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论商事仲裁中的紧急仲裁员制度

亚太国际仲裁院（Asia Pacific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hamber）经新加坡律政部前置核准名称后由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注册于2023年成立，创新性地为亚洲贸易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间产生的各类商事争议提供高效、公正、经济、便捷的解决路径。作者 | 徐春龙  广东凯成律师所主任、高级合作者 | 徐春龙  伙人作者 | 徐春龙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作者 | 徐春龙  所博士来源 | 《国际仲裁研究》第一期（《国际仲裁研究》系由亚太国际仲裁院和澳门国际仲裁学会主办的期刊杂志（国际标准刊号ISSN：2958-1990），旨在从国际视野研究仲裁领域相关问题，提供前沿仲裁资讯及研究成果。）来源摘要：随着商事仲裁的发展，紧急仲裁员制度已经成为商事仲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事人对仲裁高效性的要求、仲裁程序的有序进行以及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来看，构建紧急仲裁员制度具有必要性。目前紧急仲裁员法律地位不明确、紧急仲裁员的决定不能约束第三人以及紧急仲裁员决定的强制执行效力等问题成为制约紧急仲裁员制度发展的因素。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规制路径包括三个方面：紧急仲裁员制度的适用应当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紧急仲裁员程序应当保障当事人的平等陈述权以及紧急仲裁员作出的紧急救济措施应当具备实质性要件。中国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完善中国紧急仲裁员制度。关键词：商事仲裁；紧急仲裁员；临时措施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转载本文，请私信本公众号。目录一、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必要性分析二、紧急仲裁员制度的现实困境三、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规制路径四、中国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评介结语自国际商会仲裁院（以下简称ICC）创制了仲裁前裁判制度以来，世界上主要机构仲裁规则相继规定和完善了紧急仲裁员制度及相关问题。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中规定，在仲裁程序中，若情况紧急利害关系人可以在申请仲裁前向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保全措施。换言之，我国的仲裁程序中只有人民法院有权对保全措施作出决定，而仲裁机构没有权力。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部分仲裁规则明确规定了紧急仲裁员制度，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和《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尤其是北京仲裁委员会已于2017年底受理了中国内首例适用紧急仲裁员程序的案件（GKML），此案中申请人请求紧急仲裁员对香港境内的财产作出保全决定，并得到了紧急仲裁员的支持。随后，该项临时措施决定在香港法院根据《仲裁条例》得到了许可和强制执行。中国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在仲裁庭组成前，当事人可以依照仲裁规则向仲裁机构申请指定紧急仲裁员。此次修订解决了立法与仲裁规则规定不一致的问题。限于篇幅，《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规定较为简略，与国际通行惯例具有一定差距。同时，中国国内外学者也对紧急仲裁员制度进行了专门研究，具体包括紧急仲裁员的演绎历程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必要性和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基本内容。但存在争议的是紧急仲裁员的法律地位、紧急仲裁决定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以及紧急仲裁决定的执行问题。故此，有必要研究设立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必要性、目前所存在的现实困境、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规制路径以及根据《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对中国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进行分析，以为中国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完善提出设想方案。一、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必要性分析商事仲裁当事人作为一名理性的经济主体，当其陷入纠纷时，往往会采取特定手段快速转移、隐匿案涉财产，或者毁灭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从而防止或减少自身利益受到损失。