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革命

美國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又稱美國獨立革命，是一場發生在1765年至1783年之間的殖民地反抗運動和獨立戰爭，期間北美十三殖民地脫離英國統治，建立美利堅合眾國。這一時期的高峰是美國獨立戰爭，於1775年4月19日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戰役拉開序幕。美國革命領袖最初是以英國臣民的身份，為殖民地尋求更大的自治權，但後來轉向支持完全獨立，並認識到必須贏得獨立戰爭才能實現這一目標。1775年6月，第二次大陸會議組建大陸軍，並任命喬治·華盛頓為總司令。次年，大陸會議一致通過《獨立宣言》。在這場持續八年的戰爭中，大部分時間戰局都懸而未決。然而，1781年華盛頓和大陸軍在約克鎮圍城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促使喬治三世國王和英國政府談判結束殖民統治，並承認美國獨立。這一協議於1783年在《巴黎條約》中正式落實，從而確立了美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

爆發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殖民者對殖民統治的不滿，源於1763年英法北美戰爭中法國戰敗後不久，儘管殖民地參與並支持了這場戰爭，英國議會仍徵收新稅以補償戰時開支，並將殖民地西部土地控制權移交給駐蒙特婁的英國官員。1765年，來自幾個殖民地的代表召開印花稅會議，其發布的《權利與不滿宣言》主張，沒有代表權的徵稅侵犯了他們作為英國人的權利。1767年，英國議會通過《湯森法案》後，緊張局勢再度升級。為平息日益高漲的反抗，喬治三世國王向波士頓派遣英國軍隊，這些軍隊於1770年3月5日在波士頓慘案中向抗議者開火，導致多人死亡。1773年12月16日，「自由之子」革命者喬裝成美洲原住民，登上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將成箱的茶葉傾倒入波士頓港，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這一事件標誌著美國革命向更激烈方向升級。倫敦隨之關閉波士頓港，並頒布一系列懲罰性法律，實際上終結了馬薩諸塞的自治，導致革命情緒進一步升溫。

1774年末，十三殖民地中的十二個派出代表參加第一次大陸會議；喬治亞省於1775年加入。第一次大陸會議開始通過通訊委員會協調愛國者抵抗。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戰役後，大陸軍包圍波士頓，迫使英國軍隊於1776年3月乘船撤離，從而使愛國者在每個殖民地掌握控制權。1775年8月，喬治三世國王頒布《鎮壓造反與叛亂宣言》，宣布馬薩諸塞處於公開反抗和叛亂狀態。1776年，第二次大陸會議開始審議《邦聯條例》，旨在為十三殖民地確立自治的法律基礎。7月2日，他們通過《李氏決議文》，支持國家獨立；7月4日，一致通過主要由托馬斯·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該宣言體現了18世紀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和政治哲學，拒絕君主制和貴族制，強調「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等不可剝奪之權利。

獨立戰爭在隨後五年中繼續進行。1776年12月聖誕夜，喬治·華盛頓率領軍隊喬治·華盛頓橫渡德拉瓦河，突襲駐紮在特倫頓的黑森傭兵並取得戰術勝利。1777年夏季，英軍於薩拉托加之役遭大陸軍擊敗，此役成為戰爭的重要轉捩點，並促使法國加入戰爭，羅尚博伯爵率領特別遠征軍抵達美國，將美國獨立戰爭升格為全球戰爭。1781年9月28日起至10月19日，喬治·華盛頓在拉法葉侯爵、法國陸軍及海軍的支持下，率領大陸軍在約克鎮圍城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俘獲英國將軍查爾斯·康沃利斯率領的約7500名英國及黑森雇傭兵。此戰震撼英國議會與內閣，削弱喬治三世對議會的影響，導致諾斯勳爵政府於1782年垮台。議會逐漸形成共識，贊成停止戰爭並與美國談判，最終於1783年簽署《巴黎條約》，承認美國獨立，並將密西西比河以東、五大湖以南的幾乎所有領土讓給這個新國家。

美國革命的影響深遠，其推崇的個人自由和共和主義思想間接啟發了法國大革命，並直接影響了拉丁美洲獨立戰爭，也為後來的殖民地獨立運動提供了參考。《獨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與奴隸制度矛盾，引發了關於種族平等的長期爭議，北部州逐步廢奴，但南部維持奴隸制直至南北戰爭，相關問題持續影響美國政治。隨著革命的勝利，美國成為第一個以成文憲法為基礎建立聯邦憲政共和國的現代國家，將「被治理者的同意」和法治原則擴展到大陸領土。革命後，美國經歷了社會經濟劇變，人口快速增長，出版業興盛促進思想傳播，西部擴張加速，南方的種植園經濟和北方的工業化蓬勃發展。

## 起源

### 歷史背景

北美十三殖民地於17世紀作為英格蘭王國的一部分而建立，涵蓋新英格蘭殖民地（馬薩諸塞、新罕布希爾、羅德島、康乃狄克）、中部殖民地（紐約、紐澤西、賓夕法尼亞、德拉瓦）和南部殖民地（馬里蘭、維珍尼亞、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喬治亞）。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後，這些殖民地成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殖民地居民多為英國移民或其後裔，視自己為英國臣民，享有「英國人權利」，如財產保護和法律程序權利。殖民地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發展為後來的美國革命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在1650至1750年間，逐漸形成的地方自治意識，並萌生對英國政策的反抗。

各殖民地多由英國王室或特許公司設立，擁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權。殖民地議會負責立法和徵稅，但王室任命的總督擁有行政權，英國議會保留否決殖民地法律的權力。這種結構在17世紀中葉運行順暢，但不列顛內戰（1642年—1651年）間接影響殖民地政治，由於王權與議會之間的衝突，殖民地一度出現權力真空，部分地區（如新英格蘭）實際上獲得更大自治權。1660年王政復辟後，麻薩諸塞殖民地並未立即承認查理二世為合法君主，直到1661年才正式派遣使者向國王表達效忠。

1670年代的菲利普國王戰爭（1675年至1676年，部分地區延續至1678年）成為新英格蘭的重大轉折點。殖民地與萬帕諾亞格族領袖梅塔科姆（即「菲利普國王」）及其盟友爆發激烈戰爭，英國本土未派遣軍事援助，殖民地主要依靠地方民兵取得勝利。這場戰爭加強了新英格蘭各殖民地的聯合與自衛傳統，並在歷史學者如吉兒．萊波爾（Jill Lepore）的觀點中，被視為促進地方自信的契機。然而，殖民地並未因此產生獨立意識，依然效忠英王。

殖民地早期的政治結構深受英國影響，但在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後，英國政府非正式地採取「有益忽視」（salutary neglect）政策，對北美十三殖民地的內部事務採取較寬鬆的態度，讓殖民地得以高度自治。此政策加上光榮革命所帶來的自由理念，促使殖民地逐漸形成自身的政治、宗教和社會特色。例如，馬薩諸塞等新英格蘭殖民地由清教徒主導，強調宗教和社區治理，選舉地方議會管理內政。維珍尼亞等南部殖民地則以種植園經濟為主，議會由財產擁有者控制。中部殖民地如賓夕法尼亞因貴格會影響，注重宗教自由和多元文化。

賓夕法尼亞在1682年由威廉·佩恩制定的政府框架，以及1691年馬薩諸塞特許狀的更新，都反映了殖民地自治的發展。新英格蘭地區公理會的民主式教會治理，以及18世紀30至40年代席捲各殖民地的第一次大覺醒運動，進一步強化了地方宗教自主性。在對待奴隸制的態度上，雖然並非普遍現象，但馬薩諸塞後來逐步廢除奴隸制，而喬治亞在初期亦曾禁止奴隸制度，顯示部分殖民地在社會議題上出現不同於英國本土的取向。

### 早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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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年代，英國王室試圖加強對殖民地的控制，引發衝突。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認為殖民地自治威脅帝國統一，開始廢止特許狀。1686年，詹姆士二世將新英格蘭殖民地、紐約和紐澤西合併為新英格蘭自治領，由埃德蒙·安德羅斯直接統治，限制殖民地議會、城鎮會議和財產權，並徵收新稅。此舉引發強烈不滿。1688年光榮革命推翻詹姆士二世，威廉三世與瑪麗二世登基；1689年波士頓起義推翻新英格蘭自治領的安德魯斯總督。隨後，英國頒布1691年《馬薩諸塞特許狀》，合併馬薩諸塞灣與普利茅斯殖民地，建立馬薩諸塞灣省，雖然殖民地仍保有議會與一定程度的自治，但總督改由王室任命，顯示英國仍在加強對殖民地的控制。

經濟上，英國推行重商主義，視殖民地為母國經濟的附屬。1651年起，一系列《航海法案》要求殖民地只能與英國或其殖民地貿易，指定商品（如菸草）必須運往英國，進口需經英國港口繳稅。1699年《羊毛法令》、1732年《帽子法令》和1750年《鐵法令》進一步規範殖民地產業，限制與外國競爭。新英格蘭的造船業因法案限制外國船隻而受益，但1733年《糖蜜法令》對糖蜜徵收每加侖六便士關稅，影響新英格蘭的朗姆酒貿易，引發走私和賄賂。1740年代，英國因國內外戰爭及資源分配問題，對殖民地貿易法執行鬆懈，形成「有益忽視」政策，殖民地因此享有較高自治與經濟彈性。

1740年至1748年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期間（北美稱之為喬治王戰爭），新英格蘭殖民地動員民兵，並在皇家海軍支援下攻占了法國位於布雷頓角島的路易斯堡 (新斯科舍省)。然而，1748年簽訂的《艾克斯拉沙佩條約》將路易斯堡歸還給法國，以換取歐洲戰場上其他領土。殖民地對此結果普遍感到失望，因為他們投入大量人力和資源才奪取要塞，卻在外交談判中被英國交還給法國，這加深了殖民地對英國決策的不信任。

政治上，殖民地受啟蒙運動和輝格黨理念影響，強調自由和反對暴政。光榮革命後，英國逐步發展為君主立憲制，十三殖民地也建立起模仿英國下議院的地方議會，由財產擁有者選舉產生，強調只有殖民地議會本身才有課稅權。這種自治理念在18世紀中葉逐漸演變為「無代表，不納稅」的主張。至1750年代，十三殖民地人口從1650年的約5萬增至約120萬，經濟多元化，文化上受啟蒙思想影響，自治意識增強。雖然仍視自己為英國臣民，但對英國在稅收和貿易限制方面的政策抗拒為1760年代的革命衝突埋下種子。

### 七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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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戰爭（1754年—1763年）是美國革命前的重要歷史轉折點。這場全球性衝突涉及英國、法國及其盟友，戰場遍及歐洲、北美、亞洲和非洲，對北美十三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產生深遠影響。戰爭不僅重塑了北美地緣政治格局，還因英國隨後的政策調整，激化了殖民地與母國的緊張關係。美國史學界「帝國學派」（Imperial School）的代表人物勞倫斯·H·吉普森（Lawrence H. Gipson）主張，美國革命並非單純的殖民地獨立運動，而是英法七年戰爭結束後，英國為整合龐大帝國與籌措戰債而改變殖民政策所引發的衝突。

