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宁民终字第2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荣祥，男，汉族，1977年8月5日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勇，男，汉族，1978年9月6日生。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文明，江苏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长新，男，汉族，1970年6月17日生，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红，女，汉族，1969年1月2日生，农民。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金丽，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陶玉兰，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辉，男，汉族，1986年10月17日生，农民。
委托代理人王冲，河南擎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强，男，汉族，1974年2月8日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灵璧县飞马运输公司，住所地安徽省灵璧县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马飞，安徽省灵璧县飞马运输公司经理。
原审第三人史镇云，男，汉族，1989年8月11日生。
上诉人杨荣祥、谢勇因与被上诉人蒋长新、王玉红、朱辉、马强、安徽省灵璧县飞马运输公司、原审第三人史镇云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3）六东民初字第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荣祥、谢勇委托代理人王文明，被上诉人蒋长新及蒋长新、王玉红委托代理人金丽，被上诉人朱辉委托代理人王冲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安徽省灵璧县飞马运输公司、马强及原审第三人史镇云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蒋长新、王玉红系蒋浩父母。2013年4月28日起，蒋浩受雇于杨荣祥从事挖掘机的驾驶工作。2013年6月28日，经史镇云介绍，杨荣祥、谢勇作为出售方（甲方）与购买方朱辉（乙方）达成《挖机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1、甲方同意将自有的旧挖机（编号为25199）出售给乙方，经乙方负责人及技术人员现场看机试机后，以协定价格为人民币23万元；…3、甲方在自己的场地上负责将该挖机安全装上乙方的运输车上。保证乙方顺利离开，乙方在一次性付清协定价后，取得该挖机所有权，（由甲方自动转给乙方）。…在该协议中，杨荣祥、谢勇在甲方处签名，朱辉在乙方处签名。当日中午，朱辉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230000元支付给谢勇，谢勇支付给第三人史镇云中介费4000元，另支付给蒋浩4000元工资。当日晚9时许，蒋浩在开动该挖掘机向马强所驾驶平板车车厢移动过程中发生侧翻，致蒋浩死亡。另查：马强所驾驶的平板车（牵引车车牌：皖L×××××，半挂车车牌：赣J×××××挂）是挂靠在安徽省灵璧县飞马运输公司名下，马强系实际车主。本起事故发生后，谢勇、杨荣祥已向蒋长新、王玉红支付50000元。
2013年7月11日，蒋浩父母蒋长新、王玉红诉至原审法院，请求谢勇、杨荣祥、朱辉、马强、安徽省灵璧县飞马运输公司赔偿各项损失727825元。
原审法院认为，蒋浩在2013年4月28日至本起事故发生前受雇于杨荣祥，对于其雇主是否还包括谢勇产生争议。经查，在本起事故发生后的第2日即6月29日，谢勇在接受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龙池派出所（以下简称龙池派出所）询问时对该挖掘机的购买过程、购买之后的使用情况以及雇佣蒋浩的过程叙述得非常详细，明确认可该挖掘机系其与杨荣祥共同购买，且共同雇佣蒋浩从事挖掘机的驾驶工作。而7月9日谢勇在龙池派出所再次接受询问的笔录及庭审中谢勇否认其系蒋浩雇主。法院认为，第一次笔录形成在事发后第2天，而第二次笔录形成于事发后10日后，综合杨荣祥、谢勇与朱辉所签订的《挖机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即谢勇与杨荣祥共同作为“挖机所有人”、“出售方”与朱辉签订协议的情节，法院认为谢勇在第一次笔录中所陈述事实与《挖机转让协议书》相互印证，故其陈述事实的真实程度可能性较大。综上，法院认定谢勇与杨荣祥在2013年4月28日至本起事故发生前均为蒋浩雇主。
