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民终8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仲恺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陈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晓丽、孙莉，均系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洪星，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3733，户籍住址：河南省息县。
委托代理人：李香利、黄师荣，均系广东兆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桂玉，男，汉族，1966年6月2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13021196606203717，户籍住址：河南省息县小茴店镇小茴店村单庄01。
委托代理人：廖赞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伟雄，男，汉族，公民身份号码：×××1559，户籍住址：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住所地：惠州市。
法定代表人：洪锦赞。
上诉人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陈洪星因与孙桂玉、郑伟雄、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4）惠城法仲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原告孙桂玉诉称，2014年4月30日孙桂玉与易兆飞、朱世伟、朱旺等五人经陈洪星雇请到仲恺TCL物流工业园对面的优盘公寓工地拆除简易房，该工地是由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其公司把拆除简易工棚的劳务发包给郑伟雄，郑伟雄把拆除工棚的劳务口头承包给陈洪星，陈洪星叫易兆飞和孙桂玉等人去做工，口头约定工资200元／天。2014年5月1日下午三点，孙桂玉在仲恺TCL物流工业园对面的优盘公寓工地拆简易房时，从四米高的简易房上摔到水泥地面上受伤，后易兆飞打120，原告被陈洪星送往中信惠州医院治疗，被诊断为L1压缩性骨折并椎管狭窄，双下肢不完全瘫痪等，现仍在治疗中，其中陈洪星支付了22000元医药费，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和郑伟雄支付了30000多元医药费。原告受伤前在城镇居住、务工、消费一年以上，其收入来源地、经常居住地、消费地均在城镇，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惠州市惠环劳动所、维稳中心、派出所组织过调解，但未调解成功，且惠环劳动所有此次事故的相关证据材料，无奈，故而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一、判令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郑伟雄、陈洪星依100%的民事责任连带向原告赔偿医疗费15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200元、营养费6200元、护理费14880元、误工费30800元、伤残赔偿金463260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鉴定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交通费5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0441.98元、截瘫支具245000元、后续护理费584000元，上述十三项合计1608781.98元，其中被告方支付的医药费应予扣减；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于2015年1月14日向本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郑伟雄、陈洪星依100%的民事责任连带向原告赔偿医疗费85749.1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400元、营养费11400元、护理费11400元、误工费38800元、伤残赔偿金469421.28元、后续治疗费9500元、鉴定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交通费5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014.64元、辅助器具费360500元、后续护理费365000元，上述十三项合计1463185.1元，其中郑伟雄支付的30000元及陈洪星支付的27000元医药费应予扣减，原告实际诉请1406185.1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原告于2015年1月21日再次提交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诉讼请求增加变更为：判令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对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郑伟雄、陈洪星所承担的赔偿数额1406185.1元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辩称，被答辩人孙桂玉身体受伤的损失，应当由本案另外一个被告陈洪星及其拆迁工程队承担，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一、答辩人公司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既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被答辩人孙桂玉参与本案活动板房的拆除工作，并不是由答辩公司安排，也非由答辩人公司任何一个员工招聘过来、安排工作的，即他非答辩人公司招聘的员工，与答辩人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从仲恺惠环街道人社所的调解笔录可见，被答辩人孙桂玉是由陈洪星安排易兆飞雇佣的，他与陈洪星之间是雇佣关系，雇主是陈洪星，双方约定了每天200元的佣金。且优盘公寓项目部临时采购员郑伟雄的主叫与被叫通话记录也印证了当时的情形是郑伟雄联系陈洪星之后，陈洪星安排易兆飞主动联系郑伟雄的。可见，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既不存在雇佣关系，也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二、被答辩人参与拆除的优盘公寓活动板房的所有权人为本案另外一个被告陈洪星，该临时公棚己经交付给陈洪星的拆迁工程队。答辩人承建的该楼盘已经办理了交接手续，并于案发前半月撤离该工地。