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商提字第1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项立军，男，195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宁波江北国兴机械电器厂厂长，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代理人：王咏梅，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洪云法，男，195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江北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洪骏，男，1978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江北区。
洪云法、洪骏诉项立军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3日作出（2013）甬北商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项立军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2013）浙甬商终字第98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项立军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2014）浙民申字第1073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于2015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再审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詹巍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梅冰、王雄飞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6日、2016年4月6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和调查质证。申请再审人项立军的委托代理人王咏梅，被申请人洪骏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洪云法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洪云法系原告洪骏父亲，被告项立军原系原告洪骏岳父。2007年6月18日原告洪骏与被告女儿在法院达成离婚协议。2006年3月1日原告洪云法作为宁波江北国兴机械电器厂（个人独资企业）的原投资人与被告项立军签订了《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洪云法将宁波江北国兴机械电��厂（以下简称国兴厂）转让给被告，当时原告洪云法的妻子、儿子（原告洪骏）、儿媳（被告女儿）亦作为甲方（原告洪云法一方）共同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约定，转让标的账面净值为1063430.28元，实际转让价为4346613.34元，由被告以现金支付；原告洪云法的债权为零，所负债务为4346613.34元，由被告承接。易言之，被告仅需承接4346613.34元债务，无需再向原告洪云法支付其他对价。同日，原告洪云法与被告签署了《资产交割清单》及《债务清单》，原告洪云法出具了《原投资人承诺书》。在《资产交割清单》中明确，国兴厂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004平方米，现有地面建筑物面积为3267.83平方米（使用性质为仓贮），其中已领取产权证的为1834.83平方米，未领取产权证的为1433平方米。《债务清单》详细列明了4346613.34元债务的构成。原告洪云法在《原投资人承诺书》中承诺国兴厂在2006年3月1日前发生的一切债务总额为4346613.34元，以后出现或发生的新债务纠纷不在《债务清单》中，均与被告无关，由原告洪云法负责；厂区东侧出租的房屋和区域，原告洪云法保证在2006年3月31日前无偿清空和搬迁完毕；厂区门口道路两侧的绿化用地和厂区内属于村所有的土地租赁手续，原告洪云法负责在2006年3月31日前办妥等。另，被告出具了《承诺书》，落款时间亦为2006年3月1日。该《承诺书》载明：“宁波江北国兴机械电器厂由原投资人洪云法转让给本人后，如本企业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生产和经营逐步走上正规（正轨），企业能逐步产生利润；或者本企业遇到国家需要征用或拆迁土地与房屋，并已经获得国家赔偿等情况时，本人作出如下承诺：1.企业获得的利润或已得到的土地与房屋拆迁赔偿，本人在率先扣除投入的本金与利息（按月息1.1分利率计算），并在不考虑发展再生产的前提下，扣除本金与利息后的企业纯利润部分或扣除本金与利息后的土地与房屋拆迁赔偿部分，本人自愿给洪骏40%；2.洪骏截止目前已从本人处预支了519133.34元。因此，在本人自愿给洪骏的40%部分中应先予以扣除519133.34元。”国兴厂转让后，原告洪骏在国兴厂任职，直至2006年10月国兴厂停止经营。根据《转让协议书》，被告支付了4346613.34元转让款，具体为2006年2月24日1643000元，2006年2月28日951480元，2006年3月1日1752133.34元，至2012年8月21日，按月利率1.1%计算，共计本息8119212.58元。为处理《原投资人承诺书》中列及的租赁等事宜及其他，国兴厂分别于2006年3月22日、3月30日、3月31日、4月15日、6月1日、2007年4月9日、2007年12月19日支付1000元、15000元、3000元、5970元、2000元、500元、480元，按月利率1.1%计算，至2012年8月21日本息合计51631.26元。另，2008年5月8日、2011年3月15日、2012年3月16日国兴厂各支付了500元的民营企业协会会费，按月利率1.1%计算，至2012年8月21日本息合计1912.32元。国兴厂厂房经过两次修建。第一次修建后，自建用房部分的面积由原先的1433平方米变更为办公用房409.66平方米和生产用房4174.69平方米，合计4584.35平方米。发生的费用为35万元，投入时间定为2006年12月5日，按月利率1.1%计算，至2012年8月21日本息合计617703.33元。第二次修建后，自建用房面积变更为12484.04平方米。按260元/平方米计算，投入3245850.40元，加上60万元装修费，共计3845850.40元；投入时间确定为2008年6月5日，按月利率1.1%计算，至2012年8月21日本息合计6014653.64元。两次修建的投入至2012年8月21日合计本息6632356.97元。