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松民三(民)初字第3709号
原告上海伟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朱伟，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王靖，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轶民，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住所地广州市。法定代表人黄耀德，行长。委托代理人梁白茹，女。委托代理人凌娜，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法定代表人刘艳微。原告上海伟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恒公司”)诉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以下简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抵押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审理中，被告于2014年12月12日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于2014年12月16日裁定驳回被告提出的管辖异议。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5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15年4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2015年8月3日，原告申请追加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答公司”)参与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后于2015年9月7日、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鉴定单位就涉案合同部分内容形成时间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鉴定单位于2016年3月22日出具鉴定意见书，后本院于2016年4月6日再次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靖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凌娜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梁白茹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第三人安答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第二、三、四次庭审，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伟恒公司诉称：原、被告于2014年5月8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原告为第三人安答公司在2014年5月22日至2014年11月22日期间发生的债务承担最高不超过70,000,000元的不动产抵押担保，抵押物为原告所有的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环城路515、535、555号201、202、207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同时，被告与第三人安答公司签订《企业借款合同》一份，《企业借款合同》约定，安答公司向被告借款35,00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5月22日至2014年11月22日。《企业借款合同》6.4条约定，被告与安答公司明确约定划入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户名为安答公司，开户行为被告)。以上两份合同签订后，原告为保障被告所借款项的用途和资金安全，控制了安答公司XXXXXXXXXXXXXXXXX账户(以下简称：“尾号0019账户”)U盾等物品，确保35,000,000元打入尾号0019账户后安答公司必须在原告监管下才能通过柜台或网上银行动用该资金。2014年5月22日，原、被告双方进行《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的不动产抵押登记。就在之后的第二天，安答公司却又在被告处新设XXXXXXXXXXXXXXXXX账户(以下简称：“尾号0699账户”)，并将《企业借款合同》中6.4条原记载尾号0019账户变更为新设尾号0699账户。而被告明知安答公司已将尾号0019账户交给原告管理，第三人安答公司在修改处所盖公章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仍然将借款打入第三人安答公司的新设账户，致使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丧失了对该笔35,000,000元借款的控制权。嗣后，原告进一步发现，该笔35,000,000元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偿还案外人广州雄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志公司”)拖欠被告的一笔信用贷款。雄志公司拖欠被告的信用贷款为70,000,000元，拖欠时间已超过合同约定还款日期数月。而雄志公司和安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李雄，其已被警方以诈骗罪逮捕。本案实质为被告为追回李雄实际控制的雄志公司拖欠的信用贷款，与其实际控制的安答公司恶意串通，使原告在不知雄志公司欠款详情并对银行基本信任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使原告所有的不动产面临被被告行使抵押权，从而达到损害原告利益满足被告利益的结果。综上，原告认为第三人和被告在签订抵押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据此请求本院判令：1、撤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2、被告对上海市松江区环城路515、535、555号201室、202室、207室(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的抵押登记予以注销。