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6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权，男，197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耀忠，广东德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笑珠，广东德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亮林，男，195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苏溪居委会龙山大道苏原路1号6号铺首层，组织机构代码69972721-0。
法定代表人：吕亮林，执行董事。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景帮，广东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新茂，男，197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泽华，男，196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江，广东聚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锦昌，男，197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景帮，广东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国权、吕亮林、佛山市顺德区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新茂、刘泽华、陈锦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64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陈国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判令于新茂、刘泽华向陈国权连带清还借款7616640元、利息773197.24元（其中：2016年1月份利息270499元；2016年2月至4月份利息502698.24元，利息按月利率2.2%计算，实际计至清还全部借款完毕之日为止）、违约金251349.12元（按月1.1%计算，从2016年2月1日暂计至2016年4月30日，实际计至清还全部借款完毕之日为止）;2.判令吕亮林、陈锦昌、华都公司对上述借款、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华都公司向陈国权支付律师费15万元（三项合计8791186.36元）;4.判令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华都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22日，陈国权作为甲方、于新茂与刘泽华作为乙方、吕亮林作为丙方、陈锦昌作为丁方共同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于新茂、刘泽华因资金周转需要，特向陈国权借款1500万元，该款陈国权分三期借出给于新茂、刘泽华：第一期于2014年10月25日前借款500万元，第二期于2014年11月5日前借款500万元，第三期于2014年11月25日前借款500万元，陈国权将上述款项转入于新茂、刘泽华委托吕亮林如下账户内：开户银行兴业银行龙江支行，户名梁翠仪，账号：62×××19，于新茂、刘泽华每次收到陈国权款项之日，必须出具一份借据给陈国权，以确认借到该款项，如于新茂、刘泽华未能出具借据给陈国权，以陈国权的转（汇）款单作为借款的依据；利息为月利率2.2%。其中，第五条约定：还款期限：于新茂、刘泽华分60期将上述借款及利息清还给陈国权，自2014年11月5日起，每10天归还借款25万元及当期利息，并且于新茂、刘泽华可提前还款直至清还完毕为止。第六条约定：陈国权指定帐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龙江丰华支行，户名陈国权，帐号62×××12，陈国权收到还款及利息后应及时开具收据给于新茂、刘泽华。第七条约定：如于新茂、刘泽华有任一期未能按时足额清还借款及利息的，陈国权有权不受上述还款期限的限制，要求于新茂、刘泽华一次性清还尚欠的借款及利息。第八条约定：吕亮林、陈锦昌自愿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于新茂、刘泽华最后还款日的二年内。保证期内，吕亮林、陈锦昌在接到陈国权书面追偿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向甲方清偿借款、利息及由此产生的费用。第十一条约定：如果本协议被有关部门或法院确认无效，仍不能免除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的共同赔偿责任，即仍应连带赔偿陈国权的全部损失，包括债务本金损失、利息损失、逾期还款的违约金损失以及诉讼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等各项损失。第十三条约定：违约责任为如借款逾期归还的，均按《借款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综合费率的50%加收罚息。第十四条约定：本协议在履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陈国权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裁决，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等由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承担。
