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對華人的迫害

納粹德國對華人的迫害是指納粹德國時期德國境內的華人和華裔遭到系統性的大規模迫害，儘管沒遭到大規模的屠殺，但在中德關係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破裂後，納粹德國政府原本對華人的監控和打壓最終升級為直接迫害。絕大多數華人都被迫離開德國，剩下的則悉數遣送勞改營或集中營，遭到殘酷虐待。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位於柏林、漢堡、不萊梅的所有華人社區均被清除，德國境內已基本沒有華人存在。

## 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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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冷戰末期，居住在德國的華人（相比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數量始終不多，在德國的影響力也有限，僅僅在漢堡、不萊梅、柏林這幾個大城市形成具規模的華人社區。最初到達德國的中國人多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來自廣東和浙江的船員水手，這些人在抵達德國後，通常會在船隻維護、裝貨的時候上岸休假一段時間。久而久之，在漢堡和不萊梅這樣的德國北部港口城市便開始出現中國人聚集區。位於漢堡中區聖保利的漢堡唐人街最終成為德國最大的華人社區。漢堡唐人街位於聖保利的主幹道繩索街旁，從首飾街（Schmuckstraße）到大自由街（Großer Freiheit）的一片區域。當1921年中國駐漢堡總領事館設立時，此處已有超過2000名華人居住，除職業水手外，絕大多數華人都以餐飲業和娛樂業為生，經營大量的中餐館、酒吧、咖啡館和歌舞廳，除此之外也有諸如鴉片館和賭場之類的非法場所，管理著鴉片和武器的走私貿易。雖然規模遠不比同時期國際著名的倫敦唐人街與洛杉磯唐人街，但結合了中國飲食和西方娛樂的漢堡唐人街依然很受德國當地人的歡迎。到1920年代，混亂神秘又熱鬧非凡的漢堡唐人街已經成了享譽全德的著名景點，庫爾特·圖霍夫斯基和路德維希·于爾根這樣的著名德國作家都在他們的著作中對充滿東方異域風情的唐人街有過生動的描述。

自1920年代後，大量的中國留學生則開始出現在柏林，這些學生大多具有左翼的激進政治傾向，其中不少人日後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人物（比如朱德和廖承志，以及專門前來柏林從事革命活動的周恩來）。除此之外也有許多人加入德國共產黨，並在柏林建立了名為「中文語言圈」（Zirkel für chinesische Sprache）的左翼知識分子沙龍。當地針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一直存在，一些德國人對唐人街內暗藏的黑幫和走私犯深感不安（雖然唐人街內的確存在非法活動，但實情往往被誇大），1925年右翼保守的的《德意志報》甚至還將中國移民稱之為「黃禍」。但因為20世紀初如火如荼的中德合作，德國官方並沒有對華人採取太過份的制裁手段。隨著1920年代初中國總領事館在德國的建立，中華民國政府方面也得以通過官方渠道為德國華人提供法律保護。德國的第一個正式華人協會「水手館」便於1929年的雙十節由德國華僑陳紀林在漢堡唐人街成立。

## 初期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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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黨在1933年上台後，起初未對華人進行太多迫害。希特勒本人也對中華文化頗為讚賞，不認為華人屬於「劣等人」，不過也未像對日本人那樣賦予其「榮譽雅利安人」的待遇。

然而隨著納粹黨對反對派勢力的清洗愈演愈烈，擁有大量左翼政治情緒的德國華人便成為政府打壓的目標。儘管大多數普通華人平民在政治上並不積極，政府還是對華人社區展開監視與威脅，再加上德國民間傳統的種族歧視得到納粹黨的煽動與承認，華人在德國的生活越來越艱難。自1936年起，蓋世太保、漢堡警察和海關人員對漢堡唐人街的突擊搜查越來越頻繁，只要發現有華人違反納粹當局外匯調查辦公室嚴苛的經營條例就會被捕。1938年1月25日，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麾下的黨衛隊國家安全總局中國人中心（Zentralstelle für Chinese）在柏林、漢堡和不萊梅成立，專門負責控制中國移民和阻止德國華人數量的增加。此時納粹政府對德國華人的各種刁難就已經不僅僅只是因為政治立場了——中國人中心在成立後便公布多條帶有明確種族主義色彩的法令，比如一律禁止「與德國女人同居或產生私生子女的中國人」續簽簽證並勒令將之逐出德國。

在如此的壓迫下，大量中國留學生和華僑選擇回國，一些左翼激進人士甚至還前往內戰中的西班牙參加國際縱隊。根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的報告，截至1935年仍留在德國的華人數已降至約1800人，到1939年二戰前夕則僅剩1138人。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中德合作開始逐漸終結。1941年7月1日，德國（以及義大利）正式承認南京汪精衛政權，重慶國民政府遂與德斷交。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後2天，中國最終對德國（及義大利、日本）宣戰並正式加入同盟國。

## 中國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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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由德國扣押的中國船員水手共165人集中到漢堡，被迫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進行強制勞動。同年，柏林中國人中心以「通敵」「間諜」等捏造的罪名將依然居住在柏林唐人街的最後323名華人全部逮捕，並最終將其統一押往位於漢堡中區威廉堡的明日勞動營。

