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12民终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志明，男，1972年2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生祝（社区推荐公民代理），男，1951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红梅，女，196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佳斌，男，199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寺巷街道二桥社区**组**号。
被上诉（原审原告）：吴秀兰，女，194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寺巷街道二桥社区**组**号。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江苏碧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礼秋，男，196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瑞平，江苏柴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志明因与被上诉人唐红梅、王佳斌、吴秀兰、陈礼秋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2017）苏1203民初9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袁志明上诉请求：撤销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2017）苏1203民初92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等相关损失不当。王某承接工程没有资质，承接工程与经营绳网厂并非同一地点，与油漆工没有任何关系，不应参照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二）一审法院认定责任比例不当。一审中，陈礼秋系第一被告，袁志明系第二被告，被告的顺序虽无关紧要，但就要求赔偿的内容主体同时可以体现赔偿数额的比例。调解时袁志明先行给付55000元是在当事人要求、调解人提议、陈礼秋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袁志明为安慰逝者亲属，让逝者亡灵得以安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所为，一审判决纯属偏向陈礼秋。
被上诉人唐红梅、王佳斌、吴秀兰辩称，上诉人认为王某不应参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某本身从事油漆工作，主要收入也来源于油漆工作。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营业执照以及鱼塘养殖经营承包协议等证据足以证明事发前王某并非以农田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此外，王某生活的居所早已划分为街道社区性质，本质上已经脱离了农村性质。关于责任比例的问题，因案涉工程属于三层楼外墙粉刷，上诉人在选任上存在过失，未尽到监管责任，承担35%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陈礼秋辩称，王某不应参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偏向我方是错误的，我方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
唐红梅、王佳斌、吴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陈礼秋、袁志明共同赔偿各项损失合计852681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陈礼秋提供其经营销售的涂料且安排王某等人为袁志明的房屋进行外墙粉刷。同月10日，王某在为袁志明进行上述外墙粉刷作业时坠地身亡。王某坠地身亡后，陈礼秋及袁志明除分别支付15000元及55000元外，就其他损失拒不履行赔偿义务。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判准所请。
陈礼秋一审辩称：1.唐红梅方在事实理由中陈述陈礼秋安排王某等人为袁志明房屋进行外墙粉刷不是事实，陈礼秋作为经销商仅仅是销售涂料给袁志明，袁志明家有外墙粉刷的用工需求，对陈礼秋而言仅是提供了信息给王某，由王某就具体事宜与袁志明另行商谈，事实上在事故发生前一天晚上，王某、唐红梅夫妇到袁志明家中已经商谈了如何施工和施工要求，具体情况陈礼秋并不清楚，而陈礼秋并没有安排王某如何施工，也没有叫上李某、唐红梅去施工，提供信息给王某是出于好心，陈礼秋和王某之间不存在义务帮工关系或者雇佣关系。2.从王某本人情况来看，他既是油漆工也是包工头，在施工中所有工具由其自带，施工队伍中李某等人由其召集，工作时间系其自行支配，报酬亦是由其和主家自行商谈结算，能够证实陈礼秋只是提供信息，并不参与其施工的任何一个环节。3.唐红梅方曾于2016年初向法院提出过一次诉讼，当时以袁志明为被告并将陈礼秋列为第三人，要求陈礼秋承担的是补偿责任，由此可见，唐红梅方也知道陈礼秋仅仅提供信息给王某，无其他任何法律关系和法律依据要求陈礼秋赔偿损失，此次诉讼颠倒事实明显与其初衷相违背。4.我方认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根据人民调解协议垫付的15000元唐红梅方应予返回，但我方目前不主张此项权利，待判决结果下来再说，另唐红梅方各项索赔请求须依法认定。