对于蒋浩在事发当时操作挖掘机是在为谁履行职务或提供劳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挖机转让协议书》的内容，杨荣祥、谢勇负有将该挖掘机安全装上朱辉所提供运输车辆的义务，在保证该运输车辆安全离开后，其合同义务才履行完毕。虽朱辉提前将该23万元货款支付，但并未当然免除杨荣祥、谢勇此项交付义务。另根据谢勇在公安的询问笔录及《挖机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虽然在当日下午谢勇已将本月工资支付给蒋浩，但法院认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蒋浩将该挖掘机开上平板车后双方的雇佣关系结束，故法院认定蒋浩是在为杨荣祥、谢勇履行《挖机转让协议书》中的交付义务时发生事故而死亡。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杨荣祥、谢勇作为蒋浩的雇主应承担相应地赔偿责任。
蒋浩自身有无过错？经查明，事发时蒋浩持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所印发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工程）为挖掘机驾驶员。事发后，根据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宁公物鉴（化）字（2013）1659号物证检验报告书的鉴定意见：送检的蒋浩心血中未检出…，检出乙醇成分，乙醇含量为62.8mg／100ml血。对此，结合蒋浩系在驾驶该挖掘机开上平板车的过程中侧翻的事实，法院认为，蒋浩经专业培训而获得挖掘机驾驶资格，应当明知酒后禁止操作、驾驶工程机械、车辆，况且其血液中酒精含量已接近醉酒标准，因此法院认为蒋浩在本起事故的发生中自身有重大过错。
除雇主杨荣祥、谢勇外的其他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目前并无证据证明蒋浩死亡系朱辉、马强、史镇云造成。朱辉与杨荣祥、谢勇系基于《挖机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各自享有权利义务，交付挖掘机是杨荣祥、谢勇的义务，故在交付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责任应由杨荣祥、谢勇承担。况且目前无证据证明朱辉所提供的平板车系法律禁止运输挖掘机的车辆。该平板车虽无平台（即在车尾部可放下，使得所装运车辆可方便开上平板车的装置），但作为专业挖掘机驾驶员的蒋浩应当明知挖掘机所适于作业的条件，如其认为该作业条件或环境不适于装车，其可以通过辅助平台或直接予以拒绝装车，但无证据证明其寻求辅助平台或有拒绝装车的行为。对于史镇云，其与朱辉、杨荣祥、谢勇之间形成居间合同，在促成朱辉、杨荣祥、谢勇买卖合同成立后，其合同义务即已完毕，且无证据证明其在本起事故中造成蒋浩死亡。综上，除杨荣祥、谢勇外，其他人均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蒋长新、王玉红所主张的各项损失，法院经核实为：1、丧葬费主张25485元，核定为45987元／年÷2=22993.5元；2、死亡赔偿金主张593540元，对此予以支持；3、处理事故人员交通费主张2000元，酌定1500元；4、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主张5000元，酌定3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100000元，酌定为30000元。以上合计651033.5元。
综上，蒋浩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其雇主杨荣祥、谢勇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蒋浩在本起事故中有重大过错，故法院酌情减轻其雇主杨荣祥、谢勇40%的赔偿责任，即杨荣祥、谢勇应赔偿各项损失402620.1元（621033.5元×60%＋30000元），事发后，杨荣祥、谢勇已赔偿50000元，实际还应赔偿352620.1元。
