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妥協

亞特蘭大妥協（Atlanta Compromise），又稱順服政策（accommodation）或順服主義（accommodationism），是1895年非裔美國人領袖布克·華盛頓在亞特蘭大博覽會演講中提出的政策主張。他敦促南方黑人接受種族隔離，暫時放棄爭取平等權利，包括重建時期後的選舉權剝奪。作為交換條件，他主張黑人應獲得基本法律保障、財產所有權、就業機會，以及美國職業教育。演講結束時，在場白人聽眾起立為華盛頓鼓掌。

在華盛頓的塔斯基吉機器組織主導下，此妥協方案從1895年至1915年間成為南方黑人領袖奉行的主流政策。在此期間，黑人的教育基礎設施有所改善，重點放在職業學校與兒童學校。然而，南方各州持續積極推行吉姆·克勞法，在生活幾乎所有層面落實種族隔離。針對黑人的暴力行為持續發生：直到1922年，多數年份仍有超過五十名黑人遭美國私刑處死。約自1910年起，與華盛頓演講中的建議相反，數百萬非裔美國人開始向北遷移，移居北方的主要都市中心。

此提案遭到其他黑人領袖反對，其中最著名的是W·E·B·杜波依斯。他們拒絕妥協方案對順服的強調，主張全面公民權利與立即終結種族隔離。從1903年到華盛頓於1915年去世，兩人就非裔美國人發展方向展開了一場長期的公開辯論。1905年，妥協的反對者成立了尼亞加拉運動，該運動是1909年成立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前身。

亞特蘭大妥協最終未能終結南方的種族隔離，也未能為黑人爭取到平等權利。這些目標直到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才獲得重大進展。歷史學家對於華盛頓的妥協策略能否有效促進種族平等，至今仍爭論不休。20世紀上半葉，學術觀點深受杜波依斯立場影響，他主張直接抗議比順服政策更能有效通往平等。20世紀下半葉的學術研究對華盛頓較為同情，許多學者認為白人社會壓倒性的政治與經濟主導地位，使華盛頓別無選擇。學者們也分析並辯論華盛頓對順服的倡導究竟反映其真誠的個人信念，抑或是對當時社會與政治限制的戰術性回應。

## 背景

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美國內戰期間發布的解放奴隸宣言，改變了南方邦聯境內奴隸的法律地位，使其從奴隸轉變為自由人。1865年，第十三條修正案獲得批准，奴隸制度在美國全國範圍內正式終結。重建時期（約1865年至1877年），聯邦政府在南方推行了許多進步法律。這些措施旨在消除法律上的種族隔離，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延伸至前奴隸。南方黑人因此獲得投票權，也能在地方、州級與國家層級擔任公職。

布克·華盛頓於1856年出生於奴隸家庭，地點在後來成為西維吉尼亞州的地區。在漢普頓學院就讀數年後，他於1881年成為新成立的塔斯基吉學院（現為塔斯基吉大學）的校長。華盛頓在重建時期居住於南方，深知許多南方白人將重建視為外來者的占領，認為北方白人與南方黑人不公平地接管了他們的政府與社會。

約自1877年起，重建時期的進展開始逆轉，南方白人在州級與聯邦層級取得更多政治權力。反黑人的南方白人利用民主黨的新主導地位，發起一場積極的運動來重塑政府，將黑人排除於白人社會之外。1877年至1908年間，南方各州頒布了將種族隔離制度化的法律，並有效地重建時期後的選舉權剝奪。

華盛頓敏銳地意識到黑人在南方日益減弱的影響力，他認為南方黑人抗議爭取政治權力徒勞無功。充其量，他們只能指望阻止白人主導地位的惡性循環。1884年，華盛頓在一場全國教育會議上發表演講，提出後來在1895年亞特蘭大妥協演說中使用的概念：黑人應向內轉向，強調團結、工作與自助，並拒絕政治行動主義。歷史學家路易·R·哈蘭認為，華盛頓已得出結論：「重建時期的種族民主實驗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從錯誤的一端開始，強調政治手段與民權法案，而非經濟手段與非裔美國人自立。」