因此，为了保护另一方商事仲裁当事人的利益，通常赋予其向法院或仲裁庭申请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利，如查封、扣押和冻结财产，或对证据、行为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但向法院申请采取临时措施将会披露涉案争议，与仲裁的保密性相悖；若向仲裁庭申请采取临时措施，可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或者加速当事人转移财产，未能及时为当事人提供临时救济措施。在上述背景下，紧急仲裁员制度应运而生。具言之，紧急仲裁员制度是一种在当事人提交仲裁后、仲裁庭尚未组成时，为解决当事人快速、及时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而指定专门仲裁员作出决定的制度。当仲裁庭一经组成，或紧急仲裁员权限行使完毕，紧急仲裁员的权限即告终止。事实上，商事仲裁中的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建立是旨在满足当事人对仲裁高效性的要求、仲裁程序的有序进行以及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一）紧急仲裁员制度体现了当事人对仲裁高效性的要求正如学者所说当事人之所以选择仲裁方式而不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纷争，看重的不是仲裁的权威，而是仲裁的公正和效率。商事仲裁实践中可能因为种种因素导致仲裁庭组成时间较长，这给了商事仲裁当事人转移财产或毁灭证据的时间。而紧急仲裁员制度的确定能够满足当事人对及时采取临时措施的迫切需求。通过梳理各个仲裁机构对紧急仲裁员程序的时限规定，发现紧急仲裁员制度与当事人对仲裁效率的要求相契合，具体如表一所示：表一：紧急仲裁程序中有关时限的规定从表一可以看出，各个仲裁机构都明确规定了紧急仲裁员的指定、回避以及作出决定的期限。以《SCC仲裁规则》和《ACIAC仲裁规则》为例，自指定紧急仲裁员到紧急仲裁员作出决定最多6个工作日，这大大缩减了临时措施的时限，确保了当事人能够及时采取措施以减少损害。此外，《SCC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并不区分工作日和非工作日，也就是说，不会因在非工作日而顺延期限，这有助于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及时进行。由此，相较于普通的仲裁庭程序，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期限较短，能够满足当事人对仲裁的高效性要求，这也正是紧急仲裁员制度存在的现实意义。（二）紧急仲裁员制度有助于推进仲裁程序的有序运行紧急仲裁员制度可以保证仲裁程序的有序推进。仲裁实践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当事人转移财产和毁灭证据提供了条件和便利。而在仲裁申请后，仲裁庭组成之前，紧急保护措施的决定权出现了空白。此时面临的问题是应当由向哪个主体申请采取临时保全措施。根据中国仲裁立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仲裁机构递交临时保全措施申请，再由仲裁机构向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转交保全申请。尽管此种模式解决了权力落空的问题，但缺陷在于此过程耗时长，仲裁机构没有决定权，只是起到转交作用。由此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仲裁庭已经组成并已开始仲裁庭审甚至作出终局裁定，而法院仍未对临时措施作出决定。若法院未及时作出临时措施的决定将会产生不利后果，即不能及时固定证据，导致当事人难以提供关键证据，仲裁庭在对事实进行认定时也存在困难。紧急仲裁员制度能够有效解决上述僵局，以弥补当事人在提交仲裁申请后到仲裁庭组成之前的权力处于真空状态的缺陷，这为当事人寻求临时救济措施提供了另一种可行性方案。尤其重要的是，如果仲裁地与财产保全地属于同一法域，由法院决定临时措施的弊端尚不明显，而当仲裁地与财产保全地属于不同法域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需要查明不同法域之间是否存在关于临时措施协助的条约或协定。倘若不存在，紧急仲裁员制度则成为一种有效路径。例如，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GKML案中，自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之后，北京仲裁员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快速启动了紧急仲裁员程序。选定紧急仲裁员后，该紧急仲裁员在保障双方当事人陈述权利的基础上，结合仲裁请求获得最终裁决支持的可能性、情况紧迫性、临时措施的合理性及可执行性等因素，迅速做出同意采取紧急措施的决定。该案通过适用紧急仲裁员制度，顺利地解决了跨境仲裁中如何采取临时保全措施的难点。由此，紧急仲裁员制度对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大有裨益。（三）紧急仲裁员制度有助于确保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根据伦敦玛丽皇后大学国际仲裁学院进行的国际仲裁调查结果显示，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被视为仲裁最具价值的特征。