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1刑终662号
原公诉机关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某某，男,1956年1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汉族，本科文化，2014年1月内退，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现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因本案于2015年4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罗源县看守所。
辩护人何世全，福建原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审理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唐某某犯受贿罪一案，于2016年6月7日作出(2015)罗刑初字第29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唐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25日、9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姝娜、代理检察员陈钊、翁琳玲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唐某某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福州市人民检察院阅卷的时间依法予以扣除。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7年7月，福州港务集团决定将福州港罗源湾港务公司淡头码头(以下简称罗源公司)交由福州港台江港务公司（以下简称台江公司）经营管理，台江公司与罗源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被告人唐某某于2007年11月28日开始兼任台江公司总经理兼罗源公司董事，罗源公司隶属台江公司管理，2011年3月17日兼任罗源公司总经理。
2008年10月，罗源公司采取“一年一签”的方式与福建省某通运输装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通公司）签订《货物自装卸协议》，某通公司对外从事码头货物装卸业务，从中赚取利润。2009年4、5月份左右，某通公司法人代表陈某某（另案处理）为了每年均能和罗源公司续签协议及罗源公司不追究其多项违反协议的责任等不正当利益，以达到长期经营码头的目的，在其购置2台总投资165万元人民币（币种，下同）的轮吊设备中，以“合作投资”的名义，送给唐某某和唐某甲（另案处理）各50万元股份。被告人唐某某和唐某甲各交给陈某某5万元作为投资款，各占三分之一股份，按股份比例进行分红。2011年上半年止，被告人唐某某5万元投资款已收回。自2011年7月起至2013年5月，被告人唐某某和唐某甲陆续8次收下陈某某的“项目分红”好处费各107万元。2009年起至2012年底，被告人唐某某伙同唐某甲利用自己在公司的地位及影响力帮助多次违反协议的某通公司每年顺利续签了《货物装卸协议》，并对某通公司的其他经营行为给予关照和帮助。2013年陈某某终止与唐某甲和被告人唐某某的合作关系，以买断设备形式分给被告人唐某某“设备折旧”费各12万元。
原判列述了相关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书证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唐某某身为国有企业领导，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事先象征性出资，以合作投资的名义，行受贿之实，掩盖非法收受的投资收益，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但被告人唐某某交给陈某某5万元的出资款，受贿数额应以收益额与实际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其实际出资应得收入10.8182万元（5万÷55万×119万元）应从收受总额119万元中予以扣除，即受贿数额为108.1818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唐某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二）追缴被告人唐某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8.1818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唐某某上诉称：1：涉案行为系正常的合作投资行为，50万元并非陈某某送给其的干股，原判认定事实有误；2、其在侦查阶段2015年4月9日至11日、21日至22日受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才做出有罪供述，且2015年6月2日、7月6日等多份笔录存在造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罗源法院重审期间并未采纳其申请传唤证人唐某甲、陈某某出庭，也未组织具有实质意义的非法证据排查程序，程序严重违法。其当庭辩称，109万元系投资所获分红，其行为不构成受贿。其于2016年9月14日（第一次庭审后）向本院提交悔过书，并于第二次庭审中再次表示认罪、悔罪，并愿意退缴赃款、预交罚金，请求减轻处罚。
