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10刑初1097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朱某7，男，1962年4月19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因本案于2016年2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徐忠良、沈柳佳，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曾某，男，1987年3月12日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无业，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29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2月4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包旻，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吕梦娜，浙江瑞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许某3，男，1968年8月8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无业，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29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2月4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任小芬（杭州市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众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9，男，1963年7月24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无业，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29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2月4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马洁（杭州市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石某3，男，1963年4月20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无业，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29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2月4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3月6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君（杭州市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奇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许某6，男，1974年1月18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无业，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29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2月4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陈体龙，浙江锦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某6，男，1991年5月16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29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2月4日被逮捕，同年12月28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蒋沛超（杭州市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人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胡某3，女，1990年10月4日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销售员，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因本案于2016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6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韩久福，浙江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某6，女，1966年3月11日生，高中文化程度，无业，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因本案于2015年12月29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2月4日被逮捕，同年12月28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戴思佳（杭州市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诚可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未检刑诉[2016]57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某7、曾某、许某3、王某9、石某3、许某6、李某6、胡某3、吴某6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9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高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朱某7及其辩护人徐忠良、被告人曾某及其辩护人吕梦娜、包旻、被告人许某3及其辩护人任小芬、被告人王某9及其辩护人马洁、被告人石某3及其辩护人张君、被告人许某6及其辩护人陈体龙、被告人李某6及其辩护人蒋沛超、被告人胡某3及其辩护人韩久福、被告人吴某6及其辩护人戴思佳到庭参加诉讼。其间，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己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以来，被告人朱某7、曾某等人先后在湖北武汉、广西南宁等地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2014年7月，被告人朱某7、曾某等人将所在传销组织整体从湖北武汉搬迁到杭州余杭，并继续开展传销活动。该传销组织以“1040阳光工程”、“自愿连锁经营”等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1份至21份份额（第1份人民币3800元，第2份起每份人民币3300元），以获得加入资格，每名成员可发展3名直接下线，后由伞下人员继续向下发展下线，且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及购买份额作为晋升级别和计酬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组织，从中骗取财物。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的模式进行管理。五个级别，即实习业务员为E级，业务组长为D级，业务主任为C级，业务经理为B级，高级业务员（老总）为A级。凡加入传销组织的人员购买1份至2份份额成为实习业务员；实习业务员的伞下体系累计申购3份至9份份额成为业务组长；业务组长的伞下体系累计申购10份至64份份额成为业务主任；业务主任的伞下体系累计申购65份至599份份额成为业务经理；业务经理的伞下体系累计申购600份以上份额成为高级业务员。“三个晋升阶段”，即第一个阶段为实习业务员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后晋升为业务组长，再晋升为业务主任；第二阶段为业务主任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额、培养2名直接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第三个阶段为业务经理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培养3名直接业务经理，晋升为高级业务员，即老总。该传销组织按照级别及发展伞下人员购买份额的数量计算报酬，包括直接提成、间接提成等。在管理模式上，该组织下设团队，同时，区域内的多个团队分别组成两个大组。由管理能力强的老总级以上人员担任区域级别的大老总、组长；大组级别的教育总监、自律总监、家庭会及团队老总等职务。前述人员统筹管理团队、大组的整体传销事务。由管理能力强的经理级别人员担任各团队办公室大总管、自律总管、申购总管等职务，具体负责团队内各项传销事务。同时，区域大组内的各团队成员通过集中开会、交叉检查、处罚等手段实行逐级控制、层层管理传销人员、促使下线人员不断发展新人。截止2015年12月29日案发，该传销组织中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累计达200人以上。具体情况如下：
1、被告人朱某7从该传销组织迁移到余杭区之后一直担任余杭区域大老总，负责整个传销组织的事务。至案发，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累计200人以上。
2、被告人曾某2012年左右加入传销组织，现为老总级别，担任组长职务，负责整个传销组织的事务。至案发，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累计200人以上。
3、被告人许某32012年加入传销组织，现为老总级别。2015年11月至案发担任二组自律总监。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200人左右。
4、被告人王某92013年加入传销组织，现为老总级别。2015年11月至案发担任团队老总。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200人左右。
5、被告人石某32012年加入传销组织，现为老总级别。2015年12月至案发担任二组家庭会老总。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200人左右。
6、被告人许某62013年加入传销组织，现为老总级别。2015年11月至案发担任团队老总。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190人左右。
