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民再3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国慈，男，196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文辉，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德珍，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国营，男，197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水，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瑞，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第三人：刘秀英，女，197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长乐市。
一审第三人：刘木莲，女，194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系刘国营、刘秀英的母亲，住长乐市。
一审第三人：林昭杨，女，197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台江区。
再审申请人周国慈因与被申请人刘国营、一审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榕民终字第6049号民事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闽民申118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周国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文辉，被申请人刘国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水，一审第三人刘秀英、林昭杨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刘木莲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国慈申请再审称，再审请求：1、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榕民终字第6049号民事判决及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50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周国慈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刘国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周国慈实际投入执达公司的款项合计4494879.9元，原一、二审法院对此事实并未予以查清，属事实认定错误。1、根据周国慈举证，一审第三人刘秀英确认周国慈投入执达公司款项合计4494879.9元，分别为：2011年2月18日（记账日）记载收周国慈投资款500000元、2557565元、收周国慈购房款1023026元、报销转现金投入164288.9元，2011年5月14日（记账日）记载收周国慈投资款250000元。以上事实有周国慈向法庭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原件、执达公司购置厂房合同原件、原厂房所有人林金珠亲笔书写的收条原件、第三人刘秀英亲笔书写的账簿原件予以证实。2、一审第三人刘秀英认为，其在2011年1月5日转账至周国慈账户的3000000元中，有500000元是用于公司注册验资的，另外2557565元是用于购买厂房的。该观点根本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500000元加上2557565元是3057565元，并非3000000元，从数据上就无法对应，与其主张是矛盾的。（2）在周国慈提供的农行交易记录中，一审第三人刘秀英转账该笔款项时注明款项用途为“货款”。一审第三人刘秀英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不是货款，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款系其提供给周国慈用于验资及购买厂房的款项。根据证据规则，应当认定该3000000元实际是与本案无关的货款。（3）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另一案件[案号为：（2015）榕民终字第5558号]中，一审第三人刘秀英已经将该3000000元款项计算到其出借给周国慈的款项之中，现第三人刘秀英又在本案中主张该款全部是提供给周国慈的验资款和购房款，显然是“一款两用”，该陈述显然不属实。在（2015）榕民终字第5558号刘秀英诉周国慈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4日作出二审判决，支持了刘秀英关于借款本金为3624000元的主张。由此可见，2011年1月5日刘秀英向周国慈转账3000000元的款项已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被认定为借款。因此，在本案之中不能“一款两用”，再将其认定为刘秀英寄在周国慈名下的投资款。综上所述，一案第三人刘秀英主张以2011年1月5日3000000元的转账抵销周国慈投资到执达公司投资款，缺乏事实依据，周国慈实际投入执达公司款项为4494879.9元。（二）虽然周国慈投入执达公司款项高达4494879.9元，但其在公司受到火灾的情况下，以2500000元转让其所持股份，符合客观实际，也具有充分证据证实，本案中出现的两份《声明》不能改变周国慈投资的事实。1、根据执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证实，周国慈将其持有执达公司50%股权全部转让给刘国营，股权作价2500000元，刘国营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将股权转让款2500000元支付给周国慈。合同签订后，刘国营并未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周国慈起诉要求判令其履行约定具有充分事实依据。2、本案中出现了两份《声明》，周国慈在一审起诉时作为己方证据提交，刘国营在答辩时也作为其证据提交。但是，双方对该两份《声明》的理解却截然相反。因此，要理解这两份《声明》的真实意思，不能脱离事实。