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辩称：首先，被告仍保留对本案管辖权异议的意见，认为本案应当移送至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管辖；其次，在保留管辖权异议的前提下，原告称被告同安答公司存在骗保没有事实依据，安答公司尾号0019账户和U盾被原告控制被告毫不知情；再次，原告系在清楚企业借贷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做出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对于安答公司企业贷款合同的约定，被告并无权干涉也无权要求借款人调整账户时应告知原告，因此原告称安答公司修改账户未经原告许可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同安答公司的关系同被告无关。最后，没有法律规定抵押人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时，被告和第三人有义务告知抵押人借款用途，相反抵押人确认在合同中被告不需要向抵押人告知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具体业务内容。原告清楚安答公司从被告处获得的借款用于归还雄志公司存量授信，借款合同第2条借款用途写明了该用途，无论款项支付至哪个账户，均属于安答公司对被告的借款和担保范围内的债务，因此原告诉称嗣后发现借款用途的说法违背事实，其知悉借款合同的用途是归还雄志公司的存量授信。综上，原告所称被告存在欺诈事实不符合客观事实，被告对原告诉请不予认可。第三人安答公司未发表陈述意见。经审理查明：上海市松江区环城路515、535、555号201、202、207室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原告伟恒公司。原告伟恒公司(作为抵押人、甲方)与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抵押权人、乙方)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载明“乙方将在本合同第1.4款约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内与债务人安答公司基于主合同连续发生多笔债权，甲方愿意在本合同第1.3款(1)约定的最高主债权额度内为上述债权向乙方提供抵押担保”。合同第1.1款约定“本合同对应的主合同指：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在本合同第1.4款约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内连续签订的多个借款合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保函(或提货担保书)以及其他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文件，均为本合同的主合同。”合同第1.3款约定：“最高主债权额不超过(币种)人民币，本金(大写)柒仟万元整及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抵押权以及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第1.4款约定：“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2014年5月22日至2014年11月22日。……”合同第2.1款约定：“甲方提供的抵押财产的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等详见附件《抵押财产清单》”第2.2款约定：“甲方所提供的抵押财产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合计评估价值为柒仟壹佰壹拾伍万壹仟元整。……”合同第8.14款约定：“在主合同项下借款用于借新还旧时，甲方仍自愿承担担保责任。”合同第13.1款约定：“甲、乙双方之间因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选择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合同第15.2款约定：“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主合同发生变更(包括但不限于金额、期限、利率、用途等内容)的，甲方同意其仍然以本合同所约定的抵押物的全部承担抵押责任。如主合同变更导致贷款展期、增加贷款本金和/或其他加重主合同债务人义务的情形，甲方同意继续以本合同所约定的抵押权的全部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为此主合同债务人和甲方应配合乙方办理必要的变更登记手续。”合同第15.4款约定：“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其法律效力相同。”该合同还对双方权利义务、抵押登记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签章页载明签约时间为2015年5月8日。合同后附抵押财产为原告所有的本案所涉系争房屋。合同内“”部分均为手写添加，并非打印字体。庭审中，双方均出示各自所持合同文本，被告文本中相关合同内容填写完整，但原告所持文本中合同第1.4款中主债权发生期间仅写明为“2014年月日至年月日”，其他内容同被告所持文本一致。同一期间，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作为贷款人、乙方)同案外人安答公司(作为借款人、甲方)签订《企业借款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叁仟伍佰万元整，借款用于归还广州雄志科技有限公司在我行存量授信，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擅自改变借款用途，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4年5月22日至2014年11月22日。具体借款期限以借款借据所载明的实际发放日和到期日为准。”第6.4款约定：“不管采用前款哪一种支付方式，甲、乙双方同意下列账户为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发放账户和还本付息账户，甲方在此不可撤销地授权乙方在上述第6.1款所述条件满足时将借款划入以下账户：户名：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开户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该账户后经双方盖章确认后修改为XXXXXXXXXXXXXXXX)。”