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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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慘案，又稱三一八事件，發生於1926年3月18日，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武力鎮壓國共兩黨領導的示威群眾的事件。

1926年初在國民軍馮玉祥西北軍（正式名稱「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期間，日艦與國民軍相互開炮（相互指責對方首先攻擊），國民軍並在大沽口佈置水雷，日本、英美等國認為此舉違反《辛丑和約》，對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提出抗議（「大沽口事件」）。

此後在中共北方區委和國民黨北京執委會領導下，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在北京發動示威。學生進入天安門抗議帝國主義，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通過拒絕八國最後通牒、驅逐「帝國主義公使」、立即撤退駐天津的外國軍艦、組織「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決議。會後，同批示威者舉行遊行請願，在執政府門前遭段祺瑞的衛隊開槍射擊。次日，執政府下令查封國民黨市黨部和中俄大學，通緝李大釗、徐謙等50人。

關於衝突爆發的過程和原因，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說法和執政府的說法以及部分在華外媒的說法有出入。

## 背景

### 北京政變與國共兩黨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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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3月，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在北京翠花胡同八號成立。組成人員有執行委員李大釗、於樹德、于右任、王法勤、丁惟汾，候補執行委員韓麟符、路友於、傅汝霖。此後根據中共三大的方針，北京大部分共產黨員也加入了國民黨，隨即開展黨務活動，並在此後幾年發動支持馮玉祥國民軍和廣東國民政府，反對北方奉直各軍以及北京當局的活動，中共形容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的成員「實際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完全貫徹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完全貫徹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精神」。

1924年10月21日，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北京政變，軟禁大總統曹錕，逐清末帝溥儀出故宮，懸賞緝拿吳佩孚，成立國民軍，並歡迎孫中山北上。然而馮軍只有不足4萬兵力，北臨張作霖入關，南面吳佩孚反擊逼近北京，不得不採取張作霖意見，聯合皖系，讓既無軍隊又無勢力的前國務總理段祺瑞重新出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

在此期間，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北京，曾多次組織反對北洋當局，反對「帝國主義」的示威集會活動。1925年11月28日，中共北方區委和國民黨左派合作，發動了意圖武力推翻北京段祺瑞政權的未遂起事「首都革命」。主要發起人是李大釗。計劃原本聯絡馮玉祥的國民軍配合武裝政變，但是國民軍臨時改變主意。因此最後轉為一場遊行示威行動。示威中還發生火燒發表反蘇言論的《晨報》館事件。根據馬敘倫後來的記述，「首都革命」後「不可輕侮的革命力量已向群眾里發展，因為已經給予段祺瑞政治信用上的大打擊。到了隔年——十五年，也不斷有較小的運動，無非威脅段氏。直到三月十八日，乃有更大規模的運動，我們自己稱為第二次首都革命」。

在國民黨北京黨部和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下，1925年12月31日、1926年1月14日、31日，天安門連續三次舉行大規模的「國民反日討張示威大會」，反對日本和奉系張作霖。2月27日，北京4萬多人在天安門召開了「反英討吳國民大會」，反對「英帝國主義」和直系吳佩孚。國共黨員瞿秋白在大會上發表講演，批判「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陰謀」，號召擁護廣東國民政府，並就省港大罷工中的粵海關封關事件抗議「英帝國主義」。大會亦支持蘇聯支持的馮玉祥國民軍繼續對抗英日支持的奉直聯盟。

2月28日，國共在北京的各團體代表在琉璃廠師範大學集會，成立「國民討伐張吳大會」，並議決：「(一)發宣言宣布張吳禍國罪狀;(二)宣布英日援助張吳延長中國內亂，實行侵略之罪惡;(三)電促全國組織民軍，討伐張吳;(四)組織講演隊，廣為宣傳;(五)組織在軍隊中之前敵宣傳隊，向民眾宣傳;(六)組織慰勞傷兵團，慰勞討伐張吳之傷兵;(七)組織檢查英日貨物團，切實抵制」，在宣言中號召：「全國民眾應一致奮起，討伐張吳，打倒英日帝國主義」。

### 蘇聯援助國民軍

1924年5月31日，蘇聯同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協定規定廢除帝俄時代與中國簽定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取消中東鐵路除商務外的一切特權等等。蘇聯在協定中表示承認外蒙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尊重中華民國對外蒙的主權，並答應從外蒙撤軍。中華民國與蘇聯關係良好並正式建交。