這場戰爭始於1754年，起因於俄亥俄河谷的領土爭端，英國與法國均試圖控制這一地區的北美毛皮貿易和戰略要地。英國動員約45,000名士兵，包括正規軍和殖民地誌願者，殖民地也提供資金支持地方民兵，部分開支由英國政府補償。戰爭初期，英國屢遭挫敗，如1755年愛德華·布雷多克將軍在莫農加希拉戰役的慘敗，但1759年攻克魁北克後局勢逆轉。1763年《巴黎條約》結束戰爭，法國割讓密西西比河以東領土（包括加拿大魁北克）和佛羅里達（轉交西班牙後由英國控制），使英國成為北美主導力量。然而，戰爭使英國國債激增至約1.33億英鎊，幾乎是年收入的13倍，迫使政府尋求新財源並加強對殖民地的管理。

為管理新領土和防禦潛在威脅，英國政府於1763年決定在北美永久駐紮約10,000名士兵，主要由格倫維爾政府規劃。駐軍旨在保護新獲得的加拿大和佛羅里達地區，執行海關稅務，防止白人殖民者與原住民衝突。殖民地居民對和平時期的常備軍反感，認為其違背英國憲政傳統。1765年《駐軍法》要求殖民地提供軍隊住所和補給，進一步加劇不滿。此外，英國削減對原住民的傳統禮物外交（如1762年阿默斯特將軍的政策），激怒了俄亥俄河谷及五大湖地區的部落，引發1763至1766年的龐蒂亞克戰爭。雖然英軍最終平息了起義，但此事件暴露了英國在新取得領土管理上的困難，並促使政府頒布《1763年公告》，以限制殖民者向西部擴張。《公告》禁止殖民者越過阿巴拉契亞山脈定居，旨在減少與原住民衝突並降低軍費開支。許多殖民者，特別是土地投機者和退伍軍人，認為戰爭勝利應賦予他們西進權利，對《公告》強烈不滿。公告未能有效阻止西進，反而加深了殖民者對英國權威的質疑。

經濟上，英國為償債加強對殖民地的稅收和貿易管制。《航海法案》長期限制殖民地與外國貿易，但此前執法寬鬆，允許走私。1760年代，英國開始嚴格執行，使用「協助令狀」進行廣泛搜查，引發新英格蘭商人反彈。1761年，馬薩諸塞律師小詹姆斯·奧提斯抗議「協助令狀」違反英國臣民權利，雖敗訴，但其論點啟發了殖民地對「無代表，不納稅」的訴求。約翰·亞當斯後稱此為美國獨立意識的萌芽。

英國政府因戰爭開支龐大，且從法國手中取得大片北美領土，開始推行更直接的控制措施，包括加強稅務管理和貿易管制，卻無意間激化了殖民地的不滿。此舉被殖民地視為對既有自治權利的侵犯，激發了恢復自主權的訴求。戰後的緊張關係最終導致十三殖民地與英國的決裂。一名參與革命的愛國者、來自馬薩諸塞丹弗斯的利維·普雷斯頓上尉，在戰後被問及為何反抗英國時回答：「我們一直以來都是自己管理自己，而且我們一直打算這樣做。他們卻認為我們不應該這樣做」，反映了殖民地長期以來對自治傳統的重視，以及對英國加強管制的不滿。

## 稅賦課徵爭議

### 《食糖法》及《印花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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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至1775年間，英國政府試圖透過新稅法籌措資金，以償還七年戰爭的債務並維持北美駐軍。戰爭結束後，英國債務大幅增加，達到約1億3300萬英鎊，年利息約5百萬英鎊，佔國家預算非常之大的比例。首相喬治·格倫維爾於1763年上台後，認為殖民地應分擔帝國防衛成本，因為殖民地稅負相對本土輕微，在人均基礎上，殖民地居民向帝國繳納的稅款僅為1先令，而英國本土居民繳納的稅款為26先令。格倫維爾的政策旨在加強稅收執法和引入新稅種，但這引發殖民地對英國議會權力的質疑，特別是「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

1764年的《食糖法》是英國對殖民地稅收改革的開端。這項法律將糖蜜進口稅從每加侖6便士降至3便士，但首次嚴格執行，並對糖、葡萄酒、咖啡、靛藍等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同時，法案加強海關執法，並由無陪審團的副海軍法庭審理走私案件。英國政府估計，此法可每年籌措約45,000英鎊，用於償債和維持北美駐軍。殖民地商人，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的朗姆酒製造者，對此不滿，因為它干擾了與法屬和荷屬西印度群島的貿易。雖然稅率降低，但嚴格執法被視為對殖民地經濟自主的侵犯。同年通過的《貨幣法》進一步限制殖民地發行紙幣，旨在穩定帝國貨幣，但加劇了殖民地的通貨短缺和經濟壓力。

《食糖法》後，由於英國國內反對在和平時期維持常備軍並增加稅收，國會遂要求殖民地分擔駐軍開支，英國議會進而於1765年通過《印花法令》，這是首個直接對殖民地內部交易徵稅的法律。稅法要求所有官方文件、報紙、年曆、小冊子、商業合約、許可證甚至撲克牌，都需貼上印花稅票，稅額從1便士到數英鎊不等，預計每年可籌措約60,000英鎊，用於支付北美駐軍費用。稅負實際上較低，但殖民地居民反對的核心在於英國議會無權徵稅，因為殖民地在議會中無代表。小詹姆斯·奧蒂斯等殖民地領袖主張，稅收需經殖民地議會同意，否則違反英國憲法傳統。英國政府則主張虛擬代表，即議會代表整個帝國，包括無選舉權的群體，但奧蒂斯反駁稱，議會中無人專責殖民地事務，因此無有效代表。

《印花法令》引發廣泛抗議，殖民地成立「自由之子」組織，使用宣傳、抵制英國貨和暴力手段阻礙稅法執行。在波士頓，「自由之子」焚燒稅務記錄並洗劫首席法官托馬斯·哈欽森的住所。其他殖民地如紐約和費城也發生類似示威。抗議促使九個殖民地於1765年10月召開印花稅會議，通過《權利與不滿宣言》，主張殖民地居民享有與英國本土臣民同等權利，反對無代表稅收，並呼籲聯合抵制英國商品。會議強調，稅收權屬殖民地議會，而非英國議會。

抗議導致英國貿易損失，1765年7月羅金漢政府上台後，議會辯論廢除稅法。班傑明·富蘭克林於1766年2月在議會作證，指出殖民地在七年戰爭中貢獻大量人力和資金，估計提供約25,000士兵，相當於英國派至北美的正規軍數目，進一步稅收不公可能引發叛亂。議會於1766年2月廢除《印花法令》，但同時通過《宣告法令》，宣稱議會對殖民地擁有「在所有事務上」的立法權。此舉旨在維護議會權威，但殖民地視為勝利，廣泛慶祝。

### 《湯森法令》和波士頓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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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7年，英國議會通過的一系列法案，旨在籌措資金並主張對北美殖民地的權力。這組法案以財政大臣查爾斯·湯森命名為《湯森法令》，包括《1767年收入法》、《海關委員會法》、《紐約限制法》、《補償法》，以及《1768年副海軍法庭法》。其中《收入法》對從英國進口到殖民地的玻璃、鉛、油漆、紙張和茶葉徵收關稅，預計每年可籌措約40,000英鎊，用於支付殖民地總督和法官薪資，使其獨立於地方議會，從而強化英國控制。《海關委員會法》在波士頓設立新海關局，加強貿易法執法和打擊走私。《紐約限制法》暫停紐約議會立法權，直到其遵守1765年《駐軍法》，提供英國軍隊住所和補給。《補償法》降低英國東印度公司茶葉稅，允許廉價再出口到殖民地。《副海軍法庭法》在波士頓、費城和查爾斯頓設立新法庭，審理海關違規案件，無需陪審團。

英國政府認為這些稅項為外稅，用於貿易管制而非內稅，因此不會像1765年《印花法令》那樣引發強烈反對。湯森相信間接稅對一般民眾影響較小，不易激起民怨。然而，殖民地居民視這些稅為專門針對殖民地的收入稅，目的是從殖民地獲取資金而非僅管制貿易。英國議會視自身為帝國最高立法機構，主張殖民地為附屬法人，無需徵詢即可徵稅。虛擬代表論被用來辯護，稱多數英國人亦無直接選舉權，但殖民地領袖如約翰·狄金森於1767年12月起在費城報紙發表《賓夕法尼亞農民的來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中駁斥此說，主張議會任何稅收皆違憲，因為其目的是籌資而非貿易管制，警告此舉開啟危險先例，強調地理距離和利益差異使虛擬代表無效。狄金森的書簡廣泛流傳，強化殖民地對英國權力的質疑。

殖民地對《湯森法令》的反應包括廣泛抗議和經濟抵制。馬薩諸塞議會於1768年2月發表一份馬薩諸塞巡迴信，敦促其他殖民地協調抵抗稅法，主張稅收需經殖民地同意。總督第一代從男爵弗朗西斯·伯納德爵士要求議會撤回信件，議會拒絕後被解散。波士頓商人於1768年1月發起不進口協議，拒絕英國貨，其他港口如紐約和費城跟進。維珍尼亞議會通過「聯盟」決議，抵制稅項商品。抵制導致1769年英國出口下降約38%，但不如預期有效，因為稅項商品廣泛使用，許多商人未完全參與，且抵制於1770年開始瓦解，到1771年結束。

執法過程中，波士頓成為衝突焦點。1768年6月10日，約翰·漢考克的船隻自由號因涉嫌走私被海關扣押，引發暴動，群眾襲擊海關官員，迫使他們逃離。英國軍艦羅姆尼號戰艦 (1762年)參與扣押，並強徵水手，進一步激怒當地居民。海關局向倫敦報告波士頓處於暴動狀態，促使英國派遣軍隊。1768年10月1日，約1,000名英國士兵進駐波士頓，維持秩序和執法，但這加劇緊張，殖民地視為武力壓迫，士兵與居民衝突頻發。1770年2月，一名海關人員在抗議中射殺11歲男孩克里斯多福·塞德爾，引發更大憤怒。1770年3月5日晚，一群300至400名殖民地居民在波士頓海關大樓外包圍哨兵休·懷特，投擾辱罵並投擲雪球、石頭和垃圾。托馬斯·普雷斯頓上尉帶7名士兵增援，群眾繼續挑釁，一士兵被棍打倒。士兵未接獲開火命令，但恐慌中開槍，擊中11人。三人當場死亡，另外兩人傷重不治。事件迅速被稱為波士頓大屠殺。隨後，總督托馬斯·哈欽森下令士兵撤至城外的威廉城堡，以緩和局勢。事後，兩名軍人被判誤殺，罰拇指烙印。審判強調士兵恐慌和群眾挑釁，但愛國者如山繆·亞當斯和保羅·里維爾利用事件宣傳反英情緒。

