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电捷通诉苹果判赔14亿最高院判决书

2021年12月30日，陕西高院作出（2016）陕民初10号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停止销售相应型号的手机电脑、赔偿西电捷通14284.0608万元，合理开支人民币50.9958万元等。
2022年12月30日，最高法院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终817号判决书，撤销陕西高院（2016）陕民初10号民事判决第一、四项，即：苹果公司无需停止销售相应型号的手机电脑；维持陕西高院（2016）陕民初1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五项，即苹果公司仍需赔偿西电捷通14284.0608万元，合理开支人民币50.9958万元的决定。
2024年2月21日，最高法院公开了多达6.6万字的（2022）最高法知民终817号判决书，超出了公众号单篇文章5万字的上限，因此约1.6万字转为图片发布。
自2015年双方谈判破裂，2016年西电捷通起诉苹果；
2017年双方在第八届专利年会上正面冲突；
（2017年9月5日 专利年会片段）
至一审2021年底判决，二审2022年底判决，
耗时近七年，
不得不说，专利真是有钱人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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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最高院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最高法知民终8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彼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璞，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缑正，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曹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宏，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北京市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西安市某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法定代表人：董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女，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原审被告西安市某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6）陕民初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于2022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8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于2022年10月26日询问当事人。上诉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璞、缑正到庭参加了开庭和询问；被上诉人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宏、王嘉到庭参加了开庭和询问，法定代表人曹某到庭参加了询问；原审被告西安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到庭参加了开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为：
（一）原审存在程序违法，应当依法发回重审。
1.关于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告知程序。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属于审判人员，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审判委员会委员身份，当事人有权依法申请回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第7条也要求各级法院，对于“依法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当向当事人宣布审判委员会委员名单，并询问当事人是否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申请回避”。原审程序中，原审法院未告知审判委员会委员相关信息，且审判委员会成员发生过多次变动，但均未通知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导致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知情、申请回避等相关诉讼权利被剥夺。
2.关于审理范围和诉讼主体。（1）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主张的侵权行为和原审判决最终认定的侵权行为不同，原审法院对其创立的新的法律关系及最终认定的侵权行为并未释明，也未进行必要听证。（2）基于原审判决所认定的所谓侵权事实，本案的适格被告本应是美国某甲公司，而非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美国某甲公司至少应被追加为本案的共同被告。
（二）原审判决认定被诉侵权产品并非“获得专利许可的产品”，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上，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一直与美国某甲公司签订有2028年到期的《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以下简称专利许可合同）、《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补充合同（一）》（以下简称补充合同一）、《专利许可合同补充合同（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二），双方时至今日仍一直在该许可合同框架下协商解决许可费纠纷，并已有生效的仲裁裁决。然而，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却在协商过程中单独针对销售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发起侵权之诉，涉及专利许可合同所包含的专利号为02139508.X、名称为“一种无线局域网移动设备安全接入及数据保密通信的方法”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以期倒逼身为被许可方的制造方接受许可费条件。
1.原审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已经记载了专利许可合同的授权期限至2028年12月8日截止的事实，却在“本院认为”部分否认被诉侵权产品在诉讼期间处于被许可状态，自相矛盾。2.“无许可费、则无许可”与“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从2015年许可费谈判开始至今，美国某甲公司一直在履行合同义务，因此专利许可合同一直处于生效状态，被诉侵权产品也一直是被许可的产品。3.原审判决认定被诉侵权产品并非“获得专利许可的产品”违反了“同案同判”的审判原则，侵害了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信赖利益和合法权益。
（三）原审判决适用的侵权判定标准存在明显错误。1.关于侵权判定标准。针对“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规则”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的在先案例已经明确设定了多个判断要素，其中“实质性作用”是一个关键判断要素。关于“实质性作用”，原审判决的判断标准相较于在先案例被错误地放宽，将实施方法专利过程中使用到的辅助设备的辅助作用也纳入了“实质性作用”，明显缺乏合理性。
2.原审判决适用的错误标准如果适用于后续的其他案件中，会导致现行法律规定被架空。（1）关于专利间接侵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会被架空。电学或通信领域方法专利的实施过程必然涉及各设备中的数据或信息的处理和交互，符合帮助侵权要件的必要设备（或专用零部件）的相关数据或信息必然会在方法专利的实施过程中“一直有（被）参与”，原审判决所设定的侵权判定标准的适用范围明显涵盖且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帮助侵权规定的适用范围。此外，原审判决的侵权判定标准既不要求提供专用设备的行为人有主观过错，也不要求以直接侵权为前提，并且也不要求直接侵权人共同参与诉讼，明显不当。
（2）关于共同侵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会被架空。原审判决错误地否认了在先案例中提出的“完整实施”的判断标准，在涉案专利涉及多个对等的物理实体的情况下，仅由其中一个物理实体的销售商独立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而没有考虑其他物理实体的提供方或控制方。3.原审判决适用的错误审判标准会导致专利权被滥用。原审判决错误地将“与被诉产品相对应的计算机信息（具体是被诉产品的验证证书）在涉案专利的实施过程中始终有参与”作为“实质性作用”的唯一判断标准。采用该错误审判标准，涉及的辅助设备即使仅仅提供辅助功能，也有可能因为其“始终有（被）参与”而被错误认定为具有“实质性作用”，进而导致上述辅助设备的制造商或销售商承担明显不合理的侵权责任。
（四）基于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实践的审判标准，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并不侵害涉案专利权。
1.本案系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应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进行比对。涉案标准采取“预共享密钥方式”或者“证书认证方式”两种平行的可选方式。涉案专利仅涉及证书认证方式，并不涉及预共享密钥方式。因此，采取预共享密钥方式的产品可以在满足符合无线局域网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WAPI）标准的情况下并不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原审法院在没有确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情况下，将WAPI标准与涉案专利草草比对，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2.本案被诉侵权产品并非使用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对涉案方法专利的保护仅限于限制使用涉案专利方法。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就被诉侵权产品仅存在销售行为，而从未单独或共同参与任何与涉案专利相关的使用行为，包括所谓的“固化”行为。可见，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行为并不属于200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十一条所规制的范围，不构成侵害专利权。3.本案中的被诉侵权产品并不符合在先案例中对“实质性作用”所设定的所有判断标准。因此，即使在本案中适用在先案例的“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规则”，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也没有侵害涉案专利权。4.参照与本案相关的“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诉丙公司案”二审判决的审判逻辑，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没有侵害涉案专利权。
（五）原审判决不考虑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实际行为，仅以“销售获利”作为侵害专利权的归责原因，严重违背专利法的法理基础。1.构成专利侵权的行为类型是严格法定的。对于不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范围内的其他类型的行为，即便与实施专利技术方案有关，也不会构成专利直接侵权。2.专利法规制特定行为的法律规则背后，是充分的立法考量和价值取舍，司法实践中应予尊重。3.本案中，原审法院用“销售获利”倒推专利侵权责任，超越了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原审判决明确认定本案中实施“固化”行为的主体是美国某甲公司（实际上是美国某乙公司），而非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对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所承担的专利侵权法律责任，本质上是依据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获利来确定的。这一归责方式显然已经突破了专利法对行为构成要件的要求。
