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

卞之琳（1910年12月8日－2000年12月2日），原籍江蘇溧水，生於海門，中國現代詩人與翻譯家，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系，在學期間開始創作與翻譯詩歌，抗日戰爭期間先在四川大學任教，因訪問延安和太行山而被開除，轉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7年到英國牛津大學訪學，國共內戰結束前夕返回中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獲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時受批鬥並下放五七幹校，文革後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指導研究生，整理著譯，出版詩集《雕蟲紀曆》等。

卞之琳新詩文字精煉，含蓄，富哲理，著重格律，多半形式整齊，採用西方詩歌的體裁與手法。他譯介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及象徵主義文學，中年後因政治環境創作受阻，轉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成為莎學專家。

## 家族與家庭

卞氏世居江蘇溧水，卞之琳祖父卞天旦是學徒出身，太平天國後期因避戰亂，到了海門定居，開設染坊，生意興旺，積聚家財，捐了個監生，並刻意栽培獨子卞嘉祐讀書入仕。卞嘉祐回溧水原籍考科舉落第，一度在家教授私塾，在父親卞天旦死後接管了家產，但不善經營，家道中落，終於破產。卞嘉祐元配早卒，生二子一女。卞之琳是繼室薛萬芝所生。薛氏出身殷實人家，生二女二子，卞之琳排生第六，由於弟弟早夭，卞之琳實際上是么兒，最得母親寵愛。1949年卞之琳結識在《工人日報》任編輯、擅於創作短篇小說的青林（原名青述麟），1955年10月二人結婚。1957年生了一女卞青喬。1995年夫人青林因病逝世。

## 生平

### 早年

卞之琳生於江蘇海門湯家鎮。入學前，父親在家教他珠算，卞之琳視為苦事。父親偶然教他唸《千家詩》，卻使他興味盎然，於是他翻檢父親藏書，八股、洋務等書引不起他興趣，最愛幾張世界地圖和詞章一類書籍，也偷偷學寫舊詩。七歲時，卞之琳就讀海門縣湯家鎮私立國民小學，次年轉學鎮北公立第七國民小學。小學是新式學校，課本還是文言文。唸了四年，初級小學畢業，卞之琳進入私塾滸通鎮袁氏國文專修學校補習國文，讀《孟子》、《左傳》等古籍，住校一年，打好國學基礎。1920年，北洋政府下令國民學校分期廢棄文言文教科書，逐步改用語體。1922年卞之琳入麒麟鎮啟秀小學唸高小時，開始讀到白話文。他在啟秀小學唸了兩年，畢業後進茅家鎮海門中學唸初一，第一次買下白話詩集冰心《繁星》，開始嘗試寫小詩，風格學冰心；初二時，有三、四首習作刊於上海出版的《學生文藝業刊》。初中階段，卞之琳換了三所學校：海門中學、麒麟鎮啟秀初級中學、江家鎮三益初級中學。初二時，國文老師楊宗時給同學介紹魯迅新書《吶喊》，使卞之琳對魯迅作品有初步認識。卞之琳又買下《志摩的詩》，大感振奮。郭沫若詩集《女神》也給他極深印象，它在藝術形式上標明了古典詩與白話詩的界線。

1927年夏天，卞之琳離開海門，到上海考進浦東中學，越級插上高一第二學期。浦東中學以英文授課，卞之琳選修莎士比亞戲劇課，讀了《威尼斯商人》，課餘譯了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古舟子詠》。經老師同學介紹，他也接觸到馬列主義的書刊。他於1929年創作短篇小說《夜正深》，兩年後加以修訂，在北平發表。卞之琳以兩年時間修完三年課程，在1929年夏天提早畢業，暑假裏考取了北京大學英文系。這時他家境拮据，母親要變賣首飾細軟和借貸，方能送他北上求學。1929年秋，卞之琳從上海乘火車到北方，在浦口換車時，與他對座的恰巧是錢鍾書，從此相識。

### 青年

1929年卞之琳在大一讀英詩必修課，翻譯了一些英詩和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不過都沒有發表。他唸了第二外語法文，認識了教師梁宗岱。當時在北大卞之琳的好友有秦宗堯和吳廷璆。大二該年，卞之琳開始寫新詩，有小部份用筆名發表，並開始自行選讀夏爾·波德萊爾、保羅·魏爾倫、斯特凡·馬拉美等象徵主義詩人的詩歌，加以試譯。1931年初，徐志摩來北大教英詩，叫卞之琳把新詩交給他看，並帶到上海給沈從文讀，沒有問過卞之琳就發表了他的五首詩。徐志摩和沈從文打算為卞之琳出版詩集《群鴉集》，但後來沒有成事。1931年，卞之琳讀了李廣田和何其芳發表的新詩，登門造訪李廣田，然後把何其芳介紹給李廣田。之後卞之琳寫下和翻譯更多的詩篇，加以發表。1933年初，卞之琳獲沈從文資助，自印詩集《三秋草》，五月時在北平出版。這是他的第一本詩集。夏天時，他在北大英文系畢業。

