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2民终2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韶关市景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韶钢大道东成花园**栋***房。
法定代表人：余继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降雄，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伟良，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景华，男，1975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红翎，女，197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乐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琴，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韶关市景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景华、罗红翎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205民初1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景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降雄、伍伟良、被上诉人余景华、被上诉人罗红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景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景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余景华、罗红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擅自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变更为公司决议纠纷。景江公司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法律关系，要求余景华支付购房款，立案案由也定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也确认本案是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但是在具体的分析中，却认为“鉴于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特殊身份关系，双方均为景江公司的股东的身份，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性质上与普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然是不同的”，“原告与被告签订涉案买卖合同，可以认定为余继发与余景华作为景江公司股东对公司资产(指涉案房产)进行处分而达成的一种决议，其目的是为了确认余景华为涉案房产产权人并办理相关房产的过户手续”。就是说，一审法院最终认定涉案商品房合同是一种处分公司财产的决议，即属于公司法上的公司决议纠纷。一审法院的认定首先存在自相矛盾。其次，如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景江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的规定，一审法院此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中，一审法院并未行使该释明权，程序严重违法。2.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本案纠纷属公司决议处分公司财产纠纷，而该决议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属于私自对景江公司资产的处分行为。景江公司尚有对外债务，未经清产核资，这样私自决议处分公司资产的行为，就是违法抽逃公司资产或者转移公司资产的行为，是违法行为，理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该行为为有效，支持并确认这种行为即属严重违法。且按照一审法院前述逻辑，余景华与余继发以合法形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掩盖非法目的(私自处分公司财产)，同样属于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当据此认定涉案合同无效。3.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认定违反程序。一审期间，景江公司在诉讼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追加罗红翎作为共同被告，对余景华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一审法院将罗红翎列为第三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如一审法院认为景江公司追加罗红翎为被告不当，应当裁定驳回景江公司的申请，在一审法院并没未裁定驳回景江公司追加申请的情况下，理应接纳景江公司的申请，应当列罗红翎为共同被告而非第三人。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未查清余景华是否已依约支付合同价款的事实。本案属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应当查清合同履行情况及双方继续履行的意愿。虽然景江公司的会计账册显示存在余景华支付购房款相应款项的往来，但在相关往来显示1800万元巨额款项均是以现金方式往来，且买卖双方均确认未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应就相关款项的实际往来情况进行调查。即使购房款是通过现金方式进行流转，各方也应当有合理的资金来源及流向，以及来源及流向的相关凭证及基础法律关系。本案涉及巨额现金，不清查巨额现金流向明显不符合审理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件的要件要求。景江公司与余景华签订涉案的l7套房产的买卖合同后，鉴于余景华是景江公司股东，仅有的两名股东为父子关系，景江公司未要求余景华立即付款，因此景江公司在余景华未支付任何购房款项的情况下，通过做账手段，为其办理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但景江公司始终未放弃追索购房款项的权利。