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大規模監控

美國的大規模監控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時監控與審查制度，期間，任何來自、到達或途經美國的國際通訊都被監控。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又啟動了黑箱計劃和酢漿草計劃，繼續進行大規模監控。而隨著聯邦執法機構和情報機構的建立和擴張，如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國家體制化的監控開始用於打壓持不同政見者。來自「反諜計劃」的證據顯示，大量組織和個人都是這些情報機構的目標。而在民權運動期間，大量反種族隔離人士被情報機構監控，並被認定是顛覆國家政權者。而美洲原住民、非裔美國人與墨西哥裔美國人解放運動的社會活動家，以及反戰抗議者也被監控。美洲原住民部落成員曾受到過來自聯邦調查局的持續大規模監控，而近期則改為由國土安全部監控。

而在1946年簽訂的英美協定，則在1955年演化成了如今的梯隊系統。梯隊系統由五個英語國家組成，也就是所謂的「五眼聯盟」，主要的工作是截取電子通訊，而針對本國人的監控能力則越來越強。

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針對國內和國際的大規模監控則超越了《美國憲法》和《權利法案》允許的程度。在襲擊發生之後的2001年9月14日，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此後，歐巴馬擔任總統時，也會每年以行政命令持續維持緊急狀態，使美國處於持續的緊急狀態中。此外，美國政府還提出了數個國家安全法案，包括《愛國者法案》、《精確法案》和《國外情報監控法案》的修正案中的稜鏡計劃。不同政見者和政治批評家認為，這些法案和行政命令造就了一張巨大的情報監視資料庫網路，1950年代美國暗殺異見人士和國家領導人的非法「反諜計劃」，如今卻成為了國家體制，使美國逐漸變成一個警察國家。

而其他的情報機構，例如美國國土安全部以及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進行的大規模監控活動，則自2001年以來成幾何數增長。2013年，一系列的媒體新聞報導披露了美國情報體系的更多監控項目和手段。

電腦和資訊技術的進步使一個監控整個美國的巨大國家資料庫成為現實，並由國土安全部、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管理。

## 歷史

### 戰時的審查與監控

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所有經由美國郵政郵寄的國際郵件，以及所有通過西聯匯款、美國無線電公司以及ITT公司所屬國際電纜傳送的電報，都在調查局的監控之下，隨後，調查局則改組為聯邦調查局，並受到美國軍方的監督。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戰爭部，隨後則由審查局監控全部「經郵件、電報、廣播或其他傳輸手段出入美國的資訊」。1942年，每周就有350000封跨國電報和25000封越洋電話被監控。而1941年11月到1945年8月期間的所有進入美國國界的信件，均被拆封並進行情報搜集。

### 黑箱計劃

1919年：黑箱計劃，又名為密碼部和MI-8，是第一個和平時期進行密碼分析的政府機構，由美國陸軍和美國國務院提供經費。這家政府機構在和平時期破譯外交資訊的密碼，並運作至1929年。

### 酢漿草計劃

1945年：酢漿草計劃開始進行，該計劃收集出入美國的全部電報資訊。大型電信公司，例如西聯匯款、美國無線電公司以及ITT公司都積極配合美國政府獲取國際通訊資訊的嘗試。

### 國家安全局（NSA）

1952年10月24日：杜魯門總統發布一則國家安全委員會情報指令，正式成立了國家安全局（NSA）。同年11月4日，國家安全局正式開始運作。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國家安全局是由杜魯門總統在「絕對機密」的情況下成立的，其管理層特別重視監控行動，僅僅在杜魯門總統上任六個星期後，就開始了對羅斯福總統的親信託馬斯·科科倫進行電話竊聽。竊聽的電話錄音現保存於杜魯門總統圖書館與博物館中，其他的文件依然被認為是機密的。( ~233,600 pages ).

