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擴大會議。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紅一方面軍長征途中佔領了貴州省遵義，於是順道於當地舉行會議，地點在遵義城琵琶橋（後改名子尹路、又改稱紅旗路）東側 87 號。會議改變了原來的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張聞天（洛甫）、周恩來、毛澤東等人的新領導集體，毛澤東恢復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 背景 1931 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蘇聯派在蘇聯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實際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領導權。此後，毛澤東被奪取了軍事領導權，其軍事戰略被放棄。1934 年 10 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又稱紅一方面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慘重失敗，幾乎被國軍消滅。中央紅軍 86 萬人被迫撤離根據地，向西突圍，開始長征。長征初期，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依靠與共產國際有關係的軍事顧問李德。李德並不清楚紅軍的具體情況，指揮能力也並不出色，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紅軍初期的失利。在強渡湘江後，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銳減到 3 萬多人。在此影響下，紅軍內部產生了對博古及李德的不滿，一些支援蘇聯派的中央領導人如王稼祥、張聞天等，也改變態度，轉而支援毛澤東的主張。紅軍根據毛澤東的指揮，改向國民黨軍隊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並在佔領貴州北部重鎮遵義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開了遵義會議，其目的是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紅軍一方失敗的經驗和教訓。 參加人員 根據陳雲的文章 2001 年《黨的文獻》第 4 期發表的陳雲 1935 年 10 月 15 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出席遵義會議的人員為： 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以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彭、楊及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了。 中央政治局委員 博古：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總書記）、三人團成員。 周恩來：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中革軍委副主席、三人團成員。 張聞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政府首腦） 朱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革軍委）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總司令 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國家元首） 陳雲：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兼任中共中央國統區工作部部長、兼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政治局候補委員 劉少奇：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主席、紅八軍團中央代表、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鄧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凱豐：中國共青團中央書記，紅九軍團中央代表 王稼祥：中革軍委副主席、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兼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六屆五中全會上，王稼祥到底是當選為由政治局候補委員還是政治局委員？在 1980 年代公開出版的書籍多認為其為政治局委員；在 1990 年代出版的權威著作認定其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到會的除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還有各省的代表 全會補選了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改選了政治局，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紹禹、陳雲、康生、任弼時、張國燾、毛澤東、顧作霖、朱德為委員，劉少奇、王稼祥、關嚮應、鄧發、何克全 即凱豐 為候補委員 中共中央組織部《黨的組織工作大事記》編寫組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版，第 112 頁。稼祥從 1931 年起，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外交部長，1934 年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見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著：《毛澤東、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版，第 135 頁。） 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 劉伯承：中革軍委總參謀長兼紅一方面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 李富春：中革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持總政治部工作、軍委縱隊政委 林彪：紅一軍團軍團長 聶榮臻：紅一軍團政委 彭德懷：紅三軍團軍團長 楊尚昆：紅三軍團政委 李卓然：紅五軍團政委 列席人員 李德：軍事顧問、三人團成員。有發言權，沒有表決權。 伍修權：李德的俄語翻譯。屬於會議的工作人員。 鄧小平：《紅星報》主編，自稱參加遵義會議。（存疑。有資料提示其未列席會議） 劉少文：長征開始前不久到遵義後這幾個月時間，擔任蘇區中央局秘書。擔任遵義會議記錄和秘書工作劉少文：被遺忘的遵義會議參加者 。 其他人員 董振堂：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在會議快結束時，才到場與會。出處為 1957 年 3 月 6 日遵義會議紀念館第一任館長孔憲權帶著資料員國瑞臻赴北京採訪時楊尚昆的回憶。1980 年代初李卓然談到，在 1935 年 1 月遵義城看到過董振堂並有董振堂與會的印象。 蔡樹藩：紅九軍團政委，周恩來通知其參加會議，但未能赴會。當時紅九軍團擔負掩護長征主力部隊的後衛任務，分駐湄潭一帶，紅九軍團主要領導開會研究後決定蔡樹藩、羅炳輝留下繼續指揮部隊，由尹自勇隨凱豐趕赴遵義城開會。 羅炳輝：紅九軍團軍團長，周恩來通知其參加會議，但未能赴會。 尹自勇：紅九軍團黨委委員、軍團青年部長，據 1954 年 6 月 25 日凱豐給尹自勇親屬寫信得知：凱豐與尹自勇赴遵義會議。 董必武：1950 年代遵義會議紀念館的陳列裡被列為與會者。1960 年代，遵義會議紀念館致函董必武辦公室查詢，回覆是沒有參加此次會議。 林伯渠：1950 年代遵義會議紀念館的陳列裡被列為與會者。 經過 遵義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經過三天的激烈討論，會議委託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 圍剿 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等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問題上的主張。 會議決定 改組了黨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 指定洛甫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至支部討論； 常委進行適當的分工； 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朱德為軍事指揮者。遵義會議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並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參加中央軍事指揮的領導工作。 關於鄧小平是否參加過會議的問題：根據陳雲於 1935 年 2～3 月間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清楚記錄：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以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彭楊及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 在遵義會議紀念館的陳列裡，楊尚昆同志提供的遵義會議與會人員 18 人的照片，陳列展出相當長一段時間。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有人提出董老與林老是否參加了遵義會議的疑問。經遵義會議紀念館致函董必武辦公室查詢，回覆是沒有參加。根據有關的歷史資料，也查出林老沒有出席這次會議。這樣，遵義會議的與會人員，便由 18 人減為 16 人。 1958 年 11 月，鄧小平同志來到遵義，在遵義會議會議室向陪同人員談到他出席這次會議的情況，並指出他具體的坐位。事隔幾年，遵義會議紀念館便將小平同志列為此次會議的參加者。文化大革命來了，造反派又將鄧小平同志從遵義會議會議室開除出去。此次會議的與會者又由 17 人變為 16 人。1958 年，參加過遵義會議的楊尚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回答 對此事記不清楚。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在給遵義會議紀念館的覆函中稱 關於鄧小平同志是否參加遵義會議的問題，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材料，無法證明。（鄧小平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位列第六的領導人）。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記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楊尚昆在北京飯店稱七十年代初（楊 1966 年後被監護審查（軟禁），直到 1975 年）曾聽周恩來說鄧臨時做過會議記錄員。八十年代，根據鄧小平（時為實際的最高領導人）的暗示（如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貴州日報》），此後出版的書刊都在正式參加人員名單中增加了鄧小平（如伍修權所著《我的歷程》） 影響及意義 遵義會議解決了紅軍當時最緊迫的軍事問題，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進行了總結，初步確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但是組織上仍保留了親共產國際的勢力，廢黜了博古的總書記職務，以洛甫負總責（中共中央從 1935 年 1 月到 1945 年 6 月沒有選舉總書記或主席，有時為了工作方便對外稱洛甫為總書記到 1937 年）。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用後來的話說，就是 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會址 參考文獻 引用 來源 期刊文章 參見 中國共產黨中央會議列表 Category1935 年中國政治事件 Category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中共中央會議 Category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 Category 貴州民國時期政治 Category 貴州政治會議 Category 遵義歷史 Category1935 年貴州 Category1935 年 1 月 Category1935 年會議 Category1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