1925年5月18日，俄共（布）中央總書記史達林親自下令：「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協的兩派」，「揭露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並與帝國主義作堅決的奮鬥。」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8號記錄》關於中國問題的指令是：「務必推進以抵制、局部罷工和總罷工，而特別是鐵路總罷工的形式進行的革命運動，不要害怕危機加劇。」史達林還有令：「把中國農民捲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愈有力愈強大。」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確定送給馮玉祥部國民一軍價值348萬6，596盧布的軍火，飛機10架；國民二軍價值70萬1，789盧布軍火，飛機10架；國民三軍308萬2，795盧布的軍火；另調撥價值74萬1，000盧布的毒氣彈供馮調撥使用，甚至許諾給馮2，000萬盧布的外匯。12月3日，史達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布置：北京新中央政府應由馮玉祥及溫和派組成，建立純國民黨政府則不可能。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馮玉祥國民軍得到步槍55，857支，子彈約5，800萬發，大炮48，山炮12門，手榴彈1萬多枚，配帶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以及藥品等等。1925年3月17日，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加入駐北京外交團，並出任該團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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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軍和奉直軍的戰爭與大沽口事件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將領郭松齡在馮玉祥的支持下，在直隸灤州發動兵變，將所部改稱「東北國民軍」，回師關外，直逼瀋陽。12月24日，郭松齡兵敗被俘，次日張作霖下令將其處決，然後率令奉軍南下入關，挺進京津。

1926年，張作霖檄調敗退山東之李景林和張宗昌「直魯軍」攻其南；張作霖更遣專使與直系吳佩孚釋嫌修好，1926年1月初，奉直雙方達成了諒解，決定一致「討赤」，對付「赤化」的國民軍。直、奉聯合後，直系將領齊燮元曾在北京對中外記者指直奉妥協的政策是 「先撲滅北方之赤化，然後再撲滅廣東之赤化，期施行全國之刷新。」張作霖約吳佩孚自武漢北攻馮軍於信陽，並誘引閻錫山出娘子關取保定，使馮之「國民軍」四面受敵。2月初旬，當奉軍艦艇在大沽口外出現時，馮軍乃在大沽口海設防，並以俄製水雷封鎖大沽口，並一度與故意穿過封鎖線日艦砲戰。日本人首先對馮軍布雷，提出抗議。

3月12日，馮軍與奉軍作戰期間，兩艘日本軍艦護衛奉系軍艦進入大沽口，並炮擊國民軍，守軍死傷十餘名。國民軍開炮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國，聯合援引《辛丑和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時限期「最後通牒」。八國公使團向北京政府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要求，否則將以武力解決。同時各國派軍艦雲集大沽口，武力威脅中華民國北京政府。

1926年3月16日，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外務部接到列強外交團之最後通牒後，經緊急磋商即於當日午夜答覆，稱「最後通牒」內容「超越《辛丑條約》之範圍」，所以「不能認為適當」。因為按《辛丑條約》，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線炮台應予以一律削平，對水道並沒有相關條文規定。公使團對此並未作答辯。段祺瑞乃勸馮部停止布雷。3月18日，日本大使芳澤抗議大沽的日艦被擊。

### 三一八示威的準備與前奏

大沽口事件發生後，3月14日，國共領導的示威隊伍在故宮太和殿前舉行了「國民反日侵略直隸大會」，抗議日本，口號包括「反對日本炮擊大沽」、「反對日本侵略直隸」、「反對日本幫助奉系軍閥」、「驅逐日艦出境」、「驅逐日本軍警」、「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奉系軍閥」、「國民革命萬歲」、「反帝國主義勝利萬歲」、「中國自由平等萬歲」。大會對最近日本軍艦炮擊大沽及日陸軍參加灤州作戰一事，提出實行建議：(一)提出國民抗議書;(二)通電全國民眾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暴行為，並厲行抵制日貨;(三)通電國民軍，以武力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四)通電廣州國民政府與國民軍，一致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五)要求外交當局據照國民抗議書嚴厲執行，又提出對日本的抗議要求：

(一)立刻撤退津沽一帶日本軍艦;

(二)日本軍艦非得中國允許, 永不准在中國境內停泊及行駛;

(三)立刻撤退在中國境內一切軍警,永遠不准復設;

