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03刑再2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
原审上诉人（一审被告人）钟继华，原深圳市布吉XX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羁押前住深圳市龙岗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09年7月8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2009年8月14日被取保候审。2010年6月22日被逮捕，2011年3月22日被取保候审。2012年3月7日被逮捕，同年5月18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2月10日被逮捕。判决生效后于广东省四会监狱服刑，2017年5月30日刑满释放。
辩护人翁作熙，广东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钟继华犯诈骗罪一案，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2013)深龙法刑重字第2号刑事判决，本院于2014年12月20日作出(2014)深中法刑二终字第100号刑事裁定。上述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被告人钟继华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2015)深中法刑申字第15号驳回申诉通知，驳回钟继华的申诉。钟继华仍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5)粤高法刑申字第134号再审决定书，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韩明出庭履行职务，被害单位深圳X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钟兵新，原审上诉人钟继华及其辩护人翁作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认定：1987年12月29日，温某安（在逃）与原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签订《购买住宅合同》，以每平方米9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布吉龙X新村（即猫X岭）住宅用地370平方米，后温某安将其中的280平方米作为宅基地面积建了一栋住宅。该住宅于1988年12月14日开工，1990年10月15日竣工。后温某安找到原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副经理被告人钟继华，以每平方米15元人民币的价格在其已建住宅旁边购买了750平方米的山���，钟继华明确该土地的使用用途为绿化、种果树而非住宅用地。1991年1月22日，温某安向原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缴纳上述75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费共计人民币11250元，该公司开具了编号为NO.005134号、内容为“龙X新村山地种果面积750平方，金额11250元”的收款收据，右上角有“抵支圳背工程款”字样。温某安没有按照事先约定的用途（即非住宅用地）使用该750平方米的山边地，向原宝安县布吉镇国土所提供了包括该编号NO.005134收款收据在内的相关材料，申请建二栋基地面积均约122.2平方米的住宅。该两栋住宅都是1992年3月11日同时开工，于1994年9月18日同时竣工。国土部门分别于1992年7月13日、1997年6月3日及6月10日对上述三栋房子核准颁发房地产证。
1997年下旬，因布吉河整治工程拆迁，源X公司原有的酒店、办公用房被拆除。经布吉镇政府批准，该公司选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吉华路XX中学对面的山坡地（猫X岭）作为补偿重建用地。1997年11月18日，源X公司与龙岗区布吉镇布吉一村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协议》，源X公司以2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得布吉一村猫(庙)X岭山坡地9.13亩共6085平方米用于商住楼的建设用地。该地块原是一座小山，北面紧靠吉华路，西南紧靠温某安私宅花园的围墙约4
--6米之间的山坡地。
1998年下半年，源X公司动工对该地块推平、开挖。当平整土地至温某安私宅花园界线时，温某安到施工现场声称源X公司正在开挖的山坡地是其向XX镇房地产公司买来种果树的，要求源X公司停止施工并赔偿。1998年底，为���决纠纷，温某安、被告人钟继华和时任布吉一村村长的陈某华到该地现场理论，陈某华明确表示此山地历史上属布吉一村，也从未卖给过房地产公司。源X公司在温某安未能拿出证据证明该土地是其所有的情况下继续施工。
1999年，温某安向源X公司出示了一份1986年11月3日与原深圳市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购买住宅用地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的复印件。该合同复印件的主要内容为温某安以每平方米l5元人民币、共计22500元人民币的价格以及只准绿化及栽种果树、不准建筑用地的土地使用条件向原深圳市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购买了龙X新村约l500平方米的土地，并找来钟继华证明源X公司正在开发的猫X岭6085平方米土地中有1500平方米土地是温某安从原深圳市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购得，以及合同是钟继华本人亲手签订。温某安请求布吉镇政府、布吉镇国土所责令源X公司停止施工，致使源X公司无法办理后续的土地证及报建手续。
