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民终2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九鼎九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88号1号楼B1-023。
法定代表人：马卫卫，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顺伟，北京市开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光辉，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华奥农科玉育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2号1206单元。
法定代理人：赖友龙，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敬伟，北京市善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晓群，北京市善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宋同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彦光，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九鼎九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九鼎公司)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初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9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17年5月11日，上诉人九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顺伟、史光辉，被上诉人北京华奥农科玉育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奥公司）委托代理人贾敬伟、施晓群，原审被告宋同明的委托代理人杨彦光到本院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九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华奥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无效、其余条款继续有效。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程序违法；2、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签订时间在2015年后；3、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九鼎公司与宋同明签订协议之前，华奥公司与宋同明之间就农大372的实施许可和品种权保护未达成一致意见，农大372不在华奥公司与宋同明的合作范围之内；4、一审判决认定华奥公司通过“诸多协议”享有“以自己名义申请该品种的品种权的合同权利”的说法，无事实依据；5、华奥公司不是《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的利害关系人，无权要求确认《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无效；6、华奥公司有权请求确认《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无效，无权请求确认其他条款无效；7、九鼎公司是善意第三人，华奥公司应要求宋同明赔偿；8、根据马卫卫获得的相关协议，马卫卫确认农大372不在宋同明与华奥公司合作范围内，其他员工根本不知道华奥公司与宋同明之间的合作内容，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九鼎公司与宋同明恶意串通；9、一审判决认定“ND372”即“农大372”有误；10、九鼎公司与华奥公司均是宋同明在不同合同中的合同相对方，如华奥公司认为宋同明的行为损害其利益，应向宋同明提起违约之诉，不应主张九鼎公司与宋同明之间的合同无效。
华奥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原审被告宋同明辩称：服从一审判决。
华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九鼎公司与宋同明签订的《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及《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有关涉案合同的基本情况
2014年6月17日，宋同明与九鼎公司签署《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其中约定：“一、宋同明授权九鼎公司自主或委托第三方生产、经营、开发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授权期限自本协议书生效后到该品种退出市场为止。二、宋同明同意九鼎公司作为中农大372及其父母本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人，宋同明提供申请植物新品种权所需技术问卷等资料，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所有费用由九鼎公司承担，该品种被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后，九鼎公司须按时交纳该品种及其亲本的植物新品种权年费。宋同明作为玉米品种中农大372的第一育成人，除享有本协议或其他协议约定的相关收益，还享有以该品种申请科研项目的权利和申请国家推广奖的权利，所得项目款归宋同明所有，宋同明可以根据项目情况对九鼎公司相关人员给予奖励。