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1民终16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全胜，男，汉族，1968年3月5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筱兰，四川嘉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凌捷，四川嘉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秦川，男，汉族，1972年3月11生，城镇居民，住四川省成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德益，四川英华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东，男，汉族，1960年9月6日出生，退休干部，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德益，四川英华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金蓉，女，汉族，1967年5月4生，城镇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德益，四川英华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山凯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碧山路2640号。
法定代表人：欧亚东，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永愚，男，汉族，1958年1月25生，城镇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红，女，汉族，1968年1月3生，城镇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敏，男，汉族，1988年11月2生，城镇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
原审被告：四川新亿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犍为县玉津镇书田街。
法定代表人：钟秦彬，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杜林，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张全胜因与被上诉人陈秦川、陈东、许金蓉、乐山凯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凯利公司）、宁永愚、林红、施敏，原审被告四川新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亿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17）川11民初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立案后，上诉人张全胜申请撤回对被上诉人四川新亿公司的起诉，本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全胜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筱兰、张凌捷，被上诉人陈秦川、陈东、许金蓉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德益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宁永愚、林红、施敏、乐山凯利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全胜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中各项诉讼请求（除对四川新亿公司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张全胜与陈秦川之间《转让协议》签订后，转让方陈秦川因至今未履行其转让协议的主要义务，即向受让方张全胜交付10%的合伙份额，使其成为合伙人，享有合伙人权利和义务。据此，足以认定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并未履行完毕。具体理由是：本案张全胜与陈秦川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物是10%的合伙项目份额，而不是10%的5130号工业用地土地份额。对转让人陈秦川而言的主要合同权利和义务是，享有收取股权转让价款权利并负有向受让方交付10%的合伙项目的份额，保证受让人张全胜取得合伙人主体身份及享有10%合伙份额合伙权利及义务；对受让人张全胜而言主要合同权利和义务是，享有依法取得10%的合伙项目的份额，取得合伙人主体身份，享有10%合伙份额合伙权利及义务并对转让方负有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本案中，根据各合伙人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合伙期限和合伙目的之约定，合伙事务不仅仅及于5130号工业用地的收储，还包括变更土地用途为商业后的竞拍取得，以及后续的开发销售。由此可见，本案转让的标的物系10%的合伙份额，即合伙项目的股份，而不是被上诉方认为仅仅系5130号工业用地的10%的财产份额。10%的工业土地财产份额和10%的合伙份额，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只是共有财产的份额，后者不仅仅包括合伙共有财产对应份额，还包括合伙项目的权利和义务，还涉及合伙的后期投入和盈亏结算等合伙权利义务等问题。在《转让协议》签订后，陈东代表陈秦川交付《联合开发协议》的行为，以及项目合伙人在金荷山庄会议明确张全胜能否成为合伙人以后再行表决等行为，可见，陈张之间转让的显然不是5130号工业用地土地份额，而是基于《联合开发协议》约定的包括收储后变更用途后的竞拍，开发销售等一系列合伙事务中的合伙份额。