非裔美國人領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於1895年2月去世，黑人社群留下一個權力真空，華盛頓隨即填補了這個位置。華盛頓在道格拉斯去世後的首要行動之一，便是發表亞特蘭大博覽會演講。直到他於1915年去世為止，華盛頓及其盟友（統稱為「塔斯基吉機器」）主導了非裔美國人媒體、政治任命以及與白人慈善家的關係。

## 妥協內容

### 華盛頓1895年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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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妥協源自華盛頓於1895年9月18日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舉行的棉花州與國際博覽會上發表的亞特蘭大博覽會演講。黑人參與博覽會的始於1895年初，當時喬治亞州歷史邀請華盛頓協助向第54屆美國國會委員會進行簡報，尋求聯邦對該活動的支持。代表團中的白人成員對華盛頓向委員會的演說印象深刻，邀請他在同年稍後舉行的博覽會上發言。

棉花博覽會的司儀是前喬治亞州州長魯弗斯·布洛克，他在介紹華盛頓時說：「今天我們邀請到一位代表黑人企業與文明的人士。」這場演講面對的是黑人與白人分開的觀眾，歷時不到十分鐘。

華盛頓在演講接近尾聲時總結了他的提議：

我族明智之士深知，鼓吹社會平等乃最為愚昧之舉。我們欲求享有各項權利，必當經由持久不懈之奮鬥，絕非外力強求所能達成。凡能貢獻於世界市場之種族，終不致長久遭人排斥。享有法律所賦之權利，固屬重要且正當；然更為要者，乃我等自身須有行使此等權利之準備。此時此刻，於工廠中掙得一塊錢，遠比在歌劇院中花掉一塊錢更有意義。

演講結束時，在場的白人聽眾起立為華盛頓鼓掌。《亞特蘭大憲法報》編輯克拉克·霍威爾站上舞台，宣稱這場演講是「美國道德革命的開端」。華盛頓受到在場許多白人領袖的祝賀，包括前州長布洛克。演講全文透過電報發送至美國大多數主要報紙。演講後數日，華盛頓收到格羅弗·克里夫蘭總統的祝賀信。演講後的幾天內，華盛頓及其提議獲得多家主要白人報紙的讚揚。

華盛頓並未使用「亞特蘭大妥協」來描述他的提議。這個詞由杜波依斯在演講八年後創造，出現於1903年發表的文章〈論布克·華盛頓先生及其他〉，該文收錄於他的著作《黑人的靈魂》。亞特蘭大妥協背後的交易也稱為「順服政策」或「順服主義」。

### 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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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蘭大妥協是華盛頓對當時所謂「黑人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個詞彙用來描述黑人惡劣的經濟與社會狀況，以及重建後南方黑白之間緊張的關係。妥協的本質是一項交易：黑人保持和平、容忍種族隔離、放棄爭取平等權利或擔任政治職務、避免大學教育，並為南方工業與農業提供可靠的勞動力。作為回報，華盛頓期望白人提供就業機會、允許黑人擁有財產與房屋、為兒童興建學校，並創建職業機構以賦予黑人在南方經濟中所需的技能。

華盛頓的演講吸引了在場的白人商人，因為他向他們承諾一個合作、和平、可靠的勞動力，特別是在工業、農業、商業與家政領域。華盛頓對黑人發言時，鼓勵他們專注於體力勞動，並接受這在近期內是他們的命運，宣稱：「一個種族唯有懂得耕田與寫詩同樣有尊嚴，才能真正繁榮。我們必須從生活的底層開始，而非頂層。」華盛頓也敦促南方黑人留在家鄉，避免遷往北方各州的誘惑，反覆強調「把你們的水桶放下來，就在你們所在的地方」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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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妥協方案推動了職業學校的建立或擴張（遵循現有學校如塔斯基吉學院與漢普頓學院的模式），以培養護士、車夫、農民、管家、工廠工人、維修工、教師、廚師及其他支持南方農業與工業的技術人員。對工業教育的強調，犧牲了為南方黑人興建新的文理大學的機會。南方白人擔心受過文理教育的黑人不願意從事需要體力勞動的工作。華盛頓指望白人慈善家為黑人新學校提供資金。華盛頓的演講特別讚揚了在重建時期為黑人學校提供黑人大學#歷史的北方慈善家：「……不僅來自南方各州，而且特別是來自北方慈善家的持續幫助，他們使他們的捐贈成為祝福與鼓勵的源源不斷之流。」

