願兵隊伍招募登記……2）立即著手對已登記的志願者進行訓練。」

### 1917年夏，於基輔

舒爾金因臨時政府即使在七月危機後仍無力結束雙重政權，並對烏克蘭分離主義採取縱容態度而深感失望，遂於7月19日離開彼得格勒前往基輔。彼時基輔正籌備市杜馬選舉，舒爾金著手組建並領導了「俄羅斯選民超黨派聯盟」。該聯盟以維護小俄羅斯與大俄羅斯的緊密聯繫、堅持私有財產原則、繼續與同盟國作戰為競選綱領。選舉於8月5日舉行，第三號候選人名單最終獲得14%的選票，在市杜馬中位居第三。舒爾金還發起了一場「反對強制烏克蘭化南俄羅斯」的抗議活動。組織方式如下：向所有《基輔人》報訂戶隨報附送一份印有呼籲書文本的傳單。若同意傳單內容，則請簽名後寄回報社。此舉共徵集到約1.5萬名基輔居民、部分高等院校、社會團體乃至部隊單位的聯署。

9月12日，舒爾基因被認定為「科爾尼洛夫分子」，根據基輔市革命委員會的決議遭到逮捕。但9月15日該委員會即被解散，舒爾金也獲得釋放。《基輔人》報同期被查封。在立憲會議選舉中，他的候選人資格由克里米亞南岸君主主義聯盟提名。10月30日，在舒爾金主持下，基輔省俄羅斯選民大會於基輔召開，會議通過了一項選民委託書，其中指出立憲會議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建立穩固的國家政權。

舒爾金嚴厲譴責了亞歷山大·克倫斯基於9月14日宣告成立「俄羅斯共和國」的行徑，認為國家未來體制問題只能且應當由立憲會議來決定。當預備議會宣布召集時，社會活動家委員會推選舒爾金為代表，但他拒絕接受此等「殊榮」。

### 莫斯科國務會議

1917年8月初，舒爾金抵達莫斯科，參加社會活動家會議和國務會議，並進入社會力量組織局。8月27日，他發表措辭強硬的演說，反對俄羅斯陸軍 (1917年)中的選舉委員會、廢除死刑（「民主若不明白在殘酷戰爭期間由選舉產生的集體來領導無異於自取滅亡，那它就註定失敗」）以及烏克蘭自治，要求賦予臨時政府「強大且不受限制的權力」，實則是軍事獨裁——唯有如此，政府才能「與同盟國達成體面的和平」，「保障人身與財產安全」，並帶領國家迎來立憲會議選舉。

據悉，國務會議閉幕當天，舒爾金乘馬車前往莫斯科近郊的瓦西里·馬克拉科夫莊園。考慮到往返莫斯科需耗時五小時，而舒爾金剛在會議期間與馬克拉科夫見過面，此行目的想必非同尋常。然而，在舒爾金任何回憶錄或著作中都未提及這次行程及其緣由。或許，阿里阿德娜·特爾科娃的回憶能為此次出行揭開面紗——她記述了1950年6月與馬克拉科夫的一次談話。馬克拉科夫透露，國務會議剛一結束，拉夫爾·科爾尼洛夫便召集了約十五位社會活動家，與會者除馬克拉科夫本人外，還有「米留可夫、羅將柯、舒爾金」等人，科爾尼洛夫詢問若他試圖推翻臨時政府，眾人是否會支持。在場者均承諾予以支持。若此資訊屬實，則意味著舒爾金直接從科爾尼洛夫本人處獲悉起事計劃，並表示了支持。

### 布爾什維克掌權

布爾什維克武裝起義後，舒爾金於1917年11月前往新切爾卡斯克，以第29號登記為「阿列克謝耶夫組織」的服役人員。他原打算在頓河地區繼續出版被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當局查封的《基輔人》報，但哥薩克軍統領們請求暫緩此舉，因為哥薩克人正搖擺不定，《基輔人》直截了當的政治路線可能反而有害。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對舒爾金說：「我請求你，也命令你返回基輔，堅守《基輔人》報，直到最後一刻……並且——給我們輸送軍官來。」舒爾金遂動身前往基輔。

全俄立憲會議代表選舉定於12月9日至11日在小俄羅斯舉行。以舒爾金為首的俄羅斯選民超黨派聯盟沿用了以往的競選綱領，並新增了「停止社會主義實驗」的要求。此次鬥爭異常艱難且力量懸殊——在布爾什維克試圖奪取基輔政權期間，先是中央拉達，後是工兵代表蘇維埃，先後徵用了《基輔人》報的印刷廠。舒爾金聯盟（第八號候選人名單）因而失去了開展競選活動的可能。報紙直至12月1日才得以復刊。但即便在此條件下，舒爾金聯盟在基輔市仍獲得第二高的票數——36268人投票支持（占20.5%的選票，而各色社會黨人得票率為25.6%，布爾什維克為16.8%）。然而在整個基輔選區，聯盟僅獲得48758張選票（社會黨人得票逾百萬，布爾什維克得票九萬）。舒爾金聯盟最終未能進入立憲會議。

舒爾金將中央拉達在烏克蘭奪取政權的行徑稱為「烏克蘭人對本地區的占領……是奧地利占領的前奏」。同期舉行的烏克蘭制憲議會選舉（該會議始終未能召集），舒爾金聯盟也參與其中，其競選口號除前述主張外，還宣示「俄羅斯人……將忠於俄羅斯直至最後」。選民對此次選舉的關注度不及全俄立憲會議選舉。舒爾金聯盟在所有小俄羅斯省份及基輔市均推出候選人，最終取得重大勝利——在基輔選舉中，該聯盟的得票率超過了烏克蘭本土政黨及布爾什維克，舒爾金本人則成為基輔市唯一當選烏克蘭立憲會議的代表。

1918年1月，基輔被米·阿·穆拉維約夫的蘇維埃部隊占領後，舒爾金遭到逮捕，但在布爾什維克撤離基輔前獲釋。後來在盧比揚卡受審時，他這樣解釋自己的獲釋：「我有種印象，皮達可夫與我的獲釋有關。」研究者則認為，獲釋應歸功於市杜馬（「一位名叫金茲堡的市杜馬議員」以及左翼社會革命黨人、律師所羅門·阿赫馬尼茨基，後者組織了一個由猶太裔律師構成的偽「法庭」，其「判決」使被捕者獲釋），並特別指出，解救反猶主義者舒爾金的正是基輔的猶太人。

### 德國占領基輔

1918年3月，當德軍進入基輔時，舒爾金在3月10日《基輔人》報第16號的社評中向德軍喊話：

有些處境下，人難免一死。但沒有一種處境，人不能體面地擺脫。……既然我們未曾邀請德國人，我們就不願享用德國人帶來的相對安寧與些許政治自由。我們無權享用……我們是你們的敵人。在戰爭持續期間，我們或許會成為你們的戰俘，但絕不會成為你們的朋友。

發表此文後，舒爾金以示抗議，關閉了自己的報紙。

此文引起所有政治圈關注，據舒爾金稱，產生了「爆炸性效果」。據他所述，文章發表後不久，當時身處基輔的法國軍事專員埃米爾·埃諾（負有法國情報部門秘密使命）便登門造訪，代表法國及協約國感謝舒爾金所展現的鮮明盟友立場。此後不久，這位埃米爾·埃諾被任命為法國駐敖德薩軍事代表，1918年至1919年冬期間，他與舒爾金共同籌劃法國對俄國南方的武裝干涉，並在從布爾什維克手中解放的領土上建立治理機構。

次日，據舒爾金稱，一位以英國駐莫斯科使團外交職務為掩護的英國情報人員登門致謝。舒爾金由此獲得了一條與莫斯科的聯絡渠道，英方人員為此留下兩萬盧布供其運作。或許正是外國情報人員的到訪，促使舒爾金將其自1917年底便自發建立、名為「字母表 (秘密組織)」的情報網路加以系統化並提升至全新水平。該組織致力於搜集並分析俄國境內「蘇維埃區域」與「白軍區域」的態勢情報，後來成為志願軍的情報機構之一——「字母表」的定期報告需呈送南俄羅斯武裝部隊領導層。

同年，為宣揚大俄羅斯與小俄羅斯不可分割的理念、對抗烏克蘭分離主義思想，舒爾金開始出版月刊《小俄羅斯 (雜誌)》。第一期於1918年1月編就，但直至中央拉達在基輔恢復政權後才得以面世。在綱領性文章中，舒爾金特別寫道：「（烏克蘭人）……竟自稱『主權國家』，這句空話使我們民族喪失了東方原本可供支配的廣袤土地……」。據推測，該雜誌共出版三期，均在舒爾金前往頓河地區之前完成。第二期主題為蘇烏戰爭及布爾什維克占領基輔，第三期則延續了對「烏克蘭獨立」問題的探討。

