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

溫州人是指籍貫、出生地或居住地位於浙江省溫州市下轄縣市區的人。在海外，由於青田在歷史上曾經隸屬溫州，溫州人和青田人往來密切，因此溫州人的概念往往也包含青田人。溫州人大部分是漢族，主要使用溫州話。

溫州人以行商做生意聞名，有「中國的猶太人」之稱。受溫州本土的永嘉學派影響，商人在溫州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1980年代，溫州人率先通過本地小商品生產，再藉由外地溫州人血緣、地緣紐帶，在全國範圍內兜售溫州生產的輕工業品而獲利。1990年代以來，溫州人由輕工業生產轉向全國範圍內的投資，溫州商品的生產逐步外移，並在全國範圍內形成在外溫州人聚落，如北京的浙江村。1990年代以來，向外移民的溫州人以青壯年為主，主要到大中城市經商，並以商會組織相聯絡，對外廣泛進行投資。2023年，海外溫州人有將近70萬人，分布在130個國家和地區；175萬溫州人在中國各地經商，建立起268個地級市以上的溫州商會。平均每4個溫州人就有一個在外地經商，創造了遠超過溫州本土的經濟規模。

改革開放後，外來務工人員湧入溫州，到2000年代已經有近300萬之眾。自2005年起，以「新溫州人」指代這些外來務工人員的說法逐步流行起來，如2005年起舉辦的新溫州人歌手大獎賽等。新溫州人群體中，男性居多，大部分都從事體力勞動，另有一部分是高學歷、高技術人才。溫州市對此出台政策，幫扶新溫州人群體，以促進族群融合。

## 歷史

### 甌越先民

遠古時期的溫州地區經歷了多次海侵與海退，東部平原地帶曾經四次經歷淺海到陸地的更替變遷。距今最近的一次海侵發生在約5000年到3000年，由於當時的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溫州東部平原沉入海底。溫州境內以山海交錯的峽灣、溺谷為主要地形；「岐」在閩語中意為水邊突出部或坡地，溫州、福建一帶都遺留下大量包含「岐」的地名，如蒲岐。

遠古時期的居民可能就居住在這些被稱為「岐」的沿海的河谷或岙口，因此既可以從山中採集捕獵，也可以到海中獲得漁產，物質相對豐饒，無凍餓之憂。但由於氣候潮濕溫潤，地形狹隘不利稻作，因此難以積蓄食物，故而難以承載大量人口，限制了軍事和政治組織的發展。浙南山區一向有採集薯蕷的傳統，可能也與其在當地數量豐富、常年不腐有關。由於糧食不能自給，先民們可能不得不從事工商，較早地使用舟楫進行海上貿易。

浙南地區內石棚墓文化遺址、懸棺葬文化遺址、土墩墓文化遺址共存，說明可能有多個具有一定規模的部族同時居住於浙南地區，逐步交融，以適應本地山海交錯的地理環境，最終形成了甌越人。公元前138年，閩越王圍攻東甌，漢朝出並制止，事後東甌舉國遷移到江淮之間。少數未遷移的甌越人，與後來外來移民不斷融合，逐步形成溫州人群體。

### 漢族移民

晉末之後，北方動盪開啟溫州作為避亂地的北方漢人遷入潮，移民開始明顯增加。唐末到五代，北方戰亂帶來的遷徙達到高峰，溫州出現「多雜姓」的格局。兩宋之際，宋室南渡過程中，大批官員家屬與流民隨行東遷，部分在溫州定居繁衍。

宋朝以來，福建逐步形成地少人多的格局，促使福建居民移民溫州。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溫州發生嚴重水災，災後福建人口移入。明洪武年間起，沿海受到倭患壓力，人口銳減。嘉靖晚期到乾隆時期，由於人口銳減，地方招民墾荒，形成持續數百年的福建移民入溫高潮，以閩南移民為主。迄今歷代移民到溫州的人口中，80%來自福建省，大部分都是普通勞動者。

移民給溫州的經濟文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當移民們來到溫州，不僅需要防備原住民的襲擊，與不同族裔搶奪資源，還需要興修水利灌溉設施，應對不同自然災害。以祠堂、家譜、族田、家規為主要特徵的傳統宗族制度由於移民拓殖的需要，得到了強化，而溫州相對閉塞的地理環境，又為聚族而居、世代繁衍提供了條件，故而溫州有大量聚族而居以及同姓村的記載。

