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2民终4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香莲，女，1970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冬清（钟香莲丈夫），住广东省乐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华，男，196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鸣，广东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刚毅，广东务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李志鹏，男，1991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裕香（李志鹏妻子），住广东省乐昌市。
原审被告：李志伟，男，199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
上诉人钟香莲因与被上诉人李红华、原审被告李志鹏、李志伟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乐昌市人民法院（2017）粤0281民初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香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冬清，被上诉人李红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洪鸣、谭刚毅，原审被告李志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裕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钟香莲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由李红华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钟香莲及两个儿子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有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本案中，李红华的大姐李成娣、二姐李永琴、大哥李桥林的户口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已经迁出，不是村集体成员，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发包中已无承包土地的资格，刘仁珠与儿子李红华、儿媳钟香莲、大孙子李志鹏、二孙子李志伟在同一承包户中，由该5人共同承包了后江鱼塘及中心岸共计3.375亩。在第二轮土地发包时，水角小组制作了《土地承包田亩表》，因李成娣、李永琴、李桥林的户籍不在村里、未承包土地，故该表无此三人的土地承包登记信息。另外，该表第四页序号28明确登记了李红华承包的土地为3.37亩，一审法院认定其由李红华和他的兄弟姐妹共同承包，为何在《土地承包田亩表》上只有李红华的名字，而未有其他兄弟姐妹的名字？（二）《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证》中的两个劳动力到底是指哪两个劳动力，一审法院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是由李红华、李成娣、李永琴、李桥林共同承包的话，那么劳动力应为四个，为何只有两个劳动力？因此可知，李成娣、李永琴、李桥林不是土地承包人，两个劳动力指的是李红华和钟香莲。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刘仁珠已经60多岁了，已不是劳动力，而李红华、钟香莲当时只有30岁左右，两个劳动力指的就是李红华和钟香莲夫妇。本案中，钟香莲和李红华是1990年结婚，婚生子李志鹏、李志伟分别于1991年、1997年出生，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均在承包户中参与了第二轮的土地发包。一审法院认定他们未参与第二轮土地发包是明显错误的。
李红华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本案证据充分证实，涉案土地是刘仁珠（李红华母亲）作为户主和其子女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第一轮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时承包的，其家庭承包主体是以刘仁珠和其子女的大家庭。（二）关于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的原则和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在第二条中已经清楚的规定：“二、认真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工作。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之前，中央就明确宣布，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不变，……。各地区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政策规定执行。在具体工作中，必须明确以下几点：（一）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指的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二）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破原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范围内平均承包。……。（三）承包土地“大稳定、小调整”的前提是稳定。“大稳定、小调整”是指在坚持上述第二条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要，在个别农户之间小范围适当调整。做好“小调整”工作还应坚持以下几条原则：一是“小调整”只限于人地矛盾突出的个别农户，不能对所有农户进行普遍调整；二是不得利用“小调整”提高承包费，增加农民负担;三是“小调整”的方案要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四是绝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规定在全村范围内几年重新调整一次承包地。（四）延长土地承包期后，乡（镇）人民政府农业承包合同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农户颁发由县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此，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的意见》(粵办发[1998]2号）第一条第一项同样明确规定：“（一）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继续稳定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土地承包。对原土地承包办法基本合理，群众基本满意的，应尽量保持原承包办法不变，直接延长承包期；因人地矛盾突出，群众要求调整的，可按‘大稳定、小调整’原则进行调整，并按规定的程序审批；已经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承包期不足30年的，要延长到30年。”因此，依据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政策要求，涉案土地在2000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仍由李红华母亲及其子女共同承包经营、与钟香莲无关。