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971民初15423号
原告：王武宁，男，198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雷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辉，广东君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洪梅支行，住所地：东莞市洪梅镇建设路（与环萦路交汇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22453191J。
负责人：王晓瑜，行长。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胜和路段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198027363U。
负责人：许长明，行长。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雪峰，男，1989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被告员工。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友，男，197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
原告王武宁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洪梅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洪梅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工行东莞分行”）银行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邱桂珍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辉，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雪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12月30日，原、被告建立工银信用卡借贷合同关系，原告办理了一张最高信用额度为2000元的借记信用卡，卡号为：35×××16。2017年3月2日11时8分，原告在公司上班时，原告手机接到信息：尾号9116信用卡额度调至人民币9万元。原告发现信用卡异常后，即拨打被告的95××8询问为什么信用额度由2000元提升至90000元。被告的95××8的答复是：“你消费还贷良好，自动调整本卡正常。”原告不放心继续询问：“本卡是不是必须要密码及本人签名方可消费？”被告的95××8的答复是：“是”。原告的信用卡一直在原告本人身上。2017年3月3日凌晨0时3分，原告手机收到短信：卡尾号9116通过POS机支出（跨行）消费人民币84999.87元。因原告当时在公司值夜班，发现后于2017年3月3日0时8分即拨打被告的95××8询问并挂失。2017年3月3日0时23分，原告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反映信用卡被盗刷。2017年3月3日1时17分，原告持信用卡在东莞市工商银行自动取款机查询余额时，该信用卡被取款机吞卡。2017年3月3日上午9时，原告向被告反映信用卡被盗刷的情况。下午16时28分，被告出具《吞没卡领取确认书》给原告。后原告按被告的要求向信用卡承保的保险公司申请办理了理赔手续，并获得5000元的赔偿，但该赔偿款并没有真正到原告手上。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2017年3月3日原告的信用卡被他人非法盗刷84999.87元，原告没有过错，原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017年7月7日，原告向本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追加工行东莞分行为本案被告。庭审中，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请中的“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包括被盗刷的本金及相应透支利息、违约金。
两被告辩称，一、在本案中，无任何迹象表明、无任何证据证明因原告原因导致客户密码泄露，可以推断原告没有尽到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的义务，原告应对其因密码交易发生的银行卡资金损失承担一定责任；二、原告在被告方告知其额度提高的情况下，仍然对该可疑的调额予以认可，应当认定其本人知晓并愿意承担调额后发生的交易责任，其应当对交易发生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过失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30日，原告在被告工行洪梅支行处办理了一张信用卡，卡号为35×××16，初始信用额度为2000元。2017年3月2日11时8分，原告收到95××8的短信，内容为：“您尾号9116的卡片额度已调至人民币90000元/美元13782元，额度有效期至4月30日。工行信用卡【工商银行】”。2017年3月3日0时3分，案涉信用卡通过POS机被跨行消费支出84999.87元，交易发生在澳门；0时11分，原告申请止付，止付原因为伪冒卡；0时23分，原告到东莞市公安局沙田派出所进行报警；1时17分，原告持案涉信用卡在工行洪梅支行的ATM机进行查询操作，被吞卡；16时28分，原告在工行洪梅支行领取被吞没的案涉信用卡。
