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周卓】律师撞庭困境及权利保障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摘要

由于部分法官在确定开庭时间时没有与律师充分沟通，导致在目前律师普遍一人多案的情况下，“撞庭”现象时有发生。如果律师“撞庭”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损害律师本人及被告人的辩护权利，还会影响刑事诉讼的公正和效率价值，并加剧审辩之间的矛盾冲突。探究律师“撞庭”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既有律师本人的因素，也有法院和法官内部的因素，更有法律规定不完善的因素。因此，对于律师“撞庭”问题，需要统筹兼顾预防和治理两个方面。既要建立有效机制，借助科技赋能，以促进审辩双方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也要完善法律法规，增加可操作性，以推动律师“撞庭”问题能够得到依法解决。


关键词：辩护律师；辩护权；开庭时间；庭审排期


一、问题的提出

出庭为当事人进行辩护是刑事辩护律师的基本职责，因此开庭是律师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律师们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承接业务，一年中会花费大量时间往返于各个法院之间频繁开庭，尤其是那些业务能力强、接案渠道广的律师，“不是在开庭，就是在去开庭的路上”即是其职业生涯的现实写照。但相对而言，律师个人承接的案件多了，就容易导致开庭时间冲突的发生。而所谓“撞庭”，即开庭时间冲突，就是在某一个确定的日期或者在某一段相对确定的时期内，某法院已经就开庭时间向辩护律师发出通知，但是在开庭前，辩护律师又接到另一法院发来的开庭通知，而且两个法院所确定的开庭时间要么完全重合，要么彼此存在交集。在目前的辩护实践中，律师一般不会是办完一个案件才考虑承接下一个案件，就像法官一般也不会是审结一个案件才开始审下一个案件。律师很多时候都是充分利用时间和精力，在特定的时间内将手中的多个案件同时推进，或者在办理已有案件的同时又承接新的案件。在不影响服务质量的前提下，辩护律师的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也是律师提高专业水平，累计办案经验，以及增加个人收入的合理选择。也因此，现实中大多数律师可能都曾有过“撞庭”的经历，尤其是赶到11、12月份法院集中结案的时候，“撞庭”现象会变得更加频繁，甚至曾经发生过一个律师在同一个法院同一时间要开两个庭的事情[1]。

随着律师“撞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曾于2015年9月16日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于同年12月29日专门印发了《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法发〔2015〕第16号），其中就有相关内容要求法院妥善解决律师的“撞庭”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辩护律师在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发现时间安排有冲突时，会给后发通知的法院打电话或者发书面意见，请求该法院将开庭时间往后调整。经过这样的协调，多数后发通知的法院会把开庭时间往后调整。但在实践中，仍然有部分法官无视两个《规定》的要求，对于律师因“撞庭”希望更改开庭时间的申请置之不理，或者以“时间定了改不了”“法院没有义务迁就你”“你自己想办法解决”予以简单粗暴的拒绝。有些案件经过媒体报道后还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这一现象的广泛关注。对于律师因“撞庭”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导致辩护权利受损的问题，实务界偶有讨论，且主要集中于律师群体对于自身遭遇的愤怒和无奈，以及对相关法院的质疑和声讨。也许是因为这一问题过于日常和琐碎，因此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笔者检索知网时并未发现与之有关的研究成果。虽然从整个司法制度和司法过程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这已经成为了长久以来困扰辩护律师群体的大问题。“撞庭”问题不仅在刑事案件中存在，在民事及行政案件中也均有体现，而本文以刑事诉讼为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二、律师“撞庭”问题的发生以及得不到解决所带来的危害

（一）律师“撞庭”问题的发生

在开庭时间的确定上，法院作为主导者，掌握着法院内部及法院外部诉讼参与者的时间信息以及法庭信息，而律师对这些案件信息却是一无所知。知情权的缺失，使律师难以获取和掌握诉讼活动中关乎自己切身利益、影响权利义务实现的审理信息、法律事实等信息，导致其在参与诉讼时处于相对被动和滞后的地位。而对律师知情权负有对应义务的主体是法院，法院应当通过实施一定的行为来保证律师知晓、获取充分的诉讼信息，从而使其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但实践中，部分法官在确定开庭时间时，只从方便自身工作的角度出发，完全没有考虑律师的工作安排问题，并且也不愿意提前和律师进行沟通，就单方作出决定，径直发出开庭通知。在目前律师普遍一人多案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就不可避免地就会造成律师“撞庭”问题的发生。

