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日本關係

德日關係（de；日獨関係）是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日本之間當前與歷史上的雙邊關係。截至2025年，德國和日本分別是全球按名義GDP計算的第三大和第四最大經濟體。兩國在政治、文化、科學和經濟等領域保持著廣泛的合作。日本與歐盟（德國是其中人口最多的成員國）也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在日本處於孤立主義的鎖國時期，日本通過荷蘭的貿易港口出島與德國人的接觸十分有限。在幕末開國時期，普魯士王國通過艾林堡遠征於1860年與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迅速實現了現代化，並經常通過密切的思想和文化交流來借鑑德國模式。在1902年與英國結盟後，大日本帝國於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個月後）對德意志帝國宣戰。日本在戰爭的亞太戰區打了一場主要戰役，即青島戰役。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了膠州灣租借地（從而引發了山東問題）以及南洋委任統治地。

在20世紀30年代，兩國對各自所在地區採取了具有侵略性的極端民族主義態度（即納粹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這促使了兩國的和解。兩國簽署的反共產國際協定最終發展成為被稱為軸心國的政治和軍事同盟，法西斯義大利和其他國家隨後也加入了該同盟。兩國還發展了二戰前德日工業合作，並在初期利用了西伯利亞鐵路。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德國入侵蘇聯，日本和德國基本上分別在太平洋戰爭和歐洲戰區各自為戰，僅通過柳作戰和U型潛艇任務進行貨物交換。德國於1945年5月投降，比日本投降早了三個月。

二戰結束後，同盟國占領了德國（直至1949年），美國則占領了日本（直至1952年）。在全球經濟增長的背景下，德國經歷了「經濟奇蹟」，日本隨後也迎來了自己的經濟奇蹟。兩國的雙邊關係很快得以重建，此時的焦點轉向了經濟問題。兩國都是包括七國集團、二十國集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經濟組織的成員。它們也是四國聯盟和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在科學合作方面，兩國都為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反應堆計劃做出了貢獻，並通過歐洲空間局與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展開合作。

根據2023年底貝塔斯曼基金會的一項民意調查，德國人對日本的看法絕大多數是積極的，認為日本更多的是合作夥伴而非競爭對手。日本人對德國的看法同樣非常積極，97%的人對德國持正面看法，僅有3%的人對德國持負面看法。

## 歷史

### 初次接觸與日本鎖國的終結（1871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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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德國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時期（1603年—1868年），當時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服務的德國人來到日本工作。最早有詳細記載的案例是分別在17世紀90年代和19世紀20年代來到日本的醫生恩格爾貝特·肯普弗（1651–1716）和菲利普·弗朗茨·馮·西博爾德（1796–1866）。兩人都曾陪同位於出島的荷蘭商館館長前往江戶向幕府將軍朝貢。西博爾德撰寫了《日本：日本志檔案》（Nippon, Archiv zur Beschreibung von Japan）一書，直至20世紀，該書仍是關於日本最有價值的資訊來源之一；自1979年起，德國設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年度獎項「菲利普·弗朗茨·馮·西博爾德獎」，以表彰日本科學家的成就。不過，西博爾德的第二次日本之行（1859年—1862年）以失敗告終，因為他試圖干涉荷蘭在日本的政治，並企圖在該國謀求一個永久的外交官職位。

1854年，美國向日本施壓，迫使其簽訂了《神奈川條約》，結束了日本的鎖國狀態。日本公眾認為這是一項「不平等條約」，因為美國並未以對等的特權來回報日本的讓步。在許多情況下，日本實際上被迫接受了治外法權體系，這意味著外國僑民不受日本法律體系的管轄，而是由其本國的領事法庭管轄，此外還要開放通商口岸，後來甚至允許基督教傳教士進入該國。在日本結束鎖國後不久，即所謂的幕末時期，首批德國商人抵達了日本。1860年，弗里德里希·楚·艾林波伯爵作為普魯士（當時德意志邦聯的主要邦國）大使率領艾林堡遠征隊前往日本。經過四個月的談判，普魯士和日本於1861年1月簽署了另一項「不平等條約」，即正式的修好通商條約。

儘管艾林堡遠征及其條約在當時被認為是強加給日本的眾多不公正談判之一，但如今它被尊為日德官方關係的開端。為了紀念其150周年，德國和日本從2010年秋季到2011年秋季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希望「發掘（兩國）共同過去的寶藏，以此構建通往未來的橋梁」。

#### 日本駐普魯士外交使團

1863年，即馮·艾林堡訪問東京三年後，一個幕府使團抵達柏林，覲見了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並受到了隆重的歡迎儀式。條約簽署後，馬克斯·馮·巴蘭德成為駐日外交代表——最初代表普魯士，1866年後代表北德意志邦聯，到1871年則代表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

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天皇統治下的大日本帝國建立。隨著權力回歸天皇家族，日本要求廢除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內戰隨之爆發。在衝突期間，德國武器商人亨利·施內爾為效忠幕府的大名（位於新潟縣長岡市）提供建議並供應武器。一年後，戰爭以德川勢力的戰敗和「不平等條約」的重新談判而告終。

### 日本的現代化與教育交流（1871年—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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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明治時代（1868年—1912年）的開啟，許多德國人作為所謂「御雇外國人」來到日本擔任新政府的顧問，並為日本的現代化做出了貢獻。這在醫學（如利奧波德·穆勒，1824–1894；尤利烏斯·斯克里巴，1848–1905；埃爾溫·貝爾茲，1849–1913）、法律（如K. F. 赫爾曼·勒斯勒爾，1834–1894；阿爾伯特·摩塞，1846–1925）和軍事事務（如雅各布·梅克爾，1842–1906）等領域尤為顯著。梅克爾於1885年應日本政府邀請，擔任日本參謀本部的顧問及日本陸軍大學校的教官。他在日本度過了三年，與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包括桂太郎和川上操六）合作，從而對大日本帝國陸軍的現代化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梅克爾身後留下了一群忠實的日本崇拜者，他們在他去世後，在他曾任教的東京陸軍大學校門前豎立了一尊他的銅像。總的來說，大日本帝國陸軍在19世紀80年代建立現代武裝力量時，高度參照了普魯士-德國模式。

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該憲法深受德國法學家魯道夫·馮·格耐斯特和洛倫茲·馮·施泰因的影響，明治維新元老、後來的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曾於1882年在柏林和維也納拜訪過他們。應德國政府的要求，阿爾伯特·摩塞也會見了伊藤博文及其政府官員和學者團隊，並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憲法的演講，這有助於說服伊藤博文相信普魯士風格的君主制憲法最適合日本。1886年，摩塞受日本政府邀請，作為「御雇外國人」簽訂了為期三年的合同，協助伊藤博文和井上毅起草《明治憲法》。他後來還參與了其他重要法律草案、國際協議和合同的起草工作，並擔任日本內務省的內閣顧問，協助首相山縣有朋建立地方政府的法律草案和體系。在19世紀末，數十名日本學生和軍官也前往德國，研究德國軍事體系，並在德國陸軍教育設施以及主要是普魯士軍隊中接受軍事訓練。例如，後來的著名作家、最初是軍醫的森鷗外，在1872年至1874年間接受了德語輔導，當時德語是醫學教育的主要語言。從1884年到1888年，鷗外訪問了德國並對歐洲文學產生了興趣，他創作了歌德、席勒和格哈特·霍普特曼作品的首批日文譯本。

