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1123民初468号
原告：刘洪利，男，197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现住逊克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林亚，黑河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张亚男，女，199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现住逊克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怀，男197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现住逊克县。
原告刘洪利与被告张亚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4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洪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林亚、被告张亚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洪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张亚男退还不当占有的属于刘洪利的64,297.61元土地直补款。事实与理由：
刘洪利诉称，2007年3月30日，刘洪利转包了案外人张利春的10公顷村集体土地，双方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该土地所享有的国家政策待遇（地补、粮补、油补）归刘洪利所得。”10公顷土地中有97.5亩享有各项政策性补贴。根据《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所有国家政策性补贴全部应由刘洪利领取。但是，由于原村会计扬中会上报领取补贴名单时，将张立春名下的土地补贴落到了张亚男名下，97.5亩的土地补贴就一直由张亚男领取。自2007年至2017年止张亚男共领取土地补贴64,297.61元。张亚男领取该项补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直接侵害了刘洪利的合法权益，刘洪利的财产损失与张亚男的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刘洪利的诉讼请求。
张亚男辩称，对于刘洪利的诉讼请求，我方提出以下答辩意见：一、直补也叫耕地保护补贴、也叫三项补贴，是普惠制的农业补贴。三项补贴与玉米、大豆种植补贴不同，这项补贴明确规定是补给土地拥有者的，也就是说是补给地主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耕地，让你别撂荒，就算不种了流转出去也行。二、张亚男领取张利春一家的直补补贴是受张利春的委托，且经村委会和乡政府及财政管理人员同意和认可的，是合理合法的，而且钱取出来后是如数转交给张利春的，张亚男在此合同纠纷中不是直接关系人，不应该成为本案的被告。三、直补的发放是有着一套严格流程的，补贴政策宣传农户的补贴面积和被补贴数额每年都必须张榜公示，全程是公开透明的，刘洪利与张利春的承包合同是2007年形成的，现已11年之久，在合法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刘洪利从未提出过异议，足以证明刘洪利对直补由张亚男领取是签订合同时就同意和认可的。四、在合同签订时，当年的直补是每垧982.7元，减去年平均租金350元等于632.7元，也就是说这样计算会形成负流转，合同上关于补贴归属这一条对于甲方张利春是严重的显示不公平。鉴于此，请求法庭支持变更合同中的这一不公平条款，变更为一切政策性补贴归甲方所有（包括种植者补贴）。
刘洪利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2007年3月30日张利春与刘洪利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刘洪利取得案外人张利春10公顷村集体土地承包权。2.合同约定，该土地享有的国家政策性待遇（地补、粮补、油补）归刘洪利所有。3.诉争土地的补贴也叫粮食补贴就是其中的一种。
张亚男对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粮补的归属有异议，直补不是种植补贴也不是粮食补贴，是普惠制的农业补贴，是补给地主的。
本院认为，因张亚男对该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认可，说明刘洪利与案外人张利春确实存在真实的土地承包关系，故对土地承包合同内容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2.（2017）黑1123民初69号和（2017）黑11民终289号两份民事判决书，证明2017年案外人张利春起诉要求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均被两级法院驳回了起诉，判决合同继续履行，土地由原告继续耕种，并享有领取各项补贴的权利。
张亚男对二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在补贴归属条款上对粮补混淆不清，直补不是粮补，是综合补贴。2004年国家政策调整占补平衡，其实是对2004年以前农户对国家所交农业税的一种补偿。
本院认为，两份判决书均系法院依其职权制作的,且张亚男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3.刘洪利与原村会计杨中会的录音光盘一张，证明刘洪利承包的张利春的10公顷土地，其中97.5亩的土地补贴由村会计杨中会落到了张亚男的名下，并由其上报财政部门，而张亚男在本村没有集体承包地，无权取得该土地补贴。
张亚男对录音光盘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此录音足以说明补贴为什么是张亚男的名，是受张利春委托的，是合理合法的，也看出是村会计认可的。同时也说明乡、村两级组织及财政管理人员是认地不认人的，也就是认地主。
本院认为，因张亚男对该光盘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说明该光盘反映的涉案土地补贴登记在张亚男的名下系通过一定的程序申报的，故对该光盘反映的事实予以采信。
4.2006-2015年新兴农户粮食补贴发放明细表、2016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分配明细表、2017年补贴公示表，上述证据证明涉案土地补贴落到张亚男名下的时候是在2015年5月20日，2006年-2015年补贴发放表证明张亚男领取了补贴款为52,297.02元，2016年和2017年分别领取6,966.77元、6,975.82元。
张亚男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5.新岭屯土地情况表，证明张亚男在新玲屯没有集体承包地，无权享有任何土地补贴。
