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競生

張競生（原名張江流，1888年2月20日—1970年6月18日）是中國哲學家、性學家。他出生於廣州東部饒平縣的一個商人家庭。早年就讀於黃埔軍校，在校期間成為同盟會革命者的積極支持者。被學校開除後，他結識了同盟會領袖孫中山，並進入北京大學（時京師大學堂）學習。他熱衷於倡導歐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種族主義和優生學思想，並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競生」，寓意「競爭求生」。他曾與 一同活躍於北京的同盟會組織中，但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拒絕出任政治職務，而選擇赴法國留學。

1919年，張競生在法國里昂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其論文研究對象為他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讓-雅克·盧梭。1920年回國後，在蔡元培的推薦下，他很快成為北京大學教授。20世紀20年代初，他撰寫了兩本書，倡導建立一個以美學原則為基礎的社會。1926年，他出版了性學著作《性史》，該書基於他向公眾徵集的性經歷故事整理而成。此書在當時的中國媒體和學術界引發大量嘲諷，他也因此常被小報譏稱為「性博士」。由於該書廣受關注，還出現了多部未經授權的色情續作，導致公眾難以分辨哪些作品出自張競生本人之手。《性史》出版後不久，他離開教職，定居上海。

在上海，他創辦了「美書店」，出版性教育書籍以及歐洲文學與哲學的譯作，並主編月刊《新文化》。1929年，由於在上海的事業失敗，他返回法國從事翻譯工作。四年後，他回到家鄉饒平，從事地方政治和教育工作，逐漸淡出公眾視野。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遭到紅衛兵迫害，並於1970年在關押中去世。

在思想上，張競生的性學理論受英國性學家哈夫洛克·艾利斯的啟發，強調性行為中體液的吸收，認為這對性快感以及後代的生命力具有重要意義。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一種烏托邦式的「新中國」構想，主張以審美與情感為原則來治理社會。這一「審美國家」還將實施全國性的優生政策，以解決他所認為的中華民族體質問題。儘管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曾享有短暫的學術聲譽，但《性史》引發的爭議徹底摧毀了他的學術地位，使他與學界漸行漸遠。

他去世後，學界對其評價不一，從否定到高度肯定皆有。其子張潮（饒平縣地方官員）在20世紀80年代整理其著作並推動其學術遺產的傳播。2004年，地方政府重建了他的故居，並改建為「張競生博士公園」。自20世紀80年代起，他的著作陸續出版，但《性史》直到2005年才得以完整再版，這很可能與相關的淫穢出版法規有關。

## 早年生活和教育

1888年2月20日，張江流出生於廣州東部農村地區饒平縣浮濱鎮大榕埔村。他是一個富裕商人家庭的第三個孩子。在定居廣州鄉村之前，他的父親張志和與祖父張祥若曾是活躍於馬來西亞、越南和新加坡的富有華僑商人。張競生年幼時，其父納妾，這在家庭內部引發了嚴重的分裂與矛盾。在清朝時期，納妾是展示財富的一種常見方式。

張競生最初在鄰村的一所傳統私塾就讀，其老師為他取名「公士」，這一名字源自古代思想家李斯的著作。1903年，他進入饒平西式教育的第一小學就讀；1904年又前往附近的汕頭，在同文中學學習。

1907年，張競生考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即後來黃埔軍校的前身），這是一所為響應清朝軍事現代化而新近設立的省級軍事學校。黃埔要求學習一門外語，而他所在的年級被隨機分配學習法語。他通過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接觸並支持同盟會革命組織。該報在思想上帶有社會主義和反國家主義傾向，受到多位歐洲哲學家的影響。其中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是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讓-雅克·盧梭，汪精衛在《民報》的文章中大力推崇其「社會契約論」和「天賦人權」的思想。黃埔的副校長、同盟會成員趙聲將張競生介紹給革命組織的相關人士。

### 大學教育

張競生未能獲得政府資助出國留學的獎學金，因此對學校體制愈發叛逆。他剪掉了清政府規定必須保留的辮子，並鼓動同學效仿。由於對學校食堂制度不滿——他認為進食較慢的學生會受到不公平對待——他與一名同學發起抗議。兩人因此被停學一年，隨後在趙聲的建議下前往新加坡，拜會同盟會領袖孫中山。孫中山與革命者胡漢民建議張返回中國，進入軍事學校學習，並設法滲透清朝新軍。

1910年，張競生回國，試圖繼續學業。他的父親要求他必須接受一樁包辦婚姻，才允許其繼續讀書。女方是15歲的文盲少女徐春江。張在晚年回憶中寫道，這段婚姻經歷極大地促使他日後支持婚姻自由與性教育。由於對這段婚姻心生厭惡，他在六個月後離家出走。隨後，他進入上海的震旦大學（法國耶穌會創辦）學習，之後轉入北京的一所法國師範學校，最終進入京師大學堂深造。

