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和衡·相敏等】对赔偿刑事案件被害人“两金”问题的若干思考

对赔偿刑事案件被害人“两金”问题的若干思考
作者：相敏  徐林  任怡霄
荣获德和衡第五届律师实务学术年会三等奖

摘要：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致残、死亡的，本人或其近亲属有权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但赔偿范围是否包括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以下简称“两金”），法律规定不明，司法裁判各异。在普通民事案件中，“两金”是侵害他人造成残疾或死亡时应当赔偿的费用，但在刑事案件被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由于刑事法律规定与民事法律规定的不相协调，以及对“两金”性质认识的差异，赔偿“两金”诉讼请求的实现存在一定障碍，并且这种障碍在2021年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21年《刑诉法解释》）出台后似乎更加明显。厘清“两金”的性质，破除法律适用障碍，在刑事案件被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解除“两金”赔偿的限制，是统一法律适用，平等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应有之义，也是体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刑事案件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

近期，笔者办理了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原告被被告殴打为重伤并致八级伤残，被告在刑事案件中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原告（即刑事案件被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相关损失，经两审审理，其中的残疾赔偿金请求均未得到法院支持。其中，一审法院认为残疾赔偿金并非直接物质损失，不属于应当赔偿的范围；二审法院则认为本案应当优先适用刑事法律的特别规定，依据2021年《刑诉法解释》相关规定，不应赔偿残疾赔偿金。上述两级法院不予支持残疾赔偿金的裁判理由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是否具有说服力则值得商榷。本文从“两金”的性质入手，考察相关法律规定的演变，结合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观点、意见，对刑事案件被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解除“两金”赔偿限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旨在推动实践中该类案件的公正处理，为后续立法修法提供参考思路。

一、“两金”的性质及是否赔偿之乱象

（一）民事、行政法律规范的立法沿革

关于“两金”的性质，从民事、行政领域的法律规范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精神损失到物质损失的演变过程。

1987 年1 月1 日起施行的《民法通则》（已废止），在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对残疾赔偿和死亡赔偿只作了比较简略的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其中没有关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规定。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现已废止）第九条确定“两金”为精神损害抚慰金[1]，主要依据的是1994 年1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修订）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关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损害、死亡的，应当支付“两金”的规定[2]。该规定在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之外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但未明确其性质。理论上认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1992 年1 月1 日起施行，现已废止）的规定，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即残疾受害人可获得物质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居民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计算”，即被扶养人（残疾受害人和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也获得了物质赔偿，故而在此之外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

1994 年5 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国家赔偿法》（巳修订）实质上明确了“两金”的性质。根据该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两金”赔偿的根据是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导致相应的收人减少或损失以及生命丧失导致的收入损失，即财产损失；赔偿的标准按照上一统计年度的职工平均工资标准，即收入损失标准；在“两金”之外仍应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即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作为物质赔偿并列受偿，并无排斥关系[3]。以此为依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3年《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进一步确认，“两金”是对赔偿权利人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性质为财产损害赔偿或者物质损害赔偿[4]。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经过2010 年、2012 年两次修正，在第三十五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了国家赔偿的范围[5]，与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项（即注释3所列原第二十七条之内容），从体系上明确区分了财产损失补偿性质的“两金”与精神损失补偿性质的精神损害赔偿。

此后，随着审判实践的发展和理论认识的进步，将“两金”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进行明确区分逐渐成为共识。20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以及2020年在此基础上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均明确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在此基础上，2020年和2022年两次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分别简称为2020年《人身损害赔偿解释》、2022年《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删除了是否赔偿“两金”以及何人赔偿“两金”的内容，转为对《民法典》中的规定进行适用解释，明确了“两金”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

综上可知，“两金”与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两种性质迥异的侵权损害赔偿类型，在民事基本法中得到了明确区分，并且是普通民事侵权纠纷甚至国家赔偿案件中应当支持的赔偿内容。

（二）刑事法律规范的语焉不详

“两金”的赔偿不属于刑罚，之所以在刑事法律规范中出现，是为了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刑事案件审理结束后另行提起民事案件的赔偿问题。与民事、行政法律规范相比，有关刑事法律规范和政策对于“两金”性质的界定则经历了从没有规定到明确为精神损失最终回归于语焉不详的状态。

自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其赔偿范围就一直是司法实务中的有争议的问题。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已失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予以了明确[6]，即只赔偿物质损失，对精神损失赔偿的诉求不予受理。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范围的批复》（已失效）中亦坚持“两金”是精神损失的观点，进一步明确，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此开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基本确立了“两金”不予赔偿的裁判规则。

