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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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貨貿易，指20世紀初期中國共產黨政權隱秘種植與販賣鴉片的行為。「特貨」是「特殊貨物」的簡稱，曾為鴉片的隱晦稱謂。1942年，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正式批准在陝甘寧邊區實行官營特貨貿易的經濟策略。為回應外界批評，1943年起陝甘寧邊區逐步停止鴉片種植，由晉綏邊區接替成為主要的特貨生產地，並持續向中共中央提供財政支持。中共各抗日根據地在協款斷絕、通貨紊亂與軍事、行政支出激增的三重壓力下，圍繞「特貨」（鴉片）的種植、統購與統銷，建立起一套覆蓋生產端、財政金融端與對外貿易端的封閉式框架。其核心是將鴉片「禁吸」與「種植」嚴格分離，由官方系統統一組織生產、收購與外運，既「特貨統銷」換回法幣、銀元、金條與軍民必需品，從而補足財政缺口、平衡對外貿易並穩住本幣信用。

由於中共對毒品的排斥，特貨貿易相關問題在中國大陸至今仍諱莫如深。晚近以來，隨著特貨相關內容熱度越來越高，並在部分媒體文章、論文參與討論，特貨貿易被中共官方定性為「歷史虛無主義」與「謠言」重點關注項，在多次清網行動中定點打擊，相關內容已在中國大陸網際網路上被大規模刪除，搜尋引擎和社交平台亦封鎖了相關關鍵詞。目前，關於「特貨」歷史的討論痕跡在中國大陸網際網路已幾近完全消失。

## 名稱

「特貨」乃「特殊貨物」的簡稱，是20世紀50年代前，鴉片或其高級製成品在中國普遍的隱晦稱謂，由於其價高、體積小、流通性強，當時被視為一種硬通貨。由於鴉片在中國歷史上曾造成嚴重社會與健康危害，自20世紀以來，禁毒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共識，與鴉片種植和貿易糾纏不清是相當嚴重的指控，故中國共產黨至今在官方立場上都堅決反對毒品，其內部文件中往往避免直接使用「鴉片」一詞，而以「特貨」、「特產」、「土貨」、「土特產」、「肥皂」等作為委婉代稱。儘管如此，部分資料因審查不嚴仍偶見「鴉片」字樣。

進入21世紀，隨著論壇、貼吧等討論性網站興起，中國網際網路曾掀起多輪對延安時期中共是否參與鴉片種植與貿易的討論，特別是「大生產運動」、359旅、南泥灣、張思德等中共典型正面宣傳都與鴉片糾纏不清，極大增加了討論熱度。其中，中共元老謝覺哉的《謝覺哉日記》中，頻繁出現「特貨」一詞的真正含義，逐漸成為論據焦點，在網路上爭論不休。相關話題持續發酵多年，使「特貨」一詞由「鴉片"的代稱逐漸專化為中共隱秘鴉片種植和貿易的特定指稱。比如中國大陸網際網路上關於「大生產運動」、359旅、南泥灣的官方宣傳內容，經常會有網民評論「特貨」以表戲謔。如今，「特貨」一詞在多數中文語境中，已成為這一隱秘歷史的代稱。

## 歷史

### 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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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工農紅軍時期起，部分中共蘇區開始徵收鴉片稅，並零星涉足鴉片貿易。中共中央及其下屬各蘇區政權雖有「禁菸」相關政策，但未排斥將鴉片作為硬通貨使用，既用於換取急需物資，也作為銀行發行貨幣的保證金來源。紅軍幾乎所有地方武裝均涉及毒品貿易以做軍資，部分共產黨武裝甚至承擔鴉片的押運任務，或以徵收鴉片稅作為財政來源；官方宣傳中對此鮮有披露，僅能從部分地方文史資料或偶然洩露的檔案中略窺一二。但從總體來看，紅軍時期的中共中央尚未對鴉片的種植與銷售作出統一部署。

1928年7月，湘西南特委軍委向中共湖南省委報告，反對省委將紅四軍主力調離井岡山蘇區，陳述了6條理由，其中說道：「從經濟上講，四軍人數如此之多，每日至節儉需要現洋七百元。湘南各縣焚殺之餘，經濟破產、土豪打盡。朱部自二月抵耒陽時起即未能籌到一文，僅靠賣煙土吃飯。」

川陝根據地《川陝蘇維埃稅務條例草案》中，第三條（甲）特種稅第2點中提到「特貨：開設特貨館者，每月照三等徵收：頭等2元，二等1元，三等5角。專門以販賣特貨為業，按每兩抽5%。」蘇區稅務局員工回憶中也多次記載收取特貨稅或特貨館稅。1935年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川陝蘇區後，紅軍巴山游擊隊於1937年在川陝道上的龍神殿，鐵爐壩設關卡收買路錢，對過往商隊強制「有償護送」，其中對特貨按價值收取10%稅金。

鄧小平、張雲逸亦在右江蘇區收取鴉片過境稅，還派軍隊護送鴉片至南寧。紅七軍剛成立時，在百色扣留了10萬兩鴉片，並未銷毀，而是採取收重稅放行的方式，籌集了稅款10餘萬，解決了根據地財政軍需問題。

陝北根據地早期的部隊來源之一就是特貨保運武裝。1931年9月，紅軍晉西遊擊隊第一大隊由於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圍剿，無法在山西立足，西渡黃河來到陝西，在三邊（定邊、靖邊、安邊）一帶打土豪、分財物。10月初，紅軍收編了2隻保運隊伍（鴉片貿易武裝押運），改編為陝北支隊，支隊長閻紅彥，副支隊長吳岱峰，政治委員楊重遠。

長征期間，1935年1月中央紅軍打下貴州遵義後，沒收了軍閥王家烈的十幾萬元的煙土與食鹽，交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充當準備金發行「蘇維埃銀行鈔票」，在城中設立4個兌換點，並規定了賣煙土、食鹽的方法：煙土、食鹽等國家銀行經手的物資，一律只收蘇維埃銀行鈔票，以此籌集物資與軍糧。1936年2月，紅二、六軍團在大定縣打土豪，沒收鴉片2000挑；在徽縣，沒收煙土230多兩。

### 抗日戰爭時期

#### 背景

1935年，南京國民政府正式設立「中央禁菸委員會」，並頒布《禁菸條例》，1936年起開始實施全國規模的禁菸運動，目標是「十年禁絕鴉片」。從此種植、運輸、販賣毒品成為非法行為。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陝北紅軍被國民政府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由於長期維持龐大軍隊使陝北財政日益吃緊，中共遂向華北以及內蒙古大青山地區派遣部隊，意圖打通與蘇聯的聯絡渠道，並實現「養兵於外」，以緩解邊區本地財政壓力。此後，中共中央主要依賴國民政府每月撥付的六十萬法幣軍餉（按兩個師標準）、蘇聯經費援助、海外的募捐，以及外部根據地的資助，財政高度依賴外部輸入。

在毛澤東1942年初確認中共官方主導特貨貿易前，各「抗日根據地」已經將特貨作為重要物資之一籌措軍需，保障財政。如晉冀魯豫邊區的魯西區，1940年建立了特別組織，到敵占區用特貨、黃金、白銀購買槍枝、彈藥等，以供部隊之需。1938年4月18日，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廳長毛澤民為緩解陝甘邊區的財政困難，曾請示中共中央，準備把新疆所存的16萬兩煙土在平津地區變賣，以籌措經費，緩解邊區財政困難。毛澤東於5月20日回信同意並由陳雲操辦：「請陳雲同志替他辦，財政事情第一要緊，不但那裡好，將來也有助於我們，請陳抄辦一份，送洛甫」。進入抗日戰爭後，有指1940年代開始，中共各邊區和部隊就已在私下進行鴉片種植和貿易，1940年秋天彭德懷對華北日軍發動百團大戰，並引來日軍對中共華北根據地圍剿，華北自顧不暇，對中共中央財政輸血大受影響。

