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中】重新仲裁后原裁决仍获执行——评G v. X and Others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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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近年来，重新仲裁作为一种仲裁庭的自我纠错机制，在我国仲裁实践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现行《仲裁法》对于重新仲裁制度的规定仍较为粗糙，尤其是在重新仲裁程序启动后，原裁决是否有效这一问题上引发了学界和实务界的争议。本案将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高等法院在G v. X and Others[1]一案中的裁判为例，浅议各国对重新仲裁的制度设计与重新仲裁对原裁决的影响。

案件背景

1. 2021年裁决

2018年10月9日，申请人G（以下简称“G”）向被申请人X（以下简称“X”）及其他被申请人发起仲裁，仲裁机构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仲裁地为中国内地。2021年4月20日，贸仲仲裁庭就上述案件作出裁决（以下简称“2021年裁决”），X须向G支付人民币6.6亿余元及利息。

2021年5月，X向内地法院申请撤销2021年裁决，G于同年6月向内地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同年7月，内地法院终止了该裁决的执行程序。G于香港高等法院（以下简称“香港法院”）获得了对X的玛瑞瓦禁令（Mareva injunction）和披露令（disclosure order）。随后，G在香港申请执行2021年裁决，X对此提出异议。同年9月20日，X向香港法院提供了保证金，玛瑞瓦禁令得以解除。

2022年4月12日，X向香港法院申请，在内地法院对上述撤裁案件作出裁定之前，中止（stay）2021年裁决在香港的执行程序。2022年6月21日，香港法院作出决定，短期内暂停2021年裁决在香港的执行（以下简称“六月决定”）。G获准在六月决定作出后的三个月后申请听证，以寻求立即执行2021年裁决。这一听证会最终于2023年9月29日举行。在此之前，内地关于该裁决的撤销程序已产生了新的进展。

2. 重新仲裁与2023年裁决

2022 年 9 月 23 日，内地法院根据《仲裁法》第六十一条[2]的规定，向本案仲裁庭发出重新仲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理由是仲裁庭在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的情况下自行收集证据，违反了贸仲仲裁规则。

2022年9月30日，贸仲作出重新仲裁决定并通知双方当事人。紧接着，内地法院裁定终结2021年裁决的撤裁程序。同年10月30日，内地法院依法裁定解除此前对X在内地的财产保全措施，并终结了2021年裁决在内地的执行程序。

随后，本案在内地重新组庭，新仲裁庭邀请双方当事人就迄今为止双方尚未质证的两份证据提交意见。这两份证据涉及的就是双方当事人和新仲裁庭所提到的“证据问题”，也是内地法院在《通知》中特别指出的“关键事项”。

2023 年 3 月 16 日，双方当事人收到仲裁庭作出的程序令，其中规定本案重新仲裁的范围仅限于上述“证据问题”。最终，新仲裁庭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作出了新裁决（以下简称“2023年裁决”）。

2023年裁决中，新仲裁庭仍裁定，X须向G支付人民币6.6亿余元的赔偿。新仲裁庭指出，本案重新仲裁的范围仅限于《通知》中所提及的“证据问题”。重新仲裁的目的是纠正2021年裁决中的程序缺陷，而非对未涉及“证据问题”的其他部分进行审查或调整。此外，新仲裁庭认为原仲裁庭有权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决定 X 须支付的赔偿金额，且原仲裁庭在2021年裁决中裁定的赔偿金额是合理的。经过仔细审议双方当事人关于原仲裁庭所收集证据的意见后，新仲裁庭认定这些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基于这些证据以及2021年裁决中认定的事实和责任，新仲裁庭决定维持原仲裁庭作出的裁决，不对其做任何调整。

3. 2021年裁决的执行

如上所述，香港法院就2021年裁决的执行一事举行的听证会延期至2023年9月29日举行。经审理，香港法院批准了G关于执行2021年裁决的申请。

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2021年裁决是否是有效的、具有约束力的。基于这一问题，双方当事人分别聘请专家证人发表了如下意见：