袁志明一审辩称：2015年12月底，我在社区里遇到陈礼秋的时候，我说“我家里有外墙粉刷，你帮我弄一下。”2016年1月4号我又遇到他，问他什么时候能给我去弄一下，快过年了。陈礼秋说：“好的”。后陈礼秋把色板带到我办公室，问我要哪种颜色，到了6号，陈礼秋把涂料送到了我家；9号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10号去弄”，我下班后，回到家看到王某的车。我还问他，你现在哪是跟着陈礼秋做啊。他说，我来认一下门，别的什么都没有说。10号早上8点左右，王某夫妇还有李某到了我家，我拿了根烟给他们后就上班去了；到了办公室，我打电话给陈礼秋说：“你的工人已经到我家了，给他们11元的香烟行不行？”陈礼秋说：“可以，我马上就到了”后来就发生了王某坠楼身亡的事故。事件发生后，寺巷街道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曾就殡葬费用先行调解。现唐红梅方所诉义务帮工是不成立的，因为大家都不认识，不成立义务帮工。唐红梅方提交的各项证据与本案均不相干，没有任何理由让我方承担赔偿责任，事发现场直至现在仍然保留，我方愿意调解并予以适当的补偿。如唐红梅方不愿意调解，请求依法判决。
唐红梅、王佳斌、吴秀兰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举证如下：
1.第一组证据，二桥社区证明、常住人口登记表、死亡证明，内载唐红梅系王某之妻、王佳斌系王某之子、吴秀兰系王某之母，王某于1969年6月10日生，2016年1月10日因脑外伤死亡。证实该户家庭成员结构和王某死亡时间及死亡原因。
2.第二组证据，公安机关接警后关于2016年1月10日王某坠地身亡后调查处理档案。其中李某在2016年1月10日笔录中陈述“2016年1月10日上午…当时还有王某夫妇，后来陈礼秋也来了，他是做油漆的，这户用的油漆就是他送的……上午大概七点多钟的样子，我先到王某家中，然后和他们夫妇一起来到这户人家，到了这户人家，我们先做准备工作，各人弄各人的下降滑绳的，随后我和王某就开始粉刷外墙面了，而王某的老婆在屋面上帮忙做做小工……到了大概九点半的样子，有个人叫了一下，我回头一望王某跌下来，我说了声‘没得命，这下子出了大事’……我也是昨晚王某打电话叫我来的，让我先到他家然后一起过来的，具体多少钱我一般不谈，我们认识很多年了，等做好了再给”2016年1月10日陈礼秋在笔录中陈述“我是做涂料生意的，十几天前袁志明打电话给我，意思是他家的外墙要粉刷，要我找几个工人帮他做一下，我就找了我朋友王某，王某又找了李某，还有王某的老婆；2016年1月9日晚上，王某和袁志明直接见面商谈，次日上午就去了袁志明家中，我去的目的是看一下涂料情况还有不锈钢的事，到场时已经开始施工了，李某在三楼西侧粉刷，王某在三楼北侧粉刷，王某的老婆在三楼屋面上做小工，到了九点多钟，我准备走，走到李某刷墙的巷子里听到‘嘭’的一声，回头看到王某倒在北墙角落……是袁志明找我买的涂料，要我找几个油漆工来施工，我就打电话找了王某，其他人都是王某叫的，昨天晚上袁志明和王某还当面谈了，具体谈的什么我不在场。”2016年1月10日袁志明在笔录中陈述“2015年12月月底的一天，我遇到我们村的油漆工陈礼秋，我就问他有没有时间，我说我想把外墙做个涂料粉刷一下过年，当时他就答应过几天过来帮我弄；前天他在社区办公室遇到我，说人找好了，跟我约好今天过来帮我弄的；今天早上七点四十几分，来了两男一女三个油漆工，其中我认识本村的王某夫妇，我就发了根烟打个招呼，跟他们说注意安全，然后就到村部去了；我八点二十时还打了个电话给陈礼秋，问他有没有到，他说他到了，我还问他给工人拿11块钱的南京香烟行不行，他说行，后来我也在电话里跟他说了注意安全……”。2016年1月14日唐红梅在笔录中陈述“2016年1月7、8号的样子，我老公接到陈礼秋的电话，说袁志明家要粉刷外墙过年，问我们有没有空做，我老公说过两天有空，于是我老公就叫上李某准备带上我共三个人去做这个工作；陈礼秋和我老公没有谈到价格，也没有谈到工钱如何给付，1月9日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夫妇就去了袁志明家中，当时袁志明不在家，他的妈妈和老婆在家中接待我们夫妇，他妈妈、老婆就指给我们看做哪些地方，我们约定了如果没有雨明天就施工，之后袁志明回来了，也是谈了做哪些地方啥的以及做的要求，后来我们就回家了……陈礼秋没有谈到工钱如何结算，以前陈礼秋也找我们做过的，都是做的公家的活，之前都谈好价格的，做好后跟陈礼秋拿的钱……1月9日到袁志明家时没有谈到结算工资。”上述公安机关调查材料证实事件发生经过，同时唐红梅方以此主张王某受雇于陈礼秋，而袁志明作为主家，应承担工程发包选任过失责任。
