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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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通過群眾動員而興起的一種群眾政治運動組織形式。

紅衛兵派別眾多，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狹義的紅衛兵特指紅衛兵運動初期由青少年學生組成的政治運動團體。中國的首個紅衛兵組織是1966年5月誕生於北京的清華附中紅衛兵。隨著毛澤東批判並撤銷由劉少奇主導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組（簡稱「工作組」），並於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門大規模接見紅衛兵，全國範圍的紅衛兵運動迅速興起。以高幹子弟為首的青少年學生老紅衛兵是早期的紅衛兵中的「多數派」。他們奉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對數以萬計的「黑五類」實施了嚴重的虐待與殺害。老紅衛兵還開展了波及全國、影響深遠的「破四舊」運動，大批「黑五類」及其家屬遭到抄家、虐待、遣送、逼死、甚至屠殺，諸多文物古蹟遭到損毀。1966年8月因紅衛兵「紅色恐怖」暴力的集中爆發被稱為「紅八月」。此後，全國各地紅衛兵開展全國大串連，毛澤東在此期間先後八次在北京接見超過1100萬紅衛兵。

1966年9月之後，為了與普遍支持工作組，主張保衛中國共產黨高幹的多數派老紅衛兵抗衡，大學「少數派」紅衛兵逐漸崛起。這些少數派多曾遭受工作組迫害，主張徹底批判工作組及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高級幹部，得到了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在北京，多所大學的少數派紅衛兵成立了首都三司，並在10月開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政治運動中，成為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彭真等大批高級幹部的重要力量。此後，少數派徹底取代老紅衛兵，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並發展為遍及全國的學生造反派紅衛兵。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後來被稱為「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的蒯大富（清華大學）、聶元梓（北京大學）、王大賓（北京地質學院）、韓愛晶（北京航空學院）、譚厚蘭（北京師範大學），以及首都三司的創辦人朱成昭（北京地質學院）。

廣義的紅衛兵則泛指包含了學生、工人、農民、軍人等不同群體組成的各類群眾組織，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主導奪權運動、活躍於1966年底—1968年的工人奪權組織。這些群眾組織從1966年10月開始，在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取代學生，成為文革的主要推動者，其典型代表是得到毛澤東、張春橋支持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1967年1月，上海工總司發動奪取上海市委權力的一月風暴，主張造反派應該建立自治組織以取代各級黨委的政府職能，這一行動得到毛澤東的支持。2月，由工總司主導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取代舊上海市委。由工人造反派主導的奪權運動隨即在全國興起，相互對立的各派工人組織湧現，大規模暴力武鬥蔓延全國，以致於毛澤東將這一時期稱為「全面內戰」。

1968年夏，為終止全國大亂鬥的混亂形式，毛澤東提出「大聯合」的口號，紅衛兵造反運動被壓制，各工人組織陸續解散並重新納入各級革命委員會管理。與此同時，毛澤東為調停學生間的衝突，派出工農兵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各校，並召見了正在內戰的五大紅衛兵領袖。學生在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中被派往農村、工廠接受「再教育」，各地學生紅衛兵組織也相繼解散。

## 定義與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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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是中國共產黨支持下湧現出的一種群眾政治運動組織形式，1966—1968年間由於得到毛澤東以及中共高層的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紅衛兵派別林立，互不隸屬。不同派別甚至經常發生衝突乃至熱兵器武鬥。最早的紅衛兵名稱源自於清華附中紅衛兵組織張承志的筆名「紅衛士」。各個紅衛兵組織通常會根據中共語境中常出現的正面形象、毛澤東詩詞，再聯繫所屬機構、地名、時間、文革中的事件等為自己的組織命名，如「清華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在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上，史學家往往將紅衛兵分為狹義與廣義的兩種定義。狹義的紅衛兵指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現，由大學和中學的青年學生所組成的學生政治運動團體。學生紅衛兵按照立場可分為以下兩類：

- 多數派（又稱老紅衛兵、保皇派、保守派）：多數派紅衛兵是最早的學生紅衛兵，自稱由「紅五類」組成，但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出身較好的「紅三類」（革命軍人子弟、革命幹部子弟、革命烈士子弟），工人、農民出身僅占極少數且無一擔任紅衛兵領導。很多老紅衛兵都是高幹子弟，能憑藉身居高位的父母帶來的資訊跟緊中共高層動向，搶占政治運動先機。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工作組（簡稱「工作組」）時期多為工作組的合作對象，從1966年8月開始作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派系而被稱為「多數派」。這批紅衛兵支持血統論，擁護工作組，是紅八月和破四舊的始作俑者。1966年10月，中共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大批中共高幹在其中被打倒，多數派紅衛兵隨著自己父母失勢而失勢，其中部分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之間採取保衛中共幹部的立場，隨後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所支持下的少數派紅衛兵衝擊下退出文革歷史舞台。老紅衛兵的形象常為「臂纏紅袖章，一身黃軍裝，外束皮腰帶……用皮帶抽人，上面的銅頭可以造成嚴重創傷」。有學者認為，多數派可以根據是否成立在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之前成立分為「老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
- 少數派（又稱造反派）：少數派紅衛兵家庭出身成分複雜，一開始多為在工作組時期受到壓制的學生。少數派多反對血統論，主張向工作組在內的大批中共高幹造反，在紅衛兵運動初期人數處於少數且遭到多數派的壓制，從1966年9月起，少數派得到中央文革小組以及毛澤東的明確支持，迅速取代先前的多數派，成為紅衛兵運動中的主流，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批判了大量中共高幹。至1966年底，少數派發展為學生造反派，其中部分在工人造反派主導的奪權運動中依舊活躍，並根據對軍隊的態度、對工人造反派的態度等問題繼續分化為相互對立甚至爆發內戰（如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的不同派系。1968年，隨著毛澤東宣布向各校派駐「宣傳隊」以及組織學生上山下鄉，各派系的學生紅衛兵都被分配到工廠、農村進行「再教育」，各學生紅衛兵組織紛紛解散，學生紅衛兵運動徹底結束。

廣義的紅衛兵則泛指包含了學生、工人、農民、軍人等各種群體的各類群眾組織，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活躍於1966年底—1968年的工人組織：

- 工人造反派：工人造反派是以工人為主體，主張奪取各級中共黨委權力的群眾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是最早的工人造反派之一，成立於1966年11月，通過安亭事件迅速獲得張春橋、姚文元在內的中央文革小組支持。1967年開始，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以工人造反派為主體的奪權運動從上海席捲全國，工人取代學生成為了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主力軍」，各省紛紛在工人造反派的推動下成立了代替原黨委的「革命委員會」。
- 工人保守派：工人保守派多與工人造反派對立，通常會以各種形式保護造反派想推翻的黨委，並在很多時候得到該黨委支持。在奪權運動中，兩派時常在各地發生大規模衝突武鬥，武漢七二〇事件和廣西文革屠殺是其中的標誌性事件。1967年底—1968年間，為了遏制混亂的擴散，毛澤東提出「大聯合」的口號，各工人紅衛兵組織紛紛解散，重新歸入各級革命委員會管理，唯有與中央文革小組關係密切的工總司完整保留了舊組織形式與人員。

除此之外，紅衛兵的其他派系被學者歸類為：

- 極左派（又稱「激進造反派」、「激進派」）：由1967—1968年間造反派中最激進的一翼演化而來。與造反派不同的是，造反派的初衷仍是維護毛澤東和中共領導的政治制度，極左派則側重於批判整個社會制度，跨越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劃定的思想界限，由此多在發展為成熟的政治派系之前就被中共鎮壓。其中的代表是北京「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和湖南「湖南省會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兩派都主張反對周恩來。
- 逍遙派：指試圖遠離政治運動，不參加任何派系的派系。其人數在紅衛兵運動初期較少，但隨著文革的進展而愈發增多。

不同派系的紅衛兵常被主流視角和部分媒體混同，部分學者批判了這一現象。童小溪認為，主流話語常將紅衛兵描述為「擔當『文革』的擬人化角色形象——黃軍裝、繫皮帶，嘴裏口口聲聲駡著「混蛋」，一個陰森的、血腥的、令人髮指的形象，這也是當代人們必須牢記的文革的形象……實際上，『紅衛兵』一詞本身在文革中不僅是多義的，而且這個概念本身、名分本身，就是爭奪的對象和鬥爭的焦點。」；陳益南認為，老紅衛兵「德國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團一樣的模樣」常被很多媒體用來代表紅衛兵的唯一形象，但這是「對歷史真相的誤解與曲解」。

## 背景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教育制度基本移植自蘇聯，學制長（一般大學五年制，清華大學六年制），課程多，教育方式以老師灌輸為主，學生處於被動地位，負擔較重。同時，中共會在教育系統推行「革命理想教育」。根據卜偉華的分析，當時的學生被培養愛黨、愛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革命領袖的理念，普遍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崇尚自我犧牲。這樣的教育也由於中國的環境封閉而十分片面，學生不了解中國以外世界的真實樣貌，容易盲目地以為「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最幸福的，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則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從而傾向過分強調階級鬥爭、神化毛澤東的狹隘理想主義。這些都是後來紅衛兵的理論基礎。

他們純潔而幼稚，自信而盲目，具有熱烈的革命願望而又缺乏政治識別力和免疫力；既有助人為樂的毫不利己精神，又有否定人道主義的狹隘的階級鬥爭觀念，這使他們帶有明顯的盲從特點。

在政治層面，1962年，隨著中共在七千人大會後經濟政策的調整，中國大學錄取更加重視分數，糾正了先前過分強調政治和出身成分的偏向，1962—1963年間部分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可以憑分數升入重點學校，這導致校內兩派學生愈發界限分明：幹部子弟歧視高分學生的出身，高分學生歧視幹部子弟的學習成績。而高分學生因為學習成績好多受老師的青睞，引起幹部子弟的嚴重不滿。

1963年後，中共階級鬥爭升溫，其政治路線愈發偏向「唯成分論」（把出身成分作為選拔學生的唯一標準）。毛澤東認為教育制度弊端的根源是「學校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國轉發文件《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毛澤東在其中著重強調階級鬥爭的重要性，提出「階級鬥爭。是你們一門主課」、「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學畢業」。這得到了幹部子弟的支持，幹部子弟們開始質疑教育制度，他們不滿學校以成績優劣來分配資源，認為這是偏向於剝削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後代。1965年6月，北京四中、北京六中、北京八中三所學校以幹部子弟為主的學生引發了「四六八學潮」，這些學生相互串聯，組織罷課，提出「寧要紅2分，不要白5分」的口號，批評學校領導「不講階級路線，地主資產階級子女受老師賞識，而幹部子女卻受壓迫」。這種「自來紅應當家作主」的意識形態是最早一批幹部子弟紅衛兵的思想基礎。楊繼繩認為，當時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本來就喜歡挑戰現狀，毛澤東的教育思想為他們的挑戰提供了根據。不過，只有幹部子弟才會有更多的資訊和更大的膽量。」

至文革開始的1966年，狹義紅衛兵的主力青少年學生基本都在1949年後接受教育，是中共定義中「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中國革命事業第三代人」。

### 政治局擴大會議與第一張大字報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張春橋的支持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批判時任北京副市長吳晗。1966年2月，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發表了《二月提綱》，主張把對《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討論限制在學術範圍。3月，毛澤東批判了《二月提綱》及提綱的支持者彭真、陸定一等人。

1966年5月，中共政治局於北京召開擴大會議，由於毛澤東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5月16日，會議通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將《二月提綱》批判為「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並提出「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鬥爭剛剛開始」。會後，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作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被撤職。此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開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7人貼出一張大字報，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批判北大校黨委以及北京市委。在毛澤東的指示下，6月1日，該大字報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次日更是被《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並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聲援，號召群眾起來摧毀「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全北京乃至全中國的各學校掀起了反對校領導的政治運動潮流。