X一方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第二十条[3]，重新仲裁决定作出后，内地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2021年裁决的执行程序，因此，2021年裁决不再是适当的执行主体；此外，只有当一个裁决需要采取特定行动且不作为仲裁员进一步裁决的依据时才能被视为有约束力或终局裁决[4]。然而，本案中，由于重新仲裁决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被明确解决或排除进一步裁决的需要，其应被视为受到“普通诉讼途径（ordinary recourse）”的约束[5]，因为新的仲裁庭将对裁决进行审查。据此，2021年裁决不具有“约束力（binding）”，或因重新仲裁而被内地法院“中止（suspended）”

G一方主张，尽管2021年裁决在内地的执行程序已经终结，但2021年裁决并未被内地法院撤销。根据《纽约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即使某一裁决被裁决作出地法院撤销，其仍可被执行地法院承认和执行。同时，G一方还指出，重新仲裁只涉及对原裁决中的缺陷或错误的纠正，而非独立的仲裁。根据《通知》，本案重新仲裁的范围仅限于“证据问题”，在其他事实和法律问题上，2021年裁决仍然是有效的、终局的且具有约束力的。

法院观点

基于上述双方当事人及其专家证人提供的意见，香港法院认为：

首先，从字面上理解，双方当事人提及的《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第二十条、《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二百六十四条[6]、《仲裁法》第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7]等内地法律条款均未明确规定原裁决会因任何重新仲裁命令的作出而被撤销（set aside）、废止（revoked）甚至中止（suspended）。

第二，与《仲裁法》第六十一条类似，《香港仲裁条例》第81条第4[8]款也明确规定了法院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应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暂时停止撤裁程序，以便仲裁庭有机会重新仲裁，或采取仲裁庭认为能够消除撤销裁决理由的其他行动。此外，Carter (t/a Michael Carter Partnership) v Harold Simpson Associates (Architects) Ltd [2005] 1 WLR 919一案中，案涉裁决被发回仲裁庭重新仲裁，其目的是为了修正裁决，使其能够得以顺利执行，但该裁决本身仍然有效且具有约束力。英国枢密院认为，“如果裁决因特定的原因，例如修改名称，而被发回仲裁庭，那么仲裁员只能针对这一特定目的进行修改，而无权以任何其他方式修改裁决。”Sumption勋爵在Sans Souci Ltd v VRL Services Ltd [2012] UKPC 6一案中也提到：“仲裁裁决具有初步决定性，法院对其干预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仅限于特定的法定理由。……仲裁员重新审理那些未被发回且已经得出最终结论的事项，将违反《仲裁法》的相关规定。”[9]

第三，本案中，内地法院并没有撤销2021年裁决，而是仅就“证据问题”作出重新仲裁的通知。2023年裁决也仅替换了2021年裁决中“证据问题”这一特定部分，且2023年裁决与2021年裁决在损害赔偿问题上作出了相同认定，这两份裁决在结果和效果（outcome and effect）上并无任何区别。

第四，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和允许或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存在显著区别。即便某一裁决被监督法院撤销，也不意味着执行地法院必须拒绝执行该裁决。更何况，香港法下，即使法院有理由拒绝执行某一裁决[v]，法院也有执行该裁决的自由裁量权。

基于上述分析，香港法院认为，重新仲裁的目的仅限于纠正仲裁裁决中存在的缺陷或错误，而不是对整个案件进行全面地重新审理。即使内地法院终结了对2021年裁决的执行程序，这也并不意味着该裁决本身无效。2023年裁决也未实质性改变2021年裁决的结果。据此，2021年裁决仍然是有效（valid）且具有约束力的（binding），本案不存在拒绝执行该裁决的理由，G关于执行2021年裁决的申请应予以批准。

环中观察

1. 重新仲裁与各国立法

重新仲裁（re-arbitration或remission）制度是法院对商事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一种方式，其赋予了仲裁庭在外力监督下自我纠错和完善的范式。[11]早先，重新仲裁制度主要流行于一些英美法系国家，例如印度《1950年仲裁法》和英国《1995年仲裁法》均涉及有关将仲裁案件发回仲裁庭重审的规定。198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颁布《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其中第34条第4款对重新仲裁进行了规定。自此以后，这一制度逐渐被一些大陆法国家所接受。[12]然而，也有一些反对者认为，重新仲裁是对大陆法系普遍确认的仲裁裁决的既判力规则的突破，与大陆法系既判力原理的基本逻辑严重不符。仲裁裁决作出后，仲裁庭的职责已尽（functus officio），其已无权修改已作出的裁决。[13]

