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终18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怀宁路1639号平安大厦14层02、03单元、16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998304269（1-1）。
负责人：牛巧，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名扬，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兆红，安徽年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2，男，194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仁翠，女，1948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1，男，200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法定代理人：梁某2，男，194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伏武，男，194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金华，女，1959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宇，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群，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养老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某2、刘仁翠、梁某1、李伏武、陈金华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4民初7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养老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第一项判决，改判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意外医疗保险金689.85元；一、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在全面陈述上述理由之前，就一审的判决错误，上诉人首先强调如下几点，以期二审能够予以相应聚焦。(1)、案涉证据已充分表明，梁东彪为其姑妈家进行空调移机，并非是受格力签约网点指派，而是利用自己的技术为其姑妈提供帮工，但一审却认为无法确定梁东彪事发前是否有格力签约网点的指派。（2)、无论是依据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还是按照通行的、普遍的社会认知和法律界定，是否属于工作职责范围的唯一判断标准均是: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受单位统一指派。如果不是受单位指派，则其行为与单位无关，不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但一审却完全抛开是否受单位指派这一基本要素和前提条件，随意而主观地改变工作职责的判断标准，仅仅以移机的旧空调属于格力品牌为由，就认定梁东彪的移机作业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之内。(3)、一审关于本案争议焦点的归纳虽然准确而全面，但却又没有围绕是否受格力签约网点指派这一核心争议焦点进行审理，没有适用保险合同条款及特别约定进行判决。(4)、本案属保险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上诉人承担的仅仅是给付保险金的合同责任，但一审却延用侵权纠纷的逻辑判决上诉人承担赔付责任，这表明一审未理性地从商事交易规则的角度对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评析。(5)、一审未能从生话经验、社会伦理和道德情理方面审视本案，于梁东彪以及弟弟梁劲松和两人姑妈的特定关系没有进行任何评述，更没有加以相应认定，存在刻意回避梁东彪非格力签约网点指派之嫌。(6)、一审将梁东彪之死直接纳入职务工作的范畴之内，无异于认定梁东彪属于因工死亡.无异于是认定格力签约网点对梁东彪之死负有用人单位的责任和义务，而事实是，各被上诉人就梁东彪之死并未向格力签约网点主张权利，格力签约网点亦未就梁东彪之死向各被上诉人支付任何费用。总而言之.表面上看，一审不仅对案涉合同的效力予以了认定，同时，也注意到了合同的具体条款内容及各方的基本权利义务，但在最终处理时，却又抛开合同约定，以预设的判决结果为导向，对事实进行主观架构，尤其是对职务行为的范围作任意和无限的扩充，错误将本属3万元的保险责任定性为100万元的保险责任，从而达到支持被上诉人诉讼清求的目的。
上诉人虽然理解一审对被上诉人怀有善惫和同情心，理解一审在情感上对被上诉人多有倾斜，理解一审希望能够尽量给予被上诉人帮和关爱，但对于一审在处理商事纠纷时，以情感替代法律，突破合同约定的做法不予认同，对于一审一边倒的简单处理方式不子认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各被上诉人的不幸，上诉人同样也十分同情。但作为商业保险机构，尤其是以人寿业务为主的保险公司，保险的内容本身就是被保险人特定情况下的死亡、伤残、疾病，可以说，每一笔保险理赔业务，上诉人面对的都是悲剧和不幸，都是需要给于抚慰和帮助的个体，在此情况下，要求上诉人放弃合同约定、放弃自己的合同权利，要求上诉人承担不对等、不具有对价关系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上诉人以至高的、纯粹的、慈善的道德标准处理每一笔理赔事务，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不现实。