#### 延安時期的財政工作與"特貨"經營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後，受皖南事變影響，國民政府停止向八路軍發放軍餉，加之對陝甘寧邊區實施嚴密的經濟封鎖，中共中央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毛澤東任命南漢宸為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廳長，要求其解決邊區軍民的衣食供給問題。

南漢宸上任後，利用其早年在西北軍的人脈關係，打通了對外的秘密通商渠道。在開源措施上，除了推行屯田政策外，南漢宸主張經營"土特產"以換取急需的民生物資。根據延安時期高級幹部謝覺哉的日記記載，這種被稱為"特貨"或"種某物"的商品實際上是指鴉片。

為緩解財政危機，在南漢宸建議下毛澤東親自拍板同意，1942年起，中共中央開始主導並鼓勵陝甘寧邊區的鴉片的種植，統一收購後向國統區販賣，既所謂「特貨統銷」。甚至「大生產運動」的主角，在南泥灣的359旅，也大量種植鴉片。特貨貿易收入很快成為了陝甘寧邊區主要財政收入來源。

歷史學者陳永發的研究指出，在南漢宸的主持下，通過經營此類"土特產"獲取的收入顯著緩解了邊區的財政危機。據其統計，當時販賣"特貨"的收入占到了邊區財政收入的相當比例。

陝甘寧邊區甚至需要從大青山根據地向中共中央輸送鴉片，以緩解持續惡化的財政困境。同年12月31日，邊區銀行行長南漢宸親率稽私隊前往保安司令部軍需處，徵收十三箱「肥皂」（實為鴉片）作為次年財政準備金，為1942年提供了基本財力保障。

在中共中央的示範下，其他中共控制區如新四軍第七師也開始了廣泛的毒品貿易，不僅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還以毒品貿易為契機和日偽做生意，換回大量邊區所需的藥品和工業品。自1942年初起，中共中央開始主導鴉片的官營種植與貿易，該年度財政狀況顯著改善，特貨收入占中共中央全年財政收入的40%。

#### 貿易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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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根據地圍繞鴉片貿易建立了一套特殊的貿易金融體系，涵蓋邊區銀行、貿易公司、合作社和財政機關等協同運作。首先，邊區銀行在特貨貿易中發揮了樞紐作用。邊幣因缺乏足夠金屬儲備而信用有限，而鴉片出口能換回法幣、銀元和黃金，有助於邊區銀行穩定金融。根據邊區規定，任何商人運出鴉片所得的法幣、金銀必須按照官方牌價兌換給邊區銀行，以防資金外流和通貨膨脹。1943年西北局要求特貨和食鹽必須通過統銷機關換回必需品或法幣上交銀行，不得私自攜帶貨幣入境。這保證了鴉片貿易所獲的硬通貨源源不斷流入邊區金融體系。大量法幣和貴金屬的匯入，使邊區銀行得以發行穩定的本位幣，減緩通脹壓力。其次，貿易機構與合作社共同構成特貨流通網路。邊區官方組建貿易公司（如西北土產公司、集成貿易公司等）壟斷鴉片和食鹽等特種商品的購銷。與此同時，各地合作社和部隊後勤部門在統一部署下參與物資交換：有的合作社負責在民間收購鴉片原貨，有的部隊則直接運送和護送鴉片出境。總體而言，根據地通過財政處—貿易局（公司）—禁菸督察處—銀行等機構的分工合作，實現了特貨從種植、收購、運輸、兌換到資金沉澱的閉環運作。這種體制保證了鴉片貿易收益能夠集中用於根據地財政開支、軍需補給和貨幣發行，成為根據地經濟運轉不可或缺的一環。

陝甘寧邊區自1942年底先組建「西北土產公司」，1943年又併入新設「物資局」，將貿易局、土產公司與鹽務等並行單位統一歸口，形成「財政廳—物資局—土產公司/鹽業公司—各分區辦事處—各縣煙站/密店」的縱向體系。物資局負責編制推銷計劃、議定價格與路線、統一對外貿易，並在延安、綏德、隴東（寧夏/平涼）、寶雞、晉西南等地布設「密店」與聯絡點，以公開與隱蔽兩套渠道並用出口「特貨」等敏感物資。為鼓勵合法通道、抑制走私，官方允許參與外運的商號按「十成貨」計取八至十成的貿易利潤，同時以軍隊編制提供全程武裝護送並收取保運費；而在金融端則設立三十餘處分散兌換所，許以「無條件兌換」邊幣並主動抬升金價、壓制短期投機，確保貿易回流的法幣、金銀與外匯不至於衝垮本幣匯價。制度設計與組織配置因此呈現出彼此咬合的鏈條：上游由農業生產在嚴格稅制下完成「藥品」集貨，中游經由「物資局—土產公司—密店—護運隊」完成外運與變現，下游再把回流的法幣/金銀通過兌換所、財政庫與銀行體系導入預算與軍需供給，周轉為食鹽、布匹、藥品、金屬材料乃至工礦設備，形成財政—金融—貿易—生產的閉環。

各根據地普遍以「禁吸」、「禁私」與「統購」為制度底線：農民可在任務下種植，但不得吸食與私售；收割後須持介紹信與許可證到指定「煙站」按等級、價格交售，換回布匹、糧食、牲畜等生產資料。晉綏根據地在縣、區兩級建立「統購辦事處—煙站—稽查點」三級組織，1944年發布《新藥品統購辦法》，細化「統購時間、定額、手續、價比與結算」，並以「罰款收據兼存貨證」的票據系統將庫存與流轉納入可查鏈路；在稅制上實行按戶累進、按總產量計征的階梯稅（五兩以下免徵，五至十兩13%起，至四十兩以上35％封頂），並輔以集中收購價與以貨易貨的「等價交換」。「忻縣—寧武—保德—河曲—靜樂—神池—五寨—偏關」等縣檔案顯示，農戶無介紹不得攜帶「藥材」（特貨）進入統購站，違者沒收；煙站對入站藥材稱重、分級、結算後就地發放「布匹/衣料/牲畜」等換回物資，形成「以貨易貨—統購結算」的基本模式。這種將農副物資與「藥品」綁定的價比制度，使得匯率失真、現銀奇缺時，產區內部仍能運轉準貨幣功能，譬如大青山根據地便普遍按「三兩藥品折一匹土布」的比價就地交換。

在對外統銷與護運環節，陝甘寧與晉綏之間在1943年春確立「河東統購、河西統銷」分工：河東（晉綏）生產區不得自銷，須將特貨集運至綏德螅蠣峪聯合辦事處，由陝甘寧物資局與西北土產公司專責統銷，河西以「十成貨價+路耗」支付貨價並每兩另付河東兩角白洋的周轉費；緝私也按「河東—河西」分區負責，防止口岸各自外流。在更大範圍內，各主要根據地之間按財政金融辦的「互濟方案」進行跨區結算與實物置換——陝甘寧、晉綏的布棉短口由晉察冀、晉冀魯豫與山東分擔調撥，山東則以鹽折交，降低對外匯的依賴，維持戰時收支平衡。