(四)日本政府須向中國國民政府及人民道歉,並撤換駐華公使;

(五)嚴厲懲辦轟擊之大沽口軍艦官佐士兵,並以後絕對不準扶助奉天胡匪張作霖,擾亂中國,並不准借給軍火,並參加奉軍作戰;

(六)賠償中國大沽此次所受損失;

(七)如不容納以上最正當之要求,則國民立刻宣布與日本斷絕國交,驅逐日本公使出境,即與宣戰,亦所不恤。

3月15日，國共兩黨領導的天津市總工會、國民會議促成會、「國民討張反日大會」等天津70餘團體舉行「國民反日緊急大會」，通電全國要求「嚴懲侵略者」。中共北方區委積極領導了示威，幷決定發動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在三一八示威前兩天，中共北京地委在北京大學一院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陳喬年、陳為人、鄧潔、陳毅等人都有參加。會議由地委書記劉伯莊主持。李大釗做政治報告，並指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國的最後通牒是第二個「八國聯軍」，也是用來「抗拒進步力量(國共合作)的……條件是喪權辱國的，人民絕對不能接受。我黨的任務，就是發動各界群眾，行動起來，與政客、官僚、軍閥政府鬥爭到底」。

3月16、17日，國共兩黨在北京開會，徐謙以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決定組織各學校和群眾團體在天安門集會。組織者隨即率領群眾衝擊國務院，作為守門的衛兵，馮玉祥的國民軍沒有開門。憤怒的群眾遂有團圍、翻牆抓人等舉動，受到衛兵阻攔，因此雙方發生口角，相持五、六小時，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當夜，總指揮韓麟符向李大釗匯報群眾情況，李「即表示同國民軍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們還是要爭取國民軍的」。

3月17日，由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及中共領導的北京學生總會、北京總工會等團體發起，在北京大學第三院召開了緊急會議，議決「(一) 即日嚴重駁復最後通牒;(二)不許日艦攜帶奉艦入口;(三)驅逐八國公使出京;(四)請國民軍改變作戰目的，即係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戰;(五)定18日上午10時在天安門開國民大會」。

## 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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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數千北京學生和市民乃集合於天安門前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諜」。上午10時，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市黨部，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委，北京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於80多所學校共約5，000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號稱十萬人抗議大會。

廣場北面臨時搭建的主席台上懸掛著孫中山的遺像和他撰寫的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台前橫幅上寫著「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主席台前懸掛「駁複列強最後通牒」、 「廢除辛丑條約」、「撤退外國兵艦」、「驅逐署名最後通牒之各國公使」等大幅標語和前次請願流血代表的血衣，血衣上書「段祺瑞鐵蹄下之血」八個大字。大會由徐謙、顧孟余、陳啟修、黃昌谷、丁惟汾、李大釗、北京總工會、北京學生總會的代表八人組成主席團，由徐謙、顧孟餘、李大釗等公開或暗中主持。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趙世炎、陳喬年亦參加大會。大會主席、中俄大學校長徐謙發表講話，大會決議：「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毀《辛丑和約》。徐謙又指「帝國主義者已聯合戰線向我國進攻，他們提出最後通牒，就是聯合進攻的顯明證據;我們愛國同胞起來抵抗，也必須聯合戰鬥，再不可自相分離。」「我們再不可受帝國主義捏造假名詞「赤色帝國主義」的煽動，世界只有帝國主義，並無赤色帝國主義，切勿受愚。」顧孟余亦發表演說批判「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後大會一共通過了八條決議：

一、通電全國民眾一致反對八國通牒;

二、通電全世界被壓迫民眾一致反對八國政府進攻中國;

三、督促北京政府嚴重駁復八國通牒;

四、驅逐署名最後通牒之八國公使出境;

五、宣布辛丑條約無效;

六、駁復八國通牒最後之要求:(一)廢除辛丑條約及一切不平等條約;(二)立刻撤退駐在京津的外兵外艦及各地的外兵外艦;(三)懲辦大沽肇事禍首;(四)撫恤大沽國民軍傷亡將士及家屬;(五)為死亡將士建立紀念碑;(六)在被殺害將士出殯日, 八國駐華各機關均下半旗誌哀;(七)由各國政府向中國道歉。

七、嚴懲昨日執政府衛隊槍傷各團體代表之禍首;

