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502民初755号
原告：张国发，男，1971年2月27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农民。住隆阳区。
原告：张兴发，男，1974年11月19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农民,住隆阳区。现住德宏州芒市市芒市。
原告：张国兰，女，汉族，1963年12月19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农民。住隆阳区。
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禹成礼，云南金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黄彩艳，女，1969年3月15日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农民。住隆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世荣，隆阳区兰城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张国发、张兴发、张国兰与被告黄彩艳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国发、张兴发、张国兰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禹成礼，被告黄彩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世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国发、张兴发、张国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黄彩艳将原告父亲张恒元的土地补偿款62785.74元返还给原告。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三原告系同胞姐弟，被告黄彩艳与原告张国发自1989年至2007年同居，2007年8月10日双方协议解除同居关系。2008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被告私自将三原告及其母亲的土地变更在自己名下，导致2010年海棠路占用北边塘子0.26亩、2015年东城大道占用大西边0.781亩及2017年4月棚户区改造占用大西边1.472亩的土地补偿款200914.35元都打在被告名下。原告从2010年开始就与被告人多次协商未果。2015年11月9日被告与原告张兴发、原告之父张恒元签订了《家庭分配纠纷达成协议》，约定：1、原告父亲张恒元占原告母亲夏阿芹的成数，每10成划田0.22亩，补偿款17583元（0.22×79950元）；2、张国兰拿走15000元，等征着下面的田再给张国兰15000元；3、给张国发2000元；4、黄彩艳占人民币17458.45元；5、张兴发占10393.50元。原告之父张恒元2016年2月16日死亡，被告黄彩艳至今未将原告父亲的土地补偿款返还给原告。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黄彩艳辩称：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由国家颁发的，并非被告私自变更。土地补偿款是国家补偿失去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人的，原告张国发是自己主动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1987年张国兰出嫁了，其户籍已于当年从官田五组迁出了；原告张兴发的户籍于1989年从官田五组迁往德宏州芒市。三个原告都丧失了官田五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三原告起诉被告侵权不符合事实，张恒元系企业职工，非农业人口，不能将土地补偿款作为张恒元的遗产。2015年的协议没有全体利害关系人签字，事后三原告又不愿履行协议，该协议已无效。
当事人围绕诉讼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家庭分配纠纷达成协议》一份。以证实被告黄彩艳同意三原告的父亲张恒元占其妻夏阿芹十成土地补偿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黄彩艳认为，协议未经全体利害关系人签字捺印，是无效协议，事后，原告方作出了不履行协议的意思表示，被告黄彩艳亦不愿履行该协议。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都作出过不履行该协议的意思表示，导致该协议无法在利害关人之间自觉履行，且该协议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具备强制履行的效力，对该证据本院不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
2、原告提交官田五组出具的《证明》一份，以证实三原告的原告母亲夏阿芹，在1982年实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得十成土地的事实。经质证，被告黄彩艳提出异议，认为争议涉及的被征用土地的承包人是被告黄彩艳及其两个儿子，不是《证明》中所列出的夏阿芹等人。本院认为，该《证明》反映的是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夏阿芹户4人从村集体承包得的土地成数，具备客观真实性，应予采信，但由于农村土地经历多轮承包，在本案所涉承包地的承包人变动的情况下，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3、原告提交的死亡证明一份，证实原告之父张恒元于2016年2月16日亡故。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但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予以采信。
4、原告提交的登记卡一份，以证实原告家1982年分得2.513亩承包地。被告黄彩艳质证认为，登记卡所载承包土地面积真实，但承包人夏阿芹死亡后，三原告户口迁出，已丧失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再享有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被告黄彩艳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5、被告黄彩艳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申请表，证实被告及其儿子是被征用土地的承包人。原告张国发、张兴发、张国兰质证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还证明了原告张国发是被征土地的承包人之一。本院认为，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书》内容真实、来源合法。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6、被告黄彩艳提交的农户基本情况登记复印件一份，以证实被告黄彩艳自土地分配到本户以来，承担着缴纳税费的义务。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合法，予以采信。
7、隆阳区河图镇法律服务所见证书一份，协议书一份，证实张国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证质认为，见证书真实但无效，因原告张国发对房屋的处理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权益，承包田是集体的，张国发与黄彩艳进行处理是无效的。本院认为，原告张国发与被告黄彩艳关于房屋归属部分的协议非本案审理范围，关于张国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尔后将户口迁出官田五组，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让与被告及原、被告之子，是原告张国发对其个人权利的让渡，不违反法律规定，对该组证据涉及张国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庭审、举证、质证、认证，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1982年，官田村五组社员夏阿芹及其子女张国发、张国兰、张兴发承包得集体经济组织土地2.513亩。1987年，原告张国兰出嫁，其户籍迁出官田村五组，1989年，原告张兴发的户籍从官田迁出，前往德宏州芒市读书并于2004年招工到芒市大修厂当工人。1989年农历正月22日始原告张国发与被告黄彩艳同居生活，被告黄彩艳于1997年8月1日将其户籍迁入官田五组。2007年8月10日，原告张国发与被告黄彩艳协议解除同居关系，原告张国发在协议中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将其本人户籍迁出官田五组，2007年11月18日，被告黄彩艳向河图镇人民政府提出核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书，同年12月5日取得承包官田五组1.42亩土地的经营权证。此后，承包土地分别于2010年、2015年、2017年因隆阳城区建设用地之需三次被国家征收。后原、被告为土地补偿款归属发生争议，2015年11月9日被告黄彩艳、原告之父张恒元签订了《家庭分配纠纷达成协议》，涉及利害关系人黄彩艳、张国发、张兴发、张国兰等，但张国发未参与，事后也未在协议上签名认可，张国兰在签订协议现场，但未在协议上签名认可。2017年4月三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经本院开庭审理后，原告以将采取其他方式解决与被告的纠纷为由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7年6月27日以（2017）云0502民初20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原告张国发，张兴发、张国兰撤回起诉。2018年2月6日，原告再次就其与被告黄彩艳的征地补偿款归属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1982年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告张国发、张兴发、张国兰虽然获得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原告张兴发、张国兰均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届满之前，将其户籍从官田五组迁往外地，至今农村土地已进行过第三轮发包、承包，其早已不具备官田五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丧失了对官田五组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张国发在其与被告黄彩艳解除同居关系的协议中，明确作出了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思表示，并在签订协议后一周内将其户籍从官田五组迁往外地，其已不再是集体经济组织官田五组的成员，同样丧失了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黄彩艳于1997年将其户籍迁入官田五组，成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7年11月18日申请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于同年12月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争议被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合法有效地归属黄彩艳户。本案所涉承包土地被征用时间分别为2010年、2015年、2017年，被告黄彩艳因本农户承包土地被国家征用，依法有权获得土地补偿款。同时，2015年10月9日原告张国发、案外人张恒元与被告黄彩艳签订的《家庭分配纠纷达成协议》，因并非全体利害关系人签名捺印认可，且事后原告方及被告黄彩艳先后作了不予履行的意思表示，导致协议对双方当事人丧失约束力，原告关于张恒元仍享有其妻夏阿芹10成承包土地的主张不成立。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充分事实理由及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国发、张兴发、张国兰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370元，减半征收685元，由原告张国发、张兴发、张国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美云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杨冯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