对于律师“撞庭”，实践中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律师如果少接点案件，就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甩锅之嫌，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律师身上。根据最高院近年发布的数据来看，刑事案件数量不断上升。案件越多，需要投入的人力、财力等司法资源也就越多。每个法官需要审判更多的被告人，这意味着每个律师需要为更多的被告人提供帮助，于是“撞庭”现象自然也就会随之增多。犯罪圈的扩张让追诉机关制造出更多的案件，但偏偏指责律师接案太多实在不合适，因为律师在这一链条中实际上处于最末端的地位。所以这样的观点难以让人信服。而且，律师作为一种职业，也和其他很多职业一样，付出劳动然后获得报酬，而且是计件付费，用于维持律师生计。并非人人都是一个案子可以吃三年的顶级大状，很多时候律师多接案也是谋生需要，同时这也是律师提高专业水平，积累办案经验的唯一道路。专专心心做完一案再接一案，甚至一年只接少量案子做精做优，这样的理想状态不仅绝大多数律师不敢想，恐怕绝大多数的检察官、法官也不敢想。所以，只要不影响案件办理质量，不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就不应对律师如此苛责。

（二）律师“撞庭”问题得不到解决所带来的危害

面对“撞庭”的尴尬，律师不可能使用分身之术做到两头兼顾，也难以做到轻易舍弃其中的某一案件，但在有些法官对于律师的合理申请置之不理或者推诿扯皮的情况下，律师也十分无奈，只能向律协以及有关部门反映以期能够得到协调解决。但从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大多数的结果仍是各个案件如期开庭，辩护律师只能择一案出庭辩护、择一案退出辩护。而且，律师在遭遇“撞庭”问题后会想方设法进行协调和维权，一般都是在解决无望的情况下才会说服被告人解除委托，退出辩护。而时间的耗费意味着多数时候律师被迫退出是发生在临近开庭前，这样的情况势必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

1.损害了律师本人的权益

律师权益受损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执业权利受损。作为律师，肯定不希望“撞庭”的发生，但现实中却难以避免。律师在发现存在“撞庭”后，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向相关法院提出申请，此时如果法院直接拒绝或者未予答复，而庭审如期进行律师无法到场，则相当于变相剥夺了律师的辩护权。二是经济收入受损。律师退出案件的辩护工作，则委托人或其家属前期已支付的相关费用需要部分退还，且因缺乏出庭辩护这一关键环节，还会导致律师为开庭所做的各项准备和辛勤付出应收取的费用也必然要大打折扣。三是职业声誉受损。虽然委托人是和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但签订合同的前提是基于委托人对辩护律师的充分信任，具有明显的身份信赖，尤其是刑事案件事关生命、自由和财产，委托人都是慎之又慎。换位思考，作为被告人及其家属，在临近开庭时得知自己委托的律师无法出庭是何感想？纵然辩护律师有万般苦衷，但也难免被认为是不靠谱、不讲信用、收了钱不办事。

2.限制了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

剥夺律师出庭辩护的权利，实质上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限制。在刑事案件中，因知识和技能的欠缺，以及人身自由受限等客观因素，大多数被告人缺乏实质辩护能力，所以会委托律师帮助自己更好地行使辩护权。律师自接受委托到临近开庭，中间会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如多次会见、形成辩护意见、制作和提交大量的法律文书等，在此基础上律师对案件逐渐熟悉，与被告人之间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和信任机制。若临时更换辩护律师，首先是否恰好有合适的人选；其次，更换后重新会见、阅卷等工作在短时间内难以保障。欲速则不达，仓促之间辩护工作必然难以收获最佳效果。就算被告人同时委托了两名辩护人，但两名辩护人这一制度的设定绝非是为了让辩护律师“排班”，而是为了保障当事人可获得充分的辩护，而且两名辩护律师之间还可能存在辩护工作上的一些分工与配合，其中一名辩护律师的突然退出必定会造成辩护效果的整体下降。

3.容易引发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其作用不仅在于维护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从公正审理的角度来讲，辩护方做的任何工作都是有利于法官对案件进行综合思考[2]，使裁判者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更加准确，从而提高司法的公正性。所谓“兼听则明”，正是因为有辩护律师的充分参与，才使得刑事诉讼活动更加公平，裁判结果也更具权威性，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更加彰显。因此，每当有律师因“撞庭”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导致被迫退出辩护的情况发生，一经被新闻媒体报道或者被律师本人分享上网，总会引起律师界同仁以及普通民众的激奋和热议，甚至有激进者认为是法院或法官故意为之，人为地制造辩护障碍，变相剥夺和限制律师和被告人的辩护权。相关舆论的传播和发酵，既不利于人民法院形象的维护，更会动摇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最终会影响到判决的可接受性。导致律师、被告人、亦或普通民众，对于判决结果往往持否定态度。对裁判结果的不认同，必然会导致刑罚的一般威慑效果不佳，甚至可能存在社会公众对被告人的同情心态[3]。

