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41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景澜阁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西里22号楼3层302号。
法定代表人：黄建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子杰，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清，男，1986年7月2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付武，男，1966年7月1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平，北京市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王莹，北京市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罗萍，女，198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北京景澜阁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澜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熊付武、原审被告罗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4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景澜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熊付武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熊付武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附件罗列的标的物范围错误，即使景澜阁公司需要交付担保家具，交付担保家具的范��应该以景澜阁公司与罗萍订立的2011年7月12日的景澜阁公司《家具列表》为准。一审判决附件罗列的家具内容远远超过了担保家具的范围，一审判决内容与附件明显存在冲突。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及相应附件系伪造。景澜阁公司公章失控，协议书中没有法定代表人黄建平的签字，而与罗萍签订的《借款协议》及抵债协议均有黄建平签字。2.罗萍已收到景澜阁公司还款，便已无权变卖景澜阁公司家具，其在款项还清后仍与熊付武订立《家具买卖合同》违背基本事实，另外出卖家具所得款项与还清欠款款项存在冲突，前后矛盾，可以认定双方家具买卖行为系虚构。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景澜阁公司与罗萍之间关于家具抵偿约定系基于抵押处分抵押物的约定，抵押物的价值应经市场认定，而不能由罗萍直接处分。罗萍作为抵押权��处理抵押家具未与景澜阁公司协商一致、未经法定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不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债权转让。
熊付武辩称，请求驳回景澜阁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具体答辩意见：1.一审判决附件所列清单正确，但判决说理部分存在瑕疵。一审法院认为《家具进场确认单》项下家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熊付武可以另行处理，但在诉讼中未向熊付武明示应另行起诉，若因此再行诉讼，则增加诉累。本案中，熊付武与景澜阁公司签订《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其中的家具既包括熊付武从罗萍处购得的家具，也包括熊付武自己采购放在家具卖场中销售的家具，双方对家具发生争议，完全可以理解为景澜阁公司未履行《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第三条义务所产生的债权权利。一审法院虽说理有误，但将家具全部判��熊付武，熊付武予以认可。2.熊付武未持有景澜阁公司印章，《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及附件有效。罗萍将家具出售给熊付武合法有效。景澜阁公司与罗萍之间订立的是一种附条件授予债权人商品销售权的合同，该合同属合法有效。因条件成就，罗萍已取得销售权，有权独立行使。3.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效力方面适用法律正确。4.虽然卖场是景澜阁公司的，但里面看护、经营家具的人员全部是熊付武的人，本案即使适用动产占有推定所有权的规则，也应推定家具属于熊付武。
罗萍述称，同意一审判决。《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和《家具买卖协议》都是有效的。罗萍认为判决内容与判决附件一致。关于本案事实是，2011年10月景澜阁公司借罗萍款项到期后，经多次催要仍无力偿还。罗萍便请人对景澜阁公司场地驻守。2011年11月，景澜阁公司让罗萍叮嘱驻守人员不要说欠款的事实，因为其找到了一个有意向的买方，先由景澜阁公司实际经营人黄玉久带其购家具，使其无法脱套，后再向其说明景澜阁公司欠罗萍款项事实，促使其替景澜阁公司还款。2011年12月，因景澜阁公司迟迟不还款且有私自外运家具行为，罗萍便雇了一辆货车拉走了景澜阁公司卖场内的一套餐桌餐椅，并将货车堵在景澜阁公司卖场门口，第二天熊付武将购买的家具运到但无法卸货便通知罗萍到现场，熊付武急于将其家具入场，就答应代景澜阁还款，罗萍便协助其搬家具。景澜阁公司要求罗萍将其有出售权的家具卖给熊付武，罗萍按其要求与熊付武签订协议，熊付武、黄建清分两次向罗萍转账，罗萍这才取得还款。罗萍从未取得过景澜阁公司的公章、财务章、人名章等材料。