在求學期間，張競生接觸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並逐漸成為其堅定支持者。受此影響，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競生」，寓意「競爭求生」。大約在這一時期，他首次接觸到性學知識，來源於德國學者Carl Heinrich Stratz的著作《女性的種族之美》（Die Rassenschönheit des Weibes）。該書收錄了大量來自不同國家年輕女性的裸體與情色照片，並配以人類學評論，主張日耳曼女性擁有「理想的身體比例」。在接觸到科學種族主義理論後，張競生逐漸相信中國人種存在一種病態的「雌雄同體化」問題——即斯特拉茨所說的「女性化的男性」和「男性化的女性」——而這個問題只能通過優生學來解決。

革命活動和海外留學

張競生活躍於同盟會天津—北京支部，在那裡他與汪精衛及其未婚妻陳璧君關係密切，並與吳稚暉、張繼正等知名革命人士一同參與活動。在汪精衛因刺殺清朝攝政王載灃的未遂行動而被捕後，張曾為營救其出獄籌集資金。1911年，張競生畢業，不久即爆發辛亥革命。同盟會在革命中推翻了清朝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次年，他受孫中山任命，在上海召開的南北議和會議中於汪精衛麾下任職，該會議旨在與北洋軍首領袁世凱進行談判。張競生在回憶錄中寫道，參與和談的各方「都不明白共和主義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並將此視為隨後袁世凱政權建立以及中國在接下來數年陷入軍閥混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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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競生拒絕在新成立的共和政府中任職，而選擇作為中國國民黨（同盟會的繼承組織）資助的首批二十五名留學生之一出國繼續深造。他能夠參與這一留學計劃，很可能得益於同為革命者的蔡元培的舉薦。

張最初進入巴黎大學就讀。他曾嘗試學習醫學和外交，但最終專攻社會哲學。1914年，巴黎大學文學院授予他哲學文憑。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德軍對巴黎構成威脅，他前往法國南部，在里昂大學繼續學習哲學。在此期間，他進一步研究了盧梭以及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幹的著作。張對盧梭深為著迷，並在教育家夏爾·沙博的指導下，以盧梭的教育學思想為主題完成博士論文。1919年4月，張競生獲得博士學位。在同一批二十五名留學生中，最終僅有張競生和譚熙鴻獲得博士學位。

在法國期間，張競生曾擔任中國留學生團體的負責人，並參與創建中法教育會。該組織致力於推動中國學者赴法留學與勤工儉學項目，尤其是「勤工儉學運動」。他還曾組織對在戰爭期間被招募到法國工作的中國勞工提供支持。

## 學術生涯

1920年，張競生回到中國，經潮州政治家鄒魯推薦，出任廣東金山中學校長。據報導，他更換了許多教師，並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這些舉措引起了校方的不滿。改革內容包括實行男女同校、開設體育課程，以及引入英語教學，同時摒棄死記硬背的教學方式。他曾會見廣東軍閥（地方軍事統治者）陳炯明，主張在當地推行節育政策，但這一提議遭到拒絕。張競生聲稱，在提出該建議時，陳炯明曾稱他「精神失常」。隨後，張競生在任一年後被迫辭職，並因擔心遭到陳炯明的政治迫害而離開廣東。隨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張競生擔任哲學教授，他接受了這一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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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期間，張競生深受「五四運動」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影響。他認同這樣一種觀點：中國在面對列強時的弱勢，必須通過大眾性的政治行動與教育加以克服。他在北京大學是一位頗受歡迎的教授，講授美學、邏輯學、法語、歐洲哲學史以及「風俗調查」（風俗調查；Fēngsú diàochá）等課程。「風俗調查」融合了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與民俗學等多個學科。他還為五四運動時期的刊物撰寫文章，例如《京報附刊》（Jingbao fukan，意為「北京報文學副刊」）與《晨報副刊》（Chenbao fukan，意為「晨報文學副刊」）。1923年，他與北京的一名研究生褚松雪結婚，但由於婚姻動盪，幾年後兩人離婚。在北京大學期間，張競生與多位教師關係密切，包括他在同盟會時期的舊友吳稚暉與張繼，以及圖書館員兼活動家李大釗。此外，張競生還與作家胡適一起，在1922年為來訪北京的節育運動倡導者瑪格麗特·桑格擔任翻譯。不久之後，張競生曾嘗試邀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訪華，但後者最終選擇前往日本。

### 第一本書

1924年，張競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美的人生觀》，內容基於他的課堂講義。該書反響熱烈，在兩年內再版五次。在書中，張競生回應了當時學界關於科學價值以及知識層面「西方化」對中國意義的爭論。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後果表明歐洲文明在道德上已經破產，其根源在於過度強調理性與科學而忽視精神層面。對此，張競生主張一種結合理性主義與以審美原則重組社會的「西方化」路徑。次年，他又出版了《美的社會組織法》，進一步闡述他關於「新中國」與「新人民」的構想，即建立一個以「美」為核心導向的社會。書中甚至呼籲「天下有情之人聯合起來」，推翻「無情的政府與人民」。

