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博都巴哈

阿博都·巴哈（ə；波斯語：عبد البهاء，1844年5月23日—1921年11月28日），出生名為阿巴斯（عباس），是巴哈歐拉（巴哈伊信仰的創立者）的長子；巴哈歐拉指定他為自己的繼承者，並自1892年至1921年擔任巴哈伊信仰的領袖。阿博都·巴哈後來被稱為該宗教三位「中心人物」中的最後一位，另外兩位是巴哈歐拉和巴孛；其著作與經核實的談話被視為巴哈伊聖典的來源。

他出生於德黑蘭的一個貴族家庭。八歲時，他的父親在政府鎮壓巴比教期間被監禁，家產被全部收繳，使全家幾乎失去一切，陷入赤貧境地。其父被流放出祖國伊朗，一家人在伊拉克的巴格達定居，並在那裡停留了十年。隨後，他們被奧斯曼帝國當局召至伊斯坦堡，繼而又被拘禁於埃迪爾內，最終被押往監獄之城阿卡（Acre）。阿博都-巴哈一直被囚禁在那裡，直到青年土耳其革命於1908年使他獲釋，當時他已64歲。此後，他多次赴西方旅行，將巴哈伊信仰的資訊傳播到中東以外的地區，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在1914年至1918年間大多被限制在海法一帶活動。大戰使公開敵視他的奧斯曼當局為巴勒斯坦託管地所取代；其間，他因協助避免戰後饑荒而被授予大英帝國勳章的爵級司令勳章（KBE）。

1892年，阿博都-巴哈在其父的遺囑中被指定為其繼任者以及巴哈伊信仰的領袖。他的《神聖計劃書簡》鼓舞了北美的巴哈伊信徒，將巴哈伊教義傳播到新的地區；他的《遺囑與遺訓》為當今的巴哈伊行政秩序奠定了基礎。他的許多著作、祈禱文和書信至今仍存，而他與西方巴哈伊信徒的談話強調，到19世紀90年代末該宗教已在發展壯大。

阿博都-巴哈的本名是阿巴斯。根據語境，他在波斯語中被稱為米爾扎·阿巴斯，在土耳其語中則為阿巴斯埃芬迪；這兩種稱呼都相當於英語中的「阿巴斯爵士」。在他擔任巴哈伊信仰領袖的大部分時期，他使用並偏好「阿博都-巴哈」這一稱號（意為「巴哈的僕人」，其中「巴哈」指其父親）。在巴哈伊文獻中，他常被稱為「教長」。

## 早年生活

阿博都-巴哈於1844年5月23日（伊斯蘭曆1260年朱馬達·烏拉月5日）出生在波斯（今伊朗）的德黑蘭，為巴哈歐拉與納瓦卜的長子。他出生的那一夜正是巴孛宣告其使命的夜晚。出生時被命名為「阿巴斯」，其名取自其祖父米爾扎·阿巴斯·努里，這是一位顯赫而有權勢的貴族。阿博都-巴哈的早年受其父在巴比教團中顯要地位的影響。童年時，他深情回憶起與巴比教的塔希蕾的互動，描述她如何把他抱到膝上、撫慰他，並與他推心置腹地交談，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童年以快樂與無憂無慮為特徵。家人在德黑蘭和鄉間的住所不僅舒適，而且裝飾華美。與他的年幼弟妹——妹妹巴希葉與弟弟米赫迪——一道，他過著愉悅而舒適的生活。阿博都-巴哈喜歡與年幼的妹妹在花園裡玩耍，這也增進了他們之間的深厚感情。在其成長期，阿博都-巴哈目睹父母致力於多種慈善事業，包括將家中一部分改作婦女與兒童的病房。

由於其一生多處於流放與監禁之中，阿博都-巴哈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十分有限。在他年輕時，貴族子弟（包括阿博都-巴哈）通常不去常規學校就讀。相反，貴族男子一般在家中接受簡要的教育，側重於經文、修辭、書法和基礎數學等科目，重在為宮廷生活做準備。

阿博都-巴哈在七歲時僅在一所傳統的預備學校就讀了一年。相反，他的早期教育由其母親和叔父承擔，但他學習的主要來源是其父親。1890年，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描述阿博都-巴哈，說：「幾乎難以找到在言辭上更雄辯、在辯論上更敏捷、在舉例說明上更貼切、對猶太教徒、基督徒和穆罕默德教徒的聖典更為熟悉的人……」

據當時的記載，阿博都-巴哈在孩提時代口才出眾、性格迷人。七歲時，他罹患結核病，病情十分嚴重，預後認為他將不治身亡。儘管病情隨後有所緩解，這卻標誌著他此後終生與各種反覆發作的疾病鬥爭的開始，這些病痛貫穿了他的一生。

阿博都-巴哈童年時期深受影響的一件事，是他在八歲時父親被監禁；這一境況導致其家庭經濟狀況大幅下降，使他陷入貧困，並在街頭遭受其他孩子的敵意。阿博都-巴哈隨母親前去探視當時被囚於臭名昭著的地下地牢——黑坑的巴哈歐拉。他描述道：「我看見一處黑暗而陡峭的地方。我們從一個又小又窄的門口進去，下了兩級台階，但在那之後什麼也看不見。就在樓梯的中間，忽然我們聽見祂［巴哈歐拉的］……聲音：『不要把他帶進來』，於是他們把我帶回去了。」

## 巴格達

巴哈歐拉最終被釋放出獄，但被下令流放；當時年僅八歲的阿博都-巴哈在1853年冬季（1月至4月）隨父親踏上前往巴格達的旅程。在旅途中，阿博都-巴哈曾遭受凍傷。經歷一年的艱難後，巴哈歐拉不願繼續面對與米爾扎·葉海亞的衝突，於1854年4月（在阿博都-巴哈十歲生日前一個月）秘密隱居於蘇萊曼尼亞的群山之中。共同的悲痛使阿博都-巴哈與其母親和姐姐形影不離。阿博都-巴哈與二人關係尤為親密，其母親還積極參與了他的教育與養育。在父親離開家的兩年間，阿博都-巴哈承擔起管理家庭事務的職責，在未至其成年之前（在中東社會為14歲），據稱他常常沉浸於閱讀之中，並且在當時以手抄經文為主要出版方式的情形下，還從事抄寫巴孛著作的工作。阿博都-巴哈也對騎術產生了興趣，隨著年歲增長，他成為一名著名的騎手。

1856年，有關一位知識淵博的苦行者與當地蘇菲派領袖進行論談的消息傳到家人和友人耳中，他們認為這應該就是巴哈歐拉的希望，於是立即前往尋找，並於三月把巴哈歐拉帶回了巴格達。阿博都-巴哈見到父親時，跪倒在地，放聲哭道：「你為什麼離開我們？」隨後，他的母親和妹妹也如此。阿博都-巴哈很快成為父親的秘書和保護者。在這段居於該城的時期，阿博都-巴哈由孩童成長為青年。他被稱為「一位相貌出眾的少年」，人們亦記得他的仁慈。過了成年之年後，人們常常看見阿博都-巴哈出入巴格達的清真寺，討論宗教主題與經文。在巴格達期間，阿博都-巴哈應父親的要求，為一位名叫 ʻAlí Shawkat Páshá 的蘇菲派領袖撰寫了穆斯林傳統「我是一處隱藏的寶藏」的注釋。當時阿博都-巴哈只有十五或十六歲， ʻAlí Shawkat Páshá 認為這篇逾一萬一千字的論文，對於這個年紀的人而言，是一項非凡的成就。1863年，在後來被稱為「里茲萬花園」的地方，他的父親巴哈歐拉向同伴宣布，他就是是巴孛所預言的「上帝將使其顯現者」。據說，在十二天中的第八天，巴哈歐拉最先向阿博都巴哈透露了其使命。