上诉人认为，抛开商业保险的盈利性不予考虑，即使是公益性、福利性、保障性、政策性的社会保险。在现阶段乃至全面小康以后，也不可能达到上述要求，其相应的运作、操作也必须严格按照规则执行，也不可能无原则、无条件、无底线。国家尚且不能承受的责任，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保险公司更不可能承受。一审仅仅基于移机的是旧格力空调，就牵强附会地将格力与工作职责划等号，就将非工的保险事故与因工的保险事故划等号，实属错误。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具体上诉理由分述如下:
一、梁东彪为其姑妈家进行空调移机，不是受格力签约网点指派，是梁东彪、梁劲松兄弟二人利用自己的技术，为其姑妈提供义务帮工的行为.该移机作业与单位无关，不属于梁东彪的工作职责范围。
(1),梁东彪和其弟弟梁劲松是受其姑妈相邀，共同到姑妈家进行空调移机的，这在公安机关对梁劲松、梁某2(被上诉人之一，梁东彪父亲)、梁东彪妻子李红英所作的笔录中，以及上诉人对梁劲松的询问笔录中，都有着明确的记载。笔录表明，梁东彪将姑妈邀请自己去帮忙空调移机的事告诉了三人。梁劲松更是承认，自已和哥哥梁东彪是在姑妈家吃过晚饭后，才进行空调移机的，且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
(2)、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对于梁东彪所属网点的负责人陈华及工作人员汪思慧进行了调查走访。二人在笔录中均明确，没有就案涉的移机作业向梁东彪派单。一审对于这一事实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对相关人员进行走访。是保险理赔的基本程序和重要工作，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笔录，具有客观性、真实性，能够反映事实真相，不能单纯地从证人证言的角度对笔录的效力进行评判，对于笔录的真实性应予认定。
对上述笔录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其实井不持异议。正因为对真实不持异议，被上诉人为应对笔录中关于案涉移机并非格力签约网点派单的不利问题，才想方设法地与陈华、汪思慧进行沟通，要求二人就此前的笔录作出有利于被上诉人的说明。显而易见，被上诉人在与陈华、汪思慧的沟通过程中.二人事实上已经确认此前笔录的真实性，如果说，二人对之前的笔录不予认可，则根本无需再针对笔录作出说明。由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亲自见证的、形成于一审开庭前一天的情况说明。恰恰证明，上诉人提供的笔录真实、有效。
（3)、梁东彪所属网点的陈华、汪思慧就之前笔录所作的情况说明中，并没有确认案涉移机作业是工作派单，而仅仅是称梁东彪可以行接受客户委托并收取费用。陈华、汪思慧在被上诉人的反复要求下，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仍然没有确认派单，再次证明梁东彪的案涉移机作业与单位无关。关于案涉移机并不属于派单范围，以及梁东彪只隶属于十一个签约网点的事实，上诉人二审过程中补充提交格力公司的相关证据予以印证。
上诉人认为，梁东彪利用自己的技术，在本职工作之外，虽然可以自行接受客户委托，但其自行接受客户委托的行为纯属其个人与客户建立的合同关系，并非是受单位指派，并不是代表单位和客户履行工作职责，不属于以完成单位工作任务为目的的职务行为，二者仍然存在本质的区别。而这正是界定保险事故性质、划定保险责任范围、认定保险金给付数额的依据，绝不可混为一谈。
为便于说明问题，上诉人作如下类比:单位专职司机，固定开单位名下的大众轿车，该司机在业务时间，开其私人名下的大众轿车揽活创收，其间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则该司机的行为与单位没有任何关联，事故的定性与该司机的岗位、身份及其车辆的品牌也没有任何关联，其根本构不成工伤。
(4)、如果说，梁东彪姑妈家是通过格力签约网点要求提供移机服务的，则，被上诉人至少能够提供相应的通话记录，但其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梁东彪姑妈家中请过空调移机服务。另外，从情理上说，明知自己的侄子专业从事空调安装，有相应的技术，梁东彪姑妈就不可能通过格力签约网点或售后服务系统申请移机服务，并在申请中要求签约网点或售后服务系统直接指派自己的侄子来完成服务，否则，不仅根本解释不通。且，严重有违常识和人之常情。
鉴于上述的特殊关系，即使没有任何证据，立足于高度概然性的规则，结合普通人的认知，也应当得出梁东彪为其姑妈空调移机并非是单位派单的结论，当然也不存在适用补单情形的问题。
(5)、旧空调的移机不涉及空调的质量及维修，不同于新空调的售后安装，并不属于格力公司的义务服务范围，客户既不必须、也无必要诵过签约网点或售后服务系统办理移机业务，客户完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便捷地进行空调移机。具体到本案，梁东彪受其姑之邀进行空调移机，正是多渠道、多方式选择的结果。
二、梁东彪姑妈家的旧空调虽恰属格力品牌，但并不能据此认定梁东彪所从事的是其责任范围内的事务。一审以移机的旧空调属于格力品牌为由，将梁东彪自行接受委托，为他人的帮工行为也认定为受单位指派的工作，实属错误。
