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青民一(民)初字第514号
原告某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某丁，村支部书记。委托代理人沈秋君，上海市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钟俊，上海市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甲（第一被告）。委托代理人陈俊，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顾啸岳，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乙（第二被告）。被告某丙（第三被告）。委托代理人陈俊，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顾啸岳，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某村村民委员会诉被告某甲、某乙、某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陈强独任审判。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5年4月21日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分别于2015年5月28日、7月7日、7月31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沈秋君、被告某甲、被告某甲及被告某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俊、被告某乙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某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某丁参加了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某村村民委员会诉称：第一、二被告系兄弟关系，第一、第三被告原系上海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筑公司”）股东，该公司已于2010年注销。2008年9月3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协议，约定将61亩鱼塘租赁给第一被告，租期5年。但第一被告违反协议约定，将大量建筑垃圾堆放于此，且非法搭建违章建筑，建立废塑料加工点。2010年，经有关部门认定，上述承包土地为违法用地，青浦区某镇人民政府责成原告予以整治，原告遂要求第一被告清除非法堆积物及拆除建筑垃圾，但第一被告不予理会。后原告、第二被告、某建筑公司于2011年5月9日签订协议，约定第二被告、某建筑公司进行清除工作，整治费用为人民币300万元。2011年6月3日，原告、第一被告、第二被告及某建筑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整治工程款300万元，Y、X鱼塘复耕费40万元，并约定整治验收合格后支付款项，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履行了义务，300万元整治费用已由第一被告领取。2014年，国家审计署专项审计时，发现300万元属非法支出，责令原告限期从速收回。2014年9月26日，原告就资金退换事宜与第一、二被告协商，第一、二被告均表示愿意配合退还资金，第二被告并书面承诺积极退还已收取的300万元资金，但需每年30万、分期10年还清。原告认为，第一被告严重违反土地承包协议，其违法堆积物和违章建筑均应自我清除和清理，由此产生的费用则由第一被告自行承担，但第一被告拒不整治。第二被告及早已注销的某建筑公司与原告签署违法堆土清除协议，用偷梁换柱、更换签约主体的方式非法获取300万元，该费用本应第一被告自行承担。况且，领取300万元的主体为第一被告，补充协议上签字主体出现“代某乙签某甲”字样，由此可见，第一、二被告及某建筑公司实际为利益共同体，现第二被告虽承诺退还，但原告无法同意其分期付款的方式。原告认为，本案涉及的协议实质上利用合法形式转嫁应由第一被告承担的经济损失，损害了集体利益，依法应确定无效，又因某建筑公司已注销，依法应由出资股东（第一、第三被告）作为主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如下：一、确认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违法堆土清除整治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二、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土地整治费300万元。三、本案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已经解除；2、确认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违法堆土清除整治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3、判令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返还原告土地整治费300万元；4、本案案件受理费由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承担。不要求第三被告承担责任。第一被告、第三被告共同辩称：对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请，根据原告提供的《补充协议》，第5条已经明确《土地承包协议》终止，故不存在解除协议的问题。对于第二项诉请，该协议系原告与第二被告所签，与第一、第三被告均无关，该协议名义上是违法堆土整治协议，实际上是鱼塘复耕协议。原告所支付的300万元是鱼塘复耕费用，该片土地上没有建筑垃圾需要清除。该协议大部分内容合理合法，只是个别用词不合理，应为有效协议。300万元的支付价格远远低于当时复耕的市场价格，协议本身没有侵害集体利益，也没有违反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其他合同无效的情况。