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3月9日），姓子，氏孔，名丘，字仲尼，後世敬稱孔子或孔夫子，中國春秋時代魯國官員、思想家和教育家。孔氏出身宋國貴族，在孔子的三代前移居魯國。孔子自幼喪父，約三十歲時開始收授門徒，不久後成為魯國最負重名的禮學專家，先後擔任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職。其後，孔子受到猜忌與排擠，辭職離開魯國，周遊列國十四年，尋求出仕機會，希望國君能採納其政治主張，但始終未獲任用，最後返回魯國，專心教授弟子與編訂經書，直至逝世。

孔子在思想方面，主張回歸「先王之道」，尊奉周朝禮制、尊崇周公，抗拒貴族僭越與臣下篡竊；治國之道則以教化百姓為主，主張德治，提倡仁、孝、忠、恕、智、勇等美德，教人克己復禮與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宣揚人本主義，關心現世人生問題，相信人性向善，著重禮儀，強調行禮時感情要真誠。孔子首開平民教育先河，主張「有教無類」，採用因材施教手法，訓練和推薦門人從政做官。孔子的弟子據雲有三千人，人材輩出，其中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重要門人有顏淵、子路、子貢、子夏等人。孔子為人博學多識，智慧深邃、感情豐富。他精通禮樂，處事靈活，深具個人魅力。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神」，亦著重祭祀之禮，深信上天賦予他復興周禮的特殊使命。經學方面，孔子曾修訂編輯五經，常以《詩經》為教材，並作有史書《春秋》，寄託微言大義。眾弟子亦編纂《論語》一書，記錄孔子的言行舉止。

孔子是中國儒家思想的創始者哲學與倫理學的奠基者，啟迪中國人的道德自覺意識，奠並建立國二千年官僚制國家統治思想基礎。孔門弟子視之為聖人，歷代朝廷和士大夫都祭拜孔子，尊崇為「萬世師表」，並累世追封為「至聖先師」和「文宣王」，祭孔儀式極其隆重。孔氏後裔則號稱「天下第一家」，獲歷代朝廷加官進爵，並獲衍聖公封號。不過，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之際，知識份子高倡「打倒孔家店」，認為孔子象徵專制主義和家長作風；在1970年代中國大陸「批林批孔運動」中，孔子更遭批判擁護奴隸制度。1980年代以後，孔子終於逐漸恢復聲譽，成為中國文化精髓體現。孔子學說在古代傳播到韓國、越南與日本，影響三地制度；在歐洲，啟蒙思想家亦曾以孔子之名傳播觀點，促進歐洲民主發展。孔子對人類文明貢獻重大，羅素認為其影響之巨，可與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媲美。

## 家世

孔子祖先是商代皇室，世為宋國貴族；曾祖父孔防叔移居魯國。《孔子家語》記載，孔子家世始於商代紂王的兄長微子，先祖正考父是宋國上卿，四朝輔臣；其兒子孔父嘉被作亂大臣華父督所殺，曾孫孔防叔離開宋國逃到魯國，失去卿位而成為士人。孔防叔之孫叔梁紇驍勇善戰，武力過人，一次諸侯軍隊圍攻偪陽，他為營救同袍而一人頂住下墜的城門，讓已入城同袍得以撤退。另一次魯國大夫臧紇三兄弟被齊軍圍困在防邑，叔梁紇帶領三百甲兵乘夜突圍，送走臧氏兄弟，再衝破齊軍陣地重返防邑，幫助同袍固守。叔梁紇成為陬邑的大夫，元配是魯國施氏，生了九個女兒，小妾生下足部殘障的兒子孟皮。叔梁紇休了妻，趕走小妾，在七十多歲時，向顏氏求婚，娶了顏家最小的女兒顏徵在，二人「野合」，又在尼山許願求子，終於生下孔子。顏家據說是周王室後裔，血緣可上溯周公。孔子母親顏徵在沉默寡言，鮮少露面。加地伸行認為母親是儒者，以辦理葬禮為業。伊若白（Robert Eno）指出母親來自不屬於華夏民族的邾婁國；在母家影響下，孔子接觸過周傳統以外的文化，可說是文化上的混血兒。崔述否定既有孔子家世的記載，白川靜並推測孔子是巫女私生子，出身卑賤，父親不明。

## 生平

### 出生至壯年

前551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出生於魯國曲阜附近的陬邑，出生時，前額突起成小山丘一樣（一說頭上有一處凹陷而周圍隆起），所以命名為丘。孔子三歲時父親去世，家境貧窮。伊若白指出孔子父親與魯國司寇、禮儀世家臧氏關係密切，孔子藉此掌握臧氏的禮儀之學。陳永明則認為母子二人受孔氏家族排擠，母親帶著孔子離開夫家回到曲阜，靠近娘家居住，孤兒寡婦相依為命。孔子小時候喜歡玩「俎豆」遊戲，學習大人拜祭天地；後來參與各地的喪禮，對此有淵博知識。長大後孔子高九尺六寸，約195.85公分，甚為高大。孔子不知父親安葬於何處，十多歲時母親過世，他探問父親埋葬位置，得老婦答道葬於防山，於是將雙親合葬於防山。孔子為母親服喪三年，喪期既滿，五日後彈琴之聲仍是不成曲調。服喪期間，孔子參加過季氏的饗宴，卻被季氏家臣陽虎質疑沒有資格參與宴會，被陽虎趕走。孔子年輕時做過「委吏」管理倉庫，又當過「乘田」管理畜牧，牛羊肥壯。孔子還替別人辦喪事賺錢。前525年（魯昭公十七年），魯國有朝拜者郯子，孔子向他詢問其國家的古代習俗，嘆道「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約前522年（魯昭公廿年）孔子三十歲時開始收門徒，不久後成為魯國最負盛名的禮學專家。518年（魯昭公廿四年），魯國貴族孟僖子臨終囑咐兩個兒子拜孔子為師。前517年（魯昭公廿五年），魯昭公為了從三桓奪回君權，發動政變，失敗後逃亡齊國，孔子亦前往齊國，做了高昭子的家臣。齊景公原本有意錄用孔子，卻為官位與俸給問題猶豫不決；他有意封地給孔子，卻被晏子阻止。晏子批評孔子主張和見解無益於國政，孔子這類儒者堅持繁瑣禮制，特別是葬禮，鋪張浪費。齊景公對孔子說：我已經老了，無法重用你。前515年（魯昭公廿七年），孔子由齊返魯。約前504年（魯定公六年），季氏家臣陽虎擅權，欲見孔子，孔子不想相見，盡量避免踫頭。孔子獲陽虎送贈一頭乳豬，特別挑陽虎出門之時上門回禮，不料回程時兩人意外相遇。陽虎勸孔子出仕，說「日月逝矣，時不我與」，孔子口頭上表面答應陽虎：「諾，吾將仕矣」。前502年（魯定公八年），公山弗擾據費邑反叛季氏，請召孔子前往。子路得知孔子有意應召而深感憂慮，懇求孔子三思。孔子說：「他的確不會平白無故地召我的，如果有什麼人打算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個新的東周嗎？」但最終沒有加入公山弗擾陣營。

### 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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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01年（魯定公九年），陽虎欲鏟除三桓，先計劃襲殺季桓子，季桓子僥倖逃脫，陽虎兵敗，輾轉逃到晉國。季孫氏讓公山弗擾繼承陽虎的家宰職位。同年孔子獲魯定公起用為中都宰，政績卓越，四方都向他學習施政方法。後來孔子出任司空，改變魯國先君陵墓的布置。事緣魯昭公客死他鄉，屍首運回魯國，為了貶低他，被葬在先君陵墓的南面，中間為道路阻隔。孔子得到季桓子的許可，在魯昭公墓南面挖溝渠，使它與魯國先君之墓連在一起，同在溝渠北面。前500年（魯定公十年），孔子擔任司寇，掌管司法，為季桓子下屬，治理國政有功，國家井然有序，社會和諧，「路不拾遺，男女分途」。魯國經濟繁榮，店鋪童叟無欺，交通暢通有序。孔子相信在他帶領下魯國能改頭換面，穩定和平。同年孔子以魯「相」（典禮儀式主持人）身份，陪伴魯定公前赴夾谷之會與齊國盟誓。齊國卿士告訴齊景公孔子「知禮而無勇」，促請齊景公用當地異族萊人劫持魯定公。孔子察覺魯定公陷入險境，命令侍衛趨前保護，並向齊景公慷慨陳詞：「夷不亂華，俘不干盟」，結果齊君撤走萊人部隊。（據《穀梁傳》及《史記》，孔子並在會盟中下令處決齊國的歌手舞者。）孔子擬訂兩國條約，要求齊國歸還不久前佔據的三座城邑，否則魯國拒絕盟誓。終於雙方約盟，齊君想設宴慶祝兩國和好，孔子指出華夏君主在無人之地設宴有違禮制，結果宴會取消。夾谷之會反映孔子處事的剛強果斷。

前498年（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策劃削弱三桓，想「強公室，弱私家」。他藉著三家的家臣坐大，建議三桓不如拆除自己封邑的城堡，免得家臣在他們到京議事時據而為亂。當時子路擔任季孫氏家臣，鼓吹三桓拆除城邑，叔孫氏接受建議夷平其城邑，而當季孫氏準備夷平費邑時，公山弗擾率領費邑人襲擊魯定公，魯定公和兒子逃入季氏宮中。叛軍進攻失敗，孔子命兩大夫反擊，擊敗費邑人。亂事結束後，孟孫氏一改初衷不願拆城，同年年底魯定公派軍想強行拆除孟孫氏城邑，失敗收場。此年亂事並未鞏固魯君地位，也未能有效削弱三桓。孔子雖解救國君，但引起三桓對他的猜忌。前497年（魯定公十三年），魯定公沉迷於齊國所贈的80個舞女，怠於政事，三天都沒有上朝。子路勸孔子辭官他去，孔子則想給魯定公一次機會，等待郊祭時會否分祭肉給大夫，結果季桓子有意排擠孔子，沒有分予祭肉，有違禮節。此時孔子五十四歲，辭去司寇之職，啟程周遊列國。白川靜則推斷孔子因有「墮三都」的計謀，被驅逐出國。離國前孔子慢慢走，在邊境屯地住了一夜，希望魯國國君和季桓子來挽留他，但未能如願。

### 晚年

#### 周遊列國

前497年（魯定公十三年）孔子離開魯國，往後十四年他不斷尋求出仕機會，希望其他國君能採納其政治主張，實現其理想。他遊歷各國，主要去的是衛國和陳國。孔子先到魯國的兄弟之邦衛國，依靠子路的妻兄顏濁鄒。衛靈公善待孔子一行人，給予糧餉粟六萬石。不過他又聽信讒言，命人監視孔子。掌管衛國軍事的王孫賈曾暗示要與孔子聯合，但孔子沒有答應。在衛國居住十個月後，孔子前往陳國，經過匡地時被匡人圍困，囚禁了五天。事緣匡人與陽虎素有仇怨，而孔子被誤認為陽虎。危難中孔子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泰然自若又有點虛張聲勢。這時孔子有個隨從曾是衛國寧武子的臣下，於是派他到衛國遊說，孔子才終於脫困，錯認身份的事得以解決。前496年（魯定公十四年），孔子返回衛國，拜見素有淫亂之名的衛靈公夫人南子。子路為此不悅，認為孔子想利用南子的私人關係求仕，孔子發誓「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子經過衛國儀邑時，守衛當地的官員對孔門弟子讚賞孔子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上天要孔子如木鐸一般喚醒世人。孔子在衛國時住在蘧伯玉府邸，蘧伯玉是他在衛國最尊敬的人，但孔子未得衛靈公青睞。金116

