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山法院·孙凯 鲍海跃】弱人工智能视域下虚拟数字人的法律性质界定

点击上方“中国审判”可以订阅哦！

文 |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孙凯 鲍海跃
2023年4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结的国内首例“虚拟数字人侵权案”，对虚拟数字人作为表演者的适格性作出了否定性评价，并将由虚拟数字人“Ada”展现的舞蹈、视频等作品的著作权及相应邻接权认定为制作公司所有。该案的判决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当前法律规范对于虚拟数字人著作权保护的基调，同时引发了理论实践对于虚拟数字人法律性质的关注。

在弱人工智能驱动下，数字虚拟人与卷积神经网络、对抗式生成网络等技术交叉融合，呈现出更为鲜明的主体性，导致自身客体属性弱化，物的特征逐渐人格化，由此产生了虚拟数字人能否作为法律主体享有法律权利、承担法律义务的争论。然而，从法律性质上来看，虚拟数字人仍未脱离“物”的属性范围，其依旧属于法律客体而非法律主体，接受现有法律规范的调整。因此，由此衍生的作品、法律行为等仍可归责于具体的操纵者或创造者，而非直接归属于虚拟数字人本身。

虚拟数字人的发展与转变

虚拟数字人是指具有数字化外形的虚拟人物。1951年，名为“CSIRAC”的电子计算机在澳大利亚第一次计算机大会上成功演奏了电影主题曲，被视为虚拟数字人的雏形。之后，美国贝尔实验室亦成功研制出了具有歌唱功能的计算机，第一首由电脑模拟人声演唱的歌曲《Daisy Bell》诞生。但是，这一阶段的虚拟数字人仅具备单一、特定的类人功能，且不具备人类的形象。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初代虚拟歌姬日本动漫人物“林明美”发行专辑并上榜Oricon音乐排行榜，虚拟数字人实现了由单一特定功能向多元类人功能、由仅具功能属性向兼具人类形象的双重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虚拟数字人的发展与创新奠定了基础。随后，世界首位虚拟电影演员“Max Headroom”出演电影并进行广告拍摄、英国虚拟乐队“Gorillaz”出道等，标志着虚拟数字人逐渐进入部分行业领域，并进入大众视野。然而，由于技术发展受限，这一阶段的虚拟数字人主要侧重于2D卡通形象，展现方式以事先制作的音频和视频为主，本质上仍属于动画作品的范畴，并未体现出鲜明的“数字化”特征。

随着大规模语言模型技术的突破，以及画面渲染、动作捕捉、语音合成等现代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具备了更多的数字化特征。虚拟偶像如“初音未来”“洛天依”的诞生，标志着虚拟数字人向更加泛化、多元的娱乐圈层进发，而元宇宙概念的兴起、AI技术的逐步发展，使得虚拟数字人具备了更加鲜明的交互性与智能性。虚拟主播、虚拟偶像、虚拟作家、虚拟画家等虚拟数字人应运而生。

但与此同时，虚拟数字人所伴生的技术风险和法律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随着虚拟数字人应用场景的日趋广泛，诸如国内首例“虚拟数字人侵权案”中涉及的权属、归责原则等法律层面的问题将日益凸显，亟须法律理论与实践给予进一步关注。

虚拟数字人的二重性

目前，法律理论实践对于虚拟数字人是否具备法律主体的权利外观，以及是否具备享有法律主体权利义务的资格存在分歧。在弱人工智能背景下，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致使虚拟数字人在法律向度上呈现出二重性的特征，即虚拟数字人由单纯的法律客体向法律主体转变的趋势，以及物的属性逐渐弱化、人的属性逐渐强化。

（一）由法律客体向法律主体转变的趋势

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民法以权利能力作为判断法律主体的要素，即自然人并非当然的、唯一的法律主体。从理论和技术层面来看，法律客体在具备权利能力的前提下，即存在主体化的可能。有学者以自然人与法人作为法律主体的角度进行归纳总结，认为具备权利能力需要三种要素，即意志、目的性存在及自律。也有学者将后两者统称为责任承担。从逻辑上来看，自由意志是主责人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基础。这两者共同构成具备权利能力的前提条件。而自由意志，即以意愿、思考和选择自主地发起一些行动。该种观点在《欧洲机器人技术民事法律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中有所体现。《规则》对自由意志的描述为“作出独立于外在控制或影响的决定并实施这些决定的能力”，从法律层面将自由意志表述为自主性。

