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

朱鎔基（1928年10月23日），字長庚，湖南長沙人，原正國級領導人，畢業於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製造專業。曾任第十四、十五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總理等職務。

朱鎔基出生於湖南長沙，是明太祖朱元璋十八子岷莊王朱楩後裔，自幼父母雙亡，1947年於湖南省立第一中學（今長沙市第一中學）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製造專業。在清華大學就讀期間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1948年12月參加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大學畢業後，進入東北人民政府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先後擔任副處長、領導秘書等職務。1958年因反右運動被劃為「右派」，並被開除黨籍。此後，朱鎔基擔任國家計委業餘幹部學校教師、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隨後，被下放到湖北襄樊的「五七」幹校參加勞動，直至1975年回到北京，在石油工業部下屬企業從事技術工作。

1978年恢復黨籍後，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及新設立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任職，逐步升任至國家經委副主任。1987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江澤民在1989年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朱鎔基接任上海市委書記。1991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至1995年期間，他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並主導「分稅制改革」。1997年的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年3月，接替李鵬出任國務院總理。任內推進「國企改革」，實行「抓大放小」戰略，雖然引發大規模下崗潮，但扭轉國企虧損局面；此外，他推動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他對貪腐採取嚴厲打擊態度，主導查處廈門遠華走私案等大案。

2002年11月，朱鎔基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後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03年3月卸任國務院總理後離休。退休後，朱鎔基生活低調，偶爾在國家重要會議和慶典場合以及高校露面。2009年起，陸續整理其擔任地方及國家領導職務期間回答記者提問和講話內容成書並出版《朱鎔基答記者問》。朱鎔基自幼酷愛京劇，退休後也為之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

## 生平

### 早年經歷

1928年10月23日，朱鎔基出生於湖南省長沙縣安沙鎮和平村棠坡。朱鎔基世系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的後裔。其出生前父親已病逝，為遺腹子；十二歲時母親亦因病過世，此後由其五伯朱寬濤撫養長大。早年，朱鎔基在朱氏家族興辦的時中學校接受教育。

抗日戰爭時期，朱鎔基曾先後就讀於國立八中永綏分校、長沙市楚怡中學。1947年，朱鎔基自湖南省立第一中學畢業，在上海考入國立清華大學電機系，主修電機製造專業。王習加入學後隨即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先後被推選為班長及清華大學學生會主席。王習加1948年12月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王習加。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月，朱鎔基加入中國共產黨。王習加

1951年自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製造專業本科畢業，畢業後被分配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工作，擔任生產計劃室副主任。王習加

1952年12月，東北人民政府撤銷後，作為100餘名「地方支援中央」的幹部之一，既懂經濟又有工作經歷的朱鎔基隨馬洪、安志文等人來到國家計委工作。王習加在國家計委，朱鎔基起初擔任燃料動力局的組長，負責管電。1954年到工業綜合局擔任組長，負責綜合處工作。隨後任國家計委主任辦公室副處長，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璽的秘書。後來，因張璽患癌症，朱鎔基同時兼任國家計委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負責人，擔任國家計委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副處長。

### 右派與勞動生涯

1957年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隨後各機關開展「大鳴大放」。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副處長的朱鎔基，因擔任計委黨組領導秘書，在同事勸說下帶頭提出意見。隨著同年10月整風運動轉向「反右派鬥爭」，朱鎔基的言論被重新審視。1958年1月，朱鎔基被正式劃為「右派分子」。王習加但是，由於計委領導對其業務能力器重，對其處分相對溫和：撤銷其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副處長職務、行政級別調降兩級、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並隨後下放至農場進行勞動改造。王習加

1958年至1962年期間，朱鎔基被安排在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擔任教員，負責教授數學、物理與化學等基礎科學課程。王習加 隨著1962年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並對部分右派進行「甄別平反」，朱鎔基雖未摘掉右派帽子，但獲准恢復工作。他被調回國家計委國民經濟綜合局工業處擔任工程師，在此崗位上工作直至1969年為止。王習加國家計委黨組始終沒有將朱鎔基下放。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央各部委機關受到嚴重衝擊。1970年，朱鎔基被派往位於湖北省襄樊市（現襄陽市）的國家計委「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王習加在該集體農場的五年時間裡，朱鎔基深入中國底層農村社會，從事高強度的農業體力勞動，包括種植小麥、棉花與水稻，並擔任過牲畜飼養員、放牧員及炊事員等職務。這段基層勞動經驗，使其對中國農村的實際經濟狀況與農民生活有了深刻的實地體會。

1975年，隨著中央政策調整，朱鎔基得以返回北京，其組織關係雖保留在國家計委，但實際被分配至位於河北省廊坊市的石油工業部管道局電力通訊工程公司工作。朱鎔基先後出任辦公室副主任及副主任工程師。在任期間，他親自帶領並培訓一支青年徒工隊伍，從基礎的攀爬電線桿技術開始，逐步提升團隊專業技能，直至成功主持安裝22萬伏特特高壓輸電線路及11萬伏特變電站工程。

### 平反覆職

1978年，朱鎔基被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室主任。王習加不久，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共中央組織部糾正了錯劃朱鎔基為右派的問題，同時恢復了朱鎔基的中國共產黨黨籍，恢復了朱鎔基的職務。王習加這 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與主任康世恩賞識其才幹，邀請朱鎔基重返國家經委工作。當時的國家經委係由國家計委拆分而來，正急需具備技術與經濟專長的官員。

<image>

1979年至1982年，朱鎔基任國家經委燃料動力局處長、綜合局副局長。王習加1982年，新的國家經委成立後，朱鎔基擔任國家經委委員兼技術改造局局長。王習加1983年，朱鎔基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黨組成員。1985年，擔任國家經委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晉升正部級，直到1987年初赴上海任職。王習加在國家經委工作期間，1984年出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 主政上海

