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惠中法民二终字第38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反诉被告）：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负责人：王沧然。
委托代理人：梁志锋，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麦彩云，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伟辉，
委托代理人：吴丹，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炳耀。
委托代理人：孔祥印，北京市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宏。
委托代理人：韩述龙，系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程耀宇，系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孙伟辉、被上诉人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4）惠城法民二初字第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岳淑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沈巍、代理审判员江玮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4年6月18日，孙伟辉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确认原告为被告对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自2012年7月14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所形成的约1500万元应收账款债权的权利人。2、请求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依照合同约定的付款履行期限直接向原告支付上述应付账款人民币15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自2013年7月9日至2013年7月30日期间，被告先后四次向原告借款，借款本金合计为人民币4600万元。每次借款时双方均签订了书面的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原告均依约向被告支付了相应的借款金额。被告借款后并未按照约定的时间清偿借款，至2013年12月31日，被告仍欠原告借款本息4200万元。
鉴于此，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12月31日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自2012年7月14日至2013年8月14日期间与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签订的《珠海博物馆和规划展览馆工程钢结构制作及现场拼装合同》、《广州珠江新城F2-4地块高德项目钢天桥钢结构制作合同》、《丹梓特大桥287#、306#钢结构门式墩钢结构制作合同》、《海珠城B栋钢结构制作及现场拼装工程合同》、《广州东塔项目钢结构配件防腐合同》及《百度国际大厦项目地上钢结构制作及现场拼装合同》等一系列合同项目工程中，被告将其对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所享有的自2012年7月14日至2013年12月3日期间所形成的的应收账款债权约人民币1500万元（具体数额以最后结算为准）转让给原告，同时约定因原告对被告享有4200万元债权，原告应支付给被告1500万元的债权转让款与原告对被告享有的债权相应冲抵，冲抵后，原告对被告仍享有2700万元债权。且协议约定了被告应为原告依法受让、追收和实现所转让债权提供必要的协助。
《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向原告移交了上述一系列工程合同原件，且原告与被告共同向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了上述债权转让的内容并要求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将自2012年7月14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形成的应付账款支付至原告指定的账户，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对该债权转让通知书进行了签收确认。但在《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并没有积极协助原告追收上述应收账款，也没有返还剩余2700万元借款。更让原告不安的是近一两个月以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林炳耀失去联系，到处找不到人，电话也打不通。林炳耀的失联行为己经导致被告的生产经营出现重大问题，被告对向原告清偿债务及《债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协助原告依法追收及实现债权事宜己完全丧失了履约能力。
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辩称：一、对于原告的诉请，被告不持异议，但是对于事实与理由部分，原告认为被告对中建公司所享有的应收账款金额约1500万元的表述有异议，因为被告与第三人之间除约定转让的债权之外还有余额。
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辩称：被答辩人起诉书中所称“截止2013年12月31日，中建钢构有限公司仍欠被告上述各工程项目的工程尾款约人民币1500万元”与事实不符。答辩人确认与瑞钢公司签订了《珠海城B栋钢结构制作及现场拼装工程合同》、《百度国际大厦项目地上钢结构制作及现场拼装合同》、《珠海博物馆和规划展览馆工程钢结构制作及现场拼装合同》《广州珠江新城F2-4地块高德项目钢天桥钢结构制作合同》、《丹梓特大桥287#、306#钢结构门式墩钢结构制作合同》、《广州东塔项目钢结构配件防腐合同》。但上述合同并未完全履行完毕，根据目前瑞钢公司已加工工程量计算，我司对瑞钢公司的应付账款未达到1500万，并且根据合同条款约定，应付账款也并非全部为到期债务，对于未到期债务答辩人依法享有不予付款的抗辩权。
被答辩人起诉书中所称“原告与被告共同于2014年4月2日向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在2014年4月15日以前，答辩人没有收到瑞钢公司任何关于债权转让协议的口头或书面通知。
另外，答辩人为积极配合人民法院查清事实，作出公正判决，特此向法庭陈述以下事实：1、答辩人与2014年4月25日收到华润银行佛山分行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通知表明，瑞钢公司因贷款已经将其与答辩人间的所有应收账款质押给华润银行佛山分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质押登记。2、答辩人于2014年6月9日，收到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冻结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在我司的自2012年7月14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债权人民币1500万元（查封期限为六个月）。3、答辩人于2014年6月13日，收到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查封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所有的于我司未来五年内到期应支付的应收账款。