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0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忠，住所地广东省揭西县。
委托代理人：邓青青，广东三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吕戈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盛彪，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戈杰，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玲玲，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靳中山，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航，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晓玲，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晓晖，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华胜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陈巨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凯铭电气照明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王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伟民，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文锋，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宏星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陈育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雷霁。
上诉人朱建忠因与被上诉人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晖公司）、吕戈杰、冯玲玲、杨晓玲、杨晓晖、广州华胜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凯铭电气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铭公司）、广州宏星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4）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被上诉人吕戈杰、杨晓玲、杨晓晖、广州华胜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宏星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对其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为证明借款之事实，朱建忠向本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10日的《借款借据》壹份。经核实，该《借款借据》载明：“本公司现向某建忠借款人民币40万元，每月按3%计息。已收讫现金，此据！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11年11月10日。”以上内容全部系打印而成，并无经办人员签名或者手写字迹，其中“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处盖有名为“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印章一枚。庭审中，朱建忠表示借款的经办人是杨晓晖，该《借款借据》是其事先打印好并加盖该枚印章之后才交给朱建忠收执，但不是当面打印及盖章。杰晖公司及冯玲玲表示朱建忠提交的《借款借据》上的印章（为便于区分，以下简称“朱建忠提交的印某”）与杰晖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鉴许可证》所留的印章（为便于区分，以下简称“杰晖公司备案的印某”）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1、朱建忠提交的印某与杰晖公司备案的印某关于“晖”的“日”与“军”的笔画交接部位存在差异；2、朱建忠提交的印某与杰晖公司备案的印某关于“保”的“呆”的宽窄、长短的细节特征亦存在差异。以上差异足以证明朱建忠提交的印某与杰晖公司备案的印某并非出自同一枚印章，据此向该院申请对朱建忠提交的印某与杰晖公司备案的印某是否出自同一枚印章进行司法鉴定。在2014年12月9日庭审过程中，经合议庭组成人员比对朱建忠提交的《借款借据》原件与杰晖公司提交的发证日期为2011年5月24日的《刻章许可证》（穗公印字No.A0826280）原件，两份印某上所盖的“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印章中的“晖”在“日”与“军”的笔画交接部位确实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朱建忠亦确认前述差异，但表示其有证据证明杰晖公司在2011年5月24日至2012年7月6日期间（注：杰晖公司自2012年7月6日起启用新印章）对外使用的公章至少有两枚，即使朱建忠提交的印某与杰晖公司备案的印某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不仅不能证明朱建忠提交的印某为朱建忠私刻的虚假印章加盖而成，反而足以证明杰晖公司对外使用多枚印章的违法事实。
为证明杰晖公司对外使用多枚公章的事实，朱建忠向该院提交了由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明鉴司法鉴定所[2014]文某第23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委托人为朱建忠的委托代理人谢某；检材为落款日期为2012年5月30日的《借款借据》原件，其中借款人处有“杨晓晖”的签名为需检字迹，保证人处加盖的印某为“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比对印某；样本为：1、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13日的《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其中全体股权（签名、签章）处的“杨晓晖”字迹为比对字迹。2、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13日的《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章程》复印件，其中股东签名（盖章）处的“杨晓晖”字迹为比对字迹。3、落款日期为2012年2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原件，其中股东签名（盖章）处的“杨晓晖”字迹为比对字迹，加盖的印某“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比对印某。4、落款日期为2012年2月29日的《股份质押担保协议》原件，其中尾页授权代表签字处的“杨晓晖”签名字迹为比对字迹，加盖的印某“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比对样本；鉴定事项为：1、对检材上的签名字迹与样本（1-4）上的字迹是否出自同一人笔迹；2、对检材上加盖的印某“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样本（3-4）上加盖的印某“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是否同一枚印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1、检材上的签名字迹与样本（1-4）上的字迹是出自同一人笔迹。