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19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俊，男，197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昊，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旌，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俊，男，196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昊，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旌，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万曾来，男，1956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凃勇，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绿园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舵落口大市场（8）。
法定代表人：李国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湖北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谭克特，男，195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炼高，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霞，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瑞生，男，195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炼高，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霞，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建国，男，195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炼高，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霞，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武汉青澳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29街坊成功花园**栋*楼。
法定代表人：陈荣岁，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荣岁，男，196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汉雄，男，194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树汉，男，194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国珍，女，196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
委托诉讼代���人：黎栋，湖北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支山，男，196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栋，湖北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游文杰，男，198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栋，湖北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春生，男，194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昊，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旌，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俊、黄俊、万曾来、武汉绿园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园公司）、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因与被上诉人陈荣岁、陈汉雄、陈树汉、李国珍、邓支山、游文杰、武汉青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澳公司）、原审第三人李春生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4）鄂江岸民商重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由审判员李娜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张静、审判员王伟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俊以及上诉人李俊、黄俊、原审第三人李春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旌，上诉人万曾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勇，上诉人绿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上诉人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炼高，被上诉人李国珍、邓支山、游文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栋，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陈荣岁、陈汉雄、陈树汉、青澳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俊、黄俊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项，撤销原判第六项，依法改判：1.绿园公司履行将李俊、黄俊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西湖分局（以下简称东西湖工商局）登记为股东的义务;2.确认2012年2月15日万曾来与陈树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3.确认2012年5月l4日青澳公司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4.确认2012年5月14日谭克特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5.