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民初80号
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号。
负责人：潘长旭，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博，该分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维壮，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住所地：太原市并州北路*号。
负责人：王军，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胜坤，该分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俊生，山西佳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简称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简称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华锋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郑锦弘、陈建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维壮、彭搏，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俊生、傅胜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起诉称：1、请求判令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受让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持有的日信证券合同【13】第135号《日信-
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给付受让价款1,070,689,204.98元及违约金1,168,657,267.23元（违约金暂计至2016年9月20日，以后违约金按约定计算至还清之日止）合计1,168,657,267.23元；2、诉讼费用由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3年3月22日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日信证券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日信证券合同【13】第135号《日信-
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同日，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出具《承诺函》，载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已取得签署本承诺函的授权。无论日信证券合同【13】第135号《日信-
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与《承诺函》中有任何不同约定，无论是否发生《日信-
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所述风险，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均确保该笔投资本金及收益的安全。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受让《日信-
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项下全部资产等形式。受让价款为：10亿元*（1+7%产品期限天数/360）-我行已收到的投资收益。若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违反《承诺函》约定，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有权根据民生银行太原分行的违约金额及逾期天数，收取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2016年3月7日，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发出《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到期通知书》要求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抓紧落实受让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所持有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的资金。资金本息总计人民币（大写）壹拾亿零柒仟壹佰万元整（小写：￥1,071,000,000.00元），并最迟于2016年3月22日将受让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的资金交存大连银行沈阳分行。2016年3月8日，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出具《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关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通知函的回函》，回函载明从同业长远合作角度出发，给予其宽限时间。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多次要求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受让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持有的日信证券合同【13】第135号《日信-
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并未履行相关义务，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数次催款未果。鉴于上述情况，为维护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诉如所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答辩称：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起诉状所述的事实与理由并未能反映出本案的全部客观事实，本案也决不是一起简单的资产受让合同纠纷或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而是涉及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同业担保“兜底”（即金融机构提供所谓“刚性兑付”）案件。本案客观事实为：2013年3月22日，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日信证券有限公司(下称日信证券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银行）签订了《日信—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将其自有资金10亿元委托日信证券公司管理，并指定该10亿元资金专项用于认购北京天地方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天地方中公司）管理的天地方中-
中信银行-日信证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同日，日信证券公司、北京天地方中公司、中信银行签订了《天地方中-中信银行-
日信证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日信证券公司将其根据前述该《日信—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取得的10亿元资金再委托北京天地方中公司管理，并指定该10亿元资金专项用于投资《四川信托-
三佳集团信托贷款单-
资金信托计划》。同日，北京天地方中公司、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了《四川信托.三佳集团单一资金信托之信托合同》，约定北京天地方中公司将其根据前述该《天地方中-
中信银行-
日信证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取得的10亿元资金设立资金信托，并指定该10亿元资金专项用于向山西三佳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山西三佳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同日，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与山西三佳公司签订《信托贷款》，约定四川信托公司向山西三佳集团公司发放10亿元贷款，期限为36个月，贷款利率为第一、二年12%、第三年10%。同日，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基于山西三佳公司系其授信客户及其他等等之原因，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出具《承诺书》，承诺确保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在前述该一系列合同即该资产管理计划（亦即信托贷款）中所投资本金及收益的安全，即承诺兜底和保证，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受让《日信—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项下全部资产等形式。同日，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将10亿元资金转账至日信证券公司在中信银行开设的账户，并历经日信证券公司、北京天地方中公司、四川信托公司，最终将该10亿元作为信托贷款发放至山西三佳公司。2012年3月25日，即山西三佳公司收到该10亿元贷款之次日，山西三佳公司将其中的121,666,666.67元以预先支付2013年3月22日至2014年3月22日期间的借款利息的方式给付四川信托公司；然后四川信托公司、北京天地方中公司、日信证券公司将该121,666,666.67元款项逐一扣除其所谓“管理费”等费用后，将其中的70,972,222.22元以所谓投资收益名义给付了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而后，因山西三佳公司发生重大变故而未能依约偿还信托贷款，遂使得上述资金流转和收益的链条断裂，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所投入的资金面临难以收回的风险和局面。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为实现其所投资金的“刚性兑付”和规避资金风险，要求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承担兜底和担保责任即履行所谓承诺函中的受让资产收益权的义务，形成本案诉讼。
