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中】案例解析：最高院发布的十个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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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24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发布了十个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环中争议解决团队仔细阅读了这十个典型案例，并结合《中国仲裁司法审查案例精析》（由环中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王雪华博士主编并于2024年1月18日上线）中的内容，对十个典型案例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简要梳理，与读者朋友们分享。十个案例的观察意见将分五次发出，本次分享的为案例3和案例4。

需说明的是，标题、案号、基本案情、裁决结果、典型意义部分为最高院发布的原文，环中观察部分为环中争议解决团队对该案例的观察意见。

案例三

明确当事人约定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仲裁条款有效 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外商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

——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大成（广州）气体有限公司与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特83号）

基本案情

2012年8月，韩国大成株式会社与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的企业普莱克斯公司签署《承购协议》，第14.2条约定对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将该等争议最终交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2013年2月，大成株式会社、普莱克斯公司以及大成广州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一）》，将大成株式会社在《承购协议》项下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大成广州公司，大成株式会社对大成广州公司在《承购协议》合同期间内的义务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3月，大成株式会社、大成广州公司共同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仲裁庭认定普莱克斯公司违约并裁决其履行支付义务等。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程序中，普莱克斯公司向仲裁庭提出管辖权异议。仲裁庭于2017年7月作出管辖权决定，多数意见认为案涉仲裁条款约定的开庭地点为中国上海，仲裁地为新加坡，仲裁协议准据法为新加坡法，案涉仲裁条款在新加坡法下有效，并认定仲裁庭对案涉争议有管辖权。2017年8月，普莱克斯公司向新加坡高等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仲裁庭对争议无管辖权。同月，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认为仲裁条款约定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仲裁应理解为仲裁地为新加坡。普莱克斯公司上诉至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2019年10月，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作出二审判决，认定第14.2条约定“在上海仲裁”表明仲裁地在上海，而不是新加坡，但就仲裁庭对争议是否有管辖权等其他争议问题不作认定。为此，仲裁庭出具《中止仲裁决定》，等待中国法院确认案涉仲裁条款的效力。2020年1月，大成株式会社、大成广州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案涉仲裁条款效力。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承购协议》第14.2条争议解决条款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当事人具有合同约束力，根据仲裁条款上下文及各方当事人的解读分析，仲裁地点在中国上海，各方当事人亦确认仲裁协议准据法为中国法律，案涉仲裁条款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事项，并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符合我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认定有效。

典型意义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环中观察

境外仲裁机构（包括外国仲裁机构、我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的问题，在我国引起了长期的讨论和争论。环中争议解决团队在《中国仲裁司法审查案例精析》下册《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例17《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广州作出的裁决为涉外裁决》（布兰特伍德案）中系统梳理了这个问题，并对包括本案例3（大成产业案）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案件进行了总结。

在该篇文章中，环中争议解决团队梳理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所涉及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的合法性问題；第二，约定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的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第三，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作出的裁决籍属如何确定？逐项分析如下：

1．关于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的合法性

关于此问题，早期学术界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中国仲裁市场是否开放的问题。曾有观点认为，中国仲裁市场并未对境外仲裁开放，因此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不可行。[1]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未见最高人民法院以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违法为由认定案涉仲裁协议无效或拒绝执行案涉仲裁裁决的案例。相反，在大成产业案（本案例3）中，法院明确表示，“仲裁是当事人自愿解决争议的方法之一，就当事人自愿解决争议的实质而言，它不涉及我国仲裁市场是否开放的问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上海自贸区、北京自贸区等相续发文允许境外机构在自贸区设立业务机构，提供特定的仲裁服务[2]，这展现了我国仲裁领域逐步开放的趋势，对于我国积极与国际接轨，加快建设国际仲裁中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约定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的仲裁协议是否有效

针对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的仲裁协议效力，最高院的裁判观点经过一系列的变化，但在2013年之后逐步统一，地方人民法院的观点并未与最高院保持完全一致，但已基本认可境外仲裁机构属于《仲裁法》（2017修正）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3]

