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81民初3843号
原告：常熟市锋达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251436394Y，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颜巷村。
法定代表人：曹体谦，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合，江苏正大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772869296XT，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渭西村。
法定代表人：周建牛。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雪琴，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常熟市锋达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达公司）与被告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唐海山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锋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体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合、被告常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雪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锋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3206260.70元；2、被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以货款本金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至一审判决生效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起，原被告开始发生业务往来，由原告供应被告生产用的煤炭，被告陆续付款。原告最后一次送货是2013年1月14日，被告最后一次付款是2014年1月11日。被告现共结欠原告货款3206260.70元未付。后原告多次催讨未果。
被告常成公司辩称：被告不结欠原告任何货款。被告法定代表人周建牛只是代替章新伟在送货单上签过字。2012年6月前，因章新伟没有设立自己的单位，所以开票、转账是用的被告的抬头等资料。章新伟与原告发生的往来中以被告名义开票的部分，被告是知道的，其余部分被告不认可。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定如下事实：被告常成公司登记设立于2001年5月16日，股东登记为周建牛、王新伟，法定代表人登记为周建牛。2009年12月26日，常成公司（甲方）与章新伟、陶敏江（乙方）签订《承包协议》，约定由甲方将其位于锦凯欧印染公司对面的东厂区交由乙方进行承包，承包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2012年6月20日，苏州市常盈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盈公司）登记设立，股东登记为章新伟、翁永红、方瑢，法定代表人登记为章新伟。
庭审中，原告表示章新伟自2009年开始承包了常成公司，2015年因为矛盾而不再合作。2010年开始，章新伟、周建牛以被告名义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由原告供应煤炭。原告所供应的煤炭由周建牛、章新伟共同使用。常盈公司设立后，原告也与常盈公司发生了独立的煤炭供应业务。就被告名义发生的业务，被告现结欠原告3206260.70元。原告多次催讨未果。被告常成公司表示，章新伟与常成公司之间确系承包关系，但是原告主张的业务不是被告的员工签收的。2012年章新伟设立了常盈公司。原告本案中主张的业务可能是其与常盈公司发生的，与被告无关。所以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庭审中，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被告并进行了质证：
1、送货单87份，载明：时间为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1月14日；收货单位为“苏州常成印染”、“苏州常成”、“常成印染”；送货单位为“常熟锋达”；签收人分别为“徐龙”、“刘振祥”、“王伟峰”、“周建牛”、“高元（云）林”、“邵建芬”等人；货物名称为“煤”、“水洗煤”、“混煤”等。上述送货单主要系由“徐龙”签收。原告对上述证据解释称：徐龙是承包人章新伟聘请的厂长，但周建牛也是雇佣徐龙的；高云林是周建牛聘请的厂长；邵建芬是徐龙聘用的；刘振祥是章新伟聘请的。这些送货单证明2012年6月至2013年1月，原被告之间实际发生的煤炭供应情况。被告质证后认为：只有一份送货单是被告法定代表人周建牛签字的，是因为当时章新伟不在厂里，其要求周建牛替他签字的。还有一张送货单是被告的员工高元林签字的，其也是代章新伟签收的。原告提供的其他送货单，被告并没有签收过，签字人员并非被告处员工，故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后来章新伟自己成立常盈公司，与其妻子翁永红为该单位的股东。所以被告认为原告与常盈公司有业务往来，该部分送货单有可能是给常盈公司的供货。常盈公司的厂区与常成纺织印染在一个厂区，但并不是用一个锅炉。被告与章新伟签订承包协议时就写得很清楚，账目是分开的，不混同，当然所用的煤也是各自向各自的供应商所购买，被告也有自己的供应商。但经法庭要求后，被告庭审后未核实自己的供应商是谁。
