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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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誓師指1926年9月17日，馮玉祥麾下國民軍在綏遠特別區五原縣誓師效忠國民政府，並與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結盟的事件。

##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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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和國共兩黨對馮玉祥國民軍的支持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直系政府曹錕、吳佩孚部下馮玉祥所部脫離北洋軍系，改其部為「國民軍」，並在國共兩黨以及皖系、奉系的支持下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曹錕政府。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共產國際和蘇聯十分重視中國北方政局的變化。10月27日，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會晤了馮玉祥。鮑羅廷於1925年初到張家口訪問了馮玉祥。此後，加拉罕和鮑羅廷常同馮玉祥會晤。他們向馮玉祥闡述蘇聯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宗教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問題的看法。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和國民軍受反對國共的北洋各系壓迫，東有李景林、張宗昌的直魯軍的威脅，西受晉系閻錫山的牽制，北遭張作霖奉軍的進逼，南臨直系吳佩孚的敵視。馮玉祥希望得到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幫助，而共產國際和蘇聯在支援南方的大元帥府政權的同時，也希望把「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推廣到中國北方，因而對國民軍採取了積極支持的政策。1925年3月21日，蘇聯政府通過了援助馮玉祥國民軍武器、彈藥並派遣顧問和教官的決議。為了進一步討論援助的具體方案，鮑羅廷和蘇聯駐華武官格克爾於4月21日與馮玉祥在張家口會談，決定了蘇聯向國民軍提供武器，派遣軍事顧問，以及中國國民黨向國民軍派遣政工人員等細則。當時，國民黨北方組織以北京為中心，並以國共雙重黨員李大釗為主要領導，因此此項工作也有中國共產黨的參與。

1925年5月初，由36人組成的蘇聯軍事顧問組到達國民一軍駐地張家口，顧問組組長是普特納（中文化名任德江），副組長是普里馬科夫。6月，由斯卡洛夫率領的由43人組成的另一個蘇聯軍事顧問組到達國民二軍駐地開封。顧問中步、騎、炮、工各項人員皆備。與此同時，蘇聯還援助國民軍大量的槍炮彈藥。從1925年3月到1926年8月，國民軍得到蘇聯援助的軍械數為飛機10架，大炮42門，山炮12門，迫擊炮18門，炮彈58萬發，鐵甲車8輛，帶有子彈的機關槍230挺，手榴彈1萬多枚，步槍55857支，子彈510萬發，軍刀5000把以及藥品等等。蘇聯軍事顧問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國民軍開辦各類軍事學校，培養軍事人才，建立各種兵工廠。蘇方在國民軍中陸續建立了騎兵學校、炮兵學校、機槍學校、高級軍官學校、反間諜工作學校、小型通訊學校、小型工兵學校。這些學校一共接納國民軍的700多名軍官、軍士和上等兵。在軍事學校里，顧問們編寫教材，為學員講課，傳授各種軍事知識，還重新裝備了一些修理廠，安排彈藥生產，培養技師，製造了第一批裝甲列車。

1925年底馮玉祥參加反奉戰爭失敗退回包頭。馮玉祥於1926年1月1日通電宣布下野後，由張家口轉赴平地泉，準備取道蒙古庫倫去蘇聯考察。1月6日，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通知國民軍外事處長唐悅良去北京商量馮玉祥赴蘇有關事宜。加拉罕提出為避免引起西方各「帝國主義」和張作霖、段祺瑞的注意，應由中國外交部發給馮途經蘇聯去德國訪問的護照。3月20日，馮玉祥及隨行人員魏亞樓等一行由平地泉出發，22日到達庫倫。在庫倫停留月余，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社會進行考察。蘇聯駐庫倫公使向馮玉祥詳細地介紹了蘇聯革命前後的情況，並討論了蘇聯政治組織和制度。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通過《國民黨工作問題》指「最近將來黨在全國政治上第一的責任，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特別是注意組織農民的工作，當在各地用國民黨名義迅速發展農民運動」。在《北方區政治軍事工作問題》中又強調軍事工作的重要性，指「現在北方的國民軍，便是從舊軍閥分化出來的左派，在近數月中的事實上，已頗表現其反帝國主義反對反動軍閥之傾向，並能相當接近民眾，給與人民以相當的自由——尤其是其中之更左派」，中共「在北方目前的軍事工作，唯一是在幫助國民軍。所以須加緊在國民軍中的工作，幫國民軍成為民眾抵抗帝國主義與反動軍閥之有力的武裝，並須從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國民革命的武裝勢力」。會議指示中共北方區委在對國民軍工作過程中，須「幫助國民軍不應使之從新造成新的軍閥系統」，「幫助國民軍，須經過國民黨或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們，使國民黨或國民黨中之左派領袖，能多影響於國民軍，漸近於能指導國民軍」。中共認為「如此國民軍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動」，「C.P.中央應建立一強有力的軍委，尤其在北方更感覺有特殊的必要」會議又提出「中央對北方軍事工作應有個系統的計劃」，會議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下設北京、河南、廣州等5個軍委分會。會議還通過了《應付目前北方戰爭的宣傳問題》決議，提出「反對賣國軍閥，建立和平，召集國民會議」三大口號，決定「在這三個口號之下要求馮玉祥出山」。

