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4民终323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蔡春林，男，195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永安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家林，男，196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永安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日平，男，1941年8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永安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廖福兰，女，195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永安市。
以上四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雁，福建邱宁江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春吉，男，1968年2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永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丁宝、陈天华，福建永杭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审被告：永安市人民政府燕南街道办事处永浆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永安市永浆村1号。组织机构代码：05434234-8。
法定代表人：林福桔，村主任。
上诉人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因与被上诉人蔡春吉、原审被告永安市人民政府燕南街道办事处永浆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永浆村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7）闽0481民初3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雁，被上诉人蔡春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天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永浆村委会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7）闽0481民初344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基础事实的理解与客观事实不符，亦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且其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为：“…农村承包地流转中，“互耕”与“互换”从形式上看并无区别，…但从法律权利类型上判断，实质区别是明显的…”，即本案的“互换”等于取得该地的核心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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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权及再处分。对此，上诉人认为：首先，一审法院认为“互耕”与“互换”存在着本质区别，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等均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之一，没有“互耕”的说法，更没有“互耕”与“互换”在法律上有着本质区别的规定。其次，一审法院将双方当事人在各自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内的“互换”直接等同于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完全背离了当事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期间，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换田协议》且不论其真实性是否存在问题，仅就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材料就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自己也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土地“互换”是有期限约定，而非永久性的。也就是说，涉案土地的所谓“互换”是在各自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的互换耕作。对此，也可以从本案四位各自独立的上诉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次登记发证时，均不约而同地将自己原承包经营的土地依法登记办证的客观行为得以印证。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对土地“互换”的约定，绝不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变更，更不等同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第三，被上诉人现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错误的、无效的。被上诉人在1999年11月19日即在上诉人之后“偷偷”办理的该证存在明显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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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地的亩数错误；承包地的属性错误；承包地的四至界线错误！特别是，本案讼争的土地自1990年起就已经发包给上诉人承包经营，1999年办证时，该土地还在承包经营期限内。那么，土地发包方即本案原审被告是依据什么有权将上诉人承包经营的土地转发包给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可见，被上诉人不论通过何种途径其都无权合法获得上诉人承包经营的土地，被上诉人取得的承包经营权证是错误的无效的。第四，本案通过多次审理，双方当事人均已陈述清楚本案最重要的一个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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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之间互换的是承包地的耕种，并非承包经营权的互换。对此，双方当事人多次的庭审笔录、同步录音录像均可证实。那么，一审法院凭什么不认定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的事实，而非要将“互换”与“互耕”作出法律上存在本质区别的认定？一审法院是在为被上诉人赢得诉讼竭力寻找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是看在同村同族的情分上，应被上诉人提出发展生产需要请求时，才给予支持即互换土地使用，但绝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和变更，对于这一点的意思表示双方均是明确无误的。因此，一审法院将双方当事人从未表述过的“互耕”使用到本案中，并据此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请，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求得法律公平公正的裁判，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蔡春吉辩称，一、上诉人已将“门扇甲”的土地使用权与被上诉人在“车焙龙”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互换，“门扇甲”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属于被上诉人所有。1、本案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认为没有将“门扇甲”的土地使用权与被上诉人在“车焙龙”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互换是错误的。本案中，廖福兰、邓家林、蔡春林已于1996年8月6日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换田协议》，将承包的责任田与被上诉人互换，刘日平也于1996年底找到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约定将自己的1亩责任田与被上诉人耕种的地名叫车焙龙的土地互换。