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当竞争-华商·陈升杰】电商平台著作权侵权不正当竞争的抗辩思路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与电商平台有关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其中，著作权类相关的知识产权案件占比高于专利权和商标权类案件，主要原因在于权利人获得著作权的门槛和程序相较于专利和商标而言更为简单，权利主体范围广，且应用较为广泛。在电商平台销售产品最容易侵犯著作权，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从被告的角度出发，全面梳理商品外包装被诉侵权、不正当竞争的抗辩思路。
二、著作权侵权的抗辩思路
在电商平台外包装著作权纠纷中，原告通常以其外包装属于美术作品为权利基础，认为被告外包装侵犯其美术作品的著作权。针对这一类指控，被告应主要围绕“原告主张的权利基础是否成立”“被告外包装是否构成侵权”以及“原告赔偿金额过高”三个方面进行抗辩，如被告是销售者的，还可以主张“合法来源”抗辩。
（一）美术作品的认定
1.美术作品的一般构成要件——独创性。《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根据该规定可知，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必须同时具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独创性”和“智力成果”三个构成要件，非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没有独创性或者不属于智力成果的则不能称之为“作品”。不同种类的作品对独创性的要求不同，就美术作品的独创性而言，只要能够体现创作者的智力成果即可予以认定，具体需要结合案件事实进行判断。

（1）“独”。独是指劳动成果源自于本人，如此前已存在相同或类似的作品，则该创作并非源自原告，而是第三人。被告能够举证证明此前存在相同或类似的作品的，则原告的权利基础不成立。

（2）“创”。创意味着作品需达到一定创作高度，创作程度较低的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在曹县婉莹服饰有限公司、张士广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案号：（2020）豫知民终330号]中，河南高院认为：“涉案作品“洛神赋”构图精致、复杂、特别，是以线条、色彩构成的平面美术作品，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属于张士广的智力成果。尽管网上有大量使用相似图样样式的产品，但“独创性”并不要求作品新颖、首创，仅从作品表现样式而言，涉案作品“洛神赋”具有独创性，并且应受到著作权的保护。”法院之所以认定案涉作品具有创造性，是因为其构图精致、复杂、特别，达到一定的创作高度，即便有其他类似作品，也足以认定其是作者的智力成果。

“独”和“创”有紧密的联系，一旦能够证明作品“不独”，即此前已存在相同或类似的作品，就推定为该作品不具有创造性。在能够证明劳动成果源自于本人的情况下，需要论证其创造性。
2.美术作品的特殊构成要件——审美意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中下列作品的含义：（八）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根据该规定，原告外包装具有独创性还不足以认定为美术作品，必须具有审美意义的作品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美术作品。

但是，在芘亚芭公司与上海杰乔实业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一案[案号：（2020）浙01民终8779号]中，杭州中院认为“就涉案BEABA图案的字母要素的选取排布而言，涉案BEABA图案的字母要素为5个英语/法语字母，仅是个别字母的简单组合，即便BEABA为臆造词，也难以通过该5个字母的组合较为完整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展示文艺美感或传递相关的信息，并不具备作为美术作品的“审美意义”。就涉案BEABA图案的字体设计而言，涉案BEABA图案的字体采用了将五个字母加粗，同时将B与A字母中空之处做了填充处理，该字体的选择和使用体现了设计者一定的审美理念。现有证据表明，上述将字母加粗，并将字母中空之处进行填充处理的字体于1972年-1973年发行的唱片专辑封面上已经使用，明显早于芘亚芭公司使用该字体的时间。基于上述因素，本院认定涉案BEABA图案不具有独创性，不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需要思考的是，包装袋设计图与印刷在包装袋上的图案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有观点认为包装袋设计图应属于图形作品中的产品设计图，并非美术作品。此类观点没有准确区分美术作品与产品设计图的区别，美术作品指的是艺术领域的创作，而图形作品则是科学领域的创作，虽有一定的美感，但更多的是服务于实用功能。事实上，印刷在包装袋上的图案与包装袋设计图没有任何区别，包装袋上的图案不能体现创作者的创作内容，其是对包装袋设计图的复制，包装袋设计图才是创作者的智力成果。
3.作品表达元素不属于公有领域的表达。冯晓青教授在《知识产权法的公共领域理论》一文中认为“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知识产权是一种专有权在这种专有权之外的知识产品则处于公有领域。”公有领域的表达元素为社会公众所共有，不能被某一个体私有化，著作权人仅能就其独创的表达获得法律保护，对于他人在先独创的表达或者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表达元素，著作权人无权垄断，否则将阻碍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在2021年度广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之二——德盈公司诉硬核桃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案号：（2020）粤民终1737号]中，广东高院认为：“‘核桃小鸭’与‘B.DUCK’除使用的颜色相同且均以相似的“水蜜桃”形状表示头部轮廓之外，无论是五官、表情、动作还是身型均完全不同。“水蜜桃”的鸭头造型早在2002年的“新加坡参赛橡皮鸭”上已经出现，并非‘B.DUCK’独创性的表达。而以黄色表示小鸭子的羽毛所覆盖之处、以橙黄色表示鸭子的嘴巴、腿脚部位，是对自然界小鸭子的写真，是美术界绘制小鸭子主题作品的公用表达元素，任何创作者均可自由运用。”
4.作品有无登记的影响。根据《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我国作品实行“自愿登记”原则，著作权人可以决定是否将作品进行登记。在此情况下，需要考虑已登记的作品有何种积极意义。

