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中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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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史上興中會、中國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和中國國民黨的創始人。孫早年創立三民主義，為革命運動制定綱領。1911年，孫領導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創立中華民國。晚年復吸納新思想，賦予三民主義以新解釋，推動國民革命發展。孫中山策劃反清起義，策動反袁、護法，致力打倒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為爭取中國獨立、自由和統一而奮鬥。各界對他評價不一。

## 在世評價

### 中國方面

#### 正面評價

1895年，孫在廣州起義失敗，世人多有不解其意者。孫日後回憶：「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但經過戊戌變法失敗、八國聯軍侵華，清廷威信大減，至1900年「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

1903年，章士釗選譯宮崎寅藏新作《三十三年落花夢》，署名「黃中黃」，題名《大革命家孫逸仙》，在序言中對孫大加讚揚：「孫逸仙，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之所同議。……孫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號，乃新中國發露之名詞也。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天相中國，則孫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談興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非孫逸仙而能興中國也。」秦力山為該書作推薦序，稱：「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孫文，不過廣州灣之一海賊也，而豈知有如宮崎之所云云者。……大盜移國，公私塗炭，秦失其鹿，喪亂弘多。而孫君乃於吾國腐敗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頭顱性命，而虎嘯於東南重立之都會廣州府，在當時莫不以為狂。而自今思之，舉國熙熙皞皞，醉生夢死，彼獨以一人圖祖國之光復，擔人種之競爭，且欲發現人權公理於東洋專制世界，得非天誘其衷，天錫之勇者乎！」劉光漢題跋，將孫崇為中國民族革命第一人：「自奴夷背命，建虜交侵，大漠以南，虜騎如織。漢唐區宇，炎黃子孫，變發胡裝，淪為賊役，為古今未有之奇厄。然漢族之對滿族，無一日不演其競爭。……近世以來，種族之界浸於民心，排外之聲沸於草野。然本民族思想為實行者，僅孫逸仙一人。……孫君以曠世之才，慣胡虜之辱，義旗甫舉，險阻備嘗，雖成敗之數不可逆料，而影響之及中國者，吾知其非淺鮮。」

1903年，柳亞廬撰寫《中國滅亡小史》，專辟一節《孫逸仙》，稱道：「人虐天饕，英才盡矣，獨佚仙熱心共和，捨身民族，雖至蹉跌，志不稍解。十年磨劍，樹獨立之旌旗；九世復仇，理不平於種族。他日驅除異類，光復舊疆，揚自由革命之潮流，為東大陸之華、拿，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同年夏天，僧人黃宗仰在日本與孫相遇，當即表示「仰瞻星斗十年久」，又為之賦詩餞行：「握手與君五十日，腦中印我揚子圖。拿華劍氣凌江漢，姬姒河山復故吾。此去天南翻北斗，移來邦水奠新都。佇看叱吒風雲起，不逐虜胡非丈夫。」將孫比作拿破崙、華盛頓。

1904年，高旭將孫與漢族歷代先賢並列：「我祖黃帝沒，數傳失強權；異族恣攫噴，死灰屢復然。嗟哉我中夏，忍看污腥膻；子孫多不肖，祖業甘棄捐。劉裕朱元璋，偉烈堪比肩；是大光復家，宜把銅像鐫。其餘心此心，百折志不遷；仗義逐胡虜，正義壯山川。我拜王而農，黃書至今傳。我拜岳武穆，我拜洪秀全，我拜文文山，我拜孫逸仙，我拜鄭成功，謂此皆漢賢。」同年，劉師培推許孫為「革命大家孫逸仙」。華進說：「孫逸仙為吾國革命巨子，其事跡轟烈於全球。」《警鐘日報》署名「共和」的文章《〈孫逸仙〉書後》稱：「夫孫逸仙粵黨之魁傑，西學之巨擎，固夙倡導民權自由之說，而最富民族思想者也。……二十世紀新中國之人物，超越前古，而必懸孫以為之的。第一之孫起，當有無量之孫以應之，則皇皇漢族庶有復興之一日。」戢元丞坦言：「今青年之士，自承為革命黨者雖多，實則皆隨風潮為轉移，不過欲得革命名稱以為誇耀儕輩，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實行革命之規劃者，舍孫文以外，殆不多見也。」

1904年11月，中國教育會會員、留日歸國學生陳去病稱孫為「漢族所倚仗奇人」，認為孫在當時遠赴美洲，以致無人領導廣西的會黨起義，使之終歸失敗，此乃「吾黃帝子孫之不幸」。

1905年8月13日，華興會幹部陳天華在日本稱贊孫：「有失敗之英雄，有成功之英雄。英雄而成功也，人謳歌之。英雄而失敗也，人哀吟之。若夫屢失敗而將來有成功可望之英雄，則世界之視線集焉。……孫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敗之英雄也；非異國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雖屢失敗，而以將來有大望。雖為本族之英雄，而其為英雄也，決不可以本族限之，實為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負，非徒注眼於本族止也，欲於全球之政界上、社會上開一新紀元，放一大異彩。後世吾不知也，各國吾不知也，以現在之中國論，則吾敢下一斷言曰：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獨吾信之，國民所公認也。」

1905年，中國近代婦女解放文學家金天翮在《小說林》雜誌連載作品《孽海花》，其中將孫化名作「孫一仙」，文章描繪孫：「英語漢籍，無不通曉，且又學得專門醫學。他的宗旨，本來主張耶教的博愛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著西洋社會，呼吸自由空氣，俯瞰民族帝國主義的潮流，因是養成一種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尚空言，最愛實行的。那青年會組織之始，籌劃之力，算他為最多呢！他年紀不過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辯才無礙，穿著一身黑呢衣服，腦後還拖根辮子。當時走進來，只見會場中一片歡迎拍掌之聲，如雷而起。」

1911年底，全國各省相繼光復；11月14日，江蘇都督程德全以《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為題，發表請孫歸國組織統一政府的通電：「大局粗定，軍政民政亟須統一，擬聯東南各軍政府公電，懇請孫中山先生迅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以一事權。中山先生為首創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組織臨時政府舍伊莫屬。我公力顧大局，想亦無不贊成。」12月25日，孫抵達上海；錫金軍政分府總理秦毓鎏致電：「聞公返國，歡曜莫名，神州大局，悉賴主持。」廣西軍政府副都督陸榮廷、王芝祥電稱：「先生勉念吾民，以共和提倡宇內，登高一呼，乾坤廻軸。凡屬血氣之倫，罔不飲和食德。海內同望旌麾，匪朝夕矣。」江西軍政府都督馬毓寶等稱：「贛省軍民，同為額慶。光復祖國，組織共和，尤感先生是賴。」閩都督司令部長許崇智等稱：「先生提倡共和主義，奔馳海外，備嘗險阻艱難，二十年來始終如一，致漢族始有今日。思之涕零。」福州軍政府省交通部部長黃乃裳電稱：「歡迎我君，並勸我君為泰東第一華盛頓。」12月30日，各省代表齊聚南京，新軍第9鎮統制徐紹楨在會上力主孫文：「革命先覺，苟選大總統，微其人莫屬。」

1911年11月17日，《申報》刊載一篇時評，稱黎元洪為「一介武夫，素不口談革命」，反觀「孫文數十年來專心一志，以謀中國之革命。其始之也，人人無此觀念，而於彼獨先。其繼之也，屢仆屢起，人人無此堅忍，而於彼獨不屈。其現在也，人人不料有此偉大之結果，而彼尚奔走於海外，以為國是之前途計。不急急於歸國，以就淺近之榮譽。以革命言，彼固有首創之大功也。」

1911年12月，《民立報》為歡迎孫返滬歸國，接連發表社論。20日，馬君武《記孫文之最近運動及其人之價值》稱：「孫君具一種魔力，能使歐美人士，無論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談之後，即傾倒、讚美之。故歐人前此惟知中國有李鴻章，李死惟知有袁世凱，今者有孫逸仙，而袁世凱次之。外人之敬重孫君，非為其為革命黨首領之故也，以為有孫君之熱忱、忍耐、博學、遠謀、至誠、勇敢及愛國心，而復可以為革命黨首領。……屢起舉行革命，富於經驗，至財政及外交問題，則吾敢斷言，通計中國人才，非孫君莫能解決矣。孫君之真價值如此，日人宮崎至謂其為亞洲第一人，而尚有狹小嫌宿怨以肆誣謗者，其人必腦筋有異狀，可入瘋人院。」 24日，徐血兒《歡迎孫中山先生歸國辭》表示：「先生歸國矣。先生屢年之慘澹經營，窮走海外，苦心孤志，獨抱陸沉之痛者，竟有今日。……先生念同胞奴隸之慘，以三大主義為天下倡，言而能行，雖挫不衰，毅魄堅志，歷二十年如一日。……祝先生為國珍重，使我中華國名與先生之名齊輝也。……黃浦之濱，數百萬眾，拍手揚巾，歡欣鼓舞者，為歡迎先生而來也。歡迎先生者，歡迎東亞自由之神，而造福生民於無窮遠盡也。」

1911年12月29日，《中華民國公報》副主筆張祝南排除館內擁袁議論，撰發《中華民國大總統當推孫逸仙論》，稱「孫逸仙為倡始革命之人，人具知之，凡中國後來之秀，無不受其學說所嘉惠。今日全國革命家之愛戴，已早以大總統暗推許矣。」並解釋其現實考量：「孫逸仙而有念戀權位之心，去國之後，何弗大張君主立憲之旗幟，迎合滿廷，以圖見用，而必持民族主義，大觸清政府之忌妒乎？既提倡民族主義，拒抗滿廷，困苦流離，日以鐵血之苦心喚醒我民族，甘自刻厲，可斷言無繫念權利之心。惟其不趨重權利，以大總統歸之，微特可以革除吾國之舊弊，而凡雜有君主性質之舉動，無以復思於今日，即大總統之任，亦必視若倍屣，無留連護惜之心，以開未來之漸，共和民國可以永保無破壞之虞矣。」

1911年12月，中國社會黨主席江亢虎表示：「武漢倡義，四方從風，旬日之間，光復太半。人徒知刈果之易，而不知種因之難。先生革命之種因，二十年於茲。二十年前之革命黨，其困苦艱難，不啻倍蓗於吾黨之今日。而先生卒百折不變以底於成，此先生之所以為先生，而本黨所應是則是效者也。」

1911年12月27日，宋教仁對北一輝說：「孫先生實際上是個好人，我過去在東京那樣攻擊他，現在很後悔。黃君有很多人反對，不如由聲望較高的孫先生出來更能糾合人心，對革命更為有利。」

1912年，民國初創，王之元賦詩《勝棋樓睹徐中山遺像，想今日孫中山》：「此日棋樓睹寫真，革命血戰掃胡塵。中山事業輝前後，誰道今人遜古人！」把明朝朱元璋的中山王大將徐達，同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勛孫文並列。郭古舉作詩《賀中華民國大總統》：「霹靂一聲新世界，漢家旗幟五雲懸。孤身去國六千里，締造艱深三十年。令我士民齊捧日，緣公能力可回天。和風甘雨春台上，颺誦賡歌夾道傳。」回敘孫的革命經歷，表示對其功績的肯定。金玉女士著《四傑贊：孫大總統中山》稱：「一手劈開新世界，十旬光復舊山河。英雄未許息肩日，四海蒼生患正多。」陳力銘女士作《神州四傑詠：孫中山》嘆：「漂泊天涯二十年，中原讓爾著先鞭。無端鄂渚秋風起，哭煞先時洪秀全。」

1912年，孫北上向袁承諾在十年內修築鐵路二十萬里，袁世凱聽後詫異，向親信說：「孫氏志氣高尚，見解亦超卓，但非實行家，徒居發起人之列而已。」1914年11月3日，袁在《箴規世道人心告令》中評價孫等人：「民國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國民弱點，遂倡為無秩序之平等，無界說之自由，謬種流傳，人禽莫辨，舉吾國數千年之教澤掃地無餘。求如前史所載忠孝節義諸大端，幾乎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

前立憲派譚延闓改奉革命理論後，回顧說：「我自追隨孫先生左右，朝夕領教以來，才逐漸認識到，孫先生是不如我從前所聽說的孫大炮，而確實一個文通中外、學貫古今的有真才實學的人，是排滿、反袁、打倒北洋軍閥的一個真正領導人。」

