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166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高仔，男，197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岩泉，福建方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红平，女，198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岩泉，福建方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镇海**号。
法定代表人：姜杰，厦门市第一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棉，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少芳，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职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洪埭路**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耀，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职员。
上诉人刘高仔、张红平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称第一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以下称杏林分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10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高仔、张红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岩泉、被上诉人第一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棉、林少芳、被上诉人杏林分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耀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高仔、张红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于一审相关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相关医学专家认为，依据明显不足，更无诊疗常规支持，仅是鉴定机构的主观臆测，而非科学评判，特别是对第一医院及其杏林分院的诊疗活动的严重过错未进行科学公正的评判，严重损害了患者的合法权益。刘高仔、张红平向一审法院要求重新鉴定，被无故拒绝，导致判决错误。（二）对于刘高仔、张红平一审主张的部分费用，一审以无法律依据为由不予确认，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侵权人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合理费用。刘高仔、张红平的亲友散居福建江西等地，均以最快的速度前来吊唁，交通费、住宿费属于必要的支出，也确有误工损失。办理丧事支付的合理费用为15621.6元【交通费2400元（8人×300元/人）、住宿费2328元、伙食费1036元、误工损失9857.6元（8人×5天×246.44元/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规定，鉴定所产生的差旅费、病历复印装订费、律师服务费等属于侵权人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的财产损失，应当赔偿。一审未予认定，是适用法律错误。刘高仔、张红平委托代理人参加2016年6月21日在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举行的鉴定听证会，支付机票款2140元、住宿费277元、市内交通费161.3元、合计2578.3元。刘志君的病案一千多页，为诉讼及鉴定需要，花费复印装订费2755元（540+1050+210+350+160+280+165），多次复印装订病历呈交法庭及鉴定机构，为实际支出的必要费用。第一医院应支付终审判决实际赔偿总额30%的律师服务费。误工费的计算标准有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因刘高仔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应以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即2015年度的月平均工资5360元为基数计算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偏低。本案中刘志君因第一医院的过错而死亡，刘高仔、张红平痛失爱子，为最严重的精神损害，应全额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医疗费118694.11元应予以支持。刘高仔、张红平已交医疗费68800.08元。根据第一医院提供的刘志君的住院病历1030页【临时医嘱158页（p714-871）,长期医嘱14页（p872-885）】摘录，第一医院要求外购自备药物、护理用品、器械等，其中有票据部分22138元，部分之统计27756元，医疗费及外购的自备药物，系第一医院的过错诊疗活动所致，应全额赔偿。（三）一审将第一医院诉前支付的120000元的道义捐助予以扣减其赔偿费用，没有事实依据，应予以纠正。
