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3民终57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瑞芬，女，1954年11月10日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金，北京市中银（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明，北京市中银（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超，男，1984年6月18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红，女，1977年12月24日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建华，徐州市铜山区铜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何瑞芬因与被上诉人朱超、徐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311民初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瑞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金、被上诉人朱超、被上诉人徐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瑞芬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借款都是事实，上诉人自己开店做生意，现金充裕足以证明资金来源，包括两被上诉人之前共同签字的12万元借款，是上诉人现金交给二被上诉人。2、朱超本人认可本案借款，因本案借款发生在二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
被上诉人徐红答辩称：1、一审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查明涉案借条上的签名并非徐红个人所签。2、朱超系何瑞芬之子，基于朱超、朱红目前的婚姻状况及利益冲突，且何瑞芬和朱超的陈述相互矛盾，何瑞芬也未向法庭提交充分的证据，显然不能产生二被上诉人自认债务的法律后果。因此判决徐红承担偿还义务于法无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朱超答辩称：对上诉人的诉请予以认可，每笔借款的确真实发生。
何瑞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偿还借款合计323000元；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超系何瑞芬之子。两被告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9年5月18日登记结婚。
2013年11月27日，两被告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男女双方于2009年5月18日登记结婚，双方婚后无共同子女。现因双方感情不和自愿登记离婚。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达成协议如下：一、双方婚后无共同子女，离婚后孩子不存在抚养问题。二、离婚后属于男方的财产：比亚迪汽车一辆车号苏Ｃ×××××归男方所有，红色马六汽车一辆车号苏Ｃ×××××归男方所有。三、离婚后属于女方的财产：铜山区雷奥公寓3号楼1单元101室住房一套和地下室产权及该房屋内所有物品归女方所有。四、其他事宜：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雷奥公寓首付款向女方姐姐徐凤借款壹拾万元由男方偿还。离婚后房贷由男方偿还，男方每月付女方生活费壹仟元整，若女方再婚则雷奥公寓住房由男女双方协商后可以进行买卖。买卖后扣除买房时女方个人所拿资金伍万元和以上两辆汽车抵现金伍万元，共给女方壹拾万元整，余下部分两人各半分割。五、自签字之日后协议生效。”
2015年12月8日，何瑞芬将两被告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偿还购房借款120000元，案号为（2015）泉民初字第5051号。该案中，原告何瑞芬提交了有两被告签名的2009年4月30日和2009年6月6日的两张欠条，金额分别为110000元和10000元。经原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1月12日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朱超与徐红欠付原告何瑞芬借款120000元，由两被告各偿还60000元；二、被告徐红于2016年2月8日前向原告何瑞芬归还60000元，被告徐红与何瑞芬因涉案120000元债务产生的纠纷一次性了结；三、原告何瑞芬自愿放弃要求被告朱超偿还借款60000元的诉讼主张。”