1926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問題決議案》，為共產國際利用國共兩黨統戰馮玉祥國民軍定下策略，認為：

國民軍在華北之成立及其反對封建軍閥之鬥爭，乃是民族解放運動底重大成績，它們與廣州軍隊共同成為建立中國民族革命民主軍隊之基礎。中國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底任務，應該是對於這個組織民主革命底軍事力量的事業予以最堅決的維護，而同時又應該在軍隊本身底內部關係(它的編制、挑選和改造幹部、嚴正的組織政治工作)，以及在其與經常或臨時駐紮區域的民眾之相互關係上，進行革命化底最堅毅的和堅決的工作。

### 馮玉祥下野後訪問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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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4月9日國民軍再度發動政變，進占北京，隨後兵敗退守南口。4月3日，鮑羅廷、徐謙、于右任、顧孟余、陳友仁、陳啟修等途經庫倫。鮑羅廷、徐謙等與馮玉祥多次長談「如何救民救國及黨之重要」，並商討「國民軍國民黨合作事」。他們還勸說馮玉祥加入國民黨。馮玉祥認為「中國有知識者及有改革精神者與一般良好國民，均表同情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在鮑羅廷等人的勸說下，馮玉祥決定加入國民黨，並隨即由徐謙介紹履行了入黨手續。徐謙並陪同馮一道於4月27日起程赴莫斯科。

在馮玉祥前往蘇聯期間，1926年4月，吳佩孚派劉鎮華任「討賊聯軍」陝甘軍總司令職務，率軍7萬餘人進攻馮玉祥轄下的西安。國民軍楊虎城等率不足1萬人堅守。

5月9日，馮玉祥一行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紅軍總參謀長普加切夫、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司司長麥爾尼科夫、莫斯科衛戍司令雅可烈夫以及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留學生的歡迎，學生們還高呼「中國國民軍萬歲」的口號。馮玉祥對真理報講話說:「我到蘇維埃俄國來，是為了加強把我們兩國聯繫在一起的友好紐帶，和學習重建俄國和紅軍的經驗」「我很高興我在這兒，在俄國，找到了中國將來發展的榜樣」。

