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難民學者理事會

援助難民學者理事會（Council for At-Risk Academics，縮寫CARA），是一個英國慈善組織，致力於幫助面臨直接危險的學者、被迫流亡的學者以及許多面臨嚴重危險卻仍選擇留在祖國的學者。CARA還為面臨危險或已受到損害但繼續運行的高等教育機構提供支援。CARA通過在經濟和後勤上協助學者轉任國外高等教育機構並協助其原籍國的學者，為他們繼續學習提供學術支援。

該組織成立於1933年，當時名為學者援助委員會（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縮寫AAC），旨在幫助被迫逃離納粹政權的學者。1936年，它被合併更名為保護科學與學習協會（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Science and Learning，縮寫SPSL）。1999年，它更名為難民學者援助委員會（Council for Assisting Refugee Academics，縮寫CARA）。2014年更名為現名，該組織目前以倫敦南岸大學為基地，繼續為處於危險中的學者提供支援。

##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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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援助委員會（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AAC）由威廉·貝弗里奇於1933年4月創立。在前往維也納途中，他得知德國大學的一些知名教授因種族、政治等原因被解僱，並被迫為越來越多的流離失所的學者發起「救援行動」。返回英國後，貝弗里奇開始尋求知名學者的支持。

1933年5月22日，該組織的創立宣言制定完畢，開始在英國的大學、政治家和慈善家之間流傳。這份最初的號召文件著重於提供實際支持、幫助逃避迫害和重新安置於英國大學，並刻意避免發表任何形式的政治評論。

該委員會由41名活躍於英國知識分子活動的男女組成，並由「令人敬畏的」埃絲特·辛普森擔任助理秘書，辦公場所由英國皇家學會提供。諾貝爾獎獲得者化學家和物理學家盧瑟福勳爵被選為第一任會長。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科學家、劍橋大學國會議員A·V·希爾出任副會長。該委員會成員包括J·S·霍爾丹、霍普金斯爵士、第四代瑞利男爵羅伯特·斯特拉特和W·H·布拉格爵士。

1933年10月，一萬人參加了由AAC等多個組織在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舉辦的活動。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於就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之前在歐洲的最後一次重要公開演講中談到了學術自由的重要性。他在演講中受到熱烈的歡呼，他鼓勵聽眾「抵制威脅壓制知識和個人自由的勢力」，並談到我們有責任「關心我們所擁有之永恆和最高尚的東西」。

1936年，AAC更名為保護科學與學習協會（SPSL）。這一變化反映了該組織角色的意識形態發展：從協助個別學者，到保護學術自由本身。在20世紀30至40年代，數千名學者得到了SPSL的幫助；有些人雖然逃離了納粹德國和奧地利，但需要得到進一步的援助，才能從英國拘留敵國僑民的曼島監獄中獲得釋放。十六位學者在協助下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十八位被封為爵士，一百多人被選為英國科學院或皇家學會院士。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路德維希·古特曼後來創立了帕運會；馬克斯·玻恩是量子力學的先驅，也是反對發展核武器的最著名物理學家之一；恩斯特·柴恩在青黴素的發現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SPSL的工作一直延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貝弗里奇後來在他的1959年著作《捍衛自由學習》中解釋了，儘管希特勒已經死去，但「不寬容的風氣並沒有消失」，而且持續的需求和未來可能的危機使得協會的服務在歐洲和世界各地仍然是至關重要的。

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SPSL幫助許多學者逃離蘇聯和東歐的史達林政權。隨著時間的推移，SPSL的關注範圍不斷擴大，其中包括逃離南非種族隔離政權以及智利和阿根廷軍政府的人們。SPSL曾於1966年和1988年兩次幫助過最著名的南非流亡者之一，他是反種族隔離領袖奧比·薩克斯，後來成為曼德拉領導下的南非憲法法院法官。薩克斯形容SPSL的援助給他帶來「巨大的精神和情感慰藉」，他將繼續成為該慈善機構的支持者。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SPSL的重點已轉移到中東，特別是伊拉克和伊朗，以及非洲的動盪地區。1999年，SPSL更名為難民學者援助委員會。2014年再次更名，但保留了其縮寫CARA，成為救助遇險學者委員會。這一變化反映出CARA幫助了許多面臨巨大危險但並不將自己視為「難民」，而是仍然希望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留在或返回祖國的人。

## AAC/SPSL/CARA協助的傑出學者

在早期協助的1500名學者中，有16人獲得了諾貝爾獎，18人獲得了爵士爵位，超過100人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和英國科學院院士，還有更多人成為各自領域的領導者。

