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刑初29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广东广远渔业捕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汪风。
诉讼代表人黄根发，广东广远渔业捕捞有限公司副经理。
辩护人沈宏伟、吴耿锋，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立坚，出生地广东省电白县，茂名市茂远渔业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户籍地广东省电白县。2007年6月22日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监视居住，同年7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7日被逮捕，2010年10月22日被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3年11月19日被福建省监狱管理局保外就医。
辩护人何爱军，广东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承辉，广东粤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某甲，出生地广东省汕头市，原系广东广远渔业捕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广州市越秀区，住广州市海珠区。2014年3月25日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广州海关缉���局刑事拘留，2014年4月23日被广州海关缉私局取保候审，2015年4月23日被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继续取保候审，2016年1月28日被本院决定逮捕，2016年2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朱永平，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何小波，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穗检公二刑诉（2016）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广东广远渔业捕捞有限公司、被告人陈立坚、李某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6年1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旭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广东广远渔业捕捞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黄根发及其辩护人沈宏伟、被告人陈立坚及其辩护人何爱军、李承辉、被告人李某甲及其辩护人朱永平、何小波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茂名市茂远渔业有限公司（已吊销，以下简称茂远公司）实际负责人被告人陈立坚安排同案人陈立成（已起诉）与广东广某渔业捕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捕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李某甲和经理马某甲（另案处理）在广东省汕头市商定，由茂远公司以400-500元/吨的价格将该公司的远洋渔业进口自捕水产品免税证明出售给捕捞公司在广州南沙货港使用，将应为一般贸易方式、一般征税进口的冻海产品伪报成其他贸易方式、远洋渔业的冻海产品走私进口。茂远公司将重新制作的装箱单、发票、免税证明交给捕捞公司后，由捕捞公司员工温某某、林某某持上述装箱单、发票、免税证明以茂远公司为经营单位在南沙货港申报进口，并运抵被告人李某甲指定的冻库存放并予以销售，买卖免税证明的费用由马某甲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存入茂远公司掌控的杨某甲账户。经查，2006年5月至2007年2月间，茂远公司、捕捞公司以上述方式在南沙货港涉嫌走私冻海产品122票共计9418.53吨，经广州海关关税部门计核，偷逃应缴税款人民币8203048.21元。
被告人陈立坚作为茂远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在明知远洋渔业企业自捕水产品《进口货物征免税证明》不可以买卖的情况下，仍授意同案人陈立成在国内将《进口货物征免税证明》予以出售，违法所得用于茂远公司日常开支。
被告人李某甲作为捕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明知远洋渔业企业自捕水产品《进口货物征免税证明》不可以买卖的情况下，仍与同案人陈立成商谈并达成协议，安排捕捞公司员工为走私活动提供帮助并安排同案人马某甲支付免税证明费用。