## 伊斯坦堡/阿德里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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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巴哈歐拉被召赴伊斯坦堡，於是他的家人——包括當時年僅十八歲的阿博都·巴哈——隨同他踏上了一段為期110天的旅程。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行程又是一段艱辛的旅程，阿博都·巴哈協助為被流放者提供食物。正是在那裡，他在巴哈伊信徒中的地位愈加凸顯。這一點又因巴哈歐拉的《聖枝書簡》而更加鞏固，其中他不斷頌揚其子之德行與地位。不久，巴哈歐拉及其家人又被流放至阿德里安堡，在這一路上，阿博都·巴哈再次因嚴寒而凍傷。

在阿德里安堡，阿博都-巴哈被視為其家人的唯一安慰者——尤其是他的母親。當時，阿博都-巴哈在巴哈伊信徒中被稱為「the Master」（教長），而在非巴哈伊人士中則被稱為「ʻAbbás Effendi」（「Effendi」意為「先生」）。正是在阿德里安堡，巴哈歐拉稱他的兒子為「上帝的奧秘」。根據巴哈伊信徒的說法，「上帝的奧秘」這一稱號象徵著阿博都-巴哈並非上帝的顯現者，但超於普通人的品格、淵博的學識、完美的特質在他身上得到很好的融合。巴哈歐拉還賜予他的兒子許多其他頭銜，如G͟husn-i-Aʻzam（意為「至大聖枝），「聖枝」、「聖約中心」，以及將其視為掌上明珠。當得知巴哈歐拉又一次被放逐、這次目的地為巴勒斯坦時，阿博都-巴哈（「the Master」）在聽聞他與家人將被與巴哈歐拉分開流放的消息後深受打擊。據巴哈伊信徒所言，正是通過他的斡旋，這一主張被撤回，其餘家人得以一同被流放。

## 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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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時，阿博都-巴哈已明顯成為其父的總管，並且是巴哈伊社群中的傑出成員。1868年，巴哈歐拉及其家人被流放到巴勒斯坦的阿卡監獄城，人們都以為巴哈歐拉一家將不會渡過這次劫難。抵達阿卡對這一家人和流放者而言極為痛苦，當地居民對他們懷有敵意。當有人說要讓婦女騎在男子肩上才能上岸時，阿博都-巴哈設法找來椅子，把婦女抬到岸上。他的姐姐和父親病情危急。阿博都-巴哈設法弄到了一些麻醉劑，並照料病人。巴哈伊教徒被關押在條件極其惡劣的牢房裡，幾間囚室滿是糞便與污垢。阿博都-巴哈本人也因痢疾而病危，一名同情他們的士兵允許醫生為他診治。當地居民排斥他們，士兵虐待他們，而賽義德·穆罕默德·伊斯法罕尼（阿扎里派之一）的舉動更使局勢惡化。隨著阿博都-巴哈最小的弟弟米爾扎·米赫迪在22歲時意外身亡，士氣進一步低落。悲痛的阿博都-巴哈在弟弟遺體旁守夜至天明。

### 在阿卡的後期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漸擔負起溝通被流放的巴哈伊群體和外部世界的責任。正是通過他與阿卡（Acre）居民的互動，他們才認識到巴哈伊信徒的清白，於是監禁條件得以放寬。米赫迪去世四個月後，這一家人從監獄遷至阿布德之家。當地民眾對巴哈伊信徒的尊重逐漸增加，尤其是對阿博都-巴哈，他很快在這座監獄城中廣受歡迎。紐約富有的律師邁倫·亨利·菲爾普斯描述道：「一群人……敘利亞人、阿拉伯人、衣索比亞人以及許多其他人」，都在等待與阿博都-巴哈交談並接受他的接見。隨著時間的流逝，阿博都-巴哈得以為家人另租住處；大約在1879年，一場疫病使原住者逃離，全家最終遷入巴吉大宅。

阿博都－巴哈於1886年通過出版《旅行者記》（Makála-i-Shakhsí Sayyáh）撰寫了一部關於巴比教的歷史，隨後在1891年，在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的促成下，由劍橋大學譯出並出版。

### 婚姻與家庭生活

當阿博都-巴哈年輕時，巴哈伊信徒間對他將與誰結婚議論紛紛。數位年輕女子被視為潛在的婚配對象，但阿博都-巴哈似乎對婚姻意興闌珊。1873年3月8日，在其父的敦促下，28歲的阿博都-巴哈與來自伊斯法罕的 Fátimih Nahrí（1847–1938）成婚，她當時25歲，出身該市的上層階級家庭。她的父親是來自伊斯法罕的 Mírzá Muḥammad ʻAlí Nahrí，是一位傑出的巴哈伊信徒，與顯要人士聯繫廣泛。在巴哈歐拉及其妻子 Navváb 表示希望她與阿博都-巴哈成婚之後，Fátimih 從波斯被帶到阿卡。在從伊斯法罕到阿卡的艱辛旅途之後，她於1872年在兄長的陪同下終於抵達。這對年輕人訂婚約五個月後才正式完婚。其間，Fátimih 住在阿博都-巴哈的叔父 Mírzá Músá 家中。據她後來撰寫的回憶錄所述，Fátimih 對阿博都-巴哈一見鍾情。阿博都-巴哈本人在遇到 Fátimih 之前對婚姻幾乎沒有意願；她被巴哈歐拉賜名為「Munírih」。Munírih 是一個稱號，意為「光輝的」。

這段婚姻共有九個子女。長子為 Mihdí Effendi，約3歲時夭折。隨後依次為 Ḍíyáʼíyyih K͟hánum、Fuʼádíyyih K͟hánum（幼年夭折）、Rúhangíz Khánum（卒於1893年）、Túbá Khánum、Husayn Effendi（1887年去世，時年5歲）、Túbá K͟hánum、Rúhá K͟hánum（Munib Shahid 之母）以及 Munnavar K͟hánum。子女的去世令阿博都-巴哈極為悲痛——尤其是其子 Husayn Effendi 的去世，發生在其母親與叔父去世之後的艱難時期。尚存的子女（均為女兒）為：Ḍíyáʼíyyih K͟hánum（守基·阿芬第之母）（卒於1951年）、Túbá K͟hánum（1880–1959）、Rúḥá K͟hánum 和 Munavvar K͟hánum（卒於1971年）。巴哈歐拉希望巴哈伊信徒效法阿博都-巴哈的榜樣，逐步遠離一夫多妻制。阿博都-巴哈只娶一位妻子並選擇保持一夫一妻制，既遵從其父的建議亦出於他本人的意願，使一夫一妻制的實踐獲得了正當性，對於此前一直將一夫多妻制視為正當生活方式的民眾而言尤為重要。

## 其宣教早年

1892年5月29日巴哈歐拉逝世後，巴哈歐拉的《聖約之書》（其遺囑）指定阿博都-巴哈為聖約中心、繼承者以及巴哈歐拉著作的解釋者。

巴哈歐拉以以下經文指定其繼任者：

神聖遺囑者之遺願乃是：所有阿格桑、阿夫南及本人之眷屬，皆須將其面龐轉向至大聖枝。你們須思量我在《至聖經書》裡的下述啟示：「若我親臨之洋退潮，我啟示之書封筆，你們須轉向祂，祂乃是上帝所屬意者，是發自本亙古聖根之分枝。」該段神聖經文所指無他，唯至大聖枝（阿博都-巴哈）。此乃我仁慈啟示於你們之大能遺囑，我確然是仁慈者、全能者。確然，上帝已命定次大聖枝（穆罕默德-阿里）之地位遜於至大聖枝（阿博都-巴哈）。祂乃真正的命定者、全智者。如同全知全覺者之諭令，我確定「次大者」次於「至大者」。