确认2012年5月14日陈瑞生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6.确认2012年5月14日万曾来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7.确认2012年5月14日王建国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8.确认2012年6月4日万曾来与邓支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9.确认2013年5月28日邓支山与游文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10.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万曾来、绿园公司、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陈荣岁、陈汉雄、陈树汉、李国珍、邓支山、游文杰、青澳公司共同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了李俊、黄俊要求判令绿园公司履行将李俊、黄俊作为股东登记在东西湖工商局的诉讼请求。一审确认了李俊、黄俊的股东身份以及所享有的公司股权比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应判令公司履行登记义务。二、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后续股权转让的效力问题是两个法律关系，故不宜一并处理，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相违背，李俊、黄俊增加的诉讼请求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有着密切联系，本案应当合并审理。三、诉讼过程中，相关当事人恶意将股权转让给李国珍、邓支山、游文杰，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亦属无效。万曾来等恶意转让股权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李俊、黄俊的股东权利，因此确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亦属本案审理范围。而且由于增加的诉讼请求与之前的诉讼请求有关联，法院应审查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四、李国珍、游文杰不构成善意取得。1.受让方以巨资受让绿园公司100％股权，为保证交易安全，必然委托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对绿园公司及股东状况尽职调查与核实。调查和核实的内容应包括：（1）绿园公司设立，公司实收资本和登记股东的实际出资以及股东有无抽逃出资的情况；（2）绿园公司���立后历次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章程和章程修改的有关文件；（3）工商登记历次股东结构和股权份额、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有关文件；（4）绿园公司未决诉讼和涉及诉讼限制股权转让的法律责任；（5）绿园公司是否存在诸如设置担保、诉讼保全等在内的限制转让的情况；（6）绿园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7）绿园公司相关附属性文件的调查；（8）工商行政处罚决定书。李国珍和游文杰在明知绿园公司股权涉及未决诉讼的情况下，仍受让100％股权，显然不属于善意。即使未了解就收购绿园公司100％的股权，也存在重大失误，不构成善意取得。2.受让人股权交易取得不具备有偿，未支付合理对价，不构成善意取得。（1）受让人无法出示提供有偿受让的支付票据及出让人已收取转让款的收据凭证；（2）绿园公司整个价值至少在3.2亿以上，而受让人至今���未出具支付合理对价的证据，故受让人不属于善意取得。五、原审还存在其他错误。
万曾来针对李俊、黄俊的上诉辩称：李俊、黄俊的股东资格及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只有在确认股东资格和取得股权后才能决定股权转让无效，但李俊、黄俊的股东资格是待定状态，且未有效取得股权，故不能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绿园公司针对李俊、黄俊的上诉辩称：只有实际出资人在拥有公司二分之一以上股东同意的情况下，才有权确定股权的有效性，故李俊、黄俊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
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针对李俊、黄俊的上诉辩称：同意绿园公司的答辩意见，请二审依法驳回李俊、黄俊的上诉请求。
李国珍、邓支山、游文杰针对李俊、黄俊的上诉辩称：李俊、黄俊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驳回其上诉请求。李俊、黄俊不是本案中的合法股东。李国珍、邓支山、游文杰受让股权是合法的善意取得。
李春生针对李俊、黄俊的上诉述称：同意李俊、黄俊的上诉意见。
青澳公司、陈荣岁、陈树汉、陈汉雄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上诉人万曾来、绿园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李俊、黄俊对万曾来、绿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随意适用新公司法。一审在法律适用上随意使用裁判权，仅适用对李俊、黄俊有利的公司法及司法解释。本案是一个股东资格确认及股权转让纠纷，即l998年12月1日的绿园公司《董事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以及绿园公司创始股东万曾来、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是否将其持有的绿园公司33％股份分别转让给李俊、黄俊的事实认定问题，对���，1993年《公司法》对股东资格的取得和消灭以及股权转让均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根本不存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因此，本案只能适用1993年《公司法》。二、一审违法处分原审第三人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及万曾来的实体权利、程序违法。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三人是本案的第三人，他们都是绿园公司的创始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l0％、l0％和5％。