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71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亿通实业有限公司。
代表人：明黎少芬。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谨泽。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泳怡。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于秀峰，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莉。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灿朴。
原审被告：明黎少芬。
上诉人亿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所）、原审被告明黎少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5)深前法涉外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亿通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
一、亿通公司并非涉案委托合同的当事人，亿通公司对于德恒所与明黎少芬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没有授权及追认行为，原审判决由亿通公司支付涉案的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为:1、《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委托方应系亿通公司，明黎少芬系亿通公司的授权代表，代表亿通公司在《委托代理合同》上签字；2、从亿通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含董事会决议）、书面回复等行为可以推断亿通公司知悉委托事宜。对《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不持异议，其仅对《委托代理合同》中律师费的计算方式有不同理解，亿通公司的前述行为构成追认。上述原审判决忽略案件的事实，存在自相矛盾和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德恒所提交的(2011)江中法立民申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依据《亿通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任何人若要代表公司行使民事权利均应获得公司股东或者董事会的事宜。也就是说，德恒所在代理涉案委托合同项下的再审案件时，已经清楚知悉亿通公司的章程规定，任何人代表公司行使民事权利时需要得到股东或董事会的授权，然而德恒所明知道明黎少芬在没有授权是不能代表亿通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聘请律师的，仍然欺骗明黎少芬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非善意的第三人，属于恶意欺诈行为，且该合同至今没有经过亿通公司的签署或同意，故《委托代理合同》在法律上应认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亿通公司系在收到原审案件的证据材料后发现《委托代理合同》明显不公平、不合理，且违反了相关行政法规，在原审诉讼过程明确表示拒绝追认《委托代理合同》，故该合同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亿通公司在收到原审案件诉讼材料前并不知悉也从未查阅《委托代理合同》的相关内容，原审法院仅凭亿通公司《授权委托书》及书面回复就认定亿通公司对《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是知悉且认可的，这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相符，原审判决的依据不足，请求二审依法驳回德恒所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涉案的《委托代理合同》明显高于《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收费办法）的律师收费标准，且德恒所办理委托的事项与亿通公司不存在直接切身利益，德恒所以恶意欺诈要求亿通公司支付天价律师费的行为，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请求二审依法驳回德恒所的全部诉讼请求。1、亿通公司系台山市渔X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X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19.445%。在涉案委托合同项下的代理事项中，亿通公司并非孙X银案件的主要债务人，渔X公司名下的财产有土地、现金、水产品市场经营权等，即便亿通公司不向法院申请再审，渔X公司的财产也足以清偿孙X银案件的债务。因此，孙X银案件与亿通公司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若非德恒所有意欺骗，明黎少芬怎么可能与德恒所签订这样的《委托代理合同》呢？2、亿通公司认可德恒所已实际代理了亿通公司与孙X银之间的案件，但亿通公司认为与德恒所之间没就合同具体条款进行过磋商，对合同价款条款亦未达成一致意见，且亿通公司对于明黎少芬擅自所签订的合同不予追认，故德恒所无权依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向亿通公司主张律师费，亿通公司仅认可德恒所有权依据收费办法的标准向亿通公司收取律师费。本案涉及的亿通公司与孙X银之间的争议标的金额为人民币533300元（本院注：以下金额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根据现行收费办法，德恒所仅有权收取最高额的律师服务费为33332元。依照相关管理办法，其计算方式为：诉讼标的额×3%+12000，然而德恒所收取的律师费是上述收费办法最高额收费的6倍，亿通公司认为德恒所利用明黎少芬对于大陆法律不熟悉的弱点，诱导明黎少芬签订一份对亿通公司显失公平的《委托代理合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也不符合常理。3、孙X银的主要债务人为渔X公司，再审案件申诉的成功系明黎少芬通过向香港中联办、江门市政府、台山市政府等有关部门多番奔走申诉、努力的成功成果，且根据亿通公司提供的孙春银案件中渔X公司的《民事答辩状》可以看出，申诉成功系由于渔X公司的辩护观点得到法院充分的认可，并非德恒所一方努力的成果，德恒所向亿通公司主张天价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依法驳回德恒所的全部诉讼请求。另，亿通公司在二审调查时补充称：原审判决遗漏了一个事实“《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若法院终审改判甲方胜诉，则甲方应当按照胜诉部分（即原告起诉的金额减去法院判决甲方应当承担的金额）的30%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但原审认定胜诉金额与客观事实不符，德恒所代理的孙X银案件，在再审之前江海法院的判决为亿通公司在渔X公司的资产不足清偿孙X银的本息时，在未缴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在本案中所约定的起诉金额不应当为孙X银533300元的四倍本息，而应为孙X银533300元，原审法院计算律师费时应当扣除四倍的利息。亿通公司、明黎少芬与德恒所对于起诉金额认识不一致，由于《委托代理合同》是由德恒所提供的格式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格式合同出现歧义时，应当采用对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不利的解释。