熊付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其与景澜阁公司签订的《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家具进场确认单》以及与罗萍签订的《家具买卖合同》有效；2.判令景澜阁公司向熊付武返还自罗萍处购得的及另行采购的全部家具；3.本案诉讼费由景澜阁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12日，景澜阁公司与罗萍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景澜阁公司应在2011年10月11日前归还罗萍借款50万元，如景澜阁公司不能按期还款，应以借款总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借款利息的四倍向罗萍支付利息，同时按总金额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罗萍支付违约金；双方并约定以景澜阁公司“在展厅内的所有家具作为此笔借款的担保”，如景澜阁公司未能按期还款，“展厅内现有家具（以家具列表为准）罗萍拥有出售权，出售所得的款项作为景澜阁公司偿还罗萍欠款，直至还结罗萍所有款项为止，如所出售款项不足以偿还罗萍欠款的，��澜阁公司自行筹集进行偿还”。
因景澜阁公司未按期偿还借款，至2011年12月，景澜阁公司需向罗萍偿还借款本、利及违约金共计58.5万元。
庭审中，熊付武主张其就协助景澜阁公司清偿债务一事与景澜阁公司签订有《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此后又与罗萍签订了《家具买卖合同》，通过购买景澜阁公司展厅内的家具结清了上述58.5万元的债务。
落款日期为2011年12月10日的《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显示，熊付武与景澜阁公司约定：“景澜阁公司欠罗萍本金50万元，利息约9万元，因景澜阁公司无力偿还，特请熊付武代为处理；熊付武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处理该债务：1、代景澜阁公司向罗萍偿还借款本息，熊付武为此支出的款项转化为景澜阁公司对熊付武的欠款，熊付武对景澜阁公司卖场中的全部家具享有与罗萍同等的权利（家具清���见附件）；2、因罗萍享有出售景澜阁公司家具的权利，熊付武可以不低于景澜阁公司对罗萍欠款本息的金额向罗萍购买景澜阁公司卖场中的全部家具，家具所有权转归熊付武所有。”该协议还约定景澜阁公司同意熊付武在展厅内销售其另行采购的家具。该协议落款处盖有景澜阁公司的合同专用章。
落款日期2011年12月12日的《家具买卖合同》显示，熊付武与罗萍约定因景澜阁公司无法按期偿还欠款本息58.5万元，罗萍决定行使家具出售权，经双方友好协商，罗萍同意以58.5万元的价格将景澜阁公司展厅中的全部家具出售给熊付武，熊付武同意以该价格购买。
经查，熊付武已于2011年12月13日向罗萍汇付15万元，当日，罗萍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熊付武代黄建平还款15万元”。2011年12月15日，熊付武又向罗萍汇付35万元，罗萍为此出具收条一张，���容为“今于2011年12月12日订立的《家具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家具购买款58.5万元已全部收到。购买人为熊付武。收款人：罗萍。2011年12月15日。”罗萍解释称其曾于2011年12月10日收到熊付武支付的现金8.5万元，故截至2011年12月15日，景澜阁公司拖欠的58.5万元已全部结清。
熊付武另主张2011年12月14日曾将自行采购的若干家具存放于景澜阁公司的家具展厅出售。就此，其提交与景澜阁公司签订的《家具进场确认单》、购买家具的买卖合同、货运单、运输家具中产生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款收据、航空服务公司出票证明、银行账户明细等为据。其中《家具进场确认单》的内容为“根据双方于2011年12月10日签订的《还款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熊付武先生已于2011年12月14日将自己采购的下列家具置于景澜阁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桥以南500米八达岭高速公路以西��卖场中销售。双方对下列家具的进场情况予以确认。”该协议落款盖有景澜阁公司合同专用章，尾部有机打的“确认时间：2011年12月14日”字样。
另，在景澜阁公司与罗萍签订借款协议后，为保证债权的实现，罗萍于2011年10月份委派2人在红木家具卖场看管家具。因景澜阁公司到期未能偿还借款，罗萍曾拉走一部分家具，后因未能出售而退回。债权实现后，罗萍随即撤场。后熊付武委派2人进驻家具卖场看管家具至今。
案件审理中，熊付武对于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桥以南500米八达岭高速公路以西的景澜阁红木家具展厅中诉争涉案家具提出财产保全，要求对上述涉案家具予以查封。为此，熊付武支付保全费5000元并提供了相应的现金和实物担保。2016年3月2日，经现场勘验，该院依法查封的家具现存放于上述红木家具展厅一层及二层北侧展厅内。且经双方当事人确认，（2013）海民初字第4944号民事裁定书附件中第21-25序号化妆台两件现均只有一件、序号26贵妃踏（非洲乌木）一件、序号28茶几（红酸枝）四个、序号54工艺品（兔子黑紫檀）一只、序号55工艺品（鸡黑紫檀）一只现均已没有；序号15小圆桌（红酸枝）三件套及序号62罗汉床（草花梨）两件一套均已在查封前出售。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本案系由借款合同履行事宜导致三方发生诉争。为此，该院分几个层面来依次进行分析：
