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12刑初336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宁波盛科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郁家村，法定代表人夏楚贵。
诉讼代表人胡庆华，女，1976年11月14日出生，宁波盛科化工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单位宁波夏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郁家村，法定代表人于萍。
诉讼代表人罗应坤，男，1963年8月5日出生，宁波夏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员工。
诉讼代表人胡良芳，女，1962年6月16日出生，宁波夏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单位宁波农威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达巷253号716号，法定代表人夏楚贵。
诉讼代表人陈波银，男，1988年11月3日出生，宁波农威化工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单位温州智谷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浙江省温州市瓯海仙岩街道二工业区1号，法定代表人彭皓。
诉讼代表人刘松涛，男，1976年12月18日出生，温州智谷包装有限公司股东。
诉讼代表人杨仕兵，男，1976年2月21日出生，温州智谷包装有限公司股东。
被告人夏楚贵，男，1961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宁波盛科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农威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浙江省。因涉嫌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2016年8月7日被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日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被逮捕，现羁押于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
辩护人董浩樑，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吴群恺，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于萍，女，1963年4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宁波夏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浙江省。因涉嫌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2016年4月1日被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5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周奇嵩，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彭皓，男，1978年7月19日出生于温州市鹿城区，汉族，大专文化，温州智谷包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因涉嫌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于2016年5月12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黄润生，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曾国艳，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甬鄞检刑诉〔2017〕2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宁波盛某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夏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农某化工有限公司、被告人夏楚贵、于萍犯非法经营罪，被告单位宁波盛某化工有限公司、温州智谷包装有限公司、被告人夏楚贵、彭皓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于2017年4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同年7月4日，公诉机关要求对本案进行补充侦查，本院于同年7月7日决定延期审理。同年8月6日，公诉机关补充侦查完毕，要求恢复法庭审理，本院于同日决定恢复法庭审理���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某1、卢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宁波盛某化工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胡庆华、宁波夏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罗应坤、胡良芳、宁波农某化工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陈某2、温州智谷包装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刘松涛、杨仕兵、被告人夏楚贵及其辩护人董浩樑、被告人于萍及其辩护人周奇嵩、被告人彭皓及其辩护人黄润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非法经营