在巴哈歐拉的遺囑中，阿博都-巴哈的同父異母兄弟米爾扎·穆罕默德·阿里，被指名為從屬於阿博都-巴哈。穆罕默德·阿里對阿博都-巴哈心生嫉妒，並在其兄弟巴迪歐拉和迪亞歐拉的支持下，著手為自己建立權威，另立為領袖。他開始與伊朗的巴哈伊教徒通信，起初秘密進行，使他人對阿博都-巴哈產生懷疑。儘管大多數巴哈伊教徒追隨阿博都-巴哈，仍有少數人追隨穆罕默德·阿里，其中包括米爾扎·賈瓦德和易卜拉欣·喬治·海拉拉，他是早期赴美的巴哈伊教傳教士之一。

穆罕默德·阿里和米爾扎·賈瓦德開始公開指控阿博都-巴哈擅自掌握過多權力，暗示他自認為是神的顯現，其地位與巴哈歐拉相等。為了回應針對他的指控，阿博都-巴哈當時在致西方的聖簡中聲明，他應被稱為「阿博都-巴哈」，這是一個阿拉伯語短語，意為「巴哈之仆」，以表明他並非神的顯現，他的地位僅為侍奉者。阿博都-巴哈留下了《遺囑與遺訓》，確立了巴哈伊信仰行政體系的框架，其中最高的兩個機構是世界正義院和聖護；他任命其外孫守基·阿芬第為首任聖護。

過去的宗教在其先知創立者去世後，常常面臨分裂和教義偏離。然而，阿博都-巴哈卻在他同父異母兄弟的反對所帶來的嚴重威脅面前，仍設法維護了巴哈伊信仰的團結與教義完整性。即使在這些攻擊之中，他的領導仍使巴哈伊社群超越其最初的文化與地理根基而獲得了顯著擴展，這樣的局面尤為引人注目。

### 首批西方朝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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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98年底，來自西方的朝聖者開始前往阿卡朝聖，拜訪阿博都-巴哈；這一批朝聖者（其中包括菲比·阿普森·赫斯特）標誌著在西方興起的巴哈伊信徒首次與阿博都-巴哈會面。第一批人於1898年抵達，此後從1898年末到1899年初，西方的巴哈伊信徒零星前往拜訪阿博都-巴哈。該群體相對年輕，主要是二十多歲的美國上流社會女性。這群西方人引起了當局的懷疑，因此阿博都-巴哈所受的禁閉也隨之加嚴。在接下來的十年中，阿博都-巴哈與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信徒保持著不斷的通信，鼓勵他們傳播這一宗教；其中包括在巴黎的 Susan Moody、Lua Getsinger、Laura Clifford Barney、Herbert Hopper 和 May Ellis Bolles（均為美國人）；英國人 Thomas Breakwell；以及法國人 Hippolyte Dreyfus-Barney。正是 Laura Clifford Barney 在多年間多次前往海法向阿博都-巴哈提問，彙編成後來成書《已答之問》（Some Answered Questions）。

### 領導時期（1901年－1912年）

19世紀最後幾年間，儘管阿博都-巴哈在名義上仍為囚犯並被限制在阿卡，他籌劃將巴孛的遺骸自伊朗轉移至巴勒斯坦。隨後，他按照巴哈歐拉的囑託，籌措在迦密山購買土地以安葬巴孛遺骸，並籌建巴孛的聖陵。這一過程又歷時十年。隨著前來拜會阿博都-巴哈的朝聖者增多，穆罕默德·阿里與奧斯曼當局勾結，於1901年8月對阿博都-巴哈的囚禁重新施加更為嚴苛的條件。然而到了1902年，在阿卡總督的支持下，局面大為緩和；朝聖者得以再次拜訪阿博都-巴哈，但他本人仍被限制在城內。1903年2月，穆罕默德·阿里的兩名追隨者（其中包括巴迪歐拉與賽義德·阿里-阿夫南）與其決裂，並著書立說、撰寫書信，披露穆罕默德·阿里的陰謀細節，指出有關阿博都-巴哈的流言皆屬捏造。

1902年至1904年間，阿博都－巴哈在指導巴孛陵墓的建造的同時，還啟動了另外兩個項目：修復位於伊朗的設拉子的巴孛之家，以及在土庫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興建第一座靈曦堂。阿博都－巴哈請 Aqa Mirza Aqa 協調修復巴孛之家，使其恢復到1844年巴孛向海珊（Mulla Husayn）宣示時的原狀；他還將靈曦堂的工程託付給 Vakil-u'd-Dawlih。

作為巴哈伊信仰的領袖，阿博都－巴哈不時與思想界領袖通信，依據巴哈伊教義提供評論與指導，並為巴哈伊社群辯護。在此期間，阿博都－巴哈與多位青年土耳其黨人往來，他們試圖改革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統治，其中包括納米克·凱末爾、齊亞·帕夏和米德哈特·帕夏。他強調，巴哈伊信徒「追求自由並熱愛自由，期盼平等，關懷全人類，並準備為實現人類統一而犧牲生命」，但其取向比青年土耳其黨人更為寬廣。統一與進步委員會的創始人之一阿卜杜拉·傑夫代特認為巴哈伊信仰是伊斯蘭教與最終放棄宗教信仰之間的中間步驟，他隨後因在其創辦的期刊上為巴哈伊人辯護而受審。

阿博都-巴哈也與軍事領袖有接觸，包括布爾薩勒·梅赫邁特·塔希爾·貝伊和哈桑·貝德雷丁等人。後者曾在更早時期參與了1876年推翻奧斯曼帝國蘇丹阿卜杜勒-阿齊茲一世的行動，通常被稱為貝德里帕夏（Bedri Paşa/Bedri Pasha），在波斯語巴哈伊文獻中稱為貝德里貝伊（Badri Beg）。大約在1898年，他在阿卡的奧斯曼行政機構任職時，可能結識了阿博都-巴哈。波斯語資料稱他是巴哈伊教徒，並且是將阿博都-巴哈的著作譯成法語的人。此後，在他擔任阿爾巴尼亞總督的幾年間，阿博都-巴哈持續與他通信。

阿博都-巴哈還在貝魯特會見了穆罕默德·阿卜杜，他是伊斯蘭現代主義和薩拉菲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當時兩人都懷有相近的宗教改革目標。拉希德·里達稱，在他訪問貝魯特期間，阿博都-巴哈會參加阿卜杜的研習會。關於阿博都-巴哈與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會晤，守基·阿芬第指出：「他與著名的謝赫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數次會談，極大地提升了社群日益增長的聲望，並使其最傑出成員的名聲廣為傳播。」

由於穆罕默德·阿里對他的指控，1905年一個調查委員會對阿博都-巴哈進行了問詢，幾乎導致他被流放到費贊。作為回應，阿博都-巴哈致信蘇丹，申明他的追隨者避免捲入黨派政治，並稱他的塔里卡已引導許多美國人歸信伊斯蘭教。隨後在阿卡的幾年相對較為寬鬆，朝聖者得以前來拜訪阿博都-巴哈。到1909年，巴孛聖陵的陵墓已完工。

## 西方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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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黨革命釋放了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政治犯和宗教犯，阿博都-巴哈因此獲釋。他獲釋後的第一件事是前往巴吉的巴哈歐拉聖陵參拜。革命之後，他一度繼續居住在阿卡，但不久便遷居至海法，在靠近巴孛聖陵的地方居住。1910年，在獲得離境自由後，他展開為期三年的旅程，前往埃及、歐洲和北美洲，傳播巴哈伊信仰的資訊。

1911年8月至12月，阿博都·巴哈訪問了歐洲的多個城市，包括倫敦、布里斯托和巴黎。這些旅行的目的，是支持西方的巴哈伊社群，並進一步傳播他父親的教導。

次年，他展開了一次更為廣泛的旅行，前往美國和加拿大，再次傳播其父的教義。他於1912年4月11日抵達紐約市，此前他婉拒了搭乘鐵達尼號的邀請，並對巴哈伊信徒說：「把這捐給慈善事業。」他改乘較慢的船隻RMS Cedric，並表示偏好較長的海上旅程是原因。4月16日得知鐵達尼號沉沒後，他被引述說：「有人邀請我乘坐鐵達尼號，但我的內心並未促使我那樣做。」雖然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紐約，但他也訪問了芝加哥、克利夫蘭、匹茲堡、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波士頓和費城。同年8月，他開始了更廣泛的行程，前往包括新罕布夏州、緬因州的Green Acre學校，以及蒙特婁（他唯一一次訪問加拿大）等地。隨後他向西前往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州）、舊金山、斯坦福以及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州），並於十月底折返東部。1912年12月5日，他啟程返回歐洲。

