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民终179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建峰，男，196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陕西中核资源有限公司经理，住陕西省西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蓉，陕西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先梅，女，1978年1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系高建峰之妻，住陕西省西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蓉，陕西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新平，男，1965年3月3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干部，住陕西省西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娟，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芳芳，陕西言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建峰、张先梅因与被上诉人杨新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2015）碑民初字第01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建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蓉，上诉人张先梅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蓉，被上诉人杨新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娟、吴芳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建峰、张先梅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驳回杨新平对高建峰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杨新平对张先梅的诉讼请求；四、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杨新平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高建峰与杨新平于2013年7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显属错误。1、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双方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是2013年7月25日签订的转让款为650万元的协议，另一份是2014年3月18日签订的转让款为115万元的协议。2014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且时间相对较晚，如果要确定合同效力，该协议更为合法有效，按照该协议，杨新平应当返还高建峰多支付的转让款。2、一审法院将公司股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混淆，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违反了公司法和合同法的规定。首先，从《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该协议是对公司资产进行违法处置、抽逃出资的行为，这种违法行为必然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公司法所明确禁止，因此该协议是无效的。从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该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对公司现有资产及未来可得收益、无形资产等进行了分割，彻底掏空了公司的资产。《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股东自出资完成以后，则股东的出资是公司的资产。股东无权私自分割公司资产，将其据为己有。公司股东高建峰、杨新平在公司存续期间私自分割公司资产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显属无效。其次，从高建峰与杨新平履行协议的实际过程看，双方转让的名为股权，实质是对陕西中核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公司）的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进行分割与处置。本案所涉及的650万元、128万元、35万元以及杨新平分割到一套黄花梨办公家具、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沙发及茶几一套等实物资产，并不是双方转让股权的行为。在整个转让过程中，对公司财务和资产没有经过第三方进行合法审计评估，而是私下处置。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标的物应该是股东的股权而非公司资产。股东只能转让股权，而不能转移公司财产的所有权。一审法院将双方分割公司资产而形成的650万元、128万元以及35万元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显属错误。《股权转让协议》对公司资产的处置分配分割是股东非法转移公司财产、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是对中核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直接侵犯与损害。这一行为导致杨新平占有公司资产，抽逃了出资。《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禁止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出资”，该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系违法处置公司资产，抽逃出资，违反了强制性规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五)项之规定，显属无效。另外，杨新平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利用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管理财务期间，弄虚作假，将公司收入转入其个人名下。在双方分割财产时，高建峰全然不知，这对高建峰不公平，因此高建峰有理由拒付所谓的补偿款。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涉及的所谓股权转让款为高建峰与张先梅夫妻共同债务完全错误。1、张先梅对无效协议而产生的债务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2、张先梅与高建峰虽为夫妻，但其根本没有参与股权转让，对高建峰受让股权一概不知。事实上，本案与张先梅没有任何关系。事实是当时杨新平因为自己身为工商局干部，其将自己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郭军，退出公司经营。杨新平、高建峰和郭军就杨新平所持有的50%股权转让进行了多次协商，达成了意向。但杨新平为了规避风险，决定先将自己的股权转让与高建峰，再由高建峰转让与郭军，高建峰只起到中间人的作用，因此即使高建峰与杨新平签订的协议有效，但涉案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一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的规定，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张先梅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一审法院判令张先梅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杨新平辩称，一、《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1、2013年7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高建峰、张先梅上诉称股权转让过程中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后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因签约在后并在工商行政部门备案，应为有效。