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皖民申145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福林，男，196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怀国，男，1975年9月5日出生，汉族，系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金山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的公民。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铜陵开发区恒业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恒顺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金山村农业大市场A区4栋附楼。
负责人：谢沛生，该分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铜陵东联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天山大道中段（联盟村）。
法定代表人：曾伟杰，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吴福林因与被申请人铜陵开发区恒业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恒顺分公司(简称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铜陵东联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东联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7民终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吴福林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对吴福林二审时提交的关键性证据未予采纳，从而错误地认定吴福林主张的390万元借款没有被抵偿，造成对事实的认定错误。吴福林提交的《东联公司实收工程款明细表》《实付东联公司工程款明细表》和《承诺函》足以证明其向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借款及受让潘友贵借款而对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所形成的共计390万元债务及相应的合理的利息已经抵偿，理由如下：1、《东联实收工程款明细表》来源于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在另案中提交的证据，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当时是为了证明其已经向东联公司抵偿了2014年9月22日《承诺函》中的799万元借款和相应利息，该明细表已作为一审法院在另案中免除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相应协助执行义务的依据。《实付东联公司工程款明细表》来源于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向吴福林的直接递交，二审庭审中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承认该证据上财务印章的真实性，并且无法合理否定该证据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吴福林取得该证据的合法途径，该项证据显然系用于向吴福林释明《东联实收工程款明细表》中的799万元的构成。该两份明细表的事由(“借款”)及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单方计算的利息都是高度一致，且与2014年9月22日的《承诺函》相印证，三项证据之间已形成缜密的证据锁链，其证明力显然不容否定。如否定该两份明细表，则会纵容协助执行义务人随意虚构事实而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且会成为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重复计算已付工程款和利息的绝佳借口(即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一方面可以称该799万元已于2014年9月22日支付给施工方，另一方面又要求吴福林及施工方承包人偿还该799万元借款及连续计算至今的高额利息)，明显有失公允。2、2014年9月22日的《承诺函》已经生效，承诺的相关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不可撤销。在二审开庭审理时，证人肖某、梅某已当庭作证，证人已当庭说明了下列事实:(1)证人肖某、梅某系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和实际权利义务的承受人，东联公司仅仅是被挂靠单位和提取2%的管理费。(2)肖某、梅某除了直接向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借款用于工程建设外，还通过吴福林以借款的形式向该分公司预支工程款。(3)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存在拖延支付工程款的行为。(4)吴福林是计算该799万元的参与人和利害关系人，2014年9月22日《承诺函》中的799万元借款包括吴福林和潘友贵以转付肖某、梅某二人工程款的名义向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发生的借款。(5)肖某、梅某二人作为《承诺函》中的承诺人和义务承受人，不同意撤销《承诺函》中799万元债务抵销的约定。(6)吴福林在因此向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的“借款”过程中，并未从中牟利。(7)除梅某认可2013年8月30日的150万元借款按9万元计算利息之外，肖某、梅某均不认可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单方计算的其他高额利息。根据上述证人证言以及两份明细表，足以说明上述《承诺函》中799万元(包含本案上诉所主张已履行的390万元在内)已抵销完毕。《承诺函》中的799万元债务的抵偿，本质上是为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设置债务抵销的权利而不是设置义务，其中一项重要因素是潘友贵当时已丧失债务履行能力，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担心潘友贵的200万元借款不能偿还，继而通过以《承诺函》的形式由吴福林以持肖某借据抵付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应付肖某(或东联公司)工程款的形式来代替潘友贵偿还，从而防止潘友贵的200万元借款逃废。在肖某、梅某二人急需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的前提下才按该分公司的要求签署《承诺函》，同时相应地免除肖某、梅某二人对吴福林的还款义务和免除吴福林对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的还款义务，由此合理地简化债权债务关系，消除“三角债”。(2)肖某、梅某二人是该《承诺函》的承诺人和义务承受主体，并且该《承诺函》中的799万元债务的抵销关系涉及到吴福林合理的重大利益，上述两份明细表也足以证实该799万元已经抵偿完毕。(3)吴福林和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在一、二审中书证上载明的借款事由和证人的当庭作证，足以证实吴福林上诉所称的390万元借款与肖、梅二人的工程施工有直接关系，吴福林并不从中牟利，所以通过《承诺函》的形式实现相关债务的抵销合理，也完全符合行业惯例。因此，该《承诺函》一经出具并被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接受即告生效，东联公司便无权对事关其他共同承诺人(即肖某、梅某)和利害关系人(即吴福林)重大利益且已经抵销完毕的债权债务进行否定，也无需得到东联公司的重复确认。3、如果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所称上述799万元的债务抵销不包括吴福林所主张的390万元借款在内，则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有义务也有能力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该已经抵销的799万元付款中不包括吴福林主张的390万元借款，二审法院当庭也已指令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在庭后五日内提交关于799万元的具体明细及凭证，但是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并未按照法庭要求提交相关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由于二审判决对上述两份明细表和《承诺函》不予采纳所发生的错误，所以二审法院对相应利息部分的认定也发生错误。在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作为建设方，有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的义务，通过庭审调查可以发现，在该项工程建设中，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大量的应付工程进度款是通过实际施工人和吴福林以“借款”的形式支取，因此才产生2014年9月22日《承诺函》中799万元借款抵偿工程款的承诺和约定，该《承诺函》中并没有对利息部分约定如何处理，正是基于该借款本质上系支付工程款，所以应视为不需支付利息。否则，如前所述，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一方面可以要求工程款支取的经手人支付高额利息，另一方面却无需对实际施工人承担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违约责任，从而牟取不正当的暴利，明显有悖常识和行业规则，严重损害工程款支取人的利益。所以本案中除提前预支的150万元工程款约定3个月计9万元利息吴福林可以认可外，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对其他部分的利息主张均无理，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在明细表中列出3840200元利息是其单方行为，吴福林对此不予认可，因此对吴福林不发生法律效力。至于2014年7月28日吴福林出具的《承诺》，恰恰载明的是“吴福林代潘友贵偿还恒顺分公司的借款200万元……”，无论从文义上理解，还是从受让股权的金额上理解，都不会包含潘友贵承诺的高额利息，所以二审判决对此作出了违背法律逻辑的推理，显属不当。
综上，吴福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请求改判吴福林归还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借款271万元及利息(其中本金50万元按年利率18%自2015年2月6日计算至清偿日止，另本金50万元，按年利率18%自2015年3月18日计算至清偿日止)；一审诉讼费用进行相应调整并判决由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承担二审和再审的诉讼费用。
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东联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2013年8月至2014年6月，吴福林以其个人名义向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借款190万元并出具借条，对其中的180万元借款约定利息为月息2分。2014年7月28日，吴福林、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潘友贵、程会平签订了《恒顺紫禁城项目股份分割、转让协议书》，约定由吴福林代潘友贵偿还其欠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200万元债务。上述借条、转让协议书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东联公司与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负有向东联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梅某、肖某虽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但其与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无直接合同关系，该工程款支付时，应由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支付给东联公司，再由东联公司依据其与梅某、肖某之间的约定支付给梅某、肖某。本案中，恒业公司恒顺分公司与东联公司并无约定将吴福林的借款抵作肖某、梅某的工程款，吴福林提交的《承诺函》亦不能证明390万元借款已抵作已付工程款。
关于利息支付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即“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审法院依据借条约定，认定吴福林应当支付利息并不无妥。
综上，吴福林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吴福林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孔 蓉
审 判 员 胡邦圣
审 判 员 吕巍巍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 思
书 记 员 姚 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
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