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魯亞人

查魯亞人（Charrúa）是一支美洲原住民族群。在16世紀，他們主要居住在巴拉那河與烏拉圭河之間，其中心區域位於今天的阿根廷聖菲省。隨後，他們向其他地區遷移，特別是向大克瓜伊河（río Queguay Grande）以南的今天烏拉圭境內移動。在18世紀，查魯亞人在與瓜拉尼傳教區的瓜拉尼人的戰爭中擴大了領土，向東岸（Banda Oriental）北部、今天巴西南里奧格蘭德州南部以及阿根廷的恩特雷里奧斯省推進，偶爾也到達科連特斯省。由於殖民當局的打擊，他們放棄了聖菲地區。隨著領土的擴張，他們與占據這些領土的其他民族發生了混血，如查納人（Chanás）、米努安人（Minuanes/Guenoa-minuanes）、卡因岡人（Kaingang）、雅羅人（Yaros）和博漢人（Bohanes）。通俗地說，人們開始將這一群體統稱為「查魯亞人」，因此如今這些部落常被不準確地統稱為查魯亞複合體（complejo charrúa）或查魯亞民族（nación charrúa）。

## 查魯亞複合體

巴拉那河的東岸地區。圖中標記了查魯亞人在今天阿根廷恩特雷里奧斯省的領地。1732年耶穌會巴拉圭省地圖。

源自潘帕斯地區的狹義查魯亞人，在文化或種族上被廣泛認定為「查魯亞複合體」（complejo charrúa）的一部分，該複合體還包括雅羅人、博漢人、蓋諾阿人（Guenoas/güenoas）、查納人和米努安人。查納人有時也被歸入查納-廷布人（Chaná-timbú）複合體中，因此常與被他們視為敵人的塔佩斯瓜拉尼人（tapes guaraníes）混淆。關於這些群體之間的關係，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

塞繆爾·拉弗恩·克維多（Samuel Lafone Quevedo，1897年和1900年）認為，查魯亞人是屬於瓜伊庫魯（guaycurú）類型的潘帕斯人（Pámpidos）「民族」，而上述其他民族都是該民族的「分支」。

塞繆爾·洛斯羅普（Samuel Lothrop，1932年和1946年）則認為查魯亞及其他部落是「不同的部落」，但在文化、體質和語言上與北部的瓜伊庫魯人相似並有親緣關係。

考古學家安東尼奧·塞拉諾（Antonio Serrano，1936年和1946年）認為，查魯亞人是一個具有自身文化特徵的「民族」，而提到的其他「部落」都是「查魯亞民族」的一部分。

對於西班牙人抵達時查魯亞人及相關族群的人口數量，有不同的估計。這些估計在8000人（其中5000人在烏拉圭）到10萬甚至更多之間變化。

1825年烏拉圭獨立時，原住民人口為3萬人，白人人口為7萬人。

根據一些歷史研究，烏拉圭領土上原住民及其後裔的數量當時超過了征服時代的數量。這可能是因為該地區接收了大量在1828年因耶穌會傳教區被毀而逃離的瓜拉尼移民，他們定居在內格羅河以北。

## 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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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西班牙人抵達拉普拉塔河時，狹義的查魯亞人居住在巴拉那河和烏拉圭河之間的地帶。隨後，由於在聖菲省的定居點遭到迫害，他們向東岸遷移，並逐漸被視為現今烏拉圭境內的部落。

費利克斯·德·阿薩拉（Félix de Azara）在其死後26年（1847年）出版的《巴拉圭及拉普拉塔河的描述與歷史》中描述了這片領地。他指出，在征服初期，沿著拉普拉塔河北岸，從馬爾多納多到靠近烏拉圭河口，向北延伸約三十里格的廣闊區域，居住著雅羅人；再往北穿過一大片荒蕪地帶，則是一些塔佩斯或瓜拉尼印第安人的部落。

- 雅羅人（Yaros）：「西班牙人發現拉普拉塔河時，雅羅人生活在烏拉圭河東岸、內格羅河和聖薩爾瓦多河之間，以漁獵為生，很少深入平原，且不靠近查魯亞人活動的區域。」
- 博漢人（Bohanes）：「居住在雅羅人以北的烏拉圭河東岸。」
- 查納人（Chanaes）：「在首批西班牙人抵達時，有一個民族居住在內格羅河河口對面的烏拉圭河島嶼上。當西班牙人廢棄聖薩爾瓦多城後，查納人轉移到聖薩爾瓦多河以下的烏拉圭河東岸定居。後來遭到查魯亞人的侵擾，他們又回到了島嶼上，主要定居在被稱為比斯凱諾斯（Vizcaínos）的地方。」
- 米努安人（Minuanes）：「在發現時期，這個民族生活在巴拉那河以北的平原上，距離該河不超過三十里格，領地從烏拉圭河與巴拉那河交匯處一直延伸到聖菲十字城對面。其南部與居住在巴拉那河島嶼上的瓜拉尼人接壤；北部是大片荒漠；東部則是上述的烏拉圭河，將其與前文描述的民族隔開。」

阿薩拉沒有提及蓋諾阿人（Guenoas），他們當時分布在塔夸倫博省、三十三人省和塞羅拉爾戈省地區，並沿著伊比庫伊河延伸到巴西南部。蓋諾阿人和米努安人通常被認為是同一個群體，有時統稱為吉努安人（Guinuanes）。

## 特徵

### 文化

查魯亞人與潘帕斯人（Pámpidos）有親緣關係，後者是居住在查科-潘帕斯平原和巴塔哥尼亞平原的一組原住民。他們的體質特徵和物質文化與古代的普埃爾切人（puelches）或潘帕人（pampas）、特維爾切人（tehuelches）或巴塔哥尼亞人、托巴人（tobas）和卡杜韋奧人（caduveos）的分支相似。然而，到了15世紀，他們似乎受到了亞馬孫瓜拉尼人的重要文化影響。瓜拉尼人的南部分支——錢杜萊人（chandules）——從他們在巴拉那河三角洲的定居點出發，常在拉普拉塔河上游兩岸遊蕩。

不同歷史文獻對於查魯亞人是否演奏音樂存在分歧：一些文獻否認其存在，另一些則提到他們將海螺殼和呼喊聲用於戰爭目的。毫無疑問，最著名的例子是塔夸貝（Tacuabé）在法國製作的樂弓，如今被稱為「塔夸貝之弓」。

他們崇拜月亮（稱為Guidaí），並實行萬物有靈論。他們從瓜拉尼人那裡吸收了對圖潘（Tupã）、瓜利喬（Gualicho，一種邪靈）以及「惡者」（El Maligno）的信仰。