## 起源

### 清華附中紅衛兵

作為學生組織的紅衛兵誕生於北京清華附中。清華附中本是清華大學教職工子弟學校，1959年經教育部批准建校，首任校長萬邦儒，1960年開始面向社會招生。根據曾就讀清華附中的柳家新回憶，校內學生多數出身知識分子或普通家庭，少數出身中共幹部家庭。與北京市其他受教育局統一管理的學校不同，清華附中由清華大學直接管理，曾倡導從小學初中高中一路向上培養到清華大學的「十年規劃」。學校還於1964年開始從高一學生中選拔優秀學生建立了可以直升清華大學的預科班，不過該預科班由於後續的文革而並未投入使用。從1964年開始，校內的部分學生開始在各種政治問題上與一些校領導和老師產生分歧，這些反對派學生多數都是高幹家庭出身，曾多次批評學校「沒有階級鬥爭」「不貫徹黨的階級路線」「過右」。1966年5月下旬開始，清華附中的一些反對校領導的學生秘密串聯，決定成立一個反對校領導的組織。

5月29日，王銘、卜大華、張曉賓、鄺桃生、駱小海、張承志等反對派學生在清華附中對面的圓明園開會決定聯合反對校領導根據後來任清華附中工作組組長的中央團校黨委委員劉晉回憶，校領導曾對劉晉匯報稱他們與紅衛兵組織矛盾爆發的導火索是學校在5月決定將一名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學生發展入團，紅衛兵得知後再次批評學校實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校領導隨即召開全校學生大會稱「誰繼續把矛頭對準學校，誰就是反對校黨支部，也就是反黨。」

6月2日，人民日報轉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反對校黨委的大字報。同日下午，清華附中紅衛兵將首張以「紅衛兵」署名的大字報《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貼在清華附中五樓。「紅衛兵」一詞源於張承志的筆名「紅衛士」。很多文獻及紅衛兵參與者認為紅衛兵的成立以及定名日期是5月29日。也有學者認為5月29號只是清華附中反對派學生開會統一行動的日期，並未確定以「紅衛兵」為名。與此同時，北京多所學校紛紛出現了響應聶元梓大字報的學生反對派組織，有的中學生為了表達自己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也將自己的組織命名為「紅衛兵」，「紅衛兵」一名開始廣泛傳播。

### 文革工作組

在中共高層，1966年6月，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主持的黨中央在請示毛澤東之後決定以工作組的方式開展文革，向北京市各教育機構、文藝單位派出指導文革的開展的工作組。文革工作組延續了反右運動、四清運動等中共過去的政治運動的作法，大量中共幹部在運動中被撤職。工作組在運行期間基本取代了所在單位的原黨委，會在所在單位進行群眾運動，為幹部和群眾劃成分、開批鬥會。北京的做法很快被全國各地黨委效仿。在中學，工作組常與學生發生衝突，大量學生被工作組批判、整肅。

6月8日，以劉晉為組長的工作組入駐清華附中，由於清華附中由清華大學直接管理，且時任共青團第一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華在內的大量高幹子弟均就讀於清華附中，劉晉需要每天向自己的上司共青團常務書記胡克實上報情況。在胡克實的指示下，工作組起先站在反校領導的立場上支持紅衛兵。6月17日開始，在工作組的主持下，清華附中校長萬邦儒等校領導被三次批鬥。20日，萬邦儒被宣布停職反省。

同時，由於很多學校的工作組都站在反校黨委的立場上，工作組和部分紅衛兵會合作批判校領導和老師。部分學生也因出身不好遭到紅衛兵批鬥，這樣的血統論成為後來保守派紅衛兵的理論基礎。在清華附中，清華附中紅衛兵便成為了工作組批判校黨委的依靠對象。根據當時就讀於清華附中的仲維光回憶，6月8日，各校以高幹子弟為首的反對派學生紛紛前往清華附中聲援紅衛兵，「前兩年剛剛切掉一個肺」的副校長韓家鰲出來勸阻各校的反對派學生，卻被高幹子弟調侃職級：「十七級幹部，我們家有好幾個呢！」（韓家鰲在中共幹部級別中為十七級）而從6月9日開始，紅衛兵尤其是其中的高幹子弟成為了清華附中的實際掌權者，大量校領導、老師以及出身不好的學生被糾察隊長張承志在內的紅衛兵以拳腳相加、剃陰陽頭、「坐飛機」、揪頭髮等形式批鬥整肅，大量師生被批成「狗崽子」以至於每天進校都要自稱「我是×狗，我老老實實認罪。」

### 反工作組與撤銷工作組

1966年6月21日，清華附中召開全校師生大會選舉革命委員會，紅衛兵與工作組因人選而產生分歧，最終，清華附中21名校革委會委員基本均由紅衛兵擔任，其中王銘當選革委會主任，卜大華、張曉賓擔任副主任。工作組對紅衛兵拒絕被納入指揮產生反感，決定籌建新的分團委來取代革委會。6月23日，共青團主管的《中國青年報》發表社論《左派學生的光榮責任》號召學生支持工作組，清華附中紅衛兵隨即在次日貼出兩張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其中之一就是由駱小海執筆、後來得到了毛澤東親自回復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紅衛兵稱「對今天這個修正主義的清華附中，就要這樣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

由於紅衛兵頭目多為高幹家庭出身，熟悉中共政治語言與鬥爭策略，先是在大字報中宣揚「造反有理」誘導工作組批判，隨即又公開此話為毛澤東給史達林祝壽時說過的毛語錄，使工作組「被拖入非常被動的境地」。清華附中高一的劉剛（後成為蒯大富的戀人以及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負責人之一）、張樹平將這張大字報抄到清華大學，聲援了蒯大富等被清華工作組壓制的師生，清華附中紅衛兵也因此被清華大學的工作組「憤怒圍攻」。6月26日，胡克實在聽取了針對紅衛兵的匯報後認為其「相當不懂事」，很多中學紅衛兵被宣布違法。

類似的反工作組思潮也在北京多校的紅衛兵組織中廣泛傳播，隨後，工作組試圖通過拜訪紅衛兵家長的「懷柔分化政策」，把卜大華、高洪旭等208名紅衛兵骨幹拉到河北沙城兵營封閉軍訓。不過，這並沒有解決和紅衛兵的根本分歧，劉晉曾回憶，自己在家訪紅衛兵領袖時，被該紅衛兵任解放軍某學院副院長的父親大罵「工作組為什麼不能反？！團中央為什麼不能懷疑？！你們派到101中學的工作組副組長講毛澤東思想可以一分為二……」。7月下旬，曾任羅瑞卿部下公安部辦公廳主任、青海省委常委的王仲方因彭羅陸楊案被批判，王仲方的父親王肖山也受到波及，而王仲方的兒子王銘作為清華附中紅衛兵頭目帶領紅衛兵阻止了揪斗他爺爺王肖山的批鬥會，負責中學工作組的胡克實要求劉晉藉此「迅速解決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問題」「直接點出王銘的問題，擊垮紅衛兵的軟肋」。

同時，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隨著毛澤東對工作組的反對越來越明確，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紛紛前往北京各校表達對造反學生的支持，工作組日益失勢，劉晉也被迫取消了和紅衛兵「翻臉」的計劃。7月28日晚，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北京展覽館開會宣布撤銷海淀區各中學工作組，期間駱小海、鄺桃生等清華附中紅衛兵將清華附中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交給江青，得到江青的支持以及將大字報轉交給毛澤東的保證。次日，北京召開「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正式宣布撤銷工作組。

對早期清華附中紅衛兵作用的評價呈兩極分化，張承志、駱小海、卜偉華、熊剛、宋柏林等當時的清華附中紅衛兵認為，清華附中紅衛兵有提倡民主、提倡造反精神的正面作用，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紅衛兵暴力的蔓延。鄭義、王友琴、仲維光等海外學者對清華附中紅衛兵持負面評價，這些海外學者很多當年在中國大陸親歷了紅衛兵暴力，認為清華附中紅衛兵就是紅衛兵暴力的始作俑者之一。仲維光認為，紅衛兵的造反精神源自他們比校長乃至工作組組長級別還高的高幹父母，自己只是在父母的庇護下「奉旨造反」。王友琴提出了「清華附中模式」，將清華附中紅衛兵批評「一套前所未有的迫害模式」的始作俑者，在紅衛兵運動中直接間接害死大量師生。而童小溪認為，儘管這時候的部分中學紅衛兵和高校反對派都在向工作組造反，但與出身普通的高校學生不同，中學紅衛兵多為革幹家庭出身，可以「憑著響噹噹的『紅五類』出身，……不相信有人可以把他們打成反革命。」在隨後的紅衛兵運動中，中學紅衛兵多發展為擁護工作組以及中共幹部的保守派紅衛兵，高校反對派則成為了傾向攻擊中共幹部的造反派。

## 紅衛兵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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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八月

在工作組被撤銷後，1966年8月1日，中共召開聚焦文革開展方式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同日，毛澤東在大會上印發了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回信。3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約見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代表王銘、卜大華並展示了毛的回信：

你們在7月28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清華附中紅衛兵在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後「得到了尚方寶劍」，即使這篇回信在8月21日才被《紅旗》雜誌轉發公之於眾，但在當時早已不脛而走地被紅衛兵向社會各方傳播，點燃了更大範圍的紅衛兵運動。卜偉華認為，毛澤東是紅衛兵運動的始作俑者。本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常委和江青、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領導都沒有對中學紅衛兵給予太多注意，只有毛澤東發現並支持了自發形成向黨委造反的紅衛兵。紅衛兵隨即從北京幾所中學的學生組織，演化為全北京乃至全國範圍內的政治運動。

#### 血統論

血統論隨著早期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而發揚光大。1966年7月29日，北航附中紅衛兵貼出了一幅被稱為「鬼見愁」（意為見到對聯發愁的就是「牛鬼蛇神」）的對聯：

上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

該對聯隨即於8月1日貼遍北京各大中學和高校，引起師生的激烈辯論。8月2日晚，紅衛兵在清華大學舉行了由清華大學保守派紅衛兵劉菊芬主持的辯論會，血統論被一邊倒地推崇。紅衛兵多次要求高層幹部評價血統論對聯，但中共對該對聯的態度並不明確統一。8月2日，陳伯達在接見學生時提出將其修改為更溫和的「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造反，理應如此」，關鋒同日認為血統論對聯「基本精神是爲了很好貫徹階級路綫」但是「不全面，容易起副作用」。8月6日，北京中學生在天橋劇場再度舉行關於血統論的辯論會，期間江青出席會議，表示「不完全同意」對聯並再度提議將其修改為更溫和的版本，但是這一建議並未被紅衛兵所接受。

8月12日，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力夫（譚政文之子）貼出大字報《從對聯談起》，支持血統論的合理性：

這幅對聯一出來，就幾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長好漢們的志氣，大滅混蛋們的威風。在修正主義長期統治下的工大這一顆火星燃起了熊熊烈火。有人說它「糟得很」；有人雖然稍加讚許，但也不能全然否認一個「糟」字，在「但是」後面大做文章；而我們卻要大聲疾呼「好得很！」｜譚力夫｜《從對聯談起》

8月20日，譚力夫又進行了一次捍衛血統論的講話。譚力夫的觀點被幹部子女為首的保守派紅衛兵廣泛追捧，劉濤、賀鵬飛領導的清華大學紅衛兵還將其向全國各地印發。在福建，譚力夫的講話被省委複製了幾十萬份，發行到工廠和農村，有的單位還要求「每天必須學習討論四個半小時」譚力夫講話內容。這也使譚力夫成了全北京乃至全中國的名人。

多數學者認為，紅衛兵對血統論的推崇源自中共建國後推行的根據出身成分給予不同社會待遇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階級出身，在文革之前，共產黨的階級路線就強調「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個人政治表現」。1962年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更是使階級鬥爭升溫，群眾被根據出身，分為「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出身）和「紅五類」（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黑五類」及其子女都會受到嚴重的歧視。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也在不同場合提出紅衛兵應以「紅五類」為主。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強調優先選拔「紅五類」子女升入高等學校，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則要「嚴格審查」。8月18日，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也談到「組織紅衛兵隊伍要以紅五類出身的為基本核心」。童小溪認為，血統論「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分成三六九等的無情現實」，儘管新中國力圖「消滅階級差別」，卻存在著由中共幹部等社會精英集團組成的「高度緊密、高度同質化的內部小圈子、特權俱樂部……社會精英的自我意識又集中到以家庭爲紐帶的事業、權力傳承關係。」。

