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6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明，无固定职业。
上诉人（原审原告）：是珺怡。
法定代理人：郭明（是珺怡母亲），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徐永健，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杜金凤，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媛媛，该医院妇产科医师（代理期限从2015年7月14日至2015年8月3日止）。
委托代理人：刘海意，该医院妇产科医师（代理期限从2015年8月4日起）。
上诉人郭明、是珺怡为与被上诉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09）鄂硚民一重字第0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明，上诉人是珺怡的法定代理人郭明，被上诉人同济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杜金凤、刘海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9月4日11时30分，郭明因“孕31＋1周双胎、水肿两月余”到同济医院住院治疗。入院产检：宫高35cm、腹围115cm、胎方位为lsa、rsa；胎心音146次／分、148次／分。初步诊断：孕1产0孕31＋1周等产，lsa、rsa；双胎妊娠；水肿ⅲo、低蛋白血症？轻度妊高症；妊娠胆汁淤积症。同年9月6日，同济医院眼科会诊提示：眼底改变符合妊高症眼底。上级医师查房指示给予利胆、静滴白蛋白治疗低蛋白血症及解痉治疗，遵嘱执行。同年9月8日2时25分，郭明诉发热、胸闷、入睡困难，bp132／89mmhg，p98次／分，腹壁皮肤水肿、腹水征（＋）、胎心、胎动可。眼科会诊提示：眼底动脉轻度痉挛。给予地塞米松10mg静滴。同年××，b超检查提示：双胎，一胎死于宫内，羊水少（指数6cm）、腹腔大量积水。产妇有重度妊高症、低蛋白血症、严重腹水，且危及产妇生命，胎儿宫内环境差，随时有可能死于宫内，经阴道分娩危险性较大，建议手术。××患者家属交代病情，患者表示理解，同意手术。同年××12时，郭明在连硬外麻下行子宫下段剖宫手术。术中以lsa位行臀牵引助娩一死女婴，以roa位助娩一活女婴，检查死女婴脐带附着胎膜上，另一活女婴脐带附着胎盘中央，手术经过顺利，术毕安返病房，术后行抗炎治疗。术后第三天查体：腹软、宫底u／1f，伤口敷料干燥，腹壁水肿（＋）、蛙状腹、腹水征（＋）、双下肢浮肿（-）。继续给予白蛋白100ml输注。同年9月29日，查体：一般情况好、生命体征正常，心、肺（-），腹软、伤口ⅰ甲愈合。复查血生化及肝、肾功能结果正常。同年10月1日，患者出院。出院诊断：1、孕32＋3周双胎妊娠剖宫产、lsa、roa；2、重度妊高症；3、一女死婴（lsa）、一女活婴（roa）、一胎死宫内、早产儿窒息。郭明曾于2003年9月来院起诉，要求同济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期间，原审法院亦××当事人申请，委托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对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鉴定，其结论为：本医疗事件不属于医疗事××；对郭明的医疗护理医学建议：无。郭明不服，向原审法院提出再次鉴定，经原审法院委托，湖北省医学会于2005年9月16日作出鄂医鉴（2005）047号《医疗事××技术鉴定书》，对其鉴定过程进行了说明：湖北省医学会对硚口区人民法院移交及医患双方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了审核受理并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2005年6月9日，医患双方当事人详细查看了鉴定所依据的有关材料目录后，均签署了同意目录中的材料为鉴定依据的意见。2005年8月30日，经征求医患双方当事人对本会初审专家拟定的鉴定专家组专业构成及各专业专家人数的意见并达到统一、双方当事人对本会专家库相关专业专家表明是否申请回避后，由医、患、医学会三方从本会专家库管理系统的相关学科-
妇产科、新生儿科、法医学专业组中随机抽取专家鉴定组成员共7名，其中主要专业妇产科及新生儿科专家5名，并抽取了相关专业的候补专家。其结论为：院方医疗行为与产妇、两胎儿的后果无因果关系；本医疗事件不属于医疗事××。之后，郭明因××撤回起诉，原审法院予以准许。2007年4月3日，郭明再次起诉，该案在审理期间，郭明提供包括有其在同济医院住院的部分病历复印件，自行委托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其结论为：送检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院病案”（姓名郭明，病案号：0774165）存在着内容涂改、括擦仿造、事后添加、缺少张页、医生签名不规范等现象。2007年8月28日，郭明委托郑州华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与郭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和是珺怡伤残及后续治疗费用进行鉴定，该所依据郭明提供的司法鉴定委托书、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住院病历（住院号：148526）、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院号：771465／0774165；0775213）、郑州市儿童医院住院病历（住院号：151633）、医疗事××技术鉴定书（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医鉴（2004）080号）、医疗事××技术鉴定书（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鄂医鉴（2005）047号）、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豫检苑司鉴中心（2007）文检字第1号）、关于郭明在同济医院的住院经过以及同济医院之医疗过错已造成一死二残后果的陈述报告、郑州市儿童医院螺旋ct检查报告单（ct号：42946，04-4-8）、郑州市儿童医院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报告单、2005年9月2日郑州市儿童医院智测报告单、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病历（住院号：512833，03-3-6），作出的鉴定结论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在对郭明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医疗行为与被鉴定人郭明、是珺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鉴定人是珺怡颅脑受损伤程度已构成七级伤残；被鉴定人是珺怡需要后期治疗费及康复训练（强化语言训练、感觉训练、矫治尖足和八字步态、轻柔为主按摩等）费用为6000-10000元／月。同济医院对此二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该鉴定书属于单方委托鉴定，且没有通知同济医院到场确认鉴定材料是否真实，同济医院亦未到场进行陈述，郑州华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依据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作出鉴定结论，也明显存在错漏。同济医院以鉴定程序违法，结论不科学、不公正为由，要求进行复核鉴定。