明清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及人口增長速度，出現人口過剩問題。溫州的人口亦由1755年的195,056戶增長到1820年的369,823戶，近乎翻倍。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受戰事波及的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在內的五省，人口幾乎減半。溫州受到戰事波及較小，並成為戰後浙江省十一府中唯一人口增加的地區，因此人口壓力並未減小。

### 對外移民

#### 第一波移民潮

<image>

鴉片戰爭後，沿海各地被闢為商埠，溫州亦在1876年開埠。外來商品湧入致使本地小農經濟解體，山區居民首先開始遷移到沿海平原謀生，因此大量青田人攜帶青田石雕來溫州販賣銷售，並在隨後將市場拓展至中國沿海地區。隨著青田石雕推向日本、南洋、歐洲、美洲等地區，石雕藝人也開始走出國門，再加上一戰期間兩千多青田勞工滯留海外，海外形成青田華僑群體。

1920年起，青田周邊的溫州文成、瑞安、永嘉、甌海等縣居民，受到已經出國的青田親友提攜，紛紛向海外移民。由於日本降低了中國的簽證要求，再加上到日本的船票費用遠低於前往歐洲的費用，大量溫州人轉而移居日本。1920年至1923年春，青田、瑞安、永嘉三縣區交界地帶有五千多人到日本以青田石雕等謀生。1922年，在日溫州人在5000人以上，占在日華人三分之一左右。隨著日本在1920年前後出現經濟危機，1923年1月起日本政府驅逐來日從商、務工的外國人。從1922年到1923年間，被拒絕入境或者入境後被驅逐的溫州人占在日華人的多數。1923年9月，關東大地震造成溫、處兩地華工、商販約4000人受災，並出現嚴重傷亡與回國潮，受災僑民回國總數記為3351人。震災期間，東京、橫濱等地發生針對中國人的集體屠殺，被殺害的中國人中多數為溫州人。此後溫州港對外貿易在1925到1927年間出現顯著下滑，外僑與海關人員相繼離埠，海外外出活動隨之減少。

#### 第二波移民潮

1929年前後，溫州接連遭遇嚴重天災，先有颶風，繼而洪水，稻田受災廣泛；又爆發蟲害，毀稻速度極快。災荒之下，鄉民溫飽無著，只能再次冒險外出謀生。與此同時，國內政治與軍事動盪進一步推高外流壓力。國共合作破裂後，南京國民政府以剿共、內訌與抗日為由，各地抓壯丁頻繁，溫州地區許多青壯年為躲避征抓被迫離鄉出國。早期出國者在海外獲利的消息不斷傳回家鄉，關於在西歐經商致富的故事在鄉里流傳，美化了海外致富想像，刺激了更多人追隨出洋。恰逢二戰前後西方對勞工需求上升，來華招工與鄉村網路相互疊加，使溫州多地在三十年代中期出現出國熱潮，推動了近代溫州第二次海外移民高潮的形成，文成玉壺、瑞安麗岙與白門桂峰、永嘉甌北等地出現出國熱潮；同時，移民目的地逐漸從日本轉向東南亞與歐洲。溫州人以舊移民者幫帶薪移民者的形式，於1935到1936年間在溫州形成出國高峰，但這股移民浪潮隨著抗戰爆發和中共建政而中斷。

#### 第三波移民潮

文革期間，部分溫州人開始流散到全國各地，從事手工藝生產，或者做小買賣。到1970年代末，這部分人逐步形成了將近十萬人規模的溫州供銷員群體。到1986年，有14萬溫州供銷員分布全國各地。此後，溫州人向外移民的規模不斷擴大。從1979年到1995年，浙江省公安機關批准公民因私出國22萬餘人，其中溫州和青田占一半有餘。全國各地、溫州以外的溫州籍人數由1990年的40.8萬增長到2000年的117.1萬人，到2010年左右由超過175萬溫州人在外，占當時溫州人口的五分之一。此外有60多萬溫州人分布在100多個國家或地區，大多數是1990年後的移民。2014年，浙江省政府表示，溫州籍海外華僑華人、港澳同胞有68.89萬人，占浙江省三分之一強。溫州籍華僑華人開辦44家海外華文媒體，占全省三分之二強。2023年，海外溫州人有將近70萬人，分布在130個國家和地區；175萬溫州人在中國各地經商，建立起268個地級市以上的溫州商會。