7、被告人李某62012年加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级别。2015年9月至案发担任郑某1（另案处理）、被告人王某9团队申购总管，另兼任谢某（另案处理）团队申购总管。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60余人。
8、被告人胡某32013年加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级别。2015年9月至案发担任魏某（另案处理）团队申购总管，另兼任被告人许某6团队申购总管。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50余人。
9、被告人吴某62014年加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级别。2015年9月至案发担任郑某1、被告人王某9团队大总管。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40余人。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户籍证明等书证、证人证言、辨认笔录、搜查笔录、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朱某7、曾某、许某3、王某9、石某3、许某6、李某6、胡某3、吴某6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被告人朱某7、曾某、许某3、王某9、石某3、许某6系情节严重，被告人许某3、王某9、石某3、许某6、李某6、胡某3、吴某6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从犯，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朱某7辩称，（1）其未负责整个传销组织的事务；（2）其与谭某1及被告人曾某系合作关系，没有利益关系，不应将谭某1发展或管理的人员计入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故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50人左右。
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朱某7所在团队与被告人曾某及谭某1所在团队并不属于同一传销组织，故不应将被告人曾某及谭某1所在团队的人员计入被告人朱某7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2）依现有证据，仅能认定被告人朱某7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为50至100人之间，不应认定被告人朱某7的行为系情节严重；（3）被告人朱某7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且系初犯、偶犯，社会危害性小。综上，恳请对被告人朱某7从轻处罚。
被告人曾某辩称，（1）其未担任组长职务；（2）应认定其系从犯。
辩护人提出，（1）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曾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员累计200人以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现有证据，仅能认定被告人曾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为70人左右；（2）被告人曾某系从犯。综上，恳请对被告人曾某从轻处罚。
被告人许某3辩称，不应将除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外的其他人员计入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
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许某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为80人；（2）被告人许某3系从犯，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且系初犯、偶犯。综上，恳请对被告人许某3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王某9辩称，不应将除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外的其他人员计入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
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王某9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为80人；（2）被告人王某9系从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系初犯。综上，恳请对被告人王某9从轻处罚。
被告人石某3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唯提出其担任家庭会老总的时间短，应对其从轻处罚。
辩护人提出，（1）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石某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过高；（2）被告人石某3认罪态度好，社会危害性小。综上，恳请对被告人石某3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许某6辩称，其未管理其他团队，不应将其他团队的人员计入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