换言之，仲裁裁决是否能够被顺利执行是衡量商事仲裁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假使仲裁庭作出的仲裁裁决未能得到顺利执行，则意味着此种争议尚未彻底解决。无论是法院决定临时措施还是由仲裁庭决定临时措施，其根本原因在于确保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使仲裁裁决能够被顺利执行。倘若不赋予当事人申请采取临时措施，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仲裁庭作出了支持仲裁申请人仲裁请求的裁决，而被申请人已经转移财产，无法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紧急仲裁员制度作为仲裁庭组成前的一种临时救济制度，一定程度上属于仲裁庭有限权力的延伸，其充分体现了仲裁自治。该制度的设立对于仲裁裁决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由专门的紧急仲裁员作出临时措施决定，有助于缓解司法资源有限性的缺陷，从而快速作出临时措施决定。第二，选择专门的紧急仲裁员决定临时措施，将当事人的权利救济途径纳入至整个仲裁体系内，有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第三，紧急仲裁员能够在较短的时限内作出决定，有助于及时减少损害，确定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紧急仲裁员制度直接攸关最终裁决的执行，响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意愿。二、紧急仲裁员制度的现实困境紧急仲裁员制度虽已具有三十余载的历史，囿于紧急仲裁员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模式，紧急仲裁员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紧急仲裁员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紧急仲裁员作出的决定是否能够在法院得到强制执行以及能否适用《纽约公约》。（一）紧急仲裁员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为代表的规则仅对“仲裁庭”作出解释，而不对“紧急仲裁员”是否属于“仲裁员”的范畴进行讨论。实践中，法院对于紧急仲裁员的性质界定也存在分歧。例如在Société Nationale des Pétroles du Congo Et République do Congo v. Société Total Tina Elf Eé P Congo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可以申请仲裁前救济措施。随后，ICC公断人发布了一项仲裁前临时措施。但原告认为紧急仲裁员超越了权限，因此向巴黎上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仲裁前公断人作出的裁决，但法院认为公断人不属于仲裁员的范畴，由此法院不对公断人作出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该案的争议焦点是紧急仲裁员是否属于仲裁员，因为只有仲裁员作出的决定才受到司法监督。尽管有学者认为可以从当事人的意图推断出“紧急仲裁员”属于仲裁员。但有的学者认为此种说法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仲裁员是由当事人的直接指定或授权仲裁机构或者法院而产生的，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而任命的私人法官。商事仲裁源自商人对定纷止争的需求，是否选择仲裁员、如何选择仲裁员以及选择何种仲裁员属于当事人的私人事务。目前世界上主要的机构仲裁规则规定，紧急仲裁员的指定由仲裁机构决定，这种指定方式缺乏当事人的私人意志，与仲裁的私人本质相悖。因此，不应当将紧急仲裁员的法律地位与仲裁庭组成后的仲裁员地位视为等同。如《HKIAC仲裁规则》、《AAA仲裁规则》、《LCIA仲裁规则》、《ICC仲裁规则》、《CIETAC仲裁规则》和《BAC仲裁规则》等规制中规定紧急仲裁员的指定是在当事人提交仲裁申请书或者缴纳相关费用后由仲裁机构或者仲裁机构的管理人进行指定。（二）紧急仲裁员不能对第三人发布临时措施决定紧急仲裁员制度作为仲裁庭组成前的特殊救济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仲裁庭有限权力的延伸，可以在仲裁庭组成前为仲裁当事人提供临时救济。这不仅拓宽了当事人申请临时救济的路径，也避免了证据灭失、涉案财产转移或损害的风险，同时有助于解决法院处理临时措施效率较低的问题。鉴于仲裁本身具有显著的相对性，仲裁程序只能针对特定的仲裁协议相对人。如果不属于仲裁协议缔约者，则应当被排除在仲裁程序之外。这既是仲裁私人性的必要结果也是仲裁保密性的内在要求。因此，紧急仲裁员只能对仲裁当事人具有管辖权，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临时措施决定。倘若当事人申请的临时措施涉及第三人，如要求银行查封、冻结账户时，则不能适用紧急仲裁员程序，因为紧急仲裁员对于第三人没有管辖权。此种情形下，当事人只能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对第三人作出临时措施决定。因此在涉及对第三人采取临时措施时，紧急仲裁员程序将面临失灵的问题。如何设计针对第三人的紧急决定将构成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制约因素。（三）紧急仲裁员的决定是否可以被强制执行仲裁学界和仲裁实务界中存在较大分歧的是紧急仲裁员决定的强制执行力。