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闵民二(商)初字第314号
原告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韦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林则达，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潘凯文，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西海湾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法定代表人颜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吴松周，广西海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军，男。原告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广西海湾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被告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异议并就管辖异议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本院于2015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林则达，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吴松周、吴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诉称，原告与被告分别于2014年2月23日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及同年5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原告将50,000吨煤炭货物销售给被告，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应在60天内一次结清货款，如逾期付款，原告收取逾期费用，逾期费用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0.76元乘以逾期天数乘以逾期货物对应的货物数量。合同签订后，原告已于2014年3月19日办理货权转移手续，将50,000吨煤炭货物货权转让予被告。其后被告与原告于2014年6月18日出具货权转移证明1份，确认被告已提取上述50,000吨货物中的49,432.93吨煤炭，剩余567.07吨未提取，因此将该567.07吨货物的货权转移回原告。按照双方确定的单价607.50元/吨计算，合计30,030,505元;另被告还应承担超期堆存费9,248.82元。2014年3月31日，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向被告开具合同金额的80%增值税发票，因此被告应在2014年5月30日前支付合同货款，然被告却未能依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付款义务，仅于2014年7月21日向原告支付3,000,000元，而剩余款项27,039,753.80元未付。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7,039,753.80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2014年5月3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0.76元/天/吨标准的逾期支付违约金；(2014年5月31日到2014年7月20日是49,432.93吨，按照0.76元/天/吨标准计算出是1,916,020.37元；2014年7月21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是44,494.66吨，也是按照0.76元/天/吨计算)；3、判令被告支付超期堆存费9,248.82元；4、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广西海湾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辩称，1、原、被告之某某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是原告与广州市旭源贸易有限公司(下简称广州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因此该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是无效的。2、广西金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买卖合同的担保人，广州公司是本案真实的购某人，因此请求追加广州公司和广西金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3、尽管原、被告之间签订了无效的买卖合同，但是根据案情客观情况，双方签订的某某并不能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真实的某某主体是原告和广州公司，被告不是真实购某方，真实购某公司是广州公司，因此即使法院判定本案需要支付货款，应当由广州公司承担，而不是被告承担支付义务。4、鉴于广西金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案的某某担保方，其应当承担连带支付义务。5、原告要求支付逾期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114条第2款规定，合同法解释二27、29条规定，原告要求0.76元/天/吨，应该调整为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倍计算违约金。综上，原、被告之间没有真实法律关系，双方签某某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是无效的，因此原告4项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煤炭买卖合同1份、补充协议1份，证明原、被告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对货物、价款等都进行了约定，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按照该合同约定履行。上述证据经本院组织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该合同所有内容都不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具体的情况被告举证时会说明；对合法性有异议，该合同完全是原告和广州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签某某，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对关联性没有异议。2、货权转移1份、货权转移证明1份，证明原告按照合同向被告交付49,432.93吨货物。