1933年秋天時，張充和來北大唸中文系，住在姐夫沈從文家，在沈家與卞之琳第一次見面。卞之琳本來打算留在北平以翻譯為生，但獲曹禺要求代他在保定育德中學教書，卞之琳就到保定教了一個學期，年底辭職回北平。1934年，卞之琳為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譯稿為生，發表譯文多篇，後來大部份收入《西窗集》。同年，卞之琳籌辦靳以主持的《文學季刊》的附屬月刊《水星》，於10月創刊，卞之琳編完一卷共六期。卞之琳邀請何其芳、李廣田合作編成詩集《漢園集》，後來到1936年才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同時卞之琳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翻譯利頓·斯特雷奇《維多利亞女王傳》，並在年終前把自己的譯作編成《西窗集》。1935年，卞之琳因《水星》編務繁忙，於清明節前赴日本京都專心譯書，住在已入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吳廷璆的住處。當時不少中國留學生受日本便衣警察監視，卞之琳便曾被帶去警署傳詢，並發現住處行李被搜查。7月卞之琳自日本回北平，交出《維多利亞女王傳》譯稿。當時李廣田在濟南任教中學，卞之琳於秋初到達濟南，在省立高級中學教書。12月詩集《魚目集》在上海出版。1936年3月，《漢園集》和《西窗集》同時在上海出版。暑假時，卞之琳辭去濟南的教職，到青島會合在青島大學任教的吳廷璆，10月時因得知母親病重回鄉，抵達時母親已病故。喪禮完畢後，卞之琳往蘇州探望張充和，留住數日，與張充和及其弟同遊天平山等地。

1937年初，卞之琳回到北平暫住，然後南下江浙、上海等地。5月，卞之琳在杭州把所作詩20首編成《裝飾集》，題獻給張充和。6月至8月初期間，卞之琳和蘆焚住在雁蕩山靈峰寺，聽說平津失陷後即回到上海租界暫住，9月初經南京到漢口。他應文學院長朱光潛之邀，前往四川大學外文系當講師，於10月抵達成都，並致函促請避居合肥的張充和前來成都。1938年3月，卞之琳與何其芳、朱光潛等創辦半月刊《工作》，以宣傳抗日戰爭，共出了八期。同月張充和到達成都，作詞以示卞之琳。8月時，為了向所傾慕的異姓朋友證明自己有凌雲之志，卞之琳與何其芳、沙汀夫婦從成都出發往延安，9月初獲毛澤東主席接見。11月時卞之琳隨以吳伯蕭為團長的「文藝工作團」出發前往前線，進入山西省東南，訪問期間寫下多篇短篇通訊。翌年初卞之琳東行出太行山東陽關，經陳賡旅七七二團駐地，至河南武安先遣游擊支隊部，隨游擊支隊在彭城輾轉，然後返回太行山七七二團所在地，隨軍生活，於4、5月之交回到延安，留在魯迅藝術學院代課約三個月，同時開始寫作《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一年半戰鬥小史》。夏季時，卞之琳為了留在西南大後方的女性朋友，離開延安，回到成都四川大學復職。當時四川大學要遷到峨眉山，停課幾個月，期間卞之琳整理資料和寫作。翌年學年結束時，校方得悉卞之琳去過延安，不給他續聘，卞之琳轉往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任講師。

1941年暑假，卞之琳開始撰寫長篇小說《山山水水》，翌年5月，《十年詩草》在桂林出版。1943年初，卞之琳前往重慶探訪張充和，並獲邀與周恩來一聚晤談；同年獲陞為副教授。1944年，任教西南聯大的英國作家羅伯特·佩恩 (作家)編英譯《當代中國詩選》，卞之琳把16首詩自譯為英文交稿。（該譯詩集於1947年在倫敦出版）。1945年，卞之琳獲英國文化協會給予1946年度「旅居研究獎」，邀往英國作客一年，日期最後因故推遲至1947年。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復員北返。卞之琳獲評陞為教授，前去天津南開大學，途經上海重遇錢鍾書等許多朋友，也重見張充和，稍後到蘇州張充和家過中秋節。11月初卞之琳到達南開大學。1947年暑假時，卞之琳南下南京辦理赴英護照，臨行前到蘇州與張充和話別，9月時抵達英國牛津大學，埋頭修訂小說的英文譯改稿，與史家克里斯多福·希爾、亞瑟·偉利、熊式一等結交，翌年時常看戲劇演出，曾獨訪莎士比亞故居。7月時，「旅居研究獎」一年期滿，但卞之琳譯改小說工作還未完成，故繼續留英。冬季時得知淮海戰役消息，乘船回國，翌年初經香港輾轉到達北平，4月時到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6月參加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獲選為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 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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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文聯號召文藝工作者發表作品支持抗美援朝運動。卞之琳用23天創作20首詩、800餘行，次年2月印行成書，取名《翻一個浪頭》，詩集中有寫農民抗美援朝的，有寫女青年送夫上前線的。《人民詩歌》刊文嚴厲批評詩集，卞之琳為文自辯，未得發表。同年，他在《新觀察》雜誌發表詩作，受到廣泛批判。1952年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成立，卞之琳調為研究員。同年下鄉下廠，到浙江農村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工作，翌年秋收後離開；9月時當選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54年，卞之琳開始研究莎士比亞戲劇，完成翻譯《哈姆雷特》。為了創作小說，5月時南下江浙農村了解發展形勢。11月時往波蘭出席亞當·密茨凱維奇紀念會。

