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 (蘇聯)

本土化（Коренизация）是蘇聯早期的一項民族政策，主要於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以及以及1953年3月至6月間（即貝利亞主持的民族改革）施行。這一政策旨在緩和中央政權與蘇聯各民族共和國本地居民之間的矛盾。本土化的做法包括：培養並提拔本地少數民族出身的幹部進入領導崗位，建立民族-領土自治體制，把少數民族語言引入行政事務與教育領域，鼓勵以當地語言出版報刊和其他媒體。到20世紀30年代末（部分地區在1932—1933年間就已開始），本土化政策被逐步廢止，許多積極推行該政策的人遭到鎮壓。取而代之的是俄語作為各民族共同交往語言的全面推廣。不過，本土化政策也帶來了深遠影響：它促成了蘇聯少數民族中大批受過教育的幹部群體的形成，並建立起一套以非俄語為教學語言的教育體系。

## 原因與意識形態基礎

推動本土化的原因在於：蘇維埃政權在民族邊疆地區的根基並不穩固，這一點在俄國內戰時期已經暴露出來；邊疆的非俄羅斯族群對政權（無論是舊政權還是新政權）都保持警惕，因為它帶有鮮明的「俄羅斯」語言與民族文化主導色彩；同時，20世紀初一系列革命事件也極大促進了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意識，中央當局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予以承認和回應。「本土化」的思想基礎是1917年11月15日發表的《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這一理念後來在黨和蘇維埃領導人的論述中得以進一步發展。1920年，史達林在《蘇維埃政權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一文中提出，應當「讓學校、法院、行政機構和權力機關都使用本民族語言」。當時的蘇俄實際情況是：在民族邊疆，城市往往以俄語為主，而城市周圍的農村人口則主要是少數民族。因此，本土化首先需要在這些俄語化的城市中推行。史達林並不認為這是不可行的。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他說過：「不能逆歷史而行。很明顯，如果在烏克蘭的城市裡至今仍以俄羅斯成分居多，那麼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城市必然會被烏克蘭化。四十年前，里加還是一座德國化的城市。但由於城市依靠農村發展壯大，而農村才是真正的民族守護者，如今的里加已經是純粹的拉脫維亞城市。五十年前，匈牙利的所有城市都帶有德國色彩，而現在它們已被馬扎爾化。白俄羅斯也會如此，儘管如今它的城市裡仍然是非白俄羅斯人占多數。」

在西方歷史學者看來，本土化政策的目的在於鞏固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地方的統治。各民族共和國和自治地區的黨政機關里，少數民族（非俄羅斯族）幹部比例極低，這引起了中央當局的擔憂，因為這大大削弱了蘇維埃政權在當地民眾眼中的權威和吸引力。許多地方黨政幹部不會說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對他們的傳統和文化也抱有輕蔑態度，表現出當地人早已熟悉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至於具備足夠教育水平、能勝任領導職務的少數民族人士，從沙皇時代遺留下來的數量就不多，尤其是在中亞各共和國中更為稀缺。即便在烏克蘭，幹部匱乏也十分嚴重，以至於連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者、1918年推行過類似烏克蘭化政策的蓋特曼帕夫洛·斯科羅帕茨基也承認這一點。他寫道：「烏克蘭人都說我依靠俄國人的力量來建設烏克蘭。是的，因為僅憑烏克蘭人自己的力量根本無法成就什麼大事。烏克蘭真正有文化的階層人數非常少，這正是烏克蘭民族的最大不幸。」

此外，隨著布爾什維克的上台，一部分民族知識分子選擇了流亡。結果，到20世紀20年代初，少數民族在蘇維埃共和國的黨務機關中僅占很小一部分，而且並非所有的少數民族幹部都能完全掌握本民族語言。比如，1922年時，烏克蘭共產黨（布）成員中，烏克蘭族只占23%；而能流利使用烏克蘭語的成員僅占11%。蘇維埃當局甚至不得不採取非常措施——邀請以米哈伊洛·赫魯舍夫斯基為首的加利西亞人來推行烏克蘭化。

不過，地方黨政權力的「本土化」嘗試往往缺乏一致性和連貫性。到20世紀30年代初，隨著「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的展開，本土化逐漸被叫停，許多積極推行該政策的人遭到蘇聯的政治迫害。例如，德國學者格哈德·西蒙認為，本土化的目的正是為了防止民族主義力量的發展。在語言、文化和幹部政策上的讓步，本應當起到遏制地方自治和分離傾向擴散的作用。

