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146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一环路南三段64号。
法定代表人：何婕，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兴珍，女，汉族，1982年12月11日出生，住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御街16号。
法定代表人：李捷。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凤，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波，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互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银行）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7）川0191民初10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互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兴珍，被上诉人成都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互惠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2017）川0191民初1026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互惠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成都银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已成立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后，双方口头协商约定，在此期间先不签订书面合同，原《合作协议书》继续执行。实际上双方仍在继续履行该协议，成都银行应当支付相应费用。二、互惠公司直至2015年6月14日才将案涉场地和设施移交案外人红旗超市，因此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为2015年6月14日，互惠公司于2017年6月7日通过邮寄向成都银行主张权益，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成都银行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互惠公司所称的双方达成口头约定纯属虚构，成都银行作为操作规范的上市公司，不可能仅凭口头约定而无书面协议就开始履行。2.《合作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12月9日，且该协议约定先付款后使用，那么诉讼时效应从这个时间起算。3.该协议到期后，案涉ATM机从未被使用过。
互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成都银行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服务费标准（即19500元/台/年）向互惠公司支付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6月14日期间共计26个ATM机的场地使用费253500元；2、判令成都银行支付自2015年1月15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6%计算至其实际付清场地使用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3.判决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成都银行承担。庭审中互惠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成都银行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服务费的标准（即19500元/台/年）向互惠公司支付自2015年1月15日起至2015年5月24日止共计26个ATM机的服务费及自2015年5月25日起计算至2015年6月14日止的ATM机场地占用费，以上共计253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12日，互惠公司（甲方）与成都银行（乙方）就乙方使用甲方场地安装ATM（自动取款机）的有关事宜达成了《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互惠公司向成都银行提供互惠超市门店供成都银行安置ATM自动取款机。场地使用期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2012年12月12日，互惠公司（甲方）与成都银行（乙方）续签《合作协议书》，约定场地使用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均已按约履行了上述合同义务。
2013年12月9日，互惠公司（甲方）与成都银行（乙方）就乙方使用甲方场地安装ATM（自动取款机）的有关事宜达成了《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互惠公司向成都银行提供互惠超市门店供成都银行安置ATM自动取款机。场地使用期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合作期间，乙方每年向甲方支付ATM服务费及电费（每台/年）共计19500元/台/年。该合作协议共涉及26个网点（见附件）合计金额：476928元。协议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乙方即向甲方支付全年的费用。ATM设施及通讯线路所有权属乙方所有（甲方人员不得随便开机或进行维修），协议期满后由乙方自行处理。ATM设备及相关设施撤除后，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将该场地恢复原貌。当事人一方要求解除或续定该合同的应提前15日通知对方，并且双方应协商一致签订解除或续定合同。”
以上合同签订后，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均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合同项下的服务费，成都银行已向互惠公司支付清结。合同约定的服务期届满后，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双方并未续签协议。
2015年，因互惠公司与案外人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互惠公司依约将其互惠超市武侯菊乐店、西南民院店、双丰店、金牛蜀汉店、金牛文化二店、金牛金沙等门店及门店所安置ATM机移交案外人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8日，案外人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银行签订《自助设备场地占用协议》。协议约定成都银行使用案外人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场地设置65台A**自动取款机。场地使用期限为2016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该协议约定的65台A**自动取款机包含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签订的《合作协议》项下的14台A**自动取款机。
另查明，互惠公司代理人曾兴珍于2017年6月7日向成都银行邮寄《催收租金的函》及《催收ATM机租金的函》，要求成都银行支付2015年1月至6月期间ATM自动取款机的租金。邮寄回单显示该邮件于2017年6月28日由他人签收。