基于以上原因，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依照合同约定的付款履行期限直接向被答辩人支付应付账款的诉求与事实不符，与法律不合，因此答辩人请求法庭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第三人（反诉被告）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诉称：2014年3月13日，第三人与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钢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华银（2014）佛山综字（业务四）第011号的《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第三人向瑞钢公司提供总授信额度为2000万元（协议第一条）；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限为：从2014年1月24日至2015年1月24日（协议第三条）；在瑞钢公司不能按期归还本协议项下所欠第三人债务的情况下，第三人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瑞钢公司承担（协议第八条）；如瑞钢公司财务状况恶化，发生重大财务亏损，出现歇业等情形（协议第二十一条），第三人有权提前收回授信额度内已发放的贷款本息和相关费用，行使担保权利（协议第二十四条）。2014年3月13日，第三人与瑞钢公司签订了编号为：华银（2014）佛山综字（业务四）第011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2000万元，贷款期限为2014年3月13日至2014年9月13日（协议第二、三条），贷款利率为6.6%；贷款结算方式为按月结息，结算日为每月20日（协议第四条），逾期罚息利率为本合同所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百分之五十（协议第六条）；借款人提供的有关借款人的文件资料真实、完整、准确、合法、有效（协议第二十五条）；借款人没有发生对其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义务的能力具有实质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第二十六条）；如被告有上述违约行为，第三人有权要求瑞钢公司立即清偿本合同项下所有到期的本金、利息和费用（协议第四十四条）。2014年3月13日，第三人根据上述合同的约定及瑞钢公司的《贷款资金提款申请书》，向瑞钢公司发放贷款2000万元。
2014年4月8日，第三人与瑞钢公司签订编号为华银行(2014)佛山额质字（业务四）第015号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同约定：瑞钢公司对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等公司未来五年内到期的所有应收账款及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全部质押给第三人（协议第七条）；瑞钢公司作为出质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第三人在2014年1月24日至2015年1月24日止的期间内与瑞钢公司已经及将要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协议第一条）；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协议第五条）。上述应收账款质押于2014年4月9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登记证明编号为01322262000162525885。
在贷款人发放贷款后，发现瑞钢公司于2013年10月向他人借款600万元，且由于未能及时还款导致诉讼，其行为已违反《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二十六条“借款人没有发生对其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义务的能力具有实质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的约定，构成违约。第三人就此以瑞钢公司、林炳耀、黄美花、惠州市永盛钢铁有限公司为被告，向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已于2014年5月28日受理【案号为：（2014）佛南法民初字第274号】。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应收账款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之规定，上述应收账款已经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第三人依法享有质权。但出质人瑞钢公司未经第三人同意，违反法律规定，擅自转让上述应收账款，其转让行为于法无据，应属无效。
综上所述，关于法院审理的原告孙伟辉诉被告瑞钢公司、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一案，由于瑞钢公司无权擅自转让涉案应收账款，其与原告孙伟辉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属无效合同。为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现第三人特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并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诉讼请求：1、判令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与孙伟辉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属无效合同。2、判令驳回原告孙伟辉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反诉称：2014年4月8日，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采用格式条款的方式，与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之间共同成立编号为华银（2014）佛山额质字（业务四）第015号《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该合同于第七条第一项约定，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作为出质人，对于本案本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以及案外人广业电子机械产业集团、福建荣盛钢结构实业有限公司、江苏火花钢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建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鼎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未来五年内到期的所有应收账款以及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全部质押给质权人即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认为，该条款所约定的合同标的，在法律上不仅既不具体、不明确、不特定、显失公平以及条款表述在文字理解方面存在着重大歧义，而且并未能够以补充协商方式促使该条款达到生效条件的成就，故该条款在法律上应当归于无效。因有关争议自行磋商处理未果，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为此提起反诉，请求：1、撤销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于2014年4月8日所签署编号为华银（2014）佛山额质字（业务四）第015号《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第七条第一项，于法无效；2、由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第三人（反诉被告）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辩称：（2014）佛山额质字（业务四）第015号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第七条第一项是合法有效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们合同约定也是清楚明晰的，未来五年内到期的应收账款，本来我们担保的就是授信协议，虽然没有具体的数额，但是中建钢构还款的时候数额可以确定，不存在被告说的不清晰。另外，反诉应在举证期限内提起，被告提起反诉超过期限。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9日至2013年7月30日间，被告先后四次向原告借款，借款本金合计为人民币4600万元。每次借款双方均签订借款合同，被告借款后未按照约定的时间清偿借款，至2013年12月31日，被告仍欠原告借款本息4200万元。鉴于此，原、被告于2013年12月31日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2012年7月14日至2013年8月14日期间与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签订的《珠海博物馆和规划展览馆工程钢结构制作及现场拼装合同》、《广州珠江新城F2-4地块高德项目钢天桥钢结构制作合同》、《丹梓特大桥287#、306#钢结构门式墩钢结构制作合同》、《海珠城B栋钢结构制作及现场拼装工程合同》、《广州东塔项目钢结构配件防腐合同》及《百度国际大厦项目地上钢结构制作及现场拼装合同》等一系列合同项目工程中，被告将其对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所享有的自2012年7月14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所形成的的应收账款债权约人民币1500万元（具体数额以最后结算为准）转让给原告，同时约定因原告对被告享有4200万元债权，原告应支付给被告1500万元的债权转让款与原告对被告享有的债权相应冲抵，冲抵后，原告对被告仍享有2700万元债权。