二、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在本案中所投入资金的行为系商业银行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投资行为和同业投资行为。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对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该行为出具《承诺函》予以保证其安全并承诺回购即受让该收益权，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对此承诺予以接受，双方的该行为及其合同均违反了国家关于银行业监管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而且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该《承诺函》属于无效合同。同时，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出具的《承诺函》在合同性质上属于保证合同，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作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在未经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出具的《承诺函》也系无效的保证合同。1.针对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该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投资业务和同业投资业务，双方形成《承诺函》予以隐性担保并回购承诺，这不仅违反了国家关于银行业监管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而且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该《承诺函》系无效合同。（1）该《承诺函》违反了我国强制性法律规定。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也可以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前款规定的审慎经营规则，包括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等内容。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审慎经营规则。”《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8号）第一条规定：“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是指未在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债权、承兑汇票、信用证、承兑汇票、信用证、应收账款、各类受（收）益权、带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等”；第八条又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或股权性资产融资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担保或回购承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第六条规定：“同业投资是指金融机构购买（或委托其他金融机构购买）同业金融资产（包括但不限于金融债、次级债等在银行间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同业金融资产）或特定目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投资计划、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及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业资产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产品等）的投资行为”，第七条又规定：“金融机构开展买入返售（卖出回购）和同业投资业务，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严格遵守审慎经营规则，该审慎经营规则依法授权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而作为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明文禁止商业银行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担保或回购承诺，也禁止就同业投资业务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本案中，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委托日信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正属于该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和同业投资业务，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对作为另一家商业银行的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该业务，提供担保和回购承诺，明显违反了前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作为商业银行接受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供的担保或回购承诺，也明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承诺函》违反了国家银行业监管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即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十一条），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2）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之间出具和接受《承诺函》的行为，系相互串通违法开展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投资业务和同业投资业务，危害了国家金融安全，损害了国家利益。如前所述，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作为另一家商业银行，对于国家明令禁止的“在商业银行开展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业务和同业业务时，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和回购承诺”这一法律规定是明知的；对于该《承诺函》违反了该法律规定，双方也均是心知肚明的。而他们在国家三令五申下仍明知故犯，显然是一种相互恶意的串通，其缘由就是双方通过该《承诺函》形成了一种对投资行为的刚性兑付和双方的互惠互利：对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来讲，有民生银行太原分行的保证和承诺来兜底，转嫁并避免了投资风险、不用担心其资金安全；对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来讲，加强了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和信任，创造了未来相互合作盈利的机会；但是，对于国家来讲，所谓的刚性兑付，系以金融机构的信誉为企业的商业行为作担保，违法规避了企业本应承担的经营风险，无限放大了金融杠杆，造成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严重损害了国家的金融安全，由此损害了国家利益。故而，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相互串通违法开展业务的行为，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即损害国家利益，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该《承诺函》系无效合同。（3）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之间出具和接受《承诺函》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如前所述，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之间出具和接受《承诺函》的行为，属于违法开展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投资业务和同业投资业务，其根本后果，在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损害国家金融安全的同时，也拉长了企业融资的链条，造成了资金低效空转和过程损耗，出现了金融机构的不当套利，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和融资成本，更妨碍了资金向实体经济流动，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由此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而，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违法开展业务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该《承诺函》系无效合同。