德恒所辩称：一、关于亿通公司是否是《委托代理合同》的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合同义务的问题。2010年12月13日，明黎少芬经与德恒所充分协商后，即以自己的名义与德恒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2011年1月27日，明黎少芬向德恒所提交了一份经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陈X球律师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托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转递专用章的《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附件7是一份亿通公司董事会决议，该决议明确“指派董事明黎少芬全权负责指示国内律师就上述二案提出再审申请，申请费用由董事明黎少芬垫支，再审成功律师费由公司承担，再审失败则由明黎少芬个人负担”。由此可见，《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是德恒所与亿通公司，亿通公司对于明黎少芬之前与德恒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不仅知晓，而且是事后追认了的。这种追认意味着明黎少芬与德恒所之间就《委托代理合同》内容磋商等同于亿通公司与德恒所磋商，《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完全及于亿通公司。因此，亿通公司上诉认为《委托代理合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未经亿通公司追认就不发生法律效力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亿通公司应当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所作的判决正确，二审应当维持。
二、关于《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是否过高的问题。亿通公司授权明黎少芬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与德恒所订立《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骗问题。该合同约定：1、首期代理费4万元，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三日内支付（该款无论案件结果如何均不退还）；2、若法院再审立案，则甲方应在接立案裁定书之日三日内支付律师费13万元；3、若法院终审改判甲方胜诉，则甲方应当按胜诉部分（即原告起诉的金额减去法院判决甲方应承担的金额）的30%向乙方支付律师费。该律师费应当扣除1、2已经支付的17万元。因此，《委托代理合同》符合律师收费办法规定的“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也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严格依照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至于《委托代理合同》所涉及的“原告（孙X银）起诉的金额”应当按照再审案件中原告的诉讼请求计算，即借款本金533300元加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08年10月20日计至清偿之日止）。因此，“原告起诉的金额”并非亿通公司所称的只涉及本金而不包括利息在内。故律师费的计算基数应为533300元+利息797600元（从2008年10月20日计至2014年12月18日止）=1330900元。因此，德恒所关于律师费的主张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不存在违规收取所谓添加律师费的问题，法院依法应予支持。亿通公司是《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收益人，其在上诉状中也不否认德恒所代理其进行了再审诉讼。因此，在德恒所完成了委托事项后，亿通公司又以德恒所办理的委托事项与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其未查阅《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等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是不成立的，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
综上，德恒所认为《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德恒所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委托事务并且达到了合同约定的目的，亿通公司没有依约支付律师费已经构成了违约，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其应当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亿通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应当驳回。德恒所的诉讼请求依据充分，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德恒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亿通公司、明黎少芬连带支付律师费229300元及利息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1月20起暂计至4月21日止的利息为3067元）；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公正转递费均由亿通公司、明黎少芬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23日，明黎少芬作为甲方与德恒所签订了德恒深民代字[2010]第419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孙春银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委托德恒所律师参与该案再审程序的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第1款第（1）项约定，首期代理费4万元整，甲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三日内支付（该款无论案件结果如何均不退还）；第（2）项约定，若法院再审立案，甲方应在接到立案裁定书之日三日内支付律师费13万元；第（3）项约定，若法院终审改判甲方胜诉，则甲方应当按胜诉部分（即孙X银起诉的金额减去法院判决甲方应当承担的金额）的30%向甲方支付律师代理费。该律师费应当扣除（1）（2）已经支付的17万元。甲方应当在接到终审判决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乙方支付完毕。第四条第2款约定，异地办案的差旅费及等相关部门收取的费用、资料复制费由甲方负担。上述费用按乙方提供的票据报销支付。2011年1月27日，亿通公司出具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陈X球见证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德恒所于莉、韦X宣律师在亿通公司与孙X银借款纠纷再审（包括一审和二审）一案中，作为其诉讼代理人。该《授权委托书》落款处有亿通公司及其授权代表即明黎少芬签章，附件7为亿通公司董事会决议，决定指派董事明黎少芬全权负责指示国内律师就孙X银与刘X辉于国内诉亿通公司二案提出再审申请，申请的费用由董事明黎少芬垫支。
