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5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普生，住广东省普宁市。
委托代理人：曾煌辉，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传修，住浙江省苍南县。
委托代理人：许谨瑜，广东国晖（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德森，广东国晖（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原审被告：洪彩珍，住广东省海丰县。
委托代理人：曾煌辉，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普生因与被上诉人陈传修、原审被告洪彩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4）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4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20日，马普生在编号为1535281的送货单上签名确认收到陈传修供应的棉纱5吨，每吨10600元，总金额53000元；2012年7月22日，马普生在编号为1535282的送货单上签名确认收到陈传修供应的棉纱20吨，每吨10400元，总金额208000元。以上两批棉纱总金额261000元。马普生收到棉纱后，分别在2012年9月25日、10月26日、11月20日、12月5日、12月20日、2013年1月3日、2月1日、4月20日、9月20日、10月18日向陈传修支付30000元、30000元、40000元、30000元、20000元、30000元、30000元、20000元、20000元、20000元，合计270000元。
此外，陈传修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另外两张送货单，用以证明其还分别向马普生与洪彩珍供应棉纱20吨、10.89吨，总价321256元。其中编号为1535283的送货单上载明：马某布行，2012年8月3日，棉纱20吨、单价10400元，总金额208000元。编号为1535284的送货单上载明：马某布行，2012年8月6日，棉纱10.89吨、单价10400元，总金额113256元。在该两份送货单左下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章）处有“马某洪采真”的手写笔迹。陈传修主张上述两张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为陈传修送货后，洪彩珍所签署，但马普生与洪彩珍至今未支付货款。马普生与洪彩珍则辩称，从未收到上述送货单上记载的货物，其上“马某洪采真”的签名也不是洪彩珍所写。陈传修以向马普生与洪彩珍追讨货款未果为由，于2014年7月1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马普生曾个体经营广州市海珠区马某布行，该布行已于2010年8月12日注销。马普生表示其在与陈传修交易时，是租赁他人档口经营，因该档口原来已办理了工商登记，故其在经营时就没有再办理个体户工商登记。
诉讼中，因洪彩珍对编号为1535283、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的签名不予确认，陈传修申请对该签名为洪彩珍所写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上述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的笔迹是否为洪彩珍书写进行司法鉴定，陈传修预交了鉴定费8862元。经鉴定，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为：《送货单》（编号为：1535283、1535284）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马某洪采真”签名字迹与洪彩珍的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的笔迹。
再查明：原审法院审理了陈传修佛山市路旺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旺达公司）诉马普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该案陈传修路某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客户联签写有“马某”笔迹的《送货单（LWD）》若干，用于证明其向马普生送货，并经签收确认。2014年1月10日，马普生在该案中向本院提交《马普生就有关问题的书面答复》一份，答复称该案中《送货单（LWD）》上客户联处的“马某”二字是由马普生的妻子洪彩珍所签的，并详细描述了签字过程为：路某公司直接将马某布行所购买的纱线送到马某布行委托织布印染的加工厂即佛山市明闪辉针织厂、佛山泰湖纺织有限公司，加工厂收货后向马某布行出具收条交送货方路某公司，由路某公司将加工厂的收货收条送交马某布行，马某布行收取加工厂的收货收据时，再在路旺达公司事先打印好的《送货单（LWD）》的客户联处签上“马某”二字。