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Deuxième République，亦作Seconde République），是指法國從1848年2月24日巴黎臨時宣告共和，到1852年12月2日拿破崙三世登基為皇帝這段時期的共和政體。它前承七月王朝，後接第二帝國；第二帝國的開端，正是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在前一年同月同日發動的政變。第二共和國在法國歷代政權中頗為特別：它壽命極短，是最後一個由革命催生的政權，還首次實行男性普選權，並且在法國殖民地最終廢除奴隸制。

1848年法國臨時政府初期各派尚能合作，採納了工人方面提出的一些社會措施；此後政局逐漸穩定，但明顯向右轉。當局試圖限制新獲的普選權，排斥社會主義者，並制定了一部1848年法國憲法。

1848年12月，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當選總統，他作為秩序黨推舉的候選人上台，任期四年。隨後幾年保守派主導政局，其標誌是《法盧法》——這部法律讓天主教會更深地介入教育；同時還通過限制普選，遏制以山嶽派 (1849年)為首的左翼勢力。波拿巴的社會主張漸漸疏遠了他的後台，一批新支持者轉而聚集在他周圍，形成波拿巴主義的圈子。而秩序黨則盤算著在1852年推出一位法國保王主義候選人接替總統。

憲法禁止波拿巴連任。他要求修憲未果，便於1851年12月2日發動政變，隨後通過公民投票獲得民眾認可，建立起威權體制。次年1月14日，他頒布1852年法國憲法；同年12月2日，又經一次公民投票恢復帝制，共和政體就此讓位於第二帝國。這場動盪的結局給法國政治階層留下長久陰影：此後一百多年裡，他們一直拒絕讓共和國總統由普選直接產生。

## 新共和國的降臨

### 經濟危機與七月王朝的改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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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代中期，一場經濟、社會與政治三重危機衝擊著七月王朝，最終將其推翻。1845年和1846年連續歉收，加之運輸能力不足，救濟難以送達，引發經濟危機：食品價格飛漲，百姓困苦不堪，各地暴動頻發；1847年1月比藏賽的暴動即為一例，事後三人被判死刑。這場危機新舊交織：它既是法國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傳統生計危機，也是第一次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

農業危機隨後蔓延到其他領域。法國鄉村人口外流加劇。農民占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三，他們對工業品和手工業品的消費減少，工業部門因此陷入困境，而該部門自1840年以來一直高速擴張。經濟與貨幣危機導致大批企業破產，冶金和鐵路建設領域尤其嚴重，到1847年底約有七十萬工人失業。危機期間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會恐慌瀰漫。信心的喪失阻礙了復甦，受害者紛紛歸咎於政府，而政府本就軟弱無力，更拿不出對策。

政權還面臨一場更深層的危機。多起涉及地方和全國顯要的醜聞，損害了他們在小資產階級心目中的形象，也讓當政者對自己的合法性產生懷疑。與此同時，選舉改革呼聲日益高漲。1848年全國近3550萬居民中，只有24.1萬人擁有選舉權。議會中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小資產階級代表，要求進一步降低財產資格選舉權，擴大「能力選民」（指某些無需納稅即有選舉權的職業）範圍，並禁止議員兼任官職。反對派希望藉此將選民數量翻倍，從而削弱自1840年起掌權的弗朗索瓦·基佐。基佐在1846年法國立法選舉中仍保有多數。1847年，多數派拒絕將納稅門檻從200法郎降至100法郎，僵局已成定局。

「王朝反對派」中的保王派意識到，不改革就無法上台，而在現有多數派掌控下改革又無法推進，於是他們在各地組織大規模宴會，以此規避政治集會禁令，藉助輿論向基佐施壓，要求放寬選舉資格。首場宴會於1847年7月9日在巴黎舉行，有1200人與會，其中議員85人。隨後各省宴會接連舉辦，常由知名反對派人士主持。與會者通過祝酒辭表達政見，如「為腐敗的終結乾杯」，有時還帶有社會色彩，如「為改善勞動階級命運乾杯」。儘管動員聲勢浩大，甚至有一位保守派議員向議會和基佐提出了「明智、溫和、且合乎議會傳統」的改革方案，但基佐始終不為所動。

### 1848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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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基佐的強硬態度，反對派決定1848年2月在巴黎的一個工人區再辦一場大型宴會。奧迪隆·巴羅等王朝反對派領袖擔心失控，臨時退縮，但為時已晚。為降低風險，他們把宴會從原定的周日改到2月22日周二，並移至香榭麗舍，然而民眾上街之勢已不可擋。官方正式禁止宴會，但示威如期爆發。2月23日，街壘開始出現，繼續留任基佐顯然無法平息局勢。況且負責維持秩序的國民自衛軍 (七月王朝)也對基佐心懷不滿。基佐當天辭職，但仍未能阻止悲劇：當晚，聚集在外交部所在的卡皮西納大街慶祝他下台的示威群眾在混亂中遭槍擊，十六人喪生，革命由此進入新階段。

路易-菲利普國王隨即試圖挽救局面，幾個小時裡先後啟用兩位老臣莫萊與阿道夫·梯也爾，均未能平息示威；接著又請出王朝反對派領袖奧迪隆·巴羅，同樣無效。2月24日，起義者向杜伊勒里宮進軍，年邁的國王倉促退位，讓位給年僅九歲的孫子巴黎伯爵，隨後匆匆逃往英國，七月王朝就此終結。眾議院隨即解散。