根据温某安的要求，2000年8月23日，由时任布吉镇政府副镇长蓝某（分管国土工作）主持召开猫X岭土地争议的协调会议。协调会上，温某安向布吉镇政府提交了上述《合同》复印件一份。钟继华也坚称其本人就是该份合同的经手人，在未见到上述《合同》原件的情况下，会议认可了合同复印件的内容。温某安之后多次与源X公司商谈未果，该开发用地亦一直搁置。2007年底，由于地铁施工需要临时征用该地，为与地铁施工方达成协议，源X公司急需与温某安解决争议。于是，钟继华以“中���人”的身份进行斡旋。2008年1月31日，温某安与源X公司双方签署《补偿协议》，源X公司赔偿温某安人民币200万元，并分别于2008年1月31日、2月5日通过银行各转账100万元人民币到温某安的银行账户。根据该《补偿协议》，源X公司还需要在该地块一侧从吉华路修一条6米宽的私家道路通往温某安的上述三处房产。被告人钟继华收取源X公司10万元“喝茶费”。
《补偿协议》签订后，因地铁工程影响，按《补偿协议》约定需由源X公司为温某安修建的私家道路无法施工。2008年7月22日，源X公司对温某安提供的《合同》复印件的真伪委托鉴定。经鉴定，该合同复印件不是普通打字机钢字打印。源X公司认为，温某安伙同钟继华以伪造的《合同》复印件和作伪证的方式，��得协调会人员相信温某安已于1986年11月3日购得上述1500平方米土地的事实，进而骗取源X公司人民币210万元。2008年10月16日，源X公司董事长廖某强向市公安局报案。
市公安局先后委托了深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深圳市司法会计鉴定中心等部门，对温某安提交的《合同》原件真伪进行了鉴定。经鉴定，《合同》为伪造。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1、报案材料、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补偿协议、银行进帐单、政府文件、收款收据、《购买住宅用地合同》、被告人身份证明、征地拆迁���偿协议、房屋所有权证等书证物证；2、被害人廖某强陈述；3、证人蓝某、周某明（原布吉镇委书记）、陈某华（原布吉一村村长）等人证言；4、被告人供述和辨解；5、鉴定意见；6、现场勘查笔录。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钟继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参与通过利用伪造的《合同》虚构该《合同》指向的土地位置与源X公司购买的6085平方米土地位置存在重合部分，并骗取政府协调会认可，进而诈骗源X公司人民币20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属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钟继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二、追缴本案赃款返还被害单位深圳源X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二审认定：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二审针对上诉人钟继华及其辩护人所提无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作如下综合评析：
1、上诉人钟继华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审对发回重审要求补查的事项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对辩护人一审提交的有利于上诉人的证据也未予评判，没有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推定上诉人犯诈骗罪，违反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问题。经查，本案在被发回重审后，原审经退查补充有大量新的证据材料，其中既有证人证言也有鉴定意见，而（2013）深龙法刑重字第2号刑事判决中列举的深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院对“公（深）鉴（文检）字[2009]1834号”鉴定文书的解释说明就属新采集的证据。此外，经补充鉴定发现辩护人原先提交的部分所谓有利于上诉人的证据涉嫌伪证，加之提供的其它证据与上诉人自身辩解相悖，故而缺乏作为本案证据应有的真实性、关联性，原审未在判决书中列举、评述亦有其无可质疑的合理性。
2、形式上看，本案争议点颇多，但可归结为争议焦点的其实就是涉案《合同》是否为温某安和钟继华共同伪造��问题，对此，本院二审评析如下：
从合同文本的外观形式上进行判断
第一、上诉人钟继华及其辩护人反复强调涉案《合同》的真实签订时间应为1990年，而合同上落款的1986年是倒签所致，目的是为与温某安的住宅用地的使用年限相匹配。该意见与温某安的叙述并不一致，且钟继华的供述也存在明显的前后反复，且其相关反复存在随着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钟继华在出具鉴定意见后改称合同存在时间倒签的供述不具可信性，其主观上存在隐瞒合同的签订时间的故意。
