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58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赖木杨，住广东省广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增城市斯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赖木杨，总经理。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冬菊，广东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琪璋，广东恒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法定代表人：谭国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镇慧，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思阳，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黄炎彬，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赖木杨、增城市斯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维公司）因与上诉人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一建公司）、原审被告黄炎彬工程款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4）穗荔法民二重字第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赖木杨、斯维公司上诉请求：对原审判决改判并支持赖木杨、斯维公司在原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也即将原审判决书第一、二项判决改判成“省一建公司应向某甲杨及斯维公司支付4643591.72元的消防工程款及利息(利息以4643591.7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逾期贷款利率，从2011年1月26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为止)；2.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由省一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错误认定黄炎彬为涉案消防工程的承包方并享有对涉案消防工程的权益，据此作出仅支持赖木杨、斯维公司在原审提出要求省一建公司全额未付剩余未付的4643591.72元消防工程款中的894363.56元，赖木杨、斯维公司要求二审予以纠正并依法支持赖木杨、斯维公司原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实为组建项目组对涉案工程的施工的内部工程管理协议，但原审却错误定性为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签订转包工程的民事合同。1.从签订该内部承包协议的主体以及内部协议第六条的约定“按照有关规定对承包者进行处罚”等事项分析，签约主体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分别是管理与被管理的雇主与职工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2.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第一页“省一建公司通过公司领导研究决策同意选任黄炎彬作为承包组织者并组建项目经理部”，该内部承包协议依据省一建公司单方意思形成，不是双方协议合意。3.从签订该内部承包协议的目的分析，省一建公司选任黄炎彬作为承包组织者，负责在公司内部选任副总经理、职工，最终组建项目经理部并以项目经理部的名义实际运营涉案消防工程。4.从省一建公司与项目经理部的关系分析，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第一条“项目经理的一切经营、生产、质量安全活动由司属广东一建机电安装分公司直接领导”，二者属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5.内部承包协议虽然约定项目经理部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这实际属于省一建公司与项目经理部在内部之间对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双方的权责明晰、利益分配作出的规定，属于省一建公司对涉案消防工程具体管理。
(二)黄炎彬没有与省一建公司建立涉案消防工程承包关系，其不是涉案消防承包人。1.内部承包协议签订主体虽然名为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但实为黄炎彬代项目经理部与省一建公司内部之间签订合同。根据内部承包协议的目的、内容，涉案消防工程签订之后应由黄炎彬在公司内部组织施工队伍、成立项目经理部，并由黄炎彬出任项目经理部的经理，项目经理部作为涉案消防工程的实际运营者，依法接受省一建公司的直属管理，因运营消防工程产生的责任在省一建公司与项目经理部的内部之间划分由项目经营部承担，也即以黄炎彬名义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的权利义务承接者是项目经理部。2.黄炎彬一直以省一建公司委任涉案消防工程的项目经理的身份履行职务行为。（1）黄炎彬以“省一建签约人”身份参与开发商将消防工程发包给省一建公司签约过程。（2）黄炎彬以“省一建公司内部请款流程第一道经办人”身份参与向省一建公司请示将工程款支付给赖木杨、斯维公司的请款行为。（3）黄炎彬以“省一建签约人”身份参与开发商与省一建公司对争议消防工程的工程造价确认。（4）黄炎彬以“省一建公司签约人”身份参与开发商对华某广场有关工程的工程问题及款项确认。综上，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仅是省一建公司委派黄炎彬作为项目经理组建项目经理部管理、施工消防工程的协议，实质属于省一建公司作为承包人对消防工程施工过程及质量进行管理，对外仍然由省一建公司承担施工合同权利义务。该内部协议仅起到对内约束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的作用，黄炎彬仍然作为省一建公司的职工和项目经理直接受到省一建公司的管理，省一建公司没有将消防工程承包权流转出去，因此，黄炎彬不是涉案消防工程的承包人。
（三）涉案消防工程由赖木杨、斯维公司自行投入施工完成，黄炎彬没有投入及因此形成的权益。在整个消防工程施工过程，省一建公司仅是争议工程对外名义的承包方、管理方和收款人，省一建公司通过举证也正好反映其从没有向施工消防工程投入过人力、物力，也即投入成本对价，反而赖木杨、斯维公司才是实际施工人并已代替其投资、施工全部工程，而本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反映黄炎彬对消防工程的施工建设有投入，因此，依据《建设工程预(结)算报告书》结算的涉案消防工程款应当归属赖木杨、斯维公司所有，与黄炎彬无关。