權力於是集中到起義領袖中的共和派手中，也集中到兩份政論報紙周圍：溫和共和派的《國民報 (法國)》和社會主義派的《改革報 (1843年)》。由於新王年幼，按制應由奧爾良公爵夫人攝政；她秉持自由主義原則，希望獲得議會授權，於是前往波旁宮，但議事廳已被起義者占據。一些原本可能支持王朝的猶豫者（如拉馬丁）最終倒向起義一方，也就倒向共和，並著手組建臨時政府。市政廳那邊也在進行類似商議，議員們隨即趕往那裡。1848年法國臨時政府最終在市政廳成形，骨幹來自《改革報》和《國民報》兩派，後者占優。共和國當即宣告成立，以免重蹈1830年的猶疑。

## 政權史

### 新體制的建立

#### 臨時政府與社會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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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的臨時政府匯集了民主派和自由派兩股力量。占多數的非社會主義自由派代表人物包括議員迪蓬·德·勒爾（因曾參加法國大革命而擔任象徵性的主席）、拉馬丁、阿道夫·克雷米厄、阿拉戈、勒德呂-羅蘭、路易-安托萬·加尼耶-帕熱斯、皮埃爾·馬里·德·聖喬治，以及《國民報 (法國)》的阿爾芒·馬拉斯特。民主派雖然已有勒德呂-羅蘭和《改革報 (1843年)》的費迪南·弗洛孔在政府中，但仍要求增加代表，於是政府又吸納了路易·勃朗和工人亞歷山大·馬丁。不過這三人均未擔任部長，足見兩派力量懸殊。共和國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拉馬丁）決心繼承大革命的遺產，但不繼承恐怖統治，主張階級調和與改善勞動條件，同時拒絕了民眾強加的紅旗，保留了三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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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政府的最初舉措清楚地表明了新政權的基調。2月25日，政府確立男性普選權；次日廢除政治性死刑，以示與恐怖統治劃清界限。個人自由等「1789年原則」得以恢復。4月27日，共和國成立之初即已預告的一項法令正式頒布，1848年4月27日廢除奴隸製法令。新政權自視為法國大革命的繼承者，支持各民族自決，聲援1848年大波蘭起義、米蘭和1848年西西里革命的起義者，乃至奧地利的革命者。但拉馬丁等人持謹慎態度。作為外交負責人，拉馬丁提出法國應在原則與實力之間取得平衡。因此，新共和國既不承諾支持一切革命，也放棄了第一共和國時期的征服戰爭。

社會主義者和激進共和派希望採納1793年憲法，該憲法首次確立了普選權和半直接民主，權力集中於議會（而非國家元首），民眾可以直接提名行政會議成員或對法律表態。

臨時政府內部本就極不均衡，為了安撫左翼，政府著手解決大量失業問題。路易·勃朗主張建立由工人自主管理的社會工場，反對派則維護財產權，雙方於2月27日達成妥協，設立國家工場。這類大型工程既能減少失業，又能讓工人遠離可能的暴動。社會主義者未能爭取到勞動部，但獲得了盧森堡委員會，由路易·勃朗和阿爾貝主持，討論如何改善「平民階級」處境的新勞動組織形式。藉助這個委員會，工人在3月2日爭取到了1848年3月2日十小時工作法：巴黎十小時，外省十一小時。此前，工作日長度既無法律限制，實際上也不受約束。

在外省，消息傳得很快，傾向新政權的新任官員被派往各地。許多對路易-菲利普倒台感到高興的正統派顯貴，甚至奧爾良派人士，轉而擁護共和；而在七月王朝時期受打壓的共和派則歡欣鼓舞。除了「昨日的共和派」，又多了「今日的共和派」——正統派尤其藉此機會擺脫奧爾良家族。不少天主教徒也轉而支持共和國。但外省民眾起初也利用政權更迭造成的混亂，發洩積壓已久的矛盾，出現了一些劫掠和破壞行為，隨後多數人逐漸歸附共和國。至於那些被改革遺忘的農民，則始終與新政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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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年4月27日廢除奴隸製法令，1848年4月27日（法國國家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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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神廣場上的國家工場。布東版畫，取自《1848年革命史》，約18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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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勃朗在盧森堡委員會。G·朱利安版畫，1883年。

#### 1848年4月選舉與制憲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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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的團結氣氛持續了數周：神職人員為各地栽種的自由樹祝聖，人們沉浸於普世博愛的「新紀元」即將到來的幻覺中。但隨著選舉臨近，局面開始變化。這次選舉旨在組成制憲議會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為新政體奠定基礎。激進共和派深知農村受顯貴控制，擔心普選結果。為了爭取時間在外省展開宣傳，他們在布朗基帶領下要求推遲選舉，僅獲部分滿足：投票日從4月9日推遲至4月23日。布朗基仍不罷休，於4月16日率領工人走上街頭，在市政廳前與國民自衛軍 (七月王朝)對峙，但當天未發生流血，選舉日程也未再更改。一股秩序力量就此形成，決心先通過選票遏制工人的訴求。