八、電勉國民軍為反帝國主義而戰。

中午12時大會結束後，組織者又一次要求與會者去國務院示威。有參與者不願意去，害怕被鎮壓。李大釗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們不敢把我們怎麼樣！」但與會者中僅有數百眾跟隨前往。作為參與者的李葆華（李大釗兒子）回憶說：「由於前一天曾發生過流血事件，我們特意做了準備。每人做遊行示威的小旗時，都挑選了較粗的棍子當『旗杆』，用以自衛。」

而根據上海英文字林西報的報導，在示威中，「學生們的態度如此具有威脅性，以至於沿途的店主都關上了店門，拉上了捲簾門」。執政府內閣部長們事先被告知共產黨人「計劃襲擊並焚毀內閣辦公大樓，以此作為建立人民委員政府的先決條件」，因此「衛兵們被警告不要發動攻擊，被指示在遭到攻擊之前不要開火」，又指從事後在醫院採訪參與示威並受傷的苦力，其指「他們坦白承認，他們每人獲得 70 分錢的報酬去襲擊內閣，而且受僱的暴徒人數超過了學生」。

遊行隊伍按計劃，沿東長安街向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進發。原定的遊行總指揮徐謙因病發未去，臨時改由共產黨員王一飛代替。遊行隊伍包括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許多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都擔任指揮、聯絡、散傳單、貼標語等工作。遊行者一路高呼「打倒勾結張吳的英日帝國主義」、「駁回列強的無理通牒」、「廢除辛丑條約」、「駁逐八國公使出境」等口號，並高唱《國民革命歌》。

### 流血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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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結束後，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一時群情激昂，呼嘯衝向國務院。按預定路線，從天安門出發，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最後進入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段祺瑞執政府（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門前廣場請願。示威群眾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在執政府內開會的總理賈德耀等人知難而退，從側門離開。而事件發生時段祺瑞並不在執政府。這時執政府衛隊長乃下令開槍。牆裡頭最先打響了三槍。槍聲驟起，群眾前逃後衝，秩序大亂。

有記者披露，示威者有人執帶鐵釘的棍子並搶士兵的槍，《臨時執政令》則指遊行者「闖襲國務院，撥灌大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被擊斃學生和市民達47人。傷者150餘人，包括兩名便衣警察、一名衛兵。

而根據上海公共租界英文報刊字林西報的報導，示威活動的領導者首先用左輪手槍向衛兵開火。而衛兵首輪開火則是對天鳴槍示警，「事實可以從他們的第一輪齊射擊斷了電話線得到證實」，「儘管他們遭到棍棒毆打和手槍射擊」。

死者中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楊德群。後來軍警在清理現場時，竟然將死者的財物盡行掠去，甚至連衣服也全部剝光。

清華大學一年級生韋傑三下腹部被槍傷四孔，三日後去世；大學部學生、學生會評議部長、清華劇社社長、曾任《清華周刊》總編輯何鴻烈，於同年十二月傷病復發去世。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北京的防衛主要由馮玉祥手下五虎將之一的鹿鍾麟的軍隊負責。

### 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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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來源稱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也有來源稱三一八當天段祺瑞沒有去現場，後來也沒有出現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與稱段祺瑞長跪悼念遇難學生的史料時間不符。段政府又稱示威學生為「暴徒」。有回憶者稱段祺瑞在三一八之後在家中也吃葷，在其他場合吃素只是與信佛有關。

強大民意壓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槍擊案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事件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

字林西報的報導稱事件發生後不同學校的學生反映各異，有人指責群眾集會和示威活動的組織者「在自己逃往安全地方的同時，將無辜的年輕人置於危險之中」，也有人認為「政府當局而非徐先生應該為這起悲劇負責」。報導描述「學生們神情呆滯、意志消沉，而激進領導人則四處躲藏。各階層民眾對煽動者完全沒有同情心……中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為，警衛不應承擔責任，而應懲罰那些利用學生作為掩護，讓武裝僱傭者襲擊內閣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為了抗議槍擊事件，學生團體計劃再次舉行群眾集會，迫使商家關門歇業，號召工人罷工，停止繳稅。然而，由於共產黨的核心人物已經完全消失，這項計劃似乎難以實現」。

3月18日，段祺瑞及北京國務院通電謂事件乃徐謙等鼓動所致，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人：