張競生的傳記作者萊昂·安東尼奧·羅查將這兩本書形容為一種拼貼式作品，融合了政治宣言、人生指南與科幻元素，並穿插了他在歐洲時期的個人經歷以及對學術對手的批評。這兩本書最初均在《晨報副刊》連載，隨後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在思想上，這些著作藉助審美哲學來倡導中國的西方化，強烈批判儒家思想，並提出「新中國」的居民應當既具才華又在情慾上獲得解放，從而發展出一種與遊戲無異的「審美勞動」。同時，書中還包含一種「積極優生學」的主張，建議通過與歐洲人和日本人的跨族通婚來克服中國民族的「弱點」。為了推動該領域的進一步研究，張競生於1924年在北京大學成立了「美學研究會」。他的審美理論在當時的學界總體上獲得了積極評價。作家周作人在該書出版前曾提出批評，但最終仍讚賞他敢於在傳統道家與儒家道德之外倡導「美」的勇氣。

## 性史

在20世紀10年代末，繼顧頡剛、周作人和劉半農對民間歌謠進行系統性收集之後，一份名為《歌謠周刊》的期刊創立，並吸引了包括張競生在內的北京大學社會學者的關注。圍繞該刊物展開的研究工作，促成了「風俗調查會」於1923年5月成立，張競生擔任首任主任。他設計了示範性的調查問卷與田野研究方法，試圖從中國不同民族中收集資訊，調查內容涵蓋約四十個主題，從飲食到犯罪以及個人衛生等方面。張競生建議調查會納入有關性與性習俗的內容，但這一提議被委員會其他成員否決，他們認為這些主題過於敏感、不適合研究。隨後，張競生決定在沒有調查會支持的情況下，繼續開展性研究。

現代性學剛剛被引入中國，最早的性學著作主要從日本翻譯而來，出現在20世紀初的第一個十年。在20世紀10年代中後期至20年代期間，隨著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推進，關於性的公共討論逐漸增多。在英國性學家哈夫洛克·埃利斯研究的啟發下，張競生開始對收集性案例以進行社會學分析產生興趣。

1926年2月，張競生在《京報附刊》上發表了一則題為《寒假最好的消遣——代優生學會發表的啟事》的公告，呼籲讀者提交有關其性生活的詳細敘述。公告中附帶的問題要求讀者回憶多種經歷，包括最早接觸性的時間、自慰方式、偏好的性姿勢、是否有過同性經驗，以及是否涉及人與動物的性行為等。張競生還要求讀者詳細描述每一段性關係，認為這將有助於性學研究以及整體學術發展。這是中國首次公開徵集個人性經驗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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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來吧！把你們詳細而真實的性史交給我們吧，我們將努力給予你們最終的性幸福。你們提供材料，我們提供正確的方法。這確實是為了給予你們最終的性幸福。」

——張競生，《京報附刊》啟事節選

這一公告引起了廣泛關注。張競生聲稱共收到兩百多份回應，並從中選取七篇收入其著作，其中兩位投稿者的身份已知，分別是他的第二任妻子褚松雪以及小說家金滿成。1926年，《性史第一輯》出版，由北京優生學會發行。該書價格低廉，相較於當時用於法律與醫學領域的性學著作更為通俗易得。全書約百頁，體量較小，甚至可以單手閱讀。「性史」這一書名同時具有學術與通俗層面的雙重含義。

在《性史》中，張競生通過對讀者投稿案例的評註來闡述其性理論。他認為所謂的性異常、色情與賣淫，源於社會對性的壓制與沉默，並主張通過開放與「健康的性」推動一場性革命。他將這一變革視為中國在道德與政治層面實現進步、並與西方世界平等接軌的必要前提。張競生強調，只有通過分享與記錄性經驗，才能實現這種文化轉變。此外，他在書中還提出了一些觀點，例如強調性行為中伴侶之間體液交換的「健康益處」，並特別提到所謂「第三種水」，認為其在雙方同時達到高潮時產生，並可能對後代產生積極影響。

接受與爭議

《性史》很快成為廣泛的商業成功作品，同時也是中華民國時期最具爭議性的書籍之一。該書最初的印刷數量相對有限，大約為1000冊，但隨後迅速增長。1936年的一項估計認為，僅在上海地區，其總發行量（包括其他人印刷的未經授權版本）就達到了約5萬冊。與五四運動知識分子的著作相比，該書的發行量異常之高，因為後者通常僅有數千冊的銷量。該書發行時，大批人聚集在上海的光華書店等待購買此書，這促使圍觀者前往書店查看情況；隨後形成的人群堵塞了前方的街道，導致上海市警察局使用高壓水槍驅散人群。

1926年8月，《廣州民國日報》的一篇文章報導稱，該書在廣州已售出5000冊。文章指出，這本書在青春期少女中尤其受歡迎，並將其廣泛流行描述為一種「流行病」，這一說法也與當時許多關於該書傳播情況的描述相一致。一篇由學者沈英明撰寫的回顧性記述指出，這本書在大學生中的流行程度因各機構試圖禁止它而進一步提高。張競生意識到年輕人正在閱讀這本書是因為其中具有刺激性的內容，但他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因為該作品的重點在於性教育。他寫道：「我們並不擔心年輕人的性衝動；我們擔心的只是他們可能會在這種性衝動之下輕率行事，或者過度沉溺於這種衝動。」

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性史》第二卷盜用了我的名義，內容低俗不堪，售價卻高得離譜。經過法律訴訟，此事已由調解員調解解決。雙方決定和平解決問題。除同意賠償我名譽損失並銷毀庫存書籍外，對方還同意在期刊上刊登此聲明（署名我，費用由他承擔）以及該卷的目錄，以免消費者受騙。