被告人夏楚贵、于萍分别于2005年、2011年、2013年注册成立了宁波盛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某公司）、宁波夏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某公司）、宁波农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某公司）从事农药、化工、肥料类产品的经营。上述公司系“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其中夏某公司主要负责化工产品及制剂的生产和销售，盛某公司、农某公司主要负责农药的外贸销售，被告人夏楚贵任某公司、农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原材料的采购及对外销售，被告人于萍任夏某公司监事，主要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及管理。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被告单位夏某公司、盛某公司、农某公司在未取得农药登记证的情况下，生产农药或将采购来的农药在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定桥路3号的厂房进行分装后用于出口销售，非法经营数额共计220万余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被告单位夏某公司、盛某公司、农某公司以提供主要原料的形式要求陕西恒润化工有限公司加工生产200升铁桶装的3%氯虫苯甲酰胺加8%噻虫嗪悬浮液40余吨、200升铁桶装的12%氯虫苯甲酰胺加8%氟虫腈悬浮液600公斤，并在公司车间内分装成小瓶后用于出口销售。其中主要原材料价值106余万元，加工费用32万元，共计价值138万余元。
2、2014年2月至2016年1月，被告单位夏某公司分两次向百农思达（北京）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进购25公斤纸板桶装噻虫嗪20%+康宽20%颗粒剂共计750公斤，并在公司车间内分包成3克装的小袋用于出口销售，价值共计11万余元。
3、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被告单位夏某公司进购了大桶装阿某菌素乳液（外包装AWELL）约12.5吨，并在公司车间内分装成小瓶后用于出口销售，价值共计22万余元。
4、2015年6月至2016年3月，被告夏某公司进购大桶装的精噁唑禾草灵7.5%水乳剂（外包装AVATAR）共计13吨，并在公司车间内分包成小包装后用于出口销售，共计价值26万余元。
5、2016年1月，被告单位夏某公司向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购甲霜锰锌农药（甲霜灵8%+代森��锌64%WP可湿性粉剂）1吨，并在公司车间分包成外包装为FUNGUS的70克小袋装准备用于出口销售，共计价值2.4万余元。
6、2016年3月，被告单位夏某公司生产含有复硝酚钠的农药（标识Ferti-King）16余吨，共计价值21万余元。
经鉴定，上述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氟虫腈及其组成的混合物、甲霜锰锌、阿某菌素、精噁唑禾草灵7.5%水乳剂、复硝酚钠均为农药。
二、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
2015年12月，被告人夏楚贵作为被告单位盛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syngenta”注册商标所有权人先正达公司许可，委托被告单位智谷公司为其生产印制带有“syngenta”注册商标标识的塑料包装卷膜。被告人彭皓作为被告单位智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知“syngenta”系注册商标，在被告单位盛某公司未提供授权的情况下，仍承接业务为被告单位盛某���司非法印制带有“syngenta”注册商标标识的塑料包装卷膜共计530公斤，合计标识个数44万余个，价值约1.8万余元。
2016年3月31日10时许，侦查人员接举报对盛科公司、夏滕公司、农威公司的实际经营地点（鄞州区姜山镇定桥路3号）进行检查，并通知上述公司主要负责人于萍。被告人于萍于当日中午12时许赶到公司后被民警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讯问。同年5月12日15时许，被告人彭皓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于同年12月30日与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达成民事赔偿的和解协议，并获得了该公司的谅解。同年7月31日，被告人夏楚贵在柬埔寨王国餐厅门口被抓获。
