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布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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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布魯斯（Paul Brousse；1844年1月23日－1912年4月1日），法國社會主義者，可能派領導人。他曾在瑞士西北部和洛林積極參與第一國際支部汝拉聯盟，與無政府主義者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一同協助編輯《侏羅聯盟簡報》。1882年，在聖艾蒂安召開的法國工人黨大會上布魯斯和貝努瓦·馬隆領導的可能派與蓋得派發生分裂。他的學說主張透過漸進的階段建立一個社會共和國，亦即一個最終能掌控大部分生產與經濟活動的民主國家。這一構想曾被克魯泡特金在《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一書中批評。

## 青年時期：醫學生與激進共和派

### 家族起源

布魯斯於1844年1月23日出生於蒙彼利埃的一個資產階級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商人，父親則是一位醫學院教師，在蒙彼利埃大學醫學院擔任要職。追隨父親的榜樣，布魯斯也投身醫學研究，並因在1867年霍亂疫情期間的表現而出名。

### 政治生涯的起點

布魯斯對政治的關注始於1860年代末期。當時法國仍處於第二帝國時期，由拿破崙一世的姪子拿破崙三世掌權。儘管當時帝國政權已開始轉向自由化，也設有國會，但政治權利與自由依然受到諸多限制。25歲時，布魯斯公開支持共和主義，並參與朗格多克民主教育帳戶的活動，此組織致力於在法國南部推廣民主與共和理念。他尤其積極參與《自由報》的編務，該報由亞瑟・巴呂與茹爾·蓋得（當時仍是無政府主義者）創辦。憑藉這份報紙的影響力，蒙彼利埃成為共和主義的重要據點之一。

## 轉折：巴黎公社與皈依無政府主義（1870–1872）

### 巴黎公社與法國工人運動的鎮壓

1870年，隨著普法戰爭與巴黎公社的爆發，布魯斯的命運出現轉折。他本人並未直接參與公社事件，但這場政治與社會實驗對他產生了深度影響，成為他往後數年的典範。1871年5月，巴黎公社在「血腥週」期間被凡爾賽政府軍血腥鎮壓，之後，一波鎮壓工人運動與國際工人協會的浪潮隨之而來，儘管此組織並未實際參與公社事件。根據《工人國際法》（即1872年3月17日頒布的杜弗爾法案），國際工人協會的活動被宣布為非法，法國各地的分支組織不得不轉入地下。

### 國際工人協會的參與和驅逐

布魯斯於1872年夏天加入了國際工人協會，時間恰逢其準備召開其年度代表大會之際（9月2日至7日於海牙舉行）。他加入了在卡爾・馬克思支援下於蒙彼利埃創立的地方支部。當時的國際主義運動正陷於分裂，衝突發生在所謂的「馬克思派」與「反權威派」之間。後者以米哈伊爾・巴枯寧與詹姆斯・紀堯姆為首，很快被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反權威派與馬克思派共享階級鬥爭的模式與革命目標，他們皆認為有組織的無產階級負有推翻資本主義體制並建立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之共產社會的歷史任務。然而，雙方卻在是否參與政治與是否透過革命力量暫時掌握國家權力等問題上對立。此外，反權威派也反對由馬克思主義者主導、設於倫敦的總委員會所集中掌握的中央權力。在海牙大會上，馬克思及其盟友取得微弱多數，將巴枯寧與紀堯姆驅逐出組織。反對這場陰謀的布魯斯也於1872年9月19日被驅逐出蒙彼利埃支部。

### 國際工人協會南方網路的瓦解與布魯斯的西班牙逃亡

僅僅在海牙大會結束數月後，由於內部成員向法國警方告密，導致國際工人協會在法國南方的組織網路遭到瓦解，大批社會主義運動者被逮捕。布魯斯因此決定逃亡，並於1873年初遷居至巴塞隆納。1873年5月5日，蒙彼利埃輕罪法庭以缺席審判的方式，判處布魯斯四個月徒刑、50法郎罰金，並剝奪其公民權五年。面臨入獄威脅，布魯斯於國外流亡七年，直至1880年大赦為止。