1921年，戴季陶致信因粵軍內部矛盾離粵的蔣介石：「先生之所長何在也？靜江與弟，皆認忠厚和平，為先生唯一優點。吾人從未見先生以己所不欲者施諸人，亦未見先生在私人關係上，對人有絲毫怨讎之心；而不嗜殺人，尤為國中與全世界政治家所僅見者。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學問之優良，皆不過為其涵養其偉大人格之工具。……弟深知之，而不能望先生之德量於什一，非不欲學也，質不如也，然甚願與兄共勉學之耳。」

1924年4月29日，吳稚暉致信陳炯明說：「孫文從不記人之惡，幾為古今中外少有。」

程家檉［一說鈕永建］說孫「氣度溫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見第二人」，吳稚暉「驚駭他的好學」。

#### 負面評價

1895年，孫在廣州起義失敗。報載稱孫「有亂天下之才，所結黨眾，半為雄傑，況又有歐人助之」，「後患其可勝窮耶？」又如《申報》評價：「革命黨以粵東逆犯孫文為首」，「為最足為害而又最未易除者」。孫「每在海外創為革命之說」，「一時信從者眾」，清政府假若「再不振作也，竊恐其黨潛滋暗長，一發難收。」

1906年夏，歸國的出洋五大臣之一端方遞呈奏摺，交待海外見聞：「以奴才使事所及，明訪暗查，見夫無知青年，惑其邪說，什而七八。逆賊孫文演說，環聽輒以數千，革命黨報發行，購閱數逾數萬。……近訪聞逆黨方結一秘密會，遍布支部於各省，到處遊說運動，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冊子，或用歌謠，或用白話，沿門贈送，不計其數。入會之人，日以百計，蹤跡詭秘，防不勝防。」

宋教仁認為：「蓋孫文素日不能開誠佈公，虛懷坦誠以待人，做事近乎專橫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黃興的優柔寡斷又誤了事，孫中山的空想再來誤事的話，革命怎麼辦呢？……黃興食言不來也無所謂，我有兵力，決不允許孫派的人踏進城門一步！」

1909年9月，陶成章發布《七省同盟會員意見書》（又稱《南洋革命黨人宣布孫文罪狀傳單》）評價孫：「竊念我同盟會初成立之際，彼固無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貿貿焉直推舉之以為總理，不過聽其大言……於是彼之名譽乃驟起，彼又借我留學生之革命黨，推戴之名目，《民報》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報館，於是亦逐漸有紀其事、稱其名者。」指責孫獨霸籌款，支援起義軍和《民報》不力，造成革命事業失利，故有「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三項罪狀。

譚延闓早年身屬晚清立憲派，當時在他看來，「孫是只會講外國話而沒有讀多少中國書的一個革命黨人」，「所以也就開口閉口跟著一些人罵孫中山只會說大話、放大炮的一個人，亦呼孫中山為孫大炮」。

章太炎曾在《民國報》、《神州日報》評價孫「長於議論，此蓋元老之才，不應屈之以任職事。」1909年，章以原《民報》社長名義發表《偽民報檢舉狀》，批評孫「恃《民報》鼓吹之文，借同志擁戴之意，乘時自利，聚斂萬端。」如今「背本忘初，見危不振」。「夫孫文懷挾巨資，而用之公務者計不及一，《民報》所求補助，無過三、四千金，亦竟不為籌畫，其乾沒可知已。」並說孫以「雲南本中國之地，而欲贈送法人。」「綜觀孫文所為，豈欲為民請命，伸大義於天下，但擾亂耳！」孫當選臨時大總統後，章太炎認為「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

1913年7月，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專訪黎元洪，在談及孫時，黎說：「世人對孫逸仙有錯誤的認識。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沒做什麼實際的工作。他返回中國時，革命已經結束。除了一些道聼塗説的模糊印象外，我幾乎沒有聽說過他這個人。除了聽到一些他的煽動性演說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觀點。我對他的認識只有這麼多，我認為他是個空想家。南方黨（或共和黨）決定以南京為首都建立一個名義上的政府。此舉是為了在道義上影響國內外視聽。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義上的總統。當時真正的革命領袖找各種理由拒絕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因為他們認為這一職位不會存在很長時間。孫逸仙離開中國時間長，與這裏的任何勢力均無關聯。他在國外名氣很響，因此他似乎適合這個位置。我從未聽說他對革命工作提供過什麼實質性的幫助。他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

第一次粵桂戰爭爆發後，岑春煊在北京會見各要人，又指責在廣東方面孫文與陳炯明破壞統一，評價孫文是「大煽動家」、「大破壞家」，指「孫之所為，足以破壞國家……君試一觀其生平。於國家果有何利乎？」。

1921年第二次粵桂戰爭爆發前，桂系領袖陸榮廷等人聯名通電，指控孫文「舉動悖謬」，「號招私黨，違法自舉為偽總統」，批評其「以文亂法」、「以武亂政」、「播弄天下以為快」。陸榮廷等人還指孫中山與「俄過激黨訂立私約」，推行「勞農政策」，煽動共產思想，破壞傳統倫理，最終「禍國禍民」。桂系將領亦呼籲北京中央政府及各地輿論「共殲醜類」，一致聲討孫文。

1922年，岑春煊與美國洪門領袖黃三德在上海見面。岑春煊托黃三德為代表問候海外洪門人士並商量今後改造政府，又在致洪門的書信中認為「孫文搗亂，不能救國」，並抨擊孫「倡言共產……以害風俗之善良，借民治之名，行殘民之實，日以橫徵暴斂為事，排除異己為能，其窮凶極惡，千奇百怪，不特為前清所未有，抑亦為袁氏段氏所無，今暴民專制，日甚一日」。

1923年11月，中國新聞教育史上第一個接受正規系統新聞教育的路透社記者黃憲昭（筆名Hin Wong）寫作時評，認為廣州是「今日中國最黑暗的地點」，指「不僅在廣州，而且在孫逸仙統治下軍政府得以存在的每一個城市、城鎮和鄉村，都充斥著搜查……即使是那些沒有房產的人也難逃焦慮和煩惱。孫逸仙不僅需要錢，還需要兵力。自內戰以來，廣東各地已有超過四萬名男子被徵召或強征入伍，從事運輸工作。他們大多是在街上被發現步行或坐在自家小店前時被帶走的，許多母親和妻子都為此憂心忡忡，不知自己的兒子和丈夫去了哪裡。有些人甚至在執行軍事運輸任務時喪生」。廣州商團事件之後，黃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多篇評論與報導文章，指責孫中山政權是假借民主之名行獨裁之實，不容許任何民間自衛或自治力量存在，把不同政見者視為敵人加以剷除，並認為孫與國民黨政權則依靠「紅軍」與蘇聯支持對廣州實施專制與壓迫。

1924年，孫執政廣州期間，部分廣州團體對其政策提出尖銳抨擊。有香港社論指出孫政府將廣州從「莊嚴璀璨的市區」變為「恐怖世界」，指責其背離三民主義承諾，未能帶來幸福，反而壓迫人民，認為其搜刮民財、縱容軍隊，導致民生凋敝。社論還批評孫中山欲轉向共產主義，缺乏一貫宗旨，呼籲廣州市民「自決」推翻「不良政府」。到10月廣州商團事變後，孫則面臨來自廣東及香港等親商界或親陳炯明團體的強烈抨擊。11月，「各界救粵聯合會」在香港發出通電，列舉孫文「禍國禍粵」十一大罪狀，指控其搖動國體（擅組政府、改國旗）、妄行共產主義（與蘇聯合作、宣傳赤化）、縱兵殃民（軍隊擾民、焚燒城鎮）、摧殞民治（解散議會、鉗制輿論）、破壞金融與民產（濫發紙幣、沒收財產）、大開煙賭、摧殞教育與實業、破壞司法，以及暴力鎮壓商團（焚燒商戶、勒索罰款）。通電稱孫的政策導致廣州及周邊地區經濟凋敝、民生困苦，數萬人流離失所，部分商民遷往港澳。

統領粵軍南路八屬聯軍的總指揮鄧本殷及其部下發出通電，指責孫文「禍粵年餘，民無噍類」、稱孫為「國蠹」、「殘酷嗜殺」，並指責孫在廣州縱火，造成民居商店焚毀，商民死傷無數。通電稱其「桀紂所不忍為者」，認為「國人皆曰可殺」。

西關事變之後，部分海外廣東華僑對廣州政府極為不滿，如加拿大溫哥華洪門致公堂主辦的《大漢公報》將孫文稱為「孫賊」、「孫棍」，將廣州革命政府稱為「孫棍府」。

以犀利筆鋒和諷刺性評論聞名的北京記者林白水，在孫1924年底到北京後，曾發表多篇針對孫中山的諷刺文章，如《歡迎孫中山》、《吾人對中山先生之敬意》、《孫中山之肝火》等，對孫晚年在廣州的作為多有批判，特別是其與共產黨的合作、依賴武力及與商團衝突引發的慘劇。他認為，國民黨因部分共產黨加入而「自殺」，孫受共產黨「誇大之詞」影響，誤信其宣傳，試圖通過建立廣州軍官學校培養青年力量，卻導致政策失誤，如商團購械事件引發「政府焚殺商團之大禍」，使其在廣州「信用一落千丈」。林更以諷刺口吻，將廣州西關兵火慘劇歸因於孫中山「肝火」過旺，稱其「心肝，已經變成木質」。他還批評孫中山在廣州組織元帥府、豢養軍隊，儼然成為「軍閥之一員」，與其民黨首領身份及三民主義主張相悖。林白水認為，孫中山的失敗部分源於其「愈失敗，愈走入空曠博大之路，乍作冒險之舉」，以及受俄國人誤導，未能深刻理解中國社會現實。林白水認為孫文的角色很像「染有赤色之莫索利尼」，並指國民黨是「法西斯式的政黨」，壟斷廣州的政治，禁止非黨員參政，認為若中國的政黨將法西斯專制和蘇俄赤色革命兩者特質結合，人民將遭遇比俄羅斯、義大利更深重的苦難，並指中國未來的最大威脅不再是軍閥或舊官僚，而是類似孫文一樣的人物。

包惠僧：「共產黨與孫逸仙代表兩個完全相反的階級，兩者之間是無法妥協的。因此對待孫逸仙應該與對待北洋軍閥一樣，甚至還要厲害點。」

### 外國方面

1896年10月23日，孫從倫敦清使館獲釋，即接受英媒記者採訪。一位記者寫道：「他……一副文弱的相貌。然而他有一張格外令人喜歡的臉孔，他的雙眼異常明亮。」另一位記者說：「孫逸仙大概是黃種人中容貌最溫文的，有著不難想像的那種孩童般的天真和溫順。……他在獲釋後接受大家對他的祝賀時，他那雙黑眼睛閃爍著愉快的光芒。」還有記者對清政府綁架孫感到不可思議：「孫逸仙穿著優雅的、精心裁製的大衣和西服，戴著一頂顯然是西方式樣的黑色軟呢帽子，他的這身打扮，讓他看起來並不像清使館所描繪的那種東方暴徒的樣子。」另一位記者評論說：「孫逸仙說話很慢，但英語說得非常漂亮。」各報為孫打造出富有魅力的君子形象。

1897年3月23日，《紐約時報》評價：「孫先生展示了他作為一個東方人的才能。」

1897年，日本俠士宮崎寅藏在東京首次謁見孫並𣈱談革命計劃後稱：「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懺悔。彼其胸中，且數萬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輩；彼其手腕，可以揮斥八極而無怍；彼其容貌，可以備具四時而有餘；余無以盡之矣！『百年老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孫君者，可謂東亞之珍寶也。我島國民，所謂俠，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當一笑。嗚呼！不愧死，其亦當羞死！」甚至稱道：「如孫逸仙者，實已近天然純其境界之人也。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識見何其卓越，彼之抱負何其遠大，而彼之情感又何其誠摯! 我國人士中如彼者究竟能有幾人？是誠東亞之珍寶也。」1905年6月4日，孫自巴黎致書宮崎，告以即將自馬賽搭輪東歸，不久即可與其「抵掌而談天下大事」；宮崎大感興奮，遂約晤宋教仁等私宅，盛讚孫「志趣清潔，心地光明，現令東西洋殆無其匹。」

1902年2月1日，英屬香港《德臣西報》報導：「舉世聞名的中國改革家孫逸仙已返回本殖民地。……鑑於最近一位香港改革者被綁架，以及一位擔任教師的改革者在結志街被暗殺，他來到如此接近中國的地方，正冒著極大的危險。他這樣做，似乎是為了進行某種十分重要的活動。」

