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歷史

武漢市由武昌、漢口、漢陽三部分組成，是國務院認定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漢陽地區最晚在一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已經有人類棲息. 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較為重要的文化遺址有公元前4000年的武漢東湖放鷹臺文化.

一九五零年代發現的盤龍城遺址被認為是「武漢城市之根」，距今已有三千五百年歷史，這也是目前武漢有著比北京、西安等更悠久的建城歷史的依據。春秋戰國時武漢屬楚國範圍。現代武漢的起源，是東漢末軍閥劉表命江夏太守黃祖在今漢陽月湖 (武漢)附近所建的「卻月城」和東吳孫權於223年在今武昌蛇山所築的「夏口城」。自此以降千餘年，武漢及其附近地區以其貫穿東西、溝通南北的「居中華之中」的地理特徵，一直是中國政治、軍事、經濟的交匯點，史上發生多次決定中國命運的戰役，比如漢末赤壁之戰、南宋岳飛抗金等；或成為著名的文學詩詞之城，比如唐宋之際無數詩人騷客登臨黃鶴樓、拜訪武昌古城留下無數詩篇等。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為湖廣行省的省治。明太祖朱元璋時，第六子朱楨出生，後被分封到武昌做楚王，武昌因此得到擴建，成為南方最大的城池之一，成為湖北乃至中南地區的政治中心。明成化年間漢水改道，漢口鎮由漢陽分離出來，成為商業重地，到清代已躋身中國四大名鎮之列。從清中後期直至20世紀90年代的一兩百年間，武漢經濟繁榮，是僅次於上海的中國第二大國際大都市，繁華程度位居亞洲前列，被世人稱為「東方芝加哥」。1911年，著名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發生在這裡，由此誕生了中華民國，故每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紀念日，也是 中華民國時期的國慶節。1927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決定將武漢三鎮合併為京兆區（首都）總稱「武漢」，開三鎮合併先河，也使武漢成為中國的第一個直轄市。目前，武漢是湖北省省會，中國超大城市和國家中心城市之一，副省級城市，中國中部暨長江中游地區第一大城市。因其悠久的歷史底蘊，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輝煌地位，被國務院認定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2019年年底，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在武漢暴發。為遏制疫情擴散，武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於2020年1月23日宣布「封城」。4月8日，武漢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恢復對外交通。

## 石器時代

至少1萬年前，漢陽地區就已有人類活動。1996年在漢南區紗帽鎮江灘發現了一具頭骨化石，前額隆起、顱骨突出，大約與山頂洞人處於同一時代。1987年洪山區九峰鄉也出土了原始人使用的石器，加工方法粗糙，與大冶市「石龍頭舊石器時代遺址」石器標本較為相似，但是否有關聯則有待探討。武漢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存留較多，1956年，湖北省博物館對東湖之濱的放鷹台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石斧、石錛以及魚叉等新石器時代遺存，距今6500年-5000年，其中的墓葬多為矩形，填土多數為黃褐土，少數為紅燒土，隨葬品有「紡輪」、「石錛」、石鉞。出土陶器多為泥質，器型有鼎、豆 (陶器)、壺、碗、缽、曲腹杯、高柄杯、罐、二足盤、器蓋、紡輪、陶球和陶環。經認定屬於屈家嶺文化。

## 商代至兩漢

武漢市古有夏汭、鄂渚之名。武漢最早的傳說是關於大禹曾在此治水成功的故事（無據可考），至今武漢漢陽江邊的禹功磯上建有禹王廟（實際上該廟始建於南宋紹興年間，現存建築為清同治3年重建）。

1954年，在黃陂區發現了距今約3500年前的盤龍城遺址，經考究，是迄今中國極少數已發現並保存完整的商朝古城之一，被認為是「武漢城市之根」，也是目前武漢擁有著比北京、西安等更為悠久的建城歷史的考古依據。

春秋戰國時代，武漢屬於楚國範疇，留下了一些遺蹟傳說。戰國·鄭·列禦寇《列子·湯問》所記載的俞伯牙與鍾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就發生在這裡。鍾子期，名徽，字子期，楚國漢陽（今武漢蔡甸集賢村）人。至今，漢陽仍存有古代留下的古琴台（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鍾子期墓等建築遺蹟和「琴斷口」等歷史地名，武漢也因此被稱為「知音」故里。