现景江公司依法提起诉讼追索购房款项，而余景华亦确认其未支付过购房款，该事实依法应当被采信。一审法院置本案的法律事实以及余景华的自认于不顾，不对存疑的事实进行清查，擅自认定涉案房屋过户属于景江公司财产分配行为，明显属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2.没有公司股东会决议，没有分配方案，竟然认为购房合同是分配财产的决议，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上是一个大胆的创举。一审法院认定景江公司收取了余景华的购房款直接偿还l600万借款。可见在收取购房款时，景江公司是对外负有债务的，在没有经过计算公司的资产和债务时，余景华与余继发无权私自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来私分公司的财产。审计报告没有认定理由不足，审计报告是否对外出示是审计报告的披露问题，不影响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既然认定资产负债表，为何不能认定报告。况且，该审计报告中包含了法院认定的，景江公司收取房款的现金然后偿还债权人的收据，该收据已经由每个收据书写人出具了否定的说明。故事实上，景江公司并未收取余景华的购房款用于归还债权人的债务。本案已经超出审理的范围，本案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公司股东分配财产纠纷，一审法院既认定买卖合法合同有效，又认为是财产分配。公司的财产分配涉及到公司作为一个企业主体，对外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经合法的程序是不能处分财产，否则将构成抽逃出资或者逃避债务。在完全没有事实和证据基础上，一审法院竟然认定是两股东之间的分配财产。如果是分配财产，余景华分配该财产的对价是什么?是企业利润?一审法院采信景江公司的一份资产负债表，该资产负债表无法看出可以分配利润。3.余景华是否办理房产证，并用该案涉房产办理抵押借款。罗红翎与余景华作为夫妻，是否用案涉房产开设酒店，不能免除余景华应依照购房合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一审的举证已经完全能证明，余景华并没有支付任何案涉合同的购房款，并且利用景江公司为余景华代为支付了办理房产证的相关证照的费用。余景华与景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实际使用了房屋，并用该房屋抵押借款，依法其应当依照购房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的购房款。在购房过程中，为了配合余景华，景江公司为其出具了收据，因为如果没有出具收房款的收据，余景华是无法办理房产证的，所以，景江公司为了方便余景华，才出具收据方便余景华办理房产证。在整个购房过程中，罗红翎担任景江公司的财务人员，其非常清楚该过程。罗红翎作为经办此事的当事人，都没有提出是股东决议处理公司财产的问题，一审法院竟然自创出这一股东分配公司财产的决议这个事实。4.一审法院认为景江公司没有催收购房款更是非常荒谬的。在办理了购房合同后，景江公司代余景华支付了相关费用后，景江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房产开发公司，当然是不断的催收房款的。只是由于余景华是景江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同时也是景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儿子，经常见面。作为对公司负责，景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常见面当面向余景华和罗红翎催收房款。但因为有亲缘关系，景江公司不可能书面函件催收。基于亲缘关系，景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但容许余景华拖欠房款，而且容忍余景华利用该房屋开办景江酒店。并且借款及出资让余景华开设该酒店，进行装修和建造，希望余景华能通过开设景江酒店，获得收入偿还购房款。但是，由于罗红翎一直控制酒店的经营，也不归还购房款，所以，不得己景江公司才通过诉讼来主张购房款。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当事入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时，法院应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但本案一审法院没有行使释明权，自行臆断法律关系，创造事实，强行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公司成立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属于公司独立法人的财产。股东不得侵占，挪用或者抽逃，私分。本案中，如果一审法院认定作为景江公司股东的余继发与余景华，是通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其抽逃、侵占、挪用公司财产的目的，那么这个是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如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也应当认定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而不是确认该合同有效并且由余景华获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在余景华与罗红翎发生离婚纠纷并诉至法院，该纠纷可能严重影响景江公司的合法权利，影响对购房款项的追讨的情况下，景江公司不得不提起本案诉讼。余景华至今未支付任何购房款项，其在一审庭审也承认了该事实，应当按照双方的意思表示及合同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审理，即使认为景江公司与余景华之间、景江公司两股东之间可能存在特殊关系，也应当对款项的往来情况进行调查，调取相关流水、排查相关款项往来人员后再进行判断。景江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已经履行合同义务，有权要求余景华、罗红翎支付购房款项。一审法院未对本案焦点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并适用错误的法律进行裁判，严重损害了景江公司的权益及诉讼权利。
余景华称，完全同意景江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