3.第三组证据，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寺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唐红梅、袁志明、陈礼秋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内载2016年1月上旬，袁志明家中因粉刷外墙，找卖油漆老板陈礼秋，并请其找油漆工施工，后陈礼秋找到王某（具体情况以寺巷派出所调查为准），2016年1月10日9时许，王某在袁志明家粉刷外墙时从三楼坠落死亡，为赔偿事宜三方未能达成协议，但三方同意由袁志明预付55000元、陈礼秋预付15000元给死者家属办理丧葬事宜，对于具体赔偿数额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上述证据证实事故发生后，经多方协调，在受害人王某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情形下，三方商定首先解决王某殡葬事宜，其余损失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4.第四组证据，关于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方面证据：⑴王某生前与所在村下属三个支部于2007年12月5日签订的承包期为十年鱼塘承包协议；⑵王某于2009年5月7日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泰州市安宁绳网厂营业执照；⑶国税局代开通用发票、税收缴款书若干（时间均为2016年1月10日之后），内载以王某个人及泰州市安宁绳网厂名义经销过滤器、油漆并缴纳税款；⑷王某生前与吴林所签租房协议及泰州市庭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证明，内载王某因子女上学，租用吴林所有的刁铺街道××花××号车库，租赁时间自2011年9月至2014年7月；⑸王某生前与江苏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签分项工程承包合同两份、结算凭据三份（时间均为2016年1月10日之后），内载王某于2014年10月25日至2015年10月30日承接江苏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腾龙御园及润和·滟澜湾油漆工程；⑹二桥社区证明一份，内载吴秀兰共生有三子一女。依据上述证据，唐红梅方主张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5.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其与王某已合作多年，曾经跟在王某后面做过陈礼秋两个活计，去袁志明家中施工是王某喊的，工资年底由王某支付，事发当日施工时未制作移动式或悬挑式操作平台，未搭建脚手架，未架设安全网，地面未铺垫应急、缓冲措施，先用绳子绕窗户一圈，再将负重绳绑在固定绳上，顺着固定绳在滑板上施工，因滑板上带子断裂致使王某坠落身亡。
6.证人赵某出庭作证称，其与王某已合作多年，也跟在王某后面做过陈礼秋的活计，但都是王某喊的，其中一次顶替王某干活曾从陈礼秋手中获取报酬。
陈礼秋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关于家庭成员结构及王某施工坠亡均无异议。对于证据2，从雇佣关系的几个特点来看，陈礼秋和王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事实上在村里遇到袁志明，他说帮我家搞一下，我说行，但是我是卖油漆，不做油漆工，我只能帮你联系，你到时自己联系，工钱自己付，油漆工你们自己谈。一是双方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关系，王某是油漆包工头，专为他人做劳动包工，从聘请李某及其他工程做工形式来看，其在外从事包工，而陈礼秋卖油漆却不是油漆工，平时只做单位工程，不接私人活计。二是袁志明家施工的具体内容及工作要求均非陈礼秋安排，事发前日傍晚5点多，王某夫妻二人到袁志明家，与袁志明家人及袁志明均进行了沟通，袁志明家人及袁志明对王某提出了工作的范围、要求，并且提到了第二天若下雨就不施工，实际是王某坠落地点为袁志明兄弟家，但是这个范围是袁志明和王某谈的；唐红梅的询问笔录显示：“先是袁志明的妈妈、老婆接待了我们，他妈妈、老婆告诉我们做哪些地方，后来袁志明回家也谈了王某夫妇做哪些地方及做的要求”当时这份笔录离事发较近，比较接近事实。况且王某跌倒的地方是袁志明兄弟家，这就说明王某事先是与袁志明商定，与陈礼秋无关。三是施工工具及施工设备，王某发生意外系其本人自带的滑板上绳子断了后才发生的事故，且未从安全角度考虑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唐红梅方认为陈礼秋提供涂料也是提供工具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四是从提供报酬来看，在（2016）苏1203民初933号庭审笔录中，在回答“之前刷油漆，（陈礼秋）有无与你们谈到报酬”时，唐红梅答称“陈礼秋让我们自己去跟主家谈”，在回答“陈礼秋有无收过介绍费”，唐红梅称没有，由此判断王某是与主家商谈报酬，而陈礼秋从未拿过介绍费，其劳动报酬与陈礼秋无关，最终是和主家结算；围绕雇佣关系的几大特点，陈礼秋与王某之间根本不存在雇佣关系，陈礼秋仅仅起了介绍作用，（2016）苏1203民初933号案件中，唐红梅方基于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这一基础法律关系，以陈礼秋为第三人提起诉讼，这表明唐红梅方本身知道双方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对于证据3，人民调解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简要说明中写明是袁志明请陈礼秋找油漆工，陈礼秋仅仅是介绍人，具体怎么商谈是王某与袁志明之间的事，与陈礼秋无关；虽然对王某的不幸我方表示同情，但王某自带工具施工，没有采取相关的安全防范措施，王某应当负全部责任。