4.可能导致诉讼效率的减损

部分法院或法官无视律师因“撞庭”而提出的调整开庭时间的请求，强行如期开庭，看似保障了诉讼进程的顺利进行，提高了诉讼效率，但实则不然。在“撞庭”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律师一般只能与被告人协商，让其解除与自己的委托，并重新委托新的律师或者接受指派的法援律师出庭辩护。新的辩护律师在向法院重新提交委托手续之后，法院会给律师重新送达起诉书，并重新安排开庭时间。但同时新的辩护律师也需要充分的时间进行开庭准备，如果是简单案件还好，但案件如果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者是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或证据存在较大争议的案件，因其复杂性使得律师在短时期内难以完成开庭准备，律师大概率会也向法院申请推迟开庭时间。更有极端案例，重庆涪陵法院审理的付廷祥等人涉黑案中，辩护律师因“撞庭”导致无法参加庭审，虽然还有一名辩护人出庭，但被告人却集体拒绝参加庭审，从而导致庭审被迫中断。综上，在辩护律师“撞庭”的情况下强行开庭，在很多时候并不会促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反而会拖延诉讼进程，减损诉讼效率。

5.加剧了辩审冲突的程度

实践中“撞庭”情况时有发生，难以完全避免。律师在发现“撞庭”之后，其实主观上并不想打乱法院已经安排好的庭审计划，但申请调整开庭时间也确实是事出有因，理由正当，律师希望能够得到法官的理解和支持。但是部分法官简单粗暴的言行和消极回避的态度实在是让律师难以接受。于是实践中就有律师因此向有关部门控诉维权，或者在网上发文声讨，有的律师甚至与法官在法院内当场发生冲突。律师和法官同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但“法律职业共同体”口号作为一种期待的外在彰显，折射的恰恰是一种匮乏的内在局面。因“撞庭”问题引发出的种种冲突，不断地撕裂着本就脆弱的辩审关系，使得律师与法官之间的矛盾愈加难解。而辩审冲突的升级会严重阻碍双方的良性互动，将对我国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以及对整体法治环境和刑事诉讼制度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三、“撞庭”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分析

（一）律师个人存在的问题

“撞庭”问题难以解决，有些时候是与辩护律师的处置方式不当有关。有的辩护律师在发现“撞庭”后并未引起高度重视，没有及时告知和相关法官或者及时提交申请，在临近开庭前才突然想起，然后临时找法官协商处理，搞得法官措手不及，左右为难；有的辩护律师虽然及时告知了法官并提交了申请，但是一直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例如他案的开庭通知以及授权委托书，甚至有的借用律所其他同事的开庭通知来冒充，有违诚实信用的律师职业道德；还有的辩护律师多次申请调整开庭时间，反复更改亦使得法官工作被动、烦不胜烦。律师上述处置不当及不负责任的表现，最终导致了法官内心抵触或是确实难以调整开庭时间。

（二）法院内部存在的问题

前面提到，有激进者认为“撞庭”问题难以解决是法院或者法官故意为之，是专门给辩护律师制造辩护障碍。笔者认为这样的理由缺乏现实依据，更像是个别辩护律师因“撞庭”后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愤懑之辞。获得律师帮助是被告人基本的诉讼权利，法官也有最基本的审判操守，而且法庭可以不采纳律师不合理的辩护意见，亦可以对律师在法庭上的不当言行实施处罚，实在难以具备刻意阻拦某个律师出庭的必要和动机。所以这样的说法缺乏理性分析的必要。而“撞庭”问题难以解决，来自法院内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观念影响，对辩护律师的意见缺乏应有的尊重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把开庭时间的确定当做纯粹的职权主义事项，何时开庭，在哪开庭，属于法院的职权范围，而无需征求律师的意见。这也是“撞庭”问题发生的根源。而为什么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很多时候得不到重视，甚至是被无视，包括但不限于在开庭时间确定方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部分法官一直存在着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内在影响下，主体的外在行为主要表现为以权力为导向，但遗憾的是律师并不在权力序列当中，没有权力说话自然就缺乏分量。相反，对于诉讼中相关公权力部门的意见却是尽量满足，在开庭这一问题上，现在基本上都是检、法两家商定，而根本不征求辩护律师的意见，没有公诉人不能开庭，可是辩护律师因故不能出庭时却照样开庭[4]。同理，律师“撞庭”后想要调整开庭时间的诉求必然也不会得到重视，只会被认为律师“撞庭”了是律师自己的事，不能以此为由耽误了合议庭已经制定好的审理计划。