2014年3月份，答辩人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承建的优盘公寓基本完成，随着建设施工工作的完成，其施工过程中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等辅助设施将完成它的使命，需要拆除、清场。经被答辩人公司聘请的优盘公寓临时材料采购员郑伟雄洽谈后，优盘公寓项目部决定将铁床及临时充当办公室的活动板房一并卖给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江北三星金属经营部拆迁工程队的陈洪星。双方口头约定了活动板房的价格为30元／平方米，该价格包含了板房的拆除、运输和清场。2014年4月15日，该优盘公寓完成实体交接，该楼盘由被答辩人与建设单位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全面的实体交接，答辩人公司全面撤离优盘公寓。该拟出卖给陈洪星的活动板房将面临拆除、清场。2014年4月30日下午2点38分，郑伟雄致电陈洪星，要求其按照双方约定的板房买卖合同（口头约定）将已经清空的板房尽快拆除，清出优盘公寓。随后，陈洪星安排易兆飞与郑伟雄联系，带着被答辩人孙桂玉前来接受、拆除该活动板房。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该活动板房在2014年4月30日下午就在买受人陈洪星所在的拆迁工程队的实际控制之下，该板房以“直接占有转移”的方式交到买受人手里，完成了交付手续，该板房的所有权人为拆迁工程队，答辩人履行了买卖合同出卖人的义务。三、作为专业的拆迁工程队，对其雇员应当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和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本案没有合理保护措施，是造成被答辩人坠落受伤的主要原因。陈洪星所属的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江北三星金属经营部拆迁工程队，作为一个专业的从事拆迁工作的工程队，应当具有较专业的技术水平和全面的安全保护措施，拥有一个专业的拆迁团队。但本案中，陈洪星临时纠集一帮人员，未经过专业的技能培训和安全知识培训，就匆匆上岗了，在拆迁工作现场，没有为每个工人提供安全帽、安全带等必要的防护工具，在没有合理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导致被答辩人受伤，如果当时被答辩人戴了安全帽、系了安全带，那么从两层高的活动板房摔下，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因此，拆迁工程队未采取合理的保护，加之被答辩人自己安全知识、安全意识的缺乏，也不排除被答辩人自身操作不当，最终导致了严重的损伤结果。四、答辩人公司对于被答辩人提供三万元医疗费用的行为，是基于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也是为了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被答辩人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答辩人孙桂玉受伤，是答辩人公司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对于孙桂玉的遭遇，答辩人公司深感同情，2014年5月1日出事后，被答辩人家属多次到答辩人公司及工地维权，严重影响了答辩人公司的日常工作，虽然答辩人认为，孙桂玉的损伤结果与答辩人没有如何关系，但基于人道主义援助和不能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考虑，答辩公司预支了人民币三万元给孙桂玉作为治疗费用，同时被答辩人家属承诺不再到公司闹事，并负责该板房的拆除、清场工作。答辩人的善举不代表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况且，目前孙桂玉医疗尚未终结，也没有具备评残的条件，最终的伤残等级还没有确定，其身体受伤损失的最终结果尚未确定，被答辩人起诉状里提出的一系列针对答辩人的赔偿请求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被答辩人孙桂玉与本案另外一名被告陈洪星之间具有雇佣关系，且该活动板房的所有权人为陈洪星，本案的赔偿义务主体应当是陈洪星及其拆迁工程队。答辩人公司对于被答辩人提供三万元医疗费用的行为，是基于人道主义援助，其善举不代表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敬请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郑伟雄辩称，被答辩人孙桂玉身体受伤的损失，应当由本案另外一个被告陈洪星及其拆迁工程队承担，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一、答辩人仅仅是本案事故发生地优盘公寓承建方临时招聘的材料采购员，与前来购买临时板房的陈洪星洽谈业务、安排交接的工作人员，其从事的所有活动均是履行职务行为。答辩人郑伟雄并非被答辩人孙桂玉在起诉状里面描述的事故发生工地的大包工头，他与惠州市仲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不存在发包、承包关系，不属于包工头的性质。其真实身份仅仅是优盘公寓项目部临时聘请的材料采购员，仅仅负责优盘公寓的材料采购部分的工作。优盘公寓建设完成后，由他协助处理部分辅助设备和活动板房等后续清场、收尾工作。在与前来优盘公寓收购铁床及活动板房的本案另外一个被告陈洪星洽谈业务、交接工作时，他均是在履行职务行为，是根据优盘公寓项目部的决定，执行具体事务的人，他的一切行为均不是个人行为，其产生的结果均应当由优盘公寓项目部承担，由优盘公寓承建方惠州市仲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二、答辩人郑伟雄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不存在雇佣关系。根据仲恺惠环街道人社所的调解笔录，再结合答辩人郑伟雄的主叫与被叫通话记录，可见，被答辩人孙桂玉是由陈洪星安排易兆飞雇佣的，他与陈洪星之间是雇佣关系，雇主是陈洪星，双方约定了每天200元的佣金。当时的情形是郑伟雄在接到活动板房清场的通知时，就联系陈洪星，要求陈洪星按照当时约定好的板房收购方案，前往优盘公寓工地，接受、拆除、清场该活动板房。陈洪星安排易兆飞主动联系郑伟雄的，然后带着被答辩人孙桂玉前往工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既不存在雇佣关系，被答辩人真正的雇主是陈洪星。三、事故发生后，答辩人积极参与对被答辩人的人道主义援助。被答辩人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014年5月1日，也就是被答辩人进入优盘公寓拆除活动板房的第二天，事故发生了。答辩人积极参与了对被答辩人的援助工作。虽然，由于被答辩人家属情绪失控，多次冲击答辩人所在公司驻地维权，答辩人多次报警，但答辩人还是积极参与解决双方的纠纷，参加了维稳中心和人社所的调解，市政公司给予被答辩人的人道主义援助费用也是通过答辩人交给被答辩人家属的。