（六）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实施的是现有技术。以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3-2和3-14作为现有技术证据分别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进行比对，结合关于下载证书的公知常识性证据，可以得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无实质性差异的结论。
（七）原审判决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停止侵害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WAPI标准系国家强制性标准，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并无适用基础。对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法律法规采取了特殊规定，尤其是在强制性标准涉及专利的情况下，对专利权人凭借强制性标准必要专利索取许可费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形式和实体限定。
本案中，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从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涉案专利作出具体、诚信的“实施许可声明”，而只是声称其参与撰写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可能涉及其专利，并未载明涉案专利的任何信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诉讼中提交了一份从未向被许可方（美国某乙公司、美国某甲公司等）出示过的2004年第44号《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及相关产品强制性认证的实施的再次公告》（以下简称2004年第44号公告）。
但国家强制性标准由立法机关授权相关行政部门制定，一经公布即具有法的效力。行政部门推迟实施属于对执法阶段的变通，延期实施并不等于取消，也无法改变标准的强制性属性。2004年第44号公告发布于2004年，而本案中用于确定被诉产品构成侵权的标准制定发布于2006年。2004年第44号公告并无提及、也不可能用于两年之后才制定发布的标准。
退一步讲，本案也不满足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支持专利权人停止侵权主张的要件：
1.原审法院认定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元/件的报价未违反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义务，属于认定错误。FRAND原则的核心在于许可费应当体现专利的技术价值和贡献，而非标准化带来的价值。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多家被许可人签订*元/件的许可协议并不能说明专利价值，而更能体现标准化所带来的谈判优势和地位。
2.美国某甲公司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在许可谈判中并不存在明显过错。美国某甲公司在谈判过程中积极回应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报价，提出合理质疑和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某甲公司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就双方的许可费争议及时提出FRAND诉讼以及仲裁程序。双方也依据生效的仲裁裁决在沟通许可费具体确定和支付问题。
3.原审判决认定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许可谈判中不存在明显过错，属于认定错误。首先，原审判决仅仅审查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许可费报价以及其未向美国某甲公司提供权利要求比对表是否违反FRAND原则，遗漏了多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提出的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存在过错的事实和理由，比如：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针对销售方单独提起诉讼并申请禁令，是严重违反FRAND原则的行为，存在过错；捆绑非标准必要专利的行为也是严重违反FRAND原则的，存在过错。其次，就原审法院已经审查的事实，无论是*元/件的许可费报价，还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拒绝提供权利要求比对表、多次拖延回应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技术质疑，都是完全不符合FRAND原则的行为。
（八）原审判决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承担许可费以及惩罚性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而非许可费纠纷。*元/件是51件专利及专利申请的一揽子许可的总费用，不能作为涉案专利这一项专利的许可费用。以51件专利对应的所谓FRAND费率*元/件作为一件涉案专利的许可费基数，于法无据。鉴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与美国某甲公司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2015年以后的许可费谈判过程存在明显的违反FRAND义务情形，无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在许可谈判中是否存在过错，本案都不应当要求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责任。
此外，本案属于侵权纠纷，惩罚性赔偿的基础是侵权人具有“主观恶意”。涉案专利作为实施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必要专利，被诉侵权人并无选择实施或不实施该专利的主观自由，而是必须实施标准，否则便违法。在此情形下，被诉侵权人并无主观实施涉案专利的意思，更不用提“主观恶意”实施涉案专利。原审判决忽略了涉案专利本身属于实施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必要专利的属性，忽略了相关领域实施方的公共利益，错误认定了主观恶意，并错误判罚三倍赔偿，严重影响了包括美国某甲公司在内的本领域标准实施方的公共利益。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辩称：
（一）原审程序合法，不存在应当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的程序违法情形。
1.原审法院并无义务告知当事人该院审判委员会成员及其变更，以及对审判委员会成员申请回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的程序要求，未规定告知审判委员会成员或其变更的程序义务，原审法院也并非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故不存在剥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回避申请权的程序违法之处。
2.原审判决没有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诉讼请求包括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停止销售侵权产品，原审判决判令停止销售行为未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
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为适格被告，不应追加美国某甲公司为原审被告。（1）原审判决的相关表述是指相对于不控制专利方法实施过程的移动终端（MT）用户，固化行为人是责任人，不能被断章取义地理解为美国某甲公司相对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侵权行为的责任人。（2）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既是被诉侵权产品入网许可证的申请者，也是入网许可证的持有者，参与了在被诉侵权产品上标注入网许可标识的制造过程，实施了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明知其未经授权，但仍销售被诉侵权产品。（4）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有权针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制造和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提起诉讼。（5）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以其与美国某甲公司的侵权获益比，判断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或其与美国某甲公司是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没有法律依据。
（二）被诉侵权产品未获得授权许可。
1.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及美国某甲公司没有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专利许可。根据专利许可合同的约定，假如美国某甲公司希望在2014年后继续获得专利许可，应当积极主动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出协商请求。然而，美国某甲公司经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四次催告才勉强同意启动协商，并在此后的谈判中极尽拖延。
2.美国某甲公司未履行仲裁裁决，也没有做出任何想要积极履行仲裁裁决的行动。仲裁裁决作出后，美国某甲公司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仍然始终没有披露相关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量，也没有按照仲裁许可费率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支付任何许可费。
3.虽然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之间存在专利许可合同，但在美国某甲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长达十三年持续违约、拒绝依约支付许可费的情况下，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有权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依法提起侵权之诉。
（三）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和美国某甲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
1.WAPI标准中的预共享密钥鉴别方式与证书鉴别方式均属于必备方案。
2.如何获取证书并不影响对美国某甲公司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证书用于证明实体的身份，无处不在，由相关主管机构制作颁发，发放证书无需获得WAPI许可，涉案专利并不保护移动终端认证证书的获取过程。
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声称固化是美国某乙公司实施的，美国某甲公司没有实施“软件固化”，有悖常识，且与事实不符。（1）本案所指的“固化”显然不是美国某乙公司的“软件固化”或“著作权固化”，而是专利技术的固化。美国某乙公司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获得的许可，是软件著作权许可，而非专利许可。美国某乙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签订的合同也明确约定了第三方客户在将产品进行商业销售时应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签订独立的许可合同。（2）美国某乙公司制造的芯片主要用来存储单播密钥和组播密钥，以及利用这些密钥对通信数据进行加解密，以支持无线局域网保密基础结构协议（WPI）运行，并不用于执行无线局域网鉴别基础结构（WAI），和涉案专利方法没有关系。（3）美国某乙公司是芯片生产商，不是移动终端制造商，美国某乙公司不可能将其芯片加工组装在美国某甲公司的设备中，终端用户也不可能直接使用美国某乙公司制造的芯片自然再现专利方案，因此美国某乙公司制造芯片的行为不是原审判决所指称的“固化行为”。
4.在移动终端中的固化行为构成侵权。
（1）作为移动终端制造商的美国某甲公司通过对其设备中软件及硬件的设置，预控移动终端机械重演涉案专利方法，该行为即是原审判决指称的“固化行为”。