以上事实，有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的当庭陈述及互惠公司提供的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主体身份信息、分场交房记录表、EMS邮寄单及成都银行提交的《合作协议书》2份（签订时间为2011年及2012年）、《函》及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提交的《合作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3年）及《自助设备场地占用协议》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于2013年12月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合法有效。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均已按约履行了《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各项义务，且该协议约定的服务期已于2014年12月31日届满。故该合同已终止。庭审中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均一致认可双方在《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服务期届满后未续签合同。关于互惠公司要求成都银行支付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5月24日期间共计26个ATM机的服务费的主张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庭审中成都银行提出其在合同约定的服务期届满后并未营运ATM机。因互惠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合同约定的服务期届满后向成都银行继续提供了《合作协议书》项下其应履行的义务，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成都银行在合同约定的服务期届满后仍在继续正常营运ATM机的事实，应由互惠公司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双方在合同约定的服务期届满后并未建立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故互惠公司要求成都银行支付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5月24日期间共计26个ATM机的服务费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此外，互惠公司要求成都银行支付2015年5月25日至2015年6月14日期间的场地占用费的主张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庭审中成都银行提出“因互惠公司与案外人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的收购交接事宜使成都银行在合同约定的服务期届满后暂未拆除ATM机，但在此期间成都银行并未营运ATM机，且互惠公司与成都银行双方并未对该期间由互惠公司收取ATM机场地占用费达成合意。互惠公司要求成都银行支付2015年5月25日至2015年6月14日期间ATM机的租金的请求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互惠公司因与案外人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未与成都银行续签合同，成都银行在协议约定的服务期届满后未拆除ATM机便于互惠公司完成与案外人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的店面交接工作。因此，成都银行未拆除ATM机并未给互惠公司造成损失。此外，从诉讼时效角度讲，互惠公司应在2017年6月14日前向成都银行主张2015年5月25日至2015年6月14日期间ATM机的场地占用费。庭审中互惠公司提交了EMS邮寄单及《催收租金的函》及《催收ATM机租金的函》以证明互惠公司向成都银行催收ATM机租金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因上述EMS邮寄单系复印件，且回单显示该邮件于2017年6月28日由他人签收。故互惠公司的上述证据不能达成其证明目的。因互惠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7年6月14日前向成都银行主张了2015年5月25日至2015年6月14日期间ATM机的场地占用费，故互惠公司要求成都银行支付2015年5月25日至2015年6月14日期间ATM机的场地占用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互惠公司要求成都银行支付自2015年1月15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6%计算至成都银行实际付清场地使用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互惠公司要求成都银行支付律师费的主张，因互惠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律师费的实际发生，故一审法院对互惠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互惠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836元，由互惠公司承担。
二审中，互惠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成都银行与互惠公司对接的工作人员尹涛给互惠公司代理人发的“2015年5月互惠撤机信息”邮件（截图），拟证明2015年1月至2015年5月，成都银行一直在使用ATM机。证据二，互惠公司所有门店的房租支付情况表，拟证明2015年1月至2015年5月，互惠公司已支付成都银行所使用的26个ATM机点位的房租。证据三，互惠公司电费登记情况表，拟证明成都银行所使用的26个ATM机点位系正常使用并供电的，并非如成都银行所称一直未使用。成都银行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新证据。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复印件，且从发件人与收件人的名称来看无法看出该邮件系互惠公司于成都银行之间的往来邮件；2.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表格系互惠公司单方打印，并无成都银行的支付凭证予以佐证。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均系互惠公司单方制作。本院认为，从尹涛发给互惠公司的邮件内容看，显示的ATM机的状态虽然写着“使用”，但均备注为“已撤钞”“关门未撤钞”“未撤硬盘”，可以看出案涉的ATM机均未处于正常的运作和工作状态，不能达到互惠公司主张的成都银行一直在使用ATM机的证明目的；互惠公司房租支付情况表与电费登记情况表均系互惠公司单方制作，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在庭审中责令成都银行庭后核实并向本院提交：1.互惠公司提交的证据一邮件是否系其工作人员尹涛发出；2.案涉26个点位的ATM机的撤钞时间点。成都银行向本院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对尹涛发出的邮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合法性不予认可，且不能证明成都银行在争议期间使用了ATM机；因案涉ATM机已全部报废，硬盘数据因涉及客户隐私销毁，具体撤钞时间不能提供。
二审另查明，互惠公司代理人曾兴珍于2017年6月7日向成都银行邮寄《催收租金的函》及《催收ATM机租金的函》，要求成都银行支付2015年1月至6月期间ATM自动取款机的租金。邮寄回单显示该邮件于2017年6月8日由他人签收，一审法院认定为2017年6月28日由他人签收系错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互惠公司主张的服务费、场地占用费是否有合同及事实依据。本院认为，互惠公司主张的服务费、场地占用费缺乏合同及事实依据。其理由如下：一、按照成都银行与互惠公司之前的惯例，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均是在原合同到期，场地实际使用之前形成新的协议书，且在协议签订15个工作日内按照合同预先支付相应费用，但本案争议的2015年1月至6月期间，双方并未签订相应的《合作协议书》，而互惠公司主张的双方口头协商的按照原合同内容执行不仅与双方的惯例不一致，且成都银行作为规范的上市公司，互惠公司依据口头约定要求其支付费用也不符合常理；二、依据双方之前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成都银行向互惠公司支付的费用为“ATM服务费及电费”，故该费用并非仅为成都银行的ATM机的场地占用费，而还包括ATM机正常运转的相关其他费用，互惠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自2015年1月起，案涉26台A**机一直处于正常运作的状态；三、关于互惠公司主张的2015年5月25日至2015年6月14日的ATM机场地占用费，从互惠公司提交的2015年5月24日与红旗连锁的交房记录可以看出，其双丰店、西南民院店在当天都已经交付给了红旗连锁，之后又陆续将其他店交付给红旗连锁，互惠公司在已经将店铺（包括成都银行的ATM机）移交给红旗连锁的情况下，还要求成都银行支付其场地占用费，缺乏事实依据。
综上，互惠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73元，由四川省互惠商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卫红
审判员 王 婷
审判员 姚 兰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