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厦海法商初字第341号
原告：弘集（香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HONGJI(HK)CONTAINERDEVELOPMENT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轩尼诗道***号恒生湾仔大厦*楼*****室。国内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东渡路258号银龙大厦11层。
法定代表人：杨真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武泽亮，男，汉族，1976年6月12日生，原告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王巍，男，汉族，1989年4月29日生，原告公司职员。
被告：上海鸿盛港泰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黄浦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张立中。
被告：台州市港泰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台州市路桥区腾达路东方星座*幢*******室。
法定代表人：丁根友。
被告：丁根友，男，汉族，1964年7月8日生。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经常居住地：上海市虹口区；。
被告：李杏玲，女，汉族，1966年5月20日生，系被告丁根友之妻。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经常居住地：上海市虹口区。
被告：丁伟敏，男，1988年10月9日生，系被告丁根友之子。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经常居住地：上海市虹口区；。
被告：张立中，男，汉族，1966年5月20日生。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浮排村7区**号；经常居住地：上海市虹口区；。
被告：黄萍，女，汉族，1967年8月18日生，系被告张立中之妻。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经常居住地：上海市虹口区。
被告：浙江凯航船舶工业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三门县沿赤（三门沿海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陈建，董事长。
被告：陈建，男，汉族，1970年4月8日生。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被告浙江凯航船舶工业公司与陈建共同委托代理人：应慧鹏，上海市经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弘集（香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弘集香港公司）诉被告上海鸿盛港泰海运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港泰公司）、台州市港泰海运有限公司（下称台州港泰公司）等海运集装箱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4月2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因被告上海港泰公司、台州港泰公司、丁根友、李杏玲、丁伟敏、张立中、黄萍等下落不明，本院遂在2015年7月8日《人民法院报》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与开庭经传票，上述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决定缺席审理。2015年10月9日与12月18日，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武泽亮、王巍，被告浙江凯航船舶工业公司与陈建共同委托代理人应慧鹏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弘集香港公司诉称，原告作为出租方与被告上海港泰公司、台州港泰公司、丁根友、黄萍、丁伟敏、张立中、李杏玲、浙江凯航船舶工业公司以及陈建等作为承租方，于2013年在厦门市湖里区银龙大厦签订了编号为弘集香港（2013）（租）字23004《集装箱租赁合同》，约定上述九被告共同向原告承租1000个20DC海运集装箱。合同“一般条款”第九条第1款第2项、第九条第2款约定，承租方未按时、足额支付本合同项下的费用，且未支付的金额累计达到相当于1个月租金的，出租方有权要求承租方立即如数补交相应费用，并按拖欠费用日0.1%/日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合同同时对双方之间的其他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交付了租赁物1000个20DC海运集装箱，2013年12月26日，被告上海鸿泰海公司向原告出具《提箱收据》，确认其已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验收合格，并予以接受、使用。但上述九被告并未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租金等应付款项。虽经原告多次催收，上述九被告仍未有任何付款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为此请求判令上述九被告连带：一、向原告支付租金，暂计至2015年1月止，共计396,090.97美元，按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6.1295计算，折算为2,427,839.60元（人民币，下同）；并继续支付按照约定标准计算，直至还箱完毕之日止的租金。