1848年法國立法選舉印證了激進共和派的擔憂。月初，勒德呂-羅蘭曾要求其特派員向外省民眾解釋，促使他們投票給「昨日的共和派」。可見共和派在巴黎要抑制社會主義，在外省則要提防保王主義。這次選舉動員了84%的選民，許多人需長途跋涉到縣城投票，有時由市長、偶爾由本堂神甫帶隊。新制憲議會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約有900名議員，溫和共和派占據主導，約500席；後來組成秩序黨的保王派約200席。社會主義派別不足四分之一，其領袖除阿爾芒·巴爾貝斯外均未當選。1848年法國臨時政府成員獲得選民重新認可，拉馬丁更是在十七個省當選。國家工場是部分工人唯一的生計來源，他們擔心工場關閉，魯昂因此爆發騷亂，這是該政權下共和派之間首次流血衝突。5月4日，議會再次宣告共和國成立，這一天便成了象徵性的節日。普選實施的同時，議會也在摸索具體的投票方式。維克多·雨果在關於制憲議會的筆記中記載，代表可以把缺席同僚的票投入票箱。這是法國議會中代理投票的早期記錄，其後在歷屆議會制政體下才逐步規範。

#### 執行委員會與六月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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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憲議會選出後，政府體制不再那麼混亂。議會仿照督政府的做法，設立了一個五人執行委員會 (1848年)，成員從原1848年法國臨時政府中產生。社會主義者被排除在外，委員會由弗朗索瓦·阿拉戈（主席）、路易-安托萬·加尼耶-帕熱斯、皮埃爾·馬里·德·聖喬治、阿方斯·德·拉馬丁和勒德呂-羅蘭組成。勒德呂-羅蘭被一些人視為巴黎騷亂的幕後推手，全靠拉馬丁以自己也加入為條件才得以入選。委員會隨即組建了一個傾向相近、接近《國民報 (法國)》的政府，僅對社會主義者作了兩點讓步：拉扎爾·伊波利特·卡諾留任教育部長，費迪南·弗洛孔出任農商部長。

動盪很快來臨。1848年5月15日，在一場聲援1848年大波蘭起義的1848年5月15日示威中，阿爾芒·巴爾貝斯、布朗基、弗朗索瓦-樊尚·拉斯帕伊和工人亞歷山大·馬丁強行闖入三周前選出的議會。阿洛伊修斯·於貝爾宣布解散議會，並高呼可能組成新政府的革命領袖的名字，但他們隨後被捕。史家亨利·吉耶曼認為這很可能是一個「圈套」，因為於貝爾在路易-菲利普時期就曾充當警方線人。無論如何，此人可疑的身份使事件真相難以查清。不管是否為挑釁，結果都一樣：左翼失去了領袖，該政權也開始了第一批政治逮捕。

部分議員在多個選區當選（如拉馬丁當選17次），留下大量空缺席位，因此於6月4日舉行了補選。新當選者包括維克多·雨果和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後者隨即辭職）；左翼則有馬克·科西迪耶爾、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和皮埃爾·勒魯。這對政府來說相當危險：國家工場成了社會主義思想和波拿巴日益增長聲望的傳播渠道，而議會多數派正擔心這些工場會引發暴動。工場的高昂開支更加堅定了多數制憲議員要解散它們的決心。

6月21日，在議會壓力下，執行委員會頒布法令，要求25歲以下工人參軍，其餘則遣散到外省，實際上等於解散了國家工場。巴黎的部分工人區於6月22日發動起義，抗議關閉工場。共和派將領卡芬雅克指揮軍隊（議會和委員會束手無策，於6月24日將全部權力交給了他），調集五萬士兵，外加十萬外省國民自衛軍，殘酷鎮壓了起義者。這場持續至28日的六月起義造成數千起義者死亡，近1500人被槍決，一萬人被囚禁。

除了動盪本身，六月起義還削弱了巴黎對外省的主導地位，而普選正是這種變化的象徵；起義也促成了卡芬雅克政府的成立，以及執行委員會五人的引退。資產階級對這些事件極為恐懼，暴力留下的陰影久久不散。政權因此削弱，此後長期籠罩在強烈的社會恐懼之下；各種關於起義者暴行的謠言雖大多無根據，卻加劇了這種恐懼。

### 保守的共和國

#### 保守陣營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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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共和國的前景既已被暴力扼殺，議會多數（溫和共和派與保王派）轉而支持卡芬雅克政府；這個政府雖屬共和，卻保守而威權。隨著費迪南·弗洛孔去職，政府中最後的社會主義元素消失；拉扎爾·伊波利特·卡諾也因7月5日的不信任投票被迫離開公共教育部——教權派右翼尤其不能容忍這樣一位自由思想者掌管該部，此舉正是迎合他們。政府取消了1848年春季通過的社會措施（尤其是工時限制），大幅限制言論自由（出版法和戲劇審查），並追究路易·勃朗等最後一批社會主義者，勃朗被迫流亡。當蒲魯東向議會提出其社會主義方案時，僅獲2票贊成，600票反對。

左翼的清除似乎為在卡芬雅克領導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溫和共和國鋪平了道路，然而這很快歸於失敗。1848年夏季，7月3日的法國市鎮選舉和8月27日、9月3日的縣選舉顯示出選民的變化。農村對豐收後價格下跌不滿，又對徵收四十五生丁稅（即所有直接稅加征45%）極為憤慨，因而對共和國投了反對票。在六萬五千名當選市長和助理中，超過三萬五千人在七月王朝時期就已擔任這些職務。9月17日和18日的立法補選進一步證實了這一趨勢：在十三個省選出的十七名議員中，十五名是保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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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議會通過了由委員會自5月17日起草的憲法。憲法規定共和國總統為行政首腦，由男性普選權產生，任期四年，不得連任；同時設立立法議會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同樣由男性普選產生，任期三年，負責制定法律並監督政府。對於總統與議會之間可能出現的長期衝突，憲法沒有設立任何和解機制。左翼中如儒勒·格雷維等人曾反對設立總統職位，主張行政權應由議會任免的政府首腦行使，但該提議被明確否決。憲法宣告了共和國的基本價值：「其原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其基礎為家庭、勞動、財產與公共秩序。」極左翼未能將「勞動權」原則寫入憲法。由人民直選總統引發了君主制復辟的擔憂，有人提出取消直選的修正案，未獲通過；不過憲法確實規定總統不得連任，並針對總統發動政變設置了防範措施。

