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化中文

歐化中文（或稱歐式中文、西化中文、西式中文、歐化漢語）是指中文在發展過程中，受到歐洲語言（主要是英語）的詞彙、語法和表達習慣影響而產生的語言演變現象。這種現象最早可追溯至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的翻譯活動，但直到清末民初及五四運動時期，隨著大量西方文學、哲學與科學著作被譯介到中國，歐化中文才開始大規模地改變現代漢語的書面語面貌。

歐化中文的特徵廣泛體現在詞彙與句法兩個層面。在詞彙上，最明顯的變化包括大量使用帶有附加成分的詞綴（如「化」、「性」、「度」），以及將原本僅用於人類的複數詞尾「們」擴大應用於非人事物。在句法上，歐化中文打破了傳統漢語重意合、講求簡潔的特點，轉而大量使用連接詞以標明邏輯關係，並頻繁使用被動句的「被」字、繫詞「是」字、泛用「一加量詞」的結構，以及在名詞前加上結構繁複冗長的定語修飾成分。

學界與文學界對歐化中文的出現歷來有正反兩面的評價。批評者認為，過度歐化破壞了中文原有的純潔性與自然韻律，導致文句生硬、冗長且難以閱讀。支持者與語言學家則指出，歐化現象是語言接觸下的必然結果，它擴充了中文的表達能力，使其能夠更精確、嚴密地傳達現代社會中複雜的邏輯與科學概念。時至今日，許多早期的歐化語法與詞彙已經完全融入大眾的日常用語，成為現代標準漢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歷史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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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歐化的源頭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研究指出，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的翻譯活動。現可見最早的天主教義白話譯本，為晚明耶穌會傳教士羅如望（João da Rocha）所譯的《天主聖教啟蒙》（1619年）。該書採用問答形式介紹天主教教義，其語言不乏歐化色彩，卻經過中國本土傳統的創造性吸收與轉化，昭示了漢語歐化白話的開端。此後，馬禮遜的《華英詞典》、賓威廉的譯本《天路歷程官話》、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以及吳啟太、鄭永邦的《官話指南》等傳教士文獻，皆有意無意間促成了歐化白話的生成，為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奠下基礎。

中文歐化大規模改變現代漢語書面語面貌，始於清末民初及五四運動。當時的知識分子為推動現代化，大量翻譯並引進西方學術與文學著作。西化中文初見於翻譯作品，不少譯者語文根柢薄弱，逐字直譯，忽略了中文的語法與用詞習慣，其影響逐漸蔓延至新聞媒體和流行文學。

在此過程中，日語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中介作用。不少「歐化」現象實為「日化」，或經由日語「歐文直譯體」間接傳入漢語。根據學者譚汝謙的統計，1896年至1937年間有逾二千種日文書籍譯成中文，大量西方概念正是透過日本傳入中國。語言學家陳力衛亦指出，所謂歐化現象須仔細分辨「有多少是直接來自西語俄語的，還有多少是經過日文傳遞的」，並強調後者尤其值得關注。事實上，現代漢語中的不少「歐化」實為日化中文的產物，當中部分詞彙更是和製漢語。

當時的文人對此現象看法不一。中文歐化大致經歷了推崇、反思、調和三個階段。傅斯年早在1919年就倡導「歐化的國語」；鄭振鐸、沈雁冰等人亦主張語體或文法歐化。魯迅在與瞿秋白的通信中表示支持適度歐化，他認為中國的文法太不精密，主張「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藉此輸入新的表現法。然而，瞿秋白擔憂漢語的畸形歐化「不但不能夠幫助中國現代白話文的發展，反而造成一種非驢非馬的騾子話，半文不白的新文言」；胡適則一方面主張文化全盤西化，另一方面卻對現代漢語的歐化始終有所保留。

當時許多學者將語言變革視為思想解放與引進新知的必經之路。瞿秋白便指出：「翻譯除去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傅斯年更在1919年的《怎樣做白話文》中直言，為了讓文學達到「合人情」的境界，「『人化』即歐化，歐化即『人化』」。美學家朱光潛也極力支持改造漢語，他認為語文和思想不可分離：若要引進西方哲學，就必須接受西方語文的特殊組織。

