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事件

伊塔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又稱「5·29反革命暴亂事件」。1962年4月至5月，有近6.7萬中國新疆公民通過伊犁、塔城的邊境，進入蘇聯。1962年5月29日，中國政府緊急切斷與邊境地區的交通，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中國政府的鎮壓造成4人死亡，22人受傷的流血事件。因此包括伊犁草原、阿爾泰草原在內的新疆邊境地區人口銳減，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自此時起開始占據邊境農莊和牧場，並隨後在中蘇邊境建立了一系列國營農場，將其作為國防屏障。

## 歷史淵源

19世紀30年代，隨著向哈薩克草原和中亞諸汗國不斷擴張勢力，俄國與新疆開始有了共同邊界。1851年，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其中規定俄國在伊犁可設領事館，可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建立「貿易圈」，俄國人可在其中蓋房、居住、存貨、建立教堂、墳地等。之後，大量韃靼（中國稱塔塔爾族）商人來到兩地定居經商。同時，俄國領事館沿用浩罕汗國在中國的做法，在本國僑民中任命「商總」（突厥語稱「阿克薩卡爾」），管理本國僑民，發放免稅的運貨憑證，介入僑民與當地民眾及政府的民事、形式爭端。

1860年，俄國迫使清朝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占新疆土地44萬平方公里。許多原先居住在新疆境域內的哈薩克、柯爾克孜部落被邊境切割。1871年，俄國以搜捕殺人犯為藉口，出兵占領伊犁地區。1876年，俄國吞併浩罕汗國。浩罕汗國在中國經商的安集延人商人，及大小和卓之亂、阿古柏統治時期逃入浩罕汗國的政治難民都成為了俄國的臣民。1881年，中俄簽訂《伊犁條約》，俄國歸還伊犁，但其中同時規定在一年的選擇期內，伊犁的居民可以自由決定是否遷入俄國。共有約1萬戶、6萬餘伊犁居民選擇遷入俄國，其中約5萬人為塔蘭奇和東干人，也有1萬餘哈薩克人。

同時，《伊犁條約》還規定俄國在新疆境內的商業活動擁有免稅權，俄國商人也受到領事裁判權的保護。這使得俄國商人獲得了在新疆商業上的的壟斷優勢。例如包爾漢正是這一時期來到新疆經商。同時，由於覬覦俄國國籍帶來的經濟、政治特權，有許多本地民族通過俄僑中的「商總」購買「俄僑證」，冒領俄國國籍，以此牟取利益。這引發兩國之間持續的外交爭端（如策勒村事件）。另外，從1870年代中期起，南疆每年有數萬人來到俄國成為季節性勞工，他們中有許多人後來在俄屬中亞定居。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沙皇政府於1916年7月發布命令，徵召中亞穆斯林到前線做工，引發當地民眾起義反抗。有10餘萬起義失敗及逃避戰亂的民眾逃亡並滯留於新疆境內，其中主要是哈薩克人，時任新疆省長楊增新為哈薩克難民辦理了入籍手續。據統計，定居在伊犁的有約6萬人，定居於塔城的有3萬人。例如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一家就在這一時期來到新疆。1920年，新疆省政府與蘇聯簽訂《伊犁臨時通商協定》，廢除俄國的免稅權、領事裁判權等特權，並加強對蘇聯僑民的管理。1924年10月，楊增新與蘇聯政府達成協議，蘇聯得在迪化、承化寺、伊犁、塔城、喀什設五領事館。中國在斜⽶、齋桑、阿拉⽊圖、塔什⼲和安集延五處設領事館。同時，經過艱難爭取，中國獲得了在俄國的中國僑民中設置「商總」的對等權利，以此為契機在俄國設立了華僑協會。

