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2014）浙台商终字第121号＼n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营销服务部。＼n负责人：李军。＼n委托代理人：陈彪。＼n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言中。＼n委托代理人：刘文其。＼n上诉人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营销服务部（以下简称天平保险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刘言中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2013）台玉商初字第20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原审法院审理认定：经审理，原、被告对交通事故发生事实、责任认定事实、原告投保事实、原告向受害人方赔偿事实等与原告诉称陈述相关事实一致无争议，予以确认。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下列赔偿项目及金额无异议，也予以确认：死亡赔偿金261420元、误工费2940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3150元、丧葬费17865.50元、摩托车修理费2000元、轿车修理费10500元。另查明，本案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和《车辆损失综合险保险条款》第十九条约定：天平保险公司根据保险车辆驾驶人在事故中所负事故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或者由事故当事人依法自行协商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保险车辆驾驶人负主要责任的，天平保险公司按70％确定事故责任比例。＼n原告刘言中于2013年7月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原告于2012年4月8日21时5分许，驾驶其所有的登记在刘言云名下浙J×××××号轿车从陈屿往城南，途经广陵南路与珠港大道交叉路口，与杨石宝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杨石宝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经玉环县交警大队认定，原告负事故主要责任，杨石宝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经交警部门调解，原告赔偿杨石宝家属405000元，支付摩托车修理费2000元，轿车修理费及现场施救费10500元。因涉事车辆交强险与商业险均投保在被告处，保险期间为2011年4月28日至2012年4月27日。商业险包含了车上人员险、机动车车辆综合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险等，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50万元。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保险理赔款417500元。＼n被告天平保险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被告愿意向原告支付理赔款，但不合理部分（包括赡养费、抚养费、精神抚慰金）应予驳回，并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第三者责任险、车辆损失险被告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为70％。＼n原审法院审理认为：1、关于赡养费与抚养费。原告认为，受害人杨石宝父亲早年亡故，其由祖父母抚养长大，对祖父母负有赡养义务，因与其叔、伯父共同赡养，故赡养费为38576元。受害人女儿年仅5岁，需支付抚养费62686元。为此，原告提供贵州省水城县都格派出所出具的杨石宝户籍证明一份，交通事故死者生前实际被扶养人口调查表两份，证明两份，杨石宝、杨专友为户主的户口登记簿各一份。用以证明：杨石宝生于1988年，其母因婚于2003年11月10日将户籍外迁；杨石宝生前需扶养祖父母杨长友、张发珍，女儿杨欣雨；杨长友又名杨专友，张发珍又名张白珍。被告质证认为，对赡养费、抚养费的计算标准无异议。但被扶养人调查表中杨石宝祖父母姓名为杨长友、张发珍，而户口册中却名为杨专友、张白珍；且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杨石宝父亲的死亡时间，不能证明杨石宝由其祖父母抚养成人，故赡养费被告不予承担。杨石宝的户籍登记中载明，妻刘柳飞、女儿杨欣雨于2012年4月9日入户杨石宝，而杨石宝却于4月8日亡故，其入户不符合户籍登记的规定，原告又不能提供杨、刘两人结婚登记的证据，无法认定杨欣雨系杨石宝的女儿。故被告不应承担赡养费、抚养费。该院认为，被告提出的姓名不符及入户登记不符合规定，但均不能否定原告提供的，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被扶养人口调查表、证明（两份）。这些证据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故确认杨石宝生前确有赡养祖父母，抚养女儿。但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孙子女赡养祖父母的前提是孙子女有负担能力，且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本案杨石宝的祖父母尚有三子可以赡养，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叔伯无力赡养，故杨石宝并无法定的赡养义务。故被告也无需承担赡养费的理赔责任，而对抚养费62686元，予以认定。综上，结合无争议事实，受害人的物质损害赔偿金额为：抚养费62686、死亡赔偿金261420元、误工费2940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3150元、丧葬费17865.50元、摩托车修理费2000元，合计人民币353061.50元。2、关于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50000元，并要求被告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付。被告认为，受害人杨石宝死亡，精神抚慰金50000元金额没有异议，但应由受害人方请求赔偿，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赔偿。该院认为，受害人死亡后，权利人可向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的赔偿，原告作为赔偿义务人已向权利人作出了赔偿，有权要求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限额内理赔，在双方约定商业保险不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情况下，有权主张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付。现被告认为仅受害人方有权请求赔偿，原告无权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3、关于商业保险的事故责任比例。原告认为，考虑到原告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被告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后，对余额被告应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95％的赔付责任。被告对免责条款的约定，系格式合同，在无告知投保人的情况下，应属无效。被告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和《车辆损失综合险保险条款》第十九条，保险车辆驾驶人负主要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故被告只在对赔偿范围内承担70％的理赔责任。责任免除条款均已明确告知投保人，并由投保人在《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上签字确认。该院认为，关于《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和《车辆损失综合险保险条款》第十九条的约定属于附条件的条款。即只要“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或者由事故当事人依法自行协商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且驾驶人负主要责任的”的条件成就，保险公司承担70％。就本案而言，该事故是经玉环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非依法自行协商。故本案关键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的条件是否成就？该院认为，该条件必然会成就，违反附条件条款的基本法理。因为交通事故认定书系法定的法律文书，其制作内容受法律规定所限制。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的相关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根本没有事故责任比例的内容。可见，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只确定当事人事故责任的大小，并不确定事故责任比例，换而言之，事故责任比例的确定根本不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职责。保险公司将一个必将发生的事实，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违反了附条件合同中条件必须是“将来不确定的，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实”的基本法理。