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海阳嘉恒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阳工业园烟凤路86号。
法定代表人：孙红玲，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尚龙，山东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卫善。
委托代理人：林静，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俊凯，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忠基，海阳嘉恒置业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孙法朋，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阳嘉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恒公司”）与被上诉人杨卫善、原审被告王忠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烟民一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嘉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尚龙，被上诉人杨卫善的委托代理人林静、王俊凯，原审被告王忠基的委托代理人孙法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以下几方面事实:
一、关于三方《合伙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
2013年10月24日，嘉恒公司为甲方，杨卫善为乙方，王忠基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合伙合同》。约定三方合作开发嘉恒公司已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恒嘉、御景豪庭”项目。合同载明，一、合作方式：在本项目中，嘉恒公司已经依法办理好了前期的土地出让、土地用途变工手续，依法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等文书证件等。嘉恒公司为该项目工程投入资金为：2011年2月29日投入土地款26057230.65元（以交土地使用税时间为依据），2013年1月25日以前投资5980486.49元，合计投入资金32037717.14元，杨卫善2013年1月25日为该项目投入资金8600000元，王忠基2011年1月1日为该项目投入资金1929588元，三方合计投资42567305.14万元。嘉恒公司占投资比例75.27%，杨卫善占投资比例20.20%，王忠基占投资比例4.53%。三方按照该比例分享项目利润和共同承担风险责任。根据工程进度，如需增加该项目投资额，以投资后所占资金比例分段分配税后利润所得。合作项目所有的对外合同，报建、销售、竣工验收等手续的办理均以嘉恒公司的名义进行。三、合作管理机构及职责：三方共同派员负责建设项目的具体组织和实施，项目部下设工程部、销售部、财务部，工程部负责本建设项目的招投标及施工管理、建设项目验收工作，销售部负责本项目的日常销售、广告宣传、按揭贷款手续以及房屋产权登记过户等事项，甲乙双方共同定价、共同销售，一方不得低价销售。项目部下设的部门对项目部负责，重大问题（重大问题的范围由双方另行不成约定）均应由项目部会议表决决定，会议内容应形成会议纪要，各方代表成员在纪要上签字确认。财务管理方面，杨卫善、王忠基同意由嘉恒公司聘任管理人员一名，聘用人员所需待遇由三方共同决定，按月报表，三方各持一份。项目所需的投资资金及其他与建设项目相关的费用、用款计划应以三方审核批准的工程预算为基础并经三方签字确认后生效。本项目自回收款之日起，每首款累计1亿元，三方共同分配1000万元，余款9000万留用周转资金。最后等综合验收合格后，共同委托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再进行利润分配。期间因本项目余留的资金不足，三方应继续按所需资金数额，按比例再投入，中途任何一方不得撤资。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违约，不得隐瞒事实，不得虚假、转让共同财产，不得增加股份、合伙人、扩大自己的投资比例等。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按照违约所涉及的标的额的20%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合同中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合伙合同签订后，依据合同约定成立了项目部，下设工程部、销售部、财务部。关于三方在项目部的分工，杨卫善主张工程部由王忠基负责，销售部由嘉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隋庆玺负责，杨卫善协助，财务部由隋庆玺的妻子王俊杰负责，另外雇佣了三个工作人员,分别是赵君玉、隋维霞和杨红。嘉恒公司与王忠基对上述分工不认可，主张工程部由王忠基负责，销售部及绿化由杨卫善负责，财务部由赵君玉负责。杨卫善称自2014年1月，对涉案项目的很多事项，嘉恒公司不再通知杨卫善，将杨卫善排除在管理层之外，2014年5月，嘉恒公司将杨卫善的办公室换锁致使杨卫善无法上班，自此无法参与项目的管理工作。嘉恒公司对杨卫善所述不予认可，称杨卫善一直在参与管理工作，且随时可以查询账目、了解进展、决定自己分管的业务。另外，三方一致认可，涉案项目三方投资在先，签订合伙合同在后。2013年1月25日，杨卫善支付860万元给嘉恒公司，嘉恒公司为杨卫善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投资款860万元”。2013年7月，涉案项目开始预售。截至一审庭审结束，涉案项目尚未进行竣工验收。