原审法院另查明，郭明还先后就医于上海静安区中心医院、交通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并用去医疗费、交通费、通讯费等若干元。现郭明再次起诉来院，请求依法判令同济医院赔偿郭明医疗费89，130.84元、是珺怡医疗费7，246，449.80元；郭明误工费186，800元；郭明护理费8，400元、是珺怡护理费1，094，400元；郭明住院伙食补助费280元、是珺怡住院伙食补助费720元；郭明营养费1，180元、是珺怡营养费1，620元；是珺怡××赔偿金472，460元、××辅助器具费20，000元；郭明、是珺怡交通费12，469.20元、住宿费3，498元、通讯费2，890.85元、鉴定费9，000元、特快专递费66元、复印费1，159.50元、精神抚慰金1，172，460元；上述项目共计10，322，984.10元。
一审中，原审法院认为，郭明、同济医院系医患关系。现郭明以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郑州华美法医临床鉴定所分别作出的鉴定结论为主要依据，认为同济医院涂改、伪造病历内容，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造成郭明损害后果，要求同济医院承担赔偿责任。而同济医院以其湖北省、武汉市两级医学会作出郭明的损害后果与同济医院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的结论为依据，作为其不予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抗辩理由，要求驳回郭明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双方所依据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均为合法鉴定主体，在程序上郭明系单方委托鉴定，鉴定时亦未听取同济医院申辩；而医学会鉴定结论是由原审法院委托，郭明、同济医院双方详细查看了鉴定所依据的有关材料，并同意作为鉴定依据，在对专家库相关专业专家，表明是否申请回避后，随机抽取了鉴定专家组成人员，双方还分别陈述了意见和理由。在专家组评议后作出鉴定结论，且湖北省医学会鉴定结论系复核结论，显而易见，湖北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更具公正性、科学性、权威性、合理性，其鉴定结论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郭明对湖北省医学会的鉴定因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人员参与，而否认其合法、公正性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上述两单位的专家成员并非法律规定应当回避范围，且郭明在鉴定过程中已被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而郭明未行使该权利。即表明郭明当时对鉴定人员的鉴定资格及能力是认可的。现郭明在庭审时又未能提供其鉴定人员符合法定应当回避情形的证据，××郭明否认省、市医学会鉴定书的合法性、公正性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郭明要求同济医院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因其损害结果与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为驳回郭明、是珺怡的全部诉讼请求。
郭明、是珺怡对上述判决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8月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武民二终字第709号函件，认为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决定发回重审，理由如下：“1、关于程序问题：立案时间为2007年4月3日，而判决时间为2009年4月14日，审理时间为两年有余，但你院未在市院办理延期审批手续；2、关于事实问题：诉讼期间，郭明、是珺怡在其自行委托进行司法鉴定前，曾多次申请对本医疗事件进行司法鉴定，但你院没有对是否进行司法鉴定进行合议或给当事人予以答复；当郭明、是珺怡提供司法鉴定结果后，同济医院针对该司法鉴定结果提出了重新鉴定的申请，你院也没有对是否进行重新鉴定进行合议或给当事人予以答复；你院在此后开庭审理本案时，郭明、是珺怡虽然表示不再申请重新鉴定，亦不同意同济医院的重新鉴定申请，但同时表示如进行重新鉴定，其可以参加。而你院合议认为，应以郭明、是珺怡不同意重新鉴定等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你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以郭明、是珺怡不同意重新鉴定等为由直接驳回其诉讼请求过于草率。本案应属于不进行鉴定即不能得出确切结论的情况，为使得案件事实尽量做到清楚，公平作出裁判，你院在重审时，应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要求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鉴定，并告知不申请委托鉴定的法律后果。因郭明、是珺怡已提供司法鉴定结论，同济医院如对该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应由同济医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并垫付鉴定费”。
2009年10月9日，原审法院重新立案受理了郭明、是珺怡诉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案件受理后，于2009年11月9日同济医院向原审法院书面申请对该案医疗行为进行重新鉴定，之后原审法院同郭明多次协商，郭明认为同济医院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鉴定申请，在举证期限外提出的鉴定申请系非法也是违法的，××不同意启动鉴定程序；同时法院应采信郭明提供的鉴定，依法予以判决。鉴于鉴定结论系本案关键证据，且郭明、是珺怡一直持不配合态度，××原审法院于2010年1月15日作出（2009）硚民一重字第0000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审理，待鉴定报告出来后，恢复审理。2010年7月26日，原审法院组织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郭明、是珺怡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10，796，477.55元，且仍对同济医院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持有异议，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4、25、29、34、68之规定，法庭应当认定同济医院对病历举证不能，承担败诉后果，郭明、是珺怡的请求应得到全面支持。郭明、是珺怡在一审举证期限内依法向法院提出了司法医疗过错和司法文笔鉴定的申请，因同济医院未提供司法鉴定所需的证据原件，造成我方单方面用复印件进行上述鉴定；××第25条第2款，同济医院拒不提交上述鉴定资料的原件这一重大事实法院应予以认定。本案的案由是侵权，是人身损害所涉及的医疗过错赔偿案件，所以医疗事××鉴定书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院应采纳我方两份司法鉴定书。2011年3月14日，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对同济医院提交的病历进行质证；郭明认为病历存在多处涂改、篡改，且认为同济医院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相关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在本次质证过程中，郭明虽表明同意到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但一直拒绝配合启动重新鉴定程序。
