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諡號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唐朝現實主義詩人，其著作以弘大的社會寫實著稱。杜甫家族出於京兆杜氏分支，唐朝時京兆杜氏多自稱為杜陵人。曾任左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後曾隱居成都草堂，世稱杜拾遺、杜工部，又稱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與李白並稱「李杜」，為了與晚唐的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又稱作「大李杜」，明清以後也常被尊稱為「老杜」。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在其身後，杜甫的作品最終對中國古典文學和日本近代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作品集為《杜工部集》。他在中國古典詩歌中以風格渾樸沉鬱著稱。相對李白疏朗灑脫的「詩仙」，杜甫被後人奉為「詩聖」。他的詩也因其社會時代意義被譽為「詩史」。杜甫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雲。

## 家世

杜甫家族出於襄陽杜氏，是京兆杜氏的分支，西晉軍事家杜預的後裔。家族自襄陽徙居於河南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杜甫曾對他顯赫的先世有描述，留有「吾祖詩冠古」的詩句。

杜甫自稱為晉朝當陽侯杜預的「十三葉孫」（參見祭遠祖當陽君文）。傳世文獻對杜預之後世系有分歧，《元和姓纂·卷六·杜》稱他為杜預「少子」杜耽之後。《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二十四·杜》稱他為杜預「幼子」杜尹之後。岑仲勉考證杜甫為杜耽之後，且為杜預十四世孫。胡可先根據杜甫叔父杜並墓誌所記載的先祖及相關，認為杜耽之說的杜甫世系，在杜乾光幾世之前缺失一世，排列如下：

- 十二世祖：杜預
- 十一世祖：杜耽
- 十世祖：杜顧
- 九世祖：杜遜（遷居襄陽）
- 八世祖：杜魯
- 七世祖：杜乾光，齊司徒右長史。
- 六世祖：杜漸，梁邊城太守。
- 五世祖：杜叔毗，北周硤州刺史。
- 高祖：杜魚石，隋朝河內郡（懷州）司功、獲嘉縣令。
- 曾祖：杜依藝，唐朝雍州司法、洛州鞏縣令。
- 祖父：杜審言，洛州洛陽縣丞、吉州司戶參軍、膳部員外郎。初唐著名詩人，擅長五言律詩。

杜甫的外祖父母均為李唐皇室之後，杜甫外祖父之母是唐高祖之外孫女。杜甫外祖母之父是唐太宗與韋貴妃之孫；杜甫外祖母之母則是唐太宗與韋貴妃之外孫女。

杜甫

## 生平

### 早年

有關杜甫早年的生活情況,歷史對其知之甚少。杜甫生於唐睿宗景雲三年正月一日（712年2月12日），出生地沒有具體記載，一派學者認為在鞏縣瑤灣，也有人推論為洛陽。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期的知名政治家暨詩人，新唐書本傳稱「（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父杜閒，官至兗州（今屬山東）司馬、奉天（今陝西乾縣）縣令，審言生閒，閒生甫。母清河崔氏早亡，父閒續娶范陽盧氏。從二姑居於洛陽，這位姑姑在杜甫的心中具有極高的位置，曾經在疫情爆發的時候，保護杜甫甚於自己的親生兒子，最後杜甫活了下來，而姑姑的親生兒子卻死了。杜甫九歲時文名即震東都。一兄早夭，有異母弟三，異母妹一，常見於其詩。惟繼母未見諸筆端，任憑後人臆測。

杜甫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自稱「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因有神童之目，遂至「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 出遊

杜甫在青年的時代曾數次漫遊。十九歲的時候，他出遊郇瑕（今山西猗氏縣）。二十歲的時候，漫遊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回鞏縣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他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杜甫遂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這一次出遊即是快活愜意，這段時間主要是打獵與唱歌：「放蕩齊趙間，裘馬頗輕狂。春歌叢台上，冬獵青丘旁。」開元二十九年，他返回洛陽，築室首陽山下。約在此時，與司農少卿楊怡的女兒結婚了。天寶三載（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為梁宋之游。後，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四載秋，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深厚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的齊趙之游。其時，正當開元全盛，到處一派昇平，杜甫這一段時期的情感傾入詩中，豪放而自負，熾熱而奔放，明朗而開闊。這是杜甫早期詩歌藝術的特點。