二、根据各合伙人之间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之约定，合伙人对外的股份转让需要合伙人达到50%以上同意决议通过，转股行为才对其他合伙人产生法律效力，及受让人才能按入伙对待，享有合伙权利及义务。本案《转让协议》签订张全胜支付98万元股款后，一直迟迟未能得到合伙项目其他合伙人的身份认同，2014年12月15日更是被项目合伙人以70%的比例一致否认其转股行为对其他合伙人的效力，导致其无法取得合伙人身份，更无法行使10%合伙份额对应的合伙的权利和义务。而转让人陈秦川在签订《转让协议》前，对交付10%合伙份额的条件是十分清楚的，根据《联合开发协议》之约定，合伙人对外股份转让需要合伙人达到50%以上同意，否则10%股份无法完成交付。陈秦川在合伙份额转让前并未征得合伙项目50%以上合伙人的同意这一完成转让股权交付的先决条件，事后更不但未能取得50%以上合伙人的同意，甚至被70%合伙人否认其对外转让行为的效力。这是陈秦川违约不能完成合伙份额交付的根本原因。
三、2014年3月31日金荷山庄合伙人会议虽提及转股行为，但并未对陈秦川转股给张全胜进行股东决议，金荷山庄会议不能认定为张全胜成为合伙人。根据《联合开发协议》之约定，合伙人对外股份转让需要召开股东大会，由股东进行表决确认，需要达到50%以上同意方可，同意对外转股的，按入伙对待，享有原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合伙人对外转股是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如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还必须要符合约定条件，即50%以上的合伙人表决通过。而2014年3月31日金荷山庄会议只是部分合伙人参加，更未进行表决，更不存在50%的股东通过。金荷山庄会议中合伙事务执行人而是明确待合伙项目确认后再行表决。前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联合开发协议》第七条第3款，第五条第3款关于对外转股的约定。2．林红、宁永愚2017年6月19日书面答辩意见中陈述；2016年3月3日犍为县法院对宁永愚的询问笔录；2016年9月14日乐山中院审理时宁永愚的证言。另外，宁永愚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在多次庭审中和法庭询问中均表示向参会股东通告了转股的事情，要待工程项目确认后合伙人再决议确认转股效力。这与后来在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形成股东会决议一致确认转股无效的事实是合乎逻辑的。若金荷会议已对转股效力作出决议，显然就无需在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股东会对转股再行决议。
四、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股东会议决议和其后陈东一系列参加合伙事务的行为证明，转让的10%合伙份额从未且至今也未交付给张全胜，《转让协议》至今都未履行完毕。近水鱼台股东会决议符合《联合开发协议》约定的表决内容、方式及程序；该决议否定了陈秦川与张全胜之间的转股行为对其他合伙人的效力，确认受让方张全胜根本上无法享有10%的合伙份额，无法对合伙项目享有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股东会议决议后，陈东（陈秦川）仍然以合伙项目实际投资人身份享有合伙权利和义务，具体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是：补交合伙投资款55万元；签署《土地款结算确认书》；为合伙项目推进需要挂名在新亿公司名下开发而签署《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为合伙土地借款签署《借款协议》《借条》；签订《投资人结算确认单》进行项目阶段性结算等等，这一系列参加合伙事务决策及执行的行为表明转让标的10%合伙份额对应的权利义务实际仍由陈东（陈秦川）行使；10%合伙份额未交付张全胜，张全胜未能成外合伙人享有对应的权利和义务。
综上所述，由于转让人陈东（陈秦川）至今一直未能交付转让的合伙份额，导致张全胜无法取得合伙人身份，持有10%的合伙份额，享有合伙权利和义务，从而不能实现其订立合同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上诉人张全胜享有法定解除权，诉请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协议解除后，转让方陈东（陈秦川）应向其返还转让款98万元和以划归于陈东（陈秦川）名下代为缴纳的投资款100万元，其他合伙组织成员对张全胜代为缴纳的100万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应当依法予以得到支持。