这一事实，有生效的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武行终字第50号行政判决予以认定，李俊、黄俊在起诉时并没有提起“确认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不是绿园公司的股东”的诉讼请求，也没有提起“确认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及万曾来转让绿园公司股份有效”的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却认定“绿园公司已经解除了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股东资格，李春生33％的股份为谭克��原持有的10％、陈瑞生原持有的l0％、王建国原持有的5％、万曾来原持有的8％”，上述处分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基本诉讼原则。三、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证据和事实。1.1998年12月1日绿园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是由绿园公司提供给武汉东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昇会计公司），东昇会计公司提交给法院的复印件，依法应该由李俊、黄俊承担不能提交原件的诉讼后果。绿园公司向东昇会计公司承诺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并不表示这些会计资料客观上必然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当事人特别是股东更不能因为公司的会计资料造假而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尤其是万曾来、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四位股东与这两份证据没有任何关系。《董事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是两份不可分割的文件，应先有《股权转让协议》后有《董事会决议》，如只有《董事会决议》而没有《股权转让协议》，所谓的股权转让则为无效。现《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四位股东既不是协议当事人也没有在场签字的情形下，将四位股东的股权送给了本案原审第三人李春生。《董事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同一天签署的，前者有四位股东的虚假签名，后者连虚假的签名都没有，且复印件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2.关于李俊、黄俊的出资问题。（1）黄俊的出资。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中对黄俊的出资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唯一涉及到黄俊出资的证据便是采信绿园公司的《会计报表》，但会计报表也只是载明“黄俊应缴投资款192万元，欠缴投资款192万元”，即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证明黄俊没有一分钱的实际出资，且不是绿园公司的登记股东，一审判定黄俊是持有l6％股份的绿园公司股东无任何法律依据��（2）李俊的出资。①李俊所谓投资款中两笔现金合计130万元的付款人为案外人武汉生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另一笔汽车折抵款的两辆汽车也被李春生、李俊父子转卖他人，一审采信绿园公司《会计报表》，不能只看账册不看凭证，而账册与凭证不相符的，依法应当以凭证为依据。②“投资款”与“股本金”在法律上有本质的区别，“投资款”可以是“股本金”，但不仅仅是“股本金”，还可以作其他投资用途。李俊出具的收据注明的是“系投资款”，但一审判决却主观认定为“股本金”。即使认定为“股本金”，也应当根据有限公司人合性的原则，通过绿园公司登记股东的股东会决议以及出让股东的书面认可才能合法有效。一审滥用自由裁量权，主观推定李俊的这笔所谓的“股本金”获得了绿园公司登记股东的同意。③李俊所谓出资的实际金额，应当确定且唯一，��一审查明事实中，却存在数个不同的金额，分别为：400.5万元（李春生）、149万元（130万元十l9万元）、179万元（征地费60万元+转支70万元+汽车款30万元+其他应收款19万元）、130万元（其中现金出资70万元）、196万元等，还有李俊自己诉请的51万元。如果无法认定李俊实际出资的确定金额，就不能认定李俊有实际出资。黄俊16％的股份依据是“挂账应收款192万元÷绿园公司注册资本1,200万元=16％”，那么判定李俊l7％的股份却依据不明。④一审回避李俊的所谓实际出资收据全部是在其父亲李春生在绿园公司担任总经理期间利用职权虚假出具的，而且，有证据证明这些所谓的出资又被李春生转走了。3.关于1998年12月1日绿园公司《董事会决议》解除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股东资格及重新确定股东人员和股权份额问题。一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该《董事会决议》已经解除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股东资格，并重新确定了股东人员和股权份额错误。该规定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设立的一种新的股东除名制度，但1993年《公司法》并没有设立股东除名制度，不能将2011年施行的公司法司法解释设立的股东除名制度去套用一个发生在1998年的民事行为，因为该行为发生时，并没有这项制度，行为人当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股东除名行为。该《董事会决议》并不是一份孤立的文件，还有一份同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决议内容也并不是“解除”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股东资格，而是以协议的形式变更股东及股权，既是协议变更，就必须符合协议变更股东及股权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即1993年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及股权转让条件���《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无效，相应的《董事会决议》当然无效。一审将“变更”认定为“解除”，并隐去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绿园公司没有“解除”过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股东资格，在绿园公司的初始登记及历年的公司登记和年检中，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均是公司创始股东。即便在行政诉讼中，绿园公司也是认定此三人是公司的创始股东，李俊、黄俊的诉状中也认定此三人为绿园公司股东。一审仅凭一份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且内容违法无效的《董事会决议》认定绿园公司l998年12月1日已经“解除”了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股东资格，罔顾事实。同时，股东除名制度限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公司在除名前必须催告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合理期限内缴纳出资，只有该股东在催告后仍然没有缴纳出资，公司才有权作出除名的股东会决议，且除名前���依法召开股东会议，否则无效。