唐某某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投资轮吊设备是唐某某、唐某甲与陈某某三人自愿协商一致、风险共担、权利共享的合作，定有协议，唐某某、唐某甲各出资5万元，余款各50万元系共同借款，利息从共同的分红中扣除，二人还参与或协助管理，并非原判认定的收受干股，唐某某也并未为陈某某或某通公司谋取利益；2、侦查机关办案程序严重违法。唐某某2015年4月9日至11日被非法拘禁，未经人大常委批准，非法剥夺其人大代表豁免权；其于2015年4月9日至11日被刑讯逼供，福州市第二医院、福建省立医院出具的病例及疾病证明书证明唐某某被殴打后听力严重下降，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看守所的体检表不属实；办案人员有意不制作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唐某某在2015年6月2日的笔录中签署“以上笔录经我看过，和我说的不一样。”，2015年7月6日的笔录第4页还有唐某某用指甲划上的“不”字。3、原判重审期间不让证人出庭作证，2016年6月6日也不公开审理，甚至先判后审，程序严重违法。
二审期间，上诉人唐某某及其辩护人向本院申请：1、再次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调取4月9日至11日、21日至23日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2、传唤证人陈某某、唐某甲到庭；3、对2015年6月2日笔录中的“以上笔录经我看过，和我说的不一样。”和2015年7月6日笔录第4页中的指甲划痕“不”及该页是否系复印件进行鉴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2007年7月，福州港务集团决定将福州港罗源湾港务公司淡头码头交由福州港台江港务公司经营管理，台江公司与罗源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上诉人唐某某于2007年11月28日开始兼任台江公司总经理兼罗源公司董事，罗源公司隶属台江公司管理，2011年3月17日兼任罗源公司总经理，2013年5月至2013年11月兼任罗源公司董事长。
2008年10月，罗源公司采取“一年一签”的方式与某通公司签订《货物自装卸协议》，某通公司对外从事码头货物装卸业务，从中赚取利润。2009年4、5月份左右，某通公司法人代表陈某某（另案处理）为了每年均能和罗源公司续签协议及罗源公司不追究其多项违反协议的责任等不正当利益，以达到长期经营码头的目的，在其购置2台总投资165万元的轮吊设备中，以“合作投资”的名义，送给时任台江公司总经理兼罗源公司董事的上诉人唐某某和时任福州港务集团副总经理兼罗源公司董事长的唐某甲（另案处理）各50万元股份。唐某某和唐某甲各交给陈某某5万元作为投资款，各占三分之一股份，余款由陈某某等人筹集，各自收回投入资金后按事先约定股份比例进行分红。自2011年7月起至2013年5月，唐某某和唐某甲先后七次收下陈某某的“项目分红”各107万元；2013年，唐某甲退休，唐某某也即将内退，陈某某终止与唐某甲和唐某某的“合作”关系，以买断设备形式分给唐某某、唐某甲“设备折旧”费各12万元。在此期间，唐某某伙同唐某甲利用自己在公司的地位及影响力帮助多次违反协议的某通公司每年顺利续签了《货物自装卸协议》，并对某通公司的其他经营行为给予关照和帮助。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证人陈某某的证言证明:他是某通公司的法人代表。2009年1月份，某通公司就在罗源迹头村港务码头从事货物装卸搬运业务，当时钢铁厂的钢材和石材行业大多从港务码头出港，且装卸业务量大幅增加，他们就预见购进大吨位轮吊开展装卸业务利润前景非常好。某通公司每年都要与罗源公司签订《装卸合作协议》来开展装卸业务，当时唐某甲是福州港务集团的副总，上诉人唐某某是台江公司的经理，都是直管领导，唐某甲是上诉人唐某某的上级领导，分管整个福州港务集团的生产业务。某通公司每年能否与罗源公司签订《装卸合作协议》，轮吊能否进码头安装和运营都要得到他们的同意。2009年6月份的一天，他和妻子黄某甲商量后，决定分一部分干股给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一是为了能让他们开展轮吊业务，二是让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利用手中安装和管理、运营码头的权力维系和罗源公司每年一签的装卸合作关系。当月下旬，他找到唐某甲、唐某某说想要购进轮吊并进码头安装运营，可以分一部分干股，保证他们等着分红。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说也要投一点意思意思，最后决定由两人各投资5万元，各占三分之一股份，没有参与经营管理。购买轮吊设备花费165万元，其中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各出资5万元，另外他找到林甲和林某乙一起合资，林甲和林某乙出资33万元占20%股份，剩余122万元都是他一个人出资，唐某甲和唐某某的各50万元不是他们替二唐垫资、也不是借款，他们无需支付利息，是以股份形式送给他们的好处费。因为他出钱最多，轮吊业务赚钱后，先用来弥补他的出资额，剩下有盈余的钱再按照各自的股份比例进行分红。