前493年（魯哀公二年），衛靈公一次與夫人南子同車出遊，讓孔子跟隨其後，招搖過市，對孔子有所傲慢與藐視。衛靈公詢問孔子軍隊布陣之事，孔子婉辭，有意離開衛國。同年衛靈公去世，繼位的衛出公是靈公孫子，而孔子對此並不贊成，因為靈公嫡長子蒯聵才合法繼承地位。孔子繼而前往宋國，宋國司馬桓魋欲謀害孔子，伐下孔子身旁的大樹，弟子勸老師盡快離去，孔子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無所畏懼。前492年（魯哀公三年），孔子到了陳國。前491年（魯哀公四年），季桓子卒，季康子欲召孔子返回魯國。同年孔子從陳國到了蔡國。前490年（魯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國到楚國葉邑，受葉公問政。（也可能是楚國滅掉蔡國後，葉公到蔡國舊地會見孔子。）葉公提出著名的「其父攘羊」一案，徵詢孔子意見。孔子在葉邑時差點見到楚狂接輿，接輿唱歌雲「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歌詞把孔子比作衰落的鳳鳥，也提醒孔子政治的危險。孔子想與接輿說話，但他已不見蹤影。楚昭王曾有意賜孔子七百里地的封邑，但聽了令尹 子西的諫言後，放棄了計劃。之後孔子返回蔡國。同年晉國趙氏家宰佛肸計劃以中牟為根據地發兵謀反，派人召請孔子，孔子一度考慮加入，子路則反對孔子前去幫忙。孔子嘆息道：「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前489年（魯哀公六年），孔子困於陳、蔡二國之間的荒野，一度絕糧，與門徒餓得幾乎站不起來。根據《史記》，陳、蔡之人得知孔子想到楚國，憂懼孔子見用於楚國，將對陳、蔡二國不利，所以圍困孔子於荒野。金安平則認為《史記》所載失實，孔子等人只是在荒野迷路。《史記》又記載，楚昭王派兵護送孔子離開荒野。前488年（魯哀公七年），孔子返回衛國。孔子在各國輾轉奔波，曾被嘲笑為「喪家之狗」，並先後遇到隱士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受譏諷何不歸隱。孔子說自己無法與鳥獸一同生活，即使已知「道之不行」，仍須努力追求仕途。孔子在衛國時，弟子子貢與冉求先行離去，返回魯國任官。孔子與衛國掌權的大夫孔圉友好，稱讚孔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但孔圉要發兵攻打與他結怨的女婿大叔疾，詢問孔子意見，孔子認為其做法只是公報私仇，不能解決仇恨並開出惡例。自此孔子有意離開衛國。

#### 歸魯

前484年（魯哀公十一年）時，弟子冉求是季孫氏家宰，在對齊國戰爭中立下戰功。同時子貢在魯國於禮制與外交亦享負盛名。他們為孔子宣傳，促使魯國季康子召回孔子。他們對季康子說，魯國聖人周遊列國，到他國謀職，是可恥之事。魯國還附上一筆豐厚賞賜，承諾給孔子優渥俸祿。孔子乃從衛國返回魯國，得到過去未有的禮遇。魯國都城很多年輕人都想從學於孔子，包括冉求在對齊戰爭中的副將樊遲。這時情況有利於孔子，當年逼使孔子離開魯國的魯定公和季桓子都不在人世，在魯哀公及諸位大臣眼中，孔子是他們的「國老」。季康子更成為孔門的主要保護人。同年底季孫氏打算向封地上的佃戶抽取土地稅，派冉求徵詢孔子意見，孔子說「丘不識也」，拒絕回答。孔子雖不贊同抽稅，但他知道其看法不見容於季孫氏，也擔心影響冉求的想法，讓他與季康子出現意見不合。但冉求為季孫氏聚斂一事使孔子很生氣，指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後來季康子打算出行祭祀泰山，孔子認為這是僭越違禮的，問冉求「女弗能救與？」冉求答不能，孔子不禁說這分明是欺騙，泰山不可能接受季康子的牲禮。

回到魯國後孔子全副精神投放於教育年輕後輩上，編訂經書，並自政壇隱退和遠離俗務。前482年（魯哀公十三年），顏淵逝世。前481年（魯哀公十四年），齊國發生陳恆弒君一事，孔子齋戒三日，向魯哀公請求討伐齊國，魯哀公無法有所作為，叫孔子向季孫氏請求。孔子為此事見過三桓，但三桓都無意出兵。季康子曾請教孔子為政之道，也詢問孔子門下何人適合從政。季氏曾用八佾（八列舞樂）這種原本應用於天子廟的樂舞，孔子斥責其無禮說「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雖然孔子對季康子直言不諱加以批評，季康子卻沒有怪罪他，而是欽佩其勇氣，並任用其弟子為官。同年魯國捕獲麒麟，這被認為是不祥事件，是將有聖賢去世的先兆，孔子嘆息道「吾道窮矣」，《春秋》經記事就此結束。（一說麒麟是天下太平的象徵，卻在衰亂之世出現並被人打死，孔子哀傷麒麟，也在哀傷自己，哀嘆道：「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受此事刺激，孔子開始發憤作《春秋》。）前480年（魯哀公十五年），衛國政變，子路在衛國被殺，被剁成肉醬，孔子得知其事，命僕人將家中肉醬全部丟棄。前479年（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預知自己將死，夢到自己死後被殮在宅屋的兩楹之間，這是殷商之人所用的殯殮儀式。孔子見到從楚國趕到魯國的子貢，責備他姍姍來遲，對著他唱「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七日後過世，享年七十三。其葬禮由禮儀知識豐富的弟子公西赤負責。

## 思想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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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張回歸先王之道，尊奉周朝禮制，擁護周朝封建制度與禮樂文化，視周禮為理想的社會秩序，可說是復古主義者，有託古改制之意，標榜回歸周公的時代，尊崇周公，力圖實現當初周公的建樹。孔子尊周室，抗拒貴族的僭越與臣下的篡竊，認為「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要求君臣父子各依其名位而盡其本份，以挽救封建政治。孔子強調用「禮」是治國的最佳途徑，「為國以禮」，「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孔子理想是「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讓各小國在周禮的秩序下自立，反對大國以武力擴張勢力和兼併小國，批評季氏進攻小國顓臾，因顓臾國君乃周朝任命，受命主持東蒙山的祭祀。孔子主張君主工作嚴肅認真，信實無欺，節約費用，愛護官員，役使人民要在農閑時間，尊重和採納群臣意見，反對君主專制和獨裁。上博竹簡把孔子的政治思想歸納為「不違民之所欲」。官員應是愛民如子的父母官。君子要態度恭莊，敬重地對待上級，恩惠地養護人民，役使民眾恰當合理。為政者亦必須「正名」，使用穩定準確的語言，以免「名不正則言不順」。據上博竹書《顏淵問於孔子》，孔子主張出仕為官者須尊敬有道之士，汎愛眾人，尊老慈幼而振窮卹貧，如此乃將受援助且得民心；為官者能博愛、節儉、揖讓，以身作則，人民自然乃將孝順、知足而不相爭。

孔子治國之道，以教化百姓為主，主張德治，君主和執政者必須德高望重，以道德導民教民，使民皆有品德而國為之治。德治的最高理想是無為而治，教化人民的方法，在於以身作則和以道誨人。孔子相信「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君主必須以身作則，其次是教人孝悌忠信的品德。孔子主張政教貫通，君師合一，仁者君師以德行感化人民，善為政者發揮其個人道德力量的影響，滋育人民的善心。孔子治術乃著重教化而減少使用刑法，認為刑法的作用有限。郭店楚簡《尊德義》：「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為政者應引導百姓，而不應用強制方法。憑藉法律不如依靠禮和美德，運用政令和刑罰，百姓雖然可以免於犯罪，但沒有廉恥之心；用道德和禮儀來引導，百姓不但有廉恥之心，而且會自律。孔子反對用嚴刻和強暴的手段，合法的刑罰也不願多用。嚴刑重法會養成人民仇恨的心理，成為叛亂的伏流。據上博竹簡《仲弓》，孔子指出人民有過失是自然且無法避免的，小過輕罪自應從寬處理，而在處罰大過重罪的同時，最重要的是德教不倦。孔子對訴訟持否定態度，相信如政治與教育井然有序，將不需要死刑。

孔子認為仁政之本是安定民生，政府頭等大事是讓民眾富裕，民富才能國強。財富分配要合理，國家財富「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均」是指公平而不是均分。理想財富分配方式含有福利體系，「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治民之道是「富之」，「教之」，先讓人民富裕，再教導他們。而養民及使民生充裕的方法，為減輕賦稅與力役，節省財用，以及分配平均。但養民是國家必要卻非最高的政策，國家的目的是使人民有良好品性與行為。史華慈指出，孔子社會經濟政策的重點是最好不干預和小政府，讓人民自由生活，減輕其負擔，經濟中受保障的人才會參與禮儀藝術。孔子主張賢能政治，任職官員是基於其才能與賢德，以德致位，有德行的君子取代世卿而執政，唯賢是舉，否定官職按家族血統繼承。孔子支持封建世襲統治者，但認為他們的職能應是儀式和禮節性的，施政則應依靠有德有智的大臣。天子應無為而治，不宜親自等理日常政務，當下放權力讓天下賢士共同治國。據上博竹書《子羔》，孔子贊同禪讓之道，認為堯舜授賢禪讓之法，才是「治天下，平萬邦」之道。政治家中，孔子讚美管仲與子產，欣賞管仲能使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使華夏不必為夷狄侵略，有大功於天下。即使他私德有虧，仍是偉大政治家。

孔子認為君子對國家人民負有政治責任，應熱衷政治和獻身公義。君子擴充內在之德，有諸己而推之於人民，與民同樂同哀，甘苦與共，才稱得上「民之父母」。但在國家無道時，君子應言詞謙遜、不從政，甚至保持沉默以保護自己。孔子論君臣關係，關鍵在「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君子為了施行仁政而求取官位，遇上合適的國君而不仕，則廢「君臣之義」；遇上不適合的國君而躁進，則只是求榮華富貴。據上博竹書《弟子問》，孔子鼓勵門人出仕，只要能守信效忠而不誇大自己的言行，就不用擔憂出仕會有虧品德，再說若能協助君主稍成善事，固亦在所不辭。據上博竹簡《孔子見季桓子》，孔子有民本思想，主張執政者尋求賢士，應以民眾的願望及支持度為標準。好的政府是能使「近者悅，遠者來」的，孔子讓普通百姓來判斷政府好壞。政府是為了人民的需要而存在，尤其是為了經濟需要，其次是教化的需要。人民不信任的統治階層是不能長久的，國君要取信於民，「民無信不立」，一個國家能否立足不只靠經濟和軍事，更重要的是靠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孔子亦認為社會分層是必須的，道德崇高者應負起領導責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要接受君子的統治，不能參與統治。（一說孔子的意思其實是不能強迫人們成為善人。）孔子深信社會秩序無可避免要建立在等級和權威之上，有異於平等與民主的價值觀。

