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2802民初1707号
原告王治和(曾用名王子和,王子合)，男，生于1958年3月29日，土家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农民，住本市。
原告任应桃，女，生于1962年3月27日，汉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农民，住本市。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牟华荣，湖北序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周文美，男，生于1956年3月11日，苗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农民，住本市。
被告刘子英，女，生于1963年3月28日，汉族，湖北省利川市人，农民，住本市。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段先平、黄样，湖北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王治和、任应桃诉被告周文美、刘子英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向仁才独任审判，于2018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牟华荣，二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段先平、黄样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原告诉称：原、被告2002年11月10日签订转让协议，在场人有付吉祥和杨某，证明人周文华和杨华平，他们参与了整个协议签订的过程，此协议没经发包方鞍山村委会的同意。原、被告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将原告所有的房屋作价12000元卖给被告，原告承包的山林、土地交由被告管理，由被告交纳相关税、费。被告根据周文华提出的建议，为减少其买房所交纳的税费，把买房款中的6000元写成土地转让费。原告咨询周文华写成转让费的意思时，周文华解释，山林土地还是原告所有，被告负责耕种和交税、费及所有权归村集体，承包权归原告的前提下，使用权归被告。当时在房屋买卖过程中，没有涉及到土地、山林的转包。原告从2016年11月份开始信访，上访，去村里进行土地确权时才知道土地经营权已经变更了。现诉请法院：1、依法确认二原告与二被告2002年11月10日签订的《所有权、经营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将二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山林所有权转让给二被告的内容无效，并终止双方的转包合同。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二被告辩称：1.原告起诉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诉讼理由不成立，诉讼请求应予驳回。2.双方早已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被告不存在未给付6000元土地转让费的事实。3.原、被告所签协议是卖房屋搭土地的合同。4.双方所签的《所有权、经营权转让协议》是书面的，合同内容是以文字记载的内容体现的。5.原、被告的合同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6.被告没有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最高人民法院有明确答复，该协议符合相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签订合同是在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之后，双方应明确此协议有法可查，由法可依。原告主张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效，没有证据证明。转包协议、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不存在确认合同无效的事实。
经开庭审理，对双方争议焦点，本院归纳如下：二原告认为当时在房屋买卖过程中，没有涉及到土地、山林的转包，没有把土地、山林卖给被告方。二原告主张原、被告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将原告所有的房屋作价12000元卖给被告，原告承包的山林、土地交由被告管理，由被告交纳相关税、费。为减少其买房所交纳的税费，被告采纳周文华建议，把买卖房屋价款中的6000元表述为土地转让费。原告咨询周文华转让费的含义时，周文华称山林土地还是你王治和所有，周文美负责耕种和交税、费及所有权归村集体，承包权归王治和的前提下，使用权归周文美。在原告持有的协议上，鞍山村委会没有盖章。当时以为此份协议是私下达成的，村委会才没有盖章，二位村干部不是代表村委会去参加的此份协议的起草和签订。二被告主张二原告打包将房屋、山林、土地转包给二被告，但村干部没有要求将两证交付给二被告。
