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二中院发布“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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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春风来信，半边天晴花开，值此“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市二中法院从辖区两级法院审理的家事案件中精心筛选出十个典型案例，向社会公众予以发布。旨在发挥裁判规则指引功能，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关心、关爱、尊重和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共识和力量。


案例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未因离婚而丧失的，不影响对承包土地所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
——曾某、刘某乙与刘某甲共有物分割纠纷案

基本案情曾某与刘某甲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女刘某乙。1998年，刘某甲代表其家庭户4人取得某村六组1.17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自1998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2019年，土地重新调整分配，刘某甲代表其家庭户重新取得3.22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中，承包期限保持不变，承包方家庭人口由原有的4人变为曾某、刘某甲、刘某乙。2014年曾某与刘某甲登记离婚，离婚时双方未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曾某也未将户籍从该村迁出，亦未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2020年至2023年期间，刘某甲因承包土地流转获得租金8022元，又因土地征收获得补偿款64684.35元，合计72706.35元。现曾某因前述土地流转租金及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割事宜与曾某协商未果，遂诉至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曾某离婚后未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其仍为原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家庭共有，因曾某与刘某甲离婚导致共有基础丧失，曾某作为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有权请求分割案涉土地流转租金及征地补偿款。遂判决：刘某甲向曾某支付租金2674元、征地补偿款21561.45元。



典型意义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补偿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本案中，曾某在离婚时未分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离婚后未迁出户籍，也未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其仍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对承包土地流转和土地征收带来的收益、补偿享有权益。本案裁判切实保护了农村离异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享有的土地合法权益。


案例二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情节严重的，可视情节作出罚款处罚
——杨某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基本案情杨某某与周某某离婚后，因继续对前妻周某某实施跟踪、骚扰行为，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杨某某骚扰周某某。但杨某某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置之不理，仍继续骚扰前妻周某某，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杨某某进行训诫并告知其若再有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则将视情节轻重对其作出处罚。训诫后，杨某某屡教不改，仍继续纠缠、骚扰周某某，双方为此发生了肢体冲突。


裁判结果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鉴于杨某某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一再实施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且经训诫后仍不予改正，并继续违反，故依法对杨某某处以罚款1000元。


典型意义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创设的重要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种效力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禁令，而是违反禁令后所要承担的严厉法律制裁，即施暴者一旦违反禁令，视情节严重，将会被训诫、罚款、拘留，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既是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也是对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的藐视。本案中，人民法院已就杨某某对其前妻周某某进行跟踪、骚扰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杨某某仍继续实施跟踪、骚扰行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且在人民法院对其作出训诫后拒不改正，并与周某某发生肢体冲突。鉴于杨某某行为恶劣，人民法院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该处罚决定既保障了周某某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案例三夫妻一方婚内出轨赠与“第三者”财产的，配偶有权请求返还
——彭某与赵某、邓某赠与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彭某与赵某系夫妻关系。后赵某在2020年6月2日至2023年5月1日婚内期间出轨，并通过微信转账、发送红包、扫码支付等方式向出轨对象邓某支付共计66913.71元。在此期间，邓某亦有向赵某零星转账。彭某得知事实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赵某赠与邓某的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邓某返还赠与款69502.61元及支付相应资金占用利息。

裁判结果重庆市城口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赵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与邓某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且未经彭某同意即通过微信多次向邓某转账、发送红包，数额较大，该行为超出了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需要范围，邓某明知赵某已婚仍接受其赠与，双方的赠与行为损害了彭某的夫妻财产共有权和处分权，故赵某与邓某之间的赠与理应认定无效。为保护无过错配偶一方的权益，本案坚持全额返还的原则，遂判决：邓某向彭某返还赠与款69502.61元。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根据“背俗原则”认定赵某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邓某的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赠与合同无效，支持基于婚外情的赠与财物应全额返还，既是对男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第三者插足婚姻并从中牟利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又是对女方享有对夫妻共同财产平等支配权的肯定性评价。有力保护了无过错配偶一方的财产权益，对于纠偏扶正不健康的婚恋观、金钱观，引导树立良好家德家风发挥了积极意义。



