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07刑终223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单位（原审被告单位）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1237896-8，所在地：台山市台城台海路8号，法定代表人江某常，系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宋军帅，男，1977年12月12日出生，系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兴宁市，现住台山市。
辩护人王红杰，系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江某常，男，1959年7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汉族，文化程度本科，系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住佛山市顺德区。因本案于2015年4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9日被取保候审，同年5月15日被逮捕。现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沈少伟，系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江某常犯对单位行贿罪一案，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2015）江台法刑初字第68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单位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江某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文礼出庭履行职务。上诉单位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宋军帅及其辩护人王红杰，上诉人江某常及其辩护人沈少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一、2006年至2014年6月，被告人江某常在担任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食品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被告人江某常决定，长江食品公司送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前身为“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另案处理）、原台山市经济贸易局、原台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台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好处费合共94.5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2006年至2012年，长江食品公司为让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在该公司下属猪场申领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项目补助、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和缴纳生猪屠宰检疫费过程中放松监管并给予支持和帮助，由该公司董事长江某常决定，先后多次以“业务费”等名义送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好处费合共33万元。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被告人江某常的供述和辩解：2006年至2012年期间，我公司在中秋节、春节期间都会送钱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其中中秋节给2万元、春节给3万元，每年合共给5万元，因此，2006年至2012年期间，我公司共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33万元。每次都是所长余某1独自一人或者带着副所长雷某来到我办公室找我，跟我说他们所经费比较困难，叫我给5万元，我跟他们讨价还价之后，一般中秋节给2万元、春节给3万元。每次都是我填写一张同意支付的审批单交给他们，并通知财务人员甄某均把钱给他们。之后，余某1他们拿着我审批的开支单去找我公司的甄某均拿钱。我公司之所以送上述好处费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是因为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对我公司下属猪场的生猪屠宰检疫、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申报猪场改扩建项目过程中申请开具生猪出栏数证明等都有监管职责，为了搞好与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关系，感谢该所在上述工作中给予支持与帮助，所以送钱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上述33万元都是以我签署支付证明单的形式在台山市长江食品公司正账或者“某星种养场”账上支出，有些支付证明单附有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收据。
大概自2008年开始，我公司开始申领病害猪无害化补贴资金，我公司下属的屠宰场出现病害猪情况后，需经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之前叫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和分管各镇防疫站工作人员现场检疫并监督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而且我公司申请病害猪无害化补贴也需动监所审查核实并加盖单位印章。申请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工作具体由黄某等人负责，从来没有向我汇报过有什么障碍，至于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在此过程中提供什么支持与帮助，黄某等人最清楚。
2、证人证言：
