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1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奚希夫。
委托代理人：奚苗英。
委托代理人：孟凡明。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号。
法定代表人：麦一峰，该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黄卫兵，该医院工作人员。
上诉人奚希夫、上诉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的（2012）甬北民初字第215号民事判决，分别于2015年12月9日、2015年12月11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奚希夫的委托代理人奚苗英、孟凡明、上诉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黄卫兵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患者戴云妹出生于1938年6月，系奚希夫之妻，因中风致右侧面部及肢体偏瘫病史10余年。患者因在家活动行走时不慎摔倒（具体摔倒方式不详），曾于2009年4月23日至2009年5月5日以“右股骨颈骨折、骨断筋伤”入住宁波市中医院。2009年5月10日，患者至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开了些常规药品后让患者回家，患者花费医疗费1114.40元。奚希夫称，配药后医院医生发现有病房，遂安排患者住院。患者当日以“摔伤致右髋痛、畸形2周”入住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创伤骨二科。患者2009年5月10日入院时意识清，言语不清，但能听懂，心律78次／分、律齐、心音中、右侧肺部闻及湿罗音；右髋部稍肿胀、压痛、活动受限；右下肢外旋畸形90度，短缩约3㎝，右上下肢肌肉萎缩，伸舌右偏，右上下肢肌力Ⅱ-
III级，右足背动脉可触及，搏动弱。入院初步诊断：①右股骨颈骨折（陈旧性）；②脑梗后遗症；③高血压病；④肺部感染？诊疗计划：右胫骨结节骨牵引，对症支持治疗，预防感染，预防血栓，化痰排痰等。2009年5月11日同上，余继续观察。2009年5月12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拟根据检查结果指导进一步治疗和排除手术禁忌症择期手术治疗。2009年5月13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术前准备，患方表示理解同意手术。麻醉科会诊意见：考虑到患者一直在用阿司匹林片未停，为防术中出血安全起见决定取消手术，停阿司匹林，择期手术。2009年5月18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为患者在腰硬联合麻醉下行“右股骨粗隆间骨折切开复位＋DHS内固定术”，术后予抗凝、抗感染等治疗。术后患者有低热，右股骨上段肿胀、疼痛，B超显示深静脉畅通，考虑“脉管炎”。继续预防感染、营养支持治疗。头部CT检查未提示新鲜脑梗死灶。2009年5月26日病程录记载：今日行头部MRI检查，患者不能配合未完成。奚希夫及其亲属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就是否给患者做过MRI检查一事产生严重分歧，奚希夫认为是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给患者做了MRI检查后导致其病情加重，开始向有关部门投诉。2009年5月30日患者突然生命体征不平稳，当日病程录记载：患者今日13时突发胸闷、气促、心率加快，氧饱和度下降，患者烦躁，四肢厥冷，双肺广泛干性啰音，考虑肺梗可能。予强心、利尿、抗休克治疗。15时在家属同意下行气管插管，告病危，转ICU继续治疗。接科诊断：1.急性左心衰、呼吸衰竭；2.肺梗塞？3.右股骨颈骨折；4.应激性溃疡；5.脉管炎；6.高血压病；7.脑梗后遗症。经多次会诊考虑急性肺栓塞、肺部感染，予相应治疗，患者病情一度稳定，但后出现多脏器功能不齐。患者入住ICU治疗99天。2009年9月4日晚患者再次出现心肺功能衰竭，经抢救效果不佳，2009年9月5日13点50分出现心跳停止，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行心肺复苏无效，于2009年9月5日14时20分宣布死亡。死亡诊断：1.急性肺栓塞；2.肺炎、胸腔积液；3.多脏器功能衰竭；4.胆囊炎、胆结石；5.右股骨颈骨折；6.脉管炎；7.脑梗后遗症；8.高血压病。2009年9月10日，奚希夫向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邮寄要求尸检的通知书，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于次日中午收到。2009年9月11日下午，患者家属到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双方谈到尸检问题，但未确定具体尸检时间。2011年6月7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张患者2009年5月10日至2009年9月5日住院118天，期间产生医疗费429232.50元，扣除预付45000元，尚欠384232.50元，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奚希夫支付。2011年7月28日，原审法院以奚希夫逾期提交确认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为患者所实施救治而进行的检查、用药等是否科学合理的司法鉴定申请为由，作出（2011）甬北民初字第5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奚希夫向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支付医疗费384232.50元。奚希夫不服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7日作出（2011）浙甬民一终字第829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
本案立案过程中，患者子女一致同意本案所有可能赔偿权益由奚希夫享受。本案审理过程中，为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分别的申请，就“医方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该过错参与程度如何，患者的损害后果是否与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等相关医学专业问题对外委托宁波市医学会进行鉴定。因奚希夫拒绝在本地进行鉴定，且对病历的真实性提出异议，2012年8月17日宁波市医学会医学鉴定办公室致函原审法院，表示不予受理。原审法院随后委托浙江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医学会）予以鉴定，省医学会于2012年10月22日接受委托，于2013年1月14日作出浙江医鉴（2012）6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结论为：“患者因摔伤致骨折入院诊治，医方予行‘切开复位＋DHS内固定术’有指征。低磁场磁共振对钛合金无明显影响，与患者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患者5月30日转ICU后医方的整个诊断过程符合医疗原则。本例患者死亡主要原因为高龄，原患有多种基础疾病，术后并发肺部感染和心衰，最终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但与医方术前对病情评估不够、手术时机掌握欠妥的医疗过失也有一定因果关系。本病例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医方应承担次要责任。”奚希夫不服该鉴定结论中“医方承担次要责任”等的认定，坚决要求交由中华医学会重新鉴定。经与上级法院联系和沟通，将中华医学会不接收此类案件鉴定的结果告知奚希夫，奚希夫于2013年4月22日改申请由异地（省外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此后，为主观病历可否向奚希夫公开的问题，各方产生分歧。明确主观病历向奚希夫公开后，为了将本案送交再次鉴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1月16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于2015年1月30日进行委托。在选择鉴定机构过程中，经与双方再三沟通，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4月22日一致同意将本案相关鉴定事项交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5年5月27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认为送检的材料缺少患者死亡后的尸体解剖报告，此外有些委托事项超过其鉴定范围和技术能力，决定不予受理，予以退卷。
