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派性問題

山西派性問題，是指1967年至1980年期間的山西省官場的曠日持久的派性鬥爭，周期跨度自文化大革命時期及改革開放初期階段。鬥爭始於1967年劉格平奪權，至1987年之後李立功任內逐步解決。山西派性問題並非單純的山西省境內的黨政對抗，而是中央各方政治勢力在山西角逐的體現。

## 背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央文革小組為打倒劉少奇，在同年10月，授意南開大學學生來山西太原找到劉格平了解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情況。劉格平談了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的情況和他本人的堅持鬥爭，並提出薄一波、安子文等人曾發表聲明叛黨而出獄的問題。11月23日，劉格平向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寫信，表示「他們是領導者集體變節行為。」12月初，康生電請劉格平到北京陳述詳情。根據劉格平等人的證詞，「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專案組起草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的報告。此案沉重打擊了劉少奇等人，而劉格平因此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視。

1966年12月下旬，江青公開稱中共山西省委與「彭真、薄一波赫線」關係密切（彭、薄兩人均為山西籍），並將矛頭直指山西省各級黨政機關。1966年12月下旬，江青授意王力、關鋒將劉格平請到北京面談，授權其聯合文革團體、領導山西的文化大革命運動。1967年1月6日，劉格平返回山西後，召集張日清、袁振、劉貫一、陳守忠，組建了以劉格平為組長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開始策劃奪山西省的黨政領導權。

## 劉格平-張日清兩派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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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12日晚上，劉格平召集核心小組成員（劉格平、張日清、袁振、劉貫一、陳守忠）和「造反派」頭頭開會，成立「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會後數百人衝進省委、省人委、中共太原市委、太原市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大樓，抓人抄家、搶奪印章、查封辦公室。隨即發出《山西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第一號通告》，宣布「奪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黨政機關的權」，山西省省長衛恆被單獨關押並在獄中自殺身亡。1月25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太原五一廣場召開了10萬人參加的「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同年2月10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發出通知，宣布「成立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由9人組成（劉格平、張日清、劉貫一、袁振、陳守忠、徐志遠、陳永貴、劉志蘭、胡煒）」，「在過渡時期作為全省工作的黨的領導核心」。同時決定，健全「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過渡時期行使原省人委的職權」。2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名單和分工，但名單中沒有出現21軍軍長胡煒。3月6日，部隊換防，21軍調離山西，69軍進駐，增補69軍政委曹中南為小組成員。

1967年3月12日至18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和「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太原聯合籌備召開了「山西革命組織代表會議」。會議指出「對專、市、縣權力仍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竊取的，力爭在3月底以前奪回來」，並於3月18日通過《關於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草案的報告》，成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撤銷山西省人民委員會。同年2月至4月，經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批准，各地、縣相繼建立了取代各級黨委的中共核心小組，當時昔陽縣大寨公社的陳永貴，也奪了中共昔陽縣委和縣人民政府的權，成為當時中國第一位扛旗造反的勞動模範。陳永貴很快進入的山西省核心領導小組，不久成為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但剛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內部，就何人主持籌備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問題上，發生分裂並形成劉格平、張日清兩派。劉主張由受原山西省委、地委「迫害」的地方幹部籌辦並出任革委主任；張則主張由各地、縣軍分區、人武部幹部承擔。「總站派」一派支持劉格平、陳永貴，而以山西省軍區為主的「兵團派」則支持張日清。派性鬥爭在山西全境不斷升級為武鬥，社會秩序極為混亂。

## 謝振華-陳永貴兩派之爭

1967年4月至1969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京連續五次召開會議解決山西問題，鬥爭兩派雙方簽署了《太原地區大聯合的協議》。1967年7月會議後，省核心小組三名成員劉格平、張日清、袁振被中央點名批判，並被批鬥關押，之後對省核心小組成員順序重新進行排列。1967年8月4日，晉中地區兩大派在平遙開會，並最終升級為武鬥。8月6日，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陳永貴抵達平遙，遭到反對者圍攻。周恩來得知消息後，電令山西支左領導小組組長謝振華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九軍進駐平遙，並成功解救出陳永貴。

1969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解決山西問題會議，於7月23日發布了關於制止武鬥的《七·二三布告》：在組織上調整、增補省核心小組成員，由省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謝振華主持工作（1971年4月出任山西省革委會主任）。其他省核心小組成員劉格平、張日清、袁振等人留在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後移至石家莊）、檢討錯誤；又增補省核心小組成員韓英、王體、李順達、肖選進、徐守恆、汪治平、羅國斌。1970年3月，又增補3名成員，並相繼進入省革委會，以平息之前的派系鬥爭。