二、承担上述欠款按日0.1%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自逾期之日始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1月31日，为68,970.25美元，折算为422,753.15元。三、解除编号为弘集香港（2013）（租）字23004《集装箱租赁合同》，同时支付解除合同违约金169,118.46美元，折算为1,036,611.60元。四、立即归还647个20DC集装箱（箱号详见附件清单）；未能归还的，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按照前述《集装箱租赁合同》约定的重置价值(20,344.38元/箱)赔偿。五、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等所有诉讼费用。
在第一次庭审中，因原告上述诉讼请求与请求额并不明确、具体，本院责令原告予以进一步明确。为此，原告代理人当庭述称，因被告上海港泰公司等人是否到庭并不确定，而且双方交易持续时间长，内容多，需要时间整理双方交易往来单据，但并不因此需原告证明其方已依约交付租赁标的物及被告欠付租金的事实。本案未涉履约保证金或保险保证金，现行20尺集装箱市场重置价格约为2,000美元。根据双方《集装箱租赁合同》约定，集装箱重置价值按23,560元/箱的60%计算，即为14,136元；按签约时原集装箱市场价3,800美元的60%计算，重置价值即为2,280美元/箱。现其变更本项诉讼请求，降低至2,000美元/箱。故原告诉讼请求第三项中，要求被告返还集装箱647个；未能返还的，按照重置价值2,000美元/箱折价赔偿，依据最新美元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即为12,720元/箱。
第一次庭审后，原告代理人补充提交《说明》以及《诉讼请求额明确（细）》，用以说明被告上海港泰公司支付与欠付租金具体情况，载明：一、关于被告欠付租金，1、自2013年12月始至2015年1月止，扣除原诉请中包含起租手续费25,914.81美元，被告实际欠付租金总额为370,176.16美元；2、自2015年2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暂计算至2015年11月止，被告应付租金总额为623,118.17美元。因至本案起诉前，原告已自行回收集装箱83个，故被告尚应继续支付917个集装箱，按《集装箱租赁合同》约定的日租金5.58元计算的租金，以大（31日）小月（30日）计算租金，分别为158,622.6元与153,505.8元等值的美元。3、判决生效后，被告应继续支付以647箱为基准，按上述约定日租金标准计算租金，直至返还集装箱或按集装箱重置价值计算的损害赔偿金之日止。二、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应根据合同约定“月底支付上月租金”，故自2013年12月始，暂计算至2015年1月31日止，被告欠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总额为422,753.15美元。三、关于解除合同违约金，1、依据《集装箱租赁合同》约定，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原告有权主张25个月租金，作为被告解除合同违约金，起诉时主张降低金额为169,118.46美元；2、因本案起诉前原告自行收回集装箱83个，通过其关联公司（2015）厦海法商初字第182号诉讼财产保全措施回收集装箱270个，故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647个箱;3、被告未能立即归还的，原请求按约定重置价值20,344.38元/箱赔偿，现降为2,000美元/箱，共计应赔偿原告1,294,000美元。四、原告原其他诉讼请求不变。
被告浙江凯航船舶工业公司（下称浙江凯航公司）、陈建在答辩期内未答辩，第一次庭审时辩称：一、原告起诉状中陈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其方从未收到原告交付的集装箱。二、原告弘集香港公司与被告上海港泰公司、台州港泰公司、丁根友涉嫌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故案涉集装箱租赁合同应属无效。三、被告丁根友是上海港泰公司、台州港泰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告黄萍、丁伟敏、张立中、李杏玲均是丁根友亲属或员工，因涉及刑事犯罪，浙江台州警方已经立案侦查，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四、鉴于原告与被告上海港泰公司、台州港泰公司以及丁根友等人关联交易时间长，租赁箱子数量8000多个，而其并未实际租赁使用集装箱，请求法院给予其方时间宽限，以供准确核对实际租赁集装箱租赁具体数额及其进一步举证，维护其方合法权益。
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浙江凯航公司、陈建辩称，原告主体为香港公司，本案具有涉港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相关规定，原告应将公司资料状况证明书、委托（授权）书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审核、登记和加章转递后，才具有法律效力。《中国委托公证人办理公证文书规则》（试行）第五条规定，“委托公证人办理公正文书应遵循一事一证的原则，不同的公证事项应分别出具公证文书，不得随意合并。”而原告在本案诉讼程序存在以下问题：1、起诉时提交的公司资料状况证明书、委托（授权）书均为复印件，无证明力；2、委托（授权）书将其他案件中的原被告当事人集中罗列，违反“一事一证”的原则；3、王巍并非公证委托书中指定的代理人，无权代理原告进行诉讼。而原告在起诉立案、两次到庭参加诉讼均由无权代理的王巍进行，故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可以按自动撤诉处理。