（四）赖木杨、斯维公司于2011年1月18日提交《付款申请书》对消防工程款76％与24％的分配表述仅为赖木杨、斯维公司与黄炎彬内部之间，对外不影响省一建公司应按全款支付剩余消防尾款给实际施工人即赖木杨、斯维公司。赖木杨、斯维公司为涉案消防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代替省一建公司投资、施工全部涉案消防工程，涉案消防工程款应归属赖木杨、斯维公司所有，赖木杨、斯维公司为该工程款的实体权益人。原审据此申请书的表述，认定赖木杨、斯维公司对涉案消防工程款的权益仅限于76％错误。
（五）省一建公司主张向某乙炎彬支付的387500元款项，未经赖木杨、斯维公司同意，也不符合双方付款惯例，不应视为省一建公司已付的消防工程款。根据省一建公司的举证可知悉，省一建公司向某甲杨、斯维公司支付消防工程款的流程是直接支付给省一建公司，也即每次付款均由赖木杨、斯维公司的领取，这也是双方之间支付工程款的交易惯例。
（六）因省一建公司委派黄炎彬作为涉案消防工程的项目经理，省一建公司主张向某乙炎彬支付的工程款省一建公司内部对项目工程管理的法律关系，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不同，不能同案处理。根据省一建公司的举证可知悉，省一建公司委派其员工黄炎彬作为涉案消防工程的项目经理，并组建项目组施工，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之间的关系实属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法律关系，现因省一建公司在管理消防工程过程中与其下属员工之间发出的款项来往实属其内部的管理问题，二者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对外不起到已向消防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即赖木杨、斯维公司支付消防工程款的效力。
（七）原审判决错误的计算赖木杨、斯维公司多收款项是20万元，详见原审判决第9页第5行“8737775.60元”和第5页第10行“8537775.6元”，那就影响到最终判决结果，原审法院认为部分多认定我方多收了20万，因此原审第一项判决应为1094363.56元。
针对赖木杨、斯维公司的上诉，省一建公司答辩称：1.赖木杨、斯维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告提出诉讼请求，没有主体身份，是不适合。（1）赖木杨、斯维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主张工程款没有提交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基础和法律关系的证据，没有提供作为合同承包人的法律文件。（2）没有提供作为实际施工人完成工程相应的证据材料，这是工程施工合同的法律规定和实践是相违背的，本案中看不到赖木杨、斯维公司提供其与黄炎彬任何的书面合同关系的证明，也没有提供赖木杨、斯维公司与省一建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书面证据材料，也没有向法庭提供其主张工程款相应的施工资料，也没有向法庭提供主张工程款数额的任何结算文件。仅凭其向省一建公司发出的追款函和案外当事人的一份证明文件，就认为其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且全额享有省一建公司与建设单位的结算工程款总额，这是不成立的。2.赖木杨、斯维公司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根据本院2014年穗中法民二终第1102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已确认了本案赖木杨、斯维公司与黄炎彬间是一个承包合同关系，赖木杨、斯维公司与黄炎彬间构成建设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是赖木杨、斯维公司向某乙炎彬主张工程款基础的法律关系的证据，所以赖木杨、斯维公司请求工程款的范围只能限于赖木杨、斯维公司和黄炎彬间的合同所设定的标的，虽然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有规定发包人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但这个责任是没有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是有底线。所以赖木杨、斯维公司请求的标的限于其与黄炎彬的合同关系。3.赖木杨、斯维公司在重审期间已明确表示不要求黄炎彬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赖木杨、斯维公司已放弃对黄炎彬的工程款债权主张。省一建公司是基于黄炎彬拖欠赖木杨、斯维公司工程款的基础上加上法律规定省一建公司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基础上来认定责任。那么现债务人黄炎彬已不需要承担责任，作为省一建公司就没有承担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4.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间的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也是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根据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约定了本案所涉工程款的有关税金由黄炎彬承担，另外约定了黄炎彬应向省一建公司上缴一定比例的管理费，这个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所以省一建公司在对外收取建设工程款的同时按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的合同约定，相应扣减约定的管理费用和法律规定的税费，这是合同权利自治的体现。所以根据双方约定省一建公司扣减后应付工程款大约1100万元已支付完毕，省一建公司根据约定扣减相应的费某甲将应付的工程款给了黄炎彬，已尽到合同义务。5.本案的建设单位根据协议扣减了省一建公司有关的费用，包括20万元的消防工程款、消防管理费、消防资质费用，请有资质单位协助办理验收费用20万元，消防工程质量问题整改费用大约86万元及省一建公司代黄炎彬支付给案外人广东省电白工程四建和佛山客户的工程款和材料款，依法依约应由黄炎彬承担，因为黄炎彬是大包干，所以对外支付材料款应在黄炎彬的范围内扣减，黄炎彬也没有异议，对外验收竣工管理费、消防验收整改费也是黄炎彬参与签署，黄炎彬是清楚知道，重审法院没有把这些费用予以扣减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认为黄炎彬没有认可与事实不符，有关单据、支付凭证黄炎彬都签字确认，证明了省一建公司已按时足额把工程款支付完毕。
