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修

嚴修（1860年4月2日－1929年3月14日），字范孫，號夢扶，別號偍屚生，直隸天津城西文昌宮西四棵樹（今天津市紅橋區芥園街道芥園道頭端）人，近代中國教育家、改革家、政治家，被譽為「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驅」。他主張「教育救國」，是廢除科舉制度、推行新式學制的積極倡導者與實踐者，在中國近代興辦師範教育、女子教育及社會教育領域均有開創性貢獻。他循序漸進辦教育，對外國教育進行了廣泛考察，形成了取法西方、立足本土辦教育的理念。

1882年鄉試中舉，次年中進士，後入翰林院任職。1894年出任貴州學政，任內提倡經世致用。1897年，嚴修上奏朝廷請設「經濟特科」，試圖改革科舉選才制度，被梁啓超譽為「新政最初之起點」。1902年及1904年，他兩次赴日本考察教育，思想深受影響。清末新政期間，嚴修官至學部左侍郎，深度參與了清末教育體制的改革。

1904年，嚴修與張伯苓在嚴氏家館的基礎上創辦私立南開中學，此後又陸續主持創辦了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及南開小學，構建了完善的南開系列學校，因其對南開事業的奠基性貢獻，被尊稱為「南開校父」。此外，嚴修在藝術領域亦有一定造詣，曾發起成立城南詩社，在書法上與華世奎、孟廣慧、趙元禮並稱為「天津書法四大家」。

## 生平

### 早年生涯

嚴修出身天津鹽商世家嚴氏，其家族先世自浙江慈谿遷居天津。清咸豐十年（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攻陷天津，嚴家一度離津，遷往三河縣嚴家鹽店所在地暫避。同年三月十二日（1860年4月2日），嚴修出生於三河縣，初名嚴慎修，後改名嚴修。同治元年（1862年）嚴修3歲，隨家人返回天津家中。

嚴修父親嚴克寬早年為維持家計而放棄科舉並經商，因而將仕進期望寄託於他兩個兒子嚴振與嚴修身上。嚴修自幼接受傳統經學教育，6歲入私塾，師從廩貢生查凌漢（字帖青），起初因為年紀較小，查凌漢認為不必太早開始讀經，遂讓他用《龍文鞭影》作啟蒙讀物，期間嚴修兄長嚴振常代老師教授嚴修，因此在嚴修後來鄉試和會試硃卷所列個人履歷中，嚴振也被他列為「業師」。9歲開始習作試律詩，14歲參加院試，考入府學，15歲應歲試，列一等第七。1876年至1881年間，師從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舉人張紳，系統研讀《詩經》、《尚書》、《禮記》、《左傳》、《朱子匯參》等典籍，並在輔仁書院、問津書院參加課試，成績多居前列。1877年，嚴修結識通曉西學的學者陳奉周，從其學習天文、算學，在備考科舉的同時開始接觸西學。

1878年，18歲的嚴修再次參加院試，補為廩膳生。此後閱讀範圍不斷擴大，至1881年已通讀《國語》、《法言》、《文選》、《絳史》、《經義述聞》等典籍，並經常溫習《易》、《詩》等經書。1882年，嚴修赴順天鄉試，中舉人，其經義卷獲正考官徐桐賞識。回津後，受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接見。

光緒九年（1883年）癸未科進士，殿試列二甲第十一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二年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

### 仕途與改革萌芽（1894—1898）

光緒二十年（1894年）八月三十一日，時年三十五歲的翰林院編修嚴修奉光緒帝上諭：「今特命爾前往貴州提督各府州縣學政……貴州人文所萃，尤宜加意銳新，多方鼓舞，以稱朝廷培植人才至意。」同年十月十四日，嚴修離京赴任貴州學政。

在任貴州學政期間，嚴修多方籌資辦學，倡導教育革新。到任後，他發布《觀風告示》，以「辨志」「明師」「評文」「匡時」四題策論課試生員，又發布《勸學示諭》，強調學問以實用為本，要求士子以學證明己身。任內他在省級科考中加入回應時事的策論試題，捐贈藏書以紓解當地書籍匱乏，廢除教育舊規，並要求士子學習算學、閱讀《時務報》，被貴州士人視為引進西學、開創新風氣的人物。離任後當地為其立「嚴學使范孫去思碑」，稱其「經師而兼人師也」。