被告上海港泰公司、台州港泰公司、丁根友、李杏玲、丁伟敏、张立中、黄萍等因下落不明，本院遂依法公告送达应诉法律文书与开庭传票，上述7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自动放弃诉讼权利。
为佐证其诉讼主张，原告弘集香港公司提交下列诉讼材料：
证据1、编号为弘集香港（2013）（租）字23004）《集装箱租赁合同》，用以证明原告与上述九被告之间的集装箱租赁事实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合同签订都有日期，并当庭提交日期为2013年的合同原件。当时签订有多份合同，一份保存在银行保险箱内，庭前提交合同为其方公司留存复印件。合同文本先送至被告各方确认、签字后，送回原告厦门公司处，再行由原告盖章并签署时间。
证据2、《提箱收据》，用以证明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租赁物，被告上海港泰公司予以验收合格，并接收、占有、使用。
被告浙江凯航公司、陈建共同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其方收到的合同复印件日期栏处空白，该合同无签订日期，原告虽当庭补充提交原件，签约日期是后面补签；股东签字一栏也空白，只有陈建一人签字；陈建本人也从未到厦门签署过集装箱租赁合同。而且原告起诉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求应予以驳回。当时应丁根友请求，陈建仅在（2015）厦海法商初字第182号集装箱融资租赁合同中签署过担保，未与其他被告共同承租集装箱。对原告证据2材料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方未收到原告提箱的清单，因无法联系到包括丁根友和张立中在内的上海港泰公司任何员工，故无从得知公司盖章是否属实。而且据其方了解，原告与被告丁根友、上海港泰公司、台州港泰公司间，共计有8,000多个集装箱租赁业务，原告主张集装箱是否确实为本案合同所涉集装箱，应予以明确。原告应当提供租箱给被告使用的集装箱所有权凭证，以便其核实具体集装箱号以及原告是否重复主张。
被告浙江凯航公司、陈建均未提交诉讼材料佐证其辩驳主张。
根据原告举证材料、证明对象以及被告浙江凯航公司、陈建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举证材料作如下分析、认定：
原告提交的《集装箱租赁合同》与《提箱收据》，属于书证，均有原件核对，且原被告双方均已在合同上签字、盖章或加按手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书证应当提交原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可以证明双方签订案涉集装箱租赁合同以及进行集装箱交付、租赁使用的事实。
根据以上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证，结合庭审，本院查明确认以下事实:
2013年，原告弘集香港公司以“出租方”身份与“承租方”被告上海港泰公司、台州港泰公司、丁根友、李杏玲、丁伟敏、张立中、黄萍、浙江凯航公司、陈建以及案外人祥运汇利投资有限公司共计10人签订一份弘集香港（2013）（租）字23004）《集装箱租赁合同》。约定合同由“商务条款”与“一般条款”构成，其中第一部分“商务条款”明确：原告将1,000个20DC租赁给被告租赁使用，租期1826天，箱号详见EIR单、提箱收据或其他有效的进出场单据。合同第三条“租赁费用及支付”第1款明确：日租金为人民币5.58等值美元，出租方于每月结算后开具月度租赁账单，承租方应在出租方寄出该账单后，在月底前支付上月租金。第5款“租赁物重置价值”，明确为RMB23,560元等值美元，以集装箱生产日期为基础，每年4%的幅度递减，但是最低不低于原始重置价值的60%。合同第六条约定，出租方根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时，承租方应支付合同解除违约金，该违约金相当于25个月租金之金额。第七条约定，所有承租方共同确认：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由所有承租方共同享有，任一承租方行使本合同权利即视为所有承租方行使该权利；所有承租方对本合同项下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出租方有权请求任一承租方或全部承租方履行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和责任，其他承租方不因出租方未向其主张权利或者迟延向其主张权利而免除或者减少其责任。合同第二部分“一般条款”尚且载明了双方其他权利义务条款，其中第二条“租赁期间”包括起租当日和退租当日，除非合同另有明确规定，承租方在租赁期间内不得中止或终止租赁合同。第九条“违约责任及救济”第1款载明，如果本合同签署后任何时间，承租方：（1）未及时接受或退还租赁物件，或未能及时提供租赁物提箱收据的；（2）未按时、足额支付本合同项下的费用，且支付的金额累计达到相当于1个月租金的以及合同所列其他三项情形的。第2款明确约定，如发生前款之情形，出租方有权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措施：(1)扣除租赁保证金或者保险保证金。（2）要求承租方立即如数补交相应费用，并支付拖欠费用的0.1%/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承租方的后续来款应优先冲抵违约金。前述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收不受未支付金额累计达到相当于1个月租金的限制，即只要承租方未按时、足额支付本合同项下的费用，出租方即开始计收逾期付款违约金。（3）要求承租方按照合同约定租金标准的3倍支付超过还箱期间而未归还的租赁物的租金，但出租方和承租方达成续租协议的除外。（4）要求全部或部分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并向承租方收取约定的合同解除违约金。该违约金作为预定的赔偿金，若不足以弥补出租方损失的，承租方还须全部赔偿。第3款约定，如出租方根据法律规定或本合同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时，承租方应于收到出租方解除通知后10日内归还全部租赁物。未及时归还的，可视为租赁物已灭失，承租方须按照租赁物的重置价值赔偿给出租方。原被告双方均已在合同上签字、盖章或加按手印。