上诉人省一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判项，改判驳回赖木杨、斯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赖木杨、斯维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黄炎彬“不仅仅承包了华某广场的消防工程，还承包了部分土建工程”、省一建公司“其余的请(付)款单不能确定是用于支付涉案消防工程款”，从而仅认定省一建公司直接向某乙炎彬支付的工程款为385700元，该认定错误，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华某广场的土建工程与本案的所涉的消防工程是两个不同的工程内容，黄炎彬在该两工程关系上的主体身份是不同的。本案中黄炎彬是以个人名义承包工程再分包给下游承包人，而土建工程中黄炎彬对外形式上是代表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十四分公司（以下简称省一建第十四分公司），对内实际上他却是代表广东省电白工程总公司的。省一建公司亦向原审法院提交本院作出的判决书，以佐证黄炎彬在华某广场土建工程中的上述身份。除黄炎彬在土建工程和涉案消防工程中身份不同外，省一建公司就土建工程和涉案消防工程所支付的工程款也是分开的。土建工程款是通过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二分公司（以下简称省一建第二分公司）支付给省一建第十四分公司黄炎彬的及他的内部合作者；涉案消防工程是通过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机电设备安装分公司（以下简称省一建机电设备安装分公司）与黄炎彬签订分包合同及支付工程款给黄炎彬。再者，省一建第二分公司向省一建第十四分公司黄炎彬共支付了土建工程款33909930.60元；本案省一建机电设备安装分公司向某乙炎彬及赖木杨、斯维公司共支付消防工程款11021477.01元，但该两项工程的付款没有一笔存在重复或交叉的情形。原审以黄炎彬出具的收款收据没有“消防”二字就否认为消防工程款与事实不符。
(二)原审法院的认定违背本案客观事实和工程结算一般规范，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根据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的内部承包协议书对工程管理费、税费有相关的约定第三条第二款、第四条第一款第（4）项、第五条第（1）、（2）、（4）项，上述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且承包人必须承担的税费(包括管理费3％、定额测定费0.25％、营业税3.46％和带征个人所得税4.4％)超过人民币136万元。而且，省一建公司收取业主支付的消防工程款己开出工程发票12281381.2元，工程发票一经开具，施工单位随即产生缴纳营业税、所得税等义务，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需置疑也不能避免的，也不受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是否进行了结算影响。退一万步讲，按照原审法院认定的赖木杨、斯维公司主张的应得工程款总额为10017839.16元(结算总价13181367.32*76％=10017839.16)，此部分工程款项在不计管理费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相关税、费为10017839.16*(3.46％+4.4％+0.25％)=812446.76元。
（三）业主与省一建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列明须在消防工程总结算款中抵扣的费用总额为866279元，黄炎彬作为省一建公司的代表人在协议上签字，证明黄炎彬知悉并认可该扣减事实，该结果对黄炎彬具有约束力。而赖木杨、斯维公司与省一建公司并无直接的承包关系，其只从黄炎彬处分包，故协议无需经赖木杨、斯维公司认可。若赖木杨、斯维公司对扣减费用有异议，应该也只能向某乙炎彬提出主张，否则，对省一建公司是不公平的。其中，《协议书》第五项消防工程验收合作施工管理费20万元，原审法院也认定该20万元属于消防工程费用，实际上己由业主在支付工程总结算款时扣减，但原审法院又认为不应在省一建公司应付工程款中扣减，是不合理的。同理，《协议书》第六项消防工程存在问题的维修费用37200元黄炎彬也已认可，原审法院亦不予扣减，纯属偏袒赖木杨、斯维公司。判决由省一建公司承担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四）省一建公司已将全部消防工程款支付给了黄炎彬，不存在欠付情况，故原审法院判决省一建公司向某甲杨、斯维公司支付894363.56元是没有依据的。涉案工程总结算价是13,181,367.32元(含业主在消防结算款中抵扣的866279元、业主收回多付的土建款233706元、省一建公司代扣代缴管理费、营业税、代征个人所得税共1364461.52元)，而省一建公司实际已支付给黄炎彬本人、受黄炎彬委托支付赖木杨、斯维公司及受黄炎彬委托支付给广东省电白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和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宏威绝缘材料厂合共11021477.01元，即已将全部涉案工程款支付给了分包人黄炎彬。由于省一建公司己将全部消防工程款支付给了黄炎彬，依法不应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针对省一建公司的上诉，赖木杨、斯维公司共同答辩称：1.省一建公司作为国企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一直违背了诚实守信的原则，省一建公司的陈述不应当采信。2.省一建公司所说本案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本案在原一审、重一审已做查明，确认赖木杨、斯维公司作为本案消防工程实际并唯一施工人享有相应的权利，该事实在原一审的法律认定部分做出了多角度全面的阐述，作为消防工程开发方也对赖木杨、斯维公司作为消防工程的主体事实予以确认。更确切的是省一建公司从2005年到2011年间陆续直接向某甲杨、斯维公司支付了高达850多万元，如果赖木杨、斯维公司不是涉案消防的施工主体，省一建公司作为国企支付巨额消防款给赖木杨、斯维公司，因此省一建公司认为赖木杨、斯维公司主体不适格是不符合事实。3.原二审发回重审即视为本案全面的审理，无论事实、主体均是对相关事实进行审理。实际施工人主张工程款的权利司法解释已做规定，有明确的法律规定。4.赖木杨、斯维公司在本案不要求黄炎彬承担责任不视为放弃主张，本案要求省一建公司作为发包人支付工程款，而省一建公司却故意混淆事实认为赖木杨、斯维公司已放弃该权利，这种做法是误导审判庭的，根据省一建公司说其在黄炎彬拖欠的范围内支付，其这是确认要支付款项也确认黄炎彬的身份，与其说赖木杨、斯维公司主体不适格相矛盾。5.如果黄炎彬与省一建公司受法律保护就是有效的合同，那黄炎彬必须是省一建公司的一个员工，但两者省一建公司对内部消防工程进行管理经营，那么该合同才是有效的，但也只是内部的承包合同，不是对外的，反之，该合同不受到法律保护，黄炎彬没有施工资质，没有权承包工程，这个合同就是有效，那么黄炎彬与省一建公司的内部承包协议也不应当受到保护。6.税金、管理费问题。赖木杨、斯维公司认为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如果合同有效的就是他们间对内的承包合同，对外不受到约束，如果合同有效对税金、管理费的约定也是无效，就不能作为省一建公司抗辩的理由。且，省一建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已垫付相应的税费，本案其主张100多万元税费结合省一建公司的证据恰恰证明这是大谎言，而其对税金和管理费在原一审就作为焦点，但其从来没有证据证明。即使这个退一步说，税金、管理费也是存在，黄炎彬24%权利，赖木杨、斯维公司76%权利，税金、管理费是黄炎彬与省一建公司的内部约定，不应当作为抗辩其要支付工程款的抗辩理由。