为证实以上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身份信息、扣押清单、出库单、《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营业执照、证人樊某、刘某1、赵某看等人的证言、浙江省化工产品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宁波市农业局关于农药成分性质认定的函、搜查笔录、称量记录、辨认笔录及照片、被告人夏楚贵、于萍、彭皓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夏某公司、盛某公司、农某公司违反国家农药管理法律法规，在未取得农药登记证的情况下生产、分装农药产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被告人夏楚贵、于萍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百三十一条，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单位盛某公司、智谷公司非法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夏楚贵、彭皓分别系两家被告单位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应当以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追究其刑事���任。被告单位盛某公司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夏楚贵在判决宣告前犯数罪，被告单位智谷公司及被告人彭皓有自首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单位夏某公司、农某公司、盛某公司、智谷公司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夏楚贵对起诉书指控的非法经营的罪名有异议，对非法经营的六节事实无异议，对起诉书指控的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的罪名和事实均有异议。夏楚贵辩称：一、如公司在国内内销需要农药登记证，但其产品用于出口，不需要农药登记证。农药是具有农药登记证的化工产品，农药登记证是化工产品成为农药的身份证，只有具有农药登记证的产品才是农药，而其生产的只是可以作为农药的化工产品而非农药。二、标注了“syngenta”注册商标标识��塑料包装卷膜并非其让智谷公司生产，是柬埔寨一家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与被告人彭皓进行商谈，与其没有关系，其只是代柬埔寨公司付款，付款后柬埔寨公司再将款项支付给其。
被告人夏楚贵的辩护人辩护称：一、关于非法经营罪，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没有意见，对于法律适用和涉案情节有意见。1、根据《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生产农药和进口农药，必须进行登记。被告单位的业务是出口销售，并不需要农药登记证，只需要相应出口证明即可。在国内分装但全部用于出口的农药，客观上分装的农药没有用于国内销售和使用，就非法经营罪的构罪要件来说，实际上本案并不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形，至少不存在扰乱国内市场秩序的行为。涉案行为应当属于行政处罚范畴，不构成刑事犯罪。2、尽管《农药管理条例》将原药生产、制剂加工和分装，都认��为生产行为，并规定必须进行登记，但分装行为相比于生产和加工行为情节轻微，且被告单位分包的产品占经营额不到1%，希望量刑从轻。3、起诉书中将Ferti-
king产品认定为农药存在问题。4、起诉书指控非法经营所涉产品，均是按成本价或者按实际价值进行计算，没有获利数额，而本案所涉的非法经营行为确实不存在获利情形，没有非法所得，请法庭在量刑时酌情考虑。二、关于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均有异议。1、根据公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应当推断制造的是柬埔寨的商标标识，因柬埔寨的注册商标不受中国法律保护，本案不构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2、如公诉人认为涉案行为侵犯的是国内的注册商标标识，本案也不构罪。因为商标具有地域性，涉案标识并不在中国大陆境内使用，而是在柬埔寨使用，在我国境内不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不受我国商标法保护；涉案包装上作为商标标识的是“Actara”标识，而非“syngenta”标识，“syngenta”标识标注在右下角且字体明显小于“Actara”标识，并不显著，上述两标识的权利人均为先正达公司，先正达公司在柬埔寨注册的是“Actara”而非“syngenta”，涉案包装也是用于柬埔寨的商业活动中，故涉案包装上的商标标识是“Actara”而非“syngenta”；先正达公司在第20类2002小类的塑料容器、塑料容器盖的商品类别上注册“syngenta”商标于2012年6月14日注册公告，在20类2002小类的塑料包装容器、木质或塑料制箱、育苗穴盘商品类别上注册“syngenta”商标于2016年6月7日注册公告，该注册公告日期在本案案发之后，不具有溯及力，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包装上的“syngenta”标识是使用在与先正达公司“syngenta”注册商标核准的同一类商品类别上，而刑��对于注册商标的保护仅限于在相同的商品类别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标识的行为。