在德国旭普林案 （[2003]民四他字第23号复函）中，案涉仲裁条款为“Arbitration: ICC Rules, Shanghai shall apply”，最高院认为该条款并没有明确指出仲裁机构，因此仲裁条款无效。在安徽龙利德案（[2013]民字他字第13号复函）中，案涉仲裁条款约定，因合同发生的纠纷由国际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同时还约定“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Place of Jurisdiction Shall be Shanghai, China），最高院认为该协议选定了明确的仲裁机构，并认定仲裁协议有效。该案当时作出后，在业界引起了较大的轰动。环中争议解决团队在2015年5月26日发布的《复函解读|最高院：约定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上海进行仲裁的仲裁条款效力如何》将该批复评论为“石破天惊之举”。[4]在随后的宁波北仑利成案（[2013]民四他字第74号）中，最高院仍持同样观点。实际上，除最高院的批复外，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 (2004)厦民认字第81号案中认定这类仲裁协议的效力。

此后，极具影响力的两个案件就是本案例3（大成产业案）和前文提及的布兰特伍德案。2020年6月，在大成产业案中，上海一中院明确了此类案件不涉及我国仲裁市场的对外开放问题，并将《仲裁法》（2017修订）第十六条中的“仲裁委员会”宽泛解释为“仲裁机构”。2020年8月，在布兰特伍德案中，广州中院明确此类仲裁裁决属于涉外裁决，而非外国裁决。

不过，根据我国《仲裁法》（2017修订）第十条的规定，仲裁委员会应指根据《仲裁法》设立的国内仲裁机构。据此，《仲裁法》第十六条所规定的“仲裁委员会”是否可以扩大解释为包括境外仲裁机构，在立法层面仍有待解决和完善。尽管如此，正如广州高院在裁判文书中所述，以上案件体现出“我国司法在顺应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趋势、弥补仲裁立法不足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3．仲裁裁决籍属判断

明确仲裁裁决的籍属是仲裁裁决获得执行的前提。关于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作出的仲裁裁决籍属判断问题，我国法院曾采取“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非内国裁决”标准以及“仲裁地”标准。[5]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非内国裁决”[6]。部分地方法院曾将此类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7]，也有学者持同样的观点[8]。但是，我国法律本身并未对“非内国裁决”作出任何界定，且我国加入 《纽约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9]意味着我国仅有义务依据该公约执行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而对于非内国裁决并无执行义务。因此，非内国裁决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可能是各级法院在无法对仲裁裁决籍属给出明确答案时的无奈选择,其对于促进我国仲裁裁决籍属认定标准、裁决执行机制的完善并无太大助益。

实际上,我国法律早已在认定仲裁裁决籍属方面进行了引入仲裁地标准的尝试。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国外仲裁机构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属于香港裁决。[10]大成产业案与布兰特伍德案实际上是延续了以仲裁地作为仲裁裁决籍属认定标准的思路。这一认定方式，不仅与国际接轨,确定了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执行机制,更将助力我国成为更具有国际吸引力的仲裁地。


案例四

准确界定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间主管边界  推进体育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上海申鑫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与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上海绿地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一审案号】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3）沪0151民初1673号；【二审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2民终6825号）