其中，可以将该论争细化为两个方面：其一，关于紧急仲裁员处理的事项是否具有争议性。有学者认为紧急仲裁员对是否采取紧急保护措施的判断不涉及实体争议。相反，有学者主张紧急仲裁员对紧急保护措施作出的决定具有争议性。根据《HKIAC仲裁规则》和《ACIAC仲裁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向紧急仲裁员证明采取临时措施具有必要性以及实体争议有获得仲裁庭支持的可能性。再者，紧急仲裁员应当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后对决定是否采取临时措施。事实上，这要求紧急仲裁员对实体争议形成自由心证。其二，紧急仲裁员作出的决定是否具有终局性。大多数仲裁规则规定紧急仲裁员或者仲裁庭可以修改、终止或撤销紧急仲裁员作出的裁令或对裁令的任何修改。如果法院承认或执行了紧急仲裁员作出的指令，可能出现的情形是该指令被紧急仲裁员或仲裁庭修订或撤销，这也成为了法院忌于执行紧急仲裁员作出的裁定和指定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以《示范法》为代表的规则已明确规定仲裁庭作出的临时措施决定可以在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理由是紧急仲裁员同仲裁庭的仲裁员一样，并且受到选定、回避、披露及保密制度的规范，由此可以推定紧急仲裁员作出的决定同仲裁员作出的决定具有同等效力，能够被法院强制执行。三、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规制路径仲裁作为商业贸易活动的产物，旨在减少商事主体的交易成本，维持有序的商业社会秩序。随着社会的需求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案涉当事人转移财产和毁灭证据等其他不利于仲裁案件审理的行为变得日益严峻。为了使紧急仲裁员合理正当地发挥快速决定紧急救济措施的作用，确保仲裁体系内部的协调性和完整性，有必要对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规制路径进行探索，从而完善紧急仲裁员制度。（一）紧急仲裁员制度的适用应当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商事仲裁中的首要原则。明确紧急仲裁员的法律地位关键在于考察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实用规则是否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具体而言，紧急仲裁员制度的适用规则包括两种，第一种是合意选择适用（opt-in）。在1990年《ICC仲裁前公断程序规则》和1999《美国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中均采用合意选择适用（opt-in）方式，明确紧急仲裁员制度的适用前提是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约定采取该规则，否则该规则不得适用。遗憾的是，实践中较少有仲裁当事人明确适用该规则。随着商事仲裁的发展以及当事人对紧急仲裁员制度的现实需求，大多数仲裁机构在修订仲裁规则时创造了第二种适用方式，即采取合意排除适用（opt-out）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方式。如《SCC仲裁规则》、《ICC仲裁规则》和《LCIA仲裁规则》等规则中均采取消极列举方式排除紧急仲裁员制度的适用。并且对紧急仲裁员制度的适用规则进行解释说明，如果是在施行合意排除适用（opt-out）规则前已达成仲裁协议，且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适用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则有关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规定不能适用。此外，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通常情况下，一旦选择《SCC仲裁规则》、《ICC仲裁规则》和《LCIA仲裁规则》，则意味着当事人同意适用紧急仲裁员制度，但当事人之间可以以合意方式排除紧急仲裁员制度的适用。据此，合意排除适用（opt-out）方式旨在提高当事人选择适用紧急仲裁员制度的便捷度，如果双方当事人认为没有必要或者基于其他因素不适用紧急仲裁员制度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合意。实质上，无论是合意选择适用（opt-in）还是合意排除适用（opt-out）均表明紧急仲裁员制度的适用应当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相符。如果违背当事人的意志适用紧急仲裁员制度，则意味着紧急仲裁员制度不具有理论基础。应当注意的是目前大多数仲裁机构基于仲裁效率的考虑，规定紧急仲裁员是由仲裁机构直接指定。为了合理平衡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效率原则，可以采取如下作法：一是肯定仲裁机构指定紧急仲裁员的优势。二是仲裁机构在指定紧急仲裁员时，可以征询当事人的意愿，如紧急仲裁员应当具备何种专业知识和技能。以《BAC仲裁规则》为例，仲裁机构应从仲裁员名册中指定紧急仲裁员，这能增加当事人对指定仲裁员的可预见性。故此，紧急仲裁员的权利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授权，其地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有理由推定紧急仲裁员包含于仲裁员的范畴。（二）紧急仲裁员程序应当保障当事人的平等陈述权紧急仲裁员制度具有紧迫性，但保障当事人的平等陈述权仍然是该制度的基础前提和必然要求。