事件加速英國與殖民地關係惡化。1770年3月5日，諾斯勳爵在議會提議廢除大部分《湯森法令》稅項，僅保留茶葉稅以主張議會權力，4月12日獲批准。廢除暫時化解危機，抵制大多停止，但茶葉稅保留象徵英國稅權，革命者主張只有殖民地議會可徵稅。1772年6月，加斯皮號事件中，殖民者燒毀英國海關船隻，被控叛國立案調查但無結果。1773年，哈欽森和副總督安德魯·奧利佛之間的哈欽森信件洩露事件，內容主張殖民者不能享有與英國人完全相同的自由，奧利佛則建議由王室直接支付殖民地官員薪資，取代當地議會的財政掌控。信件公開後，被殖民者視為「限制殖民地自由的陰謀」的證據。班傑明·富蘭克林承認自己是把信件從英國傳到美洲，隨後被罷免了殖民地郵政總局副局長職位。

山繆·亞當斯於1772年組織通訊委員會，連結波士頓與其他殖民地，作為反英組織的溝通平台。維珍尼亞於1773年初設立委員會，派屈克·亨利和托馬斯·傑斐遜參與。約7000至8000名愛國者擔任委員會成員，多為社區領袖，排除效忠派。委員會領導抵抗英國行動，監督商人記錄，公布違反抵制者姓名，後成為戰爭時期州和地方領導框架，為大陸會議和獨立戰爭提供組織基礎。

### 《茶葉法令》和波士頓傾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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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5月10日，英國議會通過《茶葉法令》，旨在救助財政困難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並強化對北美殖民地的稅收權威。東印度公司因管理不善和市場競爭，累積約1700萬磅茶葉庫存，面臨破產。法案允許公司直接向殖民地銷售茶葉，免除英國本土出口稅，並繞過倫敦茶葉拍賣會和殖民地中間商，指定特許經銷商銷售。雖然茶價因此降低（每磅約減1先令），法案保留1767年《湯森法令》的每磅3便士進口稅。英國政府認為此舉可協助清庫存，並因外稅性質不致引發如1765年《印花稅法》的反彈。然而，殖民地居民視法案為議會強加稅權和壟斷的陰謀，威脅經濟自主和政治權利。

殖民地對《茶葉法》的反應迅速而激烈。愛國者領袖，如山繆·亞當斯和約翰·漢考克，主張購買茶葉等於承認議會稅權，違反「無代表，不納稅」原則。1767年以來，殖民地已通過不進口協議抵制英國貨，1773年《茶葉法》重燃抵制熱潮。紐約、費城和查爾斯頓等地居民迫使經銷商辭職或退貨，茶葉船隻被拒卸貨。例如，費城於10月迫使經銷商公開放棄職務，船隻返英。波士頓則因總督托馬斯·哈欽森的強硬態度陷入僵局。哈欽森堅持茶葉必須卸貨並繳稅，而且其家族亦為經銷商之一，激化當地矛盾。

波士頓的抗議行動在1773年11月至12月升級。11月3日起，波士頓鎮會議要求經銷商辭職未果。11月28日起，三艘茶船先後抵港，共載342箱茶葉。根據海關法，船隻須在20天內繳稅或被扣押。山繆·亞當斯領導的「自由之子」組織動員抗議，數千人在舊南會議廳集會，決議不允許茶葉卸貨。12月16日，哈欽森拒絕讓船隻離港，鎮會議結束後，約30至130名抗議者（部分化裝成莫霍克族原住民以隱藏身份）登上三艘船，將342箱茶葉倒入波士頓港。此事件後被稱為「波士頓傾茶事件」，成為美國革命的標誌性事件。愛國者利用事件宣傳，強化反英情緒。通信委員會將事件傳播至十三殖民地，維珍尼亞等殖民地公開支持波士頓，促進團結。並強化愛國者網路。

### 《不可容忍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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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英國議會先後通過一系列法案以懲罰馬薩諸塞殖民地對波士頓傾茶事件的抗議，這些法案被殖民地統稱為《不可容忍法令》，包括《波士頓港口法令》、《麻薩諸塞政府法令》、《1774年司法行政法令》和《駐軍法令》，另有《魁北克法令》常被視為相關法案。這些措施旨在恢復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但反而激化殖民地團結，為美國革命鋪路。

《波士頓港口法令》要求，波士頓港自1774年3月31日起關閉，直至東印度公司因傾茶事件損失的約一萬英鎊得到賠償，嚴重影響波士頓經濟，引發居民憤怒。《麻薩諸塞政府法令》修改1714年特許狀，禁止未經總督批准的城鎮會議，參事會由總督任命而非選舉，限制自治權。《司法行政法令》允許被控罪的英國官員和士兵在英國或另一殖民地受審，避開殖民地陪審團，被視為保護英國人員免受公正審判。《駐軍法令》允許總督在民宅駐軍，無需屋主同意，殖民地視為侵犯財產權。《魁北克法令》擴大魁北克邊界至俄亥俄河谷，承認天主教權利，限制殖民地西進，被新英格蘭清教徒視為宗教和領土威脅。

馬薩諸塞對法案反應強烈。1774年9月9日，沙福克鎮會議通過《沙福克決議》，譴責法案為非法，呼籲不服從、抵制英國貨，並組織民兵。決議由約瑟·瓦倫起草，保羅·里維爾傳至其他殖民地，激發廣泛支持。馬薩諸塞建立省議會 (美國革命)作為影子政府，接管法院和稅務，訓練民兵對抗英國佔領的波士頓。其他殖民地響應，擴大通訊委員會，連結愛國者，控制地方政府，取代英國權威。

1774年9月5日至10月26日，十二個殖民地（喬治亞除外）在費城召開第一次大陸會議，作為協調抵抗的平台。會議通過《殖民者權利宣言》，指出殖民者應享有與英國臣民同等權利，包括稅收需經選舉代表同意、享有陪審團審判。賓夕法尼亞議員約瑟夫·加洛威提議成立殖民地議會，審批英國議會法案，以緩和衝突，但以6比5票否決，反映愛國者傾向更強硬立場。會議最重要的舉措是形成《大陸協定》，規定自1774年12月1日起抵制英國貨，1775年9月停止對英國出口，由地方委員會監督商人記錄，公布違反者名單，賦予民眾參政角色。《不可容忍法案》未能孤立馬薩諸塞，反而促進殖民地團結。通訊委員會和省議會成為抵抗核心，維珍尼亞、馬里蘭等殖民地效仿馬薩諸塞，組織民兵和地方政府。民兵利用英法北美戰爭的經驗，開始武裝訓練。《大陸協定》的經濟抵制削弱英國貿易，迫使議會面對殖民地統一反抗，標誌著從稅務爭議轉向全面對抗。

## 宣告獨立

### 早期的軍事衝突

1775年初，隨著《不可容忍法案》與波士頓傾茶事件的發生，英國與北美殖民地的緊張關係達到頂點。2月，喬治三世宣布馬薩諸塞處於叛亂狀態，並命令波士頓駐軍指揮官托馬斯·蓋奇沒收愛國者的武器並逮捕其領袖。4月19日，英軍行軍至康科德，企圖摧毀當地軍火庫，與愛國者民兵展開交火，最終引發列克星敦與康科德戰役。此役標誌著美國革命戰爭的開端，並徹底激起殖民地的武裝抵抗。

戰役後，約15,000名愛國者民兵迅速集結，圍困波士頓城內的約6,500名英軍，波士頓圍城戰由此展開。這些民兵雖缺乏正規訓練，但多由地方領袖如約翰·史塔克與伊斯雷爾·帕特南組織，且具備參與英法北美戰爭的經驗。1775年6月17日，邦克山戰役爆發。愛國者約2,200人搶先佔據布里德山並構築防禦工事。英軍將領威廉·何奧率約2,400人發起進攻，經三次衝鋒方才奪下陣地，卻付出約1,000人的慘重傷亡（226死、828傷），愛國者則有約450人傷亡（140死、310傷）。儘管戰役最終以英軍勝利告終，但高昂代價削弱了英方士氣，同時凸顯愛國者的頑強抵抗力。

1775年5月10日，第二次大陸會議於費城召開，12個殖民地（喬治亞稍後加入）代表齊聚商討對策。會議授權成立大陸軍，並於6月14日任命喬治·華盛頓為總司令，以統一各地民兵行動。7月5日，會議通過《橄欖枝請願書》，希望藉由表達對喬治三世的忠誠以換取和解，並請求撤銷《不可容忍法案》。與此同時，會議亦呼籲各殖民地加強民兵訓練，以備長期抗爭。《橄欖枝請願書》於1775年8月13日抵達英國，但尚未遞交前，喬治三世已於數日前頒布《鎮壓叛亂和煽動叛亂文告》，認定北美殖民地已受「危險且心懷不軌者」誤導，正「叛逆地籌備、組織並對我們發動戰爭」。

1775年9月，大陸會議策劃入侵魁北克，企圖爭取法裔居民支持並削弱英國在當地的控制。班尼狄·阿諾率領1,100人穿越緬因，理察·蒙哥馬利則自提康德羅加率軍北進。12月31日，雙方會合後發動對魁北克城的攻擊，但最終以失敗告終。蒙哥馬利在戰鬥中陣亡，美軍約有100人戰死、400人被俘，餘下部隊則因天花疫情而被迫撤退，暴露出大陸軍後勤支援的嚴重不足。

### 草擬州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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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6月邦克山戰役後，愛國者在馬薩諸塞波士頓以外地區取得控制，忠誠派失去英國軍隊保護，陷入守勢。隨後，十三殖民地的愛國者陸續推翻英國殖民政府，關閉法院，驅逐皇家官員，召開選舉會議，建立獨立於英國法律的立法機構。1775年至1776年間，各殖民地開始起草新憲法，取代皇家特許狀，宣布成為州而非殖民地，確立共和制，廢除世襲職位，為美國革命提供政治基礎。

1776年1月5日，新罕布希爾率先批准首部州憲法，成為範例。1776年5月10日，第二次大陸會議通過決議，敦促各殖民地廢除英國權威，建立地方權力機構，由約翰·亞當斯推動並於5月15日正式通過。維珍尼亞於6月29日批准憲法，包含《權利宣言》，影響後來的《美國憲法》。南卡羅來納於3月26日、紐澤西於7月2日完成憲法，均在《獨立宣言》簽署（7月4日）前。羅德島和康乃狄克則修改現有特許狀，刪除對王室的提及，作為臨時憲法。其他州如馬里蘭（11月11日）、德拉瓦（9月20日）、賓夕法尼亞（9月28日）陸續完成憲法。

各州憲法反映不同政治理念。維珍尼亞、馬里蘭、馬薩諸塞、紐約和德拉瓦等州採保守模式，設財產資格限制投票和從政（紐約和馬里蘭略放寬），建立兩院制（上議院制衡下議院），賦予州長否決權和廣泛任命權，允許一人多職。新英格蘭州如馬薩諸塞保留州立宗教（如公理會），確保精英控制。1776年5月26日，約翰·亞當斯致信詹姆斯·沙利文，警告如果過分擴大選舉權，如婦女或無財產者要求投票，可能引發爭議及破壞社會階級，反映保守派對普選的擔憂。

相比之下，賓夕法尼亞、紐澤西和新罕布希爾的憲法較為寬鬆，傾向普選或低財產門檻。賓夕法尼亞由托馬斯·潘恩等人影響，授予21歲以上男性投票權，紐澤西允許部分有產寡婦投票（1807年撤銷）。這些州採用一院制，州長權力弱，無否決權，任命權有限，並禁止一人多職，強調民主參與。

