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李媛】关于轻罪附随后果变更路径的文献综述

《刑事法学研究》第八卷征稿启事


李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2023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注：因篇幅原因，本文已略去注释



      近年来，尤其是自《刑法修正案（八）》修正开始，我国刑事立法逐渐呈现轻罪化趋势，犯罪结构发生了变化，严重暴力犯罪减少，轻微犯罪明显增多，从《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高空抛物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轻微罪名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我国刑事立法整体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的方向迈进。然而，轻罪立法的增多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典型的如犯罪圈的不断扩张，导致犯罪数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与之而来的连锁反应便是犯罪附随性后果的不断增多，甚至难以控制。在轻罪时代的背景下，如何限制适用犯罪附随后果，帮助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便成为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国内外文献，思考在轻罪时代下如何合理适用犯罪附随后果，通过研究国内外学界对轻罪与犯罪附随后果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探讨轻罪时代下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存在的现实困境与变更路径，以便更好的构建我国轻罪立法体系。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以后一系列刑法修正案的出台，我国刑事立法逐渐呈现出轻罪建构的趋势，犯罪门槛下降以及轻罪刑事立法成为刑法修正的一大特色。这一现象或者这一趋势的出现有其必然性，符合我国当前社会打击各种犯罪、实现现代化社会治理目标的根本需要。然而，轻罪立法的增多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典型的如犯罪圈的不断扩张，导致犯罪数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与之而来的连锁反应便是犯罪附随性后果。犯罪附随性后果指在刑罚处罚以外，通过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行业规定等文件，针对犯过罪或受过刑的犯罪人所创设的一种附加性、限制性处罚后果。其基本内容是对有犯罪前科的行为人在获得某些权利或从事特定活动等资格方面进行一定的限制或剥夺。尽管犯罪附随后果不属于刑罚处罚方式，但不可否认其同样能给人造成痛苦，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具有限制或剥夺资格属性的犯罪附随后果所带来的痛苦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轻罪刑罚所造成的痛苦。

      虽然犯罪随性后果并非由轻罪立法所独具的特征，但无疑轻罪立法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其在当下的合理性思考，尤其是对犯罪类型不加考虑，将之适用于一切轻罪的现象。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限制或剥夺犯罪人资格的规定，而且，此类附随性后果还有进一步增多的趋势。随着我国轻罪立法进程的不断推进，此类规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无疑将更加突显，势必会影响整个轻罪立法体系建构的进程，同时也不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所以，轻罪时代下的犯罪附随后果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笔者认为，应当反思当前犯罪附随后果存在的问题，基于轻罪立法背景探讨犯罪附随后果的变更路径，从而更好地保障犯罪人刑满释放后的相关利益，因此该问题的研究很有必要。

   （二）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本文对犯罪附随后果的理论及发展进行了梳理，通过整理当前学界对犯罪附随后果的争议，进一步厘清了犯罪附随后果的内涵与性质。通过梳理学界对“轻罪”概念和范围的相关观点，明确轻罪立法的基本内容，有助于帮助我们梳理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呈现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梳理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分析了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存在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与变更路径，这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在轻罪立法背景下正确适用犯罪附随后果，为我们完善轻罪体系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参考。

       2.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对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的现状进行分析，通过案例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得出目前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鉴于轻罪的附随后果之弊端，考察及梳理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并在此基础之上对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进行反思，以期解决我国轻罪化背景之下轻罪附随后果之合比例问题，从而为轻罪制度的建构提供制度保障。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司法工作人员正确适用犯罪附随后果，民众转变观念提供指导，有利于帮助犯罪人尽快回归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与此同时，当前轻罪立法带来的犯罪附随后果问题突出，存在法律制定与适用不匹配的现实问题需要迫切解决，因此，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的变更路径探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概念和研究早已有之，对于犯罪附随后果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许多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大多数国家都对曾经犯过罪且受过刑事处罚的行为人设置了限制性条款，且在法律条文中直接出现“附随后果”的字眼，犯罪附随后果的法律体系相对比较完善。、

       大陆法系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研究主要以德国为代表，耶赛克、魏根特教授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将刑法典中刑罚和保安处分之外的其他法律后果，称为“附随后果”，由此可见，德国学者将附随后果理解为不同于刑罚和保安处分的中性后果，且将附随后果规定在刑法典之中，如《德国刑法典》总则第三章就规定了附随后果。自此之后，犯罪附随后果的问题开始备受国际学界高度关注和重视，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由于各国立法在历史传统、法律文化、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国外各国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立法也不尽相同。例如，《德国刑法典》规定，“除刑罚外，刑法典还规定了其他不同的法律后果，此等法律后果很难被纳入刑罚的双轨制，所以，被以中性的概念表述为‘附随后果’。”《西班牙刑法典》在规定刑罚、保安处分外，还规定了附加处理办法（犯罪附随后果）。例如，《西班牙刑法典》第129条之四规定：“不得继续从事与已经触犯的、提供资助的或者隐瞒的罪刑相关的活动、商业行为或者业务。本处罚可以是暂时性的也可以是永久性的，暂时性处罚不得超过5年。”上述立法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国家将犯罪附随后果规定在刑法典当中，由法律统一规定适用。日本学者佐伯仁志将犯罪附随后果视为脱离刑罚本身的一种“制裁”，即“针对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以否定或者促进行为人放弃此种行为为目的而启动的反作用力，其内容是剥夺一定的价值、利益或赋课一定的负价值或者不利益”。换言之，犯罪附随后果是指被宣告有罪后，犯罪人在一定期间内所承受的既来源于《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规范性评价，也受到社会道德等非规范性评价对自由与权利的减损和义务的增添的法律状态。该学者对犯罪附随后果范围的界定扩张到了刑法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将犯罪附随后果界定为制裁性后果，这对德国最初的研究进行了深入发展，该理论与英美法系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认识具有相似性。