（1）证人戴某的证言：我于2006年2月至2013年3月担任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出纳，期间，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有来我们公司领取过一些费用，这些费用有两种，一种是有发票的，该发票是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开具的，表示收取我公司检疫费；另一种是没有发票的，这些费用一般是中秋节、春节等节日期间，我公司财务甄某均给我一张有江某常签字同意支付的支付凭证给我（该支付凭证有时写支付业务费多少钱，有时只写支付金额，没有写支付内容），由我准备好相应现金，交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还有少数情况是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直接来我处拿现金。
我担任长江食品公司出纳以来，每年中秋节、春节期间，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都会来我公司拿现金，通常中秋节拿1至2万元、春节拿2至3万元，他们拿到钱后没有任何收据和发票给我公司，经我手一共有20多万元给他们。长江食品公司之所以给上述款项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是为了处理某些利害关系，同时给我公司经营生意提供方便。
（2）证人甄某均的证言：长江食品有限公司有送钱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2006年至2012年期间，每年中秋节给2万元、春节给3万元，都是现金形式交给余某1等人的。余某1有时会拿相关收款收据交给江某常，江某常在收款收据背面签名同意支付，并将该收款收据交给我，跟我说“给些赞助款动监所”，我就将该收款收据交给出纳戴某，具体由出纳戴某将相应的现金交给余某1等人。有一部分款项是没有任何收款收据或发票的，这部分是由江某常开具支付证明单，内容为“同意顺德长江公司支付XX钱”，我从江某常处接过支付证明单后，就安排出纳戴某和余某1或雷某具体交接现金。2006年至2012年，每年中秋节给2万元、春节给3万元，合计共送了大约33万元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我长江食品公司之所以送上述33万元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相关工作人员是因为长江食品公司下属养猪场的生猪都要经过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才能上市屠宰，每屠宰一头生猪都要按照一定标准的金额缴纳检疫费，但实际上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没有严格核算长江食品公司屠宰的生猪数量，我长江食品公司也没有按照实际出栏数缴纳检疫费，而是少算公司屠宰量，从而少交检疫费，这样长江食品公司就节省一些检疫费；另外，长江食品公司申请相关国家补贴与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有业务往来，为了在业务往来中，得到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支持与帮助，江某常老板就同意送上述款项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3）证人黄某的证言：我担任长江食品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主管生猪屠宰、防疫检疫、安全卫生等工作。2008年1月至2012年8月期间，我公司有领取过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我公司上报领取国家病害猪补贴的资料是不真实的，虚增病害猪数量，伪造申报材料都是根据江某常和总经理马某逵决定的。2008年、2009年期间，我公司申领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时，是由各镇分公司填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经各镇防疫站审核盖章后，由我公司收集汇总各分公司上报的数据，并填写《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我作为生猪定点屠宰场负责人签名确认后，交由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审核盖章，然后报台山市经贸局审核同意，最后由台山市财政局将补贴款项划入我公司账户。2010年，台山市经贸局暂停了审批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我公司只申领了几个月的补贴款项。2011年至2012年7月，由于我公司没有将上述补贴发放给各镇分公司，所以各镇分公司不再同意填报病害猪补贴，于是我公司改由台城分公司的名义继续填报相关申报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实际上是我负责的业务部具体制作申报的。经我辨认，出示的2008年至2012年国家病害猪补贴资料中病害猪处理头数是不真实的，是为了骗取国家病害猪补贴，我按照江某常和马某逵的指示伪造的，我长江食品公司实际并没有那么多病害猪。长江食品公司实际无害化处理的病害猪没有登记和统计，所以实际无害化处理的病害猪数量我也不清楚。
按照相关规定，我公司出现病害猪情况后，需经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之前叫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和各镇畜牧站工作人员现场检疫并现场监督我公司对病害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然后由镇防疫站工作人员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表》上盖镇兽医防疫检疫站的印章，而台山市经贸局和台山市财政局主要负责书面审核，主要是看相关申报材料有无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检疫人员签名和盖章。所以，能否申领到上述补贴，主要是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审核同意，并加盖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公章。因为我公司和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关系比较好，每年都有款项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所以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从来没有检查核实过我们填报的国家病害猪补贴申报资料和认真核实我公司申报病死猪的情况，只要我们报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的资料，他们都同意并加盖公章。