二、关于本案证据保全的过程。
2014年7月31日，杨卫善向原审法院提出证据保全申请，为进行司法审计，防止嘉恒公司、王忠基篡改、伪造审计资料，申请保全该项目的相关合同、账目。原审法院于2014年8月11日作出（2014）烟民一初字第15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嘉恒公司持有的有关“恒嘉˙御景豪庭”项目自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8月6日期间的会计账簿、会计记账凭证、财务报表以及相关合同（包括该项目的土地出让合同、1-5号楼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6-11号楼三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土方工程施工合同、外墙保温施工合同、铝合金和塑钢门窗分包合同、地下防水工程合同、混凝土购货合同、勘查合同、设计合同、监理合同）。
2014年8月12日，原审法院到嘉恒公司所在地向嘉恒公司及王忠基直接送达了上述裁定书，王忠基本人签收了该裁定书并以嘉恒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代签了嘉恒公司的裁定书。王忠基称嘉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隋庆玺及会计均到香港出差，其本人为公司副总经理，但不分管财务，无法向法院提供证据保全的相关材料，承诺于2014年8月22日前按证据保全裁定的内容将相关证据送至法院。但截至其承诺的时间，嘉恒公司未向原审法院递交证据。
2014年8月26日，嘉恒公司的代理人到原审法院接受调查时称，上次承诺的时间未能提交相关账目是因为项目大，经历时间长，具体管理人员很多，分工不同，很多资料需要临时汇总，由于分工不同，还需董事长协调完成，有些有书面材料，有的虽然在实际中具体实施，但书面材料还需补充，所以在8月22日未能提交，并再次承诺9月10日前把可以提交的材料送至法院。
2014年9月10日，嘉恒公司向原审法院寄送《申请书》一份，称因账目繁杂，书证太多，凭证需按序归类，缺项需再补充，不能在限定时间内整理归纳好部分账目，故申请延期提供，嘉恒公司将尽快提供具备提供条件的账目。
2014年10月8日，第一次庭审时，嘉恒公司依然未能提交原审法院裁定保全的证据，其代理人当庭称，本案（2014）烟民一初字第150-3号民事裁定书所涉的全部证据均被公安机关调取,故无法向法院提交。并当庭提交《海阳市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复印件）、《调取证据清单》（复印件）。
根据嘉恒公司的庭审陈述，2014年10月13日，原审法院到海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调取相关证据，海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4年9月23日，我局因办案需要，安排侦查人员到海阳嘉恒置业有限公司财务科调取该公司会计资料，当时公司负责人隋庆玺称公司的账簿和凭证已提交给烟台中级人民法院了。侦查人员当场没有发现该公司的正规账簿和凭证，只发现了部分合同与报表等资料，经履行相关手续后予以调取。特此证明。”经现场查看，海阳经侦大队调取的资料仅为部分合同及零散的财务报表、银行表、税务资料、成本概算表、销售咨询表等。
2014年10月14日，针对前一日出现的情况，原审法院要求嘉恒公司的代理人到院进行法庭调查，其承诺于2014年10月15日上午10:00到，但2014年10月15日9:40，嘉恒公司代理人又电话通知原审法院，称其要外出保全，没有时间到庭。
2014年10月24日，第二次庭审中，原审法院要求嘉恒公司提交法院保全的证据，其再次主张相关账目及账册被海阳市公安局调走。法庭当庭出示海阳市经侦大队出具的《证明》，要求嘉恒公司予以解释，其又称法定代表人“不了解情况”，误以为相关证据材料已提交给法院，法定代表人的陈述有误，需要再行核对。依然拒绝提供相关账目和凭证。故原审法院当庭限定其三日内（2014年10月27日前）提交保全的全部证据，并向嘉恒公司释明：否则视为认可杨卫善的主张。
在庭审限定的提交证据最后期限2014年10月27日下午，嘉恒公司才将一宗杂乱的凭证交到原审法院，称涉案账簿及合同忘记带了，其他材料第二天才能提交。2014年10月28日，嘉恒公司将相关账簿及土地出让合同交到原审法院。
2014年11月20日，嘉恒公司又向原审法院递交了2014年6月份的凭证、土地出让合同之外的其他二十份合同、2011年4月至2014年7月的40份财务报表。
三、对嘉恒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情况。
对嘉恒公司提交的相关账目、凭证及合同，经过双方多次质证，杨卫善方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提出以下理由：
1．从外在形态看，凭证有近期改动的痕迹，每月的凭证都有一部分有过打孔装订的痕迹，部分没有打孔装订过，明显是在凭证装订后又拆开加入了新的凭证。正常情况下，每月财务核算完成后，会计凭证应当装订成册保存。但嘉恒置业提交的近4年的记账凭证均未装订，呈散落状。
2．提交的凭证存在多处后期单据装订在前期凭证中的情况，如