林甲、林某乙的分红都是黄某甲通过银行转账给他们，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不喜欢通过银行转账来往，所有分红都是他和妻子黄某甲去银行取现金后，到约好的地点给俩人，三年多的时间，俩人分别分红约100多万元，因为分红的钱都是黄某甲策算，具体黄某甲比较清楚。两台轮吊购买的资金和获取的分红，没有进入公司账目，某通公司2012年底注销了，账本在公司清算时都处理掉了。两台轮吊设备总价165万元，按股份分配出资额的话，他们两个应各出资55万元，但实际只出了5万元，如果按实际出资来分红，他们只能各分到10万元左右的分红，但最后我们分给他们100多万元。2013年4月的时候，两台轮吊设备折旧给远邦物流公司，当时唐某甲要退休，上诉人唐某某也即将内退，但考虑到他们毕竟在港务公司也有很多熟人和关系，就以设备折旧费的名义，又给了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各12万元。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为某通公司提供过的帮助及关照主要有某通公司在装卸包干费均延迟缴纳、超过3000吨船舶本不能停靠的均让靠泊装卸、船舶到港前未提前24小时通知港务集团调度室几个方面均违反协议规定，在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的关照和帮助，罗源公司不但没有终止合作、收取滞纳金等，反而每年续签协议。
2、证人林甲的证言证明：他是某通公司股东之一，2009年4月份一天，某通公司几个股东商量自行购买轮吊设备在罗源湾淡头码头开展装卸业务，该业务稳赚不赔。但为了和港务公司能续签协议，以及公司更好的发展，陈某某提议说在轮吊设备运营产生利润后再以分红形式送钱给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这样就可以长久绑定二人，让二人在公司以后的经营中持续关照，大家都表示同意。过了一段时间，陈某某找到他和林某乙说为了公司长远发展，打算与他和林某乙用当年在公司银行账户中未分配的利润出资购买两台设备，总投资约165万，要送给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各三分之一股份，实际出资二人才各5万元，分红时他们先拿回出资额，等到回本后，再以“分红”的形式送钱给二人，他和林某乙当即同意，具体就由陈某某全权负责。唐某甲是福州港务集团副总经理兼任罗源湾港务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唐某某是台江港务公司总经理兼任罗源湾港务公司董事，实际上管理罗源湾港务公司业务。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对公司提供给的关照有在每年续签协议前，陈某某都会找唐某甲和唐某某，都能顺利续签协议；在货物装卸包干费上港务公司给了某通公司很大的价格优惠；减免收取船舶停泊费，对违反协议中规定事项听之任之。2009-2012年间，他分了40多万元利润，而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各分得100多万元利润。该轮吊设备业务没有任何风险，利润也是非常大，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作为港务公司的领导，更不会让二人承担任何风险。
3、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证明：他是某通公司股东之一。某通公司几个股东在2009年4月份的时候商量为了能和罗源港务公司长期签订协议，就在某通公司打算购买的两台吊机中送股份给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然后再送分红给二人，以此绑定二人，达到长期签订合同的目的。此后不久，他儿子陈丙出了点事情，他一直忙着处理，并没有参与吊机的购买及分红，对分红事情不知。唐某甲是福州港务集团的副总，唐某某是台江港务公司的总经理，某通公司能否获得罗源湾淡头码头这个装卸平台关键看每年能不能和港务公司签订合同都要他们决定。在装卸包干费上都给了很大的优惠，某通公司没有码头装卸业务的特许营业执照，没有该资质，以上都是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给予的关照。
4、证人陈丙的证言证明：他是某通公司股东陈某乙的儿子。某通公司几名股东于2009年2、3月份时商量，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二人在能否与港务公司长久签订协议上起的作用太大了，直接关系到某通公司运营利润，于是就决定购买吊机设备，并以股份形式送给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后来他自己被市纪委处理，陈某乙就没参与吊机设备的事情。另外，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对某通公司的提供的帮助主要有2009-2012年都顺利续签了货物装卸协议，且协议中货物装卸包干费十分优惠；没有收取船舶停泊费；对某通公司平时没有及时缴纳装卸费等其他违法协议事项听之任之，以上都是由于送给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股份并分红后，二人才给的照顾。