2013年12月26日，原告弘集香港公司向被告上海港泰公司出具《提箱收据》，载明：根据双方签订编号为（2013）（租）字23004）《集装箱租赁合同》项下共提取1000个20DC，要求上海港泰公司仔细核对，若无误，请加盖公章和骑缝章确认。提箱收据具体载明了1000个集装箱箱号、箱型、送箱日期、放箱号以及送箱地点，其中12个集装箱送箱日期为12月16日，6个为12月18日，402个为12月19日，192个为12月20日，78个为12月21日，110个为12月22日，200个为12月23日。上海港泰公司加盖印章予以确认。
2015年2月后，因上海港泰公司经营不善，公司股东以及被告台州港泰公司、丁根友、李杏玲、丁伟敏、张立中、黄萍均已集体失联，为此原告弘集香港公司提起系列诉讼。后通过原告自身努力，自行回收案涉集装箱83个，并另行通过（2015）厦海法商初字第182号海运集装箱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业经本院准许，回收案涉集装箱270个，故本案原告实际应回收而尚未收回集装箱647个。
另查明：原告提交的证明书（董事会决议证明）、公司注册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董事会决议与其授权委托书，业经中国委托公证人证明并加盖了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转递专用章。上述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中，载明公司董事杨真真住所地为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258号银龙大厦11楼；董事会决议明确授权林健、王艳红作为原告与上海港泰公司、台州港泰公司、浙江凯航公司、浙江鹰鹏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祥运汇利投资有限公司、丁根友、李杏玲、丁伟敏、应红君、张立忠、黄萍、陈建等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载明林健、王艳红为原告公司职员。在本案审理期间，原告向本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加盖了原告公司印章，载明委托代理人为武泽亮、王巍，均为原告公司职员。原告及其关联公司分别与被告上海港泰公司、台州港泰公司、丁根友等人因海运集装箱租赁与融资租赁合同系列纠纷，共有9个关联案件在审。
双方争执焦点在于：一、关于原告公司状况证明文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与相关证据材料，是否存有公证认证形式瑕疵，从而导致原告代理人王巍欠缺，原告应视为自动撤诉处理与其提交证据材料无证明力；二、案涉合同是否因原告与被告上海港泰公司、丁根友恶意串通而无效；三、合同中约定集装箱重置价是否过高应予调整；四、原告是否负有防损止损义务问题。
一、关于原告公司状况证明文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与相关证据材料，是否存有公证认证形式瑕疵，从而导致原告代理人王巍代理权限等证据材料无证明力，原告应视为自动撤诉处理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为欠付租金所引发的海运集装箱租赁合同纠纷，因原告系登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法人，属于主体涉港案件，故应先明确裁判本案纠纷的适用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因原被告双方在《集装箱租赁合同》中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并参照国际惯例”，而且案涉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海运集装箱交付租赁使用地、被告住所地等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港澳台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故原告作为相关特别行政区登记企业，应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相关规定手续。鉴于原告向本院递交了中国委托（香港）公证人证明的公司《证明书》、公司注册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以及公司董事会决议与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诉讼文件，业经中国委托香港律师办理内地使用公证文书转递专用章，故原告起诉立案、授权委托、出庭诉讼手续，符合程序规定，并无不当。
