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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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位於北京市，全國政治、文化、國際交往和科技創新中心，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和國家中心城市之一。

## 定都

### 1949年前候選首都

1948年初，國民政府內戰失利而陷入頹勢，中國共產黨在戰場上陸續轉入戰略反攻，國共雙方的武力優勢逐漸反轉。3月下旬，中國人民解放軍東渡黃河，已經開始考慮建立新政權和定都的問題。

九月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在山西作戰的徐向前進行過談話，聽過徐向前匯報以後，毛澤東表示「看來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透露出「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來新中國的國都」的心願。聶榮臻在其回憶錄中記述：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毛澤東同志認為，太原是一定要打的，但北平儘量不打，原因有二：一、我們要保護歷史與文化古都，連日本人當初都沒有做的事，我們更不能背離祖宗去做；二、新中國建立之後極有可能建都北平，而槍炮一響，北平極有可能淪為廢墟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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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解放軍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對北平、天津、張家口實行「圍而不打」或「隔而不圍」的原則，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其中就有保存千年古都，定都北平的初步考量。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對解放軍發出指示「爭取傅作義將軍起義，兵不血刃，和平解放北平，不破壞北平的一磚一瓦。」毛澤東派彭真和葉劍英負責北平工作時，對兩人囑咐說道：

這次接管北平，國際上都在看著我們，影響很大。你們務必要像接管瀋陽、濟南一樣，取得更加好的成績才行，不要落後。同時也要防範出現一些「左」的錯誤。

葉劍英從毛澤東的談話，已預料到北平將有可能成為新政權的首都，在北平郊外對接管幹部進行集訓時，明確提醒：「北平是中外聞名的歷史文化古都，將來有可能成為新中國的首都，接管工作進行得如何，直接關係到我們共產黨和解放軍的聲望，關係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葉劍英擔任北平市長期間，多次在公開演講中表達「我們一定要把北平的建設工作搞好，因為它以後很可能就是我們的紅色首都」的願景。北平的接管工作受到輿論的讚揚，卜少夫創辦的刊物《新聞天地》稱道：「葉劍英領導的中共幹部打穩了中共未來首都的基礎。接管是審慎、周到、仔細、嚴密的。幾乎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1949年8月，葉劍英調往華南，聶榮臻繼任北平市長。

### 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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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抗日戰爭中取得勝利後，中共中央的候選首都城市是哈爾濱。毛澤東認為中國版圖猶如一隻雄雞，黑龍江猶如展翅翱翔的天鵝，哈爾濱市就是「天鵝項下的珍珠」。然而定都哈爾濱的設想，因局勢變動而夭折。

1945年8月8日，蘇聯政府對日本宣戰，隨即出兵中國東北，對關東軍發起全面進攻；8月19日，蘇聯紅軍和東北抗日聯軍進駐哈爾濱，迫使關東軍無條件投降。1946年4月28日，東北民主聯軍入城，建立政權，哈爾濱獲得解放；5月3日，哈爾濱市政府成立，劉成棟任市長。1948年初期，中共中央就考慮將哈爾濱建設為政治與經濟中心，特批為「特別市」，並選擇河北承德作為中央轉戰的中轉地。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哈爾濱作為中共第一個解放的大城市，屬於中共的大後方，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東北行政委員會在此積極開展政權建設，擁有深厚的群眾基礎；二、哈爾濱北接蘇聯，一旦國際與戰爭局勢有大變化，蘇聯紅軍可以及時施援，無須擔心安全問題。

然而，中共雖然在進軍東北方面搶占先機，蘇聯紅軍從東北撤離返俄後，國軍卻開始增援東北，搶占重要城市及交通要道，推倒中共在哈爾濱建立的優勢，使得遷移到哈爾濱的決定變得不成熟。1947年，中共中央主動撤離延安轉戰陝北，解放軍準備發動遼瀋戰役前夕，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和政治委員羅榮桓發電給毛澤東，提問是否將中共中央機關遷移至哈爾濱，得到毛澤東回電的嚴詞拒絕：「中共中央必須留在關內，而我亦暫不離開」。

