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苏01行终8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和军，男，1989年11月20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
委托代理人崔恩娜，上海镇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声威，上海镇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规划局，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高家酒馆15号。
法定代表人叶斌，南京市规划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琛，南京市规划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金维，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江苏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麒麟科技创新园（生态科技城）东麒路666号。
法定代表人胡波，江苏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丹，江苏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涛，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史和军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市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原审第三人江苏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公司）规划行政许可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苏8602行初35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史和军（乙方）与启迪公司（甲方）于2013年12月3日签订了《启迪城》商品房预售合同，史和军购买启迪公司开发的启迪城慧园2幢606室。2016年10月，案外人王凯向市规划局申请公开启迪城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市规划局予以公开。史和军不服市规划局作出的建字第32011520131035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2017年2月17日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通过《启迪城》商品房预售合同、庭审查明的事实等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启迪公司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公示了被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史和军在购买启迪城商品房的过程中应当知晓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具体内容，而不应当认定史和军系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才知晓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具体内容。史和军于2013年12月3日签订《启迪城》商品房预售合同，于2017年2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最长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史和军的起诉。
上诉人史和军上诉称，其通过市规划局2016年10月14日的答复，才获知涉案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起诉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在市规划局和启迪公司均未举证证明在开发、销售商品房时已经对涉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了公示的情况下，认定启迪公司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公示了被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诉人在购买启迪城商品房的过程中应当知晓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具体内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被上诉人未提交公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告知诉权的证据，应认定上诉人知晓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为上诉人通过小区业主王凯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才知晓涉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具体内容，上诉人系2016年10月14日才获取被上诉人的答复，故上诉人与2017年2月17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最长起诉期限2年。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剥夺了上诉人的权利。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市规划局辩称，上诉人对于涉案的规划行政许可不享有法定的诉权。被上诉人于2013年9月16日核发了涉案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上诉人于2013年12月3日与启迪公司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上诉人选择与启迪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涉案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已经颁发，相关的建设和交付要求在销售前已经明确，建筑间距建筑高度等均已对外公示。上诉人是对自己购买房屋的现有规划条件知情的认同的情况下与启迪签订购房合同的，因此在后发生的民事行为未受到在先发生的行政行为的影响，上诉人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签订后主张的权益，损害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行为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一审裁定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启迪公司述称，首先，同意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其次，上诉人起诉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2013年12月3日上诉人与启迪公司签订了《启迪城商品房预售合同》（宁房预售合字2013219715号，以下简称原本合同），根据合同第九条的约定，启迪公司承诺已按公示的商品房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核准图所确定的条件进行建设。说明上诉人与启迪公司签订合同时对自己购买房屋的现有规划条件知情且认可，是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称其通过市规划局2016年10月14日的答复才获知涉案的建设工程许可证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2013年12月3日就已知悉涉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再次，根据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涉案房屋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房屋交付的条件之一。2015年10月6日，上诉人履行了房屋验收手续，并签署了启迪城验收房屋确认书，应视为认可市规划局的规划许可等行政行为，其起诉市规划局的行政规划行为不合法无事实根据。综上，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裁定。
上诉人史和军向本院提起上诉后，原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3年12月3日，史和军和启迪公司签订原本合同，其中第九条第一款明确约定：“甲方（江苏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按已公示的商品房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核准图所确定的条件进行建设。”史和军提起本案诉讼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启迪城商品房预售合同》系其办理登记手续的专用合同，并无前述原本合同中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核准图的约定内容。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史和军和启迪公司于2013年12月3日签订的原本合同第九条第一款明确约定：“甲方（江苏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按已公示的商品房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核准图所确定的条件进行建设。”根据该约定内容，可以认定史和军于2013年12月3日签订原本合同时应当知道涉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信息，其于2017年2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史和军的起诉，并无不当。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符合起诉条件。原告起诉时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属于人民法院关于起诉条件的审查范围。对于起诉条件的审查，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无需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主张。本案中，原审法院为了确定案件进入实体审理必要性，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对启迪公司按照法庭要求在庭审后提交的原本合同相关内容进行的审查，是对案件起诉期限的审查，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的程序性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因此，原审法院在查明本案起诉期限的相关事实后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史和军提出其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史和军的上诉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董学峰
审判员 魏法永
审判员 谢宇飞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曹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