3、涉案的外包装样版由柬埔寨客户提供给柬埔寨公司，并由柬埔寨公司直接发送给智谷公司，被告人夏楚贵自始自终都不知道包装样版上含有先正达注册商标。被告人夏楚贵尽管系被告单位盛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主观上对于委托智谷公司印制带有“syngenta”标识的塑料包装卷膜并不知情，不存在非法制造商标标识的故意，不能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来承担刑事责任。4、起诉书认定数量为44万个，依据的是被告人彭皓的笔录及称重记录，没有具体实物佐证，而称重记录见证人被告人彭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该称重记录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不应予以采用；根据查扣清单，实际查扣的重量为104.3公斤，对于公安机关认定的482公斤，中间差额部分去向不明，即使认定，也应该���照104公斤重量计算，数量应该不到9万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彭皓曾供述每个塑料卷膜重4克多，按照查扣总重量计算，数量在2万个左右，仅达到构罪标准。三、被告人夏楚贵硕士毕业，曾在高校任教，系高级知识分子，无任何前科，对宁波的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请量刑时予以考虑。另被告人夏楚贵还有检举揭发情节，请法庭予以核实。
被告人于萍对起诉书指控的非法经营罪的罪名和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于萍的辩护人辩护称：一、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非法经营罪的罪名及起诉书指控的非法经营罪的五节事实无异议，但起诉书指控的非法经营罪的第六节事实中，涉及的复硝酚钠不属于农药范畴，价值21万元的非法经营数额应当在犯罪总金额中予以扣除。控方检测报告中受检主体为盛某公司，而指控主体为夏某公司，两者不一致。参��百度百科，复硝酚钠的化学成份为：5-硝基愈创木酚钠、邻硝基苯酚钠、对硝基苯酚钠组成的混合晶体，含量纯度为95%、98%，但送检样品是液体，且在检测报告中只检出了0.2%的5-硝基愈创木酚钠和0.6%的对硝基苯酚，并未检测出邻硝基苯酚钠成分，不应当纳入农药范畴。宁波市农业局并不具有农药性质成分的认定资格，且在初步调查案件时，农业局执法人员全程参与检查，其所作的结论不具有独立性，农业局出具的农药认定函件不具有证明效力。涉案的复硝酚钠仅是盛某公司生产的化肥添加剂，属于植物生长调节剂，不属于农药范畴。退一步讲，即使按照目前我国规定将该类添加剂纳入农药管理范畴，但因盛某公司生产的化肥中添加的复硝酚钠量少，至多只能说是化肥中含有农药成分，但不能将该化肥认定为农药。即便此类添加剂为农药，它不仅不是有毒有害的禁药，反而是国际推广的好药，根据《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对象范畴是国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的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或者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原料，情节严重的才以刑法第225条的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而本案当事人所使用的添加剂不在上述范畴，故公诉机关认定的第六节事实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二、被告单位从农药企业购得大包装农药分解成小包装农药，其危害性不同于无证生产农药，小包装农药也全部出口，并不在国内销售，社会危害性较小，希望从轻处罚。三、被告人于萍在2016年3月31日接到侦查人员到场配合检查通知后，在公安机关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并且明知公安人员在工厂的情况下主动到场，应认定为被告人主动到案。公安机关当时所掌握的是假冒商标的事实，并未掌握非法经营的事实，被告人于萍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未掌握的非法经营部分事实，客观上对分包装的事实作了交代，应认定被告人于萍有自首情节。被告人于萍还有坦白情节，在法庭上自愿认罪并愿意接受处罚，且被告人于萍系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除本案外一直遵纪守法，犯罪主观恶性不深，希望依法从轻处罚，请求对被告人于萍处以缓刑。