(1)、顾名思义，派单就是组织向个休成员发出的工作指令，这是派单的应有之义和本质特征。缺此，就不构成派单。再顾名思义，工作职责就是组织为个体成员设定的任务和目标，是个体成员为完成组织指令而必须承担的责任、实施的行为。显而易见，组织没有向个休成员发出指令，个体成员所实施的行为也并非是基于组织的设定和要求.则个体成员的行为就不属于执行职务的工作范围。但一审却忽视派单、指令、职务行为等概念的真正内涵.在格力签约网点的派单和指令不存在、组织的任务和目标不存。空调移机纯属梁东彪个人意志、个人意识支配的自我行为的清况下，仍然执意地以倒推的思维和逻辑，从格力二字入手，强行地将梁东彪非职务的个人行为装进职务行为的框中，该错误明显而严重，极大地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
就格力签约网点而言.案涉的空调移机。单位根本不知情.当然更谈不上下达相应的指令。换言之，案涉的空调移机，没有体现单位的任何意志和利益。总之，案涉的空调移机连构成工作职责的前提条件都不具备，一审却无端地将与单位风马牛不相及的空调移机认定为工作职责，实难成立。
（2)、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梁东彪在接受其姑妈邀请之时，己经明知姑妈家的空调为格力牌，更没有证据证明，梁东彪之所以同意其姑妈的邀请，就是因为其姑妈家的空调恰恰是格力牌的，也就是说，梁东彪之所以接受其姑妈的邀请，并非是基于对空调品牌的判断，与要移机的空调品牌无关，而完全是出于亲情考虑。一审将空调品牌与梁东彪的行为动机进行勾联，将梁东彪为姑妈帮忙的行为上升到工作职责的高度，严重缺乏合理性、逻辑性，乃至于令人啼笑皆非。
(3)、空调安装维修工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其服务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某一品牌，其承揽业务的方式也并不局限于单位指派，正是因为这一客观情况，因此，保险合同中对于不同情形作出了不同的安排处理，正如投保人合肥庐阳区飞泰制冷设备维修服务部所明确的：首先按照是否属于单位派单进行划分，意外身故保险金分别确定为100万、3万;在单位派单中再按照是否属于格力品牌进行划分。分别确定为100万、40万:非派单清祝下，不考虑品牌，统一执行3万元的标准。从上述的保险产品架构设计中可以看出，投保人的保险目的主要是为其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可能受到的伤害提供保障方案，其功能类似于工伤保险，格力品牌的因索只在派单的情况下才予区分考虑。本案中，梁东彪为姑妈家空调移机不是受单位指派，当然不存在按照品牌确定保险金的问题，更不存在从品牌又反推出空调移机属于工作职责的矛盾结论。
（4）、上己类举了大众轿车的例子，为强调一审判决的荒谬性，再举一例如下:某单位属于大众轿车的4S店、负责保修期内大众轿车的维修保养，该单位的汽车维修工，获知其亲友家己过保修期的大众轿车发生故障，遂利用周未时间主动到到亲友家上门义务帮忙维修，过程中发生事故受伤，在此情况下：其一，4S店不承担责任；其二，维修工的行为与单位无关，不属于职务行为；其三，维修工亲友家的汽车属于大众牌，并不是认定维修工是职务行为的理由。具体到本案，相关结论并不难得出，但一审却作出极其混乱的分析和判断，让上诉人十分遗憾。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该错误判决不仅损害了上诉人利益。对上诉人严重不公，且有损于保险市场的普遍性规则，不利于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呈请二审法院予以明鉴，依法予以改判。
上诉人另补充上诉意见：一、梁东彪在从事案涉的空调安装作业时，屋顶距离地面约3米，但其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依据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第4条“被保险人在从事距离坠落基准面2米(含)以上高空作业时需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例如使用安全带)，高空作业过程巾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的约定，上诉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二、上诉人一审时申请法院调取公安机关在事故发生后，对梁东彪亲属的询问笔录。及至开庭时，一审法院尚未调取。庭后，一审法院虽然予以调取，但在判决时却对上述证据内容未予任何评价，对于证据能够反映的事实未予任何认定，存在明显的刻意回避上述证据之嫌，且，就该部分证据也未交由上诉人(申诗人)查阅，更未就此要求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显然，一审法院虽在形式上调取了证据，但却又未能按照诉讼规则进行证据的质证和认定，一审的程序严重违法。依据法律规定，一审程序违法，造成关键事实不清，应发回重审。
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结果是造成对如下事实的视而不见: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已清楚地载明，梁东彪和弟弟梁劲松是受姑妈之邀，共同为姑妈家帮工，这已经明白无误地排除了受单位指派的可能性。一审置上述证据内容不予认定，仍然认为无法确定粱东彪事发前是否受格力签约网点的明确指派，一审认定事实的能力和水平存在严重问题。