期间，原审法院于2010年7月28日以向郭明、是珺怡寄发了鉴定内容书信函；又于2010年8月30日向其寄发了司法鉴定意见函。而郭明分别于2010年9月29日、2011年3月26日、2011年4月15日、2011年9月14日、2012年1月10日向原审法院寄发了书信五封，内容均为拒绝重新鉴定，要求法院采纳其提交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举证不能径行判令同济医院承担不利后果；同时认为，如果法院坚持司法鉴定，要求到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做司法文笔鉴定。期间，原审法院案件承办人也多次通过电话与郭明联系（2011年5月11日、2011年6月16日、2011年10月14日、2011年11月22日），告知其本案必须重新鉴定，如不进行鉴定产生的不利后果，若要求进行文笔鉴定，可以优先考虑其提供的鉴定机构。
2011年12月，在原审法院反复做工作的情况下，郭明、是珺怡同意在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医疗过错、因果关系、损害后果等鉴定。同月，原审法院将相关鉴定材料、鉴定委托书送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2011年12月22日，该鉴定中心作出不予受理说明函，理由为患方对病历材料的真实性提出明显争议，影响鉴定判断。2012年3月27日，原审法院向该鉴定中心出具说明函，告知其病历涂改之处对本次医疗行为有直接影响的，请结合患者的质证意见对院方作不利解释。2012年3月29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重新受理该鉴定申请。2012年8月7日，该鉴定中心召开医患双方听证会，郭明在该听证会过程中再次不予配合，最终导致鉴定程序中止。同日，该鉴定中心作出不予受理说明函，认为听证会时患方对于病历资料的真实性仍存在异议，××不予受理。2012年8月29日，原审法院再次组织双方对病历进行质证，郭明坚持认为同济医院存在伪造病历的行为，要求到北京华夏鉴定中心对病历是否伪造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当庭准许，但通过联系北京华夏鉴定中心，该中心明确表明不受理此案。经原审法院两次审委会讨论决定，要求承办人给郭明做好思想工作，让其配合司法鉴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3月、2014年3月，由分管院长带队到郭明住处做其思想工作，让其参与鉴定。后经协调，在2014年7月30日郭明同意配合鉴定，但认为此次鉴定是违法的，原审法院于2014年8月再次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并将谈话笔录及鉴定委托书一并送交鉴定中心。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经阅卷后，认为因郭明认为此次鉴定违法，××不予受理。
本案争议焦点：第一、同济医院本次医疗行为是否符合医疗规范；第二、郭明、是珺怡诉称中的损害后果与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有因果关系，则参与度为多少；第三、郭明、是珺怡的诉讼请求是否合理。
郭明、是珺怡认为，首先本案属于侵权之诉，不是医疗事××损害赔偿纠纷。需要强调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对这类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就是为了体现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对弱势群体实行的一种保护措施。本案的事实十分清楚，同济医院的诊疗过程明显存在着严重过错，与患者的死残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本案不仅查清医院应当承担对患者××以及孩子生命××损害全部责任的事实，而且同济医院还在损害恶果发生后，通过篡改病历这种违法的、对抗公正审判的方式，继续加重对郭明、是珺怡的损害。郭明、是珺怡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全面支持。为使千万妇婴今后免受如此伤害，请求法庭依据本案司法鉴定结论判决同济医院赔偿全部经济损失，以此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同时对玩忽职守，草菅人命的医护人员应当依法严惩。除此之外的司法选择都可能成为鼓励医疗机构违法进行相关实验的司法昭示，显然与现行的司法理念不符，也难以使郭明、是珺怡服判。对于争议焦点，认为同济医院在本案中负有过错责任。具体表现为：1、郭明入住同济医院后，同济医院已对郭明的身体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应及时地针对郭明的病情给予相应的治疗。但遗憾的是同济医院数次发现危险情况，均未采取果断有效的手术措施，以至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这里我想再次提醒原审法庭注意：本案有证据证明胎心音不清时，同济医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胎儿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天，病程记录缺失。同济医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死残与其无关，存在严重医疗过错；2、郭明向法庭提交的华美司鉴（2007）临鉴字第130号《郑州华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书》的鉴定结论，也证实了郭明的损害后果与同济医院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3、以上事实也可从贵院保全的病历资料及郭明举证的事实证据中得到证实。关于同济医院的法律责任，我认为：1、依据法律规定，同济医院在本案诉讼中，本应积极的依法配合人民法院及时查明案件事实，但在郭明长达12年的诉讼过程中，同济医院不仅不积极的履行自己的举证义务，反而千方百计给郭明及人民法院设置障碍，延误案件的审理进程；2、郭明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豫检苑司鉴中心（2007）文检字第1号《司法鉴定报告书》，对同济医院提供的病历进行了文字，文体鉴定后的结论也证实了，同济医院对原始病历进行了“涂改”，“事后添加”，“刮擦，伪造”的事实；3、对于××意的涂改，伪造证据，××意干扰司法公正的行为，严重的应追究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其他情节也应给予训诫，拘留并予以罚款。也望合议庭对此依法进行处罚；4、本案案由是侵权，是人身损害涉及的医疗过错赔偿案件，所以医疗事××鉴定书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关于赔偿费用，××同济医院给郭明、是珺怡造成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及严重过错责任，为此，同济医院应对郭明因其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结合同济医院涂改伪造隐匿病历，公然对抗司法机关取证等恶略行为，同济医院应当承担对其最不利的全部责任。