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873号
原告（反诉被告）：李军，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原告（反诉被告）：黄淦波，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原告（反诉被告）：陈三波，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原告（反诉被告）：林润昭，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上列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春、柯逸恩，广东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谭俊峰，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长发，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东，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原增城市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卢李南。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航，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反诉被告）：莫澎，住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
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金融贸易区。
法定代表人：肖林芝。
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诉被告谭俊峰、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第三人莫澎、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春、柯逸恩，被告谭俊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长发、曹华东，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航，第三人莫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共同诉称：根据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政府2010年8月20日《关于整体转让广东省增城市秀荔果场使用权、经营权的通告》，同年8月28日，被告谭俊峰与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签订《荔枝园转让承包经营合同》（简称承包合同），由该司将其1993年3月1日向南方工贸总公司万田开发部受让所得、期限至2063年的秀荔果场果树、生产权、经营权、土地使用权等承包权益一次性整体转让给被告谭俊峰，转让金为200万元。为全面履行上述合同，2011年1月，被告谭俊峰与原告及第三人莫澎签订《关于增城市秀山村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简称合作协议），就受让的秀荔果场合资合作经营开发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即合作六方协议认同被告谭俊峰口头主张的为取得该项目前期共支付了250万元费用，并达成包括各原告在内的其余五人分别出资40万元、各占秀荔果场16%权益的方式承担了上述应支付给转让方的全部转让款200万元以及被告谭俊峰仍享有20%股权的约定。合作协议并确定谭俊峰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包括负责组织项目在土地使用、征收及经营管理过程中与属地各级政府及村民沟通协调解决问题等事宜。六方还就项目今后的运作模式及运作方向以上述协议为章程依据等内容作了具体约定。
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均按约定完成了本案的出资义务。201l年1月3日，合作六方签订《租赁荔枝树承包经营协议》，将秀荔果场的荔枝树交由该六方股东中的第三人莫澎经营管理，但第三人莫澎应根据项目开发需要随时交回经营管理权且不得提出赔偿。根据合作协议约定，上述六方股东于2011年4月21日依法申请、并于同年7月6日被核准设立了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钟南投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营业期限至2061年7月5日，股东出资比例与合作协议相同，公司登记股东是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及被告谭俊峰、第三人莫澎，亦与合作协议和协商处理本案纠纷的钟南投资公司股东会议、项目全文以及合作六方签订的《租赁荔枝树承包经营协议》签名主体记录一致。钟南投资公司《章程》与合作协议中对该司约定的主要内容一致。
根据广州教育城征地拆迁规划方案，秀荔果场因属于该方案范围内用地而被征收，受让的《荔枝园转让承包经营合同》客观上被解除。此后，包括2013年7月20日在内，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及原中共增城市朱村街秀山村党支部委员会（简称秀山“两委”）至少三次向被告谭俊峰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提供身份证明、相关合同等权利凭证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联系洽谈征地补偿有关事宜，但被告谭俊峰为了撇开原告等权利人独占补偿利益，无视秀山村“两委”的屡次通知均不出面前往结算和参与分配本案征收土地补偿款。由于原告等人不是秀荔果场的受让承包合同原始相对人，且被告谭俊峰未依合作协议约定将秀荔果场承包合同变更到钟南投资公司名下，导致原告不能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处获得补偿款，至今无法实现其合法投资权益。2013年5月28日期间，被告谭俊峰伪造钟南投资公司《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签名栏其他股东签名，非法将该司注销，该司于同年6月3日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穗）登记内销字[2013]第01201305280066号”《企业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注销。原告各32万元的一期对该司注册资金投入款项至今仍被非法占用，所约定的本案诉请土地相关权益亦未纳入该司注销清算范围。为解决本案纠纷及钟南投资公司被非法注销等事宜，原告及被告谭俊峰等股东分别于2013年9月6日、10月25日、11月13日召开“钟南投资公司及增城朱村街秀山村项目会议”、“钟南投资公司及增城荔枝园项目会议”、“钟南投资公司及秀山村（增城）地块项目四股东会议”，对解决方案进行研究。但自去年10月25日开始至本案起诉前，各原告分别或共同采取多种方式联系被告谭俊峰，寻求继续共同协商妥善处理本案相关事宜，被告谭俊峰均避而不见，且穷尽方法亦无法沟通、解决。