       不仅针对自然人，国外对于法人犯罪，也规定了相应的附随后果。法国刑法为了遏制法人的再犯，在罚金刑之外，还针对法人规定了专门的限制活动的条款。法国刑法为了遏制法人的再犯，在罚金刑之外，还针对法人规定了专门的限制活动的条款。意大利刑法和荷兰刑法中规定的附随后果在适用上也有区别。在适用对象方面，大部分国家针对重罪、轻罪都有不同的限制性条款，如法国、意大利。刑罚附随后果作为一种预防手段，将犯罪的可能性扼杀在源头，发挥的重要意义有目共睹。

       英美法系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研究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美国学者马克·福德卡罗（Mark R.Fondacaro）在其《报应刑的死亡：寻求正义中的行为和神经科学研究》（The Death of Retribution: Behavioral and Neuroscience Research In Pursuit of Justice）一文中写到，美国刑法中存在死刑和其他严厉刑罚的主要理由，是满足报应性司法的法律需求和公共需求。报应刑是对违法行为作出的回应，它建立在“罪当其罚”的原则上，即一个实施犯罪危害社会的人，应受到与其造成的损害成比例的否定性惩罚。其目的是对犯罪造成的道义上的失衡进行报复。它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人们有意识地选择是否遵守法律，而那些选择违反法律的人应当受到惩罚。引起报应刑的人类行为的理论是犯罪“作恶者”理论。但是学者杰罗米·特维斯（Jeremy Travis）等提出了罪犯回归的问题，即因为犯罪而伴随的附随制裁和后果的问题，统称为“监狱的铁律”(Iron Law of Imprisonment)。约翰·D·金（John D.King）教授在《程序正义、附随后果和美国的轻罪裁判制度》一文中结合美国的轻罪裁判制度向我们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刑罚附随后果制度。该文认为刑罚附随后果不仅包括传统的丧失选举、担任陪审员或者公职的资格，还包括近些年扩展到的包括丧失持有枪支、服兵役以及获得多种联邦救助的权利。除了这些正式的制裁和剥夺资格，还包括诸如社会污名、求职成功率降低，以及其他因监禁造成的影响和重新融入社会的困难等。还区分了刑事定罪的“直接后果”和“附随后果”之间的界限。但是，针对处于“隐形”状态的有罪判决附随后果，其和我国具有相似性，均没有类似的约束与限制，这更易使其转化为严苛的、武断的与不受规制的隐性制裁。这不能不说是两国制度的巧合，这种巧合可能来源于人类共同的传统刑罚理念。

      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体系定位，英美法系的学者一般将犯罪附随后果认为是刑法规定之外的非经司法裁判的惩罚。例如，美国部分学者认为，“附随后果是指在正式判决范围之外对个人施加的制裁，通常比直接形式的刑事处罚具有更严重、更持久和更广泛的影响。”换言之，犯罪附随后果属于刑事判决和犯罪的间接后果，与刑事判决直接裁定的监禁、假释等后果不同。不是刑事判决直接判定的后果，表明犯罪附随后果只能是刑事法律以外其他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处罚。美国的犯罪附随后果形式多样，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剥夺公民权利及与公民身份有关的特权（如投票权），影响财产法或家庭法领域的权利（如子女监护权或居住权），限制获得公共福利的资格（如住房或医疗援助），损害获得执照的能力和阻碍就业。）英国对监禁后刑满释放人员会规定一些障碍和限制，但适用犯罪附随后果的罪行数量和类型较美国要少得多，而且许多是暂时性的。例如，刑满释放人员在就业和住房方面面临较大困难，也有法律规定有犯罪记录的人不具备从事特定行业的资格。加拿大法律中的犯罪附随后果较少，尽管犯罪记录会造成犯罪人在获得住房以及其他权利方面面临实际困难，但加拿大并没有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法律将罪犯排除在外。从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者研究中可以看出，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广泛地分布于其他法律之中，与刑事法律规定的处罚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刑事法律体系之外的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适用上往往不受刑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例如缺乏适用条件和期限、适用时无须经过司法程序，这使得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可能变得异常严厉，这些后果远远超出了罪犯的刑事判决本身，而且往往比判决本身更为严重。

      国外关于轻罪治理的研究来源已久，以美国轻罪制度为例，美国的轻罪制度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依托制定法规范发展起来，是一个以立法为先导的自然建构的过程。美国的轻罪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普通法关于轻罪的规定。轻罪与重罪的划分在普通法中存在已久，轻罪一词最早为demeanor，原意为对他人实施的恶行，属于侵权行为，16世纪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犯罪类型的一种。法官依据刑罚的轻重程度将犯罪分为叛国罪、重罪和轻罪，划分目的在于对不同犯罪的处置程序进行分别处理。轻罪作为危害结果和恶意都较重罪更为轻微的行为，开始与重罪遵循不同的处理模式。在轻罪诉讼制度中，国家机器的介入相对有限，正当程序的价值也并不凸显。普通法中轻罪与重罪的区分在决定法院的审理层级、处理程序、刑罚种类以及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等问题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为美国的轻罪制度奠定了基础。英国的普通法传统更为重视从程序法角度对犯罪进行分类。例如，英国法将犯罪分为可起诉犯罪和即决犯罪，就是以审判程序为标准对犯罪所作的分类。英国学者指出：“可起诉的和即决的犯罪的分类大致反映了重罪和轻罪的区分。某些犯罪是如此明显地重大，只有起诉才能进行审判，而有些罪行是如此明显地轻微，即决的审判就足够了。”除了根据审判程序对犯罪进行的分类，在英国普通法中还存在实体法上的犯罪分类，这就是叛国罪、重罪和轻罪。当然，即便是重罪和轻罪的区分，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确定是否行使逮捕这一程序性权力。对此，该学者指出：“对于某些目的来说，特别是对于未经授权逮捕的分类的目的来说，有必要坚持重罪和轻罪的一种区分，对于前者来说，一种未经授权进行逮捕的权力是必要的；而对于后者来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权力的广泛的需要。”从中可见，英国普通法中的轻罪和重罪的分类具有浓重的程序法意味。