### 道德

孔子認為人應自願和真摯地遵從規範，相信好人是通過習慣化過程形成的，透過日積月累的學習和重覆實踐而內化社會禮儀。顏淵曾問何謂仁，孔子答「克己復禮為仁」，又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是指控制食色之欲，朱熹認為孔子教人存天理去人慾。禮是規定人類正當行為的道德性規範，仁者以禮作為立身處世準則，欣喜有度，哀傷有節，快樂時不任性妄為，悲痛時不怨天尤人。有品德的人也要接受禮的約束，否則勇者可以變得粗野不遜，恭敬者會變得拘泥不化。守禮是一種道德訓練，不只是訓練人不作壞事，而是培育有良好品德的君子。顧立雅指出，孔子「禮」的定義就是舉止得體，做事恰如其分，「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就不會越軌。孔子相信，德性經長期的培養，會取終內化為君子的穩固品格和第二本性，使人們出於羞恥之心而自我約束，形成秩序井然的局面。人在禮儀中所產生的情操，所培養的態度，可以促進人類達致和諧的社會生活，確立安定的倫理秩序。宋榮培認為孔子的道德倫理試圖阻止階級衝突，維持融洽和諧的關係。孔子主張中庸之道，過猶不及，不走極端。守禮能對人加以節制，避免過與不及。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部份，在《論語》整部400多章中仁佔58章。孔子主張仁者愛人，終身實踐恕道，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並能體諒他人、體貼他人，將他人的利益置於心上，關心他人的利益與好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想要站立得住，就幫助別人也站立得住；自己想開拓發展，就幫助別人也開拓發展），能設身處地，推己及人，無私地關心他人的幸福。人要待己以嚴，待人以寬。孔子之學是「修己治人」，以個人修養成果去影響他人，擴及至政治上。儒者有義務關懷家國天下，解救生民痛苦。如未能參與從政實現治道，君子可以退而求其次，在私人領域繼續行道。《論語》中，孔子只認為有六個人合乎仁者的要求：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管仲。「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仁者肯犧牲性命來成全人生理想。孔子認為伯夷、叔齊品德優良而氣節高尚，為了不想玷污自己的清白，寧願隱居深山最終餓死。仁者能造福百姓，齊桓公九合諸侯，使天下沒有戰事，都是管仲的功勞，故管仲亦可謂仁者。仁之外，最重要的德行是「智」和「勇」。智者不但知是非，還能行所是去所非，能判斷他人言行與能力，得以知人善任。理想的人格是智、仁、勇三德兼全，「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

孔子教導人修養品格，養成忠誠、誠實、守信、公正、仁慈、守禮等美德，面對官吏還是平民都恭敬相待。一個人努力地修身養性才是安身立命之道。在《詩經》《尚書》，道德要求主要是加在天子身上；孔子則指出人人都有這種道德意識，修身出於人性的內在要求，最高的道德境界不是行善，而是樂於行善。快樂的真正來源在於擁有美德，有道德是人類的特徵，有道德即是成為健康和完美的人。君子修養的目標之一是無私，犯錯應坦白承認，並自我改正，愛惜名聲，著重實際行動而輕視空洞言論，內省而沒有愧疚，所以不憂不懼。據上博竹書《從政》，君子處於危險中願意為正義犧牲，飢餓寒冷中並不願意有虧於德，與人共事時不會相爭或以流言傷害別人。人性可通過不斷學習而完善，學習以讀書為主要途徑，目的在於修養自己的學問及道德。人要成德要終身努力，死而後已。孔子厭惡偽善、言行不一，不認同內心藏著怨恨，表面上卻跟人要好的行為。一個人應培養既真誠，又能靈活處理複雜人際關係的藝術。孔子批評「鄉愿，德之賊也」，鄉愿只知裝樣子給人看，做老好人，誰也不會得罪，是敗壞道德的人。

仁者應兼具寬和圓通與堅毅獨立的品性，內心寧靜、滿足和充滿力量，沒有煩惱、恐懼和內心衝突，「君子坦蕩蕩」。君子應淡泊名利，財富取之有道。孔子很少談「利」，因為只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子並不反對富貴，但必須以正當手段得來。窮困時要堅守原則，不能為富貴而不擇手段。士人應該追求道而不是物質享受，為人有羞恥之心，出使外國能不辱使命，受宗族中人稱讚為孝順父母，受鄉里的人稱讚為尊敬長者。士人之間互相切磋勉勵，和睦相處。孔子著重表達準確，反對巧嘴伶舌，巧言善辯，「巧言令色，鮮矣仁」，「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孔子主張君子慎言，多聽別人說，沒把握的話不說，有把握的話也要謹慎地說，這樣就不會言多必失。言語應是簡明扼要，直截了當的。孔子不贊同好的口才：「巧言亂德」，口才好更能影響人的思想道德，遠非對人有益。治國者也應「遠佞人」，遠離能言善辯、虛偽浮華的人。孔子強調人要有信用，但也要掌握靈活運用的藝術，「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言出必行的可能只是固執不變的小人。

### 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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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承認五倫有交互的責任關係，要求名實相符，每個人都恪守職分，做好份內工作與盡應盡的義務。人要對上司盡忠，對父母盡孝，對朋友有信，並追求行為正直的智慧。離開五倫，則一個人無從定位自己，亦無以成全自己。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禮，子事父以孝，父待子以慈。君臣之間相互尊重相互負責，臣下毋須絕對服從君主。孔子在人倫中，特別重視父子關係，認定孝是德行之首，德性之根和其他社會規範的基礎。家庭關係是修己的源泉和基礎。社會是以家庭為中心，個人的首要責任是對家庭的責任，然後漸及宗族、鄉里、國家和天下。孝順天經地義，人不應忘記父母養育之恩，要體貼父母的心意，「父母在，不遠遊」，以免父母憂心掛念，不使他們擔憂。侍奉父母必須真誠真切，有尊敬的心，神色要保持和悅。兒子應對父母以禮相待，「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教幫助人的情感找到適當的表達方式，對待父母要依禮侍奉，依禮安葬，依禮祭祀。孝子要繼承先輩的遺願與遺業，「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母去世後，子女在三年內仍應不改其道，操持家務如同父母在世。孔子也提倡「悌」的品德，即弟弟順從於兄長。

孔子認為子女不應盲從父母，應該勸諫父母不要做壞事，發現父母做錯事，一定要委婉勸阻，同時不能破壞親子關係，不能與父母對立。父母不聽，也要保持尊敬和順從，做到勞而不怨。葉公曾就竊羊一案徵詢孔子：「吾黨有直躬（誠實）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回答在魯國「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認為家庭責任比其他義務更重要，當父子中有一人犯法時，另一人不應舉發他。這是基於孝是仁義之本，假如父子天性都淪喪，社會的禮樂刑法也會失去最後的憑依。黃勇則指出，孔子主張不告發父母是為了保持與父母的親密關係，有利於之後的勸諫，以改正犯錯的父母。所以即使不告發父母不是正直的，但正直已隱含其中。孔子主張為父母守喪三年。宰我認為子女守喪三年時間太長了，應縮短為一年，孔子問：守喪未滿三年就吃白米飯穿錦綢，你心安嗎？宰我直接答心安。孔子說：「女（汝）安，則為之。」事後孔子指出「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三年之喪是內心情感流露使然，父母的慈愛激發子女對父母的孝，兩者是人類共有的。性別方面，孔子被批評歧視婦女，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怨」，認為跟女性相處難以保持適當的距離，與她太近則怕她跟你狎昵；離她太遠又怕她心生怨恨。談到周武王有治國之臣十人，孔子說「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這話表示女性也能在能幹官員之列，不是歧視女性。

交友方面，孔子肯定人格獨立，又強調個人與社會的聯繫。「無友不如己者」，交友應選擇品德高尚者，作為自己人格上的榜樣。（一說不要結交與自己志趣不相似的朋友。）孔子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喻，教導弟子只與賢明上司共事，只與有德之人建立友誼。一個人應善待所有人，卻只與仁者親近。據上博竹書《弟子問》，孔子主張人要結交賢友，若沒有賢友來矯正自己的言行，則容易陷入孤陋寡聞之惑，即使多見多聞亦會歸於困惑。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黨，合群但不結黨營私，開誠布公而不偏愛同黨，孔子曾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真誠正直、能包容體諒、博學多聞的，都是益友。裝腔作勢、刻意討好人、巧言善辯的，都是損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與遠道而來的朋友一起切磋，是值得珍惜的快樂。孔子反對取媚於人和專討人歡喜，認為這是造作和虛偽的，尤其反對「匿怨而友其人」。人必須言而有信，能履行諾言，方能建立友誼和人際信任關係。對待惡人，孔子贊同「以直報怨」而反對以德報怨，以直報怨就是以正當的方式對待作惡者，甚至使作惡者不再作惡；而以德報怨則會鼓勵惡人繼續作惡。孔子有某種階級偏見，認為「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老百姓是沒有仁德的；又認為生產勞動不值得君子參與，諷嘲想學務農的學生樊遲是小人。

### 哲理

孔子宣揚人本主義，關心現世人生的問題，展示理性的人文主義的價值取向，不談論形上學問題。有關「道」，孔子所「弘」之道是對世俗人生的超越，是天道，而天道又是通過世俗人生來實現，所以也是人道。他曾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此「道」為說明生死道理者，闡明人為何而生與為何而死的因由。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其「道」指以仁學為基礎的內在道德，其具體表現則在忠、恕等實踐工夫上。他相信「道」存在於周代禮節中，周禮代表了天道。有關天命，孔子指出君子敬畏和順從天命。天命不再局限於君主所有，所有人都受天命約束，天要人有道德，人也有責任達到天命要求。孔子五十歲「知天命」，他並未否定命運的存在，也沒有於棄賞善罰惡之天的信仰。死生、富貴、窮達等由命運控制，而個人道德之完善則完全由人控制。當孔子遇到苦難時，他懂得這是盲目命運造成的；但孔子沒有委身於命運，選擇善惡的決定、為事業而獻身的決定等，都完全在人的控制下。

人性論方面，孔子對人性並未表達立場，「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他說「性相近，習相遠」，人在出生時人性是相近的，隨著人的長大，習性變得各不相同。（一說後天的環境改變了人們。）孔子相信人性的可塑性，人有開放的潛能，關鍵是如何學習。孔子把道德規範與一切價值之根源稱為「仁」，「為仁由己」，仁是人本來自具的，無待外求，是人性普遍具有的潛能，人生意義在於完成實現仁的潛能。傅佩榮指出，孔子相信人性向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領導者樹立典型於上，可使百姓的向善本性聞風景從。人有行仁行善的動力，何處有善，人民就歸向何處；以致行善則心安，為惡則心不安。金安平亦認為孔子相信人傾向為善，對人性充滿希望，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願意就有為善可能，對人性抱持樂觀預期。陳榮捷認為，孔子說「人之生也直」，反映人性為善的觀點。余紀元認為，孔子相信人性中具有來自上天的德性之根。黃勇指出，孔子認為人區別於禽獸的地方在於德性，實際上持人性善的觀點。性相近，是因為人人都擁有仁德；習相遠，是因為有人保存仁德而有人則放棄仁德。孔子也明白人的劣根性相當嚴重，「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對人性不存在烏托邦式的幻想，「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他懷疑人性可自然地引向仁德。人之所以難以持久為善，在於有人血氣和欲望，並且擇善時未必正確，由此形成人間各種困境。

有關「禮」，孔子對禮重新予以哲學闡釋，設法復興禮的原始內涵，思考如何重新解釋古老傳統，將之脫胎換骨地保存下來。孔子的禮意義廣泛，包括規矩、禮節、習俗、儀式等，是人類一切品德的基礎，孔子要改造當時已崩壞的禮樂傳統，從追問「禮之本」開始，最後歸宿於禮樂必須以「仁」為其精神核心。仁是內在的質，禮是外在的文，「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若無仁的精神貫注其中，則一切禮樂都只剩下一些無生命、無意義的空洞形式。「禮」是「仁」的載體，「不知禮，無以立也」，離開禮樂，人便無法在社會上立身處世。人是通過禮的實踐而達致仁，仁者應實踐禮來約束自己（克己復禮），導自己於正途。余英時指出，孔子以仁說禮，是中國軸心時代的哲學突破。孔子告誡禮的本質不在於形式，而是貴在其志，是人內在感情的表現，沒有內在真誠的感情，只有外在的禮儀是虛偽的。孔子說「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禮與其具備形式，毋寧應以行禮之誠心為重。孔子批判當時社會只重視禮的儀式與器物，而不理解禮樂的人文價值。禮樂並非終極價值，而是要讓人性人情得到自然而合理的發展。實行禮儀時，與其鋪張奢侈，寧可儉約樸素；辦喪事時，與其儀式周全，寧可內心哀戚。