（1）刘木莲和林昭杨是否实际出资，刘国营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刘秀英母亲刘木莲也汇款1700000元到周国慈名下，林昭杨汇款10万元到周国慈名下”（一审卷1P101），但周国慈和刘木莲、林昭杨之间根本就不存在银行汇款往来，该主张不能成立。刘国营及一审第三人刘秀英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又声称刘木莲的投资款是通过案外人蒋国朋的账户转入周国慈名下的，但刘国营和刘秀英并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事实上，周国慈已在一审中以其银行交易记录为基础，分析出了其与蒋国朋之间的账户往来情况（见一审卷2P65），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基本上是拉平的，并不存在刘国营和刘秀英所谓的蒋国朋替刘木莲转账的事实。至于林昭杨的出资情况，刘国营和刘秀英也未在二审法院再次给定的举证期内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刘木莲、林昭杨所谓的投1700000元和100000元在周国慈名下的主张毫无事实依据。（2）刘秀英所谓的其投1600000元到周国慈名下的主张也缺乏事实依据。一方面，刘秀英并未提供转账1600000元至周国慈名下的银行交易记录；另一方面，其所谓的2011年1月5日转账的3000000元中有1600000元为转给周国慈代持股的款项，不仅没有周国慈的确认，而且如前所述，该款已经在其与周国慈民间借贷纠纷中被认定为借款本金的组成部分，一笔款项不可能认定为两种性质；再一方面，刘秀英本身就是执达公司的股东，其若要追加投资，根本无需再投到周国慈名下，由周国慈代持其股份。因此，刘秀英所谓的投入1600000元由周国慈代持的主张不仅缺乏事实，而且与常理相悖，不能成立。周国慈在与刘国营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后，关心的是自己何时能拿到股权转让款，对刘国营和第三人刘秀英准备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材料都积极配合签字，在这些材料之中就包括了这两份《声明》。综上可知，周国慈与刘国营之间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本案中的两份《声明》实际上与本案股权转让并无关系。（三）一审第三人刘秀英实际投入公司的款项为4027565元，与周国慈投入的4494879.9元基本相当，符合工商登记中双方各持股50%的记载。周国慈的投入是真实，并非代持股。根据刘秀英制作的执达公司明细分类账显示，刘秀英投资款合计4027565万元。事实上，根据前述分析可知，周国慈已经对其实际出资4494879.9元的事实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该出资与刘秀英4027565元的出资基本相当；而刘秀英及刘国营所谓的刘木莲、林昭杨各出资1700000元、100000元、刘秀英出资1600000元由周国慈代持的主张，没有证据可以证实。执达公司两名股东实际出资是85522444.9元，并非一审法院所谓的6800000元。
刘国营辩称，（一）周国慈于2014年4月3日在办理将代持的50%股权转还给刘国营持有时在两份《声明》书上的签字确认，足以证实登记在周国慈名下的50%股权权益属于实际出资人的一审第三人刘木莲、刘秀英、林昭杨，刘国营对该50%股权没有任何权益。该两份《声明》书的内容表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周国慈的再审诉求，没有事实依据，明显不能成立，其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再审请求，依法应予驳回。1、2014年4月3日，周国慈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现场，在该两份《声明》书中声明一审第三人投资并由其代持的3400000元股权转由刘国营代持，权益与周国慈无关。该两份《声明》书正是为了预防、控制和抵抗周国慈日后利用形式需要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恶意索取并不存在真实股权转让交易的转让款的情况发生。因此，本案证据和事实，足以证实周国慈将代持的股权转由刘国营代持，没有真实的股权转让，刘国营并不需要向周国慈支付所谓的股权转让款2500000元。2、周国慈与刘国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时间是2014年3月25日，协议约定转让款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如果双方是真实的股权转让而不是转代持，那么刘国营应当在2014年3月28日内付款，刘国营没有依约付款，周国慈会于2014年4月3日进行股权变更过户登记吗？周国慈会于2014年4月3日还郑重出具两份《声明书》进行特别声明吗？3、关于一审第三人是否有出资3400000元并由周国慈代持？如果2011年公司设立时一审第三人没有出资到位3400000元，如果没有由周国慈代持，周国慈就不会在最后变更过户时还特别写声明书予以再次确认。因此，本案只要查明声明书的真实性即可，并不需要追溯前面的出资情况，一审第三人如何出资只是进一步印证，而不是必要的。周国慈在原一审庭审中亦已确认一审第三人出资3400000元的事实（祥见2015年7月22日一审庭审笔录第18页第9、10、21、22行）。本案审理的是周国慈作为原告诉求股权转让款，按照规定应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在于周国慈，周国慈有责任提供证据要证明其拥有自己的股权而不是代持别人的股权，要证明其自己进行了出资，出资了多少。因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中的“本院审查认为部分”，在审理方向上实际上是本末倒置，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二）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周国慈就其主张的已履行出资义务，同样必须承担举证责任，但周国慈没有任何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其有出资一分钱。周国慈没有出资，在实际变更转还所代持的50%时，无权要求支付所谓的股权转让款。周国慈利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现有体制中变更股权的唯一形式-“股权转让变更”这种形式，来要求所谓的股权转让款，显然与事实不符，与其在两份《声明》中签字确认的内容不符，不能成立，应予驳回。