（1）已登记的作品不必然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美术作品。在斯凯杰美国公司等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案号：（2020）京行终5470号]中，北京高院认为：“斯凯杰公司虽提交了著作权登记证书，但我国实行作品自愿登记制，且登记部门对著作权归属等登记内容并不作实质审查，不能仅凭作品登记证书对“S图形”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美术作品及著作权归属作出认定，需要结合斯凯杰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予以判断。”

（2）《作品登记证书》上记载的创作日期不具有当然的证明力。在（2021）京行终6156号案件中，北京高院认为“本案中，艾琪公司提交了《作品登记证书》，但著作权登记采取自愿登记原则，版权登记机关对其只进行形式审查，该证书不具有当然证明力。”

虽然《作品登记证书》上记载的创作日期不能作为确定著作权人创作日期的依据，但是至少可以确定在作品登记日前该作品已经完成创作。当然，如原告能够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作品完成时间早于登记时间的，应以实际完成时间为准。
（二）被诉侵权外包装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
在（2020）粤民终1737号案件中，广东高院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剽窃他人的作品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在著作权法中，抄袭与剽窃同义，均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他人的作品据为己有。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抄袭，通常可转化为被诉侵权作品的创作者在创作作品前是否接触过权利人作品（即“接触可能性”）以及被诉侵权作品与权利人作品是否构成相同或者实质相近似（即“实质性相似”）两个要件。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判断被诉侵权外包装是否构成侵权的标准。
1.“接触可能性”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接触可能性”的主要判断标准是原告的包装袋是否已经公开发表。在深圳裕昇科技有限公司、户财欢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号：（2019）最高法知民终490号]一案中，最高院认为：“由于布图设计经过登记就已经公开了，任何人都可以接触。而且，涉案布图设计申请日前，已经投入商业使用。准芯微公司作为同行，能接触到该布图设计。”
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即具有“接触可能性”，但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认定为具有“接触可能性”。譬如，在青岛福库电子有限公司、郑俭红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中[（2021）最高法民再30号]，最高院认为：“涉案商标由中文文字“一品石”构成，与福库公司享有在先著作权的文字构成完全相同。由于“一品石”系臆造词，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在完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因巧合而出现雷同使用的可能性较低。”
2.“实质性相似”的认定
对于美术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的问题，司法实践中通常采用美术作品比对的方式进行确定。在比对中，一般同时采用“整体外观比对法”与“细节处理比对法”两种方法进行对比。
在喜来登国际知识产权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东莞市沙田兆康酒店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案号：（2019）最高法行申10756号]中，最高院认为：“喜来登公司主张其享有“S及树叶环形图”和“花环图”美术作品的在先著作权。将诉争商标与喜来登公司主张在先著作权的“S及树叶环形图”和“花环图”分别进行对比，二者在整体外观及细节处理上差异明显，不构成实质性相似。”
（三）“合法来源抗辩”的认定
《著作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司法实践中，合法来源抗辩是否成立需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认定，即销售者在主观上应当不知道所销售产品为侵权产品，客观上其能够提供该产品相应进货途径的证据。主观要件的认定应考虑案涉商标的知名度，客观要件的认定应满足被控侵权商品的来源清晰且符合交易习惯[案号：（2022）冀知民终243号]。此外，还应结合销售者相关资质、店铺规模、销售数量等情况，合理确定其审查能力、注意义务，对于个体户不宜课以过高的注意义务[案号：（2021）京民终842号]。
（四）著作权侵权赔偿金额的确定
《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第二款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第三款规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第四款规定：“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了必要举证责任，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等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确定赔偿数额。”
根据该规定，赔偿金额按以下顺序确定：第一，优先实际赔偿，即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第二，实际赔偿无法确定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第三，实际赔偿和参照赔偿仍无法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酌定赔偿（法定赔偿），即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1.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的确定
（1）利润率的证明。可以提供审计报告作为被侵权产品利润率的依据。在青岛沃隆食品有限公司、夏邑县唯品贸易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案号：（2022）浙民终741号]中，一审法院依法查明“良品铺子2016年-2020年坚果炒货毛利率为23.45％-29.84％；来伊份2018年-2020年炒货及豆制品毛利率为39.9％-41.84；三只松鼠2016年-2020年坚果毛利率为22.28％-28.34％；盐津铺子2018年-2019年蜜饯炒货产品毛利率为37.80％-41.69％。”