第二、应确定鉴定机构对于《合同》上的字迹、印油、纸张成份出具的鉴定意见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首先，在“温某安”字迹的形成时间的鉴定上，存在深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两份鉴定及一份复函。尽管西政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与深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鉴定意见不尽相同，但，西政鉴定中心并未给出任何否定的结论，只是阐明在受当前技术限制和没有温某安同期圆珠笔字迹的比对样本的情况下，无法确定笔迹形成时间。市局刑科所则是鉴定专家采用对温某安从1983年到2008年期间的签名书写风格、结构、习惯等特征进行比较的方法，进而确定温某安签名的形成时间。市局刑科所的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人具有资质，鉴定方法有科学依据。因此，市局刑科所出具的“《合同》中温某安的签名字迹排除是1986年书写，确定签名与1997、1998、1999年样本签名（不含1999.05.04样本签名）特征一致，排除其他年份书写可能性”的鉴定意见，应予采信。
其次，对于公章印油印文的鉴定。印文印油的鉴定有西政鉴定中心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两份鉴定意见，西政鉴定中心鉴定出“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的印文晚于1990年1月10日盖印形成，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通过与送检的其他业主分别在1986年、1987年、1988年、1989年、1990年签订的多份《购买住宅用地合同》比较，鉴定出温某安提供的《合同》加盖公章的印油成份与提供的其他合同样本印油成分不同而得出的鉴定意见。综上，可以认定该合同上加盖的“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的公章的时间是晚于1990年1月10日形成的，也非1986年形成。
再者，对于合同纸张成份的鉴定。对于纸张成份鉴定是由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同样通过对其他多份《购买住宅用地合同》比较，鉴定出温某安处提供的《合同》的纸张成份与提供的其他合同样本印油成分不同，可以证实该合同应当是晚于1990年1月10日后形成的。
综合对上述对于《合同》笔迹、印章、印文的鉴定意见的分析，可以明确认定该份合同的不是在1986年11月3日签订的，而应当认���该份合同最有可能在1997、1998、1999年间才从形制上得以完成。
第三、从形式上看，温某安提供的《合同》的签订日期为1986年11月3日，加盖“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的印章。但，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的前身为宝安县布吉区房地产住宅公司，而附案证据可以证实：1987年以前使用的印章均为“宝安县布吉区房地产住宅公司”，此外，“宝安县布吉区房地产住宅公司”的印章是依据宝安县布吉镇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宝吉府办【1987】第004号、005号、007号、008号文件的规定，至1987年3月30日才停止使用，并开始启用“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的印章，根据这一事实，也可以认定温某安提供的《合同》并非在1986年11月3日签订的。
从合同得以成立、生效的实质性要件上进行判断。
第一，温某安是否支付《合同》的对价
首先，温某安为证明其出具的《合同》的真实、有效，曾提供了一份编号为NO.000279的收据复印件（金额22500元，字迹模糊），称是其购买合同约定的1500平方米绿化地的收款收据，而钟继华对此也曾供述该收据是在合同签订之后出具的。经查发现，编号为NO.000279号的收据实际上是温某安购买其兴建第一栋房屋（登记号私11－003767号）的购地款的收款收据，内容载明为“87年12月29日收到温某安猫X���地皮250平米，每平方米90元，出纳员：洪某娣，经手人：庄某宗”。综上，应认定温某安有虚构其已支付《合同》中1500平方米绿化用地价款的行为存在。
其次，上诉人钟继华曾以NO.005134号收据为证，用以证明温某安支付了750平方米的款项11250元，另外750平方米款项系“抵支圳背工程款”。经查，一则,圳背工程款是否真实存在仍有疑问；其二、圳背工程款数额的大小并无确定的依据予以支持；其三、圳背工程款为何刚好是750平方米土地款项的一半，亦耐人寻味；其四、“抵支圳背工程款”字样的成因不明。此外，若真有一笔相同的11250元款项系抵支圳背工程用款，应当是另开收据，而将两笔款项放在一张收据里，该记账方式不符合会计制度要求。因此，钟继华对NO.005134号收据的辩解不能成立。根据NO.005134号收据，只能认定温某安为购买750平方米绿化用地支付了11250元的对价款。
再者，深圳市司法会计鉴定中心对原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的会计资料进行专项审计，经审计，仅发现于1991年1月22日收到温某安龙岭山地种菜地款11250元的收款情况，未发现有温某安有购买1500平方米绿化用地的22500元款项。
第二、《合同》注明温某安向房地产公司购买的土地位于“山顶以北”，而钟继华称出售给温某安的1500平方米土地位置是在山顶以西或是山顶西北处。因此，《合同》与钟继华所称的1500平方米土地位置存在矛���。
综合上述各项，应认定涉案《合同》所反映的围绕1500平方米土地的买卖并不真实存在，而《合同》形式上也是由温某安和钟继华共同伪造而成。
