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赣11刑终58号
原公诉机关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平成，男，1969年2月21日出生，江西省余干县人，汉族，大专文化，原系中共余干县信丰垦殖场党委书记，住余干县。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于2017年5月21日经余干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同日由余干县公安局执行取保候审；同年10月20日经余干县人民法院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人彭定清，江西干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雷旭辉，男，1971年9月15日出生，江西省余干县人，汉族，大专文化，原系余干县信丰垦殖场农业办公室主任兼水务站站长，住余干县。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于2017年5月20日被余干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日由余干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同年6月2日经上饶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余干县公安局执行逮捕；同年7月18日经余干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同日由余干县公安局执行取保候审。同年10月20日经余干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朱玉爱，江西干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审理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吴平成、雷旭辉犯贪污罪一案，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2017）赣1127刑初20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吴平成、雷旭辉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了上诉状，依法讯问了原审被告人吴平成、雷旭辉，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
余干县信丰垦殖场为县属场，参照乡镇管理模式，下辖五个分场，五个分场实有田亩面积为20200亩左右。被告人吴平成于2015年6月10日被中共余干县委任命为余干县信丰垦殖场党委书记；被告人雷旭辉于2008年起担任信丰垦殖场农业办公室主任，2010年开始兼任信丰垦殖场水务站长。
水稻等农作物种植保险为政策性保险，按照规定，保险应当由农户自愿投保，财政部门对水稻等农作物投保农户实行财政补贴。为落实水稻种植保险政策，国务院、财政部、江西省农业厅、余干县人民政府等部门均出台了相关政策和工作方案。
2015年6月25日，吴平成主持党政班子会，在明知本场农田已全部发包分散种植且投保面积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下，决定信丰垦殖场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干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余干公司）以5个分场书记赵某、张某、吴某1、毛某1、王某1的名义进行水稻种植保险投保，投保一季，面积共为32000亩，由雷旭辉负责伪造投保资料进行虚假投保并负责将信丰垦殖场以拨付5个分场生产费用名义支出的保费汇总缴入人保财险余干公司。理赔时，由5名投保人虚假报案，保险公司自行选择出险地点，伪造现场勘查报告等虚假手段进行虚假理赔。根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的规定，按不超过保费收入10%的比例拨付水稻种植保险工作经费。2016年1月16日，雷旭辉在人保财险余干公司领取了信丰垦殖场2014年、2015年水稻种植保险工作经费2万元。吴平成与雷旭辉商量后决定两人分掉此2万元，两人各分得1万元。
2016年5月，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干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余干公司）经理毛某2带领其公司工作人员到信丰垦殖场进行水稻保险宣传、协调。后吴平成于2016年5月9日主持党政班子会，在明知本场农田已全部发包分散种植且投保面积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下，决定2016年信丰垦殖场的水稻种植保险改由人寿财险余干公司承保，早晚两季投保，保费由总场垫付，水稻保险事宜仍由雷旭辉负责。雷旭辉同样负责伪造农田承包合同、虚构投保面积、提供虚假种植户信息等进行虚假投保，虚假投保面积为每季32000亩，保费由信丰垦殖场以生产费用的名义下拨后交纳。信丰垦殖场同样通过虚假理赔获得了理赔款。根据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的规定，要求有协保员等协办人员才能拨付水稻保险工作经费。2016年下半年，雷旭辉经吴平成签字同意，以其亲友雷某1、周某、李某1、尹某、戴某的名义与人寿财险余干公司签订虚假协保协议。人寿财险余干公司按总保费15%的比例以支付协保员劳务费的名义拨付信丰垦殖场水稻保险工作经费共计17.28万元。经费到帐后，雷旭辉将其持有的五名虚假“协保员”银行卡中的协保员劳务费转至其个人银行账户。2017年3月15日，吴平成、雷旭辉商量决定把除去开具税务发票等开支剩下的16万元钱分掉，当天傍晚雷旭辉在吴平成的车上分给吴平成8万元现金。吴平成当天将分得的8万元存入其个人建设银行账户，后用于其个人日常开支。雷旭辉分得的8万元用于其个人日常开支。