你不能用先秦諸子的語文去『想』康德或懷特海的思想，自然也就不能用那種語文去『表現』他們的思想。這場語言變革的速度極快。正如語言學家王力在1944年所感嘆：「從民國初年到現在，短短的二十餘年之間，文法的變遷，比之從漢至清，有過之無不及。文法的歐化，是語法史上一樁大事。」

五四運動二十年後，人們開始反思歐化的利弊。語言學家郭紹虞承認中文歐化對新文學有一定幫助，但也指出過度歐化「終不免為行文之累」。在翻譯實踐方面，歸化翻譯重新盛行。例如，翻譯家張谷若用「地道的中文」翻譯《德伯家的苔絲》，將英文原作中的方言譯成山東方言；傅東華翻譯《飄》時，也將人名地名中國化。

自20世紀80年代起，隨著中國第四次翻譯高潮的到來，翻譯中的歐化之風再次興起，且一直持續至今。語言學家王力是最早系統性研究此現象的學者之一。他指出，翻譯外國文本的活動直接促成了現代漢語語法在結構上的歐化發展。印歐語言，特別是英語，在塑造這些新語法規範方面成為主導力量。過去一百多年來，這種語言接觸已經從單純的翻譯痕跡，逐漸轉變為深植於中文書面語與口語中的表達習慣，從根本上改變了母語使用者的造句方式。

## 詞彙與語法的特徵舉例

### 詞彙層面

在詞彙方面，歐化中文頻繁使用模仿西方語法功能的詞綴。譯者常將「性」、「化」、「度」作為後綴來構造名詞或名詞詞組，這種做法仿效了英文的派生變化（如將「readable」變成「readability」），雖然「危險性」、「嚴重性」、「可讀性」、「知名度」等詞彙已隨處可見，但濫用這類詞綴容易使文意含糊不清，而且往往不如傳統中文的表達來得簡潔有力。例如，與其說「這篇傳記的可讀性很高」，不如直接說「這篇傳記值得一看」；「病人要做例行性檢查」亦不如「病人要做例行檢查」簡明。社會上濫用「優化」、「深化」等「百搭」動詞，捨棄「改善」、「改良」、「促進」等更精準的詞彙，使中文表達日趨貧乏。

漢語名詞本身並不強制區分單複數，數量多寡多由上下文或量詞點明。當文意已清楚表達多數時，硬加上「們」字無異於畫蛇添足。除非為了達到擬人化的修辭效果（例如把咖啡店裡的貓喚作「貓們」），否則在一般事物名詞後加「們」來標示複數，顯然是硬套英文的語法規則。不過，語言本身也有篩選和吸納的機制。例如，書面漢語人稱代詞出現性別區分始於1917年，受英語影響，「他」字衍生出了「他」、「她」、「它」；後來又經法語觸發，有了複數的「他們」、「她們」、「它們」。這批外來形式最終沉澱下來，豐富了中文的表達。

此外，在動物與無生命物的第三人稱代詞上，近代曾造出「牠」字專指動物。港澳臺至今仍保留「牠」與「它」的分工：指稱動物用「牠」，指稱靜物則用「它」。

在詞語搭配方面，譯者常直譯英文的固定搭配。例如，他們會將英文的「one of the best」或「one of the most」硬譯為「最……之一」（如「梅西是當今世上最強足球員之一」），或者將「take no notice of」直譯為「對……毫不理會」。

這就說到「最……之一」的語法來了。英文最喜歡說「他是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好像真是精確極了，其實未必。「最偉大的」是抬到至高，「之一」卻稍加低抑，結果只是抬高，並未真正抬到至高。你並不知道「最偉大的思想家」究竟是幾位，四位嗎，還是七位，所以彈性頗大。兜了一個大圈子回來，並無多大不同。所以，只要說「他是一個大名人」或「他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就夠了，不必迂而迴之，說什麼「他是最有名氣的人物之一」吧。

### 句法與結構層面

#### 詞性轉換與定中結構

以謂詞為中心語的定中結構（如「（名詞）的（謂詞）」或「（介詞短語）的（謂詞）」）廣泛使用，是現代漢語書面語與五四前舊白話的顯著區別。學者賀陽指出，諸如「文學家的造就」、「對於汽車的迷戀」等結構大量湧現，使得動詞和形容詞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主語和賓語位置上，逐漸模糊了動詞和名詞之間的界限。