（2）违法所得的证明。被告电商店铺中的评论量、展示的销量以及被告对外宣传中关于销量的宣传可以作为被告违法所得的初步证明，但被告能够证明其中的部分销量属于“刷单”的，可以依法予以核销。但也有法院对“刷单”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认为被告在选择以刷单方式牟取不当利益的同时，亦应承担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2022）浙民终10号]。

2.法定赔偿金额的确定
关于酌定赔偿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印发<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若干解答意见>的通知》（浙法民三〔2009〕6号）第33条规定的法定赔偿金额因素为：一般可以参照国家相关部门规定的稿酬标准，在该标准的2—5倍范围内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影响文字、美术、摄影作品网络侵权赔偿数额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作品的性质、作品（作者）的知名度、作品独创性程度、作品获奖情况、作品的使用方式、使用性质、侵权的主观故意、侵权行为持续时间、侵权地域范围、被告的基本情况。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2020年）》第四章对美术作品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作了详细规定。
总体而言，一旦适用法定赔偿标准，则意味着法院对赔偿金额有最终的决定权。对于被告而言，可以从侵权的主观故意（特别是收到律师函或起诉状副本后是否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持续时间和实际销售情况等方面，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积极举证。
三、不正当竞争的抗辩思路
《著作权法》与《不正当竞争法》具有不同的保护要件和侵权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电商平台外包装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原告通常会先主张被告构成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不正当竞争的构成要件因与著作权侵权不同，在法院认定不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情况下，可能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不正当竞争主张在实践中往往成为原告作为著作权侵权主张的补充手段。在电商平台外包装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原告主张被告的外包装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法律依据一般为《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六条。
《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修正）》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
根据该规定，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需同时符合以下构成要件：一是擅自使用与他人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二是他人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有一定影响；三是必须因此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发生混淆或误认。
（一）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有一定影响”的认定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以下简称《反法解释（2022修正）》）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并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标识，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有一定影响的’标识。”
根据该规定，认定品名称、包装、装潢等“有一定影响”应当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构成要件：一是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二是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标识。
1.“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的判断标准
《反法解释（2022修正）》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标识是否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应当综合考虑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知悉程度，商品销售的时间、区域、数额和对象，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标识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
对于原告而言，应当围绕中国境内相关公众的知悉程度，商品销售的时间、区域、数额和对象，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等进行举证。反之，对于被告而言，则要围绕前述要素进行反驳或举证。
在温秋雯与刘铿等著作权权属、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号：（2021）粤民申15759号]一案中，广东高院认为：“退一步而言，即使前述使用该涉及鱼灯图片的被诉行为是出于经营目的，由于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温秋雯的鱼灯知名度比潘智江的鱼灯知名度大，故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出于攀附温秋雯的鱼灯知名度，造成消费者混淆的不正当目的而使用上述作品，况且，照片中的鱼灯确实均系潘智江参与制作，被申请人并没有作出与事实不符的陈述而引起公众混淆的情况。因此，前述被诉侵权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因此，如原告无法证明其产品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则无法证明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2.“是否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判断标准