### 聯邦調查局（FBI）

國家體制化的監控行為在1896年由國家刑事鑑定局開始進行，並在1908年演化為了調查局，在美國司法部的授權下運作。1935年，聯邦調查局成長為一個由約翰·埃德加·胡佛領導的獨立政府機構，其行動手段包括電話竊聽、電報監聽、郵件監視、垃圾搜集和滲透，還為被認定對國家安全有威脅的美國公民建立了FBI檔案，到1939年，檔案中包括1000萬美國公民。

以打擊「共產主義者」和其他的顛覆分子為名，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期間，FBI對其目標人物在公共和私下場合施加壓力，摧毀其正常的日常生活，著名的例子是好萊塢黑名單中的「好萊塢十君子」。在1950年代，FBI的監控和調查活動進一步擴大，開始利用資訊情報進行政治暗殺，包括了對政治活動家弗雷德·漢普頓和馬克·克拉克的暗殺。而1963年馬爾科姆·X的死亡、1965年Viola Liuzzo的死亡、1968年馬丁·路德·金的死亡、1976年Anna Mae Pictou Aquash的死亡以及1990年朱迪·巴里的死亡等一系列爆炸、暗殺和死亡，均被認為可能與聯邦調查局有關。

而隨著聯邦調查局對國內監控的持續擴大，許多社會知名人士也成為了聯邦調查局秘密調查的目標，包括：

- 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 —— 埃莉諾因對胡佛直言不諱的批評，以及將聯邦調查局比喻為「美國的蓋世太保」而被列入的聯邦調查局的檔案清單。埃莉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聲反對仇日偏見，並隨後出任了聯合國大使，參與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根據聯邦調查局為埃莉諾編寫的 3000多頁檔案 表明，聯邦調查局層曾密切監控埃莉諾的活動和寫作，並準備了一系列針對她本人可疑的共產主義行為的指控。
- 著名男歌手弗蘭克·西納特拉—— 他在聯邦調查局中的檔案達 1300多頁，1943年就開始有記錄。檔案中包括了他與美國共產黨有關的指控。聯邦調查局曾監控西納特拉本人和其關係者達幾十年。
- 著名女演員瑪麗蓮·夢露 —— 聯邦調查局自1955年就開始記錄他的檔案，直到她意外死亡之前仍在更新。檔案重點記錄她的旅行和人際關係，並試圖找到任何左翼觀點的跡象與共產主義的聯繫。她的前夫亞瑟·米勒也同時被聯邦調查局監控。瑪麗蓮·夢露的檔案至今仍處於重度審查中，但聯邦調查局已經公布了一個 「經過整理」的版本。
- 披頭四樂隊歌手約翰·列儂 —— 1971年在列儂獲得簽證抵達美國與反戰活動家見面後，聯邦調查局就將列儂置於監控之下，並曾試圖將列儂驅逐出境。在那時，反越戰情緒已到達極點，而列儂經常在反戰示威集會上演唱他的反戰歌曲《給和平一個機會》美國政府認為如果全文公布列儂的 三百頁檔案，會導致針對美國的國外外交、經濟和軍事報復，因此僅僅公開了一個經過大量審查的版本。
- 披頭四樂隊 —— 披頭四樂隊本身則有 一份獨立的檔案。

許多20世紀傑出的歷史人物，包括數名美國公民，均遭到了聯邦調查局的無證監控，以便進行人格暗殺，即通過抹黑來摧毀個人、機構和國家的聲譽。

左圖：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他支持反戰運動，反對核武器擴散，同時也是多個公民權利團體的成員，例如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參見愛因斯坦的政治觀）。由於他的政治觀點，愛因斯坦遭到了電話竊聽和聯邦調查局的郵件搜查，試圖將愛因斯坦與蘇聯間諜聯繫起來，加以抹黑，並最終將他從美國驅逐出境，但沒有成功。

中圖：馬丁·路德·金，他是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的領袖，曾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別行動目標，旨在「消除」他作為民權活動家的威脅。一則聯邦調查局備忘錄認為，馬丁·路德·金是「整個國家最危險和最有成效的黑人領袖」。調查局試圖收集收集證據以證明他曾收到共產主義影響，但沒有成功。

右圖：丹尼爾·艾爾斯伯格，他在1971年將五角大樓文件洩漏給了媒體，隨後遭到了最嚴重的一次政府監控和人格暗殺。白宮曾派遣特工潛入艾爾斯伯格的精神科醫生的辦公室，試圖盜竊艾爾斯伯格的醫療記錄和其他不利資訊這些秘密活動隨後在水門事件的調查中逐漸浮上水面，並導致了尼克森總統的辭職。