### 關係冷卻與第一次世界大戰（1885年—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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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紀末，由於德國以及整個歐洲在東亞的帝國主義野心，日德關係出現冷卻。1895年4月甲午戰爭結束後，中日簽署了《馬關條約》，其中包括中國向日本割讓多處領土，最重要的是台灣以及遼東半島東部的旅順口。然而，俄羅斯帝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和德國對日本不斷擴張的勢力範圍感到擔憂，它們希望利用中國的困境來擴張自己的殖民地。摩擦最終在1895年4月23日爆發，即所謂的「三國干涉還遼」，當時這三個大國「敦促」日本放棄其在遼東半島獲得的領土。

對德日關係的另一次壓力測試是1904/05年的日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德國強烈支持俄羅斯。這一情況促使日本外務省宣布，任何在戰區內向俄羅斯船隻運送煤炭的船隻都將被擊沉。日俄戰爭後，德國堅持在交換軍官和學生方面實行對等原則，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幾名德國軍官被派往日本研究日本軍事。畢竟在擊敗沙俄軍隊後，日本軍隊成為一個很有研究價值的組織。然而，日本日益增長的實力和影響力也引起了德國方面越來越多的不信任。

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最終表明德日關係已惡化到何種地步。1914年8月7日，即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對德意志帝國宣戰僅三天後，日本政府收到英國政府的正式請求，要求協助摧毀在中國及周邊海域活動的德意志帝國海軍襲擊艦。日本急於削弱歐洲殖民列強在東南亞，特別是在中國沿海的勢力，於1914年8月14日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但未獲答覆。日本隨後於1914年8月23日正式對德宣戰，從而作為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的盟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奪取德國在太平洋控制的加羅林群島、馬紹爾群島和馬里亞納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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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德國之間發生的唯一一場主要戰役是青島戰役，即日軍圍攻德國控制的中國港口青島（位於膠州灣）。在日軍和英軍的全面封鎖、持續的炮擊以及6:1的兵力懸殊下，德軍從1914年8月一直堅守到11月——這一事實在圍城期間以及後來的戰敗中都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日軍攻占該城後，陣亡的德軍被安葬在青島，其餘部隊則被運往日本，在板東戰俘營等地方受到了尊重的對待。1919年，當德國正式簽署《凡爾賽條約》時，所有戰俘獲釋，大部分返回了歐洲。

日本是《凡爾賽條約》的簽署國，該條約規定了對德國的嚴厲懲罰。在太平洋地區，日本獲得了赤道以北的德國島嶼（馬紹爾群島、加羅林群島、馬里亞納群島和帕勞群島）以及中國的膠州灣（青島）。條約第156條還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而不是將主權歸還給中華民國，這一問題很快被稱為「山東問題」。中國公眾對這一條款的憤怒引發了示威遊行和一場被稱為「五四運動」的文化運動，從而影響中國拒絕簽署該條約。中國於1919年9月宣布結束對德戰爭，並於1921年與德國單獨簽署了一份條約。這一事實極大地促成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德國將中國而非日本作為其在東亞的戰略合作夥伴。

### 和解、軸心國建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1920年—1945年）

#### 重建關係與中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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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不得不將其大部分太平洋和亞洲領地割讓給日本，並且中德合作不斷加強之後，柏林與東京之間的關係幾乎降至冰點。在1920年至1928年擔任德國駐日大使的威廉·索爾夫的倡議下，兩國再次加強了文化交流。1926年兩國簽署了一項文化協議，促成了「德日協會」（1926年）的重建、柏林「日本研究所」（1926年）的成立、東京「日德文化協會」（1927年）的建立，以及後來京都「日德研究所」（1934年）的併入。法國和德國對於希望出國留學的日本人來說也非常有吸引力，因為兩國在20世紀20年代都人為壓低了本國貨幣匯率。由於德國大學被認為優於法國大學，80%出國留學的日本學生因此選擇了德國。事實上，20世紀30年代在日本泛亞運動中嶄露頭角的許多領導人，在20世紀20年代都曾在德國大學學習，這使得日本歷史學家堀田江理指出，德國對日本泛亞主義的話語有著強烈的影響。

1933年1月30日，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領導下，納粹黨在德國掌權，並在執政的頭兩個月內廢除了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這一政治轉折點被證明對德日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33年春季及秋季，當納粹黨的準軍事組織衝鋒隊開始毆打在德國大學學習的亞洲人時，德日關係遭到破壞。日本和中國官員抱怨德國報紙上的「黃禍」宣傳、關於德國計劃禁止跨種族關係的報導，以及全國各地不斷發生的針對亞洲學生的暴力事件。1933年10月，日本政府警告其國民不要訪問德國，稱該國對亞洲人來說不安全。1933年11月，中國政府向其公民發布了類似警告。德國外交部長兼外交部負責人康斯坦丁·馮·紐賴特說服希特勒制止了衝鋒隊針對亞洲人的暴力行為，他指出中國國家元首蔣介石正威脅要驅逐德國軍事使團並代之以法國使團。關於日本，紐賴特指出，讓這麼多日本精英子弟在德國大學學習是有利的，並認為從長遠來看，這對德國有著不可估量的優勢。然而，在這個時候，德國與中國的關係要密切得多，中國購買了越來越多的德國武器，其國民革命軍也接受了德國軍事使團的訓練。這不僅不顧日本的反對，而且最終促使柏林改變態度的，也是來自中方而非日方的抗議。

在1933年末到1934年初，德日關係再次出現緊張。新任德國駐日大使、直言不諱支持德日夥伴關係的赫伯特·馮·迪爾克森，支持任命納粹黨員、聲名狼藉的商人斐迪南·海耶為德國駐中國北方日本傀儡國家滿洲國的特別貿易專員。柏林與滿洲國的互動非常微妙，因為日本希望德國能在外交上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將極大地損害中德關係。當希特勒否定了海耶時，他想要暫時保留中國這個合作夥伴的意圖顯露無疑，因為海耶為了以自己的名義壟斷德國在該地區的貿易，曾錯誤地承諾德國將承認滿洲國。1935年夏天，獨立於外交部運作的德國外交政策官員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與他的朋友、日本駐德武官大島浩將軍一起，計劃通過推動反共聯盟來解脫德國在「中日二選一」困境中的局面，該聯盟將把這三個國家團結在一起。然而，由康斯坦丁·馮·紐賴特領導的外交部否決了這一提議，因為它認為與中國的貿易關係過於重要，不能因為一項蔣介石不太可能加入的條約而面臨風險。

大約在同一時期，馮·里賓特洛甫談判達成了《英德海軍協定》，該協定於1935年6月簽署時導致了德日關係的暫時惡化。當時，包括海軍上將山本五十六（他直言不諱地批評與納粹德國結盟）在內的許多日本政治家，對德國試圖與英國結盟的行為感到震驚。儘管如此，當時控制東京的軍方集團領導人認為，這只是德國為了爭取時間趕超英國皇家海軍而使用的策略。畢竟，希特勒已經在《我的奮鬥》中制定了他的計劃，他在書中將英國確定為潛在的盟友，但也將日本定義為「國際猶太人」的目標，因此也是一個德國可能與之結盟的國家：

消滅德國並不符合大英帝國的利益，而主要是猶太人的利益。時至今日，摧毀日本對英國政治利益的幫助，遠不及對那些意圖建立猶太世界帝國的領導人來得大。

#### 合作的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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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的軍方領導人開始制定計劃，旨在通過最終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來確保帝國能夠獲得資源供應。總的來說，他們構想了進一步的擴張路徑——要麼向北攻擊蘇聯，這一計劃被稱為「北進論」；要麼向南奪取法國、荷蘭和/或英國的殖民地，這一概念被稱為「南進論」。另一方面，希特勒從未放棄他征服東歐新領土以獲取「生存空間」的計劃；因此，與波蘭以及後來與蘇聯的衝突似乎不可避免。