2、通过上述评析可知，附案证据能证实温某安确实以绿化用地之名购买了龙X新村山地750平方米，对该地块与源X公司在布吉镇布吉一村猫(庙)X岭山坡地9.13亩共6085平方米用地是否存在重叠的问题，评析如下：
第一、深圳市司法会计鉴定中心专项审计报告反映：温某安在布吉镇布吉一村猫X岭购买���土地面积分别为250平方米、120平方米、100平方米、750平方米，面积总和为1220平方米。而根据土地测点测绘报告反映：温某安及其妻子林某珍等人在布吉镇龙X新村分别建了三栋住宅外，余下的面积也已修建为围墙和地坝，还有极小部分的边角地带也被其使用钢筋混泥土加固后种上了树木，根据深圳市长勘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对上述的温某安及其妻子林某珍等人在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龙X新村所占有的土地面积进行测点，证实温某安及其妻子林某珍等人实际占有的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龙X新村土地面积共计2108.2平方米，该面积包括三栋房屋所占的土地及周边绿化用地。
第二、在温某安向原宝安县布吉镇国土所申请建一栋基地面积约122.2平方米的住宅的卷宗材料里，发现编号NO.005134号的收款收据，而该卷宗里仅有NO.005134收据，没有相应的土地的买卖合同或其他的收款收据。同时开工的另一栋住宅也没有相对应的土地买卖合同和收款收据。证人杨某辉证明，该二栋房子的土地来源均是以收款收据NO.005134作为凭证，而不是其他途径获得的土地。从现有证据分析可知，证人杨某辉证言与原宝安县布吉镇国土所房产登记存档材料反映情况具有一致性。
另，根据上诉人钟继华对于丈量绿化用地的供述——其丈量绿化用地时，温某安在建一栋房屋，其是在该栋房屋周围被推平的平地边缘扔出石头予以丈量——可以认定钟继华应是在温某安兴建的第一栋房屋周围被推平的地块边缘开始丈量的，其方向和位置恰好是温某安在1992年开始兴建的两栋房屋所在的地块。
综上可以认定，NO.005134收款收据中的土地已被用于建设温某安、林某珍独有的两栋私宅及周边围墙、地坝等设施，位置应在温某安及其妻子林某珍等人目前实际占有的2108.2平方米土地范围内，收款收据中的地块与源X公司后取得的6085平方米土地并未重叠。
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钟继华参与通过利用伪造的《合同》，虚构该《合同》指向的土地位置与源X公司购买的6085平方米土地位置存在重合部分，并骗取政府协调会认可，进而诈骗源X公司人民币20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上诉人钟继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属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上诉人钟继华及其辩护人再审认为，钟继华没有实施诈骗他人财物的行为，也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不构成诈骗罪，一二审判决认定钟继华构成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再审应改判钟继华无罪。主要理由如下：1、案涉《合同》签名盖章真实，涉案的土地已经被XX镇房地产公司征收，N0.005134号收据证明了温某安已实际支付了l500平方米绿化地的购地款，《合同》关于温某安购买1500平方米绿化地的内容真实有效���钟继华、温某安没有伪造《合同》。2、温某安已经长期占有使用该1500平方米绿化地，在其上种植有大量果树。3、温某安仅有一次在龙X新村购买的绿化地是1500平方米，而不是750平方米，生效判决认定温某安购买的绿化地是750平方米且被用于建造其中二栋楼房属于事实认定错误。4、钟继华、温某安对《合同》签订时间的供述出现反复、不一致，是因为年代久远，当事人年老，记忆力差所致。5、一审故意省略西政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仅依据市局刑科所鉴定意见，认定“涉案合同中温某安的签名与1997、1998、1999年特征一致，排除其他年份书写可能”是错误的。6、没有证据证明钟继华与温某安有合谋诈骗被害人财物的主观故意。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意见: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经再审查明，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经鉴定，《合同》为伪造”外，其余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
1、司法鉴定机构关于《合同》出具的鉴定意见证实了《合同》实际签署时间晚于落款时间，但未出具“《合同》为伪造”的鉴定意见。
深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市局刑科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1）《合同》上的“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印文真实；（2）该份合同上乙方‘温某安’签名字迹排除在1986年书写，最有可能是1997、1998或1999年书写的签名；（3）补充说明《合同》中温某安的签名字迹确定与1997、1998、1999年样本签名（不含1999.05.04样本签名）特征一致，排除其他年份书写可能性。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为：（1）基于现有鉴定技术或样本条件，不能确定《合同》原件上签字笔字迹、圆珠笔字迹的形成时间；（2）“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的印文晚于1990年1月10日盖印形成。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为：《合同》与同期的合同样本印油成份不同、纸张成份有差异。