合同第9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担保合同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该合同第18.1款约定，“若甲乙双方已签订了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综合授信合同》，则本合同即为该《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合同第18.5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其法律效力相同。”该合同签章页载明签约时间为2014年5月8日。合同内“”部分均为手写添加，并非打印字体。原告控制第三人安答公司的公章、法人专用章和财务印章，并控制尾号0019账号对应的银行U盾。2014年5月23日，被告在系争房屋上设立了70,000,000元的最高额抵押。同日，第三人安答公司在被告处申请开具结算尾号0699账户。2014年5月26日，第三人安答公司向被告出具《划款委托书》，载明“因本公司业务需要，特向贵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并于2014年5月22日签署编号为XXXXXXXXXXXXXXXX的《企业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叁仟伍佰万元。本公司委托被告在上述借款的发放条件满足后，从本公司在被告开立的尾号0699账户中划付叁仟伍佰万元到本公司交易对手雄志公司的账户。”同时，第三人安答公司填写的《借款借据》中载明，“借款人为安答公司，借款种类为短期借款，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归还雄志公司在我行存量授信，借款金额为35,000,000元。”当日，被告向安答公司尾号0699账户放贷35,000,000元，交易流水号为XXXXXXXXXXXX；同时安答公司0699号账户扣减35,000,000元，该款项直接转入雄志公司，该交易流水号同被告向安答公司放贷流水号一致。后该款项用于归还雄志公司在被告处的贷款。另查明，2014年8月14日，广东省罗定市公安局对罗定市华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2014年11月28日分别对涉案人员李雄和被告工作人员侯区生执行逮捕。2014年8月7日，被告工作人员麦兆坤接受罗定市公安局的询问。麦兆坤称其为被告业务一部的经理，负责存贷款业务。李雄是雄志公司原来的法定代表人，是被告的贷款客户。雄志公司在2013年9月17日前至被告处贷款约1.3亿元，后来归还一部分，到现在为止约欠5,000万元。2014年11月13日，案外人穆斌接受罗定市公安局询问。穆斌称其为上海瀚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企公司”)副总经理，该公司下属两家公司，一家为原告伟恒公司，一家为上海聚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中伟恒公司经营房屋出租。其称其准备出卖商铺，后朋友介绍称第三人安答公司实际控制人李雄在被告处有很强的融资能力，可以在被告处以物业作为抵押融到比卖价更高的资金。后，经同李雄委派人员协商其以4,300万元购买三间房屋。5月12日，李雄至上海出示被告授信批复意见通知书，并将房屋评估7,100万元。5月21日，李雄、被告工作人员麦兆坤、侯区生等人到上海出示了《综合授信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原件，并叫其在抵押人处盖章。其同李雄商议为其3间商铺贷款7,000万，然后支付其购房款4,300万元。5月21日、22日，李雄将贷款结算账户给原告，安答公司的财务章、法人章、U盾等给原告保管。办理抵押手续后，原告多次电话侯区生和李雄询问款项发放情况，均被告知说快了正在审批。6月8日，原告得知贷款已经于5月25日发放至李雄于5月23日新开的尾号0699账户，金额7,000万元，该款项同一时间划至雄志公司归还被告发放的逾期贷款。2014年11月13日，李雄接受罗定市公安局询问中陈述，其为安答公司股东，占公司40%股份。2014年4月底经朋友介绍安答公司购买了瀚企公司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4间商铺，购买价格为3,500万元。安答公司计划将4间商铺抵押给被告做抵押贷款，贷款后用于购买原告商铺。其同被告工作人员麦兆坤和侯区生商谈该事宜，两人同意将上述商铺进行抵押贷款并于2014年5月底一起到上海办理抵押贷款手续。由于雄志公司之前已和安答公司在被告银行签订了债务重组合同，所以抵押后被告放出了3,500万元贷款，该款项先划至安答公司账户，当天被告又立即将贷款转至雄志公司账户，用于归还雄志公司贷款。由于当初安答公司和瀚企公司的购房协议是被告放出贷款后用于购买4间商铺的，但被告放款后将贷款用于偿还雄志公司之前的贷款。由于安答公司没有得到贷款，无力购买商铺，所以同瀚企公司签署了借款3,500万元的协议，月利息1.5%。安答公司至今没有支付商铺购房款。2014年11月14日，李雄接受罗定市公安局询问中陈述，安答公司和雄志公司的债务重组的含义是安答公司的贷款资金可以借给雄志公司为资金周转用途。2014年11月17日，侯区生接受罗定市公安局询问中陈述，由于雄志公司在被告处的贷款逾期，于是李雄提出对安答公司和雄志公司在被告处的贷款债务重组，即用安答公司的抵押贷款偿还雄志公司的贷款，于是安答公司同被告签署了借款合同，规定安答公司在被告处的抵押贷款要用于偿还雄志公司的贷款债务。签订贷款合同时，李雄已经同被告协商好，用上海3家商铺作为抵押贷款。之后李雄、麦兆坤等人去上海办理抵押贷款手续。商铺评估价为7,000多万元。办好贷款手续后，被告在2014年6月按债务重组的特殊个案放了7,000万元给安答公司，并将该款项从安答公司划至雄志公司以偿还之前的债务。2015年8月21日，广东省云浮市人民检察院以贷款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对李雄提起公诉，以合同诈骗罪对侯区生提起公诉。起诉书中载明查明事实为：雄志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雄以雄志公司名义骗取广州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16,281万元(实际累计发放12,699万元)。2013年10月份开始，被告单位雄志公司出现贷款逾期。为了归还雄志公司欠款，雄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指派刘健代表雄志公司与罗定市华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铺买卖合同。