2016年1月12日，何瑞芬以诉称理由再次将两被告诉至原审法院。本案中，何瑞芬主张共计向两被告出借323000元款项，其所举相关债权凭证中除2014年1月18日120000元的收条外，其余均为借条，分别为标称日期为2009年12月15日的50000元借条、标称日期为2012年9月1日的50000元借条、标称日期为2013年10月1日的23000元借条、标称日期为2013年10月25日的80000元借条。
庭审中，对于上述四张借条的形成过程及其所涉款项的给付过程，原审法院当庭分别对何瑞芬及朱超进行了询问。何瑞芬陈述：“对于2009年12月15日的50000元、2012年9月1日的50000元、2013年10月1日的23000元、2013年10月25日的80000元出借款，原告都是交给的朱超，该四张条子中的相关款项没有给过徐红。上述四张借条中的款项均是通过现金方式在苏山头的家里给的朱超，其中2009年12月15日的50000元不是分两回就是分三回给的，大约是两个15000元，一个20000元；2013年10月25日的80000元是分三次给的，其中有两个20000元或两个30000元；2012年9月1日的50000元和2013年10月1日的23000元都是一次性给的。上述款项的来源都是原告开饭店赚的，是放在原告家里的现金。原告从来不在银行存款，原告在苏山批发市场里经营把子肉十五年了，如果现在去原告家，原告能直接拿出来100000元现金。2009年12月15日的50000元与2013年10月25日的80000元的条子都是给最后一笔钱的时候朱超写的，另外两笔都是给钱的时候就写的条子。上述四笔款项中不存在把钱给过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再打条的情况，这四笔款项条子上所载明的日期都是属实的，其上的每个日期都是实际形成的日期，就是当天。四张条子上“徐红（代）”的内容和朱超的签字是同时形成的；在当时把钱给朱超或者朱超借钱时，原告没有将此事告知过徐红，朱超说他给徐红说了。原告没有直接找过徐红在这四张条子上签字。”
被告朱超陈述：对于2009年12月15日的50000元、2012年9月1日的50000元、2013年10月1日的23000元、2013年10月25日的80000元的共计四张条子，其款项都是在九里苏山头的家里通过现金直接给的朱超。2009年12月15日的50000元是一次性给的；2013年10月25日的80000元是分三次给的；2012年9月1日的50000元是一次给的；2013年10月1日的23000元是分几次给的记不太清了。上述四张条子上“徐红代”的内容都是和朱超的名字同时写的。2013年10月25日的80000元分次给的时候有给过30000元的，有给过20000元的，每次给钱时朱超都打条，每次也都写徐红的名，在第三次给钱的时候又打的总条；对于第三次打总条的时候之前的那两张条子，朱超根本没在意保存，那两张条子在朱超手里。至于朱超给母亲何瑞芬打的条子为什么在朱超手里，因为很长时间了，记不住了；其也记不清在打总条的时候，何瑞芬是否会把之前的两张条子给朱超。
对于上述四张借条的形成时间，在2016年3月17日的庭审中，被告朱超再三确认其实际的形成日期就是相应条子上署明的日期，称所有的条子都是当时写、当时签并签当天的日期，不存在日期倒签的情形，并表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而在2016年6月14日的庭审中，在回答原审法院关于“这四笔款项，有无存在这么一种情况：你母亲先把钱给你了，给完你钱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你才给她打的条”的询问时，被告朱超又称“有这种可能，但具体是哪张条子我记不住”，原审法院进而询问朱超“那也就是说这四张条子中有的条子并不是在给钱的时候出具的，而是事后补写的？”，其又称“我记不清了”；后在该日的庭审中原审法院再次询问朱超“原告所举2009年12月15日5万元、2013年10月25日8万元、2012年9月1日5万元、2013年10月1日2.3万元的四张条子，其实际的形成日期就是其标称的日期吗”时，被告朱超又称“是的，确定，愿意负法律责任”。
对于2013年10月25日的80000元借款的实际用途及去向，朱超陈述：“在何瑞芬把2013年10月25日的80000元款项给朱超之后，上述款项有两三万是用于还徐红的姐姐徐凤了，有的用于还银行信用卡贷款，还有的用于装潢进料。到庭审时还差20000元没有还清徐凤。该80000元中还徐凤的两三万元是借完钱没多久还的。当时借原告该笔80000元的时候并没有给你原告说过要离婚的事情。当时在签离婚协议时朱超告诉过徐红借原告该80000元的事情，之所以在离婚协议中未提该笔借原告的80000元而只是说借徐凤的钱，是因为双方是假离婚，被告徐红是为了维护她姐姐徐凤的利益才只写了她姐姐。”
