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8刑初2311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费卫亭，男，1967年7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汉族，硕士研究生，户籍所在地为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4年12月12日被羁押，于2015年1月16日被逮捕，同年9月21日被决定不起诉；于2016年6月20日再次被羁押，同年7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辩护人杨航远，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海检公诉刑诉（2017）6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费卫亭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7年9月7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高慧、代理检察员孔涵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费卫亭及其辩护人杨航远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1月至9月，被告人费卫亭在承包中科北京公司（位于本市海淀区）期间，在与中图上海公司没有真实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为该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44张，价税合计5508000元，税款共计人民币633463.26元，中图上海公司全部用于抵扣税款。
2016年6月20日，被告人费卫亭在江苏省南京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针对上述指控，检察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费卫亭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数额较大，提请本院依法对被告人费卫亭定罪处罚。
被告人费卫亭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事实均提出异议，认为起诉书指控其个人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负责不正确，应为单位犯罪；其具有自首的情节；本案侦查机关的办案程序不合法；其认同涉案的144张发票的税款金额及税款抵扣的事实，但这是正常的抵扣，其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辩护人同意被告人费卫亭的辩解，另外，每一笔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支付了相应的货款，中科北京及费卫亭没有通过虚开骗取税款的主观故意，且中科北京没有少交税，反而多交税；费卫亭具有自首情节；中科北京已经接受了行政处罚，不应判处费卫亭罚金，故结合全案情况建议认定费卫亭无罪。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费卫亭于2009年1月至9月在承包中科北京公司（位于本市海淀区）期间，在与中图上海公司没有真实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为该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2009年1月15日、16日，费卫亭指使他人以“中国地方志丛书”名义向中图上海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98张，票面金额共计98万元，中图上海公司于2009年1月进行了抵扣，抵扣税额共计人民币112743.12元；2009年3月4日，费卫亭指使他人以“期刊”名义向中图上海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6张，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156.8万元，中图上海公司于2009年3月进行了抵扣，抵扣税额共计人民币180189.31元；2009年4月3日和5月5日，费卫亭指使他人以“期刊”名义向中图上海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张，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196万元，中图上海公司于2009年4月至5月进行了抵扣，抵扣税额共计人民币225486.63元；2009年9月28日，费卫亭从中科北京公司以“中文期刊”名义向中图上海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10张，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100万元，中图上海公司于2009年10月进行了抵扣，抵扣税款共计人民币115044.2元。综上，被告人费卫亭总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44张，价税合计5508000元，税款共计人民币633463.26元，且中图上海公司全部用于抵扣税款。
2016年6月20日，被告人费卫亭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228号903室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向法庭宣读并出示了由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依法调取的下列证据：
关于虚开增值税发票100万元的证据