原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杨荣祥、谢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蒋长新、王玉红各项损失计352620.1元；二、驳回蒋长新、王玉红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杨荣祥、谢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谢勇并非蒋浩雇主，杨荣祥在蒋浩出事时已非蒋浩雇主，蒋浩的死亡自身有重大过错，朱辉应承担主要责任，马强也应承担部分责任。要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朱辉、蒋长新、王玉红答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安徽省灵璧县飞马运输公司、马强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杨荣祥、谢勇原系出事挖掘机车主，事发前几日，两人欲将该挖掘机卖掉，通过他人联系到史镇云，史镇云将该机挂到网上寻求卖家，2013年6月27日，朱辉联络史镇云想买该台挖掘机，并于当日下午到挖掘机所在工地与谢勇等人商谈该机买卖事项，朱辉还开挖掘机试了一下机子，因价格问题未谈成；第二日中午，杨荣祥、谢勇及朱辉、史镇云又到工地，商定以23万元买卖该台挖掘机，并签订了买卖合同，同时谢勇叫蒋浩将挖掘机车钥匙送至工地。之后，几人到六合的邮政储蓄所，朱辉将23万汇给了卖方，同时，谢勇也将4000元当月工资结清给了蒋浩。在去的路上，朱辉和蒋浩、史镇云同车，朱辉和蒋浩二人互要了电话号码。货款给付完毕，其它人离开，下午四点左右，朱辉、蒋浩、史镇云回到工地等平板车。（之前，朱辉在签订买卖合同的同时，让史镇云帮其联系平板车，联络好之后，告知大家平板车下午五、六点钟天黑前到，其向谢勇提出：车来了后让蒋浩将挖掘机开上平板车，谢勇同意了，并告知蒋浩。）到了下午五点多，车还没来，蒋浩对朱辉讲要和别人去吃饭，朱辉同意了，说等平板车过来再打电话叫他。一直到晚上九点左右，朱辉打电话将蒋浩叫回工地，马强驾驶的平板车亦到达工地，该平板车尾部没有爬梯（平台）。当时，史镇云、朱辉发现蒋浩喝了酒，脸红红的，就问他能不能开，蒋浩说可以开。蒋浩在将挖掘机开到平板车时，机子歪了，开到一半就从平板车上侧翻下来，由于挖掘机车门没有关好，蒋浩从机子里掉出，头被压在驾驶室门下面，送至医院，不治身亡。
原审第三人史镇云陈述，当时双方在工地上签订好合同后，朱辉要联系平板车拖机子，先联系了一辆车尾有爬梯，要9000元，朱不同意，说只能出6000元，之后史镇云又通过物流公司联系了马强的车来，当时物流公司说下午五、六点钟能到，史镇云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大家，包括卖方。可到了晚上九点多，天黑了车才找到工地，对此卖方并不知晓，还以为是五、六点天没黑时拖机。同时朱辉也是会开挖机的。另平板车驾驶员讲过他的车没有平台，但他们认为是物流公司介绍的，装拖机没问题。
平板车车主马强陈述，其是通过物流公司发布信息知道有人要拖车，就联系了对方，得知是拖挖掘机，就问对方有没有平台，（因平板车不是专门拖挖掘机的，车尾没有爬梯，）对方回答说货主（朱辉）有平台，双方价格谈好后，马强就来了，到了现场没看到平台，就问货主有没有平台，货主讲：没事，大部分都是这样装的。之后，在装机的过程中出了事。
上诉人杨荣祥、谢勇二审中表示对于蒋浩死亡的损失，除蒋浩自身承担的40%，剩余的60%自己愿意承担一半的赔偿责任。
上述事实，有蒋浩职业资格证书、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龙池派出所卷宗、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两上诉人杨荣祥、谢勇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二、朱辉是否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三、平板车车主马强是否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四、原审确定蒋浩自担40%的责任是否过低。
关于争议焦点一、两上诉人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经查，本起事故发生前，对蒋浩为杨荣祥提供劳务各方并无争议，但对于接受劳务一方是否还包括谢勇产生争议。但根据谢勇事发后在公安的询问笔录，陈述出事的挖掘机是其和杨荣祥之前共同购买的，蒋浩也是通过他请来开挖掘机的，且在涉案挖掘机买卖合同中谢勇与蒋荣祥共同在出售方签字，可以认定蒋浩在事故发生前一直为谢勇与杨荣祥提供劳务。