被告徐红对原告何瑞芬、被告朱超主张的2009年12月15日50000元、2012年9月1日50000元、2013年10月1日23000元、2013年10月25日80000元的共计四张借条的形成时间不予认可，随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鉴定，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7月28日出具宁金司【2016】文技鉴字第063号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其“检验与分析”部分认为，检材一（即2009年12月15日50000元的借条）、检材二（即2012年9月1日50000元的借条）、检材三（即2013年10月1日23000元的借条）中黑色笔书写的字迹，其“笔墨种类一致，具备形成时间鉴定的比对条件”；而检材四（即2013年10月25日80000元的借条）上“蓝色圆珠笔书写的字迹”，其“笔墨种类不一致，不具备形成时间鉴定的比对条件，无法进一步比对时间”。其鉴定意见为：“倾向认为送检的检材一、检材二、检材三《借条》主文中黑色笔书写的字迹是同时期形成。”
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偿还借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原告何瑞芬主张本案所涉共计323000元款项为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要求两被告进行偿还。被告朱超系原告之子、被告徐红与原告曾系婆媳关系，且两被告已经离婚；基于原、被告目前的婚姻状况以及利益冲突，被告朱超在审理中对原告何瑞芬主张的借款全部予以认可显然不能产生两被告自认债务的法律效果，原告何瑞芬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仍应承担举证责任。
一、关于原告何瑞芬主张的购车借款170000元中购买马自达六的车款120000元。原告何瑞芬对此款项所举证据为2014年1月18日案外人魏某出具的收条，其主要内容为：“今收到何瑞芬付马六车号（CUH817）车款120000元整，收款人：魏某。”原审认为，此笔款项发生于2014年1月18日，而两被告于2013年11月27日即已协议离婚，且约定该车号为苏Ｃ×××××的马自达六汽车归被告朱超所有。该笔款项并非发生于两被告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显与徐红无关，原告主张该笔款项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何瑞芬主张的购车借款170000元中购买白色比亚迪F6汽车的50000元、房屋装修借款50000元、做试管婴儿借款23000元。
原告何瑞芬就上述三笔款项提交了日期分别为2009年12月15日、2012年9月1日、2013年10月1日的借条。关于上述三笔款项，原审认为：首先，上述三张借条仅有被告朱超的签名，被告徐红并未在三张借条上签字。而在本案之前原告何瑞芬起诉要求两被告偿还购房借款120000元的案件中，原告何瑞芬所举2009年4月30日和2009年6月6日的两张欠条是有两被告签字的。本案中，被告徐红辩称上述借款均为虚假，综合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原告何瑞芬、被告朱超与被告徐红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有必要对上述款项的借款时间、借款用途、款项交付等借款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严格审查。
其次，关于上述三笔款项在借款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原告何瑞芬与被告朱超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何瑞芬陈述“2009年12月15日的50000元不是分两回就是分三回给的，大约是两个15000元，一个20000元；2013年10月1日的23000元是一次性给的”，而被告朱超则陈述“2009年12月15日的50000元是一次性给的”，对于2013年10月1日的23000元，其则称“分几次给的记不太清了”。何瑞芬陈述上述款项中“不存在把钱给过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再打条的情况，条子上所载明的日期都是属实的，其上的每个日期都是实际形成的日期，就是当天”，而被告朱超先是再三确认其实际的形成日期就是相应条子上署明的日期，称所有的条子都是当时写、当时签并签当天的日期，不存在日期倒签的情形，并表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而后又表示有给钱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给打条的可能，但具体是哪张条子记不住。
再次，对于本案所涉2009年12月15日、2012年9月1日、2013年10月1日的三张借条，经司法鉴定，倾向认为上述三张借条中黑色笔书写的字迹是同时期形成；而上述三张借条各自的标称时间之间最长间隔近四年，最短也有一年零一个月，显然不属于“同时期”；上述三张标称时间相差较大的借条竟然是同时期形成也显然有悖日常生活常理，也与原告何瑞芬、被告朱超主张的上述借条的形成时间相互矛盾。
