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4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广聚陆运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礼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赖锦新，该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业余。
委托代理人何超，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龙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负责人尤程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胜春，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方方，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蛇口支公司。
负责人彭慧，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胜春，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方方，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深圳市中通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文华。
委托代理人罗玉华，广东深金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蒋田娥。
委托代理人罗玉华，广东深金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唐泽辉。
上诉人深圳市广聚陆运运输有限公司（下称广聚陆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业余、谢龙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下称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蛇口支公司（下称平安保险蛇口支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中通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中通公司）、唐泽辉、蒋田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3）深宝法民一初字第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12月14日13时41分许，被告谢龙桂驾驶粤B××9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粤B××30挂车）沿南光高速由南往北行驶至塘明路段时，车头及挂车车身右侧部位与同方向前方在应急车道上停车的由被告唐泽辉驾驶的粤B××F8号轻型普通货车（核载5人，实载9人）的车尾左侧及货厢部位发生碰撞，造成粤B××F8号车上乘客邓某当场死亡、乘客周某、徐业余、唐某、蒋某受伤，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大队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谢龙桂驾驶机动车在视线良好、道路环境正常情况下疏忽大意，未注意前方道路情况、未按操作规范驾驶，是导致此事故的主要过错，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唐泽辉驾驶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停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载货汽车车厢载人，是导致此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邓某、周某、徐业余、唐某、蒋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被告谢龙桂驾驶的粤B××91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粤B××30挂车）的车属单位为被告广聚陆运公司，该车在被告平安保险蛇口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限额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000000元。被告唐泽辉系事故发生时粤B××F8号车的驾驶员，被告蒋田娥系车辆登记车主，该车在被告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500000元。邓某、周某、徐业余、唐某、蒋某均系被告中通公司的绿化养护工人，事故发生在工作期间。
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深圳市光明新区人民医院救治，于2013年3月19日出院，出院建议：住院期间陪护一人，定期复诊，休息3个月，加强营养。骨折愈合后二次手术取钢板，费用约需10000元。2013年4月27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报告，鉴定原告伤残等级为两个九级，支出鉴定费2870元。被告中通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原告2011年起就职于该公司，并一直居住在该公司宿舍，未办理居住证。原告同时还向原审院提交了工资单及该公司为原告购买的商业保险。原告向法院提交其与深圳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深圳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向原告提供护理人员一名，150元／天，并提供了相应发票予以佐证。
关于被告谢龙桂与被告广聚陆运公司关系问题。被告广聚陆运公司辩称该车为被告谢龙桂所有，并提供了车辆买卖合同予以证实，该合同约定被告广聚陆运公司将涉案车辆卖给被告谢龙桂。而根据本院向交警部门调取的由“黄某”向交警部门提交的车辆挂靠合同载明，被告广聚陆运公司与被告谢龙桂为车辆挂靠关系，挂靠期限为2011年11月17日至2013年11月17日。被告广聚陆运公司对备案的挂靠合同不予认可，认为挂靠合同所盖公章并非其真实的公章，向本院申请对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对此，本院依法向深圳同乐交警大队调取交警部门于本次事故发生后对“黄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该笔录载明“黄某”系被告广聚陆运公司委派其全权处理本次事故的人员，在被告广聚陆运公司主要负责车辆的牌照、事故处理等事宜，并确认挂靠合同系由被告广聚陆运公司人员与被告谢龙桂签订。对于“黄某”的身份，本案被告广聚陆运公司予以确认。故此，本院认为，“黄某”作为被告广聚陆运公司的员工，于事故发生前向交警部门提交的涉案车辆挂靠合同、于事故发生后受被告广聚陆运公司委托处理本次事故事宜以及在交警部门所作的笔录，足以证实被告广聚陆运公司与被告谢龙桂之间存在车辆挂靠关系，故对被告广聚陆运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谢龙桂是否属于无证驾驶问题。交警部门出具的机动车驾驶证查询结果载明，被告谢龙桂准驾车型为大型货车（代号B2），而事故发生时，其驾驶的粤B××91号车辆系重型半挂牵引车，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有关规定，需具有准驾车型代号A2方可驾驶此类型车辆，而被告谢龙桂驾驶的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代号B2）不符。故根据有关规定，被告谢龙桂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应认定为无证驾驶。
