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射洪民初字第951号
原告张梅英，女，1952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现住射洪县。
原告肖发龙，男，194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原告罗萍，女，195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原告罗勇，男，1966年8月7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现住射洪县。
原告罗跃，男197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原告何云满，男，1949年7月3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原告王国荣，男，1953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原告罗会吉，男，1953年4月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原告邹玉华，女，194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原告杨建中，男，197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原告杨邹军，男，1975年6月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成都市居民。
原告刘安邦，男，195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
原告何吉安（系上列原告诉讼代表人），男，1952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射洪县居民，现住射洪县。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罗建亨，系四川今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射洪县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负责人郭正署，系该办公室主任。
被告射洪县水务局。
法定代表人何凯，系该局局长。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赵永根，系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志勇（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系四川君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梅英、肖发龙、罗萍、罗勇、罗跃、何云满、王国荣、罗会吉、邹玉华、杨建中、杨邹军、刘安邦、何吉安与被告射洪县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水保办）、射洪县水务局（以下简称水务局）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后，经适用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于2015年4月21日、2016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诉讼代表人何吉安及其委托代理人罗建亨、被告射洪县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郭正署、被告射洪县水务局的委托代理人赵永根、杨志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梅英、肖发龙、罗萍、罗勇、罗跃、何云满、王国荣、罗会吉、邹玉华、杨建中、杨邹军、刘安邦、何吉安诉称，原告张梅英、肖发龙、何云满、王国荣、罗会吉、何吉安与昝德琼于1985年4月15日签订协议成立射洪县自联苗木科研指导小组（以下简称自联苗木小组），实行自愿联合、自己投资、自负盈亏、风险共担的经营原则，由何吉安任组长，张梅英任会计、肖发龙任出纳，未进行工商登记。1986年接收刘安邦、杨正如为该合伙组织成员。杨正如1988年去世、昝德琼20**年6月去世。2015年3月11日，全体合伙人同意吸收杨正如之妻邹玉华、子杨建中、杨邹军、昝德琼与罗会乾（已去世）之子女罗萍、罗勇、罗跃为合伙人。自联苗木小组成立仅3年时间，共种植各种苗木150余万株，既满足了当时县水土保持工程建设需要，又发展壮大了合伙经济。利用集资和所得利润先后通过国土部门划拨5.56亩土地建苗圃基地、鱼池，购买观测房后改建为管理房，修建了200㎡办公房。因原告中有3人是原水保办工作人员及家属，原告的性质和地位遭到被告质疑，被告水保办认为自联苗木小组的财产属于被告所有。1991年6月，在被告水务局（原水利局）的授意下，被告水保办强行要求原告将上述资产、银行存款5万余元及会计账册、公章移交，接受审查审计。原告随之对全部资产失去了控制权，由水保办直接接管控制，致使原告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害。