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72民初214号
原告：蔡殿民，男，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强，山东剑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庆，山东弘起悦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
负责人：金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晓萍，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娱寅，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蔡殿民诉被告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安信保险江苏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因工作变动，合议庭成员审判员马卫东变更为李俊锋��书记员汤瑜变更为孙萍。原告蔡殿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迟方方变更为王文庆。原告蔡殿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强、被告安信保险江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晓萍参加了第一、二次庭审，原告蔡殿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庆、被告安信保险江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娱寅参加了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蔡殿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保险赔偿金30万元及利息，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5年5月在被告处投保了船东对船员的雇主责任险，保险标的为原告经营的“鲁荣渔51697/51698”渔船船员发生保险事故应由原告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期间为2015年5月3日0时起至2016年5月3日24时止。2015年8月22日，原告经营的“鲁荣渔51967”渔船起火，造成船员肖捌平死亡。肖捌平死亡后，原告即向被告报案并提供了相应的保���理赔材料，但被告却以“事故不在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内”为由拒赔。原告认为，雇员肖捌平在保险期间出险，发生保险事故，被告依法应承担本次事故产生的保险金给付责任。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主张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1月22日起至保险金支付之日的利息损失，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被告安信保险江苏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收到原告的报案后，即委托了深圳市智信达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原告所称的事故进行了调查。调查后发现，涉案死亡人员肖捌平并不是登记在“鲁荣渔51697”或“鲁荣渔51698”船上的人员，且肖捌平的死亡原因不明，另外“鲁荣渔51697”在国家规定的休渔期出海，发生了火灾事故，根据涉案保险单特别约定的第八条及其他规定，涉案事故并不构成保险事故，且肖捌平也非出海船舶户口本上登记的船员，所以被告出具了拒赔通知书。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投保和保险合同的概况
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在被告处投保了雇主责任（乙）保险。被告于2015年4月30日签发的保险单号为215163299022015000204的雇主责任（乙）保险单及明细表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原告，行业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雇员、赔偿限额及保险费载明，工种为工人，人数为20人，赔偿项目及每人赔偿限额分别为死亡/伤残费用每人30万元、医疗费用为每人4万元，总保险费为36400元，免赔额为意外医疗每人每次免赔：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扣除100元绝对免赔额后，按照剩余金额的85%赔付，保险期间为2015年5月3日0时起至2016年5月2日24时止，付款时间为截止2015年5月18日前，附加条款为：1、上下班途中条款；2、给付比例表调整条款；3、不记名投保条款。其中“十三、特别约定”载明：“1、本保单主险条款备案号：安信农险（备案）[2009]N38号。……3、被保险人同意，在保险期间内，本保险仅承保被保险雇员在船东为蔡殿民渔船号鲁荣渔51697、51698号的渔船上工作时发生的以下保险事故：（1）工作时间在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意外伤害事故；（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意外伤害事故；（3）在上下班途中，受到的机动车意外伤害事故。