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歷史

甌居海中。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郭璞云：「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岐海中也；音嘔。」

考古證據顯示，溫州地區的人類活動可以追溯至約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史前先民在多次海侵與海退交替、山海交錯的環境中生存，頻繁遷徙，產生了以漁獵、採集並輔以早期耕作為特徵的聚落形態。遠古時期不同文化在本地彼此交融與影響，形成了以好川文化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並最終發展出甌越人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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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典籍《山海經》記載「甌居海中」，晉郭璞將「甌」注為今溫州，被廣泛認為是溫州最早的文字記載。據晚清學者孫詒讓考證，夏為甌，殷為漚，周為歐，因世異字，故「甌」從夏始。春秋戰國時期，甌越人建立東甌國，秦漢之際一度被廢除，納入閩中郡轄下；漢初復設，尊搖為東海王。七國之亂中，東甌國人擊殺吳王劉濞，致使東甌後為閩越所攻擊，漢武帝下令浮海救東甌，事後准許甌越北遷內地，東甌國也就此消亡。漢平閩越後，再度將本地居民悉數北遷。少數不肯遷移的越人，與避難抗捐而入山的漢人，逐步形成山越。

至東漢，人口逐步恢復，在甌江北岸設永寧縣，溫州始納入穩定的郡縣體系。孫吳平定山越，設立橫嶼船屯，鞏固漢人統治。東晉時期設永嘉郡，本地漸以山水詩與甌窯青瓷聞名；沿海平原逐步被墾殖，北方移民湧入，在甌江南岸築郡城、立官學。隋唐以來，海上貿易繁盛，唐設溫州，宋升瑞安府。建炎南渡後，科舉興盛，進士眾多，以經世致用著稱的永嘉學派得以傳播。元明清時期，溫州既是海運與造船要地，也長期承受倭寇、海禁與遷界政策衝擊。直至清末開埠，輪船、郵政、銀行與新式教育醫療進入，此後溫州在移民潮、戰爭與社會動員中起伏發展。抗戰中，作為中國在東南沿海最後一座港口，溫州一度極度繁榮，其後多次淪陷，通脹與動盪加劇。中共在浙南持續活動，建立閩浙贛革命根據地，並最終促成溫州和平解放。

中共建政至文革期間，溫州市委市政府開展社會主義改造，強化計劃經濟體制，但受到本地居民持續抵制。文革後，溫州個體戶、私營經濟率先開始發展，引發八大王事件。依託民營經濟與專業市場，溫州經濟迅速崛起，形成「溫州模式」，吸引全國各級黨政幹部參觀學習改革開放經驗。1990年代，溫州陸續集資修建永強機場、金溫鐵路、溫州大橋等交通基礎設施，交通的改善也使得超過百萬溫州人得以前往全國各地經商務工以及移居海外。2000年代初，溫州民間借貸逐步興盛，溫州炒房團一時遍布全國各地，實體經濟逐步外遷或萎縮。2011年前後，溫州陷入民間借貸風暴，引發地方和中央政府介入，授權成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推動經濟轉型至今。

## 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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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環境

溫州東臨東海，地形崎嶇，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說。地域內有仙霞嶺、洞宮山-⼤盤山、雁盪山-括蒼山-天台山三⼤⼭脈呈現西南東北走向平行分布，與閩東北山地相接連，其間為狹陡溪⾕，以群山與北部的金衢盆地、寧紹平原區隔。

遠古時期的溫州地區經歷了多次海侵與海退，東部平原地帶曾經四次經歷淺海到陸地的更替變遷。距今最近的一次海侵發生在約5000年到3000年，由於當時的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溫州東部平原沉入海底。溫州境內以山海交錯的峽灣、溺谷為主要地形；「岐」在閩語中意為水邊突出部或坡地，溫州、福建一帶都遺留下大量包含「岐」的地名，如蒲岐。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斗，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以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

遠古時期的居民可能就居住在這些被稱為「岐」的沿海的河谷或岙口，因此既可以從山中採集捕獵，也可以到海中獲得漁產，物質相對豐饒，無凍餓之憂。但由於氣候潮濕溫潤，地形狹隘不利稻作，因此難以積蓄食物，故而難以承載大量人口，限制了軍事和政治組織的發展。浙南山區一向有採集薯蕷的傳統，可能也與其在當地數量豐富、常年不腐有關。由於糧食不能自給，先民們可能不得不從事工商，較早地使用舟楫進行海上貿易。

大約在3000年前，隨著全球氣候變冷，海侵結束，溫州沿海平原逐步開始重新形成。到公元四世紀，即東晉初年時，溫瑞平原才基本成陸。如今被稱為「垟」的濱海平原一直到三國孫吳之後才被開發利用；本地居民將地名中的「洋」改成「垟」，表示與海洋無關。甌江與飛雲江河口兩岸現今留下不少帶「嶼」的地名，如馬嶼、雙嶼等，則表明此地曾經是海中的島嶼。

### 考古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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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出土的曹灣山遺址表明，5000年之前，溫州就已經有古人類居住。目前，溫州境內已經發現百餘處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蹟，甌江、飛雲江、鰲江流域均有分布。這些遺址大多分布在如今海拔60米以上的山頭與山坪上，年代大多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顯現出最近一次海侵的影響。

浙南地區史前文化遺址數量少，延續年代短，出土物件以生活器具為主，表明部族遷徙較為頻繁。出土物件有石犁、石鐮、石斧、石錛、網墜、石矛、紡輪、夾炭陶片、夾粗沙陶片等，推測居民以漁獵和耕作為生。洞頭島、瑞安隆山、蒼南埔平等地也曾發現過可能作為制度文化性器具的青銅時期器物以及玉器，但數量遠少於生活器具。

浙南地區內石棚墓文化遺址、懸棺葬文化遺址、土墩墓文化遺址共存，說明可能有多個具有一定規模的部族同時居住於浙南地區：飛雲江和鰲江下游岙口及台地曾經發現過石棚墓遺址，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至春秋晚期；楠溪江流域常發現懸棺遺址，推測與越、僚等民族之習俗有關；甌海楊府山、蒼南礬山等地曾發現過土墩墓，被認為是好川文化的一部分。好川文化可能是浙北良渚文化族群移民，並與本地土著文化融合，以適應本地山海交錯的地理環境所形成的部族。

## 東甌

史載唐、虞、夏、商、周三代時，溫州屬揚州地域，其民屬甌越族，為百越的一支。《逸周書》提到「東越海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被認為證明歐地已經有部族首領，並向周王朝進貢。《戰國策》中提到「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則被認為描述了甌越人的習俗。據晚清學者孫詒讓考證，夏為甌，殷為漚，周為歐，因世異字，故「甌」從夏始。甌越人在歷史上兩度建立東甌國，先是周朝時的方國，為秦所廢除，後是漢朝時重新設立的藩國。

### 方國部落

故越城，在縣西南七里。《越絕書》雲東甌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築。

現代歷史學者蒙文通引據南宋《路史》中的《越絕書》逸文「東甌，越王所立也」，認為東甌國創立於公元前473年，是越王句踐滅吳後所分封的國家，並認為《越絕書》中的〈記吳地傳〉列出的麋王、荊王、干王、搖王等王號是越王勾踐分封的證據。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對原始文獻的誤讀，指出《路史》的描述來自於《太平寰宇記》，其斷句應為「東甌越王所立也」，並引述《元和郡縣圖志》認為「東甌越王」應當是西漢初年的東甌王。

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強，盡取筆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另一種說法則依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認為東甌國乃戰國後期，楚國滅亡越國後，越國貴族渡錢塘江南下而立。楚破越的具體時間點則存在爭議：一說依據《史記·楚世家》和《六國年表》，認為發生在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另一說則認為是楚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左右。在楚破越之戰中，越王無彊被殺，越國滅亡，南遷的越王句踐後裔紛紛建立方國，以統治當地的土著民族，東甌即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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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疆之後到東甌末世君主安朱之間的東甌王的事跡皆不可考，只有《顧氏家乘》記載有五世相隔。根據《史記·王翦列傳》記載，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王翦帶領秦軍掃平楚國的江南地區，隨即揮師南下，以征服百越部落，先降服越君，設立會稽郡，後將東甌王、閩越王廢為君長，設立閩中郡。此為溫州被納入中原王朝行政建制的開始，但由於秦朝的短命，秦朝是否曾建立有效統治存在爭議。

### 漢屬外藩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駕崩；翌年，陳勝、吳廣起義，項羽殺會稽郡守，號召江東子弟響應起義，騶搖率領的東甌軍隊接受響應。搖與無諸在吳芮帶領下率越人一同反抗秦國。楚漢相爭時，搖與無諸因怨恨項羽未封其為王，又率越人支持漢。

漢高祖即位後，分別於五年（前202年）、六年（前201年）將兩人封為閩越王和海陽齊信侯。漢惠帝三年（前192年），為羈縻閩越，追封搖為東海王，又稱東甌王，以東甌為國都，由騶搖之子昭襄即位。根據漢朝「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的規矩，東海和閩越、南越一樣均屬於外藩，並不屬於漢王朝的直接管轄範圍內，在軍事、戶籍、語言、文化等方面上均保持獨立。時距秦末東甌廢立僅三十餘年，因此騶搖封東海也被認為是東甌復國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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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吳王劉濞發動七國之亂，東甌亦從之。劉濞兵敗後，逃入東甌國，漢朝派遣密使勸降東甌國。東甌軍隊遂誘騙劉濞，使東甌王的弟弟夷烏將軍在其慰問軍隊時得以將之擊殺，獻首級於漢景帝。

### 浮海救東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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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濞死後，其子子華、子駒遁逃閩越，勸說閩越王派兵攻打東甌。建元三年（前138年），閩越王發兵包圍東甌都城。東甌向漢朝求援。漢武帝派遣莊助到會稽郡，渡海支援東甌，得以解圍。史稱「浮海救東甌」。不久，東甌王請求漢武帝准許其北遷；四萬餘人被重新安置於廬江郡，東甌王亦降封為廣武侯，東甌國從此消亡。

## 漢朝

### 平定閩越

東甌國遷離後，土地逐步為閩越所占領；漢朝政府則以會稽郡為據點，逐步控制會稽郡到靈江流域一帶的東甌國故地，可能與閩越以甌江為界南北分治。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武帝所封的東越王餘善自立為東越武帝，漢武帝遂起兵攻之，閩越也因此滅亡。漢武帝隨即下令焚毀閩越國的城池宮殿，將其居民盡數遷徙到江淮之間的地帶，因此浙南到福建幾乎成為無人區。

### 永寧設縣

始元二年（前85年），設立東冶和回浦縣，用來治理和拒絕遷移和由山林中復出的越人。章和元年（87年），改回浦縣為章安縣。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分章安之東甌鄉為永寧縣。縣始於甌江北岸。是為溫州建縣之始。永和末年（141年）又重新在臨海和建安設置會稽郡東、南二部都尉。

東漢時期吏治腐敗，躲進山林的越族遺民和流離失所的漢人逐步形成了山越人群體。山越人擅長駕舟，民風強悍，好武習戰，沒有固定的組織與部落，無法受到官府徭役、納稅等管治。越人曾經多次起義反抗漢族政權，甌江流域的永寧亦成為抵禦山越的前哨。江南本地的土著也逐步形成世家大族，如吳中顧氏作為越王勾踐、閩越王搖的後裔，作為越人漢化的典範逐步興起為地方豪強。不少土著世家成為山越依附的對象，世家也通過政府機構和山越來影響政府基層組織。

## 東吳

### 平定山越

東漢末年，孫策平定江東，建立孫吳政權，受到其打擊的本土勢力紛紛沿著海岸線，避走東冶或交州，其土地被南下的吳郡、會稽世族取得。建安五年（200年），孫策遇刺逝世，由其兄孫權接管政權，孫權旋即開始對揚州境內的山越人開始武力鎮壓，到到嘉禾六年（237年）方止，耗時38年，基本平定了山越人的反抗。

### 建立船屯

橫陽兩嶼夾晴川，故老相傳泊萬船。不信蓬萊有深淺，眼觀滄海變桑田。

為鞏固在甌江以南的統治，孫權於赤烏二年（239年）從永寧縣析置羅陽縣（即今瑞安）。在浙南閩東一帶，孫權設立了橫嶼船屯和溫麻船屯，作為貶謫之地，令被貶職的官員犯人及其家屬從事造船業；其中橫嶼船屯即在當時的羅陽縣境內，是當時東吳在東南沿海的主要造船基地之一；船屯周圍的海域當時被稱為萬船洋，後來演變為陸地，即今平陽縣萬全鎮。太平二年（257年），孫亮將會稽郡東部都尉改為臨海郡，永寧是其屬縣，同時將羅陽改名為安陽。

## 六朝

### 世族興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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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太康元年（280年），晉武帝平定孫吳，將安陽改名為安固，析置橫陽縣（今平陽縣）。永寧、章安、安固、橫陽皆屬臨海郡。從漢到晉，東甌故地的沿海平原逐步出現了一批新的有較強號召力的世家大族，但並未進入統治階層。例如，太康年間就有橫陽縣周凱，率人治理永寧、安固、橫陽三江（即今日甌江、飛雲江和鰲江），疏鑿河道，引水入海。