亞特蘭大妥協接受了生活大多數層面的種族隔離，包括交通、教育、娛樂與社會互動。白人只有在工作或商業需要時才與黑人交往。華盛頓用一個生動的比喻來闡述他對種族隔離的態度：「在純粹社交層面，我們可以像五根手指般各自獨立；但在關乎共同進步的事務上，我們應如一隻手般團結一致。」

華盛頓並未完全拒絕公民權利與種族平等。他將它們視為長期目標，只有在黑人透過在南方經濟中忠誠、專注的工作證明其價值後才能實現。

## 非裔美國人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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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於1895年提出亞特蘭大妥協後，便成為非裔美國人社群中卓越的領袖。華盛頓的許多同事支持這項妥協，包括羅伯特·莫頓，他在華盛頓去世後接任塔斯基吉學院的領導人。許多中產階級南方黑人（尤其是教師）也支持這項妥協。

許多北方知識分子不同意這項妥協，認為抗議是對抗種族主義更有效的解決方案。最早的記錄批評之一發表於1895年12月（即演講後僅數月），刊登在《基督教紀事報》的讀者投書中：「今日黑人所渴望的，不是帶領他走向犁頭的去，摩西——因為他早知通往犁頭之路——而是能帶領他到達這個國家中，能根據憲法獲得所有男子應有權利之處的摩西。」

最早反對妥協的非裔美國人領袖中，有些是美國黑人學院的成員，該學院在1890年代末期反對種族隔離。該學院對1896年最高法院普萊西訴弗格森案提出異議，該案透過認可「隔離但平等」原則而使種族隔離合法化。約自1900年起，黑人社群中的其他領袖開始公開反對亞特蘭大妥協，挑戰種族主義政府政策並倡導黑人平等。反對者包括北方知識分子W·E·B·杜波依斯（時任亞特蘭大大學教授）、報紙編輯威廉·卡爾文·蔡斯，以及威廉·門羅·特羅特。特羅特是波士頓活動家，於1901年創辦《波士頓衛報》作為激進行動主義的平台。特羅特居住於新英格蘭，他在1899年觀察到南方的狀況日益惡化，且南方式的種族主義正滲入北方各州。

1902年至1903年間，倡導平等權利的黑人試圖在全國非裔美國人理事會的會議中爭取更大的發言權，但由於華盛頓的支持者（亦稱「布克派」）主導會議，他們遭到邊緣化。1903年7月，非裔美國人律師愛德華·H·莫里斯嚴厲指責華盛頓應對日益加劇的反黑人種族主義負責。同月，特羅特在波士頓（行動主義的據點）策劃了一場與華盛頓的對峙，引發了一場輕微的鬥毆，特羅特等人遭到逮捕。該事件成為全國頭條新聞。

### W·E·B·杜波依斯的批評

W·E·B·杜波依斯批評這項妥協，並倡導平等權利。

受過哈佛大學教育的W·E·B·杜波依斯出生並成長於新英格蘭，比華盛頓年輕十二歲。華盛頓代表的是鄉村、南方的黑人，而杜波依斯則代表了都市、知識分子、北方的黑人。北方黑人相較於南方黑人擁有相對較多的自由，也更願意爭取平等權利。部分北方黑人認為亞特蘭大妥協實際上是南方白人強加於南方黑人的。