（2）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机械重演涉及移动终端、无线接入点（AP）和认证服务器（AS）三个实体，三个实体的运行过程整体上全面覆盖专利技术方案。其中，启动机械重演的正是移动终端，移动终端设备一经提供给终端用户，终端用户就具备了根据自己意愿自主决定在特定时间自然再现涉案专利方法的可能性，终端用户在使用移动终端设备时，如果启用WAPI功能，就会启动该专利方法的执行，导致专利技术方案的机械重演，而无线接入点和认证服务器事实上是在移动终端启动机械重演后被参与到机械重演中。
（3）涉案专利的发明目的之一是解决现有安全机制中由于移动终端不对无线接入点进行认证，而无线接入点的设置又易于伪造，导致无法有效保障移动终端安全接入这一技术问题。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多个步骤，包括无线接入点和认证服务器之间交互的步骤，都是实现发明目的的步骤。与现有技术中仅由无线接入点针对移动终端进行单方认证相比，涉案专利技术方案提升了移动终端的安全性。从技术角度看，移动终端方获得最大受益。
5.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不仅实施了销售行为，而且实施了制造行为。原审判决的认定符合（2019）最高法知民终147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规则”。
6.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提出的现有技术抗辩不能成立。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逾期提交的证据对本案基本事实不具有证明价值，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也有明显差异。
（四）原审判决判令停止侵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1.WAPI标准是否为强制性标准不构成对“禁令”救济的阻却。WAPI标准被延后强制实施后一直被视为推荐性标准，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为生产制造而申请并获入网许可与涉案标准是否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无关。
2.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是善意许可人，且从未违反许可承诺和FRAND义务。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早在《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颁布实施前十一年就作出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承诺声明，在与美国某甲公司的谈判及具体许可过程中从未违反FRAND义务。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基于专利组合包进行许可既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也是业界的惯例，没有实施所谓的捆绑。
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不是善意被许可人。美国某甲公司及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仅部分履行2010年至2014年的许可费支付义务，但拒绝履行2014年后的许可费义务。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掌握被诉侵权产品的销量及相关账册，始终拒绝披露。相反，美国某甲公司及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索要明显无关且不合理的文件，所谓“协商”均是恶意拖延。
4.苹果电脑上海公司2019年8月9日提出的“履约担保”不能证明其具有“善意被许可人”地位。在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的前提下，所谓“履约担保”本身缺乏正当性，该“履约担保”数额与违约所涉数额严重不成比例，属于以象征性担保掩盖实质性违约的行为。
5.原审判决判令停止侵权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标准必要专利而言，并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禁令”。由于“禁令”并不消除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FRAND许可承诺或其效力，只要“禁令”相对人回归善意，即“自动触发”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许可义务。因此，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并不能依据“禁令”获得市场排除利益。
对于本案而言，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之间存在有效的许可协议，双方只要履行合同即可通过获得许可而解除“禁令”。但美国某甲公司在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已经签订许可协议情形下，仅为履行合同就进行了十三年的“谈判”，在此期间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和美国某甲公司持续实施涉案专利，面对生效仲裁裁决也未展现出履行的善意。在此情形下，对权利人给予“禁令”救济不但合法，而且必须，是遏制标准必要专利反向劫持的有效救济。
（五）原审判决的赔偿数额合理有据。1.以*元/件作为许可费基础合理有据。涉案专利作为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许可的专利包中最为核心的WAPI标准必要专利之一，能够代表整个专利包的许可价值。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对一件和多件专利收取的许可费相同，不具有“捆绑”的动机。在业界的实践中，对任意单一专利估值也是不可能的。2.原审判决确定的损害赔偿合理合法。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对*元/件的报价应明知，继续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具有主观恶意。由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长期侵权带来的不良示范效应，直接导致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无法足额收取应得的许可费。原审判决以低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请求数量的销售量作为赔偿的基础，按照*元/件的许可费乘以3倍计算得到的总赔偿数额合法有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西安某公司述称：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都是针对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西安某公司无关，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11日立案受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起诉请求：
1.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西安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权的行为，立即停止销售侵害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权的多个型号手机产品及平板电脑产品；
2.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针对2015-2017年销售的A型号手机产品中的4000万台，2016-2017年销售的B型号手机产品中的700万台，以及2015-2017年销售的平板电脑产品中的270万台赔偿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经济损失1.5亿元，其中包括合理支出90万元。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保留根据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侵权持续时间内的侵权产品实际销售数量对所遭受的直接损失或间接损失增加索赔金额或另案索赔的权利；
3.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西安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创立于2000年9月，是全球领先的网络与信息基础架构安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十余年来持续致力于通信网络空间构建所必须的基础安全技术创新。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核心研发领域之一就是无线局域网（WLAN）的基础安全问题。在长期投入研发的基础上，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于2002年11月6日申请涉案专利。除上述核心专利外，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还持续投入研发了一系列与WLAN安全相关的技术，并经过大量测试和产业化应用研究，成为WLAN基础安全技术领域全球仅有的两个标准中的新一代更加安全的成熟技术。
与目前普遍使用的IEEE802.11i（Wi-Fi标准）安全技术相比，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技术很好地解决了基础性的链路层（和接入层）的安全问题，使得此前容易发生的安全隐患（如用户信息被窃听、截取，或者传输数据被修改，诱骗接入假冒网络，网络被盗用或栽赃等）得到了很好的防范；同时，其在技术方面的客观优势使WLAN具备了更加安全、更易管理、更具业务增值点的能力，故在当前的新一代宽带无线网络建设中呈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技术从2003年起即成为我国无线局域网产业广泛采纳的标准，为终端设备制造商等从业者所采用。除了在国内的广泛应用之外，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还长期作为ISO/IEC中国国家成员体代表团主要成员参加相关国际会议，持续努力推动使其技术成为国际标准。自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涉案专利技术投入产业化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并更加受到政府和各界重视的今天，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所创新的包括涉案专利在内的网络基础安全技术更加展示出强大生命力。
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西安某公司作为美国某甲公司移动通信设备和平板电脑的销售商，通过其销售的A型号、B型号手机产品以及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实施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上述专利。上述侵权行为具体体现为：
被诉侵权产品A型号、B型号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中具有WAPI功能，在该手机和平板电脑接入WAPI网络时，就必然实施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从而落入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构成对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涉案专利权的侵害。
同时，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还通过与其实际控制方美国某甲公司共同进行被诉侵权产品的研发、测试、生产制造、检测等行为，直接实施了西安某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涉案专利。经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反复交涉，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拒绝就使用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专利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反而以各种理由恶意拖延，拒绝支付相关费用。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认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西安某公司长期、大规模、故意实施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基于涉案专利权而享有的合法权益，主观恶意明显，导致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大量投入而产生的知识产权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原审辩称：