案例四夫妻婚内期间有相互扶养义务，一方患有重病的，有权请求另一方支付扶养费
——周某某与胡某扶养费纠纷一案

基本案情
周某与胡某系于2017年1月17日登记结婚，并在婚内共同生育两名子女。2023年1月开始，周某出现睡眠差、自语自笑等症状，后在其母亲蔡某的陪护下多次前往医院进行治疗。经医院诊断周某患有睡眠障碍、精神分裂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等多种疾病。治疗期间，周某一直跟随母亲蔡某生活，且蔡某承担了周某部分医疗费，周某的丈夫胡某未履行丈夫职责。2023年8月2日，周某因所患精神分裂症目前仍处于未完全缓解期，经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评定其无民事行为能力。同年，法院判决宣告周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蔡某担任监护人，照顾周某生活起居至今。现周某向开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丈夫胡某每月支付扶养费5000元，并承担治病产生的医疗费16175元。

裁判结果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身患多种疾病，并经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生活自理能力，亦无固定经济收入。胡某作为丈夫对周某负有法定的扶养义务，应当在物质层面对妻子给予经济扶助，在精神层面给予妻子关心和心理疏导。遂判决胡某按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周某生活费并承担相关医疗费用。
典型意义《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该义务基于夫妻身份关系而产生，是婚姻共同体的本质要求。婚内扶养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夫妻之间的法定义务，必须自觉履行。本案周某患病，并被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胡某作为丈夫负有法定的扶养义务，应当在经济上供养、精神上慰藉和生活上照顾。本案裁判明确夫妻之间具有扶养的义务，充分保护了需要扶养一方的权利，也对不尽夫妻扶养义务的另一方起到警示作用。

案例五一方因患病生活困难的，离婚时有权主张经济帮助金
——彭某某与周某某离婚纠纷案

基本案情
周某某与彭某某系夫妻关系。周某某因患精神分裂症于2017年经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其母亲冉某某担任监护人。后彭某某多次起诉要求与周某某离婚被驳回，期间彭某某未照顾周某某，亦未支付任何生活费、医疗费。现彭某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周某某离婚。周某某提出自己目前尚在治疗中且需要长期治疗，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要求彭某某给付一次性经济帮助金200000元。

裁判结果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某患精神分裂症已经由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劳动能力，且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医疗花销较大，生活困难。而彭某某也当庭表示离婚后愿意每月支付周某某经济帮助金1000元至其恢复行为能力或死亡时止。综合考虑周某某的生活实际以及彭某某的支付能力，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并支持由彭某某按每月1000元支付周某某经济帮助金至其恢复行为能力或死亡时止。

典型意义本案是适用离婚经济帮助金的典型案例。经济帮助是指在夫妻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经双方协议或人民法院判决，有条件的一方对于困难的另一方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经济资助的行为。周某某患精神分裂症已经由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劳动能力，且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医疗花销较大，生活困难，其符合主张经济帮助金的情形，法院结合彭某某的经济能力和周某某的客观实际，判决由彭某某按月支付周某某经济帮助金至其恢复行为能力或死亡时止，这既保障了周某某离婚后的生活需要，也维护了周某某的合法权益。




案例六在子女为被继承人案件中，父母一方对子女尽了主
要抚养义务或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刘某与何某继承纠纷案

基本案情刘某与何某原系夫妻，婚后共同生育一子小刘。2012年11月7日刘某与何某经调解离婚，调解协议约定婚生子小刘跟随母亲何某生活，刘某暂不给付抚育费。此后小刘一直跟随何某生活，刘某亦未支付任何抚养费。2018年，因住房拆迁，何某、小刘与何某之母三人获得一笔住房货币安置补偿金。2021年，何某使用部分补偿金用于购置案涉房屋作为小刘婚房使用，房屋总价28万元，《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以及购房款的支付等均由何某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为按份共有，由何某占2%、小刘占98%。2023年4月28日，小刘去世，丧葬事宜概由何某操办，刘某未参加葬礼，未承担丧葬开支。现刘某向法院起诉，请求继承案涉房屋49%的份额。

