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認偏誤

確認偏誤（或稱確認偏差、證實偏差、肯證偏誤、驗證偏誤、驗證性偏見、我方偏見，Confirmation bias）是個人選擇性地回憶、蒐集有利細節，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資訊，來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或假設的趨勢，屬於認知偏誤的其中一類以及歸納推理中的一個系統性錯誤。當人們選擇性收集或回憶資訊時，又或帶有偏見地解讀資訊時，他們便展現了確認偏誤。

這種偏見尤其顯見於帶有強烈情緒的問題和傳統觀念上。例如，人們面對情傷，大多難以割捨，會在反覆的情緒中來回擺盪掙扎，過程中不斷回顧並對自己給予合理的解釋與交代，直到身心得到平衡安頓為止。另外，經常進行相似的操作，也容易產生確認偏誤，人們常會因為熟悉有關行動而過於自滿，甚至忽略當前的重要資訊；飛行員出現確認偏誤即是導致空難的成因之一。

## 定義和背景

確認偏差最初曾被作為一個涵蓋範圍較廣的概念使用。後來，英國心理學家彼得·華生對這一概念進行了進一步完善，將其定義為「傾向於關注和接受與自身假設相一致的資訊，而非與假設相矛盾的資訊」。

確認偏差是一種訊息處理過程中的認知現象。它不同於被稱為「行為確認效應」（俗稱「自我實現預言」）的現象。行為確認效應是指個體的預期會影響自身行為，並最終促使預期結果成為現實。

對於「確認偏誤」的定義，心理學界存在不同理解。一些心理學家認為，它主要表現為個體有選擇地搜集支持既有信念的證據，同時忽視或否定支持其他結論的證據。另一些心理學家則採用更寬泛的定義，認為確認偏誤不僅體現在證據搜集階段，還表現在證據解釋和資訊回憶過程中，即個體傾向於以維護原有信念的方式處理資訊。確認偏誤通常並非源於有意識的欺騙行為，而是由自動化、無意識的認知加工過程所產生。

##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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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偏見的搜索資訊

實驗研究反覆發現，人們傾向於以片面的方式檢驗假設，即主動尋找與當前假設相一致的證據。他們通常不會全面搜集所有相關證據，而是會通過精心設計問題的方式，獲取支持自身觀點的肯定性答案。他們更關注假設成立時應當出現哪些現象，而較少考慮假設不成立時可能出現什麼結果。例如，當某人懷疑一個數字是3時，可能會問「它是奇數嗎？」而不是詢問其他類型的問題。人們往往偏好這種被稱為「陽性檢驗」的提問方式。即使像「它是偶數嗎？」這樣的「陰性檢驗」能夠提供相同的資訊，他們仍然更傾向於前者。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人們總是尋找必然獲得肯定答案的測試。在一些研究中，受試者可以在表面上支持假設的偽檢驗和真正具有診斷價值的檢驗之間進行選擇，結果發現他們更傾向於選擇後者。

對陽性檢驗的偏好本身並不一定構成偏見，因為陽性結果往往能夠提供大量資訊。然而，當這種傾向與其他認知因素結合時，無論原有信念或假設是否正確，都可能導致其得到進一步強化。在現實生活中，證據往往複雜且相互矛盾。對於同一個人，人們可以通過關注其行為的不同方面來支持截然不同的評價。因此，只要有選擇地尋找證據，幾乎任何假設都可能獲得支持。問題的表述方式便是一個典型例子。例如，被問及「你對自己的社交生活滿意嗎？」的人，通常會比被問及「你對自己的社交生活不滿意嗎？」的人表現出更高的滿意度。

即使只是措辭上的細微差異，也會影響人們的資訊搜索方式，進而影響他們最終得出的結論。一項關於虛構子女監護權案件的研究很好地說明了這一現象。參與者了解到，家長A在多個方面都較為適合擔任監護人；而家長B則同時具備突出的優點和明顯的缺點，例如與孩子關係親密，但由於工作原因經常長時間離家。當被問及「哪位家長應該獲得孩子的監護權」時，大多數參與者選擇了家長B，主要依據其顯著優點。然而，當問題改為「哪位家長應該被剝奪監護權」時，參與者則更多關注其缺點，大多數人認為應當剝奪家長B的監護權。這意味著，僅僅改變問題的表述方式，就足以導致人們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斷。

類似研究表明，人們在搜尋資訊時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向性，但這種現象會受到人們對真正具有診斷價值資訊的偏好的限制。在一項經典實驗中，參與者需要根據訪談內容判斷另一名受訪者在內向—外向人格維度上的特點，並從預先提供的問題列表中選擇訪談問題。當受訪者被描述為內向者時，參與者傾向於選擇諸如「你覺得嘈雜聚會最令人不舒服的地方是什麼？」之類默認其內向的問題；當受訪者被描述為外向者時，他們則傾向於提出「你會怎樣讓沉悶的聚會變得熱鬧起來？」之類默認其外向的問題。這些帶有既定觀點問題幾乎不給受訪者反駁既有判斷的機會。在後續實驗中，研究者增加了更多中性且具有診斷價值的問題，例如「你會主動迴避社交活動嗎？」結果發現，參與者更願意選擇這類問題，僅表現出輕微的陽性檢驗偏好。其他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論：相比單純尋求支持自身假設的資訊，人們往往更偏好能夠真正幫助判斷事實的資訊。