虽然上诉人邓家林、蔡春林对协议的内容不予认可，但均承认与被上诉人签订过《换田协议》，对此，原村主任也表示认可，并承认有在《换田协议》上签字、盖章，只是时间较长，搞不清楚被上诉人出示的协议书是否为原件，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过《换田协议》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换后的耕地，长期由被上诉人使用，时间长达20年，并已被被上诉人改造成鱼塘，已不可能作为耕地耕种，故上诉人否认与被上诉人进行互换，也与耕地的实际使用情况不符，四个上诉人也不可能在同一口鱼塘上划出界限一起养鱼。二、上诉人以“门扇甲”地块两本证为由，认为该耕地使用权属于上诉人，要求领取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撇开5本土地承包证的效力问题，四个上诉人的耕地已于1996年与被上诉人的耕地进行了互换，其在门扇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与被上诉人互换至车焙龙，门扇甲的地块已被答辩人改造成鱼池，被上诉人自2014年5月耕地被征用后，即丧失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属于失地农民，征地补偿款理应属于被上诉人所有。
永浆村委会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蔡春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永浆村委会立即支付给蔡春吉征地补偿款441，997.1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均系永浆村村民，属该村第一村民小组成员。1990年，永浆村各小组对耕种的土地进行调整，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所在的第一小组分成四个分田小组，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属于同一分田小组，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为不同的分田小组。本案争议的被征用的位于“门扇甲”耕地当时系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所在的分田小组进行土地调整的地块，蔡春吉在另一分田小组分得“车焙垅”地块。1999年11月18日，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分别与永浆村委会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限为30年(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1999年11月19日，永安市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对上述承包合同书进行鉴证。永安市人民政府经审查后，核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蔡春林、刘日平、廖福兰的承包土地地块登记中涉案的门扇甲地块的登记情况与《耕地承包合同书》中承包耕地地块明细表登记的内容一致，邓家林承包地块登记表内容为：地块名称门扇甲，1丘，旱地，面积0.3亩，东至公路，南至福兰田，西至山，北至春林田。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承包土地地块登记中“门扇甲”地块的土地类别均写明旱地。1999年11月19日，蔡春吉与永浆村委会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耕地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限为30年(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同日，永安市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对上述承包合同书进行鉴证。永安市人民政府经审查后，核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土地地块登记中“门扇甲”地块的土地类别写明水田，面积与四至同前述一致。蔡春吉19**年土地调整时所分得的位于“车焙垅”的责任田，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在1999年均未与永浆村委会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未获得永安市人民政府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3年10月左右，因“南三龙”高铁建设征用永浆村委会“门扇甲”地块，蔡春吉在该地块所建鱼池被征用，蔡春吉收取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因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对被征用的“门扇甲”地块的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合计441，997.14元发生争议，永浆村委会对已拨入村账户的属于安置对象的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441，997.14元未予发放。
一审庭审中，蔡春吉陈述，1996年8月1日，蔡春吉因要在被征用的“门扇甲”地块建鱼池养鱼，与蔡春林、邓家林、廖福兰进行协商，用蔡春吉19**年土地调整时所分得的位于“车焙垅”的耕地与蔡春林、邓家林、廖福兰调换，双方签订换田协议，廖福兰的女婿以廖福兰的名义与蔡春吉订立协议。协议主要内容：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廖福兰经协商同意将蔡春吉“车焙垅”的责任田与蔡春林、邓家林、廖福兰“门扇甲”的责任田对换；蔡春吉要求小队、村委给予鉴证并要求对换十年以上协议；如下期分责任田蔡春吉愿认“门扇甲”责任田。此后，刘日平也口头约定按其他三人的条件，将其位于“门扇甲”的责任田和蔡春吉“车焙垅”责任田进行对换。为此，蔡春吉提供《换田协议》予以证实。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认可蔡春吉原位于“车焙垅”的责任田由他们耕种，但双方当时约定换耕不换地，否则1999年《耕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就不会将“门扇甲”的土地做到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各自名下。对蔡春吉提供的《换田协议》，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分别发表了意见：蔡春林、邓家林发表质证意见时认可有与蔡春吉签订换地协议，但蔡春吉提供的《换田协议》不是原件，当时约定的内容无法确认；廖福兰提出其女婿未经其同意签订协议，其根本不知道有签订协议此事；刘日平提出未签订协议，但蔡春吉有在蔡春林、邓家林、廖福兰换耕后找其，其才同意换耕。因双方对《换田协议》意见分歧较大，本院在审理（2015）永民初字第1768号案件时向原永浆村委会书记兼村长黄某调查，黄某证实：“换田协议由蔡春吉提供要求村里进行鉴证，在十年内如有调整土地由蔡春吉继续使用“门扇甲”的土地，当时并没有说有协议也未约定永久用地，争议地块原来就是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种的，后面做证的时候还是做他们自己的地。”当时庭审查证时，蔡春吉确认其提供的《换田协议》中，村委会盖章的：“同意小组意见十年内如有重分田，鱼池抵蔡春吉的责任田”及小组长蔡某所写的：“证明以上4人同意下期分田抵责任田鱼池由春吉管理”均系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不在场时，蔡春吉将协议交给他们签署意见。因蔡春吉提供的《换田协议》中“并要求对换十年以上”的“十”有涂改痕迹，且协议内容及当事人的签名模糊，使用印泥部分未体现红色特征，本院要求蔡春吉提交《换田协议》原件，但蔡春吉明确其提供的证据《换田协议》就是原件，已能证实换田事实的存在。另查明，2015年5月7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蔡春吉与永浆村委会、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该案于2015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已作出（2015）永民初字第176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因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纠纷产生后，双方均持有永安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故涉案“门扇甲”地块实际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由人民政府先行处理，裁定驳回蔡春吉的起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蔡春吉不服上诉，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6）闽04民终51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此后，2016年5月13日，蔡春吉向政府部门提出信访申请，请求永安市人民政府撤销1999年11月19日颁发给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的地名为“门扇甲”的承包土地地块登记的申请。