该协议签订日期为2014年3月18日，转让费用为115万元，高建峰、张先梅以此为据并认为杨新平应返还其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高建峰、张先梅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首先，一审中高建峰、张先梅从未提到这个问题，对2013年7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认可；其次，高建峰、张先梅在2014年3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之后的3月19日给杨新平出具了《欠条》，该欠条意思明确地表示其欠杨新平的股权转让等费用；最后，双方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确实有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但2014年3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用于在工商部门备案，双方已于当日专门签订了协议，说明此前即2013年7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2、高建峰、张先梅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因约定了分割公司财产而无效，是对《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公司法的错误理解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的约定虽然文字描述为“以2012年12月15日为截止日，双方对公司有账面值的资产进行清产核资，予以合理进行分割”，但结合上下文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理解其本质，该约定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分割公司财产，而是高建峰、张先梅用公司的资产及债权替其支付股权转让款。本案不属于股东违法分配公司财产的情况。其次，《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合理进行分割”，实质上约定的是高建峰、张先梅用公司的资产及债权替其向杨新平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是分别持有公司50%股权的两个股东，即合计持有公司股权100%的股东的高建峰、张先梅和杨新平的决定，又是《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后，持有公司股权100%股东的高建峰的决定，是股东对公司行使自治权的表现，所以《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最后，虽然《股权转让协议》有分割的字样，但实际意思并不是对公司财产的分割，而是根据股东意思自治的原则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理，以此作参考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格。《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高建峰是持股50%的股东，对公司情况了解。《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后，高建峰持股100%。高建峰自愿拿出约定数额的货币以及用公司的实物或债权替其支付股权转让费，说明其认为收购股份本身存在盈利，只是其接手公司后，经营太差，导致盈利不能达到预期，于是擅自毁约，不仅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还利用自己掌控的公司起诉杨新平侵占公司的财产。二、高建峰、张先梅认为一审法院不应判令张先梅对股权转让费承担连带责任，显系错误。首先，高建峰、张先梅以张先梅没有参与股权转让过程为由拒绝担连带责任不能成立，缺乏法律依据。其次，高建峰、张先梅对《最高院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理解错误。本案中，高建峰无论经营公司还是受让股权，利益均为夫妻共同所有，债务也应当由夫妻二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所以，一审法院判令张先梅对股权转让费承担连带责任完全正确。三、一审法院关于128万元定性准确，判决结果正确。高建峰、张先梅对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128万元、35万元补偿款不予认可，是其不诚信的表现。1、高建峰、张先梅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禁反言原则。一审中，高建峰、张先梅已认可《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高建峰、张先梅对杨新平诉讼请求中的443万元股权转让等费用，承认尚欠其中280万元股权转让费，只是对2014年2月20日由王某执笔记录的“算账问题”达成的书面协议中所涉及35万元以及2013年12月29日补偿方案所涉及的128万元提出不同的异议。杨新平一审中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充分说明《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2、一审中，高建峰认可128万元是其向杨新平的补偿款，并有2013年12月29日其向杨新平出具的书面证明，内容为其向杨新平补偿128万元，又有2014年3月19日其向杨新平出具的欠条再次确认证明。3、高建峰、张先梅与杨新平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双方对公司的有账面值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债权债务）进行清产核资，并予以合理分割”时，双方认为高建峰、张先梅再应支付杨新平35万元。于是在2014年2月20日由王某执笔签订了书面协议进行约定，该款项是履行清产核资、合理分割后，高建峰、张先梅应补偿给杨新平的款项，2014年3月19日高建峰、张先梅出具欠条对该款项再次确认。综上，高建峰、张先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且其一、二审主张前后矛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新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高建峰、张先梅偿还欠款443万元；二、判令高建峰、张先梅支付欠款利息287137.6元（以143万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4月10日计算至2015年5月21日；以300万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5月10日计算至2015年5月21日；并要求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诉讼费由高建峰、张先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5日杨新平（甲方）与高建峰（乙方）就转让杨新平持有的中核公司的50%股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第一条、以2012年12月15日为截止日，甲乙双方对公司的有账面值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债权债务）进行清产核资，并予以合理分割。第二条、除第一条所分割资产外，对公司的无账面值资产（包括公司的两个探矿权、现有勘查项目、公司资质、无形资产），甲方股权所占有部分作价650万元人民币。……”双方还就付款方式、资产分割时间、财产过户手续、股权变更登记及违约事项等进行了约定。后高建峰依约于2013年8月9日分两笔向杨新平转账支付50万元、80万元，于2013年8月28日分三笔向杨新平转账支付90万元、80万元、50万元，上述共计350万元。2013年12月29日，高建峰向杨新平出具便条一份，载明：“我愿以补偿杨新平人民币壹佰贰拾捌万元（和资产分配无关）。”同日杨新平在该便条上书写“同意上述补偿方案。”经当庭质证，杨新平称双方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过程中，因高建峰收取了中核资源公司的应收账款，导致股权计算标准变化，即股权转让款变少，故高建峰就此给其增加了128万元的股权转让款。高建峰辩称该款与股权转让及分割公司资产无关，属于其个人对杨新平的补偿，但未经其妻张先梅的同意，故属无效。2014年2月20日由案外人王某执笔记录，杨新平与高建峰就“算账问题”达成书面协议，载明：“一、高建峰根据双方达成的分配意见，付给杨新平人民币叁拾伍万圆整。二、分配中存在的遗留问题一经核实立即解决……”经当庭质证，杨新平称该款名为分配款，实为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所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高建峰称该协议系分割中核公司资产，应属无效；证人王某述称该款不是补偿或者股权转让款，系杨新平与高建峰就公司债权债务核算的结果，相当于“资产分割，多退少补”。