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护航跨境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十大典型案例

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陈增宝发布司法护航跨境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十大典型案例






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护航跨境
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十大典型案例

目录
案例一：跨境电商平台“自营”标记混淆案

案例二：跨境电商平台知识产权自治、自净案

案例三：跨境商品中文标签效力案

案例四：跨境电商平台商品质量管理自治案

案例五：跨境海外代购案

案例六：跨境商品标识翻译错误责任认定案

案例七：跨境零售交易主体责任认定案

案例八：跨境零售进口商品“七天无理由退货”案

案例九：跨境贸易信用卡交易拒付案

案例十：跨境职业索赔案

案例一：跨境电商平台“自营”标记混淆案

简要案情及处理结果
原告系新加坡公民，2019年5月18日，其在新加坡通过我国某跨境电商平台购买了一件商品名标有“自营”字样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原告收到产品后认为该笔记本电脑非全新且没有按照买卖双方的约定安装正版的office办公软件，只安装了试用版的office365软件，严重影响该笔记本电脑的正常使用，销售方在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原告随后与平台方售后人员协商解决，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遂以该平台经营者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平台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被告主张案涉笔记本电脑的实际销售者为案外人某公司，被告仅是平台服务提供方，并非案涉商品的销售者，未实施销售行为，同时，被告作为平台服务提供方，已经根据网络服务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不存在销售欺诈行为。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被告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原告撤回起诉。

裁判规则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自营业务标记义务，应依法承担商品销售者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国内首例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因未履行《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七条自营业务标记义务，而以商品销售者身份向消费者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跨境电商平台将远隔万里的交易主体联系在一起，极大的促进了商品、服务在全球范围的流通，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的购物选择空间，但同时也极大的增加了对商品和商家的信任、选择和维权成本。信用良好、资金雄厚的跨境电商平台自营商品，是跨境交易消费者的首选，消费者基于对平台自营业务的信赖进行交易，跨境电商平台更应严格妥善履行自营业务标记义务。人民法院在审查跨境电商平台是否履行自营业务标记义务时，审查标准应高于普通电商平台应尽的义务标准，对商品标题上标记有“自营”字样、网店名称与平台名称高度重合等情形，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使普通消费者对交易主体产生混淆，错误认为系平台自营业务而形成交易，由此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害，平台应以销售者身份承担相应责任。由于国内各大电商平台均开展大量跨境产品自营业务，本案的处理有利于规范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自营业务，对行业规则创建及消费者知情权保障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二：跨境电商平台知识产权自治、自净案

简要案情及处理结果
被告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的电商平台是为中国商家面向国际市场打造的跨境电商平台。入驻商家通过平台面向海外客户从事销售经营活动，以支付宝国际账户进行担保交易，并使用国际物流渠道运输发货。深圳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该跨境电商平台开设有网络店铺，面向海外客户从事商品销售的经营活动。2021年4月，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深圳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平台店铺中发布多个含有与知名品牌相同或近似的 logo 及重要商品元素的商品信息，极易造成消费者混淆，涉嫌侵犯“Fossil”、“Dolce & Gabbana”、“Carolina Herrera”等知名品牌知识产权为由，对深圳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采取了处罚措施，包括：永久关闭平台店铺、冻结国际支付宝账号2年并罚没店铺保证金。原告深圳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认为，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处罚措施不当，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处罚措施，解冻国际支付宝账户冻结，返回保证金，并对造成的经营损失进行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跨境电商平台有权通过制定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及知识产权政策，明确进入和退出平台、商品和服务质量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第三方知识产权权利保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以维持正常平台交易秩序、履行知识产权保护责任。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已建立起包括“Fossil”、“Dolce & Gabbana”、“Carolina Herrera”等国际知名品牌等常见知名品牌商标或logo搜索库，深圳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仍在平台销售未获授权的案涉商品，在主观上应认定为故意为之。考虑到某跨境电商平台系面向全球用户销售商品，深圳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述侵权行为对外而言，会动摇海外消费者对于平台提供的商品、服务品质的信心，影响海外知识产权监管机构对平台合法合规经营的认知，增加平台的合规成本，降低平台的美誉度；对内而言，则会挤压平台合规经营商家的正常市场份额，破坏平台良性的经营秩序。因此，跨境电商平台综合深圳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涉嫌侵权的情节、销售规模、影响范围、主观过错，从严执行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将其案涉知识产权违规行为认定为“侵权情节特别显著或极端”，并无不当，故依法驳回了深圳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规则
跨境电商平台有权通过制定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及知识产权政策，明确进入和退出平台、商品和服务质量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第三方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以维持正常平台交易秩序、履行知识产权保护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深圳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跨境电商平台销售涉侵害国际知名品牌方知识产权权利的行为，会给跨境电商平台，特别是给跨境电商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将影响海外消费者对平台所销售商品、服务品质的信心；另一方面，将影响知识产权权利人、海外知识产权监管机构对平台合法、合规经营行为的认知，提高平台的知识产权合规运营成本；此外，也会对平台内众多商家之间的良性商业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冲击，不当挤压合规商家的正常市场份额、提高合规商家的交易机会成本、显著增加消费者购物消费的甄别成本，更可能会产生对此类不良行为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恶化跨境电商商业生态环境。案涉店铺销售的涉侵权商品在较短的时间内已销往全球多达24个国家。考虑到跨境电商交易的特殊性，对地理距离遥远且跨越多个国边界的交易双方及第三方知识产权权利人而言，一旦发生假冒产品、知识产权权利侵权等法律纠纷，纠纷解决成本极高、依法维权难度很大，此时，对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和购物感受，消费者对平台内经营商品、服务的信任，以及知识产权权利人及相关知识产权监管机构对平台保护知识产权所采取措施的决心、力度，都将产生负面影响，司法机关旗帜鲜明的支持跨境电商平台在平台内强化、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维系平台的健康发展和正常秩序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三：跨境商品中文标签效力案