罗红翎辩称，一、本案是余景华为了侵占罗红翎的夫妻共有财产而串通景江公司提起的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对景江公司、余景华依法进行惩戒。1.景江公司一审起诉余景华时，并未将罗红翎列为当事人，更未要求罗红翎承担还款责任。2016年9月28日，罗红翎在与余景华离婚纠纷案开庭时听余景华提及景江公司己提起本案诉讼后，分别于2016年10月25日、ll月23日两次主动书面向一审法院反映情况，一审法院在本案开过一次庭后才于2017年2月15日通知罗红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其后，景江公司才于2017年2月24日提出对罗红翎的诉讼请求，且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中亦将罗红翎列为第三人。2016年9月28日，罗红翎得知本案存在后，当天即向一审法院了解情况，被告知该案诉讼材料尚未送达余景华。如果没有事前串通，作为被告的余景华不可能在未收到诉讼材料的情况下已未卜先知，获知景江公司将对其提起本案诉讼。2.本案余景华在一审答辩、庭审陈述中是全面承认景江公司的诉讼请求的，即原、被告之间根本没有实质性民事权益争议。余景华本人就是景江公司的大股东，双方完全可以协商还款，景江公司何以要花10多万元的案件受理费、不菲的律师费来提起本案诉讼？且一审判决并未判令余景华承担还款责任，作为胜诉方的余景华居然在二审庭审答辩时全面认可景江公司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还在一审判决后向景江公司出具分期付款承诺书，承认一审判决已经驳回的景江公司的诉讼请求。景江公司已经取得余景华的还款承诺，也接受了余景华的分期付款承诺，可见双方已就还款问题协商一致，却又花10多万元上诉费提起上诉。显然，景江公司与余景华相互串通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针对决心与余景华离婚的罗红翎。景江公司花费的二、三十万元诉讼费(其中60％的权益归属于余景华)，只为了取得人民法院对其虚假诉讼的背书，企图通过司法程序使罗红翎承担巨额债务。3.余景华与景江公司实质为共同利益人。余景华是景江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之一，另一名股东余继发是余景华父亲。余景华与罗红翎是夫妻，因余景华长期、多次出轨、有赌博恶习等，两人关系己破裂，自2015年7月开始，两人己开始协商离婚事宜。余景华对侵吞罗红翎应分得的夫妻共有财产图谋已久。余景华除以还债的名义陆陆续续让罗红翎给付500多万元之外，2016年年初，余景华一方面用本案所涉房屋为其控制的韶关市曲江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曲江二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为夫妻共有财产负加债务。还将以曲江二建名义所贷出的l500万元贷款私自转移，至今仍不交待该贷款用途。另一方面，还让罗红翎为曲江二建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令罗红翎背负800多万元的债务。2016年5月27日，余景华还在罗红翎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名下景江公司59％的股权转让至余继发名下，仅保留l％的股权。余景华与余继发恶意串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前述行为已经过诉讼，一审、二审法院均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罗红翎于2016年8月16日向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后，余景华又以自己的景江公司名义提起本案诉讼，追索从未主张过的购房款。由此可见，本案是余景华侵吞夫妻共同财产的连环计中的一环。二、本案现有证据也不能支撑余景华、罗红翎还需向景江公司支付购房款的结论。1.早在2014年8、9月份，景江公司已出具案涉房屋全部的收款收据、发票，所有房屋均已在2014年9月办理房地产权证。2014年8月份以来，景江公司的财务账簿上从未记载对余景华有案涉房款的应收债权。景江公司2014年l2月的资产负债表反映，其记载的应收账款仅为161万多元，其他应收款也仅236万多元，显然，景江公司自认并无对余景华的1800多万元债权。2.景江公司现在的代理人称景江公司是为了办理工商年审、办理房地产权证才出具收款收据，显然没有依据。无论是办理工商年审，还是办理房地产权证均不需要提供收款收据。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景江公司是以出具收款收据且平账的方式确认余景华无需再向景江公司支付购房款。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景江公司的另一股东余继发，是景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按会计法的规定，是对景江公司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的第一责任人，景江公司的收支均需得到余继发的同意。显然，不仅余景华还包括余继发均是同意并确认余景华不欠景江公司该购房款的。3.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全部是余继发代表景江公司与余景华所签，说明当时双方均同意同此方式将景江公司名下的房产转移至余景华名下，余景华名下的房产是合法取得。商品房买卖合同仅是双方为了将相关房产给付给余景华，为了办证而签订的，不能作为余景华需要支付房款给景江公司的依据。4.案涉的l7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至少16份合同所涉的债权起诉前已过诉讼时效，法院也不应予以保护。以1号商铺为例。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约定付款方式及期限是2014年9月8日一次性付款l37550元，凭银行出具的存款凭证，向出卖人换领交款收据。合同的签订时间则为2014年9月23日，取得房产证的时间为2014年9月29日。由此可见，景江公司在与余景华签约前、办理房产证前，应该已取得相应房款对价，否则，景江公司不可能签约，更不可能为余景华办理房产证，且在罗红翎与余景华的离婚诉讼开庭前从未催收。如果不是因为余景华本来就无需付款给景江公司，那么景江公司不可能在两年的时间内均不主张权利，也不在公司的财务账簿上记载该债权。本案在一审庭审时，法官一再追问景江公司有无向余景华催收过该房款，余景华根本没承认景江公司曾向其催收过房款，由此可见，景江公司现在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三、一审时，罗红翎己向法院提供明确的线索指明景江公司通过曲江二建、直接付款等方式向另一股东余继发支付至少1100万元，对此，景江公司并未否认。可见，景江公司确实存在对余景华实物分配，对余继发货币分配的情况。