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迎刑初字第569号
公诉机关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
被害人诉某1，196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太原市迎泽区。
被害人诉某2，1938年4月2日出生，身份证号无法提供，汉族，中专文化，干部，住太原市迎泽区。
被告单位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并州东街Ｒ区中银欧尚5幢2、3号商铺。
诉讼代表人王亚琼，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员工，住太原市杏花岭区。
被告人赵玉乐，男，1971年10月25日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汉族，初中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户籍地河南省洛阳市��龙区，捕前住河南省洛阳市。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5年1月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月23日被逮捕。
辩护人赵慈，山西双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全锐，曾用名杨全蕊，又名杨瑞，女，1970年12月3日出生于陕西省宝鸡市，汉族，初中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户籍地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捕前住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5年2月14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18日被逮捕。
辩护人王小刚，陕西秦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郭建丽，女，1968年5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汉族，高中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户籍地太原市小店区。捕前住太原市小店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1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3日被逮捕。
辩护人高志强，山西东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武巧梅，女，1980年3月1日出生于河南省焦作市，汉族，大专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户籍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捕前住本市迎泽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1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3日被逮捕。
辩护人张小岗、张晓晓，山西明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亢富青，女，1992年5月11日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市，汉族，大专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出纳，户籍地山西省原平市，捕前住太原市小店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1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3日被逮捕。
辩护人镡妙春，山西见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闫美娟，女，1985年1月24日出生于山西省祁县，汉族，大专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出纳，户籍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捕前住太原市小店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1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3日被逮捕。
辩护人王文运，山西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梓靖，男，1994年4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汉族，中专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业务部业务员，户籍地本市杏花岭区。捕前住本市杏花岭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17日被���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3日被逮捕。
辩护人石天平，山西神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宋斌，曾用名宋兵兵，男，1989年3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古交市，汉族，大专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业务员，户籍地山西省古交市，捕前住山西省古交市。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1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3日被逮捕。
辩护人张大海，山西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逯志刚，男，1991年6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汾西县，汉族，中专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业务部业务员，户籍地山西省，捕前暂住山西省太原市。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1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3日被逮捕。
指定辩护人张燕，山西恒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沙威，男，1985年1月17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回族，中专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业务部业务员，户籍地本市杏花岭区，捕前住太原市迎泽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1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3日被逮捕。