春秋戰國至西漢時期，武漢新洲地區文化昌盛，成為儒家重地之一。《論語》載：「孔子周遊列國至楚國時，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西漢時期（公元前164年-前122年）有庶民在邾縣（即新洲區）孔子山掘出一塊石碑（現仍存），上刻「孔子使子路問津處」八個秦隸大字，淮南王劉安遂就地建廟徵召學士講學，是為「問津書院」。自漢以降，書院不斷發展，由宋至清，共產生進士387名，成為長江中游地區儒學搖籃，被喻為「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大學」，史上曾與嶽麓書院、東林書院等齊名。

## 漢末至南朝

現代武漢的起源，是東漢末年軍閥劉表命江夏太守黃祖在今漢陽月湖附近所建的「卻月城」和東吳孫權於223年在今武昌蛇山所築的「夏口城」。卻月城是武漢市區內已知的最早城址。孫權築夏口城時，在蛇山附近的城牆上修築了一座瞭望塔，這便是後來舉世聞名的黃鶴樓。公元208年，在武昌附近的赤壁（今咸寧赤壁，一說在江夏區赤磯山）爆發了著名的赤壁之戰，這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在長江流域發生的大規模江河作戰，標誌著中國軍事政治中心不再限於黃河流域，也是武漢及其周邊第一次發生了改變中國政治格局的事件。

三國時期，當時的武昌（今與武昌毗鄰的鄂州）成為三國東吳政權的都城，孫權在此稱帝，使武昌及其周邊第一次成為中國割據政權的政治中心。吳末帝孫皓也一度遷都武昌。

南朝時，夏口（今武昌）擴建為郢州城（遺址尚存，位於今黃鶴樓公園內），成為郢州的治所。據明嘉靖35年（1556年）、清同治10年（1871年）的《黃陂縣誌》記載：「木蘭將軍，黃郡西陵縣（今黃陂）人也，姓朱，父壽甫，母趙氏……乃市鞍馬，易戎服，為男子妝，代父從征。一十二載，立功異域，朝廷封為將軍。木蘭不受朝祿，乞歸故里，終年九十，葬於木蘭山的將軍廟下。」《黃陂府志》、《湖北通志》、《萍蹤識小》、《名勝志》均有類似記載。至今，位於武漢黃陂的木蘭山仍然存有唐代所建的「木蘭將軍坊」和重建於明清的木蘭殿、將軍祠，黃陂也因此被稱為「木蘭故里」。

## 隋唐兩宋

隋置江夏縣和漢陽縣，分別以武昌，漢陽為治所。

唐時江夏和漢陽分別升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為長江沿岸的商業重鎮。期間，武漢經濟文化逐步繁榮，成為文人墨客的匯聚之地，其中，位於武昌長江之濱黃鵠山巔的黃鶴樓被崔顥、李白、白居易、孟浩然、王維、劉禹錫、蘇軾、陸游、黃庭堅等無數唐代乃至後代著名詩人吟詩頌讚，一時之間，使武漢（武昌）成為中國南方的文化重鎮之一，其中，崔顥所作「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和李白的「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使黃鶴樓名揚天下，而李白的另外一首「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更是使武漢從此擁有了「江城」的別稱。

兩宋時武昌屬鄂州，漢陽漢口屬漢陽郡。南宋時期，武昌再次成為中國僅次於首都地區之外的第二大政治軍事據點，抗金英雄岳飛駐防鄂州（今武昌）8年，在此興師伐金，因此岳飛也被朝廷封為「鄂王」，武漢也曾遍布「岳王廟」的遺蹟（遺址尚存，位於今黃鶴樓公園內）。南宋詩人陸游在經過武昌時，寫下「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來描寫武昌的繁華。宋代武漢的制瓷業極為發達，經過發掘，在武昌城區馬房山和岳家咀出土了灰陶四神磚以及灰陶十二生肖俑等，在市郊江夏區湖泗、梁子湖等地發現了宋代大型瓷窯群100多座。

## 元明清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為湖廣行省的省治。湖廣行省為全國的10個行中書省之一，轄境包括今長江以南、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廣西、海南全省及貴州大部、廣東雷州半島、重慶東南部，下轄武昌、岳州、常德、澧州、辰州、沅州、興國等30路。這是武漢第一次成為一級行政單位（相當於現代的「中南地區」的概念）的治所，也是武漢正式成為中國中南地區政治、軍事、經濟中心的開始。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攻克武昌時，第六子朱楨出生，因而在朱楨長大後被明太祖分封到武昌做楚王，武昌因此得到擴建，成為南方最大的城池之一。武昌一地繼續成為湖北乃至中部地區的政治中心，明楚王之布政使司衙門駐武昌府位於現今湖北武漢市武昌區彭劉楊路周邊。同時在此後274年中，朱楨以後的歷代楚王都選擇在今武昌市郊江夏區的龍泉山為陵地，使龍泉山形成了有「三龜九寢十二景」之稱的古建築墓群。