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被告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原、被告2002年11月1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在场人在付吉祥、杨某，证明人周文华，杨华平，他们参与了整个协议签订的过程，此协议没有鞍山村委会的签章。这一份合同是在我们出售房屋的基础上，后面作为被告方提出的条件签署的这一份合同，当时在出售房屋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提及土地买卖也没有提及卖房屋搭田土的条件，这个等会儿有证人作证，是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时候产生的这一份协议，在写这个协议之前，我们就土地达成了一定的口头协议，当时是因为被告方要求将土地给他种，我们就表明，耕种土地可以，但是要给我们支付租金，被告方说没有钱，给不起，我们就又协议了一个条件，用包谷代替，被告方说包谷也没有，后就说我们是邻里，我现在去利川居住了，我可以把土地给你耕种，土地是我的，可以给你耕种，但你必须给我交税，要照管好我的四至边界，因为当时为这个边界发生了多次纠纷，因此提出这个条件。在口头达成协议后，才签订了此份书面协议。在此过程中，周文华就给我提出，房屋12000元，为了周文美少交房屋税，房屋作6000元，土地、山林作6000元，我当时觉得这样可以，就同意签订协议。最后协议写完后叫我签字，我就在转让二字上询问，当时的政策法规文件我不懂，解释说就是把你的承包地给周文美耕种，权属还是你的，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还在我手中，现在都没有交出去。二被告对此份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协议证明是对房屋所有权出卖和土地流转经营权转让所达成的协议，所以6000元的转让费在合同中约定明确，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已经全面履行，土地经营权和林权的流转方式是转让而不是出租，村委会没有盖章，是当时写好过后，双方自己到村委会加盖公章，被告的合同已经加盖了公章，原告的合同没有加盖公章，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转让是否经发包方同意，应当以被告所持合同村委会盖章为准，该合同是在2002年11月10日所签，是《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过后施行以前在确认合同效力的时候应当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以及合同法，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
证据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份、《湖北省农民负担及补贴监督卡》1份。拟证明原告依法享有该土地山林的承包经营权以及涉案土地相应的补贴福利。二被告认为本组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进行流转的前提和基础，证明流转协议合法有效。粮食直补从2005年过后都是由被告在领取，不存在原告继续享有粮食直补的事实。即使领取了也应当支付给被告，因为土地一直是被告在耕种经营，建议法庭不予采信。
证据3、申请书原件1份，编号为2101704004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1份、附带的恩施州依法完善农村土地延包农户调查登记表、恩施州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农户调查地块及附作物登记表。二被告对申请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与原告的证明目的没有关联，对两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及附带的恩施州依法完善农村土地延包农户调查登记表、恩施州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农户调查地块及附作物登记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即使合同的签章与合同的时间不一致，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并且合同的来源是根据2002年11月10日双方所签转让协议，来源合法，这组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由承包人自主行使，以转让方式流转之后，原承包人的就转让土地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终止，受让人与发包方重新确定新的承包关系，原告在将土地转让给被告后在承包期内不再享有已经流转了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这是承包人流转土地过后的法律后果，不是其承包权的被剥夺，被限制，所以对该组证据建议法庭不予采信。
证据4、农村土地承包合同1份。拟证明被告属鞍山村17组村民，依法已经在17组享有承包经营权，按政策规定，一户村民只能在一个经济组织内享有一份经营权，被告在17组取得承包经营权后，不得享有在4组的承包经营权。二被告对此份土地承包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是鞍山村17组的村民，在17组享有承包土地的资格，但不影响他与原告所达成的土地流转协议，他在17组承包土地的同时也可以流转经营其他除17组以外的农村集体土地。原告把承包权和土地流转的权利混为一团是错误的。
证据5、原告的户口本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属鞍山村四组的村民，依法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经营权，此权属于法定权利，在原告没有放弃的前提下，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和剥夺。被告对常驻人口登记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首先，王治和的迁入时间是2010年6月1日，原因是夫妻投靠迁入的。其次，迁入后鞍山村四组的集体土地在二轮承包的时候已经发包完毕，在没有机动地的情况下对新迁入的人口是没有土地进行承包的。