双方争议事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存在何种过错。
（一）奚希夫主张，由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存在以下行为，应当推定诊疗行为有过错：
A.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对植有金属内固定的患者实施MRI检查，违反了诊疗规范。解决该争议问题，先要查明关于2009年5月26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是否对患者植有内固定的腿做过MRI检查。奚希夫主张做过，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张未做。奚希夫为证明己方主张，提供：1.2009年6月11日、2009年9月29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务科给奚希夫家属的答复两份，答复中提到2009年5月26日患者由其子女及运送员陪同检查，患者进入检查室，上检查床摆好体位后，陪同人员退出关门准备检查时，患者出现躁动、叫喊，不能配合检查，工作人员随即返回检查室，把患者推出，MRI扫描程序并未启动；2.临时医嘱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医生没有下达MRI检查的医嘱，但是实习医生将患者带入MRI检查室检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对信件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CT检查后，考虑需进一步明确病情，故建议做MRI检查。原审法院认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在CT诊断报告中建议患者做MRI检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给患者家属两份书面答复函中也承认实习医生将患者领到MRI检查室，摆好体位，但门关上后要检查没检查，那么对门关上后是否进行检查应该由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负举证责任，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未能举证，原审法院认定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对患者实施过MRI检查。
其次，要解决对患者带内固定实施MRI检查是否违反有关诊疗规范规定的问题。奚希夫主张违反，认为带金属内固定不能做MRI检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张不违反，认为带钛合金内固定可以做MRI检查。原审法院认为，众所周知，所有患者做MRI检查时会被要求摘除金属饰物，其出发点有为避免对人体的损害也有为避免对仪器的损害，主要原因是金属会影响磁场的均匀性，不利于成像；体内带金属性物质做MRI检查时须持慎重态度，带心脏起搏器的病人严禁做MRI检查，主要原因是恐金属性物质在磁场中移动，损伤患者大血管和重要组织。本案中，应认为带内固定实施MRI检查没有绝对禁忌，没有违反相关诊疗规范规定。
B.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存在隐匿、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为此奚希夫提供：
1.2009年5月10日患者的《体格检查表（二）》（来源为患者去世不久家属在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档案馆复印所得），用以说明按照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常规写法，诊断意见写完以后，在空白的地方会写明“以下空白”，这张体格检查表上面没有。对该证据1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质证认为，这张不需要再写“以下空白”，因为记录者也就是主治医生已经在上面签过字了。
2.2009年5月10日患者的《体格检查表（二）》（来源为双方发生纠纷后奚希夫起诉前在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档案馆复印所得），其上有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手写的补充诊断，用以说明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常规写法不一致，且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复印给奚希夫的2009年5月10日的两份体格检查表内容不一致。对该证据2，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质证认为，病历成稿以后一般情况下不再改动，但因为患者在住院期间出现了入院时没有的疾病，所以医生在大病历里将这个诊断补充进去，补充诊断书写时间是在患者死亡后、归档整理过程中，补充的病历与之后的病历可以相互印证，补充诊断是符合诊疗规程的。
3.《医用特殊材料使用知情同意书》二份，用以说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涂改日期。对该证据3，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质证认为，结合病人的病程和医嘱单，2009年6月3日和2009年6月9日的时间是对的，至于为什么涂改，可能是笔误，两张单子，两次笔误。
4.2009年5月24日和2009年5月30日的《输血治疗同意书》各两份（来源为奚希夫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两次复印得来），用以说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涂改、增加病历内容。对该证据4，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质证认为，原来写的不规范，在病历归档时将缺项补充上了。
5.2009年5月30日的《重危病员通知单》复印件二份，用以说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通知家属患者肺栓塞需要抢救，但所有病历中都没有肺栓塞的确诊意见和相关治疗，诉讼中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也始终主张没有肺栓塞的诊断，可见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病历造假。对该证据5，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质证认为，关于患者是否确诊有肺栓塞，临床考虑肺栓塞的可能性，但是没有确诊。