東晉時期，因為中國北方的持續戰亂，中原地區的居民紛紛南遷，史稱「衣冠南渡」。因此在溫州地區也形成了一批僑居大姓，其中既包括大量已經移民吳郡、會稽的北方移民向南二次移民，也有不少來本地遊歷、採藥、布道的宗教人士。如琅琊王氏中的王羲之、王彬都曾擔任過永嘉郡守，後者曾在溫州城東南的積穀山建造府邸，意欲終老；道士葛洪則在烏牛、昆陽占據山林、設立游居。

北方文人在本地的詩詞創作，促進了本地的人文發展，使本地的山水風光進一步聞名全國。永初三年（422年），謝靈運貶守永嘉，遍游在地山水並作詩題詠，後世尊為山水詩之鼻祖。謝靈運曾引用同時期鄭緝之所作之《永嘉記》，今已佚失，是為溫州地方志之始。天監三年（504年），丘遲任永嘉太守，作《永嘉郡教》。

北方移民的到來也引發了土客衝突：本地土著原本往往因循傳統，從事漁獵，習慣於從濕地與山地中採集狩獵，但隨著北方移民帶來先進的農耕技術，民間開始自發進行水利建設，將沿海濕地轉變為農田；隨著北方移民後裔成為人口的主體，參與興建水利的土著名人逐步成為民間信仰崇拜的對象。如平定溫州三江的周凱被本地人尊為「平水王」，設祠祭拜。

### 永嘉設郡

太寧元年（323年），將臨海溫嶠山以南的永寧、安固、橫陽、松陽及晉安之羅江，凡五縣析置為永嘉郡，屬揚州，以永寧為郡治，是為溫州建郡之始。永嘉，取「水長而美」之義。同年，有移民中界山者，是為移民洞頭之始。太寧二年（324年），建永嘉郡學於華蓋山麓，是為溫州立學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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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設郡時，郭璞先是江北原定新城選址取土稱之，以為土輕，不適宜建城。隨後，他渡江登上對岸的山巒，即今日的郭公山，觀察到南側山巒如北斗環繞，稱：若城繞山外，新城可以很快富裕，但無法避免戰亂，若城繞山內則可長保太平。於是，他命人因山築城，稱為「斗城」，並在城內開鑿二十八口井，鑿河相通。又相傳建城時有白鹿銜花之祥兆，故亦稱「白鹿城」或「鹿城」。

郡城的設立實際保護了北方移民，允許他們在郡城周圍形成獨自的社區，並方便他們開發甌江南岸的沼澤灘涂。由於大量因戰爭或犯罪流亡於鄉野者存在，並與土著大族合作，北方移民一般只能龜縮於郡城內，無法涉足更廣大的鄉間：本地的郡級長官往往由北方士族擔當，縣級及以下的長官則一般由吳會世家擔當，後者往往承擔了前者與地方土著之間的溝通工作。

### 工商興起

晉杜育《荈賦》所謂︰『器擇陶簡，出自東甌。』甌，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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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遠離北方，本地大多數時間未被戰火波及，經濟快速成長，一時有「東南之沃野，一郡之巨會」之稱。由於靠近京畿地帶，加之移民帶來的文化和技藝，以及興建的農田水利設施，本地的經濟文化有了長足發展。東晉時，甌窯瓷器已經聞名全國。其瓷胎顏色較白、略帶灰色，釉色淡青、比較透明，極具特色，不僅在本地使用，還銷往全國各地，並成為皇族和上層社會的生活用品，一時影響甚于越窯。甌窯有燒制陶瓷茶具，並流傳於世；相傳東晉永和年間（345年-356年），阿羅漢諾詎那率眾來雁盪山傳佛，將茶葉一同傳入本地，因此有「龍老賜茶」的傳說。本地的桑蠶業也非常興盛；劉宋年間，永嘉、樂清一帶開始養殖八輩蠶，即一年八熟的蠶種。

### 戰亂波及

隨著北方移民在南方重新形成門閥勢力，王謝等大族紛紛在浙東地區圈地封澤，與其他地位較低的士族產生矛盾。司馬元顯執政期間，開始從士族中徵兵，被已經被排擠的低級士族受壓迫更甚。元興元年（402年），永嘉郡發生饑荒，人相易子而食。元興二年（403年），孫恩叛亂，孫恩自殺後，盧循封永嘉郡太守，亦叛亂，為劉裕所敗後經由海路南遁。孫恩、盧循之亂中，大批在浙東執政的王謝世族出身官員遭到殺害，世族勢力備受打擊。

劉義宣之亂後，宋孝武帝鑑於揚州士人勢力壯大、浙東寒族爭取政治地位，開始拉攏浙東五郡土著士人，謀劃拆分揚州。孝建元年（454年），拆分揚州浙東部分，設置東陽州，又稱東揚州，將永嘉郡劃歸其管轄。劉宋大明七至八年（463-464年），浙東遭遇饑荒，餓死者十有六七。齊東昏侯永光元年（465年），東陽州併入揚州。南梁普通七年（526年），再度設置東陽州，統領會稽、新安、臨海、東陽、永嘉、建安、晉安七郡。

梁武帝時期，士族與寒門衝突加劇，官吏聚斂、貪污與劫剝成風。太清二年（548年），侯景發動叛亂，扶持傀儡政權。太清三年（549年），晉安陳寶應借侯景之亂由水路進攻永嘉。翌年，張彪在會稽起兵以反抗侯景，並在來年十月進攻永嘉。侯景之亂後，梁朝名存實亡，其後繼的陳朝國力亦衰微。戰亂期間，由於世家大族大多都在台城中被圍困餓死，此後急劇衰落，寒族土豪順勢興起。由於侯景勢力在江南地區持續燒殺搶掠，當地人口大減，社會經濟和文化典籍均遭到破壞。大寶二年（551年），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平定侯景之亂。紹泰元年（555年），陳霸先襲殺王僧辯，占領建康，門閥士族紛紛歸附，梁朝故地割據依舊。

侯景之亂中，東陽郡地方豪族出身的官員留異返鄉組建軍隊勤王，後被任命為東陽太守，隨後割據一方，勢力範圍包括永嘉、臨海一帶。梁紹泰二年（556年），陳霸先設置縉州，由留異擔任刺史，並與留家通婚。梁太平二年（557年），陳霸先稱帝，建立陳朝。永定三年（559年），改永嘉郡為縉州轄地。王琳叛亂反陳後，因留異有參與其中，陳文帝派沈恪討伐留異，未果。陳文帝又於天嘉二年（561年）討伐留異，於天嘉三年（562年）擊敗留異，縉州旋即被撤銷，恢復永嘉郡建置，並設立東陽州，統領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建安、晉安八郡。

陳後主至德三年（585年），豐州刺史章大寶起兵叛亂，進犯建安，並率兵攻打浙閩分界的分水嶺；永嘉內史毛喜隨即修葺城防、嚴備守御，並派松陽縣令周磻率一千餘兵赴援建安，最終平定了這場叛亂。

## 隋朝

### 隋初叛亂

陳朝覆滅後，南方士族受到關隴集團的排擠，隨著隋文帝在江南地區推行五教，南方士族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也被壓制，最終演變為廣泛的衝突。開皇九年（589年）平定陳朝後，改東陽州為吳州，設置總管府，廢除永嘉郡，設立處州，改永寧縣為永嘉縣，將橫陽縣併入安固縣。開皇十年（590年），叛亂席捲了整個南方，江南先有三人發動叛亂並自稱天子，後各地均有人舉兵造反並自稱大都督，其中沈孝徹在溫州叛亂並自稱大都督。因應叛亂，楊素自揚子津出兵，在浙東攻破高智慧、於樂安擊退蔡道人，但深入天台山區後作戰顯著艱難。

### 懷柔撫恤

為安撫江南民眾，隋文帝派遣楊廣出任揚州總管，最終以懷柔為主的手段平定了江南。開皇十二年（592年），改處州為括州，撤銷安固縣、樂成縣，併入永嘉縣，統領括蒼、永嘉、松陽、臨海四縣。大業元年（605年），廢除各州總管府，改吳州為越州。大業三年（607年），廢除括州，恢復為永嘉郡，轄永嘉、括蒼、松陽、臨海四縣，治括蒼。

### 再度割據

隋末民變四起，溫州亦受波及。大業十三年（617年），杜伏威部下苗海潮率領農民起義軍占領永嘉。公元619年，李子通擊敗杜伏威，占領江都，隨後自立為帝，國號為吳，建元明政，江南郡縣大多歸附之。

## 唐朝

### 設東嘉州

武德四年（621年），平定李子通後，改永嘉郡為括州。武德五年（622年），杜伏威歸順朝廷，從括州拆分永嘉縣，析設東嘉州，分設永寧、安固、橫陽、樂成、永嘉五縣。武德七年（624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撤銷樂成縣併入永嘉縣。貞觀元年（627年），廢除東嘉州，撤銷橫陽縣、永寧縣，將永嘉縣、安固縣劃歸括州。同年，將天下劃分為十道，括州屬越州都督府統領，隸屬江南道。

### 溫州設州

上元二年（675年），永嘉百姓李行撫到朝廷請求設州，上諭以永嘉、安固二縣設置溫州，因「溫嶠嶺以南，雖隆冬而恆燠」而得名。武則天載初元年（689年），從永嘉縣重新分設樂成縣。大足元年（701年），從安固縣分設橫陽縣。景雲三年（712年），設立二十四都督府以統轄各州，溫州屬越州都督府管轄。開元十年（722年），溫州隸屬江南東道。天寶元年（742年），改溫州為永嘉郡，統領永嘉、安固、橫陽、樂成四縣。乾元元年（758年），改永嘉郡為溫州，隸屬浙江東道，設立靜海軍使來管理溫州，兼管台州、明州。乾元元年（758 年），朝廷在溫州設置永嘉監，屬全國十個鹽監之一，由宗室李胥出任永嘉鹽官，自此溫州地區開始正式設立並管理鹽業。

### 海外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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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海外貿易逐漸興起，唐代溫州港成為對外貿易重要港口之一。顯慶四年（659）溫州與日本出現船舶往來；會昌二年（842）商人李處人借季風開闢日本至溫州的新航線。對日輸出以經卷、佛像、佛畫、書籍、藥品為主；自日輸入包括砂金、水銀、錫以及棉、絹等。溫州港同時與明州港、福州港保持海上貿易往來。會昌二年（842年），商人李處人在日本造船自嘉島起航直達溫州，是日本與溫州首次有記錄的直航。

### 設靜海軍

乾元元年（758年）玄肅之爭後，溫州成為浙東南防範動亂與盜亂的軍事要點，設置浙江東道節度使，其下溫、台、明三州軍使，號「靜海軍」，治所在溫州。大曆二年（767年），因寇難已平，靜海軍使額被下令廢置，但遲至貞元三年（787年），溫州仍設靜海軍使額。此後，靜海軍設置點由溫州轉移至福州，並於元和六年（811年）被廢置。

### 藩鎮割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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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藩鎮割據，彼此征伐，溫州一帶接連經歷兵亂。由於中央無力控制溫州，轉而以冊封本地割據勢力來換取支持。咸通九年（868年），鄭鎰跟隨龐勛起義，失敗後率所部降唐。乾符四年（877年），朝廷履行與投降軍士約定，令鄭鎰出任溫州刺史。在溫州期間，以柳木修築溫州子城。鄭鎰後出任福建觀察使兼福州刺史，晚年辭職後定居溫州郡城八字橋。中和元年（881年），為結援朱溫，朱褒任命溫州刺史出任靜海軍使。

## 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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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

五代時期溫州屬吳越國，設博易務，出口瓷器、茶葉、蠲紙、漆器等。開平元年（907年），封錢鏐為吳越王，浙東地區歸屬其管轄。開平二年，為避朱溫父親朱誠之名諱，樂成改稱樂清。乾化四年（914年），橫陽改稱平陽，開鑿平陽江南內河。

### 升格軍鎮

天福四年（939年），王延羲奪位，閩國內亂，從錢元璟之請，升溫州為靜海軍節度使，以升格軍鎮來強化吳越國的邊防軍力。因浙閩割據，溫州與南方及海外聯繫受阻，但與登州、萊州等北方濱海城市建立直接貿易聯繫。

## 宋朝

### 北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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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錢俶納土歸宋，靜海軍節度使降為靜海軍。至道三年（997年），恢復溫州，統領永嘉、瑞安、平陽、樂清四縣，分天下為為十五路，溫州隸屬兩浙路。

#### 商貿發展

北宋時期，南方經濟發展加快，溫州稻作、茶葉、柑橘種植擴大，蠲紙、漆器工藝更精，龍泉青瓷成為重要出口產品。溫州漆器製作與銷售已具規模，螺鈿等工藝品出現「上貢朝廷」的記錄；在開封等地設有專門商鋪經營溫州漆器。甌窯窯場沿甌江、飛雲江流域分布，出產青瓷通過港口外銷。