在習俗方面，他們是一個尚武和狩獵的民族。然而，當親人去世時，他們會表現出極度的悲痛，通常會切斷自己的一根指節，並在全身割出傷口。在這個儀式中，悲痛者通常會在自己挖的坑裡度過一夜，或者離開部落兩天，不吃不喝。

關於查魯亞和蓋諾阿-米努安民族喪葬儀式的歷史文獻十分有限，只能粗略還原他們的做法。

「……至於查魯亞人，當有人死去時，他們會把他帶到他們設在一個小山丘上的公共墓地埋葬，如果死者生前有交代（這很常見），他們會在墳墓上殺死他最珍視的戰馬。」 —— 費利克斯·德·阿薩拉（約1800年）。

「……墳墓建在山頂上，屍體被石頭覆蓋，隨葬有他的遺物，死者的馬會被拴在一根木樁上留在那裡。」 —— 安東尼奧·迪亞斯將軍（約1812年）。

另一種萬物有靈論的儀式也頗具特色：

「人們普遍認為，在一些山頂上用石頭堆成的『崗亭狀建築』是用來觀察敵情的（因此被稱為『vichaderos』，意為瞭望台），但這是一種誤解。它們實際上是為了那些去禁食以『尋找靈魂伴侶』的人準備的。他們在那裡在自己身上劃出無數傷口，並忍受嚴酷的禁食，直到他們（在精神上）看到『某個存在』，在危險時刻他們會將其作為守護天使來召喚。」 —— 軍士長貝尼托·席爾瓦（約1830年）。

### 社會

查魯亞人並非和平主義者，他們擁有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結構，以酋邦（jefaturas）為核心。首領被稱為「酋長」（cacique），儘管酋長通常出身於某個世系，但他必須經由全體成員選舉並持續達成共識才能維持地位。人際關係極其重要，他們保留了多配偶制。

他們與西班牙人維持著衝突不斷的共存關係，襲擊、掠奪和原住民突襲（malones）是家常便飯。直到1732年3月22日，他們通過胡安·安東尼奧·德·阿蒂加斯（Juan Antonio de Artigas）與蒙得維的亞達成了和平協議。該協議平等地承認了查魯亞人的權利和法律，同時查魯亞人也同意承認西班牙人的地位。和平一直持續到瓜拉尼戰爭，此後他們向何塞·阿蒂加斯（José Artigas）及其副官效忠，後來又效忠於弗魯克圖奧索·里維拉和東岸國，直到爆發衝突及發生薩爾西普埃德斯大屠殺。

### 經濟

在西班牙征服時期，他們的生產方式是狩獵採集，是一個游牧民族（幾乎所有潘帕斯民族都是如此）。因此，他們文明遺留下來的物質遺蹟只有小型陶罐以及他們典型的武器——長矛、弓箭和流星錘（boleadoras）。流星錘是該地區最具特色的物品之一，由兩到三個用大約一米長的皮革綁在一起的石球組成。它們主要用於狩獵美洲鴕鳥（ñandú），這是南美洲南錐體大部分地區特有的鳥類。

在西班牙統治時期，他們經常與西班牙人交易這些武器和馬匹，而這些物品有時是他們掠奪來的，因為他們並沒有明確的私有財產觀念。

### 語言

狹義的查魯亞語在幾乎沒有被記錄的情況下就滅絕了。根據阿薩拉的說法，它「帶有很重的鼻音和喉音，且與所有其他語言不同」。阿薩拉提到雅羅人、博漢人、查納人和米努安人的語言是彼此不同的語言。雅羅人和博漢人的語言可能屬於熱斯語系（Jê）的卡因岡語（Kaingang）分支。特奧多羅·比拉德博（Teodoro Vilardebó）在1841年和1842年通過間接來源收集了兩組查魯亞語詞彙。這本包含約70個單詞的詞彙表被稱為《比拉德博抄本》（Códice Vilardebó）。

關於查魯亞諸語與南美洲其他語系的親緣關係，存在不同的理論。這些語言曾被莫里斯·斯瓦德什（Morris Swadesh）和特倫斯·考夫曼（Terrence Kaufman）等美洲語言學家研究過。有人提出查魯亞語可能與阿拉瓦克語系（Perea y Alonso, 1937）、馬塔科語系（Ferrario）、盧列-比萊拉語系（Rona, 1964）以及瓜伊庫魯語系（Suárez, 1974）存在親緣關係。

## 胡安·迪亞斯·德·索利斯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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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魯亞人對西班牙的殖民統治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已知歸咎於他們的第一起事件是1516年胡安·迪亞斯·德索利斯在探索拉普拉塔河的探險中身亡。諸如耶穌會士佩德羅·洛薩諾（Pedro Lozano）在其1755年出版的《巴拉圭、拉普拉塔河及圖庫曼征服史》中，指控查魯亞人殺害並吃掉了胡安·迪亞斯·德索利斯及其同伴：

在抵達蒙得維的亞之前，會遇到索利斯河，這個名字是對著名拉普拉塔河發現者胡安·迪亞斯·德·索利斯悲慘結局的永久紀念。當他返回繪製地圖時，輕信了河流附近野蠻的查魯亞人，結果遭到背叛並被殺害，因此一些作者將其稱為「背叛之河」。

然而，根據西班牙編年史家佩德羅·馬蒂爾·德·安格萊里亞（Pedro Mártir de Anglería）的說法，索利斯死於食人的加勒比部落，即亞馬孫血統的部落：

我認為不應隱瞞胡安·索利斯身上發生的事（……）當時他遇到了邪惡且食人的加勒比人，我們在其他地方已經詳細描述過這些人。

馬蒂爾·德·安格萊里亞在索利斯去世同年寫下了他的《新世界年代記第三卷第十書》。由於查魯亞人並沒有食人的習俗，歷史學家推測索利斯的死可能是由當時在拉普拉塔河畔遊蕩的錢杜萊瓜拉尼人造成的。

費利克斯·德·阿薩拉在其1821年死後出版的《巴拉圭及拉普拉塔河的描述與歷史》中同意是查魯亞人殺死了索利斯，但駁斥了食人的說法：

上述作者洛佩斯和洛薩諾，以及安東尼奧·萊昂·皮內洛（Antonio Leon Pinelo）在1623年向西印度群島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補充說，查魯亞人把死去的西班牙人烤著吃了；但我不相信，因為在野蠻人中，沒有什麼比習俗更持久的了，如果他們真的做過，他們現在也會做，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也沒有留下任何關於這種食物的記憶。這個謠言無疑是索利斯的一位兄弟和他的姐夫弗朗西斯科·托雷斯散布的。他們作為領航員，是那場不幸事件的目擊者。他們被嚇壞了，立刻返回西班牙，把這起事件和那個國家描繪得如此悲慘和醜惡，以至於有好幾年打消了其他人再次探索那條河的念頭，那條河當時很有理由被稱為索利斯河（……）查魯亞人殺死了拉普拉塔河的第一位發現者胡安·迪亞斯·德·索利斯，但並沒有像洛薩諾在第二卷第一章中錯誤聲稱的那樣吃掉他。正是以這一事件為開端，他們發動了一場至今仍在持續、沒有休戰的戰爭，並導致了無數人的死亡。