尽管重新仲裁制度仍存争议，但不得否认其具有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求平衡的独特优势。[14]各国在重新仲裁的制度设计上已有所探索和实践，以下为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立法模式：

《示范法》第34条第4款规定：“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时，如果适当而且一方当事人也提出请求，法院可以在其确定的一段时间内暂时停止进行撤销程序，以便仲裁庭有机会重新进行仲裁程序或采取仲裁庭认为能够消除撤销裁决理由的其他行动。”《示范法》下，重新仲裁制度有如下特点：第一，重新仲裁需经一方当事人申请，法院依据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启动；第二，重新仲裁应在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暂时停止之后进行；第三，重新仲裁程序附属于撤裁程序，原则上，重新仲裁的适用情形也包含于撤销仲裁裁决的适用情形。[15]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法域在设计其重新仲裁制度时，参考了《示范法》的规定。我国内地《仲裁法》第61条即是对上述规定的移植，《香港仲裁条例》第81条第4款也吸收了上述规定。

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68条第3款规定，“如果证明存在影响仲裁庭、仲裁程序或裁决的严重违规行为[16]，法院可以（a）将裁决全部或部分发回仲裁庭重新仲裁，（b）撤销全部或部分裁决，或（c）宣布全部或部分裁决无效。法院不得行使其权力，撤销或宣布一项裁决的全部或部分无效，除非法院确信将有关事项发回给仲裁庭重新仲裁是不适当的。”[17]第71条第3款规定：“如果裁决全部或部分发回仲裁庭重新仲裁，仲裁庭应就发回事项自法院作出裁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或在法院规定的其它期限内重新作出裁决。”[18]英国法下，重新仲裁制度的特点是：第一，法院对是否启动重新仲裁享有自由裁量权；第二，原则上，法院应优先适用重新仲裁这一措施，只有在重新仲裁不适当的情况下，方可下令撤销裁决或宣布裁决无效；第三，重新仲裁裁决需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以保证仲裁程序的高效进行。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59条第4款至第5款规定：“……（4）经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如法院认为适可将裁决撤销并将案件发回仲裁庭重审。（5）如无任何相反的因素，裁决的撤销应导致仲裁协议就争议事项而言重新有效。”[19]德国法借鉴了《示范法》的立法模式，但又结合大陆法系的情况，对其予以调整，其制度的特点是：第一，重新仲裁的前提是原裁决已被撤销；第二，法院可以依职权启动重新仲裁；第三，原则上，重新仲裁仅针对已经被撤销裁决的案件，故重新仲裁的适用情形也可以被认为即是撤裁的适用情形。[20]

就我国立法而言，如上所述，现行《仲裁法》对于重新仲裁的规定基本上移植自《示范法》中的相关规定，但关于重新仲裁适用情形、重新仲裁的审理主体、审理时限等问题的规定仍有欠缺。本次《仲裁法》修订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2021）对现行重新仲裁制度进行了调整，重点增加了以下内容：第一，将重新仲裁适用情形的规定修改为“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一）裁决依据的证据因客观原因导致虚假的；（二）存在本法第七十七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21]，经重新仲裁可以弥补的”；第二，增加重新仲裁的可弥补性标准[22]，使用了“经重新仲裁可以弥补的”这一表述；第三，新增有关重新仲裁审理期限的规定，并赋予法院对这一问题的自由裁量权；第四，新增关于重新仲裁主体的规定，明确了“重新仲裁由原仲裁庭仲裁。当事人以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员的行为不规范为由申请撤销的，应当另行组成仲裁庭仲裁”。[23]这些修订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重新仲裁制度的内容，保障了仲裁效率价值和公正价值。新《仲裁法》中有关重新仲裁制度的规定，值得我们期待。