原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1、2、4奚希夫都是在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档案馆复印，说明病历已经归档，归档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再手写补充诊断和手写补充“输血前检查”项等内容确不符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但该补写行为只是形式瑕疵，并不因此致使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过错或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认定，不宜认定为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证据3中日期出现笔误而涂改属书写错误，也不宜因此简单认定为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证据5中肺栓塞未被确诊，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却作为正式诊断意见告知患者家属，对此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是一种告知错误，不属于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为证明病历的正当性，提供：患者住院病历八袋（包）［第一袋：住院病历首页、入院记录及相关的检查记录（心脏B超、心电图、腹部B超）共50页；第二袋：主观病历；第三袋：化验单等辅助检查报告单（血常规、二便、肝功能、C-R检查报告单）共369页；第四袋：护理记录、知情同意书共20页；第五袋：监护病房监护记录（5.30-6.30期间）共32大页；第六袋：监护病房监护记录（7.1-7.31期间）共31大页；第七袋：监护病房监护记录（8.1-9.5期间）共36大页（监护记录一天一页）；第八袋：医嘱单、体温单共92页］。
奚希夫质证认为，病历资料不真实、不齐全，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除奚希夫提供复印件讲到的5个方面，另有：（1）入院记录记载“患者无烟酒嗜好”，2009年5月13日呼吸科会诊却记录“原有吸烟史，半包／天×10年”；（2）2009年5月18日麻醉知情同意书记载“年龄87岁”，2009年5月30日重危病员登记表记载“年龄74岁”，大量病历里年龄72岁，还有未婚，而患者实际是1937年1月1日出生，时年72岁；（3）2009年5月30日会诊记录显示“患者术后恢复可”，回避2009年5月26日进行MRI检查后出现异常事实；（4）入院记录及首次病程记录中对于患者意识的描述不一致，一个是淡漠一个是清晰；（5）2009年5月14日医生查房记录中的“许主任嘱：髋关节正侧位片示骨折较以前有明显位移”内容不真实，因为当日没有髋关节正侧位X片检查的医嘱，病历中也没有该日X片检查的影像报告单和X光片，2009年5月17日术前病程录中也没有“髋关节正侧位片示骨折较以前有明显位移”的内容，说明从到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一直到手术前一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并没有给患者拍摄X片；（6）病程记录页码有涂改痕迹，“10”由“9”涂改而成，“11”由“10”涂改而成，“12”由“11”涂改而成，“13”由“12”涂改而成，“30”由“29”涂改而成，“31”由“30”涂改而成，“53”由“52”涂改而成，“54”由“53”涂改而成等等，而且有三张内容不一样的“13页”，显然是伪造病历；（7）多张医学影像片不相吻合，数量与实际检查次数相差很多，并且2009年7月11日彩色超声检查申请单患者是案外人刘海兵；（8）2009年5月26日、2009年5月27日的病程记录与护理记录内容记录不一致，前者缺少后者记载的“患者右下肢术区疼痛，予安定针10mg肌注”；（9）2009年5月28日护理记录记载：患者诉右下肢疼痛，伴入睡困难，医嘱予地西泮针10mg肌注，当日无病程记录（实为隐匿）；（10）2009年5月29日病程记录内容记录不实，“患者仍诉右下肢疼痛，以夜间明显，右下肢皮肤甚至出现轻压痛，考虑脑梗后，可能影响下丘脑功能，致痛觉神经过敏”。以上描述使用“仍”字，说明患者前几天一直术区疼痛，此外，患者入院时就有陈旧性脑梗，有2009年5月12日神经内科会诊意见为证，为什么出现以前不存在的“痛觉神经过敏”？显然是为了掩盖MRI检查造成的损害后果；（11）2009年5月30日病程记录内容，一是与同日的护理记录记载不一致，前者缺少“医嘱予地西泮针10mg肌注”等内容，二是与会诊记录单不一致，病程记录记载“请神经内科主任会诊，考虑‘右髋部动脉脉管炎’可能”，会诊记录单记载“右下肢血管炎”，病程记录、会诊记录时间不一致，病程记录上时间是2009年5月30日，会诊记录上是2009年5月31日；（12）2009年5月30日病历记载“术后有低热、右股骨上段肿胀、疼痛”与实际不符，2009年5月19日-2009年5月26日MRI检查前，病程记录、体温表均显示患者体温正常，2009年5月26日查房记录也记载“患者今日精神好，右髋部疼痛明显缓解”，是2009年5月26日MRI检查之后才出现低热；（13）2009年7月17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曾请外院专家会诊，劝说家属，称患者没救了，要奚希夫签字放弃治疗，家属问患者是什么病导致将死亡，医生说：奇怪了，患者没有病，就是好不了。家属觉得既然没病怎么会死，再次要求转院。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动让患者家属住进ICU亲自护理一个多月，2009年8月20日左右外院专家再次会诊，说患者已经好了，就等气管脱管就可以康复出院。上述内容，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程记录以及病情告知书中均没有记录；（14）缺少2009年5月21日、2009年5月22日护理记录，属于隐匿病历；（15）主观病历封存过程中，却有多张主观病历和客观病历一起复印给奚希夫，说明病历无真实性；（16）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提供的费用汇总清单显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给患者做CR3次、DR20次、X线检查5次、CT平扫3次，共31次，但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全部提供的影像资料只有19张并且影像资料已经褪色、不完整。此外，奚希夫认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提供的证据不符合程序规定，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提供的证据应当一式两份，但奚希夫直到2014年12月10日开庭才收到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证据副本，应该视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缺席，且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未提供相应的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对于奚希夫提出的证据提供的程序瑕疵问题予以说明。奚希夫所指证据主要是病历资料。2012年5月26日开庭时，奚希夫已经自行提供了临时医嘱单、护理记录单、检验报告单等相当部分病历资料复印件，说明事故发生后，奚希夫已向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复印了有关病历资料；对于主观病历，2012年5月26日开庭时已向奚希夫出示，奚希夫当庭未提异议，也未要求延时质证；并且，本案病历资料数量内容庞杂，专业性强，鉴定时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均提供全部原件，本案奚希夫坚持要求再次复印后，也已经全部复印去，奚希夫以此要求视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缺席或未举证，并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再来解决病历的正当性问题。病历书写过程出现患者个人史、年龄等错误与本案的争议没有决定性关联，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没有必要刻意作假；“意识清晰”与“意识淡漠”也并不是矛盾关系；对于奚希夫所提出的异议（6），关于病程记录页码涂改痕迹和三张内容不一样的“13页”的事实，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作出的“可能编码书写错误，装订的时候发现，修改了编码”的解释基本合理；本案中，在没有病历的情况下，由患者曾在宁波市中医院就诊的经历，也可以推断患者因为骨折而有手术指征，奚希夫所提异议涉及的形式瑕疵，并不会致使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过错或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认定，不宜认定为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