（一）被告人费卫亭的供述，证明2014年12月12日，其接到警官电话称其在北京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案，其就主动过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开票清单中2009年第4次、2010年第97次、2010年第110次、2010年第126次、2010年第127次、2010年第156次这4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其知道这件事情，是开给中图上海公司的。开票清单是是由中科北京客服部按公司内部相关流程制作的，具体谁做的其不清楚。开票清单不是其让客服部制作的，是按相关业务，根据相关流程，由客服部制作，不用经过其。中科北京与中图上海的业务其是总负责人，但不负责具体业务，李某代表总公司监督具体业务，期刊由李某1负责，图书由曹某、曾某负责。之前所示开票清单是中科北京给中图上海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是谁告知客服部制作的清单，其记不清了，需要看公司系统才能想起来。其对应的业务第一笔是期刊业务，后面对应的是图书，在开票清单右上角有标注。开票清单的业务，2009年第4次，是李某1负责；2010年第97次、2010年第110次，是曹某负责；2010年第126次、2010年第127次，是李某1负责；2010年第156次，是曹某负责。这些业务都是真实的。开票清单上的业务，中图上海是否付款其不清楚，其和中图上海有很多往来，具体到款对应哪一笔应收账款，财务人员知道。开票清单上，中科北京与中图上海的业务，中图上海方面是由业务员钱某负责。2009年第4次，上面的业务是期刊，但是没有做成，票开出去了，中图上海一直没有退票。2010年第97次、2010年第110次、2010年第156次，是书给了广顿公司，票给了中图上海，款由广顿公司付给中图上海，中图上海再给其。2010年第126次，其按清单上的给了书，但是中图上海没给钱，票已经给了。2010年第127次，上面对应的业务有没有做成，票已经开了有没有退回来，其不清楚。开票清单上和中图上海的业务，具体像开票事情、付款事情，其都不负责。具体的业务是其上面说的期刊由李某1负责，图书由曹某、曾某负责，其只是知道一个大概，把握一个大的原则，开票付钱，不付钱退票。其要说明，这4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60万，其中250万属于预付款业务，如果对方不付款，应当退票，其余110万已经发货，对方应当付款。其说的110万中是开票清单2010年第126次上的100万，及广顿公司的10万。
2006年初其被科技总公司聘为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同时与总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承包北京分公司，其为北京分公司负责人。北京分公司在外省设立办事处，由区域经理和办事处负责销售业务。根据其和总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总公司向北京分公司委派常务副总经理李某和出纳杜某。区域经理进行销售，客服部根据区域经理的订单统一配发图书，同时向财务部出具开票清单。财务部只根据开票清单开票，其他命令一律不执行。此外财务部对到账核对并记账，对应收账款进行年度财务审计并催款，开票人是杜某。此外，李某对分公司全部业务进行事后监督，而总公司财务总监王某会代表总公司对分公司做年度财务审计。如果付款单位不按约付款，财务人员要将未付款的发票要回。
其记得在2010年左右，和中图上海的业务负责人钱某谈成一笔100多万的业务，向中图上海供书，其按约定向其发货并开具了100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由于中图上海的内部原因，至其免职（2012年7月）也未能付款。另有一笔10万的业务，是广顿公司向中图上海购买书刊，中图上海又转而向其购买图书，货其直接发给了广顿公司，图书清单则发给了中图上海，中图上海向广顿公司开票，其再向中图上海开票，广顿公司收货后向上海分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但到免职中图上海也未向其付剩余的款。另外还有150万的货款，也是和中图上海的钱某谈妥的，其公司向其提供150万的图书，开具150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书和票都给了中图上海，但中图上海因为内部原因未按时付款，其向对方索要发票，到其免职也未能退回。但其公司也没有损失，因为到2010年底，其从中图上海购买的图书还有180万书款未付，这样，中图上海欠其150万，其欠他们180万，互相都不支付，这两笔钱在财务账务中都记录了，150万为应收账款，180多万为应付账款。另外还有一笔100万的业务，根据财务制度，在开票清单上应有制表人和审核人签字，但却没有两个人的签字，根据公司的开票制度，这100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无法开具的，如何开具出去的，其都不清楚。
2009年第4次、2010年第97次、2010年第110次、2010年第126次、2010年第127次、2010年第156次，此六份开票清单中所记录的订户为中图上海，其中2009年第4次的其无法确认，出去标有S420（广顿）的之外，其他的业务都是其和中图上海的钱某谈好，交办给相应的业务负责人。因为本身客户就是广顿公司，所以最终付款单位还是广顿公司，但其为了付款快点，才将受票单位改为中图上海，因为和广顿公司的业务往来款，回款比较慢，所以将销售发票开给中图上海，上海分公司付给其书款比较快，至于广顿何时再付给中图上海，那就是他们两家的事了。对于将本应开给广顿的销售发票，开给中图上海，其和钱某谈的。销售给广顿的书款并未更快的收到，其还跟区域经理曹某说，让他跟广顿说一下，广顿不要继续付款给中图上海，同时让财务经理秦某向中图要回向中图要回未付款的销售发票。另外也和客户部经理张某1说过这事。不过最终落实情况，到其被免职其也没再过问。对于2010年底127次的订户为中图上海，金额为150万，一批共计15张销售发票，此业务没有履行。图书并没有发给中图上海，因为他没有付款给其公司。这个业务当时交办给了业务员，但是谁其记不清楚了。在北京分公司的文典系统中能查到。中图上海的财务要求先开票，其认可这种经营方式，其公司当时也是这么操作的。所以后来在未收到汇款的情况下，向中图上海要发票，他们也答应退回。但到其被免职时，中图上海也没把票退回，中图上海的解释是，因为公司换人了，所以要再找票。2010年底第126次的订户为中图上海的一批100万的业务实际履行了，发了货的。这批图书是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办书展时其公司提供的样书，但本身和这两个大学合办书展的单位是中图上海，但上海分公司没有所展样书。这样，其提供样书给上海分公司，他们办书展使用。具体发书时是业务经理曾某和中图上海的业务员联系的，但中图的业务员是谁其就不知道了。虽然图书已发货，销项发票已经开具，但书款至其被免职也没收到。2009年第4次的开票清单是否履行这个问题其没法回答了，因为这份开票清单本身就有问题，一是制表人审核人没有相关人员签字，二是在备注栏内没有收票人或对应的标注。因为根据其任职期间的要求，金额在几十万以上（50万）的业务，备注要写明收票人的。所以这份开票清单在内容上不完整，其也不确定所开的票是否就是真实对应这份开票清单的业务。另外其和中图上海的业务很多，一年几百万上千万，无法对应同样数额的发票还有，所以具体情况其没法回答。