关于原告残疾赔偿金标准问题。原告为农业户籍，但其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根据相关规定，原告需满足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条件。原告事故发生时为肇事车辆粤B××F8号车车上人员，被告中通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载明本次事故的被侵权人蒋某、徐业余、唐某、周某、邓某均是该公司的绿化养护工人，事故发生在去工作地点的路上。此外，被告中通公司于2011年4月16日还为上述员工购买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绿洲组合保险（B型），以及合同生效日期为2012年11月7日的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国寿附加绿洲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等保险。故此，法院认为，综合上述证据，并结合本案事实及庭审情况，原告主张受害人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且主要收入来源的城镇的事实清楚，残疾赔偿金可以按城镇标准计付。
关于被告唐泽辉、蒋田娥、中通公司责任承担问题。被告唐泽辉事故发生时系履行被告中通公司的职务行为，故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由被告中通公司承担。被告唐泽辉所驾驶机动车车主为被告蒋田娥，但该车实际由被告中通公司使用，故被告中通公司应为该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和管理人，无证据证明被告蒋田娥在本事故中存在过错，故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时，受害人属于被告唐泽辉驾驶车辆的车上人员，依法不属于交强险赔付范围，而受害人系被告中通公司员工，是在工作期间受伤，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据此，被告中通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原告可依《工伤保险条例》另循途径解决，本案中不作处理。
关于被告平安财险蛇口支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谢龙桂准驾车型为大型货车，代号为B2，而其驾驶的涉案粤B××91号车为重型半挂牵引车，代号为A2，即被告谢龙桂驾驶涉案车辆并不具备驾驶资格，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驾驶人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公司可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故被告平安财险蛇口支公司作为上述车辆交强险保险人，依法应在交强险人身损害赔偿限额110000元内承担赔付责任。因牵引车及挂车均投保了交强险，故交强险人身损害赔偿总额为220000元，交强险不足赔付部分，由侵权责任人承担。
原告请求按广东省2012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法院予以支持。结合已查明的事实，计算出原告的损失为：
1、医疗费61461.79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其中被告广聚陆运公司垫付10000元，被告中通公司垫付51461.79元。
2、残疾赔偿金160622元，原告虽为农业户籍，但结合本案事实证据，已证实原告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居住，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故原告伤残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原告为两个九级伤残，得160622元（36505.04元／年×20年×22%）；
3、误工费7210元，原告主张其工资2100元／月有事实依据，且数额合理，法院予以采信，根据相关规定，受害人因伤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前一日，原告主张误工103天，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视为原告放弃，得7210元（2100元／月÷30天×103天）。
4、住院伙食补助费4700元，原告主张94天，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视为原告放弃，得4700元（50元／天×94天）；
5、护理费14250元，原告主张由护工进行护理，向法院提交了护理协议、护理发票予以证实，法院予以支持。
6、营养费1000元，根据医嘱建议原告需加强营养，结合原告伤残情况，酌情支持1000元。
7、交通费500元，原告称因刷卡乘车，无相关票据，鉴于原告就医必然产生交通费用，结合本案实际，法院酌情支持500元。
8、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0元，参照原告伤残等级及司法实践酌定。
9、鉴定费2870元，有票据及鉴定报告为凭，予以支持。
以上各项合计284613.79元，扣除被告方已垫付的医疗费61461.79元，原告还可得的赔偿额为223152元（含10，000元后续治疗费）。
原告徐业余向原审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中通公司、唐泽辉、蒋田娥、广聚陆运公司、谢龙桂连带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160622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4700元、误工费7210元、交通费1000元、护理费14250元、营养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0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鉴定费2870元、垫付的医疗费51461.79元、抚养费9415.5元，共计286529.29元；2、被告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平安保险蛇口支公司在肇事车辆的道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不足部分在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上述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认为，被告谢龙桂驾驶机动车辆与被告唐泽辉驾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导致原告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由被告谢龙桂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唐泽辉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确认。