賓夕法尼亞憲法尤為特別，要求議員宣誓效忠憲法，設最高行政會議分擔州長職權。這部憲法維持了14年，至1790年保守派掌控州議會，召開制憲會議，修改憲法，縮減普選範圍，增設財產資格的上院，授予州長否決權和任命權，強化精英控制。托馬斯·潘恩批評新憲法背離美國民主精神。各州憲法反映革命初期對共和制的不同設想，為1787年聯邦憲法提供了經驗。

### 通過《獨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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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初，美國殖民地與英國的衝突因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戰役及波士頓圍城而進一步加劇，獨立意識迅速高漲。此時，一本名為《常識》的小冊子迅速在殖民地社會傳播，這本小冊子由剛從英國移民到費城的湯瑪士·潘恩撰寫，他強烈抨擊君主制度，質疑英國帝國統治的正當性，並寫道：「讓一座島嶼永遠統治一整個大陸，這種想法本身就是荒謬的」。《常識》以簡明語言、聖經典故與激烈措辭吸引了廣泛讀者，在殖民地迅速傳播，對公共輿論產生巨大影響。

4月12日，北卡羅來納省議會通過《哈利法克斯決議》，成為首個明確授權大陸會議代表支持獨立的殖民地。隨後，維珍尼亞立法機構於5月15日通過決議，指示代表提出獨立動議，並起草州憲法。6月間，羅德島、南卡羅來納、新罕布希爾、喬治亞、馬薩諸塞、康乃狄克、新澤西、德拉瓦和馬里蘭陸續表態支持獨立；賓夕法尼亞與紐約則在稍後加入，使十二個殖民地達成共識。

1776年6月7日，維珍尼亞代表理察·亨利·李在費城賓夕法尼亞州議會大廈（後稱獨立廳）向第二次大陸會議正式提案，主張殖民地應成為「自由獨立的州」。會議遂委託五人委員會（托馬斯·傑斐遜、約翰·亞當斯、班傑明·富蘭克林、羅傑·謝爾曼、羅伯特·利文斯頓）起草宣言，由傑斐遜執筆完成初稿。7月1日起，大會展開審議；7月2日，十二個殖民地（紐約棄權，喬治亞缺席）通過獨立決議。7月4日，五十六名代表一致批准修改後的《獨立宣言》，其中刪除了傑斐遜譴責奴隸制的段落，但保留「人人生而平等」等核心理念，彰顯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否定君主制與貴族制，宣告十三個殖民地成為獨立主權州。自此，這一天成為美國的國慶日。

隨著各州新憲法的制定以及《獨立宣言》的發表，十三個前英國殖民地開始以擁有獨立主權的州份身份運作。各州擁有自己的政府架構，處理內部事務，並逐步確立共和制原則。為了有效處理國際關係、締結同盟以及協調共同防務，各州需要建立更緊密的聯盟。為統籌十三州在國際與戰爭上的行動，大陸會議於1777年11月15日通過《聯邦條款與永久聯盟》（簡稱《邦聯條例》），建立鬆散的邦聯體制，規定各州保留主權，而中央政府則負責外交、戰爭與貨幣事務。條款提交各州批准時，因馬里蘭堅持處理西部土地權問題而延宕，直至1781年2月爭端化解後才獲全數通過。3月1日，《邦聯條例》正式生效，翌日（3月2日），大陸會議解散，邦聯議會成立，由塞繆爾·亨廷頓出任主席。《邦聯條例》在獨立戰爭期間提供了協調框架，促成1778年美法同盟，並為約克鎮戰役等關鍵勝利奠定基礎。

## 獨立戰爭

### 戰爭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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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獨立戰爭於1775年4月19日爆發，遠在大陸會議正式宣佈獨立之前。當時，英軍駐紮指揮官托馬斯·蓋奇派兵前往沒收康科德的軍火庫，引發列克星敦與康科德戰役。愛國者民兵在列克星敦與英軍交火，造成8人陣亡；隨後於康科德伏擊英軍，導致英軍73人戰死、174人受傷，而愛國者約有90人傷亡。英方誤判愛國者的廣泛支持，以為突襲能壓制「少數叛亂」，卻意外點燃全面戰爭。戰後，約15,000名民兵圍困波士頓城，包圍約6,500英軍，開啟波士頓圍城戰。

1776年3月，喬治·華盛頓利用從提康德羅加堡繳獲的大砲，艱難地在嚴寒冰雪中運至波士頓，並於多徹斯特高地爭奪戰中發揮關鍵作用。3月17日，英軍指揮官威廉·何奧率軍撤往哈利法斯，愛國者遂掌控馬薩諸塞，忠誠派影響力驟減。同年7月，英國集結約32,000人（其中包括黑森傭兵），在紐約登陸，試圖控制哈德遜河以孤立新英格蘭。英軍總司令威廉·何奧隨即展開紐約及新澤西戰役。8月27日的長島會戰中，英軍擊敗約10,000人大陸軍，造成約2,000人傷亡（其中1,000人被俘）。9月11日，約翰·亞當斯與班傑明·富蘭克林在斯塔滕島與時任皇家海軍北美和西印度群島艦隊總司令李察·何奧會談，即斯塔滕島和議。何奧要求撤回《獨立宣言》，遭到美國代表拒絕，談判破裂。此後，英國軍隊繼續推進，迅速攻佔紐約市，並幾乎俘獲華盛頓領導的大陸軍。紐約市成為英國在北美的主要政治與軍事基地，控制著具戰略重要性的港口，直至1783年11月才撤退日 (紐約)。期間，大批效忠派人士湧入紐約避難，該市亦成為美國革命戰爭情報網路的重要據點。

英軍進佔新澤西，迫使大陸軍退至賓夕法尼亞。為扭轉劣勢，華盛頓率軍在1776年12月25日聖誕節當晚喬治·華盛頓橫渡德拉瓦河，帶領他僅存的約2,400名士兵突襲駐紮在特倫頓的黑森傭兵，取得戰術勝利，俘虜約900名黑森傭兵（22人戰死、83人受傷）。1777年1月3日，他在普林斯頓再度擊敗英軍，奪回新澤西大部分地區。這些小規模但關鍵的勝利，使大陸軍奪得急需的補給並大大提振了士氣，為此前紐約失利帶來轉機。

1777年，英軍制定計劃意圖控制哈德遜河，切斷新英格蘭。約翰·伯戈因率約6,000人自加拿大南下，原計劃與威廉·何奧自紐約北上會合。然而何奧未與伯戈因協調，反而費城戰役，並於9月26日佔領該城，迫使大陸會議輾轉撤往蘭卡斯特與約克。大陸軍撤退後，10月至11月間，德拉瓦河的費城戰役牽制了約3,000英軍，使華盛頓得以安全率領約11,000人退至福吉谷過冬。另一方面，伯戈因進軍緩慢，於9月19日與10月7日兩度在薩拉托加戰役中遭霍雷肖·蓋茨率領的約15,000人大陸軍擊敗，最終於10月17日率領約5,900人投降。薩拉托加戰役被視為戰爭轉捩點，展現了大陸軍的戰力。

### 美法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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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托加的勝利促使法國正式支持美國。班傑明·富蘭克林在巴黎談判，並於1778年2月6日簽署《美法友好貿易條約》和《同盟條約》，使法國成為首個承認《獨立宣言》的國家。1780年，羅尚博伯爵率領特別遠征軍援助美國，戰爭遂擴大為全球衝突。英法於歐洲與印度交戰，西班牙（1779年）與荷蘭（1780年）亦先後加入法國一方，使英國陷入孤立，被迫分兵保護加勒比海殖民地。在英國議會內，雖有威廉·皮特呼籲與美國和解以對抗法國，但未獲採納，許多親殖民地議員因美法同盟而轉為反美。1778年，何奧辭職，由亨利·柯林頓接任英軍總司令。6月，柯林頓奉命撤出費城，率約10,000人北撤至紐約，以防法美聯軍。華盛頓率約11,000人在6月28日蒙茅斯戰役中攔截，雖戰役未分勝負，英軍仍退守紐約。北部戰局自此陷入僵局。經福吉谷冬訓後，大陸軍軍紀明顯提升，華盛頓調整戰術，避免正面決戰，轉而以游擊與消耗戰維持部隊完整，戰爭重心逐漸南移。

1778年以後，隨著法、西、荷相繼參戰，戰爭全球化，英國轉向美國革命戰爭南方戰場，認為喬治亞與南卡羅來納忠誠派眾多，且當地奴隸可能因英方承諾自由而投靠英軍。1778年12月29日，英軍攻下薩凡納，控制喬治亞海岸。1780年5月12日，柯林頓攻陷查爾斯頓；同年8月16日的卡姆登戰役又擊敗大陸軍，造成約2,000人傷亡（其中1,000人被俘），成功控制喬治亞與南卡羅來納大部。英軍在內陸設防，冀望忠誠派響應，但收效甚微，農村地區反而陷入愛國者民兵（如弗朗西斯·馬里昂）與忠誠派的游擊內戰，進一步削弱英軍掌控。1780年10月7日的國王山戰役中，愛國者再獲勝利，重挫忠誠派士氣。

1781年，查爾斯·康沃利斯率約8,000人北上維珍尼亞，駐紮於約克鎮，等待英國艦隊支援。喬治·華盛頓與法軍將領羅尚博協同，率約17,000人（包含8,800名大陸軍與7,800名法軍）南下。9月5日，法國艦隊於切薩皮克灣戰役擊敗英軍艦隊，封鎖約克鎮港口。9月28日，聯軍展開為期三週的約克鎮圍城戰，最終於10月19日迫使康沃利斯投降，約8,000人被俘。此役成為決定性轉折，英國戰略徹底崩潰，國內支持戰爭的意願跌至谷底。雖然喬治三世一度堅持續戰，但議會內，包括威廉·皮特在內的聲音日益傾向和談。約克鎮戰役後，英軍仍在紐約、查爾斯頓與薩凡納駐有26,000人，但未再發動大規模攻勢。1782年，法軍撤離，美國獨自面對內部挑戰。大陸軍因長期欠薪爆發不滿，1783年3月紐堡陰謀險釀兵變，幸得華盛頓以演說安撫，邦聯議會承諾發放五年獎金以穩定軍心。英軍則逐步撤離：1782年11月棄守查爾斯頓，1783年11月25日撤出紐約。

### 巴黎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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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條約》的談判始於1782年。美國代表團包括約翰·傑伊、班傑明·富蘭克林與約翰·亞當斯。他們起初與法國協調，然而法國政府的立場是支持美國獨立，但不希望新國家取得過多領土，意圖將其活動範圍限制在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由於擔心在領土分配上受法國牽制，美國代表團決定與英國秘密展開直接談判，暫時繞過法國的調停角色。