2012年8月21日，国兴厂领取拆迁赔偿款38989544元，包括：1834.83平方��工业用房评估金额4089688元及装修补偿费1481631元，1834.83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费18516411元，一次性经济补偿费1204387元，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增加征收补偿资金7226319元，无法恢复的设施设备及花木补偿费295500元，不可移动的重大设施设备补偿费459360元，12484.04平方米被征收自建房屋的一次性补偿费4993616元，提前搬迁奖励费722632元。为拆迁而支付的土地出让金4611072元（原先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国有划拨，改为国有出让），连同契税、印花税、土地测绘费等共计4753577.25元。除两原告认可的投入外，国兴厂其他支出共计1331181.52元，按月利率1.1%计算，至2012年8月21日，合计本息2225760.14元。宁德汇税审[2012]2011号纳税情况查证报告显示，2012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25日，国兴厂营业收入为4944.44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的法律关系是什么。该院认为，本案应为附条件的个人独资企业的转让协议纠纷，《承诺书》中相关承诺即为个人独资企业的转让的相应条件，理由如下：（1）不管《承诺书》是否是在《转让协议书》及相应附件签订之后再行签订，其最终落款的时间显示与《转让协议书》一致，表明双方合意将《承诺书》作为与《转让协议书》同时出具，两者具有关联性，故对被告有关《承诺书》签署的时间在2006年3月14日这一事实及提供的相关证据不再审查；（2）从《承诺书》的行文来看，被告承诺给付洪骏根据《承诺书》约定的方式计算的纯利润或拆迁赔偿款的40%缘起于原告洪云法将国兴厂转让给了被告，如果说纯利润的分配还需要“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生产和经营逐步走上正规”，拆迁赔偿款的分配并不附加任何条件，《承诺书》对《转让���议书》负有依附性；（3）从《转让协议书》的对价来看，被告受让国兴厂需要承担的就是国兴厂的债务，除此之外无需向原告洪云法支付任何款项，而转让资产中主要就是6004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和1834.83平方米领取产权证的房屋及尚未领取产权证的1433平方米建筑，而且双方在《资产交割清单》中对土地使用权的形式、建筑面积等进行了详细说明，可见双方对将来土地、房屋可能面临征收、拆迁有个合理预期，并对拆迁赔偿款的收益约定了分配比例；（4）原国兴厂登记的投资人虽为原告洪云法，但《转让协议书》签订时，原告洪云法的妻子、儿子（原告洪骏）、儿媳（被告女儿）与原告洪云法共同作为出让方在协议上签字，则原告洪骏亦为合同出让方之一。被告项立军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将40%的收益款项交付原告洪骏，系交付给合同当事人，而非赠与。���对两原告对本案系附条件的个人独资企业的转让协议的主张予以支持，对被告认为《承诺书》系附条件的赠与，条件为洪骏参与国兴厂的经营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该院认为：本案系附条件的个人独资企业的转让协议纠纷，当企业遇国家征用或拆迁土地与房屋这一条件成就后，“并在不考虑发展再生产的情况下”，被告应按约向原告洪骏支付相应比例的拆迁赔偿款。本案被告已得拆迁赔偿款一年，而企业早于2006年10月就停止经营，本案被告亦未抗辩尚需发展再生产，故对原告洪骏的相关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承诺书》明确款项由同样作为出让人之一的原告洪骏受益，原告洪云法无权要求被告向其本人履行，对其相关诉请不予支持。提前搬迁奖励费虽然直接是对被告提前搬迁行为的奖励，但其依附于房屋与土地的拆迁，仍属于房屋与土地拆���赔偿款的范围，故对被告认为该笔款项不应参与分配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另提供了有关企业转让后企业各项经营性、管理性等支出的证据，并主张将该些支出均计入“投入成本”。对此，两原告认为，如果企业有亏损，同意用拆迁赔偿款先行弥补亏损，但被告应提供有关企业收入的证据，才能完整反映企业盈亏状况。该院认为，被告仅提供了企业的支出凭证，而未提供完整的收入凭证，难以反映企业真实的盈亏情况，而且，从宁德汇税审[2012]2011号纳税情况查证报告来看，2012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25日，国兴厂仍有营业收入，现被告仅提供了各项支出情况而未提供收入情况，在此情况下，被告无权要求将企业的经营性、管理性支出作为“投入成本”，两原告的意见成立。如果被告提供了完整的收支凭证，可另行���原告洪骏主张。根据现有证据查明，被告获得拆迁赔偿款38989544元，扣除各项投入本息19558690.38元，尚余19430853.62元，原告洪骏可分得其中的40%，即7772341.45元。扣除预支的519133.34元，被告应支付给原告洪骏的是7253208.11元。目前被告尚未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被告向税务机关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可另行要求原告洪骏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项立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洪骏7253208.11元；二、驳回原告洪云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196元，由原告洪云法、洪骏负担9196元，由被告项立军负担6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项立军负担。