隨著血統論的泛濫，出身成分不好的學生往往被禁止參加由幹部子女領導的紅衛兵組織。北京作為主體是知識分子和商人的城市，僅有約四分之一的中學生是有參加紅衛兵資格的「紅五類」。由此，北京各大中學校多由高幹子女掌權，劉濤、鄧朴方、賀鵬飛、李黎鳳、孔丹、陳小魯等大批紅二代成為了紅衛兵運動的實際領導者。

與此同時，一段出自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語錄隨著血統論的崛起被紅衛兵廣泛傳播，用來論證暴力的合理性：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血統論的傳播點燃了紅衛兵的大範圍暴力迫害。1966年8月起，紅衛兵打人事件頻發，被劃為「黑五類」的學校領導、同校學生和社會上的「小流氓」都是紅衛兵的攻擊對象，紅衛兵殺人事件開始出現。8月5日，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對五名校領導以「用帶釘子的木棒打」、「用開水燙」等殘酷手段毆打虐待，副校長卞仲耘被毆打致死。卞仲耘是紅八月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受害者。有的紅衛兵曾試圖反對暴力，8月6日，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部分紅衛兵貼出《緊急呼籲書》，主張「各校真正的左派聯合起來，行動起來，嚴格制止亂打人、耍流氓、破壞國家財產的行為」，但對制止紅衛兵狂熱的擴散幾乎沒有作用。在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8月8日，一名被鬥爭了一個星期的高一女學生楊愛倫臥軌自殺未遂，被撞成重傷。8月17日，北京101中學的十多名校領導老師被紅衛兵「強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用四肢爬行」，美術老師陳葆昆當日被迫害致死，成為了紅八月第二個死亡的受害者。

中共高層此時對層出不窮的打人事件不置可否。8月6日，張春橋在接見天津學生時說：「有的同學打了人，思想負擔很重。我們不提倡打人，但已經打了，怎樣？只能解放這些學生。當時兩派學生鬥起來了……這是工作組挑唆的，我們要解放兩方面的學生。好人打了壞人活該，好人打了好人是誤會，我們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後不要再打人了。」8月13日，北京中學紅衛兵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一次十萬人大會，會議由王任重組織，五名「小流氓」在會上被公審批鬥，期間還被一些紅衛兵用皮帶當眾毆打，周恩來後來稱該會議「給我們群眾運動造成一個很不好的影響，以後許多地方這樣做。」會上李富春還宣布改組團中央，標誌著共青團中央對中學的領導職能中斷。9月6日，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在接見重慶「紅五類」學生時表達了自己對血統論的高度認同：

對反動的傢伙，只有和他們鬥。我們殺了他們的老子，和他們的老子結下了仇；你們殺他們的兒子，和他們的兒子結下了仇；他們還有兒子、孫子！我們和他們鬥一輩子。

#### 八一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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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毛澤東出席了天安門廣場召開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後被稱為「八一八」大會），清華附中紅衛兵駱小海、韓軍、宋柏林；北大附中紅旗彭小蒙等紅衛兵以及聶元梓等高校學生代表受邀登上天安門，毛還接受了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為其佩戴的紅衛兵袖章。當天，新華社播發消息《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大革命》，將紅衛兵醒目地突出報導：

幾萬個繫著紅袖章的「紅衛兵」們，英姿勃勃，像生龍活虎一樣，在今天的大會上很引人注目。「紅衛兵」是首都大中學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創建的革命群眾組織，他們表示要一輩子當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國共產黨、保衛祖國的紅色尖兵。

在1966年的8月至11月間，毛澤東先後以不同的形式共八次接見紅衛兵。八一八大會又被稱為「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據戚本禹回憶，毛澤東自稱多次接見紅衛兵的構思源自毛年少時在廣州見過孫中山：「我見到了孫中山，記了一輩子，至今不忘。他們見到了我，也不會忘記我的，會去研究我的。」

在先前，紅衛兵只是北京中學文革運動中由少數學生結成的特殊學生組織，其中多數由高幹子弟組成，為了與之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湧現的造反派紅衛兵進行區分，這些最早的中學紅衛兵也被稱為老紅衛兵。這次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直接點燃了全北京乃至全國範圍內的紅衛兵運動。童小溪認為，後來成為「保爹保媽」派的幹部出身中學紅衛兵和造反派平民出身紅衛兵在8月18日都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兩派群眾組織在之後相互對立衝突，卻又在這一大會上同樣被命名為「紅衛兵」，因此八一八大會的意義是「含混的、矛盾的，這種含混只有在後來兩派陣營分明的衝突對立中才得到澄清。」後世的文革史學又會「把兩個對立衝突的陣營都歸類於『紅衛兵』之名下，這樣，兩派的本質區別就被掩蓋、模糊了，含混的名稱，就爲在事件、行爲上的張冠李戴，時間、因果上的顛倒，打開方便之門。」

#### 紅色恐怖與破四舊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由青少年打殺教師和老百姓的事情。

隨著紅衛兵在八一八大會中被毛澤東親自賦予合法性，中學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在規模和程度上全面升級，大量暴力行徑被紅衛兵稱為「紅色恐怖」，被打死的受害者數量迅速上升。8月19日一天就發生了多起紅衛兵打人事件：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所中學的紅衛兵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批鬥了三所中學及教育局的領導幹部，其中北京八中的副校長溫寒江被紅衛兵「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從兩公里外的學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裡」，教育局長孫國梁「被打斷三根肋骨」；當日晚上，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的兩名老師張輔仁、張福臻被紅衛兵打死，屍體還被紅衛兵「先用冷水澆，又用開水燙，看到屍體全無反應才罷手」；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紅衛兵自8月19日開始連續毆打虐待校長沙坪，「用皮鞭和捆著帶釘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次日，沙坪在一千六百多名全校師生參加的「鬥爭會」中被毆打致死，該校數學老師張梅岩、體育老師何世瑾也在受到紅衛兵虐待後自殺。

8月21日，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出通知《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8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報告。這使得紅衛兵的暴行被中共最高層縱容，能夠免於法律懲罰。在北京，大量中學領導及教職工被施加殘忍的暴力迫害。在8月19日之後的「紅色恐怖」期間被打死或自殺的遇難者包括但不限於北京八中學校負責人華錦、歷史老師申先哲；北京市第十一中學化學老師唐婉森、圖書館員沈世敏等共8名教職工；房山中學校長王哲；北師大二附中黨支部書記姜培良、語文老師靳正宇等共3名教職工；清華附中物理老師劉澍華……北京的文化界與大學也受到了紅衛兵的暴力衝擊，不過沒有中學的普遍及嚴重，8月23日，一群紅衛兵衝進北京市文聯、文化局，暴力批鬥了時任全國文聯副主席的老舍在內的40多名老幹部、老作家，被稱為八二三事件。次日凌晨，老舍投湖自殺身亡。

在「紅色恐怖」擴大的同時，紅衛兵還開展了一場「破四舊」運動，紅衛兵的理論基礎是《十六條》中的批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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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北京二中紅衛兵向全市散發《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的大字報，提出要「批判和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八一八大會之後，大批紅衛兵把「破四舊」作為行動綱領。紅衛兵要求街道、店鋪、工廠、學校等社會各界更改帶有「封、資、修」色彩的名字，在北京，8月19日，紅衛兵砸爛了全聚德的招牌並將其更名為「北京烤鴨店」，將原來餐廳內掛的國畫換成毛澤東像；8月20日，由於蘇聯當時被中國批判為修正主義，女二中紅衛兵提議將蘇聯大使館門前的「揚威路」更名為「反修路」並舉行了「反修大會」，其他被紅衛兵改名的還有長安街（改名為「東方紅大街」）、東郊民巷（改名為「反帝路」）、王府井大街（改名為「防修路」）等等。

紅衛兵還攻擊了大量宗教團體和民主黨派。8月22日，二百多名回族學生衝擊西城區牛街清真寺，命令阿訇「交出全部古蘭經」「進行勞動改造」，隨後還提出了「徹底消滅伊斯蘭教」的口號，但被周恩來等中共高層制止；8月23日，多所中學的紅衛兵批鬥了榮毅仁、樂松生等十三名民主黨派幹部，當日晚上，北京八種紅衛兵發出了要求民主黨派解散的《最後通牒》，最終多個民主黨派的印章被紅衛兵收繳；8月24日，十幾所中學的紅衛兵聯合衝擊了位居東單三條的瑪麗亞方濟各修女會，要求驅逐羅馬修女，導致8名羅馬修女於8月31日被驅逐出境。

破四舊運動得到了中共高層的支持。8月21日，《紅旗》雜誌發文《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借用共產黨宣言中提到的「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盛讚紅衛兵。8月23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好得很！》褒揚破四舊：

北京解放已經十七年了，可是，在修正主義的前北京市委長期把持、壓制下，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號，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仍然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著人們的靈魂。廣大革命群眾，對這些實在不能再容忍了！

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幾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著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

這是破舊立新的革命行動。閃耀著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新名稱，新風俗，新習慣，為我們偉大的首都，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增添了無限的光彩。處處是革命的標誌和文字，處處是革命的語言和歌聲。每個街道，每個商店，每個行業，都要成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學校，成為宣傳、執行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陣地。毛澤東思想正在照亮每一個角落。這是振奮人心的大事，這是大快人心的喜事。

自此之後，北京的破四舊運動大幅激化。紅衛兵在破四舊中從相對溫和的改名、砸招牌演變成了更加暴力的抄家、破壞文物等運動，武力迫害和打死人事件頻發，8月24日一天，在北京東廠胡同就至少有6名居民被打死。各地的寺廟、公園、博物館、書店、美術店被紅衛兵大掃蕩，大量文物被損毀，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保存的6843處文物古蹟中4922處被損壞，占比超過70%。大量市民被紅衛兵抄家要求上交黃金、白金和各類生活用品，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共有超過11萬戶被抄家，共抄走10.31萬兩黃金、34.52萬兩白銀、5545.99萬元現金。紅衛兵在破四舊中「敢想、敢說、敢做、敢造反」，還提出了大量因荒謬而未能實現的倡議，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停止生產銷售菸酒、廢除芭蕾舞、創作新國歌、修改憲法、以革命委員會取代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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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民日報等新聞媒體對破四舊肯定性的宣傳報導，破四舊的風潮波及全國，在地方黨委的支持下，各地紛紛湧現對北京紅衛兵的模仿潮。在上海，超過15萬戶市民被抄家；在山東，8月27日，武訓墓被幾所中學的紅衛兵砸毀，武訓的屍體被紅衛兵抬出遊行，後被焚燒。據不完全統計，至1966年10月，紅衛兵共抄得存款、公債428億，黃金118.8萬兩、古董超過1000萬件。

紅衛兵還以「清查清理社會人口」的名義將大量「黑五類」市民驅逐出北京，遣回原籍。據中共官方資料記載，1966年8月底至9月，在北京共有超過85000人被遣返原籍，占城市總人口約1.6%。被驅逐者只允許攜帶少量行李。紅衛兵把北京火車站變成了「人間地獄」，車站的「候車室和月臺上跪滿了等候車的被遣送的人們，有的戴著花樣出奇的紙糊高帽子，有的傷痕累累裹著紗布。」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也進行了類似的驅逐運動，在天津，超過41000人被遣送農村；在上海，超過8000人被強行遣送外地。紅衛兵的驅逐行動得到了謝富治、葉劍英、譚震林等中共高層的廣泛支持，時任首都工作組組長的葉劍英曾說：

紅衛兵小將管你什麼法律不法律，一掃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難問題，紅衛兵解決了。有些極反動的傢伙，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也不敢動他，這一回小將們就把他揍死了。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會上的垃圾。

根據宋永毅的研究，共產黨於1962年就有過類似的抄家遣送計劃，1966年5月，首都工作組在毛澤東「保衛首都」的指示下成立，工作組以葉劍英為組長，計劃和公安部門合作大批遣返「成分不好」的北京市民，文革開始後，紅衛兵的抄家遣返行動正與之不謀而合，很多時候被抄家遣送者的名單就直接由地方公安部門和居委會向紅衛兵提供。