1903年，日本人田野桔次分析中國時勢，評價：「今日新黨界中，稍有革命家之體面者，僅孫文一人。」

1903年12月14日，美國火奴魯魯《太平洋商業廣告報》報導孫在中國城演說：「人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孫博士和他的講話，他的演說常常被熱烈的掌聲打斷。戲院裡擠得水泄不通，每一個角落都擠滿人，連過道和戲台上都站滿了人。……他態度溫和、儀表動人，使人一看到他就有好感。他演說時，用手勢加強印象。他完全能夠掌握並控制群眾的情緒，一點兒也不像那種極端的狂熱分子。他很冷靜，泰然自若，講話條理分明，是一位辛勤刻苦的思想家。他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人物，通過領導革命者秘密集會和率領一隊隊的革命者同滿清帝國的軍隊進行激烈的戰鬥，他已被公認為革命的領袖。」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各國駐漢口領事起初視武昌軍政府作「義和團」，德國領事甚至主張向武昌民軍開炮，此事為法國領事羅氏（Ulysse-Raphaël Réau）所阻。據田桐記述，羅氏與孫中山熟識，「適劉仲文草一布告，署臨時大總統孫文之名」，羅氏在會上聲稱：「武昌布告，臨時大總統為孫文。孫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張共和政體，甚有規模，安可以義和團目之？」各領事團遂嚴守中立，並頒布中立文告。

1911年10月12日，《紐約時報》報導辛亥革命：「過去數月在中國四川等地爆發的革命現在已經開始擴大，這是一場推翻帝國並建立共和國的聯合運動。如果計劃不失敗，那麼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滿清政黨的領導人孫逸仙將被選為總統。」13日，孫在聖路易城閱報云：「武昌革命軍為奉孫逸仙命令而起者，擬建共和國體，其首任總統當屬之孫逸仙。」14日，丹佛市《每天新聞》發布《中國未來的統治者到訪丹佛，清王朝懸賞十萬美元買孫逸仙的項上人頭》，稱孫為「擔負著中國新共和國責任的中國革命領袖。」「他有時叫孫文博士，但準確的名字是孫逸仙。」「來自舊金山的新聞，革命宣告成功，孫將成為中國未來的大總統。」「他個子不高，偏瘦，比一般中國人稍黑，臉上有一個顯著的高顴骨，穿著黑衣，戴禮帽，沒辮子像個日本人，講一口流利的英文。」歐洲的電訊則說：「中國國民視孫中山為中國華盛頓，彼一到中國，必被舉為總統。」

1911年11月1日，日本《中央公論》第11號上發表西本願寺中國布教僧水野梅曉的《孫逸仙在長江一帶的聲望》一文，稱在過去三年間，遊歷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時，有一位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新軍軍官稱：「長江一帶，民族主義思想風起雲湧，他們都崇仰孫逸仙，並願在他手下為達成漢民族的獨立而奮鬥。」而湖北政界中熱衷於地方自治的少壯派政治家認為「真正能夠救清國，為漢人謀幸福的，說實在話只有孫逸仙其人」，「湖北的政界，把孫逸仙幾乎當作神來尊敬」。最後總結稱：「我旅行長江一帶，發現學界、軍界、政界，而至於販夫走卒，都具有革命思想，尊敬孫逸仙如神如救星是事實。由於我不認識孫逸仙，所以就不敢論其人物，但我相信，孫逸仙這種聲望、受尊敬，絕非來自策略，而當是孫逸仙的天爵和天位。」

1911年底，辛亥革命的影響傳至日本，內田良平讚揚「中國的革命是20世紀世界局勢中最大的變動，等同於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所引起的歐洲大陸形勢變化。中國的革命將促使亞洲各國的局勢改觀，其結果對世界機運消長的影響，不可等閒視之。」而孫中山「是一位學問淵博，知識廣泛，鎮定自若的出色紳士。……他身先士卒，實踐革命。前年鎮南關之役，孫親自督師前線，可見其不愧是革命黨的偉大領袖。」池亨吉說：「此次武昌的變亂，雖屬突然，但其活動完全遵照革命方略，其行動計劃亦步步按孫文之意而動。」犬養毅稱讚孫「極力篤行自己信奉之學說，堅持共和主義，高舉平等旗幟。……余素知其人，可以斷言彼為難得之人傑。」根津一評價：「孫逸仙其人既富智謀，又有膽略，亦具學識，實為出色之人物。……尤其是作為人數眾多的革命黨之領袖，十年如一日，始終對其信念堅持不渝。」

1912年，康德黎著《孫逸仙與新中國》一書，其中說：「孫逸仙在事實上，好幾次常在掙扎中討生活，沒有一種自天而降，免除苦鬥的力量，足以成全他的命運。……他曾是一個被棄者，遠離家國，時而逃避於甲國，時而又逃避於乙國，全宇宙似乎沒有他的立足地。」「何以聰明的華人，竟然聽從他？……就是因他為人光明磊落，愛國眞忱，性格誠實，為國效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無論怎樣，他具有比地位、金錢、或敎育所能賦予還重大的力量。」「歷史對他自有相當位置，但今日之旁觀者，殊難判定應歸他的功勳，究有幾何。」並在書中坦承：「我從未見過孫逸仙那樣的人。如果要我舉出我所知的最完美的人，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孫逸仙。他總是我們家裡最受歡迎的來賓，孩子們和僕人對他都很尊敬。他態度和藹、謙謙有禮，常為他人著想，談吐風趣、風度恰人，以一種無法形容的方式將人吸引到他這一邊。這令我想到他是奉獻給他所從事的事業的一個獨特的存在。」

1912年3月，美國傳教士阿瑟·賈德森·布朗博士出版《中國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是西方人士最早介紹中國辛亥革命的著作。書中稱道孫的動員能力：「中山先生是那樣富於人格魅力，他這樣一個沒有任何官銜的、原本籍籍無名的人，一個被帝制政府視為罪犯而追捕不斷的人，一個具有高額賞格惹來暗殺者垂涎不菲報酬的人，似乎有法術護身，其所到之處必能獲得同胞的保護和慷慨解囊，也必能說服精明的外國資本家為其革命理想提供巨額貸款。他經常造訪舊金山與紐約，與財雄勢大的中國商人和外國金融家們侃侃而談，向人山人海的中國聽眾發表激情澎湃的演講。」「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及其後的變故中發揮的作用也值得高度讚揚。……能夠視名利如糞土主動讓賢，此種胸襟深深懾服了許多野心勃勃的革命派領袖。革命派領袖們嘆服於中山先生的領袖風範、高超智慧和寬厚人格，以及他毫不利己的動機背後釋放出的無與倫比的道德力量。像孫先生這樣集多種崇高美德於一身的偉人世間罕有。」

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報》刊載一篇孫關於和平土改講話的譯稿，列寧遂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承認孫「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熱烈地同情被剝削勞動者，相信他們是正義和有力量的」。但他批評孫的理論：「從學理上來說，這個理論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反動分子的理論，因為在中國可以『防止』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既然落後，就比較容易實行『社會革命』等等，都是極其反動的空想。」列寧認為必須「批判孫中山的小資產階級空想和反動觀點」。

1912年10月28日，高爾基寫信給孫說：「我為您的工作所獲得的卓越成就，謹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賀。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士都矚目於您的工作，滿懷關切和喜悅之情，並驚嘆您這位中國的赫拉克勒斯［希臘神話中最偉大的半神英雄］。」

1913年1月，美國傳教士明恩溥評論：「中國能擁有孫文博士這種人，那真是一種了不起的財富。他長期並且無私地投身於拯救自己國家的事業之中，在得到最高的榮譽之後，又能毅然決然地全身而退。」「儘管他的鐵路計劃，在任何一個在世之人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實現，但是，中國人能為自己明智地勾勒出一個光輝的遠景，這本身就標誌著一個新的紀元。」

1913年二、三月間，孫來到日本介紹中國革命的經驗，鼓舞了日本當時如火如荼的護憲運動，激勵了日本人反對藩閥、爭取憲政的決心。日本詩人寫了一首《給孫逸仙的詩》，讚美道：「嗚呼！一世之鼓吹家，無冕的革命王孫逸仙！乞月淹留二月春，待日本憲政花開時，采一枝櫻花來相贈。」日本學者稻垣伸太郎認為：「在大正新時代的新政治之一，就是要去除藩閥、官僚這些明治時代留下的弊害，進行政治上的一大革命。也就是說，大正維新意味著第二個中國革命。」

1913年5月，時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桑頓·懷爾德向在北京的駐華代理公使報告孫的一次談話：「當來訪者說，萬一發生內戰，日本突然襲擊滿洲，孫中山答稱『滿洲並非整個中國』。有人提出警告，俄羅斯屆時將完成對於蒙古的接管，孫中山說『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國』。」懷爾德評論：「這位受到哄騙的人已經把自己絕對地投入到日本人的手中了。」

1914年，台灣苗栗事件主事者羅福星臨刑前，於獄中寫了一首《祝我民國詞》，把「中華民國孫逸仙救」八個字嵌於句首：「中土如斯更富強，華封共祝著邊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國本苞桑氣運昌。孫真國手著初唐，逸樂中原久益彰；仙客早貽靈妙藥，救人千病一身當。」

1922年，英國著名歷史學、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揭露英屬報刊有意製造於孫不利的報導消息，他在《中國問題》中寫道：「無疑，孫過去的經歷表明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而廣州政府是中國最好的政府，這也是無可懷疑的。但我們報端所載有關這方面的報導卻有意留給讀者虛假的、不利於廣州政府的印象。」並點名批評《泰晤士報》將孫的部隊描繪成暴民，就起到了這樣的效果。

1923年2月20日，孫赴香港大學發表演說，港大學生會主席何世儉致歡迎詞云：「用任何言語介紹孫中山先生皆無必要，因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就是中國的同義字。孫中山先生的經歷如用書本記載下來，無疑的將是最吸引人的事跡；如果愛好自由是偉大的考驗，那麼孫中山先生將與偉大共存。因此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麼一位中國的偉人，一個真正的君子，和一個胸懷廣闊的愛國者。」

1924年2月，蘇聯顧問鮑羅廷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孫反對剝奪地主，他打算在保持古老的土地關係的同時，藉助於稅收和贖買來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現象。……國民黨的民生主義被他們完全叫錯了，它的實質就是通常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又說：「到現在為止，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義革命者孫從小資產階級的空談家中拯救出來還很難說。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餵多少東西，他還是盯著『自由民族』，他始終期待著以此來拯救中國。」

廣州商團事變後，香港英語德臣西報以人格分裂的故事「化身博士」比喻孫文，認為其既是「和平之人」（Man of Peace），又是「嗜血之人」（Man of Blood）。評論認為，「如果廣州政府不願意容忍商團，它完全有權力解散它」，但其「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卻讓人想起了列寧政權在俄羅斯所犯下的最惡劣行徑」，因此指孫為「徹頭徹尾的布爾什維克」。

上海英語報刊字林西報發表題爲《廣州的罪行》（The Crime at Canton）的評論文章，批評孫文在廣州與商團衝突中的行動，尤其是指責其縱容部隊放火焚城、濫殺無辜，造成巨大人命與財產損失。作者認為，即便承認雙方矛盾的複雜性，這種以縱火毀城方式鎮壓商團的行為，已超越一切可以辯解的範疇，成為不可抹去的罪行與恥辱。作者斥責孫依賴滇軍等僱傭軍與「紅軍」等極端勢力，並以鴉片和賭博壟斷籌款養軍，將其行徑形容為「瘋狂」與「自以為神明」，並認爲孫是導致廣州混亂與民國失敗的重要責任人。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遞相的犬養毅於東京回憶稱：「孫實不愧為一廉潔之士，處世接物，既決無半點私心，且又常以實現其理想為懷，其為自己之主義而苦戰奮鬥，備極勞瘁者，蓋數十年。雖其所志未克盡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氣，固數十年如一日也。」犬養毅還曾如此評價孫：「孫逸仙能為中國革命黨領袖的原因，有下列幾個特點：他是一位誠實，不說謊，言行一致的人物；他篤信自己的學說，提倡共和主義，樹立平等的旗幟。這是誰也不能動搖的，也是億萬黃金不能買的。他的這種人格，可能由宗教信仰上而得來的，以這種偉大的人格，有籠蓋無數人心的威力；清廉節儉，不愛金錢。」