2、检材上加盖的印某“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样本（3）上加盖的印某“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是同一枚印章。3、检材上加盖的印某“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样本（4）上加盖的印某“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不是同一枚印章。杰晖公司与冯玲玲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为该鉴定事项由朱建忠的委托代理人单方委托，与本次鉴定事项存在利害关系的杰晖公司与杨某从未参与到该次鉴定过程当中，程序上有瑕疵，而且对朱建忠为何能够提交本应由杰晖公司持有的样本（4）提出质疑，但上述鉴定所使用的检材、样本以及鉴定结论至少证明作为杰晖公司总经理的杨某对其参与的对内对外合同后者其它文书均会签名确认，但朱建忠提交的《借款借据》仅盖有所谓的“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印章，却没有包括朱建忠自称的经办人杨晓晖在内任何工作人员的签名，明显不符合常理，更何况朱建忠提交的印某与杰晖公司备案的印某并非出自同一枚印章。
为证明资金来源以及交付过程等事实，朱建忠向该院陈述如下：1、朱建忠是主动送上门让杨晓晖向其借款，主要是因为朱建忠看到杰晖公司经营规模比较大，试图赚取高额利息；2、朱建忠与其太太及嫂子共同经营服装厂，出借之款项来自于该工厂的备用金；3、本案所涉借款的金额以及交付细节是朱建忠与杨晓晖在电话中商定，借款金额是杨晓晖提出并要求交付现金；4、朱建忠取得涉案现金之后自行开车前往杰晖公司的注册地址（即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18号1501-1502室），在杨晓晖的办公室内将现金400000元当面交付给杨晓晖，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5、涉案的《借款借据》是杨晓晖事先准备好（包括打印的内容及加盖公章），并在收到朱建忠交付的现金400000元才交由朱建忠收执。杰晖公司和冯玲玲对朱建忠的上述陈述意见提出如下质疑：1、朱建忠的上述意见仅为单方陈述，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加以证明；2、吕戈杰与杨晓晖的办公室在16楼，而非15楼；3、杰晖公司除办理对外担保等业务时以公司名义签署合同等文件之外，一般情况下不会以公司名义直接作为借款人对外融资，而是以个人名义办理对外借款，比如向谢某借款即以杨晓晖的名义签署借据并以公司名义承担保证责任；4、杰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盛彪表示其负责处理公司停业后遗留的债权债务等事务，从未见过朱建忠所称的40万元借款的记账凭证或者任何其他书面记录，也从未听杨某提及向某建忠借款一事，而且如此大额款项全部以现金方式交付也不符合杰晖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也有悖于一般企业的经营规则。为查明有关事实，该院责令朱建忠在庭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能够证明其陈述事实的证据材料，但朱建忠在该院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材料。
朱建忠以杰晖公司逾期还款为由向杰晖公司追讨借款本息，未果，遂诉诸该院。
另查，杰晖公司为一家成立于2008年12月24日的担保企业，其注册资本由最初的5000万元增资至目前的3.5亿元，其股东构成由最初的出资股东冯玲玲和杨晓玲，变更为目前的吕戈杰、冯玲玲、杨晓玲、杨晓晖、广州华某实业有限公司、凯铭公司、广州宏星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双方当事人诉争的印章启用于2011年5月24日，并在2012年7月6日经公安机关销毁后重新启用新印章。朱建忠提供了杰晖公司由成立至今的《验资报告》、出资情况以及相应的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杰晖公司自成立至今每次增加注册资本，各股东认缴的出资均未足额到位，各股东均将其用作验资的资金假借各种名义转出，已构成抽逃出资之违法行为。杰晖公司、冯玲玲以及凯铭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朱建忠无法证明其为杰晖公司的合法债权人，故股东是否抽逃出资不属于本案应当查明之事实，而且不应在同案一并审理。
再查，杰晖公司注册的经营地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18号1501-1502室，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立民终字第38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杰晖公司的办公场所已迁至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和平中街3号1811室。在上门送达应诉材料时，该院发现杰晖公司并不在此地址办公，并依法在其注册地址张贴送达公告，并在2014年9月4日与其他无法直接送达的被告一并登报公告送达诉讼材料。期间，盛彪持有加盖杰晖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吕戈杰私章的《授权委托书》签收了杰晖公司的应诉材料，并以杰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诉讼中，朱建忠对盛彪是否具备合法授权以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提出异议，认为杰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戈杰已下落不明，盛彪持有吕戈杰的私章及杰晖公司的公章不具有合法合理的事由。盛彪表示杰晖公司在2013年七月前后即已基本停止经营活动，其任职期间主要负责杰晖公司的债权债务的善后事宜，自此保管杰晖公司的公章以及吕戈杰的私章，并向该院提供了杰晖公司为其本人缴纳的2013年1月至7月社保缴费记录，以及2013年5月至2014年4月期间广州地区多家法院作出的若干份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盛彪为杰晖公司职员的身份以及多家法院准许盛彪作为杰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与诉讼活动的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按照朱建忠主张的法律事实，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该院将本案有关事实以及法律方面的争议焦点归纳并评述如下：
关于盛彪能否作为杰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活动的问题。
盛彪提供了其本人在2013年1月至7月期间的社保缴费记录，足以证明其与杰晖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虽然盛彪无法提供2013年8月之后的社保缴费记录或者劳动合同，但与杰晖公司已停止经营的实际状况相符，而且广州地区多家法院在2013年8月之后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均已认可盛彪作为杰晖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故朱建忠以盛彪无法提供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以及吕戈杰下落不明为由，不同意盛彪作为杰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的抗辩意见，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采纳。
