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45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少清。
委托代理人：汪腾锋，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曹广辉，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1099号平安银行大厦18、20楼，组织机构代码：89224531-X。
负责人：陈鸿鹰。
委托代理人：汤彩霞，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易丽，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组织机构代码：19227844-4。
法定代表人：何如，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ＸＸＸ，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汤彩霞，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少清因与被上诉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公司深南中路营业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方便叙述，以下除特别注明外，两被上诉人统称国信证券公司）证券欺诈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二初字第4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12月5日，李少清在国信证券公司开立普通账户，双方签署《指定交易协议书》，手续费为2.3‰。2012年6月13日，国信证券公司《客户佣金及利率设置审批表》注明，李少清有效市值人民币107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应客户要求，申请费率标准由2.3‰调到1‰”，李少清普通账户的手续费降低至1‰。
2012年5月17日，李少清向国信证券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资金账户，用于融资融券交易，开户时填写了《信用资金账户开户申请表》、《融资融券业务申请表》，完成了《融资融券综合测试题》的测试，并签署了《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和《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其中《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第4条注明“我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的收费标准是：信用账户内发生的普通交易和信用交易，一律按照2.5‰的标准收取手续费；我公司将暂免收客户担保品提交/返还，以及还券划转的20元手续费用；目前融资利率与融券费率均为9.1%,您是否理解并同意？”李少清在下面签署了“理解并同意”。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最下方注明“以上访谈内容只作为我们认为需要向你提醒的重要事项，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所有事项要以合同条款为准，请你务必仔细阅读《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与《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2012年5月21日，双方签订了《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约定由李少清以资金和证券为担保，向国信证券公司借入资金供其买入上市证券或借入上市证券供其卖出，从而进行证券交易，但未在该合同中另行约定交易手续费的收取标准。《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签订及信用账户开通后，李少清于2012年5月30日从银行向信用账户转入资金，并于次日开始融资开仓等交易，截止至2013年11月28日，李少清在第二次庭审中确认使用该信用账户交易总次数651次、交易总金额为6386万元，其中开展融资融券开仓、平仓交易大概110次,涉及交易手续费大约2.5万元。国信证券公司在《调解申请书》中确认其按2.5‰标准收取了李少清交易手续费合计159670.59元（含规费），其中信用交易手续费27767.31元，普通交易手续费131903.28元。
2014年7月18日，国信证券公司向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调解申请书》的主要内容包括：2013年12月6日，国信证券公司接到证监局通知，李少清投诉其证券交易收费偏高，存在价格欺诈行为。至2014年4月，国信证券公司对李少清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并对李少清佣金收费标准及公示情况进行了自查，还与李少清进行了多次沟通，提出了和解方案。李少清对国信证券公司提出的和解方案予以认可，但认为国信证券公司仍然存在不诚信、欺骗客户的行为，双方当事人和解未成，没有达成和解协议。国信证券公司秉承维护社会稳定，共建社会和谐的态度，同意向李少清支付和解金101460.03元，并希望李少清在收取和解金后不再就此事提出投诉。李少清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该中心留存的《调解申请书》、客户信用账户手续费统计、客户佣金及利率设置审批表等5份证据，该中心回复原审法院，鉴于李少清不同意由该中心调解，该中心未予立案，对相关材料未予留存。
在第一次庭审中，李少清否认《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中第6条处“李少清”签名是本人签名，也非同一时间签名，并向原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经李少清、国信证券公司共同选定，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李少清”签名笔迹进行了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2015］司鉴字第36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第6条“李少清”署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
李少清一审诉讼请求：1、国信证券公司深南中路营业部、国信证券公司向李少清双倍赔偿多收取的手续费共268246.60元；2、国信证券公司深南中路营业部、国信证券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证券欺诈责任纠纷。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包括：1、本案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2、国信证券公司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3、国信证券公司收取李少清2.5‰的交易手续费是否过高；4、国信证券公司是否公示交易收费标准。