目前孙桂玉医疗尚未终结，也没有具备评残的条件，最终的伤残等级还没有确定，其身体受伤损失的最终结果尚未确定，被答辩人起诉状里提出的一系列针对答辩人的赔偿请求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郑伟雄仅仅是本案事故发生地优盘公寓承建方临时招聘的材料采购员，与前来购买临时板房的陈洪星洽谈业务、安排交接的工作人员，其从事的所有活动均是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结果不应当由其个人承担。本案的赔偿义务主体应当是陈洪星及其拆迁工程队，答辩人郑伟雄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敬请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陈洪星辩称，一、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1、答辩人从未购买优盘公寓的活动板房，不是优盘公寓活动板房的所有权人，无需对被答辩人承担责任。答辩人从未与优盘公寓活动板房的负责人或单位签订过收购协议或向其支付过收购款项，且至今对该临时活动板房的构造、具体位置和面积等均不清楚。本案第二被告郑伟雄称已将该活动板房出售给答辩人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同时，在事故发生后，答辩人也没有收到该活动板房负责人或单位发出的有关处置己拆除的活动板房的通知，且据答辩人了解，该活动板房己被他人处置。试问，如果该活动板房已由答辩人购买，所有权归答辩人，那么是不是应该有人来催促答辩人处置或由答辩人来主动处置这些活动板房呢？2、答辩人从未承包优盘公寓活动板房的拆迁工程，也从未雇请或安排任何人拆除该活动板房。答辩人从未与优盘公寓活动板房的负责人或单位洽谈过拆迁工程事宜，也未到现场勘查过该活动板房，不可能对未知的工程予以承包。被答辩人起诉称“郑伟雄把拆除工棚的劳务口头承包给陈洪星，陈洪星叫易兆飞和孙桂玉等人去做工，口头约定工资200元／天”是毫无事实依据的。2014年4月30日当天，郑伟雄打电话给答辩人，称优盘公寓有活动板房要拆除，价格是200元／天，问答辩人要不要过来拆除。答辩人称：“我在河南老家，做不了。”郑伟雄称：“拆除工程比较急，必须在今天内拆除，不然公司进度款打不进来，能不能帮忙叫人过来拆除。”于是答辩人就把以前一起做工的易兆飞介绍给他，让他们自己去联系。答辩人并未承包该拆除工程，也未雇请被答辩人去拆除该活动板房，被答辩人是怎么过去工地以及是谁叫去工地的，答辩人毫不知情。3、答辩人对被答辩人受到的人身伤害没有过错，无需对其伤害承担责任。事发时答辩人既没有在现场，也不是工程的所有人或承包人，更没有雇请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在拆除活动板房时摔伤不是答辩人的原因或过错造成的，其受到的伤害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另，答辩人不是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江北三星金属经营部拆迁工程队的负责人，也从未听说过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江北三星金属经营部拆迁工程队。郑伟雄提供的答辩人名片不是事实，对该名片的来源答辩人并不知晓。答辩人与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江北三星金属经营部拆迁工程队没有任何关系。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答辩人从未见过被答辩人，没有雇请被答辩人做过任何工程，也未向其支付过任何报酬，其拆除板房也不是受答辩人指示。被答辩人是受谁指示去拆除活动板房的，答辩人毫不知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法律规定，被答辩人在拆除活动板房过程中受到的人身伤害应当由其雇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活动板房的所有权人明知应当将活动板房的拆除工程发包给具有拆迁资质的公司，却将工程违法发包给个人，其也应当对被答辩人的人身伤害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答辩人既不是被答辩人的雇主，也不是活动板房的所有权人，被答辩人的人身伤害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其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三、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支付医疗费以及在相关单据、材料上签字是在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胁迫和要挟的情况下所为，并非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1、答辩人去到事发现场的本意是协助以前的工友易兆飞一起寻找郑老板（郑伟雄）。事故发生后，以前的工友易兆飞给答辩人打电话，称有工人在工地里摔伤了，又找不到那个姓郑的（郑伟雄），让答辩人马上过去一起找姓郑的。因为易兆飞既是答辩人的工友，又是答辩人的老乡，同时这个拆迁工程是答辩人牵线的，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答辩人同意并立即从河南赶回惠州，找到易兆飞并一起去了医院看望伤者。2、答辩人受到被答辩人家属的胁迫和要挟，才垫付部分医疗费和在《承诺》、《赁条》等材料上签字的。答辩人去到医院后，被答辩人家属从社会上请了十多人把答辩人围了起来，要求答辩人出医疗费，否则要软禁和殴打答辩人，并扣押了答辩人的小车。一直到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都不让答辩人离开，无奈之下，答辩人只能跟朋友借了一万元给被答辩人家属，但被答辩人仍扣押着答辩人的车辆。第二天，被答辩人又要求答辩人再支付一万元医疗费，他们就放车，不然就将车拉去卖掉。答辩人只好再向其支付了一万元钱。但是被答辩人家属还是没有放车，并把答辩人的车强行拖走，停放在河南岸永兴小区里。当时答辩人报了案，但警察来到后说这事他们不管，就离开了现场。答辩人受要挟和胁迫的事实有当时也在现场的老乡陈洪渠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他当时是答辩人叫来拿土特产的，他也受到了被答辩人家属的恐吓。直至2014年5月6日十点多，被答辩人家属又向答辩人要钱，并称给多2000元钱就把车辆给回答辩人，无奈答辩人又支付了2000元钱，领回了自己的车辆。前后答辩人被迫支付被答辩人医疗费合计22000元。同时，答辩人被带到医院去交费和签字，也是被迫的，是郑老板带着公司的人强行胁迫答辩人一起去的，并要求答辩人一定要签字，不签字不能走。这点有当时也在场的黄金治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3、仲恺区维稳中心制作的《调查笔录》上所记载的内容与答辩人当时的阐述不一致，又不让答辩人更改，因此，答辩人拒绝了在该笔录上签字。答辩人被他们一直挟持着，并带到了仲恺区维稳中心做调解。在维稳中心做调解的时候，因维稳中心的《调查笔录》上所记载的内容与答辩人所述的不一致，答辩人当时拒绝了在该《调查笔录》上签字。4、据被答辩人的儿子孙卫称，在事故发生后，郑老板打电话给他，让他指证板房的拆除工程是由答辩人承包的，并愿意出一万元给孙卫，但孙卫没有答应。关于这点，有答辩人与孙卫的通话录音记录为证。综上所述，答辩人既非板房的所有权人，也没有承包该板房拆除工程，被答辩人也不是答辩人所雇请，其受到的伤害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同时，答辩人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字和支付医疗费的，并非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此，答辩人要求被答辩人向答辩人返还支付的款项22000元。