（1）2012年1月的凭证中，出现2013年1月24日山东海宇清律师师事务所开具的代理服务费发票。
（2）2013年3月的凭证中，出现王忠基于2014年3月18日开具的收到35万元现金的收条。
（3）2012年1月5日的凭证中载明嘉恒置业自淄博嘉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9950000元，但该笔借款在收款收据和帐页中却记载为“2014年1月5日借款”。且后附的银行进账单上无银行盖章。
（4）2014年5月的凭证载明付山东兴润建设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工程款70万元，其中20万元通过工行支付，50万元通过现金支付；而该凭证所附的两张收据显示的金额却为20万元、500万元。
3．凭证中收据号码与日期混乱，存在多处收据号码在前，但开具时间在后的情况。公司财务部门记账使用的收据，一般都是一本收据连续使用，所以其收据编号应该是按开具时间顺序由小到大的。嘉恒公司提交的收据编号排列紧密，可以说明收据是连续使用的，但是其开具日期却与收据编号顺序明显矛盾。
（1）祥荣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开具编号为1823的收据日期为2013年8月12日，而编号为1824的收据开具日期在2013年8月5日，编号为1825的收据开具日期更是诡异的出现在2013年7月30日。
（2）2011年4月18日嘉恒置业开具2134号收据，收淄博嘉铭借款21万元，却在第二天2011年4月19日开具2133号收据，收淄博嘉铭借款100.1万元。
（3）嘉恒置业在2013年7月15日至2013年7月18日开具了四张借款收据，编号分别为1954、1955、1956、1957。而编号在先的1953号收据却出现在15天后即2013年8月1日。
4．凭证中出现其他公司的报销明细表，部分记载事项无任何原始票据。
2013年6月3日的凭证中，差旅人员报销费用的明细表载明的单位为“烟台嘉恒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该票据明显系嘉恒公司将其他公司账目凭证加入涉案项目，增加成本所造成的。
以2014年6月为例：58号凭证，从王俊杰借款70万元，凭证后无任何票据；63号凭证，收认筹款1561298元，凭证后无任何票据；64号凭证，收王俊杰借款169996.8元，凭证后无任何票据；65号凭证，收淄博嘉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56万元，凭证后无任何票据。
5．合同中存在的问题
嘉恒公司共提交了20份合同，以上合同也存在明显改动、夹页痕迹，杨卫善认为以上合同均不真实，举例如下：
（1）编号为1号的合同为与海阳麦迪森建筑有限公司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涉及价款的页码为第2页、第7页。该两页与其他页的装订痕迹明显不符，系后期夹页。
（2）编号为2号的合同为与海阳全盛建筑公司签署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涉及价款的页码为第1页、第8页，该两页也与其他页码的装订痕迹明显不符，且海阳全盛建筑公司的骑缝章不完整，明显系夹页。
（3）编号为3号的合同为海阳通海建筑有限公司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涉及价款的页码为第1、7页，同样存在以上情形。
(4）编号为7号的《承揽加工合同》，除嘉恒公司印章外，其余两个骑缝章明显不完整，存在夹页情形。其余合同也明显存在夹页情形。
6．关于王忠基的12907388元“拆迁费”。
通过凭证看，2011年由淄博嘉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垫付王忠基拆迁款1929588元，2012年嘉恒公司以现金支付王忠基拆迁费1560000元、2013年嘉恒公司以现金支付王忠基8950000元、2014年被告嘉恒公司以现金支付王忠基467800元，以上累计共向王忠基支付12907388元，其中收据中表明“拆迁款”或“搬迁费”的有6549588元，剩余5297800元未表明款项名目；而且所谓收据只是王忠基手写的白条。以上过程明显不合情理：
（1）涉案项目系通过政府招拍挂取得土地，即俗称的“熟地”，不存在拆迁的事实，出现如此大额的“拆迁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以上12907388元除淄博嘉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垫付的1929588元之外，剩余一千余万元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如此大的金额支付时仅有王忠基的收条且全部是现金支付，明显不合常理。
（3）合作合同中约定王忠基的投资款即为2011年的1929588元，如果该款又作为开发项目的支出，支付给了王忠基，则应认定王忠基已收回投资，其实际出资额为零。
7．关于借款。
从嘉恒公司提交的财务凭证看，其在项目运作过程中，与淄博嘉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祥荣（山东）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烟台恒嘉羊绒有限公司、海阳嘉彩纺织有限公司四个公司之间有大额的往来现金借款。该借款不真实，存在明显疑点，理由如下：
（1）以上借款过程中的大额借款多以现金的方式出借和归还，与常理不符，也不符合财务制度，更不符合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事实认定的审查标准。