5、证人黄某甲的证言、辨认账户历史交易清单及三份自书材料证明：她是陈某某妻子，也是某通公司的出纳。罗源码头吊机能否运营以及某通公司能否和罗源港务公司每年续签装卸协议，都离不开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两位领导的支持和配合。为了长久绑定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陈某某就提议在购买的吊机设备中赠送股份给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之后，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象征性各出资5万元而占三分之一的股份，并未参与管理。后来陈某某和她以及港务公司的技术经理陈某丁一同去江苏购买了2台40T的轮吊设备，总价165万元。该吊机设备自2009年10月份运营至2012年12月底，总共营业收入600多万元，扣除购机费用165万元及电费、人工费等，净利润300万余元。165万元成本是2009年至2011年上半年收回，即陈某某等3人收回155万元，唐某甲、唐某某各收回5万元。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属于分红阶段，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各分得100多万元，陈某某、林甲、林某乙总共分得100多万元。另外，在2012年底，某通公司结束经营时，陈某某将两台吊机设备按照36万元价格卖断予新设立的远邦物流公司，后又按照当时与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的分红比例约定，以设备折旧费名义给了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各12万元。她对自己银行账户的历史交易明细进行辨认，指出其中8次取现给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的钱，累计119万元。经她辨认，某通公司农行账户交易清单中四笔支出共计164.306万元系购机款，她个人名下招商银行52401160xxxxxxx、5240118xxxxxxx账户中分八次提现后将其中234万现金与另凑的4万元现金共计238万元均分给唐某某、唐某甲。
6、证人陈某丁的证言证明：他是台江港务公司技术保障部经理。2008年时候，福州港务集团将罗源公司交由台江港务公司管理，并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时任台江公司副总的江某某担任罗源公司的总经理，具体的决策事项还是由上诉人唐某某决定，江某某实际上只有执行权，要听上诉人唐某某安排。2009年5月份左右，某通公司法人代表陈某某邀请自己一同去江苏帮忙购买轮吊设备，2009年9月这两台轮吊设备开始在罗源港务公司运营。
7、证人江某某的证言证明：他于2007-2011年任台江港务公司副总经理兼任罗源公司总经理，2012年3月以后任福州港琯头分公司党支部书记。2007年时候，福州港务集团将罗源公司交由台江公司管理经营，采用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的模式，对外是两家独立的公司，对内其实将罗源公司视为台江公司的一个下属作业区，主要经营码头货物装卸、仓储业务。经过台江公司管理班子研究，决定将罗源码头定位为自装卸码头，找一家公司进入管理装卸业务，他们指派统计员和安全管理员进行监督，后来某通公司同罗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签订了《货物自装卸协议》。经过上诉人唐某某的同意，他出面同某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属重大问题，每年的续签都要提交给领导审议，实际上他只是执行者，上诉人唐某某当时是台江公司的总经理，唐某甲是福州港务集团的副总经理，从职责权限上，上诉人唐某某要听唐某甲的意见，而他都要听从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的决策意见。某通公司轮吊设备进场运营的事情，公司从没有召开会议研究是否可行，陈某某打了个招呼就直接购买轮吊设备了。另外，某通公司在合作中存在运输的船舶均超过规定的3000吨、船舶到港前未提前24小时通知、装卸费用没有在当月25日前结清等违约事项，但仍然每年能够续签合同；某通公司装卸货物短吨，少报货物吨数，计算标准时陈某某提出后，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都同意；陈某某夫妇每年都违规参加港务公司的董事会，知悉公司的商业秘密。对于某通公司的违规行为，他有告知上诉人唐某某，但上诉人唐某某没有明确表态，续签的协议虽然是他出面的，但都要事先经过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的同意，他虽然在2007-2011年作为罗源公司的总经理，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
8、证人林某丁的证言证明：他是台江公司作业区经理，兼罗源公司副总经理。某通公司在运营中存在以下不正常现象：2009-2010年每年均以不合理的低价格签订装卸协议；在船舶不超过3000吨，到港船舶需提前24小时通知以及每月25日前结清装卸费等事项上均违反协议，却能每年续签协议，却没有任何惩罚措施，例如缴纳滞纳金等；某通公司少报货物吨数以及陈某某夫妇均列席公司每年的董事会，熟知大量公司的商业秘密。他作为现场管理者，多次针对某通公司的不正常情况现场向上诉人唐某某提出，但没人理睬，2010年的时候，他无缘无故被调往台江魁岐作业区工作。江某某虽然作为罗源公司的总经理，但是公司的决定权都在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手里，江某某只是执行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的指示。