1920年代，蘇聯開始進行階級鬥爭，對地主、企業家、宗教人士等進行迫害，許多中亞民族因此逃入中國，如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後來的國家元首艾力汗·吐烈，再如中共建國後在新疆擔任重要職務的孜牙·賽買提和阿布都熱依木·艾沙，其中很多人是1880年代遷入俄國的塔蘭奇的後代。1930年，史達林在哈薩克推行集體化政策，造成了嚴重的大饑荒，大量哈薩克人越境逃入新疆。1934～1938年，史達林開展肅反運動，許多在中亞的新疆僑民在此時返回新疆。根據盛世才的政策，這一時期逃入新疆的蘇聯人普遍領取了「公民證」，並不以外僑的身份對待。

1946年1月20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命令，其中規定在1917年11月7日之前曾為俄國國民以及曾經擁有蘇聯國籍，現居新疆的，可以恢復蘇聯國籍。隨後，蘇聯駐新疆的領事館開始了大規模的登記和恢復蘇聯國籍的工作。同年，在新疆各地成立蘇聯僑民協會，加強蘇聯僑民的組織及與蘇聯境內的聯繫。1947年6月，經過交涉，國民政府允許迪化的蘇僑協會登記備案，其會員需為已在當地行政機關正式登記，並已經領取外僑居留證的蘇聯人民。但不向中國政府登記的情況非常多，相關的外交交涉直到國民政府退出新疆時仍未解決。截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新疆共有迪化、喀什、伊犁、塔城、阿山5個蘇僑協會，及19個下屬分會。蘇僑協會在所在地辦有學校、俱樂部、圖書館、運動隊等，也經營商店、皮革廠、莫合煙廠、食品廠等工廠和農、牧場。同時，蘇僑協會還越權處理諸如換發護照、受理入籍申請等事務，甚至辦理結婚、離婚申請和財產繼承證明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疆政府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對新疆的蘇僑情況進行了調查登記。同時，對在黨政機關中工作、有中蘇雙重國籍身份的幹部進行勸說，要求他們退出蘇聯國籍，但回應寥寥。1952年8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新疆蘇僑選舉權問題的指示》，擱置雙重國籍問題，普遍承認蘇僑選舉權。1953～54年，中共中央分別發出外僑不能在政府機關擔任職務和停止在外僑中發展黨員的指示。但由於黨政軍隊中蘇籍幹部比例過高，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只能變通處理。

截至1953年的調查統計，全新疆共有蘇聯僑民91867人，其中伊犁專區64561人，塔城專區15196人。

## 背景

伊犁、塔城兩專區所處的北疆地區屬於哈薩克人占多數的牧業區。在1952年6月撤掉推行階級鬥爭的極左路線的王震之後，新疆分局陸續出台了《關於在新疆牧區工作的決議》等文件，在牧業區推行「不分、不鬥、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的「三不兩利」政策，使當地的民族關係和生產關係保持了相對的平穩。

### 反右運動

1957年5月，新疆開始整風運動，民族幹部長期以來就對沒有在新疆實現真正的民族自決、建立蘇聯式的加盟共和國感到不滿，在中央文件的鼓勵下，他們大吐對於漢族幹部的大漢族主義作風的厭惡，甚至質疑漢族統治新疆本身的合法性。然而很快，到了8月，中國共產黨掀起了反右運動。在民族領域，在同年7月20日舉辦的青島民族工作座談會之後，矛頭指向了所謂的「地方民族主義」傾向。1957年12月17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批判自治區內的「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會議期間，1958年1月17日，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副州長阿不都熱依木·艾沙離奇死亡，全身中十幾刀，自治區隨後公開他的絕筆，宣稱他畏罪自殺。接下來，他在1958年4月28日與文化廳廳長孜牙·賽買提、民政廳廳長依不拉音吐爾的、烏魯木齊市長阿·賽德、商業廳副廳長阿不列孜·卡里一起被開除出黨。隨後，1958年6月，在區黨委會議中，伊犁州州長賈合達·巴巴里科夫與與州黨委宣傳部部長阿買提哈里・比同巴也夫、州法院院長夏衣馬爾旦等人被定性為反黨集團，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全州共有1423人被劃為「右派分子」或「地方民族主義分子」。這引發了自治州政壇的地震，當地幹部因此人心惶惶。同年，中國政府要求新疆的蘇籍幹部退籍，同時，大量蘇聯歸國華僑和蘇籍幹部被誣為「右派」並遭受不公正待遇。這導致當地局勢出現將近十年來未有的動盪，1958年5月17日，富蘊縣副縣長哈力曼發動武裝叛亂，9月11日，富蘊縣加來西提汗發動武裝叛亂，10月21日，烏蘇縣活佛丹增嘉木措發動武裝叛亂，11月25日，伊寧市抓獲了在麻扎聚會、準備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莫合木阿西克、阿不都熱西提。