1956年卞之琳加入共產黨。翌年6月反右運動開始，批判丁玲、馮雪峰等人，卞之琳被迫表態。1958年文學「大躍進」中，周揚指出群眾不滿意那些「故意雕琢、晦澀難懂、讀起來頭痛」的新詩，有些詩人卻「偏偏醉心於模仿西洋詩的格調，而不去正確地繼承民族傳統」。卞之琳和何其芳都發表文章為新詩辯護，受宋壘指斥二人違背毛澤東提倡的「新民歌運動」，「都流露著輕視新民歌的觀點」。卞之琳為文自辯，宋壘再作反駁。到1959年初，爭論擴大，《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評卞之琳和何其芳。《十年詩草》原已通過審查，準備修訂再版，被人民文學出版社退回。同年，卞之琳與袁可嘉等在《文學評論》慶祝建國十周年特輯發表，因對外國文學批判不夠等原因，再受批判。在1950年代的政治環境下，卞之琳還燒毀經年創作的長篇小說《山山水水》書稿。

1960年，卞之琳短期參加大興縣基地生產勞動，同年往東柏林列席東德作家大會，並訪問各地一個月，翌年卞之琳開始研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作品。1964年卞之琳改隸新成立的外國文學研究所，同年四清運動開始，10月時卞之琳到安徽壽縣九龍公社協助幹部展開工作，翌年6月回京。1966年5月，卞之琳與外國文學研究所部份同事到京西郊區參加農村「四清」，在公社學習。文革開始，8月時卞之琳與其他同事被揪出為「牛鬼蛇神」，罰掃院子及清理廁所，頭戴紙帽，掛上「三反分子」牌受批鬥，面對過三次專場批鬥大會，被指斥為「叛徒哲學」。年底前，群眾組織間鬥爭激化，無暇顧及牛鬼蛇神，卞之琳倖免繼續受懲，僅被強迫勞動，定期交否定過去的書面交代，並偶爾被召去為領導人物陪鬥。翌年得群眾組織同意，卞之琳「解放下樓」，「靠邊站」，每日上班自學，免除勞動，不介入派系鬥爭。1969年3月為抗議珍寶島事件，卞之琳多次隨隊向蘇聯大使館示威抗議。

1970年，卞之琳隨外國文學研究所同事到河南息縣東岳幹校，先後住牛棚和臨時工棚，參加勞動大軍，從事農務。翌年4月幹校遷到明港鎮，卞之琳只偶爾協助農民勞動，主要學習並參加清理「五一六份子」的運動，下半年參與批判陳伯達與林彪。1972年7月，周恩來決定讓全體哲學社會科學部調回北京，學部各所恢復原有業務組織，卞之琳不願再復原職，不得已只答應當西方組臨時召集人，每次開會兩派群眾爭吵不休，圖書室關門，無書可讀，學術研究繼續停頓。1974年初，四人幫批林批孔，召開萬人動員大會，卞之琳拒絕作擁護表態，以栽種花草自遣。翌年12月四人幫發動「批鄧行動」等運動，卞之琳都避開不參與。1976年文革結束，翌年起卞之琳重按1950年代原訂計劃，翻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

### 晚年

1978年，卞之琳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負責指導研究生，開始寫回憶和紀念文章，並整理自己的著譯。翌年，卞之琳詩集《雕蟲紀曆》在北京出版，11月參加全國文學工作者代表大會，仍獲選為作家協會理事。19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翻譯中心邀請卞之琳與馮亦代訪美。9月時卞之琳二人到紐約，訪問東西岸十餘個城市、十餘所大學，他與一眾旅美華人歡敘，也與久別的張充和晤面，重建友好往來，年終前經香港回國。1981年11月，卞之琳應邀前往荷蘭列席萊頓大學博士研究生漢樂逸（Lloyd Haft）的論文答辯會，與漢樂逸晤談數日。1984年，莎士比亞「四大悲劇」翻譯全部完成。12月赴上海參加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成立大會，獲推舉為副會長。1997年8月，卞之琳在書房不幸摔倒，入住北京協和醫院休養三個多月。2000年12月2日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89歲。

