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化

德國化（Germanisierung），又稱德意志化或日耳曼化，指的是德語、德意志人和德國文化的傳播過程。在19至20世紀，德國化是德意志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此時，保守主義也與族群民族主義合流。在語言學上，德國化是指外國語言大量借用德語詞彙的現象。

在條頓騎士團、奧地利、普魯士王國及德意志帝國等政權的政策下，當局常限制甚至禁止少數民族使用本族語言，其傳統與文化也常以語言帝國主義之名遭到壓制。此外，當局還鼓勵德語區移民遷入以進一步打破語言平衡，但成效參差。至納粹德國時期，語言同化政策被針對斯拉夫民族的種族滅絕政策所取代——即便這些族群已使用德語。

## 形式

歷史上，德語及德國文化元素的傳播呈現出形式各異、程度不一的特點。例如11世紀班貝格教區（法蘭克尼亞）的異教斯拉夫人便經歷了徹底融入德國文化的過程；而帝國時期乃至當代日本的法律體系領域，則展現出對德國文化的折衷吸納——其司法體系正是依照德意志帝國的模式構建而成。德意志化的實現途徑既有文化接觸過程中的自然滲透，也涉及接受方的主動政治抉擇，甚至不乏強制推行的案例。

對斯拉夫國家而言，「德意志化」通常指代中世紀早期被德意志人征服或文化接觸後，斯拉夫語族及波羅的語族使用者的文化同化過程，尤指現今奧地利南部及德國易北河以東現存地區的案例。在東普魯士地區，條頓騎士團對原住民古普魯士人的驅逐與強制遷移，以及來自歐洲各國移民的文化同化——其中以德意志人為主，亦包括波蘭人（信奉天主教的瓦爾米亞人與信奉新教的馬祖里人，兩者皆源於馬佐夫舍人，以及源於海烏姆人和科切維人的天主教波維希萊人）、立陶宛人（普魯士立陶宛人）與波西米亞人 (部落)——共同導致了普魯士語在17世紀的最終消亡。現代意義上的德意志化則始於19世紀，表現為普魯士/德國以及（在較小範圍和較短時期內）奧地利推行的一系列國家政策，強行向非德意志民族（尤其是斯拉夫人）推行德意志文化、語言並遷入人口。

然而，隨著二戰末期及戰後德意志人口在中東歐地區的逃亡與驅逐，這些領土已基本完成去德意志化進程。

## 早期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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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德意志化進程與中世紀東向移民運動相伴而生，發生在漢諾瓦文德蘭、梅克倫堡-前波莫瑞、盧薩蒂亞等原屬斯拉夫部族（如波拉比斯拉夫人中的奧博特人、韋萊蒂人和索布人）聚居的區域。德國修士在《斯拉夫人編年史》等手稿中記載了這些早期德意志化的形態。

自中世紀晚期起，西里西亞的皮雅斯特王朝和波美拉尼亞的格里芬王朝便邀請德意志移民定居在波蘭王國（分裂前）境內的許多地區，而大波蘭的皮雅斯特公爵更是將桑托克城主直接出售給布蘭登堡。由此，西里西亞、波美拉尼亞（狹義）和萊布斯地區併入神聖羅馬帝國，隨之在之後數個世紀中逐漸德意志化。原始斯洛維尼亞語的使用範圍遠大於現代斯洛維尼亞，涵蓋現今奧地利克恩滕州、施泰爾馬克州大部，以及東蒂羅爾、南蒂羅爾的普斯泰山谷和上奧地利、下奧地利的部分地區。至15世紀，這些區域大多已逐步完成德意志化。