案发后，被告人吴平成、雷旭辉主动到余干县人民检察院投案，并已将违法所得上交至余干县人民检察院专用帐户。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余干县司法局向本院出具了社区矫正评估意见书，证实被告人吴平成、雷旭辉符合社区矫正条件，可适用缓刑。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吴平成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2015年6月，调到余干县信丰垦殖场任党委书记。今天来余干县人民检察院主要反映其在信丰垦殖场农业水稻保险工作中存在有关问题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其在担任信丰垦殖场党委书记期间，明知场里的田都发包出去了，不符合水稻保险的条件和规定，仍然决定予以虚假投保、虚假理赔，套取了国家对水稻保险保费的补贴；二是在其场办理水稻保险过程中，将保险公司以劳务费的名义支付给场里的16万元和其场农业办主任兼水务站站长雷旭辉一起私分掉了。
根据有关规定，水稻保险是要由农户自愿投保的，每亩的保险金额是300元，保险费率是6%，中央财政补贴40%，省级财政补贴25%，县级财政补贴5%，其余的30%由投保人承担。
2014年、2015年、2016年这三年都投保了，2014年其不在信丰垦殖场，2015年其到垦殖场工作的时候，信丰垦殖场已经完成了投保工作。2016年投保是其通过召开班子会议的形式决定的。
2016年农田保险，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余干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公司）的毛经理和两三个工作人员到其场进行水稻保险宣传、协调，协商达成：今年的水稻保险保费场里比去年少交每亩0.9元即交每亩5.4元，到时候给其场里理赔60多万元，协保员的工作经费（劳务费）不会少，大致给10多万元。之后其就叫雷旭辉负责办理、协调水稻保险事宜，并召开场班子会议，会议确定投保两季64000亩，每季32000亩，以其场五个分场书记的名义投保，这五个人分别是一分场毛某1、二分场王某1、三分场张某、四分场赵某、五分场吴某1，由场长王某2代表总场同这五个分场书记签订发包合同，将这五个分场书记的身份信息资料和一卡通账号提供给保险公司，由农业办公室负责协助保险公司办理其场水稻保险事宜，获得的理赔款入场财务账。班子会议上没有提到协保员工作经费的事。信丰垦殖总场和分场一起总共有17000多亩，全部发包给农户。投保32000亩农田是完全虚构的，其实没有农户参保，更没有农户获得保险理赔款。保险理赔款到了以后，五个分场每个分场均给了6000元。水稻保险的保费是总场以生产费用的名义下拨给5个分场，再由5个分场将钱交给雷旭辉，再由雷旭辉缴纳给保险公司。信丰农场投保了两季水稻保险共计64000亩，总共缴纳保费34.56万元；另外国家补贴74.88万元。投保资料具体由雷旭辉负责。投保水稻保险还要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是经过场班子会议之后，由雷旭辉将合同版本整理好，到总场场长办公室由场长王某2代表场里同各个分场书记签订的，合同是其场虚构的，目的就是通过虚假理赔的方式套取国家水稻保险保费补贴。其场通过虚假出险到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就会派员到“出险地点”（因为是虚假投保的，所以不存在出险地）进行现场勘查，勘查符合理赔条件的，保险公司即会进行理赔。保险理赔的其他程序其不清楚。2016年你场通过虚假投保、虚假理赔获得了40多万元理赔款，具体数额其不清楚（其中套取了大概10万余元保费补贴）。投保时其和保险公司协商的是60多万元的理赔款，保险公司先赔给其场40万元；保险公司后面答应按两季总保费的15%作为工作经费返还给其场里，总共实际给其场的也差不多达到了60万元。两季总保费的15%是17.28万元，被其和雷旭辉私分掉了，其分得了8万元。这17.28万元是由保险公司打入了由雷旭辉提供五名协保员的账户上，再由雷旭辉将这钱收到他自己手上，然后就被其二人私分掉了。2016年年底前（具体时间其现在记不清了），他到其办公室向其汇报，说协保员的工作经费已经到账了，有17.28万元，没有其他人知道，其二人可不可以将这17.28万元分掉，除去税票和请协保员吃饭开支1万多元，剩余16万元，每人8万分掉；其说可以，等过了年再说。2017年3月份，具体日期其现在记不清了，雷旭辉打其的电话说，这笔钱（17.28万元）放在他那里已经蛮久了，可不可以分掉，其说可以，他就说让其到县民政局附近来取钱，其二人到了民政局附近后，他将带来的塑料袋装的8万元现金给了其，其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谢谢你的给我的8条烟”，之后就走了。当天其就通过ATM机存在建行卡（卡号62×××76）账户上，一直没有动过。
协保员的身份信息都是由雷旭辉提供的，总共有5个人，这5个人都是他的亲戚朋友。因为其场投保的水稻保险是虚假的，根本就不需要做协保工作。为什么要虚构协保员，因为按照保险公司的规定，没有协保员就得不到协保工作经费的，其等人就是通过虚构协保员才获得该笔工作经费的。
其还有问题需要说明，2015年的时候，县信丰垦殖场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干支公司投保了水稻保险，在理赔的时候，该保险公司返还2014年、2015年两年的保险工作经费共计2万元，其和雷旭辉每人各分了1万元。雷旭辉到其办公室对其说起2014年、2015年保险返还经费2万元，一个人1万元自己用掉，其就同意了，然后他就在当场将1万元给了其。