李俊、黄俊针对万曾来、绿园公司的上诉辩称：一、一审适用法律正确。绿园公司设立于1997年，诉讼开始于2010年，涉及到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有1993年《公司法》、2005年《公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个相关司法解释。然而1993年《公司法》对股东身份的取得和确认并无明确法律规定，仅规定公司应签发出资证明书、置备股东名册。2005年《公司法》第三十三条以及2013年《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均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即2005年后《公司法》才对股东身份取得和确认在1993年《公司法》基础上有所明确，即明确了未经办理公司登记，股东不得对抗第三人，该规定实际否认了登记主义的观点，即股权取得并非需要经过登记形式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则进一步明确了判断股权取得的实质要件，因此本案可以适应2005年《公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二、一审不存在违法处分原审第三人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和万曾来实体权利的情况。绿园公司登记之初，各登记股东并未实际出资。1997年10月对前期违法行为进行自纠，要求股东进行实际出资。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仍不履行出资义务，同时李俊对绿园公司进行出资。1997年10月17日对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进行清退。从1997年至2010年起诉时，三人均未参加公司经营活动，也没有行使股东权利，���后公司所有文件均没有此三人记载，此三人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因此一审认定公司解除三人股东资格正确。同时本案系股东身份纠纷，因此还原绿园公司股权结构，是审理核心内容。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查明清楚正确，并不存在违法处分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权利的情况。1998年万曾来退出公司，在1998年《董事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均有记载，而且在2001年万曾来受让陈树汉股权，重新回到公司，当时登记万曾来股权比例为25％。因此说明万曾来当时是认可1998年退股离开公司的事实，否则万曾来当时就应提出异议，所以一审法院未违法处分万曾来的实体权利。三、1998年12月1日绿园公司《董事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是一审法院向武汉正浩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浩会计公司）和东昇会计公司调取的，正浩会计公司留存的是武汉市公安局提供的材料原件所复制，东昇会计公司处的是绿园公司提供，该证据系绿园公司内部资料，其在委托东昇会计公司审计时出具相应承诺，因此可以推定原件在绿园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这两份证据是真实有效的。四、关于股东身份问题。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自始至终没有出资，1997年10月被解除股东资格，1998年万曾来退出公司，2001年万曾来受让陈树汉25％的股权，因此2001年万曾来股权比例仅为25％。1998年绿园公司为了避免股东人数为偶数，由李俊将其股权33％拆分转让l6％至黄俊名下，因此黄俊股权是从李俊处继受取得。而且绿园公司的财务凭证上记载黄俊挂应收款l92万元，从1998年开���绿园公司财务记账一直非常稳定记载黄俊应缴出资为l92万元，说明绿园公司一直都认可黄俊股东身份。李俊在1997年10月期间与实际股东同时缴纳出资款，在绿园公司记账凭证中，均将李俊的出资作为绿园公司实收资本进行记录，且在同一张记账凭证记载其他股东出资情况，因此李俊出资与其他实际股东出资的性质是相同的。1998年开始绿园公司就将李俊作为股东进行记载，记载的股权比例为33％。1999年绿园公司记账凭证、2006年东昇会计公司审计报告均记载有李俊、黄俊的持股比例，所以一审认定李俊、黄俊股东身份以及持股比例正确。李俊、黄俊符合股东资格取得的法定实质要件。对于李俊而言，1997年10月开始向绿园公司投资，并于同年签订公司章程，截止到1997年年底，实际投资达160万元。1998年年底公司将万曾来股权进行调整，但为了办理工商登记手续需要，绿���公司真实股东与登记的挂名股东共同签订董事会决议，考虑到董事会决议上内容和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一致，且董事会已有各真实股东和挂名股东签名，故转让协议上仅有绿园公司留下的真实股东的签名。1999年5月31日开始，李俊、青澳公司等人股权结构依据股东会决议发生变化，李俊33％变更为李俊、黄俊（分别为l7％、l6％），青澳公司42％变更为陈荣岁和陈汉雄（分别为29.4％、12.6％）。自此，李俊、黄俊股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李俊和黄俊也一直行使股东权利。李俊的l7％股权来源其初始投资，黄俊股权来源于李俊转让。
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针对万曾来、绿园公司的上诉述称：认可绿园公司、万曾来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李国珍、邓支山、游文杰针对万曾来、绿园公司的上诉述称：认可绿园公司、万曾来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李春���针对万曾来、绿园公司的上诉述称：李春生与李俊、黄俊的答辩意见一致。