當時的英國首相謝爾本伯爵主導談判。他認為，與其持續戰爭，不如承認美國獨立，並將其培養為英國未來重要的經濟貿易夥伴。經過數月磋商，雙方在領土、貿易與財產問題上達成協議。美國獲得密西西比河以東、加拿大以南、佛羅里達以北的廣大土地，這一成果大大超出最初的期望。佛羅里達則由西班牙從英國手中接管。此外，美國人取得在英屬北美紐芬蘭沿海及聖勞倫斯灣外海的傳統捕魚權。條約條款還包括：建議各州允許保皇黨人收回財產或獲得補償；雙方同意承認彼此合法債務的清償。然而，由於地方反對與執行困難，許多保皇黨人並未能取回土地，最終大批遷往加拿大或回到英國。戰爭結束後，英國結束對美國港口的封鎖，美國商人理論上可以自由與世界各國貿易，但英美之間的貿易壁壘和關稅限制仍然存在，直到1795年《傑伊條約》才部分解決。

原住民部落並未被納入條約。英國在談判中基本放棄了對其盟友如易洛魁聯盟的保護。對於居住在五大湖與俄亥俄河谷的原住民族群而言，條約既未經其同意，也無法保障其土地權利。雖然英國繼續在西部要塞駐軍並私下供應武器，但隨後的衝突最終導致這些部落被美國軍事行動擊敗，並逐漸喪失領土。對英國而言，失去十三殖民地是巨大打擊。戰爭顯示出大英帝國財政—軍事體制的局限性，漫長而脆弱的跨大西洋補給線使英軍難以維持優勢。失敗引發國內激烈的政治爭論與對國王內閣的批評，喬治三世甚至一度起草退位信，但最終未付諸實行。隨著戰爭結束，議會關注焦點轉向政治代表性與制度改革，改革派要求削弱腐敗的恩庇體系。這場內政危機持續至1784年才告平息，隨著小威廉·皮特上台執政，英國政局逐漸恢復穩定。

最終，《巴黎條約》於1783年9月3日正式簽署，並於1784年在美國國會批准。這份條約標誌著美國獨立戰爭的結束，英國承認美國為一個主權國家，同時也重新塑造了大西洋兩岸的政治與經濟格局。

### 財政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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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對抗美國、法國及西班牙的戰爭耗資龐大，總成本約達1億英鎊，當中四成需透過借貸籌措。英國擁有成熟的金融體系，依靠數以千計支持政府的地主財富，以及倫敦的銀行與金融家網路，能夠較順利地為戰爭提供資金，維持軍備供應與士兵薪酬，並僱用數以萬計的德國雇傭兵。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陸會議與各州在戰爭期間的財政狀況極為困難。1775年，殖民地境內的黃金總額最多僅約1,200萬美元，遠不足以應付日常交易，更遑論支持一場大規模戰爭。英國實施嚴格的港口封鎖，幾乎切斷所有貿易，令情況雪上加霜。為維持軍隊運作，一方面依賴民兵自願參戰及愛國人士的捐獻，另一方面則透過延遲支付、發放貶值貨幣，並承諾戰後補償的方式應付開支。1783年，大陸軍官兵獲授予土地，以補償戰時未獲全額支付的薪酬。自1776年起，大陸會議開始向富裕人士借貸，承諾戰後贖回債券，但由於殖民地現金短缺，加上不少最富有的商人支持英國王室，實際籌得資金有限。從1777年開始，大陸會議多次要求各州提供財政支援，卻因缺乏有效的稅收機制而收效甚微。到1780年，大陸會議轉而要求各州提供玉米、牛肉、豬肉等實物補給，這種低效率的徵用制度勉強維持了大陸軍的生存。

大陸會議主要透過四種方式應付戰爭開支，總成本約折合6,600萬美元的金銀。法國提供了重要支援，秘密供應金錢、火藥及軍火以削弱英國；1778年法國正式參戰後，更透過政府及巴黎銀行家提供大額貸款。班傑明·富蘭克林等人在歐洲的努力對此貢獻良多。另一主要方法是發行紙幣，即俗稱的「大陸幣」。1775至1780年間首輪發行達2.42億美元，原本計劃以州稅贖回，但最終於1791年以面值百分之一的比率贖回。到1780年，紙幣嚴重貶值，「not worth a Continental」一語遂成為一文不值的代名詞。通貨膨脹對固定收入者造成沉重打擊，但由於九成人口為農民，受影響較小；欠債者反而因可用貶值貨幣還債而得益。最大的負擔落在大陸軍官兵身上，他們的薪酬經常延遲支付且不斷貶值，嚴重影響士氣及家人生活。

直到1781年，大陸會議才任命羅伯特·莫里斯為美國財政總監，負責統籌全國財政事務.。莫里斯利用1782年的一筆法國貸款成立北美銀行，為戰爭提供資金。他精簡政府開支、推行招標制度以節省合約成本、改善會計程序，並強力要求各州按比例提供資金與物資，逐步穩定了革命政府的財政基礎.。

## 革命後的發展

### 美國憲法與聯邦政府

1783年戰爭結束後，美國進入一段經濟緩慢恢復的時期。隨著重商主義束縛解除，全球貿易恢復並逐步擴展，為新國家帶來新的經濟機會。根據《邦聯條款》運作的中央政府，通過《西北土地法令》解決了西部領土歸屬問題，各州將相關土地讓予國會。美國定居者迅速遷入這些地區，佛蒙特、肯塔基和田納西先後在1790年代加入聯邦，成為新州。

然而，中央政府在財政上面對嚴峻挑戰。邦聯議會沒有徵稅權力，無法有效償還欠歐洲國家及私人銀行的戰爭債務，亦難以兌現戰時向供應商及士兵發出的期票。華盛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民族主義者擔心，新生的國家過於脆弱，難以抵禦外來戰爭或內部動亂。1786至1787年馬薩諸塞州爆發的謝司叛亂，更凸顯了邦聯制度的不足，促使國會召開1787年的費城制憲會議。

會議制定了新的《美國憲法》，建立一個擁有稅收權力、權力較為集中的聯邦共和制政府，透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與制衡，強化國家能力。1788年，憲法在各州激烈辯論後獲得批准。1789年3月，喬治·華盛頓總統在紐約宣誓就職，新一屆國會亦正式運作。詹姆斯·麥迪遜在國會推動提出憲法修正案，以回應各界對聯邦權力過大的疑慮。這些修正案於1791年獲得批准，即著名的《權利法案》，保障了革命時期所強調的多項不可剝奪權利。羅德島於1790年成為最後一個批准憲法的州。至此，美國完成了從戰時聯盟向穩定聯邦政府的轉型。

### 戰後債務問題

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國家債務主要分為三類。首先是欠外國的債務，金額約1,200萬美元，大部分是向法國借貸的款項。對於這部分外債，美國普遍同意按全額償還。其次是中央政府欠國內人士約4,000萬美元，各州政府則欠約2,500萬美元，這些債務主要來自戰時向愛國者軍隊供應食物、馬匹和其他物資的商人及農民。此外，還有戰時向士兵、商人和農民發出的期票，持有者當時接受這些支付，是基於新國家會建立政府並最終兌現的期望。

戰後初期，美國在償還法國貸款上面對重大困難。1785年停止支付利息，1787年更未能履行到期還款。但到了1790年，美國恢復定期償還對法國的債務。各州在戰爭期間的開支累計達1.14億美元，遠高於中央政府的3,700萬美元。1790年，在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建議下，國會通過法案，將各州剩餘債務與中央政府的外債及內債合併，組成總額約8,000萬美元的國家債務。所有戰時債券均按面值兌現，目的是維持國家信譽，並為新政府建立穩固的信用基礎。

1795年，美國與法國政府的帳目最終結清。美國銀行家詹姆斯·史旺作為法國代理人，協助美國透過發行債券再融資剩餘債務，所得款項轉交法國。雖然仍需向美國及歐洲的私人投資者償還款項，但此舉使美國不再欠外國政府的債務。透過這些措施，年輕的美國得以逐步建立穩健的財政基礎，為聯邦政府的長期運作奠下重要基石。

## 意識形態

十三殖民地的人口在政治觀點和效忠態度上並非同質。不同地區、社區甚至同一家庭內部，都存在廣泛的分歧，效忠派與愛國者的立場有時會隨著戰爭進展而改變。這種內部分裂在革命期間十分常見，部分人士始終效忠英國王室，另一些則堅定支持獨立，而不少人在不同階段保持中立或觀望。

美國啟蒙運動是美國革命的重要思想先導。其核心理念包括自然法、自然權利、被治理者的同意、自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主義、共和主義，以及對政治腐敗的強烈反對。越來越多殖民地居民接受這些思想，逐步形成新的政治與社會認同感。這一思想環境不僅推動了對英國統治的質疑，也為獨立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影響了後來《獨立宣言》等重要文件的內容。

### 自由主義思想

啟蒙運動提升了理性與哲學思想的地位，強調透過觀察和獨立思考來理解世界，逐漸取代傳統權威的觀點。科學革命的成果開始深入影響日常生活與思維方式，而印刷品流通的增加與傳播速度的加快，更讓志同道合者能在各種議題上展開廣泛交流。早期思想家如約翰·洛克的作品，成為孟德斯鳩等後來學者的重要分析對象。不少美國開國元勳所持的自然神論，以及他們對理想政府體系的構想，均深受啟蒙運動中政教分離與自由理念的影響。

約翰·洛克常被視為「美國革命的哲學家」，其社會契約論和自然權利理論，為革命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基礎。他在1689年出版的《政府二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影響尤為深遠，主張人類生而自由平等，政府必須獲得「被治理者的同意」才能合法統治。這一觀點與英國當時的世襲政治權力和階級制度形成鮮明對比。在18世紀後期的美國，「人皆生而平等」和「天賦權利」的信念相當普遍。洛克的思想透過英國激進輝格黨作家如約翰·特倫查德 (作家)、托馬斯·戈登 (作家)和班傑明·霍德利等人傳播，對美國愛國者產生重大影響。他的理念亦體現在革命時期的象徵中，例如松樹旗上的「訴諸上天」（Appeal to Heaven）標語，便源自洛克所主張的人民革命權利。

社會契約理論更強化了許多開國元勳的信念：若統治者背棄英國臣民權利，人民有權推翻他們，這屬於人類的自然權利之一。美國人在制定州憲法和聯邦憲法時，亦大量參考孟德斯鳩對英國「混合政體」（即君主、貴族與平民權力平衡）的分析，致力建立一套分權制衡的共和政體。這些啟蒙思想共同塑造了美國革命的核心價值，並對後來的立國文件影響深遠。

### 共和主義思想

美國的共和主義思想深受英國激進輝格黨的影響。這些輝格黨人公開批評英國政府的腐敗現象，美國殖民地居民日益接受共和主義價值觀，將英國視為腐朽且敵視殖民地利益的政權。激進輝格黨強調自由、反對暴政的理念，塑造了殖民地時代晚期的政治思想。美國革命者常將政治腐敗與奢侈浮華及世襲貴族制度聯繫起來，認為這些是對共和精神的威脅。

