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113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鸿，男，1969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智慧，女，1967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少华，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彦殊，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简阳支行，住所地：四川省简阳市石桥镇金绛路5号。
负责人：陈海波，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发勇，男，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佳，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鸿、施智慧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简阳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简阳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0民初1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二审可以进行书面审理，各方当事人同意不开庭，以调查的书面方式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郭鸿、施智慧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郭鸿、施智慧不应承担保证责任。1.双方当事人未达成最高额保证的合意，《最高额保证合同（2016版）》（以下简称《最高额保证合同》）未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4】8号）《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保证行为是要式行为，担保合同应在双方书面签订后成立，案涉合同至今未加盖银行签章；且根据国务院《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贷信息”，自上诉人签署合同至今，成都银行简阳支行并未依据条例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贷信息，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予以确认；涉案合同及附件中郭鸿、施智慧签字捺印时该签字页为空白页，尽管其签字捺印属实，但双方并未达成最高额保证的合意。且合同签章页面成都银行简阳支行签章处与债务人签章处均为留白，明显不符常理；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郭鸿、施智慧签字留白实为银行办理相关业务。成都银行简阳支行未经郭鸿、施智慧同意，将郭鸿、施智慧签署的借款合同用作了担保文件。事实上，该行原行长严勇军在签订合同时明确表示该合同为“抽屉协议”，该承诺系依职权从事的民事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成都银行简阳支行承担。严勇军出面让郭鸿、施智慧签订“抽屉协议”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构成欺诈，合同应属无效。2.涉案债权并未纳入最高额保证。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约定，涉案债权成立于2014年3月12日，不在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4月10日这一最高额保证期间内；合同附件并未与该合同加盖骑缝章，不能证明该附件是保证合同的组成部分；保证合同作为从合同，被上诉人应该将诉称的主合同即借款合同作为附件，被上诉人没有将主合同作为附件，被保证债权不清楚。且附件中未明确具体债权，借款合同主体不明，不能证明是涉案债权。3.即使保证责任成立，但保证期间已经经过，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借期为2014年3月12日至2015年3月11日，相应的《展期协议》（编号：H606002150311560），对该借款期限进行了变动。但此变动并未得到上诉人的书面同意，也未载入合同附件。因此保证人应按照变更之前的约定，履行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两年，在保证期间内，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主张过保证责任，因此保证期间经过，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并改判或变更。被上诉人已于2017年向债务人及其他保证人提起诉讼，并取得生效法律文书。但其并未起诉郭鸿、施智慧，可以印证该行明知上诉人并非真实案涉债权的保证人。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作出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成都银行简阳支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郭鸿、施智慧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最高额保证合同》成立并生效。上诉人郭鸿、施智慧于被上诉人分别在合同尾页乙方和甲方签名栏处、合同附件末尾均签名并捺印，且将其手指印作为骑缝印，合同附件中债权名称、编号、期限、余额清楚；郭鸿、施智慧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清楚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捺印的法律后果，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已成立生效。二、涉案债权属于最高额担保的债权范围。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2.1条、2.6条及合同附件，双方是将签订前的债权，即涉案债权，纳入了最高额担保的债权范围。三、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5.1条约定，涉案债权到期日为2016年3月10日，上诉人郭鸿、施智慧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限为2018年3月10日止，而成都银行简阳支行于2018年3月8日已向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保证期限并未经过。
成都银行简阳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郭鸿、施智慧立即偿还简阳市万金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金公司）欠成都银行简阳支行贷款本金440万元及利息（截至2018年3月4日，欠息705702.67元，本息合计5105702.67元，实际欠息金额从欠息之日起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及实际天数计算）；诉讼费用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均由郭鸿、施智慧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2日，万金公司与成都银行简阳支行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融资额度为人民币500万元，期限自2014年3月12日起至2015年3月11日止，并由简阳市先航生态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先航公司）、四川省简阳大哥大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哥大公司）、四川省森态农牧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态公司）、李有忠对该借款进行了担保，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3月13日，成都银行简阳支行依约发放贷款500万元。2015年3月11日，万金公司申请贷款展期一年，展期到期日为2016年3月10日。