被上诉人陈秦川、陈东、许金蓉辩称，一、2013年1月20日陈秦川授权陈东参与5130号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的经营、转让事宜。2013年12月3日，陈东代表陈秦川将5130号土地10%的股份以98万元转让给张全胜，陈秦川向张全胜交付了《联合开发协议》原件及60万元投资款收据原件，张全胜向陈秦川交付了转让款98万元。2014年3月31日金河山庄召开合伙人会议，确认了张全胜（施永）合伙人身份，确定由施永交纳土地款，张全胜（施永）自认已是合伙人，2016年3月3日宁永愚笔录、3月9日林红笔录、3月14日吕建和（吕雯雯之父）笔录、9月14日原二审庭审笔录第10页第5行及12行，证明宁永愚宣布了陈秦川的股份转让给张全胜。张全胜成为了股东，没有股东反对和提出意见；2015年11月9日一审庭审笔录第12页倒数第5行及第16页宁永愚陈述2014年3月31日金荷山庄会议记录记在其平板电脑上及内容（但之后找不到了，没有形成书面记录），确定由施永（张全胜）交纳土地款；2016年3月14日吕建和笔录、3月3日宁永愚笔录、3月9日林红笔录，证明大部分开会都没有记录，也没有签字，陈东和张全胜（施永）每次都参加了会议，起诉后才没有参与；2016年8月23日二审庭审笔录第9页倒数第3行、9月14日二审庭审笔录第16页第8行，张全胜自认是合伙人，除投资100万元外，自己认为以合伙人身份还参加了几次会议。以上事实证明：双方就价值800万元的5130号工业划拨用地10%股份的转让已履行完毕，双方权利与义务终止。上诉人向合伙组织交股金100万元、合伙组织接受上诉人100万元股金的行为，表明上诉人对合伙组织以2240万元取得该地的行为、对上诉人的合伙人身份、上诉人履行合伙人义务已予以了确认，《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
二、上诉人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的请求不成立。1．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当事人单方行为或双方合意终止合同效力或者溯及地消灭合同关系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合同解除均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之一，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是上一位阶概念，包括合同解除、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以及其他情形。《转让协议》签订后，陈秦川交付了《联合开发协议》和60万元投资款原件，上诉人支付了转让款98万元，2014年3月31日金荷山庄合伙人会议确认了上诉人合伙人身份，《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既然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合同债务已按合同约定得到了完全履行并满足了债权人的债权，合同目的得以实现，权利义务已经终止，不需通过合同解除对权利义务再次终止。2．《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后，上诉人成为5130号地块的合伙人，并自认以合伙人身份多次参加合伙人会议并实际参与合伙事务决策；犍为县土地储备中心以1217万元收储该宗土地，上诉人系获利者；上诉人所在合伙组织可就是否参与该宗土地收储后的竞拍自行选择，经合伙组织选择并成功竞拍，这是上诉人所在合伙组织的决策和经营行为；上诉人根据竞拍结果和合伙组织决定将100万元股金形成交给合伙事务执行人宁永愚并转入乐山凯利公司，这是上诉人履行合伙人义务行为；乐山凯利公司不能及时缴纳土地款时向合伙人作承担责任承诺，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合伙人同时在该承诺上签字，既是上诉人享受合伙权益也是合伙组织再次确认其合伙人身份。基于《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和上诉人实际参与合伙事务而在合伙组织中形成了新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及内容，该合同权利义务针对的不再是价值800万元的5130号工业用地，而是价值2240万元的36685号出让商住用地。上诉人以其合伙组织的任何决定（2014年12月15日近水鱼台会议）对《转让协议》提出主张无事实依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合同协商解除，第二款规定了合同约定解除，第九十四条规定了合同法定解除，符合这些规定时当事人可解除合同，即合同解除必须要有解除事由。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主张《转让协议》解除属何种情形。如上诉人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及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行使约定或法定解除权，依法还应但却没有按第九十六条之规定明确通知对方，并保障相对方的异议权。
三、陈东、许金蓉及张全胜（施永）的行为性质与法律后果。（一）《转让协议》生效并履行完毕后，陈秦川不再是犍国用2003字第--