1944年5月13日，蓋世太保針對漢堡唐人街展開了代號為中國人行動的大規模抓捕。儘管水手館的領袖陳紀林通過在納粹當局內部的眼線事先探聽到風聲，並組織了超過100名華人逃離，但還是有129名華人和少數與華人同居的德國女人留在首飾街。這次中國行動由阿爾伯特·施韋爾姆（Albert Schwelm）的漢堡蓋世太保負責，從封鎖周邊道路到挨家挨戶的搜捕共動用超過200名漢堡警察和蓋世太保人員，比首飾街最後剩下的居民總數還要多。在這次行動中，以「通敵罪」被集體逮捕的最後一批129名德國華人先是被押送到著名的漢堡第15號戴維警局，之後又被轉移到霍爾斯滕格拉斯大街（Holstenglacis Straße）的漢堡拘留所，最終被關入了福爾斯比特監獄（該監獄的一部分曾被改裝成納粹集中營）。華人囚犯們在這裡受到蓋世太保的殘酷虐待，不少人都死於獄中。

1944年9月，約60至80名華人囚犯從福爾斯比特監獄轉到威廉堡的明日勞動營，使得明日勞動營成為納粹德國最大的華人囚犯集中地。在納粹監獄體系中，勞動營（Arbeitserziehungslager）不同於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專門負責為德國公司和軍方提供勞工。雖然如此，明日勞動營的生活條件相比納粹集中營也並沒有好到哪裡。勞動營內的政治犯們被強迫參加漢堡和附近地區的勞動，或在工廠中從事低等工作，或在郊外為國防軍和警察部隊挖掘工事，實際上就是形同奴隸使用。根據納粹官方文件可以確認，因虐待和勞累過度在勞動營中遇難的華人為17名，然而由於在戰爭末期德國動盪，記錄混亂而且大量檔案丟失，真正的死亡人數相信要高得多。

福爾斯比特監獄裡剩下的華人囚犯們，一少部分在幾個月後被釋放，不過更多人則作為奴隸苦工轉送到其它納粹勞動營或集中營。最後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進入了臭名昭著的諾因加默集中營，具體數量不詳，是否有人最終活到被盟軍解放也不得而知。在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60周年時節，新華社記者曾走訪德國、奧地利和波蘭的各大集中營檔案館進行調查採訪，確認在奧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營至少曾囚禁5名中國人（也有可能是來自德國或其他國家的華裔）；德國魏瑪附近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中也有至少3名中國人；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則發現有至少一名中國人倖存到蘇軍解放。這些人到底是經納粹之手從柏林、漢堡或不萊梅的華人社區抓來後轉送至此，還是因為別的原因在德國其它地區被抓，已不得而知。

在中國行動中，因與華人同居被捕的德國女性（她們或是華人的女友或妻子，或只是華人的朋友）也被納粹當局冠以「中國蕩婦」的名號，以「種族褻瀆」罪將其送往集中營，這些婦女的具體姓名以及人數已經無從查找。

## 戰後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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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國民政府在戰後開始收容在德華人時，只確認了148名中國行動中的倖存華人。這些倖存者們絕大多數都選擇回到中國，僅有少數人依然決定留在德國。其中之一的便是張添林，他在中國行動後被關在福爾斯比特監獄，後又輾轉多個勞動營和集中營。張添林在1945年4月18日從德國北部基爾的勞動營獲釋後，回到已經沒有華人的漢堡唐人街，並開辦了戰後德國的第一家中餐館（戰前德國所有的中餐館和華人旅館都已由納粹摧毀）。張添林在1983年（也有一說1981年）去世後，這家名叫「香港飯店」（Hong Kong Bar）的小旅館由其女張雪芳（Marietta Solty）繼續經營，至今仍然營業，是當地不少老水手們喜歡聚集的地方，也是曾經在20世紀初名噪一時的漢堡唐人街所留下的最後痕跡。張雪芳於2021年6月7日去世，享年78歲。

以張添林為首的一些中國行動的華人倖存者戰後曾向聯邦德國政府申請賠償，或者至少退換蓋世太保和納粹當局沒收的個人財物，卻遭賠償辦公室（Wiedergutmachungsamt）拒絕，理由是中國行動並非納粹大屠殺的一部分。法院最終也判定蓋世太保和漢堡警察在1944年針對中國人的大規模抓捕有著非納粹種族主義的正當政治理由，所以中國行動只是一次「普通的警察行動」，德國政府沒有義務為受害者賠償。儘管張添林有著德國前政治犯委員會和納粹政權受害者協會的正式會員身份，此事最終仍然不了了之。

2009年，康斯坦茨應用技術大學的四名學生製作了一部名為《陌生的家鄉》的紀錄短片，採訪張添林之女張雪芳，圍繞香港飯店講述了漢堡唐人街的故事。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將該片評為「2009/2010中德科教年最佳影片」，並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德國館播放。2021年6月28日，德國的「絆腳石」項目在唐人街原址的街道地面上安放了寫有13名遇難華人名字的「絆腳石」，悼念遭納粹德國迫害的漢堡華人，漢堡市文化部長和中國駐漢堡總領事等人正式獻花默哀。

## 外部連結

- 《陌生的家鄉》（YouTube）

## 參見

- 中德關係 (1911年－1941年)
- 季羨林（納粹德國時期曾在德國留學，著有《留德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