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49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红天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曾厝垵北路*号******单元。
主要负责人：张晓斌，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月莹、刘陈忠，福建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凌艳，女，198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荣耀，福建理则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游伟华，女，198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再强、李欣，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红天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红天创投企业）因与被上诉人高凌艳、游伟华合伙企业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红天创投企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红天创投企业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高凌艳虽未取得普通合伙人张晓斌的书面同意，以450万元的价格受让红天创投企业持有的厦门红天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红天成长企业）4.9751%的讼争财产份额，但该受让行为合法有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高凌艳受让财产份额的价格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3、《厦门红天成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财产转让协议》是游伟华在掌控红天创投企业公章期间，未经红天创投企业执行合伙事务人张晓斌的同意，与高凌艳恶意串通签订。红天创投企业对高凌艳、游伟华恶意串通转让财产份额的行为毫不知情，且未予追认。
被上诉人高凌艳辩称：1、红天创投���业的负责人对转让是同意的，讼争企业账目资金往来很少，高凌艳于2013年12月30日将转让款汇入讼争企业账户，写明是转让价款，到2016年3月使用，其负责人对该笔资金性质是明知的，除了至2015年提出诉讼外，没有证据证明对方持有异议，高凌艳也办理了相关变更手续，张晓斌不可能对变更一无所知，但在此期间未对讼争份额的转让提出异议，因此红天创投企业是明知且同意的，且将转让款进行处分，进行对外投资，佐证其明知股权转让。2、红天创投企业强调之前返还公章的诉讼案件，推定高凌艳和游伟华恶意串通，至今未提交串通的事实依据。3、红天创投企业提出有良好前景，没有提供实际材料证明。
被上诉人游伟华辩称：游伟华和高凌艳之间并不认识，也没有保管红天创投企业的公章，本案的转让材料涉及十多个人签字，���伟华不具备与高凌艳串通的能力，因此红天创投企业关于高凌艳与游伟华恶意串通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红天创投企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高凌艳将红天成长企业4.9751%的财产份额返还给红天创投企业；2、将登记于高凌艳名下的红天成长企业4.9751%的财产份额变更登记至红天创投企业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高凌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红天创投企业系2012年3月29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于2012年6月21日由蔡永太变更为张晓斌。备案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2012年6月20日《厦门红天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载明：红天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张晓斌、有限合伙人蔡永太、李晓斌，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张晓斌、蔡永太、李晓斌的认缴出资额分别为600万元、2100万元、300万元；本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红天成长企业系2012年4月13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备案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2013年9月26日《厦门红天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企业协议》载明：红天成长企业的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红天创投企业以及有限合伙人蔡永太、李晓斌等10人，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本有限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10050万元；红天创投��业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占全部认缴额比例4.9751%，实际出资375万元；首期出资交付期限2012年4月1日，按最低认缴额的20%交付；第二次出资缴付期限为设立登记之日起两年内；本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红天创投企业负责具体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人确保其委派的代表张晓斌独立执行有限合伙的事务并遵守本协议的约定。