明代中後期，武漢的漢口崛起。由於明成化年間漢水改道從龜山以北匯入長江，到嘉靖年間在漢水新河道北岸形成新興的漢口鎮，來自徽州、山西、陝西、江西等各幫商人紛紛前來經營，以鹽、典當、米、木材、棉布、藥材為六大行業，發展到上下二十里的規模，主要街道漢正街上起礄口，下到堤口（四官殿）。

明末清前期，漢口與朱仙鎮、景德鎮、佛山鎮同稱天下「四大名鎮」，被世人稱為「楚中第一繁盛」，成為全中國水陸交通樞紐，享有「九省通衢」美譽，也因漢口扼長江、漢水兩大水道咽喉，成為天下商賈聚集之地，歷史上也被稱為三大茶市（另兩個為九江和福州）和中國四大聚之一（當時的佛山與北京、蘇州、漢口並稱為中國商業最為繁榮的「四大聚」）。

清康熙三年（1664年）湖廣分治，湖南從湖廣剝離開來，武昌繼續作為省會，設為湖北省省會。

## 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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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後期直至二十世紀初的武漢享有「東方芝加哥」的美譽，是中國第二大城市，也是中國主要幾個經濟、金融、工業、交通、文化中心之一。

19世紀中葉，中俄萬里茶道源於漢口。從18世紀、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中葉，漢口一直是中國三大茶葉集散中心之一，是閩、皖、贛、湘、川、滇、黔、鄂以及河南信陽等9省產茶區的重要集散地。1900年漢口僅出口俄國就達39萬擔，占中國輸出俄國茶葉的80.9%。由於茶葉貿易的帶動，漢口也成為中國近代最大的農業輕工產品加工出口中心。俄國皇太子尼古拉（即位後便是俄國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在漢陽晴川閣和張之洞交談時，在聽取了俄商「僅在漢口磚茶廠的稅收占整個俄國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的驕人業績後，連贊「三個偉大」：以漢口為起點的萬里茶道是一條偉大的茶葉之路，漢口是一個偉大的東方茶港，在漢口的俄國茶商是偉大的商人。從此「東方茶港」的美名在中外茶商中廣泛流傳開來。

1858年清朝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中增闢的11個通商口岸，包括漢口。1861年3月漢口正式開埠。由此，漢口開始了由傳統商業市鎮向近代國際大都市的轉型。1864年，漢口修建了一條上起礄口、下到一元路的城牆，是漢口華界部分，隨後在下游沿長江先後開闢了英、俄、法、德和日五國租界，40餘個歐美國家在漢設立領事館。外國各路商人立即「趨之若鶩」，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日本等國先後來漢通商，從此武漢的對外貿易大幅增長，貿易量穩居全國前四，成為全國四大港口之一，其中有40年對外貿易總額占全國外貿總額的10%左右，居全國第二位，呈現出了「駕乎津門，直逼滬上」的態勢。隨著漢口在商貿更趨國際化，大批外商在此興修碼頭，設立銀行，成立公司，極大提升了漢口的國際輻射能力。至清末，外商在漢開辦的經營土洋貨銷售、金融、航運、房地產的企業/洋行劇增，最早是1862年的英商怡和洋行和德商禮和、美最時洋行，1864年的英國麥加利銀行和1868年的英國滙豐銀行捷足先登。至1891年，漢口有洋行27家，其中英國12家，俄國4家，美國3家，德國6家，法國1家，日本1家；義大利、西班牙、奧地利、丹麥、瑞典、挪威等國也有商人在漢從事商務活動。航運方面，當時由漢口駛向國外的輪船，已可直達英國的倫敦，德國的漢堡、不萊梅，荷蘭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國的馬賽，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義大利的熱諾瓦等。到1911年，漢口外國公司增至125家，其中英國53家，德國28家，法國9家，日本8家，美國8家，俄國7家，義大利5家，比利時4家。就具體的實業經濟而言，制茶是當時漢口最大的工業，出口占全國6成。英美主要涉足菸草，擁有英美煙公司六合路制煙廠、礄口制煙廠，是辛亥革命前武漢最大的外資企業。德國商人辦了5家蛋粉廠，返銷歐美，是中國最早的蛋品加工廠，出口占全國一半。對於漢口的崛起，清末日本駐漢總領事水野幸吉在他所著的《漢口——中央支那事情》（1908年，上海昌明公司出版）中，以欣羨的口吻倍加讚譽：「與武昌、漢陽鼎立之漢口者，貿易年額一億三千萬兩，夙超天津，近凌廣東，今也位於清國要港之二，將近而摩上海之壘，使觀察者艷稱為東方之芝加哥（美國第二大都會）」。從此，「東方芝加哥」名揚四海，成為人們對大武漢（大漢口）的流行印象。1918年美國哈潑斯雜誌（Harper's）刊載了一篇署名為魏爾·瓦爾特的文章《中國的芝加哥》盛讚道：「漢口在全國商品市場上所處的地位，可與芝加哥在美國的地位媲美」。