## 俄國內戰

當大俄羅斯地區迅速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希望破滅後，舒爾金加入了俄國南方的白衛運動，積極參與志願軍的活動，隨後加入了南俄武裝部隊。

歷史學家D·I·巴布科夫則認為，將舒爾金稱為南俄白衛運動的意識形態理論家根本有誤，因為他與該運動意識形態（反布爾什維克鬥爭、恢復「統一、偉大且不可分割的俄羅斯」以及「不預決原則」）的形成毫無關聯，而舒爾金的個人主張（君主主義）甚至與志願軍的理念相悖。在巴布科夫看來，舒爾金更應被視為志願軍思想在俄國南方的主要宣傳家。

歷史學博士烏斯京金教授認為，更為精準的定義是：舒爾金在其文章和報告中論證了與布爾什維克鬥爭的必要性。

### 1918年，於葉卡捷琳諾達爾

舒爾金的反烏克蘭活動引起了帕夫洛·斯科羅帕茨基蓋特曼當局的注意，他在基輔面臨被捕的危險。1918年8月初，舒爾金在長子瓦西里科、海軍中尉格里戈里·格奧爾吉耶維奇·馬斯連尼科夫及秘書達里婭·瓦西里耶夫娜的陪同下，乘輪船前往葉卡捷琳諾斯拉夫，再從那裡搭乘貨運列車前往頓河地區。

舒爾金與阿列克謝耶夫、盧科姆斯基、德拉戈米羅夫等將軍均有交往，並在民族問題上對他們施加影響。據安東·鄧尼金記載，自1918年7月起，舒爾金開始與「全俄民族中心」合作，並從該組織獲得資金用於「字母表」的活動。自1919年2月起，「字母表」的經費由南俄武裝部隊量參謀部撥付。

自1918年8月起，身處志願軍中的舒爾金開始推動建立一個專門機構，負責民政管理事務。當年秋季，他與阿布拉姆·德拉戈米羅夫將軍共同擬定了《南俄武裝部隊總司令部特別會議章程》，以規範該機構運作。新機構的名稱源自舒爾金曾參與的一戰期間國防特別會議的記憶。舒爾金以「不管部長」身份進入特別會議，並在初期參與其會議。

然而，當庫班政府代表被吸納參與該機構工作後，舒爾金不得不退出特別會議——因其對庫班與烏克蘭分離主義持激烈反對態度，庫班人無法接受他的存在。烏克蘭駐庫班官方代表F·博爾任斯基男爵稱舒爾金為「永恆的敵人……烏克蘭母親之敵」（віковичним ворогом… Матерi України），而在基輔，烏克蘭國首腦蓋特曼斯科羅帕茨基本人更是在私下談話中將舒爾金稱為自己的「私敵」。

1918年整個夏秋兩季，舒爾金在葉卡捷琳諾達爾編輯《俄羅斯 (報紙)》報，在報紙上宣傳三項基本原則：1）忠於協約國；2）恢復「統一、偉大且不可分割的俄羅斯」；3）與「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癲狂」作鬥爭。該報最初是志願軍機關報，但因過於直白地宣揚君主主義思想，與志願軍領導層奉行的「不預決」方針相悖，不久便轉為「私人」報刊。對《俄羅斯》報「反獨立」方針不滿的庫班拉達，於12月15日將其查封——該報共出版88期。此後，舒爾金開始發行《大俄羅斯》報，該報一直出版至白衛政權陷落。儘管這份報紙得到彼得·弗蘭格爾的高度評價，但它始終是一份私人報紙。

舒爾金在內戰時期的出版計劃更為宏大：他打算在白軍控制的所有大城市創辦同一思想傾向的報紙——例如，1919年1月曾成功在敖德薩發行《俄羅斯》報，然而，由於法國當局試圖干預編輯方針（他們一方面對抗志願軍，另一方面與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特使眉來眼去），舒爾金決定效仿當年因德國占領烏克蘭而關閉《基輔人》報的先例，以示威姿態停辦該報。1919年10月志願軍占領庫爾斯克後，《俄羅斯》報開始在該地發行，約出版一個月，直至庫爾斯克被紅軍重新占領。

志願軍總司令安東·鄧尼金將軍與舒爾金的關係並不簡單。舒爾金認為，在全部權力集於一身的情況下，鄧尼金在「不預決」問題上的堅定立場是個大問題。舒爾金將這一立場歸因於總司令的個人品質，首先是缺乏對權力的真正渴望。而後來舒爾金對弗蘭格爾男爵的態度則截然不同——「除了弗蘭格爾，我沒有見過任何一個人能讓人夢想他推翻布爾什維克並領導俄羅斯」。

### 1918年冬—1919年，於敖德薩

1918年11月，舒爾金作為志願軍代表被納入雅西會議的「俄羅斯代表團」，但在從葉卡捷琳諾達爾前往雅西途中因病未能與會。1918年至1919年冬，他從雅西返回敖德薩後，出任「敖德薩獨裁者」阿列克謝·格里申-阿爾馬佐夫的政治顧問。在後者指揮部與志願軍指揮部之間，就名義上隸屬南俄武裝部隊但遠離葉卡捷琳諾達爾、缺乏穩定可靠通訊的敖德薩地方與中央權力劃分問題發生衝突時，舒爾金站在格里申-阿爾馬佐夫一邊，堅持向葉卡捷琳諾達爾陳明敖德薩地方當局應享有更大行動自由，並譴責葉卡捷琳諾達爾僵化的中央集權立場。與此同時，在公開政治活動中，舒爾金則竭力強調其對志願軍及鄧尼金將軍的忠誠——內部摩擦被他隱而不宣。

在舒爾金堅持下，敖德薩各學校以「地方志」課程取代了「烏克蘭學」課程（旨在宣揚「健康的地方愛國主義」而非「外來的背叛行徑」），並將烏克蘭當局此前推行的強制性烏克蘭語課改為選修性質的「小俄羅斯俗語」課。據舒爾金回憶，中學生往往不去上選修課，更願意「踢球」。例如在敖德薩第二中學，只有舒爾金本人的兩個兒子選修了「小俄羅斯俗語」課。

自1919年1月起，舒爾金主持特別會議下屬的「民族事務委員會」，儘管在此職位上他並未展現多少作為。

在法國當局下令查封舒爾金的《俄羅斯》報（此舉在敖德薩引發軒然大波，甚至招致舒爾金政敵的批評）並驅逐志願軍官方代表格里申-阿爾馬佐夫將軍和亞歷山大·桑尼科夫將軍離開敖德薩後，舒爾金認為，自己作為鄧尼金將軍的代表繼續留在敖德薩有失體面，遂於1919年3月31日——距法國人宣布撤軍僅三天前——乘船離開敖德薩前往阿納帕，隨後轉赴葉卡捷琳諾達爾。

### 1919年秋，於基輔

1919年8月，南俄武裝部隊一占領基輔，舒爾金便抵達該市，恢復出版《基輔人》報。

身處基輔期間，他積極投身於重建西南邊疆地區持親俄君主派立場的政黨架構。儘管在南俄武裝部隊行政體系中未擔任任何正式職務，舒爾金卻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在他的主導下，以「南俄民族中心」綱領為基礎的「南俄民族黨」逐步成型，並聯合友好政治力量組建「俄羅斯民族聯盟」。然而，由於南俄武裝部隊在該地區執政時間短暫，這些工作終究未能完成。

舒爾金在其文章中曾這樣理想化地描繪白衛軍：

軍官若眼見士兵劫掠而不加制止，便是無可救藥之人。他已喪失榮譽，不再是'白衛軍'，而是'污濁之輩'。白衛軍只在戰鬥中殺敵。凡是對傷員補刀、槍殺俘虜者，即喪失榮譽，不是白衛軍，而是劊子手。白衛軍非殺人犯——他們是戰士。

隨著秋季志願軍向南撤退，舒爾金在基輔堅守至最後一刻，以「履行自己的職責直到終點……（儘管）……每個角落都潛藏著覆滅的命運」。1919年12月16日清晨，當紅軍已然進入基輔時，舒爾金才與十名《基輔人》報社同仁及「字母表」成員一道離開城市。此時的志願軍已士氣渙散，無人再思抵抗進逼的蘇維埃部隊。後來舒爾金在回憶其隊伍隨其他志願軍從基輔撤往敖德薩的經歷時，不無諷刺地寫道：「我們這雙眼睛目睹良多，我們這雙腿感受良多，但有一樣我們既未聽聞，也未曾目睹：那就是敵人。」