被上诉人梁某2、刘仁翠、梁某1、李伏武、陈金华辩称：一、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二、由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关于本案的“特别约定”不能成立。双方对涉案的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均无异议。上诉人提交法院的证据“团体保单号码为GP25012017326407的保险合同”显示并无投保人“合肥庐阳区飞泰制冷设备维修维修服务部”的签章，因此上诉人的“特别约定”并未向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履行基本的告知义务，“特别约定”不能成立。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投保人合肥庐阳区飞泰制冷设备维修服务部的说明”系2017年10约13日制作，保险合同签订日期为2017年2约24日，本案受害人梁东彪意外身故日期为2017年4月22日，本案起诉日期为2017年9月18日，因此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存疑，丝毫不能补足“特别约定”的成立。
二、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不能证明“特别约定”的有效性。保险合同是诺成合同。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其制定的保险条款是向不特定的公众发出的要约，投保人递交投保单系向保险公司作出的承诺。保险公司对投保人递交的投保单的复核系对承诺的效力进行审核(审核承诺人、保险标的是否适格以及承诺是否改变要约内容(投保单上的特别约定)等)，如承诺有效则予以确认，保险合同自此成立并生效。保险公司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是对投保人交纳保险费的行为(履行保险合同)的认可。因此，保险单特别约定栏中的加注条款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在保险条款外另就相关事项与投保人进行的单个的、具体的约定，如其成立并生效，是双方间缔结的保险合同的补充合同。综上，如果保险单特别约定栏中加注的“特别约定”条款是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即成为整个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如果该“特别约定”条款不是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一致的结果，或投保人未予以确认，则该特别约定因不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不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应属于保险人就特别约定事项向投保人作出的新要约。保险公司对此负有证明该“特别约定”条款系其与投保人协商形成的合意或投保人对此予以了确认的责任。若举证不能，保险公司就不能据该“特别约定”条款拒赔。
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工作过程中的意外伤害事故”与“非工作过程中的日常生活意外事故”的争论。退而言之，即使依照上诉人提交的“特别约定”，也应该认定系“工作过程中的意外伤害事故”。该“特别约定”内容显示，涉及非格力空调的保险事故的保险金为40万元，涉及格力空调的保险事故的保险金为100万元。双方均对涉案空调为格力空调确定无疑，这一点没有争论。该“特别约定”内容同时显示区分“工作过程中的意外伤害事故”与“非工作过程中的日常生活意外事故”。那么本案中，受害人梁东彪作为专业的空调维修工，在空调移机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死亡，试问，保险公司要依据什么样的“常识”和“勇气”才能认定这是“日常生活意外事故”？“日常生活”指的是普罗大众的“衣食住行”，是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最基本的生活内容。能够说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包含有空调维修移机的内容吗？普通人遭遇维修空调摔伤致死的风险与空调维修工是同等概率的吗？显然这一说法不止是荒谬。“工作”，百度百科解释为：“作为名词用有工程、制作、业务、任务、从事各种手艺的人等意思。工作的概念是劳动生产，主要是指劳动。”受害人梁东彪作为普通的劳动者，他的“工作”就是维修空调，维修空调时他就是在“工作”。由此可见，受害人梁东彪不可能是“非工作过程中的日常生活意外事故”，只能是“工作过程中的意外伤害事故”。非此即彼，二者只能其一。有没有第三种选择？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即使是被上诉人提供的“特别约定”也没有提供可供第三种选择的情形。作为专业的保险公司都不能说明其不予赔偿的依据，当然应该赔偿。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
三、是否“网点指派”与“亲属关系”均非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理由。被上诉人认为受害人梁东彪对案涉格力空调的移机行为系受到了指派，系概括指派。所谓概括指派是指在一段时间内一次性指派。格力品牌专卖店的陈华与汪思慧在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证实“对于格力空调的移机，维修工可以自行接受客户的委托并收取费用。只要不超过格力公司规定的范围格力公司是允许的”。显然受害人梁东彪对案涉格力空调的移机行为系受到了指派。如果“指派”作为免赔条件，则必须对指派的方式和内容进行定义。我们看到保险公司对诸多免赔条件和词汇进行了定义。但是对于“网点指派”没有定义和专门的解释。按照对格式条款提供者不利解释的原则，应该作对保险公司的不利解释，即受害人梁东彪对案涉格力空调的移机行为系“网点指派”。无证据显示本案受害人梁东彪与涉案空调所有人系亲属关系，另是否为亲属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更为重要的是“网点指派”与“亲属关系”不会导致受害人梁东彪移机行为的危险性增加。我们认为梁东彪系受到了网点的概括性指派，格力公司授权他可以自行接受委托。即使没有受到网点指派，也不会加大该移机行为的危险性增加，更不能成为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依据。“亲属关系”更不能成为受害人梁东彪移机行为的危险性增加依据，更不能成为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依据。