儘管杜波依斯最初支持亞特蘭大妥協，隨著時間推移，他逐漸強烈反對華盛頓的做法。兩人之間的裂痕始於1898年，當時華盛頓從科瓦利加學術與工業學院的董事會辭職，該學院由杜波依斯的一位朋友管理。1900年，杜波依斯提議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黑人商人組織，但華盛頓迅速抄襲了這個構想，創立了全國黑人商業聯盟。1901年，杜波依斯在他對華盛頓自傳《從奴隸制向上》的評論中，納入了對亞特蘭大妥協的負面評估。

1903年，杜波依斯在他具影響力的著作《黑人的靈魂》中嚴厲批評亞特蘭大妥協，書中寫道：「華盛頓先生在黑人思想中代表了調整與順服的舊態度……他的計畫實際上接受了黑人種族所謂的低劣地位。」同年，杜波依斯批評了亞特蘭大妥協建設職業技能培訓學校而非大學的計畫，寫道：「所有真正教育的目標不是使男人成為木匠，而是使木匠成為人。」

1904年，杜波依斯與華盛頓各自帶著一組支持者在紐約會面，試圖緩和兩派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次峰會並未成功。儘管他們同意成立一個「十二人委員會」來協調未來的工作，但該委員會在一年內便瓦解了。1905年初，杜波依斯在《黑人之聲》期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聲稱華盛頓實際上正在賄賂非裔美國人媒體，以對華盛頓的計畫進行正面報導。華盛頓及其盟友對杜波依斯的指控提出異議。

歷史學家馬克·鮑爾萊因總結認為，1905年標誌著兩位領袖之間任何合作的終結，他寫道：「從杜波依斯的角度來看，華盛頓控制了黑人媒體、收買忠誠、安插間諜、排擠批評者，並共同選擇改革運動然後任其消亡。他對白人的順服已變得過於諂媚，但更重要的是，他的黑人權力已變得壓迫。」

## 結果與後續

在華盛頓的塔斯基吉機器領導下，亞特蘭大妥協從1895年至1915年間成為南方黑人領袖所奉行的主流政策。在此期間，華盛頓改善了黑人的教育基礎設施，重點放在職業學校與兒童學校。大部分資金來自北方白人慈善家，他們為數千所學校提供了資金，涵蓋了建築建設成本與教師薪資。這些慈善機構包括羅森瓦爾德基金、斯萊特基金、皮博迪基金、普通教育委員會與黑人鄉村學校基金。對職業學校的重視意味著較少的文理學院或科學研究所被建立，導致黑人在法律、醫學、藝術、歷史、文學或純科學領域的職業準備機會減少。

華盛頓在1895年演講中提出亞特蘭大妥協後，南方各州持續積極推行吉姆·克勞法，在生活幾乎所有層面正式實施種族隔離。南方各州透過憲法修正案及其他法律阻止黑人投票，這些法律提高了選民登記的障礙。這些障礙包括美國人頭稅、居住地與記錄保存要求、主觀的識字測試及其他手段。許多黑人將公民權利的持續惡化歸咎於華盛頓的政策。

亞特蘭大妥協之後，針對黑人的暴力持續發生。雖然私刑數量在1892年達到高峰後逐漸下降，但直到1922年，多數年份仍有超過五十名黑人遭私刑（除1907年、1914年與1917年少於五十人），且私刑持續至1940年代。數十年間，數十個城市爆發了美國大規模種族暴力，造成數百名黑人死亡，包括1906年亞特蘭大大規模種族暴力事件（1906年）、1908年春田市種族暴動（1908年）、東聖路易斯種族暴動（1917年）、紅色夏季（1919年）期間，以及土爾沙種族暴動（1921年）。1906年在亞特蘭大的大屠殺尤其引人注目，因為華盛頓的演講僅在十一年前於此發表。杜波依斯認為這場大屠殺部分源於亞特蘭大妥協。

