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武海法商字第00541号
原告：陶华萍。
委托代理人：陈桂云，安徽志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庆东路四通商务大厦*层。
代表人：许川，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彭益强，安徽文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淮南通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朝阳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方道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辉，安徽金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魏莉，系公司员工。
原告陶华萍与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淮南人寿财保”）、第三人淮南通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南农商行”）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陶华萍于2015年4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陈荣独任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5年7月14日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建新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陈荣、代理审判员杨骋组成合议庭审理。本院于2015年5月18日、2015年11月1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华萍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桂云、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委托代理人彭益强、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委托代理人王辉、高魏莉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多次组织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华萍诉称：2012年11月16日，原告陶华萍将所属价值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261万元“汪六号”轮，向被告淮南人寿财保投保了不计免赔的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保险金额15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2年11月17日零时起至2013年11月16日二十四时止，并约定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当日，原告陶华萍缴纳了全部保险费9050元。2013年4月17日，“汪六号”轮在湖南省洞庭湖鲶鱼口水域装载卵石过程中，船舶触及水下不明障碍物，致船体中部突然断裂，发生沉船事故。2013年10月10日，湖南省岳阳县地方海事处出具了《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2013年第0129号）（以下简称“调查结论书”），证明“汪六号”轮系触礁事故，属于保险公司应当赔偿的保险事故。因保险公司拒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陶华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在保险限额内赔偿船舶损失150万元；二、被告淮南人寿财保赔偿保险船舶打捞费47万元；三、被告淮南人寿财保赔偿船舶看护费52.8万元及其他费用11万元；四、被告淮南人寿财保承担鉴定评估费56000元及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淮南人寿财保辩称：
一、原告陶华萍作为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受益人才是享有保险请求权的人，保险人仅对保单上载明的受益人负有理赔义务。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第一受益人为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向保险人主张权利的也应是第三人淮南农商行，该行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
二、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参加本案诉讼程序违法，且至今其未曾向我方主张权利，已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告陶华萍提起诉讼并将淮南农商行列为第三人，违背法律规定，程序违法。另外，案涉事故发生于2013年4月17日，诉讼时效为两年，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就保险赔偿金主张权利的时间应截止2015年4月16日，现已超过两年，也无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法定情形，已丧失胜诉权，依法应不予保护。
三、案涉事故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原告陶华萍庭审时提交了海事部门出具的调查结论书用以证明其诉请，该结论书不能证明案涉事故属于保险事故。首先，该调查结论书为非法证据。原告陶华萍提交的调查结论书为加盖湖南省岳阳县地方海事处公章的复印件，并非原件，来源不合法。该调查结论书的形成也不符合相关规定。其次，该调查结论书内容不真实，其事实和结论自相矛盾。事故发生后，我方委托专业机构对事故原因进行鉴定，认定“汪六号”轮沉没并非因触碰、搁浅、触礁所致。再次，海事部门询问笔录和我方向“汪六号”轮船长汪光福所做的笔录，均未陈述事发时船舶和任何物体接触。我方申请出庭参与庭审的专家辅助人张汉平也从专业角度分析该调查结论书中确认的事故原因不成立。
