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成郫民初字第229号
原告刘波。
委托代理人秦志旗。
委托代理人叶玉堂，四川兴咏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告四川托普生态产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郫县郫筒镇晨光村。
法定代表人刘代俊，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晓灵，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被告四川华普软件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西部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代俊，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庞艳鹏。
原告刘波与被告四川托普生态产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普公司）、四川华普软件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11月20日进行了诉前保全，冻结了被告华普公司在郫县郫筒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郫筒镇政府）的拆迁补偿款160.20万元。本案于2010年12月2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徐晓莉独任审判，于2011年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由于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徐晓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志忠、张天福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5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工作调整，本院将其中一名人民陪审员由陈志忠变更为吴岚。合议庭于2011年11月3日、12月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波的委托代理人秦志旗和叶玉堂、被告托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晓灵、被告华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庞艳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波诉称，被告华普公司于2000年5月9日与郫县郫筒镇晨光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晨光村村委会）签订租赁土地的《土地承包协议》，被告托普公司使用租赁土地参与经营“托普生态园”（以下简称“生态园”）。2008年10月27日，被告托普公司与原告刘波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自即日起由原告刘波为其提供安全等各项服务，至生态园被拆迁止，且原告刘波承担生态园内财物损坏按实赔偿的责任；被告支付报酬的方式为：若生态园范围内拆迁，若拆迁补偿款不超出744万元时，原告不领取任何报酬，若拆迁款超过774万元，则超过部分的55%归被告所有，其余45%归原告刘波所有等内容。2010年10月，郫筒镇政府拆迁生态园，拆迁补偿款为1050万元。按照原、被告的上述约定内容，原告刘波应获得报酬137.70万元。但二被告利用两者系关联企业，且法定代表人同一的特殊企业构架，由被告托普公司与原告刘波签订《协议书》，却由被告华普公司收取拆迁补偿款，两者长期隐瞒生态园拆迁补偿的情况，均不与原告刘波结算报酬款。二被告的行为有违合同的规定，且严重损害原告刘波的合法权益。原告刘波遂诉至本院，请求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刘波报酬款137.70万元。
被告托普公司辩称，其不是《协议书》中标的物的所有权人，且原告刘波未履行《协议书》中协助谈判拆迁的义务，原告刘波向其主张《协议书》约定的报酬款的条件不成立。
被告华普公司辩称，其未与原告刘波订立过任何合同，两者之间无权利义务关系，原告刘波向其主张《协议书》约定的报酬款无法律和事实依据。
原告刘波、被告托普公司、华普公司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相应证据，并发表了相应举证、质证意见，且就案件事实进行了陈述，本院结合当事人意见审查了相应证据，并就相应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的身份证、二被告的企业信息详情、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证明二被告系关联企业。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公司章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具有真实、合法与关联性，证明原、被告身份的有关情况。
《土地承包协议》两份、《土地承包补充协议》四份。原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证明涉讼宗地的租赁权人是华普软件公司。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具有真实、合法与关联性，证明了涉讼宗地租赁的有关情况。