三、宋同明授权九鼎公司生产、经营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的品种使用费，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四、宋同明授权九鼎公司可以使用中农大372的亲本组配其他品种，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双方还就有关维权等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4年6月，宋同明与九鼎公司签订《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其中记载：“玉米品种中农大372由宋同明独立选育（该品种参加2013年及2014年国家黄淮海玉米试验名称为冠力372，以下均称为中农大372），该品种参试单位华奥公司，鉴于宋同明与该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间宋同明选育的品种通过国审后应得品种使用费，参照该标准，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宋同明应与玉米品种中农大372的参试单位华奥公司协商确定，在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审定申请时，将参试品种名称由冠力372更改为中农大372。二、由于国家农作物审定相关规定‘参试单位不能随意变更，故无法更改、取消华奥公司参试单位资格’。因此，宋同明应要求华奥公司添加宋同明作为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审定的共同申请人。三、玉米品种中农大372通过国家黄淮海区域审定后，华奥公司按照肆佰万元向宋同明支付品种使用费，宋同明对该公司经营中农大372为审定区域内普通实施许可，在此基础上，九鼎公司按照销售每公斤1元的标准向宋同明支付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如果华奥公司向宋同明支付的品种使用费在贰佰万元但不足肆佰万元的，宋同明应对该公司经营中农大372玉米品种的范围给予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在某1-2个省份内，其他区域不得经营，该公司经营玉米中农大372种子超出授权经营的区域，视为侵犯中农大372品种权，九鼎公司有权独立提起诉讼或向政府部门请求查处，品种使用费不足肆佰万元的部分由九鼎公司补齐，九鼎公司再按销售每公斤0.7元的标准支付给宋同明品种权使用费。如果华奥公司没有按照约定时间、约定金额支付宋同明品种使用费或者虽然按照约定时间支付品种使用费，但支付金额少于贰佰万元的，宋同明解除与该公司有关中农大372品种授权实施许可合同，宋同明应得品种使用费肆佰万元由九鼎公司支付，九鼎公司再按销售每公斤0.5元的标准支付给宋同明品种权使用费。四、如果宋同明授权华奥公司生产经营中农大372，宋同明与九鼎公司签订的《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系排除华奥公司之外的独家授权实施许可。除此之外，宋同明不再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生产经营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如果宋同明没有与华奥公司达成生产经营中农大372的许可协议，宋同明对九鼎公司生产经营玉米品种中农大372的授权许可为独占实施许可。五、本协议作为宋同明、九鼎公司双方有关《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使用许可协议书》的附件。六、本协议一式两份，自宋同明、九鼎公司签字盖章生效。”
二、华奥公司与宋同明之间的合作沿革
（一）华奥公司与宋同明之间所签协议情况
2009年9月27日，宋同明与北京农科玉育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此为华奥公司更名前名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其中就合作范围约定：宋同明、华奥公司双方在玉米育种领域进行全面的合作，包括但不限于鲜食玉米、普通玉米和其他特种玉米（如高油、高淀粉玉米）。考虑到目前宋同明的育种研究进度，该协议只包括鲜食玉米育种部分，其他玉米品种以此协议的原则框架顺延，另行签订协议。该协议还约定宋同明与华奥公司双方合作以前（2010年1月1日），宋同明业已完成的自交系选育、杂交种组合，其品种权归宋同明所有；协议有效期为5年。
2011年3月30日，宋同明与北京农科玉育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此为华奥公司更名前名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其中约定：合作范围在原协议的基础上增加普通大田玉米的育种研发合作；对于宋同明在2010年育成的还没有参加审定试验的普通大田玉米品种，双方同意由华奥公司负责以华奥公司的名义参加品种审定；合作期间完成的普通大田玉米品种由华奥公司负责参加品种审定工作；宋同明同意赋予华奥公司对宋同明选育的审定品种进行商业开发权，双方将另行签订商业开发协议书。
2013年6月8日，宋同明与华奥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其中就合作范围约定：双方在玉米育种领域、新品种示范推广和产业化等方面进行合作，包括鲜食玉米和普通玉米。在本协议合作范围和合作期限内，宋同明不与其他第三方进行与本协议合作内容相同或类似合作。其中第三条第2项约定：自2009年9月27日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起的合作期间，宋同明育成的玉米品种以华奥公司（或华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名义参加品种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工作，由华奥公司以华奥公司（或华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申请杂交种和自交系的品种权保护。第四条第3项约定：合作期间宋同明选育的品种，如华奥公司决定推广，华奥公司享有独占的生产经营开发权。如许可他人开发，应事先取得双方同意。因许可他人开发取得的经济利益，由双方分享，具体比例为宋同明70%，华奥公司30%。该协议还约定：合作期间，宋同明不应以任何方式将合作范围内培育品种或自交系的生产经营权许可给第三方或允许第三方生产经营。该协议中并无约定协议有效期限。