      在大陆法系刑法中，1810年《法国刑法典》最早采用罪分三类的立法模式，将犯罪分为重罪、轻罪、违警罪。同样，1871年《德国刑法典》也将犯罪分为重罪、轻罪、违警罪。虽然在上述两个国家的刑法典中都存在重罪和轻罪之分，但其轻罪的含义相去甚远。根据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131-3条的规定，轻罪是指科处最高刑为10年监禁或者罚金至少为25000法郎的矫正刑的犯罪，重罪是指应当判处终身监禁或者30年、20年、15年监禁的犯罪。根据1998年《德国刑法典》第12条的规定，重罪是最低刑为1年或者1年以上自由刑的犯罪，轻罪是最高刑为1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科处罚金刑的犯罪。从以上《法国刑法典》《德国刑法典》关于轻罪和重罪的区分标准来看，两者相差甚大。这是由各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反映了不同国家对轻罪和重罪的不同法律评价。

       因此，国外理论界对于犯罪附随后果的研究主要从立法本身出发，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犯罪附随后果体系，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国家学习和借鉴。然而，针对轻罪时代下的附随后果问题，只有《法国刑法典》将刑罚分为适用于自然人的刑罚和法人的刑罚，并且将适用于自然人的刑罚区分为重罪之刑罚、轻罪之刑罚以及违警罪之刑罚，并阐明了其内容和适用方式。从国外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研究可以看出，犯罪附随后果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然而置于轻罪时代背景下，附随后果的严厉程度甚至重于刑罚，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正当性，重视对该问题的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相比之下，国内对于犯罪附随后果的研究和应用还不够充分，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我国学界主要研究重点在于附随后果的性质问题，学界的主要观点有保安处分说、资格刑说以及行政处罚说等，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我国已有大量关于轻罪制度的研究，但主要集中于轻罪范围的界定以及轻罪处理程序问题上。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开始轻罪分流诉讼的试点，但是轻罪的附随后果问题一直被忽视。轻罪在构成犯罪以后同样会引发犯罪的附随后果问题。犯罪结构及立法的轻罪化趋势使得轻罪制度建构已经成为刑法视野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轻罪制度的建立是未来刑法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建立符合我国特点的轻罪制度是未来刑事体系的一个焦点。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轻罪附随后果的研究主要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但是进展缓慢，相关研究和开展的不多。相关研究较少的原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关犯罪附随后果的规定存在于除刑法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法之中，属于法律部门的交接和边缘地带，故很难引人注目，且很难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予以开展研究。且将轻罪与犯罪附随后果联系在一起研究的则更少。第二，犯罪附随后果规定的法律位阶凌乱，从法律到行政法规到规章，甚至一些团体条例等等都有规定，且规定的相当凌乱。一般人的观念认为受过刑罚处罚的人理所应当受到种种限制和禁止，故不太会去关注这些规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更不会去考虑轻罪时代下如何限制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第三，犯罪附随后果本身的规定缺乏严谨性，加之其生效、失效的随意性，没有专业的机关予以监督，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性措施，这些特征使得附随后果很难与严厉的刑法相挂钩。第四，目前学术界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问题更多地是将目光集中在有刑法明文规定的制度里，如禁止令制度、职业禁止制度等，对于与这些制度交叉的内容很容易被忽略。因此，目前我国关于轻罪附随后果的相关内容研究较少，仍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刑法对轻罪和重罪并无明文规定，关于轻罪的法律形象完全来自于大陆法系的《法国刑法典》《德国刑法典》以及英美法系的普通法。相对于具有轻罪和重罪区分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和英国普通法而言，我国刑法并没有区分轻罪和重罪的传统，而且现行刑法中也并不存在轻罪和重罪的区分。我国刑法理论对轻罪的探讨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目前我国刑法中的轻罪和重罪概念都是学者界定的，并不存在法定标准。杜雪晶教授提出了形式的轻罪概念，轻罪是指应当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在1997年修订刑法后，张明楷教授也曾主张将法定刑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归为轻罪。其认为我国刑法中设置了许多以3年法定刑为分界线的罪名，将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设立为轻罪符合我国立法意蕴。然而，也有学者不赞同该观点。卢建平、叶良芳两位学者主张应当以5年有期徒刑为标准来区分重罪与轻罪， 理由是我国整体刑罚设置偏高偏重，在该整体现状中，将5年有期徒刑作为区分标准是合适的。然而，这个观点随着《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渐渐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大量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刑罚设置偏高偏重的局面正在改变；而且随着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将来的刑罚设置总体上会偏低偏轻。在此基础上，郭理蓉副教授还提出了以形式标准为主、以实质标准为辅的二元标准说，即以法定刑(形式标准)作为界定立法上轻罪的一般性标准，同时，考虑到不同类型犯罪的性质、危害程度是不同的，结合犯罪与法定刑轻重来综合考虑刑罚适用以及是否适用轻罪政策。根据二元标准说，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并不都是轻罪，还要考察实质根据，即如果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为严重，同样不能归之于轻罪的范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貌似全面，实际上消除了形式标准的可操作性，实际上并不可取。也就是说，轻罪与重罪的区分只能坚持法定刑标准，法定刑之设立已经考虑了行为的危害性程度，完全没有必要在法定刑以外再去寻找所谓实质标准。随着我国轻罪立法的不断推进，不少学者提出了“微罪”的概念，例如，储槐植教授曾在文章中设立微罪的概念， 也有学者将建议最高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为微罪。笔者认为，微罪应当包含在轻罪的范围内，从我国整体的立法现状来看，以法定刑3年有期徒刑作为轻重罪划分标准更为合理，重罪与轻罪的区分，有利于淡化一般人对轻罪的报应感情，有利于使轻罪犯人的生活、工作不受明显影响，这也有利于预防轻罪犯人再犯罪。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上，正如前文所言，学界的主要观点有保安处分说、资格刑说以及行政处罚说等。由于资格刑说和行政处罚说都有一定的缺陷，大部分学者比较倾向于保安处分说，例如罗翔教授，其认为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应当是一种保安处分。保安处分是指为了防止对社会有危险性的人因其危险状态而有可能犯罪，采用的包括剥夺自由、强制劳动等一系列代替刑罚或作为刑罚补充手段的强制性措施。保安处分是一种不同于刑罚的预防性措施，目的在于防止行为人将来实施犯罪。犯罪附随后果是一种保安处分制度，它应该作为司法措施受制于罪刑法定原则，而当前的犯罪附随性制裁制度存在严重的合法性问题，我国需要明确法律以外的其他文件能否规定犯罪附随后果。然而，彭文华教授却不赞同该观点，其认为将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定位为保安处分是不妥，因为保安处分是刑法针对特定人的人身危险性设定的刑罚之补充或者替代措施，而我国刑法根本就没有在刑罚之外规定保安处分，故谓之保安处分无法律依据。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属性极为复杂，并非刑事处罚、民事处罚以及行政处罚等所能概括。彭文华教授主张将犯罪附随后果在功能上回归监管性，与刑罚制度等实现互补互济。实际上，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保安处分，但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措施。例如，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刑法第37条有关职业禁止的规定等， 这些措施都发挥了保安处分的作用。但保安处分的适用范围较广，不仅适用于犯罪分子，更适用于可能危害社会的人群，例如对吸毒人员采取的强制戒毒措施。保安处分注重社会防卫，似乎与犯罪附随后果的理论根据具有相似性，但是能够将犯罪附随后果归入保安处分仍需谨慎思考。

