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民终19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永凯糖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宁市六景工业园区景泰路。
法定代表人：赖可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吕良英，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秦若虹，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祈顺纸业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南宁劲达兴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六景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劲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冯强，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苏倩平，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一审被告）：横县六景华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横县六景镇景园路***号。
法定代表人：林金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苏拥政，广西吉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翾，广西吉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谢相辉，男，汉族，1960年3月23日出生，住横县。
委托代理人：梅细扬，广西君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家政，广西君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广西金龙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六景工业园区景春路**号。
法定代表人：兰红春，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伶俐糖厂。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伶俐镇。
法定代表人：谭宝枝，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吴永文，广西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洪云，该厂副厂长。
一审被告：华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纸业分公司。住所地：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
法定代表人：宁宵，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琚瑞瑜，华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上诉人广西永凯糖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凯公司）、南宁祈顺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祈顺公司）、横县六景华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谢相辉，一审被告广西金龙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公司）、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伶俐糖厂（以下简称伶俐糖厂）、华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纸业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劲公司）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海海事法院（2014）海事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梁文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麦青和周艳华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6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马素蓉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永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吕良英，上诉人祈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冯强、苏倩平，上诉人华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苏拥政、陈翾，被上诉人谢相辉的委托代理人梅细扬、谢家政，一审被告伶俐糖厂的委托代理人吴永文、梁洪云，一审被告华劲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琚瑞瑜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金龙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谢相辉从2008年开始在横县××河段进行网箱养鱼。2012年4月29日至5月25日，横县郁江六景至飞龙河段连续发生多起网箱养殖鱼类死亡事故，谢相辉是遭受死鱼事故的养殖户之一。5月27日，横县水产畜牧局组织工作人员，协同当地村委会对死鱼情况进行调查和处置，组织养殖户开展生产自救，包括对受灾网箱养殖户进行死鱼情况核实统计，制作了横县水产畜牧兽医局网箱死鱼核实登记表。该单位工作人员、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和养殖户分别在该登记表上签字确认死鱼的种类、规格、网箱数量和重量，对死鱼情况统计完毕后，组织周边群众打捞清理死鱼，进行消毒深埋等无害化处理。其中，谢相辉的死鱼数量统计为：养殖网箱42箱；骨鱼，1.8-2斤/条，每箱死鱼重量3000斤，共4箱,总重量12000斤；骨鱼，0.1斤/条，每箱死鱼重量420斤，共6箱,总重量2520斤；青竹，3斤/条，每箱死鱼重量3500斤，共4箱,总重量14000斤；青竹，2斤/条，每箱死鱼重量3000斤，共2箱,总重量6000斤；翘嘴，1.5斤/条，每箱死鱼重量3000斤，共2箱,总重量6000斤；草鱼，2斤/条，每箱死鱼重量3200斤，共3箱,总重量9600斤；青鱼，3.5斤/条，每箱死鱼重量3500斤，共3箱,总重量10500斤；青鱼，0.5斤/条，每箱死鱼重量1300斤，共5箱,总重量6500斤；黑竹，0.8斤/条，每箱死鱼重量2400斤，共4箱,总重量9600斤；黑竹，0.3斤/条，每箱死鱼重量1800斤，共4箱,总重量7200斤。