#### 量詞與代詞的歐化

在名詞修飾方面，歐化中文常出現濫用「一加量詞」的現象。英文單數名詞前通常需要帶不定冠詞（a或an），翻譯作品為了對應，便大量使用「一個」或「一項」等結構來修飾名詞。然而，傳統漢語在不強調事物數量時，一般不需要用「一加量詞」來修飾名詞。不當使用這種結構不僅會影響行文的簡潔，更會使文章帶有生硬的翻譯腔。不過，王力也曾解釋這種用法的益處，認為在很長的修飾語前放一個「一個」或「一種」，能讓讀者預先感覺到後面跟著的是一個名詞性的結構，從而增加了語言的明確性。

在代詞與主語的使用上，傳統漢語常省略不必要的成分。例如賈島的詩句「松下問童子」四句皆無主語，讀者卻能一目瞭然。然而，受到英語主語凸顯的影響，現代中文常出現過多且不必要的「他」、「她」、「它」及「我」，使得行文顯得累贅。

#### 虛詞、介詞與助詞的擴張

虛詞與介詞的濫用也是常見的句法特徵。受英文影響，譯者常將英文的「as」硬譯為「作為」，例如以「作為一個學生」來代替傳統的「身為學生」。此外，在時間名詞前強加介詞「在」也屢見不鮮。例如，將存現句「早上下了一場雨」寫成「在早上下了一場雨」，這會使「早上」成為介詞賓語，導致句子主語殘缺，成為不折不扣的病句。同時，不少譯者一見到「when」就翻譯成「當」，習慣用「的」連接多個前置修飾語，導致句中出現「當當不斷」、「的的不斷」的生硬現象。

學者余光中曾撰文指出，白話文若過度使用虛字，會導致文句囉嗦軟弱，其中用得最氾濫的便是「的」字。許多知名作家在創作時也常不自覺地連用「的」字，反而破壞了句子的層次與力量。他舉例分析了幾段文學作品中的句子：

-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倩影」：連用三個「的」字顯得單調生硬，且缺乏層次，讀者容易將其斷句為零碎的修飾語。若改為「彎彎的楊柳投下稀疏的倩影」則更為自然。
- 何其芳《雨前》的「夜色的來襲」與「風雨的將至」：中文的優勢在於多用短句與動詞，加上「的」字反而讓語氣鬆軟。若刪去「的」字，改為「夜色來襲」與「風雨將至」，文句會顯得更加有力。
- 何其芳《雨前》的「有不潔的顏色的都市的河溝」：這類句子因缺乏層次常被誤讀，若簡化為「都市的髒河溝」，則能大幅提升閱讀的流暢度與精確性。

#### 謂語與語態的改變

在謂語的構成上，歐化中文經常濫用繫詞「是」。在英語中，形容詞前面必須加上繫動詞（如 is、are），但中文的形容詞本身就可以直接充當謂語，不必也不應加上「是」。例如，英文的「He is very clever」在中文應直接譯為「他很聰明」；若寫成「他是很聰明的」，則屬於明顯的歐化語法瑕疵。

在語態的表現上，歐化現象導致了被動語態的濫用。余光中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為例，指出敘述及物動作通常有三種方式：施事者作主語的主動語氣（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受事者作主語的被動語氣（新大陸被哥倫布發現了），以及不點明施事者的被動語氣（新大陸被發現了）。在英文中這三種句型皆很普遍，但在傳統中文裡，第一種最為常見；至於第三種，中文習慣以主動語氣的形式來表達被動含義（如「糖都吃光了」、「戲看完了」、「稿寫了一半」）。

然而，現代中文常在原本適用主動語氣的場合，生硬地套用「被」字句。這類用法往往違反了中文的自然生態。以下為常見的歐化被動句與還原為主動語氣的對照：

歐化被動句｜還原為主動語氣

我不會被你這句話嚇倒。｜你這句話嚇不倒我。

他被懷疑偷東西。｜他有偷東西的嫌疑。

他這意見不被人們接受。｜他這意見大家都不接受。

他被升為營長。｜他升為營長。

他不被准許入學。｜他未獲准入學。

此外，歐化中文常將簡單明瞭的動詞分解為「萬能動詞＋抽象名詞」的繁瑣片語。余光中將這類詞彙比喻為「文字的義肢」，其中最氾濫的萬能動詞便是「作出」和「進行」。這種將動詞名詞化的語法，是日漸西化的現象，削弱了正規動詞的力量。以下為常見的歐化句型及其自然中文表達的對照：