## 無政府主義：從巴塞隆納到侏羅聯合會（1873–1879）

### 一個瀕臨混亂的西班牙

對布魯斯而言，選擇巴塞隆納並非偶然。西班牙在當時正處於劇烈的政治動盪之中。1868年，波旁王朝的伊莎貝爾二世女王被一次軍事政變（pronunciamiento）推翻，隨後的1868年至1874年間，被稱為「民主六年」的時期，卡洛斯派、自由派、共和派、聯邦派等勢力爭奪政權，甚至陷入一場真正的內戰。無政府主義者早已在巴塞隆納紮根，他們希望能利用這種政治混亂與政府不穩定的局勢，推動一場社會主義革命。

### 革命社會主義宣傳委員會

布魯斯與其他法國流亡者共同在巴塞隆納成立了以法語為主的國際工人協會支部，並創立了「法國南方革命社會主義宣傳委員會」，目的是將無政府主義思想傳播到法國南方。此組織出版了一份以巴枯寧思想為導向的報紙《革命團結》（La solidarité révolutionnaire）。在此報專欄中，布魯斯發展了其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基本輪廓：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權威，譴責工人階級同時遭受資產階級（經濟層面）與國家（政治層面）的雙重壓迫。他呼籲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成立革命公社，以推翻資產階級秩序，並建立一個奠基於自治與自由公社聯邦原則的社會。在這些公社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將不再建立在權威之上，而是根據普魯東理想中的契約自由理念來運作。然而，布魯斯將其革命理想納入孔德式科學主義的框架之中：未來的社會必須遵循社會學所建立的社會體演化法則。此社會將圍繞三個主要經濟組織連結在一起：作為勞動力量的個人，作為消費單位的公社，作為生產單位的行會。

僅僅數月之後，巴塞隆納的無政府主義起義嘗試便以失敗告終，同時，軍方亦重新掌握政權，在此情勢下，布魯斯決定離開西班牙，前往加入位於瑞士、作為當時歐洲主要無政府主義據點的國際工人協會的侏羅聯合會。

### 工人國際的日內瓦會議

1873年9月初，布魯斯抵達日內瓦，恰好趕上參加國際工人協會的大會。雖然馬克思在海牙大會上成功取得多數，但在此過程中，他也疏遠了國際內多數的聯合會。在日內瓦，這些聯合會決定拒絕總委員會的權威，奠定了一種工人國際新模式的基礎，此模式建立在無政府主義的自治與聯邦原則之上。布魯斯以其對任何形式權力的明確反對立場而引人注目，他在會議上亦呼籲工人國際應關注法國成員的權利，這些成員大多是巴黎公社後的流亡者。

### 侏羅聯合會的積極活動家

1873年至1879年間，居住在瑞士的布魯斯極為活躍。日內瓦大會結束後，他定居於首都伯恩，並在伯恩大學取得了化學助理職位。在此期間，他在當地法語、德語與義語社群之及中成立了多個侏羅聯合會的支部。在宣傳方面，他是侏羅聯合會機關報《通報》（Bulletin）的編輯成員，並協助創辦了多份報刊，包括1876年的《工人報》（Die Arbeiter-Zeitung）、1878年的《先鋒報》（L』Avant-Garde）、以及1879年的《反叛者報》（Le Révolté）。他是侏羅聯合會的主要演說家之一，經常在侏羅地區參加無政府主義集會。就在這段時期，布魯斯創作了革命歌曲〈紅旗〉（Le drapeau rouge）。他取用弗萊堡愛國歌曲的旋律，並另填歌詞。此曲後來被譯為俄語，成為十月革命時期的共產主義頌歌之一。

在理論層面，布魯斯撰寫了許多小冊子，其中包括1873年出版的《凡爾賽與工人國際中的國家》（L'État à Versailles et dans l'Internationale）與1874年出版的《普選與人民主權》（Le Suffrage universel et la souveraineté du peuple），明確闡述他的無政府主義概念。此外，布魯斯也是無政府共產主義及行動宣傳的領袖之一，他在國際工人協會內部普及這些理論。

僅僅數年，布魯斯便躍升為侏羅聯合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這些領導人包括了紀堯姆、阿德馬・施維茨格貝爾、克魯泡特金。他同時也參與國際工人協會在法國的重建。與讓-路易・潘迪合作，他參與籌建了一個由法國東部幾個支部組成的法蘭西聯合會，並協助創辦其官方刊物《先鋒報》。