裁判结果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与何某均为被继承人小刘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但被继承人小刘生前一直跟随母亲何某居住生活，并由何某独自抚养长大，何某在情感陪伴、生活照料、经济负担等方面对小刘付出了无数关爱与心血。刘某自离婚后未再承担任何抚养义务，亦未参加小刘的葬礼，未承担丧葬费用。此外，案涉房屋的获得、购房款的组成何某也付出较多心力。现小刘不幸离世，何某中年痛失唯一爱子，已承受不可承受之精神打击。综合考量以上因素后，遂判决由刘某继承案涉房屋10%的份额，由何某继承案涉房屋88%的份额。


典型意义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本案是人民法院在继承纠纷案件中充分肯定离婚母亲对子女的抚养付出，依法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本案的裁判结果保护了对被继承人尽到主要抚养义务和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何某的合法权利，符合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充分彰显了司法机关对妇女权益保障的司法温度和人文关怀，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权益的良好氛围。



案例七探望权的行使，应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方式为之

——左某某与周某某探望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左某某与周某某于2018年3月5日登记结婚，婚后二人共同生育一子小左。2021年3月1日，法院判决准予左某某与周某离婚，婚生子小左由周某某抚养，左某某每月支付小某抚养费700元至其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时止。判决生效后，小左一直跟随周某某的父母在重庆市云阳县生活。后左某某因与周某某就小左的探望问题发生争议，左某某诉至法院，请求每月探望小左两次，并请求判令小左在寒暑假及法定节假日的一半时间跟随其生活。经庭审查明，左某某目前在上海工作，工资于每年年底结算，日常每月仅有1000余元收入以供开支，另左某某每月尚需向其父母、同事等借钱偿还个人所负债务3000余元/月。左某某与周某某离婚后，小左从未单独与左某某一起生活，小左目前亦不愿前往左某某处共同生活。自2022年5月起，左某某也未再支付小左抚养费。


裁判结果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左某某的诉请虽系出于维系、增进父子亲情的正常情感需要，但综合考虑小左目前的年龄心智、既往生活经历和个人意愿以及结合左某某的生活状况、经济能力等因素，并不适宜支持其提出的“逗留式”探望方式的主张。左某某可通过“看望式”探望方式即每月两次在周末期间探望小左，循序渐进地增进父子感情，待二人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感情后，可再适时调整探望方式。遂判决：1.左某某于每月周末在小左的生活地探望两次，探望时长每次不超过半个白天，周某某负有协助义务；2.驳回左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左某某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在依法维护子女利益的基础上兼顾保障非直接抚养一方探望权的典型案例。法律赋予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依法享有对未与其共同生活的子女进行探视、看望、交往的探望权，既是维系离婚后父母与子女感情的途径，也促进子女健康成长、便利父母行使监护权的保障。但探望权的行使，应当符合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方式为之。本案裁判综合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心智、既往生活交往经历，并结合探望权人的生活状况、经济能力等因素，依法对探望权人诉请的“看望式”探望与“逗留式”探望请求分别予以评判，既以温情方式呵护亲权，促成弥合亲情，又彰显司法裁判的智慧，对于审理类似案件具有参考意义。

案例八具有监护意愿和监护能力的爱心人士可依法定程序指定为困境儿童的监护人
——唐某、王某与小徐申请指定监护人案

基本案情胡某与徐某于同居期间生育一子小徐（现9周岁）。后胡某于2015年7月出走，至今未对小徐履行任何抚养义务。2022年2月，徐某因病去世。唐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身体健康，具有稳定收入，是当地知名爱心人士。在小徐母亲出走，其父亲、祖父母均去世，外祖父母和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均无力监护的困境下，唐某、王某夫妇在征得小徐直系亲属和所在村民委员会同意后，于2022年3月10日将小徐接到家中共同生活。当地学校亦为小徐办理入学复学。2022年10月19日，人民法院因胡某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判决撤销胡某为小徐的监护人资格。鉴于唐某、王某明确表示愿意作为小徐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小徐所在村民委员会及其本人亦表示同意，经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并支持起诉，唐某、王某遂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其为小徐的监护人。

