徑山寺

徑山寺，全稱徑山萬壽禪寺，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徑山鎮徑山山頂，屬漢傳佛教臨濟宗。徑山寺始建於唐代，唐天寶四年（745年）牛頭宗徑山法欽禪師開山，大曆三年（768年）唐代宗詔令興建禪寺。北宋蘇軾任杭州知府時，改徑山寺傳承為十方叢林制，至南宋徑山寺位列五山十剎之首，明代廢除叢林後徑山寺逐漸衰弱。徑山寺是日本禪宗祖庭之一，也是中國茶文化發源地之一，在明末清初還是佛教著作《嘉興藏》編輯出版的基地。

## 名稱

徑山寺原為徑山法欽結庵之所，大曆三年（768年）法欽徒弟崇惠承師命，入長安與道士史華鬥法，獲勝後唐代宗延請崇惠的老師法欽出山，法欽在長安數年後辭歸，唐代宗詔令杭州興建禪寺，賜名徑山禪寺，此建寺之始。唐乾符六年（879年），唐僖宗賜名乾符鎮國院。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賜名承天禪院。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御書賜名徑山能仁禪寺。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宋孝宗巡幸徑山，賜名徑山興聖萬壽禪寺。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南巡江南，徑山僧人到杭州迎駕，請賜御筆寺額，題名徑山香雲禪寺。徑山寺歷史上6次賜名，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沿用最久，但習慣上通稱徑山寺。1994年徑山寺原址復建後，重新定名徑山萬壽禪寺。徑山寺在日本也稱作萬壽寺。

## 歷史

### 早期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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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山法欽師承潤州鶴林玄素，玄素又有徑山大師的別號，由來如今無考。法欽師從玄素六年，辭師南行弘法，玄素留給他「乘流而行，遇徑而止」的偈語，法欽遂沿京杭運河南下，《徑山志》記載法欽到徑山後發現徑山北峰南側有龍神留下的新作庵舍，於是在此處開堂。徑山寺的早期記載不免有神話的成分，並且後世文獻大多關注徑山法欽之後的佛教歷史，但在禪宗進入徑山之前道教和龍神信仰就已經在徑山流行。徑山所屬的天目山區早在漢代就有龍神崇拜的信仰，根據咸淳《臨安志》徑山法欽在結庵徑山之前，當地人勸導他不要再龍神居住的徑山開宗，法欽到來後徑山龍眾主動出讓地盤，只留下龍井為後世龍神祠祭拜之所，徑山寺的龍神此後依然受到崇拜，在南宋時期累封至顯應孚佑昭濟王。徑山所處的天目山區自漢代以來就是道教經營的重地，道教的茅山宗將徑山在內的整個天目山列為第三十四洞天。在法欽開山之前，天目山區寺院主要有天目寺，而與其同一時期天目山區還有慧琳弘法，與法欽並非同宗，但到後來徑山法欽的影響力逐漸超越前者。

徑山法欽南下的背景是唐末藩鎮割據，牛頭宗所在的南京成為了軍事對峙的前線，牛頭宗的活動中心被迫南移。雖然唐代宗召見徑山法欽後即令「本州於徑山重建精舍，度僧七人以奉巾瓶，命州長吏逐月躬至問候」，但徑山法欽並沒有在徑山長期經營，徑山法欽及其弟子於建中初年（780年）移駐杭州龍興寺，本人於貞元八年（792年）圓寂，此間不復歸徑山，徑山寺的牛頭宗法脈也從此衰弱。根據明崇禎《重修大慧塔路記》，後世徑山寺雖然名義上尊奉其為祖師，但徑山寺僧人實際上無需祭拜國一骨塔，甚至並不知道祖師埋葬之所。法欽離開徑山寺很大程度上又和安史之亂後韓滉為籌措財政徵收寺院資產有關，徑山寺當時草創不過20年，財政尚未自給自足，並無資產可供稅收，因此難逃廢寺的結局，在武宗滅佛中徑山寺被徹底毀滅。等到徑山寺第二代祖師無上宗鑒來到徑山寺時，徑山寺已然「僧徒分散，寺院荒敗」。宗鑒所屬的洪州禪與徑山法欽來往密切，並且曾派遣僧侶到徑山寺求學，宗鑒來到徑山寺後在徑山潛心經營，於咸通七年（866年）坐化。宗鑒之後弟子溈仰宗、法濟洪湮繼承了其事業，並且帶領徑山寺獲得唐僖宗的賜名和錢氏政權的庇護，徑山寺成為了洪州禪溈仰宗的基地。洪湮在唐昭宗乾寧二年（895年）留下遺囑，確立了「師兄弟相攝」的甲乙制傳承方式，並初步制定了徑山寺的禮儀制度。