5130号地块合伙人，陈东基于陈秦川授权及授权范围不再享有其代理人资格。因乐山凯利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土地款并对外负有巨额债务，土地使用权登记在乐山凯利公司名下，合伙人对案涉土地有大量投资，陈东对案涉土地享有500万元债权，各方均希望保全利益，均希望和同意并请求将土地转入四川新亿公司。为此而向四川新亿公司借款250万元、向林红借款350万元、向陈东借款55万元，向其他合伙人不等数额借款，最终将土地过户至四川新亿公司。这是当合伙人和债权人利益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时，理性和正确的资产与权益保护手段。（二）上诉人在土地过户至四川新亿公司过程中，因采用直接否认其合伙人身份以求弥补损失而拒绝参加合伙人和债权人利益保护。陈东为保全大家利益及完善土地过户手续而在一系列文件中签字，并非以合伙人或陈秦川代理人身份签字，其行为性质是一种善意为上诉人代理的行为（2015年10月25日的投资人会议决议上注明的“陈东暂代施永签字”足以明证），该行为并未损害上诉人利益。（三）2016年4月16日施永与其他合伙人及债权人陈东形成的“犍为县玉津镇YJZ12
--04地块的投资人会议决议”，及2016年4月20日形成“犍为县玉津镇YJZ12--
04地块授权委托书”，以及2016年4月25日形成的“关于解决犍为县玉津镇YJZ12--
04地块开发事宜的协议”中，施永分别以本人或张全胜名义签字确认，且施永担任项目副总经理，分管法务部。《关于解决犍为县玉津镇YJZ12--
04地块开发事宜的协议》就如何退还四川新亿公司的250万元借款本息、程秉月的300万元借款本息、林红的350万元本息、陈东的500万元借款本息、上诉人等合伙人的投资权益如何保证等进行了约定。施永签字行为的性质和效力在2016年12月23日二审庭审笔录第11页倒数第5行上诉人明确陈述为“施永签字是代张全胜的名义推进土地项目的开发。”即上诉人认可施永的签字，对陈东在合伙组织借款并完善土地过户手续中签字的善意代理行为予以追认，确认上诉人系过户至新亿公司地块的合伙人。
综上，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请予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从程序和实体上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宁永愚、林红、施敏、乐山凯利公司未作答辩。
张全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签订的转让协议解除（或者失效）；2．判令陈东、许金蓉、陈秦川返还原告合伙份额转让款98万元及原告追加投资款100万元并支付原告的资金损失（其中98万元自2013年12月2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其中100万元自2014年4月30日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由宁永愚、林红、施敏与陈东、许金蓉、陈秦川、乐山凯利公司向原告承担返还100万元款及资金利息的连带责任；4．由四川新亿置业有限公司对陈东、许金蓉、陈秦川、乐山凯利公司及宁永愚、林红、施敏应向原告承担的责任负连带责任；5．由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13日，乐山凯利公司与《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使用权及其资产拥有者许金蓉、李晓玲、程宏艳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当时该土地属工业用地），许金蓉、李晓玲、程宏艳将其《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使用权及其土地上所有固定资产以800万元转让给乐山凯利公司，2013年10月26日该土地被犍为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以1217.01万元价格收储，2014年4月14日乐山凯利公司与犍为县国土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乐山凯利公司以2240万元取得该土地使用权。2012年11月25日，乐山凯利公司与宁永愚、陈秦川、吕雯雯、林红、施敏签订《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各方以资金入股，合伙开发该宗地块，其中，甲方乐山凯利公司出资600万元，乙方宁永愚出资600万元，甲方、乙方各占本项目股份30%，丙方陈秦川出资100万元，占10%股份，丁方吕雯雯出资200万元，占10%股份，戊方林红出资200万元，占10%股份，己方施敏出资200万元，占10%股份；若项目的运营需要后续的资金支持，按照六方入股比例集资；宁永愚担任合伙项目事务的执行人，全权负责项目的整体开发；对入伙、退伙、股本的转让约定为：签订本协议后，此次合伙即时生效；退伙需提前三个月告知其他合伙人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否则任何人不得在本项目完全结束前退伙，退伙后以退伙时的财产状况在合作项目结束后进行结算，无论何种方式出资，均以现金形式进行结算；合伙人转让自己的股本，必须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第3点的方式作出决议（第五条第3点内容为：合伙人对合伙项目重大事项的决议，实行合伙人共同协商决定的方式，若共同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按照股份份额50%以上比例作出最终决议），若同意其转让，转让时按照甲方、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已方、其他受让人的顺序进行，其他受让人受让的，按入伙对待，享有原合伙人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若不同意其转让的，按退伙处理。