关于朱建忠提交的《借款借据》上所加盖“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印章的鉴定问题。
杰晖公司及冯玲玲均对该枚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主张该枚印章与杰晖公司备案的印章不一致。经该院当庭比对两枚印章的差异之处，确认该两枚印章关于“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中“晖”在“日”与“军”的笔画交接部位确实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朱建忠对该差异之处亦不持异议，故有关印章真伪的争议事实无需通过鉴定结论加以认定。换言之，杰晖公司和冯玲玲所提出的印章鉴定申请已无必要，该院据此认定朱建忠提交的《借款借据》与杰晖公司备案的《刻章许可证》上各自加盖的“杰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两枚印章并非同一枚印章。
关于朱建忠主张的借款事实是否发生的问题。
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生效与否取决于借款是否真实交付。就本案而言，朱建忠主张其向杰晖公司出借40万元，并为证明该事实提供了单一证据即《借款借据》。朱建忠诉称所借之款项全部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交付给杰晖公司的总经理即杨晓晖，杰晖公司否认收到该笔借款并对朱建忠所持《借款借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此，该院认为朱建忠主张现金交付40万元的事实不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从涉案《借款借据》的形式证明力来看，朱建忠主张该《借款借据》由杨某以杰晖公司的名义出具并提供，但按照该院在上文认定之事实，即加盖于《借款借据》上的印某与杰晖公司备案的印某并非出自同一枚印章，故朱建忠提交的《借款借据》已丧失其表面上的证明效力。尽管朱建忠补充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杰晖公司在2011年5月24日至2012年7月6日期间对外使用至少两枚不同的印章，但相较于《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检材和样本，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除诉争的印章之外，涉案《借款借据》所载明的内容全部系打印而成，而且没有杨晓晖本人或者杰晖公司工作人员的任何字迹。即使杰晖公司对外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况属实，朱建忠仍须对涉案《借款借据》上诉争印章由杰晖公司工作人员加盖的事实加以证明，但显然本案仅凭朱建忠的单方陈述以及现有的证据无法查明前述事实，故该院认定加盖诉争印章的行为并非杰晖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可见，朱建忠对涉案《借款借据》的形成过程及其应有证明力均未完成举证责任。其次，从涉案的金额大小以及交付方式来看，朱建忠所主张的借款40万元属于大额款项，但全部以现金方式交付的话，确与生活常理不符，故朱建忠提交的唯一证据《借款借据》已不具有证明交付事实的直接证明力。有鉴于此，朱建忠仍须对所借款项的资金来源、取款凭证、交付细节（例如双方接洽的联系记录、见面地点、现金清点以及运输方式，交付时在场人员）进一步举证证明，直至形成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和逻辑的证据链条为止。对以上有待证明的事实，除单方陈述之外，朱建忠在庭前及庭后该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故此，朱建忠也没有完成对交付事实的举证责任。最后，朱建忠自称与杨晓晖经人介绍而认识，其本人经商且手头存有大量现金，涉案款项是杨晓晖要求现金交付并在电话中敲定交付细节之后再当面交接，双方书面约定利息但口头约定还款时间。按照朱建忠与杨晓晖之间的亲疏关系，双方远未达成以现金交付的信任基础，亦没有形成以现金交付的交易习惯。同时，杨晓晖并非以其私人名义，而是以杰晖公司的名义提出借款，朱建忠即向杨某交付大额现金但不要求书面约定还款时间，事后亦不保留足以佐证交付过程的任何证据材料，此做法既不符合商人本应具有的逻辑思维和风险意识，也有悖于日常的生活经验法则。综上分析，本案不能仅凭唯一且存在多处不符合常理的《借款借据》确认借款的事实，而且朱建忠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资金的来源以及交付的事实，该院据此认定朱建忠作为主张借款事实成立的一方没有完成相应的举证义务，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朱建忠要求杰晖公司立即清偿借款本金40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同理，朱建忠以抽逃出资为由要求其他各原审被告承责的诉讼请求，该院一并予以驳回。
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裁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就本案而言，本院运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向当事人分配相应的举证责任，并以朱建忠没有完成举证责任为由判定朱建忠败诉，但对双方诉争的印章究竟是朱建忠抑或杰晖公司的有关人员伪造并对外使用，本案以现有的证据尚不能查明该事实。既然杰晖公司就其印章被他人伪造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故该待证事实属于公安机关侦查的范围，本案不符合上述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情形。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建忠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4347元（含受理费10485元和保全费3862元），由朱建忠负担。
上诉人朱建忠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关键性证据《借款借据》上的涉案印章无需鉴定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依法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以查明涉案印章的真伪，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首先、杰晖公司提供的两枚备案印章是否真实、是否为杰晖公司曾经使用过的全部印章没有查明；其次、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没有表示过“对差异之处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应对本案关键性证据《借款借据》上的印章真伪、是否为杰晖公司曾经使用的印章之一作出全面审查，不应当依据杰晖公司提供的所谓备案印章并取代鉴定机构直接凭肉眼对涉案印章的真伪作出主观推测、判断。2、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杰晖公司向上诉人借款事实的存在。