## 文化

### 異地商會

1901年，溫州成立溫州府商會，是較早出現的近代商人組織之一。1904年，清政府頒布《商會簡明章程》成為早期商會正式法律依據，並概括商會當時的主要職能，包括支持個體商人申訴、調解仲裁商事糾紛、承擔一定行政管理職權，以及參與工商業政策制定與實施等。改革開放後伴隨溫州民營經濟發展，行業商會大量湧現，但其發展也受到法律地位不明確、與政府關係不平等等因素制約。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化進程推進和地方治理模式轉型，行業協會逐漸成為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重要中介力量，溫州作為行業協會試點城市之一，1993年即賦予菸具協會部分管理權，1999年出台《溫州市行業協會管理辦法》，之後在2004年、2005年進一步完善職能體系，逐步形成制度化、規範化發展的軌跡。溫州商會由最初的自發性民間組織，逐步嵌入地方治理體系，成為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主體。

溫州人在全國各地設立的異地溫州商會是全國規模最大的異地商會組織。溫州商會強調行業自律、利益協調與互助合作，其合法性既來自為會員提供服務的能力，也來自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發揮橋梁作用的功能。同時，溫州商會的發展深植於溫州民營經濟傳統與商幫文化，具有較強的自主性與網路性，其運作取決於政府政策空間。在職能結構上，溫州商會職能可分為代表、協調和服務三大類。代表功能表現為為會員企業爭取利益、參與政策溝通；協調功能包括建立行業自律機制、協調行業內部關係、制定行業標準；服務功能則包括提供資訊諮詢、組織展會、開展培訓、推動品牌建設等。在組織結構方面，溫州商會逐步形成以章程為核心的法人治理結構，強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與民主管理，但在現實運作中仍面臨資源不足、能力有限與制度支持不充分等問題。

### 海外社團

溫州人移居海外雖可追溯很早，但真正形成可持續的群體性遷移與網路擴張，是近代以來特別是1918年以後出現的，第一代移民在缺乏既有資源的情況下完成了最初的移入地選擇與落腳，並由此為後續網路提供了地理與社會基礎。先移民者會通過家庭團聚、勞工申請、提供擔保、收養、聯姻等途徑帶動親友出國，也存在以旅遊、探親名義滯留乃至藉助蛇頭非法跨境後再經大赦合法化的路徑；在這一過程中，先移民者與後移民者分享資訊、提供移民路徑，從而顯著降低後移民者的門檻與成本，使親緣與地緣關係成為移民鏈條的紐帶。與此同時，連鎖移民之所以能持續，並不只是經濟利益驅動，還與社會心理結構有關：先移民者一方面把「帶人出國」視為對早年鄉親「路彩」式支持的回報，另一方面也需要語言相通且可信賴的勞動力，並藉此擴大群體影響力與自身聲望；後移民者則在匯款、返鄉與炫耀性消費塑造的「國外更好賺錢」的社會氛圍中產生相對失落與羨慕，心理與社會層面因素交互強化，形成推動更多人跟隨出國的社會力場。

溫州人同時依靠非正式與正式兩套聯結機制來維繫與放大社團網路效能。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是「親緣、地緣、業緣」，通過共同語言、習俗與價值觀來解決資訊不對稱，建立非正式信用機制，促成融資與合作，並以群體內部的商業道德約束交易、懲罰機會主義行為，使初到僑居地且語言受限的移民能夠在族群內部獲得就業與生計，但也可能導致行業同質化與對外互動受限。在此基礎上，章程化、制度化的社團構成了更可見的「橋梁」，既強化海外網絡內部節點的聯結，也把海外網絡與國內僑鄉網路重新連接起來，為投資、貿易與資訊對接「修橋鋪路」，並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新移民適應僑居地、維護權益與參與當地活動。與此同時，網路邊界呈現出對僑鄉開放、對僑居地相對封閉的雙重特徵：與國內在經濟與社會層面互動頻繁，而與僑居地社會的交流往往更多停留在經濟層面，語言障礙與經濟競爭容易加深隔閡，但僑二代、僑三代正更傾向突破封閉性，嘗試進入更廣泛的當地社會領域。

## 境內分布

### 浙江省內

溫州市人口總數僅次於杭州位列浙江省第二，外來人口是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根據2024年《溫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4年末，溫州市常住人口為985.2萬人，較上年增加9.1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全年出生人口5.4萬人，出生率5.6‰。死亡人口6.1萬人，死亡率為6.2‰。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76.0%。根據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溫州在2000年和2010年曾是浙江省吸納省外人口最多的城市，但到2020年則被杭州、寧波取代。