（一）涉案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与WAPI标准不一致，并非标准必要专利。涉案专利的“标准必要性”是判定本案侵权是否成立的必要步骤。在进行对标分析时，应将标准中包含的技术方案作为产品实际实施的方案，判断标准技术方案是否构成对相关权利要求的侵权。对于方法专利而言，相关比对应当将技术方案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判断，不能仅仅简单比对单个特征步骤，而要综合考虑各步骤之间的逻辑关系，确定相关专利的保护范围。
涉案标准的实施步骤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相应实施步骤不同：
1.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缺少WAPI技术方案中“鉴别激活请求”这一必要步骤，因此与WAPI标准所提供的安全接入的技术方案不一致。WAPI技术方案中需要通过由鉴别器实体（AE）向鉴别请求者实体（ASUE）发送“鉴别激活请求”来发起整个证书鉴别过程，而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直接由移动终端发送“接入认证请求”开始认证。说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WAPI标准中的证书鉴别过程存在本质区别，是不同的技术方案，WAPI标准的执行不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2.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具体执行步骤与WAPI标准不一致，具体而言，当移动终端的证书为错误/非法时，WAPI标准中的ASUE在接收到“接入鉴别响应分组”后直接解除链路链接，不再对无线接入点的证书的结果进行判断；而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却无论移动终端的证书是否为错误/非法，都会执行“步骤六，移动终端MT对接收到的无线接入点AP证书认证结果进行判断”。因此，涉案专利与WAPI标准涉及的技术方案存在区别，涉案专利不构成标准必要专利，被诉侵权产品在实施WAPI标准时并不实施涉案专利。
（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不侵害涉案专利权。
1.本案涉及合法有效的专利许可合同，被诉侵权产品是获得专利权人授权的产品，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针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缺乏侵权诉求基础。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于2017年7月11日提交《涉嫌侵权产品型号清单》共涉及32款产品，均属于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许可的产品。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于2010年签订了专利许可合同、补充合同一、补充合同二，许可期限截止2028年12月8日，许可范围包括被诉侵权产品的使用、销售、许诺销售；约定了截至2014年止的许可费，并约定2014年之后的许可费另行协商。因此，在不存在任何许可合同终止或解除的情形下，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针对被诉侵权产品的侵权主张无法成立。
（1）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签订的专利许可合同仍处于有效期内。双方对于该许可合同的许可期限没有分歧，只是在就2014年之后的许可费问题进行协商；双方协商期间并未发生协议中约定的合同解除或终止情形，专利许可合同依然合法有效。
（2）被诉侵权产品为上述许可合同项下的被许可产品。基于专利许可合同第3.1条和第17条，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授予了使用、销售和许诺销售这些产品的许可，故所有被诉侵权产品均为获得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包括涉案专利在内的WAPI技术许可的产品。
（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基于专利许可合同存在有效的不侵权抗辩。因被诉侵权产品为生效许可合同项下的被许可产品，即便专利权使用费未支付或由双方另行协商，也不能认定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专利，故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许可产品不构成侵权。
2.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不构成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直接侵权行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销售没有实施双向证书认证、保密通信的专利方法，不属于“使用其专利方法”的行为，而且涉案专利为通信方法专利，依照该方法专利无法制造并获得产品。因此，被诉侵权产品不属于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行为不构成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直接侵权行为。
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不构成帮助侵权或共同侵权。无论是专利法下的帮助侵权，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下的共同侵权，都需要以直接侵权的成立为前提。而本案中，使用被诉侵权产品本身并不构成直接侵权。同时也不满足前述帮助侵权、共同侵权所需其他要件。
（1）使用被诉侵权产品本身不构成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直接侵权行为。一是被诉侵权产品未预装实施涉案专利所必须的证书，不可能实施涉案专利。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已认可被诉侵权产品需要预安装移动终端证书才可以实施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而被诉侵权产品中并没有预装移动终端证书。移动终端证书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授权的主体颁发。二是涉案专利需要移动终端、无线接入点、认证服务器三项物理实体共同实施，被诉侵权产品作为移动终端不可能覆盖涉案专利的所有技术特征，不符合“全面覆盖原则”。三是符合WAPI标准的产品并不执行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被诉侵权产品遵循WAPI标准之步骤，而不是与WAPI标准不同的涉案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
（2）被诉侵权产品不构成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下的帮助侵权，不满足该条规定的帮助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一是专利侵权案件中间接侵权的认定需以直接侵权行为存在为前提，而本案中不存在直接侵权行为，因此不可能存在共同侵权或帮助侵权。二是消费者作为实际使用被诉侵权产品的人，使用被诉侵权产品连接WAPI网络时并非以生产经营为目的，本案中不存在直接侵权行为。三是被诉侵权产品及其所安装的WLAN芯片，或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主张的用于实现WAPI功能的模块均存在“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包括通信、拍照、Wi-Fi、蓝牙等，被诉侵权产品不满足“专用产品”要件。四是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被诉侵权产品专门用于实施涉案专利。退一步，被诉侵权产品基于专利许可合同仍为被许可产品，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并不知晓被诉侵权产品构成专利侵权。
（3）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二条规定的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至少包括“直接侵权”和“共同过错”，而本案中不存在直接侵权，因此不存在共同侵权。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直接生产或授权厂商生产无线接入点、认证服务器，且移动终端证书均由认证服务器发放，不可能存在任何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通过授权移动终端证书的发放，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已经默示许可被诉侵权产品使用涉案专利技术。因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责任法下的共同侵权行为。
4.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通过销售WLAN芯片使得涉案专利已经权利用尽，因此被诉侵权产品不构成专利侵权产品。专利权利用尽原则同样适用于方法专利。WLAN芯片由专利权人授权的美国某乙公司售出，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权用尽。无论明示或默示，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美国某乙公司签订的《技术许可协议》（以下简称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已经给予美国某乙公司完全支持WAPI功能的WLAN芯片授予专利许可，因此能够实施涉案标准必要专利。
一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的合同文字已经表明，包含专利许可的所有知识产权许可已经授予美国某乙公司用于生产、销售可能被整合进而满足WAPI标准的WLAN产品。
二是即使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坚持专利许可没有明确写入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中，提供生产、销售符合WAPI标准的产品的技术许可即已经提供了实施WAPI标准必要专利的默示许可，包括涉案专利。
三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对于被许可产品的售后使用限制不能对抗专利权利用尽原则。被许可产品首次售出后的使用限制只能约束合同双方，无法对抗专利权利用尽原则。虽然美国某乙公司有责任通知第三方客户需分别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签署许可协议才能为商业销售的目的使用专利产品，然而美国某乙公司没有权利迫使第三方客户遵守该责任。
（三）“禁令”救济与损害赔偿。
1.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本案中不应获得“禁令”救济。涉案专利为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自行主张的标准必要专利，因此，在协商过程中无权针对其现存的善意被许可人主张“禁令”救济。
（1）在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案件中，仅在被许可人拒绝接受FRAND许可的情况下，才可能给予“禁令”救济。根据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违反FRAND原则无法达成许可协议，且被许可人无明显过错的，人民法院不应当支持“禁令”救济。司法实践中已有的判例均认可给予“禁令”救济的前提在于被许可人恶意拒绝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FRAND许可。
（2）美国某甲公司在协商中没有任何过错，并愿意接受FRAND许可，然而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拒绝提供符合FRAND义务的许可条款，导致双方就2014年之后的许可费用无法达成一致，因此，本案中不应授予“禁令”。
一是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有合法有效的专利许可合同，有效期至2028年，美国某甲公司仍为涉案专利的被许可人。美国某甲公司早在于中国发售第一款产品之前便寻求WAPI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并在几个月内通过协商签订了专利许可合同。美国某甲公司完全信任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声称的其为WAPI标准必要专利所有人，并没有审查被许可专利的必要性和其他相关的不侵权问题，例如权利用尽。
二是在2014年以后的协商中，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突然将许可费提升至20余倍于专利许可合同中支付的数额，甚至拒绝承认专利许可合同的有效性。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单方改变许可费用导致双方延长协商时间，并迫使美国某甲公司重新评估被许可专利的价值。标准必要性和权利用尽问题在重新评估中被提出。