上述《借款协议书》签订的同一日，华都公司作为甲方、于新茂、刘泽华作为乙方、吕亮林、陈锦昌作为丙方共同签订《反担保协议》，约定如下：鉴于：1.为解决资金需求，于新茂、刘泽华与莫小云于2014年6月24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莫小云借款1610元给于新茂、刘泽华，于新茂、刘泽华借到款项后至今仍有1310万元本金未还；2.为偿还莫小云借款需要，于新茂、刘泽华向陈国权借款1500万元，该款由华都公司代收并由华都公司为于新茂、刘泽华按时足额向莫小云清偿借款本息提供担保；3.陈国权与于新茂、刘泽华于2013年5月6日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总承包合同（三期未完成部分》，约定由于新茂、刘泽华承包华都公司的龙江锦翠华庭建筑安装工程总造价为101036518元，付款方式为以合同内商品房固定单价抵工程价款；4.鉴于华都公司协助陈国权解决资金需求，于新茂、刘泽华承诺自签订本协议日起，不能以任何理由停工，直到本项目顺利依时完成验收为止。否则于新茂、刘泽华要承担全部经济法律责任。为保障甲、乙双方权益，减少纠纷，本着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于新茂、刘泽华从陈国权借入的1500万元，由陈国权分三期每期500万元直接转入华都公司账号，转入后由华都公司直接支付给莫小云，用于清偿于新茂、刘泽华的借款本息，直至清偿完毕为止；第二条：于新茂、刘泽华承诺按照2014年10月22日与陈国权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华都公司指定于新茂、刘泽华的该笔借款由吕亮林、陈锦昌负责，吕亮林、陈锦昌必须同意还款，吕亮林、陈锦昌两人任何一人不同意还款都不能阻止无条件还款给陈国权。第三条：于新茂、刘泽华同意：若于新茂、刘泽华逾期向陈国权偿还借款本息的，则华都公司有权自主定价销售确定给于新茂、刘泽华用于抵偿工程款的商品房及商铺并将销售房款支付给陈国权，用于清偿于新茂、刘泽华拖欠陈国权的借款本息（包括且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直至清偿完毕为止。若上述确定给于新茂、刘泽华用于冲抵工程款的商品房及商铺的销售款项不够抵偿的，则由于新茂、刘泽华另行向陈国权清偿。第四条：于新茂、刘泽华同意：若因于新茂、刘泽华逾期向陈国权偿还借款本息导致华都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则华都公司有权自主定价销售确定给于新茂、刘泽华用于抵偿工程款的商品房及商铺市场定价并将销售房款用于抵偿华都公司为于新茂、刘泽华向陈国权代偿的全部款项（包括且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直至抵偿完毕为止。若上述确定给于新茂、刘泽华用于冲抵工程款的商品房及商铺的销售款项不够抵偿的，则陈国权有以继续向于新茂、刘泽华追索。第五条：华都公司与于新茂、刘泽华同意：在于新茂、刘泽华全部清偿完毕陈国权1500万元借款本息及相关应付款项前，华都公司有权保留确定给于新茂、刘泽华用于抵偿工程款的商品房及商铺的销售价款，参考于新茂、刘泽华的借款合同还款时间条款，直至于新茂、刘泽华全部清偿完毕陈国权1500万元借款本息及相关应付款项。等于新茂、刘泽华全部清偿完毕陈国权1500万元借款本息及相关应付款项后，华都公司再将剩余销售房款支付给于新茂、刘泽华或将剩余未销售的商品房及商铺交付给于新茂、刘泽华。第六条：因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导致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第七条：本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已清楚理解协议各条款的内容，均愿意严格执行。
上述《借款协议书》及《反担保协议》签订后，陈国权通过陈国雄与蔡结贞（据陈国权称两人分别为陈国权的哥哥、陈国权的妻子）的帐号分别于2014年10月24日、2014年11月4日、2014年11月24日将三笔500万元借款合计1500万元汇入指定的梁翠仪收款账户，于新茂、刘泽华分别于2014年10月24日、2014年11月4日、2014年11月25日出具三份《确认书》给陈国权，确认收到陈国权出借的借款1500万元。
从2014年11月5日起至2016年3月25日止，于新茂等合计向陈国权支付了14214608元，分别包括以下三部分组成：
一、于新茂、刘泽华通过转账向陈国权还款4221000元及陈国权开具收据（诉讼中由刘泽华持有并提交质证）的情况如下：
2014年11月5日转账36万元，无收据。
2014年11月14日转账36万元，2014年11月15日陈国权开具编号为0005401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第二期本金25万元，利息11万元。
2014年11月25日转账36万元，2014年11月25日陈国权开具编号为0005402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第三期本金25万元，利息11万元。
2014年12月16日转账1063500元，2014年12月15日陈国权分别开具编号为0005403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第四、五、六期本金75万元，本金尚欠1350万元；编号为0005404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第四、五、六期利息313500元。
2015年1月15日转账839000元、16日转账208000元，合计转账1047000元，2015年1月15日陈国权分别开具编号为0005405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第七、八、九期本金75万元，本金尚欠1275万元；编号为0005406收据注明：还第七、八、九期利息297000元。
2015年1月28日转账60万元、29日转账430500元，合计转账1030500元，2015年2月15日陈国权分别开具编号为0005407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第十、十一、十二期本金75万元，本金尚欠1200万元；编号为0005408收据注明：还第十、十一、十二期利息280500元。
二、于新茂向陈国权转账支付的447750元，分别是：2015年10月7日7万元、2015年12月2日87750元、2015年12月14日5万元、2016年2月6日10万元、2016年3月16日10万元、2016年3月17日4万元。而陈国权又向于新茂于2015年12月24日转账20万元、2016年3月18日转账26万元。