补充协议鉴于复耕范围的变动，把费用做了调整。故上述协议应均为有效，第二被告实际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且经过原告验收合格，故不应当返还钱款。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原告不能证明被告方存在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事实上，被告系为了大型机械设备进出，才用少量三合土堆了一条便道，被告没有违法搭建的行为。原告起诉被告的原因是国家审计署对原告在违法堆土整治项目进行钱款支出有异议，实际上该项目费用应是鱼塘复耕费用，原告应调整账册。对原告不再要求第三被告承担责任无异议。第二被告辩称：与第一、第三被告答辩意见相同。经开庭审理查明，1998年至2008年间，第一被告曾承包原告位于原徐元村的老鱼塘养鱼。承包期满后，2008年9月3日，原告附Y何介角村民小组作为甲方、第一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一份。承包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一、土地坐落位置及范围。原徐元村老鱼塘，总共61亩，其中涉及村民小组徐介宅46.70亩，何介角14.30亩。二、租赁期限为五年，自2008年7月15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三、租金及支付方式：1、租金经协商2008年7月15日起至2008年12月底为每亩350元。2、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底每年每亩1,000元，从第二年起每年递增10%，但递增不超过本村土地流转市场价。3、……。四、约定事项：1、甲方要求乙方推平鱼塘，恢复耕地面积，不能破坏耕地性质为原则，但在施工中乙方可用三合土填底，表层土不得少于1.2米。2、鱼塘变为耕地后，保持原有鱼塘房屋面积，不能新建房屋和政策不允许的堆场。3、乙方负责在平整过程中一切费用和协调工作。4、乙方不能种植越过协议期限的作物，否则责任自负。5、租赁期满后能种植蔬菜。五、……。六、……。七、……。八、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村民小组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原告在协议落款甲方处盖章，第一被告在乙方处签字。审理中，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1、协议中的所约定之三合土为建筑垃圾，表层土为耕土。2、签订承包协议时，原告同意第一被告将填平后的鱼塘作为短期堆场使用。根据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重固所出具的地籍图，61亩鱼塘中北侧的小块鱼塘属于某村X组农民集体所有、南侧大块鱼塘属于某村Y组农民集体所有。根据签订协议时的现场照片，鱼塘边有房屋数间。对比系争鱼塘2008年、2010年、2011年的卫星图片，房屋数量并无变化。2010年时鱼塘已填土完毕。2011年鱼塘北侧堆放有部分建筑垃圾。另查明：2010年年底左右，因上海市政府下达耕地复耕指标，原告前任书记某戊遂与第一被告商量系争鱼塘地块的耕地复耕事宜，并确定由第一被告中标进行复耕。后因他人争做该事，且标底操作不规范，原告与第一被告之间的约定遂作废，第一被告亦停止复耕工作。后经相关政府部门协商，由第二被告进行土地复耕工作。2011年5月9日，原告作为甲方，第二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违法堆土清除整治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办法》和政府对土地保护的有关政策和规定，根据2008年7月15日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的相关内容，经甲乙双方协商，本着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并经上级有关部门同意，现就违法堆土清除整治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本协议书。一、由乙方清除堆土面上全部建筑垃圾，清除后用细土进行平整到可种植农作物，并拆除全部建筑物，时间为2011年5月10日。二、违法堆土清除整治后，X、Y土地，按土地部门复耕标准要求施工，及与相邻农田持平，用于种植蔬菜，配合鱼塘复耕把好耕种的泥土运到Z、W鱼塘，根据农田相邻土地持平上部，不低于1米的可耕种泥土，以达到复耕的标准，便于规土部门的验收合格。三、……；四、……。五、土地平整后原2008年7月15日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与某甲终止，由某乙签订延续2年，再由某村委会收回Y、何介角61亩土地及W14.5亩、Z60亩土地归还给村民小组，确保土地一定能种植蔬菜和水稻的基础上，乙方在相等条件下具有优先权承包土地，如不符合监督人员的认可，可取消优先权，并扣除16%的工程款，把土地归还给原村民小组耕种；六、整治违法堆土费用实行总包干，总金额为320万元。其中300万元为整治费用，20万元为W鱼塘复耕，由于路面狭小，小车运送，车辆运费成本增加。七、付款方式：总整治费320万元。在施工开始后，由村委会先付给乙方100万元。开始施工完成一半再付100万元，工程结束后再付50万元。其余70万元待村委会验收合格后支付。八、本工程人工费并提供甲方收据，乙方不承担税管费。九、有镇政府规保办按照合同条款见证并盖章。十、……。”原告在该协议落款甲方处盖章，并有某戊、某丁、沈一初的签名。第二被告在乙方处签名。乙方处同时盖有某建筑公司公章。某建筑公司已于2010年9月28日申请注销。庭审中，原告明确，该协议系与第二被告签订，与某建筑公司无关。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1年5月12日、2011年5月23日、2011年5月30日以“鱼塘垦复费”名义，开具票面金额为100万元、50万元、50万元的支票，并由第一被告签收上述支票。2011年6月3日，原告作为甲方，第一被告、第二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就某村鱼塘整治违法用地一块，及地面房屋平整复原、拆除达成如下补充协议：1、总工程款为叁佰肆拾万元整（包括Z、X鱼塘的平整复原，其中原签订的整治协议为320万元，由于W鱼塘停止复耕，原签订的协议工程款为300万元，Y、X鱼塘两次复耕费40万元。