据此，陈传修再次向本院申请对（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陈传修路某公司提交的《送货单（LWD）》上“马某”的签名与本案中“马某洪采真”的签名为同一人所书写进行司法鉴定，并预交了鉴定费7420元。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了（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编号为13022206、13030505、13031108、13032512、13040105的《送货单（LWD）》五份，作为本次司法鉴定的样本。经质证，马普生表示已收到该五份送货单上的货物，洪彩珍否认其上的“马某”签名为其本人的笔迹，但马普生与洪彩珍均拒绝明确“马某”字迹是由谁书写。根据陈传修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该鉴定内容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该案中编号为1535283、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签名与（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编号为13022206、13030505、13031108、13032512、13040105的《送货单（LWD）》上的“马某”签名为同一人所写。
被上诉人陈传修原审诉讼请求：判令马普生与洪彩珍立即向陈传修支付货款312256元及从2012年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案件诉讼费用由马普生与洪彩珍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为陈传修与马普生之间是否存在编号为1535283和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上所记载的货物交易，若存在，洪彩珍是否应承担清偿欠款责任。
关于陈传修与马普生之间是否存在编号为1535283和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上所记载的货物交易的问题。首先，从马普生向陈传修支付货款的情况来看，马普生辩称其仅向陈传修购买了价值261000元的棉纱，但其实际向陈传修支付的货款却为270000元。对于超额支付的9000元，马普生辩称是正式交易前购买的样品，但却无法说清所购买样品的数量，单价，交付时间、交付方式，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对其主张的内容予以佐证。而且，陈传修与马普生属首次交易，既然9000元是购买样品的费用，那么由于彼此尚不够信任,该9000元样品货款理应在正式交易之前支付给陈传修，但马普生首次向陈传修支付货款的时间为2012年9月25日，是在陈传修正式向马普生供货的两个月之后，且从其每次支付的数额来看也无法体现双方之间曾存在9000元的样品交易情况。此外，以送货单上标注的单价每吨10600元来计，9000元意味着可以购买0.85吨，即850公斤棉纱，这已大大超出了样品所需的正常数量。基于以上分析，对于马普生辩称9000元属于购买样品的款项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既然，不存在所谓的9000元样品货款，那么从马普生在261000元之外多支付的9000元的行为可知，马普生实际向陈传修购买的货物的总货款是超过261000元的，其所支付的270000元仅是货款的一部分。
其次，虽然，洪彩珍否认涉案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的签名为其所写（本案中司法鉴定意见也显示该签名与洪彩珍提供的样本不一致），马普生代理人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称《马普生就有关问题的书面答复》中关于“马某”签名为洪彩珍所写系错误表述，实际上并非洪彩珍所写，但根据《马普生就有关问题的书面答复》中关于签收货物经过的描述以及（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编号为13022206、13030505、13031108、13032512、13040105的《送货单（LWD）》可知，马普生在经营马某布行期间，会以“马某”的签名对外确认收货。而经过司法鉴定，此“马某”二字与涉案争议的两张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系同一人所书写。因此，无论涉案争议的两张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的签名是谁所书写，但都可以据此确定上述两张送货单是经过马普生经营的马某布行确认收货的。综上分析，陈传修主张其与马普生间还存在编号为1535283和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上所记载的货物交易，并提供了相应的送货单及马普生的付款记录为证证实，再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对陈传修的主张上述事实予以确认。