2、《关于同意撤并四百九十二家公司通知》[深府（1990）13号]证实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于1990年1月被撤销。
3、钟继华、温某安关于《合同》实际签订时间的供述存在前后不一致、在被告知相关鉴定意见后遂改变供述的情况。
钟继华的供述：（1）2009年7月8日、9日最初的二次供述均确称该合同是在20年前签订的，但是不是1986年签的记不住了；同月15日的供述称就是在落款日期签订的，不存在之后补签合同的情况；同月23日的供述称记不清是不是在落款日期签订的，但应该不超过前后两至三个月。（2）2009年3月25日在龙岗法院关于本案民事诉讼审理中其以证人身份出庭，称购买绿化用地的合同是在1986年11月3日当天签订的。（3）2009年7月28日侦查机关告知���深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2009年8月3日其供述称不确定是否是落款日期签订的，有可能是在87、88、89年签的，之所以落款日期提前，是考虑整个龙X新村的用地统一出卖时间；同月5日的供述称合同确定是90年以上签的；2010年5月19日的供述称合同是86、87年以后，1990年以前签的。
温某安的供述：在2008年12月1日的询问笔录以及之后至2009年7月31日的多份讯问笔录均称该合同签订时间是落款时间，从未提及该合同存在时间倒签的情况；2009年8月3日至2010年5月17日的多份讯问笔录中，其一开始还称应该是该合同的落款时间签的，但在侦查人员指出其供述的签订时间与其供述的其他内容以及“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印章最早启用时间在1987年3月1日之后、该合同的印章及签字时间的鉴定意见、钟继华已反映该合同落款时间比实际签订时间提前等存在矛盾的情况后，其才改口称其记不清楚该合同具体签订时间了，并称其也不明白和无法解释。
4、钟继华关于解释《合同》落款时间比实际时间提前原因的供述。
钟继华在2009年8月3日的供述中，在解释“合同倒签”问题时，称把《合同》签订时间提前在1986年11月3日是想把卖这块地的时间写在和卖住宅用地的同一时间，因为这块地当时是和龙X新村住宅用地统一规划买卖的，卖龙X新村住宅用地也是这个时间。在回答这块地的用途时，称当时不打算��这块地，只作绿化用途。
5、温某安、钟继华供述的买卖涉案土地时间与温某安在龙X新村的三栋房屋的建设时间的关系及周某明的证言。
温某安供述：2009年7月8日的供述称，其在龙X新村建有多套房子，考虑绿化问题才想到买该地的。2009年9月22日供称，其买该1500平方米种植地时，其在龙X新村建三栋7层的楼房。同年8月3日的供述称，其买该1500平方米绿化用地是因为其在旁边有一块地正准备建楼房。2010年5月17日的供述称，其在龙X新村建了三栋楼房后，为改善环境再买该1500平方米用于种果树。
钟继华供述：2009年8月3日其供述称，卖该块地的时候，温某安原先买的住宅用地正在建楼，二栋楼一起建的，可能做到四层；同月5日的供述称，卖地给温某安时，其看到温某安有一栋房子已经建好了。
房屋所有权证资料显示温某安在龙X新村的三栋房屋的建设时间：第1栋建设日期为1988年12月14日至1990年10月15日；第2栋、第3栋建设日期均为1992年3月11日至1994年9月18日。
周某明（原布吉镇委书记）于2010年12月7日提供证言称，当年温某安找其购买土地作为绿化用地，但具体时间及多大面积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买绿化用地只有一次，是为他在猫X岭已有住宅的周边绿化而购买的。
6、钟继华供述《合同》的文本来源与客观不符的情况。
钟继华在2009年7月23日的供述称，《合同》是其准备的，合同样式与1986、1987年通用的样式是一样的，因为当备用合同快用完时，其会叫服务员去镇政府一楼办公室去复印，纸质方面可能有异，但文本肯定是和其他通用的合同一致的。2009年8月3日的供述称，该《合同》与猫X岭住宅卖地合同是同一个印刷版本。
本���调取的1986、1987年以及1988、1989、1990年的通用的合同文本正文第一句均为“随着四化建设逢勃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而案涉《合同》文本的正文第一句为“随着四化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有两处不同：一是前者的“逢勃”在后者变为“蓬勃”；二是前者的“提高”后的句号在后者变为逗号。
7、钟继华、温某安关于支付案涉土地购地款的供述和辩解前后不一或相互矛盾，且与客观不符的情况。
温某安供述：2009年7月8日的供述（第一次讯问笔录）称，购买土地的22500元其是在签订合同后三四天后付给了XX���房地产公司的财务庄先生和出纳洪小姐收的。同月9日的供述称，其有土地买卖合同和一张买地的收据复印件能证明猫X岭1500平方米地是他的，其缴纳22500元购地费后XX镇房地产公司给其开具了一张22500元购置土地费的收据，现收据不见了，只有复印件。其是自己去交的现金。同月12日的供述称，签合同在先，还是交款在先，已经忘记了，但开具的收据上有洪某娣和庄会计签名。同月22日的供述再次确认购地款是自己带着现金交付的，并称，收据上注有多少钱每平方的字样，之前提供的金额22500元的“NO.000279”收据复印件就是购买猫X岭1500平方米种植地的收据。同月31日的供述再次确认是先交钱后签合同和“NO.000279”收据复印件就是购买猫X岭1500平方米种植地的收据。当侦查人员向其说明已调取了“NO.000279”收据原件，该收据上注明的是1987年12月29日温某安交来猫X岭地皮250平方米，每平米90元，合共22500元之后，其还是称该收据就是购买猫X岭1500平方米地皮交的钱的，但其也不清楚。同年8月3日的供述称，购买该1500平方米地的款是拿了合同之后才去交的款，并开具了收款收据的，收据现在找不到了。2010年5月17日的供述称，有没有交钱我不能确定了，不晓得是不是工钱冲抵了。除合同原件外，我本人没有其他凭证或证据能证明其合法拥有该1500平方米地。之前拿出“NO.000279”收据复印件作为购买猫X岭1500平方米种植地的收据凭证是看错了。