死鱼事件发生后，当地渔业管理部门和环保部门对死鱼原因开展调查。2012年6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出具《检验报告》，称：其受南宁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委托，依据GB/T6920-1986、GB/T11892-1989、HJ535-2009标准，对2012年5月26日抽样于横县六景镇郁江两个点的水质样品（编号为GXWT120302、303）的PH、高锰酸盐指数、氨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为：在六景张村采样编号为GXWT120302的水样PH（无量纲）6.92，高锰酸盐指数2.6，氨氮0.58，非离子氨＜0.02；在栾城桥上游100米采样编号为GXWT120303的水样PH（无量纲）6.94，高锰酸盐指数2.8，氨氮0.89，非离子氨＜0.02。6月14日，该检验中心作出《横县郁江六景至飞龙河段网箱养殖鱼死亡原因分析》，称：根据横县水产畜牧兽医局提供的材料，该县郁江河段先后发生的3起网箱养殖鱼类死亡事故，鱼类大量死亡前均出现比较严重的浮头现象，且各个品种均有死亡，没有品种选择性；5月26日，南宁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从事发现场网箱采集了4尾尚存活的草鱼种送该检验中心进行剖检，没有发现病变症状，从鱼种剖检结果，以及死亡鱼类没有品种选择性等情况综合分析，可以排除鱼病致鱼死亡的原因；结合当地环保部门水质监测结果，该检验中心认为2012年4月29日至5月25日间横县郁江河段先后发生的网箱养殖鱼类死亡事故，死鱼原因均是由于水体缺氧所致。
2012年5月26日，部分养殖户到县政府上访，要求调查死鱼原因。2012年6月12日，横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向郁江六景至飞龙河段网箱养殖户代表出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称：网箱鱼死亡鉴定结果是溶解氧偏低是导致网箱鱼死亡发生的主要原因。根据渔业水质标准，养殖水体溶解氧连续24小时中，16小时以上必须大于5mg/L，其余任何时候不得低于3mg/L，当养殖水体溶解氧在2mg/L左右时发生浮头，低于1mg/L时引起鱼类窒息死亡，由于四月下旬以来青秀区六景大桥至飞龙河段水体溶解氧偏低，导致网箱鱼死亡。7月4日，南宁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向陈承万、周灿中、韦家文作出《关于对横县渔民信访事项的意见》称：5月下旬南宁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接到养殖户反映六景张村、栾城高村出现网箱鱼死亡情况。5月24、26日渔政站人员到六景张村进行调查，发现该河段网箱养殖鱼类已大部分死亡，周灿中网箱水中溶解氧2.80mg/L，同时提取水样和4尾草鱼送自治区渔业环境监测中心监测，随后在栾城大桥上游300米处溶解氧3.10mg/L。自治区渔业环境监测中心经对前述水样和鱼样进行检验分析，认定鱼体体表、鳃、肠道等组织、器官未见病变及异常；水样氨氮、PH、高锰酸盐指数（COD）、非离子氨等指标均不超标，初步判定死鱼原因为水中溶解氧偏低导致养殖鱼类窒息死亡。根据环保局监测，郁江横县段重金属和生物毒性指标均无异常，5月21日至28日，横县六景至西津水库溶解氧季度偏低在1mg/L以下。造成溶解氧偏低的原因在于：5月份以来，郁江上游邕江段水位、流量、流速均创5年以来历史最低，同时受到汛期来临前西津水库放水蓄洪影响，导致水体稀释降解能力下降；郁江六景段水环境脆弱；5月份以来，南宁市区和横县西北部均发生短时间大范围高强度降雨，内河及城镇污水管、雨水管寄存的污水和农村面源有机污染物短时间大量排入邕江、郁江。上述各因素叠加致使郁江溶解氧急剧下降，且持续较长时间。造成郁江溶解氧偏低的有机污染物来源主要为：一是强降雨导致内河积累多时的污水和底泥进入郁江；二是强降雨导致沿江城镇居民和农村生活污染源进入郁江；三是强降雨将沿江农业面源携带入郁江；四是沿江工业企业正常排放的生产废水。上述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COD）、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氨氮等耗氧有机物。
2012年6月20日，南宁环保局向南宁市委、市政府作出南环报[2012]153号《南宁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横县六景至飞龙河段网箱养鱼大量死亡原因的情况报告》，称：一、溶解氧偏低是造成网箱鱼缺氧大量死亡直接原因。二、造成溶解氧偏低的原因：5月份以来郁江上游邕江段不管是水位、流量还是流速，均创五年来历史最低，同时受汛期来临前西津水库放水蓄洪影响，郁江横县六景至飞龙段水位、流量和流速也比往年偏低，导致水体稀释降解能力下降；郁江六景段属于市区至横县××××过渡段，主要消纳降解市区排放的污染物，水环境十分脆弱；进入5月份以来，南宁市区东部和横县西北部均发生短时间大范围高强度的降雨，使得内河及城镇污水管、雨水管寄存的污水和农村面源有机污染物短时间内大量排入邕江、郁江，上述各种因素的叠加致使郁江溶解氧急剧下降，并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三、郁江有机污染物的来源、构成：一是强降雨导致内河积累多时的污水和底泥进入郁江；二是强降雨导致沿江城镇居民和农村生活污染源进入郁江；三是强降雨将沿江两岸农业面源携带入郁江；四是沿江工业企业正常排放的生产废水。上述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等耗氧有机物。四、对沿江排水企业的排查及结论：5月7-9日，自治区环保厅及该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事发地上游邕江沿岸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和南宁市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中心监控数据显示，上游的大量企业未出现异常排污情况，5月23-25日，该局指导横县环境保护局对六景工业园内20家排水企业和园区外10家排水企业进行仔细排查，结果为停产8家，正常生产22家，对企业抽样监测其废水排放均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要求。永凯公司自4月20日起因排污管堵塞塌陷停产，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处理蔗渣场废水，处理达标后通过南宁劲达兴纸业有限公司（后改名为南宁祈顺纸业有限公司）的排污管排到郁江。此外，由于六景工业园区及六景镇污水管网建设滞后等原因，污水未能通过污水管网送至华鸿公司进行处理，而是分别通过纬二路上总排口等排口排入郁江。经自治区、市、县环保局对上下游沿江排水企业排查，虽然六景工业园一些企业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存在一些问题，但未发现事故性异常排放的情况，且5月22-31日郁江各断面检测结果表明水质溶解氧偏低不是由于工业污染源异常排放引起。