2017年6月6日，工行东莞分行银行卡中心出具《关于客户王武宁信用卡额度调整的情况说明》，载明：经调查，2017年3月2日中午，客户通过电话186××××3314致电95××8输入正确的电话银行密码并提供正确的卡片信息，要求座席代表临时调高信用卡（卡号35×××16）额度到9万，并咨询境外消费的限制及用卡流程，同时咨询了还款时间、额度调整的短信通知、临时额度的有效期等业务问题。当天，客户收到额度调整的短信，王先生通过电话135××××6848致电95××8咨询额度调整的具体情况。
2017年6月7日，工行东莞分行银行卡中心出具《信用卡调单情况说明》，载明：在2017年3月3日下午我行收到持卡人王武宁先生的反映，称其信用卡35×××16在2017年3月3日00：03：59被人在境外（澳门）盗刷，澳门元97600元，折成人民币84999.87元。我行收到持卡人的此反映后，于当天马上联系广东省银联的工作人员了解申请拒付和调单。但是在3月4日接到省银联的反馈，称此笔交易暂缓付款失败（境外清算和凭密交易），当天我行向广东银联发起调单业务处理。根据中国银联的《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第四卷的差错争议业务规则，银行卡调单业务需要的期限至少25个工作日。经我行多方面的努力，2017年3月29日已经将客户消费单据的扫描件调取回来，并告知其情况。
被告主张：被告推出了信用卡安全责任险，根据持卡人的信用卡种类，免费为其购买了安全责任险，本案中，原告的赔付额度为5000元，保险公司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3月30日15时47分，原告收到95590的短信，内容为：中国大地保险客服95590：您报案号RZRU201731990003000362所属赔款人民币5000.0元已向您尾号为9116的账户划出，银行到账可能需要1-2个工作日，请查收。感谢您对我公司的大力支持！2017年3月30日，该5000元款项汇入案涉信用卡。该5000元被用于偿还84999.87元的消费本金。
另，2017年4月17日，东莞市公安局出具《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内容为：通过公安部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查询，姓名：王武宁，出生日期：1980年6月10日，在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4月14日期间没有出入境记录。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向被告工行洪梅支行调取2017年3月2日11时8分至2017年3月3日16时28分95××8与原告的相关通话录音及2017年3月2日95××8与手机号码为186××××3314的致电人的通话录音。本院依原告的该申请进行了调查取证。
2017年3月2日95××8与186××××3314的通话录音显示：一、该录音中并未有身份验证的过程；二、186××××3314致电人要求临时额度调整；三、95××8客服人员确认：尾号9116的卡片最高可以直接调整到90000元（外币账户整比例最高也是90000元），临时额度最长有效期是60天；四、95××8客服根据186××××3314致电人的申请将尾号9116的卡片临时额度本外币账户同比例调整至90000元，并告知186××××3314致电人该卡的永久额度是2000元。关于身份验证问题，两被告主张：一、2017年2月24日14时48分，186××××3314进行了客户自助注册，具体操作过程为：拨打95××8；输入需要注册的银行卡号及取款密码；注册成功；设置电话银行密码。此过程没有人工参与；二、2017年3月2日10点54分，186××××3314通过国内电话银行登入接口，具体操作过程为：拨打95××8；选择电话银行；输入电话银行密码；选择人工服务，接下来的通话内容即为上述通话录音。两被告并提交了《电话银行自助注册流程》及相关操作记录以证明。原告对两被告的主张不予确认，并主张：录音中的客户并非原告本人，原告也从未委托他人对原告的信用卡业务办理进行授权或追认。
2017年3月2日11时21分95××8与135××××6848的通话录音显示：一、135××××6848致电人向95××8客户人员反映其收到短信，通知信用卡尾号9116于2月24日打过电话咨询额度、余额，后又收到短信通知额度调了，但致电人并没有打电话咨询过或申请过，也没有人帮致电人咨询；二、95××8客服人员确认额度已经调至90000元，并答复：“这是根据您的用卡情况，自动给您调的。用卡情况良好的话，会自动提升一些额度上来”；三、135××××6848致电人最后向95××8客服人员确认：“我这个卡，我收到这个短信提醒，应该不是其他吧！”，95××8客服人员回复：“是的”。
关于预留手机号码的问题。两被告主张：原告在工行预留的手机号码有两个，分别是135××××6848、139××××1552，创建渠道均为网点柜面服务渠道。原告确认其预留的手机号码为135××××6848，依据为《工银信用卡申请表》。