參見：聯邦調查局同時也存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 1500頁檔案與馬丁·路德·金的 17000頁檔案。然而由於法庭命令，其中的一些內容已經刪除，而許多內容在2027年前將不會公開。

1967–73年：MINARET項目（現已停止）開始對美國公民進行監視。根據美國陸軍的請求，參加過反越南戰爭遊行示威的公民都會列入聯邦調查局的「觀察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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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奇委員會介入調查

1975年：美國參議院成立丘奇委員會，開始調查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普遍進行的非法情報活動。

調查顯示，國內的大規模監控是由美國聯邦政府最高行政機關（即總統府白宮）授權的，並橫跨羅斯福和尼克森兩屆政府。以下事例均為丘奇委員會的調查結果：

- 羅斯福總統曾下令聯邦調查局將那些向白宮發送電報反對羅斯福總統國防政策，並支持查爾斯·林德伯格上校的美國公民列入檔案。
- 杜魯門總統曾獲取羅斯福總統助理的內線消息，並利用消息進行人事任命、工會談判計劃和新聞發布的決策。
- 艾森豪總統曾下令通報伯納德·巴魯克、埃莉諾·羅斯福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與國外官員純粹的政治往來和社會交往活動。
- 甘迺迪政府曾要求聯邦調查局竊聽一名國會工作人員、三位行政長官、一名遊說家和一家華盛頓律師事務所的電話。而時任美國司法部長的羅伯特·弗朗西斯·甘迺迪層下令竊聽馬丁·路德·金的電話，並使用電子竊聽器竊聽一名國會議員，並且均獲得了有政治意義的情報。
- 詹森總統曾下令聯邦調查局將他的批評者，時任國會議員的巴里·戈德華特「列入名單」。詹森總統還下令對僅僅在國會中批評他的議員收集政治情報，並在196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利用聯邦調查局的電子監聽手段收集到大量的情報。
- 尼克森總統授權了一個電話監聽項目，收集白宮人員，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內的大量無關國家安全，純粹是政治或個人資訊的情報。

丘奇委員會的 最終報告（第二冊）中披露了下列的統計數據：

- 超過26,000人曾被聯邦調查局列為在國家緊急狀態後的拘捕目標。
- 超過500,000份國內情報檔案在聯邦調查局的總部保存，僅1972年就有65,000份檔案開啟。
- 至少有130,000封一級信在1940到1966年期間被聯邦調查局開封拍照。
- 在數百萬封一級信中，共有四分之一在1953年到1973年間被中央情報局開封拍照。
- 數百分封來自、抵達或途經美國的私人電報，在1947到1975年間通過國家安全局與美國電信公司簽訂的秘密協議，被國家安全局獲取。
- 超過100,000美國人被列入美國陸軍的情報檔案。
- 超過300,000人的記錄在中央情報局的「混沌行動」（Operation CHAOS）期間被記入電腦檔案。
- 超過11,000個人與團隊被列入到美國國家稅務局的情報檔案中，稅務局以「政治目的而不是稅收標準」進行稅務調查。

作為這些發現的回應，美國國會成立了美國外國情報監控法院，用於向情報部門的監控行動發放搜查令。而在幾十年之後的2013年，外國情報監控法院的法官雷吉·沃爾頓則向《華盛頓郵報》透露，法院對政府監控活動的監督能力是有限的，有時法院的行動「被迫」依賴於聯邦情報機構提供的資訊準確度。

在1975年8月17日，議員弗蘭克·丘奇則在國家廣播公司的新聞發布會上做了發言，但沒有點明「這個情報部門」就是國家安全局：

## 梯隊計劃

1988年，記者鄧肯·坎貝爾在《新政治家》雜誌中發表了一篇題為《有人在偷聽》的報導，文章中描述了一個名為「梯隊系統」的情報收集項目。這個項目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語國家同盟國組成的：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英國和美國（統稱為AUSCANNZUKUS），此計劃旨在監控1960年早期冷戰時蘇聯及其東方集團的軍事和外交通訊。

