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3民初80号
原告：李应锋，男，1969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宁陵县。
原告：李素真，女，197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宁陵县。
原告：来情情，女，1993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宁陵县。
原告：李某。
法定代理人：来情情，系李某母亲。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乐勇、林良勇，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营业场所：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26号发展大厦第一、三、四、十二层。
负责人：王晓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尉昆萍、冷鹤鸣，该公司员工。
原告李应锋、李素真、来情情、李某与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4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应锋、李素真、来情情、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乐勇与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尉昆萍、冷鹤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应锋、李素真、来情情、李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保险理赔款3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7日，舟山市定海伟顺船舶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了阳光人寿和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阳光人寿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阳光人寿附加团体意外伤害住院津贴医疗保险等险种，并交纳了保险费，约定保险期间为2015年5月27日至2016年5月26日止，并约定被保险人数25人，其中包括原告李应锋之子李庆开，双方保险合同关系成立。2015年11月5日下午，李庆开驾驶风云牌电动自行车沿舟山市临北线由北向南行驶。15时45分许，途经新城尖峰岗隧道内，与隧道右侧护栏及砸石发生刮碰，造成车辆受损，李庆开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本次事故发生后，被告以此事故中被保险人李庆开酒驾符合保险合同中免责事项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人身保险合同约定的诸如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等事由，属于免责部分，应当明确告知。《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而签订保险单时被告却未对免责条款尽到明确告知义务，未将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人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等，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解释，该属于阳光人寿和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责条款无效，其应在阳光人寿和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范围内容承担赔偿责任。更何况在该保险合同为团体保险合同的情形下，仅向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不能满足最大诚信原则、当事人利益平衡、消费者权利保护以及权利义务对等等法律理念的要求，不能充分保护被保险人的权益。在团体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还应对被保险人履行其说明义务。李庆开系25位被保险人之一，由于就免责条款未被告知而影响其保险权利的实现，显然是有违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故此，被告保险公司应当在阳光人寿和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赔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拒绝理赔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权益，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原告李应锋、李素真、来情情、李某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保险合同1份，证明死者李庆开作为被保险人参与阳光保险的事实。
2.事故认定书1份，证明发生交通事故的相关事实。
3.家庭情况调查表及户口本1份，证明死者的亲属关系及作为受益人的事实。
4.死亡证明1份，证明被保险人死亡的事实。
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辩称，投保人舟山市定海伟顺船舶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向阳光人寿投保阳光人寿和泰团体意外保险，投保人签署的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保险投保单记载，被保险人共25名，保费14500元，保险责任包括意外事故、意外残疾、意外医疗以及意外住院津贴。团体投保缴费清单显示李庆开为被保险人之一。被保险人李庆开因为醉酒驾驶发生交通意外事故，原告从未向被告提交过任何口头或者书面申请要求理赔，也没有提供过任何理赔材料，被告也没有发出任何拒赔通知书，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拒绝理赔严重损害原告的权益”完全没有依据。被告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认为被保险人发生事故理由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法定免责事由，故被告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具体如下：一、保险合同条款明确约定醉酒驾车为免责事由。原告提供的保险合同中所附《阳光人寿和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2.5条约定了责任免除情况，其中第3款被保险人醉酒、第4款被保险人酒后驾驶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的，保险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该部分内容有黑体加粗特别提示。保险条款7.5条对酒后驾驶释义如下：“指经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原告提供的由舟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城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五部分，对道理交通事故形成原因结论为“李庆开醉酒后驾驶……，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李庆开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起直接作用，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李庆开应承担全部责任。因此，被保险人发生事故的原因属于保险合同条款约定的免责事由，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保险理赔责任与合同约定不符。二、被告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1.保险合同签署过程中，被告向投保人已经就保险产品、条款内容进行了明确说明，有投保单及保险合同签收回执为证。投保人签署的投保单共四页，第一页投保须知第一条：“慎重选择，请您仔细阅读所投保险种的保险条款，在确认充分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合同解除等条款规定，权衡保险需求后再作出投保决定。”投保书第四页投保人声明中第六条明确：“本投保申请中的所有被保险人已经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本投保人已将保险利益/责任、基本保险金额、受益人、责任免除等所有情况向被保险人做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及所有被保险人对本保险合同的条款以及保险内容意见完全了解，同意签订本保险合同并同意接受本保险合同的约束。”投保人在声明处签字盖章确认。2015年6月1日保险合同送达至投保人处，投保人再次声明有关投保单上有关被保险人和投保人的情况均属真实，并盖章确认。2.被告就免责条款已经作出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标示。原告提供的保险条款，就免责条款的内容，有明显的区别于其他条款的黑体加粗标示，肉眼即可明显区分。按照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因此从条款字体设计的角度，被告也尽到了提示义务。3.被保险人因醉酒、酒后驾驶发生事故，属于法定免责事由。被保险人李庆开醉酒后驾驶，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而醉酒、酒后驾驶为被告保险条款明确约定的免责事由。按照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对于本案中的法定免责事项，被告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提示义务。