原告多年信访，但至今未被告知审查审计结论。2001年，被告水保办返还了原告办公房、苗圃基地和公章，但鱼池、管理房、会计账册及银行存款至今未予归还。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会计账册30册、管理房250㎡折价50万元、鱼池占地2.48亩折价124万元、银行存款9547.92元及其利息；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63亩苗圃基地被侵占10年可得利益损失2万元，2.48亩鱼池被侵占23年的可得利益损失23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为证明所陈述的事实和主张，原告诉讼代表人何吉安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太乙镇学堂村、人民渠管理局证明，证明各原告身份及杨如正、昝德琼去世，邹玉华、杨建中、杨邹军与杨正如的关系、罗萍、罗勇、罗跃与昝德琼的关系；
2.证明1份，证明合伙人同意吸收邹玉华、杨建中、杨邹军、罗萍、罗勇、罗跃为合伙人；
3.自联苗木小组成立协议原件1份，证明该小组成立时间及性质和分工，以及水保办负责人罗会乾于1985年6月10日签署的购销意见；
4.自联苗木科研指导小组房屋扩建报告、改建管理房申请、射洪县水利电力局向城建局、国土局发出的改建管理房250㎡函原件各1份，证明系通过自筹资金改建管理房，取得的250㎡土地使用权属原告；
5.自联苗木科研指导小组建鱼池土地征用申请复印件、水保办向水电局的征地报告原件、征地协议复印件、征地支付各项补助费和农业税任务调减表复印件、用地计划书原件复印件各1份、平面图1份、射府函（1987）70号、182号征地批复复印件、射洪县国用（2007）第02867号土地使用权证，证明自联苗木小组征地2.48亩建鱼池、0.75亩建办公房、0.7亩作苗圃的事实；
6.1991年征地协议及补充协议复印件，证明该1.81亩苗圃系自联苗木小组合法取得，使用权归原告享有；
7.移交苗圃资金平衡表及账簿、凭证清单原件、水保办鱼池移交水产站协议书复印件、任福中、马江书、刘正齐询问笔录及出庭证言，以证明被告强行接管自联苗木小组的事实；
8.刘树先询问笔录及自联苗木小组对刘树先得函告，证明水保办将250㎡管理房及土地出售给刘树先，自联苗木小组提出异议的事实；
9.自联苗木小组致水保办、水务局信访函、律师函及水务局复函，证明原告一直主张权利的事实；
10.射洪县城投公司（2014）138号文件，证明250㎡管理房用地的损失计算标准和办法；
11.土地收购及补偿协议原件2份，证明城投公司收购部分土地及地上附属物的事实；
12.房屋买卖协议原件2份，证明自联苗木小组将管理房出售给张梅英、王国荣各100㎡；
13.自联苗木小组1996年至2015年财务收支情况及费用分类统计表，证明原告进行管理的事实；
14.原告收款收据存根原件9份及吴胜荣与张梅英结婚证复印件，证明原告1987年、1988年交集资款的事实；
15.自联苗木小组苗木销售收款收据存根原件23份，证明小组自主经营销售苗木的事实；
16.蔡天秀询问笔录，证明水保办将自联苗木小组账簿及凭证交审计事务所审计，会计收支帐反映有私人投资，因未交审计费，没有出审计结论，后水保办将账簿、凭证拿走的事实；
17.水保办与太和镇建设村联办苗圃协议书，证明水保办1984年与建设村联办苗圃的事实；
18.水保办与联办苗圃协议及照片8张，证明水保办与建设村联办苗圃解体后又与万柏村联办苗圃，取名水保自联苗圃的事实；
19.水保自联苗圃在广玉信用社006-23账号的存款帐及自联苗木小组在广玉信用社006-32账号的存款帐，证明二者系两个不同字号、账户名和账号、性质、各自经营的经济组织；
20.1988年、1989年信用社取款凭条复印件7份，证明在被告接管前原告自主行使权利的事实；
21.1992年用社取款凭条复印件5份，证明被告接管后在006-32账号取款，侵占原告资产的事实；
22.2000年-2010年收、支帐据凭证63份，证明被告将资产返还原告后原告行使自主管理的事实；
23.公告发票原件1份，证明公告土地使用权证遗失通过公告后补办的事实；
24.射洪县城投公司（2009）37号文件，证明原告固定资产在拆迁范围，被告明知原告办公房已因拆迁处分的事实；
25.射洪县国土局91988)29号文件，证明国土局划拨6550元专项款建鱼池的事实；
26.被告在苗圃使用的印章，证明被告水保办资金有一个联办苗圃。
被告水保办、水务局辩称，本案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水保办是设在水务局的事业单位法人，自联苗木小组是水保办下设单位，不具有独立资格。小组的工作人员都是水务局职工抽调而来，罗会乾是水保办主任，刘安邦担任过水保办副主任至今在职，这些人都是从事公务的人员，并非原告所谓的个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本案中原告主体不适格。本案诉争资产都是国有资产，土地是水保办用专项资金通过征地划拨的，苗圃是水保办用国家专项资金建设的。自联苗木小组在1991年移交属于不同国有资产在正常管理中的移交，不属于水保办强行移交，移交过程都牵扯到原告方的人，这些人从未推出异议。移交后，水保办一直继续负责经营管理苗圃，多年来交与何云满承包并缴纳承包款。何云满作为原告方的人，同样具有水保办职工身份，不存在水保办返还公章的说法。诉讼时效是2年，1991年6月移交后，如果原告认为移交侵权，其主张权利的时效是1993年6月21日前。鉴于原告与本案诉争资产没有任何权利义务，其不具备适格的主体资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所陈述的事实和主张，被告水保办、水务局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水务局组织机构代码证、水保办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以证明其基本情况；