第一医院辩称，（一）一审鉴定意见书是一审法院通过合法的程序委托，由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应当成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刘高仔、张红平并未提出充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来推翻该鉴定意见。首先，一审法院根据刘高仔、张红平的请求在司法部公布的十大权威鉴定机构中抽选鉴定机构，各方当事人协商抓阄，才委托中山大学法医学鉴定中心行鉴定，医患双方均参加了鉴定机构组织的听证会，接受专家询问并充分发表意见后，才最终形成了该鉴定意见。因此，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本鉴定意见书应当成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和划分责任比例的标准。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只有在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鉴定结论存在所规定的情形的条件下，才能启动重新鉴定。然而在本案一审阶段，刘高仔、张红平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该鉴定意见，也未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因此，一审法院采纳该份鉴定意见书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刘高仔、张红平与第一医院于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第一医院先行赔付的12万元应在法院判决金额中予以扣除，并非刘高仔、张红平所述的道义捐助，一审法院在判决金额中扣除12万元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医患双方于2015年1月20日签订协议约定：1、第一医院先行支付12万元给刘高仔、张红平，待司法鉴定结果出来后通过法院判决在判决金额中扣除；2、第一医院免除刘高仔、张红平之子的医疗欠费约55万元。以上协议已履行完毕。因此，根据该协议内容，一审法院于判决金额中扣除第一医院已支付给刘高仔、张红平的赔偿款12万元合情合理。（三）一审法院关于护理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医疗费赔偿项目的判决合理合法。1.关于护理费。刘高仔、张红平在庭审中表示患儿由其父亲亲自护理，但未提供患儿父亲的误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护理费的规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由此可见，法律对于护理费的计算基数从未规定按照上一年度社平工资计算。因刘高仔、张红平一审庭审中提供的《厦门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证实患儿父亲的工资为15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护理费计算基数符合法律规定。2.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首先，中大法鉴中心【2015】病鉴字第B0135号鉴定书出具的死亡原因认定患儿是“因颅内感染（病毒性）致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继发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而患儿颅内感染是入第一医院就已存在，而非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所致，结合法医在另一份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中“病毒性脑炎综合死亡率为10%以上，无特效药物治疗”等表述来看，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并未影响患儿疾病的转归，患儿死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罹患的病毒性脑膜炎，与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无关联。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该考虑到第一医院的过错责任程度，既然本案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被鉴定为轻微责任，那么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2万元符合法律规定。3.关于医疗费用。首先，刘高仔、张红平诉求的68800.08元并未提供票据证明，且根据医患双方于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第一医院已免除刘高仔、张红平所欠医疗欠费将近55万元，这意味着根据这份协议，医疗费用已互相不为追讨，因此，刘高仔、张红平诉求该费用明显违背该协议。其次，对于诉求的22138.03元，刘高仔、张红平在一审庭审中表示该费用是外购药，但查看这些票据，发现第25页为无关人士“刘贤凤”在广东就医的医疗票据，第26页、28页、30页、31页为成人卫生垫的票据，而本案四岁的患儿根本不需要用成人卫生垫，第34页为中闽百货买“包包”的票据，第35页为“张红平”就诊妇科的医疗票据，第40页之后的票据显示为旅馆、眼镜店、饭店、工艺品店等无关的票据，未体现购买何物。因此，第一医院根据刘高仔、张红平所提供的处方单显示的外购药为12种，计算得出该部分支出为8200.8元。第三，对于诉求的27756元，刘高仔、张红平在庭审中表示该支出是外购药物，却未提供任何票据予以证明。因此，刘高仔、张红平诉求的外购药符合处方单记载的仅有8200.8元，而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14268.63元已是偏向刘高仔、张红平一方。（四）一审法院不支持刘高仔、张红平无证据证明的办理丧事支出的费用、无法律依据的鉴定差旅费、病历复印装订费和律师服务费项目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1.办理丧事费用。该支出必须满足实际支出、合理以及有相关票据和证明等条件，而刘高仔、张红平诉求的交通费、住宿费并未提供任何票据，诉求的伙食费为一张40人的点菜单，并未提供任何正式的票据；刘高仔、张红平诉求的误工损失，并未提供误工人员的亲属证明和误工证明，仅是凭空捏造，不应支持，且丧葬费用已经涵盖了办理丧事支出的费用，不应重复主张。2.鉴定差旅费。法定赔偿项目中并未有该项目，不应支持，应当各自负担。首先本案是基于刘高仔、张红平的请求才去外地进行鉴定的，而且第一医院也产生了差旅费支出，因此，如果需计算，也应当把第一医院的鉴定差旅费一并计算在内，再按照责任比例承担。3.病历复印费。刘高仔、张红平诉求2755元明显不合理，除了540元有正式发票支持外，其余的均以收据形式表现，其真实性无法认可。