2、被告人雷旭辉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是县信丰垦殖场水务站长、农办主任。水务站的工作职责是防洪抢险、内部的水资源调配等；农办的工作职责是负责水稻种植等与农业有关的工作。其是2008年被信丰垦殖场任命为农办主任，2010年被水利局任命为水务站站长。2014年至2016年，信丰垦殖场的水稻种植保险业务是由其具体操办的。2014年开始，场里的领导叫其负责配合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办理好水稻种植保险业务。2014年的时候我们场共投保32000亩/季，保费是6.3元/亩，两季共交纳保费40.32万元，两季共理赔65.9292万元；2015年我们场投保了一季，保费是6.3元/亩，共交纳保费20.16万元，理赔32.9385万元；2016年我们场共投保32000亩/季，保费是5.4元/亩，两季共交纳保费34.56万元，两季共理赔44.37218万元。信丰总场和五个分场共有17000亩左右，另两个村委会有5000亩左右，但两个村委会的田没有参保。总场和分场只有17000亩左右的农田，为何投保数是32000亩，是场里决定以32000亩的面积投保的。场里安排五个分场书记作为投保人，进行投保。保费缴纳是总场以生产费用的名义拨给各个分场书记的个人账户上，然后由各分场的书记将款打入其的账户，由其统一将保费交至保险公司。2016年信丰垦殖场是向人寿财险公司投保的，其场缴纳的保费是每亩5.4元，另外人寿财险公司还按两季总保费115.2万元的15%返还了17.28万元保费到其账上，其他的与2014年相同，这个纯粹是弄虚作假。根据有关规定，水稻保险是要由农户自愿投保的，每亩的保险金额是300元，保险费率是6%，中央财政补贴40%，省级财政补贴25%，县级财政补贴5%，其余的30%由投保人承担。信丰垦殖场投保了32000亩，场里根本没有种植农田，而且既不是农户自愿投保，农户也没有缴纳保费，更没有得到保险理赔款，这完全是虚假的，目的就是为了套取国家对这个保费的补贴。那这些理赔案件材料也是造的假。签订的承包合同也是虚假的，合同上的签名有的是分场书记签的，有的是其代签的。报案都是保险公司自己找人报的，报案也是虚假的。出险地点都是保险公司的人员自己去寻找有险情的地方去查勘、拍照的。2014年投保了两季，保费每亩6.3元，共缴纳了40.32万元保费（这6.3元包含了农户承担的30%和县财政承担的5%），共获得了65.9292万元理赔款，获得的理赔款扣除缴纳的保费及留给五个分场各6000元费用外，剩下22.6092万元就是总场的纯所得，这些钱其都在场里入了财务账。2015年投保了一季，保费每亩6.3元（情况同上），共缴纳了20.16万元保费，获得了32.9385万元理赔款，获得的理赔款扣除缴纳的保费及每个分场3000元费用，剩下112785元就是总场的纯所得，这些钱都在场里入了财务账。2016年投保了两季，保费按每亩总保费的18元的30%即每亩5.4元，共缴纳了34.56万元，获得了理赔款44.37218万元，获得的理赔款扣除缴纳的保费及给予五个分场的各6000元费用，剩下6.81218万元就是总场的纯所得，这些钱都在场里入了财务账。2016年改在县人寿财险公司投保是场党委书记吴平成提出和决定的。其与县人寿财险公司协调办理保险过程中，开始约定每亩返还8元，后来说按两季总保费的10%返还，最后返还比率提高到15%。保险公司让其提供五名协保员协助工作，其向吴平成书记汇报了，吴平成书记叫其自己安排。其找了周某（其姐夫）、戴某（其朋友）、雷某2锋（其侄子）、尹某（其朋友）、李某1（其老婆）。2016年12月初，保险公司程副经理叫其去开好劳务费的税务发票，其开好税票总共缴纳了9000元左右的税，就把这些税票交给了人寿财险公司。在2016年12月20号左右，人寿财险公司将两季总保费的15%即17.28万元以协保员劳务费的名义分别打入了其提供的五名协保员的账户，然后将17.28万元打入其信用社的账号。是其将他们5个人的卡拿过来，到余干农商银行华林岗信用社将这5张卡里的钱转入我的账号上，现在这5张卡在其这里。这5张卡都是他们自己办理的，其老婆的卡是由其保管的，尹某的卡其保管了两年，其他三人的卡平时都是由他们自己保管的。17.28万元到帐后，其向吴平成书记汇报了，问怎么处理。他说要等他和场长商量之后再作处理。大约在2015年年底，其以领条的形式从人保财险公司领取了2014年、2015年的工作经费共计2万元，在这之前，其就和吴平成书记说过，每一年人保财险公司会给其1万元的工作经费，其领取了这2万元之后，其在2016年12月份中旬，在吴平成书记的家门口（县政府宿舍），给了吴平成1万元现金，他也知道这是人财保险公司返还给其场的保险经费；2016年人寿财险公司给了其17.28万元，除了开税务发票花了9331.2元（按5.4%税率计算）、请5名协保员吃饭花了3千多元，总共花掉1.28万元左右，剩下16万元，在2017年3月15日下午在我家门口（县民政局旁边），吴平成开了车过来，其上了他的车给了他8万元现金，他还说谢谢其的“八条烟”，其说这不是其的“烟”，并且还说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后来其就下车走了。其总共分得9万元，均用于日常生活开支。
（二）书证。
1、常住人口登记表。证实被告人吴平成、雷旭辉的身份信息等。
2、中共余干县委等有关文件。证实被告人吴平成任信丰垦殖场党委书记时间，被告人雷旭辉的任职分工以及信丰垦殖场各分场的书记、场长的任职等情况；吴平成系公务员，雷旭辉系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
3、信丰垦殖场会议记录证实，2012年4月23日何某主持信丰垦殖场党政班子会议研究决定投保农业保险；2015年6月25日吴平成主持信丰垦殖场党政班子会议通报了历年农业保险情况，以四个分场为单位进行投保，所得收入全部入账用于农业生产；2015年5月9日吴平成主持信丰垦殖场党政班子会议决定农业保险以四个分场为单位进行投保，两季投保，保费由总场垫付，保费每亩6.3元，面积按往年不变，方法不变，农办负责，收入入账，用于农业生产。
4、土地发包合同。证实为骗取保费信丰垦殖场2016年3月伪造总场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工业分场农田发包合同。
5、余干县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出具的归案情况说明。证实2017年5月18日，我局到信丰垦殖场初查农业保险领涉嫌职务犯罪问题，该场农办主任雷旭辉主动向办案人员交代了其滥用职权虚假投保、虚假理赔的事实。2017年5月19日，雷旭辉主动到本院接受和配合调查，并进一步交代了其在办理农业保险过程中挪用公款及贪污的犯罪问题。2017年5月20日，信丰垦殖场党委书记吴平成主动到本院投案并交代了其滥用职权、贪污的犯罪问题。
6、水稻保险情况。证实信丰垦殖场2014年、2015年、2016年三年水稻保险面积均为32000亩，信丰垦殖场所交保费分别为20.16万元、20.16万元、34.56万元，赔付金额分别为65.9292万元、32.9385万元、44.37219万元。
7、信丰垦殖场粮食补贴发放表。证实信丰垦殖场的农田2014年、2015年、2016年已经发包给了农户，粮食补贴也发放给了农户，水稻保险的被保险人应该是农户，信丰垦殖场的下属分场不具有被保险人的主体资格。