在浙江省內，溫州商會從1999年嘉興設立首家省內商會開始，逐步向杭州、湖州、舟山、寧波、金華、麗水、紹興、衢州、台州擴展，最終完成全省布局。根據2018年中國移動合作發布的報告，中國移動有683萬溫州籍使用者，其中214.7萬在外地，幾近一半在省內，一半在省外。在省內的使用者中，有32.8萬溫州使用者常住杭州，占省內在外溫州使用者總數超過三成，其次是金華、台州和寧波。

### 浙江省外

1990年代，隨著溫州本地商人完成原始資本積累，本地市場已難以滿足擴張需求，溫州商人開始全國布局，形成「溫州街」「溫州商貿城」等集聚現象。溫州民營企業家數量迅速增加，2002年在外溫州民營企業家約154萬人，2011年達233.54萬人，占戶籍人口約30%，龐大的在外群體需要組織化平台來協調利益、維護權益，這推動了商會制度化發展。溫州人在全國範圍內的流動與創業規模迅速擴大，相繼成立大量異地溫州商會。1995至2001年，商會在雲南昆明、西安、武漢、天津、成都、銀川、廈門、通化等地相繼成立。2002至2008年，以已成立商會城市為中心，溫州商會向周邊城市擴散，例如以哈爾濱向大慶、吉林擴展，以呼和浩特向烏蘭察布擴展等，形成區域內部連片增長。2009至2019年，以多個中心城市為節點向周邊輻射，溫州商會的空間網路更加密集。

根據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溫州在外省的人口規模始終居於浙江省首位，2020年流出人口占浙江省跨省流出總量的三分之一強。根據2018年中國移動合作發布的報告，把省外溫籍使用者大多聚集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其中江蘇、廣東、上海、福建和北京五省相加占比將近一半，江蘇使用者最多，有15.9萬人，廣東次之，有14.9萬人。2020年，常住外省的溫州人數量由2010年的96.1萬人下降到72.5萬人，據推測可能是由於老一輩溫商返鄉、新一輩溫州人通過電商來經商，故而選擇留在家鄉。

## 境外分布

溫州華僑規模龐大，分布全球，三分之二集中在法國、荷蘭、義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國家。職業結構經歷從早期苦力、小販向餐飲業、皮革業、製衣業、加工製造業、商貿業乃至房地產、外貿出口等多元行業轉變。文化程度整體明顯提升，第一代以文盲、半文盲為主，第二代初高中為主，第三、四代普遍受過中學以上教育，並出現留學生與高學歷專業人才。同時，溫州華僑通過僑匯、僑資企業和公益捐贈與家鄉保持緊密聯繫，僑匯規模巨大，僑資企業在地方經濟中占重要比重，公益捐贈遍及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建設。

溫州華僑內部差異明顯，主要體現在區域來源、移民方向與職業傳統三個方面。文成玉壺，瑞安麗岙、塘下雖同屬溫州重點僑鄉，但移民起始時間不同：玉壺和塘下始於1905年，麗岙始於1929年。移民方向亦各有側重，玉壺鎮僑胞集中於義大利和荷蘭，麗岙鎮集中於法國，塘下鎮集中於義大利。職業結構存在地方傳統差異，玉壺鎮側重餐飲與加工製造業，麗岙鎮側重製衣業，塘下鎮側重皮革業和商貿業。此外，不同世代之間在文化水平、社會融入方式與產業拓展能力方面也存在顯著差異，呈現出代際分化的結構特徵。

2022年末，與溫州市政府登記在冊的溫州籍海外僑團共有367個，分布在六大洲131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歐洲252個、亞洲41個、北美洲30個、南美洲24個、非洲11個、大洋洲9個，創設有33所溫籍海外華文學校、21家華文媒體，主要集中在西歐。另外，在港澳分別設有香港溫州同鄉會與澳門溫州人商會，溫州市直屬國資企業現代集團在香港設立香港雁盪公司，亦參與對外聯絡職責。