且依据常理，根据刘高仔、张红平提供的复印数量，根本无需产生如此大的支出。且法定赔偿项目中并未有该项目。4.律师费。该诉求不应支持。首先，人身侵权案件在司法判例上从未支持过律师费支出；其次，该律师服务合同是刘高仔、张红平与相关律师事务所签订，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不能拘束第一医院。（五）本案在一审审理中，第一医院代替刘高仔、张红平先行垫付的鉴定费用及专家差旅费47716元，本应在法院判决金额中予以扣除，然而一审法院并未让刘高仔、张红平按照过错责任比例分摊，已是充分照顾刘高仔、张红平的权利。本案的鉴定机构三次向一审法院发函要求支付死因鉴定费用17000元，差旅费用8716元，医疗损害鉴定费用22000元，因刘高仔、张红平在审理过程中表示无力预付该费用，请求第一医院先“垫付”。这三次的鉴定费用均是由第一医院予以垫付，而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刘高仔、张红平是举证方，本应该由其预付，并在判决中按照责任比例承担。因此，一审法院的做法已明显偏向刘高仔、张红平。
第一医院杏林分院辩称，刘高仔、张红平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应予以驳回。
刘高仔、张红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第一医院、杏林分院赔偿各项损失717993.91元（具体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详见诉讼请求清单，暂按第一医院、杏林分院承担50%责任计算，最终待重新鉴定意见明确）；2.判令第一医院、杏林分院支付赔偿总额30%的律师服务费（以法院判决的实际赔偿总额为基数计算）；3.第一医院、杏林分院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患者刘志君因发热，体温最高时超过39℃，发热时伴肢体酸痛，并出现阵发性腹痛等症状，于2014年2月26日至杏林分院就诊。同日，在该院做腹部平片检查、血常规检查。2014年2月27日做超声检查。2014年2月28日胸部正位片检查。2014年3月1日因经治疗病情未好转，遂从杏林分院出院，并转入第一医院诊治。杏林分院的出院诊断为：（1）急性上呼吸道感染，（2）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3）病毒性脑炎？（4）肠系膜淋巴结炎。
患者刘志君于2014年3月1日转入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后，第一医院初步诊断为：1、抽搐待查：颅内感染（？），2、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遂于2014年3月1日行颅脑MSCT检查、血常规检查、血生化检查、脑脊液检查。2014年3月2日、3月3日又各进行一次血生化检查。入院后予抗感染、补钠等治疗，病情无改善。2014年3月3日3时转入PICU。同日8时突发抽搐一次，血氧饱和度下降，意识丧失。同日8时15分行气管插管术。其后，患者刘志君在第一医院住院305天，于2014年12月30日12时50分经救治无效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诊断：（1）呼吸循环衰竭；（2）重症病毒性脑干脑炎；（3）脓毒症；（4）支气管××并Ⅱ型呼吸衰竭；（5）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6）休克（分布性＋低血容量性）；（7）中枢性尿崩症；（8）电解质紊乱；（9）中度贫血；（10）皮质醇增多（应激性？）；（11）高血糖；（12）双眼暴露性角膜炎；（13）泌尿道感染。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刘高仔、张红平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鉴定。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大法鉴中心［2015］病鉴字第B9135号），对刘志君的法医病理学诊断：1．脑自溶液化；2．重症××；3．局灶性心肌细胞变性；4．弥漫性肝细胞坏死；脾肿大；5．肾、胰腺、胃肠等脏器：淤血。鉴定意见：刘志君符合因颅内感染（病毒性）致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继发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大法鉴中心［2016］医鉴字第Y0837号），分析认为：杏林分院对刘志君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与刘志君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刘志君的死亡是自身疾病的严重性所致。鉴定意见为：杏林分院对刘志君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其诊疗行为与刘志君的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0。
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大法鉴中心［2016］医鉴字第Y0855号），分析认为：第一医院对刘志君在第一医院杏林分院住院期间的病情变化、阳性体征、实验性检查及胸片检查结果未予全面分析，从入院时考虑颅内感染转而凭入院后刘志君出现重度低钠血症，脑脊液及CT检查未显示明显异常，认为刘志君抽搐是因低血钠症引起，诊断思路过于局限，对刘志君颅内病毒感染的潜在可能及凶险性估计不足，未引起足够重视，部分延误刘志君颅内病毒性感染的治疗，考虑到颅内病毒性感染严重程度的个体差异性，无有效的药物治愈及预后等因素，刘志君的死亡主要是自身疾病的严重性所致，第一医院的诊疗过错行为与刘志君死亡存在间接因果关系。依据因果关系判定原则，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参与度为1%-20%。鉴定意见：1、第一医院对刘志君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2、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刘志君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过错参与度拟为15%左右（供法院参考）。