钟继华供述：2009年7月8日的供述称，温某安购买的猫X岭1500平方米地公司有开收款凭证给温某安，其记得是会计庄某宗收的，但收据和合同原件难以查找。同年8月3日的供述称，当时是先签合同���交钱，大约过了3个月左右才交钱的，当时温某安想不交钱，我催他早点交，我估计他是交了钱了，否则会计会告诉我。当时签好合同马上就盖章，一式两份都给了温某安，叫他找会计出纳交款备案。2010年5月19日的供述称，其不知道温某安有无交钱，他不管收钱的事。当侦查机关向其说明调取到“NO.005134”收款收据，该收据上注明的是1991年1月22日，收到温某安交来种果地面积750平方米款，11250元，还注有“抵支圳背工程款”字样，其认为实际上是温某安购买了种果地面积750平方米款11250元并没有实际缴纳。当侦查人员向其指出这与之前其供述其只买过一次种果地1500平方米给温某安，且该收据的时间也与其供述卖给温某安1500平方米果地的时间存在矛盾后，其开始表示其无法解释，之后又认为，温某安与其签了1500平方米购地合同后，没有交钱，1991年追债时发现这一情况后，温某安来补交，由于我公司与他公司之间的工程款问题，折抵了一半的工程款，温某安就只支付了一半的钱即11250元，财务可能相应地将面积写成了750平方米。
8、案涉《合同》的1500平米绿化地的位置及温某安、钟继华对此的供述情况。
《合同》只记载该地位于龙X新村山顶以北山边山地，没有具体的红线图或标示。
温某安的供述：2009年7月31日的供述称，其在龙X新村买了三块地，两块已建了三栋楼，另一块种了果树。当时购买猫X岭1500平方米地没有具体去丈量，只是其和钟继华签合同时估计出来的，他们没有到这块地的现场去看，去丈量。2010年5月14日供述称，其在猫X岭（龙X新村）除了三栋楼外，没有其他未建楼的用地，其用围墙将这三栋楼围在一块，围墙内有约300至400平方米的空地。
钟继华的供述：2009年8月3日的供述称，其接到周书记电话后就一个人去丈量了这块地，约1500平方米（50米×30米）。2010年5月19日的供述称，其卖1500平方米地给温某安时，其看到温某安有一栋房子已经建好了，就按照他建房推平的土地向外往龙苑酒家方向延伸出去1500平方米。2013年8月12日的庭审中称，其站在水塔下一点点的地方抛30米，两边大概25米。
9、温某安关于是否在猫X岭购买过一块750平米种果树地以及该地实际用途的供述。
温某安2010年5月17日的供述称，其在猫X岭买了地都建了房子了，也确认在猫X岭买了750平方米地用于种果树，但后来有无作其他用途，其已不记得了。之后又确认在该750平方米地上建有一栋楼，登记的所有权人是其本人。同日的另一次供述其确认侦查机关调取到“NO.005134”收款收据是购买750平方米土地的收据，并称其不清楚登记在其名下的一栋楼是否建在该750平方米地上了，因为是他弟弟帮他办的，其弟弟已去世。
10、《合同》原件的发现及提供情况。
温某安于1999年与源X公司处理案涉土地纠纷时就持该《合同》复印件作为其主张拥有该土地使用权的依据，并一直坚称《合同》原件已经无法找到。后双方的纠纷在本市龙岗法院进行民事诉讼，2009年4月13日庭审举证时，温某安向法庭提交了《合同》原件，其供称，该合同原件于前一个晚上在其财务办公室被找到的。
11、温某安、钟继华供述中有关《合同》签订和履行的其他一些细节。
温某安2009年7月8日���供述称，合同是当日（1986年11月3日）下午2、3点在钟继华办公室签的，钟继华先将合同的内容填好后交给我签名，钟当时对我说，公章没在其手上，待盖了章再将合同给他一份。大概一周之后，布吉房地产公司的财务庄先生在其办公室将合同拿给我。
钟继华2009年7月23日的供述称，当时和温某安签的合同是一式两份，先签后现场立即由我盖章的，当时一份给了温某安，一份交公司财务。
12、钟继华及其辩护人在原审提供了周某明任职简历、《征地协议书》、布吉一村的通知、谢梁山等证人证言等证据以证明周某明担任布吉镇委书记的时间为1986年12��至1990年6月、本案争议的猫X岭山地已被布吉房地产公司合法征用以及温某安在猫X岭其房屋旁边山地种植有果树等事实。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本案的证据并结合钟继华及其辩护人再审提出的意见，对于影响钟继华定罪的事实争议的认定问题，本院裁断如下：
一、《合同》是否系伪造的问题。
一二审判决均通过分析《合同》形式和内容的不真实而认定该合同系伪造的，温某安和钟继华以该伪造的合同虚构温某安购买1500平米绿化地的事实骗取���源X公司的财物，从而认定钟继华罪名成立。钟继华及其辩护人则认为《合同》的当事人签名盖章是真实的，落款时间与实际签订时间不一致并不能说明合同就是伪造的。因此，《合同》是否系伪造成为一二审的争议焦点，也是一二审判决分析论述的重点。但何为伪造合同？是本来有一真合同而另编造出一个假合同以假乱真，抑或本来就没合同而无中生有编造出一个合同以虚构事实？一二审判决对此并未作说明，而伪造合同的含义法律上也没有明确规定，该项争议缺乏明确的法律评判标准，故一二审判决认定《合同》系伪造并不严谨。