被告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孙桂玉于2014年5月1日在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所承建的优盘公寓拆卸临时板房时，从板房上摔下受伤。原告受伤后随即被送往中信惠州医院住院治疗，于2014年8月23日出院，共住院114天，入院诊断为：1、L1压缩性骨折并骨性椎管狭窄；2、双下肢不完全性瘫痪。出院医嘱为：1、病情有变化时随诊；2、加强营养，功能锻炼；3、手术18个月后复查拍片，骨质愈合后取出内固定；4、建议全休3个月；5、住院期间陪人一人。原告进行上述治疗产生医疗费85749.18元，其中，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垫付了30000元，被告陈洪星垫付了27000元。
另查一，原告于提起本案诉讼时向本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其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及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申请的上述事项进行了鉴定，该所于2014年11月10日出具广湖司鉴所（2014）临鉴字第8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孙桂玉的损伤与本次意外存在直接因果关系；2、被鉴定人孙桂玉截瘫（肌力4级以下），构成Ⅳ（肆）级伤残，被鉴定人孙桂玉腰1椎体压缩性爆裂性骨折，构成Ⅸ（玖）级伤残；3、被鉴定人孙桂玉后续医疗费评估为9500.00元（玖仟伍佰元）人民币；4、被鉴定人孙桂玉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部分护理依赖。此次鉴定，原告支付了鉴定费3000元。
另查二，原告孙桂玉系农业家庭户籍，其所在村及镇政府均证明其属于失地农民。惠州市公安局惠新派出所及惠州仲恺高新区惠环街道西坑村民委员会共同出具的居住证明显示，原告自2009年7月至证明出具时一直居住在西坑下塘村老村庄内。原告提交的《供养关系证明》显示，原告母亲孙施氏（1942年5月24日出生）共生育了包括原告孙桂玉在内的4个子女，其户籍性质也为农业家庭户籍。原告称其住院期间由其妻子李炳珍在护理，但未能对此举证予以证明。
另查三，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为本案事故发生时原告所拆卸的临时板房的建设方，被告郑伟雄为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结合易兆飞的证言、原、被告的陈述及借条、承诺书等证据来看，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其员工郑伟雄联系被告陈洪星，要求其找工人拆卸本案所涉临时板房，被告陈洪星同意后，电话通知案外人易兆飞带人进行板房拆卸，报酬为每人每天200元，案外人易兆飞便与原告等人进行了板房拆卸，后在拆卸过程中发生本案事故。案涉板房拆卸时未搭建防护设施。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及郑伟雄抗辩称，事故发生前，其已经将本案所涉临时板房出售给了被告陈洪星，但未能对此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纳。被告陈洪星抗辩称其在借条及承诺书中的签名系受胁迫所签，但未能对此举证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抗辩称，事故发生前，其已与惠州仲恺高新技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本案所涉“优盘公寓”工程进行了交接，但其提交的交接单中并未显示有该案临时板房的交接内容。
另查四，依被告郑伟雄提交的追加被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为本案被告。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及郑伟雄称，被告陈洪星为被告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的员工，但未能对此举证予以证明。
另查五，德林义肢矫型康复器材（深圳）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出具的《证明》显示，原告适合安装该公司生产的国产普及型截瘫支具，型号RGO-035型价格为35000元，该截瘫支具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可使用四年，装配期间需陪护壹人，装配期为25天，住宿费每人每天80元，生活费自理。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应变更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原告受被告陈洪星雇请在拆卸本案所涉临时板房时，从板房上摔下受伤，双方应根据各自的过错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陈洪星承接本案临时板房拆卸工程后，在未搭建防护设施的情况下，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工人施工，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原告在未有安全防护设施的情况下仍进行施工，对事故的发生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也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本案案情，双方在责任划分应以二八分责为宜，即被告陈洪星承担八成责任，原告自负二成责任。