2013年12月27日，红天创投企业与高凌艳签订一份《厦门红天成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红天创投企业将其持有的红天成长企业4.9751%的财产份额（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实缴375万元）以3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高凌艳，所转让的财产份额中尚未到资的125万元由高凌艳按合伙协议的约定如期到资；高凌艳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将转让费375万元以转账方式一次性支���给红天创投企业；红天创投企业保证所转让给高凌艳的财产份额，合伙企业的其他合伙人已放弃优先购买权。该协议备案登记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同日，红天创投企业又与高凌艳签订一份《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红天创投企业以450万元的价格将其在红天成长企业的全部财产份额转让给高凌艳；红天创投企业保证对财产份额拥有所有权及完全处分权，否则应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转让价款由高凌艳分两次支付，本协议签订后2日内支付300万元，在完成工商的变更、备案登记手续后2日内支付150万元；红天创投企业指定其开设于光大银行尾号7659的银行账户作为收款账户；办理工商登记、备案手续时提供的转让协议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上述两份协议落款处均加盖了红天创投企业公章。
上��协议签订后，红天成长企业于2013年12月30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执行事务合伙人（由红天创投企业变更为蔡永泰）、普通合伙人高凌艳入伙、红天创投企业退伙等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并备案了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厦门红天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企业协议》。2013年12月30日，高凌艳向红天创投企业上述尾号7659的光大银行账户汇入450万元，相应的对账单摘要部分显示为“转让价款”。
另查明，2013年12月10日，红天创投企业委托律师向游伟华发出《律师函》，要求游伟华在收到此函即日将其持有的红天创投企业的企业公章及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等合伙企业章证交还张晓斌或其指定接收人，同时书面说明其持有期间该等章证的使用情况；如游伟华拒不返还持有公章及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等合伙企业章证，或未经张晓斌授权及/或认可擅自使用公章等合伙企业章证，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及经济损失均由游伟华承担。2014年，红天创投企业将游伟华诉至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4）芗民初字第775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在该案诉讼前，红天创投企业应厦门市火炬开发区工商局的要求填报一份《法人基本情况登记表》，该表最后一栏重要声明记载（摘要）：本企业的章证包括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银行开户许可证、企业公章、财务专用章等均由企业专人管理，持有管理人：游伟华（签名）；本企业日常经营的账册、财务凭证、合同、档案等书面资料均由企业专人管理，持有管理人：游伟华（签名）。该民事判决同时查明：游伟华不是红天创投企业的员工，其系厦门建研公司的员工，系蔡永太在厦门建研公司的下属。该院判决：游伟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红天创投企业的企业印章、税务登记证本原件。游伟华不服，上诉至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1月19日，该院作出（2015）漳民终字第1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12月25日，红天创投企业通过张晓斌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4日立案受理。审理中，红天创投企业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厦门京道天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厦门天郁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厦门天时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拟证明高凌艳取得讼争财产份额之前，红天成长企业对外投资金额已达3000万元，讼争财产份额的合理转让价款远远不止实际的375万元，高凌艳支付的价格明显不合理。高凌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质证认为对外投资的实际估值无依据，无法保证一定会盈利，且股权溢价是红天创投企业的单方陈述。游伟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可证明公章一直由张晓斌保管，且其投资的企业并非IPO企业。游伟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红天成长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及所附文件、厦门日报、证据目录、劳动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拟证明红天创投企业公章刻制后，张晓斌多次使用公章，公章始终由张晓斌保管，对外签订合同亦只加盖公章，游伟华未保管、持有红天创投企业公章。红天创投企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质证认为游伟华保管公章的事实已经漳州两级法院认定。高凌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诉讼中，经高凌艳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红天创投企���前述尾号7659的光大银行账户对账单。