正如「第一部（Part I）」這一標題所表明的那樣，張原本計劃繼續出版該書的續集。然而，大量續集和模仿作品被其他作者創作出來，以藉助《性史》的成功和爭議性牟利。這些作品通常包含文學化的性主題和露骨的色情內容。第一本未經授權的色情續集《性史第二集》在當年年底前便已出版。張於1927年1月發表了對該續集的回應，稱其為欺詐作品，並指出他已經與該非法出版商達成庭外和解。

一些未經授權的續集收錄了經典色情小說的節選，例如《金瓶梅》和《燈草和尚傳》。其中一部特別成功的戲仿作品由喜劇劇作家徐卓呆創作，名為《性藝》。作品內容描述張被多名擁有不同性技巧的女性拜訪並取悅，最後以他的陰莖被一位來訪女性的小狗咬斷、導致死亡而結束。許多讀者誤以為《性藝》是張本人創作的，這也導致人們混淆了哪部作品是戲仿作品，哪部才是張的原作。

包括上海和廣州在內的多個地區和地方政府對該書及其模仿作品實施了禁令，並查封書店以阻止其傳播。然而，這些措施與當時其他審查行動一樣，並未有效減緩該書的流通。小報開始頻繁攻擊張。《京報》從1926年8月至1928年12月幾乎在每一期中都抨擊張以及持傳統觀點的性學家葉德輝。小報還給他起了各種稱號和綽號，包括「性博士」和「胡說博士」。

學界對張的評價也迅速轉向負面，許多學者認為他的理論不是荒謬無稽，就是屬於色情內容。《性史》也遭到一些前同事的批評，包括胡適和周作人。周作人在《晨報副刊》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張在書中倡導對性技巧進行精神層面的解釋是不科學的。張回應稱，他將科學與哲學結合為一種「藝術的方法」。優生學家潘光旦則拒絕接受張關於「第三種水」的概念，並將其與道教性實踐進行比較。儘管遭遇了這些批評，一些學者仍然支持這本書。小說家林語堂曾寫道，這本書在改變「中國女性身體和精神面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張最終放棄了最初繼續出版《性史》後續卷冊的計劃。到1926年末，北京大學教授的處境已經惡化。充滿暴力事件的動盪政治環境，例如「三一八慘案」，使北京對於學者而言變得危險。同時，由於大學資金管理不善甚至可能存在挪用問題，到1926年，北京大學教職人員只能收到約30%至40%的工資。張後來寫道，在休假之後，他再也沒有回到大學，而是遷往正在崛起的文化中心上海。

## 上海與美麗書店

張最初曾考慮嘗試在上海三大出版機構之一的商務印書館謀求職位，但由於該公司的保守立場，他最終放棄了這一想法。1927年5月，他在位於公共租界娛樂和文化商業中心的福州路開設了「美麗書店」。為了避免可能遭受逮捕或迫害，張將住所設在法租界內，因為公共租界的上海市警察局在該地區沒有管轄權。為了避免承擔法律責任，張並未正式登記為書店所有者。書店最大的股東兼總經理是一位名叫謝雲如的人，而張擔任公司的總編輯。攝影師兼翻譯彭兆良則被聘任為副編輯。

張的書店出版了三個圖書系列。「性慾小叢書」系列屬於翻譯選編作品，每本約一萬至兩萬字，主要選自哈維洛克·艾利斯（當時中國最受歡迎的外國性學家）的著作，尤其是《性心理學研究》系列。艾利斯當時是中國最受歡迎的外國性學家之一。每一本書的封面都配有裸體繪畫。「普通文學」系列收錄了張此前的作品，包括《人生美學》和《組織美的社會的方法》，同時也收錄了其他各種翻譯作品；而「浪漫文學」系列則由外國作家的中文譯本構成，尤其以法國作家為主，例如盧梭、大仲馬和雨果等人的作品。張並未出售教科書，而教科書在當時卻是大型出版社利潤最高的圖書類別。

1927年，張出版了《性書與淫書》一書，主張區分「性書」與「淫書」。他認為，「性書」主要關注愛情，並偶爾包含露骨的性描寫；而「淫書」則是指只有性行為而缺乏愛情內容的作品。他將《紅樓夢》視為「性書」的代表，因為這部十八世紀經典小說重點描寫了主人公賈寶玉的「情」；相反，他認為《金瓶梅》屬於「淫書」，因為書中人物沉迷於純粹為了快感而進行的性行為。張認為，中國人需要「性書」，因為它能夠促使人們出於「情」而發生性關係，而不是僅僅為了肉體上的快感。

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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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與大約五六位認同其思想的追隨者在上海組織成立了「新文化社」，其核心理念圍繞性教育以及他的美學思想展開。他試圖將該組織擴展到上海以外的地區，以提升其書店的知名度，但這些努力最終未能成功。

