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會議

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簡稱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史稱西山會議，於1925年11月23日至1925年12月2日由中國國民黨部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會議要求國民黨一大後聯俄容共過程中，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一律退出國民黨，又解僱時任中央執行委員會最高顧問的蘇聯人鮑羅廷，開除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委員之職，並宣布停止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

參會的鄒魯、林森、居正、戴季陶、吳稚暉、覃振、石青陽、石瑛、沈定一、葉楚傖、王崑崙，監察委員謝持、張繼，候補執行委員茅祖權、傅汝霖等主要政治人物，後來被稱為「西山會議派」，是國民黨內的一個右翼派別。會後，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另立國民黨中央，自稱「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廣東的中央相對抗。國民黨中央通常將其稱為「上海偽代表大會」、「偽中央黨部」、「滬偽」等。而西山會議派的黨部也將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稱為「偽中央」。

## 背景

### 第一次國共合作中的容共爭議

1924年國民黨一大和國共合作建立後，國民黨內部即有人反對。馮自由、鄧澤如等多次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反對容共者又在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孫文則堅決維護合作，批評反對者，並通過宣言與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加強聯俄容共立場。

### 孫文死後國民黨中政會和中執會的矛盾

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仿效蘇聯共產黨的方式進行改組。7月1日，孫文仿照俄共中央政治局，組織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簡稱「中政會」，原有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被削減。按照國民黨黨章，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黨章又賦予總理（即孫文）對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有最後決定權。孫文在世時，全黨願意接受孫在威望下的權力，對中政會、中執會的運作亦無異議。

1925年3月，孫文在北上到北京之後病逝。此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部，由於聯俄容共等關鍵政策的爭議，不同各方的矛盾開始激化，意見分歧不一。加之中央執行委員散處各地，很難有效運作，因此在廣州的中政會成為實際的權力核心。當時經常出席中政會的委員僅有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伍朝樞以及蘇聯顧問鮑羅廷等少數幾人。孫文死後，鮑羅廷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和地位上升。根據張國燾的回憶，鮑「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的指揮」。當時蘇共內部，史達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矛盾日趨尖銳。鮑羅廷則直接受史達林指導，除了對廣州的中共有指導權以外，也通過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顧問的身份，在孫死後的廣州肩負著實際領導責任。多數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很難參與機要決策。鄒魯、林森、鄧澤如等一批老國民黨均心懷不滿。

### 一屆三中全會的矛盾

1925年，先後在北京和廣州召開了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雙方就籌備國民黨二大的會址應該在北京還是廣州爭論不休，而其矛盾的根本也在於對聯俄容共這一政策的分歧。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委中反對國共合作的人士進一步推動在北京召開一屆四中全會，以和支持容共的廣州中央執委以及中央執委內部李大釗等國共雙重黨員對抗。

### 廣州國民政府成立與國民黨的內部矛盾

在孫文北上之後，胡漢民代理廣州革命政府的大元帥一職。孫死後，胡漢民欲成為孫的正式繼承人。當時，中共中央將胡漢民視作「中派」的領袖，中共廣東區委則認為胡漢民是「右派」，汪精衛、廖仲愷、蔣介石是「左派」。鮑羅廷在胡漢民和汪精衛之間有意支持汪。汪精衛也聯絡廖仲愷、蔣介石、許崇智、朱培德等重要軍政領袖達成政治聯盟孤立胡漢民。1925年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正式（廣州革命政府改組），汪精衛在蔣介石、鮑羅廷和中共的支持下被推選為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由原來的代理大元帥變為新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當時國民政府缺少國際承認）。

由於國民政府委員人選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而未提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引起鄒魯、林森、鄧澤如、戴季陶等一批老國民黨不滿。胡漢民也想與這些人結盟，召集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反擊汪、蔣等人。1925年8月，國民黨左派元老廖仲愷遇刺而死。汪精衛利用廖案與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有牽連，趁機排擠胡漢民，令胡去蘇俄「養病」「考察」。鮑羅廷還致電莫斯科，要求共產國際留住胡漢民，不讓胡回國。

汪精衛利用廖案逐胡在國民黨高層引起不滿。在上海的戴季陶、孫科、葉楚傖、劉蘆隱和邵元沖等人均對汪的做法不滿。此後，廣東方面擬派胡漢民、孫科、林森、鄒魯、陳友仁、徐謙為外交委員，北上到北京。廣州方面對謝持、許崇智等亦有排擠傾向。另一方面，鄒魯主持下的廣東大學匯聚了一批反對國共合作的人士，被中共視為「反革命的大本營」。廣東大學畢業生因此被親共國民黨左派和中共控制的各機關拒絕任用。鮑羅廷和汪精衛還將廣東大學原本獨立的財源收歸政府統一辦理，使鄒魯對此深懷不滿，而鮑、汪也有意撤換其廣東大學校長職務。廖仲愷被刺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推林森繼任廖的常務委員職，此前擔任中央常務委員者有汪精衛、廖仲愷、鄒魯、丁惟汾、於樹德五人，實際在廣州負責者僅汪、廖、鄒三人。因此鮑羅廷和汪精衛有意排除林森、鄒魯，避免其在廖死後在廣州做大。林森、鄒魯離開後，林祖涵、譚平山繼任為中央常務委員，廣州國民黨中央進一步控制在親共的國民黨左派手上。

