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仲裁委员会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目 录

案例一
“仲调衔接”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案例二

违约与侵权竞合时应由仲裁一并解决
及对著作权保护范围认定的影响


案例三
虚拟货币“挖矿”纠纷中的公序良俗
和“原物”返还问题

案例四
技术服务合同中工作量的判断
及实验、勘验制度的引入


案例五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验收标准的认定
及技术调查专员制度的引入



案例一
“仲调衔接”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基本案情】
申请人为上海某服装品牌，深耕服装产业多年，先后推出多款原创服装，年销售额过亿，其持有的两个注册商标使用在申请人设计生产的服装中，上述商标均核定使用在第25类商品（服装、鞋类及帽饰）中并处于有效期内。
因被申请人在淘宝平台上开设店铺销售侵权服饰，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所在地山东某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就商标侵权的赔偿事宜自行达成了和解并于2021年2月2日签署《赔偿和解协议》，除支付赔偿金外，被申请人在《赔偿和解协议》中承诺立即停止并保证以后不再实施侵犯申请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若违反和解协议或再度实施侵权行为的，申请人承诺承担不低于30万元的赔偿责任。《赔偿和解协议》同时约定了仲裁条款。
此后，申请人发现被申请人在淘宝平台的原店铺中设置“点击图片跳转到新店铺”“本店搬迁，新店更优惠，移步新店领券下单”等图片链接引流，以在淘宝平台上开设新店铺的方式再次销售侵权服饰。2023年4月13日，申请人向本会提请仲裁，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经许可，在相同产品上使用与申请人注册商标相同的标识，且标识客观上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该使用行为系商标性使用，已侵害申请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被申请人签署和解协议后，再度实施侵权行为，已构成违约，且侵权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因此，申请人要求上述被申请人立即停止侵犯申请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30万元。
【裁决结果】
在详细阅读了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并了解到双方当事人均来自省外且有调解意愿后，仲裁庭结合事实，抓住案件关键问题，积极组织双方进行线上调解。仲裁庭向被申请人释明商标法中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规定，又与申请人就被申请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实际经营状况以及被申请人自身的经济情况等方面进行沟通。经过多轮交流阐明法律关系、梳理案件事实，最终仲裁庭促成双方在开庭前达成和解并于线上签署和解协议。在被申请人履行了和解协议后，申请人主动申请撤案。
【典型意义】
1.首次侵权签署的调解书可为在后重复侵权的行为约定赔偿数额和仲裁条款，为纠纷快速解决提供有力保障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侵权，在《赔偿和解协议》中就侵权赔偿数额达成合意并约定了仲裁条款，不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践中申请人难以就实际损失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或者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进行举证从而确认赔偿金额的问题，还为申请人提供了仲裁和调解相结合的快速解决纠纷新途径。案件在开庭之前，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并撤案，从组庭到结案共计28天，充分体现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调解和仲裁的有机配合，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提供了新思路。
2.调解协议的仲裁衔接制度跑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的“加速度”
随着全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和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认知度与重视度的普遍提高，近年来，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数量也呈逐年增长的状态，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成熟，除了传统的行政与司法双轨保护模式外，知识产权调解、仲裁等方式也开始成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厦门仲裁委员会陆续受理了多起当事人签署和解协议并约定仲裁条款后，被申请人再次实施侵权行为而引发的争议案件。因此，为建立双方当事人通过和解初步达成合意，借助仲裁保证最终执行落地的纠纷快速解决途径，《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规则》第十四条规定了调解协议的仲裁衔接制度，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即可通过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调解组织转交申请或仲裁委网络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的方式，请求仲裁委组成仲裁庭，按照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调解书或者裁决书。调解协议的仲裁衔接制度充分体现了仲裁案件高效快捷的优势，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节约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纠纷源头治理和实质性解决，为企业公平有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跑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的“加速度”。