另外，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将本案所涉临时板房拆卸工程交由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被告陈洪星个人施工，对被告陈洪星所需承担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请求被告郑伟雄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被告郑伟雄仅为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其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雇佣或发包关系，因此，原告请求被告郑伟雄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及郑伟雄抗辩称，被告陈洪星为被告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的员工，但未能对此举证予以证明，在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与本案所涉临时板房拆卸工程存在任何关联的情况下，原告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为：1、医疗费85749.18元；2、误工费，原告住院114天，出院后按照医嘱需全休3个月，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事故发生前三年的收入状况，其误工费本院参照广东省国有同行业（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1217元／年计算，误工时间为住院时间加全休时间，原告误工费计算为41217元／年÷365天×204天=23036.35元；3、住院护理费100元／天×114天=1140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114天=11400元；5、残疾赔偿金，原告虽为农业家庭户籍，但其提交的《失地证明》显示，事故发生前，其土地已被征收，属于失地农民，故，其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即32598.7元／年×20年×72%=469421.28元；6、交通费2000元（酌定）；7、营养费2000（酌定）；8、被扶养人生活费（孙施氏）8343.5元／年×8年×72%÷4=12014.64元；9、鉴定费3000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酌定）；11、后续治疗费9500元人民币；12、后续护理费100元／天×365天×20年×40%=292000元；以上共计991521.45元。原告依据德林义肢矫型康复器材（深圳）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出具的《证明》请求残疾辅助器具费、辅助器具安装期间的住宿费、生活费、误工费及护理人员误工费，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已按该安装机构出具的意见进行了辅助器具安装，该费用尚未实际发生，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的上述991521.45元损失中的20%即198304.29元，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剩余的80%即793217.16元，应由被告陈洪星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应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扣除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已垫付的30000元及被告陈洪星已垫付的27000元；被告陈洪星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尚需向原告连带支付的赔偿款数额为736217.16元。
被告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审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洪星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孙桂玉支付赔偿款人民币736217.16元。
二、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赔偿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
二、驳回原告孙桂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544元（缓交），由原告孙桂玉负担4014元，由被告陈洪星、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530元。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与被上诉人陈洪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桂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无需向孙桂玉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上诉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可原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陈洪星与被上诉人孙桂玉之间的雇佣关系的事实，也认可被上诉人陈洪星应当向被上诉人孙桂玉承担赔偿责任的判项，但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尚未查清本案全部事实，且在计算具体赔偿金额方面存在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本案关键事实，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应当是被上诉人陈洪星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一审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洪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理由是：“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将本案所涉临时板房拆卸工程交由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被告陈洪星个人施工”。显然没有查清本案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桂玉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洪星之间不存在发包关系。