印度革命黨內負責宣傳工作的建新，曾經在東京、上海等地多次拜會孫。建新十分推崇孫，稱孫是「亞細亞洲的精神領袖」，兼備「孔佛耶三者之人格」。

流亡中國的韓國獨立運動人士申圭植，在辛亥革命勝利後作有《贈孫中山》：「荊天棘地一身輕，楚水吳山路不平，鐵血疆場當日願，數千萬口是同聲。」和《祝孫總統中山》：「共和新日月，重開舊乾坤。四海群生樂，中山萬世尊。」1912年4月，申圭植在上海會見孫中山，並在會上激動喊出：「中華民國萬歲！」「亞洲第一位總統萬歲！」表達了中韓兩國革命者的友誼之情。

菲律賓起義軍代表馬里亞諾·彭西讚揚孫：「對孫逸仙說來，遠東各國的問題是可以在一起研究的。這些問題具有許多共同特點，因此，孫是朝鮮、中國、日本、印度、暹羅和菲律賓青年學生的熱情贊助者之一。」

澳大利亞記者威廉·亨瑞·端納，在辛亥革命後記述他親歷孫首次披露全國鐵路計劃的情形時寫道：「從這張地圖完全可以看出，他不僅狂妄透頂，而且簡直是個瘋子。他完全不切實際，缺乏常識，對自稱目前正在開創的事業沒有最基本的了解。這幅地圖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國西部最邊遠的地區。孫煞費苦心地用毛筆在各省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圖上畫了許多線條。他用雙線標出從上海到廣東沿海岸方向的鐵路線，方向一轉，鐵路線越過崇山峻岭直抵拉薩，然後穿過西部直抵邊界，又蜿蜒曲折地進入新疆，到達蒙古！他畫的另一條鐵路線是從上海經四川到達西藏。還有一條經戈壁灘的邊緣抵達蒙古。他還畫了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的許多線。無數細線遍布各省，經過孫加工過的地圖成了一幅怪誕的中國智力遊戲拼圖。孫席地而坐，向我介紹他的計劃。當他坐在那兒的時候，我想，這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竟會演出這麼愚蠢的一幕，簡直不可能。他真的瘋了！唉，問題不在於他畫的地圖。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和資金，他畫的每一條線路，即使是更多的線路，都可望修建。問題在於，他竟異想天開，認為外國資本家能夠提供充足的資金，在10年內將這些鐵路建成！」

上海一位國外籍鐵路工程師H·T·福爾德寫道：「聽說孫逸仙有一套修建鐵路的計劃，於是我就主動與他結識。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與他交談之後，這種印象更加強烈。我發現他頭腦簡單，當然不是一個危險人物，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黨魁。該黨受到廣東勢力的控制，可能惹麻煩。」

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特派員莫理循，1911年時支持袁世凱，對孫態度極不友好，英國政府根據其報告和建議，採取支持袁世凱的政策。直到莫理循逝世前夕，他才邀請康德黎到他的倫敦住所裡，正式表達歉意：「如果我在多年以前，像現在一樣欣賞孫逸仙的人格，中國的歷史就可能改寫。我希望你能把我這看法公布於眾。」

## 後世評價

### 中國國民黨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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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繼回憶：「總理在臨時總統期內，諸事由克強作主，總理毫未改本來面目。群眾開會時，總理偶參加，僅坐會場前列，並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諸同志仍呼為『先生』，甚少呼大總統者，氣度使然，並非有人教之也。」

胡漢民回憶：「總理對於一般同志都很和氣，從無疾言厲色。……總理在許多事情上，自己的主張非常堅決，並無遷就的餘地，但別人若有反對他的主張的，他仍然和顏悅色地對人反覆解釋。」

林森回憶：「總理對他的革命主張和三民主義雖然十分堅持，必須貫徹到底，但是他待人接物，可是十分博大寬厚，無所不容。無論同志之間，或是敵人，祗要表示誠心接受他的主義，對於他們已往的過失，是決不計較的。」

1925年3月12日，李烈鈞在北京參與主持喪事，並親擬輓聯：「才逾湯武，功蓋桓文，九萬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出秉節鉞，入贊戎機，二十年共患難，山頹安仰！上為國慟，下為私哀。」

1925年4月12日，蔡元培在倫敦舉行孫中山追悼會，致詞說道：「我們信仰孫先生，敬愛孫先生，並不是因為孫先生的五官四肢有特別驚人的形式，無非因孫先生有卓越的識見、強毅的魄力、豁達的度量，可以使我們信仰與敬愛。」稱讚孫為共和而革命，不再是帝王將相的重複。認為孫意志堅韌，抱定主義，奮鬥不懈；待人寬容，即使從前反對他的人，一旦肯贊成他的主義，他就引為同志。並在會上比喻：「孫先生的體魄，我們就是有法保存，也無法候他活動了。然而，他的精神，還是活現在我們的精神上。」提醒大家應以其精神為標的，以實現其主義為最佳紀念。

1925年6月，戴季陶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對孫評價：「就先生個人自身來說，可以用三句話包括起來，是學不厭，教不倦，行不惑。……先生是有特殊的政治天才的人，所以四十年來，所作的革命事業，和所發表的政治意見，非常偉大精深。在研究中外聖賢的思想上，分析得清清楚楚。」「先生的思想是愛中國人，先生的信仰也是愛中國人，先生的力量也是愛中國而生。把這一個愛中國人的心推廣起來，就是愛全亞洲的被壓迫民族，愛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推到極處，就是愛一切人類。」「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在這一點，我們可以承認中山先生是兩千年以來，中絕的中國道德文化的復活。」

1926年3月12日，陳布雷為紀念孫逝世一周年，發表講話勉勵眾人，告誡勿將孫作高不可攀之超人，而應效法其修養、繼承其精神，方可「以慰中山之靈爽而竟其未竟之志業」：「中山不以超人自居，亦不以超人望人。唯孜孜兀兀，激於憫世愛群之熱情，作兼人之工作，與困難相搏鬥而已。……中山之性格，可以其日常所御之平凡的服裝代表之；中山之行事，切實簡毅，可以其莫利愛路樸質之家屋代表之。而其蘊蓄繁富，無所不包，則卻與其錯綜複雜之歷史相稱焉。是以評中山為偉大，吾人是認之，然此偉大為心胸之偉大，可煅練而得者也。評中山為祟高，吾人亦是認之，然而非高不可攀之謂。其所以崇高，乃其認識吾國有文化之獨真，發展吾民族優點之獨至，初亦非有甚深之玄妙也。」

1930年2月23日，石瑛在總理紀念周上說：孫生活簡樸，亡命時甘願受苦；為革命激烈宣傳，同時好學不倦。「所以，當他身故之後，除了他手創的黨國而外，私人的財產只有一棟舊屋、幾萬卷藏書。再從這點看來，不又是我們的模範？反看現在吧，有些誤解革命的，以為革命只要喊口號貼標語就夠了，書是盡可不讀的，所以把一切事情弄得東倒西塌，變成四不像的人物。在這裡，想到總理在困窮時代、萬忙時代，猶能手不釋卷的軼事，能毋慨然？」

1934年9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軍人應確立革命的人生觀》講話，念及孫時說：「歷史上凡是能夠維持或發揚整個民族的人，他個人生命，也就格外放出光彩，照耀千秋永垂不朽。例如我們總理，是我們大家親眼看到的。他自民國十三年去世到現在，已經十年，試問那一個人會忘記了他？到現在全國四萬萬同胞，還有那個人不尊信他的三民主義？這不就是他永久的生命的存在嗎？而且在他死後的生命，反比生前生命更為偉大更光榮！當其在世時，不僅一般反對派敵人對他攻擊毀謗，不遺餘力，就是全國民眾，也有很多人不了解他。……現在他雖已去世十年，只是軀體不見了，而他的生命，卻寄託在我們一般革命黨員革命軍人和一般的國民身上，一天比一天更能發揚光大！不但無人再敢輕蔑他，並且無不尊敬他信仰他，他的生命不但沒有死亡，而他的生命的光輝，且永遠照耀著整個民族生命的洪流，滾滾不停的日增其偉大。」

1940年代，居正評價孫說：「孔子以後，沒有一個人能夠創造一種主義，以領導民族趨於康樂之境的。孔子因為能夠刪詩書、定禮樂，集堯舜禹湯之大成，而成為儒人，為後世所推崇。孔子以後，能如孔子之有創造以救國救民為職志者，首推國父。」「國父手創三民主義，博大精深，和平中正，實為救國救民救世之極軌。言其要義，即對外求中國之國際平等，對內求人民之政治經濟平等。」「數百年以後，後人之崇拜國父，必比今人之崇拜孔子為尤甚。」

中國國民黨對孫部分涉日言論予以否認，稱《東亞先覺志士傳記》出自日本黑龍會，裡面內容存在捏造言論，目的是為了使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合理化。又稱，孫當時連被日本侵占的臺灣都主張在中國版圖內，何況中國主權仍存的東三省。蔣介石稱，1914年在東北考察時，孫曾告訴他東北和台灣都需交還給中國。對於孫與日本的盟約案，日方堅持認為有據可查，而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部分學者則否認。日本《產經新聞》連載《蔣總統秘錄》，也質疑其真偽。

2021年10月6日，朱立倫就任中國國民黨主席次日表示，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一定秉持孫創黨精神，不怕苦難，願意為國家、民族、民眾犧牲奉獻。孫在126年前創立興中會，後成為中國國民黨，又在110年前創建中華民國，每位同志都應捍衛中華民國、保衛國民黨，因為中華民國自由民主的精神，就是孫文精神。中華民國永遠堅持公平正義的理想，這也是孫努力的目標。

### 中國共產黨評價

李大釗說：「中山先生的人格偉大，無論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敵，都沒有不承認的。」

中共早期領導人趙世炎說：「孫先生是創造民國的元勛，這是三歲小孩和萬惡軍閥都是承認的。」

張友漁說：「一般反革命的人們，如研究系也者，都罵孫中山先生為孫大炮。他們的意思，或者是譏笑孫先生好為大言吧。」又說：「革命黨與大炮是極有關係的，若研究系者，真不配放大炮啊！」「再進一步說，今日的中國，實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無論在思想上、政治上、社會上，都有許多洗不盡、掃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轟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孫中山被稱為大炮，適足見他的偉大，放冷箭的人們，可以休矣！」

1925年4月12日，劉少奇代表漢冶萍總工會出席廣州各界舉行的孫中山先生追悼大會，在會上演説，稱中國國民尤其是工人受帝國主義壓迫；中山先生領導我們向帝國主義進攻；帝國主義倒了，我們國家才可以獨立自由；中山先生雖然死了，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義是永遠不死的；從今天開始我們要更加聯合起來去完成此革命事業。4月，劉少奇在《中國工人》第四期上發表〈悼孫中山先生〉，稱孫中山先生是為中國民族謀獨立自由、向帝國主義與軍閥行猛烈攻擊之國民革命領袖；他尊重勞工利益，頒布工會條例，發表輔助工人團體發展的宣言；他的逝世加重了中國工人階級以後的責任；我們要擁護中山先生的主張，依照中山先生的策略，繼續中山先生「革命數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整齊隊伍，不斷向帝國主義與軍閥奮鬥；中山先生的主張，工人階級的勝利，仍然在我們的努力奮鬥中實現。1951年冬，劉少奇去南方休養時，到南京瞻仰中山陵並獻了花圈，到上海又參觀孫故居。宋慶齡邀請劉少奇夫婦到她上海的家裡作客，談起了孫。劉少奇說：「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革命家，是我們的老師。我們現在實行的新民主主義就是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

1945年3月31日，毛澤東〈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稱：「對孫中山講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們要善於引用他，這沒有害處，只有好處。……他的遺囑中『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兩條是基本策略，他關於民主講得最好，要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國共產黨現在把華盛頓、林肯都當作自己的旗幟，我們就有孫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緣，曾經和他合作過。內戰時期不講他不能怪我們，因為那時我們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孫中山丟開自己就站不起來，如同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一樣。現在不同了。對黨內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孫中山的情緒，應該說服。」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稱：「在十年內戰中不要孫中山，這也很難怪，因為我們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戰初期，我們的力量也還小，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孫中山所發生的影響不大，因為人家還看不起我們。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的先進分子，其中傑出者有如領導辛亥革命的偉大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政府的壓迫，領導廣大的人民，進行了不斷的鬥爭，百折不撓，再接再厲」。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限》（在全國政協一屆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上講話要點）：「孫中山先生是個好人，但他領導的辛亥革命為什麼失敗了？其原因：一、沒有分土地；二、不曉得鎮壓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銳。」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為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寫《紀念孫中山先生》：「孫先生是一個謙虛的人。我聽過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種宏偉的氣魄。從他注意研究中國歷史情況和當前社會情況方面，又從他注意研究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國情況方面，知道他是很虛心的。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稱：「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説起來應該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毛澤東曾因與江青結婚受到反對一事表示，（反對者）「說我無非是吃喝嫖賭，孫中山能夠，為什麼我不能夠？」