卞之琳稟性謙和，木訥寡言，與人交往不卑不亢，為人有真性情，溫和內向。他母語是吳語，一直學不好京話，一口南腔北調，鄉音很重。

## 文學

### 新詩

#### 形式特點

卞之琳詩大多都很短，有時只有四、五行（如《斷章》、《牆頭草》），只有極少幾首超過二三十行。在抗戰爆發以前，卞之琳既寫自由詩，也寫格律詩。他初期的詩歌模倣新月派的格律，每行嚴守字數限制，雖然也講求每行音尺數目的相同或對稱，但遇到字數與音尺不能兩全時，則捨音尺而取字數作為詩行的標準，同一篇裏詩節多相同或對稱，遵照聞一多標舉的「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1930秋冬卞之琳所寫的詩最能嚴守新月的格律，已發表的15首詩中只有《夜心裏的街心》、《長的是》和《影子》三首是自由體，其餘都是新月式的格律體。1931年寫的詩則全是格律體，字數仍然整齊，音尺漸趨劃一。1932年《八月的清晨》、《九月的遙夜》、《朋友和捲菸》都是詩行長短不齊的自由體，詩人用親切隨便的調子，重複的字句與雙聲疊韻貫串全篇，製造出幽黯輕盈的節奏。而同年發表的《幾個人》、《登城》、《牆頭草》等則是對新月格律的改良，詩篇內每行長短相差不遠，而「頓」（即音尺）數則一致。他的格律詩自此打破字數的限制，而以頓作為格律的基礎。在詩節組織上，卞之琳有受西方詩人啟迪之處，《長途》一詩寫北平郊區，倣照魏爾倫《遺忘之歌》第八首，全篇六節，四行一節，首尾兩節相同，第二和第四節也重複。詩人用這種安排來加強苦熱天時的行路難。

從新月派的格律解放出來之後，卞之琳在1933至1935年寫的都是自由體。如《古鎮的夢》用自由體，節奏運用自然到家，充份掌握口語的規律。他的自由詩並非沒有規律，而是利用聲音和字句的複沓，製造與內容相調協的節奏，在韻律效果與結構上，一首詩彷彿一首樂曲。到1937年則自由體與格律體並用，甚至寫出十四行詩。在1938年後他主要寫格律體，嚴格講求格律。抗戰前期《慰勞信集》廿首中，有18首是嚴謹的格律詩，有五首是十四行體，與W·H·奧登於1930年代擅寫的詩體最相近。其餘的格律體最常用的，是接近絕句形式的四行一節來組成篇章，押韻方式也近似絕句的一二四押或二四押。《慰勞信集》顯示卞之琳寫詩格律化的傾向，解放後，詩作全是格律體。《翻一個浪頭》詩集仍著意於各種西洋詩體的試驗，包括十四行體、但丁《神曲》的三聯串韻體、民歌調子、歌謠體，常用兩行一韻（「隨韻」），容易上口，許多是結合了西洋詩格律和中國民間文學形式的「輕鬆詩」。1953年「農業合作化」五首採用民歌體，多是四行一節，雙行一韻，格律嚴謹而琅琅上口。1958年《十三陵水庫工地雜詩》六首都用四行詩節，每行一律三頓，韻式絕大部份是xaxa。

#### 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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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詩文字精煉，含蓄富哲理，耐人咀嚼，著重格律，多半形式整齊，採用了西方詩歌的若干體裁與表現手法。卞之琳創作力最旺盛，詩藝最精湛的，要算1930年代中期的作品。1930—1932年，卞之琳頗受新月派影響，《群鴉》、《噩夢》、《魔鬼底Serenade》及《黃昏》四詩都與「新月」格調一致。新月派給卞之琳最大的影響，在於能夠戲劇性地描繪一個場面，其次是能夠靈活地運用口語。但新月派詩歌感情的顯露和放縱，終歸不合乎卞之琳的個性。他能夠接受的是格律的制約。卞之琳注重詩的技巧，努力在詩藝上推陳出新。《遠行》把濃睡比擬作一缸烈酒，調子灰黯絕望，比喻新奇，字句安排巧妙，肌理綿密。卞之琳能巧妙地添加詩詞典故，化文言的腐朽為現代的神奇。如《音塵》援引李白詞《憶秦娥》中「古道」、「咸陽」、「音塵」等詞語。卞詩語言簡練有致，如《古鎮的夢》：「小鎮上有兩種聲音 ∕一樣的寂寥：∕白天是算命鑼，∕夜裏是梆子。」兩種聲音形成了小鎮的節奏和氣氛。情詩《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詩中主客對換，表達了一點悲觀和灑脫。卞詩充滿水的意象，往往以水的意象來結束一首詩，有萬物無常和逝者如水的含義。如《水成岩》結尾：「古代人的感情像流水，/積下了層疊的悲哀」。《對照》揭示經驗的不可言傳，結束在「懶躺在泉水裏你睡了一覺」。