社會民生方面，清末民初的武漢（主要是漢口）華洋雜處，中西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全國乃至全球各地移民紛紛在此定居、闖蕩，逐步形成了中西合璧、海納百川、敢為天下先的鮮明城市文化和居民結構，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日益西化，追求時尚與新潮，喜愛與西方接軌：到「咖啡廳」喝「咖啡」、看西方「電影」、到「西餐廳」吃洋國「西餐」、去「萬國跑馬場」「賭馬」、到「品芳」照相館拍照、到球場街打「高爾夫球」、到歌舞廳「跳探戈」等成為100多年前漢口上流華人最前衛的娛樂方式，漢口也成為西方現代思想觀念、意識形態傳入中國大地的橋頭堡，這也為不久的以後武漢成為中國經濟之翹楚、近現代革命之發源地奠定了思想基礎。

1889年，張之洞擔任湖廣總督。其執政期間，大力推行洋務運動，特別是興建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使漢陽造成為聞名東亞的品牌，進一步刺激了武漢近代工業興起和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武漢在原有以商貿金融為主要經濟支柱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為近現代中國的工業發源地。他主持修建了京漢鐵路，使武漢成為中國的南北交通樞紐，成為名副其實的九省通衢。他還興辦西式現代教育，創建了「兩湖書院」、「自強學堂（即武漢大學前身）」等新式學堂，大力推動教育，進一步推動武漢成為了中國的教育文化重鎮。

武漢的崛起引起了世人對其前景的高度關注，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寫道：「武漢者，指武昌、漢陽、漢口三市而言。此點實吾人溝通大洋計劃之頂水點，中國本部鐵路系統之中心，而中國最重要之商業中心也。三市居民數過百萬，如其稍有改進，則二三倍之，決非難事。現在漢陽已有中國最大之鐵廠，而漢口亦有多數新式工業，武昌則有大紗廠。而此外，漢口更為中國中部、西部之貿易中心，又為中國茶之大市場。湖北、湖南、四川、貴州四省，及河南、陝西、甘肅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漢口以為與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於中國鐵路既經開發之日，則武漢將更形重要，確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為武漢將來立計劃，必須定一規模，略如紐約、倫敦之大」。

1905年，為了解除漢口後湖的水患，保障蘆漢鐵路的安全，張之洞籌措白銀80萬兩，修築了後湖長堤，建成後堤內乾涸土地10萬畝，基本奠定了現代漢口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城市輪廓。為紀念張之洞，後湖長堤被武漢人稱作「張公堤」，並被改建為城市綠道公園。1907年，張之洞將後城城牆拆除，修建了上起礄口、下至江漢路的後城馬路（今中山大道的前身）並成為漢口第一條近代馬路，這條路也是民國時期中國各方政治勢力在武漢地區角逐的主要舞台。

甲午戰爭後，中國開展「實業救國」運動。民族資本主義勢力紛紛進駐中國最大經濟、交通中心之一的漢口，大力發展民族經濟，並進一步推動漢口等中國大城市向現代城市轉型。1906年，宋煒臣等人在漢口創立了「既濟水電股份有限公司」，是當時全國最大的民營公用水電企業。1909年，該公司為調節供水，在中山大道與江漢路交匯處修建了漢口水塔，成為當時武漢最高的建築。

