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或稱德雷福斯醜聞、德雷福斯冤案，是19世紀末發生在法國的一宗政治事件與社會運動事件，事件起於1894年一名猶太裔法國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被誤判為叛國重罪，在當時反猶氛圍盛行的的法國社會，爆發了嚴重的衝突和爭論。爭論以1898年年初，著名作家左拉投書支持德雷福斯之清白為開端，激起了法國為期十多年的社會運動，要求政府實施改革的呼聲四起。

此後經過多次重審以及政治環境的變化，德雷福斯終於1906年7月12日獲得平反，正式成為國家英雄，而連帶的社會改造運動也以1905年法國政教分離法的通過達到高峰。此項社會改造運動（1898-1914年），與同期的美國進步時代（1893-1920年）、英國「新政自由主義」的社福改造運動（1906-1914年），屬於20世紀初歐美「進步派」社會改造運動中，三項較受矚目且較知名的改革浪潮。

## 背景

自1871年第三共和國建立以來，政府高層貪汙收賄、腐敗不法的事件頻傳，其中在法國金融界佔有很大勢力的猶太銀行家，就有某些特定人士經常捲入與政客勾結的醜聞中，因而保守派的社會賢達大力抨擊說，政府的貪汙、腐敗，猶太人在很大程度上難辭其咎，加重了軍界與社會上的反猶氛圍。譬如反猶主義記者愛德華·德呂蒙堅稱「軍隊中的猶太人正在損害國家利益」，於是他在1889年和一群保守傾向的天主教虔誠派、向德復仇的極端民族派，組成一個「醜惡且熱烈」的反猶聯盟，並在1892年創立此聯盟的機關報《言論自由報》，試圖把握任何機會將法國猶太人或其影響力「掃地出門」。德呂蒙與其為數眾多的粉絲經常標舉一個口號：「法國只屬於法蘭西民族」（背後意思是──「染指法國的猶太魔手必須被斬斷」）。

1892年爆發的巴拿馬運河醜聞也大大地促升了反猶主義的上升。巴拿馬醜聞涉及到斐迪南·德·雷賽布建造巴拿馬運河失敗的巨大代價。由於疾病、死亡、效率低下和普遍的腐敗，1889年負責這個大型項目的巴拿馬運河公司破產了，造成了近10億法郎的損失，8.5萬名中小股東的股票和債券無法兌現，一些人因破產而自殺。這被認為是19世紀最大的貨幣腐敗醜聞。由於法國政界從部長、參眾議員到報界名人共104人收受運河公司的賄賂，對巴拿馬運河公司的財務困難沉默及護航，不久在一片譁然、火爆究責的輿論與情緒中，反猶急先鋒的德呂蒙在其《言論自由報》中揭露詳細的收賄名單，以及運河公司「僱用」了部分猶太富豪（銀行及公司老闆）作賄賂中央權貴的中介人及白手套，這不但讓《言論自由報》瞬間成為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更使得極端民族主義者將反猶主義推升到百年未見的高峰，這是法國1789年大革命之後，史無前例的一次反猶海嘯。

## 事件經過

1894年9月，法國情報機構透過一位名為瑪麗·巴斯蒂安的女士獲得情資，她的工作是德國駐法國大使館清潔工，同時身兼法國間諜。1894年9月25日，她從德國駐法武官馬克希米利安·馮·斯瓦茲柯本中校在辦公室的廢紙簍中盜出一封被撕毀的信件。復原信件後，法國情報單位知道這封信是一封未帶簽名的投誠信函，這個無名氏願意向德國提供幾項法國軍事情報：