特貨統銷政策推行初期，也曾遇到局部利益衝突。一些基層單位和合作社出於自身盈利考慮，不願將鴉片、食鹽完全交統銷，轉而私自走私牟利。對此，邊區政府一方面通過政治紀律和行政命令要求「全局利益高於一切」，禁止各單位擅自經商；另一方面，強化財政監察和走私懲處機制。邊區財政廳禁菸督察隊經常下鄉檢查，查緝私售鴉片。1942年綏德曾發生一起留守兵團軍需幹部走私鴉片案，被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帶隊查獲30兩鴉片，引發軍方與財政廳的爭執。此事最終驚動邊區主席林伯渠出面協調，體現出在特貨貿易的執行中，黨政軍各系統既有協作也有矛盾，需要高層統籌。

#### 大青山根據地

大青山根據地是120師一部北上蒙綏建立的根據地，其實更像游擊區，既為向北打通與蘇聯聯繫，也為增加收入來源，支援八路軍和中共中央。而財政的主要來源，就是特貨，大青山地區是中共最早開始使用特貨的區域。大青山根據地體現出「特貨—準貨幣化—就地補給」的另一種形態：在綏中地區一次性收煙一萬多兩、蠻汗山區亦一次性收煙一萬多兩的規模下，戰地流通中以「三兩藥品折一匹土布」的實物比價進行交換，形成「以物易物」式的小循環。這種做法使游擊區在交通被切斷、法幣無法匯兌時，仍可通過「藥品」完成軍需與民生物資的就地籌措。

在大青山獲得的特貨自然不會獨享，1940年春，大青山騎兵支隊參謀長陳剛（原358旅715團3營營長）一次就從大青山帶了4噸特貨回延安，受到高度評價。原晉西北軍區供給部部長范子瑜回憶120師後勤時提到，120師在大青山根據地搞鴉片煙土，然後運到陝西躍州、同官一帶的馬欄鎮、張村驛販賣。3年中運了3次，1次就運1.5萬兩，賣了15萬銀元，「部隊基本靠這個來解決困難」。1941年5月，范子瑜收完鴉片回來，適逢中共中央以軍委總參謀長葉劍英和軍委後勤部長葉季壯的名義，給賀龍，關向英發電報，提出以TNT換特貨，後賀龍決定從運回的1.5萬兩鴉片中拿出1萬兩送到延安，沒有要求交換條件。陳希雲表示部隊還沒有棉衣過冬，賀龍反問「你要頭，還是要身子？」。原解放軍炮兵政治部研究室主任梁勁秀回憶，八路軍在歸綏地區徵收煙罰，每年夏季都可到四、五千兩煙土，整個大青山地區的煙罰除了本地黨政機關自用，還可以支援晉綏軍區和延安中央。

由於中共在大青山地區沒有穩定的法定貨幣流通，將特貨充當貨幣使用，如1943年歸綏縣四區一些村莊向抗日政府繳納經費、公糧時，直接以鴉片兩數折算；游擊隊籌措軍費時，群眾以銀元加鴉片繳納捐款；日偽也接受鴉片贖人，1938年村民以50兩大煙和200塊銀元贖出被日軍抓走的同胞。烈士遺屬撫恤也發放鴉片：1943年大青山一位地下幹部犧牲後，組織上曾送其家屬20兩大煙土以資安置生活；甚至婚嫁費用也用鴉片支付——一名前游擊隊員回憶組織上給予60兩鴉片作他的結婚費用。1942年前後，該根據地發動群眾以鴉片換糧、換軍需品，官方亦以儲備的鴉片和黃金赴外換取糧食與軍械。晉綏行署1946年的財經教材甚至將「藥品（大煙）」列入貨幣科目，與金條、銀洋、法幣並列。

#### 陝甘寧根據地

陝甘寧根據地（邊區）作為中共中央所在，根據地內部鴉片產量有限，邊區自產鴉片主要在1942年至1944年間，後因非議逐步停止，將生產中心轉移到晉綏，而後更多扮演統籌銷售中心的角色。1942年底，邊區政府聯合黨政軍機關資本成立西北土產公司，專責將特貨（鴉片）統購後對外銷售，換取法幣和日用品。1943年又整合貿易局、土產公司成立邊區物資局，全力推銷鴉片。統銷政策實施後，陝甘寧邊區成為各根據地鴉片輸出的集散地：1943年邊區通過特貨統銷獲利占全年財政收入的40.82%，有效緩解了財政危機。根據陳永發研究，當年陝甘寧邊區出售的鴉片有約60%來自晉綏邊區，其餘則由本地及日占區流入；到1944年，邊區販售的鴉片幾乎全部仰賴晉綏和敵占區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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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南泥灣是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種植的基地。根據《南泥灣調查》，1942年特務團、九團、四支隊來南泥灣「皆曾種地，但中心在種特產」。在1942年各單位中底面積調查表中，八團種植1000畝，收煙300兩，特務團收煙100兩，警衛團收煙800兩，炮兵團種植六百畝只出八十畝，收煙幾十兩。「第一，貪多；第二缺乏經驗，未好好的採訪老百姓的意見，如炮兵團下種時，老百姓說太早，種了不出來，我們不聽，結果六百畝只出了八十畝。其他是施肥割煙皆不熟悉……」。時任三五九旅九團九連連長，後長期擔任南泥灣生產大隊長的劉寶齋所述，所在部隊在南泥灣孟酒溝種大煙，用多餘的糧食釀酒，菸酒販到國統區賣錢，「為這事常同機關的打架。連隊要掙錢，機關要收稅。一次往河東販賣煙土，貨上了船，船幫上一圈端刺刀的戰士，看誰敢擋……」。

陝甘寧邊區在1943—1945年的對外貿易中，「特產/特貨」的出口占比逐年攀升至約70%—79%，顯示其在外匯（法幣/銀元/金銀）獲取中的主導地位。邊區政府規定鴉片一律由官方統購統銷，嚴禁私下買賣或走私，一經查獲即重罰，以確保收益歸公。例如1943年8月邊區延屬地委下發秘密通知，要求各縣將收繳和徵購的特貨集中上交專署統一出售，不得私留，並強調對外仍稱系禁種沒收，以免公開真相。在嚴密的管控下，陝甘寧邊區利用特貨貿易獲取了大量硬通貨。據國民政府調查，當時中共允許外來商人承購鴉片，由八路軍留守處護送出境，每兩鴉片收取90元護送費，另有每兩75元登記費和20元過境稅。這些收入連同鴉片售款一起，成為邊區財政的重要來源。1944年官方帳載「藥品」收進168,895兩、賣出284,273兩，在物資局的統一統銷下，以延安為中樞向晉綏（河東）與關內城市開闢多條輸出路線，密店則在榆林、安邊、寧夏、平涼、寶雞與晉西南等節點協同接貨、分銷、清算。價格側，1942年延安城內「特貨」每兩標價約1,400邊幣、小米一斗約125邊幣，價比約一比十一，折算為供給標準等於以千斤級「特貨」便可覆蓋萬人部隊年度口糧開支的數量級；這也解釋了何以「特貨回流」能快速轉化為對糧、布、藥的直接保障。與此同時，邊區在軍紀上以嚴懲內銷、禁吸為原則，出現部隊擅自買賣「特貨」的個案亦納入司法系統嚴格處置，形成「禁吸/禁私—統銷外運」的制度閉環。至於南泥灣是否種植罌粟，內部調查、當事人口述與當時外事接待的遮蔽策略均顯示至少在個別單位與地塊有過試種與栽培，但從全邊區財政—貿易統計看，貨源主力仍來自更廣的分區與跨區調劑，且統一外運、嚴禁內銷的政策並未改變。根據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當時中共的地下工作中就包括向國統區推銷南泥灣特產（鴉片），由賈拓夫主持。根據盛文採訪所述，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從隴東佯攻，主力從宜川北上延安，走多年未走小路奇襲，而南泥灣的金盆灣是其中路線之一；國軍參謀人員曾為此化妝為鴉片走私商人進入邊區，「沿路販賣西藥和布料，歸途帶鴉片回來」，確認了路線通暢。