（4）证人叶某的证言：2008年至2009年期间，长江食品公司都会让我四九分公司伪造病害生猪统计表的数量，由我四九分公司按照长江食品公司的要求填好统计表以后，交由镇防疫站盖章确认，但镇防疫站并没有现场核实监督病死猪的实际情况就直接在统计表上盖章，之后，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也没有履行职责对病死猪情况进行核实，直接在长江食品公司上报的统计表上盖章同意。2010年以后，由于各镇分公司都没有领到过国家病害猪补贴，所以就不愿意上报病害猪数量，但长江食品公司为了继续骗取国家上述补贴，就将各镇分公司的印章收回，自己伪造各镇分公司病害猪数量，申请领取相关国家补贴。因为长江食品公司与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关系比较好，据我所知，长江食品公司还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好处费，所以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没有认真核实病害猪的情况，而且各镇防疫站还归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分管，所以长江食品公司在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时，各镇防疫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没有认真核实就在申领表上盖章同意了。
（5）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按照长江食品公司的指示伪造申报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事实与证人黄某的证言基本一致。
（6）证人余某1的证言：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项目是2007年开始的，当时生猪出栏数证明是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出具的，2009年1月份，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撤销，更名为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此后，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项目的生猪出栏数证明由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项目的生猪出栏数证明是时任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副站长、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雷某擅自使用公章出具的，没有向我汇报。我所开具生猪出栏数证明没有核实长江食品公司的生猪出栏数，2010年后，雷某跟我说：“林某明帮长江食品公司的所有猪场申报了改扩建项目”。大约2011年，谭某带万和猪场负责人来我所办理生猪出栏数证明，我才知道本报改扩建项目需要出具生猪出栏数证明，这样我才知道我所出具生猪出栏数证明给长江食品公司申报项目。
2006年至2012年期间，每年的中秋节、春节，我和雷某都会到长江食品公司收取一笔好处费，其中，中秋节收取2万元、春节收取3万元，每年一共收取5万元。后来因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所以从2012年中秋节开始，我所就没有继续在长江食品公司收取好处费了。2006年至2012年期间，我所共向长江食品公司收取了33万元好处费。上述好处费是我与雷某两人经手的，2006年至2012年期间，每年的中秋节、春节，雷某或我打电话给江某常问候，他就知道是向他拿好处费的意思，他就叫我们过去长江食品公司拿一笔好处费。到了江某常的办公室后，江某常会通知财务主管甄某均或者出纳员（女的）准备好相应的现金，然后我和雷某就过去财务室，长江食品公司的财务人员就会将现金给我们。收上述好处费刚开始的时候，我所是有出具收据给长江食品公司，后来，长江食品公司不再要求我所出具收据，所以，后来我所就不再出具收据了。
长江食品公司之所以要送上述好处费给我所是因为我所对长江食品公司有监督管理的职权，该公司下属的多个屠宰场的生产经营及猪肉销售等都受我所监管，其生猪屠宰检疫、病害猪补贴及养猪场的改扩建项目出栏数证明等，都需要我所的支持与帮助，所以，长江食品公司为能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我所的支持与帮助，就送上述好处费给我所。我所提供给长江食品公司的支持与帮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长江食品公司养殖的生猪，在生猪出栏时都需要我所检疫，我所配合及时做好检疫，出具检疫证明，长江食品公司养殖的生猪才能及时屠宰销售，能够获得更多经营利润；（2）长江食品公司申领国家补贴款过程中，我所没有认真核实，为其出具相关的出栏数证明，使其能够顺利地申报国家补贴资金。
按照相关规定，长江食品公司下属的屠宰场出现病害猪情况后，需经我所（之前叫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和分管各镇防疫站工作人员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表》上盖镇防疫检疫站的印章，经长江食品公司汇总各镇分公司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等材料后，由我所审查核实，并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上盖单位印章，而台山市经贸局和台山市财政局主要是书面审核，所以，能否申领到上述补贴，主要是我所审核同意，并加盖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公章。长江食品公司上报领取国家病害猪补贴的资料应该存在虚报病害猪的情况，因为其公司不可能每月都有那么多病害猪数量，但具体以分管这项工作的雷某说的为准。
因为我所与长江食品公司的关系比较好，而且该公司在每年的春节、中秋节都有款项给我所，而且各镇的防疫站在业务上也是受我所指导，所以我所从来没有认真检查核实长江食品公司填报的病害猪补贴申报资料，也没有实际派人现场进行监督和清点病害猪数量，主要是长江食品公司报给我所的资料，我所都同意加盖公章。
