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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128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世红，女，194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国霖，四川天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浩，男，198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全美仪，四川上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林，女，198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操，四川华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世红因与被上诉人江浩、康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3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世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国霖、被上诉人江浩委托诉讼代理人全美仪、被上诉人康林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操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世红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6民初3424号民事判决；2．改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归还借款150200元并支付利息；3.改判由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1.法律并不禁止父母向自己的女儿女婿提供借款，《借条》虽无被上诉人江浩的签字，但所借的款项均用于二被上诉人共同的生活开支及共同经营的火锅店；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借条》、转账凭证以及收入的情况，足以证明借款事实存在，且被上诉人康林也承认收到了借款及借款的事实；3.负债的目的和用途是债务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主观及客观标准，无论双方是否有举债的合意，只要查明负债符合前述主客观标准，均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
被上诉人江浩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主要理由为：1.江浩从未向上诉人张世红借过任何款项，被上诉人康林也未告知过江浩曾向张世红借款；2.江浩与张世红之间无借款的合意，也未收到过张世红支付的款项，同时张世红也无法证明二被上诉人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3.婚后江浩工资卡交由康林保管及支配，二人日常开销也由江浩父母负担，载明用于火锅店经营的借款发生在江浩被登记成为火锅店股东前，即使康林借款是真实的，借款主体也是火锅店，而非江浩。4.即使张世红曾向康林转款，也是张世红对康林的赠与。综上，本诉讼发生在二被上诉人感情破裂准备离婚期间，本质上是张世红与康林相互串通制造虚假债务。
被上诉人康林辩称，1.江浩对借款知情;2.因江浩工资不高，家庭周转困难，康林到上诉人处拿钱，后面再补借条；二被上诉人共同经营公司，公司的债务也应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
张世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浩、康林偿还借款本金150200元及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江浩、康林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世红与康林系母女关系，江浩、康林于2013年7月5日登记结婚。
一审庭审中，张世红出示6张《借条》，出具人均系康林，其中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0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张世红现金20000元，用于生活开支”。
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27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张世红现金70000元，用于开火锅店，借款利息按6%计息，归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利息”。
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17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张世红现金20000元，用于火锅店支出，借款利息按6%计息，归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利息”。
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30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张世红现金10000元，用于发工资，借款利息按6%计息，归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利息”。
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22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张世红现金9200元，用于火锅店付款”。
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15日的《借条》，载明“今多次借到张世红合计现金21000元，用于生活支出”。
张世红出示的转款明细，其载明内容反映：2016年10月27日，张世红向康林转款7万元；2016年11月17日，张世红转账支付2万元（未显示收款方户名）；2016年8月5日，张世红向康林转账4000元；2017年2月24日，张世红向康林转账5000元；2017年8月6日，张世红向康林转账5000元；2017年12月5日，张世红向康林转账7000元。
一审法院查明上述事实，有张世红、江浩、康林身份证明、《借条》、存折信息、转账明细、庭审笔录等在案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对诉称有关的基础事实，张世红应举证予以证明。张世红与康林系母女，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借条发生在江浩、康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张世红出示的借条仅有康林的签名，未有江浩的签名，与常理有悖。张世红出示的转款明细，2016年11月17日的转款未显示收款方户名，不能证明款项与康林有关。张世红出示的《借条》，载明内容均是借到现金，其出示的转款明细，部分又是转款，与载明内容体现的支付方式不一致，有违常理。对于上述情况，张世红又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现有证据无法查明款项来源、出借人的收入情况、款项流动等，结合上述分析，不足以证明有关转款系履行《借条》项下的出借义务，即不足以证明有关转款与其诉称的借款有关，对借款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况且，也无证据证明其诉称的借款用于江浩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共同意思表示。故张世红要求江浩、康林归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而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世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0元，诉讼保全费1125元，均由张世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张世红提交：康林自2013年7月至2018年5月支付宝交易记录（复印件），拟证明康林的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支出。经质证，江浩对三性均不予认可。康林对三性予以认可，认为交易记录显示款项主要用于家庭消费及孩子的消费，款项都是从康林父母处借来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然系复印件，但从交易反映的内容看，应属于康林的支付宝账户明细，本院予以采信，其证明力将结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康文虎与张世红系夫妻。康文虎于同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江浩、康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二审案号为（2018）川01民终12876号〕。
二审中，张世红陈述，每次借款都是江浩与康林一起来的，有的是现金当场交给了他们，有的是转账。康林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在与江浩结婚前，康文虎与张世红也会给康林转账用于生活开支。
本院认为，张世红与江浩、康林之间是否建立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系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本案各方当事人系家庭成员，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父母与子女账户之间存在款项往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父母给子女转账，有可能是基于赠与，也有可能是借贷，因此认定父母与子女是否建立了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需要更加严格的证明标准并综合分析全案的证据。首先，案涉的6张《借条》落款时间均系康林与江浩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按照张世红陈述，每次借款都是康林和江浩一同前往，如果案涉款项是康林与江浩共同向张世红借款，张世红完全有条件要求康林和江浩以夫妻名义共同向张世红出具《借条》，而张世红出示的《借条》上仅有康林的签名，并无江浩的签字确认。退一步讲，即使没有江浩的签字，如果有借款合意，在借款后长达3、4年的时间里，张世红均可以要求江浩在《借条》上签字或向江浩主张归还借款。现江浩否认有借款合意，对康林单方出具《借条》的事情也不知情，故仅凭康林单方出具的《借条》，尚不足以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其次，从借款金额看，《借条》上载明的支付方式为现金，张世红提交的转款无法与《借条》完全对应，且与《借条》载明的借款支付方式自相矛盾。第三，从康林所举的支付宝交易明细分析，在借款前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康林的消费规律并无明显变化，多为其个人消费和生活支出，不能证明康林在收到张世红款项后将案涉借款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第四，从时间来看，两案案涉借款均发生在江浩、康林结婚之后至协商离婚之前这一期间，出借时间互相交叉，如果确属江浩、康林夫妻共同借款，一般情形下应是夫妻与父母共同达成的合意，由康林一方分别向其父、母出具借条，再由康文虎、张世红分别起诉江浩、康林，也有别于夫妻双方共同向父母借款的特征。综上，本案现有证据尚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不足以认定家庭成员内部之间形成了借贷合意，张世红未能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世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4元，由张世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冠男
审判员 谈光丽
审判员 任文磊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刁凤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