依据送货单记载，陈传修共计向马普生供应582256元的棉纱，但马普生仅向陈传修支付了其中的270000元，剩余款项312256元至今未付，现陈传修起诉要求马普生支付尚欠的312256元，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问题，现没有证据显示陈传修与马普生间约定了货款的付款期限，故陈传修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从陈传修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关于洪彩珍的承责问题。陈传修主张洪彩珍与马普生系夫妻关系，共同经营马某布行，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且根据司法鉴定意见，涉案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笔迹与洪彩珍本人提供的笔迹样本并非同一人的笔迹，故无法证实洪彩珍是收货人。涉案债务属于马普生个人经营马某布行过程中产生的货款之债，现陈传修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洪彩珍也参与了马某布行的经营，故无论洪彩珍与马普生是否属于夫妻关系，涉案债务均不应由洪彩珍承担。因此，陈传修要求洪彩珍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最后，关于鉴定费的问题。案件诉讼过程中，陈传修为证明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的签名为洪彩珍所写，向本院申请了司法鉴定，并预交了鉴定费8862元，但鉴定意见显示“马某洪采真”的签名与洪彩珍本人的笔迹样本并非同一人笔迹，故该次司法鉴定的鉴定费，属陈传修举证不当所产生，故应由陈传修自行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马普生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货款312256元给陈传修，并从2014年7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给陈传修；二、驳回陈传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82元，由马普生负担。上述受理费已由陈传修预交，陈传修同意由马普生在履行判决时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5982元直接支付给陈传修。案件司法鉴定费16282元，由陈传修负担8862元，由马普生负担7420元，上述司法鉴定费已由陈传修预交，故马普生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应负担的司法鉴定费7420元支付给陈传修。
上诉人马普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马普生并未与陈传修交易和收到No1535283、No1535284两张《送货单》上所列的棉纱，也不欠其货款。原审法院认定马普生与陈传修交易并收到了上述棉纱，判决马普生支付货款312256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与陈传修诉称上述棉纱系洪彩珍签收自相矛盾。陈传修原审诉称，其向马普生和洪彩珍共交易了四笔棉纱，其中2012年7月20日No1535281《送货单》5吨棉纱，单价10600元/吨，货款53000元，和2012年7月22日No1535282《送货单》20吨棉纱，单价10400元/吨，货款208000元，由马普生签收；另外2012年8月3日No1535283《送货单》20吨棉纱，单价10400元/吨，货款208000元，和2012年8月6日No1535284《送货单》10.89吨棉纱，单价10400元/吨，货款113256元，由洪彩珍签收。上述四笔棉纱共计重量为55.89吨，共计货款为582256元。陈传修已收货款270000元，剩余货款312256元至今未收。马普生承认与陈传修交易并签收了No1535281、No1535282两张《送货单》上所列的棉纱，货款共计261000元，另加9000元样品棉纱款，总共270000元已全部付清给陈传修，除此之外，没有再与陈传修交易、签收过其他棉纱，也不存在欠其棉纱货款。洪彩珍否认与陈传修有过棉纱交易和签收过No1535283、No1535284两张《送货单》上所列的棉纱，并声明该两张《送货单》左下方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的“马某洪采真”不是其签署。陈传修为证明洪彩珍签收了该两张《送货单》上所列的棉纱，申请了对洪彩珍的笔迹鉴定，鉴定结论是：该两张《送货单》上的“马某洪采真”不是洪彩珍所写。至此，陈传修诉称洪彩珍与其交易并签收过No1535283、No1535284两张《送货单》上所列的棉纱且欠其货款的事实不成立，原审法院本应据此依法驳回陈传修的诉讼请求。但是原审法院在陈传修诉称洪彩珍签收其棉纱的谎言被揭露后，将陈传修诉称洪彩珍签收的No1535283、No1535284两张《送货单》，认定为马普生经营的马某布行签收。为此，原审法院找出马普生的代理人在(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书面答复承认供货方路旺达公司的《送货单(LWD)》客户联处签上的“马某”二字系洪彩珍所写，并承认已经收到《送货单》中所列货物，作为本案之证据，并要求陈传修重新申请对No1535283、No1535284两张《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与路某公司《送货单(LWD)》上“马某”二字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原审法院不顾马普生的解释和反对，坚持鉴定。