1926年12月抵達上海後不久，該社團創辦了一份名為《新文化》的期刊，並以「中國最高新思想月刊」為宣傳口號。在闡述刊物宗旨時，張寫道，他希望從生活的各個方面推動中國人的更新，「從最基本的到最複雜的：從大便，到性，再到思想和文化」。《新文化》的月發行量約為兩萬冊，這一數字尚未包括未經授權的翻印版本。創刊號以一篇關於女性繼承權的文章作為頭條，並獲得了多位具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的支持，其中包括蔡元培、吳稚暉和張繼等人。

除第五期外，張在該刊每一期中都開設了名為「性慾通訊」的諮詢專欄。第五期中曾註明該欄目因政府審查而被刪除。然而在下一期中，張宣布，由於收到太多讀者來信，他決定無視市警察局的反對，重新恢復這一欄目。寄給他的信件主要來自男性讀者，雖然其中也有少數來自女性。張在回覆中就避孕、包皮環切、性玩具以及早泄等問題向讀者提供建議，並在回答中融入了幽默與同情的態度。他還在期刊中刊登了部分自己翻譯自《性心理學研究》的內容。《新文化》斷斷續續發行了六期後，於1927年中途停刊。兩年後，美的書店本身也停止營業。張將原因歸結於「江蘇流氓」和警方的騷擾，並寫道他們曾七八次遭到市警察局的起訴。

根據張的說法，警方曾試圖與他協商，要求撤下裸體繪畫，並向警方支付一筆巨額賄賂。他聲稱自己拒絕後，上海郵局停止向其書店遞送郵件，對其經營造成了嚴重影響。1927年開始的國民黨政治鎮壓運動——「白色恐怖」——使地方政府轉向更為保守的社會態度，也使其對張的事業更加敵視。此外，不可持續的商業經營方式，尤其是沒有出售教科書這一點，也很可能是書店衰落的重要原因。

## 晚年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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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書店關閉後，張繼續從事盧梭著作的翻譯工作，並通過講學獲得收入。1928年，他出版了盧梭《懺悔錄》的中文節譯本，並於次年完成了全譯本。在前往杭州西湖休養期間，他因「敗壞和毒害青年」而被逮捕。張聲稱，這次逮捕是由他在北京大學時期的同事蔣夢麟下令實施的。當時蔣夢麟已經擔任浙江省教育廳長。最終，張在國民黨官員張繼和張人傑兩位老朋友的幫助下獲釋。張曾短暫返回上海，但未能維持穩定的收入來源。後來，他與上海大型出版公司世界書局簽訂了合同。1929年，該公司資助他遷往巴黎，從事書籍的中文翻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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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名為「浪漫派叢書」的系列中，他為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歌德的《詩與真》、喬治·桑的《印第安娜》以及拜倫的《唐璜》，同時還翻譯了多部浪漫主義小說。這一時期，他也開始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產生興趣。他是首位將弗洛伊德《夢的解析》翻譯成中文的人，該譯作以連載形式刊登於《讀書雜誌》上。在此期間，張還出版了兩部自己的著作：《偉大與罪惡的藝術》和《浪漫派導論》。

1933年夏天，張返回中國。1935年8月，他在廣州與黃觀楠結婚。由於對中國的國家政治與文化逐漸感到失望，他在上海短暫停留後回到饒平縣，並開始參與地方政治活動。此後他長期處於相對默默無聞的狀態。許多人認為他服毒自殺身亡，也有人認為他被共產黨殺害。事實上，他創辦了一所男女同校的農民學校，並組織開展地方農業項目和公共道路建設工作。在抗日戰爭期間，他還是當地抗日抵抗運動的領導者之一。大約在1941年前後，他還撰寫了一系列關於農村貧困問題的調查報告。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接受了共產黨的政治教育，並重新擔任教師，同時秘密進行哲學研究。他還曾短暫擔任廣東省檔案館檔案管理員。晚年的張居住在鄉村，並按照自己的美學哲學理念來安排家庭生活和飲食方式。20世紀50年代，他撰寫了三部回憶錄：《十年場情》《浮生漫談》和《愛的漩渦》，隨後在1960年前後又撰寫了兩部哲學入門著作。他還創作了一部以中國前總統袁世凱為主題的戲劇作品。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遭到紅衛兵的批鬥，並被送往再教育機構。他被安排到廣東東部家鄉附近的一個小村莊進行強制勞動。1970年6月18日，張因腦溢血發作，在饒平被關押期間去世。

## 觀點與哲學

20世紀20年代，張是國民黨的積極支持者。他每天都穿著西式國民黨軍裝，並將其稱為「校服」，因為他認為這是一種擁抱革命精神的方式。在《新文化》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宣稱自己不僅是一名革命者，而且由於自己強調美學與性教育，他還是一名「超革命者」。1922年6月，他加入了由兩百多位北京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其中包括李石曾和蔡元培，共同反對孫中山提出的以軍事行動實現國家統一的計劃。他反對激進的工人罷工行動，認為應當避免「徹底的反叛和毫無意義的犧牲」，而主張工人通過和平方式進行自我組織。

