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5民终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光，男，1969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市东营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奎花，女，1970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防，山东众成清泰（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靳勇，男，197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东营市东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
上诉人刘志光、刘奎花因与被上诉人靳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7)鲁0502民初1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志光、刘奎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已经全部偿清借款，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虽然签订了70万元的借款合同，但实际借款数额为50万元，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借款已全部偿还。二、一审判决扩大了借款数额的认定范围，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关系、损失纠纷及合伙分红系三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主张的股票损失和分红不应认定为借款金额。2.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主张的股票损失和分红也无任何证据证实。三、无法证实第二份数额为76万元的借条与第一份数额为70万元的借条之间的关联性，不应仅凭被上诉人的陈述将6万元的利息计入到借款本金中。1.两份借条中均没有利息约定；2.被上诉人主张月利率6%超出了法律保护的利息的范围。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录音不能全部反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录音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应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录音材料不能全面反映案件事实，因被上诉人经常威胁上诉人且到上诉人处封门，导致上诉人经常语言应付被上诉人，录音中的话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起合伙处理油罐清理工程，双方约定盈利按出资比例分配。被上诉人为了双保险，要求上诉人签了一份借条，即如果投资失利，就转为借贷关系。现上诉人为了减少被上诉人的损失，同意按照借贷关系处理。借条70万元，实际用款50万元，被上诉人为了凑够借条上的70万元，就虚构了股票损失和分红损失。五、上诉人刘奎花在第一份借条中签字时，对刘志光和靳勇的合作内幕并不知情，且涉案借款已经全部偿还，刘奎花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靳勇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靳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志光、刘奎花偿还借款本金16万元，自2015年8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的利息6.4万元，及自2017年3月16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2.案件受理费由刘志光、刘奎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0日，靳勇分二笔向刘志光转款49万元、1万元，共计50万元；11月21日，靳勇向刘志光转款10万元；11月22日，刘志光向靳勇转款10万元；2015年5月27日，刘志光向靳勇转款30万元；2015年6月21日，刘志光分二笔向靳勇转账20万元、10万元，共计30万元；2015年8月15日，刘志光向靳勇转账1.6万元；刘志光另于2015年6、7月份支付靳勇现金8000元。
2014年11月28日，刘志光、刘奎花向靳勇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借靳勇现金70万元整，2015年3月15日还清”。
2015年3月15日，刘志光向靳勇出具承诺书1份，载明“本人刘志光因东营市科成环保工程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向靳勇借款，本人承诺二个月还清所有欠款。如不履行承诺，本人自愿将公司资质及资产手续（不包括负债）一并过户给靳勇。”东营市科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在落款处加盖公章，魏新军、薛洪涛、张永军作为证明人在落款处签字。
2015年5月16日，刘志光向靳勇出具承诺书1份，载明“我承诺借靳勇款76万元整，到2015年6月15日归还，如到期不能归还，我自愿把我租的东营欣业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西三路11号的房屋无偿转让给靳勇抵部分借款。”同日，刘志光另向靳勇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有刘志光借靳勇现金76万元整，自2015年5月16日至2015年6月15日归还。”
刘志光在与靳勇的2015年6月19日的录音中称，其同意先偿还30万元，但剩余16万元15日之内暂时无法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承担责任主体、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如何确定。第一，靳勇履行出借50万元义务在前，刘志光、刘奎花出具70万元借条在后，双方就其中相差的20万元各执一词，靳勇称该20万元包含刘志光、刘奎花分给靳勇的经营利润及支付的股市损失，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刘志光、刘奎花虽称70万元借条系受靳勇胁迫所出具，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70万元借条系刘志光、刘奎花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靳勇称76万元借条包括此前70万元及2014年11月28日至2015年5月16日期间的6万元利息，并有70万元借条、2015年3月15日承诺书、靳勇与刘志光录音资料佐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该76万元借条应视为对70万元借条的延续，且两份借条均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奎花虽未在76万元借条中签字，但并不影响其作为还款主体承担还款责任。刘志光称该借条系受靳勇胁迫形成，但未举证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根据靳勇提交的证据，能够确定借款本金为76万元。靳勇虽称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但在76万元借条中并未明确约定，刘志光也不予认可，应视为刘志光不支付利息。故刘志光偿还的62.4万元应视为偿还的借款本金，其尚欠借款本金13.6万元未还。关于靳勇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支持以13.6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1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部分，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其中截至2017年3月15日的部分为10448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刘志光、刘奎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靳勇借款本金132600元、逾期还款利息10448元，共计143048元，并支付自2017年3月16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1326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靳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60元，由靳勇负担1678元，刘志光、刘奎花负担2982元。
双方当事人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刘志光、刘奎花应否按照2015年5月16日刘志光出具的借条显示的数额支付欠款。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该规定表明，除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尚有合同法未作特别规定的无名合同，及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结合形成的混合合同。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只要没有违反效力性规定，即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诉人刘志光、刘奎花于2014年11月28日向被上诉人靳勇出具的借条载明欠款数额为70万元，其中的50万元被上诉人靳勇于2014年11月20日转款给上诉人刘志光，其余20万元被上诉人靳勇在一、二审庭审中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其中10万元为刘志光同意负担的靳勇抛售股票的损失，另外10万元系靳勇为刘志光介绍业务的分成。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包括民间借贷在内的混合合同关系。一审根据双方之间主要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不应对双方之间同一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一概不予审理。上诉人一审中称该欠条是受胁迫所出具，上诉状中又称双方由合伙分成转为单纯的借贷关系，因其陈述存在严重的相互矛盾，故本院对其前后两次陈述均不予采信。上诉人刘志光于2015年5月16日出具的借条和承诺书载明的欠款数额为76万元，被上诉人靳勇称其中的6万元为此前70万元在2014年11月28日至2015年5月16日期间的利息，经计算其利率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双方的上述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达成的合意是合法有效的。刘奎花虽然没有在76万元借条及承诺书上签字，但其已作为欠款人在70万借条上签字，该70万元欠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76万元借条及承诺书是因刘志光、刘奎花对上述70万元债务到期未还，而形成的就该70万元欠款的利息及本金的还款约定，刘志光作为刘奎花的丈夫在76万元借条及承诺书上的签字，应视为家事代理权的行使，其效力应及与上诉人刘奎花，上诉人关于刘奎花对刘志光、靳勇之间的关系不知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抗辩不能成立。上诉人刘志光、刘奎花应当按照刘志光于2015年5月16日出具的欠条上显示的数额支付欠款，并按照法律规定支付欠款利息。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60元，由上诉人刘志光、刘奎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文强
审判员 童玉海
审判员 王 辉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