### 大躍進及隨之而來的漢族移民

中共官方在事後完成的總結報告中，把生活水平下降和安置移民失當認定為了伊塔事件發生的兩個重要內因。1956年5月21日，自治區第一書記王恩茂在新疆第三次牧區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新疆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報告》，自治區黨委決定對工商業資本家兼營的畜牧業實施公私合營，開始人民公社化運動。個體牧民被要求加入生產合作社，牧主被改造為公私合營牧場。在反右運動中，伊犁州原先的「三不兩利」政策被當作「地方民族主義」的表現而被否定，轉而重新在牧業區開展了階級鬥爭。1958年底，塔城專區的牧業區全部實現人民公社化，1959年，全疆牧業區全部實現人民公社化。同時伊犁州也同全國一樣開展「大煉鋼鐵」運動，在鞏乃斯草原上樹立了一座座高爐。左傾政策導致當地農牧業生產水平迅速下降。1960年，新源、富蘊等縣都出現缺糧現象，1961年，伊犁州糧食產量降到歷史最低點，當地民眾糧食定量大幅下降。根據自治州事後的統計，當地農村群眾的口糧從1958年人均400餘斤下降到270餘斤，農牧民的自留畜被取消，吃肉、飲奶都非常困難，布匹定量也從1958年的人均9米下降到1米半。同時人民公社化也帶來分配不均問題。在抗議運動中，群眾就喊出了「取消票證、取消定量」的口號。

同時，1958年的北戴河會議作出了《關於動員青年前往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截至1961年11月，共將80餘萬漢族人口移民到了新疆。同時，由於大饑荒的影響，有89萬漢族逃荒者來到新疆，二者共計約占移民前新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1959年以來，在伊犁直屬縣市安置了三類人員（支邊人員、下放人員、自流人員）83644人，占當地人口的15%，嚴重侵占了本地民族的生存空間。漢族移民占用了人民公社和大隊的墊支款，使原社員分配的收入下降。時任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的伊敏諾夫就曾發表不滿：「社員生活很苦，老戶收入被外來戶吃光了，他們沒有饃吃就外跑了。」同時移民的素質也參差不齊，許多人不尊重當地的民族風俗，引起哈薩克族群眾的反感。

### 遣送蘇僑與中蘇交惡

1954年3月，由於戰後糧食短缺，蘇共中央作出「開墾荒地」（處女地運動）的決議，並希望通過遣返僑民的形式從中國爭取到勞動力。4月23日，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向中國外交部提出，遣返約6000戶蘇聯僑民到高加索、西伯利亞、中亞等地開荒。最初，中方積極協調各部門予以配合，並且在新疆各州各地區成立了「協助蘇僑回國委員會」。在最開始，蘇聯對遣返人員的標準掌握得相對寬泛，領事館宣布，凡是來自蘇聯，特別是1930年之後來到中國的都可以恢復蘇聯國籍，蘇僑的中國籍家屬也可返蘇。大量蘇籍幹部選擇離開中國，1955年，塔城專區3000名幹部中的1000名、7個縣中5個縣的縣長、專署14個科長中的13個選擇返回蘇聯，伊犁專區8個縣長中的6個返回蘇聯。

1956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在新疆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各地蘇僑協會所辦的企業均被視作私營工商業予以贖買，經營的農、牧場均被無償收歸國有，報紙停辦，學校被接管。蘇僑協會也被分批取締，截至1962年，只剩下伊犁蘇僑協會及其下屬7個分會。

