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11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88号7-9楼。
负责人苏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亚红，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阿毛，男，193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亦生，女，194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文仙，女，196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梦婷，女，199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绍明、仝泽强，浙江绍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立良，男，197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
委托代理人姚世榜，上海浩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阿毛、张亦生、蒋文仙、徐梦婷、毛立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7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8月27日，毛立良驾驶浙Ａ×××××号小型轿车从南往北行经余杭区闲林街道闲富路和荆余路交叉路口时，与从西往东通过路口张传根骑行的未登记的电动二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张传根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0日死亡，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认定，毛立良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与张传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基本相当，故毛立良与张传根负事故同等责任。2017年9月21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主要载明，被处罚人毛立良，车辆牌号浙Ａ×××××号，车辆类型小型轿车；现查明被处罚人于2017年8月27日6时53分，在余杭区闲林街道闲富路和荆余路交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实施驾驶……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限速30公里/小时，实测45公里/小时）以上，穿拖鞋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的违法行为。以上事实有交通违法行为人毛立良的陈述和申辩、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检测结论、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证明。以上三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决定给予：罚款2400元。当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向毛立良送达了以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毛立良未提出申辩。经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鉴定，浙Ａ×××××号小型轿车的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照明和信号灯均符合国家标准相关的要求，浙Ａ×××××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前的行驶速度范围是45-49km/h。无牌号两轮电动车不属于非机动车范畴的电动车，属于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即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范畴；无牌号两轮电动车制动性能、照明和信号灯装置、转向系均符合国家标准相关要求；无牌号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事故前的行驶速度范围是17-17km/h。本案事故发生后，张传根即被送至医院住院抢救治疗3天，于2017年8月30日死亡。期间，共产生医疗费55170.71元（在扣减收款收据的537元后，非医保费用13792元），毛立良垫付了其中的20000元；保险公司支付通过转账支付了120000元。张传根于1964年11月9日出生，其户籍性质为非农业家庭户。本案徐阿毛、张亦生、蒋文仙、徐梦婷分别系张传根之父、之母、之妻、之女，其中徐阿毛于1934年12月16日出生,张亦生于1945年11月1日出生。徐阿毛与张亦生共生育包括张传根在内的子女三人浙Ａ×××××W号小型轿车在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强制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保有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徐阿毛、张亦生、蒋文仙、徐梦婷于2017年10月17日起诉请求判令：一、毛立良赔偿徐阿毛、张亦生、蒋文仙、徐梦婷损失1232929.20元；二、保险公司对上述费用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优先承担精神抚慰金及非医保用药赔偿责任，并对上述款项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应当予以赔偿。关于本案民事赔偿的比例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张传根驾驶的电动车虽经鉴定为“属于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但仅表明该电动自行车在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接近或等同于轻型摩托车，但相关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超标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其次，根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即根据行为的危险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来决定过失的轻重。健全的成年人比老幼病残者优越，汽车比行人优越，在各种车辆中，性能好的车比性能差的车优越。优越者的行为的危险性更大、危害回避能力更强，发生交通事故后，在等同的情况下，危险性大的一方应承担较大赔偿责任。原因在于，优越者所需注意之程度较高，过失既重而原因力亦强。本案中毛立良驾驶机动车的危险性显然大于驾驶电动车的张传根。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仅是一种证据，是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人作出罚款、拘留、限制驾驶人员的资格等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亦可以作为法院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或判决的依据。本案，毛立良驾驶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限速30公里/小时，实测45公里/小时）以上，穿拖鞋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的违法行为。以上三项违法行为均系导致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动因；结合受害人张传根驾驶的为非机动车。综合本案案情，应当重新划分事故责任，毛立良应依法按责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张传根自担30%的民事责任。体现了尊重生命的基本价值理念，又符合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依法予以赔付。经原审法院审查确认，本次交通事故的相关损失费用计算如下：1、医疗费，为55170.71元（非医保费用13792元）；2、误工费，为463.44元（3天×154.48元/天计算）；3、护理费，同误工费的计算为463.44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50元（3天×50元/天计算）；5、家属处理丧事的误工费，为3244.08元（3天×154.48元/天计算×7人）；6、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0203.90元；7、交通费，原审法院酌定为3000元；8、死亡赔偿金，原审法院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37元计算20年，即47237元/年×20年=944740元；9、精神抚慰金，原审法院酌定为35000元；10、丧葬费，为28192.50元。