- 120公厘火炮液壓制退器的測試紀錄及經驗
- 部隊調整概要
- 炮兵編制調整
- 馬達加斯加的相關紀錄
- 野戰砲測試概要（1894年3月14日）

從這封信件中，顯而易見的是意圖洩密者與法國炮兵牽連甚密，而且可能是潛伏在總參謀部的高級參謀當中。法國戰爭部從情報部門接管調查後，開始過濾潛伏者的背景輪廓；調查軍官認為，該名洩密者能接觸到120公厘以上的重炮技術資訊，必然有法國高等軍事學院、巴黎軍事學校、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聖西爾軍校等專業軍官教育才可理解。由於縮小了搜索範圍，最後調查人員鎖定一名法國陸軍炮兵上尉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德雷福斯是猶太裔，出生於阿爾薩斯，因1871年普法戰爭戰敗之故舉家遷居巴黎，但仍有部分兄弟保留德國國籍，以經營在德之工廠。入伍後，德雷福斯在1893年1月1日進入總參謀部工作，同時在一年前因為父親的葬禮去米盧斯，也就是說去了德意志帝國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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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0月15日，他被召入總參謀長辦公室。作為參謀部唯一的猶太人，在當時軍界濃厚的排猶主義氛圍中，他被命令聽寫了幾個詞和幾句話後被當場逮捕，隨後被指控觸犯叛國罪。10月31日，初步調查已經結束，一天後在媒體上德雷福斯就已經被稱為叛徒。11月3日，他在雷恩的軍事法庭上被控出賣法國陸軍情報給德國，因此被裁定叛國罪名成立，因而遭到公開拔階並流放外島。但三份專家鑑定認為德雷福斯的手跡與那張告密紙上的手跡不同。此外，儘管著名人類學家和偵探學家阿方斯·貝蒂榮在辨認手跡方面沒有經驗，但是貝蒂榮的鑒認卻認為兩份手跡相同，法官最終聽取了貝蒂榮的意見。貝蒂榮的鑒認被當作判德雷福斯有罪的主要證據。德雷福斯聲明自己無罪，但是無效。1894年12月19日至22日在法院由8名法官審判德雷福斯的罪狀，然而軍法官沒有任何一人具有炮兵專業的知識，因此也無法斷定該信件與德雷福斯之間的罪證因果關係。即便證據不足，但因為他的兄弟仍保有德國國籍，加重其「通德賣國」的嫌疑，法院一致判處他有罪並判處他終身流放到魔鬼島。1895年1月5日在法國軍校校園內一個刻意安排的「人格侮辱儀式」中，他被剝奪軍銜，肩章、帽徽、綬帶與勳章遭扯下，象徵軍人榮譽的軍刀被折成兩半，不久被送往魔鬼島。同年4月他到達關押處並單獨監禁，之後經歷長期的苦役折磨。

由於德雷福斯的猶太家人，尤其是相信他無罪的長兄馬修，以及其他一些對此事關注的政界和媒介人士，德雷福斯沒有就這樣消失了。1896年新任情報機構領導人，信仰新教的反猶主義者喬治·皮卡爾上校獲得線索，真正的叛徒應該是另一名總參謀部成員費迪南·瓦爾桑-埃斯特哈齊。皮卡爾雖反猶，但仍向總參謀部報告此事，並要求重審德雷福斯案。但是總參謀部卻認為承認錯誤會使軍方的「榮譽」掃地，加上皮卡爾的新教信仰使他在天主教的軍界形同異類，於是總參謀部下令皮卡爾緘默，年末他被調至突尼斯。但是皮卡爾在突尼斯向法國總統寫了一份備忘錄，而且這份備忘錄落到了一名參議員手中。這名參議員打算暗中修改對德雷福斯的判決，但是遭到了軍隊將軍們和政府的反對。1897年德雷福斯的兄弟──馬修·德雷福斯也獲悉了這份備忘錄，他公開指責埃斯特哈齊為叛徒。埃斯特哈齊要求對自己進行調查，但是這個調查不了了之。1898年初對埃斯特哈齊進行的開庭審判也沒有下落。在審判德雷福斯時作為證人出庭的將軍們不肯修改他們的證詞。而且以亨利少校為代表的高層軍官還在事後，假造對德雷福斯不利的證明，甚至也捏造假證據來打擊皮卡爾，連帶使皮卡爾撤職被捕。

1月11日埃斯特哈齊被判無罪導致許多人非常氣憤。1月13日著名作家埃米爾·左拉在《極光》報中發表了寫給法國總統菲利·福爾的《我控訴…！》（J'accuse）來聲明德雷福斯遭受冤枉，左拉也因反對勢力的攻擊與法院判其毀謗罪成立，處一年徒刑而流亡英國，以躲避政府的抓捕及狂熱派的刺殺。整個法國社會因為德雷福斯事件爆發非常強烈的爭議，但也帶起了「進步人士」如克里蒙梭、饒勒斯等對德雷福斯的強烈支持，要求徹底檢討冤獄事件的高層及保守派的軍方、教會勢力。這一事件也間接導致了著名自行車賽事環法自行車賽的誕生。

報章閱讀運動也因左拉帶起的攻防爭論而大規模興起，自1898年始讀報正式成為全民運動，也帶動大規模的民眾政治運動，譬如1898-1899年間，巴黎的新聞紙用量是之前的三倍。在1898整整一年中，正反兩派都發起遊行示威、互相叫囂，相信德雷福斯清白的支持派高喊：「把那些可惡的軍官通通關進監獄！」；反對派則在砸爛克里蒙梭住家的窗戶之後，厲聲叫囂：「殺死左拉！」、「打死猶太人！」。當時法國從上到下，包括政府、軍隊、教會、報界、政黨、團體、家庭，幾乎都分裂成贊成支持和反對兩派，鬥爭異常激烈：親朋之間因爭論反目；有的夫婦因此而離婚；即便是家人親友團聚，只要談及此案，也會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撕破臉面、互相扭打。