在约定船舶之外的其他渔船上出险，属于保险除外责任。4、涉及死亡或失踪的案件必须在船只靠岸前6小时通知保险公司��舶靠港地点，并向相关执法部门报案，否则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5、……。6、被保险人同意，××、××、××、分娩、流产所致的伤残或死亡以及医疗费用，本保单不负责赔偿误工费用。7、……。8、理赔时索赔人须提供对应的《出海船舶户口簿》、捕捞许可证，如被保险人在出险前已到相关部门变更《出海船舶户口簿》中‘出海船民情况登记’清单，保险人将以《出海船舶户口簿》中‘出海船民情况登记’清单等资料作为承保、理赔依据，非《出海船舶户口簿》上人员出险我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记名人员不需要提供《出海船舶户口簿》中‘出海船民情况登记’清单等资料。9、……10、在发生引起或可能引起本保单项下索赔的事故时，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应于事故发生之日起48小时内或者渔船抵达码头之时通知本公司，并在七天或经本公司书面同意延长的期限内以书面报告提供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损失程度，否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11、……13、本保单仅承保蔡殿民鲁荣渔51697、51698号渔船主机功率均为330千瓦，两船所对应的船员配额人数为20人。”销售渠道为中介机构业务——专业代理。其中所附的被告公司雇主责任保险（乙种）条款{安信农险（备案）[2009]N38号}“责任免除”以黑体字载明：“第五条出现下列任一情形时，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人所聘用员工由于职业病以外的××、××、分娩、流产及因此而施行内、外科治疗手术所致伤残或死亡；（二）由于被保险人所聘用员工自加伤害、自杀、违法行为所致伤残或死亡；……”保险人义务中第十三条载明“订立本合同保险合同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本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第十六条载明：“保险人按照第二十六条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补充提供。”第十七条载明：“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本保险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保险人依照前款的规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第十八条载明：“保险人自收到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中第二十三条载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该：（一）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否则，对因此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三）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对于拒绝或者妨碍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导致无法确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额，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附加条款中的不记名投保条款载明：“兹经合同双方同意，投保人在投保时不提供雇员名单，只申报雇员总人数和对应的各工种人数。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如有增减，应在30天内书面通知保险人批改相应工种的申报人数，并按日比例补交或退还相应的保险费。否则，在人员增加的情况下，保险人按出现时各工种的申报人数与实际人数的比例负责赔偿。本条款违约事宜使用保险合同的其他约定。”
2015年4月30日，蔡殿民交付了保险费。
原被告确认，上述保险���系被告于原告交付保险费后一周后才交给原告。
被告陈述，原告在投保单的投保声明中签字确认对于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公司的责任部分的条款已经由保险公司进行了明确说明。
被告提交的编号为No.143200001286的雇主责任险（乙种）投保单显示，特别约定栏空白，投保单（签章）有“蔡殿民”字样，背面一体打印形成的3页雇主责任保险（乙种）条款{安信农险（备案）[2009]N38号}内容与前述保险条款相同，最后的投保人签字（章）栏有“蔡殿民”字样,签署日期均为2015年5月3日。
原告否认签署投保单，亦不认可被告曾向其提示和说明免责条款，并表示保险条款以其提交的为准。原告称，原告向被告投保时是通过太平洋保险公司叫李某的工作人员到被告设在荣成的工作点进行操作，有关保险资料系由李某交给原告，没有任何人告知过保单上���款的内容和含义，被告更没有就保单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和所谓的特别约定内容向原告解释说明。