……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等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羣衆，屢肇事端。本日由徐謙以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名義，散布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查該暴徒等潛伏各省區，迭有陰謀發見，國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變亂除由京師軍警竭力防衞外……應由該各軍民長官督飭所屬，嚴重查究，以杜亂源，而安地方。徐謙等並著京外一體嚴拿，盡法懲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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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驊、蔣夢麟、魯迅等幾十人也上了黑名單。徐謙等乃避入蘇聯使館。字林西報指「蘇聯大使館擠滿了激進分子難民，但內閣正考慮通知各使館，使館區已被用作擾亂治安的據點，並要求將暴徒頭目作為普通罪犯逮捕，搜查他們的財物」。李大釗、魯迅等人被迫轉移，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與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進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原俄國兵營躲避，幷繼續作為北方國共活動的指揮機關，為1927年搜查蘇聯大使館事件埋下契機。

1926年4月9日，馮玉祥的部下鹿鍾麟率國民軍發動政變，以段祺瑞暗通奉係為罪名包圍國務院，段祺瑞逃入東交民巷法國使館，執政府倒台。4月17日奉軍占領北京。奉軍進京後查封《京報》館和一批報刊，邵飄萍於4月26日清晨被秘密處決。張學良逮捕了共產黨員郭隆真，然後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等，大肆查禁書刊，搜捕反對人士。4月20日，段祺瑞自北京逃往天津，此後由國務院攝行臨時執政職務。1926年5月13日，之前於1924年倒台的顏惠慶內閣宣佈復職，並依法由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權。段祺瑞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由此不復存在。

## 各界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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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內

目擊三一八事件的世界日報記者張友漁到世界日報館上班時訴說了事件的情況，力主新聞安排到頭版。次日，《世界日報》頭版全版報導事件的情況，大字標題《段政府果與國民宣戰矣》。並一連五天，該報均以一版全版報導事件，同時刊登劉和珍等人的遺照，引發社會巨震魯迅稱這一天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啓超、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凌叔華等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加入譴責的行列。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事件，《京報副刊》也發表有關文章。

事件後，全國「輿論沸騰」。3月19日，各地輿論紛紛譴責國務院。3月20日，北京政府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執政段祺瑞亦明令撫卹死者，醫治傷者。同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呼籲民眾「真正愛國民眾尤應集中於廣州國民政府革命旗幟之下，助成他的北伐使命，同時亦不惜以重大犧牲實際援助馮玉祥所領導的國民軍」，號召「全國商人、學生、工人、農民、兵士，應急起聯合起來，不分黨派，一致奮鬥，發動一個比『五卅』運動更偉大的運動，以雪最後通牒之恥」：

……全國痛恨的段祺瑞為什麼敢於槍殺大批學生市民呢？為誰槍殺他們呢？自然明明白白是老賣國賊段祺瑞受了英日指使，為擁護辛丑條約而屠〈殺〉愛〈國〉同胞！愛國同胞死於帝國主義者之手，已足使人憤不欲生；今愛國同胞為愛國示威而死於自稱中國執政之手，全國民眾又將何如！？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國人民的執政，現在又變成彰明較著的賣國兇犯。全國的民眾！我們能不為這些死者復仇麼？我們能不討伐這個殺人的賣國兇犯麼？……帝國主義者已從各方面用最後手段對付我們了，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等已是顯明的帝國主義者的劊子手了……無論平時有何政見不同，無論是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富商大賈，研究系，進步的軍閥官僚等等，在此次爭鬥，即對於討伐段祺瑞，取消辛丑條約和洗最後通牒的恥辱這三件事，都應有所動作，若有人坐視不動，無論平時說得如何愛國，無論是否以反赤為口實，都是中國民眾中的敗類……

打倒慘殺愛國同胞的段祺瑞！

肅清一切賣國軍閥！

取消辛丑條約，以雪最後通牒之恥！

建立人民政府謀全國真正和平！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會場高懸「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大幅標語。大會由共產黨員陳毅主持。陳毅在會上抨擊段祺瑞，並闡述了事件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重大意義」。大會議決：「(一)通電全國定3月18日為廢約紀念節;(二)在天安門建立三一八殉難烈士紀念碑;(三)籌備三一八烈士國葬典禮」。