### 入仕

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於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干投行卷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鬱鬱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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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十載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直到十四載，才得授一個河西尉的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官職，稱「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餘，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門即聞哭泣，原為稚子餓死。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 流離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這時，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陝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立即在八月隻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詩人目睹國家的殘破以及叛軍的殘暴，感時傷事，寫下了《春望》、《哀江頭》、《哀王孫》等不朽詩篇。至德二載（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城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陝西鳳翔縣）投奔肅宗，「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詔三司推問，幸賴宰相張鎬救免。十二月肅宗召回杜甫復任左拾遺。至德二載（757年），五月，賀蘭進明陷害房琯，杜甫遭株連，從此受到肅宗的疏遠。閏八月，敕放鄖州省家。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華州，從此永遠離開朝廷。

當年冬，杜甫由華州赴洛陽。二年春，返回華州，彼時唐軍於鄴城之戰大敗，朝廷大肆抓丁以補充軍力，杜甫就沿途所見所感，寫成著名的組詩「三吏三別」。七月，杜甫棄官去秦州（今甘肅天水），開始了「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的人生苦旅。在漂泊的旅途中杜甫全家備嘗艱辛，一度瀕臨絕境。十月，缺衣少食的杜甫攜家離開秦州，南赴同谷（今甘肅成縣），想解決衣食之憂。不料到同谷後，生活狀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完全陷入饑寒交迫的絕境之中。杜甫在詩歌中用字字血淚記錄下這段最為艱苦的歲月，「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 入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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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杜甫於無奈之下再次逃難，攜家離開同谷入蜀，於年底抵達成都，時任成都尹的嚴武是杜甫的好友，他給予了杜甫許多幫助，杜甫的生活開始安定，「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因為這一年之內奔波流離，不斷逃難，杜甫稱之為「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上元元年（760年）春，杜甫一家在親友們的幫助下，於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築茅屋而居，即為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杜甫送嚴武入朝至綿州（今四川綿陽）。因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叛亂，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閬州（今四川閬中）一帶。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朝廷召他為補京兆功曹，他卻不去任職。二年正月，嚴武再任職成都，幾次寫信希望杜甫回來。六月，嚴武表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世又稱「杜工部」。

他和嚴武之間亦發生過矛盾。嚴武性格暴烈，《新唐書》記載有一次杜甫因醉酒對他不敬，說了一句「嚴挺之乃有此兒」而令他懷恨在心。一天，他想要將杜甫與梓州刺史章彝殺害，已經準備好人手，左右告訴其母之後杜甫才被救下，唯獨章彝被殺。《新唐書》說嚴武「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

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退出嚴武的幕府。四月，嚴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於五月離開成都乘舟南下，經嘉州（今四川樂山）、戎州（今四川宜賓）、渝州（今重慶）、忠州（今重慶忠縣）至雲安（今重慶雲陽），次年暮春遷居夔州（今重慶奉節），甚至以船為家，「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杜甫詩有「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杜甫居夔州近兩年，寫詩四百餘首。

### 去世

大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攜家出三峽，經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陽。之後，詩人漂泊湖南，貧病交加，瀕臨絕境。大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死在湘江舟中，時年五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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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因「風疾」病逝。

杜甫的逝世至今都是學術界討論的一個話題。一些專家認為杜甫是因糖尿病而死，並在杜詩中找到證據，「我多長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長卿病是指司馬相如患有的消渴症，即糖尿病。一說杜甫人在耒陽，為洪水所困，十餘日未進食，後來耒陽聶縣令雇小船來接他，並且贈送許多牛肉、白酒款待，杜甫一夜食盡，竟大飽而死，郭沫若據此認為杜甫是吃了「天熱肉腐」之物，因食物中毒而亡但經學術界論證，杜甫死於牛酒之説是站不住腳的，導致杜甫逃難在耒陽阻水之事發生在當年四月，而杜甫的絕筆《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完成在秋季，這中間還有多篇詩作。杜甫靈柩停厝在岳陽，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由他的孫子杜嗣業移葬於河南首陽山下。但現有八座杜甫墓，分別位於河南鞏義市、河南偃師市、湖南省耒陽（今耒陽市）、平江縣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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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

### 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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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詩歌現存1400多首，寫詩可分四個時期：