1987年11月1日，朱鎔基在中共十三大上當選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同年12月調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王習加1988年4月25日，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朱鎔基為上海市市長。王習加1989年8月，隨著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朱鎔基接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並繼續兼任市長，直至1991年4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並調往北京。王習加

朱鎔基上任初期，上海面臨嚴重的基礎設施老化、財政負擔沈重及市民居住擁擠等問題。對此，朱鎔基採取務實作風，強力推動解決「菜籃子」、副食品供應、城市交通與市民住房等三大民生工程，他推動建設了黃浦江大橋、上海地鐵一號線等重大基礎設施（亦即「94專項」的一部分）。在官僚體制治理上，他主張「鐵腕治吏」，嚴厲打擊貪腐，被媒體譽為颳起「廉政風暴」；在面對投資審批繁瑣問題時，他強力推行「一個機構、一個窗口、一個圖章」的聯合辦公模式，大幅提升行政效率，因其在風格果斷、常敲桌子催促，獲得了「朱一敲」的綽號；在經濟領域，他推動上海傳統工業的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並提出「上海經濟同世界經濟接軌」的理念。王習加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期間，上海亦出現大規模抗議示威、學生絕食及工人罷工。根據《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朱鎔基在應對危機時採取了相對溫和與理性的態度。他於6月8日發表電視講話，強調「上海不能亂」，並明確表示上海不同於北京，反對調動軍隊進駐上海，而是依靠組織工人糾察隊來維持秩序、疏導交通，成功避免了流血衝突與矛盾激化。

受六四事件影響，中國改革開放面臨國際制裁與國內保守思潮的雙重壓力，在此背景下，朱鎔基積極向鄧小平及中共中央爭取開發浦東的政策支持。1990年4月，國務院正式宣布開發開放浦東，朱鎔基親自兼任浦東開發小組組長。與此同時，為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朱鎔基頂住政治風險，拍板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1990年11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首家證券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成立，並於12月19日開始營業，標誌著中國資本市場的重新啟航。

自1988年至1994年，已退休的鄧小平連續七年帶家人前往上海度過春節。在朱鎔基主政上海期間（1988年至1991年），他每年均負責接待鄧小平。1991年2月18日（農曆大年初四）上午，鄧小平在朱鎔基陪同下，登上了新錦江大酒店41樓的旋轉餐廳。俯瞰上海市容時，鄧小平對朱鎔基及上海市領導班子發表談話，提出「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這被視為後來1992年鄧小平南巡的前奏與預演。

受到鄧小平談話的鼓舞，朱鎔基隨後在多個場合將1991年定調為「改革年」，並借用曹操《短歌行》的名句表示：「何以解憂，唯有改革。」這一激進改革姿態引發了黨內保守派的警惕與不滿，部分反對輿論甚至私下將其暗喻為「中國的戈巴契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在此背景下，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於1991年春節期間，連續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評論文章：

- 2月15日（大年初一）：《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 3月2日（元宵節）：《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
- 3月22日：《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一些》
- 4月12日：《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

這些文章大力宣傳鄧小平的最新改革思想，呼籲打破思想僵化、推進市場化改革。該系列文章由時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周瑞金、評論部主編凌河等人撰寫，而背後的強力政治支持者和審閱者正是朱鎔基。此舉隨後引發了北京《求是》、《光明日報》、《當代思潮》等保守派媒體的激烈反撲，展開一場長達數月的思想理論界大論戰，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告結束。

### 國務院副總理

1991年4月8日，全國人大七屆四次會議補選朱鎔基為國務院副總理，王習加併兼任國務院生產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正式進入中央領導層，成為副國級領導人。當時，中國經濟正處於治理整頓的關鍵時期，工業生產效率低下，企業效益滑坡。朱鎔基上任後，迅速展現其雷厲風行的工作風格。王習加

1992年1月至2月，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明確了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打破了黨內關於「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爭論，中共改革派隨之佔據主導地位。同年6月，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宏觀經濟的協調，中央將國務院生產辦公室擴充為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朱鎔基出任主任、黨組書記，主管全國工業和貿易經濟。王習加

1992年10月19日，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時年64歲的朱鎔基實現了中共政壇上罕見的「政治跳躍」：他從原來的中央候補委員，跳過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直接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正式成為正國級領導人。這一破例提拔被外界視為鄧小平及中央高層對朱鎔基經濟治理能力的極大肯定，也確立了他在中央負責經濟工作核心幕僚的地位。王習加

1993年3月29日，在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上，朱被任命為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兼任黨組副書記，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此時，總理李鵬因身體原因（心臟病發作）一度請假休養，朱鎔基實際頂上負責國務院的全面工作，協助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領導中國經濟決策。同年6月，面對中國經濟過熱、通膨率逼近20%、金融秩序混亂的嚴峻局面，朱鎔基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他上任後立即頒布「十六條」宏觀調控措施，強力整頓金融秩序，嚴厲打擊違規拆借資金，成功控制了過熱的貨幣投放，該兼任職務一直持續至1995年6月。

#### 清理三角債

1991年，剛就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面臨的首要難題，便是全國國有企業之間嚴重的「三角債」危機（即企業之間連環拖欠貨款，導致資金周轉完全停滯）。當時全國三角債總額已高達幾千億元人民幣，嚴重威脅經濟運行。

為此，朱鎔基親自趕赴全國債務最集中的東北三省，坐鎮一線進行現場清欠。他精準指出「三角債」根源在於固定資產投資缺口過大和產品結構不合理，並隨之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腕措施。國務院先後注入專項清欠資金，強制要求各級銀行和企業限期清償。在強力推動下，僅用了26天，東北地區的連環債務鏈便被打破，隨後推廣至全國。