### 敖德薩與克里米亞（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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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舒爾金再次來到敖德薩，組織志願兵隊伍以抵禦布爾什維克對城市的進攻。在試圖攜妻子與兩子隨南俄武裝部隊新羅西斯克方面軍撤離城市前往羅馬尼亞未果後，他感染了斑疹傷寒，於1920年3月在布爾什維克占領下的敖德薩轉入地下狀態，領導當地「字母表」組織分部。然而敖德薩契卡已逐漸追蹤到舒爾金的線索。一名自稱弗蘭格爾信使的人員與他們取得聯繫，後經查明此人實為內奸。與他一同被派往「白衛克里米亞」的「字母表」信使F·A·莫吉廖夫斯基（舒爾金的外甥，敖德薩《統一羅斯》報編輯，化名「埃費姆」）途中被捕。舒爾金必須立即逃離這座城市。他與兩個兒子最終乘划槳小船從紅旗下的敖德薩成功出逃，抵達白軍艦隊控制的坦德拉，並於1920年8月9日由此輾轉到達克里米亞。

在克里米亞，舒爾金暫離公共事務，全身心投入政論寫作，並設法營救身陷布爾什維克之手的妻子（滯留在敖德薩）與外甥。後來他這樣追憶這段時期：「……弗蘭格爾在克里米亞鬥爭的整個意義，恰恰在於洗刷（鄧尼金時期的）潰敗之恥，恰恰在於讓英雄主義的終章配得上不朽的序曲。」儘管弗蘭格爾在烏克蘭問題上立場有所軟化，舒爾金仍視其政策為一次成功的嘗試，並寫道（已是流亡期間）：「……願整個俄羅斯都能像1920年的克里米亞那樣生活。」自那時起，舒爾金成為「弗蘭格爾實驗」無條件且堅定不移的支持者，視其為斯托雷平事業的繼承者。舒爾金的傳記作者S·Yu·雷巴斯推測，儘管彼得·弗蘭格爾行政當局嚴重缺乏人才，但舒爾金因其公開且一貫的反烏克蘭立場而未參與政務——弗蘭格爾正致力於與所有潛在參與者（包括烏克蘭獨立支持者）建立反布爾什維克聯盟。

舒爾金試圖用一名被白軍俘虜的、未透露姓名的「重要布爾什維克」來交換外甥，但契卡對此提議未作回應。於是他又試圖再次秘密（經海路）返回敖德薩，打算向契卡提出以自身換取外甥的自由（彼時其外甥可能已被處決）。秋季風暴使登陸敖德薩地區的計劃落空，舒爾金只得在阿克爾曼附近上岸，該地自1918年初比薩拉比亞被吞併後便處於羅馬尼亞控制之下。舒爾金在內戰中失去了兄弟和兩個兒子，將妻子留在了布爾什維克的敖德薩，自己在羅馬尼亞被拘留兩個月（當局審查他和隨行人員是否為布爾什維克間諜）後，前往科斯坦丁尼耶。此時白軍已克里米亞撤退。

舒爾金在內戰時期的主要功績，在於他原創性地構建了白衛事業的思想體系，並為將其付諸實踐付出了巨大努力，其中就包括論證白衛軍的道德優越性——他認為紅色學說的成功並不證明其真理性，更不能為其提供道德辯護。

## 流亡

抵達科斯坦丁尼耶後（他於1920年11月至1921年7月期間在此停留），舒爾金首先造訪了加里波利營地，試圖尋找在彼列科普圍城戰 (1920年)中失蹤的兒子韋尼阿明，但未能如願。1921年夏，他為此目的再次組織了一次前往克里米亞的秘密探險。為此，他與一群志同道合者（每個人都出於個人動機希望前往蘇維埃俄國）不得不購置了一艘帆動機動縱帆船，從瓦爾納出發前往克里米亞。在阿尤達赫山附近，由中尉兼記者弗拉基米爾·拉扎列夫斯基及卡普尼斯特伯爵組成的小組從帆船登陸，舒爾金委託他們尋找兒子。約定時間，帆船返回岸邊接應登陸人員，但未發現任何人影，帆船還遭到岸上射擊。此次行動以失敗告終。舒爾金只得返回保加利亞。他從保加利亞移居捷克斯洛伐克（在此停留至1922年秋），隨後前往柏林（1922年秋至1923年8月在此居住），再赴法國（巴黎及法國南部，1923年9月至1924年9月），最終定居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王國。自俄羅斯全軍聯盟成立起，舒爾金便成為其積極參與者。1921年至1922年間，他是彼得·弗蘭格爾創建的流亡俄羅斯政府——俄羅斯委員會的重要成員。

流亡期間，舒爾金未再擔任出版人或編輯，僅以記者身份從事寫作。他的首部流亡政論作品《白色思想》誕生於造訪加里波利營地期間，於1920年12月刊登在當地出版的名為《驅散曠野之憂》的手抄雜誌上。這篇文章後來由彼得·司徒盧威刊載於僑居地復刊的首期《俄羅斯思想 (期刊)》。此後，舒爾金的政論文章廣泛見於各類流亡報刊，其中不乏與其政治立場相左的出版物。

這一時期，舒爾金的穩定收入來源是政論和文學創作的稿費。據舒爾金本人記載，例如在1921年9月1日至1923年9月1日期間，他通過「文學勞動」賺得535美元，而同期他的總收入為3055美元（其餘收入來自其沃倫莊園的磨坊——由於蘇波戰爭，該莊園劃歸波蘭境內）。不過，在流亡初期，舒爾金能剩下的稿費微乎其微——其收入的大部分用於償還他和親友在科斯坦丁尼耶所欠的債務。

除了政治活動，舒爾金還關注境外俄羅斯文化的保存與發展問題，他憂慮俄國流亡者可能喪失民族認同，可能在接納移民的國家中被「同化」。1924年，在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王國成立了名為「俄羅斯母會」的文化教育協會，計劃在「所有俄羅斯人居住的地方」設立分會。舒爾金本人成為諾維薩德分會的正式成員，並參與了該分會主辦的文學政論集《福音鐘聲》的籌備與出版工作。此外，舒爾金還是南斯拉夫「作家與記者協會」的成員。

### 對布爾什維主義立場的緩和

儘管舒爾金仍自稱民族主義者與君主主義者（同時歷史學家列普尼科夫指出，舒爾金並非沙文主義者），但他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他認為布爾什維主義正逐步演變，「白色思想」終將戰勝「紅色外殼」，於是轉向了接近「路標轉換派」的調和立場。舒爾金這樣描寫布爾什維克：

……我們的思想越過了戰線……他們（布爾什維克）重建了俄國軍隊……這看似荒謬，卻是不爭的事實……統一俄羅斯的旗幟實際上是由布爾什維克高舉起來的……實際上，國際主義成了……莫斯科政權……擴張領土的工具……不可否認，俄語為了國際主義的榮耀再次覆蓋了六分之一的陸地……布爾什維克：1）恢復了俄國的軍事力量；2）恢復了俄羅斯國家的邊界……3）為全俄專制君主的降臨鋪平了道路……

舒爾金甚至在布爾什維主義和君主制中看到諸多相似之處——排斥議會制、擁有強大的專政權力——「……由此離沙皇僅一步之遙」——舒爾金早在1917年12月就這樣評價布爾什維克。舒爾金將布爾什維克的功績歸結為：他們實際上恢復了社會的「正常」組織結構——確立了不平等和單一領導原則，在俄羅斯民族之上樹立了一個新的精英階層——即以獨裁者（領袖）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舒爾金絕非意圖摧毀布爾什維克所創造的一切，而是希望「只需『咬掉頂層』便能達到目的」——即剝奪領導階層的權力，代之以新的統治集團。

歷史學家米哈伊爾·阿古爾斯基在其著作《民族布爾什維主義思想體系》中得出結論：舒爾金是首個注意到布爾什維克——儘管僅在潛意識層面——開始站在民族立場上，將「國際」思想用作俄羅斯民族政策工具的人。