## 重審和赦免

1898年7月和9月，德雷福斯的妻子兩次向司法部長伸冤，均被拒絕或者傳給了一個委員會。一開始國防部長卡芬雅克還在議會宣稱：軍方握有「鐵打一般的證據」證明德雷福斯有罪，但是最後政府還是讓檢調行動起來，以對應高漲的輿論爭議。9月末一個上訴法院開始重審1894年的案子，情報處亨利少校偽造打擊德雷福斯的假文件與證據因此暴露，他被捕後坦承罪行，不久以刀片割喉自殺，而真正的叛國罪犯埃斯特哈齊則棄職逃亡到英國。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參謀總長布瓦代夫與國防部長卡芬雅克皆辭職下台。1899年6月該法院宣布對德雷福斯的判決無效，把該案子重新送往雷恩的軍事法庭。德雷福斯被押回法國。在8月的審判中他又被判有罪，但是獲得減輕，他被判十年關押。新法國總統埃米勒·盧貝告訴他假如他接受不再上訴的條件的話可以立刻獲得赦免。9月15日德雷福斯接受了這個條件，這使得許多同情他的人感到失望，如克里蒙梭就痛批德雷福斯是個不成器的「賣鉛筆商人」。激烈的反對派則因1898年9月亨利少校作偽證、自殺，使軍方蒙羞而感到怒火中燒，在全國多處燒毀猶太教堂，並發生軍方多次預謀政變的未遂事件。

德雷福斯和他的家庭隱居並寫了一份回憶錄。1901年他發表了《1894年至1899年，我生活中的五年》（Cinq années de ma vie 1894–1899）。

## 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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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立場偏左的「進步派」在選舉中獲勝後，政治環境開始逆轉，德雷福斯案件又重新被審理。1903年最高上訴法院把後來的那次審判也否定了，並展開兩年多的徹底調查。1902年9月左拉過世，死因是被家裡壁爐的煤煙給嗆死。

1906年7月12日，法國最高法院正式將德雷福斯的有罪判決撤消，德雷福斯得到平反，受牽連而一度被監禁的皮卡爾也晉升為准將，之後更成為陸軍部長。此後政府立即舉行盛大儀式，讓德雷福斯重新入隊、晉升為少校，並獲授法國榮譽軍團勳章。而當初打壓德雷福斯的高層軍方，只有亨利少校自殺伏法，其他人的罪責沒有被直接追究，但大量軍方高層官員在1902年開始的反教權改革中被撤職，軍隊正式並徹底地「共和化」（清除君主派人士）、國家化（民選政府終於能直接控制、監督軍隊），也終結了軍界原來的天主教沙文主義思想。1908年德雷福斯遭刺客槍擊而受輕傷，他在1914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35年過世。

## 影響

事件真相大白後，法國社會不得不正視自身反猶太主義的傳統，並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爭論，全國上下分裂成支持德雷福斯與否的正反兩派：支持者多為激進共和主義與社會主義人士代表的進步派，反對派為反猶主義、軍方（背後是向德復仇的極端民族主義）、君主立憲派、天主教會等代表的保守派。進步派先鋒人物如埃米爾·左拉，於1898年因為仗義執言而不得不遠遁英國避難，隔年才獲得政治保護而返回法國。此後隨著左拉帶起的報章言論串連運動大規模支持德雷福斯的清白，進步派力量終於在1900年代前半壓過保守派力量，於是有1905年法國政教分離法的通過，作為此社會運動的高峰。運動也使激進共和派從1902年到1940年掌握國會多數並主導歷屆政府（總理也多為激進共和派），代表人物是1906-1909年「老虎」克里蒙梭擔任三年的激進黨總理，任內鐵腕整肅官僚界的慵懶無能，以及超大規模罷工的爭論事件；1902年至1914年通過的「進步」立法包含：1904年的十小時工作制、1910年後的（工人）養老金救濟法與累進稅制度。這些爭吵不休但生機勃勃的黨派事件，配合文藝進步、經濟繁榮的時代氛圍，都使一戰後的大多數法人，將戰前的吵鬧與改革時光稱為「美好年代」，並長期且深度地眷戀懷念。

在西方的猶太人眼中，這場十多年的反猶、平反運動，大大促升了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替未來的以色列建國推了一大把。譬如被譽為「現代以色列國父」的西奧多·赫茨爾，就因德雷福斯案，而在1896年以奧匈帝國記者的身分出版《猶太國》一書，從此徹底改變了他的事業和生活。書中宣稱：歐洲的「猶太人問題」不是社會問題或宗教問題，而是民族問題，其解決方法是建立猶太人的自治國家。赫茨爾當時為一家奧匈帝國的報社報導此事件，並目擊了德雷福斯案宣判後，一大群人在巴黎大規模遊行並高喊「猶太人該死」，顯然這些經歷使他認識到和排猶主義對抗是不可能成功的。

## 相關作品

- 《我控訴》，改編自事件的2019年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