展期后，贷款期内贷款利率执行人民银行同期中长期贷款基准利率，逾期日起按逾期日执行利率再上浮50%计收罚息及复利至清偿本息。借款展期到期后，成都银行简阳支行与郭鸿、施智慧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2016年版）》，合同载明合同签订日期为2016年4月11日，合同约定了保证担保的主权，双方同时对各自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成都银行简阳支行及郭鸿、施智慧分别在合同尾页乙方和甲方签名栏处签名并捺印，郭鸿、施智慧在合同附件末尾签名并捺印。另查明，成都银行简阳支行于2017年1月4日向一审法院就上述主债权起诉了欠款人万金公司及担保人先航公司、大哥大公司、森态公司、李有忠。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7）川0180民初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万金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成都银行简阳支行贷款本金4400000元及利息（根据合同约定每三个月调整一次，以500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3月13日至2015年3月1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3月13日的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5%的标准计算，2015年3月1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3月11日的中长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以49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12日至2016年1月13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3月11日的中长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以440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14日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3月11日的中长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并扣减已付利息619344.66元）、逾期罚息（从2016年3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在实际执行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二、先航公司、大哥大公司、森态公司、李有忠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驳回成都银行简阳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063元，由万金公司、先航公司、大哥大公司、森态公司、李有忠共同负担。”该判决现已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并终结了执行程序。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当事人身份信息、《借据》《贷款合同》《展期协议》、还款明细、（2017）川0180民初75号民事判决书、《最高额保证合同》《借款合同》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成都银行简阳支行与郭鸿、施智慧于2016年4月11日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郭鸿、施智慧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郭鸿、施智慧是否应该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1.郭鸿、施智慧抗辩的其签订时为空白合同的问题。该份合同及附件页均有郭鸿、施智慧的签名及捺印，郭鸿、施智慧提出签订合同时是基于交易习惯签订了多份空白合同，且对主合同并不知晓。郭鸿、施智慧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在该合同书上签名的法律后果，且郭鸿、施智慧并未举证证明签订合同时，合同的内容是签字后所填写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郭鸿、施智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成都银行简阳支行诉请的债权是否属于郭鸿、施智慧最高额担保的债权范围。成都银行简阳支行与郭鸿、施智慧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双方在合同第2.1中约定了保证担保的主债权，即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4月10日，同时在2.6条中还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本合同生效之前乙方与债务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亦为本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的主债权范围之内。具体债权范围见合同附件。”，郭鸿、施智慧抗辩称即便保证责任成立，也应当只承担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4月10日期间因乙方向主合同债务人发放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且第2.6条的规定系格式合同，加重了郭鸿、施智慧义务，应属无效约定。对此，双方在合同中的2.1条应认定为是对保证担保主债权的约定，是对这期间新发生的债进行的约定，第2.6条的约定是将《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前所发生的债进行约定，二者之间并没有加重郭鸿、施智慧的责任。合同附件虽然没有成都银行简阳支行及债务人签名，但有郭鸿、施智慧的签名捺印以及其手指印作为骑缝印，附件名称、编号、期限、余额清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3.关于保证期限是否已过的问题。根据双方合同中第5.1条约定“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双方在合同附件中约定的债权范围即成都银行简阳支行诉求的债权，该债权到期日为2016年3月10日，依约定郭鸿、施智慧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限应为2018年3月10日止，本案成都银行简阳支行已于2018年3月8提起诉讼，因此郭鸿、施智慧抗辩保证期限已过之理，不予采纳。4.郭鸿、施智慧抗辩的该债权已由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不应当再次诉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依此法律规定，成都银行简阳支行有权要求任何一个连带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成都银行简阳支行在一审法院（2017）川0180民初75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虽未起诉郭鸿、施智慧，但并不影响成都银行简阳支行向郭鸿、施智慧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综上所述，成都银行简阳支行请求郭鸿、施智慧立即偿还万金公司欠成都银行简阳支行贷款本金440万元及利息理由成立，郭鸿、施智慧应当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在最高限额550万元内承担保证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郭鸿、施智慧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简阳市万金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在成都银行简阳支行借款本金44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一审法院（2017）川0180民初7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相关利率进行计算），以不超出保证责任5500000为限额（原已执行或履行部分应当予以扣减）；驳回成都银行简阳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770元，由郭鸿、施智慧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郭鸿、施智慧向本院提交了录音资料两份，拟证明成都银行简阳支行原行长严勇军曾向其承诺该《最高额担保合同》只是银行为了应付上级单位检查，系“抽屉合同”，并未形成为简阳市万金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合意。