一些歷史學家指出，東向移民運動本身並不包含有意識的德意志化政策——在民族國家形成前的時代，這種概念尚屬難以想像。

在神聖羅馬帝國疆域之外，原屬波羅的族系的古普魯士人經歷了條頓騎士團截然不同的德意志化進程。當條頓騎士團國以條頓騎士團占領但澤波蘭的波美雷利亞並屠戮其居民時，同時發起大規模移民運動，在短期內竭力吸引並安置儘可能多的德意志殖民者。這一事件亦催生了史上首位公開呼籲對波蘭民族實施種族滅絕的德意志思想家——14世紀多明我會神學家法爾肯貝格的約翰內斯為條頓騎士團辯護時，不僅主張應殺死波蘭異教徒，更聲稱所有波蘭人皆應遭受種族滅絕，理由是該民族本質屬於異端，就連已皈依基督教的波蘭國王雅蓋沃也應被誅殺。所謂波蘭人屬於異端的指控主要出於政治動機，因為儘管基督教早在數個世紀前已成為波蘭主流宗教，條頓騎士團仍意圖征服波蘭領土。此類觀念並未止於空談，更在諸如格但斯克屠殺等事件中付諸實踐——該城僅在當地波蘭居民遭屠戮、條頓騎士團新建殖民據點後，德意志人口才占據多數。這場屠殺規模之巨，致使教宗克萊芒五世發布詔書譴責條頓騎士團：

近聞該條頓騎士團官員及會士悍然入侵朕所鍾愛的克拉科夫與桑多梅日公爵瓦迪斯瓦夫之疆土，于格但斯克城以劍戮逾萬生靈，襁褓中啼哭的嬰孩亦遭屠戮——此等行徑縱然信仰之敵亦當存惻隱。

然而，條頓騎士團並未刻意推行德意志化。德意志化實質上是其國家殖民性質的衍生物。這一事實可從騎士團政策在某些地區導致波蘭化,在另一些地區引發立陶宛化的現象中得到佐證。相應地，即使在施行德語權的村莊中，也存在波蘭裔農民，史料中甚至記載有波蘭裔的村莊長老。

## 近代德意志化

### 普奧方法差異

在奧地利境內，斯洛維尼亞語區的北部邊界穩定在從克拉根福以北至菲拉赫以南、克恩滕州黑馬戈爾以東一線；而在施泰爾馬克州，其邊界則與現今奧斯國界基本重合。這一語言邊界直至19世紀後期幾乎未變，此後在克恩滕等地發生了第二波德意志化。蒂羅爾州使用拉定語的韋諾斯塔山谷亦於16世紀被奧地利推行德意志化。1620年白山戰役後，波希米亞王冠領（當時神聖羅馬帝國尚未被德語完全主導的最後重要區域之一）經歷了兩個世紀的再天主教化進程。隨著德語精英階層影響力不斷增強，捷克語貴族階層日益式微，捷克語作為精英語言的整體使用率持續下降。儘管這一時期的詩人作家（如貝德日赫·布里代爾）對捷克文學具有重要意義，但阿洛依斯·伊拉塞克等捷克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和作家仍將17—18世紀的捷克土地稱為"黑暗時代"。作為進一步舉措，約瑟夫二世皇帝（1780—1790年在位）試圖整合哈布斯堡君主國在神聖羅馬帝國內外的領土，通過專制主義實現中央集權並推行啟蒙主義原則。他頒布法令，要求以奧地利德語取代教會拉丁語作為官方行政語言。然而匈牙利人將約瑟夫的語言改革視為語言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從而堅持以使用傳承語言作為回應。匈牙利下層匈牙利貴族由此發起了匈牙利語言與文化的文學復興運動。這些中小貴族常質疑大貴族（其中不到半數為馬扎爾人，且多已成為講法語或德語的宮廷臣僚）的忠誠度。匈牙利民族復興如此成功，以至於布達佩斯政府未能從約瑟夫二世語言政策的失敗中吸取教訓——1867年奧匈折衷方案後，不明智地推行強制性馬扎爾化政策，旨在強行同化匈牙利王國境內眾多少數民族語言使用者，最終引發多米諾效應。在外萊塔尼亞地區，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群體中興起反匈牙利及傳承語言復興運動；內萊塔尼亞則觸發捷克民族復興與統一斯洛維尼亞運動；哈布斯堡君主國兩部分領土上的克羅埃西亞伊利里亞運動、波赫共管區的波士尼亞克民族覺醒相繼湧現，其中部分最終形成南斯拉夫主義。與此同時，加利西亞和洛多梅里亞王國的波蘭語與烏克蘭語居民則受益於加利西亞自治權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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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期間，腓特烈大帝將一種更為嚴酷的被瓜分時期波蘭的德意志化推行至新獲得的波蘭領土——大波蘭、波美雷利亞、瓦爾米亞及馬爾堡地區。此類政策最初施行於後波美拉尼亞和東普魯士，西里西亞戰爭後擴展至西里西亞以及從波希米亞王冠領地獲得的格拉茨伯國，其後又延伸至波蘭典當的勞恩堡和比托地區及德拉海姆縣。普魯士當局在這些區域安置了德語新教移民。腓特烈大帝在普魯士東部省份共遷入約三十萬殖民者。其意圖在於清除他所蔑視的波蘭貴族階層，他曾將新征服的西普魯士地區的波蘭族裔稱為「邋遢的波蘭廢料」，並將波蘭人與易洛魁人相提並論。自普魯士統治伊始，波蘭人便遭受一系列文化壓制：德語取代波蘭語成為官方語言；行政職位大多由德意志人擔任。試圖通過德語傳播新教的普魯士官員將波蘭人描繪為「落後的斯拉夫人」。波蘭貴族的領地被沒收並轉賜給德意志新教貴族。