永凯公司排污口位于郁江左岸横县××码头下××米处，排污管道直接通入郁江。2012年4月29日至5月25日期间，该公司因排污管堵塞塌陷停产，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主要处理蔗渣场废水（包括蔗渣场渗漏到西北围墙外的废水，其化学需氧量浓度为4500mg/L），处理达标后通过祈顺公司的排污管排到郁江，无违法超标排放行为。永凯公司4月份废水总流量为442530.26立方米，COD排放量为30127.01千克，氨氮排放量为179.1千克；5月份废水总流量为83595.39立方米，COD排放量为4817.06千克，氨氮排放量为132.5千克。
祈顺公司排污口与永凯公司排污口并排，相距不超过10米，排污管道也是直接通入郁江。2012年4月29日至5月25日期间，该公司经批准处于试生产期间，正常进行排污，无违法超标排放行为。祈顺公司4月份废水总流量为8071立方米，COD排放量为93.83千克，无氨氮排放。5月份废水总流量为139580立方米，COD排放量为2184.06千克，氨氮排放量为175.53千克。
金龙公司于2012年4月29日至5月25日期间停产，仅有少量废水排放。金龙公司4月份废水总流量为7010.88立方米，COD排放量为110.7千克。5月份废水总流量为6645.52立方米，COD排放量为103.24千克。
伶俐糖厂的排污口距离横县峦城镇张村上游30公里左右，位于郁江伶俐河段，排污管道直接通入郁江。2012年4月29日至5月25日期间，该公司因榨季结束停止生产，从4月2日至11月无生产废水排放。
华劲公司的排污口位于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金鑫沙场码头，排污管道直接通入邕江，距离横县六景覃寨村码头75.4公里，峦城镇张村码头86.9公里。2012年4月29日至5月25日期间，该公司正常生产，正常排污，无违法超标排放行为。4月份废水总流量为236164.8立方米，COD排放量为13208.37千克，氨氮排放量为641.19千克。5月份废水总流量为272666.58立方米，COD排放量为15576.84千克，氨氮排放量为981.42千克。
华鸿公司的排污口位于横县××覃寨村码头下游200米处左右，排污管道直接通入郁江。按照六景工业园区排污管网的规划设计，广西华宇工贸有限公司、广西桂攀纸业有限公司、南宁香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圣大纸业有限公司、广西原生纸业有限公司的排污管道汇入华鸿公司，由华鸿公司对污水进行再处理。2012年4月29日至5月25日期间，由于六景工业园区及六景镇污水管网建设滞后等原因，以上企业的生产污水未能通过污水管网接通进入华鸿公司进行处理。但华鸿公司仍有废水排放，其称主要是对狮子水库渗漏的废水和自然流入其污水处理系统的地表水进行处理排放。华鸿公司4月份废水总排放量为31725.50立方米，COD排放量为573.2千克，氨氮排放量为21.33千克。5月份废水总排放量为76199.51立方米，COD排放量为816.9千克，氨氮排放量为39.1千克。
另查明，2010年8月2日，横县人民政府发布《通告》，内容为：为保护横县郁江河段重点流域水质，确保饮用水源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横县人民政府决定规范郁江河段网箱养殖行为，通告了临时许可网箱养殖河段和禁止网箱养殖水域；其中，将横县郁江河段六景镇道庄村至平朗乡平朗街水域、莲塘镇石柱村至乾井尖角水域、莲塘镇米埠沆水域、莲塘镇米埠沆口至百合镇同菜村水域划为禁止网箱养殖水域；要求从事网箱养殖的业主必须向县水产畜牧兽医局申请，获得县人民政府核发的《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后，方可按照养殖许可范围在郁江河段从事养殖生产，对未依法取得养殖许可或超越养殖许可范围在郁江河段从事网箱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2011年7月15日，横县人民政府再次发布关于规范郁江河段网箱养殖行为的通告，重申了前一《通告》的内容和要求，要求禁养区的养殖业主必须在2011年7月25日前自行拆除网箱养殖设施或迁出禁养区，政府决定彻底清理郁江河段非法网箱养殖行为。经查，谢相辉未持有合法有效的《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其网箱养殖水域属于横县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网箱养殖水域。
2009年3月10日，谢相辉向腾中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购买骨鱼种16000尾，青竹种3万尾，翘嘴1万尾，购买鱼苗花费135000元；2010年3月5日，谢相辉向腾中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购买青鱼种1万尾，草鱼种1万尾，黑竹种3万尾，购买鱼苗花费38000元；2008年1月至2012年5月1日，谢相辉向腾中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购买鱼料164吨，共计637500元。2011年2月20日，谢相辉向腾中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购买骨鱼种25000尾，青鱼种58000尾，共计130800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纠纷。综合原被告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谢相辉养殖鱼类死亡与六被告排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2.谢相辉养殖行为是否合法，其可受法律保护的养殖损失如何认定；3.六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