## 舉措

本土化的實施方式是：一方面提拔本地少數民族幹部進入各級黨政領導崗位，另一方面則嘗試（但大多不成功）要求已經在民族邊疆工作的俄語黨政幹部學習當地民族語言。這項政策雖然充滿矛盾、成效也並不理想，但與支持和發展民族文化的方針結合起來，對蘇聯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建構與文化發展仍具有重要意義。

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了本民族幹部比例配額制度，並規定了推行本土化的時限。1923年11月22日，吉爾吉斯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法令，要求在1924年1月至7月間，將哈薩克族地區的全部官方文書處理工作轉為使用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中執委會第二次會議還要求：在哈薩克族人口聚居區，幹部隊伍要實現100%的本土化；在民族成分混合地區，則要實現50%的本土化。到1936年，哈薩克人在哈薩克中執委會中占67%，在共和國各人民委員部的領導崗位中占64%，在各級執行委員會領導幹部中占53%，在州執行委員會主席中占56%，在區執行委員會中占69%，在鄉村蘇維埃主席中占65%。到1937年1月1日，哈薩克人已占該共和國黨員總數的46.8%。

在一些地區，20年代的本土化還伴隨著將曾劃撥給俄語移民的土地歸還給當地民族，並限制來自俄羅斯的移民。1920—1921年間，蘇維埃政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俄語人口向哈薩克斯坦遷入，並將部分被徵用的土地歸還給哈薩克人。1920年11月8日，吉爾吉斯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頒布法令，禁止農民擅自遷徙。20年代初，從中國返回的哈薩克人（他們在1916年七河起義被鎮壓後逃亡至中國）發現，自己原先的土地上已經出現了俄語居民的定居點。於是，哈薩克自治共和國當局將這些俄語居民遷出，把土地和房屋交還給哈薩克人。總計被清理的有120個俄、烏村莊、32個農莊、95個屯落，共遷出6466戶（其中近一半在七河省）。到20年代後期，在哈薩克斯坦，對俄語移民土地的徵收已經演變為大規模行為，並伴隨著這些移民的遷出。官方統計在1929年指出，當時正在進行「歐洲人口」的擠出過程，導致全共和國的農戶總數減少了14%，蘇維埃哈薩克斯坦的俄族和烏克蘭族人口減少了70萬。不過，這一政策並未持續太久。1927年2月8日，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宣布哈薩克人和俄語人口在土地使用權上享有平等地位。1929年2月，蘇聯又取消了禁止歐洲部分農民遷入哈薩克斯坦的禁令。

本土化的一個重要成果是建立起多民族的教育體系。比如，到1938年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共有21,656所學校，使用21種語言授課。其中，以烏克蘭語授課的有18,101所，以俄語授課的有1,550所，以希伯來語授課的312所，以摩爾達維亞語的163所，以烏茲別克語的19所，以白俄羅斯語的9所，以保加利亞語的54所，以波蘭語的50所，以德語的512所，以捷克語的14所，以希臘語的12所，以韃靼語的5所，以亞美尼亞語的4所，以土庫曼語的2所，以吉爾吉斯語的1所，以瑞典語的1所，以哈薩克語的1所，此外還有838所混合型學校。許多民族學校規模很小（例如，基輔的一所捷克語學校只有3個班、19名學生），部分學生既不能熟練掌握俄語，也不太會所用的教學語言，加上師資和教材供應不足，教育水平受到限制。儘管如此，這一多民族教育體系在1930年代迅速發展。1930—1931學年，全蘇聯的民族學校在校生有7,620,400人，而到1938—1939學年，這一數字已經達到14,146,152人。為了培養師資，1939年蘇聯設有411所民族師範學校，在校生116,200人。

本土化在出版領域也推進得很積極。1936年，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期刊中，有62%是以烏克蘭語出版的。據列夫·麥赫利斯於1937年10月30日提交給全聯盟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的一份報告，當時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全共和國的州一級報紙中，只有一份是俄語報紙——《社會主義頓巴斯》，在其餘各州都沒有任何俄語的州級報紙。