2、多余的土方，就地平整复耕。3、地面房屋全部拆除。4、付款方式为验收合格后支付。5、与某甲2008年7月15日签订的协议自动终止。……”原告在甲方处盖章，并有某戊、某丁的签名。乙方处有“代某乙签某甲”字样，并加盖某建筑公司公章。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该补充协议系由原告起草，并在起草完毕后打电话给第二被告要求第二被告签字，因第二被告没空，遂要求第一被告代签。第一被告应原告要求，带着某建筑公司的公章进行了加盖。原告确认某建筑公司并非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上述土地复耕完毕后，经验收合格。原告又分别于2011年6月29日以“鱼塘复垦费”的名义、2011年7月28日以“堆土清除整治费”的名义开具金额为30万元、110万元的支票各一份，均由第一被告签收。第二被告确认，上述款项均由其收取。再查明，2014年9月26日，第二被告出具《徐元村情况说明》一份，载明：“1、关于上级部门对我本人在2011年5月9日与某村签订违法堆土清除整治协议，所支付300万资金与退还。我本人积极配合退还支付。但因本人资金困难，希望村民委员会我分期付款，每年还30万，到时还清。2、关于某处原鱼塘，因当时高速公路及砖窑厂人为机械挖土共计121亩。后因本人复耕填土共计225,640.8立方米。希望村民居委会（委员会）支付填土平整机械复耕费。注：以上附有原鱼塘照片提供参考。”又查明，2015年7月29日，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具体内容为：“上海市青浦区某镇人民政府：兹收到你府转来的调查函，要求我局对位于某村原徐元村老鱼塘61亩土地的用地情况进行认定，经我局调查核实，说明如下：位于某村原徐元村老鱼塘61亩土地，未办理相关土地手续，属违法用地”。以上查明的事实，由以下证据证明：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协议、违法堆土清除整治协议、补充协议、徐元村情况说明、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支票存根、规土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卫星照片等，上述证据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第一、第二被告系兄弟关系。就2008年9月3日的土地承包协议签订后的土地利用情况，第一被告称，协议签订后，其并未搭建违章建筑，亦未堆放塑料垃圾。因双方只约定土地租赁期满后可种植蔬菜，租赁期间内能否种植未做要求。又因第一被告是做土方生意的，故将鱼塘作为土方仓库，并在按协议约定复耕时用三合土建造了施工便道。就2011年5月9日的违法堆土整治协议及补充协议，原告称，该协议系由原告前任书记某戊起草。签整治协议的时候，包括W小鱼塘在内，但是由于这个小鱼塘的道路只有2.5米宽，大的工程车进不去，如果强行进去就会破坏旁边的耕地，村民不同意，于是就在2011年6月3日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W鱼塘停止复耕。对此，第二被告称，当时的某镇长某己与其关系不错，就与第二被告协商让其做系争鱼塘地块的复耕工程。第二被告原本不同意，但某己执意要第二被告帮忙，第二被告于是要求政府进行招投标，第二被告能中标才做。后镇里安排某安装公司中标，中标后再转包给第二被告。但在该公司中标后，又有很多人去公司闹，于是该公司提出不签约也不收管理费。因此镇里要求第二被告与村里直接签约。该份协议由某镇政府城建科科长起草，第二被告并未仔细看协议内容，而且复耕的价格标准远远低于其他村的价格标准。就2014年9月26日第二被告出具的《徐元村情况说明》，原告称，2014年9月23日，某镇召开了关于系争300万元整治费的会议，会议的参加人有镇规保办、镇规土所、区规土局、原告书记、原告委托代理人、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会上说明了国家审计署审计出该300万元支出存在问题，因两被告违法在先，故要求两被告返还。第二被告表示同意返还，但要求分期付款，并希望镇里考虑已经复垦的费用，进行适当补偿。如果还有其他工程可以优先让其做，以弥补损失。第一被告没表态。该情况说明由第二被告亲自交付，但不清楚是否为其本人亲自起草。不同意情况说明中第二被告分期付款的要求，对于第二被告实际复耕而产生的费用，原告不予表态。原告坚持是第一被告而并非第二被告实施了复耕工程。对此，第一被告称，2014年9月23日正式开会之前，镇里领导某己把第二被告喊过去，让其把300万元拿出来，第二被告说没有钱，于是领导就让第二被告写个情况说明，并说以后有工程会优先考虑第二被告，于是第二被告就同意了。所以在正式开会的时候，第二被告就提出说以后有工程要优先考虑。开会之后几天，镇里领导找第二被告要求返还，第二被告要求镇里领导出个书面材料，承诺以后有工程就给第二被告做，但是领导不同意。情况说明第一条内容是镇规土所拟定的，但是第二被告不同意，于是就自己加了第二条，重新打印了一份，第二被告签名之后交给了镇规土所，规土所交给审计署，审计署说分期付款不行，需要立即付清，但是第二被告没钱，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没支付。第二被告签字也是有原因的，2013年10月份，香花桥派出所以第一、第二被告非法占用农用地为由刑事立案，事实上两被告是被骗了，2014年9月份两被告都处在取保候审的阶段，且10月份第一被告女儿就要结婚了，当时镇里说如果两被告不签字、不付钱就马上要追究刑事责任，追究这121亩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责任，所以第二被告就害怕了，就在情况说明上签字了。第二被告签订的这份情况说明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第二被告对此无异议，并称出具情况说明后，第二被告曾问过审计署的人，审计署的人说与第二被告无关。第二被告坚持认为其只是帮原告复耕，堆土的事情与第二被告无关，其亦未联合第一被告欺诈原告。第二被告与村里签的合同是真实有效的，第二被告已实际付出了劳动，不应返还复耕费用，该情况说明不是第二被告自愿出具的。