2011年7月14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江中法立民申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亿通公司的再审申请。该裁定书列明再审申请人为亿通公司，授权代表为明黎少芬，委托代理人为德恒所于莉、韦X宣律师，被申请人为孙X银，原审被告为渔港公司。2012年6月14日，江门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江检民抗字（2012）5号民事抗诉书，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请求再审。2012年7月18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江中法民抗字第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提审并在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2年12月27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江中民再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09）江海线法民一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前述两份裁定书列明申诉人为亿通公司，授权代表为明黎少芬，委托代理人为德恒所于莉、韦小宣律师，被申诉人为孙X银，原审被告为渔X公司。2014年6月6日，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江海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孙X银的全部诉讼请求。孙X银不服，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12月18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江中法民一终字第5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前述两份判决书列原告/上诉人为孙X银，被告/被上诉人为亿通公司，授权代表为明黎少芬，委托代理人为德恒所于莉、韦小宣律师，被告/被上诉人为渔X公司。
2015年1月14日12:33许，德恒所韦X宣律师向收件人明太（即明黎少芬）发出主题为“律师费收费通知”的电邮，注明附件包括：1.律师费收费通知2份；2.利息计算表2份；3.律师费收费说明；4.判决书2份。德恒所主张以孙X银起诉本金533300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08年10月20日计至终审判决之日止的利息（见附表）为计费基数，主张亿通公司、明黎少芬应支付的律师费为399300元[（533300元+797600元）×30%]。2015年2月4日，亿通公司书面回复德恒所韦小宣律师，回复内容大致如下：代理合同第四条之3清楚说明收费是以原诉人起诉之金额为准，刘X辉起诉的金额利息是48932.8元和孙X银利息是10225元合计是59157.8元之30%=17747.34元。明黎少芬女士既已代亿通公司付给了德恒所370000元。根据合同，德恒所要扣除17747.34元后把多给的352252.66元归还亿通公司。至于德恒所的计算方式与双方签署的合同不符合，亿通公司无法认同。若不是德恒所所提供的合同亦算合理，亿通公司才不会通过议决授权。
另查明，2010年12月10日，明黎少芬作为甲方与德恒所签订的德恒深行政代字[2010]第020号《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曾X江行政纠纷一案，特委托德恒所律师代理参与该案诉讼程序。《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1款第（1）项约定，前期准备工作阶段德恒所共向甲方收取律师费20万元；第（2）项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包括因此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阶段，德恒所再向甲方收取律师费40万元。上述两笔款项共60万元，甲方应在该合同签订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至德恒所指定的银行账户。若因甲方原因无法提供本案所需的证据材料导致德恒所无法进行第二阶段工作，德恒所退回预收的律师费40万元给甲方。第五条第3款约定，该案相关部门收取的费用、资料复制费以及德恒所律师为办理甲方委托事项实际开支的必要费用（包括德恒所律师离开深圳的交通费、住宿费等）由甲方负担。上述费用甲方按乙方提供的票据报销支付。2010年12月13日，明黎少芬向德恒所分别支付60万元、5万元。2011年7月6日，明黎少芬与德恒所签订了德恒行政代字（2010）020-2号补充协议约定：一、依据德恒深行代字[2010]第020号《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1-（2）的约定，双方协商终止该代理合同。二、依据该合同，德恒所共收取甲方律师费601672.88元，其中：案件准备阶段已收取律师费20万元（发票号为：00020314），其余401672.88元现作如下安排：（1）支付德恒深顾字（2011）第104号《法律顾问合同》的律师费21250元（发票号：02413063）；（2）预付德恒深民代字[2010]第415号《委托代理合同》（刘广辉再审案）律师费15万元；（3）预付德恒深民代字第[2010]第419号《委托代理合同》（孙X银再审案）律师费13万元。（4）余款100422.88元退回甲方。明黎少芬在落款处签名，另于2011年7月18日手写注明：同意上述退款以现金方式领取，已领取现金支票壹张（支票号91149336）。2014年6月26日，德恒所韦X宣律师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明黎少芬交来2万元整，用于刘、孙两案办案之费用。本案庭审中，双方确认明黎少芬已向德恒所支付首期代理费4万元，第二期律师费13万元从德恒深行代字[2010]第020号《委托代理合同》预付的60万元中转入。双方确认德恒所已完成涉案《委托代理合同》项下的委托事项。德恒所收取的4万、13万元律师费，均向明黎少芬开具了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涉港委托合同纠纷，明黎少芬虽对本院管辖审理本案有异议，但该异议不能成立，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明黎少芬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并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焦点为：一、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委托代理合同》的委托方是明黎少芬还是亿通公司；二、《委托代理合同》效力如何；三、如何理解《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第1项第（3）款的约定。
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明确记载委托方为明黎少芬，而根据委托事项及2011年1月27日亿通公司向德恒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含董事会决议）、2015年2月4日亿通公司致德恒所韦律师的书面回复可知，《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委托方应系亿通公司，明黎少芬系亿通公司的授权代表，代表亿通公司在《委托代理合同》上签字。德恒所选择列《委托代理合同》名义委托方即明黎少芬及实际委托方亿通公司为共同被告是其诉讼权利，亿通公司关于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委托代理合同》的实际委托方为亿通公司，因此，《委托代理合同》中甲方的权利义务应由亿通公司承受，明黎少芬虽然垫支了律师费，但该事项属于其与亿通公司的内部关系，明黎少芬无需对外向德恒所承担责任。德恒所关于明黎少芬连带支付律师费的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从亿通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含董事会决议）、书面回复等行为可以推断，亿通公司知悉委托事宜且对《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不持异议，其仅对《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第1项第（3）款律师费的计算方式有不同理解，亿通公司的前述行为构成追认。因此，涉案《委托代理合同》自实际委托方即亿通公司的授权代表明黎少芬签字、亿通公司董事会决议指派明黎少芬负责，且德恒所盖章之日起生效。