为证实指控内容，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了被告单位工商资料、报关资料、银行凭证、���机短信、证人证言等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单位广东广某渔业捕捞有限公司、被告人陈立坚身为茂名市茂远渔业有限公司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李某甲身为广东广某渔业捕捞有限公司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无视国家法律，逃避海关监管，利用特定减免税批文将货物走私入境，其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广东广某渔业捕捞有限公司对起诉书指控内容无异议，但表示对具体的数额不清楚。
广东广某渔业捕捞有限公司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起诉书》指控捕捞公司构成（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在定性上是基本成立的，但对于如下重要事实问题，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1）关于捕捞公司涉嫌走私货物的“数量”问题。公诉机关仅根据南沙海关的备案资料，将所有以茂远公司名义在南沙口岸利用自捕鱼免税批文走私进口的冻海产品122票共计9418.53吨，全部认定为捕捞公司参与共同所为，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2）关于被告人获得非法利益的问题，捕捞公司、马某甲、李某甲在走私犯罪活动中获得了多少非法利益？该事实的查明不仅可以印证以茂远公司名义走私的货物有多少与捕捞公司有关，并且能够正确地划分被告人之间的责任范围。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均未对上述应当查明的事实予以查明。（3）捕捞公司在本案中的作用应当是次要的。本案中的走私行为涉及到几方主体，即走私货物的货主、免税批文提供者茂远公司和协助报关的捕捞公司。走私货物的货主以及免税批文的提供者茂远公司是走私行���的直接、最大获利者，捕捞公司只是取得了其中的介绍费而已。
被告人陈立坚提出的自辩意见是：其没有指派和安排别人出售指标，是陈立成负责卖指标的，陈立成也没有向其汇报过此事，公司员工在做免税证明的时候也没有通知其。
陈立坚的辩护人何爱军律师提出的辩护意见是：
1、本案程序违法。
（1）本案适用《刑法》第六十九条、七十条不当。本案广州海关在2008年4月立案，其时，被告人因涉及厦门关区的走私行为被厦门司法机关侦查，针对该走私行为的判决尚未作出（实际上，当时还没有移送法院起诉），因此，本案现在追诉的犯罪，并非在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的漏罪，不符合《刑罚》第七十条的适用条件。
（2）本案由广州海关侦查管辖违反了最高院、最高检、海关总署《办理走私案件适��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法（2002）139号，下简称《若干意见》】第一条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在广州海关立案时，厦门海关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尚在侦查过程中，依法广州海关应将本案移送厦门海关侦查，广州海关无侦查权。
2、广某公司利用茂远公司的免税证明进口其自捕鱼不构成犯罪。《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基础为：茂远公司将该公司的远洋渔业进口自捕水产品免税证明出售给捕捞公司，将应为一般贸易方式、一般征税进口的冻海产品伪报成其他贸易方式、远洋渔业的冻海产品走私进口。公诉机关所提供的资料证明涉案进口的渔货为广某的自捕鱼，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渔货是广某向他人购买的、串换的或因为其他原因不属于广某的。根据《远洋渔业企业运回自捕水产品不征税的暂行管理办法》【下简称《不征税办法》】��二条的规定，广某的自捕鱼属免税产品，公诉机关的指控基础不存在。本案在评价公诉机关的指控能否成立时，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广某利用茂远的免税证明进口的鱼货究竟是不是属于“一般贸易方式、一般征税进口的冻海产品”，而不是免税证明的买卖是否合法。广某利用茂远的免税证明进口的是自己的自捕鱼，由于自捕鱼的免税特性，无论它以何种方式进口，均不会造成税款的偷逃流失。因此，如果买卖的自捕鱼免税证明仍然用于自捕鱼的进口，该行为不构成走私犯罪。