第二被告另称，原告找到第二报告要求其签署情况说明时，第二被告由于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受到刑罚处罚（另案中），第二被告误以为本案中的徐元村鱼塘和Z鱼塘的填土复耕也属于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为了避免再次受到刑罚处罚，不得不签署了情况说明。后第二被告经法律咨询得知，本案中徐元村鱼塘和Z鱼塘的填土复耕行为并不属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情况。鉴于此，第二被告认为其签署情况说明的行为系由于重大误解，应属可撤销行为，因此第二被告要求撤销。第二被告还表示，庭审中不同意退还300万元也是基于上述理由。根据庭审确认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相关协议的效力问题以及第一、第二被告是否应该归还300万元款项。关于争议焦点之一，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据此，对于合同效力，需要综合考察合同的文本、合同缔结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目的以及合同的履行经过情况等一系列因素，从整体上认定合同是否无效，而不能仅从某一侧面出发径下判断。具体至本案中：1、关于原告与第一被告于2008年9月3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的效力及后果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2008年9月3日的土地承包协议签订时，原告及第一被告均明确第一被告承包该片鱼塘的目的为堆放土方、做临时堆场之用。协议虽未明确租金指向为何，但依据双方的合同目的，约定的租金应系填平后的鱼塘作为临时堆场使用的对价，否则，依据常理，一方面协议约定之“推平鱼塘，恢复耕地面积”无需5年之久，另一方面第一被告帮助原告填平鱼塘应由原告支付相应费用，而非相反之由第一被告支付租金。因此，原告及第一被告未办理相关手续，擅自改变鱼塘的农用地用途，违反了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应为无效。无效的协议自始无效，即使在其后的违法堆土整治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中均约定要解除该承包协议，亦不能改变该协议的性质，故对原告要求确认该协议解除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因原告与第一被告均对土地承包协议的无效存在明显过错，均应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责任，故即使系争鱼塘地块内存在建筑垃圾的，相关清理费用亦需要由原告及第一被告共同负担。本案中，双方虽均未提供2011年违法堆土整治协议签订前，需要清理的建筑垃圾之数量，并由此确定双方各自应承担的清理费用。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卫星图片，2010年第一被告已完成鱼塘的基础回填土工作，2011年才形成了部分建筑垃圾堆积的状态。考虑到2011年原告进行的鱼塘复耕工作本身即需投入一定土方，第一被告已完成的基础回填工作实际上已使得原告构成获利，从卫星图片看，原告所获之利足以弥补其因合同无效而导致的损失，故基于利益衡平原则，本院确定，第一被告无须再赔偿因合同无效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审理中，原告还主张第一被告在履行土地承包协议的过程中，曾搭建违章建筑，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卫星图片变化等证据以及第一被告提供的鱼塘现场原始照片，无法得出该结论，故在原告未进一步补充证据进行证明的情况下，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2、原告与第二被告签订的违法堆土清除整治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关于上述两份协议的主体，由于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某建筑公司均不是两份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且某建筑公司在协议签订时事实上已申请注销，故即使两份协议加盖有某建筑公司公章，亦不能产生合同法上的效力。关于第一被告是否是两份协议的主体，由于违法堆土清除整治协议中并未载明第一被告系合同相对方，故该整治协议的乙方应仅为第二被告。补充协议中抬头乙方处虽记载乙方为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但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明确，第一被告系代替第二被告在补充协议中签字，补充协议亦载明：“代某乙签某甲”字样，故应确认第一被告亦非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关于第一被告代第二被告领取相应款项的性质问题，由于实践中广泛存在授权他人代己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况，且本案合同履行中亦存在着第一被告代第二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的事实，故即使两被告之间存在兄弟关系，亦不能认定第一被告领取相应款项后就成为合同相对方，也无法认定第一、第二被告之间系所谓之“利益共同体”。关于整治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其一、从签订协议的背景情况看，根据签订协议前的鱼塘现状以及原告的自身所需可以确定，在原告与第二被告签订整治协议之前，系争鱼塘地块上因第一被告作为临时堆场使用，堆放了部分建筑垃圾需要清理，且因原告所辖之包含系争鱼塘地块以及Z鱼塘、W鱼塘地块在内共计121亩土地需要复耕，故双方签订相关协议的合同目的应包含建筑垃圾的整治以及鱼塘地块的土地复耕、原有房屋拆除多方面事宜，而非简单的“违法堆土清除整治”。此外，补充协议的首部明确约定“就徐园鱼塘整治违法用地一块，及地面房屋平整复原、拆除达成如下补充协议”，由此亦可以确定，无论是整治协议还是补充协议，双方的合同目的并非仅仅是违法堆土整治工作。