四、其他。上诉人在诉状中列举的“大众轿车”的两个案例，我们认为该两个案例没有具体出处，逻辑混乱，不知所云。更为重要的是，即使这两个案例中的单位与4S店不承担责任，如果驾驶员或者维修工购买的人身保险，符合条件，保险公司是应该赔偿的。看不出“是否职务行为”与本案的关联性。上诉人认为受害人梁东彪的移机行为是帮工行为，显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帮工行为，是指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帮工行为区别于雇佣行为等民事赔偿责任。可以看出无论被帮工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帮工人投保了人身意外险，符合约定的条件保险公司都是应该赔偿的。所以是否帮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2017年4月22日晚受害人梁东彪在肥东县为黄文泉空调移机是其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工作，其死亡后，因为得不到赔偿导致其配偶李红英于2017年5月18日自杀身亡。被上诉人梁某2、刘仁翠老年丧子，被上诉人李伏武、陈金华老年丧女，未满九岁的梁某1幼年丧父，几乎同时幼年丧母。人生的重大灾难降临到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并且至今被上诉人没有得到任何其他方面的赔偿。
上诉人保险公司在诉状中表达了诸如同情，我们不清楚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见惯了保险事故中的死亡是否会麻木。我们能够确信的是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对于梁东彪的死亡，是无法体会到受害人家属的锥心之痛。作为被上诉人，我们只是希望保险公司能够秉持基本的商业伦理，依照保险条款的约定，尽快赔偿，以安抚受害人家属。不应该拖而不赔，让受害人雪上加霜。
另补充答辩意见，1、对于安全的适用也属于特别约定的内容，该特别约定已经在答辩意见说明不具有合法性，补充上诉意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上诉人在一审时间调取公安机关相关材料并没有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向法院申请，一审法院可以以该材料与本案的关联性再行开庭质证，因为本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将其载卷而不予开庭，并不存在任何程序违法。
梁某2、刘仁翠、梁某1、李伏武、陈金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金1000000元人民币;2、被告向原告赔付医疗费用789.85元人民币;3、由破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梁东彪系格力空调安装维修工人，主要承接安徽大市场3区1076号格力专卖店的空调安装维修工作。
合肥庐阳区飞泰制冷设备维修服务部为黄先根等123人在被告处投保了团体意外定寿(P1410，保险金额为100万元)、附加意外医疗(P0512，保险金额为10万元)、附加现金补贴(PO61O,8份)、可调行标残疾(P1463,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限为2017年3月1日零时起至2018年2月28日24时止;并做了如下特别约定:1、仅限格力下属品牌签约网点的人员参加本保险，非格力品牌签约网点人员参保的，其出险后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给付保险金且不退还未满期保费;2、仅承担被保险人受格力签约网点指派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保险责任以及非工作过程中的日常生活意外事故责任，涉及格力品牌的保险事故其意外身故、残疾共用保额100万:涉及非格力品牌的保险事故，其意外身故、残疾共用保额40万;若为日常生活意外事故，其意外身故、残疾共用3万元;3、意外医疗合理费用次免赔100元，100%赔付，不区分品牌······。
2017年4月21日，梁东彪参加了上述合肥庐阳区飞泰制冷设备维修服务部为黄先根等123人在平安养老保险公司投保的团体意外定寿(P1410，保险金额为100万元)、附加意外医疗（P0512，保险金额为10万元)、附加现金补贴（P0610.8份）、可调行标残疾（P1463，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保险期即为2017年4月21日至2018年3月1日