应原告的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其系太平洋保险石岛支公司的业务员，经办了涉案保险业务。2015年4月前后，蔡殿民的保险到期，找证人续保，证人就去投保，保额每人30万元，在其他公司也投保了（具体保险人、保险金额不清楚），当地没有安信保险，都是中介联系，放到荣成中华联合保险支公司上面的齐鲁保险超市，具体联系人叫慕希丞，由慕希丞跟安信保险联系，办理保险业务时蔡殿民没有到场，告知蔡殿民投安信保险，蔡殿民没有异议，投保当天缴费，七八天后拿到保单，两天后将保单送给蔡殿民。保险公司没有说明特别约定，也没有告知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没有填写投保单，一般休渔期都有在工作，都是给赔的。特别约定条款上蔡殿民的签名不是证人签的，也不是蔡殿民和慕某签的。证人告知过蔡殿民出险必须要出海船舶登记簿上登记的人才能理赔。出险后，蔡殿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证人，当时直接烧死一个船员，三四个船员烧伤。证人未去现场，但证人于出险后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打安信保险的全国统一电话报案。
被告认为，从证人的表述情况看，证人是一个专业从事雇主责任险保险从业人员，其作为原告蔡殿民的委托人向被告投保了雇主责任险，证人就保险所作出的任何行为均视为原告的行为，且其这样一个专业从事保险业务的人员应该明确知道雇主责任险下的条款，且原告也并非第一次委托证人来代为投保，并且明确地清楚地知道不记名保单项下理赔的依据为登记在出海船舶户口簿上的人员。
原告陈述，证人李某是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本来原告按照过去的惯例要在太平洋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但是因为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有所提高，就由李某在被告处购买，在这个过程中李某并不单纯是一个原告的代理人，更多的是李某仅仅出于朋友之间帮忙，在被告处购买了本案的保险，李某本人对保险知识的理解并不代表原告对相应的保险知识也同样理解，李某在办理涉案的保险合同中，被告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告知过保险合同的含义和应该注意的事项，李某同样没有就本案所涉及到的保险合同向原告作出过明确的说明和解释。
二、关于保险事故的概况
原告陈述，其船员肖捌平在随“鲁荣渔51697”渔船出海作业期间因该船起火死亡。
原告提交的荣成市公安局龙须岛边防派出所于2015年9月20日出具的证明载明：“2015年8月22日7时许，我所接蔡殿民报警称其经营的鲁荣渔51697号渔船在海上作业期间渔船起火并有人员伤亡。经查：2015年8月21日晚19时许在鲁荣渔51697号渔船在74海区1小区作业过程中渔船起火，造成船员肖捌平死亡，船员张佃广、肖艾太、袁永才、武传卫受伤。……”并附有船员的身份信息。
原告提交的宜宾县公安局高场派出所于2015年8月31日出具的死亡证明载明，肖捌平2015年8月21日因溺水死亡。
原告提交的“鲁荣渔51967”渔船的出海船舶户口簿载明，船主为蔡殿民，船上负责人为梁某，航行区域远海，常住地泊点河口，2014年5月5日签发，至2018年5月5日止，吨位120，马力450，作业类型为渔业捕捞，年度审验栏载明“2014年度年审通过，2014年05月05日”、“2015年度年审通过，2015年5月1日”。其中的出海船民登记栏载明了12名船员的信息，其中肖捌平的职务为船员（水手）、船民证号3710823030159。船舶入（出）港记录显示，“出4.22，出发港荣���、目的地海洋，船上人数19，运载货物网具”。荣成市公安局龙须岛边防派出所在管理机构盖章处加盖公章。
原告提交的肖捌平的证号为3710823030159的出海船民证载明，职务为船员（水手），2015年08月15日至2019年08月15日止，副证中的审验栏载明：2015年度通过审核，2015-8-15；上面均盖有红色的龙须岛边防派出所证件专用章的条形章）。
被告认为，由龙须岛边防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对于盖章的真实性被告没有异议，但对其内容被告无法认可，被告委托的调查公司及被告代理人律师特地前往龙须岛派出所就肖捌平船民证信息进行调查确认时，均得出一个结论，即肖捌平并未登记在“鲁荣渔51697”和“鲁荣渔51698”证上，而肖捌平真正的船民证是登记在石岛边防派出所，并且已于2014年4月30日进行离船登记，即事故发生时肖捌平并不是属于一个合法的船员，另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书需要有相应出具人的签字，而原告所提交的证明并没有明确是哪一位工作人员出具的，所以对其证明的内容被告无法认可，且该份证据也不符合证据形式的规定，不应被法院所采纳。高场镇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上明确记载死亡原因为溺水死亡，与龙须岛边防派出所所出具的因火灾死亡原因不符，更能证明肖捌平的死亡原因不明。原告提交的出海船舶户口簿，因原告开庭时未向被告出示原件，被告不予认可，且根据被告的调查情况来看，原告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交的出海船舶户口簿“鲁荣渔51697/51698“所登记的肖捌平船民证信息及肖捌平的船民证，存在作假嫌疑，故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肖捌平是登记在出海船舶户口簿上的船员，根据保单特别约定第八条的约定，保险公司予以理赔的依据为出海船舶户口��，且该份保单为不记名保单，若是非出海船舶户口簿上人员出险，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原告陈述，关于肖捌平所在渔船“鲁荣渔51697”出海船舶户口簿的问题，由于事故发生在2015年8月份，按照派出所的管理规定，每年出海船舶户口簿如果船员变动过多，派出所要把出海船舶户口簿的活页收回去，另外补充到新的活页上，登记肖捌平的出海船舶户口簿，由于换了新船员，派出所已把旧的收回去换了新的。