从自主性角度来看，虚拟数字人正逐渐具备权利能力的前提条件。虚拟数字人的发展趋势，正是自主意志不断增强的过程。虽然在弱人工智能背景下，现有技术尚无法实现虚拟数字人具备与人一致的自主意识和自主性，但是，虚拟数字人自主意志的不断增强对应的便是客体属性的不断削弱。虚拟数字人正在逐渐淡化法律客体的属性。

（二）由物的特征向人的特征转变

人、物二分法是法学思维的一个基本观念，近现代民法哲学吸纳并强化了人、物二分法的观念。这是法学理论否定虚拟数字人主体资格，并将其定义为客体之物的逻辑起点，即证明虚拟数字人并非“人”，因此得出虚拟数字人属于“物”。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变革与发展，从存在主义学派主张的“物性存在论”，到伦理物、财产权人格化等法学概念的提出，传统法学思维下的“人”与“物”的二分观念已受到强大挑战。在运用于虚拟数字人的场合下，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虚拟数字人作为数字与人的对应，可能具备肖像、人格尊严等物上人格权。例如，在元宇宙的世界中，用虚拟形象对相对人的虚拟形象进行猥亵行为，虽未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但这一行为可能对相对人造成人格尊严的损害。同时，在元宇宙的概念下，虚拟数字人可能作为用户在虚拟世界中的投射，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可能带来身份权利的内容。例如，姓名、肖像、政治、宗教等。

其次，在特定行业或场合下，虚拟数字人具有更强的类人属性。例如，国内首个电竞主理人“VEEGY”隶属于腾讯竞鹅酒店，其尝试以“虚拟人+数字互动体验+官方赛事IP”将数字IP与城市场景链接落地。又如，在文创行业中，存在诸多广告代言使用虚拟数字人的情形。由此可见，在代理、广告等特定场合下，虚拟数字人可以胜任与真人类似的活动，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的交互使得虚拟数字人向人格化的方向更进一步。

最后，虚拟数字人在特定场景下可能承袭了现实生活中人的部分权利。例如，部分使用者以创设虚拟数字人形象来代替已故的亲友等。在此场合下，虚拟数字人可能具有特殊的身份，而此种身份是对使用者身边真实存在的人的身份继受。在此种情况下，虚拟数字人会带有基于特定身份而产生的人格关爱利益。因此，在虚拟数字人日趋真实化、智能化的前提下，其作为物的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

虚拟数字人的法律性质

虚拟数字人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使得自身呈现出向法律主体化发展、向人格化发展的两种趋势，形成了法律向度的二重性。但是，笔者认为，在弱人工智能背景下，法律向度的二重性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虚拟数字人的法律性质。

（一）虚拟数字人不具备成为法律主体的权利能力

从技术层面看，虽然在弱人工智能背景下，虚拟数字人与诸如卷积神经网络、对抗式生成网络等技术交叉融合，但是虚拟数字人的内在驱动并未与对话软件、语音助手等功能性虚拟数字人存在明显差别。所谓的机器学习及思考，虽然从外观上看，极为近似人类活动，但并未超出机器逻辑的范围，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自主意识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别。虽然虚拟数字人正因为技术的革新与发展而不断具备更多的法律主体元素，但只要尚未真正具备实质的自主意识，讨论虚拟数字人是否具备权利能力，以及是否构成法律主体，仍为时尚早。

从推理逻辑上看，理论上对于虚拟数字人是否构成主体资格的推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以虚拟数字人不属于“人”来推论其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二是通过列举其他地区司法实践中，认定机器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意识，赋予机器人形式主体资格的场合，进而论证虚拟数字人具有法律主体资格。然而，在法律主体资格的认定过程中，权利能力的构成要素分为自主意识和承担能力两个方面。即便在个别场合下，司法实践赋予包括虚拟数字人在内的机器人形式上的主体资格，认可了虚拟数字人在特定条件下存在自主意识，最终承担权利义务的主体仍为包括虚拟数字人在内的机器人创造者、使用者等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而非机器人本身。换言之，对于虚拟数字人是否具有形式上的“人”的认定，并不会改变虚拟数字人不具有权利义务承担能力的事实。因此，虚拟数字人目前尚欠缺主体性。