2.射府函（1987）70号、182号征地批复、土地登记申请书及地籍调查表，证明征地的主体是自联苗木小组，是国有的，2007年补办是自联苗木小组以保管不慎遗失为由补办的；
3.1991年5月至1993年水保办对自联苗木小组的会计账簿及凭证，证明征地及观测房的建设、维修资金来源于国有扶持资金，诉争资产属国有资产；
4.苗圃鱼池移交水产站协议书、94年-95年、2000年-2001年记账凭证、2003年-2015年水产站将渔场出租协议，证明何云满从1994年承包苗圃，交承包费、水保办对苗圃荒地50㎡转让，何云满作为经办人出具说明、苗圃91年前库存长现金6407.94元作为营业外收入入账及将鱼池移交水产站管理的事实。
审理中，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
原告提交的第1、3、4、5、6、7号证据中除刘正齐证明85年看到自联苗木小组成立协议外、8、9证据中2012年、2013年信访函、律师函及复函、10、11、12、19、20、21、22、23、24、25号证据符合证据的基本特征，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上述证据中证明原告系诉争财产的权利人，被告强行接管侵权的证明观点缺乏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不能证明自联苗木小组系合伙组织，有权吸纳合伙人，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3号证据虽经两家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无法对自联苗木小组成立协议的时间进行鉴定，但就该证据本身而言，该证据系通过电脑排版打印，原告称托朋友到县政府打印的，但射洪县政府到90年代初期还没有相应的打印技术和打印设备，出具的文件仍是使用打字机打印后油印；协议中打印时间为“一九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从正常书写打印习惯而言，在九十年代形成的才可能打印为“一九九八”，后面加“五”系为写成“一九八五”而添加；水保办罗会乾签字中原为“98.6.10”，但被更改为“198.510／6”，从该两处有冲突的时间来看，该协议形成时间应当是1998年，这也和当时的打印技术吻合，故原告提交的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基本特征，本院对该证据及证明观点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13、14、15号、16证据缺乏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17、18、26号证据与本案无关。
被告提交的各项证据真实性原告无异议，该部分证据符合证据的基本特征，本院予以采信。
综合各方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和本院认证意见，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
水保办是设在水务局（原县水电局）的事业单位法人，1985年水保办自行成立自联苗木小组，从事苗木生产销售，以满足本县水土保持需要。1987年4月23日，自联苗木小组与射洪县太和镇建设村达成协议书，以2万元价款征地1.45亩，该协议由自联苗木小组加盖公章及单位代表罗会乾、刘安邦、杨如正、肖发龙、文柏林签字。同月28日，自联苗木小组向射洪县国土局递交关于征用苗木试验用地的申请，以培育树苗和品种试验为由，要求征地1.5亩。射洪县人民政府于1987年5月30日出具射府函（1987）70号文件，同意自联苗木小组征地1.45亩。1987年12月2日，自联苗木小组向县农委递交修建1200㎡鱼池，征地2.5亩的报告。同月29日，自联苗木小组与建设村达成以55060元价款征地2.48亩的协议，该协议加盖自联苗木小组公章及单位代表何吉安、罗会乾、刘安邦、肖发龙、文柏林签字。射洪县人民政府于当日出具射府函（1987）182号文件，同意自联苗木小组征地2.48亩作修建鱼池用。次日，水保办向水电局递交自联苗木小组征地2.5亩建鱼池的报告。1987年12月2日，自联苗木小组向水保办递交关于改建管理房的申请，计划在原有土地内改建管理房250㎡。水保办向水电局、水电局向城建局、国土局依次递交公函并获准。1991年6月26日，水保办按照水务局决定将自联苗木小组鱼池移交给水产站，约定由水产站给付水保办8万元人民币和600斤成鱼。1991年7月15日，自联苗木小组与建设村5社签订协议书，约定以45250元价款征地1.81亩。该协议加盖水保办公章及单位代表侯贤福、刘安邦、丁启文、赵仕良、董时态、何云满签名。