2.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出具的《承诺函》在合同性质上属于保证合同，并且该《承诺函》是在未经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出具，系无效的保证合同。（1）《承诺函》是保证合同，具体如下：其一，从《承诺函》的名称看，“承诺”二字即具有保证、担保的意思；其二，从《承诺函》的出具时间看，该承诺函的出具时间与《日信—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同一天，故从签订时间看，该承诺函具有预先保证的性质；其三，从《承诺函》的内容看，该承诺函载明“无论《日信—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与本《承诺函》中的任何不同约定，无论是否发生《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及其《风险揭示书》中所述风险，我行均确保该笔投资本金及收益的安全。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受让《定向资产管理合同》详细全部资产等形式”，该表述中的“无论…，我行均确保”字句明显是保证与担保的意思表示；“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字句表明“受让资产”只是承担保证责任的一种具体方式，并且不是唯一的方式；而如果是资产受让合同的话，受让资产就应是唯一的方式；其四，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对《承诺函》性质的认识看，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认可该函是保证担保合同，同样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在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的往来函件中也明确认可该函是保证担保合同。故而可知，双方对该《承诺函》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保证担保，也均认可该函的保证合同性质。因此，无论从《承诺函》的名称、出具时间、内容、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双方对该函性质的认识看，该承诺函均明显是一份保证合同，而不是资产受让合同。（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本案中，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作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主体资格，其在提供保证时，应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书面授权，但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未提供相关书面授权的证据，事实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也未书面授权，故该承诺函依法属于无效保证合同，不产生保证担保的效力，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不承担保证责任。
三、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对于《承诺函》的无效均存在过错，故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应按过错比例各自承担责任。退一步讲，即便认定《承诺函》为有效合同，该承诺函也因监管机构的查处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而无法继续履行，并应由此予以解除；因此，如若法院认定该承诺合同有效，则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请求对该合同予以解除。1.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对于该《承诺函》的无效均明显存在过错，故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应按过错比例各自承担责任。《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对于国家法律禁止在开展同业业务时，不得接受或提供第三方金融机构的担保或回购承诺，均是明知的；同时，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未经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承诺已经取得了书面授权，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在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没有提供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不予以核实该书面授权是否存在，双方也均存在过错。故而，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对于本案《承诺书》的无效均存在过错，应按照过错比例，各自承担相应民事责任。2.2017年8月8日，银监会山西监管局下发晋银监发[2017]52号文，对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本案中出具《承诺函》提供担保的行为进行了查处认定并责令整改。故退一步讲，即便认定《承诺函》合同有效，那么该承诺函也因存在违法保证和违法兜底而导致监管机构的处罚和责令改正，从而无法继续履行，况且承诺函的继续履行必然违背民法总则的公序良俗。由此，该合同应予解除。
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提供的委托资产本金（借款本金）为10亿元，但其早在委托之初的2012年3月25日就收到70,972,222.22元所谓收益金即借款利息，且实际用款人山西三佳公司也早在该日支付了包含该70,972,222.22元在内的121,666,666.67元借款利息。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该笔款项的收取和山西三佳公司利息的提前支付属于预先在借款本金中扣除了借款利息，故本案的委托资产本金（即借款本金）应为扣减借款利息121,666,666.67元后的878,333,333.33元，该承诺函中在对此本金数额的变化未能予以考虑的情况下所作出的约定显失公平；因此，如若法院认定该承诺合同有效且不予解除，则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请求对该承诺合同中受让本金额予以变更为878,333,333.33元。再者，重点还需要指出的是，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在2014年3月25日还已经实际收取了山西三佳公司支付的利息收益76,041,666.67元，此金额也应在计算收益权转让价款时予以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本案中，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10亿元委托资产最终是用于向山西三佳公司发放信托贷款，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也是因山西三佳公司而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提供担保，而山西三佳公司在收到10亿元贷款后的第二日就以利息形式支付给四川信托公司121,666,666.67元，其中有70,972,222.22元又以所谓收益的名义收回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故在计算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实际投入的委托资产本金（借款本金）时，应依据该规定扣除该121,666,666.67元，本案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委托资产本金（借款本金）为878,333,333.33元。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当日出具承诺函时，对该提前支付和扣减利息的情况未能予以考虑，从而做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承诺，该承诺中体现的资金数额差别巨大，显失公平，故在假定该承诺有效且不予解除的情况下，则应依法予以变更。本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山西三佳公司在2014年3月25日支付了四川信托公司利息收益76,041,666.67元，该款项也已经由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以收益的方式予以收取。显然，此金额也应在计算收益权转让价款时予以考虑。