在他訪問北美期間，他走訪了許多宣教機構、教堂和各類團體，並在巴哈伊教徒的家中舉行了數十場聚會，還為數百人提供了無數次個人會見。在他的演講中，他宣示了巴哈伊信仰的原則，例如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類的一體性、性別平等、世界和平與經濟正義。他還堅持他的所有聚會向各族裔人士開放。

他的訪問和演講成為數百篇報紙文章的主題。在波士頓，記者問阿博都－巴哈為何來到美國，他表示自己是來參加和平會議的，並強調僅僅發出警示是不夠的。阿博都－巴哈訪問蒙特婁期間，獲得了顯著的報紙報導；他抵達當晚，《Montreal Daily Star》的編輯便與他會面，該報與《The Montreal Gazette》、《Montreal Standard》、《Le Devoir》和《La Presse》等都報導了阿博都－巴哈的活動。這些報紙的標題包括：「波斯教師宣講和平」、「東方智者稱『種族主義是錯誤的』，爭鬥與戰爭由宗教和民族偏見所致」，以及「和平的使徒會見社會主義者，阿博都－巴哈關於分配剩餘財富的新穎方案」。在全加拿大發行的《Montreal Standard》對此極感興趣，甚至在一周後再版了這些文章；《The Montreal Gazette》刊登了六篇文章，而蒙特婁最大的法語報紙刊登了兩篇關於他的文章。他1912年對蒙特婁的訪問也啟發了幽默作家史蒂芬·利科克在其1914年的暢銷書《Arcadian Adventures with the Idle Rich》中對他加以戲仿。在芝加哥，有家報紙以「聖座訪問我市…哦？不是庇護十世，而是阿巴哈」為標題；阿博都－巴哈在加利福尼亞的行程則由《Palo Altan》報導。

回到歐洲後，他訪問了倫敦、愛丁堡、巴黎（在那裡停留了兩個月）、斯圖加特、布達佩斯和維也納。最後，他於1913年6月12日返回埃及，在那裡停留了六個月，然後返回海法。

1914年2月23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在埃德蒙·詹姆斯·德·羅斯柴爾德男爵早期前往巴勒斯坦的旅行之一期間，阿博都-巴哈接待了他；這位羅斯柴爾德銀行家族的成員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和資助者。

## 晚年（1914年－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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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1918年）期間，阿博都-巴哈留在巴勒斯坦，無法出行。他仍通過有限的書信往來與外界聯繫，其中包括《神聖計劃書簡》，這是一組致北美洲巴哈伊信徒的十四封書信，後來被稱為巴哈伊信仰的三份「憲章」之一。這些書信賦予北美洲巴哈伊信徒在將該宗教傳播至全球方面的領導角色。

海法正面臨協約國轟炸的切實威脅，以致阿博都-巴哈與其他巴哈伊教徒一度撤往阿卡以東的丘陵地帶。

阿博都-巴哈也曾受到奧斯曼帝國軍方首領傑馬勒·帕夏的威脅；他一度揚言要將其釘上十字架，並摧毀巴勒斯坦的巴哈伊財產。英國艾倫比將軍發動的迅速米吉多攻勢在對巴哈伊教徒造成傷害之前便橫掃了巴勒斯坦的土耳其軍隊，而不到兩個月後戰爭即告結束。

### 戰後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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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使公開敵對的奧斯曼當局被更為友好的英國委任統治當局所取代，從而使通信往來、朝聖活動以及巴哈伊世界中心地產的建設得以恢復。正是在這一復興時期，在阿博都-巴哈的領導下，巴哈伊信仰在埃及、高加索、伊朗、土庫曼斯坦、北美洲和南亞等地實現了擴展與鞏固。

戰爭結束帶來了若干政治發展，阿博都-巴哈對此發表了評論。國際聯盟於1920年1月成立，標誌著通過一個全球性組織實施集體安全的首次嘗試。早在1875年，阿博都-巴哈就撰文闡述建立「世界各國的聯盟」的必要性，並稱讚通過國際聯盟所作的嘗試是邁向該目標的重要一步。他同時指出，它「無法建立普世和平」，因為它並不代表所有國家，對成員國也僅有微弱的約束力。大致在同一時期，英國委任統治當局支持持續進行的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阿博都-巴哈稱這一移民是預言的實現，並鼓勵猶太復國主義者開發土地，「提升這個國家，使其全體居民受益... 他們不應致力於把猶太人與其他巴勒斯坦人分離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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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戰爭也使該地區陷入饑荒。1901年，阿博都-巴哈在約旦河附近購買了約1,704英畝的灌木叢地；到1907年，許多來自伊朗的巴哈伊教徒開始在該地進行分成佃作。阿博都-巴哈從他們的收成（或等額現金）中抽取20%至33%，並將其運往海法。1917年戰事仍在激烈進行時，阿博都-巴哈從這些作物中收得大量小麥，並另行購入其他可得的小麥運回海法。這些小麥抵達之時，恰逢英軍剛剛攻占巴勒斯坦，因此被廣泛分發以緩解饑荒。因其在避免巴勒斯坦北部饑荒方面所作的貢獻，他於1920年4月27日在英國總督官邸舉行的儀式上獲授大英帝國勳章爵級司令的榮譽。此後，艾倫比將軍、費薩爾國王（後來的伊拉克國王）、赫伯特·塞繆爾（巴勒斯坦高級專員）以及羅納德·斯托爾斯（耶路撒冷軍事總督）先後來訪。

### 逝世與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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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博都-巴哈於1921年11月28日（星期一）在凌晨1時15分之後的某個時候逝世（伊斯蘭曆1340年（AH）拉比·阿外瓦勒月27日）。

時任殖民地大臣溫斯頓·邱吉爾致電巴勒斯坦高級專員：「請代陛下政府向巴哈伊社群轉達同情與哀悼。」來自艾倫比子爵、伊拉克部長會議等方面也發來了類似的訊息。

在他於次日舉行的葬禮上，埃斯利蒙特指出：

……這樣一場葬禮，海法——不，連巴勒斯坦本身——都肯定從未見過……正是如此深切的情感，使得成千上萬的哀悼者匯聚一堂，他們代表著眾多的宗教、種族與語言。

在葬禮上所發表的致辭中，守基·阿芬第記載Stewart Symes（巴勒斯坦北部區總督）發表了如下悼詞：

我想，我們在座的大多數人，都對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有著清晰的印象：他那莊重的身影若有所思地行走在我們的街道上，他彬彬有禮與優雅從容的舉止，他的仁慈，他對幼童與花朵的熱愛，他對貧困與受苦之人的慷慨與關懷。他是如此溫和，又如此樸素，以至於在他的面前，人們幾乎會忘記他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導師，而他的著作與談話曾為東西方成百上千的人帶來安慰與啟迪。

他被安葬在卡梅爾山上的巴孛聖陵前。他在那裡安葬只是暫時的，直到在里茲萬花園附近為他建造自己的陵寢，即阿博都-巴哈陵殿。

### 遺產

阿博都-巴哈留下了一份最初寫於1901年至1908年間、致守基·阿芬第的《遺囑與遺言》，當時他只有4–11歲。該遺囑任命守基·阿芬第為巴哈伊信仰首位聖護，這是一種世襲的領導職務，能夠對經典作出權威性的解釋。阿博都-巴哈指示所有巴哈伊信徒轉向他並服從他，並保證他獲得神聖的護佑與指引。該遺囑還正式重申了他的教導，例如關於傳播教義、彰顯靈性品德、與所有人交往，以及迴避破約者的指示。還詳細闡述了正義之家和「神的事業之手」的許多職責。守基·阿芬第後來將該文件描述為巴哈伊信仰的三份「憲章」之一。