#### 晉綏根據地

晉綏根據地是抗戰時期中共鴉片貿易的主要產地和輸出地。晉西北地區（土地貧瘠、物產匱乏）自清末即有種植罌粟的傳統。抗戰爆發後，該地區最初也奉行禁菸方針，但到1941年前後財政困難使得晉西北開始秘密參與特貨貿易。

由於1942年財政依然艱難，晉綏邊區在當年第一次高幹會議上制定新財政方針，正式決定參與鴉片種植貿易，以特貨收入作為財政支柱。1943年起，晉綏邊區大規模種植鴉片並實行統購統銷，成為陝甘寧邊區特貨的主要供給地。晉綏軍區派出工作組指導農民種植罌粟，同時嚴格禁止本地吸食，以「種禁分離」確保鴉片全部用於對外交換。晉綏邊區從1941年起對私種罌粟徵收「煙苗罰款」，煙苗罰款收入迅速上升，特貨（鴉片）收入占晉綏財政的比重從1941年的22%、1942年的26%，激增至1943年的85%、1944年的82%，抗戰勝利時的1945年回落至約48%。

在統一收購方面，晉西北行署制定了詳細的徵購辦法：例如1944年規定按照產量分級累進徵收鴉片實物作為「統購」，超過一定產量者最高要上繳50%~65%的鴉片作為統購稅。剩餘部分由政府以固定價格收買，集中運往陝甘寧銷售。為防止走私，晉綏邊區要求商人必須預先繳納相當於購貨資本20%的保證金，並簽署不摻假、不私賣、不擾亂金融的保證，才能參與官方統購。這些嚴厲措施保證了特貨貿易完全納入政府控制，收益用於根據地財政。在統銷環節，晉綏行署貿易局與陝甘寧物資局簽訂月度結算與「十成貨價」支付機制，確保「速出速回」；在跨區互濟上，1944年春以「藥品」收入抵扣食鹽購進並換回大量布匹，1945年春又以「特貨」輸出集中解決三、八分區的鹽與衣料缺口。統一收購的鴉片大部分通過黃河運往陝甘寧邊區，再由西北局統銷全國。為了經營特貨，晉綏邊區亦建立起相應機構，如在財政廳下設菸酒管理和稽查部門，配合邊區貿易公司和銀行運作，對鴉片的種植、收購、運輸到銷售實行全程監管。

據《晉綏過去九年財政工作概要檢查報告》統計，晉綏邊區由特貨（鴉片）取得的收入占財政收入比例在1943年達到85%，1944年達80%，為財政第一大來源。即使在抗戰勝利的1945年，晉綏特貨收入仍占財政近一半（約48%）；行署在總結中直稱「外匯來源主要依靠藥品出口，其他都是次要」。不僅比例奇高，實際收入額亦激增：晉綏特貨收入從1940年的白洋4萬餘元攀升至1943年的數百萬元（其中相當大一部分上解給陝甘寧邊區）；1944年晉綏特貨收入約折合534萬銀元，占全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五。可見，鴉片貿易在晉綏根據地財政中舉足輕重，「沒有鴉片收入，財政就難以為繼」。來自縣、區一線的檔案亦可見貨物流與資金流的細目：1947年2月—5月短短三個半月，晉綏行署貿易局銷出藥品91,911.4兩，換回現金、布匹、糧食、牲畜、顏料、藥品等十一大類八十餘種物資及外欠合計約306億農幣；而對農戶收益的抽樣調查顯示，1943年興縣、忻縣、寧武、河曲、靜樂十個典型戶合計種植35.8畝，「淨得白洋809.69元，畝均22.5元」，與種五穀相比畝均增益約兩倍至數倍。這一體系在金融上反哺本幣穩定——在農幣/銀元比價持續承壓的背景下，特貨貿易使晉綏有能力以「抬金價、穩匯價」的方式維持農幣信用，進而減輕本區公糧與田賦的社會負擔；以1941年對比數據計，晉綏臨縣後月境村人均負擔遠低於日占區與晉西南同期樣本，財政的「外匯化」收入顯著緩釋了直接攤派。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晉綏與陝甘寧兩地最初在統銷問題上存在協調困難，中央高層曾親自函電調解，要求兩根據地密切合作：陝甘寧邊區代銷晉綏特產，收取20%貿易稅作為回報，其餘款項返還晉綏積累家底。實踐中雖然出現過各自為政、越權直接交易的現象，但總體而言兩大根據地建立了特貨貿易的協作體系，共渡財政難關。

#### 皖江根據地

皖江地處華中敵後，新四軍第七師於1943年進駐後面臨嚴峻的經濟困難：因連年征戰，財政收入銳減，部隊給養匱乏。七師新任財經處長蔡輝提出緊急籌措資金的七條措施，其中包括加強「貨物管理」，以控制戰略物資和易貨貿易對抗敵人經濟封鎖。皖江東部的和含地區（和縣、含山一帶）當時為長江下游重要的鴉片產區和貿易集散地。1943年夏，蔡輝根據偵察匯報，向區黨委建議利用和含地區的鴉片資源作為對敵貿易的特殊武器，這一提議獲曾希聖等批准。皖江軍區迅即成立「和含貨管處」，由新四軍和縣游擊大隊長趙鵬程兼任處長，專項負責鴉片的徵購和交易。

七師運用掌握的鴉片展開了一系列秘密對敵貿易，取得了「三大特殊作用」：一是通過與敵偽高層秘密交易，換取了大量情報、武器彈藥、黃金和美鈔，二是通過鴉片賄賂、收買敵偽軍警要員，打通了地下交通線和軍需採購線，遇到關卡盤查時「一包鴉片就可能化險為夷」；三是利用鴉片獲取百倍暴利，為根據地帶來巨額利潤，從而大大改善根據地財政。據新四軍幹部葉進明回憶，七師通過汪偽蕪湖商會會長 汪子東 等建立秘密易貨協議，從上海日商處直接獲取緊缺物資（包括TNT炸藥、軍工鋼材、工具機、藥品等），以部分糧食和山貨作價支付。鴉片顯然是這批「山貨」中最特殊也最關鍵的交換品（百倍利潤即指此）。汪子東在5年中向新四軍提供的物資不下四五千噸，還向新四軍提供日軍活動的軍事情報和營救被俘人員，日軍投降後，汪子東定居日本。經中國駐日大使館聯絡於1980年回國觀光，受到省工商聯接待。省政協負責人（當年新四軍第七師領導）會見了他，肯定他是一位有影響的愛國人士。

華中皖江抗日根據地是在「特貨—貿易總局—大江銀行—交通線護運隊」四位一體中把金融節點前置、以法幣結餘為目標的樣本。1943—1945年，七師財經系統建立貿易總局（1945年11月18日設立並以詳盡章程規範）、大江銀行（統籌大江幣發行與法幣通兌、收取匯兌手續費）與護航隊（負責水陸運輸），以「湯家溝—和縣—含山—蕪湖」等聯絡線為核心組織對外貿易。在總量上，1944—1945年間「上繳中央系統法幣」逾四千四百萬元，自1943—1945年累計上繳超五千三百萬元；戰時由中央系統保管的法幣餘額折合銀元約二十六萬五千兩，構成華中戰場持續作戰與統戰的現金池。事實證明，鴉片貿易使七師財政出現「跳躍式」增長：僅1943年春到1944年春一年的時間，皖江根據地財政收入比1942年淨增兩倍以上，達到6000萬元（法幣）。1944年，七師在完成自身經費開支外，分三次上繳軍部1400萬元，支援華中局和延安。到1944年底，七師積累的財力甚至能一次性拿出5000萬元支援新四軍第五師。戰時由中央系統保管的法幣餘額折合銀元約26萬5千兩，構成華中戰場持續作戰與統戰的現金池，因經濟充裕，第七師被戲稱為「富七師」。通過這種隱蔽的官方貿易，皖江根據地在敵後打開了一條物資補給和財政來源的綠色通道。皖江特貨貿易的成功實踐，使新四軍七師既渡過難關，又發展壯大，其經驗被概括為「以商養軍、以商哺民」的典型範例。