開國元勳如塞繆爾·亞當斯、派屈克·亨利、約翰·亞當斯、班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傑斐遜、托馬斯·潘恩、喬治·華盛頓、詹姆斯·麥迪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人，都是共和主義價值的堅定擁護者。他們主張公民應將公共責任置於個人慾望之上，男子有義務為同胞的權利與自由挺身而出。約翰·亞當斯在1776年致信美慈·奧蒂斯·瓦倫時，同意古希臘和羅馬思想家的觀點，指出「公共美德若無私人美德便無法存在，而公共美德正是共和國的唯一基礎」。他進一步強調，人民心中必須建立對公共利益、榮譽、權力和榮耀的強烈熱情，否則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政府或自由。這種公共熱情必須超越一切私人慾望，人們應隨時準備為社會權利犧牲個人享樂、情感、利益，甚至是最親近的友情與關係。

### 宗教思想

美國的基督新教是歐洲宗教改革的延伸，深受16世紀德意志宗教改革以及英國清教徒運動的影響。這股宗教潮流強調個人意識與直接宗教經驗的重要性，認為這比教會機構傳達的教義更具價值。這種個人主義取向促使浸信會等非國教派別在殖民地逐步擴展，為後來的宗教多元發展奠下基礎。

在革命前夕，脫離英國國教的「英格蘭異議者」被歷史學家帕特里夏·博諾米（Patricia Bonomi）形容為「民主的學校」。南部殖民地以及麻薩諸塞灣、康乃狄克和新罕布希爾三個新英格蘭殖民地，均有官方建立的教會，分別為公理會或英國國教；紐約、新澤西、賓夕法尼亞、德拉瓦及羅德島則沒有官方建立的教會。雖然當時的教會成員統計資料並不完整且可靠性低，但現存有限資料顯示，即使在英國國教為官方教會的殖民地，英國國教信徒亦未佔人口多數，在大多數地區可能連30%都不到。

革命期間，宗教因素跨越社會階層，成為重要的動員力量。被視為「新光派與舊光派」長老會牧師的約翰·威瑟斯彭撰寫廣泛流傳的講道，將美國革命與聖經教導相聯繫。公理會、浸信會和長老會等異議新教牧師，在講道中經常宣揚反抗暴政的革命理念；相反，大部分英國國教牧師則傾向支持英國國王。《獨立宣言》亦引用「自然法則與自然之神的律法」（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作為正當性基礎，宣言簽署者宣稱他們「堅信神聖天意的護佑」（firm relia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divine Providence），並「訴諸最高審判者」（the Supreme Judge for the rectitude of our intentions）來證明自身意圖的正直。

歷史學家對宗教在革命中的角色存在不同解讀。伯納德·貝林認為，當時的福音派主義挑戰傳統階級觀念，強調聖經教導人人平等，人的真正價值在於道德行為而非社會地位。另一些學者如托馬斯·S·基德指出，宗教解除國教地位、相信上帝是人權來源，以及對罪惡、美德與神聖天意的共同信念，有助聯合理性主義者與福音派人士，從而鼓勵大量美國人為脫離帝國主權而戰。

## 各方反應

20世紀初的歷史學家如約翰·富蘭克林·詹姆森，曾著重分析愛國者陣營的階級組成，試圖在革命內部尋找階級鬥爭的痕跡，其他持相同觀點的歷史學家包括查爾斯·A·比爾德、卡爾·L·貝克爾和阿瑟·邁耶·施萊辛格。然而，後來的歷史研究大多揚棄這種解釋，轉而強調革命期間各方在意識形態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無論是效忠派還是愛國者，參與者都來自不同社會背景，成分複雜，並非單一階級的集合。但在整個革命過程中，意識形態的訴求始終置於首位，超越了階級或經濟利益的分歧。這使得革命能夠凝聚廣泛支持，成為一場以政治原則和自由理念為核心的運動。

### 喬治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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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對英王喬治三世而言逐漸成為個人堅持的問題。他深信若對美國殖民地表現寬容，會被視為軟弱，亦真誠認為自己是在捍衛英國憲政，抵抗篡奪者，而非反對爭取自然權利的愛國者。英國歷史學家喬治·奧托·特里維廉指出，國王決心「永不承認美國獨立，並以無限期延長這場看似永無止境的戰爭，來懲罰他們的頑抗」。他希望持續騷擾、壓迫叛亂者，直至他們因不滿與失望而產生悔悟。

戰爭初期失利後，諾斯勳爵曾請求讓位予他認為更具能力的查塔姆勳爵威廉·皮特，但喬治三世拒絕，並建議威廉·皮特僅擔任副手，遭拒絕。威廉·皮特後於同年逝世。1778年初，英國主要對手法國與美國簽訂聯盟條約，衝突迅速從殖民地叛亂擴大為全球性戰爭。法國艦隊突破英國在地中海的封鎖，前往北美支援。西班牙於1779年、荷蘭於1780年先後加入法國一方，英國除美洲境內少數效忠派及德國雇傭兵外，幾乎沒有主要盟友。高爾勳爵和第一代巴斯侯爵湯瑪斯‧蒂恩都辭去了政府職務。諾斯勳爵再次請求允許他辭職，但在喬治三世的堅持下，他繼續留任。國內反對戰爭的聲音日益強烈，1780年6月更引發倫敦的戈登暴動。

即使在1780年查爾斯頓圍城戰後，效忠派仍相信最終可獲勝，英軍亦在卡姆登戰役和吉爾福德縣府戰役中擊敗大陸軍。然而，1781年年底約克鎮投降的消息傳回倫敦，諾斯勳爵在議會的支持迅速瓦解，於翌年辭職。喬治三世曾草擬退位宣言，但最終未正式提出。他接受北美戰敗的事實，授權展開和平談判。1782年和1783年簽署的《巴黎條約》，英國正式承認美國主權，並將佛羅里達歸還西班牙。戰後，喬治三世逐漸接受現實。1785年，約翰·亞當斯出任美國駐倫敦公使時，國王已對兩國新關係抱持較為務實的態度。他對亞當斯表示：「我是最後同意分離的一位；但分離既已成為事實且無可避免，我一直說、也現在仍會說，我會率先迎接美國作為獨立國家與我們的友誼」。

### 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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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獨立戰爭期間及戰後，支持獨立的人士被稱為革命者（Revolutionaries）、大陸軍（Continentals）、叛亂者（Rebels）、愛國者（Patriots）、輝格黨人（Whigs）、國會議員（Congress-men）或美國人（Americans）。他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和不同經濟背景，涵蓋廣泛，但一致主張必須捍衛美國人的自然權利，並堅持共和主義原則，反對君主制與貴族制度，強調公民應具備公共美德。《獨立宣言》的簽署者大多受過良好教育，具有英國血統，並信奉新教。

當時的殖民地報章是愛國主義的重要陣地，雖然存在少數效忠派報紙，但愛國者報章大多積極刊登小冊子、公告、愛國信件和宣言。根據歷史學家羅伯特·卡爾霍恩（Robert Calhoon）的估計，在十三殖民地的白人人口中，約40%至45%支持愛國者事業，15%至20%支持效忠派，其餘則保持中立或低調。歷史學家馬克·倫德（Mark Lender）指出，普通民眾之所以加入反抗英國的行列，是因為他們堅信英國侵犯了他們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地方自治、公平待遇以及獲得同意的政府。他們對暴政極為敏感，將英國對波士頓傾茶事件的強硬回應視為暴政的體現。英國軍隊進駐波士頓更加深了他們被侵犯的感受，激發憤怒並要求報復。許多人深信上帝站在自己一方。

愛國者視獨立為擺脫英國壓迫、重新主張與英國本土臣民同等權利的手段。不少自耕農、手工業者和小商人加入愛國者陣營，要求更大的政治平等。這一訴求在賓夕法尼亞尤其成功，但在新英格蘭則相對溫和。托馬斯·潘恩於1776年1月出版《常識》小冊子，此時美國革命已於前一年爆發。潘恩將革命描述為對抗暴政威脅的解決方案，為美國人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思想動員。這本小冊子迅速廣泛流傳，常在酒館被大聲朗讀，有力地傳播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大幅提升殖民地民眾支持獨立的熱情，並鼓勵許多人加入大陸軍。不過，約翰·亞當斯等較為保守的革命領袖，則批評潘恩在書中提出的某些民主觀念過於激進。

### 效忠派

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約15%至20%的白人人口保持對英國王室的效忠。他們被稱為效忠派（Loyalists）、托利黨人（Tories）或國王的人（King's men）。效忠派除非在英國軍隊實際控制的地區，否則從未掌握任何重要領土。他們通常年齡較大，不願打破長期以來的忠誠關係，多與英國國教有密切聯繫，包括不少在帝國內擁有廣泛商業網路的商人，以及如波士頓的托馬斯·哈欽森等王室官員。

歷史學家倫納德·伍茲·拉巴里在20世紀中期指出，效忠派普遍具有保守傾向，與愛國者的特徵形成對比。他們認為反抗英國王室在道德上是錯誤的，而愛國者則堅信正義在自己一方。當愛國者訴諸焚燒房屋、塗柏油和粘羽毛等暴力手段時，許多效忠派感到疏離。他們傾向採取中間立場，不願公開表態反對王室。不少效忠派與英國維持長期緊密的關係，尤其是在紐約和波士頓等港口城市的商人.。他們相信獨立最終可能會實現，但擔心革命會導致無政府狀態、暴政或暴民統治。相較之下，愛國者則更積極主動，願意把握主導權。拉巴里認為，效忠派普遍對未來缺乏信心，這與愛國者的樂觀態度形成對比。

戰爭期間，數以萬計被稱為黑人效忠派的非裔奴隸逃往英國陣線，以不同方式支持英國一方。他們希望藉此獲得自由，雖然許多人死於疾病，但倖存者在戰後被英國撤離至北美其他殖民地。革命也導致許多家庭分裂，例如班傑明·富蘭克林的兒子威廉·富蘭克林，他作為新澤西省的王室總督，始終效忠英國王室，與父親從此斷絕往來。新移民因尚未完全美國化，也較傾向支持英國王室.。

戰後，大部分約50萬效忠派留在美國，恢復正常生活，其中部分人如塞繆爾·西伯里後來成為美國的重要領袖。約46,000人移居加拿大，另有約7,000人前往英國，9,000人前往佛羅里達或英屬西印度群島。這些流亡者約佔殖民地總人口的2%。幾乎所有黑人效忠派都離開南方，前往新斯科舍、佛羅里達或英國，以維持自由身份。1783年離開南方的效忠派，亦帶走數以千計奴隸前往西印度群島。

### 中立派

在獨立戰爭期間，有為數不定的少數人士試圖保持中立。他們大多保持低調，避免公開表態，但貴格會是其中最重要且公開主張中立的團體，尤其在賓夕法尼亞。戰爭爆發後，貴格會教徒仍繼續與英國進行貿易往來，因此被革命派指控支持英國統治，並被批評為「煽動性刊物的策劃者和作者」，指其對革命事業構成威脅。事實上，雖然大多數貴格會教徒堅持中立立場，但亦有相當數量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革命活動，反映了當時社會在政治忠誠上的複雜性。