三是尽管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出不符合FRAND原则的要约，美国某甲公司仍积极参与2014年后的协商，没有任何拖延。美国某甲公司尽职参与了多次电话会议并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西安会面。然而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一直拒绝美国某甲公司关于提供与标准必要性和适用专利权利用尽原则相关文件的合理要求，包括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现如今，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甚至不承认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的存在。
四是在2014年后的协商中，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有目的性地避免仲裁条款并针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和某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电子北京公司）提起侵权诉讼并主张“禁令”救济。该行为显然是迫使美国某甲公司接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不符合FRAND条款的要约。五是美国某甲公司根据专利许可合同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支付预付款的行为充分展现了善意被许可人以及愿意接受FRAND要约的意愿。如果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或仲裁庭决定了一个不同的FRAND许可费数额，美国某甲公司也愿意补足之间的差额。但是，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拒绝了该笔支付和美国某甲公司的善意。
2.关于损害赔偿。
（1）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享有合法来源抗辩。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美国某甲公司的经销商，也是独立于美国某甲公司的主体，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的产品来自于美国某甲公司的代工厂，因此享有合法来源抗辩，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纵使法院不支持合法来源抗辩，本案确定的赔偿责任应与FRAND义务一致。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专利侵权案件的赔偿数额应首先根据专利权人受到的损失计算。假设涉案专利是标准必要专利，且被诉侵权产品实施了涉案专利，则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享有FRAND抗辩的权利，并仅需支付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符合FRAND义务的许可费用的损失。
一是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恳请法院允许在FRAND案或仲裁程序中解决FRAND许可费用问题。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于2003年1月7日向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信标委）提交《关于两项国家标准可能涉及相关专利权的声明》。因此，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负有法定义务在FRAND原则下进行许可。根据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FRAND义务是标准必要专利所有人的法定义务，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有寻求确认符合FRAND义务的许可费的权利。针对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违反FRAND义务的行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已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FRAND许可费诉讼，要求确认FRAND许可条件，特别是2014年后的许可费用。因此，恳请法院通过FRAND许可费诉讼确认在需要给予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许可费用的情况下，应该给予的数额。而且美国某甲公司根据专利许可合同第16条的仲裁条款约定，已于2017年5月8日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发送了《关于：启动仲裁程序》的信函。
二是如果本案中要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应主要依据专利许可合同而非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以确定FRAND许可费用。专利许可合同是本案中决定FRAND许可费最好的参照标准。尽管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供了7份专利许可合同，但7份专利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在市场上并不具有相似地位、被许可产品的类型不同、被许可专利不同、许可期限不同。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披露的可能涉及涉案专利的157项许可合同中，许可费从200元人民币到100万元人民币不等，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主张的*元/台的许可费政策背道而驰。
再者，根据FRAND原则，标准必要专利所有人的赔偿应该基于专利技术对产品和终端消费者的贡献。然而，涉案专利提供的WAPI功能和技术效果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用途，也没有使消费者受益。由于WAPI功能在过去的5年中已逐渐在市场上失去价值，许可费用应该显著降低。参考专利许可合同，就某产品，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可以收取的许可费应当遵循双方在专利许可合同中就2010年至2014年许可年费约定的逐年增加*万元的规则而确定，共计*万元。作为善意的被许可人的举措，美国某甲公司已尝试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支付预付费，以期促进解决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之间存在的专利许可费用争议。
美国某甲公司同时明确表示，最终的FRAND许可费用将以仲裁或者法院裁判为准，该笔费用仅为善意的预支费用，然而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仍拒绝了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善意支付。该付款行为不代表对使用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进行认可，只是期望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表达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进行善意友好协商的态度。综上，应驳回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西安某公司原审辩称：
（一）西安某公司代销的产品有合法来源。西安某公司确实代销涉诉的A型号、B型号产品，但产品来自于陕西某电讯零售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电讯公司），西安某公司一般是每一年度与某电讯公司签订《代销合同书》，由西安某公司代销某电讯公司供应的A型号、B型号产品，因此，西安某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
（二）西安某公司对于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侵权无法判断，并不知道被诉侵权产品构成侵权。西安某公司没有能力也不知道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侵害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西安某公司已对供应商的主体资格等进行了审查，只要供应商的产品符合国家、行业各项标准、符合销售条件，西安某公司就已尽到代销商的义务。西安某公司在签订、履行代销合同过程中，从未收到任何有权机关关于产品侵权的认定（裁定）等，从公开正规渠道无法获知上述信息，故西安某公司实际不知道也无能力知道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侵权。根据专利法第七十条规定，西安某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西安某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之间无任何联系。举证期限届满前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西安某公司销售任何平板电脑产品。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供的证据（2015）京方圆内经证字第28644号公证书所涉送检的A型号手机并非在西安某公司购买，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仅仅是在西安某公司购买了A型号手机，但其作为起诉的关键性证据即基于A型号手机作出的WAPI功能性检验报告并不是针对西安某公司销售的手机，换言之，本案与西安某公司无任何联系，西安某公司不是适格被告，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将西安某公司列为被告无法律依据。
（四）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要求西安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不符合公平原则。如果涉案专利已经纳入国家强制性标准，即使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侵害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专利权，在经济赔偿足以补偿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情况下，停止侵权不符合利益平衡原则。另外，与整个手机的价值相比，涉案专利的相对价值也比较小，故请求法院驳回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要求西安某公司停止销售的诉讼请求。
（五）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要求西安某公司承担诉讼费的诉讼请求不合理。西安某公司只是某手机的销售者之一，且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送检的A型号手机不是西安某公司所售，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确定起诉赔偿数额的品类及销售额并非都是西安某公司所销售，西安某公司在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时对于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侵权并不知情。因此，西安某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是一家网络与信息基础架构安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该公司的核心研发领域之一是无线局域网（WLAN）的基础安全问题。
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成立于2001年1月15日，负责美国某甲公司在中国的销售，股东为在爱尔兰注册的外国法人，该爱尔兰公司是美国某甲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企业情况介绍载明：美国某甲公司创立于1976年，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库珀提诺市）。美国某甲公司以其强大的研发能力和独具创新的产品而领军世界IT界。主要产品有计算机，数码音乐播放器和手机。2008年，其财政年度总收入为320亿美元，在全球拥有约40000多名研发、管理及销售人员。
2001年1月15日，美国某甲公司在上海注册了其全资子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并逐渐在北京、广州、深圳、苏州、成都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或办公室，2008年营业额2.7亿余美元。公司下辖销售部、售后服务部、财务部、研发部、人力资源部、公共关系部等部门，员工近500人。中国是美国某甲公司产品最主要的生产基地。目前，美国某甲公司销往世界的90%以上的台式电脑和100%的可移动产品，如手提电脑、数码器及其最新的手机在中国生产。厂家分布在广东、上海及江苏等省份，超过十万名专业技术工人专门从事美国某甲公司产品的生产。