简要案情及处理结果
2020年8月12日，原告余某通过国内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向平台内入驻的一家香港跨境电商公司购买了某品牌可可粉。原告收到被告自保税仓递送入境的案涉商品后，发现商品外包装无中文标签。原告认为，被告交付的商品为进口食品，却未按照《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商品实物的外包装上加贴书面中文标签，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被告明知涉案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销售，应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被告认为，商品系跨境食品，已在商品页面信息上展现了商品的中文电子标签，同时在消费者下单前进行了告知，告知其商品无中文标签，请其到商品页面查看，该商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亦不构成食品标签瑕疵。
法院经审理首先确定双方均同意选择适用中国大陆法律，法院认为，本案商品实物虽无纸质中文标签，但商品经检测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平台已通过下单页面的红色醒目字体方式履行了消费者提醒告知义务，原告在应知案涉商品直接购自境外，可能无中文标签，需通过网站查看商品中文标签的情况下，仍下单购买案涉商品，表明其已充分考虑自身风险承担能力，因此案涉商品的中文电子标签对其具有与中文纸质标签相同的法律效力，故被告以中文电子标签形式展示案涉商品信息，符合《食品安全法》对进口食品中文标签的要求，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规则
跨境零售电商经营者在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后，以中文电子标签形式完整展示商品信息可视为具有中文标签。

典型意义
本案是国内首例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领域确认进口食品中文电子标签与食品外包装中文标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案件。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作为一种新兴贸易模式具有特殊性，跨境零售产品既具有商业性质，但又是终端消费者个人自用的物品，目前对于跨境电商零售商品在性质上是属于个人物品还是商品存在极大争议，但不可否认其具有双重属性，应与一般进口商品进行区分。《食品安全法》规定一般进口食品应有中文标签，但对近年来大量涌现的跨境零售食品的中文电子标签效力未做出明确规定。虽然商务部等国家部委商财发〔2018〕486 号通知精神文件中对该问题有所涉及，但法律法规尚未作出明确规定。跨境电子商务是新型的经济形式和新兴业态，立法难免滞后于现实发展。《电子商务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关于进出口监督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从事跨境电子商务，这表明人民法院可结合规范性文件精神对相关法律规定做出与时俱进的合理解释。在行业内，电子标签与纸质标签具有同等效力。现实中对电子标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争议极大，普遍认为仅有电子标签构成标签瑕疵，经营者应承担退货退款责任。本案对这个法律空白进行了积极探索，明确了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交易中，跨境电商已履行对消费者的提醒告知义务并获得消费者确认同意后，在商品订购网页使用符合要求的中文电子标签视为具有中文标签。