1959年，中國政府發現，經過了5年的分批遣返之後，蘇僑依然越遣越多，遠超遣返開始前調查的僑民總數。中方在調查中發現，蘇聯領事館和蘇僑協會有散發蘇聯護照的行為，同時，已返蘇的僑民向境內親屬大量寄送親屬證明。2月3日，賽福鼎召見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達巴申，明確中方對蘇僑和可以隨蘇僑出國的的人員的認定標準：只有持蘇聯護照的人才是蘇僑，持有蘇僑協會和領事館發放的證明、及蘇聯親友寄的邀請書的不是蘇僑；只有蘇僑直系親屬和完全依靠其生活的人才可隨其去蘇，蘇僑的成年已分居子女、兄弟不在此列。新疆方面為此加強了對遣送僑民的審查，但仍然採取"先蘇籍幹部，再城市蘇僑，後農村蘇僑"的具體步驟，有計劃地遣返僑民。

1961年，中蘇關係持續惡化，大量在新疆的蘇籍幹部要求返蘇，中國批准了357名幹部返蘇，其中包括一批在反右運動中受到打擊的高級幹部，其中包括前伊犁州州長賈合達·巴巴里科夫、前自治區文化廳廳長孜牙·賽買提、開國少將祖農·太也夫和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神秘死亡的阿不都熱依木·艾沙的弟弟，在伊犁州法院工作的梅魯普·艾沙。其中孜牙·賽買提、祖農·太也夫對邊民外流也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他們在1961年上半年參加了蘇聯對中維吾爾語廣播的工作，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殖民政策，宣傳民族解放，讚美蘇聯的美好生活，鼓動當地居民前往蘇聯協會領取蘇僑證，移民到蘇聯。

1960年2月，蘇聯邊防軍占領了中蘇交界的額爾古納河上屬於內蒙古管轄的克魯赤納島，4月蘇聯邊防人員又在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驅趕中國牧民，並綁架中方人員。中方保持克制並試圖與蘇聯修復關係無果，雙方互信度進一步下降。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廣播電台用哈薩克語和維吾爾語播送對蘇聯的讚美和對中國的批評。

截至1961年底，中國已向蘇聯遣返了蘇僑及蘇僑家屬共計147598人。

## 經過

### 邊民外流

1950年代，中蘇之間的邊界長期處於不設防狀態。伊犁州與蘇聯接壤的邊界線長約1500公里，只設有兩個邊防站和一個檢查站，實際邊防線僅300餘公里，而且只有30%的地段可以幾天巡邏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邏一次，有的地方則由於交通不便，缺少通訊設備，以及人員有限，巡邏不到或無法巡邏。

1962年2月8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發布《關於外籍職工登記的公告》，要求持有有效外籍護照的人員到當地公安局登記，領取外僑居留證，逾期不登記的不承認其外籍身份，對有意隱瞞外籍身份的依法論處。1962年2月17日，自治區黨委發出《進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教育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注意親蘇分子的言行，有親蘇嫌疑的少數民族人士立刻受到監視，有些被送去勞教。

4月初開始，首先在塔城地區塔城縣發生邊民零星越境逃蘇現象。此次越境並不像往常一樣受到蘇聯遣返。持續數日後，塔城地區所屬的裕民、額敏兩縣邊民也開始個別越境逃蘇，並逐漸波及到托里、和布克賽爾、烏蘇、沙灣等縣。到4月15日，已由零星越境發展為整個大隊、整個公社的越境；由夜間秘密越境，發展為白天公開成群結隊的大規模越境。由起初的單人空手越境，發展到拖兒帶女，攜帶財產、牲畜越境。其中一些人帶著人民公社化後變為集體財產的牲畜。同時，從4月14日起，伊犁州直屬縣市也出現集體外逃。起初是霍城縣沿邊公社有人零星非法越境，很快就波及至全縣。到4月15日，已發展為成群結隊地攜帶大批牲畜、農具，驅趕著馬車、牛車公開越境。