五、退一步讲，即便认定《承诺函》有效，在假定其不予解除的情况下，判令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违约并承担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标准计算的违约金，相当于给大连银行沈阳分行造成实际损失（况且其损失目前尚未实际形成）的三倍多，也远远超过法律规定标准，故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又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据此可知，违约金超过损失30%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减少违约金。本案中，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作为一家银行，其委托财产不能及时收回的损失，主要是贷款利息的损失，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基准贷款利率，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发放贷款的贷款利率在年利率5%左右，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因委托财产不能收回的损失也应以实际委托资产为基数，按年利率5%左右的贷款利率计算；但是，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标准，相当于18%的年利率，其相当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实际损失的三倍多，远远超过30%的限度。由此可见，按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标准计算的违约金过分高于给大连银行沈阳分行造成的实际损失，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违约金。还需要指出的是，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在未向实际用款人即山西三佳公司实际清收债权的情况下，其损失还尚未实际形成和确定。综上，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出具的《承诺函》是违反金融领域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是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合同，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合同，也是违反我国担保法的无效保证合同，更是因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而无法继续履行的合同。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和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对于该承诺函的无效和无法继续履行均有过错，应根据过错各自承担责任；同时，在责任承担时，应以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实际委托资产为限计算损失和违约金。请求驳回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要求民生银行太原分行继续履行承诺函，以及受让收益权和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诉讼主张，原告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当庭举证如下：
第一组证据：1、《日信—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2、《承诺函》。拟证明：2013年3月22日，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作为委托人与管理人日信证券有限公司、受托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日信—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由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投入资金10亿元。民生银行太原分行通过对投资款项的融资人山西三佳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审核并经授权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出具《承诺函》，以受让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所持有的《定向资产管理合同》项下全部资产或者无条件受让上述合同项下全部受益权的方式，确保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投资本金及收益安全，同时约定，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若未如期履行义务，其将承担违约责任，并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被告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对该组证据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于主张的证明力不予以认可。承诺函是未经民生银行总行授权同意的情况下出具的，违反了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是无效的，同时依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该承诺函因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强制性规定，因而是无效的。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主张按该承诺函要求我们履行承诺函中的义务不能成立。
第二组证据：大连银行电汇凭证一份以及投资收益分配金的大额来账单三份。拟证明：2013年3月22日，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按约定向日信证券中信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支付投资款项10亿元。之后，日信证券中信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分别于2013年3月28日、2013年4月9日、2014年12月26日向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发放投资收益70,972,222.22元，310886.11元，71,138,797.8元,共计142,421,906.13元。
被告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对该组证据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所主张的证明力不认可，需要指出的第一笔7000多万元收益款，其实际来源于最终用款人山西三佳公司所支付贷款的利息，并且该利息是提前收取属于业界所说的砍头息，三佳公司将该利息支付给了四川信托公司，历经四川信托公司，北京天地方中公司、日信证券等单位扣除其所谓管理费后余额7000余万元以所谓收益款的名义支付给了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对此情况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是明知的，这个有证据证实，其一就是在承诺函中明确记载了用款人就是山西三佳公司，并且基于山西三佳公司是实际用款人的原因才形成的本案的承诺函，其往来函件也明确涉及这个问题。
第三组证据：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往来信函一宗：1、2016年3月7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的《关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要求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受让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的通知函》；2、2016年3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关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通知函的回函》；3、2016年3月1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到期通知书》及2016年3月1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回执；4、2016年3月2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5、2016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本息催收通知书》及2016年6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回执；6、2016年8月2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关于三佳集团信托贷款问题处理意见的沟通函》；7、2016年9月2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关于三佳集团信托贷款问题处理意见的进一步沟通函》；8、2016年10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关于三佳集团信托贷款问题处理意见的进一步沟通函（二）》；9、2017年6月1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关于处理三佳集团承诺函业务未了事项的沟通函》。拟证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多次要求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根据《承诺函》的内容受让《定向资产管理合同》项下全部受益权并支付受让价款，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认可其应按照《承诺函》约定履行义务，但至今仍未履行。
被告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对该组证据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主张的证明力不予以认可，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主张的观点不能成该函件仅能表明在发生纠纷之后进行多次磋商，没有任何生效的承诺。
为了对抗原告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诉讼主张，被告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举证如下：