一、关于谢相辉养殖鱼类死亡与六被告排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2012年4月份至5月份，除了伶俐糖厂，其他五被告都实施了排污行为，但均未违法超标排放。其中，有证据证明将生产废水直接排入发生死鱼现象所在郁江河段的是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经南宁环保局排查，金龙公司排污口不明确，且当时停产，无生产污水排放。华劲公司虽然有生产排污行为，但其排污位置为邕江流域，距发生死鱼的河段最近达75.4公里，最远达86.9公里。
死鱼事故的原因应该根据事故现场调查、水样检测结果、事故发生时间、鱼类行为特征、反应及鱼体检查结果等因素综合分析。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鱼类大量死亡前均出现比较严重的浮头现象，死亡没有品种选择性，具有典型的缺氧死鱼特征；死鱼剖检显示鱼体体表、鳃、肠道等组织、器官未见病变及异常，可以排除化学物中毒和鱼病致死的原因，结合当地环保部门和渔业部门的水质监测结果，应予认定本次死鱼事故系因耗氧有机物大量分解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造成水体缺氧，养殖鱼类窒息死亡。根据南宁环保局的调查结论，造成水体溶解氧低的原因在于特定的自然条件下水域有机污染物增加，其中原因之一即为沿江工业企业正常排放的生产废水，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COD）、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氨氮等耗氧有机物。从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排放废水的成分来看，均含有以上耗氧有机物，且其排污口位置处于谢相辉养殖地点上游不远处，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均确认其排放的废水可随河水的流向到达谢相辉的养殖地点。因此，谢相辉已经举证证明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均排放了可能造成其养殖鱼缺氧致死的污染物，并且该污染物到达了损害发生地，而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污染行为与谢相辉的死鱼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应认定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的排污行为与谢相辉的养殖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前已述及，金龙公司排污位置不明确，且无生产性排污，谢相辉未能举证证明其少量排放的污染物与死鱼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故应认定金龙公司的排污行为与谢相辉的养殖损失不具有因果关系。华劲公司的排污位置距离谢相辉的养殖地点较远，从日常经验法则判断，河水具有自动净化和稀释污染物的功能，谢相辉未能进一步举证在如此之远的距离所排放的污染物能够大部分到达谢相辉的养殖地点，并对降低水体溶解氧发生一定作用，故应认定华劲公司的排污行为与谢相辉的养殖损失无因果关系。
二、关于谢相辉养殖行为是否合法，其可受法律保护的养殖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
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规定，养殖证是单位或者个人适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活动的法律凭证，即使用者可在批准使用期限内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并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依法取得的探的合法权利凭证。本案中，谢相辉在死鱼事故发生时未依法取得养殖证，并不享有使用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权利。根据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使用水域从事养殖的权利属于法定的用益物权，该权利只有依法取得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而谢相辉未取得养殖证，即其并未依法取得对全民所有的水域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故谢相辉并不具有受到物权法保护的养殖收益权，其养殖收益亦不属于合法民事权益。因此，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之规定，因谢相辉的养殖收益不具有合法性，其养殖鱼价值构成中的利润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与此同时，在谢相辉投入的养殖成本中，其对所购买的鱼苗具有合法之财产权，饲养鱼类亦需必要的饲料等维持养殖的成本性投入，属于合法民事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关于谢相辉主张的养殖人工费，该院认为，在横县人民政府划定禁养区并发布相应的通告后，谢相辉应停止无证养殖的非法行为，逐步清理养殖设施，但谢相辉仍继续投入人工成本直接用于非法养殖活动，不利于政府实现保护横县郁江河段重点流域的水质、确保饮用水源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目的，且人工费不属于物权性的生产资料成本。因此，谢相辉主张其养殖人工费应受保护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谢相辉购买鱼苗的成本损失，该院认定为140288.8元，计算如下：1、鱼苗损失。骨鱼损失12000斤，规格为1.8-2斤/条，该院酌定规格为2斤/条，损失数量为6000条（12000斤÷2斤/条）；骨鱼损失2520斤，规格为0.1斤/条，损失数量为25200条（2520斤÷0.1斤/条）;青竹损失14000斤，规格为3斤/条，损失数量为4667条（14000斤÷3斤/条）；青竹损失6000斤，规格为2斤/条，损失数量为3000条（6000斤÷2斤/条）；翘嘴损失6000斤，规格为1.5斤/条，损失数量为4000条（6000斤÷1.5斤/条）；草鱼损失9600斤，规格为2斤/条，损失数量为4800条(9600斤÷2斤/条)；青鱼损失10500斤，规格为3.5斤/条，损失数量为3000条（10500斤÷3.5斤/条）；青鱼损失6500斤，规格为0.5斤/条，损失数量为13000条（6500斤÷0.5斤/条）；黑竹损失9600斤，规格为0.8斤/条，损失数量为12000条（9600斤÷0.8斤/条）；黑竹损失7200斤，规格为0.3斤/条，损失数量为24000条（7200斤÷0.3斤/条）。