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巴爾道夫（Robert Baldauf，）於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在巴塞爾大學學習。從 1904 年起，他在法蘭克福擔任記者，直至 1918 年逝世。 生平 1881 年 4 月 22 日，羅伯特巴爾道夫出生在瑞士巴塞爾鄉村州瓦爾登堡。在很長一段時間，他都被完全遺忘了，直到幾年前才作為所謂的一部分被重新發掘。從他的出版物來看，他在巴塞爾大學學習古典語言學，直到 19011902 冬季學期，但並不清楚他獲得了什麼學位。引用了：Sign F124 《巴塞爾市國家檔案館：學生控制》（Staatsarchiv BaselStadt Studentenkontrolle） SS 1897 WS 190102 能確定的是，他入學只有兩個學期。引用了：《巴塞爾國家檔案館：巴塞爾大學檔案館目錄 AA3，18591904 年學生名單》（Staatsarchiv Basel Universitätsarchiv Basel Bestand AA3 Personalverzeichnis der Studierenden 18591904）這裡只有一年列出了羅伯特巴爾道夫 WS 190102，第 13 頁；SS 1902 1904 年，羅伯特巴爾道夫成為著名自由派的《法蘭克福報》（現《法蘭克福匯報》）的特稿編輯，並一直為該報工作，直至逝世。用的話來說，評論家巴爾道夫是一位 德國國家記者。《》2017 年列出了法蘭克福報的四位專題編輯，其中就包括巴爾道夫。他於 1918 年 5 月 26 日去世，年僅 37 歲。死因不為人知，但當時西班牙流感正在法蘭克福肆虐。 這位語言學家和私人講師的說法不受限制地被採用，可以追溯到英語系列《歷史：虛構還是科學》（History Fiction or Science）的第二卷。該系列自 2003 年以來，由俄羅斯數學家和年代學評論家阿納託利福緬科領導的工作組在莫斯科大學出版。但早在幾年前，在其書中就已經提出了一些主張。由於巴爾道夫計劃出版的系列出版物中的第一卷是由萊比錫 Dykschen Buchhandlung 出版的，甚至有人懷疑巴爾道夫根本不是瑞士人。在這種情況下，福緬科再次在無證據的情況下談到 德國私人講師羅伯特巴爾道夫。 工作 巴爾道夫計劃出版一套四卷本圖書，總標題為《歷史與批判 一些批評性評論》（HISTORIE UND KRITIK einige kritische bemerkungen）。在 1902 和 1903 年，他出版了其中的兩卷，先是第四卷，然後是第一卷。然而，其它兩卷似乎從未面世。 巴爾道夫稱，他檢查過的著作大多是近期的贗品。他採取的立場，與當時的普遍學說相反，而且他對此並不迴避。他發現，《舊約》歷史書籍與中世紀浪漫主義作品，以及荷馬的《伊利亞特》之間，存在顯著的相似之處。因此他相信《伊利亞特》和流傳至今的《聖經》文字都來自中世紀晚期，所謂 遠古 並非遠古。在他看來，一些古代和中世紀的作品，雖然在時間上相隔幾個世紀，但卻非常相似，因此他認為它們可能是同一作者的作品，或者至少是同一時期的作品。他在微妙的語言學分析中，使用純粹的文字批判方法，得出了與讓哈杜安相似的結論。哈杜安比巴爾道夫早 200 多年，是法國耶穌會士和博學者，他研究了聖加侖修道院圖書館的著作。但巴爾道夫似乎並不知道他，至少沒有在任何地方提到過他。 但與哈杜安類似，他並沒有質疑時間本身的計算，正如所謂的年代學批評家所做的，例如德國的赫裡伯特伊利格和烏韋託珀，以及俄羅斯的阿納託利福緬科 當然，我們仍能在他和哈杜安身上看到同樣的思想和精神。巴爾道夫在其獨特的正字法中幾乎一致地使用小寫字母，明確表示他對 重新編排（Neuordnung）年表根本不感興趣，而只對所謂古代或中世紀著作的重新確定日期（Neudatierung）感興趣： 巴爾道夫在第四卷中對古代詩歌的研究表明，一些古代詩人使用的格律和韻律與中世紀遊唱詩人相似。巴爾道夫確信賀拉斯的詩句起源於中世紀，並指出在表達和韻律上受到德國（小節韻）和義大利的影響。此外根據巴爾道夫的說法，賀拉斯和奧維德的詩歌之間存在很大的相似之處（儘管他們可能並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因此他得出結論，兩人的作品都是由第三者寫的 顯然是很久以後。古典語言學解釋說，羅馬文學深受希臘模式，尤其是荷馬著作的影響，而《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使用的主題至今仍影響著所有西方文學。 對於義大利人文主義者在德國修道院圖書館的轟動發現，巴爾道夫對其描述提出了嚴重質疑。他深入研究了著名的瑞士本篤會聖加侖修道院的歷史，據說該修道院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圖書館之一。 事實上，在文藝復興時期，它更像是一座完全破敗的修道院，整個修道院只有兩名沒有受過教育的貴族 修道院院長和教務長格奧爾格馮恩內（Georg von Enne）。