2014年3月14日高建峰向杨新平汇款支付20万元（后退款），2014年3月17日高建峰向杨新平汇款支付20万元。2014年3月19日，高建峰向杨新平出具欠条，载明：“今欠杨新平股权转让等费用肆佰肆拾叁万元人民币。支付时限：1、以4月10日前支付壹佰肆拾叁万元人民币。2、以5月10日前支付叁佰万元人民币。”后杨新平向高建峰主张偿还上述所涉欠款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另查，中核公司于2005年4月8日成立，原股东为杨新平与高建峰，注册资本为360万元时,杨新平、高建峰各占180万元，2008年4月15日变更注册资本为520万元。2014年3月27日，杨新平所占中核公司50%股权（出资额260万元）变更至高建峰名下，该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3月31日中核公司的股东再次发生变更，其中高建峰占49%股权（出资额254.8万元），案外人郭军占51%股权（出资额265.2万元）。再查，本案审理中张先梅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但超过了管辖权异议提出的法定期限，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张先梅当庭表示不再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同意由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审理中，2016年1月28日高建峰申请对杨新平提交的2013年12月29日便条、2014年2月20日王某执笔的书面协议、2014年3月19日的欠条上“高建峰”的签字进行笔迹鉴定，后对于便条及书面协议上的签字予以认可，仅申请对欠条进行笔迹鉴定。2016年4月7日，因高建峰未依法按时交纳鉴定费，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终止此鉴定,后高建峰在庭审中对便条、书面协议、欠条等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杨新平与高建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按合同约定高建峰支付杨新平股权转让款,杨新平办理中核资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权变更事宜，现杨新平办理完变更登记手续,高建峰仅支付杨新平股权转让款370万元，尚欠股权转让款280万元未付，高建峰于2014年3月19日出具欠条对此亦予以确认，双方的股权转让关系转化为债权债务关系，现杨新平要求高建峰偿还该款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2013年12月29日高建峰向杨新平出具便条约定的补偿款128万元一节，庭审中高建峰认可这128万元系其给杨新平的补偿，于2013年12月29日向杨新平出具书面证明其个人补偿128万元,并注明与资产分配无关，杨新平表示同意该方案，且高建峰于2014年3月19日出具欠条对此亦再次予以确定，该款项亦属于双方在股权转让中产生的涉及债权债务的款项,现杨新平据此要求高建峰偿还欠款及相应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本案中杨新平与高建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双方对公司的有账面值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债权债务）进行清产核资，并予以合理分割”；双方于2014年2月20日签订的书面协议所涉35万元，根据杨新平与高建峰的诉辩意见及证人王某陈述，该款应属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的“清产核资，合理分割”的款项,应视为对公司“清产核资”合理分配过程中双方对公司资产核算后高建峰对杨新平补偿，亦应是双方在股权转让中所涉款项,且高建峰于2014年3月19日亦出具欠条对该款予以确认,故杨新平对高建峰、张先梅主张支付欠款35万元的请求亦予以支持。杨新平以上述债务属于高建峰、张先梅的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张先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张先梅以高建峰未经其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高建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新平股权转让款280万;二、高建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新平欠款128万元;三、高建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新平欠款35万元;四、高建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新平以上三项款项的利息（以本金143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4月10日计算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30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5月10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五、张先梅对高建峰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44537元，由高建峰与张先梅共同承担（此款杨新平已交纳，高建峰与张先梅在支付上述款项时支付杨新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4年3月18日，杨新平与高建峰又签订了中核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其中载明：杨新平同意将其持有的中核公司50%股权，以115万元价格转让给高建峰，高建峰同意购买该股权；高建峰同意在本协议订立后5日内，以银行转账形式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杨新平。同日，杨新平与高建峰又签订了协议约定：双方共同确认，此次为工商局提供的格式化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图，仅供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备案所用；双方的真实意图仍按此前双方已经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执行，双方均无异议。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高建峰与杨新平于2013年7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12月29日签订的“便条”协议、2014年2月20日签订了《算账问题》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张先梅是否应当对高建峰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认为：一、关于高建峰与杨新平于2013年7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12月29日签订的“便条”协议、2014年2月20日签订了《算账问题》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便条”协议、《算账问题》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中约定向杨新平支付款项的主体均为高建峰，并没有约定以中核公司的资产抵偿股权转让款，不构成抽逃中核公司的出资，因此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生效后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杨新平所持中核公司50%股权已经于2014年3月27日变更至高建峰名下，故高建峰应当依照约定向杨新平支付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判令高建峰向杨新平付款280万、128万元、35万元并无不当。
二、关于张先梅是否应当对高建峰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张先梅与高建峰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且杨新平知道该约定，或者证明高建峰与杨新平明确约定本案中的债务为高建峰个人债务，因此张先梅应当对高建峰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高建峰、张先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537元，由上诉人高建峰、张先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任华
审判员 张 鹏
审判员 郝海辉
二○二○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