案例四：跨境电商平台商品质量管理自治案

简要案情及处理结果
原告某电商公司在某跨境电商平台注册有两家网络店铺，面向海外买家客户从事商品销售的经营活动。2021年10月，被告某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以某电商公司在平台开设的两家案涉店铺对买家购物过程带来了严重的不良体验等为由，对该公司两家案涉店铺实施了关闭店铺及冻结店铺保证金等处罚措施。某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做出前述处罚措施后，即通知某电商公司称：“鉴于您的店铺的运营指标：纠纷率、DSR和好评率远低于行业水平，店铺的运营情况不健康，给消费者带来了严重不良体验，已经涉及违反平台规则(全球速卖通)‘严重扰乱平台秩序’规则......从保障消费者体验和维护平台健康商业环境角度，平台依据规则对您的店铺执行关店处置”。某电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解除平台注册的店铺关闭状态并双倍返还店铺保证金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平台后台的统计数据，原告注册经营的两家跨境网络店铺的DSR商品描述平均分、店铺纠纷率、好评率等远低于行业水平，严重影响消费者体验。现无证据推翻后台统计的数据。平台经营者综合上述客观指标以及众多消费者的评价留言等偏主观的体验指标，判定原告存在严重扰乱平台秩序的行为并做出相应的处罚，具有合同依据，故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规则
对买家购物过程带来严重不良体验，对跨境贸易平台商业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属于严重扰乱平台秩序，违反平台规则的行为。对该类违规行为的认定，可从“店铺的整体经营指标远低于行业水平”、“严重影响消费者体验”、“给买家带来严重不良体验”等维度进行综合判定。

典型意义
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赋予跨境电商平台监督和管理的自治职责，平台可以通过其制定的面向所有且不特定平台内经营者的交易规则、争端解决规则、合规经营规则等，对平台内经营者进行监督和管理，以实现对平台秩序的维护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平台内相关市场主体的行为予以引导、规范和惩戒。跨境电商交易具有特殊性，对地理距离遥远且跨越国界的买卖双方而言，特别是对于买家而言，一旦发生产品质量、虚假宣传、物流迟滞甚至虚假发货等消费纠纷，纠纷解决成本极高、依法维权难度很大，此时，买家、消费者的消费体验，购物的主观感受，特别是买卖双方的信任，商家在平台的诚信经营，对于维系平台的健康发展和正常秩序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跨境贸易平台在制定、执行相关平台规则时，将原告的诚信经营、买家的购物消费体验等作为判定是否构成违反平台秩序的重要考量指标，并通过店铺纠纷率高、DSR远低于平均水平、好评率低等客观指标，以及众多消费者的评价留言等较主观的体验指标，对原告存在严重扰乱平台秩序行为做出综合判定，符合平台规则制定的初衷，不违背平台规则条文原意，有益于促进平台健康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

案例五：跨境海外代购案

简要案情及处理结果
原告张某通过某跨境电商平台向被告钟某购买了一盒名为“日本植物性雌激素女性荷尔蒙补充剂90粒”的商品。被告钟某接单后在日本购买案涉商品，通过境外直邮方式发货。原告收到商品后，发现商品没有产品食用说明书，也没有购物发票及海关检疫证明，认为该商品系三无产品、假冒伪劣产品，遂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的案由起诉至本院，要求被告钟某承担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责任。被告辩称，其接受原告委托在日本正规商场购买案涉商品，能够提供对应的商场采购票据和境外发货凭证，商品并非三无伪劣商品，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建立起委托合同关系，被告向原告提供了海外发货凭证及采购小票，已经履行了委托人的注意义务及报告义务。在委托合同关系下，原告提起产品责任纠纷诉讼，以案涉产品无中文标签、无检验检疫证明为由，主张退一赔十，不应予以支持，驳回了原告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规则
海外代购应属于一种委托代理，代购商品的安全标准应适用初始出售行为所在国法律及相关规定。

典型意义
“海外代购”是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的热门词语，充斥于各类电商网站甚至是日常的朋友圈。在现实生活中，海外代购形式多种多样，一些“代购”名为代购实为买卖。不同“代购”隐含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具体案件中应根据当事人的约定，结合合同成立时商品所有权或实际占有的归属，探究合同条款的内涵与当事人的内心真意，揭开代购的面纱，界定法律关系，确定权利义务。本案判决认为，典型代购是指代购方与委托人约定，由代购方为委托人购买其指定的商品，代购人需要收取一定的代购费用。判断日常网络交易中的“海外代购”是否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应符合如下要件：1. 海外代购产品页面应存在代购服务的明确说明，即应以引人注意的方式告知购买人产品属于海外代购；2. 海外代购产品一般应从海外发货，购买人为实际入关申报人及相应税费承担人；3. 海外代购产品如在网络交易平台上架，应被网络交易平台列入代购类。如满足上述要件，应认定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反之，应认定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在委托关系成立时，判断代购产品是否为符合安全标准的合格产品应以首次销售国的法律规定及相关标准为依据。在此情形下，若购买人以产品无中文标签、非法添加、无检验检疫证明为由主张代购人销售者责任，缺乏请求权基础，不应予以支持。本案明确了海外代购领域委托合同关系成立的标准，对海外代购的产品责任进行了有益探索。