### 波蘭領土

拿破崙戰爭結束後，奧地利仍保有部分小波蘭、加利西亞、沃利尼亞地區以及西里西亞的一小部分。普魯士不僅保留了上西里西亞大部，更在華沙公國解體後重新獲得整個西普魯士地區（該地區由波美雷利亞、大波蘭最北部及維斯瓦河右岸的古普魯士狹長地帶構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取得了大波蘭地區的主體部分。普魯士在此建立了名為"波森大公國"的自治實體，其公開宣稱的宗旨是為占絕對多數的波蘭居民提供一定程度的自治權。1815年5月，腓特烈·威廉三世國王向波森地區的波蘭人發布公告：

你們同樣擁有祖國。……你們將被納入我的君主國，無需放棄你們的民族身份。……你們將獲得與王國其他行省相同的憲法。你們的宗教信仰將得到保障。……你們的語言將與德語共同運用於所有公共事務，每位具備相應能力的公民都將獲得擔任公職的機會。

因此，在1815至1830年間德國化政策有所緩和。教育部長阿爾登斯坦於1823年明確指出：

關於德語的推廣，必須首先明確目標——究竟應著眼於促使講波蘭語的臣民理解德語，還是應當逐步緩慢地將波蘭人德國化。依本部長之見，唯有前者是必要、可取且可行的，後者則既不適宜亦無法實現。要使波蘭人成為良善臣民，令其通曉政府語言固然可期，然絕非迫其放棄或壓制母語之理由。掌握雙語不應視為缺陷，而應視作優勢，因為雙語者往往思維更敏捷。……宗教與語言乃民族最崇高的聖殿，一切態度與認知皆建立於此。若政府對此漠然甚或敵視，必將催生怨憤、貶抑民族，造就離心之民。

隨後的十九世紀上半葉，普魯士對波蘭人的政策重拾歧視立場並恢復德國化進程。自1819年起，政府逐步削弱波蘭語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轉而推行德語教學。這項政策很可能也受到英法兩國通過學校教育強化國語地位的先例啟發。

1825年，敵視波蘭人的政客奧古斯特·雅各布掌控了新成立的波森省教育委員會。在整個波蘭地區，波蘭教師遭到撤換，德語教育計劃被強制推行，基礎教育的目標轉向培養忠誠的普魯士公民。同年，比得哥什的師範學校被徹底德國化。隨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旨在消除公共領域和學術環境（如學校）中的非德語語言。1830年至1841年間，普魯士省和波森大公國對波蘭人的德國化政策與迫害進一步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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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至1849年間經歷短暫緩和後，俾斯麥於1849至1870年再次強化德國化政策，這既是對天主教（尤其是波蘭天主教徒）的全面壓制，也是其「文化鬥爭」的組成部分。普魯士王國時期推行的政策側重於一定程度的語言文化德國化，而德意志帝國時期則實施了更徹底的文化同化，其明確意圖常在於削弱其他文化或機構（如天主教會）的影響力。德意志帝國將波蘭人定性為「帝國之敵」。1885年，由國家財政資助的普魯士定居委員會成立，其職責是從非德意志人手中收購土地並分配予德意志農民。自1908年起，該委員會被授權強制土地所有者出售土地。其他壓迫手段包括：1885至1890年間的普魯士驅逐行動，將生活在普魯士的非普魯士國民（主要是波蘭人和猶太人）遷離；以及禁止非德意志人建造房屋（參見"傑馬瓦的大篷車"事件）。學校的德國化進程甚至包括弗熱希尼瓦兒童罷課。這種壓迫反而激發了抵抗運動，通常表現為家庭教育及少數族群的更緊密團結。1890至1894年間對波蘭人的迫害略有緩和，但1894年起措施再度延續並強化，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0年，波蘭詩人瑪麗亞·科諾普尼茨卡針對德國對波蘭人日益加劇的迫害，寫下著名詩篇《誓言 (詩歌)》。詩中「德意志人休想朝我們臉上吐唾沫，也休想將我們的孩子德國化」等詩句立刻成為波蘭民族的精神象徵，廣為傳誦。1902年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國際社會黨人大會譴責普魯士對波蘭人的德國化政策，稱其為"野蠻行徑"。

