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玉中民一终字第49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罗某。
委托代理人：袁晓勇，广西崇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某。
委托代理人：卢水全，广西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某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流市人民法院（2015）北民初字第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2日依法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卢涛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陈贤、莫寒窗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许泰榕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罗某的委托代理人袁晓勇，被上诉人何某的委托代理人卢水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7日，罗某从其在交通银行账号为62×××94的个人账户中转了两笔款项到何某开设在建设银行嘉宾支行账号为62×××66的帐户中，第一笔转账150万元，第二笔转账396万元。两笔转账的两份银行进账单（回单）中开户行签章一栏中均注明有“往来款”字样。2011年10月19日，罗某以“催款人”的名义向何某邮寄了一份《催还借款函》，要求何某在2011年11月18日前将借款本金546万元和四个月的利息436800元（按月息2分计）打入罗某在交通银行的账户。何某收到《催还借款函》后，并没有支付款项给罗某。另查明，何达芳系何某与何某逊、ＸＸ的父亲，三人系同父异母的兄弟，罗某系何某的舅舅，与何某逊并无血缘关系；罗某原系广西区冶金工业厅干部，退休后帮助何某逊管理财务，负责出纳工作，何某逊是广西富安居家居建材广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何某逊向广西富安居家居建材广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有一份书面委托书，载明：本人从2010年8月23日起委托罗某先生代为办理广西富安居家居建材广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一切财务事宜，所有股东分配款由罗某先生代为签字有效。其中，从2011年1月18日至2011年7月11日，罗某签字收取广西富安居家居建材广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银行汇票款额合计1320万元，另签字确认转到何某逊个人账户的款额为105万元。2011年8月8日，何某逊在南宁去世。再查明，2012年9月12日，罗某以民间借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何某偿还借款546万元及支付相应的利息。一审法院作出（2012）北民初字第2680号民事判决，判决何某归还罗某借款本金546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何某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审理后作出（2013）玉中民一终字第137号判决，判决撤销（2012）北民初字第2680号民事判决，驳回罗某要求何某归还借款本金546万元及支付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罗某对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不服，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桂民申字第97号裁定，指令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2014）玉中民再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13）玉中民一终字第137号判决。
2015年3月11日，罗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何某返还其非法占有罗某的现金546万元并赔偿从2011年7月7日计算至其履行完毕返还义务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孳息。
一审法院认为：罗某通过银行转账546万元给何某的事实清楚，双方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关于罗某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罗某前后两次诉讼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第一次诉讼中罗某是以与何某间成立借贷关系来要求何某返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第二次诉讼中罗某是以无法律原因需给付何某款项，何某占有该款项无合法依据而要求其返还，尽管前后两次诉讼中案件事实均是罗某转账546万元给何某这一行为，但是两次诉讼中请求权的基础即案由发生了变化，法律关系的变更导致了可以适用的法律规定的不同，罗某基于同一事实以不同的法律关系起诉，两者是不同的诉，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关于罗某请求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罗某是基于同一事实以不同的法律关系起诉，本案中转账行为虽发生在2011年7月7日，但罗某2012年9月1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后经过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再审，至2014年7月23日再审终结，导致诉讼时效期间中断，诉讼时效期间从2014年7月24日重新计算，并未超过法律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两年的规定。何某认为罗某前后两次起诉的法律关系性质不同，不因为第一次起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理由不成立。关于何某收到罗某转账的546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何某应否返还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因此不当得利的构成需要有三个要件：第一，有一方获利；第二，使他人受损；第三，一方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主张权利的一方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负证明义务。罗某认为何某不当得利，就须对何某构成不当得利进行举证。本案中，罗某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存在转款这一事实，而不能证明何某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罗某将546万元款项分两次转账至何某的账户，是明知且主动实施的，其给付该款项有一定的原因，只不过在以民间借贷的给付原因起诉未获法院裁判支持后，遂就同一事实，变为以不当得利起诉，以转移举证风险。罗某作为一名机关退休干部，帮助何某逊管理财务，做出纳，理应具备较高的风险意识，对转款到何某账户的行为不存在过错和重大误解，且两笔转账的银行进账单（回单）中均注明“往来款”，其主动转款给付何某较大金额的财产，必然基于某一法律关系，对该法律关系的证明应负举证责任，却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形下仅以何某收到其转账款这一事实主张何某不当得利，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罗某认为何某取得546万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并支付相关孳息的主张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罗某要求何某返还546万元及赔偿孳息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64958元（案件受理费599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罗某已预交29979元），由罗某负担。