8、农业保险相关文件。证实《农业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农业保险工作，建立健全推进农业保险发展的工作机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农业保险推进、管理的相关工作。《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种植业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补贴40%……。《余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落实我县2015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农村住房保险工作方案的通知》规定：水稻种植保险每亩保险金额300元，保险费率6%，损失率达到30%（含）以上时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中央财政补贴40%，省级财政补贴25%，县级财政补贴5%，其余由投保人承担；各乡镇（场）组织召开三农保险推动会，把各个险承保收费任务安排落实到村；各村委会将农户缴纳保费和分户清单上交乡镇（场）汇总，由各乡镇（场）统一交到承保的保险公司；承保公司收到各乡镇（场）交来的分户清单和农户保费后，以村为单位进行承保（对农户保费实行“见费出单”）……。中国人寿财险江西省分公司（农业保险部）《关于规范列支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经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农险工作经费最高不超过保费收入的15%，在结算期内按保费收入的15%以内据实支付，主要用于三农保险服务人员的劳务报酬支出等规定。
9、水稻保险的相关材料。证实2014年、2015年、2016年三年信丰垦殖场总场以生产费名义下拨保费给各分场，各分场上缴保费给雷旭辉，以及理赔赔偿款打到各分场书记账上，各分场书记将理赔款上缴总场等情况。
10、理赔相关材料。证实信丰垦殖场水稻保险投保单、农田发包合同、出险报案登记表、农业保险出险及索赔通知书、现场查勘报告、理赔报告、保险定损及赔款汇总表等材料。
11、银行转账凭证。证实被告人雷旭辉将保费转入保险公司账户、保险公司将理赔款打入被保险人账户、被保险人将保费转入总场账户等情况。
12、银行交易明细。证实被告人吴平成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ATM机向其建行卡（62×××76）存入现金8万余元；信丰垦殖场五个分场书记赵某、毛某1、张某、王某1、吴某1等人将水稻保险理赔款转入雷旭辉账户，由雷旭辉转入总场账户；五名协保员戴某、周某、雷某2锋、尹某、李某1账户共接受保险公司下拨的协保员劳务费17.28万元，然后将该款转入被告人雷旭辉农村信用社62×××43账户中。
13、现金交款单。证实被告人吴平成于2017年5月22日、雷旭辉于2017年7月7日向余干县人民检察院分别上缴违法所得9万元。
14、事业单位相关情况表。证实由余干县编委提供的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情况证明，余干县信丰垦殖场水管站为事业单位，经费来源为财政全额拨款，雷旭辉为该单位的在编人员。
15、余干县编办证明、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证实余干县信丰垦殖场单位性质为余干县国营企业。类型为全民所有制，经营期限为2005年4月25日至长期，经营范围为农业种植、养殖。
16、信丰垦殖场有关情况说明。证实余干县信丰垦殖场系国有农垦企业，1984年设乡，2001年撒乡留场。属县属场，参照乡镇模式管理。下设5个分场，带管2个行政村。
17、雷旭辉笔记本复印件。证实雷旭辉记账显示：2014、2015年度2万元经费平分，于2016年12月份给吴平成1万元；2016年度17.28万元除去1.28万元开支，两人平分，2017年3月15日下午给吴平成8万元。
18、人保公司原经理洪某出具的工作经费说明及领条。证实2016年1月雷旭辉在人保公司领取了劳务费2万元。
（三）证人证言
1、证人雷某1、周某、李某1、尹某、戴某的证言。证实其五人均没有参与信丰垦殖场2016年水稻保险工作，除李某1在协保员劳务合同上签字外其他人均没有签订劳务合同，也没有拿过劳务费；均提供过银行卡以及卡密码给被告人雷旭辉。其中李某1、周某在信丰垦殖场稻田中配合拍过几张照片。
2、证人吴某1、王某1、张某、毛某1、赵某的证言。证实其五人分别是信丰垦殖场第一、二、三、四、五分场的党支部书记，水稻保险签订的发包合同都是假的，也没有受过灾，更没有报过案，没有安排过协保员；每年信丰垦殖总场会以生产费名义将需要缴纳的保险费下拨到各个分场，各个分场将保险费转入被告人雷旭辉的账户；虚假理赔款来了以后打入其五人账户后，其五人均会将理赔款转入被告人雷旭辉的账户。之后信丰垦殖总场也会下拨一部分经费给各个分场。
3、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其是信丰垦殖场场长。全场大约有水稻面积17000亩，水稻保险面积有32000亩，水稻种植保险的保费是每年以生产费用的名义下拨至各分场负责人的个人账户上，程序上是由场党委书记审核签字，再由其在上面签字，最后由分管财物的常务副场长签批。水稻种植保险理赔款是进了账，具体金额其不知道，都是作为场里的费用开支。其场也没有发生过水稻灾害。保险公司对其场进行理赔，这就是一种利益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理赔。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以劳务费的方式返还了17.28万元给其场工作人员雷旭辉，其是2016年5月16日才知道的，之后其向书记吴平成汇报过，书记说要整改自查自纠。
4、证人涂某的证言。证实其是信丰垦殖场常务副场长。2014年至2016年，其场每季投保了32000亩，其中2014年投保了两季，2015年投保了一季，2016年投保了两季。投保水稻保险的保费是以生产费用的形式，以各分场投保的面积和其场应该承担的保费比例下拨至各分场书记的个人账户上，然后由各分场书记将该保费转入雷旭辉的个人账户，由雷旭辉统一交至保险公司办理投保。下拨保费一般是由分管农业的副场长王某3签字，再由书记吴平成审核，然后由场长王某2签字，最后由其签字同意支付。2014年至2016年，其场水稻是应该是没有受过灾害，如果受过大面积灾害，其应该会知道。总场从理赔款中每季都会以生产管理费的形式下拨3千元给各分场书记的个人账户，2014年至2016年共投保了5季，一共下拨了1.5万元至各分场书记的个人账户，各分场都做了收支账。
