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411民初3494号
原告：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长江北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张晓川，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钱奕，上海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旗志，上海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医疗器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居家桥路515号。
法定代表人：陈家樑，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上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居家桥路515号。
法定代表人夏秋玉，该公司董事长。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衍，男，汉族，两公司员工。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徐丹，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医疗器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上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疗器械股份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钱奕、赵旗志,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衍、徐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支付货款14037672.10元及利息2428985.20元(以上以14037672.10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6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现暂计至2017年5月31日为2428985.20元)；2、本案相关的律师费、公证费、诉讼费用由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承担；3、判令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1年2月1日，原告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出口代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作为其出口代理商，办理出口货物的货运、报关、退税等相关事宜，结算终端客户的货款，并支付给原告。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义务，但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始终怠于支付部分货款，拖欠金额人民币1518万元。为尽快解决问题，2014年间，原告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就欠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与对账。2014年7月11日，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的朱耀廷向原告方发送了无主题的邮件，并在邮件中承认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对原告欠款人民币1518万元。2014年7月30日，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向原告支付人民币1142327.90元，随后即停止支付，经原告多次催要，仍拒绝支付剩余款项人民币14037672.10元。鉴于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系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唯一股东，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为一人有限公司，且二被告的财产混同，故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应对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支付货款14170913.92元及利息3074952.44元(以上以14170913.92元为本金，按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6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现暂计至2017年5月31日为3074952.44元)。理由是根据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提交的证据第6页（2016年5月3日朱耀廷发送给原告财务的邮件），该邮件系第一被告提交的关于双方对账的最后一封邮件，说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对其所载内容予以认可，将其自认的“更新后SMIC收到发票金额340127508.18”减去“更新后SMIC付款325956594.26”，可以得出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仍欠未付款14170913.92元。
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辩称，1、我公司与原告发生的业务关系系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2、按外贸进出口代理业务的性质，同时根据双方长达九年的出口代理业务关系，双方之间的出口代理业务具体流程及分工的情况是：第一，签订出口代理协议，约定相关出口代理合作事宜；第二，原告负责与外商谈交易细节并对货物质量、交货期负责，同时原告告知外商关于出口代理商的情况，向外商说明合同以我公司名义签署并要求外商将货款汇到我公司账户，在此流程中，我公司自始至终不参与原告与外商之间对出口业务的商洽，只负责出口代理事宜；第三，我公司向原告出具《代理报关委托书》，委托原告以我公司名义进行出口报关；第四，原告在外商未付款前即向我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外商并未支付发票项下对应的货款，则我公司无义务向原告支付，这是协议明确的约定；第五，原告负责向外商催款，将外商付汇时间通知我公司，我公司收到外商汇款后告知原告；第六，原告负责向我公司提供出口退税所需相关材料（包括出口退税联、核销单等），由我公司向税务机关申请退税；第七，我公司收到税务机关退税，扣除相应代理费及垫付的费用，加上相应退税金额后，计算实际应付金额并通知原告。如我公司按原告开票金额支付货款，因实际应付金额与开票金额存在差额（汇率差）的，由我公司或原告根据实际情况另行支付和实际扣减。3、在本案所涉出口代理业务中，由于外商实际并未付款，而原告仅以开具36张发票为由要求我公司付款，既不符合协议约定，也不符合出口代理业务的性质。原告提供的36张发票项下的货款，我公司仅收到部分，所收到的也已向原告支付完毕，尚有部分货款因外商没有支付，我公司未收到。4、根据我公司委托专业机构对本案所涉代理业务的资金往来情况核查，我公司与原告之间未结算款项仅在120余万元。根据双方签署的《代理协议书》和《出口代理协议书》约定“我公司收汇后以滚动汇总的方式与原告进行结算”，即双方的收汇结算并非完全以“一订单一付款”一一对应的方式，而是长期存在“以后账清前账”滚动汇总支付的方式结算。同时，双方之间的业务代理关系自2006年起至2014年，合作期限长达九年，且我公司与原告的国际部、OEM部两个部门发生代理业务及资金往来，双方的业务及账目往来较为复杂，为核查清楚本案涉及的出口代理业务上资金往来情况，我公司专门聘请专业机构进行专项核查，自2006年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我公司与原告之间尚未办理资金结算的金额129万余元。为此，我公司恳请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公正裁判。