同济医院具备完全的赔偿能力，依法应当作出高额判决。综上所述，我认为同济医院的行为与郭明的侵害后果之间存在全部直接的因果关系及过错责任，应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同济医院认为，一、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符合医疗规范，与郭明、是珺怡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医方对患者郭明入院的诊断明确，郭明入院情况由轻度妊高症，后××入院的检查结果诊断为重度妊高症，符合诊疗原则、诊疗规范。患者郭明是2002年9月4日中午11时因“孕31＋1周，双胎妊娠，伴水肿2月”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办理完出院后，直接前往同济医院就诊，并住院治疗。××郭明入院时体格检查：生命体征平稳，双下肢及腹壁水肿，双胎，均为臀位，胎心正常，入院血压135／76mmhg，参照第四版妇产科相关诊断规范，即：第四版妇产科学第115页，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分类，分为a轻度妊高症：血压≥140／90mmhg，或较基础血压升高30／15mmhg，可伴轻度蛋白尿和水肿；b中度妊高症：血压超出轻度范围，≤160／110mmhg，尿蛋白＋，或伴有水肿，无自觉症状；c中度妊高症：先兆子痫：血压≥160／110mmhg，尿蛋白＋＋至＋＋＋＋，和（或）伴水肿，有头痛等自觉症状；子痫：在先兆子痫基础上有抽搐或昏迷，初步诊断为轻度妊高症，符合医疗规范。入院后，医方对患者进行相关化验检查、监测血压及胎心变化，进一步明确病情。××患者血压波动在收缩压130-146mmhg之间，舒张压波动在80-100mmhg之间，未达到重度妊高症的诊断标准；××患者水肿范围累及腹部，存在低蛋白血症；且9月4日超声提示胎儿双顶径7.5cm／7.6cm（相当于孕28周）；2天后即9月6日复查发现，胎儿双顶径7.6cm／7.6cm，孕妇腹腔间前后径2.0的液性暗区，提示腹水产生。据此教授查房、讨论后修正诊断为重度妊高症。××患者郭明入院后诊断为：重度妊高症符合医疗规范。二、××患者妊娠期肝内胆汁瘀积症，不能据此即考虑立即终止妊娠，符合医疗规范。在入院后的检查中发现，患者胆汁酸水平高，达到39.6（病例第54页，9月5日检验报告）（正常值0-10）。妇产科学第四版中没有专门的章节讲述胆汁淤积综合征的诊疗，仅在“急性病毒性肝炎”的鉴别诊断中提及：妊娠期肝内胆汁瘀积症，又称特发性妊娠黄疸。发病率仅次于病毒性肝炎，占妊娠期黄疸的1／5。××肝小叶中央区毛细胆管内胆汁淤积引起发病。临床主要表现是出现全身瘙痒，随后发生黄疸，产后迅速消退，再次妊娠复发。胎盘组织也有胆汁沉积，引起胎盘血流灌注不足，胎儿缺氧，围产儿死亡率增高。常有××史。患××一般情况好，无肝炎症状，血清直接胆红素升高，但不超过102.6μmol／l，呈阻塞性黄疸表现。sgpt正常或轻度升高，血清胆汁酸明显升高，且较症状出现早。××患者的临床表现、化验结果，郭明仅符合胆汁酸上升，其他症状、体征及化验结果均为阴性结果。××诊断可以考虑妊娠期肝内胆汁瘀积症，××尚需要进一步观察以明确诊断，不能据此即考虑立即终止妊娠。三、医方术前，术后与家属积极沟通，及时采取正确的治疗措施和方案。××患者，家属不配合医方的诊疗行为，郭明应承担不利医疗后果。1、患者入院后，就其病情与家属曾经沟通，鉴于胎儿孕周仅为31周，且双胎胎儿体重较单胎更小，出生后存活能力差，延长孕周有助于提高新生儿存活比例及存活质量；同时也告知，患者有妊高症，治疗效果难以估计，延长孕周的过程中，胎儿易发生宫内窘迫、甚至胎死宫内（见家属谈话记录）。家属签字要求继续保胎。按照产科要求，应每四小时听胎心一次，9月6日患者及家属提出，夜间听胎心不利于休息，签字要求每晚1点、3点不听胎心（病程记录签字为证）。××患者其后的胎心听诊均为每四小时一次，夜间1点与3点未测。2、针对患者低蛋白血症、胆汁酸升高、胎儿孕龄过小等问题，给予补充外源性白蛋白、联合使用速尿、熊去氧胆酸等治疗，治疗后患者病情平稳，血压保持平稳状态，每6小时监测一次显示血压一直在140／90mmhg左右波动；每日出入水量监测结果也显示：9月7日-9月12日，尿量保持在每日990ml-1840ml之间。9月6日胎心监护表现为有反应型。上述监测结果表明，在积极治疗下妊高症病情无见到明显进展。3、9月12日早晨医师进行了正常的查房工作。鉴于治疗自9月6日开始有6天，为进一步明确病情变化，定于××复查血常规、肝功能、电解质以及白蛋白的水平。9月12日白天胎心听诊正常；晚6点胎心听诊时发现一个胎心听不清，10点复测仍无法用多普勒探听到清晰的胎心。之前9月11日也曾有一次听不清胎心音的情况，9月12日两次听不清胎心，××双胎胎心存在传导的情况，听诊有不确定性，不能判断是否为胎心消失，无法判断胎儿死亡的结果，而凌晨1点及3点患者家属已经签字拒绝听胎心，××晨医方立即联系超声检查，发现双胎一胎已经胎心消失；另一胎儿存活，羊水指数6cm。××《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四、病程记录的书写符合《病历书写规范》。患者郭明的住院病历中，9月12日虽然没有病程记录的描述，××医生进行了正常的查房，相关治疗的医嘱，包括输注白蛋白、静脉注射速尿以及次日晨复查血常规、肝功能、电解质，均及时下达。××《病历书写规范》第二十三条病程记录的要求及内容，日常病程记录是指对患者住院期间诊疗过程的经常性、连续性记录。由医师书写，也可以由实习医务人员或试用期医务人员书写。书写日常病程记录时，首先标明记录日期，另起一行记录具体内容。××患者应当××病情变化随时书写病程记录，每天至少1次，记录时间应当具体到分钟。××患者，至少2天记录一次病程记录。对病情稳定的患者，至少3天记录一次病程记录。××患者，至少5天记录一次病程记录。告病重的患者需要每日记录病程，其它病情平稳的患者，每2-3天记录一次病情即可。患者郭明不属××患者，也不属××患者，病程记录并不需要每天记录，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五、××患者行剖宫产术，有手术指征。××患者孕周为32＋3周，诊断为“1.孕32＋3周待产g1p02.双胎妊娠lsa／loa一胎死亡3.重度妊高症4低蛋白血症”。××患者及家属告知双胎妊娠一胎死亡，继续妊娠另一胎儿有胎死宫内风险；如果经阴道分娩，患者血压可能进一步上升，且羊水指数6cm，偏少，胎儿宫内缺氧不能排除，如引产胎儿可能不能耐受宫缩致产时死亡。综合分析，患者诊断明确，有相对手术指征。同时亦告知胎儿现在仅为32孕周，属于早产婴，产后各种并发症发生率高。患者及家属同意剖宫产手术终止妊娠，即医方的手术有指征。六、一胎死宫内，另一胎儿即本案之一是珺怡脑性瘫痪等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没有关联。从医学角度分析，1.患者郭明系重度妊高症：第四版妇产科学117页关于妊高症对母儿的影响有如下描述：妊高症时，××子宫血管痉挛所引起的胎盘血供不足、胎盘功能减退，可致胎儿窘迫、胎儿发育迟缓、死胎、死产或新生儿死亡。××患者，胎儿入院时超声显示双顶径仅相当于28周，符合妊高症导致胎儿生长迟缓的临床特点，××××妊高症本身疾病的原因，导致双胎之大胎儿胎死宫内；另一胎儿出生是早产儿窒息。2.帆状胎盘。术中检查胎盘时发现大女（死胎）的胎盘为帆状附着，即胎儿脐带血管附着并在胎膜上走行。第四版妇产科学214页关于帆状胎盘有如下说明：脐带帆状附着是指脐带附着在胎膜上，脐带血管通过羊膜与绒毛膜之间进入胎盘。当胎盘血管越过子宫下段或胎膜跨国宫颈内口时，则成为前置血管，当胎膜破裂时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前置的血管被胎先露部压迫时，可致循环受阻而发生胎儿窘迫，甚或胎儿死亡。