从性质而言，无论是违法堆土整治工作，还是土地复耕工作，均非法律法规所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其性质应确定为合法。因此，从合同目的出发，整治协议及补充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其二、从协议的文本内容看，除第一条包含建筑垃圾的清除及平整事宜外，其余条款的内容均主要与鱼塘复耕有关，故即使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项目费用名称为“整治违法堆土费用”，亦不能当然确定，双方所约定之费用为全部支付建筑垃圾的整治费用，其主体应为鱼塘复耕费用。协议第二条有关违法堆土清除后，如何复耕的约定，也能证明协议第六条约定之整治费用300万元既包括违法堆土的清除整治费，也包括X、Y、Z三处鱼塘地块的复耕费用，毕竟，从常理出发，清除建筑垃圾的费用根本无需300万元之巨。因此，原告主张300万元仅系违法堆土整治的对价，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三、从协议的履行情况看，一方面，纵观双方的整治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时间和相关款项的支付时间，可确定，在第二被告按约履行其合同项下各义务的情况下，经验收合格后，原告按期支付相应款项，由此可认定，双方履行协议并无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之情形，应为合法。另一方面，审理中，原告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无法确定复耕系第一被告还是第二被告所做，因此，在第一、第二被告均表示复耕系由第二被告所做的情况下，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确认第一被告参与了建筑垃圾的整治及土地复耕工作，相关工作应系第二被告独立完成。由于第二被告并非是建筑垃圾的堆放人，因此其清除相关建筑垃圾，原告理应支付相应费用。又由于土地复耕、旧有房屋拆除系使原告获利的行为，原告亦应支付对价。因此，根据双方在整治协议中明确约定之“自愿有偿原则”，第二被告有权获取相关费用，要求第二被告返还有违当事人的约定以及等价有偿的民法原则。其四，从当事人缔约时的意思表示看，审理中，原告主张，违法堆土整治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利用合法形式转嫁应由第一被告承担的经济损失之责任，即掩盖非法目的，这一行为侵犯了集体的利益，依法应确定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立法规定本身，要求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意识到非法目的的存在，并均意图以合法形式进行掩盖。仅当事人一方意图如此操作，对方对此不明知的，仅可认定该方当事人主观上存在欺诈之故意，如因此导致对方陷入认识错误，从而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双方缔结之合同应属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而非无效合同。因此，原告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与第二被告签订的整治协议及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在双方均已按约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之二：第一、第二被告应否返还300万元款项的问题。关于第一被告是否应予返还，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分析，第一被告以及其所开设已注销的某建筑公司并非整治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二者亦未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并收取相应款项，原告要求第一被告返还，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被告应否返还的问题，第二被告虽出具了情况说明，承诺返还。但应考察该情况说明的出具情况，以确定情况说明的性质。审理中，第二被告主张该情况说明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要求撤销。理由有二：一是该情况说明系在原告的胁迫下出具；二是出具该情况说明时存在重大误解。对此本院认为，对于其理由一，第二被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系在受到原告胁迫的情况下出具该份情况说明，故对其陈述本院难以确认。对于其理由二，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根据以上分析，第二被告获得的340万元款项系其依据有效之整治协议和补充协议应获之报酬，法律上不负返还义务。故第二被告在出具情况说明时，误认为其中300万元系违法报酬，并同意分期返还，应属于对行为性质以及标的性质的误解。因该误解直接导致第二出具自愿归还300万元款项的单方承诺，足以构成重大误解。现第二被告行使撤销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某村村民委员会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菊芳
代理审判员 陈 强
人民陪审员 张水英
二〇一五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施海群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三条??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
第四条??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前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
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