2003年《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确定“两金”为物质损失后，最高人民法院就此问题在刑事领域的意见仍然没有彻底改变。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在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死亡补偿费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判决确定赔偿数额的根据。” 随之而来的是，各地法院在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是否支持“两金”的做法开始出现了较大分歧。

或许是考虑到司法实践中案件的特殊性，对于“两金”案件如若作“一刀切”式的规定，不利于实现个案正义，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在制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2年《刑诉法解释》）时不再给予“两金”明确定性，而是在第一百五十五条中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 “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 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在总结讲话时再次强调，要严格执行2012年《刑诉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毋庸置疑，该司法解释制定后确实促进了一部分“两金”案件的解决，但是由于其并未对非交通肇事类案件的“两金”性质作出确认，反而使用“...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丧葬费等费用”这类的兜底性条款，使得司法实践中对于“两金”是否属于此类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仍然存在着分歧。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年第3期——尹瑞军诉颜礼奎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的裁判要旨确认残疾赔偿金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应予赔偿，[7]曾一度作为多起类似案件中主张或判赔“两金”的参考依据。而2009年陕西省高院印发的《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2020年四川省高院印发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意见》，均明确将“两金”作为物质损失，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可想而知，对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更不可能将“两金”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

2021年《刑诉法解释》在“两金”问题上基本沿用了2012年《刑诉法解释》的内容，只是在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上作了一定修改，在第二百条中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本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作出判决。[8]”修改后的条文，实际上统一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在法条内部实现了法律解释的一致性，但对“两金”的性质及是否应予赔偿，仍然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三）刑事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两金”案件的司法现状

笔者通过“北大法宝”平台检索了2021年《刑诉法解释》生效以来刑事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赔偿“两金”的案例，排除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筛选出因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犯罪而引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民事纠纷有效案例107个，以终审文书为准，支持赔偿“两金”的约占一半。对裁判理由进一步区分，在支持“两金”的诉讼文书中，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根据《民法典》规定，致人残疾、死亡的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9]二是以2021年《刑诉法解释》作为法律依据，认为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未明确“两金”是否赔偿，但也没有排除赔偿；三是与一般的侵权行为相对比，对一般侵权行为尚能赔偿两金，对严重侵权行为不予赔偿“两金”有损公平原则；[10]四是认为“两金”属于物质损失，物质损失属于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范围；[11]五是刑事案件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对“两金”应当承担赔偿义务。

不予支持“两金”的裁判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2021年《刑诉法解释》中未规定赔偿“两金”，无法律依据；[12]二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不包括“两金”，故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也不应赔偿“两金”；[13]三是“两金”不属于物质损失，在该理由下又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两金”不属于直接物质损失，[14]另一种是认为“两金”属于精神损失；[15]四是认为因行为人构成犯罪被判处刑罚，无需再承担赔偿“两金”的民事责任。[16]从上述检索结果看，支持或不支持“两金”的裁判理由几乎是完全对立的，在法律适用和说理上也是混乱和矛盾的，甚至有的裁判理由中完全没有论证的内容，直接以“法院不予支持”而驳回这一诉讼请求。这其中，上海有的法院以“两金”的赔偿范围无具体司法解释为由，对被害人提出的“两金”赔偿请求暂不处理，待法律明确后再处理[17] ，也是一种折中的处理方式。

综上所述，关于“两金”的性质和赔偿问题，民事、行政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存在一定冲突，特别是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含糊不清，看似出于实践中个案情况不同的考虑，实际上非但无益于争议的解决，还造成了司法裁判更大的混乱，导致了类案不同判的现象。

二、“两金”问题立法冲突和司法乱象之成因分析

“两金”的性质和赔偿问题是我国立法和司法领域比较典型的乱象，归根结底是由于现有的法律规范和裁判规则之间不协调，加之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两金”的赔偿基数较大，法院在裁判时往往会考虑更多，特别是在对法条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分歧时，法官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自由裁量倾向。

（一）刑事立法的主要考虑

虽然现行刑事法律规范并未明确“两金”的性质及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是否应当赔偿，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起草小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明确表达了不予赔偿的倾向性意见，并详细阐述了理由，总结归纳起来主要有：