三、华都公司、吕亮林、陈锦昌通过梁翠仪账户向陈国权指定账户合计还款9545858元及陈国权向刘泽华开具的《收据》（诉讼中由刘泽华持有《收据》的原件并向法庭提交质证）情况如下：
2015年1月20日转账200万元给陈国权，无收据。
2015年3月13日转账1353620元，陈国权2015年3月15日分别开具编号为9234861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第十三、十四、十五期本金993620元，本金尚欠11006380元；编号为9234862收据注明：还利息264000元。
2015年3月31日转账482238元，2015年4月30日转账50万元，陈国权于2015年4月15日分别开具编号为9234863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第十六、十七、十八期本金652047元，本金尚欠10354333元；编号为9234864收据注明：还第十六、十七、十八期利息242140元。（该两份收据刘泽华未能提供原件，但陈国权予以确认，并提供了该两份收据的第一联原件）
2015年5月22日转账1060000元，陈国权于2015年5月15日分别开具编号为9234865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期本金749377元，本金尚欠9604956元；编号为9234866收据注明：还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期利息227795元。
2015年6月18日转账75万元，陈国权于2015年6月15日分别开具编号为9234867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461851元，尚欠借款9143105元；编号为9234868收据注明：还利息211309元。
2015年7月24日转账50万元，陈国权于2015年7月15日分别开具编号为9234869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225706元，尚欠借款8917399元；编号为9234870收据注明：还利息201148元。
2015年8月25日转账30万元，陈国权于2015年8月15日分别开具编号为9234871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32478元，尚欠借款8884921元；编号为9234872收据注明：还利息267522元。
2015年10月16日转账72万元，陈国权为此开具了三张收据，分别是：署明为2015年9月15日、编号为9234873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利息266547.5元；署明为2015年10月15日、编号为9234874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186905元，尚欠借款8698016元；署明为2015年10月15日、编号为9234875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利息266547.5元。
2015年12月1日转账13万元，陈国权为此开具署明为2015年11月15日、编号为9234876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利息13万元，尚欠借款加利息8828956元。
2016年1月19日转账30万元、2月2日转账5万元，合计转账35万元，陈国权为此分别开具2张收据，分别为：署明为2016年1月15日、编号为9234878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12月份借款利息272815元；尚欠借款加利息8828956元；署明为2016年1月15日、编号为9234879收据注明：于新茂、刘泽华还款77185元，尚欠借款合计9016640元。于新茂在收据上署明：“确认人于新茂”。
2016年3月22日转账20万元，3月24日转账90万元，3月25日转账30万元，均无收据。
截止2016年3月25日，于新茂等共偿还给陈国权款项14214608元，如果按月利率2.2%计算,其中偿还利息2795065.02元，偿还本金11419542.98元，尚欠本金3580457.02元；如果从借款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按月利率2.2%计算、从2016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其中偿还利息2911582元，偿还本金11303026元，尚欠本金3696974元。
因于新茂等未能依时还款，陈国权提起本案诉讼，并为此委托了广东德业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为诉讼，支付了15万元律师费。另查明，陈国权与于新茂于签订《借款协议书》之后即口头约定利息按月利率3%计付。
2015年1月20日，于新茂向陈国权出具《确认书》，确认华都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通过兴业银行将200万元汇入陈国权账号内，陈国权将该款转到陈锦昌账户内，后由陈锦昌将款交给于新茂本人，故确认该200万元实际是以陈国权账户走账，该款的实际使用人是于新茂本人，该款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于新茂本人承担。之后，在本案诉讼之前，陈锦昌于2016年4月18日在上述《确认书》空白处签署意见：该款通过陈国权转到陈锦昌账户内，由陈锦昌将该款交给于新茂，该款的实际使用人系于新茂。
2015年12月31日，于新茂、刘泽华在《确认书》中确认“从2016年1月1日起利率为月息3分”，即对《借款协议书》约定月利率2.2%进行了变更。该变更未经吕亮林、陈锦昌同意。