魯迅為此題寫輓聯：「死了倒也罷了，活著又怎麼做。」後又就此事件連續寫了七篇檄文。由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在北京廣泛傳播。時為清華研究院學生吳其昌，在事件發生後撰成《宋代學生干政運動考》，2.8萬字，發表於《清華學報》3卷2號，是研究中國古代學生運動的最早之作。

中國國民黨也就事件發表了宣言，指責段祺瑞和「帝國主義」，認為段「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乘北京政變，利用奉系勢力與國民軍勢力兩不相下之局，復入北京，自為執政，一年有餘，毫無樹白，彼手無實權，但知依附具有實力之武人，復挑撥離間此等武人，使相猜忌爭鬥，而自己操縱漁利於其間」，又表示應「與此等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決一死戰」：

本黨同志與本黨在廣東所建設之國民政府，均以打倒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有職志,本黨同志雖在全中國各地備受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之嫉忌陷害,國民政府亦無日不在此輩反革命派陰謀暗算之中,然本黨自念使命之重大,不敢有一毫怯弱阻退。本黨惟願吾中國四萬萬人,能因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之橫暴行為,徹底明了國民革命之意義與其必要,萬眾一心以趨此目的,本黨同志與國民政府當竭盡全力以勉為前驅。凡殘民以逞如段氏之徒,以致立於其後指使其禍國殃民之帝國主義,均當使其伏罪於吾民之前,願全國民眾亟起圖之。

3月20日，國共合作的廣州國民政府也發表了《國民政府對時局宣言》，指責段祺瑞「極其媚外用意，非陷中國於永劫不復之地位不止」，重申要求「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反對善後會議，支持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

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全國許多大中城市以至其他地區都發生了聲援北京示威者的抗議。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濟南、蘇州、無錫、廈門、蕭山、紹興、松江、川沙、宿縣、安慶、蕪湖、徐州、硤石、張家口、九江、保定、南寧、桂林、瓊崖、海寧、汕頭、徽州、重慶、杞縣、永修等地的國共團體紛紛發表通電、宣言、舉行各種集會、遊行，成立後援會，指責執政府。海外的華人和留學生組織各種抗議活動。國共領導的天津各團體集會決定恢復「各界聯合會」，為「廢約驅段」之運動。3月21日，「天津討張反日大會」、「討吳反英大會」、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等團體2萬多人舉行國民大會，通過十三項提案，包括要求「推翻段祺瑞，組織國民政府;促令國民軍逮捕段祺瑞等禍首，置諸法網;國葬死難烈士」等。上海學生從24日起實行總罷課聲援北京。國共在上海全市164個團體聯合組織「上海各界京案後援會」，以「廢約驅段、保障民權」為宗旨。3月27日，上海舉行追悼「北京慘案死難烈士大會」，由楊杏佛、柳亞子主祭，發表聲援通電和宣言，並在會後舉行了示威遊行。長沙也於25日集會，會後結隊遊行，併到日本領事館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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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輿論質疑、指責共產黨的做法乃至蘇聯的角色。統治東南地區五省聯盟的孫傳芳，在對事件的通電中認爲「迭次學潮，均有共產黨人為之驅使」，青年學生「血氣方剛，識力未足」、「受人操縱」、「逾越範圍」，並指責共產黨「驅人就死，而自策安全，居心狡毒，實屬罪不容誅」，又「尤望各校學生，幡然覺悟，束身規矩」，並批評數年以來當局「對於學界舉動，禁縱無常，利用則借為前衛，反對則視同大憨，是非淆亂，邪說異端，相因而至」，又要求「對於此次主使及行兇兩方，必須實行公平之懲罰」。孫傳芳的通電得到執政府的回復，賈德耀在復電中稱:「砭時之論，怵目劌心，年來時局不靖，邪說方張，假青年愛國之名，為危害國家之實，流毒所至遂使學生供其利用，以蒙垢而被難」。

以中國青年黨爲首的國家主義者也批評領導者「當眾報告，毫無危險，事類欺騙；事變既出，領袖無一人被傷，亦無一人自首者」，「故此輩雖非有意置民眾於死地，但見事不明，以人命為兒戲，實罪無可逭」。中國全國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則認爲「此次慘案應該負責者」為「一、直接殺人段祺瑞及賈內閣。二、教唆殺人的馮玉祥及馮系軍人。三、盲目煽動群眾不負責任的徐謙、易培基等。四、平日濫捧軍閥認為馮玉祥為「比較接近民眾的武力」，且鼓吹赤化促起列強一致結合壓迫中國的共產黨徒」。