（7）证人雷某的证言：从2007年开始至今，台山市范围内的猪场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补贴项目需要出具有关的出栏数证明，都是我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或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并加盖公章的。出示的《证明》两份都是我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第一次为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下属的某岭猪场和某角猪场办理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补贴项目而出具的出栏数证明材料，都是我经手办理的。当时长江食品公司的副经理孔某联系我，并传真一份资料给我兽医防疫检疫站，要求我站根据传真资料显示的内容出具长江食品公司下属某岭猪场和某角猪场2006年度以及2007年8月份期间的出栏数证明（具体出栏多少头猪资料上已经载明），请示过站长余某1后，我就按照孔某的要求出具了上述两份《证明》，因为有农业局的领导打招呼，站长也同意出具，所以当时没有核查有关资料，就按长江食品公司的要求出具了上述两份《证明》。2008年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为长江食品公司下属的某星猪场办理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补贴项目而出具的出栏数证明材料，也是我经手办理的，同样也没有核实某星猪场的实际出栏情况就帮长江食品公司出具了出栏数证明。
2006年春节前，余某1打电话联系好长江食品公司的老板江某常说我所经费比较困难，希望他能在中秋、春节期间给点钱解决我所经费不足的问题，当时江某常表示同意，并叫我们去财务室拿钱，他会通知财务人员准备好钱，都是该公司的财务人员甄某均或戴某给钱我们。有时我与余某1一起去，有时余某1没空就叫我去拿，我拿钱回来后告诉余某1并把钱交给他。其中每年的中秋节2万元、春节3万元，合计每年5万元，2006年至2012年春节期间，我所以业务费的名义共从长江食品公司拿取了33万元。
江某常之所以给上述款项我所是因为长江食品公司下属很多猪场，我所有权监督管理猪场的防疫检疫工作，是我所的管理对象。长江食品公司申报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项目补贴，也需要我所出具出栏数证明，每次我所没有进行实地查看的情况下就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出具出栏证明，因此，江某常给上述钱我所作为好处，目的就是为了我所在防疫检疫工作、办理相关手续方面多多支持他的猪场。
2008年至2012年，长江食品公司有申报过国家病害猪无害化补贴，该公司申报国家病害猪无害化补贴的相关资料中“情况属实”是我写的，并由加盖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公章。按照正常程序，申请人出现病害猪情况后，需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检疫人员现场检疫并现场监督病害猪进行无害化处理过程，然后由检疫人员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表》等申报资料上签名并加盖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公章，再由台山市经贸局审核同意后，交由台山市财政局审核并将补贴款项汇给申请人。
由于从2006年至2012年5月期间，江某常都会在每年的中秋节送2万元、春节送3万元给我所，一共33万元，所以我所和该公司的关系比较好，对长江食品公司下属猪场检疫、申报国家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改扩建补贴，出具出栏数证明过程中，都会提供支持与便利。长江食品公司申报国家病害猪无害化补贴中，我所没有认真审核申报材料，也没有指派检疫人员和各镇畜牧站检疫人员现场检疫和清点病害猪数量，现场监督无害化处理过程。
（8）证人黎某1的证言：2006年至2012年期间，每年的中秋节、春节，我所所长余某1和雷某都会到长江食品公司收取一笔好处费，其中，中秋节收取2万元、春节收取3万元，每年一共收取5万元，经我计算，我所共向长江食品公司收取了33万元。长江食品公司之所以给我所好处费是因为我所对长江食品公司有监督管理的职权，该公司下属的多个屠宰场的生产经营及猪肉销售等都受我所监管，其生猪屠宰检疫及养猪场的改扩建项目出栏数证明等，都需要我所的支持与帮助，所以，江某常为能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我所的支持与帮助，就送上述好处费给我所。我所提供给长江食品公司的支持与帮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长江食品公司养殖的生猪，在生猪出栏时都需要我所检疫，我所配合及时做好检疫，出具检疫证明，长江食品公司养殖的生猪才能及时屠宰销售，能够获得更多经营利润；（2）长江食品公司申领国家补贴款过程中，我所没有认真核实，为其出具相关的出栏数证明，使其能够顺利地申报国家补贴资金。
3、书证：
（1）关于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前身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职责的证明文件，证实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隶属台山市农业局管理，主要认为是：依法实施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和检疫监督工作；负责全市动物防疫、检疫、兽医卫生和动物产品安全及无害化等监管执法工作；……负责动物防疫监督有关业务统计工作；指导镇（街道）兽医防疫检疫站业务工作；……承担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2）长江食品公司送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好处费的部分付款凭证及收款收据的情况，证实2007年1月23日，长江食品公司以“赞助款”的名义送给了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当时为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3万元好处费，台山市兽医防疫检疫站收款后出具了收受上述3万元赞助款的收款收据；2010年9月7日，长江食品公司以“畜牧业务费”的名义送给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3万元好处费。
（3）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为长江食品公司出具的生猪出栏数证明情况，证实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分别在2007年9月8日、2008年3月19日为长江食品公司出具了该公司下属某角猪场、冲蒌某岭猪场和某星猪场的出栏数证明。