2. 重新仲裁对原裁决的影响

重新仲裁启动后，原裁决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根据学者总结，上述问题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原裁决有效。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重新仲裁制度的设计本意是为弥补原仲裁程序中的瑕疵，从而避免裁决被撤销。因此，重新仲裁程序启动后，原仲裁裁决尚未被撤销，其效力也未消灭。在此观点的基础下，原裁决有效，可以被执行。[24]此外，也有学者指出，重新仲裁的启动后原裁决并不当然失效，其主要理由是：欲使已生效的仲裁裁决丧失法律效力，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并以法定形式作出，而重新仲裁的裁定中不存在“撤销”这样的表述，不足以产生撤销裁决的法律效果和公信力。[25]

第二，原裁决无效。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由于原仲裁程序存在瑕疵，在错误程序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应该被推翻。因此，重新仲裁程序启动后，原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与执行力均已丧失。至于原仲裁裁决无效的时间点，学界又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重新仲裁程序启动之时，原仲裁裁决的效力即丧失；另一种观点认为，重新仲裁裁决生效之时，原仲裁裁决的效力才丧失。[26]

实践中，一些国家立法规定，重新仲裁程序针对的是裁决已被撤销的仲裁案件。因此，重新仲裁启动之时，原裁决已经被撤销，其效力也已丧失，如上文中提到的德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同时，美国的做法也与德国类似。[27]有学者认为，上述立法模式更契合大陆法系国家对仲裁裁决既判力的规定。特别是德国的立法策略，巧妙地契合了大陆法系下关于仲裁裁决具有既判力、已决事项非经依法撤销不得重复审理等基本程序原则，值得大陆法系国家借鉴。[28]

第三，原裁决效力待定。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自法院受理撤销原仲裁裁决的申请起，原仲裁裁决的效力待定。如果重新仲裁后作出的新裁决与原裁决内容相同，那么原裁决的效力将得以确认；而若新裁决与原裁决存在不同，则以新裁决替代原裁决，原裁决随之失去效力。[29]

英国法院即采用此种观点。正如本案中援引的两则案例中所述，英国法下，重新仲裁并非对整个案件进行全面地重新审理。当法院仅将原仲裁裁决的部分发回仲裁庭重新仲裁时，原裁决的剩余部分仍然有效，可以执行。[30]本案中，香港法院所持的观点与英国法院的观点一脉相承，其同意执行2021年裁决的核心理由之一即是2023年裁决仅就“证据问题”替换了2021年裁决的内容，2021年裁决的结果与效果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就我国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三十六批指导案例中的（2020）粤民终2212号案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本案虽然进入重新仲裁程序，但仍为同一纠纷，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未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并确认对仲裁程序无异议，其行为在重新仲裁过程中仍具有效力。针对重新仲裁审理范围这一问题，上述观点与英国法院和香港法院所持的观点类似，即重新仲裁并非对原仲裁程序的推倒重来（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环中争议解决团队于2023年2月24日在“环中商事仲裁”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司法审查：于探索中规范的中国重新仲裁制度（最高院指导案例）”一文）。

但是，对于原裁决的效力问题，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仍然没有定论。例如，在（2016）最高法民再151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重新仲裁开始后，当事人申请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已经失效，执行程序应予终止。而在（2016）桂01执异17号案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新仲裁程序启动后，原裁决处于效力待定状态。然而，在我国现行立法模式下，就本案的裁决结果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所阐述的观点而言，效力待定论似乎更具合理性。

3.《纽约公约》与原裁决的域外执行

本案中，X一方提出，根据《纽约公约》相关规定，即使某一仲裁裁决已经被监督法院撤销，该裁决仍可能被其他法域的执行法院强制执行。这一观点在各国司法审查实践中并不罕见（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环中争议解决团队于2023年6月14日在“环中商事仲裁”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美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已被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一文）。此外，香港法院也提到，在香港，即使有理由拒绝执行某一裁决，法院也拥有执行该裁决的自由裁量权。

