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生時代是日本列島歷史上的一個時代區分，定義為「從日本開始糧食生產到前方後圓墳出現為止的時期」。時間範圍大約從公元前 10 世紀或公元前 9 世紀至公元前 8 世紀，一直延續到公元 3 世紀中期。這是繼以採集經濟為主的繩文時代之後，以水稻農業為主的生產經濟時期。在彌生時代後期的公元 1 世紀左右，西日本的東海地方和北陸等地區形成了廣域區域勢力，並在 2 世紀末於畿內建立了倭國。通常認為彌生時代在 3 世紀中期向古墳時代過渡，但關於古墳時代的開始年代仍有爭議。 名稱 「彌生」這一名稱源自 1884 年（明治 17 年）在彌生町遺址發現的陶器，因發現地而被命名為「彌生式陶器」。最初，這一時代因「彌生式陶器」的使用被稱為「彌生式時代」，但隨著佐原真的倡議等對陶器及其年代名稱中使用「式」的不合理性進行了說明，提出了「彌生陶器」這一更簡潔的名稱。此後，「式」逐漸被省略，「彌生陶器」及「彌生時代」的叫法變得更為普遍。 概要 公元前 10 世紀或公元前 9 至 8 世紀（詳見後述），以水稻耕作技術為核心的生活方式從中國大陸傳入北九州，並逐漸擴充套件到九州、四國和本州。初期水田的代表遺址包括現今日本最古老的水稻耕作遺址 佐賀縣唐津市的菜畑遺址，以及福岡縣博多區的板付遺址等。這些遺址發現了集中分佈在北九州的水田遺址、大陸系磨製石器及炭化稻穀等，為彌生時代的開端提供了依據。 1981 年（昭和 56 年），在彌生時代中期的青森縣南津輕郡田舍館村的垂柳遺址，發現了大範圍的整齊水田區劃。隨後，在彌生時代前期，水稻耕作傳入東北地區，並在青森縣弘前市的砂澤遺址發現了小規模水田遺址。到中期，水稻耕作逐步擴充套件到中央高地的松本盆地和千曲川流域。雖然傳入中部地區高地大約花費了 200 年，但其原因之一是感光性的稻種無法適應中部高地較短的日照時間。總體而言，水稻農耕以較快的速度縱貫日本列島，並迅速傳播。研究表明，從傳入初期階段開始，水稻耕作已經具備了適應功能的細分農具及堰、水渠、田埂等灌溉技術。彌生時代及其後續的古墳時代中，水田主要以田埂分隔的小區劃水田為主，每塊田面積最小可達約 5 平方米。 從事水田建設的人們製造了彌生陶器，通常居住在豎穴建築中，並建造掘立柱建築或儲藏坑作為倉庫。村落佈局明確區分了居住區和墓地，居住區周圍常設有環壕。 工具方面，初期以石器為主，用於製作工具、耕具和炊具，但逐漸被鐵器所取代；青銅器最初用於武器，後逐漸轉為祭祀用途。此外，木器也被廣泛用於農具和餐具等。 彌生時代因採用水稻農業使糧食儲備成為可能，但社會結構與舊石器時代相比並無根本變化，仍然是以實力為主導的社會。掌握水稻耕作知識的人擔任 族長，並指揮稻作活動。隨著水稻技術的引入，開墾和水利管理需要大量勞動力，導致集體規模逐漸擴大。集體之間因財富、耕地和水利權等問題發生衝突。透過這些爭鬥，集體逐步整合，形成了上下關係，最終在各地出現了小國。1 世紀中期，漢委奴國王金印 由後漢授予；3 世紀前期，邪馬臺國的女王向魏國朝貢，並獲授象徵倭國王地位的親魏倭王金印。 另一方面，南西諸島和庫頁島、北海道未發展水田農業。在南西諸島，文化經歷了沖繩貝冢時代和御城時代；而在庫頁島和北海道，則延續了續繩文時代及其後的擦文時代。日本後續的記述主要針對九州、四國及本州。 彌生時代後期至終末期（約 23 世紀），氣候趨於涼爽。同時，3 世紀經歷了彌生的小海退，海岸線退縮，沿岸的沼澤和湖泊逐漸乾涸，底部堆積的黏土被河流帶來的砂土覆蓋田邊晉、。 時期劃分 彌生時代的起始時間至今存在諸多爭議。 最初，彌生時代 是指 使用彌生式陶器的時代。然而，隨著對彌生陶器研究的深入，發現它常伴隨水稻農業技術體系，這促使學界逐漸認為，彌生時代應定義為以水稻農業為基礎的農耕社會，並以此與狩獵採集混合經濟為主的繩文時代加以區分。 開始時間 在福岡市板付遺址，發現了屬於夜臼式陶器階段的水田遺蹟。原先認為這是繩文時代晚期的一部分，但研究表明，當時已經引入了水稻耕作技術，並初步形成了農耕社會。由此引發了關於彌生時代與繩文時代如何區分的本質性爭論，研究者提出了諸多判定指標，如聚落形態、墓葬形式、水田存在與否，以及陶器和石器等物質文化的變化。 目前學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將水稻耕作技術穩定傳播並被接受的階段視為彌生時代的開端。因此，在彌生時代前期之前，北九州地區已出現伴隨水稻農業技術的社會。傳統上將這一階段歸為 繩文時代晚期後半，但近年來則傾向於稱其為 彌生時代早期。此外，對陶器上糧食壓痕的研究表明，稻作技術最遲在繩文時代後期便已傳入日本列島。一些研究認為，水稻耕作在北九州部分地區可能可追溯至繩文晚期前半，但缺乏明確遺蹟支援，目前仍停留在推測階段。 時期劃分：早期前期中期後期的 4 期劃分 彌生時代的時段劃分傳統上分為前期、中期、後期三期，但近年來根據上述研究趨勢，逐漸形成早期、前期、中期、後期的四期劃分法。此外，除北九州以外的地區，採用（先 I 期 ）I 期至 V 期的 5（6）期劃分方法更為常見。（早期相當於先 I 期，前期相當於 I 期，中期相當於 II 期至 IV 期，後期相當於 V 期。）時間上，早期大約始於公元前 5 世紀中葉，前期從公元前 3 世紀左右開始，中期從公元前 1 世紀左右開始，後期持續至 3 世紀中葉。 使用碳同位素法測年得出的新結論 2003 年，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透過放射性碳年代測定對彌生陶器附著炭化物進行測定，得出新的年代結論。結果顯示，早期的起點約提前 6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前期的起點提前約 500 年至公元前 800 年左右，中期的起點提前約 200 年至公元前 400 年左右，後期則始於公元 50 年左右，古墳時代的開始仍為 3 世紀中葉。 這一結果較原先認為彌生時代始於公元前 5 世紀的傳統認知整整提前了 500 年。雖然放射性碳年代測定因誤差較大曾受質疑，但隨著 AMS 法在 1970 年代末出現，測定精度顯著提升，相關研究逐漸增多。 起初，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的新結論在學界引發爭議，但截至 2015 年，越來越多研究者支援彌生時代的起始年代需要追溯更早的觀點。然而，考古學界仍有部分學者對該結論持保留態度，認為其雖廣泛傳播，卻未被完全接受。此外，由於海洋儲存效應及年輪年代測定不穩定等問題，目前仍難以精確界定彌生時代的確切開始時間＜底本＞。 此外，稻作傳入傳統上被認為與春秋戰國的動亂或朝鮮系渡來人的移居有關，但若採用新結論，這一理論將被徹底推翻。 與東亞的關係 春成秀爾（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部教授）指出：關於彌生時代開始時的東亞形勢，傳統上一直假定與戰國時期有關，但實際上是發生在殷（商）滅亡及西周建立之際，這需要徹底改變我們的認識。同時，彌生前期的開始時間，也與西周滅亡及春秋時期初期相符，因此不得不進行重大修正。 此外，醫學家崎谷滿、研究者寶賀壽男和心理學家安本美典就彌生時代與長江文明的關聯性提出了多種理論。