青澳公司、陈荣岁、陈树汉、陈汉雄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上诉人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李俊、黄俊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李俊、黄俊承担。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错误认定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作为绿园公司创始股东没有实际出资。绿园公司l997年8月12日依法注册登记成立，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是绿园公司的筹建人和创始登记股东，李俊、黄俊不是绿园公司的筹建人和创始登记股东。公司注册登记时，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已经依法出资，并有公司注册登记时的验资报告证明，该验资报告至今没有任何司法和行政机关撤销。2.一审错误认定绿园公司已经在1998年12月1日通过《董事���决议》解除了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股东资格和股份。但三人至今不知道也没有参加过绿园公司l998年12月1日的董事会会议，该《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名不是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本人签名，《董事会决议》所谓“协议变更公司股东及股权”没有经过协商得到三人的同意，此时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与黄俊及李春生、李俊父子互不相识，尤其是与该《董事会决议》同时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将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分别持有的绿园公司l0％、l0％、5％的股权转让给新股东李春生，没有依照1993年《公司法》及绿园公司章程，经过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同意，甚至没有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签字。《董事会决议》没有解除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股东资格及股份的内容，只是协议变更，绿园公司从未解除过三人的股东资格和股份，直到本案起诉时���绿园公司一直是将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登记为公司的创始股东。二、一审判决违反诉讼程序，错误适用法律。第一，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不是本案一审被告只是第三人，直到本案起诉时，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还是绿园公司合法登记的创始股东，李俊、黄俊也没有起诉要求确认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股东资格解除，但一审判决却违反诉讼程序认定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不是绿园公司的股东，违法将三人的股权判定给李俊、黄俊。第二，股东除名制度是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所设立的一项新的法律制度，1993《公司法》并没有设立股东除名制度。但一审判决却套用2011年新设法律制度将绿园公司发生在1998年12月1日的《董事会决议》主观臆断为股东除名决议。1998年法律上还没有股���除名制度，不能认定绿园公司按照十几年后的法律制度在1998年解除了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股东资格。第三，即使适用股东除名制度，也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必须要催告股东在合理的宽限期内缴纳出资，其次要依法召开股东会议并依法作出除名决议。但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绿园公司履行了这样的法定催告义务、依法召开了除名股东的股东会议。
李俊、黄俊针对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上诉辩称：针对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上诉的答辩意见与对万曾来、绿园公司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万曾来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答辩意见代表了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且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表错误意见时，也是万曾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发言解释的，鉴于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和万曾来委托诉��代理人的关系，可以证明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根本不是绿园公司的股东。
绿园公司针对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上诉述称：同意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上诉意见。
万曾来针对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上诉述称：同意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上诉意见，三人是绿园公司合法登记的创始股东，原审判决剥夺三人股东资格错误。
李国珍、邓支山、游文杰针对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上诉述称：同意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上诉意见。
李春生针对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上诉述称：李春生与李俊、黄俊的意见一致。
青澳公司、陈荣岁、陈树汉、陈汉雄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李俊、黄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万曾来伪造的2002年7月28日和7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确认万曾来伪造的2002年9月9日的《股东会变更决议》无效；三、确认李俊为绿园公司股东，股权为17%（约为510,000元，以法院实际认定为准）；四、确认黄俊为绿园公司股东，股权为16%（约为490,000元，以法院实际认定为准）；五、绿园公司履行将李俊、黄俊在东西湖工商局登记为股东的义务；六、确认2012年2月15日万曾来与陈树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七、确认2012年5月14日青澳公司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八、确认2012年5月14日谭克特