2009年9月左右，中图上海钱某确实有过一次100万的期刊业务，是中图上海从其公司订中文期刊，双方商定，供货2010年的中文期刊（多种刊物），总供货价100万元。中图上海要求其方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方同意。但要求中图上海于2009年支付100万期刊款。否则不予提供期刊。不过据其当时了解，中图上海同时也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下边的上海交图公司开具102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09年底，中图上海的高层变动，100万的期刊费用没有按约支付给其北京分公司，随后其方包括其于中图上海的人员交涉，这件事该怎么处理。其方要求是要么继续支付期刊款，要么将已收到的发票退回给其公司。但中图上海的郭某至2013年底都跟其说这100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找不到了。其有邮件。2013年底之前，就这200万的事，其也多次与中图上海协商，但郭某多次说这100万的票找不到了。所以这笔钱业务实际上是没有做成的。但是不是2009年第4次的开票清单上的业务其确定不了。之所以给中图上海在未收款前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因为一中图上海要求的，二与中图上海合作多年，信誉有保证，三是多年来业务往来的习惯。
证人证言
1．第某证言（中科北京一方证人）：证明中图上海与中科北京之间的业务是费卫亭负责，其他人没有经手。
（1）证人黄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中科北京上海地区区域经理。中图上海和中科北京有过业务但是不多，中图上海的业务都由费卫亭一人负责，他直接与对方联系业务，其他人没有经手过。因为中图上海的业务最早是费卫亭带进其分公司的。涉案的6张开票清单其都不知道，其都没做过。据其所知其他区销售经理也没有负责。开票清单的内容应该费卫亭提供给客服部的，因为只有他知道这个公司具体情况，谁的业务谁将开票情况给客服部，其分公司的其他经理也没有和中图上海发生过业务，所以其他人不可能向客服部提供开票清单上的内容。
2．第二组证言（中图上海一方证人）：证明就涉案发票中图上海与中科北京之间没有真实业务。
（1）证人严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中图上海副总经理。2008年至2009年底，中图上海接收中科北京大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其知道一些。因为当时总公司给上海分公司下达的业务指标很高，上海分公司完成不了，所以有一些是通过中科北京走票、走资金，但是没有实际货物经过其公司，是由中科北京直接与其公司的下家单位来进行沟通。“走票、走资金”就是代中科北京向下家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下家公司将钱款付给其公司，其公司将钱款付给中科北京。就是因为总公司的指标压力，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凑业绩。有很多代开发票的情况，其知道的上海交图公司肯定有，其他公司不清楚，但肯定还有其他公司。其知道2009年5月份中图上海接受过中科北京1**万增值税发票并入账抵扣，同时于2009年12月向上海交图公司开具102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图上海和中科北京、上海交图之间均无真实业务，后两者之间是否有实际发货其不清楚。其知道这种代理业务是一直延续下来的，除了2009年之外，2008年也有这样的业务，中科北京那边肯定是费卫亭负责，其公司其不知道怎么联系的。
（2）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中图上海进口部副经理。其知道中科北京公司向中图上海开具大额增值税发票。2008年底至2010年间中科北京公司向中图上海开具了几百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其经手的。其不知道这些发票有没有实际业务，上报财务的时候都是严某直接让其填单子的。其经手的有2008年底至2010年初，一共有四笔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是100万元、136.22万元、156.8万元、196万元。这四笔其不知道是什么业务，只是听其领导严某安排负责填单子，因为不是正常流程，所以其记得这些票比较特殊。这四笔增值税专用发票来的时候都是以期刊的名义开过来的，严某直接将这些发票给其了，让其填付款申请单申请向中科北京公司付款，同时又给其上海交图公司、南京南图亚信这二个公司，让其申请开票将与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应业务开具给这二个公司。这四笔专用发票其没看见有实际货物，进货单、发货单都没有，如果有这么大量的订单，公司里的人应该知道，但没人知道这件事。如果没有进货、发货单据，公司财物凭证中附的货物单据有一些是其自己编造的，另一些是其直接用中科北京公司的发货单直接附在了后面。关于接收中科北京的四笔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业务开具给哪家公司的问题，其将其中100万元的以102万元的金额填申请开票开具给上海交图公司，将其中136.22万元的以139万元的金额开给上海交图公司，将其中156.8万元以160万元的金额开给南京南图亚信，将其中196万元的以200万元的金额开具给南京南图亚信。所以账面上显示就是其公司接收了中科北京的货物再转卖给上海交图公司和南京南图亚信，但是其中的货物凭证都是虚假的，其也没看到货物。而且其记得与南图亚信的那200万业务中附的货物清单是中文期刊，其从来不做中文期刊业务，所以就直接把中科附的清单一并交给了财务。其开给南京南图亚信、上海交大申图公司的开票名称就是期刊。除了其之外，叶某也开过，应该是严某让开的。严某让这样接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因为当时总公司对分公司的业绩要求很高，其认为这样做就是为了提高公司的业绩，实际这些代理业务都是不存在的，只是几个公司之间互相开票、走账，并没有实际的货物流通。