对于蒋浩在事发当时操作挖掘机是在为谁提供劳务？杨荣祥、谢勇主张因在事发前下午已与蒋浩结清工资，其与蒋浩的劳务关系在事发前已终止，其事发时操作挖掘机系为朱辉提供劳务或帮忙。据双方签订的《挖机转让协议书》第3条约定“甲方（即杨荣祥、谢勇）在自己的场地上负责将该挖机安全装上乙方（即朱辉）的运输车上。保证乙方顺利离开，乙方在一次性付清协定价后，取得该挖机所有权。…”因此，杨荣祥、谢勇负有将该挖掘机安全装上朱辉所提供运输车辆的义务。事发当日，朱辉联络好平板车后，告知上诉人车子下午五、六点到工地，上诉人同意让蒋浩帮朱辉将挖掘机开到平板车上，之后离开。蒋浩等至五点多车并未到，因故离去。平板车当晚九点多天黑后才到，朱辉又联系蒋浩至工地，开始操作机子。上诉人对自己离开后发生的事并不知晓。本院认为，现因蒋浩已死亡，对于蒋浩事发之时，操作挖掘机是为上诉人，还是为朱辉提供劳务，现已无法查清。但据双方挖掘机买卖合同的约定，杨荣祥、谢勇负有将该挖掘机安全装上朱辉所提供运输车辆的义务，蒋浩如能将该挖掘机安全装上平板车，杨荣祥、谢勇亦是受益人，且杨荣祥、谢勇在二审中，明确表示对于蒋浩死亡的损害后果，除蒋浩自担的40%责任，剩余的自己愿意承担一半。故此，本院认定对蒋长新、王玉红主张因蒋浩死亡造成的损失，由杨荣祥、谢勇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朱辉是否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中，朱辉在天黑平板车到了后，将蒋浩叫至工地，发现其喝了酒，天黑光线不好的情况下，并未阻止蒋浩开挖掘机上拖车，且朱辉联系的平板车无平台（即在车尾部可放下，使得所装运车辆可方便开上平板车的装置），存在安全隐患，加之蒋浩酒后驾车、操作不慎，致挖掘机侧翻，蒋浩坠落机下，不治身亡。作为具有驾驶挖掘机技能的朱辉，应当明知挖掘机所适于操作的条件，其在天黑、驾驶员饮酒，平板车无平台的情况下组织了此次拖车，造成蒋浩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对于蒋浩的死亡后果，朱辉作为现场的指挥者和组织者，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结合其过错程度及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确定其承担30%的赔偿责任。对上诉人该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平板车驾驶员马强是否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经查，朱辉一方联络平板车时，马强已告知平板车没有平台，但朱辉坚持让其来工地拖机子，马强因与朱辉的运输合同，到现场来装车，现上诉人认为马强对蒋浩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马强的行为存在过错且蒋浩的死亡与其过错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对上诉人该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原审确定蒋浩自担40%的责任是否过低，本院认为，蒋浩经专业培训而获得挖掘机驾驶资格，应当明知酒后禁止操作、驾驶工程机械、车辆，况且其血液中酒精含量已接近醉酒标准，因此原审法院认为蒋浩在本起事故的发生中自身有重大过错，减轻赔偿义务人40%的赔偿责任，基本适当。上诉人认为蒋浩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由此，因蒋浩死亡，除蒋浩自身有重大过错减轻赔偿义务人40%的赔偿责任外，剩余各项损失共计402620.1元，由上诉人杨荣祥、谢勇和被上诉人朱辉双方各承担一半，因杨荣祥、谢勇事发后已赔偿50000元，杨荣祥、谢勇还需赔偿151310.05元，朱辉赔偿201310.05元。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3）六东民初字第724民事判决书；
二、杨荣祥、谢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蒋长新、王玉红损失151310.05元；
三、朱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蒋长新、王玉红损失201310.05元；
四、驳回蒋长新、王玉红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939元，减半收取1969.5元，保全费1670元，合计3639.5元，由蒋长新、王玉红承担1456元，杨荣祥、谢勇承担1091.75元，朱辉承担1091.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39元，由杨荣祥、谢勇承担1969.5元，朱辉承担196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丽
审 判 员 王剑飞
审 判 员 赵珺珉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见习书记员 陈思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