关于密码的保管问题。两被告主张：一、案涉信用卡章程、领用合约已明确规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的行为，原告不得以密码非本人的行为而主张原告赔付；二、交易及调额的发生，均需要银行卡密码及卡号，案涉信用卡完成了交易及调额，说明原告的密码存在泄露。私人密码交易是现代交易的基础，不为银行及银行员工所知，为原告本人设定及本人掌握，发生交易时，银行通过系统数据库扫描及校验的方式来进行持卡人身份的确认。本案中，无论是95××8系统为案涉信用卡调额还是交易，都是通过密码完成，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银行对原告密码泄露存在过错，原告方应对其信用卡密码泄露导致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原告对两被告的主张不予确认，主张其并未将案涉信用卡的密码透露过给别人。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工行信用卡申请表复印件、银行手机短信通知、手机通信清单复印件、报警回执、信用卡止付凭证复印件、自动柜员机客户凭条、吞没卡领取确认书、查询信用卡交易明细打印件、安全保险索赔申请表、手机短息、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证明、企业查询资料打印件、关于客户王武宁信用卡额度调整的情况说明、信用卡调单情况说明，两被告提供的工银信用卡申请表[包含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短信记录详细清单、电话银行自助注册流程、原告通过95××8客服电话申请开通自助银行及办理银行卡额度调整的交易时间及操作记录、系统终端交易平台打印件，本院依据原告的调查取证申请调取的通话录音，关于王武宁报案说明，及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银行卡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7年3月3日0时3分的消费支出84999.87元是否属于被盗刷；二、原告是否应该对上述消费透支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一。案涉84999.87元的消费支出的发生时间是2017年3月3日0时3分、发生地点为澳门。根据东莞市公安局出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原告在上述交易发生时并未出境，而根据《自动柜员机客户凭条》，原告于2017年3月3日1时17分时持案涉信用卡在工行洪梅支行的ATM机进行查询操作并被吞卡，因该信用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在澳门、东莞洪梅两地，故本院确认案涉84999.87元的消费支出系为使用伪卡所导致，属于伪卡交易所致。
关于焦点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其一、从《关于客户王武宁信用卡额度调整的情况说明》、《信用卡调单情况说明》可以看出案涉银行卡纠纷的合同相对方为原告与被告工行东莞分行；其二、95××8客服人员根据186××××3314致电人的要求将案涉信用卡的额度从2000元提升至90000元。该186××××3314电话号码并非原告在两被告处预留的手机号码，电话录音中亦未显示存在身份验证的过程。两被告主张：186××××3314已于2017年2月24日通过输入案涉信用卡卡号、取款密码及设置电话银行密码进行了客户自助注册，已进行了身份核实。两被告并提交了《电话银行自助注册流程》及相关操作记录以证明。因该流程及记录均属于两被告单方出具的材料，原告亦不予确认，故本院对两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其三、原告在收到案涉信用卡被调整额度的短信后已通过电话方式联系95××8客服询问相关情况，并告知其并未于2月24日打过电话咨询，也并未打过电话要求调整额度，95××8客服人员在获悉原告告知的情况后并未采取谨慎的态度，亦未将额度是根据186××××3314致电人的电话申请而进行调整的情况告知原告，反而回复原告“这是根据您的用卡情况，自动给您调的。用卡情况良好的话，会自动提升一些额度上来”，存在过错；其四、两被告主张：原告对密码泄露存在过错，但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五、两被告主张：根据领用合约等的约定，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的行为，原告不得以密码非本人的行为而主张原告赔付。对此，本院认为，领用合约中关于“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的约定，应当理解为，在使用真实银行卡进行交易时，只要能够提供密码，即视为本人交易，伪卡交易民事案件不适用该约定。综上，案涉信用卡卡内资金的损失应由被告工行东莞分行承担责任。原告无须承担卡号为35×××16的信用卡于2017年3月3日被透支的本金84999.87元（保险已赔付5000元）及由此产生的透支利息、违约金。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王武宁无须承担卡号为35×××16的信用卡于2017年3月3日被透支的本金84999.87元（保险已赔付5000元）及由此产生的透支利息、违约金。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962.5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邱桂珍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袁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