（二）奚希夫主张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没有告知患方（患者及家属）替代医疗方案。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张，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已对奚希夫尽到告知义务，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提供的病历中有《特殊诊疗知情同意书》、《医用特殊材料使用知情同意书》、《输血治疗同意书》、《有创诊疗操作知情同意书》、《麻醉知情同意书》、《手术情况知情书》等。奚希夫对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上述同意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有些只有奚希夫签字，未告知患者子女。原审法院认为，同意书有患者本人或近亲属代表签字即可，奚希夫是患者丈夫，其在同意书上的签字具有法律效力，是否告知其他子女不影响同意书的效力。但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提供的上述同意书中，反映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对医疗措施包括采取手术的指征和目的、医疗风险（诊疗操作过程中及其后可能出现的意外、并发症和预防措施）已对奚希夫尽到告知义务，对是否可以采取手术外的其他替代方案包括是否可以采取保守治疗方案未尽到告知义务，故原审法院认定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存在未充分告知替代医疗方案的过失。
（三）奚希夫主张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对患者的手术用材没有产品合格证，是有缺陷的医疗产品。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张，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给患者所用的材料是正规途径的合格产品。奚希夫为证明己方主张，提供：1.手术记录单、手术护理记录单复印件，用以证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为患者实施了DHS内固定手术，在手术中植入了四孔DHS接骨板钢板和骨股径主钉（加压螺钉一枚、拉力钉一枚）；2.病人费用清单一张（复印件），用以证明手术植入的钢板和钢钉的价格；3.植入性材料使用登记表复印件，用以证明手术植入的DHS钢板、钢钉和加压螺钉没有生产厂家和供应厂家的卫生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对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清单上“AO”表明是钛合金，厂家的经营许可证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设备科有留存，不可能放在病历里面。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为证明己方主张，提供：1.2009年9月11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务科出具关于“皮钉”的《说明》一份，说明患者使用的皮钉-
皮肤吻合器，是替代丝线缝合的较好器材，系一次性医疗耗材，医院按规范操作，拆除后按医疗废物处理；2.经销商辛迪思（上海）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声明》一份，内容为：“该公司所经销的SYNTHES产品完全是按照AO／ASIF内固定原则和治疗理念设计生产的，经过欧美极其严格的多中心临床观察与随访，并通过AO／ASIF严格的质量考评和审核并由AO／ASIF全球专家组批准，获美国FDA或欧盟CE认证后才供应市场为患者服务。SYNTHES的钛合金（TAN）产品成分为钛、铝、铌合金，根据多国实验室研究结果被证实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质、抗拉强度、疲劳强度、耐腐蚀性以及生物适应性。是一种稳定的植入钛合金，并可安全地进行核磁共振检查。”3.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美国泰利福医疗、瑞士SynthesGmbH关于进口皮肤缝合器、起钉器、钢钉、螺钉、接骨板开具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登记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海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奚希夫对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说明》与本案无关联；证据2《声明》没有单位公章，没有经办人签字，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足以证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张；证据3《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登记表》、《检验报告》所记载的医疗器械都是2011年注册的，生产时间也是2011年，与本案患者所用的器械无关，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用事发之后的材料来证明患者当时用的材料正规是不成立的，恰好反映了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在造假、在滥竽充数，而且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随便拿一份检验报告出来，不能证明患者用的就是这个器械。针对奚希夫质证意见，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补充陈述称：美国和瑞士的两家公司2008年已经办理过市场准入，注册登记、市场准入有年资、年限，到期以后需要续期，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以提供2009年手术用材相应的注册登记表和检验报告；此外患者使用的耗材在病历中有记载，相应的条形码黏贴在病历中。原审法院认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是正规三甲医院，对患者的手术用材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验并注册登记，对奚希夫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四）奚希夫主张，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对患者存在急性肺栓塞和左心栓塞的判断不成立，存在错误诊断的过错。为此奚希夫提供：1.患者2009年5月11日—2009年8月14日DR、CT诊断报告复印件13张，用以说明患者自2009年5月30日至2009年8月14日胸腔有积液，两肺有炎症，但没有检查出有肺栓塞；2.重病监护记录，其中记载患者2009年6月4日胸腔穿刺出420毫升淡黄色液体、2009年6月8日胸腔穿刺出400毫升血性液体，用以说明患者在ICU98天，所有诊断只有右股骨颈骨折术后、脑梗后遗症、高血压、肺部感染四个，没有肺栓塞、左心衰竭的诊断；3.病理报告单复印件三份，用以说明胸水涂片未见癌细胞，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病情判断错误。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对上述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奚希夫要证明的事项有异议，认为患者通过前面胸片包括CT检查，发现有大量胸腔积液，临床上首先要排除癌细胞，是常规检查，应按照检查记载的事项确定病情，不能按奚希夫自己的理解。原审法院认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解释合理，且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认可患者未确诊为急性肺栓塞，奚希夫认为相关行为是一个单独的过错的主张不成立。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存在未充分告知替代医疗方案的过错。