人格特質也會影響這種帶有偏向性的資訊搜索過程。個體在面對外界挑戰時維護自身態度和信念的能力存在差異，而這種差異與「選擇性接觸」密切相關。所謂選擇性接觸，是指人們傾向於接觸與自身信念一致的資訊，而迴避與之相矛盾的資訊。有研究發現，自信水平較高的人更願意接觸與自身立場相反的資訊，以便構建反駁對方的論據。例如，他們可能主動閱讀持不同政治立場媒體發布的新聞，以尋找可以反駁的觀點。相比之下，自信程度較低的人則更傾向於接觸支持自身立場的資訊。因此，人們在形成和評估論據時，往往會優先採用支持自己觀點的證據。不過，自信程度越高，對支持性資訊的依賴反而可能越低。

另一項研究要求參與者完成一項複雜的規則發現任務。實驗中，電腦螢幕上的物體按照某種隱藏規則運動，參與者需要通過不斷嘗試找出這一規則。他們可以通過控制物體運動來驗證自己的假設。然而，即使實驗持續長達十個小時，也沒有任何參與者完全發現系統的真實規則。大多數人傾向於不斷尋找能夠驗證自己假設的證據，而不是主動嘗試推翻假設。他們很少考慮其他可能的解釋。即使面對直接否定其假設的客觀證據，許多人仍然繼續重複原有測試方式。研究者後來向部分參與者講解了正確的假設檢驗方法，但這種指導幾乎沒有產生明顯效果。

對資訊的有偏見的解讀

確認偏差不僅限於證據收集過程，即使面對相同的資訊，不同個體也可能產生不同的解讀。

史丹福大學研究團隊曾進行一項實驗，參與者均對死刑持有明確立場，其中一半支持死刑，另一半反對死刑。每位參與者閱讀兩項研究的簡介：一項比較美國各州是否實行死刑的情況，另一項比較某州引入死刑前後謀殺率的變化。在閱讀完每項研究簡介後，參與者被詢問其觀點是否發生變化。隨後，他們閱讀研究的詳細內容，並對研究的嚴謹性和說服力進行評價。實驗中使用的兩項研究均為虛構。一半參與者被告知其中一項研究支持死刑的威懾作用，另一項研究否定這一作用；另一半參與者則被告知兩項研究的結論相反。

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在閱讀第一項研究後都表示自己的態度略有變化。但在閱讀兩項研究的詳細內容後，大多數參與者恢復了原有立場。無論證據指向何種結論，他們都會更多關注支持自身觀點的資訊，而較少關注與之相矛盾的內容。參與者通常認為支持自身立場的研究比與其立場相悖的研究更具說服力。一位死刑支持者認為一項削弱威懾作用的研究「時間跨度不夠長」，而一位反對者則認為同一項研究「沒有提供足夠有力的反駁證據」。該實驗結果表明，人們往往會對與自身信念相矛盾的觀點設定更高的證據標準。這種現象被稱為「證偽偏差」，並得到其他實驗的支持。

另一項關於偏見性解釋的研究發生於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參與者均對候選人持有明確立場。研究人員向他們展示了來自喬治·沃克·布希、約翰·克里以及一位政治中立公眾人物的若干看似矛盾的言論，並提供相關背景資訊，使這些言論具有合理解釋。參與者需要判斷這些言論是否前後矛盾。結果顯示，參與者更傾向於將自己反對的候選人的言論判斷為矛盾，而對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的言論則更容易接受其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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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過程中，參與者同時接受磁共振成像（MRI）掃描。結果顯示，當參與者評估自己支持的候選人的矛盾言論時，大腦中與情緒處理相關的區域會被激活，而在評價其他人物時則不會出現同樣的反應。研究人員認為，這種差異並非單純源於推理錯誤，而與認知失調的調節過程有關。參與者會通過重新解釋資訊的方式，減輕因發現支持對象存在不合理或偽善行為而產生的認知失調。

這種偏見性解釋並不會隨著智力水平的提高而消失。一項實驗首先通過SAT成績評估參與者的智力水平，隨後向他們提供有關汽車安全問題的資訊，並改變汽車的產地資訊。結果顯示，美國參與者更傾向於支持禁止危險的德國汽車在美國道路上行駛，而對同樣危險的美國汽車則相對寬容。這種判斷偏差與參與者的智力水平無明顯關聯。

偏見性解釋並不限於具有情感色彩的話題。在另一項實驗中，參與者閱讀了一則盜竊案件，並對支持或反對某人有罪的證據重要性進行評分。結果發現，當參與者預先假定該人物有罪時，會認為支持其有罪的證據更為重要，而降低與之相矛盾證據的重要性。

### 對資訊的回憶存在偏差

人們可能會選擇性地記住某些證據，以強化自身的預期，即使他們以中立的方式收集和解讀證據。這種現象被稱為「選擇性回憶」「確認性記憶」或「提取偏向記憶」。對於選擇性回憶，不同心理學理論有不同解釋。圖式理論認為，與既有預期一致的資訊比不一致的資訊更容易被儲存和回憶。一些替代理論則認為，令人意外的資訊更加突出，因此更容易被記住。這兩種理論的預測均在不同實驗情境中得到支持，但尚無一種理論能夠完全解釋所有實驗結果。

在一項研究中，參與者閱讀了一名女性的個人簡介，其中同時包含內向和外向的人格特徵。隨後，他們需要回憶該女性表現出內向和外向特徵的事例。一組參與者被告知，這是為了評估她是否適合擔任圖書管理員；另一組則被告知，這是為了評估她是否適合擔任房地產銷售員。結果顯示，兩組參與者的回憶內容存在明顯差異：「圖書管理員」組回憶出更多內向的事例，而「銷售員」組則回憶出更多外向的行為。選擇性記憶效應也出現在操縱人格類型吸引力的實驗中。其中一項實驗中，一組參與者被告知外向的人比內向的人更容易獲得成功，而另一組參與者則被告知相反的情況。在隨後一項看似無關的研究中，參與者被要求回憶自己生活中與內向或外向人格相關的經歷。結果顯示，各組參與者都回憶出更多與被認為更理想的人格特質相關的記憶，而且這些記憶被提取出來的速度也更快。