（3）证人郭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中图上海财务主管。2009年至2010年间接收过中科北京开具的4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金额360万元。其中10张是受票后业务员上报财务申请向中科北京付款，但并没有上报完备的手续，财务进行了抵扣并没有付款，增值税发票上货物名称为期刊，其余36张业务员没有上报财务，一直在业务员手中。没有上报完备的手续是指张某在报这10张票的时候，仅上报了申请付款单、发票、付款发票清单这三张，并没有入库及货物详细清单，所以财务认为单据不齐全就没有付款，仅做了抵扣及税金处理。当时业务员确认了有实际业务并提交发票，发票手续齐全，财务就在抵扣期限内进行了抵扣。这36张发票销售部在清点时发现未上报，询问了业务员张某和叶某，均表示记不清了，无法确认是否有真是业务。是否有实际业务只有业务员知道，其也联系过发票经手人严某、张某、叶某，答复是可能是分别和交大申图、上海蓝泉、广顿、东南大学等学校的书展这四个方面有关系。后续其公司针对上述四个公司将对手业务全列了出来，针对交大申图，开了102万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其公司与中科公司代理业务的一贯做法，都是加2个点左右，所以说这笔业务从时间、金额是上都基本与上述100万业务符合，但没有业务合同，没有找到出库记录，没有收到货款。因为张某不久后就辞职了，没有人接替工作，后来其公司跟交大申图没有业务往来，这102万就挂在了应收账款上。无法确认是否有实际业务，因为是代理业务，其公司也没给中科付款，所以也没有损失，后续就没催收货款。海淀经侦向其核实过这100万发票的情况，其认为业务存疑，在2015年2月份将发票做了转出处理，并补缴了相应的11.5万元税款，七月26张发票已经退给中科北京。
3．第三组证言（上海交大申图方面的证言）：证明上海交大申图接受中图上海开具的102万增值税发票但与之并无真实交易的情况。
（1）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其系上海交大申图法人、总经理。2009年12月31日，其公司收到过102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这笔没有实际业务发生。因为2008年时，其刚开始做期刊，从费卫亭那里定了货，并形成了139万元的订单，对应的是2009年全年的中文期刊，但在履行中费卫亭提出的中文期刊货物老是晚到，其的客户经常向其反映，所以其在2009年10月份左右决定，2010年的中文期刊不从费卫亭那里进货了并告诉了费卫亭。2009年12月时，费卫亭联系了其，他说虽然下一年不合作了，但他那里有一笔102万的增值税发票问其是否需要，其商议觉得其公司进项增值税有缺口，正好需要，所以其就接收了这笔增值税发票。其公司于2009年12月31日接到费卫亭所说的中图上海开具的102万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了抵扣。2010年3月，费卫亭联系其公司说接收了他的102万增值税发票，抵扣了进项税赚了利益，要其给他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由于其公司是终端客户，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开普通发票，他也清楚，其说没法开，他说让其公司给他补偿，把抵扣的税钱给他，其说其是国有公司，没法给他税钱，这笔钱也没给他。其接收了这笔102万增值税发票后，在财物账目上形成了这笔102万元应付款项，无法平账，每年审计都会提出这个事情，无法解决，所以于2011年12月31日对应中图上海开具了198万元的普通发票，平掉了这笔102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平时公司的现金业务。但这些普通发票根本就没给中图上海，没从其公司出去，也没什么业务存在。其知道费卫亭控制的中科北京公司和南图亚信这二个公司。其的中文期刊业务没有合同，都是口头说的，其公司没有仓库也没有库存和出入库记录。其不知道为什么这二笔增值税发票业务都是通过中图上海开具给你公司的，费卫亭说他和中图上海有业务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其不清楚。其公司和中图上海没有业务往来。
（2）证人肖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上海交大申图兼职财务。2010年之后兼职到上海交图做财务，2015年该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其知道102万应付账款的事情，但并不知道2008年12月31日中图上海开具的139万增值税发票和2009年12月31日开具的102万发票的事情。从财务凭证上看收到中图上海102万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抵扣入账，这样就在财务上形成102万应付账款和库存，但实际没有付款也没有库存货物，所以账不平，审计总是不过关。2011年12月31日，针对中图上海开具198万元普通发票做平账处理。其中102万肯定没有真实交易，剩下的96万其记不清了。这些发票没有交给中图上海。102万发票开具时其还没到公司任职，对业务不了解但对其所形成的应收账款的处理来看，当时是没有业务的。
书证
1.第某书证：证明中科北京开票及中图上海抵扣的情况，且经税务局查证，并无真实货物往来。
(1)中科北京提交的已经抵扣的10张发票留存联复印件、中图上海纳税申报表、税务所认证结果通知书、中图上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明2009年9月28日，中科北京为中图上海开出了10张金额1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图上海已经于2009年10月进行了抵扣。
