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终14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栾东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宁，山东银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山东银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隋君磊。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彩波，山东海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珊珊。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彩波，山东海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栾东军因与被上诉人隋君磊、许珊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6）鲁0203民初6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栾东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认定证据有误。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上诉人为证明借贷关系存在，提交了26万元的转账凭证，完成了基础举证责任。被上诉人隋君磊抗辩该26万元系其父亲隋某与上诉人合伙分红款。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被上诉人应就其抗辩举证证明，而被上诉人唯一的证据就是隋某及另一合伙人李某的证言。虽然在一审庭审中，隋某、李某都称涉案26万元系2012年隋某分红所得，但是之后李某在（2017）鲁02民终3465号案件作证时，关于分红的陈述与本案作证时截然不同。李某在3465号案件中作证称：“只有我参与分红的2011年，我分到了一个2万、3万，他们分了多少我不知道……我不怎么参与”。而李某在本案中作证称，一共就在2012年分了两次红，一次3万、一次2万分红，还称分红是3人商量的结果。从2012年变成了2011年并且不知道他人的分红，完全推翻了其在本案证言。再结合2013年6月12日皋虞边防派出所李某的笔录（李某称：“从2012年秋天我和隋某约栾东军算算账，结果他总是不见面”）足以证明26万元不是分红是借款。李某的证言自相矛盾，不应采信。而另一证人隋某是被上诉人隋君磊的父亲，因两人的父子关系，对隋某的证言亦不应采信。综上被上诉人不仅未能完成相应举证责任，且证人证言虚假。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称，上诉人在另案起诉隋某的民间借贷案件中，仅仅是出借了6.4万元，都要求隋某打了借条，但本案出借26万元却没有让被上诉人打借条，有悖常理。上诉人认为，此为被上诉人故意混淆视听。上诉人出借给隋某6.4万元是在2004年、2005年，那时两人刚认识、不熟悉，就要求隋某出具借条。而被上诉人隋君磊借款时，上诉人与隋某相识、合作多年，关系较好，并且借款人是隋某的儿子，上诉人平时与隋君磊接触不多，出于与其父亲的情面才没让隋君磊出具借条，完全符合人之常情。
被上诉人隋君磊、许珊珊共同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同样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中，隋君磊从未向栾东军借过款，栾东军于2012年3月、7月向隋君磊账户转账共26万并非借款，而是隋君磊父亲隋某与栾东军共同经营海参池的分红。隋某多年来在即墨温泉与栾东军共同经营海参池，海参池的盈亏均由栾东军一人记账。2012年隋君磊要买房结婚，隋某无银行卡账户就让栾东军将其海参池的分红所得打到隋君磊的卡上，这一事实由隋君磊在一审中提交的协议书、证人李某、隋某的证言结合栾东军申请调取的即墨皋虞边防派出所、青岛市市北区鞍山路派出所的两份调查笔录、薛进典诉栾东军民间借贷一案[该案判决已生效，二审案号：（2017）鲁02民终3465号]的二审笔录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分红。前述两份派出所的调查笔录进一步证实隋某与栾东军、李某在2007年左右开始在即墨温泉合伙经营海参池并分过红，由栾东军管账，涉案款项是隋某分红所得。首先看栾东军2013年6月12日在即墨皋虞边防派出所对他们三人合伙养海参是否收益的陈述，栾东军称：“李某、隋某是我的合伙人，他们都是青岛人。我们三个人从07年开始合伙投资养海参。但是我们合伙的海参池只有二个，其余五个海参池都是我个人承包的，也有承包合同。合伙投资共二个海参池，一个是18亩，合伙时间是从09年12月至14年12月，另一个是20亩，从2010年至2015年……至2013年2月份我们三个人因为钱的事产生矛盾，他们二人只愿意收益，不想再出钱，所以就产生了矛盾”。