随后，宋同明与华奥公司签订《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其中记载：一、《战略合作协议》第三条第2项所称“自2009年9月27日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起的合作期间，宋同明育成的玉米品种以华奥公司（或华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名义参加品种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工作，由华奥公司以华奥公司（或华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申请杂交种和自交系的品种权保护”，是指自2009年9月27日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起的合作期间，宋同明育成的包括农大372在内的玉米品种，以华奥公司（或华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名义参加品种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工作，由华奥公司以华奥公司（或华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申请杂交种和自交系的品种权保护。二、《战略合作协议》第四条第3项所称“合作期间宋同明选育的品种，如华奥公司决定推广，华奥公司享有独占的生产经营开发权。如许可他人开发，应事先取得双方同意。因许可他人开发取得的经济利益，由双方分享，具体比例为宋同明70%，华奥公司30%”，是指合作期间宋同明选育的品种，如华奥公司决定推广，华奥公司享有独占生产、经营权。如许可他人使用，应事先取得双方同意。
（二）华奥公司为玉米品种农大372所做工作
2010年12月15日，华奥公司以“ND372”品种申请参加2011年河南省玉米品种试验。华奥公司提交了针对该试验的《2011年河南省玉米品种试验参试品种申请表》等证据，九鼎公司在庭审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中认可华奥公司提交的记载有“品种暂定名称”为“ND372”的上述申请表等证据的真实性，同时认为“上述证据仅仅能证明原告是农大372的审定申请单位”。
2012年5月12日，华奥公司向山东省种子管理站支付费用；2013年5月17日，华奥公司向河南省种子管理站支付“冠力372”试验费用。
2010年4月至2015年4月，华奥公司向宋同明多次支付育种经费。
2015年1月12日，华奥公司出具《玉米品种冠力372与ND372指纹鉴定相同情况说明》，其中载有：玉米品种冠力372与ND372经DNA指纹鉴定为同一个品种，是由于ND372和冠力372系同一品种在不同时期的两个名字。经质证，九鼎公司对此不持异议。
2015年1月15日，华奥公司与宋同明共同致函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其中载有：由华奥公司申报参加贵中心主持的“黄淮海夏玉米组”品种区域试验的玉米品种“冠力372”经过2013年和2014年两年的试验，已完成所有试验程序，进入品种审定申请阶段。该品种及其双亲的育成人为中国农业大学的退休教授宋同明老师。该品种最早由我公司以ND372（即农大372）的名字申报参加2011年河南省夏播预试，2012年升级到第一年区试时，河南省种子站提出品种命名不能冠以英文大写字母，故我公司将该品种名称更改为“冠力372”。该品种于2013年报请参加“黄淮海夏玉米组”国家品种区域试验时，仍然沿用了“冠力372”的名字。
2015年6月16日，《关于第三届国家品审会第六次审定会议初审通过品种的公示》（国品审办（2015）136号）中载明，玉米品种“农大372”初审通过，其申请者为华奥公司，育种者为宋同明。
三、九鼎公司与宋同明之间的关联情况
2014年6月17日，叶达生与宋同明签订《转让出资协议书》，其中约定：一、叶达生将持有九鼎公司出资46%中的5%转让给宋同明，转让后宋同明持有九鼎公司5%出资。二、宋同明以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品种权和育种材料及其他参试或已审定的无争议品种作为出资（中农大372参加2013年及2014年国家黄淮海玉米试验名称为冠力372，审定时拟定名为中农大372），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将于2015年通过国家黄淮海区域审定。无论中农大372未来是否通过审定，宋同明应在2015年9月份前向华奥公司提出终止《战略合作协议》；宋同明应与九鼎公司签署《育种家协议》后，叶达生按约转让5%出资给宋同明。该协议除有叶达生和宋同明签字外，还有九鼎公司所盖公司公章。
2014年6月17日，叶达生、宋同明以及九鼎公司三方共同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其中记载：九鼎公司确认宋同明是该公司股东，确认宋同明的股份由叶达生代持。该协议书还对宋同明与目前合作的公司解除育种合作协议后进入九鼎公司工作以及代持股份的回转等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5年1月1日，九鼎公司“周传利”名义发布的新年贺词，其中提及“2015年，是九鼎公司大发展的一年”，要求九鼎公司员工把农大372约3000亩的生产抓起来。
2015年5月1日，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品种权申请公告》（第3期，总第95期）显示，农大372的培育人为宋同明，申请人为九鼎公司。
2016年3月1日，九鼎公司发布《维权声明》，其中载有：“九鼎公司是玉米品种农大372及其亲本BA702和X24621的植物新品种申请权人，目前市场上除我公司销售农大372种子外，没有许可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公司生产经营农大372玉米品种。我公司已经聘请律师事务所和专业维权打假公司在市场调查取证，开展维权工作。”
2016年3月1日，九鼎公司委托律师发布《停止销售侵权产品农大372的律师函》，要求案外人刘某某立即停止销售侵权产品（农大372玉米品种）。