被告认为，原告在向法庭提交的出海船舶户口簿及向被告理赔时提交的出海船舶户口簿中登记的肖捌平编号为3710823030159的船民证系伪造变造的虚假证件，肖捌平的真实船民证号为3710820210358，且登记在石岛派出所，于2014年4月30日离船，即肖捌平出险时并未登记在任何一条船舶上。肖捌平系在“鲁荣渔51697”渔船违反国家海洋渔业部门规定的��季休渔期进行违法活动时死亡，本次事故不属于涉案雇主责任险保险的责任范围。
被告提交的深圳市智信达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8日出具的编号为162510252400003的《公估报告》及其附件显示，该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接受安信保险江苏公司的委托，对涉案保险单项下肖捌平于2015年8月21日意外死亡事故的相关情况进行公估、调查核实。其中的“五、事故的真实性、事故原因及性质问题的调查与核实”部分载明：仅向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高场镇派出所了解肖捌平户籍注销情况，户籍科值班民警证实肖捌平的亲属证明确系其出具，且肖捌平的户籍已于2015年8月31日注销，死亡时间为2015年8月21日，死亡原因为溺水，依据是东升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显示肖捌平为意外死亡，民警称因肖捌平是在海上从事渔船工作，注销户籍时因户籍注销系统内死亡原因没有意外死亡，故对应肖捌平的职业选择溺水死亡。经向肖捌平的配偶普科芬了解，肖捌平的家属确与蔡殿民达成了赔偿协议，并已收到61万元的全额赔偿。经向荣成市殡仪馆核实，肖捌平确于该馆火化，火化系依据龙须岛边防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内容与前述龙须岛边防派出所于2015年9月20日出具的证明基本一致。经向龙须岛边防派出所核实，该所警官经查询系统后告知，前述2015年9月20日出具的证明确系该所出具，其本人处理了事故，因“鲁荣渔51697”渔船于2015年8月21日晚在74海区1小区作业过程中渔船起火，导致船员肖捌平烧死，其余4名船员受伤，非人为纵火，非刑事案件，不属于其管辖，故未理会后续情况。“鲁荣渔51697/51698”渔船的出海船舶户口簿及年审情况均合格有效，但系统中登记的肖捌平的船民证号为3710820603138,签发时间为2014年，与蔡殿民向安信保险提供的索赔资料中的证号为3710823030159、签发时间为2015年8月的船民证的证号及登记核发时间不一致。经向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石岛办事处核实，鲁荣渔51697渔船仅在该协会投保了船损险，并未投保雇主互助责任险及其他险种。并向山东省渔业互保协会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办事处调取了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下发的2015年伏季休渔公告，并向荣成市海洋与渔业局了解休渔期相关处罚措施后，认定肖捌平3710820603138船民证并未登记在蔡殿民投保的鲁荣渔51697渔船的船舶户口簿上。其中“八、公估结论”中认定：肖捌平死亡属实，但由于公安机关拒绝查阅相关案卷材料，仅凭民警口述无法对具体的事故原因、经过和死亡原因作出结论；蔡殿民向安信保险江苏公司提供的肖捌平的3710820603138（应为3710823030159）船民证系伪造、变造的虚假证件，肖捌平的船民证为3710820603138，签发时间为2014年，并未登记在被保险人所有的“鲁荣渔51697”渔船上；2015年8月21日山东省海域属于国家海洋渔业部门规定的伏季休渔期内，肖捌平随船作业的“鲁荣渔51697”渔船（主机总功率为330千瓦，作业类型为拖网，系海洋大、中型捕捞渔船）属于国家海洋渔业部门伏季休渔期间禁止出海作业的渔船；蔡殿民就肖捌平死亡事故与死者家属达成了金额为61万元的协议，并不包含肖捌平工资，且肖捌平家属已全额收到61万元赔偿，未发现蔡殿民存在夸大损失，向其他保险人投保、索赔的情形；肖捌平出险时非投保船舶“鲁荣渔51697”渔船出海船舶户口簿上的船员，出险时其在国家法定的休渔期内参与出海作业，属违法行为，蔡殿民提供伪造、变造虚假证明材料，根据本保单条款、特别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保险公司可不承担保险责任。“九、处理意见”载明，蔡殿民及其保险理��经办人在本次保险理赔过程中存在伪造、变造虚假证明、资料或其他证据、骗取保险金且金额特别巨大的情形，同时本次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建议安信保险江苏公司就本案作拒赔处理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公估人签名栏由刘玉来、胡元庆签名，审核人房鹏军签名，并加盖该公估公司的公章。其后所附的附件雇主责任险（乙种）投保单、特别约定条款、即为前述被告提交的投保单，其中所附的雇主责任保险（乙种）条款{安信农险（备案）[2009]N38号}的副本、龙须岛边防派出所2015年9月20日证明的内容、“鲁荣渔51967”渔船出海船舶户口簿以及肖捌平的出海船民证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基本一致。其中所附的报案记录显示，报案时间为2015年8月21日22:58时，报案人为李某，受损标的为死者肖八平（应为肖捌平），出险原因���船意外着火，导致一人被烧死，出险时间为2015年8月21日22:58时（另有多人出险的报案号）。其中所附的意外伤害保险出险通知书、亲属关系证明、协议书、收款收据等均与前述证据基本一致。其中所附“鲁荣渔51967”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载明，主作业类型为拖网，主作业方式为双拖，主机总功率330千瓦，持证人为蔡殿民。