1956年11月11日，朱德在人民日報撰《紀念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寫道：「孫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鬥爭中充分地表現了堅決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難和失敗，他在遭受失敗後，又整頓好革命隊伍，重新走上戰場。孫中山先生能夠隨著歷史的變化不斷地進步，由早期的主張推翻皇帝、建立民國而進到晚年的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導民主革命而進到主張實現世界大同。在孫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遠是在前進的。」

鄧小平的談話將孫的偉大的歷史功績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開創國共合作，導致了北伐戰爭的勝利。

1996年孫誕辰130週年紀念大會上，江澤民就指出：「孫中山先生是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他在我國各族人民和一切愛國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孫中山先生代表著一個時代。」

胡錦濤指出：「孫中山先生說自己『愛國若命』，『生平以愛國為前提』，充分體現了一位真正愛國主義者的偉大情懷。」談到孫中山一百多年前第一個喊出的「振興中華」的口號，胡錦濤說：「他畢生的追求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和中國的民主統一，並通過中國人民自己的奮鬥，改變中國的貧弱處境，將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胡錦濤進一步指出：「孫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為近代中國的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無私奉獻的一生，是為實現國家統一、振興中華而殫精竭慮的一生。孫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開拓進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愛國主義情懷，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博大胸懷和放眼世界的開放心態，孫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堅強意志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遺產。在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征程上，這一精神遺產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迪和教育意義，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繼承和發揚光大。」

習近平指出，孫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2016年，習近平在紀念孫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講話：「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不僅在於他領導了辛亥革命，而且在於他為了實現革命理想，與時俱進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鬥爭方略，毫不妥協同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各種勢力進行鬥爭。他堅決反對軍閥分裂割據，堅定維護民主共和制度和國家完整統一。十月革命爆發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為孫中山先生認識世界和中國打開了新的視野。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孫中山先生同中國共產黨人真誠合作，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改組中國國民黨，推動北伐戰爭取得勝利，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進。」2021年10月9日，習近平在辛亥革命110周年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孫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

### 中國青年黨評價

曾琦：「中山先生為手造民國之元勳，吾人苟非復辟黨徒，自不能忘此艱難創業之先輩。中山先生非徒為一黨之領袖，實係全國之導師。」並在上海醒獅週報發文：「我國人處於專制政體之下，歷數千年，久已養成服從性質，絕少革命精神，是以滿清以胡人入關，竟得宰制我華夏二百餘年。……苟非中山先生出而倡導革命，恐吾人至今猶為滿清皇室之民，無復有自由平等之可言。」「而予所佩服者，尤在民國以前組織同盟會之時，不主君主而獨倡共和，毅然打破數千年家天下之陋習，此雖由中山之明瞭世界大勢，不愧先知先覺；而亦足見其淡於權利思想，富有犧牲精神矣。綜中山一生，未嘗有暇逸之日。清末革命之時，猶可謂為勢所迫。民國成立以後，巍然為國元勳，苟中山不再革命，夫誰得而迫之。而中山雖處無權之地，未嘗耽於安逸，無時不在計劃革命，以期實現其理想。此犧牲精神之表現，吾輩所最宜效法者矣！」

左舜生：「吾人讀孫文學說，中山自述革命之經過，其字裏行間，雖表現無限之危難艱苦，但一種邁往無前之氣概，雷霆精銳之精神，實挾有無限力量。然以一身冒萬險，以企圖此『中國命運問題』之解決，雖苦戰奮鬥四十年，大功尚未及半。但有此偉大之人格，以昭示來茲，吾信中國之青年，必有以慰此先覺於地下者。」

### 近代中國名人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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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孫病逝，中國近代實業家張謇親自主持在南通公共體育場的追悼大會。會上張謇說道：「孫中山之革命，則為國體之改革，與一朝一姓之更變迥然不同。所以孫中山不但為手創民國之元勛，且為中國及亞東歷史上第一大人物。……對孫中山，勿愛其長而因鏟其短，勿恨其過而並沒其功，為天下惜人才，為萬世存正論。」

1925年3月12日，著名教育家、時為上海大廈大學教育系學生盧紹稷發表《東西兩國父》一文，倡言應尊孫為「國父」，並申述理由：「華盛頓血戰七年，贏得美國獨立，被美國民眾尊為國父。孫中山與華盛頓同為革命領袖，華盛頓為獨立而爭，先生為三民主義而斗，四十年如一日，幾死者十餘次，其精神、毅力、功績，較華氏有過之而無不及，理所當然應尊為國父。」

1925年3月13日，孫病逝翌日，梁啓超評價：「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實。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意志力堅強，經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我對於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之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我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便死去了，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孫君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1927年5月5日，梁在私人書信中則批評孫勾結軍閥，並接受蘇聯利益做蘇俄傀儡：「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

1925年3月14、15日，《時事公報》主編鄔一蝶撰文說：「中國之偉人，雖滿坑滿谷，而確能得國民之信仰者，惟孫中山一人而已。雖有一部分人，反對而詆毀之，然其所反對而詆毀之者，乃因主義之不同，而並非對於其人格有所不滿。今試執一人而問之曰：孫中山之與近日一般軍閥孰賢？則無論其人之為中山同志與否，決不能謂後者賢於前者也。又試執一人而問之曰：孫中山之與近日一般政客名流孰賢？則無論其人之為中山同志與否，亦決不能謂後者賢於前者也。故即舍中山之主義不論，而其偉大之人格，一生繁複雄奇之歷史，與夫光明正大之心地，已足以吸引全國國民之信仰而有餘。中山而死，則國民之信仰心，將如失舵之舟，飄泊中流，而無所系，此其隱患可勝言哉！」

1925年3月19日，孫逝世一周後，家屬在北京協和醫院為之主辦基督教儀式喪禮，中華全國基督教會理事劉廷芳主禮。報載「劉主禮致詞略謂：孫先生屢困難，百折不回，是一種最富之信仰性。共和尚未成功，民眾仍須努力，是一種優美之希望心。」5月，劉整合過去講稿，以《看哉，作夢者來矣！》發表，其中對孫如此評價：「在當日處境中，確似一無望現實之夢想也。但他繼續做夢，時機一熟，旦夕間全能之帝政府消沒，此國度竟公然成立一不朽的共和國。今日此豪偉之夢想家雖仍被稱為理想家，其攻擊雖常令人棄置而遭時賢讒毀玷辱，譏其為夢想家、不切實行之理想家，然其偉大精英處亦正基在事實上彼之為夢想家，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大功告成，僅其所夢想之一部耳。他全部的夢想尚待實現。此名義上號稱共和國之名物，尚有待乎其得全部實現孫先生之夢想。莫論吾人將評擬之為何似，其難否認之事實則證明其夢想至少有一部分實現，倘明瞭一九一一年以前存在之帝制生活底情緒者，定將見此做夢者影響變化四萬萬眾同胞之普通生活及眼光為何等莊鴻偉美！」

1925年3月24日，《晨報》刊載唐紹儀對記者談話：「吾人於哀悼中山先生之際，尤應注意一事，即中山先生實為中國民主主義之成功之人。……其畢生存留最大事實，為反對專制之奮鬥，反對腐敗之奮鬥，及為政府正義之奮鬥，此種思想已深入全國人心。」惟唐氏主張聯省自治，與孫中山的政治路線有所不同，曾謂：「余以中國區域之大，省分又多，譬如一家人中，弟兄甚多，若不分居兩處，弟兄間爭執必多。余因此覺得中國的政局，除實行聯治外，無好方法。……不過我的私見，五權憲法或不及聯省自治功用之大與適用。」

1925年3月29日，林語堂寫作《論性急為中國人所惡》一文，批評當時中國自甘落後、不知進取的社會風氣：「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為所吸收融化，而國中稍有急性之人乃絕不易得，及全國既被了中庸化，而今日國中衰頹不振之現象成矣。」感嘆時人空發議論者多，付諸實踐者少：「中國今日豈何嘗無思想、無主義，特此所謂主義，紙上之主義，此所謂思想，亦紙上之思想而已。求一為思想主義而性急，為高尚理想而狂熱而喪心病狂之人，求一轟轟烈烈非貫徹其主義不可，視其主義猶視其自身革命之人則不可得，有之則孫中山先生而已。」希望國人以孫為榜樣，一洗坐而論道之惰性，提倡教育應知行合一：「我覺得孫中山先生性格不大象中國人，是指孫中山先生不象現代的中國人。至於孫中山先生能不能象將來的中國人，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問題。果使孫中山是象將來的中國人，那末我們也可不必為將來的中國擔憂了。」

1925年4月23日，錢玄同發表《中山先生是「國民之敵」》一文，表達對過去數年間社會人士嘲諷謾罵孫的反諷：「孫先生以國民之導師自任，大家也都公認他是國民之導師。我不但認孫先生是國民之導師，我並且希望國民奉孫先生為導師。但從事實上觀察，截到現在為止，孫先生確乎還是『國民之敵』。」「國民願意苟安旦夕，喜歡維持現狀；孫先生偏要提倡奮鬥，主張革命。其他國民要如彼，孫先生偏要如此。……一句話，國民要靜坐或倒退，而孫先生要抖擻精神地跑，而且要向著寥廓無盡的前途不息地跑。孫先生這種精神，真是我們這疲癃老朽的民族起死回生的唯一聖藥；他具有這種聖藥，他當然是一位良醫。可是有祖傳痼疾的國民們，是以做『膏盲間二豎子之倀』為天職的，見了良醫，便咬牙切齒，不與共戴天；他活著，他們咒他死——咒他不得好死；他死了，他們於是乎大樂——但因必要，故又在笑眼中擠眼淚。」並在文中挖苦部分見風使舵的人士：「您看十三年前稱孫先生為『孫汶』的，十年前散布《孫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稱他為『民賊孫文』的，半年前還是稱他為『孫大炮』的，近數月來，都親親熱熱地叫起『中山先生』來了，甚而至於叫起『元勛』『偉人』這一類的字樣來了！最奇妙者，竟有一位姓『清』名『室』的人，居然也送花圈到社稷壇去，居然對於十三年前他想拿來處以極刑的『孫汶』稱起『孫中山先生』來！」

1926年3月10日，魯迅在《國民新報》發表《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批評社會上「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其中聲稱：「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只要這先前未曾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有誰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1927年3月，魯迅發表《中山大學開學致語》，再一次強調：「中山先生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的結果，留下來的極大的紀念是中華民國。」

1928年6月12日，作家張恨水在《世界晚報》發文回憶孫中山入京情景：「中山先生帶著笑容，從火車上下來。因為有病，不能演說，一路之上，扔了許多傳單答覆民眾。傳單雖極簡單，第一句就是『中華民國諸位主人先生』。你看他對於民眾（人力車夫在內）是怎樣謙遜有禮，和藹可親。」他又寫道：「而今青白旗掛遍北京了，中山先生的主義好像快要實行。但是，這莽莽乾坤，哪裡去找這樣春風風人、夏雨雨人的偉大人物？我傷心極了，我只有痛苦。」

1929年春，中山陵竣工。章太炎曾有云：「論與中山先生交誼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銘惟我能勝，亦只有我有資格寫。」因而作《祭孫公文》，但未獲通過。文中，章太炎回顧中國歷史，慨嘆孫中山顛覆滿清：「蠢爾胡清，軼我神疆。繼明兩作，公振其綱。」繼而惋惜孫讓位北廷，革命不徹底：「敝屣南位，以讓北藩。北藩伊何？虜之餘戔。」指出孫為人剛強、性格倔強：「公之天性，伉直自聖；受諫則難，而惡方命。」並解釋過去與其齮齕是因為群氓太多，自己不願盲目從眾：「百夫雷同，臚句傳諾。余豈異郵，好是諤諤。」

1929年6月1日，九世班禪為孫的奉安大典撰寫祭文：「維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班禪額爾德尼叩祭我總理在天之靈。先生首創革命，得救眾生，恩同父母。先生前生種道德之宏因，今生得其濟眾之碩果，我西藏同胞遵仰先生領導之下，共循正軌。先生手造共和，奠國基於磐石之安，解放民眾倒懸，碑登極樂世界，人民歌功頌德，有史以來，今古世界第一人也。昊天不弔，折我木鐸，先生如在地之岳、在天之日。鞠誠哀告，伏惟尚饗。」