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电信设备认证中心《关于核实部分电信设备进网情况的函》（认鉴字[2018]142号）（以下简称认鉴字142号复函）附件四的12份《售后服务承诺书》显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在《售后服务承诺书》中承诺承担售后服务责任，履行国家规定的包修、包换和包退义务。
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是关联公司，在多个诉讼中共同作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
原审审理中，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确认美国某甲公司一方参与2010年前后谈判的人员为美国某甲公司律师高级主管*、亚洲采购与运营*、美国某甲公司采购总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称其参与专利许可合同谈判的人员包括*、*、*、外部律师*、*。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供了*、*的名片复印件，认为*、*系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工作人员，参与了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许可谈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质证对名片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两张名片最多可以证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接触过。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供了北京高院（2017）京民辖终134号案2017年7月7日开庭笔录，内容显示，“你对某北京和某上海对于专利授权有什么关系”，美国某甲公司等回答“参与了谈判，而且也是FRAND潜在的被许可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辖终144号民事裁定认定某电子北京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美国某甲公司在中国成立的子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美国某甲公司在中国的总经销商，销售美国某甲公司生产的产品。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辖终77号民事裁定认定，“根据双方都认可的事实，三上诉人属于高层管理人员高度重合的关联公司。综合考虑上述证据和事实，可以初步证明，某电子北京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和某贸易上海公司对于进口、销售、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有相应的职责分工，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为被诉侵权产品的进口商和总经销商，某电子北京公司和某贸易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时所收款项去向一致，三上诉人共用同一官方网站且高层管理人员高度重合。可见，本案现有证据能够初步证明，三上诉人具有构成共同侵权的可能性，即高通公司提供的三上诉人构成共同侵权的初步证据已经足以证成一个可争辩的共同侵权行为，至于最终是否构成共同侵权则有待通过实体审查确定。”
（二）涉案专利及技术标准相关的事实
涉案专利申请日为2002年11月6日，授权公告日为2005年3月2日，专利权人为西电捷通通信公司。2015年至2016年，某移动通信产品（中国）有限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先后针对涉案专利向原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均决定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
目前该专利处于合法有效状态。涉案专利共有14项权利要求，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权利要求1，具体内容如下：
“1.一种无线局域网移动设备安全接入及数据保密通信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接入认证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移动终端MT将移动终端MT的证书发往无线接入点AP提出接入认证请求；
步骤二，无线接入点AP将移动终端MT证书与无线接入点AP证书发往认证服务器AS提出证书认证请求；











综上，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权利用尽抗辩不能成立。
2.关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提出的默示许可抗辩
因本案涉案专利为方法专利，被诉侵权产品非专利产品或部件，根据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及其附件内容，不足以认定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美国某乙公司之间的许可内容包括涉案专利。也就是说，不能认定美国某乙公司获得的许可技术可以让美国某甲公司在其系统中未经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许可运行WAPI功能。因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默示许可抗辩不能成立。
（五）西安某公司在本案中的责任
西安某公司并无固化案涉专利技术方案的侵权行为，其对其销售的产品是否获得专利权人许可并不明知，主观上并无过错，且其支付了合理对价。西安某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侵权行为，因此不必承担侵权责任。
（六）本案的FRAND义务审查
1.本案是否应当进行FRAND审查
因涉案专利为标准必要专利，基于标准必要专利系为实施技术标准而必须使用的专利，为了平衡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的利益、促进新技术的推广和实施，标准组织通常要求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在申请将其专利技术纳入某项技术标准时作出FRAND许可承诺。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在作出许可承诺后，其专利因被纳入标准而获得更多许可机会的同时，亦负有按照许可承诺的方式许可标准实施者实施其专利的义务。由此，不仅使针对标准必要专利的侵权判定的逻辑和推理区别于非标准必要专利，亦使专利权人的许可承诺及其履行、标准实施者参与专利许可谈判的行为当然地成为法院在审查和判定被诉侵权人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考量因素。虽然涉案专利已纳入国家强制性标准，存在在中国市场销售手机需要通过WAPI功能检测后办理电信设备入网许可证的情况，但由于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和国家标准委发布2004年第44号公告对涉案标准的强制实施时间后延，就效力而言，涉案技术标准应当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就涉案专利作出了FRAND许可承诺，因此，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适用于本案。本案涉及FRAND审查和FRAND费率的认定问题。
基于合同相对性以及保障谈判双方在诉讼中陈述意见的权利考虑，一般情况下对于FRAND原则的审查和FRAND费率的认定，应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双方即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专利实施者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进行审查和认定。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并非专利许可合同的相对方，因此，对于在本案中是否具备审查FRAND原则的基础和条件，分析如下：
（1）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所签专利许可合同约定，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许可美国某甲公司在测试、制造、委托制造合同产品，和展示、使用、销售、许诺销售、进出口合同产品中实施其所拥有的包括涉案专利在内的与WAPI技术标准有关的51项专利（申请）组合，根据知识产权地域性特征，被诉侵权产品在中国的销售行为已纳入该合同拟给予美国某甲公司的授权许可范围。
（2）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就2015年1月1日之后的许可费的协商所涉许可范围仍为合同中的上述约定。基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所作FRAND许可承诺，实践中普遍存在专利实施者先实施标准必要专利，再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进行许可谈判，如果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许可合同，则专利实施者之前实施专利的行为均被认为自始为经许可而有权使用。反之，专利实施者的行为就处于未经许可擅自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的非正常状态。
（3）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系美国某甲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负责某产品在中国境内的销售。因此，作为美国某甲公司负责中国产品销售、服务的在华关联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销售行为已处于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所签专利许可合同约定的被许可范围内。由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某产品在中国的总销售商，因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完成的是美国某甲公司的业务安排，尽管该销售行为并非由两公司同时完成，但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领域存在共同的意思联络。
（4）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以服务外包方式为母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提供企业管理咨询、财务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其申办电信设备进网许可时向工信部提交的企业情况介绍资料中称“2001年1月15日，美国某甲公司在上海注册了其全资子公司—--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公司下辖销售部、售后服务部，财务部、研发部、人力资源部、公共关系部等部门，员工近500人”。且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参与了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专利许可合同的谈判过程。
（5）美国某甲公司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系关联公司，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派员参与了许可谈判，事实上从事了合同约定的销售行为，并且该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在其他案件中作为一方当事人出现，同时在另案中美国某甲公司及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认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潜在的被许可人。
综上，本案中具备FRAND审查的基础和条件。
2.美国某甲公司在2014年后的FRAND谈判中是否存在明显过错
（1）纵观双方协商2015年1月1日之后的许可费的谈判过程可以发现，在合同约定的提前90天就后期许可费另行协商的期间届至时，美国某甲公司未提出其2015年1月1日之后将不再需要继续获得许可，但其并未按照专利许可合同的约定向权利人发出协商的邀约。
（2）在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发函提出后续许可费协商及其许可费标准报价*元/件之后到2015年5月期间，经双方多次邮件往来沟通协商但许可费谈判没有实质性进展，美国某甲公司频繁更换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对接的工作人员，在此过程中并未及时就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提出的*元/件的报价作出回应。美国某甲公司在后期许可费的协商过程中，并未表现出继续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许可的积极意愿。