烏托邦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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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構想了一個以「美」為核心組織原則的烏托邦式美學國家，其最終目標是「促進人民追求自身的興趣和志向，為他們提供生活所必需的資源，並引導他們走向最終的幸福」。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概念並不重要，並將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衝突描述為「有情者」與「無情者」之間的鬥爭。張將「美」和「生命力」視為一切生命的關鍵組成部分。根據他的觀點，每一個活細胞都擁有少量生命力，而每個人都具有一種「潛能」，這種潛能由其細胞總生命力以及周圍環境產生的能量共同構成。多餘的能量能夠被用於藝術創造，形成張所謂的「表現能量」，它會向外擴散潛能並豐富人的精神世界。

張將其理想中的中國稱為「第五國際」，並提出建立一個中央政府，其成員包括五位「女王」和八位「國王」。他們將通過每年舉行的全國才藝比賽和選美活動選出。比賽中的落選者也會獲得精英職位，例如「妃子」和「大臣」等稱號。這些人與國王和女王共同構成新的精英階層，他們將被鼓勵彼此組成家庭，並成為全國人民效仿的榜樣。由這些精英組成一個擁有一千名成員的「愛與美議會」，其中女性成員比例高於男性，並由該機構選舉出一位「大總統」擔任國家元首。貨幣制度將被廢除，並由「美值票」取代。這種票據印有著名繪畫作品，並可作為交換商品和服務的媒介。

新中國政府將設立八個部，分別負責國家力量、工程建設、教育與藝術、休閒娛樂、禮儀整頓、外交、交通旅遊以及商業事務。其中權力最大的機構是「國家力量部」。該部門將嚴密監督所有公民，並通過「婚配局」領導全國優生計劃。雖然遵循自由戀愛的原則，不強制婚姻，但所有希望生育孩子的夫妻都必須獲得婚配局許可。該機構會分析他們的人生經歷，以判斷他們是否適合作為伴侶以及是否具備撫養孩子的能力；如果符合條件，還會決定他們被允許擁有多少個孩子。

所有母親都必須根據國家原則養育孩子，而這些原則將通過「母親院」體系進行灌輸。此外，婚配局還將為單身人士尋找合適伴侶。國家力量部還負責組織兒童照護、管理公共衛生與環境衛生，並對張所稱的「不受歡迎者」——包括罪犯和精神疾病患者——實施絕育、拘禁甚至處決。該部門還將通過戶籍制度控制國內人口流動，以維持全國適當的人口密度。如果某一地區人口過多，居民將被要求遷移到其他地區，或者服用避孕藥物以避免生育子女。所有公民都必須每天在公共裸體浴場洗澡。張還建議女性成立「戀人協會」，以促進戀愛和避孕，同時成立「美麗協會」來研究個人美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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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競生高度重視城市規劃和建築。他設想中的工程部將通過高速公路系統連接中國各地，並負責維護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城市將被重新設計，以體現美學價值。

他試圖將首都北京——在他看來，北京是一個混亂的城市，其居民「醜陋、虛弱、疲憊」——改造成「美麗北京」，一座半徑約80公里的環形城市，其設計理念來源於城市規劃師埃比尼澤·霍華德提出的花園城市理論。

新的北京將被劃分為五個區域，分別用於藝術、教育、居住、商業和工業用途，各區域之間由兩側種滿樹木的寬闊大道隔開，而大道之外則分布著廣闊的田野與農地。這些區域將以放射狀圍繞一個巨大的中央廣場和一座宏偉的紀念廟而建。這座紀念廟是一座巨大的石塔，將建在原來的天安門廣場和故宮舊址之上，而主要國家機構的總部則圍繞紀念廟建設。

儒家思想以及所有宗教體系都將被徹底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張競生所稱的「愛與美的信仰和崇拜」。這一新的宗教將通過持續更新的詩歌集來歌頌祖先英雄事跡，這些詩歌集既是唯一的宗教經典，也是核心教育內容。土葬制度將被廢除；死者遺骸將被保存在紀念廟中作為骨灰保存，或安放於地下墓穴中。死者被安葬的位置將根據其親友的證詞以及他們生前日記中的內容決定。

### 種族政治

張競生認為世界存在一種種族等級體系：白人位於最高層，中國人與日本人居於中間，而黑人與棕色人種則位於底層。他強烈支持中國人與歐洲人通婚，認為這是中國人克服其所謂「身體虛弱」和「雌雄莫辨」特質、增強民族力量的方式之一。他同樣認為中國人與日本人通婚是合理的，因為在他看來，日本人「極其勤奮且堅韌」。他認為這種跨種族關係能夠促進國家間的和諧，並最終實現世界和平。然而，他反對中國人與來自印度、東南亞、非洲以及中東地區的人通婚。他認為，一些處境艱難或富有勇氣的男性迎娶黑人或棕色人種女性，並幫助她們融入文明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接受；但他完全禁止中國女性與黑人或棕色人種男性結婚。學者羅查將張競生的觀點描述為一種種族自卑情結，並將其與弗朗茨·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中分析的問題進行了比較。

### 美化勞動

關於「美化勞動」，張競生在自己的理想社會中主張將勞動轉化為遊戲。為此，他提議建立由國家資助的職業學校，覆蓋所有工作領域，特別包括廚師、女傭、人力車夫、木匠、園丁以及妓女等職業，目的是將每一種工作都發展成科學與藝術的結合體。儘管某些工作本身屬於純體力勞動，他仍認為將美學和科學元素融入其中是有益的。以人力車夫為例，他提出可以通過教授人力車的機械原理，以及拉車時正確的姿勢、呼吸方式和步伐，為原本單調枯燥的工作增加樂趣。