#### 1848年12月的總統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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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秋季都在籌備定於1848年12月10日舉行的1848年法國總統選舉。聚集在《國民報 (法國)》周圍的溫和共和派認為卡芬雅克的聲望足以確保他當選。與他競爭的是9月已重新當選議員的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兩人都竭力爭取右翼保守選民，包括自由派和天主教徒。為此，卡芬雅克吸納了兩名奧爾良派進入政府，並提議接納教宗庇護九世——後者當時因革命和羅馬共和國的宣告而被逐出領地。此舉使他失去部分溫和派支持，而左翼自六月起義以來已與他為敵。另一方面，「秩序黨」的領袖們雖然對波拿巴不太信服，但仍轉而支持他，因為阿道夫·梯也爾認為此人日後容易操控。

左翼方面，勒德呂-羅蘭參選，意圖集結對卡芬雅克失望者和溫和社會主義者；不妥協的社會主義者則推出了當時在獄中的弗朗索瓦-樊尚·拉斯帕伊。拉馬丁也仗著立法選舉中的聲望參選。若干正統派則推舉尼古拉·尚加尼耶將軍。

結果毫無懸念：波拿巴獲得五百餘萬票，占有效票的74.2%，而位居第二的卡芬雅克僅得一百五十萬票。勒德呂-羅蘭不足四十萬，拉斯帕伊三萬七千，拉馬丁不到一萬八千，尚加尼耶更是墊底。至此，4月選出的議會顯然已不再代表選民。尤其是農村壓倒性地支持波拿巴，因為這場選舉難得地讓鄉村選民能投給一個自己熟悉的名字。這個投票日堪稱法國農村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刻。

#### 副總統的選舉

1849年1月20日，亨利·布萊·德·拉默爾特由制憲議會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選為法國副總統。他一直任職至1852年1月14日1852年法國憲法通過為止。

#### 1849年立法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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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任命奧迪隆·巴羅組建一個保王色彩濃厚的奧迪隆·巴羅內閣 (第一次)。這個政府充分體現了秩序黨的意圖，其中沒有任何共和派。新的方向清晰可見：一些共和派省長很快被七月王朝舊人或波拿巴派取代。政府著手削弱共和陣營，為1849年法國立法選舉做準備。這場選舉是在軍事壓力下於1月29日被迫接受的——當時軍隊以含糊的騷亂為由調動，投票日定於1849年5月13日。

法國內政部長列表萊昂·福舍於3月24日勉強推動議會禁止政治俱樂部。山嶽派 (1849年)聚集在共和團結社——該社原為總統選舉中支持勒德呂-羅蘭而設；禁令一出，他們公開表達主張更加困難。他們組成的新山嶽派沿用了1793年山嶽派的名稱，成為面對秩序黨的唯一重要反對力量，因為卡芬雅克敗選後，為數不多的溫和共和派已無力組成有分量的中間派別。選舉結果使各黨界限分明：秩序黨大勝，新議會中保守派近五百人，而《國民報 (法國)》一系的共和派僅剩百人左右，正好與上屆議會比例顛倒；極左翼則有約二百名山嶽派。這一時期法國的政治版圖由此確立了國內極左翼的長期據點。自總統選舉以來，農民票大量轉向民主社會派，他們因此對未來抱有更大期望；同樣的前景落在被「紅色幽靈」嚇壞的保守派眼中，卻成了可怕的威脅。

然而權力掌握在秩序黨手中，政府因此沿著保守而親天主教的路線行事。羅馬遠征即為一例：這支部隊原本派去保衛新生的羅馬共和國、抵禦奧地利人，但使命卻被改變，轉而恢復教宗庇護九世的世俗權力。一些共和派對法蘭西共和國進攻另一個共和國以復辟君主制深感震驚，勒德呂-羅蘭遂號召於6月13日舉行示威。然而響應者寥寥，部分領袖被捕，勒德呂-羅蘭本人流亡英國二十年。外省也有示威，以里昂最為激烈，那裡築起街壘，造成數十人死亡、數百人被捕。

#### 羅馬遠征

1849年4月16日，國民議會表決通過一次法國遠征，以援助反抗教宗和奧地利統治的羅馬共和派。同時批准了為行動頭三個月開支撥付的120萬法郎，勒德呂-羅蘭領導的社會主義者對此表示反對。同年7月4日，羅馬共和國戰敗。

#### 一個夭折共和國的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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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羅馬共和國重啟戰事，使政府得以在共和派領袖6月13日示威慘敗後清除這些反對者：34名議員被停職，多數踏上流亡之路。造反各省被宣布戒嚴 (法國)，並新增若干罪名，尤其針對在報刊上冒犯總統的行為。針對共和思想的壓制就此逐步成形，它同時符合波拿巴和秩序黨雙方的利益。為避免新的暴動（尤其在巴黎），並順應社會天主教主義思潮，政府著手救助貧困。保守派在此有所創新，承認國家應介入社會問題。於是1850年4月13日出台了關於不衛生住房的法律；同年7月有法律規範互助會；1851年2月通過學徒法；6月30日又有關於儲蓄銀行的法律。這些創新效果有限，未能滿足1848年的期待，同時在議員間引發爭論。