日德共同利益的首次法律鞏固發生於1936年，當時兩國簽署了《反共產國際協定》，該協定旨在對抗一般的共產國際，尤其是針對蘇聯。簽署後，納粹德國政府還將日本人民納入了他們「榮譽雅利安人」的概念中。秩父宮雍仁親王隨後參加了1937年在德國舉行的紐倫堡黨代會並會見了阿道夫·希特勒，試圖藉此增進個人關係。由貝尼托·墨索里尼領導的法西斯義大利於同年加入該協定，從而邁出了在羅馬、柏林和東京之間形成所謂的「軸心」的第一步。

起初，德國與中國國民政府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係，甚至向中華民國提供軍事援助和支持。在1937年7月7日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以及中國隨後不久與蘇聯締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時，兩國關係惡化。儘管中德經濟關係優越，但希特勒得出結論認為日本將是一個更可靠的地緣戰略夥伴，並選擇結束與中國的聯盟，以換取與更加現代化且軍事力量更強大的日本結盟。在1938年5月向帝國議會發表的講話中，希特勒宣布德國承認日本的傀儡政權滿洲國，並放棄德國對現在由日本帝國控制的太平洋前殖民地的主張。希特勒下令停止對中國的武器運輸，並召回了所有配屬中國軍隊的德國軍官。儘管採取了這些舉措，但希特勒仍然保持了他的一般看法，即日本或中國文明都不劣於德國文明。

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日德之間的關係持續拉近，並進行了多次文化交流，儘管其動機是出於政治和宣傳的原因。重點放在了青年交流上，並進行了多次互訪；例如，在1938年底，格奈森瑙號客輪搭載了30名希特勒青年團成員組成的代表團前往東京進行學習訪問。1938年，兩國尋求採取代表性措施來擁抱日德夥伴關係，並開始在柏林建造新的日本大使館大樓。在前大使館為希特勒和阿爾伯特·施佩爾將柏林改造成世界首都日耳曼尼亞的計劃讓路後，一座更為宏偉的新建築在緊鄰蒂爾加滕的新建外交區拔地而起。該建築由路德維希·莫沙默在施佩爾的監督下設計，被置於義大利大使館對面，從而在建築上強調了羅馬-柏林-東京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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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皇居二重橋舉行向昭和天皇象徵性致意儀式的希特勒青年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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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青年團於1938年8月會見日本領導人近衛文麿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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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劇舞蹈隊的女性成員在東京日劇音樂廳歡迎希特勒青年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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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青年團在德國駐東京大使館共進晚餐

儘管1936年《反共產國際協定》暗示了針對蘇聯的日德聯合行動的初步計劃，但1938年和1939年對於日本決定不向北擴張至關重要，即受「北進論」啟發的針對蘇聯的關特演計劃被擱置，轉而擁抱南進擴張。日本帝國在對抗蘇聯的兩次邊界衝突（張鼓峰事件和諾門罕戰役）中慘敗，這使其確信，當時缺乏重型坦克等裝備的大日本帝國陸軍無力挑戰蘇聯紅軍。儘管如此，希特勒的反蘇情緒很快導致他與日本進一步走近，因為他仍然相信日本會在未來的對蘇戰爭中加入德國一方，無論是通過入侵東西伯利亞主動參戰，還是通過牽制大量紅軍而被動配合——當時紅軍正擔心日本關東軍在滿洲國發動攻擊（截至20世紀30年代末，關東軍人數約為70萬）。

與他的實際計劃相反，希特勒的拖延策略——結合他對陷入似乎無休止的美日談判中且傾向於避免與蘇聯開戰的日本的失望——導致了他在1939年8月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從而暫時與蘇聯合作。日本和義大利事先都沒有被告知德國與蘇聯簽訂的條約，這證明了納粹德國與其夥伴之間一直存在著潛意識的不信任。畢竟，該條約不僅在一項秘密議定書中規定了兩個簽署國瓜分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而且也使得《反共產國際協定》幾乎變得無關緊要。為了消除希特勒此舉對日德關係造成的壓力，1939年11月兩國簽署了《日德文化合作協定》。當時距離德國和蘇聯結束對波蘭的入侵，以及英法對德宣戰僅僅過去了幾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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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日本也繼續推進其擴張計劃。1940年9月22日對法屬印度支那北部的入侵（當時該地由維希法國的傀儡政府控制），以及日本在中國持續血腥的戰爭，使美日關係面臨嚴峻考驗。1940年7月26日，美國通過了《出口管制法》，切斷了對日本的石油、鐵和鋼出口。這項遏制政策是華盛頓向日本發出的警告，即任何進一步的軍事擴張都將導致更多的制裁。然而，這些美國的舉動被日本的軍國主義領導人解讀為他們需要採取激進措施以改善帝國處境的信號，從而將日本進一步推向了德國。

#### 軸心國的形成

由於納粹德國不僅征服了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大陸大部分地區，而且還維持著英國面臨即將戰敗的印象，東京將歐洲的局勢解讀為西方民主國家存在根本性且致命的弱點。日本領導層得出結論認為，必須利用當前的局勢，並隨後開始尋求與柏林開展更緊密的合作。另一方面，希特勒不僅擔心與英國陷入持久僵局，而且已經開始計劃入侵蘇聯。這些情況，加上原材料和糧食的短缺，增加了柏林與東京建立更強大聯盟的興趣。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被派往日本談判一項新條約。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這三個國家很快被稱為「軸心國」——之間的關係，通過1940年9月27日簽訂的《三國同盟條約》得以鞏固。

該條約的目的旨在威懾一個未點名的強國（假定為美國），使其不敢支持英國，從而不僅加強德國和義大利在北非戰役及地中海戰區的地位，而且在日軍入侵之前削弱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條約規定，三個國家將尊重彼此在各自勢力範圍內的「領導地位」，並且如果在任何一方遭到外部國家攻擊時，將互相協助。然而，條約明確排除了簽署時已經在進行的衝突。基於這種防禦性的措辭，成員國對非成員國的侵略行為不會引發該條約下的任何義務。這些限制可以被解釋為當時日德關係受共同私利驅動的症狀，其背後的支撐是兩國政府共同的軍國主義、擴張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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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同盟的另一個決定性局限是兩國在對待猶太人的政策上存在根本性差異。雖然納粹德國對猶太人抱有極端的反猶太主義態度，但日本並未採取任何類似立場。1940年12月31日，強烈支持三國同盟的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告訴一群猶太商人：

我是負責與希特勒結盟的人，但我從未承諾過我們會在日本執行他的反猶政策。這不僅是我個人的觀點，這也是日本的態度，我毫不愧疚地向世界宣布這一點。

類似地，在戰爭的剩餘時間裡，兩國都將繼續隱瞞另一方犯下的戰爭罪行。大屠殺被東京領導層系統地隱瞞，同樣，日本的戰爭罪行（例如在中國的情況）也對德國公眾保密。一個例子是1937年日本軍隊在南京犯下的南京大屠殺暴行，這遭到了德國工業家約翰·拉貝的譴責。隨後，德國領導層命令拉貝返回柏林，沒收了他所有的報告，並禁止任何關於該話題的進一步討論。

儘管如此，在三國同盟條約簽署後，政治和軍事性質的互訪有所增加。德國王牌飛行員兼傘兵專家恩斯特·烏德特於1939年訪問日本視察日本航空兵力，並向赫爾曼·戈林報告說「日本飛行員雖然勇敢且積極，但並非空中霸主」；隨後，山下奉文將軍被賦予在1940年底重組日本航空部隊的任務。為此，山下於1941年1月抵達柏林，停留了近半年之久。他視察了被攻破的馬奇諾防線和法國海岸的德國防禦工事，觀看了德國飛行員的訓練，甚至在將日本的「旭日大綬章」授予德國空軍司令赫爾曼·戈林後，還參與了倫敦大轟炸的飛行。山下將軍還會見了希特勒並與之交談，他對此評價道：