宣判后，项立军不服，提出上诉称：因《转让协议书》涉及的附件并未包括《承诺书》，且《承诺书》实际签订日期迟于《转让协议书》的签订日期，而非同日签订。《承诺书》的成立生效并未以《转让协议书》中国兴厂的转让为前提，只有在《转让协议书》成立生效情况下，项立军才获得对国兴厂的处置权，才有可能向洪骏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并出具《承诺书》。国兴厂转让时的市场价值与项立军当时支付的对价4346613.34元基本一致，虽然国兴厂于2012年拆迁时，获得赔偿款38989544元，但主要是由于项立军受让国兴厂后进行两次修建，并支付土地出让金变更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国兴厂原出资人系洪云法，只有洪云法才具有出让资格，洪骏应视为见证人在《转让协议书》上签字，故《承诺书》不是《转让协议书》成立生效的条件，而是独立的附条件赠与合同，赠与人项立军当然有权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前撤销赠与。本案案由亦应为赠与合同纠纷。因《承诺书》明确项立军只有在不考虑发展再生产条件下才履行赠与义务，但原审法院未查明国兴厂是否考虑再生产，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另外，即使项立军须按约支付洪骏拆迁赔偿款，也尚须扣除两次修建费用、2006年至2012年生产经营投入、给付员工工资及安置费、应补缴的税款共计40135291.38元。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洪云法、洪骏的全部诉讼请求。
洪骏答辩称：同时出具《转让协议书》、《承诺书》是出于对国兴厂面临拆迁的一个合理预期，国兴厂的转让条件不仅是受让人支付相应转让款，还须在国兴厂拆迁后，支付洪骏40%的拆迁赔偿款。故《承诺书》是双务合同，并非单务合同性���的赠与合同。《转让协议书》与《承诺书》系同一天出具，并不存在《承诺书》落款时间倒签行为，即使存在倒签行为，也系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关于项立军所称的两次修建房屋费用，项立军仅提供了两份评估报告书来证明房屋重置价，但该两份评估报告书却未附工程账册、施工图纸等相应依据，不足以证实两次修建费用为16485300元的事实。另外，2007年拆迁补偿协议中显示国兴厂可得的拆迁赔偿款为10395548元，之后，项立军却投入14000000余元修建国兴厂不符合常理。综上，原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承诺书》的性质是项立军受���国兴厂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还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二、如果项立军应按约支付洪骏相应的拆迁款，支付条件是否成就，支付数额为多少。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院认为，《承诺书》与《转让协议书》系同日出具，且从《承诺书》内容分析，洪云法出让国兴厂时已经对拆迁价值有合理预期，但《转让协议书》中载明的出让价格4346613.34元远低于2007年9月25日的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载明国兴厂可得到的拆迁赔偿款10395548元，应仅系国兴厂建筑物、土地的市场价值，未将预期的拆迁价值列入。故项立军并非无偿向洪骏赠与国兴厂的部分拆迁赔偿款。项立军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转让价格系国兴厂当时的市场价值，《承诺书》性质为附条件的赠与合同理由不充分，不予采信。洪骏称项立军按《承诺书》约定应支付的拆迁赔偿款属于国兴厂转让价格一部分理由充分，���以采信。现洪云法已经按约将国兴厂转让给项立军，项立军理应按约向洪骏支付《承诺书》中载明的拆迁赔偿款。关于争议焦点二，该院认为，国兴厂于2006年10月停止经营至2012年8月领取拆迁赔偿款期间，并未发展再生产，故项立军向洪骏支付拆迁赔偿款的条件已经成就，洪骏有权要求项立军按约支付拆迁赔偿款。关于项立军应支付洪骏的拆迁赔偿款数额问题，该院认为，首先，虽然项立军受让国兴厂后，确实进行了两次修建，但其提供的相应评估报告书系单方委托出具，不仅未对评估对象实地勘察，亦未将施工图纸、工程材料采购费用、人工工资等作为取价依据，不足以证实国兴厂两次修建费用为16485300元的事实。原审法院根据洪云法、洪骏自认事实确认国兴厂两次修建费用并无不当；其次，虽然项立军提供了其受让国兴厂后至拆迁前国兴厂的经营支出，但未提���该期间国兴厂的经营收入，不能完整反映在该期间项立军对国兴厂的投入成本，故项立军要求在拆迁赔偿款中扣除国兴厂该期间的经营支出理由不充分，难以支持；最后，虽然国家税务部门要求项立军支付税款17566278.92元，但项立军尚未支付，该费用并未实际发生，项立军要求在拆迁赔偿款中扣除该款项理由不充分，本院难以支持。故原审法院认定项立军在拆迁赔偿款中可扣除的投入本金和利息为19558690.38元并无不当，项立军尚须支付洪骏拆迁赔偿款7253208.11元。另外，因洪云法系国兴厂出让人，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196元，由上诉人项立军负担。
项立军不服二审法院前述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详情本院在下文证据部分列明并作分析）。二、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审判决第4页所述“当时洪云法的妻子、儿子（原告洪骏）、儿媳（被告女儿）亦作为甲方（原告洪云法一方）共同在协议书上签字”、以及据此推定洪云法的家庭成员有转让主体资格，缺乏证据支持。根据转让协议文本，“甲方”特指国兴厂，洪云法是作为甲方的投资人签字的。洪云法的妻子、儿子、儿媳均不属于转让方。原审认定妻子、儿子、儿媳是“亦作为甲方”签字、具有转让主体资格错误。2、一审判决书第27页认定“原告洪云法的债权为零，所负债务为4346613.34元”，无证据证明。转让协议中所述债权、债务均直接归属于国兴厂，而非洪云法。原审在未追加国兴厂为当事人的情况下，错误将项立军和国兴厂的法律地位混同。3、一审判决书第27页（应为第14页）认定“《承诺书》中相关承诺即为个人独资企业的转让的相应条件”，而未采信原审被告主张的“承诺书系附条件的赠与”，缺乏证据证明。承诺书作为转让协议的一部分，没有证据支持。项立军受让困境中的国兴厂主要是基于双方姻亲关系，具有救助因素。因项立军不熟悉国兴厂的经营。也为了独生女儿项柯与女婿洪骏今后的家庭幸福和事业发展，故出具《承诺书》。《承诺书》属于赠与的意思表示。项立军是要通过附条件的赠与为女儿的生活、女婿的事业以及国兴厂的发展打下基础。一旦洪骏与项柯离婚，承诺书的���基及支付赠与的意愿均不复存在。洪骏在项立军受让国兴厂不久，就擅自离厂，不仅未按承诺书要求协助项立军开展经营，且与项柯离婚。即使赠与合同已生效，项立军在实际赠与前有权依法撤销赠与。项立军也在女儿离婚前多次向其双方表明撤销了该赠与。4、原判认为承诺书生效且有约束力，缺乏相关证据。承诺书系项立军单独出具给洪骏，与项立军和洪云法之间的转让协议书没有直接关联。承诺书洪骏没有签字确认，尚未形成合意，依法承诺书未成立、未生效。5、原判认为转让协议书中的转让价格低于国兴厂可能拆迁所得的资产价值，缺乏证据证明。转让发生在2006年3月，但原审比对的是2007年9月25日的评估价格。此时与转让间隔一年半以上，且正处于房地产价格飞涨的特殊历史阶段。而且，此时项立军已完成对国兴厂土地、厂房的第一波建设投资。原审判决用2007年9月的评估价格来反映国兴厂2006年的资产价值是完全错误的。