## 蘇俄民族自治地區的本土化

本土化不僅在各加盟共和國推行，也覆蓋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境內的民族自治地區。即使在一些自治地區中，俄羅斯族占據多數，這一情況也並未成為將其排除在本土化政策之外的理由。

在布里亞特-蒙古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1926年人口普查顯示俄族占人口的55.2%。儘管如此，本土化仍於1924年由專門成立的委員會開始推行。不過，由於缺乏足夠的本地合格幹部，政權機構本土化的計劃幾乎一開始就失敗了，1926年不得不重新制定方案。新的三年計劃（1926年）規定在1927—1929年間實施，使布里亞特人在共和國機關中的比例提高到37.7%，在省級及基層蘇維埃和合作社機構中達到33%。到1936年，布里亞特人在共和國各類組織和機關中的比例已達到32.7%。

在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引入韃靼語進入行政事務形式上始於1921年6月25日。當日，全韃靼中執委和韃靼自治共和國人民委員會頒布了《關於在韃靼共和國境內推廣韃靼語的法令》。文件規定，到1930年，在韃靼人占多數的地區，機關和企業的主要文書工作應轉用韃靼語。此後，共和國層面的相關規範性文件接連出台，但在地方上始終難以落實，只是不斷在新的指示中重複同樣的要求。比如，1922年的一項指令要求，到1923年2月1日前，將韃靼自治共和國所有機關的牌匾、印章和圖章全部改為同時使用韃靼語和俄語。1923年9月21日，韃靼自治共和國中執委又頒布新決議，提出了同樣的要求。然而，隨後用於推廣韃靼語的經費停止撥付。1926—1927財年和1927—1928財年，共和國都未安排韃靼語推廣的專項資金。最終，行政文書工作全面轉用韃靼語的任務始終未能完成。

在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1922年2月10日通過了一項法令，旨在吸收克里米亞韃靼人進入國家機關，並廣泛使用克里米亞韃靼語。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中執委下設立了一個委員會，負責推動蘇維埃機關、合作機構和社會組織的韃靼化。更早在1921年7月，克里米亞地區韃靼局就召開了第一次克里米亞韃靼人代表大會，出席者達230人。到1930年，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的共產黨組織中已有1398名克里米亞韃靼人，占黨員總數的10.3%；1939年時，他們在黨員及候補黨員中的比例上升到21.6%。1927年，克里米亞的中執委、人民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工農檢查機構，以及城鎮和鄉村蘇維埃機關中共有368名克里米亞韃靼人，占比26.8%。當時，404個鄉村蘇維埃中有167個屬於韃靼蘇維埃。1929年7月25日，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人民委員會頒布法令，要求在原住民占多數的地區、城市和鄉村蘇維埃內，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的文書工作一律改用韃靼語。在1930年代，克里米亞境內還建立了6個民族性質的克里米亞韃靼人行政區。到1932年，克里米亞韃靼人在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中執委中的比例已達到50.4%。

### 學校的本土化

在本土化政策框架下，蘇俄境內的民族共和國嘗試建立以本民族語言授課的學校。但這一政策在不同自治共和國的落實情況差異很大。根據全聯盟共產黨（布）中央宣傳鼓動部向中央書記格奧爾基·馬林科夫的報告，到1940—1941學年，情況如下：

- 從1年級到10年級全部使用本民族語言授課的，只有一個共和國——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 在民族學校的5—7年級，除達吉斯坦自治共和國和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外，其餘各自治共和國都已實現了用民族語言授課。
- 在1—4年級，所有民族共和國都使用民族語言教學。

因此，到衛國戰爭爆發前，本土化在蘇俄民族共和國中只取得了有限成果：小學教育和部分中學教育實現了本土化，而高中階段則僅在韃靼自治共和國完成了本土化。

## 流放的本土化

集體化導致蘇聯境內出現了所謂的「富農流放」。在這些特別定居點中，富農往往攜家帶口一同被遷徙，其中包括許多學齡兒童。被流放者當中也有來自各民族自治地的家庭。蘇聯當局最初嘗試為流放家庭的孩子開設民族學校，從而在某種意義上實現對「流放群體」的本土化。1932年，國家政治保衛局與人民教育人民委員部合作，為來自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的流放者子女建立了532個以民族語言授課的學校班級，並計劃從各民族共和國調配教師來任教。然而，這一方針很快被放棄。到1935年，當局完全終止了「本土化流放教育」的嘗試，流放者子女的教育統一改為俄語教學。