1. 刑事案件被告人普遍无力赔偿，如判赔“两金”，可能出现大量“空判”现象，进而引发一系列问题。

2. 单纯的民事案件中，责令被告人赔偿是对被害人进行抚慰和救济的唯一手段，故此有理由要求被告人承担更重的赔偿责任，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已被判决承担刑事责任，对被害人已经实现了一定的抚慰、救济，不应当再要求其作出与单纯民事案件相同的“两金”及精神损害赔偿，这也符合我国传统文化中“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观念和做法。

3. 多数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很低，甚至没有，而被害人的期待又过高，超过被告的赔偿能力，导致不少案件中原本愿意代为赔偿被告人的亲属索性不再代赔，实际上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4. 从2012年《刑诉法解释》到现在，司法实践中不判赔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已经施行了多年，还没有发现重大的、突出的问题，因此应当继续维持。[18]

（二）裁判不赔的影响因素

如前所述，司法实践中对刑事案件被害人请求赔偿“两金”不予支持的案例不在少数，虽然判决书中阐述的理由各异，但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1.优先适用刑事法律的惯性思维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刑轻民的错误思想，认为给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是行使国家权力、体现贯彻国家意志的大事，至于受害人的赔偿，则被认为是“一般私人之痛痒，熟视无睹”。[19]这种观念千百年来根深蒂固，难以改变。而《侵权责任法》第五条又强调，“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法典》也有类似条款。这就使不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被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中，找到了适用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条规定的理由，进而作出不予支持赔偿“两金”的判决。

2. 推进非诉模式化解纠纷的考量

当前，非诉讼的纠纷化解机制蓬勃兴起，为提高司法质量，实现案件分流，法院多倡导以诉前调解、和解等方式解决矛盾。《刑诉法解释》虽未明确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应否获赔“两金”，但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和解、调解的，赔偿范围不受限制，即，可以不限于有证据证明的物质损失，甚至也可以包含“两金”乃至精神抚慰金的数额。从条文的整体逻辑来看，这样规定的目的是将“两金”赔偿的救济路径挤压，刑事案件被害人想要拿到更多的赔偿金，只能通过和解或调解的方式进行，如果通过法院裁判，则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赔偿。这种立法倾向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在诉讼范围内降低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期待值，以减少诉讼来推动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二是尽量促使刑事案件被害人成功拿到赔偿，为其提供利益调整的余地。[20]

由此，以这样的“上帝视角”去追求的案件结果就成为民事法官们处理此类案件时不得不考量的重要因素。

（三）不赔“两金”之弊端分析

以前述两方面理由剥夺刑事案件被害人获得“两金”赔偿的权利，无论从当下还是长远看，都存在诸多弊端。

1.有违《宪法》确立的平等原则。众所周知，无论是《刑诉法解释》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两金”案件以是否为交通肇事引发而对是否支持该诉求作了区分。对于交通肇事类案件引发的“两金”赔偿诉请，各地法院都采取了支持态度，反之，目前的境况从前文的案例检索中可见一斑。这样的法条设置完全以被告一方的实际赔偿能力为前提，与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确立的平等原则相违背。在交通肇事领域内，由于肇事车辆被强制投保了交强险，当被告人因交通肇事罪导致被害人伤残、死亡时，保险公司有足够的赔付能力承担“两金”损失，故而极大减少了立法者和司法者担忧的“空判”现象。但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理，对于交通肇事这类的过失犯罪造成伤亡都支持判赔“两金”，那么对于行为人主观恶性更大的故意犯罪更应当支持。再进一步说，普通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伤亡亦支持判赔“两金”，犯罪这一最严重的侵权行为致人伤亡又有什么理由不能支持赔偿“两金”呢？判赔“两金”不仅体现了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更是受害者及其亲属获取经济补偿的重要救济方式，否则，就是典型的“因人而判”而非“依法而判”，极易引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宪法、司法公正的质疑。而且，避免“空判”应当通过配套的诉讼和执行等制度设计来解决，而不应成为违背法律和逻辑对民事权利进行不当减损的理由。

2. 严重损害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犯罪行为侵害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所造成的损害比单纯的侵权行为更为严重，被害人往往因此残疾，减少或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可能使全家的生活陷入困顿。这些损害后果都是犯罪行为造成的，犯罪分子当然要为此承担赔偿责任，除非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主动放弃索赔的权利。如果不支持判赔“两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损失根本得不到完全的填补和修复。至于立法者所持的“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传统观念，显然是错误的。《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明确规定了民事责任优先原则，即，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除此之外，《刑法》《公司法》《证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多部法律都有类似规定。因此，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各有其功能，二者是并存的关系，不能相互替代，否则就是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二次伤害。