然而，由於 o1b2 在中國南部幾乎不存在，以及彌生時代的墓葬制度與長江文明沒有直接聯絡，他們的理論並未得到日本歷史學界的普遍支援。 對這些理論也有人提出質疑：傳統觀點認為，戰國時期的混亂導致大陸及朝鮮半島的移民將水稻農業帶到了日本，這與稻作開始的時間觀念相吻合。然而，儘管戰國時期的混亂可以理解，殷的滅亡究竟如何影響稻作的傳播卻並不清楚。 有學者認為，殷以鳥類崇拜和敬天信仰為特色，可能是東夷系族群（天孫族同源），因此與起源於百越系、承擔長江文明稻作傳播的民族無關。 早期（先 I 期） 前期（I 期） 中期（II IV 期） 後期（V 期） 早期前半 早期後半 前期前半 前期中葉 前期後半 中期前半 中期中葉 中期後半 後期前半 後期後半 繩文晚期 彌生早期 彌生前期 彌生中期 彌生後期 彌生終末 前 1000 前 900 前 800 前 700 前 600 前 500 前 400 前 300 前 200 前 100 0 100 200 關於長江文明的稻作，有觀點認為其起源可追溯到長江中游地區的旱稻（約 10000 12000 年前），而長江下游地區的水稻（水田）則可追溯至約 6000 7000 年前。 認識的革新與歷史意義 與繩文時代的共通性 隨著考古發掘的顯著進展，曾被認為是彌生時代特徵的以下事項被證實在繩文時代就已存在： 稻作及農耕 高床倉庫與大規模聚落 木工技術和布製衣物 移民人骨的發現存在地區差異 未發生完全的人種置換 繩文時代遺址中存在稻作痕跡 同時，基因研究這一全新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以下事實： 文化傳播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 人種未發生完全更替。 這些發現使得將彌生時代與繩文時代明確劃分變得困難，關於彌生時代的起始時間及其定義的討論隨之展開。 認識與意義 關於彌生時代的意義，新的觀點認為其重要性並不在於稻作的起源，而在於稻作成為基礎後，邁向國家形成的過程。這一觀點強調，透過以水稻農業為主的生活方式，彌生文化和彌生時代經歷了社會與政治上的深刻變革，這種文化和時代的劃分逐漸成為共識。 根據這一新定義，典型的彌生文化主要出現在日本西部，而東日本的文化與其存在顯著差異，被視為不同的文化型別。關於彌生時期東日本的文化，不同研究者使用了多種稱謂，如 繩文系彌生文化、續（後續）繩文文化、東日本型彌生文化 等，目前尚未形成統一名稱。然而，這一新定義引發了部分爭議，尤其是東日本地區的研究者對其強烈反對，因為該定義可能將其研究領域排除在彌生時代之外。 彌生時代的水稻耕作及其文化 水稻種植的本格化最早始於公元前 10 至 9 世紀的九州北部。在公元前 9 世紀的板付遺址環壕聚落中，已經確認了聚落內部存在階層差異。 古代日本的稻作風景 對於日本人而言，稻作通常意味著如右圖所示的大片溫帶粳稻的水田。然而，也許當時還種植著豆類、芋類等作物以及旱稻，甚至可能存在原始的刀耕火種農業形式。 稻的傳入 前史 稻屬（學名：）起源於古岡瓦納大陸，在地殼運動中分散到各地，或由鳥類等攜帶傳播。我們食用的粳稻（學名：）的祖先是野生稻（學名：）。這一物種並非日本列島的現生種，被認為是從大陸傳入的。 關於稻的起源有兩種主要學說，一種認為起源於雲南和阿薩姆地區，另一種認為起源於長江下游。前者是以等學者為代表，依據京都大學的文化人類學者所提出的照葉樹林文化論，將稻的起源地比定為雲南和阿薩姆。後者則依據長江下游的河姆渡遺址及等地的考古學發現。由於後者發現了更古老的稻作遺蹟，目前學界傾向於支援這一觀點。 這一被稱為長江文明的發現，與以小麥、粟、黍、稗等栽培為主的黃河文明不同，被認為是 以稻作為中心發展起來的。 途徑 以下列出主要的假說。需要注意的是，傳入路徑可能只有其中之一，也可能經過多個路徑。 江南山東半島起點朝鮮半島南部經由九州（圖中間接傳入假說） 江南直接傳入九州（圖中直接傳入假說） 江南起點南西諸島經由九州南部（圖中南迴傳入假說） 間接傳入說 第一種間接傳入說是考古學的通說。其主要依據如下。 大量文物從大陸經半島傳入的事實表明，稻作傳入也可能沿用這一模式。 對繩文時代晚期至彌生時代的水田調查表明，該文化與同期的朝鮮文化極為相似，幾乎沒有爭議。 。 直接傳入說 第二種直接傳入說由農政學家安藤廣太郎提出，主張溫帶粳稻伴隨水田稻作的先進技術，從江南直接傳入日本。其依據如下： 華南沿孟加拉灣一帶的大陸先住民族如苗族，據稱具有稻作習慣，這一地區如今仍以粳稻為主。 東亞和東南亞對稻的稱呼顯示一定共性：中國為 dao，日本為 ine，吳語為 nuân，南朝鮮為 narak，安南為 nep，均有 n 音。 江南不僅是至日本最近的路徑，東海的對馬暖流及其支流形成了便於集體遷徙的環流。 南方傳入說 第三種南方傳入說由民俗學者柳田國男提出，主張稻作由長江下游經琉球群島傳至九州。 關於這一學說，指出，柳田的觀點反映了戰後日本對自身起源的再思考，並與騎馬民族征服王朝說有一定聯絡。批評柳田未提供實證支援，但也承認他推動了南島研究的拓展。 不過，考古學否定了此說：沖繩地區直到御城時代才發現稻作遺蹟。儘管如此，國分直一早在 1970 年代就指出東南亞島嶼地區的稻作技術可能沿著黑潮傳播至日本。進一步分析認為，儘管南方路徑可能不是稻作傳入的主流，但其影響不可忽視。 例如，發現熱帶稻在八重山群島存在，並推測其傳入時間可追溯至繩文時代晚期。總結稱，黑潮列島可能確實是稻作傳播的一個重要次要路徑。 「單次傳入」與「多階段傳入」 關於日本稻作的起源，日本的考古學家強烈支援「來自朝鮮半島的單次傳入」。對此，一些考古學家以及其他領域的研究者提出了批評。 嘗試論證稻作人群向日本列島的遷移可能經歷了兩波：第一波來自朝鮮半島，第二波則來自中國大陸的江南地區。 認為，以往主張的一元論考古學觀點需要被重新審視。他提出，熱帶粳稻與旱稻文化在繩文時代傳入，而溫帶粳稻與水稻栽培則在彌生時代「各自獨立地傳入」，形成了多重文化。此外，佐藤透過對中日韓 250 種溫帶粳稻的 SSR 多型性分析得出，日本的溫帶粳稻約有 4 成來源於大陸，6 成來源於半島。因此，從遺傳學角度看，稻種的直接傳入是確定無疑的。 水稻的普及 在北部九州引入水稻種植約 250 年後，水稻開始向西日本各地傳播。高知平原約在公元前 8 世紀引入稻作，山陰和瀨戶內地區在公元前 7 世紀開始種植水稻，而畿內的河內平原則被認為是在公元前 750 至 550 年間開始了稻作。公元前 6 世紀，稻作進一步擴充套件至濃尾平原和伊勢灣地區，並在此暫時停滯。 在東日本，稻作於公元前 3 世紀首次在關東地區西部普遍種植，這一發現得益於小田原市的中裡遺址的發掘。研究指出，中裡遺址的集體組織方式和生活技術等受到了畿內文化的影響，可能是由近畿中部的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傳播。隨後，稻作在公元前 2 世紀擴充套件到整個關東地區西部。 在更早的時期，公元前 4 世紀的津輕地區的砂澤遺址以及公元前 3 世紀的垂柳遺址也發現了水田稻作的痕跡，但尚未觀察到因水田農業引發的社會變化，因此這些文化不被歸類為彌生文化。 稻作在東日本的傳播範圍以關東地方西部為東限，僅分佈於新潟縣至千葉縣連線以西的區域 。 影響 日本的美稱之一「豐葦原之千秋長五百秋之水穗國」以及日本神話中眾多神名包含與稻作相關的詞彙，這並非偶然。 