2.人案矛盾突出，法官面临审限和考核的双重压力

随着国家刑事法网的日益严密，犯罪结构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动，轻罪时代的来临导致刑事案件的总量在不断递增[5]。自2017年全国法院实行员额制改革以来，员额法官数量与案件数量的失衡使得“案多人少”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法院的顽疾。面对繁重的审判任务，很多刑庭法官不得不加班加点的工作，一般都是白天开庭，晚上加班写判决。除了从事审判工作之外，法官还得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活动、调研、学习、培训等，忙得不可开交，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事情杂。因此，不少案件都是压着法律规定的审限审结。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案件一旦推迟开庭，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之后才能再次轮到开庭，但届时就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审限。此外，法院每年还有结案率方面的考核，这是法院和法官业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所以法院在年底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会要求集中突击结案，有时一个法官一天连开几个庭，这个时候就更不会考虑律师的“撞庭”问题了。

3.流程繁干扰多，法官不愿反复进行排庭工作

笔者从刑庭法官处了解到，刑事案件庭审排期工作的一般流程为：一是法官先为案件开庭确定一个大体的时间段，然后告诉书记员；二是书记员开始联系公诉人和辩护人，看在法官确定的时间段内控辩双方什么时候都有时间；三是书记员在确定好控辩双方时间后向法官报告；四是法官根据综合控辩双方意见以及自己的具体时间安排拟定好开庭时间；五是书记员根据法官拟好的时间开始预定法庭；六是书记员预定法庭成功后，再将开庭时间通知其他诉讼参与人。如果需要更改日期，基本上就要按照上面的流程重走一遍。据此，法院如果调整案件的开庭时间，需要考虑的因素有：（1）法官承办的案件情况（复杂程度及被告人的多少）；（2）法庭的使用情况；（3）控辩双方的时间；（4）法官自己以及合议庭其他法官或人民陪审员的时间；（5）案件的审限；（6）一些重要的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时间。由此可见，法院如果需要调整开庭时间需要做到全方位的考虑，因为庭审排期工作是多方主体时间碰撞后再行分配的过程。尤其是那些案情重大复杂、被告人数量较多的案件，其工作量大，涉及面广，不确定因素多，可谓是对法官和书记员的协调能力、心理忍耐能力是一项极大的考验，此时法官和书记员的内心是不愿意仅因为律师的“撞庭”而导致前期的排庭工作前功尽弃、重回原点。

4.上级督办案件，法官难以调整开庭时间

“于文波案是中央政法委督办的，我们无条件配合他们的时间。”“法官称：开庭是山东省扫黑办安排的，不能改变，要改变，让律师自己去找山东省扫黑办，或者山东省政法委。”“其中一个案子，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连发两次文，语气很强硬，要求法院服从政治大局的需要，结果还是‘依法开庭’了!”[6]上述例子表明，法院办理上级督办的刑事案件，哪怕该案是后来才确定开庭时间并与前面其他案件开庭时间冲突，承办法官绝难同意辩护律师提出的改期申请。辩护律师如果想要两全，就只能去找另一法院申请和协调。这样的案件，意味着上级督办部门高度重视，甚至有的案件要在限期内获得审判成果，亦或上级有关领导届时要莅临庭审现场坐镇观摩。就算并非存在上述情况，法官也肯定不会擅自去调整上级定下的，至少是上级知道并同意的开庭时间，所以拒绝辩护律师的申请是必然的结果。

5.沟通方式陈旧、反馈渠道狭窄导致信息传递不畅

当前法院向辩护律师通知庭审信息的方式主要是寄送出庭通知书、电话通知或短信通知三种方式。然而，在当今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上述交流方式并未体现出信息化工具的效率优势，相较于其他信息化工具运用和信息化平台搭建而带来的科技加持，诉讼过程中未能利用信息科技赋能的优势以促进问题的解决。此外，当前12368诉讼服务热线的信息中转、留言功能仍无法满足辩护律师反馈日程冲突、申请改期的实际需要；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的“开庭排期避让”功能仍有虚置之嫌。直接拨打法院电话时，由于法官身处法庭或忙于其他事务，电话没人接、忙线的现象仍难以避免，发送短信和邮件更是容易石沉大海、了无音讯。辩护律师若要及时反馈日程冲突情况或提出改期申请，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7]。信息传递不畅可能造成最佳沟通时间的错失，使得法官不再愿意来解决辩护律师的“撞庭”问题。