深圳市智信达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显示，成立于2007年4月7日，业务范围为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保险标的承保前和承包后的检验、估价及风险评估；对保险标的出险后的查勘、检验、估损理算及出险保险标的残值处理；风险管理咨询；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发证日期为2016年4月22日，有效期至2019年4月5日。房鹏军、刘玉来的保险公估从业人员执业证的证书有效开始日期均为2014年4月18日，有效截止��期均为2017年4月18日。胡元庆的保险公估人员资格证书显示，其于2009年11月29日通过保险公估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有效期至2012年（具体日期不清）。没有胡晓辉的资质证书。
应被告申请，署名保险公估人胡元庆出庭作证称，经其调查，可以认定肖捌平确实是在禁渔期间出海捕鱼发生意外事故死亡，虽然调查对象称系在“鲁荣渔51697”渔船上因火灾死亡，但因看不到调查材料，故不能确定死因。在龙须岛边防派出所查到了蔡殿民提供的出海船舶户口簿，但没有查到蔡殿民提供的肖捌平的船民证号，查到的肖捌平的船民证与蔡殿民提供的不一致，且事发时并未登记在“鲁荣渔51697”渔船的出海船舶户口簿中。胡晓辉系其助理，辅助其工作，但对其有没有公估师资质表示不清楚。
原告对公估报告以及保险公估人胡元庆出庭作证的证言均不予认可。
被告提交的录音显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晓萍与其助理于2015年5月10日在龙须岛边防派出所的调查，该边防派出所民警确认出海船舶户口簿真实，且确认经向船上船员了解，能证实肖捌平系在船上因起火死亡，以前在石岛边防派出所办过船民证，并提供过一个船民证号（具体不清楚）让其到石岛边防派出所查询。当日下午，在石岛边防派出所调查时民警并不知道肖捌平的事宜，夏律师告知民警其在龙须岛边防派出所调查，龙须岛边防派出所说从网上看到的船民证号与出海船舶户口簿上的船民证号不一样，让民警查询，并提供了一个船民证号（具体不清楚），民警经查询后告知系2014年登记的，是55756，3月18日上船，4月30日离船。夏律师要求查询37108230303159的船民证号，民警询问是哪一年办的证，未得到回答，其未予查询，并告知派出所只有2014年的记录，没有2015年的记录，出海船舶户口簿和船员的船民证只能在同一个边防派出所办理，船民证号查询不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没有，另一种是可能因为人失踪或不在了，注销后，系统内删掉了，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被告称，录音中提到的龙须岛边防派出所提供的船民号为3710820603138，其在石岛边防派出所查询系2014年办的，在“鲁荣渔55756”渔船上，2014年4月30日离船。证号为3710823030159的出海船民证在石岛和龙须岛均未查到。
原告对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被告提交的空白的龙须岛边防派出所反爆恐反偷渡安全责任状没有签订时间和责任人，其中第五条规定“各码头负责人、调度人必须掌握码头船只调度，对可能的危险人、物搭载船只出海必须第一时间报派出所，不得隐瞒或拖延报告。”第六条规定“各船只负责人，不得违禁出海，不得搭乘无船员证人员出海，不得协助他人偷渡，如有询问搭乘船只出海必须第一时间报派出所。”
应被告申请，本院向龙须岛边防派出所调取涉案渔船的出海船舶户口簿的登记信息及2014年至今的年审信息，船员肖捌平的出海船民证的登记信息及2014年至今的年审信息,向石岛边防派出所调取肖捌平的出海船民证登记信息及2014年至今的年审信息。龙须岛边防派出所于2016年5月31日出具证明载明，出海船舶户口簿的有效期为2014年5月5日至2018年5月5日，并提供了2014年、2015年的年审时间，但未提供船员登记信息。石岛边防派出所提供的资料显示，肖捌平服务船名号为“荣石渔2013”，船上职务为船员（水手），登船日期为2014年3月18日，离船日期空白，并解释称该船号为虚拟船号；服务船名号“鲁荣渔55756”，登船日期为2014年3月18日，离船日期为2014年4月30日，证件号为空白，并以无法提供2015年信息为由，未予提供更多信息。
被告申请再次调取，因申请内容基本一致，且龙须岛边防派出所告知船民登记信息在石岛边防派出所，而石岛边防派出所无法提供2015年的信息，再次调查没有意义，故本院未予准许。
被告提供了本院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的（2016）鲁72民初162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尽管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的保险单系从保险中介处购买，自己并未在保险合同上签字，不知晓保单的具体内容，但仍依据该保险合同向被告主张权利，应视为对该合同的认可，……原告在向被告理赔时没有合同约定提供真实的《出海船舶户口簿》，以证明张志永是其所有的‘鲁荣渔57199’‘鲁荣渔57200’号渔船上的雇工，被告根据合同中的特别约定条款内容拒赔，并无不当。”事实查明部分查明的保险单特别约定第8条与本案所涉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第8条内容基本一致，但未明确该保险单签发与交付时间以及保险费交纳时间。
三、保险事故发生后的雇主赔偿与雇主责任保险理赔情况