案例二
违约与侵权竞合时应由仲裁一并解决及对著作权保护范围认定的影响
【基本案情】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为厦门的游戏公司。2017年8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开发承揽合同》，约定被申请人为申请人承揽开发A手游。该合同中的知识产权条款约定，被申请人不得将部分或全部案涉合同下形成的游戏产品层面的业务开发代码（如数据模型，配置表等）直接使用或换皮使用，若违反该条约定，被申请人应退还已支付的合同价款55万元，并支付违约金55万元。另外，该份合同后附的委托开发需求表中也载明，被申请人需开发的内容包括实现建筑的数据模型。2018年1月，该游戏产品制作完成并向申请人交付，申请人也取得该款游戏的著作权登记证书。2020年12月，被申请人自行完成B游戏的开发。申请人发现B游戏中计算资源消耗的两个关键函数及其运行的代码与A游戏中的同名函数及代码高度相似，故请求被申请人退还已收取的款项55万元，并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55万元。
庭审中，被申请人及其专家辅助人确认A游戏与B游戏中用于比对的代码片段在文本上有60%的相似度。双方确认技术文档是申请人所设计的，被申请人根据文档编写代码，并确认案涉两个函数是合同约定的数据模型的组成部分。被申请人确认，编写A游戏和B游戏代码的为同一组技术人员。此外，B游戏至今并未正式上线。
申请人向本会提起仲裁后，被申请人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不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之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裁定驳回起诉，理由是：2022年2月18日，申请人以违约为由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尽管从形式上来看，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为确认不侵权之诉，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为违约纠纷，但两案所涉著作权纠纷实质相同，合同第七条对委托开发期间知识产权归属作出约定，第八条对违反第七条的违约责任作出约定，第十一条约定了仲裁条款。被申请人提起的诉讼属于第十一条约定的因执行该合同而引起的争议，鉴于仲裁约定合法有效，故应提交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且申请人已申请仲裁，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被申请人可以在已经启动的仲裁程序中提出不侵权的主张。
【裁决结果】
仲裁庭认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为作品，合同完全可以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另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本案双方就是以合意的方式对被申请人课以了更为严格的合同义务。因此，被申请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与被申请人是否侵犯申请人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虽存在联系，但判断标准并不相同。
仲裁庭虽尊重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但对合同的解释不应过于僵化，案涉合同第七条将“业务开发代码”做进一步限缩解释，足见申请人限制被申请人直接或换皮使用的对象应当是具有“独创性”的业务开发代码，而并非限制被申请人使用所有业务开发代码，“换皮使用”的含义也应当为双方的代码片段存在实质性相似，不要求完全相同。被申请人虽主张两个函数不具有独创性，但未能针对申请人的初步举证提供证据予以反驳。被申请人抗辩两个函数存在不同之处，也未能进一步论述其实质性差异。另外，A游戏和B游戏的代码均为被申请人的同一组员工所编写，被申请人对于A游戏的技术文档及业务开发代码较为熟悉，也具备接触可能性。
最终仲裁庭认定被申请人构成违约，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16万元，驳回了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1.在违约和侵权存在竞合的情况下，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的仲裁阶段可否一并处理因履行该合同所引发的侵权纠纷
本案中，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受理被申请人提起的确认不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之诉后裁定驳回起诉，无疑向知识产权仲裁的受理范围释放了一个新的信号，即当知识产权合同存在有效的仲裁条款时，仲裁条款的效力亦可及于因执行该合同所引发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这种立场与鼓励知识产权仲裁的趋势亦不谋而合。尽管两个案件的请求权基础截然不同，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更没有中止审理或等待本会的裁决结果，而是直接从程序上驳回起诉，并告知被申请人可以在仲裁阶段一并处理纠纷。换言之，倘若被申请人向本会提起反请求，要
求确认其在履行案涉合同的过程中不存在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本会亦可基于对《开发承揽合同》的有效管辖而将其纳入同一案件的审理中。如此一来，不仅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也有助于保障裁判尺度的统一性。
2.当合同将保护范围无限扩大时，仲裁庭应当对合同条款进行更为合理的解释。
《开发承揽合同》将保护范围从著作权法中的“作品”扩大到“部分业务代码”。然而，若两个游戏中仅有部分通用的代码存在相似，此时认定违约便极大地违背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本意，也不利于激励科技创新。因此，本案中仲裁庭对合同所约定的“业务开发代码”进行了限缩解释，尽管其不必具有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但亦要满足一定的关键性与独特性。不仅如此，认定被申请人在自行开发的游戏中是否换皮使用了申请人游戏中的部分代码时，仲裁庭也参照了著作权法中“接触可能性＋实质性相似”的侵权认定标准，更为妥善地平衡了双方的利益。一方面避免申请人的合同权利受到侵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申请人利用其优势地位将保护范围无限扩大，进而损害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三
虚拟货币“挖矿”纠纷中的公序良俗和“原物”返还问题
【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是一家提供分布式存储计算机软件服务以获取虚拟货币收益的分布式存储计算技术服务商。2021年8月8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约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供超算加速服务器设备及软件服务，用来生产虚拟货币网络分布式存储150TiB有效算力。服务器的租赁费用为75000元，软件服务的费用为挖矿所产出的虚拟货币数量的20%，申请人需质押一定的虚拟货币，质押币在合作期满后按官方规则退还申请人。庭审中，双方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案涉合同的目的是，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租赁服务器，并将服务器设备放在被申请人处，被申请人承诺按照这套算力设备的官网规则给予申请人收益、回报和分成。合同签订后，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了租赁费用75000元。后因服务器算力低，停止产出收益，双方产生纠纷。申请人请求解除《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后经仲裁庭释明，将仲裁请求变更为：请求确认《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无效，要求被申请人返还租赁费用75000元并按LPR的1.5倍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返还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质押的虚拟货币。
【裁决结果】