原因在于平等原则和辩论原则被视为国际仲裁中的公共秩序范畴。当事人的平等陈述权是仲裁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如果未能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则意味着此种争议解决方式不能构成“仲裁”。当事人是否享有平等陈述权直接决定了紧急仲裁程序本身的正当性，亦决定了紧急仲裁员作出的紧急救济措施裁定能否得到承认和执行。大多数机构仲裁规则规定紧急仲裁员作出决定时应当保障各方当事人享有平等陈述的机会。应当包括两个条件：第一，申请人或者仲裁机构应当及时将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启动申请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如在《AAA仲裁规则》、《ICC仲裁规则》、《SCC仲裁规则》、《LCIA仲裁规则》和《ACIAC仲裁规则》等规则中均规定，一方仲裁当事人在提出紧急保护措施申请后，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仲裁机构及其他各方当事人。第二，紧急仲裁员应当确保各方当事人就紧急保护措施的申请有合理的机会发表陈述意见。在《HKIAC仲裁规则》和《LCIA仲裁规则》要求紧急仲裁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认为适当的方式开展程序，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均应当保障双方当事人有机会就紧急救济请求提出陈述意见。从上述规定来看，仍未解决紧急仲裁员的决定不能约束第三人的问题。例如当银行持有某一争议标的资金时，当事人向法院申请采取临时措施更为有效。目前仲裁立法和仲裁机构对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规定较为保守，随着商事仲裁制度的国际化和自主性加强，紧急仲裁员的权限应当得到扩展。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通过修改立法的方式明确紧急仲裁员的决定对第三人具有约束力。（三）紧急救济措施应当符合实质性要件中国国内外仲裁规则将紧急仲裁员制度视为整个仲裁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均规定了紧急仲裁员作出临时措施决定时应当考虑的因素。通过分析《AAA仲裁规则》、《LCIA仲裁规则》、《ACIAC仲裁规则》和《HKIAC仲裁规则》等规则，可以将紧急救济措施的实质要件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采取临时措施具有显著的紧迫性。该要件是紧急救济措施的基础条件，只要存在证据毁灭、财产转移的急迫风险，当事人才有采取临时措施的需求。如果当事人没有转移财产或毁灭证据的主观意志且亦不存在转移财产或毁灭证据客观情形，则不应当被判定为具有紧迫性。第二，采取临时措施的合理性。该要件要求当事人证明采取紧急救济措施可能造成的损害应当小于不采取紧急救济措施造成的损害。为了满足该要件要求，当事人应当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符合明显优势的证明标准。首先，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不采取紧急救济措施将会产生损失。其次，当事人应当证明此种损失具有不可逆性，也就是说损害结果难以弥补。最后，不采取紧急救济措施所造成的损害将显然超过因采取临时措施所遭受的损害。第三，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获得最终实体裁决支持的可能性较大。该要件实际上是要求紧急仲裁员对实体争执作出预判，即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初步事实、证据以及陈述，有理由相信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能够得到仲裁庭的支持，并作出对其有利的终局裁决，从而作出维持现状、防止损害、财产保全以及证据保全等紧急救济措施。该要件与临时救济措施的目的具有关联性，如果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没有获得仲裁庭的支持，则意味着被申请人没有财产给付的义务。此种情形下，紧急仲裁员作出的紧急救济措施存在缺陷，若给被申请人造成了损失，申请人应当予以赔偿。故此，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规范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的平等陈述权以及当事人对仲裁效率的追求为逻辑基础，从而公正地解决当事人对迅速采取临时措施的要求。四、中国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评介中国现行仲裁立法中尚未规定紧急仲裁员制度，而在中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创新性的确定了紧急仲裁员制度。该制度的建立是中国仲裁史上一次重要尝试和创举。囿于紧急仲裁员制度尚处于发展阶段，中国仲裁立法及《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在紧急仲裁员制度方面仍凸显出一些缺陷。为此，有必要对《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规定的紧急仲裁员制度予以评介，并对中国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完善提出优化路径。