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6民终40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诚诺煤炭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二马路***号*号楼*单元****室。
法定代表人：辛令利，经理。
委托代理人：魏家珅，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市华。
委托代理人：于虎，山东君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烟台诚诺煤炭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市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6）鲁0602民初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辛令利及其委托代理人魏家珅、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于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原审中诉称，2013年7月10日，上诉人委派其工作人员张玉霞、高妙吉到我处购买煤炭，并由张玉霞代表上诉人与我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我依约将煤炭送至上诉人指定的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大高煤场，经上诉人工作人员王炳新确认共计价款2124004.21元。后上诉人陆续通过其工作人员许健向我支付了煤款138万元，现尚欠744004.21元至今未付。请求判令：１、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7月10日签订的《购煤合同》；２、上诉人偿付被上诉人煤炭款744004.21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自2013年9月4日起至上诉人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分段计算）。
上诉人原审中辩称，张玉霞、高妙吉、王炳新、许健均不是我公司工作人员，我公司从未委派上述人员参与与被上诉人煤炭购买事宜。本案诉讼前，被上诉人从未向我公司主张过涉案煤炭款。虽然合同上的合同专用章是我公司的，但被上诉人所称的大高煤场非我公司所有，也从未向我公司履行供货义务。我公司同意解除买卖合同，但不同意支付被上诉人煤炭款。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10日，在加盖有上诉人合同专用章、并有张玉霞及被上诉人签字的买卖合同中约定，上诉人作为买方向被上诉人购买煤炭，热量为5500大卡以上，0.095元／大卡，交货地点为上诉人煤场，检验合格后，上诉人按每3000千克与被上诉人结算一次。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分多次将煤炭送至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的大高煤场。2013年8月20日、10月9日，被上诉人与王炳新出具对账单，对上述煤炭的数量及价款进行了确认（扣除已付80000元后为2044004.21元），并载明2013年6月24日被上诉人曾向其交付5车煤炭，其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了80000元煤款，最后一批煤炭的供货时间为2013年9月4日。2013年8月21日至9月11日期间，许健以银行转账方式共向被上诉人支付了煤款130万元。庭审中，上诉人称上述对账单中载明2013年6月24日被上诉人曾向王炳新供煤5车，已付80000元，由此可知在被上诉人主张的2013年7月10日买卖合同之前，被上诉人即与王炳新有业务关系，进而证明涉案业务与其无关。被上诉人对此则称其于合同签订之前的2013年6月24日向上诉人交付了5车样品煤炭，价款合计107385元，上诉人仅向其支付了价款80000元，拖欠余款27385元未付。
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下列证据：1、被上诉人代理人对张玉霞所作调查笔录、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对高妙吉所作询问笔录及高妙吉的名片。在上述笔录中张玉霞、高妙吉均称其系上诉人通过许健招聘的兼职业务员，负责给上诉人联系煤炭；涉案合同系许健加盖上诉人印章后交付给张玉霞的，许健与王炳新均是上诉人淄博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中许健是负责人，其曾与该二人及被上诉人协商过所供煤炭的质量问题。上诉人对此均予以否认，并提交了许健及王炳新的书面证人证言各一份，二人在证言中称许健于2013年5月租赁淄博市张店区大高村的闲置土地，并自建了大高煤场，委托王炳新实际经营；当年6月被上诉人开始向大高煤场送煤，由王炳新验收，因王炳新资金紧张向许健借款1380000元支付给了被上诉人。2、照片两张（上挂有上诉人名称字样铭牌）。被上诉人称该照片是拍自淄博市张店区东方之珠公寓309室，是上诉人在淄博设立的分公司的办公地址。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3、鲁C×××××宝马轿车登记表一份（显示初次登记时间为2013年8月5日）,证明该车登记车主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辛令利，但实际使用人为许健。上诉人称该车系其法定代表人购买，当初曾委托许健及其表姐办理挂牌手续，故许健驾驶过该车，现该车实际使用人为其法定代表人。审理过程中，许健在原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中称，其与被上诉人系业务关系，被上诉人曾向大高煤场供煤；大高煤场系其租赁当地村土地建设后交由王炳新实际经营，王炳新曾通过其向被上诉人支付煤款1380000元；其不是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不清楚上诉人在淄博市是否设有分公司，没有见过涉案买卖合同，张玉霞、高妙吉曾去大高煤场联系过煤炭业务；被上诉人曾多次向其索要煤款，因被上诉人所供煤炭不达标，要求扣部分价款，其曾与被上诉人协商过煤炭质量问题。王炳新在原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中与许健陈述基本一致。