咸平二年（999年）起，溫州成為官方指定的對外貿易港口；溫州港雖未設市舶司，但通過明州港、泉州港的轉口貿易，海外往來趨於活躍。江心嶼雙塔被用於夜間航行辨識與引導，往來船隻以甌江口內外為集散，形成較穩定的航路與泊岸秩序。元祐五年（1090年），郭公山麓設立造船廠，年造船量達到600艘，乃全國之最。

同時，溫州鹽業制度不斷擴展：自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吳越納土後在兩浙路設永嘉等鹽場，淳化間（990–994年）設天富南北監、咸平三年（1000年）改為天富北監場與天富南監場，天禧五年（1021年）溫州已成兩浙海鹽主要產地，熙寧間（1068–1077年）增置雙穗場，政和元年（1111年）又置樂清場，後改名長林場，至此形成天富北監、南監場、永嘉、雙穗、長林五場的生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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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舉興起

至和元年（1054年），王開祖在華蓋山講學，從者有數百人之眾，後人又興設東山書院，是為永嘉學派之始；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年），溫州籍學者「元豐九先生」赴汴京太學學習並問學於二程，此後數十年間「洛學」在溫州發展並成為當地儒學主流。溫州籍進士的增加與本地書院的興盛相輔相成，本地書院教授的內容往往貼合科舉內容，學子亦回鄉創辦新書院、傳播和繼承永嘉學派的學術思想。北宋前四十餘年（至約 1070年），溫州進士集中在附郭永嘉縣，共計 13 人，瑞安、平陽、樂清分別到元豐二年（1079年）、紹聖四年（1097年）、重和元年（1118年）才出現首位進士。至徽宗時期，溫州中進士人數已明顯上升：徽宗二十餘年間舉行 8 次科舉，溫州籍進士達 49 人。

#### 升應道軍

政和五年（1115年），溫州出身的道士林靈素為宋徽宗釋夢而得寵，其所創立之神霄派亦成為國教。政和七年（1117年），蔡京為向皇帝祝壽獻媚，下令各地設立寺觀，並將已有寺廟改名為神霄萬壽宮。同年，上諭因溫州下轄永嘉縣西北為黃帝封存玉板篆冊處、瑞安縣東北仙岩山為黃帝煉丹處，升溫州為應道軍。

#### 方臘起義

宣和二年（1120年），方臘起義，接連攻破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處州。因應起義，州學教授劉士英率人在溫州城西南加築低薄城牆，以鞏固城防。翌年，洪載率領的起義軍兵臨溫州城下，仙居摩尼教首領呂師囊亦攻取樂清，永嘉縣俞道安亦起兵響應，後均為宋軍鎮壓。起義期間，溫州城被圍月余，始終未被起義軍攻破。起義被平定後，朝廷設立兩浙路安撫使司，加強提刑司捕盜職能，統籌兩浙各州軍力，同時設立經制錢制度，確保了此後宋室南遷時兩浙地區的穩定。

### 南宋

靖康元年（1127年），靖康之變發生，宋室南遷，建元建炎，史稱「建炎南渡」。建炎二年（1128年），撤銷應道軍建置，溫州歸屬兩浙東路管轄。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入侵，皇帝搭船南下，曾停泊溫州港，停駐江心寺，李清照亦隨行逃至溫州。

#### 商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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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室南渡後，溫州因處在臨安通往福建的濱海交通線上，皇室人員、官員與難民的大量遷入，人口快速增加，勞動力與墾殖壓力同步上升。水利工程的密集興修與整治：塘堤、埭與陡門在各縣持續增建與完善，工程從緊靠山麓地區向東推進至海濱，平原地區的防潮、排澇與蓄灌體系更趨完整。農業結構上，隨著東南地區推廣占城稻，溫州一帶普遍栽種並形成一年兩熟的格局，南宋時期稻作單位產量已處在較高水平；同時蠶桑、柑橘等經濟作物在地方記載中亦占有重要位置。溫州所產蠲紙，始於唐代，潔白堅滑，在北宋時列為貢品。另有漆器以精美著稱，至南宋時，稱「天下第一」。

#### 海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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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人赴海外經商的記載增多，例如溫州巨商張願「世為海賈，往來數十年」，永嘉薛氏僑居真臘經商三十五年；周佇參與高麗國事並官至禮部尚書；王德用在淳祐年間僑居交趾，並參與當地國事；大休正念東渡日本並形成佛源派。由於前有泉州地方官因走私繁密，求請開闢市舶司獲准之事，溫州商人眷戀故土，經常將貿易船隻駛回溫州，希望引起朝廷注意，以便就地開設市舶務；又因為宋室南遷帶來財政困難，故而在南宋初年的建炎年間（1127-1129年）在溫州設立市舶務。溫州港對外航線擴展至東南亞、印度、日本、朝鮮等地，外來商人、僧侶與傳教者進入溫州，如徐照在《題江心寺》中便提到寺中「僧多外國人」。

#### 永嘉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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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即位（1162年）後，加強武備、整頓內政，下詔求復興之策。溫州人薛季宣在奏札中區分「修身養性」等近事與「富國強軍、恢復中原」等大事，主張君主將精力投向後者，並圍繞「法度之弊」提出改革建議，重點指向「冗官、冗兵」等問題，並談論如武昌屋租、德安牛租、溫州淹浸田租在內的弊政。其論述在溫州籍士大夫不斷被討論，被陳傅良等溫州籍官員繼承發展，逐步形成了永嘉學派。1206年開禧北伐失敗後，葉適被貶還鄉，在溫州對永嘉學派的主張進行充分的講學與著述，「事功」主張被進一步完善：南宋中後期朱熹學與陸九淵學形成鼎力之勢，葉適批評二者空談道德，皆為「虛無之學」，意圖改革儒學，呼籲文人更加積極地關注和應對國家危機，追求從實際情況探求事理。

#### 移閩填溫

乾道二年（1166年），溫州發生嚴重水災，溫州城被淹沒，沿海人口劇減；隨後福建等地出現「補籍」性質的移入，人口結構再次發生顯著變化。災後相繼興建瑞安石岡、平陽沙塘等陡門及海堤。慶元元年（1195年），由於溫州市舶務收入顯著減少，朝廷撤銷溫州市舶務，禁止外國船隻進出溫州港。隨著平原可利用土地在南宋中期趨於「開發完成」，人地矛盾開始凸顯：地價、糧價與日用物價攀升，農業部門的僱傭關係更常見，業主通過僱工維持耕作與園藝、畜禽等副業生產。與此同時，溫州城的手工業與消費需求、市鎮發展與貨幣交換擴張，使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糧食與經濟作物通過海運等方式與周邊區域形成更緊密的供給聯繫。

#### 科舉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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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移民的持續到來也帶來了福建興盛的科舉文化，平陽進士大多是福建人後裔。溫州繁榮的海上貿易以及較高的生活水準也為本地學子就學提供了經濟基礎。本地書院文化的繁盛帶來了龐大的學子以及考生群體。由於建炎南渡後設立流寓試，允許考生不在原籍地考試，確保了科舉跨區域的公平。而溫州離臨安較近，交通條件相對改善。南宋時期，溫州各縣進士數量維持高位，並且呈現家族化趨勢，父子、兄弟同登進士屢見，如咸淳元年（1265年）一科溫州籍進士 42 人中趙姓 33 人。不同登第學子之間，也開始逐漸聯姻關係增進聯繫，並且以師承關係形成緊密關聯，同時也推動永嘉學派向外拓展。

#### 宋元之變

咸淳元年（1265年），新帝登基，升其曾經領地溫州為瑞安府。德祐二年（1276年），元軍逼近臨安府，擔任丞相的溫州人陳宜中請謝太皇太后帶年幼的宋恭帝南逃未果，於是請謝太皇太后分別封趙昰、趙昺為益王、廣王，陳宜中及二王隨即逃至溫州，許多溫州人追隨陳宜中；文天祥從鎮江脫逃後，亦由海路前往溫州，後再度南逃，至宋朝滅亡。

## 元朝

### 民眾抵抗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平定南宋，瑞安府降附，次年改為溫州路總管府，統領永嘉、瑞安、平陽、樂清四縣，城內另設錄事司，隸屬於浙東道宣慰司。溫州城歸降，故而免於屠戮，但所屬各縣中，民眾自發反抗激烈，起事者有永嘉縣陳虞、樂清縣鮑叔廉、瑞安縣陳壽孫等，元軍所到各處皆屍骸遍野。次年，反元義軍從處州圍攻溫州，哈剌䚟從海路分調軍隊增援，義軍遁逃，劫掠鄉野。負責守衛溫州的劉萬奴為掩蓋棄城之過，請求元軍屠城，哈剌䚟猶豫後放棄屠城，轉而張貼安民榜，隨後又追擊叛軍，平定瑞安及平陽。至元十九年（1282年），將浙東道宣慰司遷設溫州，分兵駐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平陽縣林雄等舉兵造反，攻入平陽縣城，最終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被元軍平定。

### 商貿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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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時期，溫州繼續作為重要的海港，成為龍泉青瓷外銷的主要港口，也是元征爪哇之役中的主要造船基地。遲至至大二年（1309年）起，元朝逼迫溫州船戶參與海運，將南方的糧食運往大都，四年（1311年）設置溫台海運千戶所，在溫州路置司，至至順元年（1330年），溫州所屬船隻占到全國海運船隻的四分之一。當時溫州的船隻一般都會沿海北上至江蘇劉家港集中裝糧，後改為在慶元（今寧波）裝糧以免擱淺傾覆的風險。溫州也是海鹽產地，所產鹽多通過甌江逆流而上銷往內陸地區，為官府所抽成核驗，是稅收的主要來源之一，但當地的私鹽私販現象屢見不鮮。元代亦在本地設市舶司，加強與東南亞地區貿易往來。

### 再度割據

至正十四年春（1354年），海寇方國珍接受明朝招安，其侄方明善等人占據溫州郡城，後又向元朝投降。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因平陽守臣周嗣德不肯歸服，方明善派兵攻打並將其擒獲，占據平陽縣城。一個月後，方明善被周嗣德的舊部童環驅逐，方明善又派其弟方文舉再次前往攻打，童環於是向明朝的處州參軍胡深求援，孫安領兵東下，方文舉敗逃，遂占領平陽縣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胡深又從括州領兵兵臨溫州城下，未能攻克而退兵。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亮祖率領大軍數路並進，抵達溫州城西太平嶺，俘獲方明善等，晉升瑞安知州楊時敏代理溫州政務。

##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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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1368年），改溫州路為溫州府。洪武元年（1368年），政府令溫州等江浙沿海軍衛建造大船百餘艘用於糧運並服務北征。明代溫州近海長期有海盜出沒，至中後期倭寇活動更為突出。史料描述倭寇船隻可借東北風從薩摩、長崎五島一線航至浙中沿海，常以寧波象山外海的韭山列島為據點，再沿海南下侵擾溫州。為了抵禦倭寇，明廷在溫州逐步建立起嚴密的衛所體系。

### 軍政演變

#### 設立衛所

洪武年間，倭寇侵擾溫州多地，湯和奉命整頓溫州海防，修葺溫州府城，建造金鄉衛城。洪武二年（1369年），將瑞安州、平陽州改回為縣，加上永嘉、樂清，共轄四縣，設溫州衛，下轄前、後、左、右、中五個千戶所。溫州製造的蒼山鐵船首尾皆闊、帆櫓並用，分三層結構，下層填土石、中層寢處、上層作戰，被記述為沖敵便利，戚繼光認為倭船入裏海後宜以溫州蒼山船追逐，顧炎武亦稱其「取勝擒賊」多賴其力。本地製造的鳥嘴船船首如鳥嘴、篷櫓兼用、進退靈活，殼哨船體小材簡，多作為沿海機動用船參與抗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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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衛所的設立也引發了與本地居民的衝突，如正統二年（1437年），平陽知縣章惠曾上奏，指控衛所軍士利用軍事特權進行違法犯罪，稱沿海富豪與官軍「依法為奸」、「虐害善良」、「排陷官長」。成化、弘治時期，曾任永嘉知縣、後任溫州知府的文林提出，將離城離營、與民雜居的軍戶與民戶共同編排入甲，把「互保互察—指實告發—府縣懲治」作為約束軍余的基本鏈條。弘治五年（1492年），朝廷整頓全國衛所屯田，要求清軍管屯官查明營房、屯地、住種、空閒並造冊。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軍屯管理權移交屯地所在府縣官員。嘉靖八年（1529年），磐石衛軍士曾因溫州知府剋扣軍餉譁變。