以上各项所列费用合计为1160628.07元。本案的具体赔付为：1、交强险，由保险公司赔付120000元（非医保费用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其中优先赔付）；鉴于保险公司已支付120000元，故以保险公司义务履行完毕论。2、商业三者险，由保险公司赔付725785.25元（总损失1160628.07元-交强险赔付120000元-非医保费用3792元=1036836.07元×70%）。3、侵权人赔付，由毛立良赔付2654.40元（3792元×70%）。鉴于毛立良已垫20000元，以毛立良义务履行完毕论；保险公司尚应赔付708439.65元[725785.25元-（20000元-2654.40元=17345.60元）]。综上，徐阿毛、张亦生、蒋文仙、徐梦婷诉请之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徐阿毛、张亦生、蒋文仙、徐梦婷损失708439.65元；二、驳回徐阿毛、张亦生、蒋文仙、徐梦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896元，减半收取7948元，由徐阿毛、张亦生、蒋文仙、徐梦婷负担2456元，由毛立良负担5492元。
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事故70%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本次事故主要是因张传根违反交通信号灯横穿马路导致的，故张传根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且张传根驾驶的是机动车。一审法院认定张传根驾驶的电动车虽经鉴定为“属于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但相关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超标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其次，根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及毛立良在事故中的三项违法行为，认定毛立良应当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张传根自担30%的民事责任，该认定是错误的。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载明，张传根驾驶的为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事故认定书中认定事故过错时将未取得驾驶证作为事故过错之一，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之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由此也可以说明张传根驾驶的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2、张传根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主要是违反交通信号灯，横穿马路，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结合张传根在事故中的其他过错，上诉人认为张传根应对本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承担70%民事赔偿责任，毛立良承担30%民事责任。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70%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是显失公平的。二、退一步讲，若事故过错相当，张传根与毛立良均应承担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张传根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最多不超过50%的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30%的责任。补充意见：本案中驾驶员被交警认定有超速行为，因为该路段是学校路段，限速是30码，但驾驶员当时的速度只是40码，因为30码到40码的区分不大，驾驶员不是很感觉得到。而且事发当天是星期天，限速30码是为了学生安全考虑，所以当天40码的速度也是安全的。死者存在重大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死者存在闯红灯行为，死者驾驶的车辆属于轻便摩托车，经鉴定应属于机动车，但一审认定摩托车不属于机动车，这与事实不符。在交警认定为同等责任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审认为本案适用优者危险负担原则，但上诉人认为该原则在本案中不适用。死者驾驶的是机动车，被保险人驾驶的也是机动车，两辆机动车之间不存在适用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死者存在闯红灯的行为，虽然一审的判决给死者家属有一定的抚慰功能，但一审的判决有损良好交通秩序的建立，不利于公序良俗的建立。死者还存在不通过人行横道的行为，所以在整个事故的发生过程中，死者的行为过错是远远大于被保险人的过错，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三七责任比例开是显失公平的。
被上诉人徐阿毛、张亦生、蒋文仙、徐梦婷答辩称：上诉人认为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死者闯红灯导致，并且死者驾驶的是机动车，主要责任比例应由死者承担。原审询问上诉人是否有证据证明死者闯红灯，但上诉人一审中均没有证据。死者驾驶的是超标电动车，还是属于电动车，死者去买车辆的时候也被告知为电动车。只是经鉴定该电动车超标，但这无法改变该车辆是电动车的事实。交警的事故认定书认为死者驾驶机动车而没有相应的证照，这是强人所难，因而认定事故是同等责任。本案认定是同等责任是因为如果认定驾驶员是主要责任的话，造成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驾驶员就要受到刑事处罚，所以同等责任本来就对死者不公。交警事故认定书认定同等责任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死者驾驶电动车在路过行人过道时被毛立良严重超速、追尾是导致事故的根本责任。徐阿毛、张亦生、蒋文仙、徐梦婷在一审中是要求毛立良承担全部责任，死者在本案中并没有过错，本案一审法院合理分配是正确的。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毛立良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没有按照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正确划分，而是盲目适用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片面扩大了毛立良及保险公司的责任。事故责任书中已经对毛立良的行为在综合考虑后作出了同等责任的认定，同等责任已经是因为死者的死亡，已经偏向死者。被上诉人认为事故是由于追尾造成的，但是死者突然从大货车前面冲出来，把电动车撞在毛立良车辆的前面。毛立良在直行的道上绿灯还有十多秒，在和该道路垂直的方向不可能存在黄灯或者其他信号灯的情况。本案已经超过毛立良应该注意的义务范围，毛立良的车辆方向绿灯还有十多秒，死者是从左前方的大货车后面突然冲出来，死者骑着车并没有在人行横道内，一审判决扩大了毛立良的责任。二、非医保费用承担的比例应该按照50%的民事赔偿责任即1896元承担，一审判决系错误判决。三、毛立良已经垫付了2万元费用，判决书认定毛立良义务履行完毕论，一审没有明确毛立良的义务是什么，该部分应当由保险公司在总的赔偿款项扣除后向毛立良返还，一审法院判决错误。故此，要求依法改判。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虽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毛立良与死者张传根负事故同等责任，但原审法院根据双方过错并酌情考虑车辆优势因素，结合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判令肇事车辆承担70%的赔偿责任，并由承保肇事车辆的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符合客观实际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58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亮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韩圣超
二0一八年四月八日书记员徐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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