3、假定广某利用茂远的免税证明进口自身的自捕鱼仍构成犯罪，公诉机关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起诉被告人仍属适用法律不当。对茂远公司的涉案行为，应作为走私罪的共犯论处，依《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追诉。由于茂远构成共犯的基础是为广某提供帮助，茂远在其中起帮助作用，如构成犯罪，应作为从犯处理。
4、指控陈立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没有依据。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立坚安排了陈立成与广某商谈指标业务生意，并因此而认定陈立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有关指控也不符合程序法的规定，对陈立坚的指控依法不能成立。
陈立坚的辩护人李承辉律师表示基本同意何爱军律师的辩护意见，另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1、本案为单位犯罪，应依据事实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作出正确认定，以区分犯罪中的主从地位。海通公司、茂远公司中陈立坚负责远洋生产、基地建设等生产业务，陈立成负责指标业务，两人各管一块，根据证人证言及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指标业务的决策者及负责人是陈立成，公诉机关指控陈立坚安排陈立��与广某商谈指标业务生意从而认为陈立坚为主要负责人，该认定证据不足。
2、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在量刑上应予以被告人陈立坚减轻处罚或免于处罚。本案在程序上违反法律规定。涉及被告人的被控系列走私案件，最初的侦查机关为厦门海关，本案广州海关在2008年4月立案，依相关规定，广州海关应将本案移送厦门海关侦查。但广州海关未移送此案。陈立坚在同一时期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因广州海关未能依照相关规定移送管辖，在被告人陈立坚被厦门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后，又以同种罪被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面临新的处罚。
被告人李某甲提出的自辩意见是：其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走私罪，但其是打工的，对本案的许多事实都不清楚，在整个案件中起次要作用，是因为职务的原因被迫参与本案，是从犯，请求对其减轻处罚。
李某甲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
1、李某甲不是本案的直接负责人员，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1）本案走私犯罪行为是由广某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方某决策、指示的，方某在本案中起到主要、关键性作用，系主犯，理应作为本案第一被告人。被告人是在方某的领导及指示下参与实施买卖自捕鱼免税批文进口冻水产品的行为，方某在其口供中已经多次自认其带领被告人李某甲和马某甲到汕头与陈立成商谈买卖免税批文的事实，与被告人李某甲、马某甲的口供相互印证。同时，广某公司高管均指证方某直接负责捕捞公司的业务，被告人是直接向方某汇报工作、对方某负责的。因此，方某在本案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主要作用，系主犯。
（2）捕捞公司无独��财务人员和财务部门，走私所得及公司正常经营所得均上缴广某公司统一管理，由广某公司统一分配使用，李某甲从未从中获取任何个人利益，广某公司理应作为被告单位。广某公司高管表示，捕捞公司虽为独立法人，但实际上是由广某公司直接掌握的，主要的经营决策都是由广某公司统一决策。广某公司的财务也一直是方某亲自在管理，“一支笔”说了算。案发之后，广某公司、方某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并责成被告人向海关说明时将责任归责于捕捞公司而非广某公司。因此，广某公司在本案中起到决策性作用，且捕捞公司走私所得均归广某公司统一使用，系主要犯罪嫌疑单位。
（3）被告人李某甲在捕捞公司具体负责生产基地的事项，常年不在国内，该事件是由广某公司及方某负责决定、马某甲负责具体买卖及操作接洽环节，被告人李某甲在本案中仅起到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作为方某的下属，是在方某的指示与领导下实施走私普通货物的行为，走私所得均由广某公司统一支配使用，被告人从未获取任何个人利益。被告人在本案中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2、广州海关《核定证明书》的计核方式存在错误，不能以该《核定证明书》中的金额作为对李某甲定罪量刑的走私金额，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纠正。