省一建公司一直其与开发商八十几万元也应当在本案中扣除。这个八十几万元列明款项性质与消防无关，既然与消防款项无关就不能在本案中作为主张。还有，黄炎彬作为省一建公司的内部职工管理着消防，其代表省一建公司与开发商进行土建及其他施工款的结算，从法律上说这只是省一建公司与开发商间的独立款项结算，不能与黄炎彬与省一建公司的消防款结算，省一建公司故意混淆法律关系，认为黄炎彬在上面签字就视为其与省一建公司结算并认可数额，这与事实不符。争议20万元消防款问题，原一审明确阐述这20万元不是消防款，没有赖木杨、斯维公司予以确认，该20万元已超出本案工程款超出范围内，故这个款项不应由施工人来承担，省一建公司的主张不符合事实。7.省一建公司一直强调黄炎彬代表广东省电白工程总公司对工程进行管理施工，而另案查明黄炎彬的身份是否代表广东省电白工程总公司不等于抹煞黄炎彬作为省一建公司的职工代表管理本案消防工程，而对该工程在承包内部协议恰恰证明黄炎彬的省一建公司的职工身份。8.省一建公司认为土建工程款与消防工程款不存在重叠及交叉的，是不同法律关系，黄炎彬作为省一建公司内部职工管理工程款，无论在内部间领取的款项发生如何的变更来领取款项，这只是省一建公司内部财务的管理模式，款项没有对外流出，省一建公司仅收另案的土建款，无法证实与本案的土建款不存在重叠和交叉。
原审被告黄炎彬对上诉人赖木杨、斯维公司纪省一建公司的上诉均未作陈述。
上诉人赖木杨、斯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省一建公司向某甲杨、斯维公司支付4643591.72元消防工程款及利息（利息以4643591.7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从2011年1月26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省一建公司承担案件所有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3月5日，省一建公司与案外人中银保利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了广州华某广场消防工程。该工程现已完工交付使用，按照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造价咨询中心于2008年9月3日出具的《建设工程预（结）算报告书》，核定工程造价为13181367.32元。
省一建公司在承包华某广场消防工程后，与黄炎彬签订《工程施工责任内部承包协议书》，协议书中写明：省一建公司同意上述工程由职工黄炎彬为内部承包组织者，组织承包班子，以班子承包形式组建项目经理部承包施工，经营方式是项目经理部以工程施工为对象，以大包干形式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包质量、包工期、包安全生产、包上缴分公司管理费，保证按时按质完成工程任务。协议中还约定了双方职责、经济核算办法等内容。之后，黄炎彬组织赖木杨、斯维公司进场施工。
2005年1月21日、1月24日、2月23日、3月24日、5月19日、9月5日，经黄炎彬和斯维公司员工刘某向省一建公司请款，省一建公司分多次向斯维公司支付工程款，共7037775.6元。2011年1月26日，经请款，省一建公司向斯维公司支付消防工程款1500000元。即省一建公司共向斯维公司付款8537775.60元。省一建公司还于2005年7月13日向广东省电白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支付华某工程款50000元，由黄炎彬、杨某甲生收取支票，于2005年7月21日向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宏威绝缘材料厂支付华某广场消防工程材料款50000元，由黄炎彬签收支票。
因未能收齐工程款，赖木杨、斯维公司多次发函给省一建公司，其中，斯维公司于2011年1月18日发出《付款申请书》，写明：斯维公司于2005年承建华某工程消防部分，当时由黄炎彬签合同承包出来，由斯维公司承建，斯维公司与黄炎彬工程款按76%与24%结算分成，华某工程消防部分总结算工程款为13181367.32元，斯维公司按76%的分成已拿了工程款7037775.60元，请省一建公司将工程款尾数2980063.56元支付给斯维公司。赖木杨、斯维公司于2012年9月24日发出《关于要求支付广州华某广场消防工程尾款的申请函》，写明：因广州华某广场消防工程实际由赖木杨、斯维公司承建，根据省一建公司与赖木杨、斯维公司的约定，省一建公司与赖木杨、斯维公司分别按照19%与81%的比例分成消防工程总款，赖木杨、斯维公司至今实收工程款8537775.60元，要求省一建公司支付尾款2139131.93元。赖木杨、斯维公司于2013年初发函，要求省一建公司支付华某广场消防尾款，省一建公司于2013年3月4日复函称：该工程是省一建公司分包给黄炎彬承包施工的，省一建公司从没有与赖木杨、斯维公司签订过合同，要求赖木杨、斯维公司向其合同相对方追讨工程款，且省一建公司已经将消防工程款全额付清给分包人，赖木杨、斯维公司应向某乙炎彬追讨。赖木杨、斯维公司又于2013年5月1日向中银保利公司发函，请求该公司将省一建余下消防工程款直接支付给赖木杨、斯维公司；中银保利公司复函称：虽然赖木杨、斯维公司从2004年6月开始负责华某广场消防工程的全部施工、竣工验收等工作，但中银保利公司仅与省一建公司建立工程合同关系，且也付清了相应工程款，故赖木杨、斯维公司应与省一建公司自行解决工程款问题。
另查明：2008年11月12日，中银保利公司与省一建公司签订《协议书》，其中写明：省一建公司是中银保利公司开发的华普广场基础桩、地下室底板至裙楼五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承建商，后因故与广东省水电二局组成联合施工单位继续承建华某广场，省一建公司继续承建华某广场消防工程，其余工程由广东省水电二局施工；对于省一建公司承建期间出现的质量问题及由省一建公司责任所产生的维修等费用，达成以下协议，包括省一建公司同意支付楼板裂缝修补费用、省一建公司同意中银保利公司在消防工程结算款扣回中银保利公司垫付的合作施工管理费、在消防工程保质金中扣除整改费用等六项共计866279元。
黄炎彬除向省一建公司承包华某广场消防工程之外，还承包了华某广场部分土建工程。省一建公司提供的请（付）款单中，仅有2005年9月6日（金额为135700元）、2007年2月6日（金额为50000元）、2007年5月28日（金额为50000元）、2007年7月31日（金额为50000元）、2008年6月6日（金额为30000元）、2008年8月1日（金额为20000元）的请（付）款单的请款用途有注明为“华某消防款”或“华某消防工程款”，其余请款用途均注明为华某工程款。
庭审中，赖木杨、斯维公司明确不要求黄炎彬在本案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赖木杨是否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赖木杨某乙称其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与斯维公司各施其职，共同完成涉案工程，斯维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同时没有证据反映赖木杨、斯维公司共同享有涉案债权影响到他人利益，故原审法院依法确认赖木杨、斯维公司关于合作关系的陈述，并确认赖木杨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与斯维公司共同享有涉案债权。