二、患者未做尸检的原因在哪一方？
奚希夫主张其多次向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提出尸检要求，且以书面形式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未作出回复，未做尸检是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之故。奚希夫提供2009年9月10日要求尸检的通知书、邮政EMS寄件单各一份。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承认收到奚希夫信件，但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张没有做尸检的原因是家属不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不予配合所致。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没有提供书面证据，只陈述称：“患者死亡当日，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根据医疗纠纷处置程序，向宁波市医疗事故理赔中心报案，该中心派人参与，告知了常温下尸体保存的相关事项，奚希夫在48小时内没有回复。2009年9月11日上午，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打电话给奚希夫儿子奚基会告知相关解剖事宜，让家属尽快定夺。2009年9月11日中午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收到奚希夫的特快专递后，再次电话联系奚希夫及其家人尽快过来尸检。2009年9月11日下午奚希夫代理人奚苗英及其丈夫到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提出尸检要求，并要求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遭到拒绝。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联系了尸检机构的张教授，但是奚苗英以与家人商量为由，离开一去不复返，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多次联系奚基会134××××8387这个号码，联系不上。”奚希夫针对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陈述解释称，2009年9月11日那天奚苗英是去了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但是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不同意尸检，一个姓毛的医务科人员找各种理由推辞，劝奚希夫不要尸检，说过期了检验不出来了，然后奚苗英就走了。
原审法院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本案中，奚希夫书面同意尸检，其女儿并于2009年9月11日下午到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表明奚希夫开始是同意尸检的。2009年9月11日双方谈到尸检，但之后不欢而散，当天未进行尸检，也未确定具体尸检时间。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由异议方提出尸检申请，对不能确定死因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规定应由哪方提出申请，原审法院认为应该由医院提出尸检申请，患方家属不能拒绝，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中，奚希夫作为患者丈夫，依据一般情理，其对妻子尸体的处理拥有最终决定权。奚希夫写信给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要求尸检，2009年9月11日下午到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奚希夫女儿是奚希夫代理人身份，其职责仅是参与尸检过程，无权撤回尸检要求。在奚希夫没有撤回尸检要求的情况下，当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与奚希夫女儿不欢而散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应在合理期限内再次征询奚希夫本人意见。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未在合理期限内再次征询奚希夫本人意见，错过合理尸检时间，而使尸检无法进行，因此应认定本案未做尸检原因在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赔偿项目的认定和计算。1.医药费。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张，患者治疗期间实际产生医疗费429232.50元，且其中自费45000元，为此提供医疗费用清单、汇总清单。奚希夫对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张不予认可，认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存在着只收费不用药的医疗欺诈行为，涉及金额66491.29元，为此奚希夫提供自己邀请的专家辅助人（辽宁省鞍山市妇儿医院主管护理师）刘雅秋制作的《药品用药统计表》，并申请该专家辅助人出庭，说明经过该专家辅助人核对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提供的每日用药清单、护理记录、医嘱单以后，列举出来的药都没有给患者用过，病历里也体现不出用药记录。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对奚希夫证据质证认为，奚希夫通过专家辅助人所提出的意见，需要通过鉴定予以确认；这些药都是用过的，护理记录和用药清单、医嘱单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医生签字是批量签的，医嘱分为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长期医嘱是每天在用的药，不用每天写的。原审法院认为，认定奚希夫提供的用药统计表中的用药是否使用，并非必需通过鉴定予以确认，通过核对原始护理记录和用药清单、医嘱单（包括长期医嘱和临时医嘱），原审法院确认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多收丙泊酚3支777元，即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张的429232.50元医疗费实际只产生428455.50元。该428455.50元中，2009年5月12日拟定手术，之前保守治疗费用2311.78元作为原发病费用，故计入事故产生的医药费总额为426143.72元。患者门诊医药费用支出，也可认为治疗原发病所需。2.陪护费。奚希夫认为，重症监护虽然不需要患者家属护理，但是家属基本上每天都要待两三个人，后期奚希夫女儿还两个月连续陪护，住院期间陪护费为31806元（2009年5月10日-2009年5月29日患者在普通病房住院20天，由一人陪护，2009年5月30日-2009年9月4日患者在重症监护室住院98天，由两人24小时陪护，按2014年宁波市全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为53748元／年÷365天／年×（20天×1人＋98天×2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认为，患者入住重症监护室后无陪护费用，该期间主张护理费不合理。