（1）广州海关出具的《核定证明书》显示，2006年5月至2007年2月茂远公司将应以一般贸易方式从番禺南沙货港进口的冻海产品，申报成以远洋自捕免税方式进口，涉嫌走私，经初步核算，共有122单9418.53吨。但广州海关并无确切证据证明《核定证明书》所核算的茂远公司9418.53吨冻海产品均与捕捞公司有关，根据本案相关口供、证人证言，捕捞公司使用茂远公司名义在番禺南沙货港进口���冻海产品仅有500-1000吨左右。
（2）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批涉案鱼种是否为自捕鱼，若为自捕鱼，在广某公司及茂远公司均拥有农业部远洋渔业企业资格证书、有资格获得免税批文的前提下,两者皆符合不征收进口关税与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主体条件，双方买卖批文的行为仅违反了海关总署与农业部制定的行政法规-—《远洋渔业企业运回自捕水产品不征税的暂行管理办法》，并不能认定为走私犯罪，故恳请法院将属于自捕鱼部分的吨数予以减除后再行计算偷逃税款金额。
（3）即使涉案冻海产品非自捕鱼，根据广州海关出具的《核定证明书》，该走私海产品的原产地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为东盟成员国，因此，本案所涉的货物应适用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税率（海关总署《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协议>项下<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规定》），涉案货物应免征关税，仅应计核13%的增值税，合计4718494.11元。
（4）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之规定，广州海关出具的《核定证明书》属于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依法应当告知被告人李某甲。而本案侦查机关广州海关并未依法履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案程序明显违法，严重侵犯了李某甲的合法权益。该《核定证明书》不应作为证据使用。综上论述，在核算吨数无法确定且可适用零关税标准的前提下，按照马某甲的口供核算，走私吨数至多为500吨，偷逃税额应为25万左右。退一步讲，即使按照李某甲的口供核算，走私��数至多为1000吨，偷逃税额应为40多万元，与广州海关出具的《核定证明书》中8203048.21元相差甚远，故请求法院重新核定走私数额，保障被告人权益。
3、被告人李某甲具有如下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坦白，初犯、无前科劣迹，庭上认罪态度诚恳。恳请依据被告人李某甲的实际情况对其科以缓刑的量刑。
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07年间，茂名市茂远渔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已被吊销，以下简称茂远公司）以出售该公司远洋渔业进口自捕水产品免税证明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并帮助买方在广州市番禺南沙货港办理进口通关手续。2006年，茂远公司实际负责人被告人陈立坚安排同案人陈立成（另案处理）与广东广某渔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某集团公司）方某（时任广某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被告单位广东广某渔业捕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捕捞公司）被告人李某甲（时任捕捞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甲（时任捕捞公司经理，另案处理）在广东省汕头市商定，由茂远公司以400-500元/吨的价格将该公司远洋渔业进口自捕水产品免税证明出售给捕捞公司使用，将并非茂远公司自捕水产品的冻海产品伪报成茂远公司免税自捕水产品走私进口。茂远公司将重新制作的装箱单、发票、免税证明交给捕捞公司后，由捕捞公司员工温某、林某甲持上述装箱单、发票、免税证明以茂远公司为进口单位在广州番禺南沙货港申报进口，买卖免税证明的费用由马某甲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存入茂远公司掌控的杨某甲账户。经查，2006年5月至2007年2月间，茂远公司以出售该公司远洋渔业进口自捕水产品免税证明并帮助买方办理进口通关手续的方式在广州市番禺南沙货港走私进口冻海产品122票9418.53吨，逃税金额8203048.21元，其中捕捞公司��买茂远公司免税证明走私进口冻海产品2061.646吨，逃税金额1672586.49元。