例如，《日本書紀》記載，天照大御神將三神器和稻穗賜予其孫邇邇芸命，讓其降臨地上。根據天孫降臨的神話，日本稻作的起源被認為與天皇祖先直接相關。 儘管彌生時代相較繩文時代僅約 1300 年，卻帶來了日本社會的巨大變革。 例如，現代日本仍然有許多祈求和感恩五穀豐登的祭祀活動，這表明日本文化的基礎在彌生時代已經奠定。 農耕社會與階級社會的形成 繩文時代以狩獵採集社會為主，家庭作為最小的社會集體即可完成經濟活動。然而，水稻種植需要人們的組織化協作。人們遷移到水田附近的高地或平原，並定居下來。 為了種植稻米，人們發明了各種農具，如用木製犁和鋤頭耕地，用石制鐮刀收割稻穗，用杵和臼進行脫殼作業。 村落的居民住在豎穴式住居中，稻穀儲藏在高床倉庫裡，這標誌著村落的誕生。 當時大陸文獻記載，當時的倭人分為百餘個小國。 穩定的糧食供應促進了人口的增長。 此外，由於稻米可以儲存，村內外逐漸產生了貧富差距。這種農耕文化的發展自然而然地促成了社會上下關係的形成。 戰亂的爆發 貧富差距成為村落之間衝突的導火索，並逐漸演變為村落之間的爭鬥。在佐賀縣吉野裡町和神埼市的吉野裡遺址中，可以發現瞭望臺、柵欄和壕溝等與抗爭相關的遺蹟。 經歷了多次戰亂後，一些由多個村落聯合形成的原始小國家，即所謂的 國（クニ），開始逐漸誕生。 彌生人是誰 二重結構說 在考古學領域，九州地區的研究者認為北部九州的繩文人透過文化交流彌生化，而近畿地區的研究者大多認為渡來人在彌生文化中起到了主導作用。 人類學家埴原和郎提出，渡來人來到北部九州，開始稻作並形成了 國（クニ）。隨後，隨著人口的增加，逐漸向東遷移，並在古墳時代擴充套件到西日本各地。埴原認為，彌生至古墳時代的人口動態對現代依然有影響。他指出，西日本主要是渡來系（彌生系）人種，北海道和沖繩縣則保留了繩文系人種的特徵，而東日本則是兩者的混合中間地帶。 透過對日本列島與朝鮮半島 150 種溫帶粳稻的 SSR 多型性分析發現，日本列島特有一種 b 型稻種，而朝鮮半島不存在這種型別，這表明稻作可能直接從大陸傳入，而非經由朝鮮半島。此外，大陸稻作型別有 8 種，而日本列島僅存 2 種，這說明傳入日本的稻種數量極少。 綜上所述，水田稻作的傳入是由少量人群完成的，繩文時代與彌生時代的人種並未完全更替，染色體分析也支援這一結論。 向古墳時代的過渡 聚落的變化與政治的統一 彌生中期，各地區記憶體在的多個政治實體在彌生後期發展為更大範圍的政治實體，到 2 世紀末，形成了以畿內為中心的西日本廣域國家聯盟。中國鏡的分配主體從北部九州轉移至畿內，環壕聚落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首領的居館。考古學研究表明，在 2 世紀的第 2 四分之一（約 120 年至 150 年），奈良盆地的纒向開始出現大型聚落。隨後至至少 4 世紀末，在覆蓋西日本大部分地區及東日本部分地區的範圍內，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政治勢力。 農民階層生活方式的統一 變化不僅限於首領階層，農民階層的生活也發生了變化。彌生時代西日本的住宅形狀多種多樣，如圓形、多筒形、隅圓方形等，而到彌生末期，方形區劃的住宅迅速普及，並在古墳時代早期擴充套件至東日本。從繩文時代沿用至今的石器逐漸消失，彌生後期後半期，餐具從北部九州到畿內由木製品轉變為陶器。 地域間的交流 在古墳時代初期，已經形成了從九州到東北南部之間的廣域地域交流。都出比呂志指出，古墳時代的開端以及前方後圓墳體系的確立，在彌生時代開始的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變化主要發生在西日本地區。青山博樹認為，古墳文化雖然繼承了西日本彌生文化的許多要素，但與東日本彌生文化幾乎沒有繼承關係。東日本的古墳文化是在轉化為繼承西日本彌生文化的古墳文化後才得以形成的。 戰亂 thumb180pxright 彌生時代的銅劍（東京國立博物館）。 彌生時代與繩文時代截然不同，是一個存在聚落與地區間戰爭的時代。在日本列島正式戰爭開始的時期，主要的武器是磨製石劍和柳葉形磨製石鏃，這些被認為是作為大陸系磨製石器的一部分，與稻作一起從大陸傳入的。帶有武器傷痕的人骨（受傷人骨）的發現等，證實了戰爭的存在。此外，聚落周圍圍有護城壕的環壕聚落，以及建立在低地上方高差超過 100 米的山頂高地性聚落，也被認為是聚落或群體之間存在爭鬥的證據。 佐賀縣的吉野ヶ裡遺址是環壕聚落的代表。 受傷人骨 在北部九州地區，從彌生前期到中期，經常發現石劍、石戈、銅劍、銅戈的切尖出土於棺內。這種現象曾被認為是將武器切尖作為隨葬品埋入棺中的 切尖隨葬 習俗。然而，1975 年（昭和 50 年）在福岡縣飯冢市的スダレ遺址出土的一具甕棺墓中發現，有一具人骨的椎弓板插入了一枚石劍的切尖。這一發現表明，這些武器的切尖實際上是在刺入人體後折斷並殘留體內，是彌生時代存在殺戮和戰鬥行為的證據。 彌生時代早期的例子包括在福岡縣糸島市的新町支石墓群（新町遺址）24 號木棺墓中，發現了一具男性人骨，其股骨插有柳葉形磨製石鏃，推測其死於戰爭。此外，這具男性的木棺下方另有一個埋藏他人頭部（僅發現牙齒）的小土坑，可能是埋葬了該男性所擊敗的敵人的首級。在戰國時代和幕末，戰爭或恐怖活動中收取敵人首級的習俗仍然存在，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彌生時代。 此外，在福岡縣筑紫野市永岡遺址中，發現了一具右臂外側骨折、額頭到右眼有致命傷痕的男性人骨。右臂骨折被認為是在用手臂防禦武器攻擊時形成的 防禦傷，但最終未能防禦住致命的面部傷害。 在山口縣下關市豐北町的土井ヶ浜遺址中，一座彌生時代前期墓葬中發現了 15 枚石鏃，分佈在埋葬人骨的胸部至腰部區域，因此被稱為 英雄之墓。類似胸部集中發現大量石鏃的墓葬事例，在以瀨戶內海為中心的西日本一帶較為常見。 已確認的殺傷人骨案例以成年男性為主，顯示參與戰鬥的主要是男性。然而，在長崎縣平戶市的根獅子遺址以及前述的福岡縣筑紫野市永岡遺址中，也發現了女性受傷人骨，表明女性也可能參與戰鬥。此外，在筑紫野市的隈西小田遺址中，發現了一具頭部被切斷、僅剩軀幹的甕棺埋葬案例，推測是戰鬥中被敵人斬首的屍體被帶回並埋葬。 這種受傷人骨的現象在繩文時代並非完全沒有，例如巖手縣陸前高田市的中澤濱貝冢、福島縣相馬郡新地町的三貫地貝冢、愛知縣田原市的伊川津貝冢及保美貝冢、岡山縣倉敷市的船元貝冢，以及愛媛縣上浮穴郡久萬高原町的上黑巖巖陰遺址中，曾發現因石鏃、石斧或骨角器受傷的人骨。此外，高知縣土佐市的居德遺址群出土了 10 具帶有刀傷的晚期繩文時代人骨。這些發現表明繩文時代也存在殺人，但案例極少，因此難以斷定是集體間的武力衝突（即戰爭），更可能是個體間的決鬥。 此外，關於彌生時代的受傷人骨是否全為戰鬥犧牲者，也存在爭議。有觀點認為，應考慮處刑或某種儀式性殺害的可能性。例如，從土井ヶ浜遺址出土的被射入 16 支箭矢並破壞面部的男性人骨，以及大阪府四條畷市雁屋遺址和兵庫縣神戶市新方遺址中發現的多支箭矢集中射入特定部位的人骨案例，被認為可能是處刑或制裁的結果。此外，從佐賀縣神埼市高志神社遺址或吉野ヶ裡遺址出土的因多種武器攻擊而受傷的人骨，以及前述隈西小田遺址中被斬首的人骨，也被認為可能與巫術行為或戰後示眾處刑有關。 