孔子相信周禮具有得自天道的神意，禮儀本身具有神聖功效。赫伯特·芬格萊特指出，孔子相信恰當的禮儀與言詞有種神奇魅力，無形無象，卻無可抗拒而效果巨大，如謂「其身正，不令而行」。禮與更為廣大的宇宙之道相和諧，要使人類完善，依禮而行是最基本的，每個人都按一定形式做他應當做的事，和諧地彼此協調。墨子刻指出，孔子思想有烏托邦主義偏向，當中有三個預設：一．「善」或「正」的客觀含義是完全明顯的；二．假如從政者要做到「善」，不會遇到嚴重障礙；三．假如他們做到「善」，社會其他成員都會這樣做到。這三個預設忽略了道德判斷和實行政策的困難，因而缺乏政治進步所需的尚實精神，而偏到烏托邦主義。

##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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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偉大教育家，首開平民教育的先河，開始私人辦學。孔子發現他的政治理想在當時沒有君主肯接受，選擇教育作為他的事業，把理想傳於弟子。子貢和冉求從政成功，為孔子樹立崇高聲譽，魯國人認為他傳授的知識有助從政，紛紛拜他為師。其學生人才輩出，國君和執政著都向孔子請求推薦人才。孔子能訓練和推薦門人從政做官，取得社會地位，這是吸引弟子的一大原因。教育目標方面，孔子教育學生做人和治國，如何成為君子與政治家。其教育思想中，最核心的關懷是如何選拔最佳人才進入政府服務，好讓他們以身作則為大眾模倣。孔子學生的志向大多是做官，《論語》提到的門人有一半最終入仕為官。據上博竹簡《弟子問》，孔子勸弟子要趁早出仕，為天下國家效力；他曾勸仲弓出仕為季桓子的家宰，認為機不可失不可放棄。一說孔子主要講道德教育，旨在幫助學生成為有德之士，提供的不是職業培訓，而是人文教育，目的是教化，讓學生得到全面發展而成為君子，能為社會作出貢獻。

教育方法方面，孔子採用啟發式教育，教學並不嚴肅，風格輕鬆，授課像學術座談，沒有正規課程，大部份時間都是師生交談，孔子回答問題和給予指導。孔子善於聆聽，讓學生暢所欲言時，會肯定學生正確的觀點，並引導其克服不足之處，教育方法是「學生中心論」。孔子教學充滿技巧與機智，與弟子談話主題廣泛，循循善誘鞭策弟子。孔子認為學生應能舉一反三，教育必須由願意學習者全程參與，光有老師投入不足以產生教育效果；對學習不感到焦慮苦惱的人，孔子無法給予協助。他要求學生先立志向學，自己用功而不是完全被動，然後再隨機點化。孔子容許弟子有不同意見，希望最優秀弟子不僅能自動自發學習，有時還應違逆師說堅持自己的想法，「當仁不讓於師」。孔子十分留意學生的性格，善於因材施教，有次子路問「聽到了就去做嗎？」孔子答「你的父兄還在，怎能聽到就做呢？」冉有問同一個問題，孔子卻回答「聽到了就要去做」。回答前後矛盾，公西華問其原因，孔子答「冉有平日做事退縮，所以我鼓勵他：子路膽量倍大於人，所以我要壓壓他。」孔子按照每個學生的特定性格和實際情況加以引導，提醒他們各自的不足和如何改進。孔子認為身教比言教更有效，強調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思考與學習配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教育內容方面，孔子教授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六經《禮經》《樂經》《詩經》《尚書》《易經》《春秋》。他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能鼓舞心靈與情感，禮能約束人們，樂曲使人性臻於完美，三者缺一不可。孔子把教學分為四大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文獻知識）；又可分四方面：詩書禮樂、躬行實踐、盡心竭力、信守承諾（「文行忠信」）。孔子為門人從事公職而設想，向弟子教授朝堂禮儀，使出身卑微的弟子能在朝堂上立足。他也教導弟子成為實幹官員。孔子的儒學訓練以禮儀為基礎，注重談吐高雅和掌握歷史知識，強調政治上的忠誠和自我控制的服從，合乎統治者所需。孔子的教育成就，在於樹立君子仕進致用的學術，並把此學術授予平民，培養著重知識與品德的新統治階層。孔子有教無類，其意義在於人皆有走向完美的可能。學生來自社會各階層，而不只是貴族家庭。孔子誨人不倦，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脩」指十五歲以上男子。孔子鼓勵和歡迎年輕人來學習，一定竭誠相教。

## 經學

據稱孔子修訂編輯過五經，包括《詩經》《尚書》《儀禮》《周易》和《春秋》。孔子沒有留下任何著作，「述而不作」，收集記載周禮的傳統文獻，加以研究和編纂。徐復觀認為孔子訂正過六經文本，從而提高其文化價值。孔子重視正確讀音，朗誦詩書「皆雅言也」，雅言指周天子宮廷內吟詠時所用讀音，反對用魯國方言來朗誦古代經典。《尚書》源自周朝政府的文書，孔子加以刪減成一百篇。根據《史記》，孔子對《尚書》「編次其事」。漢代緯書記載孔子將古代政府三千多篇文書刪減成一百篇。《易經》方面，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意思是如果讓我多活幾年，在五十歲時學習《易經》，便可沒有大過錯。孔子反復閱讀《周易》，以致竹簡間的牛皮繩磨斷了三次。據馬王堆帛書，孔子晚年特別喜歡讀《易經》，書不離席，出門也帶著其書，說：我把卜筮放在次要地位，主要觀察其中的「德義」，君子通過德行來求福。後來儒生撰寫《周易》「十翼」，託為孔子所著，當中也記錄了孔子的話。在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易經》注釋，或託名於孔子，或引述孔子之言。

《詩經》方面，古詩經孔子刪訂為305篇，是他的主要教材之一。根據《史記》，《詩》原有3000篇，孔子加以刪選，留下305篇，成為後世的《詩經》。但此孔子刪詩之說不太可信。孔子認為「鄭聲淫」，希望「放鄭聲」，想過刪除《詩經》中的不良作品。歐陽修認為所謂孔子刪《詩》，「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孔子讚頌古代詩人純正精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認為讀《詩》可以培養聯想力，提高觀察力，使人合群，學會怎樣諷諫，還可以多認識鳥獸草木名稱。學《詩》首要是為了從政，也為培養使節在外交事務的應對能力，是為政者必備教養，可以陶冶性情，有助培養道德和高尚情操，了解做人處事的道理，了解如何與父母、國君相處，達致思考周到，情感豐富。他讚美《關雎》一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能恰當地宣洩情感。孔子經常引用《詩經》表達自己的觀點，對原意作新解釋，要提取《詩經》的深層含義和象徵意義。

《春秋》方面，孔子可能從魯國檔案中抄寫史料，依據魯國歷史記載編著《春秋》，敘述自魯隱公元年（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的歷史。顏師古說：「《春秋》，孔子約史記而修之也」。可考最早提出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但洪業、楊伯峻等學者則認為《春秋》不是孔子所作的，柯馬丁認為孔子只是《春秋》的闡釋者而不是作者。《春秋》十分簡略，記事簡短而零碎，儒家卻相信書中隱藏豐富的道德寓意，即「曲筆」和「書法」，於字裏行間寄寓褒貶，對事件給以道德評價，載有孔子的微言大義，借歷史之名行道德說教之實。孔子寄託理想於微言，如《春秋》記載「天王狩於河陽」，實際上周襄王是應晉文公之召，為其會盟諸侯而赴約；吳國、楚國國君自稱為王，但在《春秋》中孔子卻稱他們為「子」，因為其王號是僭稱；記述人物時，直稱其「名」一般就是貶，稱其「字」則是褒。著史書以明褒貶本是天子職責，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說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認為《春秋》隱含微言大義，啟示後世賢君如何建立統治制度。後世部份儒生相信《春秋》蘊藏著孔子大一統和致太平的理想。

## 文藝

孔子認為藝術是對道德教育的補充。文學方面，孔子認為詩歌可以激發道德感情，著重詩歌的道德功能。讀詩有抒情作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讀詩之時，內心情感受激發而自然流露，人生方向更清晰，與人可互相感通，並能化解積怨。詩歌能激發人自我修養，發揮創造力和想像力，達到博學的境界。詩句精緻而寓意深遠，往往可用於表達哲理，「不學詩，無以言」。

孔子對音樂比詩更為重視，認為音樂是文化的極致，相信音樂可以促進人內心和人際間關係的和諧。道德修身只有通過音樂才能完成，通過音樂一個人行善時變得自然。孔子熱愛音樂，能彈奏樂曲，配樂唱詩，音樂造詣很高，很喜歡唱歌，善於用音樂表達心聲，日常以唱歌奏樂來怡情養性，述志遣懷。孔子與別人一同唱歌，如唱得好，一定請他再唱一遍，然後自己和唱。聽到優美音樂與詩歌時，會想再聽一遍重溫。《史記》記載，孔子年輕時跟擅於擊磬的師襄學習演奏，不停練習同一樂章達十幾天，要精通樂曲的旋筆與演奏技巧，還要明白作曲的目的與心意。孔子認為治國應用《韶》《武》二曲，《韶》讚美堯、舜德治天下，禪讓賢能；《武》則歌頌周武王代商紂的功績。孔子最喜愛的音樂是古樂《韶》，其表現舜繼承帝位的故事。他造訪齊國時首次聽到《韶》樂，愉悅乃至「三月不知肉味」。《武》是周武王之樂，表現武王功業，孔子評之「盡美矣，未盡善也」，因武王以征伐取得天下。音樂的培養能深入地薰陶人民，美好音樂可以淨化心靈，壞音樂則會腐蝕人的靈魂。孔子指出「鄭聲」（當時新興的民間音樂）乃淫佚之音，好色淫蕩，可能招致亡國。據上博竹簡《弟子問》，孔子能聽音樂來認知一國的風俗，並推斷其治亂情況。

##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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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理性主義者，思想不帶有神秘或迷信色彩，不語「怪力亂神」，「神」代表靈異事件。他對神明和來世問題，持懷疑而務實的態度，人必須首先關心活著的人的事情。子路問如何侍奉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問死亡是怎麼回事，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子貢曾問死人是否有意識，孔子答：當你死了，最終自然會知道，那時知道也不晚。孔子並沒有任何與鬼神相接的宗教經驗，對於鬼神或死後世界採取不可知論的立場，不否認鬼神的存在，但也不加以強調，採取含糊其辭的態度。根據《禮記·祭義》，孔子相信人死後還有某種「氣」，可使活人有所感應，依此可以推行教化，讓百姓畏服而守規。孔子接受周代對「天」的信仰，相信天是關心人間的至高主宰，對天的態度複雜，既畏懼、崇敬，又親近。天代表道德的最高價值，賞善罰惡，會主動回應人間的需要，總是支持聖人、君子的救世努力，儘管其所作所為往往不可測知。孔子會向天祈禱訴求，暗示一個有意識的天，相信上天曾賦予他某種特殊使命。安樂哲指出，孔子的天是個有意識、有目的、擬人的神，也是一切現象和自然變化過程的根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馮友蘭認為，孔子所說的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者。余英時則認為孔子心目中的天不是人格神，並不具備人格神的形像，而是超越於宇宙萬有之上的一種精神力量。顧立雅亦認為，孔子的「天」代表一種宇宙中的道德力量，而非人格神。