2016年6月27日，永安市农业局作出永政农［2016］185号《关于蔡春吉信访申请事项的答复意见书》，处理意见为：双方持有的“门扇甲”《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耕地承包合同书》属于错发，本应收回注销，现争议地块已被实际征用灭失，撤销争议地块经营权证已无实际意义，因此，本机关对蔡春吉提出的撤销申请不予支持。建议双方对该矛盾纠纷采取调解方式解决为宜。蔡春吉对永安市农业局答复意见书不服，于2016年7月26日向永安市人民政府信访，要求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征地补偿款的信访事项复查请求，2016年8月4日永安市人民政府作出永政信复告［2016］4号告知单，认为已经过永安市人民法院和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不予受理。2016年9月6日，蔡春吉作为申请人向三明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被申请人永安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的第X1号、第X0号、第X8号、第X2号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涉案地块土地承包经营权归申请人所有。2016年11月2日，三明市人民政府作出明政行复［2016］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之规定，行政复议申请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应当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申请人早在2014年因涉案地块被征收的相关补偿费与第三人发生纠纷而向永安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就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被申请人对涉案地块重复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却无正当理由，已超出60日的法定时效。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申请人、第三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三明市人民政府作出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之后，蔡春吉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此期间，2016年11月15日，蔡春吉以同一当事人、同一诉请又再次提起民事诉讼，本院受理了此案，于是蔡春吉在2016年11月18日向省高院提出撤回再审申请，2016年12月1日，省高院作出了（2016）闽民申2485号准许蔡春吉撤回再审申请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因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均持有永安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对此一、二审均已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由人民政府先行处理，并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现已生效，蔡春吉不能又以同一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同一诉讼请求向法院重复起诉。2017年5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闽0481民初41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蔡春吉的起诉。蔡春吉不服上诉，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闽04民终79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款“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规定，于2017年8月8日作出撤销本院（2016）闽0481民初418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审理双方纠纷过程中，多次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因无法协商一致，调解未达成协议。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996年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双方交换“车焙龙”与“门扇甲”承包地的行为是“互换”还是“互耕”问题。对此，一审法院结合证据在庭审查明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认定如下：对1996年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双方交换“车焙龙”与“门扇甲”承包地的行为是“互换”还是“互耕”，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土地“互耕”与“互换”该如何界定问题。蔡春吉认为，1999年的换田协议确系自已写好协议内容后找蔡春林、邓家林及廖福兰的女婿各自签订的，刘日平虽未在换田协议上签字，但也是其事后同意换田的，当时村委会盖章的：“同意小组意见十年内如有重分田，渔池抵蔡春吉的责任田”及小组长蔡某所写的：“证明以上4人同意下期分田抵责任田鱼池由春吉管理”均系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不在场时，蔡春吉将协议交给他们签署意见。各方确不是同时在协议上签字确认，即便如此，各方表达及事后真正换地及互换20年后的确无任何纠纷，表明“车焙龙”与“门扇甲”承包地互换承包经营权，确属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真实意思表示。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认为“车焙龙”与“门扇甲”承包地不是永久互换而是有期限的互耕，在1999年办证时，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从未与蔡春吉变更或调整过原责任田的划分，因此“门扇甲”承包地其实质是双方互换耕作的行为而不是互换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对此，蔡春吉提供了《换田协议》、《耕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提供了《耕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证明各自观点。一审法院认为，农村承包地流转中，“互耕”与“互换”从形式上均是承包人以各自的承包地与相对方交换耕种使用作为常态表现，从这点来看二者并无区别，但从法律权利类型上判断，以双方交换的是承包地的用益物权还是处分权作为两者的内在实质区别则是明显的。互耕是双方为了各自的便利享有对对方土地的使用权，它的实质是用益物权的一种交换，通常而言，即只是涉及耕种收益的权利。互换的目的则不仅获取对方之土地的用益物权得以耕种，而是取得该地之核心权利即处分权并自由使用，包含对之进行再处分、再流转及用于其他农业用途，及依法改变为非农用途。由于对法律知识的匮乏或者相关土地流转、互换程序的无知，导致在土地流转、互换、互耕的过程中出现约定不明或者容易产生歧义的现象。本案中的蔡春吉和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之间关于土地流转的行为到底是互换还是互耕，双方都持有不同的理解。双方从1996年起就“交换”承包地至“门扇甲”承包地块被永安市高铁指挥部征用，近20年间未有互换还是互耕纷争。1996年开始，这20年间，蔡春吉在“门扇甲”地块上将耕地改造成了鱼池，并进行了长期的经营，同时也取得了收益，蔡春吉不仅行使了获取对“门扇甲”地块的用益物权，而同时取得该地块之核心权利即处分权并自由使用。对蔡春吉在“门扇甲”地块改造成鱼池这一事实，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始终未持异议，故可认为双方“交换”之真实目的不在于仅获取对方之地的用益权得以耕种，而在于取得该地之核心权利即处分权（互换后用于其他农业用途改造成鱼池）并自由使用。在“交换”过程中，双方于1999年11月19日，同时取得了经永安市人民政府审查后核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双方所取得的证书永安市农业局已作出双方持有的“门扇甲”《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耕地承包合同书》属于错发，本应收回注销的处理意见。