被告辩称《委托代理合同》未经追认而效力待定，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粤价[2006]298号）第十一条的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属于风险代理收费约定，该条第1项第（3）款约定的比例未超出前述规定。因此，《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三，德恒所认为应系“孙X银起诉的金额”（即本金533300元及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减去“法院判决亿通公司应承担的金额”（即0元）乘以30%，再减去“第四条第1项第（1）、（2）款费用”（即前期律师费17万元），得出229300元；被告认为应按《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计件收费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第1项第（3）款的约定，关于“胜诉部分”已有明确解释，即孙X银起诉的金额减去法院判决甲方应当承担的金额的30%，扣除已经支付的17万元。《委托代理合同》所涉及的原告即孙春银，其起诉金额为借款本金53330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2008年10月20日计至清偿之日止），而该案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终审判决驳回孙X银的诉讼请求，即至该案终审判决之日，亿通公司应承担的金额方确定为0元。据此，德恒所以孙X银起诉本金533300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2008年10月20日计至终审判决之日止的利息（见附表）为计费基数有事实和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亿通公司应支付的律师费为399300元[（533300元+797600元）×30%]。关于德恒所韦X宣律师于2014年6月26日收取的办案费2万元，德恒所认为系预支的办案费，被告认为办案费应提供相关票据方能报销，主张其中1万元应视为用于支付孙X银案律师费，另1万元视为用于支付刘X辉案律师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办案费由被告负担，按德恒所提供的票据报销支付。现德恒所主张前述2万元系预支的办案费，因德恒所未能提供票据证明实际支出，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德恒所主张，德恒所实际办案费可根据票据另行向被告主张。被告关于2万元的分配主张系其自行处分的权利，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应视为已支付律师费部分。
综上，在德恒所依约办理完毕委托事项之后，亿通公司应依约向德恒所支付风险部分的律师费39930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前期律师费17万元及预支费用1万元，其还应向德恒所支付219300元，但其至今未付，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支付律师费及相应利息的责任。对于利息的起算时间，被告于2015年1月14日接到德恒所发出的终审判决书，应于接到之日起五日内向德恒所支付前述律师费，德恒所主张自2015年1月2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妥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外，德恒所还主张被告要承担公证转递费1370.6港元，一审法院认为，德恒所在本案涉港纠纷中就诉讼主体资格证明材料、授权材料等支付的公证费用，是其履行自己诉讼程序义务的行为，应由自己承担。德恒所主张由被告承担，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德恒所的诉求基本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亿通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德恒所支付律师费219300元及利息（利息以219300元为本金，从2015年1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日止）；二、驳回德恒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86元、保全费1681.83元，合计6467.83元，由德恒所负担284.58元，亿通公司负担6183.25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明黎少芬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亿通公司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成立的企业，因此本案为涉港委托合同纠纷。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深圳市，一审法院依法对本案拥有管辖权。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的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亿通公司是否系涉案合同的当事人；2、涉案合同约定的律师收费标准是否过高。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虽然《委托代理合同》中的委托方和签字人为明黎少芬，但依据德恒所提供的亿通公司《授权委托书》、董事会决议及书面复函，足以证明涉案合同的实际委托人为亿通公司，且亿通公司对《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是明知和没有异议的；明黎少芬是亿通公司的全权授权代表，其在代理权限内以自己的名义与德恒所签约，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依法应由亿通公司承担。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亿通公司承担涉案的律师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亿通公司上诉主张其不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一审判决其支付律师费依据不足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粤价[2006]298号）第十一条规定，“风险代理收费是指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只收取基础费用，其余服务报酬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服务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约定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的内容也符合上述规定，更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有效，亿通公司理应按该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律师费的义务。亿通公司上诉主张德恒所收费标准明显过高、涉案合同为格式合同、委托的事项与其不存在直接利益、德恒所存在恶意欺诈，均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亿通公司上诉无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89.5元，由上诉人亿通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乐 乐
审判员 邱 明 演
审判员 林 建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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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
书记员 李缓（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