关于省一建公司是否有义务向某甲杨、斯维公司支付工程款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案件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签订的《工程施工责任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黄炎彬以大包干形式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可见黄炎彬与省一建公司之间并非内部承包关系，而是黄炎彬向省一建公司承包涉案消防工程再对外分包。赖木杨、斯维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从赖木杨、斯维公司的起诉意见以及庭审陈述中可知，其亦承认系从黄炎彬处承包涉案消防工程，庭审中，赖木杨、斯维公司明确不要求与其有承发包关系的黄炎彬承担责任，只要求省一建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则省一建公司应在其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省一建公司已经支付的工程款数额问题。这个问题分为四部分进行认定。第一部分为由黄炎彬以及刘某共同签收的款项，即赖木杨、斯维公司已经实际收取的工程款。该部分已经查明金额为8737775.60元，赖木杨、斯维公司与省一建公司也予以承认，不存在争议。第二部分为省一建公司直接向某乙炎彬支付的工程款。省一建公司主张其向某乙炎彬直接支付了2283701.44元工程款，依据是其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请（付）款单。省一建公司提供的请（付）款单中，仅有2005年9月6日（金额为135700元）、2007年2月6日（金额为50000元）、2007年5月28日（金额为50000元）、2007年7月31日（金额为50000元）、2008年6月6日（金额为30000元）、2008年8月1日（金额为20000元）以及2005年7月21日（支付给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宏威绝缘材料厂，金额为50000元）的请（付）款单请款用途有注明为“华某消防款”或“华某广场消防工程”，该部分款项金额共为385700元原审法院予以认定为支付涉案消防工程款。因黄炎彬不仅仅承包了华某广场的消防工程，还承包了部分土建工程，其余的请（付）款单不能确定是用于支付涉案消防工程款，省一建公司、黄炎彬亦未对此进行结算，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同理，省一建公司支付给广东省电白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的50000元，因记载的用途没有明确是支付涉案消防工程款，故原审法院不予认定该款是支付涉案消防工程款。第三部分为省一建公司主张根据其与黄炎彬的合同约定应当予以扣减的管理费、营业税、代征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因省一建公司、黄炎彬之间并没有对上述费用、税费进行结算，而且省一建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代黄炎彬缴纳涉案消防工程所产生的营业税及个人所得税，故省一建公司主张应当在工程款中扣减管理费、营业税以及代征个人所得税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第四部分为业主中银保利公司扣减的各项费用问题。中银保利公司扣减的各项费用，包括土建超收部分233706.60元、维修费用666279元、20万元消防工程报验费。上述费用中，土建超收部分、维修费用并未明确是涉案消防工程产生，20万元消防工程报验费，虽然是属于消防工程的费用，但属于省一建公司与中银保利公司之间对施工工程款之外的结算行为，并未得到黄炎彬以及实际施工人即赖木杨、斯维公司的认可，故上述费用均不应在省一建公司的应付工程款中扣减。
综上，省一建公司已付工程款为9123475.60元（8737775.60+385700）。对省一建公司主张其已向工程承包人黄炎彬支付全部工程款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赖木杨、斯维公司在2011年1月18日发给省一建公司的《付款申请书》中，确认了其与黄炎彬约定了按76%与24%的比例分配，主张其应得工程款为13181367.32元*76%=10017839.16元。其后，在没有任何新的证据证明赖木杨、斯维公司与黄炎彬或与省一建公司的结算约定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又在2012年9月24日发给省一建公司的申请函中提出了其与黄炎彬约定了81%与19%的分配比例，更在本案中主张其应得款是100%。赖木杨、斯维公司在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应得工程款的情况下，主张工程结算价即是其应得的工程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省一建公司辩称“赖木杨、斯维公司以省一建公司与发包方的消防工程总结算款作为其实际施工的结算款不符合客观事实”有理，原审法院对赖木杨、斯维公司关于其应得工程款为消防工程总结算款的主张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为，赖木杨、斯维公司在商事活动中应遵守诚实守信原则，其在本案诉讼中所主张的利益，不得超过其实际应得利益，赖木杨、斯维公司在明确表示不向某乙炎彬主张工程款的前提下，更应如实主张自身利益，原审法院结合赖木杨、斯维公司前后函件的内容、省一建公司在收到《付款申请书》后的付款行为及双方在本案中的陈述，认为赖木杨、斯维公司最早陈述的其与黄炎彬约定了按76%与24%的比例分配是可信的，故赖木杨、斯维公司应按该比例主张其权利，就涉案消防工程应得工程款为10017839.16元。原审法院已查明省一建公司已付工程款为9123475.60元，故省一建公司应在894363.56元（10017839.16-9123475.60）的范围内对赖木杨、斯维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赖木杨、斯维公司在2011年1月18日已经向省一建公司发出《付款申请书》主张欠款，省一建公司也于当月26日支付了部分款项，故赖木杨、斯维公司要求自2011年1月26日起计算欠款利息，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现赖木杨、斯维公司要求省一建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省一建公司主张该计算标准过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依法调整利息计算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省一建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之日起十日内向某甲杨和斯维公司清偿款项894363.56元；二、省一建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之日起十日内向某甲杨和斯维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利息（利息以894363.56元为本金，自2011年1月2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三、驳回赖木杨和斯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348元，由赖木杨、斯维公司负担38548元，省一建公司负担13800元；公告费1000元由省一建公司负担（受理费某乙、斯维公司已预交，原审法院不再退回，由省一建公司迳付给赖木杨、斯维公司）。