实践中，存在重新仲裁裁决结果与原裁决不一致，且原裁决已被撤销后，其仍被域外法院准许执行的案件。Putrabali案[31]中，印度尼西亚公司Putrabali（以下简称“P公司”）与法国公司Est Epices（后称为“Rena Holding公司”，以下简称“R公司”）产生争议。根据双方签订的仲裁协议，P公司将争议提交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综合生产协会（International General Produce Association，以下简称“IGPA”），根据IGPA规则进行仲裁。随后，IGPA在伦敦组庭审理此案，并最终由IGPA上诉机构作出了有利于R公司的裁决（以下简称“裁决A”）。P公司不服上述裁决，根据英国《1996年仲裁法》之规定将本案上诉至伦敦高等法院。伦敦高等法院裁定部分撤销裁决A。IGPA上诉机构对该案进行了重新仲裁，并作出了有利于P公司的裁决（以下简称“裁决B”）。

R公司向法国申请执行裁决A，得到法院准许。对此，P公司提出执行异议，称裁决A已经被裁决B所取代，在法国法院执行前其就已被剥夺了全部法律效力，只有裁决B才是本案真正的“裁决（award）”，并且是可执行的唯一裁决。然而，法国最高上诉法院（French Court of Cassation）承认了裁决A的可执行性。该法院认为，根据《纽约公约》第七条第一款[32]的规定，一项国际仲裁裁决是独立于任何国家法律秩序之下的，其有效性必须由裁决执行地国的准据法来确定。鉴于法国国内法明确规定了不以仲裁地撤销裁决为由拒绝执行仲裁裁决，R公司申请执行裁决A是可以被允许的。