外逃人員中也有許多漢族，當時在霍城縣做教師、文革後逃蘇的雷光漢估計至少有上百人，其在書中詳細記錄的有十數人，其中有因與維吾爾族談戀愛違反紀律，擔心受到懲罰而逃入蘇聯的情侶，也有因反右鬥爭而逃走的右派和下放人員。

1962年4月24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召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契爾沃年科，指責蘇聯政府策動了邊民大規模外流，在這期間，設置專門機構安置新疆來的居民，並在伊犁、塔城等地中蘇邊界設立臨時接待站，配備運輸車輛，提供食品、醫藥、貨幣，接納，運送越境邊民；甚至在塔城縣、裕民縣、霍城縣等地的邊境線一帶，將鐵絲網打開口子，並用探照燈、信號彈、汽車燈或安排專人協助，接應中國邊民越境。但蘇聯大使認為這一切都是中方的虛構。1961年遷居蘇聯的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少將等人在蘇聯接待了越境的邊民。

當地的宣傳機構也這一時期發揮作用。《伊犁日報》（維吾爾文）在大規模越境期間刊登《祖國在哪裡？》《媽媽，走吧！》這樣的詩歌，《阿勒泰報》（哈薩克文）則明顯違背中共的宣傳紀律，在顯著位置刊登赫魯雪夫的講話和照片。被中國共產黨視作暗中的鼓動行為。

### 中共管控

大規模人口外流引發中央的的關注，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賽福鼎毛遂自薦，請求回到新疆做說服工作。1962年4月30日，周恩來同賽福鼎談話討論人口外流問題。5月10日，賽福鼎來到新疆召開邊界問題座談會，認為人口外流主要由蘇聯修正主義的破壞導致。要求伊犁州做好宣傳教育、恢復生產、加強中蘇團結、打擊反、壞分子等工作。5月1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處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來人員的指示》和《關於對蘇僑協會和蘇聯領事館採取的方針和做法的指示》兩個文件。根據中央指示，自治區黨委於5月18日發布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關於處理蘇聯領事館、蘇僑協會、蘇聯僑民有關問題的若干規定》，其中規定：允許持有效蘇聯護照的蘇僑返回蘇聯；凡中國人持有蘇聯護照的必須一律交出，否則取消幹部資格、開除黨籍；持有非法蘇聯護照或其他非法證件的，一律不承認蘇僑身份，通知其限期向公安部門登記。

### 流血事件

關於國籍的新政策更加劇了邊民的恐慌，1962年5月21日上午11時，有100餘名群眾到伊犁區黨委門口請願，要求恢復俄僑身份。隨後一周內共發生四次請願活動。

為阻擋人口外流，伊犁區黨委遂決定自5月29日起暫時停止出售由伊寧市去霍城的班車票，以阻止人口外流。當日上午，2000餘名當地群眾聚集到伊寧市汽車客運總站抗議。區黨委上午派出黨委副書記霍居江、州公安局副局長吳尚文進行解釋，但被示威者用石塊攻擊，甚至都不能下車。下午3時，州長庫爾班阿里·烏斯曼諾夫到場勸解。但群眾依然不滿，要求庫爾班阿里簽署批准他們去蘇的證明，重新開始賣票，並開始喊出「打倒共產黨」「消滅漢族」的口號。區黨委調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農四師和公安警察前來鎮壓。尤努斯艾買提率領部分群眾包圍兵團的汽車並進行搶奪，將其開至蘇聯領事館。

下午6時，抗議群眾裹挾庫爾班阿里前往伊犁州人民委員會，一路上高喊「新疆是我們的地方，黑大爺侵占了我們的地方，我們要走」的口號。到達後沖入州人委大院，對辦公樓實施了「打砸搶」的行動。阿不都卡得爾再次要求庫爾班阿里為他們簽署去蘇的證明。庫爾班阿里請示了自治區人委會副主席伊敏諾夫並獲得同意後，簽署了證明並蓋章。阿不都卡得爾隨後說：「這張紙條在你們的支持下寫好了，要想徹底解決問題，我們還要把命令拿到黨委去。」於是帶領群眾前往伊犁區黨委，一路高喊「人為理想，羊為犧牲」等口號。