（2）淄博嘉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祥荣（山东）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烟台恒嘉羊绒有限公司、海阳嘉彩纺织有限公司均系嘉恒公司实际控制人隋庆玺或其妻子王俊杰控制的公司，系关联公司。
（3）该5家公司的收据是一人开具的，即收据中写明的“隋”，嘉恒公司认可就是隋维霞，是嘉恒公司的会计，也是本项目的会计。该5家关联公司的现金借款，竟然均由一人开具收据，足以说明该借款是不真实的。
（4）嘉恒公司提供的材料显示，嘉恒公司与上述公司的往来款项兑除后，截至2014年2月，嘉恒公司多支付给淄博嘉铭8003831.47元；多支付给恒嘉羊绒981979.18元；多支付给嘉彩纺织8730884.88元。
（5）而且嘉恒公司对上述公司支付所有的还款均没有利息，而账面一直在预提的淄博嘉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烟台恒嘉羊绒制品有限公司、王俊杰（嘉恒公司股东）、李秀芝、祥荣（山东）针织制衣有限公司等的借款利息，利率为年息36%。
8．嘉恒公司自称涉案项目的财务负责人是赵君玉，但其提供的记账凭证中均无赵君玉的签字。
对于杨卫善提出的上述证据中存在的瑕疵，嘉恒公司均未作出合理解释。
四、三方关于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意见和理由。
杨卫善请求解除《合伙合同》，理由为：
1．嘉恒公司与王忠基的违约行为导致《合伙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1）根据《合伙合同》第四条约定：工程投资款及其他费用的筹集与拨付需经三方签字确认后生效，工程预算亦应经三方审核批准。第三条第4项约定：重大问题均应由项目部会议表决决定，会议内容应形成会议纪要，各方代表成员在纪要上签字确认。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款项的筹集与支付是最重大的问题，但实际上项目所发生的向嘉恒公司关联公司的巨额高息借款、对外支付拆迁费、工程款、利息等所有往来款项，绝大部分凭证均未经杨卫善签字确认。嘉恒公司与王忠基从未向杨卫善报送工程预算并经杨卫善审核，杨卫善无法参与项目开发的管理和决策，《合伙合同》已根本无法履行下去。
（2）根据《合伙合同》第三条第5项约定，财务管理人员由嘉恒公司聘用，按月向杨卫善提供财务报表。但嘉恒公司未按约向杨卫善提供财务报表，不仅使杨卫善无法对开发项目进行管理决策，甚至剥夺了杨卫善的知情权，对项目的开发及成本、支出等重大事实无法及时了解。
（3）根据《合伙合同》第三条第3项约定，房屋销售由甲乙双方共同定价、共同销售，但涉案项目二期的楼盘销售价格系由嘉恒公司单方确定，未经杨卫善签字同意。实际上自2014年1月嘉恒公司已不让杨卫善参与和了解售楼的情况，杨卫善无法了解项目的回款情况。
（4）按照合同约定，嘉恒公司投资32037717.14元，而以嘉恒公司目前提交的账目载明的数据看，其出资额仅为27619940.56元，存在虚报出资的事实。根据合伙协议第二款第一项约定，各方的利润分配比例是根据各方的出资比例确定的，根据合伙协议第七条，任何一方不得隐瞒事实、扩大自己的投资比例，否则承担违约责任，故虚报出资对于合作三方而言是重大的违约责任。
（5）从庭审情况及账目看，嘉恒公司无正当理由向被告王忠基支付巨额拆迁款，从凭证看，2011年由淄博嘉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垫付王忠基拆迁款1929588元，2012年嘉恒公司以现金支付王忠基拆迁费1560000元，2013年嘉恒公司以现金支付王忠基8950000元，2014年嘉恒公司以现金支付王忠基467800元，合计向王忠基支付12907388元，且收据仅为王忠基手写收据，涉案项目根本不存在拆迁事实，合伙合同中也没有拆迁这一项，嘉恒公司之前从未提过拆迁问题，且拆迁费一千多万元均是以现金支付方式支付，我方认为是不真实的，嘉恒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高息借款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实际均是嘉恒公司转移、挪用项目资金，系违约行为。
（6）据杨卫善了解，涉案项目目前早已达到1亿元的销售额，根据合同约定，应当分配利润，嘉恒公司恶意不分配，独占项目收益，系违约行为。
2．各方当事人间已丧失信任基础，《合伙合同》事实上已无法继续履行。
《合伙合同》系三方共同开发涉案项目的合作开发合同，具有很强的人合性特征。三方应当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而事实上，杨卫善已经被排除在项目之外，与嘉恒公司、王忠基间已丧失了合作的信任基础，无法再继续共同经营。查看项目账目是杨卫善作为合作方最为重要的权利，而从本案情况看，即使是法院严正要求，嘉恒公司也是多次食言，恶意拖延两个多月才提供。如该合同不解除，杨卫善完全有理由担心对方做空利润，虚报亏损，最终单方获得该项目的全部收益，严重损害杨卫善的合法权益。
嘉恒公司认为杨卫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不同意解除合同，理由为：