基于上述，当重新仲裁作出后，如果当事人申请在域外执行原裁决，根据《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即使原先的仲裁裁决已经被撤销或者被新的仲裁裁决所取代，执行地国可能仍然有权根据其本国法律来决定是否承认和执行该裁决。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导致原仲裁与新仲裁在执行上产生冲突，因为两者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结果或不同的法律效力。本案中，香港法院经审查认为2021年裁决与2023年裁决在结果与效果上并无任何区别，进而才准许2021年裁决在香港的执行，这一做法可能更为公平合理，并在定分止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注释
[1] 案号：[2023] HKCFI 3316。
[2] 《仲裁法》第六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
[3] 《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第二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被驳回后，又以相同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审查期间，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并被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仲裁裁决被撤销或者决定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并终结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被驳回或者申请执行人撤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被执行人撤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不予执行申请的审查，但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除外。”
[4] 原文：“[T]he Award ceased to be ‘binding’, as a binding or final award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one if it requires specific action and does not serve as a basis for further decisions by the arbitrators” (citing para 26.05,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3rd ed)).
[5] 换言之，这种情况下，该裁决并不是最终且不可更改的，当事人可以利用普通的法律途径来寻求对该裁决的复审或变更。这可能包括通过上诉、重新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来审查或修改原裁决，以确保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得到明确的解决。
[6] 《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中，该条被调整为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一）申请人撤销申请的；（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三）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仲裁庭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开始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撤销程序；未开始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
[8] 《香港仲裁条例》第81条第4款规定：“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时，如果适当而且一方当事人也提出请求，法院可以在其确定的一段时间内暂时停止进行撤销程序，以便仲裁庭有机会重新进行仲裁程序或采取仲裁庭认为能够消除撤销裁决理由的其他行动。”
[9] Sans Souci Ltd v VRL Services Ltd [2012] UKPC 6: “An arbitration award is prima facie conclusive. The court has only limited powers of intervention. It exercises them on well-established grounds such as (to take the case arising here) the arbitrator’s ‘failure to deal with some matter falling within the submission. The reopening by the arbitrators of findings which there were no grounds for remitting and which they had already conclusively decided would therefore have been contrary to the scheme of the Arbitration Act.”
[10] 即存在《香港仲裁条例》第86条、第89条或第95条规定的情形。
[11] 参见边永民、王资文：我国法院适用重新仲裁制度的实证研究，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0年第4期。
[12] 根据学者统计，英国、美国、德国、瑞士、瑞典、俄罗斯及我国等国均已立法认可重新仲裁制度，而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如荷兰、意大利等国）尚未明确重新仲裁的概念。
[13] 参见马家曦：人民法院发回仲裁程序的反思与重构，载《南大法学》，2023年第6期。
[14] 参见边永民、王资文：我国法院适用重新仲裁制度的实证研究，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0年第4期。
[15] 该等情形参见《示范法》第34条第2款；参见王哲：国际商事仲裁中重新仲裁的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3月20日。
[16] 该等行为参见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68条第2款。
[17] Arbitration Act 1996 68(3)：“If there is shown to be serious irregularity affecting the tribunal, the proceedings or the award, the court may—(a) remit the award to the tribunal, in whole or in part, for reconsideration, (b) set the award aside in whole or in part, or (c) declare the award to be of no effect, in whole or in part. The court shall not exercise its power to set aside or to declare an award to be of no effect, in whole or in part, unless it is satisfied that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remit the matters in question to the tribunal for reconsideration.”
[18] Arbitration Act 1996 71(3)：“Where the award is remitted to the tribunal, in whole or in part, for reconsideration, the tribunal shall make a fresh award in respect of the matters remitted within three months of the date of the order for remission or such longer or shorter period as the court may direct.”
[19] The New German Arbitration Law - (English Translation) Section 1059：“… (4) The court, when asked to set aside an award, may, where appropriate, set aside the award and remit the case to the arbitral tribunal. (5) Setting aside the arbitral award shall, in the absence of any indication to the contrary, result in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becoming operative again in respect of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dispute.”
[20] 该等情形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059条第2款。
[21] 即“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和“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或者当事人约定，以致于严重损害当事人权利的”。
[22] 参见王飞涵：《仲裁法》修改背景下重新仲裁制度研究，载《牡丹江大学学报》，第32卷第5期，2023年5月。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八十条：“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开始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撤销程序；未开始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一）裁决依据的证据因客观原因导致虚假的；（二）存在本法第七十七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经重新仲裁可以弥补的。人民法院应当在通知中说明要求重新仲裁的具体理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在重新仲裁通知中限定审理期限。重新仲裁由原仲裁庭仲裁。当事人以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员的行为不规范为由申请撤销的，应当另行组成仲裁庭仲裁。”
[24] 参见王哲：国际商事仲裁中重新仲裁的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3月20日。
[25] 参见吴晓青：试论重新仲裁开始后原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载《商事仲裁评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26] 参见王哲：国际商事仲裁中重新仲裁的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3月20日。
[27] 美国《联邦仲裁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如果裁决被撤销，在仲裁协议规定的裁决期限尚未终了之时，法院可以自行决定指示仲裁员重新仲裁。”美国《统一仲裁法》第23条第1款规定：“（c）如果法院以第一款（5）所述理由以外的理由撤销裁决，法院可以下令重新仲裁。……仲裁员必须在第19条第2款规定的裁决时限内，对重新仲裁作出裁决。” 美国《统一仲裁法》为美国各州仲裁法的立法参考，在得到各州的采纳之前，其不发生效力。
[28] 参见马家曦：人民法院发回仲裁程序的反思与重构，载《南大法学》，2023年第6期。
[29] 参见王哲：国际商事仲裁中重新仲裁的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3月20日。
[30] 参见王哲：国际商事仲裁中重新仲裁的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3月20日。
[31] Société PT Putrabali Adyamulia v Société Rena Holding et Société Moguntia Est Epices [2007]. Aceris Law LLC: ARBITRATION AWARD: SOCIETE PT PUTRABALI ADYAMULIA v. RENA HOLDING French Court of Cassation (2007), https://www.acerislaw.com/enforcement-of-an-annulled-arbitration-award/, 访问时间：2024年3月1日。
[32] 《纽约公约》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关于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之多边或双边协定之效力，亦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可依援引裁决地所在国之法律或条约所认许之方式，在其许可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之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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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司法部最早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自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环中人立足于专业，谦慎朴诚，精益求精，在国际贸易、国内外商事诉讼与仲裁、国际投资仲裁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赢得了业界的高度赞誉，屡次荣登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和Legal Band国内顶尖律所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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