此時區黨委門口已經聚集了大批群眾，高喊「取消糧票、取消布票、取消肉票」等口號，與自治區公安廳副廳長安尼瓦爾·沙里江對峙。阿不都卡得爾帶領群眾翻過圍牆，進入黨委大院。黨委大院有從伊犁軍區警衛營調來一排軍隊，部署在賓館、辦公樓前後門、大院的前後門，並在黨委辦公大樓門前安放了一挺重機槍。王恩茂批准區黨委書記張世功申請，准許向抗議者開槍。當時示威者擁向黨委辦公大樓的台階，中共軍隊鳴槍示警。示威者大喊：「向前衝！不要怕，他們不敢開槍。」當他們馬上到達台階時，軍隊對示威者開槍。據說，伊敏諾夫在聽到槍聲後大驚：「是誰讓開槍的？」事後他惋惜道：「哎！這個時候要有兩個營的民族軍該多好啊！」軍隊當場打死2人，事後死亡3人，受傷20人。夜晚9時左右，中方打掃場地，將傷者送往醫院。蘇聯領事館也自行派出汽車，將傷員送往醫院。

當日午夜，示威者抬著死者的屍體上街示威。新疆軍區從水定縣調入數千名軍隊上街巡行，隨後進入區黨委院內布防，並派出裝甲車在街頭巡邏警戒。次日，州人委副秘書長賈文郁起草州人民委員會戒嚴令，將5月29日的事件定性為「由外國勢力煽動衝擊、搗毀黨政機關，搶奪解放軍戰士武器，打傷多人，搶劫黨政機關機密文件、印章、財務的反革命暴亂事件。」

根據中方披露，參加事件的共有2049人，其中幹部52人，教員53人，學生555人，營業員30人，工人198人，社員737人，居民419人，機關警衛5人，另外共有中共黨員29人。最後逮捕骨幹分子137人，其中逮捕14人，勞教75人，管制1人。1962年9月12日在伊寧市對38名首犯進行公審，阿不都卡得爾、尤努斯艾買提、麻合林提阿皮孜、依敏買斯木、吐達洪庫爾班等5人被判處死緩、無期徒刑和10年以上有期徒刑，其餘被判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1962年5月18日至21日，伊犁州公安機關先後查封了伊犁、特克斯、昭蘇、尼勒克、塔城、烏蘇、阿勒泰和博爾塔拉8個蘇僑協會，逮捕成員10人，拘留2人，驅逐出境1人。直至5月31日，蘇聯當局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封閉了伊犁、塔城部分地區的邊境，並將駐伊寧和烏魯木齊的總領事館關閉。

但在隨後的一年裡，外逃仍未停止。據統計，自伊塔事件後至1965年，伊、塔地區依然發生了100餘起外逃事件，逃出1000人，1963～1970年零散外逃人員達500餘人。

## 後續處理

1962年8月15日，自治區召開民族工作會議，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發布命令，要求依法處置參加「反革命暴亂」的人員。同時規定：外國僑民需申請居留證，遷移旅行需報當地公安機關批准，嚴格遵守相關規定，不再享有中國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能參加政治組織、建立僑民團體；嚴格監管外國公務機構，中國公民不得隨意進入，外國公務機構未經當地外事部門許可不得聘用中國公民及本地區的外國僑民；僅持有外國護照但沒有外國僑民居住證的，不承認其外國僑民身份，違規證件要在三個月內上交公安機關。面對外逃現象過於普遍的情況，1963年2月18日，伊犁州黨委批轉塔城地委《對參與外逃的基層幹部的處理意見》，強調除積極參與煽動組織外逃和《命令》發布後仍持有非法證件的嚴肅處理意外，其他情節輕微思想不穩定的幹部，可予以教育，對其進行爭取和挽救。