辩护人提出，（1）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许某6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数严重错误；（2）被告人许某6系从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情节较轻、管理团队时间短，且系初犯。综上，恳请对被告人许某6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李某6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某6系从犯，认罪态度好，社会危害性小，且系初犯，恳请对被告人李某6从轻处罚。
被告人胡某3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胡某3系从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悔罪态度好，且系初犯、偶犯，恳请对被告人胡某3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吴某6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吴某6认罪态度好，且系初犯、偶犯，恳请对被告人吴某6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1年以来，被告人朱某7、曾某等人先后在湖北武汉、广西南宁等地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1040阳光工程”、“自愿连锁经营”等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1份至21份份额（第1份人民币3800元，第2份起每份人民币3300元），以获得加入资格，每名成员可发展3名直接下线，后由下线继续向下发展伞下人员，且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及购买份额作为晋升级别和计酬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组织，从中骗取财物。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的模式进行管理。五个级别，由低至高依次为实习业务员为E级，业务组长为D级，业务主任为C级，业务经理为B级，高级业务员（老总）为A级。“三个晋升阶段”，即第一个阶段为实习业务员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后晋升为业务组长，再晋升为业务主任；第二阶段为业务主任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即65份、培养二名直接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第三个阶段为业务经理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即600份、培养三名直接业务经理，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该传销组织按照级别及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购买份额的数量计算报酬，包括直接提成、间接提成等。在管理模式上，该组织下设大组、团队，由高级业务员级别以上人员担任组长、老总，并兼任老总层面的教育总监、自律总监、家庭会老总等职务，统筹管理所在团队、大组的整体传销事务。由经理级别人员担任各团队总管、自律总管、申购总管等职务，具体负责团队内各项传销事务。同时，该传销组织通过集中开会、交叉检查、处罚等手段实行逐级控制、层层管理传销人员、促使下线人员不断发展新人。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钟某2、蒋某1、林某1、阮某1、廖某1、闵某,4、黄某1、廖某2、叶某1、陈某1等人的证言；被告人王某9、石某3、李某6、胡某3等人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2014年7月左右，被告人朱某7伙同他人将所在传销组织整体从湖北武汉搬迁到杭州余杭，并继续开展传销活动。截止2015年12月29日被查获，该传销组织中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累计190人左右。各被告人担任该传销组织职务、组织、领导参与该传销活动的人员的具体情况如下：
1、被告人朱某7于2011年左右加入传销组织，高级业务员级别，从该传销组织迁移到杭州市余杭区之后，与他人一起统筹管理该传销组织内郑某1（另案处理）、王某9团队、谢某（另案处理）团队、许某6团队、魏某团队（另案处理）等数个团队的事务。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190人左右。
2、被告人曾某于2012年左右加入传销组织，高级业务员级别，并在杭州市余杭区担任过组长职务，具体负责该组内数个团队的事务。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190人左右。
3、被告人许某3于2012年加入传销组织，高级业务员级别，2015年11月至案发担任大组内老总层面的自律总监。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170人左右。