### 對法西斯主義的興趣

舒爾金饒有興趣且懷有好感地審視著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他在其中看到了適合管理現代社會的機制。法西斯主義中的紀律和民族主義元素尤其令他讚賞。1923年6月，舒爾金在給彼得·司徒盧威的信中寫道：「在您的『祖國與財產』口號之上，我願再加上『紀律』。若願意，紀律既可理解為政體形式……也可理解為管理形式。關於後者，我日益傾向於義大利式做法……」。在舒爾金眼中，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並無本質區別：「斯托雷平主義、墨索里尼主義和列寧主義……都是『少數統治』體系，即建立在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基礎之上」。據歷史學家巴布科夫的觀點，舒爾金曾一度成為俄羅斯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家。1927年，舒爾金參與了歐亞聯盟和君主主義者聯盟下屬的「法西斯主義學派」的工作，並已確信無疑地宣稱：「我是俄國法西斯主義者」。舒爾金宣傳法西斯主義的主旋律是：為了戰勝「紅色分子」，「白色分子」必須向他們學習很多東西並借鑑其戰術。他以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的組織為例，指出這是能夠戰勝布爾什維克運動的典範。舒爾金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推廣法西斯主義思想，並提議像蘇聯共產黨人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那樣建立俄國的軍事化團體。

舒爾金對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在僑民群體中引發了矛盾反應。一部分流亡者指責舒爾金（這個「黑色狂人」）企圖在俄國復辟君主制，為此不惜走上「紅色狂人」——共產黨人的道路，在俄國建立鎮壓民主的軍事化團體。但也有人支持他的理念（例如尼古拉·烏斯特里亞洛夫）：對「俄羅斯法西斯主義」的宣揚取得了一定成功。

但在那個時期，舒爾金已然察覺到法西斯主義內部潛藏的危險：不同國家的法西斯主義者會謀求以犧牲其他民族為代價來壯大本民族。他寫道：「各國的法西斯主義者……無法超越他們狹隘理解的自身國家利益。……法西斯主義……本身蘊含著某種威脅整個運動巨大危險的因素。換言之，法西斯主義傾向於在相互爭鬥中自我毀滅。」1925年，在為俄國法西斯主義政黨制定綱領時，他提議：「切勿像德國人那樣斷言……『祖國高於一切』。祖國高於人類所有其他概念，但上帝高於祖國。當你想『以祖國的名義』無故侵犯鄰國人民時，請記住，在上帝面前這是罪孽，當以上帝的名義放棄你的意圖。……要『如同愛自己一樣』愛你的祖國，但不要將她奉若神明，……切勿淪為偶像崇拜者。」

此後，法西斯主義主題在舒爾金的《三個首都》和《我們不喜歡他們的什麼》兩書中得以延續，但後來的托拉斯行動不僅使舒爾金本人名譽掃地，也使其理念——包括「俄國法西斯主義」思想——蒙羞。隨著德國民族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現象登上歐洲政治舞台，舒爾金認為它與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遂成為民族社會主義乃至一切極端民族主義形式的反對者。

### 托拉斯行動與《三個首都》

根據俄羅斯全軍聯盟的任務，1925年至1926年冬，舒爾金持偽造護照，以外國公民愛德華·施密特的身份再次秘密造訪蘇聯，旨在與所謂的反蘇地下組織「托拉斯行動」建立聯繫，並試圖尋找失蹤的兒子。舒爾金後來回憶道：

舒爾金自1925年12月23日至1926年2月6日期間在蘇聯境內。在此期間，他訪問了基輔、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他本想前往文尼察尋找兒子，但未能獲准前往。「托拉斯」方面據說派人去過那裡，但未能找到舒爾金的兒子（彼時他已去世）。舒爾金歸來後對在俄國的所見所聞印象極為深刻——他以為布爾什維克政權隨時會被推翻。「托拉斯」的組織給他留下了良好印象。舒爾金認為，他終於有機會從事實際工作了——他準備將自己位于波蘭境內、毗鄰蘇維埃俄國邊境的莊園交由「托拉斯」支配，用作該組織特工（偽裝的「走私者」）的中轉基地，甚至試圖在莊園裡開辦一家肥皂廠以掩人耳目。

在離開蘇聯前，舒爾金與「托拉斯」領導層會面時，對方建議他將對新經濟政策的印象寫成書。於是便誕生了《三個首都》一書。舒爾金畢竟是一位優秀的記者，他在書中記述了旅途中的所見所聞——儘管「出於保密考慮」，他的交往範圍和到訪地點受到限制，但他仍見識和聽聞了相當多的情況。而且，他所獲得的關於蘇聯民眾情緒和蘇聯生活狀況的資訊，要麼來自「托拉斯」成員，要麼來自蘇聯報刊。因此，儘管書中不乏反蘇反列寧的言論，但舒爾金筆下展現的，總體上仍是新經濟政策繁榮時期新俄羅斯的正面圖景。

為確保反蘇地下組織不致「暴露」，決定將書稿寄往蘇聯進行「審校」，之後再在西方付印。這一流程得以執行：書稿在莫斯科過目後返回，未作重大改動（僅刪除了描述越境技術細節的片段，甚至連關於列寧的尖銳批評都原封未動）。

舒爾金並不知道，為他「審稿」的其實是格別烏，也不知道契卡人員策劃讓這本書成為宣揚「等待蘇維埃俄國蛻變」理念的宣傳品，最終目的是削弱白俄流亡者的活動積極性，並在其隊伍中製造分裂（由於該書出版，弗蘭格爾與他斷絕了關係）。

書中聲稱：「俄羅斯並未死亡，她不僅活著，而且正在汲取力量」，如果新經濟政策沿著「應有的方向」發展，它將摧毀布爾什維主義。作者還斷言，希望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境外俄國勢力，必須與懷有同樣目標的俄國國內力量協調行動。多年後，舒爾金這樣評述當時的處境：「除了作者的署名，即『瓦·舒爾金』之外，這本書下面還可以讀到一行無形卻無法磨滅的批註：『准許付印。費·捷爾任斯基』。」該書於1927年1月面世，在俄國流亡者群體中引起了混亂。

「托拉斯」成員向舒爾金灌輸道，除了出版書籍，他還應在擬於1927年4月召開的俄國流亡者大會上就其蘇維埃俄國之行所見所聞作報告，以「使其（指大會）按預期方向發展」。舒爾金或許曾準備在大會上發言，但最終未能成行。不過，在大會開幕前幾天，他與大會組織者之一、將致開幕詞的彼得·司徒盧威進行了會面。這次談話或許影響了後者的報告內容。

此次秘密之行及隨後的出書，一度使舒爾金和「托拉斯」在僑民圈中的聲望頗為高漲——亞歷山大·庫捷波夫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都明顯對其青眼有加。然而就在這時，一件事徹底打亂了契卡的計劃。1927年4月，「托拉斯」領導人之一亞歷山大·奧佩爾普特-施陶尼茨從蘇聯逃往國外，隨即供出了契卡的這次騙局。根據他的供述，弗拉基米爾·布爾采夫於1927年5月發起了一場揭露行動，僑民圈由此得知：「托拉斯」組織是蘇聯特工部門建立的；舒爾金的此次蘇聯之行、全部行程及會面均處于格別烏的監控之下，他所接觸的所有人都是特工人員。舒爾金的處境因以下事實而雪上加霜：儘管他通過亞歷山大·庫捷波夫早於僑民報刊報導之前就已得知契卡的這些行徑，但庫捷波夫禁止舒爾金採取任何先發制人的公開舉措——顯然，要麼仍指望保守秘密，要麼出於某些「被視為更為重要的利益」。舒爾金只得服從，在公眾知曉「托拉斯」真相之前，未採取任何措施挽救自己的聲譽。

流亡者群體對舒爾金及其理念的信任被徹底摧毀。這使舒爾金在精神上受到巨大打擊：從前，人們指責他是「去過普斯科夫的人」；如今，他成了被格別烏「帶去莫斯科的人」。舒爾金認為，在此情形下，他已無道德資格繼續從事政論寫作，他應當「退居陰影」。這成為舒爾金積極政治生涯終結的開端。

直至生命終結，舒爾金也未曾完全相信，所有那些他接觸過「托拉斯」成員都是格別烏的特工。在思考為何格別烏允許他安然離開蘇聯，以及為何他的書稿幾乎未經捷爾任斯基刪改時，舒爾金在1970年代的一次採訪中這樣說道：「因為從捷爾任斯基的角度看，這個文本是有利的……《三個首都》為許多共產黨人所詬病的列寧新經濟政策進行了辯護。……於是，總體上敵視蘇維埃的舒爾金，卻宣稱俄羅斯正在復興，而且正是得益於列寧生前最後舉措的新經濟政策。讓歐洲接受這一觀點，在當時看來至關重要。」舒爾金還提到，《三個首都》的法文版出版時，書名被改為《俄羅斯的復興》。