歐化中文（萬能動詞＋抽象名詞）｜自然的中文表達

本校的校友對社會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本校的校友對社會貢獻很大。

昨晚的聽眾對訪問教授作出了十分熱烈的反應。｜昨晚的聽眾對訪問教授反應十分熱烈。

我們對國際貿易的問題已經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我們對國際貿易的問題已經詳加研究。

心理學家在老鼠的身上進行試驗。｜心理學家用老鼠來做試驗。（或：心理學家用老鼠試驗。）

另一個突出的句法特徵是在名詞前使用結構極為繁複的冗長定語。受到英文關係子句的影響，譯者與作者常將完整的句子壓縮成單一的修飾語，放置在主詞或賓語之前，導致句子結構變得密集，甚至詰屈聱牙。英語中常有前置或後置的長狀語，若在翻譯時直接對應轉換，也會造成漢語句子的延長。不過，部分外來句式如「與其說，不如說」等，也成功豐富了漢語的表達方式，增強了漢語的邏輯性與嚴密性。

## 社會與文化影響

中文歐化的程度也與地區性的語言政策及英語的社會地位密切相關。在如新加坡這樣的多語社會中，英語在行政與商業領域的主導地位，使得當地華文報章對歐化結構有較高的容忍度。這反映了更廣泛的社會與文化層面的語言干涉現象。

隨著英語持續作為全球通用語，其結構影響也滲透到了雙語使用者的日常交流中。這種現象表明，歐化中文不僅僅是拙劣翻譯的產物，更是社會語言階層體系與語言接觸持續演變的動態寫照。此外，由於中外圖書版權引進與輸出的極大逆差，大量外語輸入帶來了外國文化與新觀念，但也引發了部分學者對於大量歐化語言可能污染本土語言、造成語言殖民甚至弱化本土語言地位的擔憂。

在香港，由於長期實行兩文三語政策，中文與英文同為法定語文，歐化中文現象在報章和政府文書中尤為明顯。一項針對十三家香港中文報章的實證研究發現，歐化語句和港式語詞是本地新聞報導中最突出的語言問題，例如濫用被動句式、過度使用「們」表示複數等，均屬常見現象。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陳美亞指出，部分歐化句式雖不合漢語習慣，但在語法上並無錯誤，不應一概視為病句；例如「他在早上吃了點麵包」雖帶歐化結構，仍屬可接受的表述。

學者高玉分析指出，現代漢語作為語言體系一旦形成，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沿著現代化方向發展便具有不可逆轉性。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結果之一，便是產生了這套融合西方維度的現代漢語。例如，人稱代詞「她」的誕生與廣泛使用，不僅是語言上的變化，更在深層意識上讓男女平等「合法化」，對中國現代文化的性別意識與婦女解放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

## 正反意見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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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界與語言學界對歐化中文的接受度呈現高度兩極化。批評者主張，這些結構破壞了中文固有的純潔性與簡潔性，造就了僵硬、笨拙且過於囉嗦的句子。這類句子不僅難以閱讀，在美學上也令人難以接受。學者錢鍾書更嚴厲批判這種過度歐化的直譯是對原文的「假忠實」，將其列為「撒謊表」。林語堂曾在《論語》半月刊第26期提出「語錄體」，批評當時的白話文過於浮泛：今人作白話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一句老實話，不肯老實說出，憂愁則曰心絃的顫動，欣喜則曰快樂的幸福……吾惡白話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語錄體。作家白先勇亦引述其啟蒙老師夏濟安的觀點，認為「五四」以來的白話文充滿了陳腔濫調與歐化句子，是很不好的小說語言；他反而推崇未受五四運動影響的張愛玲，認為其文字傳承自《紅樓夢》等傳統經典，因而更為漂亮。