首先，本案的起因系景澜阁公司与罗萍签订了《借款协议》，该��议系双方自愿订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协议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在借款协议中双方约定了还款日期和还款金额，景澜阁公司虽对实际借款数额有异议，但其并未就相关事实向该院充分述明，亦未提交充分反证，故该院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借款协议》中以景澜阁公司的在展厅内所有的家具（附有家具列表）作为债权的担保，又约定罗萍享有对上述家具的出卖权，出售所得的款项用以偿还罗萍欠款，直至结清双方所有款项为止。故罗萍与景澜阁公司之间为债权债务关系，如果景澜阁公司不能按期还款，则罗萍享有对担保家具进行出卖的权利，所得款项用以偿还罗萍欠款。
其次，通过该院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可知，在景澜阁公司未能到期还款时，罗萍曾向景澜阁公司主张行使债权及出售权，就此景澜阁公司、罗萍、熊付武以及案外人林国庆曾共同协商还款事宜。后熊付武作为第三人自愿代替景澜阁公司向罗萍清偿债务，罗萍亦认可景澜阁公司所欠债务确由熊付武代为偿还。关于债权数额一节，景澜阁公司称熊付武替其还款30万元，其余款项为林国庆偿还的抗辩，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林国庆确向熊付武汇款25万元，但其汇款时间晚于熊付武支付罗萍欠款时间，此应属林国庆与熊付武之间事宜，可另行解决。故该院对景澜阁公司该项抗辩不予采信，熊付武享有的债权数额应当为58.5万元。
结合本案来看，经景澜阁公司、罗萍以及熊付武共同协商后熊付武实际代景澜阁公司偿还罗萍欠款之行为应当视为罗萍将对景澜阁公司之债权转让与熊付武，而熊付武也支付了合理的对价，熊付武作为债权人享有该债权项下同等范围的担保权、出售权。上述事实亦在熊付武与景澜阁公司签订的《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中得到印证，该协议第一项约定了熊付武代景澜阁公司向罗萍偿还借款本息，熊付武为此支付的款项转化为景澜阁公司对熊付武的欠款，熊付武享有对景澜阁公司卖场中全部家具享有与罗萍同等的权利（家具清单见附件）；此项约定可视为景澜阁公司已知晓并且认可罗萍将债权及该项下的担保权、出售权转让与熊付武之事实。而该协议第二项约定了因罗萍享有出售景澜阁公司家具的权利，熊付武可以不低于景澜阁公司对罗萍欠款本息的金额向罗萍购买景澜阁公司卖场中的全部家具，家具所有权转归熊付武所有。上述约定亦可视为景澜阁公司认可熊付武享有罗萍同等的债权、担保权及出售权，且熊付武就受让罗萍的债权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之事实，并同意担保的家具所有权转归熊付武所有。
再次，关于《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协议》与《家具买卖合同》的关系。该院认为，《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签订在先，还债协议实质系经景澜阁公司认可的债权转让协议，同时受让了债权项下的担保权、出售权。协议约定了债务到期后熊付武享有的出售权及抵债的权利，实际上认可了担保家具所有权转归熊付武所有之事实。《家具买卖合同》实质上是对《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中第二项约定的进一步确认及补充。综合上述事实及证据来看，《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及《家具买卖合同》确认了罗萍将债权及该债权项下的担保权、出售权一并转让与熊付武，熊付武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且经景澜阁公司同意取得了担保家具的所有权，上述两份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因此，虽然熊付武主张《家具买卖合同》有效，但罗萍并非实际义务人，真正义务人为景澜阁公司。作为熊付武来说，即使其不与罗萍签订《家具买卖合同》，也不妨碍其从景澜阁公司处取得担保家具所有权。因景澜阁公司一直未履行交付手续，故景澜阁公司应将担保家具交付于熊付武。故熊付武主张《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及《家具买卖合同》有效，进而主张景澜阁公司交付担保家具之诉请，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具体交付范围，以现场勘验数目为准。
另，熊付武另主张要求确认《家具进场确认单》有效进而要求景澜阁公司予以返还该确认单项下的由熊付武自行购买的家具之主张。对此，该院认为，《家具进场确认单》项下的家具系基于物权请求权，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熊付武可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熊付武请求法院确认其与景澜阁公司签订的《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以及与罗萍签订的《家具买卖合同》有效进而要求景澜阁公司向其交付担保家具之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其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1.确认熊付武与景澜阁公司于2011年12月10日签订的《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以及熊付武与罗萍于2011年12月12日签订的《家具买卖合同》有效；2.景澜阁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熊付武交付担保家具，具体交付范围以附件为准（详见附件）；3.驳回熊付武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诉讼中，熊付武主张，其诉请返还的家具为《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附件中的家具及《家具��场确认单》载明的家具，但因部分家具已不在，其诉讼请求以一审判决第12页附件清单为准，对已不在的家具不再主张权利。景澜阁公司则主张，即使景澜阁公司需要交付担保家具，交付担保家具的范围应该以景澜阁公司与罗萍订立的2011年7月12日的景澜阁公司《家具列表》为准。罗萍称，认可订立合同时景澜阁公司曾出具《家具列表》，但后来实际在卖场中的家具与《家具列表》不一致，最终买卖的是《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附件的家具，即全部家具。