证据一：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22日签订的《日信—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证据二：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天地方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签订的《天地方中—中信银行—日信证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证据三：北京天地方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四川信托·三佳集团单一资金信托之信托合同》；证据四：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与山西三佳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证据一至证据四证明：本案中涉及的委托资产的运营过程、运营渠道和运营模式，是由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将资金委托给日信证券公司用于投资北京天地方中公司的理财计划，由天地方中又委托给四川信托公司，最终由四川信托公司以信托贷款的方式将资金出借给山西三佳公司。
证据五：《山西银监局关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三违反”、“三套利”专项治理现场检查的监管意见》（晋银监发【2017】52号）。证明：结合相关法律决定足以证明双方的担保行为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是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更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是不应履行也是无法履行的。
证据六：编号分别为C1003—00014361、C1003—00014363、C1003—00014364三份《大连银行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证明：双方在发生争议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积极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进行磋商以减少双方所遭受的损失，并向大连银行开户存入了10亿元的资金。
原告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对上述六份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三、四、五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系。证据六因为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没有提供原件，原告不予以质证。
证据七：1、编号为NOD000147357608的《中国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2、2013年3月25日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人民币利息支付通知单（预先支付2013年3月22日至2014年3月22日期间利息121666666.67元）；3、2013年3月25日山西三佳公司业务委托书回执（支付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利息121666666.67元）；4、2014年3月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贷款还款通知单和电汇凭证（偿还贷款利息76041666.67元）。拟证明：委托资金本金为878333333.33元
原告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对证据七质证意见：这4份单证，因为没有原件，我们对复印件真实性不予以质证。合同的相对人只有三方，日信证券、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只有我们这四方有合同关系。我行与四川信托，山西三佳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行与其既没有投资关系也没有借贷关系，从来没有收取过四川信托和山西三佳公司的任何利息和收益。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所说的我行收到的7000多万款项，是日信证券公司作为管理人按照资管计划从中信银行的托管账户打给我们的。
经庭审质证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对上述证据有证明效力及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2013年3月22日，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作为委托人与管理人日信证券有限公司、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签订了一份《日信—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简称《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由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投入资金人民币10亿元，交给管理人日信证券有限公司作为委托资产，投资范围限于向北京天地方中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天地方中-
中信银行-日信证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委托期限3年，起始日为2013年3月22日，到期日为2016年3月22日。委托资产收益为认购《天地方中-
中信银行-
日信证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扣除资产管理人日信证券有限公司管理费、资产托管人中信银行托管费后剩余部分。管理人管理费率为0.12%/年，托管人托管费率为0.01%/年。约定委托人第一个投资收益分配基准日为认购《天地方中-
中信银行-日信证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起第四个工作日；第二个收益分配基准日为2014年12月26日；第三个收益分配基准日为《天地方中-中信银行-
日信证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到期日起第五个工作日。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在合同中保证委托资产均为本银行自有资产，不存在筹集的他人资金参与该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情况。
同日，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出具了一份《承诺函》，记载：山西三佳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我行授信客户，已通过我行审批，业务余额可覆盖本次业务。我行承诺，我行已取得签署本承诺函的授权，无论《定向资产管理合同》与本承诺函中有任何不同约定，无论是否发生《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及其《风险揭示书》中所述风险，我行均确保该笔投资本金及收益的安全。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受让《定向资产管理合同》项下全部资产等形式。如上述措施仍不能保证贵行利益，我行将无条件于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到期日（2016年3月22日）受让贵行持有的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全部受益权，受让价款为：10亿元*（1+7%*产品期限天数/360）-贵行已到期的投资收益。若我行违反本承诺函约定，未如期履行义务，我行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为贵行未获偿的本金及收益。同时，贵行有权根据我行的违约金额及逾期天数支付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于《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签订的当日即2013年3月22日，依约向“日信证券中信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的帐户转款人民币10亿元。“日信证券中信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依据《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期限，从其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的帐户，于2013年3月28日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支付了第一笔投资收益款70,972,222.22元；于2013年4月9日，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支付了第二笔投资收益款310,886.11元；于2014年12月26日，“日信证券中信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支付了第三笔投资收益款71,138,797.8元。按照《承诺函》中反映的7%年收益率，至2016年3月22日“日信证券中信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期满,共计1096天，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实际收到“日信证券中信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支付的投资收益共计人民币142,421,906.13元。在双方约定的1096天定向资产管理期间内，“日信证券中信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共应支付投资收益款213,111,111.11元，计算方式为:10亿元*(1+7%*1096/360)，尚欠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投资收益款70,689,204.98元。“日信证券中信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也未返还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投资款本金10亿元。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自2016年3月7日起，依据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出具的《承诺函》多次书面通知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受让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全部资产，催收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本金及尚欠利息。双方虽有多次协商，但一直未果。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为索要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尚欠本金、利息及违约金，诉至本院。