被告华普公司向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证明》、二被告订立的土地转租《协议》。原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认为其证明被告华普公司代理被告托普公司向晨光村村委会租赁土地120亩的事实。二被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但表示其仅用于办理被告托普公司的工商登记，事实上被告华普公司没有将土地转租给被告托普公司。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来源于工商的档案，真实、合法且具关联性，对外具有公示效力，能够证明涉讼宗地中有120亩土地的租赁权人系被告托普公司。
《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流转合同》、《授权委托书》。原告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证明被告托普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将涉讼宗地中的200亩转让给案外人张某，且事后张某根据受让行为领取了200亩租赁土地的拆迁补偿款的事实，说明被告托普公司才是涉讼宗地的租赁权人。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合法与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能以该组证据简单推定涉讼宗地的租赁权人是被告托普公司。本院审查认为，原、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能够证明涉讼宗地租赁面积的变化情况；尽管被告托普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案外人张某订立了转租协议，但被告华普公司嗣后对相关转租事宜予以确认；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涉讼宗地的唯一租赁权人系被告托普公司。
《协议书》、《协议书》、《拆迁补偿协议》、《接（报）处警登记表》。原告刘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认为国家征用土地的标准是法定的，任何公民不得采用非法手段予以改变，托普生态公司与刘波有关拆迁款的“保证”条款违法无效；涉讼协议是于2008年订立的，而拆迁实际发生在2010年，此时的拆迁补偿标准远高于订立协议之时的相应标准，协议约定的报酬条款因情势变更，不应当作为双方结算的标准；《接（报）处警登记表》不能证明原告刘波与被告华普公司存在任何关系。本院审查认为，《协议书》、《协议书》具有真实与关联性；其内容是否合法，本文在说理部分予详析；《接（报）处警登记表》证明原、被告因协议事宜产生纠纷，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拆迁补偿协议》具有真实、合法与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提供袁玉龙（生态园的安保员工）、鄢安培（生态园的盆景员工）、朱明太（生态园的铲草员工）的证人证言，李云成、骆永江的书面证言，被告提供程永华的书面证言。原告刘波对自己提供的证人证言及书面证言无异议，认为被告提供的书面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二被告对原告刘波提供的证人证言和书面证言有异议，对自己提供的书面证言无异议，其认为原告刘波提供当庭作证的三位证人均是生态园的工人，但因工资事宜离开生态园，均与生态园存在利害关系，相应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同时，当庭作证的三位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不能证明原告刘波履行看守工作的情况。本院审查认为，证人朱明太的书面证言与当庭证言中就原告刘波开始看守时间（书面证言始于2008年，当庭证言始于2001年）的陈述出入较大，原告向法庭解释称，其于2001年开始与生态园做花木生意，因经常出现在生态园，导致证人朱明太误认为其为生态园的员工，从而陈述其于2001年开始看守生态园；因此，尽管证人朱明太的书面证言与法庭证言就看守起始时间存在较大误差，但原告刘波的陈述符合情理，而且，证人袁玉龙、鄢安培的书面证言与当庭证言相对一致（均陈述开始看守时间为2008年），证人袁玉龙和鄢安培的当庭证言与证人朱明太在当庭中除开始看守时间以外的其他证言基本一致，能够相互印证；同时，尽管几位工人均陈述是因为生态园未发工资才离开公司，因工人工资与本案不具任何关联性，且二被告未提供几位证人与本案存在利益关系的相应证据；因此，本院对原告刘波提供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定；被告提供证人程永华的书面证言，由于无相应证据证实程永华是否为生态园的员工和工作种类，且证人程永华未到庭接受当事人及法庭的质询，相应书面证言的真实性难以核实，本院对被告提供的书面证言不予认定。
银行进帐单六份、村社资金专用收据六份。原告刘波对此组证据无异议，认为其证明涉讼宗地的租金系被告托普公司在交付，涉讼宗地的租赁权人是被告托普公司。二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即便2007年以来涉讼宗地的租赁费系被告托普公司缴纳，也不能以此当然证明涉讼宗地上的房屋和苗莆权利人是被告托普公司。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证明2007年至涉讼宗地拆迁前的土地租金和管理费，部分由被告托普公司缴纳，部分以生态园的名义缴纳。
调查笔录。原告刘波对其无异议。二被告对其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原告刘波找过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要求洽谈涉讼宗地的拆迁补偿事宜，因无经营生态园的单位的授权，相关工作人员拒绝与原告刘波协商的事实。
原告刘波提供的其他工商档案材料、《苗木明细》、《苗木红线图》。原告刘波对其无异议。二被告对其合法与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审查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作为本案定案证据。