#### 海南房地產泡沫

1992年至1993年間，受鄧小平南巡講話激勵，海南省及珠三角地區出現了空前的「房地產熱」。無數投機資金與國有銀行信貸湧入海南房地產市場，導致海口、三亞等地房價在短期內暴漲數倍，泡沫經濟跡象極為明顯。1993年6月23日，朱鎔基發表針對宏觀經濟形勢的講話，果斷祭出鐵腕手段，宣布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銀行資金和信貸盲目進入房地產業。次日（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時稱「十六條」），實施極為嚴厲的緊縮銀根政策。

隨著中央宏觀調控令下，盲目流向海南的投機資金一夜之間撤離，海南房地產泡沫隨即破裂。此舉雖然導致海南等地留下大量「爛尾樓」和銀行壞帳，但成功遏制了全國範圍內更具破壞性的惡性資產泡沫，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發生。

#### 分稅制改革

1994年，在朱鎔基的主導下，中國國務院一口氣推出了財稅制度、金融體制、投資體制、企業制度、住房制度、物價體制等六個方面全方位體制改革，試圖徹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體制框架。在財稅制度改革方面，朱鎔基強力推行「分稅制改革」。此前，中國實行的是地方財政大包乾制，導致「中央財政日漸入不敷出，地方財政過於膨脹」的「弱中央」局面。分稅制將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如增值稅按75:25分成），並設立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兩套系統。

這一改革成功扭轉了中央財政的被動局面，使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從不到30%大幅提升至50%以上，增強中央進行宏觀調控和區域協調的財力。然而，分稅制也帶來了深遠的副作用：由於財權上收而事權留給地方，導致基層地方政府財政吃緊。為填補財政缺口，地方政府後期逐步轉向依賴經營城市和出讓土地，在客觀上催生了後續數十年的「土地財政」與高房價現象。

#### 金融體制改革

在金融體制改革領域，朱鎔基著力打破過去國有銀行作為「地方官員和官商提款機」的舊格局。他推動將中國人民銀行真正轉變為獨立行使職能的中央銀行，負責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同時，將原有的國有專業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造，並陸續成立了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等「政策性銀行」，將政策性貸款任務與商業化營運剝離，初步構建了現代金融體系。

在涉外經濟上，朱鎔基於1994年1月1日果斷取消了人民幣匯率官方與市場的「雙軌制」，實現匯率併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此舉大幅促進中國的出口貿易。與此同時，國內物價雙軌制的取消與市場接軌，也在很大程度上消滅了此前官員利用調撥物價差價進行特權尋租與「倒買倒賣」的空間。

朱鎔基在主管經濟工作及擔任副總理期間，面對極其錯綜複雜的利益阻力，以雷厲風行、絕不妥協的強硬作風著稱。他所推動的系列改革雖然伴隨著國企下崗潮、地方財政壓力等巨大的社會陣痛，但也成功為中國經濟在21世紀的騰飛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因其在經濟領域的鐵腕手段，他被西方媒體及國內外學界廣泛冠以「經濟沙皇」（Economic Czar）的名號。

### 總理生涯

<image>

1997年9月19日，69歲的朱鎔基在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上順利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排名由第五上升為第三，僅次於江澤民和李鵬。1998年，朱鎔基兼任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組長。1998年3月，朱鎔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接替十年任期屆滿的李鵬出任國務院總理，任至2003年3月，是江澤民任職中共中央總書記和第三代領導核心時的第二位政府首腦。王習加形成「江朱體制」，成為中國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中主管經濟與行政體制改革的最高首腦。1998年兼任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組長，確立了「科教興國」的國家戰略軸心。1998年4月，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1998年5月兼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1998年5月兼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同年夏天中國爆發歷史罕見的九八特大洪災，朱鎔基多次親臨抗洪一線，並嚴厲斥責部分工程為「豆腐渣工程」，隨後全面收緊並強化三峽工程及全國基礎設施的質量審查制度。

朱鎔基在副總理及總理任內，高度重視專業化、國際化的文官體制建設，大力提拔並重用一批具備現代金融、經濟管理才幹的技術官僚，其中，王岐山被視為受朱鎔基提拔的標誌性人物。朱鎔基敏銳察覺到王岐山在處理危機與金融實務上的卓越能力，先後任命其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廣東面臨巨大的外債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破產危機（如粵海集團、廣信事件），朱鎔基於1997年底特批王岐山「空降」廣東出任省委常委、副省長，成功化解了可能引發連帶金融海嘯的債務危機。隨後，王岐山進京出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其仕途軌跡深受朱鎔基的賞識與重託，被廣泛視為朱鎔基在財經領域的得意門生與恩師關係。

除王岐山外，朱鎔基財經班底中的多位核心成員亦在其麾下嶄露頭角並獲得重用：

- 樓繼偉：在朱鎔基主持1994年「分稅制改革」期間，樓繼偉作為核心智囊財政設計師深受器重。朱鎔基出任總理後，隨即於1998年將其提拔為財政部副部長，主導建立現代財政預算與國庫集中收付制度。
- 周小川：憑藉對現代貨幣政策與國際金融規則的深刻理解，在朱鎔基任內先後出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並於朱鎔基卸任前夕的2002年12月接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他承接了朱鎔基時代奠定的金融體制改革框架，成為日後任期最長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 金融危機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大陸以廣東省所受的經濟與金融衝擊最為嚴重。當時廣東省內諸多地方金融機構，如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華僑信託投資公司、汕頭商業銀行等，因長年盲目擴張及房地產泡沫破裂，先後陷入嚴重信用與債務危機，這導致對其擁有大量債權的香港及外資銀行不得不計提龐大呆壞帳準備，嚴重侵蝕盈利，廣東本地銀行的不良貸款比率甚至一度飆升至50％以上。外資金融機構對此產生恐慌，群起暫停對中資企業與地方「窗口公司」的新增貸款，引發嚴重的外資抽逃與信任危機。