九鼎公司还发布《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法律责任》，其中除载明有关法律规定外，还载有“敬告广大种子经营者，在经营农作物种子时，要遵守法律规定，不销售侵权的农大372玉米品种，一旦销售侵权的农大372玉米品种，不仅会受到行政处罚，还将面临巨额的民事赔偿”。
四、九鼎公司员工与华奥公司的有关关联情况
1、马卫卫（现为九鼎公司董事长）：2013年11月1日，其与华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中约定马卫卫任华奥公司西北区兼山东区销售经理，合同期限为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2014年7月16日，马卫卫与华奥公司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其中约定双方于2014年7月8日解除劳动合同。
2、李涛：2010年9月21日入职北京中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1月1日用人单位变更为华奥公司，任市场部经理，后于2014年7月8日于华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离职后加入九鼎公司，且其妻为九鼎公司初始股东。
3、姬尔信：2011年7月18日入职北京中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1月1日用人单位变更为华奥公司，任加工工艺经理，后于2015年9月16日与华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离职后加入九鼎公司，且其妻为九鼎公司初始股东。
4、郭滨：2012年8月8日入职北京中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1月1日用人单位变更为华奥公司，任技术专员，后于2015年3月10日与华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离职后加入九鼎公司，且其妻为九鼎公司初始股东。
5、张洪波：2011年8月1日入职北京中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1月1日用人单位变更为华奥公司，任区域销售经理，后于2014年7月8日与华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离职后加入九鼎公司，且其妻为九鼎公司初始股东。
6、陈晓亮：2011年1月4日入职北京中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1月1日用人单位变更为华奥公司，任品种评价测试职务，后于2015年11月9日与华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离职后加入九鼎公司，且其妻为九鼎公司初始股东。
7、高建奇：2013年4月12日入职华奥公司，任品种审定经理，后于2015年12月11日与华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离职后加入九鼎公司。
8、庞春杰：2012年7月1日入职北京中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1月1日用人单位变更为华奥公司，任技术助理，后于2015年1月31日与华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其离职后加入九鼎公司。
2014年6月4日，九鼎公司股东签署公司章程，吴小菊（陈晓亮的妻子）、丁银（李涛的妻子）、周玉霞（姬尔信的妻子）、李跃（张洪波的妻子）、王云（郭滨的妻子）为该公司的初始股东。
2014年6月5日，九鼎公司正式成立。
五、其他事实
2015年1月，宋同明与华奥公司出具《冠力372选育报告》，其中就选育经过记载为：“2008-2009年我组配了2600个杂交组合，发现X246-2-1×BA702杂交组合表现特别突出，定名为ND372”。其中还载有：“2011年该品种以ND372的名字参加河南省4500密度预备试验；该品种通过预备试验后进入河南省2012年区试后，参试单位华奥公司应河南省种子管理站的要求将ND372更名为冠力372”。
2015年9月7日、2016年1月25日和2016年4月27日，九鼎公司致函宋同明，要求支付农大372品种使用费。
2012年12月5日，宋同明向苏昌潮发送并向周传利抄送电子邮件，该邮件附件为《国家级农作物品种试验申请表》，该表内记载：品种名称为冠力372，参试组别为黄淮海组，试验类型为区域试验，承诺冠力372为华奥公司选育的玉米品种。
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1、针对农大372名称问题，华奥公司称，农大372最初名称为ND372，ND是农大首字母，在2012年河南省试验时提出不能以字母命名，改名为冠力372，2015年宋同明与九鼎公司约定将名称回至农大372；宋同明称，农大372这种叫法一直存在，在九鼎公司提交证据中已经提到农大372名称，该名称显然不是在2015年存在的。2、关于宋同明与华奥公司签订的《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的签署时间问题，九鼎公司认为该解释应是华奥公司在另案中陈述的2015年7月签署的，华奥公司则认为另案代理律师陈述错误，该解释应是在宋同明与华奥公司于2013年6月8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不久签署的，宋同明表示签署时间具体不清楚，是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不久，宋同明同时表示“无论372品种是什么叫法，就宋同明先生认为就是同一品种。对于证据4（即《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签署目的为了（说明）372品种权给了华奥公司”。3、九鼎公司认可其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马卫卫知晓宋同明与华奥公司之间的合作情况（指前述战略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4、宋同明表示承认农大372包含在与华奥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中，其是基于对其学生即华奥公司原总经理周传利的信任而与九鼎公司签署涉案合同，其同时表示不认可与九鼎公司有恶意串通，其只是误解华奥公司不再从事此大田玉米项目；华奥公司虽认可周传利曾是其总经理，但认为宋同明未向华奥公司确认此信息，转而直接与九鼎公司签订协议，存在恶意；九鼎公司称周传利仅被其聘请为高级顾问，同时“将周传利劳动关系挂在九鼎公司”。