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本次事故被侵权人唐某、周某、徐业余、蒋某、邓某同时向法院起诉，故交强险赔付按各被侵权人损失比例确定。除被侵权人徐业余、蒋某尚需支付后续治疗费（合计18，000元）外，其余各被侵权人已发生的医疗费用均已由被告中通公司、广聚陆运公司垫付，未付的上述后续医疗费用18，000元尚在被告谢龙桂所驾驶车辆（主、挂车）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内，故其余被侵权人已产生的医疗费用交强险无需再按比例分配，因本次事故各被侵权人均不承担事故责任，故被告中通公司、广聚陆运公司垫付的医疗费用，相关权益人可另循途径解决，本案中不予处理。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合计220，000元（110，000元×2），由各被侵权人按损失比例确定（具体见下表）：
被侵权人损失总额（元）比例可得交强险数额（元）交强险不足部分（元）唐某92，6906.71%220，000×6.71%=14，76277，928周某108，944.117.89%220，000×7.89%=17，35891，586.11徐业余213，152（不含后续治疗费10，000元）15.44%220，000×15.44%=33，968179，184蒋某108，874.11（不含后续治疗费8，000元）7.89%220，000×7.89%=17，35891，486.11邓某856，83762.07%220，000×62.07%=136，554720，283总计1，380，497.22100%220，000原告本次事故中损失共计213，152元，由被告平安保险蛇口支公司在交强险内赔付33，968元。交强险不足部分179，184元（213，152元－33，968元），由各责任人承担。本案交通事故系机动车之间发生碰撞产生，故主次责任分担比例为70%、30%。即被告唐泽辉所驾驶车辆承担30%责任，因受害人系该车车上人员，不属于交强险赔付范围，受害人系工作期间死亡，被告唐泽辉系履行被告中通公司的职务行为，故其所应承担之责任由中通公司承担，原告可依《工伤保险条例》另循途径解决。
被告谢龙桂承担责任的70%，即125，428.8元（179，184元×70%），因被告谢龙桂未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属无证驾驶，不属于商业三者险赔付范围，故被告谢龙桂应自行承担交强险不足赔付的损失。被告广聚陆运公司作为被告谢龙桂驾驶车辆的被挂靠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相关规定，被告广聚陆运公司应就被告谢龙桂应承担的上述赔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本案系各责任人驾驶机动车辆不慎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不属于共同侵权行为，原告主张各被告连带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本案还可得的赔偿额为169，396.8元（33，968元＋10，000元＋125，428.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徐业余因本案交通事故还应得的赔偿额为169，396.8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蛇口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徐业余43，968元；三、被告谢龙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徐业余125，428.8元；四、被告深圳市广聚陆运运输有限公司就谢龙桂应承担之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原告徐业余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人民币2799元，由原告徐业余负担1144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430元，被告谢龙桂、深圳市广聚陆运运输有限公司共负担1，225元。
上诉广聚陆运公司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程序存在严重违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谢龙桂根本就不存在车辆挂靠合同关系，而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且上诉人对于涉案车辆没有收取任何挂靠或者管理等费用。对此，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由被上诉人谢龙桂亲笔签名的《车辆买卖合同》予以证实。虽然，一审法院向交通警察部门调取由“黄某”提交的《车辆挂靠合同》以及其《询问笔录》。但是，“黄某”向交通警察部门提交《车辆挂靠合同》及其自述的《询问笔录》对于上诉人完全不知情，且其也没有向上诉人通报，并说明原由。故，“黄某”提交的《车辆挂靠合同》为虚假合同；《询问笔录》为虚假陈述。为此，对于上述该两份实际与事实不符的证据，上诉人已当庭予以否认。上诉人认为；不能排除“黄某”隐瞒事实与案外人为谋取利益，诬陷上诉人所为。此外，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蛇口支公司就其保险合同条款并未依法向上诉人履行明确告知义务，故其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依法对上诉人不应产生法律效力。在本案中对被上诉人徐业余的所有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承担全部保险赔偿责任。以上，为了证实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公章真伪鉴定申请书》，请求对“黄某”提交《车辆挂靠合同》及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中国平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等所盖有上诉人的公章进行真伪鉴定。但是，一审法院违背、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相平等原则。不仅对上诉人的《公章真伪鉴定申请书》置之不理，不予以采纳，还主观臆断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谢龙桂存在车辆挂靠关系，同时，也强行免除了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义务。故此，一审法院判决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判决书不仅程序违法，具体审判决法官还丧失了起码的公平、公正、中立立场。基于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存在严重违法，判决结果断章取义，故意偏袒和迁就被上诉人昭然若揭。故，二审法院应当依法裁定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支持上诉人进行公章真伪鉴定!