該遺囑的真實性及其中的條款幾乎被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信徒普遍接受，只有露絲·懷特和另外幾位試圖抗議守基·阿芬第領導地位的美國人例外。

在1930年和1933年出版的《The Baháʼí World》各卷中，守基·阿芬第稱十九位巴哈伊信徒為阿博都-巴哈的門徒及聖約的先驅，其中包括 Thornton Chase、Hippolyte Dreyfus-Barney、John Esslemont、Lua Getsinger 和 Robert Turner。在守基·阿芬第的著作中未發現關於他們的其他論述。

在他生前，巴哈伊信徒對於他相對於巴哈歐拉、以及後來相對於守基·阿芬第的地位存在一些含糊之處。一些美國報紙錯誤地報導他是巴哈伊信仰的先知，或是基督的再臨。守基·阿芬第後來正式確立其身份為巴哈伊信仰三位「中心人物」中的最後一位以及教義的「完美榜樣」，並指出將他與巴哈歐拉或耶穌置於同等地位是異端。守基·阿芬第還寫道，在預期的巴哈伊紀元的一千年期間，將無人可與阿博都-巴哈比擬。

## 外貌與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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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博都-巴哈被形容為英俊，並與其母親極為相像。成年後，他的身高屬中等，但給人以更高的印象。他留著披肩的深色頭髮，灰色的眼睛，膚色白皙，且有鷹鉤鼻。1890年，東方學家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與他會面並寫道：

在巴哈歐拉逝世後，阿博都-巴哈開始明顯衰老。到19世紀90年代末，他的頭髮已變得雪白，臉上也刻下了深深的皺紋。年輕時，他體格健壯，喜愛射箭、騎馬和游泳。即使在晚年，阿博都-巴哈仍然十分活躍，常在海法和阿卡長時間散步。

阿博都-巴哈在世時對巴哈伊信徒具有重要影響，至今仍在影響著巴哈伊社群。巴哈伊信徒將阿博都-巴哈視為其父教導的完美典範，因此努力效法他。關於他的軼事常被用來闡明有關道德與人際關係的具體要點。他以其魅力、慈悲、慈善，以及在苦難面前的堅強而為人銘記。約翰·艾斯萊蒙特曾寫道：「阿博都-巴哈 表明，即便在現代生活的紛亂與匆忙之中，在無處不在的自我中心與對物質繁榮的追逐之中，人仍然可以過一種全然獻身於上帝並服務同胞的生活。」

即便是巴哈伊信仰的狂熱敵人，有時在與他會面後也為之折服。伊朗人 Mírzá 'Abdu'l-Muḥammad Írání Mu'addibu's-Sulṭán 和阿拉伯人 Shaykh 'Alí Yúsuf，兩人都是埃及的報紙編輯，曾在報紙上刊登過對巴哈伊信仰的嚴厲攻擊。他們在阿博都-巴哈身處埃及時前去拜訪，此後態度轉變。類似地，一位基督教牧師 Rev. J.T. Bixby，曾在美國發表過一篇敵視巴哈伊信仰的文章，也不得不承認阿博都-巴哈的個人品質。對於那些已投身於巴哈伊信仰的信徒，阿博都-巴哈對他們的影響更為深遠。

阿博都-巴哈以探訪貧困者和臨終者而廣為人知。他的慷慨大方以至於他的家人抱怨被弄得一無所有。他對他人的感受十分敏感，並且後來表示希望成為巴哈伊信徒所愛戴的人物，說：「我是你們的父親……你們應當歡喜快樂，因為我至愛你們。」據歷史記載，他頗具幽默感，舉止從容而不拘禮節。他坦然談及個人的不幸，例如子女的離世以及作為囚犯所經受的苦難，這進一步提升了他的聲望。

阿博都－巴哈謹慎地主持巴哈伊信仰教團的事務。他傾向於在不明顯違背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允許對巴哈伊教義進行較大幅度的個人詮釋。然而，他也將那些他認為在挑戰其領導地位並蓄意在教團內製造不團結的教內成員革除教籍。針對巴哈伊的迫害屢有爆發，令他深受打擊。他還親自致信那些殉道者的家屬。

## 著作

阿博都-巴哈所撰寫的聖簡估計總數超過27,000封，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譯成英文。他的作品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他親自撰寫的文字，另一類是由他人記錄的他的講座與演說。第一類包括《神聖文明的隱秘》（1875年以前寫成）、《旅者札記》（約1886年寫成）、Resāla-ye sīāsīya，《忠信群英傳》（1893年寫成），以及大量寫給各類人士的聖簡；其中包括寫給多位西方知識分子的聖簡，例如奧古斯特-亨利·福雷爾；該聖簡已被翻譯並以《致奧古斯特-亨利·福雷爾之聖簡》出版。《神聖文明的隱秘》和《忠信群英傳》曾以匿名形式被廣泛傳播。

第二類，包括《已答之問》，是阿博都巴哈和蘿拉·巴尼的談話記錄；《巴黎談話》、《阿博都-巴哈在倫敦》及《弘揚世界和平》則分別為阿博都巴哈分別在巴黎、倫敦和美國的演講。

以下列出阿博都-巴哈眾多書籍、書簡與談話中的一部分：

- 世界團結的基礎
- 忠信群英傳
- 巴黎談
- 神聖文明的隱密
- 已答之問
- 神聖計劃書簡
- 致福雷爾書簡
- 致海牙書簡
- 阿博都巴哈的遺囑
- 弘揚世界和平
- 阿博都巴哈著作選集
- 神聖哲學
- Treatise on Politics / Sermon on the Art of Governance

## 延伸閱讀

- Lincoln, Joshua（2023年）。阿博都-巴哈·阿巴斯——巴哈伊信仰的領袖：其社會與區域脈絡中的一生。Idra 出版社。

## 外部連結

- 阿卜都-巴哈的著作與演講 於 Bahai.org
- Bahai.org：Exemplar（紀錄片，2021年）
- 阿卜都-巴哈的非凡一生，由 Utterance Project 製作

## 早年生活

阿博都巴哈於1844年的5月23日(伊斯蘭曆1260年，主馬達·敖外魯月的第5天)生於伊朗德黑蘭，是巴哈歐拉和阿希耶·哈努姆的長子。他出生的那晚，正是巴孛向穆拉·海珊宣示的日子。依照他祖父，一位頗具名望的貴族米爾扎·阿巴斯·努里的意思，他被取名為阿巴斯。因為阿博都巴哈在孩童時代被父親著意培養，他早早成為了一名知名的巴比教徒。他回憶他見到巴比教的領袖塔荷蕾時的情形說，「她把我放在膝上，輕撫我，與我交談。我對她懷有深深的敬佩」。阿博都巴哈有一個快樂和無憂無慮的童年，他家族在德黑蘭的住所和在鄉村的房子都很舒適且都經細緻裝修。阿博都巴哈和妹妹的關係很好，他們很喜歡一起在花園裡嬉戲玩耍。除了他的胞妹巴希伊，阿博都巴哈的弟弟米赫迪也和他們一起居住。那時，他們的生活幸福且安逸。阿博都巴哈的父母在謝絕在部長法庭職位後所做了很多善行，如他把家庭的一部分改成病房給婦女和兒童使用，而這些，阿博都巴哈都看在眼裡。