综上，原审认为，上述三笔借款在真实性上存在重大疑点，原告何瑞芬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上述借款关系真实成立并生效且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的上述诉请，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何瑞芬主张的为偿还徐凤借款而向其所借的80000元。对此诉请，原告何瑞芬向原审提交了2013年10月25日金额为80000元的借条一张【载明的用途为“用于偿还徐红姐姐徐凤买房（雷奥）借款（拾万）”】；另外还提交了2012年8月20日两被告借款60000元的借条一张（出借人为徐凤、马世民）、2012年8月23日两被告借款20000元的借条一张（出借人为徐红的外甥马洪刚）、2012年8月23日两被告借款20000元的一张（出借人为案外人张勇）予以佐证。
原审认为，对于两被告曾向徐凤等人借款共计100000元的事实，原、被告当事人均未持异议。本案的重点在于上述用于偿还所借徐凤等人借款的80000元借款是否真实且是否属于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
首先，上述80000元借条的标称日期为2013年10月25日，距离两被告离婚的日期即2013年11月27日十分接近，且被告朱超陈述在离婚时已将借原告该笔80000元用于还徐凤借款的事情告知了被告徐红，按照常理，在2013年11月27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中应对此借款予以明确，而并非仅是约定“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雷奥公寓首付款向女方姐姐徐凤借款壹拾万元由男方偿还”。
其次，根据被告徐红所举2014年9月20日被告朱超出具的借据，在2014年9月20日前，对于上述因购买雷奥房屋产生的100000元债务，仅归还了张勇20000元，剩余欠款80000元并未偿还。这就与2013年10月25日80000元的借条中载明的“用于偿还徐红姐姐徐凤买房（雷奥）借款（拾万）”自相矛盾。本案中，被告朱超曾陈述“在何瑞芬把2013年10月25日的80000元款项给朱超之后，上述款项有两三万是用于还徐红的姐姐徐凤了，有的用于还银行信用卡贷款，还有的用于装潢进料”，但对此问题并无证据予以证明。
再次，根据原告何瑞芬的陈述，被告徐红并未收到上述80000元款项。原告何瑞芬与被告朱超系母子关系，彼此具有利益相关性，在无其他款项交付的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案中并不能仅以无被告徐红签字的80000元借条以及原告何瑞芬与被告朱超母子两人的陈述认定上述80000元借款已实际交付。
故而，原告何瑞芬对其主张的为偿还徐凤借款而向其所借的80000元亦未完成举证责任，对其上述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何瑞芬对其主张的“共计323000元借款为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未能完成举证责任，其要求被告徐红承担偿还责任的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被告朱超个人对本案共计323000元款项予以认可，因其与原告何瑞芬之间并无争议，故可自行向原告何瑞芬进行清偿，不予处理。遂判决：驳回原告何瑞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50元，财产保全费2135元，合计8285元，由原告何瑞芬负担。
二审查明：1、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朱超和徐红曾共同于2009年4月30日及2009年6月6日向何瑞芬出具两张欠条，金额分别为110000元和10000元。上述两张借条均是何瑞芬在场情况下，徐红本人签字和捺印。2015年12月8日何瑞芬根据上述两张欠条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最终原审法院以徐红给付何瑞芬6万元调解结案，并于2016年1月12日出具了（2015）泉民初字第5051号民事调解书。何瑞芬于2016年1月12日根据本案4张借条和1张收条，再次将朱超和徐红诉至原审法院。上述4张借条上均有“徐红”的签字。案件承办人询问何瑞芬：“同样是借款，且你在2015年诉讼的时候均持有，为什么分两个案件。你如何解释？”何瑞芬：“这是律师的事。”案件承办人询问何瑞芬：“现在本案持有的条子，上面有徐红的签字，这些签字是徐红真实签字吗？”何瑞芬：“不是的。”朱超也在庭审中认可涉案4张借条上“徐红”的签字是其写的。
2、二审庭审中，案件承办人询问何瑞芬：“那12万（2009年4月30日借条和2009年6月6日借条）为何让徐红签字，这些钱（涉案4张借条和1张收条）不要呢？你解释一下。”何瑞芬：“他俩在一起了，他俩不签我不给钱。”