四、案涉事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除外责任。我方出具保单时向原告陶华萍一并交付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并对免责条款作出了足以引起原告陶华萍注意的提示和明确说明。即使调查结论书认定的事实属实，也仅能证明案涉事故是“汪六号”轮在受载过程中“座浅”所致。我方认为“汪六号”轮受载过程中受损，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座浅”，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属于除外责任，我方不负责赔偿。
五、即使案涉事故属于保险事故且不属于除外责任，原告陶华萍诉请的保险金赔偿数额也不应得到支持。1、原告陶华萍没有支付打捞费和维修费，没有实际损失，我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法院接受原告陶华萍申请，委托评估公司对“汪六号”轮现状所作《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评估价值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案涉事故发生后，原告陶华萍将船舶打捞出水后一直停泊在岸边，造成船体锈蚀、机舱设备损坏，并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扩大损失部分不能要求赔偿。3、案涉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为150万元，我方赔偿金额不应超过150万元。4、案涉保险合同为不足额保险，应按保险金额和保险价值比例支付保险赔偿金。5、案涉保险金赔偿适用30%绝对免赔率的特别约定。保险单第七条特别约定：……存在不适航情形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30%。事发时，“汪六号”轮船上配员仅有5人，不符合该轮最低配员6人的要求。
第三人淮南农商行述称：2011年9月27日，原告陶华萍与淮南通商农村合作银行（现变更为淮南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陶华萍向我方借款130万元，年利率为12.635%，期限为36个月，从2011年9月27日起至2014年9月27日，借款用途为购买船舶，合同还对违约责任等做了相应约定。同日，我方与原告陶华萍又签订了一份借款抵押合同，约定：原告陶华萍自愿用船舶“汪六号”轮（船舶登记号：280711000089）对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双方依法到安徽省淮南市地方海事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我方分别于2013年4月23日和8月11日催收贷款未果后，向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4）田民二初字第00076号民事判决，判令原告陶华萍向我方偿还借款本金130万元，利息158611.35元；原告陶华萍所属的“汪六号”轮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我方于2015年4月收到武汉海事法院送达的诉状等材料后才得知“汪六号”轮发生沉船事故，原告陶华萍已向被告淮南人寿财保提起诉讼。我方当即向法院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我方为保险合同第一受益人，若发生保险事故理赔，应当将保险赔款直接支付给我方。且我方系“汪六号”轮抵押权人，根据法律规定，在抵押物灭失、毁损的情况下，我方有权就该抵押物的保险金优先受偿。至于被告淮南人寿财保所称诉讼时效及程序问题，案涉事故虽于2013年4月17日发生，但我方直到收到法院送达的诉状时才知晓此事。我方当即向法院提出参与本案诉讼，向另外两方当事人主张了自己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程序上也没有违背法律的情形。因此，我方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在保险赔偿限额内向我方支付“汪六号”船舶保险赔偿金1874190.39元。
原告陶华萍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陶华萍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被告淮南人寿财保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第三组证据、第三人淮南农商行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主体资格。
第四组证据、“汪六号”轮船舶所有权证书、投保单、保险单、保险费发票复印件，证明“汪六号”轮系原告陶华萍所有，原告陶华萍就该船向被告淮南人寿财保投保，双方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且合同中约定出险时原告陶华萍须提供海事部门出具的调查结论书。
第五组证据、“汪六号”轮船舶国籍证书，证明案涉船舶系原告陶华萍所有。
第六组证据、“汪六号”轮内河船舶检验证书、适航证书、载重线证书、防污染证书复印件，证明“汪六号”轮处于适航状态。
第七组证据、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系湖南省岳阳县地方海事处出具，证明案涉事故属于保险理赔范围。
第八组证据、打捞合同复印件，证明案涉事故的打捞损失。
第九组证据、催款函复印件，证明原告陶华萍应当支付的打捞费和船舶看管费。
第十组证据、催款通知书复印件，证明原告陶华萍应当支付的船舶维修前期费用。
第十一组证据、价格鉴定结论书，证明“汪六号”轮在事故发生之前价值261万元。