(2)海淀国税局[2014]003号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关于中科北京公司案件的调查报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缴款单，证明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查报告，经调查：中科北京20**年9月30日第253号凭证于2009年9月28日向中图上海以“期刊”名义开具10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00万元整，没有对应货物采购及实际入库记录，没有购货发票和实际付款凭据，开票时没有该批货物的出库记录和购货单位货款凭据，中图上海已于2009年10月当期抵扣进项税额115044.20元。
海淀国税以“虚构经营业务活动，虚开发票”对中科北京进行10000元罚款处罚，该单位已经缴纳。海淀国税认为单位已经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建议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2.第二组书证：证明中图上海向上海交大申图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102万元，且双方之间没有真实业务往来。
(1)上海交大申图提供的记账凭证、198万元普通发票、102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周某与费卫亭聊天记录,证明上海交大申图收到中图上海2009年12月22日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0张102万元，后在2011年12月30日开出198万元的普通发票进行平账。周某在与费卫亭通过Skype聊天时，费卫亭称自己还从中图上海为上海交图开票102万元。
(2)中科北京公司2015年9月14日出具《费卫亭虚开的10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2009年第4次）与上海交大申图贸易有限公司期刊业务无关的证明》，证明图书报刊行业，期刊业务征订规则是订户每年9月至年底订购下一年度期刊，签订订购协议并确定订购清单，订户按照订购清单汇总的金额，向供货商预付下一年度（半年、季度）期刊款，期刊订户一般都是连续性订户；中科北京公司每年有200-300万中文期刊业务，上海交大申图是唯一百万级客户。2009年公司中文期刊业务由周某具体负责，其中中图上海和上海交图均为周某客户；2009年9月28日费卫亭在与中图上海没有真实业务情况下，指令员工以中文期刊内容向中图上海开票100万，没有对应订购协议和订购清单，经核实，中科北京公司没有人员与中图上海洽谈过100万期刊业务，也未与中图上海签订协议，也未从任何出版社或供货商为中图上海订购过100万中文期刊；费卫亭开票100万与上海交图也无关，2010年上海交图从中科北京订购159.2万元中文期刊，2009年10月29日已向其开票200万（期刊），上海交图于2009年12月29日向中科北京汇款100万，2010年1月29日汇款50万，且中图上海期刊业务由钱某1负责并非钱某，钱某1未提及上述订刊以外的业务。
（3）中科北京20**.9.14《费卫亭虚开的100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2010年第126次）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书展留书无关的证明》，证明中科北京公司2009年6月在南京大学举办书展由曾某负责，文典系统记录书展最终留书306585.5元，中科北京20**.9.29日出货，但10月14日费卫亭即安排AIS对上述留书中图上海开外币发票并收款，因此与100万发票无关；2010年4月南京大学书展由曾某负责，2010.5.28曾某邮件通知王某系统出货，金额326615.26元，出货时间是2010.6.1和6.30,100万发票开票时间是2010.5.18，公司不会在未出货时即开票，因此此次书展与100万业务无关；2010年6月东南大学书展由曾某负责，留书出货554068.51元，出货时间2012.5.29，不可能出现对未开展的且不知留书多少的书展向客户开票，因此也与100万发票无关。同时称费卫亭在文典系统外另设了“中图上海（江苏）账户”“DS和分销账户”，分别由曾某和李某1负责。曾某是费卫亭非法运作的具体操作人，李某1因病无法协助该公司调查。
(4)文典系统2009年6月南京大学书展的出货清单和AIS开票信息、文典系统2010年4月南京大学书展出货清单及相关人员邮件、文典系统2010年6月东南大学书展已出货清单、文典系统2009年中图上海等4家出货明细表、2010年第126次开票清单，证明上述三次书展分别对应的交易均已开票付款结清，与上述100万发票无关。
经当庭质证，被告人费卫亭对上述证据中的部分证据提出异议，辩称公司多年来的习惯就是先开票才付款；中科公司一直在给上海中图供货；部分证人的证言不属实；其没有向上海中图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点；其当庭举报中科公司向海淀税务局工作人员行贿。其辩护人认为，中科和中图上海谈业务，货是发给下家的，只是跳过了中间环节；广顿公司和上海中图进行了结算；上海中图和上海交图都是国企，不会受被告人的指示；中科接受了行政处罚，因此这是公司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中科北京和中图上海之间有业务往来。
关于虚开增值税发票450.8万元的证据