## 紅軍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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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政策也在紅軍中推行。按照自革命前延續下來的傳統，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的頭幾年，工農紅軍並不徵召原帝國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居民。

紅軍中的本土化政策表現為：建立按民族構成編組的部隊，在軍隊中使用各民族語言，設立民族軍事院校，並在軍事院校中為特定民族預留招生名額。這一方針的主要倡導者是米哈伊爾·伏龍芝，他認為非俄族群體是紅軍「額外力量的來源」。到1924年底，在一些共和國里已經出現了民族部隊和建制單位，包括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白俄羅斯、布哈拉和烏克蘭，以及克里米亞、雅庫特和達吉斯坦自治共和國。在組建民族部隊時，還採用了所謂「集中編組」的方式——把同一民族的士兵集中到一個地方部隊中，雖然這種部隊在名義上並不算「民族部隊」。通過這種「集中編組」，不僅形成了民族師，還在普通部隊內部出現了更小規模的民族單位，如團、營、炮兵連、步兵連、騎兵中隊、排等。

許多少數民族軍人並不懂俄語。然而，1925年7月31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民族院主席團頒布了《關於在民族部隊中引入俄語口令》的決議。軍隊條例被翻譯成各民族語言，同時，軍事-政治讀物也以民族語言出版。

軍事院校的本土化始於1924年。6月9日，軍事與海軍人民委員部發布《關於軍事院校民族化》的命令，根據這一命令，在各類課程的基礎上開辦了民族軍事院校，用本民族語言培養指揮幹部。此類院校的數量迅速增加：

- 截至1924年3月1日 —— 7所院校，共2973名學員。
- 截至1924年11月1日 —— 13所院校，共4961名學員。
- 截至1925年10月1日 —— 20所院校，共6328名學員。

不過，大多數民族軍事學校很快被裁撤。到1929年，蘇聯境內僅剩9所民族軍事學校。

在民族軍事學校里，學員中雖然以少數民族出身者為主，但俄羅斯人也占有相當比例。到1925年，民族學校的學員中，只有76.6%並非俄羅斯族。此外，對於某些民族（德意志人、莫爾多瓦人、烏德穆爾特人、楚瓦什人、科米人、摩爾多瓦人），在他們聚居地區的軍事院校中，還特別規定了預留名額。

## 終止

本土化政策的部分收縮發生在1930年。當時，由於白俄羅斯解放聯盟案，白俄羅斯化實際上被迫中止。在這起案件中，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三位人民委員被牽連在內。

「白俄羅斯解放聯盟」的成員被指控推動對白俄羅斯語的去俄語化和波蘭化。被捕的人民委員安東·巴利茨基在供述中向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表示，白俄羅斯學課程是在「白俄羅斯解放聯盟」的建議下開設的，它們成了「真正的民族民主宣傳和鼓動者的培訓學校」。另一位被捕的人民委員A·F·阿達莫維奇則被控「積極推動東部地區的白俄羅斯化，例如迅速對白俄羅斯的加里寧地區進行白俄羅斯化」。

歷史學副博士K·S·德羅茲多夫指出，在扎通斯基的報告之後，對白俄羅斯民族共產主義者展開的鎮壓，導致他們被清除出局，而白俄羅斯化也從此流於形式。

在1932—1933年間，整個蘇俄的「烏克蘭化」政策被終止，其依據是1932年12月15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與蘇聯人民委員會的聯合指令。各地執行這一指令的速度很快，僅僅幾周時間便由「烏克蘭化」全面轉向「俄羅斯化」。1932年12月28日，中央黑土州黨委局按照12月15日的聯合指令作出如下決議：

- 自1933年1月1日起，停止所有初級和中級學校的烏克蘭語教學（當學年的第七畢業班除外）。
- 自1933年1月1日起，取消一切烏克蘭語教師培訓課程。
- 在所有教學計劃中，將烏克蘭語言文學課程改為俄語語言文學課程。
- 自1933年1月15日起，停止師範專科學校的烏克蘭語課程（第三學年除外）。
- 撤銷鮑里索夫和沃洛科諾沃兩所烏克蘭師範專科學校。
- 停止別爾哥羅德國立師範學院的烏克蘭語教學。
- 取消為鄉村蘇維埃技術人員開設的烏克蘭語學習班。