被告淮南人寿财保的质证意见：对第一、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仅能证明登记事项，不能证明本案第三人主体适格；对第四组证据中的船舶所有权证书真实性无异议，对投保单、保险单及保险费发票真实性有异议，且原告陶华萍未提交保险条款，应补充提交；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六组证据内河船舶检验证书等证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因系复印件。同时这些证书有效期均截止2012年8月9日，不能证明“汪六号”轮发生事故时是适航的。对装载、配员等方面也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船舶年审合格证系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真实的，也只是对经营资质进行审查而不是确认是否适航。船舶签证申请单真实性有异议，且系2013年4月7日武汉市地方海事局办理的签证，自武汉至岳阳，与本案无关联性。船员适任证书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真实性，仅能证明这些人员持有证书，并不能证明事故发生时都在船上；对第七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调查结论书仅是在复印件上加盖了海事部门的公章，没有载明复印于原件或者档案，对形式要件也有异议。该调查结论书“事故损害”部分认定“汪六号”轮底板触礁沉没，而“事故简要经过”部分认定船舶受载时船底搁浅，“事故原因”部分则认定为船舶触及水底不明障碍物，这都是自相矛盾的；对第八、九、十组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案涉事故是否进行打捞、费用是否支付都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受到损失；对第十一组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出具该鉴定结论书的单位系淮南市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案涉标的物为船舶，出具的时间为2011年7月12日，既不能证明案涉船舶事故发生后受到的损失，也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三人淮南农商行的质证意见：对第一、二、三组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抵押日期是2011年9月；对第五、六组证据船舶证书的真实性请法院进行审核；对第七组证据调查结论书真实性无异议；对第八、九、十、十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第一、二、三、五、八、九、十、十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及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均无异议，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四组证据系“汪六号”轮船舶所有权证书、投保单、保险单、保险费发票，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对船舶所有权证书真实性无异议，对投保单、保险单、保险费发票真实性有异议，但投保单等证据与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向本院提交的投保单等内容完全一致，故第四组证据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五、六组证据系“汪六号”轮船舶证书，原告陶华萍诉称原件因船舶沉没而灭失符合常理，被告淮南人寿财保虽提出异议，但无足以反驳的证据，故第五、六组证据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七组证据系湖南省岳阳县地方海事处加盖公章确认的调查结论书复印件，该调查结论书系海事部门依据其职权对案涉事故进行调查后做出的事故原因分析，被告淮南人寿财保虽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无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和中国海事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和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可以作为海事法院在案件审理中的诉讼证据，除非有充分事实证据和理由足以推翻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故第七组证据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投保单、保险单、《保险条款》、发票。证明案涉保险合同第一受益人为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原告陶华萍诉讼主体不适格；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已履行法定说明责任，尽到了提示义务；案涉保险为不足额承保，发生损失时应按比例赔付；案涉保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率为10%，存在不适航情形的，绝对免赔率为30%。
第二组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声明、委托书。证明“汪六号”轮沉没并非触碰、搁浅、触礁所致，案涉事故非保险合同范围内的保险事故，被告淮南人寿财保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组证据：船舶保险事故现场查勘询问笔录、海事行政执法询问笔录、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证明案涉事故非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被告淮南人寿财保不承担赔偿责任。即使属于保险事故，“汪六号”轮最低安全配员为6人，事发时船舶配员不足，也应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率为30%的情形。