9、证人林某戊的证言证明：他是某通公司的会计，某通公司确实存在少报石板材吨数以少缴装卸包干费及港务费的事实。陈某某是得到上诉人唐某某的支持，才可以按较少的重量标准来计件的，例如长度1.8米的石板材实际重量3.45吨，却只报了3吨。
10、证人陈某戊的证言证明：他目前是罗源港务公司作业区支部书记，2010年8月担任罗源港务公司副总经理，接替林某丁工作，负责罗源湾淡头码头的现场生产调度管理。罗源港务公司生产经营的决定权都在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二人，某通公司存在包括船舶超吨靠泊、延迟缴纳装卸费、没有在到港前24小时通知安排调度、通过少报吨数来少缴纳货物装卸包干费现象在内等违反规定的行为。上述问题他和现场管理人员都有向上诉人唐某某反映，江某某任罗源公司经理的时候也知道上述问题，都有反映过，但却没有得到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的回应。
11、证人高某的证言证明：他是罗源港务公司计财部经理。2008年开始，罗源港务公司交由台江港务公司经营管理，台江港务公司的部门职能全部覆盖到罗源港务公司，罗源港务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是由某通公司缴纳货物装卸包干费。与罗源公司签订装卸业务的合作方某通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有多项经常性违反协议规定的行为，例如迟交装卸费、装卸单价偏低等问题，尽管包括江某某在内的罗源港务公司的其他领导和员工等有向上诉人唐某某反映过，但都没有得到改变，违规现象还是存在。江某某在2011年之前虽然是担任罗源港务公司的总经理，但罗源港务公司是归台江港务公司经营管理，上诉人唐某某作为台江港务公司总经理，唐某甲作为福州港务集团副总经理兼罗源港务公司董事长都是江某某的上级领导，江某某只是执行者，所有权力都在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二人手中，只要是罗源港务公司的有关经营决策，下面领导都要向二人汇报。他认为是唐某甲和上诉人唐某某给予陈某某关照才导致的。
12、证人陈某己、连某某的证言证明：他二人均为罗源港务公司生产调度员，陈某某经营的某通公司在与罗源公司合作罗源湾淡头码头货物自装卸业务中存在违规现象，包括未提前24小时到港通知、船舶超3000吨位仍然靠泊以及少报实际吨数等。现场工人对某通公司少报吨数而影响工人工资十分不满，经过向领导多次反映，上诉人唐某某等领导都没有实际解决，视而不见。
13、同案人员唐某甲的供述证明：他于2007年9月起担任福州港务集团副总经理兼任罗源湾港务公司董事长，2013年5月退休。在陈某某经营的某通公司购买的价值165万元的吊机设备中，他和上诉人唐某某各只出5万元就各占股份三分之一，他自己四年共分红130多万元；陈某某之所以找他和上诉人唐某某合作经营轮吊设备，是因为他是分管罗源港务公司的安全及生产经营业务，是直接管理码头装卸业务的领导，上诉人唐某某是台江公司的总经理，罗源公司又隶属于台江公司管理，江某某虽然作为罗源公司的总经理，但在所有公司的运营决策上都是要听上诉人唐某某的意见，陈某某就是看中他和上诉人唐某某身份的影响力，要让轮吊设备进驻罗源湾淡头码头上运营都要他们领导层同意，才愿意让他们二人只要出资5万元，就能占三分之一股份，三分之一股份应出资55万元，多余的50万元就由陈某某帮忙出资，是陈某某以股份形式给他和上诉人唐某某的好处，他和上诉人唐某某都没有参与某通公司的经营管理，三人之间也没写收据，也没签订协议或者合同，他只等着每一季度末领取分红就可以了。陈某某经营的某通公司每年要与罗源公司签订货物自装卸协议，如果没有他和上诉人唐某某的帮助，是很难签订的，并且随着每年钢材吞吐量的大幅增长，和某通公司签订的货物装卸单价却没有什么增长，这些合同协议最后都经由上诉人唐某某签字同意，这是给予某通公司经营的便利。江某某虽然任台江港务公司副总经理兼罗源港务公司总经理，但是实际经营决策事务还是要听时任台江港务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唐某某的意见。
14、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罗源港务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公司章程证明:福州港务集团公司、福州港台江港务公司及福州港罗源港务公司均属于国有企业。罗源港务公司于2008年3月19日由福州港务集团和台江港务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集团占股份99.9%，台江公司占股份0.1%。
15、福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上诉人唐某某任职证明文件及有关情况说明证明：上诉人唐某某于2008年2月至2011年3月任福州港台江公司总经理兼罗源港务公司董事，台江公司的副总经理江某某任罗源公司总经理；2011年3月至2013年5月任台江公司总经理兼罗源公司总经理兼罗源公司董事；2013年5月至2013年11月任台江公司总经理兼罗源公司总经理、董事、董事长。