（3）美国某甲公司在最初的沟通中从未提出其不再需要获得专利许可或者双方无需继续谈判。但自2015年6月起先后在数封邮件中质疑其继续获得许可的必要性，在已获知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美国某乙公司签订的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附件一第二条内容的情况下，一再要求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继续披露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第五条许可范围的内容，并明确表达了其需要对是否有必要继续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专利许可作进一步论证的态度。这些行为动摇了双方进行后期许可费协商谈判的基础。
（4）关于美国某甲公司质疑其继续获得许可的必要性的理由。签订专利许可合同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美国某甲公司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应当是经过了对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专利组合的必要性的评估和确认后才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签订了专利许可合同。是否需要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专利许可，是作为被许可人的美国某甲公司在2010年7月8日签约之前需要考虑和评估的问题。同时，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附件一第二条的内容足以对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第五条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给予美国某乙公司的“许可范围”即“第三方客户在将产品进行商业销售时（进入流通领域）应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签订独立的许可合同而获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直接许可”给予解释。
对于上述条款内容，美国某甲公司应当能够作出客观的理解和判断。在此情况下，美国某甲公司对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第五条所作猜测没有依据，其坚持要求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披露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美国某乙公司协议第五条内容的理由过于牵强。而且在2014年底前90日内，及2015年6月之前，美国某甲公司并未提出该质疑。这意味着其先作出了不主动谈判的决定，然后才去找寻相应的依据，难谓基于善意与合理预测。因此美国某甲公司存在以此为借口恶意拖延许可谈判的情形。
综上，美国某甲公司在2015年后的FRAND谈判中存在明显过错。
3.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主张的*元/件的费率是否违反了FRAND义务
（1）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供的数份与案外人所签包含涉案专利的专利组合包的许可合同均约定许可费标准为*元/件，原审法院亦查看了数份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要求查看的许可合同，现有证据和文件并未反映*元/件的许可标准存在违反公平、合理和无歧视的FRAND义务的情形。
（2）专利许可合同洽谈过程中，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最初就提出了*元/件的报价，之后双方经过了基于不同某产品销量的讨论和预测，最终删除了*元/件的条款而代之以年度固定许可费，但双方协商达成的许可费数额在此过程中并未变化。根据工信部认鉴字166号复函提供的数据，某产品2009年8月至2010年6月30日（11个月，其中有3个月数据为0）期间领取进网许可标志数量（896920枚）及上传对应关系（738220组）基本反映了同期某产品在华销售数量，而美国某甲公司对该数据当然掌握，正如*于2010年5月12日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发送邮件所称“以上价钱是基于我们的以往销售情况认真估算的”，美国某甲公司显然是基于其签约前的实际销售数量对未来销量的预期评估的2014年以前的年度许可费数额。尽管美国某甲公司在之后的销售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根据2010年双方缔约时的销售情况，实际上很难准确预测到美国某甲公司之后的销售情况。基于此，双方预测的数量及增幅应不会完全脱离某产品在签约前的销售数据和一般的商业规律。
同时，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虽然认为其许可费的数额是一揽子达成，但在陈述中其也认可销售数量是确定许可费的因素之一。作为一般的商业交易，报价与还价并非随意估量的结果，必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与依据，这样才更符合通行的商业惯例。通过对美国某甲公司在双方达成协议时的2010年度左右销售数量与最终许可费的考察，基本接近*元/件。双方在谈判中也只谈到了销售数量这一个依据，并未见到双方对其他计价依据进行讨论。因此，根据盖然性原则进行判断，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所述的*元/件的报价，再乘以双方预测的销售数量及增幅得出许可费的数值，更接近双方在谈判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虽然在本案审理中提出了以WIFI的许可费进行比较的理由，但美国某甲公司在2010年谈判过程中并未提到这个报价依据，同时，根据相关资料显示，WIFI的许可费率与WAPI的许可费率存在较大差别，难以解释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达成的最终许可费的原因。
（3）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于2010年7月8日签订涉案专利许可合同时，对于专利许可合同的特征履行条款之一的手机产品许可费条款仅约定至2014年底，同时约定对于手机产品2014年以后的许可费需另行协商，说明双方在签约之时，对于许可费可能在未来的5年后发生不可忽略的变化或调整已有预见，并约定届时根据美国某甲公司继续获得许可的意愿另行协商确定5年后的许可费标准。而2014年底前后美国某甲公司并未表示不愿再获得许可，因此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出*元/件的报价是符合双方商业预期的行为，并未违反FRAND义务。
因此，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出的*元/件的报价未违反FRAND义务。
4.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针对平板电脑产品2015年1月1日后的许可费提出*元/件的报价以及对美国某甲公司的技术质疑并未实质性回应是否违反了FRAND义务
（1）关于平板电脑的报价。双方在2010年许可合同中的确约定了与手机产品不同的付费数额，但纵观双方的谈判过程，对平板电脑的报价仍然包含在终端的*元/件的范畴内，后期达成的在*万元基础上逐年递增*万元的年许可费的模式是出于商业安排的需要，而非对费率提出了单独的意见。根据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在2014年后的许可费谈判中应当不包括平板电脑产品。但应当注意的是，2014年许可期届满后，美国某甲公司既未依约提出继续许可谈判的要求，也未继续按照合同的约定对其他电子产品（包括平板电脑产品）继续付费，已经违约。在其违约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享有相应的抗辩权，合同约定的许可费对其并不产生当然的约束力，其可以就专利提出新的符合FRAND原则的费率。而且，如前所述，其所主张的*元/件的报价符合FRAND义务，也并未超出2010年许可合同的报价范围。对此，不应视为违反了FRAND义务。
（2）关于美国某甲公司要求的权利要求比对表的问题。由于双方在2010年是经过长期的谈判才达成的协议，根据美国某甲公司的实力及能力，可以推定其应当对是否需要获得许可进行了评估。而且在2014年底前90日内，及2015年6月之前，美国某甲公司并未提出该质疑，可见该质疑并非出于善意。而且，根据本案中对专利技术方案和标准技术方案的技术分析，美国某甲公司的技术质疑并不成立。综上，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未提供更详尽的解释亦未违反FRAND义务。
综上，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2015年后的谈判中并未违反FRAND义务。
（七）本案中应否判令停止侵权
1.停止侵权的判定标准及本案中的认定
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明示所涉必要专利的信息，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协商该专利的实施许可条件时，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其在标准制定中承诺的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导致无法达成专利许可合同，且被诉侵权人在协商中无明显过错的，对于权利人请求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主张，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根据上述规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提出停止实施标准必要专利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依照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在综合考虑相关行业惯例以及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被诉侵权人从事与标准必要专利有关的行为的基础上，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和被诉侵权人在许可协商过程中的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主观过错程度等作出判断，据此认定是否支持专利权人要求停止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的请求。
对于专利权人请求停止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行为的主张，在同时具备以下情形时，人民法院可以予以支持：（1）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就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进行了协商谈判；（2）专利权人履行了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3）被诉侵权人在协商谈判中有明显过错；（4）专利权人对于专利许可谈判的中断没有明显过错。
美国某甲公司在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的谈判中的行为后果及过错，一般而言不应直接由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承担。但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属于未经许可的侵权行为，不具备合法性基础。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涉案销售行为及所售产品类型曾经过许可谈判，而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是美国某甲公司的中国销售商，其同时参与了谈判活动，两公司在多个法律程序中共同作为一方当事人，且其在另案中明确表示其是“潜在的被许可人”。因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美国某甲公司生产的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应该纳入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曾经进行的许可谈判范畴内考量，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作为与美国某甲公司存在紧密联系的关联公司，亦负有一定的谈判义务。如前所述，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在谈判中的行为并非尽到最大善意，亦未采取最有利于谈判的方式与权利人进行协商谈判。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谈判中并未违反FRAND义务，美国某甲公司存在明显过错，因此，应当判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