另一方面，天主教徒被社會主義、尤其是被拉扎爾·伊波利特·卡諾的教育方案嚇住，於是加緊反對法國大學史壟斷教育。1850年3月通過的《法盧法》賦予教會在教育中更大的地位，並給予省長在任免小學教師上更大的自由。這激起了知識界的反教權主義浪潮，也使基督教社會主義潮流在秩序黨反撲面前趨於消退。

然而總統與議會多數之間並非完全和睦。1849年10月31日，總統解散巴羅內閣，另組一個更依附於他個人的奧特普爾內閣。由於政策照舊，秩序黨最終也就接受了。與此同時，共和派輿論繼續抵抗，1850年3月10日和4月28日的立法補選即為明證：共和派成功選出二十一人，取代被凡爾賽高等法院褫奪職務的三十一名領袖。這個自以為已被消滅的山嶽派仍在堅持，令多數派恐懼並決心採取行動。

被稱為「城守法」的1850年5月31日法律將選民人數削減了30%，但並未在原則上否定普選：它規定選民須在本縣居住滿三年，並採取其他措施實際上將最貧窮者和活躍分子排除在選民之外。該法因其偽善而招致批評，選民從960萬減至680萬，當權者以為山嶽派的威脅已徹底過去，1852年總統選舉的新前景由此浮現。

另一部法律（1850年7月16日）限制了報刊的言論自由。共和派就此分裂：多數主張合法行動，少數在流亡領袖支持下主張訴諸秘密會社，後者在羅訥河谷 (法國)尤為眾多。壓制共和派也影響到總統與秩序黨的關係：秩序黨從此敢於公開表露與波拿巴日益增大的分歧，尤其是在社會政策方面。波拿巴則把削弱普選權的責任歸於保守派並加以譴責。一個「愛麗舍黨」逐漸成形。

### 政權的終結

#### 波拿巴派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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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壓制了共和派反對力量之後，秩序黨著手籌劃未來，試圖促成正統派與奧爾良派兩股保王勢力的聯合，以建立君主立憲制。1850年路易-菲利普去世似乎為兩派開闢了共同道路。然而尚博爾伯爵及其正統派支持者的不妥協（尤其在三色旗和自由主義憲法問題上），以及奧爾良派可能讓路易-菲利普的某位繼承人參加1852年選舉的前景，使這一聯合歸於失敗，波拿巴的地位反而更加穩固。

與此同時，總統在軍中博取聲望，並巡視外省，時而以隱晦批評1850年5月31日法律來吸引共和派，時而迎合保守派。但他面臨一個重大障礙：1848年法國憲法禁止他在1852年連任。1851年春，他通過省長發起一場旨在推動修憲的運動，但未能在7月19日的立法議會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取得所需的四分之三多數。於是他策劃政變，把親信安插到關鍵崗位，尤其讓聖阿爾諾於1851年10月26日出任陸軍部長。聖阿爾諾隨即命令巴黎駐軍必須絕對服從他。議會中一部分人感到恐懼，（主要由保王派起草）擬就了「財務官提案」，意在提醒軍隊憲法高於一切軍令。然而山嶽派中很大一部分人與波拿巴派一起投票反對該提案，因為他們視奧爾良派為更大的威脅。

政變發生於1851年12月2日，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日子——正值拿破崙一世加冕和奧斯特利茨戰役的周年紀念。清晨，面向人民、軍隊和巴黎人的三份公告張貼全城。面向人民的公告採取比議會更左的煽動性路線，尤其承諾恢復普選權、結束議會冗長的辯論。議會被解散，波旁宮被占領，共和派和奧爾良派領袖被捕。三百名議員聚集在附近一處建築商議對策，決議以叛國罪褫奪路易-拿破崙的職務，其中約兩百人當場被捕。維克多·雨果、舍爾歇等少數逃過搜捕的議員試圖動員巴黎民眾，但民眾對1848年六月的屠殺記憶猶新，反應相當冷淡。12月3日，議員讓-巴蒂斯特·博丹在聖安托萬郊區的街壘上被打死，起義有所擴大。與此同時，聖阿爾諾下令處決一切參與構築或防守街壘的人。12月4日，首都林蔭大道上爆發槍擊，死亡人數眾說紛紜：《箴言報》稱380人，《泰晤士報》稱1200人。12月4日晚，恐怖籠罩下的巴黎恢復平靜。

#### 走向帝國

外省素有緊跟巴黎變動的名聲，但1851年12月卻顯示出其獨立性。真正的共和派抵抗恰恰出現在巴黎之外，這是此次政變的獨特之處。這種外省的共和派抵抗見於中部、西南部、朗格多克和瓦爾省，有些地方發生了流血衝突，聲勢之大令顯貴恐懼。一些城市乃至整個省份一度落入起義者手中，隨後被奪回。然而絕大多數地區並未行動，政權又大舉鎮壓，顯貴因此得以安心。