同次會議上，自治區黨委也發布宣傳要點，將伊塔事件定性為是在「外國煽惑分子」和「少數不法分子」有計劃有組織煽動的「非法越境外逃」和「反革命暴亂」。並呼籲民眾擁護中國政府，支持漢族幹部群眾建設新疆，正視暫時的經濟困難，不要被蘇聯的發達生活所誘惑。1963年2月15日，自治區黨委批轉塔城地委《關於加強反顛覆破壞陰謀活動的通知》。4月4日，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再次發布命令，宣布凡是「製造謠言，煽動和組織居民越境外逃，進行分裂祖國、離間民族團結的」，一律以「反革命分子」論處。同時伊犁州也對蘇聯來的包裹進行拆檢和查扣。

會議上自治區黨委還發布了《關於自治區各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共同政治理論課增設反修正主義和民族問題（課程）的意見》，針對親蘇和民族獨立思想，以及對大躍進政策的質疑，開始在少數民族中開展「三⼀教育」（⼀個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個黨：中國共產黨，⼀條道路：社會主義道路）。1962年12月，在伊犁州各地、縣展開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教育。

1962年9月，自治區黨委派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進駐離境者的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稱為「三代」（代耕、代牧、代管），沿邊境地帶建立了「勞武結合」的團場，增建10個邊防總站和50個邊防站卡，並沿邊境劃定了邊防地帶。將未來得及越境的當地民眾內遷，後續遷入大量漢族移民對當地進行控制。1963年9月14日，伊犁州人委發出《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邊境禁區管理實施細則》，4天後又發布《關於貫徹執行自治區黨委〈關於進一步加強邊境管理，嚴防敵人潛入潛出的通知〉的通知》，對邊民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邊防管理教育。12月，伊犁州開始實行「邊境禁區通行證」「邊境禁區特別通行證」和「邊境禁區居民證」制度，加強邊境管理。

伊塔事件後，中國政府決定儘快將新疆內部的蘇聯僑民全部遣返，以清除蘇聯對新疆的影響。1963年，根據中國外交部與蘇方達成的協議，新疆方面按照簡化手續的辦法進行遣返蘇僑的收尾工作， 1962～63年兩年間伊犁地區共遣返蘇僑7419人，中國籍家屬37528人。

1963年9月28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朱德等中央有關領導及王恩茂討論新疆工作。提出「⼯業要⼀年⽐⼀年發展，經濟要⼀年⽐⼀年繁榮，⼈民⽣活要⼀年⽐⼀年改善。我們經濟的發展和⼈民⽣活的改善，不僅要⽐國民黨統治時期好，⽽且要⽐現在的蘇聯好。」將伊塔事件的首要因素歸結於新疆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夠，居民生活不好，其次才是修正主義破壞和民族團結問題。要求減少新疆地區糧食徵購，增強日用品的供應，同時加強對漢族的民族政策教育。這一講話後來被概括為「發展和穩定是新疆的兩大問題」。因而發展主義成為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共產黨治理新疆的主要思路（也成為同時期邊疆工作的主要思路），直到1990年江澤民在訪問時提出新疆面臨的主要危險是民族分裂主義為止。

伊塔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間內，新疆當局也放鬆了對宗教的控制。大躍進期間被禁止的宗教節日重新被允許。1964年，宗教節日被列入法定假日，准許有三天的休假。清真寺的活動也恢復正常，參與宗教活動的人數大量增加。

## 平反與落實政策

文化大革命後期開始，塔城地委、行署開始平反歸僑、僑眷中的冤假錯案。1980年6月，冤假錯案被徹底平反。如因「裡通外國」嫌疑被下放改造的地區僑聯副主席葉了漢·卡萬尼，就被安排恢復工作。