对于证据4，唐红梅方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王某长期居住生活在农村，即便承包多处鱼塘也是以务农为主，外出做油漆工程只能视同农民工，虽然办理了泰州市安宁绳网厂营业执照，但实际身份与营业执照不相符，租房协议在事发前很长时间，唐红梅方未提供王某在城镇工作或居住生活且连续一年以上的有效证据，其所主张的费用均应按农村居民标准予以认定。对于证据5、6，证人与王某属于长期合作关系，李某的证言较为客观，而赵某自身也认可陈礼秋从未喊过他做过活计，其证言真实性并不可靠，且陈礼秋从不接私人活计，所做的都是单位工程，这点唐红梅方也是认可的。
袁志明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2、3、5、6以及之前诉讼的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因为不认识，袁志明与王某之间不成立义务帮工关系，而王某与陈礼秋之间，有口头安排约定，也在其他地方做过工程，证人也证实为陈礼秋提供劳务时，会接受其安排和指示；唐红梅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所作陈述与几次庭审的回答是有出入的，至今她情绪仍不稳定，应以其最终陈述为准。对于证据4，营业执照等真实性无异议，但王某是做油漆工身亡，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王某属于农村常住居民，不符合城镇居民标准，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其各项损失。
一审法院认证意见为：根据双方质证意见，结合双方当庭陈述、抗辩，对于证据1，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该项证据的来源合法，所要证明的目的各方当事人亦无异议，应予认定。对于证据2，李某、陈礼秋、袁志明事发当日均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询问，唐红梅在时隔三天后亦接受了询问，此四份询问笔录系各方当事人最原始的陈述，结合庭审笔录佐证，可以证实以下事实：袁志明家中因粉刷外墙涂料找到陈礼秋，双方在二桥社区办公场所就涂料颜色、品质面谈商定，陈礼秋按照袁志明选定要求于2016年1月6日将涂料送至袁志明家中，2016年1月7日陈礼秋电话联系王某让其去袁志明家中，王某、唐红梅夫妇于2016年1月9日傍晚前往袁志明家中，先与袁志明母亲及妻子就施工范围进行了现场确认，约定了若不下雨次日施工，之后袁志明回家也与王某商谈施工范围及具体要求；2016年1月10日上午8时许，王某、唐红梅、李某至袁志明家中施工，由唐红梅在屋面负责，王某与李某在两侧采用滑板作业，因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滑板固定带断裂致使王某坠落身亡。但袁志明与陈礼秋之间、陈礼秋与王某之间、王某与袁志明之间到底属于何种法律关系，公安机关调查笔录尚不足以单独认定，须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对于证据3，能够证实2016年1月上旬，袁志明家中因粉刷外墙找陈礼秋，并请其找油漆工施工，后陈礼秋找到王某，2016年1月10日9时许，王某在袁志明家粉刷外墙时从三楼坠落死亡，为赔偿事宜三方未能达成协议，但三方同意由袁志明预付55000元、陈礼秋预付15000元给死者家属办理丧葬事宜，具体赔偿数额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该人民调解协议既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三方法律关系的依据，亦不能视为各方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凭据。对于证据4，能够证实王某常年从事油漆工工种并承包鱼塘，曾经承接油漆工工程包工，具备大型工程施工经验；王某持有个人独资企业泰州市安宁绳网厂的营业执照，常年从事油漆工兼承包鱼塘，虽然工程保证金和付款凭证均系事故发生后以王某名义开具，所提交的国税局代开通用发票、税收缴款书，亦系王某死亡后以其个人名义或泰州市安宁绳网厂名义开具，但诸多证据结合起来，能够证实王某生前并非以务农为主，其承接工程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可以比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对于证据5、6，能够证实王某在事发前与陈礼秋有过合作，亦符合行业交易习惯，但不具有关联性；此次王某为袁志明粉刷外墙涂料，受雇于谁、接受谁的指令安排、服从谁的管理均须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陈礼秋称其只承包单位工程，唐红梅的庭审陈述也能够证实这一点，那么陈礼秋联系王某为袁志明粉刷外墙，两人之间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综合上述证据，唐红梅方主张王某与陈礼秋之间属于雇佣关系，就现有证据而言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法律关系应当如何定性？二、王某坠楼身亡的责任划分如何确定？三、唐红梅方各项赔偿请求应如何认定？