被告人陈立坚作为茂远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在明知远洋渔业企业自捕水产品《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不可以买卖的情况下，仍授意同案人陈立成将《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予以出售，违法所得用于茂远公司日常开支。被告人李某甲作为捕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明知远洋渔业企业自捕水产品《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不可以买卖的情况下，仍参与上述走私事项。2010年10月22日，陈立坚因在福建省厦门地区的走私行为被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1日对该判决予以维持。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后本院予以采信的如下证据证实：
1、广东广某渔业捕捞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营业执照和企业验资报告、组织机构代码证、委托书，证实：广东广某渔业捕捞有限公司案发时的法定代表人是李某甲。广东广某渔业集团有限公司占捕捞公司60%的股权，李某甲、马某甲等10人占捕捞公司40%的股权，其中李某甲占6%，马某甲占3%。该公司住所地为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东南村路20号办公楼215房，现法定代表人汪某。
2、陈立坚的户籍材料，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电白县公安局博贺边防派出所提供的陈立坚保外就医审批表复印件，陈立坚取保候审决定书。证实：陈立坚，男，1953年5月2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汉族，出生地广东省电白县，文化程度小学，户籍地址广东省电白县博贺镇解放街二路5号。陈立坚于2010年10月22日被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2013年11月19日被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决定保外就医，2015年1月21日被广州海关缉私局取保候审。
3、李某甲的户籍资料，拘留证，取保候审决定书。证实：李某甲，男，1967年9月2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汉族，出生地广东省汕头市，文化程度大学，户籍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共和南4号之一402房。因本案于2014年3月25日被广州海关缉私局刑事拘留，2014年4月23日被广州海关缉私局取保候审，2016年1月28日被本院决定逮捕，2016年2月1日被逮捕。
4、《海关总署、农业部关于印发<远洋渔业企业运回自捕水产品不征税的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及附件。证实：经农业部批准获得“农业部远洋渔业企业资格证书”的企业，在公海和协议规定的国外海域捕获并运回国内销售的自捕水产品及其加工制品，不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5、茂名市工商行政���理局出具的茂名市茂远渔业有限公司档案登记资料。证实：该公司所属行业为海水捕捞，经营范围包括海洋捕捞、远洋渔业等，该公司已于2010年2月1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6、广某集团公司出具的文件。证实：①捕捞公司的人事任免由集团公司决定。②马某甲在2006年1月24日被聘任为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捕捞公司经理，李某甲不兼任捕捞公司经理职务。
7、广某集团公司出具的《广东广某渔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情况说明》、《广东广某渔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情况补充说明》，主要内容为：我司没有购买批文进口冻水产品的可能，涉案动机不存在。2006年按农业部内部控制量计算的我公司自捕水产品为14400吨，运回9868.304吨，剩余4531吨；2007年按农业部内部控制量计算的我公司自捕水产品为14400吨，运回2339.874吨，剩余12060吨。马某甲的个人账户用于��转集团自捕鱼销售货款的做法，已存在很长时间。马某甲个人账号交给集团财务（包括账外账）自捕鱼货款等款项2004年共400.855478万元、2005年共398.002789万元、2006年共513.9631万元、2007年共103.7322万元。