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九、确认2012年5月14日陈瑞生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十、确认2012年5月14日万曾来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无效；十一、确认2012年5月14日王建国与李国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十二、确认2012年6月4日万曾来与邓支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十三、确认2013年5月28日邓支山与游文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十四、绿园公司、万曾来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绿园公司于1997年8月12日注册登记成立，工商登记显示：注册资本1,200万元，陈荣岁任法定代表人，股东青澳公司出资300万元（25%）、陈树汉出资180万（15%）、万曾来出资420万元（35%）、陈瑞生出资120万元（10%）、谭克特出资120万元（10%）、王建国出资60万元（5%），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绿园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
绿园公司成立后直至2002年期间，李春生担任该公司总经理。
绿园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于1997年10月14日记账“李俊代公司缴农产品批发市场土地征用费60万元，作股金入账”，1997年10月21日，绿园公司向李俊出具《收款收据》，载明“缴农委转入投股资金，金额60万元”。1997年10月17日，绿园公司记账“李俊投资款70万元”，并于同日向李俊出具《收款收据》，载明“建行转支柒拾万元投股资金”。1997年10月21日，绿园公司向李俊出具2张《收款收据》，分别载明“收到投股资金3万元，转万曾来转还李俊发票报销”、“收投股资金27万元，转万曾来投股金3万元、青澳9月15日10万元、武钢设计院发票10万元、8月19日3万元现金、8月18日现金抵押房租1万元”。1998���10月19日，陈荣岁以绿园公司名义向李春生出具《收条》，载明收李春生100,000元。1998年10月24日，绿园公司向李春生出具《收条》，载明收李春生100,000元。
1997年10月17日，绿园公司董事会向该公司财务部出具《说明》：“根据本公司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同意下列四条投资款项给予报销，列入公司的前期开办费：一、万曾来在争取项目上、策划、组建绿园公司、与农批中心市场签订蔬菜交易大厅土地合同的开办费、接待共计38万元；二、陈荣岁组建绿园公司前期费用3万元；三、陈瑞生的小车在使用期间补贴5,000元、汽油补贴5,000元，计1万元；四、谭克特退10%的股份，退股金12.3万元，包括上交股金8,800元、购办公用品15,820元、办营业执照费用及其经手的一切开支、接待费。”陈荣岁、陈树汉、李俊、万曾来在《说明》上签名，万曾来在《说明》上作出���别说明：“共计85万元，转还陈树汉55万元，转还李俊30万元，作为他们的股金款”。1997年9月30日，谭克特出具《收条》：“收到退股金12.3万元”。
1997年10月17日，绿园公司董事会向绿园公司财务部出具文件载明：“根据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本公司股东万曾来的可喜佳小轿车壹辆，车号：19098估值金额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万通九座旅行车壹辆，车号：10778估值金额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这两辆小车估值合计人民币伍拾万元，作为股金缴纳公司。此两辆小车纳入公司的财产，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本公司与车主办好小车的过户手续，过户手续费由公司负责。（注：此两辆小车是李俊、刘俊之转给万曾来的）。请财务部给予办理报销手续”，万曾来、陈树汉、李俊、陈荣岁在文件上签字。
1998年10月19日、10月22日，万曾来分别与陈汉昌（陈汉��之弟）、陈树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在绿园公司占有的股份分别转让给陈汉雄17%、陈树汉10%，并约定股份转让后，万曾来不再承担绿园公司的债权债务和法律责任。此次股权转让绿园公司未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1998年12月1日，绿园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协议将公司股东及股权变更为：青澳公司出资额为499.5万元，占注册资本42%；陈树汉出资额为300万元，占注册资本25%；李春生出资额为400.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3%。万曾来、陈荣岁、王建国、谭克特、陈树汉、陈瑞生在《董事会决议》签名，绿园公司加盖印章。同年12月1日，绿园公司形成《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绿园公司于1998年12月1日召开全体股东大会，并达成如下股权转让协议：一、原股东万曾来股资420万元、陈瑞生股资120万元、谭克特股资120万元、王建国股资60万元，共计720万元，分别转让给股东青澳公司199.5万元、股东陈树汉120万元、新股东李春生400.5万元；二、公司现由青澳公司、陈树汉、李春生组成，即青澳公司出资额为499.5万元，占注册资本42%；陈树汉出资额为300万元，占注册资本25%；李春生出资额为400.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3%”。陈荣岁、陈树汉、李春生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绿园公司加盖印章，万曾来、王建国、谭克特、陈瑞生未在该协议上签名。1998年12月8日，绿园公司委托湖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所对截至当日止的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变更情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审验，但未在公司登记部门进行登记。湖北东方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载明：根据绿园公司董事会决议及修改后章程规定，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比例为：青澳公司出资499.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2%；陈树汉出资300万元，占注���资本的25%；李春生出资400.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3%。