一审判决已经查明“原告受被告陈洪星雇请”的事实，也就是说，被上诉人陈洪星与被上诉人孙桂玉之间的雇佣关系是确定的，这也是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陈洪星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孙桂玉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既不是劳动关系，也不是劳务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洪星不存在发包关系，上诉人并没有将所涉临时板房的拆迁工作发包给陈洪星施工，而是将拟废弃的临时板房作为废品出售给被上诉人惠州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江北三星金属经营部拆迁工程队，该拆迁工程队的负责人就是被上诉人陈洪星，严格来讲，上诉人与陈洪星所属的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之间是废品回收关系，即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2、本案的赔偿责任主体应当是被上诉人陈洪星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一审判决未查清本案各个被告之间的关系，错误的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陈洪星之间是工程的发包人与承包人，继而以上诉人没有考察陈洪星的资质，将拆迁工程交由不具有相应资质的陈洪星个人施工，显然是错误的。本案中，上诉人与陈洪星并非第一次打交道，陈洪星与郑伟雄之间已经经历了多次的废品回收交易，案发工地的铁床收购也是由其完成的，被上诉人陈洪星是被上诉人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江北三星金属经营部拆迁工程队的负责人，该公司是具有拆迁资质的，这些情况上诉人均已经知悉、了解。正是基于拆迁工程队资质的问题，上诉人才将该废弃板房出卖给具有资质的被上诉人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回收、处置，并非是将拆迁工程交由陈洪星个人处置，因此本案中，上诉人非孙桂玉的赔偿义务主体，被上诉人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应当承担陈洪星无独立法人资格拆迁工程队的所有民事权利义务。本案应当由被上诉人陈洪星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一审判决在计算孙桂玉的赔偿金额方面存在错误。1、本案的赔偿金额应当依照农村居民标准。被上诉人孙桂玉是农村居民，属于进城打零工的人员，在惠州市没有办理居住证，也没有在任何单位供职，没有参与职工的社保，可见其不符合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进行赔偿的条件。一审判决孙桂玉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缺乏事实依据，且没有证据支持，对于孙桂玉的赔偿标准应该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来进行。2、关于误工费。一审判决计算孙桂玉误工费的理由是参照建筑业的标准，其实，被上诉人孙桂玉只是一个进城打零工的务工人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是从事的建筑业，基于他的农村户口的性质，其误工费的计算应该按照惠州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11669.31元／年来计算，而非建筑业在岗年平均工资41217元／年来计算。3、关于残疾赔偿金。一审判决在计算孙桂玉残疾赔偿金的时候，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理由是：孙桂玉虽然是农村居民，但其提供了一份《失地证明》显示在事故发生前，其土地已经被征收，属于失地农民，故应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该理由及残疾赔偿金判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征地补偿的政策，在征收其土地的时候，孙桂玉一定会得到相应的补偿，失地村民不能理所当然地视为城镇居民，且失地农民可以通过进城务工等多种形式获得征地补偿款之外的报酬。因此，对于孙桂玉的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应当按照农村居民的收入11669.31元／年而非城镇居民32598.7元／年来计算。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一审判决支持孙桂玉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明显与其伤残等级及惠州地区的经济水平不相符合，孙桂玉构成4级、9级伤残，7万元抚慰金明显过高，望二审法院酌情减少该判项数额。5、关于后续护理费。根据被上诉人孙桂玉的鉴定报告显示，其护理依赖程度评定部分护理依赖。那么，一审判决后续的护理费按照每天100元，计算20年的后续护理费明显偏高，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减少该判项数额。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没有查清本案事实，被上诉人孙桂玉的赔偿主体应当是被上诉人陈洪星及被上诉人惠州市再生资源开发总公司，虽然案发后，上诉人为孙桂玉提供3万元人道主义援助，其善举不代表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在计算孙桂玉的赔偿金额方面存在错误，应当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进行，敬请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陈洪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惠城法仲民初字第652《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原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依法应予以改正。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作为被告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事实依据是“结合易兆飞的证言、原、被告的陈述及借条、承诺书等证据来看，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其员工郑伟雄联系被告陈洪星，要求其找工人拆卸本案所涉临时板房，被告陈洪星同意后，电话通知案外人易兆飞带人进行板房拆卸，报酬为每人每天200元，案外人易兆飞便与原告等人进行了板房拆卸，后在拆卸过程中发生本事故”。针对原审判决所依据的上述事实，上诉人作分析如下：（一）关于本案易兆飞和郑伟雄的身份定位及其证言效力问题。1、由于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承包本案涉案临时板房拆卸工程，因此易兆飞和郑伟雄作为本案的关键人物，原审法院对其身份的定位直接影响了本案责任的认定结果。