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原审法院应当适用《个人独资企业法》、《物权法》维护国兴厂的企业利益。国兴厂作为相对独立的民事主体，其名下的房产物权及相关拆迁补偿款不得随意侵犯，拆迁款也只有在国兴厂交纳税款之后才能分配至项立军名下，原判对此未有体察。2、原审判决侵害了国家税收管理规定。洪骏主张的利益不应优先于国兴厂纳税的义务。依据《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国兴厂作为个人独资企业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是国兴厂，而非项立军。一审判决书第16页本院认为中“如果被告向税务机关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可另行要求原告洪骏承担。”二审支持了上述观点。错误地将国兴厂的纳税主体转��项立军，非法跨越了国兴厂的主体资格。3、原审法院未依法适用证据规则分配举证责任。洪骏和洪云法并没有就承诺书是转让协议书的一部分做出任何举证。原审采信原告观点，并认定承诺书的性质是项立军受让国兴厂时应当履行的义务，不符合逻辑和证据规则。二审判决就此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认定项立军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不当。四、原审遗漏了国兴厂这一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国兴厂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所涉厂房、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国兴厂名下、是国兴厂的财产，并且相关拆迁补偿款也直接归属于国兴厂。拆迁款应当办理缴纳税款后才能作为项立军可处分财产。在国兴厂未参加原审诉讼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迳行处置其名下拆迁补偿款的做法严重侵犯了国兴厂的财产权益。五、原判还存在其他错误。1、一审判决第27页（应为14页）：“拆迁赔偿款的分配并不附加任何条件”对基本事实认识错误。（1）依承诺书，项立军分配拆迁款的基本前提是“如本企业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生产和经营逐步走上正轨”、“并在不考虑发展再生产的前提下”。（2）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被拆迁主体和获得拆迁款的主体是国兴厂。拆迁款须完税、依法计提费用、甚至清算国兴厂之后，才能分配至项立军名下。2、原审判决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例如，（1）在事实认定上：一方面认定2006年10月起国兴厂就停止经营，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国兴厂存在营业收入。（2）在法律关系判断上，将本案归纳为“个人独资企业的转让协议纠纷”，认为洪骏与洪云法都是转让协议书中的转让方且承诺书与转让协议书“不可��割”。但又在支持洪骏诉请的同时驳回了同属转让方的洪云法的全部诉请，自相矛盾。（3）在诉讼主体上，认为洪云法的妻子、儿媳都属于转让协议书中的甲方（转让方），那么至少应该将她们追加为第三人，但原审法院并未追加，也是自相矛盾。3、原审法院认为洪云法在2006年订立转让协议书时就对拆迁有预期利益，缺乏证据。原判认为，承诺书中表述的40％的拆迁赔偿款属于转让国兴厂价格中预期拆迁款的一部分。照此逻辑，项立军已经支付的受让款4346613.34元加上原审判令支付的7253208.11元，共计11599821.45元，才能体现国兴厂的资产价值。实际上当时国兴厂资不抵债。项立军以4346613.34元受让该企业不仅未违反合理公允原则，还使洪云法免除了债务风险。此外，承诺书是出具给洪骏的，不可能存在作为其他主体的洪云法的拆迁预期。承诺书不可能是企业转让的前提条件。4、计算应予扣除的费用及支出，已没有剩余款项可支付。应缴税款17566278.92元，两次房屋修建费用总计1648.53万元，以及国兴厂历年来经营管理及维持费用均系项立军投入的本金，三项总计40135291.38元，已大于国兴厂债权补偿款，无剩余金额。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驳回洪云法、洪骏的诉讼请求。5、拆迁款总额应当是在签订承诺书时预见到的利益，以2007年的拆迁政策规定为准相对合理。对于选择货币补偿以及尽早搬迁的奖励，也是在之后的政策规定的，故也应当予以扣除。6、承诺书中企业获得利润或者得到的房屋拆迁补偿，应当扣除投入的本金与利息。本金并未进行区别，所以是概括性的。我们提供的一审中生产经营投入的证据，对方也均认可，一审未予扣减不当。7、对于国兴厂的两次再建，我们进行了评估，对方没有认可评估报告，其认定数额也未有证据支持。我们首先主张以2007、2012年拆迁体现的主体结构，对应当年适用的政策，经推出的重置价格作为两次建设的成本。其次，可以再次评估。不然应当以拆迁时自建部分以及拆迁政策对自建部分的重置价格来推算重建成本。但都无可分配利益可给洪骏。故援引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八）项申请再审，即“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驳回两被申请人原审诉讼请求。
洪骏答辩称：相关证据和事实原审中都有。本案是转让关系，离婚时也没有提及承诺书。原审处理正确。
再审中，项立军共提交了34份证据。第一组：证据1.项柯与洪骏离婚的民事调解书。证据2.国兴厂投资人变更工商登记材料。用以证明：转让协议书仅标注有3个附件，工商局也没有备案承诺书。承诺的赠与已经撤销，所以洪骏和项柯离婚时均未提及承诺书的事项。第二组：证据3.（2009）4号拆迁通知。证明：2009年向国兴厂发出的拆迁通知，国兴厂进入拆迁规划。洪云法并未举证证明，其在转让国兴厂时有合理的拆迁预期。第三组：证据4.税务局提供的国兴厂2006年－2011年利润报表。证明：国兴厂2006年10月全面停产，2006年亏损907697.77元；2007年至2011年都没有任何主营业务收入。国兴厂没有经营收入，���然也无法举证。第四组：（1）证据5.现金交款单1份、收款收据1份。证明：项立军2006年向国兴厂投入22万元，用于经营和缴纳税款，应当减扣。该款应当增加到项立军原审证据三中。（2）证据6.项立军个人账户历史明细（2008-3-10的第26项交易）；证据7.项立军个人账户历史明细（2009-3-9的第24项交易）;证据8.上部分：项立军的中国银行账户。下部分：项立军账户转到国兴厂65200元的对公现金缴存单，以及宁波中山支行的国兴厂账户中国银行对账单；证据9.2011-3-3项立军中行信用卡交易65108.43元到“待报结预算收入江北地税”交易记录１份。证据10.2012-3-13项立军中行信用卡交易65108.43元到“待报结预算收入江北地税”交易记录１份。