原审法院认为，此处奚希夫所请求护理费实为陪护人员误工费，患者入住重症监护室后有医护人员专门护理，但不等于不再需要家人陪护，根据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奚希夫该项费用必然实际产生，是为合理支出，故原审法院予以认定。3.死亡赔偿金。奚希夫认为，患者生活在城镇，且没有农村收入来源，本案相关赔偿标准应该参照城镇居民赔偿标准。奚希夫为证明己方主张，提供：1.《房屋契证》，用以证明奚希夫于1996年在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冯家村175号购房居住；2.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办事处、冯家村村民委员会联合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奚希夫和患者夫妻在宁波城市生活10余年。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认为，患者为农村居民，奚希夫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过高。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无证据提供。对奚希夫证据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个位置不属于城镇，证据2不符合证明形式，是奚希夫家人自己写后叫有关部门盖章，没有村民委员会村长签字，如果在宁波暂住10余年，应该有派出所的暂住证或者其他证明。原审法院认为，奚希夫证据的真实性可予认定，患者确居住在江北区庄桥街道冯家村且购有住房，但患者户籍地在农村，且年事较高，并无收入来源，包括非农收入，应按农村居民对待。对奚希夫请求的死亡赔偿金，《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并无对应赔偿项目，但为统一损害赔偿标准，原审法院按法庭辩论终结时宁波市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计为9年×24283元／年=”218”547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奚希夫主张118天×50元／天=”5”900元，原审法院认为患者入住ICU后，未再进食，不应再予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该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调整为20天×30元／天=”600元。5.丧葬费。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未提出异议，原审法院按法庭辩论终结时宁波市上一年度全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为53”748元／年×0.5年=”26”874元。6.交通费。奚希夫主张为5000元，其中奚希夫代理人为了本案诉讼活动来往沪甬、为鉴定来往杭州和上海、北京上访支出交通费3820元，为此提供交通费票据原件若干。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对奚希夫提供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其中治疗、开庭、鉴定的费用是合理的。原审法院认为，该项原则上应按患者实际必需的交通费用计算，且北京上访支出交通费不是解决纠纷必需，原审法院酌情认定奚希夫合理交通费支出为180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奚希夫认为生命无价，100000元不算高。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明显过高，应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确定。原审法院认为，奚希夫及其子女痛失妻子、母亲，精神上确实受到打击造成痛苦，应予精神抚慰。原审法院根据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过错，考虑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侵权方式、给奚希夫造成的后果、患者年龄和已经超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给予死亡赔偿金等实际情况，参照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奚希夫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8.其他费用。奚希夫主张患者在住院期间日常生活用品花费946元、医疗辅助日用品花费184.10元，为此分别提供收款收据24张、6张。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奚希夫该项支出实际发生，但因奚希夫未作为诉讼请求提出，原审法院不作认定。
奚希夫于2012年2月23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9年5月10日，奚希夫之妻戴云妹因摔伤骨折到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进行治疗，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在给患者治疗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过错，与患者戴云妹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判令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赔偿医疗费431232.50元、交通费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540元、死亡赔偿金91600元、丧葬费1438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误工费100000元。2014年12月10日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赔偿医疗费430346.90元、交通费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900元、死亡赔偿金340659元、丧葬费22256.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住院期间陪护费14390元。2015年6月25日庭审时又变更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赔偿医疗费47000元、交通费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90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31806元、死亡赔偿金397395元、丧葬费2687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索赔总额为613975元，同时奚希夫就医疗服务中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存在的医疗欺诈行为，要求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双倍返还431000元。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于2011年6月7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奚希夫支付医疗费384232.50元，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28日作出（2011）甬北民初字第556号民事判决，奚希夫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7日作出（2011）浙甬民一终字第829号民事判决。