      以犯罪附随后果作为代表保安处分的立法模式涉及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保安处分与刑罚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一元制与二元制之争。一元制否认刑罚的报应性，主张社会防卫论。该观点认为，刑罚的本质在于改善、预防的教育刑，其目的在于防止社会不受犯罪侵害。刑罚与保安处分的目的都在于改变犯罪人，预防犯罪，从而保卫社会，无须区分刑罚与保安处分。二元制认为，刑罚的任务在于惩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同时，刑法还必须限制和行使刑罚权者滥用权力。根据这一原则，刑罚只能适用于犯罪行为，而犯罪行为的认定要严格依照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同时还要与前置法的违法行为相区别。但是，社会上还存在着再犯的危险者，同样有破坏社会的安全秩序、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可能，对此必须要考虑采取预防或防止犯罪危险的相应措施，这就必须承认保安处分措施存在的合理性，由此而形成刑罚与保安处分的二元制。陈兴良教授便是二元论的支持者，其认为，对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关系界定，应当立足于刑罚目的二元论，刑罚与保安处分不是相互对立的二元制。

      国内学者关于轻罪时代适用犯罪附随后果的变更路径探讨集中在思考如何变更前科封存制度， 学者付强曾在文章中表示可以根据罪名，对于轻罪或者微罪实行类似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而对重罪，则可以规定一定的期限，超过期限后实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对犯罪附随性后果的限制适用及犯罪记录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学者认为该措施治标不治本，未能考虑到犯罪附随性后果本身规定的不合理性。例如，学者舒登维主张应当反思当前犯罪附随性后果存在的问题，基于轻罪立法背景限缩犯罪附随性后果适用的前提条件，从而更好地保障犯罪人刑满释放后的相关利益。张明楷教授也认为，与其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不如删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关于犯罪的附随后果的规定，与此同时，将现行法律、法规中的附随效果变更为刑法上的资格刑内容。亦即，将禁止在一定期限内从事特定职务或者职业规定为既可附加适用也可独立适用、既可择一适用也可合并适用的资格刑，且该资格刑的适用以必要性与关联性为前提。其主张，删除非刑事领域有关犯罪附随后果的规定，将非刑事领域的附随后果变更为刑法中的资格刑，使刑法中的资格刑得以完善，彻底杜绝“轻罪不轻”的现象，轻罪立法的推进就不存在障碍。因此，学界对于是否要在犯罪附随后果领域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尚且存在着争议。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来看，轻罪时代下的犯罪附随后果研究较少，目前主要集中在对轻罪与犯罪附随后果各自的研究上，将二者结合研究的较少，对于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的变更路径研究的较少，仍需要结合时代发展需求继续完善犯罪附随后果的相关理论。
三、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总结和分析，可以发现犯罪附随后果已经在不同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随着轻罪立法的不断推进，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产生了许多的矛盾和问题。但是，国内外对于轻罪附随后果的变更路径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