案例六：跨境商品标识翻译错误责任认定案

简要案情及处理结果
原告漏某因喂养婴儿的需要，通过国内某知名海购电商平台购买标注“自营”奶粉十罐，经幼儿较长时间食用出现发育不良症状，后原告发现案涉奶粉实为营养粉，并非婴幼儿奶粉，不符合国内食品安全标准中关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营养量的标准，认定平台与产品经营者违反《广告法》《食品安全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故起诉该电商平台的经营者与原告自认为的案涉商品经营者，要求返还购物款并承担十倍赔偿以及原告孩子的各项人身伤害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商品涉及婴幼儿食品领域，由于跨境电商平台错误的将营养粉翻译为奶粉，导致原告错误购买，进而产生损失。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五）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电商平台的混淆与误导行为导致案涉产品应适用婴幼儿奶粉的食品安全标准，无论生产国还是我国关于婴幼儿奶粉的标准，案涉产品显然都无法达到。根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七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其标记为自营的业务依法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由于电商平台未能明示案涉“自营”商品的实际经营者，故电商平台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电商平台对消费者进行了赔偿。

裁判规则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出售境外商品时，应如实定性商品性质与类型，以误导性方式翻译商品信息导致消费者产生错误认识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跨境电商平台出售进口“自营”婴幼儿奶粉，由于直接购自境外的商品无中文标签，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完全依靠电商平台的介绍，因此跨境电商平台应该将此婴幼儿产品的信息如实翻译并反映在网站中供消费者查看。如果混淆产品名称、品种、类别、适用人群等重要的产品信息，诱导消费者做出错误的选择，造成进口商品的属性发生变化，导致适用与其本身不同产品的安全标准，进而导致该产品被认定为不符合相应的安全标准的产品。本案中，进口婴幼儿米粉本身符合生产国的营养标准即可，但平台将前述不属于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辅食产品翻译为奶粉误导消费者，导致消费者产生的损失，电商平台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就跨境贸易商品的中文标签翻译问题进行了回答，要求跨境电商平台必须如实翻译商品性质等信息，如果出现错误翻译，一方面将误导消费者，另一方面会导致商品适用其他产品质量标准，无论如何平台方都将承担极大风险，本案判决明确要求跨境电商平台在商品销售环节必须准确清晰翻译商品的原本含义，进一步促使跨境电商平台完善管理自身业务，对于规范行业内跨境商品销售环节中的广告宣传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七：跨境零售交易主体责任认定案

简要案情及处理结果
2019年2月21日，原告郑某通过国内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向某海外跨境电商企业经营的店铺购买泰国进口无糖即食燕窝，该商品自下单之日从保税仓发出，并按“网购保税进口”规定经海关报关清关递送入境。原告收到案涉商品后，认为其口感怪异，任意按压可以改变形状，而且案涉商品无中文标签，认定案涉商品成分并非燕窝，案涉食品的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销售不安全食品，故将案涉商品品牌的微博认证公司及电商平台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赔偿十倍货款的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商品属于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范畴，系境外注册企业直接向消费者提供，该购买行为视为境外发生，故该商品应适用原产地质量标准；微博认证公司不是案涉商品的跨境电商企业，亦非商务部等国家部委商财发〔2018〕486号文件所规定的境内服务商；被告电商平台并非案涉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主体，原告要求微博认证公司、电商平台为案涉商品责任主体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规则
在海关办理登记注册并承担跨境电商企业申报责任的境内服务商，依其承诺应就商品质量问题向消费者承担相应责任。消费者向跨境电商平台公司及所涉商品的微博认证公司主张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典型意义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中的主体包括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经营者、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经营者、境内服务商和消费者。其中，跨境电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属于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买卖关系；跨境电商平台分别与跨境电商企业、消费者建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境内服务商接受跨境电商企业委托为其提供申报、支付、物流、仓储等服务，双方属于委托服务关系。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中，消费者与店铺经营者建立了买卖关系，店铺的运营主体为跨境电商企业，故合同出售主体及商品产品责任主体均为跨境电商企业。依据商财发〔2018〕486号文规定，为了充分保障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中的商品质量安全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除能向跨境电商企业进行维权外，还可以直接向承担跨境电商企业申报责任的境内服务商主张权利。本案再次明确商财发〔2018〕486号文中关于境内服务商应当承担跨境电商企业的民事连带责任的规定，降低消费者对域外电商维权的门槛，为进一步便捷消费者维权提供支持。