1995年，蘇聯克格勃前第一副主席菲利普·博布科夫將軍證實，舒爾金秘密訪蘇的整個構想、籌備及實施均出自契卡人員之手：愛德華·施密特這個名字、國籍和公民身份都是盧比揚卡為他虛構的。策劃時考慮到，1913年在貝利斯案（一個被誣告為宗教目的殺害男孩安德烈·尤辛斯基的案件）中，舒爾金及其《基輔人》報採取了原則立場，堅持不懈地證明指控的荒謬性。契卡人員還注意到，舒爾金在處理前陸軍大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寵臣蘇霍姆利諾夫案件時，同樣採取了毫不妥協的立場，儘管他明白自己的言論可能引起皇帝不悅。舒爾金檔案中的其他事實也使契卡人員認為，可以對他進行誤導，利用他的原則性，將其用於一場宣傳行動，其前提是認定他對新政權的排斥似乎是他誤解的產物。《三個首都》一書出版以及舒爾金訪蘇歸來後的公開演講之後，格別烏對整個行動的評價是成功的，幾十年後蘇聯克格勃也持同樣評價。1966年，在舒爾金參演的紀錄片《歷史的審判》編劇弗拉基米爾·魏因什托克的莫斯科寓所中，博布科夫將軍與舒爾金本人會面時，向他講述了格別烏組織這次「秘密」訪蘇計劃的實質和細節。

### 移居南斯拉夫，退出政治活動

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舒爾金在波蘭的莊園不再產生收入。他需要另謀生計。1930年初，他最終移居南斯拉夫，在杜布羅夫尼克和貝爾格勒兩地輪流居住。從法國遷至地處俄國政治中心邊緣地帶的南斯拉夫，明顯意味著社會地位的下降，也意味著他在政治上的被遺忘，但他出於兩個原因有意識地做出了這一選擇：舒爾金第二任妻子的年邁父親住在貝爾格勒，需要人照料；以及上述經濟原因。在法國時，曾有人為舒爾金提供法屬摩洛哥財務稽查員的工作，但他選擇移居南斯拉夫，那裡住著眾多親戚。舒爾金在由俄國流亡軍官創辦的建築公司「亞特蘭特」找到了一份出納員的工作。同年，他用變賣波蘭莊園所得款項在杜布羅夫尼克購置了一塊土地，家人開始在此建造房屋。

舒爾金與其他白衛運動活動家的聯繫一直持續到1937年，此後他徹底停止了政治活動。1938年，舒爾金一家定居於斯雷姆斯基卡爾洛夫齊，這裡聚集著許多弗蘭格爾軍的老兵。舒爾金已遠離積極的政治生活，用他自己的話說，「想作為普通人生活」。他對俄羅斯團結主義民族聯盟抱有好感，並成為該組織的常任講師，負責一般政治問題，從事關於彼得·斯托雷平活動的宣傳工作（他終生都是斯托雷平思想的擁護者），同時進行演講並參與討論。他還參與伊萬·索洛涅維奇1936年至1938年間主編的《俄羅斯之聲》報的工作，在該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

### 第二次世界大戰

舒爾金傳記研究者亞歷山大·列普尼科夫指出，這一時期舒爾金的生活在其生平中屬於「空白點」，研究者僅掌握舒爾金本人的回憶錄及其被捕後審訊時的供詞。根據已解密的舒爾金偵查卷宗，可知一部約寫於1936年的名為《獵戶座腰帶》的著作，其中舒爾金論證了從布爾什維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俄羅斯必須與納粹德國和日本結盟——這三個國家如同星座中的恆星，構成獵戶座中的「腰帶」，而俄羅斯的解放應由德國通過其歷史性的東進運動來實現。作為擺脫布爾什維主義的代價，俄羅斯將向德國割讓部分邊境領土供其殖民，但仍將保持國家獨立，並保留烏克蘭。據舒爾金稱，他撰寫此作是為了呈遞給納粹德國某位領導人，並已將其內容告知亞歷山大·古契科夫、伊萬·索洛涅維奇和伊萬·伊里因；伊里因批評該作品，認為舒爾金向德國人許諾的太少，因此德國人不會同意進行談判。

在此時期，舒爾金並非唯一寄望於德國的人——許多俄國僑民（如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季娜依達·吉皮烏斯、伊萬·伊里因、約安·沙霍夫斯科伊神父、彼得·克拉斯諾夫）將德國法西斯性質政黨的上台，解釋為對共產國際理念的回應，並將其與可能終結俄國布爾什維克統治的外國干涉聯繫起來；他們同時認為，希特勒不會是俄羅斯民族的敵人，他與共產主義政權鬥爭的目標與白衛運動是一致的。

舒爾金對德奧合併表示贊同，並在《德奧合併與我們》小冊子中公開陳述了自己的觀點。歷史學家布德尼茨基稱這種立場是部分俄國流亡者的「典型」態度。在這篇短文中，舒爾金將德奧合併描述為德意志離散民族的重聚，稱之為納粹口號「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的首次實際踐行，並將其與俄烏合併相提並論——他認為後者是統一的俄羅斯民族的重聚。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舒爾金開始意識到民族社會主義對俄羅斯民族利益構成了威脅。1941年4月南斯拉夫淪陷後，據他本人所述，他拒絕與德國當局進行任何接觸，視德國人為敵，但既不號召反抗，也不主張與納粹德國結盟。舒爾金回憶道：「……整個戰爭期間，我沒跟任何一個德國人說過一句話。」1944年夏，他在波蘭從事公路建設的兒子德米特里給他寄來了前往某個中立國的證件，但舒爾金沒有使用——因為在申請書末尾必須寫上：「希特勒萬歲！」，而舒爾金「出於原則」，無法這樣做。

## 回到蘇聯

### 被捕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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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蘇聯軍隊解放了南斯拉夫。同年12月，舒爾金被扣留，經匈牙利押送至莫斯科，1945年1月31日，因被指控為白衛軍組織「俄羅斯全體軍官聯盟」的積極成員而正式被捕。經過兩年多的案件偵查，1947年7月12日，根據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的決定，依據《蘇俄刑法典》第58-4條、第58-6條第1款、第58-8條及第58-11條，他因「進行反蘇活動」被判處25年徒刑。在判決前被問及是否認罪時，舒爾金答道：「每一頁上都有我的簽名，也就是說，我似乎是在確認自己的所作所為。但這是否算罪過，或者需要用另一個詞來定義——這交由我的良心來評判。」判決的嚴厲程度令舒爾金震驚。他回憶道：「這出乎我的意料。我估計最多判三年。」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列普尼科夫將作出如此判決的原因解釋為：1947年5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布的《關於廢除死刑》的法令，宣布在和平時期廢除死刑。該法令同時規定，對於現行法律中可判處死刑的罪行，將代之以在勞改營監禁25年的刑罰。因此，列普尼科夫認為，年邁的舒爾金本應被判處槍決，只是由於判決下達時蘇聯廢除了死刑，他才得以倖免。考慮到1950年1月12日蘇聯即對「祖國叛徒、間諜、破壞分子」恢復了死刑，舒爾金的運氣更是好上加好。

舒爾金在弗拉基米爾中央監獄服刑，與他同監的獄友包括莫爾德海·杜賓、哲學家丹尼爾·安德烈耶夫、彼得·多爾戈魯科夫公爵、生物學家瓦西里·帕林、布爾什維克活動家米哈伊爾·泰羅夫、國防軍將領以及日本戰俘。1953年3月5日夜，舒爾金做了一個夢：「一匹駿馬倒下了，它後腿跪地，前蹄撐在鮮血浸染的土地上。」起初他將此夢與即將到來的亞歷山大二世逝世紀念日聯繫起來，但很快便得知了約瑟夫·史達林逝世的消息。在獄中度過了十二年後，1956年他被赦免出獄。整個服刑期間，舒爾金一直堅持撰寫回憶錄。蘇聯解體後，弗拉基米爾中央監獄內設立的博物館中，有一個展櫃專門陳列舒爾金的物品。其中一份展品清單上記錄著舒爾金從前獄友——一名德國戰俘寄來的包裹內容：通常包裹里裝的是食品，但寄給舒爾金的包裹里裝的是兩公斤書寫紙。這些手稿的大部分被監獄當局銷毀，僅留下關於與傑出同胞會面的片段。回憶錄中的政治部分後來成為《歲月》一書的基礎。