5、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2006年至2016年6月任信丰垦殖场副场长，2016年6月至今任场长助理，主要分管农林水这块工作。2014年至2016年，其场水稻种植保险投保的面积情况，每季投保了32000亩，其中2014年投保了两季，2015年投保了一季，2016年投保了两季。其场实际面积是16000多亩。总场和各分场书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其知道，具体都是由承办人员雷旭辉去操办的，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水稻种植保险，因为投保只能以农户的名义投保，所以总场就和各分场书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再以各分场书记的名义进行投保。其场投保水稻保险的保费是以生产费用的形式下拨至各分场书记个人账户上，然后由各分场书记将该保费转入雷旭辉的个人账户，由雷旭辉统一交至保险公司办理投保。其场水稻种植保险是场党委书记告诉其投保的面积及保险公司提供的金额在班子会上提出来，在班子会上通过一下，其中2016年水稻种植保险是吴平成书记告诉其用32000亩进行投保，也叫其在班子会上提出来通过一下。保费的拨款申请书的审批审批程序是，一般是由其先签字，再由书记吴平成审核，然后由场长王某2签字，最后由分管财务的涂某签字同意支付。2014年至2016年每年下拨保费情况，2014年投保了两季，每季21.6万元左右；2015年投保了一季，保费是21.6万元左右；2016年投保了两季，每季17.28万元左右。具体数字记不清，以财务提供的凭证为准。其他情况其不清楚。
6、证人汤某的证言。证实其是信丰垦殖场党委委员、组织员、武装部长，分管组织、武装，2016年6月分管农业。信丰垦殖场2016年的水稻保险工作具体是由雷旭辉负责具体工作的。据其所知其场是获得了水稻保险理赔款的，按班子会议的决定这些理赔款都是要入场财务账的，班子会议其都参加了的，但至于获得了多少理赔款其不知道。
7、证人程某的证言。证实其是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干支公司经理助理、负责人。开展水稻种植保险业务其公司是从2015年开始经营的。水稻保险方面的政策是，水稻保险金额是300元/亩，费率是6%，中央财政负担40%的保费补贴，省财政负担25%的保费补贴，县财政负担5%的保费补贴，农户承担30%的保费。水稻种植保险的投保或承保的条件是，根据有关规定，主要条件有一是被保险人必须是农户；二是投保面积必须是真实的实际种植面积；三是农户和实际种植面积是相对应的，即该农户投保的农田必须是其自己种的；四是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等。办理水稻种植保险的程序主要有两大块，一是投保，二是理赔。投保方面首先是由农户或相关组织进行投保，办理投保的有关手续，签订保险合同，再由我们公司出具保单。有关组织也可以作为投保人，包括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村委会都可以作为投保人。有关组织不能作为被保险人。保险公司对农户提供的资料包括农户的情况以及农户所投保的农田的情况要进行核实。理赔的程序，正常的程序是：由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他人向其公司报出险案进行索赔，接案后我们会派相关勘察人员同农业技术人员及被保险人一起到现场核实是否出险，根据鉴定如果险情造成的损失达到30%以上，而且是属于我们承保的险种我们就会作出理赔报告，制定相关的勘察记录表和定损明细表等相关表格，确定初步损失和理赔数额，再由负责理赔的工作人员逐级上报至省公司农险部批，经过审批后，由省公司将理赔款直接打入被保险人的一卡通账户。这样理赔的程序就基本上走完了，整个水稻保险的程序也就基本上走完了。为信丰垦殖场办理水稻保险的情况，大概是在2016年4、5月份，具体时间其记不清，其公司当时的经理毛某2到信丰垦殖场去宣传协调水稻保险事项，后来毛某2经理就叫其和信丰垦殖场农业办主任雷旭辉进行业务对接，并告诉其办理好相关的手续，如果他们报案我们公司就尽量不要他们亏本，让他们适当有些盈利。后来其公司就为信丰垦殖场办理了水稻保险，一共是两季，每季32000亩，信丰垦殖场交纳5.4元/亩，两季共交纳34.56万元，中央、省级财政共补贴74.88万元保费，县财政的5%，即0.9元/亩没有补贴到位，共计5.76万元还挂在公司账上。投保完后，在2017年6、7月份左右其公司人员根据原来协商好的情况虚报灾害情况，再由其负责组织进行勘查、理赔，就按上述理赔程序进行理赔，共赔偿40多万元，打入被保险人的一卡通账号。其对信丰垦殖场投保的被保险人、投保面积、投保资料的真实性没有进行审查，因为其已经知道这完全是虚假投保，所以其就不会对这些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因为雷旭辉告诉其说信丰垦殖场投保的被保险人都是几个分场的书记，并不是农户，保费也不是农户出的，而是总场出的，并且余干县也基本上不存在农户承包6000-7000亩农田的情况。其为什么不对信丰垦殖场投保的情况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因为其公司的经理毛某2到信丰垦殖场和场里的领导协商好了的，虽然其对他们是如何协商的具体情况并不知情，但毛某2经理告诉其说如果信丰垦殖场报假险，你就进行理赔，尽量不要让他们吃亏，并让他们有些钱赚。其想既然他们商量好了，并告诉了其，其就没有必要再去进行核实了。信丰垦殖场通过虚假投保，获取的理赔款扣除缴纳的保费，获得了10万元左右的盈利。信丰垦殖场的虚假投保，其公司获得了109.44万元保费，扣除40多万元的理赔款，其公司结余60多万元。另外，其公司还按两季总保费的15%给予了17.28万元作为协保员工作经费。因此，其公司实际只结余40多万元，这40多万元实际上就是财政上的保费补贴。协保员是其要求雷旭辉提供的，资料都是雷旭辉拿来的，其公司也和协保员签订了协保合同，合同上协保员的签字是签好了的，协保员都没有到场。除了需要提供协保合同外，还要提供身份信息和一卡通账号。根据其公司的内部规定，协保员协助其公司的水稻保险工作，可以给予其总保费的15%的工作经费给他们。雷旭辉共提供了五名协保员没有做协保的工作。其公司给予雷旭辉提供的协保员的工作经费，是不符合规定的。既然不符合规定，那其公司为什么要支付这笔工作经费。一是其公司当时有支付协保员工作经费的规定，不提供协保员就得不到这笔款项；二是其公司当时的经理和其说过，他和垦殖场协商好了给予工作经费的事，叫其到时候将给予工作经费的事情和雷旭辉进行对接；三是雷旭辉曾几次催促其要这笔工作经费。所以其才要求雷旭辉提供协保员，并支付工作经费。毛某2对其说的是这个工作经费是给场里的，至于他们场里怎么处理就随他们怎么处理。