情緒狀態的變化也會影響記憶提取。參與者曾被要求評估自己最初得知辛普森被判無罪時的感受。他們分別在審判結束後一周、兩個月和一年後描述自己對判決的情緒反應及其確信程度。結果顯示，參與者對於辛普森是否有罪的判斷會隨著時間發生變化。其觀點變化越大，對最初情緒反應的記憶也越不穩定。當參與者在兩個月和一年後回憶最初的情緒反應時，其回憶內容往往與當時的觀點更加接近。研究表明，人們在討論爭議性議題時會表現出明顯的自我中心偏差，記憶提取和經驗重構會受到當前情緒狀態的影響。

自我中心偏差也被發現會影響記憶回憶的準確性。在一項實驗中，喪偶者分別在配偶去世六個月和五年後評估自身的悲傷程度。參與者普遍認為，自己在六個月時的悲傷程度高於五年後。然而，當他們在五年後回憶配偶去世六個月時的感受時，其回憶中的悲傷程度與當時的實際記錄並不完全一致，而是與當前的情緒狀態更為接近。這表明，人們往往會利用當前的情緒狀態來解釋過去的情感體驗，情緒記憶可能會受到當前情緒的影響而被重新構建。

一項研究還顯示，選擇性記憶可能有助於維持人們對超感官知覺（ESP）的信念。研究人員分別向相信和不相信超感官知覺的參與者展示有關ESP實驗的描述。每組中一半參與者被告知實驗結果支持ESP的存在，另一半則被告知實驗結果不支持ESP。在隨後的測試中，除閱讀了不支持ESP證據的相信者外，其他參與者均能較準確地回憶實驗內容。而這些相信者不僅記住的資訊較少，其中部分人還錯誤地記得實驗結果支持ESP的存在。

## 個體差異

人們曾一度認為，自我中心偏差與智力水平有關。然而，研究表明，自我中心偏差更多受到理性思維能力的影響，而非智力水平。自我中心偏差會導致人們難以有效、合理地評估與自身立場相反的觀點。研究指出，自我中心偏差與缺乏「積極開放的思維方式」有關，即缺乏主動思考自身觀點為何可能錯誤的傾向。在實證研究中，自我中心偏差通常以支持自身觀點的證據與支持相反觀點的證據之比來衡量。

一項研究發現，個體在自我中心偏差方面存在差異。該研究探討了文化背景下通過學習形成且可以改變的個體差異。研究者發現，不同個體在論證能力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研究表明，演繹推理能力、克服信念偏差的能力、認識論理解以及思維傾向等因素，都是推理、論證以及反駁能力的重要預測指標。

克里斯多福·沃爾夫和安妮·布里特的一項研究還探討了個體對於「什麼是好的論證」的理解如何成為偏差的來源，並影響其構建論證的方式。該研究考察了論證方式的個體差異，並要求參與者撰寫文章。參與者被隨機分配撰寫支持或反對其原有立場的文章，同時接受平衡式或非限制式指導要求。平衡式指導要求參與者構建兼顧正反兩方面觀點的論證，而非限制式指導則不對論證方式作出要求。

結果顯示，平衡式指導顯著提高了論證中對立資訊出現的頻率。研究還表明，個人信念本身並非自我中心偏差的直接來源。然而，那些認為良好論證應主要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參與者，反而比其他參與者更容易表現出自我中心偏差。這一結果支持了巴倫提出的觀點，即人們對於「良好思考」的理解會影響其構建論證的方式。

##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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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觀察

在心理學界對確認偏差展開系統研究之前，類似現象已在歷史文獻中有所記載。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約前460年—約前395年）。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寫道：「人們總是習慣於把自己渴望的事情寄託於輕率的希望，而用理性去否定自己不願接受的事情。」義大利詩人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在《神曲》中也提到類似現象。在書中，托馬斯·阿奎那告誡但丁：「倉促形成的意見往往容易走向錯誤，而對自身觀點的執著則會束縛人的思想。」伊本·赫勒敦在其著作《歷史緒論》中也有類似論述：歷史記載難免夾雜謬誤，其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對特定觀點或學派的偏袒。如果一個人的思想受到某種觀點或教派的影響，他便會輕易接受與自身立場一致的資訊。偏見和黨派之爭會削弱批判能力，阻礙理性考察，其結果便是錯誤的資訊被接受並傳播。在《新工具論》中，英國哲學家和科學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指出，對證據的偏向性判斷是各種迷信現象的重要根源。他寫道：人類的理解一旦接受某種觀點，便會設法讓其他事物都支持和證明這一觀點。即使反面的證據更多、更有說服力，人們也會選擇忽視、輕視，或通過各種方式將其排除在外。德國哲學家阿圖爾·叔本華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44年）第二卷中指出：「一個已經被接受的假設，會使人敏銳地發現所有支持它的事物，而對與之相矛盾的事物視而不見。」

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在1897年發表的論文《什麼是藝術》中寫道：我發現，大多數人不僅包括普通人，甚至包括那些能夠理解複雜科學、數學和哲學問題的人，一旦需要承認自己長期堅持並引以為傲的觀點是錯誤的，往往也難以接受最簡單、最明顯的事實。托爾斯泰在1894年發表的論文《天國在你心中》中還寫道：即使是最遲鈍的人，只要尚未對某個問題形成固定觀念，也能夠理解最複雜的問題；但即使是最聰明的人，如果堅信自己已經毫無疑問地掌握了真理，也可能無法理解最簡單的事情。