與此同時，奧地利統治下的加利西亞和洛多梅里亞王國不僅設立了兩所波蘭語大學，更於1867年獲准將波蘭語定為官方行政語言。然而加利西亞地方政府輕率地推行波蘭化政策，意外催生了烏克蘭語復興運動——奧地利政府對此予以鼓勵，其動機不僅在於「分而治之」，更旨在制衡沙俄支持的加利西亞親俄派，並通過類似手段干擾俄羅斯帝國對烏克蘭的俄羅斯化政策，可謂「以牙還牙」。在沙俄帝國《瓦盧耶夫通告》《埃姆斯政令》的壓制及俄羅斯帝國的審查制度下，烏克蘭語文學作品得以在加利西亞出版，並在奧地利政府支持下偷運過境傳入俄國。

### 小立陶宛

普魯士立陶宛人自15世紀起也經歷了類似的德國化政策重啟。儘管在15至16世紀期間，立陶宛族裔曾在東普魯士部分地區占據多數——這片區域自16世紀初常被稱為"小立陶宛"——但到18世紀，立陶宛人口顯著縮減。瘟疫的肆虐以及隨後來自德意志地區（尤其是薩爾茨堡）的移民潮，是導致這一變化的主要因素。19世紀期間德國化政策進一步收緊，但直至20世紀初，尼曼河以北、以南及西南區域仍以立陶宛人口為主體。

### 魯爾河谷的波蘭煤礦工人

隨著德意志帝國的人口流動，約35萬波蘭裔人口在19世紀末湧入魯爾區，主要從事煤炭與鋼鐵行業工作。德國當局視他們為「潛在威脅」，認為其是「被懷疑帶有政治與民族傾向」的群體。所有波蘭工人都持有特殊證件，並處於德國當局持續監控之下，其公民權利亦受到國家限制。

面對這些政策，波蘭人建立起自己的組織以維護權益與民族認同。索科爾運動體育俱樂部、波蘭職業聯盟（ZZP）工會、《波蘭老衛士》報刊以及工人銀行等，是魯爾地區最為人知的此類組織。起初，被德國工人排擠的波蘭勞工曾支持天主教中央黨。到20世紀初，他們逐漸轉向支持社會民主黨。1905年，波蘭與德國工人首次聯合發起共同罷工。根據《更名法》，大量「魯爾波蘭人」為躲避民族歧視而將姓氏與教名改為德語化形式。由於普魯士當局在「文化鬥爭」期間禁止波蘭神父用波蘭語主持天主教儀式，波蘭信徒不得不依靠德國天主教神父。日益增長的德波通婚現象，極大地加速了魯爾地區波蘭族裔的德國化進程。

### 其他少數民族

政府推行的系列政策旨在消除公共生活及學校等學術場景中的非德語語言。以19世紀後半葉為例，歷史上通行於現今克萊沃、蓋爾登及埃默里希地區的荷蘭語，被全面禁止用於學校教育和行政管理，到世紀之交時，其規範化使用形態已徹底消亡。此後在德意志帝國時期，丹麥人、荷蘭人、阿爾薩斯人、德意志天主教徒及社民黨人，與波蘭人一同被塑造為「帝國之敵」。