在一审开庭审理之后，应一审法院要求，宋同明提交了补充代理意见，其中记载：1、《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签订时间问题，经宋同明先生回忆，该文件签署时间应当在2013年下半年。协议签署目的就是对此前签署协议内容中不清晰的部分予以明确。2、关于农大372名称使用问题。该名称一直为宋同明先生习惯使用名称，当然品种审定的具体确定名称多有变更，但对此协议签署双方并不存有异议。
由于各方当事人均认可“ND372”与“冠力372”系同一玉米品种，华奥公司和宋同明也认可“农大372”、“中农大372”与前述两名称所指向的玉米品种为同一玉米品种，且九鼎公司在庭审后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中也将“ND372”称呼为“农大372”，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ND372”、“冠力372”、“中农大372”与“农大372”的称谓均指向同一玉米品种。
上述事实，有涉案合同、《战略合作协议》（2009年9月27日、2013年6月8日）、《战略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关于第三届国家品审会第六次审定会议初审通过品种的公示》、《转让出资协议书》、《股份代持协议书》、《品种权申请公告》、马卫卫、李涛等华奥公司原员工的劳动合同、九鼎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
一、华奥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
尽管华奥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但是华奥公司与涉案合同当事人之一即宋同明之间就玉米品种农大372的合作经营事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等诸多协议，而九鼎公司与宋同明签订的涉案合同也涉及玉米品种农大372的合作及利益分配，故涉案合同可能影响华奥公司的利益，华奥公司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提起本案确认涉案合同无效之诉，主体适格。
二、涉案合同是否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
1、涉案合同系九鼎公司与宋同明之间就玉米品种农大372的合作经营所达成的合意，涉案合同本身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涉案合同并不属于以合法目的掩盖非法目的所签订的合同，未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
2、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的，合同无效。此类合同通常是以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为双方通谋的根本目的。如果涉案合同双方当事人明知其中一方当事人对合同事项负有其他合同义务，仍恶意串通，故意损害他人合同利益，该涉案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
首先，华奥公司与宋同明就玉米品种农大372的合作事宜具有一致的认知，即华奥公司享有参加农大372品种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以及以自己（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名义申请该品种的品种权的合同权利。
根据查明的事实，华奥公司与宋同明自2009年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始，就已合意拟在玉米育种领域进行全面的合作，且虽然该协议约定“宋同明业已完成的自交系选育、杂交种组合，其品种权归宋同明所有”，但双方当事人在2011年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对于宋同明在2010年育成的还没有参加审定试验的普通大田玉米品种，双方同意由华奥公司负责以华奥公司的名义参加品种审定”，“宋同明同意赋予华奥公司对宋同明选育的审定品种进行商业开发权”，且在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中，进一步明确，“在本协议合作范围和合作期限内，宋同明不与其他第三方进行与本协议合作内容相同或类似合作”，“宋同明育成的玉米品种以华奥公司（或华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名义参加品种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工作，由华奥公司以华奥公司（或华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申请杂交种和自交系的品种权保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明确双方合作范围包括农大372。