（4）长江食品公司申领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的相关材料，证实该公司2008年至2012年期间领取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情况。经黄某辨认后指出该公司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病害猪头数是不真实的，该公司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病害猪；经雷某辨认指出该公司2009年、2010年、2011年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病害猪头数，台山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没有经过现场核实就加具意见同意并盖章了；经陈某1辨认指出长江食品公司端芬分公司2008年、2009年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病害猪头数是不真实的；经叶某辨认指出长江食品公司四九分公司2008年、2009年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病害猪头数是不真实的。
（二）2008年7月至2014年6月，长江食品公司违反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和广东省《生猪屠宰管理规定》的规定，将该公司下属的生猪定点屠宰场变相发包给他人承包经营，并同时将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出借给他人使用，为了使原台山市经济贸易局、原台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放松对上述违法行为的监管，不予查处，由被告人江某常决定，以“生猪屠宰管理费”的名义，先后多次送给原台山市经济贸易局、原台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好处费合共415800元。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被告人江某常的供述和辩解：2006年至2014年期间，我公司每月送给台山市经贸局5400元，每月送给台山市经贸局稽查大队1500元。一般是每季度给一次钱，台山市经贸局每季度开具16200元的收据，每季度送给稽查大队的4500元是没有收据的，每次都是由黄某拿着台山市经贸局开具的收据和自己填写好的一张4500元的开支证明单让我签名，他签名同意后把收据和开支证明单交给黄某，由黄某联系财务人员甄某均去送钱给台山市经贸局和稽查大队，具体的送钱情况他们清楚。从2006年至2014年，我公司送钱给台山市经贸局和稽查大队的具体数额以查账为准。
1998年兼并台山食品公司开始，我长江食品公司就一直延续每月按照屠宰一头生猪上缴5元生猪管理费给台山市政府财贸办公室，2006年的时候，台山市政府发文取消了生猪管理费。当时我公司总经理马某逵跟我说，他已经跟台山市经贸局局长林某民谈好，虽然市政府取消了生猪管理费，但是我公司每月还要给5400元台山市经贸局，另外每月给1500元稽查大队。我当时考虑到台山市经贸局稽查大队经常帮助我公司查处打击私宰生猪，对我公司正规的生猪屠宰经营也很有帮助，所以我同意给钱经贸局与稽查大队。
我公司刚接收台山市食品总公司时，将台山市食品总公司下属的50多个屠宰场一起接收过来，后来根据政府有关文件要求，将这些屠宰场逐步压缩到目前的19个，这19个屠宰场分布在台山市辖区内的各个乡镇。刚接收时，这些屠宰场是由长江食品公司自己经营的，后来以目标责任制的形式进行管理，由我公司下达经营任务，将下属部分屠宰场（台城屠宰场除外）交由相关食品分公司经理进行管理，按照任务数额上缴总公司，剩余利润由他们自己支配。与下属分公司签订经济目标责任制后，由分公司实行经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风险也由分公司经理承担，不管任务目标完成与否，我公司照样按照定下的目标要求其上缴管理费。按照目标责任制规定，这些食品分公司员工的工资是由分公司自由决定和发放，我公司无权干涉，分公司员工的去留由分公司决定，但如果是转制前食品公司员工，因为涉及到遣散费的问题，需要本人申请，并经总公司批准。我公司的生猪定点屠宰证是交由下属各食品分公司保管与使用的。
我公司之所以送上述好处费给原台山市经济贸易局、台山市经济与信息化局是因为原台山市经济贸易局、台山市经济与信息化局对我公司在台山范围内的生猪屠宰专营权有监管职责，一方面原台山市经济贸易局、台山市经济与信息化局积极打击私自屠宰生猪等违法行为，维护了我公司的生猪屠宰专营权；另一方面原台山市经济贸易局、台山市经济与信息化局明知我公司下属的生猪屠宰场存在变相发包、安全卫生不达标等违法问题而不予查处。
2、证人证言：
（1）证人甄某均的证言：2006年至2014年期间，我长江食品公司每个季度都会送钱给台山市经贸局。经我翻查我公司的会计凭证：2008年7月至2009年10月期间，我公司以生猪屠宰管理费用的名义，每个季度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送给台山市经贸局20700元；2010年1月至2014年7月，我公司以生猪屠宰管理费用的名义，每个季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送给台山市经贸局16200元。综上，2008年7月至2014年7月期间，我长江食品公司一共送给了台山市经贸局415800元。
我公司之所以送上述好处费给台山市经贸局是因为我公司有生猪屠宰经营权，而台山市经贸局对我公司有监管的职能，我公司送给台山市经贸局上述好处费，是为了感谢台山市经贸局在打击私自屠宰生猪等违法行为，维护我公司生猪屠宰经营权，增加我公司经济利益过程中，为我公司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2008年下半年，我公司将生猪屠宰场以内部责任制的名义给各镇食品站经理承包经营，后来，我公司将生猪屠宰场发包给社会人员承包，由承包人定期支付承包款给长江食品公司。端芬、四九、赤溪等镇屠宰场承包人均是个体老板，我长江食品公司没有支付工资给他们。
（2）证人黄某的证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是不得出借和转让，生猪屠宰场不得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相关许可证等台山市辖区内的定点屠宰场全部属于长江食品公司，按规定只有长江食品公司才能进行生猪屠宰，其他经营者不能进行生猪屠宰，但长江食品公司却将下属18个证的屠宰场全部变相发包给他人经营，并将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进行出借给他们使用。
台山市经贸局作为监管部门，在对我公司生猪屠宰场监管过程中发现我公司上述将部分屠宰场变相发包，以及存在不同程度的设备设施、卫生条件未达标等问题，但是该局并没有对我公司作出任何处理。
我公司有送钱给台山市经贸局，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以生猪屠宰管理费用的名义按照每季度4500元的标准，由我支配用于经贸局查处生猪私宰业务；二是我公司每季度给经贸局16200元，具体由我公司财务转账到经贸局账户。我公司之所以要送钱给经贸局，是因为经贸局对我公司的生猪屠宰业务有监管职责，对我公司下属屠宰场的设施设备、卫生条件、安全生产以及变相发包等问题都有直接进行监督管理。经贸局查处生猪屠宰场安全生产和变相发包过程中，放纵我公司的违法行为，明知我公司存在变相发包问题而不予查处，为感谢经贸局的上述支持和帮助，我公司就送了上述好处费给经贸局。
