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增加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退出途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下的受损害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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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小股东权益保护上引进了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时受损害股东享有股份回购请求权，即公司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上述规定针对控股股东滥用权利的情形，为非控股股东提供了退出公司的途径，有利于加强法律对非控股股东的保护。 

本文聚焦于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对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下中小股东回购权的规定，对新法变动进行研究和解读。

*本文对任何提及“原《公司法》”的表述应解释为“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公司法》”的表述应解释为“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01
新增中小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

*图中阴影删除线部分为删除的内容，标红部分为增加或修改的内容。

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在原《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异议回购请求权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款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情形下的中小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同时增加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异议回购请求权。而实践中，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

一方面，控股股东滥用权利通常导致公司成为直接利益受损方，非控股股东只能通过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主张控股股东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非控股股东作为长期持续的间接利益受损方，无法彻底实现及时止损、及时退出公司的商业目的。

另一方面，尽管原《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新《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了股东的司法解散请求权，但只有当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才能行使，且该权利为少数股东权，只有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才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因此，在原有法律体系内，非控股股东缺乏公开转让股权的市场，进而其退出公司的渠道十分狭窄，回购请求权的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新《公司法》新增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情形下受损害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规定，丰富了中小股东通过回购方式退出公司的路径，为中小股东权益受侵害但退出无门提供了新的司法救济途径。


02
新增中小股东回购请求权的两大适用要点

（一）侵权主体要件限定为“公司控股股东”

不同于原《公司法》第二十条和《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股东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抽象利润强制分配请求权所要求的行权前提是“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受损害股东行使股份回购请求权的前提是“公司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

新《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五条对“控股股东”的认定规定了两种标准：第一，相当数量标准，即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东；第二，实际控制效果标准，所谓“控制”是指具有指示或控制、影响公司的管理和政策之方向的力量，即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低于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公司法》将原《公司法》“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表述改为了“超过百分之五十”，即删除了“以上”所蕴含的包含本数的法律意义，据此，出资额或股份占比刚好为50%的股东便不能当然被认定为控股股东。

在实践中，若滥用股东权利的股东在持股比例上直接体现为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则原告方一般容易举证。若其持股比例不满足上述形式要件，实践中少数股东控制公司的手法五花八门且通常较为隐蔽，这就要结合具体个案的不同情况并辅以举证规则进行判定。

具体而言，建议可以结合以下因素综合认定：第一，是否通过公司章程、协议或者其他安排明确公司控制权，对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第二，参与和决定公司经营决策的实际情况；第三，对公司管理层成员选任的决定性影响等。

（二）“滥用股东权利”的具体认定

新《公司法》虽未明确“滥用股东权利”的具体情形，但是结合最高法的观点以及司法实践，或可对其具体认定提供一定参考。

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九民纪要》）第九条规定，“《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滥用行为，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有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等。”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申1080号案件中进一步指出上述三种情形的含义，即，“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有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等。人格混同体现在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过度支配与控制表现为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资本显著不足则是公司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所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匹配。”[1]（因本文篇幅有限和主题侧重，有关上述三种情形的具体研究可参考《公司人格否认之“人格混同”实务研究》；《公司人格否认之“过度支配与控制”实务研究》；《公司人格否认之“资本显著不足”实务研究》）

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一书针对《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规定的抽象利润强制分配请求权的行使列举了三种可以认定为“滥用股东权利”的常见情形，并附上兜底规则，包括：①给在公司任职的股东或者其指派的人发放与公司规模、营业业绩、同行业薪酬水平明显不符的过高薪酬，变相给该股东分配利润的；②购买与经营不相关的服务或者财产供股东消费或者使用，变相给该股东分配利润的；③为了不分配利润隐瞒或者转移公司利润的；④滥用股东权利不分配利润的其他情形。[2]（因本文篇幅有限和主题侧重，有关上述四种情形的具体研究可参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实务研究》）

由于实践中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情形需结合个案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和综合判断，因此笔者结合以上最高法观点及研究，并结合目前原《公司法》施行阶段的司法实务情况，对实践中典型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具体情形，整理如下：

1.人格混同，主要体现在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混同且无法区分。

例如在吴钦坚、广州市番禺物业经营有限公司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案号：(2022)粤01民终9916号】中，二审法院认为，商翔公司使用股东吴钦坚、陈木和、詹宝宏和詹晓玲等个人银行账户收取公司经营所得，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款项转入商翔公司银行账户，事实上无法区分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吴钦坚等股东随意将经营所得用于偿还借款或进行分红，均构成对商翔公司应有独立意思及独立财产的否定，吴钦坚的上述行为构成滥用股东权利。[3]

2.利用控股股东地位使公司为其个人或关联方债权提供担保或者代为偿还个人或关联方债务。

例如在全统永和（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与赵静静买卖合同纠纷案【案号：(2021)沪01民终7262号】中，二审法院认为，吴胜华利用其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者的身份，长期持续性地将永和公司收益归入自己收益，将个人债务计入永和公司债务，并将公司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的行为，构成滥用股东权利。[4]周苏湘等与杨静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案号：(2021)京民申2737号】中，再审法院认为，周苏湘自认将北京华油公司不低于1000万元的资产转移到交行离岸账户，再通过案外人换汇，将上述资产转移到其本人及其爱人姚晓雯的账户，并用于理财、为其夫妻共同所有的房产还房贷等用途，该行为已构成滥用股东权利，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5]

