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7民初12160号
原告：北京市大中家用电器连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国际商业中心D区三层。
法定代表人黄秀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贤军，北京市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默，北京市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17号101D（德胜园区）
负责人：严四清，总经理。
被告：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1002号新闻大厦26层。
法定代表人：黄绍文，董事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君，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翠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国美公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新城工业区一区9号。
法定代表人：董晓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男，198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国美公司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房山区。
原告北京市大中家用电器连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公司）与被告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天音北京分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音公司）、第三人国美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中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杨贤军、李默，被告天音北京分公司、天音公司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孟庆君、鲍翠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大中公司诉称，天音北京分公司为天音公司的分公司。大中公司与天音北京分公司于2014年1月签订了《经营采购合同书》，并于2015年1月续签至2015年12月31日。根据《经营采购合同书》的约定，大中公司向天音北京分公司采购三星手机产品在下辖门店销售，天音北京分公司给予的供货价格低于其给予其他所有供货渠道的价格。大中公司于2014年12月陆续从天音北京分公司处采购三星l9507V手机，供货价格为1900元/台，大中公司的市场销售价格2199元/台。然而，大中公司进货后，发现同样由天音公司供货的竞争对手苏宁、京东却出现了1815元、1899元，后又出现1459元、1499元直至1399元的销售低价，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销售秩序。对此，大中公司多次向两被告投诉，要求两被告制止苏宁、京东的市场乱价行为，天音公司虽回复予以处理，但并未付诸实际行动，导致京东、苏宁长期低价销售。由于两被告在向大中公司供货后，又以低于大中公司的供货价给其他销售渠道供货，导致大中公司最终的销售价格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产品积压在库房无法及时售出。大中公司依据双方合同第53条第2款关于滞销产品的处理约定，多次要求两被告予以退货，两被告却以种种理由推诿，迟迟未予退货。由于不具有价格优势，天音公司的大量产品积压在大中公司库房，挤占了库房资源，至诉讼之日，仍有5638台手机产品未售出。截止2016年1月31日大中公司支出仓储管理费265211．52元。现双方合同已到期，大中公司已无继续合作的意愿，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天音北京分公司、天音公司退还大中公司货款10712200元，并运回积压在大中公司仓库的5638台三星l9507V手机产品；2．判令天音北京分公司、天音公司赔偿大中公司仓储管理费损失（自2015年7月17日起按每件每天单价0．17元计算至实际撤离之日）；3．案件受理费由天音北京分公司、天音公司承担。
被告天音北京分公司、天音公司辩称，不同意大中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三星I9507V手机已实行尾货包销，且付款账期也发生相应变化，销售提奖改为返利，不再适用双方此前签订的关于三星手机的框架协议的约定，且大中公司按照变更后的账期付清全部货款，对该型号手机进行买断，包销后大中公司自负盈亏，不得退货；2．自2014年12月至诉前，供货已有一年半之久，大中公司从未向天音公司反映过滞销的情况，也未要求退货，足以印证包销的事实，不应予以退货，天音公司亦不存在市场乱价的行为；3．基于全部尾货包销，大中公司应承担包销机的全部费用，在不得要求退货的前提下，仓储费应由大中公司自行承担，与天音公司无关。
国美公司述称，国美公司未参与原被告双方经营采购合同，原告主张我方涉及本案违反了合同相对性，本案与国美公司并无关联。
经审理查明，天音北京分公司系天音公司的分公司，大中公司与国美公司系关联公司。2014年1月1日，天音北京分公司（甲方、供方）与大中公司（乙方、需方）签订《经营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50012014C00200133），载明：本合同约定的产品具体是指联通制式品类三星品牌的产品。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该合同中，双方就价格管理、产品订购、产品运输交货及验收、货款结算、库存管理、双方权利义务、质保金、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当甲方提供的产品在乙方库存的时间达到30天时，乙方将及时通知甲方该产品的库存状况。甲方应采取有效措施解除该库存产品。但该批产品库存时间达到45天后，乙方应告知甲方滞销产品情况，甲方应在接到该通知后3日内向乙方书面反馈滞销产品处理方案（退货、换货、促销处理）。甲方应在产品库存时间达到60天前处理完毕滞销产品。如出现超过60天的滞销库存产品，则甲方必须无条件给予退货，在退货处理完毕之前乙方有权停止支付甲方的到期货款，直至甲方处理完毕全部60天滞销退货后，乙方恢复与甲方的正常结算……甲乙双方无论因任何原因停止合作，除按本合同约定执行外，双方应于停止合作后10日内进行对账和结算……对于乙方尚未销售的甲方提供的产品，甲方同意按甲方的供货价办理退货。”合同签订后，天音北京分公司向大中公司供应联通制式三星牌手机产品。