面對隨時可能蔓延至全國的金融崩潰風險，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採取鐵腕手段進行定向拆彈。1998年，朱鎔基緊急部署「金融救火隊」南下，指派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肖鋼兼任人行廣東分行行長，並調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王岐山出任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分管金融，全力協助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處置資不抵債的金融機構與大型國有企業。

在處置資產規模高達數百億的「廣信案」時，朱鎔基展現了極大魄力。他堅持市場經濟與法治原則，拒絕由中央財政或人民銀行出資為其償還外債，打破長期以來外資誤以為中國政府會為地方國企債務「無限兜底」的隱性擔保預期。1999年1月，廣信宣告破產，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家破產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震動國際金融界。與此同時，另一家省屬巨型涉外企業「粵海集團」則在王岐山的主導及高盛公司的協助下進行債務重組。經過艱難談判，新粵海實現資產重組，總資產調整為483億港元，總負債降至339億港元，資產負債率優化至67％，財務狀況得到根本性改善，成功化解了粵港兩地的連鎖金融震盪。

為了防範基層金融機構倒閉引發社會動盪，朱鎔基實行「劃清界線、分頭負責」策略。針對境內一般民眾的儲蓄存款，廣東省政府以未來地方財政收入作擔保，向人民銀行申請了380億元人民幣的專項借款用於墊付，利息按人民銀行基準利率計算；隨後，人民銀行又向廣州分行追加撥付70億元人民幣的再貸款額度，專門處置人民銀行過往自辦地方金融機構所遺留的歷史包袱。在中央的強力支持與地方的雷厲風行下，截至2000年10月，廣東省政府在全省範圍內合共重組並關閉了147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含1063個分支機構）、16家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及其14家辦事處、國投下屬的48家證券營業部，以及高達843家農村資金互助會，徹底清除了長期積壓的基層金融毒瘤，穩固了中國金融體系的底座。

#### 九八抗洪

<image>

1998年夏季，中國長江、嫩江、松花江等流域爆發特大洪災，給長江中下游及東北地區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損失。自該年6月份起，受聖嬰現象影響，暴雨連綿不斷，長江遭遇八次洪峰疊加，形成了自1954年以來最為兇猛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根據官方統計，全國共有29個省、市、自治區遭遇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受災人口高達2.23億人，因災死亡人數達4,150人，倒塌房屋497萬間，農作物受災面積高達2,120萬公頃，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660多億元人民幣。

在這場災難中，朱鎔基多次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部署抗洪搶險工作，並堅決執行中央關於「嚴防死守、確保大堤安全」的決策，緊急調動包括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在內的數十萬軍民奔赴抗洪第一線。

然而，此次特大洪水也如同一面鏡子，無情地暴露出了部分地方水利工程建設中存在質量低劣、貪污腐敗等深層次問題。1998年8月7日，江西省九江市長江大堤四號閘口突然發生重大決口事故，洪水直逼九江市區，形勢萬分危急。8月9日，朱鎔基緊急飛赴九江災區一線視察。當得知該段大堤在修建過程中存在偷工減料、主體結構竟充斥著竹條與木屑而非鋼筋、以致新築防洪大堤在洪峰面前不堪一擊時，朱鎔基震怒。他在面對地方官員時公開斥責該大堤是「豆腐渣工程」，並由此創造「豆腐渣工程」一詞，成為日後中國社會形容劣質基建的代名詞。

朱鎔基隨即下令徹查九江決口背後的腐敗鏈條與瀆職行為，多名涉案地方官員和建造商隨後被依法查處。此事件隨後引發了中央政府乃至全社會對於「圍湖造田」、「過度開發」等環境保護問題的深刻反思。國務院隨後制定並實施了「平垸行洪、退耕還湖、移民建鎮」的十六字方針，開啟了中國水利建設由單純「與水爭地」向「人水和諧」的重大戰略轉型，同時大幅收緊了全國基礎設施建設的質量審計與監督機制。

#### 打擊走私

在實現中國經濟軟著陸後，朱鎔基將施政重點之一轉向全面整頓市場秩序與懲治腐敗。自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沿海地區走私活動猖獗，嚴重蠶食國家稅收並衝擊國內產業。為此，朱鎔基在任內發動了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反走私運動。王習加

1998年7月13日至15日，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召開全國反走私工作會議，朱鎔基在會上發表講話，強調必須採取斷然措施遏制走私狂潮。在這次會議推動下，中央實行了重大體制變革，全面切斷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與經商辦企業的關係，要求其集體退出商海。同時，國務院組建專職的緝私警察部隊，實行海關與地方雙重領導，從體制上堵塞走私漏洞。

在案件查辦方面，朱鎔基採取親自督辦了多起震驚中外的特大案件。首先是1998年爆發的廣東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該案涉及地方黨政高層、海關、邊防機關與走私集團勾結，涉案金額高達110億元人民幣。朱鎔基對此案採取嚴厲徹查態度，最終導致包括湛江海關原關長曹秀康、湛江市委原副書記陳同慶在內的多名官員被法律嚴懲，數人被判處死刑。

隨後爆發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更是被定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涉案金額最大、牽涉面最廣的走私犯罪案件。以賴昌星為首的遠華集團，在廈門關區走私汽車、成品油、植物油與化工原料，涉案案值高達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高達300億元。面對案情錯綜複雜、牽連眾多省部級與廳局級官員的巨大阻力，朱鎔基親自指示調集數百名人員組成中央420專案組進駐廈門。朱鎔基曾公開表示，無論涉及什麼人，都要一查到底，哪怕反腐敗要準備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給貪官，一口留給自己。遠華案的嚴厲查處，最終導致數百名涉案官員落網，多名高官被判處重刑或死刑，主犯賴昌星雖遠逃加拿大，但也在後續引渡程序中被追訴。