8、广某集团公司出具的《关于广东广某渔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情况说明的函》、《有关情况补充说明》，主要内容为：捕捞公司李某甲、马某甲协助茂远公司以自捕鱼名义在南沙进口水产品的行为，与广某集团公司无关。子公司的所有经营业务、税收等相关财务管理原则上由集团公司财务部统一派人分管，财务人员的费用在集团公司开支。捕捞公司的业务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经营集团公司委托其办理的集团公司自捕鱼返销业务，以集团公司的名义报关进口自捕鱼，在从事该项业务时，捕捞公司是以集团公司“开发部”的名义进行内部核算，只有该部分业务��集团公司有关。另一部分则是捕捞公司自主经营的业务，该部分业务由捕捞公司的经营班子自行开拓业务，自行创收，与集团公司的业务无关。捕捞公司所有的经营收入（包括集团公司委托和其自由经营的）均计入该公司账目下。
9、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开发总公司出具的《情况报告》和与茂远公司签订的《装卸合同》。证实：装卸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06年7月1日，签订人是温某（捕捞公司员工）。依据该合同，茂远公司2007年在南伟码头共进口40尺集装箱95个。
10、马某甲、李某己对通过马某甲账户向广某集团公司交款的银行凭证的签认。证实：2006年5月至2007年2月期间，通过马某甲个人账户向广某集团公司交款的情况。
①李某己对其从马某甲账户转款到广某集团公司公帐的部分银行凭证的签认。2010年10月26日签认：以下复印件6页，2笔交易，是我代马某甲从马某甲账户中转账到广某集团公司账户的交易凭证。
②李某己对马某甲账户转账到李某己账户和由李某己取现的银行凭证的签认。2010年10月26日签认：以下复印件17页，16笔交易，人民币4588256元，是我和马某甲从马某甲账户中提现及转入我个人账户的交易凭证。
③马某甲对有关银行凭证的签认。2010年10月25日签认：以下复印件共16页，共15笔交易，是我或李某己代我从我交通银行或农业银行账户转入李某己账户，这些是客户支付我公司冻海产品或减免税批文的款项，这些款项以汇入李某己账户的方式上缴公司。
④马某甲对有关银行凭证的签认。2010年10月25日签认：此复印件共6页，2笔交易，是李某己代我从我的农业银行账户转入公司账户，这些是客户支付我公司冻海产品或减免税批文的款项。
11、相关人员对存入马某甲账户的银行凭证的签认。证实：相关交款情况。
①马某甲对有关银行凭证的签认。2010年10月25日签认：以下资料共8页，与原件相同，是张雪强存款到我农业银行9559980085126517714的交易凭证，共计917721.6元，这是其支付从我公司购买冻海产品及减免税批文的款项。
②马某甲对有关银行凭证的签认。2010年10月25日签认：此复印件与原件相同，是张雪强存款到我交通银行账户62×××80的交易凭证，这是其支付从我司购买冻海产品及减免税批文的款项。
③马某甲对有关银行凭证的签认。2010年10月25日签认：以下资料共2页，与原件相同，是张某丁存款到我农业银行账户的交易凭证，共计两笔343830元，这是其支付我公司购买冻海产品及减免税批文的款项。
④黄某甲对从其个人、妻子、岳父岳母账户转款到马某甲、杨某甲账��的银行凭证的签认。在签认中称上述款项是货款，是应马某甲要求转入有关账户的。
⑤张某丁对2006年5月30日和12月20日存款到马某甲账户的银行凭证的签认。确认是他存入的，是支付购买广某公司鱼款及代理费。
12、相关人员对杨某甲账户（茂远公司收取免税证明费用账户）银行存款凭证的签认。证实：相关交款情况。
①马某甲对李某丁存款到杨某甲账户的3张银行凭证（2006年10月20日、10月23日和11月1日）的签认。2010年10月25日签认：当日是我支付李某丁现金用于支付我公司向茂名公司购买减免税批文的费用。
②马某甲对客户转款到杨某甲账户的银行凭证的签认。证实：是马某甲通知客户将款转到茂名公司杨某甲的账户，用于支付马某甲公司向茂名公司购买减免税批文的款项。
③马某甲对林某甲转到杨某甲账户银行凭证的签认。2010年10月25日签认：是我将林某甲存折交李某丁操作转282555元到杨某甲账户，用于支付我公司向茂名公司购买减免税批文款项。
④黄某甲对银行交易记录的签认。在签认中称：2007年3月6日支付的17.06万元是货款，是按马某甲要求打入杨某甲的账户上的。
13、2006年5月-2007年2月期间，茂远公司免税证明在南沙货港进口货物的报关资料。证实：以茂远公司名义进口的122票货物均是免税进口的。
茂远公司2006年1月到2007年2月用茂远公司免税自捕鱼指标从其他口岸进口免税冻海产品的数据。邓某签认：该表格是从本人U盘（扣单号07005-01）中打印出来的资料，共计8页，该资料是茂远公司2006年1月到2007年2月用茂远公司免税自捕鱼指标从其他口岸进口免税冻海产品的数据，上述数据中除了“生产日期”和“关号”外，所有的数据都是我根��收到各地发来的海运提单上的数据来填写，我制作该表是为了统计数据，并作为我公司为汕头、上海、天津、南沙等地（没有厦门）提供免税批文的数据依据，该表每增加一票货物，我就通过我的电子邮箱dhm19800126@163.COM发到陈立坚、陈某丁、陈某庚三个人的电子邮箱。
