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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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族主義（Deutschnationalismus）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也是奧地利政治史中的一種政治思潮。它興起於19世紀，最初是在奧匈帝國境內的德語人口中發展起來的一場民族主義運動。該思潮主張與德國保持密切聯繫，將德國視為所有德意志民族的民族國家，並支持將奧地利併入「大德意志」的可能性。

在奧地利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從奧地利帝國、奧匈帝國，到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曾有多個政黨和政治團體表達過泛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立場。民族自由主義和泛德意志主義政黨被稱為奧地利政治中的「第三陣營 (奧地利)」，因為在傳統上，它們的影響力排在主流的天主教保守派和社會主義陣營之後。奧地利自由黨這一在奧地利議會中擁有席位的極右翼政黨，也有泛德意志主義的思想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泛德意志主義及與德國實現政治統一的理念與納粹主義產生了關聯，再加上以公民認同為基礎的奧地利民族認同不斷增強，這些觀念逐漸失去了社會支持。

## 帝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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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紀奧地利帝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內部族群民族主義不斷高漲的背景下，「德意志民族運動」提出要建立一個「大德意志」，並試圖通過推行反猶主義和反教權政策來鞏固德意志族群認同。自1848年革命以來，帝國統治下的許多民族群體——包括塞爾維亞人、捷克人、義大利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波蘭人等——紛紛要求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享有平等地位。傳統上，帝國中的德語人口自瑪麗亞·特蕾西亞皇后及其子約瑟夫二世統治時期起便享有社會特權。德語被視為帝國的通用語，而帝國的精英階層也主要由德語人士構成。1867年奧地利-匈牙利折衷方案使得匈牙利王國重新獲得的主權之後，從19世紀70年代起，帝國內各民族群體與德語人口之間的矛盾與競爭，逐漸塑造並主導了帝國的社會與政治格局，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帝國解體。

1866年奧地利在柯尼希格雷茨戰役中戰敗，隨後在普魯士主導下，1871年建立了當時所謂的「小德意志」國家。這使得奧匈帝國內的德意志裔奧地利人產生了一種被錯誤排除在德意志民族國家之外的強烈失落感，而與此同時，帝國內的其他民族也在不斷衝擊著國家的整體結構。1879年，德意志人與捷克人之間的矛盾尤為尖銳，當時的首相塔弗子爵並未讓德意志自由党進入外萊塔尼亞政府。該黨被視為德語中產階級的主要政治代表，因此，德意志民族運動隨後指責該黨未能為帝國內德語人口的權利進行堅決鬥爭。1880年，德意志學校聯盟成立，旨在保護帝國中德語人口處於少數地位地區的德語學校。該組織積極推動在那些公共經費被用於資助非德語學校的社區中建立德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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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一批德意志民族主義團體和知識分子聯合發表了《1882年林茨綱領》，要求承認德意志人在帝國中的主導地位，並主張對整個帝國實行徹底的德意志化。這份宣言的簽署者包括激進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格奧爾格·馮·舍納勒，民粹主義且親天主教、支持君主制的維也納市長卡爾·盧埃格爾，以及猶太裔社會民主黨人維克多·阿德勒。然而，在舍納勒於1885年對綱領進行修訂、加入所謂的「雅利安條款」之後，《林茨綱領》的這些背景各異的簽署者在意識形態上發生了分裂。

舍納勒先後創建了「德意志民族協會」（Deutschnationaler Verein），並於1891年成立了「泛德意志協會」。他主張將奧匈帝國境內所有德語地區併入由普魯士主導的德意志帝國，並拒絕承認任何形式的奧地利泛民族認同。他那種激進而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尤其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階層中廣受歡迎，包括大學教授、文理中學教師以及學生。學校管理當局試圖通過培養公民自豪感，以及圍繞皇帝塑造一種「個人崇拜」來抵消這種思潮，但收效甚微。維也納市長卡爾·盧埃格爾甚至試圖將所有「舍納勒派」人士從市立學校管理機構中清除，但同樣未能成功。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學生們更傾向於認同由普魯士領導的德意志帝國，而非這個多民族構成的二元君主制國家。許多人將柯尼希格雷茨戰役的勝利者、德意志首相奧托·馮·俾斯麥奉為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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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德意志運動的成員常在紐扣孔中佩戴藍色矢車菊——這種花被認為是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最喜愛的花卉——同時還佩戴印有德意志民族顏色（黑、紅、黃）的帽章。這兩種象徵物一度在奧地利的學校中被禁止。和舍納勒一樣，許多奧地利人都希望與德國實現「合併」。然而，儘管不少奧地利人接受了各種泛德意志運動的理念，也認為自己屬於德意志民族，他們仍然承認奧匈帝國的存在，忠於哈布斯堡王朝，並希望維護奧地利的國家主權。