戰亂的發生與演變 日本列島正式的群體間武力衝突，即戰爭，被認為始於彌生時代早期的公元前 5 世紀至前 4 世紀，起源於九州北部。 第一期抗爭 根據松木武彥的復原，彌生時代早期，作為與中國大陸、朝鮮半島交往門戶的九州北部，從大陸引入了稻作文化與稻作技術。攜帶稻作文化的大陸移民與此前居住在日本列島的原住民（即所謂的繩文人）進行交流，逐漸在列島普及了農耕社會以及與之相關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習俗。隨著人口的增加，為爭奪適合稻作的耕地，不同群體（村落間）之間開始出現對立。此外，大陸移民不僅帶來了稻作技術，還引入了磨製石劍、磨製石鏃等對人作戰的武器，以及透過組織化武力解決群體問題的思維模式，即 戰爭思維。這些因素引發了日本列島正式進入武力衝突的時代。 最早的對人武器例項出土於福岡縣唐津市的菜畑遺址，包括彌生早期的角巖制磨製石劍和柳葉形磨製石鏃。前述福岡縣糸島市的新町支石墓群（新町遺址）24 號墓中，發現了一具股骨插有柳葉形磨製石鏃的男性人骨，並與另一人的 首級 一同埋葬，被認為是彌生早期的案例，甚至被稱為日本列島的 首位戰爭犧牲者。 此外，在面向玄界灘的福岡平原地區，彌生早期出現瞭如江辻遺址（福岡縣糟屋郡粕屋町）和那珂遺址（福岡縣福岡市博多區）等被認為是防禦性聚落的環壕聚落。 進入彌生前期的公元前 3 世紀，九州北部的各群體（村落）間可能在地盤和秩序方面達成了一定的協議，導致衝突暫時平息。然而，同一時期，在瀨戶內海沿岸地區至近畿地方，隨著石制武器（如打製石劍和打製石鏃）的出土數量增加以及環壕聚落的增多，爭奪耕地的群體間衝突逐漸擴充套件至西日本更廣範圍。松木將此定義為彌生時代的 第一期抗爭。 第二期抗爭 在九州北部，經歷了第一期抗爭後的短暫平息期後，約公元前 3 世紀末至前 2 世紀初，衝突再次加劇。這一時期的武器發生了變化，從朝鮮半島新引入的青銅製劍、戈和矛開始出現。同時，石制武器也有所變化，從第一期抗爭時模仿朝鮮半島磨製石劍和磨製石鏃的形式，發展出了日本列島獨有的形態，並且磨製石戈也被引入。 進入彌生中期的公元前 1 世紀，新的鐵製武器（劍、矛、戈、鏃）開始引入，由於其威力優於青銅製和石制的對人武器，後者逐漸衰退。同時，在近戰武器（劍、矛、戈）中，只有劍（鐵製短劍）繼續在實戰中使用，而矛和戈因尺寸增大不再適用於實際戰鬥，轉變為祭祀用器物。 在以瀨戶內海為中心的中國地區、四國地方、近畿地方及東海地方，經歷了第一期抗爭（公元前 3 世紀）後的平息期，到了彌生中期約公元前 1 世紀初，衝突再度加劇。此地的打製石鏃逐漸大型化，傳統的打製石劍以外，磨製石劍也開始使用，同時打製石戈被引入。青銅製和鐵製武器也逐步開始流通。在奈良縣奈良市的四分遺址（しぶいせき）等地，發現了疑似因這些武器被殺害的受傷人骨案例。環壕聚落規模不斷擴大，例如大阪府和泉市與泉大津市的池上曾根遺址，奈良縣磯城郡田原本町的唐古鑰遺址，以及愛知縣清須市的朝日遺址等紛紛湧現。松木武彥將此階段定義為 第二期抗爭。 第二期抗爭從考古學角度來看，是多個小型群體（村落）割據的狀態，透過群體間不斷的抗爭，弱小群體被整合到強大群體之下，逐漸形成更大範圍的集體的過程。例如，在九州北部的福岡平原，公元前 3 世紀有約 20 個小型群體（村落）割據，但到了前 2 世紀，比惠遺址群、板付遺址群、諸岡遺址群、須玖遺址群、門田遺址群等五大遺址群開始持有青銅製武器，成為強大的勢力。進一步到前 1 世紀，須玖岡本遺址成為一個擁有首領（王）墓葬和青銅器、鐵器生產作坊的大型聚落，確立了其在福岡平原的核心地位。以這些擁有強大首領（王）的核心聚落為中心的勢力範圍，被認為是彌生時代的 國。須玖遺址群被認為與《後漢書》中記載的奴國相對應。從考古學角度來看，與奴國相關的 國 可能包括糸島市的三雲井原遺址為中心的伊都國、唐津灣沿岸的末廬國、以及福岡縣飯冢市的立巖遺址群對應的不彌國。 此外，在關東地方，這一時期（公元前 1 世紀，彌生中期）開始出現環壕聚落，被認為是類似於西日本第一期抗爭中因爭奪耕地而發生的群體間衝突在此時開始。 第三期抗爭 進入公元 1 世紀後，鐵製短劍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在九州北部，作為戰鬥參與者墓葬的隨葬品的例子逐漸增多，而矛和戈到了彌生後期的公元 2 世紀完全成為祭器。此外，1 世紀時大陸製造的鐵製直刀（大刀）開始流入，例如在福岡縣糸島市井原鐮溝遺址的王墓中發現了隨葬鐵刀，福岡縣小郡市的橫隈狐冢遺址和鳥取縣鳥取市的青谷上寺地遺址中，也出土了因鐵刀傷害的遺骸。同時，此時銅鏃開始普及，比鐵鏃稍晚。銅鏃的普及被認為與其輕便、適用於大陸系短弓、射程較遠，以及可透過鑄造技術大批次生產的優勢有關。 松木武彥將公元 1 世紀至公元 3 世紀期間彌生時代後期的戰爭定義為 第三期抗爭，認為這一時期在武器種類和戰鬥技術上發生了重大革新。刺突為主的短劍戰鬥方式之外，加入了以斬擊為主的刀；大量生產的銅鏃被引入，使戰爭從原本的小規模 村落攻擊（ムラ攻め）演變為更大規模的集體戰鬥（會戰、野戰）。史書《後漢書》《東夷傳》及《三國志》《魏志倭人傳》中提到的 倭國大亂，被認為是發生在第三期抗爭的公元 2 世紀後期。這一事件表明，九州北部至瀨戶內、山陰、近畿和東海地區的各強大集體（國）的首領為了爭奪被大陸王朝認可為 倭國王 的地位，展開了激烈競爭。這一地位能夠優先獲得大陸的先進物資和朝鮮半島的鐵資源。 大規模殺戮與村落毀滅的案例 鳥取縣鳥取市的青谷上寺地遺址是顯示大規模集體屠殺的典型遺址。該地位於日置川和勝部川匯流點南側，從彌生中期開始形成村落，到彌生後期末段因戰爭而廢棄。 遺址東側的環壕（可能兼具防禦和港口功能）中，發現了 5300 多件共計 109 具人骨，其中至少 110 件、共 10 具人骨顯示出殺傷痕跡。這些人骨包括女性、老人和幼兒，顯示出無差別殺戮的跡象，部分骨骼有短劍造成的切傷，或被青銅鏃刺中。15 至 18 歲的年輕女性人骨顯示，額頭遭到武器攻擊致死。這些受傷人骨中，僅一例顯示治癒痕跡，其餘皆因骨傷直接死亡，被認為幾乎是即死。 環壕中的遺骸顯示了特殊的埋葬現象：許多人骨帶有非武器造成的刮削痕跡，推測這些遺骸曾被埋葬於其他地方，不久後被挖出，再重新埋入環壕中。 此外，環壕中還發現了大量完整的建築構件和各種生活用品，出土數量之大在通常遺址中極為罕見。 環壕聚落與高地性聚落 環壕聚落和高地性聚落一般被認為是為了應對群體之間的爭鬥而建造的防禦性聚落。環壕聚落的西部邊界位於福岡縣福岡市博多區的那珂遺址等九州北部地區，東部邊界在太平洋一側延伸至千葉縣佐倉市的六崎大崎臺遺址及該縣東金市的道庭遺址等房總半島地區。日本海一側的北部邊界則在新潟縣新潟市秋葉區的古津八幡山遺址及村上市的山元遺址。此外，若將秋田縣秋田市的地藏田遺址（圍有四座建築的柵欄）算入，則日本海一側的防禦性聚落的北界還可進一步北移。 環壕聚落的特徵 環壕聚落的特點是聚落位於臺地或微高地上，並在其周圍挖掘呈 V 字形的溝壕（環壕）。環壕聚落在學史上常被視為彌生時代為防禦戰爭而建造的標準聚落形態。 對此，藤原哲對環壕 彌生時代標準聚落 防禦性聚落的觀點提出質疑。他在重新檢驗全國範圍內的環壕聚落案例後發現：有許多所謂的 儲藏坑專用環壕 遺址，並未發現建築群（聚落），僅有被認為是儲藏坑的土坑，這些遺址在被認為環壕聚落增多的彌生前期後半至中期初西日本地區大量存在。