四川省宜宾县高场镇东升村村民委员会于2015年8月27日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载明肖捌平的近亲属及其身份信息如下：父亲肖洪中，1950年7月10日生，母亲杨宗明，1953年7月7日生，配偶普科芬，1988年5月24日生，儿子肖其桥，2008年9月26日生。当日，高场镇派出所加盖户口专用章确认以上情况属实。居民户口簿显示，肖洪中、杨宗明、肖捌平、普科芬、肖其桥均系农村居民家庭户。
2015年8月29日，原告与肖捌平的近亲属肖洪中、杨宗明、普科芬、肖其桥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费用等全部损失等共计61万元，并��定了付款方式和其他权利与义务。
2015年8月30日、9月19日，原告分别支付50万元、11万元。肖捌平的近亲属肖洪中、杨宗明、普科芬、肖其桥出具了收条。
2015年8月21日，原告向被告报险。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拒赔通知书（时间不详），载明“根据有关法律和保险合同的规定，您所提交的保险单215163299022015000204号项下的保险金给付申请，经调查核实，发生在2015年8月21日的事故不在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我公司决定对本次给付申请做拒赔处理，请予理解。”在下方空白处，有手写的“注：国家规定休渔期内出险”字样。被告称当时拒赔的理由就是禁渔期内出险，后来调查发现原告提供虚假出海船舶户口簿，肖捌平并非出海船舶户口簿上登记的船员，且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对肖捌平的死亡，作为雇��责任险的保险人的被告，是否应向作为被保险人的原告进行保险理赔。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被保险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海上保险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后，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单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单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因此，保险单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十三条也有明确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作为保险人,主张对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条款向原告进行了解释说明，原告已在雇主责任保险投保单上签字认可，被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义务。虽然，被告提交的雇主责任保险投保单上面有“蔡殿民”的字样，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否认“蔡殿民”的字迹系其本人所签。依照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投保单上的“蔡殿民”字样系原告本人所签，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条款系打印形成，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曾向原告或原告的代理人出示过投保单或相应的特别约定格式条款，更未证明就特别约定条款内���曾与原告或原告的代理人达成意思一致，特别约定条款并非原被告经过充分协商，达成意思一致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仍属于被告单方制作的格式条款。由于特别约定条款系打印形成，字体较小，并未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向原告或原告的代理人对特别约定条款内容进行过解释或说明，原告否认被告进行过解释说明或提示，故特别约定条款中第八条等免除被告责任的格式条款，对原告不产生效力。
被告抗辩主张原告交纳保险费并接受保单，应视为认可该保险条款。本院认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但是，依照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需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盖章，且需在投保人或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代为签字或盖章，投保人事后交纳保险费的，才能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但本案中，被告主张该投保单系原告本人签字，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并不认可系其本人签字，与前述规定的代为签字或盖章的主体不同。而且，投保单中特别约定栏的内容为空白，并无保险单中特别约定条款内容，投保单的签署日期晚于保险单签发时间，被告并未证明该投保单上“蔡殿民”字样系在投保时签署，保险单系原告支付保险费后一段时间才交付给原告，不符合视为追认的条件。从本案事实看，原告投保时以及交纳保险费时，被告签发保险单时，原被告双方并未就特别约定条款内容达成���思一致，特别约定条款系被告于原告交纳保险费后单方添加的格式条款，并于原告交纳保险费后一段时间才向原告交付保险单，原告接受保险单，并不意味着保险单中的全部内容对其当然产生法律效力，保险单中具体内容的效力，仍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认定。