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強烈抗議首相卡西米爾·巴德尼伯爵於1897年頒布的語言法令。該法令規定，在波希米亞，德語和捷克語同為官方語言，並要求新任政府官員必須同時精通這兩種語言。這在實際操作中意味著公務體系幾乎只會錄用捷克人，因為大多數受過教育的捷克人懂德語，而反過來卻並非如此。越山主義的天主教政治人物和神職人員對這一改革的支持，引發了「脫離羅馬！」運動。該運動由舍納勒的支持者發起，呼籲「德意志」的基督徒退出羅馬天主教會。

自19世紀80年代起，泛德意志主義運動逐漸分裂為多個分支政黨和派系。其中最激進的是1903年成立的德意志工人黨 (奧匈帝國)，後來發展為納粹黨的奧地利分支。20世紀最初十年間，參與選舉的其他泛德意志主義政黨還包括德意志人民黨 (奧地利)和德意志激進黨。為參加1911年外萊塔尼亞立法選舉，所有德意志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政黨組成了一個廣泛聯盟，稱為「德意志民族聯盟」。該聯盟在議會下院——眾議院中贏得了最多席位，取代了此前占據主導地位的基督教社會黨。然而，德意志民族聯盟始終只是一個結構鬆散、內部缺乏凝聚力的聯盟，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最激烈的1917年宣告瓦解，分裂成十七個零散的德意志自由派和民族主義政黨。這種分裂，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奧匈帝國的解體，最終導致泛德意志主義運動的全面瓦解。

## 奧匈帝國的解體（1918—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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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匈帝國隨之崩潰。原帝國內的德語地區以「德意志奧地利」為名建立了一個新的共和國。該共和國的成立依據的是「民族自決」原則，這一原則已被寫入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1918年11月11日，臨時國民議會召開會議，正式宣布成立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議會隨後起草了一部憲法，其中規定：「德意志奧地利是一個民主共和國」（第一條）以及「德意志奧地利是德意志共和國的組成部分」（第二條）。這一表述指的是在原德意志帝國領土上建立的魏瑪共和國，其意圖是將講德語的奧地利人與德意志民族國家合併，從而完成「大德意志」的構想。隨後在蒂羅爾和薩爾茨堡舉行的公民投票中，分別有98%和99%的投票者支持與德國統一。然而，埃里希·比爾卡指出，這些公投存在選票造假和操縱選民的問題：

對蒂羅爾而言，最核心的關切並非與德國合併，而是與南蒂羅爾實現重新統一。蒂羅爾的地方精英強烈重申其相對於奧地利的文化自主性；在1919年選舉後成為該省主導力量的蒂羅爾人民黨，其政策目標是建立一個獨立的蒂羅爾，而非與德國統一。蒂羅爾的政治人物明確拒絕中央政府推行的合併政策，並設想了各種可能的替代方案，包括：建立一個獨立的蒂羅爾，並以鬆散的聯盟形式與瑞士或義大利相連，或推動「西部諸省」的合併。一些保守派陣營甚至支持蒂羅爾與巴伐利亞合併，乃至建立一個南德意志國家的設想。關於薩爾茨堡的公民投票，埃里希·比爾卡認為，薩爾茨堡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具有不同於奧地利其他地區的獨特性，其對合併的潛在支持並不能代表當時奧地利的普遍民意：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起草《凡爾賽條約》和《聖日耳曼條約》時，嚴格禁止德意志奧地利以任何形式與德國統一。同時，他們還將部分原本由德意志奧地利聲索的領土劃歸新成立的民族國家。例如，德意志波希米亞和蘇台德地區就被劃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這些地區以德語人口為多數，卻被阻止建立或併入屬於自己的民族國家，反而被納入其他民族主導的國家之中。這種不滿情緒在戰間期泛德意志主義的興起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奧地利社民黨的成員卡爾·倫納出任德意志奧地利總理。倫納本人是「大德意志」理念的支持者，並創作了非正式的國歌《德意志奧地利，美妙的國度》。他出生於南摩拉維亞——這一地區曾被德意志奧地利聲索，卻最終被劃歸捷克斯洛伐克。儘管有這樣的個人背景，倫納仍於1919年9月10日簽署了《聖日耳曼條約》，承認了由協約國劃定的新奧地利共和國邊界，並正式禁止任何將原奧匈帝國的德語地區與德國統一的企圖。國家名稱也從「德意志奧地利」改為「奧地利」，以消除國名中任何泛德意志主義的暗示。儘管如此，社會民主黨人並未忘記自身的泛德意志主義根源。在他們看來，魏瑪共和國值得「過度的同情」，而捷克斯洛伐克則始終被以「過度的懷疑」來對待。