2017年4月22日22时左右，梁东彪在安徽省肥东县为黄文泉家的旧格力空调移机时不慎方高处坠落，后经肥东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后于当晚死亡，原告方支付了抢救费789.85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梁东彪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其父亲梁二海、母亲刘仁翠、配偶李红英(于2017年5月18日死亡)、儿子梁某1；李红英的父亲为李伏武、母亲为陈金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梁东彪的空调移机行为是否受格力签约网点指派及平安养老保险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原告保险金。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无法确定梁东彪事发前是否有格力签约网点图明确指派，但梁东彪本身是格力空调安装维修工人，事发时从事的也是格力旧空调移机作业，故梁东彪从事格力旧空调移机作业在其工作职责范围之内；平安养老保险公司辩称梁东彪利用自己的技术为其姑妈帮工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综上，平安养老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付梁某2、刘仁翠、梁某1、李伏武、陈金华因梁东彪死亡而产生的意外身故赔偿金100万元:因意外医疗合理费用次免赔100元，故被告应赔付原告医疗费689.85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梁某2、刘仁翠、梁某1、李伏武、陈金华保险赔偿金100万元、医疗费689.85元；二、驳回原告梁某2、刘仁翠、梁某1、李伏武、陈金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7元，减半收取6903.50元，由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平安养老保险公司提出这些证据一审卷宗中虽然有，但没有进行举证质证，即：1、肥东县新城派出所对梁劲松、梁某2、李红英等人的询问笔录，证明梁东彪系受其姑妈个人之邀，和弟弟梁劲松一起为姑妈家安装旧空调，并非是受单位指派。安装空调时，梁东彪未按照规定系安全带；2、格力电器安徽客户服务中心安装维修工管理系统信息、格力空调安徽总经销安徽盛世欣格力商贸有限公司的证明、安徽省天诚商贸有限公司制冷设备工程服务部工商登记信息，证明陈华是天诚商贸公司的负责人，梁东彪是天诚商贸公司的空调安装维修工，陈华关于梁东彪并非受单位指派从事案涉空调安装的陈述应予采信；梁东彪只能接受天诚商贸公司的统一管理和工作安排，不能同时从事第二个格力空调网点的安装维修工作，只能服务于天诚商贸公司；3、格力电器家用空调售后服务管理手册，证明格力空调售后服务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应由用户向特约网点报修和提出申请，然后由网点安排安装维修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上门服务，梁东彪为其姑妈家安装空调并非是受网点指派进行售后服务；4、回执、客户网上投保确认单，证明案涉的保险合同是经过规范的流程订立的，投保人对合同条款知晓并确认。
梁某2、刘仁翠、梁某1、李伏武、陈金华质证认为：这些证据不是二审新证据，被上诉人答辩意见不认可二审新证据的合法性，对于证据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二、三、四的三性均有异议。
双方在一审中分别提交了合肥市安徽大市场格力品牌专卖店陈华、汪思慧的询问笔录和情况说明，陈华、汪思慧陈述梁东彪发生事故移机没有网点派单，但陈华、汪思慧在此后情况说明中陈述梁东彪作为维修工可以在工作完成后再行补单，且对于格力空调移机，维修工可以自收自行接受客户的委托并收取费用，只要不超过格力公司规定的范围是允许的。同时陈述梁东彪购买意外保险交费的情况。从格力网点陈华、汪思慧的陈述可以看出，维修工的工作属性，在接单前并非严格履行派单手续，也可自行接受客户委托事后补单。因此，本院认为,平安养老保险公司在二审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二审查明，平安养老保险公司提供的团体人身保险单承保合肥庐阳区飞泰制冷设备维修服务部123的团体人身保险并附有人员名单。而梁东彪的保单系另行出具，平安养老保险公司在庭审中对此认为是加保。除查明的上述事实外，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平安养老保险公司认为对合肥庐阳区飞泰制冷设备维修服务部为被保险人梁东彪投保的团体人身保险虽系加保，但保单中载明缴费方式为趸交，对保险期限、险种名称及保额均作出约定，双方已形成保险合同关系，格力网点认可被保险人梁东彪支付了保费，梁东彪有参保意愿，因此，双方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关于平安养老保险公司出具保单中特别约定问题，案涉保险单特别约定未见投保单位盖章确认，且平安养老保险公司也未提供投保单对此予以证明系双方协商约定，亦未见梁东彪本人在特别约定中签名。即便如此的保单载明，而梁东彪所在派单网点出具说明：维修工在工作完成后可再行补单，对格力空调的移机、维修可以自行接受客户的委托并收取费用。说明维修工的工作属性并非是一律先行派单才能接受客户委托进行维修或移机等工作，且梁东彪作为维修工接受客户委托亦并不当然将亲属的移机排除在外。因此，在本案中，梁东彪在为客户移动格力空调过程中发生意外死亡，其法定受益人请求给付相应保险金，依法应予支持。综上，平安养老保险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7元，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爱民
审判员 张 健
审判员 陆文波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书记员 沈晨晨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