1897年10月，嚴修上奏《奏為時政維新破格迅設專科敬陳管見事》，請求改革科舉制度，在常科之外不定期舉辦「經濟特科」，以選拔通曉時務與世界情勢的實學人才。奏摺進京後，光緒帝令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妥議具奏，但因守舊大臣阻撓，遲遲未能施行。經禮部侍郎徐致靖、御史宋伯魯等上書催請，光緒帝於1898年7月13日下詔催辦，總理衙門與禮部方擬定章程公布施行。然而僅兩月有餘，戊戌政變發生。同年10月9日，慈禧太后發布懿旨：「嗣後鄉試、會試及歲考、科考等，悉照舊制，仍以《四書》文、試帖、經文、策問等項分別考試。經濟特科，易滋流弊，並著即行停罷。」

嚴修因奏請開設經濟特科觸怒守舊派官僚，其鄉試座師、體仁閣大學士徐桐甚至張榜家門，宣布與他斷絕師生關係。1898年任滿返京後，他被革去翰林院一切差使，僅留編修虛銜。這次改革嘗試雖告失敗，但其「實學取士」的思路，為此後清末停廢科舉、興辦學堂的體制變革提供了先例。

### 辭官從教啟蒙（1898—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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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失敗後，嚴修仍堅信中國必須變法維新，遂辭官返回天津，棄政從教，嘗試興辦新式教育。1898年6月17日至21日，嚴修赴操練新軍的小站鎮拜訪同科好友徐世昌，觀摩新軍訓練。經徐世昌引薦，他結識了袁世凱及段祺瑞、薑桂題、言敦源等小站班底成員，日後與袁世凱合作推動近代教育改革。嚴氏家館始設於1887年，先後延聘陳璋、陶喆甡、趙元禮等士人任教，嚴修在貴州學政任上曾囑塾師為子弟增授算學，並去信要求酌減漢文課程、增學英文。1898年11月28日，因原英文教師離任，經親友轉薦，嚴修聘請北洋水師學堂畢業的張伯苓接任家館（時稱「嚴館」）英文教席。一名翰林延請軍校畢業生為塾師，在當時絕無僅有。嚴修很快發現張伯苓兼通算學，遂請其增授此科，又由其主持體操訓練。張伯苓仿照水師學堂式樣定製啞鈴、棍棒供學生練習，並教授跳高、跳遠、騎自行車、足球等運動，這在當時的塾館教育中實屬罕見。

1900年7月14日，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後，不久組建臨時軍政府。戰亂之際，嚴宅收留三十餘姓、三百數十人避難，賴張伯苓以英文與聯軍交涉，宅中眾人得以保全。此番變故對嚴修此後的人生選擇與教育理念影響深遠。他常與林墨青、王春瀛及張伯苓等人討論國事，逐漸形成通過教育實現國家振興的信念。

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使嚴修深感憂患。他先遣長子嚴智崇、次子嚴智怡隨日本人大野赴日短期學習日語，並與張伯苓商議創辦蒙養小學堂，次年擴建後改名為天津民立第一小學堂，該校被視為天津第一所新式小學堂。

1902年秋，嚴修自費東渡日本考察學務，嚴智崇、嚴智怡同行並留學日本。此次考察為期三個月，足跡遍及長崎、神戶、大阪與東京。除幼稚園、小學、女校、師範學校、帝國大學及音樂、美術、工業、盲啞等各級各類學校外，他還參觀了裁判所、監獄、警視廳等政府機關及銀行、報社、工廠等民間機構，並與近衛篤麿、大隈重信、伊澤修二等日本各界人士廣泛交流。期間日本外務省專門發布接待令，其視察待遇與官派赴日的吳汝綸相若。

歸國後，嚴修接連興辦第二民立小學堂，又受地方委託續辦三所官立小學堂，並參照日本工業、實業學校的經驗設立工藝學堂。他還聯合天津士紳組織學習日文的社團東寄學社，並組織社員翻譯日本文部省新頒的《小學校令》、《中學校令》等學制文件，輯為《日本新學制》，於1903年出版。為培養新式學堂師資，1903年2月，由張伯苓、王寅皆、林墨青倡議，嚴修組織成立普通學社，每周六晚在民立第一小學堂為各學堂教師補習數學、理化、史地等近代科目，聽眾常達五十人以上。同年秋，他受天津知府凌福彭委託參與制定章程，促成師範補習所成立，該所被稱為「北直造就師資之發端」。此外，他還組織了供官立、民立學堂及私塾教師研討教學的教育研究所。1903年，他又資助數名士人赴日本東京弘文書院作短期師範留學。