由上可见，宋同明通过与华奥公司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已经与华奥公司就玉米品种农大372的经营推广、品种权的申请等事宜达成合作意向，华奥公司也实际申请并参加了该玉米品种的品种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工作。而且，虽然如九鼎公司所述，“审定是对品种推广的一种行政许可，与品种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无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品种审定与品种所有权密切相关，倘若华奥公司不是玉米品种农大372的品种权人或该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则其就无权对该品种进行推广使用，这显然与华奥公司和宋同明签订协议的目的相悖，也正因为此，华奥公司与宋同明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中除约定“宋同明育成的玉米品种以华奥公司（或华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的名义参加品种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工作”，同时还约定“由华奥公司以华奥公司（或华奥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申请杂交种和自交系的品种权保护”，而且，宋同明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对于《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签署目的为了（说明）372品种权给了华奥公司。综上，根据华奥公司和宋同明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可见，华奥公司与宋同明均一致知晓双方合作不仅包括玉米品种农大372的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还必然包括华奥公司能够以自己（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名义申请该品种的品种权，从而得以顺利推广使用该玉米品种。
至于九鼎公司主张华奥公司与宋同明签订的《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应为2015年签署，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作为签署该解释仅有的当事人，华奥公司与宋同明均表示该解释签署于2013年6月8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之后不久，具体时间约为2013年下半年，故在九鼎公司九鼎公司未提交足以推翻上述签订时间的证据的情况下，根据该解释签订当事人的一致表述，可以认定该解释签署时间约为2013年下半年。
其次，九鼎公司、宋同明明知华奥公司与宋同明之间存在关于玉米品种农大372的合作关系，亦知晓华奥公司所拥有的合同权利及宋同明所负合同义务，仍然串通并签订涉案合同，恶意明显。
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华奥公司与宋同明就玉米品种农大372的合作期间，九鼎公司的多名员工均在华奥公司处任职，华奥公司原总经理周传利后也任职于九鼎公司，九鼎公司也认可其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马卫卫（其也是华奥公司原职员）知晓宋同明与华奥公司之间的合作情况，且九鼎公司与宋同明之间签订的《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第三、四条还约定了华奥公司有关玉米品种农大372的义务，故可以认定九鼎公司在与宋同明之间签订涉案合同时，知晓华奥公司与宋同明之间关于玉米品种农大372尚有一系列合作协议，亦清楚双方签约目的及履约情况。在九鼎公司和宋同明均对华奥公司与宋同明之间的合作协议明确知晓且该合作协议仍然有效的情况下，九鼎公司、宋同明隐瞒华奥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经宋同明许可，转而由九鼎公司就玉米品种农大372申请品种权，并通过涉案合同及《转让出资协议书》、《股份代持协议书》等进行利益分配，明显属于恶意串通行为。
至于宋同明称其听华奥公司原总经理周传利说该公司可能不再做大田品种，周传利成立九鼎公司并任总经理继续做大田品种，故其才与九鼎公司签订涉案合同，并无恶意。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华奥公司与宋同明合作过程中，就农大372等玉米品种的合作事宜签订过多份协议，宋同明理应知晓其违反协议约定而以九鼎公司名义申请品种权，将对华奥公司合同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其在未向华奥公司核实并解除相关协议的情况下，仅凭华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个人表述就认为华奥公司可能解约，明显与其和华奥公司的合作惯例不符，更何况其与九鼎公司签署的涉案合同中还约定有华奥公司的义务，在其与九鼎公司等签署的转让出资协议书》、《股份代持协议书》中还明确约定“宋同明应在2015年9月份前向华奥公司提出终止《战略合作协议》”，故宋同明关于其因误解而签订的涉案合同的主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次，即使考虑周传利曾在华奥公司任职的情况，周传利也确实有可令宋同明“误解”的表述，但是，宋同明在明知九鼎公司由从华奥公司离职的周传利等人成立的情况下，仍然与九鼎公司签订明显损害华奥公司利益的涉案合同，并涉及诸多利益分配，其所称无恶意的理由牵强且与常理不符。综上，宋同明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再次，九鼎公司九鼎公司与九鼎公司宋同明恶意串通所签订的涉案合同会损害华奥公司华奥公司的合法利益。
根据查明的事实，华奥公司根据其与宋同明之间的协议，为玉米品种农大372的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做了大量工作，而九鼎公司与宋同明恶意串通签订的涉案合同，将使华奥公司与宋同明之间签订的一系列协议的合同目的落空，恶意规避宋同明所负合同义务，直接侵害华奥公司的合同权利，损害华奥公司的可期待利益。另外，九鼎公司发布的侵权警告也势必损害华奥公司的商誉。可见，九鼎公司九鼎公司与九鼎公司宋同明恶意串通所签订的涉案合同直接损害了华奥公司的合法利益。