在蘇聯考察期間，蘇聯同馮玉祥簽訂了約1100萬盧布的軍火貸款協議。馮玉祥拜謁了列寧陵墓，會見了托洛茨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加里寧、蘇軍負責人伏羅希洛夫、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以及蘇聯教育人民委員會副人民委員克魯普科卡婭（列寧妻子）等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參觀機關、工廠、學校、博物館和軍事設施，訪問蘇方安排的工人和士兵。在訪問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受到校長拉狄克和學生們的歡迎。拉狄克和馮玉祥都發表了的講話。馮接受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證，獲得莫斯科中山大學「名譽學生」的稱號。蘇聯顧問烏斯馬諾夫給馮玉祥講辯證唯物論，馮也經常與蘇聯顧問討論政治軍事問題。馮表示「亟欲明白何為真理，何為救世之道」，認為「蘇聯是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上的一切設施與制度，都是為著平民著想。」，並認為「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鮮明的主義與參加為行動中心的黨組織不可。」馮玉祥還要求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和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為他「準備工作人員四五十名」，並將自己的子女安排在蘇聯學習工作。此外馮玉祥對中國共產黨「也特別注意」。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的支部負責人劉伯堅等以華人協會和《前進報》等團體代表的身分會見了馮玉祥，並送給馮玉祥一套《前進報》。劉向馮玉祥闡述了國際和中國內部形勢，又向馮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紅軍建軍的原則、政治工作方法，以及孫中山三民主義和聯俄容共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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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堅「逐漸與馮、徐親近，談話日洽，漸涉及K.M.T.問題、C.P.問題」。馮要求劉伯堅「介紹C.P.與之談話」。經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商定，由劉伯堅介紹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蔡和森與馮玉祥進行長談。蔡和森對馮及其隨行將領作了3天報告，「因其虛心好問，故住莫日期雖淺而所得頗多，且甚切實」。「從此與劉同志感情日愈融洽，要求他同住。談到左右派問題，馮以為如我軍中有左右派衝突，豈不破壞軍隊的統一。經劉同志解釋，雖明白而不甚深切。」蔡和森還派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共支部負責人朱務善、周達人每周用兩個下午的時間，以中共立場給馮講解中國近代革命歷史問題。

6月中旬，馮玉祥派遣劉驥等由莫斯科去廣州，與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接洽國民軍入黨手續及合作「共同革命」的計劃。馮密函致蔣介石、譚延闓，指他們會全權代表他商談。劉驥於7月中旬到達廣州，向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負責人張靜江、譚延闓、宋子文、孫科等人轉達了馮玉祥接受三民主義和聯俄容共黨策的決定。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負責人對國民軍代表表示歡迎。徐謙也從莫斯科回到了廣州。劉驥與譚延闓、徐謙、宋子文、孫科等經過協商達成了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的協議，包括國民軍接受孫文的三民主義和聯俄容共政策，從北方協助國民革命軍北伐的進行，國民政府則對國民軍按照國民革命軍的標準一律待遇。劉驥將這個協議通過廣州蘇聯顧問的電台電告馮玉祥，馮隨即復電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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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9日，蔣中正就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馮玉祥部下發電報給馮敦促他返國。國民黨北方組織領導人、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為敦促馮玉祥回國，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于右任去莫斯科見馮，於應允。李大釗又為於找到了馬文彥任俄語翻譯隨同，並約定馮與他們在上烏金斯克會見，他們到達上烏金斯克後，馮要他們去莫斯科見面，於是又轉赴莫斯科。于右任與馮在莫斯科進行了秘密商談。馮玉祥接受了李大釗提出的迅速回國參加北伐的意見。蔡和森在給李大釗的信中也說與馮「接頭結果頗佳」。李大釗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于右任在莫斯科秘談後「覺馮思想更進步」，「從前於、馮不甚相得，此次則融和無間矣」。

8月上旬，馮玉祥著手準備回國。蘇聯政府對馮回國參加北伐給予了大力支援。除應馮的請求派烏斯馬諾夫、賽福林等顧問外，還支援了大批軍械彈藥。當時存放於庫倫待運的軍械彈藥就有輕重機槍2000餘挺、步槍20萬支、子彈20000萬發、大炮200多門。另外還有若干鋼甲汽車和坦克車。

李大釗也去電于右任敦促馮玉祥早日起程。于右任向馮轉達了李大釗來電，並先期起程回國，以促使馮早日起程。馮玉祥於8月17日離莫斯科回國，烏斯曼諾夫、賽福林、劉伯堅和中共蔣挺松、曾曉園、穆濟波等人同行。在歸國途中，劉伯堅與馮玉祥多次談話，還給馮閱讀中共的《嚮導》周報。馮認為其「主張頗有得余心之同然者」，又對《中國共產黨五年來之政治主張》「表示滿意」。馮玉祥還親筆致函陳獨秀表示共產黨理論「非常正確」，主張「又極持平」，他「到了蘇聯以後才恍然大悟」「現在毅然歸國，從事於革命工作」。馮玉祥還向陳獨秀提出要求：