从以上栾东军的陈述来看，他们合伙经营海参池的收益分红了，也可看出栾东军对合伙时间的陈述前后矛盾的原因（合伙确实是从2007开始的，因为合伙的海参池有好几个，大部分海参池的合同是栾东军签字的，但栾东军现在只承认隋某签字的二个海参池是合伙的，这二个海参池的合伙时间并不是从2007年开始，所以才有了他同一份笔录前后矛盾的陈述。隋某在该派出所的笔录也认可从2007年开始合伙）。其次，看栾东军2016年7月9日在青岛市市北区鞍山路派出所的陈述，栾东军称：“2008年我跟李某、隋某两个人合伙在即墨温泉扭河村合伙做生意，我们三个人都出资了……2013年李某、隋某要求散伙结清公司盈余，但是单位这5年没有赚取利润，单位还亏着8万左右。我将单位的盈亏情况告知了李某、隋某，但是他俩不同意，他俩坚持单位赚钱了，要求分钱”。从栾东军在即墨皋虞边防派出所陈述的他们二人只愿意收益、不想再出钱来看（结合刘维世收益分红的退伙协议书及隋某、李某的证人证言），栾东军在鞍山路派出所对海参池从合伙开始至要求散伙结清盈余没有赚取利润、还亏着8万元的说法纯属撒谎。从栾东军自身的陈述来看也印证了隋某、李某所说的合伙账目是栾东军管账的说法（三人都是成年人，从2007年至2013年合伙养海参，如果真如栾东军在鞍山路派出所述称从合伙开始就没有赚取利润还亏8万元，是不符合现实的，多年一直经营亏损的生意是没有人干的，况且从刘维世的退伙协议也可以看出有收益并分红了）；2.至于证人李某在调取的薛进典诉栾东军民间借贷一案中庭审笔录与本案一审中庭审笔录所说的2011年分红5万和2012年分红5万并不矛盾，都是一回事。因为是2011年经营的海参池收益分红、他们到2012年才实际拿到钱，所以可以说是2011年的分红也可以说是2012年的分红。至于李某在该案庭审笔录中说别人分红多少他不清楚也不参与，是李某觉得其在本案一审中已经做过证，该案与本案没有关系，所以才会有其理解的别人分红多少他不清楚也不参与一说。关于栾东军称“证人李某在另案陈述与其在本案陈述相矛盾，称联系栾东军想商量分红的事但联系不上，足以证明26万元不是分红是借款”的说明：李某所说的商量分红指的是2012年养海参的分红，并不是2011年养海参的分红。2011年养海参的分红5万所得，他已经在2012年3月份、7月份拿到现金了。证人隋某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也称这次分的是2012年之前的池子的分红，所以李某的证言并不矛盾，进一步说明涉案款项是分红不是借款；3.至于栾东军称“其出借给隋某的6.4万元要求其出具借条是双方不熟悉，2012年转账给隋某的儿子隋君磊的26万是双方关系较好才不出具借条”纯属无稽之谈。从隋某的妻弟薛进典起诉栾东军民间借贷案（借款时间也是2012年，是栾东军向薛进典借钱，约定较高的利息）来看，那时两人关系也较好，但栾东军还是给对方出具了借条，该案经两级法院审理判决栾东军应向薛进典偿还借款10万元、利息2万元。由此可见：其一，同样是2012年，栾东军缺钱向隋某的亲属借款10万元（借款时间是2012年1月1日），并约定较高的利息一年2万元，时间仅仅过了两个月后，同样在2012年，为何在本案中栾东军就有钱向外出借了。按栾东军的说法，于2012年3月7日、7月24日转账借给隋某的儿子隋君磊共计26万，借条不打、利息也不要。如果真如栾东军所说本案款项是借款，不禁会让人产生疑问：栾东军为何有钱不给自己用，反而向隋某的亲属借钱并付高息，而出借给隋某的儿子的钱借条也不打、利息也不要；其二，如栾东军所述，2013年栾东军、隋某就产生纠纷、关系恶化（见栾东军申请调取的两份派出所笔录），如果本案真的是借款，为何栾东军在纠纷产生之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不起诉要钱（要注意按其说法这26万元连利息都没有），却在隋某妻弟薛进典起诉其之后，其才向隋某的儿子隋君磊起诉要钱。不难看出，本案涉案款项不是借钱，是隋某的分红。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栾东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隋君磊、许珊珊偿还借款26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隋君磊、许珊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7日，隋君磊的父亲隋某向栾东军发送短信，内容为“622××××315中国农业银行隋君磊”。同日，栾东军委托妻子李宏向隋君磊的该账户转账16万元。
2012年7月23日，隋君磊用手机向栾东军发送短信一条，内容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隋君磊622××××315”。2012年7月24日，栾东军委托妻子李宏向隋君磊的该账户转账10万元。
隋君磊于2012年3月7日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向案外人蓝淑明购买青岛市市北区鞍山二路x号x号楼x单元x户房屋，约定首付款为36万元。2012年3月21日隋君磊领取了上述房屋的房地产权证。隋君磊、被告许珊珊于2012年5月21日登记结婚。