××，一胎死亡自身疾病所致，小胎即本案是珺怡系早产儿，××《新生儿与新生儿疾病》第123页所记载，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发生率高于足月儿，本身极低体重，低体温等，××当时的脑性瘫痪与医方医疗行为无关。七、患者郭明继发性闭经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无关。继发性闭经的病因主要有：1、全身性疾病及其他刺激可造成闭经：（1）营养不良过于消瘦可造成闭经（2）慢性消耗性疾病：如较严重的贫血、结核病等。（3）糖尿病：（4）其他环境因素影响：如过度劳累，寒冷刺激（如经期吃太多冷饮，下冷水）。（5）精神因素：2、下丘脑、脑垂体疾病造成闭经。例如脑膜炎、脑炎、脑损伤、放射治疗、脑肿瘤等都会引起。患者郭明目前闭经，并非上述所列情况，也无法证实系剖宫产所造成的，系自身身体机能的表现。八、进修医生，王存岚，汪琼不属于非法行医。王存岚系宣恩县人民医院委派到我院妇产科进修的医生，时间为：2002年5月8日至2003年5月8日，执业证号：110422825000002；汪琼系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委派到我院妇产科进修的医生，执业证号：1104205000000997，以上信息，均可以在国家卫计委网站上公开查询，只是上述两医生的执业医师证并不由我院注册，而是由原医疗单位注册，不存在无资质行医行为。九、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郑州华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书不能作为本案判案××。2007年4月3日，郭明、是珺怡在法院审理此案期间，自行就病历：0774165号是否存在涂改，括擦等委托河南检苑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同年8月28日，郭明就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委托郑州华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上述两个鉴定，违反了法定程序，不应采信，其理由如下：1、鉴定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6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而在本案中，法院正在对此案进行审理，被申请人并没有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而是绕过人民法院直接单方委托，不能视为司法鉴定。2、鉴定所依据材料不齐全。在诉讼中，郭明鉴定机构所提交的材料均系没有经过质证，即没有经过同济医院同意提交的病历资料复印件，并且病历资料不齐全，在送检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鉴定机构是无法了解整个医疗过程，更不可能判断医疗行为的过错，但鉴定机构仅凭郭明提交的不齐全的复印件作出了鉴定结论，显然，不公平，不公正，枉法鉴定！3、剥夺同济医院鉴定回避和陈述权。在诉讼过程中，郭明、是珺怡单方委托的鉴定机构没有通知同济医院参加听证会，造成同济医院无法行使医疗行为的陈述权，更无法了解听证会参加鉴定的法医的基本情况，如是否邀请了精神疾病方面的临床医生？是否与本鉴定存在利害关系等，实质上剥夺了同济医院的回避权。4、郭明作为被鉴定人，对其是否有因果关系，郑州华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在鉴定文书中是这样表述的：“检验过程一般情况好，生命体征平稳”之后作出的法医临床诊断共6项，均没有关于郭明作为被鉴定人的损害后果的描述，即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到底导致郭明什么身体创伤，居然没有任何评判，只是简单的认为有因果关系，难道这样的鉴定能作为判案的××吗？综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基于此，郭明单方委托的鉴定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同济医院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与郭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的判决依据。十、武汉市医学会，省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技术鉴定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省、市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技术鉴定，其程序合法，鉴定材料是在郭明，同济医院双方共同质证后并签字无异议的情况下作出的，虽然省医学会在鉴定分析意见中指出，医方的存在两处不足：即第一，医方缺乏就患者病情与患者，家属的沟通；第二，2002年9月12日对郭明胎心章变化未尽重视，无病程记录。但上述不足，并不是导致郭明继发性闭经，大双胎死宫中，小双是珺怡轻度脑性瘫痪的因素。上述两份鉴定报告，均系诉讼过程中，法院委托，难道就不是司法鉴定吗？这难道不能证明医方的医疗行为是否符合医疗规范吗？十一、郭明不配合鉴定，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本案系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过程中，重审法院向郭明、是珺怡、同济医院释明本案须进行医疗鉴定，同济医院依程序提出鉴定申请，包括因果关系的鉴定和伤残的鉴定，也向法院递交了愿意支付鉴定费的相关说明。但郭明为了达到不重复鉴定，采信他单方委托的鉴定结论，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时间内，多次采取拖延方式以及认为同济医院的病历造假等，造成本案始终无法启动鉴定程序，退一万步讲，即使病历存在不规范的情况，那么，郭明单方的司法鉴定是如何作出来的呢？难道郭明提交的病历是真实的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5条的规定，××郭明拒不配合医疗鉴定程序的启动，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十二、郭明、是珺怡计算损失的依据和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郭明在2014年12月3日原审庭审中提交的《关于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的赔偿标准均来源于2007年郭明单方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事隔五年之久，郭明、是珺怡仍然按此鉴定报告为依据进行索赔，显然不公平，没有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关于医疗费用，郭明、是珺怡在举证环节，没有向法庭提交因治疗疾病而支出的医疗票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在郭明长达12年之久的时间里，并没有为是珺怡前往相关医疗机构专科治疗，没有实际损失，何来医疗费用呢？2、护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护理人员的收人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从是珺怡开庭的表现来看，如表达能力，行走能力，均不能证实需要护理，且是珺怡未成年，本身需要法定监护人照顾，郭明也没有证据证实需要护理，特别是郭明在本次开庭前，曾将是珺怡单独留在房间，自己外出办事，这需要护理吗？