张亚男对该土地情况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张亚男领取的补贴是受张利春委托的，经村、乡以及财政管理人员同意的，是合法的。
本院认为，因张亚男对该土地情况表的真实性认可，说明张亚男在该屯没有土地的事实存在，故对该土地情况表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张亚男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2007年3月30日刘洪利与案外人张利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该土地系克林乡新河村集体土地。合同约定，承包土地面积10公顷，承包期限二十年，承包费70,000.00元。该土地所享有的国家政策待遇（地补、粮补、油补等）归刘洪利所得。刘洪利依据该合同耕种涉案土地至今。虽土地面积为10公顷，但该承包地中只有6.5公顷（97.5亩）土地享受国家给付的土地补贴。自2004年国家开始给付粮食补贴时该土地就享受此政策。案外人张利春在签订合同的第二年就去山东威海居住。且通过庭审可知，涉案土地虽在2004年国家就给付土地补贴，但该补贴从2004年至2015年一直由新河村村长领取。因此张利春和刘洪利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均不知晓该土地是否有补贴之事。至到2015年该村委会的集体贪污腐败案发时村长才将2004年至2015年的涉案土地补贴款退还。2015年以前涉案土地补贴的名字系张利春，在该款退还时因张利春在信用社有欠款，故将涉案土地补贴的名字变更到外甥女张亚男名下。至此张亚男一直领取着涉案土地补贴款。据刘洪利陈述其2015年才知道土地补贴登记在张亚男名下，在这之前刘洪利并不知晓该补贴在谁名下，在刘洪利知道该土地补贴登记到张亚男名下后就向其索要补贴款。庭审时张亚男辩称其受张利春委托接受该土地补贴款，但未向本院提供书面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手续。故在张亚男未给付该土地补贴款后，刘洪利诉至本院，其要求张亚男给付2007年至2018年的土地补贴款71,305.05元。其中2018年的土地补贴款系开庭时增加的款项，庭后刘洪利提供由逊克县乡镇财政管理局出具的2018年登记在张亚男名下的涉案土地补贴款。
另查明，依据刘洪利提供的土地补贴款明细计算可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2007年当年的土地补贴款系2,786.55元，享受补贴的土地面积为97.5亩，折合6.5公顷，每亩是28.58元，每公顷土地补贴款是428.70元；2008年、2009年、2010年三年的土地补贴款均系5,328.37元，每公顷补贴款是819.74元；2011年土地补贴款系5，631.60元，每公顷补贴款是866.40元；2012年、2013年、2014年三年土地补贴款均系6,779.17元，每公顷补贴款是1,042.94元；2015年土地补贴款系5,614.05元，每公顷补贴款是863.70元；2016年土地补贴款系6,966.77元，每公顷补贴款是1,071.81元；2017年土地补贴款系6,975.82元，每公顷补贴款是1,073.20元；2018年土地补贴款系7,007.44元，每公顷补贴款是1,078.06元。而刘洪利承包土地的价格为每年每公顷土地系350.00元，每年10公顷土地承包费为3,500.00元。
本院认为：2007年3月30日刘洪利与案外人张利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刘洪利依据该合同耕种了克林乡新河村秃头山土地。该合同至2018年已履行十二年。根据该合同约定：“该土地所享有的国家政策待遇（地补、粮补、油补等）归刘洪利所得。”合同约定土地承包面积10公顷，涉案粮补土地面积6.5公顷（97.5亩）。通过庭审可知，虽涉案粮补在2004年国家就给付，但自国家给付该粮补时就被新河村村长一直占有，并隐瞒了国家给付涉案土地粮补的事实，此事实刘洪利也予以认可，张利春也不知存在粮补的事。因此在案外人张利春与刘洪利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才约定该土地所享受的国家政策待遇（地补、粮补、油补）归刘洪利所得。如果张利春在对外流转土地时知悉涉案土地享有粮补的政策，不会在承包合同中有此约定，应当直接约定涉案土地何种补贴归谁所有。故从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国家政策待遇来看，无论是张利春还是刘洪利均不知悉涉案土地享受粮补的事实。因此本院认为，在该土地承包合同签订时因张利春不知流转的土地中有享受国家给付粮补的事实，存在法律上的重大误解的客观事实，该事实系因新河村村长隐瞒涉案土地享有粮补并占有而致，张利春主观上并无过错，不应由张利春承担该土地承包合同带来的不利后果。因此，该条款的约定并非张利春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同时符合上述三项条件时公民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才是合法的民事行为。而具体到张利春与刘洪利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对承包土地国家政策待遇约定的条款时，因张利春所在的村长隐瞒了诉争土地粮补的事实，致使张利春误认为流转的土地当时并不享有国家政策待遇，以致张利春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应视为该条款的约定并非其意思表示真实。试想一个正常需要钱的人会在2007年签订合同时以每年每公顷土地350.00元的价格对外流转，并且还给予承包人享有涉案土地国家给付的每公顷粮补428.70元的（2007年粮补金额）优惠待遇，且该土地补贴截止到2018年已达到每公顷1，078.06元，如将该约定视为有效条款履行下去，刘洪利得到粮食补贴总额71,305.05元（2007年至2018年)，其给付20年土地承包费70,000.00元，已超出了承包费的价款。而且该合同仍有八年的履行期限，期间的利益仍会发生，刘洪利因该合同得到的利益和张利春损失的利益会产生巨大的反差，更有失公平。因此，结合当时的客观事实，该国家政策待遇约定的条款并非张利春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的法律条款，对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该条款约定自始无效,但土地承包合同的其他条款仍有效。综上，刘洪利依据土地承包合同中无效的条款主张诉讼请求，即使张亚男领取了涉案土地发放的粮补，刘洪利也无权主张，其诉讼请求亦不能得到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洪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83.00元，减半收取791.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从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审判员 张彩军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迟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