時至1990年，梯隊系統已能夠截獲衛星通訊、公共交換電話網（包括大多數網際網路流量）和微波通訊。紐西蘭調查記者尼基·海格則在他1996年出版的《秘密力量》中詳細介紹了梯隊系統的情況。儘管許多政府官員矢口否認梯隊系統的存在，但歐洲議會的一個委員會於2001年發表的報告確認了它的真實存在，並且警告歐洲人這是一個其範圍很廣效果很強的系統。歐洲議會在報告中表明，多種不同的情境中均出現了「梯隊系統」一詞，但證據顯示這是一個通訊情報機構用於截獲與監聽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和其他數據流量的全球系統。

隨後，記者詹姆斯·班福德在《秘密機構》一書中進一步描述了國家安全局梯隊系統的能力。情報部門AUSCANNZUKUS協議中包含的公民和公民通訊的監控，多年來引發了相當的公眾疑慮。

- 一位安全專家本周五表示，微軟作業系統中存在一個國家安全局的後門，但這位軟體巨頭拒絕承認這則報告，而其他專家則有不同意見。
- 一家網路安全公司的主研究員表示，微軟在Windows 95、Windows 98、Windows NT和Windows 2000作業系統的密碼學標準中為國家最強大的情報機構準備了一份密鑰。

## 九一一恐怖襲擊後的監控升級

「我們將團結起來，加強我們的情報能力以便在恐怖分子行動之前就提前得知他們的計劃，襲擊之前就發現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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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九月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遭到恐怖襲擊之後，美國的大規模國內間諜活動急劇增加。避免更多類似襲擊的願望導致了愛國者法案的制定。隨後的更多法案則包括了保護美國法案（政府對外國目標的監控不再需要搜查令）以及FISA修正案（放寬了原本FISA法院的一些要求）。

2002年，美國政府啟動「全面資訊意識」計劃，旨在「讓美國偵查、歸類與識別恐怖分子的手段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2005年，《紐約時報》一篇關於布希的總統監控項目見報，記者詹姆斯·雷森與埃里克·利希特布勞表示，整篇報導由於白宮的命令而推遲了整整一年。

同在2005年，恆星風計劃被托馬斯·塔姆曝光。2006年，馬克·克萊恩則揭發了641A室的存在，他早在2003年曾參與過該房間的布線。2008年，電腦安全專家兼Bat Blue公司CEO巴巴克·派斯達，則公開披露了他與團隊在2003年發現的「Quantico circuit」的存在。據派斯達的描述，這是聯邦政府機構安置在某不具名電信公司系統中的後門，隨後該公司被確認為是威訊。

- 「你的用信用卡支付的每一筆帳單，訂閱的每一本雜誌，醫生給你開的每一例處方，你瀏覽的每一個網站，收發的每一封電子郵件，獲得的每一個學位，辦理的每一筆銀行存款，每一次旅遊，出席的每一次活動 —— 所有的這些交易和通訊，都會進入被國防部所說的中心化的巨大虛擬資料庫中。通過這些商業資訊，你全部的私生活都會被了解並記錄到電腦檔案中，再加上政府關於你的全部資料 —— 護照、駕照、過路費、司法、離婚記錄、你曾向警方抱怨過的擾民鄰居、你一生的書面檔案以及隱蔽監控攝像頭最新的拍照 —— 這個像白日做夢一般的偷窺狂計劃正是美國政府監控全部公民的「全面資訊意識」計劃。」
- 「這並不是異想天開的奧威爾式小說，如果在接下來的幾周之內，國防部長約翰·波因德克斯特順利得到了他想要的這種空前的權力，那麼你的個人自由就真的消失了。」
- 「反恐戰爭如今變成了這麼個情況：五角大樓正在開辦一家商品交易所，貨真價實的投資人會將真金白銀投資進去，以便來幫五角大樓預測中東的恐怖襲擊、政變和其他的動盪。「
- 「兩名憤怒的議員披露了這個名為「政策分析市場」的計劃，試圖阻止本周五即將開始的投資人登記。俄勒岡民主黨議員羅恩·懷登與北達科他州民主黨議員拜倫·多甘表示，超過50,000美元的納稅人稅款已經被用於發展這個計劃，而五角大樓將在未來兩年中繼續要求八百萬美元。交易將會在10月1日開始。」
- 「『假如有個國家設立了一家賭場，專門競猜美國政壇上的哪些人物會被暗殺，你會作何感想？』，多甘反問並繼續說道，』真是愚蠢得不可思議。』」
- 「約翰·波因德克斯特和其他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的官員未能就此事發表評論。但在官方的表態中，DARPA表示『這是在探索利用期貨市場來幫助分析師預測並避免恐怖襲擊的新方法。研究顯示期貨市場能切實有效得將隱藏在深處的資訊聚集起來。』」