被告浙江凯航公司、陈建尚且辩称原告公证文书，未按《中国委托公证人办理公证文书规则》（试行）第五条规定，“委托公证人办理公正文书应遵循一事一证的原则，不同的公证事项应分别出具公正文书，不得随意合并。”因原告提交公证文书中委托（授权）书，将其他案件中的原被告当事人集中罗列，违反“一事一证”的原则，无证明力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及其关联公司因海运集装箱租赁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有9个关联案件在审。原告出于方便诉讼与节约费用成本需要，将关联公司及其诉讼相关案件在授权委托书中总括列明，并不违反上述规定；况且原告庭审后业已补充提交完整的且符合上述相关规定的法律文书，根据授权形式瑕疵可以补正与追认原则以及原告实际派员出庭参加诉讼的事实，既非公证文书无证明力，又不属我国法律强制性效力与管理性规定所明令禁止事项，故被告本项抗辩也无理，不予采信。
至于原告出庭参加诉讼人员之一，也即王巍未在《授权委托书》名单之列，是否无代理权限即应视为未到庭参加诉讼而按自动撤诉；以及原告提交证据是否应履行公证认证手续问题。本院认为，因原告上述相关公证文书明确原告公司印章与其法定代表人，均在内地；原告实际也在内地进行案涉集装箱租赁商事交易业务，案涉合同签订地在内地，租赁标的物也在内地交付的事实，足以说明原告盖章授权武泽亮、王巍出庭诉讼并无不当。即便原告授权其公司武泽亮、王巍两人代表原告出庭参加诉讼的授权委托书未履行公证认证手续，应属授权委托书形式瑕疵问题而非无代理权限，更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情形，故被告抗辩“应视为未到庭参加诉讼而按自动撤诉”主张，于法不符，应予驳回。况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与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是指从我国域外提交《授权委托书》应履行相关公证认证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是指当事人在港澳台地区形成的证据，应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而本案原告提交的相关诉讼证据材料均在内地形成，故也无需履行相关公证认证手续。
综上所述，被告浙江凯航公司、陈建本项抗辩主张无理，不予采信。
二、关于案涉合同是否因原告与被告上海港泰公司、丁根友恶意串通而无效问题。
原告认为，被告浙江凯航公司、陈建无证据证明合同因恶意串通无效，集装箱共同承租方可由一方经营，另一方不实际参与，也很正常，故被告该项抗辩不应当采信。被告浙江凯航公司、陈建辩称，其从事船舶建造而非航运，无需租赁使用海运集装箱，故本案名为共同租赁实为担保，而原告诉讼主张并非基于担保合同关系；被告名义上是共同承租人，实际上是原告让被告丁根友找更多的保证人。被告丁伟敏、李杏玲等人系丁根友家人，被告陈立中、黄萍夫妻系丁根友亲戚，而被告浙江凯航公司是造船企业，租用集装箱没有实际意义。故案涉合同第七条约定“所有承租方共同确认”等内容不实，集装箱真正承租人是上海港泰公司和丁根友，而非其他被告。因租箱合同为实践合同，其方并未实际租赁、使用、收益，也未实际收过箱子，故非共同承租人，无支付集装箱租金义务。而且原告与丁根友有8,000多个箱子租赁业务，明知对方已经营不善与困难，仍恶意串通把其他人拉进来签约，故案涉合同应属无效。
本院认为，双方争执焦点案涉合同是否名为租赁实为担保，实际涉及本案合同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因案涉《集装箱租赁合同》明确为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而且其首部与具体内容，均明确为海运集装箱租赁事宜；尤其是被告浙江凯航公司与陈建在合同结尾“承租方”一栏处自愿签名、盖章或手印，事实有据；况且被告上海港泰公司实际提取合同项下租赁标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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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集装箱，被告浙江凯航公司在（2015）厦海法商初字第182号集装箱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提供担保，或者被告浙江凯航公司、陈建是否实际使用租赁标的物，也并不影响本案集装箱租赁合同关系的成立。故本案应认定为海运集装箱租赁合同关系。
至于原告是否与丁根友恶意串通而导致合同无效，实际涉及合同效力。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故仅就主体而言，被告浙江凯航公司与陈建作为合同当事人，本不属本条款法益保护对象“第三人”之列。而且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当事人，应当对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规定，被告浙江凯航公司与陈建负有证明责任，证明恶意串通事实的存在，否则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再者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故就租赁合同而言，除非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合同无效情形，否则当事人内心缔约动机或意欲实现的合同目的，本身并不影响合同效力。最后根据《提箱收据》记载，说明被告上海港泰公司业已实际收取使用案涉1000个20DC集装箱，查证属实。因被告浙江凯航公司尚且自愿为原告和被告上海港泰公司、丁根友等人融资租赁海运集装箱合同提供担保，为此成诉，业经本院（2015）厦海法商初字第182号审理裁决，足以','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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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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