佩德羅·德·安吉利斯（Pedro de Angelis）在1836年出版的《關於拉普拉塔河諸省古代與現代歷史的著作和文獻彙編》中，拒絕了阿薩拉的論點：

如果有一個地方讓人不容置疑食人習俗的存在，那正是拉普拉塔河。它的首位發現者，不幸的胡安·迪亞斯·德·索利斯，就在他的同伴和一位兄弟的眼前被查魯亞人吞食。這一事實毋庸置疑。阿薩拉用來反駁它的論據如此站不住腳，甚至不值得回應。

馬丁·德爾·巴爾科·森特內拉（Martín del Barco Centenera）在1602年出版的歷史長詩《阿根廷》中，指控廷布人（timbúes）應對索利斯之死負責：

胡安·迪亞斯·德·索利斯揚帆起航；抵達巴拉那，卻因廷布人的欺騙命喪黃泉，在一條名聲顯赫的小河裡，因他的緣故，那條河被冠以「背叛」之名。

## 德雷克艦隊

1570年底，英國海盜弗朗西斯·德雷克在拉普拉塔河航行時，艦隊中的一艘船在今科洛尼亞省境內失蹤。弗朗西斯的一個名叫約翰·德雷克（John Drake，侄子或兄弟）的親屬被查魯亞原住民俘虜，並在幾個月內作為奴隸。1580年底，約翰·德雷克與一名法國水手和另一名英國人搶走了一艘原住民獨木舟，划過拉普拉塔河，前往剛建立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抵達時的場景必然是慘不忍睹的：這三個光著腳、衣服破爛不堪、半裸著的男人，在與當今烏拉圭地區的狩獵採集者共處之後，決定向西班牙帝國的當局自首。他們所經歷的奴隸生活一定極其痛苦，才讓他們明知後果也會選擇自首，因為這些私掠者很快就被監禁，隨後被送往秘魯的宗教裁判所。

## 關於查魯亞人的歷史證言

### 迭戈·加西亞·德·莫格爾

第一份用特定名稱（chaurruaes）識別查魯亞民族的文獻是迭戈·加西亞·德·莫格爾（Diego García de Moguer）關於他1528年巴拉那河之行的《報告》（Relación）：

……再往前有一群被稱為Chaurruaes（查魯亞）的人，他們不吃人肉；以捕魚和打獵為生；其他什麼也不吃（……）在河北岸入口處的第一群人被稱為Charruases；他們吃魚和當地的食物，沒有任何其他的生計……

### 烏爾里科·施密德爾

總督佩德羅·德·門多薩探險隊的士兵烏爾里科·施密德爾（Ulrico Schmidl）在他出版於1567年的著作《拉普拉塔河之旅》中，描述了1536年抵達拉普拉塔河時遇到的查魯亞人，稱他們為zechuruass、zechurg和zechuruas：

我們在那裡遇到了一群名叫zechuruass的印第安人，大約有兩千名男子，除了魚和肉沒別的可吃。當我們到達時，他們拋棄了村莊，帶著婦女和兒童逃跑了，所以我們沒能找到他們。這個民族的印第安人全身赤裸，而他們的婦女則用一塊棉布遮住從肚臍到膝蓋的私處（……）他們的著裝和zechurg人一樣，從肚臍到膝蓋（……）由四個民族組成，名叫carendies、barenis、zechuruas和zechenais diembus……

### 多明戈·馬丁內斯·德·伊拉拉

多明戈·馬丁內斯·德·伊拉拉（Domingo Martínez de Irala）在1541年4月的《報告》中稱他們為charruas：

同樣，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沒有帶木板來建造雙桅船，我可以沿著這條河的海岸向上游航行，找到柳木，甚至在聖加布里埃爾附近的同一海岸，島嶼上也能砍伐造船的木料。但這必須非常謹慎，因為直到現在，這部分印第安人既不表現出敵意，也不表現出友好，畢竟還沒有與他們接觸過。他們是charruas（查魯亞）、beguas、maones和toparas，同時在這條海岸上活動的還有chanas（查納人）和guaranys（瓜拉尼人），他們是敵人……

### 貢薩洛·費爾南德斯·德·奧維耶多

《印第安、島嶼與大洋大陸通史及自然史》由貢薩洛·費爾南德斯·德·奧維耶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在1535年至1557年間分批出版，其中包含大量關於查魯亞人的記載，他稱其為jacroas：

在河口處有jacroas人，這群人靠狩獵鹿、鴕鳥和一種被稱為apareaes（在新西班牙和西班牙其他地區被稱為cortes）的動物為生；這裡的人也在那條河岸和海岸上捕獲許多好魚。那裡的地下有一些小洋蔥狀植物，對當地人和西班牙人來說都是美味的食物，還有其他一些像燈心草一樣的根莖；還有像灰豹一樣，狀似靈緹犬的狐狸和狍子。這些人沒有固定的居所或城鎮：他們追逐獵物四處遊蕩，帶著妻子和孩子，婦女們背著他們所有的財產，男人們則追蹤獵物，殺死鹿和鴕鳥，向它們投擲綁在繩子上的石球，正如歷史在其他地方提到這種武器一樣。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狩獵中也使用弓箭和木棒。這些印第安人位於北部的海岸一側，再沿著同一海岸往前走，過了內羅河（Nero），還有另一群人，被稱為chanastinbus……

### 弗朗西斯科·奧爾蒂斯·德·貝爾加拉

弗朗西斯科·奧爾蒂斯·德·貝爾加拉（Francisco Ortiz de Vergara）在1573年1月寫給胡安·德·奧萬多（Juan de Ovando）的報告中，這樣提到查魯亞人：

進入大河口後，有一個被稱為charruaes（查魯亞）的印第安民族。

### 馬丁·德爾·巴爾科·森特內拉

馬丁·德爾·巴爾科·森特內拉在1602年出版的歷史長詩《阿根廷與拉普拉塔河的征服及秘魯、圖庫曼與巴西諸國之其他事件》（簡稱《阿根廷》）中，多次提到查魯亞人：

居住在這裡的人們 自稱為Charruahas（查魯亞），精神飽滿，狂暴的戰神賜予了他們 力量、勇氣和強權。掌旗官帶領著這群人 走在酋長前方，那是他的叔叔 阿巴尤巴（Abayubá），一個非常健壯的青年 酋長名叫薩皮卡諾（Zapicano）這群人身材高大，勇氣非凡 卻沒有耕作和播種。在土地和戰鬥中，極其好戰 極其大膽莽撞。若覺得居住地令人厭煩 便將其拋棄，因為房屋 僅用蘆葦席搭建 因此很快就能搬到想去的地方。