1．杨卫善主张凭证均无其签字并非嘉恒公司违约，三方虽然有相关的约定，但是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未严格执行。对于杨卫善所称的重大问题，三方并没有约定，三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方随时有权查询账目、了解进展、决定自己分管的业务，提交由杨卫善签字确认的对外付款收据两张。对于杨卫善分管的工作也有没经过被告签字认可也进入账目的。三方在合同签订后，从未形成过书面用款计划，均是三方临时协商、口头约定、即时执行，杨卫善对此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上述主张，嘉恒公司提交由王忠基签字确认对外付款收据复印件两张，证实在涉案项目实际运作过程中，并非杨卫善主张的三人必须同时签字才能生效的事实，涉及到相关当事人和负责人相关联的项目由其中一人或两人签字也可以。杨卫善称因是复印件，对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
2．关于《合伙合同》第三条第5项约定的财务管理人员由被告聘用，按月向杨卫善提供财务报表。实际履行中，并未严格按照合同办理，嘉恒公司也未收到过财务报表，而且提供财务报表不是嘉恒公司的义务，是项目部的义务。
3．涉案项目二期的楼盘销售价格系三方口头协商，共同确定的。提交2014年1月涉案项目二期开盘时杨卫善与嘉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隋庆玺的合影三张，用以证明杨卫善参与了项目二期的销售、定价及开盘。杨卫善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照片中只有一张出现了杨卫善，且照片仅能证明杨卫善参加了开盘仪式，无法证明杨卫善参与了销售、定价工作。
4．32037717.14元款项系三方在签订合伙协议时确认的嘉恒公司已经前期实际投入的款项，不是应当在签订合作协议时投入的款项。三方在签订合作协议时，杨卫善对于项目的前期投入等情况已经做了充分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确认了三方的实际投入。该项目在合作之前已经存在，无论账目上是否体现，均不能否认嘉恒公司对该项目的投入。
5．向王忠基支付拆迁款，以及与关联公司之间的借款均属于项目运作中正常的融资，对此三方已经确认，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并无异议。嘉恒公司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
6．从会计凭证看，整个项目收入未达到一亿元，杨卫善所讲的项目收入达到一亿元与事实不符。根据庭审情况，法庭组织双方对账目中的收入部分进行核对，杨卫善提出因对账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拒绝核对账目，故对账目中的收入尚未核实。
王忠基不同意解除合同，主张在履行合同中其与嘉恒公司并不存在杨卫善所陈述的违约行为，理由为：
1．三方在项目中分工不同，杨卫善负责销售和绿化，在有关销售绿化方面的单据签字确认，王忠基负责工程在有关工程方面的单据支出签字确认，隋庆玺负责整个项目总的协调和管理。这也证实各方在履行合伙合同，以实际行为对原合伙合同约定做了变更，这一事实杨卫善在第二次庭审中已明确认可。另，这一事实从被告提供的会计凭证也可以证实。故杨卫善主张借款、支付拆迁费、工程款、利息等未经杨卫善签字，嘉恒公司与王忠基构成违约的主张不能成立。
2．杨卫善提到《合伙合同》第三条第4项约定“重大问题均应由项目部会议表决决定，会议内容应形成纪要，各方代表成员在纪要上签字确认”的问题。第一、各方对重大问题范围并未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明确约定重大问题的范围；第二、在实际项目运作中各方对杨卫善所谓的重大问题均有各方协商决定，各方只是没有形成会议纪要而已。
3．关于拆迁费问题。涉案土地出让时并非净地出让，地上建筑物及附属物归王忠基所有。在土地挂牌前，嘉恒公司发起人通过淄博嘉铭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王忠基拆迁费1929588元，其余拆迁费由后成立的嘉恒公司承担。嘉恒公司摘牌后，陆续支付拆迁费，均是客观真实的。《合伙合同》签订时，三方在对会计账目进行审核的基础上对三方前期投入进行确认，其中包括了王忠基获得拆迁补偿款1929588元再投资到该项目的确认。上述事实足以说明涉案项目开发需拆除王忠基所有的建筑物及附属物等并应支付拆迁费的事实，杨卫善对此是知情的，也是认可的。
4．关于杨卫善主张未按照月提供财务报表，嘉恒公司构成违约的问题。根据《合伙合同》第三条第5项约定看，虽然会计系嘉恒公司聘用，但报酬是由各方共同决定的，提供财务报表的义务系聘用的会计，而非嘉恒公司或者杨卫善，聘用的会计也并未向嘉恒公司和王忠基提供财务报表。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各方均可以随时对财务状况进行了解，嘉恒公司没有阻扰的行为。
5．关于杨卫善主张的涉案项目二期楼盘销售价格系嘉恒公司单方面确定的问题。涉案项目二期楼盘系有各方共同协商确定的，在二期楼盘开盘时，杨卫善全程参与开盘的整个过程。
6．杨卫善主张从2014年1月嘉恒公司已不让杨卫善参与和了解售楼情况的问题。第一、从会计凭证可以看出2014年4月4日、4月28日、5月26日（不再一一列举）杨卫善在有关发票上签字，足以说明杨卫善在其此期间仍在参与项目的管理和经营。第二、杨卫善在申请查封涉案项目楼房时，向法庭提供了详细准确的未售房屋的明细，这恰恰证明了杨卫善分管销售工作，一直参与项目的管理。如按杨卫善所讲，从2014年1月嘉恒公司不让杨卫善参与和了解售楼情况，杨卫善是如何准确向法庭提供未售楼的明细，为何在2014年4月、5月的有关单据上签字，又如何出现在二期开盘的现场。相反，杨卫善并没有提供被告阻止其参与经营的证据。
7．杨卫善主张嘉恒公司在签订三方协议时故意隐瞒事实，虚报出资以扩大自己的投资比例与事实不符。三方投资在先，签订《合伙合同》在后。三方在签订《合伙合同》时已对各方实际投资进行了确认，故不存在虚假扩大出资的问题。
8．从会计凭证看，整个项目收入未达到一个亿，杨卫善所讲的项目收入已达到一个亿与事实不符。