一、关于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
本起纠纷属于农村建房施工中较为常见的做法，即由几名工匠聚集在一起，形成松散型施工合作，由其中一名负责揽活和领工，与房主谈妥报酬，包工不包料，只挣工钱，再组织人员完成工作，但施工人员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时间出工，工钱根据出勤次数和工作量领取的模式。合作体内成员会利用自身资源，与油漆经销商进行合作，增加用工信息的获取渠道，以拓展业务范围；同时，作为油漆经销商，会利用其手中资源为油漆购买者介绍油漆工，同样也为油漆工介绍有用工需求的油漆购买者，这本身也是一种合作关系，当然这种合作一般体现在工程量较小的油漆业务之中，油漆商店经营者与油漆工匠之间在业内基于利益为拓展业务而成为合作伙伴。衡量牵头介绍人、施工召集人、领班施工人的身份，究竟是属于承揽人还是雇主或是合伙人，需要综合考虑受害人工作范围的划定、施工要求的指令、安全措施的监管、劳动报酬的支付等因素，结合工作性质予以综合认定。
本案袁志明找陈礼秋提出粉刷外墙的需求，陈礼秋提供油漆之后又向王某提供用工信息，王某与袁志明商定后组织人手及工具为其粉刷外墙。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义务帮工关系，能够认定的是陈礼秋提供了油漆，王某等人提供了工具和劳务。袁志明与陈礼秋之间并未就外墙粉刷的施工范围、施工方式、施工要求、施工期限、用工报酬作出具体约定，也没有商议袁志明与陈礼秋之间如何结算；陈礼秋与王某之间同样未就上述事项作出商定，则陈礼秋充当的角色既有提供原料的一方面，又有居间介绍的一方面。陈礼秋电话联系王某去袁志明家中，陈礼秋自身不做油漆工也不承接私人活计，如果陈礼秋与王某存在雇佣关系，两者之间应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应由陈礼秋负责指定工作场所、确定工作要求、限定工作时间，提供劳动工具和设备，明确劳动报酬和结算方式。陈礼秋与王某之间对用工报酬未作约定，若陈礼秋包工包料，其为什么在施工前几日即将油漆送至袁志明家中，其完全可以在施工当日携带油漆与王某等人同往施工，而事实上施工的组织和实施由王某现场负责，施工所需的人员及工具亦由王某统筹安排；从王某与江苏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分项工程承包合同、保证金及付款收据来看，可以确认王某承接工程包工不包料，结合两位证人证言提及常某，能够确认王某经常承接油漆工包工活计，但陈礼秋曾经介绍江苏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油漆工程给王某，包括此次介绍王某为袁志明粉刷外墙，均没有从中收取介绍费或佣金。唐红梅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及庭审中称，其夫妇在1月9日傍晚去袁志明家中时，袁志明母亲及其妻指认做哪些地方，夫妻俩看了一下怎么做，要带哪些工具之后就走了；庭审中唐红梅陈述“之前粉刷油漆陈礼秋让我们自己去跟主家谈”，对此王某若受雇于陈礼秋，当与陈礼秋同往袁志明家中商谈、同往施工，至少应在1月9日晚与袁志明洽谈后将商谈情况与陈礼秋交换意见。正如庭审中唐红梅陈述王某之前曾经提到，一头是陈礼秋，一头是袁志明，钱（报酬）是随便；袁志明也陈述曾问及王某现在是否跟在陈礼秋后面做，再结合王某在袁志明兄弟家所属墙面施工坠亡这一因素，能够确认三方彼此之间应是相识了解，袁志明与王某就外墙粉刷已作出商定。就现有证据而言，本案仅从三方两者之间关系分析评判也难以认定，价值评判上亦有失偏颇，根据王某等三人粉刷外墙的工作场所、工作内容、施工工具等多种因素分析，结合本案特殊情形，一审法院认定袁志明与王某之间属于承揽关系，而王某在承接外墙粉刷工程中违规操作致其坠亡引发本案责任纠纷。
二、关于各方当事人责任承担问题。
（一）对袁志明来讲，其在三层楼外墙粉刷这一小型工程实施中负有审查施工人执业资质、监督规范操作及安全保护的义务。作为工程发包方，袁志明应对外墙涂料明确用料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及流程，完成安全施工组织设计，确定施工日期及序时进度，约定薪酬结算。袁志明对其兄弟俩三层楼房的外墙粉刷工程，在王某等人不具有建筑施工资质情形下仍然同意施工，对施工人的选任核查未尽到审慎义务，未按规定制作符合要求的施工方案；而高空作业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在王某等人未按规定规范操作的情形下，袁志明仍接受王某为其提供劳务，存在疏于管理，对王某的安全防范未尽到监管保障义务，亦未为王某提供高空施工所必需的安全配套设施、劳动防护用品并采取防护措施，以致王某施工中坠亡，是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酌定由袁志明对王某施工坠亡造成的损失承担35%的赔偿责任。