2006年，《今日美國》的記者萊斯利·考利（Leslie Cauley）在一篇題為《國家安全局擁有美國手機通話的大規模資料庫》的報導中，公開了國家安全局擁有一個通話資料庫，保存著大量的美國手機通話資訊。

文中引述匿名資訊來源，並這樣描述此項目對美國公民的影響，「這意味著政府擁有了從一個城鎮到整個國家 —— 所有人 —— 的詳細通話記錄，包括你的家人、同事、企業聯繫人以及其他人。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不久，三大電信公司都已簽訂了協議，以配合美國安全局的工作。」然而，此報導未能引起媒體對隱私權的討論，也沒有出現在記者格林沃爾德或《華盛頓郵報》的任何報導中。

2009年，《紐約時報》報導了某些匿名情報官員的指控，他們稱「國家安全局以涉嫌恐怖活動為理，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以美國人為目標進行監聽活動。」以及「國家安全局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曾試圖監聽一名國會議員的電話」。

## 媒體曝光加速（2010年至今）

2012年3月15日，美國《連線》雜誌發表了文章《國家安全局正在建設全國最大的間諜中心（說話時要小心了）》。隨後，美國眾議院議員漢克·詹森在一次國會聽證會上提到了本文章，並對國家安全局提出詢問。國家安全局局長基思·B·亞歷山大則辯稱《連線》雜誌的這些指控均屬不實：

## 2013年大規模監控曝光

2013年6月6日，英國《衛報》開始發表一系列曝光大規模監控的文章，文章的資訊來源是一名身份未知的美國揭黑幕者。隨後幾天，此人的身份得到公開，他的名字叫做愛德華·斯諾登，是一名曾在中央情報局工作的合同工，後來則轉入國家安全局擔任系統分析師。斯諾登將系統緩存中的文件交給了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與蘿拉·珀特阿斯（Laura Poitras），得以證實報導的真實性。格林沃爾德隨後估計，緩存中包含了約15,000到20,000份檔案，其中的一些檔案巨細無遺，但也有一些很短的文件。這是美國現代歷史上最大的新聞洩漏之一。新聞的報導整整持續了兩個月之久，監控的細節逐漸浮出水面：國家安全局運作著一套龐大監控網絡，由無數個諜報項目組成。這使得國家安全局能夠攔截來自數十個國家的數十億使用者的網際網路通訊和電話。對於一些國家的監控，新聞中還進行特別曝光，包括中國、歐盟、拉丁美洲、伊朗、巴基斯坦，以及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然而，由於世界各國的資訊都會經過中央伺服器和網際網路骨幹網進行中轉，而國家安全局則對這些資訊進行大規模無差別的監聽，因此大量國家都受到了影響，完全不限於上述國家。

由於監控是在中央伺服器和骨幹網絡上進行的，因此許多不同的情報項目之間均有重疊和關聯。這些項目通常會得到美國政府機構，例如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的協助。整個監控處於美國法律，例如《FISA修正法案》的監督下，FISA法庭簽發了這些監控活動所需的法庭命令，讓監控得以進行。除此之外，許多國家安全局的項目得到了美國和其他國家情報機構的直接協助，例如英國的政府通信總部（GCHQ）和澳大利亞的國防情報局（DSD）；而大型私有電信企業和網際網路公司也協助進行了監控，其中包括威訊、澳洲電訊、谷歌與Facebook。

2013年6月9日，愛德華·斯諾登告訴《衛報》記者：

「他們（國家安全局）能夠利用監控系統讓時間倒流、明察秋毫，他們可以查出每一個你曾做過的決定，每一個和你說過話的朋友，在此基礎之上製造出對你的懷疑，從而攻擊你，將你描繪成一個罪犯，無論你的人生多麼清白。」

2020年9月2日，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判定大規模監控美國人通話記錄違反《外國情報監視法》，也很有可能違反美國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