## 中華民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義於武昌爆發，革命成功後，起義軍宣布脫離清朝，建立軍政府，成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隨後中國各省響應，清朝被推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時代宣告結束，武漢成為改變中國的命運的地方，於是每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紀念日，定為 中華民國的國慶節。這一天也被列寧稱之為「亞洲的覺醒」。1912年1月，黎元洪成為臨時總統兼湖北都督。黎元洪1913年12月調離武漢後，湖北都督一職由段芝貴、王占元、蕭耀南、吳佩孚等軍閥相繼擔任。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武漢經濟繼續迅速發展，尤其是民族資本主義迅速崛起，民族資本勢力在武漢興建、擴建約600家工業企業，紡織業和食品加工業成為其中的主力。漢口出現了大批新型的里弄，江漢路、六渡橋一帶得到開發，成為鬧市區。武漢持續作為中國主要的工業中心之一存在，但是工業的迅速崛起也帶來工人階級的迅速壯大和階級矛盾的不斷擴大，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這是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中最有影響的事件。

隨著中國北伐戰爭的推進，1926年9月7日，北伐軍攻占漢口。中華民國政府「以漢口為華洋互市之區，實全國商務中心」，遂於1926年10月7日，成立漢口市政府，劉文島為漢口市第一任市長。1926年11月2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並決定將漢口、漢陽、武昌合併為一個城市，設為京兆區（首都），定名武漢，這也是武漢三鎮首次在行政上統一於一個城市之內。1926年12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第6次會議議決，推定孫科、宋子文計劃武漢三鎮設市政委員會。次年元旦外交、財政、交通、司法四部在漢開始辦公，並舉行了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3月24日，中華民國武漢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同年，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也一起搬到武漢，隨著中國主要幾大政治勢力全部雲集到漢，武漢隨即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焦點所在，也成為了中國政治、軍事中心。然而到了1927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頭目汪精衛默許寧漢合流並發動發表宣言宣布制裁中國共產黨後，「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中國共產黨內部第一次成立了「紀委」，8月7日共產黨在漢口召開會議，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確立了武裝暴動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方針，國共合作宣告失敗，中國共產黨的活動隨即轉入地下。11月起，桂系軍閥建立了在武漢的統治，直到1929年被蔣介石軍攻克。1929年4月，武漢再度分治，行政區劃上的武漢市撤銷。1932年5月，武漢成立了鄂豫皖剿匪總部。隨著日本侵華的加劇，武漢抗日浪潮不斷，1935年爆發了響應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運動。

1920年代直至抗日戰爭前夜，武漢城市規模急速擴大，到1936年末有民營近代工廠516家，人口超過120萬。隨著戰火的逼近，國民政府決定將武漢的工廠、學校內遷，可能資敵的一些設施也被下令破壞，武漢工業的損失達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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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初期，南京國民政府曾計劃將中央政府遷至武漢，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急劇惡化，國民政府決定最終搬遷至當時的四川省重慶市，並將武漢作為戰時首都據此抵抗日軍入侵，為國民政府內遷爭取時間。1937年11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軍事委員會等部門陸續遷至武漢，並在漢召開了確立抗戰建國國策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頒布了《抗戰建國綱領》，蔣介石來到武漢指揮全國抗戰，中國共產黨有關方面力量也陸續來到武漢，國共兩黨在武漢展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並一起掀起了空前的抗戰高潮。一時之間，武漢作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各重要機關的臨時辦公地點，雲集著各方政治勢力和眾多國內、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各界名流，成為中國政治、軍事、文化中心。1938年6月，武漢會戰打響，隨著「保衛大武漢」的口號響徹全市乃至全國，中國軍隊在武漢外圍的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廣大地區與日本主力展開戰爭，國民革命軍與日軍爆發大小戰鬥數百次，以傷亡40餘萬的代價，斃傷日軍25.7餘萬，大大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日本三個月亡華的圖謀，此戰也是抗日戰爭戰略防禦階段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消滅日軍最多的一次戰役，武漢也因此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焦點城市。