辩护人王德运，山西三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小龙，男，1988年10月26日出生于山西省大宁县，汉族，初中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业务部业务员，户籍地山西省大宁县，捕前住本市小店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1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3日被逮捕。
辩护人杜思鹏，王洁，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孙彪，男，1993年4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汉族，初中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业务部业务员，户籍地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捕前住本市。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1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3日被逮捕。
指定辩护人杨超慧，山西昭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路瑞峰，男，1985年8月18日出生于山西省阳泉市，汉族，大专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公司业务部业务员，户籍地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捕前住本市迎泽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17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3日被逮捕。
辩护人白永清���山西国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孙小娜，女，1995年9月5日出生于山西省洪桐县，汉族，高中文化，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业务部业务员，户籍地山西省洪洞县，捕前住太原市杏花岭区。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12月19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5年9月14日被我院取保候审。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以并迎检刑诉字[2015]第4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被告人赵玉乐、宋瑶民、杨全锐、郭建丽、武巧梅、亢富青、闫美娟、刘梓靖、宋斌、逯志刚、沙威、吴小龙、孙彪、路瑞峰、孙小娜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5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宫晓旭出庭���持公诉。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王亚琼；被告人赵玉乐及辩护人赵慈，被告人杨全锐及辩护人王小刚，被告人宋瑶民及指定辩护人宁旭杰、李华，被告人郭建丽及辩护人高志强，被告人武巧梅及辩护人张小岗、张晓晓，被告人亢富青及辩护人镡妙春，被告人闫美娟及辩护人王文运，被告人刘梓靖及辩护人石天平，被告人宋斌及辩护人张大海，被告人逯志刚及指定辩护人张燕，被告人沙威及辩护人王德运，被告人吴小龙及辩护人杜思鹏、王洁，被告人孙彪及辩护人杨超慧，被告人路瑞峰及辩护人白永清，被告人孙小娜及辩护人贾旭云、刘瑾；各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赵素娟、孙文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人宋瑶民在本案审理期间脱逃、本案已中止对其的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指控：2013年8月16日，李某1（另案处理）在山西省工商局注册成立了众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通过高息揽存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14年7月24日，李某1又以路利峰为法定代表人，以同一经营地址在山西省工商局登记注册了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被告人赵玉乐、李某1、赵伟根（在逃），后该公司聘用宋瑶民、杨全锐、郭建丽、武巧梅为公司部门负责人，聘用被告人亢富青、闫美娟担任财务出纳，聘用被告人刘梓靖、逯志刚、宋斌、沙威、吴小龙、孙彪、路瑞峰、孙小娜等人担任业务员，通过印制宣传单以短期高息的方式向公众宣传，以客户为出借人，该公司为担保人，以山西勇勤贸易有限公司、河南前坪建材有限公司、洛阳龙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为借款人，与客户签订《投资借款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自2013年8月以来，山西众聚旺投资公司共向558人非法吸收资金总金额为70958140元，其中，被告人杨全锐非法吸收存款630.8万元，郭建丽非法吸收公存款1891万元，武巧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95.7万元，亢富青非法吸收公众存款94万元，刘梓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38万元，逯志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66.7万元，路瑞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32.584万元，沙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80万元，宋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715万元，孙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46万元，孙小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5万元，吴小龙非法吸收存款705万元，闫美娟非法吸收存款48万元。截止案发前，已归还本金308人，金额为42571988元，尚未偿还本金人数250人，总金额为28512791元。
2015年4月27日，被告人宋瑶民通过拨打110电话，协助侦查机关抓获李某1。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言、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告人赵玉乐、宋瑶民、杨全锐、郭建丽、武巧梅系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亢富青、闫美娟、刘梓靖、宋斌、逯志刚、沙威、吴小龙、孙彪、路瑞峰、孙小娜系该公司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百七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宋瑶民有立功行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被告人宋瑶民、杨全锐、郭建丽、武巧梅、亢富青、闫美娟、刘梓靖、宋斌、逯志刚、沙威、吴小龙、孙彪、路瑞峰、孙小娜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王亚琼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无异议。