《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向原告移交了上述一系列工程合同原件，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4月2日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了上述债权转让的内容并要求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将自2012年7月14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形成的应付账款支付至原告指定的账户，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对该债权转让通知书进行了签收确认。
2014年3月13日，被告向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贷款并签订《综合授信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2014年3月13日至2014年9月13日止，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于2014年3月19日向被告贷款2000万元。2014年4月8日，被告与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被告对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广业电子机械产业集团、福建荣盛钢结构实业有限公司、江苏火花钢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建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建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鼎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等未来五年内到期的所有应收账款以及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全部质押给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被告应按照要求将办理质押登记所需的相关资料提交给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并提供必要的协助，由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办理质押登记手续。2014年4月9日，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相关的应收账款质押最高额贷款业务登记【登记证明编号：01322262000162525885】。
另查明，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于2014年5月28日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向被告等提起诉讼。
再查明，被告与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所签署的合同项目尚未进行结算，截止至法庭辩论终结前，无法确定未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
原审法院裁判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被告与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及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求及争议，作以下分析认定：
关于原、被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原、被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时间是2013年12月31日，此时，被告尚未与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发生商业贷款行为，被告仍享有《债权转让协议书》中所载明的“对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自2012年7月14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所形成的的应收账款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被告作为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双方签订的合同不存在法律所禁止转让权利的情形，故被告可以将其在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他人，据此，原、被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是合法有效合同。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诉请判令原、被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属无效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第七条第一项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六）应收账款；”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本案中，被告与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第七条第一项表述为“出质人对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广业电子机械产业集团、福建荣盛钢结构实业有限公司、江苏火花钢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建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鼎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未来五年内到期的所有应收账款以及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全部质押给质权人”；第九条约定由质权人办理质押登记手续。2014年4月9日，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作为质权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相关的应收账款质押最高额贷款业务登记【登记证明编号：01322262000162525xx】。被告反诉称《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第七条第一项不具体、不明确、不特定、显失公平以及条款表述在文字理解方面存在着重大歧义，应归于无效。被告庭审时陈述“双方没有明确具体出质物是什么，故我方也不明确出质物到底是什么”。