3、上诉人何瑞芬在二审中申请证人魏某出庭作证。魏某陈述，其和朱超系表姐弟关系；朱超和徐红在离婚协议书中分割的苏Ｃ×××××号红色马六汽车是其借用朱超名义于2011年3月底购买，实际是由其付款。后上诉人何瑞芬给其12万元，其向何瑞芬出具收条，该车辆转给了朱超。何瑞芬拟证明苏Ｃ×××××号轿车原为魏某所有，但被二被上诉人在离婚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离婚后因为车辆归属发生纠纷，由何瑞芬出资12万将欠付魏某的车款予以偿还，因此二被上诉人应该向何瑞芬归还该债务。徐红质证称，证人和朱超具有亲属关系；涉案车辆原始登记就在朱超名下，中间没有变更登记，无法证明为魏某所有；车辆的贷款也在朱超名下，因此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朱超辩称，证人和其只是统称老表，并无亲属关系；证人在购买涉案车辆时无法贷款，才以其名义贷款，但证人每月给其打款，由其还款；其对证人证言认可。
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何瑞芬上诉主张朱超和徐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其借款32.3万元，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偿还。为此，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涉案4张借条和1张收条支持自己的主张。对于上述证据如何认定，应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分析认定：
一、关于2009年12月15日的5万元借条、2012年9月1日的5万元借条以及2013年10月1日的2.3万元借条的认定问题。何瑞芬和朱超在庭审中均认可上述三张借条上“徐红”的签名均为朱超所写，并均是以现金形式交付给朱超，而非徐红；原审时对上述三张借条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意见倾向认为该三张借条中的字迹是同时期形成；另，在二审庭审中何瑞芬表示如果朱超和徐红不共同在借条上签字，我是不会给钱。基于以上事实，在徐红对该三张借条载明的借款不予认可时，何瑞芬应进一步举证证明上述三张借条所载借款已经真实发生，但何瑞芬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虽然该三张借条标称时间均形成于朱超和徐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且朱超对此予以认可，但鉴于何瑞芬和朱超系母子关系，结合以上事实，本院不能据此认定上述借款属于朱超、徐红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故上诉人何瑞芬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2013年10月25日的8万元借条的认定问题。何瑞芬陈述该借条所载8万元借款是用于偿还借徐红姐姐徐凤买房（雷奥）的10万元借款。但朱超和徐红于2013年11月27日签订离婚协议时约定：“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雷奥公寓首付款向女方姐姐徐凤借款壹拾万元由男方偿还。”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上述借条形成于2013年10月25日，而朱超和徐红签订离婚协议时间是2013年11月27日，如果该借条是真实的，那么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就应不存在朱超和徐红还约定借徐凤10万元如何偿还的问题。结合该借条上并没有徐红的签字，以及何瑞芬关于如果朱超和徐红不共同在借条上签字，我是不会给钱的陈述。另，何瑞芬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借款如何交付。鉴于以上事实，本院不能据此认定上述8万元借款属于朱超、徐红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故上诉人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2014年1月18日的12万元收条的认定问题。何瑞芬以其持有魏某于2014年1月18日出具的12万元收条，主张该12万元借款属于朱超和徐红夫妻共同债务，应向其承担偿还责任。但该12万元收条仅有魏某的签名，并无徐红及朱超的签名，且该张收条形成于朱超和徐红离婚之后。虽然二审时何瑞芬向法院提供证人主张事实成立，但徐红对证人魏某的证言不予认可。另，何瑞芬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借款如何交付。鉴于以上事实，本院不能据此认定该12万元借款系朱超和徐红夫妻共同债务。故对于何瑞芬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何瑞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50元，由上诉人何瑞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裴运栋
代理审判员 孙守明
代理审判员 汤孙宁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俞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