（3）证人陈某2的证言：我经贸局对屠宰行业的监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定点屠宰情况的监管，重点是打击私宰行为；二是对定点屠宰场的监督管理及屠宰场的规划等。台山市辖区内只有长江食品公司开设的屠宰场，没有其他公司或者个人开设的屠宰场。经营屠宰场需要办理屠宰场经营许可证，而且需要年审，没有办理屠宰场许可证而屠宰属于私宰生猪行为，是我局监管打击的范围。我局主要是根据我局的职能对屠宰场在屠宰环节是否规范进行管理，如屠宰场的设备设施、卫生等是否符合规定条件；另外，对定点屠宰的许可证照是否规范使用进行监管等。我分管该项工作期间，听我局具体执法检查的人员反映，长江食品公司的部分屠宰场，不同程度的存在设备设施、卫生条件未达标要求，以及将屠宰场变相发包等问题。
根据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及《广东省生猪屠宰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是不得出借和转让，生猪屠宰厂（场）不得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相关许可证等，台山市辖区内的定点屠宰场全部属于长江食品公司，按规定只有长江食品公司才能进行生猪屠宰，其他经营者不能进行生猪屠宰，但长江食品公司一方面要求我局严查生猪屠宰，另一方面又将部分屠宰场变相发包给他人经营，实际上是将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进行出租、出借，所以违反了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及《广东省生猪屠宰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按规定，我局应对其违法发包所得予以没收，但我局一直没有对长江食品公司作出过任何处理。我任职期间，曾听我局其他班子成员说过长江食品公司每月都有五、六千元生猪屠宰管理费送给我局，从2008年7月至2014年中，共计有40多万元。我认为长江食品公司之所以要送上述生猪屠宰管理费给我局，是因为我局对长江食品公司的生猪屠宰业务有监管职责，而我局对其在生猪屠宰过程中的有关存在问题又没严格监管。
（4）证人林某的证言：我局根据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规定，主要是执行“定点屠宰”的规定，打击私自屠宰生猪的行为。长江食品公司有因我局牵头打击私宰生猪而给我局稽查大队执法人员一些款项。一是每年以一定金额管理费的名义给钱我局，但具体是多少我不清楚；二是在每次我大队执法打击私宰生猪后，长江食品公司都会给我们参与执法人员每人50或100元的红包，另外，长江食品公司每季度都召开关于打击私宰生猪季度总结会议（我或稽查大队若干成员一般都参与）后，有时会有大约300元的红包给我及我业务股的工作人员、其他私宰生猪稽查大队成员；每年年底召开打击私宰生猪的年度总结会议后，都有给我及我业务股的工作人员、其他私宰生猪稽查大队成员每人一个300元的红包。
长江食品公司之所以给我局及我稽查大队执法人员上述款项是因为长江食品公司垄断台山市生猪屠宰市场，我局对长江食品公司经营生猪屠宰有监管的职能，而且我业务股有查处私自屠宰生猪等违法行为的执法权，长江食品公司送上述款项给我局或我们执法人员实际上就是给我们好处费，是为了让我局及我们执法人员积极打击私自屠宰生猪等违法行为，从而让长江食品公司利用生猪屠宰专营权赚取更多利润。
（5）证人刘某1的证言：台山市范围内只能由长江食品公司独市经营生猪屠宰生意。大约2009年开始，长江食品公司的生猪屠宰场除了台城的生猪屠宰场由该公司经营外，其他乡镇的生猪屠宰场都发包给私人承包经营，也即把屠宰许可证、动物防疫许可证借给他人经营。其中，端芬镇、四九镇的生猪屠宰场是伍某君承包，赤溪镇的生猪屠宰场是彭某（彭某、伍某君都不是长江食品公司员工）承包。承包者只需每月向长江食品公司支付承包款，就可以独立经营乡镇下面的屠宰场，可以独立聘请员工，联系业务，聘请回来的员工工资也是由承包者支付。根据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和《广东省生猪屠宰管理规定》的规定：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是不得出借、转让。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出借、转让生猪定点屠宰证书或者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取消其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资格；有违法所得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长江食品公司将生猪屠宰场发包给私人经营是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我经信局在监管生猪屠宰的过程中，有发现长江食品公司发包生猪屠宰场的情况，但我局都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处理。
我任市场贸易股股长以来，从来没有对长江公司的生猪屠宰场作出行政处罚，因场内环境卫生差、没有肉检员、没有耳标、台账不齐等问题，我给长江公司的屠宰场发过几份《责令整改通知书》，但从来没有对长江公司发包屠宰场、生产不规范等行为作出实际性处理。原因是长江食品公司的总经理马某逵曾担任过台山市商务部门领导，我局和长江食品公司关系一直都比较好，而且长江食品公司按月都有送一定金额的款项给我局，因此，我局内部基本达成共识，只要长江食品公司生猪屠宰场不存在严重性问题（如流通有毒、危及生命的生猪），其他发包、操作不规范等不合规问题，我局就不严肃处理，放松对其监管，并在其屠宰场年审时，让其顺利通过年审，继续在条件不达标的情况下进行营业。2007年我担任我局市场贸易股股长以来，我知道长江食品公司会按每个月5000-6000元的标准给钱我局，有时候一个季度给一次，有时候两个季节给一次，截至2014年6月，长江食品公司一共送给我局40多万元。
（6）证人叶某的证言：2008年10月至2014年9月期间，我和长江食品公司签订“目标责任制”合同，由我担任四九分公司经理并承包经营四九分公司。主要经营生猪屠宰及批发零售和市场物业出租业务，都是由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008年至2011年期间，每年定额上缴长江食品公司71万元，2012年至2014年期间，每年定额上缴长江食品公司79万元。自我和长江食品公司签订内部目标责任制以来，表面上是内部责任制管理关系，但实际上长江食品公司是将四九分公司承包给我经营，我和长江食品公司是平等主体间的承包关系。四九分公司的人员，包括副经理、财务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都由我管理和委任，并对我负责，他们的工资和社保也是我决定的。四九分公司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由我个人负责。2008年10月至2014年9月期间，四九分公司的所有税费都是由我四九分公司支付的。我经营期间，长江食品公司的生猪定点屠宰证、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等都转租给我经营使用。