我感覺到，在希特勒的腦海中，有很多超越物質計劃的精神層面的東西。當我遇見元首時，他說從少年時代起他就被日本所吸引。當他只有17歲時，他仔細閱讀了關於日本戰勝俄羅斯的報導，並對日本驚人的力量印象深刻。｜山下奉文將軍（1940年）

根據山下的說法，希特勒承諾在遺囑中記念日本，指示德國人「將自己永遠與日本精神綁定在一起。」

1940年11月11日，當德國輔助巡洋艦亞特蘭蒂斯號的船員登上英國貨船自動登號時，德日關係以及日本向東南亞擴張的計劃得到了決定性的推動。船上發現了15袋發往英國遠東司令部的絕密郵件，其中包括最新的海軍情報報告。這些報告包含了對日本帝國在遠東軍事力量的評估，以及英國皇家空軍部隊、海軍實力的細節和關於新加坡防禦的記錄。報告描繪了英國在遠東陸軍和海軍能力的黯淡圖景，並宣稱英國太弱而不敢冒與日本開戰的風險。這些郵件於12月5日抵達德國駐東京大使館，隨後通過西伯利亞鐵路專人送往柏林。在德國駐日海軍武官保羅·溫內克的倡議下，一份副本被交給了日方；在他們對西方列強開始敵對行動之前，這提供了寶貴的情報。亞特蘭蒂斯號的船長伯恩哈德·羅格因此被授予一把華麗的武士刀作為獎勵；僅有的另外兩位獲此殊榮的德國人是赫爾曼·戈林和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

在閱讀了被繳獲的文件後，1941年1月7日，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寫信給海軍大臣，詢問如果日本擊潰美國，剩餘的英國和荷蘭軍隊是否會變得足夠虛弱，以便日軍給予致命一擊。因此，「南進論」（即日本海軍在南方開展戰役的概念）迅速成熟並獲得了更多的支持者。

#### 協調聯合戰爭計劃的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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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希特勒正在完成「巴巴羅薩行動」（入侵蘇聯）的準備工作。為了直接或間接地支持他即將向東發動的進攻，元首在1940年和1941年期間多次向日本建議，重新考慮攻擊蘇聯遠東地區的計劃。1941年2月，由於希特勒的堅持，大島浩將軍作為大使返回柏林。1941年3月5日，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總長威廉·凱特爾發布了「關於與日本合作的第24號基本命令」：

基於三國同盟的合作目的，必須是促使日本儘快「在遠東採取積極行動」。強大的英軍將被牽制，而美利堅合眾國利益的重心將被轉移到太平洋。鑑於其對手的戰爭準備仍未完善，日本越早干預，其成功的希望就越大。巴巴羅薩行動將為此創造特別有利的政治和軍事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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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18日，在由希特勒、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威廉·凱特爾和埃里希·雷德爾出席的會議上，雷德爾海軍上將陳述道：

日本必須採取措施儘快奪取新加坡，因為這種機會再也不會如此有利（整個英國艦隊被牽制；美國對日戰爭準備不足；與日本相比美國太平洋艦隊處於劣勢）。日本確實在為此項行動做準備；但根據日本軍官所作的所有聲明，只有當德國繼續在英國登陸時她才會執行。因此，德國必須集中一切力量促使日本立即採取行動。如果日本擁有新加坡，所有關於美國和英國在東亞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關島、菲律賓、婆羅洲、荷屬東印度）。如果可能的話，日本希望避免與美國開戰。如果她堅決地儘快奪取新加坡，她就能做到這一點。｜埃里希·雷德爾海軍上將（1941年3月18日）

在涉及希特勒、他的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時任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以及柏林和東京各自大使歐根·奧特和大島浩的會談中，德國方面廣泛暗示，但從未公開要求日本從東部入侵蘇聯或攻擊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以此來牽制大英帝國並轉移其對歐洲的注意力，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掩護德國的後方。儘管德國顯然贊成日本攻擊蘇聯，但這兩個盟國之間的交流總是保持過於正式和間接，正如希特勒在致大島浩大使的以下聲明（1941年6月2日）中所顯示的：

當然，日本將自行決定採取它認為合適的行動，但如果（日本）向南推進因為補給和裝備面臨困難，它若能在對抗蘇聯的戰鬥中提供合作，我們將表示歡迎。

松岡、大島及部分日本帝國陸軍是「北進論」的支持者，這是日本北進戰略，旨在與德國協調攻擊蘇聯並奪取東西伯利亞。但由日本陸軍主導的軍事領導層，特別是像陸軍大臣東條英機這樣的人，不斷受到日本帝國海軍的施壓。因此，在1940年「南進論」已經存在強烈傾向，即向南推進並通過占領它們在東南亞資源豐富的殖民地來利用被削弱的歐洲列強。為了在向南擴張時確保日本的後方安全，以及作為蘇聯向德國展示和平意圖的努力，松岡在結束對柏林的訪問返程途中，於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簽署了《蘇日中立條約》。約瑟夫·史達林對日本信守中立的承諾幾乎沒有信心，但他覺得該條約因其政治象徵意義而很重要，以強化公眾對德國的友善情緒。沒有得到日本事先通知且認為該條約是拖延策略的希特勒，誤判了外交局勢。他認為他對蘇聯的攻擊將在東亞為日本帶來極大的緩解，並通過日本的干預對美國的活動構成更強大的威脅。結果，納粹德國在沒有任何向其軸心國夥伴發出具體警告的情況下，推進了對蘇聯的攻擊計劃——巴巴羅薩行動，並於兩個月後的6月22日發動了進攻。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對俄羅斯的攻擊幾乎撕毀了三國同盟，因為帝國一直依賴德國幫助其維持與莫斯科的良好關係，以消除來自西伯利亞的任何威脅。首相近衛文麿感到被出賣了，因為德國人顯然過於不信任他們的軸心國盟友，以至於沒有警告他們關於巴巴羅薩行動的事，儘管他自四月份從柏林的大島那裡收到一份報告說「蘇德戰爭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爆發」以來，一直擔心最壞的情況。另一方面，外相松岡竭力試圖說服天皇、內閣以及軍隊參謀部有關對蘇聯迫在眉睫的攻擊。然而，他的同僚們——現在把他看作「希特勒的辦公室小弟」——拒絕了任何這樣的提議，並指出一個事實：日本軍隊擁有的是輕型和中型坦克，無意挑戰蘇聯坦克和飛機，直到他們確信德國國防軍已經將紅軍擊潰到瀕臨戰敗的邊緣。

隨後，近衛文麿將松岡洋右逐出內閣，並重新加強了日本與美國的談判。然而，這些談判仍然在對華和法屬印度支那問題上陷入僵局，同時美國要求日本在達成任何解決方案之前退出三國同盟。由於在華盛頓方面看不到任何希望，松岡覺得他的政府必須向德國保證其對條約的忠誠。在柏林，大島被指示向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傳達：「日本政府已決定在法屬印度支那獲得『支撐點』（即同時也占領其南半部），以便進一步加強對英國和美利堅合眾國的壓力」，並承諾「我們日本人不會在你們德國人與俄羅斯人作戰時袖手旁觀」，以此作為「對共同戰線的寶貴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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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頭幾個月里，德國在蘇俄的推進引人矚目。史達林將原本保護東西伯利亞免受潛在日軍攻擊的部隊調往未來莫斯科防衛的需求日益增長。駐滿洲國的日本關東軍不斷進行演習，而在與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的會談中，駐柏林大使大島一再暗示「日軍即將對蘇聯發動攻擊」。然而事實上，當時的東京領導層絲毫沒有改變主意，這些行動僅僅是為了製造蘇聯東部面臨威脅的假象，企圖藉此牽制西伯利亞的蘇軍師團。日德兩國所不知道的是，化裝成德國駐東京大使歐根·奧特手下記者的蘇聯間諜理察·佐爾格，於1941年9月14日向紅軍報告稱，除非發生以下情況，否則日本不會在東方對蘇聯發動敵對行動：