（一）被告人费卫亭的供述，证明2006年1月1日起，应中科公司的邀请担任中科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承包经营）；2012年7月4日中科公司单方撕毁合作承包协议，免去其总经理职务；期间，自2001年至2005年代为管理亚讯公司，2005年左右亚讯公司同南京图书馆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南图亚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赵某为亚讯公司派出南图亚信的总经理，南京图书馆方面有时任副馆长马某担任董事长，具体工作方面由赵某和南京图书馆陈某2共同负责。其作为承包人对公司的承包任务和总体经营负责，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是其和中科总公司派驻的李某常务副总经理。李某1是副总经理，秦某是公司会计，杜某1是总公司派驻的出纳，销售总监李某1，还有中科公司的杜某2副总经理也可以参与并分管中科北京的决策。王某代表中科公司对中科北京年度审计和财务管理。严某在2008年左右到2011年在中图上海（中图上海）任副总经理。陈某2是南京图书馆派驻到南图亚信的负责人之一，她和赵某共同负责南图亚信的经营管理。陈某1是上海交大申图有限公司总经理。其公司与中图上海之间有业务往来。其公司能与中图上海洽谈大额业务的，包括李某、李某1、周某、黄某等人。2008年底至2009年初，中科北京公司向中图上海开具约587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时间比较长了，其记不太清楚，其似乎记得其当时在海淀检察院中也说过这个事情。南图亚信业务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中文期刊，二是进口图书和进口期刊的代理服务，三是提供图书馆咨询顾问服务，其中期刊业务占的比重更大一些。其不负责南图亚信的具体业务，所以不能确切的回答，但是从其所了解的供应商渠道来看，以及南图亚信作为一般纳税人来讲，它向上游供应商进货的时候应当尽量争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中图上海是南图亚信的书刊供应商之一，二者之间的的业务量其不清楚。其知道一些南图亚信的资金情况。其所指的“其知道一些南图亚信的资金情况”指的是200万的注册资金，以及不同投资方的投资比例是全部知道的，日常经营活动其不参与，按照其所倡导的商业逻辑，及时付款是经商的起码商业伦理的准则。赵某、陈某2以及南图亚信的会计还有南京图书馆的财务负责人博文了解南图亚信的业务、资金及经营情况，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马某也了解一下。南图亚信是否接受过亚讯460万元资金，因为时间久远，往来较多，记不清了，如果能提供凭证给其看可以帮助其回忆。据其所知，亚讯作为南图亚信的大股东，在南图亚信业务扩张、资金紧张的时候，有义务且曾经给予资金支持，南京图书馆也给予过类似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形式，一是亚讯在给南图亚信供货的时候，或引荐供应商供货给南图亚信的时候，为其争取超长账期；而是在董事会批准的情况下，给予资金支持，具体以何种形式其不清楚；三是在需要增资的时候予以投资，由于对公司的价值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所以最终没有就支持资金转为股份达成一致。2008年12月底，中科北京向亚讯支付500万元这一笔因为时间久远往来较多，记不清了。
徐某1是南图亚信的财务经理，是当时南图亚信总经理赵某的妻子，赵某是亚讯公司派驻南图亚信的总经理。徐某1不在公司工作，在公司没有职务，其不知道为什么票上出现她，公司财务也没说过这个事，其推断是和2005年中科与亚讯两公司件合作留下的一个基于当时特定情况的安排，但只是推断，具体要问财务部门。其公司中文期刊业务是从2007年左右开始的，一开始是陈某22009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后来就把周某从南图亚信聘用到中科公司负责期刊业务。周某是2006年左右到南图亚信，代表亚讯公司参与南图亚信的工作，在南图亚信负责期刊业务。之后在2009年因为其公司想大力发展期刊业务，同时当时做期刊业务的陈某2辞职，就把周某聘用到中科公司，也是做期刊业务。2009年第2次开票清单（2张）及货物清单（2份），订户是中图上海，金额是196万元，内容是期刊，共20张票，制表人是王某，审核张某1，发票开具人为杜某1，审核前三张为徐某1，其他都是秦某，金额是156万元，内容是期刊，其他和上一笔一样，但是审核人是徐某1，其推断徐某1是不知道此事的。2009年初周某即将到中科工作负责期刊业务，无论是公司还是他本人都想扩大期刊业务，周某结合他以往的工作经验和资源提出来可以加强扩大业务的一些方法，其是积极支持的并且介绍了行业里面的一些人跟他认识，就这个196万元和156万元的发票来说其事后是有印象的，周某拿到了中图上海的订购合同，提供了相应的清单（就是公安机关向其出示的材料中所见货物清单），由于利润较薄，数额较大，周某和其沟通过，其认为在有预付款的情况下即便利润薄，但是有现金流，特别是期刊业务讲究规模化经营，这个数量对于其与相关合作合伙共同以优势互补的方式建立地区性的转运配送中心是有利的，其叮嘱他最好要有合同，其印象中他给其发过合同的电子版，其认为这个业务是可行的。这笔业务有实际业务往来，但是有一些波折，具体发货细节其不知道。其在北京建立了期刊转运配送中心，在公司旧宫仓库那边，在上海其和上海交图公司建立了转运中心，在南京与南图亚信合作建立了转运中心，此外在西安和武汉还有相应转运中心，几个转运中心之间互有配送往来，具体的业务往来可以查中科公司的期刊系统。其印象中中图上海只在规定时间内向其确认部分订单，可能有缺的货物没有发，后因其公司淡出期刊业务，其通过其他方式向中图上海供了货。其以书展供货的方式向中图上海供货，中图上海也向其报定了一部分原版书刊的订单，详细记录可以查询系统。这种通过书展供货的方式是其决定的，具体业务的执行由相关部门负责。其实其公司期刊业务并不小，但以往的业务规模比较多的是采用以货换货的模式进行，货款与上海交大申图公司、南图亚信等公司之间的来往差价，其余的相互抵充。财务凭证中所附的196万元、156万元两笔发票所对应的货物单据从何而来要问周某，单据是他做的。从其总经理的职责来看，其只关心应收账款是否及时收回，其并不关注收回货款之后对应每一笔业务的执行情况，这事相应业务负责人掌握的，其也没有关注预收账款后续供货情况，因为在其看来一个买家付钱之后自然会对其所购货物的权利进行主张，其只是在这些收款用途变更时才会关注。从业务的发生来看，其给中图开具的450万余元的发票或者是事先有订购的意向或清单或合同，事后尽管业务没有按照最初预计的那样去进行，但实际的供货是存在的，这些供货包括部分期刊和更多的进口图书，其相信这些记录可以在公司的中文期刊系统、文典、book2查到。
证人证言
1.第某证人证言：证明中科北京公司与中图上海就涉案的三批发票之间并无真实业务，中科北京与南图亚信之间也不存在真实业务。