#### 浙閩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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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十三年（1448年），福建沙縣鄧茂七起義，閩東沿海百姓紛紛響應，浙江處州葉宗留率軍聲援，兩處起義隨即蔓延至溫州府境內。正統十四年三月，福建叛軍進入溫州府平陽縣，圍攻蒲門千戶所，殺害溫州衛指揮劉安，瑞安縣則因為鄧茂七、葉宗留煽動出現圍寺、劫掠等事件。處州叛軍則劫掠平陽、瑞安山區鄉鎮，殺害巡海都指揮等官王瑛等官員。景泰元年（1450年）四月，羅陽民變復起，欽差總戎李信、侍御陳璚、布政使孫原貞、按察使軒輗、都指揮張永等率兵征討，並通過分兵設援、入境誘諭與圍捕等方式處置，餘黨轉入壽寧縣官台山；同年八月，叛軍再度劫掠羅陽並與官軍在交洋交戰，官軍指揮顧銘、平陽所正千戶洪珍等戰死；十月，山寇再次圍攻平陽縣城，溫州衛指揮王宇屯兵抵抗。景泰三年（1452年），因應鄧茂七、葉宗留等礦寇之亂善後，分割瑞安縣、平陽縣的西南邊界地區，設置泰順縣。

#### 海盜興起

浙閩民變之後，沿海風氣大變，強宗大族無視官府禁令，興建樓船進行海上貿易，官府大多坐視不管或被賄賂收買。嘉靖年間，溫州頻繁出現海溢、颶風，加之倭寇襲擾，戶數減少三分之一有餘。災後，官府往往組織災民參與修築陂塘、堤岸與水利工程，用以修復被毀海塘、恢復田地生產，並配合發放種子以助復業。嘉靖十三年（1534年），修築沙城海堤，耗時三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浙江發生饑荒，溫州為重災區。萬曆二年（1574年），溫州水災，沿江居民多溺斃；萬曆七年（1579年），修築瑞安海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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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朱紈出任浙江巡撫。溫州永嘉場人項喬以自身經歷說明溫州海患嚴重，官員百姓皆受擄掠，請求朱紈開放海禁，並整飭閩浙海防。朱紈部分接受了項喬的建議，著手整飭海防，並加強海禁。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紈坐鎮溫州，調遣福建福清慣戰兵船與浙江溫處鄉兵由盧鏜帶領襲擊雙嶼港獲勝，但走私船依舊滯留周旋在溫州外海，並劫掠來往船隻。朱紈隨即再三下令溫州、金鄉、盤石、蒲壯、平陽等衛所與出海通判、沿海縣巡捕、巡檢司等通報賊船下落，盤石衛寧村所、大門洋、金鄉衛蒲壯所、鎮下門、鳳凰洋陸續發生戰鬥。隨後朱紈親統兵船設伏，夜航進取海盜盤踞的南麂獲勝，並聲稱台溫海島巢穴俱已蕩平，因而收兵。朱紈在任內查禁海上走私，與地方官紳及依賴走私貿易的世家大姓發生衝突，後者通過其在朝廷中的關係發起彈劾，指其「擅殺」，朱紈據此被治罪，於嘉靖三十年（1551 年）自盡。此後數十年，海患依舊猖獗。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成為東南沿海的海賊首領，向政府提出開放貿易的要求，未獲批准，隨後轉而在浙東沿海實施劫掠，溫州備受其擾。海盜進犯溫州主要兩條路線：一條在樂清沿海黃華、岐頭、霓嶼等地登陸後，北上轉掠台州、黃岩、仙居、寧海一線；另一條以南麂山、鳳凰山一帶為海上停泊點，乘潮進入飛雲江口，侵擾平陽、瑞安，並由瑞安分兵走陸路越桐嶺入上鄉，或走水路由瑞安港擾及永嘉長沙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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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胡宗憲誘捕王直，其手下死士為表報復，先後圍攻溫州府城，屯據大南門外，並攻擊樂清縣城、瑞安縣城、平陽縣城，並長期圍困瑞安、樂清兩縣的盤石、寧村等要地，同時劫掠樂清、瑞安、永嘉、平陽各境鄉村。為防禦倭寇、保護鹽場，溫州鄉間修築永興堡、永昌堡等民堡以自保：巡鹽御史凌儒在永嘉二都海口的鹽場要地修築永興堡；王叔果、王叔杲出資在永嘉二都英橋里修建永昌堡，並上奏將中界山巡檢司和鹽課司遷入堡內。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戚繼光自舟山南下，在樂清盤石、珀頭大敗倭寇；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前後，戚繼光會合各路明軍在浙東清剿，並於台州取勝，繼而在烏牛、瑁頭、磐石等地連戰皆捷，使溫州局勢基本平定。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溫州海盜殘部逃往福建，戚繼光入閩追擊。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浙江巡撫趙炳然會同晏繼芳、胡震等率三關兵船在閩浙海上合剿倭船七十餘只，斬首數百，並救出被擄子女百餘。此後溫州海患好轉，但海盜仍時有出沒，活動點多在平陽南麂山附近。明廷因此反覆要求加強南麂防衛，並在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將溫處參將升為南麂副總兵。由於近海防禦加強，此後雖海上交戰不斷，海盜基本未能登陸溫州沿海，但也有例外。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海盜到達溫州麥園頭，毀壞明軍船隻，隨後轉至蝦飯灣登陸，並殺害守軍。崇禎五年（1632年），海盜劉香進犯溫州沿海瑞安、樂清等地，並進泊於溫州城外。

### 商貿發展

####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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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實行海禁，私人海外貿易被禁止，只有朝貢船隻可附帶貨物互市。明代始終未在溫州設立市舶司，因此溫州海外貿易幾乎處於停滯狀態，但仍然是常有外國船隻因事故漂流至溫州的記錄。洪武八年（1375年），乘載貢品與使者的暹羅貢船因遭遇海上大風，漂流至溫州，在此轉赴南京。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又一艘暹羅貢船開進溫州，與本地商販違例進行貿易，明太祖卻認為溫州是暹羅進貢的必經之地，認為涉事商販並未私自通番，因此並未追咎。宣德七年（1432年），琉球貢船因為遭遇大風，違例停靠瑞安，後得朝廷批准在瑞安常設公館和庫房。弘治八年（1495年），又有外番貢船罹難平陽縣炎亭，由當地政府轉運至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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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收縮的同時，溫州對內貿易活躍，南北貨物在溫州交匯，城內外市鎮與墟場交易興盛：府城分為四隅，街坊數量增加，城內設康樂坊挾海樓、東北隅八仙樓兩座官營酒樓，迎春時府衙組織抬閣、金鼓、香亭、彩門等隊伍自郭外迎入府治，觀者填衢塞道；城外形成城南、廣化、集雲、望京等廂，西郭、西山、永嘉場、瞿溪、荊溪、南郭等市集，市鎮貿易與墟場貿易繁榮。溫州城內另有徽州會館，溝通由金華陸路來溫的徽商網路；溫州台州一帶的海上貿易也很發達，見諸姜准《岐海瑣談》、張邦奇《張文定甬川集》等文獻中。溫州出產的漆器與湖州絲綢、嘉興絹紡、紹興茶葉、紹興酒、寧波海鮮、處州瓷器齊名，克絲原料亦十分有名。溫州蜜柑亦於明朝初年傳至日本。

#### 鹽業

明代溫州鹽業成為兩浙地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戶部統轄全國鹽政，兩浙設都轉運鹽使司，下轄溫台分司，直接管理溫州五大鹽場。鹽課以實鹽和折銀並行徵收，解運時間與數量均有明確期限。由於鹽利豐厚，私鹽活動長期存在，官府通過巡鹽官、鹽捕與巡檢司聯合緝查。不同縣份因私鹽程度不同，賞罰標準有所差異，亦出現官捕勾連、虛報獲鹽的情形，對正常支鹽造成干擾。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兩浙運司以「軍民不得乘船出海、所司一概禁之」為由，請求允許商人赴溫州各鹽場支鹽時可用船，最終獲准鹽務用船不受禁令。隨著時間推移，部分富灶兼併盪地，小灶負擔加重，至明中後期，天災頻仍，私鹽盛行導致正鹽積壓，灶戶負擔過重而大批逃亡，官營體系難以為繼。

### 文化變遷

#### 科舉成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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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初期，溫州雖然尚有宋朝以來崇尚教育的風氣，但已處於衰落中。從恢復科舉與學校體系到正統元年（1436年）為止，溫州籍進士累計61人，在當時全國與浙江省內均處在中上水平，然而明中期以後，由於地方常受倭寇、礦賊襲擾，社會秩序長期不穩，人口外逃，書院、鄉學、社學維持困難，且受「科舉必由學校」的制度限制，本地鄉試成績下滑，長期一蹶不振，舉人相較浙江省內其他地方亦長期偏低，進士也於正統、天順、嘉靖、崇禎年間出現多次連科無人中第的低潮。

#### 民間信仰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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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溫州的民間信仰極其興盛，境內遍布神祠，本地居民所行之部分祭祀對象和火葬風氣不符合儒家禮法，地方官在巡察里社時會區分合乎祀典與不合祀典的祠祀並調整既有廟址。但所謂「淫祠」並無準確的判斷標準，往往只是基於地方官的個人判斷。例如，成化十三年（1477年），永嘉知縣文林改華蓋山東嶽廟為東甌王廟。成化十六年（1480年），永嘉縣令劉遜修葺溫州府城東北隅、用以祭祀東甌王騶搖的永寧廟（又稱永嘉王廟），將原祀對象改為顏真卿，併合祀顏杲卿，題額「顏氏雙忠祠」。

#### 衛所文化融入

明朝衛所實行「以屯養軍」的政策，溫州衛擁有屯田3.4萬餘畝，金鄉衛擁有近萬畝。本地居民社會的組織形式通常基於村落和宗族，而衛所則採取軍事化管理。衛所屯田與民田交錯分布，但在管理上與民政系統並行不悖，導致衛所軍戶長期處於相對隔離的封閉狀態，形成了衛所內外不同的文化。來自北方的軍戶將原籍方言與當地語言融合，形成了金鄉話等方言島。衛所內部不僅保留了城隍、關帝等國家祭典，還引入並轉化了楊府爺等本土俗神，並被賦予了「陰兵助戰抗倭」的軍事化色彩。隨著明後期衛所制度的廢弛，這些亞文化現象逐步與周邊社會碰撞互動，最終融入了溫州的地域文化。

## 清朝

順治三年（1646年），清兵南下，溫州官員棄城而逃，清兵順利入城。

### 海禁遷界

順治五年（1648年），永嘉縣何兆龍率兵起義，攻占瑞安、泰順及金鄉，進逼溫州府城，歷時三年，兵敗被捕。順治十一年（1655年），鄭成功進逼平陽，次年清廷頒布海禁，禁止民眾私自出海。順治十五年（1658年），鄭成功從平陽登陸攻瑞安城、從海上進攻溫州城，又攻取樂清城，以磐石為基地備戰，清廷設立浙江總督駐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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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為斷絕沿海人民與鄭成功聯繫，下遷界令，樂清移治大荊，永嘉棄茅竹嶺以東地，瑞安離海5里為界，平陽內遷10界，魚鹽之利盡失，海外貿易中斷。永嘉、樂清、瑞安遷徙居民在飛雲江兩岸開墾鹽坦九十六灶，以維持生計與供鹽。康熙初年，先後在界內白沙、芳林及大小芙蓉、五都茅竹嶺等地開坦以繼續產鹽。康熙九年（1670年），設溫處道，轄溫州、處州兩府，屬浙江省。康熙十三年（1674年），發生三藩之亂，耿精忠部入平陽城，溫州總兵祖宏勛起兵響應，翌年兵敗投降。

### 開關馳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因收復台灣，廢除海禁以及遷界令。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設浙海關，轄溫州、瑞安、平陽等分口。雍正六年（1728年），平陽籍閩人華文旦、姚雲等60餘人，奏請到遷界令後尚未展復的玉環島居住墾荒，受到朝廷批准。同年，在溫州府下設置玉環廳，洞頭列島屬之。在經濟恢復的背景下，溫州造船業由明代衰落轉入復甦。溫州所屬各縣興修水利以穩農業產出，大量物資開始通過海路外運。海上捕撈業亦趨活躍，蝦蟣等海產形成可觀販運。貨源與航運需求的增加，為商船、漁船及相關船型的修造提供了持續訂單。康熙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694—1695）間，官府設立溫州船廠，作為浙江省內繼寧波、乍浦之後的第三個大型官營造船基地，每年定額打造戰船九十艘，用於溫州、黃岩等鎮標海防配備。除定額戰船外，地方亦修造大量民用船隻，包括出洋貿易船、沿海貿易船、采捕漁船等。

康熙以後溫州港對外航行活動頻繁，對日貿易的船隻大多為溫州或寧波建造。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關閉浙海關，中斷海外貿易，此後南洋貨物及鴉片走私漸興。本埠由於海外貿易交易量小，未受一口通商政策影響；至太平天國運動前，不少外國船隻曾經於此下錨，並有貿易往來的記錄。嘉慶、道光之際，鴉片從寧波、杭州一帶傳入溫州，鴉片吸食人群持續擴大。由於利潤高於傳統農作物，溫州本地亦出現罌粟種植，部分茶農棄茶改種，所出產之鴉片不僅流向麗水松陽等內陸山區，還大量銷往福建等地。鴉片館和煙膏消費雖以城市為主，但逐步向鄉村擴展，城鄉社會秩序逐步惡化。直至清末禁菸政策逐步推行，相關活動才受到明顯限制。