（二）相关立法存在的问题

1.先从两个《规定》的内容上来看

尽管两高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及最高法专门出台的《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中均有旨在妥善解决“撞庭”问题的规定，但实践中仍然有不少律师反映，其基于“撞庭”的申请能否得到批准很多时候并非是以相关规定为依据，而是靠法官（或书记员）与律师的私交、对律师的理解程度、个人性格、当时心情甚至其他一些案外因素来决定。这折射出了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落实，辩护律师难以以上述两个《规定》作为解决“撞庭”问题的依据。笔者认为，原因在于两个《规定》中的相关内容过于简单和概括，导致其适用起来争议颇多，从而难以指导具体的实践操作。

第一，没有明确解决冲突的责任主体。辩护律师发现“撞庭”后向法院申请调整开庭时间，如果能够获得其中任何一家法院的同意还好，但很多时候会遇上两边法院互不相让，让律师自己去找对方协调的情况。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律师在其中积极出力，但是仅由律师出面的话其难度可想而知，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无法解决。此时，法院是否应当和律师共同承担起解决争议的责任？遗憾的是两个《规定》均未明确，于是绝大多数法院也就顺理成章地作壁上观。原本致力于保障律师权利，让其告别“撞庭”烦恼的规定，却在法院均不作为从而导致问题产生的情况下，最终将解决问题的责任和压力全部推到了本就处于弱势的律师身上。

第二，没有明确解决冲突的适用规则。两家法院确定的开庭时间发生冲突，究竟哪家法院该重新调整时间，两个《规定》均没有给出相应的原则供地方各级法院遵循。而相关法院在安排庭审时间时都会从方便自身的角度考虑，从而导致谁也不想让步。如果能够确立相应的处理规则，那么不管是法院出面协调，还是由辩护律师出面协调，只要按照规则处理，问题能够更容易得到解。辩护律师普遍认为法院应当遵循先来后到的基本惯例，即后发通知的法院应当进行调整。但是前面曾分析，法院调整开庭时间时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仅以时间先后作为标准恐怕也难以满足实践需求，亟需更具操作性的规则出台。

第三，没有明确不予解决的法律后果。无论是两高三部《规定》还是最高法的《规定》，虽然均有在开庭时间冲突时保障律师权利的要求，但是两者都没有明确在法院和法官不按规定受理律师的申请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尤其在后出台的最高法《规定》中更是使用了“可以”的表述，即对于律师调整开庭时间的申请法官具有单方面的裁量权和决定权。这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法院和法官对于律师的申请都可以不理会或者不准许，并且也不会因此遭受任何制裁，反正法院照常开庭，法官照常审理，律师照常无奈。这样的规定不仅给法院和法官不执行《规定》、不解决问题留下了各种各样推脱和偷懒的空间，更打击了辩护律师依据两个《规定》维护自身权利的信心。

第四，没有明确不予解决的救济途径。在“撞庭”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两个《规定》中也没有指出律师可以申请救济的相关渠道，这意味着律师除了“自己想办法”之外别无他法，如果想不到“办法”那就只能接受现实。实践中，也有部分律师积极尝试向律师协会、向检察机关、向法院的信访和监察部门或者向更高级别的法院等反映情况，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其中有一些律师在律师协会的出面帮助下很幸运地成功协调了开庭时间，但从律师们在网上所分享的“撞庭”经历来看，很多律师最终并未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帮助。

2.再从《刑事诉讼法》规定上来看

首先，《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了“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但对同一律师担任不同案件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遇到开庭时间冲突的情况如何处理，并无相关规定。其次，解决“撞庭”问题，在实践中多数情况为辩护律师申请后发通知的法院将开庭时间往后调整，这就涉及到法院决定延期审理的问题。但开庭时间冲突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延期审理的情形，因此“撞庭”问题无法作为法院决定延期审理的法定理由。反观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法》明确将“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作为延期审理的情形，使得“撞庭”问题的解决相比刑事诉讼更加有法可依。最后，很多法官不愿意将开庭时间往后推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法院“案多人少”使得案件普遍在审理期限上较为紧张，如果推迟以后就有可能导致案件超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限。但从《刑事诉讼法》关于延长审限的规定来看，开庭时间冲突也不属于作为审限延长的情形，使得法官在规定审限内完成审判工作和充分保障律师权利之间只能选择前者而放弃后者。