综上所述，九鼎公司与宋同明在知晓华奥公司华奥公司与九鼎公司宋同明之间存在关于玉米品种农大372的合作关系且双方各有相应合同权利义务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签订涉案合同，直接损害了华奥公司华奥公司的合法利益，涉案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九鼎公司与宋同明签订的《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及《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无效。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3年6月8日，宋同明与华奥公司续签的《战略合作协议》第三.1条约定：“本战略合作协议是2009年9月27日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延续。双方确认原协议中‘甲、乙双方合作以前（2010年1月1日），宋同明业已完成的自交系选育、杂交种组合，其品种权归宋同明所有’。”
宋同明与华奥公司2015年1月出具的《冠力372选育报告》记载：“ND372于2008春在北京选育成功。”
2015年10月22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华奥公司诉九鼎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举行庭前会议，庭前会议记录记载：华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称，《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是2015年7月份签订的。庭前会议期间，宋同明坐在旁听席，未发言。
上述事实，有《战略合作协议》、《冠力372选育报告》、授权委托书、庭前会议记录、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为证。
二审审理期间，九鼎公司补充提交了电子邮件、庭审笔录、宣传彩页、律师函、申请书、通告、证人证言等证据，用以证明“ND372”并非“农大372”及《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的签署时间是2015年7月，华奥公司、宋同明以不属于新证据为由不予质证。二审审理期间，华奥公司补充提交了《2011陕西省春玉米（6组）产量汇总表（表九）》、《证明》、《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申请书》、《证书》、《品种权申请受理通知书》、陕西省农业厅文件等证据，用以证明“ND372”即“农大372”及《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的签署时间是2013年下半年，九鼎公司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宋同明对其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询问笔录等在案为证。
此外，原审判决已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且有涉案合同、《战略合作协议》（2009年9月27日、2013年6月8日）、《战略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关于第三届国家品审会第六次审定会议初审通过品种的公示》、《转让出资协议书》、《股份代持协议书》、《品种权申请公告》、马卫卫、李涛等华奥公司原员工的劳动合同、九鼎九盛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关于华奥公司的诉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宋同明先后与华奥公司签订四份协议，与九鼎公司签订两份协议，上述协议的部分内容均涉及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故宋同明与九鼎公司签订的两份协议对华奥公司的利益可能产生影响，华奥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权提起本案之诉。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华奥公司的权利范围
（一）宋同明与华奥公司签订的三份协议是否包括农大372植物新品种
根据宋同明与华奥公司于2009年9月27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宋同明与华奥公司双方合作以前（2010年1月1日），宋同明业已完成的自交系选育、杂交种组合，其品种权归宋同明所有；在华奥公司提供科研经费期间，宋同明选育的自交系、杂交组合，其品种权（包括申请权）由双方共有。2011年3月30日，宋同明与华奥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亦未突破此项约定。2013年6月8日，宋同明与华奥公司续签的《战略合作协议》又重申了这一约定。宋同明与华奥公司2015年1月出具的《冠力372选育报告》记载：“ND372于2008春在北京选育成功。”由此可见，农大372植物新品种选育完成于宋同明与华奥公司合作之前，不在上述三份协议约定的合作范围之内。依据上述三份协议，宋同明享有农大372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华奥公司主张农大372在上述三份协议合作范围之内，依据不足，本院对其此项主张不予支持。
鉴于农大372植物新品种不在上述三份协议合作范围之内，华奥公司不能依据上述三份协议取得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在此基础上，华奥公司依据上述三份协议主张宋同明与九鼎公司签署的《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无效，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的签署时间