作家陳西瀅則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閒話》中，指責運動的領導人有「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晨報》方面批評「臨到實際犯難時，領袖們早已不見蹤跡」「以救國為手段，以獵官為目的，以青年為壑」；現代評論派也批評「做父兄，尤其是做師長的」不能「脫卸自己的責任」，「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幾句話」。

當時，反對容共政策的國民黨西山會議派黨中央（與堅持國共合作的廣州黨中央互不承認）正在上海召開其國民黨二大會議。會議中經過討論，發出《關於八國通牒釀成北京慘殺事件通電》，指責「軍閥盜執國政、剛愎兇頑、橫加屠戮」，並指「市民何罪、救國其罪」、「青年喋血、舉國裂眥」。在討論該電文的初稿時，不同黨員有不同的意見。謝英伯認為事件「主動者全為赤俄」，「是俄以我國之青年學生為試驗品」，並提議在電文中加入質問蘇俄的內容。蔣希曾則認為事件中北京的死者「全為我同志」，因此電文中「只能將軍閥罪狀，宣白天下」，「不必過電責俄」。而沈定一則認為，「此次慘案實為俄人主使，但我人不可通電責俄」，因為會「明為共產黨宣傳」，最終發出的電文終稿並未提及蘇聯。

### 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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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事件中死亡的示威者表達哀悼，並繼續支持國共兩黨和國民軍反對「帝國主義」、段祺瑞執政府和奉直聯軍。真理報指段祺瑞「摘下了面具」。共產國際領導人拉狄克也在真理報上發表評論，認爲在事件發生前「國民軍雖然控制了北京，但出於國際形勢的考量，不得不容忍段祺瑞，但事件的爆發將「激勵群眾反對國內的反動勢力，正如日本驅逐艦的炮火激勵群眾反對國際帝國主義一樣」：

形勢終於暴露了段祺瑞的性格。當解放中國的軍隊與敵人進行殊死搏鬥，當列強在英國的吹笛人領導下膽敢用傲慢的最後通牒語氣對中國說話時，段卻在國民軍後方向支持解放中國鬥爭的勢力開火。這炮火正是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全面進攻的一部分。段向張作霖元帥和吳佩孚表明他們是同盟；他向國際社會表明他是中國人民民族解放鬥爭的敵人……毫無疑問，列強的最後通牒、日本驅逐艦的炮火，以及橫屍中華民國偽總理官邸前廣場上的這50名遇難者，必將在中國人民心中激起強烈的反響。這些事件將向中國人民表明，中國人民的敵人不僅是全球帝國主義，更是所有仍然掌權並與國際帝國主義勾結的舊中國反動勢力……無論鬥爭需要付出多少犧牲，中國人民都必將勝利。

##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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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事件被認為為民國史和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前所未有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最大慘案」。究竟是誰下令開槍，至今仍眾說紛紜，當時北京的防衛是由國民軍馮玉祥手下五虎將之一的鹿鍾麟的軍隊主要負責。而事件當時的輿論多指責段祺瑞。傅斯年亦曾在昆明對鹿鐘麟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 紀念

事件發生當天，國共廣州組織正在舉辦紀念巴黎公社55周年的活動，也是中國首次舉行大規模紀念巴黎公社。事件一周年後，多地國共組織繼續組織紀念活動。當時國民政府已經遷到武漢，武漢的紀念活動與巴黎公社紀念一同舉辦。1927年3月10日，中共湖北省學聯在《漢口民國日報》刊登啟事：

本月十八日為北京慘案周年紀念和巴黎公社五十六周年紀念日，其意義至為嚴重，同時上海民眾在英帝國主義者和奉系軍閥白色恐怖之下，人人自危，吾人亦須急起反抗，因此敝會特發起紀念大會，並於本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假湖北省黨部會議廳，開第一次籌備會1927年3月17日，中國國民黨漢口特別市執行委員會發表了《為三一八紀念告民眾》的文告，呼籲「記取巴黎公社和北京慘案的流血教訓」。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政治部也擬定《「三一八」慘案紀念宣傳大綱》與《巴黎公社紀念宣傳大綱》。在當天，國共在漢口、武昌、漢陽分別召開了紀念集會，湖北其他縣城也有紀念活動。當時，三一八事件的北洋政府相關者賀德霖代表馮玉祥到漢口被捕，共產黨人力主處以死刑。武漢國民政府要求審判賀德霖案議決交政治委員會，組織人民審判委員會以反革命罪條例審判。