1905年（即華盛頓演講後十年），特羅特、杜波依斯及其他主張全面平等權利的倡導者成立了尼亞加拉運動，以凝聚他們的力量。該運動的「原則宣言」明確拒絕亞特蘭大妥協，並敦促非裔美國人爭取公民權利。尼亞加拉運動在兩年後解散，但作為1909年由杜波依斯等人成立的NAACP的前身。NAACP的幾位共同創辦人是自由派白人，他們意識到亞特蘭大妥協無法為非裔美國人提供公民權利或完全平等。NAACP成立後，華盛頓的亞特蘭大妥協與杜波依斯的全面平等倡導之間的分歧變得明顯且公開。NAACP資金充足，其領導層包含許多強大的北方白人，並從塔斯基吉機器那裡吸走了支持。

對塔斯基吉機器的另一打擊是1912年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總統，擊敗了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羅斯福曾在1901年就職後布克·華盛頓白宮晚宴至白宮。威爾遜是亞特蘭大妥協演講後第一位民主黨總統。門羅·特羅特及其他黑人領袖會見了威爾遜，懇求他協助他們對抗吉姆·克勞法與種族隔離，但威爾遜拒絕了。在威爾遜的兩屆任期內，他逆轉了非裔美國人在重建時期取得的許多進展。他以白人替換了許多黑人聯邦任命官員，並伍德羅·威爾遜與種族。

約自1910年起，與華盛頓演講中的建議相反，數百萬非裔美國人開始向北遷移，移居紐約、底特律、芝加哥與華盛頓特區等主要都市中心。1917年，塔斯基吉學院的黑人領袖懇求南方黑人留在南方，杜波依斯回應道：「當今任何黑人領導階層，在其報告中花費十倍於討論私刑與違法行為的篇幅來強調居住在南方的好處，那是不可原諒的盲目。」

華盛頓於1915年去世後，他的塔斯基吉機器瓦解，對亞特蘭大妥協的有組織支持也隨之消退。亞特蘭大妥協未能實現終結種族隔離或為黑人提供平等權利的長期目標。在華盛頓去世後的幾十年裡，終結法律認可的種族隔離與實現平等權利的運動獲得了動力，最終在民權運動期間隨著1964年民權法案、1965年投票權法案與1968年民權法案的通過而取得成功。

## 回顧性評估

歷史學家對於華盛頓的妥協策略能否有效促進種族平等，至今仍爭論不休。20世紀上半葉，學術觀點深受社會學家杜波依斯的影響，他主張直接抗議比順服政策更能有效通往平等。20世紀下半葉的一些歷史學家對華盛頓較為同情，認為南方普遍存在的種族主義以及白人社會壓倒性的政治與經濟主導地位，使華盛頓別無選擇。歷史學家羅伯特·諾雷爾主張，在反黑人的刻板印象從大眾媒體中消除之前（這一改變直到二戰後才開始），無論黑人領袖採取何種策略，朝向平等的有意義進展都無法實現。

學者們分析了華盛頓的性格，以判斷他對順服的倡導反映其真誠的個人信念，抑或是對當時社會政治限制的戰術性回應。一些學者認為，華盛頓對安撫的強調服務於他自身的利益，因為這有助於鞏固他作為當時卓越的非裔美國人領袖的地位。20世紀中葉的研究發現了華盛頓暗中對抗種族不公的證據，包括謹慎資助對選舉權剝奪、陪審團排除與勞役償債制度的法律挑戰。這種保密性導致了他早期作為白人安撫者的聲譽。諾雷爾主張，華盛頓受到一些偏愛支持對抗（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或杜波依斯）並貶低倚賴機智（如華盛頓）的非裔美國人歷史學家的不公平批評。

## 參考文獻

### 來源

- 包含華盛頓1895年「亞特蘭大妥協」演講全文。

## 外部連結

- 「亞特蘭大妥協」演講全文
- 詩人達德利·蘭德爾於1969年創作的詩作，關於華盛頓與杜波依斯之間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