（二）对于陈礼秋来说，首先，善意介绍业务没有错，符合交易习惯及人之常情，陈礼秋不可能预见哪些人参与施工，更不可能预见最终会出现王某坠落身亡的后果，在整个事件中并无过错，其介绍业务的行为与王某死亡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其次，陈礼秋征得王某同意之下将此粉刷工程介绍给王某，其后王某亦按照陈礼秋的意思表示与袁志明进行了接洽，但无论何种情况，陈礼秋、袁志明均无侵害王某的主观故意，无论袁志明委托陈礼秋寻找油漆工还是陈礼秋介绍王某给袁志明，均系基于普通人对粉刷外墙这一事实的合理判断及善意信赖，虽然事发时陈礼秋在现场，且不论其抗辩是否存在其他因素致其身处现场，但其对王某经与袁志明商谈后前往施工并不负有法定的施工管理职责。再次，无论陈礼秋将粉刷工程介绍给王某或是其他工匠，这都是同社区乡邻朋友之间拓展业务所需，也是善意之举，这种介绍行为本身并不会造成死亡的后果。陈礼秋没有追求或者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法律上的过错或道德上的不当。从民法的基本价值立场出发，法律鼓励民事主体积极地展开社会交往，如果将介绍业务活动的行为定性为过失，无疑限制人之行为自由，与过错责任原则的立法宗旨不相符；同样，如果仅仅因为事实上的关联，而将不幸归咎于法律上没有过错、道德上并无不当的陈礼秋，这不是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
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陈礼秋与袁志明之间存在工程承揽关系，袁志明与陈礼秋之间是否形成委托关系也难以认定，能够确认的是陈礼秋从中起到了介绍作用，陈礼秋无论是向袁志明经销油漆，还是介绍王某施工，不管是否出于人情交往，或是存在合作意愿，均可从中获取可期待的利益；而作为合作关系人，事发当日陈礼秋在现场发现王某不按规定操作亦未予以提示警示。就本案损失承担方面，因陈礼秋对受害人王某造成的损害没有过错，但结合本地区公序良俗，考虑到陈礼秋从中起到了介绍作用，也是既得利益方，而之前陈礼秋介绍王某承接大型外墙粉刷工程必然拥有施工设备，事发当日陈礼秋在现场对于王某违规操作未予劝止，基于双方的经济条件和利益平衡的公平原则，可酌情确定由陈礼秋共同分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损害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从立法含义上讲，承担公平责任的主体必须是违反了相应的义务或得到了相应的利益，或避免了某种损失，基于以上的直接原因而使另一方遭受损害，并且对此损害既不能追究行为人过错责任，也不能追究行为人无过错责任时，才可要求违反义务或得到利益或避免损失的一方，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承担相应的公平责任。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2条、第157条对此作出具体司法解释，由于民法规范的固定性、明确性及僵硬性，决定了民法规范不能完全适应变幻不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正是由于公平原则合乎现实并具有可塑性的基本原则填补了民法规范的缺陷和漏洞，从主客观两方面综合考虑，基于衡平责任原则，本案陈礼秋的责任属于法律无明文规定，既不能基于过失大小又不能基于原因力大小来评判，只能推定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目的亦在于分担意外风险（不幸）造成的损失而非惩罚过错，也是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和司法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从衡平各方当事人利益出发，一审法院酌定由陈礼秋对王某施工坠亡造成的损失（精神损害赔偿除外）承担15%的补偿责任。
（三）对于王某而言，王某坠落身亡确属不幸，但悬空高处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及专业考试合格，持有施工证书方能上岗，作业时应配置地面监护人员指挥，凡2米以上悬空作业必须系好合格的安全带，不具备挂安全带条件时，应设置挂安全带的安全拉绳、安全栏杆等，并确保高挂低用，同时高处作业点的下方必须在4米至5米处设一层固定安全平网。施工作业过程中施工人对自身的人身安全负有注意义务，王某等施工人员未获得相关资质证书，进入施工现场未佩戴安全帽，在进行外墙粉刷时，忽视了该项工作具有高度的危险性，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未制作移动式操作平台或悬挑式的操作平台，未搭建装饰装修脚手架并加固安全网等防护措施，置自身安全于不顾，违规采用滑板作业，在施工前没有检查核实滑板是否破损、皮带与底座之间是否连接牢固，未系安全带、安全绳，未采取防坠落措施，是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正如无驾驶资质人员驾驶本身存有安全隐患的车辆闯红灯一样，对损害的发生自身存在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此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王某对其自身损害承担50%的责任。