刘高仔自2013年起在厦工作生活，就职于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至2014年4月，此后就职于麦卡伦（厦门）润滑油有限公司至今。据其社医保缴交记录，其2015年度月平均工资为1500元。刘志君长期随刘高仔、张红平在厦生活，并就读于厦门市集美区奇奇幼儿园。
2015年1月20日，刘高仔、张红平与第一医院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第一医院先行向刘高仔、张红平支付款项12万元，待本案处理结束后，该款项可从最终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第一医院另免除刘志君的住院欠费549143.74元。
刘高仔、张红平外购药品花费金额为14268.63元，购买隐形眼镜费用为5355元，共计19623.63元。
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大法鉴中心［2016］医鉴字第Y0855号）作出鉴定结论：“1、第一医院对刘志君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2、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刘志君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过错参与度拟为15%左右。”该鉴定的主体资质合法、鉴定程序正当、鉴定结论的依据充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公正性，鉴定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刘高仔、张红平以鉴定意见依据不足、无事实依据、诊疗规范支持，仅是鉴定机构的主观臆断，对第一医院及杏林分院的严重过错未进行科学公正的评判为由，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第一医院认为其并不存在鉴定意见书所述的“对颅内感染的潜在可能估计不足”的情形，亦未有充分证据证明，不予采纳。根据前述的鉴定意见，第一医院对刘志君颅内病毒感染的潜在可能及凶险性估计不足，未引起足够重视，部分延误刘志君颅内病毒性感染的治疗，存在一定的过错。该诊疗过程中的过失与刘志君的死亡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仅对于刘志君病情的转归可能有轻微的影响，有鉴于此，一审法院认定第一医院对刘志君的死亡承担15%的民事赔偿责任。杏林分院因在诊疗行为中不存在过错，故其不应向刘高仔、张红平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刘高仔、张红平主张的各项损失费用，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认定。
1、刘高仔、张红平主张护理费75903元（246.44元/日×308×1人）。因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情况确定，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故本案护理费为：按刘高仔月平均工资1500元，自2014年3月1日计至2014年12月30日，共305天，该项损失为1500元／月÷21.75天×305天＝21034元。对刘高仔、张红平诉讼请求中的超出部分，不予确认。
2、刘高仔、张红平主张交通费2726.8元。因刘高仔、张红平所提交的证据系往返于厦门至吉安××地的相关交通费用票据，与本案医疗损害纠纷缺乏关联性，不予确认。但考虑刘高仔、张红平在其子住院期间确有交通需求，会产生相关费用，故交通费一审法院酌定为2700元。
3、刘高仔、张红平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30800元（100元/天×308天）。因刘高仔、张红平之子在第一医院住院时间为2014年3月1日计至2014年12月30日，共305天，故住院伙食补助费计为100元/天×305天=30500元。
4、刘高仔、张红平主张营养费30800元（100元/天×308天）。根据刘志君的相关实际情况，刘高仔、张红平主张每日100元的营养费符合实际日常所需，故一审法院认定营养费金额为100元/天×305天=30500元。
5、刘高仔、张红平主张死亡赔偿金852140元（42607元/年×20年）。因刘高仔、张红平自2013年起在厦居住生活，其子刘志君亦随其在厦就读，故依照2015年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607元计算死亡赔偿金为42607元×20年=852140元。
6、刘高仔、张红平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100000元的50%。因第一医院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致刘高仔、张红平损害，已经给刘高仔、张红平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故对刘高仔、张红平向第一医院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费100000元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酌定在12000元范围内予以支持。
7、刘高仔、张红平主张的丧葬费32160元（5360元/月×6个月）。因刘志君生前随刘高仔、张红平在厦门居住生活，故丧葬费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2015年）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总额计算为5360元/月×6个月=32160元。