- 莫斯科被攻陷
- 關東軍的規模達到蘇聯遠東部隊的三倍
- 西伯利亞爆發內戰。

1941年9月底，佐爾格傳送了日本不會在東線對蘇聯發動敵對行動的情報，從而解放了駐紮在西伯利亞的紅軍師團用於莫斯科防衛戰。1941年10月，佐爾格身份暴露並被日本人逮捕。顯然，德國大使歐根·奧特對他完全信任，並允許他在駐東京大使館內接觸從柏林發來的絕密電報。最終，這一牽連導致了史塔瑪在1943年1月取代奧特。另一方面，佐爾格於1944年11月被處決，並在蘇聯被奉為民族英雄。

#### 日本參戰

1941年9月，日本開始南擴，將其軍事存在擴展至印度支那南部（「獲取『支撐點』」），並大幅增加了駐軍人員和飛機的數量。這激怒了美國、英國及其他西方政府，它們隨之凍結了日本資產；而提供日本80%石油供應的美國，則對日本帝國實施了全面的石油禁運。結果，日本實際上被迫在放棄其在東南亞的野心及對華戰爭，和以武力奪取所需自然資源之間做出選擇。日本軍方不認為前者是一個選項，因為自1939年在諾門罕戰役中敗給格奧爾吉·朱可夫將軍等人，以及在德國入侵蘇聯後不久最終拒絕了在西伯利亞的任何近期行動計劃後，攻擊蘇俄以代替向南亞擴張，已成為一個越來越不受歡迎的選擇。此外，許多軍官認為美國的石油禁運等同於不宣而戰。面對美國實施的嚴厲石油制裁，日本領導層現在更加堅定了留在中國戰場的決心。由於德國拒絕向日本出售製造合成燃料的藍圖，日本獲取石油的唯一希望就是入侵荷屬東印度，而這將導致與美國和英國開戰。為了取得成功，日本人必須癱瘓強大的美國太平洋艦隊，以防其干預日本未來在東南亞的行動，從而在強勢地位上談判和平條款。當日本在1941年11月17日首次向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告知他們意圖與美國開戰時，後者同意德國也幾乎肯定會宣戰。

1941年11月25日，德國試圖通過正式恢復1936年的《反共產國際協定》來進一步鞏固反蘇同盟，這次增加了新的簽署國——匈牙利和二戰期間的羅馬尼亞。然而，由於後勤問題以及蘇軍防線得到東西伯利亞師團增援等多種原因，隨著俄羅斯冬季在11月和12月的來臨，德國對莫斯科的攻勢陷入停滯。面對其正在失效的閃電戰戰術，希特勒對成功並迅速結束戰爭的信心減弱，尤其是在美國支持下的英國成為帝國西線不斷威脅的情況下。此外，顯而易見的是，美國迄今在表面上維持的「中立」，很快就會轉變為公開且無限制地支持英國對抗德國。因此，當日本突然在1941年12月7日發動對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的空襲，並在隨後對美國和英國宣戰參戰時，希特勒表示歡迎。而就在兩天前，蘇聯開始在朱可夫將軍的帶領下成功發動反攻，將德軍從莫斯科擊退。朱可夫曾於1939年在諾門罕擊敗過日軍。在得知日本襲擊成功的消息後，希特勒甚至變得欣喜若狂，並宣稱：「有了這樣一個能幹的盟友，我們不可能輸掉這場戰爭。」在日本發動襲擊之前，柏林和東京之間進行了大量的通訊交流。兩國大使奧特和大島試圖起草一份對《三國同盟條約》的修正案，其中德國、日本和義大利應承諾，如果其中一個締約國受到美國攻擊——或主動攻擊美國——它們將互相效忠。儘管該議定書及時完成，但德國直到珍珠港空襲後四天才正式簽署。在這些通訊中，日本再次明確拒絕了任何對俄的作戰計劃：如果德國要求我們參加對蘇聯的戰爭，我們將回應稱我們暫時不打算參戰。如果這導致德國延遲其對美國的參戰，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儘管如此，德國領導層在公開場合仍然對他們的新盟友表示讚賞，大島大使甚至成為僅有的八位金質大十字德意志之鷹功績勳章獲得者之一。該勳章由希特勒親自授予，據報導他當時說：

你們發表了正確的宣戰聲明。這種方法是唯一恰當的。日本以前就奉行這種做法，它也符合其自身體制，即儘可能長久地進行談判。但如果一方發現另一方只是想敷衍自己，只是想羞辱和貶低自己，並且不願達成協議，那麼這方就應該狠狠地打擊對方，而不要在宣戰上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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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三國同盟的修正案尚未生效，希特勒還是選擇對美國宣戰，並於1941年12月11日下令帝國議會連同義大利一起宣戰，這距離美國在向大日本帝國發表國恥演說後對日宣戰僅過去了三天。羅斯福的「見敵即射」命令在1941年9月實際上已向德國和義大利宣發了海戰，並且德國在12月初已獲悉了「彩虹五號計劃」。希特勒再也無法忽視美國向英國和蘇聯提供的經濟與軍事援助數量。儘管日本曾多次拒絕，但希特勒希望日本能相應地攻擊蘇聯的願望並未實現，因為日本堅持其南進戰略，繼續維持與蘇聯脆弱的和平。不過，德國的宣戰進一步鞏固了德日關係，顯示了德國對日本的團結，這在當時鼓勵了日本與德國合作抗擊英國。在某種程度上，日本在珍珠港事件後幾個月內在東南亞和太平洋的行動——包括擊沉威爾斯親王號和反擊號、占領新加坡、攻陷香港和英屬緬甸，以及在印度洋和對澳大利亞的空襲——對英國的戰爭努力造成了沉重打擊。這牽制了同盟國，將英國（包括澳大利亞）和美國的資源從對抗德國的大西洋海戰和北非戰役轉移到了在亞洲和太平洋對抗日本。在這種背景下，大英帝國的大量軍隊從北非撤出到太平洋戰區，其替換部隊只是相對缺乏經驗和兵力分散的師團。利用這一局勢，埃爾溫·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在珍珠港事件後僅六周就成功發動了進攻，最終將盟軍防線向東推進至阿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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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攻蘇聯之前，德國和日本能夠使用西伯利亞鐵路交換物資和人員。之後，日本帝國海軍的潛艇不得不被派往執行所謂的柳作戰，因為美國和英國海軍使得軸心國水面貨船在公海航行變得過於危險。然而，考慮到潛艇的運力有限，軸心國很快將目光直接投向了對英國戰事至關重要的地中海戰區、中東和英屬印度。從長遠來看，德國和日本設想建立一條橫穿英國控制的印度次大陸的聯合聯繫線，這將允許進行武器和資源的轉運以及潛在的聯合軍事行動。畢竟，在戰爭期間，潛在的貿易夥伴選擇非常有限，德國急需橡膠和貴金屬，而日本則尋求工業產品、技術裝備和化學品。到1942年8月，德軍在北非的推進使對亞歷山大港和蘇伊士運河發動攻勢成為可能，而這反過來又有可能實現歐洲與日本之間通過印度洋的海上貿易。另一方面，面對1942年6月在中途島海戰中失去四艘航空母艦的挫敗，日本海軍決定尋求一切可能性獲取額外資源以迅速重建其力量。結果，駐柏林大使大島奉命提交一份詳盡的「願望清單」，要求購買大量鋼鋁從德國運往日本。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迅速駁回了東京的提議，因為這些資源對德國自身的工業至關重要。不過，為了獲得日本對新的日德貿易協定的支持——該協定旨在確保德國公司在東南亞的權利——他請求希特勒至少部分同意日本的要求。直到1943年1月20日《經濟合作條約》簽署，兩國又花了五個月的時間來就國家馬克與日元的匯率進行爭論，並與第三簽署國義大利政府進行了補充會談。