该对账单显示红天创投企业收支情况为：高凌艳于2013年12月30日汇入450万元“转让价款”，当日账户余额为4827933.79元；该银行账户于2014年1月4日分别向蔡永太、李晓斌支出“差旅费”2115元、15490元，于同日将账户中的400万元以通知存款方式开户存入子账户，于2014年3月31日收到李晓斌“二期出资款”240万元，于2014年9月25日分三笔向李晓斌支出“借款”合计240万元，于2016年3月23日向张晓斌支出“差旅费”29313元，于2016年3月28日向红天创投企业尾号为9609的工商银行账户支出“往来款”49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以及2012年6月20日的《厦门红天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约定，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案中，高凌艳以450万元的价格受让红天创投企业持有的红天成长企业4.9751%的讼争财产份额，虽然未取得普通合伙人张晓斌的书面同意，但该受让行为合法有效，具体理由如下：首先，红天创投企业截至讼争财产份额转让前对红天成长企业的实际出资额为375万元，高凌艳受让该财产份额的价格并无不合理之处。红天创投企业以红天成长企业有对外投资为由，主张讼争财产份额的价值远超转让价格，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其次，虽然红天创投企业与游伟华之间因该企业的公章保管、交还等事宜产生争议并诉至法院，但在案并无证据证明高凌艳对此知情并与游伟华恶意串通转移讼争财产份额。第三，高凌艳于2013年12月27日受让讼争财产份额并于2013年12月30日将转让价款450万元汇入红天创投企业的银行账户，该款项并于2014年1月4日被存入另一定期账户，而该银行账户的存款余额并不多，资金往来亦不频繁。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张晓斌作为红天创投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对高凌艳汇入该450万元“转让价款”及其性质应是明知的。但是，张晓斌除通过红天创投企业提起本案诉讼之外，在案并无证据证明红天创投企业或张晓斌此前曾就上述“转让价款”或讼争财产份额转让事宜向高凌艳提出异议。红天创投企业、张晓斌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应视为对红天创投企业转让讼争财产份额给���凌艳的追认。第四，高凌艳受让讼争财产份额后，红天成长企业于2013年12月30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人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并备案了新的《厦门红天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企业协议》。红天创投企业作为红天成长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晓斌作为受红天创投企业委派的独立执行红天成长企业的合伙事务的人员，对上述变更事项应是明知的。但红天创投企业既未依照此前的约定按时缴纳第二期出资，亦未在合理期限内对讼争财产份额转让事宜提出异议，这亦可佐证红天创投企业、张晓斌明知红天创投企业将讼争财产份额转让给高凌艳并予以追认。综上所述，红天创投企业以游伟华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转让讼争财产份额属无权处分、高凌艳受让讼争财产份额并非善意为由，要求高凌艳返还讼争财产份额并将讼争财产份额变更登记至红天创投企业名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厦门红天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红天创投企业提交如下证据：1、邮政快递邮寄单及收件回执，用于证明2015年6月26日，红天创投企业及执行合伙人张晓斌得知红天创投企业持有的红天成长企业4.9751%的财产份额被违法转让后立即委托律师向高凌艳的两个居住地址发送《律师函》，就转让行为提出异议；2015年6月27日高凌艳在地址为“厦门市同益路9号地产大厦3楼”的快递回执签收。2、《律师函》，用于证明2015年6月26日，红天创投企业及执行合伙人张晓斌在《律师函》中明确告知高凌艳签署的财产转让协议未经红天创投企业执行合伙人张晓斌同意，该转让行为无效，红天创投企业及张晓斌对该转让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3、《复函》，用于证明高凌艳已收到并知悉红天创投企业及张晓斌邮寄的《律师函》，早已知悉红天创投企业及张晓斌对该转让行为提出异议，不予认可。高凌艳质证认为：对于是否收到《律师函》及《复函》记不清楚，对《复函》中的签名笔迹无异议。但上述证据不属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应采信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游伟华质证认为：这些证据不是二审发现的新证据，红天创投企业故意在一审中没有提交，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本院认证如下：因高凌艳表示对于���否收到《律师函》及《复函》记不清楚，并未作明确否定的意思表示，且其对《复函》中的签名笔迹无异议，红天创投企业已提交邮政快递邮寄单及收件回执用于证明《律师函》已被签收的事实，故本院对红天创投企业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据此认定红天创投企业及张晓斌委托福建润金律师事务所潘月莹律师于2015年6月26日向高凌艳发送《律师函》告知：惟张晓斌本人方可代表红天创投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红天创投企业的章证及资料被蔡永太、李晓斌、游伟华等人掌控及非法使用，高凌艳与“红天创业”签署的《厦门红天成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财产转让协议》属无效合同。高凌艳于2015年7月7日向福建润金律师事务所及潘月莹律师发出《复函》，认为高凌艳受让红天创投企业在红天成长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合法有效，高凌艳已支付相应转让价款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高凌艳现为红天成长企业的合法合伙人。