大批共和派遭到放逐，對起義者的判決往往嚴厲。然而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對此局面感到為難：他並不希望自己的政權建立在血泊之上，因此頒布了若干赦免。儘管如此，這位王子總統還是失去了大量法國知識分子的支持：某些職位要求宣誓效忠波拿巴，許多人寧可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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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元首首先恢復了男性普選權，隨後於12月20日和21日以公民投票形式請民眾追認政變。投票結果為750萬張贊成、64萬張反對、150萬張棄權，變更獲得批准。少數反對票占多數的城市並未起事；相反，那些曾造反的城市因被鎮壓嚇住，反而沒有以選票表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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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投票後，波拿巴於1852年頒布1852年法國憲法，規定他續任共和國總統十年。議會分為立法團和元老院兩院，不同於1848年的立法議會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元老院 (法蘭西第二帝國)成員由親王終身任命，負責對照憲法和若干基本原則審查法律，且只有它能提議修憲。立法團 (法蘭西第二帝國)既不能提出法律案也不能修正，其成員雖由普選產生，但政權大量使用官方候選人制度以保證立法團的馴服。同樣，出版自由也受到限制：政權雖未正式恢復審查，但在文章不合其意時發出「警告」，最終可導致停刊，報紙被迫自我審查。事實上，1852年法國立法選舉只選出寥寥幾名反對者，他們因拒絕宣誓而未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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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共和國向第二帝國的過渡至此幾近完成。王子總統赴外省巡視，其間於10月在波爾多發表演說，稱「帝國即和平」。政體變更的消息逐漸傳開。1852年11月7日，改行帝制之議以元老院諮議的形式提出。

11月21日至22日，新一輪公民投票請民眾就此表態，結果為7,824,189票贊成、253,145票反對。在這一民意認可下，路易-拿破崙·波拿巴於1852年12月2日拿破崙三世稱帝，稱拿破崙三世；這一天恰好是政變一周年，而更具象徵意味的是，距拿破崙一世加冕已過去四十八年。

## 第二共和國時期的政治文化

### 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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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共和國時期並存著若干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政黨，其演變極為劇烈。政權初期，對立主要發生在社會共和國的擁護者與較溫和的共和派之間，後者也包括一批見風使舵的保王派。兩派起初尚能合作，各自圍繞《改革報 (1843年)》和《國民報 (法國)》組織起來。雖然後者明顯占優，兩股潮流都在1848年法國臨時政府中有所代表。正是在這一共和聯合時期，若干進步和社會措施得以通過（廢除奴隸制、廢除政治死刑、縮短工時、設立國家工場）。1848年5月立法選舉顯示社會主義潮流明顯虛弱，此後它便逐步被逐出政治舞台。

「紅色危險」暫告解除後，保王派和保守派漸漸疏遠溫和共和派，組成以天主教和保守主義為紐帶的秩序黨，並促成路易-拿破崙·波拿巴上台。在1849年5月立法選舉中，溫和派被邊緣化：其右有秩序黨，其左則有新興的民主社會派潮流山嶽派 (1849年)。該派雖在6月部分被斬首，仍在種種迫害下於議會中維持到1851年底。

另一方面，秩序黨眼看著一個由它自己促成的新對手崛起。波拿巴逐步擺脫保守派，把一批為其社會主張所吸引的支持者聚攏到身邊，一個波拿巴主義的「愛麗舍黨」就此形成，為政變開闢了道路。

### 民眾的逐步政治化

第二共和國藉助普選推動了民眾的政治化。政權初期廢除了審查制度，思想流通更為順暢，在工人中尤其如此。大量報紙湧現，其中許多曇花一現：巴黎有三百餘種，外省也幾乎同樣多。國家工場同樣成為社會主義思想在工人中傳播的渠道，這也是它被關閉的原因之一。然而在共和國初期，這種流通主要在首都才算順暢，這既解釋了社會主義者為何害怕他們認為過早的立法選舉，也說明了政府在這次選舉中宣傳重點的差異：在巴黎要打擊社會主義，在外省則要提防君主制，因為那裡的農民可能被顯貴牽著走。

在外省，山嶽派 (1849年)的思想還藉助民俗、舞蹈和歌謠流傳。俱樂部和社團也是左翼思想傳播的重要渠道，秩序黨為此推動取締了其中一部分。至於秩序黨自身的思想，則主要通過教會及其布道和遊行傳播，更普遍地說，是通過它自認為對民眾負有的教化職責。一種外省的分野就此形成（在1849年選舉中尤為明顯）：北部和西部是保守的法國，中部和東部則是山嶽派的法國；1849年顯現的這幅政治版圖此後相當穩定。

對12月2日政變的反應，很能說明民眾政治參與的演變。巴黎工人對1848年六月起義記憶猶新，不願保衛一個曾與自己為敵的政權；外省卻在多處強力動員。這場外省起義在保守派與共和派之間引發長久爭論：前者視之為一場早已令人恐懼、伴隨破壞和劫掠的扎克雷；後者則視之為一場保衛共和國的運動。事實上，農民的政治參與與那些更具地方性原因的越軌行為，界線很難劃清；農民在這些運動中究竟參與到什麼程度，也難以估量。

### 婦女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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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婦女在法律上被視為未成年人，但1848年革命與第二共和國仍是婦女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一步。一些女作家由此在政治上發聲，如站在1848年法國臨時政府一邊的喬治·桑。更重要的是，新獲得的集會與出版自由催生了若干女權主義報刊，如《婦女之聲 (法國，1848年)》《婦女政治》《婦女意見》等。這些報刊中湧現出歐仁妮·尼博耶、讓娜·德羅安、黛西蕾·蓋伊等重要人物。不過，婦女在革命中的參與程度難以量化。