乾隆二年（1737年），平陽發生水災，田地盡被淹沒，翌年溫州全境發生饑荒。災荒加上人口壓力，逼迫不少難民下海為盜。18世紀70年代，越南發生西山農民戰爭，西山政權因兵力不足，招募大量中國海盜，並以其豐富戰鬥經驗，整合了浙江本地的海盜，浙江水師難以取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因應台灣林爽文起義，朝廷抽調浙江水陸兵丁入台，造成閩浙海防空虛。此後又因為稽查天地會，致使沿海騷動。嘉慶二年（1797年），以福建同安人蔡牽為首的武裝走私集團，將南洋土產運至溫州販售，並多次在溫州近海與清軍水師交戰。嘉慶四年（1799年），浙江學政阮元奉旨出任浙江巡撫，負責剿滅浙江海盜。阮元吸取浙江文武官員及地方名流意見，在沿海地區實施嚴格的保甲制度，整編漁甲，發展地方團練，阻斷沿海官兵與海盜團伙的物資人員交流，削弱海盜實力。嘉慶十四年（1807年），蔡牽在台州洋面戰敗座船被擊沉身亡，其餘部隨後投降。

### 戰亂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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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以降，溫州疫病頻發，永嘉和瑞安曾出現霍亂、痢疾、水痘等疾病的大規模流行，並且反覆出現，多連續數年，方志常有「頃刻死」、「夕死」的記載，傳染面廣，死亡人數多，出現過棺木不足、以草裹屍的情況。災荒年份中，春旱、連雨、饑荒、瘟疫往往先後出現，導致更重的人員損失與社會壓力。

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翌年英軍侵擾樂清，為民眾所反擊。鴉片戰爭後開放五口通商，溫州未在其中，但英國以寧波、福州等口岸的貿易與航運形勢為由，多次提出修約並要求增開港口。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國船隻擅自進入溫州港測繪。

咸豐五年（1855年），樂清縣民瞿振漢響應太平天國起義，攻占樂清縣城。瞿振漢因部屬與民眾之間的衝突而死亡，清軍趕到後地方官宣布歸功於自己與官軍，引發地方士紳與居民不滿，接手善後的官員慶廉在樂清折衷處理，將事件解釋為在楊府君「顯靈」感召下，由地方民眾合力完成。經過多次呈報，清廷正式冊封楊府君為「福佑真君」，並將其納入官方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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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十一年（1861年），平陽錢倉發生金錢會起義，起義軍攻占溫州府城等地，但最終因為內部變節而失敗。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軍將領白承恩率部進攻瑞安，兵敗而死。同治十一年（1872年），先後有廣濟、普濟、海晏等輪航行溫州、上海間；同年瑞安許啟疇、陳虬等創辦心蘭書社，為溫州最早的圖書館。同一時期，天主教傳入溫州，並且因為本地人認為其與太平天國、金錢會等秘密結社有關，在平陽等地經本地士紳鼓動，引發一系列民教衝突。

### 溫州開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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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年（1876年）9月13日，為處置馬嘉理事件，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中英煙臺條約》，辟溫州通商口岸。翌年（1877年）設置溫海關，隨後改名為甌海關，英國亦得以在溫州設立領事館。開埠當月，英國渣甸洋行輪船自上海駛入溫州。開埠初期，府城街道乾淨整潔，周邊風景宜人，百姓對西方人態度友好，為中西報刊稱道。然而開埠初期溫州港對外貿易擴張並不順暢，其原因包括：港內河道曲折、狹淺泥灘多，載運量較大的帆船或汽船不易進港；地理上夾在福州、寧波與上海之間，既有商埠形成輻射網路；同時溫州厘金較重、管理混亂，商船寧願先到上海、寧波等地再轉運入溫州，減少直航溫州港的動機。因此，本埠貿易到1878年已陷於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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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開埠後，對外交通條件開始改變，海上輪船航線逐步開闢；1906年瑞安購置小拖輪行駛於溫瑞塘河，內河輪船運輸出現。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平陽縣有十餘人被招至澳門，後又被拐騙至古巴哈瓦那當苦力。1877年開埠後，口岸與航線擴展使出洋更便利，出國人群逐步增多。光緒四年（1878年），輪船招商局設立溫州分局，4月招商局輪船自滬首航抵溫。其後溫州港陸續開通與寧波、福州、廈門、汕頭等沿海港口航線，並延伸至日本、新加坡、蘇門答臘及香港等方向。光緒八年（1882年），甌海關郵政處開設郵傳業務。1884年朔門碼頭建成第一座浮碼頭。1885年開闢溫州-香港-新加坡的國際航線。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設立溫州郵政局，是為浙江郵政機構之始。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大清銀行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在溫州設立分號。

由於交通的改善，溫州、處州等地的茶葉、柑橘，平陽的明礬，以及處州的原木、木炭等，更穩定地流向國內外市場。茶葉在溫州出口貿易中占據核心地位，1892年溫州茶葉出口額占當年出口總額比重曾達到約60%，主要由平陽經由內河到永嘉、鰲江進行集散外銷。甌柑成為甌海關貿易中僅次於茶葉的重要出口物產，由定期輪船可將貨物運往寧波、上海等地再分銷全國。與此同時，各國洋行在溫州開業，西方商品流入溫州，本地的家庭手工業與小農經濟面臨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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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埠後，本地居民，尤其是科舉應試的地方學子，如陳虬、孫衣言、孫詒讓等，紛紛改用輪船前往外地，增廣見聞，同時也促進了西學在溫州的傳播。1881年，英國傳教士蘇慧廉來溫傳教，為教友兼職西醫，其所屬教會在溫州先後興辦醫院、護士職業學校、助產職業學校，開創本地西醫事業。光緒十一年（1885年），陳虬在瑞安創辦利濟醫院及學堂，該學堂是中國第一座中醫專業學堂。光緒十四年（1888年），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在瑞安設立玉海藏書樓。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孫詒讓、黃紹箕等創辦瑞安學計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孫詒讓等在溫州設立蠶學館，後改名蠶桑學堂，是為中國最早三所的蠶桑學堂之一。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孫詒讓倡辦溫州師範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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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十年（1884年），因前年爆發中法戰爭，溫州坊間傳聞天主教徒將在洋人領導下鬧事，溫州民眾在澤雅人柴岩榮帶領下，焚燒城西、周宅祠巷等處教堂，並搗毀英稅務司住所，此即甲申教案。此後，溫州還爆發過一系列的民教衝突，如由教徒到宗祠宣講《聖經》引發的楓林教案。光緒二十年（1894年），英國在離市區一水之隔的江心嶼修築領事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神拳會在瑞安、平陽起事，為清軍彈壓。隨著煤油輸入中國，本地居民開始普遍使用煤油，至遲到19世紀末，「拖洋油箱」，即貧民沿街拖洋油箱、發出巨響之舉措，已經成為本地居民抗議米價高昂、要求商人罷市的標誌性舉措。

## 民國

1911年武昌起義後，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11月29日，溫州組成軍政分府，徐定超任臨時都督，標誌著溫州進入民國時代。1912年，溫州廢除原有的道府制度。根據同年公布的浙江省官俸等級草案，浙江共有18個一等縣，而溫州領有永嘉、瑞安、樂清、平陽四縣，剩餘泰順、玉環兩縣則為三等縣。

### 民初氣象

1912年8月至9月，溫州、處州因大雨引發水災，青田縣城被洪水完全淹沒，瑞安、永嘉受災嚴重，大量人員流離失所。時值新舊政權交替之際，民間自發在上海組建籌募浙江溫處義賑會，並派員進入災區調查，採購物資分予災民，並持續對外發布賑災消息，持續至翌年春耕。1912年初，溫州人陳黻宸在家鄉組建了民國新政社，不久與外地的共和建設會、國民公會合併為一全國性政黨。1914年6月，北洋政府依據原溫處道轄區設置甌海道，道尹公署設於永嘉縣，歸屬浙江省管轄。圍繞議員選舉與地方政治動員，地方士紳與新式政治人物通過加入或組織不同政黨與政治社團來爭取外部支持：瑞安項驤加入民社，樂清張雲雷、平陽黃群曾加入國民公會，平陽劉紹寬等組織共和黨支部；1917年黃群在溫州發起丁已俱樂部，後改組為浙江求是社甌括分社。

1919年，北京爆發五四運動，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就讀的溫籍學生周予同參與火燒趙家樓。他將北京發生學生運動的消息帶回其母校瑞安中學，本地學生紛紛響應，舉行遊行示威，成立反日救國會，組織工商業者及市民抵制日貨，並用輿論攻擊購買日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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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溫籍中國共產黨黨員謝文錦接受黨中央指揮，返鄉組建中共溫州獨立支部。1925年，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指派在溫州活動的國民黨員王超凡組建永嘉縣黨部。中共中央指示溫獨支與國民黨開展合作，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在本地的宣傳工作基本為中共黨員把持。兩黨在本地發展婦女運動、學生運動、工會運動、農民運動，先後組建國民會議溫州女界促成會、溫州學生救國聯合會、溫州總工會、永嘉縣農民協會等組織。

### 工商變遷

溫州港口輻射區以山林經濟為主、糧食種植區面積有限，本地手工業傳統較強，主要對外輸出紙傘、土紙、木炭、明礬等土特產品。隨著輪船往來的加強，溫州與上海等通商城市之間的交通距離縮短，現代通訊更普及。本地手工業動力層面從人力、畜力、水動力向電力與機動力擴展：柴油發電機的引入帶動機器鋸板業出現，溫州港木板貿易增多。傳統手工業也開始引入機器，織席業出現較大規模的機械化制席廠，機器棉織業從無到有。包括百好乳品廠、清明化工廠、光明火柴公司等在內的新式企業興起。1920年前後，溫州出現數家新式銀行，錢莊業繼續發展並與銀行業並行；金融擴張伴隨風險事件，1921年平陽吳天順錢莊倒閉案在當地引發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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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冬，青田縣招募一戰華工2000餘人赴歐洲，其中多數戰後未歸國，成為最早一輪的大規模溫州人海外移民。1919到1921年間，青田人赴日製作女用紙傘或售賣石貨、凍石器皿；1920年冬至1922年春，溫州、處州兩地赴日賣傘與石貨者估計3500人以上。1922年春統計顯示，新到日本的溫州、處州勞工突然增至5000餘人。隨著日本在1920年前後出現經濟危機，1923年1月起日本政府驅逐來日從商、務工的外國人；同年9月1日關東大地震造成溫、處兩地華工、商販約4000人受災，並出現嚴重傷亡與回國潮，受災僑民回國總數記為3351人。此後溫州港對外貿易在1925到1927年間出現顯著下滑，外僑與海關人員相繼離埠，海外外出活動隨之減少。

### 戰前發展

1926年11月前後，國民革命軍北伐推進至江西及福建，孫傳芳系部隊及福建督軍周蔭人部約1.3萬人潰退經寧德、福安、霞浦、福鼎入蒼南橋墩、靈溪，過平陽北上樂清，沿途強征民工、侵入民房、搶掠財物並發生多起侵害事件，當地稱之為「丙寅兵事」。1927年1月15日，北伐軍第十七軍宣傳隊入溫，1月下旬至2月中旬溫州城內外多次舉行歡迎與慶祝活動，北伐軍部隊到達並短暫停留後繼續北上。至1927年4月以後，隨著全國範圍內國共合作破裂與清黨行動擴展到地方，王超凡以浙江省黨部清黨委員身份、魏介夫以溫州清黨特派員身份回溫組織永嘉縣黨部清黨委員會，瑞安、樂清、平陽等地亦相繼成立清黨委員會，並配合南京國民政府4月19日發布的《通緝共產黨首要令》：溫獨支成員受到通緝，其中謝文錦、鄭惻塵、蔡雄被殺害，亦有部分人員脫險轉移，溫獨支及瑞安特支等組織骨幹轉入地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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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廢道，實行省縣兩級制；1月，國民政府北伐軍佔領溫州，溫州成為國民政府治下屬地。1932年5月，建立縣政督察區。溫州區初稱浙江省第十縣政督察區，督察專員辦事處駐永嘉縣。後數度更名，稱第四行政督察特區、第三行政督察特區、永嘉行政督察區、第八行政督察區。縣級層面權力機關擴張，法院逐步設立；公安局在1927年後成為常設機關；縣級保衛團人員編制也逐步擴充，縣政府人事編制出現從幾十人擴展到幾百人的變化。1927年至1948年間，政府對民間田產開展清丈，以配套更徹底的田賦徵收制度，地方社會公產的管理權逐步轉移到政府創設的公產管理委員會。