总而言之，《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法律，但却难以从中寻求到相关制度来对接和支撑两高三部和最高法的《规定》中对于律师“撞庭”时权利保障的相关要求，甚至在客观上反而限制了两个《规定》的作用发挥，造成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律师依据两个《规定》维护自身权利，以及法官贯彻执行两个《规定》时存在法律上的先天不足。 

四、“撞庭”问题的治理建议

开庭时间看似是一个技术性的小问题，问题虽小但影响重大，在“撞庭”现象多发且难以避免的司法现状下，妥善解决好“撞庭”问题，既是有效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的有力举措，同时也是化解诉讼中审辩矛盾冲突的重要一环，因此不容小觑。笔者认为，应当从有效预防和依法解决两个方面入手，推动“撞庭”问题的有效解决。

（一）预防为先：建立和完善审辩沟通机制，合理确定开庭时间

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尽量不让问题发生。确保法官与律师的充分沟通，尽量避免双方时间上的冲突是做好“撞庭”问题源头治理的关键所在。

1.转变思想观念，构建平等协商制度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当始终秉持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提高工作水平和服务质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司法环境和服务。而确定庭审时间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要求法院更好地服务所有的诉讼参与者，最大限度保障大家的出庭时间，从而方便各方正常行使诉讼权利。然而实践中很多“撞庭”现象的发生，源于部分法官在确定开庭时间时，并不提前与辩护律师沟通，没有考虑律师的工作时间安排，在作出决定后直接就给律师发开庭通知。这样的情况使得辩护律师处于被动接受法院安排的地位，既无建议权也无选择权。而且发生“撞庭”后就算法院愿意调整开庭时间，但也只是法院更换时间后再次通知律师，并非与其平等协商，很有可能导致新的开庭时间与其他案件再次冲突。所以，只需法官提前和辩护律师进行沟通后再来决定开庭的时间，就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避免和减少“撞庭”现象的发生。全国很多法院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做法是防止“撞庭”的有效方法。

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对地方各级法院作出明确规定：法院在发出开庭通知之前，应当听取辩护律师对于开庭时间的意见；召开庭前会议的，可以在庭前会议上就开庭时间进行协商。对于案情重大复杂、被告人多的案件，应当将与律师沟通的时间前移，提前策划案件的排庭工作，充分协调多方因素以合理确定开庭时间。涉及多次开庭的，应当在每次开庭结束前就下一次开庭时间进行协商。对于辩护律师就开庭时间问题提出的意见，能当场答复的应当场予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在下来核对有关情况后应及时答复律师，也便于律师合理规划后面的工作时间。

2.用好平台工具，畅通信息交互渠道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面普及，科技正不断形塑着诉讼方式的崭新样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全国法院也趁势而起，聚焦“智慧法院”建设，运用或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大幅度推动审判领域的创新和改革。很多地方法院主动出击，开始探索建立律师服务平台，利用科技赋能开始实现审辩之间信息双向、快捷的流动，既助力了法官的审理工作，也为律师参与诉讼提供了更加全面、便捷、高效的服务和保障。例如上海法院于2015年1月就上线自己的律师服务平台，且在当时就设置了“庭审排期自动避让功能”，可以自动识别该名律师在上海法院代理的所有案件,对其参与庭审的日期实行自动避让[8]。2021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共同研究、深入调研，在广泛征求律师意见建议基础上，制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的意见》（意见简称《意见》）。同时，研发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为律师提供包括排期避让在内的35项在线诉讼服务。随后，各地法院逐步接入最高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意味着全国范围内的排期避让功能已经实现。至今，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上线已逾三年，但律师“撞庭”问题却仍时有发生，说明“排期避让”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笔者经过努力搜索，未能获得该平台“排期避让”功能的使用情况和相关数据，也没有专门文章谈及此问题。但从网上在涉及该平台的一些记者访谈和律师讨论中获得一些零散的实证信息：一是一些年纪大的律师对使用新型信息化手段不熟悉甚至意愿不强；二是宣传不到位，一些律师表示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功能；三是一些律师因还不习惯使用或者业务太繁忙，而经常忘记登录填写开庭信息；四是问题得不到实质解决，比如法官收到时间冲突提醒后，将开庭时间调整至律师填写的他案开庭时间结束后的半小时，这样的紧随开庭让律师根本无法及时赶到法院；五是平台经常会出现卡顿，操作体验不佳。