### 推廣新式教育（1903—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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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修在天津興辦新式教育取得顯著成效，引起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重視。1903年，袁世凱推行北洋新政期間，在嚴修自日本考察歸國後親自登門延請其主持直隸教育事務，並奏請清廷予以獎勵，朝廷遂賞給嚴修五品卿銜。嚴修起初以專心辦學為由婉辭，後應邀出任直隸學校司督辦，時隔五年重新擔任教育行政職務，全面主持直隸新式教育的規劃與推行。任內，嚴修推動各府縣設立學堂與師範學校，並參與創辦天津模範小學、天河師範學堂、北洋師範學堂、直隸女子師範學堂及直隸高等法政學堂等新式學校。

1904年，嚴修與張伯苓再赴日本考察教育。此次以直隸學校司督辦身份前往，為期三個月，日本駐華公使專門致函外務省要求沿途給予協助。考察集中於東京，嚴修先後十二次到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觀摩國語、算術、習字、體操等各科教學，十次赴文部省聽講日本教育行政與學校制度，兼訪幼稚園與工業學校，並物色適合延聘至直隸的日籍教習。8月返國途中，他提出「於津城辦民立中學一處，以作中學之模範」。因嚴修須赴省城保定就任，臨行前夜，他與張伯苓商定由張伯苓主持籌建並出任學堂監督，校舍設於嚴宅後院。同年10月17日，他創辦「私立中學堂」。年底，在其建議下，張伯苓將學堂更名為「私立敬業中學堂」，取「肅敬受業」之義。此後又改稱「私立第一中學堂」，1907年更名為「南開中學堂」，1912年改為「南開中學校」。

在直隸學校司督辦任內，嚴修還先後派官紳五十人赴日學習法政、七人學習印刷製版技術。為強化地方教育行政，他仿照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制度，在各州縣創設「勸學所」，以地方官為監督，設總董與勸學員分學區管理學堂設置、經費籌措及學齡兒童就學等事務。至1908年，直隸省設立勸學所約一百三十處，全省初等小學堂由此迅速增至八千餘所。他還曾於1905年秋與盧靖等面見袁世凱，力陳「科舉之弊，非罷廢不足以言新學」，唯有停罷科舉方能使讀書人安心入學，促成袁世凱會商張之洞聯銜奏請停廢科舉，同年清廷下詔停止鄉試、會試。

1905年科舉廢止後，清廷設立學部，嚴修以三品京堂候補署理學部右侍郎，翌年轉任左侍郎。同年，他主持將天津城西如意庵的私立中法學堂改組為如意庵官立中學堂。學部初創三年間，另一名侍郎或早歿、或身兼他職、或常年在海外考察，嚴修實際獨任侍郎之職，主導了學部多數章程與政策的制定。他起草了1906年頒布的《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項要旨，這是清朝首次明文頒行全國的教育宗旨。他參與制定了仿照日本文部省的學部官制。學部通行全國的《勸學所章程》即以其在直隸所訂章程為藍本，《清史稿》稱「即嚴修呈訂原章也」。1907年頒布的《奏定女學堂章程》為清朝第一個全國性女子教育章程，同其嚴氏女塾的辦學實踐一脈相承。他還注重教育官員的實務與見聞，規定新任提學使凡無海外考察經歷者，須先赴日本考察後再行赴任。1908年，南開中學堂首屆學生畢業，身在學部的嚴修從北京發來訓詞，勉勵學生「勿志為達官貴人，而志為愛國志士」，此語後被視為南開愛國傳統的思想源頭之一。

