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津0116行初187号
原告郑启波，男，1982年1月4日出生，瑶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车站北路2499号。
法定代表人臧卫，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吕立祥，该支队民警。
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8号。
法定代表人何建伟，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金龙，该局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李志强，该局法制办干部。
原告郑启波不服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以下简称塘沽交通支队）作出的编号为1207013500134817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和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作出的(交管)公复决字[2016]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6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受理后，于2016年7月26日向被告被告塘沽交通支队直接送达、向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郑启波，被告塘沽交通支队的负责人于东风及委托代理人吕立祥，被告天津市公安交管局的委托代理人李金龙、李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启波诉称，2014年6月22日17时38分，原告驾驶自家牌号为津Ｇ×××××黑色比亚迪小型汽车沿海河开启桥由东向西行驶，被告在海河开启桥东龙门架上设置了固定测速装置，认定原告驾驶的小型汽车行驶时速为61公里/小时，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于2016年5月10日按简易程序对原告机动车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行为，行政强制凭证编号为1207013500134817。原告对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16年5月13日向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起行政复议。2016年7月6日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作出编号为（交管）公复决字[2016]8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决定。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强制决定，存在适用法律条款和法律程序错误，理由如下：一、适用法律条款错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05号令）第三十条第二款，“具有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二）、（三）、（四）项所列行为之一的”。因此，及时认定超速50%以上，属于第二十九条第（三）项违章行为，应给予驾驶证暂扣的行政处罚，适用一般程序。而交警塘沽支队是按照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处理。二、行政强制行为程序错误。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属于行政强制，但被告在其办公场所实施行政强制、扣留原告机动车驾驶证过程中，始终只有一名民警（王鹏，警号193130）实施，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行政强制实施前需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和第（二）项“行政强制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的规定。当时扣留我驾驶证的时候是一名女民警，王鹏根本就没有参与。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所作出的凭证编号为1207013500134817的行政强制措施具体行政行为，存在适用法律条款和法定程序错误，请求撤销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作出的凭证编号为1207013500134817的行政强制措施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塘沽交通支队辩称，2014年6月22日17时38分，一辆牌号津Ｇ×××××黑色比亚迪小型汽车以时速61公里/小时速度沿海河开启桥由东向西行驶，该车行驶时速超过限速标志标明（40公里/小时）的50%以上。该车驾驶人实施“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货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摄录。2016年5月10日，原告到被告上海道大队要求对牌号津Ｇ×××××黑色比亚迪小型汽车的上述违法行为接受处理。值班民警经与原告核实确认原告为该车驾驶人，履行了告知程序，听取了原告提出的陈述和申辩后未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的规定，值班民警对原告作出处罚200元处罚，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12分，制作编号为1207011002763822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由原告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后当场送达原告。因原告驾驶证违法记分达到12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值班民警对原告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制作编号120701350013481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由原告在凭证上签名后当场送达原告。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被告对原告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强制行为程序错误，我们认为原告的诉讼理由不成立：一、原告混淆了暂扣与扣留的概念。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附件2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一、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12分：（九）“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以及驾驶其他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积分达到12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被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者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累积记分达到规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重新考试；考试合格的，发还其机动车驾驶证。”的规定，扣留机动车驾驶证，适用法律条款是正确的。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报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的规定，所以由一名民警对原告实施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合法。综上被告认为：被告在对原告实施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行为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原告所诉的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强制行为程序错误等情况。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塘沽交通支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编号为120701350013481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原告违法事实。
证据二、编号为1207011002763822《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违法事实。
证据三、《道路交通安全教育考试通知书》，证明对原告履行告知程序。
证据四、原告驾驶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当时处理交通违法行为。
证据五、编号为公（交）审字[2016]第071-0510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证明符合法律程序。
证据六、牌号为津Ｇ×××××车辆照片2张，证明原告违法事实存在。
证据七、执法民警王鹏的《情况说明》，证明执法过程。
证据八、执法民警田建辉警官的《情况说明》，证明执法过程。
证据九、执法民警王鹏警察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执法身份。
证据十、执法民警田建辉警察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执法身份。
二、依据：
依据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十四条；
依据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二十八条；
依据三、《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辩称，2014年6月22日17时38分，原告驾驶牌号津Ｇ×××××黑色比亚迪小型汽车在海河开启桥东龙门架处实施“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货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行为，被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处罚款200元。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12分，因原告驾驶证违反记分达到12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塘沽交通支队对原告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制作编号为120701350013481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2016年5月13日，原告不服塘沽支队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向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相关规定，被告依法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2016年5月18日，被告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塘沽支队。2016年5月25日，塘沽支队向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交了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经审查，被告认为：原告驾驶牌号津Ｇ×××××黑色比亚迪牌小型汽车在海河开启桥东龙门架处实施“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校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塘沽支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12分。因原告驾驶证违法记分达到12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塘沽支队对原告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经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负责人同意，2016年7月6日，被告作出维持塘沽支队对原告作出的编号：1207011002763822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和编号：120701350013481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于2016年7月7日将该决定书以邮寄的方式送达原告。综上，被告认为：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塘沽支队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被告依法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证明原告向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证据二、《行政复议立案登记表》，证明复议机关履行职责。
证据三、编号为复答字[2016]第144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复议机关履行职责。
证据四、塘沽支队向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意见》，证明被申请人履行职责。
证据五、编号为1207011002763822《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
证据六、编号为120701350013481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
证据七、《行政复议案件审批表》，证明被告履行职责。
证据八、编号为（交管）公复决字[2016]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履行职责。
证据九、《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16年7月7日向挂号信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定：
原告除对被告塘沽交通支队提交的证据五不予认可外，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告的内部审批程序，故对原告的质证意见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22日17时38分，原告郑启波驾驶牌号为津Ｇ×××××黑色比亚迪小型汽车在滨海海河开启桥上自东向西通过，其驾车行驶速度为61公里/小时，超过该路段所限定的40公里/小时50%以上。2015年5月10日，原告郑启波到被告下属的上海道大队接受处理。经值班民警调查核实，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12分，后认定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编号为1207013500134817《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其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因不服该行政强制措施，原告于2016年5月13日向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依法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并于2016年5月18日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送达塘沽交通支队。2016年5月25日，塘沽交通支队向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交了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经审查认为塘沽交通支队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故于2016年7月6日作出(交管)公复决字[2016]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塘沽交通支队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塘沽交通支队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本辖区内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其法定职权。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原告郑启波驾驶牌号为津Ｇ×××××黑色比亚迪小型汽车在滨海海河开启桥上自东向西通过，其驾车行驶速度为61公里/小时，超过该路段所限定的40公里/小时50%以上，被告塘沽交通支队上海道大队民警在对原告郑启波作出行政处罚并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12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主张被告塘沽交通支队违反法定程序，不适用现场执法的相关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且据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被告履行了相关的告知程序，故其行政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的规定，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具有进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在行政复议程序中，被告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依法进行审查，其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启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郑启波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国文
代理审判员 田瑞刚
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于玲玲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