庭审中，原告提交（2016）京国信内经证字第1273号公证书，其中显示，国美公司相关业务人员与原告负责人员存在多封电子邮件往来，其中含以下内容：2014年12月15日，国美公司通讯事业部联通业务中心副部长葛峻余拟定题为“关于三星手机I9507尾货包销改变付款方式申请”文件一份，其中载明内容为“三星明星产品S4(I9507V)经过与天音多轮洽谈，最终将尾货约5万台给予我司进行包销，三星I9507原供价2400，台返150元，净供价2250元；尾货包销后将库存全部调至1900元给予我司台返140元，净供价1760元……改变为7天账期进行结算”，其后有国美公司多名领导签字同意。
2014年12月23日，国美通讯事业部联通业务中心副总经理潘森签字的《国美三星9507库存的解决方案》载明：“本月天音与国美合作三星9507尾货包销（50000台），进货单价是1900元/台。提货前国美原有9507库存5601台，供价是2400元/台，因原库存9507的进价与新进货的价格不符导致无法正常销售特出具以下解决方案：剩余5601台三星9507给予1900元/台的一次性买断价格，调价后国美不能出现退货或因销售不畅而申请政策的情况，后期产生的一切问题都与天音无关”。上述50000台尾货中包括天音北京分公司向大中公司供应的7300台。
对于上述邮件内容，国美公司认为其公司员工向天音公司发送邮件相关人员层级较低，不能代表国美公司，且部分内容为内部审批文件，无对外效力，同时国美公司在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中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
2014年12月底，天音北京分公司向大中公司实际供应三星牌I9507V手机7286台。2015年1月，大中公司按每台19**元支付了全部货款。
2015年1月1日，双方续签了《经营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50012015C00200036），该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其主要条款与2014年《经营采购合同书》基本一致。后大中公司称有5638台三星牌I9507V手机未能售出，要求天音北京分公司按照《经营采购合同书》约定进行退货。天音北京分公司认为《经营采购合同书》仅为框架性协议，双方已就涉案产品进行了尾货包销的特别约定，大中公司应自负盈亏，故不同意退货。庭审中，大中公司主张双方未变更《经营采购合同书》中约定的退货保障权，“尾货包销”系普通业务人员的不规范表述，其含义应是主推销售、独家销售。天音北京分公司称双方虽未另行签订书面的协议，但就尾货包销及变更付款账期达成了一致意见且已实际履行，包销的含义为一次性买断，故不予退货。
庭审中，大中公司提交了天音北京分公司盖章确认的退货单及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2014年12月至2015年9月期间，就案涉手机被告存在确认退货行为。对此天音公司称该退货行为系配合大中公司进行的空退空入行为，双方并不存在真实退货，并提交了公证书、入库单等证据予以佐证。
庭审中，大中公司提交了2016年1月《二次确认费用的确认单》、销售提奖明细等用以证明双方仍按照经营采购合同中约定的销售提奖方式实际履行，天音公司认为此行为与案涉买卖合同无关。
上述事实，有2014年、2015年《经营采购合同书》，公证书及电子邮件截图，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业务管理平台网页截图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国美公司是否为案涉合同主体；二是天音公司与国美公司往来邮件的相关内容能否视为双方新的合同约定，对此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就案涉买卖合同主体一节。首先根据大中公司与天音北京分公司签订《经营采购合同书》的内容，并无案涉三星手机的具体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价格等内容；其次，本案《经营采购合同书》签订之前的沟通、谈判，《经营采购合同书》签订后向天音公司下订单及确认“本月天音与国美合作三星9507尾货包销（50000台），进货价格是1900元/台”的相关具体内容，与天音公司进行沟通的均为国美公司，且国美公司与天音公司沟通确定的尾货包销的50000台手机中包括本案涉及的7286台,大中公司亦实际按照国美公司与天音公司上述尾货包销的解决方案中确定的价格向天音北京分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由此可鉴，《经营采购合同书》为大中公司与天音北京分公司之间的框架性协议，具体履行方式及合同价格由国美公司与天音公司之间协商确定。综上分析，国美公司虽未在大中公司与天音北京分公司签订的《经营采购合同书》上签字盖章或与天音公司另行签订书面合同，但其实际参与了大中公司与天音北京分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并起决策作用。故国美公司、大中公司及天音公司、天音北京分公司之间均为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
对于天音公司与国美公司往来邮件性质一节。依合同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合同的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本案中，国美公司与天音公司的电子邮件中，国美公司内部文件报批单与《国美三星9507库存的解决方案》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佐证国美公司与天音公司就三星I9507V手机形成了尾货包销的特别约定，大中公司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亦按照上述约定，以1900元/台的价格进货，故天音公司与国美公司往来邮件的相关内容应视为新的合同约定，并约束大中公司与天音北京分公司的实际履行。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包销”概念的理解一节，依法应按照合同中的有关内容进行文义解释及整体解释。而根据《国美三星9507库存的解决方案》中“调价后国美不能出现退货或因销售不畅而申请政策的情况，后期产生的一切问题都与天音无关”的明确表述和其他相关内容，本案中双方争议的尾货包销含义应理解为买断销售，且相关特别约定的效力应优先于框架协议中的退货条款。综上分析，大中公司现主张按照《经营采购合同》的约定办理退货，并要求二被告承担仓储管理损失的相关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市大中家用电器连锁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6073元，由原告北京市大中家用电器连锁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35080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按照不服本判决金额部分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施舟骏
人民陪审员 郭淑毅
人民陪审员 刘淑荣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胡 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