## 現當代德意志化

### 戰間期

魏瑪共和國時期，波蘭人在上西里西亞被承認為少數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條約規定波蘭有義務保護其境內的少數民族（德意志人、烏克蘭人等），而戰勝國並未在《凡爾賽條約》中為德國增設類似條款。1928年頒布的《少數民族學校法》規定了少數民族兒童使用母語接受教育的權利。自1930年起，波蘭與德國達成協議，承諾公平對待彼此境內的少數民族。納粹執政後的一段時間內，德國政府仍官方維持這一立場，但至1937年底該立場被徹底放棄。

納粹黨推行的德國化理念具有鮮明的種族主義與生物政治學特徵。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

以前在德國就曾經聽說過對於在奧地利的德國人來說在奧地利的斯拉夫人的日耳曼化興許在政府的幫助下能夠成功，而同時人們至少還不清楚的是日耳曼化進程只是在土地上進行的，而從來沒有涉及到個人。……並不只是在奧地利，就是在德國國內過去和現在都是在所謂民族主義錯誤思路的範圍里兜圈子。許多人支持考慮到東方日耳曼化的波蘭政策可惜到頭來也是出自於同樣荒謬的結果。甚至還有人相信通過純粹語言上的德意志化就能夠實現帶有波蘭特色的日耳曼化。這樣也就導致了一個很不幸的結果：一個講德語的異族表達他們自己的想法，這使我們民族的高貴與尊嚴由於他們本身的低劣而名譽掃地。｜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奮鬥》｜第二卷：《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第二章《國家》，pp. 302, 303

### 二戰時期

#### 計劃

納粹政權視其東方的土地——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俄羅斯及波羅的海地區——為「生存空間」，並計劃以德意志人重新拓殖這些區域。希特勒在就任總理前夕與將領會談時明確宣稱：「人不能被德國化，能被德國化的只有土地。」

納粹時期的德國化政策具有明確的種族主義內涵，而非單純的民族主義訴求——其目標在於推廣所謂「生物學上優越」的雅利安人種，而非傳播德意志民族文化。這並不意味著對東歐所有人口進行徹底滅絕，因為他們認為當地尤其在統治階層中存在具有雅利安/北歐血統的人群。希姆萊宣稱：「不會讓一滴德意志血液流失或留給異族。」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納粹文件中，「德意志人」這一術語也可能存在歧義，因為它可被用來指代那些被歸類為「血統上是德意志人」卻完全不說德語的群體。

在德國國內，諸如電影《返鄉 (1941年電影)》等宣傳作品將境外德意志人描繪成受迫害群體，並將動用武力描繪成保護他們的必要手段。1939年入侵波蘭前，納粹以「德意志人遭受強迫勞動與迫害」作為反波蘭宣傳的核心主題。入侵期間發生的「血腥星期日」事件被大肆利用，將波蘭人塑造成殘殺德意志人的兇手形象。

在一份標註日期為1940年5月25日的絕密備忘錄《東部異族人口處置方案》中，希姆萊寫道：「我們需要將波蘭的不同族群分割成儘可能多的零散部分」。在占領區波蘭實施的德國化行動由此展開為兩種形式：

- 將波蘭戈拉爾人（「高地人」）歸為假想的「戈拉爾民族」，終因該族群缺乏認同而放棄此計劃。
- 將波美拉尼亞的西斯拉夫族群卡舒比人及西里西亞的西里西亞人劃入「德意志人名錄」，因其被認為具備融入德意志民族的潛力——若干納粹高官聲稱他們源自古代哥特民族。

#### 挑選與驅逐

德國化進程始於依據納粹名錄對人種進行的分類。德意志人認為積極承擔領導職能是雅利安特質，而迴避領導傾向及所謂的宿命論則被許多德意志人視作斯拉夫民族的特徵。那些被選中卻抗拒德國化的成年人遭到處決。此類處決的依據是：德意志血統不應支持非日耳曼民族，且消滅這些人將削弱其他民族的精英領導層。即便這些精英被認為可能具有德意志血統，「知識分子行動」仍被合理化，因為這種血統使他們能夠為「宿命論的斯拉夫人」提供領導力。德國化「具有種族價值」的群體將阻止波蘭知識分子階層的壯大，因為動態的領導力必須源自德意志血統。1940年希特勒明確指示：捷克知識分子及捷克人口中「蒙古人種類型」的群體不得被德國化。