（二）虚拟数字人为特殊意义上的“物”

在人、物二分法的模式下，对于物的分类，《法学阶梯》一书中将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并将无体物作为有体物的对立面，涵摄有体物无法包括的一切内容。然而，在近现代民法体系中，学界对于物是否包含无体物一度存在争议。通说认为，现代民法意义上的“物”，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应该为有体物。基于此，诸如人格物、伦理物等无体物应被定义为特殊的物，属于物权的调整范围。

在现阶段虚拟数字人的场合下，对于虚拟数字人的技术、效果等描述，行业内并未达成一致。但是，对于虚拟数字人的非实体性，业界却达成了共识。尽管虚拟数字人的类型、特征各异，但以目前的主流技术来看，虚拟数字人是通过3D建模、渲染、程序语言等方式构建出具有人的特征的外形，在此基础上，使其通过算法进行自主学习交互。在此过程中，虚拟数字人体现出如下两个特征：一是虚拟数字人的开发、构建及后期维护等均含有开发者的劳动成果；二是虚拟数字人存在于“非物理世界”中，需要依赖输出设备而存在。基于这两个特征，虚拟数字人不具有实体性。因此，虚拟数字人无法被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有体物。同时，虚拟数字人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在归类上更倾向于被认定为信息化产品，因此，虚拟数字人应符合法律意义上“物”的特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虚拟数字人在特殊场合下具有姓名、肖像等人格身份内容，并且诸如代理、广告等行为也具备一定的主体性质，因此，虚拟数字人可以由于自身特性被纳入特殊物的调整范畴。

（三）虚拟数字人可构成特殊作品

笔者认为，以预制的动画、视频等作为内在驱动的虚拟数字人可以作为作品，并受到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对于衍生权利的调整。然而，对于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虚拟数字人，作品的概念将难以全面概括其所有特征。例如，以使用者为拟制已过世的亲人所制作的虚拟数字人为例，该虚拟数字人具备从使用者已过世的亲人处继承而来的特殊身份。同时，在人格、肖像、功能等内容方面也具备了人格属性。如果从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角度来看，将无法评价该虚拟数字人的身份人格带来的利益。同时，该种虚拟数字人也与著作权的内在逻辑不一致。著作权以“创作”作为权利的起点，但该种虚拟数字人的权利起点在于陪伴，即使用人对虚拟数字人的使用。此外，该种虚拟数字人所具备的人格属性的利益，与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往往不一致。一般情况下，著作权权利主体为作者；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著作权归属于其他主体。而虚拟数字人的人格属性利益与作者没有实在的联系。因此，一旦单纯以“作品”对虚拟数字人的法律性质加以评价与保护，则可能陷入无法全面保护虚拟数字人人格属性权益的困境中。因此，笔者认为，在弱人工智能背景下，可以尝试通过法律向度的二重性，重新定义特殊作品，作为在特定场合下保护虚拟数字人权属及权益的一种方式。具体而言，即将虚拟数字人存在的人格属性权益与著作权属性权益进行分离，在“作者—作品”一致性著作权的基础上，增设“作者—作品”非一致性的著作权，由此，可以合理保护虚拟数字人存在的人格属性。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的发展使虚拟数字人从单一、既定、他主的模式日趋向多元、智能、自主的方向发展，由此产生了从法律客体向主体化发展、从物的特质向主体特质发展的法律向度二重性特征。在弱人工智能背景下，虚拟数字人依旧没有脱离法律客体的调整范围，仍属于物的一种。基于虚拟数字人身上附着的人格化权益，可以设定特殊作品的模式，将虚拟数字人进行“著作权—人格化财产权”的双重调整，以期全面保护虚拟数字人所包含的权利内容。


本期封面及目录
<<  滑动查看下一张图片  >>
《中国审判》杂志2024年第4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338期

（关注“中国审判”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资讯）
编辑/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