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

酷兒（Queer）是一個傘式術語，是對所有性取向非異性戀以及性別認同非二元性別或非順性別的人的統稱。此詞也可用來泛稱拒絕性規範與性別角色、並追求激進政治及團結的人群。與同性戀、女同性戀、或雙性戀相似但不同，「酷兒」一詞亦被許多人用以認同自我，以拒絕或顛覆性傾向與性別二元分類。

這個詞最初的意思是「奇怪的」或「奇特的」，在19世紀後期，酷兒開始被用來貶低LGBT族群。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酷兒活動家重新詮釋與使用此詞作為中性或正面的自我描述。

在21世紀，酷兒一詞越來越多地用於描述廣泛的非異性戀規範性別、性傾向以及政治認同。酷兒理論和酷兒研究等學術領域隨之出現，用以探討此觀點下的各種議題，或研究LGBTQ族群的生活經驗。這些理論普遍反對性別二元論、性別規範性和缺乏交叉性的社會觀點。酷兒藝術、酷兒文化團體和酷兒政治團體則是酷兒身份現代表達的例子。

使用該術語的批評者包括部分LGBT社區的成員，他們更多地將這個術語與其口語貶義用法聯繫起來、希望與酷兒激進主義分離的人、以及將其視為過於模糊和時尚的人。該詞的支持者則認為它與主流同性戀解放運動中較為追求與社會同化的部分形成對比，並代表更願意挑戰社會規範以追求性別與性身份解放的立場。他們常將其與過去同性戀解放運動中的反消費主義、反帝國主義等激進觀點相連結，亦與如石牆暴動等歷史事件相關聯。

有時，酷兒一詞也被擴展用以涵蓋任何非典型的性表達，包括順性別的「酷兒異性戀」，但部分LGBTQ人士認為這是一種文化挪用。一些非異性戀與或非順性別者以「酷兒」作為自我認同，因為相較於「女同性戀」或「男同性戀」等標籤，它更為模糊與拒斥明確分類。LGBTQ+協會PFLAG指出：「『酷兒』作為一種個人身份常被一些人視為象徵反叛，一些人認為它能包容整個社群，另一些人則覺得它適合描述更為流動的身份」。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者尤其常用「酷兒」一詞來指代其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 起源與早期使用

「酷兒」一詞最早出現在16世紀的英語中，原意為「奇怪」、「古怪」、「特殊」或「怪異」。這個詞原本可指某事物可疑或「不太對勁」，也可指有輕微失常或表現出社會上不恰當行為的人。北英格蘭方言諺語「there's nowt so queer as folk」（沒有什麼比人更奇怪的了）即使用了這含義。「酷兒」還可表示身體不適或某種可疑的狀態。在1922年的喜劇獨白《My Word, You Do Look Queer》（天哪，你看起來真奇怪）中，該詞即用來表示「不舒服」。英國亦有「in Queer street」（在奇怪街）一語，用於指代經濟困難之人。隨著時間推移，「in Queer street」逐漸衍生出與性傾向與性別有關的多重含義，從特指「同性戀或女同性戀」到泛指「非異性戀者」，再到更廣義地指稱「非異性戀或非順性別」的群體（即LGBTQ+）。該詞在愛爾蘭英語中仍保留其原義，並可作為副詞用作強調（例如意解「非常」、「極度」）。

### 早期貶義用法

至19世紀末，「酷兒」開始帶有性偏差的含義，用於指代女性化的男性或被認為與同性有關係的男性。最早的紀錄之一可見於1894年第九代昆斯伯里侯爵約翰·道格拉斯在奧斯卡·王爾德審判中被宣讀的信件中。

20世紀初，「酷兒」（Queer）與「仙女」（fairy）、「娘炮」（faggot）等詞在主流社會中被用作對男性同性戀者的侮辱性稱呼。美國歷史學家喬治·錢西（George Chauncey）指出，這些詞在異性戀社會心中形成了對「所有同性戀者」的刻板印象。

自1950年代地下同性戀酒吧文化興起，到1960至1970年代逐漸公開化，「同志」（Gay）身份取代了較早的「同性愛」（homophile）用語。當時「同志」常被作為傘形詞，包括女同性戀、雙性戀與變性者等。在這一時期，性別非典型行為（如陰柔氣質）亦更為公開。隨著「（性）倒錯者」（invert）、「同性愛」（homophile）、「同志」（gay）等自稱的變遷，「酷兒」通常作為侮辱語指稱被認為在肛交或口交中扮演被動角色的男性，以及那些表現出非典型性別氣質的人。