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形式和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货权转移是复印件，货权转移证明上被告的印章不真实，被告也从未收到原告提供的任何货物。对合法性有异议，由于双方签某某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无效，因此与该合同履行的材料也都是无效的。对关联性有异议。3、增值税发票1组21份，证明原告按照合同向被告开具交易金额80%的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24,300,000元。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双方没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只是原告单方行为；对关联性有异议，双方合同尽管是无效的，但根据合同约定如果开具发票必须是先有结算清单，但双方没有结算，因此开具发票是原告单方的行为，对该证据三性均不认可。4、银行收款证明1份，证明被告仅向原告支付货款3,000,000元。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双方合同是无效的，原告和广州公司串通欺骗被告，这3,000,000元是被告方被骗取的款项。对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5、律师函及邮寄凭证2份、催款函及邮寄凭证1份、被告回复函1份，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但被告不予支付。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律师函、催款函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其中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对回复函的三性均不认可，被告方从未出具过该回复函。6、买卖合同、补充合同各1份，证明原告向案外人购某系争货物。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原告起诉的是被告，原告与案外人之间的某某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对三性请求法院依法审核。7、货物转移、结算单、增值税发票、货款支付凭证1组，证明原告货物的来源和交易的真实性，原告已经与上家结清所有的款项，并证明原告诉请的堆存费是应该由被告承担。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三性均有异议，原告的上家转移到原告处的货物没有真实的凭证，因此被告方认为货物没有真实流转给原告，也没有真实转移给被告。被告为支持其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煤炭买卖合同2份、补充协议2份，原被告之某某《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合同》内容与被告和广州公司之某某《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合同》内容完全一致，完全通过广州公司转达的，证明原告和广州公司恶意串通、损坏被告公司的利益，原被告之间的某某为无效合同。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某某和补充协议三性均予以确认，这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受该合同约束；对于被告和广州公司之某某《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合同》，这是被告和案外人的某某，被告应当另案处理，该合同是被告和案外人签某某，是否真实原告方不清楚。且两份合同并非完全一致，主体就不相同，价格也不相同，被告在交易中加价赚钱了，合同5.6条中原、被告之间约定60天结清货款，被告和广州公司合同约定55天结清货款，因此被告和广州公司也是经过双方协商才谈成的，因此不存在原告方与广州公司恶意串通的情况，被告不能因为广州公司没有向其支付货款来抗辩其向原告的支付义务。2、货权转移、货权转移证明各1份，证明2014年3月19日原告通过货权转移直接向广州公司转移煤炭49,432.93吨，被告没有收到任何煤炭，因此广州公司才是本案的支付主体。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这是被告和案外人之某某，真实性不清楚，但其中内容反而能证明本案真实情况，原告方将货权转移给被告，被告将货权转移给广州公司，因此反而证明原告已经向被告交付货物，被告才能向其下家交货。货权转移的数字也能够证明广州公司只提走了部分货物，剩余的货物广州公司又退给了被告，被告再退给原告方，原告方又退还给了原告方上家。3、2014年3月4日原煤买卖合同担保协议1份，证明被告不是真实的买卖主体，真实的买卖主体是原告和广州公司，因此支付货款义务人是广州公司，且担保人广西金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此涉及原、被告之某某案外人，应当另案处理，对真实性不清楚，协议第1、2条反而能证明被告对于本案权利义务的认知，可以印证原、被告之间交易的真实性和法律责任的确定性。4、电子邮件打印件1组15份，这些都是广州公司发出的，证明原告与广州公司先恶意串通、约定好所有合同内容后，才找到被告做中间人，恶意损害被告的利益，双方之某某《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合同》应是无效的。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不予确认，相关内容如果是合同签订过程中被告与案外人之间沟通的，应当另案解决，且双方签订合同是双方最后的协商结果，应该以合同为准。而且这是被告与案外人之某某，对三性均不予确认。5、商业承兑汇票1份，证明原告和广州公司恶意串通，原告要求寻找国有企业做中间人，广州公司出具了无资金担保的虚假汇票欺骗被告。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这是被告与案外人之间产生的，原告方无法确认真实与否，被告和案外人之间是独立买卖关系，被告主张称其只是中间人转手，但从该汇票记载内容来看，其中案外人处某某的钱款多余付给原告方的款项，被告从中是赚钱的，被告既想赚钱又想逃避责任是不诚信的行为。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与参考，作为定案依据。经对证据的质证、认证，并结合双方当事人庭审的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14年2月23日,在福州原告(买方)与国投京闽(福建)工贸有限公司(卖方)(下简称国投京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1份，合同约定数量为50,000吨，合同基价为592.50元/吨，另约定热值、硫份调整价。交货方式约定：防城港口场地交货；地点约定：防城港(堆场自提)：提货期约定：自卖方向买方作出《货权转移证明》后30天内提货完毕。原告需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向国投京公司支付29,625,000元，卖方自收到货款后1个工作日向买方作出《货权转移证明》。另约定合同数量未提清，其剩余货物超期堆存费由买方承担。同年2月27日又签订补充协议，调整原合同中合同基价及热值、硫份调整价，调整一口价为592.50元/吨。对数量核定作了修改，对交货地点：由防城港(堆场自提)，修改为：防城港。