1938年2月起，武漢發生多次空戰後，到6月日本已掌控武漢上空的制空權。10月18日，武漢的東、南、北三面均陷入包圍，25日中國軍隊撤退，27日武漢全境被日軍占領。日軍雖然攻占了武漢，但武漢會戰後，其速戰速決，逼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正式宣告破產，中國抗日戰爭全面進入戰略相持階段。1940年9月，日本扶植的汪精衛政府將武漢特別市改為漢口特別市。日軍控制武漢後，將居民遷入難民區，在武昌設立了各種軍事設施，在漢口設置了聯絡部。到1940年，武漢人口銳減至31萬多人，常有騷亂發生。1941年6月起，無線電台、米糧交易都被限制。1945年9月18日，第六戰區在中山公園（今受降堂）接受了日軍的投降。10月6日，武漢的汪精衛政權軍隊加入了國軍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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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國民政府收復武漢後，將武昌和漢陽組建武昌市，漢口仍為直轄市。1945年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成立武漢行營，1948年3月改組為剿匪總司令部，白崇禧任總司令。他還兼任「華中政務委員會」主任，督導行政工作。1946年10月，僅管轄武昌地區的武昌市政府成立，漢陽市區劃為漢陽縣，1947年8月漢口成為中華民國行政院直轄市。1949年軍統局設立了武漢辦事處。1948年秋，白崇禧在武漢謀劃桂、皖、鄂、贛、湘、豫六省聯防，謀求劃江而治，同時向武漢工商業募捐以修築城防工事、擴充軍需。1949年4月，中共武漢地下市委通過報告，要求準備好接管武漢的工作。白崇禧撤走工廠、學校，破壞城市設施的計劃遭到了工人、學生和市民們的抵制。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的軍隊全部撤走，中共地下黨成立了武漢臨時救濟委員會、自衛大隊等組織。

1949年5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漢口市區，次日分別進入武昌市區和漢陽縣。至此，武漢三鎮均由解放軍接管。22日中國共產黨成立武漢市軍事管制委員會。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次日中共武漢市委員會新建成立。合武昌市、漢口市和漢陽縣城為武漢市，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轄市。

##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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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直到1954年6月以前，武漢是中央直轄市，並且是中南地區黨政軍機關所在地，管轄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直到1954年所有大區機構都被撤銷。具體機構包括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軍政委員會、中南行政委員會、中南軍區。

1949年6月起，人民幣成為武漢唯一合法流通貨幣。1950年起，土地改革等運動先後在全國展開。1951年12月開始了「三反五反」運動。1954年6月，武漢市被併入湖北省，並被改為湖北省省會。

一五計劃時期，武漢被確定為「重點城市」進行建設。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工程，其中有7項被國家放在武漢，包括武漢鋼鐵廠（即武漢鋼鐵公司）、武漢重型工具機廠（武重集團）、武漢鍋爐廠、武昌造船廠、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等。此外，根據中央「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指導思想，國家在武漢地區投資新建大型國營企業32個，重點建設項目還有國棉一廠、漢陽枕木防腐廠等重點建設項目，這些被武漢人親暱稱作「武字號」的大型國營企業，奠定了武漢引以為傲的工業基礎。自此，武漢由「工商金融和近代工業中心」迅速的轉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基地，成為「共和國」的「長子」之一。

1954年6月長江洪水，長江中下游、淮河流域，湘、鄂、贛、皖、蘇5省123個縣市受災，農田受淹4755萬畝，受災人口1888萬人，死亡3萬餘人，當時武漢市內地勢較低處漬水成災，150萬人口中，就有災民376,313人，死亡30人，傷42人，4,388棟樓房倒塌。同年，毛澤東題字慶賀武漢戰勝洪水。1969年興建武漢防汛紀念碑紀念此次洪水。

1955年9月，「萬里長江第一橋」——武漢長江大橋正式開工，1957年建成通車。大橋聯通京漢、粵漢鐵路組成中國最重要的南北鐵路幹線——京廣鐵路，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南北交流，也使武漢三鎮從陸上連成一體，成為完整統一的武漢城區。武漢長江大橋的建成，打破了西方人「中國無法在長江上建橋梁」的斷言，在中國運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毛澤東為此寫下了「一條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的豪言壯語，一時之間，武漢長江大橋成為全國知名的旅遊景點，也成為當時「2角」面值的人民幣的標誌圖案，雷鋒等全國各地名人紛紛來此拍照。

市政建設方面，「一五」時期，蘇聯援助我國在北京、上海、武漢、廣州四大城市建設展覽館、商場、體育場等大型公共建築，武漢分別建成了「中蘇友好宮」、友誼商場、武漢體育館、新華路體育場、武漢劇院、武漢飯店等一大批大型蘇俄式公共建築，其中，「中蘇友好宮」（中蘇關係惡化之後改名為「武漢展覽館」）是武漢市計劃經濟時代的標誌性建築，成為老一代武漢市民的集體記憶。在蘇聯專家規劃的指引下，「一五」時期，武漢開闢了青山、余家頭、答王廟、缽盂山、武東、關山、葛店、白沙洲、唐家墩、易家墩、堤角、鸚鵡洲、七里廟等13個工業區，興建了鐵路樞紐、江岸漢陽的港口作業區及熱電站，改建了南湖機場跑道(寬5O米，長1300米)，修建改造了漢口解放大道、武勝路、新華路、漢黃公路、漢孝公路、武昌武珞路、珞喻路、和平大道、武咸公路、中北路、漢陽鸚鵡大道、漢陽大道、攔江堤路等一批主幹道，還對全市堤防進行了加固。到1956年，公有制經濟在武漢取得了統治地位。