1909年，袁世凱被罷黜返籍，嚴修處境亦受牽連，遂萌退意。1910年（宣統二年），他以病辭去學部職務，返津繼續興辦教育。

### 海外考察與創辦大學（191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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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嚴修留居天津，未再出仕。中華民國成立後，他拒絕以清朝遺老自居，率先剪去髮辮，將精力轉向教育與地方公益事務。1913年7月，嚴修率袁世凱三子赴歐考察，並安排他們在英國學習。1914年2月，他在英國接到電召，被授任教育總長，婉辭不就。1915年5月，嚴修赴江蘇南通考察張謇興辦的教育、實業及慈善事業，用時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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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南開學校嘗試設立專門部與高等師範班，一年即告失敗。嚴修派張伯苓先期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大學經營之道。1918年10月，嚴修與張伯苓赴美考察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舊金山大學等私立大學，途經日本時，由正在留學的周恩來陪同參觀遊歷。1918年底回國後，兩人為創辦大學奔走籌款：先赴北京面見教育總長傅增湘及多位知名學者，又向梁士詒、曹汝霖、周自齊、范源濂等人募集資金，並親自或派人前往多處爭取各地軍閥支持。兩人曾拜會多次向南開捐款的天津籍江蘇督軍李純，懇請幫助籌款。1920年10月，李純臨終立下遺囑，將約四分之一家產（約合50萬銀元）捐給南開大學作為永久基金。1919年9月25日，南開學校增設大學部。

1920年，周恩來因參與學生運動被捕，出獄後失學。嚴修出資7000元設立「嚴范孫獎學金」，經南開學校校董會決定，資助周恩來及教員李琴湘之子李福景赴歐勤工儉學。周恩來此前赴日留學以及此後留法勤工儉學期間，均得到嚴修的資助，嚴修甚至在自己的帳戶下為其開設專戶，按期匯寄款項。

### 教育擴展與文化建設（1921—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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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嚴修發起成立城南詩社，主持期間常邀社員至八里台南開大學及青龍潭（今天津水上公園內）聚會，講授並觀摩詩文創作。同年，他委託林墨青著手籌辦社會教育性質的博物館。1925年1月5日，天津社會教育廣智館正式開放，嚴修被推選為董事長。該館以「廣開民智」為宗旨，是天津第一座由國人自辦的私立綜合性博物館，後成為天津博物館的源頭之一。

1923年5月，南開大學部遷至八里台新址。同年9月，增設女中部（前身為嚴氏女塾，後更名為嚴氏女學、嚴氏女中，1923年改為南開女子中學）。同年3月，鑑於天津文廟戰亂後無人看管、屢遭破壞，嚴修聯合天津士紳召開文廟整理大會，捐資並籌措常年經費，主持修繕事宜。1926年，文廟重修竣工。1927年4月，他又與華世奎出面交涉，阻止軍隊在文廟內修建兵房。

1924年10月，嚴修將《二十四史》、《九通》等中文圖書約一萬卷捐贈南開大學圖書館。此前大學部初創時，他已捐助漢文書籍數百冊及2000美金購書專款。1920年代中期黃河水災期間，他以鬻字助賑，約一年間書寫對聯三千餘幅，所得潤筆九千餘元悉數捐作賑款。

1927年，嚴修倡議成立崇化學會，以提倡國學教育，並將部分藏書捐予學會供學員研習國學。1928年，南開學校再度擴展，增設小學部。

### 逝世

1928年12月底，嚴修應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之邀，帶病出席天津至楊村公路竣工典禮，受寒後回家即臥病在床。1929年3月2日，病情略有好轉，他邀集好友華世奎、趙元禮、林墨青、陳寶泉等相聚，並作詩自挽：「小時無意逢詹尹，斷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難便老，誰知白髮急催人。幾番失馬翻僥倖，廿載懸車得隱淪。從此長辭復何恨？九泉相待幾交親。」

同年3月14日23時，嚴修病逝，享年69歲。《大公報》隨即發表社評《悼嚴范孫先生》，稱其逝世「誠為學界之大不幸」，「就過去人物言之，嚴氏之持身處世，殆不愧為舊世紀一代完人」。

此後，南開大學與南開中學先後舉行追悼會。張伯苓致悼詞稱：「嚴先生道德學問，萬流共仰！個人追隨頗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開之有今日，嚴先生之力尤多。嚴公逝世，在個人失同志，在學校失一導師，應尊嚴先生為校父。」