1932年12月26日，中央黑土州發布了第59號指令，正式廢止司法領域的「烏克蘭化」。該文件要求：

- 將法院和檢察機關的一切文書工作改為俄語。
- 立即停止使用烏克蘭語進行公文往來。
- 停止向烏克蘭籍工作人員支付任何因使用烏克蘭語工作的津貼。
- 撤銷州法院內的烏克蘭語上訴組。

從這些措施可以看出，1933年時，烏克蘭化在蘇俄境內已被徹底廢止，並由俄羅斯化所取代。儘管如此，蘇俄境內仍保留著烏克蘭民族區域（截至1933年12月1日共有50個）以及烏克蘭族鄉村蘇維埃。

在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民族學校中引入俄語教學。1933年，第一本面向民族學校的俄語教材出版；到1934年，俄語和俄羅斯文學被作為單獨的學科正式開設。

在1937—1938年間，蘇聯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中止本土化政策，轉而恢復溫和的俄羅斯化。這種轉變也有其客觀原因。例如，在一些民族共和國中，推行學校本土化的結果是，非俄語學校的畢業生往往不懂俄語，因而無法繼續進入高等院校深造。1938年，新的教育人民委員彼得·秋爾金指出，在吉爾吉斯、土庫曼、塔吉克和烏茲別克等地的許多民族學校里，「完全不教授」俄語。在此之後，1938年開始規定，所有民族小學從二年級起必須開設俄語課程，不完全中學則從三年級起開設。同年3月7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發布了《關於工農紅軍民族部隊和建制的決議》，將民族部隊、軍隊編制以及軍事院校和學校改組為全聯盟性質的單位，實行跨地區的人員補充原則。

「本土化」的廢止伴隨著蘇聯媒體對其支持者的揭批運動。例如，1938年3月20日，《真理報》揭露了「巴什基爾教育人民委員部的腐朽立場」：「人民的敵人——長期把持巴什基爾教育機關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推行著把巴什基爾青年與俄羅斯文化隔絕的政策，在巴什基爾和韃靼學校里豎起了重重障礙，阻撓俄語和俄羅斯文學的教學。」同年3月28日，《真理報》又批評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人民委員部。文章指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散布了一種「有害的『小理論』——雙語學習的困難論」：「所謂『理論』就是，烏克蘭兒童在學習母語的同時，再學俄語就會很困難。他們刻意無視舊俄學校的經驗——那裡第一或第二學年就開始雙語教學，卻把這種『理論』強行灌輸給教師。懶惰的教師因此得到一個『有力』的藉口來為學生成績不佳辯解。」文中還以俄語教師水平低下為例加以說明：「在今年一月第三基輔師範專科學校函授教師的考核中，一百名教師中只有一人俄語聽寫得了『中等』，其餘全是『差』。」

1938年1月24日，聯共（布）中央組織局下令各加盟共和國的教育人民委員部，將民族學校（德意志、芬蘭、波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改組為普通的蘇維埃學校。這些民族學校被宣布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對兒童施加影響的溫床」，新學校的教學語言則規定為「使用所在共和國的官方語言，或使用俄語」。

與此同時，民族區域和民族鄉村蘇維埃也在被撤銷。1937年12月1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關於撤銷民族區域和民族鄉村蘇維埃的決議》。文件中指出，「這些區域中許多是由人民的敵人出於破壞目的而建立的」，並要求「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遠東、阿爾泰和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黨委，哈薩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以及克里米亞、奧倫堡、列寧格勒和阿爾漢格爾斯克州黨委等，在其轄區內存在民族區域和鄉村蘇維埃的，應當在1938年1月1日前向聯共（布）中央提交撤銷這些區域的方案，通過改組使其成為普通的區域和鄉村蘇維埃」。

最後，俄語媒體的地位也得到了部分恢復。1937年12月1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責成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自12月19日起創辦一份全烏克蘭性的俄文大型日報，作為烏共（布）中共中央和全烏克蘭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報紙的發行量應與《共產主義者》報相同」，並且「在一個月內創辦俄文的主要機關報。首批必須在哈爾科夫、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敖德薩和尼古拉耶夫創立俄文報紙」。