### 魯伊·迪亞斯·德·古斯曼

魯伊·迪亞斯·德·古斯曼（Ruy Díaz de Guzmán）在1612年完成的《發現、殖民與征服拉普拉塔河諸省之阿根廷歷史》（即《阿根廷手稿》）中描述了雅羅人和查魯亞人如何殺害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án Caboto）於1527年派去探索烏拉圭河的隊長胡安·阿爾瓦雷斯·拉蒙（Juan Álvarez Ramón）：

……遭遇海難後，拉蒙隊長帶領他的人乘坐一艘小船，盡力上了岸。附近的印第安人，被稱為Chayos和Charrúas（查魯亞），看到他們沿著海岸行走（因為不能所有人都在船上），便襲擊了他們；在交戰中，他們殺死了拉蒙隊長和一些士兵，剩下的人乘船逃回了加博托所在的地方……

### 弗朗西斯科·德·塞斯佩德斯

1624年，總督弗朗西斯科·德·塞斯佩德斯（Francisco de Céspedes）同意在內格羅河匯入烏拉圭河的河口島嶼上建立名為「奧利瓦雷斯的聖弗朗西斯科」的查魯亞人傳教保留地（reducción）。因此，這位總督在1631年8月30日寫信給國王說：

……這個省的其他印第安人，特別是居住在這條大河對岸的查魯亞人（charruas），都很安靜平和，並來這座城市服務，但由於他們的傳教區是方濟各會的，教士極度短缺……

### 迭戈·德·博羅阿

在方濟各會試圖將查魯亞人安置在奧利瓦雷斯的聖弗朗西斯科傳教區失敗後，耶穌會士迭戈·德·博羅阿（Diego de Boroa）在1637年8月13日撰寫的關於1635-1637年的《年度書信》中，提到了亞佩尤（Yapeyú）傳教保留地：

在全省的所有傳教區中，這或許是最困難的一個，因為它遠離其他地區，並且位於雅羅人和查魯亞人之間。這些部落完全是野蠻未開化的，他們完全依靠狩獵和捕魚為生，要使他們定居並歸化幾乎是不可能的。

### 佩德羅·洛薩諾

耶穌會士佩德羅·洛薩諾在《巴拉圭、拉普拉塔河及圖庫曼征服史》（1755）中表示：

「查魯亞民族在古代非常龐大；其範圍從巴拉那河的北岸延伸到北海沿岸；這是一群非常好戰、身材高大、勇猛非凡的人。當西班牙人由於戰敗或自願抵達他們的海岸時，總是會遇到這個難以對付的障礙。他們直到今天都保持著與生俱來的勇猛，向所有人展示他們的大膽，沒有人敢去征服他們；除了高昂代價的友誼外，他們對西班牙人沒有任何其他的承認，因為在這層友誼的掩護下，他們更安全地實施巨大的暴行。今天，他們占據的土地沒有那麼大，因為他們被限制在巴拉那河和烏拉圭河這兩條大河的自然邊界內。實際上，他們是兩岸的強盜；在巴拉那河一側，他們在從聖菲通往科連特斯的皇家大路上搶劫；在烏拉圭河一側，他們襲擊靠岸的船隻」。——佩德羅·洛薩諾

## 西班牙針對查魯亞人的軍事行動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歷任總督為了「教化」東岸地區而進行的連續軍事行動中，與原住民發生了多次戰鬥。胡安·奧爾蒂斯·德·薩拉特（Juan Ortiz de Zárate）、胡安·德·加雷（Juan de Garay）和埃爾南達里亞斯（Hernandarias）的探險隊先後與原住民交戰，導致數百人死亡。科洛尼亞-德爾薩克拉門托和蒙得維的亞的建立也成為與原住民衝突的導火索，加劇了死亡人數。

1702年2月6日，查魯亞人及其盟友在伊河戰役中迎戰兩千名來自傳教區的瓜拉尼人，最終戰敗。查魯亞人死傷300人，500人被俘，其中大多是婦女和兒童。查魯亞當時僅有200名戰士參戰。西班牙指揮官對此表示：

……這支軍隊由兩千名裝備著火器、長矛、弓箭、石頭和其他武器的印第安人組成，他們在被稱為伊比庫伊（Ibicuí）的地方和河流對不信教的印第安人雅羅人、莫哈內人（Moxanes）、查魯亞人及其盟友進行了懲罰……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耶穌會傳教區約四千名瓜拉尼人被置於西班牙人的指揮下，對查魯亞人發起攻擊。

在1715年弗朗西斯科·加西亞·德·彼德拉布埃納（Francisco García de Piedrabuena）帶領瓜拉尼人從亞佩尤對恩特雷里奧斯的雅羅人和博漢人進行懲罰性遠征之後，耶穌會士波利卡波·杜福（Policarpo Dufó）在1716年2月9日向上級的報告中提到：

……第二天我們到達了查納人定居的地方，現在通常由馬查多人（Machados）居住，這是查魯亞人中最大的一支部落，但我們沒有找到任何人（……）因為馬查多人是和平的，所以告訴他們撤退了。

根據薩爾瓦多·卡納爾斯·弗勞（Salvador Canals Frau）的研究，屬於查納-廷布群體的姆貝瓜人（mbeguaes）在巴拉那河三角洲延續到了18世紀，並在融入查魯亞複合體時被稱為「manchados」或「machados」。

在蒙得維的亞周邊地區，經歷了多年的入侵和突襲後，和平終於在沒有犧牲的情況下得以實現。1732年3月22日，查魯亞人與胡安·安東尼奧·德·阿蒂加斯達成協議，承認西班牙法律，同時西班牙人也承認查魯亞人的法律，從而維持了持久的和平。

根據總督何塞·德·安多納埃吉（José de Andonaegui）的命令，1749年11月，聖菲副總督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德·貝拉·穆希卡（Francisco Antonio de Vera Mujica）抓捕了339名從東岸逃離的查魯亞人，其中包括酋長邁瓜倫（Maigualen）、格勒比爾貝（Gleubilbe）和多伊納爾內格克（Dóienalnaegc）。他們被轉移到了聖菲薩拉多河附近，促成了「卡亞斯塔的聖母受孕鎮」（Nuestra Señora de la Concepción de Cayastá）於1750年9月17日在聖菲舊城原址上的建立。該傳教區於1820年左右消失。貝拉·穆希卡在1752年1月對恩特雷里奧斯的另一次遠征中，俘虜了53名查魯亞人，並將他們分發給遠征軍作為奴僕。