## 教育思想與實踐

### 革新傳統教育

嚴修出任貴州學政三年間，積極推動傳統教育改革，倡導「敦品勵學，講求實用」的學風，主張在科舉取士中增加經世致用之學，增強取士的實用性。戊戌變法期間，嚴修上奏《奏為時政維新破格迅設專科敬陳管見事》，建議改革科舉制度，設立經濟特科，選拔通曉時務、具有實際才能的人才。奏摺呈遞後，光緒帝命總理衙門會同禮部議辦，但因守舊官員阻撓而久未實施。經徐致靖、宋伯魯等再次奏請，光緒帝下詔催辦，經濟特科章程始得公布施行。然而，兩個月後戊戌政變發生，改革旋即中止，慈禧太后下令恢復舊制，並廢止經濟特科。

由於積極倡導科舉改革，嚴修遭到以徐桐為代表的守舊派官員反對。1898年貴州學政任滿返京後，被革去翰林院一切差使，僅保留編修虛銜。儘管經濟特科最終廢止，嚴修倡議改革科舉、設立經濟特科，被視為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實踐。梁啓超稱其為「新政最初之起點」。

### 倡導新教育、新學校

嚴修的辦學實踐兼跨官、私兩個系統。任直隸學校司督辦期間，他主管直隸全省教育，推動各府縣普設學堂，並著重建立師範、法政等培養新式人才的官立學校。辭官之後，則以私人之力構建南開系列學校，並在晚年參與創辦崇化學會，形成了官學奠基、私學深耕的完整軌跡。其中他在直隸首創的勸學所制度，後經學部頒行全國，成為清末地方教育行政的通行體制。

嚴氏家館是其私學實踐的起點。家館雖沿用家塾形式，但自1898年張伯苓入館任教後，課程轉以英文、算學、理化等西學科目為主，兼重體育訓練，完成了由傳統私塾向新式學堂的過渡。1904年在家館基礎上創辦的私立中學堂（後為南開中學），被嚴修定位為天津「中學之模範」，在中等教育領域迅速確立了新式私立學校的聲譽。伊澤修二參觀後曾評價該校建築、設備、師資俱完善，即使在日本亦不多見。在辦學宗旨上，嚴修提出「尚公」「尚能」，即教育須為國為公、注重實際能力。張伯苓多次在演講中闡發這一宗旨，並在南開各校的教育實踐中貫徹。1923年增設的南開女中將女子中等教育正式納入南開體系，1928年設立的小學部則使南開形成自小學、中學、女中至大學相互銜接的完整學制鏈條。

在課程革新方面，嚴修赴日考察期間曾與日本音樂教育家伊澤修二交流，考察日本學校音樂教育制度。回國後，他在所辦各校尤其是女子學校中引入音樂課程，使其成為新式學校課程體系的組成部分。

### 提倡女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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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修素以倡導男女平等著稱。1902年赴日考察期間，他專門調研日本女子教育的辦學現狀，先後訪問女子教育家大野鈴子及教育家伊澤修二，並實地考察華族女學校、愛珠幼稚園、常盤小學校附屬幼稚園等學府。

同年冬歸國後，嚴修即於自宅創辦「嚴氏女塾」，初以招收家族及親友之女為主，是天津最早的女子學堂之一。女塾師資由其子與日本教師共同構成：次子嚴智怡任主任兼國文教師，三子嚴智鍾授英文，張伯苓教授算術及英文。另聘日本教員教授日文、唱歌、手工與織布，嚴修本人亦時常親授作文，並編寫通俗的《教女歌》教導學生禮儀與生活規範。所用教材教具，多為其自日本購置攜回。入民國後，女塾陸續增設高小班與中學班。

1904年，嚴修任直隸學務主管期間倡議創辦北洋女子公學，後發展為北洋女師範學堂，成為天津美術學院與河北師範大學的重要源頭。1905年，他又在天津設立保姆講習所，延聘初次赴日時結識的大野鈴子講授幼兒教育課程，並附設蒙養院作為實習場所，是天津最早培養幼兒師資的機構，其設備與教學方法多仿效日本。任職學部期間，他推動頒布1907年《奏定女學堂章程》，為清朝第一個全國性規定女子教育的章程，其科目設置與教學理念同嚴氏女塾的實踐甚為相近。1923年，他又協助張伯苓在南開學校體系內創辦南開女子中學，該校後發展為天津市第二南開學校。自嚴氏女塾、北洋女師至南開女中，女子教育在其教育體系中自成系統。