紅色恐怖中，也有少數被迫害者武力反抗紅衛兵的暴行，但反而招致紅衛兵更猛烈的暴力。8月24日，北京市崇文區發生了被抄家者李文波用菜刀砍傷紅衛兵後跳樓自殺（一說李文波只是拿菜刀嚇跑紅衛兵，隨後被槍斃）的「欖杆市事件」；8月25日，北師大二附中學生曹濱海與抄自己家的同班紅衛兵發生爭執，砍傷了一名紅衛兵後被公安局逮捕。這兩起事件被紅衛兵宣傳為「階級敵人的瘋狂報復」和「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引發紅衛兵震怒，周恩來、吳德等中共高層也迅速表態支持紅衛兵，時任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曾表態：「我們要保衛紅衛兵，反革命殺了紅衛兵堅決要鎮壓反革命……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打死了也就算了。」「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李文波的妻子劉文秀隨即被槍決，曹濱海之母樊希曼被紅衛兵抓到學校活活打死。8月26日到9月1日，被紅衛兵打死的受害者數量比8月25日以前再次大幅度增加，9月1日一天就有228人被打死，達到受害者人數的最高峰。這一期間紅衛兵還製造了超過300人被殺害，22戶家庭被殺絕的大興事件。在8、9月的北京，紅衛兵共打死1772人，導致火葬場人滿為患，很多屍體未標註姓名就被紅衛兵匆忙送去「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

迅速、慘烈的暴力擴大化終于震動了中共高層，8月30日，章士釗指控紅衛兵暴力的信件被交給毛澤東，毛澤東批示轉交周恩來，周恩來隨即列出《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命令保護部分高層幹部。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下發《緊急通知》，要求「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從現在起一律停止提供名單……除現行犯外，五類分子的名單，有關部門也不要向群眾提供」，隨後紅衛兵打死人的暴力事件數量驟降。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用文斗，不用武鬥》，進一步嘗試遏制武鬥暴力的蔓延。

對於「破四舊」的發生原因，楊繼繩將其中一部分歸咎於青少年學生的極端意識形態，認為紅衛兵的殘忍受中共1949年以來階級意識形態教育的影響，「黑五類」在課堂、報紙、文化娛樂活動等一切由中共組織的場合被妖魔化，這導致紅衛兵在施暴中不僅不感到負罪，反而有一種正義感。對於毛澤東在紅衛兵運動中的具體角色，很多中共相關人物後來的回憶錄稱毛澤東一直反對武鬥和暴力。但由於文革的很多檔案被中共封存，學界很難得知毛澤東在當時得到的具體資訊及其批示，宋永毅認為，即使毛沒有直接指示紅衛兵殘殺平民，但毛對北京近10萬人被強制遣返等龐大的暴力事件不可能不知情，毛的沉默就是某種程度上的默許。卜偉華認為，「破四舊」符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毛認為混亂是達到「天下大治」的必經之路。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中說：

主要問題是各地所搞亂的問題。採取甚麼方針？我的意見是亂他幾個月，堅決相信大多數是好的，壞的是少數。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呢！《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社論，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運動。提倡文斗，不要武鬥。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兇手捉回來，罪證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彬彬有禮。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

卜繼續論證，儘管很多中共幹部都看出了紅衛兵運動的危害性，其中的暴力行為甚至違反憲法、違反法律，但由於此時政治局勢也在劇烈變動，大量幹部被打倒，跟緊最高層的旨意，表態支持紅衛兵也是各級幹部的自保手段。

#### 紅衛兵糾察隊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市西城區的31所中學紅衛兵組織在北京師大女附中開會，會上決定成立「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規範紅衛兵的行為。西糾由西城區共幾十所中學的紅衛兵組成，其核心成員包括孔丹（孔原之子，北京四中學生）、秦曉（秦力生之子，北京四中學生）、陳小魯（陳毅之子，北京八中）、董良翮（董必武之子，北京六中學生）、薄熙來（薄一波之子，北京四中學生）、劉源（劉少奇之子，北京四中學生）、鄧榕（鄧小平之女，北師大女附中學生）等等，多為高幹子弟老紅衛兵。

西糾宣布自己的職責和權利有「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有權檢查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各單位的紅衛兵組織」「有權扣押假紅衛兵和流氓」等等，儘管這些權利未經法律授予，但是西糾的活動廣受了周恩來、陶鑄、王任重、葉劍英等中共高層支持，其本意是為了在紅衛兵運動極度混亂的八月底，藉助統一的紅衛兵組織來恢復社會秩序。周恩來曾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指導西糾的活動，周還親自點名西糾於8月31日負責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維護城市秩序，並指派15名西糾成員登上天安門城樓近距離受毛澤東接見。隨後，在北京東城區、海淀區也成立了類似的糾察隊組織「東糾」、「海糾」。

西糾於8月至10月間陸續發布了十幾個「通令」，試圖對紅衛兵運動做出規範並使其溫和化，其內容包括限制武鬥，限制查抄財物，縮小遣返人員範圍等等，但由於西糾成員多奉行血統論，很多還在「通令反對武鬥和打人的同時，自己卻大打出手」，因而給北京市民留下的印象很差除此之外，西糾成員的主要活動內容是保護大量中共高幹以及社會名人，在通令中多次強調「保護高級幹部的安全，維護高級幹部的生活」並在周恩來的指揮下保護了宋慶齡、何香凝、班禪、郭沫若、傅作義、李宗仁等等文化名流。

部分西糾成員在北京市委下發《緊急通知》後依舊實行紅色恐怖，在北京六中，王冒明（王家揚之子）、朱支前（朱理治之子）等紅衛兵在校內私設「勞改所」「監獄」，使用「拳擊小腹」，「刀背打臉」、「開水澆人」、「坐土飛機」（由幾名紅衛兵抓住受害者的手腳，把受害者拋起一米多高，使其摔在水泥地上）等方式虐待、關押「犯人」，一共有50多人在「勞改所」被虐待，其中19歲的北京六中高三學生王光華因為未經紅衛兵准許外出串連，9月27日被紅衛兵殘暴虐待後死亡；校退休工人徐沛田，由於其父原為工廠廠主，被紅衛兵以「讓他口叼著破鞋在操場上爬行。一直爬到廁所，又將徐推入小便池，並在他身上尿尿」「用開水澆老人頭部」「讓老人唱歌，跳舞，還讓他吃屎喝尿」等方式虐待，最終於10月3日被紅衛兵「將尼龍絲繩子套在徐的脖子上」虐待身亡。

史學界對西糾作用的評價兩極分化。王年一對西糾持正面態度，肯定其在「抑制混亂方面所起的作用」，並認為西糾「歷史功績，不可埋沒」；卜偉華認為，儘管西糾「也存在著打人、違反政策的問題，有的甚至還比較突出，但是他們能在亂打亂鬥盛行的時候看到問題，並首先提出糾正這些問題的辦法，還是難能可貴的。」。這樣的說法也得到了孔丹、陳小魯等原西糾成員的認同。

也有學者對西糾持負面批判態度，楊繼繩認為，西糾「把保衛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安全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保護「乏善可陳」。在西糾成立至中共中央勒令制止殺人事件之前的一段時間，甚至是北京受害者死亡最多的幾天，說明西糾「不僅沒有制止紅色恐怖的效果，西糾成員自己還在繼續製造紅色恐怖。」

### 造反派崛起

#### 多數派與少數派

儘管清華附中紅衛兵因為後來持反對工作組的立場而得到毛澤東的褒獎，但是在「高幹子弟要掌權」的血統論思想影響下，包括譚力夫、劉少奇女兒劉平平、劉婷婷；鄧小平兒子鄧朴方、女兒鄧楠在內的大批高幹子女曾與工作組相互扶持，譚力夫曾在演講中評價工作組進校讓「黨的陽光，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就照亮了北工大」，同時大罵部分工作組的反對者：「有人對黑幫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現」給他那麼多甜頭，怎麼恨得起來？可是對工作組，對一些老革命同志，卻恨之入骨。知道哪一個犯了錯誤，大有雀躍之勢。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你高興甚麼？他媽的！」他們在6、7月是工作組的依靠對象，工作組撤出後又成為了紅衛兵，權力始終凌駕於普通學生之上。作為紅衛兵運動開始時的主流，這類紅衛兵被稱為「多數派」，他們多由高幹子弟領導，擁護血統論，反對在文革中以批工作組為主要方向以及將對中共高級幹部的批判普遍化。

而與之對立的則是主張徹底反對工作組，支持以批判工作組作為文革主要方向的「少數派」，少數派通常出身較為普通，很多成員甚至是「黑五類」，作為少數派領導的「紅五類」也非高幹子女，多出身於基層幹部、烈士或工人、農民家庭，沒有多數派的強大政治背景和靈通的資訊。北京的少數派主要集中在大學，其中很多成員就是工作組時期被迫害的學生。學者馬若德認為，這些大學生與他們「年輕的弟弟妹妹要『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不同，他們多擔心自己由於被工作組貼上了「右派」「反黨分子」的標籤而影響畢業後的前途，在運動中急於恢復清白，因此把批判工作組作為運動重心。多數派會通過血統論指責少數派「成分複雜」、「右派翻天」，少數派則回敬多數派「保皇」、「走資派的御林軍」。

儘管各高校的工作組在8月已被撤銷，但根據《十六條》的規定，文革運動可以由群眾選舉出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形式開展。有的中共幹部會據此派出類似工作組的「籌委會」「聯絡員」「觀察員」「巡視員顧問」，同時聯合多數派延續工作組的政治運動路線，少數派依舊遭到歧視和政治迫害。根據當時的造反派文獻記載，「工作組走了，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活魂猶在，不過採取了種種新形式。」8月中旬開始，少數派與多數派及其所保衛的中共高幹的衝突愈演愈烈。

清華大學「八·二四」事件是兩派矛盾爆發的標誌性事件。在清華大學，工作組撤出後，以劉濤（劉少奇之女）、賀鵬飛（賀龍之子）、李黎風（李井泉之子）、喬宗淮（喬冠華之子）等高幹子弟為首的學生組成了支持工作組的多數派組織「清華大學文化革命領導小組臨時籌備委員會」（簡稱清華臨籌），後來又發展為清華大學多數派組織「清華大學紅衛兵」。8月7日，清華臨籌提出主張結束批判工作組的「八七建議」，被孫銀基（後改名為孫怒濤）、楊繼繩、任彥申在內的部分少數派學生所反對，這些學生在8月8日成立了反對「八七建議」的少數派組織「八八串聯會」（簡稱「八八」派），後來也發展為紅衛兵組織「清華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後改名為「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蒯大富也曾想加入「八八」派，但因為工作組時期被「搞得很臭」而未被接納。

8月20日前後，由於毛澤東在月初批判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流入社會，部分清華少數派學生創作了批判劉少奇的大字報《捨得一身剮，敢把劉少奇拉下馬》、《炮打司令部，炮打劉少奇》等。這些大字報引起清華多數派的強烈警覺，認為這是「右派翻天」，8月24日，由劉濤、賀鵬飛領導的多數派與清華附中等中學的多數派紅衛兵舉行了一次「革命暴力行動」。2000多名紅衛兵在清華大學實施「戒嚴」，大量少數派的大字報被封鎖撕除，一些反對學生被多數派「抓住，強制他們圍著大禮堂前面的草坪遊街，然後用皮帶抽打……跑得慢的用皮帶抽打，背不動磚石的而倒在地上，就拉起來用棍子、皮帶瘋狂地抽打。」原校領導也被再次抄家和暴力批鬥。根據原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回憶，清華的行政、院系、校黨委的大批領導被紅衛兵集中起來「成行地跪在地上」，又被「用棍子抽打，然後強迫我們互相打，不願互相打的，就打耳光，用棍子打脊背……」

25日，中學紅衛兵繼續到清華大學遊行，貼出了「8.24行動好得很！」、「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等大標語。並再次以「銅頭皮帶抽打」等方式迫害了清華大學的「黑幫」、「黑五類」。同日一些「八八」派少數派學生前往中央接待站舉報賀鵬飛，卻被接待紅衛兵的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敷衍了事。