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是国家精心打造的司法服务平台，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旨在诉讼工作质量和效率，其益处惠及全国广大律师和法官。所以，辩审双方都应当珍惜成果的来之不易，切实用好平台功能，充分发挥平台在防止“撞庭”问题上的作用。对于律师来说，要积极了解功能，认真学习操作。在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后，要尽快登录平台填写开庭信息，确保之后的法官如果开庭时间安排不当的话能够收到冲突提醒，从而及时调整开庭时间。对于法院来说，要组织专人搞好平台的日常维护，进行定期检查和升级，并积极解决律师和法官反馈的技术问题，保持平台的稳定运行。对于法官来说，同样要了解功能并学习操作，在确定开庭时间时要留意是否有冲突提醒；更重要的是要切实保障律师的出庭权利，不要使用紧随开庭等方式故意刁难律师，维系好审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二）化解有据：完善法律规定，依法解决“撞庭”问题

法律规定的缺陷或不完善，加剧了律师权利保障在解决“撞庭”问题上应然与实然的分裂局面。想要立法目的得以良好实现，就需要对现有立法进行修缮。

1.完善和细化解决律师“撞庭”问题的相关内容

此处有权机关宜采取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在两个《规定》的基础上，对解决律师“撞庭”问题作出专门规定，以消除内容上的模糊和争议，以确保相关规定能够良好地指导实践。

第一，确立法院在冲突协调中的主体地位。在开庭时间发生冲突后，律师先行协调解决无可厚非，但在双方法院互不相让的情况下，律师个人的作用对解决“撞庭”问题非常有限。因此，为防止法院之间因意见不一致而导致律师权利受损的结果，应当对法院在解决“撞庭”问题中的主体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即在出现“撞庭”问题后，由律师先行与法院协调，在律师协调不成功的情况下，则协调责任转由发生开庭时间冲突的法院承担，而且应当由后发通知的法院承担主要协调责任，由其主动与先发通知的法院进行协调，并负责将协调结果及时告知律师。

第二，构建原则加例外的冲突处理规则。应当确定“先来后到”的基本原则，即先通知开庭的法院应当优先开庭，后通知开庭时间的法院要为先通知的法院让道，以避免“抢道先行”或“占道同行”的情形出现。同时，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现实需求，对一些特殊情形进行例外规定：一是案情重大复杂、被告人多的案件应当优先开庭。因为此类案件往往开庭的时间会比较长，涉及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比较多，如果调整开庭时间的话难度比较大，而案情简单或者被告人较少的案件调整起来相对更加容易。二是审限即将届满的案件应当优先开庭。案件应当在法律规定的审限内审结，每个法官都不希望自己的案件超过审限。而且两高三部《规定》中也有不影响审限的前提要求，体现出了国家层面对法院审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因此，在发生开庭时间冲突时，双方法院也应互相理解和照顾，案件审限充裕的法院应当让案件审限紧张的法院先开庭审理。三是中央、两高、国家部委等督办的案件应当优先开庭。因这些案件，如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等机关督办的案件，意味着案件因其特殊性在全国乃至他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社会反映强烈，此类案件的审理关系着推动国家司法发展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整体大局。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其他案件的开庭时间为此类案件让路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但督办级别应当限制在上述较高级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案件优先审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第三，明确法院对开庭冲突不予解决的法律后果。首先，应当明确规定，律师因开庭日期冲突等正当理由申请变更开庭日期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确定开庭时间。此处取消法院和法官对于律师申请的自由裁量权而改为强制性规定，旨在防止部分法官滥用裁量权随意损害律师权利，确保律师的“撞庭”问题能够真正得到解决。其次，对于律师“撞庭”问题未能协调解决之前，除非律师主动退出或者被告人主动更换律师，否则法院不得在辩护律师不能出庭的情况下强行开庭。最后，对于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协调责任的部门和法官，法院内部应当给予相应的处罚，以保证其积极履职尽责。

第四，设置律师权利保障的审前救济途径。律师在自行协调无果的情况下，如果法院和法官不愿承担协调责任，律师在案件开庭前应当有必要的权利救济渠道。笔者认为，此时应当规定律师可以向后发通知的法院所在地的有关部门，这里可以考虑由法院所在地的律师协会对接法院帮助律师维权，或者申请同级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还可以考虑向发生开庭时间冲突的两家法院的共同的上一级法院投诉，要求其督促其下级法院尽快协调解决。