### 創辦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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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修與張伯苓認為，中等教育僅是國民教育的基礎，唯有創辦大學，方能培養國家建設所需人才，並與歐美高等教育接軌。因此，晚年嚴修將主要精力投入大學創辦事業。

1917年，在專門部和高等師範班的辦學嘗試未獲成功後，嚴修派張伯苓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考察大學教育及辦學制度。同年，嚴修亦赴美國，先後考察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舊金山大學等高校，研究私立大學的辦學模式。1918年底回國後，嚴修與張伯苓正式籌辦南開大學，一方面拜會教育界人士，商討大學設立事宜，另一方面廣泛聯絡政界人士及地方實力人物籌措辦學經費。

創辦過程中，嚴修與張伯苓曾多次向社會各界募捐。其中，天津籍江蘇督軍李純生前曾多次資助南開教育事業，並於1920年逝世前立下遺囑，將約四分之一家產、折合約50萬銀元捐贈南開大學，作為永久基金，為學校創辦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支持。

### 弘揚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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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嚴修應徐世昌函托，與華世奎、趙元禮等學者商議籌建天津修志局，由高凌雯和王守恂擔任總纂，嚴修負責鑑定工作。在他的推動下，《天津縣新志》和《天津政俗沿革記》得以編纂出版，為研究天津歷史與地方行政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嚴修同時關注文化遺產保護，曾發起文廟敬事會，主持修繕天津文廟，並呼籲社會重視文物古蹟的保護。他曾嘗試重修水西莊而未能如願，多次以詩文表達對文化遺產流失的惋惜。

1927年，嚴修認為國學日漸衰微，為繼承和研究中國歷代學術及經史古文，倡議成立教授國學的學術團體。該倡議在天津士紳中引發共鳴。學會名稱取意於《漢書·武帝紀》元朔五年漢詔「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才」，定名為「崇化學會」。1927年8月2日，直隸省政府教育廳准予備案，天津崇化學會正式成立，嚴修被公推為首席董事，禮聘學者章鈺為主講。同年10月25日，學會設立講習所，招收學員23人，以嚴修位於西北角的家宅作為講堂舉行開學儀式。

### 倡導移風易俗

嚴修積極倡導社會轉型與移風易俗，提倡現代文明的生活理念，熱衷於地方公益事業。嚴修反對女子纏足等歧視女性的傳統習俗。1910年清廷資政院會議期間，他通過天津代表胡玉孫遞交《不纏足說帖》，希望清政府頒布法令禁止女子纏足。他還與天津教育家林墨青合作籌組「放足會」，並親自作《放足歌》，在嚴氏女塾及女學內傳唱。

中華民國成立後，嚴修拒絕以清朝遺老自居，率先剪掉辮子，廢除跪拜禮，避而不見退位後寓居天津的溥儀。他反對嫖娼、征妓、納妾、賭博及大操大辦婚喪嫁娶等陋俗，對有賭博癖好的梁啓超、林墨青等名士時常規諫。每逢壽日則外出避壽，家中婚喪一律從簡。

## 文學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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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

嚴修逝世後，其後人將包括詩文集、日記、雜記、函札在內的大批手稿捐贈給天津圖書館，為學術界提供了核心的研究資料。1959年，周恩來在視察南開大學時曾提出，應組織力量整理《嚴修日記》並深入開展其教育思想研究。1990年，嚴修自訂、高凌雯增補、後人增編的《嚴修年譜》出版。2025年，《嚴修日記（1898—1910）》整理出版，所記十餘年既是嚴修個人從38歲到50歲的經歷，也覆蓋了自戊戌變法至晚清新政的歷史時期。此外，已有《嚴修東遊日記》、《嚴范孫先生古近體詩存稿》、《蟫香館手札》等著作輯錄出版。

### 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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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修終生研習書法，自幼習字，終身臨池不輟，在推動教育改革、興辦新學及出國考察期間仍堅持書寫。其書法以楷書、行書成就最著，兼擅篆、隸、草等諸體，作品形式包括日記、信札、對聯、條幅、冊頁及題簽等。早年取法漢碑、唐楷，晚年融匯宋代書法筆意，逐漸形成兼具古樸、端莊與文人氣息的個人風格，尤受蘇軾行書影響。其代表作品包括《嚴修日記》、書信、楹聯及《六十自述》等。嚴修與華世奎、孟廣慧、趙元禮並稱「天津近代四大書法家」，其書法亦注重實用性，主張將書法教育與國文教育相結合，對清末民初書法教育及天津地區書法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