依當地風俗，貴族子女一般不被送去學校讀書，因此阿博都巴哈童年接受的教育並不十分系統。當地有許多貴族子女都在只家裡被簡單教授讀經學、修辭學、書法和基礎數學，也有許多貴族子女只在家學習一些以備之後在皇家法庭工作的知識。所以儘管阿博都巴哈曾在7歲的時候上過1年的傳統預備學校，但實際上他並未受到過正式教育。在他成長過程中，他母親和叔叔雖然教過他一些知識，但大部分的教育還是來自他父親的。在18世紀90年代晚期，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是這樣描述阿博都巴哈的：「他善於演講，辯才卓越，能清楚的解釋各種事實，並非常熟悉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各種經典……這樣卓越的人並不常見。」

阿博都巴哈在7歲診斷被診斷出肺結核，並被認為將很快的死去。後來，雖然肺結核的病情有好轉，但在此後的一生中，依然被其引發的疼痛發作所折磨。

對阿博都巴哈童年來說，8歲時父親被關入監獄的事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件事使他的家庭變得貧窮，連街道上的其他孩子也常常的對他的家庭搗亂。在談到和他的母親一起探望被關在臭名昭彰的黑牢裡的父親巴哈歐拉後，他說：「我來到一個黑暗、崎嶇的地方，進入一個又矮又窄的門，又往裡走了兩步，就黑的什麼都無法看到了。又往裡走了幾步，突然一個聲音傳來，『不要帶他到這來』，那是巴哈歐拉的聲音，之後我就被帶走了」。

## 在巴格達的流放時期

巴哈歐拉最終被釋放了，但同時也被從德黑蘭驅逐。在1853年 冬季（1月到4月），8歲的阿博都巴哈和父親一起踏上了去巴格達的路。在去巴格達的路上，阿博都巴哈被凍傷所折磨。在巴格達，巴哈歐拉和米爾扎·葉海亞爭鬥了一年後，選擇了隱居，並在1854年4月去往蘇萊曼尼亞秘密隱居起來，而當時正好是阿博都巴哈生日前的一個月。阿博都巴哈和他母親和妹妹對巴哈歐拉的離開感到十分傷心，但這促使他們的感情變得更加深厚，他的母親也因此在阿博都巴哈的撫養和教育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巴哈歐拉離開的兩年裡，阿博都巴哈擔起了處理更多家庭事務的擔子，而在當時的中東，一般認為14歲才有能力擔此責任。同時，阿博都巴哈也積極閱讀和抄寫巴孛的著作，在當時，抄寫副本是書籍流傳下來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阿博都巴哈也對馬術也很感興趣，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漸漸成為一名優秀的騎手。

在1856年，一位知識淵博的人和當地的蘇菲派領導人對話的消息為當地人所傳頌，而那位知識淵博的人十分像巴哈歐拉。巴哈歐拉的家庭在聽到這個消息後，他的親戚朋友馬上開始了尋找工作。在3月，巴哈歐拉終於被接回了巴格達。在見到父親的那一刻，阿博都巴哈仆倒在其膝下，哭著說「你為什麼要離開我們」，他母親和妹妹也這樣對巴哈歐拉說道。在那以後，阿博都巴哈很快的成為他父親的秘書和護衛者。在巴格達的這段時間，阿博都巴哈從一位男孩長成一名外貌十分出眾的青年，並以仁慈和敦厚為外人熟知。人們常常看到阿博都巴哈在清真寺與人討論宗教問題，常常看到青年阿博都巴哈的手稿。他也應他父親的要求，為當時蘇菲派的領導人`Alí Shawkat Páshá就穆斯林传统“我是隐秘的瑰宝”，创作了一篇评论。当时阿博都巴哈只有十五、六岁，`Alí Shawkat Páshá認為，在這個年紀的阿博都巴哈寫的這篇11000餘字的文章，是十分卓越的。1863年，在後來為眾人所知的里茲萬花園，巴哈歐拉向一些人宣布，他就是巴孛所預言的上帝的顯示者，這一事實將得到印證。而很多人認為，巴哈歐拉首先向阿博都巴哈揭示了自己的身份。

## 在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的流放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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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3年，巴哈歐拉被流放到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堡)。時值19歲的阿博都巴哈和巴哈歐拉的其他家人，陪同巴哈歐拉一起開始了他110天的旅程。這又是一次艱辛的旅程，阿博都巴哈在照顧被流放者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因為阿博都巴哈做了很多工作，以及巴哈歐拉對阿博都巴哈品德的稱讚，他在巴哈伊教徒中的聲望也越來越高。到達君士坦丁堡不久，巴哈歐拉的家庭再次被放逐到阿德里安堡，在去阿德里安堡的路上阿博都巴哈再次受到凍傷的困擾。

到達阿德里安堡後，阿博都巴哈已經成為他的家庭必不可少的凝聚力量了。阿博都巴哈對母親的照顧上，更是花了很多心力。當時，阿博都巴哈以「教長（the Master）」的稱號為巴哈伊教徒所知，在非巴哈伊教徒則稱呼他阿巴斯·阿芬第（「阿芬第」意為「閣下」）。也是在阿德里安堡，巴哈歐拉授予阿博都巴哈「神之奧秘（the Mystery of God）」的稱號。巴哈伊教徒認為「神之奧秘（the Mystery of God）」這一稱號，意味著阿博都巴哈雖然不是上帝的顯示者，但超於普通人的品格、淵博的學識、完美的特質在他身上得到很好的融合。在當時，大家眼中的阿博都巴哈有著及肩的黑髮、藍色的眼睛、白色的皮膚和羅馬式的鼻子。巴哈歐拉授予了阿博都巴哈很多其他的稱號，如「至大聖支（the Most Mighty Branch）」、「（Branch of Holiness）」、「聖約中心(the Center of the Covenant)」和掌上明珠（the apple of his eye）。在流放途中，阿博都巴哈（「教長」）聽聞巴哈歐拉將與阿博都巴哈和他的家人分開流放的消息時，十分詫異，據巴哈伊的記錄，這一要求在經阿博都巴哈的辯駁後被撤回。

## 在阿卡的流放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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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博都巴哈24歲時已經成為他父親巴哈歐拉的主要秘書，且在巴哈伊社群中受到充分肯定。在1868年，巴哈歐拉和他的家人再次被驅逐至位於巴勒斯坦阿卡的刑事監獄。當時，大家都認為巴哈歐拉一家將渡不過這次劫難。一到阿卡，他們面對的是嚴苛的環境，周圍人懷有敵意的態度、父親和妹妹受到的重病折磨都考驗著他們。當阿博都巴哈被告知女性坐在男性的肩膀上可以到達岸邊時，阿博都巴哈用椅子幫助一些女性到達了阿卡的岸邊。這樣，阿博都巴哈才能夠得到一些麻醉用品來為他們進行醫治。因為巴哈伊信徒囚禁在有著糞便和各種污垢的糟糕條件下，所以不久後，阿博都巴哈自己也因痢疾而陷入重病狀態，幸好，一個有同情心的護衛允許醫生為他醫治。但是，他們面對的不僅僅是這些，其他居民的躲閃、守衛對他們的不管不顧都使他們的生活變得艱難。此外，伊斯法罕人氏賽義德 .穆罕默德（一位阿札爾派人士）也沒有給他們提供什麼幫助，阿博都巴哈最年輕的弟弟-米爾扎·米赫迪的死更是對家庭的重大打擊。米爾扎·米赫迪死的時候只有22歲,他的父母因為這件事陷入極度的悲痛狀態中，而阿博都巴哈為他弟弟進行了守夜。

### 在阿卡的後期

隨著時間的推移，阿博都巴哈漸漸的擔負起溝通被流放的巴哈伊群體和外部世界的責任。根據巴哈伊信徒的記錄，通過阿博都巴哈的解釋和溝通，阿卡居民漸漸明白那些被流放的巴哈伊是無辜的，也因為這樣，關押巴哈伊的條件不像以前那麼嚴峻。在米赫迪去世後的四個月，巴哈歐拉一家從監獄搬到了House of `Abbúd。阿卡的居民也開始尊敬巴哈伊團體了，而他們對阿博都巴哈格外信任敬重。阿博都巴哈為他的家庭租住了一個住宅，不久之後，大約在1879年，因為一次流行病使得居民驟減，阿博都巴哈和他的家人搬到了後來為人所知的巴基大廈。