重审过程中，被上诉人称张玉霞和高妙吉向其出具的名片显示两人都是上诉人公司业务经理，名片载明的公司地址分别是“淄博市张店区东方之珠公寓309室”及“烟台市芝罘区二马路111号2号楼1单元1101室”，张玉霞和高妙吉要求其为上诉人供应煤炭，且称有权代表上诉人公司签订合同，出于谨慎其亲自到淄博考察，在淄博张店区东方之珠公寓309室见到许健，309室门上面所挂铭牌的名字就是上诉人公司，张玉霞、高妙吉称许健是上诉人公司负责人，许健请其吃饭时还有王炳新在场，王炳新称他也是上诉人公司的人，回到石家庄之后其便根据张玉霞指示先发五车样煤到淄博大高煤场，之后张玉霞电话告知五车样煤合格，可以继续供货，其提出先付五车样煤款再供货，许健通过个人银行账户以转账方式支付了部分样煤款80000元，之后张玉霞、高妙吉持加盖上诉人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空白合同及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到石家庄其签订了供煤合同，张玉霞代表上诉人公司在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后其仍根据张玉霞的口头指示发货至淄博大高煤场，每批货都是汽运方式发货，大部分是由王炳新负责接收，还有一部分是姓刘的签收，他们都在汽运回单上签收，被上诉人依据司机拿回的汽运回单与司机结算运费，因其所供煤炭也是从石家庄当地煤场采购，其再持汽运回单与当地煤场结算，结算后便将汽运回单交给当地煤场，供货期间其曾到淄博与王炳新进行对账确认供货数量、价格，王炳新为其出具了对账单，关于货款给付，其曾通过张玉霞索要过，张玉霞称其只是业务经理，许健才是负责人，应找许健要款，之后许健通过个人银行账户以转账方式分三次共支付货款130万元，此后未再支付。
上诉人则辩称，其对被上诉人所述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均不知情，张玉霞、高妙吉、王炳新及许健也并非公司的工作人员，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是真实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将该合同专用章放在鲁C×××××宝马车上，许健在借用该车时未经允许私自使用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其公司的固定煤场在龙口港，并不在淄博大高煤场，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的煤场供货，结算单是王炳新个人出具的，煤款是许健个人支付的，故被上诉人应是与王炳新或许健个人形成的煤炭买卖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一、被上诉人提供的购煤合同中加盖有上诉人合同专用章，上诉人亦认可该印章的真实性。结合张玉霞、高妙吉在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的询问笔录中所作对涉案合同形成过程的陈述，在上诉人对合同出具过程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关证据佐证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购煤合同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张玉霞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称其负责为上诉人公司联系煤炭业务，在张玉霞向被上诉人出示加盖上诉人合同专用章的购销合同时，被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张玉霞有权代理上诉人，张玉霞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系有效代理行为。上诉人虽否认其授权许健、张玉霞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煤炭，但上诉人对于合同专用章为何加盖在购煤合同上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反驳的相关证据佐证，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现被上诉人请求解除购煤合同，上诉人亦表示同意解除，应予以确认。二、关于合同履行及上诉人欠付煤炭款的情况。张玉霞、高妙吉在笔录中均称许健、王炳新是上诉人淄博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许健是负责人。许健、王炳新在调查笔录中亦认可被上诉人向大高煤场供过煤炭，王炳新在大高煤场负责接收煤炭，通过许健个人账户向被上诉人支付了部分煤炭款。据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根据张玉霞口头指示将煤炭送至指定的大高煤场，由王炳新接收煤炭并向被上诉人出具对账单，之后由许健通过个人账户向被上诉人支付部分煤炭款，该三人的上述行为均系代表上诉人的有效代理行为。王炳新出具的对账单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供应的煤炭总量、已付及欠付煤炭款的具体情况。被上诉人现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货款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偿付货款744004.21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被上诉人刘市华与上诉人烟台诚诺煤炭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10日签订的《购煤合同》。二、限上诉人烟台诚诺煤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被上诉人刘市华煤款744004.21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自2013年9月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分段计算）。