14、李某丁对马某甲交钱给她的地点及李某甲、马某甲办公地点照片的签认。签认内容为：①照片上我所在位置的中国农业银行位于海珠区同福路，就是马某甲交钱给我的地方，之后就将马某甲交来的所谓“货款”通过该银行存入杨某甲所属的银行卡。②照片上的公司就是李某甲所在的公司，该公司位于海珠区南村路20号。③照片上我所在位置位于海珠区南村路，就是陈某丁第一次介绍我认识李某甲的地方，当时李某甲说：“有关提单的事你就联系马某甲小姐”。
马某甲对陈立成手机电话簿和短信内容的签认。确认138××××****手机号码是马某甲本人使用，136××××****手机号码是李某甲使用，马某甲手机号码发给陈立成的短信内容，是关于捕捞公司向茂名公司购买减免税批文的付款短信，短信中李小姐就是李某丁。
短信内容如下：
2006-11-13，号码138××××****，内容为：“陈某乙：款已汇共317289元请查收，26个柜鱼580.46吨勿鱼80.86吨”。
2006-11-1，号码138××××****，内容为：“陈某乙：款已交李小姐是390910元，共32个柜鱼685.35吨勿鱼125.084吨”。
2006-10-23，号码138××××****，内容为：“陈某乙，我已交李小姐13个柜共164251元（鱼258.32吨，勿鱼77.892吨）”。
2006-10-20，号码136××××****，内容为：“陈某乙，第三季最后十柜杂鱼253.68吨，款119230元已交李小姐。”
15、汕头大洋（集团）公司出具的《��明》。主要内容为：张某甲原系集团下属企业汕头大洋（集团）保税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某丙后无经营活动，张某甲因生病无法来上班。
原广东省水产厅厅长杨某乙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05年，茂名公司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想在汕头开设远洋自捕鱼报关点，希望我帮忙介绍汕头相关企业协助他们，我就打电话给方经理，请他帮忙介绍汕头相关企业给茂名远洋渔业公司认识，电话中没有提及什么批文的事。
16、广州海关出具的《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穗关（关）核字（2008）085号。证实：2006年5月至2007年2月，茂名市茂远渔业有限公司从番禺南沙货港将应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冻海产品，申报成以远洋自捕减免税方式进口，共有122票9418.53吨，偷逃税款共计8203048.21元。
17、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提供的马某甲9559980085126517714账户2005年1月6日到2007年6月25日之间的明细和大额存取款凭证。证实：马某甲的账户资金进出情况。
18、侦查机关提供的马某甲的出入境信息查询。证实：马某甲在2011年9月12日出境后，就没有再返回国内。
19、茂远公司的证人证言
（1）证人李某丁（茂远公司广州办事处员工）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05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公司经理陈其叫我和他一起去海珠区南村路路口，介绍我认识李某甲和马某甲。当时陈某丁说：“以后南沙口岸进口海产品的事情就与马小姐联系”，同时还介绍李某甲是广某公司的经理，马某甲是该公司的员工，并留下马某甲的联系电话。从那次见面后，茂远公司在广州办事处就会接到马某甲发过来的提单传真，我或者邓某就根据马某甲的提单制作报关发票、装箱单并申某自捕海产品减免税证明，然后我会通知马某甲，马某甲会叫她的司机小林来取资料，取完资料后大概两个月，陈某丁就会叫我找马某甲拿现金，存到杨某甲的农业银行的卡上。杨某甲的卡号尾数4位是1713，这张卡是专门用于收取“货款”。2006年曾经有几次去过李某甲在广某公司的办公室拿已经通关完毕的自捕海产品的报关资料，用于茂远公司进行账务登记。茂远公司在南沙口岸进口的自捕冻海产品都是由李某甲、马某甲经手并使用我公司提供的自捕海产品减免税证明报关进口的。没有提供给其他公司使用。
陈立成是广州办事处的经理、实际负责人，陈立成是陈立坚的弟弟，又名陈某丁。实际上我是案发之后才知道这些是假的。提单、发票、装箱单、减免税证明上的发货方统一都是茂远公司，才能提交报关，并��受免税待遇。发票上的价格，我都是根据陈立成提供的市场价格填写的。广州办事处收到提单后，就会传真给茂远公司茂名办公点的谭某，他办理好减免税证明后，就从茂名邮寄到广州办事处或者托运到广州省汽车站，由我或邓某去取。实际上谭某是根据我们提供的提单资料，将相关资料送到海关，申某减免税批文。因为茂远公司、海通公司在渔业部门、茂名海关都有备案，所以才能申某减免税批文，手续并不复杂。马某甲传真的提单上有鱼货的品名、重量、柜号、船名等信息。提单收货人、发货人都是茂远公司，发货港是马来西亚，目的港是南沙，提单上没有标明海产品是茂远公司自捕鱼海产品，我不能确定马某甲所提供提单上的海产品是否是茂远公司或者广某公司自捕，如果不是自捕也不清楚来源。从2006年5月至2007年2月，经我手，茂远公司为广某公司一共提��了122套自捕鱼减免税批文及配套发票、装箱单。
2006年5月至2007年2月间，以茂远公司名义，并使用茂远公司自捕海产品减免税证明，在南沙口岸进口的自捕海产品都是由广某公司李某甲、马某甲等人经手报关手续的。换言之，是广某公司使用了茂远公司的减免税证明，在南沙港进口海产品。茂远公司的减免税批文只提供给过广某公司，没有给过其他公司。我没见过茂远公司与广某公司签订过书面合同。