其中，罗红翎所知道的余景华控制的曲江二建支付给余继发（余继发农行收款账户：62×××76）的款项至少包括如下款项：1.2013年8月5日，2000000元；2.2013年8月5日1000000元；3.2014年12月31日，500000元；4.2014年12月31日，500000元；5.2015年11月9日，500000元；6.2015年12月1日，500000元；7.2015年12月14日，1000000元；8.2015年12月7日，500000元，以上合计6500000元。同期，景江公司还直接转账至江美秀(注：余继发妻子，已去世)账户或通过景江公司工作人员谭世翰等人账户转账给余继发。罗红翎所知道的至少包括以下款项：1.2013年12月30日，转入江美秀账户2000000元；2.2013年8月20日，通过谭世翰转入余继发账户1000000元；3.2014年1月2日，转入江美秀账户1000000元；4.2014年5月16日，通过张小川存入余继发账户600000元，以上合计4600000元。余景华在取得房产的同期，余继发亦通过种种方式收取了现金。即就前述款项及案涉商品房而言，余景华分得了l2270465元(18770465元-650万元)，余继发分得了1100万元(650万元+460万元)，该分配比例与两位股东的股权比例大致相当。四、景江公司将案涉房屋过户给余景华，并未损害包括景江公司债权人在内的第三人利益，不存在无效事由。1.无证据证明景江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2.在罗红翎起诉离婚后，景江公司仅不动产就还有可售的商品房80多套、车位200多个，还有7万多平方米的商住用地使用权。因此，景江公司称将房产过户给余景华损害了景江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景江公司和余景华以买卖合同的形式将涉案房产分配给余景华，余景华合法取得了涉案房产，无需向景江公司支付购房款及相关费用，证据充分，一审判决结论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
景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景华向景江公司偿付购房款18770465元；2.余景华偿付景江公司垫付的商铺交易税费合计581934.35元；3.余景华偿付景江公司垫付的房屋维修基金共计36242.75元；4.罗红翎对上述第1、2、3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余景华、罗红翎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景江公司于2005年1月25日依法登记成立（原注册资本为100万元，2007年9月变更为600万元），属有限责任公司，余继发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为余继发、余景华二人，余继发为余景华之父，余继发名下持有公司40%的股权，余景华名下持有公司60%股权。2016年5月，原登记的余景华名下60%、余继发名下40%股权变更为余景华1%、余继发99%。余景华与第三人罗红翎是夫妻关系，双方于1998年3月9日登记结婚。
2014年8月22日至2014年9月23日期间,景江公司与余景华共签订17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分别约定余景华向景江公司购买位于韶关市××区马坝镇××、××、××、××、××、××、××、××、××、××、××、××共××商铺及××、××、××、××、××套房屋（非住宅用途），共17套房产，合同约定总购房款为18770465元，解决争议的方式为提交韶关仲裁委员会仲裁，合同还对计价方式与价款、付款方式及期限、交付期限、买卖双方的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其中首层4号、5号、6号商铺及301房的买卖合同约定付款时间与签订合同时间为同一日，其余13套房产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均为合同签订时间之前。上述合同签订后，景江公司均出具了收取上述17套房产购房款的收款收据及发票给余景华，并办理了产权证，上述房产分别于2014年9月4日、9月23日、9月29日登记在余景华名下。余景华取得上述房屋后，由罗红翎对上述房屋1号、2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商铺及二层、三层房屋进行装修，并在该处经营韶关市曲江区东城景江大酒店（下称景江酒店），该酒店于2014年8月4日登记成立，当年10月正式营业，法定代表人为罗红翎，景江酒店由罗红翎经营至今。
另查明，余景华是韶关市曲江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下称曲江二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经理职务。2014年12月1日，曲江二建公司向韶关市曲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称曲江信用联社）申请最高额授信借款金额2500万元，借款用途为企业流动资金周转，由余景华提供位于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沿堤一路东成雅居第18至19幢首层6、7、8、9、10号共五间商铺（证号：粤房地权证韶字第××、02××24、02××95、02××93、02××21）及201、202、203、301、302号共五套房产（证号：粤房地权证韶字第××、02××28、02××61、02××97、02××29）作抵押，抵押财产共有人罗红翎亦在2014年12月1日出具的《抵（质）押声明书》以及《抵押（质押）物品清单》签名确认。曲江信用联社与余景华于2015年1月23日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余景华与罗红翎还为上述曲建二建公司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余景华与罗红翎因感情不和，于2015年8月起协商离婚。2016年5月10日，余景华与余继发签订《韶关市景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余景华将其持有的景江公司59%股权共354万元出资额，作价356万元转让给余继发。罗红翎知悉上述股权转让后，认为余景华、余继发串通转让财产，乃与余景华协商离婚事宜，经协商未果，于2016年8月16日向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案号：（2016）粤0205民初1269号，该案仍在诉讼阶段]。2016年9月12日，景江公司以余景华未支付涉案17套房产购房款及相关款项为由，乃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余景华支付购房款等款项共19388642.1元。