以上证据印证项立军原审证据五国兴厂缴纳的税款都是来源于项立军本人现金投入，并非来自国兴厂的收入，系项立军投入的本金，应当减扣。第五组：证据11.2007年拆迁协议；证据12.2007年房地产评估报告;证据13.2007年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偿资金核算单;证据14.2007年非住宅建筑面积测定表、拆迁时其他附表。证明：2007年国兴厂主动申请拆迁，2007年国兴厂尚无拆迁规划，且此拆迁最终没有履行。2007年拆迁未列入拆迁规划，2007年拆迁评估和核算的各项数据，证明一审中洪骏对第一次再建所陈述的围墙加棚系虚假陈述。35万元成本与事实不符。第六组：证据15.2012年《非住宅用房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证明拆迁协议对象是国兴厂；证据16.2012年《房地产估价报告》，证明评估结果为估价对象在评估时点的公开市场价值，随着时间及市场的变化，该结果需要相应调整和重新评估。说明每个时点的市场价值不同，不能以2012年的市场价值衡量转让时的市场价格。原审以错���逻辑对40％的拆迁款是赠与还是协议的价格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证据17.2012年《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价格评估报告》，证明土地价值增值系因土地的期日修正系数、比较因素修正系数提高，是项立军无法预见的。并可根据当年实施的甬政发（2011）97第26条第3点，合理推断出重置成本为1250元/平方米、1550元/平方米。装修成本按评估为950元/平方米。原审认定的260元/平方米建设成本不合理。证据18.2012年拆迁《非住宅征收货币补偿资金核算单》；证据19.2012年拆迁档案《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汇总表》；证据20.宁波市甬江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出具的《证明》。证据19、20结合证据17，可以推算出第二次再建的建筑成本，重建面积14318.87平方米（有证建筑1834.83平方米＋无证建筑12484.04平方米），计算如下：1250元*[有证面积（221.85＋335.90＋30.90）＋无证面积（360.14＋13.89）]＝1203687.50元���1550元*[有证面积（361.24＋551.25＋3333.69）＋无证面积（11400.03＋42.33＋667.38）]＝20701676元。两项合计，建筑成本为219905363.5元。第二次修建的装修成本为：950元*14318.87平方米*83％＝12353165元。上述建筑成本和装修成本还要计算到拆迁日的利息。以上证据证明：2012年拆迁的各项评估依据及数据发生了巨大变化，土地因系数变更导致价值发生了显著增值，这是政策所致。这个变化是项立军无法预见的，不应计入承诺书的利益事项。另，被申请人方主张第二次再建为260元/平方米，与事实证据严重不符。依据相关数据记载，有证面积和无证面积均是2007年重建，可以根据当年实施的政策甬政发（2011）97第26条第3点，合理推断出重置成本为1250元/平方米、1550元/平方米。若关于第二次再建成本及装修成本不予认可（房屋重置成本分别为1250元/平方米与1550元/平方米，装修成本为950元/平方米），则申请法院凭借2012年拆迁时各项保存的数据及证据对第二次再建成本进行司法评估。第七组：证据21.宁波中申塑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该证据，申请人当庭表示与本案无关而撤回。第八组：证据22.《关于印发宁波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若干规定的通知》（甬政发【2004】65号）。证明：2011年前，拆迁补偿中没有选择货币安置的补偿金和搬迁奖励费的规定，故2012年拆迁中选择货币补偿增加拆迁补偿金、提前搬迁奖励费这两项不存在于2006年承诺人意思表示范围内；证据23.《关于调整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关费用的通知》（甬价管【2004】172号）。证明：文件第三部分中（二）围墙补偿费：至多按3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与2007年实际拆迁核算所认定的补偿单价为200元/平方米、400元/平方米，相互矛盾。若洪骏陈述2006年再建仅是围墙加棚为真实情况，则2007年拆迁只能照此30元/平方米标准补偿，与实际补偿单价矛盾。证据24.《关于调整非住宅用房拆迁评估系数有关问题的通知》（甬房发【2007】12号）。证明：该通知第一条规定，期日修订系数为1.05，其他系数不变。即2007年当时的期日系数为1.05。相对于2006年转让时的拆迁政策，已经使得土地价值提升。政策变化不可预见。洪骏、洪云法仅仅以价格来论述承诺书系转让的一部分，不应采信。证据25.《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证明：从该文件第三章第十七条（二）（三）规定可知，2011年国家开始出现并实施选择货币安置的补偿、搬迁奖励、临时安置补偿政策。2006年转让时，关于拆迁的预期没有上述事项，故不属于意思表示范围，不应纳入承诺书的补偿金额中。证据26.《宁波市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若干规定》（甬政发【2011】97号）。证明：依据证据25���家增加了新政策：选择货币安置的补偿、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规定，宁波市开始规定拆迁若选择货币安置的补偿、搬迁奖励费、临时安置的补偿标准，体现在该规定第24条、25条。根据该规定第26条第3点，应最低按房屋建筑面积400元予以补偿，可见一审认定洪骏主张的260元/平方米不符合事实。证据27.《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技术规程（试行）》（【2012】1号）。证明：期日修订系数升到2.5，比较因素修正系数升到1.15，土地较2007年增值了2.73倍。这是承诺书主体无法预见的政策变化，不应作为承诺事项。依据附表六即2012年拆迁时《房屋装修评估标准表》的第二栏，2012年拆迁时装修标准为950元/平方米。附表十二即2012年拆迁时《征收房屋结构等级评定及重置价格标准表》明确了重置价格标准。以上法规证据，在2007年、2012年《房地产估价报告》中明确写明均���为估价依据。以上证据表明，拆迁政策不同对拆迁评估的价格影响巨大。2007年的新规定相对于转让时的2006年政策，有些土地系数提升，故2007年较2006年的土地评估价格发生了变化。2012年较2007年拆迁补偿项增加，总额发生了巨大提升。以上政策变化是转让时无法预见的，上述价值改变项不应作为承诺书的合意范围。退一步，洪云法即使存在拆迁预期，也是2006年存在的拆迁政策下的预期。