武昌起義領導人熊秉坤曾經稱：「孫先生乃革命創始者，黨人遍布全國，雖間有名目殊異，而尊崇孫先生則一也。將來革命成功，舉孫先生為領袖自無疑義也。」

辛亥革命先驅張難先回憶說：當時中國，「熱烈之志士，時時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盤旋牢結於腦海，幾欲破浪走海外從之。不能得，則如醉如癡，甚至發狂。此實當日普遍情形。」

胡適稱：「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眞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裏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寃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眞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但是大多數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聽見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就蒙著耳朶逃走說，我們是不尚空談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這個虧，不是吃他的理想的虧，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認作空談的虧。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實行，全是為了這個原故。」

蔣夢麟在《追憶中山先生》一文中說：「中山先生第一次給我的印象是意志堅強，識見遠大，思想周密，記憶力好。對人則溫厚和藹，雖是第一次見面，使人覺得老朋友一樣。大凡偉大人物往往能令人一見如故。」又在自傳《西潮》追述，孫「為了計劃中國的工業發展，他親自繪製地圖和表格，並收集資料，詳加核對。實業計劃中所包括的河床和港灣的深度和層次等細節他無不瞭如指掌。」而且孫善於演講、平易近人，在舊金山的唐人街演說時，會故意發問：「什麼叫革命？革命就是打倒滿洲佬。」孫用極淺顯的話解釋革命道理，聽眾便很容易明白他的意思。蔣強調說：「我講這些話，不過要青年人知道，偉大人物不是不可親近的，亦與我們一樣極富人情味。所謂『聖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此意。」

熊希齡稱：「孫先生力行革命，四十年毫無懈怠，故能使全國人士，一致欽佩，足見公道自在人心。孫先生做過大總統，僅遺留數箱破書與宋夫人，其持身淸廉，非其他偉人所能及。孫先生治喪費，僅用三萬餘元，尤足徵治喪處諸公，善體孫先生廉介之至意雲。」

張季鸞：「國父孫中山先生為近代中國最偉大之先覺，凡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初無有武力資源之憑藉，借賴其革命熱情，發為言論，訴之同胞。早年在海外與保皇黨言論戰鬥，苦口說服。同盟會既成，其機關報之《民報》，直接為辛亥革命之指導。自民國肇造，以迄先生之逝世，先生奮其精誠熱烈之言論，教訓國人，始終勿衰。故由報人立場論，中山先生為中國最偉大之主筆。」

### 海外華僑評價

部分華僑對孫提出極為負面的評價，視其為「禍國殃民」的罪人。華僑嚴於鉞、冷於冰在孫死之後，指控孫「無學無才無德無力」，非革命始祖或開國元勳，而是「大馬騙」，貪革命之功為己有。他們稱孫早年以會黨手段煽惑華僑，騙取捐款，而辛亥革命成功全賴民心，非孫之力，其後執政廣東則殞民暴政，焚劫商場、屠戮人民。他們批孫破壞倫常、醉心赤化，毒害人心，尤以共產邪說遺禍後世，斥其為「名教罪人」「勞動界罪人」。

澳洲華僑報刊《東華報》有評論將孫稱為「孫大炮」，指責其一生「禍國殃民」，認為其死雖引發追隨者的哀悼，但對一般百姓而言則可能意味著「普天同慶」，並批評孫長期在廣東執政期間，縱容軍閥與外來部隊，導致城鄉騷亂、商業受損，甚至屠城與焚毀建築，認為若其早死，廣東或可免於多年戰禍。亦有澳洲華僑評論認為孫最初提出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僅屬「空談」，而實際執政時卻「專橫恣肆」，行為與言論不符，而孫後期與蘇俄合作，加深民眾痛苦，故將其病逝形容為「天誅」與「報應」。也有報刊以戲擬形式刊登「孫中山遺囑」，將孫稱為「士敏土廠大元帥觀音山大總統焚城大總理」，以嘲諷筆法指其「積罪彌天」、「謀共產、倡公妻」，將其追隨者譏為「走狗」。

### 大中華地區學者評價

中國近代史學家蔣廷黻認為：孫意志堅韌，為革命奮鬥到底，清末起義屢起屢敗，不因世人冷漠而灰心喪氣；倘若孫因不獲社會同情而失望悲觀，那就不會有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偉大著作，「不會有新中國的建立誕生」。

歷史學家錢穆稱：「以中山先生，較之中國歷史上歷代開國人物，似為未竟其功。但論其品格，則堯舜禪讓，湯武征誅，中山先生一身兼之，已為千古所獨有。而其創為三民主義，則志在傳道，上毗孔孟，更為堯舜湯武所未有。」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蔣永敬認為，孫之三大領導風格：一、交遊廣眾，有志一同；二、滔滔雄辯，聽者悅服；三、樂觀奮鬥，百折不撓。

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認為，孫作為革命領袖，在性格上有一些特質：第一是有大志，所作所為不是造反，而是想另建新國；第二是有決心，堅持革命黨必須在唯一之領袖下絕對服從，對自己領導深具信心；第三是能容忍，待人寬厚，有不同意見，會耐心溝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爾敏認為，孫「不但創建民國，開中國民主新紀元，亦是生平提倡濟弱扶傾之國際和平主張、幫助亞洲被壓迫民族」，在20世紀與美國威爾遜、印度甘地並稱的三大偉大政治家。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社長呂芳上認為：「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與1905年同盟會以來的革命理論，實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張，確不曾因採取聯俄容共政策而有改變。一個平等和諧的國際關係，一種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著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義社會，是他一生努力奮鬥的政治目標。」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認為：「孫中山的最終目標仍是要在中國實行類似於美國的政治制度，吸取蘇共的經驗只是為達到目標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

原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林家有教授說，近代中國的政治家，博學鮮有出孫右者。孫13歲到檀香山求學，後來又到日本、倫敦、香港等地，一生中有將近37年住在國外。他對當時世界上很多前沿的思想和制度都非常了解，康有為、梁啓超都沒有這個條件。對於部分人以為，孫10次起義都在中國南方邊境，因此武昌起義跟孫無關，林家有指出，孫早期革命依靠會黨，但效果有限，後來在1908年雲南河口起義，已經開始利用新軍，1910年在廣州同樣是新軍起義，武昌起義是孫總結經驗教訓產生的。並指出孫的思想在今日仍有借鑑意義：「孫中山不同意階級鬥爭，反對打倒資本家。他認為當時中國並沒有幾個資本家，工人和資本家應互相幫助，共同解決生產生活問題，希望能夠和平過渡。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們過去批判太多，但其實有很多東西現在也可以吸收過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硏究員楊天石認為孫是革命家。為拯救中國，孫堅決主張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和北洋軍閥。在此，孫意志堅決，態度鮮明，不屈不撓，終身如一。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在任何問題上都主張採取激烈革命手段和辦法。孫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衹能適用於高度發展之西方國家，連蘇俄都不夠格，中國自然更加不行。孫不主張全面剝奪資本家之所有權，而是主張「節制資本」，即發達國家資本，獎勵私人資本，允許老百姓自由興趣部分企業，政府加以奬勵並以法律保護。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稱，孫真正的政治遺產是暴力革命和列寧式政黨，孫不管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是激進的革命者和霸道的專制者。劉曉波根據孫死前的作為，認為若孫統一中國後，極有可能是一代極權君主。中國政黨史上，孫開創黨派至上、君師合一、以黨建軍、以黨訓政之傳統；中國新聞史上，孫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孫眼中的報紙是黨的宣傳工具，新聞和記者是黨派思想的宣傳員。劉曉波稱，改革開放後重寫中國近現代歷史和重新評價歷史人物，變成自由知識界的主流。並在文中引用袁偉時和王怡對孫中山的批判，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義與獨裁」、「出賣國家主權」、「內戰與分裂」，稱孫「亂共和、亂民國，並在『天下為公』的旗幟下亂天下人的性命。」

支持香港獨立的香港民間歷史學者徐承恩認爲，孫文要求中國人「犧牲個人自由，服從強有力的集權領袖」，以便抵抗外侮，最終拋棄自由主義，轉而接受列寧式政黨模式，實際上是一種「以我為主的新帝國主義」。徐承恩認爲孫文的這種思想延續了中國傳統天下觀，實為對帝國夢的現代辯解，因此，孫文的政治理念並非單純的民主共和，而是帶有濃厚集權色彩與帝國野心。徐指孫文披著民主外衣、實則追求集權與帝國復興的領袖，其「三民主義」最終走向列寧式黨國體制，其政治理想既是對西方列強的工具，也是延續中國傳統天下帝國夢的新式表達。

作家王怡表示，「文學社」與孫文沒有絲毫淵源。另外，孫武因仰慕孫文而改名孫武之説確有流傳，但孫武的字號本是堯卿，後改為搖清，而非遙仙，搖清取「搖翻清朝」之意。1912年初，孫武聽聞孫發緒講述孫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賣國後，孫武表示「南京政府如此敗壞，我寧可承認袁世凱，不承認南京。」但孫武后人孫吉森追述：「1912年4月1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後，4月9日去慰問武漢首義的同志。接連四天，都是孫武親自陪同。」又據其家人回憶，孫武曾經告訴家人：「我對南京政府有意見，不代表我對孫文有意見。」

大陸青年學者羽戈認為，近年來對孫的否定屬於矯枉過正。孫之於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勞即在造勢，形成「南望革命軍，有如望年」的社會心理。革命之勢，不僅造就了革命，同樣在逼迫清政府改革，兩者相反而相成。順潮流而動，尺寸之功，可成偉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圖，盡歸塵土。孫不僅預見了方興未艾的民主潮流，還規劃了國家建設與民主憲政之路，正不失為一代偉人。

香港自由撰稿人李大立在2011年發文表示，錢文軍等人借辛亥百年之際炒作清末新政和君主立憲，客觀上起到為中共維穩的作用。指這批人不脫毛澤東「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思維定式，舉例錢文軍因為國共兩黨尊孫，所以他就要反潮流否定孫。但實際上，儘管中共不得不尊孫為「革命先行者」，卻將其領導的辛亥革命貶低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共產黨雖然沒有公開徹底地否定辛亥革命，但是對它的肯定也只剩下了一個空殼子。毛澤東曾公然宣稱『辛亥革命失敗了』」。中共雖然花費重金紀念辛亥革命，「卻絕口不提辛亥革命的偉大成果中華民國」、不提「孫中山先生民主憲政的遺志」，「而是想藉此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先生的擁護者、繼承者，從辛亥革命中尋求執政的合法性，妄圖繼續維持其不得人心的一黨專制。」

張磊、張蘋著《孫中山傳》稱：孫忠誠於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原則，以上書李鴻章失敗為踏上民主革命契機。孫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度，又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國民革命發展。孫艱苦革命近40年，政治生涯延伸兩個世紀，貫串民主革命兩個階段；孫足跡遍布社會制度和發展層次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接觸各類人士；孫力圖使中國掙脫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枷鎖，從「中世紀」步入近代；孫始終站在歷史潮流面前，給時代留下鮮明印記。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孫作為革命領袖，制訂有比較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政綱，建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開展反清武裝鬥爭，使近代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由準備進入正規；因為孫確認革命與建設相成，為實現近代化建設事業，提出綱領和方案；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到來後，孫發展舊三民主義為新三民主義，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孫奉獻一生，為拯救和發展中國，但壯志未酬，為崇高理想而獻身；孫的思想和實踐體現人類進步的必然趨向，孫畢生為之奮鬥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目標，獲得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程度的國家認同。孫兼具革命家與建設者身份和職能，不愧為近代化前驅，由於未能真正、長期主政全國，所以計劃無法實現。孫的事業為後繼者所承續和發展，孫作為民主革命與近代化前驅的英名青史長存。在民主革命浪潮興起的年代，中國同盟會是辛亥革命主要組織者，孫參與創建和領導，是當時「革命的中樞」。孫多次在廣東、西南地區和邊陲起義，過於強調海外「輸入」和「接濟」，忽略其他地區（特別是長江流域）的革命形勢和群眾要求。孫薦袁以自代雖有社會原因，實為不當；把臨時大統統之職交給地主資產階級代表，在何種意義上皆不足訓。中華革命黨過分突出孫的地位和作用，當孫為真理化身，凌駕於黨和群眾，使不少革命黨人拒絕參加。孫對日本帝國主義表現出輕信和幻想，沒有任何根據和積極意義。軟弱的資產階級無力推翻帝國主義和傳統勢力之統治，建立代議政制並無根本改變次殖民地社會秩序；因此辛亥革命肇建共和，「二次革命」、反袁護國和兩次護法捍衛共和，均先後失敗。孫承擔歷史重任，雖未能完成捍衛共和的使命，因不能超越歷史條件而無力回天，但後人不應苛求前人，要以科學態度從歷史條件説明，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和教訓。

