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和衡·温贵和 周敏】隐名股东能否对抗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强制执行申请

隐名股东能否对抗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强制执行申请
作者：温贵和、周敏
荣获德和衡第五届律师实务学术年会三等奖

摘要：关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因金钱债权申请强制执行名义股东的股权，隐名股东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实务中的裁判结果差异较大。司法实践对隐名股东能否对抗名义股东的一般债权人的执行仍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在《九民纪要》中，最高人民法院表达了更加注重保护实际权利人的利益，而谨慎泛化和滥用“商事外观主义”的观点。实际权利人要维护自身权利，不能以隐名股东的身份进行抗辩，而应当重点证明自己对案涉股权享有实体权利和名义股东债权人的交易行为不具有例外保护的特殊性，以期说服裁判者其自身权益更值得保护。

关键词：隐名股东；名义股东；强制执行；商事外观主义

股权代持在商事活动中已经很常见，发生的纠纷之多以致在审判实务中形成了一系列的裁判规则。但是关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因金钱债权（即一般债权，非因案涉股权所产生的债权）申请强制执行名义股东的股权，隐名股东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问题，实务中的裁判结果差异较大。本文通过结合案例研究分析等，以期对该问题的审判思路有所深入了解。

一、案例评析

//（一）执行异议程序中的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在执行异议程序中，法院一般仅依照工商登记机关公示的信息认定权利的归属，不认可隐名股东为权利人，不支持其排除强制执行的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权属纠纷以及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合同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返还执行标的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二）该法律文书系就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除前项所列合同之外的债权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交付、返还执行标的的，不予支持。（三）该法律文书系案外人受让执行标的的拍卖、变卖成交裁定或者以物抵债裁定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应予支持。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如隐名股东以其在另案的生效法律文书排除执行异议的，还需满足该另案法律文书在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之前产生，否则可能不被法院支持。例如，最高院在（2020）最高法民终844号案中，认为一审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于2017年6月8日冻结了付重持有的雨田投资公司10％的股权。2019年1月23日，贵阳仲裁委员会依据贵州雨田公司的仲裁申请，作出（2019）贵仲裁字第0074号裁决书，确认付重持有的雨田投资公司10%股权为贵州雨田公司实际所有。一审法院查封冻结案涉股权的时间早于贵阳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的时间，驳回了隐名股东的异议申请。[1]

故，在执行异议程序中，法院一般只进行形式审查，依照工商登记机关公示的信息认定权利的归属，如隐名股东以其在另案的确权判决提请排除执行异议的，那么该确权判决的时间应当早于案涉股权被冻结之前。

//（二）执行异议之诉中的审查

案外人异议审查标准并非对案外人权利的最终确权，而是为适应案外人异议的形式审查要求而采取的技术判断标准，案外人异议是否成立最终还要靠执行行异议之诉判断。[2]在执行异议之诉的程序中，法院会对实体权利进行实质审查，一般以隐名股东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争议焦点，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理：

1.隐名股东对案涉股权享有的是什么权利，实体权利或债权？

权利性质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决定隐名股东对案涉股权是否足以对抗债权人的执行。经检索分析案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A.最高院在（2016）最高法民再360号案民事判决中认为，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内部代持法律关系的性质分析，代持法律关系其本质属于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受合同法相对性原则的约束，隐名股东就该债权仅得以向名义股东主张，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3]进而认定隐名股东所享有的债权并不优先于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债权，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再99号民事判决书中也有相同的裁判观点。

B.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民事裁定书中却支持了隐名股东拥有的实体权利，认为上市公司隐名持股本身并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明文禁止，林金全作为隐名股东持有山鹰股份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并认定其享有能够排除林长青申请执行的权益。[4]山东省高院在（2020）鲁民再239号民事判决中认为通过执行程序以强制执行方式实现申请执行人取得名义股东的名义股权，并没有法律规定应当优于同时存在的实际出资人的财产权而应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支持了隐名股东对作为实际出资人的财产权。[5]辽宁省高院在（2020）辽民申2469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结合蔺文娟的经济状况、双方所签订的代持股协议、蔺文娟支取500万元的时间，以及银通公司验资时间认定润霖公司在银通公司所有的10%的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蔺文娟，并认定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请求不能优先于实际权利人蔺文娟。[6]