被告人赵玉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
被告人赵玉乐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第一、公诉机关起诉的是“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而没有起诉“众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两公司均为经过工商登记成立的公司，从公司法意义上讲是两个法人、两个单位，虽然从民法意义上讲可能存在人格混同，但人格混同直接使用在刑事责任上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民事诉讼中，法院也是结合证据和事实，依据法律做出人格混同认定，但在判决时也仅仅判令人格混同的公司承担连带��任，而不能直接否定公司人格。刑事诉讼的犯罪主体应当是清楚明白的，本案公诉机关仅起诉了“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所以本案各被告人只应当承担在众聚旺公司工作期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责任，至于“众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公诉机关没有起诉众旺公司，各被告人在本案中不承担众旺公司的刑事责任。众聚旺公司是成立于2014年7月24日，所以本案涉案金额应当只计算2014年7月24日之后非法吸收的资金数额。第二、法释（2010）18号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所以��本案涉案金额中，还应当将向员工、亲友吸收的那部分资金予以扣减。第三、赵玉乐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人没有实施也没有指使他人非法吸收存款，也不存在实施接收、控制、占有资金的行为，公司使用的银行卡也不是赵玉乐名下，赵玉乐无权统一支配公司资金，其个人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没有权力支配、控制公司行为。我国《公司法》第217条第（3）项对于实际控制人给出了立法上的定义，即“虽不是公司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赵玉乐即不是众聚旺公司的股东，在本案全部证据中也没有体现“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的证据能够证明赵玉乐是实际控制人的事实，不能仅凭案件被告人的主观臆断来认定，所以认定赵玉乐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另外，法释〔2000〕3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中答复：在审理单位故意犯罪案件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不区分主犯、从犯，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可见，实际控制人是一个民商法律用语，在刑法法典中，没有这个概念，只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主要作用等概念，判处刑罚是按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据此，赵玉乐是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对量刑不应当产生影响，而应当按照各被告人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处刑罚。赵玉乐在单位仅仅是放贷收回本金及利息，并没有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而其放贷出的资金已经全部收回公司，并且收回了利息，给公司盈利用于回馈给客户，���以赵玉乐并没有给单位也没有给客户造成任何损失，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其在单位犯罪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赵玉乐应当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第四、被告人赵玉乐具有法定及酌定从轻、减轻刑罚的情节：1、赵玉乐当庭认罪，真诚坦白，有悔罪表现。2、赵玉乐如实回答法庭的讯问，如实供述了自己参与的犯罪事实。3、赵玉乐把自己放贷出去的客户资金全部收回本息，没有给单位及客户造成任何损失，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4、赵玉乐在已全部退还名下放贷的款项不欠单位一分钱的情况下，自2014年11月18日起在公安机关立案后本人到案前，针对部分客户合同未到期要求兑付本息，而本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凤举、赵伟根不能退回公司资金的情形，用自筹资金解决客户问题，积极回款到公司，努力筹措资金汇款到部分客户账户中。其共筹集346万元（2014年11月筹��285万元，12月筹款61万元），其中285万元退款到公司使用的郭建丽账户（银行卡尾号5298）中，61万元直接退款给客户。赵玉乐不管是退款到郭建丽账户中还是直接退款给客户，都属于案发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切实有效补救的行为，也有退赃退赔的成分，赵玉乐曾向辩护人表示，如果自己有能力非常愿意全部清退客户资金。辩护人认为，毕竟一己之力太过微小，赵玉乐已经非常努力，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切实有效的补救。由于是单位犯罪，造成单位及客户资金损失的原因是李凤举、赵伟根放贷的资金没有回款到公司，假如都能像赵玉乐一样如数回款到公司，或者积极筹措资金，那么每个客户的资金都能得到清退，就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赵玉乐的退款行为符合该规定的法律精神。在负责放贷的李凤举、赵伟根、宋瑶民四人中，赵玉乐是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最早、最多向公司及客户退款的。被告人宋瑶民也仅仅是在案发几个月后才向公安机关退款170万元，时间晚于赵玉乐，金额少于赵玉乐。如果对宋瑶民的退款予以认定，而不认定赵玉乐的退赃退赔，显然不利于对犯罪分子惩罚和教育，也会引发不良社会示范效应，更显失公平。综上，应当认定被告人赵玉乐退赃退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针对上述辩护意见，辩护人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被告人赵玉乐在工商银行洛阳支行账户清单一份：证明在立案后已经还清贷款的前提下，赵玉乐向郭建丽的帐户上分三次打款10万、80万、47万，累计137万元，有积极退赔的行为。
被告人杨全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