因陈东与陈秦川系连襟，陈秦川在《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开发经营、转让事宜全权委托陈东，并出具了委托书；陈东与施永系朋友，施永系张全胜姐夫，2013年12月1日原告张全胜委托施永购买陈秦川转让的“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10%的股份，张全胜出具了委托书给施永，2013年12月3日陈东与施永签订转让协议，甲方陈秦川将其名下《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10%的股份以98万元转让给乙方施永，双方在转让协议上签了名。2013年12月20日陈东出具收条给施永，收条上载明：今收到施永土地款98万元。2014年3月31日，该地块合伙人在犍为县金荷山庄召开股东会议，会上该合伙事务执行人宁永愚宣布，陈秦川的股份已转让给了张全胜，待工程项目确认后再确认陈秦川转让给张全胜的股份一事，同时通知各合伙人追加投资，2014年4月30日原告张全胜将100万元投资款转入宁永愚账户，宁永愚收到后将该款转入了乐山凯利公司帐户。2014年4月15日乐山凯利公司与犍为县国土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4年12月15日，《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的全体合伙人在犍为县近水鱼台召开股东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一、公布帐目，股东无异议；二、私下转让无效；三、施敏、吕雯雯、林红三股东自愿提出退股，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上三位股东自愿退出，乐山凯利公司退还退股股东本息，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所有支出本息计入资金项目成本；四、如以上约定不能按期履行，刘小梅用股份作为抵押、宁永愚用股份作为担保退还施敏、吕雯雯、林红三位股东的本息。施敏、吕雯雯、林红、陈东、宁永愚在该会议记录上签了名。2015年3月陈东、林红等共计转入被告四川新亿公司处资金共计1120万元，用于代交第二期土地款（其中陈东交款55万元）。2015年8月10日，被告乐山凯利公司与被告四川新亿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约定将案涉土地使用权由乐山凯利公司转入四川新亿公司。2016年4月16日和20日，林红、刘晓梅、王小平、宁永愚、施永、陈东形成“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地块的投资人会议决议”及“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地块授权委托书”，并签字。2016年4月25日，王小平、张全胜、陈东、林红、程秉月、新亿置业有限公司形成“关于解决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地块开发事宜的协议”，施永在该协议中以张全胜名义签字，协议就如何退还合伙人投资及案涉地块向四川新亿公司、程秉月、林红、陈东所负借款本息进行了约定。
另查明，原告张全胜在原一审起诉时主张与被告陈秦川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要求被告返还转让款及投资款并支付利息。在本案重审时原告主张股份转让协议效力待定，被告取得转让款及投资款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在本案审理中，该院依法行使释明权，告知原告股份转让协议及转让行为有效，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原告在该院释明后向该院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要求确认股份转让协议已经解除或失效，并请求判令被告返还转让款及投资款并支付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全胜的委托代理人施永与被告陈秦川的委托代理人陈东签订的《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张全胜以98万元价格受让被告陈秦川在《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10%的股份，双方在协议签订后，原告张全胜已将98万元转让款给付了被告陈秦川，《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的合伙事务执行人宁永愚在股东大会上宣布张全胜受让了陈秦川的股份时，其他合伙人也未表示反对，原告张全胜也于2014年4月30日向合伙事务执行人宁永愚账户转入100万元投资款，宁永愚收到后将该款转入了乐山凯利公司帐户，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转让协议》也未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因此该《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于原告在该院行使释明权后，向该院提出的关于确认《转让协议》已解除或失效的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该院认为，原告在该院行使释明后，对协议的效力未明确确认，也未变更诉讼请求，而是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在增加诉讼请求中，又主张协议已经解除或失效，属于诉讼主张不明确。