基本案情

2019年2月20日，申鑫公司与申花公司及其四名球员分别签署内容相同的《球员租借协议》，协议主要约定申鑫公司租借申花公司球员并支付租借费，并约定双方如有违约，呈报中国足协仲裁，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同年2月25日，申花公司与申鑫公司签署《培训合作协议》，约定了球员出场率及申花公司向申鑫公司支付奖励款的计算方法。因中国足球协会以申鑫公司自2020年起未在足协注册系统中注册为由，出具不予受理申鑫公司仲裁申请的决定，申鑫公司诉至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申花公司支付奖励款、违约金、律师费等。申花公司在一审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球员租借协议》与《培训合作协议》为有机整体，支付奖励款是因球员租借而产生的纠纷，而《球员租借协议》约定违约交中国足协仲裁，故应驳回申鑫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以本案争议属于足协仲裁委受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申鑫公司的起诉。申鑫公司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第一，《球员租借协议》中关于足协仲裁的合意范围不及于《培训合作协议》。《球员租借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明确约定足协仲裁委受理因履行该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本案诉讼请求指向的是申鑫公司保证球员出场率后申花公司支付奖励款的义务和申鑫公司收取奖励款的权利，该权利义务仅受《培训合作协议》约束，不属于《球员租借协议》约定的内容，故足协仲裁的合意范围不包括本案纠纷。第二，足协仲裁委作为足协专门处理内部纠纷的下设分支机构，属于内部自治机构，其裁决权源于成员集体授权，作出的裁决在性质上属于内部决定，依据内部规则产生约束力和强制力即内部效力。申鑫公司并未在足协注册，足协仲裁裁决的强制力存在欠缺。第三，体育仲裁委无法受理本案纠纷。体育仲裁委是依据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新增第九章，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设立的专门处理体育纠纷的仲裁机构，其作出的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纠纷各方之间并未达成体育仲裁委仲裁合意，故体育仲裁委无权受理本案纠纷。该院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审理。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及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设立后首例明确界定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间主管边界的案件。在“依法治体”的新格局下，人民法院准确界定体育协会内设仲裁委、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促进体育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发展，体现了鼓励体育自治，发挥专门机构处理纠纷专业度、及时性等优势，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救济权利和体育纠纷的实质性化解。本案为类案的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更为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提供了司法保障。

环中观察

1．体育仲裁近年来备受关注

2020年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公布孙杨案裁决书，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体育仲裁开始进入我国大众视野。关于该案，环中争议解决团队曾于2020年5月29日发布《它山之石|以孙杨案为视角，一窥国际仲裁游戏规则之交叉盘问》[11]，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阅读。

CAS成立于1984年，此前也曾有当事人向我国法院申请执行该机构作出的裁决。环中争议解决团队在《中国仲裁司法审查案例精析》下册《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例22《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在我国的承认和执行》中就提到了一个案件。该案中，某足球俱乐部与某律师签署了一份法律服务合同，后因足球俱乐部欠付律师费，该律师根据双方约定向CAS申请仲裁，CAS支持了律师的部分请求。随后，律师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CAS作出的裁决，我国法院根据《纽约公约》予以支持。

在该篇文章中，环中争议解决团队介绍了CAS的历史，并对CAS所作裁决的承认和执行进行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CAS作出的裁决是否能够根据《纽约公约》进行执行，存在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只要一项仲裁裁决符合《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12]规定的标准，当事人就可以根据《纽约公约》申请承认和执行，不论该裁决是商事仲裁裁决、体育仲裁裁决还是其他类型的仲裁裁决。但是，CAS裁决出现的时间远远晚于《纽约公约》，且其涉及的范围较广，不仅包括商事争议，还包括赛事纪律性问题等非商事争议。因此，在作出商事保留的法域（如我国），CAS裁决能够根据《纽约公约》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前提是，该裁决属于商事仲裁裁决。

2．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

我国《体育法》在2022年修订时，新增了第九章“体育仲裁”的内容（第91-100条），建立了体育仲裁制度。根据《体育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体育仲裁委员会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组织设立。2022年12月22日，国家体育总局第2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和《体育仲裁规则》均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2023年2月11日，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正式在京设立，并于2024年1月公布了第一批仲裁员名单

根据《体育法》九十二条的规定，体育仲裁的纠纷范围包括：（1）对体育社会组织、运动员管理单位、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按照兴奋剂管理或者其他管理规定作出的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禁赛等处理决定不服发生的纠纷；（2）因运动员注册、交流发生的纠纷；（3）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其他纠纷。《仲裁法》规定的可仲裁纠纷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不属于体育仲裁范围。