- 沃爾特·博德默爵士是一位傑出的人類遺傳學家，他也因擴大公眾對科學的理解而受到讚譽。
- 赫爾曼·邦迪爵士是一位數學家，幫助開發了雷達並影響了相對論，曾擔任英國兩個政府部門的首席科學家以及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的院長。
- 馬克斯·玻恩成為愛丁堡大學自然哲學泰特教授，並因其在量子力學方面的開創性工作於1954年獲得諾貝爾獎。
- 恩斯特·錢恩爵士因其在青黴素方面的共同工作而於1945年獲得諾貝爾獎。
- 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傑弗里·埃爾頓幫助增進了對都鐸政府的了解。
- 恩斯特·貢布里希爵士將藝術美學的基本問題引起了學術界和公眾的關注。
- 1939年，路德維希·古特曼爵士及其家人在幫助下逃離納粹德國。SPSL代表他們與內政部進行談判，捐贈了250英鎊（相當於今天的10,000英鎊左右）並幫助他們在牛津定居。在這裡，他們住在SPSL委員、貝利奧爾學院院長第一代比爾克林賽男爵桑迪·林賽的家裡。格特曼隨後在斯托克曼德維爾醫院建立了國家脊柱損傷診所，在那裡他徹底改變了脊柱損傷患者的治療方法，並繼續制定了後來的帕運會。
- 彼得·赫希爵士使牛津大學的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現代化。
- 奧托·卡恩·弗羅因德是勞動法領域的領先理論家和實踐者。
- 伯納德·卡茨爵士因對神經肌肉傳遞機制的共同研究而於1950年獲得諾貝爾獎。
- 漢斯·科恩伯格致力於微生物碳水化合物運輸的性質和調節，並為議會提供科學和技術方面的建議。
- 漢斯·克雷布斯爵士因其對被稱為「克雷布斯循環」的複雜代謝化學反應序列的共同研究而於1953年獲得諾貝爾獎。
- 莫瑟男爵克勞斯·莫瑟是一位著名的統計學家，曾領導中央統計局並擔任牛津大學副校長。
- 魯道夫·佩爾斯爵士在伯明罕和牛津教授理論物理學，並參與了原子武器的發展和帕格沃什反核運動。
- 馬克斯·佩魯茨因對血紅蛋白結構的共同研究增進了我們對血液疾病的了解而榮獲1962年諾貝爾化學獎。
- 尼古拉斯·佩夫斯納爵士為學者和廣大公眾帶來了關於英國建築遺產的新視角。
- 卡爾·波普爾爵士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政治和社會哲學家，也是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的批評者。
- 弗朗西斯·西蒙爵士在牛津克拉倫登實驗室開創了熱力學和低溫物理學的研究。
- 奧比·薩克斯於1966年和1988年兩次得到SPSL的幫助。
- 傑克·馬潘傑是馬拉威作家、詩人和學者，1991年移居英國。

## 治理和組織

CARA擁有一個由二十五人組成的管理委員會，主要從學術界招募。管理委員會每年舉行兩次會議，而財務和一般用途委員會至少每季度舉行一次會議。

馬爾科姆·格蘭特爵士教授是CARA的會長。安妮·朗斯代爾擔任主委，戴安·霍普金爵士教授擔任副主委。執行長官史蒂芬·華茲華斯負責CARA及其員工的日常管理。

## 目前的工作

CARA主持多個項目。

「獎學金計劃」支援經常面臨直接危險的學者安全地繼續他們的工作。CARA與CARA SAR（美國受難學者機構）英國大學網路中的112所大學，以及英國和國外的其他機構密切合作，以確保學者們的安置。CARA會檢查申請人的背景、資格和推薦信，並與高等教育機構協商安置的細節。CARA提供費用減免以及財務和實物支援，而所需的任何額外資金則由該組織自己的資源分配。CARA協助學者及其家人獲得適當的簽證。

CARA支援的許多學者都致力於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返回祖國重建社會，並利用他們在國際學術實習中獲得的技能和人脈關係。CARA還為因持續危險而無法返回家園的學者提供就業建議以及培訓和教育機會，使學者們能夠在英國重建職業生涯。

CARA的「國家計劃」為那些冒著風險在自己的國家工作或被迫流亡到周邊地區的學者提供支援。

「伊拉克計劃」於2006年底啟動，旨在應對有針對性的暗殺和綁架活動。2003年至2012年間，超過350名伊拉克學者被謀殺，數千人被迫流亡海外或在國內流離失所。在伊拉克計劃的鼎盛時期，超過75名學者分別來自16所英國大學和11所伊拉克大學，合作開展了與伊拉克直接相關的研究。研究重點關注例如：貧鈾污染土壤的影響；中小學課程和課文存在的偏見；在缺乏現有服務的情況下發展兒童心智能力；利用行動電話技術加強公共衛生服務；以及2003年後女性學者的地位等問題。CARA的伊拉克計劃力求確保伊拉克和其它更廣泛地區的知識技術得到發展，而不至於喪失。

「辛巴威計劃」於2009年啟動，旨在應對逃離辛巴威的學者人數顯著增加以及高等教育質量急劇下降的報導。該計劃提供贈款和獎助金來支付重要設備和用品的費用，並於2012年在辛巴威大學建立了一個「虛擬演講廳」。這使得流亡在外的辛巴威學者和其他人能夠與衛生和獸醫科學學院實時聯繫，以填補知識空白，提高教學和研究水準，並促進加強網路和合作。為了滿足需求，2013年10月提供了第二個移動系統。該設備已正式移交給辛巴威大學，並繼續正常使用，為辛巴威大學提供了持久的遺產。

借鑑其早期針對伊拉克和辛巴威的兩個區域計劃的經驗，「敘利亞計劃」於2016年啟動，有五個主要領域：學術英語；學術發展；研究孵化參觀；CARA委託研究；和敘利亞研究獎學金計劃。綜合在線基礎課程由教育專家開發，提供英語和阿拉伯語課程，旨在讓參與者熟悉與研究相關的關鍵概念。2021年6月，CARA推出了新的「Briefing Paper」系列，概括並快速傳播關於敘利亞和受迫害的敘利亞人所面臨的嚴峻挑戰的重要研究成果，並通過當地的專業知識、經驗、網路提供獨特見解。這項研究是CARA合作模式的一部分，由敘利亞學者與國際學術和科學界同行合作完成。最近新的項目著重支持女性學者以及藝術和人文學科領域的學者，以糾正參與者之間的性別不平衡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