上述事实，有《日信—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承诺函》、《天地方中-中信银行-
日信证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大连银行2013年3月22日No4308348号电汇凭证、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3月28日Nod000147357608号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4月9日Nod000147357860号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大连银行2014年12月26日大额支付系统米帐清单、及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2016年3月7日至2017年6月13日系列往来信函在卷为凭，经本院审查和庭审质证，真实有效，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事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一、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出具的《承诺函》是何种法律性质，是否合法有效，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二、本案委托资产金额应否认定为10亿元；三、双方当事人在承诺函中约定的日万分之五违约金是否标准过高。
一、关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出具的《承诺函》是何种法律性质，是否合法有效，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本案民生银行太原分行给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出具《承诺函》，承诺当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不能获得《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收益及收回本金时，由其来受让全部投资资产及收益权，并约定本方违反承诺要对违约金额及逾期天数支付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这种权利义务内容明确的承诺函，一经送达至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手中，因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无异议，即作为一种双务合同当即发生法律效力。该合同虽具有担保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收回投资本金及实现收益的功用，但在性质上并不属于保证合同。因为保证是对债的履行的担保，保证合同的基本特征是主合同的债务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代为清偿债务的从合同。本案《承诺函》的内容体现的是商事交易主体对自身权利义务所作的交易安排，即当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不能收回本金及获得约定投资收益时，由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以受让资产或收益权的方式来承接其投资风险，而非代债务人清偿债务。且在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签订的《日信—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也无任何债务人，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只是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委托人。故该《承诺函》的性质并非保证合同，而是兼具附条件的资产受让性质的合同。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出《承诺函》为保证合同，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至于该《承诺函》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的问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来判定。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答辩中提出其给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出具《承诺函》，首先违反了《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8号）第八条“商业银行不得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或股权性资产融资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担保或回购承诺”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第七条“金融机构开展买入返售（卖出回购）和同业投资业务，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两份银行业管理规定，故此无效。经查，本案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签署《日信—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时间和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出具《承诺函》的时间均为2013年3月22日，早于《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颁布实施时间2013年3月25日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的颁布实施时间2014年4月24日。这两份银行业管理《通知》均因颁布实施于案发后，对本案《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和《承诺函》不具有追溯力。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第十八条规定“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金融机构于通知发布之日前开展的同业业务，在业务存续期间向中国人民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报告管理状况，业务到期后结清”，已将该《通知》颁布实施前发生的相关业务区别对待。本院认为，上述这两份《通知》均颁布实施于本案业务发生之后，对本案业务缺乏溯及既往的约束力。而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这两份《通知》均属于行业规章，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故此，不宜作为认定本案合同无效的依据。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主张案涉《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及《承诺函》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主张其出具《承诺函》未经民生银行总行授权而无效。经查，在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出具的《承诺函》主文中已明确记载“我行承诺，我行已取得签署本承诺函的授权”。实践中，一个银行为另一银行出具总额达10亿元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附条件资产受让承诺函，不经总行批准授权，这种做法不符合常理，缺乏可信度。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承诺函》中已经自认取得了签署本承诺函的授权，现在诉讼中又予否认，属自相矛盾，不予采信。本案并非保证合同，不能按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所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之规定。再次，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还主张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相互串通违法开展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投资业务和同业投资业务，危害了国家金融安全，损害了国家利益，违背了公序良俗。经查，本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有相互串通从事非法业务的行为，民生银行太原分行给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出具《承诺函》也没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危害了国家金融安全，损害了国家利益，也未违背公序良俗，该主张缺乏有效证据支持，不予采信。