二审诉讼中，景澜阁公司、熊付武、罗萍共同对按其各自主张的依据所能确定的现存家具进行了确认。其中，三方共同确认《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附件中的家具现存的共26项，分别是：
1.大宝鼎（条纹乌木）十件一套；2.小宝鼎（草花梨）十二件一套；3.大宝鼎（草花梨）十二件一套；4.���禄寿沙发（条纹乌木）十件一套；5.战国沙发（草花梨）十件一套；6.中型中堂（红酸枝）四件一套；7.罗汉床龙床（红酸枝）三件一套；8.圆桌（红酸枝）九件一套；9.高低床（红酸枝）三件一套；10.顶箱柜（草花梨）两对；11.四门柜（草花梨）两个；12.三门柜（草花梨）一个；13.二门柜（草花梨）一个；14.鞋柜（草花梨）一个；15.书柜（红酸枝）一个；16.书柜（草花梨）一对；17.公主床（草花梨）一个；18.高低床（草花梨）两个；19.高低床带抽屉（草花梨）一个；20.化妆台（大草花梨）一件；21.化妆台（小红酸枝）一件；22.化妆台（小草花梨）一件；23.化妆台（小草花梨，另一样式）一件；24.化妆台（小草花梨，不同样式）一件；25.皇冠椅（非洲乌木）三件；26.茶几（草花梨）一个。
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通观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熊付武是否可以依据相关协议取得案涉家具，及如需交付家具，应交付的哪些家具。
一、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及各方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认定意见如下：
罗萍与景澜阁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熊付武与罗萍签订的《家具买卖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就景澜阁公司与熊付武所签《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景澜阁公司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景澜阁公司对协议落款处加盖的景澜阁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主张协议系伪造，对此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合同中尽管并无景澜阁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但加盖了景澜阁公司合同专用章，可以代表景澜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认定《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亦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关于《家具买卖合同》中罗萍出售景澜阁公司的家具的条款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应结合各方当事人依据上述协议形成的法律关系综合认定。景澜阁公司与熊付武签订的《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中约定了熊付武可以选择的代景澜阁公司偿还借款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系债权转让，即由熊付武受让罗萍享有的对景澜阁公司到期债权，并就合同附件清单中的家具享有“与罗萍同等的权利”，即以相关家具作为担保，熊付武将享有家具“出售权”；第二种为熊付武与景澜阁公司约定，以罗萍欠款本息的金额向罗萍购买景澜阁公司卖场的全部家具。第二种方式的约定从法律关系来看，包含了景澜阁公司拟以《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附件清单中的家具向罗萍冲抵债务，并代罗萍将这些家具售予熊付武的内容。罗萍其后与熊付武签订《家具买卖合同》，表明罗萍亦��可前述以家具抵债、出售家具的协议内容。最终，三方以《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约定的第二种方式，即以欠款本息的金额58.5万元向罗萍购买“卖场中的全部家具”，来处理债务纠纷。基于罗萍的最终认可，各方协议约定的内容得以发生最终效力，即：熊付武应向罗萍支付购买家具的款项，景澜阁公司应依约将家具交付给熊付武。罗萍于合同订立前后出具收条，可作收到款项的凭证，但不足以据此认定案涉合同为虚假交易，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以最终确定的合同关系为准。基于上述评述，本院对景澜阁公司主张的相关协议法律关系存在冲突的意见不予支持，相关合同条款均属合法有效。