承诺书的补偿总金额至多应当以2007年为参照，再减去相应投入的本金和利息。如果法庭不认可我方依据政策和评估记载的结构推出的单位再建成本（结构建造成本1250元/平方米、1550元/平方米；装修950元/平方米），我方申请依据上述标准，及2012年评估记录的重置价格和结构及再建面积情况，按照当时再建年份，对再建总成本进行司法评估。第九组：证据28.2006年3月1日洪云法在国兴厂设立时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国兴厂设立时，洪云法明确出资方式标注为个人资产出资，非家庭出资。因此洪云法的真实意思是洪骏不作为出让人，原审法院认定洪骏为转让主体，是错误的认定。第十组：证据29.《关于批转<宁波市三区非住宅房屋拆迁价格评估操作规程（暂行）>的通知》（甬房发【2004】32号）。证明：附表一证明2006年转让国兴厂的年度，土地拆迁的基准地价标准为369元/平方米。附件五表明，因房屋结构不同，拆迁评估的重置价格也差别巨大。与2007年的拆迁政策相比，2007年基准地价由之前执行的369元/平方米调整为631元/平方米，土地拆迁评估期日修正系数升为1.05。2007年土地拆迁价格较2006年执行的政策升值1.8倍。2006年执行的拆迁政策评估价格远低于2007年的评估价格，两者不具有可比性。第十一组：证据30.项立军提供的承诺书。该承诺书盖有骑缝章，是和洪骏的承诺书一起加盖的骑缝章。说明承诺书仅系项立军和洪骏之间的赠与关系，并非转让协议书的一部分。证据31.2012年拆迁鉴定机构评估树木及厂内设施价值的《价格鉴定结论书》及附表一、附表二和2012年《非住宅征收货币补偿资金核算单》；2007年《非住宅征收货币补偿资金核算单》及两个附表。证明：2012年《非住宅征收货币补偿资金核算单》中有“无法恢复使用的设施及花木补偿费295500元”、“不可移动的重大设施、设备补偿费459360元”两项补偿。2007年《非住宅征收货币补偿资金核算单》中存在“设施补偿320800元”、“树木补偿费10433元”。以上表明，在建筑之外，存在项立军在厂区绿化围墙道路和厂区内固定设施的投入。2007年拆迁评估中，树木评估总价10443元，设施评估总价320800元；2012年拆迁评估中，附表一表明树木围墙等评估价格为29550元，附表二表明厂区内设备设施评估价为1148400元。两年度评估对比可知，第一次改建投入树木绿化成本为10443元，厂区的设备设施投入成本为320800元。第二次再建投入树木绿化围墙道路成本至少为295500元－10443元＝285057元；投入厂区的固定设备设施的成本至少为1148400元－320800元＝827600元。故项立军第二次建设投入绿化＋厂区设施合计本金为1112657元，这部分本金及利息系项立军在第二次建设中在建筑物之外投入的设施的金额，应计入投入成本。第十二组：证据32.洪云法填写的《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因与证据28重复，申请人当庭撤回。证据33.原审项立军提交的证据三，证明项立军在2006年投入本金合计878520元。洪骏在原审证据交换笔录一第10页，认可这些本金，但主张看经营收入。按承诺书的约定本金及利息要扣除，并未约定本金的用途。主张本金与收入相抵，违背承诺书的意思表示。故该本金及利息应从补偿款中扣除。证据34.原审项立军提交的证据五,证明项立军为国兴厂各年度缴税投入本金合计331039.10元。洪骏在原审证据交换笔录一第12页，认可国兴厂有这部分支出，但对项立军支付的上述款项有异议。证据第一页即“5-1”收款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项立军，收款单位为国兴厂，证明系项立军向国兴厂支出的费用，交纳了2007年的税费。原审证据五的5-2-1至5-6-1，结合再审证据6-10的补充，共同说明税费所涉金额都是项立军支出到国兴厂的本金。该组本金及利息应从拆迁补偿款中扣除。
洪骏的质证意见为，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申请人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洪骏均无异议，故证据资格可以确认。对于关联性和证明力逐一分析如下。1、第一组证据。证据2即工商变更登记材料，其中确无讼争的承诺书，可以证明承诺书并未备案。但并不能因此得出本案系赠与合同的结论。本案法律关系性质仍应综合全案情况做出判断。证据1即民事调解书，确未涉及争议的承诺书，但并不能证明项立军已经撤销承诺书。况且调解书还载明“各自债权债务归各自享受和承担”。故该组证据只能证明项柯与洪骏离婚以及国兴厂变更登记的事实，不能证明讼争承诺书已经撤销。2、第二组证据。证据3即拆迁通知，可以证明甬江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曾于2009年3月通知国兴厂已列入拆迁范围。至于涉案当事人2006年签订���让协议书时是否对国兴厂有合理的拆迁预期及其对实体处理的影响，应结合全案情况作出判断。3、第三组证据。证据4.即国兴厂2006年－2011年利润表，均盖有“宁波市江北地方税务局税收业务专用章”。经审查，（1）2006年12月的利润表显示：本月主营业务收入为219661.17元，但收入小于业务成本等其他费用，导致主营业务利润为负值。同时，本月其他业务利润栏无。最终本月利润总额为负值。本年数据情况类似，主营业务收入为1359272.14元，但因小于业务成本等其他费用，主营业务利润为负值。同时，其他业务利润栏无。最终本年利润总额为负值。（2）2007至2011年各年12月份的利润表，均显示：本月和本年主营业务收入无，主营业务利润无，其他业务利润无，因有管理费用发生，故利润总额为负值。故可以证明国兴厂2006年亏损、2007年至2011年���有主营业务收入的事实。但申请人关于“国兴厂没有经营收入，当然也无法举证”的证明目的尚不能实现。因为，企业的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本组利润表载明了主营业务收入情况，但没有载明其他业务收入情况。虽然“其他业务利润”一项为空白，但并不能当然证明其他业务收入为零。4、第四组证据。（１）证据5，现金交款单载明，2006年4月21日国兴厂账户收到款项22万元。同日国兴厂记账凭证收款收据载明，项立军交往来款22万元。可以证明项立军投入国兴厂22万元。可以和项立军原审证据三即2006年生产经营投入878520元一并认定为项立军的投入。至于能否从拆迁款中扣减，应结合全案情况进行综合分析。（2）证据6即项立军个人账户历史明细，显示：项立军于2008年3月10日取现65100元；证据7即项立军个人账户历史明细，显示：2009年3月9日项立军取现65100元；证据8即中国银行对公现金缴款存单、国兴厂中行账户对账单，显示：项立军于2010年3月11日存入国兴厂中行账户65200元，注明“土地税、房产税”；证据9即项立军中行信用卡交易记录，显示：2011年3月3日项立军的信用卡交易65108.43元到“待报结预算收入江北地税”；证据10.即项立军中行信用卡交易记录，显示2012年3月13日交易65108.43元到“待报结预算收入江北地税”。该些证据分别与项立军原审证据五中相应的缴纳税款证据相印证，可以证明有关税款之交纳来源于项立军的投入。