1754年至1756年間的瓜拉尼戰爭，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聯合打擊「異教徒」，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到了18世紀末，西班牙的布蘭登格斯騎兵（Blandengues）發起了一場被稱為「查魯亞戰爭」的行動，當時的軍士長何塞·阿蒂加斯也參與其中。1800年10月4日，阿維萊斯（Avilés）總督派遣豪爾赫·帕切科（Jorge Pacheco）上尉前往烏拉圭西北部遠征查魯亞人。帕切科進行了三次遠征，並於1801年6月16日建立了貝倫（Belén）。

幾年後，許多原住民在何塞·阿蒂加斯、弗魯克圖奧索·里維拉、曼努埃爾·奧里韋和胡安·安東尼奧·拉瓦列哈的軍隊中作戰。到了那時，查魯亞人幾乎已被消滅，這主要由於革命前的衝突以及他們與瓜拉尼裔其他部落的融合（這些部落通常被稱為「tapes」）。除了軍事行動外，流感、天花和梅毒等歐洲疾病也在幾個世紀內摧毀了毫無防禦能力的人口。

## 獨立戰爭中的查魯亞騎兵

何塞·龍多（José Rondeau）上校於1813年2月28日從被圍困的蒙得維的亞向布宜諾斯艾利斯報告說：

「阿蒂加斯上校立即利用了他擁有的無限資源來展示其重要性，並威懾這支軍隊，直到將薩拉特亞將軍（Sarratea）趕出本省。」

東岸愛國軍是一支貧窮的軍隊，但擁有了解地形和烏拉圭東岸特徵的當地人力「資源」。在內格羅河以北的山地（La Sierra）和阿雷倫瓜（Arerunguá），是查魯亞印第安人的發源地。1805年，何塞·阿蒂加斯曾向北部西班牙總督代表弗朗西斯科·哈維爾·德·比阿納（Francisco Javier de Viana）指揮官申請並在阿雷倫瓜獲得了超過1萬公頃的土地。

這些人力「資源」擅長馴養動物，他們截獲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人（porteños）的馬群；用龍多的話來說：

「……他讓我們感受到的第一次打擊，是迅速奪取牛群和馬群的行動，當發現時，獵物已經無法挽回了。」——龍多。

龍多召集阿蒂加斯上校前往塞里托營地（Cerrito）進行隆重的入城儀式和閱兵式，以期在1813年2月26日編入軍隊：

「明天是光榮的一天，何塞·阿蒂加斯上校將親自率領其部下加入這支軍隊。」——龍多。

同一天，巴托洛梅·穆尼奧斯（Bartolomé Muñoz）神父在日記中寫道：

「26日破曉，步兵部隊在整個圍城陣線上列隊。到了中午12點，將軍們抵達。一百名查魯亞印第安人殿後。」——穆尼奧斯。

阿蒂加斯的人力「資源」——「查魯亞人」的騎兵，跟隨著他完成了閱兵的殿後。

## 薩爾西普埃德斯大屠殺

1831年4月11日，在薩爾西普埃德斯溪（arroyo Salsipuedes）的源頭，發生了著名的薩爾西普埃德斯大屠殺。當時的總統弗魯克圖奧索·里維拉將大本營設在塔夸倫博省和里奧內格羅省交界處的薩爾西普埃德斯大河（Arroyo Salsipuedes Grande）沿岸。總統召集了名叫波利多羅（Polidoro）、龍多（Rondeau）、布朗（Brown）、胡安·佩德羅（Juan Pedro）和韋納多（Venado）的主要查魯亞酋長及其全部部落開會，告訴他們烏拉圭軍隊需要他們來保衛國家的邊境。

隨後，一名軍隊長官「放開了他所有的馬群，查魯亞人相信這表明了誠意，也放開了他們的大部分馬匹」。

根據記載，在受到款待並被灌醉後，他們遭到了由貝爾納貝·里維拉（Bernabé Rivera）指揮的1200名士兵的襲擊。據說里維拉本人向韋納多酋長開火，發出了開始攻擊的信號，當時他正要求酋長把刀借給他切菸草。然而，較新的觀點認為，這一說法源於愛德華多·阿塞韋多·迪亞斯（Eduardo Acevedo Díaz）的小說《虎口》（La boca del Tigre），缺乏歷史價值。

根據官方史學記載，結果有40名印第安人死亡，300人被俘，其中一些人逃脫並遭到貝爾納貝·里維拉的追捕。軍隊方面有9人受傷，1人死亡。

對「查魯亞人」（實際上他們屬於不同的部落，未適應和平傳教保留區，居住在東岸的鄉村地區）的迫害並未隨著薩爾西普埃德斯的衝突而結束。貝爾納貝·里維拉繼續追捕成功逃脫的叛亂分子。1831年8月17日，他在靠近阿拉佩伊河（río Arapey）河口的馬塔奧霍（Mataojo）伏擊了一群由「占卜者」（El Adivino）和胡安·佩德羅酋長率領的倖存者。這次事件造成15人死亡，80多人被俘。據報告，有18人成功逃脫，其中包括唯一的倖存酋長波利多羅。1832年6月16日，里維拉在一個名叫亞卡雷-庫魯魯（Yacaré-Cururú）的山谷中發現了一群逃亡者。在一次伏擊中，這些逃亡者和其他原住民殺死了政府軍指揮官貝爾納貝·里維拉、兩名軍官和九名士兵。

根據林肯·麥斯特吉·卡薩斯（Lincoln Maiztegui Casas）教授的說法，「查魯亞人的消失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歷時200多年，源於歐洲人對領土的占領」。麥斯特吉認為，瓜拉尼人適應了傳教保留區的生活，而查魯亞人則沒有。成千上萬人在衝突中喪生，數以千計的人逃往西北部的巴西，還有數以千計的人與其他人種混血，這些因素導致作為一個少數群體的他們在歲月的流逝中逐漸失去了自己的文化。

在薩爾西普埃德斯溪邊對聚集的「異教徒」進行的突然襲擊，標誌著烏拉圭原住民國家（即擁有自己名稱、與特定領土相關聯、擁有共同祖先神話並共享歷史記憶的人類共同體）的終結。

2021年，烏拉圭政府正式將薩爾西普埃德斯遺址認定為記憶遺址。

## 在法國的查魯亞人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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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得維的亞東方學院院長、法國人弗朗索瓦·德·屈雷爾（François De Curel）認為，直接接觸即將滅絕的人種倖存者會激起法國公眾和科學家的興趣，因此請求烏拉圭政府授權將四名查魯亞人帶往巴黎。為此甚至成立了一家公司，目的是在「人類動物園」中展覽並研究他們。