### 十方叢林與極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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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佛教的發展，「十方主持制」打破「甲乙制」師徒單線傳承的弊端，官府延攬十方高僧任命主持不僅提升寺院聲譽，在另一方面也確保官府對宗教的控制力，因此逐漸成為了北宋佛寺住持繼承制度的主流。北宋熙寧、元祐年間，蘇軾兩度出任杭州太守，三次登上徑山，與徑山寺僧侶交往密切。蘇軾也主張改為「十方主持制」，本人則衷心於徑山寺的住持選舉，任內任命過祖印常悟、淨慧擇陵、妙堪思慧3代住持，貶謫密州時得知徑山寺住持懸缺，又邀請澄慧用淵出任住持。徑山寺的傳承逐漸遠離了本地承襲的窠臼，至元祐五年（1090年）蘇軾再度邀請好友無畏維琳出任徑山寺主持，「十方主持制」此後便完全固定下來。

北宋末年，徑山寺經過宋徽宗抑佛揚道和宋金戰爭，未能有顯著發展。紹興七年（1137年），中興四將之一的張浚奏請宋高宗任命臨濟宗楊岐派高僧大慧宗杲出任徑山寺住持，宗杲身為臨濟正宗第11傳，早年聞名於汴梁，因此到了徑山後求法者蜂擁而至，徑山寺僧眾高達1700多人，僧院人滿為患不得不興建千僧閣以容納人口。宗杲與當時主戰派的張九成往來密切，紹興十一年（1141年）宗杲為張九成作《神臂弓》，詩云：「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仔細拈來看，當是臭皮襪。」主和派的宰相秦檜認為這首詩是主戰派譏諷主和派，以「譏諷朝政」為由貶斥張九成，宗杲連帶作為同黨勒令還俗流放衡州。宗杲雖然流放在外，但追隨者眾多，秦檜得知後將其流放到更為偏遠的梅州，依然無法阻止求法者慕名而至，並且在流放過程中逐步領悟創造了看話禪。宗杲流放之時，徑山寺主要由青原系曹洞宗和雲門宗僧人主持，宋室還延請過曹洞宗高僧真歇清了擔任住持，其任內從教者也多達1700多人。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秦檜死後，宗杲在次年重著僧衣，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再度奉詔住持徑山，任內大舉修繕徑山寺殿堂古蹟，但在第二年請辭欲任阿育王寺，在時任臨安府尹和尚未登基的宋孝宗挽留下回到徑山寺，宗杲從此與宋孝宗往來密切。宗杲回到徑山寺之後，徑山寺恢復了臨濟宗楊岐派的傳承，來寺聽講者多到三千，後世尊奉徑山寺為臨濟宗祖庭之一。

宗杲死後，宋孝宗任命大禪了明為新任住持，傳說他到楊和王府上化緣後作《化楊和王舍田疏》，稱楊和王舍蘇州萬畝良田為寺產，隨後傳言傳到宋孝宗耳中，宋孝宗於是召見楊和王，二人決定予徑山寺蘇州良田和免稅特權，世人皆以大禪了明為布袋和尚，蘇州的寺產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仍在。宋孝宗於乾道二年偕同退位的高宗太皇、太后二人臨幸徑山，御筆賜名興聖萬壽禪寺，撥用內帑修建寺內的千僧閣、大雄寶殿、金剛殿、地藏殿、千佛堂等建築，徑山寺由此在「天下叢林，拱稱第一」。好景不長，至慶元年間徑山寺建築因山火盡為灰土，南宋皇室再度出資重建寺院，寺院不僅快速恢復，規模上也超過以往。嘉定年間，朝廷奏請宋寧宗品第江南寺院，徑山寺位列「五山十剎」之首，號稱「東南第一禪院」。至南宋中期，徑山寺火災頻發、屢建屢毀，主要依靠蒙庵元聰和無准師範兩代住持轉危為安，在兩人治下徑山寺逐漸進入鼎盛時代，師範住持時代日本僧人慕名前來，日本臨濟宗京都東福寺、鐮倉建長寺蘭溪道隆、鐮倉圓覺寺無學祖元都傳自師範法脈。日本普化宗創始人心地覺心也曾遊學徑山寺，後將徑山寺豆醬和醬油釀造工藝引入日本，製作出金山寺味噌和醬油，是為日本味噌與醬油的起源之一。