杜甫曾先後遊歷吳、越（今江浙一帶）和齊、趙（今山東北部、河北），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以後在洛陽遇李白，二人結下深厚友誼有詩贈李白，「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堪稱快意。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後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後又遇於東魯，可惜的是，由於兩人後半生際遇都相當坎坷，這次分別之後便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僅獲得少許資助，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最後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誌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後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一邊，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詩。後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任職左拾遺。由於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其後，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在嚴武的幫助下，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後返成都。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絕句》《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千餘首，佔全部杜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20多年的社會全貌。

### 作品集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註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

### 特色

取材方面，杜甫是社會派詩人，趨向現實主義，內容廣泛，富時代性，取材於政治興亡，社會動亂，戰事徭役，飢餓貧窮和貧富懸殊。杜詩善於描寫當時歷史實況，反映唐代由盛轉衰的現況，故有「詩史」之稱。從安史之亂至入蜀之前，杜甫經歷了大時代的動亂，寫下大量的實錄式寫實名篇。其名篇中，特多寫實之作，如名作《麗人行》，反映上層社會的奢淫。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創造出深刻動人之意境。

思想方面，杜詩中有儒家思想，洋溢著仁民愛物的情懷和濃烈愛國主義色彩，有「詩聖」之譽。杜詩善用理智去仔細觀察人生社會的實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去體會人民的苦樂，有強烈政治意識，繼承並發揚詩經、漢樂府民歌及建安文學的寫實精神。

手法方面，杜詩善寫人物對話和獨白，選取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和事件來描寫。杜詩也善於抒情，結合抒情和敘事，又結合抒情和寫景，寄情於景。杜詩敘事注重客觀描述，讓故事本身直接感染讀者，而少發議論。

語言方面，杜甫寫作態度非常嚴肅。語言精煉，準確並時有創新，善於運用民間口語和方言俚諺入詩。形象生動，多姿多采。

體裁方面，杜甫作品眾體兼善，五七言古體、律詩絕句，無所不工。他往往用不同的詩體，表達不同的內容，敘事多用較少格律限制，便於鋪敘描寫的古體詩，抒情則多用近體詩。

杜甫大量創作七言律詩，作品內容廣泛，技巧純熟，注重聲律對仗，格律嚴謹，語言錘鍊，為歷代典範之作，達到極高的成就，使七律創作臻於成熟。他又開創「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描寫社會的民生疾苦。

風格方面，杜詩主要風格是沉鬱頓挫，氣魄闊大雄偉，詩歌意象鮮明強烈。風格多樣，豐富多姿，或雄渾奔放，或清新細膩，或沉鬱悲涼、或辭藻富麗、或平易質樸、或通俗自然。杜詩融冶吸收前人藝術技巧，發展成一種獨特的新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

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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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詩歌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

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唐末王叔文當永貞革新垂敗時，反覆吟誦杜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以抒悲憤。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胡應麟在《詩藪》中說：「唯工部諸作，氣象巍峨，規模巨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鍊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鍊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証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另一說是，杜甫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

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 代表作

《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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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

中、晚唐寫實詩人如張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鶴、曹鄴、皮日休均受杜詩影響。杜甫開創「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描寫民生疾苦，下啟中唐新樂府運動。韓愈詩氣勢雄壯，沉雄博大、奇險生硬、拗折艱澀、喜以文為詩，乃受杜詩影響。李商隱詩濃麗沉鬱、氣象高遠、造語精工，亦受杜詩影響。

宋代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說：「公之詩，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博。」

唐人學杜詩的較少，葉少蘊《石林詩話》說：「唐人學老杜，唯商隱一人而已。」王安石亦稱「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唯義山一人而已」。李調元《雨村詩話》認為：「學杜而處處規，此笨伯也，終身不得升其堂，況入其室。唐人升堂，惟李義山一人而已。」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風格和格律上的創新所導致的，某些評論家認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膽古怪。他在世時關於他的參考資料幾乎沒有，只有6名詩人共11首詩。而且這些詩關於他的影響這一方面，都沒有提及他是詩歌和倫理觀點的模範。

然而，就像洪業說的一樣，杜甫是「中國唯一影響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的詩人」。公元九世紀時他的作品開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積極評價來自白居易，他推廣了杜甫部分作品倫理觀點，儘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這些觀點。除了白居易，還有韓愈，他撰文以此批駁反對李杜的聲音，捍衛了他們的美學地位。同時，這兩位詩人的詩文中都有杜詩的影子。

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後，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荀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