鄒魯在1925年分析國民黨在廣州的政治形勢時說：「自從前年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後，又因國民黨決定聯俄的政策，共產黨人就與蘇俄勾結一氣，借國際以壓迫黨部及政府，更借黨部及政府以壓迫黨員及群眾……最近則黨權不在最高黨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權不在最高政治機關的國民政府，而完全集中於政治委員會，於是俄人鮑羅廷就拿政治委員會顧問的資格，在裡面肆行操縱，『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就是廣州近來的環境。」同年，鄒魯、張繼、謝持、覃振、石瑛、茅祖權、傅汝霖聯名致函汪精衛又說道：「改組以來，機關為共產黨同志把持，凡非共產黨之同志，則欲插足而不能；即間借一二非共產黨同志以為點綴，亦必出種種手段以制之，俾無以自展……吾黨同志若不大徹大悟，謀根本之救濟，速與共產黨同志劃然分開，不使彼輩再行干預吾黨之事，則再過一年，恐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為紅色矣」。鄒魯也認為中共有意將國民黨分為左右派，說「本黨是整個的，何來左中右之名目。左中右之名目，一方面是共產黨之挑撥內部，一方面是共產黨暗露面目……與本黨爭實際力量」。

### 國民黨反共反汪派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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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在孫文在世時對「容共」政策並未公開表示反對。孫死後，林森對汪精衛排擠元老，依靠鮑羅廷不滿。鄒魯趁機拉攏林森。兩人被廣州當局任命為北上外交團成員後，決定在離粵以後先到上海聯絡一批中央執監委員，隨後一同前往北京西山，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以反擊廣州親蘇親共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當時聚集在上海的有謝持、葉楚傖、茅祖權、邵元沖、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孫科、許崇智等人，共同點是對「容共」政策不滿，以及對汪精衛不滿，「共憤汪氏剪伐異己」。這些人自1925年9月下旬動議「討論黨務補救辦法」，經過了兩個月的醞釀，為四中全會做充分的準備。其最初打算在軍事寄希望於蔣介石、譚延闓，黨務和政治則由他們集合一批中央執監委員，通過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以合法手段處置。但當時的蔣介石仍然非常支持汪精衛。會議起初打算在上海舉行，亦曾打算在張家口舉行，以寄希望於馮玉祥的支持，但遭到當時親蘇的馮玉祥拒絕，於是改在北京召開。

### 西山派對馮玉祥的拉攏企圖

西山會議籌備期間，鄒魯、林森、謝持等為聯絡馮玉祥，於11月初赴包頭訪問。共產黨員於樹德則通電指控他們欲在張家口召開中央會議，暗示其與馮結合。鄒魯後來否認曾與馮商議開會地點。而依謝持日記記載，三人抵包頭後曾與馮短暫會面，馮態度含糊，未作實質表態，三人即返回北京，並未談及具體黨務安排，並未獲得支持。而根據蘇聯檔案解密顯示，早在1925年8、9月間，蘇俄已決定大力援助馮玉祥，提供大量軍火與物資，並要求其在政治上配合。同時，共產國際代表與廣州國民黨方面正秘密與馮玉祥召開軍事政治會議，討論合作與軍事部署，會議高度保密。因此馮玉祥對西山派態度冷淡。總體而言，西山派試圖聯絡馮以獲軍事支持未果。

## 會議概況

根據謝持、邵元沖等人的說法，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原擬在廣州召開，因廖仲愷被刺後政局緊張，蔣介石、汪精衛、鮑羅廷等人趁機清洗右派。因此最後會議改在北京西山召開，以示維護黨統與紀念總理之意。籌備過程中，反共陣營內部亦存分歧，如張靜江態度猶疑，謝持、邵元沖等先後北上聯絡中央執監委員，爭取李烈鈞、于右任等支持；于右任立場介於汪精衛與反共派之間，態度並不堅決。與此同時，親共方面通過輿論與組織力量反制，雙方在北京、上海多方活動，矛盾日益尖銳。

1925年11月23日至1925年12月2日，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由中國國民黨部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中國國民黨在國民黨一大之後產生的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共24人，當時，24人中胡漢民因為在廣州失勢，出國訪問蘇聯變相流放，熊克武被蔣介石等以勾結陳炯明為由被捕在獄，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林祖涵是國共雙重黨員，被禁止列席。剩下的18人，列席四中全會的有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陽、石瑛、戴季陶、葉楚傖、鄒魯8位中央執行委員，邵元沖、沈定一2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李烈鈞未列席，但來電贊成。而沒有列席又未贊成會議的為汪精衛、譚延闓、柏文蔚、王法勤、于右任、恩克巴圖、丁惟汾7人。監察委員五人，列席四中全會的有謝持、張繼二人。吳稚暉署名通電召集會議，並於第一次預備會出席且做主席。鄧澤如未到會，但暗中資助。監察委員五人中只有李石曾未參與。候補執行委員有茅祖權、傅汝霖等列席。