第四组证据：2012年、2013年“汪六号”轮理赔材料。证明案涉事故发生前，被保险船舶两次出险，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均予以理赔，且理赔款均直接支付给第三人；原告陶华萍诉讼主体不适格并知晓本案保险条款等内容。
原告陶华萍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案涉保险合同第一受益人确系第三人淮南农商行，但保险合同系原告陶华萍投保，应由原告陶华萍与第三人淮南农商行之间确定如何受益。同时，被告淮南人寿财保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汪六号”轮发生事故时属于不适航状态。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司法鉴定书系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单方委托，其结论认为事故原因非触礁、触碰、搁浅所致，并未对事故原因做出最终认定，也与海事部门出具的调查结论书相矛盾。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船舶配员是指航行时配备6人，案涉事故发生时“汪六号”轮系受载卵石而非航行过程，不存在不适航的情况。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第三人淮南农商行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与海事部门出具的结论书截然相反，应由法院进行审核；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认为：原告陶华萍和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对第一、三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组证据系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单方委托福建天泽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系单方委托鉴定材料。海事部门依据行政职权所做出的调查结论书，依据证据规则，在被告淮南人寿财保没有提交足以反驳证据的前提下，其效力等级高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故本院对第二组证据不予采信。第四组证据系“汪六号”轮两次船舶出险资料，原告陶华萍和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对其真实性虽提出异议，但无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第三人淮南农商行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淮南农商行的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及发票，证明本案中第三人淮南农商行作为受益人参与诉讼，原告陶华萍在投保时已将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列为第一受益人。
第三组证据：《通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人民币借款抵押合同、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2014）田民二初字第0007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第三人淮南农商行系“汪六号”轮船舶抵押权人。
原告陶华萍的质证意见：对第三人淮南农商行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请法院确认该判决书中判决金额是否涉及本案纠纷。
被告淮南人寿财保的质证意见：对第一、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请法院进行审核。同时我方认为第三人淮南农商行与原告陶华萍之间的纠纷属船舶抵押借款合同纠纷，应由专门海事法院审理，对其判决程序合法性有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原告陶华萍和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对第一、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组证据系原告陶华萍向第三人淮南农商行抵押借款的相关材料，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对第三组证据有异议，但无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可；而第三人淮南农商行与原告陶华萍借款纠纷民事诉讼程序问题，非本院审查范围。故第三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依据被告淮南人寿财保申请，向湖南省岳阳县地方海事处调取了案涉事故海事行政执法询问笔录三份。
原告陶华萍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没有事故报告。