2、鱼苗单价。谢相辉提交的证据中并未有相关鱼苗的价格，谢相辉于2009年3月10日购买鱼苗花费135000元，购买鱼苗56000条（16000条+3万条+1万条），骨鱼、翘嘴、青竹鱼苗的平均单价为2.4元/条（135000元÷56000条）；谢相辉于2010年3月15日购买鱼苗花费38000元，购买鱼苗5万条（1万条+1万条+3万条），青鱼、草鱼、黑竹鱼苗的平均单价为0.76元/条（38000元÷5万条）；谢相辉于2011年2月20日购买鱼苗时花费了13万元，购买鱼苗83000条（25000条+58000条），骨鱼种、青鱼种的平均单价为1.6元/条（13万元÷83000条）；骨鱼苗的平均单价为2元/条[（2.4元/条+1.6元/条）÷2];青鱼苗的平均单价为1.18元/条[（0.76元/条+1.6元/条）÷2]。3、鱼苗费损失。骨鱼鱼苗损失为62400元（6000条+25200条）×2元/条；青竹鱼苗损失为18400.8元[（4667条+3000条）×2.4元/条]；翘嘴鱼苗损失为9600元（4000条×2.4元/条）；草鱼鱼苗损失为3648元（4800条×0.76元/条）；青鱼鱼苗损失为18880元[（3000条+13000条）×1.18元/条]；黑竹鱼苗损失为27360元[(12000条+24000条)×0.76元/条]。以上鱼苗损失为140288.8元（62400元+18400.8元+9600元+3648元+18880元+27360元）。
关于购买饲料的成本损失，谢相辉虽然举证证明了其购买饲料的总花费，但是无法证实养殖上述各种鱼类分别需要多少饲料，而进行养殖必然产生了相应的饲料成本，根据养殖鱼的实际损失情况，该院酌定饲料损失为18万元。
综上所述，该院认为，本案谢相辉可受法律保护的养殖损失合计320288.8元（140288.8元+18万元）。
三、关于六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的问题
关于伶俐糖厂、金龙公司、华劲公司的责任承担。该院认为，如前所述，伶俐糖厂在死鱼事故发生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已停止排污行为，金龙公司和华劲公司的排污行为与谢相辉的养殖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伶俐糖厂、金龙公司、华劲公司不应承担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对谢相辉要求该三家公司对其养殖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关于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的责任承担，该院认为：
首先，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应对本案谢相辉的养殖鱼死亡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环境污染责任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本案为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谢相辉已就其养殖鱼类死亡的损害事实，被告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的排污行为以及二者具有关联性进行了举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下称《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七条“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排污方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该三被告应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水污染损害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三款“水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法定免责事由仅限于不可抗力和受害人故意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被告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的举证均不能证明其排污行为与谢相辉鱼类死亡之间未有因果关系，也未能证明存在以上法定的免责事由，故应认定其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成立。该三被告均抗辩其未超标排污，不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纳。此外，该三被告均辩称谢相辉在横县人民政府划定的禁养区养殖，具有明显过错，应自行承担死鱼损失。该院认为，从横县人民政府通告的内容来看，政府决定规范郁江河段网箱养殖行为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横县郁江河段重点流域的水质，确保饮用水源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而并未提及企业正常生产排污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因此，谢相辉无视政府的要求继续在禁养区实施养殖，对保护水质和饮用水源安全不利，具有一定的违法性，但对于本案中的养殖成本财产权益损失的后果，谢相辉在主观上并非故意或存在重大过失，即并非明知其在事发水域养殖一定或较大可能造成养殖鱼类死亡而继续养殖。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三款“水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水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减轻排污方的赔偿责任”之规定，本案养殖鱼死亡并非谢相辉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故不能免除或减轻排污方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其次，对于谢相辉可受法律保护的养殖损失，生产排污主体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25%。从造成死鱼河段溶解氧降低的有机污染物的来源构成来看，沿江生产企业正常排放的生产废水仅为输出耗氧有机物的来源之一，还存在另外三方面的污染源。