該會議在程序上符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總章》，人數也滿足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8位中央執行委員之限。但由於其反對聯俄容共等政策，當時在廣州的汪兆銘、蔣中正等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拒絕承認其合法性。大會通過的議案包括《取消共產黨在本黨黨籍案》、《顧問鮑羅廷解僱案》、《懲戒汪精衛案》、《取消政治委員會案》、《變更聯俄政策案》、《移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案》及《修改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案》。

總體而言，會議表示其立場是繼續堅持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理念，反對段祺瑞執政府等「軍閥」以及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另一方面也指「打倒任何屬性的帝國主義」以針對蘇俄，幷主張在取消容共政策後再與共產黨一起進行革命合作。在其《對時局宣言》中，會議表示：

段政府標榜和平統一之偽意既已畢露，而事實上所呈遞起遞仆紛擾之象，轉甚於段政府未成立之前。凡此皆足以證明，受帝國主義所援助之軍閥，終必歸於消滅，不建設於真正民意之政府，終不足以自存。在此現象之中，本黨仍本本黨最終目的，努力於三民主義之實現……十四年來國家之不寧，國民之食不得飽，衣不得暖，居不得安，間接為帝國主義者之所賜，而直接則受帝國主義卵翼之軍閥所賜。

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指責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並未「努力於本黨主義之宣傳與工作」，稱分共是使國、共兩黨「各為其黨之主義而努力奮鬥」，「免使兩革命團體因內部問題而相消其革命力,蓋以促國民革命之成功」。會議中通過的《告國民書》中也指責共產黨「不但將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放在腦後，反利用中國國民黨的招牌，來宣傳他的共產主義」。

此後西山會議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發表《為取消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告同志書》，抬頭為「真正信仰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同志們」以示排除跨黨分子，又對聯俄問題表示：

在國際上互以平等相待的國家，當然和他攜手，但是所謂攜手並不是賣身投靠式的，是以對等的地位相互協助。如果蘇俄以平等待我，那麼本黨當然遵照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積極與蘇俄聯合；若是蘇俄採用帝國主義的手段，那當然是本黨的敵人……打倒任何屬性的帝國主義！對於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問題，會議的文告通電中認為「雖則孫先生演講的時候，確曾說過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可是這是從目的上都是人民生活問題來說。……孫先生的意思，即是教本黨黨員不必講共產，也不必排斥共產，只要切切實實來做民生主義的功夫，便能夠解決人民生活問題……如有人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來當做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我們應當向他們分析得清清楚楚，以免把民生主義的精意反埋沒了，並且影響到本黨的基礎上。這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信徒當肩起的責任」。

大會也表示反對共產黨所倡階級鬥爭學說，認為「國民革命與階級革命勢不並行」，國民黨要進行的革命是「國民革命，不是階級革命或其他非全民革命」。所以「本黨不容黨員有違背本黨的主張而鼓吹階級革命，更不容共產黨利用本黨的招牌來鼓吹階級革命」，「共產黨在中國主張階級鬥爭，實不合社會之需要」，「更不合於吾黨在理論上之主張與方法上之決定」。

在會議前後，各地國民黨黨部也因為支持與反對容共，擁護和反對西山會議進一步發生分裂。支持西山會議的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在所發表的宣言中稱「自總理逝世，黨內共產派分子，遽變初意，依託他族，蟠踞中央，幹部行動，致失自由。幸中央堅貞不移之同志，秉總理『自己聯合起來』之遺教，承總理上年挾病北上之精神，至總理靈前開成全體會議」。

會議推定居正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長，戴季陶為宣傳部長，葉楚倫為青年部長，茅祖權為婦女部長，沈定一為工人部長，覃振為農人部長，孫科為商人部長，林森為海外部長，石青陽為調查部長。

## 後續

會議之後，由於《移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案》，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分裂為上海與廣州兩個。廣州方面拒絕承認，汪精衛、蔣介石等人紛紛指責西山會議派。但在程序上，未能否認此次中全會的合法性，因此在廣州支持繼續聯俄容共的國民黨決定通過提前召開國民黨二大來與之抗衡。1926年1月，執行聯俄容共政策、包含國共雙重黨員的廣州黨中央在廣州召開其國民黨二大會議，將西山會議的主持者開除黨籍，而西山會議派也在同年召開其國民黨二大。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為「偽中央」「偽二大」，從此國民黨內部產生廣州與上海兩個分裂的中央。

## 參見

- 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 西山會議派
-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西山會議派)
-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 國民黨右派
- 第一次國共合作
- 國共關係

## 基本資料

- 事件名稱：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 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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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北京西山碧雲寺
- 日期：1925年11月23日-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