9.各方自2013年1月25日开始合作至今，杨卫善对各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均未严格按照《合伙合同》履行，各方对履行的方式均未提出异议，杨卫善所主张的被告阻止其参与项目经营未提供任何证据。杨卫善提起诉讼时正值房地产市场出现严重萎缩，杨卫善作为小投资方，企图通过诉讼的方式给被告施压，从而达到撤回投资，获得非法利益的目的。
经查，涉案项目共分为两期，一期为六栋多层住宅楼，共计192套，已基本施工完工；二期为五栋小高层，其中包括住宅255套，商业网点40套，主体工程已完工。
以上事实，有《合伙合同》、收款收据、律师函、发票、《海阳市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海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具的《证明》、照片、涉案的相关账簿、凭证、合同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杨卫善、嘉恒公司、王忠基三方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的《合伙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的性质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其特征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根据合同约定，杨卫善杨卫善有权参与项目经营，掌握项目财务状况，决定款项的筹集与拨付，确定销售价格，这些均是合作开发合同的根本性条款。如合同第三条第3项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定价、共同销售”；第5项约定：“甲方（嘉恒公司）聘管理人员一名，按月报表，三方各持一份”；第四条工程投资款及其他费用的筹集与拨付中约定：“项目所需的投资资金及其他与建设项目相关的费用，用款计划应以三方审核批准的工程预算为基础并经三方签字确认后生效”。该合同在实际履行中，由嘉恒公司主导涉案项目的开发，其未能举证证明其履行了上述合同义务，即向杨卫善提供财务报表、筹集与拨付资金经杨卫善签字确认、与杨卫善共同确定销售价格等。特别是嘉恒公司所提供的部分财务账目中所体现的，涉案项目所发生的向嘉恒公司关联公司的巨额高息借款、对外支付的巨额拆迁款等均未经杨卫善签字认可。嘉恒公司与王忠基抗辩主张三方均是临时协商、口头约定，但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杨卫善亦不认可。嘉恒公司的作为涉案项目的主导方，所有对外筹资、付款、合同、报建、销售、竣工验收等手续均是以嘉恒公司名义办理，实际控制项目的开发经营，因此导致合同根本条款未履行的责任在嘉恒公司。因为嘉恒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合作开发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杨卫善据此要求解除合同，依法应予支持。
合同解除后，应当对涉案合作开发项目的投资、成本、收益情况进行清算。因涉案项目主要投资方及报建主体均为嘉恒公司，所以涉案项目应由嘉恒公司和既是合作方又是嘉恒公司副总经理的王忠基继续开发建设。嘉恒公司应根据清算结果向杨卫善返还投资和应分配的收益。但涉案的账簿、凭证及合同均是由被告嘉恒公司持有和管理，其在原审法院作出生效证据保全裁定后，在多次限定期限内故意拖延提交，最终在原审法院最后一次限期并释明法律后果之后，嘉恒公司只提交了部分财务凭证，其他会计账薄、财务报表、有关合同均是在超过最后限期之后提交；且提交的材料中存在诸多瑕疵，对此嘉恒公司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杨卫善方亦不认可。杨卫善在申请证据保全的同时已向原审法院递交司法鉴定申请，保全账簿、凭证及合同的目的就是为审计鉴定涉案项目的投资、成本支出、赢亏情况提供鉴定依据。嘉恒公司未在法院限期之内按照证据保全裁定要求提供完整的账簿、合同等证据材料，故意拖延近三个月，且所提供的部分材料中有明显瑕疵，已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涉案项目的经营状况，不能作为鉴定依据。这直接导致对涉案合作开发项目的审计清算无法进行，对此嘉恒公司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故对于杨卫善所主张的合作项目投资860万元及收益1140万元，合计2000万元，依法应予支持。
关于杨卫善主张的违约金228万元，因嘉恒公司的根本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嘉恒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第七条的约定，一方违反协议约定，应按照违约所涉标的额的20%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杨卫善主张的违约金（2000-860）×20%=228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依法应予支持。