被���人杨全锐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本案属单位犯罪，杨全锐作为众旺公司聘用的管理人员，对于其参与的犯罪活动，应以直接责任人员的身份承担刑事责任。二、杨全锐承担责任的数额应为其非法吸收存款总额减去已返还的钱款和支付的利息。三、杨全锐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中的作用较小，应比照从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本案中，投资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决定放贷和投资款去向的人为李凤举、赵玉乐、宋瑶民和赵伟根，公司财务部门对资金的投放只听命于上述四人，而无需经过被告杨全锐审批，杨全锐在公司虽然担任总经理职务，实际上也只是管理人员，在投资公司的经营活动中承担管理职责，并且在2014年春节（2014年2月）后就较少去公司，此后主要是由郭建丽、武巧梅管理公司。2014年7月份在众聚旺公司成立以后，杨全锐就离开了公司。其后曾三次回到太原处理其以前事务，在本案案发以后，仍尽力为投资客户追回款项61万元。从杨全锐在本案发挥的作用来看，远远小于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较轻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从犯问题的批复》（法释【2000】31号），单位犯罪虽然不区分主从犯，但应按照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因此，杨全锐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应比照从犯处罚。四、杨全锐系初犯。五、杨全锐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轻。杨全锐最初是因为赵玉乐欠其10万元借款，为尽早要回这笔款项才同意赵玉乐的要求，在众旺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在工作期间，也履行的是管理人员的职责，为公司融来的资金没有用于个人消费和支出，对于资金的调配和放贷也没有控制和拨划的权利。六、杨全锐自愿认罪，并且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愿意退回自己的违法所得（已委托家属交退）。同时根据其在案发后积极向投资人索回61万元的情节，说明杨全锐的认罪态度较好，且有明显的悔罪表现。七、犯罪分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在近几年来非常之多，原由是多年以来经济市场在此领域内非常混乱，人民群众包括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很多被告，对“非吸”的概念非常模糊，更是不能正确区分和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以致踏入犯罪的道路，触犯我国刑法。因此该类犯罪相较于其他犯罪，恶性相对较小。八、因本案中给受害人最终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人为李凤举和赵伟根（赵玉乐和宋瑶民二人已追回由其放出的资金），故对本案被告量刑时应结合李凤举、赵伟根一案（主要是追回款项情况）综合考虑量刑。综上所述，杨全锐在本次单���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较好，并且愿意退回违法所得，希望法庭对其能从轻、减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被告人郭建丽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并当庭提供认罪、悔罪书。
被告人郭建丽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郭建丽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其提出如下辩护意见：郭建丽在本案中具有多个法定、酌定可以从轻的量刑情节。郭建丽在本案案发后，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行为，当庭自愿认罪，应当对其从轻处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4年3月25日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四条：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成等费用，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可依法从轻处罚。案发后，其家属明确表示同意代被告人郭建丽将其在山西众聚旺投资担保公司工作期间获得的业务提成、奖金等予以退还，故待家属退还后，应当对其从轻处罚。郭建丽在本案中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起诉书指控郭建丽为涉案公司的副总经理，经查阅全部卷宗并向被告人等发问后得出，郭建丽自2013年9月应聘于涉案公司的前身山西众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应聘后以业务员的身份进行工作，当众旺公司经营结构发生变化，前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李凤举将众旺公司转让于赵伟根后，在原址重新注册涉案公司后，总经理杨全锐简单的宣布郭建丽为副总经理（即2014年7月后），对此，辩护人认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享受高级管���人员职务的同时也要与其利益相等，即责、权、利相关联。然而，郭建丽在公司不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对于吸收的非法资金无权支配，对于公司的日常开销无审核权，显然，从权利角度讲不符合高级管理人员的表现形式；其次，郭建丽在涉案公司领取的工资从最早的1500元即业务员工资标准，到案发后每月2760元的标准，也就是业务部经理的工资水平，而从本案其他被告人赵玉乐、杨全锐、宋瑶民等领取的工资来看，每月工资均不低于1万元，从利益分配来讲郭建丽没有获得公司高管的工资待遇，却要承担高管的责任，显然不符合法律公平的规定，因此，将郭建丽认定为涉案公司副总经理，系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不合理的。其次本案中涉及向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发放利息的标准不是郭建丽参与制定的，郭建丽没有将非法吸收的款项进行支付，也不参与对��法吸收的存款进行收取，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涉案的款项收、支规则的制定均没有郭建丽的参与，因此，在本案共同犯罪中，郭建丽属于从属的地位，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中第三部分第8条，应当对郭建丽从轻刑事处罚。案发后，郭建丽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将涉案人员杨全锐、宋瑶民电话联系回太原，在公安机关制作询问笔录，为公安机关迅速办理本案，掌握案件事实是起到了帮助的，虽然起诉书中没有将此行为列为立功表现，但是不能否认郭建丽对本案起到的积极作用，应在量刑时应当予以从轻处罚。本案的发生具有鲜明的犯罪隐蔽性，对此进行阐述：纵观本案证据材料，本案中受害人是将自有的款项借贷给山西勇勤贸易有限公司、河南前坪建材有限公司、洛阳龙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借款人，涉案公司为上述借款的担保人，所签订的《投资借款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将受害人的投资款存放于涉案公司名下，所支付的高额利息，在《投资借款合同》中约定是由借款单位支付并非是涉案公司支付，而在现实中是由借款公司委托涉案公司按月向出借人支付高额利息，这就是本案的犯罪隐蔽性。