根據楊繼繩分析，這次事件的殘暴程度遠超曾被工作組和劉少奇批判的北京大學六一八事件，八二四事件標誌著「中學紅衛兵從造本校領導的反、造工作組的反轉向保衛劉少奇和他們自己的父輩。」童小溪認為八二四事件的意義就是：「保守勢力出於對現存秩序動搖的恐懼、出於對『動亂』的反感，而進行『反客爲主』的保守主義騷亂。」

這一期間，北京多所高校派別分化愈發明顯，各派以反工作組還是保工作組為主要矛盾爆發衝突，各校的少數派為了與多數派對抗，也成立了自己的紅衛兵組織：

- 北京礦業學院：工作組撤出後，校黨委書記張學文通過組建「籌委會」，聯合多數派紅衛兵「首都紅衛兵」將137人編入「勞改隊」，剝奪被勞改者的人身自由。
- 北京航空學院：8月10日，400多名少數派要求原工作組組長、時任國防科工委八局局長趙如璋回校檢查，但是趙如璋隨即被校「籌委會」以及多數派組織「北航紅衛兵」所保護，北航紅衛兵聯合其他多數派以及部分工人前往北京航空學院遊行示威「想一舉摧跨少數派」。8月20日，北航少數派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簡稱北航紅旗），為了揪斗趙如璋組織前往國防科委門口絕食靜坐抗議，但因趙如璋被鍾赤兵、羅舜初等國防科委領導保護而未果。
- 北京地質學院：8月17日，以朱成昭、王大賓為首的1000多名北京地質學院少數派師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東方紅公社」（簡稱地質東方紅），並於8月23日起多次前往地質部，要求地質部交出原地質學院工作組組長、地質部副部長鄒家尤，與地質部黨委發生衝突，多名地質東方紅的學生在地質部絕食抗議。9月7日，鄒家尤女兒在內的多名西糾成員前往地質部要求東方紅離開，雙方發生武鬥，導致8名地質東方紅成員被西糾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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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大學中的紅衛兵開始聯合為規模更大的「司令部」，這些司令部派系混雜，立場各不相同，但都在同一時間得到中共高層支持，並被不同的中共高層直接下發指示領導。8月27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簡稱「首都一司」）成立，江青、楊成武、劉志堅、汪東興等中共高層出席一司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的成立大會。首都一司由北京27所高校約6000人組成，其中絕大多數為保工作組的多數派，汪延群（汪東興之女，北京輕工業學院學生）任指揮，劉平凡（劉志堅之女，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劉克府（又名朱新華，朱良才之子，北京航空學院多數派紅衛兵）、朱新民（朱良才之子，北京輕工業學院學生）、朱新加（朱良才之子，中國人民大學學生）任副指揮。當晚，周恩來接見了首都一司的十幾名紅衛兵領導，向首都一司表示支持，並將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東配殿劃撥給首都一司做辦公樓。9月5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首都二司」）成立，江青、楊成武、劉志堅、汪東興等上次出席首都一司的中共高層再次出席成立大會。首都二司由北京48所高校約11000人組成，周太安（周希漢之子，中國人民大學學生）任指揮，首都二司的辦公地點設在首都一司東配殿旁的文化宮西配殿。不過，首都二司由於成員混雜，在紅衛兵運動中未參與什麼重要事件。

周恩來是多數派的重要支持者，曾多次親自向首都一司下發指示。9月2日，周恩來起草了《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主張紅衛兵「要保障黨和國家首腦部門、要害部門、宣傳工具、交通運輸、機場，對外關係和活動正常運行，不受干擾和影響。」儘管該報告沒有正式報送毛澤東批覆，但一直被周恩來用於指揮紅衛兵。在周恩來的直接指示下，首都一司參與了保衛上海市委、保衛新疆黨委、維護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會秩序、接見串聯紅衛兵等活動，首都一司紅衛兵在前往外地串聯過程中還將譚力夫講話大幅傳播，以至於「不少人以為譚力夫是副總理級的領導幹部。」

在多數派聯合的同時，少數派也成立了自己的「司令部」。9月6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成立，劉志堅、周榮鑫、戚本禹出席三司成立大會。首都三司主要由清華大學、北京地質學院等校的少數派學生組成，由蒯大富和朱成昭（地院東方紅領袖）領導。根據戚本禹回憶，首都三司的成立源自戚曾在江青的支持下指示朱成昭：「一司是官辦的，二司偏向保守派。我讓他（朱成昭）去和蒯大富一起聯合各校造反派組織成立個『三司』」。

隨著江青、張春橋、陳伯達、戚本禹、關鋒等多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透露對少數派的明確支持，少數派名聲大振，逐漸成為了紅衛兵運動新的多數主流派系「造反派」，原先的多數派則被造反派貶稱為「保皇派」。9月17日至20日，中央文革小組召集朱成昭、韓愛晶、蒯大富、譚厚蘭等20多名造反派領袖，召開了一次「北京大專院校部分師生座談會」，會議由張春橋主持，造反派在會上指出自己受到的壓制，並批判了劉少奇、鄧小平、李先念、薄一波、譚震林等中共中央領導，會後，中央文革小組整理了一份會議記錄和《簡報》，在其中認為文革中有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壓製造反派，這些座談會的材料隨後被報送毛澤東。

隨後，中央文革小組親自前往各校支持造反派：9月21日，陳伯達在國防科委接見還在靜坐的北航紅旗，讚揚北航紅旗學生：「你們是少數，少數是優秀的，先進的。」隨即提出和國防科委簽軍令狀「科委的幹部如果被學生殺死或殺傷，陳伯達情願抵債」，逼迫國防科委於23日向造反派交出趙如璋；9月23日，原在校內被排擠的蒯大富和幾十名支持他的「蒯式人物」成立了造反派組織「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簡稱清華井岡山），據蒯大富回憶，清華井岡山的成立契機源自張春橋對他的指示：「張春橋見我獨往獨來，建議我要有自己的組織」；9月28日，關鋒在地質學院座談會上點名指責鄒家尤，地質東方紅隨即「三進地質部」，在地質部大院召開了「揭發批判何長工、鄒家尤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並於當天深夜綁架何長工。

####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批判資反路線是文革的一次重要轉折。真正的造反派的崛起是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相聯繫的。這裏說的真的造反派是指矛頭指向「當權派」、即指向特權階層的那一些個人和組。這一批人在運動初期反對黨委、反對工作組，在工作組的五十天鎮壓中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他們雖然得到了自由，但還沒有從陰影中走出來。直到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造反派群眾組織才真正走上政治舞臺。

1966年10月，由毛澤東主導的中共發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其標誌是10月1日《紅旗》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當天發表的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社論提出黨內出現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產物，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十六條的公布，獲得了廣大革命群眾的熱烈擁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整個的革命形勢好得很，越來越好。

但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只有徹底批判它，肅清它的影響，才能貫徹執行無產階級的十六條，才能在正確路線指導下進行社會上的、學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門的斗、批、改，才能明確斗什麼，批什麼，改什麼，才能明確依靠誰來斗，誰來批，誰來改，才能勝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務。如果繼續過去的錯誤路線，重複壓制群眾的錯誤，繼續挑動學生鬥爭學生，不解放過去受打擊的革命群眾，等等，那就是對抗和破壞十六條。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正確地進行鬥批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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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北京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周年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第四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會上也提到了類似的「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說法，後來被毛澤東統一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簡稱「資反路線」）。批判資反路線的另一份重要文件是10月5日中共中央轉發的《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份指示進一步否定了由黨委、工作組領導文革的運動方式，並提出要徹底平反被工作組打為「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眞右派」的群眾。

根據王力回憶，批判資反路線由毛澤東親自籌劃，而毛澤東在其中所針對的不只是工作組，更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8、9月間「工作組撤出以後、那些採用新形式抵制群眾運動、控制群眾、不讓群眾造反的人，概括起來就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組織部份群眾來保自己的人。」

在高層，中共中央於10月9日至28日召開「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召集了各省、國務院部委、軍委各總部及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主要討論如何開展批判資反路線運動。10月16日，陳伯達根據先前與毛澤東的談話，在會上代表中央作出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在其中高度支持先前的學生造反派，批評壓制學生造反運動的各級官僚，並嚴厲批判血統論：

各地流行著一種所謂「自來紅」的謬論。投靠這種謬論的人，就是過去用各種手段打擊、排斥工農子女的人。他們利用工農出身青少年的階級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輕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蠱惑一批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麼「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就是這樣的血統論。這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徹頭徹尾的反動的歷史唯心主義，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根本對立的……不做階級分析，不把事物一分為二，只醉心「高幹子弟要掌權」，這是完全脫離了無產階級軌道，完全同毛澤東思想背道而馳。我們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條標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為什麼因為是高幹子女，就一定要掌權？難道因為他們的血統高貴嗎？

在會上，包括江渭清（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趙武成（天津市委第二書記）、劉瀾濤（西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西南局第一書記）、韋國清（廣西省委第一書記）、葉飛（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大量中共高層因為對陳伯達報告的看法不同，而被張春橋、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批判。毛澤東高度評價陳伯達的報告，要求將陳的報告「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二本。」10月23日，劉少奇、鄧小平在會上做檢查，承認自己犯了「實行資產階級路線」的錯誤，次日的會議便以批判劉少奇為主題。

10月25日，林彪、毛澤東先後在會上講話，毛提到在自己退居二線後，黨內出現了各種「獨立王國」，自己的意見無法推行。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表述則相對溫和，認為「文化大革命這把火是我點起來的，時間很倉促，只幾個月……不那麼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並安慰了被紅衛兵衝擊的幹部「路線錯了，改了就是了。誰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10月28日，周恩來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做總結講話，要求將紅衛兵運動限於學校，不在農村、工礦企業等處組織紅衛兵；不准動解放軍；不准紅衛兵取締公檢法、宣傳機關等專政機關，同時提出了一系列如禁止搞「罷官」，禁止抄家、扣人，禁止體罰等具體政策限制紅衛兵，但是未被嚴格執行。會後，陳伯達的報告聯同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被作為批判資反路線的綱領以及「思想武器」正式下發。

中央會議召開的同時，各地學生召開了規模龐大的批判資反路線大會。首都三司與中央文革小組聯繫密切，在批判資反路線中多次發揮重要作用。首都三司在各省設有「聯絡站」，包括楊曦光（湖南「省無聯」）、黃廉（重慶工人造反軍）在內的多名各地造反派曾受其影響。10月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全國在北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陶鑄、張春橋等中共高層出席大會並表示對首都三司的支持。該會超過10萬人參加，其中很多出席者是來自中國各地的造反派師生，蒯大富由於在會上宣讀首都三司的「誓詞」而被稱之為「蒯司令」（實際首都三司未設「司令」一職，且當時的實際領導為朱成昭）。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第五次接見紅衛兵，首都三司當天聯合北航紅旗上街遊行，喊出口號「打倒劉少奇」。

此後，多名中共領導幹部被中央批判並受到造反派學生的直接衝擊。造反派學生從先前被中共各級黨委壓制的地位一躍而起，成為紅衛兵運動的領導者，有的造反派還會藉機報復曾整過自己的官員。在北京，大量原先參與組織工作的中共高層被批，10月13、14日，李雪峰被造反派連續兩天開會批判；10月18日，清華大學出現大標語「打倒修正主義的頭子劉少奇！」；11月2日，部分高校造反派和公交系統單位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會批判薄一波、陶魯笳等工交黨委領導執行資反路線；11月8日，聶元梓、孫蓬一等造反派貼出大字報《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鄧小平。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中共北京市委關於給革命群眾平反的緊急通知》，宣布由於北京市委由於「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將在前幾個月「把一些革命群眾打成了『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這是違反『十六條』規定的，是十分錯誤的」，因此決定「當眾一律平反，公開檢查，賠禮道歉，給他們恢復名譽。」。12月25日，蒯大富率領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5000多人上街遊行示威，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此後「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被迅速傳播蔓延。