又查明，景江公司提供其自行委托韶关中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1日作出的《专项审计报告》，审计结果为景江公司没有收到余景华购17间商铺的房款合计18770465元，该审计报告的适用范围：仅供单位内部使用，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另景江公司还提供一份2016年3月30日与余景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书》，证实双方签订的涉案十七份买卖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罗红翎对该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持有异议，向该院申请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10月27日，景江公司向该院提交变更诉讼代理人通知，将诉讼代理人变更为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林降雄、王杨律师。
再查明，罗红翎于2017年5月8日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另案诉至一审法院，该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粤0205民初593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余继发与余景华于2016年5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并责令双方将景江公司的股权恢复至余继发名下40%、余景华名下60%的状态。余继发、余景华不服上述判决，依法向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现该案尚在二审诉讼阶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二、本案是否涉及虚假诉讼问题；三、景江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四、景江公司主张余景华与罗红翎承担支付购房款及相关费用应否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管辖的问题。景江公司、余景华签订的17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第十九条均约定解决争议的方式为提交韶关仲裁委员会仲裁，但景江公司向该院提起诉讼时，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该院受理后至第一次开庭时，余景华对该院受理本案未提出异议，且景江公司亦补充提交了《商品房销售合同补充协议书》，将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的规定，本案存在当事人放弃仲裁协议的情形，故本案应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案件，罗红翎提出的案件主管的答辩意见，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同时，罗红翎还申请对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目的是为了证实一审法院无权受理，因上述法律规定已经很明确，罗红翎该鉴定申请无实际意义，故该院不予准许。
关于本案是否涉及虚假诉讼的问题。本案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景江公司据以起诉的依据是景江公司与余景华签订的17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自愿签并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并非虚假的民事合同，景江公司、余景华依照合同约定，办理了上述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余景华依法取得物权。景江公司认为余景华未依约定支付购房款，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解决，并不属于虚假诉讼的情形，故罗红翎认为本案属于虚假诉讼案件，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信。
关于景江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合涉案的17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与约定付款时间，其中8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约时间至景江公司起诉时已经超过两年，其余9份合同期限未超过两年，但在诉讼中，余景华对景江公司主张的债权，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的规定，因涉案债务涉及余景华与罗红翎的夫妻共同之债，故余景华对于债务确认并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所引起的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同样对罗红翎发生效力，故罗红翎对于本案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景江公司的诉请应否支持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在从事民事活动中，理应遵循公平、诚实守信原则。景江公司主张余景华未支付购房款，余景华对景江公司之主张不持异议，景江公司在诉讼中提交了韶关中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1日作出的《专项审计报告》，该审计由景江公司自行委托，并非在诉讼中依法委托鉴定的，且该审计报告已明确注明适用范围为“仅供单位内部使用，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因此，该院对该审计报告的证据效力，不予采信。
景江公司股东为余继发与余景华二人，双方是父子关系，余景华原持有景江公司60%股权，涉案房产是由景江公司开发的物业，鉴于双方的特殊关系，本案需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余景华是否需要向景江公司支付购房款。