此外，確鑿的環壕聚落存在顯著的區域性分佈特點，且相對於彌生時代的聚落總數，環壕聚落數量極少。基於這些原因，他對環壕聚落作為防禦性標準聚落的觀點提出疑問。 另外，赤冢次郎對東海地方的代表性環壕聚落愛知縣清須市的朝日遺址進行了研究，指出該遺址北側聚落的環壕及所謂的逆茂木（防禦尖樁）和亂樁，僅存在於彌生中期後半末的短暫時期，並被大洪水形成的砂層掩埋。這一時期與被認為是戰鬥激化證據的大型打製石鏃的存在時間（彌生中期中葉）並不一致，因此他推測，這些逆茂木和亂樁可能是洪水防護設施。此外，他還將該縣一宮市的貓島遺址的環壕視為類似於洪水防護的輪中設施。 關於環壕的功能，還有其他解釋，例如用於區劃聚落、加強群體凝聚力、排水等功能。因此，有學者認為，環壕的功能可能因地區和時期而異，應根據具體情況賦予不同的意義，包括防禦和戰爭目的在內。 此外，有觀點推測，北關東和東北地方的廣大地區由於稻米產量較低，可能因此較少受到戰爭影響。 交易與鐵 從彌生初期到後期的列島內外交易 日本與朝鮮半島的陶器交易 起源於朝鮮半島的突帶紋陶器在九州及西日本被髮掘。朝鮮的陶器頻繁地在北部九州及西日本被發現，這表明彌生陶器的形成受到朝鮮半島無紋陶器的影響。在繩文時代，黑曜石和陶器已經在朝鮮半島被發現，顯示兩地間存在一定的交易。到了彌生時代，交易活動更加活躍，彌生陶器也在朝鮮半島南部被髮掘，早期主要集中在金海地區，這表明當時已開展交易。 從前期後半開始，彌生陶器數量增加，尤其是中期，在朝鮮半島勒島發現了大量彌生陶器，顯示倭人曾前往交易。這條交易路線以勒島與壱岐的原之辻為中心，在原之辻還發現了無紋陶器。到彌生後期，勒島的彌生陶器減少，交易逐漸轉向金海地區。 政治 政治與高地性聚落、大型墳丘墓 外交 彌生後期，公元 57 年，北九州的奴國王向樂浪郡派遣使者，並接受了刻有 漢倭奴國王 字樣的金印。50 年後，倭國王師升率領眾多小王朝貢，再次接受金印。這一時期，關於倭國的疆域是否包含本州或僅限於九州仍存在爭論，但可以推測已經形成了一定區域範圍的統治。 隨後，卑彌呼被推舉為共主，並建造了被認為是其墓葬的箸墓古墳，標誌著進入古墳時代。 總體而言，彌生時代雖以一詞概括，但 國 的形成始於前期，尤其是中期，到了後期，這一統一過程進入最終階段。 彌生中期後半開始的高地性聚落 作為傳統上被認為是防禦性聚落的型別之一，高地性聚落在彌生時代中期後半至末期（IV 期後半至末期）以及後期中葉至末期（V 期中葉至末期）頻繁出現在瀨戶內海沿岸至大阪灣一帶。這類聚落位於比一般彌生時代聚落更高的地點（相對平地的高度差為 50 至 300 米以上），其分佈範圍從北部九州擴充套件到北陸、中部及東海地區。1970 年代之前，一般認為畿內 IV 期大致與北部九州後期前半相當，畿內 V 期對應後期後半，實際年代約為公元 50 年至 250 年。 高地性聚落與倭國大亂 史書記載的 倭國大亂 大致發生在 2 世紀後半至末期，與當時的年代學對應於畿內 IV 期末至 V 期前半。因此，長期以來高地性聚落的盛行被視為倭國大亂導致的結果。然而，隨著畿內與九州年代對應關係的修正，倭國大亂被重新歸類為畿內 V 期後半至末期，與畿內 IV 期的高地性聚落並不同時。因此，目前主流觀點認為畿內 IV 期的高地性聚落與倭國大亂無關。 關於畿內 IV 期的高地性聚落，有觀點認為這一時期可能存在未被史書記載的戰爭，但也有觀點認為無需假設戰爭背景。後者的支持者認為，這些聚落可能是為了監視海上交通，或是從事以旱作農業為主的生活方式，因此無需居住在更適合水田耕作的低地。另一方面，後期後半的近畿高地性聚落（如大阪府和泉市的觀音寺山遺址和高槻市的古曾部遺址）因其環壕防禦結構，被認為是山城，與史書記載的倭國大亂年代幾乎一致，因此被普遍視為與倭國大亂有關。 後期的地方勢力擴張與大型墳丘墓的出現 雖然主要發生在倭國大亂之前，但隨著時間推移，大型聚落逐漸控制小型聚落，聚落內的首領階層逐步壯大。首領階層開始被埋葬在墳丘墓中，這反映了身份差異的出現。彌生時代後期，不同地區的墓葬形式差異日益顯著。在近畿周邊出現了方形低墳丘墓，在山陰（出雲）至北陸地區出現了四隅突出墳丘墓，而在瀨戶內地方則出現了大型墳丘墓。 吉備地區 在瀨戶內地方的吉備地區（現今岡山縣與廣島縣東部），彌生後期規模最大的墳丘墓是岡山縣倉敷市的盾築墳丘墓（最大長度約 80 米）。這一地區的首領葬禮使用了大量特殊器臺形陶器和特殊壺形陶器，這些陶器起源於吉備地區，隨後分佈至美作、備前、備中和備後地區，發展中心位於備中南部的平原，並未擴充套件至周邊區域，這是其一大特徵。 山陰地區 山陰地區的墳丘墓被認為起源於中國山地的三次地區，並在出雲地區發展成熟。出現了四隅突出型墳丘墓（較大的墓長約 45 米，寬約 35 米），這些墓運用了堪比後來的古墳時代的土木技術，其分佈從出雲地方擴充套件至北陸的能登半島。出雲地區的安來和西谷墳丘墓群中發現了臺形陶器和壺形陶器，顯示出吉備和出雲兩地可能存在同盟關係。 各地墳丘墓的樣式融合導致古墳的形成 這些墓葬的特點逐漸融合，形成了後來的古墳（如前方後圓墳）。彌生時代的地方勢力可以大致分為北部九州、吉備、山陰、近畿、三遠地區（東海）和關東勢力。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地方勢力逐漸聯合形成一個更大的勢力。為了擴大水田農業所需的農田及獲取鐵製農具，以及圍繞區域間交易的爭端，各地之間的戰爭不斷推動了時代的程序。在近畿地區，環壕聚落最早出現在彌生前期末期，並在中期以後逐漸普及。 亂與卑彌呼 《魏志倭人傳》記載，在卑彌呼統治邪馬臺國之前，各地諸國相互對立，頻繁攻伐。此外，《後漢書東夷傳》中提到，在桓帝和靈帝的治世期間，倭國大規模混亂。 近年來，隨著對畿內彌生時代 IV、V 期年代的重新校訂，這些事件被認為大致對應於彌生時代後期後半至末期（V 期後半至 VI 期）。這一時期，畿內為中心的高地性聚落出現在從北部九州延伸至瀨戶內海、山陰、北陸、甚至東海地區以東的廣泛區域。此外，環壕聚落的數量也明顯增多，這些現象被普遍視為倭國大亂的證據。 然而，與前代相比，此時期武器發展有限，尤其是近戰武器在隨葬品之外的發現極少，同時受傷人骨的數量較少。因此，具體的戰鬥頻繁發生的觀點並未得到廣泛支援。關於倭國大亂的具體爭端性質，目前尚未得到明確解答。 邪馬臺國畿內說與九州說 根據邪馬臺國畿內說，從考古學角度來看，北部九州勢力向大和遷移的直接物證較少。近年來的研究更傾向於認為，北部九州的勢力以獲取鐵等資源和大陸舶載品為中心，建立了一套物流體系，而畿內勢力試圖重組這套體系，由此引發了衝突。另一方面，邪馬臺國九州說則認為，彌生時代後期中葉以後，瀨戶內海地區的鐵器出土量明顯少於北部九州，而鐵器製造技術也明顯落後於北部九州。關於倭國大亂的起因，有觀點將其與記紀神話中的神武東征相聯絡，認為北部九州的勢力南下遷移至大和並建立了大和朝廷。 日本與中國的交易 中國史書中的彌生時代倭 在中國史書中，《論衡》記錄了周代關於倭的相關知識。隨後，《漢書》提到前漢時期，倭人分散居住於多個國家，並派遣使節來訪。 《後漢書》（南北朝時期，成書於 432 年）中記載，57 年，倭奴國王從後漢光武帝處接受了金印。107 年，倭國王帥升（或倭面土國王帥升）向後漢獻上生口。 該書還提到 2 世紀後半倭國發生倭國大亂，表明彌生時代末期的日本可能處於戰亂狀態。 《三國志》的《魏志倭人傳》詳細記述了 3 世紀倭國的情況，提到卑彌呼女王統治邪馬臺國等內容。 