根据《体育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提起体育仲裁的依据包括：（1）仲裁协议；（2）体育组织章程、体育赛事规则：（3）体育组织没有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或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未及时处理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体育仲裁；（4）对相关单位处理决定或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处理结果不服的，申请体育仲裁。

此外，与商事仲裁类似，当事人也可以向体育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根据《体育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裁决撤销事由共有七项（包括违反公共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撤销事由中，多数与商事仲裁一致，不过有一项是商事仲裁中没有的，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由此可见，《体育法》修订后，我国建立了多层次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体育行业相关纠纷的审理部门可能包括：体育协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体育仲裁委、法院、劳动仲裁委、商事仲裁委等。根据《体育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环中争议解决团队理解，在判断一项纠纷应由哪个主体来审理时，应首先判断该纠纷是否属于商事纠纷或劳动纠纷，如涉及商事纠纷的，应根据双方的合意和法律规定，由商事仲裁机构或法院审理；涉及劳动纠纷的，应根据法律规定，由劳动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审理。如果该项纠纷不属于商事纠纷或劳动纠纷，而是赛事管理、运动员注册等体育纠纷时，可参考本案例4中法院的观点来判断案件管辖主体，即，“若存在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且该机制可以受理，则鼓励由其解决纠纷。若用尽内部救济仍无法解决争议，或者纠纷各方以仲裁协议、体育组织章程、体育赛事规则为载体呈现申请体育仲裁委仲裁的合意，且争议属于体育仲裁委受案范围，则可通过体育仲裁委解决纠纷”。

正如最高院在典型意义中所述，本案系《体育法》修订及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设立后首例明确界定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间主管边界的案件，对于促进体育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发展，保障当事人的救济权利、实质性化解纠纷，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参见李健：《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仲裁不可行》，载《法学》，2008年第12期。
[2] 2019年8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其中规定：“允许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并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在新片区内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争议开展仲裁业务，依法支持和保障中外当事人在仲裁前和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的申请和执行”。2019年10月21日，上海市司法局发布了《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业务机构管理办法》。2020年8月2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其中规定：“允许境外知名仲裁机构及争议解决机构经北京市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并报司法部备案后，在北京市特定区域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争议提供仲裁服务，依法支持和保障中外当事人在仲裁前和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的申请和执行”。8月30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 (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规定：“允许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并报国   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在区内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投资等领域民商事争议开展仲裁业务”。
[3] 《仲裁法》（2017修正）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4] 环中争议解决团队：《复函解读|最高院：约定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上海进行仲裁的仲裁条款效力如何》，载环中商事仲裁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bfdG8aOFjS7uSTJgUz-LmQ，访问时间：2024年2月29日。
[5] 高晓力：《司法应依仲裁地而非仲裁机构所在地确定仲裁裁决籍属》，载《人民司法（案例）》，2017年第20期。
[6] “非内国裁决”的概念源于《纽约公约》第一条关于“It shall also apply to arbitral awards not considered as domestic awards in the State where thei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are sought”（本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经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亦适用之）的规定。
[7]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4）锡民三仲字第1号裁定。
[8] 赵秀文：《论非内国仲裁项下的浮动裁决与<纽约公约>项下的非本国裁决——兼论旭普林公司案项下ICC裁决的性质》,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16卷第1期。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第一条规定：“根据我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声明，我国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该公约与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有不同规定的，按该公约的规定办理。对于在非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需要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按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办理。”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做出的临时仲裁裁决、国际商会仲裁院等国外仲裁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安排》的规定进行审查。不存在《安排》第七条规定的情形的，该仲裁裁决可以在内地得到执行。”
[11] 环中争议解决团队：《它山之石|以孙杨案为视角，一窥国际仲裁游戏规则之交叉盘问》，载环中商事仲裁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oK0HQnwzS8LBr8rMmMTaDQ，访问时间：2024年3月5日。
[12]《纽约公约》第一条第一款 “因自然人或法人间之争议而产生，且在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其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者，也适用本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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