16、2010年-2013年台江港务公司生产例会会议记录证明：台江港务公司开展的生产例会上，除了台江港务公司的人员参与外，罗源港务公司的相关管理人员也有参会对罗源港务公司的情况进行汇报，即上诉人唐某某对罗源公司直接进行管理。
17、罗源港务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证明：罗源港务公司于2009年至2012年召开的7次董事会中，陈某某除2009年8月5日和2010年2月2日未列席参加该公司董事会外，其余均列席参加。
18、台江港务公司2010年7月13日召开的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证明：该公司召开会议研究讨论码头前沿设备添置方案的选型分析，参会共13人，6人认为应采购40吨的轮吊，4人认为应采购25吨（包括唐某甲、上诉人唐某某在内），最终公司决定购买25吨轮吊。
19、罗源港务公司同某通公司的《货物自装卸协议》证明：2008至2011年的合同均由江某某同陈某某签署，协议中主要对靠泊船舶须在3000吨以下、船舶到港须提前24小时通知港务集团、费用须在每月25日前结清以及货物装卸包干费用进行了约定。2012-2013年该合同由上诉人唐某某同陈某某签署，协议中也是主要对以上内容进行约定。
20、罗源港务公司2010-2012年回款明细、港口作业委托单、08-13年罗源港务公司货物吞吐量一览表及罗源公司与某通公司货物吞吐量一览表证明：某通公司3年来还款均处于逾期状态；某通公司2009-2012年所接揽的包括宝钢德盛等公司的货物均超过3000吨；2008-2013年罗源港务公司的码头货物吞吐量全部为某通公司所揽的货物，二者吞吐量一致。
21、福建某通运输公司注册材料、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表、流动式起重机验收报告及某通公司财务人员黄某甲农业银行交易清单证明：某通公司于2008年设立，法人代表为陈某某，股东有林甲、陈某乙、林某乙、郑某某。某通公司于2009年5月向无锡市协兴港口机械公司购买2台40吨的轮吊设备。
22、黄某甲农业银行卡、招商银行卡的历史交易明细证明：经黄某甲辨认，她名下卡号为13135101xxxxxxx的农业银行卡四笔支出共计164.306万元系向无锡市协兴港口机械有限公司购买2台40吨吊机设备的款项；她名下的卡号为52401160xxxxxxx的招商银行卡、卡号为5240118xxxxxx的银行卡对账单明细中，黄某甲共计八次取现234万与另外凑齐的4万元用于分红给唐某甲及上诉人唐某某，分别分红累计各119万元。
23、上诉人唐某某的供述、自书材料及同步录音录像光盘证明：2008年，福州港务集团决定将罗源港务公司及其管理的淡头码头交由台江港务公司经营管理，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方式，当时陈某某经营的某通公司通过与罗源港务公司签订货物装卸协议在淡头码头开展货物装卸业务。他于2007年至2011年3月份，担任台江港务公司总经理兼罗源港务公司董事，2011年3月至2013年5月台江港务公司总经理兼罗源港务公司总经理，负责对岗位人员设置、安全生产、财物等进行统筹协调管理。2009年4、5月份的一天，他陪时任福州港务集团副总经理的唐某甲到罗源港务公司检查工作，陈某某说经营轮吊项目前景很好，并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接着就提出要送给他和唐某甲各三分之一干股，但唐某甲提出拿干股很明显，应该象征性拿点钱意思意思，出了问题也好说是生意投资行为。陈某某说两台轮吊设备要投资165万元，经过商量，他和唐某甲每人各出资5万元入股占三分之一股份,当时有口头约定，5万元投资款没有收款收据和文书协议,50万是陈某某贿送的干股，没有借条，不需要也不可能支付利息。2009年9月，两台轮吊设备进场安装完毕就开始投产，至2011年7月期间，所赚的利润均被陈某某用于成本回收，后就开始按照约定对盈余部分按约定的股份比例分红，从2011年7月至2013年初与陈某某终止合作，他共从中分红约100万多元，都是陈某某和黄某甲夫妇拿现金给他，这些钱被他用来购买房子和生活花销，如果按照实际出资5万元的股份，他只能占约百分之三的股份，也只能分到9万多元的利润。某通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在淡头码头搬运装卸货物赚取利润。能否继续赚钱，取决于能否与罗源港务公司继续签到装卸合同，因为在2009年时侯他是台江港务公司的总经理兼罗源港务公司的董事，可以决定某通公司与罗源港务公司之间合作码头搬运装卸货物的业务，唐某甲是他的上级领导，分管生产业务，也可以决定是否将罗源港务公司搬运装卸货物交给某通公司去做。陈某某也是为了某通公司能够继续与罗源港务公司签订货物搬运装卸合同，才以合作投资的名义各送给他和唐某甲各50万元的股份。某通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超吨位停泊、未提前24小时通知公司调度船舶靠岸、未按约结算货物装卸费用等违反协议的行为，但他都没有按照协议约定收取滞纳金以及终止与某通公司合作，还每年都与某通公司顺利续签协议。2011年以后，他直接同某通公司签订协议，协议中的包干费很优惠，低于港务集团规定的货物装卸包干费，工人也有跟他反映某通公司计件货物的实际重量超过计量标准，存在短吨现象，但他都视而不见。他和陈某某、黄某甲夫妇之间从来没有借款关系，陈某某和黄某甲也没有给他看过什么分红账本明细，他和唐某甲只象征性投了5万元后就等着分红，直到他和唐某甲都即将退休时终止合作。