根据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之间“互换”承包地的实际履行互换行为、互换后获取的处分权及履行互换过程中从未发生争议的结果来判断双方真实意图是互换而非互耕，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因双方均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农户，该互换行为合法有效。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认为当时双方换地的实质是换耕行为，且换耕是有期限，而不是永久换地。对此，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口头或书面确有约定互耕及互耕期限，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从农村对土地流转习惯来看，互换关系从双方相互交付土地使用权时即告成立，双方未约定期限，则视为永久性互换。农村承包地互换泛指权利之完全让渡，互换后的双方均取得对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失自己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后蔡春吉不再对“车焙龙”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该地的承包经营权实际由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享有。
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是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其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来源。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本案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96年8月，为了农业生产需要与便利，将所耕种的土地进行互换，虽然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对原告提供《换田协议》的真实性认为不是原件，未予确认，且村民小组长和村委在《换田协议》上进行鉴证、签署意见时，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并未在场，但是本案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对换田的事实均无异议，并各自实际履行，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1999年11月，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均与永浆村委会就涉案的“门扇甲”地块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并经永安市人民政府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对蔡春吉原“车焙龙”地块，双方均未签订《耕地承包合同书》，获得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涉案“门扇甲”地块因高铁建设需要被依法征用后，蔡春吉在该地块经营鱼池，已领取了被征用土地除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的其他补偿款，涉案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441，997.14元是对被征用土地承包户失去土地的生活安排，被告永浆村委会对被征用的土地承包户的安置方案是将该款全额发放，因此该款的发放对象应严格按照永安市人民政府所确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进行认定。现由于永安市人民政府对同一地块错颁证行为认定为：双方持有的“门扇甲”《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耕地承包合同书》属于错发，本应收回注销，现争议地块已被实际征用灭失，撤销争议地块经营权证已无实际意义为由，不予以纠正。对1996年蔡春吉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双方交换“车焙龙”与“门扇甲”承包地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为是互换行为。农村承包地互换后的双方均取得对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失自己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后蔡春吉不再对“车焙龙”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而对本案讼争的“门扇甲”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故蔡春吉要求永浆村委会支付其被永安市高铁指挥部征用的修建鱼池养鱼的“门扇甲”地块的征地补偿款441，997.14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永浆村委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永安市人民政府燕南街道办事处永浆村民委员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蔡春吉支付“门扇甲”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441，997.14元。案件受理费7，930元，由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的上诉请求和蔡春吉的答辩意见，并结合相关证据和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双方互换承包地是永久换地还是有期限互换以及讼争的征地补偿款应当如何分配问题？本院分析评判如下：本案是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农村承包经营户与蔡春吉农村承包经营户互换农村集体土地而引发的纠纷，对于双方争议的征地补偿费的归属问题，取决于双方互换土地行为的效力问题。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看，1996年起，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农村承包经营户与蔡春吉农村承包经营户就互换承包地耕种至今，虽然各方就互换承包地的行为是永久换地还是有期限互换存在较大争议，但由于双方均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争议的土地即“车焙龙”与“门扇甲”的土地又同属于永浆村的集体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之规定，尽管1999年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农村承包经营户和蔡春吉农村承包经营户均与永浆村委会就“门扇甲”的土地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书》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双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行为无需发包方的同意和过户登记，即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效力。因此，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农村承包经营户与蔡春吉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各方签订的互换协议合法有效。由于双方各自耕种互换后的承包地十几年均无争议，且互换协议已实际履行，各方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关系，土地上所依附的权利义务已依法转移，各方对互换后的土地分别享有承包经营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习惯、合同的诚实履行原则以及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政策要求，互换期限应认定为整个承包经营权期间，基于此产生的征地补偿款应归蔡春吉农村承包经营户所有。因此，对于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30元，由上诉人蔡春林、邓家林、刘日平、廖福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连财
审判员 谢学斌
审判员 林广伦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艳红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