被告人彭皓对起诉书指控的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的罪名和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彭皓的辩护人辩护称：对公诉机关指控彭皓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无异议，但被告人彭皓犯罪的主观恶性不大，不存在直接的犯罪故意，如果存在犯罪故意的话也属于间接故意，存在疏忽大意。因为被告人彭皓当初跟宁波公司合作之前是有商标授权的，当时授权比较含糊，现在也找不到了。本案涉及的标识及包装袋上的内容是外文，文字识别难度较大。其次，本案在客观上并没造成严重的后果，没有给先正达公司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虽然涉及的数量认定为巨大，但不能仅仅根据数量来量刑，本案的标识40万个价值才18000元，单纯以数量来量刑并不科学。最后，被告人彭皓具有法定的减轻情节，属于自首，也取得了商标权利人先正达公司的谅解，希望法庭考虑对被告人彭皓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非法经营
被告人夏楚贵、于萍分别于2005年、2011年、2013年注册成立了宁波盛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某公司）、宁波夏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某公司）、宁波农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某公司）从事农药、化工、肥料类产品的经营。上述公司系“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其中夏某公司主要负责化工产品及制剂的生产和销售，盛某公司、农某公司主要负责农药的外贸销售，被告人夏楚贵任某公司、农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原材料的采购及对外销售，被告人于萍任夏某公司监事，主要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及管理。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被告单位夏某公司、盛某公司、农某公司在未取得农药登记证的情况下，生产农药或将采购来的农药在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定桥路3号的厂房进行分装后用于出口销售，经营数额共计220万余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被告单位夏某公司、盛某公司、农某公司以提供主要原料的形式要求陕西恒润化工有限公司加工生产200升铁桶装的3%氯虫苯甲酰胺加8%噻虫嗪悬浮液40余吨、200升铁桶装的12%氯虫苯甲酰胺加8%氟虫腈悬浮液600公斤，并在公司车间内分装成小瓶后用于出口销售。其中主要原材料价值106余万元，加工费用32万���，共计价值138万余元。
2、2014年2月至2016年1月，被告单位夏某公司先后向百农思达（北京）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及百农思达（北京）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进购25公斤纸板桶装噻虫嗪20%+康宽20%颗粒剂共计750公斤，并在公司车间内分包成3克装的小袋用于出口销售，价值共计11万余元。
3、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被告单位夏某公司进购了大桶装阿某菌素乳液（外包装AWELL）约12.5吨，并在公司车间内分装成小瓶后用于出口销售，价值共计22万余元。
4、2015年6月至2016年3月，被告夏某公司进购大桶装的精噁唑禾草灵7.5%水乳剂（外包装AVATAR）共计13吨，并在公司车间内分包成小包装后用于出口销售，共计价值26万余元。
5、2016年1月，被告单位夏某公司向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购甲霜锰锌农药（甲霜灵8%+代森锰锌64%WP可湿性粉剂）1吨，并在公司车间分包成外包装为FUNGUS的70克小袋装准备用于出口销售，共计价值2.4万余元。
6、2016年3月，被告单位夏某公司生产含有复硝酚钠的农药（标识Ferti-King）16余吨，共计价值21万余元。
经鉴定，上述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氟虫腈及其组成的混合物、甲霜锰锌、阿某菌素、精噁唑禾草灵7.5%水乳剂、复硝酚钠均为农药。
二、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
2015年12月，被告人夏楚贵作为被告单位盛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经“syngenta”注册商标所有权人先正达公司许可，委托被告单位智谷公司为其生产印制带有“syngenta”注册商标标识的塑料包装卷膜。被告人彭皓作为被告单位智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知“syngenta”系注册商标，在被告单位盛某公司未提供授权的情况下，仍承接业务为被告单位盛某公司非法���制带有“syngenta”注册商标标识的塑料包装卷膜共计500公斤，合计标识个数40余万个，价值约1.8万余元。