（一）幫助物色「最覺悟最熱心的同志」3人，「到國民軍中辦一政治畫報」，信中並詳細說明了到國民軍中去的途徑、旅費等項，並要求「他們從上海啟程北上時，請將政治上的出版物、社會科學及各種書報儘可能的儘量帶來，每種各帶十份，並請以後各種出版物均行定購，源源設法帶來，以供應用，物價由國民軍擔任」。

（二）就北京、天津、上海三個地方任擇兩處辦兩個報館作宣傳機關，請陳代為計劃，代為物色當地人才，就地辦理。「有了切實的辦法，我就匯款去開辦」。

（三）「對於政治意見、時局主張，時常不斷來信，指導我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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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馮玉祥被任命為國民軍的中國國民黨黨代表、國民政府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軍也於8月被迫撤離南口。馮玉祥希望提前出發的于右任在上烏金斯克等他，於為減少馮滯留時間，沒有等他而是直接徑去庫倫，並致電馮玉祥要求其趕緊回國，以應對國民軍的緊急形勢，馮在上烏金斯克沒有停留，一直趕到庫倫。

8月27日，廣州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舉行「歡迎國民軍同志懇親大會」，接待在廣州的國民軍代表李鳴鐘、劉驥等人。9月10日，馮玉祥攜蘇聯代表烏斯馬諾夫、中共代表劉伯堅一行由庫倫出發前往綏遠五原，在固陽附近趕上先期回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于右任，途中遇見國民二軍第三旅旅長史宗法，以及得到馮回國消息前來迎接的張允榮、宋哲元、過之翰、王淮鎮、鹿鍾麟、鄧哲熙、黃中漢等將士，馮玉祥與他們於9月16日到達五原。

## 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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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五原後，馮玉祥在9月16日並發表《回國宣言》。馮在開頭表示自己加入「國民革命」的原因：

玉祥本是一個武人，半生戎馬，未嘗學問。唯不自量，力圖救國，無奈才短識淺，對於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領。所以飄然下野，去國遠遊。及至走到蘇聯，看見世界革命起了萬丈高潮。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國外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雙重壓迫，革命運動早已勃興，又受世界的影響，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即由此而生。

馮宣布「至於政治主張，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是國民政府委員之一，一切由國民黨決定，國民政府主持。我惟有與諸同志集合全體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謹此宣言」，又表示完全服從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反帝國主義」、「反軍閥」：

軍閥本身實在無力量，乃是帝國主義在背後主持。因此我們知道要想戰勝軍閥，必須要先打倒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壓迫之甚，幾使中國不能生存……我們要解除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與革命同志們，共同擔負這個使命。現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遺囑，進行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所有國民黨一、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決議案全部接受，並促其實現。今後將國民軍建在民眾的意義上，完全為民眾的武力，與民眾要結合。軍隊所在的地方，工人組織、農民組織，均當幫助。並聯合其他民眾之團體，共負革命之責任。同時對於學生、教員、商人、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各階級之利益，均極力顧全。意義是解放被壓迫之中國民族，以與世界各民族平等

馮玉祥又否認自己「赤化」：

不意當時有人說我是赤化了。現在看起來，真是慚愧！當時的馮玉祥，哪裡夠得上赤化！不但罵我的，不知赤化是什麼，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是赤化。罵我的人，也說不出根據來，只說不該與蘇聯親善。

馮玉祥也指吳佩孚對他「亂造謠言」：

說我與蘇聯結了什麼密約，尤其是荒唐之語！我向來是痛恨賣國賊與外國人結密約，豈有躬自蹈之之理！蘇聯把種種不平等條約自動地取消了，哪裡有再結不利於中國的條約之理！況且我個人的性格所在，絕不肯作這種鬼祟的事。如果有什麼密約，也不能久瞞於人。什麼密約，什麼條件，何以絕無所聞?若說蘇聯幫助中國革命，有所懷疑；要知道蘇聯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壓迫者並扶助弱小民族為己任。主義在此，什麼不利於人的事都作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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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嚮導》周報全文刊載了這個宣言，陳獨秀發表了題為《對於國民軍再起的希望》的評論文章，認為「這個宣言是中國革命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由這個宣言所產生結果，將來必非常之大」。