### 司法問題且遭瑞士驅逐

布魯斯的政治活動使他與瑞士保守派產生衝突，並兩度入獄。他首次被判處一個月監禁，原因是在1877年3月18日於伯恩參加了一場社會主義示威活動，而當時侏羅聯合會的成員與警方發生衝突。翌年，他因在《先鋒報》上為試圖刺殺德意志皇帝的卡爾·諾比林格與馬克斯・赫德爾辯護，而再次遭到監禁。此報也因此被瑞士當局勒令暫停出版，隨後完全停刊。

1879年1月，他保釋方式出獄，隨即與克魯泡特金等人決定創辦新的無政府主義報刊，並由他命名為《反叛者報》（Le Révolté）。同年4月15至16日在諾夏特受審時，他被判兩個月徒刑並遭瑞士驅逐十年。6月16日出獄後，他立即攜伴侶娜塔莉・蘭德伯格展開流亡之路。他持偽造證件穿越法國抵達比利時。不久後，於8月5日遭比利時皇室法令驅逐，便決定前往倫敦，並在當地結識了馬克思及多位法國流亡者。

## 從無政府主義到社會主義（1879-1880）

自1870年代末起，布魯斯在政治上開始轉向，逐步由無政府主義邁向社會主義。在經歷了十年的抗爭運動後，他認為無政府主義的成果相當有限。法國、西班牙與義大利的起義嘗試均以失敗告終。侏羅聯合會亦未成功與瑞士工人運動建立穩固的連結。無政府主義在歐洲工人與社會主義運動中依然位處邊緣，他本人大力鼓吹的行動宣傳也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布魯斯開始質疑無政府主義的政治不參與主義，和批評無政府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之間的孤立。他認為，面對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必須形成共同戰線。

1876年巴黎、1878年裡昂，以及1879年馬賽舉行的法國工人代表大會，讓人看到統合所有社會主義與工人力量的希望，並於1879年促成了第一個工人黨的成立：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在倫敦，布魯斯創辦了《勞動》（Le Travail）這份對各種社會主義思潮開放的月刊，並與蓋得、保爾·拉法格、馬隆建立聯繫。1880年7月11日，甫擺脫保皇派控制的共和派眾議員通過法案，對公社成員與國際主義者進行全面大赦。經過七年流亡生活，布魯斯終於得以返回法國。他定居於巴黎第十八區，並與多數社會主義者和公社成員一同成為工人黨黨員。

## 可能派領導者 (1880-1890)

### 工人黨的分裂與可能派的興起（1880–1882）

在成功促成社會主義者與工會的聯合之後，工人黨很快陷入分裂。這個所謂的「黨」與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不同，更像是一個聯合會或聯盟，集合了不成比例地分佈在法國各地的研究小組與工會，成員在意識形態上也相當分歧。集體主義理論雖在馬賽代表大會上取得勝利，但仍持續受到互助主義者和合作社派的質疑，他們於1881年決定退出工人黨。即使在集體主義者內部，改革派、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也很快產生緊張關係。無政府主義者拒絕參與政治，決定獨立運作。結果，工人黨內僅剩下圍繞《平等報》（L'Égalité）的蓋得與拉法格領導的「馬克思派」，以及被蓋得稱為「可能派」的革命改革派。可能派在黨內佔多數，掌控了官方機關報《無產者》（Le Prolétariat），並擁有數位重要領導者，包括布魯斯、馬隆、讓・阿勒曼與茹爾・喬弗杭。馬克思派與可能派在是否參與政治方面觀點一致，雙方於1881年以蓋得、拉法格、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倫敦共同起草的〈最低綱領〉為基礎，共同參加市政與國會選舉。針對巴黎市政選舉，布魯斯在此綱領之中補充了一些受到市政社會主義啟發的條文。由於遵守過去的誓言，布魯斯拒絕成為候選人，但這並未阻止蒙彼利埃黨部投票支持他。

### 可能派與蓋得派的衝突（1881-1882）

在1881年選舉之後，蓋得派與可能派之間的關係快速惡化。前者認為社會主義革命迫在眉睫，因此反對所有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調整；而對可能派而言，革命則是經濟與制度系統逐步演進的結果。任何能改善勞動階級生活條件的改革，都是邁向社會主義的一步。然而，他們同樣強調絕不與所謂「布爾喬亞」政黨結盟，即便對方是激進黨人。此外，可能派也拒絕與資本主義體制妥協。然而，這兩種觀點仍無法調和。蓋得派指責可能派是革命的掘墓人，而可能派則批評蓋得及其夥伴遭到馬克思的遠端操控，以及無視1880年利阿佛與1881年漢斯大會的決議。1882年聖艾蒂安大會召開前數週，布魯斯撰寫了一本名為《工人國際中的馬克思主義》（Le marxisme dans l』internationale）的論戰小冊，批判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操作，並呼籲工人黨徹底擺脫這些「愛好支配、過度強制、且宗派化的團體」。在1882年的聖艾蒂安大會上，兩派正式決裂。由於可能派佔據多數，蓋得派在會議甫開始便選擇離場，隨後又被正式逐出黨外。此後，他們決定另行創建法國工人黨。