在屈雷爾的控制下，有一名名叫瑪麗亞·米卡埃拉·古尤努薩（María Micaela Guyunusa）的婦女和兩名男子：薩滿塞納夸·塞納凱（Senacua Senaqué）和酋長拜馬卡·皮魯（Vaimaca Pirú）。年輕的戰士勞雷亞諾·塔夸貝·馬丁內斯（Laureano Tacuavé Martínez）則是政府從在押囚犯中挑選出來的。這個群體在烏拉圭被稱為「最後的查魯亞人」，他們於1833年2月25日乘船前往法國，當時古尤努薩已懷孕兩個月。

在香榭麗舍大街附近一條小巷裡舉行的展覽並不成功，其中三人於同年（1833年）在巴黎去世。他們的骨架、保存在罐子裡的器官、皮膚碎片以及三具屍體的牙齒，被保存在夏樂宮人類生物學實驗室的地下室長達170年。古尤努薩在法國出生的女兒次年夭折，而塔夸貝成功逃脫，下落不明。遺憾的是，屈雷爾並沒有兌現他向當時國家政府申請時的承諾。在經過與法國官方多年的交涉後，2002年7月17日，在豪爾赫·巴特列（Jorge Batlle Ibáñez）執政期間，拜馬卡·皮魯的遺骸被運回烏拉圭，並於兩天後安葬在蒙得維的亞中央公墓的國家先賢祠中。

## 查魯亞名稱的起源

關於「查魯亞（charrúa）」一詞，存在著不同版本的起源說，其中大多數帶有貶義：「被搶奪的人」、「毀滅者」、「美洲豹」、「殘缺不全的人」，還有一些比較浪漫的說法，如「水邊的人」或「彩繪的人」。對於外國人來說，形容他們的方式絕對不缺。然而，關於這個原住民家族如何自稱，至今仍一無所知。

佩德羅·德·安吉利斯在其1836年出版的《關於拉普拉塔河諸省古代與現代歷史的著作和文獻彙編》中指出：

查魯亞人堅持其攻擊和掠奪的體系，不斷使東岸地區的居民處於恐慌之中。他們最初在巴西邊境活動，最後定居在夸雷姆河（Cuareheim）和伊比拉普伊塔-米尼河（Ibirapuitá-mini）的源頭之間。1831年，在弗魯克圖奧索·里維拉將軍指揮的東岸軍隊的追剿下被消滅。唯有如此，鄰國才能擺脫這些令人不安的居民。如今，也許很難再聚齊這個過去令人畏懼的部落的三十個人。他們的全部歷史都濃縮在他們的名字裡——「查魯亞」在瓜拉尼語中的意思是「我們是動盪不安、惹是生非的」（「Cha」意為我們，「rru」意為易怒的）。

其他提出的假設包括：

- 比森特·菲德爾·洛佩斯（Vicente Fidel López，在1869年的《阿根廷領土歷史地理》中提出）：來自瓜拉尼語 chara（意為「水邊的」、「沿岸的」或「河濱的」）。他還提出，可能源自瓜拉尼語 Char - huá（「蝗蟲」）。
- 弗朗西斯科·包薩（Francisco Bauzá，在1895-1897年的《烏拉圭的西班牙統治史》中提出）：認為它源自瓜拉尼語，意思是「易怒的」或「我們是毀滅者」。
- 魯道夫·舒勒（Rodolfo Schuller，在1904年為阿薩拉著作《巴拉圭及瓜拉尼傳教區的自然與球面地理》撰寫的序言中提出）：該名稱的意思是「被彩繪的人」、「有斑點的人」或「殘缺不全的人」。
- 胡利奧·埃斯塔維略（Julio Estavillo，在1950年的《沿海原住民》中提出）：認為這是蛇圖騰的名字：char、chan 或 kan，查納人等其他民族也使用這個詞，並催生了「yarará」（亞拉拉毒蛇）這個詞（charará）。
- 塞薩爾·洛佩斯·蒙菲廖（César López Monfiglio，在1962年的《查魯亞人中的圖騰崇拜》中提出）：推斷該詞意為「我們美洲豹」。

人類學家丹尼爾·比達爾（Daniel Vidart）在2001年對「查魯亞」一詞進行了詞源分析。根據比達爾的說法，「charrúa」是一個加利西亞語詞彙，指的是一種木製面具，用作偽裝。這些面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時期，可能是用於狂歡節等民間節日。在加利西亞戴著這種被稱為「charrúas」的面具的人，打扮和面部彩繪引人注目，同時會做出帶有一定攻擊性的姿態。根據這一假設，拉普拉塔河東岸原住民色彩鮮艷的服裝，以及他們像面具一樣彩繪的臉龐和奇怪的姿態，使西班牙航海家想起了在節日中戴著這種面具的加利西亞人；需要注意的是，迭戈·加西亞·德·莫格爾的探險隊正是從加利西亞的拉科魯尼亞港口出發的。

## 雅羅人、博漢人、查納人和米努安人的命運

關於雅羅人的命運，阿薩拉記載道：

在16世紀，雅羅人被查魯亞人消滅；但按照野生印第安人的習慣，他們保留了雅羅人的婦女和男孩，這些人今天已經混合在一起，無法區分。

關於博漢人，他說：

……我認為其中一部分被放棄聖薩爾瓦多的西班牙人帶到了巴拉圭，其餘的在雅羅人同一時期被查魯亞人消滅。

關於查納人：

後來受到查魯亞人的侵擾，他們回到了他們的島嶼，主要定居在被稱為比斯凱諾斯（Vizcaínos）的地方。但由於害怕遭遇雅羅人和博漢人最近被消滅的命運，他們請求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人保護他們，並提出願意成為基督徒。事實上，該市的總督將他們帶離島嶼，為他們建立了聖多明各-索里亞諾鎮（Santo Domingo Soriano），並派駐了一支衛隊，讓他們像西班牙人一樣自由生活，而不必服從監護征賦制（encomienda）或社區管理。結果很自然，這些印第安人生活得很快樂，並與西班牙人一樣變得文明，失去了他們的語言、習俗等，並與西班牙人混血，以至於今天幾乎所有人都被視為西班牙人。

關於米努安人，他提到他們與查魯亞人結盟：

……他們與查魯亞人結成聯盟和密切的友誼，以維持自身並攻擊剛剛開始在蒙得維的亞施工的西班牙人（……）最後，一部分查魯亞人和米努安人被西班牙人強迫，併入了烏拉圭傳教區中心地帶的村鎮，另一部分今天在卡亞斯塔傳教保留區平靜地生活。但另一部分在南緯30度至31度之間自由活動的人，有時對葡萄牙人，而且始終對西班牙人進行血腥的戰爭（……）當查魯亞人向北深入時，他們與之結成了最密切的聯盟和友誼，一起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在烏拉圭河上往返，齊心協力襲擊蒙得維的亞及其周邊的西班牙人（……）耶穌會神父弗朗西斯科·加西亞（Francisco García）試圖在伊比庫伊河上建立耶穌瑪麗亞傳教區或村鎮，讓米努安人定居；但他們又回到了四處遊蕩的自由生活，只有極少數人能加入名為聖博爾哈（San Borja）的瓜拉尼人村鎮。