1926年9月17日，馮玉祥召集在五原的主要將領在五原縣政府內舉行會議，會上決定成立國民軍聯軍參加北伐；並由于右任、孫岳、鹿鍾麟、徐永昌、鄧寶珊、方振武、弓富魁、史可軒等各軍將領一致推舉馮玉祥為國民軍聯軍總司令。

同日，馮玉祥及國民軍一、二、三、五、六各軍一萬餘名官兵在五原縣城內縣政府西首廣場舉行誓師大會。舉行了誓師大會。會場臨時築一座高6尺，台底兩丈見方，台頂一丈見方的土台，土台中央豎一旗杆，升起一面五色旗幟。參加誓師的隊伍分列於其東、西、南三面。參加大會的將領有孫岳、鹿鍾麟、張之江、李鳴鐘、鄧哲熙、過之翰、石敬亭、張久榮、宋哲元、弓富魁、方振武、佟麟閣、席液池、劉金忱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于右任、共產黨員劉伯堅、烏斯馬諾夫、綏遠省民政廳長鄧鑒山等出席了大會。據記錄，到會的國民軍官兵因新敗，服裝襤褸，器械不全，軍容不整。會上，馮玉祥宣布成立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並就任聯軍總司令職，又宣布國民軍全體將士加入中國國民黨。馮玉祥發表宣言，決心遵從三民主義，加入北伐。馮玉祥在講話中說「赤化」二字，說「赤化就是革命化，流血化，誰肯為革命流血，誰就是赤化」。馮玉祥代表全軍宣誓：

國民軍之目的，以國民黨之主義，喚起民眾，剷除賣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求中國之自由獨立，並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特宣誓生死與共，不達目的不止，此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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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于右任對馮玉祥授北伐軍旗。馮玉祥和劉伯堅作講演。誓師會上還舉行了易旗儀式，將五色旗更換為青天白日旗。馮玉祥任國民革命軍聯軍（1927年改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宣佈所部加入中國國民黨。大會發出電文，呈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並通告全國：

玉祥本工人子，幼時失學，及長痛國勢之凌夷，發憤從戎，以圖報國於萬一，遭逢時會，歷綰兵符，識不足以救國，學不足以撥亂，與中山並世而生，聞革命之旨，獨恨遲晚，竟欲以一介恬退之行，化貪暴之惡習，潔身下野，去國遠遊，詎意帝國主義利用軍閥，毒焰並熾，國將不國。茲者中山主義驅我歸來，因全軍將士公推於九月十七日在五原宣布就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職，並與全軍將士鄭重宣誓於國人之前。除另具布告及詳細宣言外，特此電聞。

同日，國民軍聯軍發出《國民軍聯軍全軍將士對全國民眾宣言》：

本軍於過去錯誤中尋出革命的正道，分兩點說明：

（一）本軍與國民黨結合為一，進行中國國民革命，奮鬥到底。

（二）本軍以後當按照國民黨黨軍的組織，一面注重政治教育，使軍隊政治化，一面儘量發展國民黨及各種社會組織，由軍隊推及於社會，增高民眾的覺悟程度，以縮短革命成功的道路。

大會後，馮玉祥和于右任率官兵在五原縣城舉行遊行。國民聯軍在城內各處張貼「打倒帝國主義」、「剷除軍閥」等標語。誓師後，國民聯軍南下西安，擊潰圍城西安的劉鎮華之後，率領國民聯軍東出潼關，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攻擊河南的吳佩孚勢力。1926年10月底，國民軍根據協議，又從蘇聯得到3500支步槍，1150萬發子彈，3架飛機，10支火焰噴射器等。

## 紀念

在當代，五原縣以五原誓師、五原大捷等歷史事件資料，相繼建成五原縣博物館、馮玉祥將軍雕像、五原誓師廣場等建築。其中，五原誓師廣場是為紀念五原誓師80周年，投資3800萬元重新修建的廣場。廣場主體建築由古城牆、誓師台和誓師塑像等組成，是首批命名的內蒙古中共黨史宣傳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