### 假設檢驗（證偽）解釋（Wason）

在彼得·華生於1960年發表的最初實驗中（當時尚未提出「確認偏差」這一術語），參與者需要反覆推測一個適用於三位數字序列的規則。實驗開始時，他們被告知序列（2,4,6）符合該規則。隨後，參與者自行提出其他數字三元組，由實驗者告知這些三元組是否符合規則。

實際規則非常簡單，即「任意遞增數列」。然而，大多數參與者未能發現這一規則，而是傾向於提出更具體的假設，例如「中間數字是首尾兩個數字的平均數」。參與者通常只檢驗能夠支持自身假設的正例，即提出符合其假設規則的數字三元組。例如，如果參與者認為規則是「每個數字都比前一個數字大2」，他們往往會給出（11,13,15）這樣的序列來驗證假設，而較少提出（11,12,19）這類可能推翻假設的序列。

彼得·華生將這一現象解釋為人們傾向於尋求證實而非證偽自身假設，並據此提出「確認偏差」這一概念。此後，他還利用確認偏差解釋其「選擇任務實驗」的結果。在該實驗的多種變式中，參與者普遍表現不佳，往往忽視那些可能反駁或證偽其假設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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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檢驗（正態檢驗策略）解釋（Klayman 和 Ha）

1987年，Joshua Klayman 和 Young-Won Ha 在一篇論文中指出，沃森的實驗實際上未必能夠直接證明確認偏差的存在，而更可能反映出人們傾向於讓檢驗結果與當前假設保持一致。他們將這種現象稱為「陽性檢驗策略」。陽性檢驗策略被認為是一種啟發式方法，即一種雖然並不完全準確，但能夠降低認知負擔的推理捷徑。Klayman 和 Ha沒有採用沃森所依據的證偽主義框架，而是以貝葉斯機率和資訊理論作為評估假設檢驗的標準。根據這些理論，每個問題的答案所提供的資訊量取決於個體原有的信念。因此，理想的科學檢驗應當能夠提供儘可能多的資訊。由於資訊價值受到先驗概率的影響，陽性檢驗有時能夠提供大量資訊，有時則作用有限。Klayman 和 Ha認為，在現實情境中，人們通常是在尋找某個發生機率較低的特定答案，因此陽性檢驗往往比陰性檢驗更具參考價值。然而，在沃森的規則發現任務中，正確答案——「任意遞增數列」——本身屬於範圍較廣的規則，因此陽性檢驗難以提供足夠有效的資訊。為驗證這一觀點，兩人引用了一項改進實驗。在該實驗中，「符合規則」和「不符合規則」分別被替換為「DAX」和「MED」，以避免向參與者暗示實驗目標是尋找某個低機率規則。結果顯示，參與者在這一版本中的表現明顯優於原實驗。

在這些批評的影響下，相關研究的重點逐漸從「人們是在驗證還是證偽假設」轉向「人們採用的檢驗方式能夠提供多少有效資訊」。對於確認偏差本質的進一步探討，也推動了心理學家對資訊加工過程及其認知影響展開更廣泛的研究。

## 資訊處理解釋

目前，關於確認偏差的資訊處理機制主要有三種解釋，近年來又出現了第四種解釋。

### 認知動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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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羅伯特·麥克庫恩的觀點，大多數偏向性證據處理是認知因素與動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確認偏差的認知解釋強調，人們處理複雜任務的能力存在局限，因此會依賴各種被稱為「啟發式（心理學）」的認知捷徑。例如，人們可能利用可得性捷思法來判斷證據的可靠性，即依據某一想法在頭腦中出現的難易程度進行判斷。由於人們在同一時間通常只能集中考慮一種觀點，因此很難同時檢驗多個競爭性假設。另一種啟發式策略是Klayman和Ha提出的「陽性檢驗策略」，即通過考察某種特徵或事件預期出現的情形來檢驗假設。這種策略避免了計算各種可能問題診斷價值的複雜過程。然而，由於其並非在所有情境下都可靠，因此可能導致人們忽視對既有信念的挑戰。

動機解釋強調個體慾望對信念形成和維持的影響。研究表明，人們通常更偏好積極資訊而非消極資訊，這種現象被稱為「波麗安娜效應」。應用於確認偏差時，這意味著人們更容易接受自己期望得到的結論。實驗發現，人們對不願接受的觀點往往要求更嚴格的證據標準，而對自己偏好的觀點則要求較低。換言之，對於某些主張，人們會問「我可以相信它嗎？」；而對於另一些主張，則會問「我必須相信它嗎？」社會心理學家齊瓦·昆達認為，動機會產生偏向，而認知因素則決定這種偏向的程度。她的理論結合了認知解釋與動機解釋兩種觀點。

### 成本效益解釋

成本效益分析解釋認為，人們檢驗假設時並非單純追求客觀真相，而是會權衡不同錯誤可能帶來的代價。詹姆斯·弗里德里希（James Friedrich）借鑑演化心理學觀點指出，人們在判斷過程中首先考慮的是避免代價最大的錯誤。例如，雇主在面試時可能提出帶有傾向性的問題，因為其目標是篩除不適合的應聘者。雅科夫·特羅普（Yaacov Trope）和 阿基瓦·利伯曼（Akiva Liberman）進一步提出，人們會比較兩類錯誤：接受錯誤的假設，以及拒絕正確的假設。當兩種錯誤的代價不同時，偏向性的資訊搜尋和評價可能成為一種相對合理的策略。研究還發現，確認偏差可能與社會交往能力有關。例如，當一個人給他人的第一印象是內向時，與其詢問「你喜歡熱鬧的聚會嗎？」，不如詢問「你在社交場合會感到不自在嗎？」。後者更符合對方的特徵，也更容易體現良好的社交技巧。一項針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自我監控能力較強、對社會規範更敏感的人，更傾向於根據交談對象的特點調整提問方式。