根據東方總計劃，被征服領土中一定比例的斯拉夫人將被德國化。大區長官阿爾貝特·福斯特和阿瑟·格賴澤爾向希特勒報告稱，波蘭人口中約10%具有「日耳曼血統」，因而適合接受德國化。在俄羅斯北部和中部的國家專員也報告了類似數據。那些不適合德國化的人口將被納粹德國對波蘭人的驅逐出劃定的德國定居區。在考量各民族的命運時，該計劃的制定者判定：約50%的捷克人、35%的烏克蘭人和25%的白俄羅斯人可能被德國化。剩餘人口將被驅逐至西伯利亞西部及其他地區。1941年，納粹當局決定在大約10至20年內系統性摧毀波蘭民族，以便德國殖民者重新定居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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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羅的海國家，納粹最初通過宣傳手段鼓勵德意志族裔遷離。這包括使用關於蘇聯的恐嚇策略，導致蘇德人口交換。這些離開者不被稱為「難民」，而被描述為「響應元首的召喚」。諸如《紅色恐怖 (電影)》和《危難中的弗里斯蘭人》等德國宣傳影片將波羅的海德意志人描繪成在其故土深受迫害的群體。他們被集中安置於種族評估營，並被劃分為不同類別：A類（故國裔）將定居德國本土，不得擁有農場或商鋪（以便嚴密監管）；S類（特殊案例）被用作強制勞動力；O類（東方案例）作為最優等級，可定居占領區並獲得自主權。最後一類人常被分配至波蘭人的住宅——這些家庭被驅逐得極為倉促，有時餐桌上仍留有未吃完的食物，幼兒顯然是從未整理的床鋪被帶走的。希特勒青年團和德國少女聯盟的成員被指派監督此類驅逐行動，確保波蘭人留下大部分財物供殖民者使用。驅逐令要求必須清除足夠數量的波蘭人以安置所有殖民者——例如，若派遣二十名德國麵包師，就必須驅逐二十家波蘭麵包店的原主人。

#### 定居與德意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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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殖民計劃涉及35萬波羅的海德意志人及170萬被視為「可德國化」的波蘭人（其中包括10萬至20萬名被從父母身邊帶走的兒童），另約有40萬來自「故國」的德國殖民者。納粹當局擔憂這些殖民者會受到波蘭鄰居的「污染」，警告他們不得讓「異質而陌生的」環境影響其德意志特性。這些人被集中安置在緊湊的社區中，便於警方監控。唯有被歸類為「具有高度價值」的家庭才被允許保持完整。

對於未抵抗被重新安置的德意志族裔的波蘭人，德國化進程隨即啟動。納粹派遣激進黨員教導他們成為「真正的德意志人」。希特勒青年團與德國少女聯盟組織青年參與「東方服務」，協助推進德國化工作。德國化內容包含德語教學，因為許多人僅能使用波蘭語或俄語。戈培爾等宣傳官員著力建立文化中心及其他手段，以在殖民者中培育「民族特質」或種族意識。此舉對延續其工作至關重要：唯有通過有效的德國化，特別是母親們，才能構建德意志化的家庭環境。戈培爾同時是「德意志騎士團領地」組織的官方贊助人，該組織旨在促進德國化。這些努力被用於德國國內的宣傳，例如《民族社會主義婦女觀察》雜誌曾以「德國在東方建設」作為封面專題。

#### 南斯拉夫

1941年4月6日，軸心國入侵南斯拉夫。部分斯洛維尼亞人定居的領土被納粹德國占領。蓋世太保於4月16日抵達，三天後黨衛軍首領海因里希·希姆萊視察了采列的舊皮斯克監獄。4月26日，阿道夫·希特勒訪問馬里博爾，並鼓動其追隨者「使這片土地重歸德意志」。儘管斯洛維尼亞人被納粹視為「種族上可挽救」的群體，但主要由奧地利人掌權的克恩頓和施泰爾馬克行政機構仍發動了一場殘酷運動，企圖將他們作為一個民族整體予以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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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在斯洛維尼亞領土上推行了暴力德國化政策，試圖壓制乃至徹底消滅斯洛維尼亞文化。其在斯洛維尼亞的主要任務包括驅逐部分人口並對剩餘居民實施德國化。兩個組織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施泰爾馬克故鄉同盟（Steirischer Heimatbund）與克恩頓人民同盟（Kärtner Volksbund）。