(1)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中科北京销售部大区经理。其从2003年到亚讯工作，2003年11月份，亚讯和南京图书馆成立南图亚信，被亚讯派到南图亚信。2009年3月把劳动关系改到了中科北京，负责期刊部分，后一直在中科北分公司，2012年9月份之后因为费卫亭出事所以其合同转到了中科总公司。南图亚信、亚讯和中科北京都是费卫亭控制的。其参加工作之后一直负责中文期刊业务，主要是接受客户订单，申请为客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向各个出版社订货等事宜。实际上亚讯、香港亚信、中科北京南京办事处都是一个地点办公，都是费卫亭负责。其反映费卫亭在控制中科北京过程中有三笔分别为1362200元、1568000元、196000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实际业务，涉嫌虚开。2009年3月份，费卫亭直接口头跟其说，让其通知王某，给中图上海开具1568000元和1960000元的中文期刊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于2009年3月4日，向王某申请开具了上述发票，因为中科北京所有中文期刊业务具体操作都经其手，所以其能肯定中科北京没有上述两笔实际业务，其也从没有发过同等金额的货物给其他公司，公司也没有接触过同样金额的订单，而且中科北京的中文期刊业务金额都不大，一般都是十几万的小订单，在2008年订购2009年底额期刊业务总量不会超过150万元。在办理这两笔发票的事情上，费卫亭从来没通知其给中图或者其他公司发货，其也没发货，而且按公司当时销售情况看，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交易，也没有这么多货物发出去。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共有四次发票开给中图上海，只有一笔139486.88元有实际业务，由其操作。上述三笔都是和中图上海一个姓严的领导联系的，名字好像叫严某（音），一直通过邮件和他联系，具体开票事宜他和费卫亭已经商量好，由其来办，如何商谈其不清楚。是费卫亭要求让其把开票申请写给王某，后续事情由王某操作，王某属于开票的制单人。
2009年3月的时候中科北京没有期刊业务，费卫亭自己想做期刊，需要懂期刊的人，将其调回负责期刊业务的具体执行，同时费卫亭在2009年底招聘一名期刊部经理陈某2负责期刊业务。中科公司是从2009年3月才开始有自己的期刊业务的。所附的货物清单都是费卫亭告诉其，让其直接从南图亚信的中文期刊客户的订单里面截取的，其用其手中掌握的南图亚信中文期刊客户已经订完的货单里随便选了一些，金额与发票相当的货物清单，并且修改了货物清单上面的抬头交给了费卫亭。196万货物清单是1388种书、大约1万多册书，1568000元的货物清单的具体数量记不清了，大概有1000种书。上述清单上的货物都已经发给客户了，且以南图亚信的名义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其可以回去查一下提交上述南图亚信的清单。中科北京因为期刊业务一直没有发展起来，2012年就不做了。其一直从事中文期刊业务，因为中文期刊业务本身订购时好多供应商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所以一直面临进项短缺的问题，在南图亚信也存在这个问题。
（2）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中科北京销售助理，主要负责中科北京全公司所有客户的发货记录、明细账记录，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间负责制作开票清单，部门负责人是张某1。公司有实际发货的，发行部会把销售的发货清单给其，由其制作销售台账，需要向客户开增值税发票的，销售助理或者经理会通知其哪些需要开，其制作开票申请，上面显示发货数量、批次、金额等，然后由张某1或者王月华审核，发给北京的会计秦某，由秦某开具发票给销售或者直接给客户。费卫亭会单独直接告诉其给哪个公司开票，一般他通知其货物情况在文典系统查不到，由于他是公司负责人其就照他说的做。文典系统是其公司的出入库管理系统，公司货物的出入库都在文典系统里面有登记，费卫亭通知其开票的货物在文典系统不显示，要么就是没有登记，要么就是没有实际货物。他通知其开票就是中图上海，他让周某通知其有1362000元、1568000元、1960000元，还有费卫亭直接通知其的一个980000元，还有300多万其记不清了，海淀经侦找其了解过情况了。
（3）证人秦某的证言，证明其向公安机关提供费卫亭离任审计之后2012年10月24日晚、2013年1月8日、2013年5月16日其参加的三次会议，会议纪要上写明了一些情况并注明了参会人员，费卫亭都参与了，这三份内容与实际会议内容一致，其自己也有会议笔记，其把其会议笔记复印提供给公安机关。会议纪要上为何没有费卫亭签字其不知道，但是费卫亭参会了。中科北京在2009年2月18日、2009年3月4日、2009年4月2日、2009年9月28日分别向中图上海开具了136.22万元、156.8万元（涉案）、196万元（涉案）、100万元四笔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图上海也支付了136.22万元、156.8万元、196万元，1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没有收到中图上海的回款。156.8万元、196万元、100万元这笔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以“中文期刊”的名义开出，在开票清单上显示1999种、2288种、1300种，但是进货中没发现有这些货物的购入相关凭证，也没有采购付款的情况。当时开票的时候并没有库存，所以一直都是负数，截止2012年7月23日，中科北京公司账上中文期刊的库存余额为-523万元。其当时就向费卫亭请示怎么办，费卫亭让其用上海邮局、南京邮局的名义进行暂估入库，这部分金额是170余万元，另外费卫亭让客服部提供给其一张成本冲减清单进行串类调整，减少了图书的库存，增加了中文期刊的库存，将库存做平。这523万库存亏空应该是中科北京在没有实际货物的情况下对外开票并接受回款形成的。现在来看应该包括上述三笔。当时为了平账费卫亭让进口部金伟彪做了两张暂估入库的单子，上面显示是南京邮局和上海邮局，按正常应当向其公司提供货物或者向其公司索要货款，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这两个单位任何请求，所以其认为这两个暂估入库是编造的，单纯是为了平账。