### 法國

溫州人是法國最具歷史代表性的華人移民群體之一。在巴黎的溫州移民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1914至1918年英法在中國招募約14萬華工支援前線，戰後大多數人返回中國，但約有2000至3000人選擇留在法國，其中多數來自溫州、青田一帶。他們之所以得以留下，與在巴黎結識早已定居並從事經商的同鄉有關。正因如此，青田人作為最早的在法華人移民群體之一，其早期商業活動為後續溫州移民赴法奠定了基礎。到20世紀30年代，青田周邊的溫州移民陸續來到巴黎，而二戰爆發前夕外來移民基本全面中止，二戰期間溫州人赴法幾近消失。二戰結束後尤其是1949年以後，來自溫州的移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處於低迷狀態。改革開放以後，溫州移民赴法重新活躍，通過家庭團聚、非法偷渡等多種途徑進入法國。如今華人移民群體尤其溫州移民主要集中在大巴黎地區，同時也開始向里爾、里昂、馬賽等大城市，以及普瓦提埃等中小城市擴散。

早期海外華僑華人往往以菜刀（餐飲業）、剪刀（製衣、裁縫業）和剃刀（理髮業）謀生，故稱「三把刀」。溫州人長期以「三把刀」起步，並隨後轉型。20世紀30年代，巴黎三區與四區交會處「工藝-廟街」一帶有法國商人從事皮革加工並丟棄皮革廢料，溫州移民群體回收這些廢棄物再加工成小錢包、小皮夾等皮具兜售，受到法國顧客歡迎，一部分人由此完成早期資本積累，甚至成為手工作坊老闆。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外貿經濟發展，服裝生產和皮革加工等生產性華人經濟活動受到祖籍國經濟影響，帶有「中國製造」標籤的商品大量出現在華人經營的批發店鋪中。餐飲業則在上世紀90年代快速發展，但在2000年前後出現調整：一方面是以中國菜為主的餐飲市場趨於飽和，加之部分中餐館曾因被當地媒體曝光公共衛生事件而導致中餐形象受損，部分餐館在菜品上走向多樣化，既擴展到越南、泰國乃至日韓風味，也提供適配其他移民族群的特色菜，並出現面向大眾口味、以健康養生為賣點的夏威夷蓋飯等；服務方式也從傳統堂食逐步演變為快餐外賣、自助或現場炒鍋等流行形式。例如在巴黎歌劇院區域，過去是日本人經營餐飲的集中區，但近二十年來華人經營的日餐館越來越多，並擴散到大巴黎乃至法國各地中小市鎮。與此同時，溫州人及其他移民群體也進入建築裝潢、物流、通訊技術、旅遊、房產、媒體、會計、美容業、語言學校等新領域。

從巴黎華人商業空間的現狀看，批發業在華人經營店鋪中占比超過一半，達到66.6%，並主要集中在巴黎三區與四區的「工藝-廟街」華人商區、十一區的「色丹-波幫」華人商區，以及巴黎北郊歐貝維利耶華人商區；同時，巴黎十二區「蒙伽雷街區」以非食品零售業占比較高為特點。相比之下，餐飲及食品零售業在巴黎十三區「舒瓦西三角」以及美麗城更占優勢，但華人經營餐館在地理空間上實際上更為零散，分布在整個巴黎。1985年以來，說華人商區發展飛速，2012年店鋪數量為1985年的2.3倍：十一區「色丹-波幫」、十二區「蒙伽雷街區」和歐貝維利耶在1985年尚未出現華人店鋪，但到2012年已成為三個顯著的新華人商區。

### 義大利

溫州人大規模移民義大利始於20世紀80年代，時值義大利普拉托傳統支柱產業紡織業遭遇嚴重經濟危機，大量企業倒閉，就業崗位流失，為海外移民進入提供了空間。自1990年，藉助義大利多次移民大赦政策，大量中國移民，尤其是溫州人，開始在普拉托聚集。溫州人逐漸成為當地華人群體的主體力量，在不過二十年的移民歷史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並以服裝加工為切入點進入當地產業體系。隨著移民規模擴大，溫州人依託緊密的社會關係網路和創業示範效應，逐步形成以同族網路為核心的族裔經濟結構。從最初的成衣加工廠，發展為涵蓋設計、生產、批發與零售的完整快時尚產業鏈。普拉托的產業結構也由傳統紡織業向快時尚產業集群轉型。華人族裔經濟對普拉托省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已超過11%，成為地方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華人群體規模擴大，經濟與文化差異帶來的矛盾逐漸顯現。圍繞非法移民、稅務問題、勞動條件以及生活習慣差異等議題，當地社會對華人社區的態度趨於收緊。2009年以後地方政府加強整頓監管，2013年「12.1」火災事件後執法力度進一步加大，華人企業受到較大衝擊，族裔經濟發展面臨壓力。