奚希夫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9日作出（2013）浙民申字第666号民事裁定，指令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又指令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再审，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将奚希夫提起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和再审案件合并审理。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在再审中诉称并对奚希夫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答辩称：患者戴云妹患有脑梗后遗症右侧肢体偏瘫病史10余年，2009年5月10日因摔伤致“右髋痛、畸形2周”入住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入院诊断：1.右股骨颈骨折；2.脑梗后遗症；3.高血压，于2009年5月18日行“右股骨颈骨折内固定术”，手术顺利。术后患者有低热，右股骨上段肿胀、疼痛，B超显示深静脉通畅，考虑“脉管炎”，予以对症治疗。2009年5月26日做头颅MRI检查，因患者不配合而未进行。2009年5月30日中午患者突发胸闷、气促、心率加快，四肢厥冷等症，氧胞和下降，及时予以抢救，并转ICU治疗。多次由院内、外专家会诊，考虑急性肺栓塞、肺部感染，予以相应治疗，患者病情一度稳定，但后出现多脏器功能不全，于2009年9月5日13时50分，心跳停止，经抢救无效，于14时20分宣布死亡。患者住院时其家属仅支付了45000元医疗费，后在医治过程中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医疗费，而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边治疗边与患者家属耐心沟通，然而直至患者死亡奚希夫仍拖欠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费384234.50元。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认为，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与患者之间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成立，奚希夫作为患者丈夫应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还款义务，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未进行核磁共振检查，且此检查并不会对患者产生伤害。事实上MRI程序尚未启动，因患者不配合而终止，并未进行此项检查。另外，钢板供应方也出具声明，纵使患者身上安置了钢板，也可以安全进行核磁共振检查，不会对人体产生影响，核磁共振检查并不是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对患者的诊疗符合医疗常规，没有过错，患者死亡系其自身病情发展所致，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即使要承担责任，奚希夫所要求的赔偿数额计算错误，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本案发生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前。所以本案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而应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即使按侵权责任法规定，奚希夫提出的护理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也过高。医疗欺诈问题，病情评估不足的医疗过错与奚希夫提出的医疗欺诈不是一个概念，对奚希夫提出的医疗欺诈不予认可。奚希夫所要求的人身损害赔偿与按照医疗服务合同关系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诉要求的双倍赔偿存在法律关系竞合，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奚希夫只能择其一，不可能两个都主张。综上，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同意在次要责任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所欠的医疗费用由双方按照责任承担，剩余的医疗费用奚希夫仍需支付，相关费用同意在奚希夫欠付的384232.50元医疗费中予以抵扣。
奚希夫针对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诉请答辩称：奚希夫不认可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张的384232.50元巨额医疗费。医疗费是由于医院的过错导致的，应该由医院承担。事故发生后，患者家属曾强烈要求转院，但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承诺说只要家属配合抢救治疗，一切费用不需家属负担。患者死后，尸体在医院停放近1个月，死者家属多次要求尸检未果，无奈进行火化。但当尸体火化后，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出尔反尔，不但不承担责任，反说欠下巨额医疗费。医疗费产生过程从未获得患者家属的认可，是医院为了掩盖事故，故意挑病故意将患者治死才产生的。请求驳回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诉讼请求，支持奚希夫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以下几个：
一、关于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本案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均发生在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施行以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新法的规定。具体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有规定的按规定计算。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计算确定，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基本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解释，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残疾生活补助费，死亡的损害结果较残疾更重，根据“举轻以明重”之当然解释规则，既然患者在因医疗事故而致残的情况下，尚应赔偿残疾生活补助费，则患者在因医疗事故而死亡的情况下，也应赔偿死亡赔偿金。