华都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三人，分别是冯柏成、吕亮林、陈锦昌，吕亮林是执行董事。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借款合同及利息利率条款效力问题。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公民之间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陈国权与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之间签订《借款协议书》确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有效，但借款利息利率及逾期利率的确定应当以相关的法律规定为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陈国权起诉请求按合同约定每月2.2%来计收从2016年1月后至清还全部借款之日止的利息，法院对于年利率24%部分的利息予以支持，对于超过年利率24%部分的利息，不予支持。《借款协议书》第十三条约定如借款逾期归还均按第四条约定的综合费率的50%加收罚息的条款，即按月利3.3%的计算亦已经超过年利率24%，因此，对于逾期利率亦应当按年利率24%计算。但是，因合同约定还款期内的利息计算均已按年利率24%计算，故陈国权起诉请求按月1.1%支付计至清还全部借款之日止的违约金的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法院不再支持。
关于2015年12月31日于新茂、刘泽华在《确认书》中确认从2016年1月1日起利率为月息3分以及陈国权与于新茂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月利率3%的效力及事实认定问题。因《借款协议书》的借款人为两人即于新茂、刘泽华，故于新茂、刘泽华于2015年12月31日，在《确认书》中确认“从2016年1月1日起利率为月息3分”，即对《借款协议书》约定月利率2.2%进行了变更，对借款人于新茂、刘泽华有约束力，但是，该变更并未经保证人吕亮林、陈锦昌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保证人吕亮林、陈锦昌对加重部分不承担责任，即借款人于新茂、刘泽华与出借人陈国权变更借款利息利率为月利率3%对保证人吕亮林、陈锦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综上，本案在主债务的认定以及保证责任承担上，应当作区分处理，即保证人吕亮林、陈锦昌仅对按照《借款协议书》约定的利率计算的本金及利息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借款人于新茂、刘泽华应当按变更后的约定计算出来的本金及利息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此外，因《借款协议书》的借款人为两人即于新茂、刘泽华，陈国权与于新茂主张双方在合同签订后即由月利率2.2%变更为月利率3%，该重大变更仅在2015年12月31日《确认书》得到刘泽华的书面确认同意，在此之前并无任何证据证实该变更取得刘泽华的同意，仅有于新茂同意而无刘泽华同意，对刘泽华不具有法律效力，即对基于《借款协议书》而产生的本案借款合同关系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发生合同变更。
二、关于还款数额确定及本息计付的问题。首先，关于还款数额问题争议焦点之一是陈国权提供的证据6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从于新茂的本案还款账户向陈国权指定还款账户支付6笔合计447750元（2015年10月7日7万元、2015年12月2日87750元、2015年12月14日5万元、2016年2月6日10万元、2016年3月16日10万元、2016年3月17日4万元）款项是否应当认定为本案借款人向陈国权偿还借款的问题。因本案民间借贷合同涉及多方当事人，其中借款人涉及两个当事人，保证人亦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故认定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均应严格以合同约定及合同的正常履行为依据，不能仅凭其一方或少数当事人的陈述为依据。本案中，借款人及保证人向出借人转账的行为，均应当认定为还款行为，除非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实是另有其他用途。否则，仅凭其中少数人的主张认定与合同约定不相一致的事实，会损害其他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以上6笔款项的用途，陈国权与于新茂主张双方之间另有借贷关系，但该主张所依据的仅是口头协议，对此，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该6笔款项是从于新茂的本案还款账户向陈国权指定还款账户，法院认定该6笔款项属于本案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中借款人向陈国权的还款。
其次，关于还款数额争议焦点之二即2015年1月20日200万元是否可认定为向陈国权偿还的借款的问题。因2015年1月20日200万元是由指定的梁翠仪账户转账200万元到陈国权指定的还款账户，而陈锦昌、于新茂、华都公司提供的证据2之梁翠仪在诉讼中的《声明》明确该笔款项是梁翠仪受吕亮林委托支付给陈国权用于偿还陈国权的借款，结合《反担保协议》第二条“吕亮林、陈锦昌两人任何一人不同意还款都不能阻止无条件还款给陈国权”的约定，据此，法院认定2015年1月20日200万元的性质属于向陈国权偿还的借款。陈国权提供的证据5之《确认书》及陈锦昌《无折存款回单》并不足以推翻以上证据和事实，只能证实陈国权收取200万元之后的处理，而借款人与出借人及保证人三方当事人之间对于该事项并无特别约定，故陈国权与于新茂、陈锦昌对该200万元的处理仅对陈国权、于新茂及陈锦昌具有法律约束力，可认定为该处理的相关当事人即陈国权、于新茂及陈锦昌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对于刘泽华、吕亮林并无法律约束力。综上，刘泽华、吕亮林、华都公司对该问题的主张理由成立，法院予以采纳。陈国权、于新茂及陈锦昌对该问题的主张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再次，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主张截至2016年3月25日，已向陈国权还款19495851元，其中通过梁翠仪账户直接汇入陈国权账户的款项为9545858元，通过于新茂、刘泽华自行向陈国权支付的款项为9949993元，即主张借款人通过梁翠仪账户汇出的金额与开具收据的金额各自独立一节，因《借款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出借人出借及借款人还款均应通过各自指定的账号进行转账，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的主张与合同约定不符，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根据五被告提供的全部转账金额计算出来的还款总金额为14214608元。陈国权反驳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以上主张的理由成立，法院予以采纳。