漸漸的，阿博都巴哈在當地變得越來越受歡迎。Myron Phelps是一位富有的美國律師，他評價阿博都巴哈的時候說，「阿博都巴哈是人們的摯友、是敘利亞人、阿拉伯人、衣索比亞人……的摯友」，所有人都在期待和阿博都巴哈交談，所以人都願意向他求教。在1886年，阿博都巴哈創作了旅行者記(Makála-i-Shakhsí Sayyáh),在這本書中他回顧了巴比教的歷史。這段書後來被翻譯成英文，並通過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的代理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是這樣評價阿博都巴哈的：很少有人的容貌給我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他有著強壯的身體、筆直的身軀、白色的裝飾，及肩黑髮。飽滿的前額喻示著極大的智慧和堅定的信念，銳利的目光如雄鷹，稜角鮮明但面露和善。這就是「教長」--阿巴斯·阿芬第。

### 婚姻和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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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當時阿博都巴哈正值適婚年齡，所以很多人都認為阿博都巴哈婚期將近，甚至婚姻對象都已被鎖定在幾個女孩當中，但阿博都巴哈本人似乎並不急著結婚。因為他父親的催促，28歲的阿博都巴哈在1873年10月與伊斯法罕人Fátimih Nahrí結婚。Fátimih Nahrí的父親，伊斯法罕人Mírzá Muhammad `Alí Nahrí是一位當地知名的巴哈伊和頗具名望的貴族。在巴哈歐拉和他的夫人Navváb對Fátimih與阿博都巴哈間的婚姻表現出對極大興趣後，她被從波斯被帶到以色列的阿卡。經過一段從伊斯法罕到阿卡的艱辛旅途，Fátimih Nahrí和同行的兄弟於1872年到達目的地。阿博都巴哈和Fátimih Nahrí在婚禮正式舉辦前5個月訂立了婚約，在這5個月中，Fátimih居住在阿博都巴哈叔叔Mírzá Músá的家。Fátimih在後來回憶第一次看到阿博都巴哈時表示:當阿博都巴哈的目光落在她身上的那一刻，她愛上了他。而阿博都巴哈在見到Fátimih之前，也並不知道自己婚期將近。Fátimih後來被巴哈歐拉授予「Munírih」的稱號，Munírih的意思是「發光的」。

阿博都巴哈夫婦共育有9個孩子，第一個出生的孩子Mihdí Effendi在3歲左右去世，在他之後依次育有為Ḍiyá'iyyih Khánum、Fu’ádíyyih Khánum（出生不久後去世）、Rúhangíz Khánum（1893年去世）、Túbá Khánum、Husayn Effendi（1887年去世，時值5歲）、Túbá Khánum、Rúhá Khánum和Munnavar Khánum。子女的去世使阿博都巴哈極度悲痛-特別是他的孩子Husayn Effendi去世時正值他的母親和叔叔去世。活著的孩子（全部是女兒）包括Ḍiyá'iyyih Khánum（守基·阿芬第的母親）(1951年去世)、Túbá Khánum (1880–1959)、Rúḥá Khánum和Munavvar Khánum(1971年去世)。巴哈歐拉希望巴哈伊信徒以阿博都巴哈為榜樣，逐漸改變一夫多妻的習慣。阿博都巴哈因他父親的建議和他自己的意願，踐行著一夫一妻的原則，而在當時，一夫多妻是一種常態。

## 傳教的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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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歐拉於1892年5月29日逝世後，他在遺囑中指定阿博都巴哈為聖約中心，巴哈歐拉的繼任者和他著作的解釋人。在遺囑中，提到了阿博都巴哈同父異母的弟弟穆罕默德·阿里的名字，指定他應輔佐阿博都巴哈。穆罕默德·阿里隨後對他的哥哥起了嫉妒之心，試圖借他的兄弟巴迪歐拉和迪亞歐拉的支持，建立自己的權威，成為另一個領導。他起初秘密地和伊朗的巴哈伊通信，使他們對阿博都巴哈產生疑慮。大多數巴哈伊是追隨阿博都巴哈的，但一小部分人跟隨了穆罕默德·阿里，包括米爾扎·賈瓦德和 Ibrahim Khayru'llah，一位的著名去美國傳教的巴哈伊。

後來，穆罕默德·阿里和米爾扎·賈瓦德開始公開指控阿博都巴哈攛掇了過多的權威，他們聲稱阿博都巴哈把自己放在和巴哈歐拉同等的上帝的顯示者的地位上了。而與此同時，為了表明加諸其身上這一指控的繆誤，阿博都巴哈在Tablets to the West中清楚釋明了自己不是上帝的顯示者，而是被大家所熟知的稱號「阿博都巴哈」這一阿拉伯短語所蘊含的意思一樣，只是「巴哈之仆」。阿博都巴哈也留下了有關建立巴哈伊行政管理體系的遺囑，在這一體系中，世界正義院與聖護同時是巴哈伊的最高機構，而他任命守基·阿芬第為首任聖護。

### 第一批西方的朝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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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8年結束的時候，西方的朝聖者開始到阿卡拜訪阿博都巴哈。這批朝聖者是第一批在西方生長的並面見阿博都巴哈的巴哈伊信徒，Phoebe Hearst是他們中的一位。在1898年末到1899年初，偶有西方的巴哈伊來拜訪。這期間來拜訪阿博都巴哈的巴哈伊信徒主要是20多歲的女士，他們大多來自美國的上層社會。這批西方的朝聖者引起了當局的警覺，因此他們收緊了對阿博都巴哈的限制。在接下來的十年裡，阿博都巴哈和全球的巴哈伊一直保持的聯繫，幫助著他們傳播這一信仰。受到阿博都巴哈幫助的有巴黎的梅馬威、蘿拉·克利福·巴尼、Herbert Hopper，有英國人湯瑪斯·布瑞克韋爾，有法國人Hippolyte Dreyfus、Susan Moody、Lua Getsinger。而蘿拉·克利福·巴尼在這幾年中向阿博都巴哈與的求教與她幾次訪問海法的經歷，後來經整理形成了《已答之問》這本書。

### 傳教之路，1901年至1912年

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理論上依舊是一位受管制囚犯的阿博都巴哈籌劃了把巴孛的遺體從伊朗遷移至巴勒斯坦的行動。之後，他又安排購買了卡梅爾山上的一塊土地作為巴孛的陵寢所在地並組織興建了巴孛陵寢，而巴孛葬於此是巴哈歐拉曾經指示的。建造這一過程陵寢前後花了大約十年時間。隨著來朝拜阿博都巴哈的信徒越來越多，穆罕默德·阿里在1901年8月試圖說服奧斯曼帝國當局加強對阿博都巴哈的限制。然而1902年，因為阿卡市長的支持，對阿博都巴哈活動的限制反而被大量的去除了，朝聖者又一次可以面見阿博都巴哈，不過阿博都巴哈的活動範圍依然被限制在阿卡城內。在1903年2月，穆罕默德·阿里的部分追隨者們與他關係破裂，這些追隨者包括巴迪歐拉和Siyyid `Aliy-i-Afnan。他們並且撰寫了書籍和信件，透露了穆罕默德·阿里的一些密謀並解釋了有關阿博都巴哈的一些謠言是如何傳播開來的。

從1902年到1904年，除了興建巴孛陵寢這一工作之外，阿博都巴哈親自推進的還有以下兩個項目：位於伊朗設拉子的巴孛寓所的恢復工作、位於土庫曼斯坦阿什哈巴德的首座巴哈伊靈曦堂的修建。為了使巴孛寓所能在巴孛於1844年向穆拉·海珊宣示的地方恢復，阿博都巴哈請求Aqa Mirza與他共同推進此項目；而靈曦堂的修建計劃，阿博都巴哈則交託給了Vakil-u'd-Dawlih。