對於合乎禮義的祭祀，孔子是全幅肯定的。孔子對齋戒極為慎重，對祭祀甚為虔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時好像神明真的在現場，態度嚴謹肅穆。孔子強調祭祀時應態度虔敬，並無否認神祇的存在，說「吾不與祭如不祭」，不贊成祭祀時有如不在祭祀，不莊重的態度。食物無論品質如何，都應首先用來祭祀。但孔子並不相信祭祀神明實際上有效果，祭祀的重點在於生人所表達的誠意，並非在鬼神的享受。一次孔子病重，子路頻頻勸他祈禱，孔子說「丘之禱久矣」，認為人可以向天禱告，向鬼神禱告卻不太適當。孔子並未懷疑鬼神的存在，只是強調人不應諂媚鬼神，也不應有求福之心，主張敬鬼神而遠之，避免百姓陷入迷信。人要尊敬鬼神，用適當儀式與之交往，平常不要常去麻煩他們。孔子多少相信鬼神這一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對人們的信仰持寬容態度，尊重民間宗教信仰。當鄉人舉行儺祭驅鬼時，孔子會穿上朝服站在台階上向他們致意。

## 個性為人

孔子人格偉大，博學多識，知識淵博，智慧深邃，人品真誠，感情豐富，率真隨性，是坦蕩蕩的君子，有活潑自在，親切可喜的一面，深具個人魅力。子夏形容孔子溫和而親切，敦厚而堅定，威嚴而不嚴厲，莊重又不失安閒。孔子自述精神旅程：「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對命運並無怨尤，安心修德講學，達至毫無歪念雜念。他不畏懼死亡，面對危難時表現極為沉著，聽任命運安排。孔子喜愛交友與交談，自得其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好學不倦，充滿求知熱忱，「入太廟，每事問」，其學習著重身體力行。孔子關心人群與社會，對大眾感情很深，希望得君行道，解救人民的困苦，自述志向，是「讓老年人都得到安養，朋友們互相信賴，青少年都得到照顧」。（一說：使老者安逸，使朋友信任我，使年輕人懷念我。）孔子希望能教化百姓，使社會能上軌道；有朋友過世而無人料理後事，就說：我來負責喪葬，能夠雪中送炭。孔子擅長射箭，用箭射鳥，但不射歸巢的鳥；用釣竿釣魚，但不用大繩拉網捕魚。

孔子是個理想主義者，有強烈使命感，不屈不撓決心復興周代禮樂文化，堅信其使命是上天賦予的，確立自己生命的意義，就是推行仁道，教育傳道的接班人。他衷心讚許周朝文化，並以為周文王之後，周代文明只有在他手中可以保存下來。孔子視周公為聖人，常夢見周公，曾因長期未曾夢見周公，認為自己已衰老。孔子希望有人了解他，肯定他是人才而任用他，讓他執掌一國政治，明知事業無法成功卻仍堅毅不移，被說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顯示聖賢的悲憫情懷與豪傑的英勇氣概。孔子很在意禮儀，進太廟「每事問」，彷彿初學者般事事請教，他全神貫注於喪禮各項環節，即使是狗也堅持適當的葬禮。孔子深通禮儀，處事靈活，知道何時該沉默何時該發言，接受饋贈該恭敬到什麼程度，而幫助朋友又能到什麼程度。孔子很注意禮節，在朝廷中同下大夫說話，樣子溫和快樂；同上大夫說話，樣子正直而尊敬；國君在的時候，樣子恭敬而心中不安，舉止穩重，有時顯得有些做作，在朝廷上面見國君時，面色莊重，恭敬謹慎，加快腳步，好像沒有他的容身之所，言語也好像吐氣不足，憋住氣不呼吸一般。孔子異常尊敬瞽者樂師，看見瞽者必起立示禮；與鄉人飲酒吃飯後，要等老年人都出去，自己才出去；托人給外國朋友問好送禮，會向受託者拜兩次送行；跟穿喪服的、穿戴禮帽禮服的及盲人相會，一定站起來，走過他們時快走幾步以示尊重。孔子可說是禮儀的化身，是一部會走動的禮典。

孔子知錯而能改，不斷自我批評自我完善，每天都講求上進，反省自己的德行與學問，並不高傲自詡，明白自己的不足，自謙稱不上君子，不敢自認為聖人或仁者。孔子不會將自己意見強加諸別人，或認定自己想法一定比他人合理，討厭僵化與死板，設法戒絕四種毛病：不隨意猜測、不堅持己見，不頑固拘泥，不自我膨脹。孔子對權貴會直斥其非，不會逢迎巴結、阿諛奉誠，會讉責當權官員濫用職權。他對待僭越權位的季康子保持禮節性的距離，有時會冷言相向。有次季康子送藥給孔子，孔子接受了，卻說：我對這藥性不很了解，不敢試服。

孔子平易近人，敢開自己的玩笑，也會跟弟子開玩笑，說話生動風趣，並非總是嚴肅，偶爾也會自嘲，對不公平的批評持幽默態度。有人嘲笑他說「大哉孔子！學問廣博，可惜沒有專長以樹立名聲」。孔子聽到後反諷說「我幹什麼呢？趕馬車呢？還是做射手呢？我趕馬車好了。」有次旅途中孔子與弟子相失，有人把他形容為「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如實轉告，孔子欣然笑說「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吃的穿的都十分講究，是個美食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講究營養和衛生，有時有些顯得古怪的挑剔。食物霉壞變味，或顏色變了，不吃。氣味難聞，或烹調不當，不吃。肉切得不夠方正不吃，調味料不適合也不吃，店裏買的東西不吃。孔子不僅關心肉的質地與風味，也在意肉的來源，「市脯，不食」；屠宰超過三日的肉也不食，即使是國君賜予的祭肉。孔子飲很多酒，但「不及亂」。生活習慣方面，孔子「食不語，寢不言」，座席擺放的方向不合禮制，不坐。他注意衣著要配合場合，吊喪時不穿戴羔裘與玄冠，因黑色象徵高貴與吉祥，與喪禮哀傷氣氛不符。睡覺時必穿睡衣，睡衣長度為身長的一倍半。「迅雷風烈必變」，即使在夜間也要起來穿好衣服以表敬畏。

## 《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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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是孔子言行語錄，有20篇，全長二萬餘字，接近500章，每篇都用篇中第一章的前兩個字命名。《論語》集中記載了孔子學說，內容有些像是孔子行止起居的日誌，有些是孔子與熟識者及巧遇者的對話，孔子所作陳述與評價，以及其他人對孔子的觀感，能使讀者感受到孔子的為人。《鄉黨》篇記錄孔子日常生活的細節，觀察仔細入微。《論語》採用語錄體風格，由簡短對話和格言組成，包含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篇章多短小精悍，文筆簡潔，寓意深刻，簡約含蓄，編輯順序並無特別意義，語言風格活潑多變，善用感嘆詞。《論語》書名最早見於相傳子思所作的《禮記·坊記》篇，編撰目的在於紀念孔子，表達弟子們的敬仰和愛戴之情。近年考古發現豐富，但出土簡帛只能視作對傳統觀點的補足，不能取代《論語》於儒家中的地位。

《論語》並非成於一人之手，結集成書是個增生過程，一小部份一小部份慢慢匯集起來。班固說「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內容上偶有矛盾，反映了不同弟子的思想與記憶差異。孔子死後百年左右，孔門弟子開始搜集其語錄；首次編輯整理孔子話語的，是孔子的再傳弟子。書中所記孔門弟子，唯有有若稱有子，曾參稱曾子，其他各人都稱呼其名字，故《論語》很可能是有若和曾參的弟子編撰的。戰國時代存在多種孔子語錄選集，其中一部在秦代藏於孔子舊宅的牆壁中，到漢武帝在位末年時被發現，因以古文書寫，被稱為《古論語》。漢宣帝時，齊魯兩地的儒生把《古論》移錄成今文，分別形成《齊論》和《魯論》。杜維明認為《論語》成書於孔子的再傳弟子。顧史考（Scott B. Cook）指出，《論語》雖在西漢才形成最後定本，其前身則從戰國初期便已開始形成。白川靜認為《論語》在孔子身後200多年寫成，有很多後世潤色、創作加工的內容，並非盡是原始資料。李峰認為《論語》成書不早於戰國末年。戴梅可則認為編成於西漢前期。西漢時《論語》有三種版本：《魯論》、《齊論》及《古論》，三者內容上略有出入，但分別不大。西漢末年，張禹制訂相當流行的新版本（《張侯論》），其他版本就逐漸湮沒。

《論語》某些部份的真偽是可以商榷的。最後五篇被認為是晚出的，不能代表弟子原來的記錄；崔述認為這五篇是初次編輯後增補的，當中孔子通常被稱為「孔子」而不是「子」。但陳寧認為崔述之說並不可信。第十篇《鄉黨》被不少學者認為是後來添竄的，顧立雅認為這一篇部份章節原本談的是禮儀問題，經改寫而插入《論語》。伊藤仁齋則指出第十篇是全書樞紐，是原《論語》的結尾，之後十篇是後來續補的。《季氏》篇孔子的說話全都以「孔子曰」而非「子曰」開頭，還有三戒、三畏、九思等以數字表達的內容，被認為是後來加入《論語》的。《微子》篇中出現隱士的文章，也可能是後來加入的。

## 家庭

約前533年（魯昭公九年），孔子娶宋國丌（音其）官氏為妻，其後生下一子一女，前532年（魯昭公九年）兒子孔鯉出生。因當時魯昭公賜給孔子鯉魚，祝賀他初為人父，孔子便給兒子起名為「鯉」。據說孔子在出發周遊列國前已曾休妻。前485年（魯哀公十年），夫人丌官氏卒，孔子趕不及回國料理後事，由兒子為母親送終。前483年（魯哀公十二年），兒子孔鯉病逝。孔子把姪女許配給學生南容，把女兒嫁給曾犯罪下獄的公冶長。

## 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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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三十五六歲時在曲阜開設學校教授弟子，據說一生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藝的有七十二人，世稱七十二賢。《論語》記載「四科十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門徒中有貴族之士或士人之子、商人、農人、工匠、士兵與罪犯，其中以顏淵、子路、子貢三位最傑出，在孔子擔任司寇時已追隨孔子。弟子仰賴老師的人脈來開拓政治事業，相信孔子可以讓他們踏上仕途，學而優則仕。季康子任用了不少孔門弟子為官，如子路擔任季氏宰。孔子把弟子視同家人，有些學生寄居於孔子的寓所。子路是鄉野之民「野人」而不是城中之民「國人」，原是無賴之徒，武俠不逞，為人直率誠實，深受孔子信賴。子路初見孔子時，一身裝束好勇鬥狠模樣，被收為弟子後，自告奮勇擔任孔子的侍從與護衛。孔子認為子路為人勇武，其無懼精神卻弊大於利，缺點在剛愎自用、粗暴與容易冒犯人，覺得他既令人喜愛又惹人討厭。有次孔子批評「由之瑟，奚為丘之門？」之後弟子們迴避子路，孔子得知後修正其話說「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一次孔子病重，子路要求弟子對孔子行家臣之禮，因當時孔子已無官職，不是大夫，子路擔心孔子若卒，無法以大夫之禮下葬。孔子病癒後，斥責子路「由之行詐也」。子路是優秀的家臣，信守承諾而不違君命，後來擔當衛國掌權者孔氏家臣，於衛國發生政變時，闖入動亂中的都城而被殺，並被刴成肉醬。