### 獲釋後，於戈羅霍韋茨和弗拉基米爾

獲釋後，舒爾金被押送至弗拉基米爾州戈羅霍韋茨，安置在一所養老院內。但那裡不具備家庭居住條件（當局允許舒爾金與妻子同住，其妻作為「蘇聯間諜」被從南斯拉夫驅逐至匈牙利流放地後，獲准前來團聚），他很快被轉往條件較好的弗拉基米爾養老院。舒爾金獲准重返文學創作，1958年在這所養老院中，他寫下了獲釋後的第一部著作《列寧的嘗試》（1997年經刪節後在《我們同時代人》雜誌發表），力圖對1917年後俄國開啟的社會、政治及經濟建設成果進行反思。這部書的意義在於，舒爾金未曾想到同時代人能讀到它，他以一個見證並銘記著「沙皇俄國」（他曾在其中扮演重要政治角色）的十九世紀人的視角，嘗試描述蘇聯歷史。與那些僅憑道聽途說了解蘇聯生活的流亡者不同，舒爾金得以從內部觀察蘇聯社會的發展。

根據舒爾金這一時期的觀點，引發俄國內戰的導火索是「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約》，當時大多數俄羅斯公民只能將其理解為背叛式的投降與民族恥辱。然而，隨著歲月流轉，舒爾金在反思那段歷史時得出結論：列寧的立場並非如此不切實際和喪失理智——舒爾金寫道，布爾什維克通過締結和約，使數百萬俄羅斯人免於在一戰前線喪生。

作為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舒爾金對蘇聯在世界範圍內影響力的提升無法不感到欣慰：「紅色分子……以他們的方式，使俄羅斯之名前所未有的……榮耀。」他在社會主義本身中看到了俄羅斯社會固有特徵——村社組織、對專制權力的崇尚——的進一步發展；他甚至對無神論也作出解釋，認為它不過是東正教信仰的一種變體。

與此同時，他並未美化蘇聯的生活，其部分陰暗的思考後來被證明具有先見之明。他對獄中接觸到的犯罪群體力量感到憂慮，認為在某些條件下（如政權削弱時），這股「敵視一切建設」的「可怕」力量會浮出水面，「強盜將掌控生活」。他認為民族問題也懸而未決：「如果在中央政權削弱的時刻，加入蘇聯……的各種民族被遲來的分離主義旋風裹挾，蘇維埃政權的處境將陷入困境。」在他看來，蘇聯生活水平低下，尤其是與歐洲發達國家相比，也是一個嚴重問題——他注意到，疲憊與易怒已成為蘇聯人民的民族特性。總結時，舒爾金寫道：

經過四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形成的觀點是：對於全人類的命運而言，讓這場已然深入發展的共產主義實驗不受阻礙地進行到底，不僅重要，而且絕對必要。我現在所寫的，不過是一個行將徹底、徹底退場的老人的微弱嘗試，試圖道出我所理解的、威脅著俄羅斯這艘我曾航行其上的航船的暗礁。

歷史學家巴布科夫認為，舒爾金最終理解了並試圖為「列寧的嘗試」進行辯護，但這仍然是站在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立場上——「列寧的嘗試」必須「進行到底」，僅僅是為了讓俄羅斯民族徹底「經歷這場病患」並永遠擺脫「共產主義疾病的復發」。歷史學家列普尼科夫和格列邊金則認為，不能指責舒爾金想要表現自己或向蘇維埃政權表忠心以改善自身處境。通過撰寫《列寧的嘗試》一書，舒爾金試圖分析俄羅斯所經歷的變革，並促使當局傾聽他的警告。

1958年，他向克格勃領導層提交了一份報告，預言共產主義思想將在俄羅斯復興：「會出現熱情的復仇者，他們會說：人間天堂曾接近實現，但人類之敵用他們惡毒的惡魔之火焚毀了光明的未來。處死他們！他們會取得成功，然後這齣鬧劇將重新開始。」

### 於弗拉基米爾及《給俄羅斯移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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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舒爾金在弗拉基米爾分得一套一居室公寓，他們在克格勃的持續監視下生活。當局允許他寫書撰文、接待訪客、在蘇聯境內旅行，甚至偶爾前往莫斯科。一場真正的朝聖之旅開始了：許多默默無聞和聲名顯赫的訪客紛至沓來，渴望與這位俄國歷史上轉折性事件的見證者交談——作家馬克·卡斯維諾夫（尼古拉二世統治史《向下二十三階台階》的作者）、拍攝《托拉斯行動 (電視影片)》電視片的導演謝爾蓋·科洛索夫、創作同一題材紀實小說的作家列夫·尼庫林、作家德米特里·茹科夫和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後者為創作《紅色車輪》和研究著作《同行二百年》搜集二月革命史料，向舒爾金詳細了解相關事件）、畫家伊利亞·格拉祖諾夫、音樂家姆斯季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

1961年，舒爾金所著的《給俄羅斯移民的信》一書以十萬冊的印數出版。書中斷言：蘇聯共產黨人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所做的一切，不僅有益，而且對於俄羅斯民族來說絕對必要，對於全人類而言則是救贖之舉。書中充斥著當時標準的意識形態套話：關於蘇共的領導作用，關於尼基塔·赫魯雪夫——此人的人格「逐漸征服了」舒爾金。後來，舒爾金不無懊惱地這樣評價這本書：「我被騙了」（為撰寫此書，當局特意安排舒爾金在蘇聯各地旅行，向他展示共產主義政權的「成就」，而這些其實是「波將金村莊」），但他至死都未曾放棄此書的核心思想——如果新的戰爭爆發，那將成為俄羅斯民族存亡的終結。

### 出席蘇共二十二大、《歷史的審判》

1961年他作為特邀人士參加了蘇共二十二大。1965年，舒爾金成為弗雷德里克·厄姆勒導演的紀錄片 《歷史的審判》（影片製作從1962年持續至1965年）的主人公，在其中向一位「蘇聯歷史學家」（因未能找到真正的歷史學家，該角色由演員兼特工人員謝爾蓋·斯維斯圖諾夫扮演）講述自己的經歷。舒爾金未作任何讓步，影片旨在表明「白俄流亡領袖自己也承認他們的鬥爭失敗了，『共產主義建設者』的事業取得了勝利」這一目標未能實現；該片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影院僅放映了三天：儘管觀眾反響熱烈，影片還是立即被停映。據克格勃將軍菲利普·博布科夫（他代表該部門監督影片製作，並與整個創作團隊密切溝通）評價：「舒爾金在銀幕上表現得極為出色，而且重要的是，他始終保持著自我。他沒有迎合對手。他是一個順應了環境但未被擊垮、也未放棄信念的人。舒爾金的高齡既未影響他的思維活動，也未削弱他的氣魄，更沒有減少他的諷刺意味。他那位年輕的對手，被舒爾金尖刻而辛辣地嘲諷了一番，在他身邊顯得蒼白無力。」

所有這一切——國內旅行、出版書籍、受邀參加黨代會以及影片公映——都是赫魯雪夫解凍時期的標誌。然而，隨著尼基塔·赫魯雪夫下台，蘇聯新領導人上台，意識形態政策隨之改變，蘇聯的審查制度重新收緊。在蘇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利用舒爾金參與公共生活的做法被認定為是錯誤的。

###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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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爾金始終未加入蘇聯國籍。僑居國外時，他也未曾加入外國籍，一直保留著俄羅斯帝國臣民的身份，自稱無國籍者。1968年7月27日，舒爾金的妻子去世。安葬妻子後，他搬到弗拉基米爾附近維亞特基諾的墓地旁居住，在新墳邊守了四十天。這位孤獨老人的生活由同村鄰居照料。

舒爾金始終是一個充滿浪漫情懷的人，對人類心理的神秘現象抱有濃厚興趣。他畢生都在編撰一部「神秘事件選集」——記錄發生在他自己、親人或熟人身上的奇異經歷。他與許多著名神秘學家（喬治·葛吉夫、安熱莉娜·薩科、謝爾蓋·圖霍爾卡等人）均有私交，直至晚年仍熱衷於唯靈論。臨近生命終點時，他的神秘主義傾向愈發強烈。與此同時，他養成了一種習慣：每天早晨將前一夜的夢境記錄在普通的學生練習本上。晚年他視力不佳，幾乎是憑感覺書寫，字跡異常粗大。記錄夢境的練習本積累了數箱之多。畫家伊利亞·格拉祖諾夫寫道，據他所知，從1966年起直至去世，舒爾金一直在撰寫一部題為《神秘主義》的日記體著作。