台山市经贸局对我四九分公司进行检查过程中，不但发现长江食品公司将四九分公司及生猪定点屠宰证等变相转租给我的情况，还发现有卫生条件不达标，有些生产设备老化和不合格等问题，但都没有进行任何处理。
（7）证人陈某1的证言：2007年10月至2013年11月期问，长江食品公司以内部目标责任制的方式，将端芬分公司变相承包给我经营。主要经营生猪屠宰及批发零售和市场物业出租业务，都是我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每年要定额上缴长江食品公司102.3万元。自我和长江食品公司签订内部目标责任制以来，表面上是内部责任制管理关系，但实际上长江食品公司是将端芬分公司承包给我经营，我和长江食品公司是平等主体间的承包关系。我承包端芬分公司期间，长江食品公司将端芬分公司的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牌证转借给我使用。其他关于端芬分公司营运模式与证人叶某经营的四九分公司的营运模式基本一致。
台山市经贸局对我端芬分公司进行检查过程中，不但发现存在变相发包的问题，还发现有卫生条件不达标，有些生产设备老化和不合格等问题，但都没有进行任何处理。
（8）证人彭某的证言：大约2013年8月份，我了解到赤溪镇田头生猪屠宰场承包期满（一般是3年一期），当时该屠宰场的承包人袁某忠认为长江食品公司在其经营期满后提高20%承包款过高，就不打算继续经营该生猪屠宰场。于是长江食品公司向社会公开招揽承包者。当时我有意承包，故与长江食品公司签订了承包赤溪镇田头生猪屠宰场合同（合同叫目标责任制经营，实质是承包关系），承包期从2013年9月至2016年9年，每月承包款3万元。具体承包情况以合同约定为准。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收购生猪回来屠宰再批发猪肉；二是代宰生猪。都是我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该生猪屠宰场大约有4个工人，他们的工资都是由我支付的。我和长江食品公司是承包与被承包的关系，除了每月固定支付承包款给长江食品公司外，我个人与长江食品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长江食品公司员工，没有与长江食品公司签订过用工合同，也没有在长江食品公司上过班和领取过工资。
（9）证人罗某的证言：2013年11月，我与陈某君、郑某运、陈某亮四人合股与长江食品公司签订目标责任书，约定由我们四人自负盈亏经营长江食品公司下川分公司，但每年支付长江食品公司10-11万元。主要有两种经营方式，一是收购生猪回来屠宰再批发猪肉；二是代宰生猪。
3、相关书证：
（1）关于台山市经济贸易局职责的证明文件（台府办〔2004〕146号《台山市经济贸易局职能配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证实台山经贸局为台山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有组织实施规范市场运行、流通秩序，组织实施重要消费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调控及流通管理，组织指导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各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等。
（2）关于台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职责的证明文件（台府办〔2010〕122号《台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证实台山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局为台山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有监测分析商品市场运行状况，承担组织实施分工管理的重要消费品市场调控和重要生产资料流通管理的责任等。
（3）长江食品公司送给台山市经济贸易局（之后为“台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现为“台山市科工商务局”）好处费的相关书证材料(均已经甄某均辨认)：
①长江食品公司付款凭证、银行汇款凭证及台山市经贸局收款收据：证实长江食品公司于2008年7月16日、11月3日、2009年3月19日、4月29日、8月14日、10月21日各以“生猪屠宰管理费”的名义付款20700元给台山市经贸局，6次共付款124200元。
②长江食品公司付款凭证、银行汇款凭证及台山市经贸局收款收据：证实长江食品公司于2010年1月7日、4月28日、7月21日、10月20日、2011年1月18日、4月27日、9月22日（支付第三、第四季度共32400元）、2012年3月26日（支付第一、第二季度共32400元）、10月30日（支付第三、第四季度共32400元）、2013年4月12日（支付第一、第二季度共32400元）、8月6日（支付第三、第四季度共32400元）、2014年7月11日（支付第一、第二季度共32400元）以“生猪屠宰管理费”的名义每季度付款16200元给台山市经贸局、台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2010年1月至4月期间为经贸局；2010年7月至2014年7月为经济和信息化局），18次共付款291600元。
（4）台山市经济贸易局（之后为“台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现为“台山市科工商务局”）收取长江食品公司好处费的相关书证材料：证实台山市经济贸易局（2008年7月至2009年10月）、台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2010年1月至2014年7月）在2008年7月至2014年7月期间合共收取了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送给的好处费445800元（按季度收取，其中2008年7月至2009年10月期间每季度收取20700元；2010年1月至2014年7月期间每季度收取16200元。
（5）《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5号）：该条例第七条规定，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不得出借、转让。任何单位不得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第十条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第二十四条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出借、转让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取消其定点屠宰厂（场）资格。