3.不利于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按照目前2021年《刑诉法解释》的法条表述，刑事案件被害人想要获得“两金”赔偿，似乎只能通过调解或者和解的方式，那么该项请求就只能被挤压至案件的正式审理程序之外。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没有化解社会矛盾，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实现案结事了，反而可能使被害人产生巨大的心理失衡，踏上一审、二审、再审、申诉信访的漫长维权之路，并因而产生新的社会矛盾，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张军院长在国家法官学院2023年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民事审判要坚持实质性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要求背道而驰，也不符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

三、解除“两金”赔偿限制的可行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其初衷之一是通过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的民事程序，使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能够快速获得经济赔偿，以弥补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丧葬费等实际支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法治意识的增强，国家对公民私权的保护也日益强化，区区几万元的赔偿根本无法弥补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远期物质损失，立法者和司法者从上文所说的“务实”角度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特别是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两金”赔偿予以限制甚至排除，已不符合法治精神和社会现实需求，应当及时作出调整。

（一）赔偿“两金”符合法律适用原则

如前所述，法院不支持判赔“两金”的裁判理由之一是《民法典》以及之前的《侵权责任法》均有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故因刑事犯罪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当适用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殊不知，这样的适用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优先适用的“特别规定”必须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所作出，而本文中所涉及的“两金”赔偿问题只具体规定在《刑诉法解释》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而司法解释不属于狭义的法律，不能排除作为狭义法律的《民法典》和《侵权责任法》的适用。因此，在刑事被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判赔“两金”本就是法律适用的应有之义。

（二）赔偿“两金”符合法律解释规则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21年《刑诉法解释》的规定实际上是不支持在附带民事诉讼和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判赔“两金”，但根据体系解释和文义解释的方法，并不能得出相关条款排除判赔“两金”的必然结论。

一是《刑诉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两金”是否赔偿在前述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无明确规定，且刑事案件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身就是民事案件，更应当适用民事法律相关规定。

二是2021年《刑诉法解释》二百条所指示适用的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中，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此处的“等”应当作“等外”理解。[21]

因为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来确立，没有相应的上位法依据，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而“两金”赔偿涉及到公民人身权益的保护，毫无疑问属于民事基本制度，在没有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司法解释无权对此作出规定。

因此，即使按照现行《刑诉法解释》，对刑事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时判赔“两金”也不存在实质的法律障碍。

（三）判赔“两金”符合我国法律文化传统

我国古代就有烧埋银制度，是指加害人在实施不法行为致人死亡后，加害人除了要承担正常的刑罚外还另需向死者家属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当代的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即肇始于此。该制度最早见于元朝至元二年(1265)的圣旨条画:“凡杀人者偿命讫，仍出烧埋银五十两。若经赦原罪者，倍之。”其中对命案的处理涉及三方面内容:杀人偿命;征五十两烧埋银给苦主;若赦免罪，加倍征收烧埋银，从赔偿数额来看，已远远超过了当时安葬死者所需要的费用。烧埋银制度在明清时代得以传承和细化，并对我国近代法律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改革开放后，西藏及青海藏区还保持了赔命价的传统。该制度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弥补受害人家庭因家庭成员致害后所遭受的间接损失（逸失利益），侧重于修补因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任何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痛苦都可以通过经济补偿得到缓解甚至平衡。”[22]

可见，在这一点上，中外法学理论界的认识是一致的，当下，解除“两金”赔偿限制，特别是在刑事被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判赔支持“两金”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

（四）判赔“两金”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必然要求

恢复性司法理念在我国立法中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其雏形为保辜制度，即，当伤害案件发生时，执法者得知案情后并不第一时间将加害人抓捕归案，而是根据情况不同，给予加害人一定的时间期限作为“辜期”，“辜期”结束后，再根据受害者是否生存和伤情恢复情况，酌情定罪。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犯罪种类、犯罪形态日新月异，以惩罚和预防为主的传统刑法理念难以满足法益保护的需要，我国开始探索、引进恢复性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以受害者为中心，受害者、犯罪者和社区共同参与，核心重点是受害者的需求和犯罪者修复伤害的责任。比如我国刑法中的缓刑制度、社区矫正制度，刑事诉讼中的刑事和解制度等，都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体现。被害人因刑事犯罪导致残疾、死亡，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或丧失某种可期待利益，或精神痛苦，或二者兼有，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以及损害填平原则，应通过司法程序责令刑事加害方通过支付“两金”方式来弥补被害人及近亲属遭受的物质损失。这样一方面可以抚慰被害方，使被害人及近亲属自觉其所遭受的痛苦得到司法人员的理解，诉求得到法律尊重，从而感受到公平正义，增强司法认同，另一方面也可向其他社会成员彰显司法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文关怀，体现出刑事司法在保障、维护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方面的价值和功能，更好实现司法为民精神。