#### 政府機構改革

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朱鎔基任內推動了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力度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國務院機構改革。長期以來，中國政府機構面臨臃腫龐大、職能重疊、財政負擔沉重以及政企不分等頑疾，嚴重製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深化。朱鎔基就任總理後，隨即將「精兵簡政」與政府職能轉變視為施政的核心突破口。

1998年3月，朱鎔基在主持召開的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以極大的政治魄力宣示了「大刀闊斧、誓死一搏」的改革決心。他明確要求，中央政府各部門必須率先垂範，國務院系統的總人數必須縮減一半。在高級領導職數方面進行「消腫」，副總理人數由原先的6人裁減至4人，國務委員由8位精簡至5位，副秘書長則由10位減至5位。在朱鎔基的強力鐵腕推進下，截至1998年年底，國務院機關總人數成功由3.3萬人銳減至1.6萬多人，順利達成裁員半數的預期目標。隨後的2000年，改革進一步深化，原有的10個國家局被撤銷了其中的9個。

在此次機構改革中，國務院組成部門進行脫胎換骨式的重組，共有15個部委被不再保留，被裁撤或重組的部門包括：電力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冶金工業部、機械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國內貿易部、郵電部、勞動部、廣播電影電視部、地質礦產部、林業部以及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

#### 國企改革

當時的國有企業面臨嚴重結構性危機，普遍存在冗員過多、人浮於事、生產效率低下、資源浪費驚人以及債台高築等問題，導致大面積虧損。至1996年，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及中國建設銀行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其不良貸款（包括逾期、呆滯、呆帳）估計已占貸款總額的70%左右。財政學界與決策層普遍擔憂，若繼續由國家財政單向為虧損國企進行無底洞式的注資，將徹底拖垮整個金融與銀行系統。對此，朱鎔基採取了經濟體制改革與國務院機構改組。在國企改革的整體戰略上，政府停止了過去雨露均沾式的扶持政策，轉而集中資源支持更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骨幹國有企業，致力於在全球市場中培養世界級企業，例如中國石化、中國石油、中國工商銀行等行業巨頭，進而重塑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版圖。

##### 「抓大放小」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首次明確提出要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其核心方針被概括為：「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在「抓大」方面，中央政府集中力量掌控關係到國計民生、國家安全的重點企業，將資源向最大型、最具市場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傾斜，並將其改組為跨地區、跨行業的大型企業集團，由中央直接或間接實施戰略控制。為此，國務院特別指定了寶鋼集團、海爾集團、江南造船、華北製藥、北大方正、四川長虹等六家骨幹企業進行重點扶持，力求使其在2010年前進入「世界500強」行列。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隨即遵循中央模式，紛紛擬定地方版重點扶持名單。「世界五百強」在當時成為各級政府與各大國企彼此競爭、衡量政績的重要標桿。在「放活小的」方面，中央將數以萬計、經營業績不佳、非關國家經濟支柱的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直接推向市場。政府允許並鼓勵這些中小國企採取改組、聯合、兼併、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經營或向民間資本與外資出售等多種形式進行產權改革，對於徹底失去生存能力、資不抵債的企業則依法予以破產清算。這一舉措迅速激活了民間資本，但也導致了地方國有資產的結構性重組。

##### 「國退民進」

隨著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爆發，奉行大型財閥與政府緊密結合、跨行業混合經營模式的日本與韓國企業相繼陷入破產或債務困境。這給中國決策層帶來了深刻啟示，意識到盲目擴張的多元化國企同樣具備極高風險。朱鎔基的改革方針隨之發生戰略性轉移，實施「國退民進」的資源再分配。國有資本開始自覺且有步驟地從紡織、家電、食品、零售等一百多個競爭激烈、市場化程度高的輕工業領域中逐步退出，留出空間給民營經濟與外資企業發展；與此同時，國有資本則向關係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資源、能源、重化工業、電信、交通運輸與金融等戰略性部門集中，在這些核心領域形成國家主導、甚至中央企業壟斷的局面，從而確立了現代「國有經濟控制力」的架構。

##### 「三年脫困」

在1998年就任國務院總理後，朱鎔基面臨國內外經濟環境惡化的雙重壓力，提出了「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的系統化施政方針。一個確保，是指確保中國年度經濟增長率達到8%（即當時通稱的「保八」），通貨膨脹率嚴格控制在3%之內，並在亞洲各國貨幣競相貶值的浪潮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以此穩定了東亞經濟大局。三個到位，第一是實現國有大中型企業基本擺脫困境，即用三年時間（1998至2000年），通過「債轉股」、組建信達等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不良資產、財政貼息等組合拳，使大部分虧損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扭虧為盈；第二是深化金融系統改革，徹底將中央銀行與地方財政脫鉤，成立大區行，強化金融監管並防範系統性風險；第三是大幅削減政府機構規模，進行國務院機構改革，將原有的四十個部委精簡裁併為二十九個（例如撤銷了電力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冶金工業部等計劃經濟色彩濃厚的專業經濟管理部門），國務院機關人員編制精簡一半。五項改革，則包括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實行購銷分開、順價銷售）、投資融資制度改革（大幅減少政府行政審批，引入市場化評估）、住房制度改革（終止延續數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推行住房商品化與市場化的住房供應體系）、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以及財政稅收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深化分稅制，清理取消各類違規亂收費，實行「費改稅」）。朱鎔基強調，要把機構精簡和冗餘項目省下來的財政資金，高比例投入到科學研究與基礎教育中，全面實行科教興國戰略。2002年，他在任期尾聲接受中外記者採訪時表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已基本實現。