8、证人毛某2的证言。证实2007年9月至2016年12月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干支公司工作（简称余干人寿财险公司），任经理。稻种植保险业务其公司是从2015年开始经营的。水稻保险金额是300元/亩，费率是6%，由中央财政负担40%的保费，省财政负担25%保费，县财政负担5%保费，农户承担30%的保费。据有关规定，一是被保险人必须是农户；二是投保面积必须是真实的实际种植面积；三是农户和实际种植面积是相对应的，即该农户投保的农田必须是其自己种的；四是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的等条件。主要程序有两部分，一是自愿投保，二是理赔。投保方面首先是由农户或相关组织进行投保，办理投保的有关手续，签订保险合同，再由其公司出具保单。有关组织可以成为投保人，包括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村委会都可以作为投保人，但是最终的受益人或被保险人是农户，并且如果生产组织或村委会作为投保人的需要列明种植农户的名单。有关组织作为被保险人，除非是这些组织自己经营种植，否则是不能成为被保险人的。正常的理赔程序是这样的：由投保人或其他人向其公司报出险案，接案后其公司会派相关勘察人员同农业技术人员及被保险人一起到现场核实是否出险，根据鉴定如果险情造成的损失达到30%以上，而且是属于其公司承保的险种其公司就会作出理赔报告，制定相关的勘察记录表和定损明细表等相关表格，确定初步损失和理赔数额，再由负责理赔的工作人员逐级上报至省公司农险部批，经过审批后，由省公司将理赔款直接打入被保险人的账户。这样理赔的程序就基本上走完了，整个水稻保险的程序也就基本完成了。关于理赔，其保险公司需要做这些工作，核对标的的真实性、是否出险、出险是否符合理赔的条件等工作。关于为信丰垦殖场办理水稻保险的情况，在2016年5月份左右，具体时间其记不清，其一个朋友带其和其公司的工作人员谭某去信丰垦殖场去协调水稻保险事项，当时到信丰垦殖场吴平成办公室，请求吴平成能不能对其公司关照一下，2016年能否在其公司办理水稻保险，经过其朋友协调，吴平成答应将2016年的水稻保险放在其公司办理，并告诉其说到时他的农办主任雷旭辉和其公司的经办人员程某副经理对接。之后的工作就由其公司的程某和信丰垦殖场雷旭辉对接。2016年信丰垦殖场投保的水稻保险进行过理赔，就是经过报案，由其公司相关人员携农业技术人员到现场勘查，勘查以后进行定损核损，再做出理赔报告和资料进行逐级审批。2016年其公司除了给了信丰垦殖场理赔款之外，还给了总保费的15%工作经费给他们场里。按规定，工作经费是给从事了其公司的协保工作和其公司签订了协保合同的协保员。没有协保员是不可能给予保险工作经费的，工作经费想拨都拨不出来，也就是说只有确定了协保员才能给予保险工作经费。信丰垦殖场协保员是由信丰垦殖场推荐，再由其公司进行审核，审核后由其公司和协保员签订协保合同。协保员雷某1、李某1、周某、戴某、尹某这五份审批表上签的字是其签的，在县（区）支公司审核意见一栏中的经理后面其都签了其的名字毛某2。在签订以上农业保险协办工作合同时，其和乙方尹某、戴某、李某1、周某、雷某1五人都没有见过面。这都是一个形式，目的就是把给信丰垦殖场的工作经费套出来，其实就是以这五个人的名义把工作经费套出来给信丰垦殖场。协保员的工作经费实际是给场里的，其实就是通过发放协保员工作经费的方式把工作经费套出来，然后再返还给场里，以便于其人寿财产保险公司业务的开展。
9、证人吴某2的证言。证实其是梅港农技站站长，2017年退休在家。其取得了农业技术中级职称，可以从事农业技术鉴定工作，包括农业保险技术鉴定工作。2014年、2015年、2016年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干支公司（简称人寿公司）做过水稻保险鉴定工作。2016年其为信丰垦殖场作过水稻保险理赔定损鉴定，2016年7月份左右的一天，人寿公司一个姓郑（具体姓名其不清楚）的查勘员带着其一起到信丰垦殖场做水稻保险鉴定工作，信丰垦殖场派了一个人（其不认识这个人）配合我们工作，到信丰垦殖场那天，做了五户投保人（这五个人其不认识，也忘记了他们叫什么名字）的水稻保险查勘定损工作。出险地点是信丰垦殖场的人带我们去的。2016年11月份的一天，人寿公司还是派那个姓郑的查勘员带着其一起到信丰垦殖场做水稻保险鉴定工作，信丰垦殖场又派了另一个人配合我们工作，这个人其也不认识，当天也是做了五户投保人的水稻保险的查勘定损工作。2016年到信丰垦殖场就做过这两天的水稻保险鉴定工作。在现场查勘报告上其签了字,但其不知道做鉴定的水稻不是投保人自己种植的。
10、证人朱某的证言。证实其是2011年开始担任人保财险余干县公司农险业务部经理的。因为在2014之前信丰垦殖场已经办过水稻保险业务，当时信丰垦殖场书记是何某，之前其公司的原经理洪云和其到场里宣传过水稻保险的事，何某书记就让其等人和他们垦殖场的水务站站长雷旭辉对接，所以在2014年其就直接找到雷旭辉，雷旭辉及信丰垦殖场对办理水稻保险的事没有异议，其就将办理水稻保险的有关材料给雷旭辉，让雷旭辉具体操办此事，雷旭辉把资料收集整理好后交给其，然后其就以其公司的名义出具正式保单给雷旭辉。之后雷旭辉保单上的农户自交保费和县财政保费补贴共35%计每亩每季6.3元，总共投保了两季，每季32000亩，共交纳保费40.32万元。2014年，信丰垦殖场投保的32000亩，按投保资料上显示的是信丰垦殖场五个分场书记的田，至于这32000亩田究竟是个人承包的还是场里自己种的其不清楚。五个分场书记分别是赵某、吴某1、王某1、张某、毛某1。2014年，信丰垦殖场的水稻保险保费是雷旭辉交过来的，至于钱是谁出的其不清楚。2014年，信丰垦殖场获得了水稻保险理赔款，具体数额其不清楚。这些理赔款都打给了被保险人，信丰垦殖场水稻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就是这五个分场书记。2015年，当时信丰垦殖场的书记由吴平成接任，其公司的洪经理带着其到信丰垦殖场找吴平成协商，吴平成问信丰垦殖场之前是否向人保财险公司投保过水稻保险，其说投保过，吴平成说那就按之前的做法做，他还问其信丰垦殖场之前是由谁负责的，其说一直都是雷旭辉具体负责对接的，他就告诉其，让其还是和雷旭辉对接，由雷旭辉继续具体负责经办此事。就这样双方就协商好了信丰垦殖场水稻保险事宜，总共保了一季，投保面积是32000亩，投保人还是那五个分场的书记，保费也是每亩6.3元，共交纳20.16万元保费。2015年，信丰垦殖场水稻保险资料是由雷旭辉负责的，所以这些资料都是雷旭辉收集、整理、提供的。2015年，信丰垦殖场获得了理赔款，具体数额不清楚。