原告依据保险单向被告主张保险理赔责任，并不意味着对保险单内容的全盘接受，在原告未明确表示接受的情况下，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内容以及被告未进行明确解释或说明的免责条款依法对原告并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被告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李某虽然声称其曾告知原告理赔时必须提供出海船舶户口簿，但并未说明必须是出海船舶户口簿上登记的船员出险才能理赔，况且其证言内容缺乏证据佐证，原被告均不予认可，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
至于被告提交的本院另案作出的（2016）鲁72民初1625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由于我国系成文法国家，并不采用判例法制度，法院需经过法定的程序审理后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相应的裁判。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以外，其他案例并不能作为法律渊源，不具备强制适用效力。本院另案作出的民事判决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而且，该案的案件事实与本案并不完全相同，本案作出与另案判决不同的认定并不属于同案不同判，因此，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依照保险单的记载，原告为其雇佣的20名船员在“鲁荣渔51697/51698”渔船上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死亡/伤残的责任投保了雇主责任险，保险限额为每人30万元，被告予以承保，并未明确具体的雇员身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只要是原告雇佣的船员在“鲁荣渔51697/51698”渔船上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死亡/伤残，被告均应对原告的赔偿责任进行保险理赔。原告已交纳保险费，被告作为保险人，应对原告对其20名雇员于保险期间内在“鲁荣渔51697/51698”渔船上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死亡/伤残所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承担保险责任。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荣成市公安局龙须岛边防派出所于2014年9月20日出具的证明已经证实“鲁荣渔51697”渔船船员肖捌平于2015年8月21日在该船上作业过程中因渔船起火而死亡。荣成市公安局龙须岛边防��出所出具的证明系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进行事故调查的法定机关，其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调查后作出的证明，属于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无负责人签字并不影响其效力，被告并未提交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其记载事项推定为真实。宜宾县公安局高场派出所并非事故调查机关，在注销户籍的过程中，认定肖捌平死亡原因并不属于其职权范围，其户籍注销证明中载明的肖捌平死亡原因系事后办理注销户籍过程中根据申请人的描述作出的，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并不足以推翻荣成市公安局龙须岛边防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因此，足以认定，死者肖捌平系在受雇于原告随“鲁荣渔51697”渔船出海作业中因意外事故死亡，且系发生于保险期间内，属于保险事故。原告已举证证明其已向肖捌平的近亲属赔偿了61万元，且其赔偿额度并未超过法定赔偿标准。原告作为雇主已��承担了赔偿责任，属于保险合同项下被告承保的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被告应当向原告进行保险赔偿，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30万元。
根据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二）项的约定，由于被保险人所聘用员工自加伤害、自杀、违法行为所致伤残或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肖捌平系因渔船起火死亡，违反禁渔期规定出海作业，并非导致肖捌平的直接原因，与肖捌平的死亡不具有因果关系，是否违反禁渔期捕捞系有关行政管理的问题，并不影响被告承担保险责任。被告以违反禁渔期出海作业为由拒绝理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被告作为保险人，向原告发出拒赔通知书，以禁渔期出险为由拒赔。