吳的銅鏡 雖然中國三國時代的吳與倭國之間並無正式交往的文獻記錄，但在日本和中國的交易中，發現了兩面刻有吳年號的畫文帶神獸鏡： 山梨縣西八代郡市川三鄉町大冢的鳥居原冢古墳中出土了一面刻有赤烏元年（238 年）紀年銘文的銅鏡。 兵庫縣寶冢市安倉古墳中出土了一面刻有赤烏七年（244 年）紀年銘文的銅鏡。 經濟基礎 農業 thumb 登呂遺址（2012 年 7 月 15 日拍攝） 通常認為日本人的主食自彌生時代開始水稻耕作後便是大米，但根據 1917 年（大正 6 年）內務省和 1878 年（明治 11 年）大藏省進行的全國食物調查顯示，城鎮、市區及鄉村的米食量依次遞減，因此也有人認為情況並非如此。 那麼彌生時代水田的收成量是多少？彌生時代前期主要為下田與下下田；中期仍為下田與下下田；後期（登呂時期）則為中田與下田，收成量並不高。在先進地區，前期每日攝入大米量約為 1 勺，中期為 6 勺至 1 合，後期也未超過 2 合。澱粉不足部分主要透過橡子等堅果類補充。 畜牧業 彌生時代雖實行水田農業，但與大陸伴隨豬、馬、牛等家畜利用的農業不同，彌生時代長期被認為是 無家畜農業。目前雖仍認為未見牛、馬的飼養，但在日本各地發現了豬的飼養遺蹟。 1988 年和 1989 年，在大分縣大分市的下郡桑苗遺址中發現了與豬相關的 3 個野豬頭骨和 1 個豬頭骨。西本豐弘根據形態特徵判斷，這些野豬頭骨為家養化的豬，從此之後彌生豬的發現案例逐漸增多。此外，1992 年在愛知縣的朝日遺址發現了雞的跗蹠骨。 關於彌生豬的來源，儘管繩文時代已有野豬飼養記錄，但尚未發現野豬向豬過渡的個體遺存。此外，日本列島的野豬個體因島嶼化呈現大小差異，而彌生豬的體型卻明顯不同，因此彌生豬被認為是從大陸引入的。 關於彌生豬的血統，也透過線粒體 DNA 分析進行研究。2000 年小澤智生的分析表明，12 個樣本中有 11 個被判定為日本野豬。2003 年石黑直隆等人採用不同方法分析了 10 個樣本，結果顯示 6 個樣本與現生日本野豬屬同一組，4 個樣本與東亞家豬同屬一組，並指出後者僅分佈於西日本西部部分地區。此外，關於繩文時代用於狩獵的狗，研究顯示作為食用家畜的狗是從大陸引入的。 然而，畜牧業並非主要產業，獲取蛋白質的主要途徑仍是狩獵和漁獵。 狩獵 漁業 縄文時代貝冢的衰退與彌生時代的漁業 在繩文時代，關東地方沿東京灣岸形成了大規模貝冢，以黑鯛和鱸魚捕撈為主的內灣型漁業廣泛開展。然而，關東地區的貝冢數量在繩文晚期減少，到彌生時代前期時，繩文型貝冢完全消失。與此同時，三浦半島等外海沿岸地區的外洋漁業仍在繼續。顯示外洋漁業痕跡的洞穴遺址中，發現了外洋沿岸岩礁的鮑魚、圓頂螺，以及外洋性迴游魚類如鰹魚、鯊魚和沿岸魚類如真鯛的遺存。繩文時代出土的鮑魚數量較少，推測彌生時代可能開展了潛水捕魚活動。作為漁具，發現了魚鉤、魚叉和魚矛等，尤其是繩文後期在東北地方太平洋沿岸特有的旋轉式魚叉頭值得關注。 彌生中期，全國範圍內形成了以文蛤和疣螺等內灣泥灘貝類為主的小型貝冢。漁業中使用了從大陸傳入的管狀土墜，用於網捕的網具技術得到發展並多樣化，特別是在瀨戶內海地區得到了顯著發展。此外，內灣型漁業還包括飯蛸的蛸壺捕魚。 儘管如此，在延續了繩文以來漁業傳統的關東地區，彌生中期仍確立了稻作農業社會。例如神奈川縣逗子市的池子遺址群，這裡既發現了彌生中期的稻作農業痕跡，也有外洋漁業的貝冢遺存。推測該遺址曾進行魚叉捕魚、鰹魚釣魚和網捕等漁業活動。由於發現的魚類（如鰹魚）通常在農業繁忙的夏季捕撈，加上魚叉捕魚和釣魚技術的專業性，推測存在專門從事漁業的技術性群體。 淡水漁業的興起 彌生時代，隨著稻作農業的發展，水田和灌溉渠等新的淡水環境出現，催生了以淡水魚類和貝類為物件的漁業。例如，愛知縣清須市的朝日遺址是一個伴隨大規模貝冢的稻作農業與漁業兼備的聚落遺址。在內灣漁業的基礎上，該遺址還進行以田螺、鯉科魚類、鯽魚、鯰魚和泥鰍為物件的淡水漁業。隨之產生了專門的淡水漁具，如在大阪市八尾市的山賀遺址和福岡縣春日市的辻畑遺址中，出土了用於捕獲淡水魚類的魚筌。 各地的漁業活動 在北海道，由於未引入稻作農業，延續了繩文型漁業，以捕獵海獸和寒流性魚類為主。 在九州北部，繩文時代外洋漁業發達，發展出稱為西北九州型聯合式魚鉤的獨特魚鉤。這種魚鉤在繩文時代僅見於北九州，但到彌生時代已傳播至山陰地方。 在關西地方，如大阪灣岸的宮之下貝冢等，發現了繩文型貝冢在繩文晚期至彌生中期持續存在的例子。 工具類 石器 石器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從繩文文化傳承下來的打製石器，另一類是從朝鮮半島無紋陶器文化傳入的磨製石器（也稱大陸系磨製石器）。打製石器包括石鏃、刮削器（削器、掻器）等，作為狩獵工具（武器）或工具使用。主要材料為訝山岩等安山岩類岩石或黑曜石，這些石器的製作繼承了繩文時代的技術。 另一類為隨水稻農耕一同傳入日本列島的大陸系磨製石器，包括蛤刃磨製石斧、鑿入片刃石斧等工具，以及石刀、石鐮等農具，這些是彌生時代為滿足水稻農業需求而新引進的開墾、耕作和收割工具。此外，作為大陸系磨製石器的一部分，磨製石劍和磨製石鏃也傳入日本，並在金屬武器（青銅、鐵）普及之前被廣泛用於實戰。 受其影響，打製石劍等劍型打製石器也被製作並用於實戰。 青銅器 青銅器從朝鮮半島和大陸傳入北部九州。北部九州及其周邊地區盛行銅矛、銅劍、銅戈等武器型青銅器，而以畿內為中心的地區則以銅鐸為代表。北部九州、山陰和四國等地區的武器型青銅器在彌生前期末傳入並迅速開始生產。這些青銅器最初既是權威的象徵物，同時經過打磨後也被實際用於戰鬥。出土的此類青銅器多隨葬於墓中，表明其為個人所有物。 到彌生中期前半，武器型青銅器逐漸增厚。與此同時，銅鐸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是用於祭祀，但隨著時代發展逐漸大型化，其懸掛結構退化，從內建鍾舌的鳴響器轉變為觀賞用的祭器。此外，銅鏡於彌生前期末期傳入，並在中期末期開始本地化生產，用於隨葬或分割後（破鏡）作為祭祀用具。除大型青銅器外，青銅器還包括少量犁頭等農業工具、鋸刨等手工具，以及箭鏃等小型武器，但數量遠少於大型器物。 青銅器的生產主要採用鑄造工藝。彌生前期末至中期前半的生產遺蹟主要集中於佐賀縣佐賀市至小城市的佐賀平原南西部。到中期後半，生產逐漸轉移至福岡市的那珂遺址、比惠遺址群，以及春日市的須玖岡本遺址群。除平形銅劍外的大多數武器型青銅器推測均在這些遺址群中集中生產。 另一方面，銅鐸的生產集中於近畿地方，但與北部九州相比，缺乏明確的青銅器生產遺蹟，因此其生產和流通體系仍有許多未解之謎。 鐵器 到彌生中期前半，鐵器在北部九州以工具為中心普及，隨後在彌生後期擴充套件至西日本全域，並逐漸用於武器和農業工具。鐵器因其耐久性和鋒利性，主要用於工具和農具（特別是收割工具）。早期鐵器多由加工鍛造鐵斧的碎片製作而成的小型工具；到中期前半，北部九州開始生產稱為袋狀鐵斧的本地鐵器，隨後擴充套件至西日本各地。出土鐵器還包括小刀（刀子）、鐵鏃和鑿狀工具等。 這一時期鐵器的原材料依賴從朝鮮半島進口，彌生時代尚未發現本地冶鐵技術，冶鐵活動可能始於古墳時代後期。彌生時代鐵器生產工藝包括切割加工的刻切工藝和透過鍛造塑形的鍛造工藝。儘管有少量鑄造案例的可能，但鑄造需要極高溫度的熔爐，而彌生時代是否具備這種技術仍存疑。 