“syngenta”注册商标的权利人为瑞士公司SYNGENTAPARTICIPATIONSAG,核定使用的商品包含兽药和卫生用品，消毒剂，灭有害动物制品，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NEMATICIDE，RODEN.TICIDE，种籽媒染剂，昆虫生长调节剂，植物防病剂，提高植物和种籽抗虫，寄生虫和野草能力的制剂（截止）。SYNGENTAPARTICIPATIONSAG授权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代理在中国申请或已注册的知识产权受侵害及不正当竞争或受到其他侵害案件。2016年12月30日，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出具谅解书，鉴于被告单位智谷公司和被告人彭皓已就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支付了赔偿款，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对被告单位智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彭皓的侵权行为表示谅解，希望司法机关��轻、从宽处理。
2016年3月30日，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接到举报称盛某公司存在假冒注册商标进行生产经营行为，次日上午10时许，办案民警赶到盛某公司进行检查，并通知该公司主要负责人于萍。于萍在中午12时赶到公司，后民警将其传唤至姜某派出所进行询问。2016年5月12日15时许，被告人彭皓到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投案自首。2016年7月31日21时许，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民警在柬埔寨当地警方配合下在柬埔寨餐厅门口将被告人夏楚贵抓获，于同年8月7日押解回国。
公安机关依法扣押FUNGUS14235包、Ferti-
king13803瓶，Awell3204瓶，编号为6的液体360瓶，Autonic3桶，电脑主机10台，笔记本电脑1台，Kankun包装物2700个，Altara包装物29430个，Actara包装物104.3kg,包装物4000个，AWELL8500个，硫双威1200个，霉威500个，Aonad8000个，盛威37500个，仓库单、入库单、领料单59本、未成册出库单、入库单19份、员工考勤记录2本，产品购销合同2份，kansai86箱加10桶，killer3箱加15瓶。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企业注册情况及公司章程，证明被告单位夏某公司、盛某公司、农某公司的企业信息及负责人情况的事实。
2、出库单及归纳清单、考勤登记表，证明涉案非法经营农药的数额以及被告单位进行农药分装的事实。
3、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证明涉案扣押产品的数额。
4、海关报关清单，证明涉案农药的出口报关价格的事实。
5、搜查笔录、提取经过，证明扣押产品及鉴定样品来源于被告单位夏某公司、盛某公司、农某公司位于厂房的事实。
6、鉴定意见，证明对涉案扣押送检产品化学成分的含量进行了相关检测的事实。
7、宁波市农业局关于农药成分性质的认定函，证明涉案产品中含有的成分属于农药的事实。
8、供货单位证人樊某、王某1证言，陕西恒润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农药登记证、配方附件、发货单、记账凭证、收据、证明、银行承兑汇票等，证明被告单位盛某公司、夏某公司、农某公司委托他人加工生产3%氯虫苯甲酰胺加8%噻虫嗪悬浮液、12%氯虫苯甲酰胺加8%氟虫腈悬浮液的事实。
9、供货单位证人刘某1、刘某2证言，山东百农思达（北京）农用化学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农药登记证、材料生产领用单、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银行承兑汇票等，证明被告单位夏某公司购买噻虫嗪20%+康宽20%颗粒剂的事实。
10、供货单位证人吴某1证言，江苏托球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等，��明被告单位夏某公司、农某公司购买噻虫嗪和氟虫腈的事实。
11、证人毛某1证言，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合同、托运单，证明被告单位夏某公司购买甲霜锰锌农药的事实。
12、证人崔某证言，河北省石家庄禾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产品购销合同、加工合同、托运合同，证明被告单位夏某公司购买阿某菌素乳液的事实。
13、证人高某证言，南京禾源化学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收货记录，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证明被告夏某公司购买50%王铜可湿性粉剂的事实。
14、证人叶某证言，江苏省盐城市格圣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银行承兑汇票、进仓通知等，证明被告单位夏某公司购买12%多效唑可湿性粉剂的事实。
15、被告单位盛某公司、夏某公司、农某公司员工吴某2、梅某、熊某���丁某、赵某看、胡良芳、胡庆华、陈波银、余某、罗应坤、王某2、戴妃妃等证言，证明三个被告单位之间的关系，公司负责人是夏楚贵和于萍，公司主要生产经营范围以及公司分装农药情况等事实。
16、证人张某1证言、房屋租赁合同，证明被告单位夏某公司、农某公司、盛某公司租赁厂房以及从2014年3月份搬入开始生产的事实。
17、被告人夏楚贵、于萍关于非法经营的供述和辩解，证明被告人供述和起诉书认定的非法经营的事实相符。