在施泰爾馬克地區，對斯洛維尼亞人的德國化進程由突擊隊大隊領袖弗朗茨·施泰因德爾掌控。克恩頓地區則實施著類似的政策，由大區長官的親信威廉·希克主導。斯洛維尼亞語的公開使用被禁止，地理和地形名稱遭更改，所有斯洛維尼亞組織均被解散。包括眾多神職人員在內的專業知識分子群體成員被驅逐出境，因其被視為德國化的障礙。作為回應，抵抗運動逐漸興起。德國人原計劃於1941年10月1日正式宣布將該地區併入「德意志國」，但先因新任克恩頓大區長官兼國家專員的就任而推遲，後因斯洛維尼亞游擊隊的活動而無限期擱置該計劃。最終僅梅扎河谷被劃入克恩頓帝國大區。約八萬斯洛維尼亞人被強制驅逐至德國東部，面臨潛在的德國化改造或強制勞動。這些被驅逐者被送往薩克森州的多個集中營，在1941至1945年間被迫為德國農場或德國工業企業勞作。強制勞動者並非始終被拘禁於正規集中營，而常被安置於空置建築中。

納粹德國同時開始大規模將斯洛維尼亞人驅逐至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將斯洛維尼亞人認定為德國國民的依據，源於1942年4月14日帝國內政部的決議。該決議成為強征斯洛維尼亞人加入德國武裝部隊服役的基礎。據估算，約有15萬斯洛維尼亞男女被徵召加入德國軍隊及準軍事組織，其中近四分之一的人員喪生，大多死於東線戰場。另有數量不明的「被擄走的兒童」被帶往納粹德國實施德國化改造。

#### 蘇聯

烏克蘭被列為德國化的重點目標。三十支黨衛軍特別行動隊進駐德意志族裔占多數的村莊，驅逐或槍殺其中的猶太人與斯拉夫居民。烏克蘭境內建立了海格瓦爾德殖民地，當地烏克蘭人被強制驅逐，德意志族裔則被強行遷入該地。種族歸屬判定過程混亂不堪：帝國規定需有三名祖父母為德意志人，但部分官員主張任何行為舉止似德意志人且未表現出「種族顧慮」者皆應具備資格。

為給德國殖民騰出空間而清除蘇聯領土上斯拉夫人的計劃包括飢餓手段。納粹領導人預計在切斷糧食供應後將有數百萬人死亡。這種後果被納粹官員視為有利因素。當希特勒獲悉許多烏克蘭兒童營養狀況良好時，竟宣稱亟需推廣避孕與墮胎，並強調不應向該群體提供醫療或教育服務。

### 東方勞工

在從東方占領區招募年輕女性赴德擔任家庭保育員時，納粹當局要求她們必須符合德國化標準——這不僅因其需照料德國兒童，更因她們可能遭受性剝削。該計劃受到官方讚揚，理由是其不僅通過家政協助使更多德國婦女得以生育，還能回收德意志血統，同時為這些赴德工作的女性提供在德國就業乃至婚配的機會。

### 針對東歐兒童的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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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從波蘭與蘇聯的家庭中擄走「種族合格」的兒童，意圖將其培育為德意志人。這些兒童須先經過「種族價值特徵」篩選，才被運往德國。許多納粹分子驚訝於大量波蘭兒童呈現「北歐特徵」，武斷認定這些孩子本就是遭波蘭化的德意志兒童。漢斯·弗蘭克曾如此宣稱：「當我們看到藍眼睛的孩子時，竟發現她在說波蘭語，這令人震驚。」官方用「wiedereindeutschungsfähig」（具備再德國化潛質）來界定他們——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因抵抗德國化而被處決者的子女。若德國化改造失敗，或最終認定他們「不合格」，這些孩子將會被處決，以消除其對「國家之敵」可能產生的價值。

在納粹占領的波蘭，據估算約有5萬至20萬名兒童被強行帶離家庭以實施德國化改造。為此特別建立了「兒童集中營」來關押這些兒童。其中至少有1萬名兒童在此過程中因被判定為「不合格」而遭送往集中營殺害。戰後僅有10%至15%的兒童得以重返家庭。