第五，律师的不当处置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果。律师“撞庭”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并非全部是法院或者法官的原因，有的时候律师自己也难辞其咎，例如前文提到的申请协调不及时，资料提供不齐全等。因此，还应当为律师的不当处置规定相应的责任后果，不能让律师怠于履职产生的后果最终都由法院和法官来承担。一是明确律师主动报告的义务。在法官就开庭时间征求律师意见时，如果律师故意隐瞒或者不主动向法官说明存在开庭时间冲突的情况，导致“撞庭”问题发生的，后果由律师个人负责，法院此时可以拒绝律师调整开庭时间的申请；或者法官未就开庭时间征求律师意见直接送达开庭通知的，律师在接到通知发现存在“撞庭”的情况下，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至少要及时告知后发通知的法院并提出调整开庭时间的书面申请，超过期限则法院可以拒绝律师申请。二是明确律师提供相关资料的义务。律师除了提交书面申请外，同时还应提供其他能够证明“撞庭”问题确实发生的材料，例如先收到的开庭通知及该案的授权委托书等。如果仅是口头告知或者提交书面申请而没有相关资料或者使用虚假资料的话，法院可以拒绝律师申请。

2.希望《刑事诉讼法》增加相关规定，为律师“撞庭”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支撑

首先，借鉴《民事诉讼法》关于延期审理的规定，将“辩护律师因开庭日期冲突等正当理由不能到庭为被告人辩护”作为刑事诉讼延期审理的情形，使法院推迟开庭时间以解决律师“撞庭”问题更加有法可依。其次，为了给其他案件开庭让路而导致不能在审理期限内审结案件的情况，可以作为延长审限的情形，上级法院对此种情况应当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以缓解实践中法官的审限压力，为其解除后顾之忧。最后，如果法院在辩护律师因开庭日期冲突等正当理由不能到庭为被告人辩护的情况下，强行开庭审理导致律师的辩护权被剥夺的，应当认定这样的做法构成重大程序违法，当事人提出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38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如果是由于律师自身的原因导致其“撞庭”问题无法解决的，则不属于程序违法。

五、结  语

正如文章开头所述，“撞庭”问题只是整个司法过程中的一个小问题，但却困扰律师群体已久。尤其在“撞庭”问题得不到实质解决的情况下，会对律师和当事人的辩护权利造成极大损害，但最终受损的是乃是司法的整体权威。在多部门多次发文的关切下，在国家精心打造律师服务平台的带动下，各级法院开始逐渐重视律师“撞庭”时的权利保障，更多的法官愿意为律师调整开庭时间，让“撞庭”问题解决的情况得到大幅好转，对于律师权利的保障更加充分。但司法实践具有其自身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各种主客观及特殊因素掺杂其中，再加上现有法律规定过于简单粗疏，并且缺乏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撑，使得仍时有发生的律师“撞庭”问题在解决过程中依然存在各种困难和阻碍。笔者作为法学院在校学生，撰写此文是基于对刑事辩护实践中律师权利保障的关注，但本人没有作为执业律师以及法院法官的实践经历，相关主题内容亦缺乏权威的研究成果，因此，仅源于个人的观察和思考所判断的事实和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诸多偏颇或者与实际不符之处。在期待各位老师、法官和律师批判指正的同时，也希望学界和实务界能够对这一情况给予更多的关注，提出更为专业和全面的意见，让“撞庭”现象不再发生，即使发生也能得到依法、妥善的解决，从而更好地保障律师权利，也让法官的审理工作更加顺利。
参考文献及注释：
[1]田文昌、陈瑞华：《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第352页。
[2]徐秋颖（整理）：《“辩审冲突”与司法理性》，《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6月9日第011版。
[3]王彪：《刑事诉讼中的“辩审冲突”现象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年第6期，第102-103页。
[4]田文昌、陈瑞华：《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5]樊崇义：《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下轻罪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4期，第191-192页。
[6]周晓莉、贾相力《信息化4.0背景下当事人与法院交互式沟通机制的探索与建立——以案件庭审排期为视角》，《人民法院为服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司法保障与民商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33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上）》，2022年9月1日发表，第254页。
[7]卫建萍、陈凤：《律师服务平台：量身定做,便捷高效》，《上海人大》2015年第9期，第38页。


来源：证据与刑辩论坛
作者：周卓，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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