本案指控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诈骗���的构成要件，同案人温某安在本案中已从源X公司处取得数额巨大的财物，而该财物的取得是基于钟继华以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名义与温某安签订了《合同》从而使源X公司认为案涉争议的1500平方米绿化地使用权已为温某安先行购买，源X公司为取得该土地使用权而向温某安支付的补偿费，因此，该《合同》中温某安购买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内容真实与否将决定钟继华与温某安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的欺骗行为，也决定了温某安所取得的财物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而决定钟继华是否与温某安共同实施了诈骗犯罪。根据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如果能够排除《合同》中关于温某安购买案涉土地使用权内容的真实性，则钟继华诈骗罪名成立，否则，应认定其无罪。因此，本案应通过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分析论证来裁断钟继华诈骗罪名是否成立。
二、《合同》实际签订时间及市局刑科所对“温某安”签名时间的鉴定意见能否采纳的问题。
根据查明的事实，源X公司1997年因布吉河整治工程而需要迁址，并于1997年11月与布吉一村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协议》购买了猫X岭包括案涉绿化地在内的山坡地作为新址，1998年下半年与温某安就案涉土地形成纷争。因此，要认定钟继华与温某安编造《合同》以诈骗源X公司钱财，那么《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应当是在温某安知道可能会与源X公司发生上述土地纠纷（即1997年）之后。
案涉《合同》的出售方盖有“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的印章，而在案证据证实了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于1990年1月通过政府命令被撤销，如果该合同行为正常和内容真实的话，则该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按理应该在1990年1月XX镇房地产公司被撤销之前。另外，根据钟继华与温某安的供述，《合同》内容中的1500平方米绿化地买卖是得到时任布吉镇党委书记周某明（担任该职务时间：1986.12-1990.06）同意才签订该合同的，且温某安也只买过一次绿化地；周某明的证言也证实温某安仅有一次找其购买猫X岭绿化地，具体时间和面积记不清楚了。因此，如果案涉的1500平方米绿化地买卖真有其事，则该笔买卖就应该是钟继华和温某安上述供述以及周某明的证言所共同指向的该次绿化地买卖，那么《合同》必定是在周某明任布吉镇党委书记任期内，即1990年6月之前签订的。
因此，查明《合同》的实际签订日期是在1990年6月之前还是1997年之后是判断合同真实与否以及判断钟继华与温某安有无虚构购地事实进行诈骗的最直接依据。
本案的多份司法鉴定意见以及钟继华后期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证实《合同》并非在落款时间（1986年11月3日）签订，该份合同晚于1990年1月签订形成，即该合同落款时间比实际签订时间提前（以下简称“合同倒签”）。但本案的全部鉴定意见均未能出具该合同所盖“宝安县XX镇房地产公司”印文和“温某安”签名的具体形成时间。其中对于“温某安”签名时间，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为��基于现有鉴定技术或样本条件，不能确定形成时间；而深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市局刑科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确定与1997、1998、1999年样本签名特征一致，排除其他年份书写可能性。本院认为，西政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与市局刑科所的鉴定意见虽不矛盾，但对市局刑科所的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唯一性形成一定的合理怀疑，因此，市局刑科所的该鉴定意见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应在与其他事实和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才可以予以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一二审对该鉴定意见直接予以采信理由确不够充分，但一二审也没有将该鉴定意见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因为如果根据该鉴定意见直接认定《合同》在1997、1998、1999年的范围内签订，则钟继华和温某安关于《合同》的签订和案涉土地交易过程的供述和辩解就明显虚假，其虚构事实进行诈骗就会显而���见，故再作长篇累牍地分析阐述就属多余。
综上，本案《合同》具体签订日期已无法查明，但不能就以此为理由并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而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而认定钟继华无罪，因为《合同》具体签订日期只是判断当事人有无诈骗行为和故意的最直接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
三、《合同》中关于1500平方米绿化地的购地款22500元温某安是否已经支付的问题。