顏淵是孔子得意門生，最勤奮用功，畢生沒有官職，為人安貧樂道，出身貧賤，生活困頓，卻志向崇高而安居「陋卷」，寡言沉默，隨和冷靜，能實踐所學，不愛辯論，樂於聆聽孔子之言，即使「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也不改其樂，泰然自若，於弟子中最為好學和有恆心，能聞一知十。孔子說顏淵「其心三月不違仁」，眾弟子中只有顏淵達致仁，形容他後生可畏，「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孔子甚至認為自己都不如顏淵，因他自己必須仰賴一技之長維生。眾弟子中，顏淵最明白、最尊重孔子的教誨與思想，最了解孔子的心理，是孔子亦徒亦友的知己學生，對孔子的話「無所不悅」。孔子困於匡時顏淵墮後，與孔子一行人走散，當顏回歸隊時，孔子鬆了一口氣說以為他死了，顏淵回答「子在，回何敢死？」孔子把顏淵當作兒子一樣看待，視顏淵為延續其理想的接班人，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顏淵死時孔子不禁慟哭，若有喪子之痛，覺得再沒有人能繼承他的衣鉢。顏淵父親請求孔子賣去馬車以為顏淵購買外棺，孔子拒絕，但弟子們仍厚葬顏淵。孔子認為顏淵是貧困人家子弟，不適合使用外棺或厚葬。

子貢談吐高雅，條理清晰，與孔子相處融洽愉快，對話精彩。孔子曾以宗廟貴器「瑚璉」比擬子貢，表示他可使從政。子貢精明能幹，學習商業買賣，善於買賣致富，堅定不移忠於孔子。弟子為孔子服喪期間，對該穿何種喪服莫衷一是，子貢堅稱與孔子是父子關係。孔子過世後，子貢在魯國擔任外交官，使魯國與其他強國和平相處，後來遊於越國，以辯才大展身手。孔子死後，有若有段時間被視為孔子繼承人，子夏、子張、子游等弟子追隨有若為師，稱他為夫子，因為他神似孔子；曾參則拒絕侍從有若。當時門人各持所見而分裂，弟子各立門派。子游、子夏、子張三派各自立異相爭，子夏等弟子強調習禮，子張等弟子則強調仁。孔門弟子大概分成兩派，一是弘揚仁與忠恕的曾子學派，一是尊重禮制的子游與子夏學派。孔子弟子四散周遊到諸侯間，有的成為國君的教師和大臣，或做了官員的朋友，如子夏是魏文侯的教師。

## 後裔

孔氏家族號稱「天下第一家」。孔子身後，子孫七代單傳，都是平頭百姓，留居先人故里，傳播孔子學說。秦始皇下令焚書時，孔子第九代子孫孔鮒把《論語》、《孝經》、《尚書》等藏在牆裏，60年後才被發現。孔鮒後來成為陳勝軍師，並在陳勝兵敗時死去。（一說孔鮒後來離開了陳勝。）漢高祖封孔子九代孫孔騰為「奉祀君」，負責孔子祀事。孔騰之後，孔家嫡長孫世襲「博士」稱號，到第十三代（從孔子算起）孔霸時，漢朝開始對孔子子孫封侯。王莽曾封孔均為褒成侯，祈求他會向孔子獻祭，為漢王室祈福。29年（建武五年），光武帝封孔安為「殷紹嘉公」；37年（建武十三年），改封為宋公，位在三公之上。孔子後人如孔安國、孔融因精通古文《尚書》而成為博士。五代初年，有個叫孔末的孔家家奴，覬覦孔家財產，妄稱自己是聖人之後，密謀殺害孔氏嫡裔孔光嗣及其他孔氏族人，霸佔孔氏祖地。數年後，孔末被官府調查和處死，朝廷恢復孔子嫡裔唯一倖存者孔仁玉的地位，賜予衍聖公封號。孔玉仁被後人稱為「中興祖」。

1055年（至和二年），宋朝改封孔子嫡裔為「衍聖公」，這個稱號就此固定下來。孔子直系後裔得到朝廷賜予的世襲封號，擁有廣闊封地，範圍後來擴大到曲阜以外地方。登記在冊的孔氏後裔享有皇室豐厚封賞，以獎勵其維持曲阜孔廟祭祀及看護陵墓。孔氏成員有時修撰族譜，以控制享有封賞和特權的人數，並保存家族的歷史傳統。宋室南渡時，第四十八代孔子嫡裔衍聖公孔端友率領族人去到江南，輾轉到衢州定居。北方劉豫另以孔端友姪兒孔璠襲封衍聖公，從此孔子世家中出現南北兩個衍聖公並存的情況。到忽必烈時，南宗孔洙願意讓出衍聖公爵位，從此北宗成為唯一的衍聖公。明朝封南宗孔洙六世孫孔彥繩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從此世襲五經博士之職。清末章太炎受日本天皇制啟發，主張孔子及其家族為中國的共主，而歷朝天子都從這個共主獲得對帝位的承認。1929年，末代衍聖公、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孫孔德成呈請取消衍聖公封號，1935年中華民國政府撤去孔氏的爵位，封號被廢，改任孔德成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成為孔廟奉祀官。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孔門後代被批評為一種累世的土豪劣紳，在政府保護下剝削鄰近人民。

## 傳說

戰國時代，為了讚揚或者貶抑孔子，製造許多故事。神話中，孔子母親於中空的桑樹中生孔子。《莊子》中，孔子是老子的弟子，他向老子問「禮樂之本」。《史記》記載孔子三十歲前獲魯國國君賞賜車馬，奔赴周室學習禮樂，並與老子相會，特別請教喪禮的細節。老子教訓孔子說：「你所追求的東西，早已連人帶骨都爛沒了，要去除自己的驕氣、欲望、姿態與雄心，這些對你都沒有好處。」孔子告訴弟子：「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白川靜認為問禮一事是莊子後學編造出來的，而郭沫若、戴梅可、加地伸行、傅佩榮等則認為問禮一事是史實。朱熹認為孔子所探訪的老聃與老子可能不是同一個人，但承認這事已不可考。據傳孔子擔任司寇時曾處死少正卯，他招攬、煽動並取悅群眾。荀子說少正卯被誅是因為他「心達而險」、「言偽而辯」云云。王充說孔門弟子許多都曾投向少正卯，連子貢也無法分辨真假。朱熹、崔述、宮崎市定、顧立雅等都認為誅殺少正卯一事只是傳聞；而加地伸行、辜美高、宋榮培則認為是真事。

傳說中，孔子是能解答各種難題的智者，能解釋各種怪事。傳說孔子有特殊洞察力，據說周朝都城內一座廟著火時，孔子馬上知道這是周厲王立的太廟被燒燬，齊景公問他何以得知，孔子答曰厲王驕奢淫逸，上天不願意直接毀滅厲王，以免威脅到對周文王、周武王的祭祀，「故殃其廟以彰其過也」。《孔子家語》中有多個將孔子繪寫成超人先知的故事。其中一則說，一群獨腿鳥在齊國宮殿周圍飛舞，然後落在宮殿大廳前張開翅膀跳躍，齊侯十分驚奇，派使者到魯國詢問孔子。孔子說那些鳥名叫商羊，其出現是洪水先兆；過去曾有小孩子提起一腳跳躍，一邊唱「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如今齊國洪水就要來了，要趕緊挖河築垻。暴風雨真的來臨，齊國準備充分而避免巨大損失。齊侯嘆服聖人之言真是靈驗。孔子能認得出怪獸和叫出名來，並教人怎樣對付。《國語》記載，季桓子鑿井時挖出了一個土甕，裏面有隻羊，派人請教孔子說：「我挖井時發現一條狗，是怎樣回事？」孔子答：據我所知這是一隻羊；我聽說：木石之怪是夔和魍魎，水怪是龍和罔象，土怪是羵羊。」《孔叢子》記載，有人在野外活捉一隻野獸，沒有人認得，被認為是不祥之物而丟棄，冉有告訴孔子說：「這隻野獸形體有如無角鹿，卻有一隻肉角，豈不是天妖嗎？」孔子說必須一見，說：「從冉有所說來看，那野獸一定是麟。」到達後一看，果然是麟。

漢代人傳說孔子預言漢朝崛興，並為漢朝如何鞏固中央集權提供藍圖，又傳言孔子是文曲星化身，降臨人世來為漢建立理想國，出生時胸口上有「製作定世符運」六字，宣佈他註定是預言者。漢武帝時，傳言孔子所預言的王者就是漢武帝。孔子亦被神化，根據緯書，孔子是星宿神黑帝之子，其母親發夢與黑帝相遇，並在沐浴黑帝恩賜的「精」後受孕，孔子出生時有龍在天空盤旋。《孝經鉤命決》形容孔子咀巴大如海，龜背、虎掌等。《春秋演孔圖》記載孔子有異於常人的相貌，其母親試圖藏匿這個怪物，卻是徒然的，孔子受動物照料，直到他能存活。漢末時有傳說孔子與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在民間佛教教內，孔子和顏淵成了菩薩，擁有亦佛亦凡夫的形象。

相傳孔子曾以七歲的項橐為師，被他刁難，敦煌通俗文學中有《孔子項託相問書》，述說孔子東遊遇見三個小兒，產生有趣問答，顯示孔子之智不如小兒。《三字經》說「昔仲尼，師項橐」；民國時有通俗讀物《小兒難孔子》。

## 崇拜

###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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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卒後次年，魯國把孔子舊宅改建為廟堂奉祀孔子，按歲時祭祀，開祭孔之先河。前195年（漢高祖十二年），漢高祖經過闕里時，用「太牢」之禮祭祀孔子。光武帝派官員宋弘到闕里代他向孔子獻祭。59年（永平二年），東漢太學和郡縣學府都建立祭祀周公和孔子的祀典。漢明帝又親赴曲阜，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開祭孔有配享之先河。曹魏時，首次由朝廷官員在京城祭孔，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顏淵也得以從祀。此後五百年，官員在官學越來越頻繁地祭孔。東晉時，孝武帝在國都設立文廟，以肯定孔子，推崇儒學。南北朝時，太學內設宣尼廟，每年春秋兩季的第二個月舉行釋奠禮。隋代國子監開始於每年四季中第二個月的上丁日祭孔，這是丁日祭孔的開始。唐高祖下詔全國各地官學各立周公廟和孔廟，舉行祀典。這時在國子監的文廟中，以周公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配祀。唐太宗時，周公從文廟中被移走，孔子確立為先聖，十一個門人從祀於孔廟。蒙元時，元世祖並不真心尊孔，當時孔廟常被軍官借用，役匠混雜。至元成宗，方詔天下崇奉孔子。

孔廟兼有正統文化宣導者，與國家教育執行者的雙重功能。明清兩代，皇帝親自參加釋奠禮。明太祖時，編定了祭孔所用的樂舞，從此曲阜孔廟祭祀時舞生的服裝，都是採用明代官服的式樣。每屆科舉後，國子監祭酒帶領通過殿試的舉子到北京孔廟向孔子致敬。孔子後裔衍聖公每年主持兩個祭儀：冬至時在孔家舉行祭祖儀式，以及每季仲月第七日在孔廟大成殿的祭孔儀式。在清代，孔廟供奉140位神靈，包括孔子追隨者、最受推崇的經師，孔子稱「至聖先師」，其神聖地位僅在上帝以下，而在日、月與五星神之上。祭孔的規格分中祭和大祭，大祭由帝王或皇室成員親自主持，上演由64名舞生參加的八佾舞；中祭用六佾舞，由36名舞生參加，由地方長官擔任主祭。乾隆帝曾親往曲阜祭孔，行三跪九叩大禮。孔廟祭孔參與者包括府學縣學的教師與學子，及其他有功名的人，沒有入學校受教育的平民則禁止參與。對孔子春秋大祭在二月和八月舉行，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帝要求在春秋兩季的慶典外，全國另須在八月二十七日慶祝孔誕。孔廟祭孔祭品要求豐厚和潔淨，祭品共有二三十種，牲牢都經嚴格挑選，牛要選純黑色的公牛，豬和羊也要公的。