2、煤炭进货清单9份，清单上签有“章新伟、翁永红2016.1.1”字样，载明：日期自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1月14日，总金额为3617727.90元。上述清单每页上均签有“章新伟、翁永红2016.1.1”字样。原告对上述证据解释称：被告原来的承包人章新伟确认原被告从2012年6月份开始发生了上述清单上的业务，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也是基本是一致的。原告与被告发生的业务都是翁永红负责记账的，所以她都输入了电脑。翁永红做完账后还要送一份给周建牛的女儿，周建牛女儿是主办会计。这些清单在2015年之前就形成了，是翁永红从电脑里打印出来给原告的。后来是章新伟先签字确认的，但没有写日期。2016年1月1日，原告找到翁永红，翁永红在清单上签字并注明日期。二人签字时间相隔好几个月。被告质证后认为：上述煤炭进货清单签字时间显示是2016年1月，章新伟和翁永红系夫妻关系。翁永红又与原告股东曹体谦是亲戚关系。被告有理由认为章新伟与原告串通损害被告的利益。因为章新伟在2015年3月5日就失踪了，现被告及常盈拖欠货款的客户均在寻找章新伟下落。而原告不仅能找到章新伟签字确认，还能从章新伟处获得其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可见原告与章新伟的关系是不一般的。章新伟与翁永红两人的签字恰巧能说明上述煤炭是供应给常盈公司的，而不是给被告常成公司的。2009年与被告签订承包协议的是陶敏江和章新伟，如果是因承包关系就认定被告需要承担付款责任，那么煤炭进货清单上不应出现翁永红的名字，而应是章新伟与陶敏江的签字。被告曾经从陶敏江处了解到已开具发票的相应货款，章新伟已私下全部给付了原告。被告质证后，原告则表示翁永红与曹体谦系亲戚关系，也正因是亲戚关系，原告才通过翁永红母亲找到章新伟的。
3、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54份，载明：开票时间为2010年7月31日至2013年1月27日，购货单位为常成公司，销货单位为锋达公司，价税合计4994054.10元。原告对上述证据解释称：原告已经将部分业务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开具给了被告，价税合计4994054.10元，被告已抵扣。还有200多万元业务尚未开具发票，因为被告一直未付款。被告质证后表示：原告已开具给被告的发票，被告均已收到，也进行了抵扣。但是因为当时章新伟没有自己的单位，所以其借用了被告的名义进行了开票。被告抵扣后的款项折抵了章新伟结欠被告的费用。
4、承兑汇票复印件1份，载明：金额为20万元，由被告常成公司背书给其后手。背书栏中盖有“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1）”和“章新伟印”印章。承兑汇票复印件正面上签有“曹体谦2014年1.11”字样。原告对上述证据解释称：原告最后一次收到被告的款项是被告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20万元。被告质证后认为：该份承兑汇票恰恰证明了章新伟是走的被告的帐户，这20万元是章新伟付的。在常盈公司成立以前，被告将帐户借给章新伟使用，并利用被告单位名义开具发票。但常盈公司成立后，章新伟基本就用自己的单位对外经营。
5、律师函及邮寄凭证各1份，证明2015年12月14日，原告曾委托律师向被告发送过律师函，要求被告支付结欠的货款3205398.30元。被告质证后认为：原告确实在2015年向被告发送过律师函，但具体内容被告记不清了。
6、承包协议复印件1份、银行印鉴卡复印件1份，载明：常成公司将其东厂区承包给章新伟、陶敏江，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中国建设银行留存的印鉴卡片上印有“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1）”、“章新伟印”印章，常成公司在更换/送存印鉴通知上加盖了公章。原告对上述证据解释称：2009年12月26日被告与章新伟、陶敏江签订过承包协议。按照承包协议，被告授权章新伟有另外一套印章的，章新伟有权以被告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章新伟的签字是完全可以代表被告的。被告质证后认为：对承包协议是认可的。在常盈公司成立以前，被告将帐户借给章新伟使用。但常盈公司成立后，章新伟基本就用自己的单位对外经营。为何会有章新伟私人印章，被告法定代表人记不清了。
7、（2015）相黄商初字第0043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载明：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立案受理了苏州某公司与被告常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该案中，苏州某公司向法庭提交了2013年9月、2014年4月形成的加盖有“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1）”或“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的对账单2份。被告常成公司在该案中认可章新伟的公司是挂靠在被告常成公司的，业务是章新伟的公司直接与苏州某公司发生的。“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1）”或“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印章是由章新伟控制使用的，被告常成公司对印章的效力予以认可。在该案中，被告常成公司还自述章新伟的公司自负盈亏，被告常成公司不参与章新伟公司的经营，涉及发票抵扣、做账等内容，由章新伟公司提前准备资料，定期到被告常成公司财务处进行汇总。后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常成公司支付苏州某公司相应的货款。本案原告锋达公司对上述证据解释称：该判决可以证明章新伟手上的印鉴在2014年12月份仍在使用，更加证明章新伟加盖印鉴能代表被告。被告质证后认为：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8、常成印染与锋达物资开票与付款往来明细1份，载明：2010年7月31日至2013年1月27日，原告锋达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被告常成公司以及被告常成公司支付原告锋达公司货款的明细情况，发票数为54份，开票总金额共计为4994054.10元，付款有承兑方式、转账方式，已开票部分总结欠款为1063668.30元。其中到2011年年底结欠338532.80元，2012年至2014年1月11日被告付款75万元。该明细上签有“章新伟翁永红2016.1.1”字样。原告对上述证据解释称：该份明细是被告方打印给原告方的。该明细与上述提交法庭的煤炭进货明细的签字形成时间是一致的，章新伟、翁永红的签字不是同一天。证明原告与被告自发生业务往来开始，原告共计开具了54份发票，以及被告付款情况。被告质证后认为：发票已经抵扣，对于已付金额是300多万，是章新伟走的被告的帐，具体只有章新伟与原告清楚。章新伟有两个身份，一是被告的承包人，二是常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章新伟通过被告处走账的金额就是原告开票的金额。
