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68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牛兰英，女，196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王佐粮管所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岳，北京市道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永红，女，197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万企花美广告有限公司业务员，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坤广，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牛兰英因与被上诉人郑永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7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牛兰英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郑永红的全部诉讼请求，郑永红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错误，应当追加董某作为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首先，郑永红的打款时间说明参与投资的股权协议不可能是牛兰英的1600万元的投资。本案存在两份与银证国际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证基金公司）的《股权投资协议书》，一份是牛兰英的投资1600万，占注册资本0.82%。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14年9月17日。截至2014年9月19日，牛兰英的1600万投资款已经全部向银证基金公司交割完毕；另一份是董某的投资800万，占注册资本0.35%，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14年10月16日。2014年10月15日、16日，董某分两笔向银证基金公司交割完毕；本案中，郑永红转款给牛兰英的时间是2014年10月14日。同年10月16日郑永红与牛兰英、董某两人签订《银证基金公司股权投资代购代持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代持协议书》）。因此，从时间角度，郑永红所参与投资的股权协议不可能是牛兰英的1600万元的投资。而只有可能是董某的800万的投资协议。
其次，从《股权代持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本案郑永红与牛兰英之子董某及牛兰英双方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中，在该协议书上清楚写明甲方为董某，在董某与银证基金公司所签订的协议中出资800万，郑永红出资20万，占公司股权比例为20/800×0.35%。而此协议所对应的与银证基金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投资方是董某。800万元的款项也是由董某的卡中支付给银证基金公司。因此董某作为本案最为重要的当事人，应当予以追加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否则本案的事实无法查清。
二、董某作为公司的股东，其股权并未发生变化。银证基金公司由于工作原因，没有将公司股权变更情况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但并不意味着其股权已经丧失。目前我方已经获得公司的证明。并且，董某也可以出庭作证。依公司法的原理，股权登记仅仅是对外公示公司的股权持有状况。对股东内部而言，当登记与股东的注资协议相矛盾时，应以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协议及注资证明为准。
郑永红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
一、（2016）京0106民初118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董某系牛兰英之子，未参与《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签订，牛兰英当庭认可董某对签约不知情，合议庭就上述协议书的签订问题专门约谈董某，董某表示对相关事宜不知情，签约行为均由牛兰英运作。郑永红一审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等证据，可以认定董某并非银证基金公司的股东。综上，一审法院程序合法，董某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与本案结果没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银证基金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由于新增股东牛兰英出资83万，王洋出资50万，2014年9月23日，银证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变更为10133万元，此后至2015年6月10日，银证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总额并没有增加，2015年6月10日以后，牛兰英不再是银证基金公司的股东。该事实足以证明牛兰英未按《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约定，将郑永红的出资款认购银证基金公司的股权。
三、2015年6月10日，牛兰英在经股东会决议后，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将其在银证基金公司的出资83万元全部转让给“北京华安华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牛兰英自此不再是银证基金公司的股东，无法履行股东的权利和职责，牛兰英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郑永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银证基金股权投资代购代持协议书》；判令牛兰英赔偿郑永红损失人民币20万元，并支付该款项2015年6月10日至实际赔偿之日止按照年息14%标准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牛兰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4日，郑永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牛兰英个人账户转款20万元整。2014年10月16日，甲方董某、牛兰英，乙方郑永红签订《代购代持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共同认购银证基金公司发行的：股权投资计划。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公证、互惠、互利的自愿原则达成如下约定：1、甲方出资人民币：800万元整，（大写：捌佰万元整）所占公司股权比例0.35%，投资到银证基金公司作为银证基金公司的原始股东之一。其中：乙方出资人民币：20万元整，（大写：贰拾万元整）所占公司股权比例20/800×0.35%。2、乙方同意以甲方名义参与认购银证基金公司股权投资计划。3、乙方同意以甲方名义代持所购股权。4、银证基金公司上市后，甲方要将乙方对应的股权折股并告知乙方。5、乙方应遵守甲方认购银证基金公司股权投资时所签署的[股权投资协议书]合同的相关规定。同时，在上市过程中，甲方应向乙方提供银证基金公司上市的信息，并履行及时告知乙方的义务和责任，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乙方以出资额占甲方出资认购银证基金公司股权投资总额的比例为基数，分担风险，分享利润，甲方不对该项目的风险向乙方承担责任。6、双方约定在合作期内，若遇银证基金公司股权投资收益的分配或本金返还时，甲方应在收到资金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乙方应得到的资金支付给乙方，甲乙双方共同完成收益和出资额（本金）的转账事宜。7、根据[股权投资协议书]合同成立的时间为依据，该项目于2014年10月16日生效，投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年，若要上市不成功（根据[股权投资协议书]中的约定内容确定期限）。银证基金公司将按照年息14%的约定向甲方给予补偿，甲方再将补偿金转给乙方。若要上市成功，根据相关限售条件的规定，甲方以最大的可能抛售所持的银证股份，若无限售将全部抛售，并将此项的出资额和全部的收益，按乙方的出资额和对应的收益在五个工作日内转到乙方账户上。8、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日起生效。9、本协议具备借款协议法律效力，乙方投资额为甲方向乙方借款额。牛兰英在该协议上按捺手印，郑永红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董某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名。至今银证基金公司仍未上市。