張競生在其政治哲學中接受性別分工。他認為，勞動分工並不違反兩性平等，而是在承認男女各自不同優勢和劣勢的基礎上建立的。他將男性描述為粗野的「工蜂」，認為男性天生更適合從事體力勞動，因為這類工作需要身體力量以及忍受污穢環境的能力。與此同時，他認為女性——在他看來更容易受情感驅動——更適合承擔家務工作，以及從事藝術、服務行業和國際外交等工作。

### 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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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洛克·艾利斯的著作啟發了張競生對性學的研究，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理論觀點。張寫道，艾利斯的著作激勵他開始進行關於性的科學研究，並創作《性史》，而《性史》借鑑了艾利斯使用案例研究的方法。

張關於性行為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艾利斯的思想，其核心圍繞性行為過程中產生的體液吸收機制展開。在他關於理想且令人愉悅的性行為模式中，女性會吸收男性的精液，而男性則會吸收女性的三種液體：第一種來自陰唇，第二種來自陰蒂，第三種來自巴氏腺。這最後一種液體被張稱為「第三種水」，也是他理論中的核心內容。張認為，性快感有助於受精卵生命力的增強。他相信，「第三種水」能夠強化受精卵，從而生育出更聰明、更強壯的孩子。為了達到這種效果，雙方必須同時達到性高潮。因此，張建議男性訓練持久力，並在性行為中加入充分的前戲。

他認為，通過這種方式誕生的更強壯的孩子，也會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的整體力量。張表示，他關於性高潮和「第三種水」的概念受到英國優生學家瑪麗·斯托普斯《婚姻之愛》一書的影響。該書主張，高潮後的「交合擁抱」能夠使雙方吸收彼此的性液。

張將性描述為一種遊戲，同時也是一種工作。與同時代許多性學家不同，他並未深入研究性變態或心理性障礙問題，但他反對其所認為的「性不道德」行為，其中包括同性戀和手淫。他認為男女之間的性關係是唯一正當的性行為形式。在《性史》中，他將肛交等非陰道性交描述為「異常、骯髒、毫無意義且不人道」。他認為，對於他所定義的異常性行為——例如同性性行為或人與動物的性行為——除科學研究背景外，其表現形式天然屬於淫穢與色情內容。他還批評使用催情藥物，並將其比作鴉片，警告說，一旦有人對其產生依賴，就無法在沒有這些藥物的情況下進行性生活。張提倡夫妻分床甚至分房睡覺，以減少性生活頻率。他建議性生活每周只進行一次或兩次。

他還列出了一系列丈夫獲得妻子感情的「控制方法」，包括共同承擔家務、在戶外共進晚餐以及贈送鮮花等。他聲稱，當女性受到充分刺激時，陰道和小陰唇會主動吸住男性生殖器，使「男女器官達到最完美的和諧狀態」，從而產生正負電流。他還相信生殖器能夠「呼吸」，這一觀點遭到了同時代許多批評者的嘲笑。張關於性行為的理論曾被同時代人斥為道教房中術，但其思想實際上與傳統道教性實踐存在區別，因為他強調的是性快感以及身體液體的交換，而非像傳統房中術那樣強調避免射精等精神修煉方式。

#### 「大奶復興」

張競生強烈反對束胸現象，並於1927年6月在《新文化》上發表文章，呼籲發起「大奶復興」運動。

在中國晚清時期，平坦的胸部曾被視為純潔與貞潔的象徵，因此束胸習俗逐漸流行。這一趨勢在民國時期依然持續，女性通常會通過一種被稱為「小背心」的束胸衣來壓平胸部。隨著反纏足運動的成功，20世紀20年代也出現了反束胸運動。張提出，女性的胸部越大，其性慾越強烈。他批評束胸限制了男女雙方的性愉悅，並將其等同於一種慢性自殺，因為他認為這剝奪了生命天然擁有的積極性和快樂。

他還提出一種理論，認為最聰明女性的精神力量集中於乳房之中，因此男性在性生活過程中應刺激伴侶的乳房，以保證女性的滿足感。後來，一篇假借其名義發表的文章讚揚了束胸行為，這使張十分憤怒。他回應稱，自己是中國第一個公開強烈反對束胸的人，支持束胸完全違背了他的性理論。由於長期反對束胸，他在大眾媒體中又獲得了一個新的綽號：「大奶博士」。