1974年，山西地方戲《三上桃峰》被選調北京匯演，江青在接見山西演員時候，喊出了炮轟司令員謝振華的口號。2月上旬，中共山西省委十二名常委全部被召到北京。王洪文等人對其輪番接見，提出「解決山西問題」。在江青等人授意下，山西的兩派造反派開始攻擊謝振華，認為《三上桃峰》是為劉少奇、王光美翻案。因此謝振華被捕入獄、被免職務；之後由王謙兼任山西省革委會主任。

然而當時山西黨政並不接受江青指派的王謙。隨著謝振華被革職，其出席第四屆人大的代表席位成為空缺。1974年12月23日至26日，山西省革委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太原晉祠賓館召開，旨在補選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省革委會236名委員（除去世和工作調動，應到228人），實際到會169人。中共中央安排山西補選7人（名單為王謙、冀秀敏、李生義、謝拴貴、竇新丑、王建業、毛聯書）。但在籌備會時，山西省革委會常委劉灝明確發言表示拒絕投票給王謙，另外兩位常委宋捷、段立生也明確表示拒絕。當時與會的委員多與軍隊關係密切，其對王謙追隨陳永貴批鬥謝振華深表厭惡。其中胡文秀、劉芳蘭母女委員更是公開表態反對（胡文秀為劉胡蘭之母）。時任委員的山西省衛生廳副廳長李瑞芳提出舉薦韓英（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代替王謙。隨後雙方形成輿論，劉灝拜訪西溝村勞模代表李順達和申紀蘭，李順達雖對王謙不滿但表示遵循山西省委常委的決定，但申紀蘭則明確表示不投王謙。12月25日，王謙落選，中共中央在程序上認可選舉結果。王謙只能以列席身份，參會1975年1月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首位省委第一書記落選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全國人大會議期間，王洪文、張春橋、吳德、陳永貴都對王謙落選事件進行了批評，並點名段立生、劉灝、宋捷，要求會後追究其責任。

1975年11月，中共中央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下台，江青同時授意張鐵生抵達山西執行文革政策、煽動造反派，使山西政局受到衝擊。1976年「八·二三打砸搶事件」爆發，王謙遭到拘禁，山西政局再次陷入混亂。

## 鄧小平-華國鋒兩派之爭

1976年10月懷仁堂事變後的一段時間內，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仍作為山西省省級政權機關。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共中央對山西省革委會的領導班子作出調整，調回部分在山西省革委會擔任領導工作的軍隊幹部，任命一批恢復工作的老幹部接替其職務。1979年12月25日，山西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宣布成立山西省人民政府，撤銷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但由於華國鋒、陳永貴兩位晉籍的領導人占據中央中樞，撥亂反正的工作在山西境內遲遲無法得到有效推進。陳永貴對新政策牴觸，拒不在大寨下放自留地，也沒有奉命執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在晉籍領導人的支持下，王謙反而利用清查四人幫活動機會，將此前不選他的委員進一步打擊報復。比如將段立生、牛發和、劉灝、宋捷等人投進監獄，非法關押三年。

山西派系問題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4月，晉籍領導人紀登奎辭去副總理職位。同年9月10日，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職位、陳永貴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位，為支持改革開放的一派謀求解決山西問題提供了突破口。同年10月，中共中央調霍士廉入主山西。當時霍士廉妻子已身患癌症，家人已經無法承擔更多的遷徙，鄧小平親自說服霍士廉，並交代落實農業生產責任制，並解決山西極左的思潮與派系干擾。到任後他就擔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之後羅貴波出任第二書記。考慮到霍、羅兩位都是老將，1981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中組部部長宋任窮、書記處書記萬里先後與李立功談話，提出將他派任山西。胡耀邦認為霍士廉、羅貴波年邁，當時雖然出任第一、第二書記，但過渡之後，由李立功接班。三人在任內迅速平反謝振華冤案、解放基層幹部；並在經濟上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得山西經濟徹底拋棄此前的學大寨思路。

然而派性問題在吏治方面依然存在，1983年3月，李立功在接任山西省委書記後，不得不強化對領導的控制以避免派性干擾。同年中共中央在調整山西領導層問題上，就省長人選產生分歧。李立功提出的兩個候選人均被省委反對；而省委提出的一個方案遭到幾位副省長的堅決反對。最後中央調停，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提議調王森浩入晉。省委一派還主張留下羅貴波繼續擔任省長，之後在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中組部宋任窮、陳野苹、鄭伯克斡旋下，順利接走羅貴波到北京。與此同時，清查工作隨著清理三種人活動同時進行，並最終將善終工作推進完成。1985年6月27日，李立功主持省委常委會議，作出為衛恆徹底平反昭雪的決定。1986年5月26日至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彭真訪問故鄉太原期間，在對山西省委和政府領導幹部講話中多次勉勵「實事求是、消除派性、加強團結、堅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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