关于嘉恒公司反诉杨卫善提前支取40万元构成违约的主张，因该行为发生于2013年9月27日，而三方的合伙合同签订于2013年10月24日，杨卫善支取款项的行为发生在合伙合同签订之前，三方在合伙合同中对投资数额、投资比例、收益分配、项目管理等事项进行了书面约定，因此杨卫善上述支取款项的行为应当经过了合伙合同的确认，故不应认定为违约。关于嘉恒公司反诉杨卫善以起诉的方式提前解除合同构成违约的主张，因导致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是嘉恒公司的违约行为，应当由嘉恒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杨卫善为此起诉的行为亦不应构成违约。嘉恒公司反诉要求杨卫善支付违约金180万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卫善杨卫善请求解除《合伙合同》并要求被上诉人嘉恒公司支付投资本金、收益及违约金的主张，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嘉恒公司的反诉主张证据不足，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杨卫善与海阳嘉恒置业有限公司、王忠基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的《合伙合同》；二、海阳嘉恒置业有限公司向杨卫善支付合作开发投资及收益合计2000万元；三、海阳嘉恒置业有限公司向杨卫善支付违约金228万元。四、驳回海阳嘉恒置业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以上第二、三项确定的义务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1582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500元，合计173700元，由嘉恒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如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嘉恒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判决解除合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合作事项是先合作后签订合同，各方并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方以实际行为改变了对原合同约定的履行。被上诉人主张对外支出未经其签字，但涉案合作项目所需大宗款项融资也未经被上诉人签字，被上诉人从未提出异议，说明其对合同的履行方式是认可的。并且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参与了涉案楼盘的定价，对于上诉人对外支出拆迁费用以及向案外公司借款的行为，被上诉人也是明知的。因此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主要条款未履行的全部责任不客观公平。二、原审判决认定，合同解除后，应当对涉案合作项目的投资、成本、收益进行清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合伙合同》第五项约定，合作项目综合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利润分配，《合同法》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清算结算条款的效力。本案中涉案项目尚未竣工验收，因此不具备清算和利润分配的条件。其次，按照《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当事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无权要求清算。最后，涉案项目具有特殊性，建筑工程审计应待工程完工后才能提交完整的会计凭证，目前无法提供完整的账目，不具备清算条件。三、原审判决以所谓证据有瑕疵为由判决支持被上诉人主张程序违法，适用法律失当。上诉人并非故意延迟提供会计账册等证据，被上诉人恶意举报，公安机关调取时未予明细，造成大量证据遗失，导致未能及时提供。证据中存在额所谓瑕疵，只是被上诉人不认可，异议是否成立，应当通过鉴定确认。原审未履行上述程序，直接认定证据瑕疵，没有事实根据也违反了法定程序。四、被上诉人强行要去提前支付40万元以及单方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杨卫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金。
杨卫善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三方签订的合作合同已经无法履行，原审判决解除合同并无不当。在本案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关系中，嘉恒公司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涉案项目包括土地、建设、竣工验收、销售手续在内的所有手续均由嘉恒公司办理，三方协议的另一方王忠基，与嘉恒公司的法定代表具有亲属关系，涉案项目未另行成立公司，所有收支账目皆与嘉恒公司混同，由嘉恒公司控制。而答辩人在合作中只能部分参与管理、决策、监督的权利，在项目合作中处于弱势地位，权益极易受到侵害。嘉恒公司是否诚信履行合同，对合作合同目的是否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嘉恒公司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决策项目的融资、付款、定价、签订合同等重大事项，将答辩人排斥于项目管理和决策之外，致使合作开发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伙合同应予解除。二、嘉恒公司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定，逾期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人民法院作出证据保全的民事裁定后，嘉恒公司多次欺骗、搪塞法院、违背承诺，在法院多次释明“逾期视为认可原告的主张”之后，才提交部分证据。三、由嘉恒公司制作、保管的证据材料存在多处瑕疵，不符合财务规则，伪造痕迹明显，无法真实、完整的反映财务状况，直接导致合作项目财务状况无法审计鉴定。