## 遺產

截至1970年張競生去世時，他的著作尚未被系統整理成文集。20世紀80年代，他的兒子張超——時任饒平縣官員——開始收集其父親的著作，希望重新傳播其思想與作品。20世紀80年代初，饒平縣政府開始努力出版其著作並恢復其社會形象，強調他是潮州地區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人。1984年，當地檔案部門出版了一本紀念性小冊子，其中收錄了多篇紀念文章和短篇評論。張競生位於饒平的舊居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期間被毀，後於2004年由縣政府重建，並改建為「張競生博士公園」。該園區既作為紀念其生平與思想的場所，也兼具地方性教育中心的功能。2011年，該地點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為紀念張競生誕辰一百周年，饒平縣政府出版了首部文集《張競生選集》。書名由著名潮州學者饒宗頤題寫書法，從某種意義上賦予了張競生思想新的文化合法性。不過，這本文集並未收入《性史》，可能與當時關於淫穢內容的法律限制有關。《性史》的首次完整再版直到2005年才由台北的情色出版機構大辣出版社推出；而中國大陸版本則直到2014年才由世界書局出版。2008年，來自饒平的作家張培忠出版了中文傳記《文妖與先知》。

### 評價與分析

儘管20世紀20年代初期，張競生曾因前兩部著作而在中國知識界短暫受到歡迎，但《性史》的出版幾乎摧毀了他的聲譽，並引來了廣泛的嘲笑與批評。對其最激烈的批評主要來自新文化運動學者，例如《新女性》雜誌編輯、性改革倡導者張西忱等人。他們認為張競生的思想會損害社會對於新型性道德觀念的支持。商務印書館科學編輯周建人也曾與張圍繞「科學」和「色情」的定義展開爭論。

到20世紀30年代，張競生基本已經退出學術界。在回憶錄中，張將自己描述為一個被誤解的知識分子，並認為自己成為社會保守性觀念反撲的犧牲品。支持者對於其思想的評價通常具有類似傾向，將其視為一個「生不逢時」的先知式人物。魯迅在1926年寫給許廣平的信中，以一種不太客氣的方式表達了類似觀點。他認為張競生像是屬於25世紀的人物，其思想過於激進，以至於與其所處時代的知識氛圍完全脫節。1953年，翻譯家兼小說家林語堂曾在文章中正面評價張競生，並將其與美國當代性學家阿爾弗雷德·金賽進行比較。他感嘆道：「當金賽仍在繼續他的偉大研究時，我們的張競生卻只能保持沉默、隱姓埋名。」1962年，台灣文學評論家李敖將張競生列為民國時期「三大文妖」之一（另外兩人為畫家劉海粟和音樂家黎錦暉），但同時表示：「時代潮流最終會證明，所謂的『文妖』，其實終究是先知。」

張競生去世後，人們對其思想和作品的評價並不一致，而討論通常集中於其性學思想。1973年，學者李歐梵在《現代中國作家的浪漫一代》中首次從更廣泛的漢學角度分析張競生。他將張描述為一個擁有「前所未有激進主義」和「對性的生命主義式崇拜」的極端主義者。然而李歐梵也提醒人們，不應將張競生視為「一個精神錯亂頭腦的怪異產物」。他認為，張實際上只是繼承了現代中國思想中的既有傾向——例如梁啓超提出的「新民」概念——並將這些思想推向極端。1998年，性學家潘綏銘為張競生的性學貢獻進行辯護，認為其編纂《性史》的研究方法與同時代其他學者基本一致。學者陳則將其稱為「一位孤獨的叛逆者」，並評價說：「他在自己的軍隊尚未取得勝利之前便已經倒下。」社會學家兼性學家劉達臨則高度評價張競生為「中國真正的性教育先驅」，特別強調其對避孕的倡導以及其將性教育與社會健康聯繫起來的思想。西方學界對張競生的評價也存在差異。荷蘭歷史學家弗蘭克·狄克特在討論中國近代性史時，對張持較為輕視的態度，甚至諷刺地稱其為「性革命家」；而霍華德·西摩·利維——1967年《性史》唯一英文譯本的譯者——則讚揚他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現代性教育論著」。

## 延伸閱讀

- 彭小妍：〈以美為尊——張競生「新女性中心」論與達爾文「性擇」說〉。
- 孫麗瑩：〈1920年代上海的畫家、知識份子與裸體視覺文化――以張競生《裸體研究》為中心〉。
- 大辣的書•性史1926
- 一舸女士：〈我的性經歷〉，摘自《性史》

## 基本資料

- 出生：張江流
- 出生日期：1888年2月20日
- 出生地：清朝廣州饒平縣大榮蒲
- 逝世日期：1970年6月18日
- 逝世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廣州饒平縣
- 學歷：北京大學 巴黎大學 里昂大學
- 論文：J.-J 理論的古董來源。盧梭的教育
- 論文：1919
- 博士導師：查爾斯·沙博
- 代表作：《性史》
- 學派：社會達爾文主義
- 主要領域：美學、性學、優生學
- 地區：中國大陸
- 案件名稱：yes
- 氣缸蓋：Chinese name
- 藏文：張競生
- 國語羅馬字：Jang Jinqsheng
- 漢語拼音：Zhāng Jìngshēng
- 別名：Birth name
- 藏文：張江流
- 硫化物（SO）：張江流
- 漢語拼音：Zhāng Jiāngliú
- 國語羅馬字：Jang Jiangliou
- 別名：Courtesy name
- 別名：公室
- 漢語拼音：Gōngshì
- 國語羅馬字：Gongshyh
- 別名：Nickname
- c4：性博士
- 漢語拼音：Xìng Bóshì
- 國語羅馬字：Shinq Borsh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