结  语

“两金”作为侵权损害赔偿的一部分，是对近亲属因亲人离世或丧失全部、部分劳动能力导致扶养费的丧失或物质生活水平降低这一损害的赔偿。“两金”并非是对生命权、健康权本身的救济，而是对加害人实施侵权行为导致的受害人及其家庭成员现实利益损失的赔偿。因此，对刑事被害人判赔“两金”不仅是维护司法权威的要求，也关乎受害人及近亲属的切身利益。在法治意识与恢复性司法理念不断高涨的时代，我们更应关注因犯罪行为遭受侵害的受害人群体，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体系性完善，从立法层面解决法律体系间的矛盾，破除法律适用上的藩篱，统一司法裁判尺度，以维护法秩序的统一，实现案件处理的实质公平正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览）
注释：
[1]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造成残疾的，给予残疾赔偿金；(二)造成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精神抚慰金。”
[2]第四十一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第四十二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3]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4]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5]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6]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7]该案裁判理由中记载：“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身体伤害，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另行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的，关于残疾赔偿金是否属于物质损失范畴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残疾的，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必然会受到影响，导致劳动能力下降，造成生活成本增加，进而变相的减少物质收入，故残疾赔偿金应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应予赔偿。”
[8]这里的“本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是指“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第三款”是指“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9]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皖13民终1936号。
[10]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11民终409号。
[11]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1民终8611号。
[12]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8民终849号。
[13]黄平县人民法院（2021）黔2622民初473号。
[14]海安市人民法院（2020）苏0621民初3448号。
[15]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黔04民终660号。
[16]永丰县人民法院（2021）赣0825民初1092号。
[17]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民终5366号。
[18]参见李少平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85-287页。
[19]参见范忠信：《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20]参见陈卫东、柴煜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98页。
[21]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沿用了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内容。而在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主编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11月）第492页中，作者明确表示，“《刑事诉讼法解释》对‘两金’（注：即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否赔偿未予明确，但从字面规定看也未一概排除，因为《刑事诉讼法解释》用‘等’字对赔偿费用作了概括”。
[22]参见[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参考文献；
[1][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年
[2]李少平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
[3]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4]范忠信.《梁启超法学文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5]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民法教研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C].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年
[6]聂友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限制的制度逻辑[J].环球法律评论,2023,45(03).
[7]张新宝,曹权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死亡赔偿金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21,(11).
[8]余帅.生态恢复性司法适用的本土资源研究[J].河北环境工程学院学报,2020(5).
[9]李平.中国历史中的杀人偿命观演绎及其现代启示[J].法律史评论,2019(02).
[10]陈丽.元朝烧埋银制度与《撒里克法典》中赔命价制度之比较[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01).
[11]亓培冰,史智军.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残疾赔偿金的裁判差异与趋同化研究——以京津冀三地样本法院的公开裁判文书为分析视角[J].法律适用,2018,(03).
[12]田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两金”赔偿问题研究[J].法学论坛,2017,32(02).
[13]宋高初.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界定及执行困境之破解[J].法学评论,2014,32(04).
[14]陈卫东,柴煜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05).
[15]陈瑞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三种模式[J].法学研究,2009,31(01).


作者简介
相  敏
高级联席合伙人
相敏，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刑民交叉业务中心秘书长。先后在军区、总部两级军事法院刑事审判庭担任审判员，并作为审判团队负责人，参与办理多起全军专案，具有丰富的刑事司法工作经验，多次荣立三等功，并获得“学习成才标兵”“全军优秀法官”等荣誉。2020年8月加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以来，参与大量刑事案件辩护和民事诉讼代理工作，并为多家央企、国企、军队单位、国家机关单位、民营企业等提供刑事控告、企业合规、常年法律顾问等法律服务；2022年，作为执笔人之一，参与起草了北京律协颁布的《律师办理刑民交叉法律业务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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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林
高级联席合伙人
徐林律师，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伙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解放军原正团职上校军官，荣立三等功1次，受表彰为“全军先进个人”1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次。理论功底扎实，研判能力突出。擅长重大刑事案件辩护、疑难民商事争议解决，并担任多家单位和有关个人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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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怡霄
律师助理
任怡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刑法学硕士，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刑民交叉争议解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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