同时，该《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且原告张全胜已经以股东身份缴纳了100万元的投资款，即便经双方协商被告陈秦川愿意重新收回已转让的股份，也属于另一股份转让合同关系，而不属于该《转让协议》的解除（或失效），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全胜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上诉人张全胜提交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2017）川1123民初1164号四川新亿公司诉宁永愚、林红、施敏、王小平、陈东、乐山凯利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载明宁永愚、林红、施敏辩称：“借款协议中，实际上明确了被告实际投资人的地位，那么我们把这个借款行为理解为各方均承认实际投资人的身份，也正是在他们都认为有一个权利的条件上，他们才认为这个款是他们的，现在承认借贷关系，前提就是承认实际投资人的身份。”涉及该案的《借款协议》系四川新亿公司与宁永愚、林红、施敏、王小平、陈东、乐山凯利公司于2016年5月16日达成。上诉人提交该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三位合伙人认可陈秦川是实际投资人的事实。本院认为，因该案系四川新亿公司与宁永愚、林红、施敏、王小平、陈东、乐山凯利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借款人系陈东等人，该案判决也由陈东等人直接承担还款责任，而非陈东代陈秦川签订《借款协议》承担责任，对于林红等人认为《借款协议》具有确认借款人均系实际投资人身份的辩称意见，不足以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5年3月9日（本案原一审过程中），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对林红进行询问，问：2014年3月份的股东会议你是否参加，宁永愚是否宣布陈秦川的股份转让事宜，有无股东反对？林答：参加了，宣布了陈秦川的股份转让给了施永（张全胜），施永（张全胜）成为了股东，没有股东反对。2015年3月14日，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对原合伙人、2014年3月31日股东会议参加人之一吕建和进行询问，问：2014年3月31日股东在金荷山庄开股东会你去了没有？会上说了些什么？股东对他们之间的转让有什么意见？吕答：去了，就说陈秦川的股份转让给施永（张全胜）的事情，没说多久。当时没有什么意见。问：金荷山庄股东开会确认陈秦川与张全胜转让没有？吕答：大部分开会都没有记录，也没有签字，只是在会上宁永愚通报过陈秦川的股份转让给张全胜。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涉案《转让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是否已经履行完毕？是否具备合同解除的要件？
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涉案《转让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属合法有效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转让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即为张全胜支付陈秦川98万元转让款，陈秦川将自己持有的10%合伙份额转让给张全胜，本院认为合伙份额即为合伙中产生的合伙组织的债权债务份额，被上诉人陈东、许金蓉、陈秦川认为此处的合伙份额仅限于5130号土地权利，本院不予支持。协议达成后，张全胜向陈秦川支付了98万元转让款，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由于个人合伙没有规范的合伙人登记变更程序，陈秦川全面履行转让合伙份额义务的判断标准，应当是张全胜取代陈秦川进入合伙组织，参与合伙事务，行使合伙权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张全胜要取代陈秦川进入合伙组织，应当获得合伙组织的同意，根据《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约定：“五、合伙事务管理。3．合伙人对合伙项目重大事项的决议，实行合伙人共同协商决定的方式，若共同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按照股份份额50%以上比例作出决议。七、入伙、退伙和股本的转让。2．（3）股本转让：合伙人转让自己的股本，必须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第3点的方式作出决议；若同意其转让，转让时按照甲方、乙方、丙方、戊方、己方、其他受让人的顺序进行；其他受让人受让的，按入伙对待，享有原合伙人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若不同意其转让的，按退伙处理。”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转让协议》达成后，合伙事务执行人宁永愚在2014年3月31日在犍为县金荷山庄召开的合伙人会议上宣布陈秦川与张全胜之间转让合伙份额时，其他合伙人并未明确表示反对也未有主张优先受让的意思表示。上诉人认为，该次会议上宁永愚仅为“通报”，并非“宣布”，本院认为，此处属于措辞上的差异，无论使用“通报”还是“宣布”都不能否认在此次会议上，各合伙人知晓陈秦川将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转让给张全胜，且各合伙人并未反对该转让的事实。