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辩称，我公司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资产独立、财务独立、办公场所独立、机构人员独立，两公司不存在混同，我公司对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债务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请求驳回原告要求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1年2月1日签订的《出口代理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且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负有结算货款的义务。
2、自2012年6月28日起至2013年6月25日止的36张发票汇总表及明细，证明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存续其间，原告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之间发生了交易。
3、2014年7月11日，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的财务朱耀廷发送的无主题电子邮件一份，该邮件中确认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对原告欠款总计人民币1518万元。
4、2014年7月28日的付款凭证一份，证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向原告部分履行了还款义务，金额为1142327.90元。
5、两被告的工商信息档案，证明两被告存在混同的情形，故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应对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6、2017年7月4日公证书及公证书缴费凭证，证明双方邮件往来的真实性和证据3的真实性，及公证费的金额1080元。
7、原告与外商签订的四份合同（协议）复印件，证明运费由外商承担，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无权主张抵扣相应费用。
8、上海依吾照明设备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档案等，证明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向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无偿提供办公场地，证明双方存在混同，故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应对结欠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9、原告根据法院的调查令，调取的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在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44×××95账户下的2012-2014年期间的汇款明细。证明原告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康辉出口业务登记表（国际部）中2011年6月-2013年3月的登记表明细比对，该表中部分单位出口汇款金额有增加，具体增加金额，扣除汇率差、代理费至少有7002081.89元差额（详见说明）。
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围绕抗辩主张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
1、与原告签订的《代理协议书》和《出口代理协议书》各一份，证明双方2006年至2014年出口代理关系及收汇、结汇、退税等事宜，协议书明确双方款项的支付方式为“滚动汇总的方式执行”。
2、上海市静安区公证处《公证书》一份及公司经办人朱耀廷与原告员工徐丽裴、游一兰等之间的往来邮件（2015年1月20日至2016年5月3日）复印件27页，证明双方对货款的统计及核对一直持续到2016年5月，双方账目一直存在差异，其主要原因是原告的外商货款尚未支付时原告便开具发票，因汇率差及外商实际支出数额的差别，导致开票金额与应付金额一直存在差异，原告片面截取朱耀廷于2014年7月11日邮件所述的“1518万元”系断章取义，该金额不是最终确认的金额。
3、原告于2016年1月19日发送的《关于：欠款相关事宜》函和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法务部向原告发送的《关于〈欠款相关事宜〉回复函》各一份，证明直至2016年1月20日原告明确知悉双方之间的最终款项尚未达成一致。
4、依据《出口代理协议书》约定制作的双方出口代理业务流程图以及依据双方实务操作惯例制作的出口代理业务流程图各一份和部分按“先开票后收汇”实际操作惯例收到的对应票据和单证12页，证明双方出口代理的实际操作流程与协议约定的流程存在最大区别就是原告在报关后即开票，导致外商未支付款项不确定，还必然存在收汇延迟的汇率差问题等，原告以开票金额要求支付货款没有依据。
5、盖章版空白《代理报关委托书》三份，证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不参与出口报关，仅负责收汇结汇、退税等事宜。
6、《康辉OEM业务对账情况》、《2011康辉OEM业务汇率差清算备忘录》各一份，证明2008年至2011年，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与原告OEM部门之间均存在汇率差，原因是在外商尚未付汇就先开票导致的。
7、《康辉自营业务对账情况》和上海东南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各一份，证明2007年至2011年与原告国际部之间存在汇率差和运费，原告发票金额大于实际应付金额，双方约定将多收到的外汇部分款项拆分填补以前年度或以前月份未收汇的订单项下的情况。
8、双方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的《康辉出口代理业务登记表（国际部）》一份，证明与原告发生的每一笔出口代理业务，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均做相应记载。
9、向原告支付36张发票中的8张发票项下款项对应的银行付款凭证及记账凭证19页，证明有8张发票对应款项已向原告支付，计人民币4365032.49元；有17张发票项下的款项通过“后款清前款”方式已向原告支付，合计人民币5179325.95元；有10张发票对应款项至今未收到外商付汇，合计人民币4587190.31元；有1张发票金额人民币56431.25元原告未提供。
10、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医疗器械进出口有限公司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一份，证明因双方大量款项存在“后款清前账”的结算方式，原告截取2012年及2013年国际部的部分业务项下发票36张不能完整覆盖自2006年至2014年期间长达九年代理业务关系，根据专业机构对双方代理业务资金往来情况的核查，截止目前仅差原告人民币1295934.94元尚未支付。