### 式微及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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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山寺自宗杲以來得益於高僧住持與官家士大夫之間的良好關係，寺院產業規模不斷壯大，徑山寺的高僧大德也在徑山寺名下設立各種甲乙制庵院延續自己的香火，維繫自身法脈在寺院的影響力。但到了元代，徑山寺逐漸失去了政治話語權，由皇家道場轉變為經營地方的普通寺院，雖然徑山寺的一些主持也曾獲得蒙古政權的禮遇，但影響力不復以往。徑山寺在元末至正年間毀於兵燹，明洪武初年朱元璋有鑑於各地喇嘛教余弊未除以及各地寺院受損嚴重，因此詔令寺院重建恢復，徑山寺得以修復。朱元璋同時也加強了對佛教的控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詔令各地歸併30人以下的寺院，徑山寺雖然因此合併了大量寺院，但也失去了新建寺院和民間活動的機會，從此日益衰退。

正德六年（1511年），徑山寺主事惠誠將徑山寺分為十八房，各房事務自行處理、各自承襲，方丈不再過問。徑山寺因祖庭瓜分處境每況愈下，十八分房各自走向沒落，到明末僅僅留存三四，徑山寺在山外的寺產也消磨殆盡。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徑山寺大殿倒塌卻無人處理，結果萬曆賜經只得改觀音殿為大藏閣，直到萬曆四十年（1612年）才在紫柏真可和鄉紳協助下重建。紫柏真可立志刊刻《大藏經》傳播佛法，在萬曆十七年（1589年）上五台山以永樂《北藏》為藍本、洪武《南藏》為考訂刊刻新的《大藏經》，後因北方苦寒、籌資不易，加之冰雪可能會損壞雕版，應徑山寺僧眾邀請又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至徑山寂照庵繼續工作，紫柏真可後來捲入妖書案，接手的僧人擔心徑山水霧繚繞侵浸雕版，於是籌資重建了徑山山腳廢棄的下院化城接待寺作為藏版之處，整個工程直到康熙年間才完工，歷時超過百年。

康熙十一年（1672年），徑山寺再遭火災，幸得靈隱寺住持五嶽濟璞遷住徑山寺，歷經13年苦心募化，寺院才得以於重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清聖祖南巡順路臨幸徑山，徑山寺松源房僧人迎駕，獲得皇帝御筆題名。至民國時期，徑山寺大殿再度被毀，本源法師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重建，規模已經大不如前，最初分家的十八房只剩下妙喜、松源、梅谷3家，僧人也只剩下七八人，但此時的徑山香市仍可比杭州吳山廟會。本源法師死前以為後繼無人，於是恢復十方制，但接任者都經營不久，寺院更顯頹勢。至1949年解放軍占領杭州前夕，徑山寺僧人只剩下2人，但在1949年至1950年秋土匪將徑山寺占為據點，許多殿宇和佛像都用作柴火破壞殆盡，1959年徑山寺鐘樓因樓體傾斜得到地方緊急搶修倖免於難，至1960年代初寺內殿宇全部倒塌，文化大革命中徑山寺遺蹟遭到進一步破壞。文革結束以後，政府為保護徑山寺僅存的大鐘和文物決定重建徑山寺鐘樓，鐘樓在1978年成為餘杭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在1991年因為遊客菸蒂掉落致使失火焚毀。1983年日本佛教界開始訪問徑山、尋根溯源，地方上也開始醞釀徑山寺重建計劃，並受到日本佛教界的資助。1990年中日佛教界共同主持奠基儀式，徑山寺在1994年原址重建。

## 建築

### 古代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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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禪宗發展的早期，禪宗並沒有單獨的寺院和住持制度，最早直接居住在野外，曹溪以來多借居律宗，至唐代中期百丈禪師制定《百丈清規》、創建禪居，禪宗才有了獨立的寺院制度。禪宗寺院最初只是「作廣堂以居其眾，設兩序以分其職」，隨後發展出所謂「七堂伽藍」格局，即寺院以山門、佛殿、法堂、廚庫、僧堂、西淨（廁所）、浴室為陰、心、頭、左手、右手、左腳、右腳的總體布局，徑山寺所屬的五山十剎無一例外都遵循了這一布局。隨著禪寺的發展，禪宗活動的中心從城市轉移到了山中，往往選取風景優美、人跡罕至之所，徑山寺也是選址天目山東北峰之徑山，寺院占據山中平地，為諸峰山溪所環抱，堪稱風水寶地。