鉴定结论是No1535283、No1535284两张《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与路某公司《送货单(LWD)》上“马某”二字为同一人书写。既然前一份笔迹鉴定结论证明No1535283、No1535284两张《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不是洪彩珍书写，后一份笔迹鉴定结论证明No1535283、No1535284两张《送货单》上“马某洪采真”与路某公司《送货单(LWD)》上“马某”二字为同一人书写，那么，足以证明《送货单(LWD)》上“马某”二字并不是洪彩珍书写的。由此也可证明，马普生的代理人在(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的书面答复中承认路旺达公司的《送货单(LWD)》客户联处“马某”二字系洪彩珍所写，以及所谓的签字流程，是不真实和错误的。(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的那个书面答复，是马普生的代理人为答复法官，在庭后电话询问马普生后，以马普生名义书面答复的。路某公司《送货单(LWD)》上“马某”二字是谁签署的，马普生其实并不清楚。由于路某公司的货物是直接送到纺织厂的，马普生并不在纺织厂收货，因此《送货单(LWD)》上“马某”二字到底是谁签署的，马普生确实不知道。只要路某公司的货物实实在在送到了纺织厂，不管《送货单(LWD)》上“马某”二字是谁签署的，马普生均认可收到了货。反之，如果没有把货送到纺织厂，即使《送货单(LWD)》上签有“马某”二字，马普生也不会认可收到了货。鉴于路某公司《送货单(LWD)》上所列的货都送到了纺织厂，于是，马普生秉持实事求是认可收到了货物。为了书面答复法官，于是马普生要代理人写路某公司《送货单(LWD)》上“马某”二字是洪彩珍写的。代理人又问在什么地方签署的?由于洪彩珍从未去过纺织厂，她不可能在路某公司送货到纺织厂时签署“马某”二字。鉴于在马普生认可收到了路某公司货物的前提下，为了自圆其说，马普生才要代理人这样编写签收货物程序。案件的两份笔迹鉴定结论已经证明，马普生在(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的上述书面答复不是真实事实，而是凭空编写的。代理人已将上述情况向该案件主审法官说明清楚。2015年3月18日，代理人向(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的承办人肖某法官提出了书面纠正。然而，原审法院却以上述书面答复意见认定马普生与陈传修交易并签收了No1535283、No1535284两张《送货单》所列的棉纱，判决马普生向陈传修支付所谓棉纱货款312250元。马普生和曾煌辉在质证路某公司《送货单(LWD)》上“马某”二字是谁签署的，实事求是地回答不清楚是谁签的字，原审法院却在判决书中说“两被告均拒绝明确马某二字迹是由谁书写”。
（二）原审法院关于不认定马普生所谓超额支付9000元是样品纱线款的理由和逻辑，同样属于主观臆断。原审法院认为，如果马普生与陈传修只交易了No1535281、No1535282两张《送货单》上所列的棉纱，那么棉纱总量只有25吨，货款一共只有261000元，但是，马普生实际已向陈传修支付了270000元货款，多出来的9000元货款则是支付了No1535283、No1535284两张《送货单》所列的部分货款。这便是原审法院的认定逻辑。马普生反驳如下：首先，按照纱线行业的行规，在首次纱线正式交易前，为了了解纱线的品质，买方都会要求卖方先提供样品纱线，在买方对样品纱线进行完试验后，认为质量可以，才会下单购买大批纱线。马普生与陈传修之前从未进行过纱线交易，马普生作为买方必定要求陈传修提供适量数量的样品纱线进行质量试验。因此，本案中有样品纱线是正常的，没有样品纱线是不正常和违反行规的。所谓马普生向陈传修多支付了9000元的货款，就是样品纱款。其次，陈传修作为棉纱的卖方，在其交付9000元样品棉纱给马普生时，其会事先填写好一张《送货单》让马普生在上面签收。马普生在《送货单》上签上自己名字“马普生”后，将该《送货单》交由陈传修收持，作为其已向马普生交货和索要货款的凭据。因此，9000元样品《送货单》凭据并不在马普生手里，而在陈传修手里。原审法院不要求陈传修提交9000元样品棉纱《送货单》，反要求马普生提交，且以马普生无法提交9000元样品棉纱任何凭据为由，不采信马普生关于9000元样品纱款的解释，有违举证规则。第三，由于样品纱线《送货单》是陈传修填写的，具体多少数量、单价、《送货单》上填写的时间等，马普生在《送货单》上签名后立马就交给了陈传修，除了记住样品货款9000元外，其他问题都记不清了，况且记不住样品货款金额之外的什么数量、单价、时间等内容是正常的。第四，陈传修与马普生虽然是首次交易，但是其交给马普生9000元的样品棉纱之后，已经收持了马普生签收的《送货单》，作为其供货和索要货款的凭据。纱线行业是买方市场而非卖方市场，卖方为了竞销纱线，别说样品纱线不可能先付钱后拿货，就是正式供货的货款也不可能在交货前支付，更不可能一次性付清，这已是现实和行规。陈传修在2012年7月20日正式交付第一批5吨纱线，两天后7月22日再交付20吨纱线，一共25吨纱线，正式供货货款261000元。马普生向其支付第一笔30000元货款是在两个月之后的2012年9月25日。