### 海外華人學者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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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認為，孫文最初提出三民主義時，是斟酌當時西方思潮和中國文化傳統而獲得的一種綜合判斷，三民主義具有與時俱新的開放特性。亦即是三民主義在本質上具有自我調整的機能，與馬列主義的封閉性形成強烈的對比。余英時同時認為，1924年改組後的國民黨儘管在形式上接近蘇俄模式，但孫文的本意是以此為革命的過渡時期，最後仍要回到民主憲政的常軌之內，所以才有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不過歷史的發展卻是，北伐成功後，軍政很快過渡到訓政階段。惟在訓政階段，正逢中國內憂外患交迫之時期，中國只是形式上的統一，各地方軍閥不受南京國民政府控制，同時有共產黨勢力的挑戰，尤其是面對日本帝國的侵略威脅，導致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為集權延續了「一黨專政」模式。

美籍華人、原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徐中約在其名著《中國近代史》寫道：孫不僅僅受民族主義影響，主張排滿革命，而且孫注意到，中國因歷史上眾多為爭奪皇位導致的漫長戰爭，始終沿續著分裂和統一的朝代循環，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與人民無辜受難。要打破這一循環，就必須以共和制來代替君主制。而且，孫觀察西方各國的社會現象，發現西方列強擁有繁榮、獨立與民主，但他們也在為工業化的問題所困擾。勞資糾紛、罷工、高工資要求以及財富在少數資本家和多數工人之間的不平等分配，預示著社會革命的來臨。儘管中國的工業化尚未到出現同類難題的程度，但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已自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開始。為預防資本主義的罪惡重演，孫主張節制資本，以防止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總之，孫設想了一場由全體中國人推進的畢三次革命之功於一役的革命：即推翻滿清與帝制的民族革命；建立共和與民權的民主革命；平均地權並節制資本主義罪惡的民生革命。這種宏大的革命方式，在世界歷史的革命中也是罕有其匹的。」

旅美學者辛灝年認為：武昌起義是「共進會」和「文學社」共同發動，其負責人與同盟會密不可分。共進會首領本名孫葆仁，為發動革命，將名改爲「孫武」。之後，武昌到處流傳準備起義的新軍由孫文的弟弟孫武領導。這樣，學生和新軍革命黨便振奮起來，紛紛參加起義和革命。孫葆仁改名孫武後，有大約1500名新軍戰士參加革命黨。辛灝年稱武昌起義發動者因製造炸彈而暴露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位烈士被捕。三人赴義前，共同喊出口號：「孫中山萬歲！未死同志萬歲！」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在國外的作為，使得「四國銀行團」終究並沒有貸款給滿清王朝，是滿清政府垮臺和袁世凱能夠逼退隆裕皇太后和末帝溥儀的重要國際因素。辛灝年並且在《黃花崗雜誌》撰文批評：否定孫中山的人士陷入「假設歷史學派」。指此種歷史研究方法，借名「假設歷史」，否定歷史軌跡。舉例其內容有：「假設孫中山不革命，中國豈但沒有了後來的任何動亂和暴亂，滿清王朝早就實現了民主憲政，中國早已經民主了。」認為此說正中共產黨下懷，「因為，今天倘使大陸人民要革命，那麼，革命的對象就只能是共產黨。」於是，「告別革命」學說在1989年後流行，實際上為中共所默許。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國民黨元老謝持之孫謝幼田評價：「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至今無人超越過的解決中國社會發展的最佳方案，這是孫中山先生獨到的偉大貢獻。孫中山先生所開創的事業，並不因為歷史出現曲折而失去其光輝，相反，在黑暗中更顯出其明亮。」謝幼田指出：袁偉時指責孫中山在護法運動中「肆意建立非法政府」，卻迴避段祺瑞廢除臨時約法，另組安福國會的事實，「袁的錯誤在於，段祺瑞廢除了約法，已無法可依仗；解散了國會，已沒有合法鬥爭的場合；並且段極力武力統一全國。」因此孫中山選擇「武裝護法，是時代的需要。」

原六四事件學運領袖封從德在2011年發表《孫文與辛亥革命》一文，以史料論證「武昌起義時孫文並非在丹佛打工」，據此為楔子批判民運中流行的錯誤認知，說明孫中山為辛亥革命領導人乃歷史事實。他更指出：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對辛亥革命的繼承。他說：「中國的民主運動已經一百多年了。在辛亥革命之前15年，中國的民主運動已經開始。1895年，孫中山、陸皓東等人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起義，就是中國民主運動的起點。」他認為：「孫中山的意義遠遠超出世人想像」，因為「孫中山繼承周孔道統，融合西方文明的內核」，「集全世界文明的精華於一身」，孫中山的大同思想對西方普世價值有吸收與超越。封從德預言：「中國未來的多元社會與政治文化，必當建立在融合中華文化道統與西方普世價值之堅固基礎之上。」

移居加拿大的知名人權律師郭國汀評論認為，有民運人士將中國現在的共產黨極權統治歸罪於孫，但兩者之間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因為孫僅是想利用蘇聯的軍事經濟援助，來達到自已的目的。而孫的目的非常明確，即軍政、訓政、憲政三步曲實現共和，有明確的九年時間限定，共產黨則從來主張無產階級專政。部分人以為孫晚年定格的三民主義受到俄國影響，郭國汀分析稱：孫的三民主義思想誕生於1896年，在倫敦蒙難後留歐的近兩年期間，孫到大英圖書館精讀了大量西方政治學專著後，經思考與結合中國國情，奠定了三民主義的理論框架。所謂的「以俄為師」，並非指一切主張，而是有特定內含的。最後做出結論：「當前民運反對派中，有一股莫明其妙的、徹底否定孫中山錯誤傾向，完全反錯了對象。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共產黨馬列原教旨，孫文僅有人性的錯誤，而中共則完全是意識形態邪惡基因所必然導致的罪孽。中共在中國造孽並非孫文導致，儘管孫文的聯俄容共政策有一定作用，但蔣介石1927年四一二清黨後，業已基本上糾正該政策的錯誤。」

歷史學家黃宇和認為：乙未廣州起義前夕，為確定起義總指揮權，興中會選舉「伯理璽天德」（英語：President），孫主動讓於楊衢雲，證明孫已接受了現代民主思想，孫搞革命也不是為了個人名位與財富。孫推翻滿清，不是為了建立孫家王朝，而是為了建立共和國。所以，雖然他童年時崇拜洪秀全反清，長大後卻批評洪秀全與楊秀清爭做皇帝，認為這是太平天國失敗最大的原因。孫建立共和國，也並非為了自己要當總統。所以，他當上臨時大總統後，為了國家福祉、避免打內戰，把臨時大總統讓出，將袁世凱推薦給國民議會選舉為總統。雖然說當時雙方軍事實力懸殊，若開戰則孫必戰敗，但古今中外鮮有孫般不戀棧權力之人。孫沒有一點個人野心，甚至沒有絲毫個人主義的染習，他所思所行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福祉而奮鬥。黃宇和說：「若孫中山捨身革命不是為了個人財富與權勢，那是為了什麼？是什麼無形的力量拉動他勇往直前？是以一己絕對的『無私奉獻』來『救國救民』的理想。」並認為孫無私奉獻的精神來自耶教，因孫在檀香山和香港讀書時，受到耶教傳教士無私奉獻的精神感染。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陳明銶稱，孫深感忠誠軍隊對其革命之極端重要性，故在蘇聯協助下，創建黃埔軍校，由蔣介石操控，成為日後外省人掌控全國政黨機會。孫深切仇恨陳炯明，對粵籍軍人難以完全放心；故黃埔軍校初年雖位於廣州東郊，但所招納軍校新生中，以非粵人為多，更造成以後粵籍軍人領袖之不足。

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在孫、袁、蔣、毛四人之中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皇帝。但是，唐又在《李宗仁回憶錄》中稱讚孫：「把握時機，不計個人成敗，原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中山先生氣魄宏偉，敢作敢為，尤非常人所能及。」

旅美中國作家蘆笛認爲孫文是以革命之名行個人權力之實的「革命冒險家」，其思想與手段最終導向黨國專制而非憲政民主，否定其「軍政—訓政—憲政」的正當性，認為以獨裁與暴力鋪路絕不可能通往民主，而「革命領袖終將讓渡權力」是一廂情願的「恩賜民主」神話。蘆笛認爲孫文晚年思想與路徑轉向列寧主義，在「聯俄容共」與鮑羅廷改造下，將國民黨塑成列寧式政黨，確立黨國體制與「人民民主」話語，激化對外「反帝」衝突；由此「統一」與革命動員的能力主要來自蘇俄輸入，並指控其以蘇式手段整肅異己與社會團體，如廣州商團血腥鎮壓、西關縱火、以顧問團與黨軍清洗陳炯明勢力，並以遺囑式叮囑「鮑羅廷之主張即我之主張」，顯示對蘇俄路線的全然依賴。蘆笛認為「手段決定結果」，暴力革命必致軍人或黨魁專政。

前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作家余杰在《顛倒的民國：臺灣和中國都不提起的近現代史》形容孫中山活著是竊國大盜，死後為赤色皇帝：「1912年孫文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理由只有一個──他被認為最會借錢。但最後還是沒借到。」「進入民國後根本沒有皇帝了，更沒有建陵的必要──除了中山陵。」

支持台灣獨立的日籍台灣作家黃文雄認爲，孫文的「國父」形象是因爲政治神話化需要，其生前並未被同時代人高度肯定，其神格化主要發生在死後。黃文雄指孫文專橫獨斷、個人崇拜傾向強；以中華革命黨入黨誓詞要求對領袖絕對服從，為「以黨治國」「恐怖政治」的先驅。黃文雄也抨擊黨國教育在台灣強制崇拜「國父」，造成歷史記憶的單一化與神話化。

### 外國政要學者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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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治時期，同盟會台灣分會由於受到日本殖民者的禁令無法公開，不得不於1914年解散，但蔣渭水、翁俊明等人仍繼續追奉孫中山為領袖，1927年成立台灣民眾黨時，還刻意在黨旗上模仿中華民國國旗。當孫於1925年在北京病逝，蔣渭水在《台灣民報》上發表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唉！孫先生死！》，悼念：「想此刻四萬萬的國民正在哀悼痛哭罷！西望中原，我們也禁不住淚泉怒涌了！一封電報就能叫我們如此哀慟，這都為了什麼？」正是因為孫「眼中只有三民主義，只有正義，四十年間統為正義、為主義而戰。」「自由正義的戰士雖死，而三民主義是還活著，自由正義永遠不死的，他的熱血還熱騰騰的湧著，而且永遠湧著！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餘響還嘹喨著。酣睡著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了！」3月24日，蔣渭水以「台灣有志社」名義在台北舉行追悼會，到場者五千人，卻遭到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嚴苛限制，禁唱悼歌、禁止演講，《台灣民報》其後發表抗議文《台灣人不該哭孫先生的死嗎？》，憤言：「嗚呼！中山先生逝世矣！民國的元勳、漢民族的領袖、東亞的大明星、世界的大偉人，這是孫先生可獨享的榮譽。孫先生四十年的革命生活，建設共和，創造民國，其對主義的忠實，一貫的精神就可為世上政治家龜鑑。而且孫先生不獨為一個民國的革命家，他的對東亞的親善和世界的平和也非常努力了。又且對弱小民族的解放也非常盡力了。所以孫先生可稱謂民國革命的元勳，世界的平和神，弱小民族的救主了。所以這回孫先生的訃音傳出，中外之人莫不神慟心傷，爭悼偉人於千古……那禁得住淚灑滿襟呢？唉，一偉人的死，我們台灣人不該放聲大哭？怎麼也不該吞聲滴數點的悲傷淚嗎？」1927年初，張深切、張月澄、郭德欽等人在廣州成立「臺灣革命青年團」，向日本殖民者發出挑戰，宣言書稱：共產主義是西方怪物，三民主義是東方偉物，「三民主義的偉力，足使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心寒膽顫，由於據此而奮鬥的中國民族革命發展而愈加強了世界弱小民族的勢力。同時，我孫中山先生的精神與三民主義也越顯出它的偉大。……他雖然已經逝世了，但是他的偉大精神仍繼續指導著東方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時，有王鍾麟、謝春木等台灣民眾黨黨員到場獻上花圈，以致哀思。台灣1930年代公認的文壇領袖、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說：孫「先生的精神永嵌在四萬萬人各個兒的腦中，便這天宇崩、地宙拆、海擴流、山爆裂、永紉重歸、萬有毀絕，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間永遠不滅。」