其一，从合同约定的内容分析：涉案房产4号、5号、6号商铺及301房的买卖合同约定付款时间与签订合同时间为同一日（价款合计4983145元），其余13套房产的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均为合同签订时间之前（价款合计13787320元），与通常的房屋买卖合同与交易习惯极不相符，有悖常理。合同签订后，景江公司亦出具收据及发票用以办理涉案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涉案房产于2014年9月期间，即签订合同当月或次月已经全部登记在余景华名下，鉴于余景华与景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特殊身份关系，及双方均是景江公司的股东的身份，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性质上与普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然是不同的。
其二，从景江公司的会计账册反映的情况分析：1.景江公司的会计账目反映已现金收到余景华购买涉案17套房产的购房款，并开出了收款收据，景江公司财务依据开出的收款收据记账确认现金及预收款增加，账册反映出该部分大额现金未存入银行，而直接以偿还他人借款的方式支出1600万元，虽然景江公司的上述做法是违反法律、法规关于企业资金管理的规定，但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因余景华与景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特殊身份关系，以及双方是公司股东的身份，而一致确认余景华是涉案房产的产权人的事实。2.从景江公司2014年12月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其记载的应收入账款仅为161万余元，其他应收款也仅236万余元，并未记载对余景华享有涉案房产的应收债权。
其三，从景江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况分析：从2014年8月、9月签订17份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产权证以来，景江公司从未向余景华或罗红翎催收过涉案房款，直到2016年8月，罗红翎提起离婚诉讼，景江公司遂于9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余景华支付购房款。涉案房产1877万余元的购房款，对于景江公司注册资本只有600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来讲，是一笔巨大的企业收入，但景江公司在签订买卖合同至提起本案诉讼近两年的时间里，都不曾向余景华主张任何权利，景江公司该行为，与情理不符。进一步说明，景江公司与余景华签订涉案房产买卖合同，可以认定为余继发与余景华作为景江公司股东对公司资产（指涉案房产）进行处分而达成的一种决议，其目的是为了确认余景华为涉案房产产权人并办理相关房产的过户手续。
其四，从余景华与罗红翎行使财产权利方面分析：涉案房产登记在余景华名下后，罗红翎向当地工商部门申请成立了韶关市曲江区东城景江大酒店有限公司，罗红翎任法定代表人，并经营该酒店至今。2014年12月1日，余景华用涉案房产中的6、7、8、9、10号商铺及201、202、203、301、302号共十套房产为余景华任职法定代表人的曲江二建公司向曲江信用联社申请最高授信贷款2500万元作抵押，从以上情况表示，余景华与罗红翎依法行使物权之权利，但景江公司对于罗红翎与余景华行使物权之情形一直未提出异议。
综上，景江公司的上述各行为均进一步证实，景江公司与余景华均同意以买卖合同的形式将涉案房产分配给余景华，余景华合法取得了涉案房产，因此，余景华无需向景江公司支付购房款及相关费用。景江公司主张余景华与罗红翎承担支付购房款及相关款项的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规定适用的公平、诚信原则相悖，故该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2016）粤0205民初1483号民事判决：驳回韶关市景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132元，由韶关市景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景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余景华向景江公司出具的《分期付款的承诺书》和履行了部分分期付款：2018年3月1日支付20万元以及2018年3月8日支付20万的两张收款收据。其中，《分期付款承诺书》，一是余景华表示确认景江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欠付购房款，二是对欠付购房款作出具体的分期付款计划及承诺，如“2018年1月30日前付款20万元；2月28日前付款100万元；3月30日前付款100万元；4月30日前付款300万元……余款1570465元于9月30日前支付完毕。如果我余景华如期足额支付，韶关市景江房地产开发公司不要求余景华支付延迟支付利息，否则，韶关市景江房地产开发公司可以要求我余景华从2014年10月1日起，按照欠款总额18770465元为本金，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至所有欠款清还之日止。”两份收款收据，证实余景华于签署签署还款承诺书后已履行两笔各20万元的还款义务。余景华对此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罗红翎对此质证称，1.罗红翎对该情况不知情，真实性无法确认；2.就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言，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17套商品房中至少有16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景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余景华在超过诉讼时效后，在与罗红翎离婚诉讼期间，单方向其关联公司所做的承诺，效力不及于罗红翎，如余景华承认这个债务，应当由其个人偿还；3.罗红翎多次向一审法院强调，本案是一个原告和被告双方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目的就是为了借法院之手达到侵吞罗红翎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前述证据更加印证了罗红翎的说法和观点，本案完全是景江公司及其股东余景华、余继发共同配合所进行的虚假诉讼。从证据的形成看，包括一审期间双方针对主管问题签订的补充协议，包括余景华对涉案债务的所有自认，包括二审期间出现的还款承诺，都是双方串通形成并提交的虚假证据。请二审法院对此予以充分重视；4.在本案二审开庭之前，涉及余景华和余继发的另案诉讼，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余景华、余继发公司股权无权转让的纠纷作出二审生效裁判，判决确认余景华和余继发之间的股权转让无效，余景华仍占景江公司60%的股份，余继发占40%的股份，从股权比例来看，景江公司总共只有两名股东，双方还是父子关系，余景华本身是景江房地产公司的大股东。