之后，基本上是每月支付20000元至40000元不等，到2013年10月，马普生才把包括9000元样品纱线款在内的共计270000元货款付清给陈传修。在纱线行业，这是很正常的事。原审法院认为马普生与陈传修首次交易无信任基础，必须先付款后拿货才是合理和正常的，马普生没有先付9000元样品纱款，就意味着不存在样品纱款这回事。又说马普生第一笔货款是在正式交货后二个月才开始支付，是矛盾的。第五，马普生购买陈传修的样品棉纱，需试织坯布并印染成螺纹和面料二种成品布匹。纺织螺纹坯布上机需要9包纱线，纺织面料坯布上机需要6包纱线。印染厂以每一缸开染，每一缸印染需要16条坯布，两缸印染需要32条坯布，每条坯布一般为25公斤，两缸印染需要800公斤坯布。购买纱线850公斤指的是毛重，减去纱线的包装袋和纸筒重量，纱线净重并没有850公斤。因此，马普生购买样品纱线0.85吨，也就是原审法院进一步解释的即850公斤样品纱线，是合理的，也是节省的。原审法院说850公斤样品纱线已大大超出了样品所需的正常数量，明显错误。
（三）案件纠纷因陈传修恶意诉讼所引起，责任全在陈传修一方。陈传修除了应承担原审、二审法院受理费外，还应承担其两次鉴定费。原审法院判决马普生承担原审法院受理费和7420元鉴定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陈传修诉讼请求；3.陈传修负担原审、二审法院受理费及全部鉴定费。
被上诉人陈传修答辩称：（一）马普生认为原审法院的认定属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是不成立的。同时，马普生在本案和他案中对案情的陈述反复多变，又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其口述的内容已不能完全采信。1.在(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马普生一时书面承认《送货单(LWD)》上“马某”二字是洪彩珍写的，而洪彩珍本人又否认该签字是自己写的，两人的说法前后不一，足以说明两人对此有意隐瞒。2.(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在2014年1月10日，马普生向该案主审法官提交一份书面答复，描述其对路某公司货物的签收过程，确认收到货；马普生又于2015年3月18日，向(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的承办法官提出一份书面纠正意见，否认之前陈述的对路某公司货物的签收过程。从马普生提交两份书面答复的时间点上来看，陈传修可以合理怀疑，马普生向法官出具前后两份不同意见的目的。本案原审开了三次庭，分别是2014年8月19日、2015年3月18日、2015年3月24日，恰好本案第二次开庭时间与(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第二次交书面答复的时间重合，两个案件有关联性且诉讼程序的时间上存有交集，马普生在其中一个案件中的陈述，极可能导致对另一个案件的不利。因此，陈传修可以合理质疑，马普生顾虑本案原审法官会采信关于签收货物经过的陈述，对其不利，故后又矢口否认在(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陈述的签收货物经过的描述。3.因本案两张有争议的送货单“马某洪彩真”签名与(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的《送货单(LWD)》上的“马某”签名，经鉴定确认是同一人所写，虽然鉴定结论认定该两份签名不是洪彩珍本人写的，但既然不是洪彩珍本人写的，为何马普生在(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中自认洪彩珍写的，到了本案中，就同样的笔迹，又否认是其本人写的，不管马普生或洪彩珍是承认该签名还是否认该签名，都足以认定马普生与洪彩珍均与实际签名人有关联，在法官当庭质询实际签名人时，二人有意隐瞒。由此可见，马普生与洪彩珍，在诉讼中反复多变的口述，是藐视法庭的行为，其诚信已经受到质疑，其所述的事实已不能得到法官采信。
（二）马普生认为原审法院帮陈传修找“证据”的言论，是罔顾法律的行为。根据民诉法第64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4条，“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因(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件与本案有关联性，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调查收集证据合法有效。