据此，郭明、是珺怡主张护理费是不成立的。3、××赔偿金：2007年8月郑州华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的结果为7级伤残标准，但××该鉴定文书中引用的“二，病例摘录，dq：60”，××《交通事××伤残评残评定标准》4.7.1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致a，轻度智力缺损（智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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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的标准，当时患者是珺怡5岁，按上述标准根本达不到7级伤残标准，更何况现在12岁呢？××今天庭审时的语言表达能力，智力能力，行动能力，思维逻辑能力来看，根本看不出与其他同年龄小孩的区别，××郭明、是珺怡不配合同济医院进行伤残方面的鉴定，××无法评估是珺怡是否构残的情况！另，不应按照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条的规定，应按河南标准计算。4、至于营养费，××辅助器具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工费均应以相关票据以及就医的情况来确定。5、精神抚慰金，高达百万，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郭明、是珺怡诉请没有事实和理由，也没有证据证实损害后果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驳回郭明、是珺怡对同济医院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首先应进行必要的司法鉴定，但在多次启动鉴定程序过程中，郭明、是珺怡委托代理人郭明一直持不配合态度，导致案件陷入僵局。因为无法鉴定，则无法查清在本次医疗行为过程中同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大小。因郭明、是珺怡无证据证明同济医院在本次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郭明、是珺怡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郭明、是珺怡可在搜集新的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据此，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郭明、是珺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4480元，由郭明、是珺怡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郭明、是珺怡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因双胎、妊高征于2002年9月4日至10月2日在同济医院住院28天。入院时双胎发育正常，腹腔无积水。就诊过程中，××被上诉人同济医院极端不负责任、怠于诊疗监护，一再贻误手术时机，造成发育正常的大婴胎死宫中，羊水三度粪染；致小婴是珺怡严重缺氧、重度窒息，导致脑瘫，2007年8月，经郑州华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为6级伤残；造成郭明患××并导致不育的严重损害后果。一、重审法院程序违法、违规。1、严重超过审理期限。本案2009年8月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武民二终字第709号民事裁定书：原审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发回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重审。2014.12.30.上诉人收到本次重审判决书，历时5年4个月，严重超过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2、不对医师执业主体资格进行调查取证。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多次就在病历上签字的王存岚的医师执业主体资格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但重审法院不予调查，又不予以解释和说明。被上诉人始终未对该证据予以合法举证。王存岚当时无医师资格，却下医嘱，也没有上级医师签字，证明王存岚对医疗行为独自负责，××法律规定，王存岚的情况属于非法行医。被上诉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5条的规定，明知王存岚不具备行医资格的情况下，依然让其独立行医，且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害后果，被上诉人理应承担本案的全部赔偿责任。3、违反常理，违背逻辑进行鉴定。本案进行司法鉴定的逻辑程序是：首先确定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情况，然后再向鉴定机构提供原始、真实、××历资料，进行过错和因果关系等司法鉴定。上诉人向重审法院多次申请对病历资料进行文笔鉴定。2010.12.01.法官通知要先进行文笔鉴定。2011.12.14日接到重审法院程法官电话，通知上诉人，被上诉人放弃做文笔鉴定。上诉人不理解，法官明确说：上诉人不同意做鉴定就要败诉，现在被上诉人不同意做文笔鉴定，反而胜诉，重审法院没有对此进行说明和解释。重审法院罔顾被上诉人对病历存在涂改、事后添加、刮擦、伪造的事实，向鉴定机构提供经过伪造、篡改的病历材料，导致鉴定机构无法进行过错和因果关系鉴定。重审法院的审判活动违反常理，违背逻辑，违反法律规定。二、认定事实错误。l、归纳的争议焦点存在重大错误。上诉人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首先是确定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情形，这是本案审理的重中之重。头等大事没有解决，其他问题就无从谈起。上诉人复印于2002年10月14日和2007年6月18日的病历不需要鉴定，通过简单对比，就可以看出该资料经过伪造、篡改。既然被上诉人认为自己没有过错，为什么要对病历伪造、篡改呢原因昭然若揭。对于病历是否存在伪造和篡改，上诉人对该问题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豫检苑司鉴中心（2007）文检字第1号鉴定结论认为病历存在：涂改、事后添加、刮擦、伪造。重审期间，上诉人又多次向重审法院申请文笔鉴定，文笔鉴定做与不做，被上诉人反反复复很长时间，最终被上诉人不同意做，重审法院听之任之，亦未作解释说明。××重审法院没有对病历是否存在伪造、篡改问题作为争议焦点进行审理，也没有对事实进行认定，××重审法院的审判活动存在重大错误，对本案的事实认定错误。2、导致无法进行过错和因果关系司法鉴定的责任在被上诉人，而不是上诉人。（1）被上诉人对病历不举证。负有举证责任的被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既没有申请、也没有做司法鉴定，至辩论终结时，被上诉人依然明确表示病历不举证，此事记录在案。被上诉人未依法在举证期限内为自己的辩解进行举证，放弃了法律赋予的举证权利，××，不利后果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2）被上诉人向鉴定机构提供的是伪造、篡改的病历。上诉人在2005年10月26日和12月9日，两次经硚口区法院委托权威鉴定机构做司法文笔和过错鉴定，最终都因被上诉人拒不提供用于鉴定的病历原件导致司法专家鉴定无法进行。