因此，余景华在2017年12月3日出具的分期付款的承诺书包括其后的付款也就是从自己的左口袋掏进右口袋的行为，根据余景华与余继发的关系，景江公司和曲江二建公司之间还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因此该分期付款承诺书以及两张收款收据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和真相，故对于景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认可。对景江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1.《分期付款承诺书》表明余景华对景江公司诉请的购房款予以认可，余景华该意思表示与其诉讼过程中的一贯陈述可相互印证。2.两张收款收据，结合《分期付款承诺书》中的还款计划内容，可见余景华出具《分期付款承诺书》后并未完全按其确认的还款计划履行。基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具有特殊利害关系，前述证据是否予以采信本院在综合分析处理本案时再一并进行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就罗红翎与余景华、余继发股权转让纠纷二审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18日已作出现已生效的（2017）粤02民终177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系景江公司将其开发的商品房向余景华销售所有权，现依照其与余景华签订的17分《商品房买卖合同》诉请余景华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购房款义务而引发的纠纷，故本案系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对此定性正确，本院予以认同。由于本案当事人中只有景江公司提起上诉，根据民事诉讼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本院只围绕景江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本案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景江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一、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景江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却按公司决议处分公司财产纠纷对本案进行审理，程序严重违法。本院认为，景江公司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现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并无公司决议处分公司财产纠纷的案由。其次，公司决议纠纷是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效力或者撤销决议引发的纠纷，该案由与本案案情并不相符。最后，余景华作为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买方，其最主要的合同义务就是支付购房款，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并在审查余景华是否已经履行或是否应当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后，认为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基于景江公司与余景华就公司资产（指涉案房产）进行处分而达成的一种决议，从而认定余景华无需支付购房款及相关费用，故并不属于偏离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审查范围的情形。因此，对景江公司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景江公司上诉还称，一审期间，景江公司增加对罗红翎的诉讼请求并要求追究罗红翎为共同被告后，一审法院将罗红翎列为第三人程序违法。经查，景江公司于2016年9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后，该院于当天即作出受理案件通知书予以立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之后，该院于2017年1月4日通知罗红翎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其后，景江公司才于2017年2月24日向该院提交关于请求罗红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且景江公司在其申请书中也将被申请人罗红翎列为第三人，故对景江公司关于一审法院错列当事人诉讼地位，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景江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就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景江公司、余景华均主张余景华系以普通购房人的身份与开发商景江公司就购房事项达成协商一致后所签订的，诉讼中，各方当事人亦未对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本案现有证据亦未显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景江公司、余景华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景江公司已依约将涉案商品房交付给余景华，所有权也已登记至余景华名下，景江公司已履行其主要合同义务。现景江公司、余景华均确认余景华未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购房款义务，均主张余景华应依约支付购房款给景江公司。罗红翎则对此主张余景华已无需再向景江公司履行支付购房款义务。对此，本院综合分析并认定如下：1.虽然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均主张余景华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但在本案中，余景华自一审答辩开始就一直认可景江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包括景江公司主张的所有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确认余景华无需承担景江公司于本案诉请的款项后，余景华仍主动出具《分期付款承诺书》，还支付了部分款项（未按《分期付款承诺书》约定）给景江公司，二审期间，余景华也完全认可景江公司的所有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可见，本案诉辩双方之间根本无实质性民事权益争议。