### 二十世紀初的酷兒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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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酷兒」（Queer）、「仙女」（fairy）、「娘炮」（faggot）、「交易」(trade）與「同志」（gay）在男性同性戀次文化中分別代表不同的社會類別。喬治·錢西在其著作《Gay New York》（同志紐約）中指出，男性化的同性戀者常自我認同為「酷兒」。當時的酷兒男性普遍「排斥「仙女」的女性化風格，並努力區分自己」，因為主流文化並不承認這些差異。「交易」(trade）一詞則指代與同性有性行為但自認異性的男性；錢西指出，「交易」正是那些酷兒所聲稱的「正常男人」。

與次文化內部術語相對的是，醫學界與警方傾向使用病理化或貶義詞，如「（性）倒錯者」（invert）、「變態」（pervert）、「敗類」（degenerate）與「同性戀者」（homosexual）。

無論次文化內外，這些術語都未完全等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同性戀身份」。直到1930至1940年代，異性戀／同性戀二元理解逐漸成為主流，「酷兒」作為身份詞的使用才逐步衰退。

與早期「酷兒」的使用類似，20世紀中期美國部分同化派男性採用「同志」（Gay）以彰顯其「正常」男性地位，並拒斥與女性化形象的聯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年輕一代中「酷兒」作為侮辱詞更為普遍。隨著「同志」身份的普及，部分男性開始批評仍自稱「酷兒」的老一輩：

稱自己為「同志」（gay）的新一代男性堅持擁有自我命名的權利，宣示作為男性的地位，並拒斥舊一代的「女性化」風格。……年輕人往往忽略了「同志」一詞的起源——正是他們所排斥的「女王」的諧趣語言。

在其他地區，特別是英國，「酷兒」作為社群內主要用語一直延續至20世紀中葉。歷史社會學家傑佛瑞·威克斯（Jeffrey Weeks）指出：

到了1950與1960年代，說「我是酷兒」意味著宣告你是誰、你是什麼，以及你如何在主流「正常」社會中定位自己……這反映了人們普遍將同性慾望視為古怪、反常與病態的觀念。

## 重新詮釋

### 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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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代起，「酷兒」一詞開始被重新詮釋，由LGBTQ群體將其從原本帶有貶義的稱呼轉化為中性或正面的自我認同詞。早期的例子之一是名為酷兒國度的LGBTQ組織。該組織於1990年3月成立，並在同年6月的紐約市同志驕傲遊行上發放匿名傳單，標題為「Queers Read This」（酷兒們讀一下）。傳單中解釋了他們對「酷兒」一詞的採納：

酷兒族群，特別是黑人與棕色人種的酷兒，也在1980年代末期重新收回「酷兒」一詞，以回應同志社群中日益傾向自由保守主義的現象。這一轉變部分受到本身為同志的保守派評論家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於1989年在《新共和》發表的《Here Comes the Groom: The Conservative Case for Gay Marriage》（新郎來了：保守派支持同性婚姻）一文所催化。

選擇以「酷兒」自稱的LGBTQ行動者，意在拒絕那些被視為與主流同化的訴求，例如同性婚姻、服役以及收養。

這種激進的政治立場（包括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延續了早期女同志與男同志的反戰運動傳統，以及與各種左翼運動的團結，如1979年與1987年於華盛頓舉行的全國女同志與男同志權益大遊行，ACT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愛滋病釋放力量聯盟）等組織的直接行動，以及石牆暴動等歷史事件。這些激進的酷兒團體與主流運動中追求同志「婚姻、服役與收養」的「同化三位一體」形成鮮明對比。這些論述皆視獲得「異性戀特權」比挑戰權力更重要。評論家如馬蒂爾達·伯恩斯坦·西卡莫（Mattilda Bernstein Sycamore）認為，正是這些（現被邊緣化及）「令人反感的酷兒」使得同化派如今得以安全地選擇同化。

這種激進的政治立場深深嵌入了「酷兒」一詞的再造使用中。自1990年代初以來，「酷兒」既被用作總稱，也被視為一種獨立的自我身份標籤，適用於那些覺得其他標籤無法準確描述其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人。

作為總稱，「酷兒」常被用來描述所有非異性戀或非順性別者，但有時也特指那些違反性別與性規範、並持有反同化政治立場的人。對許多人而言，「酷兒」是一種政治身份，代表著跨越性別、性傾向、種族、階級與身心障礙界線的團結。

「跨性別語言指南」（The Trans Language Primer）中指出：

「酷兒」被定義為拒絕與顛覆二元分類的一個獨立的自我認同術語，特別是「男性／女性」與「同性戀／異性戀」的二元對立。

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一種帶有政治性，刻意與「同性戀」、「女同性戀」與「雙性戀」等身分區別開來的身分認同。

跨性別與非二元性別者比順性別者更可能自我認同為「酷兒」。

而「酷兒」也是美國跨性別族群中最常被報告的性傾向標籤。

作為自我認同的標籤，「酷兒」可以涵蓋性傾向或性別。

在2025年一項涵蓋超過四萬名非二元性別者的國際調查中，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性別認同上使用「酷兒」一詞。