有鉴定机构的退件函为证。《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意见书》退卷说明附后。××被上诉人向鉴定机构提供的是经过伪造、有缺失的病历，××鉴定机构当然无法依据伪造、篡改的病历进行鉴定，这个责任是被上诉人造成的。依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3条：医疗机构擅自涂改、伪造、隐匿、抢夺及销毁病历资料，改变病历载明内容，导致对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认定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3、上诉人始终配合鉴定工作。（1）2014年7月30日15时的谈话笔录清楚记录了上诉人配合鉴定的事实。（2）为配合2012年8月7日在北京法源召开的司法听证会，上诉人及孩子先后按照要求在医院做了各项检查；上诉人和母亲、孩子三人参加了本次听证会，为这次参会，上诉人花费三千余元，重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配合鉴定，显然与事实不符。（3）每次和重审法官谈话，上诉人都坚决表态：重审法官认为必须重新鉴定的话，上诉人配合鉴定。4、上诉人尽到了举证责任。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间共提交了四组三百余份证据。第一组证据《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和（华美司鉴（2007）临鉴字第130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书》通过司法鉴定证明了被上诉人存在过错，被上诉人的过错与上诉人的死残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依法应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第二组证据豫检苑司鉴中心（2007）文检字第1号，通过司法文笔鉴定证明被上诉人存在伪造病历行为。第三组证据证明上诉人受到损失费用的事实证据。5、被上诉人没有尽到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依法应对其不存在医疗过错及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是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款：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伪造并拖延提供病历，不履行法定的举证责任，按照《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应承担败诉后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6、重审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认定被上诉人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病历是否存在伪造和篡改的行为，通过上诉人前后两次提交的复印资料对比一下就一目了然。病历存在多次装订、前后矛盾、有意隐匿客观内容、刮擦涂改、事后非法添加、关键日期病程记录缺失、一份病历有两个住院号（××市医学会鉴定书医方提供材料病案号为771465，省医学会为774165）等诸多严重问题。在历次庭审及鉴定中，上诉人都一一指给重审法官、被上诉人等看过，他们均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了更清楚地证明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还是申请做了司法鉴定。对病历存在的问题，被上诉人的解释是：涂就涂了、改就改了、没有就没有，这都不是错。重审法官的解释是：这些一眼就能看见，不需要鉴定。但重审判决书中居然没有认定其为过错。被上诉人伪造病历的行为铁证如山，为什么不在重审判决书中予以认定!三、应当推定被上诉人有过错。1、被上诉人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有关诊疗规范的行为。（1）上诉人郭明入同济医院的b超证明：双胎存活，一头一臀，这在双胎中是最好的胎位，在上诉人天天要求手术的情况下，医生毫无理由地硬拖到十天后、大胎儿胎死宫中后的第二天下午才手术，致使小婴严重缺氧、重度窒息，落下了脑瘫。这种医疗行为与有关诊疗规范的要求完全不符，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医生存在××症。医学文献（见《中华妇产科临床手册》第87页，292号书证《妇产科学》）。明确指出：适时终止妊娠是治疗妊高征的有效措施。终止妊娠指征：积极治疗24～48小时仍无明显好转者。终止妊娠后，妊高征的各种征状会自然终结。手术前，上诉人在湖北省妇幼住院治疗7天，之后慕名到同济医院，住院治疗10天仍拒不手术，已经远远超过“24～48小时仍无明显好转者”的手术指征。这种无休止的延误直至孩子死亡发生一天以后才予手术，这不仅仅是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过错，更是医生丧失医德的具体表现。被上诉人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没有履行及时抢救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如果按上诉人的意见或有关诊疗规范的要求，48小时内手术，双胎会安全出生，就没有今天死残后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也证明造成死残后果的原因完全在医生，而不是上诉人的过错。是医生侵犯了上诉人的选择权。（2）胎心音直接表明胎儿存活与否，胎心音的渐变过程中，医院却不采取措施保证母婴安全，这是视起码的医疗常识和职业道德于不顾，是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重要因素。在多次提示胎心音不清时，被上诉人不采取措施，以致胎儿死亡长达24小时之后（见郭明5号书证）才手术，而且没有这方面的病程记录，最终导致死残损害恶果。如果进医院按有关诊疗规范一、两天就手术，两个胎儿会平安出生，上诉人的身体也不会遭受如此伤害，被上诉人坚持胎死宫内一天后才手术明显是错误的，是酿成重大医疗损害后果的铁证。被上诉人一再贻误手术时机是导致损害后果的全部直接原因。被上诉人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存在明显过错，直接导致了医疗过错的形成和损害结果的产生。在产前检查记录中（见病历书证第35号证据2002.9.11.10am，120／不清）。从11日上午10时开始，该记录数次提示胎心音不清。12日上午10时、12时胎心音记录无人签字，说明无人愿意为此记录负责。生死关头，被上诉人以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坐视胎儿死亡。“拖延等于死亡”的格言用在这里是恰如其分。该立即手术时，患者强烈要求手术仍被拒绝，这就是渎职杀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是犯罪。重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是在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是枉法裁判。谁都知道，心脏停跳，生命终结。郭明提供的284～287号书证《妇产科学》清楚写明：对胎位不清，听不清胎心者，应行b超检查。胎儿在子宫内是否状态良好，胎心是一项重要指标。医学资料显示导致胎儿死亡的过程是呈渐进性的，初为胎动减少，后为胎动消失至胎心消失，可历时数日。