二、关于法律关系竞合和奚希夫主张的医疗欺诈问题。奚希夫认为，本案不是一案，而是两案，一案是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可以同时适用侵权责任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奚希夫、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分别起诉，确为两案合并而来，但奚希夫所要求的侵权人身损害赔偿与按照医疗服务合同关系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的双倍赔偿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产生的不同请求权，属于法律关系竞合，奚希夫只能择其一，同时主张两个没有法律依据。奚希夫未在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最先起诉医疗服务合同追索医药费纠纷时进行反诉，而是单独选择了侵权损害责任赔偿，则不管医疗欺诈问题是否存在，不得再要求按照医疗服务合同关系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双倍赔偿，原审法院对奚希夫双倍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省医学会鉴定意见采纳与否。对省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认为，该鉴定报告应当予以采纳，前期资料不完善对鉴定不会有影响。奚希夫认为，该鉴定程序违法，鉴定内容不符合医学科学常识，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1）按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首次鉴定的法定机构是宁波市医学会，只有对宁波市医学会所作出的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不服的，才可以申请到浙江省医学会进行再次鉴定，本案由浙江省医学会进行首次鉴定，违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层级规定；（2）向省医学会委托鉴定之前，已经委托宁波市医学会进行鉴定，宁波市医学会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理由一是没有尸检，无法查明患者死亡原因，二是医患双方对MRI检查陈述不一，而这两个问题在省医学会鉴定的时候仍然没有解决，故省医学会受理本案鉴定违反法定程序；（3）省医学会鉴定专家组的组成人员不符规定。按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规定，涉及到患者死亡原因以及伤残等级的，应该有法医参加，本案没有法医参加；（4）对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明显违反诊疗常规的行为如为患者实施MRI检查并因此造成患者一系列损害后果、没有确认患者腹部感染、痰培养时间过迟延误对症治疗等没有予以确认；（5）没有采纳奚希夫的陈述意见；（6）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提交的鉴定材料造假，不真实；（7）病历原件一直在法院保存，没有提交省医学会，第一次庭审笔录也没有交给鉴定机构；（8）本案是2012年起诉的，到2014年12月开庭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证据副本还没有给奚希夫。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相关病历原件包括主、客观病历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现场封存，先送至宁波市医学会后送至省医学会，省医学会鉴定结束后又进行了封存，不存在奚希夫所称未提交省医学会的事实。奚希夫所提异议均系其单方陈述意见。既然经原审法院协调双方当事人最终一致同意将本案相关鉴定事项交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应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意见为准。但最后鉴定结论未能得出，省医学会鉴定结论仍为本案参考依据。
四、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应该如何承担？
患者在接受一项医疗行为前，必须得到医生对该项医疗行为有关信息的充分告知。患者只有在被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其自主决定权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因为随着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医疗科技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如果没有医生对该医疗行为的详细解释，一般患者很难了解，也无法就医疗行为的实施与否作出充分而有效的考虑。知情权是患方行使同意权的前提，只有充分告知才能保证正确选择。《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以保证患方对病情和治疗前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告知、说明的内容包括病情、医疗措施及医疗风险等。病情包括患者所患疾病的诊断、病情的轻重、疾病的转归、可能的预后等基本情况。医疗措施及医疗风险包括拟定的诊疗措施的性质、内容、必要性、预期的效果、既往开展此措施的情况、可能伴随的风险及危险发生时结果防止的可能性。在诊疗过程中，尤其是出现或可能出现以下情况时，医方更要采取书面告知的方式与患方进行沟通：（1）有多种治疗方案，各种方案对患者来说各有利弊；（2）医疗行为可能给患者带来危及生命、损害身体机能以及对身体外观造成较大改变等后果；（3）实验性医疗或者冒险医疗。在有多种治疗方案的情况下，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不仅应告知患者被推荐的治疗方案、预想结果和伴随的危险性及不进行该医疗方案的后果等，还应同时向患者说明：（1）可替代医疗方案及具体替代诊疗措施；（2）替代医疗方案所伴随的风险及其性质、程度和范围；（3）替代医疗方案的治疗效果、有效程度；（4）替代医疗方案可能引起的并发症及意外；（5）替代的诊疗措施与拟定诊疗措施之间的优缺点比较，选择拟定诊疗措施、不采取此替代方案的理由等。患者只有清楚了各种治疗方案的治疗效果和风险之后才能作出真实意思表示。告知、说明义务是医师注意义务的一种，也是医师的法定义务。对法定义务的违反属于侵权行为，违反注意义务即应认定医方存在过失。相应地，只要医方违反告知、说明义务的行为有足以令患者作出不同选择的可能性，就可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没有告知患者家属替代医疗方案，存在未充分告知的过错，如果患者及其家属被充分告知手术及保守治疗的全面信息，患者及其家属将会理性地作出不同的选择，故本案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客观因果关系成立。
违反告知、说明义务的过失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与其他诊疗行为的过失不同，其通常不会造成人身的损害，而是表现为在医师充分告知的情况下患者若作出不同选择可能产生的后果与实际发生的后果之间的差额。若两种后果之间不存在差额，或实际后果比作出不同选择可能产生的后果要好，则可认为不存在损害后果，医方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在实际后果比作出不同选择可能产生的后果差的情况下，医方应对这一差额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继续保守治疗方案与手术治疗方案的差额是生命体征正常，心、肺等主脏器功能正常','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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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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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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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条
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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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二条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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