11、《24张外商汇款记录付款情况汇总表》一份和银行出具的《国际汇款贷记通知书》及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向原告付款的《内部记账凭证》、《付款单》、《银行电汇凭证》、《银行汇款付款通知》等材料171页，证明根据原告所提供的24张外商汇款记录，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已向原告支付大部分的外商进账货款，仅剩余6笔收汇金额（合计187212.74美元）未付，系因原告未提供发票或其他原因所致。
12、双方《国际部及OEM部2006年至2013年运费清单》一份及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为原告国际部垫付运费的发票凭证、内部记账凭证、付款单412页，证明2006年9月至2013年7月双方出口代理业务期间为原告国际部长期垫付运费合计1212472.04元。
13、《代理出口业务汇率差计算》表一份，证明原告国际部2006年至2014年开票金额206802463.09元，应付原告国际部货款199511316.81元，国际部汇率差7291146.28元（汇率差的计算是将原告相关业务的开票金额减去应付货款之后得出的，即含外商未付款）。
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围绕抗辩主张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
1、《验资报告》一份和2012年至2016年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5份，证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成立时，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作为股东之一，已全额出资到位，两被告资产、财务独立，不存在财产混同。
2、《土地租赁协议》一份、《办公用房租赁协议》二份及支付物业管理费的发票凭证22页，证明办公场所系合法向第三方承租，两被告办公场所不在同一楼，双方办公场所独立；
3、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组织架构图、员工基本信息、任免通知、劳动合同等及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章程、人员名单、员工基本信息、任免决定、劳动合同等，证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为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全资支公司，分别设立机构部门，且互相独立。
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协议第4条第3）款规定，我们不承担因外商未付款而造成未能支付原告货款的责任和所引起的相关损失，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外商没有付款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付款；对于证据2发票的金额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36张发票并没有依据协议第4条第1）款的规定开具，双方结账是如果原告在收汇之前就开具增值税发票，则需承担被告汇率差的损失，协议第4条第4）款原告承担货物运费和保险费、银行费等的业务费用，但原告发票的开具时间就是原告货物报关的时间，开票的金额是不包含运费和保险费、银行费等的业务费用，仅仅是货款费用，由于发票在前，款项收到在后，所以也不包含汇率差，该发票不能作为最终结算款项的依据，款项的结算必须经过双方的核算，被告垫付的运费和保险费、银行费等也应当结算后扣减；对于证据3无主题电子邮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邮件发送时间是2014年7月11日，但在此后直到2016年5月3日双方都在核对账目，都没有对款项进行确认，所以原告的邮件是断章取义的，不是双方最终结算的金额；对于证据4付款凭证认可；对证据5企业信息档案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证据7因没有中文的翻译件，不符合民诉法证据规则的要求，其次这些是部分的分销框架协议，并非原告与外商的实际履行合同的全部合同，也无法说明这些合同是委托被告做外贸代理的合同，第三，原告举例第12页的合同，是2013年11月1日签署的，而本案原告和被告代理发生的时间和纠纷产生的时间均在此之前，此合同与本案无关，我们对其三性均不认可；关于证据8，被告租赁办公场所的时间是2011年，原告查询时间是2017年底，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租赁整片的办公区域的价格在2011年仅50万元每年，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仅租赁其中两百平方，所以对原告的该证据与本案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9原告提供的24张汇款记录的数字统计，我方进一步作了统计，在证据材料中已经提供了统计数据，针对24笔款项，我们分别对应的合同号、支付凭证、支付款项，当庭作为证据提交，经过我们的统计，我们仅剩6笔收汇金额合计187212.74美元没有支付，其他款项均已向原告支付完毕，上述187212.74美元也已统计在我方提交的审计表中。
原告对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出口代理协议第5条明确被告负有每天查询外汇到账情况的义务，其所称“不知晓外商款项支付情况”不成立；对证据2中第16页和18页两封邮件未经公证，对其三性有异议，对公证书及其他邮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4系被告自制，对其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双方后续仍在对账，该文件之确认金额不能作为最终数据；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文件最后列明“双方签字盖章以作明确”，因原告未盖章，该文件未生效；对证据8系被告自制，对其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等凭证与发票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不能证明被告已经支付了8张发票的对应款项，不能证明17张发票已通过“后款清前款”向原告支付，更不能证明“10张发票至今未收到外商付汇”；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与关联性均有异议，该报告不能证明“截止目前仅差原告人民币1295934.94元尚未支付”的主张，该报告所有数据均来源于被告提交的其自行制作的数据，而并非原告认可的原始凭证等证据，数据可能经过篡改；对证据11中汇总表，除第1项637544.92美元调账外，被告关于拆分其他外商付款用于填补2011年未收汇部分的主张不成立，按《康辉自营业务对账情况》内容表述，应当解读为2011年全部未收汇部分均已通过USD192022.13填补完毕，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该等外商付款合计不少于人民币4521698.02元，被告于2018年1月3日当庭自认欠款人民币5661577.17元，扣除原告认可的运费363578.41元后，被告至少未支付原告诉讼请求中的本金9819696.78元；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均不认可，根据《对账情况》，原告就2007年至2011年之间的运费已达成一致，确认原告应支付上述年份的运费合计人民币26547.41元，另外承担被告在《运费清单》中主张的2012年至2013年期间国际部运费人民币337031元，两者合计人民币363578.41元，而非1212472.04元；对证据13因系其单方制作，不予认可。