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系合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应依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第七条第一项属于格式合同中的非格式条款，系双方协商后作出的约定，被告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向金融机构贷款，理应知晓自身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关系，且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已向被告发放了2000万元贷款并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故原审法院认定《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第七条第一项是明确具体的有效条款，被告与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原审法院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关于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应否直接向原告支付应付账1500万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4月2日向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对该债权转让通知书进行了签收确认，故《债权转让通知书》于2014年4月15日起对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发生效力，原告为被告对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自2012年7月14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所形成应收账款（以1500万元为限）债权的权利人。《债权转让通知书》指向的债权，系由被告与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签订的六份合同所产生，而该六份合同既未履行完毕，亦未进行最终结算，故截止至法庭辩论终结前，无法确定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未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本案中，由于没有达到被告与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约定支付工程款的条件，无法确定未付工程款是否达到1500万元，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对被告享有支付工程款的抗辩权，该抗辩权可以向原告主张。
虽然被告将2012年7月14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所形成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之后，才与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了《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并设立了质权，但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4月8日，合同约定的质权时间为“未来五年内”，即质权所指向的是“自2014年4月8日起至2019年4月7日止到期的所有应收账款以及部分应收账款”。该部分应收账款与被告转让给原告的应收账款不是同一笔款项，故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可依照合同约定，与被告进行最终结算后直接向原告支付自2012年7月14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所形成应收账款（以1500万元为限）。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
一、依法确认原告孙伟辉与被告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合同，原告孙伟辉为被告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对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自2012年7月14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所形成应收账款（以1500万元为限）债权的权利人。
二、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与被告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进行最终结算后，依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直接向原告孙伟辉支付自2012年7月14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所形成应收账款（以1500万元为限）。
三、驳回被告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四、驳回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11800元、反诉费5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负担；第三人参加诉讼受理费50元，由第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宣判后，上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4）惠城法民二初字第787号民事判决；2、判令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与孙伟辉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属无效合同；3、请求判令驳回被上诉人孙伟辉的全部诉讼请求；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瑞钢公司签订《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指向的应收账款包含瑞钢公司转让给孙伟辉的应收账款，编号华银（2014）佛山额质字（业务四）第015号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所指向的应收账款就是瑞钢公司对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的全部应收账款（以下简称争议应收账款），上诉人对争议应收账款享有质权，应优先受偿。应收账款产生的前提必须是基于基础的合同交易关系，具体到本案包括瑞钢公司与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广业电子机械产业集团、福建荣盛钢结构实业有限公司、江苏火花钢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建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鼎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已签订的基础交易合同，并由该等合同上产生的应收账款。
虽然上诉人与瑞钢公司签订《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4月8日，上诉人认为只要在2014年4月8日起至2019年4月7日止期间，瑞钢公司与上述合同方包括中建钢构等公司到期的所有应收账款以及部分应收账款都应属于质权的范围，包括在2014年4月7日及以前已存在但尚未到期的全部应收账款。试问，如果《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中该部分应收账款与瑞钢公司转让给孙伟辉的应收账款不是同一笔款项，那《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所指的应收账款应该是什么应收账款?上诉人作为一家商业银行向瑞钢公司发放贷款融资，与瑞钢公司签署《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必须是基于瑞钢公司已存在的应收账款，否则未来五年2014年4月8日起至2019年4月7日止期间尚未存在基础合同，也未产生应收账款，又何来《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项下的质权?