### 探索性思維與驗證性思維

心理學家詹妮弗·勒納（Jennifer Lerner）和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區分了兩種思維模式：探索性思維和驗證性思維。探索性思維以相對中立的態度考察多種觀點，並嘗試預想各種可能的反對意見；驗證性思維則主要致力於為既定立場尋找依據和支持。研究表明，當人們預期需要向立場已知且意見明確的人解釋自己的觀點時，更容易採取驗證性思維。當他們預期需要向知識豐富、關心事實真相且立場未知的人說明自己的觀點時，則更有可能進行批判性和邏輯性思考。Lerner和Tetlock認為，由於後一種情境較為少見，因此人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更傾向於採用驗證性思維。

### 信念維護

發展心理學家Eve Whitmore認為，確認偏差所涉及的信念和偏見可能起源於兒童時期應對困境時形成的想像和自我安慰機制。這些機制隨著成長逐漸演變為更加複雜的自我欺騙和認知錯覺。青少年時期批判性思維的發展與既有信念之間的衝突，可能促使個體對錯誤信念進行合理化，而這種傾向最終會變得自動化和無意識化。

### 最優資訊獲取

近年來，一些經濟學研究對確認偏差完全屬於認知缺陷的傳統觀點提出挑戰。這類研究認為，在獲取和處理資訊需要付出時間與資源成本的情況下，優先尋找支持性證據可能是一種理性的策略。與廣泛搜尋反駁性資訊相比，將有限注意力集中於與現有判斷最相關的資訊來源，往往能夠提高決策效率。

經濟學家鍾維傑提出的模型表明，在時間有限且資訊獲取存在成本的條件下，人們傾向於優先尋找確認性資訊。當預期中的確認性證據持續出現時，個體對原有判斷的信心會增強；反之，如果長期未能獲得預期資訊，則會逐漸降低對原有假設的信任，並進行信念更新。這一觀點認為，尋求確認性證據並不一定是非理性的偏差，也可能是有限認知資源條件下的一種優化策略。

## 現實世界的影響

### 社交媒體

在社交媒體環境中，過濾氣泡和回音室效應（又稱「演算法篩選」）會放大確認偏差，使人們更容易接觸與自身觀點一致的資訊，而忽視相反意見。部分學者認為，確認偏差是資訊繭房難以消除的重要原因，因為人們天然傾向於尋找符合既有價值觀和信念的資訊。也有研究者指出，資訊繭房與回音室效應的共同作用可能削弱民主決策過程。由於演算法推薦機制會減少不同觀點之間的接觸，選民可能難以獲得全面的資訊，從而影響政治判斷。

社交媒體的發展也推動了虛假新聞的快速傳播。確認偏差被認為是阻礙人們識別虛假資訊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啟發式思維以及社會動機或同儕壓力，也會影響人們對資訊真實性的判斷。

為減少虛假新聞的傳播，一些社交媒體平台開始嘗試採用「數字助推」策略。其主要形式包括資訊助推和呈現助推。資訊助推是通過免責聲明或警示標籤提示資訊來源的可靠性；呈現助推則是主動向使用者展示不同觀點的資訊，以增加其接觸多元意見的機會，從而減輕確認偏差的影響。

### 科學與科學研究

科學思維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同時尋求支持性證據和反駁性證據，即兼顧歸納推理與演繹推理。

科學史上曾多次出現科學家因選擇性解釋或忽視不利數據而抵制新發現的情況。多項研究表明，科學家往往會對符合自身既有觀點的研究給予更高評價，而對與其觀點不一致的研究評價較低。

然而，在研究問題具有科學價值、實驗設計合理且數據報告完整的前提下，無論研究結果是否符合既有理論預測，其經驗數據都應受到同等重視。在實際研究中，研究人員有時會誤解、曲解甚至忽略與自身觀點不一致的研究，也可能錯誤引用這些研究，使其看似支持自己的論點。

確認偏差還可能在證據有限或相互矛盾的情況下維持某些理論或研究計劃的延續，超心理學領域常被用作相關案例。

實驗者的確認偏差也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呈現方式。與預期不符的數據更容易被視為不可靠而遭到捨棄，這種現象被稱為「發表偏倚」。為減少此類偏差，現代科學研究發展出隨機對照試驗、系統綜述等方法，以儘可能降低偏差的影響。

同行評審制度也旨在減少個別研究者偏見對科學結論的影響。然而，同行評審本身同樣可能受到確認偏差的影響。因此，確認偏差可能妨礙研究者客觀評價與既有結論不一致的證據，並降低修正原有觀點的意願。科學創新者經常會遇到來自科學界的阻力，而提出爭議性結果的研究也經常受到嚴厲的同行評審。

### 金融

確認偏差可能導致投資者過度自信，並忽視自身投資策略存在風險的證據。有關政治預測市場的研究發現，能夠較為客觀地解讀候選人辯論表現的投資者，通常比持有強烈黨派立場的投資者獲得更高收益。為了減輕確認偏差的影響，投資者有時會主動從相反立場審視自己的投資決策。例如，設想投資已經失敗，並分析可能導致失敗的原因。