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该组证据系海事部门依据职权，对案涉事故进行调查所做的执法询问笔录，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其真实性，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陶华萍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委托相关单位对案涉“汪六号”轮进行价值鉴定，本院依法要求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先自行协商。原、被告协商未果后，本院遂依法委托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武汉分公司、湖北中衡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汪六号”轮进行鉴定评估，两公司分别出具了《“汪六号”轮海损状况评估报告》、《“汪六号”轮价值鉴定项目资产评估书》。庭审时，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武汉分公司员工曾文彦（男，汉族，1987年6月8日出生，住所地：湖北省潜江市建设街76号，公民身份号码：、湖北中衡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师王浩宁（男，汉族，1971年2月26日出生，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建桥新村34号4楼7号，公民身份号码：）到庭参与质询。《“汪六号”轮海损状况评估报告》鉴定费36000元，鉴定意见为：本船涂层状况较差，船体结构出现大面积锈蚀现象，船中发生断裂处船体结构受损区域大、受损情况严重，因机舱积水时间久，船舶轮机电气设备基本报废，锚泊、舾装、消防、救生、航行信号设备大量遗失或损坏。《“汪六号”轮价值鉴定项目资产评估书》评估费20000元，评估结果为：“汪六号”轮在2015年7月22日的评估价值为470529元。
原告陶华萍对两份报告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对两份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评估鉴定时间为2015年8月，事故发生于2013年4月17日，事发后由于原告陶华萍没有积极采取措施，导致船舶损失进一步加剧，对此期间的扩大损失不予认可。
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对两份报告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该两份报告系本院依据原告陶华萍申请，依法委托专门机构对“汪六号”轮船舶现状和价值进行独立的评估和鉴定，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被告淮南人寿财保第二次庭审时申请张汉平（男，汉族，1954年4月4日出生，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香樟城市花园21幢1单元602室，公民身份号码：，已退休，原任芜湖海事局中级海事调查官）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参与质询，述称案涉事故不可能因“汪六号”轮触碰、搁浅或触礁造成，应系船舶装货导致断裂沉没入水。
原告陶华萍和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均认为张汉平不具备专家辅助人资格，对其所陈述内容也不予认可，其观点与海事部门的调查结论书相悖，无相应证据予以支持。
本院认为张汉平原任芜湖海事局中级海事调查官，具有海事事故的相关专门知识，属于民事诉讼法解释中规定的专家辅助人，其身份资格本院予以确认。其述称自行查看被告淮南人寿财保提供的调查结论书复印件、海事行政询问笔录等材料得出“汪六号”轮事故发生原因，并未参与案涉事故的实际调查，其结论与海事部门经现场调查做出的调查结论书相悖，也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述称内容不予采信。
经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以下案件事实：
2012年11月16日，原告陶华萍与被告淮南人寿财保签订《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投保单》，其中载明投保人：陶华萍，被保险人：陶华萍，投保船舶：“汪六号”，船舶所有人：陶华萍，经营方式：挂靠，船舶检验证书有效期：自2012年8月9日至2013年8月9日，航行区域A级，主险类别：一切险，保险价值：261万元，保险金额：150万元，保险费总计9050元（基本保险费800元，主险费率0.55%），免赔条件：6000元或10%（两者以高者为准），保险期间12个月：从2012年11月17日至2013年11月16日。特别约定：1、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淮南通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本保险标的的承保比例为57%，出险时本船损失、碰撞责任、共同海损、施救和救助费用按承保比例赔付。……4、打捞费特别约定：可构成救助或施救费用的打捞费以船舶检验证书上载明的载重吨位（载货量）为计算依据，A级航区以260元／吨为限，B级航区以230元／吨为限，C级航区以200元／吨为限。5、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6000元或绝对免赔率10%，两者以高者为准（注：绝对免配额根据实际保额而定）。……7、出险时，不适航是保险事故发生直接原因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存在不适航情形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率为30%，或者实行与本保单中其他情形相同的绝对免赔额，两者以高者为准。……9、出险时，被保险人须提供由海事部门出具的《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当日，原告陶华萍向被告淮南人寿财保缴纳了9050元保险费。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向原告陶华萍出具保单号为81102201234040000009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及《保险条款》，保单上载明投保人陶华萍已向被告淮南人寿财保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并按本保险单约定交付了保险费，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同意按照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保单上相关保险内容与投保单上一致，保险期限自2012年11月17日零时起至2013年11月16日二十四时止。