### 毛澤東與王稼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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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北平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控制華北大部分地區，此時仍未確立新政權的首都。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前夕，毛澤東多次向在北平周圍參與戰鬥和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徵詢討論意見。2月下旬，中共中央東北局工作部部長王稼祥抵達河北平山西柏坡，參加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並探望毛澤東。王稼祥與毛澤東就新政權定都的問題，進行一番詳細的討論，王稼祥列出的候選城市是：哈爾濱、西安、延安、上海、成都、開封、北平、洛陽、重慶、廣州、南京，經過一輪篩選僅留哈爾濱、西安、開封、洛陽、南京、北平，最終選定北平為新政權的首都。

毛澤東提及中共將要取得全國革命勝利，然而定都仍還沒有最後的答案，向王稼祥徵詢意見。王稼祥對國都的問題已有一番考量，具體向毛澤東做出回應：

毛澤東對王稼祥說「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從西柏坡遷往北平；自此開始，北平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

### 確定北京作為新政權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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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宣布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要由鄉村轉向城市，在此前提之下，毛澤東提出定都北平；3月23日，毛澤東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香山，在香山公園南麓半山腰的雙清別墅辦公居住；直至9月下旬，入住中南海的菊香書屋。

6月1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會議決定在常委會領導下設立六個小組，其中第六小組負責草擬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等方案；第六小組組長是馬敘倫，副組長是葉劍英，不久又增加沈雁冰任副組長，組員有張奚若、田漢、馬寅初、鄭振鐸、郭沫若、翦伯贊、錢三強、蔡暢、李立三、張瀾（劉王立明代）、陳嘉庚、歐陽予倩、廖承志等16人，經過四次討論之後，於9月14日提出建都北平，改名為北京。9月中旬，中央領導陸續由香山移居中南海；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第一屆全體會議；27日，會議討論《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草案，全體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平，並於即日起改名為北京。

會議表決之前，沈雁冰匯報第六小組的研究討論意見，提出定都北平的公開理由：

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布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一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0月1日，中國人民代表在天安門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 雄安新區

201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概念，指出北京「作為一個有13億人口大國的首都，不應承擔也沒有足夠的能力承擔過多的功能」；實際上即是實現減量發展，強化2014年習近平在北京考察提出「四個中心」的功能，將首都北京塑造成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與北京「四個中心」不一致、不相關的功能將會進行疏解，轉變北京經濟社會的發展模式，推動北京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落實北京作為首都城市的戰略定位。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通知決定在河北建設雄安新區，定位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構成北京新的「兩翼」之一，作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以及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中央政府通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決國家首都因功能過多和人口聚集帶來的交通擁堵、資源過載、環境污染等大城市問題，並且通過調整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探索在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的新模式。

2021年7月29日，河北省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河北雄安新區條例》，訂於2021年9月1日實施，確定雄安新區重點承接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8個類型：一、在京高等學校及其分校、分院、研究生院，事業單位；二、國家級科研院所，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創新平台、創新中心；三、高端醫療機構及其分院、研究中心；四、軟體和資訊服務、設計、創意、諮詢等領域的優勢企業，以及現代物流、電子商務等企業總部；五、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總部及其分支機構；六、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醫藥和生命健康、節能環保、高端新材料等領域的中央管理企業，以及創新型民營企業、高成長性科技企業；七、符合雄安新區產業發展方向的其他大型國有企業總部及其分支機構；八、國家確定的其他疏解事項。

## 憲法規定

北京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載有相關的條文，但每部憲法的成文各有不同：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將首邑稱為「國都」；直至1954年制定《憲法》以後，才改稱之為「首都」。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五四憲法》，第四章第106條關於首都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七五憲法》，第四章第30條將國旗、國歌、首都合併規定：「首都是北京。」

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七八憲法》，第四章第60條依然將國旗、國歌、首都合併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八二憲法》，第四章第130條將首都單獨列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