经审理查明，被告华普公司于1999年1月18日经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工会委员会、宋如华等系该公司的股东，经营计算机软件等，现任法定代表人刘代俊。被告托普公司于2000年7月24日经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工会委员会、成都西部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华普公司系该公司的股东）等系该公司的股东，经营园林绿化等，法定代表人系张蓉露，于2002年9月变更登记为刘代俊。
2000年5月9日，华普软件公司作为乙方分别与作为甲方的晨光村村委会、郫县郫筒镇书院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书院村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协议》。相应协议约定，由乙方租赁甲方承包土地28年，土地面积以实际丈量为准，乙方每年9月30日前向甲方交纳大米与管理费{2000年5月30日至2003年5月30日期间为大米800斤／年／亩、管理费30元／年／亩，2004年5月30日至2028年5月30日期间为大米1000斤／年／亩、管理费30元／年／亩（其中大米折合人民币按当年9月国家粮店中等大米价格计算）}。经西南地勘设计院测量，华普软件公司分别与晨光村村委会、书院村村委会另行签订《土地承包补充协议》，明确租赁晨光村村委会与书院村村委会的有效使用面积分别为705.539亩与100.09亩。郫筒镇政府于2006年5月对新城区公共设施管理项目王桥路项目实施拆迁，征收了上述两村村委会的部分土地，被告华普公司分别与晨光村村委会、书院村村委会再次签订《土地承包补充协议》，将晨光村村委会、书院村村委会出租土地的面积分别调整为650.989亩与72.40亩。
2000年5月20日，被告华普公司向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明》，该证明载：被告托普公司正在筹备设立，所须工作场地由被告华普公司代为办理（以华普软件公司名义租赁晨光村村委会的120亩土地），该土地及地面建筑物的权利和义务由成立后的被告托普公司享有与承担。同日，二被告订立《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托普公司所须场所由被告华普公司将其租用的晨光村村委会的120亩土地转租给被告托普公司。该协议落款中有被告托普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张蓉露的签名，加盖了被告华普公司的公章。
被告托普公司成立后，其在生态园区内办公。2007年至涉讼宗地拆迁前，涉讼宗地的租金和管理费部分由被告托普公司缴纳，部分以生态园的名义缴纳。
2007年1月21日、3月15日，被告托普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张某某签订《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约定：甲方以现有在晨光村租用土地中的200亩转租给乙方，该土地由乙方待政府征用土地时以每亩4500元的补偿作为甲方对乙方债务的清偿；本协议签定后，由甲方与乙方同原出租方一道办理转租手续及终止200亩租赁手续等内容。
2007年3月15日，被告托普公司作为甲方、案外人张某某作为乙方、被告华普公司作为丙方，三方共同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流转合同》，该合同约定：为履行甲、乙双方于2007年1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丙方将承包晨光村的土地转租200亩给乙方；乙方取得上列土地后，按照丙方与晨光村所签订的协议对甲方承担租地义务，并向甲方支付租金；乙方所取得200亩土地的拆迁补偿费由乙方直接领取，签订本协议的同时，由丙方向乙方出具领取土地补偿款的授权委托书等内容。签订该合同当日，二被告共同向案外人张某某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张某某自行对受让200亩土地的园林参与拆迁安置洽谈、签订拆迁安置协议、领取拆迁安置补偿款等内容。
2008年10月27日，被告托普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刘波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由乙方协助甲方与征地方协商拆迁补偿，拆迁范围为甲方在晨光村、书院村的租用土地（不包括已转让给案外人张某某的200亩土地）；在拆迁谈判实施期间，乙方应保证甲方员工在拆迁范围内的人身安全，同时保证甲方苗木以及建筑物、道路、办公设施等固定资产的安全，以及苗木拆迁转运的通畅；乙方保证甲方本次拆迁获得拆迁补偿资金为744万元（不包括已转让给案外人张某某的200亩土地），若拆迁补偿金额低于此金额，乙方不收取任何费用，若拆迁补偿金额高于此金额，则甲方按照超出744万元部分的45%支付给乙方作为劳动报酬（该部分款项的支付进度以征地方支付给甲方的进度为准），超出部分的55%归甲方所有等内容。同日，被告托普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刘波另行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乙方协助甲方与征地方协商拆迁补偿；在拆迁期间，若甲方的人员、苗木以及建筑物、道路、办公设施等固定资产发生被故意伤害或毁坏以及其它人为原因导致破坏，乙方应按实赔偿甲方等内容。签订上述协议后，原告刘波自行招募工人对生态园进行看管。原告刘波在看守生态园的初期一段时间内聘请了几名工人连续看守，以后较少时间对生态园进行看守，甚至数月未对生态园进行看守。
2010年下半年，当地政府对生态园进行拆迁。原告刘波遂找到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要求协助生态园进行谈判，因无生态园经营者的授权，从而接洽未果。
2010年10月24日，郫筒镇政府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华普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位于晨光村与书院村占地523.389亩的生态园进行拆迁补偿，项目范围内附着物补偿金额总计为10494969.38元。