在北部九州（特別是福岡市）地區，鍛造鐵器生產在彌生中期前半開始。而八女市等地直到彌生後期仍以刻切法為主。儘管瀨戶內地方到彌生後期也傳入鍛造技術，但技術水平低於北部九州，同時刻切工藝仍被廣泛使用。 彌生後期，從玄界灘沿岸遺址中出土了大量鐵器，而瀨戶內海沿岸及近畿地方遺址中鐵器數量甚少，推測玄界灘沿岸地區可能壟斷了鐵資源的獲取渠道。這種資源壟斷可能引發戰爭，推測以近畿地方的大和勢力為中心形成了如邪馬臺國聯盟般的廣域政治聯合體，但這一假設尚無確鑿的考古學證據支援。 陶器 彌生時代的陶器被稱為彌生陶器，主要是採用低溫氧化焰燒製的素燒陶器。彌生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板付 I 式陶器（後來發展為遠賀川式陶器），其分佈範圍不僅限於西日本，還傳播至東北地區的青森縣，體現了彌生文化擴充套件至本州北端的過程。與繩文時代的繩文陶器相比，彌生陶器常被認為裝飾較少，但實際上，裝飾較少的陶器主要集中在彌生前期階段和中期以後的西日本地區，尤其是北部九州。而在其他地區和時代，陶器常帶有豐富多樣的裝飾。 主要的陶器型別包括甕、壺和高壞，其中壺在繩文時代並未普及，而在彌生時代因稻米成為主要糧食而作為儲藏容器得以廣泛使用。 陶器的生產一般被認為由各個聚落自給自足完成。然而，與陶器生產相關的遺址並不多見。近年來，研究者注意到一些陶器的燒製失敗品，以及因受高溫而導致器壁薄裂的陶器碎片，提出了在大型聚落中可能存在集中化陶器生產的假說。此外，由於陶器形態常能清晰反映地域特徵，研究者透過分析陶器特徵，區分了本地製造的陶器和從其他地區運入的陶器，並指出陶器的流通量可能遠比之前認為的更大。 木器（木製品） thumbright180px 木製農具（東京國立博物館） 彌生時代的木器和木製品包括餐具、農業工具和祭祀用具等。餐具中可見塗有漆或施以精美裝飾的精品。農業工具隨著水田稻作的引入而被使用，包括犁、鋤、耙以及田鞋等。 聚落與設施 聚落 彌生時代的聚落形式多種多樣。既有如靜岡縣靜岡市的登呂遺址，分佈於河流沿岸的自然堤防或扇狀地末端等低地（沖積地）微高地上的聚落；也有如岡山縣赤磐市的用木山遺址，位於低地附近的丘陵頂部或斜坡上的聚落；還有如香川縣三豐市的紫雲出山遺址，位於與低地有較大高差的陡峭山頂上的聚落。位於低地或低矮丘陵上的聚落，周圍有壕溝的被稱為環壕聚落；如紫雲出山遺址這類位於高地的則被稱為高地性聚落。 聚落遺址的構成元素通常包括以下遺構：用於居住或其他用途的豎穴建築和掘立柱建築，作為儲存設施的儲藏穴或掘立柱建築（如高架倉庫），用作垃圾堆放或陶器燒製的土坑，用於圍繞聚落或劃分聚落內部的壕溝（如環壕或分割槽壕溝），以及土壘、柵欄、水井等供水設施。 居住設施等建築 thumb250pxright 復原的吉野裡遺址豎穴建築。 彌生時代的居住設施主要採用豎穴建築。其平面形式以圓形和方形為主，其次為長方形和隅圓方形，但具體形式因地域而有所不同。豎穴建築除用作居住之外，還可能被用作作坊或共同作業場所。 早期的圓形建築與方形建築 在彌生時代早期的北部九州，豎穴建築中既有繼承自繩文時代晚期的方形平面建築，也有一種特色鮮明的圓形建築。這類建築的平面呈圓形，中央有淺淺的碟狀凹陷，凹陷兩側各有一個小洞（可能是柱洞）。 這種形態的圓形豎穴建築在同時期的朝鮮半島南部廣泛分佈。由於首先在韓國忠清南道扶餘郡的松菊裡遺址受到關注，因此被稱為 松菊裡型居住遺址（在日本國內通常使用這一名稱，而在韓國考古學界，松菊裡型別 一詞常被用來指包括建築形式、陶器和石器組成在內的整體文化形態）。這種松菊裡型居住遺址，與繩文時代後期至晚期在西日本廣泛分佈的圓形建築遺蹟一起，被認為是彌生時代前期至中期主流圓形建築的原型。 中期與後期 在彌生時代中期，豎穴建築的平面佈局在北部九州及整個西日本地區以圓形為主流，同時部分地區出現了隅圓方形的建築形式。 進入彌生時代後期，西日本的建築平面佈局突然發生變化，從圓形逐漸轉變為方形或長方形，隨後進一步統一為長方形。此外，在九州地方南部，還發現了一種被稱為 花瓣形豎穴建築 的特殊平面佈局建築遺蹟。而在兵庫縣西部（播磨地區），發現了一些圓形建築，其地板中央有一種被稱為 1O 土坑 的特殊遺構。這些例子表明，豎穴建築在不同地區呈現出顯著的地域性差異。 例如，靜岡縣靜岡市的登呂遺址（彌生時代後期）中發現的建築，其復原樣式為茅草屋頂的伏屋式建築，外觀上與豎穴建築非常相似。但由於建築邊緣以土堤形式的堆土建成了土牆，且地板未低於地表，因此應被歸類為平地建築（豎穴狀平地建築）。類似的例子還見於富山縣高岡市的下老子笹川遺址。 掘立柱建築 彌生時代的建築主要以豎穴建築為主，但也出現了掘立柱建築（如高架建築、抬高建築或平地建築）。掘立柱建築的功能包括居住、瞭望塔、樓閣、祭祀設施（如神殿），以及用作儲藏設施（如倉庫）等。大型掘立柱建築早在彌生時代前期就已出現（如高知縣南國市的田村遺址群），但中期以後出土例項顯著增加。 一些大型掘立柱建築具有特殊用途，如大阪府和泉市與泉大津市的池上曾根遺址中發現的建築，不僅多次在原址上重建，還被周圍壕溝圍繞，推測可能是作為神殿等祭祀設施，或首長居所的前身。 關於平地建築，若其非掘立柱建築，而是挖掘深度較淺的壁式建築，則因建築生活面可能在後期被剝蝕，導致遺蹟難以在發掘調查中被識別，因此其出土例項比豎穴建築和掘立柱建築少見。 湯梨浜町藤津出土 家形土器JPG 家形土器 儲藏設施 thumbright250px 復原的吉野裡遺址的高架建築（高架倉庫）。 彌生時代的儲藏設施用於儲存糧食（如稻米）等，分為地下式（儲藏穴）和地上式（倉庫）兩種形式。 儲藏穴 在彌生時代早期，掘立柱建築形式的倉庫由朝鮮半島傳播至北部九州等部分聚落。然而，到了彌生前期，地下式的儲藏穴成為主流，掘立柱建築的倉庫則基本消失。儲藏穴以圓形為主，同時也有方形和長方形的例項。這些儲藏穴的剖面通常呈現燒瓶狀。 倉庫 從中期前半至中期中葉，掘立柱建築形式的倉庫（高架倉庫）逐漸擴充套件至整個西日本地區。主要形式為柱間為 1 間 2 間的建築，此外還有 1 間 1 間、1 間 3 間等變體。這種倉庫的形式在彌生時代基本保持不變，並持續使用。到了彌生末期至古墳時代初期，出現了 2 間 2 間規模的總柱式建築，這種形式成為主要的倉庫型別。 墓葬制度 墓葬制度具有集體性和文化特徵，能夠追溯群體遷徙和變遷，是重要的遺蹟之一。此外，墓葬制度反映了社會的階層結構，並透過葬儀表達精神生活和宗教儀式。 外部設施與本體下部結構 彌生時代的墓葬形式包含兩類劃分：一種是指示埋葬設施外部結構（上部結構）的術語，例如支石墓、墳丘墓和周壕墓；另一種是指示具體埋葬設施本體形狀（下部結構）的術語，例如甕棺墓、土壙墓、木棺墓和石棺墓。這些形式結合了由朝鮮半島傳入的要素和繼承自繩文文化的傳統，根據地域不同，墓地的構成表現出各種特色。 外部設施：支石墓等 下部設施：甕棺墓、木棺墓、土壙墓 起源於繩文時代的甕棺墓 甕棺墓是北部九州彌生時代前期至中期的代表性墓葬形式。在前期前半階段，使用的是大型化的壺形陶器作為埋葬容器；到了前期末期，專門用於埋葬的獨特容器形態得以確立。由於朝鮮半島的甕棺墓出現時間晚於日本約 100 年，因此普遍認為甕棺墓並非從半島傳入。其形態從壺形陶器逐漸過渡為甕形陶器。 在中期，北部九州地區基本形成了成人用大型甕棺為主流的甕棺墓制，同時，小兒與嬰兒則普遍使用日常容器中常見的普通尺寸甕形陶器作為埋葬容器。