###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第二次國共內戰前後，由於多年持續的鴉片生產、積累與貿易，中共掌握的特貨數量迅速膨脹。毒品貿易在部分地區進一步擴展，成為中共軍隊和地方政府經費的重要來源。1941年，八路軍120師僅憑1萬兩特貨，就解決了中共中央的經濟困難；而到了1948年，西北野戰軍僅一縱一個單位就上交特貨4萬兩，11月各部隊又上交8萬2千兩。1949年，第一野戰軍河西部分收入特貨30萬兩，合6千萬新幣，占河西部分收入三分之一。晉綏地區從1943年至1948年共收繳特貨634萬兩，其中向河西（即陝甘寧邊區）支付了387萬兩。邊區與各部隊幾乎以特貨作為主要後勤支撐。例如，1948年西北野戰軍第一、二、四縱共計擁有特貨6萬兩。

隨著中共解放區擴大、國統區縮小，特貨逐漸開始滯銷。毒品數量急劇增加，與中共控制區擴大，西北地區市場已無法消化如此龐大的特貨。1947年西北作戰後，十個月的銷量不如戰前一個月，1948年，陝甘寧晉綏聯防區有特貨一百七、八十萬兩，接到在西北推銷200萬兩特貨的任務，表示根本無法完成。在西北無法消化的情況下，東北方面又送來一批特貨，西北只得將其留在山東，仍舊推銷不出去，最後只能希望由中央財政及華北方面協商解決。內戰後期中共占領山東煙臺、大連等港口後，開始通過海運將鴉片外銷至英屬香港、日本等地。同時，美國禁毒機構發現，1947年始來自中共的毒品逐步進入日本和南韓，1948年大大增加，1949年大量中共背景的毒品走私犯被逮捕。這與中共占領港口的進度基本一致。

###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49年中共建政後，照搬在邊區和解放區的做法，在全國快速而全面的開展了禁毒運動，打擊私人特貨貿易，同時將全國特貨集中到公安、貿易等部門，也將一部分商人吸收利用，以各種手段外銷換取外匯。根據美方與台灣方面情報，中共亦在薄一波領導的財政部下成立了特貨貿易局（Special Trade Bureau），下轄禁菸局（Opium Prohibition Bureau），某個時間段特貨由財政部辦公廳副主任管理；此一時期，由農墾部統一生產經營鴉片，外貿部統一外銷。並持續通過英屬香港作為中轉站出口鴉片及其製品到日本和美國以獲取外匯。

值得注意的是，原南泥灣屯墾並種植鴉片的359旅旅長王震一手創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組織北大荒開荒，並長期擔任農墾部部長一職。在王震主導下，中共在雲南、黑龍江和新疆等地的生產建設兵團下屬國營農場中廣泛種植罌粟，代號「100號」，名義上用於藥用，但產量遠超醫療需求。這一行為受到美國聯邦麻醉品局首任局長兼聯合國麻醉藥品委員會美國代表哈里·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在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上公開指控和批評。根據插隊知青與本地學生回憶錄及部分中共公開資料，中共在20世紀60至80年代間，在黑龍江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國營農場以藥用為名，種植罌粟，代號「100號」、「百號」、「一百號」，據稱是因為罌粟從種植到結果需要100天。百號種植一般由上級分配種植任務與種植面積到連隊，由於鴉片割煙需要搶期，一般會組織知青與在校學生割煙。收割鴉片是兩個人一組，一個人負責在前面割，一個人緊跟在後面收。割煙傳統迷信認為，讓未結婚的女學生或女知青參與收割，會比一般人多割一些出來。回憶錄中女知青或女生割煙的占多數。收割的鴉片由連隊統一保管並上交。由於長期的禁菸宣傳，各地知青們與學生普遍用「難忘」來形容割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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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共的內部人員口述歷史、蘇聯方面，西方報紙，美國國會聽證會報告及國民黨方面資料 交叉印證，中共鴉片通過香港轉銷到西方。

1955年，安斯林格在美國國會作證，宣稱中共年產毒品6000噸，是最大的毒品生產國，超過全球藥用的10倍以上，僅舊金山一地的毒品，就有40%來自中共，毒品貿易順差可能超過6000萬美元。但聯邦調查局在舊金山的調查表明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任何毒品利潤「被用於代表中國共產黨政府在美國進行顛覆或情報活動」。在1956年中央情報局《關於「中國共產黨參與非法鴉片貿易的指控」的調查報告》也認為「沒有可靠證據表明中國共產黨政府官方允許或積極參與向自由世界非法出口鴉片或其衍生物。」

中蘇交惡後，1964年《真理報》駐東京記者寫文章號稱中國年產鴉片8000噸，通過香港獲得外匯5億美元。而根據中國情報人員陳發光回憶錄，中共建政後，其由中共南方情報局處長王革菲（後任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指示，在香港與澳門推銷特貨，換取外匯，並掩護情報工作「從政治上起到麻醉敵人、削弱戰鬥力的作用，又換來外匯交上級統一開支，解決了情報經費困難」。後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清洗，定為「販賣毒品罪」，並被多次關押收監。

在越南戰爭期間，中國的特貨還曾被用於支援北越的財政。後中越關係惡化，中共官方媒體則指責北越當局大規模種植鴉片以換取外匯。據此推測，在中越蜜月期，中共方面也可能向越共傳授了特貨貿易的經驗。

中美建交及改革開放後，中共財政狀況顯著改善，遂停止大規模的官方罌粟種植和毒品貿易，並將藥用罌粟種植集中至甘肅省農墾集團公司管理。據此，接近40年的中共官營毒品貿易活動預計在1980年代初期正式終結。

## 影響

### 充盈財政

特貨是中共財政戰略中最大的法寶。學者陳永發將延安的鴉片經濟形容為「毛澤東的秘密武器」，蘇聯駐延安記者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也觀察到：「鴉片是當地貿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可以說沒有特貨貿易的支撐，就沒有根據地經濟的奇蹟，更沒有中共根據地的穩定。正如南漢宸在1947年所總結的，陝甘寧邊區之所以渡過難關、實現翻身，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這種非常規的特種貿易收入。

特貨貿易在各根據地財政中所占比例之高，令人矚目。陝甘寧邊區方面，據陳永發引述的檔案，1943年邊區統銷鴉片的利潤占當年歲入的40.82%，1944年特貨收入可能占到邊區財政收入的70%以上，1945年則在50-80%之間（不同統計口徑有所差異）。這樣的比例意味著在戰爭後期，中共和根據地政府的日常運轉、軍隊供給很大程度上仰賴鴉片貿易所得。這反映了1943-1944年鴉片經濟達到頂峰，成為根據地財政名副其實的「第一支柱」。以晉西北根據地首府興縣為例，由於部隊機關集中發放大量邊幣導致通貨膨脹，邊區不得不更積極依賴鴉片貿易獲取法幣。一份晉綏邊區財政檢查報告指出：「1943、44兩年間，由於種了特產（鴉片）…財政上才稍有辦法，生活水平才提高」。鴉片貿易不僅直接充實了貨幣財政，還在物資供應上發揮了巨大作用。例如1942年延安市面上鴉片價格高達每兩1400元邊幣，而小米每斗僅125元**。據此折算，一兩鴉片可換11.2斗小米，一斤鴉片的價值相當於5376斤小米。邊區糧食定量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日約1.5斤糧食，如此估算1000斤鴉片即可換來一萬人大軍一年的口糧。由此可見，通過特貨貿易，中共根據地能夠以較少的重量獲取巨量糧食等戰略物資，在敵後實現「以毒易糧」的驚人效果。這對於支撐長期給養養至關重要。