#### 軸心國的局限性與衰落

儘管有這項條約，德日構想的經濟關係從未超出主要作為宣傳的範疇。英國一直控制著蘇伊士運河，而載貨能力非常小的潛艇仍是主要的聯繫手段。

隨著在北非的失利和在史達林格勒的慘敗，到1943年初，德國已處於防禦態勢，且再也沒有重新掌握主動權。

日本在航空母艦的生產上已被超越，自1942年6月中途島敗北後，便無力發動任何攻勢。其戰線拉得過長，甚至無法為整個太平洋島嶼上的駐軍提供糧食補給。東京計劃在澳大利亞家門口征服索羅門群島的圖謀變成了日軍持續不斷的撤退，其中1943年初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的失利便是一個開端。日本對印度的入侵在英帕爾和科希馬被阻止，這使得針對印度的任何聯合行動都變得不可能。

隨著潛艇實際上成為納粹控制的歐洲與日本之間唯一的聯繫紐帶，貿易很快集中在技術圖紙和武器模板等戰略物資上。只有20-40%的貨物成功抵達任一目的地；在整個戰爭期間，僅有96人乘潛艇從歐洲前往日本，另有89人反向旅行。因為只有六艘潛艇成功完成了跨洋航行的嘗試：伊號第三十潛水艦（1942年8月），交付了用於珍珠港事件、由魚雷轟炸機投放的空投九一式魚雷的圖紙和樣品；伊號第八潛水艦（1943年6月）、伊號第三十四潛水艦（1943年10月）、伊號第二十九潛水艦（1943年10月）、伊號第五十二潛水艦（1944年3月），以及U-511號潛艇（1943年8月）。在「伊-29」於1943年12月起航前往德占法國之前，她曾在稍早前前往印度洋的任務中與U-180號潛艇會合。在1943年4月28日的這次會合中，印度民族主義者蘇巴斯·錢德拉·鮑斯轉移到了「伊-29」上，這成了二戰期間不同國家海軍的兩艘潛艇之間唯一一次平民人員的交換。另一方面，U-234號潛艇在1945年5月是一個未能完成的柳號任務的最著名例子之一。此外，她的貨物還包括最新型電動魚雷的樣品、一架裝箱的梅塞施密特 Me 262噴氣式戰機、一枚Hs 293滑翔炸彈以及560公斤的氧化鈾。然而，這批鈾是否為武器級濃縮鈾至今尚未查清。

在極少數情況下，德國水面艦艇也能抵達日本。其中包括輔助巡洋艦「米歇爾號」和「索爾號」，在德國海軍高層於1942年底意識到這些船隻返回德國控制的歐洲港口不再可行後，它們被駛往橫濱。

德國補給船（「烏克馬克號」）以及被德國武裝商船捕獲的外國船隻也會駛入日本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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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各自戰局的失利，日德兩國的代表在戰術簡報中越來越多地開始通過誇大微小勝利和淡化損失來相互欺騙。在1943年春夏季，大將阿爾弗雷德·約德爾與駐柏林的日本海軍武官野村直邦中將進行了幾次會談。約德爾在會談中淡化了前述的德國陸軍戰敗情況，例如他聲稱蘇聯的進攻很快就會失去後勁，並且「只要國防軍能在陸地上部署的地方，它對行動就有絕對的把握，但如果必須要渡海，情況就會變得有些困難。」另一方面，日本不僅規避了透露其在太平洋真實戰略處境的任何資訊，還拒絕對在海參崴卸貨的美國物資，以及從東西伯利亞運往西部德軍前線的大量人員和物資運輸進行任何干預。眼睜睜看著蘇軍從東部持續得到增援，而日軍沒有任何干預行動，這是希特勒心中的一根刺，尤其考慮到日本顯然無視近期盟軍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宣布的只接受軸心國無條件投降的決定。在1943年3月5日的一次私人簡報中，希特勒評論道：

他們當面撒謊，最終他們所有的描述都是建立在後來被證明是欺騙的基礎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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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戰爭的推進和德國開始進一步撤退，日本大使大島對德國將取得勝利的信心從未動搖。然而，在1945年3月，他向東京報告了「柏林成為戰場的危險」，並透露出一種恐懼：「可能下個月柏林就會被放棄」。4月13日，他與里賓特洛甫會面——結果這是最後一次——並發誓要在第三帝國領導人遭遇危機時與他們站在一起。但他隨後在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下不得不立即離開柏林。在1945年5月7日和8日，隨著德國政府向同盟國投降，大島及其工作人員被捕並被押往美國。此時正進行著更加絕望的戰爭的日本政府，立即譴責德國的投降是一種背叛行為，並拘留了為數不多的德國僑民，同時沒收了當時在日本領土內的所有德國財產（例如潛艇）。四個月後的9月2日，日本也不得不簽署了自己的投降書。

#### 關於德日長期陰謀的指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大日本帝國投降而正式結束後，1946年迅速實施了審判主要德日戰犯的計劃。日本官員須面對東京審判，而德國主要戰爭罪行則在紐倫堡審判中處理。在這裡，盟國檢察官的目標是將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之間有限的合作，描繪成瓜分世界的長期預謀陰謀，以此展現所謂的長期聯合戰爭計劃所表現出的共同惡意。納粹的侵略計劃需要利用亞洲盟友，而他們在日本找到了思想與目的志同道合的人。撥開表象，他們是兄弟。儘管二戰期間日德之間確實存在有限且謹慎的軍事合作，但並沒有文件能證明兩國進行過任何長期規劃或真正在軍事行動上進行過協調。

### 二戰後發展

#### 重建關係與新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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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戰戰敗後，日本和德國均遭到占領。日本在1952年通過《舊金山和約》重新獲得了主權，並於1956年加入了聯合國。德國則分裂為兩個國家。1951年，日本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達成一致，開始建立外交關係。西德與日本之間的雙邊外交關係於1955年全面恢復；東德與日本的關係則於1973年建立，那一年兩個德國皆成為了聯合國成員。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公司試圖在西德的魯爾區獲取鋼鐵和化工產品等所需原材料，從而在杜塞道夫形成了一個小規模的日本商業社區。1969年，日本文化中心在科隆設立，該中心於1972年成為國際交流基金的一部分。該機構設有圖書館和電影院，還提供日語課程。1985年，在兩國領導人赫爾穆特·科爾和中曾根康弘的建議下，日德中心在柏林達勒姆區設立。1974年，西德和日本簽署了一項關於在科學技術方面開展合作的政府間協議，重新加強了聯合科研工作和技術交流。該協議促成了眾多項目的實施，這些項目主要集中在海洋研究、地球科學、生命科學和環境研究上。此外，兩國還啟動了青年交流項目，其中包括自1974年以來每年舉行的「青年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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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西德和日本政治交流得到擴展，為了應對1973年石油危機，兩國同美國、英國、法國和義大利一道參與了所謂的六國集團（G6）的創建。該集團隨後因加拿大的加入而擴大為G7，之後俄羅斯加入又成了G8。自那時起，首腦會議便開始每年舉行。在20世紀80年代，西德和日本代表決定在柏林重建舊有的日本大使館。原日本駐柏林大使館是在1938年至1942年間在阿爾伯特·施佩爾的監督下建造的。這座在二戰中遭受嚴重破壞的建築原本已被重建為日本文化中心。但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它又重新成為了日本在德國首都的大使館。除了原有的建築群之外，在2000年前還進行了幾次改建和擴建。例如將正門移至以日本城市命名的廣島街，並建立了一個傳統的日本庭園。