原告对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提供的证据1中的《验资报告》无异议，对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能据此证明双方财产独立；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因系其自制，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
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对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员工朱耀廷2014年7月11日和2016年5月3日向原告方发送的两份邮件能否作为原告向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主张付款的依据？本院认为，朱耀廷只是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普通员工，邮件内容也只是拢统的往来数据，还有待双方进一步确认，特别是未付款中是否包含外商未付款，并且原告对其中运费、银行费用、汇率差金额均有异议，后一份邮件只是对原告开票金额核对，并且还包括原告OEM的业务数据，而本案诉争的是原告国际部业务，朱耀廷在正常业务往来过程中以业务经办人身份所发送的邮件不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故原告不能单独截取该两份邮件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作为向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主张付款的依据。2、原告提供的与外商签订的四份合同（协议）复印件，因该部分合同不能覆盖其与外商签订的全部合同，故原告以该四份合同不能证明相关运费全由外商承担、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无权抵扣相应运费的主张。3、原告根据法院的调查令调取的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在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44×××95账户下的2012-2014年期间的汇款明细，原告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康辉出口业务登记表（国际部）中2011年6月-2013年3月的登记表明细比对，认为该表中部分单位出口汇款金额有增加，具体有24笔,增加金额，扣除汇率差、代理费至少有7002081.89元差额是否能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该24笔收汇，被告陈述已全部作调账处理抵充前期原告与外商签订的其他合同名下，存在“后账清前账”情形，并提供了部分原告同意调账的依据及全部具体调账明细，经本院庭审核实，双方在前期操作过程中确实存在“后账清前账”的调账“滚动结算”情形，原告需要证明的是被告在经过调账之后，被调账的合同名下外商的款项又已经支付，并且该支付款项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未计入应付款项之中。由于外商的未付款，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不承担向原告支付的义务，故原告不能仅凭该24笔外商付款未在“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康辉出口业务登记表（国际部）中2011年6月-2013年3月的登记表明细”登记为由要求付款。当然，如果原告由于客观原因在本案中未能彻底查核清楚，造成外商付款有遗留，或在本案审结后，外商又有款项向被告支付，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4、关于原告提供的36张发票，其中有1张发票金额人民币56431.25元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认为原告未提供，其他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无异议，由于原告没有按协议约定在收款结汇后开票，故开票金额不能作为要求付款的金额，对有争议的1张发票，如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确未收到，可以要求原告补开，但不影响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按实际收汇金额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原告付款的义务。5、关于2012年11月9日双方签署的《康辉自营业务对账情况》效力，本院认为，按该材料最后“双方签字盖章以作确认”之约定，该材料仅有双方业务经办人签字，没有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也未加盖印章，故未生效，但从该材料内容可以反映存在诸多调账以“后款充前账”的情况以及抵充汇率差和运费的情形。6、关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实际收汇金额的认定，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将2006年以来与原告国际部的业务往来所有收款进行了列表统计，所有收汇扣除相关费用后合计人民币199511316.81元，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外商的付款金额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上述收汇款项有遗漏的情况下，本案中只能以此数据进行结算。7、关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垫付运费的认定，由于2012年11月9日双方签署的《康辉自营业务对账情况》最后“康辉应付我司运费RMB26547.41”表述是在对前期运费抵扣后的结算金额，并非原告所述“原告就2007年至2011年之间的运费已达成一致，确认原告应支付上述年份的运费合计人民币26547.41元”，故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垫付的运费应当以2006年以来实际发生数额1212472.04元计算。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原告（乙方）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甲方）签订《代理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作为其出口代理商，乙方负责组织出口货源，并按甲方提供的有关开票数据在货物出口后二个月内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负责按期办理货运、报关、退税、申请相关出口许可证；出口合同中价格、交货期等具体内容由乙方负责与外商商洽确认，甲方予以协助，在货物出关后，乙方负责向外商催款，并将外汇在货物出关后两个月内汇至甲方账户上，以便甲方及时收汇核销及安排对乙方货款的结算；甲方收汇后，将对应银行入账通知书提供给乙方以便核对，同时确认单据无误后按1元美金收取乙方0.15元人民币的代理费，具体结算比率按收汇当日中国银行牌价+出口退税-