儘管婦女仍被排除在當時確立的普選之外，她們仍主要通過各類出版物發聲，主張內容並不統一。有人為勞動權奔走，因此爭得了專為婦女設立的國家工場；也有人呼籲社會議題上的平等，一些人甚至要求恢復離婚。政治訴求同樣突出，她們成立委員會，向政府爭取真正的普選權。尼博耶甚至在同一份報紙上呼籲喬治·桑參加1848年立法選舉，但被後者拒絕。她們確實獲得了一定的關注：時任巴黎市長的阿爾芒·馬拉斯特接見了一個婦女代表團，並承諾將她們的意見轉達議會。

六月起義與保守轉向之後，一股反女權主義浪潮湧來。婦女被懷疑參與了暴動，7月起即被禁止進入俱樂部。共和派中也逐漸形成一種印象：婦女教育不足、過於順從教士。這個印象頗為頑固，長期成為他們拒絕婦女選舉權的理由。

### 藝術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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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映照著時代的政治氛圍。畫家們回應著政權的演變：弗朗索瓦-奧古斯特·比亞爾的《1848年法國殖民地廢除奴隸制》是「四八年人」烏托邦的寫照，而古斯塔夫·庫爾貝的名作《奧爾南的葬禮》則引發爭議，人們把它看作畫家對1849年保守派獲勝的失望表達。這一時期的繪畫雖算不上革命，卻仍醞釀著一個決定性的轉折：畫作更多地浸染情感，並出現了報導性繪畫，預示著攝影史時代的來臨。攝影本身也被用作文獻來源，《畫報》即採用人物或事件的照片（如1848年6月26日聖莫爾-波潘古街的街壘），據以製版刊行。

政治危機與霍亂疫情都可能使觀眾卻步，劇場為了拉回觀眾，自1848年年底起轉而嘲弄這一政權，把共和國描繪成恐怖統治的繼承者；其中對爭取自身權利的婦女，劇場的攻擊尤為猛烈。

## 第二共和國的遺產

### 政權對政治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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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第二共和國十分短命，它仍是法國共和實踐的「實驗室」與試驗場。早在1852年，維克多·雨果便在《小拿破崙》中寫道：從此共和國的觀念不會再與恐怖統治相聯，因為這個政權並未在血泊中存續。六月起義則為卡爾·馬克思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期提出的階級鬥爭理論提供了素材。1848年頭幾個月的熱情，同樣是社會主義者的奠基時期，使他們萌生了社會主義乃共和理想之歸宿的觀念；讓·饒勒斯在1903年阿爾比演說中即重申此意。1849年與1850年的保守年代，尤其是《法盧法》，因加劇了共和派的反教權主義而影響了共和心態：政教分離之爭因而成為第三共和國的重大議題之一。

然而這段共和時期並非只給左翼留下遺產。這段沒有君主的歲月使某些保守派——無論正統派還是奧爾良派——看到，共和國的概念未必危及他們的財產與原則。正因如此，像阿道夫·梯也爾這樣把第二共和國當作暫時約束來接受的人，日後會成為第三共和國的奠基者之一。當代左翼與右翼的部分共同根源，正來自這一時期。

第二共和國的終結與波拿巴政變同樣長久地標記了法國政治生活，催生了一種對普選的畏懼。政權的蛻變表明，必須先教育民眾，使他們有能力投票：民眾教育將成為第三共和國的一大議題。1848年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當選證明，一旦普選被用來擁戴一個著名姓氏，而這個姓氏又激起各種分歧而矛盾的期望，普選本身就可能成為民主的危險。

由普選選舉共和國總統的方式因而被長久拒斥。在制定1875年憲法性法律時，激進派甚至要求取消總統職位，最終總統改由兩院選舉產生。第四共和國之初亦復如是：波拿巴的記憶，混合著更近的貝當記憶，促使人們再度拒絕以普選選舉總統。同樣，當夏爾·戴高樂提議1962年法國修憲公投時，政治階層（新共和聯盟的戴高樂派除外）一片譁然，卻未能阻止「贊成」以明顯多數勝出。

### 第二共和國在文化中的留存

政權覆亡後，它仍大量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古斯塔夫·福樓拜於1869年在《情感教育》中加以呈現；維克多·雨果則以與第二帝國鮮明對立的筆法為它描繪了一幅讚頌式的肖像；埃米爾·左拉的《盧貢-馬卡爾家族》首卷也設定在拿破崙三世政變前夕。其他當時的見證者留下了珍貴史料，如夏爾·德·雷米薩、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的回憶錄，以及喬治·桑的書信。卡爾·馬克思亦曾以「階級鬥爭」的視角分析這一時代。

後來電影也從這一時期取材，例如由貝爾納·布利耶解說的紀錄片《1848》，該片於1950年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提名。

### 史學

第二共和國是最早在事件進行之中即被同代人當作分析對象的法國政體之一。卡爾·馬克思先後寫下《法蘭西階級鬥爭》（1850年）與《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2年）；阿居隆稱他是這一時代最早的分析者之一，其著作「用今天的話說是一部『即時史』」，而他對溫和共和派中間路線的判詞極為嚴厲，那些譏諷至今仍壓在勒德呂-羅蘭等人的身後名上。馬克思用來形容盧森堡委員會空頭許諾的那個比喻尤為著名：當人們在盧森堡宮尋找點金石時，市政廳里鑄出的才是真正流通的貨幣。另一位見證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則以《回憶錄》留下截然不同的視角，而他本人的雙重身份恰可玩味：既是領著「他的」諾曼第農民走向投票站的鄉紳，也是政變當日與二百二十名議員一同被押走的當事人。蒲魯東則一度接受波拿巴派的論點，認為路易-拿破崙比議會中的資產者更接近人民，本身即普選的產物，或許可借其手實現群眾的社會訴求；但他很快轉為反對，私下承認愛麗舍宮裡占多數的其實是「奧爾良主義與耶穌會精神」。