清末康有為主張參照基督教的模式成立孔教，使孔子融合國粹和統一思想。他堅稱孔子是六經的唯一作者，其揭示孔子對制度改革的總綱，「為萬世制憲」。康有為又主張改革庶民、婦女不能參加祭孔的做法，應允國民上下祭祀孔子；各縣各鄉都應建立孔廟，以孔子配天，讓人民參拜。清末改革方面，孔子廟祭從中祀升為大祀，與天地之祭、清朝宗廟之祭同樣，成為皇帝親自參拜的大祀。文廟是先進教育改革的心中，在新建學堂，春秋丁祭日及孔誕，都必須舉行祭典。辛亥革命時期，民國軍隊夷平了一些文廟。民國初年，祭孔沒有得到官方支持，成為個人的紀念活動，文廟不再是政府的支柱，也失去對大眾的吸引力。報刊批評祭孔典禮為迷信，祭孔時的磕頭亦由三鞠躬取代。民國大陸時期後期，每年八月廿七日全國各地都舉行祭孔典禮。民間對祭孔則興趣不大，拜文廟的人甚少。

### 域外

在朝鮮、日本和越南，禮官都舉行祭孔禮制。在日本，701年（大寶元年）就有祭孔的釋奠禮，視孔子為聖人。17世紀時，林羅山一家建置大成殿（日後的孔廟湯島聖堂），恢復了因戰亂而中斷的釋奠禮。韓國的文廟制度，始於新羅時代的聖德王十六年（717年）。在廿世紀後期，到曲阜孔廟參觀的外國人許多是韓國人。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認為中國人祭孔禮儀並不是偶像崇拜，加以默認；其他派別的天主教會士則反對這種立場。在東亞、東南亞及全世界有華人聚居的地方，許多都建有孔廟，在印尼等國的海外華人社會，祭孔儀式仍然可見。

## 紀念

孔子死後，魯哀公為他作誄祭悼，哀嘆他的死是魯國重大損失，國君再無機會受益於孔子的忠告。門人聚集為孔子守喪三年（三年之喪是指25個月），之後子貢還在墓塚旁搭建茅蘆，再守喪三年。其後弟子與魯國人有百多戶搬到孔子墓園附近，使闕里發展為小鎮。為了紀念孔子，人們把孔子故居建成孔府，其中藏有孔子衣冠、琴、書籍等孔子遺物。在孔府前的空地則建造了孔廟，後世儒生常到這裏講習演練鄉飲、大射之類的禮儀。司馬遷曾在孔子墓前徘徊沉思良久。東漢末年，闕里孔廟大火，燒燬孔子馬車、長袍、帽子等所有遺物。歷代帝王對孔子的敇封如下：

西漢｜平帝｜公元1年（元始元年）｜褒成宣尼公

北魏｜孝文帝｜492年（太和十六年）｜文聖尼父

北周｜靜帝｜579年（大象元年）｜鄒國公

隋｜文帝｜581年（開皇元年）｜先師尼父

唐｜高祖｜624年（武德七年）｜先師

唐｜太宗｜628年（貞觀二年）｜先聖

唐｜太宗｜637年（貞觀十一年）｜宣父

唐｜高宗｜666年（乾封元年）｜太師

武周｜武則天｜690年（天授元年）｜隆道公

唐｜玄宗｜739年（開元二十七年）｜文宣王

宋｜真宗｜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玄聖文宣王

宋｜真宗｜1012年（大中祥符五年）｜至聖文宣王

西夏｜仁宗｜1146年（人慶三年）｜文宣帝

元｜成宗｜1307年（大德十一年）｜大成至聖文宣王

明｜世宗｜1530年（嘉靖九年）｜至聖先師

清｜世祖｜1645年（順治二年）｜大成至聖文宣先師

清｜世祖｜1657年（順治十四年）｜至聖先師

中華民國｜1935年｜大成至聖先師

宋真宗曾有意追謚孔子為帝，其後以周代只稱王而放棄。明世宗以孔子稱王是「偽稱」，「近於僭亂」，去其王號。康熙帝曾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於天下諸廟學的大成殿，國家尊崇孔子所代表的「道統」。康有為主張中國紀年的方式應用孔子生誕紀年。清末國家新設立孔子誕辰日，主要目的在於頌揚學術與彰顯中國文化的獨特性，這天學生都要參與集會及以孔子為主題的學習講座，學校往往會舉行參觀孔廟。孔子生日（9月28日）在民國時被定為教師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民族遺產的名義紀念孔子誕辰。在台灣，蔣介石祝賀孔孟學會的紀念活動，並敦促人學習聖賢，從而清除共產黨人。從1978年起，在曲阜孔誕日都會舉行關於孔子與儒學的學術會議，成為朝拜孔子的場合。在1980年代，孔誕慶典儀式重新恢復昔日盛況與排場。1984年，在曲阜參加孔誕慶典活動人數達五萬人。廿世紀後期，大批遊客前往曲阜等地遊覽，儒家遺址觀光業蓬勃發展。孔子故里曲阜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旅遊景點之一。在北京、曲阜、嘉定的孔廟，還有沒有食物獻祭、簡化了的祭孔表演。在台灣，孔誕慶典亦非常隆重和熱鬧。到21世紀，在台北、台南的孔廟仍舉行由政府資助的祭孔儀式。

## 圖像

### 塑像

相傳子貢（一說孔伋）曾用楷木雕刻孔子和丌官夫人的雕像，孔子後人保存至今，孟久麗（Julia K. Murray）則認為這個楷木像不早於宋代。南北朝時，受佛教藝術影響，開始出現孔子與諸聖的塑像。唐代廟學奉孔子為先聖，供奉塑像。唐朝並追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孔廟裏供泰的孔子塑像變成冕冠御座的帝王形象。劉禹錫曾形容府學中的孔子像「堯頭禹身，華冠象佩之容」，其形像與太學的規矩相符。宋元時代，孔廟中塑像身著帝王衣冠。王朝孔廟多用塑像，孔氏宗祠則用繪像。曲阜孔廟大成殿中的塑像身穿古代帝王之袍，頭戴旒冕，長袍深藍色，裝飾著十二黼黻，綠玉鎮圭上刻著星辰與神山，象徵王者君臨天下。1530年（嘉靖九年）改定孔廟祀典，下令全國孔廟均以木主代替塑像。文革時，紅衛兵打碎曲阜孔廟中的孔子像，到1984年孔子塑像重新安放於大殿中。21世紀時，大成殿祭壇中央樹立孔子端坐的塑像。

### 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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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墓室和祠堂有不少孔子問禮於老子的畫像，如在武梁祠的前石室有孔子見老子圖。178年（光和元年），孔子與七十二弟子的肖像畫在鴻都門學牆壁上，作為模楷。曹魏時，每座孔廟裏都有一幅孔子圖像。唐代吳道子據雲繪有孔子像，曲阜孔廟「廟壁有吳道子畫先聖歷聘諸國，車服人物威儀，極為精妙」。北宋時，曲阜孔氏族人開始在石碑和族譜上複製孔子畫像，最突出的畫像是一幅四分之三正面的孔子像，畫中孔子站立，身體微向前傾，雙手相扣於胸前，臂下攜劍。另一幅小型畫像名為《小影》，據雲「於聖像為最真」，所繪孔子「衣燕居服，顏子從行」，孔子戴花型禮帽，插大號髮簪，表現其周遊列國尋求明主的情形；顏淵則身高略矮，與孔子站姿相似。宋代孔子畫像大多根據孔子後裔所擁有的畫像發展而來，士大夫和官學紛紛複製並傳刻這些圖像。南宋初年，南遷衢州的孔氏族長創作了孔子的單人畫像，稱為《先聖遺像》，圖中孔子年邁，頭戴樸素的文人隱士的布帽，象徵孔子晚年的生活。它同樣在官學和書院中重製，而日用類書《事林廣記》等的出版，進一步促進其廣泛流通。廿世紀的龐大孔子雕塑，以及民眾祈福還願用的紙馬畫等，都受這種肖像畫啟發而產生。明中期以後，孔顏二人的畫像常用於敘述孔子生平的《聖蹟圖》的卷首。在歐洲，第一幅孔子雕版肖像畫於1687年面世，其後為無數作品所抄襲。在1990年發行的孔子紀念郵票上，描繪肥胖的孔子端坐於裝滿卷策的車上，在四名弟子陪同下周遊列國。

## 影響

### 中國

孔子是中國哲學與倫理學的奠基者，及儒家的創始者。孔子培養眾多弟子，這些弟子又培養很多弟子，後繼者不斷增加，到戰國時代已遍佈各國，形成儒家。「儒」原本指禮儀專家，後來就兼指孔子的追隨者。先秦九流十家中，孔子倡導的儒家體大思精，承先啟後，成為漢代以後中國人文傳統主流。余英時稱孔子為中國軸心突破的第一位哲人。孔子使周朝文明和禮儀傳統中的人道主義合理化，推向新高度，傳承給追隨者。孔子學說的興起，象徵人文意識逐漸取代宗教神學，成為中國人的主導思想，並為後來中國哲學的發展規定方向和建立模式，塑造中華文化的價值，日後的道家、佛家都受影響。孔子下開中國兩千年修身養性的道德理想，啟迪中國人的道德自覺意識。後世許多中國人以及執政者都依據自己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努力實踐孔子原則。孔子賦予中國哲學思想人文主義的基礎，並制定了中庸、道、天和仁等幾個基本概念。孔子有傳「道」的使命感，通過先秦儒家的傳承，這種使命感傳布到後世的士大夫之中。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這句話開啟了孟子「人禽之辨」，也啟導了儒家人文精神。中庸和仁的概念構成理學天人合一的學說。朱熹強調「修己治人」，出自《論語》的「修己安人」，是儒家思想傳承後世的理念。羅素認為，孔子的影響與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一樣巨大。

孔子集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成，也是其後中國文化的開拓者，開創平民教育，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奠下穩固基礎，使文化並未隨春秋時代貴族沒落而消散。「君子」原指貴族之子，專指社會地位與出身，孔子增添其道德意涵，「君子」逐漸只指具有高貴性格的人。從此君子成為中國文化中人所嚮往的人格境界。孔子首先申張道德精英主義，墨家追隨孔子的思想，也提倡道德品行的重要性。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的思想傳統，奠定二千年官僚制國家統治思想的基礎。孔子強烈譴責以人獻祭，使後來人殉的現象大為減少。孔子想取消統治者世襲的實權，把權力交給有道德的大臣，有功於推翻世卿世祿的政治制度。孔子主張君主應選擇賢臣良輔，公平施教，為後來的「任賢主義」奠定了基礎，有助日後科舉制度的確立。孫中山所制定的五權分立，亦部份得益於孔子思想。孔子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保守傾向，通常「這是祖宗定下的規矩」或「這是祖訓」一句話，就是某種傳統得以繼續的充分理由。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使後世儒家主張嚴禁「淫祀」。孔子「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話，常被後世儒家引用作為性別歧視的理據。孔子批評「巧言令色」之徒，影響所及，後世中國文化中對喜歡自我表現，能說會道的人評價不高。