最后，关于借款人偿还的款项如何计算本金及利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八条“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二款“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以及《借款协议书》第五条“于新茂、刘泽华可提前还款直至清还完毕为止。”的约定，本案借款人及其保证人可提前还款，并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本案按照先偿还利息再偿还本金的顺序清偿，截止2016年3月25日，于新茂等共偿还给陈国权的款项为14214608元，如果按月利率2.2%计算,其中偿还利息2795065.02元，偿还本金11419542.98元，尚欠本金3580457.02元；如果从借款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按月利率2.2%计算、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3月25日止按月利率3%计算，其中偿还利息2911582元，偿还本金11303026元，尚欠本金3696974元。
综上，根据《借款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及还款金额，自2014年11月5日起，每10天归还借款25万元，于新茂、刘泽华分60期将上述借款及利息清还给陈国权，也就是说，到起诉时间2016年4月25日止，借款人应当偿还50期，即应当偿还50期×25万元/期=1250万元，而截止起诉时止，借款人仅偿还本金11419542.98元，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借款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如于新茂、刘泽华有任一期未能按时足额清还借款及利息的，陈国权有权不受上述还款期限的限制，要求于新茂、刘泽华一次性清还尚欠的借款及利息。因此，陈国权起诉请求于新茂、刘泽华支付尚欠的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理由成立，依法应予以支持，但本金及利息应依前所述计付。同时，根据《借款协议书》第八条约定，吕亮林、陈锦昌对于新茂、刘泽华的借款本息及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陈国权起诉请求吕亮林、陈锦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的规定，法院确定保证人在本案中承担保证责任之后有权直接向借款债务人于新茂、刘泽华追偿。
三、关于陈国权提起本案诉讼的律师费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虽然《借款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如果本协议法院确认无效，仍不能免除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的共同赔偿责任，即仍应连带赔偿陈国权的全部损失，包括债务本金损失、利息损失、逾期还款的违约金损失以及诉讼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等各项损失。”、第十四条特别约定：“本协议在履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陈国权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裁决，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等由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承担”，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前述本案已确定逾期利率按年利率24%计付以及律师费用属于逾期利息、违约金的其他费用的情况下，陈国权再主张借款人承担律师费用的理由与前述司法解释相违背，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四、关于华都公司是否本案借贷关系的借款人或担保人、保证人以及是否需要在本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反担保协议》明确有华都公司对1500万元需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包括：一是《反担保协议》前言第2点写明“陈国权借款1500万元给于新茂、刘泽华，该款由华都公司代收，并由华都公司为于新茂、刘泽华按时足额向莫小云清偿借款本息提供担保”，二是《反担保协议》第四条订明“于新茂、刘泽华同意：若因于新茂、刘泽华逾期向陈国权偿还借款本息导致华都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则华都公司有权自主定价销售确定给于新茂、刘泽华用于抵偿工程款的商品房及商铺市场定价并将销售房款用于抵偿华都公司为于新茂、刘泽华向陈国权代偿的全部款项（包括且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直至抵偿完毕为止。若上述确定给于新茂、刘泽华用于冲抵工程款的商品房及商铺的销售款项不够抵偿的，则陈国权有权继续向于新茂、刘泽华追索。”，即华都公司需承担担保责任并有权在偿还借款之后不足的向于新茂、刘泽华追偿。