（三）马普生就9000元的性质问题，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陈传修一直主张该9000元是正式供货款的其中一部分，并提交了相应供货单和收货转账明细，证明陈传修提供的货物总量和马普生分批支付的部分货款金额。但马普生却一直坚称超额支付的9000元是正式交易前购买的样品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马普生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所购买样品的数量、单价、交付时间、交付方式，但马普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对其主张的内容予以佐证。正如马普生所述，按照纱线行业的行规，基本都是先供货后付款，而且付款都是分多次陆续支付。本案陈传修陈述的供货事实、收取部分货款的事实也是符合马普生所述的现实情况，即陈传修分别于2012年7月20日、7月22日、8月3日、8月6日，合计向马普生供货55.89吨，陈传修分别于2012年9月25日、10月26日、11月20日、12月5日、12月20日、2013年1月3日、2月1日、4月20日、9月20日、10月18日，合计仅收取马普生部分货款270000元。马普生所述其中的9000元是纱线样品款项，若马普生无法明确其在支付的多笔货款中，其中哪天支付的其中哪笔款项是样品款，有无在转账支付时加以明确注明支付的货款性质，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四）陈传修出售给马普生的棉纱是做大卫衣布的底纱用，根本不能做螺纹坯布。同时，按照马普生所称买850公斤的纱线是打样用的，该纱线仅能做底纱，对应的打样用的面纱也需850公斤，才能织出打样的大卫衣布(底纱和面纱各占比50％)。即使按马普生称该850公斤是毛重，因每包纱线毛重大概25公斤，按850公斤计，有34包纱，一包纱线里含有6个纱球，每包纱线大概含纸皮和包装袋有0.75公斤，纸皮和包装袋合计25.5公斤左右(0.75×34)，扣除纱线的包装袋和纸筒的重量25.5公斤，也剩余净重825公斤的纱线底纱样品，另加上对应的825公斤面纱样品，试问打样需要1650公斤的样品纱线?正常的打样，只需5包纱线，30个纱球(一包含6个纱球)，合计121．25公斤的底纱纱线，而按照马普生这购买的样品数量，本已超出样品所需的正常数量。因此，陈传修对需850公斤样品纱线的解释就是诡辩。
（五）本案因马普生不按时支付货款，违约在先，原审判决马普生支付剩余货款，依法诉讼费用和鉴定费应由败诉方承担，原审法院判决由马普生承担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
路旺达公司在其与马普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中诉称:马普生一直以“广州马某针织布行”、“马某（骏腾）布业”、“马某布行”的名义对外经营。从2013年2月22日起至2013年4月5日，马普生多次向路某公司购买棉纱，双方在送货单上约定逾期支付货款的违约金数额和争议处理法院。路某公司按照约定，按期将货物运送至马普生指定的地点。马普生收到货物后，由马普生的配偶洪小姐，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在送货单上签上“马某布行”的简称“马某”二字，对收货事实和特别约定条款予以确认。事后，双方关于拖欠货款的问题发生争议，马普生通过EMS邮政速递的方式向路某公司邮寄《声明书》，马普生在邮寄详情单上填写“马某布行”。路某公司收到上述邮件后，委托律师通过EMS邮政速递的方式向马普生邮寄律师函，要求支付拖欠的供货629292.5元，马普生签收邮件后立即支付100000元，并且表示愿意和路某公司协商支付余下货款529292.5元，又于2013年7月14日在《货物货款赔偿欠款还款解决协议》中签章确认拖欠货款的事实。马普生与路某公司的上述文件来往均以“马某布行”、“广州马某针织布行”的名义进行。
2014年1月7日，原审法院对(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第一次开庭审理，在该次开庭笔录的质证阶段，马普生对于路某公司提供的12张《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次开庭笔录第6页第20行-27行记载以下内容：“审：12张送货单上落款处送货人签名是谁？原（路某公司，下同）：被告的妻子写的马某两字。审：被告是否确认？被（马普生，下同）：马某是谁签不清楚，货物不是直接交给被告，而是由原告直接把货物送到织布厂的，织布厂签收的，当时原告是认可的。审：按你说原告把双方所约定的货物直接送到织布厂是否按你指意？被：是的。审：签名是谁？被：织布厂签的，对于收货的事实我方认可。”2014年1月10日，马普生在答复原审法院的《被告就有关问题的书面答复》中明确答复上述《送货单》中“马某”二字为其妻子洪彩珍所签。该次答复意见的落款为马普生的手写签名。2015年3月18日，马普生向原审法院递交了一份《被告方就有关问题的书面答复及纠正》的书面意见，称其2014年1月10日递交给原审法院的《被告就有关问题的书面答复》中所答复的《送货单》中“马某”二字为其妻子洪彩珍所签为代理人误认。该次答复意见的落款为曾煌辉的签名；曾煌辉律师为马普生在该案中的代理人，同时也同为本案代理人，授权为特别授权。
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期间，马普生于2014年12月9日向原审法院递交了《鉴定申请书》，申请事项为：请求对（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件材料中《送货单》中的“马某”二字，与本案编号为No1535283和No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中的“马某”二字是否为同一人所签进行鉴定。