（二）被上诉人徐业余的伤残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赔偿，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规定：“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徐业余属于农村户口，应当提供充份的、足以证明其在发生交通事故前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事实依据，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伤残赔偿金就不能按城镇标准赔偿对待。具体到本案，首先；从被上诉人徐业余提供的两份保险公司的“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清单”显示；保险合同生效日期为；2012年4月16日、2012年11月7日等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徐业余在深圳市中通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工作至事故发生时2012年12月14日不足一年时间。因此，被上诉人徐业余的伤残赔偿金请求城镇标准赔偿，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的要求。退一步讲；即便上述两份保险具备真实性或许几乎保期足够一年，但是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徐业余就是在深圳地区居住、工作且有固定收入满一年以上的依据，因为购买了保险不能必定就限制了被保险人的人身自由权在指定区域居住、工作，更不能作为其有固定收入的参照或者依据。否则，严重背离“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立法本意。其次；被上诉人徐业余并没有提供居住证、流动人口登记信息表、单位证明、劳动合同、亲笔签名的工资表、银行存取记录、社会保险证明、纳税证明等证据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前不仅已经在深圳市地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并且有固定收入的依据。再有，被上诉人徐业余提供“深圳市中通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居住证明”属于企业单位出具的一般证明文书，不具权威性，仅能作为证言使用，并且其与该单位存在有利害关系，因此，该证明的证明效力不高，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此外，被上诉人徐业余提供的方面证据均为扫描件或者复印件，故，其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关联性等均不应予以认定。诚然，一审法院对此置若罔闻，仍强行作出如此荒唐和明显背离事实的判决，实难以让上诉人服判。综上，基于被上诉人徐业余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充分证据，同时，其提供的证据明显存在弄虚作假情形。故其主张伤残疾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徐业余伤残赔偿金应当按农村标准对待，即41235.48元=9371.70元／年×20年×22％。
（三）原审支持被上诉人徐业余精神抚慰金，于法无据。本案是造成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特大交通事故引起涉及刑事和民事赔偿的两起性质关联的案件。在本次事故中，被上诉人谢龙桂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l33条之规定，谢龙桂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现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谢龙桂已进入补充侦查阶段，故对于被上诉人徐业余主张的精神抚慰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l条第2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规定“根据刑法第3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二十条“赔偿义务人之一或是赔偿义务人所雇请人员在本案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行为经刑事案件审理认为构成犯罪，赔偿权利人请求精神抚慰金赔偿的，无论赔偿权利人的请求在何时针对何人提出，均不予以支持”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应当予以免除。具体到本案中，谢龙桂应承担刑事责任已完全可以预见和确定。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谢龙桂承担了该次事故的刑事责任，不应再承担被上诉人徐业余精神抚慰金赔偿责任。也就是说；谢龙桂刑事责任的惩罚已经对被上诉人徐业余具有精神抚慰作用，如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难免有承担双重惩罚的嫌疑。此外，刑事责任是被告人因为触犯刑法而由国家对其行为提出相应的谴责、限制或者剥夺等刑事法律后果的地位或状态，而精神损害赔偿权虽然属于民事权利，但是犯罪已经承担了更严重的责任，若如果被告人同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必存在重复惩罚的可能，被告人刑罚已经对受害人有安抚和补偿功能。因此，在本次事故中，被上诉人徐业余已经获得了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等赔偿。同时谢龙桂已经接受应有的刑事处罚，对于被上诉人徐业余而言已经在经济上、精神上起到补偿和抚慰作用，故，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徐业余精神抚慰金属于重复惩罚，于法无据，二审法院应当予以改判，对手被上诉人徐业余的精神抚慰金应予全部驳回。