综上所述，本案《荔枝园转让承包经营合同》、《关于增城市秀山村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等原告的权利证据均真实、有效并已实际履行，在案涉土地被依法征收的情况下，原告有权依据协议约定享有与其权利份额相对应的土地征收补偿款项。被告谭俊峰怠于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在客观上造成了原告权利行使的阻滞。因此，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一、确认各原告均分别具有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原增城市朱村街）秀山村秀荔果场至2063年承包权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16%分配权益；二、两被告协同原告共同清理土地、种植物、地上附着物等征收补偿对象，并按承包地剩余年限及广州教育城征收补偿规定结算征收补偿款（暂按8万元／亩×739亩＝5912万元计算）；三、由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按秀荔果场征收补偿费用结算总额的16%分别向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暂按5912万元×16%=945.92万元计算）；四、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谭俊峰承担。
被告谭俊峰辩称：一、我方是秀山村《荔枝园转让承包经营合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和唯一承包人，原告及第三人不是秀山村荔枝园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当事人，原告不具有适格主体资格。二、我方与原告及第三人莫澎于2011年1月23日签订的《关于增城市秀山村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是一份欲“利用承包土地、合资成立公司进行农业、旅游并共同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投资经营意向书，是一份拟定合伙开发土地项目的协议，并非流转或转包秀山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协议书，即不具有合资合作承包经营涉案荔枝园土地之合同目的；即便我方认为原告已将《荔枝园转让承包经营合同》项下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自己，但因未能获得发包方同意，也是属于转让无效的民事行为。三、既然原告及第三人莫澎并非秀山村荔枝园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那么，原告对于秀山村荔枝园土地就没有使用权、受益权。四、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不实。五、原告请求法院判令我方及秀山村委向其分别支付征收补偿款945.92万元，没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六、本案属于（合伙人）合资合作协议引起的合伙纠纷，是与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无关的合伙纠纷。七、针对《关于增城市秀山村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之效力、履行、解除等相关法律关系，我方已提起反诉，故不再赘述。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谭俊峰反诉称：反诉原告在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前提下通过与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签订《荔枝园转让承包经营合同》取得了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山地荔枝园的承包经营权，合同约定反诉原告可在合同期内承包经营原有的果树，也可在承包期内在涉案山地上种植荔枝等果树经营获益等。反诉被告在获悉前述情况并现场考察后，认为涉案山地区位优势明显，可搞旅游及房地产开发，为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经协商一致于2011年l月23日签订了《关于增城市秀山村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各反诉被告各出资80万元、反诉原告出资100万元组建公司，以公司名义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签订用地、征地合同后，在涉案山地上搞旅游及房地产开发。该协议签订后，反诉被告仅部分出资，未出资到位。之后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虽成立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但因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拒绝将涉案山地交由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组建的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开发，更重要的是涉案山地的开发也未能得到政府部门的审批的原因，该协议搁置履行。随后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清算后于2013年6月3日终止经营。
反诉原告认为与反诉被告签订的《关于增城市秀山村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是附条件生效的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是组建的公司要取得涉案山地的开发使用权、所开发的项目获得政府部门立项并获准开发。而截至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六方组建的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在2013年6月3日终止经营为止，涉案山地的使用权也尚未取得，所拟开发的项目也未获得政府立项及批准开发，即该协议生效的条件未成立。另外反诉原告认为在未取得涉案山地的开发使用权的前提下，约定：将他人所有及使用的农用地变更为房屋建设用地是违法的。为此，反诉原告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之间于2011年l月23日签订《关于增城市秀山村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无效；2、由反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辩称：我方认为作为涉案被告的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涉案征收的荔枝园是我方与南方工贸公司签订的经营合同，在2010年8月28日，我方确认被告谭俊峰与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签订的《荔枝园转让承包经营合同》的效力。原告与我方之间不存在土地承包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在本案中无权直接向我方主张权利，我方作为涉案被告的主体不适格。