同樣，鴉片貿易為根據地換回大批軍需和工業用品。1943年上半年，陝甘寧邊區通過出口鴉片和食鹽獲取了7000萬法幣、15萬銀元和300兩黃金的回籠資金。這些財力被用於從國統區或敵占區購買布匹、藥品、機器配件等必需品，大大緩解了根據地的供應壓力。有邊區幹部在總結財政工作時直言：近幾年解決財政問題所依靠的物質力量，首要是「黑（特產）」，其次才是「黃（公糧）」「綠（紙幣）」「白（食鹽）」。特貨（黑色）被列為第一位的支柱，可見其在根據地經濟中的特殊地位。

皖南事變後，國民政府對中共各根據地全面封鎖，1943年甚至準備進攻延安。特貨貿易有效撕破了國民政府方面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利用了黑市的需求，中共根據地獲得了原本被封鎖的物資渠道。例如皖江根據地以鴉片為交換籌碼，從日偽控制的城市源源不斷購入軍火、藥品、機器零件等戰略物資，這是在日偽默許下進行，國民政府鞭長莫及。晉綏則利用鴉片吸引山西、綏遠一帶敵占區商人冒險走私，與根據地形成互通有無的地下市場。

### 政治矛盾與危害

1941年後，特貨貿易在中共財政收入占比中長期畸高，其組織化經營已有武裝販毒的特徵，建政後由國家機關統籌對外出口在當時亦屬罕見。然而與窮奢極欲的毒販團伙相比。中共官方敘事始終將自身定位為左翼革命政黨，強調解放使命，在現實財政需要與意識形態立場之間形成突出矛盾。「里子要抓，面子要緊」可概括這種狀況：在機會主義的實用與革命話語的自我合理化之間並行不悖，對外與對內口徑並存，矛盾長期存在。

特貨貿易在中共尚未控制大量城市之前，確實補上了貨幣無錨、財政無源的現實缺口。在邊區金融薄弱、邊幣信用不足、常規稅收與公糧難以穩定徵集的環境下，特貨因高值易攜、易變現、可換外匯，被迅速制度化為統購統銷與對外交換的工具。其功能不僅在於直接籌資，還通過對外貿易換回軍民物資，維持地方和軍隊周轉與組織運轉。在特貨即硬通貨的社會條件下，種植與貿易被視為開金礦，幾乎起到了「準貨幣」的作用，並成為爭奪全國政權過程中的重要財政砝碼。但毒品貿易與毒品本身一樣「難以戒除」。若說抗戰時期尚可用「不得不為」的生存邏輯加以解釋，那麼進入內戰與建政前後，在源源不斷的外匯與物資回流刺激下，依賴性轉化為機會主義的路徑依賴，退出成本隨之上升。如1949年年初西北財經辦報告：「由於西北貧瘠，特貨七、八年來向為西北支持財政，穩定金融，周轉貿易的槓桿。一九四二年以來，憑藉著這種特種經營解決了財政經費的百分之七十上下，換入入口物資歷年來供給了黨政軍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以上，供給市場百分之四十至二十，銀行外匯之絕大部分過去也依靠了它的出口換取，這些都相對地減輕了人民負擔和支援了革命事業。在一九四八年，除華北援助之外，也還主要地是依靠它使我們渡過了財政困難的一年，如果現在忽爾停止了這種經營，則今後將用何種力量來周轉貿易和支持金融，實為一很大困難問題」。這類官方總結本身，也從側面說明了財政層面的依賴使政策改變變得困難。

中共作為左翼革命政黨，公開場合從來大規模標榜有效禁毒，毒品貿易與其意識形態格格不入。特貨貿易讓中共左翼形象嚴重受損，所以在內部引起過很大非議。在官營特貨政策初期，很多「老同志」有意見，有人向毛澤東寫過長信。財政廳副廳長霍維德稱，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幾位中共領導人，如高崗，是反對特貨貿易的，「寧肯餓死，也不能做這個買賣」，認為陝北根據地堅持多年，條件比這還困難的時候都沒有做這個買賣。毛澤東在接見南漢宸時，也表示，「關於經營土特產的事兒，許多同志都來反映意見，而且是相當尖銳的」。中共建政後，建設兵團知青得兵團知種大煙也經常表現得非常吃驚，而且「終身難忘」。在共產主義制度下，計劃經濟的滯後與對手封鎖，使涉入毒品貿易被賦予與其本身成癮性相似的「難以戒除」的現實功能。前期在「要麼餓死、要麼散夥」的生存壓力下介入，後期則因巨大利益形成路徑依賴；再加上共產黨政權權力高度集中、外部制衡十分有限，意識形態更多承擔遮蔽與合理化的角色，而非實質約束，最後變為自我麻痹。中共官方話語常將出口毒品解釋為「對敵區」「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外向性」行為，用「不得不種」、「毒害的是資本主義」等表述加以合理化，所以才有毛澤東所言「革命的鴉片煙」。

當中共到一處號召老百姓種煙時，這一政策也往往受到抵制，甚至為了收煙逼迫農民到家破人亡也屢見不鮮。特貨貿易一本萬利的巨大利益讓中共軍隊與各部門，「大公」與「小公」也因利益糾葛矛盾重重，甚至大打出手，這在中共內部文件中並不罕見。特貨貿易的也滋生了大量腐敗，各種貪贓枉法的後勤幹部、特貨推銷員、財經幹部在各種運動中慘遭嚴厲清算也常見於各類資料。

### 研究討論

中共官方始終對其早期毒品貿易諱莫如深，民眾亦缺乏對這段歷史的認知。文革結束後，中國在20世紀80至90年代經歷短暫的政治寬鬆，大量關於邊區經濟、工商、農業和後勤的資料以內部或公開形式出版。儘管涉及毒品貿易的內容多有刪節，但由於其在財政中的重要地位，仍可通過側面資料予以印證。此外，不少當事人的回憶錄與口述歷史逐漸被收入地方黨史和文史資料之中。部分學者在研究中共早期財政史過程中，逐步揭示了這段隱秘歷史。其中，陳永發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是較早引發關注的重要著作。

進入網際網路時代後，在史料不足的初期，辯論核心是中共特貨貿易的有無，比如圍繞《延安日記》《謝覺哉日記》等公開出版物中的「特貨」是何物引起網民廣泛討論，也激發了更多史料的挖掘，並促使大量特貨貿易網文和帖子在網路上流傳。隨著史料的增加，可以很明確認定「特貨」就是鴉片。至21世紀10年代，媒體亦開始介入，如洪振快在《炎黃春秋》發表的《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張杰在《財經文摘》撰寫的《延安的經濟「奇蹟」》等。一些學術作品如陳耀煌的《統籌與自給之間：中共陝甘寧邊區的財經政策與金融、貿易體系》，岳謙厚的《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特貨貿易》等，更是從數量的角度分析了特貨貿易在中共邊區財政中的重要地位。高龍的《「忻州鴉片檔案」紅太陽下的罌粟花：1940年代邊區鴉片經濟》指出，有相當一部分早年特貨相關的票據、表格等檔案通過各種途徑流到了二手市場，也能一窺特貨在基層的種植、上繳、流轉等細節過程。2014年，知乎的帖子 《陝甘寧邊區特貨（特產）貿易初探》更是站在更高的視角全方面揭示了特貨貿易在邊區的整個流轉過程。傳統媒體和學術著作進一步強化了公眾對中共在延安時期從事毒品貿易的認知。