1927年3月18日，國民黨廣東省黨部、中華全國總工會駐粵辦事處、省港罷工會、香港總工會、廣東總工會、廣東省農民協會、廣州市學聯、市商民協會等數十個國共團體以及全市小學生、童子軍、糾察隊、工人自衛隊和警察等在中山大學操場開紀念會。大會通過決議案共四條，最後一條為表示「三一八巴黎公社和北京民眾，雖都歸於失敗，又是從血泊里以求自由，其精神之堅毅，都能夠令後死者崇拜佩服，以至於激發參加革命之熱誠。我們於三一八紀念大會以後，應一致繼續其精神，以達到中國國民革命和世界革命之成功」，集會口號包括：

北京死難烈士精神不死！繼續北京烈士去奮鬥！巴黎公社萬歲！打倒資本主義！取消辛丑條約！北伐成功萬歲！打倒軍閥！打倒安福系！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國民黨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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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機關報漢口民國日報報導武漢三鎮紀念三一八與巴黎公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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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機關報廣州民國日報報導廣州國共團體紀念三一八事件一周年暨巴黎公社56周年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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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口民國日報三一八紀念特刊的社論《巴黎公社與「三一八」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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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一周年後國民黨天津黨部的《三一八慘案紀念日告民衆書》

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東京特支、重慶、長沙等地的國共一周年紀念活動都與巴黎公社紀念一同舉辦，並藉機宣傳「國民革命」和「世界革命」等國共思想。據當局統計，事件一周年時國共在各地參加紀念兩個「三一八」活動的人數達百萬人以上。

1927年清黨以後，1928年3月國民黨繼續組織紀念三一八事件的活動。1929年3月，北平市黨部開始籌建「烈士紀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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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八烈士墓」籌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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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大學學生軍參加「三一八烈士安基禮」

三一八事件發生地，即段祺瑞執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 三·一八烈士公墓
- 三·一八慘案江禹烈、劉葆彝、陳燮烈士紀念碑
- 三·一八遇難烈士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
- 三·一八殉難烈士范士融、劉和珍、楊德群紀念碑
- 魏士毅女士紀念碑
- 三一八遇難烈士黃君克仁、李君家珍、張君仲超紀念碑
- 韋傑三君死難紀念碑
- 為國死義唐謝君紀念之碑

2026年3月18日，圓明園管理處、海淀共青團區委、海淀區退役軍人事務局以及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代表在圓明園三一八烈士公墓舉辦了事件百年祭奠活動。

## 評價

中國共產黨認為三一八運動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堅強意志，反映了北方地區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日益高漲的革命情緒」，並指「三一八烈士的鮮血，深深地教育了中國人民，提高了廣大群眾對武裝鬥爭重要性的認識」。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在《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一文中所說認為「北京屠殺……暴露中國各社會階級力量的轉移，更明顯的更深切的擁出工農聯盟的國民革命主力軍，並且更緊切的逼得民眾不得不力求武裝——軍隊和工農軍——準備直接革命。國民革命的前 途已經放著偉大的光明，照耀那北京屠殺中的血痕。」

中國民間歷史學者劉仲敬認為，「表達自由與意見正確判然兩事」，若北京國共兩黨抗議群眾的訴求成真，「拳民之禍將興」、「國（顧孟餘）共（徐謙、李大釗）兩黨非見不及此，置重負於北府，獨唱高調享虛名於南，無本而萬利，不勞而有獲」。對於對該事件的歷史研究，劉認為儘管對三一八事件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但是「大多數著作對執政府尷尬的憲法地位（這是危機的直接原因）視若無睹」。

## 外部連結

- 《中國共產黨新聞：廢約運動》
- 《中國共產黨新聞：回憶父親李大釗的一些革命活動》
- 《馬鼎盛: 蘇聯煽動中日衝突--「三·一八慘案」揭秘》
- 沈志華： 《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蘇聯干涉與「三二〇」事變
- 《馮玉祥一生惟倒戈》
- 《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
- 《碧血濺京華——紀念三·一八慘案六十周年》
- 《記念劉和珍君》
- 《「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慘案七十三周年祭》
- 《「三·一八」槍響之後》
- 《一粒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