至于是否应当减扣，应结合全案具体分析。5、第五组证据。为证据11、证据12、证据13、证据14。申请人欲以此证明，原审采纳被申请人主张而认定第一次修建情况及修建成本35万，与事实不符。经审查，原审中洪云法、洪骏主张第一次修建是将仓库、外墙加棚，投入35万元。而项立军主张是拆除原来建筑后重建，投入199万元。就此争议，申请人在本组证据的书面举证说明中认为，根据2007年的《非住宅拆迁货币补偿资金核算单》，违章建筑分两部分以400元/平方米、20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从甬价管（2004）172号文第五点规定的价格按40％补偿，可反推出无证建筑的成本为1000元/平方米、500/平方米。从该规定第三点规定（二）围墙补偿费规定价格看，若当时拆迁时是围墙，只能最高认定为30元/平方米，无证面积最多补偿10万余元。故一审中洪骏辩解第一次再建只是围墙上加棚，只有35万元，系虚假陈述。按前述1000元/平方米、500/平方米计算，无证建筑重置成本本息为4406881元，远超过洪骏一审所谓的35元成本。且从《非住宅建筑面积测定表及附表》看，这些无证建筑在图中标注为办公房和生产用房，空间位置来自楼上加盖房屋。本院审查认为，从《非住宅建筑面积测定表及附表》标注看，无证建筑标注为“楼上”的只是部分面积，并不能否定洪骏主张的存在围墙加棚修建方式的可能。而且，根据项立军自己一审提交的宁安评报字（2013）02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评估的房屋建筑物总层数1层，层高4.0米，顶棚为钢结构。这与洪云法及洪骏主张更贴近。至于申请人以2007年拆迁补偿价格来推算第一次修建的实际投入，因有关文件规定的拆迁补偿价格，具有时效性和政策性，不能倒推2006年第一次修建的实际成本投入。故第五组证据证明力不能确认，不能推翻原审认定。且申请人依据甬价管（2004）172号文件关于围墙补偿价格的规定来推定被申请人陈述失实也依据���足。被申请人陈述第一次修建系围墙加棚，并非围墙。6、第六组证据。证据15.2012年《非住宅用房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可以证明拆迁协议对象是国兴厂；证据16.2012年《房地产估价报告》对拆迁房屋做出了估价。其内容可以证明评估结果为评估时点的公开市场价值，随着时间及市场的变化在作调整。证据17.2012年《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价格评估报告》，可以证明土地评估价值因土地的期日修正系数、比较因素修正系数提高而增值。该报告以1250元/平方米、1550元/平方米为标准，对拆迁的建筑物进行估价。证据18.2012年《非住宅征收货币补偿资金核算单》，列明了拆迁补偿款各项内容的补偿金额及计算方法；证据19.2012年《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汇总表》，列明了拆迁各幢建筑物中的有证面积和无证面积以及总建筑面积。证据20.拆迁办的《证明》对4幢和5幢建筑物基本情况做��了描述。申请人欲以该组证据，证明2012年拆迁款的金额来自于各项评估依据及数据的变化，对于政策导致的价值增加超出了当事人出具承诺书时的预期，故不能计入承诺书承诺给付的范围。并主张应根据拆迁评估资料确定的重置成本推算第二次再建的成本。具体而言，由于《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价格评估报告》对每幢建筑物分别按每平方米1250元或1550元的单价计算建筑重置价值，而《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汇总表》列明了相关建筑物的有证面积和无证面积，申请人主张按每幢建筑物确定的评估单价结合有证和无证面积，来推算第二次再建的建筑成本。并按拆迁评估确定的装修成本每平方米950元结合总建筑面积来计算第二次修建的装修成本。经审查，本院认为，讼争承诺书仅约定了项立军给付拆迁款的义务，对于拆迁政策依据并未做出具体约定。故只要国兴厂发生拆迁补偿，均在承诺给付的义务范围之内。拆迁补偿政策的变化不影响给付义务，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拆迁补偿款因政策变化而超出当事人预期。至于申请人欲以该组证据证明原审认定260元/平方米的第二次修建成本不合理的问题，因拆迁评估价系依据当时的拆迁政策确定重置价值，具有时效性和政策性，不能据此反推此前第二次翻建时项立军投入的实际成本。房地产评估报告亦已明确，评估结果为评估时点的公开市场价值，申请人在举证说明中也主张每个时点的市场价值不同，不能以2012年的市场价值衡量转让时的市场价格。同理，也不能以2012年的市场价值衡量第二次修建的成本。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申请人的司法评估的请求，因本案争议的是第二次修建的实际投入，即使按2012年拆迁相关指标数据对房屋进行评估也无法反映当时修建的实际成本。且评估标的物亦已不存在，故对评估申请不予准许。事实上，正如申请人所言，由于土地等有关评估系数的增长，评估价值也随之增长，若按评估价确定重建成本对被申请人显然不公平。申请人作为修建者，未能提交修建成本支出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何况，申请人以该组证据所主张的二次修建成本与其一审中的主张及提交的宁安评报字（2013）021号报告书反映的数据又有不同，难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7、第七组证据，证据21当事人已撤回，不做认证。8、第八组证据。证据22－27。该组证据系相关拆迁政策规定。申请人欲以此证明政策变化导致的拆迁补偿项目及金额的增加，当事人无法预期，故不应纳入本案承诺书约定给付的范围之内。并主张应按有关政策规定来推定再建成本。本院审查认为，正如第六组证据认证意见所述，当事人仅约定拆迁补偿款给付义务，并未约定政策���据，按其本意，实际发生的拆迁补偿金额均系约定之范围。至于以拆迁政策规定反推当初翻建成本的主张，因拆迁政策具有时效性和政策性，并不能反映此前翻建的真实投入，故不予支持。9、第九组证据。证据28系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载明：国兴厂投资人为洪云法，系“以个人财产出资”，而非“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故证明力可以确认，可以证明国兴厂系洪云法个人财产出资。原审法院以洪骏在转让协议书甲方栏签字为由认定洪骏亦为出让方之一确有瑕疵，但如下文分析不影响实体处理。10、第十组证据。证据29系拆迁价格评估操作规程，申请人举证主要是为了证明2006年转让国兴厂时的拆迁政策评估价格远低于2007年的评估价格。该证明力可以确认。但正如前文分析的，拆迁政策本身的具体规定并不在当事人缔约时考虑的范围，故与本案实体处理并无直接关联。11、第十一组证据。证据30系项立军提供的承诺书。申请人意在证明，该承诺书系与洪骏的承诺书一起加盖的骑缝章，故说明承诺书仅系项立军和洪骏之间的赠与关系，并非转让协议书的一部分。