卞之琳早期作品主要借鑑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在1933至1937年間，詩風與「現代派」的相近，受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影響最大，之後又受T·S·艾略特影響。卞詩頗受法國詩人波德萊爾及西班牙阿索林影響。卞之琳初期新詩寫北平街頭灰色景物，就受波德萊爾《瞎子》和《流浪的波希米人》的啟發，卞之琳《古城的心》寫市況蕭條中的商店小夥計，也受波德萊爾影響。《古鎮的夢》寫江南鄉僻小鎮居民自古過著傳統生活方式，像阿索林散文《鄉鎮》寫西班牙小鎮裏小人物的傳統生活。《白石上》寫廢園中的老白楊，則脫胎自魏爾倫詩《三年以後》。卞詩《春城》、《距離的組織》和《尺八》，都受艾略特創作技法的影響。《春城》運用類似「蒙太奇」的手法，運用意象傳達感情，是艾略特的拿手好戲和詩學理論。受西方現代主義詩歌影響，卞詩頗多落寞、荒涼的情調，如《古鎮的夢》隱含宿命論的無奈，《春城》有艾略特《荒原》那種荒涼、不安與嘲弄，《距離的組織》予人冷寂之感，意緒低沉，都頗有現代主義情調。卞詩常寫厭倦、沮喪和無望的感覺，投射在落日、黃昏和陰影的意象中，如《牆頭草》「五點鐘貼一角夕陽，∕六點鐘掛半輪燈火」。《一個和尚》詩中和尚懶洋洋地撞鐘，敲木魚，做白日夢，打瞌睡，彌漫著哀怨倦怠的氣氛。

卞之琳擅於借物抒情，借事抒情，如《苦雨》通過一幕大雨下小人物的生活場景，顯現出厭倦、失望和徒勞的情緒。寫戲劇性處境，是卞詩特色之一，《酸梅湯》就模倣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那種「戲劇性獨白」，像聞一多的《天安門》與《飛毛腿》。《酸梅湯》引進英詩的「戲劇化獨白」手法，說話者是個人力車伕，在夏末秋初的時節，在街角一面休息，一面和賣酸梅湯的老頭兒說話，也向路人兜攬牛意，盡顯其樂天個性，詩歌寫法獨特。《幾個人》整首詩似一齣微型的獨幕劇，主要人物是躑躅北平街頭的年輕人，以及在荒街上沉思的詩人。卞之琳新詩中，詩人或詩中人往往陷入沉思，「沉思者」或「多思者」的形象常見其早期詩篇。卞之琳在北平所作的詩流露出惘然若失、無可奈何的情緒。如《夜心裏的街心》描繪主人公半夜獨自在街上徬徨，無所適從；《記錄》中的我在街上聽到「晚報」叫賣聲，矍然以驚，意識到一天又過去了，逝去的一天如皺摺的廢紙那樣一片空白，只合丟去。卞之琳能以平淡的筆觸勾畫各式各樣的小人物，如《路過居》寫茶館裏赤膊露肩、縱聲談笑的勞苦大眾，《過節》寫中秋節晚上給人敲門討賬的小生意人：《苦雨》寫面對市況蕭條的賣燒餅老人和茶館老王。儘管筆下的北平豐富多姿，一切設景與人物卻因經濟不景與日本侵略而罩上一層灰暗。1934年寫的《春城》描述了日軍壓境的威脅。

卞詩有象徵主義的特點，有時也有英國「玄學派」詩歌的風味。《記錄》一詩就結合象徵派與玄學派的技巧。卞詩「玄思」綿密，詭奇多變，令人「寂然凝慮，思接千載」。如《白螺殼》、《圓寶盒》、《距離的組織》被目為晦澀難懂，都有深一層哲學的探索。據卞之琳的解釋，《距離的組織》暗藏了「時空的相對」、「實體與表象」的哲學意旨。《白螺殼》則技巧圓熟，玄思通透。許芥昱把卞之琳歸入玄學詩派，張曼儀則認為卞之琳與約翰·多恩一路玄學派詩人大異其趣。卞詩受佛道思想影響，有時表達佛道觀念與哲學，如《投》寫小孩子曾「像一塊小石頭，∕向塵世一投。」「塵世」乃佛教中轉瞬即逝的虛幻世界。詩歌暗示生命的緣起只歸於一個偶然，帶點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嘲諷。《倦》：「蟪蛄不知春秋，∕可憐蟲亦可以休矣！」直接引用《莊子》，突出生存時間的限制。1935至1937年間，卞之琳力求含蓄精煉，有時壓縮過甚，以致讀者難以追蹤其思路，造成晦澀。在他受到艾略特，尤其是保羅·瓦勒里影響最大的幾年間，詩篇結構趨於繁複，有些篇章因構思巧妙幽隱，頗難索解。如《白螺殼》寫人對理想、對美的追求，以及對人生的沉思，寫得不太好懂；朱自清自認誤解了《距離的組織》、《淘氣》及《白螺殼》三首卞詩。