1、一审第三人持有原件并由刘国营作为证据提供的相关银行单据，足以证实登记在周国慈名下的出资3400000元，资金来源均来自一审第三人提供的资金。周国慈认为其有出资，没有证据，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2、周国慈在原审庭审中回答法官对于实际出资的询问时的前后自相矛盾和吞吞吐吐（有庭审记录在案），前后不同版本的说法，足以证实周国慈的诉讼是虚假的，没有事实基础。3、周国慈原审代理人在原一审庭审中对代持一审第三人林昭杨100000元股权出资而回答法官询问时所说的“周国慈作为代收人是事实，转让后，100000元还在，只是将周国慈作为代持人身份转为刘国营经营”（庭审记录在案），也足以证实周国慈为一审第三人刘木莲、林昭杨、刘秀英代持股权的事实。4、周国慈二审提供的证据《明细分类账》不是新证据，且记载的事项不能证明属于周国慈的所谓投资或出资，周国慈认为属于其出资的抗辩，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三）周国慈的再审请求及其所谓的“再审理由”，均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均与两份《声明》书内容不符，均与有关银行清单不符，均与借名登记在周国慈名下的出资款银行单据原件都在实际出资人（一审第三人刘木莲、刘秀英、林昭杨）手上掌控的事实不符。而这些书证证实借名登记在周国慈名下的50%股权，均为周国慈替一审第三人代为持股，对该50%股权，周国慈没有任何权益。双方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现有体制中办理股权变更的唯一形式-“股权转让变更”这种形式，对属于一审第三人权益的50%股权，基于改变股权代持人需要而由周国慈和刘国营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实质是因改变代持人而转还股权，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交易，周国慈因没有实际权益而无权要求支付所谓的转让款。因此，周国慈的再审请求及其所谓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综上，周国慈没有出资而实为一审第三人代持股权及基于改变股权代持人需要由周国慈与刘国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没有真实股权转让交易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案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判决正确。为此，请求驳回周国慈的再审请求。
周国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国营向周国慈支付股权转让款2500000元；2、判令刘国营向周国慈支付利息（利息自2014年4月6日起算，暂计至2014年12月31日为150000元，之后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续计至刘国营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刘国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建执达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执达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13日，据长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材料记载，成立时股东为刘秀英和周国慈，成立时注册资本1000000元，首期出资1000000元（于公司成立前到资），刘秀英和周国慈各出资500000元（占50%股权）。2011年4月27日变更出资情况为：实收资本5000000元，刘秀英与周国慈各认缴2500000元，股权比例均为各占50%。
2014年3月25日，执达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原股东周国慈将所持有公司50%的注册资本，出资额为2500000元的股权以2500000元转让给股东刘国营；本次变更后公司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刘秀英出资额2500000元，占注册资本50%，刘国营出资额2500000元，占注册资本50%。2014年周国慈与刘国营签署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周国慈将其持有的执达公司50%的股权共2500000元的出资额，以2500000元转让给刘国营，转让款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除签署日期分别为“2014年3月25日”和“2014年4月3日”不一致外，协议其他内容均相同。
2014年4月3日，周国慈、刘国营与第三人刘木莲（系刘国营母亲）、林昭杨共同出具声明一份，载明“本人刘木莲自愿将投资在福建执达纸业有限公司原股东周国慈名下的投资款壹佰捌拾万元人民币（其中包含林昭杨壹拾万元人民币）转入现股东刘国营的名下。自声明之日起，此笔投资款与周国慈无关。”同日，周国慈、刘国营与第三人刘秀英共同出具声明一份，载明“本人刘秀英自愿将投资在福建执达纸业有限公司原股东周国慈名下的投资款壹佰陆拾万元人民币。转入现股东刘国营的名下。自声明之日起，此笔投资款与周国慈无关。”
一审法院另认定事实：2011年1月5日，刘秀英转账3000000元至周国慈账户；2011年1月6日，周国慈转账2557565元至案外人林金珠账户用于购买福建执达纸业有限公司厂房；2011年1月7日，刘秀英转账500000元至执达公司账户，同日，周国慈转账500000元至执达公司账户（进账单中载明“验资款”）；2011年1月10日，刘秀英转账2557565元至福州市金山工业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账户用于购买福建执达纸业有限公司厂房；2011年5月24日，刘秀英转账50000元至执达公司账户，同年6月16日出资150000元，同年7月5日、7月15日、7月22日各转账50000元至执达公司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周国慈与刘国营以及第三人刘秀英等对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及林昭杨三人在本案讼争股权转让前共向执达公司投资340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周国慈与刘国营及第三人对周国慈是否系第三人的名义股东以及周国慈与刘国营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产生争议，对该两个争议焦点，作如下分析认定：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周国慈和第三人刘秀英共同确认执达公司的实际投资额高于5000000元的注册资本，双方均按股权比例为货币出资。