18、先正达公司出具的证明、商标证书、认证文件、先正达公司谅解书，证明“ｓｙｎｇｅｎｔａ”注册商标的权利人为瑞士公司ＳＹＮＧＥＮＴＡ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ＡＧ的事实，以及被告人彭皓获得先正达公司谅解的事实。
19、称量记录，证明标注“ｓｙｎｇｅｎｔａ”注册商标标识的重量。
20、证人应某、廖某证言，证明被告单位曾委托他人印制注册商标的事实。
21、证人杨仕兵证言，其陈述系智谷公司的股东，盛某公司与智谷公司合作了好几年，平时是法定代表人彭皓和对方公司联系；智谷公司给盛某公司做过的产品有很多，与盛某公司的每笔业务都记录在生产单据及对账单上，根据生产单据显示，智谷公司在2015年12月生产完成了一批1克装Actara的卷膜共528.5公斤，根据车间找到的剩下产品，卷膜右下角还有“syngenta”的注册商标，证明被告盛某公司委托生产标注“ｓｙｎｇｅｎｔａ”注册商标标识的塑料卷膜的事实。
22、被告单位智谷公司的营业执照、对账单、印刷样品，证明被告单位智谷公司为被告单位盛某公司印制带“ｓｙｎｇｅｎｔａ”注册商标标识塑料卷膜的事实。
23、被告人彭皓关于���制塑料卷膜的供述，其陈述在2015年12月份，盛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楚贵委托智谷公司印制带有“Actara”和“syngenta”注册商标的塑料包装卷膜，智谷公司共印制了528.5公斤的卷膜；包装袋的规格是1克装的，所以分量比较轻，根据警察称重，每个1克装包装袋重1.08克，算下来一共是446574个包装卷膜；之前智谷公司帮盛某公司印制包装，包装上的标识大多都带有他们公司自己注册的K字商标，以前给过商标授权委托，这次印制时夏楚贵没有给，其疏忽了也没有仔细去看；夏楚贵名下有好几家公司，经常与其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是盛某公司和夏某公司。该供述证明了被告单位盛某公司负责人夏楚贵委托智谷公司生产塑料卷膜的事实。
24、被告人夏楚贵关于印制塑料卷膜的供述，其陈述柬埔寨的一家客户单位要求其公司分装一些产品，当时提供给其的样式是柬埔寨��的，其当时也没有注意，就委托给温州一家做卷膜的公司，公司名称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这家单位的老板叫彭皓，之后就委托该公司生产了带有先正达公司注册商标的塑料卷膜，具体这些塑料卷膜是否有一部分已经到了柬埔寨现在记不清楚了；其订购了500公斤的25%噻虫嗪农药，由其公司的员工分包在1克装的卷膜内；2015年底的时候，其在柬埔寨的客户委托其生产一批二百公斤的噻虫嗪产品，并且将他要求的包装规格都发送给其，包装是1克装的塑料卷膜，算下来大概是20万个，其就委托温州智谷公司生产了，他们公司老板彭皓说只生产20万个成本太高，其就让他们生产了40万个左右，也就是500公斤。金额大概1万多元；这笔业务其是直接和他们公司的老板彭皓联系的。证明了被告单位盛某公司负责人夏楚贵委托智谷公司生产塑料卷膜的事实。
25、被告人��萍关于印制塑料卷膜的供述，其陈述那些包装材料的生产都是其老公和包装公司联系的，货发到其公司后，其再根据其老公发的订单需要分包产品。这个带有“Actara”的1克装的卷膜，其是用来包装25%的噻虫嗪可湿性粉剂，大概2016年1月至3月，员工一共包装了400公斤左右的产品，这些包装的产品都已经出口了。证明了被告单位盛某公司负责人夏楚贵委托智谷公司生产塑料卷膜，以及部分卷膜已经用于包装农药出口的事实。
26、报案人黄霖证言、报案材料、营业执照、授权书、商标注册证、发明专利证书、农药登记证等，证明杜邦公司报案经过的事实。
27、被告人彭皓、夏楚贵、于萍身份情况、抓获经过等，证明案发经过。
关于被告单位盛某公司、夏某公司、农某公司、智谷公司、被告人夏楚贵、于萍、彭皓及其辩护人分别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对于被告人夏楚贵及其辩护人关于其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辩解。本院认为，根据《农药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实行农药登记制度，生产农药必须进行登记；国家实行农药生产许可制度，农药生产（包括分装）企业，应当申请农药生产许可证；国家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农药经营单位应当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可见，在我国境内生产、经营农药，必须取得相关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被告单位夏某公司、农某公司、盛某公司在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工厂内对农药产品进行分包，分包亦属于农药生产的一种，至于其分装的产品是内销还是出口，并不影响其非法经营农药的性质。被告单位夏某公司、农某公司、盛某公司分装的农药产品价值在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关于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夏楚贵还辩称农药只有取得农药登记证才属于农药，其生产的只是可以作为农药的化工产品而非农药，该辩解混淆了农药登记制度与农药概念之间的关系。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二条对于农药的定义，农药之所以构成农药是依其对于农作物的作用，上述被告单位分装的产品中含有的氯虫苯甲酰胺、噻虫嗪、氟虫腈及其组成的混合物、甲霜锰锌、阿某菌素、精噁唑禾草灵7.5%水乳剂、复硝酚钠等，经鉴定均为农药，符合农药的定义，且被告人夏楚贵在庭审中供述其出口的涉案产品外商也是拿去做农药用的，故能够认定上述三家被告单位分装的系农药产品。