然而，隨著習近平上台後對網際網路持續高壓整治，此類話題被中共官方定性為「歷史虛無主義」與「謠言」。中國大陸網際網路有計劃的大規模清除早期歷史痕跡、眾多論壇、部落格被關閉，百度貼吧刪除了歷史帖子，特貨相關話題更是被大規模刪除，搜尋引擎、社交平台與讀秀、超星等知識平台亦封鎖了特貨相關關鍵詞。自2022年開始，除支持官方立場媒體如觀察者網的「闢謠文章」外，這段關於「特貨」討論歷史痕跡在中國大陸網際網路已幾近完全消失

儘管如此，近二十年的學術研究與網路討論，中共毒品貿易的事實已逐步被學界與部分公眾所認知與接受。比如，瑞典知名遊戲製作與發行商Paradox Development Studio的歷史模擬遊戲《鋼鐵雄心4》將鴉片貿易做為中共扮演者的決策事件，成為文化再現的一部分。

### 相似案例

除中共外，在不同歷史與地緣條件下，一些共產黨政權或自稱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武裝，出於財政壓力、權力高度集中以及「毒害的是資本主義」等正當化話語的影響，被指通過種植、徵稅或參與流通等方式介入毒品經濟。比如，朝鮮勞動黨、越南共產黨、緬甸共產黨、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等共產黨政權或武裝，在特定時期均被研究與報導稱與當地毒品經濟存在關聯。

## 軼事

雖然中共官方至今對特貨相關歷史諱莫如深，不過除了第一手的回憶錄與史料與記錄外，各類相關票據實物、牽涉特貨的案件、文革期間對中共高幹的揭批與近來「革命老區」人民的口述史中往往能發現特貨貿易的端倪。

### 中共高幹與特貨

- 黃克誠貪污案：廬山會議上，吳法憲突然揭發黃克誠不但是個「偽君子」，而且還是個「貪污犯」，稱其貪污了「黃金萬兩」。吳法憲所指的是1946年，新四軍三師進軍東北時，黃克誠所攜帶的一批黃金、銀元、煙土、鈔票，是全師所有經費。而吳法憲在會議上列出了一些具體數字（據當代中國出版社《黃克誠傳》記載：金子440餘兩，銀洋21222元，鴉片42斤，還有各種鈔票幾億元），稱黃克誠把這些黃金白銀從蘇北帶到東北，從東北帶到熱河，從熱河又帶到天津，從天津帶到湖南，長期把持這個「經濟攤子」。這批財務一直下落不明，應該進行追查。
- 賀龍文革中被揭批為大煙販子：文化大革命中，首都批鬥三反分子賀龍聯絡站編寫的揭批賀龍的材料，《打倒反黨篡軍大野心家賀龍》中有一段：「1945年……八月十七日《新華日報》刊登《農民將軍賀龍》，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土匪頭子、馬販子、販賣大煙的賀龍說成是『耕種著自己的田地的農民』，把一次就背了五個老婆的土匪賀龍說成『還沒有結婚……』。」
- 南漢宸文革中被揭批為大煙販子：2006年南漢宸誕辰110周年，「在中國人民銀行現任領導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現任領導的關懷下」，《當代金融家》雜誌2006年2期推出南漢宸紀念專欄，文章《傳奇一生照汗青——南漢宸同志傳略》中提到：「早對南漢宸懷恨在心的康生，和陳伯達勾結起來，給南漢宸扣上「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大煙販子」等莫須有的罪名，妄圖抹殺南漢宸立下的豐功偉績。」

### 口述歷史

- 時任三五九旅九團九連連長，後長期擔任南泥灣生產大隊長的劉寶齋在接受採訪時說所述，所在部隊在南泥灣孟酒溝種大煙，用多餘的糧食釀酒，菸酒販到國統區賣錢，「為這事常同機關的打架。連隊要掙錢，機關要收稅。一次往河東販賣煙土，貨上了船，船幫上一圈端刺刀的戰士，看誰敢擋……」
- 根據國軍將軍盛文採訪所述，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從隴東佯攻，主力從宜川北上延安，走多年未走小路奇襲。南泥灣的金盆灣是其中路線之一，國軍參謀人員化妝為鴉片走私商人進入邊區，「沿路販賣西藥和布料，歸途帶鴉片回來」，確認了路線通暢。
- 根據央視大型文藝記錄片《延安延安（網頁快照）》的場記文件中，採訪對象前邊區供銷社員魯加選的口述：「（南區供銷社）……它什麼都做，販大煙，你比如說三五在南泥灣種大煙。問毛主席能不能種？毛主席說允許你種，不允許你給陝甘寧地區的賣。說不給他們賣那給誰賣，毛主席說你給國民黨那些賣，說那怎麼辦？毛主席說種好以後你穿便衣到國民黨皇陵、洛川、河陽、西安這一帶都可以，把它賣給軍隊換回來馬、騾子。一次當時王團長說吃不上菜，吃不上肉就叫了一個抽大煙的說我給你大煙你給我把肉買回來，最後就給他好多大煙因為他種大煙。」
- 劉金龍，1938年2月入伍，最初在呂正操的人民自衛軍，同年4月併入八路軍第三縱隊，後被分配到一二〇師後勤部，繼而進入三五九旅，在電台部門任職，跟隨部隊轉戰雁北、綏德、鹽池等地。根據其子公布的私人回憶錄，在鹽池縣由於條件惡劣，偵察參謀張奉昌到蒙古地區搶了一批回族販賣大煙的駱駝馱隊。事後回民告到陝甘寧邊區政府，因無確切證據也不了了知。
- 2006年，南京大學新聞與社會學系學生在「新農村建設」調研中採訪了南泥灣村時年90歲的老紅軍高萬樹（曾任排長，親歷359旅軍墾與大生產）。他回憶道，三五九旅進入南泥灣後因糧食極度短缺，一度種植「大菸草」（鴉片）以換取糧食、布匹和錢財，維持軍民生活。鴉片種植持續了兩年後叫停，高萬樹原話說：「不能種了，因為種了兩年之後，部隊上受的影響也大了，因為是犯法東西嘛。毛主席說，『我們不犯法吃不開了。』」這段採訪真實性也在《記憶的政治》一書中得到驗證。
- 2016年，晉綏網「尋訪經典故事啟航紅色旅遊傳承紅色基因」活動採訪神池縣老紅軍張禮臣後人，張禮臣曾在湖南忠堡戰役抓到國軍師長張正漢，「1944年，為了粉碎敵人的經濟封鎖，保證部隊供給，司令部（二分區）派人到河曲，偏關，神池進行武裝生產。張禮臣和陳大元等數十人奉命到神池北山烈堡開油坊、種大煙，給部隊籌款籌資。」
- 楊和亭曾任中共甘肅省委常委、黑龍江副省長、政協副主席，1941年1月至8月任中共西北局巡視團團長，8月至12月任延安直屬十縣管理委員會書記。根據其子在飛揚軍事論壇公開的部分工作筆記，1941年10月31日幹部會議紀要中「……如軍隊為生產打罵群眾，犯紀律，煙，損失東西，拆廟伐樹，對政府人員的態度不好等，5團同樣的有些毛病，販煙引起東地不滿者就在這裡。…………煙土明年不賣，5團8月間停止販賣，從前問題發生太多了，今年是否可發錢，以解決衣服問題，如不給時解決衣服的辦法如何？」
- 2010年6月，有人在太原採訪79歲的退休工人王某，記錄其在晉綏解放區婁煩城北村土地改革後的親身經歷。王某回憶說：「好像土改後那年家裡種過洋菸，48年以後就完了，種了二年，不讓種了。」當時他家分得兩畝菜園地，全都種上鴉片，全家四五個勞力一起收割，用煙刀在罌粟殼上割口，第二天收取乳汁曬成「洋菸糕」。這些鴉片全部由政府統一收購，「是政府收哩？是政府收，國家收哩」，一斤煙膏可以換四十八斤小米，比莊稼收益高得多，「咱們的人不吃，給國民黨的吃，毀壞他們哩，他們吃上都是殘兵敗將」。
- 《苦樂年華》是山西汾西縣的農民武華瑞的自傳，2001年左右由政協汾西縣文史委員會出版。據其發布在天涯論壇的連載，「解放後，大概是48年吧，政府號召人民種大煙。當時不知怎麼人還不願種，經多次開會，再三動員，才有人報了名，領了種籽。我和我兄也報了名，領了種籽準備種大煙。」他詳細描述了當時的播種、鋤草、定苗、收割等過程，並記下了製作割煙刀、收集煙膏的方法。收割後的鴉片由政府統一徵收，「幹部組織開會，讓人民交大煙土。」在上交過程中，他親歷了貧農與富農待遇不同的情況，：「這天一兩土一斗米。……這天的煙土價是五斗米一兩。老李和侯老三當面就呟起來：『一兩土一斗米，不收富農的；一兩土五斗米就收富農的。共產黨就這樣照顧貧下中農？』」他還寫到，「第一年政府號召種煙，人還不願種，第二年不用動員，人們就自己動手種起來，並種得比第一年還多。到第三年不讓種了，人們還偷的種，領導知道了，拔了就算了事。受處分的沒有。以後還有偷種的，就有犯了法的，種的少的罰款，多的判刑。」在另一個片段里，作者回憶差點與同伴「包煙地」賺取剩餘煙土，但中途退出，後來反思：「雖白費了兩天一夜的工夫，但才是我做對的一件事。」因為 1958 年「大躍進」及此後歷次運動中，販大煙土者都成為整治對象。