### 醫學與健康

認知偏差是影響全科醫生和專科醫生臨床決策的重要因素，其中確認偏差和可得性偏差尤為常見。醫生有時會在診療初期形成初步診斷，並隨後主要尋找支持該診斷的證據，而較少考慮可能推翻診斷的資訊。這種現象與錨定效應有關，即過早依賴某一解釋，而未充分評估其他可能性。在急診醫學中，由於時間有限且需要頻繁作出決策，醫生更容易依賴啟發式判斷。因此，醫學教育越來越重視認知偏差的識別與糾正，並發展出相應的去偏差策略。確認偏差還可能導致不必要的醫療行為。例如，當患者堅持某種診斷或治療方案時，醫生可能受到影響而採取並非必要的醫療措施。

精神障礙診斷主要依賴臨床觀察和患者自述，而非客觀檢測，因此更容易受到確認偏差的影響。若從業者過早形成診斷結論，後續資訊可能被選擇性地解釋為支持該診斷。

心理學家雷蒙德·尼克爾森認為，在現代科學醫學形成之前，許多長期流行但缺乏療效的治療方法之所以能夠持續存在，與確認偏差密切相關。當患者病情好轉時，人們傾向於將結果歸因於治療本身，而忽略疾病自然恢復等其他可能解釋。現代替代醫學也常被認為受到類似影響。其支持者往往重視個案經驗等正面軼事證據，而對系統性的科學證據持更高的懷疑態度。

20世紀60年代初，心理學家亞倫·貝克（Aaron T. Beck）創立認知療法，並提出資訊加工偏差是抑鬱症的重要因素之一。認知療法強調以更加客觀的方式評估證據，而非選擇性關注消極資訊。研究還發現，恐懼症和疑病症同樣與針對威脅資訊的確認偏差有關。

### 司法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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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雷蒙德·尼克爾森認為，司法和政治領域中的推理過程有時會受到無意識偏見的影響，從而傾向於支持法官、陪審團或政府機構已經接受的結論。由於陪審團審判中的證據往往較為複雜，而陪審員通常會在審判早期形成初步判斷，因此隨著證據不斷增加，其原有立場可能進一步強化，即出現態度極化現象。模擬陪審團實驗也證實了這一預測。無論是糾問式還是對抗制刑事司法制度，都可能受到確認偏差的影響。

確認偏差還可能導致衝突的產生或升級，從激烈爭論到戰爭皆是如此。雙方往往傾向於以有利於自身立場的方式解釋證據，因此容易高估自身優勢。另一方面，確認偏差也可能導致人們忽視或誤判潛在衝突的徵兆。例如，心理學家斯圖爾特·薩瑟蘭和托馬斯·基達認為，美國海軍上將哈斯本·金梅爾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前淡化相關預警信號時，表現出了確認偏差。

政治心理學家菲利普·E·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對政治評論員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追蹤研究，發現他們的預測準確率整體上並不優於隨機猜測。泰特洛克將專家分為「狐狸」和「刺蝟」兩類：前者能夠同時考慮多種解釋和假設，後者則傾向于堅持單一理論框架。研究發現，「刺蝟型」專家的預測準確率明顯較低。泰特洛克認為，確認偏差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這類專家較難吸收與既有觀點相矛盾的新資訊。

在刑事調查中，偵查人員有時會在調查早期鎖定某名嫌疑人，隨後主要搜集支持這一判斷的證據，而忽視或輕視可能排除嫌疑的證據。

### 自我概念與自尊

社會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們在獲取和解釋有關自身的資訊時，往往受到「自我驗證」和「自我意像」兩種動機的影響。自我驗證是指維持既有自我形象的傾向，自我意像則是指尋求積極評價的傾向。這兩種動機都會受到確認偏差的影響。實驗表明，當人們收到與自身認知不一致的反饋時，往往較少關注或記住這些資訊；相反，與自我認知一致的資訊則更容易被接受和保留。對於不符合自身形象的資訊，人們通常會傾向於認為其不夠可靠，從而降低其影響力。類似研究還發現，人們普遍更偏好積極反饋以及提供積極反饋的人，而不喜歡負面評價及其來源。

### 群體性錯覺

確認偏差被認為是群體性錯覺傳播的重要機制之一。歷史上的獵巫運動常被視為相關例證。

另一個案例是美國西雅圖發生的「擋風玻璃點蝕事件」。當地一度流傳大量汽車擋風玻璃出現不明損傷的說法。隨著消息傳播，越來越多人開始仔細檢查自己的擋風玻璃，並發現類似痕跡，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所謂「流行現象」的印象。事後分析認為，這些損傷原本就已經存在，只是在事件受到關注之前未被特別留意。

### 超自然信仰

確認偏差被認為是占卜、通靈等超自然信仰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接受占卜的人往往會主動將模糊、籠統的描述與自身經歷對應起來，從而認為占卜內容準確。這也是「冷讀術」的基本原理。通靈者通常會給出大量模糊而具有普遍適用性的陳述，使聽眾更容易從中找到與自身情況相符的內容。調查員詹姆斯·蘭迪的研究發現，客戶對於「說中的部分」具有明顯的選擇性記憶，而容易忽略未能對應的內容。

尼克爾森還以「金字塔學」為例說明確認偏差的作用。研究者可以從埃及金字塔中選取不同的尺寸數據，並通過各種計算和組合方式尋找特殊數值關係。由於可供選擇的數據和計算方法眾多，因此往往能夠發現一些看似令人驚訝的對應關係，例如與地球尺寸之間的巧合聯繫。