### 其他用法

在英語中，當「酷兒」一詞用來指涉某種身份認同或群體時，可能會以大寫字母開頭（Queer），其用法類似於聾人文化中「Deaf」的用法。

在擴展版的LGBTQ縮寫（如「LGBTQIA+」）中，字母「Q」最常被視為「酷兒」的縮寫。

它也可以代表「疑性戀」（Questioning）。

### 反應

「酷兒」一詞的再挪用與使用具有爭議；部分LGBTQ與非LGBTQ人士及組織出於不同理由反對使用該詞。

部分LGBTQ人士不喜歡以「酷兒」作為總稱，因為他們認為此詞與政治及社會激進主義相關。社會學家約書亞·甘森（Joshua Gamson）認為，圍繞該詞的爭論也反映出LGBTQ社群內部的社會與政治分歧：部分人（包括民權運動者）視自己為「正常」並希望被視為社會的普通成員；而另一些人則認為自己是對抗的或非主流的一群。其他LGBTQ人士反對重新挪用或使用「酷兒」，因為他們仍認為這個詞具有侮辱性，部分原因在於它至今仍被用作貶義詞。

也有一些LGBTQ人士避免使用「酷兒」，因為他們認為這只是流行的俚語或學術術語。

## 範圍

### 雙性人與酷兒身分

學者與倡議者對於「酷兒」身分是否適用於雙性人有不同的見解。社會學家摩根·霍姆斯（Morgan Holmes）以及生物倫理學者摩根·卡彭特（Morgan Carpenter）與卡特里娜·卡爾卡齊斯（Katrina Karkazis）指出，醫學上對具有非典型性別發展嬰幼兒進行外科「正常化」手術的理由中包含異性戀規範性。霍姆斯與卡彭特將雙性人的身體描述為「酷兒的身體」（queer bodies）。

在《What Can Queer Theory Do for Intersex?》（酷兒理論能為雙性人做些什麼？）一文中，伊恩·莫蘭（Iain Morland）對比了酷兒理論中的「享樂行動主義」（hedonic activism）與術後雙性人體驗到的身體麻木，並主張「酷兒性」是一種由快樂與羞恥交織而成的感官關係。

美國學者小山惠美（Emi Koyama）指出，雙性人運動中逐漸出現了遠離「酷兒身分模式」的趨勢：

這種（重新奪回標籤的）策略顯然受到1980至1990年代酷兒身分政治的影響，當時的代表團體包括「酷兒國度」（Queer Nation）與「女同復仇者」（Lesbian Avengers）。但不幸的是，雙性人活動人士很快發現這種模式無法讓運動成功。首先，與在多數城市中有龐大且可見的LGBTQ社群相比，雙性人的人數少得多。其次，活動人士意識到，大多數雙性人並不想建立雙性人社群或文化；他們追求的是專業的心理支持，以便能以「普通男性或女性」的身分過平凡生活，而不是接受新的、具誤導性的身分認同。……更糟的是，「雙性」（intersex）一詞開始吸引一些並非雙性人、但因自身為酷兒或跨性別而覺得可能是雙性人的人。……幸運的是，雙性人運動並未完全依賴「酷兒身分模式」作為其策略。

### 酷兒異性戀

「酷兒」有時被擴大用來指稱任何非典型的性取向，包括（順性別的）「酷兒異性戀」。這種用法受到部分LGBTQ人士的批評，他們認為「酷兒」這個詞只能被那些曾受其壓迫的人重新奪回：「一個異性戀者自稱為酷兒，就像是在選擇挪用其中好的部分——文化與政治的光環、服裝與同志文化的外在風格——卻不必承受……同志經驗中那種內化的恐同。」

許多酷兒人士認為：「你不一定要自我認同為酷兒才能成為LGBTQIA+光譜的一員，但若要認同為酷兒，你必須屬於這個光譜之內。」

## 學術界

在學術界中，「酷兒」（以及相關動詞「queering」）一詞通常指從非異性戀或非順性別的觀點出發，研究文學、論述、學術領域及其他社會與文化現象。雖然酷兒研究與酷兒理論的範圍相當廣泛，但這些研究通常關注LGBTQ+群體的生活，並挑戰「異性戀與順性別為常態或標準」的假設。特別是酷兒理論傾向於在傳統上被視為「穩定」的範疇（例如「同性戀」或「異性戀」）中擁抱模糊與流動性。

酷兒研究主要探討與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相關的議題，通常聚焦於LGBTQ群體與文化。該領域最初以LGBTQ歷史與文學理論為中心，後來擴展至生物學、社會學、人類學、科學史、哲學、心理學、性學、政治學、倫理學等多個學科，透過研究酷兒群體的身份、生活、歷史與社會觀感來進行分析。像愛爾蘭酷兒檔案館（Irish Queer Archive）等機構致力於蒐集與保存與酷兒研究相關的歷史資料。