上诉人认为，易兆飞不应以证人或者案外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而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同时，本案的涉案临时板房最终是由被告郑伟雄处置掉的，其所谓临时采购员的身份存疑，其身份到底是临时采购员或者是临时板房拆卸工程的承包人或者是临时板房的购买人，原审判决未予以查实。因此，上诉人不应作为本案被告，理由有三点：一是该临时板房拆卸工程是由易兆飞与郑伟雄亲自联系的，上诉人仅仅是介绍他们双方认识，并未从中赚取任何利益，不应以此为由认定上诉人是工程承包人；二是本案原告孙桂玉是易兆飞雇请去拆卸临时板房的，不是上诉人安排其与易兆飞一同去拆卸临时板房的，上诉人与孙桂玉根本不认识，原审判决认定的结论与查明的事实自相矛盾；三是每人每天200元的报酬是易兆飞与郑伟雄协商一致的结果，上诉人在其中仅是传话人，起桥梁作用，并未承包本案涉案临时板房拆卸工程；四是本案涉案临时板房的所有人是惠州市仲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其将临时板房拆卸工程交给郑伟雄处理，郑伟雄联系上诉人拆卸临时板房事宜，但由于上诉人在河南老家无法拆卸，因此介绍了易兆飞给郑伟雄，并由他们双方商谈拆卸事宜，谈好价格后，易兆飞带上本案原告孙桂玉等人去拆除临时板房，导致本案发生；五是上诉人在其中从未参与临时板房拆卸工程的承包事宜，整个过程中上诉人也仅仅是通过电话介绍了易兆飞和郑伟雄双方认识，该拆卸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可能是郑伟雄或者是易兆飞。因此，原审判决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依据易兆飞和郑伟雄所做的证言，判定上诉人就是临时板房拆卸工程的承包人显然是错误的。2、易兆飞在本案中所作的证言未经质证，不具有证明力，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退一步说，即便抛开原审法院对易兆飞身份的定位正确与否的问题不讲，既然原审法院让易兆飞作为本案证人，并以其证言作为本案的主要判定依据，却让其坐在旁听席上从庭审开始至庭审结束全程参与了旁听，并在庭后从对其制作询问笔录。这明显是违反程序法规定的，属程序违法。该询问笔录的内容是什么，也未经原、被告依法质证，上诉人毫不知情，原审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辩论权利。因此，易兆飞的证言未经庭审质证，程序违法，不具有证明效力，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对易兆飞身份定位问题和其证言效力问题的分析，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将上诉人列为被告，并判处上诉人承担主要责任是错误的，属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二）关于原、被告的陈述问题。1、原告孙桂玉起诉称：“2014年4月30日孙桂玉与易兆飞、朱世伟、朱旺等五人经陈洪星雇请到仲恺TCL物流工业园对面的优盘公寓工地拆除简易房，……郑伟雄把拆除工棚的劳务口头承包给陈洪星，陈洪星叫易兆飞和孙桂玉等人去做工，口头约定工资200元每天”。原告孙桂玉为证明上诉人陈洪星就是雇主，仅向法庭提交了易兆飞出具的《证实材料》，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2、被告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公司认为，因郑伟雄跟上诉人联系过，并将易兆飞介绍给郑伟雄，当然认为上诉人就是雇主，显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其提交的郑伟雄的通话记录，仅反映了郑伟雄与易兆飞、陈洪星之间的通话时间和通话次数，并不能当然证明上诉人陈洪星就是雇主。3、被告郑伟雄称原告孙桂玉与陈洪星之间是雇佣关系，依据是仲恺惠环街道人社所的调查笔录和他的通话记录。对于其通话记录在上文中已经阐述，其不能证明陈洪星就是雇主的事实。就仲恺惠环街道人社所的调查笔录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对郑伟雄、易兆飞和上诉人陈洪星三人的问话，其实质也是证人证言。对于郑伟雄的调查笔录，因其本身代表着惠州市仲恺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其与本案存在直接的厉害关系，其证言是不可取信的。另对于易兆飞的调查笔录，即易兆飞的证言，在上文中也已经阐述，其身份应当是本案被告，而不应作为证人。同时，由于仲恺惠环街道人社所对上诉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内容与上诉人所述不一致，故上诉人也拒绝在调查笔录上签名。综上对原、被告陈述问题的分析，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仅仅依据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和证言，认定上诉人是雇主的证据不足，理由是不充分的。（三）关于借条、承诺书等证据问题。上诉人的确是在上述借条、承诺书上签名，但同时上诉人在一审时提出上诉人签名是受胁迫所签，并提交了有关证人的证明。但原审判决却认定“上诉人未能对此举证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难道说上诉人提交的证人的《证明》就不是证据了吗？原审判决为何在未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分析采纳与否的情况下，直接得出“上诉人未能对此举证予以证明”的结论呢？同时，上诉人提交的由孙卫书写和签字的内容为“陈洪星借黄金治5000元转交孙桂玉医疗费；已收到，8.8晚”的证据，该证据足以证实原审原告有敲诈和胁迫上诉人的行为和事实存在，但原审判决也未提及，并就此作出认定。因此，该借条、承诺书是不具有证据效力的，其是在上诉人被胁迫的情形下签名的，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处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证据不足，是错误的。