4、被告人王某9于2013年加入传销组织，高级业务员级别，2015年11月至案发担任其所在团队老总。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170人左右。
5、被告人石某3于2012年加入传销组织，高级业务员级别，2015年12月至案发担任大组家庭会老总。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170人左右。
6、被告人许某6于2013年加入传销组织，高级业务员级别，2015年11月至案发担任团队老总。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160人左右。
7、被告人李某6于2012年加入传销组织，业务经理级别。2015年9月至案发担任郑某1、被告人王某9团队申购总管，另兼任谢某团队申购总管。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约60人。
8、被告人胡某3于2013年加入传销组织，业务经理级别。2015年9月至案发担任魏某团队申购总管，另兼任被告人许某6团队申购总管。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约50人。
9、被告人吴某6于2014年加入传销组织，业务经理级别。2015年9月至案发担任郑某1、被告人王某9团队总管。至案发，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40余人。
案发后，侦查机关从被告人朱某7处扣押犯罪工具三星手机1部、金立手机1部及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元，从被告人曾某处扣押犯罪工具华硕笔记本电脑1台、iPhone手机2部及用违法所得购买的ipad1台，从被告人许某3处扣押犯罪工具三星手机1部及及用违法所得购买的手表1块、白色金属戒指1枚，从被告人王某9处扣押了犯罪工具华为手机1部，从被告人石某3处扣押了犯罪工具三星手机1部及用违法所得购买的项链1条、戒指1枚，从被告人许某6处扣押犯罪工具VIVO手机1部及用违法所得购买的华为手机1部、酷派手机1部，从被告人李某6处扣押了犯罪工具小米手机1部，从被告人吴某6处扣押了犯罪工具三星手机1部，上述款物现均扣押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凌某、钟某2、赵某3、蒋某1、林某1、阮某1、廖某1、闵某,4、张某8、李某1、光某、黄某1、廖某2、叶某1、王某1、康某1、吴某1、徐某、杨某、刁某、常某、沈某、冷某、彭某1、陈某1、张某1、刘某1、陈某2、秦某1、刘某2、许某1、张某2、秦某2的证言、搜查证、搜查笔录、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应聘登记表、笔记本、便签纸、名单、汇款凭证复印件、存款凭条、报案请求、结构图、身份证复印件、汇报自律的情况、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等人各自参加传销组织的时间、所申购的份额、上线及各自发展的人员情况、累计申购的份数、金额等事实；其中部分证人的证言还证实各自同住人员的情况、大组及各团队内参与管理人员的情况、其他参加传销组织人员的情况等事实；证人李某1的证言另证实其、夏某1、王某2、吴某1等人所在的六个团队为互动团队，其曾见到上述各团队的窗口任职情况的表格的事实；证人黄某1的证言另证实其担任申购总管期间，每月月底会向被告人朱某7报告业绩，别人曾告诉其朱某7是其所在体系的大老总的事实；证人叶某1的证言另证实其所在的整个体系共有李某6、胡某3等四个申购总管，体系内的各团队之间相互有往来，可以一起参加经晨学习、副班学习，钱也可汇入任何一申购总管的账户中，夏某1、吴某6、陈某1、吴某1、蒯某等人所在团队的活动时间基本一致，每月1号发放的各团队的窗口名单可以拍照，牵头的老总为王某10，另各窗口均有对应的老总的事实；证人王某1的证言另证实2014年年底，其担任老总时，赵某3为召集开会时介绍朱某7为朱大老板，之后慢慢知道朱某7系行业中最大的领导，曾某系自律总监，管理老总及各团队自律总管窗口，2015年4月，听说被告人曾某调到江西南昌的团队担任区域总监的事实；证人康某1的证言另证实其所在的传销组织分成二个大组，每组共有五个团队，均由曾某负责管理，许某3系管自律的老总，其所在组组长为王某10，组内有谢某团队、王某9团队、王某10团队、魏某团队及其所在的团队，管理曾某的人员为被告人朱某7及谭某1、谭某2的事实；证人吴某1的证言另证实其还知道其所在体系因老总之间产生矛盾后分为二个大组，每组五个团队，其所在组的团队为夏某1、吴某6、蒯某、陈某1及其所在团队，被告人石某3系管家庭会窗口的老总，被告人曾某系朱某1的上线，其每晚23时许均打电话向许某6汇报自律情况，以及其还提供了向许某6汇报的2015年12月刁某、彭某2、陈某3、彭芬、王某3等数十人的自律情况的书证的事实；证人刁某的证言另证实其所在体系共有李某6、胡某3等4个申购总管，夏某1、吴某6、陈某1、吴某1、蒯某、鄢鹏、金楼、崔某、舒某、操龙兵等人所在的团队之间互相有往来，可以一起学习、活动的事实；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平时互动的还有其、夏某1、吴某6、吴某1、蒯某、鄢鹏、金楼、崔某、舒某、操龙兵等人所在的团队，日常管理中，有部分老总负责具体牵头某方面的工作，被告人许某3系自律老总牵头的事实；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其担任申购总管期间曾办过农行卡及建行卡各一张，当时这二张卡是被告人曾某的上线谭某1指使其办理的事实；
2、证人晋某,江某、韦某、王某4、廖某3、王某5、陈某7、张某3、宋某、赵某1、王某6、谭某3、谭某4的证言，证实其等人分别经他人介绍到杭州市余杭区了解该传销组织，以及同住人员的相关情况等事实；
3、证人林某2的证言，证实2012年左右，其参加传销组织，其升为老总后曾担任过老总中的家庭会窗口、能力窗口，其搬到临平后与许某3团队的人拼在一起管理，其未担任过岗位职务，被告人曾某、许某3、石某3、王某9均为老总级别，被告人曾某在老总中管理较多，其他老总都听从曾某的安排的事实；