（三）李红华所属的水角位于乐昌的附城中心地带，村内土地随着乐昌市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而逐年减少，但村内人口却在逐年增加。因此，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里是根据“保持原承包办法不变，直接延长承包期”等土地承包政策和规定，将第一轮土地承包直接延长承包期，未将涉案土地发包给钟香莲。至于钟香莲诉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该法制定于2002年8月29日，在2000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还未颁布实施，当时村里也无法将农田按村内各户的户籍人口比例进行重新分配和发包，并且也不符合当时的国家土地承包政策和要求。因此，一审判决在查清涉案土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仍为李红华母亲及其子女（包括李红华）共同承包经营，钟香莲对涉案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依法驳回钟香莲的诉讼请求，显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符合上述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国家规定，依法应予维持。二、对于本案土地，钟香莲不可能再进行耕种经营，且其主张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一）李红华与钟香莲2014年2月协议离婚后，当年钟香莲即与他人再婚，并居住于乐昌××××区。因此，钟香莲不可能再对本案土地进行经营和管理，其诉讼请求不符合国家有关土地利用和方便生产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二）李红华与钟香莲早在2014年2月就已协议离婚，但钟香莲却于2016年12月才提起本案之诉，已过2年诉讼时效期限，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另外，对于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钟香莲除了其自己的陈述之外，无其他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李志鹏辩称，请求依法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
李志伟未出庭作出答辩。
钟香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李红华向钟香莲支付22500元租地收益(2014年、2015年、2016年租地收益45000元的50%)；二、分割位于附城村水角经济合作社后江3.89亩、中心岸0.5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李红华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钟香莲与李红华于1990年6月24日登记结婚，1991年2月19日生育长子李志鹏，1997年10月7日生育次子李志伟。2014年2月24日，双方因感情不合协议离婚，并就子女抚养、财产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但未提及承包户主为刘仁珠的土地承包证中记载水角后江3.894亩鱼塘、中心岸0.54亩水田的承包经营权的分割。2015年5月25日，李红华作为甲方将诉争的后江鱼塘的闲置土地约1200平方米出租给乙方李景葵使用。合同约定租期10年，从2014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止。租金从2015年1月1日开始为15000元，以后每年租金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递增1000元。承租期内，每年1月1日一次性支付本年度租金。钟香莲认为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2000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分给李红华与钟香莲夫妻，两个婚生儿子以及李红华母亲刘仁珠五人的，并提供了一份《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2000年1月1日），该证记载承包户主：刘仁珠，人口：5，劳力：2，地址：乐城镇附城村水角社（村民小组），承包土地面积（大写）：肆亩肆分叁厘肆（水田），承包期限：2000年1月至2029年12月，发包方：乐昌县乐城镇水角经济合作社，承包土地地块名称：后江鱼塘3.894亩，中心岸水田0.54亩。从而提起诉讼要求李红华支付上述租金收益的50%，并依法分割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庭审中，李红华则称2000年第二轮土地发包是在1985年第一次土地发包的基础上进行的小范围调整，而钟香莲不在调整之列，上述证载的人口五人实为刘仁珠及其包括李红华在内的几个子女的。为查明本案有关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对钟香莲提交的上述证载的承包人口、劳力以及2000年第二轮土地发包中钟香莲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去往乐昌市乐城街道附城村委会水角小组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落款处盖有该村小组公章的调查笔录一份，该笔录载明“按照我们现在的土地分包原则：人去世后不减地，新增人口不增地。目前备案登记显示当时（1999年）李红华的二哥李四华的田亩数已经分割出去，另外发证，剩余李红华的大姐李成娣、二姐李永琴、大哥李桥林（土地）没有分出去，所以该证（钟香莲提交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的五人指的是李红华的大姐、二姐、大哥、母亲刘仁珠以及李红华本人共五人，劳力指的是李红华本人以及刘仁珠。”“李红华大姐、二姐、大哥户口已经分家迁出去，但是他们名下的地没有减。因为1999年第二次土地分包是对1985年左右第一次土地分包的小调整，钟香莲以及其两个儿子是在第一次土地分包之后新增的人口，村里没有机动的土地，原则上不分地。因为水角的土地都比较少。”另附该村小组1999年11月4日制作的《土地承包田亩表》，该表记载李红华原分田人数：5人，合计田亩3.375亩；李四华原分田人数：3人，合计1.909亩；在入田人数、退田人数、现分田人数一栏处均未记载有人数。后附的具体家庭人口花名册记载：户编号：45.刘仁珠；46.李红华、钟香莲、李志鹏、李志伟；50.李四华、张永妹、李吉祥、李秋平；每人的名字后面均附有出生年月日。上述调查笔录及《土地承包田亩表》经质证，钟香莲有异议，认为上述所述都是伪证，1999年第二轮土地分包应以户籍人口为准，李红华与钟香莲已经结婚，双方在第二轮土地分包时是共同承包涉案土地；李红华没有异议，另外，其提交的《田亩数分拆协议》关于分拆给李四华的地是其兄弟姐妹之间私下达成的协议，由村小组盖章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笔录陈述与水角小组1999年11月4日制作的《土地承包田亩表》能相互印证，而该表是仅有的记载了第二轮土地发包时分田情况的凭证，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上述笔录及田亩表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刘仁珠系李红华的母亲，已于2007年去世，其丈夫于1970年去世，双方生前共育有五子女，即李桥林、李成娣、李永琴、李四华及李红华。原1985年左右第一次土地发包时，户主刘仁珠名下承包的耕地人数7人中包括其五个子女以及李四华妻子张永妹。