其次，《反担保协议》中与担保相关的内容有：一是《反担保协议》的履行主体，第二条约定“华都公司指定吕亮林、陈锦昌负责还款”，而吕亮林、陈锦昌是华都公司全部三位股东中的两大股东及经营管理人，虽然吕亮林、陈锦昌是《借款协议书》中明示的保证人，但在于新茂、刘泽华逾期还款时，实际履行还款义务是华都公司，由华都公司通过销售于新茂、刘泽华的因抵偿工程款而分得的商品房及商铺所得款项通过其财务人员的账户直接支付给陈国权，这在《反担保协议》第三条有明确的约定；二是华都公司在为于新茂、刘泽华向陈国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条件下，取得了于新茂、刘泽华必须无条件依时完工及不能停工的承诺这一直接利益，即《反担保协议》前言部分第4点中所称，也就是说，《反担保协议》中权利直接受保障者是华都公司而非《借款协议书》中的保证人吕亮林、陈锦昌，认定华都公司是保证人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反担保协议的订立目的。三是从《反担保协议》的行文上看，《反担保协议》的甲方首先是华都公司而非吕亮林、陈锦昌，而乙方是于新茂、刘泽华，《反担保协议》通篇所讲的都是甲、乙双方为主，直接涉及丙方吕亮林、陈锦昌的仅有第二条的内容。四是陈国权实际持有《反担保协议》的原件。综上，根据《反担保协议》的内容及华都公司的履行情况及陈国权持有《反担保协议》，应当认定华都公司与陈国权已经达成担保的合意，华都公司具有提供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应当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据此，法院确定华都公司在本案承担保证责任。因当事人对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法院确定华都公司属提供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至于保证担保的范围，基于华都公司与于新茂等四人共同签订《反担保协议》，故应当认定与吕亮林、陈锦昌所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相同。华都公司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为依据而主张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新茂、刘泽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国权偿还本金3696974元；二、于新茂、刘泽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国权支付利息（以借款本金3696974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2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三、吕亮林、陈锦昌、佛山市顺德区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中的3580457.02元以及利息（以借款本金3580457.02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2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吕亮林、陈锦昌、佛山市顺德区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于新茂、刘泽华追偿；五、驳回陈国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3338.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8338.3元，由陈国权负担44726.24元，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佛山市顺德区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3612.06元。
上诉人陈国权上诉请求：1.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于新茂、刘泽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国权偿还本金6144724元；2.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为于新茂、刘泽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国权支付利息（以本金6144724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2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3.变更原审判决第三项为吕亮林、陈锦昌、华都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中的6028207.02元以及利息（以本金6028207.02元为基数，从2016年3月2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华都公司向陈国权支付律师费15万元；5.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华都公司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的欠款本金有误。1.从于新茂账户向陈国权账户转账的6笔合计447750元的款项不属于本案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向陈国权的还款，是陈国权与于新茂之间的其他款项往来。2015年12月24日、2016年3月18日陈国权也向于新茂转账2笔共46万元，基本可以抵销，证明上述6笔款项和案涉民间借贷无关。而且本案的每一期还款都有对应的银行转账及收据，上述6笔没有收据，不是归还案涉借款。2.2015年1月20日华都公司通过梁翠仪账户汇入陈国权账户的200万元并不是还款，该款已经转给陈锦昌。2016年4月18日于新茂和陈锦昌签名的《确认书》已经明确反映该款是走账，陈锦昌不但是案涉借款的担保人，也是华都公司的股东，负责财务，其已经明确该款并非还款而是走账。2015年12月31日于新茂、刘泽华签名的《确认书》和2016年2月15日于新茂签名的《确认书》，反映了借款人确认的尚欠借款本金，结合陈锦昌签名的《确认书》，可见该200万元不是还款。二、《借款协议书》对因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的承担问题进行了约定，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债务人并未按时还本付息，构成违约，应承担支付律师费的责任。