二、原审判决在计算原告孙桂玉的赔偿金额方面存在错误。1、原审法院依据《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本案的赔偿金额是错误的。本案所涉人身伤害发生于2014年5月1日，而《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适用期间是2014年5月30日至2015年5月29日。因此，本案不应依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赔偿金额，应当依照《广东省2013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赔偿金额。2、原审判决因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事故发生前三年的收入状况，便依据广东省国有同行业（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1217元／年的标准计算原告的误工费是错误的。据上诉人了解，原告在事发前一直处于待业状态，没有固定收入，且事发前其一直在河南老家居住，从来没有从事过建筑行业的工作。这也是原告为何不能提供近三年的收入状况的原因，其不能举证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原告承担。原审判决依据广东省国有同行业（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1217元／年的标准计算原告的误工费，这显然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3、原审判决依据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案赔偿金额是错误的，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根据原审原告孙桂玉提交的户籍信息材料可知，孙桂玉是农村居民，其属于进城打零工的人员，在惠州市没有办理居住证，也没有在任何单位供职，更没有参加职工社保，可见其不符合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偿的条件。虽然原告提交了《失地证明》，证明其属于失地农民，但这一条件也不足以使其赔偿金能够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案在确定原告是按农村居民标准还是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问题时，应当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失地的原因、受害人住所地是否纳入城镇规划范围等因素综合予以考虑。本案中，原审判决未对本案原告住所地是否已纳入城镇规划范围等因素予以审查，仅仅以原告是失地农民为由，便认定其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是错误的。4、原审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后续护理费等项目的赔偿金额的判决明显过高，望二审法院根据原告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程度、惠州市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上述赔偿金额，并依法改判，适当较少。综上所述，为维护申请人的正当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支持申请人的诉求！
孙桂玉答辩称，对于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上诉人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要跟陈洪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将部分工程发包给陈洪星，陈洪星再雇请孙桂玉等，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被上诉人孙桂玉的残疾赔偿金，要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的理由不充分，孙桂玉提供了证据证明他属于城镇居民，也证明孙桂玉居住在派出所辖区，生活消费地在城镇，对于误工及后续护理费等，一审判决是合情合理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市政公司的上诉。对于陈洪星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认定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承担连带责任是证据充分，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市政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有劳动部门，公安部门的材料证明了市政公司将部分工程发包给陈洪星，虽然当时陈洪星不在场，但有证据证明是陈洪星雇请的我方当事人，事后也支付了一些医疗费用，关于孙桂玉的残疾赔偿金等费用，我们的答辩要点跟市政公司的答辩是一致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陈洪星答辩称，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说陈洪星应该对孙桂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理由是：陈洪星跟孙桂玉之间不是雇佣关系，陈洪星跟市政公司之间也不存在发包关系，一审判决认定陈洪星对孙桂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错误的，陈洪星也不是上诉人市政公司说的系惠州市开发总公司的代表或员工，二者没有关联。孙桂玉从事的工程拆卸是易兆飞叫去的，陈洪星跟孙桂玉之间不认识，也不可能雇请当时在老家的陈洪星，也不可能安排孙桂玉过去拆临时板房的工程，对于一审判决赔偿金方面的计算，意见跟我们的上诉状理由一致。
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答辩称，我方同意陈洪星所说的市政公司跟陈洪星之间没有发包跟雇佣关系，市政公司跟陈洪星之间是不存在连带赔偿责任关系的。本案事实上市政公司跟陈洪星之间是买卖关系，陈洪星收购了市政公司的活动板房后通过易兆飞雇请孙桂玉来拆活动板房，陈洪星跟孙桂玉之间是存在雇佣关系的。陈洪星才是孙桂玉适格的赔偿主体。本案由陈洪星和孙桂玉的家属出具的借条和承诺书也显示了市政公司作为债权人，是借款给孙桂玉治疗的，不是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在计算孙桂玉各项赔偿金方面的错误，我方认同陈洪星的观点要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也认同陈洪星不能按照建筑业在岗职工计算误工费标准。我方同意陈洪星抚慰金和后续护理费的上诉理由。
郑伟雄答辩称，我对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对于陈洪星的上诉，我不同意他的上诉观点，我认为孙桂玉是陈洪星雇佣的，我不认识易兆飞也不认识孙桂玉，我有四栋板房要拆除，另外一个老板有三栋板房，当时有一些铁床要清理，陈洪星就过来找我收购铁床，因为我的板房要拆的总共有四栋，有一栋就是比较慢拆的，陈洪星就说剩下的那栋板房给他拆，他可以叫人来拆除，后来陈洪星就叫一帮人来拆板房，我不知道陈洪星叫了谁来拆板房。我对于赔偿部分，不发表意见。
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及结果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在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惠州市仲恺建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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