4、扣押清单、手机短信、通话记录、微信等照片，证实侦查机关从被告人朱某7处扣押的手机中存储或记载了有关传销的内容，部分内容为：（1）2015年7月至2016年2月，被告人朱某7的手机与存储名为温某1、张某4、郑某1等人联系，并提及了温某2等数十人，其中张某5、温某1、谢某、曾某、光某等十余人均称朱某7为“朱某2”、“朱大老板”、“大老板”；（2）2016年1月18日，朱某7向他人发送内容为“传杭州片区所有从业人员：杭州片区各级从业人员大家早上好！现针对本片区近期发生的系列事件作以下说明：因2015年9月，片区出现打架斗殴事件，致部分人员受伤，报警并立案！其中有某涉事人员被查出有案底，牵涉到其他案件，于9月13日立案侦查，案件走到上月29日，又重提行业之前打架事件，因此部分业务员和老板被传唤协助调查，因案件复杂，行业人员被扣留时间较长，招来调控，引起下面业务员恐慌，猜测，研究！更有些消极人员借题发挥、制造事端，又因临近新年！因此体系经研究决定，为减少不必要的胡乱猜测，更不要受个别人员影响，放心回家过年，不愿离开片区回家过年的，请做好自律，配合好政府部门工作，不要引起不必要麻烦！备战年后新一轮发展高某，早日达到理想平台。阅读后请删除！”的短信，同日，“谭发”向朱某7发送上述内容的短信；（3）2015年11月，被告人曾某向被告人朱某7发送“大老板，下午地址在九堡，辛苦了”的短信的事实；
5、搜查笔录及照片、扣押清单、表格、身份证复印件、笔记本，证实侦查机关在被告人许某3、石某3、王某9租住的余杭区乔司街道乔司良熟新苑2-2-1501室内查获的笔记本、纸质资料记载了被告人许某3、王某9、石某3等人分红，赵某2、钟某1、江某、朱某3、蒋某2等数十人的姓名及相对应的房间号等，廖某3、丁某1、黄某2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事实；
6、扣押清单、手机短信照片，证实侦查机关从被告人许某3处扣押的手机中存储或记载了有关传销的内容，部分内容为：（1）2015年11月、同年12月，被告人许某3与朱某1、谢某、魏某等人之间均有短信联系，并提及了叶某1、肖龙飞、陈某4等数十人的姓名，许某3向朱某1、谢某等人发送短信的部分内容为安排新老总吃饭及团队自律情况等；（2）2015年11月17日，朱某7（号码为139××××5233）向许某3发送内容为“许总，王某9工资11960元已打入你的建行卡，请查收”的短信等事实；
7、扣押清单、纸张、笔记本、凭证，证实侦查机关从被告人许某3处扣押的纸张、笔记本记载了王某3、王某7、叶某1等数人被罚款的情况、蒋某3、柏某、郑某2等人的工资或分红情况，戴勇于2015年6月存款的情况及记载了杨某、朱某4、杜某等数十人的姓名等事实；
8、扣押清单、纸张、笔记本等，证实侦查机关从被告人王某9处扣押的纸张、笔记本等记载了郭某直接或间接发展的情况、邹某、朱某5、孙某、王某8等人10月份的工资情况、2015年5月至同年11月，刘某3、江某等人的房租情况、朱某3、钟某2、李某2等人担任职务的情况等，另还记载了朱某5、孙某、王某8、何某、邹某、岳增葆等数十人姓名的事实；
9、扣押清单及照片、照片，证实侦查机关从被告人曾某处扣押的手机存储或记载了有关传销的内容，部分内容为：（1）2015年12月，被告人曾某与张归法等人之间的短信联系情况，并提及了吴某2、章某1、叶某2等数十人，其中2015年12月28日，张归法向被告人曾某发送短信时称呼曾某为“大老板”，并将其所在团队下个月的窗口安排情况发给曾某；（2）部分房间的人员入住等情况及潘某、梁某等人的工资、费用、分红等情况（部分内容与证人吴某1提交的部分书证基本一致）；（3）其手机中邮箱的收件箱内存储了“申购承诺”、“体系职务的具体事项”、“组长、教育总监、自律总监职务职责”等数十个传销相关内容的文档的事实；
10、扣押清单及照片、纸张、笔记本等，证实侦查机关从被告人曾某处扣押的纸张等记载了李某3、张建平等数十人的工资、记账、电话卡等情况；
11、扣押清单及照片、照片，证实侦查机关从被告人曾某处扣押的笔记本电脑存储了有关传销的相关内容，（1）存储了“体系职务的具体事项”、“自律”、“新人启动”、“各职能窗口的职能职责”等传销相关内容的文档；（2）名为“15”、“11”（修改时间均为2013年）的文档记载了被告人朱某7、曾某、许某3等数人担任职务等情况的事实；
12、扣押清单、纸张、笔记本，证实侦查机关从被告人许某6处扣押的纸张、笔记本记载王某1等人的分红情况及部分房间的人员入住等情况的事实；
13、扣押清单、纸质材料，证实侦查机关从被告人石某3处扣押的纸质材料记载李生、丁某2等人的工资、分红或记账情况，钟某1、王某4等人申领电话卡的情况、李某2、王某9等人的开支情况，陈某5、韩某等人的到会情况、刘某4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另还提及了李某4等人的姓名的事实；
14、扣押清单、自选组合套装、存款凭条、身份证复印件，证实侦查机关从被告人李某6处扣押了自选组合套装、存款凭条、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记载了晋某,吴某3等人的申购情况；
15、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个人活期明细信息、交易明细，证实户名为李某6、胡某3的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的交易情况，被告人李某6、胡某3担任申购期间上述账户每月收到数笔汇款的事实；
16、调取证据清单、截图、视频，证实2015年11月29日，被告人朱某7持户名为李某6、账号为62×××60的中国建设银行卡从中取款的事实；
17、搜查笔录及照片、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及照片、现金缴款单，证实侦查机关查获各被告人时，从各被告人处查获并扣押犯罪工具、违法所得等涉案财物的前述事实；
18、户籍证明、情况说明，证实各被告人的身份及查无前科的情况；