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李雄隐瞒雄志公司欠黄埔支行的巨额贷款且无力归还的事实，并捏造将时代商铺抵押给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用于购买时代名苑商铺的事实。在雄志公司的李雄实施上述行为的过程中，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信贷员侯区生，明知雄志公司欠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巨额贷款逾期无法偿还，银行已不可能再发放贷款给雄志公司的情况下，伙同李雄等人虚构并承诺买卖协议后，雄志公司将时代名苑商铺抵押给银行，银行放贷给雄志公司后，雄志公司以银行发放的贷款支付购买时代名苑商铺的款项的事实，骗取罗定市华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的信任，使该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将开发中的时代名苑部分商铺销售给雄志公司并于同年1月28日办理房产预告登记手续。经鉴定，被骗取的时代名苑商铺价格为27,780,836元。庭审中，原告出具一份日期为2014年4月29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审批意见通知书》的复印件，该通知书载明被告关于安答公司70,000,000元授信申请审批事项，经总行审议，批复如下，(一)授信对象：广州安答供应链有限公司；(二)授信用途：经营周转；(三)授信品种：贷款；(四)担保方式：抵押+保证；其中操作意见为以系争房屋作抵押，以李雄、刘艳微、邹迎春、广州雄志科技有限公司作连带责任保证人。原告陈述该通知书用以证明银行审批的借款用途为经营周转并非归还借款。被告首次庭审中确认原告该份通知书的真实性，并确认借款用途为经营周转。原告询问被告《借款借据》中载明“流动资金、偿还雄志公司存量授信”同该通知中审批用途“经营周转”用途为何不同，被告陈述第三人要求被告将钱款支付至雄志公司账户为其自主行为，属于第三人的经营周转用途。但之后的庭审中被告又否认原告提供的通知书的真实性，并提供一份同一落款为2014年4月29日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审批意见通知书》，该意见书中授信用途为归还广州雄志科技有限公司在我行的存量授信。再查明，原告伟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新春和朱伟、案外人瀚企公司的股东为陈新春和穆斌。庭审中，本院询问双方《企业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签订过程。原告陈述，在原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看到《企业借款合同》中第三人安答公司已经盖章，第二条借款用途为空白，当时被告尚未盖章，原告主要关注放款账号是否为原告实际控制账号。被告陈述，当时原告签署抵押合同时被告和安答公司均未盖章，但合同条款已经填写完整。然而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贷款过程说明中又载明，2014年5月8日，第三人安答公司对《综合授信合同》、《企业借款合同》盖章，同日，被告在《综合授信合同》、《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中进行盖章。2014年5月21日，被告工作人员麦兆坤、侯区生等人带着被告和第三人均已盖章、内容填写完整的《综合授信合同》、《企业借款合同》及被告已经盖章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到上海。2014年5月22日，原告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盖章。本院要求双方工作人员到庭陈述签约过程，原告股东陈新春陈述，原告拟出售系争房屋，通过介绍认识第三人安答公司实际控制人李雄。李雄称其在被告处有授信，可以通过贷款方式购买系争房屋，因此双方达成初步购买意向。2014年5月被告工作人员麦兆辉、侯区生等人同原告见面，并且告知原告可以通过借贷的方式购买系争房屋。为了获得保障，银行提供了第三人的银行印鉴、U盾等由原告保管，保证钱款划到该账户。基于上述保证，原告于5月22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将系争房屋进行抵押，23号办理了抵押权证，但是26日款项尚未到位，原告电话给李雄和侯区生，侯区生解释银行没有额度，需要到6月份。但是通过向其他银行朋友打听，发现该款项在5月已经发放。原告、瀚企公司同安答公司由于打算以股权收购方式购买房屋，因此没有签署任何房屋买卖协议。当时李雄出示了流动资金贷款的授信通知，原告向被告工作人员侯区生核实过后相信该种操作方案。被告工作人员麦兆辉到庭陈述，其为系争贷款的协办人员。系争房屋的抵押由原告同第三人安答公司进行对接。安答公司告知说原告可以提供抵押，并通知被告3月份到上海进行物业评估。借款合同是5月初签订，借款合同是填写完整的，抵押合同在5月中旬签订。本院询问原告是否告知被告为何替安答公司进行抵押，麦兆辉称不记得了。本院询问麦兆辉被告是否向原告明确告知过7,000万元借款是用于归还雄志公司贷款。麦兆辉称合同写的很清楚，具体记不清了，理论上应该进行了告知。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企业借款合同》中第1页第2条“借款用途”填写字迹“归还广州雄志科技有限公司在我行存量授信”与该页首部甲乙双方基本信息中填写字迹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及其形成的先后顺序；《企业借款合同》第1页第2条“借款用途”中填写字迹“归还广州雄志科技有限公司在我行存量授信”与《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4页甲方处印文及填写日期形成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鉴定单位于2015年3月出具鉴定意见书，载明无法判断上述两项鉴定内容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或其形成的先后顺序。庭审中，本院询问原告认为被告欺诈的依据，原告陈述为被告明知第三人贷款系以新贷还旧贷，但签订担保合同时并未告知原告，也无法证明原告明知，应认定借贷合同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欺骗原告的行为，据此要求撤销合同并注销抵押登记。