如胎动减少或胎动消失，但胎心正常，短时内及时采用剖宫产，仍可获存活的婴儿。在听不清胎心音的危急情况下，被上诉人一没做胎心监护，二没做b超，三没做手术彻底解决，放任危险情况的产生，白衣天使就是这样将一个已经32周有余、本应××成长的胎儿扼杀在母腹之中。如果早一天手术，她就是一个可爱的婴儿，事实是：医生弃最起码的医德和常识于不顾，硬拖上诉人18天，一再贻误手术夺去了她宝贵的生命，严重违背了《条例》第31条规定的“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的医疗原则，也严重侵害了患者的选择权及生命××权。××手术太晚给上诉人及孩子都造成了终身无法弥补的伤害，是造成损害后果的全部原因。（3）9月6日谈话记录证明：手术迫在眉睫，医生很清楚不手术的死残后果，在上诉人强烈要求手术的情况下，医生拒不手术，任由死残恶果的发生，这也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渎职杀人的严重过错。侵犯了上诉人母女三人的生命××权。（4）被上诉人从2002年9月11日上午10时始，数次发现胎心音不清，均未处理。被上诉人很清楚，胎心音不清甚至听不见胎心音的后果，但被上诉人还是任其发展。（5）相关医学资料显示：重度妊高征并发腹水临床分析，具有高危险性，如孕周﹥32周，病情不能控制应及时终止妊娠。发现腹水5天左右就会大量产生。在6日b超（见304号书证）检测出郭明出现腹水的情况下，医生应很清楚，此时应密切监护并采取相应措施，但被上诉人一直拖延至13日下午（7日后）才手术，医生清楚预料到的死残恶果既成事实，腹水6000毫升，一胎儿死亡。（6）被上诉人剥夺了上诉人对死亡胎儿身体的处置权。被上诉人未对死胎作病理检查或尸检以确定或证明死因，对于我的多次询问始终未给予正面答复。既违背了有关规定，也侵犯了我的知情权，给我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被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侵权责任。有类似胜诉获赔案件于本案具有借鉴性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杨立新教授认为：死胎的所有权归属于产出死胎的产妇。××未经产妇同意，医院不能处置死胎。上诉人享有对死胎的合法处分权。2、被上诉人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医院工作制度》第六条规定：病案管理制度2.门诊和住院病员应有××案。要依序整理，装订成册，并按号排列后上架存档。3.不得涂改、转借、拆散和丢失。4.住院病案原则上应永久保存。被上诉人根本无视规定，应受到严惩。鄂医鉴（2005）047号鉴定书明确认定“同济医院在2002年9月12日无病程记录”。××鄂医鉴（2005）047号鉴定书认定：2002年9月11日下午6时，胎心128次／分，另一胎心134次／分。××产前检查记录2002年9月12日6am：136／132。（见35号证据）。以上事实证明，双胎儿截止到2002年9月12日早上6时一直都是正常存活的。而恰恰是在胎儿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天，被上诉人“无病程记录”。谁都知道，有检查、诊断、治疗就应当有行为过程记录，无记录就没有检查、诊断、治疗的医疗行为事实存在。尽管这一双胞胎儿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可她们在母亲的腹中一样是两个鲜活的生命，当这两个生命危在旦夕时，被上诉人为她们做了什么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的使命去哪里了3、被上诉人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1）检苑司鉴中心（2007）文检字第1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检验结果：送检的同济医院住院病案存在着内容涂改、刮擦伪造、事后添加、缺少张页、医生签名不规范等现象。病历有缺失不是偶然的，系被上诉人有意掩盖过错，以逃避法律责任。事实证明，正是他们无视人的生命××权，让一个生命之花就这样凋谢了，这样草菅人命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认定死残损害后果与医疗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法理何在天理何在被上诉人负全部赔偿责任是必须的，是毋庸置疑的。（2）病历有涂改添加等明显伪造行为，且自相矛盾，法官应该在判决书中认定。9月4日入院诊断、6日谈话记录认定是轻度妊高征，××谈话记录，手术记录、麻醉记录认定的是中度妊高征，自始至终没有诊断是重度妊高征。同时上述书证与病案首页9月4日入院诊断重度妊高征相互矛盾。（3）病案12页病史录（二）（见37号证据）9月15日9am，红笔伪造添加6处，未注明日期，眼睑浮肿伪造为无浮肿，输入伪造为输出，输出伪造为输入，意思完全相反，与手术科室护理记录单第八页（见38号证据）第四行记录也正好相反。违反了《病历书写基本要求》第八条；《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第六、八条。如果按照伪造后记录所写，15日记录入2200ml，出2775ml（多出575m1）；16日入1750ml，出2100ml（多出350m1），这样看腹围应该越来越小，为什么还会二度腹水，肚子大的和生前一样（记录为蛙状腹），需要一天注射l00ml的白蛋白呢相关医学文献均明确指出：“尿量﹤25ml／h，应停用硫酸镁。”见《中华妇产科临床手册》之产科学第77页。可见出入量的记录将直接指导医生对相关药物的选用。（4）病案3页2002年9月4日产科入院记录，前后复印对比，医院后添加签名“冯＊”1处。被上诉人非法行医的证据。2012.08.29.法院笔录：王存岚没在同济医院注册取得执业证书。××按照法律规定不能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王存岚独立从事诊疗行为、记录病历，没有上级医师签字，证明王存岚对医疗行为独自负责，××法律规定，王存岚的情况属于非法行医。（5）上诉人对帐单显示（见6号证据），听胎心音是按84次收费，病历里有记录的听胎心音为57次，病历记录有缺失，再次证明被上诉人病案不完整。病历作为重要的医疗文书，在医疗损害的处理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具有证据效力，特别是在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中它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是判定责任的重要依据。××保证病历的客观、真实、完整，对公平、公正判定医疗侵权责任具有重要意义。病历是医学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伪造、隐匿、销毁病历是一种极其卑鄙恶劣的行为，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涂改、伪造虚假病历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逃避其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被上诉人针对过错的恶劣态度，应依法受到严惩。《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四、被上诉人未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存在过错。住院期间，医生从未向上诉人谈过病情，直','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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