許多兒童——尤其是波蘭和斯洛維尼亞兒童——在被盟軍發現時堅稱自己是德意志人。俄羅斯與烏克蘭兒童則被灌輸了對其祖國的仇恨，因而不願返回故土。

### 西方的德意志化

在納粹時期的德國語境中，同化過程被稱為「日耳曼化」（Germanisierung），而非「德意志化」（Eindeutschung）。根據納粹種族理論，歐洲的日耳曼民族（如斯堪地那維亞人、荷蘭人、佛拉芒人）均屬於雅利安優等種族的一部分——無論這些民族自身是否認同其「雅利安」身份。

在納粹占領的西歐國家，日耳曼化進程推進得較為緩慢。納粹需要當地合作，且這些國家被視為種族上更具可接納性。對普通德國人而言，種族類別意味著「東方惡劣，西方可接受」。納粹計劃通過教育緩慢爭取這些日耳曼元素。希姆萊在秘密考察比利時與荷蘭後，曾欣然宣稱這些人口將為德國帶來「種族增益」。占領軍受到嚴格紀律約束，並被要求以友好姿態爭取民心。然而，政策內部明顯的矛盾性限制了其成效。例如，宣傳手冊告誡所有德國婦女避免與帶入德國的外國勞工發生性關係，視其為「種族污染」。

日耳曼化計劃以多種形式展開。荷蘭與比利時弗拉芒戰俘被弗拉芒政策以增加日耳曼人口，而比利時瓦隆戰俘則被留作勞動力。挪威設立了「生命之泉」中心，專門收容懷有德國士兵孩子的挪威婦女，並禁止當地父母收養這些機構出生的兒童。阿爾薩斯-洛林被強行吞併，成千上萬忠於法國的居民、猶太人及北非人被驅逐至維希法國。學校禁止法語教學，拒不妥協的法語使用者如同波蘭人一樣被遣送至德國接受「再德國化」改造。法國境內更開展了大規模的種族分類實踐。

## 影響

在德國民族主義推動下，盧薩蒂亞、波希米亞、摩拉維亞、西里西亞、波美雷利亞、大波蘭、小波蘭、加利西亞及斯洛維尼亞等地日益加劇的文化壓迫，反而激發了當地民族主義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的興起。然而，除普魯士與奧地利統治下僅短暫失去國家地位、並持續以組織化運動頑強抵抗德國化的波蘭領土外，其餘民族在德意志文化長達數個世紀的主導下，其民族與語言認同幾乎難以存續。例如，約瑟夫·多布羅夫斯基（1753—1829）撰寫的首部現代捷克語語法著作《波希米亞語言詳釋》（1809年）因捷克語當時未用於學術領域而不得不以德語出版。從中世紀盛期直至1918年奧匈帝國解體，德語對斯洛維尼亞語產生過深遠影響，後者日常口語中至今仍保留大量德語詞彙成分。

在德國殖民地中，強制推行德語作為官方語言的政策，催生了以德語為基礎的皮欽語及克里奧爾語，例如拉包爾克里奧爾德語。然而在末代皇帝統治過的所有前殖民地中，僅納米比亞仍存有大量德語使用群體。

受中世紀東向移民運動影響的東易賓地區主體，隨著《波茨坦協定》確立德國前東部領土的喪失，已脫離德語歐洲範疇——這些區域經歷了波蘭化進程，東普魯士地區更兼有立陶宛化、波蘭化及俄羅斯化現象；而波希米亞王國中世紀的德國化進程，則因捷克斯洛伐克驅逐德意志人而發生逆轉。儘管戰後被驅逐者聯合會曾一度助長德國領土收復主義思潮，但隨著1970年代新東方政策的推行，德國化概念在德國與奧地利已逐漸失去現實意義。不過歐洲仍存在一些德語少數族群（如波蘭奧波萊省或羅馬尼亞境內），並持續獲得德國聯邦政府的支持。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當今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已將丹麥人、弗里斯蘭人及斯拉夫索布人認定為傳統民族與語言少數民族，其文化自治權受到聯邦與州政府的雙重保障。1955年丹麥與德國簽署的條約，規範了丹麥境內德語少數民族及德國境內丹麥語少數民族的語言權利。德國北部的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州亦通過專項法律，致力於保護弗里斯蘭語的存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