3.篡夺公司机会，即控股股东利用其股权上的优势条件实现对公司商业机会的掠夺。

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司交易前利用其提前知晓的信息直接截取商业机会；利用资本多数决，否决该商业机会，后续为已所用；与董事勾结，交易前消极准备，怠于履行义务，暗中阻挠，使得商业机会流失。例如在林承恩、李江山、涂雅雅损害公司利益纠纷案【案号：(2012)民四终字第15号】中，一审法院便认为李江山利用对公司和全资子公司的有效控制，剥夺了属于该公司的商业机会，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因此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6]

4.不履行或消极履行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义务，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

例如东莞市晟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袁杰荣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案号：(2021)粤1972民初7182号】中，一审法院认为，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解散事由已经出现，袁杰辉和袁杰荣作为公司股东，应负有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义务，其怠于行使清算义务已构成滥用股东权利行为。[7]

5.拒绝派发利润，损害其他股东资产收益权。

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司账户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肆意提起和通过年度不分红的股东会决议；以“奖金”“福利”等方式给予部分股东超额工资待遇，变相分配利润，再以公司账户资金紧缺为由拒绝分配其他股东股息。例如邹继德与吉林省中力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白城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案号：(2019)吉08民终1057号】中，二审法院认为，公司在经营中存在可分配的税后利润时，虽然没有依法经股东会议审议作出具体的分配盈余决议，但是董事会做出决定并执行，部分股东已经变相分配了公司利润，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实体利益，其矛盾已非公司自治所能解决，此时若司法不加以适度干预则不能制止权利滥用，亦有违司法正义。[8]王双燕、徐州市捌捌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案号：(2020)苏0303民初5264号】中，一审法院认为，在2020年8月27日股东会上，卢伟光、韩猛提议或同意自2020年开始不向股东分配公司利润，但未对原告公开财务报告，亦拒绝原告行使查阅财务账簿的法定权利；2020年10月3日的股东会上，卢伟光、韩猛重申不向股东分配公司利润的决议，但同时以向其二人派发奖金的形式变相在排除原告之外的股东之间分配公司利润。卢伟光、韩猛的上述行为系通过二人的持股份额控制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以达到不向原告分配公司利润的目的，构成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向原告分配利润，造成原告的股东权益受损。[9]

6.通过关联交易、低价转让公司资产等手段造成其他股东股权贬值。

例如在刘婧、茅晓晖等与王昊、段玲追偿权纠纷案【案号：(2019)沪民终395号】中，王昊和九位上诉人设立关联公司即江苏圣奥公司，将上海圣奥公司、山东圣奥公司的资产以明显低价转让给江苏圣奥公司，再将江苏圣奥公司股权高价对外转让。二审法院认为，这直接导致石光强在上海圣奥公司、山东圣奥公司所占股权明显贬值的损失，王昊和九位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滥用股东权利对石光强合法权益的共同侵权，应当对石光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0]

7.通过召开股东会变更出资期限等事项损害股东自益权。

在倪栎言与上海潮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案号：(2020)沪0109民初20103号】中，一审法院认为，出资期限提前涉及到股东的期限利益，涉及到对股东自益权的处分，应由全体股东通过协议的方式予以约定处分，而不应由股东会通过多数决的方式予以任意变更，否则将构成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11]    



03
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时受损害股东或享有不限于回购权的多重救济权利



新《公司法》在“禁止股东滥用权利”的原则下，规定了受损害股东的三种救济权利，分别是损害赔偿请求权、股份回购请求权，以及抽象利润强制分配请求权，三者保护的法益存在重叠，但又各有侧重。

其中，原《公司法》第二十条（新《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实际上规定的是在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的特殊侵权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请求权前提为产生了“损失”，立法目的在于弥补由于滥用股东权利造成的损失。

《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是规定，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情形下，受损害股东无具体分配方案也可诉请利润的救济权，请求权前提同样为产生了“损失”，立法目的同样在于弥补由于滥用股东权利造成的损失，即公司应当“分配利润”。

而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是赋予有限公司非控股股东权利保护的一大利器，针对控股股东滥用权利的情形，为非控股股东提供了退出公司的途径，请求权前提为“利益”受损，法益保护范围不限于可量化的“损失”，例如资产收益权（自益权），还包括知情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参与管理权（共益权）。可以理解为，本条与《公司法》第二十条（新《公司法》第二十一条）是在行为性质相同的前提下，依据情节严重程度逐级叠加法律后果的立法模式。

综上，当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时，受损害股东可提起利润分配之诉，若无法填平损失，同时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新《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请求滥用权利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当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时，受损害公司或股东可以请求赔偿，当受损达到“严重”程度时，受损害股东还可以请求公司回购股权。当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仅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例如知情权、表决权），未造成财产损失时，受损害股东仅有权请求公司回购股权。但该规定中损害的“严重”程度应如何认定，新法并无具体规定，还有待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探索和释明。



结  语

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之下，股东会往往被少数控股股东所控制，中小股东的话语权往往被忽视。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是赋予有限公司非控股股东权利保护的一大利器，作为非控股股东用于抗衡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有力机制，将成为非控股股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请求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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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1080号民事裁定书。

[2] 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四）的理解与适用[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

[3]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01民终9916号民事判决书。

[4]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7262号民事判决书。

[5]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申2737号民事裁定书。

[6] 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四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7]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1)粤1972民初7182号民事判决书。

[8]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8民终1057号判决书。

[9]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20)苏0303民初5264号民事判决书。

[10]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沪民终395号民事判决书。

[11]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20103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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