案例八：跨境零售进口商品“七天无理由退货”案

简要案情及处理结果
被告某境外跨境电商企业在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开设有“海外直购”店。原告章某某在被告“海外直购”店中下单购买了一款产自欧洲的遮瑕膏产品，支付价款308元（免邮费）。原告付款后，被告自欧洲仓储地发货，通过“跨境直购”方式报关入境并送交至原告预留收货地址。原告收到产品后次日即以“不想要了”为由，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向被告提出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申请。被告以案涉产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为由，拒绝了原告的退货、退款申请。原告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七天无理由退货”义务，退还货款。经查明，被告在案涉商品的交易详情页以显著方式告知产品系海外仓直发，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且原告下单前需点击确认消费者告知书，在告知书中亦明确表示产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商品具有特殊属性，被告在明确告知并获得原告确认后，案涉商品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遂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裁判规则
对于通过“跨境直购”方式报关入境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产品，若跨境电商企业已明确告知产品不适用“七天无理由货物”，且经消费者确认，消费者购买后又以“七天无理由退货”要求退货、退款，法院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在网购交易中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消费者反悔权是建立在消费者与销售者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因消费者无法通过电商平台亲自查看商品或体验服务，可能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产生认识错误，为了保护消费者在电商环境下的选择权和知情权，法律赋予消费者无理由退货的权利。在跨境电商环境中，消费者除了面临传统电商的信息不对称，还存在语言不通和地域差异等问题，更加依赖跨境电商平台对商品的描述，所以在跨境电商领域，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利显得更为必要。但跨境电商在业态上具有特殊性，对消费者提出的七天无理由退货应区分场景进行适用：第一，原则上跨境零售商品应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第二，对于商品为“直购进口”（海关监管代码9610）的，因存在产品的逆向物流问题，且非自保税仓递送，产品需多次进出不同国家关境，面临通关政策风险、进出口关税税费、邮费以及二次销售等不利因素，若跨境电商企业已明确告知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并经消费者确认，则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规则。

案例九：跨境贸易信用卡交易拒付案

简要案情及处理结果
原告某电商公司系某跨境电商平台内经营者，与跨境电商平台签订有《信用保障合作协议》和《信用保障服务规则》，开通了信用保障服务。根据信用保障服务的相关约定及信用卡支付的相关交易准则，在海外买家使用境外发卡行发放的信用卡支付时，买家可在交易达成后于银行端发起信用卡拒付申请，若卖家未在合理期限内提交有效抗辩材料，信用卡银行可判定买方拒付成功。2022年5月，原告某电商公司通过某跨境电商平台与海外客户签订了多笔信保订单，海外客户通过信用卡发卡行支付了信保订单金额5000余美元，某电商公司依约发货。某电商公司发货后，该海外客户以“假冒商品”为由向信保订单支付的信用卡发卡银行发起拒付。在该海外客户发起拒付后，某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均通过邮件方式向原告发送“信用卡拒付通知”，告知原告每笔信用卡拒付关联的订单信息，并告知原告“收到拒付通知后尽快联系买家了解拒付原因，请在收到本邮件后的7个自然日内提供抗辩资料，逾期未提交资料将默认贵司放弃申诉接受拒付退款”。后原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提交抗辩材料，信用卡银行判定买方拒付成功，上述订单基于信用卡支付的货款金额自原告账户扣划后均返还至信用卡银行账户。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某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自其平台账户扣划资金用于退回信用卡发卡行违法，请求某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原告与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签订的信用保障服务的相关协议及信用卡支付的相关交易准则，在海外买家使用境外发卡行发放的信用卡支付时，买家可在交易达成后于银行端发起信用卡拒付申请，若原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提交有效抗辩材料，信用卡发卡行可判定买方拒付成功。案涉跨境贸易订单的海外买家选择了信用卡支付方式，使用境外发卡行发放的信用卡付款后，于银行端发起了拒付申请，跨境平台经营者已将信用卡拒付信息通知原告，并提醒其及时提交抗辩材料，也告知了逾期提交的不利后果。后因原告未在合理期限内提交抗辩材料，信用卡银行判定买家拒付成功，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或其关联公司已依约先行替代原告履行返款义务。该情形符合前述协议约定的因原告原因（例如，举证不力或放弃举证）导致抗辩失败，原告应承担赔偿平台经营者或其关联公司代付金额的责任。故某电商平台经营者扣划原告案涉店铺账户内资金并无不当，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规则
在平台内商家与跨境电商平台签订有信用保障服务相关协议的情况下，海外买家使用境外发卡行发放的信用卡支付，买家在交易达成后于银行端发起信用卡拒付申请，跨境平台经营者已将信用卡拒付信息通知商家，并提醒其及时提交抗辩材料，也告知逾期提交的不利后果，因商家自身原因未提交抗辩材料，信用卡银行判定拒付成功的，商家应自行承担相应不利后果。