在研究過程中，巴爾道夫發現了有三個人可能竊取書籍的痕跡，他們是義大利人文主義最豐富多彩的人物之一、文藝復興時期學者波吉歐布拉喬利尼，以及辛修斯魯斯蒂庫斯（Cincius Rusticus）和巴託洛梅奧德蒙特波利蒂亞諾（Bartolomeo De Monte Politiano）。這三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脈廣泛的、羅馬教廷的僕人。據說 1415 年冬天，他們從這座修道院圖書館偷走了，或者只是複製了手稿和書籍，這些書籍在當時和現在都被認為是古老的。 我們不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甚至報告中的作品數量也相差很大 波吉歐本人談到了三位作者的書；在其威尼斯贊助人的一封信中談到了更多內容，一份當代期刊稱這些書籍或手稿可以裝滿 兩輛馬車。然而，在三名羅馬人中，只有波吉歐後來談到了 大堆的書籍 堆在 塔樓的地板上。那塔樓就像可怕而黑暗的地牢，即使是被判死刑的人也不應該被驅逐到那裡。 他所說的，指的是隻有他想進入的修道院塔樓。 眾所周知，人文主義信件是一種獨立的信件型別。但正是這種特殊性脫穎而出， 巴爾道夫對當代這些不透明的事件冷冷地評論道。一部《戈茨豪斯聖加侖編年史》（chronik des Gotzhaus St Gallen），沒有任何關於大型圖書館或書籍寶藏的記錄。但它確實提到了修道院院長海因裡希，他在訪問羅馬後僅兩年就被免職：主是無知的，他思想放蕩。 上面寫道：並在康斯坦茨議會中被廢黜。根據 O洛倫茲（O Lorenz）1863 年《聖加侖通告 II》（St Gallener Mitteilungen II）但前幾個世紀的聖加侖修道院院長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只有貴族才有可能領導修道院。例如，海因裡希的前任 不道德的庫諾馮斯托費爾恩（Cuno von Stoffeln，1411 年去世），或更早的前任 愚蠢的希爾德博爾德（Hildebold，1328 年去世），都是典型的未受過教育的封建教士。他們認為自己的修道院僅僅是一種恩賜，可以透過這種方式獲取好處，把錢裝入自己的口袋。他們很無知，連 1291 年的住持篇章都寫不下來；另一方面，他們在馬廄、打獵、宴會和軍事征戰中度過了艱苦的生活，最終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精神生活本身更重要。 一年後，巴爾道夫在萊比錫發表了其批判的第一卷，副標題為《聖加侖的修士》（Der Mönch von St Gallen）。巴爾道夫試圖透過文字批判性分析和對選定文字段落的比較來證明，僅有的儲存不完整的作品《桑加勒修道士講述查理曼大帝的功績》（Monachus Sangallensis de gestis Karoli Magni）通常被認為是聖加侖修道士的作品，但實際上並非來自，而是來自 11 世紀。聖加侖修道士在該世紀撰寫了這本書，他是唯一記錄此事的人。但即便如此，根據巴爾道夫的說法，他在檢查手稿中發現了一些羅馬語言特有的表達方式，這種方式似乎與兩個聲稱的日期（一個可以追溯到九世紀，另一個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紀）都不相符。除此之外，他還發現了明顯更晚時代的段落，例如：無聊故事中有些事情發生在公共蒸汽浴室（這種事物當時甚至並不存在，因為歐洲人直到收復失地運動後期才知道它們），甚至暗指宗教裁判所。 第四卷在 168 頁後突然結束，就像未完成一樣，甚至連所使用的文獻都沒有單獨列出，這與第一卷形成了鮮明對比。第四卷印刷得很倉促，給人的感覺是作者自費匆忙印成的。 他在書中總結了其研究成果。第四卷有以下文字：荷馬、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品達、亞里士多德的年代更接近一些。他們大概都是同一個世紀的人。但他們的故鄉肯定不是古希臘，而是 14、15 世紀的義大利。我們的羅馬人和希臘人是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 再說一次：寫在莎草紙和羊皮紙上的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歷史，完全是義大利人文主義的巧妙偽造，而刻在黃銅和石頭上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是。 但巴爾道夫在其書中只粗略地涉及了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品達和亞里士多德，更多地則是以荷馬作為證據，證明諾克一世及其作品是後一個世紀的發明。這兩本書仍然是非常零散的成果，但這並不能充分支援作者從中得出的影響深遠的結論。他的觀點遭到了當代歷史學家的反對。 從他擔任《法蘭克福報》專題編輯時起，關於阿圖爾施尼茨勒、奧古斯特斯特林堡、弗蘭克韋德金德和戲劇的各種文章（署名縮寫為 rb）就廣為人知，但並沒有廣泛的出版物。 作品 影印版： 影印版： 註釋 參考資料 參見 西方偽史論 Category 德國記者 Category 德國散文家 Category 年代學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