文學家余光中對現代中文的歐化現象有深入的觀察與批判。根據學者高大威的研究，余光中憑藉其中英雙語的翻譯與創作經驗，將中文的歐化區分為「善性歐化」（歐而化之）與「惡性歐化」（歐而不化）。他認為，善性歐化能增加中文的彈性，但惡性歐化則會破壞中文原有的簡潔與生態，形成生硬的「翻譯體」或「新文藝腔」。余光中曾指出，中文的好處在於代名詞、虛字用得少，介詞、連接詞沒有那麼重要。西方人慣用「and」來連接，沒有主詞就摸不著頭腦，但中文不然。他舉例，有些學者名嘴會說「他自己不自知」、「唯一的一次」，其實中文只要說「不自知」、「只一次」就行了。余光中具體指出了多種惡性歐化的病態，例如過度使用抽象名詞、濫用無生命事物的代名詞「它」、濫用複數標記「們」、過度使用連接詞「和」、使用空泛的動詞、以及過度使用「的」字與冗長的前飾形容詞等。

相對而言，支持者則強調歐化帶來的創新。批評家郭紹虞在1939年盛讚歐化給新文藝帶來的「創格」。他認為白話文句式若不歐化，便難以創造文藝的生命，例如「我站在樹旁」的確不如歐化句式「站在樹旁的我」來得有變化。魯迅則從文化戰略的角度提出「硬譯」，希望以「直譯歐文句法」的方式改造中文，進而改造「中文思考方式」。他說道：「歐化文法的侵入中國白話的大原因，並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雖然魯迅的譯文帶有明顯的「翻譯腔」，但他會根據文本功能與讀者對象調整策略。在翻譯文藝理論給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時，他採用「硬譯」以輸入新句法；而在翻譯兒童文學時，則改以意譯為主。

語言學家王力是中國首位系統研究漢語歐化現象的學者，在其1940年代出版的《中國現代語法》中，以相當篇幅討論了歐化語法的種種表現。浙江工商大學教授沈國威進一步指出，現代漢語中許多複音詞的創造皆源自早期傳教士或漢學家所編纂的英華字典，歐化語法對中文詞彙系統的擴充與轉型，有不可忽視的積極貢獻。

朱光潛提出了一段持正之論：如果一句話依中文習慣可以說得同樣精確有力，我們就絕對不能歐化它；歐化須在表現上有絕對必要時纔可採用。他主張語文是逐漸生長的，這一代歐化得輕微一點，下一代習慣成自然，便能避免生吞活剝的弊病。學者袁進也從語言學角度提醒，語言是在不斷發生變化的，但這種變化的結果很難單純以「進步」或「退步」來定論。

總體而言，歐化為中文提供了表達精確邏輯關係與複雜現代科學概念所必需的工具。時至今日，許多曾經顯得外來的語法結構與詞彙已經被大眾完全本土化並廣泛接受，成為標準現代漢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部分歐化句雖然聽起來彆扭，但只要符合語法規則，語言學上仍可將其視為可接受的表達方式，而非絕對的病句。

## 對歐化中文研究的批評

進入21世紀之後，一些研究日化中文的學者認為，此前許多學者以為現代漢語的很多語言現象是直接受到歐洲語言的影響，但實際上有很多歐化中文是經由日語傳入現代漢語的。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翻譯了大量歐洲著作，對日語產生了巨大影響。此後中國翻譯了許多日語著作，又將一些語言現象傳入中文。

陳彪在2018年發表的文章中認為，漢語日化的現象被歐化的說法掩蓋，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歐化中文權威的誤導。比如胡適曾讚賞周作人翻譯歐洲文學作品「是國語歐化的一個起點」，但實際上周作人也在翻譯日本文學，他翻譯的日文作品占到了譯著總數的五分之三。傅斯年、胡適、魯迅等知識界領袖都將新式白話文直接和「歐化」聯繫起來，而「日化」的事實很少有人提及。後來，王力等學者首先在學術上對歐化中文展開研究，但是他們的研究有簡單化的嫌疑，忽視了現代漢語與外語接觸的複雜事實。又因為歐化中文的研究在中文異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很多學者直接將歐化和異化等同，忽視了其他語言的影響。

薛桂譚在2025年發表的文章當中研究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漢譯日本書，發現很多語言現象在這一時期就已經出現，早於英語影響漢語的時間，而歐化中文的研究基本上著眼於五四運動以後。文章列舉了很多原先被認為是歐化中文的語言現象，並指出它們更有可能是日化中文。在詞彙方面，她認為「一種+抽象名詞」、「……之一」結構、「關於」介詞、「前者」與「後者」等來自日語。在句法結構方面，她認為「（賓語）的（謂語）」「賓謂」結構，以及定語修飾的複雜化等是受到日語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