## 第一共和國和奧地利聯邦國時期（1919—1938）

在奧地利第一共和國時期，泛德意志主義主要由大德意志人民黨和以農業利益為基礎的鄉村同盟所代表。這兩股力量起初頗具影響力，但很快便將大部分選民流失給了基督教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基督教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都接受了《聖日耳曼條約》中關於禁止奧地利與德國統一的規定。然而，圍繞國家認同的問題，政治分歧依然逐漸顯現：一方是支持奧地利民族認同的政治力量，如基督教社會黨；另一方則是根植於德意志民族主義傳統的陣營，例如社會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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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在蒂羅爾州和薩爾茨堡州舉行的公民投票中，分別有98.77%和99.11%的投票者支持與德國統一。

第一共和國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在於：自「德意志奧地利」時期起就支持民主共和國理念的那些人——例如社會民主黨人——並不認為自己是「奧地利人」，而是將自身視為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相反，支持奧地利民族認同、主張一個不再冠以「德意志」之名的奧地利的人，則多為保守派，且在政治理念上大多不具民主傾向：他們包括前帝國官僚、軍官、神職人員、貴族，並與基督教社會黨關係密切。正如歷史學家A·J·P·泰勒所言：「民主派並非『奧地利人』，而『奧地利人』並非民主派。」在第一共和國最初的十年裡，這兩大陣營——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民主派與奧地利民族主義的保守派——始終爭執不休。最終，奧地利民族主義陣營於1934年推翻了民主共和國，在法西斯義大利的庇護下建立起一個以「奧地利法西斯主義」為基礎的政權。

不過，也存在一個例外，那就是奧地利共產黨。奧共支持一個獨立的奧地利，並主張與德國區分開來的獨立民族認同。共產黨的重要理論家阿爾弗雷德·克拉爾曾指出，將奧地利民族視為德意志民族一部分的觀點在理論上站不住腳。社會主義者在這一問題上與卡爾·倫納所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一翼立場不同，正是導致左翼聯盟瓦解的因素之一；此後歷屆政府均由堅決反對與德國合併的基督教社會黨主導，其核心人物是伊格納茨·塞佩爾。隨著奧地利經濟狀況的改善，支持合併的情緒也很快開始消退。據斯特凡·茨威格所述，塞佩爾始終堅決反對與德國統一：

塞佩爾在根本上反對德國式、普魯士式的新教軍國主義，認為其與奧地利的傳統理念及其天主教使命格格不入。合併無可避免地意味著奧地利在普魯士的領導下，淪為眾多行省中的一個。在塞佩爾看來，這種西方式的民族國家觀念不僅不適合德意志的具體情境，也不可能成為德意志民族性的最終形態，正因為奧地利經歷了截然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

在第一共和國時期活躍的右翼準軍事組織「家鄉衛隊」中，多數都以奧地利民族主義為根基，要麼依附於保守的基督教社會黨，要麼受到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不過，其中也存在一個德意志民族主義派系。這個派系在施泰爾馬克州的「家鄉防衛隊」中尤為突出，其領袖是瓦爾特·普弗里默。1931年9月，普弗里默曾試圖對一個由基督教社會黨執政的政府發動政變。這次政變直接仿效了貝尼托·墨索里尼的「進軍羅馬」，但由於未能獲得其他家鄉衛隊組織的支持，幾乎在一開始便宣告失敗。此後，普弗里默成立了「德意志家鄉防衛隊」，該組織後來併入了納粹黨。