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二审期间，省一建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1.民事判决书（2010）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403号；2.省一建公司付第十四分公司、黄炎彬、胡志常、杨在添工程款明细（省一建公司在2010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403号案中提供的证据），证明：（1）华某广场土建工程是黄炎彬对外代表省一建公司第十四分公司、对内实际上是代表广东省电白工程总公司承建的，而本案消防工程则是黄炎彬以个人名义承包的。（2）土建工程款是通过省一建公司第十四分公司支付给省一建公司第十四分公司黄炎彬及他的内部合作者；本案消防工程是通过省一建机电设备安装分公司支付给黄炎彬。（3）省一建公司第二分公司向省一建公司第十四分公司黄炎彬共支付了土建工程款339099930.60元，土建工程款支付凭证没有任何一笔与本案消防工程款支付凭证存在重复或交叉。3.《华某广场工程款收付款情况》一份，证明省一建公司为案涉工程开出发票总金额为12281381.72元，相应完税金额为420722.37元。此为双方（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合同约定应予扣除的法定费用，赖木杨、斯维公司和法院都无权干涉，依法纳税是省一建公司及本案其他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故省一建公司不存在逾期举证问题。4.《广州电子缴税系统回单》七份，证明省一建公司实际交纳税金的情况，该款已由省一建公司依约从应付黄炎彬工程款中扣减。重审在认定工程款总额时既混淆上下游法律关系，又违反税法作出错误认定，损害了省一建公司的合法权益。另，省一建公司就其二审期间提交证据作出说明。
赖木杨、斯维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一、对证据1，1.根据该3403号民事判决书第17页倒数第4行“综上，被告省一建以与杨某丙、胡某常订立《施工协议书》是第三人黄炎彬的个人行为、杨某丙、胡某常是省一建十四公司的副经理而认为杨某丙、胡某常与第三人黄炎彬组成联合体承接涉案工程、杨某丙、胡某常与被告省一建并未形成承包合同关系的意见不成立，不予采信。相反，依据《施工协议书》、《工程款核定书》以及《还款协议书》，足以认定杨某丙、胡某常就涉诉工程与省一建第十四公司形成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在该案件中并未查明或表述华某广场土建工程是黄炎彬对外代表省一建第十四分公司、对内实际上是代表广东省电白工程总公司承建。因此，省一建公司主张“华某广场土建工程是黄炎彬对外代表广东一建十四分公司、对内实际上是代表广东省电白工程总公司承建”的证明事实不成立。2．该3403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也没有查明或注明到华某广场土建工程款是通过省一建第二分公司支付给省一建第十四分公司黄炎彬及他的内部合作者，因此，省一建公司的该主张证明事实也是不成立。3．根据该3403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反映，黄炎彬没有参与该3403号案件的审理，没有对省一建公司主张的土建工程款33909930.6元的证据进行质证，也即该土建工程款仅仅是省一建公司的单方主张且未经黄炎彬确认，同时根据该3403号案件的内容也反映其他案件当事人也没有对该土建工程款33909930.6元予以承认。4．省一建公司主张的土建工程款33909930.6元也仅是其单方主张，没有经过各方确认，反而根据案件的内容反映，可以确认各方当事人也没有对土建工程款进行结算，因此，退一步，即使从该土建工程款33909930.6元对应的凭证的表明上看没有与省一建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工程款支付凭证存在重复或交叉，但不等同省一建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工程款不是土建工程款或省一建公司在华某广场的其他项目的工程款。5．由于赖木杨、斯维公司不是该3403号民事判决书的当事人，也没有参与该案件的审理，并且该3403号民事判决书也没有注明到省一建公司主张土建工程款33909930.6元对应的证据名称，因为赖木杨、斯维公司无法确认省一建公司提交本案的证据“广东一建付第十四分公司、黄炎彬、胡志常、杨在添工程款明细(广东一建在(2010)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403号案中提供的证据)”即为3403号民事判决书中省一建公司主张土建工程款33909930.6元对应的证据。6．根据省一建公司提供的该33909930.6元单据是无法确认该些单据及反应的款项数额就是该涉案土建工程款的全部工程款，既然无法确认该些单据就是土建工程款全部工程款，那在本案中省一建公司提供由黄炎彬签名的并主张是消防工程款并由一审法院不采纳的工程款1898001.44元的也不能当然认为是推断属于消防款而不是土建工程款；7．根据省一建公司提供的该3403号民事判决书反映黄炎彬是省一建公司职工并为省一建第十四分公司负责人，那么黄炎彬以职工身份向省一建公司领取的工程款且不被一审法院认可的该部分1898001.44元(即2283701.44-385700)工程款不应当视为省一建公司已支付工程款给赖木杨、斯维公司，而黄炎彬领取该等工程款也仅仅是省一建公司财务内部流转，并没产生对外支付工程款的效力。综上，基于上述理由，赖木杨、斯维公司不确认省一建公司提供的《民事判决书》(2010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403号)”及“广东一建付第十四分公司、黄炎彬、胡志常、杨在添工程款明细(广东一建在(2010)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403号案中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对证据2，1．对省一建公司主张开出发票金额为107万及84万对应的完税金额为65513元，但省一建公司未提供对应的缴纳税款的凭证，无法证明省一建公司主张已缴纳该65513元税款的事实。2.对省一建公司主张开具发票金额为133万元对应的完税金额为45619元，该税费缴款期间为2005年2月1日至2005年2月28日，而省一建公司主张的该笔133万元发生日期为2005年2月21日，虽然属于该期间，但是该缴纳税款的回单没有注明缴纳税款对应的金额，无法印证该笔税款就是对应的133万元开票金额，并且省一建公司同时担任不同施工项目，无法排除其有其他收入，而该税款缴纳单对应的税费则为省一建缴纳其他项目收入需缴纳的税费。3．对省一建公司主张开具发票金额为150万元及45万元对应的完税金额为66885元，虽然省一建公司提供电子缴纳系统回单缴纳税款金额132398元，但该金额无法与省一建公司主张的上述完税金额66885元对应，相差7万多，且无法证明该笔150万元及45万元的开票金额已对应完成缴纳税款66885元。同时通过该纳税金额也证明省一建公司还存有其他项目的收入，无法排除省一建公司用其他项目收入的纳税情况混淆为其主张涉案该票据的完税金额。