## 現狀

在阿根廷和巴西，查魯亞人的存在得到了官方層面的認可。而在烏拉圭，政府與原住民代表之間存在爭議，因為官方敘事並不承認目前還有原住民存在。官方觀點認為，今天烏拉圭領土上的原住民族群已經「消失」，而具有原住民血統的人及其後裔則要求國家給予官方承認。

據估計，在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有16萬至30萬人擁有某種查魯亞血統。

### 在阿根廷

阿根廷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全國共有14,649人自我認同為查魯亞人。其中3,513人居住在恩特雷里奧斯省，1,807人居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93人居住在科連特斯省。與2004-2005年的數據相比，這一數字有所上升：在作為2001年全國人口、家庭和住房普查補充的《原住民補充調查》（ECPI）中，只有4,511人自我認同為查魯亞人，其中676人居住在恩特雷里奧斯省。

#### 在恩特雷里奧斯省

恩特雷里奧斯省憲法第33條承認原住民族群在種族和文化上的先在性，並基於這種承認，保障他們一系列權利，包括尊重其身份和文化。

自1995年以來，國家原住民事務局（INAI）通過全國原住民社區登記處（Renaci）賦予一些查魯亞原住民社區法人資格。在登記處中列出了恩特雷里奧斯省的三個查魯亞社區：

- 美洲豹村查魯亞社區（Comunidad Charrúa del Pueblo Jaguar，位於比利亞瓜伊縣，2007年6月28日登記）
- Güe Guidaí Berá社區（位於塔拉縣，2009年11月17日登記）
- Naybu社區（位於聯邦縣聯邦殖民地，2013年10月9日登記）

INAI和原住民社區領土調查項目還記錄了恩特雷里奧斯省存在的其他14個查魯亞社區：Onkaijumar社區（巴拉那）、Guidai社區（維多利亞）、Los Algarrobos社區（瓜萊瓜伊丘縣）、Remajunen社區（位於Gobernador Sola和Maciá之間的Chaco Chico）、Jhuimen Etriek社區（Rosario del Tala和Maciá）、Oyendajau社區（杜拉斯諾）、Itanu社區（比利亞瓜伊）、Charrúa Etriek社區（比利亞瓜伊）、Carabi社區（聯邦縣）、Sacachispas社區（查哈里）、Inchala社區（聖安娜）、Itú或Salto Chico社區（康科迪亞）、Cepe社區（康科迪亞）、Abayubá社區（康科迪亞）。還有其他組織正在迪亞曼特、費德拉西翁和科隆成立。其中一些社區組成了「恩特雷里奧斯查魯亞社區協調委員會」（Codecha）。

自2008年起，恩特雷里奧斯省的查魯亞人在INAI的原住民參與委員會（CPI）中擁有一名代表。2011年9月17日，通過社區大會的選舉產生了一名正代表和一名副代表進行了換屆。在2016年10月，選舉產生了2名代表，任期3年。

### 在巴西

如今，在聖安熱盧、聖米格爾達斯米松伊斯和阿雷格里港大約有400名查魯亞後裔。2007年11月9日，阿雷格里港市議會舉行儀式，正式承認查魯亞社區為巴西的原住民族。儘管巴西全國印第安人基金會（FUNAI）曾認為該族群已滅絕，並且後裔不能成為已滅絕族群的一部分，但在2007年9月，查魯亞人再次在基金會的官方活動中獲得承認。該活動由市議會、州立法議會和巴西聯邦參議院的人權委員會聯合組織。

### 在烏拉圭

1996-1997年的「全國家庭持續調查」要求被採訪者「明確聲明他們認為自己屬於哪個種族」，並澄清這指的是對屬於特定民族/種族群體的「自我認知」。這項調查適用於約13萬名城市地區居民（4萬戶家庭）組成的樣本，根據該機構的數據，這大約代表了總人口的86%。其中0.4%的人自認為是原住民種族（原住民以及原住民與白人混血）。在2006年的擴大版全國家庭持續調查中，在總共18506戶住宅樣本中，有115,118人自認為有原住民血統，占總人口的4.5%。在2011-2012年的人口普查中，至少有5%的受訪者自認為是原住民。

「查魯亞民族後裔協會」（ADENCH）於1989年8月19日在特立尼達成立，旨在拯救、保護和傳播烏拉圭的原住民議題。2005年6月25日，「查魯亞國家委員會」（CONACHA）成立，該委員會由十個來自烏拉圭各地的查魯亞後裔組織組成，其中包括ADENCH，但ADENCH在2015年以不可調和的分歧為由退出。

烏拉圭的查魯亞人向國家提出了三大訴求：官方承認薩爾西普埃德斯種族滅絕事件；烏拉圭批准國際勞工組織第169號公約（關於原住民和部落人民的公約）；以及修訂關於原住民的官方歷史敘述。國際勞工組織第169號公約承認保留其傳統和制度（或部分）的原住民及其後裔。烏拉圭國家拒絕批准該公約，理由多種多樣，包括不適用性、需要修改法律，以及抵制因承認而產生的土地劃撥要求。烏拉圭的查魯亞人要求獲得約2000公頃的土地，以保護其文化和宗教遺產，包括印第安丘（Cerritos de indios）。

關於將原住民血統考慮在內的科學和群體遺傳學研究，ADENCH曾在1993年與烏拉圭共和國大學合作，允許採集其成員的血液樣本以研究血清學標誌物，結果顯示其群體內有13%的原住民基因貢獻。

#### 遺傳學

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遺傳學研究將烏拉圭人口中的「原住民基因貢獻」設定為10%，母系方面的貢獻比例相當高（31%），而父系的貢獻則低得多（5%）。同樣，塔夸倫博省記錄了全國最高的原住民基因比例，達到20%，而塞羅拉爾戈省為8%，蒙得維的亞為1%。同時，這三地的母系基因貢獻比例分別為62%、30%和20%。需要強調的是，雖然原住民的基因貢獻高於非洲人，但原住民幾乎完全與西班牙殖民者和克里奧爾人（在較小程度上，也與非洲人及其後裔）混血，且他們的後代繼續與歐洲後裔（無論是殖民時期還是19和20世紀的移民潮）大量混血。這導致目前幾乎所有擁有原住民血統的後裔都呈現出類似於南歐人的表型或更接近歐洲人的外貌，而非該地區原住民的外貌，因為他們身上攜帶的歐洲基因占比要大得多。此外應當澄清，身為原住民後裔並不意味著必然是查魯亞人後裔，因為在西班牙殖民前及期間，烏拉圭曾居住著多個不同的原住民族群。