2010年11月6日，原告刘波以被告托普公司经营的生态园被拆迁，却不按照协议内容支付其报酬为由，带领工人到生态园挖掘树木，从而引发纠纷，但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刘代俊否认与原告刘波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涉讼《协议书》和《协议书》是否有效；二、涉讼《协议书》和《协议书》是否完全履行；三、原告刘波是否有权向二被告主张报酬款。
一、涉讼《协议书》和《协议书》的效力。经审查，上述两协议是原告刘波与被告托普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当为合法有效。本案证据反映，生态园中120亩土地的租赁权人系被告托普公司，其他土地的租赁权人系被告华普公司。被告托普公司未经被告华普公司授权超出权利范围，与原告刘波概括对所属生态园经营的500余亩地上的附着物设立了相关权利与义务，两协议中超出120亩土地的有关权利与义务对原告刘波与被告托普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同时，本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华普公司知晓并追认约定事宜，两协议内容对被告华普公司亦不具有约束力。二被告提出两协议中有关拆迁补偿款的保底条款，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04年实施的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裁决规程》第二条规定“按照《条例》的规定，因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搬迁期限、补偿方式、补偿标准以及搬迁过渡方式、过渡期限等原因达不成协议，当事人申请裁决的，适用本规程”；第五条第项、第项规定“拆迁人申请行政裁决，应当提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协商记录，未达成协议的被拆迁人比例及原因。”由此，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拆迁安置与补偿事宜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被拆迁人将相应权利委托他人行使同样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故，本院对二被告有关保底条款无效的观点不予采纳。
二、涉讼《协议书》和《协议书》是否完全履行。从两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原告刘波的主义务是协助谈判拆迁，次义务是看管生态园，相应报酬是以协助谈判拆迁获取的补偿款达到一定金额为前提。事实上，由于被告托普公司未向原告刘波授权，导致原告刘波无法参与协助谈判事宜。因此，尽管原告刘波履行了看守生态园的次义务，但并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主义务，应当认定上述两协议并未得到完全履行。
三、原告刘波是否有权向二被告主张报酬款。刘波未完全履行合同的义务，且拆迁补偿款的取得也未凝结原告刘波的智慧与劳动，原告刘波要求被告托普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比例支付报酬款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被告华普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原告刘波要求其按照合同约定比例支付报酬款的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基础，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刘波概括看守整个生态园期间，被告华普公司未对其看守行为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其接受了原告刘波的看守行为，两者在事实上形成劳务合同关系。生态园中，其中120亩土地租赁权人系被告托普公司，其中403.389亩土地租赁权人系被告华普公司，二被告应当按份对原告刘波的劳务行为支付劳务对价。考虑原、被告没有约定有关劳务报酬的事宜，可以参照当地市场劳务价值予以确定。结合本院认定看守的工人数量、照管时间、场地面积和当地同行业工资水平等因素，本院酌情确定由被告托普公司支付原告刘波报酬1万元，被告华普公司支付原告刘波报酬4万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托普生态产业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刘波支付报酬款人民币10000元。
二、被告四川华普软件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刘波支付报酬款人民币4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收取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192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刘波负担人民币21400元，被告四川托普生态产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300元，被告四川华普软件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人民币700元。二被告应承担部份已由原告刘波预交，二被告应当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刘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晓莉
人民陪审员 吴 岚
人民陪审员 张天福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叶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