（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谢龙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车辆粤B××91号车及粤B××30挂号车，虽然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但该车辆已于2011年11月17日以分期付款方式出卖给被上诉人谢龙桂，双方并认定《车辆买卖合同》。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是指买受人将应支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期间内分次向出卖人支付的买卖合同。即将价款分成若干份，分不同日期支付。上诉人与谢龙桂所签订的名为《车辆买卖合同》的内容其中第1条；“上诉人将涉案车辆以总价款为86000元出卖给谢龙桂，首期支付40000万，余款46000元分24期／两年支付给答辩人，每期付出1916.7元，每期在每月17日前还款，至2013年12月17日止还清。”此，充分证实了两者之间的这种法律关系；该合同第3条，“谢龙桂在2013年12月17日前还清购车款后，应当立即办理车辆的过户手续。但若未还清购车款以及其他款项不得过户。”也证实了上诉人对涉案车辆仅仅保留在分期付款期间的所有权，对涉案车辆保留所有权的方式也就是被告谢龙桂在限定期限内仍未还清购车款不得办理过户手续。谢龙桂规定期限还清购车款后“应当立即办理车辆的过户手续。”进一步明确了，虽然上诉人对涉案车辆在分期付款期间仍是该车的车主。但涉案车辆归属权、实际支配、控制、使用与管理系谢龙桂；第5条；双方明确规定了涉案车辆在分期付款期间所发生的风险由谢龙桂承担；第7条，“对于谢龙桂的车辆，上诉人不参与经营、管理、使用，不存在对于车辆支配、收益等情形，同时不收取任何挂靠费等。若是代办有关车辆、人员相关事宜，甲方收取相应手续的费用。”亦证明了谢龙桂与上诉人不存在挂靠或者合作关系。鉴于上。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你办5月23日来函收悉，现复函如下：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的登记。为了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在办理车辆牌证时，凭购车发票或者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调解的法律文书等机动车来历凭证确认机动车的车主，因此，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特此复函。”、2000年6月5日”、《公安部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110号}“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你室《关于征求﹤关于如何认定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批复（稿）﹥意见的函》（法研（2000）41号）收悉，现复函如下：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因此，将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没有法律依据。特此复函”、《侵权责任法》第4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5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实行分期付款、保留所有权的车辆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购买方使用该车辆进行货物运输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出卖方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请示》批复：“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谢龙桂签订的分期付款《车辆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对于涉案车辆上诉人虽然在分期付款期间保留所有权，但上诉人没有参与该车辆的经营、管理、使用和支配，并且没有收取任何挂靠费用，同时上诉人在谢龙桂的营运中无获得任何利益。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运行支配、运行利益的理论，仅仅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名义车主的上诉人，不应承担原告的任何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此外；涉案驾驶员谢龙桂并非上诉人的员工，在发生该次事故时，亦非系履行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因此，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谢龙桂不符合连带赔偿责任构成要件和情形。综上，本次民事赔偿责任应当由涉案车辆实际支配、使用、控制、收益和管理人，同时作为本次事故的直接侵权责任人的被上诉人谢龙桂承担，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改判决!