### 災荒叛亂

1929年，溫州遭遇颶風、洪水與蟲災等因素疊加，出現以鄉村為單位的出國熱潮：瑞安麗岙1929年先後有9人出國，青田1930年因饑荒出洋79人。1930年代中期，文成玉壺、瑞安麗岙與白門桂峰、永嘉甌北等地出現出國熱潮；同時，移民目的地逐漸從日本轉向東南亞與歐洲。1933年麗水經青田至溫州公路開通，1937年永瑞平公路建成，溫州境內主要公路線路基本形成，水陸交通由此進入持續擴展階段，本地商幫逐步壯大。同一時期，溫州人黃群開設的通易信託公司一度吸納大量本地資金，但1934年通易倒閉使不少投資者蒙受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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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末起，浙南多地農民相繼發動起義，中共中央派胡公冕赴當地組建紅十三軍。1930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三軍軍部在永嘉五尺的永恩堂成立。這支部隊在溫州、台州、麗水一帶活躍，先後襲擊李茅十三地、歐渠村、縉雲縣城、烏岩鎮、觀音山等國府據點。1930年6月起，國民政府在浙南投入一萬餘人清剿，紅十三軍力量持續被削弱，戰鬥接連受挫，轉入永嘉、仙居、黃岩交界處山區，最終於1932年上半年將紅十三軍主力消滅在岩頭，其殘部則繼續在當地獨立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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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隨著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失敗，為配合主力部隊轉移，中共中央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隊，由劉英、粟裕率領前往浙江、江西、福建交界處活動。北上抗日先遣隊於1935年1月在江西懷玉山遭遇國軍圍堵，突圍後改組為紅軍挺進師，進入浙西南活動，形成了以仙霞嶺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並成立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紅軍所到之處，皆實行土地改革，沒收富農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農，同時設立蘇維埃政權，組建黨組織、群眾組織及游擊武裝，人數達十萬人之眾。中共勢力在浙閩邊境與國軍進行了長期游擊作戰，直至1937年3月才收到中共中央指示，尋求與當地政府進行談判，以便一致抗日。5月，雙方於平陽北港山門的疇溪小學展開談判，但未達成一致。

### 戰時繁榮

1937年8月24日，因應盧溝橋事變，浙南的國共雙方代表重啟談判，最終同意當地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等事項。同時，閩浙邊臨時省委也從國民黨方面得知中共中央在南京設立八路軍辦事處，最終與中共中央重新取得聯絡，收到其「部隊接受改編，但不要下山」的指示。1938年3月，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指示浙江紅軍改編為新四軍，一部分由粟裕帶領北上皖南，一部分留守浙江，撤銷閩浙邊臨時省委，成立浙江臨時省委，由由劉英擔任書記，後經中央批准轉為正式省委。

1937年後，尤其是1941年滇緬公路中斷後，溫州憑藉沿海口岸條件成為戰時重要的貨物集散點，港口的市場輻射範圍擴展到江西、安徽等地，並與香港的直接貿易額一度上升，與西南內陸的貿易聯繫也隨之加強。1938年2月，日軍首次空襲溫州城區並轟炸南塘機場，同時以小股兵力封鎖甌江口和沿海港口，致港口運輸停滯。1938年後，上海工廠遷至溫州的現象更為明顯，本地工商業不斷發展壯大。在戰時，溫州主要向上海輸入柴木與木炭以補充當地燃料供給，而溫州出品的百好牛乳也進入大後方的重慶市場。

因應戰事發展，高校紛紛內遷。1938年11月，浙江省政府籌建省立浙江省立戰時大學，後更名浙江省立英士大學，同年10月在麗水開學，設本部及醫、工、農學院。1942年日軍逼近麗水後學校南遷，6月工學院與醫學院部分師生到泰順司前、里光設分部；1943年3月併入東南聯合大學後升格為國立。1944年8月麗水淪陷，9月中旬總部師生遷至泰順，除少數專修科外基本完成整體搬遷，並於10月2日恢復上課。1942年12月，國民政府將泰順的國立英士大學工學院劃出，另設國立北洋工學院，院長陳藎民。1942年7月，溫州師範學校在校長王德樊組織下由平陽鄭樓遷至泰順莒江村，當年秋複課並招收新生100餘人，全校學生600餘人；辦學三年共招收新生641名，徐桂芳、劉質平、李鴻梁等曾在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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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中，經商暴富的群體開始轉化為新的權力階層。與此同時，戰時青年服務團、三民主義青年團等青年團體通過抗戰宣傳與緝私等事務廣泛介入地方社會，並逐步在行政體系中扮演批評者角色。中共黨組織在浙南多地推動成立抗日救亡團體，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亦在各縣設立戰時政治工作隊，浙南黨組織在其隊員中秘密發展黨員。1937年8月21日，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成立，骨幹來自溫州中學「烽火讀書會」成員與「一二·九」運動積極分子，並吸收京滬等地回鄉的大中專學生。該團初有50餘人，至1938年發展到8500餘人，並帶動多縣成立類似團體。1938年1月，溫台處三屬青年救亡聯合辦事處成立。各類救亡團體以演講、歌詠、演劇、夜校與識字班、出版刊物、募捐和抵制日貨等方式開展活動，部分刊物介紹八路軍、新四軍抗戰事跡並傳播相關政策。

抗日救亡運動亦引發國民黨勢力的警惕：1938年9月21日，溫台戒嚴司令部以「未經依法呈準備案」為由，取締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等抗日救亡團體。隨著皖南事變後國共對立激化，中共在浙江的活動轉入地下。10月10日，溫台戒嚴司令部依據第三戰區代理司令長官薛岳密令，以「取締非法組織」為由查封新四軍駐溫州九柏園頭通訊處，並逮捕該處中共成員。1940年4月至10月，國軍又以平陽北港為重點在浙南開展武裝清鄉，抓捕共產黨員及相關群眾400餘人。1942年2月8日，政府突襲中共浙江省委在溫州的秘密聯絡點——恆豐鹽店，逮捕在場開會的省委書記劉英等人，後者於5月被蔣介石下令殺害。

### 戰後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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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後期，日軍曾經三度攻占溫州。1941年4月19日至5月3日，溫州第一次淪陷：日軍首先多次轟炸鬧市與碼頭，並以軍艦、汽艇偵察封鎖；4月18日晚約2000餘人在瑞安沙園登陸，19日從多路進攻溫州，下午城陷；5月2日開始撤退，3日自飛雲江登艦離去。1942年7月11日至8月15日，溫州第二次淪陷：日軍自麗水、青田方向推進，並由海軍陸戰隊在甌江口登陸直撲城區，11日晚入城；在持續打擊下8月15日潰退，溫州當日被收復。1944年9月9日至1945年6月26日，溫州第三次淪陷：日軍沿甌江進犯，9日攻陷溫州，並在樂清等地設司令部、修建機場與交通通信設施；1945年6月26日經台州、寧波撤至上海，盤踞時間約282天。

因應日軍攻勢，中共在樂清、甌北、瑞安等地成立抗日游擊隊，並滲透或扶持親共的鄉長、保長，從政府處合法獲得武器，分發給抗日武裝，以游擊戰不斷襲擾日軍據點。1944年，浙南戰事激烈。4月，一架盟軍飛機被日軍擊中油箱後在泰順司前左溪村芭蕉灣墜毀，美軍飛行員奎英利跳傘落在高塔村山坡一棵約4米高的大樹上。村民因語言不通一度難以施救，奎英利見到當地人起初不辨中日而持槍戒備，後由英士大學學生協助翻譯才順利救下。奎英利隨後在德秀樓休養，師生與村民照料其飲食起居，三天後由當局護送離開返國。1945年2月，浙江保安司令部組織武裝力量，準備合圍在樂清活躍的中共游擊隊，得知消息的本地國軍武裝宣布起義投共，是為虹橋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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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入侵至解放前夕，戰亂疊加惡性通貨膨脹影響使溫州工商業長期低迷。溫州人再度開始通過僑居海外親屬幫助再次外出。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一二·一事件，消息於1946年初傳至溫州，溫州中學學生胡公達等人在校內發動聲援。同年3月初，國民黨永嘉縣黨部要求溫州各校組織反蘇遊行，遭師生抵制，溫州城區9所中等學校、英士大學與三希小學高年級學生及部分教師約四五千人在溫州中學集會並舉行反侵略遊行。隨後，在中共永嘉縣委指導下，城區九所中學學生成立永嘉學生聯合會，並相繼出現小學教師聯合會與中學教師聯合會，中共也藉由永嘉學聯組織領導本地的學生運動。1946年2月，溫州出現米荒與米價上漲，引發第一次「米風潮」，市民遊行，工人罷工，商店罷市，當局宣布平糶以平抑米價；6月發生第二次「米風潮」，市民遊行示威並搗毀十多家米廠米行，饑民包圍設在永明米廠的糧倉時被軍警打傷11人，6月9日全城出現罷工、罷課、罷市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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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國共內戰再起，國民政府在永嘉、樂清、黃岩、仙居邊界設浙江省第八清剿區第四分區，在泰順設衢州綏靖公署浙閩邊指揮所，11月成立括蒼綏靖處、文成綏靖處，並在浙南投入約1.5萬人兵力，對中共勢力進行清剿。由於浙東的新四軍已經北上，中共浙南特委指示部隊轉進山區進行隱蔽，同時在城市中組織開展群眾運動。1946年12月北平發生美軍士兵強姦北大女學生事件後，溫州城區9所中學於1947年1月6日成立抗議美軍駐華及暴行行動委員會。1947年五六月間，永嘉學聯組建溫州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運動指導委員會，4000餘名學生在公共體育場集會並遊行，控訴政府濫發紙幣、迫害學生，要求政府停止內戰、實現民主。1947年夏，隨著國共內戰局勢逆轉，解放軍開始進行反攻；10月，中共浙南特委開始組建浙南遊擊縱隊，並襲擊樂清白石鎮縣保警據點，俘官兵80餘人並繳獲輕機槍、步槍、手榴彈與大量彈藥。此後，中共不斷襲擾國府據點，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4月間斃敵800餘人。

### 溫州易幟

1948年4月，浙南地委機關與浙南遊擊縱隊成立溫州前線司令部與政治部並部署進城。5月，駐守溫州的國軍第200師師長葉芳派出代表與浙南遊擊縱隊在景德寺談判起義事宜，約定由葉芳任游擊縱隊副司令員，其部改編為浙南遊擊縱隊第七、第八支隊。5月7日凌晨，浙南遊擊縱隊陸續接收蓮花心、翠微山、松台山等溫州周邊制高點，以照明彈為信號，宣告溫州全城易手。10日，軍統陳麟書策動第八支隊隊長葉醒塵率部叛逃，最後僅葉醒塵、陳麟書等十餘人成功出海逃離，其餘隊員未參與或被繳械。22日，地委與縱隊進入溫州市區，隨後在公共體育場舉行歡迎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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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解放軍21軍63師發動溫州灣戰役，佔領大門島及洞頭列島。1950年7月6日，中華民國國軍江浙人民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呂渭祥率2000多官兵進攻洞頭，由於實力懸殊，解放軍撤離洞頭。1951年6月和12月，解放軍兩度登陸洞頭清剿國軍殘餘後又撤退。1952年1月，解放軍再度進攻洞頭列島，最終於1月15日完全解放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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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陳島重新成立浙江省政府，翌年又重新設立平陽縣政府管轄南麂列島。1954年，蔣介石、蔣經國等人先後到南麂島視察。1955年一江山島戰役後，國軍制定金剛計劃撤離大陳島，隨後制定飛龍計劃將島上全部軍民悉數撤離南麂島，浙南諸島就此易手。國軍撤退後，中共方面旋即登島，隨後動員麻步、金鄉等鄉鎮居民八百餘人移民南麂。

## 當代

### 中共接管初期

1949年5月7日，中共部隊進入溫州後，建立溫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12日，溫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民字第一號公告」，宣布解散國民黨、民社黨、青年黨等黨派組織及其相關團體，並要求收容遣散散兵游勇、登記前國軍軍官。6月15日，市軍管會開始辦理國民黨軍政人員收容登記手續，同時開展原警察與黨團人員登記；在城市治理方面，取締金銀販子和地下錢莊，打擊盜匪，整理戶口與建立居民委員會，恢復交通秩序，整頓防空與消防，加強公共衛生。8月26日，成立浙江省第五專區專員公署，並將永嘉城區和城郊區、梧埏區、永強區、三溪區、藤橋區、西岸區從永嘉縣劃出，設立直屬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溫州市。11月6日，第五專區改稱溫州地區專員公署，後又改稱溫州專員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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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溫州地區開展民主反霸運動。9月，地委組織民運工作隊前往瑞安塘下、永嘉永強、平陽鰲江等地發動群眾；隨後，各縣區與駐溫部隊抽調幹部經培訓後下鄉推進。參與群眾超過40萬人；到1949年底，各地共組織批鬥1756人，其中地主319人，國民黨保長與貪污人員等約1000人。1950年7月23日，政務院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全國部署鎮反運動。溫州地區的集中階段主要在1951年11月至1952年11月，工作重點包括依靠群眾推進清查與打擊，以及搜捕逃跑躲藏人員；在省公安廳統一部署下，溫州取締國際性秘密組織聖母軍，1951年12月23日逮捕4名主要負責人，隨後組織成員到指定地點登記退會，12月31日登記退會467人。1952年11月至1953年10月進入第三階段，工作重點轉為取締會道門，在沿海與內河地區行動開展，調查摸底與搜捕漏網人員，並在山區開展清剿殘存人員與「查徹底」工作；至1953年10月，全地區集中階段基本結束。