第三、在2002年11月10日以前，二轮土地承包后，原告在鞍山村四组承包了集体土地，但进行了流转，并且以转让的方式流转给了周文美，在行使流转权利之后，二轮土地承包期届满之前，原告无权再承包鞍山村四组的集体土地，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和剥夺，而且进行了流转，所以该份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6、付吉祥的书证和录音光盘文字版并到庭接受质询的证言。书证是由付吉祥口述，其孙子付贵杰代书的，指纹是付吉祥本人按的。拟证明付吉祥是原、被告房屋买卖的介绍人，参与了整个房屋买卖过程，杨某只是在签订协议的当天到场才知道原被告买卖房屋的行为，原、被告双方只有房屋买卖，没有山林买卖，房屋价款为12000元，实际收到12000元，并给被告出具了收条，其中土地款6000元，实际上是房屋价款而写成的。付吉祥当庭陈述：我当时所知卖房子的事实是，房子的卖价是12000元，交款的过程没有看到，写合同的时候我在场，但对合同内容我不知道，我妻子李春兰是真实的介绍人。我只是作为中间人签了字，其他关于土地，山林的情况我不清楚，我在合同上签字是属实的。周文华在场，盖没盖公章我也不清楚。二被告认为书证不符合形式要件，付吉祥既然是文盲就不能够书写，他是在旁边听到的，真正的介绍人是他老婆。再者，也不影响卖房屋搭田土的协议，也不影响转让土地、山林的合同效力。该证人不是直接介绍人，其证言系传来证据，建议不予采信。
证据7、原告代理人对杨某的录音光盘和文字版1份。被告方认为：这种录音不能作为证据采信，证人应该以出庭作证的证言为准，我方已申请杨某出庭作证。
关于二被告提交的证据，二原告质证意见如下：
证据1、拟证明双方就房屋买卖，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达成一致，同时转包协议由村委会干部周文华书写，在场人付吉祥等签字以及原、被告双方签字，村委会盖章同意，转让和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的《所有权、经营权转让协议》1份，二原告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当年签署协议时没有盖章，事后加盖公章是作为见证人盖章，不是以发包方名义盖章。原告任应桃认为：当时房屋由我亲自去过户的，但山林土地没有要求我去过户。
证据2、拟证明被告以转让方式流转原告承包地后进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登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各1份，合同的签订时间是由村委会统一申报，与被告没有关系。被告签章实际上是有两个，章子的规格不一样，样式不一样。二原告质证意见为：该两份证据以及合同编号2011704004和签章的时间不一致，所依据的承包合同系伪造。两份合同及登记表是伪造的，被告与鞍山村签订的合同侵犯了原告的生存权和经营权，村委会在没有任何资料登记存档的情况下，签订此合同，违法变更涉案土地，山林的承包人，同时村委会没有按正当程序对该土地、山林进行合法变更。原、被告签订协议是2012年，此证的承包期限是从1998年开始，被告已在17组取得承包地，无权承包四组的土地，此证颁发的权属依据违法即颁证没有权属依据，此证原告将申请撤销。林地使用人不是被告，且四至边界与协议不一致，颁发时间是2009年，与协议签订时间间隔10年之久，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3、拟证明被告购买原告房屋后交了契税，且将土地使用权人变更登记为被告儿子周蕾。双方所签房屋买卖合同和土地林地经营权转让合同已经全面履行的《契证》和《集体土地使用证》。二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有买卖房屋的行为，无法证明有山林、土地转让行为。被告代理人已经认可为了少交税费将房价写成了6000元的事实。被告代理人在原被告相互询问的过程中已经表达了其中有6000元是当时为了减少税费形成的，并且当时原告收房款的时候出具了房款的收条，请求被告出具此收条。被告认为：1.本案不存在买卖土地至土地经营权流转，2.土地流转变更登记凭协议就可以，但宅基地的使用权变更需要出让人签字。3.被告是作为受让人向原告支付转让费，当时给钱没有出具收条，并且收条与本案也没有关联。
证据4、二被告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言：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原、被告双方我都熟悉，王治和与周文美当时写了合同，我作为现场人签了字，房屋、土地、山林我都看过，当时一起作价12000元，我是清楚的，但什么时候交的钱，我不清楚。我和刘子英是亲老表，让我作为见证人参与买卖过程。协议是谁写的我不清楚，应该是大队干部写的。价位是多少我不清楚。我只看了起诉材料和原来的合同，其他的没有说。此协议是他们真实意思表示，我看到了他们亲自签协议的。我清楚当时他们是说打包一起将房屋、土地、山林用12000元进行买卖，我和我老婆牟宪都参与了。付吉祥夫妇只有付吉祥一人签字，他老婆没有签字。协议是周文华起草的，中介人是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房屋山林土地打包价是12000元，至于分别是多少我不清楚。是在周文美家里吃的饭，也应该是在周文美家签的协议。契税我只是在昨天看了本子之后才清楚。我知道原告律师找我，文字与录音是真实的。但律师当时没有表明身份，我随口而出，但这件事我认可。二原告认为：1.杨某与被告刘子英是亲老表，且在之前原告提交的材料中表示无法一碗水端平。2.原告出庭之前已经阅读了被告提交的诉状、证据等所有材料，可以合理怀疑其违背真实情况，按被告的要求做出于事实不相符，对原告不利的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3.杨某只在签协议当天才知道过程，不能证明协议内容就是他们真实意思表示，他无法公平地参与，如果他的证言与事实不符，请求法庭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以下事实：二原告与二被告于2002年11月10日签订房屋、土地、山林转让协议，将二原告位于利川市文斗乡鞍山村四组的两处房屋作价12000元出售给二被告，为了二被告少交买卖房屋契税，协议房屋价格6000元，土地、山林作价6000元。两处房产办了两个契税证，一处按4000交的，一处按2000元交的，共计交契税240元。土地、山林转让费6000元就不用交契税了。