本院认为：马普生、陈传修对于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马普生的上诉及陈传修的答辩意见来看，现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陈传修以编号为No1535283和No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为依据，要求马普生支付其尚欠货款312256元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首先，关于原审法院准许陈传修的第二次笔迹鉴定申请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中，陈传修为证明马普生尚欠其312256元货款，为此提交了有“马某洪采真”签名的编号为No1535283和No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马普生对于陈传修主张“马某洪采真”为马普生妻子洪彩珍签名的主张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陈传修的申请，对于上述“马某洪采真”是否为洪彩珍所签予以司法鉴定。根据该笔迹鉴定结论来看，该鉴定结论否定了陈传修的主张。其后，陈传修又向原审法院递交笔迹鉴定申请，申请对（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件材料中《送货单》中的“马某”二字，与本案编号为No1535283和No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中的“马某”二字是否为同一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申请的理由为“马普生在（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承认该案《送货单》马某二字为其妻子洪彩珍所写”。由上述陈传修向原审法院递交的申请来看，两次申请鉴定的基础不同，且鉴定的样本也不同。故原审法院为查明本案事实，接受陈传修的申请，并准许陈传修的第二次笔迹鉴定申请并无不当。
其次，关于原审法院以第二份司法鉴定报告结论为依据，认定编号为No1535283和No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中“马某”是代马普生签收本案货物的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2014年1月7日，原审法院对(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第一次开庭审理，在该次开庭笔录的质证阶段，马普生对于路某公司提供的12张《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虽然马普生当庭无明确陈述上述《送货单》中“马某”二字的签名人是谁，只是表示是“织布厂”签的。但对于路某公司主张“马某”是代表马普生签收货物的主张则明确予以确认。直至上述案件庭审结束，马普生都没有撤回其上述承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马普生该承认真实有效。2014年1月10日，马普生在答复原审法院的《被告就有关问题的书面答复》中又称上述《送货单》中“马某”二字为其妻子洪彩珍所签。虽然马普生对于路某案件《送货单》中“马某”二字为谁所签，答复前后不一，但却均未否认“马某”是代其签收货物的事实。在第二次司法鉴定结论中明确：（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送货单》中的“马某”与本案中编号为No1535283和No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中“马某”为同一人书写的情况下，马普生必须举证证明（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104号案中《送货单》的签收人“马某”所签收的本案中的货物不是代表马普生，而是代表其他主体签收。但马普生对此并未进一步举证，而是仅辩称“马某”不是洪彩珍所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马普生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以第二份司法鉴定结论为依据，认定编号为No1535283和No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中“马某”是代表马普生签收陈传修的货物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第三，No1535283和No1535284的两张《送货单》共计货值为321256元，陈传修自认马普生已偿还9000元，除此之外，马普生没有举证证明还偿还过其他欠款给陈传修，故原审法院认定马普生应偿还货款312256元给陈传修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本院予以维持。马普生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82元，由上诉人马普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会峰
审判员 许东劲
审判员 陈舒舒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剑文
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