4．对省一建公司主张开具发票金额2968000元对应完税金额为101802.4元，该税费缴款期间为2005年5月1日至2005年5月31日，但省一建公司主张该2968000元的开具发票时间为2005年4月13日，二者时间无法对应且相差1个多月，并且省一建公司同时期还有其他收入，无法区分是否省一建公司以其其他的收入纳税情况用于混淆为其主张的该101802.4元。因此，基于上述理由省一建公司主张的上述101802.4元为开具发票2968000元对应缴纳税款的事实不属实。5.对省一建公司主张开具发票金额136万元对应完税金额为46648元，该税费缴款期间为2005年6月1日至2005年6月30日，而省一建公司主张的该笔136万元发生日期为2005年6月2日，虽然属于该期间，但是该缴纳税款的回单没有注明缴纳税款对应的金额，无法印证该笔税款就是对应的136万元开票金额，并且省一建公司同时担任不同施工项目，无法排除其有其他收入，而该税款缴纳单对应的税费则为省一建缴纳其他项目收入需缴纳的税费。6．对省一建公司主张开具发票金额100万元对应完税金额为34300元，虽然省一建公司提供电子缴纳系统回单缴纳税款金额36200.22元，但该金额无法与省一建公司主张的上述完税金额34300元对应，相差2千多，且无法证明该笔100万元开票金额已对应完成缴纳税款34300元。同时通过该纳税金额也证明省一建公司还存有其他项目的收入，无法排除省一建公司用其他项目收入的纳税情况混淆为其主张涉案该票据的完税金额。7．对省一建公司主张开具发票金额1763381.72元对应完税金额为59954.97元，该税费缴款期间为2031年1月1日，而省一建公司主张的该笔1763381.72元发生日期为2011年1月13日，虽然属于该期间，但是该缴纳税款的回单没有注明缴纳税款对应的金额，无法印证该笔税款就是对应的1763381.72元开票金额，并且省一建公司同时担任不同施工项目，无法排除其有其他收入，而该税款缴纳单对应的税费则为省一建公司缴纳其他项目收入需缴纳的税费。8．退一万步，无论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之间是否约定了税费，那也是省一建公司内部管理工程的约定，该约定对外对赖木杨、斯维公司无约束力、不起效力，不应当在赖木杨、斯维公司主张的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扣除。综上所述，省一建公司提交的《华某广场工程款收付款情况》(1份)及《广州电子缴税系统回单》(6份)证据无法证明其为涉案消防工程缴纳的税费，赖木杨、斯维公司对省一建公司提交《华某广场工程款收付款情况》(1份)及《广州电子缴税系统回单》(6份)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赖木杨、斯维公司是否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省一建公司上诉认为赖木杨、斯维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为涉案消防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赖木杨、斯维公司已提供其向省一建公司、业主方发出的函件，业主方回函中已确认赖木杨、斯维公司的实际施工人身份，且省一建公司已累计向某甲杨、斯维公司支付消防工程款达850多万元，且省一建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消防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身份，故本院确认赖木杨、斯维公司即为涉案消防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是本案适格主体。
关于省一建公司是否具有向某甲杨、斯维公司支付消防工程款义务的问题。本案中，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签订的《工程施工责任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黄炎彬以大包干形式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黄炎彬与省一建公司之间形成的承包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案件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基于前述分析，赖木杨、斯维公司是涉案消防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黄炎彬则为转包人，省一建公司为发包人，因此，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发包人即省一建公司应在欠付黄炎彬工程价款范围内对赖木杨、斯维公司承担责任。
关于省一建公司的付款责任范围的确定问题。首先，赖木杨、斯维公司上诉主张其系实际施工人应享有涉案消防工程的全部工程款。对此，本院认为，从赖木杨、斯维公司向省一建公司及业主方发出的函件内容、以及其起诉意见、一审庭审陈述可知，其系承认涉案消防工程是从黄炎彬处承包过来的，且在原审庭审中，赖木杨、斯维公司亦明确表示不要求与其有承发包关系的黄炎彬承担责任，故对赖木杨、斯维公司的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赖木杨、斯维公司上诉主张其于2011年1月18日提交的《付款申请书》对消防工程款76％与24％的分配表述仅为其与黄炎彬内部之间，对外不影响省一建公司应按全款支付剩余消防尾款给实际施工人即赖木杨、斯维公司。对此，本院认为，经查，赖木杨、斯维公司在2011年1月18日向省一建公司发出的《付款申请书》中，自认其与黄炎彬约定涉案消防工程款系按76%与24%的比例分配的，虽然其在随后的请款函件中又提出其与黄炎彬约定系按81%与19%的比例分配的，现其在本案中还主张其应得款是100%，但因赖木杨、斯维公司与黄炎彬之间并无书面合同，在其首次主张涉案消防工程款余款的函件中已自认与黄炎彬关于工程款的分配比例为76%与24%，故在赖木杨、斯维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应得工程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赖木杨、斯维公司应得涉案消防工程款应为消防工程总结算款的76%，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赖木杨、斯维公司主张其与黄炎彬之间关于工程款分配的约定属内部约定，但省一建公司根据前述司法解释应承担的付款义务是基于黄炎彬对赖木杨、斯维公司的付款责任，故省一建公司可行使黄炎彬对赖木杨、斯维公司的抗辩权利，故对赖木杨、斯维公司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省一建公司已付工程款数额问题。第一，赖木杨、斯维公司于2011年1月18日向省一建公司发出的《付款申请书》确认其已收取涉案消防工程款为8537775.60元，省一建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出异议，故对赖木杨、斯维公司已收取的工程款为8537775.60元，本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最终认定赖木杨、斯维公司已收取工程款为8737775.60元，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第二，关于省一建公司向某乙炎彬支付工程款数额问题。