从所有证据的表面现象看，涉案公司并不直接使用受害人的投资款，涉案公司的收入来源于借款公司的借款服务费、担保费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涉案公司开业后的2014年的1月6日，太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四大队对本案涉案公司进行审查时并没有发现公司存在违法行为。那么通过上述内容的叙述，不难发现，在本案中向被害人介绍其所投入的借款可以收取高额利息的行为不违法，作为担保公司的涉案公司为他人的借款提供担保不违法，真正违法的是虚构借款人，非法挪用或占有、侵吞���害人出借的借款，造成损失的也是因为非法的挪用、占有、侵吞受害人钱款的行为，然而能够挪用、占有、侵吞受害人钱款的并不是本案的被告人郭建丽，所以进一步证实了郭建丽在本案中属于从属地位，甚至可以讲，郭建丽压根不知情借款人是虚构的，郭建丽既是本案被告人，也是该案的受害人，其被公司领导高层蒙骗、利用，成为本案真正犯罪嫌疑人的工具，最终导致成为了被告人，站在了今天被告人的席位上，基于上述犯罪行为的隐蔽性，郭建丽属于无心犯罪，并不是主动犯罪，属于对犯罪行为没有认识，故恳请法院能够对其从轻判决。最后，郭建丽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郭建丽今年48岁，从20余岁结婚后一直在家相夫教子，与社会脱钩，然而在2013年婚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后，不得不走出家门，自谋职业，自食其力。结果一脚踏入了众旺担保公司，到公司工作后将家庭生活中的不幸，化作力量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之中，但是她所有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其行为注定要成为今天的现实状况。如果从其一开始工作就有人告诉她你工作的单位是违法的，如果一开始涉案公司的老板告诉她，公司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目的的，如果在2014年1月6日太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对涉案公司进行调查时发现，该公司是违法经营的，辩护人相信郭建丽是不会继续在涉案公司工作的，也不会造成目前的现实状况，也不会给受害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所有的如果均只能成为可能，因为现实的情况已经决定了她是本案的被告人，她因她的不懂法、她因她片面的对担保公司经营的认为，才导致今天站在被告人的席位上，所以希望法庭可以充分考虑郭建丽在本案中所处的位置、所参与的程度，给其一个公正的判决。
被告人武巧梅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
被告人武巧梅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武巧梅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名不持异议。其提出辩护意见如下：1、武巧梅有自首情节。（1）归案事实：被告人武巧梅于2014年11月18日作为证人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询问，询问时其已将众聚旺公司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及投资人的投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其于2014年12月17日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通知后到的办案单位并写了“交待材料”。（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8号）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中第一条第一项中：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所以，武巧梅于2014年11月18日接受询问时已主动交待自己的罪行，2014年12月17日接到侦查员的电话通知后主动到办案单位并被刑事拘留。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认定为自首的情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武巧梅认定为自首。2、武巧梅仅是单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不是起诉书所指控的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1）武巧梅仅仅是个打工者，是通过应聘进入被告单位任行政主管一职，负责记录考勤、端茶送水、打印材料分发等事务，一个月辛苦���作换取2000到3000多元不等的劳动报酬。其在本案中的地位应当与亢富春、闫美娟相同。武巧梅没有决定、批准、授意、指挥、组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武巧梅在主观方面没有控制众聚旺公司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在客观方面也未实施控制和决定众聚旺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将这样一位普通的打工者认定为是众聚旺公司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显然不当。（2）被告单位的老板、实际控制人才应当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认定是否是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把握：一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中实际行使管理职权的负责人员；二是对单位具体犯罪行为负有主管责任。只有当一个人在单位犯罪中起着组织、指挥、决策作用，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本案中吸收公众存款的��织、策划、实施全部是该单位的老板、实际控制人在操控，他们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3、武巧梅存在以下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1）、被告人武巧梅存在自首情节。（2）、武巧梅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而且自己向侦查机关提供了相应的数额计算依据，能够完全坦白自己的罪行。（3）、武巧梅有一般立功表现。武巧梅在侦查阶段能够积极配合侦查机关调查，并能主动配合组织其他公司业务人员前来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对侦破此案起到了重大作用。以上情况太原市公安局经侦队在其2016年1月8日的补侦说明中已作出确认。（4）、武巧梅积极退赔自己在单位的收入及提成，以弥补投资人损失。4、武巧梅有以下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武巧梅认罪、悔罪态度好，又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极小。其因不懂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作为被告单位众聚旺公司的员工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导致自己失去人身自由，而各受害人也是因不懂相关的法律法规而受到经济损失，这一点也与监管机关监管存在问题有关，现实中类似的行为实体店有、网络上也有，发生问题就是犯罪，不发生问题无人问津，作为没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老百姓很难将该行为与犯罪联系在一起。