以上事实，由《最高额抵押合同》、《企业借款合同》、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专用章、U盾、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银行转账记录、立案决定书、逮捕证、询问笔录、报案笔录、起诉书、营业执照、机读档案材料、借款借据、划款委托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现原告认为最高额抵押的贷款为新贷还旧贷用途，而被告并未告知原告上述用途，被告和第三人构成欺诈并据此要求撤销合同、注销抵押登记。以下本院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确定原告以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合同和注销抵押的诉讼主张是否能成立。一、新贷还旧贷的认定及分析新贷还旧贷指的是借款人向出借人所借的前一笔借款期限届满未归还的情况下，双方达成协议，由借款人再次向出借人申请借款用于偿还之前尚欠的款项。本案的借贷过程为：第三人安答公司、雄志公司同被告之间就雄志公司欠款进行债务重组；《企业借款合同》中直接明确第三人安答公司的借款用途为归还雄志公司在被告处的欠款；之后，被告同一银行流水处理在向第三人安答公司放款后直接汇入雄志公司账户并用于归还雄志公司在被告处的借款。以上借贷过程可以表明，该笔借贷并非正常经营生产用途、消费用途等借款，借款目的仅为归还被告处原有欠款，第三人安答公司无法实际获取该贷款项下的任何利益。尽管借款人并非完全一致，综合以上借贷过程以及安达公司和雄志公司之间进行的债务重组关系，本院认为《企业借款合同》项下3,500万元贷款应当认定为以新贷还旧贷。二、抵押人是否知晓或应当知晓贷款用途本案审理中，被告认为《企业借款合同》中明确借款用途为归还雄志公司存量授信，而原告认可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已经看到该借款合同，因此原告对于贷款用途系明知。然而，原告称其确实看过《企业借款合同》的文本，但关于归还雄志公司存量授信的用途系人为事后添加，在其看该文本时借款用途为空白。本院依据原告申请对借款用途手写部分同两份合同其他重要内容形成的前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但无法得出明确结论。本院认为，鉴于借款用途为手写添加，且无法确定该内容同原告签章等重要内容形成的前后顺序，故被告无法据此证明该借款用途在原告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已经存在。另结合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并无特殊利益关系、李雄自述安答公司拟购买系争房屋故用系争房屋进行抵押的事实、《最高额抵押合同》和《企业借款合同》为被告制作的格式文本、原告持有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也存在主要条款填写空白的事实以及庭审中被告对于借款审批通知中借款用途、合同签订过程前后不一的陈述，本院认为无法证明原告知晓或应当知晓以新贷还旧贷的借款用途。关于被告所述《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明确在以新贷还旧贷的情况下原告自愿承担担保责任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该合同系被告制作的格式文本，该条款显然限制原告的权利，且未在签约时向原告进行提示说明，故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合以上分析，就原告所主张“《企业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为新贷还旧贷”以及“原告不知晓或不应当知晓该借款用途”的事实成立。三、被告是否构成欺诈原告以被告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据此要求注销抵押登记，因此本院需审查被告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是行为人故意制造假象、隐瞒事实真相并可能使他人意思表示发生错误的行为。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该条立法含义为：保证合同是保证人在全面衡量债务人履行能力及主合同内容的情况下，方与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在新贷还旧贷时，新旧贷保证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未告知新的保证人上述情况，属于主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欺骗保证人，保证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单纯从文义上看，该条规定是对保证担保所设，但在以第三人财产设定抵押的情形下，抵押担保法律关系在主体、内容、目的、效果等方面与保证担保的特征相近似，在司法解释未对借新还旧中抵押人的责任承担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担保法解释》关于保证的相关规定可比照适用于抵押。因此，本案中，在新贷还旧贷的情况下，如未能将该借款用途告知原告，应当推定为被告和第三人实施了故意隐瞒“新贷还旧贷”这一事实的行为，据此原告主张撤销合同和注销抵押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上海伟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8日)；二、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原告上海伟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上海市松江区环城路515、535、555号201室、202室、207室的抵押登记予以注销。案件受理费391,880元，由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司法鉴定费6,600元，由原告上海伟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明
代理审判员 吕荣珍
人民陪审员 徐星华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方晓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九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