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再23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安徽延生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沙河路30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07139489180（1-1）。
法定代表人：闫仲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长光，安徽华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会，安徽华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安徽华氏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庐阳大杨产业园2#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117728750（1-！）。
法定代表人：盛群，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安徽延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生药业公司）因与被申诉人安徽华氏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氏医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合民二终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向合肥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合肥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报请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皖检民（行）监[2017]34000000105号民事抗诉书，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民抗6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合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范铭波、饶远出庭。申诉人延生药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长光、被申诉人华氏医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延生药业公司现提供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合民二终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理由如下：本案焦点问题是延生药业公司与华氏医药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根据相关证据能否认定双方买卖合同成立。原审中，延生药业公司提供的一份由华氏医药公司购买6000盒鱼金注射液药品的增值税发票及一份华氏医药公司的商品入库单和进后退出药品通知单复印件（批号1212182）。现在延生药业公司提供了两份新证据：一份华氏医药公司销售出库清单，另一份为安徽省宣城市医药有限公司药品验收入库（通知）单，证实2013年6月26日宣城市医药有限公司自华氏医药公司购买6000盒鱼金注射液，批号为1212182。原审中华氏医药公司对于上述增值税发票抵扣情况没有异议。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仅凭增值税发票和复印件证据不足以证明相关事实，但延生药业提供两份新证据进一步证明了案涉货物去向与原审提供的证据相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明华氏医药公司收到货物并将该批号药品转卖的事实存在，进而证实延生药业公司与华氏医药公司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综上所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合民二终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起抗诉，请依法再审。
延生药业公司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个人没有经营药品的资格，一审判决由朱松林承担支付货款义务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二审依据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申诉人未能提供朱松林的行为得到了华氏医药公司的授权，华氏医药公司也不可能收到涉案货物，驳回了申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中，申诉人提供了证人证言、增值税发票存根、销货清单、华氏医药公司入库单等证据，足以证明申请人主张的事实。现申诉人提供两份新证据，进一步证明申诉人主张的事实。故请求依法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申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华氏医药公司辩称，延生药业公司提供两份新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事实上是聂利亚与朱松林两个医药代表之间的药品抵扣债务行为，因为他们二人没有药品经营许可权，所以朱松林找到被申诉人代为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被申诉人自始至终没有参与买卖的任何一个环节，也没有见到过药品，该药品是从阜阳直接发送到宣城，发货人是聂利亚，收货人是朱松林，朱松林收到货后直接送到宣城市医药有限公司，所以该批药品及款项与被申诉人华氏医药公司无关，华氏医药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另，被申诉人从朱松林处得知，宣城市医药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19日将5504盒鱼金注射液退还给朱松林，并由朱松林返还给聂利亚，相关款项他二人已自行结算，本案与申诉人延生药业公司或被申诉人华氏医药公司均无关。
延生药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3年6月，华氏医药公司派业务员朱松林到阜阳与延生药业公司洽谈业务，要求购买延生公司在安徽省内独家代理经销的鱼金注射液。后双方商定华氏医药公司购买价值135000元的鱼金注射液。2013年6月24日，华氏医药公司业务员朱松林从延生药业公司处自提6000盒价值135000元的鱼金注射液，并随货将增值税发票带走。后经多次催要，华氏医药公司至今未支付货款，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华氏医药公司偿付货款135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偿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1日，朱松林出具一份“调货明细”，载明：一、2013年6月24日从安徽延生药业有限公司发6000盒鱼金注射液到华氏医药公司，合计金额135000元。二、2013年9月5日从阜阳新特药业有限公司发货到安徽宣城医药有限公司，合计21700元。以上货款签字认可。
2013年6月22日，延生药业公司开具安徽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付款人为安徽华氏医药有限公司，发票编号No.00403718，内容为鱼金注射液6000盒，金额135000元。