但双方对实际投资额有异议，周国慈在第一次庭审中主张其投资2690000元加上放在其名下的3400000元，共6090000元，但周国慈对其个人出资部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第三人刘秀英认为执达公司由股东共出资6800000元，她名下50%的股份出资3400000元，其中于2011年1月7日出资500000元（验资款），2011年1月10日出资2557565元（用于购买厂房），2011年5月24日出资50000元，同年6月16日出资150000元，同年7月5日、7月15日、7月22日各出资50000元，计3400000多元。结合周国慈与三个第三人共同签署的两份声明中记载的投资款金额等证据材料分析，可以确认执达公司在讼争股权转让前，股东的出资额共计6800000元，两个股东各出资一半，周国慈名下5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和林昭杨。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虽然周国慈与刘国营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在签订该协议的同时周国慈即向第三人出具两份《声明》，综合《声明》内容、上述关于周国慈系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和林昭杨的名义股东的认定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表示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和林昭杨由周国慈名下转为刘国营名下的陈述等分析，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和林昭杨系基于改变股份代持人需要而由周国慈与刘国营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周国慈与刘国营间并没有产生真实的股权转让，周国慈亦无权因此要求刘国营给付转让款及利息。综上，周国慈主张刘国营受让其执达公司的50%的股权应支付转让款2500000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国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00元，由周国慈负担。
周国慈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周国慈的请求。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
二审法院认为，讼争各方对于登记在周国慈名下的执达公司50%股权所对应的出资额为多少以及实际由谁出资存在争议。周国慈一审认为其出资额为6090000元，其中有3400000元实际系由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出资，二审中，周国慈又改称其出资额为4494879.9元，且全部由其本人出资，不存在代持股的情形。而刘国营和一审第三人均认为周国慈的出资额为3400000元，其中由刘秀英实际出资1600000元、刘木莲实际出资1700000元、林昭杨实际出资100000元。对此问题，首先，周国慈在一、二审中对于其出资数额以及有无代持股情形的陈述前后矛盾，其在二审中主张出资额为4494879.9元所依据的是执达公司《明细分类账》，但刘国营及一审第三人均否认《明细分类账》中记载的“2月18日收国慈购房款1023026元”系投资款，因《明细分类账》并未备注该笔款项系“投资款”，而且该款转账凭证原件由刘秀英持有，刘秀英对该笔款项已作出合理解释，双方也确实存在其它账目往来，故该笔款项不应认定为投资款，二审法院对周国慈关于其出资额为4494879.9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刘国营和一审第三人所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周国慈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签署的《声明》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周国慈的出资额为3400000元，并实际由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出资。周国慈在二审中否认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系实际出资人，但其该主张明显与其在《声明》中所确认的事实不符，而且其在一审庭审中亦已确认其出资款中的3400000元不是由其本人出资（详见2015年7月22日一审庭审笔录第18页第9、10、21、22行），故周国慈关于款项系其本人出资的主张亦不成立。综上所述，本案现有证据表明周国慈仅是工商登记的名义股东，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系一审第三人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故周国慈无权主张该股权的转让价款。此外，从各方在《声明》中所确认的“刘木莲、刘秀英、林昭杨将投资在执达公司原股东周国慈名下的投资款转入现股东刘国营名下”内容可见，《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仍为刘木莲、刘秀英、林昭杨，仅是将名义股东由周国慈变更为刘国营，故本案并不存在股权转让之实，一审判决驳回周国慈的诉请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0元，由周国慈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法院的决定执行。