因此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未向投保人履行明确告知义务与事实不符，被告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应当合法有效。三、被告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原告在诉状中认为被告应当向被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这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符，也与团体保险业务的客观实际不符。首先，团体保险合同的缔约方为投保人与保险人，被保险人只是合同关系人，说明义务应向合同相对方即投保人履行。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其次，法律规定保险人说明义务的目的在于使投保人知悉保险人提供的保险服务，在对合同条款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进行投保，投保人是缔约保险合同的直接相对方，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享有请求保险金的权利，而无需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是否对被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缔约。再次，投保人相对保险人而言，在向被保险人收集和反馈信息方面，具有更为便利的条件，若要求保险人直接向被保险人解释说明合同条款的内容，本案中被保险人有25位之多，则对保险人的要求过于严苛，亦影响缔约效率，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止于投保人，再由投保人向被保险人传达合同条款也是比较合理的。最后，投保人作为被保险人的雇主，在保险合同缔约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被保险人代理人的职责，保险人向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应视为间接地向被保险人提示说明了合同条款。本案中有投保人盖章声明投保申请中的所有被保险人已经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投保人已将保险利益责任、基本保险金额、受益人、责任免除等所有情况向被保险人做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及所有被保险人对本保险合同的条款以及保险内容意见完全了解，同意签订本保险合同并同意接受本保险合同的约束。因此，被告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团体保险销售的客观实际。原告要求被告向团体保险中的众多被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为证明答辩事实，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保险投保单及投保资料1份，证明投保人舟山市定海伟顺船舶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向被告投保，投保人声明处由投保人签字盖章。其中声明第6项明确“本投保申请中的所有被保险人已经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本投保人已经将保险利益/责任、基本保险金额、受益人及责任免除等所有情况向被保险人作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及所有被保险人对本保险合同的条款及保险内容已经完全了解，同意签订本保险合同并同意接受本保险合同的约束”。
2.保险单送达回执1份，证明保险合同已送达至投保人处，投保人再次声明有关投保单上的情况均属真实。
3.阳光人寿和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1份，证明条款第2.5条责任免除明确，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第（4）项，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条款7.4条对酒后驾驶释义如下：经过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的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或者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交通机关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认定为饮酒驾驶或者醉酒后驾驶。本案原告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被保险人为醉酒驾车发生事故身亡，与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条款完全吻合。
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双方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1、2、4，被告提交的证据1、3，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被告在答辩中确认李庆开为被保险人之一，故该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等均有异议，因其无证据反驳，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根据双方当庭举证、质证及陈述的情况，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舟山市定海伟顺船舶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8028000001471998，投保单号1002030001312008，投保人舟山市定海伟顺船舶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被保险人25人，李庆开（身份号码）为被保险人之一。合同生效日2015年5月27日，合同期满日2016年5月26日。投保险种：阳光人寿和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附加团体意外伤害住院津贴医疗保险；其中意外身故保险金30万元。阳光人寿和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责任免除条款载明因被保险人醉酒或被保险人酒后驾驶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伤残，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合同还载明投保申请中的所有被保险人已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投保人已将保险利益、责任免除等所有情况向被保险人作了说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同意接受保险合同的约束。
原告李应锋、李素真为李庆开的父母，原告来情情为李庆开妻子、原告李某为之子。2015年11月5日下午，李庆开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风云牌电动自行车）途经新城尖峰岗隧道内，与隧道右侧护栏及砸石发生刮碰，造成车辆受损，李庆开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舟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城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庆开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另，事故发生后，原告未书面向被告提出理赔。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案涉《保险合同》投保人为舟山市定海伟顺船舶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保费也由其缴纳，李庆开为被保险人之一。因此，舟山市定海伟顺船舶工程服务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是合同的当事人，李庆开是发生保险事故后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利益关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但并未规定需向仅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被保险人就免责条款作出履行告知义务，且醉酒与酒后驾驶是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行为。投保单显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已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履行了告知义务，原告以被告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理由不成立。李庆开的死亡系其醉酒驾驶造成，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因此，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的抗辩理由，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李应锋、李素真、来情情、李某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应锋、李素真、来情情、李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由原告李应锋、李素真、来情情、李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石 敏
人民陪审员 郑 义
人民陪审员 陈红英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马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