第三人莫澎述称：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表示支持。因为第三人莫澎也是签订《关于增城市秀山村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的股东之一，占秀荔果场16%的权益。并依约履行了出资义务，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都是为了各股东应分配的承包土地征收补偿费提出的，符合各股东的共同意愿，在此表示支持。原告提出的“第三人莫澎应根据项目开发需要随时交出经营管理权，且不得提出赔偿”的意见，表示反对，理由是：原告误读了《租赁荔枝树承包经营协议》第三条的内容：“如甲方项目开发需要，可以随时收回经营权，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赔偿”。该条款包含二个内容：第一即必须是四方（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项目开发需要，可以随时收回经营权，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赔偿。第二，若不是甲方项目开发需要，就不能解除《协议》，否则乙方有理由提出赔偿。六方股东由于未能规划、设计好项目的开发蓝图，也未能筹措开发的资金，所以迟迟未能进入项目进行实质性开发，至今仍然是第三人莫澎经营管理承包的荔枝树。第三人莫澎对承包荔枝果园的投入应该从政府征收补偿费中得到相应的补偿。第三人莫澎自2011年至2013年为恢复荔枝果园投入了大量资金。增加了广州市政府对荔枝果园征收时的相应补偿，根据对价原则，第三人莫澎有权获得以此相关部分征收对象的补偿。
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述称：因本案当事人诉争的秀山村荔枝园是被告谭俊峰从我公司转让承包所得，且该果园的荔枝树均为我公司耗费数年时间组织大量民工精心栽培而成，花费资金上千万元，被告谭俊峰仅以百万的出资不可能取得转包果园的所有权，仅能获得果园的承包经营权而已，否则严重违反民法通则之公平原则，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我公司是被征果树的实际投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2条之规定：转包流转的土地（被征收的），地上青苗补偿款归实际投入人所有。故被征收的秀山村荔枝园青苗补偿款归我公司所有。
经审理查明：在1992年12月26日，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甲方）与案外人南方工贸总公司（乙方）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所属的面积约1500亩的荒山发包给乙方开发经营，承包期为70年，即从1993年1月1日起至2063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满后，乙方在承包地内的果树等植物和用于种植果树的工作、生活用房等不动固定资产归甲方所有。并约定承包金及付款方式：1、乙方一次性向甲方交付林农作物、青苗补偿费20万元，从1993年1月1日起至2002年12月31日止的10年内，属果树的生长投资阶段，甲方不参加果树收入的分成；2、从2003年起以果树收入的纯利润（由审计部门核准）分成，乙方同意按以下比例交给甲方：从第11年起10%，第21年起20%，第26年起至合同结束25%。
在1993年1月1日，案外人南方工贸总公司（甲方）与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乙方）签订《土地转让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承包的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的土地转让给乙方承包经营。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是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政府的下属企业。
在2000年5月18日，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五个小组（甲方）与案外人南方工贸总公司（乙方）共同签订了《＜山地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双方对承包金的支付作出了详细的约定。在同一日，案外人南方工贸总公司（甲方）与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乙方）签订《土地转让承包经营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在《＜山地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中的权利及义务全部转由乙方享有和承担。
在2010年8月28日，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甲方）与被告谭俊峰（乙方）签订《荔枝园转让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承包经营的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秀荔果场种植和发展的荔枝树的使用权、经营权，一次性整体转让给乙方，转让金额为200万元，乙方在签订此协议时一次性付清，从2011年起凡需交秀山村有关费用由乙方负责。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原增城市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以鉴定人的身份在该合同上盖章确认。
在合同签订后，被告谭俊峰依约支付了转让款，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在2011年1月23日，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与被告谭俊峰及第三人莫澎共同签订《关于增城市秀山村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及被告谭俊峰、第三人莫澎合资合作经营开发被告谭俊峰承包经营的涉案土地，六方合资成立公司共同经营开发此项目。并约定六方认同被告谭俊峰为取得涉案土地租赁使用权前期支付的500万元费用，按被告谭俊峰20%，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及第三人莫澎各16%的比例分摊上述前期费用，即被告谭俊峰分摊100万元，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及第三人莫澎各分摊80万元，并以此为合资公司股东股份比例分配原则，以上款项于10天内，各股东将款项全部汇至被告谭俊峰个人账户；六方组成公司董事会并共同推举被告谭俊峰为首任董事长；今后成立项目公司，并将该地块转入项目公司名下，由项目公司与秀山村委补签租赁合同；六方一致同意该地块的开发方向为农业产业开发及旅游项目，引进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美食餐饮、度假酒店等经营性项目。
在2011年7月6日，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与被告谭俊峰及第三人莫澎共同注册成立了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由被告谭俊峰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3年6月3日，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注销了工商登记。但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一直都没有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签订过有关涉案土地的任何合同。
在2013年7月20日，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与案外人原中共增城市朱村街秀山村党支部委员会共同向被告谭俊峰发出《通知》，该《通知》载明：“谭俊峰先生：根据您提供的当年秀山村与南方工贸总公司签订的《山地承包合同》有关租地协议，现按照广州教育城一期征拆工作的要求，需对您租用的土地征收，解除租地合同。请您提供您本人身份证原件、租地合同原件、涉及租地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件查验后退回。请您与秀山村‘两委’联系洽谈有关事宜。”