孫中山生前曾與朝鮮的革命人士建立密切聯繫，孫逝世後，韓國青年同盟會在唁電中說：「中山先生手創中華民國，力主民族平等，為中國革命領袖，為東亞被壓迫民族之良師。」僑居北京的韓國人張如在唁電中說：「痛哭、叩頭、流血，大聲高呼東亞之革命父母中山先生。嗚呼！……大中華民國大元帥中山先生千古流芳，萬邦共淚。」大韓革命黨臨時代表李天民、李社隱等的唁電稱：「中山先生逝而中山先生主義不逝……復懇諸位先生加寬抑，節哀省悲，努力前途，到達目的，豈非東亞幸甚，世界幸甚耶？」參加治喪的在華韓民悲呼：「我們高麗久受日本壓迫，想呼吸都不得，與中國被列強壓迫無異，所以彼此同病相憐。正當孫先生率領東方痛苦民族，一齊進攻，使遠東民族得到脫離奴隸地位，何圖大星忽去。望此後中山信徒，一律依照孫先生政策，努力進行。」韓國臨時政府於3月26日集會追悼，並發文聲稱：「伏維先生在天之冥靈，共赴聯合戰線，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他日東亞如成和平，則千萬歲下對先生之銅像者，未嘗見而不拜矣。」

越南早期民族民主革命領導人潘佩珠，早年受康有為、梁啓超的改良主義影響，接觸孫中山後思想開始轉變。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潘佩珠將越南維新會改組為光復會，提出「取消君主立憲，建立民主共和」。孫中山逝世後，潘佩珠寫了一副輓聯：「志在三民，道在三民，憶橫津致和堂兩次握談，卓有真神貽後死；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被帝國主義者多年壓迫，痛分余淚泣先生。」越南另一革命志士潘是漢發表的唁電說：「我儕所戴為平民革命之父師者竟溘焉，棄吾儕去矣……是漢身為亡人，跡在韜晦，弗克上京赴哀，謹呈輓聯一副聊表摯忱。乞為代達於平民革命之父師之靈前，感且不朽。」

民國時期的在華法國作家胡飛（Reginald Auxion de Ruffé）在其著作中認爲，孫文是「仇外煽動者兼投機者」、「瘋子兼騙子」，他一面在廣州以武力鎮壓商團、親口承認縱火焚城並推行聯俄路線，一面在流亡時又反覆依賴外國租界與外國醫院保護與治療，但又強烈地要求取消保護其安全的租界和治外法權。胡飛引報章社論指其為「布爾什維克在華代理人」、散布不實指控、挑動民眾仇外，批評中國社會對其逝世的「情緒化膜拜」與政界為其辯護的言論，認為孫文與國民黨是共和以來中國動亂、屠戮與勒索橫行的重要肇因。

孫中山逝世後，時任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書記的約·史達林代表俄共（布）中央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唁電，唁電評價孫中山是「爭取中國人民的自由和自主，爭取中國的統一和獨立的中國工農民族解放鬥爭的組織者」，認為「孫中山的事業將活在中國的工人和農民的心裡，而使中國人民的敵人發抖」、「國民黨一定會在爭取擺脫帝國主義栓梏的偉大鬥爭中高舉起孫中山的旗幟， ……直到徹底戰勝帝國主義和它在中國的代理人。」

1925年，在巴黎東方民族追悼孫中山的大會上，亞拉伯代表表示：「孫先生想聯合東方民以共同打倒帝國主義，我亞拉伯人民願步後塵。」印度代表說：「印度為英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為萬國殖民地化，大家都處於泥犁獄中，幸得孫先生高登一呼，使東方民族今日都覺悟起來，共同做革命工作。孫先生實為東方民族解放之父。今忽然別去，凡屬被壓迫人能不同聲一哭麼！我們後死者當竟孫先生未之志，努力革命，以期得到獨立與自由。」到1956年，印度駐中國大使尼赫魯在北京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的大會上慨嘆：「孫中山是中國偉大的兒子，但據我們看來，他也是亞洲偉大的兒子。他以畢生精力所從事的鬥爭，並不僅僅是中國的鬥爭，它的範圍是更加廣大的，包括亞、非兩洲許多國家的鬥爭的一部分。」

1944年3月12日，為展示中國抗戰決心，中華民國駐美總領事聯誼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舉辦 「孫逸仙日」表演，羅斯福總統賀電宣告：『孫逸仙醫師使我們連想到中國人民長期散發之自由精神。他奮鬥不懈之偉大目標：國家主權、代議制政府、改善人民生活條件，已成為團結全中國各方人民之信念，也啓發中國人民堅持抵抗日本暴政。美國開國元勛之民主理念，聯合國共同事業背後之原則，與孫醫師之主義實多相同之處。孫逸仙精神長存中國人民心靈，我們向孫逸仙與中國人民致上敬意，備感榮幸。』

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印尼共和國的首任總統蘇加諾，多次談到他深受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的影響。1956年8月15日，蘇加諾總統在印尼雅加達為歡迎宋慶齡而舉行的國宴上回憶道：「我曾經把三民主義讀過多少遍，它鼓舞我去鬥爭和熱愛我的國家和人民。」他還說，自己是閱讀了孫中山的著作以後，才第一次知道「亞洲是一家」這個摡念的。因此，他認為「孫中山不但是中國的領袖，也是整個亞洲的領袖。」1956年10月4日，蘇加諾總統在訪問中國期間，到清華大學講演，又回憶道：「在青年時代，我閱讀過三民主義，我不是一次，而是兩次、三次、四次，從頭到尾地詳細閱讀三民主義。作為一個青年，我受到孫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義的鼓舞。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鼓舞了我的靈魂。」後來，他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印尼的國情相結合，在1945年提出了五民主義「潘查希拉」，即印度尼西亞建國五原則。

美國敎育家、胡適的老師杜威曾經評價：「中山先生一生，最能代表中國平民精神，故中國平民遲早必奉中山為理想之完人。中山之患，不在中山之屢起革命，而在政客之忽南忽北。如果中國人民，皆能模仿中山之政治節操，人人認定方向，不常隨風轉航，中國早當富強雲。」

《孫逸仙傳記》作者美國人林百克認為：孫從蒙昧陳腐的時代環境中，竟能衝出一線光明來，仗著的是他個人的天才感悟和自信。孫宣傳反對忠君，很容易使人明白而記得，就是「天命無常」，這四個字無害於眾人，很容易深入人心，工人苦力都懂得這個簡單、無惡意而卻是勸人的口號。孫做革命事業並不把錢當做最重要緊，他曾說：「金錢並不是常常有用的，北京政府有很多的錢，但是他仍舊得不到真正替他出力的人。人民覺醒之後，金錢在革命事業裡面是比較不重要的。」林百克認為：「中山很願意拯拔壞人，因為他可憐他們。他的心完全是本於善性，所以他不能自持地現出慈悲心來，他知道他們是壞人，但是他們是不幸者，所以中山拯拔他們，倘使中山擒拿了一個嘗試害他性命的人，如其這個匪徒說出家裡有很多人靠他養活，又表出悔過的心，中山定要釋放他而同要害他的人做朋友了。中山寬恕的心似乎像孩子氣，他這樣一個意志像鐵一樣堅的人為甚麼心腸像婦人一般軟？他意志的剛強同心腸的柔軟似乎是相反的，但是同他接近之後，就知道他的弱點就是他的天性最強的根由，因為他是偉大所以他寬恕，在火奴魯魯他寬恕牽他髮辮的小兒同他寬恕袁世凱殺革命志士一樣，寬恕是他的天性，在他聽見最偉大的寬恕者耶穌之前，早已有寬恕的習性了。」

法國漢學家白吉爾認為，孫是一個慷慨大度但想法糊塗的機會主義者，他最熱衷追逐征服和權力遊戲，在歷史過程中表現並不出色，相反經常是無能為力，除了幾個短暫時期曾擔負領導人職責，但決定權也不在他身上，三民主義學說既非原創又缺嚴謹；孫真實是在其冒險犯難和字裡行間、成功和挫折之間所顯現的血肉之軀，是屬於當代世界的人物：一個溝通者、某種媒體天才，並未在他所處時代歷史烙下自己印記，是所處歷史脈絡之產物，他所體現是中國正邁向現代化。孫本能掌握他所處時代的渴望，瞭解時代蘊藏之力量，並將之具體化為實踐的綱領；他將反朝廷之敵意化為反對勢力之主張，在1920年代他才關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他預見技術官僚對民主政治的危害，強調經濟現代化中基礎建設（如交通運輸、能源）的重要，寄望能夠超越或者化解陳年敵意，在外交與國際經濟關係上締造新合作基礎。孫是20世紀之子，是現代中國肇建者之一。孫之門徒以排滿種族主義取代反帝國主義做為現代民族主義之基礎，全然將民主等同共和體制，諸如此類。他們處理大多數問題，都是從同盟會敵視梁啟超之觀點來分析。孫是模範愛國者、世界主義之現代化推動者；孫之備受推崇，原因是訴諸外國資本之大型經濟發展計劃之倡導者。

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歷史學教授史扶鄰在《孫中山：不情願的革命家》後記中說：孫活動的半個世紀裡，是近代中國的至暗時刻，而沒有孫的歷史，似乎會更加黑暗。孫相信經由革命，中國將迅速恢復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沒有人比孫更相信中國的潛能，也無人比孫更努力無私地實現這一目標。但是，孫並非以暴力革命為唯一工具，「他事實上是個不情願的革命者。在致力於革命目標的同時，孫文傾向於用儘可能少的暴力手段解決爭議。為了所有他的魯莽大膽，孫文缺乏真正革命者標誌——冷酷無情（蔣介石同樣缺乏此點，但毛澤東確著實具備此特質）。簡言之，他寧可協商取代殺虜，選擇妥協拖長奮鬥。這兩個特徵使他似乎傾向於不現實的自我犧牲及特別不情願的革命，但因此也更具真實的人性。」孫對於世界各國的先進模式都取開放態度，他學習日本、英美、俄國的政治體制，但時刻保持自我立場，孫在各種場合聲明他並不為俄國行事，雖然孫不太會像蔣介石在1927年那樣清洗共產黨及親共份子，但他肯定也不會繼續與一個受外國控制並致力於削弱國民黨的黨合作。作者預言：「孫文的共和革命象徵永垂不朽，甚至在將來再次激勵中國人民奮鬥。如果繼續揭露毛澤東的深重罪孽，中國人民會更加需要榮耀孫文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先知。」孫是唯一的國共雙方都承認的英雄，假如中國能夠和平統一，兩岸共同紀念孫將是一座有用的心理橋梁。

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廷教授評價：孫出身一廣東農村，但他求知若渴，先後在夏威夷教會學校、香港醫科學校就讀，旅英期間頻訪大英博物館，流亡日本時廣交各界人士，履歷和視野超出常人。孫對於似乎不可能實現的目標，能夠全心全意地為之奮鬥，表現出驚人的自信和熱忱。又說：「孫中山個性中有一種吸引人的魅力。許多沒有特殊理由須要尊敬孫中山的西方訪問者，都不能不為他的虔誠真摯、言詞的單純直率以及對自己信念所持的有節制的熱情而深受感染。」不僅僅是西方人，在孫被迫流亡的歲月里，東南亞和北美的華人社團都滿腔熱情地接待他，孫似乎從來不曾在華僑中喪失掉自己的魅力。在中國國內，不同派系的革命者都敬仰孫，視孫為他們中間的首領。可是縱觀其一生，「我們稱孫中山為『壯志未酬的愛國者』，這是因為，在他實現愛國目標的努力過程中，他的事業的絕大部分，都是以受挫沮喪為標誌的。」早年孫的反清起義都失敗了，民國肇建卻落入袁世凱手中，其餘生都在反對帝制和軍閥的挫折中，並懷愁而終。然而，孫面對頻繁的挫折一往無前，他定是被一種持久的信心所支撐著的。「他為他的中國之夢而嘔心瀝血、鞠躬盡瘁，這就是他的同胞們尊崇他的原因。」

易勞逸在《流產的革命》中說：「孫逸仙起初非常信仰民主政治，但是他的晚年無論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變得日趨獨裁。」

2014年8月16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南京參觀中山陵，說道：「我十分榮幸地拜謁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導人孫逸仙先生的陵墓。這一美麗的安息之地象徵著他的巨大影響仍在激勵著海內外的中國人。」

##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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