在事发当时郁江水位、流量和流速偏低，水体稀释降解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大范围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使得内河及城市污水管、雨水管内积存的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物短时间内大量排入郁江，是造成流域性溶解氧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该自然因素引发的有机污染物输出对谢相辉养殖损失具有大部分原因力，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的立法原意，作为沿江排污企业的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不应对该特定自然条件等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综合全案酌情考虑，该院认定强降雨导致各种污染源汇入郁江所输出的有机污染物与死鱼损害后果的原因力比例为75%，沿江生产企业正常排放生产废水所输出的有机污染物与死鱼损害后果的原因力比例为25%。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辩称还存在其他应承担责任的排污企业，谢相辉遗漏了起诉对象，该院认为，在谢相辉已完成其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对其抗辩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应提出其他污染者与谢相辉亦存在污染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其他企业排放污染物的关联性、种类和排放量的证据，以便减轻各自的责任。选择起诉哪些污染者是谢相辉的权利，谢相辉并不负有确定全部污染者作为被告的举证责任。本案中，谢相辉并未对六被告之外的其他民事主体提出诉讼主张，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亦未明确提出追加哪个污染者作为共同被告，其对该项抗辩并未能提供证据，该院不予采纳。
再次，按25%的原因力比例，对生产企业排污所造成的谢相辉养殖成本损失80072.2元（320288.8元×25%），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应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的规定，谢相辉养殖成本损失包含在鱼类存活状态下的市场价格中，故属于实际损失的范围。如前所述，在生产企业排污对谢相辉鱼苗、饲料等成本投入损失所产生的25%原因力项下的责任，应由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共同承担。该三被告的排污行为属于无意思联络的数方侵权行为，而非有意思联络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谢相辉主张各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未能证明每一个污染者的污染行为都足以构成沿江排污所占25%的损害责任比例，故该院不予采纳，该三被告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承担按份责任。然而，该三被告未根据污染物的种类和排放量等因素举证确定各自承担责任的大小，且本案的污染源构成较为复杂，无法认定该三被告各自排放生产废水中耗氧有机物的数量在所有有机污染物中所占的具体比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两个以上污染者分别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污染者的污染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该三被告应平均承担赔偿谢相辉损失80072.2元的责任，即各自赔偿谢相辉损失26690.73元（80072.2元÷3）。
综上所述，该院认为，案涉死鱼事故造成谢相辉养殖损失，谢相辉对鱼苗、饲料的养殖成本损失享有合法权益；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和华鸿公司排污行为与谢相辉的养殖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各自赔偿谢相辉损失26690.7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一款“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广西永凯糖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宁祈顺纸业有限公司、横县六景华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分别赔偿原告谢相辉养殖经济损失26690.73元；二、驳回原告谢相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41元，由原告谢相辉承担15172元，被告广西永凯糖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宁祈顺纸业有限公司、横县六景华鸿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分别承担323元。
永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一）谢相辉没有合法的利益受到损害，一审判决永凯公司承担其非法养殖造成的损失于法无据。本案死鱼事件造成直接的损失是鱼，并非是鱼苗、鱼料。合法的鱼苗、鱼料，因非法养殖已转化为非法的利益。谢相辉并没有合法的利益受到损害。一审判决永凯公司赔偿谢相辉鱼苗、鱼料成本，存在认定损失对象和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认定谢相辉的损失金额没有充分依据。谢相辉未提供《网箱死鱼核实登记表》的原件供质证，相关证人未出庭也未出具书面材料对《网箱死鱼核实登记表》的真实性进行证明。谢相辉没有合法发票证明购买鱼苗、鱼料的事实，相关收据是事后伪造。一审未委托专业机构对其损失进行评估，损失数额的认定全凭法官主观臆断，不科学、不合理，也不合法。（三）一审法院称“三被告均确认其排放的废水可随河水的流向到达原告的养殖地点”是断章取义。（四）永凯公司已举证证明，其排污与死鱼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判决永凯公司承担责任错误。1.溶解氧小于1毫克／升是本案致鱼死亡的原因；2.六景河段溶解氧小于1毫克／升的时间与谢相辉死鱼时间均在2012年5月22日—27日期间；3．永凯公司已于2012年4月22日开始停产，污水排放量主要集中在4月22日前；4．任何时间段的监测数据表明，永凯公司自身的排污或与上游的排污叠加，均不会造成溶解氧降低1毫克／升。