通过庭审可以确认以下事实（一审法院对以下事实也予以认定）∶瑞钢公司与上诉人签订《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4月8日，合同约定的质权时间为“未来五年内”，即质权所指向的是“自2014年4月8日起至2019年4月7日止到期的所有应收账款以及部分应收账款”（见判决书第15页第二段）。截至本案一审开庭之日（2014年7月29日）止瑞钢公司对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尚未确定未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见判决书第11页最后一段）。
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证明瑞钢公司与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所签署的合同项目截至2014年7月29日尚未进行结算。被上诉人所称的“2012年7月14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仅仅只是存在应收账款，但应收账款未结算所以尚未到期。
只有待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对相关工程结算之后，瑞钢公司对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才由存在转变为到期。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尚未支付给瑞钢公司的应收账款到期的时间必然落入2014年4月8日起至2019年4月7日期间，因此，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尚未支付给瑞钢公司的全部应收账款就是编号为华银（2014）佛山额质字（业务四）第015号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所指向的应收账款，质权人已依法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的应收账款最高额贷款业务进行登记【登记证明编号:01322262000162525885】，上诉人对该应收账款享有质权。一审法院法院混淆应收账款存在与到期的概念，对事实作出错误认定，应予纠正。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由于上诉人对该应收账款享有质权，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未经上诉人同意，无权转让涉案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应收账款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之规定，上述应收账款已经华润银行佛山分行申请，由信贷征信机构办理了出质登记，华润银行佛山分行依法享有质权。但出质人瑞钢公司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转让上述应收账款，其转让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系无权处分，其与孙伟辉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依法应归于无效。
即使孙伟辉对瑞钢公司享有的债权也仅仅是为普通债权，在瑞钢公司存在其他债权人的情况下，瑞钢公司不能指定将涉案应收账款转让给孙伟辉，一审法院无异于判决孙伟辉对该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孙伟辉与瑞钢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基于是民间借贷产生，即使孙伟辉对瑞钢公司的债权是合法有效的债权，也仅仅为普通债权。但孙伟辉与瑞钢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却指定用瑞钢公司对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对孙伟辉作清偿，这是变相对涉案应收账款设立优先受偿权。此举损害瑞钢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孙伟辉与瑞钢公司之间的借款存在诸多疑点，上诉人认为借款并不真实，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孙伟辉与瑞钢公司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应认定孙伟辉与瑞钢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庭审中，补充上诉理由如下：根据民事诉讼第170条第4项规定，本案应当以中建公司为被告，瑞钢公司为第三人，一审以瑞钢公司为被告导致错误。我们在一审判决后取得证人黄某证言，本案债权转让协议是伪造的，因此上诉人合理怀疑本案的关键证据债权转让借款合同和签收确认是伪造，上诉人申请鉴定。上诉人合理怀疑本案涉嫌刑事犯罪。
被上诉人孙伟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任何依据。理由如下：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自2013年7月9日至2013年7月30日期间，先后四次发生借款关系，每次借款双方均签订了书面的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等。被上诉人也依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审被告汇入了借款资金。因此，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借款关系是真实存在的，正是基于原审被告对被上诉人负有巨额债务，为了实现被上诉人对原审被告的债权，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才发生本案涉案的债权转让事宜。上诉人妄自臆测被上诉人与原告恶意串通实属诽谤。
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转让给被上诉人的债权与原审被告与上诉人《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质押的应收账款债权不是同一笔债权，认定事实清楚。转让债权所指向的是被上诉人对第三人中建公司自2012年7月14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所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而原审被告瑞钢公司与上诉人华润银行签订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的是将其对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未来五年内到期的所有应收账款以及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质押。根据瑞钢公司在庭审中对该“未来五年内到期的所有应收账款”表述的意思表示为未来五年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该应收账款不包含己转让给原告的涉案债权。被告与华润银行签订《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日期是2014年4月8日，未来五年内的因收账款应当是2014年4月8日以后形成的账款，而原告的债权是被告对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自2012年7月l在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所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因此，转让债权与应收账款质押债权指向的债权根本是不同范围不同一笔的债权，两者没有重叠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瑞钢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有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的应收账款债权自协议签订时已转让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自《债权转让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对涉案债权不再享有任何权益。