衛國戰爭對「本土化」政策造成了沉重打擊。戰爭期間，蘇俄的一些民族自治體被撤銷（包括伏爾加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國、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以及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這些民族的主體人口被強制遷往蘇聯的其他地區。在流放地，教育完全以俄語進行，相應的民族語言學校也隨之不復存在。

## 後期嘗試（1938年以後）

在北奧塞提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自1940年起曾嘗試在學校中推行「本土化」。1940年12月6日，聯共（布）北奧塞提亞州黨委局和北奧塞提亞自治共和國人民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在北奧塞提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民族學校實行本土化的決議》，規定將奧塞提亞民族學校5—7年級的教學科目改為奧塞提亞語授課。這次嘗試最終失敗。1952年，聯共（布）北奧塞提亞州黨委書記庫巴季·庫洛夫在向聯共（布）中央書記格奧爾基·馬林科夫的報告中，解釋了失敗的原因：

- 缺乏奧塞提亞學校的師資力量。庫洛夫指出，即使在1952年，北奧塞提亞科斯塔·赫塔古羅夫國立大學也仍未培養過奧塞提亞民族學校所需的教師。
- 奧塞提亞語教材質量低劣。庫洛夫報告稱，這些教材多是倉促翻譯而成，因此「嚴重妨礙了奧塞提亞學生對基礎學科知識的掌握」。

最終，庫洛夫強調，1952年時本土化奧塞提亞學校學生的知識水平極其低下，導致他們在升入中專、技校和高等院校時遇到困難（這些院校的教學語言都是俄語）。因此，庫洛夫援引1938年3月13日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的聯合決議，申請作為例外，從1952年9月1日起，將奧塞提亞學校5—7年級的教學改為俄語授課（奧塞提亞語保留為一門單獨課程）。不過，庫洛夫並未放棄本土化，而是表示這些措施只是「在尚未具備成功推行七年制奧塞提亞學校本土化所需條件之前的臨時辦法」。

## 影響

本土化政策的推行，使得蘇俄各民族自治地區普遍建立了以本民族語言授課的小學。後來，其中一部分自治體及其民族學校在衛國戰爭期間被撤銷。

1949年時，蘇俄各自治共和國的民族語言教學情況如下：

- 韃靼斯坦——以韃靼語授課的教育可一直持續到10年級。
- 巴什基爾和楚瓦什——在民族語言中，一些學科的教學可持續到10年級。此外，在這些共和國中，除部分學科外，民族語言的教學普遍可延續到7年級。
- 北奧塞提亞——以奧塞提亞語授課的教學可持續到7年級（部分學科除外）。
- 其餘各自治共和國——民族語言教學僅限於1至4年級。

由此可以看出，到1949年時，蘇俄大多數共和國在教育領域的本土化政策已所剩無幾，僅僅在小學低年級保留了母語教學。

本土化政策導致，到1930年代末，創建的民族學校中俄語教學幾乎不存在，或者質量極差。這使得這些學校的畢業生無法升入蘇聯的高等院校和技校（尤其是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因為這些學校的教學都使用俄語。在關於聯盟各民族共和國民族學校俄語教學問題的會議後，蘇俄教育人民委員彼得·秋爾金於1938年2月2日提交的報告中列出了相關數據，顯示大多數民族學校根本不教授俄語：土庫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728所學校中，僅321所開設俄語課程；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667所小學中，僅189所開設俄語課程；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255所不完全中學中，俄語教學僅在39所學校進行；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75所中學中，僅7所教授俄語。秋爾金指出：「在塔吉克、烏茲別克等其他共和國的民族學校中，情況也同樣不理想。」此外，秋爾金特別強調，即便在少數開設俄語課程的民族學校中，其教學質量也非常低：

在目前教授俄語的多數學校中，教學水平極為不令人滿意，導致學生的學習成績非常低下。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最初十年裡，在本土化政策的框架下，俄族人在一些地區遭遇了來自當地民族的公開歧視。例如，山區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俄族居民抱怨：「俄族居民的生活變得……難以忍受，導致普遍破產，被迫離開山區共和國……地區經濟的完全破產，是由於針對俄族人的持續、每日的搶劫和暴力行為造成的。」在卡爾梅克，俄族居民要求：「應當給予我們與卡爾梅克人平等的權利。」在直接與蘇俄接壤的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部分定居點，俄族居民則請求保留俄語作為學校的教學語言。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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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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