1958年初，全國開展了「大躍進」運動，9月，武漢市在郊區成立了10個人民公社，推行集體化和供給制。到1965年，武漢的工農業總產值達到36.4億元，超過1957年106.1％。「二五」工業計劃中提出的200個項目中完成了55個。

1965年開始的「三線建設」，武漢受益匪淺。按照當時主管全國計劃工作的思路，武漢在這場「工廠再造」運動中，收穫了一批國家級大項目，使武漢這座工業重鎮的經濟地位更加穩固。「三線建設」工程對國民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打造了一批「新興工業城市」，武漢成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寵兒」，從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初期，武漢經濟規模長期位居全國第四位，僅次於北京、上海、天津，位居廣州等市之前，武漢也成為計劃經濟時代全國三大工業中心、三大交通商業中心、三大教育中心之一。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樣，當時武漢的「共和國長子」的名頭得來，正是在這種國家資源分配的計劃結構中所累積起來的精神財富。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6年），武漢是最早開始派工作組的地區之一。1966年8月，武漢市紅衛兵「破四舊」造成上百人死亡。10月，「工總」等造反派組織陸續建立，造反派搶奪工作組整的「黑材料」予以燒毀。1967年1月武漢造反派對省委省政府的奪權因權力分配不均而失敗。此後武漢軍區在軍隊支左中逮捕數百名「工總」領導人，並扶植了全武漢保守派的聯合組織「百萬雄師」。5月至7月，「百萬雄師」發起大規模武鬥，導致上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7月，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部分人組織揪斗王力，是為「七·二〇事件」。在北京的警告下，「百萬雄師」自行解散。

1975年，武昌縣、漢陽縣劃歸武漢市。1983年，新洲縣、黃陂縣劃歸武漢市。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1974年，毛澤東曾48次下榻武漢東湖賓館並主持國家政務，使武漢成為他自1949年以後除了中南海以外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也使武漢成為北京之外的另一個國家政治中心。期間，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會」等中央會議多次，接待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及蘇聯、東歐、朝鮮等國的國外元首、各界政要。

198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武漢市為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計劃單列市）。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的第一站來到武昌，指示武漢在原有的基礎上，建成新的全國三大製造業中心、三大科技開發中心、三大金融貿易中心，在全國經濟中起龍腰的作用，隨後幾年，武漢發展速度連年突破16%，經濟總量一直保持全國前三甲，城市規模始終排名全國城市前列。

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國家奉行「非均衡發展戰略」（即「優先使沿海富裕起來，然後沿海帶動內陸」國策），造成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20年間，中部、湖北和武漢成為「政策窪地」（80年代開發珠三角、90年代初開發長三角、90年代末開發環渤海、1999年西部大開發、2003年東北振興）被不斷邊緣化，這被認為是「中部塌陷」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武漢還是一個「重稅區域」，直至上世紀90年代末，武漢市對中央財政的貢獻僅次於上海位居全國第二，為全國各計劃單列城市之首，但是地方財政積累卻是倒數第一，在地方財政留成比例上，各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城市一般為30%－50%甚至更多，而武漢僅為16%－17%。當時，「武漢大量的財政收入上繳給中央財政了，導致自身結餘極為有限，嚴重影響了武漢城市建設。」至此，武漢逐漸被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區拋在了身後。可以說，武漢之相對衰落，是國家戰略的大勢使然，在此情況下，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中國目前的一線城市，除北京外，上海、廣州、深圳等等全部在沿海區域，武漢其實只是中西部地區的一個縮影。此外，由於湖北省、武漢市兩級黨委政府之間的關係，當時的湖北省委省政府對由歷史原因形成的省內武漢「一城獨大」的現狀，提出「削峰填谷」政策，即平抑武漢的發展並將行政資源全部用於發展湖北其他城市，以期實現省內「平均主義」，造成武漢經濟進一步下滑，但湖北省內其他城市也並沒有明顯發展起來，這種情況直至2001年湖北省委領導班子調整後才有改變。