还有两万元劳务费的事情还需要说明一下。2014年、2015年，信丰垦殖场投保了三季水稻保险，其公司以劳务费的名义（工作经费）给了雷旭辉2万元钱，其打了一份领条，雷旭辉在上面签了字，钱是由其公司原经理洪某垫付的，到现在还没有在公司做账。这个钱是水稻保险业务的工作经费，这个工作经费是按农户自交保费一定比例给予的，这个在其公司内部是有规定的，但不能超过自交保费的6%。按规定应该给协保员，既然没有协保员，就不能支付，所以其一直拖到2016年1月16日才将这2万元钱给雷旭辉。因为其公司原经理洪云和雷旭辉一直催其将这2万元给雷旭辉，另外考虑到其公司和人寿财险公司竞争方面的问题，所以最终将还是这个钱给了给雷旭辉。因为洪某答应了雷旭辉给他2万元工作经费。
11、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2006年至2017年4月其任余干县人保财险公司理赔科科长。2014年、2015年，其办理了信丰垦殖场水稻保险理赔案。2014年、2015年的时候，其经理室几个经理一起商量，如果信丰垦殖场水稻确实出现大灾，严重受损，就严格按标准足额赔偿，如果没有出险或出险率没有达到赔偿要求，就按总保费（包括保费财政补贴）的一定比例赔偿给他们，并一定要高于信丰垦殖场自己交的保费。所以其等人在理赔的时候，其公司就会确定一个赔款的数额，并告诉其和其公司做理赔的内勤，其在去进行现场勘查，勘查、拍照完后会在勘查报告、现场查勘询问笔录、理赔报告、现场查勘记录表、定损明细表等理赔资料上签字。这些资料做好后，其公司的内勤就会按照公司确定的赔款数额反推受损率，再由内勤将理赔案的情况报上饶分公司审核批准。由此，信丰垦殖场理赔工作就完成了。水稻保险的政策是这样的，一是需要农户自愿投保；二是投保的水稻必须是投保农户自己种植的；三是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有效；四是如果是有关组织或机构组织农户投保的需要详细列明被保险人的信息并由保险人签字确认；五是国家对水稻保险是有补贴的，按规定，水稻保险的保险金额是300元每亩，保险费率是6%，所以每亩的总保费是18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0%，省财政补贴25%，县财政补贴5%，农户自己交纳30%；六是农业保险包括水稻保险业务应当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损益。信丰垦殖场总共投保了32000亩，是以五个人的名义投保的，这五个人的姓名其现在记不清了，以案卷为准。这五个人应该不是农户，因为他们所签的土地发包合同上的合同双方为垦殖场和垦殖场的分场，这五个人肯定是代表五个分场在合同上签字。其在2014年、2015年是到信丰垦殖场进行现场查勘理赔，但主要是走过场走形式，就是拍下照，因为这是规定要求的，不拍照就不能进行理赔，理赔款就拨付不下来。
12、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原信丰垦殖场党委书记。2014年余干县人保公司洪经理请求信丰投保水稻保险，当时召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进行水稻保险，用5个分场书记名义进行投保，具体事项由农业办公室负责办理，理赔款入场财产账。当时信丰的农田已经全部发包出去了，5个分场书记也没有承包农田，保费由总场出。
针对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贪污的18万元是否属于公共财物的问题。经查，
（1）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种植业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补贴40%……；《余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落实我县2015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农村住房保险工作方案的通知》规定：水稻种植保险每亩保险金额300元，保险费率6%，损失率达到30%（含）以上时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中央财政补贴40%，省级财政补贴25%，县级财政补贴5%，其余由投保人承担；而信丰垦殖场上交的30%保费则由信丰垦殖场承担。由此可见，信丰垦殖场水稻保险保费有70%来自财政拨款，30%来自信丰垦殖场。均属于公共财物。
（2）水稻保险收入应当归谁所有。《农业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农业保险是指保险机构根据农业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中因保险标的遭受约定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本案证据证实，余干县信丰垦殖场的农田全部发包给职工从事水稻种植，五个分场书记均没有从事水稻种植，不符合被保险人的条件。信丰垦殖场党政班子联席会议记录证实，经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该场以五个分场书记的名义投保，保费由信丰垦殖场承担，保费是信丰垦殖场以生产费名义下拨到五个分场书记，分场书记再以保费名义上交至雷旭辉，雷旭辉统一将保费上缴保险公司，水稻保险收入全部入信丰垦殖场帐，用于信丰垦殖场的农业生产。由此可见，信丰垦殖场的水稻保险收入属于信丰垦殖场所有。