與其它歐洲國家不同，大多數義大利的華人移民都屬於新移民，絕大多數在意溫州人屬於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義大利逐漸成為歐洲華人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而其中絕大多數華人來自溫州及其周邊地區。這種高度的地域集中性，使溫州人成為義大利華人社會的主體力量。在移民動因方面，溫州人移居義大利通常帶有明確的經濟期待，希望改善生活條件、賺取更多收入，並通過家族紐帶實現移民團聚。普拉托是歐洲華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也是溫州移民的重要聚居地。在義大利的溫州移民主要集中於勞動密集型行業，尤其是製造業與家庭作坊。由於語言障礙、文化差異以及義大利社會對外來移民的警惕甚至歧視態度，溫州人群體在社會互動中呈現出相對封閉的特徵。移民之後，溫州人報告出更強的民族身份認同感，移民並未明顯削弱其傳統價值觀取向，隨著在義大利居住時間延長，溫州人對亞洲價值觀的堅持略有下降，但幅度不顯著。由於面臨歐洲金融危機、義大利經濟停滯以及移民政策不穩定等現實困境，雖然最初的經濟期待未必實現，但家庭團聚和親屬關係在很大程度上維持了整體生活滿意度。

### 荷蘭

荷蘭是目前是歐洲第三大華裔溫州人聚居的國家。荷蘭華僑華人的最早歷史可追溯至1911年，當時因荷蘭海員罷工，船務公司從倫敦僱傭華籍海員進入荷蘭，此後1918年前後又有來自廣東的華人遷入。二戰期間及戰後，又有印尼、蘇利南等地華人遷入荷蘭。20世紀60年代以後，一部分溫州人經香港輾轉進入歐洲，再遷至荷蘭；1978年改革開放後，大量大陸華人通過親屬網路合法或非法進入荷蘭。印尼和蘇利南華人因歷史殖民關係，會講荷蘭語，社會融入程度較高，多從事醫生、工程師等職業；而來自大陸與香港的華人多集中在中餐業，與主流社會交往較少，社會地位相對較低。

在荷蘭華僑華人中，來自青田、文成、瑞安等地農村的溫州人占多數。據內部估計，約85%的華人從事中餐業，全國約有2600多家中餐館，占荷蘭餐飲業總量的二十分之一。近年來因競爭加劇，部分華人開始轉向商貿及高科技行業。但經濟地位的提升並未同步帶來社會與政治地位的提升。特別是80年代後移民的大陸華人，經濟融入較快，但社會文化融入滯後，仍生活在內部社會圈中。不同歷史背景導致內部華人群體之間交往有限，甚至彼此認同差異明顯；印尼華人和蘇利南華人因歷史背景與語言優勢，更容易融入荷蘭社會，香港華人因為有語言障礙，都與大陸華人社團來往較少。當前荷蘭華僑華人社團數量達七八十個，類型多樣但功能高度重疊。其主要作用並非行業自律，而是內部交往、接待國內政府、募捐與身份展示。社團會長選舉中「關係大於制度」的邏輯，與中國農村「差序格局」高度相似。社團內部具有明顯地緣與家族色彩，會繼續針對溫州以下的文成人、瑞安人、溫州市區人繼續細分，成立不同華人社團。家族原則在社團中延續，部分社團由特定家族掌控，父子兄弟共同參與組織運作。

### 西班牙

約70％的西班牙華人來自浙江溫州或青田。西班牙華人移民的近代歷史可追溯至20世紀初，其中浙江青田、溫州地區移民逐漸成為主體。20世紀20年代至1936年內戰前，華人最多時約300餘人，主要分布於馬德里、巴塞隆納和瓦倫西亞；內戰與二戰期間人數銳減。1973年中西建交後，大陸移民通道重啟，1974年青田人取得簽證赴西，此後浙南地區，尤其青田、溫州成為西班牙華人移民的重要來源地。