至于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如前所述，本案《承诺函》的性质并非保证合同，而是兼具附条件的资产受让合同。该《承诺函》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之规定，合同所规定的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应当具有法律拘束力。依据《承诺函》，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应当承担受让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在《定向资产管理合同》中的全部资产及相应的违约责任。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主张双方均存在明显过错，应解除《承诺函》，或按过错比例各自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委托资产金额应否认定为10亿元的问题。本案诉讼中，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出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虽然缴付了10亿元定向资产管理款，但实际用款人山西三佳公司在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签订《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当日即向其上位公司四川信托公司支付了年利率12%的2013年3月22日至2014年3月22日利息121,666,666.67元，本案的委托资产本金应据此扣减为878,333,333.33元，并申请调取山西三佳公司向四川信托公司、四川信托公司向北京天地方中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天地方中资产管理公司向日信证券有限公司预先支付2013年3月22日至2014年3月22日利息、收益的支付凭证。本院认为本案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只与日信证券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签订了《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其购买的是“日信证券中信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10亿元投资产品，其合同相对人只是管理人—日信证券有限公司和托管人—中信银行，并未与四川信托公司、山西三佳公司签订任何法律合同，也未建立任何法律关系。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日信证券有限公司、托管人—中信银行如何调配、使用、管理这些理财基金，系资产计划管理人、托管人与其他公司之间的事情，与资产委托人——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不发生直接法律关系。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只需依《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向日信证券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收取约定的投资收益款和投资本金；或依据《承诺函》，要求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受让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所涉全部资产。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委托管理资产为10亿元在《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及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出具的《承诺函》中均记载得非常清楚明确，其实际投入委托管理资金10亿元也证据确凿，足资认定。本案中，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收到的三笔投资收益款均系依《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应当收取的投资收益，且均系日信证券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以“日信证券中信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名义，从中信银行总部营业部账户支付给大连银行沈阳分行的，而非其它公司所支付。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向本院申请调取山西三佳公司向四川信托公司、四川信托公司向北京天地方中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天地方中资产管理公司向日信证券有限公司预先支付2013年3月22日至2014年3月22日利息、收益的支付凭证，因这些凭证与本案处理没有直接法律关系，不予准许。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出本案委托资产金额应认定为扣减山西三佳公司支付给四川信托公司121,666,666.67元利息后的878,333,333.33元，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关于《承诺函》中约定的日万分之五违约金是否标准过高的问题。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诉讼中提出其在给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出具的《承诺函》中承诺的如本方违约，将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的标准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一般不超过实际损失30%的标准，请求法院适当减少。本院认为，大连银行沈阳分行作为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其经营收益主要来源于信贷收益，本案投资理财事实发生于2013年，大连银行沈阳分行2013年3月22日投入10亿元自有资金购入本案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理财产品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一至三年贷款利率为6.15%，按照该贷款利率上浮30%，利率可达7.995%。而本案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自行在《承诺函》中约定逾期未履行受让义务，将按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年利率将达到18%，超过当时贷款利率标准的162.7%，确实过高。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一般不超过实际损失30%的标准，予以适当减少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考虑民生银行太原分行在《承诺函》中已载明按年利率7%受让大连银行沈阳分行全部投资本金及未获偿的投资收益，本案又系因实际用款人山西三佳公司经营中重大变故导致未按时收回10亿元理财本金、第三年投资收益及2016年3月23日至今的投资损失，并非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之过错，民生银行太原分行虽然未能及时按照《承诺函》履行受让理财资产义务，存在合同违约问题，也可不按日万分之五标准判令其承担违约责任，只需按照《承诺函》约定的年收益7%给付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投资理财款本金10亿元、尚欠的投资收益款70,689,204.98元在2016年3月23日后的逾期受让付款的违约损失款即可。7%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受让投资收益率，低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三年6.15%贷款利率上浮30%后的7.995%，应属相对较为合理的逾期未偿还投资本金及尚欠投资收益款的违约赔偿标准。
综上所述,原告大连银行沈阳分行起诉请求民生银行太原分行依据《承诺函》，受让其持有的《日信-
中信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项下全部资产，给付受让价款1,070,689,204.98元及相应违约损失的基本事实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出按《承诺函》约定的日万分之五给付违约金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一般不超过实际损失30%的标准，其向本院提出予以适当减少的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提出的其他抗辩主张证据不足，缺乏事实和法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投资理财本金人民币10亿元及尚欠的定向资产管理期内收益款70,689,204.98元；
二、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自2016年3月23日起，按每年7%违约赔偿标准向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支付拖欠至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投资理财本金及收益款合计1,070,689,204.98元的违约损失；
三、驳回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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