徑山寺最早的建築位於現在徑山寺東北500米、喝石題刻旁，目前地面建築完全消失，僅存石砌基座和少量磚石瓦礫。遺址坐北朝南，長50米、寬40米。相傳唐代徑山寺開山祖師法欽在此地結庵，後來在結庵處建立徑山寺，後世稱作喝石庵、祖師庵、開山庵。後來在唐代宗支持下，徑山由庵改寺，規格逐步升高，至五代末期達到了「為屋三百楹」的規模。入宋以後，徑山寺受到官方的重視與支持，寺院規模也不斷擴大。北宋蘇軾詩歌云：「飛樓涌殿壓山迫，晨鐘暮鼓驚龍眠。」至南宋初年，僧眾從最初的300人上升至逾千人。為了容納寺院人口，住持宗杲於紹興十年（1140年）建立千僧閣作為寺院的僧堂。紹興十七年（1147年），住持清了建立了寺內大殿作為佛堂，乾道四年（1168年）又為紀念宋高宗臨幸建龍游閣。淳熙十年（1183年），寺內又落成西閣，作為收藏宋孝宗賜《御注圓覺經》之所，又稱作圓覺閣。此時，徑山寺經過歷代添建，寺院內各建築都保持原有風貌，規格和風格並不統一。然而慶元五年（1199年）一場大火過後，徑山寺此前數百年的建築化為塵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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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山寺在住持蒙庵元聰帶領下，災後僅僅花費1年時間募資，於慶元六年（1200年）開始重建，嘉泰元年（1201年）竣工，實際工期只有10個月，「其興之神速，高掩前古，而又雄壯傑特，絕過於舊」。徑山寺的格局以山門、普光明殿、觀音殿、法堂、方丈為中軸；千僧閣在觀音殿西側山缺處，百尺樓則在東側，用作鐘樓、廚房、庫房和祭祀龍神之處；前庭西側為雲堂和西廡，分別用作客堂與齋堂；又有香水海、蒙庵、妙喜塔等建築。重建後的徑山寺不僅風格得以統一，規模上也宏大無比，落成十多年後更是成為宋室認定的五山之首。然而重建後不過30年，徑山寺再度付之一炬，當時的住持無准師範主持端平再建，三年而成，主要建築有龍游閣、千僧閣、萬佛閣、寶殿、寶所、靈澤殿、妙莊嚴殿等，形制更勝於嘉泰再建。徑山寺歷經兩次重建後，規模達到歷代之最，並一直延續到元末毀於兵禍。徑山寺位列南宋五山之首，又因其平面設計較為簡單，因而借鑑為日本的禪寺布局的藍本，稱之為徑山寺制度，現存越中瑞龍寺、京都東福寺、京都大德寺等寺院都是照此制度，日本寺院流傳的「五山十剎圖」也是以徑山寺藍圖保留最多，存徑山寺法堂截面圖、鐘樓圖、海會堂圖、綱紀堂、法座圖以及須彌壇圖等圖紙。

除了寺院主體的繁盛，徑山寺在鼎盛時期還有諸如寂照庵、靈谷庵、夕照庵等大量散落徑山山間的樓、閣、軒、居，以及普慶寺、化城寺、小徑山、西徑山、萬年正續院等下院112處，主要位於徑山寺周邊，最遠則有在嘉興、湖州、餘杭、臨安等地。徑山寺在洪武、永樂年間初步重修之後，月江宗淨禪師從洪熙元年（1425年）開始花費20年時間增建佛殿、伽藍殿、祖師堂、方丈、天王殿、無垢軒、雲廚和山門，並書寫「天下徑山」牌匾置於山門之上。直到清代徑山寺主體寺院仍保持四殿、六閣、三樓、工堂、一軒、五亭、十六房、二十五庵院的格局，仍有靜室2處、浮屠4座、下院7所，但其中大多數都已經廢棄。徑山寺的下院也難留存，例如壇石寺毀於太平天國之亂，化城寺、仁慶寺到了清末僅僅是地方村落地名。經歷過清末和民國戰亂，徑山寺多次受到破壞。根據1962年的遊記，徑山寺雖然大部分建築都已坍圮，但大雄寶殿仍然存在，殿內供奉有西方三聖，但阿難、迦葉和十八羅漢塑像倒伏在地，天王殿、韋馱殿、山門等建築俱毀。至1963年寺院遭遇火宅，僅僅留下鐘樓1座。

### 現代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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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結束之後，1983年日本僧人首次來徑山寺遺址參觀訪問，此後徑山寺尋源成為佛教界熱潮。1985年5月餘杭縣開始開發徑山，計劃依託徑山寺發展當地旅遊業。1989年7月浙江省政府批准徑山寺重建的計劃，重建的資金由佛教界自籌，於是徑山寺重建工程在中日兩國佛教界見證下於1990年5月30日正式啟動。重建之初，徑山寺建築僅保存鐘樓一座，保存文物主要有宋孝宗御碑、明代鐵香爐、西方三聖鐵佛、永樂大鐘、歷代祖師名銜碑，此外還有徑山寺第48代住持元叟行端在山下修築的普慶寺石塔，但1990年7月18日晚徑山寺鐘樓失火，連同保存在鐘樓之中的永樂大鐘和歷代祖師名銜碑一同受損。1991年初徑山寺開始重建，最初修建的有圍牆、山門、僧寮和之前燒毀的鐘樓，1992年秋重建大雄寶殿，1993年重建先德堂、客堂，1994年工程完工，工程總面積達到6400平方米。