9、原告与常盈公司之间的财务记账明细打印件4份，载明：就账目上显示，常盈公司至2016年结欠锋达公司货款802608.75元。
煤炭进货清单1份4页，载明：2012年11月2日至2013年12月10日，煤炭进货总金额为2226987元。其中前3页清单上加盖了常盈公司的公章。
送货回单134份（部分系以收款收据呈现），载明：时间为2012年7月13日至2013年12月10日，收货单位为“新常成印染”、“常盈印染”，送货单位为“曹”，收货一方签有“章”、“林永康”、“章公羽”、“周佃祝”等字样，货物名称为“煤”。上述送货单主要系由“章”签收。
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12份，载明：开票时间为2013年5月7日至2014年12月31日，购货单位为常盈公司，销货单位为锋达公司。
付款凭证复印件2份，载明：常盈公司曾向锋达公司付过款项20万元。
原告对上述证据解释称：这些业务是原告与常盈公司发生的，是单独记账的，和被告之间是两回事。另外记账明细上往来账目是欠80多万元，但是不止这个数的，因为还有发票没有开具。因为章新伟先是承包了常成公司，后来在2012年又设立了常盈公司，常盈公司正式挂牌前，原告不清楚具体名称，故与常盈公司发生业务时送货单上用的新常成印染。而原告与被告是在2010年就已经有了业务往来。常盈公司具体工作地点与常成公司不在同一个厂区里面，机器设备也是不混同的。被告质证后认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1、原告提供的这些证据恰恰证明原告与常盈公司有业务往来。2、其次章新伟与原告的煤炭进货清单上签字时间是2016年1月，是在常盈公司成立之后，且翁永红是常盈公司的股东及监事，章新伟与翁永红是共同签字，应认定为代表常盈公司，而不能代表被告。3、原告不能证明清单所列货物是由被告单位员工签收。原告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送货单签收人员除2张是被告单位人员外，其余均是常盈公司员工，并非被告单位员工。故原告诉称300多万元是与被告之间的往来，被告不认可。另外，常盈公司自成立起在其自己的厂区生产经营，2012年下半年才搬迁至被告常成公司厂区生产经营的，由常成公司将厂房和锅炉出租给常盈公司。
10、厂房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载明：2011年12月31日，章新伟（乙方）与周建牛（甲方）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由甲方将常成公司3号、5号、6号车间和门口大棚一半出租给乙方使用；甲方将大锅炉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从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大锅炉为共同使用，所用人工水电煤全部由乙方承担。双方各装汽表，乙方根据甲方使用汽吨数，按照双方同时生产天数时每吨汽的成本价格（人工水电煤），向甲方收取……。原告对上述证据解释称：章新伟与常成公司明确了共同使用锅炉。被告质证后认为：该合同为复印件，不予认可。事实上，章新伟和被告没有共用锅炉。但2011年至2012年之间，章新伟与被告常成公司签订过租赁合同，但没多久又签了一份解除协议。现在租赁合同与解除协议均找不到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庭审中，被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原告并进行了质证：
2011年至2013年被告员工工资发放表复印件、2014年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名册复印件，证明被告单位没有叫“徐龙”的员工。原告质证后认为：1、对保单附属的名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工资结算表无法确认，都是被告单方制作的。2、这组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理由是常成公司承包给章新伟，法人代表周建牛也在，常成公司内部是两个分公司，即使被告提供的材料都是真实的，周建牛只对自己聘用的员工有支付工资的义务，对章新伟聘用的员工没有支付工资的义务。这组证据不能否认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上的签收人是章新伟聘用的，不能说明对外不能代表常成公司签收货物。原告提供的发票、付款依据都证明被告对徐龙为主的签收行为是认可的。
庭审后，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2010年、2011年的送货单78份，载明：时间为2010年6月27日至2011年10月28日，收货单位为“常成印染”，送货单位为“曹”，收货一方签有“徐龙”、“章”、“翁”、“王伟峰”、“刘振祥”等字样，货物名称为“煤”。其中2011年6月12日的送货单上的签收人为“徐龙”。被告质证后认为：这些送货单非被告员工签收，所以对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送货单是真实的，在常盈公司成立后，他们的签字也是代表常盈公司签字的。且2012年之前的送货单的台头为“常成印染”，而2012年后的送货单台头为“苏州常成印染”。被告同时表示综合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认定送货单上签字人员系被告员工，章新伟系常盈公司的，故除已向被告开具发票之外的业务往来，不能认为是以被告名义与原告发生的。