虽然宋同明与华奥公司签订《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记载：《战略合作协议》包括农大372在内的玉米品种且华奥公司享有独占的生产经营开发权。但是，该解释未注明签署时间。据华奥公司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在另案庭前会议中的陈述，该解释签署于2015年7月，晚于《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宋同明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的补充代理意见中称，该解释签署于2013年下半年。对于该解释的签署时间，应当综合考虑全案证据并结合证据规则作出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华奥公司关于该解释签署于2015年7月的陈述是于己不利的陈述，且九鼎公司明确予以认可，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予采信。宋同明关于该解释签订于2013年下半年的陈述是于己有利的陈述，且九鼎公司不予认可，不能免除华奥公司、宋同明的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未经质证程序，径行将宋同明在补充代理意见中于己有利的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违反法定程序，适用证据规则错误，本院予以指正。
此外，宋同明在收取华奥公司巨额科研经费后，未与华奥公司协商，即与九鼎公司签订《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和《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又与华奥公司签订《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明显有失诚信。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能仅仅依据宋同明的单方事后陈述认定该解释的签署时间。鉴于华奥公司在另案中自认该解释签署于2015年7月，且迄今仍无相反证据推翻该项自认，故本院依据在案证据和证据规则认定该解释签署于2015年7月。
因该解释签订于《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之后，不能据以否定宋同明此前已经授予九鼎公司的权利。华奥公司依据该解释主张《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无效，依据不足。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理解与适用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的，合同无效。劳动者有与原单位开展竞争的自由，关键在于是否采用不正当手段。鉴于《关于<战略合作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签署于《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之后，华奥公司与宋同明签署的另外三份协议均不包括农大372植物新品种，即使华奥公司与九鼎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的人员流动，也不足以证明九鼎公司与宋同明恶意串通。此外，华奥公司、九鼎公司分别与宋同明签订了协议，所签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华奥公司与九鼎公司依据协议取得的权利均为债权。根据民法理论，债权属于相对权，具有平等性。即使合同内容互有冲突，在后签订的合同也不因此无效。如果某一合同的当事人因合同相对方未履行合同而遭受损失，也应依据合同主张违约责任，而不能据此主张在后签订的合同无效。依据合同相对性和债权平等性原理，应当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所指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进行严格解释。司法实践中，“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一般是指恶意放弃或者恶意变相放弃债权、损害第三人利益，或者损害第三人绝对权，或者损害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一审判决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认定《玉米新品种中农大372植物新品种权及授权实施许可协议书》、《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无效，缺乏足够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的签约主体是九鼎公司和宋同明，但该协议第三条、第四条为华奥公司设定了义务。在华奥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上述条款依法无效。但是，上述条款无效，不影响该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论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九鼎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初380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宋同明与北京九鼎九盛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玉米品种中农大372品种使用费协议书》第三条、第四条无效；
三、驳回北京华奥农科玉育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百五十元，由北京华奥农科玉育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七百五十元，由北京华奥农科玉育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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