### 詩歌

嚴修的詩歌創作高峰出現在晚年，主持城南詩社時期的作品與域外紀游詩最具特色。1921年，他有感於詩文唱和之風興盛，在天津發起成立城南詩社，講授並觀摩舊體詩文創作。章鈺、徐世光、華世奎、趙元禮、王守恂、高凌雯、孟廣慧等天津名流先後加入，至嚴修逝世時，有據可考的社員已近百人，是天津近代規模最大的文人群體。作為曾經的清廷官員，嚴修在辛亥革命以後的詩作多表達對國家前途和民生的憂慮，而較少同其他清朝遺老一樣抒發遺民之思。其歐美紀游詩則多記述歐美國家的進步文明，反思中國的落後，在傳統知識分子中較為少見。

趙元禮曾評價嚴修的詩「天懷淡定，純任自然，讀之如對古德，如聆古樂，使人矜平躁釋，蓋非尋常雕章琢句者之可幾也」。王守恂、曹聚仁對其詩作亦給予較高評價。

## 研究與紀念

### 各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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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和早期南開校友對嚴修十分崇敬，將其尊為校父。張伯苓稱，嚴修「指給我人之方向，即是教育須為國為公」「南開之精神，即是嚴先生的精神」。

梁啓超將嚴修1897年奏開經濟特科之舉稱為「新政最初之起點」。蔡元培評價嚴修「於舊道德素稱高貴」。周恩來則評價「嚴先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好人」，「一生為人好像一杯清水，清而有味，純潔無染，把一生獻給了教育事業，足為後世學習的楷模」。1948年，胡適在《另一個中國》中撰文稱：「嚴修是中國舊道德傳統和學識淵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學者、藏書家、詩人、哲學家、最具公德心的愛國志士。他對教育的信念、對於新時代新學識的虛心接受和他在天津地方、直隸全省的道德名望，給年輕的張伯苓在創立遠大的教育事業上有莫大的助力。」

### 研究

學界對嚴修的研究已有約百年曆程。1919年，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陳寶泉撰寫《嚴先生弟子記》，此後四十年間的成果以早期傳記及紀念性、評論性文章為主，為後世保存了史料，但尚未出現學理性的研究論文。

1959年，周恩來視察南開大學時提出應組織力量整理《嚴修日記》，研究其教育思想。針對當時將嚴修批判為「帶有封建性的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老牌的改良主義者」的聲音，他囑託支持嚴仁曾編撰《嚴修年譜》，反對簡單化、教條化的評判。20世紀五六十年代，周恩來與鄧穎超赴天津期間曾看望嚴氏後人，並將嚴仁曾安排至天津文史館從事整理與研究工作。自此至1980年代末，陸續有運用唯物史觀梳理嚴修近代教育貢獻的研究問世。

1990年，南開大學教授申泮文向全國政協提交「給愛國教育家嚴修正名」的提案，獲國家教委答覆，認可嚴修對中國近代教育發展的貢獻。同年適逢嚴修誕辰130周年，南開大學舉辦嚴修教育思想討論會，此後每十年舉行一次紀念大會與學術研討會，《嚴修年譜》亦於同年正式出版。此後研究成果數量明顯增加，涵蓋專著、文獻整理、期刊論文及學位論文，研究者從南開、天津擴展至全國乃至海外，研究視角與方法趨於多元。2004年，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李冬君出版《中國私學百年祭——嚴修新私學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將嚴修的辦學實踐定性為中國教育由傳統官學、私學體系轉向現代國立教育體制過程中的「新私學」傳統，獲來新夏等學者肯定。

2019年，天津市嚴修研究會成立。2022年出版的《嚴修紀念文集》收錄跨越百年的四十篇代表性文章，對嚴修研究的學術史作了系統梳理。

### 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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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修逝世後，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校園內均建有以其字「范孫」命名的「范孫樓」。2019年，嚴修逝世90周年、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及南開中學建校115周年之際，肇始於嚴修次子嚴智怡創辦的天津博物館策劃了常設展覽《智啟津沽：嚴修與天津近代文化教育展》。2022年4月，嚴修誕辰162周年之際，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與天津市嚴修研究會、天津市張伯苓研究會共同編輯出版了《嚴修紀念文集》。