2013年4月17日08：00时许，“汪六号”轮靠泊到位于湖南省岳阳县鲶鱼口水域“佳顺五号”工程船接载卵石，含船长汪光福在内共计5人在“汪六号”轮上作业。“汪六号”轮从中部货舱受载，装完中舱再装后舱，在此过程中该轮系靠在“佳顺五号”上移泊100-200米处。15：30时左右，当受载到平时满载货量2／3时，“汪六号”轮采用单车后退未果后采用双车后退以便接载。在双倒车后退过程中发现船舶有搁浅现象，随即“汪六号”轮中部发生严重变形，船舱进水。经船上工作人员采取紧急施救措施无效的情况下，船舶开始下沉，最后沉没。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岳阳县地方海事处工作人员接到报案后前来现场调查情况，询问“汪六号”轮船长汪光福、“佳顺五号”轮操作员刘明涛事故发生经过，并制作了海事行政执法询问笔录。
2013年4月27日，“汪六号”轮船长汪光福与芜湖市扬子航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航道公司）签订打捞合同，约定由该公司将“汪六号”轮打捞出水，打捞费合计47万元，付款方式：“汪六号”于合同签约时预付10万元，沉船打捞出水后五日内双方一次性结清工程款；如“汪六号”轮在工程结束后30日内未能结清账款，自愿将沉船抵押给扬子航道公司，并支付每日3%的余款滞纳金及沉船看管费每天800元，直到付清所有欠款并将沉船拖走为止。合同签订后，扬子航道公司将“汪六号”轮打捞出水，因汪光福未支付打捞费，“汪六号”轮一直停泊在湖南省镇金洲船厂。
2013年10月10日，湖南省岳阳县地方海事处出具了《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2013年第0129号），认定事故种类为触礁，事故原因为当班驾驶员安全意识淡漠，对船舶航经的航道环境未充分估计，导致船舶触及水下不明障碍物，船舶船体中部突然断裂是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应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013年11月21日，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委托福建天泽司法鉴定所对“汪六号”轮船舶沉没事故原因进行鉴定。同年11月26日该鉴定所派人到湖南省镇金洲船厂现场搜集情况，12月15日做出“汪六号”轮沉没事故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汪六号”轮沉没非触碰、搁浅、触礁所致。被告淮南人寿财保以此对原告陶华萍的保险赔偿申请予以拒赔。
2015年2月4日，沅江市金洲船舶修造厂向“汪六号”轮下达催款通知书，要求其支付船舶维修前期费用共计11万元。同年2月7日，扬子航道公司向“汪六号”轮船长汪光福下达催款函，要求支付打捞费47万元、余款滞纳金103004元、看船费用52.8万元。
2015年4月7日，原告陶华萍向本院提起诉讼，将淮南农商行列为第三人，请求判令被告淮南人寿财保赔偿船舶损失150万元、船舶打捞费47万元、船舶看护费52.8万元及船舶维修前期费用11万元。第三人淮南农商行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向本院提出独立诉讼主张，认为其系保险合同第一受益人，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应将本案保险赔偿款直接支付给第三人淮南农商行，金额为1874190.39元。
2015年8月27日，受本院委托，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武汉分公司员工曾文彦带领验船师与湖北中衡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师王浩宁到湖南省茶盘洲镇金洲船厂对“汪六号”轮进行评估鉴定，分别出具了《“汪六号”轮海损状况评估报告》、《“汪六号”轮价值鉴定项目资产评估书》，其中鉴定费36000元，评估费20000元。鉴定意见为：本船涂层状况较差，船体结构出现大面积锈蚀现象，船中发生断裂处船体结构受损区域大、受损情况严重，因机舱积水时间久，船舶轮机电气设备基本报废，锚泊、舾装、消防、救生、航行信号设备大量遗失或损坏。评估结果为：“汪六号”轮在2015年7月22日的评估价值为470529元。
另查明：2011年9月27日，原告陶华萍与淮南通商农村合作银行签订通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原告陶华萍向淮南通商农村合作银行贷款130万元，年利率为12.635%，期限为36个月，从2011年9月27日起至2014年9月27日，借款用途为购买船舶，合同还对违约责任等做了相应约定。同日，淮南通商农村合作银行与原告陶华萍又签订了一份人民币借款抵押合同，约定：原告陶华萍自愿用船舶“汪六号”轮（船舶登记号：280711000089）对其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双方到安徽省淮南市地方海事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期间自2011年9月22日至2014年9月22日。
同日，淮南通商农村合作银行与案外人淮南市潘集区祁集顺发航运有限公司签订一份人民币借款保证合同，约定该公司自愿为原告陶华萍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生效后，淮南通商农村合作银行按约向原告陶华萍发放贷款130万元。2012年，淮南通商农村合作银行根据《安徽银监局皖银监复（2012）277号关于淮南通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名称变更为淮南农商行。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分别于2013年4月23日和8月11日向原告陶华萍催收贷款无果后，向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2014）田民二初字第00076号民事判决，判令原告陶华萍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偿还借款本金130万元，利息158611.35元；原告陶华萍所属的“汪六号”轮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淮南市潘集区祁集顺发航运有限公司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本院认为：