经审查，两承诺书是否加盖骑缝章尚难以辨别，即使盖有骑缝章，也不能说明承诺书仅系项立军与洪骏之间的赠与关系。综合全案情况，原审认定承诺书系转让协议的一部分有相应依据。故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31系2007年与2012年拆迁时对绿化及有关设施设备的评估价格材料。申请人举证意在证明，在建筑之外，还存在项立军在厂区绿化围墙道路和厂区内固定设施的投入。2007年评估的价格应是项立军第一次建设时投入的设施成本；2012年评估价大于2007年评估价的差额部分，系其第二次修建的投入��施成本。本院审查认为，首先，因申请人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有关设施系项立军投入而非转让前即已存在，2007年拆迁估价的树木及设施金额难以认定系项立军的投入。其次，2012年评估价与2007年评估价的差额亦难以认定系项立军第二次修建的投入。申请人系将2012年附表一的树木围墙等评估价格295500元与2007年的树木评估总价10443元相减、2012年评估附表二的设备设施评估价1148400元与2007年的设施评估总价320800元相减，而得出结论。由于相减的两项目的具体设施内容有差别，前后相减项目的具体设施并非一一对应，两年四个评估项目的设施内容亦有相互交叉，且存在设施数量减少但评估单价提高而产生增值的因素，故申请人的推论依据不足。在没有实际投入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证明力难以认定。况且评估价具有时效性和政策性，也难以体现实际投入成本。12、第十二组证据。证据32.申请人已当庭撤回，不再评析。证据33为原审项立军提交的证据三，系2006年项立军支出本金合计878520元的证据。申请人主张该些支出被申请人既然认可其发生，就不应再要求再看经营收入，而应直接从补偿款中扣除。经审查，根据一审证据交换笔录之记载，被申请人对于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计算本案的投入，应当减去收入。故该组证据可以证明项立军投入国兴厂878520元，至于是否应减去收入才能扣减，将结合全案进行分析。证据34.即原审项立军提交的证据五，系各年度交纳的税费等投入331039.10元。申请人认为其本息应从拆迁补偿款中扣除。本院认为，相关投入是直接从拆迁款中扣减，还是应与收入相抵，应结合全案进行分析。
再审中，项立军申请对国兴厂第一次、第二次再建的建设成本进行评估、鉴定。���标的物已不存在，且欠缺当时修建投入的相关证据，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对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再审另查明：国兴厂的利润表反映，2006年当年累计亏损1226954.58元，12月份除发生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外，该月还发生主营业务收入219661.17元、主营业务成本1257740.85元。国兴厂2007至2011年连续5年亏损，该些年份的12月利润表显示均无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发生。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讼争法律关系是附条件赠与还是企业转让关系；原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是否有错。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法律关系性质。申请人认为，原审认定本案系附条件的企业转让关系错误。讼争承���书系项立军与洪骏之间的赠与关系，独立于洪云法与项立军之间的转让协议，系附条件的赠与。经审查，首先，从时间看，涉案转让协议书与项立军出具的承诺书，落款均系2006年3月1日。其次，从内容看，转让协议书约定，洪云法将国兴厂转让给项立军，转让标的为国兴厂全部资产。转让同日，项立军出具承诺书，承诺标的企业未来拆迁补偿款向出让方洪云法的儿子给付部分，应系转让协议权利义务的一部分。洪云法以受让方给付其利害关系人洪骏拆迁款的方式设定转让条件亦符合情理。可见双方对拆迁均有预期。承诺书行文的第一句即为“宁波江北国兴机械电器厂由原投资人洪云法转让给本人后，如本企业……”，与转让协议关联明显。其三，从定价看，转让协议载明的转让价格为4346613.34元，该价格远远低于2007年9月25日的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载明的国兴厂可得到的拆迁赔偿款10395548元，更远远低于2012年拆迁时的补偿款38989544元。该价格显然未将预期的拆迁价值列入。双方通过承诺书的方式将未来拆迁利益纳入考量符合理性商人的预期。综上，项立军的承诺书形成时间与转让协议系同一天，形成过程与企业转让密切相关，内容也与转让协议具有关联性，原审认定承诺书系转让协议权利义务的一部分，有相应依据。申请人虽主张承诺书系独立的赠与关系，但未能举证证明，难以采信。至于企业转让时双方有姻亲关系、承诺书未与其他协议附件一起在工商办理变更登记、存在着两份加盖骑缝章的承诺书等理由，均不足以否定转让关系的性质。申请人所称其系以洪骏协助项立军开展经营为赠与条件、曾主张撤回赠与等理由，亦无证据证明。故原审认定法律关系性质正���。
二、关于项立军应给付洪骏拆迁款金额的确定。根据讼争承诺书的约定，对于国兴厂的拆迁补偿款，项立军应在扣除投入的本金与利息后，给付洪骏40%。申请人认为因拆迁政策变化导致拆迁赔偿款增加的部分不能纳入给付范围，并无依据。转让双方对于给付金额适用的拆迁政策并未做出具体约定。对于哪些投入可作扣减处理，除了原审已经扣减的项目外，申请人还提出如下几个部分应作扣减处理，或原审扣减的金额有误。本院逐一分析如下。
（一）关于二次修建的投入。原审在判令项立军给付拆迁款时，扣除了其受让国兴厂后二次修建的投入成本。申请人对于投入成本金额的认定提出异议。经审查，1、关于第一次修建。洪云法、洪骏主张，仅系将原先的仓库、外墙加棚，变成了封闭空��，发生费用为35万元。项立军主张，是拆除原来的1433平方米无证建筑，新建无证建筑面积4584.35平方米，实际投入220万元左右。为此，项立军于一审中提交了宁安评报字[2013]020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证明建筑物重置价值199万元。原审认为，项立军作为修建者有举证便利，应对修建投入承担举证责任。现其提供的评估报告是在诉讼期间单方委托，评估单位依据项立军提供的非住宅建筑面积现场测定表确定面积，并根据资产评估规定、造价指标等评估房屋的重置价值。但非住宅建筑面积现场测定表只能确定面积，在没有证据证明修建过程的情况下，不足以由此认定重置价值。且评估','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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