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商事合规团队】新《公司法》第三十四条 当变不变，必受其乱——公司登记事项的变更

兰台商事合规团队

基本法条

对比分析：
新《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源于老《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该条规定是公司登记机关股东（变更）登记具有对抗力的法律依据。新《公司法》第三十四条对此做了修订，一方面，将股东（变更）登记扩充到“ 公司登记事项”，扩大了登记对抗事项的范围。另一方面，将不得对抗的范围，从“第三人”调整为“善意相对人”，与《民法典》第六十五条相一致。一般而言，“第三人”是指同一法律关系之外的人。以股权转让交易为例，所谓“第三人”即指股权转让关系中除转让方和受让方之外的任何人；反观“相对人”则是指针对同一法律关系之中一方当事人而言，比如股权转让关系中的受让方，范围相较而言明显缩小。仅就前述对比来看，似乎新《公司法》限定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进一步缩小了不得对抗的范围，明确保护善意相对人对公示信息的信赖，维护交易安全。但就此观点，学术界、实务界亦有反对意见，相反观点认为，新《公司法》中从“第三人”到“善意相对人”的调整，本质上指向是同一的，并不存在对抗范围的变化。


文义分析



关于“相对人”
新公司法规定“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却未明确究竟是谁的“相对人”，那么此处“相对人”具体是指什么人呢？
首先，与“第三人”相比，“相对人”是特定的。民商实体法中的第三人，一般指某一民商法律关系主体之外的人，是不特定的；而“相对人”一般指同一法律关系之中的一方当事人，是特定的。新《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将原来的“第三人”修订为“相对人”，从文义上看，比较容易得出这样的推论，不经登记不能对抗的对象并非不特定的第三人，而是特定的相对人。
其次，公信效力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善意相对人对登记事实的信赖，因此“相对人”应当指基于对权利外观的信赖而与名义权利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善意相对人，即指基于对登记外观信任而做出交易决定的善意相对人。例如在代持股案例中，善意相对人基于股东登记信息与名义股东签订转让股权协议，此时善意相对人基于登记事实的权利外观受让股权，在公信效力的保护范围之内。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据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因此，受让人善意受让股权，受让人取得股权所有权，实际股东则需向名义股东请求损害赔偿。
再如，公司债权人基于已登记的股东信息，要求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名义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此时公司债权人也是基于信赖登记事实而请求权利，也应当在公信效力的保护范围之内。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相对人”其实省略了定语，“相对人”限于公司的相对人，本条仅适用于基于公司登记信息进而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人”，典型的例子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后未及时进行登记，老法定代表人利用相对人对公示信息的信任，以公司名义与其签订了某买卖合同，此时的相对人应当受到公信效力之保护。
关于“善意”
何为“善意相对人”,立法上的认定标准较为分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七条第三款规定，“第一款所称善意，是指相对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相对人有证据证明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决议系伪造、变造的除外。”
概括来看，“善意”的主要特征包括：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进行了合理审查；无重大过失。