#### 中國入世

1999年4月，朱鎔基在訪美期間與美國總統柯林頓發表了關於中國入世的聯合聲明，並中斷了部分中方長期堅持的保護政策，展現出強烈決心，惟因美國國內政治阻力未能在當時達成最終協議。同年5月發生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中美入世談判陷入停滯。直至同年11月，中美談判在北京重啟，雙方在多項核心條款上僵持不下。1999年11月15日，在談判進入最後關頭且面臨破裂危機時，朱鎔基親自臨場加入談判，與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等人直接交鋒。朱鎔基在涉及汽車關稅、電信市場開放等最後三個核心焦點上，果斷作出了讓步與堅持，最終促使雙方在當天正式簽署了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為中國入世掃清了最大的障礙。此後，在朱鎔基主持的國務院推動下，中國加快了與歐盟等其他貿易夥伴的談判，並大規模清理、修訂了數千部不符國際貿易規則的法律法規。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在卡達多哈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同年12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第143個成員，標誌著朱鎔基任內最重要的一項國際經濟外交戰略取得了歷史性成果。王習加

#### 台灣問題

1999年4月，朱鎔基出訪美國，在和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的記者會中被問到美軍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兩岸統一要不要有時間表，願不願意訪問台灣？朱回答：「關於中國對台灣統一的政策，我們國家主席有作非常明確的聲明，這一點我想不用我再來說了。我們從香港回歸祖國就可以看到中國嚴格的在那個地方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承認這一點。而我們對台灣的政策，比這個寬鬆得多，也就是說，我們允許台灣保留自己的軍隊，而且我們也準備讓台灣的首腦到中國的中央政府來當副首腦，能不能當正首腦呢？我就不清楚了，因為我想大概沒有人會投他的票。」

2000年3月15日，即台灣新一屆總統選舉三天前，朱鎔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以罕見的嚴厲措辭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周瑞鵬的提問，並以此警告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等人：

#### 香港問題

2002年3月中，朱鎔基在全國人大閉幕的國務院總理記者會上談及香港：「沒有任何一個大城市，在近期以內能夠超過香港，這一種不可替代的優勢地位，我相信一定能夠克服當前所面臨的暫時的經濟困難，對此我們是有信心的。...但香港的優勢還未完全發揮。...今後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我想香港的地位應該作一些調整，但是我始終堅信，香港的優勢還沒有完全的發揮，將來的地位是不可限量的。」朱鎔基並說中央有關官員已經與香港方面進行磋商怎樣幫助香港，隨著中國加入了世貿，機遇將更多，他相信香港仍然能夠保持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2002年11月19日，朱鎔基首度以國務院總理身份訪問香港。當時董建華政府對產業轉型苦無良策，而SARS疫情在11月16日剛從廣東爆發，朱鎔基特地脫稿演講，被視作為香港回歸打氣，他的發言在後來屢被重提。朱鎔基指出：

### 退休生活

2002年11月15日，74歲的朱鎔基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後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在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後卸任國務院總理，正式告別政壇，開啟退休生活。朱鎔基長期保持低調，極少在公眾場合露面，以不談工作為原則。他也終於有時間和精力研習自己的畢生興趣——京劇和二胡演奏。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唱戲和拉京胡上，據悉其對京劇老生唱腔的研究與演繹具有相當高的專業水準。

2009年9月，隨著《朱鎔基答記者問》一書的正式出版發行，朱鎔基的退休生活再度受到輿論關注。同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慶典上，朱鎔基以黑西裝、白襯衣、黑領帶配戴黑墨鏡的獨特裝束，與其他退休領導人一同出席了天安門城樓的閱兵式與群眾遊行。

2011年4月11日，《朱鎔基答記者問》的英文版在倫敦舉行首發式。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為此書作序。首發式上播放了朱鎔基的英文講話。他說自己一生堅持講真話，並回顧了他治理通貨膨脹，實現軟著陸，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推動改革的經濟成就。不過並未提到其他的改革內容。4月22日，朱鎔基返回母校清華大學，並於其曾任院長的經管學院出席活動。其間一反9年來不評論時政的態度：不僅調侃了現行的審查制度和宣傳制度，號召講真話，講實話，還高調批評現行教育制度、譴責大學假論文、基礎教育不足等問題；反駁了稅收政策制約地方財政的說法；並針對億元汽車事件表態，稱不主張花那麼多錢補貼汽車產業。期間還向同學們贈送《朱鎔基講話實錄》一書的樣書和《中國農民調查》，稱希望同學們用事實去對照書中講法，看後者講得究竟對不對。朱鎔基說，希望大家看看「我這十幾年說的是胡話，真話，還是老實話」。9月8日，《朱鎔基講話實錄》一書在中國大陸統一上市，該書收入了朱鎔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總理期間的重要講話、談話、文章、信件、批語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語、書信及題詞影印件30件，從各個方面翔實記錄了朱鎔基領導中國經濟的歷程，內容涉及中國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衝擊、治理通貨膨脹等經濟社會各領域重大問題。不僅是讀者深入了解朱鎔基經濟社會管理思想、領導風格、個人魅力和心路歷程最全面的讀本，也是讀者回顧和解讀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和基本規律的一部豐富史料。據悉，該書收錄的收錄文稿、內部講話多數首次公開。香港鏡報披露朱鎔基的私下談話，顯示朱鎔基這次現身，是深思熟慮，意在迎擊中共內部「告別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團。朱鎔基表示，現在有一股越來越大的力量，在攻擊、否定、疏遠和背離改革開放事業，藉此設置更大的政治、意識形態的阻礙來阻止改革，扭轉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遠離改革甚至背離改革的傾向已十分明顯，說他們是反對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團是不為過的。朱鎔基說：「面對這個危險，我沒有理由沉默下去。」