《合同法》第79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债权转让在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即生效，而不必征得债务人同意。本案中，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于2013年12月31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并约定原审被告将其对第三人中建公司自2012年7月14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所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以下称“涉案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并明确约定债权转让自协议签订时生效。囚此，不管是从法定或是从合同约定，原债权人即瑞钢公司已于2013年12月31日将涉案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自此对该涉案债权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原审被告瑞钢公司无权再将该涉案债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处分。
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已依法有效的向债务人即本案第三人中建公司通知了债权转让的事实，债权转让自通知送达债务人时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合同法》第2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根据该款规定，债权人只需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无需征得债务人的同意，一旦通知到达债务人债权转让即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债务人即对原债权人不负债务，而应向受让人履行债务。本案中，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于20l4年4月2日共同向债务人中建公司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于2014年4月15日对该通知进行了盖章确认。因此，债权转让自通知送达债务人起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债务人中建公司应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之日起向债权受让人即原告履行债务。
根据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认为，债权转让协议的生效不以债务人的签收确认为条件，转让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时即生效。对于债务人仅是接到通知后才向新债权人履行义务。因此，债权转让应当通知债务人并不表示通知债务人后债权转让协议才生效。
原审被告与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对用于质押的应收账款约定不明确、不具体、没有特定化，不具备法定必备要素，该质押合同不成立。根据《物权法》第229条“权利质押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章动产质权的规定”及第210条“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担保的范围;（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的规定，应收账款出质合同的签订可以参照动产质权合同的签订形式和约定内容来进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理解与适用》的意见（见第670-671页）“由于应收账款作为普通债权没有物化的书面记载来固定化作为权利凭证，质权人对于质物主张质权的依据主要依靠质权合同的约定内容予以明确，因此应收账款质权合同应当详细具体地载明应收账款的有关要素：包括金额、期限、支付方式、债务人的名称和地址、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基础合同的履行程度等。”。
本案中，原审被告与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对应收账款的金额、支付方式、债务人的地址、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基础合同的履行程度等要素均未进行约定。尤其合同中对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即瑞钢公司与中建钢构有限公司之间的基础交易合同并没有进行明确。事实上，被告在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后，已立即将基础交易合同原件全部移交给原告。因此，出质标的不明确、不具体、没有特定化，原审被告瑞钢公司与上诉人华润银行之间所签订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不具备法定必备要素，实际并未成立。
本案事由转让纠纷，不是追偿纠纷，孙伟辉对中建公司对瑞钢公司的债权没有履行到期。华润银行提出的证人黄某证言并不是中建或瑞钢公司或是孙伟辉的员工，且今天证人未到庭，也超过举证期限。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质证，本案关键证据债权转让借款合同属于伪造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孙伟辉与瑞钢公司先后发生的先后借款合同，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瑞钢公司转账，因此，被上诉人与瑞钢公司债权转让是真实存在的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转让给被上诉人的债权与原审被告与上诉人《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质押的应收账款债权不是同一笔债权，并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瑞钢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有效，并据此一审判诀，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院准确，依法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答辩称，对于上诉人所提出原审当中诉讼主体身份请求法庭依法审查，对此不发表意见，对于华瑞银行与瑞钢签署的合同是否有效，在原审当中提出反诉，认为是无效的。对于证人黄某证言的问题，黄某是确有其人，证人笔录形式看，询问当中民事询问有两位，但是抬头只有一位，询问人没有签字，所以对合法性不予认可。本人曾经见到黄某的签字，从证人笔录形成签字合理怀疑不是黄某本人签字，至于笔录内容是否真实，本代理人需做了解后发表意见。华润银行上诉表述，瑞钢公司主体身份表述错误。所以我们接到通知后出席庭审。就上诉请求第二项，要求瑞钢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合同有双方问题，华润银行只对一方提出诉讼请求，不满足诉讼审查的基本要素。作为当事人选择和制度性产生冲突。原审诉讼中适用普通程序，由一位法官独任审理，其他没有出席庭审。另外还有原审判决的第二项，表述内容司法判决如何落实，建立在未来将可能发生的商业交易行为，这个判决不确定，第二项判决是不成立的。