仲裁庭认定，本案所涉交易名为服务器租赁与软件服务，实为通过专用“矿机”计算生产虚拟货币的投资行为，双方当事人均通过“挖矿”活动获取收益。《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存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被申请人因该合同而取得的款项75000元应予以返还。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完全知悉虚拟货币交易存在法律风险、且相关部门已经明确禁止虚拟货币交易的情况下，仍然签订“挖矿”并共享收益的协议，双方对于案涉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各方对于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均应当承担50%的责任。由于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履行案涉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损失，故被申请人应当向申请人支付的资金占用利息为，按照LPR标准计算所得利息的二分之一。至于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返还虚拟货币，申请人并未就被申请人收到虚拟货币提供充分的证据，故仲裁庭不予支持。最终仲裁庭部分支持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1.“挖矿”合同的法律效力及合同无效的后果
案涉《服务器租赁及软件服务合同》于2021年8月8日签订，但在2021年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的第五十一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禁止投资。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仲裁庭综合考虑国家对于“挖矿”交易行为的打击力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业务模式，认定此类“挖矿”活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不利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且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虚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炒作风险等多重风险突出，亦将对国家金融秩序产生不利影响，有悖社会公序良俗。
在合同无效且双方都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仲裁庭按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进行处理。本案中，被申请人提出了具有反请求性质的答辩意见，称其为履行案涉无效合同，向第三方采购服务器设备，为此支出了672500元，其因案涉合同产生的损失已经远高于申请人的损失。尽管被申请人在本案中未提出反请求，根据《九民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刘贵祥2019年7月3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相关精神“即便被告未就合同无效的相应后果提出抗辩或者反诉，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认定合同无效的相关事实以及法律后果，并在判项中就相互返还事宜作出裁判”，仲裁庭仍可直接就被申请人的损失进行审理、作出认定，并在被申请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中相应扣减。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被申请人未能证明其因履行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损失，正因如此，仲裁庭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令被申请人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2.虚拟货币的性质及法律保护
关于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目前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现有的学说也包括物权说、债权说、数据说、知识产权说、财产否定说等。从物理性质上来说，虚拟货币是一种数据信息，储存于计算机以及网络中，其合法的民事权益应当受到保护。另一方面，如果虚拟货币仅发挥其“商品”属性，没有作为“货币”流通，此时权利主体请求返还并无不当。本案中，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供的虚拟货币，因而未予支持。
案例四
技术服务合同中工作量的判断及实验、勘验制度的引入
【基本案情】

2015年7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一份《技术服务合同》，其中约定被申请人委托申请人就某工程项目进行如下测试：1.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2.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3.地应变法检测4.超声波法检测；5.基桩钻芯法检测的专项技术服务。《技术服务合同》同时约定了每项测试项目的单价，并约定技术服务费按最终实际工程数量乘以合同单价所得总价计算，被申请人应在申请人提交全部检测报告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所有工程款项。合同签订后，申请人进行了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并形成该项目的《检测报告》，后因案涉项目工程停工至今，其余检测项目中止。2023年5月份，申请人向本会提请仲裁请求，要求解除《技术服务合同》并支付检测费及违约金。
本案中申请人主张案涉项目已停工8年，至今尚未复工，因此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被申请人应当根据《检测报告》《工程结算书》中载明的检测量，结合《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单价，向申请人支付已完成部分的检测费作为解除合同后的损失赔偿。被申请人则答辩称，《检测报告》系申请人单方面制作，不能作为实际检测工程量的计算依据，且案涉工程于2015年停工，申请人要求支付检测费和违约金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裁决结果】