2009年10月21日，徑山寺開啟第二次復建工程。這場重建歷時12年，分3期實施，規劃總面積約40.8公頃，建築面積約2.7萬平方米，大部分建築都是根據宋代風格和布局嚴格考據重建。徑山寺的重建主要依據就有日本《五山十剎圖》的文獻資料，並且吸收了日本建長寺等寺院的宋式建築，綜合地形和文獻，以五鳳山門、大雄寶殿、藏經樓、觀音殿、凌霄閣為主軸，鐘樓、鼓樓、禪堂、藥師殿、大慧院分布兩側。2021年10月15日，徑山寺重建工程正式竣工。

## 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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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茶宴」起源於魏晉時期宴席以茶代酒的傳統，並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在寺院中普及；至唐代，飲茶流行於達官顯貴與佛教寺院之中，禪茶也在趙州從諗成為禪僧必修。早在唐代徑山法欽開山時，徑山寺便已經開始種植茶葉，唐代的茶聖陸羽也曾在徑山隱居寫作《茶經》；隨著徑山寺在宋代達到了極盛，徑山寺的「茶湯會」儀軌作為各地禪茶的典範日益完備、規範、繁複，雖然《禪苑清規》對徑山寺舉辦法事與僧堂日常的禪茶傳統有所記錄，但其傳承主要依賴於寺院內部代代口耳相傳，直至明初徑山寺仍有禪茶的傳承。然而隨著明代徑山寺走向衰弱，其茶事在明中期就鮮見於史，同一時期杭州的虎跑寺等寺院仍有相應的禪茶傳承，禪茶傳統在近現代的民間最終演變為茶話會。徑山寺的禪茶傳統可能還是延續到了近現代：根據2009年的採訪，徑山寺的還俗僧人及地方耋老仍對「徑山茶宴」有所耳聞，但是這一傳統在民國時期就已名存實亡；與此同時，日本的承天寺、圓覺寺、建長寺等寺院每年舉辦茶宴以紀念祖師、弘揚佛法，其茶宴儀軌均源於徑山寺。按18世紀的日本類書《類聚名物考》，今福岡市崇福寺 (福岡市)的開山祖師南浦紹明曾在正元年中（1259年）遊學於徑山寺，並將徑山寺的「茶宴」儀式引入日本，徑山寺的「茶宴」儀式也成為了後世日本茶道的淵源之一。

當代的「徑山茶宴」實際上是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形成的概念，中國歷史文獻從未將徑山寺的禪茶儀式稱作「徑山茶宴」。隨著1980年代以來中日交流和寺院復興，日本臨濟宗參訪徑山並展示傳承自徑山寺的茶道儀軌，「徑山茶宴」的概念才由中日交流重新引入徑山寺，並最終成為了社會大眾公認的文化傳統。2008年，徑山寺應杭州文旅部門邀請，藉由第七屆中國茶聖節的茶藝表演恢復徑山茶宴傳統。在徑山寺主事戒興法師及其邀請的杭州永福寺明行法師等人合作下，恢復後的徑山茶宴借鑑《禪苑清規》等歷史文獻和日本寺院中的相關儀式，並融合了現代茶藝技術和徑山寺自身對禪茶的理解，包括了張茶榜、擊茶鼓、恭請入堂、上香禮佛、煎湯點茶、行盞分茶、說偈吃茶到謝茶退堂等步驟，徑山寺將其作為對外交流的儀式和接待貴客的禮儀。礙於文獻不足和現實因素，徑山茶宴與歷史上的徑山寺儀軌不盡相同，既有考證也有創新：例如，舉行茶宴的時間並非《禪苑清規》所規定的日期，地點也不是指定的佛堂而是茶聖節會場；學術上對於茶宴是使用何種備茶方法存在爭議，由於一般寺院難以承擔日常使用點茶法的開銷，因此明行法師則按照「晨點暮煎」的做法，早上使用點茶法而晚上使用煎茶法。徑山茶宴作為地方文旅的品牌形象，在2011年成為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22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 參見

- 《徑山志》，明代志書
- 《大徑山》，相關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