在隨後的幾年中，柏林的「日德中心」（JDZB，1985年）以及東京的德國日本研究所（DIJ，1988年）等機構相繼成立，進一步推動了日本與西德之間的學術與科學交流。

戰後，日本與兩個德國的聯繫以及自1990年兩德統一後的雙邊關係，大體上都集中於經濟和商業領域。致力於自由貿易的德國依然是日本在歐洲的最大貿易夥伴。這種總體態勢同樣體現在日本外相河野洋平與德國外交部長約施卡·菲舍爾於2000年10月30日達成共識的「合作七大支柱」中：

- 第一支柱：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
- 第二支柱：在借全球化動力的同時鞏固經濟和貿易關係。
- 第三支柱：為解決全球性問題以及履行社會職責和責任做貢獻。
- 第四支柱：為各地區的穩定出力（朝鮮半島、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南斯拉夫、俄羅斯、南亞、新獨立國家、中東和海灣地區、中南美洲、東帝汶、非洲）。
- 第五支柱：深化日德互信的政治關係。
- 第六支柱：促進雙邊經濟關係。
- 第七支柱：增進相互理解和深化文化交流。

在2000年，雙邊文化交流在「德國日本年」達到高潮。緊隨其後的是2005/2006年的「日本德國年」。同樣在2005年，於東京首創了年度德國電影節。

2004年，德國總理格哈德·施洛德和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就協助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促進經濟交流活動、青年與體育交流以及在科學、技術和學術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達成了共識。

#### 當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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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作為聯合國第二大和第三大資金捐助國的德國和日本，要求對聯合國安理會進行改革並增加其常任理事國席位。為此，兩國與巴西和印度聯合成立了所謂的「四國聯盟」。2004年9月21日，四國聯盟連同兩個非洲國家發表聯合聲明，相互支持對方成為常任理事國的訴求。這一提議遭到了由團結謀共識組織的一群國家的反對。2006年1月，日本宣布不再支持將四國聯盟的決議重新提上議事日程，並正在致力於制定一項自己的決議。

關於日德之間在雙邊合作中存在的某些低效情況也在2005年得到了反映，當時前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在紀念柏林日德中心成立20周年的文章中寫道：德日關係總體上是良好的，沒有特別的雙邊問題。這就導致了一種明顯的冷漠，如今這可能被視為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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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截至2008年，日本仍是德國在亞洲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在2017年，德國從日本的進口總額達到180億美元，對日本的出口額為230億美元。然而在2008年，由於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對歐盟的進出口在2007年增長了5.8%之後，分別下降了7.8%和4.8%。德日之間的雙邊貿易在2008年同樣出現萎縮：從日本的進口下降了6.6%，而德國對日本的出口也減少了5.5%。儘管日本在2008年依然是德國在亞洲僅次於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但以德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例來衡量，其份額相對較低，遠未達到這兩個世界第三和第五大經濟體之間的潛在規模。

在2013年，日本進口汽車銷量前三名全部被德國品牌包攬，即大眾汽車、梅賽德斯-奔馳和寶馬。在德國，像馬自達、豐田、本田和日產等日本汽車品牌的市場占有率達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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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任何停滯的德日貿易關係影響，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衰退後，杜塞道夫的日本社區（擁有歐洲最大的日本城）再次呈現出增長態勢。2008年，杜塞道夫地區居住了超過8000名日本人，那裡設有一所日本學校、兩所幼稚園、三個圖書館和眾多的日本俱樂部。此外，有超過200家日本企業在該區域活躍，創造了超兩萬個工作崗位。日本社區被廣泛視為杜塞道夫的一筆寶貴財富。在杜塞道夫一年一度的日本節上，都會舉行慶祝日德關係的活動，平均吸引50萬遊客參與。在日本國內的柏林、法蘭克福、漢堡和慕尼黑等地也存在日本學校，而且日本在神戶和橫濱還建有德國學校。截至2021年，在德日本僑民達42,135人；而在日德國僑民為5,888人。

2010年1月14日和15日，德國外交部長基多·威斯特威勒對日本進行了其個人首次國事訪問，並與日本外相岡田克也集中討論了兩國的雙邊關係和全球性問題。威斯特威勒強調：我們希望通過共同的努力，確保這十年成為裁軍的十年——而不是擴軍的十年。雙方外長責成各自下屬部門起草可由柏林與東京共同向國際社會提出的裁軍倡議及戰略。特別是在涉及伊朗核計劃的問題上，雙方強調：儘管德國和日本都有技術能力但又均避免去擁有任何核生化武器，但兩國都應當在實現無核化世界這一目標中發揮領導作用，並認為國際制裁是一種妥當的施壓手段。此外，威斯特威勒與岡田同意在阿富汗問題上加強合作，並加快推進兩國之間停滯不前的雙邊貿易。訪問臨近結束時，德國外長與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舉行了會談，在此之前他還參拜了位於東京市中心的著名神社——明治神宮。

2011年，為紀念條約簽訂150周年，德國和日本共同慶祝了德日交往150年。在德國的慶祝活動包括在柏林等多地舉辦的講座。位於曼海姆的賴斯·恩格爾霍恩博物館群還舉辦了一場展覽。此外，兩國的郵政部門為此專門發行了兩枚特別郵票：「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和「藥師寺」。德國發行的日本主題郵票面值為55歐分，適用於國內平信；而德國主題郵票面值為75歐分，用於國際郵件。

日本郵局不僅印製了帶有相應郵資的主題郵票，甚至還專門加印了包含德國主題的郵票。雖然日本的郵票上用德語和日語印有「德日友好150周年」的字樣，但德國方面僅將其限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注釋說明中。2015年，位於千葉縣佐倉市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活動，拉開了一場名為「連接德國和日本的紐帶——德日友好150年」展覽的帷幕。這場展覽（隨後出版了相關圖錄）先後在長崎的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德島縣鳴門市的「德國館」及日本國內的其他多地進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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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發生的東日本大震災和海嘯，是當時已知襲擊日本的最強地震。日本首相菅直人對此評價道：「二戰結束65年以來，這是日本面臨的最艱難、最嚴峻的危機。」這場襲擊了本州的地震和隨之而來的海嘯，不僅摧毀了宮城縣廣闊的沿海地區，還引發了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從而導致了圍繞福島第一核電站展開的永久性大規模人員疏散。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隨即對所有受災者表達了最深切的同情，並承諾會提供日本所要求的任何援助。結果，來自德國聯邦技術救濟局的救援專家以及德國國際搜救隊（I.S.A.R. Germany）的偵察小隊被派往日本，不過由於受損核電站附近存在核輻射危險，部分德國人員被召回。此外，德國航空航天中心還提供了受災地區的TerraSAR-X和RapidEye衛星影像。在災難發生後的數日裡，眾多同情者（包括德國知名政客）在柏林的日本大使館前擺放了鮮花、蠟燭和紙鶴。雖然從未付諸實踐，但增加援助的提議包括派遣德國聯邦國防軍的特種部隊前往日本，因為德國武裝部隊的淨化設備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2011年4月2日，德國外長威斯特威勒在亞洲之行中訪問東京，再次提出向日本提供「一切需要的幫助」，以從上個月的海嘯及隨後的核災難中恢復過來。威斯特威勒還強調了在日本和歐盟之間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以加快日本經濟復甦的重要性。他與他的同僚、日本外相松本剛明共同探討了東京與柏林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方面可能開展合作的新領域。