针对要求解除《技术服务合同》的仲裁请求，仲裁庭在裁决书中认为，被申请人无法提供《技术服务合同》的全部检测条件，其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早已超过合理的履行期限，应认定被申请人构成违约，同时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对工程基桩的强度、完整性等项目进行检测，现因被申请人原因导致工程项目长期停滞，至今无明确的复工计划，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有权要求解除《技术服务合同》。
针对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检测费及违约金的仲裁请求，仲裁庭认为，依据《技术服务合同》的约定，被申请人应在申请人提交全部检测报告及正式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所有工程款项，现因被申请人原因使得案涉工程停工，导致检测工作未全部完成，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而申请人称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款项系在合同解除前提下对已完成工作所投入的损失赔偿，鉴于此，申请人所主张的款项其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不应当是2015年，而是合同解除之日，被申请人关于本案支付检测费用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仲裁庭不予采纳。仲裁庭同时认为，申请人提供的工地例会会议纪要及工程签证单中载明的检测对象、检测项目与申请人提供的检测报告内容相符，且申请人亦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向第三方支付了抗压静载检测的设备进出场过程中吊装和运输服务的费用，申请人已完成了抗压静载检测及设备进出场的工作，根据《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并参照申请人所提供的《工程结算书》的工程量，同时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向其支付已完成的部分检测费的仲裁请求，具有事实和合同依据，仲裁庭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

1.合同履行期间的过程性文件可作为判断技术服务工作量的重要依据
本案中，因案涉工程停工八年之久，申请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早已超过合理期限构成违约，申请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之规定，申请人有权要求被申请人赔偿损失。在技术服务合同中，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对方解决技术问题，其成果往往是通过最终的检测报告、质量报告或审查报告等呈现，在合同终止尚未形成最终双方均认可的纸质报告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工作量如何确定成为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难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申请人单方制作的《检测报告》是否可以作为申请人检测量的依据，而检测量的多少最终决定了合同解除后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申请人不仅提供了上述报告，同样提供了工地的会议纪要以及检测成本支出凭证，因此在被申请人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仲裁庭认为申请人实际提供了合同约定的部分检测服务，支持了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依据《检测报告》以及合同单价计算出的赔偿金额。
2.实验和勘验亦可以作为确认技术服务的工作量的途径
相比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未竣工或尚未结算的工程可以采用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方式确定工程量，技术服务合同因其技术成果的无形性，往往无法通过鉴定来量化技术成果。为解决上述问题，《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规则》第十条规定了实验制度，当事人可以通过重复特定的实验用以查明案件事实，即本案申请人亦可选取某一根检测桩进行重复检测实验，以验证此前检测数据的真实性，从而达到证明其已履行合同部分检测义务的目的。
除实验制度着重针对合同履行过程的考察外，《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规则》第十一条还规定了勘验制度，仲裁庭可对案涉场所进行现场查验、拍照、测量，更强调的是验证的现场性。对于知识产权案件中部分重要待查事实，在当事人穷尽举证能力仍无法查明、亦无法直接通过司法鉴定查明的情况下，重复实验和现场勘验的方式为仲裁庭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有力途径，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为地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案例五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验收标准的认定及技术调查专员制度的引入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一份《开发合同》，合同中约定被申请人委托申请人开发某管理软件，由申请人完成软件的开发并协助被申请人进行硬件的安装测试，被申请人则提供服务器、操作系统、网络环境等其他软硬件环境，同时双方约定软件产品的验收以双方约定的软件功能为标准，验收方式为现场测试，软件验收完成后支付部分服务费并在两年后支付3万元尾款，此期间申请人保障该软件的正常运行和维护。《开发合同》附件中双方明确了案涉软件服务器的操作系统。2020年12月，被申请人组织专家对管理系统进行了验收并签署了《项目验收确认单》，后因服务器操作系统进行了更换，导致基于原合同约定的操作系统开发的软件无法部署至被申请人指定的服务器，从而引发双方争议。
本案中，申请人主张软件无法部署是由于被申请人更换了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导致基于原系统开发的软件无法部署，且案涉系统已经与2020年12月测试验收合格，被申请人应当支付合同约定的尾款。被申请人则认为，2020年12月的《项目验收确认单》是阶段性检查，案涉系统至今未部署在其指定服务器，不应视为验收合格，即使《项目验收确认单》为验收合格的证明，因申请人未履行《补充协议1》中维护系统的先合同义务，付款条件尚未成就。
【裁决结果】