經學方面，孔子為中國經學的發展確定了範圍和方向，被後世經學家視為經學的鼻祖。孔子刪定和整理六經，開啟了經學時代，六經變得神聖。孔子通過編輯和解釋《詩經》，從而使這部書成為儒家經典，突顯《詩經》中蘊涵的人生哲理，使這部書超出文學作品的範疇，成為寓教於詩的經典。孔子討論《詩經》會離開詩句本義，引致後來儒者過分富於想像力地理解詩篇。《春秋》經為後世史家著史樹立標準，史家希望能編寫出像《春秋》這樣真實的歷史。章學誠堅持著史必以孔子《春秋》為範例。文藝方面，孔子對後世的文學批評影響深遠，其言論成為儒家文學評論的準則。孔子選詞審慎的原則「正名」，影響後世文學批評的發展。孔子說「遊於藝」，此說自宋代開始有力地推動文人畫的發展，將「藝」當作文人學者自我完善的方法。語言方面，孔子之言創造和發展漢語，中國人仍然會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自此「束脩」成為學費的代名詞。孔子在孔府杏壇授業，從此「杏壇」成為學府代名詞。孔子以「升堂入室」描述師徒關係的說法，在歷史上常被引用。孔子說「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演變成形容性格修養最高境界的成語。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說寫入《三字經》。孔子享年七十三歲，孟子八十四歲，後世民間有俚語「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孔子說過「過猶不及」，這句話到廿一世紀仍通用。

### 域外

孔子學說傳播到韓國、越南與日本，影響三個國家的制度。在朝鮮時代，儒者運用《論語》以諷諫國君，對孔子思想作政治性解讀，向孔門師生求取答案以解決他們時代的政治問題；《論語》也常被朝鮮儒臣引用以評價人物。孔子對日本學術、文化與政治都有直接間接的影響。在江戶時代初期，舉國上下皆讀《論語》。在歐洲，孔子可說是啟蒙運動的催化劑，其學說衝擊當時歐洲的世界觀，補充了啟蒙運動，「成為十八世紀啟蒙的守護神」。啟蒙思想家如萊布尼茨、克里斯蒂安·沃爾夫、伏爾泰以孔子之名來傳播自己的觀點，批評法國和英國的世襲貴族政治，孔子思想促進了歐洲民主思想的發展。

## 地位與評價

### 中國

#### 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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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被視為中國第一位教育家，尊為萬世師表。孔門弟子視孔子地位崇高如天，子貢以天和日月比喻孔子：「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中庸》宣稱孔子是個達到「至誠」的聖人。儒生認宣稱孔子如生活在聖王時代，一定會受奉為天子。墨子則攻擊孔子是叛逆者，「勸下亂上，教臣殺君」；批評孔子費盡心機，一意孤行，只知接受酒肉，而不問其從何而來；但墨子又讚賞孔子主張的先王之道，墨家對孔子大抵是敬畏的。孟子推崇聖賢中唯有孔子能順應時勢，可以進則進，可以仕則仕，可謂「聖之時者」而集大成：「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孔子成就超過古代聖王。荀子讚賞孔子能「美俗」，他擔任司寇時，國內犯人惡人都改過自新。戰國時代，其他學派也承認孔子是聖人，《莊子》稱孔子「博學擬聖」，有時挖苦孔子，有時又把孔子當作自己的代言人。書中刻畫孔子為穎悟練達之人，洞達人性與生命，卻非悟道聖人。莊子不滿的是，孔子所熱衷的禮儀虛而不實。在韓非子時代，孔子已成為聖人，韓非說「仲尼，天下聖人也」。

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朝廷自此獨尊孔子。司馬遷說「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並在《史記》中寫下《孔子世家》，使孔子與諸侯並列。在漢代，孔子被視為「素王」（無冕的帝王），意即沒有封號和權位的君王，其思想影響巨大，儘管他並非君王。班固《漢書·古今人表》把孔子列入聖人，為九品中的第一品。王充則曾對《論語》大加攻擊，謂孔子常常自相矛盾，並不能激勵人心。魏晉玄學方面，王弼認為孔子自身體現「無」，而「無」不可言說，因此孔子不說。唐初以前，「先聖」或指周公或指孔子，並非一定，到唐太宗時，確立孔子「先聖」的地位。長孫無忌說孔子有「宏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的貢獻，主張孔子稱為「先聖」。韓愈認為儒家之道經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傳給孔子，而孔子又傳給孟子。另一方面，道教認為孔子不如老子，陸希聲斷言伏羲、周文王和孔子三者合在一起才比得上老子。佛教方面，釋道宣聲稱孔子及老子只是複述先王留下的言論，他們自己並沒有提出教誨，兩人都遠不如釋尊。

宋代佚名詩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理學方面，程顥形容孔子「無所不包」，比喻為元氣和天地。程頤指出孔子使聖人之道能流傳後世：「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朱熹認為孔子超出古代聖王，說「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明太祖真誠尊孔，謂孔子「為帝者師，為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明憲宗於曲阜孔廟立碑說「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康熙帝說「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在考據學界，汪中曾指出孔子是與墨子並駕齊驅的思想家。太平天國反對孔子，打破其偶像和打翻其牌位，說「又推妖魔戶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還編出在天國審判孔子、處以鞕罰、發配菜地種菜這些故事。

#### 近現代

清末康有為主張孔子為周朝之後的王朝構思制度，非但是聖人，更是宗教性教主，是地上從未見過的「文明世之教主」，其教義的根本在存在於《春秋》及《公羊傳》。梁啟超曾主張孔子的太平大同之教應流傳萬國。秘密結社《龍華會章程》強調孔子是主張對壓迫和異族統治造反的聖人。清末雖廢除科舉，政府仍頌揚孔子為現代教育的支持者與楷模。章太炎則曾主張孔子造成權威化和守舊主義，是中國禍本，道術上不及孟子和荀子，但承認孔子是「古之良史」，並將官府專門之學下放於平民，功績千古冠絕。孫中山說：「孔子和孟子是民主的倡導者……孔子總是引用堯和舜的話，因為他們不把帝國據為自己的世襲財產。」五四運動中，「打倒孔家店」之說流行，孔子被認為是專制主義和家長作風的象徵，其學說違反人身自由，禮教限制人的行為與思想感情，「孔夫子」成為書呆子的同義詞，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代表形象，要為舊中國的壓迫行為負責。新文化運動要求與孔子思想徹底決裂。魯迅說：「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魯迅也指出孔子常被權勢者所利用，對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很佩服，認為「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才不寂寞」。

當時孔子之名常被軍閥利用，有損孔子的聲譽。胡適眼中孔子是個老生宿儒，但因「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這塊孔丘的招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傅斯年認為孔子將一個舊宗教提昇到較高層次，奠定儒家天人合一傳統的發展道路。馮友蘭認為孔子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與古希臘「智者」相似，但又批評稱孔子是個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林語堂於1922年曾撰文嘲笑孔子是偽君子和功利主義者，但到1938年他卻著有《孔子的智慧》讚揚孔子。郭沫若認為孔子推動奴隸解放；劉少奇曾寫下小書《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多次引用孔孟之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雖然承認孔子在某種意義持唯物論，卻認為他封建和不夠進步，批評是審慎及溫和的，往往也會稱讚孔子發展教育的貢獻，呼籲繼承其教育思想。趙紀彬等學者則批評稱孔子只為當時的統治精英服務，政治上是反動的。1966年文革開始時，紅衛兵認為美化孔子的人，都是「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和「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學生掘開孔子墳墓。1973年，江青及四人幫抨擊孔子及孔氏家族是反動的蓄奴階級餘孽，孔子的教育理論也被讉責為「禁錮人們的頭腦」，「妨礙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深入發展」。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展開。出版了數百篇批判孔子的文章和組織了數以千計的批判會。據說林彪曾寫過一幅字，題著「克己復禮」，被群眾運動批判是「現代中國的孔子」，孔子與林彪被劃入同一批判陣營，被批判為奴隸制度的擁護者，又極力迎合當時的統治階級，反動至極。運動中「誅少正卯」一事被大事渲染，指責孔子武斷鎮壓思想進步的學團。隨著文革結終與鄧小平崛起，對孔子的刻意攻擊結束。知識份子指望通過復興孔子來保護國人不受西方邪惡思想的侵蝕。1980年代，一些中國大陸學者認為孔子的人本主義優於歐洲人的人本主義，孔子得到宣揚成為年輕一代的榜樣。隨著中國高速發展，孔子獲重新評價，被視為深遠地影響全球的偉人，也被看成是中國文化精髓的體現，可以成為拯救中國人的聖人，保護中國人不受過度資本主義的影響。新儒家學者亦尋求改造孔子學說，使其適應當今世界的需要，牟宗三試圖邏輯嚴謹地為孔子辯護。21世紀，中國共產黨開始接受孔子，希望對孔子的敬重有助建設「優美和諧」的社會。於丹的電視節目和暢銷書《論語心得》都認為孔子可以被活化，並帶動更大的消費熱潮。然而，除了推崇孔子的言論之外，也有批評孔子的聲音，李零把孔子描述為找不到精神家園的「喪家狗」，朱學勤則對現時中國國內的崇孔熱潮表達了質疑，認為其背離了孔子及儒家學說的原有面貌，並且指責國家權力在尊孔熱潮中發揮作用。

### 域外

在古代日本，孔子被尊奉為聖人。《論語》一書地位很高，日本的孔子形象基本上根據《論語》而建立。伊藤仁齋推尊《論語》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荻生徂徠則認為，孔子只是傳「聖人之道」，嚴格來說不算聖人。本居宣長、平田篤胤攻擊儒教，卻依然贊譽孔子。和辻哲郎把釋迦牟尼、孔子、蘇格拉底及耶穌四人並稱「人類的教師」。越南儒者范阮攸把孔子提升至「天」之層次，讚美稱 「聖人一身都是天理，觸事隨時，動可為則」，其舉手投足如大道的自然流行。在新加坡，孔子被認為是「最不朽、最廣博，也是最沒有爭議的中國文化代表」，適用於新加坡的宣傳者。南洋理工大學的孔子學院的任務是宣揚孔子的名聲和故事。李光耀則把孔子塑造成亞洲特有的宗教精神象徵。

17世紀，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首次將孔子這位「東方智者」介紹給歐洲人。耶穌會士稱孔子曾在中國人中傳播一神論的福音，只是被後人遺忘。利瑪竇把孔子形容為古代中國一神論的先知，優越於歐洲的異教哲學家。啟蒙思想家如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都為孔子的人道主義而感振奮，藉此抨擊歐洲的世襲貴族統治，伏爾泰《哲學辭典》稱頌孔子，認為遵從孔子學說是幸福和值得尊敬的，孔子象徵真正的道德理性。孟德斯鳩則認為孔子象徵專制統治。其後歐洲人明白，孔子的美德是耶穌會士出於宣傳目的發明和編造。費內隆在其著作《死者的對話》中設想了蘇格拉底與孔子的一場對話，攻擊孔子哲學。黑格爾宣稱，「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孔子學說是「一種常識道德，……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馬克斯·韋伯認為孔子的價值取向是調和主義和折中主義，把孔子劃歸為「倫理教師」；狄百瑞則認為孔子屬「先知」之一型。雅斯培著有《四大聖哲》，推崇釋迦牟尼、孔子、蘇格拉底及耶穌四人。

在美國，中國文化批評者把中國社會的缺點歸咎於孔子的缺乏遠見與精英統治論，仰慕孔子的學者則認為孔子與人類所面臨的困境息息相關。1987年，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曾經在行程中到曲阜拜謁孔子故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官方介紹把摩西、梭倫及孔子列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立法者」，張濤教授則認為事實上「孔子在美國只是一個符號」。根據張濤所作的研究，孔子的形象在美國顯得矛盾，美國人對孔子充滿誤解。顧頡剛曾經評述西方人眼中的孔子及儒家學說，稱其「充滿了歷史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