案涉土地购地款是否已经支付涉及的是《合同》的履行��题，若已经支付，确可以印证《合同》中购地内容的真实性，但反之却不能就推定《合同》的内容是虚假，因为合同没有履行并不意味着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存在。本案中，温某安坚称已经付了款，但始终未能提供足以证明的证据，其在后期的供述中也承认，其除了合同原件外没有其他凭证或证据能证明其合法拥有该1500平方米地，在此情况下，其和钟继华关于付款情况的供述和辩解是否合乎事实和常理就成了判断温某安是否已经支付购地款的重要依据，而在案的证据显示二人的相关供述和辩解既存在前后或相互矛盾，亦有不合常理之处。
其一，温某安一开始多次供述均称购地款22500元是其现金亲自交付的，XX镇房地产公司也有向其出具收据，并向办案���员出具“NO.000279”收据复印件（金额22500元）。当办案人员向其说明已调取了该“NO.000279”收据原件并指出该收据注明的内容与其供述该收据系支付案涉绿化地的购地款存在矛盾时，其就翻供称有没有交钱其不能确定了，不晓得是不是工钱冲抵了，并解释之前拿出“NO.000279”收据复印件作为付款收据凭证是看错了。温某安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未能拿出真实的收据予以证实，这本来就不正常，其对此又出现出尔反尔的供述显然就更不符常理。
其二，钟继华前期供述是称温某安付了购地款公司也开具收款凭证给温某安，后期的供述又称其不知道温某安有无交钱。当办案人员向其说明调取到“NO.005134”收款收据，该收据上注明的是1991年1月22日，收到温某安交来��果地面积750平方米款，11250元，还注有“抵支圳背工程款”字样，其认为实际上是温某安购买了种果地面积750平方米款11250元并没有实际缴纳。当办案人员向其指出这与之前其供述其只卖过一次种果地1500平方米给温某安，且该收据的时间也与其供述卖给温某安1500平方米果地的时间存在矛盾后，其开始表示其无法解释，之后又认为该收据就是温某安支付的1500平方米购地款，温某安就只支付了一半的钱即11250元，另一半折抵了的工程款，财务可能相应地将面积写成了750平方米。钟继华的上述供述和辩解不仅前后不一，也不符常理，二审判决对此已有阐述，再审不再赘述。不可否认，“NO.005134”收款收据上注有“抵支圳背工程款”字样是什么意思，现已无法查明，但应指出的是，温某安作为交纳购地款的当事人，当办案人员向其说明调取到“NO.005134”收款收据的情况时，温某安并没有否认该收款收据对应的是750平方米绿化地的购地款，更没有作出和钟继华一样的解释，而钟继华并非缴款的当事人，其作出上述的解释纯属猜测，且与温某安的供述不一致，显然不合理。
其三、温某安一直供称在龙X新村只买过一次绿化地，钟继华的供述以及布吉镇书记周某明的证言也印证了该说法，而温某安的供述也确认其在猫X岭购买过750平方米地用于种果树，如果温某安的上述供述真实的话，就不可能存在其另购买1500平方米绿化地的事实，也就不存在温某安支付1500平方米绿化地的购地款22500元的问题。
综上，本案不仅没有任何证���显示温某安支付1500平方米绿化地的购地款22500元，而且温某安和钟继华关于已付购地款的供述和辩解也均不成立。
四、《合同》中关于温某安购买案涉1500平方米绿化地的内容真实与否的问题。
从本案的证据来看，能证明温某安购买了案涉绿化地内容存在的证据仅有《合同》以及当事人钟继华、温某安关于该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的供述。合同内容的真实与否无法通过合同内容本身得以证明，而只能从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从去分析和判断，合同内容若真实，则其签订和履行必有相应的事实可以佐证，至少当事人陈述的合同签订和履行具体细节不应���客观事实相违背，且能合乎常理。根据钟继华和温某安的供述，案涉土地使用权买卖真实且已经履行完毕，而作为一笔如此重要的交易，当事人钟继华和温某安的身份背景分别是XX镇房地产公司经理和大商人，依照常理，二人除了提供《合同》之外，应该能够提供案涉土地真实交易的其他佐证（如支付购地款凭证），但二人始终未能提供，在此情况下，二人供述中关于《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涉及到的具体事实和细节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是否合乎常理，就足以作为判断《合同》内容中该笔案涉土地交易是否真实存在的依据。若其供述与事实相符或合乎常理，就不能排除《合同》中的上述土地交易内容的真实存在的可能性，相反，则足以排除该可能性。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钟继华、温某安有故意隐瞒“合同倒签”的事实。
钟继华、温某安签订《合同》存在“合同倒签”的事实已被查证属实。“合同倒签”行为本身并不能说明或者证明合同内容的真假，但当事人对该“合同倒签”行为是否有意隐瞒以及对“合同倒签”原因的解释是否合理则是判断《合同》内容真假的重要依据。因为“合同倒签”必有原因，若《合同》内容真实则无必要对此予以隐瞒。本院认定钟继华和温某安均故意隐瞒“合同倒签”事实的理由如下：
1、尽管该合同签订之日与讯问钟继华、温某安的时间相隔较久，但根据一般人的记忆而言，对于亲历重要和特别的事情，只要一经提及就自然会回忆起来。对温某安而言，签订涉案《合同》购买这么大面积的绿化用地肯定是件既重要而又特别的事情；对钟继华而言，根据其供述，其与温某安签订绿化地购买合同只有一次，故也是比较特别的事情。再者，钟继华、温某安在供述中均供述了该《合同》签订和履行的诸多并不重要的细节（如签订时间具体到当天下午二三点、先签字后盖章、《合同》文本的来源、如何缴款等），但对该“合同倒签”这一重要','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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