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n（2013）浙杭商终字第1275号＼n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书平。＼n委托代理人：郑关军、范晓。＼n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海彦。＼n委托代理人：徐建树。＼n原审被告：张燕。＼n委托代理人：郑关军、范晓。＼n上诉人余书平为与被上诉人邵海彦、原审被告张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下商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7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8月26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自2011年3月开始，余书平与邵海彦之间存在持续的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有借有还，至2012年6月16日双方经对账，余书平出具对账单一份，载明：至2012年6月30日欠邵海彦共计人民币伍佰捌拾万元整，以前所有欠条作废。一审庭审中，邵海彦认可该对账单中载明的580万元欠款包含借款本金500万元和利息80万元。另查明，余书平与张燕系夫妻，两人于1988年5月12日登记结婚。＼n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涉案借款有无归还的问题。债务人主张借款本金、利息等已经归还，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余书平和张燕提供的还款凭据均发生于余书平出具涉案对账单之前，并不能有效推翻该对账单所记载内容，且双方已明确以前所有欠条均作废。余书平认为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被迫出具对账单，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一审庭审中，余书平认可向案外人王云龙所借款项系由邵海彦为其归还，双方均确认该部分款项已含在对账单中，故涉案对账单对双方真实发生的借款金额具有充分的证明效力。综上，余书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归还的事实，依据涉案对账单，应认定余书平至2012年6月16日尚欠580万元未归还。二、关于涉案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张燕系余书平配偶，涉案借款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张燕不能举证证明已明确约定余书平的个人债务，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之情形，故依法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由余书平和张燕共同承担清偿责任。综上，邵海彦要求余书平和张燕归还借款580万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因邵海彦自认该款项中涉及的借款本金为500万元，其余80万元为利息，故对其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计算的利息部分，应以借款本金500万元作为计算基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6月21日判决：一、余书平、张燕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邵海彦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支付利息80万元，合计580万元；二、余书平、张燕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邵海彦上述借款的利息（以借款本金50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3年1月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日届满时为止）；三、驳回邵海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4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7400元，由余书平、张燕负担。＼n宣判后，余书平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审核证据方面有违全面、客观原则。邵海彦在一审中提供了四份借条，分别为2011年3月20日200万，2011年5月3日100万，2011年5月27日70万，2011年10月16日380万，总共750万元。但根据其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却是2011年5月3日100万实付金额95万元，2011年5月27日70万实付金额60.1万元，2011年10月16日380万实付金额只有220万，且付款时间是2011年6月3日至2011年7月22日，2011年10月16日没有实际支付。余书平向邵海彦借款并非是无偿的，而是需支付月息10%至15%的高额利息，是国家法定利率的20余倍。如2011年3月20日借款200万时，借期5天，余书平即于前一天2012年3月19日支付利息56000元，折合月利率为15%。后两笔借款也是先行扣除利息，折合月利率均在10%以上。在余书平2011年6月1日已归还一笔大额借款300万元的基础上，从2011年3月19日开始到2012年5月26日总共归还借款本息达614.63万元之巨。余书平在向邵海彦借款时间不长且在连续还款的情况下，在2012年6月16日的对账单上还会欠邵海彦借款高达580万元之巨，就是因为余书平归还的借款绝大部分变成了利息，或说其所欠的巨额款项就是借款利息。这一事实还有2011年10月16日借款380万元，实付只有220万元佐证，其中160万元差价就是利息。也就是说在2011年10月16日之前余书平所还的借款本息513.73万元均作为之前的借款利息支付了。2012年6月16日对账单上580万欠款就是2011年10月16日380万元其中借款本金200万，借款时间8个多月，月利息按12%计算，得出借款利息200万，加上380万借款得出欠款580万而来。一审法院在如此明显存在高利贷的情况下，不顾该借款的性质，仅凭对账单上的欠款金额就认定余书平尚欠邵海彦580万元借款之事实，显然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在本案所涉款项涉嫌高利贷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违背了全面、客观审核证据的原则，对于邵海彦支付的借款与余书平所写的借条金额不一致，是否存在从借款本金中预扣利息问题，利息又是按什么标准计算以及2011年10月16日借款380万元实付金额到底是多少，余书平已付的614.63余万款项是什么性质，为什么在付了这么多借款本息的情况下仍欠邵海彦借款580万元之巨，2012年6月16日对账单580万元欠款是依据什么数据计算得来等事实均未查清。二、对账单依法无效。余书平在邵海彦再三要求下出具了所谓对账单，但该对账单并非否认以前的借款之事实，也就是说欠款580万仍需以先前的借款作为对账的依据，并非认定对账单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凭证。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邵海彦为获取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利息，仅凭其他证据其根本无法向余书平主张如此多的欠款本息，在以各种手段逼迫余书平书写对账单后就马上起诉，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本案中合法形式是余书平自愿书写（很难证明受到胁迫），非法目的是高利贷。