1991年10月，水保办按照水电局决定，将自联苗木小组经营管理权收回，自联苗木小组制定了资金平衡表，连同所有账簿、凭证一起移交给水保办。其中资金平衡表中资金占用载明固定资产207806.93元、减录像机折旧7551.5元，固定资产净值200255.43元、现金633.7元、存款50297.92元、材料（库存）550.04元、应收款102013.48元，共计353750.57元，资金来源载明固定基金200255.43元，其中国家固定基金20550元、自有资金119120.17元，折旧基金7551.5元、专用基金收入24184.55元、应付款114144元，其中水保办101736.06元、周转金（财政）5000元、水产站1000元、何云满（待查）6407.94元（1995年12月25日水保办作库存现金长款，作营业外收入处理），盈余（苗木）7615.09元，共计353750.57元。后水保办对自联苗木小组直接经营管理，通过划拨资金给付了1.81亩地的征地费及修建观测房工程款等。水保办将自联苗木小组5间小青瓦房，面积约325㎡，以2.7万余元价款出售与刘树先，将50㎡荒地以800元价款转让与彭安全。从1994年起，水保办将自联苗木小组苗圃承包给何云满并由其管理该小组印章，每年由何云满交付承包费1000元，原告等人即对该苗圃进行经营管理至今。2000年后，水保办对何云满未再收取承包费。2007年，何吉安等以自联苗木小组土地使用权证遗失为由，通过公告，向射洪县国土局申请重新办理了射洪县国用（2007）第0286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使用权人为射洪县自联苗木科研指导小组。2009年，射洪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按照县政府决定，对新阳街西拓进行拆迁，于2009年11月25日与张梅英、何吉安、何云满达成协议，约定城投公司以62312元价款收购267㎡土地，以13488价款收购地上附作物。2010年3月6日，原告等人以自联苗木小组名义将该小组修建的管理房200㎡分别出售给张梅英、王国荣各100㎡，出售价款100㎡16万元。后张梅英、王国荣各自与城投公司达成拆迁协议对该房屋进行了拆迁。2011年9月14日，张梅英、刘安邦、何云满与城投公司达成协议，约定城投公司以148536元价款收购400.8㎡土地，以16326元价款收购地上附作物。原告等人于2015年3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按前述请求判决。审理中，被告申请对原告提交的自联苗木小组成立协议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二鉴定中心均无法判定，被告水保办支付鉴定费3300元。原告表示移交的资金平衡表中应付水保办101736.06元系水保办从扶持办借款投入。
本院认为，自联苗木小组系被告水保办成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征地、修建均由自联苗木小组向水保办、水保办向水电局、水电局向相关部门申请获准形成。1991年6月，水保办按水务局决定，将自联苗木小组修建的鱼池移交给水产站，同年10月，水保办按水务局决定将自联苗木小组经营管理权及资产收回，并办理了移交手续。后水保办将5间小青瓦房和50㎡荒地转让，并从1994年起将自联苗木小组苗圃承包给原告何云满，由何云满交付承包费至2000年，期间，各原告均未提出异议。水保办1991年10月接管自联苗木小组后，直接拨付资金征地，建房和经营管理。虽无直接证据证明1991年10月以前自联苗木小组的资金来源，但从移交的资金平衡表中可以看出其中包含国家固定基金、专用基金、水保办从扶持办借款101736.06元后给自联苗木小组、财政周转金等，该部分资金均系国有资金。原告虽提交自联苗木小组成立协议证明该小组系原告合伙成立，但该协议中未载明合伙资金投入情况，且该证据从打印技术、打印时间、罗会乾签字时间均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从原告提交的涉及征地协议、文件、申请、报告无论原件或复印件，均盖印有页码，亦有装订痕迹，说明该部分证据系经过正规装订成档案，按原、被告双方陈述，该部分档案由被告保管，但被告称涉及自联苗木小组1991年移交前的档案、账簿全部遗失，原告现持有相关正式装订的原件让人质疑原告是否从该装订档案中选择提供。综上所述，原告不能证明其享有诉争财产的权利，本院对其各项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梅英、肖发龙、罗萍、罗勇、罗跃、何云满、王国荣、罗会吉、邹玉华、杨建中、杨邹军、刘安邦、何吉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796元，由原告张梅英、肖发龙、罗萍、罗勇、罗跃、何云满、王国荣、罗会吉、邹玉华、杨建中、杨邹军、刘安邦、何吉安负担，鉴定费3300元，由被告射洪县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射洪县水务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 兴
人民陪审员 赵敦记
人民陪审员 马远坤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陶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