#### 後期

1938—1939年，卞之琳在延安和前線生活了一年，之後寫了《慰勞信集》新詩廿首，這組詩可算是政治詩，在題材的選取與處理兩方面，都與抗戰前作品迥異。這些詩原是為響應慰勞信徵集運動而引發的。廿首詩分別寫給前線將領與士兵、後方的工人、農民、開荒者、賣笑者、婦女、兒童，以及所有對抗戰有所貢獻的人。主旨是動員一切力量，支援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形式上多借鑑西洋詩體，文字暢順，節奏明快自然，富音樂性，易為讀者接受，詩多直陳，語貼大眾。《慰勞信》仍受象徵主義詩歌，尤其是奧登的短詩和「輕鬆詩」影響。第4首《給一位政治部主任》和第14首《給一位集團軍總可令》都有觀微知著的洞察力，從他們軍中生活的瑣事勾勒人物性格，輕鬆幽默，精神樂觀。《給空軍戰士》一詩形式上套用了瓦勒里的變體短行十四行詩《風靈》，也受葉慈《一個愛爾蘭空軍預見其死亡》的啟迪，戰士在空中作逍遙遊，所以說他「輕於鴻毛」，他卻肩負重任，所以說「重於泰山」。卞之琳處理抗戰題材，不減一貫從容不迫的靜觀態度，不著意渲染慷慨激昂的英雄時事跡，而是選取平居生活的瑣事，勾勒人物的性格特徵，從而肯定他們對抗戰的貢獻。為了嘗試接觸廣大讀者，詩句力求寫得淺白，沒有早期作品那麼耐人尋味，比喻較為明晰而顯露。

1950年韓戰爆發，卞之琳響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號召，寫了廿幾首「抗美援朝」詩，後結集為詩集《翻一個浪頭》。這組詩淺白通俗，有時過於俚俗，個別篇章流於罵詈，缺少機智與雍容。比較特別的有《從冬天到春天》，兩行一節一換韻，聲調悠揚，「擱在架子上鏽破，∕鐵鍋白做了鐵鍋！∕衣裳枉做了衣裳——∕鎖起來叫蟲子咬傷！」全詩取譬近在眼前，勉勵志願隊開赴前線。後來卞之琳批評《翻一個浪頭》「大多數激越而失之粗鄙，通俗而失之庸俗」，可說敗了他的名聲。1953年，卞之琳寫作「農業合作化」五首，包括《收稻》、《採菱》等，為了推動合作化運動，詩篇都寫生產熱潮，對未來美好的展望，報喜不報憂，描繪片面的樂觀景象，也生動呈現農家生活和水鄉風物，用字清淺而耐人咀嚼。1958年卞之琳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勞動，寫成《十三陵水庫工地雜詩》六首，以日常口語為主，多對話。《十三陵水庫工地雜詩》馬上招來抨擊，被批評為難懂隱晦、支離破碎、似通非通、迷離恍惚，卞之琳甚至被指摘思想「不夠健康」，宣揚封建主義。卞之琳也沒有充裕的辯白空間，回答文章被拒刊登，於是卞之琳只好擱筆停止寫詩。這組十三陵詩幾乎成為卞之琳的絕唱，此後廿多年他都沒有創作新詩。1982年，卞之琳寫成《飛臨台灣上空》和《訪美雜憶》六首，記述前兩年的訪美之行，各首頗多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味道，調子平靜而有控制，格律的掌握尤其到家，用字尚算淺白，意境則凝煉含蓄。

#### 詩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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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認為，一首詩應有「內在的像音樂一樣的節拍和節奏」，詩行應由「頓」組成。與中文口語結構一致，頓多數是二、三個單音字，一個頓相等於一個「詞」或「詞組」。頓裏不拘平仄，不講究輕重。頓不僅是白話新詩，而且是中國舊體詩和民歌，乃至多數西方格律詩的基本結構原則。聞一多當年倡議的「音尺」即是頓，卞之琳卻又打破了聞一多要求每行字數均齊的規限。在中文詩中，一般而言一行超過五個頓就嫌冗長，同樣地，英詩中超過五音步的詩行從未佔據主流。一行如全用三字頓，節奏就顯得「急促」；如全用二字頓，節奏就「徐緩」，如用三、二字頓相間，節奏就「從容」。卞之琳極重視聽覺節奏，詩歌「規律」就是節奏。語言節奏在詩歌中，較其他任何要素都絕對優先。他認為聞一多對詩歌「建築美」的強調，混淆了「聽覺藝術和視覺藝術的根本區分」。頓是每行的基本構成單位，至於把行組織成節，把節組織成詩，則沒有統一規則可循，可以自由變化，形成多種體裁。卞之琳贊同艾略特的說法：「沒有詩是真正自由的」，服膺法國詩人瓦勒里把詩比喻作跳舞，把散文比喻為走路這個區分，也贊同何其芳「跳舞的人必須懂得步法」的說法。要發展新詩，除了繼承舊體詩和民歌的傳統，也應批判地吸收和借鑑西方詩。

### 翻譯

卞之琳是譯介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鋒。自1930年起就開始發表零星的譯作，他到1934年的譯篇都收錄於《西窗集》，介紹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葉，西洋象徵主義和屬於意識流的現代主義作家及其作品。所收譯詩以法國象徵主義詩人佔多數，如波德萊爾、馬拉美、雷米·德·古爾蒙、瓦勒里等，散文小品則以西班牙阿索林的譯品為主。卞之琳譯筆嚴謹，忠於原文，也著意於風格上的相應。他譯馬拉美《海風》，以十二字詩行譯十二音綴的亞力山大體，照原詩雙行一韻，格律工整，允稱譯詩的佳作。1934年起零篇譯稿減少，開始長篇翻譯，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約稿，翻譯利頓·斯特雷奇《維多利亞女王傳》，其後再受這個編譯委員會特約，譯成安德烈·紀德《贋幣製造者》、《贋幣製造者寫作日記》、《窄門》。1937年又譯成邦雅曼·康斯坦《阿道爾夫》、《新的糧食》。