經濟結構方面，華人以創業型經濟為突出特徵。2015年登記為「自雇個人老闆」的人數47,312人，占華人總數23.89%，勞動年齡人口中約三分之一為老闆。主要行業包括中餐館、百元店、酒吧與批發業。全西班牙已有8000餘家酒吧由華人接手，百元店在2008年統計達8500家，批發商超過2000家。中餐業自20世紀50年代末進入西班牙，80到90年代隨華人社區擴大迅速擴張，進入21世紀後走向多元化與精品化發展。中餐成為西班牙華人經濟的重要產業，並逐漸規模化。

地域分布方面，華人集中於馬德里、加泰隆尼亞和瓦倫西亞三大自治區。但進入21世紀後社團分布範圍明顯擴大，覆蓋15個自治區和1個自治市，僅少數地區未設華人社團。華人社團在1984到2000年間低速發展，僅45個社團；2001—2019年為高速增長階段，社團總數達到429個社團，2015年後出現井噴式增長。社團名稱中出現明顯的來源地細分，從最早的溫州、北京、上海逐步既向上分化為浙江、福建、山東等省，也向下細分出縣、街道層級，也出現跨伊比利亞或歐洲層級的更大範圍組織。隨著華人二代逐步進入社會舞台，社團組織與議題更加多元。

### 日本

溫州人赴日的歷史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1910年代末，日本經濟因戰爭刺激而迅速發展，出現勞動力不足，而中國社會動盪、經濟困頓，形成明顯的經濟落差。在移民成本低、距離較近以及日本當時對中國人實施無護照政策等因素推動下，溫州人開始大量赴日。1921年為高峰期，1922年在日溫州人約5000人，占當時在日中國人總數約30%。他們多從事傘、石材、藥品、帽子等買賣，也有從事體力勞動者。1923年關東大地震期間，中國人遭受暴力事件，溫州人受害較多，此後東京溫州人勞動者組織解體，早期移民網路受挫，1924年至1972年為低迷階段。1920年代後期至1930年代，溫州人赴日人數急劇下降，相比之下更多轉向東南亞與歐洲。例如1930至1939年間，文成縣赴日僅48人，而赴東南亞346人、赴歐洲246人。1949年後因中日無外交關係，移民活動進一步受限，但溫州籍華僑仍活躍於東京華僑總會、留日浙江同鄉會等僑團之中，在維繫中日民間聯繫方面發揮作用。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在日溫州人進入新階段。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赴日人數快速增長。1989年在日中國人超過10萬，1994年超過20萬，2008年超過60萬，2018年超過76萬（第3頁）。在日溫州人具體人數缺乏官方統計，但根據訪談資料，目前約2000人，主要分布在東京、橫濱、靜岡、長野、名古屋和大阪等地。1984年石卷市與溫州市締結友好城市關係，並開展互訪與研修生交流計劃，這一制度化聯繫為溫州人與日本地方社會建立穩定互動渠道，增強了兩地間的人員往來與經濟聯繫。進入21世紀後，在日溫州人以留學生和創業者為主體，呈現年輕化和高學歷特徵。行業分布廣泛，包括貿易、餐飲、不動產、IT、環保建築技術和動漫等。企業遍布日本47個都道府縣，尤以首都圈和近畿地區為多。2000年5月7日，日本溫州總商會在橫濱成立，並與日本商會及其他華商團體開展合作。日本浙江總商會成員中溫州籍占一半以上，顯示溫州人在日本華商結構中的重要地位。溫州商會不僅服務在日華人，也承擔招商引資、對接項目等職能，成為連接家鄉與日本的重要平台。

### 美國

溫州人赴美屬於相對較新的移民潮。溫州作為僑鄉，20世紀70年代末溫州下轄文成、瑞安等地農民與小手工業者更多遷往法國、義大利等歐洲國家並取得經濟成就，但到20世紀90年代後，溫州人開始將目光轉向美洲，進入紐約、洛杉磯等地。以葉康松等企業家型先行者為代表，他們以海外投資方式進入洛杉磯，最初嘗試農業開發受挫後轉而從事將溫州小商品直接賣到美國的貿易活動，並帶動一批在溫州創業有成的工場主赴洛杉磯開拓市場，形成早期小高潮。2005年以後，隨著中國加入WTO後溫州企業家財富積累與全球化擴張訴求增強，投資移民成為主要方式。2010年以後，以留學與子女教育為核心驅動。富裕家庭將子女送入美國高校或K12體系，部分學生畢業後通過就業留美並定居洛杉磯，也有家長為陪讀而在洛杉磯置業定居。