经查，除红天创投企业认为其对红天成长企业实际出资为500万元，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变更决定书和新的合伙协议均有红天创投企业两个合伙人蔡永泰、李晓斌的签字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
一、讼争财产转让协议是否已经张晓斌同意或事后追认。本院认为，综合红天创投企业和高凌艳的各自主张和举证，可以认定高凌艳未能证明讼争财产转让协议已经张晓斌同意或事后追认，理由如下：1、红天创投企业于2013年12月10日向游伟华发出《律师函》要求其返还红天创投企业的企业公章及税务���记证正本等，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芗民初字第7751号民事判决判令蔡永太的下属游伟华应返还红天创投企业的企业印章、税务登记证本原件，可以证明讼争财产转让协议签订时红天创投企业的印章并非在张晓斌的控制之下。2、高凌艳虽然向红天创投企业的账户汇入450万元，但该账户在2016年之前从未向张晓斌支出款项，高凌艳也未能证明张晓斌明知存在该450万元转入的事实及款项性质，且（2014）芗民初字第7751号一案二审判决系2015年11月19日才作出，期间红天创投企业的企业印章、税务登记证本原件仍掌握在游伟华而非张晓斌手中，可以证明红天创投企业提出在该期间无法控制企业银行账户的主张成立。3、虽然红天成长企业在讼争财产转让协议签订后办理了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人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并备案了新的《厦门红天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合伙）有限合伙企业协议》，但上述变更登记材料中并无张晓斌的签字同意，且此时红天创投企业的企业印章在游伟华控制之下，高凌艳未能证明张晓斌对于变更事项是明知的。4、在红天创投企业控制权存在争议的情况下，红天创投企业未依约按时缴纳对红天成长企业的第二期出资不能证明红天创投企业、张晓斌明知红天创投企业将讼争财产份额转让给高凌艳的事实并予以追认。5、红天创投企业及张晓斌于2015年6月26日委托律师向高凌艳发送《律师函》告知讼争财产转让协议属无效合同，高凌艳于2015年7月7日亦发出《复函》进行回应，故红天创投企业及张晓斌在提起一审诉讼之前已就讼争协议的效力向高凌艳提出了异议。
二、高凌艳是否为善意第三人。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厦门红天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关于本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张晓斌执行合伙事务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及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约定，有权对外代表红天创投企业签订讼争财产转让协议的应为张晓斌且该财产转让事务必须征得张晓斌同意。虽然讼争《厦门红天成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财产转让协议》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中甲方（即转让方）处仅加盖红天创投企业的公章而未经张晓斌书面同意，但红天创投企业未能证明高凌艳在签订讼争财产转让协议时明知上述合伙协议的约定或存在高凌艳与他人恶意串通转移合伙企业财产的情形。其次，2013年9月26日的《厦门红天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企业协议》载明：红天成长企业的合伙人红天创投企业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实际出资375万元，占全部认缴额比例为4.9751%。讼争《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红天创投企业以450万元的价格将其在红天成长企业的全部财产份额转让给高凌艳，高凌艳也已向红天创投企业的账户汇入450万元“转让价款”。红天创投企业提交的《厦门京道天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等证据仅能证明红天成长企业对外投资的情况，无法证明红天成长企业4.9751%财产份额的价值明显高于转让对价450万元。因此，高凌艳系以合理的对价受让讼争财产份额，且主观上并无恶意，应认定为善意第三人。
本院认为，红天创投企业与高凌艳签订的《厦门红天成长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财产转让协议》、《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虽然未经红天创投企业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也未经合伙人张晓斌的追认，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关于“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或者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合伙企业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红天创投企业不得以财产份额转让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高凌艳。故红天创投企业要求高凌艳将红天成长企业4.9751%的财产份额返还给红天创投企业并办理相应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红天创投企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6800元，由上诉人厦门红天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仲
审 判 员 陈 杰
审 判 员 林 勤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郭美娜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