另查明，隋君磊的父亲隋某与栾东军、李某、刘维世合伙养殖海参，2011年刘维世退出海参合作养殖项目时，四人达成协议，隋某、栾东军、李某同意付给刘维世17万元作为补偿。本案诉讼过程中，隋某出庭作证，称自己大约从2007年、2008年开始与栾东军、李某等人合伙养殖海参，栾东军转给隋君磊的26万元系其参与合伙的分红款项，因其没有银行卡，所以让栾东军打到其子隋君磊卡上。证人李某亦出庭证实该26万元是其与隋某、栾东军合伙养海参，隋某分红所得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栾东军主张与隋君磊存在借贷关系，应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栾东军仅提交了共26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并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因栾东军与隋君磊的父亲隋某之间尚存在养殖海参的合伙关系，隋某与另一合伙人李某到庭证明上述款项为隋某的合伙分红款项，故栾东军主张该款项为借款的证据不足，对栾东军要求隋君磊、许珊珊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栾东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栾东军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另查明，本院（2017）鲁02民终346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栾东军、李宏因与被上诉人薛进典、原审被告隋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书证《借条》上的出借人为薛进典、借款人为栾东军、担保人为隋某）载明：“上诉人栾东军、李宏上诉请求：撤销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6）鲁0203民初950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薛进典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薛进典负担。事实和理由：1、薛进典所诉的12万元借款并未实际支付，一审中提交的10万元银行转账凭证是2011年的借款，该借款栾东军已经通过隋某以现金的形式偿还薛进典，且双方并未约定利息。本案实际情况是隋某想借款，但因其信用不佳，怕别人不肯借款给他，就提出由栾东军作为借款人，隋某提供担保，向薛进典借款。栾东军与隋某关系很好，就帮他出具了本案借条，并将借条给了隋某，栾东军本人并无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实际收到款项。2、借条到期日为2012年12月31日，薛进典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款项是否为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隋君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上诉人仅提交了转账凭证，对于其与隋君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并未能举证证明。隋君磊抗辩该转账系因代其隋某业收取养殖海参的合伙分红，隋某业与上诉人之间确实存在养殖海参的合伙关系隋某业及另一合伙李某琳亦出庭证明涉案款项隋某业的合伙分红。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在隋君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主张涉案款项为借款的证据不足，并无不当。
上诉人栾东军在本案中上诉称“上诉人出借隋某业6.4万元是在2004年、2005年，那时两人刚认识、不熟悉，就要隋某业出具借条。而隋君磊借款时，上诉人隋某业相识、合作多年，关系较好，并且借款人隋某业的儿子，上诉人平时与隋君磊接触不多，出于与其父亲的情面才没让隋君磊出具借条”。但在（2017）鲁02民终3465号民事案件中，栾东军又称“该案实际情况隋某业想借款，但因其信用不佳，怕别人不肯借款给他，就提出由栾东军作为借款人隋某业提供担保，向薛进典借款。栾东军隋某业关系很好，就帮他出具了本案借条，并将借条给隋某业，栾东军本人并无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实际收到款项”。如按上诉人所述，为何明隋某业信用不佳，但隋某业要求在向其子转款时，却不要隋某业或其子出具书面凭证，此与常理不符。本案中，涉案款项共26万元，数额较大，如为借款，却未要求借款人出具借条，此与民间借贷常理不符，亦与上诉人在其本人的其他借贷关系中的常态不符。并且，涉案款项数额较大，如为借款，又没有借条，存在较大风险，而上诉人隋某业等因合伙养殖海参在2013年2月即产生纠纷，合伙关系恶化，为何在三年之后至2016年7月才提起本案诉讼，此亦与民间借贷常理不符。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上诉人栾东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宿 敏
审判员 汪青松
审判员 谷林平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方高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