### 布魯斯：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盟的主要領導者（1882-1890）

擺脫蓋得派之後，可能派成為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唯一的主導力量。此時，布魯斯的影響力達到其巔峰。他成功團結了多數黨員與法國社會主義的重要人物，領導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運動。透過其龐大的政治與思想影響力，他成為可能派的主要理論家之一，尤其以其1883年在《集體財產與公共服務》（La Propriété collective et les Services publics）一書中定義的公共服務理論最為著名。

作為法國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盟能夠依賴一個重要的工會基礎，並在法蘭西島、阿登省及維埃納省擁有堅實的活動者網路。在巴黎，此黨於1885年構思一套革命改革章程，並藉此取得首次選舉成功，贏得數席眾議員與市議員席次。在1887年的市政選舉中，布魯斯首次親自出馬，並於第二輪投票中當選為巴黎第十七區中埃皮內特區（Quartier des Épinettes）區的市議員。此後，他連續二十年間屢次連任，從1887年起持續擔任市議員，直至1906年當選為國會議員。

與激進黨人結盟後，他於1888年當選巴黎市議會副議長，並於1905年擔任議長。在市議會及其所屬的埃皮內特區，雖然受到市議會有限權限及缺乏席次絕對多數的限制，布魯斯努力於推行社會及公共衛生政策，如市營麵包舖，民眾大學與工人住宅。他的同時代人視其為市政問題的專家，以及法國最早的市政社會主義實驗者之一。在其公職任內，他亦持續關注醫療與社會議題，並擔任塞納省議會下監督公共救濟事務的委員會主席，尤其是擔任精神病收容所預算的報告人。

## 布魯斯主義的沒落與消失（1890-1912）

在1890年代，布魯斯主義進入衰退階段。當獨立社會主義者與法國工人黨逐漸成為最具活力的社會主義流派時，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則流失了其黨員、民選代表以及工會的支持。這種退潮有多種因素。首先，1890年，阿勒曼派分裂出去，建立了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此事大大弱化了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盟，並使其失去了工人基礎。隨後，受費爾南·貝魯提耶作品啟發而奠基於無政府工團主義之工會重建，徹底切斷了布魯斯主義與工人運動之間的關係。此後，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僅是一個只由巴黎幾個關鍵行政區之民選代表組成的小政黨，並因而越來越趨向改革主義。隨著1890年代第二國際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重組起來，曾在1880年代為第一國際重要支柱的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在歐洲社會主義格局中遭邊緣化。然而，布魯斯仍以捍衛德雷福上尉而受到矚目，並主導召開了1899年於賈皮會廳（salle Japy）和1900年於瓦格拉姆會廳（salle Wagram）進行的兩次全國社會主義大會，這兩場會議是邁向法國社會主義政黨組織統一的第一步。

由於在談判中力量過於薄弱，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盟於1902年無條件併入由饒勒斯及其他獨立社會主義者創立的改革派政黨：法國社會黨。布魯斯主義作為一個政治思潮自此消失，被獨立派的改革主義所取代。布魯斯在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角色逐漸式微，並將重心轉向市政活動。1905年，當工人國際法國支部成立時，他發現自己成為一個他並不認同其馬克思主義路線的政黨成員，而從未出席任何一次黨代表大會。身為黨內的右翼，他主張與獨立社會主義者（如亞歷山大‧米勒蘭、勒內‧維維亞尼、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激進派合作的方針。由於其溫和立場，他數度面臨被開除的危險，尤其因其接受以巴黎市議會主席身分接見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然而，他仍在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支持下於1906年當選眾議院議員。1910年落選後，他退出政治舞臺，轉而擔任位於巴黎郊區市鎮馬恩河畔訥伊的維勒-埃弗哈爾精神病院院長。他於1912年4月1日辭世，享年六十八歲。他安葬於巴黎的拉雪茲神父公墓（第76區，面對巴黎公社社員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