三、对于王某主张的赔偿项目和数额，结合唐红梅方所举证据及其主张，具体作如下认定：
1、丧葬费33600元，此项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2、死亡赔偿金803040元，现有证据能够证实王某在城镇连续工作超过一年，无论是承接工程还是经营绳网厂，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此项费用可比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参照上一年度我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152元标准，此项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为803040元。
3、死亡赔偿金之被扶养人生活费33041元，被扶养对象吴秀兰（1940年1月19日生）已超过75周岁，其共生有三子一女，应由王某承担25%的赡养义务，按照我省上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6433元标准计算5年，扣除其他义务人应承担的份额，此项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为33041元。
4、交通费、误工费3000元，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相关费用，此项费用客观存在，唐红梅方此项主张并不为过，一审法院酌情予以认定。
5、精神抚慰金50000元，结合当事人自身过错、侵权人的履行能力、本地区生活水平等因素，此项费用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王某施工坠亡造成的总损失为872681元，由袁志明赔偿305438元，扣除其已垫付55000元，尚须赔付250438元；陈礼秋补偿130902元，扣除已垫付15000元，尚须给付115902元。判决：一、袁志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付唐红梅、王佳斌、吴秀兰因2016年1月10日王某施工坠亡所造成的损失计250438元。二、陈礼秋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唐红梅、王佳斌、吴秀兰因2016年1月10日王某施工坠亡所造成的损失计115902元。三、驳回唐红梅、王佳斌、吴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40元，由唐红梅、王佳斌、吴秀兰负担2170元，袁志明负担1519元，陈礼秋负担651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袁志明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承担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二、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唐红梅方相关经济损失是否适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案涉工程的施工范围、施工时间、施工要求等均由王某夫妇与袁志明方直接协商确定，陈礼秋并未参与其中，且相关施工人员由王某负责召集，施工工具及设备由王某自行携带，施工现场的组织和实施亦由王某具体负责，据此，应当认定袁志明与王某之间形成承揽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案涉工程系三层以上建筑，依法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施工。袁志明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王某，存在选任过失，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过失程度，酌定袁志明对王某施工坠亡造成的损失承担3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死亡赔偿金等相关损失的计算标准，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本案中，王某于2009年5月7日设立个人独资企业且长期从事油漆工作，其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一审法院结合全案事实确定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等相关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亦予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袁志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27元，由上诉人袁志明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旭
审判员 刘艳生
审判员 缪翠玲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