### 招聘與甄選

招聘過程中存在的無意識認知偏差可能影響錄用決策，並對組織的多元化與包容性產生影響。確認偏差被認為是招聘環節中較為常見的一種認知偏差，尤其是在面試階段。面試官有時會傾向於關注支持自身初步印象的資訊，並優先選擇符合既有預期的候選人。即使其他候選人擁有相當甚至更優的資歷，也可能因此處於不利地位。

## 相關影響和結果

### 意見兩極分化

當持有相反觀點的人以帶有偏見的方式解讀新資訊時，他們的觀點可能會進一步分歧。這被稱為「態度極化」。一項實驗證實了這種效應：實驗中，參與者從兩個隱藏的箱子中依次抽取紅球和黑球。參與者知道，其中一個箱子裡裝有60%的黑球和40%的紅球，另一個箱子裡裝有40%的黑球和60%的紅球。實驗人員安排抽出的球呈現紅黑交替的順序，而這種順序對任何一個箱子都沒有明顯優勢。每次抽球後，一組參與者被要求大聲說出他們認為球來自哪個箱子的機率判斷。這些參與者往往隨著抽球次數的增加而越來越自信——無論他們最初認為60%黑球的箱子還是60%紅球的箱子更有可能是球的來源，他們對機率的估計都會不斷提高。另一組參與者則被要求在一系列抽球結束後才說出機率估計，而不是在每次抽球後立即作出判斷。他們沒有表現出極化效應，這表明極化效應並不一定發生在人們僅僅持有相反立場時，而更可能發生在他們公開表達自己立場的過程中。

一項較不抽象的研究是史丹福大學關於偏見性解讀的實驗。在該實驗中，對死刑持有強烈觀點的參與者閱讀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實驗證據。23%的參與者表示，他們的觀點變得更加極端，而且這種自我報告的變化與他們最初的態度密切相關。在後續實驗中，參與者也表示，在面對模稜兩可的資訊時，他們的觀點變得更加極端。然而，對他們在接觸新證據前後態度的比較顯示，並沒有顯著變化，這表明自我報告中的變化可能並不反映真實的態度轉變。基於這些實驗，迪安娜·庫恩和約瑟夫·勞認為，極化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現象，但遠非不可避免，它只發生在少數情況下；而且，極化不僅會受到混合證據的影響，甚至僅僅是思考某個議題本身也可能引發極化。

查爾斯·塔伯和米爾頓·洛奇認為，斯坦福團隊的研究結果難以重複驗證，是因為後續實驗中使用的論點過於抽象或晦澀，難以引發情緒反應。塔伯和洛奇的研究採用了槍枝管制和平權行動這兩個極具爭議性的話題。他們測量了參與者在閱讀正反雙方論點前後對這些問題的態度變化。兩組參與者表現出了態度極化：一組是原本持有強烈觀點的人，另一組是具有較高政治知識水平的人。在這項研究的部分內容中，參與者可以從實驗人員準備的資訊來源列表中自行選擇閱讀哪些資料。例如，他們可以選擇閱讀美國全國步槍協會或布拉迪預防槍枝暴力運動關於槍枝管制的論點。即使被要求保持客觀公正，參與者仍然更傾向於閱讀支持自身既有觀點的論點，而不是與自身觀點相悖的論點。這種帶有偏向性的資訊搜索與極化效應密切相關。

反噬效應（Backfire effect）是指人們在面對與自身信念相悖的證據時，不僅拒絕接受這些證據，反而更加堅定原有信念的現象。該術語由布倫丹·尼漢和傑森·雷夫勒於2010年提出。然而，後續研究未能重複驗證支持「反噬效應」的發現。俄亥俄州立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項研究調查了10,100名參與者，涉及52個預期可能引發「反噬效應」的不同議題。雖然研究結果確實表明，人們不願接受與自身既有觀念相矛盾的事實，但並未發現任何「反噬效應」的案例。此後，「反噬效應」逐漸被視為一種較為罕見的現象，而非普遍存在的心理機制。（參見「迴旋鏢效應」）

### 堅持已被證偽的觀點

信念能夠經受住強有力的邏輯或經驗挑戰。即使大多數持中立態度的觀察者都會認為，從邏輯上講，這些信念理應有所削弱，但它們依然能夠存在，甚至還能得到加強。即便其最初的證據基礎完全被摧毀，它們依然能夠屹立不倒。

確認偏差為信念在最初的證據消失或遭到有力反駁後仍然持續存在提供了一種合理的解釋。這種「信念固著效應」最早由利昂·費斯廷格、里肯和沙赫特通過參與觀察加以證實。幾位研究者與一個堅信世界將於1954年12月21日毀滅的宗教團體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預言落空後，大多數信徒仍然堅持原有信念。他們將這項研究出版成書，書名恰為《當預言落空時》。

不過，「信念堅持」這一術語是在一系列採用所謂「事後揭秘範式」的實驗中提出的：參與者先閱讀支持某一假設的虛假證據，研究者測量其態度變化；隨後詳細說明這些證據實際上是虛構的，並再次測量參與者的態度，以觀察其信念是否恢復到原有水平。

一項常見的研究發現是，即使經過完整的事後說明，最初形成的信念通常仍會部分保留下來。在一項實驗中，參與者需要區分真假遺書。研究人員隨機提供反饋：部分參與者被告知自己表現良好，另一部分則被告知表現較差。即使在實驗結束後獲得完整說明，參與者仍然受到最初反饋的影響。他們依然認為自己在這類任務上的表現高於或低於平均水平，而這種判斷取決於最初獲得的反饋內容。