酷兒理論是後結構主義的批判理論之一，於1990年代初由酷兒研究與女性研究發展而來。酷兒理論的應用範疇包括酷兒神學與酷兒教育學。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將酷兒理論形容為一種「集體抗辯的場所」（collective contestation），指出其旨在挑戰簡化的分類與定義。酷兒理論的批評者認為，該理論拒絕明確分類的立場可能使學科過於抽象，甚至脫離現實。

包括羅德·費格森（Rod Ferguson）、賈斯比爾·普亞爾（Jasbir Puar）、麗莎·杜根（Lisa Duggan）及韓鍾錫（Chong-suk Han）在內的酷兒理論學者，批判主流同性戀政治運動與新自由主義及帝國主義論述結盟，例如同性戀旅遊、同性戀與跨性別者軍中服役，以及由國家與教會承認的同性婚姻。作為有色人種酷兒理論家，普亞爾創造了「同性民族主義」（homonationalism）一詞，用以描述9·11恐怖襲擊之後，同性戀社群內部美國例外主義、民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與父權制的興起。

學者瓊·英格瓦·基亞蘭（Jón Ingvar Kjaran）與穆罕默德·納伊米（Mohammad Naeimi）在對印尼與馬來西亞酷兒運動的研究中指出，根植於當地對酷兒理論與「伊斯蘭現代主義」之詮釋的「現代酷兒身份在地化」有助於印尼與馬來西亞酷兒推動自我建構並組織集體行動以爭取權益。他們將此對照保守穆斯林恐同者將「同性戀」或「LGBTQ」身份視為「西方帝國主義」的言論，同時也批判北方世界LGBTQ政治中的歐洲中心論、同性民族主義及同性常態主義（homonormativity）。

## 文化與政治

全球多個LGBTQ社會運動使用「酷兒」作為識別詞，例如賽普勒斯的賽普勒斯酷兒協會（Queer Cyprus Association）與英國的酷兒青年網路（Queer Youth Network）。在印度的驕傲遊行包括孟買酷兒自由遊行（Queer Azaadi Mumbai）與德里酷兒驕傲遊行（Delhi Queer Pride Parade）。「酷兒」與其縮寫「Q」一詞在澳洲亦十分普遍，包括全國輔導與支援服務「Qlife」及《QNews》等媒體。

酷兒文化亦延伸至其他社會運動，或將酷兒身份與其他思想結合。

酷兒民族主義（queer nationalism）的支持者主張，LGBTQ社群因其獨特文化與習俗而構成一個獨立的族群。「酷兒核心」（Queercore，原稱homocore）是一種文化與社會運動，於1980年代中期自龐克文化延伸而來，透過同人誌、音樂、寫作、藝術與電影等DIY風格展現。

「酷兒遷移」（queer migration）一詞用於描述全球LGBTQ人士的遷徙現象，通常是為逃避因性取向或性別認同而遭受的歧視或虐待。組織如伊朗酷兒難民鐵路（Iranian Railroad for Queer Refugees）與彩虹鐵路（Rainbow Railroad）致力於協助遷移此類人士。

### 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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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社群於2015年創建了一面代表社群的驕傲旗，但其知名度仍有限。

該旗幟的顏色包括藍色與粉紅色，象徵對相同性別的吸引；橙色與綠色，代表非二元性別者；以及黑與白，象徵無性別、無性戀與無浪漫戀者。

## 藝術

「酷兒」一詞經常被應用於特別是電影領域的藝術運動。新酷兒電影（New Queer Cinema）是1990年代初期興起的一場以酷兒為主題的獨立電影運動。現代酷兒電影節包括澳洲的墨爾本酷兒電影節（Melbourne Queer Film Festival）與由酷兒銀幕（Queer Screen）主辦的狂歡節電影節（Mardi Gras Film Festival）、印度的孟買酷兒電影節（Mumbai Queer Film Festival）、日本的亞洲酷兒電影節（Asian Queer Film Festival），以及瑞士的酷兒觀點（Queersicht）。

中國導演崔子恩於2008年拍攝了以中國同性戀為主題的紀錄片《誌同志》，該片於2009年的北京酷兒電影節首映，先前多次嘗試舉辦酷兒電影節皆被政府取締。

多學科的酷兒藝術節包括北愛爾蘭的爆發酷兒藝術節（Outburst Queer Arts Festival）。

加拿大的酷兒藝術節（Queer Arts Festival）。

以及美國的全國酷兒藝術節（National Queer Arts Festival）。

在電視領域中，使用「酷兒」為標題的節目包括英國劇集《同志亦凡人》

及其美加合拍的同名改編劇，還有《粉雄救兵》

以及卡通節目《酷兒鴨》（Queer D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