原告于2014年3月14日向国投京公司支付了29,625,000元，3月18日国投京公司开具《货物转移II》，货权转移开具至“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注明提单为号为：NC1，提单总数量为：129,400MT，其中50,000MT货权转给原告。并又写明该次货转后，国投京公司累计放货118,400吨。另又写明此传真件只能办理一次货权。原告于3月19日在该货权转移传真件上在已打印好的格式文本上表示同意接货、落款等处加盖了印章。同年3月28日国投京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为23,700,000元；7月22日国投京公司向原告出具结算单，7月31日国投京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为5,598,259.85元。2014年2月23日同日，原告与被告在上海市闵行区签订煤炭买卖合同1份，合同约定数量为50,000吨，合同基价为607.50元/吨(原告在其与国投京公司合同基础上加价15元/吨)。合同内容与上述原告与国投京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内容基本一致。提货期约定：自卖方向买方作出《货权转移证明》后30天内提货完毕。但货权交付及结算付款约定为：卖方(原告)于本合同签订后按合同数量向买方(被告)作出《货权转移证明》，由买方自行安排提货。卖方在向买方出具《货权转移证明》1日内按合同约定的总货值的80%与买方进行预结算并同时开具增值税发票。买方在收到开具的发票后60天内向卖方付清合同约定的全额货款。同年2月23日又签订补充协议，内容与原告与国投京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致。原告在同年3月19日收到国投京公司向“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开具货权转移传真件后，同日向“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开具货权转移传真件，将其名下的货物转移给被告，被告在相同的格式文本即确认接货处，加盖了印章。6月18日，被告向“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开具货权转移证明传真件，明确剩余567.07吨库存转移给原告，注明产生的港口费、堆存费由原告承担。原告在该传真件上加盖印章。同年7月2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3,000,000元。同年2月27日被告与广州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1份，合同约定数量为50,000吨，合同基价为612.50元/吨(被告在其与原告签订的某某基价上加价5元/吨)。合同内容与上述原告与国投京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内容基本一致。另买方需在合同签订后2日内向被告支付500,000元合同履行保证金，剩余部开具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为30,125,000元，合同签订后向买方作出《货权转移证明》。2月27日又签订补充协议，内容与原告与国投京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致。3月19日当日，被告在收到原告向其开具的货权转移传真件后向“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开具货权转移传真件，将其名下的货物转移给广州公司。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货物买卖合同，从原告与国投京公司、原告与被告、被告与广州公司之间签订的某某如被告所述系连环合同，从合同的内容本身看未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但合同约定的条款与价格却充满着疑惑。原告与国投京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价格为592.50元/吨，被告与广州公司签订合同基价为612.50元/吨，经过两家转手，之间差价仅20元，被告只加价5元/吨。另原告与国投京公司2月23日签订的某某约定的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向国投京公司支付29,625,000元后国投京公司才能开具货权转移证明，而原告与被告同日签订的某某约定的却是合同签订日即向被告开具货权转移证明。实际原告至3月14日向国投京公司支付合同约定的货款，国投京公司3月18日才开具货权转移证明。原告明知其因未按约定支付货款，也就无货权转移证明，但为何在与被告签订合同却约定签订日开具货权转移证明？为何原告未在合同约定日向国投京公司支付货款？又为何拖至3月14日支付货款？为何国投京公司在《货权转移II》中称累计放货118,400吨?对上述问题原告未作说明，被告也未要求原告举证说明，被告仅提出原告与广州公司恶意串通涉嫌合同诈骗而合同无效。另在实际履行货权转移时，被告均是当日从原告处接受货权转移文本后当日将文本转给广州公司，符合被告所述的为他人转手货物。从被告提供的一系列往来的电子邮件中所涉及的内容可以证明被告所述原告为保证其的销售需找国企作为中间过渡，为原告的销售转手货物的事实。但因为本案是否存在原告与广州公司或是其他单位联手诈骗的事实，合同是否无效，此涉及合同诈骗侦查与定性不是本案民商事诉讼解决的范围，被告当前并未向本院提供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要求移送的相关文书证明材料。所以本案按合同基础关系，按事实履行的情况在民商法规定范围内对本案作出确认。被告可待公安机关侦查确认事实之后再行主张权利。另被告认为在原告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上被告加盖的印章不是真实的，但被告未提出对印章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所以对此辩解不予采信。因本案的被告在货物的销售中并无利润，仅作为货物转手，从公平合理出发，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货款本金之外承担违约金及其他费用不符公平原则，且双方在实际履行中也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西海湾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货款27,039,753.80元；二、驳回原告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4,185.1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9,185.11元，由原告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负担47,281.88元，由被告广西海湾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71,903.2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段蕴强
人民陪审员 顾玉娟
人民陪审员 邢美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若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