德奧合併的理念，是奧地利納粹黨分支的核心主張之一。納粹主義可以被視為源自泛德意志主義運動中最為激進的支流。1933年，納粹黨與大德意志人民黨成立了一個聯合工作小組，並最終實現合併。在1933年至1938年納粹黨及其象徵在奧地利被取締的時期，奧地利的納粹分子重新沿用了早期泛德意志主義的傳統，在紐扣孔中佩戴藍色矢車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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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黨堅決反對總理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領導下的奧地利聯邦國，並策劃了對他的暗殺。此後，他們又將鬥爭矛頭指向其繼任者庫爾特·舒施尼格。奧地利聯邦國得到了義大利法西斯領袖貝尼托·墨索里尼的強力支持。墨索里尼對奧地利獨立的支持，可以從他與奧地利民族主義的重要人物、家鄉衛隊領袖恩斯特·呂迪格·施塔海姆貝格親王的一次談話中看出。他表示：「絕不能允許與德國合併……奧地利對於維持歐洲秩序是必要的……奧地利倒下、被德國吞併的那一天，將標誌著歐洲混亂的開始。」奧地利法西斯主義政黨祖國陣線呼應了墨索里尼的這一立場，繼續為維護奧地利的獨立而鬥爭。德國和奧地利的納粹分子都希望德意志國能夠迅速吞併奧地利——也就是其領袖阿道夫·希特勒的故鄉。他們試圖收買許多低級別的家鄉衛隊領袖，並試圖將施塔海姆貝格拉攏到自己一邊，實質上是要把家鄉衛隊與納粹的自由軍團合併。這一任務由早期頗具影響力的納粹人物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負責。當堅信奧地利應保持獨立的施塔爾亨貝格拒絕了合併提議後，施特拉塞爾說道：「別再跟我談什麼奧地利了。根本不存在什麼奧地利……曾經有一個自稱為奧地利的活死人……這個奧地利在1918年的崩潰是一種福音……尤其是對德意志民族而言，因為這讓他們獲得了建立一個大德意志的機會。」

1934年2月，政府在搜查社會民主黨被取締的準軍事組織——共和防衛同盟所藏武器時，引發了短暫的奧地利內戰。甚至在奧地利法西斯政府取得勝利之前，社會民主黨就已被全面取締。幾個月後，納粹與奧地利法西斯之間日益加劇的緊張關係最終導致了1934年七月政變。當時納粹分子試圖推翻政府，雖然他們成功刺殺了總理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但這次政變很快被警察、軍隊以及家鄉衛隊鎮壓下去。與此同時，納粹持續不斷的暴力行動和宣傳攻勢進一步削弱了奧地利法西斯政權的穩定性，也動員並促使越來越多的人轉而支持與德國合併的主張。

納粹的行動最終取得了成功，希特勒於1938年通過「德奧合併」吞併了奧地利。希特勒在其故鄉奧地利的行程成為一次凱旋巡遊，並於1938年3月15日在維也納達到高潮：約20萬名歡呼的德意志裔奧地利人聚集在英雄廣場，聆聽希特勒宣布：「德意志民族最古老的東部省份，從此將成為德意志國最新的堡壘。」隨後，他以自己「最偉大的成就」——完成吞併奧地利、建立大德意志國——作結，宣稱：「作為德意志民族和國家的元首與總理，我現在向德意志歷史宣布，我的祖國已併入德意志國。」合併完成後，希特勒又以個人感言說道：「我本人，作為元首和總理，將很高興以一名自由的德意志公民身份，行走在作為我家園的這片土地上。」然而，如果舉行一次真正公正的公民投票，支持合併的人僅會占奧地利人口的20%。根據奧地利政府的估計，在投票年齡設為24歲的情況下，約70%的奧地利人會投票支持保持國家獨立，而只有約25%的人支持納粹黨。