我方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调取的杰晖公司的工商资料证实，杰晖公司在2011年3月25日进行了名称变更，2011年7月13日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启用了新公章，而杰晖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提交的自称为备案公章登记启用日期为2011年5月24日。由此可见杰晖公司在2011年3月至2011年5月的空档期必定存有另一枚使用的公司印章用于日常经营活动。杰晖公司提供的两枚印章使用的证据材料，结合杰晖公司存有使用该两枚印章的空档期及存有三个经营地址的事实。且多个案外人均持有与涉案印章相同的借条等事实，足以证明我方提供的借款借据的真实性。由于借据上已经确认借款已经现金收讫，所以二审法院应该依法判决认定本案借款成立，并判决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3、盛彪没有提供本案诉讼时的劳动合同和社保记录，不具备代理资格，其代理杰晖公司参与诉讼是违法和无效的。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被上诉人冯玲玲答辩称：1、我方在一审申请过鉴定，上诉人不配合提供借据的原件，从而导致鉴定无法进行。2、上诉人在一审明确表示不需要鉴定。3、关于盛彪的代理权限，在没有法律规定公司停业之后其员工不能担任代理人的情况下，目前盛彪的授权有杰晖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私人印章证明，对方的异议不能成立。二审的审理是围绕上诉请求的，对方的上诉状是没有提到盛彪代理资格的问题，对方没有在收到一审判决15天以内提起该部分的上诉，二审法院不应该审理该部分。4、本案除了一张某印章的借条，对方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笔借款有实际产生和交付的记录。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杰晖公司答辩称：同意冯玲玲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凯铭公司答辩称：1、同意冯玲玲答辩意见；2、该公司不是杰晖公司的股东，是被他人冒用公章登记成为杰晖公司的股东，已经起诉请求纠正。
被上诉人吕戈杰、杨晓玲、杨晓晖、广州华某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宏星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新成实业有限公司均无答辩。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朱建忠在二审阶段申请对《借款借据》上的涉案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摇珠选定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为鉴定机构。2016年4月27日，本院工作人员向某建忠委托代理人邓青青律师送达（2016）粤01物证鉴7号预缴鉴定费通知书。通知书载明收到通知书后七个工作日内将鉴定费用缴付到鉴定机构指定帐户，没有正当理由未能在规定期限内缴纳鉴定费用的，视为自动放弃鉴定申请。2016年5月10日，本院工作人员电话联系邓青青律师，向其询问是否缴纳鉴定费用，其回答没有缴纳。2016年5月18日，本院工作人员拨打缴费通知上载明的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联系电话020-362××××7，该所职员许先生称未收到本案的鉴定费用。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双方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借据》上的涉案印章无需鉴定是否程序违法，应予发回重审；二、朱建忠与杰晖公司之间是否存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一、关于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借据》上的涉案印章无需鉴定是否程序违法，应予发回重审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据此，上诉人朱建忠称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借据》上的涉案印章无需鉴定程序违法，应予发回重审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朱建忠与杰晖公司之间是否存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
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对于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应由出借人承担举证责任。对当事人主张通过现金交付的借贷，应根据交付凭证、借贷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资金来源、交易习惯、当事人关系及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关系。
本案中，朱建忠主张杰晖公司向其借款40万元，提供了借款借据为证，但借款借据上杰晖公司的印章明显与该公司备案的印章不同。而本案出借金额较大，朱建忠主张通过现金交付，但对资金来源、取款凭证、交付细节除己方单方陈述外，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且朱建忠陈述的整个交易过程也有多处悖于日常的生活经验法则，原审对此已经充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朱建忠在二审阶段申请对《借款借据》上的涉案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又未按时交纳鉴定费用，视为其自动放弃鉴定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朱建忠主张杰晖公司向其借款40万元，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不能仅凭唯一且存在多处不符合常理的《借款借据》确认借款的事实，而且朱建忠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资金的来源以及交付的事实，原审据此驳回朱建忠要求杰晖公司清偿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处理正确，予以维持。
另外，关于盛彪的代理资格问题。经审核，朱建忠在原审已就盛彪的代理资格提出异议，盛彪提供了其本人在2013年1月至7月期间的社保缴费记录。鉴于杰晖公司已停止经营的实际状况，而且广州地区多家法院在2013年8月之后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均已认可盛彪作为杰晖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原审法院认可盛彪作为杰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朱建忠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10485元，由上诉人朱建忠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邓永军
审判员 曲卫东
审判员 江闽松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李 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