（五）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赔偿责任。首先：涉案机动车因保险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与被上诉人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主张驾驶员谢龙桂持B2驾驶证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免责事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保险条款之所以将“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机动车的……”作为保险公司责任免除的情形，是因为安全技术方面考虑，避免承担更大的风险。但是《保险法》的一个重要原理是“近因关系”，当被保险人索赔时，近因关系体现在保险事故和造成第三者损失之间必须存在近因关系，当保险人主张免责时，近因关系体现在保险事故必须与免责条款的情形之间具有近因关系。在本案中，如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欲以驾驶员谢龙桂持B2驾驶证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为由拒赔，则必须证明谢龙桂持B2驾驶证驾驶涉案车辆是造成保险事故发生的近因，否则就不能拒赔。事实上，根据交通警察部门的事故认定，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是“谢龙桂驾驶机动车在视线良好、道路环境正常情况下疏忽大意，未注意前方道路情况、未按操作规范驾驶，是导致此事故的主要过错，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而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主张驾驶员谢龙桂持B2驾驶证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明显没有近因关系，因此，基于《保险法》第五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法》第五条规定的公平原则，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主张的免责事由不能成立。其次、在订立诉争之保险合同时，上诉人就保险合同的条款没有依法向上诉人履行明确告知义务，存在严重的欺诈和故意隐瞒的行为，我国在《合同法》中针对合同中似定“格式合同”有明文的法律规定，特别对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国保监会三令五申明确规定，仅仅采用将保险条款送交投保人阅读的方式、不构成对说明义务的履行，以及《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员工或代理人在展业时，必须将保险合同的责任免除事项对投保人逐项解释清楚；在正式签发保单之前，必须向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但是通常保险公司及其保险业务员为了促成保险合同成立并获得利益和佣金，在非法利益与合规经营发生冲突的时候，获得非法利益往往成为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业务员的首选。对于上述法律规定的责任和义务置若罔闻，在本保险合同中，上诉人根本就没有就保险条款依法向上诉人履行上述说明和解释义务，同时，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提交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中国平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所盖有上诉人的公章明显与上诉人经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符。据此反映出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根本没有履行上述法律规定的当然义务，由此，必然导致上诉人没有完全理解或者错误理解其保险合同条款的真实含意。同时可见，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的行为严重存在故意隐瞒和欺骗，因此，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以及注意事项对上诉人不应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以上可见，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不承担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赔偿责任显然错误。对于被上诉人徐业余的损失，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六）被上诉人徐业余的误工费按2100元／月标准计算错误。前文已述，因被上诉人徐业余并未能提供任何合法有效证据如；所在单位主体资质、具合法有效性的误工证明、以及劳动合同、工资纳税证明、社会保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其职业和收入情况。此外，其提交的绝大部分证据均为扫描件或者只是复印件，依照《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有关证据规则之规定，被上诉人徐业余提供的扫描件或者复印件等证据均不应予以采信。以上，鉴于被上诉人徐业余无法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从事的职业和具体的收入情况，故其属于无固定收入且不能证明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又不能证明其所从事的行业的情形。因此，被上诉人徐业余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充分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其主张的误工费赔偿标准应当按深圳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1600元／月计算。