裁判结果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唐某、王某与小徐虽无亲属关系，但在小徐的生父去世、母亲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其优先顺位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均无监护能力的困境下，唐某、王某作为社会爱心人士，具有监护意愿并具备监护能力，且小徐已实际与唐某、王某共同生活，小徐所在村民委员会和其本人亦同意由唐某、王某作为监护人，遂判决：指定唐某、王某为小徐的监护人。

典型意义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社会爱心人士为困境儿童监护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典型案例。唐某、王某本无法定监护职责，却在小徐深陷监护空白困境时，毅然悉心照料，彰显了扶危救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之心。人民法院通过调查唐某和王某的社会信誉、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小徐的生活联系、情感关怀等多方面综合认定唐某、王某的监护意愿和监护能力，并征求小徐的意愿后，依法指定唐某、王某为小徐的监护人，充分保障了未成年人小徐的权益，让监护不缺位，关爱不缺失，同时，也是对唐某、王某爱心善举的肯定和支持。



案例九离婚协议虽就子女抚养作出约定，但并未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可在征得未成年人意见后，变更由实际抚养一方继续抚养
——徐某与小姚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徐某与姚某于2013年12月11日办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一女小姚。2020年1月23日，徐某与姚某办理离婚登记并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女儿小姚由姚某直接抚养，双方离婚后女儿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姚某承担，徐某不支付女儿任何费用。该离婚协议签订备案后，小姚大部分时间由徐某的母亲邹某负责照料，并与徐某的母亲邹某一起居住生活。现徐某诉至法院请求变更抚养关系。庭审中，小姚明确表示愿意跟随徐某生活。

裁判结果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变更抚养关系，可以由父母双方协议。父母双方不能就变更抚养关系达成一致协议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徐某和姚某虽在离婚时达成协议女儿小姚由姚某直接抚养并承担抚养费，但小姚实际上是跟随徐某的母亲邹某生活，由徐某直接抚养。小姚现已年满十周岁，其本人也表达愿意随徐某生活的意愿。从有利于小姚学习生活的角度出发，变更小姚抚养关系，由徐某直接抚养较为适宜。遂判决：1.变更小姚抚养关系，由徐某直接抚养；2.姚某按照500元/月的标准给付抚养费，至小姚年满十八周岁时止；3.驳回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父母离婚后对于未成年人依然均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对于未成年人的抚养问题，在离婚协议已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一般应当按照双方离婚时达成的协议履行，但协议约定后，并未按照协议实际履行的，即子女实际是跟随非协议约定的直接抚养一方居住生活的，为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在尊重未成年人本人的意见后，可以支持实际抚养一方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即变更由实际抚养一方继续抚养。




案例十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陶某与小陶抚养费纠纷案

基本案情陈某与陶某相识恋爱后，于2021年12月2日生育子女小陶，陈某与陶某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后双方结束恋爱关系，小陶自此一直跟随母亲陈某生活。期间，陶某未支付任何抚养费，也没有对女儿小陶履行抚养义务。现小陶诉至法院，要求陶某自2021年起按24000元/年的标准支付抚养费。


裁判结果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陶虽为非婚生子女，但是陶某作为父亲对小陶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陶某自与陈某结束恋爱关系后，一直怠于对小陶履行抚养义务，小陶有权主张陶某履行抚养义务，支付抚养费。再综合考虑小陶的年龄、生活现状、当地一般生活水平以及本案客观实际后，遂判决由陶某自2021年12月2日起每年支付小陶抚养费9600元至其年满十八周岁止。


典型意义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抚养义务作为法定义务，基于亲子关系产生，自子女出生之日起，延续至子女成年或能独立生活为止，除当事人死亡和丧失抚养能力外，其他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免除。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的，子女有权要求其给付抚养费。本案判决生父陶某支付小陶抚养费，回应了未成年人的维权需求和权益诉求，切实维护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END
文稿：民一庭 
编辑：冉进 袁虹
审核：陈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