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簡稱清查五一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於1970年初大規模展開的一場政治運動。「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原指於文革初期1967年在北京市一度存在的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組織，該組織被官方認為利用了《五·一六通知》來散發反對周恩來的傳單。1967年9月毛澤東提出「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中共中央於1968年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並於1970年初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清查五一六運動導致數以百萬計的幹部、群眾和學生遭到迫害，許多文革初期活躍的造反派成員亦遭到整肅，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另有學者估計受到清查的人以千萬計，整死人以十萬計。

## 背景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央文革小組對周恩來的態度模稜兩可，北京的造反派中始終有一股反對周恩來的暗流。「二月逆流」發生後，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炮打周恩來」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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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6日，北京外語學院「六·一六紅衛兵獨立營」貼出大字報《戳穿一個大陰謀》，攻擊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面派」。1967年5月17日的《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的基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一些學生據此認為將「揪出第二個劉少奇」，周恩來將被打倒。反對周恩來的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張建旗等人遂以貫徹《五一六通知》的名義，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成員共7人。6月2日，張建旗貼出大字報《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認為周是「二月黑風」的總後台。

「炮打周恩來」的行動並未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5月24日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發表聲明，稱：「誰要是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就打倒誰！」5月27日，外交部的唐聞生、王海容給毛澤東寫信稱：「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周總理的風氣，同時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及所屬各戰鬥隊內部，爭論頗為激烈。」毛澤東亦反對炮打周恩來的行動，於5月29日在唐、王二人的信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得到批示的中央文革小組遂於5月29日和6月3日兩次接見北京高校的造反派，指出：「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兵團」中3人宣布退出該組織。

此後，張建旗與北京農業大學、師範大學、商學院、一〇一中學的一些人繼續串聯，於1967年7月1日，在北京外語學院成立了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群眾組織，骨幹約有20餘人。成立大會上通過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決議》，其中將周恩來稱為「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是中國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之一」，並稱他為「我國黨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暗流的總後台之一」、「中國第二個赫魯雪夫式的個人野心家」，聲稱「誓與以周恩來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干將譚震林，李先念，陳毅，余秋里，谷牧等決一死戰」。自7月起至8月初，「五·一六紅衛兵團」頻繁活動，在北京鬧市區西單、王府井貼大字報、發傳單，繼續攻擊周恩來。

8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召開座談會，點名「五·一六紅衛兵團」為「反革命組織」，各造反組織旋即成立「專揪反革命五一六兵團聯絡站」，揪斗張建旗等人。8月26日，北京及全國的一千多個單位在北京鋼鐵學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五一六黑匪兵團大會」，張建旗等5人被揪斗、逮捕。9月12日，北京紅衛兵召開10萬人大會，慶祝粉碎「五·一六」分子的勝利。至1967年10月，人數本就不多的「五·一六紅衛兵團」的活動已經基本偃旗息鼓。

## 擴大化

1967年9月8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了一段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組織。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公開在報刊上提出要在全國徹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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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後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李震為辦公室主任，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進一步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10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外語學院。」

1971年2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組員有13人。《決定》指出：在清查過程中「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此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更加「深化」。

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之後不了了之。清查運動不僅嚴重擴大化，而且演變成全國性的兩派群眾組織大混戰。

### 江蘇省的「清查五·一六」

在江蘇省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省革委會主任許世友主張「深挖」，藉機打擊異己，其主政的江蘇省革委會45名常委中25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在持續3年多的清查過程中，全省25萬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超過2000人死亡。

江蘇省委書記吳大勝以南京大學為突破口，派出「調查組」進駐清查。南京大學先後被莫須有地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師生員工達1560人，占當時師生員工總數（4950人）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被關押批鬥的有389人，被判刑的16人，被迫害致死多達28人。

江蘇省農業局64名「留守人員」，有39人打成「五·一六」。打成「五·一六」的局領導占60%，處室負責人占62%，黨支部委員占80%，黨員占64%，黨支部幾乎成了「五·一六」支部。據記載：江蘇省農業局有一個受吳大勝影響的局領導，自稱會「相面」，他不時深入各個「深挖小組」，以至飯廳、會議室，以「相」出哪個人是「五一六」——講話多的，是「若無其事」；講話少的，是「故作鎮靜」；吃飯多的，是「準備頑抗」；吃飯少的，是「心中有鬼」；戴一頂普通帽子，成了「聯絡暗號」；哼一句樣板戲，是為同夥「打氣」，制訂「攻守同盟」；進會場時走慢了，是「包袱沉重」；走快了，則又是「內心空虛」；看報紙，是「思想不集中」；學習毛主席著作，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反正不管怎樣，一舉一動都可以成為判定的證據。

## 謎團

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曾說：「我雖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對清查「五·一六」一直不清楚。為什麼1967年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問題已經解決之後還要清查「五·一六」？為什麼九大以後還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是怎樣進行的？為什麼專案組長李震自殺？這些問題都不清楚。清查「五·一六」是個迷。將來檔案公開了，也許能解這個謎。」

季羨林在《牛棚雜議》中，以一個「黑五類」分子的視角觀察了這次運動：他自己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而五·一六分子是好出身的青年人才參加的，他覺得這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他評價清查五·一六是「堂吉訶德大戰風車，成為『文化大革命』無數笑話中最好笑的一個。」

在《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中，湖南造反派「湘江風雷」工人陳益南把清查五一六描述成打擊文革造反派——甚至打擊所有沒跟上文革現行政策者的「口袋罪」：「這「五・一六分子」名詞，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之前，已成為了一個「筐」，可以將任何「有問題」者，都往裡「裝」了。」。這一觀點在部分文革通史，比如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也有闡述：「『五一六』集團的『骨幹』分子構成了一副名副其實的文革激進派的名人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