本案死鱼事件与永凯公司排污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以永凯公司4、5月份的废水总量为依据，判决永凯公司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五）一审判决永凯公司承担按份赔偿责任错误。永凯公司在谢相辉死鱼期间的排水量仅1500立方米，为正常试生产期间的7.8%，仅相当于邕江同期最小流量的0.078%。即使永凯公司应承担责任，也应按照该事实确定赔偿比例，即按每份赔偿数额的7.8％或总赔偿数额的0.078%的比例来确定赔偿比例。（六）一审判决将产生不良的价值导向。谢相辉为谋取非法利益，强行进入禁养区域进行网箱养殖，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不应保护非法的养殖利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谢相辉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谢相辉承担。
祈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祈顺公司排放废水行为与谢相辉网箱鱼死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谢相辉网箱鱼死亡是自然原因及其自身严重过错所导致，祈顺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谢相辉网箱鱼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养殖水体溶解氧偏低”造成。谢相辉提供《伶俐、长塘镇死鱼统计表》说明溶解氧偏低已经导致祈顺公司排放废水口上游有网箱养鱼死亡的事实。再次，伶俐糖厂提供的证据《2012年5月、6月郁江水质异常应急监测数据表》，从2＃郁江六景工业园区取水口上游500米断面、3＃郁江劲达兴、永凯纸业排污口上游500米断面、4＃郁江劲达兴、永凯纸业排污口下游500米断面数据分析，说明各断面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基本相同或相差不大，相关的检验报告证实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含量没有超标在标准范围内，并且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的含量不是导致网箱死鱼的原因。因此可以推定祈顺公司排放废水的行为与谢相辉网箱养鱼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二）谢相辉主张的经济损失缺乏事实依据。由于水域污染渔业损失的评估计算是一项需具有专门知识的、较为复杂的工作，需由持有农业部颁发的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的单位根据农业部《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做出书面的损失评估报告方能予以证明。而谢相辉没有经过此必经程序，只是简单提供（鱼苗费用、鱼饲料支出、人工成本）计算方法，而一审法院据此酌情认定，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在祈顺公司排放废水口的上游及下游存在大量的排放废水的企业，这些遗漏的排放废水企业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对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也有直接的关系，如由祈顺公司承担责任有失公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案件受理费由谢相辉承担。
华鸿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在无证据证明谢相辉的鱼苗及饲料损失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认定错误。谢相辉举证的饲料收据是非法证据，法院不宜采信，更不能据此作出判决。（二）一审判决认定金龙公司不应承担污染损害赔偿责任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对于金龙公司责任认定的叙述前后矛盾，且金龙公司经传唤未参加庭审，根据环境污染责任举证的规则，金龙公司应就其排污行为与谢相辉鱼类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举证，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法院在金龙公司缺席的情况下，既已查明金龙公司存在排污行为，却又判定金龙公司的排污与死鱼无因果关系，显然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谢相辉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谢相辉承担。
被上诉人谢相辉答辩称，一审对鱼苗和饲料的判决合理合法，即便谢相辉没有持证养殖，鱼苗和饲料也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谢相辉提交的票据符合证据形式要求，可以客观反映谢相辉购买鱼苗和饲料的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损失得当。一审法院认定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华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应当维持。
一审被告金龙公司未作答辩。
一审被告伶俐糖厂答辩称：一审关于伶俐糖厂部分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对伶俐糖厂的判决。
一审被告华劲公司答辩称：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部分没有意见，死鱼事故与华劲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一审判决的结果合理合法。
上诉人永凯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对鱼死亡的时间未予查明，一审事实不清。如一审以死鱼登记表登记为依据，则死鱼事件发生的时间为登记的前几日，最多不超过一周的时间。2.遗漏以下事实未查明：（1）永凯公司在大量死鱼期间的排污是正常排污的7.8%，仅相当于邕江同期最小流量的0.078%；（2）5月23、24、25日永凯公司的排污量；（3）永凯公司排污口上、下游500米断面溶解氧量；（4）渔民的养殖密度过大。