上诉人罗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上诉人曾以借贷关系为诉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何某归还其借款546万元和利息。在民间借贷诉讼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属于民间借贷关系，支持了上诉人的诉求，但二审法院在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中经审理查明事实，否定了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贷案的终审判决回避了释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但同时未支持被上诉人提出的本案资产属于何某逊所有、其管理的是何某逊的资产的反驳主张，事实上等于默认本案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上诉人应当另行起诉。因此，被上诉人无法律依据占有上诉人的巨额财产而不予归还的事实是十分清楚的，被上诉人占有上诉人546万而不予归还属于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二、本案的法律关系要么是民间借贷关系，要么是不当得利关系，二者必居其一。上诉人依据已经生效的借贷案判决对法律关系的解读和对事实的甄别和认定另行起诉被上诉人，并非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是为了转移举证风险。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支付属“往来款”，不存在重大误解及过错，但“往来款”是银行记账的通行方式，并未有特指是某类性质的支付，但必然是一种债的法律关系，不当得利之债属于此类；三、在现实中，对于主张借贷关系而又无充分证据证明的，原告改以不当得利主张权利，而收取财物的被告方如果不能举证证明收取原告的财物有着法律上的明确充分的根据的话，均以不当得利认定，否则如何认定无法律根据收取他人钱款的事实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综上，一审判决有违程序法和法律上的公平与正义，请求：1、撤销（2015）北民初字第686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何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是收取给付的利益在现实中存在诸多可能，不是民间借贷的情况下未必均属不当得利。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原告所实施的给付行为有法律上的原因，相关证据就在原告手中，但原告出于诉讼策略考虑，谎称无合理依据；二是不当得利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使用范围，不是民事兜底制度，不能作为上诉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上诉人因在民间借贷诉讼中败诉后，以不当得利起诉企图追求其主观的公平，这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功能和立法本意不符；三是上诉人需要承担“没有合法依据”的证明责任。首先，“谁主张谁举证”。其次，上诉人系主动实施给付行为，给付数额（546万元）、给付对象（何某）、给付性质（往来款）明确、具体，现主张所实施的给付行为无因，应自行承担举证责任；四是答辩人收取转账款具有合法依据。上诉人是被上诉人何某弟弟何某逊的财务管理人，是根据何某逊的指示将该款项转交给被上诉人何某管理使用。所以两次银行转账凭据标注了“往来款”，而且何某写过收条给上诉人明确过款项的来源（但上诉人在诉讼中没有出示）。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何某逊死亡前后，罗某没有就其代何某逊收取广西富安居家居建材广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给付的1320万元与何某逊或其家属进行过结算。
本院认为：罗某通过银行转账546万元给何某的事实清楚，双方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就通过银行转账546万元这一事实，罗某以民间借贷关系起诉后其诉讼请求已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予以驳回，现以不当得利为由再次起诉。前诉与后诉虽在诉讼主体和诉讼标的方面存在一致性，但所涉诉讼请求、法律关系均不同，后诉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一审法院认定罗某基于同一事实以不同的法律关系起诉，两者是不同的诉，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的546万元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将该款及孳息返还给上诉人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成立要件为：（1）一方获取利益；（2）致他方遭受损害；（3）取得利益无法律上之原因。本案是给付型不当得利，即基于罗某的给付而发生，而不是基于特定行为、法律规定或自然事件而发生。本案中，前面两个要件已构成，关键是第三个要件即何某取得涉案的546万元是否有法律上之原因。在此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应由上诉人罗某承担举证责任，理由为：从利益衡量的角度上看，如果由何某承担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证明取得不当得利存在法律上的依据，既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也违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本案中上诉人罗某作为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人是使546万元款项发生变动的主体，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财产关系的现状，应由罗某举证证明对现状的改变有事实依据，如果由何某承担证明取得546万元取得有合法依据的证明责任，则会使财产关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人们的财产随时都可能因为他人提起诉讼，自己不能证明取得该财产的合法依据而被剥夺，从而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甚至会导致滥用诉权，牟取不法利益。另外，根据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通常是给付利益的一方保留证据，以便日后请求得到利益方返还利益或者履行其他义务；而不是由得到利益的一方保留证据，以便防止日后给付利益方提出返还利益的请求或者其他请求。本案中，罗某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存在转款这一事实，并不能举证证明何某取得涉案546万元无法律依据的事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何某主张该款项是发生在其与兄弟何某逊之间的款项，与何某逊完全具备支付本案款项的能力及罗某是何某逊的财务管理人情况相吻合，并且，本案汇款发生在罗某代何某逊收取1320万元期间，罗某就该1320万元未与何某逊或其家属进行过结算等事实综合分析，一审法院认定罗某不能证明何某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何某取得罗某的546万元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取得546万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既无证据证实，亦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958元（上诉人罗某已预交），由上诉人罗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 涛
代理审判员 陈 贤
代理审判员 莫寒窗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许泰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