希特勒在回應外國媒體有關德奧合併的報導時表示：「某些外國報紙稱，我們是用殘暴的手段撲向奧地利的。我只能說：即便到了死亡，他們也停止不了撒謊。在我整個政治鬥爭的過程中，我從人民那裡贏得了許多愛戴，但當我跨越昔日的邊界（進入奧地利）時，迎接我的那股愛意之洶湧，是我此前從未經歷過的。我們並非以暴君的身份而來，而是作為解放者來到這裡的。」

隨著德奧合併的實現，那些支持奧地利與德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其長期以來的歷史目標也隨之完成。此後，泛德意志主義者被全面吸收進納粹黨之中。

## 第二共和國時期（1945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地利重新確立為一個獨立國家。由於與前納粹政權存在密切關聯，德意志民族主義運動隨之徹底失去合法性和社會聲望。新共和國中的主導政黨是基督教保守民主陣營的奧地利人民黨，以及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兩黨都倡導奧地利的國家獨立，並將「大德意志」的理念視為一種過時的歷史遺存。所有前納粹黨成員都被禁止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並被剝奪選舉權。此後，帶有泛德意志主義和自由主義色彩的「第三陣營」以獨立者聯盟的形式重新出現。該組織反對同盟國強加的去納粹化法律，並代表前納粹黨員以及國防軍和黨衛隊老兵的利益。1956年，獨立者聯盟轉型為奧地利自由黨。在20世紀50至60年代，由自由黨及其關聯組織所代表的德意志民族主義運動在大學中相當活躍，其中一種學生兄弟會組織——學生同盟——在傳播德意志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觀點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自由黨內部，自由主義派系逐漸壯大，並超越了泛德意志主義派系，奧地利愛國主義也逐步被吸納進黨的意識形態之中。1980年至1986年，在諾貝特·施特格爾擔任黨主席期間，以及自由黨與社會民主黨聯合執政的過程中，黨內的泛德意志主義派別進一步被削弱。

相比之下，約爾格·海德爾於1986年出任黨主席，被德意志民族主義派系視為一次勝利。然而，海德爾的右翼民粹主義並未強調泛德意志主義傳統，因為那樣做會導致選票流失。1987年，僅有6%的奧地利公民將自己認同為「德意志人」。儘管海德爾曾將奧地利民族認同斥為一種意識形態建構，甚至在1988年將其稱為「畸形產物」（Mißgeburt），但他在1993年發起了「奧地利優先」請願運動，並在兩年後宣稱自由黨是一個「典型的奧地利愛國政黨」，明確否定了自己此前關於「畸形產物」的說法。儘管如此，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影響依然存在，並體現在對奧地利境內斯拉夫少數族群的敵對行為上，例如圍繞克恩頓斯洛維尼亞人雙語路牌問題的衝突，以及對移民和歐洲一體化的反感。因此，傳統的「大德意志」理念已被一種「德奧」概念所取代——即只將具有德意志血統和德語母語的奧地利人視為「真正的」奧地利人。這種轉變可以概括為「傳統德意志民族主義與奧地利愛國主義的融合」。

目前，泛德意志主義派別在奧地利自由黨內部只占據相當邊緣的位置。2008年，自由黨選民中質疑奧地利存在獨特民族認同的人不足17%。包括安德烈亞斯·默爾策和馬丁·格拉夫在內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如今往往將自己稱為「文化上的德國人」（Kulturdeutsche），強調自身作為德意志族群一員的身份，而非認同獨立的奧地利民族認同。2006年，自由黨議員在國民議會首次會議上，通過一種象徵性的方式再次強調該黨源自泛德意志主義傳統：他們在紐扣孔中佩戴藍色矢車菊，同時配以奧地利國旗顏色（紅、白）的絲帶。這一舉動引發了爭議，因為媒體將這種花解讀為帶有前納粹象徵意味的標誌。

國家民主黨 (奧地利)參加了1970年奧地利立法選舉，獲得2,631票，占投票總數的0.1%。該黨主張將奧地利併入德國。國家民主黨領導人諾伯特·布爾格在1980年總統選舉中以「為了一個德意志的奧地利」為口號參選，獲得了140,741票，占3.2%。該黨最終於1988年被取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