2000年代後出現的生活驅動型移民，主要出於資產全球配置、追求更優居住環境與更「寧靜」的生活方式。由於溫州城市擁擠、工業密集、氣候不適等與洛杉磯低密度、地中海氣候、空氣與生活空間優勢形成對比，不少溫州富裕階層把洛杉磯作為首選定居地。2006年後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簽證相對放鬆，加州高校密集且對中國學生較友好，溫籍研究生、本科生數量不少，部分人畢業後通過H1B等途徑留美定居，一些家庭為孩子獲得更寬鬆多元的基礎教育與未來升學優勢而選擇家庭遷移陪讀。EB5因門檻相對明確且被認為能同時解決子女教育問題而受到溫州人青睞，L1則因手續便利、可攜家屬而在早期更常見。

早期移民因語言能力限制，與美國主流社會隔閡較大，更多依賴微信與中文網路構建「中文世界」，並更依賴溫州人圈子維繫社交；而後期受過高等教育者更願意走出溫州圈子，在美國社會建立人脈。溫州人整體更傾向「融入華人社區」，並依託華人服務機構生活與辦事，顯示其與更廣義的華裔社會存在強關聯，同時在居住選擇上明顯圍繞傳統華人聚居城市。不論早期或後期移民，溫州人與祖籍地聯繫都非常緊密。資歷較深且商業成就較高者更可能在政治層面與國內產生聯繫，例如擔任溫州市或浙江省政協委員、參加僑界活動，商會領導也與統戰、僑聯保持溝通並組織回國考察與投資討論；資歷較淺者政治聯繫較少，但商業聯繫依舊密切，例如中美雙向貿易、留學與赴美生子中介等業務都使其供應商或客戶與中國緊密相連。

### 非洲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州中國政府推行市場化改革和「走出去」政策，非洲逐漸替代歐美成為華商新的經濟移民空間，溫州商人在這一浪潮中扮演典型角色。不同於早期契約勞工或政治移民，他們以經商為核心目標主動進入非洲市場。2000年前後已有溫州人赴加納從事服裝貿易並迅速完成資本積累，隨後轉入礦業投資。溫州人在非洲的早期階段普遍面臨嚴峻的生存風險與環境衝突，非洲社會治安問題、疾病風險、基礎設施落後等，都構成現實挑戰。部分早期移民多次感染瘧疾並死亡，後來才逐步形成商會救助機制和疾病應對經驗。此外，溫州商人進入非洲市場時往往語言不通、制度不熟，需要學習當地語言，掌握專業術語，實現文化適應。隨著溫州人數量增加，溫州商人在非洲遭遇安全衝突、文化衝突、經濟衝突與政治衝突：其中經濟衝突表現為與當地商人、其他族裔商人以及華商內部之間的競爭；政治衝突則涉及稅務、執法監管與制度摩擦。

當溫州商人規模擴大後，逐漸形成商會組織與跨國網路結構。以西非中國工商聯合總會為例，其成員來自多個西非國家，人數超過1000人。部分成功企業家通過慈善捐贈、參與地方社會活動等方式改善族群形象。例如在加納投資礦業的溫州商人承諾拿出利潤支持當地慈善事業，並聘用當地人員參與管理，從而增強與當地社會的信任關係。當前溫州人在非洲的經濟活動呈現多元化趨勢，從早期百貨貿易、服裝批發，擴展至礦業、進出口、加工製造等領域，同時形成明顯的跨國循環結構，即在非洲積累資本，再回流中國投資，例如將非洲盈利資金投入國內糧食產業或製造業。

## 基本資料

- 群：溫州人、ǖ cōu nàng
- 地區：總人口
- 人口：至少800萬人
- 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省溫州市 （800萬）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170萬）
- 義大利：288,715 （90%的義大利華人）
- 法國：6萬至10萬人
- 西班牙：～116,000
- 地區：中華民國（臺灣）
- 人口：臺灣外省人的一部分
- 澳大利亞：澳洲華人的民系之一
- 美國：美國華人的民系之一（10萬人）
- 荷蘭：荷蘭華人的民系之一
- 加拿大：加拿大華人的民系之一
- 日本：日本華人的民系之一
- 語言：漢語主要使用吳語溫州話與浙南閩語（閩南話），少數使用吳語太湖片、贛語、閩北語、蠻話、畲語
- 宗教信仰：傳統的漢傳佛教、道教、儒教、中國民間信仰、近代的基督新教、天主教
- 相關車型：漢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