      （一）国外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犯罪附随后果的定位存在一元体系与二元体系之分。两大法系国家对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定位，存在刑事体系之内与刑事体系之外的差别。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附随后果制度通常规定在刑法中，是与刑罚制度并列的刑法制裁制度。刑法体系之外虽然也存在犯罪附随后果，却是少量的、补充性的。而且，由于刑法对刑罚、保安处分以及附随后果等有明确的类型化规定，刑事法律体系外的犯罪附随后果在性质上可以归于保安处分或者附随后果。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在刑法制裁体系中获得定位，无疑使对犯罪的制裁呈现出一元模式。英美法系国家通常在刑事法律体系之外对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加以定位。同时，刑法制裁制度不存在类型化区分，使得犯罪附随后果制度难以在刑法制裁体系上获得身份认同。正因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独立存在且与刑法制裁制度并行，致使对犯罪的制裁呈现出二元模式。需要注意的是，英美法系国家的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虽然存在于刑事法律体系之外，但是不同国家之间在类型、数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美国的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较为开放，类型、数量等呈现多元化，而英国、加拿大等的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相对较少，其适用也往往较为克制。

      从国外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区分轻罪与重罪并实行区别对待，可谓各国刑法的通例。例如，德国刑法第12条规定了重罪与轻罪的区别，进而规定处罚重罪的未遂犯，而轻罪的未遂只有在刑法分则有特别规定的情形下才处罚（德国刑法第23条）。又如，瑞士刑法第9条将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第24条第2款规定：“教唆他人犯重罪未遂的，依该重罪之未遂犯论处。”据此，如果教唆他人犯轻罪未遂的，则不以未遂犯处罚。但是国外很少有学者具体研究轻罪下的犯罪附随后果如何适用，由于各国立法不一致，德国将犯罪附随后果规定在刑法典当中，对于轻罪犯罪人如何适用犯罪附随后果完全根据法律的规定。然而，英美法系的二元体系所导致的轻罪附随后果问题便比较突出，由于各类规范文件均可以规定犯罪附随后果，导致其适用较为混乱。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也类似于英美法系的二元体系。因此，国外对于轻重罪区分的问题比较重视，各国的法律条文中也明显体现出了轻重罪区分的倾向。

      国外学界关于轻罪附随后果的研究文献较少，但是仍有许多学者讨论前科消灭制度的相关问题，这从域外法典的相关规定中也可以看出。例如，《日本刑法典》规定前科消灭是在犯罪人名册中删除被宣告人名字。《意大利刑法典》规定“注销司法档的登记”。《德国刑法典》规定犯罪记录消除后不得再作不利于当事人的利用。从国外关于轻罪治理与犯罪附随后果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轻罪附随后果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国外法律条文中区分了轻重罪，不可避免的需要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措施以配合该法律条文的推行，而前科消灭制度便是轻罪附随后果适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措施。不得不承认，规范轻罪附随后果的具体对策便是建立适当的前科消灭制度，并完善其适用条件。

      综上所述，域外对犯罪附随后果的定义因其刑罚设置的不同而不同，甚至只能对犯罪附随后果作一个排除性的定义，所以各国对犯罪附随后果的定义以及具体的法律规定是不同的，也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可以说，犯罪附随后果的概念是发展的概念，国外关于刑罚附随后果的研究和规定能为未来的研究注入动力，提供丰富的借鉴。

    （二）国内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我国对于犯罪附随后果的研究虽然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我国逐渐开始思考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的变更问题。就我国目前的犯罪附随后果而言，轻罪与重罪的犯罪附随后果目前并没有进行界分，但是相对于重罪来说，轻罪的罪行危害性与其所带来的犯罪附随后果之间的比例更为悬殊，只要构成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后必然承受一定的刑事附随后果，而轻罪无论是对社会的危害性还是行为人自身的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都小刑于重罪，轻罪本身的责任范畴与附随后果之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不适应性，适用与重罪相同的附随后果，具有违背罪刑均衡原则的嫌疑。如果不能对轻罪的附随后果制度进行重构，必然影响到整个轻罪制度的建构。因此，国内学界目前除了集中研究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之外，渐渐开始思考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的新问题和新思路，在该领域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我国学界对犯罪附随后果的研究起步较晚，理解上也存在比较大的分歧。有学者将犯罪附随后果理解为刑法之外其他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处遇， 有学者将犯罪附随后果理解为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刑罚之外的处罚后果， 还有学者认为犯罪附随后果是指因刑罚而产生的负价值与不利益。笔者认为，我国学界对犯罪附随后果概念的理解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我国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明确规定犯罪附随后果。在我国，有关犯罪附随后果的规定散见于诸多规范性文件中，适用的前提条件也不尽相同，如“有刑事犯罪记录”“受过刑事处罚”等。有的学者将犯罪附随后果称为“刑罚附随后果”或“刑罚附随性制裁” ，但笔者认为，犯罪附随后果的覆盖范围比刑罚附随后果要广，因此，本文在研究轻罪时代下的附随后果时采用的是“犯罪附随后果”一词，目的是将附随后果的内涵研究的更加全面。对于犯罪附随后果的概念，应当界定为，由法律法规等明确规定的，对受过刑事处罚的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一定权利、资格等刑罚之外的其他不利后果。

      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问题，综合前文的争议观点，笔者认为，应当承认刑罚体系之外的保安处分制度，并将两者有机融合，承认犯罪附随后果的“类保安处分”性质。笔者比较赞同陈兴良教授提出的二元论观点，将保安处分引入刑罚体系，实现报应与预防的统一。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资源流动方向发生转变，社会危险要素变动，刑事立法体现预防性。刑法被赋予了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但是通过单一的刑罚方式对轻微罪进行处理，并不利于社会建设;而若将刑罚附随后果，建立在刑法体系外，又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因此，笔者主张将刑法体系外的刑罚附随后果作为保安刑，纳入刑罚体系之中。