在上述案例中，有的认定隐名股东为实际出资人并对案涉股权享有财产权，有的则认定隐名股东仅对名义股东享有债权。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规定来看，不能简单以登记状态来认定股权归属，不能因此否认实际出资人的权利。笔者无意在此讨论股权属性的复杂问题，但有限公司股权既有财产属性，也涉及有股东资格的人身属性。股权不同于物权，但在对抗力层面似更接近于物权，因此也可以得出股权优先于债权的结论。[7]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登记制度和是否具有人合性的不同，股份公司在登记公示及认定股权归属方面与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一定差异，股份公司并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有全部的股东信息，故是否基于工商登记公示信息所产生的信赖利益需要予以特殊考虑。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予以调整，例如，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虽然林长青申请再审称其是基于对吴俊雄持有案涉股票的信赖，才接受吴俊雄提供担保，但林长青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8]甘肃省高院在（2020）甘民终49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在股份公司的股权与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不一致的情形下，不宜直接认定债权人对登记外观有信赖利益从而应当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另外，从公平公正角度讲，倪某基于实际出资获得的权利应予保护。[9]

在上述案例中，并没有明确隐名股东在享受什么程度的股东权利方能认定为可对抗第三人的实体权益，但笔者认为，隐名股东只有证明其享受更加完整的股东权利的情况下，才能有力佐证其作为实际出资人并实际享有股东权益。

2.申请执行人是否是《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第三人”。

《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名义股东的债权人以上述公司法规定作为主张隐名股东不得对抗债权执行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是否能被认定为上述条文中的“第三人”存在不同的认识：

A.最高院（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名义股东的非基于股权处分的债权人亦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范畴；[10]最高院在（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2017）高法民申943号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4710号及广东省高院在（2017）粤民申158号民事裁定书中也陈述了相同的观点。在（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上述规定中的“第三人”应当是指基于对工商登记而信赖公司具有履约能力，从而与公司进行商业交易的善意无过失的第三人，而不应仅限于基于权利外观的信赖与登记股东发生股权交易的第三人，进一步扩展了“第三人”的范畴。[11]

B.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上述规定中的“第三人”以及“善意相对人”均应是指基于对登记外观信任而作出交易决定的第三人；[12]山西省高院在（2020）晋民终53号民事判决中认为该条文中的“第三人”仅指对诉争股权具有交易基础的买卖交易中的第三人，本案中，被上诉人晋中农行是基于对国瑞轨道公司的一般债权发起诉讼采取的冻结措施，晋中农行并无对诉争股权的买卖交易基础，因此晋中农行并非《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所指向的第三人，[13]山东省高院在（2020）鲁民再239号民事判决书中也陈述了类似裁判观点。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是否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第三人”存在不同的认识，我们应当根据案情的情况综合分析“第三人”的范畴。

从上述案例来看，司法实践对隐名股东所享有权利的性质和名义股东债权人是否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所规定的第三人的两个问题存在截然不同的裁判观点，对两者的保护也存在完全不同的裁判理念。例如，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再4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代持关系本身不是一种正常的持股关系，与公司登记制度、社会诚信体系等制度相背离，股东之间恣意创造权利外观，导致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在给实际出资人提供便利的同时，放任显名股东对外释放资产虚假繁荣信号，给公司的法律关系、登记信息带来混乱，增加社会的整体商业风险和成本，该风险和成本应当由实际出资人自行承担。[14]而有些审判者认为，在强制执行股权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该财产必须是在被执行人的”，对于这种争议，不能适用权利外观主义，而是应确认股权的实际权利归属。[15]

名义股东债权人主要依据商事外观主义要求保护自身的权益；而隐名股东则主张自己作为实际权利人应优先予以保护，且对方并非基于外观主义而发生的债权不应优先于实体权利。在法律的价值上，实际是隐名股东实际权利价值与商事外观主义所体现的交易顺利、可靠、安全的价值权衡，即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与平衡。

二、相关规定的观点
//（一）《九民纪要》关于“商事外观主义”的观点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为《九民纪要》）指明，特别注意外观主义系民商法上的学理概括，并非现行法律规定的原则，现行法律只是规定了体现外观主义的具体规则，……审判实务中应当依据有关具体法律规则进行判断，类推适用亦应当以法律规则设定的情形、条件为基础。从现行法律规则看，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总之，审判实务中要准确把握外观主义的适用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最高院在纠正司法实践中对“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在很多判决书中都将商事外观主义作为原则进行适用。笔者认为，上述意见主张兼顾公平和效率，注重保障实体权利人的权益，避免实体权利被简单适用商事外观主义而侵犯。