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认为在案涉土地被依法征收的情况下，有权依据协议约定享有与其权利份额相对应的土地征收补偿款项，被告谭俊峰怠于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在客观上造成了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权利行使的阻滞。为此，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向本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认为被告谭俊峰伪造《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清算报告》签名栏里面其他股东签名，非法将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注销。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提供了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在2014年2月11日作出的《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穗司鉴字20140600800026号）到庭，证明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在申请注销工商登记时，由被告谭俊峰所提交给工商管理部门的《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清算报告》上落款处“李军、黄淦波、陈三波”的签名，不是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本人的签名。
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承认因广州教育城建设，政府征收土地包括涉案土地是按每亩149000元计算征收补偿款，该款已经包括土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偿款，但青苗补偿款不超过每亩3万元，且至今没有收齐土地征收补偿款。
本院认为：本案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在1992年12月26日与案外人南方工贸总公司签订《山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将其所属的面积约1500亩的荒山发包给案外人南方工贸总公司开发经营，承包期为70年即从1993年1月1日起至2063年12月31日止。案外人南方工贸总公司在1993年1月1日与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签订《土地转让承包经营合同》，约定案外人南方工贸总公司将其承包的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的土地转让给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承包经营。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在2010年8月28日与被告谭俊峰签订《荔枝园转让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将其承包经营的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秀荔果场种植和发展的荔枝树的使用权、经营权，一次性整体转让给被告谭俊峰，转让金额为200万元，从2011年起凡需交秀山村有关费用由被告谭俊峰负责。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原增城市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以鉴定人的身份在该合同上盖章确认。至此，被告谭俊峰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之后，虽然被告谭俊峰在2011年1月23日与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及第三人莫澎共同签订了《关于增城市秀山村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约定被告谭俊峰与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及第三人莫澎合资合作经营开发被告谭俊峰承包经营的涉案土地。但是该协议书并无约定被告谭俊峰将涉案土地的承包权进行转移，故涉案土地的承包者仍是被告谭俊峰，且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从未同意被告谭俊峰变更涉案土地的承包者。故在广州教育城建设，政府征收土地包括涉案土地时，在2013年7月20日，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与案外人原中共增城市朱村街秀山村党支部委员会共同向被告谭俊峰发出《通知》，通知涉案土地的承包者即被告谭俊峰联系洽谈有关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事宜。由于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不是涉案土地的直接承包者，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秀山村民委员会收取了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被告谭俊峰在2011年l月23日与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及第三人莫澎共同签订的《关于增城市秀山村土地项目合资合作协议书》，是被告谭俊峰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之后，与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及第三人莫澎共同签订的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该协议书约定了涉案土地的开发方向为农业产业开发及旅游项目，引进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美食餐饮、度假酒店等经营性项目。但是这只是合同的目的，并非合同生效的条件，该协议书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谭俊峰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认为被告谭俊峰伪造《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清算报告》签名栏里面其他股东签名，非法将广东钟南投资有限公司注销，损害其合法权益。因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本案中，第三人海口市兴衡经济开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谭俊峰的反诉请求。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337500元，由原告李军、黄淦波、陈三波、林润昭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被告谭俊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冯志坚
审 判 员 黄 晖
人民陪审员 王荷花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赵少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