本案为通海水域船舶保险合同纠纷。原告陶华萍与被告淮南人寿财保签订的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原告陶华萍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参与本案诉讼程序是否合法。三、第三人淮南农商行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四、案涉“汪六号”轮沉船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五、如果案涉纠纷属于保险事故，赔偿金额应如何确定。六、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对本案保险赔偿金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原告陶华萍主体资格是否适格
被告淮南人寿财保辩称案涉保险合同中约定第一受益人为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原告陶华萍没有保险赔款的收益权，无权因案涉纠纷向被告淮南人寿财保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由该条款可知，《保险法》将受益人的范围限定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而本案纠纷系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本案中，原告陶华萍既是投保人，也是被保险人。《保险法》中也没有限制保险合同指定了受益人，被保险人就丧失了保险金请求权的规定。因此，原告陶华萍作为被保险人有权向保险人即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就保险合同纠纷提起诉讼。
二、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参与本案诉讼程序是否合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在起诉状中直接列写第三人的，视为其申请人民法院追加该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原告陶华萍直接将淮南农商行列写为第三人向本院起诉，本院经审查后通知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参加本案诉讼。淮南农商行收到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后，即表示其就本案诉讼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遂向本院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本院依法准许淮南农商行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并合并审理，淮南农商行已向本院缴纳了诉讼费用。因此淮南农商行参与本案诉讼的程序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三、第三人淮南农商行本案诉讼中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第三人淮南农商行辩称诉讼时效应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而该行直到收到本院送达的诉讼材料后才知晓涉案事故，因此参与本案诉讼未过诉讼时效。原告陶华萍作为被保险人要求被告淮南人寿财保支付保险款被拒，因而起诉被告淮南人寿财保。第三人淮南农商行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加入本案诉讼时，本案尚在审理中，案涉纠纷是否为保险事故范围，保险赔偿金金额多少均未确定。故第三人淮南农商行诉请就本案中保险赔偿金优先受偿未过诉讼时效。
四、案涉“汪六号”轮沉船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原告陶华萍诉称依据海事部门做出的调查结论书，“汪六号”轮沉没事故原因为船底搁浅后触及水下不明障碍物所致。被告淮南人寿财保于事故发生后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对事故原因进行鉴定，认为事故既非搁浅、也非触礁、也非触碰，不属于保险事故范畴；并认为海事部门出具的调查结论书程序不合法，事实描述和原因分析也不成立。即使该调查结论书认定的事实属实，其事故原因也应为“座浅”，属于保险条款的除外责任。
本院认为：湖南省岳阳县地方海事处就“汪六号”轮沉船事故进行调查并出具调查结论书，系该单位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该调查结论书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除非有充分事实证据和理由足以推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被告淮南人寿财保自行委托福建天泽司法鉴定所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单方委托制作，也未提出其他足以反驳的证据，故本院对该调查结论书予以采信。案件审理中，本院依据被告淮南人寿财保的申请，就调查结论书的相关内容向湖南省岳阳县地方海事处发函询问，该单位回复材料中就“汪六号”轮事故发生原因作出如下推断：一、“汪六号”轮符合原规范要求，但纵向抗变形能力不强，在受载时从中舱开始接载造成船舯荷载集中，形成舯垂变形。二、事发时，“汪六号”轮底部有搁浅，推测为多年挖砂形成的土柱或砂埂；同时，两船船首有土坎垮塌，在“汪六号”轮船底形成水下涌浪，将该船上抬，然后搁在水下障碍物上，导致船舯变形断裂最后沉没。本院认为，海事部门对事故原因的分析符合常理，“汪六号”轮由于外力作用导致搁浅触及水下物体，加之自身纵向抗变形能力不强，从而造成沉船事故，依据调查结论书可认定事故种类为触礁，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被告淮南人寿财保认为即使调查结论书认定的事实属实，事故也应属于“座浅”。本院认为，“座浅”是指船舶停泊时，因潮水或装载的原因，引起船舶吸底现象使船底坐落于水底等情况造成的损失，具有可预见性。案涉事故发生时，“汪六号”轮处于接载卵石作业中，事故发生原因与“座浅”显然不同。并且该事故的发生事先无法预料，具有意外性，应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