19、抓获、破案经过，证实各被告人均系被抓获归案的事实；
20、被告人朱某7的供述和辩解，在侦查阶段未供述犯罪事实，在庭审中供认2011年左右，其加入传销组织，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为50人左右，其的级别为四代老总，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许某3、石某3、王某9均已晋升为高级业务员，一般由许某3与其联系，被告人许某3在案发前几日向其提出过要退出传销组织，2015年9月开始，被告人李某6担任申购总管并将申购款交给其的事实；其辩称其不认识被告人曾某、许某6及谭某1等人，其伞下的人员搬至余杭后没有人负责管理等；
21、被告人曾某的供述和辩解，在侦查阶段未供述犯罪事实；在庭审中供认其经谭某1介绍加入传销组织，2014年左右成为老总，目前其系二代或三代老总，其发展的人员中已成为老总的为朱某1、王某1，被告人朱某7及谭某1均为总裁级别，该二人系合作关系，各自的二个下属团队及王某10团队之间存在交叉检查、开会等情况，谭某1下属的团队由许某6及朱某1担任老总并负责管理，被告人朱某7系负责余杭片区的传销事务的，其平时称呼朱某7为朱某2、朱大老板，2014年7、8月至2015年3月及2015年11月至案发，其在杭州，其离开杭州期间仍偶尔与团队联系，其平时会与朱某7联系，汇报团队的事情，被告人许某3在其印象中未向其退出传销团队等；
22、被告人许某3的供述和辩解，在侦查阶段未供述犯罪事实，在审查起诉及庭审中供认2012年，其经被告人朱某7介绍加入传销组织，直接或间接发展了被告人石某3及朱某3、丁某2等人，2014年2月，其成为老总，其知道被告人朱某7及谭某1合作管理余杭团队，其系朱某7发展的，有事先向朱某7汇报，曾某系谭某1下线，并担任组长，负责管理王某9、谢某、许某6、魏某等人的团队，谭某1、朱某7有事情会通过曾某传达，2015年11月开始，其经谭某1任命担任大组的自律总监，负责管理上述团队的自律工作，传达上级的指令，向曾某汇报自律工作，但工资返利一般由朱某7发放，被告人王某9于2015年10月开始接替郑某1为团队老总，2015年12月16日，其征得朱某7、曾某的同意不继续担任自律总管的事实；
23、被告人王某9的供述和辩解、结构图、纸张、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3年3月左右，其经郑某1介绍在武汉加入传销组织，2014年4、5月，其随团队到余杭，2015年春节，其担任团队的自律总管，2015年4月，其累计申购份额达到600份，2015年5月，其担任团队老总，发现被骗后于同年6月回老家，并由郑某1重新管理团队，同年11月，其在郑某1要求下重新回到余杭管理所在团队，被告人吴某6任总管，被告人李某6任申购总管，朱某3、钟小点、赵某1、阮某2、蒋某1、闵某,4均在团队中担任职务，其间，许某3每月会将返利、工资给其，其扣除自己所得后交给他人发放，被告人朱某7系大老总级别，分管杭州片区，谭某1也是管杭州的，但不清楚与朱某7之间是什么关系，被告人曾某系上体系的老总，负责管理临平团队，主要是传达朱某7的指令或想法，其曾于2015年12月初参加过曾某组织的均由老总参加的会议，传达上级指示、鼓励带好团队，老总级别的人员也有相应的岗位安排，2015年11月起许某3担任自律总监，石某3担任家庭会老总，管理各团队的家庭会窗口，分析、解决团队的问题，被告人许某6系管理团队的老总，其主要向许某3汇报情况，以及从其房间搜查到的结构图系其发展的下线情况，从石某3处扣押的部分纸张复印件看起来像是被告人许某3书写的老总的工资情况等事实；
24、被告人石某3的供述和辩解、纸张、笔记本等，证实2012年5、6月，其经被告人朱某7介绍在广西加入传销组织，因朱某7的直接下线已满，故其加入时为许某3的下线，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了儿子李某6及郑某1、被告人王某9等人，之后随团队搬迁至湖北省武汉市，2014年7月，团队搬迁至杭州市余杭区，直至2015年12月29日被抓获，在余杭期间，临平片区系谭某1管理，主要由朱某7、谭某1、朱某6三条线，2015年8、9月左右，分为二个组进行管理，二个组的组长为曾某，一组有五个团队，其所在的二组，教育总监为王某10，自律总监系许某3，家庭会老总系郑某1，2015年12月左右，改由其担任家庭会老总，另有石某、周某、朱某1、谢某、魏某担任组内的其余职务，管理团队的老总有王某9（2015年10月或11月开始担任）、谢某、石某、魏某、朱某1、王某10，2015年11月左右，被告人许某6到杭州，系管理团队的老总，谭某1系杭州片区的总负责人，朱某7是南昌片区的总负责人，每条线下人员工资由各自的老总发放，曾某无法解决的事情向谭某1汇报，以及从石某3处扣押的记载“陈某5、40人，开37人，少3人的纸张系其自己书写的家庭会的情况，从许某3、王某9及其所住的租房客厅沙发下搜查的记事本系记录团队里的资料情况的，记录总管每天汇报的内容，字迹疑似许某3、郑某1，从其处扣押的黑色记事本上记载的朱某2系朱某7等事实；
25、被告人许某6的供述和辩解，在侦查阶段未供述犯罪事实，在审查起诉阶段供认2013年底，其经周传仁介绍作为李强的下线加入传销组织，直接或间接发展了张某6、高某、陆彩云等人，2014年10月1日开始成为老总，之后其与朱某1团队合并，2015年10月底，其到杭州开始管理朱某1团队，主要负责团队自律工作，其他的事情其听取汇报后报告给朱某1，2015年11月29日，组长曾某召集其、许某3、王某9、谢某、朱某1、魏某、康某2、王某10、石某3等老总开会，分发会议流程资金、确定每个团队的总管名单等、为次月的晋升会议做准备，2015年12月1日，其未参加晋升会议，其所在团队与朱某1、魏某、许某3、谢某等人的团队是属于同一组的，以及至案发时，其所在团队共有陈某6、康某3、康某1等三、四十人的事实；