本案审理过程中，李桥林、李成娣、李永琴在本院制作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钟香莲及李志鹏、李志伟在村里并未分得田地；《土地承包田亩表》中登记的只是各户人口的花名册，并非进行调整增减土地；由于李四华已分户出去，在母亲刘仁珠去世后，他们继承的以及自己承包的田地都交由李红华耕种，且不就涉案田地主张任何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共有物分割纠纷，按法律规定，以“户”为单位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该户户主或者其他成员死亡后，若该户仍有成员，则该户不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户的其他人员持续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在李红华母亲刘仁珠去世（李四华已分户出去）后，涉案土地则应由在户成员李红华、李桥林、李成娣、李永琴继续承包经营。而李桥林、李成娣、李永琴明确表示同意将其享有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交由李红华一人承包经营，这是对其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院予以确认。故该院未追加李红华的其他四兄弟姐妹李桥林、李成娣、李永琴、李四华参加本案诉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进行认定。钟香莲虽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证记载的户主是刘仁珠，人口5人，劳力2人。经本院向涉案土地所在的水角小组核实，1999年该村小组第二轮土地发包基本维持了1985年第一轮土地发包的方案，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第一轮土地发包时，刘仁珠及其5个子女为家庭承包户，第二轮土地发包时，除了李四华的地分割出去外，余下李红华及其母亲刘仁珠、大姐李成娣、二姐李永琴、大哥李桥林5人为一户。上述调查的事实有该村小组第二轮土地发包时的《土地承包田亩表》予以印证，足以认定。钟香莲及两个儿子是在第一轮土地发包后新增的人口，未参与第二轮土地发包，且《土地承包田亩表》后附的具体家庭人口花名册记载户编号中刘仁珠与李红华、钟香莲一家四口人并未在一个户编号中。因此，钟香莲提出涉案土地的《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中记载的5人为刘仁珠、李红华、钟香莲、李志鹏及李志伟，其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主张，由于其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实，故该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钟香莲诉请事实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判决：驳回钟香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25元，由钟香莲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钟香莲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1.《水角组经济社摸底调查表》，拟证明参与分田人数是五人，原户主是刘仁珠的事实；2.《承包方调查表》，拟证明所在户人员的变动。3.《农村土地承包权证》，拟证明户主、人口、劳动力、承包土地等事实；4.《广东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分户登记清册》，拟证明钟香莲领取补贴的事实；李红华质证称：上述证据除了《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是原始证据外，其他证据均是后来制作的证据，不能反映当时的情况，且刘仁珠当时算作劳动力在农村是很常见。李红华在庭询时提交了一份乐城街道附城村委会水角组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该村对于承包土地的村规及刘仁珠户的家庭成员等情况。钟香莲在庭询时质疑该证据的真实性。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刘仁珠出生于1933年，2000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已经67岁，2007年去世。2016年6月27日的《承包方调查表》登载：承包方（代表）为李红华，承包期限2000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0日，家庭成员总数6人，分别为刘仁珠（已故）、李桥林（户口迁出）、李红华、钟香莲、李志鹏、李志伟，该表加盖了附城村村民委员会及水角经济合作社的印章。2018年2月28日《广东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分户登记清册》登载：序号为42号的钟莲香家庭人口数为7人，补贴面积为3.18亩，李红华以户主身份签名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共有物分割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钟香莲的上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涉案土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是否进行过调整；二、钟香莲在离婚后能否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一、关于涉案土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是否进行过调整的问题。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主要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及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家庭土地承包政策。本案中，钟香莲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对承包户成员范围进行记载，而根据一审法院对发包方水角小组的调查笔录：第二轮土地发包基本维持第一轮土地发包的方案，第一轮土地发包刘仁珠及其5个子女为一户，第二轮土地发包中因李四华的地已分割出去，余下李红华、刘仁珠、李成娣、李永琴、李桥林5人为一户，以上调查笔录可与水角小组1999年11月4日制作的《土地承包田亩表》相互印证。据此，涉案土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并未进行过调整。
二、关于钟香莲在离婚后能否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规定，农户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家庭共同经营的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基于共同关系(如夫妻关系、父母子女等家庭关系)而产生的，而在共同关系终止时，比如农户内的女性成员因离婚发生流动，为保障离婚妇女的基本生存权，其无论是在新居住地还是原居住地应拥有一份承包地。本案中，钟香莲离婚后已与沈冬清登记结婚，虽然其户口仍在水角小组，但本人不在水角小组生活，也不再是李红华承包户的家庭成员，而钟香莲未举证证明其在新组建的家庭中无承包土地及丧失经济来源需要涉案土地。钟香莲在与李红华离婚前已知悉李红华出租部分涉案土地的事实，并且也曾收取过租金收益，但在2014年双方协议离婚时对财产事项的约定中却未对涉案土地收益进行分割，其在离婚2年多后且已再婚的情况下请求分割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关于钟香莲并不享有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钟香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1.25元，由钟香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俊东
审 判 员 李 罡
审 判 员 黄颖红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法官助理 李晓玫
书 记 员 陈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