因而，上述条款中设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的条件无效，不能作为法院裁判保险公司承担事故责任比例的合同依据，否则所有因交通事故引起保险赔偿案件，保险公司均会依此约定为由减轻责任，这显然违反保险公司的最大诚信义务。由此，鉴于交警部门认定原告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的实际，以及原告赔付受害人方的事实，综合双方诉辩，酌情确定事故责任比例为85％。综上，该院认为，刘言云与被告天平保险公司签订的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车辆损失综合险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作为投保人刘言云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依法属于被保险人。原告在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向受害人赔偿了405000元，支付了轿车修理费10500元，即有权要求被告天平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依法约定交强险死亡赔偿限额为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00元。故原告赔偿的受害人精神抚慰金50000元，物质损害赔偿其中60000元可以在交强险死亡赔偿限额110000元内优先赔付。摩托车修理费2000元，也可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赔付。其余物质损害赔偿金291061.50元（353061.50元-62000元），原告可以要求被告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其金额应根据本院确定85％责任比例计算，即为247402.28元。对于保险车辆的损失10500元，被告天平保险公司也应根据车辆损失综合险的约定及该院确定的85％责任比例向原告赔付，即8925元。故原告刘言中诉请合理合法部分，予以支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八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限被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营销服务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言中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金112000元，第三者责任保险金247402.28元，车辆损失保险金8925元，合计人民币368327.28元。二、驳回原告刘言中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63元，减半收取3781.50元，由原告刘言中负担369.50元，由被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营销服务部负担3412元。＼n上诉人天平保险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规定，可见法律赋予了被侵权人及其近亲属该权利而非被保险人。二、关于商业保险的事故责任比例。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属保险合同关系，理应遵守合同相关约定；根据双方签订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一条和《车辆损失综合险保险条款》第十九条：……保险车辆驾驶人负主要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其次，虽然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未明确规定交警部门在出具事故认定书时：需注明相关责任比例，但也没有规定交警部门在事故认定书中不能注明责任比例；在交警日常工作中，已实际发生有注明或未注明或事故双方自行协商后交警注明责任比例等情况，故天平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对将来不确定发生的行为做出相关约定，并不违反基本法理；且相关保险条款均经国务院下属保监会审核后使用，并接受保监会等相关及公众的监督，并不存在违反法理等情况。再次，一审法院对本案涉及交通事故第三人杨石宝死亡原因调查不明确，且一审原告刘言中并未向法庭提交死者的《尸检报告》；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交通事故涉及人员当场死亡的，交警部门必须在三日内委托尸检，明确死亡原因。上诉人并不想推翻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但本案第三人杨石宝的死亡原因，与本案的责任比例密切相关；如果杨石宝因颅脑外伤死亡，那么其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配戴保护头盔，将成为其死亡的重要原因，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前提下判决上诉人承担85%的赔偿责任，显失公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精神抚慰金50000元及调整上诉人承担商业保险的事故责任比例至70%；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n被上诉人刘言中答辩称：一、1、上诉人已经过了上诉期限，一审法院已经通知上诉人代理人要求其到庭进行定期宣判，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简易程序若干规定，上诉期限应该从定期宣判次日开始计算，而本案宣判时间是在2014年1月3日，上诉人上诉时间却是在2014年1月20日，显然上诉人已经尚失上诉资格。2、省高院也有规定关于民商事案件送达判决文书，从定期宣判第二日开始计算上诉期限，本案是一审法院已经通知上诉人过来宣判而上诉人却未过来。二、1、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精神抚慰金的赔偿一审判决优先赔付是正确的。2、关于商业保险的事故比例，最高院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免责条款或免赔数额均属于免责条款，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告知被上诉人或刘言云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3、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责任比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n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n本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争议双方就保险事故理赔事项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履行。对于双方二审争执的焦点问题，本院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上诉人的上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上诉期限的问题。从原审宣判笔录记载的内容看，原审法院于宣判前已通知了上诉人，上诉人要求原审法院以邮寄的方式送达裁判文书，原审法院同意上诉人的该项要求并邮寄送达裁判文书的做法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在2014年1月6日收到原审判决，于2014年1月20日提起上诉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二、关于精神抚慰金的问题。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已向保险事故受害人赔偿了相关费用，被上诉人根据已付保险事故费用事实向上诉人要求偿付理赔款，属合法的请求权人，故其有权要求上诉人按规定偿付精神抚慰金部分的理赔款。三、关于上诉人应负的商业保险责任比例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的规定，上诉人关于调整商业保险责任比例的合同条款属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从现有证据材料看，上诉人就该免责条款并没有向被上诉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故该条款对被上诉人而言属无效条款。原审法院依据公安机关出具的事故认定书酌情认定上诉人应负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对此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得当，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n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二审案件受理费2140元，由上诉人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营销服务部负担，上诉人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营销服务部已预交诉讼费7563元，应予退还5423元。＼n本判决为终审判决。＼n审判长何敏军＼n代理审判员马永飞＼n代理审判员洪海波＼n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n代书记员杨啸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