我没见过茂远公司渔船捕捞的自捕鱼运回国内。茂远公司成立后每年都有向茂名海关申某自捕海产品免税证，茂远公司申某的自捕海产品免税证有给汕头一公司、厦门阿某、广某公司马某甲使用过，给他人使用是由陈立坚、陈某丁负责的，陈某丁听陈立坚指挥，我们听陈某丁指挥。具体谈是陈某丁，是陈某丁让我们具体办理免税证明，免税证明办好后有时是交给他，有时是我们通过快递交给客户。
马某甲会传真一份提单，还有一份写在白纸上的单，上面有到货的海产品的品种、吨数、到货港。因为提单是英文写的，马某甲怕我们看不懂，所以将上述三要素翻译成某写在白纸上。每次都是由马某甲传真，她每次传真后都会打电话给我们确认传真收到没有。我们会核对收、发货人是否是茂远公司，发货港是否是茂远公司海外生产基地马来西亚的港口，这些内容是陈立坚开会时告诉我们要核对的，否则办不了免税证明，一直都没有核对后退回修改的情况。海运运费是由马某甲交纳的，还包括在港口产生的港口费、报关也是她们交纳，这些费用单据也有给茂远公司。这些单据之所以要给茂远公司是因为陈立坚告诉我们要将这些归好档。
2007年我用过好多个电话号码，其中有一个是137××××****。在��理倒卖免税证明的过程中，我和邓某都是向陈某丁报告，收到客户提单办理免税批文前，我或邓某就发短信给陈某丁，将客户、品种、数量发给他，请示他做不做。还有就是陈某丁打电话要求我们上网银查询指标款到账没有，查完后我们就发短信告诉他，有几笔款公司共多少钱在谁的卡上。指标款存放在杨某丙的农行卡和杨某甲的卡上，杨某甲的卡是广州农业银行的，与马某甲交给我的指标款在同福农行存入的账号是同一账号。马某甲大部分是将指标款存到杨某甲广州农行的账号，小部分存入杨某丙的农行卡。
（2）证人邓某（茂远公司广州办事处员工）的证言，主要内容为：茂名、海通公司实际上是同一班人员在运作，实际老板是陈立坚，主要从事远洋海产品捕捞业务。茂名海通、茂名茂远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就李某丁、杨某丙和我三个员工，还有陈立坚的弟弟陈立成偶尔也会过来看一下。办事处内部是由李某丁负责，她主要负责联系客户，跟进茂远公司的免税批文。杨某丙原先也负责跟进茂名海通、茂远公司的免税批文，大概在06年时，她回了茂名，后来做陈立坚的秘书。我2004年6月至2005年底一直给陈立坚作秘书，主要工作是代陈立坚收发邮件及处理办公室工作，2006年初，我被分配到广州办事处工作，具体工作是将客户传真或快递来的提单资料进行收取，并按提单内容制作装箱单、发票，之后将提单、发票、装箱单传真或快递回茂名海通或茂名茂远公司，由茂名那边去海关申某减免税证明，茂名公司方面将办好的资料寄回广州办事处后，再由我寄给相关客户。
申办免税批文先由我把提单、装箱单、发票寄到茂名的茂名海通公司、茂名茂远公司，由茂远公司的劳某去茂名海关申办减免税证明，再寄回给��州办事处，我们再转交给客户。申办的自捕海产品减免税证明我不清楚用在哪，我只负责跟单，根据提单上的进口地，将制好的装箱单、发票、免税证明等资料寄给对应客户，至于这些进口的海产品的来源就不清楚了。确定对应客户我是根据进口地确定的，每个地方都对应固定的客户，全国主要在大连、天津、厦门、汕头，广州南沙、上海等地进口，南沙的李某丁联系。客户将在南沙进口的提单传真或寄到办事处后，我们会按流程制好装箱单、发票、申某免税证明后，再由李某丁将资料送给客户，制单这块我有参与，但跟客户联系都是李某丁负责的，她每次送资料给对方时都会告诉我们，这个客户也在广州，但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我们公司不负责报关事宜，由客户自行处理，公司与客户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我不知道，我接触到的都是茂远公司的批文。
以���公司名义免税进口的自捕鱼主要是在厦门、天津、上海、汕头口岸进口，从每个口岸进口的业务流程是不一样的。按照农业部规定，享受免税自捕鱼指标的远洋捕捞船必须要做《渔捞日志》，按照常理，这样的捕捞日志肯定是由捕捞船上的工作人员根据每天的捕捞实际情况来填写，而我公司不是这样做的，我的老板交代我来做《渔捞日志》，并且数据完全是依照以我公司名义从厦门、天津、上海、汕头口岸进口的免税自捕鱼提单上的数据来做的，《渔捞日志》是事后补做的假材料。
以我公司名义从厦门、天津、上海、汕头口岸进口的免税自捕鱼每次从境外港发货，如果我要了解货柜的状态，有没有发货等，我都是问刘某乙等这些通关口岸负责办理通关的人，而不是问我公司的捕捞船队或我公司的老板，这说明厦门刘某乙他们是掌握货物的实际状态，而我公司却不掌握。按照常理，这些鱼是我公司自己捕捞运回国内销售的，我公司当然应该掌握货物的实际动态，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3）证人劳某（茂远公司茂名办公点员工）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公司的自捕鱼免','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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