相关公众基于商业标识的知名度与显著性，能够识别特定商品和服务的来源，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该相应保护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例如，顺丰的黑底+白色红色的“SF”、美团的黄底+黑色字体、京东的红底+白色字体+狗的图形，均构成识别各品牌的重要标识。
《反法解释（2022修正）》第五条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标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一）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二）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识;（三）仅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以及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四）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标识。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标识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当事人请求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予以保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规定通过反向列举的方式对“不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进行界定。因此，如原告的名称、包装、装潢具有《反法解释（2022修正）》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可以抗辩该其名称、包装、装潢不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
（二）不正当竞争阻却事由
《反法解释（2022修正）》第六条规定：“因客观描述、说明商品而正当使用下列标识，当事人主张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二）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以及其他特点；（三）含有地名。”
《反法解释（2022修正）》第五、六条规定的情形类似，应当如何理解第五、六条之间的关系？
从第五条来看，其解决的是经营者的商品是否“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问题，如符合“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识”等情形，则经营者的商品不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从而可以判定经营者主张他人侵权的权利基础不成立。
第六条的情形虽然与第五条相似，但第六条解决的是不正当竞争阻却事由的问题，即经营者的商品“不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识”(A标识），还包含了其他标识（B标识），符合认定其产品“有一定影响”的条件（A+B）。但如其他经营者因客观描述、说明商品而正当使用第六条规定的标识的（A标识），则应认定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即不正当竞争的阻却事由。从反面来讲，如其他经营者利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恶意碰瓷经营者商品上的通用标识（A），即便符合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也构成侵权。
（三）不正当竞争赔偿标准的确定
《反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第四款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关于法定赔偿标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2020年）》第8.2条规定：“适用法定赔偿确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赔偿数额时，可以综合考虑下列因素：（1）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原告实际损失的影响；（2）原告因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的投资回报及交易机会的减少或丧失、竞争优势的降低、客户的流失、市场份额的下降及商业信誉的贬损；（3）被告可能获得的利润或者其他潜在利益；（4）行业特点、商业模式；（5）其他因素。”
在冠通环保科技信息（苏州）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号：（2021）最高法民申7795号]一案中，最高院认为：综合考量上海爱芬环保服务中心提供服务的区域范围、持续时间、宣传的广度及力度、市场占有份额以及获奖情况等，能够认定上海爱芬环保服务中心在国内垃圾分类领域具备一定知名度和影响。
在武汉五洲美莱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与上海美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案号：（2015）民申字第2835号]中，最高院认为：一二审法院综合考量美莱公司涉案商标的知名度、五洲公司经营时间和规模、侵权行为的性质以及五洲公司服务的价值等因素，酌情确定五洲公司赔偿美莱公司经济损失8万元，于法不悖。
由此可见，不正当竞争法定赔偿的考量因素与著作权侵权法定赔偿的考量因素总体上相似。
四、结语
作为知识产权纠纷的被告，在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后，即便产品与原告产品存在相同或类似的内容，也不应立即“举手投降”，而是应当就“原告主张的权利基础是否稳定”“自己的产品与原告的产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等问题进行研究。在判断可能构成侵权或者更换包装对产品的生产销售不构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先另行设计并更换包装袋，重新上架产品，一方面可以缩短侵权时间，另一方面减少被诉侵权产品的销量，力争最大程度降低赔偿金额。
陈升杰
华商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主要执业领域为商事争议解决、保险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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