26、被告人李某6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1年夏天，其经父亲石某3介绍加入传销组织，石某3的上线为许某3，其直接或间接发展郑某1、王某9、郭某等30余人，2014年7月，团队中的部分人员搬迁至余杭，同年10月，其到余杭，至案发时止，其系业务经理级别，累计申购份额已超600份，2015年9月起，其担任所在团队的申购总管，并兼任夏某1及黄某1担任总管的团队的申购总管，其还在被告人朱某7要求下办理了二张中国建设银行卡用于申购并告诉朱某7银行卡的密码，其每月月底还将当月申购情况汇总后向被告人朱某7汇报，其每月会与张某7、王某2、吴某4、胡某3、殷某等申购总管一起将申购单交给章某2，另被告人曾某及他妻子谭某3均系老总，胡某3系曾某的申购总管的事实；
27、被告人胡某3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3年年10月左右，其经父亲胡家新（胡家新上线为魏某，魏某上线为朱某1，朱某1上线为曾某，曾某上线为谭某1）介绍加入传销组织，现为业务经理级别，其发展了张某1、许某2等人，累计申购400余份，2014年1月，其随组织搬迁至余杭，其曾在传销组织中担任总管、申购总管、自律总管、副班窗口等，2015年9月左右，其担任朱某1团队和魏某团队申购总管，其经谭某1要求办理二张银行卡用于申购，并在办理当天将卡交给了谭某1，告知了密码，每月底或者月初，谭某1会让其将申购单交给他或他指定的人员，2015年12月底，其所在团队莫名其妙解散，其所在的魏某团队另有陈某1、张某2、刘某1、刘某2等人，其组内另有被告人许某6及朱某1管理的团队，吴某1等人属于该团队，另其听说过朱某7系很大的老总，级别很高，不清楚具体做什么，李某6、王某2、夏某2、张某7均担任申购总管，从曾某处扣押的手机照片及从许某6处扣押的纸张复印件是部分团队每个房间每天的人员情况的事实；
28、被告人吴某6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4年7、8月，其经被告人王某9介绍加入传销组织，其曾在团队中担任过自律配合、自律总管，系团队的总管，被告人王某9系其所在团队的老总（担任2个月），李某6系申购总管（担任2个月），另有朱某3、赵某1、李某2、阮某2、闵某,4在其所在团队担任职务的事实。
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被告人朱某7辩称其未负责整个传销组织的事务，经查，在案的被告人曾某、许某3、王某9、石某3、李某6的供述和辩解与证人黄某1、廖某2、康某1等人的证言及手机短信、微信等书证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朱某7与他人一起统筹管理该传销组织内郑某1、王某9团队、谢某团队、许某6团队、魏某团队等数个团队的事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人曾某辩称其未担任组长职务，经查，在案的被告人许某3、王某9、石某3、许某6等人的供述和辩解与证人康某1等人的证言及短信、照片、纸张等书证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曾某担任组长职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人朱某7辩称其与谭某1及被告人曾某系合作关系，没有利益关系，不应将谭某1发展或管理的人员计入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员数，故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50人左右；被告人朱某7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朱某7所在团队与被告人曾某及谭某1所在团队并不属于同一传销组织，故不应将被告人曾某及谭某1所在团队的人员计入被告人朱某7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经查，在案的被告人曾某、许某3、王某9、石某3、许某6、李某6、胡某3等人的供述和辩解与证人李某1、叶某1、王某1、康某1、吴某1、刁某、陈某1等人的证言及纸张、照片、交易明细等书证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朱某7及谭某1等人对郑某1、王某9团队、谢某团队、许某6团队、魏某团队等数个团队均进行了统一的组织、管理，结合审理查明被告人朱某7伙同他人统筹管理上述团队的事实，应将被告人朱某7伙同他人统筹管理上述团队内的人员均计入被告人朱某7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
被告人许某3、王某9辩称不应将除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计入其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的人数；被告人许某6辩称其未管理其他团队，不应将其他团队的人员计入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人数，经查，本案的传销组织通过集中开会、交叉检查、处罚等手段对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实行逐级控制，层层管理，促使下线人员不断发展伞下人员，被告人许某3担任大组的自律总监，被告人王某9、许某6均系各团队的老总，其间，通过参加会议等方式传达相关精神，交流经验，以达到对整组人员的横向管理；被告人许某3等人还担任老总层面自律总监、家庭会老总等职务，负责本大组对应的自律教育配合、能力、经晨、家庭会等工作，对整大组的工作起较强的管理作用，故应将各被告人担任前述职务期间，本组内传销组织的人员均计入各被告人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数，上述辩解，本院均不予','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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