隨著中國經濟由出口拉動向內需拉動轉型，武漢的區位及科教優勢被重新認定，1999年，新千年到來之際，美國著名學者麥金利·康韋在《未來雜誌》發表《未來的超級城市》一文，將武漢列入「21世紀全球十大超級城市」第二名。

1998年武漢曾發生轟動全國的武漢公交爆炸案，其後更遭遇了百年不遇的1998年洪災。

2007年12月7日，國務院正式批准武漢城市圈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2008年前後開始，隨著中國經濟逐步進入「新常態」，湖北及武漢兩級政府抓住國家經濟環境變化的大勢，在經濟領域提出「工業倍增」，通過不斷淘汰傳統落後產業，大力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使全市經濟大幅向前邁進，並被認為是國內「唯一能夠實現製造產業升級換代的城市」和中國發展速度最快的極少數城市之一，目前全市高新技術製造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僅次於深圳等極少數城市，超過百億規模的高新技術企業達到13家，獨角獸 (公司)2家，BAT等新興產業巨頭紛紛都在此設立研發中心或區域總部，城市創新能力在全國排名第二，創業環境在中國大陸排名前十強。武漢初步改變了傳統印象中「重工業基地」的形象，變成一座新型經濟城市。而隨著全市經濟大步向前跨越，武漢城市功能日趨完善，硬體建設突飛猛進，城市面貌顯著改善，對外來人口的吸附作用日漸增強，特別是備受年輕人青睞，年輕人口淨增率現僅次於深圳排名全國第二，是近年來全國吸引外來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亦是除北上廣之外高級專業技術人才、海外留學生主要求職目的地之一，經多年積累武漢逐步鑄就富有活力、年輕的創新城市新形象，城市活力排名全球第七。

2009年12月，國務院批覆同意在武漢「中國光谷」成立「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這是全國繼北京中關村之後第二家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在科技部2013年公布的全國高新區最新評價結果認為，東湖高新區在體制機制創新、政府支持創新創業、帶動區域經濟發展、融入全球創新網路和聚集全球創新資源等方面表現較好，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能力在全國高新區排名第二。

2010年3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覆《武漢市城市總體規劃》，重新確立了武漢市為「中部地區中心城市」。

2015年4月，國務院發布《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明確了長江中游城市群的範圍和定位。按照《規劃》要求，以武漢為主中心、長沙、南昌為次中心的長江中游城市群與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一起構成了我國五大國家級城市群，這些城市群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

2015年7月，武漢城市圈獲批全國首個科技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根據批覆的《專項方案》要求，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要初步建成實驗股權資本化、智力資本化的資本聚集區，武漢成為全國重要的金融機構高端後援服務基地，武漢城市圈科技金融服務體系要基本形成，為我國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創新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探索可複製、可推廣的新模式和新路徑。

2015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在部分區域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的總體方案》，確定武漢等8個地區為「全面創新改革實驗區」。

2016年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武漢被提名為中部地區唯一入選「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城市」，將重點推動技術創新型和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

2016年8月，中央正式批覆同意武漢設立「自由貿易區」，「武漢自貿區」主要是落實中央關於中部地區有序承接產業轉移、建設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基地的要求，發揮其在實施中部崛起戰略和推進長江經濟帶建設中的示範作用。

2016年8月，中央正式印發《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了「一軸、兩翼、三極、多點」的格局，要求以長江黃金水道為依託，發揮上海、武漢、重慶三大超大城市的核心作用和南京、杭州、成都等特大城市引領作用，發揮合肥、南昌、長沙、貴陽、昆明等大城市對地區發展的核心帶動作用，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內河經濟帶。

2016年10月，國家發改委分別與廣東省和廣州市、湖北省和武漢市、河南省和鄭州市三家簽署合作框架協議，確定武漢成為全國首批綜合交通樞紐示範工程城市。

2016年12月，國務院工業和資訊化部批覆同意武漢成為「中國製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中國製造2025」相關政策資源、重大工程和試點示範項目優先在武漢布局。根據《武漢製造2025行動綱要》，武漢將在10年內全面建成國家先進製造業中心。

2017年1月25日，國家發改委公布《關於支持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復函》指出，武漢要加快建成「以全國經濟中心、高水平科技創新中心、商貿物流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四大功能為支撐的國家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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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底，武漢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病。2020年1月，經李蘭娟向國家建議，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於2020年1月23日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時起，武漢「封城」：全市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無特殊原因，市民不要離開武漢，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2月14日起，進一步對所有小區實行封閉管理。4月7日，經中央批准，湖北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宣布，從4月8日零時起，武漢市解除離漢通道管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