（一）《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对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规定及评介在《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布之前，法院对仲裁中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享有专属管辖权，仲裁机构无权作出是否保全的裁定。而《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公布意味着法院不是唯一的保全措施决定主体，具体包括如下特征，兹作下述：第一，建立了紧急仲裁员制度。为当事人寻求紧急救济措施提供了替代性方案。第二，仲裁中的保全措施的决定主体由从单一制转为双轨制。随着仲裁的公信力和司法对仲裁的支持日益增强，立法赋予了紧急仲裁员的紧急措施决定权。第三，紧急仲裁员的适用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在《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紧急仲裁员的启动以当事人的需求为前提。第四，规定了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基本内容。中国内地《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规定了紧急仲裁员的权限以及紧急仲裁员制度应当如何适用。值得肯定的是《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改变了中国法院专享仲裁保全措施的权力，通过增设紧急仲裁员制度提高了仲裁的效率和灵活性。但相较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立法，中国内地《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对于紧急仲裁员的规定较为简略，未通过指导性的原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关于紧急仲裁员制度的适用。《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当事人需要指定紧急仲裁员采取临时措施的，可以依照仲裁规则申请指定紧急仲裁员。第二，未对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承认和执行提供法律依据。上述规定中对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具体内容作出了规定，但是关于紧急保护措施的承认和执行的规定暂付阙如。（二）中国紧急仲裁员制度的优化路径中国国内外学者在对紧急仲裁员制度进行研究时，通常从立法完善、宏观框架和微观实践三个板块提出优化进路。同样，中国也可借鉴此种思路。首先，中国仲裁立法有必要为紧急保护措施的承认和执行提供立法依据，将紧急仲裁员制度纳入至整个仲裁框架内。如借鉴和学习《新加坡国际仲裁法》和中国香港《仲裁条例》的规定，建立紧急保护措施的执行机制。其次，构建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宏观框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北京仲裁委员会在具有了立法依据的条件下，应当对《紧急仲裁员制度规则》进行修订和完善。其他仲裁机构则应当参照其规则，沿着紧急仲裁员的适用前提、申请条件、紧急仲裁员的指定、披露、意义和权限、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期限、紧急仲裁员的决定、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费用及相关规定为逻辑结构制定紧急仲裁员制度规则，以满足仲裁当事人的需求。最后，北京仲裁委员会开先河之举，成功处理了中国国内首例紧急仲裁员制度，并且在香港得到了执行。因此，中国仲裁机构应当予以参考，使仲裁立法与仲裁规则之间形成有效的衔接机制，从而使紧急仲裁员制度体系化、规范化。结语鉴于当事人对仲裁高效价值的追求、仲裁程序的有序运行以及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部分国家立法以及大多数机构仲裁规则都确立了紧急仲裁员制度，包括紧急仲裁员制度的前提条件、期限和紧急仲裁员作出决定等。目前紧急仲裁员制度尚处于发展阶段，不可避免面临着诸多问题，如紧急仲裁员法律地位不明确、紧急仲裁员的决定不能约束第三人以及紧急仲裁员决定的强制执行效力。事实上，完善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根本在于三个方面：紧急仲裁员制度的适用应当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紧急仲裁员程序应当保障当事人的平等陈述权以及紧急仲裁员作出的紧急救济措施应当具备实质性要件。部分国家立法以及大多数机构仲裁规则为中国紧急仲裁员制度的构建提供有力脚注。在中国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首次确定了紧急仲裁员制度，由于立法技术以及理论研究的局限性，该规定中对紧急仲裁员制度的规则存在一定结构性缺陷。为此，中国仲裁法修改过程中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中国的仲裁资源构建和完善紧急仲裁员制度，使仲裁立法与仲裁规则之间以及仲裁与司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澳门国际仲裁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