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是發生在明代洪武年間，因空白蓋印公務文書而引發的案件。此案在當時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當程度的重視，並因此誅殺數百名相關官員。 起因 明朝時每年地方都需派人至戶部報告財政收支帳目，所有帳目必須和戶部審核後完全相符方能結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項不符就必須駁回重新造冊，且須再蓋上原地方機關大印才算完成。因當時交通並不發達，往來路途遙遠，如果需要發回重造勢必耽誤相當多的時間，所以前往戶部審核的官員都備有事先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使用。這原本是從元朝既有的習慣性做法，也從未被明令禁止過 元時，官府府於文有先署印，而後書者，謂之空印，洪武建元以來，相沿未改。《中外歷史年表》。 《劍橋中國明代史》解釋，錢糧在運輸過程中會有損耗，所以從運送一直到戶部接收時的數字一定不會相符，在路上到底損耗了多少，官員們無法事先預知，只有到了戶部將要申報之時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額，所以派京官員都習慣用空印文書在京城才填寫實際的數目。明太祖朱元璋獲知此事後大為震怒，認為這是官員相互勾結的欺君重罪，因而下令處罰所有相關官員。 發生時間的歧異與解釋 空印案發生的時間有幾個不同說法，一說為洪武九年（西元 1376 年），一說為洪武十五年（西元 1382 年）。 《明史刑法志》裡記載洪武十八年郭桓案後追述一句 先是十五年空印事發。 又載戶部核查的名目是 錢糧、軍需諸事。所以空印案發生於洪武十五年的說法可能是來自於《明史刑法志》的記載。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傳中記載 時帝方盛怒 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嘆曰：上不知，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 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明史》卷 139：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僉事。荊、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敢問，士元立言於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冤獄，御史臺已讞上，士元奏其冤，得白。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士元亦坐是繫獄。時帝方盛怒，以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嘆曰：上不知，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 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 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 士利曰：吾所欲言，為天子殺無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 士元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策，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裡，近亦三四千裡，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為陛下惜之。 書成，閉門逆旅泣數日。兄子問曰：叔何所苦？ 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所恨！ 遂入奏。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為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 獄具，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同卷《葉伯巨傳》記述 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 葉伯巨在此時上疏，批評朱元璋 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明史》卷 139：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通經術。以國子生授平遙訓導。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伯巨上書，略曰： 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 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獄。死獄中。 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 其意蓋謂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不盡如伯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屢奉命出塞，勢始強。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為先見雲。。《國榷》中記載這次星變的時間，是在洪武九年閏九月初，由此可推算鄭士利上疏是在洪武九年。方孝孺也在《葉鄭傳》明確記載：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 由於《明史》本身的記載前後並不相符，因此很難單就其記述來確認空印案發生的時間。 在方孝孺《先府君行狀》裡記載其父方克勤 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 因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屬程貢誣陷，發到江浦服刑。服刑將滿一年即將釋放之時卻又發生了空印案，再度被牽連，於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 《先府君行狀》。因此將空印案發生的時間推定為洪武九年九月是較為恰當的。 又《葉鄭傳》文中技記述 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鄭士利後來為此上疏，由丞相將上疏交御史大夫轉達御前，由於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後，明太祖朱元璋已宣佈廢相，鄭士利可將上疏交由宰相轉達，由此可推斷空印案不可能發生於洪武十三年之後，因當時已無宰相一職。 受牽連的人數爭議 空印案與郭桓案中遭牽連誅殺數字可能是根據《明史刑法志》而來。《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 系死者數萬人，又提到 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誅殺也在四萬，所以一般皆認為應有七至八萬人被殺。然而方孝孺在《葉鄭傳》提到，空印案發生時，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系獄中。士利兄即為鄭士元，曾任河南懷慶府同知，此時任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士元可能就是 行省言臣二十餘輩 的其中一個。鄭士利在案發之初就想上疏，但為了避免受人懷疑是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鄭士元出獄之後才敢上疏，就是為了替留在獄中的死囚申辯。在《葉鄭傳》文末提到鄭士利失敗，朱元璋還是 竟殺空印者。 鄭士元任官湖廣，卻因從前任河南任內之事入獄，說明朱元璋是按照空印文書上的署名逮捕官員。所以被逮捕的人數其實也不過數百人之譜。全文末也未提到在這數百人之後又進行了逮捕行動。且在這數百人中還有部份是被充軍而非處死。所以被殺的人也就不會超過數百人。而一般所稱的數萬人很可能是依照其他幾個大案推測而來的。 明朝之初整個官員階層的人數並不多，而經手空白蓋印文書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數萬人來推算，官員人數應該會嚴重不足，造成政務運轉以及地方管理上的困難，這也不可能會是朱元璋所樂見的。 在《中外歷史年表》提到，洪武九年 空印獄起，官吏下獄者數百人 應該是比較能採信的說法。 鄭士利的上疏 對於空印案所產生的一連串逮捕行動，鄭士利在上疏文中主要有以下幾點申辯： 第一，官方文書的效力產生在於必須蓋有完整的印章，錢糧文書蓋的是騎縫章，是無法隨意挪做貪贓枉法之用的。 第二，所有申報的錢糧確切數目必須要從縣、府、省一直到戶部，層層往上確認符合，只有最後到戶部才能知道確切的數字，如果 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就一定得重新造冊，也勢必會耽誤時間，故 先印而後書 只是權宜之計，並非刻意欺君瞞上之事。 第三，在空印案發生之前一直沒有明確立法禁止，而今誅殺這些官員並沒有法律依據。 第四，官員是需要數十年才得以培養造就的人才，輕易殺掉是很可惜的。 然而鄭士利的上疏並沒有讓朱元璋打消誅殺官員的念頭，反而激怒了他，朱元璋還是「竟殺空印者」，無一倖免。 結果 因空印案而遭處死的包括「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接著朱元璋下令處死主印官員，副職以下杖一百充軍遠方（《明史刑法志》）。 《明史刑法志》中記載，空印案中被處罰的官員都是布政司以下的官員。但是其實還有地方上的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 方孝孺《葉鄭傳》記載 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後來朱元璋 竟殺空印者。由此可知言臣中也有負責主印者。 參考文獻 參見 明初四大案 胡藍黨獄 胡惟庸案 藍玉案 郭桓案 南北榜案 Category1376 年 Category 明初四大案 Category1370 年代中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