1952年1月，撤銷麗水專區，麗水、雲和、龍泉、景寧、慶元五縣併入溫州專區。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以選舉方式產生人民代表，並在此基礎上召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年5月，浙江省委要求各地開展人口調查登記並推進基層選舉。溫州的候選人提名主要通過「黨員及人民團體聯合提名—選民小組討論」和「選民小組提名—推選」兩種方式推進，最終選出參加全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187名。1954年5月，撤銷台州專區，溫嶺、黃岩、仙居三縣及海門直屬區併入溫州專區。1954年7月3日至9日，溫州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1957年到1958年一度恢復台州專區。1962年到1963年先後恢復台州專區和麗水專區，此後溫州行政區劃格局基本保持穩定。

### 社會主義改造

中共接管後，軍管會同期開展企業接管與財產處理，對查明確屬國民黨政府及官僚資本家的企業實施沒收，涉及溫州食品合作公司、中國植物油公司、溫州造船廠、東南船業公司等，對民族資本家經營企業不按官僚資本處理，在官僚資本企業中如存在民族資本股份則承認其所有權，一般國民黨人員經營企業與地主經營工商業不列入沒收範圍。其後依據政務院發布的《企業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等規定，在全市範圍清理隱蔽在私營企業中的官僚資本股份。1951年5月2日，市軍管會依政務院4月30日命令徵用英國亞細亞火油公司在溫州的全部財產；各縣人民政府也陸續接管、沒收本地官僚資本並建立國營工廠。

1950年冬，溫州土地改革在地委領導下分兩批覆蓋全地區702個鄉（含市郊區）。第一批自1950年冬啟動，涉及瑞安、平陽、永嘉、樂清、玉環的大部分鄉及溫州市郊區共443個鄉，至1951年秋收前基本完成；第二批自1951年秋開始，涉及泰順、文成等山區縣，至1952年4月基本完成。土地分配方面，分得土地的農戶占79%以上，人均分得土地多則2畝、少則7分，一般約1畝，並分得糧食、房屋、農具、家具等生產生活資料。1951年4月7日溫州地區專署發布關於開展「愛國增產競賽運動」的指示，9月地委下發關於農村開展「愛國增產、捐獻飛機大炮」的指示，組織生產動員與物資捐獻。1956年，二百餘名溫州青年到大陳島墾荒，受到共青團中央表彰。

1953年12月28日，溫州地委成立溫州市國家資本主義工作委員會，統籌推進私營工商業改組；溫州百好乳品廠、大明蠟紙廠、光明火柴廠獲准實行公私合營，榮濟染織廠改組為公私合營溫州榮濟染織廠，聯生針織廠股份有限公司改組為公私合營溫州針織廠。1954年主要對糧、油、棉布商與批發大戶推進改組試點；1955年全面展開公私合營工作。1956年1月9日至13日地委召開擴大會議部署相關工作；1月中旬，溫州輪船公司、機械業、棉布業先後獲准公私合營，蔬菜業籌備合作社通過申請。1956年1月19日舉行公私合營與合作化批准大會，代表約1600人；1月22日舉行慶祝遊行，參與者約7萬人。到1956年3月底，溫州專區389家私營工廠全部實行公私合營；到4月底，全專區私營商業、飲食業、服務業批准改造29,997戶，占總戶數72.36%。

### 社會主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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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溫州永嘉縣委在三溪區燎原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展「包產到戶」試驗，實行「定額到丘、責任到戶」，並提出「隊向社包工包產、戶向隊負責專管田上分攤的所包產量」等責任分解方式。9月，永嘉縣召開全縣高級社主任會議，縣委要求區委、鄉支部繼續強化生產責任制。隨後「包產到戶」從試點擴展到全縣範圍，全縣200個高級社推行相關做法。永嘉做法也帶動溫州地區其他農村跟進，到1957年，溫州全地區實行「包產到戶」的合作社達到1000多個，涉及社員17.8萬戶，約占入社總農戶的15%。1957年8月，由於左傾政治風潮的影響，永嘉縣委根據上級指令將「包產到戶」定性為應予糾正的做法，並隨之追究試驗組織者責任：縣委副書記李雲河被撤職查辦，相關幹部與農民受到組織處分並出現刑事處理。此後，溫州農村的生產責任制試驗在制度層面被中止。

本地游擊隊出身的幹部與中央政府選派的南下幹部形成權力之爭，由於前者在政治上處於劣勢，故而不得不採取保護本地人利益的政策，以換取基層支持，因此對人民公社化、農業學大寨等中央政策在本地的執行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是故包產到戶雖然明面上遭到禁止，實地里依舊是當地農村的普遍做法。1957年，國務院批准溫州成為浙江省唯一一座對外開放的港口，並列全國18個對外開放沿海港口之一，然而溫州港卻長期不接待外輪。1958年以後，溫州工農業受到持續左傾政治風潮的持續衝擊。1958年全國消滅宗教會議後，溫州成為試點地區，溫州的鄉鎮教會被關閉，宗教信仰活動轉入家庭或地下。1962年，溫州又把民辦工廠作為調整重點，解散企業、辭退職工，民辦企業數量減少約三分之二。作為對台作戰的前線，溫州長期無法得到政府投資：自1949年到1981年，中央政府對溫州的總投資額度僅為6.55億元，國營工業規模不大，且對外交通長期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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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發後，溫州專員公署受到衝擊，無法正常運轉；1967年3月31日，溫州軍分區和溫州海軍水警區組成溫州地區軍事管制委員會，實行軍事管制。8月11日，解放軍支左部隊進駐，成立解放軍駐溫州支左聯合指揮部，12月28日又撤銷聯合指揮部，復設溫州地區軍事管制委員會。1968年12月3日，設立溫州地區革命委員會和溫州市革命委員會。文革期間，城市工廠停工、工人失業，社會秩序紊亂，派系對立與武鬥頻發。農村對從事商業與手工業的行為加強限制，集市貿易也被壓縮。1973到1976年，溫州國營與集體企業中70%以上長期處於停工停產狀態，工業總產值較1960年代下降60%以上，60%以上企業經常無法按時發放工資，機關工作人員工資亦出現向外地借支的情況。1975到1976年，豬肉、禽蛋、蔬菜等副食品國家供應量偏少，城鎮更多依賴自由市場，物價上漲，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農村經濟長期停滯，1978年全市農民從集體分得的人均純收入為56元，並流傳「平陽討飯、文成人販、洞頭靠借貸吃飯」等民謠來描述當時的貧困景象。此外，近三千溫州知識青年響應上山下鄉，前往新疆和北大荒。

文革期間，本地幹部默許了本地商貿集市的出現和發展，並藉由南下幹部所不具備的群眾基礎進行自我保護。故而溫州城鄉家庭經營與民間交易能以隱蔽方式延續：平陽縣宜山地區在1957到1970年間的土統土織多次遭遇停機封機，但僅供銷社經銷部分，7年銷售額超過1000萬元，最低年份也達351萬元；全市無證商販數量1970年為5200人、1974年為6400人、1976年增至11115人；同時存在「地下包工隊」「地下運輸隊」、民間市場與生產資料「黑市」。1976年社會商品零售額中，民間市場交易額占比約90%，交易內容不僅包括農副產品和日用品，也包括生產資料；1974—1976年三年間，僅閥門加工一項，從市場購買鋼材達2萬多噸、煤炭1萬餘噸；瑞安出現僱工40餘人赴江西承包工程的個案，平陽南宋公社亦出現四人合夥僱工五六百人、在湖北等地承包工程、工程價值達1000多萬元的個案；民間資金市場與票證交易市場也形成一定規模。

### 改革開放後

#### 溫州模式興起

文革結束後，本地游擊隊出身的幹部較少經歷文革衝擊，得以較快復出。1978年9月16日，溫州地區革命委員會改稱行政公署；當年年底，中共溫州地委為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同志進行平反。1981年4月20日，恢復溫州市為省轄市；9月22日，溫州市和溫州地區合併，成立溫州市人民政府，實行市管縣體制。6月，由平陽縣江南地區析設蒼南縣，以靈溪鎮為縣府；12月，溫州市郊區改設為甌海縣。1983年，將溫州市東城、南城、西城設立為城區，翌年改稱鹿城區。1984年12月，由溫州近郊區及甌海縣部分鄉鎮析設龍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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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後復出的本地官員，藉由對本地私營經濟的支持換取政治基礎；70年代溫州出現的萬元戶也依託改革政策，發展成為民營企業。1979年1月8日，溫州開放梧田、狀元、瞿溪等11個糧油市場，允許農民和完成徵購任務的生產隊出售餘糧和食油。2月1日，溫州地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三中全會精神，明確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並據此調整地方工作安排。1980年4月，溫州對集體所有制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進行試點。5月，蒲鞋市住宅進行出售，首創商品房制度。10月，金鄉信用社試行浮動利率，成為全國首創。12月，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局領取到全國第一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同批共發放1844份執照。1982年，蒼南毛紡廠成立，成為溫州首家首家股份合作制企業；溫州市科學技術諮詢服務公司成立，成為溫州首家獨立經營的技術交易公司。1983年，橋頭紐扣市場正式營業，成為全市範圍內十大商品產銷基地和專業市場之一。

溫州的改革舉措，引發了褒貶不一的評價，尤其是姓社姓資的質疑，但卻得到了中共地方和中央高層的支持。1983年11月29日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制定出台當年一號文件，鼓勵農村資金進行股份制合作，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稱讚溫州蒼南縣宜山區的再生紡織業，認為宜山經驗符合中央文件精神，鼓勵幹部參觀考察。樂清柳市八名個體戶曾於1982年因投機倒把罪被逮捕入獄或外逃，其經營與建樓房、購摩托、裝電話等生活改善被視為「富得冒尖」的典型，引發全國關注，是為「八大王事件」；1984年，溫州市委市政府為「八大王」平反，並明確將其界定為發展商品生產、搞活流通的能人。當年4月，龍港鎮成立並以農民集資方式推進城鎮建設，成為中國第一座農民城；5月，溫州被闢為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7月，溫州市展開國企廠長負責制試點。同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建立溫州大學，隨後發行「溫州大學基本建設三元券」，政府出資、社會集資與華僑捐資共同成為學校建設資金來源。同月，中共浙江省委亦召開擴大會議，肯定溫州改革舉措。

地處浙南的溫州廣大鄉鎮，這幾年走出了一條發展經濟、治窮致富的新路子，這條路子的獨特方式，就是鄉村家庭工業的蓬勃發展和各種專業市場的興起。它同鄉鎮工業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相比，具有鮮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溫州模式」。

1985年5月，《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報導〈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配發社評〈溫州的啟示〉，首度提出「溫州模式」一詞，溫州農村家庭工業的發展由此走紅。1986年被稱為溫州年，溫州發展商品經濟模式的特殊模式，引來超過60萬人參考考察，其中包括萬里、胡喬木、宋平、劉華清、廖漢生等國內外各界人士：全國政協副主席、社會學家費孝通在考察溫州後在《瞭望》周刊 刊發〈溫州行〉一文，浙江省委書記王芳在《紅旗》雜誌上刊發〈溫州農村經濟發展情況的調查〉一文，均對溫州模式表示支持；溫州市委亦召開座談會，承諾給予企業家充分保障。1987年，溫州被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首批13個農村改革試驗區之一，並首創利率改革，又在全國範圍內率先對股份合作制企業進行立法規範。同一時期，大量溫州供銷員紛紛前往全國各地進行產品銷售，一時達到十萬人之眾。從1978到1985年，溫州市工農業生產總值成長率接近200%，人均收入大幅增加，本地農民的收入甚至比一般大學教授的工資還高。

1985年底，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離任，董朝才接任，引發改革中斷的質疑；董朝才隨即開始要求銀行投資國有企業，但效果不彰，轉而重新起用袁芳烈舊部，並且在任期內始終支持和保護本地的民營企業。1987年9月5日，中共瑞安市振中工程機械廠黨支部成立，成為中國首個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10月，新華社向中南海遞交內參，指出溫州不少私營企業擔心生產經營規模擴大到百萬資產後，會使自己成為「階級敵人」，因此私營企業主不敢露富、藉故壓縮生產規模、不再將利潤用於擴大再生產。這份內參促使國務院於翌年發布《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正式承認私營企業公開合法地位。1988年8月25日，蒼南縣舥艚鎮農民包鄭照因家宅被強拆，起訴縣人民政府並敗訴，成為全國首例「民告官」案件，推動翌年全國人大制訂通過《行政訴訟法》。由於來溫考察人數太多，國務院辦公廳在1988年發布了《關於各地立即停止到溫州參觀考察的緊急通知》。