24、罗源县看守所健康检查表、福建省检察机关新收人员体表外伤检察情况表及检察机关提供的同步录音录像证明：罗源县看守所收押上诉人唐某某时健康检查正常、未见体表外伤，检察机关在对上诉人立案前的询问与立案后的讯问取证程序合法，不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
25、户籍证明证实：上诉人唐某某的基本情况。
26、到案经过与报请许可采取强制措施报告书、传唤证、拘留证、逮捕证等书证证明：上诉人唐某某受贿一案，系罗源检察院自行发现，2015年2月进行初查，2015年4月10日通知其接受询问，在询问过程中，唐某某如实供述了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的事实。2015年4月13日立案侦查，并报请台江区人大批准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台江区人大4月22日批准后，4月23日对其刑事拘留，5月9日对其逮捕。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唐某某的家属于二审期间代为向本院退缴赃款108.1818万元，并预缴罚金60万元，相关事实有本院缴款凭证予以证实。
本院对上诉人唐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诉辩理由与要求评判如下：
（一）关于侦查机关取证合法性问题。
经查，到案经过、立案决定书、《报请许可采取强制措施报告书》、《台江区人大常委关于许可对唐某某采取刑事拘留并暂时停止其执行代表职务的决定》、询问通知书、传唤证、拘留证、逮捕证及上诉人唐某某在侦查阶段所做的两份询问笔录、十三份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光盘等证据证明：上诉人唐某某受贿一案，系罗源检察院自行发现，2015年2月进行初查，2015年4月10日通知其接受询问，在询问过程中，唐某某如实供述了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的事实。2015年4月13日罗源检察院立案侦查，并报请台江区人大常委批准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台江区人大常委4月22日批准后，4月23日对其刑事拘留，5月9日对其逮捕。
自2015年4月10日至2015年7月6日，侦查机关先后对唐某某制作十五份笔录，唐某某对其伙同唐某甲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陈某某贿送干股50万元与分红款并为某通公司、陈某某谋取利益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只是对收受的分红款的金额部分的供述从70万、60万到100多万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除2015年4月10日、4月22日第一次的两份笔录未制作同步录音录像外，其余十三份笔录均制作同步录音录像，侦查人员与公诉机关于2016年6月6日原审法院组织的非法证据排除会议中表示2015年4月10日系初查阶段的询问，依法无需制作同步录音录像，2015年4月22日的第一次讯问笔录因技术故障无法制作同步录音录像，且三分钟之后的当天第二次内容基本一致的讯问笔录制作了同步录音录像。从录音录像的内容来看，唐某某自2015年4月23日至7月6日在罗源县看守所接受讯问十次，还亲笔书写自书材料一份，画面中精神状态及表情均比较自然，思维清晰，语言表达流畅；办案人员在讯问过程举止文明，没有诱供、逼供行为；笔录制作上也遵循实录原则，对其供述进行同步电脑录入，每次讯问结束均由唐某某核对笔录，签字并捺印。相比侦查机关办案地点而言，看守所是由不同国家机关或者部门管理的监管场所，行为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受到侦查机关的影响减弱，能接触到委托律师、同样被羁押的人以及其他人员，并与上述人员有思想、信息交流，对自身涉案情况有充分思考的时间，其意志相对更加自由。该十份笔录与之前在罗源检察院办案区所做的五份笔录中主要事实基本相同，且犯罪情节供述详细，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可以采信为定案依据。
关于上诉人唐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其曾于2015年4月9日至11日、21日至22日被办案人员殴打并致听力严重下降、全身软组织挫伤的诉辩意见，经查，罗源县看守所健康检查表、福建省检察机关新收人员体表外伤检察情况表及讯问笔录等证据证明，侦查机关讯问过程中，分别于2015年4月22日22:02分、4月23日9:21分由第三方机构罗源县医院对其进行身体检查，显示状况正常，且罗源县看守所4月23日收押唐某某时健康检查正常、未见体表外伤。唐某某向法院提交的福州市第二医院、福建省立医院的病例与疾病诊断证明书中并未显示“听力严重下降”，也无法证明其中的“全身软组织挫伤”的内容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因此，该诉辩意见缺乏证据证实，亦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关于其及辩护人提出的2015年6月2日笔录中出现的“不”字与2015年7月6日笔录第4页用指甲划上的“不”字的诉辩意见，与当庭辨认的情况不符；关于其及辩护人当庭提出的2015年7月6日笔录第4页系复印件的诉辩意见，经辨认，与唐某某所做笔录的其他纸张并无任何不同。以上两点诉辩意见，纯属无稽之谈，不予采纳，相关鉴定申请亦不予支持。