在一般交易习惯中，如果一般债权人基于对名义股东的工商登记信赖而进行相关交易，那么债权人有权在交易前要求采取相应的担保措施，即以所信赖的外观登记的股权作为质押等；但债权人并未在交易之初要求提供担保措施，而在执行阶段主张基于信赖而发生交易，该主张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且其应该承担就未采取担保措施的交易行为所产生的风险。故，结合《九民纪要》对外观主义的定义和适用要求，在名义股东的一般债权人与隐名股东之间的利益权衡中，应该更加注意实际权利人的保护，而以“商事外观主义”为例外适用。这也意味着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更加注重查明债权人是否是基于外观登记的合理信赖所发生的交易行为。笔者认为，一般债权人应当就其违背常理的“合理信赖”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观点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股权强制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股权受让人作为案外人所提异议的处理】第2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股权采取执行措施，案外人以其已受让股权为由提出异议请求阻止执行，经审查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1）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在股权冻结之前已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2）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3）案外人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4）案外人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5）非因案外人自身原因未办理变更登记。该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应驳回隐名股东以实际出资人提起异议的申请。但于2021年12月20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1〕20号）删除了上述规定，在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冻结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载明的属于被执行人的股权，并规定“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对被冻结股权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审查。”该规定实际上继承了原来的规定，并未就隐名股东能否对抗债权人的执行申请这一复杂问题进行细化规定。

三、结语

从上述案例的看，司法实践对隐名股东能否对抗名义股东的一般债权人的执行仍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在《九民纪要》中，最高院表达了更加注重保护实际权利人的利益，而谨慎泛化和滥用“商事外观主义”的观点。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滥用“商事外观主义”的情况，在笔者所搜集的案例中，支持保护隐名股东实际权利人权益的案例也相较更少，很多案例并未深究交易行为是否是基于合理信赖等问题。实际权利人要维护自身权利，不能以隐名股东的身份进行抗辩，而应当重点证明自己对案涉股权享有实体权利和名义股东债权人的交易行为不具有例外保护的特殊性，以期说服裁判者其自身权益更值得保护。笔者认为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举证和论述：第一，隐名股东的股权与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债权形成的先后顺序。正如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的观点：根据权利形成的先后时间，如果代为持股形成在先，则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债权人的权利应当更为优先地得到保护；如果债权形成在先，则没有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条件，隐名股东的实际权利应当得到更为优先的保护。[16]第二，隐名股东对案涉股权享有实体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出资证明、内部股东名册、股权行使表决权等权利的证明；第三，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并非基于股权登记的外观而发生的交易；第四，案涉股权处于代持状态的特殊性，即非因隐名股东的原因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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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844号民事判决书。
[2]刘贵祥、范向阳：《〈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11期，第23-24页。
[3]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60号民事判决书。
[4]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民事裁定书。
[5]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再239号民事判决书。
[6]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辽民申2469号民事裁定书。
[7]李建伟、罗锦荣：《有限公司股权登记的对抗力研究》，载《法学家》，2019年第4期。
[8]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民事裁定书。
[9]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甘民终491号民事判决书。
[10]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民事裁定书。
[11]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
[12]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民事裁定书。
[1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终53号民事判决书。
[14]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6号民事判决书。
[15]潘勇锋：《商法外观主义与隐名出资法律问题研究》，载《商事审判指导》2009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16]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

参考文献：
[1]潘勇锋：《商法外观主义与隐名出资法律问题研究》，载《商事审判指导》2009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
[2]李建伟、罗锦荣：《有限公司股权登记的对抗力研究》，载《法学家》，2019年第4期。
[3]刘贵祥、范向阳：《〈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11期。
[4]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844号民事判决书。
[5]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60号民事判决书。
[6]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民事裁定书。
[7]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再239号民事判决书。
[8]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辽民申2469号民事裁定书。
[9]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民事裁定书。
[10]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甘民终491号民事判决书。
[11]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132号民事裁定书。
[12]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5号民事判决书。
[13]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民事裁定书。
[1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终53号民事判决书。
[15]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46号民事判决书。


作者简介
温贵和
德和衡（深圳）律师所高级权益合伙人
温贵和律师，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权益合伙人、党总支部书记。温贵和律师先后在企业、律师事务所工作，十余年来累计办理各类诉讼、非诉讼案件数百件，担任多家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在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并购与重组等业务领域拥有丰富的执业经验。为十余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出具登记或变更、入会法律意见书，办理多家企业境内外IPO或新三板挂牌法律事务，为多家企业的定向增发、境内外投融资或并购重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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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敏
德和衡（深圳）律师所权益合伙人
周敏律师，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企业重组与破产业务部主任，专注于企业破产清算、重整及强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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