代理费计算，如乙方在收汇前开具增值税发票，则需要承担甲方发生的汇率差损失；甲方在收到乙方增值税发票和外商汇款后，应在22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货款，具体金额由双方协商以滚动汇总的方式执行，甲方不承担因外商未付款而造成未能支付乙方货款的责任和所引起的相关损失，乙方承担货物运费、保险费、银行费用等业务费用。后原告（甲方）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乙方）又签订《出口代理协议书》一份，约定该协议书自2011年2月1日生效，有效期三年，协议将代理费调整为按总金额收取货款金额1%的代理费，乙方每天查询外汇到账情况，并在货款到账三天内将水单扫描并发邮件给甲方，甲方在拿到水单后尽快以邮件形式通知乙方划入指定的订单（需提供ID号以及核销单号，如一笔汇款对应多个订单，请拆分），在每笔汇款都确认到订单内的情况下，双方每月确认当月实际到款数，以表格形式签字留存，乙方每月28号将当月的外汇以双方约定比率折成人民币汇给甲方，并将汇款凭证及支付单详情邮件给甲方，甲方确认收到后以表格形式签字确认。该《出口代理协议书》其他内容基本与双方前期签订的《代理协议书》一致。协议签订后，双方于2006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截止2013年6月5日，原告合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06858894.34元，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自认收到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206802463.09元，对原告于2012年12月25日开具的票号为02315070、金额56431.25元的一张发票，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陈述未收到；截止2013年4月26日，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收到外商汇款扣除相关费用后的总金额为199511316.81元（国际部）；截止2014年7月28日，原告国际部合计收到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付款193849739.64元；2006年9月14日至2013年7月16日，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为原告国际部支出运费1212472.04元；经计算，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尚欠原告国际部的货款4449105.13元。
另查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是由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单独出资成立的一个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双方办公场所、人员组成和财务核算均独立。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之间的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双方订立的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货物出关后，由原告负责向外商催款，保证客户在货物出关后两个月内将款项汇入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账户，以便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及时收汇核销并安排货款的结算，故外商客户的催款责任在原告，即外商客户的具体付款金额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在原告不能充分举证的情况下，本院只能依据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提供的实际收汇金额进行结算；由于协议约定如原告在收汇前开具发票，则需承担汇率差损失，而原告实际操作中确实存在此类情形，故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提出的不能以原告开票金额作为付款金额，而应以实际收汇金额扣除相关费用后作为应付款金额的做法符合双方协议的约定，如原告今后有证据证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提供的实际收汇金额有遗漏或者计算的代理费、汇率差有出入，可另外行使权利。由于协议约定由原告承担货物运费，故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为原告货物出口支出的运费应当在付款时一并扣除。因为原告与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之间是代理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不能仅凭开票金额确认其应收款金额，至于因汇率差、运费、代理费等原因造成的开票金额与实际付款金额不符问题，双方可通过财务调账解决。根据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提供的证据反映，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最后收汇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原告最后开票的日期为2013年6月25日，按《出口代理协议书》约定，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在收到原告发票和外商汇款后，应在当月28日支付货款，故原告要求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承担自2013年6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支付的金额以实际计算金额为准，超出部分因证据不足，本案中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公证费用系其为补强证据所支出的费用，该费用应当由其自己承担。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的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虽然被告医疗器械进出口公司是被告医疗器械股份公司独资成立的一个有限公司，但两个公司财务独立，财产不存在混同，故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医疗器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货款4449105.13元，并承担该款自2013年6月2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0600元，由原告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72267元，由被告上海医疗器械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48333元（该款原告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已预交,被告上海医疗器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诉讼费4833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朱志道
人民陪审员 夏春芳
人民陪审员 贡山凌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孙路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
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