五、保险赔偿金额应如何确定
因案涉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应向被保险人陶华萍承担保险理赔的义务。评估报告书中确定的“汪六号”轮现存价值为470529元，投保单上“汪六号”轮船舶价值为261万元，故本次事故船舶损失金额为2139471元。保险单特别约定第2条：本保险标的的承保比例为57%，出险时本船损失、碰撞责任、共同海损、施救和救助费用按承保比例赔付。“汪六号”轮船舶损失保险赔付金额应为21394710.57=1219498元。
“汪六号”轮沉没后，船长汪光福代表原告陶华萍与扬子航道公司签订打捞合同，约定打捞费为47万元。合同签订后，扬子航道公司将“汪六号”打捞出水，原告陶华萍一直未付打捞费。本院认为，原告陶华萍委托扬子航道公司打捞沉船属于减少保险标的损失的施救行为，“汪六号”轮实际已由扬子航道公司打捞出水，必然会产生打捞费用。原告陶华萍为证明打捞费金额，提供了打捞合同及催款函，被告淮南人寿财保虽提出异议，但无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对打捞费47万元予以认可。根据保险单特别约定第2条的规定，打捞费保险赔付应为4700000.57=267900元。
保险单特别约定第4条：可构成救助或施救费用的打捞费以船舶检验证书上载明的载重吨位（载货量）为计算依据，A级航区以260元／吨为限，B级航区以230元／吨为限，C级航区以200元／吨为限。根据《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划分为A、B、C三级，其中长江B级航区是指宜昌至江阴水域。船舶检验证书载明的参考载货量B级航区为1850吨。故案涉事故打捞费限额为1850230=425500元。本案打捞费保险赔付金额267900元在该限额之内，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淮南人寿财保辩称“汪六号”轮事发时处于不适航状态，包括船舶检验证书时间过期、船上配备人员不足。本院认为，“汪六号”轮船舶适航证书中载明下次检验日期：换证检验时间为2013年8月10日。同时被告淮南人寿财保与原告陶华萍签订保险合同时，应就船舶状态进行审查，其既已向原告陶华萍出具保险单承诺承担保险责任，再以船舶状态不适航为由对抗原告陶华萍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载明，“汪六号”轮最低配员为6人，原告陶华萍辩称事发时船舶处于载货作业状态并非航行中，虽船上只有5人，不属于不适航状态。根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规则》第一条规定：“为确保船舶的船员配备，足以保证船舶安全航行、停泊和作业，……，制作本规则”；第四条规定：“本规则所要求的船舶安全配员标准是船舶配备船员的最低要求”。本院认为，“汪六号”轮事发时接载卵石，处于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作业状态，应该配备符合最低安全配员人数的船员。因其船上配备的人员少于规定人数，存在不适航情形。保险单特别约定第7条：……存在不适航情形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率为30%。故案涉事故绝对免赔率依据保单约定应为30%。船舶损失保险赔付1219498元、打捞费保险赔付267900元，两者均在保险金额150万元范围内，扣除按30%绝对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后，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应向原告陶华萍赔付船舶损失保险赔偿金1219498（1-30%）=853649元，打捞费267900（1-30%）=187530元，两者合计1041179元。
原告陶华萍诉称船舶看护费52.8万元，但保险合同中并未约定对其予以赔偿，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本院对该诉请不予支持。至于船舶维修前期费用11万元，系沅江市金洲船舶修造厂单方出具，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保险合同也未约定对船舶维修费用进行赔偿，同样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六、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对本案保险赔偿金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依据该条文，第三人淮南农商行作为抵押权人，可以就“汪六号”轮抵押权存续期间发生的船损事故获得的保险金优先受偿。因案涉事故保险赔偿金为1041179元，而该金额在“汪六号”轮抵押合同担保的借款本金130万元范围内。同时，保险单约定第一受益人为第三人淮南农商行，原告陶华萍、被告淮南人寿财保对此均无异议。因此，第三人淮南农商行有权优先受偿本案1041179元保险赔偿金。
另外，原告陶华萍支付了“汪六号”轮鉴定和评估费用56000元，根据《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因对“汪六号”轮鉴定评估是确定船舶损失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故该费用应由被告淮南人寿财保承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第十八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孙晓峰与廖继宏、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7-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