對神秘主義的痴迷，源於瓦西里·舒爾金對自己參與革命、實際上成為皇室悲劇同謀的感受日益加深。「我與沙皇和皇后的生命將緊緊相連，直至我生命的最後一天，儘管他們身處彼岸世界，而我仍在此岸苟活。這種聯繫並未隨著時間流逝而減弱，反而與日俱增。如今，在1966年，這種羈絆似乎已達到了頂點，」舒爾金寫道。「前俄羅斯的每個人，只要想起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必定也會想起我舒爾金。反之亦然。如果有人與我相識，五十年前將退位詔書託付給我的那位君主的身影，必然會在他的腦海中浮現。」舒爾金認為，「無論是沙皇，還是斗膽請求他退位的臣民，都是那個時代無情而不可抗拒的境遇的犧牲品」，他寫道：「是的，我接受退位詔書，是為了防止沙皇像保羅一世、彼得三世、亞歷山大二世那樣被殺害……但尼古拉二世終究還是被殺害了！正因為如此，我受到良心的譴責：我沒能拯救沙皇、皇后、他們的子女和親屬。沒能！我仿佛被裹進一卷帶刺的鐵絲網中，每一次觸碰都令我鮮血淋漓。」因此，舒爾金遺言道：「必須為我們祈禱，為我們這些罪孽深重、軟弱無力、意志消沉、無可救藥的糊塗蟲祈禱。我們被困在這個世紀悲劇性矛盾交織的蛛網之中，這一點或許不能為我們開脫，但或可減輕我們的罪責。」……

1973年1月，「口述歷史」領域最早的研究者之一維克托·杜瓦金用錄音帶記錄了與舒爾金的四次談話，總時長610分鐘，舒爾金在其中講述了自己在流亡期間的生活。這些錄音的文字稿部分由研究者D·B·斯波羅夫於2007年發表在《僑民：新材料》文集中。

###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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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維塔利耶維奇·舒爾金於1976年2月15日，在聖燭節 (基督教)這一天，因心絞痛發作在弗拉基米爾逝世，享年九十九歲。據最後幾年與他同住並照料老人的柳德米拉·馬里寧娜回憶：「……他一直感覺良好，但一月份得了流感……2月15日夜裡，他感到胸痛，服用了治療心絞痛的藥片，隨後早上七點半去睡覺，他通常夜裡坐著，白天睡覺，我就去了商店……等我回來時，他已經躺著，去世了……」

在弗拉基米爾監獄旁的墓地教堂舉行了葬禮禱告儀式，他曾在此監獄度過十二載。他被安葬於弗拉基米爾的拜古希公墓。出席葬禮的有十到十二人，其中包括安德烈·戈利岑、伊利亞·格拉祖諾夫。葬禮過程中，有克格勃人員從一輛「嘎斯」車裡監視。他被安葬在妻子身旁。兩座墳墓均保存至今。墓上立著一個簡潔的黑色十字架，安放在不大的基座上，上面鐫刻著姓名與生卒年份。

據同時代人回憶，舒爾金直至生命最後時日仍頭腦清醒，記憶清晰，始終是一位俄羅斯愛國者。

## 政治觀點

在20世紀初的俄國歷史上，舒爾金的名字往往與黑色百人團和反猶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例如，舒爾金曾為貝利斯案辯護，批評檢方的指控，因此被判三個月監禁，但憑藉杜馬代表的身份得以豁免。儘管舒爾金本人並不掩飾自己的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觀點，但他對「猶太人問題」、「烏克蘭問題」和「俄國問題」的態度卻充滿矛盾，並且在他生命的不同時期發生了顯著變化。

與此同時，根據歷史學家巴布科夫的觀點，舒爾金一生中不變的特質是對俄羅斯的熱愛，尤其是對他「小小的故鄉」——小俄羅斯的愛。

在「俄國問題」上，舒爾金持「國家至上」立場——他認為，沒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俄羅斯就不可能強大；至於權力本身的形式（君主制、共和制或其他），對舒爾金而言是次要問題。不過他認為，就俄國的國情而言，最能為強大權力提供保障的政體是君主制。舒爾金君主主義的核心，是把國家—民族理念與通過杜馬（代議機構）實現的法治思想結合起來，即「斯托雷平式君主主義」。彼得·斯托雷平一直是舒爾金心目中的政治活動家典範，甚至可謂偶像，直至他生命終結。舒爾金的君主主義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從政治生涯初期的擁護絕對君主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轉而支持君主立憲制。在內戰時期，舒爾金堅定地相信，君主立憲制才是俄國唯一最佳的統治方式。舒爾金無法準確闡明何為「俄羅斯民族」以及什麼是「真正的俄羅斯人」。在他看來，「俄羅斯性」的首要標準就是對俄羅斯的熱愛。舒爾金認為，俄羅斯民族肩負著某種世界性的彌賽亞使命——即把歐洲文明的成果傳遞給東方，對廣袤而野蠻的亞洲荒原進行「文明開化」。舒爾金直至去世都是君主主義者，並始終記得自己在尼古拉二世退位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曾寫道：「沙皇和皇后將與我的一生聯繫在一起，直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天。這種聯繫不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減弱……」儘管如此，這並不妨礙某些右翼人士（例如尼古拉·馬爾科夫）視他為君主主義理想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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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爾金看來，所有民族問題中，「烏克蘭問題」最為重要；在這一問題上，他視自己為父親——他從未謀面的維塔利·舒爾金（1822—1878）——以及養育他的繼父德米特里·皮赫諾的事業的繼承者。舒爾金認為，對於生活在俄國南部的族群而言，國族認同的基石在於自我稱謂問題，因此他原則上不使用「烏克蘭」一詞，而是稱這一地區為「小俄羅斯」，稱其居民為「小俄羅斯人」；即便偶爾使用「烏克蘭人」及其派生詞，通常也加上引號。舒爾金對待烏克蘭語言問題也是如此：他把「加利西亞方言」——他將其解讀為「真正的烏克蘭語」——視為與南俄居民格格不入的東西。他把「當地方言」稱為小俄羅斯方言，認為它是「大俄羅斯語」的一種分支。在舒爾金看來，「烏克蘭身份」與「小俄羅斯身份」之間的鬥爭結局，取決於生活在烏克蘭地區居民的自我認同。他認為，俄國的整個未來都取決於這一點。為了在這場鬥爭中獲勝，必須向「小俄羅斯人民解釋清楚：他們這個從喀爾巴阡山脈一直居住到高加索山脈的民族，是所有俄羅斯人中最俄羅斯的」。舒爾金多次表示，並不存在一個單獨的烏克蘭民族，小俄羅斯是俄國自然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一旦與大俄羅斯分離，甚至會在文化上倒退一步。由於舒爾金看不出大俄羅斯人與小俄羅斯人之間存在任何種族或人種上的差異，對他來說，「烏克蘭問題」純粹是一個政治問題。舒爾金認為，小俄羅斯人是俄羅斯民族的一個分支，而「烏克蘭人」在他眼中並非一個民族，而是一種力圖分裂俄羅斯民族統一的政治教派，這種教派的基本情感就是「對俄羅斯其餘部分的仇恨……（這種仇恨）……使他們成為所有俄國敵人的朋友，並編織馬澤帕式的計劃」。舒爾金本人也自認為是小俄羅斯人。

儘管舒爾金自稱反猶主義者，但他對「猶太人問題」的態度或許是其世界觀中最矛盾的一點。舒爾金區分了三種反猶主義類型：1）生物學的，即種族式的；2）政治性的，或者如他所說，文化性的；3）宗教性的，即神秘主義的。舒爾金從未是第一類反猶主義者，他秉持的是第二類「政治反猶主義」，認為「猶太人的過度影響」可能對帝國的原住民構成危險，因為後者可能喪失自身的民族和文化認同。舒爾金解釋說，這是因為猶太民族形成於三千年前，而俄羅斯民族僅有一千年歷史，因此相對「更弱」。「猶太人問題」在舒爾金那裡始終純粹是一個政治問題；他自責道，在自己的文章中批判「猶太勢力」時，他幾乎沒有預先告知過讀者，他所指的僅僅是「政治上的猶太勢力」，而非整個猶太民族。舒爾金這樣描述自己對待猶太人態度的演變：

在日俄戰爭期間，猶太勢力押注於俄國失敗和革命。那時我是一個反猶主義者。到了世界大戰時期，實際上掌控著報刊輿論的俄國猶太勢力轉入了愛國軌道，並打出了「戰鬥到最後勝利」的口號。這樣一來，他們就否定了革命。於是我成了「親猶太主義」。這是因為，在1915年，如同在1905年一樣，我希望俄國獲勝，希望革命被擊潰。這就是我在革命前關於猶太人問題的「曲折」：當猶太人反對俄國時，我就反對他們；當在我看來他們開始為「俄國」效力時，我就走向了與他們的和解。