综上，应当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停止销售侵权产品。
（八）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赔偿责任的认定
1.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赔偿数额
苹果电脑上海公司的销售行为为生产者创造了利润，该侵权行为的可责性并不低于制造专用设备的行为。同时，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了解美国某甲公司与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之间的许可谈判情况，对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提出的*元/件的报价应明知，对于2015年1月1日之后的法律风险应有预见，继续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存在主观恶意。基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就被诉侵权产品在经营运作过程中的分工合作、利益创造及实现过程中的紧密结合、就被诉侵权行为发生的因果关系的不可分割，在本案中审查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在与美国某甲公司就后期许可费协商谈判中向美国某甲公司提出的许可费报价，并作为确定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就其被诉侵权行为应承担的赔偿数额计算依据的参考，具备合理性基础。因此以*元/件的3倍确定为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侵权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
关于销售数量，经分配举证责任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仍拒绝提供其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2018年1月1日至8月20日期间销售涉案侵权产品的相关数量，因此可以将认鉴字142号复函提供的涉案12款移动电话机标志上传对应关系数量作为计算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涉案12款手机产品的数量的依据。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所主张2015年至2017年销售A型号手机产品4000万台，经计算该8款产品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共上传对应关系83828399条，能够确认，扣除2018年1月1日至8月20日期间的上传对应关系数量后，2015年至2017年期间的上传对应关系数量超过4000万台。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所主张2016年至2017年销售的B型号手机产品700万台，经计算该4款产品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共上传对应关系33799339条，按照年平均数进行估算（33799339条/3.75）×2=18026314.1条，能够确认，2016年至2017年期间B型号手机产品的上传对应关系数量超过700万台。
因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就其销售12款A型号和B型号手机产品的行为应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赔偿损失（4000万台+700万台）×*元/件×3=14100万元。
与前述12款手机产品的销售数量的判断同理，在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拒不提供其涉案14款平板电脑产品的销售数量的情况下，认鉴字142号复函提供的涉案14款无线数据终端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的进网许可标志领取数量能够作为确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该部分产品的数量的参考依据。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所主张的2015年至2017年销售的平板电脑产品270万台，经计算该14款产品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共领取进网许可标志749880枚，扣除2018年1月1日至8月20日期间的领取数量（按照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间月度数据“每月17043枚”测算）后，2015年至2017年期间的领取数量约为613536枚（749880枚-17043枚×8=749880枚-136344枚）。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与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提供的上述产品型号与商业名称的对应关系一致，故涉案14款平板电脑产品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的销售数量按照613536台计算。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主张的平板电脑产品270万台依据不足，予以部分支持。
因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就其销售14款平板电脑产品的行为应向西电捷通通信公司赔偿损失61.3536万台×*元/件×3=184.0608万元。
以上两项合计：14100万元+184.0608万元=14284.0608万元。
2.合理开支
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就其主张的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90万元提供了购买被诉侵权产品的发票、公证费发票、被诉侵权产品检测费发票、邮寄送检费发票、打印费发票、翻译费发票、法律服务合同及律师费发票等票据。其中委托代理人合同约定律师费为80万元，已付40万元，以上有票据的合计金额50.9958万元。
合理开支应在确认票据证据关联性的前提下，以实际发生的票据金额为依据计算，法院支持的合理开支应由被诉侵权人承担。因律师费只实际发生了40万元，应当以40万元计算。因此，判令苹果电脑上海公司赔偿西电捷通通信公司合理开支50.9958万元。
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一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销售产品型号为A1586、A1589、A1524、A1593、A1700、A1699、A1691、A1690、A1660、A1780、A1786、A1661的12款手机产品及产品型号为A1430、A1460、A1675、A1652、A1455、A1550、A1600、A1601、A1491、A1490、A1476、A1475、A1567、A1396的14款平板电脑产品；
二、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西安某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4284.0608万元；
三、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西安某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合理开支人民币50.9958万元；
四、驳回原告西安某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原告西安某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西安市某电器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18万元（原告西安某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本院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指定当事人于收到举证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收到举证通知书，于2022年5月6日向本院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于2022年8月2日（本案二审开庭前两日）向本院提交了五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1-1.（2017）京民辖终134号民事裁定书；1-2.（2019）京民辖终100号民事裁定书；1-3.（2018）京民终549号民事裁定书；1-4.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于2017年5月8日向本案原审法院提交的驳回起诉申请书；1-5.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关于本案案由的说明；1-6.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涉案专利许可合同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件编号：HKIAC/A18045）；1-7.苹果电脑上海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某上海愿意提交担保函的说明》。拟证明本案存在有效的专利许可合同，西电捷通通信公司针对苹果电脑上海公司提起的诉讼受有效仲裁条款的约束，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苹果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因专利许可合同而处于被许可范围内，不构成侵害专利权；苹果电脑上海公司为善意的专利实施者。
第二组证据：2-1.（2017）京民终454号判决书。拟证明在西电捷通通信公司以涉案专利主张侵权的其他案件中，法院认定在手机制造过程中实施涉案专利的行为构成侵权，未认定其他行为构成侵权。
第三组证据：3-1.北京国威知识产权鉴定评估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的鉴定意见书；3-2.题为“SecureNetworkAccessUsingRouterDiscoveryandAAA”的文件及中文译文，其中的时间信息显示为2001年11月；3-3.题为“MobileIPNetworkAccessIdentifierExtensionforIPv4”的文件及中文译文，其中的时间信息显示为2000年3月；3-4.题为“TheNetworkAccessIdentifier”的文件及中文译文，其中的时间信息显示为1999年1月；
3-5.对证据3-2的来源进行证据保全的（2016）京长安内经证字第27150号公证书；3-6.对证据3-3、3-4的来源进行证据保全的（2022）京方圆内经证字第8134号公证书；3-7.2001年4月出版的《MicrosoftWindows2000网络安全设计》；3-8.2001年6月出版的《网络连接服务开发人员参考库第4卷：远程访问服务》；3-9.2001年5月出版的《MCSE考前自测-Windows2000NetworkAdministration（Exam70-216）》；
3-10.2002年3月出版的《信息安全新技术》及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具的文献复制证明；3-11.有关证据3-2在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网站上线记录的邮件归档页，其中的相关时间信息显示为2001年11月；3-12.在IETF网站访问“Datatracker”功能显示的证据3-2的历史信息，其中的相关时间信息显示为2001年11月；3-13.2001年3月出版的《电子商务安全技术及应用》；3-14.1998年4月出版的《1997通信学术交流论文集》及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具的馆际互借证明。拟证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为现有技术。
第四组证据：4-1.《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4-2.《2022年WAPI标准产业应用及环境监测报告》；4-3.WAPI产业联盟成员网页截图；4-4.《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4-5.《无线局域网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编号：CNCA—11C—048：2007）；4-6.《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第15号公告－－指定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从事无线局域网产品的认证工作的公告》；4-7.《无线电设备检测服务指南》；4-8.《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4-9.关于WAPI标准已实际上强制实施的相关报道及（2022）京方圆内经证字第10540号公证书；4-10.《2018年WAPI标准产业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