2000年4月24日，青澳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将青澳公司在绿园公司投资的股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25%）分别转让给陈汉雄148.8万元（占注册资本12.4%）、陈荣岁151.2万元（占注册资本12.6%）。2000年4月23日、4月24日，绿园公司在万曾来、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未知的情况下，制作了5份《股东（股资、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材料，分别将万曾来、谭克特持有的8%（96万元）、9%（108万元）的股权转让给李俊，分别将股东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持有的1%（12万元）、10%（120万元）、5%（60万元）股权转让给黄俊。2000年6月15日，绿园公司将上述文件及相应署有“陈汉雄、陈树汉、陈荣岁、李俊、黄俊”签名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等提交给公司登记机关取得了公司董事会、股东、主营范围的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陈荣岁变更为陈汉雄，股东变更为陈汉雄29.4%、陈树汉25%、陈荣岁12.6%、李俊25%、黄俊16%。
2000年12月，陈树汉与万曾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陈树汉将其在绿园公司占有的25%股份折抵140万元转让给万曾来。2001年6月26日，绿园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陈树汉将其占公司25%的股份转让给万曾来，万曾来即享有公司25%的股权和债权债务，并成为公司董事会股东和董事，陈树汉在公司相应的股权和债权债务即行终止。绿园公司董事会股东、董事签字：陈荣岁、陈树汉、万曾来、李俊、黄俊、陈汉雄”，此次股权变更情况绿园公司未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
2001年12月18日，绿园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关于公司章���修改及营业执照注册地变更的决议》：经公司董事会决定：一、公司章程第四条，公司股东名称第三项陈树汉修改为万曾来；二、公司章程第六条，股东的出资方式与出资额第三项陈树汉出资额为现金300万元，占总资本的25%，修改为万曾来出资额为现金300万元，占总资本的25%；三、公司注册地由原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分局注册的武汉经济开发区光泰大楼迁移到东西湖工商局，注册住所为武汉舵落口大市场。绿园公司股东会股东签字：李俊、黄俊、陈荣岁、陈汉雄、陈树汉、万曾来。2002年1月11日，绿园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取得了住所地、主管部门、注册号的变更。
2002年9月9日，绿园公司在李俊、黄俊未知的情况下，制作了《股东会变更决议》等文件材料，分别将李俊、黄俊的204万元、192万元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万曾来。2002年9月18日，绿园公司将上述文件材料提交给公司登记机关取得了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的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陈汉雄变更为万曾来，股东变更为万曾来58%、陈汉雄29.4%、陈荣岁12.6%。
另查明：2009年1月26日、8月30日，湖北三真司法鉴定所受东西湖工商局的委托，分别作出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2000年6月15日《股东（股资、股权）转让协议》中“万曾来、谭克特、陈瑞生、王建国”的签名笔迹、2002年9月9日《股东会变更决议》中“黄俊”的签名笔迹均与提供的样本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2009年10月10日，东西湖工商局依照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绿园公司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下达了东工商处字[2009]第1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李俊、黄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第三项即“撤销2000年6月15日的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提起行政诉讼。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岸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书，认为东西湖工商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撤销了东工商处字[2009]第1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绿园公司不服该行政判决，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武行终字第50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一审行政判决，并判令东西湖工商局就绿园公司2000年、2002年股东变更登记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1年5月31日，东西湖工商局作出东工商处字【2011】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绿园公司作出如下处罚：一、罚款10万元；二、撤销2002年9月18日的变更登记；三、撤销2000年6月15日的变更登记。
又查明：2006年，绿园公司委托东昇会计公司对其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以及2005年度的利润表进行审计。审计活动中，绿园公司向东昇会计公司出具《承诺函》：“本公司��托贵所进行2005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所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债权、债务真实、合法、有效，不需进行函证。若出现任何法律责任，由本公司承担一切责任，与贵所及执行本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无关”。绿园公司向东昇会计公司提供的《会计报表附注》中载明：“其他应收款期末数7,642,328.12元，其中：①2005年前应收原股东款项3,509,271.86元（其中：李俊190,000元；黄俊1,920,000元；青澳1,399,271.86元）；……”东昇会计公司《审计取证记录》中载明：“实收资本（1997－1999年）情况为：李俊入股179万元，其中1997年10月6日代垫土地征用费60万元、1997年10月17日万曾来转股30万元、1997年10月18日转支70万元、1999年5月14日挂其他应收款19万元……”，绿园公司在《审计取证记录》上盖章确认。