省一建公司上诉认为华某广场的土建工程与本案的所涉的消防工程是两个不同的工程内容，黄炎彬在该两工程关系上的主体身份是不同的，本案中黄炎彬是以个人名义承包工程再分包给下游承包人，而土建工程中黄炎彬对外形式上是代表省一建第十四分公司，对内实际上他却是代表广东省电白工程总公司的，故省一建公司就土建工程和涉案消防工程所支付的工程款也是分开的。对此，本院认为，省一建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并未能充分证明其该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经查，省一建公司提供的请（付）款单中，仅有2005年9月6日（金额为135700元）、2007年2月6日（金额为50000元）、2007年5月28日（金额为50000元）、2007年7月31日（金额为50000元）、2008年6月6日（金额为30000元）、2008年8月1日（金额为20000元）以及2005年7月21日（支付给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宏威绝缘材料厂，金额为50000元）的请（付）款单请款用途有注明为“华某消防款”或“华某广场消防工程”，该部分款项金额共为385700元，原审法院以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未对涉案消防工程款进行结算，仅对前述385700元认定为支付涉案消防工程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第三，关于省一建公司主张应予扣减管理费、营业税、代征个人所得税的问题。经查，虽然省一建公司与黄炎彬签订的《工程施工责任内部承包协议书》中约定，工程由职工黄炎彬为内部承包组织者，组织承包班子，以班子承包形式组建项目经理部承包施工，经营方式是项目经理部以工程施工为对象，以大包干形式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包质量、包工期、包安全生产、包上缴分公司管理费等。但鉴于省一建公司、黄炎彬之间并未对工程管理费、税费进行结算，省一建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关于缴纳税费的证据与本案并不存在关联性，而赖木杨、斯维公司','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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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九条……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第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附件： 苍南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判后续释明 一、对不具有强制执行内容的裁判文书：
1、裁判文书系确权判决的，确认的权利自判决生效时即具有法律效力，无需申请本院强制执行；
2、裁判文书系撤销或解除合同判决的，无需申请执行即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撤销或解除后相关财产权益纠纷未一并处理的，可另行起诉；
3、裁判文书准予离婚判决的，双方当事人在判决正式生效前不得与他人另行结婚； 二、对具有强制执行内容的裁判文书：
4、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将应履行的款项汇至苍南县人民法院龙港法庭执行款专户，开户行：浙江苍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帐号：20×××74，并注明案号和汇款人；
5、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或迟延履行裁判文书主文确定内容的，享有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在判决确定的义务履行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应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裁判文书及生效证明（由原案件经办人出具）。
三、对裁判文书内容不能完全理解或有误解等情况的，可向经办法官咨询，由经办法官负责解答释疑。
四、本院作出裁判后，各方当事人有和解意愿的，可自行和解或在执行程序中申请法院执行和解\",\"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6）浙0327民初4353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温州市\",\"法院省份\":\"浙江\",\"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99d48ffc-c4d2-4916-96f6-1ba0a7e48414\",\"案件名称\":\"温州裕翔贸易有限公司与陈庆抄、吕满春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苍南县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苍南县\",\"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2\",\"诉讼记录段原文\":\"原告温州裕翔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庆抄、吕满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5月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被告陈庆抄、吕满春下落不明，本院于2016年5月12日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温州裕翔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秀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庆抄、吕满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7853440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温州裕翔贸易有限公司与陈庆抄、吕满春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温州裕翔贸易有限公司与陈庆抄、吕满春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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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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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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