在2010年代至202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我們可以確定拜馬卡是查魯亞人，但我們無法確定他的母親或高祖母也是查魯亞人」。存在能夠區分不同原住民群體的基因特徵，「幾乎所有現代瓜拉尼人都攜帶A單倍群，而在烏拉圭，A單倍群的頻率排在B單倍群和C單倍群之後，居第三位；這向我們表明，如今的原住民遺傳遺產不可能僅僅或主要是瓜拉尼人的」。

#### 在烏拉圭關於查魯亞身份的爭議

諸如倫索·皮·烏加特（Renzo Pi Hugarte）和丹尼爾·比達爾（Daniel Vidart）等學者批評了那些試圖被承認為查魯亞人的活動人士，指責他們偽造歷史真相。

一方面，比達爾認為查魯亞民族最初居住在阿根廷美索不達米亞的中南部，並在相對較近的時期（18世紀）遷移到烏拉圭，因此他認為在如今烏拉圭領土的前殖民時期，真正有影響力的民族應當是：

- 阿瓦瓜拉尼人：在歐洲人到來時，他們居住在烏拉圭河周圍（僅考慮當前烏拉圭領土）。此外，後來數以千計在耶穌會傳教區皈依基督教並與西班牙人共同生活的人進入了該領土，因此他們的數量遠超查魯亞人。
- 米努安人（Minuanes）：他認為這是與查魯亞人不同的人群（實際上他們曾與基督教化的阿瓦瓜拉尼人一起對抗過查魯亞人），並且是占據了當今烏拉圭最大領土的人群。
- 查納人：語言學家達馬索·安東尼奧·拉拉尼亞加（Dámaso Antonio Larrañaga）的記錄證明，他們曾在阿根廷恩特雷里奧斯省和烏拉圭里奧內格羅省居住過。

這兩位學者還批評了那些所謂的後裔希望被視為原住民的做法。他們指出，擁有血統並不意味著就是查魯亞人，因為該民族的文化已經在19世紀滅絕，最後倖存者並沒有將其傳給子女，因此現在的後裔（他們也同時是歐洲殖民者和移民，尤其是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的後代）只是從文獻中了解查魯亞民族和文化，而不是通過家庭傳承。

他們還批評目前活動人士舉行的多項儀式，認為這些儀式要麼根本不存在，要麼屬於其他原住民族。比達爾將他們稱為「克里奧爾印第安迷」（indiófilos criollos）和「不可能存在的『查魯亞樂園』的發明者」，而皮·烏加特則將他們定性為「查魯亞狂熱者」。與此同時，人類學家兼社會學家費爾南多·克萊因（Fernando Klein）表示，他認為CONACHA等組織的成員是「查魯亞主義者」（charruístas），但不是查魯亞人。

目前，學術界的一部分強烈反駁這些質疑聲，並將其定性為否認主義。這些學者包括瑪麗埃拉·埃娃·羅德里格斯（Mariela Eva Rodríguez）、安德烈婭·奧利韋拉（Andrea Olivera）和何塞·伊格納西奧·戈麥薩·戈麥斯（José Ignacio Gomeza Gómez）。烏拉圭國家人權和監察員辦公室等多家機構也對烏拉圭原住民的訴求表示支持，例如在宣布薩爾西普埃德斯為記憶遺址的動機說明中就有所體現。

#### 在社會和文化中的再現

1938年，「最後的查魯亞人」紀念碑落成，以紀念前文所述被送往法國展覽的四名查魯亞人。用「最後的」這個詞來指代該群體受到了質疑，因為人們認為在薩爾西普埃德斯大屠殺之後，許多婦女、老人和兒童被俘，並在不同城市的住宅里作為奴隸或僕人被強迫勞動。這座紀念碑可以被視為國家暴力以及對當地原住民族犯下種族文化滅絕的一處紀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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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烏拉圭社會看待查魯亞人的視角方面，胡安·索里利亞·德·聖馬丁在1888年發表的史詩《塔巴雷》（Tabaré）被視為烏拉圭的國家史詩。這首詩以16世紀末西班牙人與查魯亞人的戰爭為背景，講述了查魯亞人塔巴雷與西班牙女子布蘭卡的愛情悲劇。

隨著時間的推移，「查魯亞」一詞在烏拉圭人心中逐漸獲得了勇敢、力量、兇猛、武士驕傲和戰鬥勝利的內涵，並被轉移到體育壯舉上。在烏拉圭人的潛意識中，這個遠離其他前哥倫布時期文明複雜性和發展的原住民社會開始帶上神話色彩。據記者兼研究員路易斯·普拉茨（Luis Prats）稱，「查魯亞之爪」（garra charrúa）這一表達方式始於1935年在利馬舉行的南美足球錦標賽。當時烏拉圭國家足球隊依靠一支由前幾屆奧運會及贏得1930年國際足聯世界盃的老將組成的隊伍贏得了該屆冠軍。

##### 官方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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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8日頒布了第18,589號法律，規定每年4月11日為「查魯亞民族與原住民身份日」。該法律還規定，行政部門和公共教育機構必須協調各項行動，向公民宣傳原住民對國家認同的貢獻、與查魯亞民族相關的歷史事件以及1831年4月11日在薩爾西普埃德斯發生的事情。

此外，國家榮譽記憶遺址委員會在2021年12月15日的第36/2021號決議中規定：宣布「薩爾西普埃德斯通道」為「記憶遺址」（sitio de memoria，即構建記憶的地方），並設置一塊標明此聲明的牌匾。該牌匾於2022年10月16日安放。

## 外部連結

- 音訊. Charrúas, güenoas, arachanes y guaraníes en la identidad nacional uruguaya （烏拉圭民族認同中的查魯亞人、蓋諾阿人、阿拉昌人和瓜拉尼人）. 第10分鐘及以後。（2025年9月）
- "Ascendencia indígena por línea paterna en Uruguay no llega al 2% de la población, por línea materna, supera el 34%". Mónica Sanz （「烏拉圭父系原住民血統不到總人口的2%，而母系則超過34%」。莫妮卡·桑斯） Sobre Ciencia. （2021年6月）
- Archivo Artigas 第1至36卷. 烏拉圭國家圖書館.
- 關於查魯亞人的出版物與書籍. 烏拉圭立法機構圖書館.

## 基本資料

- 群：查魯亞人、（Charrúa）
- 地區：阿根廷、巴西、烏拉圭
- 人口：烏拉圭、根據人口普查，約1%的人口自我認同為查魯亞人 (2011)、阿根廷 14,649人 (2010)、巴西 42人 (2014)
- 語言：查魯亞語
- 宗教信仰：萬物有靈論
- 相關：查納-廷布人（Chaná-timbúes）、雅羅人（Yaros）、博漢人（Bohanes）與查納人（Chaná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