原审被告王忠基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原审被告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杨卫善与嘉恒公司、王忠基签订的《合伙合同》是否应当解除；二、《合伙合同》解除后，是否应对合伙项目进行清算，并由嘉恒公司向杨卫善支付合作开发收益以及违约金；三、杨卫善提前提取40万元并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
关于焦点问题一，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明，嘉恒公司在合作项目中不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使杨卫善参与项目经营、财务管理等根本权利受到限制。嘉恒公司虽主张各方系先合作后签订合同，实际履行中并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各方以实际行为改变了对原合同约定的履行，但是杨卫善对此不予认可，嘉恒公司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嘉恒公司的违约行为是导致双方丧失相互信任，合作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主要原因。因此，原审判决解除《合伙合同》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关于焦点问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涉案《合伙合同》第五条，本金回收与利润分配约定，本项目自回收款之日起，每收款累计1亿元进行分配，三方共同分配1000万元，余款9000万元留用周转资金。最后等综合验收合格后，共同委托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再进行利润分配，对先期的分配，多退少补。现有证据证明，涉案项目已经开始销售，即已经开始收款，有可能已经达到了先期分配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因此，合同解除后，杨卫善有权了解项目财务及销售情况，并要求按照合同约定对项目进行清算和利润分配。涉案项目由嘉恒公司负责对外销售，有关销售合同、会计账簿、财务报表等均由嘉恒公司持有管理。对杨卫善的分配收益的要求，嘉恒公司应当予以协助、配合。如果嘉恒公司认为目前未达到合同约定的利润分配条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是在原审法院作出生效证据保全裁定后，嘉恒公司长时间故意拖延，拒绝提交相关证据。在原审法院多次向其释明不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后，嘉恒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仍不完整，且有明显瑕疵，无法真实反映涉案项目的经营状况，直接导致无法以此作为鉴定材料进行项目审计。因此，嘉恒公司虽主张涉案合作项目不具备清算条件，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对杨卫善要求清算的请求予以反驳。原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决支持杨卫善的诉讼请求，由嘉恒公司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问题三，第一，原审业已查明，杨卫善支取40万元的行为发生在《合伙合同》签订之前，虽然合作项目在前，签订合同在后，但是三方在《合伙合同》中已经对前期资金收支等情况作出了书面的确认。因此，嘉恒公司认为杨卫善的支取行为违约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第二，杨卫善在嘉恒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违反合同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况下提出解除合同，并不违反合同约定，不构成违约。因此，本院认为，杨卫善不构成违约，嘉恒公司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嘉恒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8700元，由海阳嘉恒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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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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