2012年春節，朱鎔基出席了上海春節京劇晚會，並當眾講話。

2013年，他率先捐贈2000萬元人民幣版稅，用於設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義務教育學校特困學生救助基金。根據2014年10月發布的胡潤慈善榜記載，朱鎔基在過去一年間將其撰寫的《朱鎔基講話實錄》和《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所得的全部版稅悉數捐贈給其親自創立的實事助學基金會，累計資助金額高達2398萬元人民幣，主要用於改善貧困地區學童的營養餐、設立獎助學金以及扶助特困教師。

2015年9月，參加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的抗日戰爭70周年閱兵。

2017年10月，與習近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2018年10月，朱鎔基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

2019年9月28日，朱鎔基以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首任院長的身份致信該院2019級MBA新生。

進入2020年後，朱鎔基由於年事已高，極少公開露面。2020年10月23日，正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之際，親近親友對外發布了朱鎔基在醫院慶祝92歲壽辰的照片。照片中他身穿紅衣，精神矍鑠，身旁擺放著清華經管學院等單位致送的花籃。此後，在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鎔基雖然因身體原因未親自出席，但依然在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名單之中。

## 任內政策影響

朱鎔基在任內大力推進的反腐敗工作、精簡行政機構以及提升國營企業運行效率，贏得了廣泛的讚譽。然而，伴隨這些激進改革而來的劇烈社會陣痛，也引發了社會各界及學術界長期的反思與異議。

首先是「下崗大潮」引發的社會危機。國企改革中的破產、兼併與「減員增效」，導致東北、大西北等傳統工業重鎮大批國有企業職工在極短時間內集體失去工作。據不完全統計，該時期下崗職工總數達數千萬人。由於當時城鎮社會保障體系（養老、失業、醫療保險）尚處於篳路藍縷的建構階段，安置補償資金發放不到位，致使無數下崗職工家庭陷入生活困頓，心理落差巨大，民間因而流傳著「朱嘴一張，工人下崗」等順口溜。

其次是「高等教育產業化」與高校大幅擴招政策。該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延緩了中學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的壓力，並擴大了內需，但由於教學資源未能同步跟進，導致幾年後大學畢業生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出現結構性「大學生過剩」與「就業困難」的社會新問題。此外，知名歷史與經濟學者如楊繼繩撰文指出，朱鎔基的經濟思想本質上仍帶有濃厚的中央計劃經濟與國家統制色彩，其改革雖然引入了市場機制，但本質上是強化了國家對核心經濟資源的絕對控制（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但無論歷史評價如何演變，不可否認的是，在朱鎔基擔任總理期間，中國的物質財富、工業製造能力與農業生產實力皆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徹底扭轉了中國歷史上數千年來未能根本解決的絕對飢荒與全物資匱乏局面。與此同時，通過強力的宏觀調控，成功使高熱的經濟「軟著陸」，長期困擾經濟的惡性通貨膨脹得以消除，甚至在1998與1999年間出現了中國近代史上極為罕見的連續兩年物價消費指數（CPI）輕微下降的穩定局面，社會整體矛盾在經濟高速增長中得到了相對的緩衝。部分經濟觀察家則認為，朱鎔基時代通過稅制、國企與金融三大改革所積累下的巨額財政財富與制度紅利，在很大程度上為隨後溫家寶接任總理期間的經濟黃金十年奠定了堅實基礎，但也有一種觀點指出，後續任期內的大規模財政擴張，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這段改革轉型期所積攢下來的財富。

## 評價

### 正面評價

朱鎔基是中國高層內部公認深諳現代經濟規律與宏觀調控的領導幹部。他在經濟領域深耕逾半個世紀，積累了深厚的理論與實踐經驗。憑藉敏銳的戰略思維、雷厲風行的雷厲作風、敢言敢為的鐵腕特質以及嚴格的行政要求，他所主導的各項重大經濟改革方案皆得以高效推進並取得歷史性變革。

在地方與中央任職期間，他親自操盤了八十年代末期的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中國開啟了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新引擎。隨後，他主持了具有深遠影響的分稅制改革，徹底扭轉了「弱中央、強地方」的財政困境，建立了現代國家財政框架；在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下，他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成功穩定東亞經濟大局。同時，他採取果斷措施處置了海南房地產泡沫，並重塑了銀行與金融體制，防範了系統性金融風險。

出任國務院總理後，朱鎔基大力推行國家行政部門精簡，全面實行政企分開；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談判，他以高超的談判藝術與堅定決心，克服重重阻力，推動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中國經濟全面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催生了隨後二十年的經濟騰飛。在其任內，中央政府運轉保持著極高的高效與廉潔度，其宏觀調控手段被海內外經濟學界視為中國轉型經濟學的經典範例。

### 負面評價

然而，朱鎔基推行的「激進式」與「硬著陸」改革，在取得巨大宏觀經濟成就的同時，也讓中國社會付出了沉重的轉型代價，至今仍有廣泛爭議。

首先，在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改革方針下，大批中小型國企紛紛倒閉或改制，在極短時間內導致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面臨下崗分流。由於當時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與再就業安置機制嚴重滯後，造成了龐大的城市貧困群體，無數家庭在失去鐵飯碗後經歷了長期的生活艱辛與陣痛。

其次，在其任內全面啟動的住房商品化、醫療市場化及教育產業化改革（俗稱老百姓頭上的「三座大山」），雖在短期內極大地激活了民間消費與市場活力，但在配套福利與兜底機制不足的情況下，市場化轉型迅速演變為商品房價格攀升、醫療資源分配不均、高等教育費用激增等結構性問題，導致普通民眾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壓力，被批評為將原本屬於公共福利的領域過度市場化。