一审法院判决：延生药业公司与华氏医药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延生药业公司系按朱松林的要求将药品发给华氏医药公司，朱松林并未以华氏医药公司名义向延生药业公司购买药品，则案涉货款的付款责任应由朱松林个人承担，朱松林在诉讼中陈述与华氏医药公司并无劳动关系，延生药业公司也无证据证明该事实，故延生药业公司仅凭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和朱松林个人出具的“调货明细”向华氏医药公司主张权利，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延生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延生药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朱松林个人没有经营药品的资格，延生药业公司将货物发给了华氏医药公司，并给华氏医药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华氏医药公司也将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华氏医药公司支付货款135000元及同期银行利息。
延生药业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下列证据：1、华氏医药公司的商品入库单和进后退出药品通知单的复印件，证明华氏医药公司已经收到货物鱼金注射液6000盒；2、华氏医药公司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税务登记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定点经营批件复印件，证明朱松林持加盖华氏医药公司公章的上述证件，代表华氏医药公司从延生药业公司购买药品，华氏医药公司应承担法律责任。
华氏医药公司对延生药业公司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该药品已经入库，也不能证明该药品为延生药业公司主张的药品；华氏医药公司对延生药业公司提供的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双方当事人一直以来都有生意上的往来，华氏医药公司的上述证件早在延生药业公司处留存，上述证件不能证明是朱松林提供，且延生药业公司未能提供华氏医药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更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
延生药业公司二审中申请调取华氏医药公司2013年7月的会计凭证（具体内容是号码为00403718的增值税发票的抵扣情况），由于华氏医药公司对00403718号增值税发票抵扣情况没有异议，且该申请不属于人民法院调取证据范围，因此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延生药业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朱松林的行为取得了华氏医药公司的授权，华氏医药公司也不认可收到本案所涉货物，因此延生药业公司要求华氏医药公司支付货款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再审过程中，延生药业公司提交了两份证据：1、加盖安徽省宣城市医药有限公司印章、发货日期为2013年6月26日的安徽华氏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出库清单复印件；2、加盖安徽省宣城市医药有限公司印章、日期为2013年6月27日的安徽省宣城市医药有限公司药品收货验收入库（通知）单复印件。证明华氏医药公司将其从延生药业公司购买的6000盒鱼金注射液出售给第三方安徽省宣城市医药有限公司的事实存在。该证据与其在原审中提交的发票、入库单复印件、出库单载明的药品批号、数量、时间均完全一致。华氏医药公司质证认为，销售出库清单在其公司数据库系统中并无该记录，对其真实性有异议。结合一审中朱松林的证人证言及相关货物快运单，能够证明朱松林经手的药品是从阜阳直接发送到宣城，与华氏医药公司无关。对安徽省宣城市医药有限公司的验收入库（通知）单无法核实，是朱松林与安徽省宣城市医药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与华氏医药公司亦无关。另，申诉人延生药业公司在原二审中提交的进后退出药品通知单的内容证明聂利亚以延生药业公司名义出售的鱼金注射液，于2014年5月已返还了5504盒。
华氏医药公司再审中提交了一份延生药业公司出具给华氏医药公司的法人授权委托书（销售），内容为：兹委托闫霄同志为我公司销售代表，负责我公司表中所列产品在贵公司签订合同后进行销售，同时负责货款结算，做好售后服务工作。特此委托。签发日期：2013年1月1日，有效期至：2013年12月31日。证明延生药业公司与华氏医药公司业务往来只和闫霄发生过，不可能与聂利亚等人发生业务。延生药业公司质证意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实际上该公司有几个业务员都在从事相关业务，不能证明该业务员的唯一性。
华氏医药公司对延生药业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且上述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华氏医药公司向延生药业公司购买药品的事实，与延生药业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对延生药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定。延生药业公司对华氏医药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认定。
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申诉人延生药业公司与被申诉人华氏医药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事实清楚。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延生药业公司与华氏医药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药品买卖关系。延生药业公司持其开具的名称为华氏医药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及朱松林出具的调货明细向华氏医药公司主张6000盒鱼金注射液药品货款，但未提交华氏医药公司对朱松林的授权委托书，不能证明朱松林在调货明细中所注明的“发6000盒鱼金注射液到华氏医药公司”的行为系华氏医药公司的授权委托行为。现华氏医药公司对朱松林的行为不予认可，也不承认收到上述药品，延生药业公司在再审中提交的两份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新的证据，也不能推翻原判认定的案件事实，直接证明华氏医药公司向延生药业公司购买了上述药品，与延生药业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也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综上所述，申诉人延生药业公司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5）合民二终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敏霞
审判员 轩银珍
审判员 李 鸿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付璇旋
附件：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