（4）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其系中科总公司客服部仓库主管。上级领导是张某1。出入库主要靠出入库系统，2010年至今的都用文典系统记录。文典系统包含所有的出入库记录，否则无法完成流程，无法记账。中科公司在其自2005年开始负责公司仓库开始没有经手过期刊，期刊分为中文和外文，其只见到很小一部分外文期刊，是香港进货夹带的，直接寄到北京的彭老师，中文期刊没见过。其经手的期刊业务是2012年、2013年之后才有的，其负责的就是帮着转寄，也不录文典系统，具体什么时候有期刊其也不清楚。费卫亭的外甥女郭某1做过期刊业务。南图亚信据其所知只做期刊业务，从其岗位来说，中科公司和南图亚信之间没有货物往来。
2.第二组证人证言：证明中科北京公司向中图上海开具156.8万、196万、98万元三笔发票只是为了增加中图上海账面业务量，并无真实业务往来。
（1）证人严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至2009年底，中图上海接收中科北京大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其知道一些。因为当时总公司给上海分公司下达的业务指标很高，上海分公司完成不了，所以有一些是通过中科北京走票、走资金，但是没有实际货物经过其公司，是由中科北京直接与其公司的下家单位来进行沟通。“走票、走资金”就是代中科北京向下家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下家公司将钱款付给其公司，其公司将钱款付给中科北京。就是因为总公司的指标压力，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凑业绩。有很多代开发票的情况，其知道的上海交图公司肯定有，其他公司不清楚，但肯定还有其他公司。其知道这种代理业务是一直延续下来的，除了2009年之外，2008年也有这样的业务，中科北京那边肯定是费卫亭负责，其公司其不知道怎么联系的。中图上海与南图亚信有过业务，都是小金额期刊采购，大概几十万，其不清楚是否向南图亚信开具过大额专用发票。2008年底至2009年初收到中科北京并开具给南图亚信460万发票其记不得了，但既然有其签名就肯定收了这些票据。这些都是用来凑业绩的，和上海交图情况一样。其公司付款、开票需要附货物清单，这些没有货物的清单如何获取实际是张某和叶某负责，其不清楚。
（2）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中图上海进口部副经理。其知道中科北京公司向中图上海开具大额增值税发票。2008年底至2010年间中科北京公司向中图上海开具了几百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其经手的。其不知道这些发票有没有实际业务，上报财务的时候都是严某直接让其填单子的。其经手的有2008年底至2010年初，一共有四笔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是100万元、136.22万元、156.8万元、196万元。这四笔其不知道是什么业务，只是听其领导严某安排负责填单子，因为不是正常流程，所以其记得这些票比较特殊。这四笔增值税专用发票来的时候都是以期刊的名义开过来，严某直接将这些发票给其，让其填付款申请单申请向中科北京公司付款，同时又给其上海交图公司、南京南图亚信这二个公司，让其申请开票将与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应业务开具给这二个公司。这四笔专用发票其没看见有实际货物，进货单、发货单都没有，如果有这么大量的订单，公司里的人应该知道，但没人知道这件事。关于如果没有进货、发货单据，公司财物凭证中附的货物单据是如何取得的问题，有一些是其自己编造的，另一些是其直接用中科北京公司的发货单直接附在了后面。关于上述接收中科北京的四笔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业务开具给哪家公司的问题，其将其中100万元的以102万元的金额填申请开票开具给上海交图公司，将其中136.22万元的以139万元的金额开给上海交图公司，将其中156.8万元以160万元的金额开给南京南图亚信，将其中196万元的以200万元的金额开具给南京南图亚信。所以账面上显示就是其公司接收了中科北京的货物再专卖给上海交图公司和南京南图亚信，但是其中的货物凭证都是虚假的，其也没看到货物。而且其记得与南图亚信的那200万业务中附的货物清单是中文期刊，其从来不做中文期刊业务，所以就直接把中科附的清单一并交给了财务。其开给南京南图亚信、上海交大申图公司的开票名称就是期刊。除了其之外，叶某也开过，应该是严某让开的。严某让这样接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因为当时总公司对分公司的业绩要求很高，其认为这样做就是为了提高公司的业绩，实际这些代理业务都是不存在的，只是几个公司之间互相开票、走账，并没有实际的货物流通。
（3）证人郭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中图上海财务主管。中图上海收到过2009年1月15日、16日中科北京公司开具的98张“中国地方志丛书”名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支付给了中科北京公司98万元的钱款。这笔业务没有合同，这笔业务是否有对应的货物其不清楚，要问货物的上家中科北京公司和下家南京南图亚信，以上下家的进出货记录为准，其公司没有记录。这笔98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开给了南京南图亚信，是以中国地方志丛书的名义，其有相应票据，但南京南图亚信是否从中图上海进“中国地方志丛书”其不清楚。中图上海在2009年3月4日、4月3日至5月5日之间接受了中科北京公司以“期刊”名义开具的二笔金额为156.8万元、196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了抵扣，相应钱款也支付给了中科北京公司。这二笔业务没有合同，其公司出具票据。货物的接收上家是中科北京公司和下家南京南图亚信直接联系的，其公司没有记录货物情况。上述二笔业务是否有对应的货物其不清楚。156.8万元是以进口图书的名义，196万元是以原版期刊的名义开具给南图亚信的，是严','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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