### 歷史資料刪減和網際網路屏蔽

-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區財政經濟史料編摘》第四編商業貿易中，特產專賣部分整章「從略」。
- 金盾出版社的《後勤工作_回憶史料》將范子瑜《憶八路軍120師的後勤工作》中特貨貿易部分被刪除。
- 《熱河解放區》中鴉片二字內容被□□替代。
- 2006年出版的《開國第一位央行行長——南漢宸》基本全盤繼承1993年出版的《南漢宸傳》，但是將南漢宸與毛澤東長談確認開展官營「土特產」一部分刪除。
- 《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關於查收毒品提出的幾個意見函》中第一句「西北全部解放特貨已無銷路自應查禁」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1949年冊中被刪除。
- 《淮南抗日根據地財經史》將龔意農《憶淮南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工作》中與日軍做軍火生意與種植罌粟部分刪除。
- 國內出版的《李大同：我的內蒙古歲月》193頁將「八路軍大青山支隊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往延安運鴉片，用騾隊往延安送。被毛澤東高度評價：你們為延安送來了黑金子。內蒙有種大煙的傳統，就在河套地區。」一段刪除。
- 詩人灰娃的自傳體《我額頭青枝綠葉》的正式出版版本，將第五節「一次去南泥灣演出的路上，經過一大片罌粟花地，童心受到震撼，罌粟這兩個字在我們年輕的心裡只與毒害，林則徐、鴉片戰爭、禁菸等記有關。看到我們的邊區種植它，心被震動了，一層疑雲瀰漫。然而又一想，黨肯定有一定的道理。隨之又輕鬆前進，什麼都沒想了。」一段刪除。
- 在百度，搜狗，Bing等中國常見搜尋引擎搜索「特貨」，已無任何與中共販賣特貨相關內容。
- 討論中共販賣特貨相關的論壇帖子，網文被站方大量刪除，中國網際網路基本不可覓。
- 讀秀知識中搜索「特貨」，已無任何與鴉片相關內容。一些與黨史相關的文史資料也被定點屏蔽。

## 參考文獻

### 史料

- 《南泥灣調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一九四三年（一）
- 《永遠難忘的革命歲月》，梁愛民，《延川文史資料》第3輯
- 《種罌粟》，王錫富，《伊春文史資料》第8輯
- 《晉西北貿易工作和土地改革》，牛蔭冠，《呂梁黨史資料》第8輯
- 《隴東貿易的發展及其活動》，慶陽地委黨史辦，《隴東革命史料選輯》第1輯
- 《回憶大青山抗日戰爭與綏中地區財經工作》，成楓濤，《包頭文史資料》第7輯
- 《對禁菸局工作的一些回憶》，張孟望，《盂縣文史資料》第5輯
- 《回憶抗戰中綏中專署的經濟工作》，成楓濤，《察右中旗黨史資料》
-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
- 《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
- 《解放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輯》
- 《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 《中原解放區工商稅收史料選編》
- 《華中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工商稅收史料選編》
- 《熱河解放區》
- 《陝甘寧邊區禁毒史料》
- 《西北農民銀行史料》
- 《中國秘密戰——中共情報、保衛工作紀實》

### 中共人物傳記和回憶錄

- 《延安日記》
- 《謝覺哉日記》
- 《毛澤東經濟年譜》
- 《我的回憶》，張國燾
- 《李先念年譜》
- 《習仲勛傳》
- 《蕭軍日記》
- 《南漢宸傳》
- 《朱理治傳》，《紀念朱理治文集》，《朱理治金融論稿》
- 《賀龍年譜》，《賀龍元帥》
- 《吳玉章回憶錄》
- 《李慶壽 回憶錄》
- 《黃亞光 文稿和日記摘編》
- 《高魯日記》
- 《楊立三年譜》
- 《王恩茂日記》
- 《賴傳珠日記》
- 《吳亮平傳》
- 《陳伯鈞日記》
- 《黃克誠傳》
- 《獨臂上將彭紹輝日記》

### 國民政府資料

- 《蘇俄在中國》，蔣介石
- 《延安內幕》，齊世傑，華嚴出版社，1943年
- 《陝北鳥瞰》，馬季鈴等，正義出版社，1941年
- 《無孔不入的中共毒化政策——陝北「紅區」推行鴉片政策的鐵證》，《忠報》，1947年第1期
- 《陝北匪區聞見實錄》，曾問吾，《文化先鋒》，1947年2-3期
- 《中共在陝北邊區的經濟措施》，曾問吾，《經濟論衡周刊》，1947年12期
- 《中共統治區寫真》，樂天，民主書局，1946年
- 《抗戰勝利以來中共罪行紀要》，國防部新中國出版社資料室

### 專著

- 林美莉（Mei-Li Lin）. 1996. 《抗戰時期的貨幣戰爭》。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ISBN 978-957-752-191-0。
- 侯天嵐（Tianlan Hou）. 2010.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史》。紐約：柯捷出版社（Cozy Publishing House）。ISBN 978-1-59343-114-3

### 媒體文章

- 《延安的經濟「奇蹟」》，張杰，財經文摘，2012年第10期
- 《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洪振快，《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
- 《「忻州鴉片檔案」紅太陽下的罌粟花：1940年代邊區鴉片經濟》，高龍，網易真話，2013-07-18

### 網路文章

- 《陝甘寧邊區特貨（特產）貿易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