同時，一批曾被老紅衛兵虐待殺害的群眾也被平反，大量曾被老紅衛兵和中共黨委所壓制的群眾加入造反派，老紅衛兵被造反派再度衝擊。首都二司中以北航紅旗為首的造反派曾於1966年11月12日、12月11日兩次發出通令要求取締、解散中學紅衛兵糾察隊。血統論被中共高層徹底否定，一些老紅衛兵也被指名批判，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謝富治等人在不同場合批判譚力夫，最終導致譚力夫於12月18日入獄（後於1967年5月29日出獄），還有造反派提議將譚力夫生父譚政文的骨灰從八寶山革命公墓中移出並搗毀。

西糾等中學紅衛兵糾察隊也隨著被周恩來、陳伯達、江青批評而失去影響力。11月18日，北京市委針對西糾和北京六中老紅衛兵發布《重要通告》，命令紅衛兵「嚴禁私設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陳伯達、戚本禹、關鋒、王力、吳德等中共高層於11月19日、20日兩次訪問北京六中勞改所，北京市委的通告也於20日被中共中央批轉下發至全國；12月9日，周恩來在會見西糾、三司等各派別紅衛兵組織時首次嚴厲批評自己曾支持的西糾，稱其「長期驕傲起來」「要好好整風，不要盛氣淩人」「你們管轄下的六中，那樣打人，完全違反十六條」；12月16日，北京召開「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會」，江青出席會議並在會上點名批評中學紅衛兵糾察隊「以貴族自居，以為血統高貴，甚麼東西！」；17日，北京召開「全國在京革命派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奪取新勝利誓師大會」，周恩來出席並在江青、陳伯達發言後再度猛烈批評中學紅衛兵糾察隊。隨後包括西糾負責人孔丹在內的大量紅衛兵糾察隊員被逮捕，12月27日，周恩來在首都三司召開的大會上宣布徹底取消紅衛兵糾察隊。

很多中共高層對批判資反路線運動感到不滿。11月13日，陳毅、葉劍英在接見串連學生時提出要保持軍隊穩定，並相對溫和地反對批判資反路線中的「左傾方針」。據劉志堅回憶，江青在會後嚴厲指責「軍隊這些接見，是鎮壓群眾」，關鋒點名陳毅、葉劍英，批評二人「講話是錯誤的，要到群眾之中檢討，接受群眾教育」。

在鬥爭中，我不贊成現在的逐步升級。不是口號提得愈高愈好。「工作組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反革命」，這就是錯誤的，就是逐步升級。搞校黨委不過癮，還要搞部長，現在還要搞副總理。要有多少是多少，實事求是。作路線鬥爭要有一定限度，有好大錯誤，作好大估計，不要一味擴大。本來不錯，超過界限就要犯錯誤。工作組犯了錯誤，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應該進行批判。但扭轉過來，我們不能用工作組的辦法來對待工作組。用錯誤的辦法來對待工作組，這樣愈搞錯誤愈大。

1966年11月開始，部分不願徹底式微的中學老紅衛兵開始籌劃反擊作為造反派後台的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市十一學校，有保皇派學生貼出了「打倒蘭苹」（江青曾經的演員藝名為「藍苹」）的大標語，隨即遭到首都三司的反擊。11月27日，一些西糾、海糾、東糾的老紅衛兵籌劃秘密發起組織「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12月5日，聯動發出《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宣言》，宣告其正式成立。同日，鄒建平（京工附中學生）等聯動成員在西直門城樓貼出大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從12月16日開始，為了救出被關押的老紅衛兵，聯動先後組織了六次衝擊公安部的行動，聯動紅衛兵在公安部喊出「火燒謝富治」、「油煎江青」、「打倒三司」、「劉少奇萬歲」等口號，嘲諷戚本禹「不過是十七級幹部，算老幾？」，還聲稱要開汽車把關鋒撞死。12月26日，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劇場以紀念毛澤東誕辰的名義召開「破私立公誓師大會」，繼續批判中央文革小組。

北京之外的各省也有少數西安「紅色恐怖戰鬥隊」、瀋陽「紅後代」等類似聯動的組織，這些組織都以幹部子弟老紅衛兵為核心，主張保衛老幹部並反對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這些反對中央文革的風潮曾被稱為「十二月黑風」，很快在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以及造反派紅衛兵聯合反擊下消散，毛澤東稱老紅衛兵「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不革命了。」1967年1月下旬，在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一些學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聯合再次突襲北大附中等各聯動紅衛兵所在的多所北京中學，100多人被逮捕，聯動被定為「反革命組織」，造反派隨後在北京市八一學校等學校開展一系列批判聯動的「摧毀『聯動』展覽會」，指控聯動「惡毒詆毀偉大領袖毛主席」「死保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並在會上展出老紅衛兵曾使用過的刑具，被老紅衛兵虐待致死的受害者事例等作為聯動的罪證。象徵著老紅衛兵的徹底失勢。

在大學，首都一司的號令幾乎失去效力，其總指揮汪延群「儼然成了一個光杆司令」，撤出了勞動人民文化宮。1966年底，汪延群聯合李蜀隴在內的少數首都一司核心成員，在多名中學紅衛兵被捕後以「1016戰鬥隊」（1016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1964年10月16日）的名義，創作並散發了聲援聯動、批判首都三司的《年末話三司》等文，隨後首都三司以「大學也有聯動」為名，在北京的多所大學圍攻、抓捕多名「大學聯動」，以致1016戰鬥隊的小報「僅發了一期，就被迫停刊了」；首都二司則於11月就被北航紅旗等少數派組織造反奪權，成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得到戚本禹和首都三司的支持。原屬二司內的多數派也開始反對戚本禹和中央文革小組，隨後作為「黑風」遭到鎮壓。

批判資反路線中一些過於激進的造反派也會遭到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的聯合抵制。有的激進造反派質疑毛澤東、林彪，甚至提出要徹底廢除中共的組織制度。1966年10月，北京大學學生喬兼武、北京師範大學李文博貼出大字報，號召「消滅黨的組織架構」「砸爛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切辦公室」，要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選舉」選擇幹部，受其影響，北京中學生貼出大字報《給林彪同志的一封公開信》，批判林彪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還有一些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於1966年底至1967年間出版了雜誌《新思潮》，主張「徹底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全面完善無產階級專政」。1967—1968年間，全國各地出現了各式各樣探索中國前途的「新思潮」，多以馬克思主義出發徹底批判中共，其中的代表有湖北「北決揚」、湖南「省無聯」、廣東「八五公社」。

還有以遇羅克為代表的造反派主張徹底否定階級出身論。1967年1月，遇羅克在《中學文革報》上發表了深刻批判血統論的《出身論》，將當時群眾因出身成分而遭受歧視的現象批為「種姓制度」，主張徹底否定出身成分的重要性，《出身論》在全國範圍內被廣泛傳播，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在接見紅衛兵代表中批判《出身論》「有很大錯誤」「否定階級觀點」「是大毒草」，隨後各造反派紅衛兵也開始和支持血統論的老紅衛兵一起，共同批判遇羅克和《出身論》。1968年1月，遇羅克被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兩年後又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處決。印紅標認為，少數極端造反派被迫害的原因是領導者的目的不是真的徹底停止政治迫害，而是想動員群眾，掀起對自己有利的新政治運動；宋永毅認為「許多『造反派』之所以想奪權，並不是因為他們想實現什麼崇高的革命目標，而是他們受到成為新的當權派這一前景的吸引。相反，『新思潮』的青年理論探索者們所關心的是，『不僅要打破官僚體制，而且要創建一個新社會』，可以說，他們是當時中國社會中最具批判性的頭腦，並不想順從地變成中央的消極工具的人。」

文革結束後，中共官方以及受中共影響的中國史學界通常認為批判資反路線運動是毛澤東的錯誤，是「對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提出的方針無限上綱的批判，也是向持有牴觸情緒的領導幹部施加更大的壓力。」而毛澤東「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稱法「是一個政治上十分有害，理論上錯誤荒謬，事實上缺乏任何依據的荒唐罪名，必須徹底否定」、「是一個生拉硬湊的怪罪名。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通常用法，路線分歧是指黨內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的比較系統的分歧意見，一般是屬於黨內矛盾。它可能是資產階級影響在黨內的反映，也可能並不是不同階級意識的表現，而只是無產階級內部的不同認識。……將黨內的路線分歧冠以資產階級的帽子是極不恰當的。特別是再加上反動二字，就更顯得不倫不類了。」

學界對批判資反路線運動的評價則更為中立。杜鈞福認為批判資反路線運動「是把群眾真正發動起來，把文革推向高潮的一個關鍵階段。」學者仲維光（原清華附中學生造反派）認為：

十月後，我們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組織，有權利和那些跋扈的幹部子弟進行表面的派仗了。這種權利對幹部子弟當然是不能容忍的，對平民子弟則是寶貴的，一定要維護的。這裡必須說的是，十月最早及其後的造反派組織的頭頭，絕大多數都是文化革命初期受壓制的紅五類子弟，而鄭光召們，即使他們自己沒有失去文化革命開始前的站在對立的第一線的勇氣，本派組織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讓他們站在第一線。從各方面考慮，直到大家離開學校下鄉為止，這些「狗崽子們」都心有餘悸地站在運動的第二線、第三線。儘管如此，平民子弟們還是真誠地感謝毛澤東，並且真的認為這種權利是中央文革小組給的，所以對中央文革小組有很深的感情。毛澤東和中央文革也非常聰明地利用這些平民造反派與那些不肯把權力讓給他們的老幹部們對抗……

在極權社會中，正常的平民在被壓迫的氣氛中逐漸覺悟到一種反抗和追求；被共產黨壓斷了脊柱的出身不好的人則永遠鑲上了一種陰暗的心理。但是，那些飛揚跋扈慣了幹部子弟，經歷了文化革命，眼見從六三年就要越來越徹底地貫徹階級路線，把一般平民打入底層，老老實實接受統治，卻突然發現他們居然又和自己平起平坐了，則從六六年十月起就染上了地獄中的邪惡之氣，他們開始痛恨這個世界，痛恨平民。東、西糾之後的「聯動」就是這種傾向的產物。｜仲維光

#### 全國大串連與各地的紅衛兵運動

大串連已經過去了，但它留下的歷史記錄將永遠存在。如果有一部《世界旅遊吉尼斯大全》，大串連將在其中占據一頁不可動搖的位置。

它無可爭議的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旅遊。占當時中國人口3%~5%的人參加了這場旅遊，至少有兩千萬人居於大串連的行列，無論是絕對數量還是相對比例，人類還從未有過這麼多人在同一時間旅遊的壯舉。

它是人類有史以來由政府出資贊助最慷慨，受益範圍最廣的一次旅遊。我們簡直可以這麼說，在共產主義到來之前，再也不會有哪一個政府或社會組織會對這麼多的民眾提供如此巨大的費用去讓他們四處漫遊了。

構成這場旅遊的主體——旅遊者的年齡還是最年青的。多數串連者的年齡還不到十八歲，還不能享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權，卻享受了當時許多公民不具有的權利。

與今天世界各國大為熱衷的旅遊業相反，它對當時的中國無任何經濟效益可言，相反倒是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它是歷史上破壞最大的旅遊。如果說經濟上的損失還可以計算，可以彌補的話，那麼對文物的破壞是無法計算和彌補的……因為這一切，大串連作為一場浩大政治運動的側面，作為一場最大的旅遊，作為一個時代的青年運動，都將在歷史上留下永恆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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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6年6月初，北京市各大中學校停課之後，北京學生在市內的串連就已經開始活躍。同時，毛澤東在6月杭州中共常委擴大會上支持了各地學生進京：

全國各地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才高興呀！

在工作組時期，常有來自太原、長沙、西安、蘭州等地的反工作組學生串連到北京「上京告狀」。工作組撤銷後，全國各地的學生串連更加活躍，在8月初，每天都有來自各地的數千名學生在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革開展情況，在7月29日至8月12日，便有超過3600個單位的70多萬人自發前往北京了解文革動態或是向上告狀，8月4日，汪東興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認為這些外地來的學生「實際上成了串連」。學生串連得到了中共高層的支持，8月13日，4000多名天津大學師生徒步上京告狀，被毛澤東親自指示派車迎接；8月16日，陳伯達出席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的「外地來京學生大會」，支持來京串連的學生，並褒揚串連學生「你們這次到北京來，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經過很多辛苦，不怕大風大雨，你們的行動很對！」；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周恩來也在八一八大會上歡迎了來京串連受毛澤東接見的師生，並於大會次日指揮國務院設置「北京市外地革命師生大串連接待委員會」負責接待各地來京的紅衛兵，時任北京市委第一副秘書長呂鴻任委員會主任。8月便有超過200萬人前往北京串連。