上诉人吕亮林、华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查清事实及本息数额并改判；2.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陈国权要求华都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3.判令陈国权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对发生在2014年11月18日至2015年10月6日期间的36笔合计11981892元未认定是还款错误。上述36笔也完全有可能是从于新茂的账户汇入但陈国权未确认是还款的款项。应对该账户在还款期间汇入款项的交易对方进行核实，以实际银行记录为准。该交易清单2015年10月7日前的明细为何没有交易对方的账户和户名，应调查清楚。该账户的真实交易情况只掌握在陈国权手上，而于新茂汇款的凭证只掌握在于新茂手上，应责令陈国权和于新茂提供相关证据或由法院查明事实。
二、原审对于梁翠仪付款后陈国权开具相应收据的认定错误。陈国权出具的收据与梁翠仪付款情况并不能完全对应，收据出具时间早于其声称的收款时间。
三、原审对超出法律规定上限的不受保护的那部分利息优先于本金加以保护的做法有违法治精神。就本案而言，应先按年利率24%扣付利息，不能在尚有本金未还的情况下优先保护高出法律规定的利息。
四、原审对华都公司的担保责任认定错误。1.《反担保协议》和《借款协议》是同日签订，如果华都公司愿意提供担保，完全可以在《借款协议》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名。2.在《借款协议》中充当担保人的是吕亮林和陈锦昌，不是华都公司。吕亮林和陈锦昌是因为于新茂、刘泽华愿意以其可能在华都公司取得的工程款收入提供反担保才同意提供担保的。吕亮林和陈锦昌是华都公司的股东和主要负责人，他们相信华都公司可以有效地帮助实现权利才将行使权利的权限授予华都公司。3.《反担保协议》并未约定由华都公司取代吕亮林和陈锦昌或与二人共同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华都公司只是根据担保人吕亮林、陈锦昌和债务人于新茂、刘泽华的共同授权，取得了在于新茂、刘泽华逾期还款时可自主处置反担保财产的权利。4.原审认定《反担保协议》明确华都公司对案涉借款需承担担保责任错误。第一，华都公司为于新茂、刘泽华按时足额向莫小云清偿借款本息提供担保不能证明华都公司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第二，《反担保协议》第四条只是假设如果华都公司受到牵连，华都公司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由于华都公司取得权利是基于各方的授权和委托，有可能受到牵连，因此要求授权方作出特殊承诺，并没有说愿意为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第三，原审错误推定债务的履行主体、实际还款义务人是华都公司，且错误推断华都公司以提供保证担保获得了直接利益。华都公司取得授权后，指定吕亮林、陈锦昌具体负责行使所获授予权利无可非议。华都公司有权处置不代表必须对相关款项承担清偿责任。华都公司从未表示愿意为于新茂、刘泽华向陈国权提供担保。华都公司的介绍行为和对清偿莫小云欠款的帮助及担保，以及根据授权行使代为处置反担保财产用于还款的权利的行为，原审曲解为提供担保错误。第四，《反担保协议》中各方的法律关系不以协议所排位置来确定。华都公司的权利来源于担保人和反担保人的授权，只是中间人和授权代理人的角色，不能取代担保人的地位。第五，陈国权持有《反担保协议》原件是非法的，其并非合同当事人，该协议是于新茂交给陈国权的。而且陈国权和于新茂之间除了案涉借款关系还有其他经济利益，于新茂将《反担保协议》交给陈国权，二者有串通损害吕亮林、陈锦昌和华都公司权益的嫌疑。
五、原审对证据的调查和举证责任的判定有违法律规定。1.原审对梁翠仪付款情况和陈国权出具的收据不能对应没有正确确认。2.原审未对前述36笔可能的还款进行调查。于新茂事实上曾承认案涉借款已经全部还清，只是于新茂还有其他债务，为了将担保人吕亮林和陈锦昌牵连进来，而与陈国权串通隐瞒证据。
被上诉人于新茂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刘泽华辩称，关于本案还款的情况，原审已经根据一审时各方提出的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还款查明准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对于华都公司是否承担担保责任，应按一审判决的事实来认定。
被上诉人陈锦昌辩称，陈锦昌同意吕亮林、华都公司的上诉意见。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有：一、关于案涉借款还款数额的确认及利息的计算方式；二、华都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三、律师费应否支持。
关于案涉借款还款数额的确认及利息的计算方式。
（一）关于案涉6笔合计447750元的款项应否认定为本案借款人向陈国权偿还借款的问题。该6笔款项是从借款人于新茂的还款账户向出借人陈国权的指定还款账户支付的。现陈国权与于新茂主张双方之间另有借贷关系，提出该6笔款项并非针对本案借款的还款，但该主张所依据的仅是口头协议以及陈国权提出的其对于新茂的两笔转账，并不足以对应并充分证明该6笔款项的性质和用途。由于本案的借款方、保证方均涉及多人，其中部分人的陈述可能对同为该方的其他当事人不利，因此原审对当事人提出合同指定账户的还款之外的可能性予以严格审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述6笔款项应认定为对案涉借款的归还。