在景江公司与余景华本身存在公司与大股东之间的特殊关系，双方又无实质性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余景华对景江公司提出的明显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不符合常理。在罗红翎又多次主张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余景华对景江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的全面认可，包括景江公司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不能简单视作余景华对景江公司主张的事实构成自认，应当综合全案现有证据，根据是否与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认定。2.基于前述原因，本案应着重审查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及买卖双方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期间所形成的证据材料。根据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应的收款收据、发票、余景华持有的房产证等证据，显示涉案合同的买卖双方均已充分按照合同的约定，对各自应承担的主要合同义务均已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景江公司既出具发票，又出具收款收据两项付款凭证的行为，足以证实景江公司已对余景华履行付款义务进行了书面确认，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前述付款凭证。3.景江公司于本案提出的诉请，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之处。其一，景江公司已按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房屋并转移所有权。而涉案的17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有4份早于合同签订之日，其余13份的约定为合同签订当日付款，如余景华以普通购房者的身份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购房款义务，则景江公司仍与其签订并履行涉案合同，显然有违常理。其二，景江公司已向余景华出具收款收据及发票确认收到购房款项，现又否认该收款事实存在。景江公司解释称，出具发票是为了配合余景华办理房地产权证，但未能合理解释为何还需要出具收款收据及将相关公司账目做平，从而从公司记账凭证中显示涉案购房款均已收讫。该做法显然将导致本案依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相关购房款仍属景江公司的应收债权，且相关操作过程极可能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其三，如本案确实存在景江公司的应收债权，且该债权高达1800余万元，景江公司竟然在其主张的债权成立之初至本案诉讼前从未形成任何债权债务凭证。且至提起本案诉讼时，长达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未形成过任何书面催收记录，期间又无任何还款记录，明显有违常理。其四，涉案房产，从2014年8月起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到余景华办理相应房地产权证书，再到罗红翎使用涉案房产开办酒店使用至今，景江公司从未就其主张的合同债权行使权利，直至2016年8月，罗红翎提起离婚诉讼，景江公司才于次月提起本案诉讼。基于景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继发与余景华、罗红翎的亲属关系及其三人在景江公司任职的身份关系，景江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之时就理应知悉余景华与罗红翎正在进行的离婚纠纷一案，也应当知悉涉案债务与罗红翎具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却在起诉时遗漏共同债务人，有违常理。至于景江公司提交其自行委托韶关中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专项审计报告》，因该报告并非司法鉴定报告，鉴定所依据的材料也未经质证程序确认，且该审计报告载明其适用范围仅供单位内部使用，故该报告不足以推翻本案现有证据所反映的案件事实。
综上，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各方诉讼中的陈述，景江公司与余景华在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双方均已依约履行完毕各自的权利义务。虽然，余景华以现金方式支付涉案高达1800余万元购房款的事实亦有违通常交易习惯，但对于余景华已履行支付购房款义务的事实，景江公司已出具收款收据并开具发票予以确认，故无论余景华实际采取何种出资方式，在无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视为景江公司均已接受并向余景华出具了付款凭证予以确认。故，余景华关于其确认未实际支付购房款的主张，与本院根据现有证据查明的事实不符，余景华该主张不构成对于己不利之事实的自认。景江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推翻其此前向余景华出具的付款凭证，对景江公司依据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诉请余景华、罗红翎共同支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罗红翎关于余景华已无需再按合同履行支付购房款义务的抗辩，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景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132元，由韶关市景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东阳
审 判 员 陈俊东
审 判 员 李 罡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何海祥
书 记 员 陈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