卞之琳譯筆精確傳神，尤其講究格律嚴謹，主張「不但忠於內容，而且要忠於形式」，應運用相應的格律，提倡以頓數為格律基礎，頓數相抵於英語格律詩以固定的輕重位置組成的音步，刻意講求形式上的對應。奧登於1838年訪華，寫出27首十四行詩《戰時在中國作》，卞之琳在1940年代初期把其中六首譯成格律嚴謹的十四行體，為中國讀者津津樂道。在1949和1950年度，卞之琳在北大教英詩，選講伊麗莎白時代到十九世紀末二、三十位詩人的代表作百多首，把所選詩的十之七、八譯成中文，後來附上法國譯詩12首，在1983年結集成《英國詩選》。他譯威廉·布萊克《歡笑歌》，在形式上以每行五頓合原詩五音步，雙行押一韻，且能傳達出原詩的風格特色。為了收翻譯與創作相長之功，卞之琳譯詩時尤喜選取格律上可作借鑑的詩篇，如韻式和韻腳較特別的。約翰·薩克令的《為什麼這樣子蒼白，憔悴，痴心漢》，韻式是每節ababb，多用複韻，卞之琳一律譯成相應的格律，韻腳上恰如原樣而詩句自然可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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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主張，文學翻譯在藝術上要嚴守本份，譯者在嚴守本份裏發揮創造自由，通過譯本的風格傳達原文的風格。他譯莎士比亞戲劇有其完整綿密的肌理，是藝術的再創造。1954年他譯成《哈姆雷特》，1956年出版；事隔廿多年後，先後譯成《里亞王》、《麥克白斯》、《奧瑟羅》，與先前譯出的《哈姆雷特》合成莎士比亞四大悲劇。1988年《莎士比亞悲劇四種》出版。格律上，卞譯《哈姆雷特》的最大特色在於用「詩體」摹擬莎劇的「無韻詩體」，而能細緻傳達原文風格。以往《哈姆雷特》的漢譯都一律以散文翻譯原劇的無韻詩體，以致原劇詩體與散文交迭運用的戲劇效果盡失。莎劇的無韻詩，每行基本格律是抑揚格五音步，不押韻；卞之琳的翻譯受孫大雨翻譯《黎琊王》的啟發，每行用五頓合五音步，每行字數大致在10至15個之間，不用腳韻。其他體式上的講究，如戲中戲的雙行一韻體、民謠片斷的格式，以至劇文整體的節奏，卞之琳無不亦步亦趨，在莎刻漢譯者之中，以他最為嚴謹，且能控制自如。《哈姆雷特》的重要意象是「疾病」，周兆祥認為在各家翻譯中，在傳達意象的效果上以卞之琳為最好。莎士比亞擅於利用雙關語以製造戲劇效果，卞譯每逢原文用雙關語處，都盡量靈活處理，以求曲盡其妙。整體來說，譯文的一行對應原作的一行，反映原作的跨行效果和詩行長短的變化。原作中偶爾出現的短行和斷行也保留在譯文中。

### 小說

卞之琳早期所寫短篇小說《夜正深》，以「灰黯的鄉鎮」為背景，凱兒母親獨力支撐家庭，在兒子啼哭的半夜倍感心焦，這個孤獨無助而命運坎坷的人，唯有把渺茫的未來問卜於算命先生。從1941年至1943年，卞之琳寫出卷帙浩繁的長篇小說《山山水水》，然後用英文譯改，至1948年底才改定上半部，八年間全神灌注於長篇小說的創作。《山山水水》講述1938年到1941年皖南事變三年間，知識分子面對戰爭與時代的心靈變化，以男女中心人物梅綸年和林未勻貫串全書。結構方面，他汲取了亨利·詹姆斯的敘事手法，雖用第三人稱敘事，卻摒棄傳統小說用的全知觀點，而採取小說主要人物的視點或角度。場景則從武漢轉移至成都、延安、昆明。《山山水水》是詩人小說，肌理綿密而富抒情冥想，情節的推進似不及「哲學」的表現受到重視。

1950年代，卞之琳焚毀《山山水水》全稿，現存已發表的片斷不足全書十分之一。焚稿原因一般認為是小說以知識分子兒女情長為主線，與當時以工農兵為主的創作方向不符，卞之琳晚年亦慶幸燒毀及時，否則文革期間必成禍患。另有說法指40年代末，卞之琳因沈從文鼓勵，訪學英國，期間張充和與傅漢思經沈從文撮合而結婚，卞之琳得知後深感背叛，不僅與沈從文結怨，還將自己和張充和為原型的《山山水水》付之一炬。