2009年11月18日，正浩会计公司接受武汉市公安局的委托，作出武正会检字（2009）第038号《司法会计鉴定检验报告书》（以下简称38号《鉴定报告》），此次鉴定委托事项之一为“绿园公司注册登记、股东出资、股权转让及资金到位情况”，部分鉴定材料为“绿园公司1997－2008年账簿32本、凭证102册”。该报告书对注册资金实际到位情况的鉴定结论为：“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资料，绿园公司注册资金分两批转入，第一批注册资金505万元1997年至1998年到账，其中股东青澳公司陈荣岁出资200万元（其中现金出资110万元）；万曾来出资110万元（其中现金出资16万元）；陈树汉出资65万元；李俊出资130万元（其中现金出资70万元）。账面反映资金来源除196万元现金、50万元汽车外，其它259万元均为绿园公司筹建初期各股东垫付的土地征用费及各种开办费用。第二批注册资金695万元未到位，根据1999年股东会决议，未到位资金暂以股东借款形式列入绿园公司��他应收款，其中：股东陈荣岁借款151.20万元、陈树汉借款180万元、李俊借款19万元、黄俊借款192万元、陈汉雄借款152.80万元。1999年绿园公司注册资金1,200万元，其中：股东陈荣岁投资351.20万元（200万元+151.20万元）、陈树汉投资245万元（65万元+180万元）、万曾来投资110万元、李俊投资149万元（130万元+19万元）、黄俊投资192万元、陈汉雄投资152.80万元。未到位695万元资金2003年发生了下列变化：其中陈树汉其他应收款股资180万元借款全部还清；陈荣岁其他应收款股资借款151.20万元，2003年5月18日9＃凭证其中还股资借款24.9165万元，股资借款尚欠126.2835万元。截至2008年12月绿园公司账面反映到位注册资金709.9165万元，其中：陈树汉到位资金245万元（65万元+还款180万元）、陈荣岁到位资金224.9165万元（200万元+还款24.9165万元）、万曾来到位资金110万元、李俊到��资金130万元。截至2008年12月绿园公司账面反映未到位资金490.0835万元（其他应收款股东借款），其中：黄俊192万元、李俊19万元、陈汉雄借款152.80万元、陈荣岁借款126.2835万元。”
再查明：绿园公司的注册资本至今仍为1,200万元，未增资扩股。
还查明：2012年2月15日，陈树汉与万曾来签订《出资转让协议》，约定陈树汉将其在绿园公司的180万元（15%）出资转让给万曾来，万曾来受让股权后，持股比例由35%变为50%。2012年5月14日，青澳公司、谭克特、陈瑞生、万曾来、王建国分别与李国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青澳公司、谭克特、陈瑞生、万曾来、王建国分别将其在绿园公司的25%股权300万元出资、10%股权120万元出资、10%股权120万元出资、30%股权360万元出资、5%股权60万元出资转让给李国珍。通过此次股权转让，李国珍受让了绿园公司80%的股权，万曾来仍持有20%股权。2012年6月4日，万曾来与邓支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万曾来将其在绿园公司20%股权240万元出资转让给邓支山。2013年5月28日，邓支山与游文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邓支山将其在绿园公司20%股权240万元出资转让给游文杰。上述四次股权转让均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绿园公司现股东为李国珍、游文杰，法定代表人为李国珍。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系股东资格确认之诉。
一、适用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公司法于1994年7月1日起实施，于1999年12月25日修正。绿园公司成立于1997年，双方争议的民事行为主要发生在1997年至1999年期间，故应适用1993年公司法，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二、证据采信问题。李俊、黄俊提交除《收据》之外的其他证据均系其申请法院向东昇会计公司及正浩会计公司调取，东昇会计公司留存的审计材料均系绿园公司提供的材料原件所复制，正浩会计公司留存的鉴定材料均系武汉市公安局提供的材料原件所复制。案涉的关键证据之一为李俊、黄俊提供的1998年12月1日绿园公司《董事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绿园公司、万曾来、青澳公司、陈荣岁、谭克特、��瑞生、王建国、陈树汉、陈汉雄均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且认为决议中万曾来、谭克特、王建国、陈瑞生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并提出对签名的真实性申请鉴定，但鉴定需提供材料原件。庭审中，法院已向当事人释明，该证据系绿园公司内部资料，绿园公司在委托东昇会计公司审计时向该公司提供，且其承诺提供的会计资料真实合法完整，合议庭可以推定该证据的原件在绿园公司保存，若绿园公司不能提供该证据原件，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应承担相应诉讼后果。绿园公司未提交证据原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的规定，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三、李俊、黄俊的股东资格认定。股东资格可凭借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等一系列证据予以证明。但当上列证据发生冲突时，则应当根据股东之间的约定、股东的��为探究其真实意思，从构成股东资格的实质性要件入手，审查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是否已经实际在股东会、董事会上表决、签字，行使了股东的经营管理权利，其他股东是否知情等。
1.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账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绿园公司设立之时，其发起股东均以各自的存款证明或存单作为出资依据，违反了上述规定，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况。同时，根据绿园公司的财会凭据及正浩会计公司作出的38号《鉴定报告》鉴定结论，谭克特、王建国、陈瑞生在绿园公司成立前后并未实际出资，其他股东也��在绿园公司成立后分别以现金、汽车和垫付土地征用费、各种开办费用等方式向绿园公司注入了部分资金。与此同时，李俊虽不是绿园公司登记股东，但其以垫付公司经营所需款项及现金投','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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