### 女性角色

女性以多種方式參與美國革命，在愛國者與效忠派雙方均有活躍身影。雖然當時的正式政治領域並不包括女性，但日常家庭行為在戰爭期間被賦予政治意義。愛國者女性面對一場滲透政治、公民與家庭生活各方面的戰爭，她們透過抵制英國貨物、刺探英軍情報、隨軍提供洗衣、烹飪和縫紉服務、傳遞秘密訊息等方式支持革命，甚至有少數女性如黛博拉·桑普森更女扮男裝參戰。美慈·奧蒂斯·瓦倫則在家中舉行聚會，並以創作劇本和歷史著作抨擊效忠派.。許多女性擔任護士和助手，照顧受傷的士兵，並為他們買賣貨物。有些隨軍女性甚至參與戰鬥，例如約翰·巴茲爾·圖爾欽的夫人曾率領丈夫的團隊作戰。最重要的是，女性在家中維持農業生產，以供應家人和軍隊所需。她們在丈夫離家期間，甚至在丈夫陣亡後，獨力支撐家庭。

女性在抵制英國貨物的行動中發揮關鍵作用，因為被抵制的物品多為家庭用品如茶葉和布料。她們重新學習編織、紡紗和織布等早已荒廢的技能。1769年，波士頓女性生產了4萬束紗線；麻薩諸塞州米德爾頓有180名女性合共織出超過2萬碼布料。戰爭期間，許多女性收集食物、金錢、衣物和其他物資支援士兵。女性對丈夫的忠誠有時也成為公開的政治行為，特別是當丈夫仍效忠英國國王時，愛國者女性在這種情況下較容易獲得法律上認可的離婚（雖然當時離婚仍屬罕見）。

### 原住民

大多數原住民拒絕保持中立，選擇支持英國王室。在密西西比河以東約20萬原住民中，絕大部分對美國殖民者抱持不信任態度，希望透過支持英國來阻止殖民者繼續向他們的傳統領土擴張。與貿易關係密切的部落傾向支持愛國者，但政治因素往往同樣重要。部分部落試圖維持中立，認為這是「白人的戰爭」，並擔心無論支持哪一方都會遭到報復。

雖然大多數原住民並未直接參與戰爭，但有例外，包括紐約和賓夕法尼亞地區易洛魁聯盟中四個部落的戰士，他們與英國結盟；而在紐約中西部地區的奧奈達部落和圖斯卡羅拉部落則支持美國一方。英國還擁有其他原住民盟友，特別是在靠近愛國者邊境的西南魁北克地區。他們向由效忠派領導的原住民戰隊提供武器，對從卡羅來納到紐約的邊境定居點發動襲擊，造成大量殖民者傷亡，尤其是在賓夕法尼亞西部和紐約的莫霍克谷地。

1776年，切羅基戰隊在南方邊境山區地帶攻擊美國定居者，包括北卡羅萊納的華盛頓地區（現田納西州）和肯塔基荒野地區。齊尤·甘西尼領導的奇卡莫加切羅基人與英國密切結盟，即使在《巴黎條約》簽署後仍繼續戰鬥近十年，即所謂的美國切羅基戰爭。他們通常以約200名戰士進行襲擊，但在缺乏盟友支援下難以大規模入侵定居區。

來自強大莫霍克部落的約瑟·布蘭特是反對愛國者勢力最著名的原住民領袖。他在1778年和1780年率領300名易洛魁戰士及100名白人效忠派，對紐約和賓夕法尼亞的邊境小定居點發動多次襲擊，造成大量傷亡，並摧毀村莊、農作物和糧食儲備。1779年，大陸軍在約翰·沙利文率領下攻入紐約州北部，摧毀約40個已撤離的易洛魁村莊。紐敦戰役成為決定性戰役，大陸軍以三比一優勢獲勝，結束了易洛魁人的重大抵抗。此後，這些與英國結盟的易洛魁人在冬季面臨飢餓和無家可歸，最終逃往加拿大。

戰後和平會議上，英國未經原住民盟友諮詢，便將他們的土地割讓給美國，包括五大湖以南、密西西比河以東及佛羅里達以北的廣大地區。這一決定，加上隨之而來的村莊被焚、首領被殺、部落內部分裂、遷徙、經濟崩潰，以及疾病和飢荒等後果，使美國革命成為美國原住民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

### 黑人奴隸

奴隸制的存在與革命領袖所宣揚的平等理念形成明顯矛盾，引起大西洋兩岸的批評。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曾諷刺道，為何那些驅使黑奴的人，卻發出最響亮的自由呼聲。另一位英國作家兼廢奴主義者托馬斯·戴在1776年的一封信中亦指出，一名美國愛國者一手簽署獨立決議，另一手卻揮舞著鞭子威嚇受驚的奴隸，實在荒謬。

具有混血背景的克里斯帕斯·阿塔克斯是1770年波士頓慘案中五名死者之一，被視為爭取美國獨立事業的第一位傷亡者。在新英格蘭和中部殖民地，以及南方的自由黑人，均有參與戰爭，雖然雙方皆有，但大多數選擇支持愛國者一方。據估計，包括大陸軍、海軍、民兵、私掠船、運輸人員、軍官僕役和間諜在內，約有9,000名黑人愛國者在戰後退伍。雖然有數以千計黑人加入效忠派，但更多黑人（無論自由或奴隸）選擇支持愛國者，以追求自身利益。

戰爭對南方的影響尤為劇烈。數以萬計奴隸逃往英國陣線，導致奴隸主遭受重大損失，並嚴重干擾農作物的耕種和收割。例如，南卡羅來納估計失去約2.5萬名奴隸，相當於其奴隸人口的三分之一。1775年11月的鄧莫爾宣言便招募黑人參軍，許諾自由、保護家人及土地分配。雖然有數百人響應並組成皇家衣索比亞軍團，但大部分奴隸因各種原因未能或不願響應。1779年，英國將軍亨利·柯林頓在紐約發佈菲利普斯堡宣言，進一步擴大了對黑人的自由承諾。該宣言適用於所有處於叛亂狀態的殖民地，凡願意加入英國軍隊的黑人男性，均可獲得自由。此舉旨在吸引更多奴隸逃離愛國者陣營，削弱其勞動力和經濟基礎。

南方愛國者對這些宣言極為憤怒，認為這威脅現有的種族階層秩序，並成為南方支持獨立的重要因素之一。指控英國煽動奴隸叛亂成為愛國者宣傳的重要內容，傑斐遜甚至在《獨立宣言》中指責喬治三世「在我們中間煽動內部叛亂」。戰後，英國撤離時帶走約1萬名曾為奴隸的人士，履行承諾。其中3,000多名黑人效忠派從紐約被撤至新斯科舍、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其餘則前往英國或西印度群島。但跟隨效忠派主人的奴隸一般仍維持奴隸身份，直至英國在1833至1838年間逐步廢除殖民地奴隸制。超過1,200名新斯科舍的黑人效忠派後來移居英國殖民地獅子山，成為獅子山克里奧爾人的領導者及後來國家政府的骨幹。他們的後裔至今仍生活在獅子山及其他非洲國家。儘管革命時期充滿動盪，許多非裔美國人仍為美國國家認同的形成作出貢獻，例如非裔女詩人菲莉絲·惠特利便以哥倫比亞形象代表美國，廣受歡迎。

### 法國及西班牙

1776年初，法國政府啟動了一項針對合眾殖民地的大規模秘密援助計劃，西班牙隨後亦暗中注資。兩國各自撥款100萬圖爾鋰用於採購軍需物資，並由法國劇作家皮埃爾·博馬舍運作一家名為「羅德里格·霍塔勒斯公司」（Rodrigue Hortalez & Co.）的傀儡公司，以掩蓋這項違反國際中立原則的政府行為。與此同時，美洲革命派亦得以透過西印度群島的法屬與西屬港口，間接從荷蘭共和國獲取武器彈藥。然而，這筆龐大的海外軍事開支，加上法國本土疲弱的稅收體制，最終將法國財政推向破產邊緣，為日後的法國大革命埋下伏線。

隨著戰局發展，法國對美洲局勢的評估越趨積極。1777年，法國派遣秘密情報員查爾斯·弗朗索瓦·阿德里安·勒保米爾（即安內穆爾騎士）前往北美，要求他確保與喬治·華盛頓取得聯繫，並在之後兩年跟隨大陸會議，負責向法國報告美國局勢。這項情報工作為兩國的外交突破奠定了基礎。1778年，法美雙方正式簽署《同盟條約》，法國對美援助隨之公開化，大量法軍部隊、軍事裝備與財政貸款源源不絕地運抵美洲戰場。

相比之下，西班牙的介入策略則更為謹慎。儘管西班牙出於對殖民地獨立思潮的戒心，未有在革命初期正式承認美利堅合眾國，但基於法西兩國的波旁家族同盟關係，西班牙於1779年6月21日單獨對大不列顛王國宣戰。當時兼任新西班牙總督轄區紐奧良守軍將領與西屬路易斯安那總督的伯納多·德·加爾維斯，隨即率領由殖民地正規軍、民兵及原住民組成的遠征軍展開攻勢。加爾維斯成功的軍事行動不僅從英軍手中奪回了佛羅里達，切斷了英國在南方的戰略部署，更成功為北方的大陸軍保衛了一條至關重要的密西西比河補給線。

### 德意志各邦國

在美國革命戰爭中，德意志人群體同時活躍於交戰雙方的陣營。由於英王喬治三世兼任神聖羅馬帝國的漢諾威選侯，大不列顛王國得以透過簽署財政補貼條約，向德意志各邦國租借成建制的輔助部隊赴美，其中以黑森-卡塞爾伯國派出的兵力規模最為龐大。儘管北美革命派在政治宣傳中一律將其斥為「僱傭兵」，且此一標籤被後世部分美國歷史學家沿用，但若依據殖民地時期的國際法理，這批部隊是由本土君主派遣以協助盟友，而非個人身份受僱於外國政權，因而在嚴格法理上應歸類為國家輔助軍。

與此同時，革命陣營亦不乏德意志人的身影。除了早已定居北美的德意志裔殖民者積極參戰外，最具代表性的歐陸志願者當屬弗里德里希·威廉·馮·斯圖本。他出任大陸軍將領，並憑藉歐陸正規軍校的嚴格標準，成功將這支缺乏訓練的民兵隊伍改造為具備現代戰術素養的專業軍隊。在國家外交層面，普魯士王國的態度則體現了歐陸強權的現實政治考量。國王腓特烈二世出於對英國在七年戰爭後期外交背叛的私怨，在革命初期對合眾殖民地展示出一定程度的友善，不僅容許美方代理人在普魯士境內採購武器，更曾私下預言美洲將會成功獨立，並承諾在法國正式承認美國後跟進。此外，普魯士更積極阻撓俄羅斯及鄰近德意志邦國為英軍募集兵源，甚至於1777年底全面封鎖普魯士境內道路，拒絕讓安哈特-策布斯特等邦國的援軍過境，直接導致英軍將領何奧在1777年至1778年冬季的兵力補充計劃嚴重延誤。