武巧梅在看守所被羁押一年多，已经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其希望以后不会因为不懂法而触犯法律，并且其积极调节心态，从最初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时刻，到深刻认识这一次惨痛的教训，再到能够直面已经发生的悲剧，在看守所积极劳动，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并且帮助同监室的室友积极面对人生，相信她以后不会对社会再造成危害。另外，被告由于身体原因，一直未要上小孩，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在用药调理身体，现已进看守所一年有余，调理中断，现其已35岁，希望法庭在判决时能够适当考虑其身体状况以及其一直以来为人父母的愿望，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其进行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亢富青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
被告人亢富青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亢富青的犯罪罪名不持异议。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根据亢富青当庭的陈述以及在证据卷中本人的讯问笔录，亢富青非法吸收存款涉及到的7名受害人，是受害人亲自到被告单位营业地做所谓的存款理财业务，以此证实亢富青在实施犯罪行为所采取的犯罪手段上，是在消极地实施非法吸收存款的犯罪行为，吸收到的款项，亢富青并没实际占有，犯罪情节较轻。二、量刑方面：1、亢富青在侦查阶段能积极配合侦查机关调查取证，提供了其他被告人2014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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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非法吸收资金和支出以及本人掌握的众旺公司吸收受害人款项后部分赃款的去向情况和现本人保存的全部财务资料，侦查机关已查证属实，亢富青具有一般立功行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亢富青犯罪后，能够积极配合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且如实供述了自已的罪行，建议对其予以从轻处罚；3、亢富青当庭自愿认罪，对本人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当庭供述与证据卷中讯问笔录中的供述一致，认罪态度较好，建议对其在量刑时适当减少刑期。4、亢富青涉案金额为94万元，受害人未归还金额为12.03万元，已归还金额为81.97万元，希望在量刑时作酌情考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第3条3款的规定，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建议对被告人适当减轻处罚。5、��富青无前科。综上所述，请求法庭能够给予亢富青从轻和酌情减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重归社会做贡献的机会。
针对上述辩护意见，辩护人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户口本复印件一份：证明任丽华、康爱武系武巧梅吸收的18人中的两人，该两人是其家人。
被告人闫美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
被告人闫美娟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闫美娟是从犯，应从轻处罚。闫美娟2013年9月29日通过招聘进入山西众聚旺投资有限公司工作，职务是前台，负责端茶倒水，为客户提供公司准备好的空白投资合同，给客户发放礼品以及业务数据的登记统计等工作，是公司的后勤人员，无权指挥其他任何职员，也不负责对外融资，更无权支配公司的资金，虽然其后来根据公司安排临时收取部分客户现金（客户转账的由亢富美负责），但其职位并无变化，领取的工资一直都是前台职位的工资，不像亢富青一直都明确其职位是“出纳”，故闫美娟在本案单位犯罪中只起到轻微的帮助作用，是从犯，应从轻处罚。二、闫美娟有自首情节。侦查机关介入本案调查后，闫美娟一直作为证人配合调查，随叫随到，并积极向侦查机关提供涉案证据。侦查机关确认：在2014年12月17日办案人员通知其到案接受调查后，闫美娟主动到案，配合调查，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调查过程中无反抗、逃跑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自首的相关司法解释，应当认定其有自首情节。三、闫美娟有立功表现，依法应当减轻或从轻处罚。闫美娟在本案发生后，积极配合侦查机关调查，积极向侦查机关提供���案相关证据材料，尽最大努力减轻受害人的损失，其对本案的侦破发挥了积极作用，侦查机关对此给予肯定（详见庭前会议后侦查机关的补侦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立功的相关司法解释，应当认定其有一般立功表现。四、闫美娟的犯罪情节轻微：1.闫美娟进入众聚旺公司工作的14个月中，作为前台，主要工作就是端茶送水，是公司的内勤人员，不对外吸收公众存款，只有极个别前来公司的客户，由其经手办理了存款，但金额相当少。2.公诉人指控闫美娟涉案金额48万元中，没有其亲自从社会不特公众吸收的存款。闫壮10万元属于亲属间的款项，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不能认定为非吸金额，武巧梅1万元、程变花2万元明显不是闫美娟的业务，不应计入，赵冬鱼9万元（3万未还，未报案）、张果兰5万元、陈素全3万元、秦丽英1万元、高永亨1万元（1万未还，未报案）���于公司业务，也不应计入，实际上与闫美娟有关的仅为17万元。3.闫美娟虽然配合业务员与客户签订合同、收取部分现金的行为与公司“非吸”行为不无关联，但其行为在公司整个“非吸”链条中仅为从属地位，其既不是策划“非吸”的主谋，也不是指挥实施“非吸”的直接领导，更不是直接针对社会不特定公众实施“非吸”的业务员，其工作完全是公司内部行为，并不针对社会公众。五、闫美娟是初犯，认罪、悔罪，积极退赃，依法应对其从轻处罚。其多次表达愿意退还提成款2800多元，尽己所能减少受害人的损失，消除社会影响，其社会危害性小，依法应对其从轻处罚。综上所述，恳请合议庭对闫美娟减轻或从轻处罚，使其早日回归社���，重新做人。
针对上述辩护意见，辩护人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祁县古县镇上古县村出具的证明、闫壮的证明：证明','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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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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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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