     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问题。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附随后果带来的负面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前科消灭对策，这值得肯定。虽然当前学界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适用争议较大，但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促进犯罪人再社会化与罪责自负同步推进。但是对于前科消灭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限定于适用犯罪人本人，符合罪责自负原则。对于犯罪分子的亲属而言，无论是重罪、抑或是轻罪，都应当予以消灭；而当行为人的再犯危险性已经消除时，无论是重罪记录还是轻罪记录已经没有保存的必要。因此，在前科消灭制度适用的范围上，不应当区分重罪还是轻罪，都应当适用前科消灭制度，以此规避对权利人的相关权利侵害。前科记录消灭后，除了司法机关为了办案需要，或者研究机构为了研究需要外，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调取相关记录。需要调取的，也应当经由司法机关批准。违规调取他人犯罪记录，或故意传播，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相关的规定处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是讨论犯罪附随后果的基础理论还是轻罪治理的问题，都需要结合我国轻罪立法的时代背景，前科消灭制度的讨论亦是如此，需要结合轻罪时代特征，不能不加以区分的一概而论的探讨该制度。我国目前附随后果的立法现状明显是弊大于利的，必须对附随后果的适用进行改革。轻罪的轻不仅仅是体现在法定刑上，也应该体现在附随后果上，而现状是附随后果并未区分轻重罪，导致轻罪行为的轻承担了不匹配的后果之重，因此，有必要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当前司法实践，反思性建构轻罪的附随后果，降低或消减附随后果，以符合罪刑均衡原则。同时在轻罪制度建立的趋势下，对轻罪附随后果制度建构提出设想具有必要性和创新性。

      （三）研究不足之处

       纵观国内外关于轻罪附随后果的研究现状，主要存在三点不足之处：首先，国外关于轻罪附随后果研究的较少，只有《法国刑法典》将刑罚分为适用于自然人的刑罚和法人的刑罚，并且将适用于自然人的刑罚区分为重罪之刑罚。由于国情不同，其他国家关于轻罪附随后果的相关研究较少，相关文献资料较少。其次，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中，有关附随后果的规定内容较为繁杂，不少法律规范中都有所涉及。但是，目前我国学界对于附随后果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其主要研究重点在于附随后果的性质问题。最后，我国已有大量关于轻罪制度的研究，但主要集中于轻罪范围的界定以及轻罪处理程序问题上，对于轻罪附随后果的问题一直被忽视。因此，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对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的相关问题进行反思和研究。

    （四）研究方法

      笔者整理文献发现，在研究轻罪附随后果时学者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第一，文献研究法。该方法有利于全面了解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对以往观点进行整理、吸收和借鉴。对文献资料中已经探讨分析过的问题进行结论性的验证，并为所要得出的相关结论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同时，对待错误的观点和结论，坚决进行批判和修正。对于无人研究或者鲜有人研究的领域，进行重点研究，希冀为该理论做到正确的适用尽绵薄之力。第二，案例分析法。该方法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轻罪附随后果在理解和适用中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处理措施和解决方案。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培养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现今存在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第三，实证研究法。许多学者对我国现有的轻罪附随后果的适用情况进行实证数据分析，对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收集整理，通过真实的数据和案例来研究具体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借鉴上述研究方法，以便可以更好的帮助自己进行后续的论文写作和问题研究，并可以增加比较研究法、理论研究法等方法来丰富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提出创新性观点。

     （五）总结

       纵观国内外有关犯罪附随后果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点分歧：一是犯罪附随后果是否包括刑法所规定的处罚，是否需要经过法律规定的适用条件与程序才能生效。二是犯罪附随后果的对象是否包括正在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执行刑罚的人。三是犯罪附随后果是否应限于刑罚所产生的后果，间接附随后果是否能包含在内。根据德国魏根特、罗克辛等教授对“附随后果”的讨论和理解，犯罪附随后果是指基于法律法规规定，在犯罪人刑满释放之后，针对犯罪人或其亲属所创设的限制权利行使或增加义务负担的不利后果。而我国学者在界定犯罪附随后果时，将其理解为在刑罚处罚以外，通过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行业规定等文件，针对犯罪人所创设的一种附加性、限制性处罚后果。虽然在概念的界定上，我国学者不赞同将犯罪附随后果适用于犯罪人亲属，但在现实中，犯罪附随后果常常被用于各种形式的限制犯罪人亲属的某些权利，例如2020年公安部印发的《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办法》中明确规定考察对象的家庭成员中有过犯罪行为的，其本人不得确定为拟录用人选。更有甚者，在犯罪人员的家门贴上“涉毒家庭”标签，以警示教育社会其他人员。实践中滥用犯罪附随后果的现象较为突出，需要我们明确犯罪附随后果的概念以限制其适用范围。有关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和体系定位虽然有争议，但目前能够达成共识的是，真正影响犯罪人回归社会的是刑法以外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业性规定等所设定的，对犯罪人及犯罪人家庭成员或亲属自动适用的，对特定权利、资格、机会等的限制、禁止或者剥夺，名目繁多的犯罪附随后果使得犯罪人回归社会变得阻力重重，严厉程度甚至会超过刑罚。基于此，如何使犯罪附随后果的设置更加规范和合理，如何体系性地构建相应的完善制度成为当下讨论的热点话题。

       因此，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第一，行为人必须受过刑事处罚，这是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前提条件和触发条件。根据“罪责自负”原则，未收过刑事处罚的犯罪人家属，不能对其适用犯罪附随后果，因此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主体必须限定在受过刑事处罚的犯罪人。第二，犯罪附随后果应由法律法规或规章等明确规定，其规范文件需要进行限制，不能任由各行各业随意设置犯罪附随后果，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文件需具备位阶性。第三，行为人承担的应是刑罚之外的其他不利后果，例如剥夺或限制行为人的某些权利和资格，但该不利后果的程度不能超过刑罚处罚。因此，笔者认为，犯罪附随后果是指由法律法规等明确规定的，对受过刑事处罚的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一定权利、资格等刑罚之外的其他不利后果。