也是在1904年，穆罕默德·阿里繼續著對阿博都巴哈的指控, 這也使奧斯曼帝國當局傳喚阿博都巴哈，要求他對被指控的事實進行解釋。然而，這一行動，這反而讓當局明白了阿博都巴哈的是無罪的。所以在接下來在阿卡的幾年裡，加之於阿博都巴哈身上的壓力又相對的減輕了，來朝拜阿博都巴哈的信徒的障礙也漸漸消失了。到了1909年，巴孛陵寢順利建造完成。

## 去西方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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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革命後，奧斯曼帝國當局關押的所有政治犯得到了釋放。也因為此，阿博都巴哈被結束監禁，重新獲得了自由。他得到自由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去訪問位於巴吉的巴哈歐拉陵寢。阿博都巴哈在阿卡繼續居住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後，阿博都巴哈把他的住所搬至位於海法的巴孛陵寢旁邊。1910年，當獲得了離境許可後，阿博都巴哈馬上開始了他的三年傳教之旅，目的地包括埃及、歐洲、北美。

1911年的8月到12月間，阿博都巴哈訪問了很多的歐洲城市，包括倫敦、布里斯托和巴黎。他的訪問促進了西方世界的巴哈伊社群的發展，也更廣泛的傳播了他父親的教義。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阿博都巴哈把傳教重心放在了美國和加拿大。啟程之前，阿博都巴哈獲得了乘坐鐵達尼號的資格。但他放棄乘坐此船，而選擇乘坐相對便宜但速度較慢的塞德里克號。阿博都巴哈把省下來的錢捐出，並在1912年4月11日到達了紐約，據阿博都巴哈本人說，他享受長時間的海上之旅。在到達紐約之後，阿博都巴哈安排了一次私人會面，而他想見的人，是鐵達尼號身上發生的不幸事件的倖存者。倖存者中，有人問阿博都巴哈，是否他預見到了鐵達尼號的不幸命運。阿博都巴哈回復道：「上帝賦予我們直覺」。除了在紐約的大部分時間，阿博都巴哈還訪問了芝加哥、克利夫蘭、匹茲堡、華盛頓、波士頓和費城。從同年的8月開始，他又密集訪問了新罕布夏州、緬因州的Green Acre學校，蒙特婁（他訪問的唯一一個加拿大城市），接下來又去了明尼阿波利斯、聖弗朗西斯科、斯坦福、洛杉磯。同年10月底，阿博都巴哈啟程返回歐洲，並於12月5號到達。

阿博都巴哈在北美時訪問了許多團體與教堂，拜訪了許多巴哈伊家庭，並與幾百位人士進行了私人會面。在這些活動中，阿博都巴哈較為清晰的闡述了巴哈伊認同的幾項原則，包括「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類一體」、「性別平等」、「世界和平」與「經濟正義」等。在會面的過程中，阿博都巴哈並未因膚色不同而對人區別對待。

阿博都巴哈的訪問和談話被數百家報紙所討論。在波士頓，媒體在訪問阿博都巴哈時問及他來美國的原因。阿博都巴哈回應說他是來參加關於和平的集會，而之前的書面口信，並不足以表達他的急迫的心情。而阿博都巴哈到訪蒙特婁，則成為當地知名報紙的頭條。晚間，蒙特婁每日星報的記者採訪了他，同行的媒體還包括蒙特婁憲報、蒙特婁標準、Le Devoir和La Presseon。有關阿博都巴哈的報導的標題包括「波斯師長傳播和平」、「東方的哲人：種族主義是錯的，種族和民族偏見導致戰爭與衝突」，「和平的布道者與社會主義者會面，阿博都巴哈有關貧富差距問題的新穎方案」。發行範圍遍及整個加拿大的報紙蒙特婁標準因對阿博都巴哈的訪問有巨大的興趣，故在其首次刊行有關文章一周後對其再次出版。蒙特婁憲報就其訪問有關新聞寫了6篇相關報導，而蒙特婁的最大法語報紙刊登了2篇有關文章。阿博都巴哈在1912年對蒙特婁的訪問，也吸引了知名的幽默大師，史蒂芬·李柯克在其出版於1914年的暢銷書，《閒散闊佬桃源歷險記》中對他進行模仿。在芝加哥，一份報紙的頭條為「聖座訪問我市…哦？不是庇護十世，而是阿巴哈」。而阿博都巴哈在加里福利亞的訪問則被Palo Altan報導。

回到歐洲後，他再次訪問了倫敦和巴黎，並在巴黎停留了兩周。之後還訪問了斯圖加特、布達佩斯和維也納。在1913年6月，他返回埃及，並在那裡停留了六個月之後最終回到海法。

## 最後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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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阿博都巴哈一直在巴勒斯坦居住。期間盟軍的轟炸與土耳其軍官威脅，都使其處於危險之中。直到戰爭結束，英國對巴勒斯坦的託管的開始，阿博都巴哈才處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狀態下。在這幾年中，越來越多的朝拜者來海法面見阿博都巴哈。

在1920年的4月27日，阿博都巴哈被英國在巴勒斯坦的託管當局授予騎士稱號，以表彰他在戰爭中的人道主義行為。1921年11月28日（伊斯蘭曆1340年，賴比爾·敖外魯月的第27天），阿博都巴哈去世。在他的葬禮上，埃斯蒙特說道：

『…我們從未見過在海法，甚至在全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一位人士的逝去…使如此多不同宗教、不同膚色、不同口音的人匯聚一地，慟切如斯』

阿博都巴哈被安葬在位於卡梅爾山的巴孛陵寢的前方區域，而此處計劃興建阿博都巴哈陵寢。在他的遺囑里，阿博都巴哈任命他的外孫守基·阿芬第為巴哈伊信仰的『聖護』。

## 著作

阿博都巴哈共創作大約27,000篇書簡，而這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被翻譯成中文。他的著作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他的直接創作，第二類是他人對阿博都巴哈的演講和談話的記錄。

第一類包括：1875年以前創作的《神聖文明的隱密》，1886年創作的《旅者札記》,1893年創作的Resāla-ye sīāsīya, (Sermon on the Art of Governance),此外還有《忠信群英傳》和大量寫給不同人的書簡。值得一提的是，阿博都巴哈所著的《神聖文明的隱密》和《the Sermon on the Art of Governance》曾經長期匿名流通。

第二類包括：《已答之問》，這是阿博都巴哈和蘿拉·巴尼的談話記錄；《巴黎談話》、《阿博都-巴哈在倫敦》及《弘揚世界和平》則分別為阿博都巴哈分別在巴黎、倫敦和美國的演講。

下面是部分阿博都巴哈的著作、書簡和談話記錄：

- 世界團結的基礎
- 忠信群英傳
- 巴黎談話
- 神聖文明的隱密
- 已答之問
- 神聖計劃書簡
- 致福雷爾書簡
- 致海牙書簡
- 阿博都巴哈的遺囑
- 弘揚世界和平
- 阿博都巴哈著作選集
- 神聖哲學
- Treatise on Politics / Sermon on the Art of Governance

## 延伸閱讀

- Speaks to Abdu'l-Baha's economics

## 基本資料

- 日語原文：阿博都-巴哈
- 出生：阿巴斯
- 出生日期：1844年5月23日
- 出生地：德黑蘭，卡扎爾王朝
- 逝世日期：1921年11月28日
- 逝世地：海法，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
- 墓地：目前安葬於巴孛聖殿，將遷至阿博都-巴哈聖陵
- 墓地：32°N 48°E
- 國籍：波斯人
- 子女：Ḍíyáʼíyyih Khánum、Túbá Khánum、Rúḥá Khánum、Munavvar Khánum
- 父母：巴哈歐拉
- 父母：Ásíyih Khánum
- 親屬：守基·阿芬第（外孫）
- 宗教：巴哈伊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