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機器製造總局

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簡稱江南製造總局、江南製造局、上海機器局、滬局，成立於1865年的上海，是清朝洋務運動中成立的軍事生產機構，為晚清中國最重要的軍工廠，也是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廠之一。為後來江南造船廠的前身。2014年，舊址入選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 成立及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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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機構成立於1865年9月20日的上海，由曾國藩規劃，後由李鴻章經始督辦，並由丁日昌總辦，實際負責。其構成是由兩個不同項目的計畫合流。

曾國藩在1863年與赴美學成歸國的容閎會面，容閎向曾提出在國內創辦機械製造廠，為國內未來工業奠基。曾國藩因此湊出了6萬8千兩白銀，委託容閎去美國購置必要器械。

而江南廠開辦，則是李鴻章的構想，主要經辦者為丁日昌。李鴻章的軍隊在太平天國戰役期間，為了淮軍的裝備補充已經在長江一代建成安慶內軍械所、松江西洋制炮局（韓殿甲經辦）、上海洋砲局等小型軍工廠；在戰役大勢底定的背景下，李鴻章上奏提出在上海設兵工廠與近代造船廠的構想。得到上層允諾後，李鴻章在同治四年（1864）得知上海租界旁虹口的美商旗記鐵廠已有可生產軍械之機械設備與廠區，李與該廠交涉，以6萬兩白銀的代價購入全廠機械，並將原先自辦的軍械廠全數遷入該區。在容閎採購的機械製造設備完成後，李鴻章將這批機械納入江南廠下，1865年9月，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正式成立，總廠辦丁日昌、會辦韓殿甲、襄辦馮俊光，主要專以製造軍備為主，並放棄了原先機械廠的定位。

由於李鴻章開辦該廠的目的是軍工使用，租界管理單位不悅該廠會破壞租界本身的中立性，因此要求遷廠。在1866年李鴻章在上海高昌廟陳家港畔購置土地，並建置第一座泥質船塢（長99公尺），1867年5月將原先在虹口的設備全數遷入，此後江南廠除了製造軍械，也開始製造近代內燃動力船艦。1869年，上海同文館遷入江南製造總局。

光緒十六年（1890），開辦煉鋼廠。同年英國購入了3噸酸性煉鋼平爐設備，理論產能每日可生產3噸鋼鐵，江南製造局的平爐於光緒十七年（1891）11月9日完成第一爐熟鋼（含碳量小於0.0218%），惟需求過低，該年煉製鋼鐵產量不足10噸。光緒二十年（1894），增購一座15噸酸性煉鋼平爐。而後增購1.5噸轉爐、1.5噸與3噸電弧爐。除了煉鋼爐外，另增購軋鋼設備，包括輸出2000噸壓力的水壓機、蒸汽軋鋼機（軋輥直徑914公厘、610公厘、457公厘、350公厘、305公厘等規格），冷軋機5套、卷鐵皮機等。生產品項包括圓鋼、方鋼、扁鋼、角鋼、工字鋼、6-18公厘厚度之鋼版、槍管鋼、砲管鋼等。

由於江南製造總局規模過大，實際開銷入不敷出，尤其是缺少技術基礎的造船部門在李鴻章主要以外購軍艦為優先政策後，船塢長期沒有新造船隻，處於閒置。

光緒三十年（1904年）兩江總督周馥視察江南廠後，提出「局塢分離」構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製造局造船的部門獨立，稱作江南船塢，由海軍部管轄，海軍則聘請英國人毛根為總工程師，重振廠務。

江南製造局

江南製造局也於1911年先改名為上海製造局，後在民國六年（1917）改稱上海兵工廠，民國十八年（1929）6月，上海兵工廠煉鋼廠自兵工廠獨立，改稱上海煉鋼廠，由軍政部兵工署直轄，冶金學博士周志宏擔任廠長。

上海兵工廠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被迫停廠，後在停戰協議內寫入上海非軍事化，因此上海兵工廠繼續停辦。在停辦期間，兵工機械陸續撥交給漢陽兵工廠與金陵兵工廠，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未轉移的器材陸續內遷。日軍佔領上海後，將其場地和殘餘機械併入江南造船所。

江南船塢

江南船塢在改制後，將原先的泥質船塢擴大改建為木質船塢，船塢擴建後長117.3公尺（375英尺）、寬22.9公尺（75英尺）、深7.47公尺（18英尺），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江南船塢改名江南造船所，維持海軍部管轄。

1915年，江南造船所船塢再度擴建，延長船塢為169.5公尺（556英尺），此為中國首個可容納萬噸級船舶的乾塢。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入南京後，江南造船所歸南京國民政府管轄，並更名為海軍江南造船所。

1919年至1921年，建造四艘萬噸級運輸船售與美國，「官府」號、「天國」號、「東方」號和「國泰」。

1931年1月，海軍馬尾船政局飛機製造處併入江南造船所，所有機具與人員自原廠拆遷併入。

民國三十二年（1933年），江南造船所第三座乾塢動工，船塢分兩期工程。第一期工程是開闢出長114.3公尺（375英尺）、寬27.13公尺（89英尺）、深7.92公尺（26英尺）的船塢，工程從民國三十二年至民國三十三年（1934年）10月完工；第二期工程是將乾塢長度擴建300英尺、寬度擴建11英呎，工程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4月結束，第三號船塢的總長205.7公尺（675英呎）、寬30.48公尺（100英尺）、深7.92公尺（26英呎），為當時中國最大的船塢。