事后，为了达到拒赔目的，又提出肖捌平并非登记在出海船舶户口簿上的船员、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等拒赔理由，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除非具备法定的事实和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如前所述，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条款第八条关于非出海船舶户口簿上人员出险被告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条款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中，被告承保的是原告雇佣的船员，而非“鲁荣渔51697/51698”渔船出海船舶户口簿上登记的船员在“鲁荣渔51697/51698”渔船上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死亡/伤残。出海船舶户口簿、出海船民证系有关行政主管机关进行沿海船舶的边防治安管理需要而要求办理的证书，并非证明船员随船工作的唯一证据。是否持有合法有效的出海船舶户口簿以及船员是否具备出海船民证与船员信息是否登记在出海船舶户口簿上，系应由有关主管机关依法予以处理的问题，并不影响对船员是否在渔船上工作并受伤害的事实进行认定。对于出海船舶户口簿、出海船民证的真伪以及人��死亡原因的认定，需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或有关主管机关及其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人员，采用科学方法和手段，通过法定程序予以认定。被告委托的深圳市智信达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系保险公估公司，其系专门从事保险标的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的公司，并不具备鉴定出海船舶户口簿、出海船民证真伪以及确定人身死亡原因的资质，相关公估人员也不具备鉴定出海船舶户口簿、出海船民证真伪以及确定人身死亡原因的资质。而且，《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试行）》第二十七条规定，经批准开业的保险公估公司须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申领《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并据此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营业。参照此规定，保险公估公司未取得合法有效的《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不得开展保险公估业务。本案中，原告委托深圳市智信达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从事涉案保险事故的公估、调查及公估报告作出时，该公司尚未取得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保险公估人员房鹏军、刘玉来的保险公估从业人员执业证尚未颁发，保险公估人员胡元庆的保险公估人员资格证书早已过期，且其没有提交合法有效的公估从业人员执业证，单独进行调查的胡晓辉的身份与资质也不明确，因此，深圳市智信达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及有关保险公估人员不具备相应的调查与鉴定资质。从公估报告内容看，保险公估人员除了采取谈话、询问以及未经准许私自录音等方式以外，并没有采用科学与合理手段、方法对事故经过、肖捌平的死亡原因以及出海船舶户口簿、出海船民证的真伪进行调查、鉴定，调查程序不具有合法性，调查方法不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调查结论不具备客观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的委托诉讼���理人对所谓有关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谈话录音，也没有事先征得谈话对象的同意或事先声明录音，且相关人员没有出庭，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认定录音中对话人员的身份，原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于发出拒赔通知书予以拒赔后再次提出的拒赔理由没有法定的事实与理由，不足以推翻其先前作出的拒赔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认为，依照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本案中，保险条款第十七条约定了保险人理赔的期限，故被告应依约定及时理赔，即被告收到原告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后，至迟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并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原告于事发后即于2015年8月21日向被告报险，被告未在约定的期限内予以理赔，原告主张自2016年1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亦无明显不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蔡殿民赔付保险金30万元及自2016年1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波
审 判 员 李俊锋
代理审判员 曲燕军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