对于永凯公司的异议，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表述的“2012年4月29日至5月25日，横县郁江六景至飞龙河段连续发生多起网箱养殖鱼类死亡事故”的事实认定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心作出《横县郁江六景至飞龙河段网箱养殖鱼死亡原因分析》，其依据是横县水产畜牧兽医局的有关材料。横县水产畜牧局工作人员于5月27日作出的死鱼核实登记表，其记载的时间只能证明横县水产畜牧局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清查工作的时间，并不是鱼死亡的具体时间。由于环境侵权具有侵害方式的复合性、侵害过程的复杂性、侵害后果的隐蔽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以目前现有证据无法查明死鱼的精确时间，以永凯公司主张的推算方法也仅是一种推断时间，并不能以此作为鱼的真实客观死亡时间。因此一审的该事实表述与认定并不存在查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对于永凯公司主张遗漏的事实（1），记载于2012年9月28日横县环境保护局的《关于2012年4—5月份郁江河段呈现流域性溶解氧偏低原因核查及分析说明》，该份证据永凯公司一审作为证据7提交，各方质证后均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一审法院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表明对有分岐的证明内容将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故一审法院不存在对此事实的遗漏问题。事实（2）在南宁市××监察支队的数据表上有反映，事实（3）在横县环境监测站的数据上有反映，这些证据均为一审认证过的证据，只是一审法院对相关数据的分析解读与永凯公司主张的观点不一致，并不存在遗漏事实问题。关于事实（4），2012年6月12日横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称，造成流域性溶解氧持续偏低除了已陈述的主要原因外，还存在一些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部分网箱养殖密度过大，加上大量投料，导致水体溶解氧下降”。结合本案而言，永凯公司并未能就案涉养殖户的网箱养殖存在超密度养殖的情形进行举证，一审法院未认定该事实并非遗漏情形。
上诉人祈顺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提出以下异议：一审只认定六景工业园的相关企业要承担责任，其他上游的企业不承担责任，而上游的河段在同一时期也有死鱼的情况发生。谢相辉养殖的鱼死亡的时间点下游江水与上游的溶解氧的数值是一致的。
对于祈顺公司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祈顺公司所主张的伶俐镇和长塘镇位于本案死鱼事故水域上游几十公里，江水溶解氧数值即便相同，但其原因力及来源也可能不尽相同，因此伶俐镇和长塘镇发生的死鱼事故与本案的死鱼事故各自具有独立性，没有直接关联性。谢相辉只就六家公司的排污行为提起诉讼并进行举证，一审法院针对谢相辉提出的六家公司的排污行为与本案死鱼事故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审查方向正确，并无不当。祈顺公司若认为其他上游企业应承担本案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应当就其主张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其他企业存在排污行为且与本案谢相辉的养殖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二审中，各方均无新证据提交。
综合各方的诉辩主张，二审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华鸿公司、金龙公司的排污行为与养殖户的鱼类死亡有无因果关系；2.一审判决认定养殖户的损失金额有无事实依据；3.谢相辉在禁养区内无证进行养殖，其赔偿损失请求应否支持；4.排污企业应否承担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一、关于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华鸿公司、金龙公司的排污行为与养殖户的鱼类死亡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
本院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谢相辉主张因郁江水域污染，养殖的鱼类受到侵害，应对被诉排污企业存在侵害行为、自己存在损害后果以及侵害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有关联性承担举证责任。被诉的排污企业应对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金龙公司，谢相辉未能完成其初步举证责任。谢相辉无法指认金龙公司的排污口具体位置，对金龙公司是否存在在其养殖区域上游进行生产污水排放，且其排污行为与自己遭受的损害存在关联性进行举证。经南宁市环保局排查，仍不能明确金龙公司的排污口位置。因此，谢相辉因举证不能，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未支持谢相辉对金龙公司的损失赔偿主张正确。
永凯公司、祈顺公司、华鸿公司在本案中未能完成排污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的高度盖然性的举证责任。第一，已查明的事实显示，永凯公司排污口位于郁江左岸横县××码头下××米处；祈顺公司排污口与永凯公司排污口并排，相距不超过10米；华鸿公司的排污口位于横县××覃寨村码头下游200米处左右。三家公司的排污管道均直接通入郁江，处于横县郁江六景至飞龙河段的上游位置，不能排除其排放的废水有到达养殖水域的客观可能。谢相辉在一审提交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养殖点证明以佐证本案排污企业的排污口均位于养殖点上游，永凯公司虽质疑该证据的证明力，但未能提交相反的证据以支撑自己观点。第二，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病害防治环境监测和质量检验中','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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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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