       国内外学界关于轻罪的观点也有所不同，这是由于不同的立法体例所造成的。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的立法例是单纯的定性分析模式，而我国刑法的立法例是“定性+定量”分析模式。在单纯的定性分析的立法体例中，刑法只是根据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轻罪或者重罪作出具体规定，并没有再根据行为的危害程度划分轻罪与重罪。由于并不是犯罪的所有情形都能够达到应当受到刑罚制裁的程度，这里就存在对犯罪行为进行司法筛选的必要，即将那些没有处罚必要性的行为从犯罪中排除出去，而这个使命通常是在审判前的程序中采用微罪不起诉等形式实现的。因此，在司法过程中需要完成定量工作。我国刑法采用的是定性+定量分析的立法体例，在我国刑法中，立法机关已经对犯罪规定了数量要素，从而为司法机关划分轻罪和重罪提供了规范根据。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数量要素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将那些虽然实施了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但没有达到犯罪数量要件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值得注意到是，这些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虽然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没有受到刑事处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受任何处罚，根据我国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二元制裁体制，它完全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处罚。二是在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根据犯罪数额大小和情节轻重将犯罪分为不同层次。因此，我国与国外关于轻罪定性不同的原因在于立法体例的不同。

       尽管国内外对于轻罪治理的观点不同，但可以形成的一个统一的观点，即区分轻罪与重罪并实行区别对待。各国均认识到了确立轻罪的概念对于其立法、司法与执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刑事立法上说，区分重罪与轻罪，不仅有利于节省法条表述，而且有利于实现刑法的明确性，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比如，我国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如何判断“犯罪较轻”并无统一的标准。对于相同的案件，有的法院认定为犯罪较轻，有的法院则否认犯罪较轻。这显然是因为“犯罪较轻”是一个需要法官进行价值判断的概念。倘若刑法明文区分重罪与轻罪，使重罪与轻罪的区分只需要进行事实判断，同时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对犯轻罪的可以免除处罚”，则可以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实现刑法的明确性。从刑事司法上说，区分重罪与轻罪，有利于对重罪与轻罪适用不同的管辖、程序与处理方式，提高诉讼效率。例如，“在诉讼程序分为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情况下，对于轻罪一般只能适用简易程序。此外，在确定管辖级别的时候，重罪由较高级的法院管辖，轻罪由较低级别的法院管辖，也是一般的原则”。又如，对轻罪应当尽可能作出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或者暂缓起诉等处理。不仅如此，认罪认罚、刑事和解等制度的实施，也应以重罪与轻罪的区别为前提。如若刑法明确区分重罪与轻罪，则有利于刑事诉讼相关制度的顺利运行。从刑事执法上来说，区分重罪与轻罪有利于实现对犯罪的精准治理，更好地预防犯罪。在区分重罪与轻罪的前提下，对重罪与轻罪应分别设计不同的刑事政策与刑罚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例如，从具体的刑事政策上说，相关国家机关应将预防的重点放在重罪上，侦查机关要将工作重心放在重罪上，任何时期都不应将轻罪作为“严打”对象，如此等等。因为严重侵犯公众利益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总是重罪，公众关注的也大多是重罪，重罪案件才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相应地投入较多的司法资源，有利于确保重罪的公正处理，从而有利于实现对重罪的一般预防。重罪与轻罪的区分，有利于淡化一般人对轻罪的报应感情，有利于使轻罪犯人的生活、工作不受明显影响，这也有利于预防轻罪犯人再犯罪。因此，各国均认识到了区分轻罪与重罪的意义，进而在法律条文中也有体现。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角度虽有不同，呈现了多元化的局势，但均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总体来说，国外的研究集中于犯罪附随后果本身的理论研究，对轻罪附随后果研究较少。相对来说，国内对犯罪附随后果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有学者开始逐渐关注轻罪附随后果，针对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导致的问题与发展困境研究的内容比较多，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为完善犯罪附随后果提供了新的思路，对犯罪附随后果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本文进行轻罪附随后果研究的理论参考和对策参照。同时，关于附随后果中失信惩戒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对当前的研究范围进行适当的拓展与补充。
四、研究展望

       通过上述对国内外学界研究现状的分析和总结，笔者发现，国内外对轻罪附随后果的研究均比较少，目前对轻罪与犯罪附随后果的基础理论仍存在许多的争议。面对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的现实困境仍需要进一步的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轻罪附随后果的完善路径，为轻罪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以便更好的预防其再次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

     （一）关于轻罪的界定

      我国关于轻罪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轻罪范围的界定以及轻罪处理程序问题上， 对于轻罪附随后果的问题一直被忽视，并且学界对于轻罪的概念与范围的界定也一直没有统一的结论。未来关于轻罪附随后果的研究方向应当首先明确轻罪的相关文艺，从轻罪的概念以及轻罪的范围两个方面考虑。关于轻罪的概念，笔者认为应当从“轻”与“罪”两个角度来界定。轻罪之“轻”应以法定刑为参考，而不是宣告刑。轻罪之“罪”指的是犯罪罪行，而不是犯罪性质或者罪名。因此，轻罪是指法定刑较轻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罪行。关于轻罪的范围，学界目前没有统一的观点。笔者认为，轻罪是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行为，这既符合我国的立法倾向，又可以使法定刑跨度较大的罪行避免陷入两难境地，亦符合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