### 報告文學

1939年，隨八路軍的七七二團作客幾個月，搜集資料，寫成小書《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一年半戰鬥小史》。同期的報告文學還有《晉東南麥色青青》。兩者翔實反映戰時景況，描寫舒徐細緻，筆觸輕鬆風趣，並且保存可貴史料。部份篇章筆法嚴謹細緻，題材與詩歌《慰勞信集》相同，如《晉東南麥色青青》的《煤窰探勝》跟詩歌《給山西某一處煤窰的工人》就是寫同一題材。

## 學術

卞之琳做學問態度嚴謹認真，自改調文學研究所，便提出莎士比亞研究計劃，他選擇現實主義的莎劇作研究，包含政治上的考慮，當時譯介莎劇是比較安全的。從1954年起，卞之琳先後寫出關於《哈姆雷特》、《奧瑟羅》、《里亞王》的論文，又在1963為了紀念莎士比亞誕生四百周年，寫成一篇總論莎劇創作發展的文章。1986年，他輯錄並補寫舊作，編成《莎士比亞悲劇論痕》論文集，總結研究成果，收錄論文九篇，全書23萬字。卞之琳參考西方莎劇評家的意見，尤其在論解劇文時多採用英國學者的註釋，對莎劇整體的處理手法，則嘗試把它納入馬克思主義批評架構之中，深受四、五十年代蘇聯評論家的影響。卞之琳的莎劇評論，強調其現實主義特徵，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他把莎士比亞的時代，理解為英國封建關係瓦解、資本主義關係興起的交替時代；貴族資產階級化和資產階級貴族化，導致勞苦大眾飽受剝削，資產階級和廣大人民之間展開了矛盾，莎劇中的人物就成為這些矛盾的典型體現。以《哈姆雷特》為例，卞之琳否定了歌德、柯勒律治等人的舊說法，不以為哈姆雷特的悲劇是出於他的性格，而是採取了蘇聯莎劇評家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莫羅佐夫的手法，把悲劇的成因溯源於那個「殘酷的時代」。卞之琳強調莎士比亞是現實主義作家，強調哈姆雷特的「人民性」，以階級矛盾來闡述時代與社會的悲劇。卞之琳理解這位憂鬱王子個人奮鬥之所以失敗，在於他孤軍作戰，不相信人民的集體力量，顯示出歷史條件的限制。

## 影響

1940年代，卞詩啟發了西南聯大一群年輕詩人，新進詩人競相倣效，如1939年林綏的《詩二首》，分別是卞詩《小別》和《入夢》風格的模擬。1940年代以還，九葉詩人，尤其袁可嘉，多受卞詩影響。五、六十年代成長中的港台詩人也有從卞詩中汲取養份，影響擴散至中國大陸以外。卞之琳的譯詩精確傳神，講究格律，累積成漢譯詩歌的可貴傳統，使同代和後來者得以參考借鑑。吳興華校訂朱生豪所譯《哈姆雷特》時，不少處就採取了卞譯的構思，加以改進。1979年11月，英國的老維克劇團（Old Vic Troupe）在中國上演《哈姆雷特》，所配中文台詞乃是以卞之琳譯本為基礎。同時期根據卞譯配音的電影《王子復仇記》也在全國各地上映。

## 地位與評價

卞之琳享譽海內外，是卓有成就的詩人和翻譯家，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席位。在中國大陸，文學史對解放前卞詩的評價一度相當負面，在1950—1970年代，絕大部份的新文學史裏都沒有卞之琳的名字。在少數的報道裏，卞之琳還是受到貶斥和批評。劉綬松指早期卞詩「都是屬於少數人的」，作出含蓄但嚴峻的批判。1995年，卞之琳與巴金、冰心等17位老一輩的翻譯家獲頒翻譯榮譽獎，肯定其在文學翻譯上的貢獻。漢樂逸（Lloyd Haft）認為卞之琳是「20世紀影響力最持久，風格最獨特的中國詩人之一」，黃維樑認為卞之琳作品少，「稱不上是大家」，但名篇頗多，「可說是一名家」。卞之琳指導的首位莎學研究生趙毅衡認為，卞之琳寫出中國現代詩一批最佳作品，而在20世紀上半期，能讓中國文學及得上世界文學最佳水平的，只有卞之琳與張愛玲兩人。

## 基本資料

- 圖像說明：年輕時的卞之琳
- 出生：1910年12月8日
- 出生：江蘇海門縣湯家鎮
- 逝世：2000年12月2日
- 逝世：北京協和醫院
- 職業：教授、研究員
- 語言：漢語
- 籍貫：江蘇溧水
- 民族：漢族
- 教育程度：文學士（北京大學英文系）
- 母校：浦東中學、北京大學
- 創作時期：1930年代—1950年代
- 體裁：新詩、小說、報告文學
- 代表作：《斷章》、《古鎮的夢》、《距離的組織》、《白螺殼》等
- 父母：卞嘉祐、薛萬芝
- 配偶：青林
- 子女：卞青喬
- 受影響於：波德萊爾、阿索林、艾略特等
- 施影響於：九葉詩人
- 獎項：旅居研究獎、翻譯榮譽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