纵观涉案时间线，2013年10月26日合伙组织的主要合伙项目5130号土地被犍为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以1217.01万元价格收储，2013年12月3日，陈秦川与张全胜达成转让合伙份额的协议，张全胜支付98万元转让款，2014年3月31日宁永愚宣布转让事宜，各股东未表异议，2014年4月14日乐山凯利公司通过竞拍方式以2240万元取得犍为县玉津镇YJZ12-04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宗地编号511102-2014-B-0006），合伙组织决定补齐、增加合伙人投资以支付土地款，在此背景下，张全胜于2014年4月30日将100万元投资款投入合伙组织用以合作项目的运转，宁永愚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收取张全胜的转款后转入乐山凯利公司，并出具《收条》，载明收款性质为“股金”，宁永愚陈述在2014年3月31日会议上只是宣布转让情况，还表示应当待以后股东会表决后发生效力，该陈述没有证据证明并与其他参会人员的陈述不一致，且与其收取张全胜100万元股金的行为不符，对宁永愚的陈述本院不予采纳;乐山凯利公司作为合伙人收到张全胜股金后也未表示反对，并在2014年11月25日向合伙股东出具《承诺书》，承诺交清土地款及滞纳金，并承担由此给各股东造成的经济损失，《承诺书》上签名有林红、宁永愚、施强（施敏）、施聪（施永之子）签字。根据《犍国用（2003）字第（一）-5130号土地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张全胜入伙需经持50%以上股份份额的合伙人作出决议，乐山凯利公司与宁永愚作为合伙人合伙份额合计已达60%，加上林红所持10%的合伙份额均未表示对《转让协议》的反对，即便本次合伙份额的转让没有更为正式的合伙人协商表决程序，但鉴于合伙在我国社会实践中具备的人合性，各合伙人在知晓张全胜、陈秦川的转让行为后未明确反对，并接收张全胜的投资，接纳张全胜参与合伙事务，应当视为各合伙人同意陈秦川与张全胜之间的转让行为；在合伙组织需要大量资金推进合伙项目的时候，张全胜投入100万元投资款也是履行合伙义务的表现，由于合伙组织尚未进行过分红，合伙权利暂未转化为收益权利，但《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基于合同双方对《转让协议》的全面履行，陈秦川取得转让对价98万元，张全胜获得合伙组织的合伙人身份，陈秦川与张全胜的合同义务均已履行完毕。
另外，关于2014年12月15日合伙人会议形成的：“私下转让无效”决议能否否认《转让协议》的效力以及消灭张全胜的合伙人身份？本院认为，张全胜已经获得涉案合伙组织的合伙人身份具有既定性，张全胜作为合伙人之一，要退出合伙组织，只能通过再次转让合伙份额或者退伙来完成，无论“私下转让无效”的决议是否针对陈秦川与张全胜之间的转让，合伙组织对《转让协议》的否定，不具有溯及力，合伙组织不能依据该决议消灭张全胜已经取得的合伙人身份。
最后，张全胜认为，在2014年12月15日股东会议形成“私下转让无效”决议后，自己与陈秦川之间的转让行为被否定，双方已解除《转让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涉案《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能发生解除的效力。张全胜的合伙人身份并不因股东决议的作出而消灭，张全胜怠于参与合伙事务、行使合伙权力，并不影响其合伙人身份的存在。由于各方当事人均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对合伙人身份一直存有争议，在《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张全胜已是合伙人的前提下，陈东、许金蓉转入55万元款项、签署《土地款结算确认书》、《借款协议》、《借条》、《投资人结算确认单》均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以上参与合伙事务的行为，均不能直接发生取代张全胜的合伙人地位的效力。上诉人认为《转让协议》尚未履行完毕，符合解除要件，主张解除合同，要求返还转让款、投资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均不成立，一审法院对此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５１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620.00元由上诉人张全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媛媛
审 判 员 李金伟
审 判 员 王 进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童渝婷
书 记 员 孙 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二）合同解除；（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５１．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