成人用大型甕棺一般由兩個甕形陶器對接而成，此外也有使用專用的大型缽形陶器、木製或石制蓋子的例子。到了後期，甕棺墓制迅速衰退，被石蓋土壙墓和箱式石棺墓等取代，僅在糸島地區有零星延續，其餘地區僅在原分佈範圍內偶見，最終於古墳時代完全消失。其主要分佈區域為北部九州的筑前、筑後和肥前東部地區，在周邊地區則作為次要墓制分佈。 木棺墓的傳入 木棺墓被認為是一種從朝鮮半島傳入的墓葬形式。彌生時代的木棺墓大多為所謂的 組合式，通常由底板、兩側板、兩小口板和蓋板共六塊板材拼合而成，在預先挖掘的土坑中完成棺材的搭建。有時小口板等部件會被石材替代。板材的拼合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兩側板夾住小口板，另一種是小口板夾住兩側板。關於這兩種形式是否反映了被葬者所屬群體的不同，目前尚無定論。 到彌生時代前期末期，木棺墓已廣泛分佈於西日本地區，成為主要墓制，尤其是在畿內等地，與土壙墓一同作為中期方形周壕墓的主要埋葬方式。然而，木棺墓在後期也逐漸被石蓋土壙墓和箱式石棺墓取代。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木棺墓，即將整塊圓木掏空後上下拼合而成，這種形式在彌生早期至前期前半階段尤為典型。 土壙墓的延續 土壙墓（尤其是素挖的土壙墓）是繩文時代常見的墓葬形式，在彌生時代依然有所使用。繩文時代的土壙墓與彌生時代（尤其是西日本地區）的土壙墓在形狀上有所不同，後者的全長更長，這被認為與埋葬姿勢的差異有關（繩文時代以屈葬為主，而彌生時代則普遍採用伸展葬）。 彌生時代還出現了一種新型土壙墓，即在棺木上覆蓋板石的石蓋土壙墓。這種形式在彌生後期於西日本地區廣泛普及。石蓋土壙墓若省略了箱式石棺墓的側石和底石，僅保留蓋石，則可以視為與箱式石棺墓具有密切關係。 彌生人的身體特徵與繩文人 傳入水稻耕作技術的渡來系彌生人主要從大陸和朝鮮半島經北九州傳入。從自然人類學角度，根據頭骨測量值研究，渡來系彌生人與河南省新石器時代人、江蘇省和山東省臨淄的青銅時代人最為接近。他們的眼眶較扁平且上下較長，鼻樑低平，整體外觀較為平坦。牙齒尺寸比繩文人更大，平均身高約為 162 至 163 釐米，比繩文人高數釐米。 儘管如此，大多數人骨資料來自北九州、山口及島根沿日本海地區的遺址，但從南九州到北海道的其他地方也發現了具有類似特徵的彌生時期人骨。不過，這些發現尚不足以確定不同種族之間的形態特徵及其發生頻率。 在 1986 年（昭和 61 年），福岡縣糸島市志摩新町新町支石墓群發現了一具進行過繩文式拔牙習俗的大陸系墓葬人骨。而在長崎縣的大友遺址支石墓群和神戶市新方遺址中，也發現了具有繩文特徵的人骨。然而，福岡市雀居遺址及奈良盆地的唐古鎖遺址中發現的前期彌生人被判定為彌生系。 即使在北九州及瀨戶內、近畿等最初認為是彌生系的地區，彌生時代初期遺址中發現的彌生系人骨數量仍少於繩文系人骨。這表明，稻作農業的初期階段可能由絕大多數繩文人與少量大陸渡來者合作完成，共同推動了農業社會的形成「なぜ農耕文化は終わったのか」岡村道雄『日本の考古學』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編 學生社 2007 年 4 月。 鈴木尚透過研究南關東地區從繩文時代到現代的人骨，認為從狩獵採集生活向農業生活的轉變，是彌生人身體特徵變化的主要原因。這種環境變化促成了身體形態的轉變。 另一方面，在 1960 年代，金關丈夫研究了山口縣土井之濱遺址和佐賀縣三津永田遺址的前期及中期彌生人骨，指出彌生人身材較高，頭顱長度及面寬接近大陸人，與繩文人存在顯著差異。他提出彌生人是大陸渡來人與繩文人混血的產物。 埴原和郎在 1991 年提出 雙重結構模型，認為繩文人是由亞洲南部人種組成，而彌生人則是東北亞通古斯系民族的後裔與繩文人融合形成。基於人口統計學，埴原指出從彌生到古墳時代，農業社會的人口增加率無法解釋觀察到的人口激增，認為約有百萬渡來者流入。然而，1996 年以後，基於碳年代法和年輪年代法的研究顯示彌生時代開始的時間比原來認為的更早，使得埴原的理論依據受到質疑。 佐原真認為，彌生文化是北九州的繩文人與渡來人混血後形成的，並從當地逐漸擴充套件到以名古屋至丹後半島為界的地區，水稻耕作最終在此定型。 此外，丸橋賢認為彌生人的特徵容易退化，現代飲食的改善導致咀嚼減少，進一步引發咀嚼能力的退化，最終影響到日本人的生命力。 同時，也有觀點認為彌生人並非單一民族，而是由多個系統構成。 語言 關於朝鮮半島無文土器文化的承載者，有學者提出，他們可能使用屬於現代日琉語族的語言，這些語言被認為是現代日語的祖先。 根據這些理論，現代朝鮮語的祖先語言屬於朝鮮語族，該語言在古代滿洲南部到朝鮮半島北部的區域內形成。之後，朝鮮語族的群體從北向南擴充套件，逐漸取代了原本分佈在朝鮮半島中部到南部的日琉語族群體。據推測，在這一過程中，被迫南遷的日琉語族使用者成為彌生人的祖先。 認知與定義的演變 隨著考古發掘的推進，彌生時代的定義經歷了顯著變化。因此，在從文獻中獲取資訊時，有必要確認在某一時期主流認知的具體內容。 江戶時代 關於先住民與渡來人的替代，人種替代說佔據主流。此時，人們普遍認為日本人與大陸的亞洲人同屬一類。 1884 年（明治 17 年） 彌生式土器被發現，最初被認為是繩文式土器的一種型別。 1898 年（明治 31 年） 發現了多種彌生式土器，並透過與繩文土器的比較確認其為不同型別。根據土器的發現地點，彌生時代這一名稱開始使用。 19161921 年（大正 510 年） 關於繩文土器與彌生土器的差異以及年代關係的爭論仍在繼續。1916 年，在鹿兒島縣指宿市的橋牟禮川遺址，濱田耕作透過發掘確認繩文土器出土於彌生土器之下的包含層，明確了年代上的先後關係。儘管後來發現濱田當時認為的彌生土器實際上是古墳時代後期的 成川式土器，但這一發現確立了繩文時代到彌生時代的過渡這一概念。 19361937 年（昭和 1112 年） 在奈良縣唐古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彌生土器和農具，首次明確彌生時代是一個農業社會豆谷和之、「唐古鍵遺跡第 74 次調査 大型掘立柱建物の検出」 日本考古學 2000 年 7 巻 10 號 p107116 、日本考古學協會。同時，土器編年法逐漸確立。 1938 年至 1940 年代 1943 年（昭和 18 年），在靜岡縣靜岡市發現了登呂遺址，並在 1947 至 1950 年期間的發掘中確認了日本最早的彌生時代水田遺址。 1950 年代 彌生時代的人骨開始出土，研究指出其與繩文人骨存在顯著差異，可能屬於渡來人。 金關丈夫的混血說 鈴木尚提出文化和環境引發的形質變化的變形說等理論開始出現。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 彌生時代被確立為以稻作為主的時代。彌生時代的主要特徵包括稻作、農業、高床建築、布質服裝、戰爭等，並被普遍認為是由渡來人帶來的。 腳註 註釋 引用 參考文獻 作者按五十音排序 相關條目 Category 日本考古學 Category 日本先史時代 Category 新石器時代 Category 青銅器時代 Category 鐵器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