## 家庭

### 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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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氏先祖居於浙江鄞縣，明代中葉遷居浙江慈谿東鄉莊橋（今屬浙江省寧波市江北區莊橋街道）。清順治年間，七世祖嚴應翹因經營鹽業遷居天津，遂入籍天津，定居於天津城西北文昌宮西側，宅地毗鄰四棵樹、窩瓜園。此後嚴宅歷經數次擴建，被當地人稱為「西頭嚴家」。1883年嚴修考中進士、入翰林後，嚴家所在地改稱嚴翰林胡同。1995年，嚴家故宅因修建道路連同嚴翰林胡同一併拆除，故址在今天津市紅橋區芥園街道芥園道8號（現為國家稅務總局天津市紅橋區稅務局所在地）及附近一帶。

入籍天津後，嚴氏家業至第六世方漸興盛。道光年間，第六世嚴家瑞（嚴修的生祖父）隨商人在直隸一帶販鹽，以待人公義漸露頭角，聞名於安平、祁州、博野、肅寧等地。咸豐二年（1852年），他與時年23歲的兒子嚴克寬自立門戶，行商販鹽於順天三河。經父子兩代經營，家族鹽業擴張至華北一帶，嚴氏遂成為天津知名的鹽商世家。

自遷津以來，天津嚴氏與原籍慈谿嚴氏隔絕聯繫逾百年。至光緒初年，慈谿嚴氏的嚴信厚來天津出任長蘆鹽務督銷，與時任長蘆總商的嚴克寬相遇，兩支方恢復往來。此後天津嚴氏多次赴慈谿祭祖，嚴修本人曾兩度前往。

嚴修是天津嚴氏第八世。第五世嚴汝漢生有二子，長子嚴道尊，字師範，次子嚴家瑞，譜名道亨，字宇香（1805年9月25日—1872年12月11日）。因嚴道尊無子，嚴家瑞獨子嚴克寬被過繼於嚴道尊名下。嚴克寬亦生二子，兄弟二人遂分承兩房：長子嚴振（1853年—1898年8月16日）承嗣生祖父嚴家瑞，取字「香孫」，「香」字即來自嚴家瑞之字「宇香」。次子嚴修承嗣繼祖父嚴道尊，取字「范孫」，「範」字即來自嚴道尊之字「師範」，這也是「嚴范孫」一名的由來。

### 子女

嚴修子女多受新式教育，女兒、兒媳曾入讀嚴氏女塾，諸子多有留學經歷，後分別投身外交、博物館、醫學、美術等領域。孫輩之中亦不乏學者與專家，後代多從事教育及學術工作，嚴氏因此成為近代天津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世家。

長子嚴智崇為外交官、教育人士，早年曾隨父安排赴日學習，1918年在日本去世。次子嚴智怡是中國近代博物館事業的創建人之一，曾任直隸商品陳列館館長，1916年籌組天津博物院，此後歷任天津博物院院長、天津廣智館董事長、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長等職。五子嚴智鍾為醫學教育家，曾任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七子嚴智開為美術教育家，歷任國立北京美術學校主任教授、教務長及北平藝專校長，1930年創辦天津市立美術館並任館長，該館為中國最早的公立美術館。長女嚴智蠲曾任天津私立蒙養園園長，與嚴修學生卞俶成結婚。

孫輩之中，嚴智崇之子嚴仁蔭為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嚴仁蔭長子嚴文凱曾任環境保護部環境影響評價司司長，次子嚴文典任職於清華大學。嚴智開之女嚴仁英為中國婦產科及婦女保健學專家，曾任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院長。

## 基本資料

- 圖像說明：嚴修像
- 本名：嚴慎修
- 字：范孫
- 號：夢扶、偍屚生
- 出生日期：1860年4月2日
- 出生地：清順天府三河縣
- 死亡日期：1929年3月14日
- 死亡地：中華民國天津市
- 墓地：南開大學中心花園
- 紀念建築：范孫樓、嚴修雕像等
- 居住地：天津
- 籍貫：天津
- 職業：教育家
- 機構：南開學校
- 研究領域：教育
- 知名於：建立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中學
- 子女：嚴智崇、嚴智怡、嚴智鍾、嚴智開等
-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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