牛兰英系银证基金公司股东之一，认缴出资额83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14年9月30日。2015年6月10日，牛兰英将其在银证基金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华安华大投资管理中心。牛兰英否认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但未提供证据。
牛兰英提出董某系其子。2014年10月16日，董某与银证基金公司签订《股权投资协议书》，董某向该公司投资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0.35%。牛兰英收到郑永红的投资款20万元后，通过董某转入银证基金公司账户，认为自己已履行合同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中，《银证基金公司股权投资代购代持协议书》上虽然打印有董某的名字，但董某并未在该协议上签名或按捺手印，故上述协议对董某无约束力，上述协议应系牛兰英与郑永红之间签订，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应依约全面履行各自义务。郑永红将投资款项支付给牛兰英，牛兰英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直接投入至银证基金公司，且现在有证据表明牛兰英已将其在银证基金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华安华大投资管理中心，不再是银证基金公司股东，因此导致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牛兰英的行为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郑永红依法要求解除《银证基金公司股权投资代购代持协议书》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郑永红要求牛兰英支付退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的请求，并无不当，该院予以支持。牛兰英提出其将郑永红投资款通过其子董某将款项投入到银证基金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认为民事责任应由银证基金公司承担。对此，郑永红不予认可。牛兰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故该院对牛兰英的上述观点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牛兰英与郑永红于2014年10月16日签订的《银证基金公司股权投资代购代持协议书》；二、牛兰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郑永红投资款2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年利率14%计算，自2015年6月10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牛兰英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7年5月12日银证基金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14年10月15日、2014年10月16日，董某将800万元人民币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至银证基金公司账户，由于手续繁琐，故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银证基金公司确认董某仍享有其公司注册资本0.35%的股权，该《证明》落款处加盖了银证基金公司的公章。
2.2017年5月23日银证基金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14年9月17日，牛兰英分两笔将1600万元人民币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至银证基金公司账户，2015年5月，牛兰英将股权转让给北京华安华大投资管理中心，系银证基金公司的战略安排，银证基金公司确认董某仍享有银证基金公司注册资本0.35%的股权，该《证明》落款处加盖了银证基金公司的公章。
牛兰英认为上述两份证据可以证明牛兰英、董某享有银证基金公司的股权。郑永红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述两份证明上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牛兰英、董某的股东身份应由股东大会确认。
牛兰英还申请证人董某出庭作证，以证明《股权代持协议书》中涉及的股权投资协议书为董某与银证基金公司涉及800万元投资款的《股权投资协议书》。董某在二审出庭作证时称，《股权代持协议书》系牛兰英以董某的名义所签，800万元股权投资款亦以董某的名义汇出，同时自认《股权代持协议书》签订时其并不在场，未在《股权代持协议书》上签字，上面的指纹亦非董某的。郑永红对董某证言的内容不认可，认为董某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认可未参与代持协议书的签订。
本院另查明：牛兰英在一审中答辩中称，《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签订方为牛兰英与郑永红，牛兰英按照郑永红的授权，帮助郑永红完成了所有的入资手续并与银证基金公司签署了相关投资协议。在二审中，牛兰英又上诉称，董某为《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签订人，协议项下郑永红20万元投资，对应的是董某向银证基金公司出资800万元的《股权投资协议书》，且郑永红的20万元投资款系以董某的名义转入银证基金公司。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涉案《股权代持协议书》上有郑永红的签字和牛兰英的手印,落款处虽打印有“董某”的名字，但董某在二审出庭作证时承认该协议签订时其并不在场，董某亦未在《股权代持协议书》上签字，上面按捺的指纹也非董某的。从款项流转来看，协议项下郑永红20万元投资款亦转入牛兰英的个人账户。因此，综合以上事实，本院认定《股权代持协议书》的缔约方为牛兰英和郑永红，因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己方义务。
牛兰英上诉提出，协议项下郑永红20万元投资，对应的是董某向银证基金公司出资800万元的《股权投资协议书》，故应当追加董某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董某并非与郑永红签订《股权投资协议书》的缔约方，从合同的相对性来看，本案的处理结果与董某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次，牛兰英称董某出资800万元，享有银证基金公司0.35%的股权，但却仅在二审中提交了2017年5月12日银证基金公司盖章出具的《证明》，而无法提供银证基金公司为董某出具的出资证明书或同意董某入股的股东会决议，亦未就增资、股东变动情况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因此，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董某为银证基金公司股东，所谓郑永红的20万元被董某投资于银证基金公司也就无法证明。综上，董某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对牛兰英要求追加董某为第三人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工商登记显示，2014年9月30日，牛兰英认缴银证基金公司出资额83万元，2015年6月10日，牛兰英将该83万元出资转让给北京华安华大投资管理中心，牛兰英自该日起即不再是银证基金公司的股东。牛兰英虽自述其投资额为1600万，并非83万元，且在二审中提交了2017年5月23日银证基金公司出具的《证明》，以证明其转让股权亦基于公司战略安排，但因其亦无法提供银证基金公司的出资证明书或股东会决议，故其主张本院无法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可以解除合同。现牛兰英本人否认郑永红的20万元投资由其本人投入银证基金公司，所举证据又不能证明董某代郑永红投资这一事实，且牛兰英亦将其享有的银证基金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北京华安华大投资管理中心，导致《股权代持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郑永红有权提出解除《股权代持协议书》。对于解除时间，本院确认为一审起诉状送达给牛兰英之日，即2017年3月20日。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表述虽有不妥，但双方当事人均未对此提出异议，且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综上，一审法院在认定合同解除的基础上，判决牛兰英返还20万元投资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牛兰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牛兰英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经纬
审 判 员 钱丽红
审 判 员 韩耀斌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石 婕
书 记 员 苏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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