被上诉人成都银行简阳支行质证认为，无法辨认该录音资料中的对象身份，无法证明其录音内容的真实性，并且诉讼权利任何人都无权放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由此可知，要使录音证据作为证据采信，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录音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录音双方当事人的谈话当时没有受到限制，是自觉自由的意思表示，是善意和必要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其二，该录音证据录音技术条件好，谈话人身份明确，内容清晰，具有客观真实和连贯性，未被剪接或者伪造，内容未被改变，无疑点，有其他证据佐证。具体到本案中，首先，被上诉人对是否系严勇军本人的陈述有异议，上诉人郭鸿、施智慧也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该谈话人的具体身份，故本院对其录音对象的身份无法确定；其次，该录音的形成时间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后，仅仅只有该录音资料无法客观真实的还原《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之时的情形，不能依据之后的口头陈述否认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法律效力。综上，该录音证据还未能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的来源合法、无疑点的证明标准，故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采信，对其证明观点不予采纳。
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郭鸿、施智慧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成都银行简阳支行的答辩意见，归纳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最高额担保合同》对郭鸿、施智慧是否具有约束力，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2016年4月11日，成都银行简阳支行与郭鸿、施智慧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2016年版）》，其中，合同第2.1中约定了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是指自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4月10日期间因乙方向主合同债务人发放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伍佰伍拾万元整。同时在2.6条中还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本合同生效之前乙方与债务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亦为本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的主债权范围之内。具体债权范围见合同附件。”合同附件中记载了名称、编号、期限、余额，与万金公司与成都银行简阳支行于2014年3月1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一致，期限截至日为该笔借款展期后的到期日2016年3月10日，附件上有上诉人郭鸿、施智慧的签名捺印以及其手指印作为骑缝印。合同6.6条约定，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债权人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也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甲方自己所提供，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债权人均可直接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将不提出任何异议。成都银行简阳支行及郭鸿、施智慧分别在合同尾页乙方和甲方签名栏处签名并捺印，同时加盖了骑缝章。综上，上述合同条款约定了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期间，并在附件中对所形成的主债权再次予以明确，同时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成都银行简阳支行与郭鸿、施智慧签名盖章，《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郭鸿、施智慧上诉认为其签订时为空白合同，未形成担保合意的主张，首先，郭鸿、施智慧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合同签订时重要内容为空白，其次，郭鸿、施智慧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行为人，理应知晓在空白《最高额担保合同》上签字、纳印的法律后果，仍然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并据此事后否定合同效力，主张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上诉人是否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贷信息，并非法律法规有关合同的效力性规定，郭鸿、施智慧以此主张否定担保合同效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关于成都银行简阳支行诉请的债权是否属于郭鸿、施智慧最高额担保的债权范围的问题，既然合同附件明确记载了所担保主债权的名称、编号、期限、余额，与诉请的债权一致，郭鸿、施智慧主张该笔债权不在担保范围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同时，根据双方合同中第5.1条约定“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双方在合同附件中约定的债权范围即成都银行简阳支行诉求的债权，该债权到期日为2016年3月10日，郭鸿、施智慧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限应为2018年3月10日止，故本案成都银行简阳支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未过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以及合同6.6条之约定，成都银行简阳支行有权同时起诉要求所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也有权前后起诉请求任何一个连带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故对于郭鸿、施智慧认为未一并起诉所有担保人不符合常理的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郭鸿、施智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40元，由郭鸿、施智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 寒
审判员 牛玉洲
审判员 谢 芳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范玥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