與此同時，舒爾金始終反對針對猶太人的俄羅斯帝國的反猶騷亂。但隨著內戰爆發，看到無論是普通布爾什維克還是蘇維埃俄國的領導人中猶太人都占很高比例後，舒爾金開始指責毀滅俄羅斯國家的並非個別猶太人，而是整個猶太民族（他類比德意志民族：雖然並非所有德國人都應對挑起世界大戰負責，但根據《凡爾賽條約》的條款，承擔責任的卻是整個德意志民族）。在舒爾金看來，猶太人的罪過首先在於，他們沒有抵制從自己隊伍中走出的革命者，也沒有阻止他們。1919年他在《基輔人》報上發表的文章，尤其是那篇臭名昭著的《恐懼折磨》，被解讀為在助長反猶騷亂並為其辯護。舒爾金或許在俄國政治新聞史上首次（預見到了直到20世紀下半葉才變得普遍的某種邏輯）在小冊子《我們不喜歡他們什麼》中提出了民族罪責、民族責任和民族懺悔的原則。舒爾金要求猶太人「自願放棄……參與俄國的政治生活」。然而，據尤里·東布羅夫斯基的證詞，舒爾金在生命末期對猶太人的看法發生了根本轉變。原因在於他被關押在古拉格、歐洲猶太人的浩劫，以及與一位正統派立陶宛猶太人的友誼。當時若有人問舒爾金是不是反猶主義者，他不直接回答，而是建議對方去讀他關於「貝利斯案」的文章。

## 對舒爾金個人及其觀點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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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爾·列寧對舒爾金活動的評價，基於其對革命無產階級與地主貴族資產階級利益對立的看法。在列寧看來，舒爾金在杜馬中代表的正是地主貴族的特殊利益，捍衛土地私有制原則。舒爾金曾言，強制徵收土地意味著「文化和文明的墳墓」。舒爾金與列寧之間於1917年5月發生的那場間接辯論，在1965年弗雷德里克·厄姆勒執導的電影《歷史的審判》中被演繹了出來。片中，舒爾金在與布爾什維克的爭論中捍衛自己作為愛國者和主張繼續對德作戰的立場（而布爾什維克則堅持結束這場不得人心的戰爭），他宣稱：「我們寧願做乞丐，但要在自己的國家裡做乞丐。如果你們能為我們保住這個國家並拯救它，那就把我們剝光吧，我們不會為此哭泣。」對此，列寧（借蘇聯「歷史學家」謝爾蓋·斯維斯圖諾夫之口）反駁道：「不要嚇唬人，舒爾金先生！即便我們掌權，我們也不會『剝光』你們，而是會給你們提供好衣服和好食物，條件是你們要幹完全力所能及且習慣的工作！嚇唬人的把戲只能對付切爾諾夫和策烈鐵里之流，你們是『嚇不倒』我們的！」

這部電影中未收入列寧的另一段話：「試想一下，一個布爾什維克走到公民舒爾金跟前，準備把他剝光。他要是把這種指控指向馬特維·斯科別列夫部長，倒更有道理些。我們從未走得那麼遠。」然而，隨後內戰的事態發展證明，舒爾金的假設並非什麼不尋常之事。人民委員會主席對舒爾金抱持進一步興趣的一個事實是，在他的圖書館裡收藏了這位政論家的兩本書——《某種荒誕之物》和《1920年》。

謝爾蓋·梅利古諾夫並非舒爾金的推崇者，他對舒爾金的回憶錄及其作者持批判態度，認為這些回憶錄屬於「半虛構作品，不能作為歷史敘述的骨架」。在《1917年3月》一書中，梅利古諾夫談到舒爾金的《日子》一書時寫道，該書「虛構與事實並非總能分開」，並暗示舒爾金參與了反對尼古拉二世的陰謀。不過，歷史學家德·伊·巴布科夫指出，此類指控始終未被任何人證實，而舒爾金所描述並遭到梅利古諾夫以不可靠為由批評的那些事件，與其他人的回憶錄相符，而梅利古諾夫在撰寫上述著作時很可能並不知道這一點。

在蘇聯，舒爾金與其他「黑色百人團分子」一樣被貼上了「大國沙文主義」的標籤——例如，1922年史達林曾提及舒爾金是「俄羅斯沙文主義的頑固分子」。蘇聯參考資料來源中刊載的關於舒爾金的資訊往往有失客觀。

美國歷史學家彼得·凱內茲稱舒爾金為「傑出人物」，他在1977年出版的《南俄內戰，1919—1920：白軍的失敗》一書中寫道：

在反布爾什維克運動的主要人物中，唯有舒爾金堪稱原始法西斯主義者。他那狂熱的民族主義、煽動性言論、利用反猶主義的意願以及嘗試非常規政治鬥爭手段的能力，使他在保守派與反動派中間顯得像一個現代人物。具有諷刺意味但也不足為奇的是，他正是極少數最終與蘇維埃政權達成和解的白軍領袖之一。

到了後蘇聯時代，舒爾金其人及其在歷史事件（主要與兩個事件相關——貝利斯案和尼古拉二世退位）中所扮演的角色，經常受到批評，而且既有來自自由主義立場的，也有來自保守主義立場的。例如，從右翼君主主義立場評價舒爾金活動的研究者維克托·科貝林這樣寫道：「正派人都不屑於跟舒爾金握手。」曾去弗拉基米爾探望過舒爾金的持不同政見者弗拉基米爾·奧西波夫，對他革命前所做的一系列反君主行為毫無悔意感到震驚，他離開這位「俄國命運攸關歲月的92歲見證人時，心中充滿了難以言表的苦澀。」另一方面，自由主義作家瓦連京·葉拉紹夫在其2004年出版的「反思小說」《瓦·維·舒爾金的悖論》的注釋中，對他做出了如下不客氣的評價：「他是狂熱的君主主義者，卻從尼古拉二世手中接過了退位詔書；他是堅定的反猶主義者，卻保護猶太人免受反猶騷亂和迫害；他是十足的親俄派，卻憎恨和鄙視自己的人民；他是『白衛運動』的思想家，卻對其進行批判；他是布爾什維克的敵人，卻未曾對他們拿起武器；他是蘇維埃政權的反對者，卻在被其摧垮後為其效勞。」他還將舒爾金的回憶錄描述為「虛構」、「幻想」、「謊言」甚至「胡言亂語」。與此同時，作者並未為自己的論斷提供任何證據，他那本關於舒爾金的書也包含大量事實性錯誤。不過，類似的對舒爾金行為的評價，早在1920年代就由蘇聯政論家伊利亞·瓦西列夫斯基做出過了。

1993年，米哈伊爾·布亞諾夫的《貝利斯案》一書出版，其中幾頁專門論述了舒爾金。布亞諾夫認為，舒爾金「……是俄國最令人反感的社會政治活動家之一。他是一個大地主、黑色百人團分子、國家中最保守的人物之一、沙文主義者、仇猶分子、反猶騷亂的理論家」。

與上文引用的精神科醫生布亞諾夫不同，歷史學副博士明茨指出，舒爾金在《基輔人》報上發表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響」；歷史學博士瓦爾福洛梅耶夫則指出，舒爾金因反對基於反猶主義的指控版本而遭到了當局的迫害。

舒爾金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聲稱，由於他對貝利斯的支持，全世界的猶太人都曾為他祈禱。

在後蘇聯時代的烏克蘭，舒爾金的觀點和人格引起了眾口一詞的批評。一些烏克蘭歷史學家稱舒爾金不啻為「烏克蘭人中的仇烏者」、「仇烏者」、「君主主義的仇烏者、好戰的俄羅斯民族主義領袖之一」、烏克蘭國家體制的敵人等等。烏克蘭總統維克托·尤先科稱瓦西里·舒爾金為沙文主義者，而烏克蘭政論家伊萬·久巴則稱其為「仇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經典人物」。

## 基本資料

- 原文名：Василий Шульгин
- 原文名：ru
- 出生日期：1878年1月13日
- 出生地：俄羅斯帝國基輔
- 逝世日期：1976年2月15日
- 逝世地：弗拉基米爾
- 國籍：俄羅斯帝國（1878—1917）、無國籍（1917年起）
- 職業：帝國杜馬議員、作家
- 母校：聖弗拉基米爾帝國大學
- 宗教：東正教
- 政黨：全俄民族聯盟
- 配偶：葉卡捷琳娜·格里戈利耶夫娜·舒爾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