（七）原审支持护理费14250元与法相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船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侧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人身伤害案件处理意见》之相关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雇佣护工的，参照深圳地区护工现有劳动报酬的情况，按每个护理人员每天人民币50元的标准计算。”具体到本案，首先，被上诉人徐业余虽然提供与深圳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协议”、“发票”暂姑且不论该“协议”、“发票”的真实、合法于否，但被上诉人徐业余单方雇佣护工，私自商定护理价格，因而产生超出法律所规定的部分护理费用对上诉人等不具约束力。其次，被上诉人徐业余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并未就上述证明提供原件，而是提供扫描件和复印件，故，该证据真实、合法、关联等均不应予以采信。再有，被上诉人徐业余实际住院94天，即便按照其主张的每天护理l50元，那么也仅为l4100元=94天×l50元／天，而不是14250元。以上可见，被上诉人徐业余主张的护理费l4250元明显存在弄虚作假，非法获利之嫌疑。故，上诉人认为；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即被上诉人徐业余的护理费按照深圳市地区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50元／天标准计算。既公平又合理、合法，同时体现了法律的权威性。
被上诉人徐业余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
被上诉人平安保险蛇口支公司答辩称：（一）原审程序并无违法。广聚陆运公司提交《车辆买卖合同》，拟证明不存在车辆挂靠关系，但原审法院向交警部门调取车辆持靠合同及事故后的询问笔录，足以证明存在车辆持靠关系。在广聚陆运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法院调取的证据存在矛盾时，依据证据规则第77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因此法院调取的证据证明力大于广聚陆运公司提交的车辆买卖合同的证明，根据法律可以直接认定，无需进行鉴定。因此原审法院不采纳广聚陆运公司的对《车辆挂靠合同》公章的鉴定申请的意见，完全符合审判程序。广聚陆运公司一方面不认可投保单，另一方面又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其主张自相矛盾；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已详细介绍保险条款的内容，并特别就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作了明确的说明，投保人已确认收到该条款，并在已完全理解的情况下统一投保，同时书面确认。依据《广东省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九条“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内容明确、具体、没有歧义，并已经使用黑体字等醒目字体或以专门章节予以标识、提示，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以书面明示知悉条款内容的，应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责任免险条款的说明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已履行了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该条款合法有效。根据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合同法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中，平安保险蛇口支公司对谢龙桂的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不承担责任。
（二）平安保险蛇口支公司对广聚陆运公司关于按农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不支持精神抚慰金、误工费、护理费的计算的主张及理由无异议；同时依据答辩的第（一）项理由，认为广聚陆运公司应与谢龙桂承担连带责任。
（三）平安保险蛇口支公司不承担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赔偿责任。谢龙桂持B2驾驶证驾驶不符合准驾车型与所造成的损失不具有近因关系。根据法律，驾驶员不得驾驶与其准驾驶车型不同的车辆，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保障交通安全，减少因不具有驾驶技能而产生的交通事故。谢龙桂持B2驾驶证驾驶应当持A2驾驶证的车辆，当然不具有相应的驾驶技能，根本不会按操作规范驾驶，交通部门认定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即是证明。驾驶员无证驾驶属于保险合同免责情形不仅仅是保险合同的约定，而且也是法律的规定，不因当事人购买保险从而排除自身的民事赔偿责任。如第（一）项所述，平安保险蛇口支公司已履行了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
被上诉人平安保险深圳公司答辩称，同意平案保险蛇口支公司的答辩意见，受害人所乘坐的车辆在平安保险深圳公司投保，但平安保险深圳公司的责任与平安保险蛇口支公司的责任不同，原审查明了这种关系，并判决平安保险深圳公司不承担责任，判决正确。
被上诉人谢龙桂未作答辩。
原审被告中通公司述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蒋田娥述称，本案与蒋田娥无关，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唐泽辉未发表意见。
经本院审理，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广聚陆运公司提交的其与谢龙桂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第七条约定“对于乙方（谢龙桂）的车辆，甲方（广聚陆运公司）不参与经营、管理、使用，不存在对于车辆支配、收益等情形，同时不收取任何挂靠费用等。若是代办有关车辆、人员相关事宜，甲方收取相应手续费用”。
再查，平安保险蛇口支公司提交的包括本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容在内的投保单上的投保人声明一栏有广聚陆运公司的盖章，声明的主要内容为：投保人已收到车辆保险条款，保险公司已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平安保险蛇口公司与广聚陆运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的保险条款第一章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第四条第（一）项约定：未依法取得驾驶证、持未按规定审验驾驶证、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对广聚陆运公司的上诉，分析如下：
关于原审未对车辆挂靠合同和投保单的公章进行鉴定是否属违反程序，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十六条“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鉴定，但是否有鉴定的必要，由法院根据案件的情况决定。法院决定是否同意鉴定的','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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