根據2023年末貝塔斯曼基金會的一項民意調查，德國人對日本的看法絕大多數是積極的，並認為該國是合作夥伴而非競爭對手。日本人對德國的看法同樣持積極態度，其中97%對德國有好感，只有3%對德國持負面看法。

## 文化交流

日本是向德國出口電子和娛樂產品最重要的國家之一，許多著名的日本科技公司在德國市場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德國對日本的出口產品主要包括豪華轎車及其他機械工程服務。值得一提的是，在進口的外國汽車中，德國品牌的占比高達70%以上。

日語外來語主要源自英語、法語、葡萄牙語、荷蘭語和德語。兩國間的文化交流通過逾800項高校雙邊合作項目得到了強有力的推動。此外，由於兩國國民共有勤勉、嚴謹和組織紀律性強等特點，德國人在基層對日本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這也是為什麼德國一直是日本人最熱衷的歐洲旅遊目的地之一。在很多德國城市中都能看到日本庭園的身影。同時，日本也有許多崇德的文化名人，他們儘管與在德國的工作無關，卻依然宣稱自己是德語愛好者甚至是狂熱粉絲，例如著名的落語家古今亭志朝。

### 文學與音樂

古典德國文學、語言和文化在日本也受到廣泛關注。例如，日本設立了多個歌德學院分院，東京還設有歌德紀念館。在現代文學方面，自森鷗外以來，許多文學家深受德國文學影響；且崇德文化名人的脈絡一直延續不斷，醫學、哲學及經濟學等領域的人士也深受德國學派的薰陶。這一點在音樂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長期以來，日本對德國音樂青睞有加。儘管在現代情況變得更加多元，但日本依然是一個具有強烈推崇德國音樂及音樂家風氣的國家，且這一地位常與英國和法國並列。

### 動畫與漫畫

即便在動畫和漫畫等亞文化中，通常也會出現德國角色或帶有德語風格名字以及以德國為靈感背景的角色。在少女漫畫中，德國是僅次於法國的第二常出現國家。在日本，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的文學主題經常被引用。《海蒂》便是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這使得許多日本人對阿爾卑斯山地區也非常熟悉，並使其成為一個熱門的旅遊勝地。此外，帶有納粹元素的反派角色往往在動作類作品中頻繁出場。日本動漫在德國的動畫電影和漫畫市場占據了重要地位，並且擁有一個不斷壯大的粉絲群。這兩種媒介在20世紀70年代通過共同的媒體關聯引入德國，並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國的漫畫市場如今已成為歐洲繼法國和義大利之後的第三大市場。

### 體育

在足球領域，西德對日本有著非常強烈的影響。曾受邀作為教練指導日本男子國家隊備戰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德特馬·克拉默，率領日本隊在這屆比賽中打入八強；接受過他指導的關鍵球員如釜本邦茂等人也在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後他們在1968年夏季奧運會上斬獲銅牌。此外，克拉默的建議（如創建日本足球聯賽和加強各年齡段培訓）成為日本足球界的基石，被譽為「日本足球之父」的克拉默也成為首屆日本足球名人堂的入選者。

西德政府於1960年制定的綜合性體育設施發展計劃「黃金計劃」（Golden Plan），曾讓日本體育領導人羨慕不已，其「創建紮根於當地社區的綜合性體育俱樂部」的理念於1991年確立，並被納入了日本職業足球聯賽體系中。在J聯賽成立初期加盟市原千葉的明星球員皮埃爾·利特巴爾斯基（他曾是贏得1990年義大利世界盃的西德國家隊成員），繼續在日本發展他的球員和教練生涯。與利特巴爾斯基一起贏得義大利世界盃的吉多·布赫瓦爾德，後來也成為了浦和紅鑽的球員和教練。另一方面，自奧寺康彥於1977年加盟科隆足球俱樂部以來，不斷有日本球員在德國職業足球甲級聯賽（德甲）效力，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球員轉會至該聯賽。奧寺、長谷部誠和香川真司都曾贏下過該第一級別聯賽的冠軍。在2022年世界盃上，德國國家隊與日本國家隊同分在E組，兩隊於11月23日交鋒，最終日本以2-1獲勝。

空手道和柔道等日本武術在德國同樣廣受歡迎。

## 姐妹城市

許多德國姐妹城市列表與日本姐妹城市列表結成了友好關係。

- 秋田市 ↔ 帕紹
- 尼崎市 ↔ 奧格斯堡
- 有田町 ↔ 邁森
- 文京區 ↔ 凱澤斯勞滕
- 八王子市 ↔ 弗里岑
- 萩市 ↔ 於林根-比肯多夫
- 東大阪市 ↔ 米特
- 廣島市 ↔ 漢諾瓦
- 市川市 ↔ 羅森海姆
- 犬山市 ↔ 聖戈阿斯豪森
- 入間市 ↔ 沃爾夫拉茨豪森
- 河北市 ↔ 梅斯基希
- 龜岡市 ↔ 克尼特爾費爾德
- 川越市 ↔ 美因河畔奧芬巴赫
- 熊本市 ↔ 海德堡
- 草津町 ↔ 比蒂格海姆-比辛根
- 京都市 ↔ 科隆
- 丸龜市 ↔ 維利希
- 松山市 ↔ 弗賴堡
- 長濱市 ↔ 奧格斯堡
- 長岡市 ↔ 特里爾
- 鳴門市 ↔ 呂訥堡
- 新座市 ↔ 新魯平
- 大阪市 ↔ 漢堡
- 大津市 ↔ 維爾茨堡
- 札幌市 ↔ 慕尼黑
- 四條畷市 ↔ 梅爾布施
- 新宿區 ↔ 米特
- 東京都 ↔ 柏林
- 鳥栖市 ↔ 蔡茨
- 鳥取市 ↔ 哈瑙
- 筑波市 ↔ 波鴻
- 內子町 ↔ 羅滕堡

## 延伸閱讀

### 英語文獻

- Akira, Kudo. (1998) Japanese-German Business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Rivalry in the Interwar Period (Nissan Institute/Routledge Japanese Studies) (1998)
- Bara, Xavier. "The Kishū Army and the Setting of the Prussian Model in Feudal Japan, 1860–1871". War in History 19.2 (2012): 153–171. https://doi.org/10.1177/0968344511432980
- Baskett, Michael (2009). "All Beautiful Fascists?: Axis Film Culture in Imperial Japan" in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Fascism, ed. Alan Tansm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12–234.
- Boyd, Carl.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General Hiroshi Ōshima and Magic Intelligence, 1941–1945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3)
- Burton, Fred, and Freddy Saelens.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West Germany".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980): 7–16. online
- Cho, Joanne Miyang, Lee M. Roberts, and Christian W. Spang. "German-Japanese Relations from Meiji to Heisei". in Cho et al. eds. Transnational Encounters between Germany and Japan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16) pp. 1–15. excerpt
- Katada, Saori N., Hanns Maull and Takashi Inoguchi, eds. Global Governance: Germany and Japa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2004).
- McLaren, Ian A. Nazi Germany and imperial Japan: The hollow diplomatic alliance (Routledge, 2017), 1930s and World War II.

## 基本資料

- 德國駐日本大使館：日本駐德國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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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oytitle1：大使
- envoytitle2：大使
- envoy1：佩特拉·西格蒙德
- envoy2：柳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