典型意义
在跨境出海贸易中，海外买家多选择信用卡支付方式进行货款结算，跨境电商平台亦会与平台内商家签订相关信用保障服务协议，约定双方注意事项和权利义务。本案即属于海外买家在使用信用卡支付后向信用卡发卡银行提出拒付申请，在跨境电商平台已将相关拒付通知告知商家的情况下，商家应自身原因错过了信用卡发卡银行的抗辩期间，导致买家拒付申请成立，信用卡发卡银行向平台或关联机构收回了已付的款项，导致商家钱、货两空。通过此案足以警醒跨境电商平台内商家，一定要注意及时应对买家向支付货款的信用卡发卡银行提出的拒付申请，并根据买家的申请事项提出有效的抗辩材料，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跨境电商平台亦应在能力范畴内，辅助出海商家应对好类似信用卡拒付申请事项，共同维护好跨境出海数字贸易的经营环境。

案例十：跨境职业索赔案

简要案情及处理结果
原告刘某多次在被告秦某经营的国内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购买日本婴幼儿奶粉。收货后，原告刘某经过辨别，发现该奶粉缺少中文标签，而且未经过检验检疫，后原告以产品责任纠纷的案由起诉秦某，主张奶粉为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应适用惩罚性赔偿标准，要求被告秦某退一赔十。另外，原告刘某在同一时期，在多家店铺购买同类别的日本奶粉，每家购买金额均在5000元左右，并均以相同的理由要求退一赔十。
法院经审理认为，《食品安全法》设立十倍的惩罚性赔偿是为了引导食品经营者依法经营，净化食品生产经营市场，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食品安全法》规定要求支付货款十倍赔偿金的请求权人只能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如果成为某些人的盈利手段，则与法律设立的目的背道而驰。本案中，由于原告一个月左右时间内多次购买案涉奶粉，同时还大量在其他店铺反复、大量购买类似奶粉，可见其购买案涉产品并非正常消费所需。本案中，原、被告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虽被告销售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原告非因生活需要购物，不能视为正常的“消费者”，故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法院判决仅支持退还商品价款，不支持十倍赔偿。

裁判规则
跨境电商交易中，对“职业索赔人”非基于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物品，不应支持惩罚性赔偿。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到“职业索赔人”出现在跨境电商领域如何应对的问题。随着我国跨境电商市场的高速发展，针对各类跨境产品的所谓“职业索赔”也呈井喷趋势，跨境电商平台已成为“职业索赔人”高度的聚集领域。“职业索赔行为”客观上在净化市场、促进依法生产经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该行为主要集中在标签标识领域，且具有明显的经济利益驱动特征，挤占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对市场行政监管部门和人民法院都造成了较大负担。本案首次在跨境电商领域确立了“职业索赔人”非基于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物品，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裁判规则，同时厘清“职业索赔人”与正常消费者的区分标准，即“职业索赔行为”判断可以参照三个标准：一是短时间内多次购买案涉产品或类似产品后提起数件类似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诉讼；二是一次性购买大量明显不符合正常消费所需的情形；三是其他明显不符合普通消费行为的情形。法院一旦审查出案涉行为具有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职业索赔行为”，人民法院对其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可不予支持。
内容来源：杭州互联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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