对被告人夏楚贵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辩解不予采纳。此外，被告人夏楚贵的辩护人还提出查扣物品的公司名称为夏某公司而委托鉴定涉及的公司名称为���某公司，两者不能对应。经查，被告单位夏某公司、盛某公司、农某公司系“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公司经营地址也在同一地点，目前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侦查人员查扣并提取的样品与委托鉴定的系同一物品，而标注的公司名称不一致并不影响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对于被告人于萍的辩护人关于复硝酚钠不属于农药，起诉书认定的非法经营第六节事实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单位夏某公司生产的产品Ferti-
King中经检测含有复硝酸酚钠（对硝基酚钠和5-硝基愈创木酚钠）成分，经宁波市农业局认定，该产品应属于《农药管理条例》第二条所称的农药。而农业局属于主管农业生产的行政部门，其对农药作出的认定具有权威性，即便农业局人员曾参与前期的初步调查工作，也属于配合公安机关履行自身行政职能，不影响其对农药认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对于被告人于萍的辩护人关于于萍构成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自首是指犯罪以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在本案中，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接到举报称盛某公司存在假冒注册商标进行生产经营行为，办案民警赶到盛某公司进行检查，并通知该公司主要负责人于萍，于萍在当日中午赶到公司，后民警将其传唤至姜某派出所进行询问。被告人于萍到公安机关后，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非法经营的犯罪事实，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自首，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四、对于被告人夏楚贵及其辩护人关于夏楚贵不知晓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事宜，被告人夏楚贵并不构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夏楚贵在侦查阶段多次供述了曾委托智谷公司生产涉案塑料卷膜的事实，被告人夏楚贵和被告人于萍关于涉案塑料卷膜加工问题的供述基本一致，能够与被告人彭皓的供述以及证人杨仕兵的证言相印证，且在被告人夏楚贵的公司内发现了剩余的塑料卷膜，足以认定带“syngenta”注册商标标识的塑料卷膜系被告人夏楚贵与被告人彭皓联系印制的事实，被告人夏楚贵关于其并不知情的辩解缺乏证据支持。被告人夏楚贵作为被告单位盛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委托被告单位智谷公司生产带有他人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商标标识的塑料卷膜，该行为符合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的构成要件，故对于上述被告人夏楚贵的辩解意见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五、对于被告人夏楚贵的辩护人关于塑料卷膜的数量应按照实际查扣的重量104公斤以及被告人彭皓曾经供述的每个卷膜4克多计算，数��在2万个左右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夏楚贵在供述中曾确认塑料卷膜印制数量为40万个左右，500公斤，用于包装噻虫嗪产品，该供述能够与被告人彭皓所作的供述以及被告单位智谷公司提供的对账单等证据对应。尽管实际查扣的带“syngenta”注册商标标识的塑料卷膜的重量只有104公斤，但被告人于萍供述带“syngenta”注册商标标识的塑料卷膜用于包装噻虫嗪产品，有400公斤的噻虫嗪产品已经出口，那么该出口使用的包装数量加上尚剩余的包装数量，与被告人夏楚贵和彭皓、证人杨仕兵供述的总印制数量基本吻合，本院根据被告人夏楚贵的供述就低认定总印制重量为500公斤。关于单个塑料卷膜的重量，已由侦查机关在被告人彭皓的见证下进行了称重，故应以该称重记录作为计算依据，而不能仅以被告人彭皓供述为准。根据总数量和称重记录，印制数量应为42万余个，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单位夏某公司、盛某公司、农某公司违法国家农药管理法律法规，在未取得农药登记证或农药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分装农药，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夏楚贵、于萍作为公','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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