在场人除时任村干部的周文华和杨华平(后已故)外，还有中介人付吉祥、李春兰(后已故)夫妇和被告刘子英的老表杨某、牟宪夫妇。二原告和二被告与在场六人共计十人参与了整个协议签订的全过程，此协议经在场两名村干部签证，二被告持有的协议事后经由利川市文斗乡鞍山村委会加盖了公章，二原告持有的协议鞍山村委会没有加盖公章。《农村土地承包法》虽已于2002年8月29日颁布，但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二原告没有将林权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交付给二被告，二被告于2005年单方面进行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二原告于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去鞍山村委会进行土地确权时才知道土地经营权已经变更登记了。二原告与二被告产生矛盾后，二原告损毁了二被告转包给案外人黄体红的农作物（另案处理）。从2016年11月份开始二原告不断信访，上访，找相关基层组织解决多次和到市、乡信访部门信访，上访。后于2018年3月21日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决确认：1、二被告与二原告签订的涉及二原告林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部分无效，并终止双方的转包合同。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以上事实有上列双方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房屋买卖合同所有权转移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二原告和二被告均系利川市文斗乡鞍山村村民，二被告购买属于二原告所有的农村房屋后交纳了契税，且将土地使用权人变更登记为被告的儿子周蕾，其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关于二原告出卖房屋价款12000元，双方本无争议。但二被告至今没有举证证明交付房屋价款的凭证。二被告为了逃避税、费，双方签订了买卖农村房屋搭山林、土地的协议，而将房屋买卖价款6000元变相表述为山林、土地的转让费，属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同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变相买卖林地和土地的行为。利川市文斗乡鞍山村干部周文华和杨华平只是作为签证人签字，没有加盖公章就不是作为发包人的鞍山村委会的职务行为。当时农村土地承包法虽已颁布，但未施行。二原告持有的协议没有加盖公章，二被告持有的协议事后加盖了鞍山村委会公章，其内容违反了当时的法律政策规定及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山林是农民的生存之本，二原告虽然进了城，但户口性质没有改变，仍然是利川市文斗乡鞍山村四组的村民，发包方应该保留其承包经营权；承包方不愿意耕种的，可以将其承包地交给其他村民耕种。强制转让承包经营权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签订协议后，虽然二被告于2005年单方面进行了变更登记，但2009年财政部门还给二原告发放《农民负担及补贴政策监督卡》，说明财政部门还是认定二原告为承包经营权人。再次，双方协议中关于长期转让的表述界定不清，可理解为到第二轮土地延包时终止。原告去鞍山村委会进行土地确权时才知道土地经营权已经变更了，从2016年11月份开始不断地信访，上访。如果第二轮土地延包二原告丧失了土地和林地承包经营权，成为失地农民，将继续信访，上访，不利于社会的安定、稳定。更何况二被告已经在利川市××乡××村××组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地承包经营权，还要求继续承包利川市文斗乡鞍山村四组的本属于二原告不愿意继续转包的土地和山林，与现在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政策相悖，也不符合国家正在推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故二原告主张依法确认二原告与二被告2002年11月10日签订的《所有权、经营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将二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山林所有权转让给二被告的内容无效，并终止双方的转包合同的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由于本案二原告起诉的是确认之诉，对于因合同无效取得的不当利益应当予以返还系另一法律关系。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2002年11月10日原告王治和、任应桃与被告周文美、刘子英签订的《所有权、经营权转让协议》涉及二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山林所有权转让给二被告的内容无效。
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被告周文美、刘子英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3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账号：17×××0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7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向仁才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书记员 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