然而，這段隱晦的友好關係隨著1778年爆發的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1778年至1779年）而戛然而止。為了避免在歐陸陷入雙線作戰並兼顧與大不列顛的複雜關係，腓特烈二世的外交手段轉趨高度謹慎。普魯士隨後封鎖港口，拒絕美國船隻駛入，並擱置了所有外交承認的承諾，直至1783年美英雙方正式簽署《巴黎條約》後，才正式承認美利堅合眾國。即使在戰爭結束後，這位普魯士君主仍對新生的美洲共和國抱持懷疑，並在外交論述中預言，美國疆域過於遼闊，根本無法維持共和體制，不日必將重新重返英帝國麾下並在英國國會中取得議席。

## 影響

美國革命結束後，前殖民地開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各州憲法納入了人民權利的保障，自由、被治者的同意、個人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當法律程序，以及拒絕政治腐敗等理念，逐漸成為自由共和主義的核心價值。新成立的美國政府獲得權力，展開自身的領土擴張與定居者殖民活動。

這場革命對歐洲舊秩序構成重大挑戰，尤其動搖了世襲政治權力的基礎，並展示了政府應建立在被治者同意之上的民主理念。作為第一個成功反抗歐洲帝國的殖民地革命，以及首個建立沒有君主或世襲政治權威的共和民主政體的國家，美國為其他殖民地人民提供了重要榜樣，讓他們意識到自己也能脫離宗主國，成為擁有直接選舉代表政府的自治國家。

對英國而言，失去戰爭與十三殖民地是沉重打擊。這場戰爭暴露了英國財政-軍事體制的局限：在面對強大敵人且缺乏盟友的情況下，英國高度依賴漫長而脆弱的跨大西洋補給線。戰敗加劇了國內的不滿，並激化了對國王與大臣的政治對立。喬治三世甚至曾草擬退位信，雖然最終未正式發出。在議會內部，主要關注點從君主權力過大，轉向代議制改革和精簡政府。改革者認為戰敗源於制度性腐敗，致力於清除弊端，導致1776年至1783年間出現政治危機。1784年，威廉·皮特出任首相後，英國對自身憲政的信心逐步恢復，危機亦告一段落。

### 歷史意義

關於美洲革命的性質與長遠影響，歷代政治家與史學家均展開了深入的學術辯論。革命先驅約翰·亞當斯於1818年回顧這段歷史時，便指出革命的本質在於思想的轉變，而非單純的武裝衝突：

革命在戰爭爆發前已經完成。革命存在於人民的思想與心靈之中……這種在原則、觀念、輿論與情感上的根本轉變，才是真正的美洲革命。

這場革命不僅終結了君主制在北美的統治，更開啟了現代民主憲政的新紀元，對全球政治體制產生了深遠的連鎖效應，推動了後世自由民主制度的擴展。然而，學術界對其「激進性」的評估各持己見。伯納德·貝林、戈登·S·伍德及埃德蒙·摩根等主流史學家，傾向將美洲革命視為一場改變世界格局的獨特激進事件。他們認為，這場運動具體實踐了啟蒙運動的哲學核心，促使社會廣泛接納自然權利的概念，並建立起由人民自主選擇、以保護民權為本的法律與政府體制。與此同時，社會史學家則從階級與社會結構出發，對上述樂觀詮釋提出質疑。約翰·墨林（John Murrin）便反駁指，革命初期的「人民」定義具有極大的局限性，實質權利普遍僅限於擁有一定資產的自由成年白人男子。不過，戈登·伍德在其著作中進一步捍衛其觀點，強調革命對美洲社會、政治與文化結構帶來了全面且劇烈的重塑：

美洲革命與當時美洲社會、政治和文化的變革融為一體……這些變革是激進且廣泛的……革命不僅根本地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私人和社會關係（包括女性的地位），更摧毀了在西方世界延續了至少兩千年的傳統貴族階級觀念。

埃德蒙·摩根亦持相近立場，他從長期社會價值的角度切入，認為革命徹底顛覆了原有的社會尊卑體制：

革命確實革新了社會關係。它打破了數百年來決定人們相互看待方式的敬畏順從、庇護制度以及社會階層分化，而這些現象至今仍在世界許多地方持續存在。它賦予普通民眾一種自豪感與力量，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傲氣，這種特質至今仍令來自較不自由國家的訪客感到震驚。它或許留下了許多至今仍困擾我們的種種不平等，但它同時孕育了人類社會的平等主義觀點，正因如此，這些不平等才顯得令人困擾，亦使我們的世界與革命家所成長的舊世界截然不同。

這種對歐洲傳統體制的衝擊，在19世紀的歐洲學界同樣引發迴響。德國實証主義史學大師利奧波德·馮·蘭克在1848年曾明確指出，美洲的共和主義實踐對歐洲自由主義的發展起到了關鍵的催化作用：

北美人拋棄了英國的憲政主義，建立起一個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新共和國，從而為世界引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觀念在找到充分的具體實踐時傳播最為迅速。因此，共和主義進入了我們的羅曼與德意志世界……在此之前，歐洲普遍深信君主制最符合國家利益；如今，國家應當實行自治的觀念開始流傳。然而，只有在一個基於代表制理論的國家真正建立起來之後，此一觀念的完整意義才得以彰顯。此後所有的革命運動都抱持著同一個目標……這是對既有原則的徹底顛覆。在那之前，承受天主恩典進行統治的君主是一切運轉的中心；現在，權力應當自下而上的觀念赫然興起。這兩個原則如同兩極對立，正是它們之間的衝突決定了現代世界的走向。在歐洲，這種衝突當時尚未形成具體實體，但隨著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衝突正式具象化。｜利奧波德·馮·蘭克

### 革命浪潮

1775年列星頓和康科德戰役爆發，其第一槍在後世文學家愛默生的筆下被譽為「震撼世界的槍聲」，象徵著美洲革命正式拉開帷幕。這場戰爭的最終勝利，不僅建立了一個以被治者同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法理基礎的現代憲政共和國，更歷史性地開啟了全球政治體制從君主制走向共和自由的轉型期。作為大西洋革命的先驅，美洲革命的引發了連鎖效應，直接催化了隨後的法國大革命、海地革命以及拉丁美洲獨立戰爭，其餘波亦間接助長了愛爾蘭、波蘭立陶宛聯邦及荷蘭等地的反抗運動。在戰後制定的《美國憲法》，常被學界視為現存最古老的主權國家聯邦成文憲法，其條文與建制邏輯隨後被多國效法，甚至被逐字援引。部分政治學者與歷史學家指出，這股由美洲激發的獨立與革命浪潮，為全球民主政體的長遠擴張奠定了基石。

美洲革命對歐洲本土的衝擊迅速而猛烈，其中大不列顛王國、愛爾蘭、荷蘭及法國受到的影響尤為深遠。當時在英國國會中，不少輝格黨議員公開讚揚美洲的抗爭事業。在愛爾蘭，掌握政權的少數新教階層受此鼓舞，紛紛要求實行自治。在亨利·格拉頓的領導下，愛爾蘭愛國者黨成功迫使英國政府撤回限制其與英國其他殖民地貿易的重商主義禁令。鑑於北美戰事的教訓，倫敦內閣不願冒險觸發另一場大規模叛亂，遂向都柏林的愛國者派系作出妥協。隨後，新教優勢階層以防範法國入侵為名，建立起由志願者組成的武裝部隊，使英國王室在愛爾蘭失去了對合法暴力的壟斷權，最終為1798年的愛爾蘭共和主義起義埋下了伏線。

對於以拉法葉侯爵為代表、後來活躍於法國大革命的歐洲進步分子而言，美洲革命與16世紀末的荷蘭起義及17世紀的英格蘭內戰並列，成為推翻舊制度的近代典範。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直接啟發了1789年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起草。

### 奴隸制度

美洲革命所宣揚的啟蒙自由理想，與當時根深蒂固的奴隸制度之間存在巨大的道德與政治鴻溝，這一矛盾在革命期間引來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回響。早在1764年，波士頓革命領袖小詹姆斯·奧蒂斯便公開宣稱，根據自然法，無論「白人或黑人」皆生而自由。到了1770年代初，反奴隸制的呼聲愈發普遍，後來《獨立宣言》的簽署人之一班傑明·拉什於1773年明確呼籲美洲自由的倡議者挺身反對奴隸制。歷史學家克里斯多福·L·布朗（Christopher L. Brown）指出，奴隸制在革命前從未被認真列入政治議程，但革命的爆發「自此迫使奴隸製成為一個避無可避的公共議題」。在1760年代末至1770年代初，包括馬薩諸塞與維珍尼亞在內的多個殖民地曾試圖立法限制奴隸貿易，惟均遭到英國皇室委任的總督阻撓。1774年，作為對英國實施全面經濟抵制的一環，第一次大陸會議通過《大陸盟約》，呼籲各殖民地全面禁止進口奴隸，各殖民地亦隨之通過相應法案。

在革命戰爭結束後的首20年間，受革命思潮和《獨立宣言》所標榜的平等精神推動，部分州立法機關及奴隸主個人開始採取行動釋放黑奴。北方各州紛紛頒布新憲法，寫入保障平等權利的條文或直接廢除奴隸制，以即時或逐步過渡的方式將奴隸制列為非法。在奴隸制較為發達的紐約州與新澤西州，則在18世紀末採納了漸進式廢奴方案，直至1804年隨著新澤西州正式立法，完成了北方各州在法律上終結奴隸體制的最後一塊拼圖。相比之下，南方各州並未在法律上廢除奴隸制，但不少南方的奴隸主在解放個體奴隸的法律文件中援引了革命的自由理想，亦有部分人將釋放奴隸作為對其參軍立功的賞賜。史料同時顯示，部分奴隸主選擇釋放自己與黑奴所生的混血子嗣。在這些因素影響下，從1790年至1810年間，上南方地區自由黑人佔非裔總人口的比例從不足1%急升至接近10%。

然而，在種植園經濟發達的深南部，奴隸制非但未有消弭，反而被視為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而獲得法律重重保護，並逐步演變為南方社會的「特有制度」，為日後南北方因奴隸制擴張問題而爆發的實質政治與軍事衝突埋下了伏線。在軍事參與方面，成千上萬來自北方各州的自由黑人加入了地方民兵與大陸軍前線作戰；而在南方戰場，交戰雙方均以重獲自由為誘因，招募黑奴執行軍事勤務。據現代史學界估算，在整個革命戰爭期間，約有20,000名非裔奴隸參與了不同陣營的軍事行動，其中絕大多數選擇投奔英軍，以換取大英帝國所承諾的自由。

## 外部鏈接

- American Revolution - National Park Service official site
- American Revolution -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 American Revolution - History.com
-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U.S. National Archives
- Revolutionary Era Collections - Library of Congress Primary Sources

## 基本資料

- 賽會：美國革命
- 屬於：大西洋革命與美洲非殖民化
- 說明：約翰·特倫布爾的《獨立宣言（繪畫）》，展示了1776年6月28日在費城的五人委員會提交其草案供第二屆大陸會議批准的情況
- 參與者：美洲殖民者、英國、法國、西班牙、荷蘭
- 地點：十三殖民地
- 日期：1765年—1883年
- 結果：美利堅合眾國脫離大英帝國獨立、結束英國在十三殖民地的殖民統治、第一大英帝國終結、革命時代的開端、建立全球首個基於被治者同意的聯邦共和國、第一次永久性地成功推翻了君主制殖民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