#### 宋代

宋初白話體詩人王禹偁評價杜甫說，「子美集開詩世界」。江西詩派的始祖黃庭堅詩宗杜甫，江西詩派有「一祖三宗」之說，「一祖」即為杜甫。江西詩派師法杜詩奇峭的一面，黃庭堅認為杜甫作詩，無一字無來處，而江西詩派亦要求字字有來歷。江西詩派亦喜用始於杜甫的拗體。

宋代黃庭堅、陳師道等，專門探究杜詩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詩派」，之後的王安石、蘇軾、陸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裡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遊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對後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 海外

杜甫不只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1481年，朝鮮王朝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最喜歡的作家。

杜甫對後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紀，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裡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

##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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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其有生之年以及去世後的一段時間，沒有受到多少嘉獎和重視，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專門選錄從肅宗到代宗末年這一時期的詩，竟未選錄杜詩。《河嶽英靈集》亦未選杜詩。今存唐人選唐詩十種選本中，除韋莊《又玄集》選杜甫七首詩外，其餘選本均不選杜詩。

公元十世紀初，五代詩人韋莊找到了草堂遺址，重新修建茅屋，所以得以保存。

到了宋朝，杜甫的聲名達到了頂峰，蘇軾首倡杜詩「集大成」說，其《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詩云：「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

宋朝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範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蘇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矣，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他思考的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於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嚮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清初文學家金聖嘆，把杜甫所作之詩，與屈原的《離騷》、莊周的《莊子》、司馬遷的《史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合稱「六才子書」。

## 紀念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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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草堂，有兩處，分別位於四川省成都市和甘肅省成縣，前者較著名。
- 杜甫江閣，位於湖南省長沙市。
- 杜甫故里，位於今河南省鞏義市。
- 少陵台，位於山東省兗州市。
- 杜公祠，位於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少陵原畔。
- 全國現有八處杜甫墓
- 杜甫園，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杜甫中學後，有杜甫墓，及其遠祖杜預、祖父杜審言之墓，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 杜甫陵園，位於河南省鞏義市城區西北5公里處的康店鎮康店村西部邙嶺上，占地34畝，有杜甫墓，及其長子杜宗文，次子杜宗武之墓，鄭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 杜甫墓與杜文貞公祠，位於湖南省平江縣安定鎮小田村，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 杜甫墓，位於湖南省耒陽市的耒陽一中校園內，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 參考

- 杜甫，2003，《杜工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市，ISBN 978-7-5325-3587-3
- 黃珅，2004，《杜甫心影錄》中華書局，上海市，ISBN 978-7-101-03983-2
- 郭永榕，1996，《杜甫文學遊歷：杜少陵傳》文史哲出版社，台北市，ISBN 978-957-549-023-2
- 曾棗莊，2001，《杜甫在四川》學海出版社，深坑鄉，台北市，ISBN 978-957-614-183-6
- 蕭滌非，1983，《唐詩鑑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上海市，ISBN 978-7-5326-1723-4
- 謝思煒，2005，《唐詩名家誦讀:杜甫詩》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市，ISBN 978-7-02-005075-8
- 莫礪鋒，1998，《杜甫評傳——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南京大學出版社，江蘇省 ISBN 978-7-305-01797-1
- 華文軒，2001，《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上編》中華書局，上海市 ISBN 978-7-101-02801-0
- 莫礪鋒，《杜甫的文化意義》（上，下），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2004年9月。
- 洪業著，曾祥波譯：《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葉嘉瑩：《葉嘉瑩說杜甫詩》（北京：中華書局，2007）。
- 葉嘉瑩：〈杜甫詩在寫實中的象喻性〉。
- 葉嘉瑩：〈杜甫七律詩演進的幾個階段〉。
- 葉嘉瑩：〈談李白、杜甫的友誼和天才的寂寞〉。
- 馮至：《杜甫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 吉川幸次郎著，李寅生譯：《讀杜札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 倪豪士：〈過去與現在：對杜甫詩歌的個人解讀〉。

## 擴展閱讀

- McMullen, David L. " Recollection without Tranquility: Du Fu, the Imperial Gardens, and the State." Asia Major (FR), vol. 14-2, 2001. p. 189-252.
- Motsch, Monika. " Slow Poison or Magic Carpet: The Du Fu Translations by Erwin Ritter von Zach." In: Alleton, Vivianne and Michael Lackner (editors). De l'un au multiple (EN, FR.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Les Editions de la MSH, FR), 1999, Paris. p. 100-111. ISBN 978-2-7351-0768-1, 978273510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