实务分析


新《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登记对抗规则，主要应用于代持股场景中。在代持股案例中，一方将股权登记在他人名下，显名股东转让股权，交易相对人能否取得股权？显名股东的非股权交易债权人能否申请执行显名股东名下的股权？公司债权人能否要求显名股东足额缴纳注册资本？本部分将通过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1.显名股东转让股权，交易相对人能否取得股权？
案例一：周某彪与隗某兵、黄某煌股权转让纠纷【(2023)鄂13民终1463号】
案件事实：周某彪作为某石业有限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公司股东隗某兵达成股权代持合意，将其持有的某石业有限公司8%的股权登记于隗某兵名下。隗某兵在周某彪明确表示不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况下，与黄某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诉争股权转让给黄某煌。目前登记备案信息为：黄某煌51.7%，郝世县35%，陈幼华13.3%。周某彪请求确认该转让行为无效。
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隗某兵的转让行为是否有效，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认定：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一，关于股权转让是否善意的问题。黄某煌是案涉股权的受让人，在受让案涉股份前，并不是某石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或者管理人员，即使某石业有限公司对隗某兵代持股份情况清楚，也不能据此推定黄某煌在受让案涉股份时，知道隗某兵无权处分登记在其名下的案涉股份。周某彪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实黄某煌知道隗某兵对案涉股份无处分权，且在受让股份时存在重大过失，故黄某煌可认定为善意。二、关于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本案转让的标的物是公司股权，某石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议定转让价格为3000万元。同时，隗某兵持有的某石业有限公司40%股份中，除周某彪享有8%之外，还包括隗某兵在内等其他8人的股份，其他实际出资人均同意转让各自股份及转让价格3000万元起步的协议。周某彪在上述股份转让完毕之后，虽然提出以6000万元购买某石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但不能据此认定上述股份在转让时的价格不合理。
案例分析：通过上述案例可知，在代持股案例中，善意受让人出于对股权登记的权利外观的信赖，同意进行交易，应当受到公信效力的保护。而遭受损失的实际权利人应当向名义股东请求赔偿。
2.显名股东的非股权交易债权人能否申请执行显名股东名下的股权？
案例二：李某某、鄢某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2022)豫民终106号】——显名股东的债权人非基于案涉股权交易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事实：鄢某委托来美鑫公司以其名义代为持有格尔小额贷款公司的30%股权。格尔小额贷款公司工商登记显示来美鑫公司为格尔小额贷款公司的法人股东，持有该公司30%股份。随后格尔小额贷款公司向鄢某出具出资证明书，证明鄢某享有该公司的股权。
在执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行诉来美鑫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担保纠纷一案中，债权人李某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及公告变更成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来美鑫公司持有的格尔小额贷款公司30%股权及其派生权益被冻结，期限为三年。案外人鄢某不服，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基本原则，相对人基于登记外观的信任所作出的交易决定，即便该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亦应推定该权利外观真实有效，以保证相对人的信赖理由，维持交易安全。但此处“相对人”应指基于对登记外观信任而做出交易决定的第三人。本案中申请执行人是案涉股权登记权利人来美鑫公司金钱债权的执行人，并不是以案涉股权为交易标的的相对人。此外，隐名持股本身并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明文禁止，鄢某作为隐名股东持有格尔小额贷款公司案涉股权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因此支持鄢某排除对涉案股权执行的要求。
二审法院观点与一审法院不同，认为：鄢某为隐名投资人，为隐名股东，而来美鑫公司为公示的显名股东。股权外观主义原则是判断股权权属的基本原则，依法进行登记的股东具有对外公示效力，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不能以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约定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主张的正当权利，当显名股东因其未能清偿到期债务而成为被执行人时，其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股权强制执行。因此，鄢某不能以其与来美鑫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对抗申请执行人李某对涉案股权的强制执行。
案例分析：上述案例中，河南高院支持了申请人的强制执行诉求，实际上认同了非基于信赖权利外观进行交易的债权人也可申请执行显名股东名下的股权。同样持有此观点的判例还包括(2021)豫民终491号、(2021)晋民终59号、(2020)赣民终997号等。然而，司法实践中，对此亦有不同看法，有的判例处理方式与本案一审法院一致，否定了非基于信赖权利外观交易的债权人的强制执行申请，如在(2020)甘民终490号判决书中，甘肃高院认为“善意第三人基于对权利外观的信赖而与名义权利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受法律优先保护，而本案是李某与名义股东张某1因借款关系等而形成的一般债权，并非基于信赖权利外观而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善意第三人，故其债权请求不能受到优先于实际权利人郑某的保护”。可见，实践中对非基于信赖权利外观的债权人能否受到优先于实际权利人的保护仍存在不同意见。
3.公司债权人能否要求显名股东足额缴纳注册资本？
案例三：李智、安徽施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2023)皖18民终2354号】
案件事实：晏某虎在施德公司所持有的35%股权，为实际投资人，该股权原为李某代持，后按照晏某虎指示转给田某军。申请人杨某龙申请执行施德公司六十余万，执行二十余元后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随后申请人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公司发起人、股东王某斌、李某、田某军为被执行人。李某认为自己只是曾代晏某虎持股，从未参与该公司经营决策，未对该公司做过任何投资，也未从该公司接受过任何报酬或收益，不应被追究法律责任，为此，李某诉至一审法院。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诉讼的背景系案外人杨某龙在申请执行施德公司相关款项过程中，向法院申请追加包括李某在内的施德公司发起人、股东为被执行人。在此背景下，李智以其系代晏某虎持有施德公司股权为由提起本案确认之诉，其根本目的显然是为了规避其作为施德公司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发起人及原始股东可能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一审判决据此认为李智的诉请有规避执行之嫌，对其诉请不予支持，所作处理并无不当。
案例分析：显名股东在对外的工商登记信息中登记为公司股东，如果该显名股东所持股份存在出资不实情形的，那么公司债权人可根据工商登记的股东信息要求显名股东在出资不实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显名股东仅以其是代持人，没有出资义务为由进行抗辩，难以得到法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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