原审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答辩称，以一审答辩为准。补充两点，证人笔录涉及第三人行为，这个第三人和原东公司和瑞钢公司配合行为严重失实，真实性不予认可。目前我们和瑞钢合同履约的问题，中建第三人关于瑞钢债权人的实现，严格按照商务合同进行履约。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4年4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对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出质给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的应收账款及该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
初始登记》【登记证明编号：01322262000162525885】，质押财产信息附件：01322262000162525885-0-0441-001.jpg，01322262000162525885-0-0441-002.jpg，01322262000162525885-0-0441-003.jpg，01322262000162525885-0-0441-004.jpg。
二审中，上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向法庭举证如下：2014年10月21日《证人笔录》一份，证明内容为证人黄某（身份证号码：441302197702050031）简要陈述如下，瑞钢公司将对中建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1650万元，瑞钢公司转让1500万元给源东公司，由孙伟辉代表源东公司承接债权，剩余150万元由中建公司自行处理，用于抵扣相关费用及税费,源东公司收到1500万元后，经过双方的口头协议源东公司返还500万元给林炳耀。《签收确认》的日期是倒签的。债权转让的所有文件都是在华润银行与瑞钢公司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后再做的。
被上诉人孙伟辉质证认为，黄某不在本案当事人当中，对其真实性予以否认，源东公司与孙伟辉两者没有任何关联性，没有法律关系。另外上诉人一个1500万转让处理问题，该1500万是被上诉人起诉的一个明确数字，最后结算为准。
被上诉人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质证认为，以答辩为准。
原审第三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在笔录上反映有串通的嫌疑，表述严重失实。我们进行财务核算，整体的瑞钢对第三人享有债权只有1千万元左右。所以这份证据涉及第三人部分是失实的。
上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向本院书面申请，对被上诉人孙伟辉与被上诉人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本院裁判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本案系债权转让纠纷，被上诉人孙伟辉提起本案的本诉诉请为与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有效，需继续履行。上诉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对诉讼标的主张独立请求权，可以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合并审理。被上诉人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提起反诉，主张撤销《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并不是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反诉与本诉不属于基于相同的事实，本案应裁定不予受理，被上诉人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可另行起诉，原审判决予以实体处理属于违反法定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设立质权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中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应当明确，详细具体地载明应收账款的有关要素：包括金额、期限、支付方式、债务人的名称和地址、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基础合同的履行程度等。本案中，2014年4月8日《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惠州市瑞钢钢构有限公司对中建xx有限公司、xxxxx产业集团、xxx构实业有限公司、江苏xx**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xxx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建源xxx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xxx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等未来五年内到期的所有应收账款以及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权利全部质押给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中明确了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为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对于应收账款的金额、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并未明确载明。对于应收账款的时间为未来五年内到期的应收账款，从字面意思理解应当为应收账款的到期时间为从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年内，而不是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年内形成的应收账款，可能包括本诉争议的转让债权（应收账款）在内。因此，需根据《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约定，并结合《动产权属统一登记-
初始登记》【登记证明编号：01322262000162525885】中质押财产的信息附件，予以确定是否包含本诉标的应收账款在内。原审法院仅以《债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在《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之前，《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应收账款时间段，与《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的应收账款时间段不同为由，认定不属于同一笔应收账款，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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