1937年8月上海松滬戰役爆發後，江南造船所將一部分機器拆遷至上海租界記憶體放；1938年日軍占領江南造船所，更名朝日工作部上海工廠，委託三菱財閥經營。1945年日軍戰敗後，該廠由國民政府收回，維持海軍江南造船所之名。

1949年國民政府在上海戰役後，爆破江南造船所相關機材，1949年5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江南造船所，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任命張元培、王季芬為造船所正、副軍代表。1953年更名為江南造船廠，1996年改為江南造船有限責任公司，屬於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

## 管理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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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機器製造局是自強運動幾個兵工廠中，規模最大、預算最多的一個，除了開設當年投資約25萬兩的費用之外，其後早期主要經費來自於淮軍的軍費，後來1867年時曾國藩獲得許可從上海海關取得百分之十的關稅作為製造局的經費，1869年又提高到百分之二十，這相當於每年有至少40萬兩以上的經費。

製造局最高領導人是督辦，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人均曾擔任，但晚清大多時期是由李鴻章擔任，督辦以下為行政主管，早期由李鴻章選任馮焌光和沈保靖為行政主管，並由上海道台（1865年時為丁日昌）加以兼督，實際的機械管理方面的工作則多由西方人負責，例如早期的首席工程師霍斯（T．F．Falls）為美國人。

江南製造局底下僱用了大量的中國工人，包括滿人和漢人，在其中操作及學習機器，因其專業技能，當時工人的薪水是一般城市中苦力的4-8倍。這些工人成為中國近代最早形成的一批技術工人。

## 軍工方面的成果

江南機器製造局在同治年間是全東亞最大的兵工廠，對於清朝的軍事力量以及重工業生產都有提昇作用。例如在1867年時，每天平均可以生產十五枝毛瑟槍和各式彈藥，李鴻章認為當時該局生產的槍械彈藥，對於後來捻亂的平定有所助益。除了槍彈之外，該局也在1868年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艘自造的汽船（木製船身）惠吉號。1891年時，為中國首次實現工業化煉鋼。

槍械

- 邊針後膛抬槍：口徑15.9毫米，槍全長2445毫米，全重13.2公斤，鉛子重23克。
- 雷明登邊針槍：由美國Remington廠於1865年推出。1867年至1883年，江南製造局共生產步槍2.5萬餘支、馬槍717支。
- 毛瑟槍：由德國人彼得保爾毛瑟於1866年發明。1883年，江南製造局試造12支。
- 快利步槍：是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第一種連發槍。1890年，兩江總督李鴻章因見江南製造局所造槍枝均是舊式，仿造英國南夏槍亦不適用，乃「飭令專就曼利夏、新毛瑟兩式講求仿造。」同年，江南製造局在購得各國樣槍後，先後仿造了奧地利曼利夏和英國新利洋槍。1891年，又仔細研究曼利夏、新利和南夏三種槍的優缺點，取各槍之長，設計出快利步槍，制出樣槍六支。1892年，送天津軍械局進行試驗，考察結果「與德國新毛瑟相等，其速率、線路更駕於曼利夏之上。」當年正式投入生產。

火炮

- 克虜伯305mm後膛炮，於1893年開始由江南製造局製造，至甲午戰爭爆發時為止共生產12門，北洋艦隊中的「廣字」艦可能裝備了此炮。

但是，整體而言，江南製造局在晚清時的軍備生產品質並不好，例如步槍的水準不高，性能不佳（據說因此連李鴻章率領的淮軍都拒絕使用），且生產成本高於向外國直接購買。造船的情形亦類似，1868年首次生產之後，陸續造了數艘汽船，但所造船的速度不快，整體生產成本及耗燃料都高，結果反而不如直接向外國購買（自造一艘船的錢大約可以向英國買兩艘船）。

製造局軍備生產成本的高漲，可歸因於幾個方面：一、所有的生產原料幾乎都靠進口。二、人員薪水偏高。三、申購物資浮濫。四、人員人數過於浮濫：除了外國顧問日漸增加，中國官員、職員有不少人是利用關係進入，坐領乾薪。以官員而言，1870年代初期只有40人，大約不到十年人數就增加了一倍之多。

## 文化上的影響

江南機器製造局除了機械的製造之外，另附設有廣方言館（即語言學校，原設於1863年，1869年併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以及工藝學堂，用以介紹西方知識，以及培養語言和科技人才，在1868年-1907年之間，譯書達160種，除以軍事科技為主之外，旁及地理、經濟、政治、歷史等方面的書籍，其所翻譯書籍的水準，被認為超過晚清數十年其他翻譯書籍的品質。對於晚清的知識分子吸收西方知識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晚清科學家徐壽於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的翻譯館主持翻譯西方科技書籍的工作，翻譯了《化學鑒原》、《西藝知新》等外國書籍，為元素作命名，為中國的化學教育奠定基礎。

## 參考文獻

### 來源

書籍

- 費正清（John Fairbank）主編，張玉法 主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台北：南天書局，1987年）第十章
- 芮瑪麗（Mary Wright），房德鄰 等 譯：《同治中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ISBN 7-5004-3258-5

## 研究書目

- T.L. Kennedy 著，楊天宏 等 譯：《李鴻章與中國軍事工業近代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