（6）《广东省生猪屠宰管理规定》(2002年8月23日修订）：证实广东省对生猪屠宰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管理办法；省、市、县的商品流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猪屠宰行业进行管理，并依法对生猪屠宰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7）商务部、公安部、农业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生猪屠宰管理确保肉品安全的紧急通知》（商运发〔2003〕275号）：证实上述部门要求严厉打击私屠烂宰、制售注水肉和病害肉等不法行为；全面开展定点屠宰场（厂）清理整顿；依法做好屠宰检疫及卫生监督工作。
（8）台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生猪屠宰和肉品卫生管理的实施办法通知》（台府办〔2003〕176号）和《关于调整市生猪生产经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台府办〔2003〕182号）：证实台山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台山市生猪生产经营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市生猪生产经营和生猪屠宰、肉品卫生管理的领导和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稽查队，稽查队由市经贸、工商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具体负责生猪屠宰和肉品卫生管理的具体工作，依法查处生猪屠宰和肉品经营方面的违法行为。该领导小组成员包括时任台山市经贸局局长谭某龙、副局长李某佳。
（9）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生猪定点屠宰证：证实长江食品公司下属的台城分公司、四九分公司、端芬分公司、田头分公司、下川分公司等19个分公司均具有生猪定点屠宰证，法定代表人均为江某常。
（10）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牌照（照片）：证实长江食品公司下属分公司所具有的生猪定点屠宰场牌照的情况。
（11）台山市长江食品有限公司经营目标责任书（已经罗某、彭某、叶某、陈某1辨认）：证实长江食品公司通过签订“经营目标责任书”的形式将下属分公司转包给他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情况。
（12）现金缴款单：证实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彭某承包长江食品公司端芬分公司期间每月支付给长江食品公司的月租69800元的情况。
（13）台山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江台法民二初字第194号〕（已经陈某1辨认）：证实陈某1与长江食品公司因承包长江食品公司端芬分公司期间少上缴款项的问题发生纠纷遂诉至法院，经审理，法院认定陈某锡自签订《经营方案》后与长江食品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陈某锡与长江食品公司签订的《第二轮经营方案》并非是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而是属平等主体之间设立的民事权利','2018-09-29
19:13:21',0,'web',NULL),(31482423,'a8cfea82-7d67-4ee5-b223-a85700acef01','$(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86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515\",\"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6）鲁0191民初1588号\",\"法院地市\":\"济南市\",\"法院省份\":\"山东\",\"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a8cfea82-7d67-4ee5-b223-a85700acef01\",\"案件名称\":\"张妍红与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DocContent\":\"\",\"补正文书\":\"2\",\"诉讼记录段原文\":\"原告张妍红诉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立案后。原告张妍红于2017年10月18日以达成和解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1680960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文书全文类型\":\"1\",\"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document).attr(\"title\",\"张妍红与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张妍红与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6）鲁0191民初1588号\");$(\"#hidDocID\").val(\"a8cfea82-7d67-4ee5-b223-a85700acef01\");$(\"#hidCaseName\").val(\"张妍红与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hidCaseNumber\").val(\"（2016）鲁0191民初1588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515\");$(\"#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7-10-18\"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张妍红,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四十五条\',法条内容:\'第一百四十五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张妍红与济南东拓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8-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