（3）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干县支公司2016年12月以协保员劳务费下拨的17.28万元，是否属于余干县信丰垦殖场的保险收入。本案证据证实，五名协保员均没有参与保险协助工作，根据中国人寿财险江西省分公司（农业保险部）《关于规范列支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经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农险工作经费最高不超过保费收入的15%，在结算期内按保费收入的15%以内据实支付，主要用于三农保险服务人员的劳务报酬支出等规定。”被告人吴平成的供述：“协保员的身份信息都是由雷旭辉提供的，总共有5个人，这5个人都是他的亲戚朋友。因为其场投保的水稻保险是虚假的，根本就不需要做协保工作。为什么要虚构协保员，因为按照保险公司的规定，没有协保员就得不到协保工作经费的，其等人就是通过虚构协保员才获得该笔工作经费的。”证人保险公司经理毛某2证言：“2016年其公司除了给了信丰垦殖场理赔款之外，还给了总保费的15%工作经费给他们场里。按规定，工作经费是给从事了其公司的协保工作和其公司签订了协保合同的协保员。没有协保员是不可能给予保险工作经费的，工作经费想拨都拨不出来，也就是说只有确定了协保员才能给予保险工作经费。信丰垦殖场协保员是由信丰垦殖场推荐，再由其公司进行审核，审核后由其公司和协保员签订协保合同。协保员雷某1、李某1、周某、戴某、尹某这五份审批表上签的字是其签的，在县（区）支公司审核意见一栏中的经理后面其都签了其的名字毛某2。在签订以上农业保险协办工作合同时，其和乙方尹某、戴某、李某1、周某、雷某1五人都没有见过面。这都是一个形式，目的就是把给信丰垦殖场的工作经费套出来，其实就是以这五个人的名义把工作经费套出来给信丰垦殖场。协保员的工作经费实际是给场里的，其实就是通过发放协保员工作经费的方式把工作经费套出来，然后再返还给场里，以便于其人寿财产保险公司业务的开展。”由此可见，所谓协保员的劳务费其实就是以协保员劳务费的名义返还给余干县信丰垦殖场的工作经费。
2014年、2015年被告人雷旭辉从保险公司领取的2万元劳务费同样也属于保险公司返还给余干县信丰垦殖场的工作经费。
综上所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贪污的18万元系保险公司以劳务费的名义返还给余干县信丰垦殖场的工作经费，无疑属于余干县信丰垦殖场的公共财物。
2、关于被告人吴平成、雷旭辉是否利用职务之便的问题。经查，
（1）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高检发释字﹝1999﹞2号），在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2018-09-28
02:48:07',0,'web',NULL),(27564022,'6ff1295e-40d6-463b-b973-d4e57a3b4105','$(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0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文书ID\":\"6ff1295e-40d6-463b-b973-d4e57a3b4105\",\"案件名称\":\"陈某甲与陈某乙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5）川民初字第01602号\",\"审判程序\":\"一审\",\"上传日期\":\"\\\/Date(1467734400000)\\\/\",\"案件类型\":\"2\",\"补正文书\":\"2\",\"法院名称\":\"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法院ID\":\"1839\",\"法院省份\":\"河南\",\"法院地市\":\"周口市\",\"法院区县\":\"川汇区\",\"法院区域\":\"\",\"文书类型\":null,\"文书全文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null,\"DocContent\":\"\",\"文本首部段落原文\":\"\",\"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诉讼记录段原文\":\"原告陈某甲诉被告陈某乙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甲，被告陈某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裁判要旨段原文\":\"\",\"判决结果段原文\":\"\",\"附加原文\":\"\",\"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陈某甲与陈某乙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陈某甲与陈某乙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5）川民初字第01602号\");$(\"#hidDocID\").val(\"6ff1295e-40d6-463b-b973-d4e57a3b4105\");$(\"#hidCaseName\").val(\"陈某甲与陈某乙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hidCaseNumber\").val(\"（2015）川民初字第01602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839\");$(\"#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离婚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5-07-22\"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陈某甲,陈某乙\"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三十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三十二条
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陈某甲与陈某乙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6-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