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周恩來在會上明確支持紅衛兵大串連：

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同學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連。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來。本地的學生，和外來的學生，要在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原則基礎上，加強革命的團結。有問題，有不同意見，要用調查研究，平等協商的方法來解決。大家都知道，各地方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都要依靠本地本單位的群眾自己動手來干，才能真正搞得好，搞得徹底。我們相信，全國大串連的革命行動，一定能夠有力地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

隨後，中共中央、國務院於1966年9月5日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鼓勵外地師生前往北京受毛澤東接見，吃、住、交通費用全免，徹底引爆了大範圍的全國大串連。在北京，超過4000個受國務院管轄的紅衛兵接待站在各地設立，從8月18日至11月26日間共接待超過1000萬名來北京受毛澤東檢閱的紅衛兵。

在外地師生赴京接受毛澤東檢閱以外，9月10日開始，中共中央及北京市委多次指派部分北京紅衛兵外出「散布革命火種」，由於當時中國中等學校學生超過1000萬，大學生僅有50多萬，參與串連的青少年中絕大多數都是相對幼稚的中學生。各地紅衛兵在運動中頻繁四處奔波，有的單純把串連當成免費旅遊；有的前往井岡山、延安、韶山等革命聖地朝聖；有的四處參與政治運動。本不發達的鐵路交通變得嚴重混亂，大量物資積壓，工農業生產也受到影響，還引發了中國流腦大流行。為了節約社會資源，10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發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支持步行串連。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發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通知》，要求學生從11月21日起只能在省內步行串連，交通工具串連被暫停，直到1967年春天再恢復：

為了使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發展，全國大專院校、軍事院校和中等學校放假鬧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續到明年暑假。因此決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節，全國各地大專院校、軍事院校和中等學校的革命師生和槓衛兵戰士一律暫停乘火章、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革命串連。目前正在水陸交通沿線等候車、船外出串連的各地革命師生，可勸說他們返回原地。從明年四月起，還有充足的時間，凡是應來而未來北京進行革命串連的大中學生，都會有機會免費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看望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並進行學習和交流革命經驗。……

決定從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全國水陸交通，只負責免費輸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進行革命串連的革命師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國各地的革命師生返回北京。他們要憑免費票上車，上船，直回原地，不要在途中停留。

林彪同志十一月三日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中告訴我們：「毛主席是支持同志們步行串連的。……當然，這種步行串連，必須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地進行。」為了貫徹林彪同志的這一號召，今冬各省可先在本省范圉內，專區范圉內有組織地進行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徒步串連的試點，在全國和各大區將由中央、國務院、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區，有組織地進行重點試點，以便取得經驗，為明年徒步大串連作好準備。對於已在進行徒步串連的少數革命師生（幾個人到幾十個人），中央和各地黨政機關應主動地給以必要的便利。超過百人以上的徒步串連，必須同有關黨政機關事先接洽，有計劃地進行，以免沿途發生食宿和其他方面的困難。有關徒步串連的注意事項，將另行通知。

不過，這一通知沒有徹底阻止狂熱的學生繼續串連，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後，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發出試圖停止紅衛兵串連的通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補充通知》，重申11月16日通知的精神，並把紅衛兵免費乘車船和在北京免費吃住的期限重定在12月20日，在更嚴厲的政策勒令下，此後串連人數大幅減少。

到了1967年，隨著奪權運動波及全國，中共把政治運動重心放到奪權「大聯合」上，於同年2月3日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連問題的通知》禁止學生步行串連，又於3月19日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取消了原定恢復串連的計劃，決定徹底停止串連，合法的大串連徹底結束。但仍有紅衛兵「不受任何紀律約束」「仍然我行我素」，通過扒火車、蹭吃蹭住等方式繼續串連。

大串連過程中，在本地紅衛兵、外地串連紅衛兵以及中共高層政治詭譎氣氛的共同助推下，各地政治風波起伏不斷：

##### 浙江

1966年8月31日，近萬名以浙江醫科大學為主的反對派師生在省委大樓前集會「炮轟」省委，要求第一書記江華接見，江華未出面，師生遂在浙江省委門口靜坐抗議一晝夜。

9月7日，浙江杭州化工學校學生赴金華市串連，和金華師範學院（現浙江師範大學）學生貼出「六問金華地委」「炮轟司令部」等大字報，還欲將大字報貼入金華地專機關內，與幹部、群眾發生衝突，部分學生因此被掛牌、戴高帽游斗，一直持續到16日，期間被超過2000人圍觀。

1966年10月至11月，浙江省委在反對資反路線運動中遭到造反派衝擊。10月13日，浙江省委辦公廳造反派開始揭發「省委內幕」，全省掀起「炮轟省委、火燒江華、打倒陳冰」的高潮。11月6日，省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傳達中央精神，但會議被造反派頻繁衝擊，還有與會幹部被揪走，該會議於20日被迫暫停，省委決定向中央反映問題尋求指導。11月13日，浙江機關造反派召開「浙江省暨杭州市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各地850多個單位超過3萬人參會，浙江省委常務書記李豐平被迫作檢討，宣布撤銷省委領導文革的決定。11月17日，部分大專院校的造反派衝擊省委機關，省委書記處的部分文件材料被搶走，此後浙江省級機關黨組織普遍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狀態。

12月，浙江造反派還因為「黑材料」（指「記錄著某人罪行、錯誤和污點的文件，又指領導人或其他人背地裏以不正當的手段，惡意地收集或編造別人的不慎言行乃至罪行的記錄，可以用來指控和迫害人」）問題衝擊了浙江省委，1966年12月23日夜，杭州千餘名造反派以查找黑材料和揪斗省委書記陳偉達為由，首次衝擊省軍區大院。次日，浙江大學6名造反派赴京向中央軍委告狀，指控省軍區政委龍潛窩藏黑材料、干涉地方文革。1967年1月2日，南京軍區政委杜平傳達中央軍委的三條答覆：支持揭發、責成省軍區檢查、由南京軍區協調。此次事件標誌著杭州造反派實現跨行業聯合向省委發起大規模共同行動的開端，也成為更大規模衝擊軍區的預演，甚至還驚動了林彪和毛澤東。12月27日，林彪據此下發《關於浙江問題的重要指示》，讓軍隊領導「要挺身而出」「對學生提出的正確批評，要誠懇接受」，該指示於29日被毛澤東批示發到全軍營以上機關。

##### 四川

1966年8月24日，西南局書記李井泉與四川省文革組長周頤到成都工學院作指示。次日，學院內掌權者據此發動「革命暴力行動」，對校內「牛鬼蛇神」進行批鬥，至8月底約200人被戴高帽遊街。各系私設拘留所，對被劃為「三、四類」的群眾實行專政、抄家、關押、提審。9月，院系文革成立兼管組和勞改隊，經人事保衛部門與黨委批准，對相關人員實施監督勞改，強迫寫「勞改日記」、掛牌勞動並唱侮辱性歌曲，反抗者遭體罰與人格侮辱。此類迫害行為隨後在四川的各大專院校普遍展開。

8月28日，部分北京紅衛兵赴重慶串連，在李井泉和任白戈控制的重慶市委授意下，有官方背景的重慶「工人赤衛軍」將首都赴渝紅衛兵批為「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前哨部隊」殘酷圍攻。9月初，四川省委負責人召開學校「聯絡員」會議，指責造反派學生企圖製造「匈牙利事件」，並按李井泉指示，要求四川的幹部「送子參軍」（即組織子女加入官辦紅衛兵）。隨後，在西南局負責的成都、重慶等地，官辦紅衛兵成為鎮壓造反派學生的主力。

在批判資反路線運動中，李井泉等中共西南局領導被造反派反擊，10月28日，造反派進駐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李井泉被迫貼出「歡迎群眾炮轟他們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字報，並和廖志高、李大章、程子華、閻秀峰、楊萬選等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其他領導一起遭到批鬥。11月13日，成都召開25萬人參加的「揭發批判西南局、省市委貫徹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李井泉、廖志高在會上作檢查。11月18日，李井泉經陶鑄批准赴上海養病，結果很快又被造反派揪回成都。至12月下旬，四川的幾個省委書記許夢俠、杜心源、楊超、趙蒼壁相繼被揪斗、扣留或看管，四川省委完全陷入癱瘓。

##### 上海

8月下旬，北京紅衛兵前往上海串連，指責上海市委「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政治錯誤」，並於8月31日前往上海市委遊行，衝進上海市委機關院內毆打了十幾名市委工作人員，被稱為上海「八·三一」事件，後來成為工總司創辦人之一的潘國平也曾參與其中。9月5日，北京串連紅衛兵召開聲討上海市委的大會，在北京紅衛兵的帶動下，上海也開始出現衝擊市委的造反派紅衛兵，據不完全統計，9月就出現了總計超過7000人參加的200多起衝擊上海機關事件。

與此同時，上海黨委也開始組織在自己領導下的保守派紅衛兵，其中包括9月12日成立的「上海市紅衛兵總部」和9月26日成立的「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總部」。但隨著批判資反路線運動於10月開始蔓延到上海，這兩個組織受到上海造反派的衝擊，11月後相繼倒台。上海的學生造反派規模愈發壯大，包括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上海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等造反派迅速發展為能影響全市的重要組織。

#### 工人造反派與上海工總司

文革前，中國工人階層實行終身固定就業，90%以上職工從青年至退休在同一工廠工作，無法按個人意願選擇職業；政府推行充分就業政策，但實際存在嚴重冗員，約三分之一職工為多餘勞動力；工資由國家統一調整，與企業效益無關，實行八級工資制，1963年後基本凍結，員工很難積累任何資產，是完全的「無產階級」；工人的就業、分配、保險三合一，一旦離開單位便失去一切保障，往往受制於所在單位，被單位決定命運。同時，工人的生活條件惡劣：很多工人幾十年也沒有一間體面住房，三代人擠在一間十多平米的房間，居住條件緊促；工人群體中鉛中毒、矽肺等職業病相當常見。

廠長等領導幹部在工作和生活待遇上則全面優於普通工人，工資相當工人平均工資的3倍左右，在住房、醫療、短缺商品供應、子女教育等隱性福利上更是有各種權力優勢。儘管中共政治宣傳強調工人是「領導階級」，但底層工人並未真正享有主人翁的發言權。根據楊繼繩的分析，「文革前工人階層的狀況表明，他們是比較穩定的階層，不容易讓他們起來造反；但他們是非常貧困的，社會地位是低下的，是受底層官員直接控制的。他們和官僚集團有著深刻的矛盾，一旦鼓動他們起來造反，他們的反抗力量是強大的。」

在批判資反路線運動開始前，工人參與文革一直受到限制。196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下發《中共中央關於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的批示》，其中由周恩來審定的批語明確指出：

中央同意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建議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不成立紅衛兵等組織，主要還是搞好民兵工作的意見。但是有的農村，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已經建立紅衛兵、赤衛隊等組織的，可暫時保留一個時期，只搞文化革命活動，不要動用民兵的武器，不要再進行內外串聯，也不要再發展紅衛兵等組織；有的例如涉及外事的機關、團體，招待外賓的旅館服務單位也可經過紅衛兵等組織群眾的醞釀，自動的取消這些組織。這些組織不論保留與否，都應根據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的十六條，林彪同志、周恩來同志三次在天安門接見外地來京學生的講話和最近人民日報的有關社論，首先加強這些組織的政治思想工作。

該批示下發同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負責人時也透露出反對工人參與文革的態度：「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什麼？用什麼？所以，凡是生產的地方都不要影響，生產減少了於國於民都不利」

在1966年9、10月間，毛澤東也不確定是否在工礦開展文革。但一些工人組織在中共高層沒有統一意見的情況下紛紛成立，工人組織大致可分為「官辦」和「造反派」兩類：官辦工人組織大部分在地方黨政領導人的授意下成立，並直接受地方黨委領導，如李井泉指示組建的重慶工人糾察隊；造反派工人組織則由工人為了向黨委造反而自發成立，很多在大串連中得到學生造反派支持，如重慶工人造反軍、陝西「西安地區工礦企業聯合會」、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山東「工人革命造反聯合會」等等。