上诉人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形成真实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从未给上诉人供应过煤炭。张玉霞、高妙吉、王炳新、许健均不是上诉人公司员工。上诉人也未委派四人与被上诉人进行煤炭采购事宜。张玉霞、高妙吉虽称是上诉人公司员工，但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公司从设立之日开始至发生诉讼之日从未招聘过员工，也从未开展经营业务，也没有设立淄博分公司。大高煤场是许健设立，与上诉人无关。张玉霞、高妙吉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大高煤场是许健建设，并委托王炳新实际经营。被上诉人主张的买卖关系实际是被上诉人与张玉霞、高妙吉、王炳新、许健四人之间的关系，与上诉人无关。二、张玉霞、高妙吉、王炳新、许健四人的行为不构成代表上诉人的代理行为，被上诉人主张的合同对上诉人无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主张的合同专用章是否真实或如何加盖上诉人不清楚。许健私刻公章或私自盗用上诉人的公章，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曾将合同专用章放在鲁C×××××宝马车或鲁C×××××高尔夫车上，许健借用该车时有可能是许健私自使用了该公章并在被上诉人主张合同上盖章，但这并非系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互不相识，无业务往来，煤炭如何结算上诉人不清楚，也未对过账，被上诉人也未找上诉人要过煤炭款。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购煤合同依法有效，上诉人应履行支付煤款的义务。二、张玉霞、高妙吉以上诉人业务员名义与被上诉人订立的购煤合同以及许健、王炳新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的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完全符合民事法律行为中表见代理的特征，完全可以代表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上诉人对于购煤合同中盖有的公司印章在原一审、二审以及重审中的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其解释否认不了该印章的真实性，也不能够免除其应当履行购煤合同的付款义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主张上诉人自成立之日起未从事一笔煤炭买卖业务，公司的公章、合同专用章放在其鲁C×××××宝马车或鲁C×××××高尔夫车上，这两部车许健均使用过。在原一审即（2014）芝商初字第386号案件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自认公司公章虽未出借过，但有业务员拿着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去办理业务。在（2015）烟商二终字第333号案件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主张系将加盖合同专用章的空白合同放在车上。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煤炭买卖关系。一、涉案购煤合同中加盖有上诉人合同专用章，上诉人亦认可该印章的真实性。上诉人一方面否认与被上诉人相识并存有买卖关系，一方面对涉案合同中如何会出现其公司合同专用章在本案审理的一审、二审及重审过程中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的陈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结合高妙吉在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的询问笔录中所作对涉案合同形成过程的陈述及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在上诉人对合同出具过程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关证据佐证情况下，应予认定涉案购煤合同的效力。二、张玉霞、高妙吉均称其负责为上诉人联系煤炭业务，在张玉霞向被上诉人出示加盖上诉人合同专用章的购销合同时，被上诉人即有理由相信张玉霞有权代理上诉人，张玉霞的代理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虽否认其授权许健、张玉霞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煤炭，但上诉人对于合同专用章如何加盖在购煤合同上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且原一审即（2014）芝商初字第386号案件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亦自认公司公章虽未出借过，但有业务员拿着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去办理过业务。本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虽否认上述庭审的表述，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并作出合理解释。故原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煤炭买卖关系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40元，由上诉人烟台诚诺煤炭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少华
审判员 张秀波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汤学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