关于《借款协议》中罗萍享有“出售权”条款是否违反有关禁止流押规定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具有流押契约性质的条款依法应认定为无效。景澜阁公司与罗萍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了以“展厅内现有家具”作为借款的担保，若景澜阁公司不能按期还款，则罗萍享有家具的“出售权”，但针对实现该权利的具体形式，合同中未进行更为明确的约定，应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认定该条款是否具有流押条款性质。而本案中，罗萍处置案涉家具，并非依据其与景澜阁公司所签订的《借款协议》时所约定的相关“出售权”条款，而是在景澜阁公司的债务到期后，景澜阁公司愿以相应家具���罗萍抵债、并代罗萍初步确认了家具出售价格向他人售出，且罗萍和买受人亦认可该种处理债务的方式，故本案并不存在违反我国《物权法》及《担保法》中有关禁止流押规定的问题，鉴于此，对景澜阁公司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借款协议》、《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家具买卖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熊付武作为买受方，依约支付了价款，景澜阁公司拒绝向熊付武交付案涉家具缺乏依据，相关家具应予交付。
二、关于应交付家具的范围问题，本院认定意见如下：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熊付武另主张要求确认《家具进场确认单》有效进而要求景澜阁公司予以返还相应家具，系基于物权请求权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熊付武可另行解决��该意见并无不当，亦不影响熊付武的诉讼权利。熊付武对此未提起上诉，其二审中提出应在本案中一并返还《家具进场确认单》中的家具，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虽认定《家具进场确认单》中的家具不应在本案中处理，但判决附件所列家具确包含了《家具进场确认单》中的家具，有所不当。景澜阁公司主张一审判决附件列明的家具内容超过了“担保家具”的范围、一审判决内容与附件明显存在冲突，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并在查明事实基础上对一审判决不当之处予以纠正。
对于应返还的家具，本院认为应以《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所附清单为准。理由如下：第一，景澜阁公司认为返还家具应以2011年7月12日其向罗萍出具的《家具列表》为依据。本院认为，虽景澜阁公司在借款之时向罗萍出具的《家具列表》，以其中家具作为还款���保，并赋予罗萍“出售权”，但在罗萍借款到期之后，景澜阁公司与熊付武订立《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加之后来熊付武再次与罗萍签订《买卖合同》，各方最终用以处理纠纷，抵债并买卖的家具为《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所约定的家具。故对景澜阁公司主张以《家具列表》为依据返还家具的意见不予支持。第二，《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对用以处理罗萍欠款的家具，表述为“甲方卖场中的全部家具……（家具清单见附件）”，故本案诉争法律关系之下的家具应以合同附件为准。熊付武主张《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家具进场确认单》项下的家具已有部分不在，对已不在的家具不再主张权利，其请求属于处分个人权利行为，本院不持异议。经核对，各方共同确认了《还债及家具进场销售协议》附件中的现存家具，本院据此制作裁判文书附录��附录中的家具，景澜阁公司应向熊付武交付。
综上所述，景澜阁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47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47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北京景澜阁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熊付武交付本判决附录所列家具；
四、驳回熊付武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9784元，由熊付武负担8935元（已交纳），由北京景澜阁商贸有限公司负担2084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熊付武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9650元，由北京景澜阁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占 山
审 判 员 刘 海 云
代理审判员 刘 婷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法官 助理 张 岩
书 记 员 王昕李妍
附录：
1.大宝鼎（条纹乌木）十件一套；
2.小宝鼎（草花梨）十二件一套；
3.大宝鼎（草花梨）十二件一套；
4.福禄寿沙发（条纹乌木）十件一套；
5.战国沙发（草花梨）十件一套；
6.中型中堂（红酸枝）四件一套；
7.罗汉床龙床（红酸枝）三件一套；
8.圆桌（红酸枝）九件一套；
9.高低床（红酸枝）三件一套；
10.顶箱柜（草花梨）两对；
11.四门柜（草花梨）两个；
12.三门柜（草花梨）一个；
13.二门柜（草花梨）一个；
14.鞋柜（草花梨）一个；
15.书柜（红酸枝）一个；
16.书柜（草花梨）一对；
17.公主床（草花梨）一个；
18.高低床（草花梨）两个；
19.高低床带抽屉（草花梨）一个；
20.化妆台（大草花梨）一件；
21.化妆台（小红酸枝）一件；
22.化妆台（小草花梨）一件；
23.化妆台（小草花梨，另一样式）一件；
24.化妆台（小草花梨，不同样式）一件；
25.皇冠椅（非洲乌木）三件；
26.茶几（草花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