庭审后，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2016）苏0507民初241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1份，载明：2016年5月20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常熟某公司与被告常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中，常熟某公司要求被告常成公司支付货款，并向法庭提交了2013年1月至2014年10月16日的送货单128份、承兑汇票复印件1份。送货单系由“章新民”、“章公羽”、“翁永红”、“章新伟”、“林永康”、“邹黎民”、“刘振祥”、“周佃祝”、“王才高”等人签收。该案中，被告常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被告常成公司因经营需要在2013年至2014年间向常熟某公司购买五金配件，相应货物由被告的工作人员签收。后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常成公司支付常熟某公司货款。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庭审后，法庭还发现，2016年3月2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常成公司与常盈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苏0507民初886号。该案中，常成公司要求常盈公司支付房屋租金及相关费用。常成公司提交给相城区人民法院的《厂房租赁合同》中所约定的租赁物、租金等内容与本案中原告锋达公司提交法庭的厂房租赁合同复印件中所约定的内容一致，合同签署时间也一致。
以上事实，有送货单、承兑汇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煤炭进货清单、承包协议、开票与付款明细、工商登记信息、民事判决书及本案庭审笔录等材料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原告提交的承包协议及被告常成公司在其他法院诉讼中的陈述，本院认定2009年至2014年，章新伟与被告常成公司系挂靠关系，章新伟以被告常成公司的名义对外发生业务往来。原告就煤炭业务开具给了被告常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常成公司也已经进行了抵扣，章新伟也以被告常成公司名义向原告支付过货款，故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常成公司之间发生了煤炭业务买卖业务往来。原告提交的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1月14日的87份送货单、煤炭进货清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承兑汇票、律师函、承包协议、开票与付款往来明细、2012年之前的送货单等可以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案中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1月14日的相应业务是章新伟以被告常成公司名义与原告发生的。结合章新伟及翁永红出具的进货清单上载明的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1月14日的货款总金额3617727.90元、章新伟及翁永红出具的开票与付款往来明细上载明的2011年年底欠款为338532.80元以及2012年至2014年1月11日被告付款75万元，本院认定被告现结欠原告的货款为3206260.70元。被告常成公司仅对原告锋达公司已开具发票的部分予以认可，对于其他业务认为系原告锋达公司与常盈公司发生，但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告的主张。相反，原告锋达公司承认其与常盈公司另外有业务往来，并提交了相应的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凭证、煤炭进货清单予以佐证。故本院认为被告常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章新伟与被告常成公司系挂靠关系，原告自认“徐龙”、“刘振祥”等人系章新伟雇佣的员工，所以被告关于“徐龙”、“刘振祥”等人不是被告常成公司员工的主张不能阻却原告的诉讼请求。至于章新伟与被告常成公司的内部结算，应当由章新伟与被告常成公司另行结算。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206260.7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告曾向被告发送过催款函，故现要求被告自2017年4月6日起至一审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损失的主张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常熟市锋达物资有限公司货款3206260.7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3206260.7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6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
上述款项如采用转帐方式支付，请汇入常熟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常熟方塔支行，账号：62×××69。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244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37443元，被告苏州常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原告预交的诉讼费由本院退回，被告负担的37443元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唐海山
人民陪审员 周月珍
人民陪审员 秦琴华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孙成艺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