此外，在分稅制改革後，中央財政實力大幅增強，但地方政府財政留成銳減，導致基層財政權力與支出責任嚴重不對等。這直接導致許多地方政府將財政壓力向下轉嫁，導致基層農民負擔在九十年代中後期普遍超重，甚至在多地激起農民運動與群體性暴力抗爭。儘管朱鎔基隨後緊急推動農村稅費改革並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以期彌補，但這段時期的基層治理危機與社會矛盾激化，仍成為其行政團隊受到歷史審視與指責的主要焦點。

## 著作

### 代表作

- 《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988年4月25日)
- 《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1998年3月19日）
- 《會見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等時的談話》(1999年11月13日、15日)
- 《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2001年3月6日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
- 《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機遇發展自己》(2002年2月24日)

### 文集

- 2009年9月5日，《朱鎔基答記者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為4個部分，每部分按時間排序。第一部分，在九屆全國人大會議的5次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第二部分，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第三部分，在境外發表演講並回答提問，是演講和答問的全文。第四部分，在出訪期間接受香港記者隨行採訪的部分內容。王習加
- 2011年9月8日，《朱鎔基講話實錄》（共四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擔任國務院副總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國務院總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間的重要講話、談話、文章、信件、批語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語、書信及題詞影印件30件。王習加
- 第一卷為1991年5月至1994年7月，（任副總理，1992年10月起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 第二卷為1994年8月至1997年12月。
- 第三卷為1998年3月至2000年6月，（任國務院總理）
- 第四卷為2000年7月至2003年2月。
- 2013年8月12日，《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收錄了朱鎔基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市工作、主政期間的重要講話、談話、信件等106篇。王習加

## 家庭

<image>

朱鎔基祖籍鳳陽，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後人，世居長沙安沙鄉棠坡，成為當地的望族。朱鎔基家族嚴格遵循明太祖朱元璋於《皇明祖訓》中所制定的宗室命名規則。明太祖當年為岷王支派親自賜下二十字的字輩太廟徽號詩，其內容為：「徽音膺彥譽，定幹企禋雍，崇理原諮訪，寬鎔喜賁從」。依照此一宗法規定，岷王後代歷代子孫的起名需依序使用詩中的字作為輩分。

對照朱氏族譜，朱鎔基的祖父名為朱訪緒（字輩為「訪」字），父親名為朱寬澍（字輩為「寬」字），而朱鎔基自身的名字中則帶有「鎔」字。這一命名序列與《皇明祖訓》中岷王後裔第十五代至第十七代的字輩完全契合。由此文獻考察可以推斷，朱鎔基確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九世孫，亦即岷王朱楩的第十七代後人。

- 祖父：朱訪緒，號荷生。
- 父親：朱寬澍，字希聖。朱鎔基是個遺腹子，父親在其出生前便已去世。
- 母親：張氏，在朱鎔基12歲時也病逝，後由五伯朱寬濤負責撫養。
- 妻子：勞安（1929年8月16日—），湖南長沙人。她畢業於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是一名高級工程師。曾長期在冶金工業部及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擔任技術與管理職務。兩人於1956年在北京結婚。
- 女兒：朱燕來（1954年6月—），她先後獲得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碩士學位以及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社會學碩士學位。學成後投身金融界，曾任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中銀香港助理總裁及副總裁等職務。此外，她曾連續擔任多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 兒子：朱雲來（Levin Zhu，1958年7月29日—），他於1994年獲得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氣象學博士學位，隨後轉攻金融，獲得芝加哥德保羅大學會計碩士學位。曾任職於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等國際知名投資銀行。1998年加入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並自2004年至2014年期間擔任中金公司最高行政總裁（CEO），是中國金融投資領域的資深專家。
- 妻子勞安的哥哥：勞特夫。

## 影視形象

包括劉曉波在內的許多人認為，電視劇《雍正王朝》實際上原型是朱鎔基改革，是對他推行改革的頌揚，雍正帝實際上是影射的朱鎔基本人的形象。

## 外部連結

- 朱鎔基著名講話合集（影片）
- 共和國總理朱鎔基《南方周末》

教育職務

## 基本資料

- 任期：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 職位：第5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 任期開始：1998年3月17日
- 任期結束：2003年3月16日
- vicepremier：李嵐清、錢其琛、吳邦國、溫家寶
- 前任：李鵬
- 繼任：溫家寶
- 秘書長：王忠禹
- 岩石年代：第十四、十五屆中央委員會
- 職位：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
- 任期開始：1992年10月19日
- 任期結束：2002年11月15日
- 總書記：江澤民
- 岩石年代：第七、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 職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 任期開始：1991年4月8日
- 任期結束：1998年3月17日
- 總理：李鵬
- 職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 任期開始：1993年7月2日
- 任期結束：1995年6月30日
- 前任：李貴鮮
- 繼任：戴相龍
- 職位：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書記
- 副職：自己（書記兼市長）
- 任期開始：1989年8月1日
- 任期結束：1991年4月13日
- 前任：江澤民
- 繼任：吳邦國
- 職位：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
- 書記：江澤民 →自己 →吳邦國
- 任期開始：1988年4月25日
- 任期結束：1991年4月29日
- 繼任：黃菊
- 字：長庚
- 出生地：中華民國湖南省長沙縣安沙鎮和平村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性別：男
- 民族：漢族
- 籍貫：湖南長沙
- 父母：父：朱寬樹、母：張氏
- 政黨：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1958年1月開除、1978年至今）
- 子女：朱雲來（子）、朱燕來（女）
- 居住地：北京市
- 母校：國立清華大學
- 職業：政治家
- 專業：電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