第二共和國的史學長期主要局限於革命之後的1848年數月；研究這一時期的人往往受自身政治立場牽引，或構建出一個「玫瑰色傳說」：一個進步的共和國，帶來了廢奴、普選與社會問題的初步解決，最終被「巴丹蓋」背信棄義地扼殺；或構建出一個「黑色傳說」：一個理想主義的共和國，陷入了無謂而危險的即興施政。這長期表現為第二共和國專家與第二帝國專家之間的對立，雙方互相指責對方對自己的研究對象過於寬容。

現代史學則對這些同代判斷本身提出反省。阿居隆指出，馬克思的「第一個診斷錯誤」在於他似乎認為只有君主制才具備「神秘化」的功能，而共和國作為一種去人格化的政治關係體系，理應對階級關係透明；因此政治鬥爭一旦在共和制下展開，就會迅速沿純粹的社會學界線理性化，1848年六月的階級衝突正是二月的當然推論。阿居隆的判詞是：「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阿居隆本人則以「共和國的學徒期」概括這四年：其首要成果不是任何一項具體制度，而是認識到群眾需要一種完整的教育——從使人能夠閱讀的初等教育，直到使自由報刊、自由集會與自由結社成為可能的民主政治實踐。他還強調，1850年《法盧法》與1851至1852年教士支持政變這兩段經歷，使「四八年人」形成了深刻的反教權主義；人們談論得過多的，是政權頭幾周那個有教士祝福、氣氛融洽的「拉馬丁式共和國」，卻忘了這一階段何其短暫。在他看來，「四八年人」的共和國與梯也爾日後所接受、並構成第三共和國的那個共和國並非一物：後者是一種純粹的憲政形式，滿足於既無君主亦無獨裁者、法理上幾無可指摘，卻剝除了一切民粹神秘性與社會改革意圖。

然而自20世紀中葉以來，史家越來越多地關注1849年至1851年這一段：法國政治生活的重心正是在此期間借普選之力由巴黎移向外省。這一轉向源自當時流行的埃內斯特·拉布魯斯範式，該範式偏重區域或省級尺度的研究。此外，外國史家也以比政治史更具文化史色彩的路徑研究19世紀的法國，推動了史學的更新。這些研究使人們對該政權的理解不再那麼政治化，也更為深入。不過，相對於政權初期和末期，關於1849年與1850年的研究仍嫌太少。

## 延伸閱讀

同代分析與見聞

- 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回憶錄及與博蒙的通信》，第八卷，伽利瑪出版社，1967年。
- 夏爾·德·雷米薩：《我的一生回憶（1841-1851）》，阿謝特出版社，1962年。
- 維克多·雨果：《所見所聞：回憶、日記、筆記（1830-1885）》，巴黎，伽利瑪出版社，2002年。

## 外部連結

- 第二共和國（1848-1851），法國國民議會網站。
- 第二共和國相關文獻，《L'Histoire par l'image》網站。

## 基本資料

- 名稱：法蘭西共和國
- 通稱：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 原文名：République française
- 狀態：共和國
- 政府：半總統制（1848–1851）、總統制（1851–1852）
- 十九世紀：1848年
- 十九世紀：2月24日
- 地位：1852年
- 結束日期：12月2日
- event_start：拉馬丁宣布共和國成立
- event_end：拿破崙三世稱帝，第二帝國建立
- 項目：二月革命
- date_event1：1848年2月22日–25日
- 項目：確立男性普選權、恢復集會與出版自由
- date_event2：1848年2月25日
- 項目：1848年法國立法選舉，溫和派獲勝
- date_event3：1848年4月23日
- 項目：頒布《1848年4月27日廢除奴隸製法令》
- date_event4：1848年4月27日
- 項目：六月起義
- date_event5：1848年6月22日–26日
- 項目：制憲議會通過《1848年法國憲法》
- date_event6：1848年11月4日
- 項目：1848年法國總統選舉，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當選
- date_event7：1848年12月11日
- 項目：政變
- date_event8：1851年12月2日
- 項目：恢復帝制，第二帝國建立
- date_event9：1852年12月2日
- 漢語拼音：七月王朝
- IATA代碼：法蘭西第二帝國
- flag_type：國旗
- symbol_type：國璽
- national_motto：「自由、平等、博愛」
- national_anthem：《吉倫特派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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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1848年的法蘭西共和國。
- 首府：巴黎
- 常用語言：法語
- 宗教：天主教（國教）、加爾文主義、信義宗、猶太教
- 貨幣：法郎
- title_leader：共和國總統
- 領袖：雅克-夏爾·迪蓬·德·勒爾（臨時政府首腦，1848年）
- 領袖：弗朗索瓦·阿拉戈（執行委員會主席，1848年）
- 領袖：路易-歐仁·卡芬雅克（行政權首腦，1848年）
- 領袖：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總統，1848–1852年）
- 立法機構：法國議會
- 立法機關：制憲議會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1848–1849）、立法議會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1849–1851）
- 立法機關：元老院 (法蘭西第二帝國)與立法團 (法蘭西第二帝國)（1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