在另一項研究中，參與者閱讀了兩名消防員的工作績效評價以及他們在風險規避測試中的回答。這些虛構數據被設計為顯示正相關或負相關：部分參與者被告知，喜歡冒險的消防員表現更好；另一些參與者則被告知，冒險型消防員的表現不如規避風險的同事。即使這些案例是真實的，它們在科學上也不足以作為關於消防員整體情況的結論依據。然而，參與者卻認為這些案例具有較強的說服力。當研究人員說明這些案例完全是虛構的之後，參與者對兩者之間關係的信念雖然有所減弱，但仍保留了約一半的原始效應。後續訪談表明，參與者理解並認真對待了實驗說明。他們似乎相信這些說明，但認為被證偽的資訊與自己的個人信念並無直接關係。

持續影響效應是指，即使錯誤信息已經被撤回或更正，它仍會繼續影響人們對某一事件的記憶和推理。即使個體接受了更正後的資訊，這種現象仍然會發生。

### 偏好儘早獲取資訊

實驗表明，即使資訊出現的先後順序與事實無關，人們仍會賦予較早出現的資訊更高的權重。例如，人們對一個被描述為「聰明、勤奮、衝動、挑剔、固執、嫉妒」的人的印象，通常會好於對同樣詞語按相反順序排列時形成的印象。這種非理性的系列位置效應獨立於記憶中的首因效應。後者指的是序列中較早出現的資訊更容易被記住。偏見性解讀可以解釋這種現象：當人們接觸到最初的資訊後，會形成一個暫時性的假設，而這一假設會影響他們對後續資訊的理解。

一項關於非理性首因效應的實驗使用了彩色籌碼，這些籌碼據稱來自兩個不同的瓮。參與者已知兩個瓮的顏色分布，並需要判斷籌碼來自其中一個瓮的機率。實際上，籌碼顏色的出現順序是預先安排好的。前30次抽取的結果傾向於支持其中一個瓮，而後30次則傾向於支持另一個瓮。整個序列總體上是中性的，因此從理性角度來看，兩個瓮被選中的機率應當相同。然而，在完成60次抽取後，參與者仍傾向於選擇前30次抽取結果所暗示的那個瓮。

另一項實驗採用逐漸清晰的幻燈片圖像。實驗開始時，圖像模糊難辨，隨著幻燈片不斷播放，圖像逐漸變得清晰。每張幻燈片播放後，參與者都需要猜測圖中的物體是什麼。即使圖像後來已經清晰到其他人能夠輕易辨認，最初猜錯的參與者仍然傾向于堅持原先的判斷。

### 事件之間的錯覺關聯

錯覺相關是指人們傾向於在實際上並不存在關聯的數據之間感知到相關關係。這種現象最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一系列實驗中得到證實。在一項實驗中，參與者閱讀了一組精神病學案例研究，其中包含羅夏墨跡測驗的反應記錄。參與者認為，同性戀男性更可能在墨跡中看到臀部、肛門或性別模糊的圖像。事實上，這些虛構案例經過精心設計，同性戀男性報告此類圖像的機率並不高於異性戀男性；在實驗的某些版本中，這一機率甚至更低。另一項調查發現，一些經驗豐富的精神分析師也報告了同樣的錯覺關聯，即認為同性戀與這些圖像反應之間存在聯繫。

另一項研究記錄了關節炎患者在15個月期間的症狀變化以及同期天氣狀況。幾乎所有患者都認為自己的疼痛與天氣變化有關，但實際統計結果顯示，兩者之間並不存在相關關係。

例子

天氣｜雨天｜晴天

關節炎｜14｜6

無關節炎｜7｜2

這種效應體現了一種帶有偏向性的解釋方式，即客觀上中性甚至不利的證據，也可能被解讀為支持既有信念。它也與假設檢驗過程中的偏差有關。在判斷兩個事件（例如疾病與惡劣天氣）是否存在關聯時，人們往往過度依賴正例的數量。在上述例子中，即同時出現疼痛和惡劣天氣的情況。他們相對較少關注其他類型的觀察結果，例如沒有疼痛或天氣晴朗的情況。這種現象與假設檢驗中依賴陽性結果的傾向類似。它也可能反映了選擇性回憶的作用，因為人們更容易回憶起兩個事件同時發生的時候，因此會認為它們之間存在關聯。

## 不可挑戰的信仰

回顧與重新認知的過程會建構一個新的認知事實，面對挑戰時信仰反而再強化，它受到個人價值觀、家人或傳統社會的壓力、或宗教信仰等批判或趨避的影響，而傾向採取對自己較為有利的說法或選擇性的認知，以合理化整個事件，進而化解外部壓力並獲得身心上的平衡。例如說主張某宗教團體是邪教的人將該宗教經典中一些荒誕迷信的內容，及該團體一些信徒像是不顧配偶反對攜帶自家小孩參加宗教活動等偏激的行為，給當成該團體是邪教的證據，卻忽略宗教經典的內容或部分信徒偏激的個人行為，與一個團體是否是邪教未必相關；或者相信算命的人聽到命理師講的話之後，就採信命理師的話，並把自己過去發生的事情當中，和命理師講述的相似的部分，給當成算命準確的證據；又例如當談及槍枝管制問題時，人們常偏好支持自己原立場，觀點，也傾向將模稜兩可的事實做有利於自己的解釋。

偏見的搜索、理解和回憶，常被用來說明態度極化（即使爭論雙方都依附於相同的根據，爭執仍變得極端）、信念固著（在反證出現後依然堅信原有看法）、非理性首因效應（即強烈的「先入為主」效應）及錯覺相關（對二件偶然事件做無根據的連結的傾向）等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