8、刘高仔、张红平主张的医疗费118694.11元（68800.08＋22138.03＋27756）。根据刘高仔、张红平提供的相关票据及处分单，可予确定的刘高仔、张红平外购医品费用为14268.63元，超出部分的金额，缺乏有效证据予以支撑，不予确认。另刘高仔、张红平所主张的住院期间医药费用68800.08元，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纳。第一医院抗辩所称，因双方于2015年1月20日已就医疗费用达成协议，双方不应相互追索，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中院方免除的费用系表述为：“本次住院欠费”故应认为双方仅就刘志君住院的欠费部分达成的协议，并未涵盖刘高仔、张红平自购药品的相关花费，故对于第一医院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另，刘高仔、张红平购买隐形眼镜费用为5355元，对此解释为系因保护刘志君角膜而遵医嘱所购买，该解释所对应相关情况在鉴定意见书亦有体现，符合客观事实，故对该部分款项予以确认。故医药费用计为14268.63元＋5355元＝19623.63元。此外，刘高仔、张红平所主张的以下费用：办理丧事费用15621.6元，因前述丧葬费用已经予以计算，故刘高仔、张红平的该项主张，不予确认；鉴定差旅费2578.3元、病历复印装订费2755元、律师服务费，刘高仔、张红平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不予确认。
综上，刘高仔、张红平所主张的各项损失中，经一审法院审理可予确认的为：护理费21034元、交通费2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500元、营养费30500元、死亡赔偿金852140元、丧葬费32160元、医疗费19623.63元，以上合计988657.63元，第一医院在15%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计为148298.6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2000元。刘高仔、张红平诉求中超出部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已约定第一医院先行向刘高仔、张红平支付款项12万元，可从上述赔偿款项中予以扣除，故第一医院应赔偿金额为148298.6元＋12000元－120000元＝40299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刘高仔、张红平经济损失40299元。二、驳回刘高仔、张红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除对外购药品的金额有异议，均无其他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刘高仔、张红平主张其预交的医疗费68800.08元应计入损失，由第一医院予以全额赔偿。第一医院对此辩称，经核对，刘高仔、张红平确实有预交该笔医疗费，但双方协议约定免除刘志君所欠的住院费并不包括该笔费用，即使第一医院要承担该笔损失，也应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责任比例15%予以赔付。本院认证如下：确认刘高仔、张红平预交医疗费68800.08元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判定医疗机构对患者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以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为依据。一审相关司法鉴定意见认为，杏林分院对刘志君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其诊疗行为与刘志君的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0；而第一医院对刘志君颅内病毒感染的潜在可能及凶险性估计不足，未引起足够重视，部分延误刘志君颅内病毒性感染的治疗，考虑到颅内病毒性感染严重程度的个体差异性，无有效的药物治愈及预后等因素，刘志君的死亡主要是自身疾病的严重性所致，第一医院的诊疗过错行为与刘志君死亡存在间接因果关系。依据因果关系判定原则，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过错参与度拟为15%左右。上述鉴定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依据充分，鉴定结论可作为本案判断相关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的依据。一审法院根据上述鉴定结论判决第一医院对刘高仔、张红平的本案损失承担15%的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刘高仔、张红平上诉提出的部分损失项目的认定问题。关于医疗费。刘高仔、张红平主张的外购药品、器械等费用，仅部分提供了有效的收款凭证，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并无不当。另外，刘高仔、张红平已花费的医疗费68800.08元属于本案损失，应由第一医院按15%的责任比例赔付10320.01元。刘高仔、张红平上诉主张的其他损失项目均缺乏充分的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第一医院预付的120000元，一审法院从第一医院应付刘高仔、张红平的赔偿款中予以扣除，符合双方协议约定内容。综上，第一医院应在一审判决金额上增加赔付10320.01元，即应付刘高仔、张红平赔偿款为50619.01（40299+10320.01）元。
综上所述，刘高仔、张红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100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刘高仔、张红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100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刘高仔、张红平经济损失50619.01元”；
三、驳回刘高仔、张红平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690元，减半收取1845元，由刘高仔、张红平负担1715元，由第一医院负担1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90元，由刘高仔、张红平负担3430元，由第一医院负担2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南 日
代理审判员 袁爱芬代理审判员刘国如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代书 记员 阮 冬 梅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