《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第3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效，所以该对账单是份无效的凭证，不能成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三、邵海彦非法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一审判决变相使高利贷合法化，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纠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浙江省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均明确超过四倍以上银行贷款利息的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而本案中邵海彦的借款月利率高达10%至15%，是国家规定利率的20余倍，且存在从借款本金中直接扣除利息和将高利息计了借款本金计算复利的一系列违法行为，依法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本案中按邵海彦主张的余书平欠款580万元计算，其收取的非法高利达600万元之巨，该款依法应从借款本金中扣除。一审法院漠视国家法律的禁令，不认真审核证据，在已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高利贷的情况下，仅仅以对账单的欠款金额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使高利贷合法化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邵海彦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二审调查结束后，余书平以书面代理词明确其尚欠邵海彦借款本金159.8万元，利息33.96万元。＼n邵海彦答辩称：一、余书平在一审时阐述了两个明确的事实，即双方之间没有约定利息，故余书平已付的614.63万元全为本金，不是利息。对账单无效是因为余书平受到邵海彦的胁迫，并不是因为高利贷而无效。但二审中余书平却自己推翻在一审时的陈述，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事实描述，那么显然其在法庭上作的是虚假陈述。如果余书平在一审时做出的是虚假的陈述，那么其就应当为自己在一审所作的事实陈述承担败诉的责任。如果其在上诉状中作出的虚假陈述，那么二审更应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书平主张的所谓高利贷的事实不存在，其用自己的方式来计算利息是非常荒谬的。如余书平提到2011年5月3日出具借条为100万元，但邵海彦却只提供95万元的银行打款凭证，据此欲证明邵海彦先已将利息扣除。但事实上，从余书平本人于2011年5月3日出具的借条来看，当时一百万元的借款的构成已经写明是汇款90万元，现金10万元。从一审庭审来看，邵海彦的款项给付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银行打款，二为现金给付，借条的内容也能够印证这一事实。邵海彦已经按照借条的要求付款给余书平。余书平仅凭银行打款记录就得出利息已经从本金扣除并进而得出高利贷的结论，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余书平在没有明确的利息约定，也没有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不可能支付如此高的利息，也不会写下这么多份的借条。一审判决根据双方的陈述，并没有认定双方的借贷有明确的利息约定，且余书平自己认为款项来往均为本金不是利息。同时，余书平也没有受到邵海彦的胁迫，如果是高利贷，在没有明确约定，也没有胁迫的情况下，主动支付几百万的利息，这与常理不符。同时，若如余书平所言，绝大部分款项是利息，余书平为何会一次又一次的写下借条，最后还写下对账单。三、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是持续的、多次的，正是这样的借贷关系，才会产生大量的资金往来，余书平才会出具如此多的借条。邵海彦的款项给付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银行打款，二为现金给付。在一审余书平回答邵海彦的提问时就已经明确自认借款有1000万左右，不能仅凭银行打款记录就得出存在高利贷的结论。一审判决已明确余书平认可向案外人所借款项由邵海彦为其归还，双方均确认该部分款项已含在对账单中，余书平出具的对账单实际上是两人对之前所有经济往来的总结。本案的对账单是真实有效的，按余书平在上诉状中对对账单形成的陈述，对账单中的580万元应全部都是利息，但为何会有“以前所有的欠条作废”的内容，而如果没有本金或其他资金，余书平不会凭空写一张580万利息的对账单。余书平在书写对账单的时候是自愿的，对对账单的含义和法律上的后果也是非常清楚的，其关于对账单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不涉及非法高利贷，余书平不能证明双方约定的利率是多少，也不能证明其共支付了多少利息，缺少这两个前提，得不出涉及高利贷这个结论。且即使邵海彦收取了余书平的利息，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再退一万步讲，就如余书平所言收取了超过银行贷款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只要是借款人自愿给付，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共同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法院可不予干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张燕陈述称，同意余书平的意见，且本案所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n二审期间，余书平和邵海彦未提交新的证据，张燕提交情况说明2份及证明1份，欲证明案涉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n经质证，余书平对该证据没有异议，邵海彦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n本院认证认为，邵海彦关于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主张成立，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n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n本院认为：余书平在二审中关于其与邵海彦共同赴上海向案外人领取拍卖款用于归还邵海彦欠款，最终因流拍未取得款项，故向邵海彦出具了案涉对账单的陈述与邵海彦对对账单形成所作陈述基本一致，对该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该事实可以证明对账单并非如余书平在一审所述的是在邵海彦胁迫下出具，故应属余书平真实意思表示，余书平在邵海彦起诉前从未对此提出异议，该对账单对其具有约束力。同时，余书平在二审中主张其向邵海彦支付的款项主要用于偿付高额利息，故实际欠款金额与对账单中载明的不符，因其对于案涉借款利息高达9%-15%的主张没有提供证据佐证，且该主张与其在一审中关于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其也没有支付过利息的陈述完全相悖，在其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本院无法采信，故余书平关于案涉对账单因存在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而应认定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据此，案涉对账单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依据该对账单对邵海彦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余书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n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二审案件受理费37699元由余书平负担。＼n＼n＼n＼n＼n审判长徐鸣卉＼n审判员祖辉＼n代理审判员周平亚＼n＼n＼n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七日＼n＼n书记员骆芳华＼n＼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