11月，在北京紅衛兵的支持下，王洪文、潘國平、蔣周法、徐美英、葉昌明、范佐棟、陳阿達等上海工人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上海工總司），11月10日，工總司為了前往北京上訪，在上海市郊嘉定縣安亭站攔截火車，被稱為安亭事件，工總司隨後得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組高層以及毛澤東的支持，在與上海市委的交鋒中不斷得利。

工總司是1966年底影響力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工人造反組織，毛澤東把安亭事件定性為革命行動，中共為了討論工人在文革中的角色，於11月16日開始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全國工交座談會，毛澤東、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和國務院各部委、各地方黨委負責人參加，12月9日，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簡稱《工業十條》），支持工人成立群眾組織，在各單位間串連。從此工人造反派「其氣勢、其力量、就大大超過了學生」，很快就取代學生造反派，成為文革的核心推動者，各地的大批官辦紅衛兵也在造反派的衝擊下失勢。

### 奪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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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底，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工人造反派的勢力逐漸壯大，各保守派組織紛紛失勢。1967年，各地造反派主張建立自治組織以取代各級黨委的奪權運動爆發，但造反派沒有按毛澤東的意願聯合起來建立新秩序，而是分裂為不同派別，展開無休止的內部派性鬥爭，學生造反派也逐漸從先前紅衛兵運動的主角，變為奪權運動中的輔助工人的次要力量。

#### 全面內戰

奪權運動早期，造反派圍繞權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會名額的多寡、誰分管有實權的部門）紛爭不休，其激烈和殘酷程度甚至遠超此前批判資反路線中造反派與保守派的鬥爭。造反派相互對抗的主要原因，一是不同造反派常對不同問題、不同中共幹部持相異的看法；二是軍隊、政府等各方社會勢力都會表態支持不同派系的造反派，造反派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又會這些勢力內部分歧的代表，以致於內鬥更加尖銳、持久。楊繼繩認為，從根本上，造反派「山頭」的出現源於其指導思想和制度缺陷，造反派領袖掌權後多表現出權力手腕、個人英雄主義和個人中心的權力欲望，缺乏民主法治和制度創新目標，造反派組織壯大後便成為獨霸一方的「山大王」。

為了終止造反派內鬥，毛澤東提出三支兩軍，要求各地軍隊支持造反派「支左」，但很多軍隊和黨委藉機重新扶持保守派參與鬥爭，且讓其支持的一派較易獲得由軍隊提供的武器，與之針鋒相對的造反派則通過衝擊軍區、開設兵工廠等方式設法取得武器，多地出現使用現代武器的大規模武鬥。最終造成造反派一邊內鬥、一邊鬥爭保守派的大混戰，毛澤東的「天下大治」設想最終落空。

奪權運動造成的混亂局面引起多名中共老幹部強烈不滿。1967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討論如何開展奪權運動的碰頭會議，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主張維穩的老幹部與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康生等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派在會上發生激烈衝突，隨著毛澤東明確表示對中央文革派的支持，此次事件被稱為「二月逆流」，反對中央文革派的老幹部受到中共和造反派的攻擊。二月逆流還加大了造反派學生的內部分歧，原首都三司負責人朱成昭在內的部分造反派開始站隊老幹部，反對中央文革。

中共隨後發起了針對老幹部的大批判和抓叛徒運動，劉少奇在其中首當其衝。1967年3月，中共召開軍以上幹部會議，康生、陳伯達將劉少奇批為「搞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林彪在會後同意讓康生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康生在此期間還主導了針對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劉少奇親信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將大量中共高幹指控為叛徒。1967年3月30日，紅旗雜誌刊發戚本禹的署名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將劉批為「假革命、反革命」、「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5月11日，中共中央下發文件《中共中央關於批判劉少奇《修養》的通知》，提出要「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大批判運動。

學生造反派是大批判和抓叛徒的積極推動者。4月3日，北京師範大學等73個單位舉行徹底批判劉少奇的「誓師大會」，同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聶元梓、李冬民五名造反派領袖響應大批判的署名文章。6月28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抓叛徒」問題的通知》，天津南開大學「八一八」、「衛東」；中國人民大學「三紅」等學生紅衛兵組織在抓叛徒運動中影響顯著，在廣東地下黨案、冀東地下黨案、新疆馬明方叛徒集團案等案中協助康生的中央專案組，共將超過10萬名中共幹部指控為叛徒。

1967年7月20日的武漢七二〇事件是奪權運動中各派矛盾爆發的代表性事件。武漢群眾組織派系繁多，衝突激烈，大規模武鬥、死人事件頻發，為了調停派系紛爭，7月14日，謝富治、王力、毛澤東相繼到達武漢。7月20日，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包圍了毛澤東所在的武漢東湖賓館，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幫助下轉移至上海，但是王力被保守派扣押。七二〇事件引發中共高層震怒，27日，支持百萬雄師的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被撤職審查。江青隨即提出支持造反派奪取武器裝備自衛的「文攻武衛」，各地的武鬥烈度再次升級。有觀點認為中國大陸進入了「全面內戰」狀態。但也有人質疑「內戰」的稱法。

楊繼繩認為，毛澤東在七二〇事件後由於發現自己無法降伏造反派而出現了把「運動衝擊的重點從官僚集團轉向造反派中的『壞人』，從壓制保守派到抑制造反派，從放出『魔鬼』到收回、降服『魔鬼』」的戰略轉變：

#### 北京天地大戰與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

奪權運動開始後，北京高校學生造反派根據權力分配、觀點分歧的內鬥不止。1967年1月，北京北航紅旗和地院東方紅兩大造反派組織就《北京日報》的奪權問題產生尖銳對立，這兩派的紛爭逐漸演變為多所高校各種紅衛兵組織矛盾的代表，大批紅衛兵分為「天派」（取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地派」（取自北京地質學院），兩派遊行示威和武鬥事件不斷。

到1968年，大學生武鬥繼續升級，其中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最為激烈。3月開始，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和「北大井岡山」兩派爆發大規模武鬥，數百名學生受傷，4月26日，一名北大井岡山的成員被打死。

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分為蒯大富領導的「團派」和「四一四派」。為了打擊四一四派，蒯大富將羅徵啟、文學宓、饒慰慈、劉承嫻等多名支持四一四派的清華幹部指控為「蔣南翔的第二套班子」關押審問，並以「用老虎鉗拔牙」「往鼻孔里灌氨水」等形式嚴刑逼供。4月3日，羅徵啟的弟弟羅征敷在被綁架途中意外窒息身亡，劉承嫻隨後也被折磨致死。為了報復團派，四一四派在4月20日也綁架了支持團派的幹部清華電機系副書記陶森。4月23日開始，兩派爆發大規模武鬥，武鬥持續至7月27日，被稱為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共導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30多人終身殘疾。

7月28日，毛澤東緊急召見了首都紅衛兵所謂的「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和王大賓，就制止大學武鬥、派出「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等北京各大高校的問題發表了強硬講話。毛澤東在會上指示造反派領袖：

現在是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不要腦子膨脹，甚至全身膨脹，鬧浮腫病。希望你們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麼兩派。

這意味毛澤東決心要把紅衛兵造反派趕下政治舞台。此後，工宣隊、軍宣隊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相繼進入學校等單位系統，紅衛兵逐漸失勢、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工人階級開始領導文化大革命。有觀點認為，毛澤東從最初的支持和利用，進而轉為打壓、否定，直至最終拋棄紅衛兵造反派。

### 消退及後續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布毛澤東的「12.11指示」，要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隨即展開，紅衛兵的政治組織解散。1969年的中共九大之後，隨著「復課鬧革命」中央號召的推進，紅衛兵的名稱被借用，而共青團當時已經幾乎癱瘓。

1975年，在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大」）籌備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學把共青團和紅衛兵兩個組織合併，定名為「紅衛兵」。然而當共青團十大於1978年10月16日召開時，文革已經結束，共青團和紅衛兵的合併沒有實現。同期，在小學，紅小兵代替了少先隊。1978年10月，共青團十屆一中全會決定恢復中國少年先鋒隊。

## 運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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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運動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以及「資產階級保皇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鬥爭手段有大字報、大批鬥、「破四舊、立四新」、「抄家」等，而「打砸搶」的行為時有發生，紅衛兵的造反行動衝垮了各級黨政機關現成的運行體系，公檢法體系被摧毀，成為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達成其政治目標的利用工具之一。在毛澤東、林彪等人的號召下，紅衛兵大肆進行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運動，簡稱「破四舊」，毀害中國大量文物，迫害民進人士，並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號召下破壞黨政機關，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嚴重動亂。

紅衛兵在領取毛澤東的旨意後，奔赴全國各地，他們忠心不二，對毛澤東的崇拜狂熱到宗教信仰的境界。毛澤東以及中央文革小組對紅衛兵群體進行立體全面的行銷整合，從整體推廣策略到各類的宣傳形式，如大字報、紅色宣傳畫、具有宗教特色的忠字舞、日常生活語言中每句必有的宣誓口號等，利用各種傳媒載體通過從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教育和文藝等多方面對民眾進行思想灌輸教育。但各地出現大量自發的毛崇拜現象，導致中央文革小組無法全面掌控。有學者指出，地方上存在諸多「打著毛的旗號」的不同派系，各自為戰，怠慢中央的指示，即「打著紅旗反紅旗」。

## 評價

### 中國共產黨

- 1971年撰寫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稱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
- 1980年8月，鄧小平在接受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採訪時同意了毛澤東對工人造反派紅衛兵在奪權運動時期造成了「全面內戰」的稱法：「人民分裂成兩派，互相殺戮，又因為老幹部給打倒了，那些自稱『造反派』的人便更形猖獗，像林彪和四人幫那一夥。啊，許多人在那場戰鬥中死了。」。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在之後會見金庸時再次否定紅衛兵：『文革』使得全國人民思想混亂。十年動亂，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長。『文革』之前，每年有十幾萬青年從大學畢業，中學畢業生至少幾十萬，『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紅衛兵瞎搗亂。... 粉碎『四人幫』之後，這情形一時還扭轉不過來。培養人才是長期性的事，破壞10年，恢復至少要20年。娃娃們習慣了『文革』時瞎搗亂的習氣。無政府主義猖獗，大家不守紀律，以為標新立異、我行我素就是英雄，誰也不能拿我怎麼樣，說這是民主、自由。其實不守紀律、沒有節制的民主，正是破壞民主。

### 世界其他政權

- 1966年，蔣介石認為，毛澤東對中共黨政軍領導幹部及黨員團員乃至群衆都喪失信任，「所以它不得不寄望下一代無知的孩子們，組訓『紅衛兵』來保衛它個人生命，來保衛它獨夫暴政、生殺予奪的淫威特權」；將有知識、有思想、過去有功績、有貢獻的中共幹部和一般黨員團員以「毛澤東思想」為名整肅清除，以「紅衛兵」取而代之做中共的接班人。
- 恩維爾·霍查（前阿爾巴尼亞領導人）：「我們很難把『紅衛兵』正在進行的革命叫做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標誌可以由市級機關撤除，敵人可以而且應該依法被專政機關抓走，如果敵人進入黨委，可以通過黨的渠道予以清除。或者這麼說，即使我們的中國同志必須武裝工人，攻擊各地的黨委，但是這也不應該由孩子來做」。

### 學者

- 王傳業：「老紅衛兵是一夥二十世紀的刑事罪犯。當時沒有受到司法追究，但是昭彰的血債已給他們定罪。進入21世紀以後，從刑法的理念出發，30年已超出了刑事追究的追訴期。但是不論這些昔日兇犯的今日狀況如何，尊卑貧富生老病死，他們紅八月的罪惡將跟柏林水晶之夜、南京大屠殺並列入史，任何辯解都無濟於事，後代人民將永不遺忘。」

## 基本資料

- 項目：紅衛兵運動
- 時間：1966年—1968年
- 持續時間：約3年
- 地點：中華人民共和國
- 類型：政治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