同一時期，自治區還出台了伊塔事件中涉及的外僑財產相關政策。1981年2月，自治區農牧委員會、僑辦制定關於去蘇人員牲畜入社折價款問題的五點處理辦法。對去蘇人員的有據可查的入社牲畜支付折價款，對原公私合營牧場股東的應付定息予以支付。1985年10月，自治區僑辦、城鄉建設環境保護廳擬定關於執行國務院僑辦《關於加快落實華僑私房政策的意見》的通知，對伊塔事件中去蘇人員棄留的房產作出規定：原房在的，房主可要求退還原房或作價付款；原房被拆除或徵收的，政府將房款加利息一併退還，當時未作價的，要給予合理的經濟補償；在城鎮被漏掉代管的房產，由房管部門代管並依法公告，代管到1987年底，過期作價處理，存入銀行，待後處理。至1987年4月，共為11662戶僑民落實了政策。1989年10月，自治區政府發布文件，允許去蘇人員憑存摺取出在中國的存款。

##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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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各邊境地區中，塔城地區的逃離者最多，共外逃4萬多人，並帶走牲畜30多萬頭，使得40多萬畝農田未能播種。許多公社、農場及其下轄的基層組織一時陷於癱瘓及解體邊緣。伊犁州下直屬縣、市也有1.6萬多人越境，僅霍城縣就達1.4萬餘人，使霍城縣經濟損失達978.9萬元。離境的6.7萬人中，約有4萬人為哈薩克族。大批農牧民離開邊境地區後，兵團的「三代」人員留在當地，並從內地遷入大量漢族移民。這也使得當地的人口結構發生逆轉，漢族人口數量從1949年的3.8萬人激增至1969年的120萬人，從當地總人口的7%不到，變成了1969年的超過60%，超過了當地哈薩克人和維吾爾人將近一倍。

雖然伊塔事件發生時，中蘇關係已經相當緊張，但兩國外交部門在事件處理上保持了相當的冷靜克制，把事件的影響控制在了一個有限的範圍之內。

事件發生後，蘇聯利用逃蘇華僑向新疆郵寄包裹，宣傳其發達的物質文明。不過1978年之後，中國施行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1991年蘇聯解體後，前蘇聯地區經濟一度陷入崩潰境地，當年逃蘇的部分人因此希望返回中國定居，但被中國政府拒絕。

## 文學形象

1962年移民蘇聯的卡布德什·朱馬迪洛夫在自己創作的小說《最後的遷徙》和《命運》中對伊塔事件有所描繪，將哈薩克移民描繪為反抗中國殘暴統治，最終實現夢想、回到故土的流浪者。

中國的也創作過很多以伊塔事件為背景的作品。直接描繪伊塔事件的有，回族作家楊峰創作的電影劇本《啊，伊犁河》，王蒙創作的小說《這邊風景》，以及維吾爾作家哈麗黛·斯拉音的長篇小說《金鞋》。以伊塔事件作為故事背景的有，維吾爾作家阿力木江·司馬義的短篇小說《窪地街人家》、阿不都熱合曼·卡哈爾的短篇小說《納瓦依塑像前》、迪力夏提·克尤木·努爾的中篇小說《老人與狗》。祖爾東·薩比爾在1980年代創作的長篇小說《阿勃臘勒的風》則表現了伊塔事件發生後伊犁地區哈薩克族的階級鬥爭。

## 相關事件

雲南省在1957年至1962年也出現一系列大規模邊疆人口外流事件。1958年出現大量邊民越境進入越南、緬甸的情況，共有11萬人外遷。雲南省委認定其主要原因是沒有以生產為中心，要求邊疆停辦人民公社，以爭取外逃人員回歸為重點，做好群眾工作。1960年4月，再次出現因糧食原因外逃的現象。為此，中共中央向雲南省委發出《緊急指示信》，為合作化和政治運動降溫。1962年，由於數月內大量民族上層人士外逃，3月27日，雲南省委發出《關於加強邊疆上層人物團結教育改造的通知》，要求對錯捕、錯關的民族人士平反，退賠他們被侵占的私人財物，認真貫徹合作化運動的贖買政策。5月，耿馬縣再次出現民族群眾退社外流的情況。但與伊塔事件相比，中共並未將其過度政治化，上升為「反革命」或「裡通外國」。同期，與香港接壤的廣東省也發生了大規模逃港事件。

## 擴展閱讀

- 新疆蘇聯僑民問題的歷史考察，李丹慧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