（二）关于2015年1月20日的转账200万元应否认定为案涉借款的还款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该200万元是由指定的梁翠仪账户转账到陈国权指定的还款账户，吕亮林、陈锦昌、华都公司主张该款系梁翠仪受吕亮林委托支付给陈国权用于偿还陈国权的借款有事实依据，原审结合《反担保协议》第二条“吕亮林、陈锦昌两人任何一人不同意还款都不能阻止无条件还款给陈国权”的约定，确认该200万元属于向陈国权偿还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陈国权提供于新茂和陈锦昌签署的《确认书》主张该款只是借陈国权账户走账，但如前文所述，部分人的确认可能对同为该方的其他当事人不利，因此应对当事人提出合同指定账户的还款之外的可能性予以严格审查。陈国权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收取该200万元之后，与于新茂、陈锦昌之间对该200万元的处理，与本案无关。原审认定该200万元为案涉借款的还款正确。
（三）关于吕亮林、华都公司提出的于新茂另有还款的主张。吕亮林、华都公司以陈国权否认于新茂账户关于前述6笔合计447750元的款项为由，上诉提出陈国权指定还款账户其他36笔总计11981892元的转入款项也可能是于新茂的还款，并申请本院调查。对此，本院认为，该36笔款项并未显示是从于新茂账户汇入陈国权账户，于新茂作为借款人亦未主张其有上述还款，吕亮林、华都公司亦承认于新茂当时资金紧张，故并无任何证据显示吕亮林、华都公司的推测有理；原审根据借款人和保证人按照协议约定通过各自指定的账号转账金额计算出来的还款总金额并无不当，吕亮林、华都公司申请调查本院不予准许。
（四）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当事人主张超过年利率24%部分的利息，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已经支付的超过36%的利息部分，当事人可以请求返还。现吕亮林、华都公司提出超过年利率24%部分的利息即应当抵扣本金，与前述第二款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计息方式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华都公司应否承担担保责任。华都公司述称其并未有为案涉借款担保之意，经审查，本院采纳其上诉意见。理由如下：首先，华都公司并非《借款协议书》上列明的担保人，在《反担保协议》中也没有华都公司承诺如借款人于新茂、刘泽华未能还款，华都公司愿意向陈国权偿还债务的明确意思表示。此外，华都公司并未在其他任何书证上向债权人陈国权明确其愿意为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因此本案中并无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华都公司有为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之意。其次，陈国权在二审中述称华都公司当时不愿意签署将其列为担保人的《借款协议书》草稿，而是另外和其他当事人签订了《反担保协议》；签订《反担保协议》时陈国权不在现场，《反担保协议》是于新茂交给陈国权的。按照刘泽华对于协议的份数和持有情况的陈述，于新茂是将属于借款人一方的《反担保协议》交给了陈国权。因此从《反担保协议》的签署和陈国权取得的过程来看，并不能印证陈国权主张的华都公司愿意承担担保责任并以书面形式向陈国权出具担保书的事实。再次，对于《反担保协议》上约定若债务人逾期偿还债务导致华都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华都公司有权在代偿后取得相应权益的内容，华都公司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其因签订了《反担保协议》，虽无担保之意但为了避免权益受损而约定救济方式，并不能代表其原本就有承担担保责任之意。《借款协议书》中的借款人于新茂、刘泽华及保证人吕亮林、陈锦昌，与《借款协议书》之外的当事人华都公司约定《反担保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至于债务在实际履行后期通过销售于新茂、刘泽华分得的房产从华都公司财务人员梁翠仪账户直接还款给陈国权，是华都公司基于各方在《反担保协议》中的约定所为，并不能证明华都公司自愿向陈国权承担担保责任。综上，从《借款协议书》、《反担保协议》的形成过程不能反映华都公司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陈国权当时亦未明确要求华都公司向其承担担保责任，从华都公司事后的行为也不能得出其更改原意，因此华都公司主张其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有理，本院予以采纳。
三、关于律师费。《借款协议书》第十四条约定：本协议在履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陈国权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裁决，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等由于新茂、刘泽华、吕亮林、陈锦昌承担。因借款方未能按时还款付息，陈国权委托律师代为诉讼，并支付了15万元律师费，有相关证据证实。陈国权根据协议约定主张律师费有理，应予支持。律师费属于为实现债权的额外支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所述与获得资金有关的成本等“其他费用”，各方既有协议约定，则应按约定处理。原审对此不予支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陈国权、吕亮林、华都公司上诉部分有理，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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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薛城支行与邵长超、赵卫华等保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6-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