#### 挫折與停滯

1980年代後期，溫州市場的無序，尤其是企業製造大量假冒偽劣產品的行徑，引發中央部委介入的全國性整治，溫州產的劣質皮鞋、蒼南的假商標、永嘉的假廣告、甌北的劣質閥門等皆在整治行列。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廣場集中焚燒5000多雙在南京、上海、湖北等地查抄來的溫州鞋。此後，溫州製造的負面輿情擴散至其他行業，柳市低壓電器、蒼南假商標、永嘉假廣告與殘次手錶等問題相繼被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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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18日，溫州市出台《溫州市掛戶經營管理暫行規定》，界定掛戶經營為家庭工業戶與購銷員因不具備法人資格與銀行開戶條件而掛靠國營或集體企業戶頭開展經營的方式，並規定掛靠企業需提供渠道、採購、資訊、技術諮詢與經營指導或監督，要求其履行經濟合同。多家製鞋企業倒閉或轉為貼牌生產，改用「上海牌」「廣東牌」等外地標識進行銷售，以迴避產地標籤帶來的交易阻力；部分企業則做出質量保證，精進改善生產，最終形成奧康、康奈等新品牌。1990年5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就樂清柳市無證與偽劣產品問題發布專項通知，國家部委與省市縣多級力量組織工作組、督查隊進入柳市開展集中治理。多部門聯合設卡布控並開展執法處置，柳市街面交易顯著降溫，經濟活動短期下滑，出現大規模停業與吊銷執照情況：1267家低壓電器門市部關閉，1544戶家庭生產工業戶歇業，359個舊貨電器經營執照被吊銷。整治過程中，提出「無證企業取締、產品達標可申領許可」的安排，本地企業逐步整合出正泰、德力西等品牌。

1989年，北京的民主運動得到溫州學生的響應，「溫州高校學生聯合會」、「溫州大學生臨時自治會」、「溫州青年同盟會」、「救國會」、「協調委員會」等一批民運組織相繼在溫州成立，溫州大學、溫州師範學院等高等院校的學生遊行並舉辦募捐活動，但本地個體、私營企業主對示威對此表現冷淡。當時主政福建寧德的習近平要求阻止溫州學生進入福建串聯，在浙閩交界的分水關設立檢查站攔截，並要求公安對涉事學生進行清查。6月14日，溫州公安局發布《關於堅決取締非法組織的通告》，下令取締民運組織。由於溫州一直有偷渡出國的風氣，部分學運領袖曾試圖經由溫州流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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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前後，針對溫州模式的爭辯更加激烈，溫州一度被視為西方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例證；因姓資姓社的爭議，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四次派遣調查組來溫州展開調查，但溫州市委市政府始終不肯放棄改革。出於對政治風氣的擔憂，本地不少私營企業家主動停業，部分企業家，如潘挺宇，甚至逃到海外。1988年5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溫州的畸形消費〉一文，批評溫州年輕人崇尚攀比炫耀。6月的全國政協會議上，亦有人批評自改革以來，溫州物價高漲，走私偷稅、貪污腐敗、投機倒把不絕，民間貧富差距巨大。隨後，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派武樹幟等前往溫州調查，後者則提交報告支持溫州繼續改革。不久，一位署名「吳金侯」的溫州市民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瑞環和宋平，指責溫州模式實為資本主義，稱溫州「賭博到處有，妓女滿街走，流氓打警察，共產黨員信菩薩」，要求中央派員處置，李瑞環隨即批示袁木再次開展調查。1989年10月，董朝才因反對撤銷溫州試驗區，衝撞來溫考察的浙江省領導，最終被調職。1990年，在溫州大學任教的馬津龍發表《溫州個體、私營企業主的經濟狀況和政治態度》一文，被轉呈給江澤民，為溫州的民間企業家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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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全國經濟處於收縮階段，物價趨穩的同時，下崗潮頻發，社會消費低迷，庫存積壓擴大，給企業運營造成影響。同時，受六四事件影響，多國聯合採取對華經貿限制措施，外貿與融資環境承壓。但本地的文化娛樂與消費場景依舊活躍，樂隊演出與音響產業從業者增多。零售業出現了出現以自選購物、個人經營為特徵的新業態，溫州華聯商廈開業引發關注，其後以人本、民豐、木子等為代表的民營連鎖超市快速擴張。在此期間，由於正規金融機構貸款門檻較高、額度有限，中小企業難以獲得足額信貸支持，民間借貸逐步在溫州的企業間興起。1991年5月，《人民日報》刊發溫州離休醫生來信，指責溫州老闆生活工作荒淫，引發王震、李鵬批示，國務院研究室再度派員調查，依舊繼續支持溫州的改革。

#### 第二次創業

隨著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肯定改革開放，溫州市委於1993年提出「質量立市」，1994年提出「第二次創業」，以加強監管，杜絕假冒偽劣產品，並推動企業轉型升級。隨著《公司登記管理條例》和《公司法》的先後出台，溫州的民營企業逐步由股份合作制企業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轉型，並形成企業集團。1995年，溫州商人在雲南昆明成立了昆明市溫州總商會，成為了全國首家異地民間商會組織。到2000年代初，溫州已經形成二十餘個工業總產值在10億元以上的產業集群以及數十個「國字號」工業生產基地，人均可支配收入長期居於浙江省各市首位，穩居全國前三。2002年，歐盟對中國打火機採取反傾銷調查，溫州菸具協會介入並聯繫歐洲進口商維權，最終使起訴方撤訴，成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首次歐盟反傾銷案件。2006年，電腦租賃商王毅誠向溫州市工商局申請工商營業執照獲批，其公司成為中國首家「一人公司」。2009年公布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中，將溫州與福州、泉州、廈門、汕頭被定為海西經濟區五大龍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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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溫州，尚以水路交通為首選；90年代以後，隨著本地交通網路日漸完善，內河水運逐漸衰落。1990年7月，溫州永強機場建成通航，成為全國首個民間集資建造的機場。翌年，王均瑤承包長沙至溫州的航線，首創國內民航私人包機。1988年，溫州人南懷瑾提議依照國父孫中山《建國方略》修建金溫鐵路，不久溫州市政府到香港接洽，由南懷瑾牽頭吸納港資，於1992年成立浙江金溫鐵道開發有限公司，成為中外合資鐵路企業，並於當年開工建設，1998年6月落成通車。1990年代以前，溫州境內公路發展滯後，尚未有高速公路：對外交通一般以水運為主，或以330國道繞行麗水。1984年，甌江大橋通車，梅岙渡口車渡暫停。1995年5月，設立安瀾碼頭車渡航線，往返溫州市區與甌北。1994年，溫州首座高速公路橋——溫州大橋動工修建，至1998年落成。此後，甬台溫、金麗溫、諸永、溫州繞城等高速公路陸續通車。

交通的改善亦帶來交通事故的增加，交通事故成為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少重大交通事故見諸報導。1999年2月24日16時30分許，中國西南航空公司一架由成都飛往溫州的圖-154客機在溫州瑞安市粉碎性解體並墜毀。事故造成61人罹難。2001年9月2日12時25分許，鳳凰衛視一航拍飛機在永嘉失事，中文台副台長趙群力罹難。2011年7月23日，兩列同嚮往南行駛的列車途經甌江特大橋時發生追尾事故，後車四節車廂從橋上墜下，共造成40人死亡，至少192人受傷，事件經由微博等網際網路平台迅速發酵，造成廣泛國內外影響。

#### 溫州人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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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後，溫州經濟增速逐步放緩。與此同時，溫州人開始在外地定居，到2001年共有160萬溫州人在外經商或從事服務行業。溫州人開始在全國各地形成聚落，如北京的「浙江村」，移居海外的溫州人亦在法國巴黎、義大利托斯卡納等地形成成規模社區。

溫州人發現商機之後，往往拉幫結派，組團進行炒作，且偏好房地產、礦產等領域。隨著溫州人移民四方，溫州商會亦快速擴張：到2003年，溫州已形成覆蓋全市的商會網路，並擁有市級行業協會101家、鄉鎮商會24家，全國異地溫州商會77家。商會一方面承接並行使部分行業管理與協調職能，另一方面也參與政治，如2003年推薦141名企業家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並提交提案、議案54件。2001年起，溫州人開始在上海抱團買房，形成了首批「溫州炒房團」，隨後拓展至全國各地及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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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溫州地區基督教活動亦在改革開放後快速恢復：鄉村教會首先重建，聚會點數量明顯增加，信徒規模迅速擴大。到2000年代已經估計有百萬之眾，溫州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出現一批以基督徒企業家為核心的教會領袖群體：他們一面把商業成功歸因於上帝眷顧，一面依託納稅、公益與政商關係爭取教會活動空間，並將福音傳播、企業管理與地方治理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一種同時獲得信仰認可與國家默許的「老闆基督徒」模式。

### 21世紀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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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後，由於資金大量流向炒房與民間借貸，本地實體產業逐步凋零，2004年到2012年的溫州市經濟年均增速也因此敬居浙江省末位，僅有10.5%。與此同時，溫州市的房價不斷創下新高，甚至一度居於中國首位。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實體經濟，外需收縮、企業利潤下降，溫州中小企業經營壓力加大，對資金周轉的依賴程度明顯上升，民間借貸在企業融資結構中的比重進一步提高。2009年，問卷調查顯示過半數企業家不滿意溫州的營商環境，部分外遷企業家訪談時直指人情社會造成複雜政企關係、拖累企業效益。

#### 民間借貸危機

2010年起，國家實施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銀行信貸投放趨緊，部分原本依賴銀行貸款的企業被迫轉向民間借貸市場，推高了民間借貸需求和利率水平。2011年上半年，在企業盈利能力下降與高息負擔疊加的背景下，部分企業出現資金鍊斷裂，擔保公司和互保企業相繼受到衝擊，引發地方政府介入。2012年3月28日，浙江省溫州市獲中國國務院批准，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嘗試通過體制機制創新，為全國金融改革提供經驗。民間借貸危機後，溫州房價從2012年開始持續回落，跌回2007年的水平，大量民間積蓄的財富湮滅。自2011年以來，溫州市政府持續謀划進行由低小散向高精尖的產業轉型，但收效甚微，本地上市企業遠低於省內的杭州、寧波和紹興，且集中在紡織服裝行業。隨著政府逐步淘汰傳統鞋服、眼鏡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本地人口增速也逐步減緩，人口增速在浙江省內處於末尾。

#### 強拆十字架運動

2014年起，溫州人競相攀比修建教堂的舉措引發政府干預，許多教堂遭到政府強制拆除，十字架被移除；溫州基督教徒中傳聞，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2013年視察溫州期間，對三江教堂十字架的夜燈表達不滿，認為其挑戰共產黨權威，因此政府尋求拆除十字架。此後，政府還要求學校不要慶祝聖誕，並與教徒和牧師不斷發生對峙與衝突。2016年，地下天主教會出身的邵祝敏被梵蒂岡天主教教皇方濟各單方面任命為溫州教區主教，並未得到中國政府認可。官方要求邵祝敏加入天主教愛國會，並多次將他帶走，並限制其自由。2026年，泰順縣雅陽鎮的雅陽教堂疑因拒絕懸掛中國國旗遭遇官方強拆。

#### 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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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前後，溫州人開始大舉投資影視行業。2012年《溫州一家人》的熱播展現了溫州獨特的創業歷史，引發大眾對溫州文化及商業精神的廣泛關注，轉變了大眾對溫州炒房、炒煤、金融危機的刻板印象。溫州人亦藉機推動在泰順建設國際影視城的合作項目。2013年，溫州市委市政府邀請溫州人回鄉投資，得到蘇州、河北、新疆、安徽、上海、南京等地溫州商會的積極響應。2016年5月，經國務院批覆，溫州正式成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其後，本地政府亦通過修繕歷史街區、舉辦青燈市集、開設古洞咖啡等形式，對文物和文化遺產進行活化利用，促進文化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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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由於春節期間溫州人大批由湖北返鄉，溫州地區疫情迅速惡化，溫州也成為繼武漢之後中國第二個封城的城市，溫州經濟也受到嚴重衝擊，限制外出的舉措亦一度引發警民對峙。由於在外溫州人眾多，且本地多外地人，溫州市的防疫工作一直是浙江省防疫工作的重點。隨著疫情發展，溫州的海外僑社與本地商會曾經先後互贈防護服、護目鏡在內的個人防護裝備。

2020年代，溫州的產業轉型漸見成效，人口增長及經濟增速逐步恢復到省內平均水平以上，並形成了數字、新能源等新的產業方向。本地亦成立浙江省首個專門的人工智慧管理機構——溫州市人工智慧局，以促進產業發展。2025年，溫州市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萬億人民幣，成為中國大陸第28座「萬億之城」；當年11月，溫州市民營及個體工商戶共156.4萬戶，構成巨大多數市場主體，9140家民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本地90.8%的工業附加值，並較2020年提升1.9個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