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唐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2015年4月9日至11日、21至22日、6月2日所做笔录存在受到胁迫的可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于4月23至7月6日还有十份笔录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均有同步录音录像，且其中的4月23日第二次至4月29日在罗源看守所所做的四份笔录的与此前的讯问人不同，每份笔录中讯问之前都依法告知上诉人的相关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亦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综上，上诉人唐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诉辩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亦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已针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召开专门会议，针对2015年4月9日至11日、21日23日的同步录音录像情况已经进行调查，公诉机关、侦查机关已经出具相关光盘并进行说明，程序合法，内容真实，唐某某及其辩护人再次向本院提出该申请缺乏合理的理由，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审审理程序合法性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当事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分别对陈某某、唐某甲制作各六份笔录，其中唐某甲作为同案人的五份讯问笔录均制作了同步录音录像，侦查机关均事先告知其相关权利义务，笔录制作完毕还经俩人核对确认并签字按手印，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亦能与在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原审法院认为没有必要通知证人出庭，符合法律规定。2016年6月6日的非法证据排除会议并非开庭审理，依法不需要公开审理。相关诉辩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其在二审期间再次向本院提出该申请，无新的理由,不予支持。
（三）关于上诉人唐某某行为的定性。
原公诉机关据以指控的证据中，证人陈某某、黄某甲证言、同案人唐某甲供述与上诉人唐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到，陈某某为了某通公司每年能顺利与罗源公司续签装卸合作协议并在合作的过程中能顺利开展装卸业务，经与唐某甲、唐某某商量后，以象征性出资5万元的方式，让二唐在总投资165万元的两台轮吊设备中各占股三分之一，三人之间并无收据，并无签订书面协议或合同，二唐并未实际参与管理，也无需承担风险，只坐等成本回收后享受利润分红，50万元实际上系陈某某贿送给二唐的干股，并非陈某某代垫的借款，也无需支付利息。以上言词证据所证实的内容能得到某通公司股东证人林甲、陈丙、陈某乙与出纳黄某甲的证言的印证，黄某甲证言还证实，正是因着这三分之一股份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两台轮吊设备的利润分红未计入某通公司财务帐，分红款也是从其个人名下的招商银行卡中分八次大额取现后交给二唐。证人陈某某、黄某甲、陈某丁、江某某、林某丁、林某戊等证言与董事会会议纪要、港口作业委托单等大量书证及二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可以印证到二唐为某通公司、陈某某谋取利益的事实。因此，唐某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唐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涉案行为系正常的合作投资行为，50万元并非陈某某送给其的干股，投资轮吊设备是唐某某、唐某甲与陈某某三人自愿协商一致、风险共担、权利共享的合作，定有协议，唐某某、唐某甲各出资5万元，余款各50万元系共同借款，利息从共同的分红中扣除，二人还参与或协助管理，并非原判认定的收受干股，唐某某也并未为陈某某或某通公司谋取利益的诉辩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上诉人唐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108.1818万元，实际只象征性少量出资且并未参与管理、经营，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二审期间其家属代为退清赃款并预交罚金，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可依法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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