本院再审期间，当事人围绕再审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对原一、二审所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刘国营及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在原一审中提供相关银行流水账单，以此主张工商登记在周国慈名下的出资额3400000元（由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提供的资金3475000元取整数）由三部分款项构成：1、刘秀英于2011年1月5日转款到周国慈账户3000000元中的1600000元（其余1400000元后转为借款）。从另外审理上诉人周国慈、陈雪惠与被上诉人刘秀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5年12月10日开庭庭审笔录中有关刘秀英答辩意见来看，由周国慈提供的刘秀英向周国慈账户打款部分的41笔银行账单合计9283179.60元（包括上述该笔转款3000000元），通过扣除周国慈打款数额，再合计刘秀英提供的另外打给周国慈的银行流水账单款项，最后计算得出周国慈结欠借款本金3624000元，为此二审法院作出（2015）榕民终字第5558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刘秀英关于借款本金为3624000元的主张。从该案庭审笔录中刘秀英计算结欠借款本金数额来看，刘秀英并没有将上述该笔转款3000000元中的1600000元出资款并入该案借款本金来结算，故周国慈主张该笔出资款存在“一款两用”性质，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2、刘木莲转款的1775000元，其中刘木莲通过蒋国朋账户向周国慈账户转款的1000000元，以及通过刘秀英账户向周国慈的哥哥周华顺账户转款775000元（2011年8月2日转账500000元＋2011年7月28日转存150000元＋2011年8月22日网银转账125000元）。3、林昭杨转款到周国慈账户100000元。再审中，周国慈并没有举证其与蒋国朋、周华顺、林昭杨之间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刘木莲转款1775000元以及林昭杨转款100000元的主张，予以采信。
周国慈在再审中仅凭依据执达公司《明细分类账》记载账目主张其实际出资额为4494879.9元，分别为《明细分类账》载明的2011年2月18日（记账日）“收周国慈投资款50万＋2557565元”、“收国慈购房款1023026元”、“收国慈报销转现金164288.9元”，2011年5月14日（记账日）“收国慈投资250000元”。依据原一、二审认定事实作如下分析：1、“收周国慈投资款50万＋2557565元”所对应的原始凭证是2011年1月7日周国慈转账500000元至执达公司账户（进账单载明“验资款”），2011年1月6日周国慈转账2557565元至案外人林金珠账户用于购买执达公司厂房，2011年1月10日刘秀英转账2557565元福州金山工业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账户用于购买执达公司厂房，但上述汇款凭证原件均由刘秀英持有，并非由周国慈持有。2、“收国慈购房款1023026元”，《明细分类账》并非记载款项性质为投资或者出资，该笔转款凭证原件由刘秀英持有，刘秀英认为该款是周国慈将还给刘秀英代垫的其购买仓山区七街十二府楼房的购房款和周国慈应返还给刘秀英一家人投资钢铁分红款，为了记账需要，而记载为用于执达公司需要支付购房款，原二审法院认定刘秀英对该笔款项已作出了合理解释，双方也确实存在其他账目往来，故该笔款项不应认定为投资款，并无不当。3、“收国慈报销转现金164288.9元”，刘秀英认为系周国慈用于公司日常开支并进行报销入账，虽然记载为“收国慈报销转现金”，但是仍是属于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投资款3475000元的范围内，而周国慈对此亦未能举证其持有该款项的原始凭证，对周国慈的该主张不予采信。4、2011年5月14日（记账日）“收国慈投资250000元”所对应的原始汇款单据，资金来源于刘木莲通过蒋国朋账户及林昭杨账户向周国慈账户转款的，汇款凭证原件均由刘秀英持有。刘秀英认为结合2014年4月3日两份《声明》内容，可以证明周国慈仅为刘秀英、刘木莲、林昭杨代持股份。由于周国慈未能提供原始转款凭证来证明其出资事实，周国慈关于其出资额为4494879.9元的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本案中，周国慈与刘国营于2014年3月2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国营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将转让费2500000元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周国慈。2014年4月3日，周国慈、刘国营、刘木莲、林昭杨共同出具两份《声明》，明确表明刘木莲、刘秀英将投资在执达公司原股东周国慈名下的投资款转入现股东刘国营的名下，并特别载明“自声明之日起，此笔投资款与周国慈无关。”2014年6月9日执达公司经工商核准将股东周国慈、刘秀英变更股东为刘国营、刘秀英。虽然2014年4月3日两份《声明》载明的“投资款”并未明确指明系股权投资，双方之间亦没有代持股协议，但周国慈在原一、二审及再审中对其具体出资数额所陈述的事实前后矛盾，且在周国慈未能提供真实出资凭证证明其实际投资执达公司的情形下，周国慈仅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作为主要证据提起诉请要求刘国营支付股权转让款，原一、二审认定周国慈与刘国营并没有产生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周国慈无权因此要求刘国营给付转让款及利息，并无不当。至于周国慈述称其与刘国营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后，关心的是自己何时能拿到股权转让款，对刘国营、刘秀英准备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材料予以配合签字，在这些材料之中就包括了该两份《声明》，对周国慈的该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综上，周国慈的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5）榕民终字第6049号民事判决。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按原一、二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邱 平
审 判 员 连 萍
审 判 员 林 蕤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黄东德
书 记 员 郭婧婧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