    （二）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基础理论

      我国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基础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讨论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问题。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方向需要重点厘清犯罪附随后果的基础理论，即从犯罪附随后果的概念、理论根据和性质归属三方面出发。

      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概念，笔者认为，犯罪附随后果是指由法律法规等明确规定的，对受过刑事处罚的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一定权利、资格等刑罚之外的其他不利后果。犯罪附随后果应针对的是受过刑事处罚的犯罪人，而不能扩展至犯罪人的亲属。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理论根据，即犯罪附随后果存在的价值与正当性根据，笔者通过收集大量文献资料发现，犯罪附随后果主要有报应刑理论、目的刑理论以及风险规避理论三大理论根据。笔者认为，犯罪附随后果应将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相结合，同时考虑风险规避的相关内容，以保障特定行业的安全和稳定。并且，在发挥犯罪附随后果的预防作用时，要限于犯罪人本人，而不能扩张适用其他人员，以免造成过犹不及的问题，反而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归属，不同国家对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认识存在不同，大致有刑罚说、行政处罚说和保安处分说三种立场。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犯罪附随后果适用混乱的背景下，很难为其作一个准确的性质界定。就上述三种观点而言，每一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与缺陷，不管采取哪一种学说，都需要对我国现存的理论体系进行梳理和研究。笔者比较倾向于将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界定为“类保安处分”，即建立我国本土化的保安处分理论，限缩适用在犯罪附随后果领域的保安处分范围和适用条件，将其作为司法措施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将犯罪附随后果的性质界定为防止再次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类保安处分，符合我国现有的立法体系，也有利于维护法秩序的统一。

      （三）关于轻罪附随后果的现实困境

      轻罪立法推进之后，我国犯罪附随后果面临着许多的困境与难题。犯罪附随后果的严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刑罚的严重性，呈现出“二次刑罚”的特点。然而，我国对轻罪附随后果的适用困境研究较少，未来的研究方向需要进一步思考在我国当前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面临的现实困境。笔者通过收集文献资料以及查阅相关案例，发现目前我国轻罪附随后果着许多问题。首先，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随意，且违反责任主义。刑罚尚且有时间限制，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过于随意性，导致其在适用时没有时间限制，甚至违反责任主义，违反罪责自负的要求，许多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范围扩展至犯罪人亲属，体现了一定的“株连”色彩。其次，规定犯罪附随后果的法律规范较为混乱，缺乏位阶性，在一定程度导致了法律体系的混乱。社会生活中存在各类各样的针对犯罪人的约束条款，制定主体多样且不受约束，对犯罪人层层加码，增加了犯罪人回归社会的难度，也容易使犯罪人及其亲属产生报复社会的思想，不利于社会和谐。最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很少对附随后果进行轻重罪的区分，而是无论所犯何罪，均应适用相同的附随后果，甚至轻罪承受了比重罪更重的犯罪附随后果，因此，我国关于犯罪附随后果的规定明显与当下轻罪立法不匹配，我国刑法条文中规定了大量的轻微犯罪，但却少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附随后果规定。因此，轻罪时代下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问题与适用困境，厘清犯罪附随后果在适用过程中的问题，有利于探寻轻罪时代下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的变更路径。从轻罪附随后果的现实困境中可以看出，犯罪附随后果引发的“惩罚过剩”问题阻碍着轻罪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正确分析并提出新思路和新方法。

    （四）关于轻罪附随后果的变更路径

      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可以看出，实现犯罪人回归社会是其基本目标，也有利于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刑法目的。随着我国轻罪时代的到来，犯罪附随后果渐渐呈现出了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正确分析并提出新的变更路径。我国目前对轻罪附随后果的研究较少，未来的研究方向需要进一步思考轻罪附随后果的变更路径，从转变观念、规范轻罪附随后果的相关规定、建立附随后果的轻重罪划分机制以及明确轻罪附随后果的适用边界这四个方面的举措来完善我国现有的轻罪附随后果的相关内容。笔者认为，探寻轻罪时代下犯罪附随后果的变更路径，需要立足我国国情，分析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土化的变更路径。我国进入轻罪时代后，对犯罪附随后果展开全面的研究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为了取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必须正视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困境与变更路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我国犯罪附随后果，使其调整成为有利于社会发展变化的社会治理措施。

      （五）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思考

      关于轻罪与犯罪附随后果的基础理论虽然有争议，但目前能够达成共识的是，真正影响犯罪人回归社会的是刑法以外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业性规定等所设定的，对犯罪人及犯罪人家庭成员或亲属自动适用的，对特定权利、资格、机会等的限制、禁止或者剥夺。随着轻罪立法的不断推进，我国轻罪甚至是轻微罪数量不断增加，名目繁多的犯罪附随后果使得犯罪人回归社会变得阻力重重，轻罪所带来的犯罪附随后果的严厉程度甚至会超过刑罚。基于此，如何使犯罪附随后果的设置更加规范和合理，如何体系性地构建相应的完善制度成为当下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我国轻罪的前科消灭制度建构具有必要性，一方面，我国刑法明显的轻罪化趋势，导致在轻罪行为明显增多的犯罪结构之下，轻罪前科消灭的需求不断扩大。如醉酒驾驶等轻罪成为我国犯罪类型中的主要部分会导致犯罪标签在数量及实质上的泛化，而高空抛物，妨害安全驾驶等轻罪在刑法中的进一步扩张会促使轻罪的犯罪标签更加泛化，前科消灭制度是消除犯罪标签，保障轻罪行为人合法权益，促进其再社会化的关键手段。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只在刑法中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要求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不得对有关单位隐瞒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事实，但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除外。但前科报告制度与前科消灭制度不同，我国并未完全建立成体系的前科消灭制度，这方面仍存在着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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