本案的焦点在于案涉系统是否完成了验收及3万元尾款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仲裁庭在裁决书中认为：首先，《开发合同》中约定由被申请人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服务器以供软件部署，因此申请人仅有义务协助被申请人安装部署软件所需的软硬件环境，被申请人未能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服务器，致使案涉软件无法部署，申请人并不构成违约；其次，2020年12月的《项目验收确认单》中明确载明了项目建设成果基本满足合同要求，且被申请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验收合格后的部分服务费，针对被申请人关于《项目验收确认单》并非验收合格证据的证明，仲裁庭不予采纳；第三，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此期间内软件功能存在问题和漏洞，也未举证申请人就软件功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而拒绝修改，针对未履行维护义务的抗辩，仲裁庭亦不予采纳。综上，仲裁庭认为案涉软件已于2020年12月验收合格并支持了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尾款3万元的仲裁请求。
【典型意义】

1.计算机软件是否通过验收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和履行情况综合判断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中，开发方和需求方对于验收标准进行约定，是为了确保软件的应用功能完整、在约定的计算机操作环境下运行稳定、操作友好，同时计算机软件开发的流程具有很强的阶段性，验收在软件测试阶段或是在部署完成后进行则取决于双方合同的约定。具体到本案中，对于被申请人所开发的软件是否通过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验收流程，需要仲裁庭根据软件的实际开发情况以及合同中双方对于软件验收约定的标准综合判断，本案双方约定的验收标准是完成软件的测试，即在软件测试阶段即可进行验收，在软件测试完成后，因被申请人方原因并未成功部署就不能成为软件未完成验收的抗辩理由，因此，仲裁庭支持了申请人要求支付尾款的仲裁请求。
2.计算机软件的技术问题剖析成为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判断的难点
随着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场景日渐宽泛，计算机软件作为计算机技术的核心内容。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的标的为计算机软件，软件开发合同的最终目的是开发方通过计算机软件编程的方式实现委托方特定功能需求，因软件技术开发是一个双方共同创作、相互配合和支持的过程，涉及需求文档的确认、界面的设计、功能的变更、需求的新增、测试、部署上线等，整个开发过程较为繁杂，且存在开发失败的风险。一旦双方发生纠纷，所涉及的问题不仅包括计算机软件的技术问题，还包括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如前所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不仅仅涉及了软件开发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等法律关系的判断，亦与软件的开发架构、测试验收、部署安装等技术问题密切相关。
即便双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验收，但由于软件功能的运用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不排除表面验收合格，而实际运行会出现各种Bug，难以满足正常需求的情况。本案仲裁庭主要依赖当事人举证，特别是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软件功能存在问题和漏洞，但为了更专业审理此类案件，需要法律和技术的双重支撑。
为了应对更加复杂、更具专业性的知识产权类纠纷案件，从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到2017年《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再到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我国国家层面的技术调查官制度逐步丰富和完善，与此同步，《厦门仲裁委员会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规则》的第九条在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基础之上，结合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特点制定仲裁庭指定的技术调查专员制度。仲裁庭依职权启动相关程序，其指定的技术调查专员可以参与到调查取证、开庭审理等环节并出具案涉所涉专业技术问题的调查意见，与技术调查官制度不同的是，仲裁庭指定的技术调查专员提出的调查意见作为仲裁庭认定专门性事实的参考，公开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最大程度保障了专家调查意见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为仲裁庭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有力途径。未来，仲裁庭指定的技术调查专员还将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帮助仲裁庭快速、准确理解计算机软件、处理器芯片、明星药品等前沿复杂领域的技术事实，为案件的妥善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核稿 | 林文阳
校对 | 高   洁
编辑 | 朱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