关于第一个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显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消费行为仅限于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李少清购买股票是一种投资行为,不属于为生活消费而接受国信证券公司的服务。同时，我国证券法律、法规等也未规定购买股票是消费行为，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证券公司存在欺诈行为须承担双倍赔偿交易手续费的责任。因此，本案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不存在双倍赔偿多收取交易手续费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焦点，李少清认为，在签署《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时将交易手续费标准隐藏其中，之后签订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未再约定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对李少清构成欺诈。原审法院认为，无论李少清是新股民还是老股民，无论是自己亲自操作还是其妻子帮助操作,在交易手续费收费标准上，国信证券公司对李少清是否构成欺诈都应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进行判断，该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李少清是一个成年人，且文化水平较高，如果认为自己缺乏证券知识，就更应该仔细阅读《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的内容后再签字，但是，李少清在第4条下面签署了“理解并同意”，证明其阅读并知晓交易收费标准，并不是随便或者被骗签字。其次，李少清诉称其当时没有通读原文，未注意国信证券公司在文中隐藏了手续费的收费标准。这说明不是国信证券公司偷偷隐藏交易手续收费标准，人为设置收费陷阱，故意对其实施欺诈行为，而是李少清自己阅读条文内容所致。第三，李少清认为，2007年-2014年，国信证券公司的信用等级均为AA级（到目前为止为证券业的最高级），李少清在签署相关的合同和所谓的面谈记录的时才会上当并且被欺骗，国信证券公司多年来显赫的社会声望与头衔都是李少清受骗上当的重要原因。原审法院认为，李少清对国信证券公司的信任不能证明国信证券公司对其实施了欺诈的故意和行为。第四，李少清认为国信证券公司故意利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谈话记录》标题来淡化李少清对该文内容的注意，插入收费条款，以骗取李少清签字。原审法院认为,该《融资融券业务风险谈话记录》共8条，内容简单，李少清对8条均逐条作出不同的意思表示，并有三处本人签名。而《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共69条，内容复杂，与之相比，《融资融券业务风险谈话记录》条文更少，更加容易阅读和理解。李少清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国信证券公司有骗取其签字的行为。第五，李少清认为，国信证券公司私自将其普通账户的手续费降低至1‰就证明国信证券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国信证券公司抗辩称是根据李少清的要求申请费率标准由2.3‰调到1‰。原审法院认为，不论李少清申请调低还是国信证券公司私自调低普通账户的交易费标准，都不能证明国信证券公司有欺诈行为及故意。第六，李少清与国信证券公司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约定信用账户内发生的普通交易和信用交易一律按照2.5‰的标准收取手续费，而没有在随后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中约定交易手续费标准，该做法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中约定有“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所有事项要以要以合同条款为准”，但是，在《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中没有约定交易手续费标准就意味着《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就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合同之一，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李少清与国信证券公司先约定交易手续费，再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的做法并不能被认定构成欺诈，更不能因此否定《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的法律效力。最后，国信证券公司申请在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对争议进行调解，目的是为了解决纷争，不能因此认定国信证券公司存在欺诈行为。综上，李少清提交的书面证据并不能证明国信证券公司有告知李少清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李少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李少清提交的录音证据，国信证券公司不予认可，且没有其他证据能佐证国信证券公司在接收李少清融资融券服务时有欺诈的行为；李少清的一系列推论没有相应的证据佐证或者缺乏证明力，不能证明国信证券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包括李少清既不能以其他证券公司的交易手续费收费标准低来判断国信证券公司的收费是否存在欺诈,又不能以证券协会等公布的平均收费标准判断国信证券公司是否存在欺诈,更不能以其他股民与国信证券公司达成的收费协议判断国信证券公司存在欺诈行为等。此外，李少清提交的国信证券公司、中投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2011年至2014年经纪业务收入以及沪市A股、深市A股2010年至2014年交易金额也不能直接证明国信证券公司在交易手续收费标准上存在欺诈。
关于第三个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李少清、国信证券公司作为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法律地位平等，经过协商，双方签署了《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该《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第4条明确约定信用账户内发生的普通交易和信用交易一律按照2.5‰的标准收取手续费，该约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在诉讼中，李少清并未提交政府主管部门认定和查处国信证券公司违规收取交易手续费的证据，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国信证券公司收取2.5‰的交易手续费违反了有关规定。而国信证券公司提交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该通知第一条规定，A股、B股、证券投资基金的交易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证券公司向客户收取的佣金（包括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不得高于证券交易金额的3‰，也不得低于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和证券交易所手续费等。A股、证券投资基金每笔交易佣金不足5元的，按5元收取；B股每笔交易佣金不足1美元或5港元的，按1美元或5港元收取。国信证券公司收取李少清2.5‰的交易手续费并未超过上述通知规定的标准上限，故不能认为收费标准过高。李少清提交的录音证据，国信证券公司不予认可，且没有其他证据能佐证，不能作为认定国信证券公司交易手续收费标准违法的证据。李少清既不能以其他证券公司的交易手续费收费标准低来判断国信证券公司的收费标准过高,又不能以深交所、深圳证券协会等公布的平均或者最低佣金率判断国信证券公司的收费标准过高,更不能以其他股民与国信证券公司达成的收费协议判断国信证券公司的收费标准过高。
关于第四个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我国《证券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证券交易的收费必须合理，并公开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证券交易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统一规定。《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证券公司向客户收取证券交易费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在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李少清对国信证券公司提交证明其公示收费标准的证据不予认可。对于国信证券公司有没有在其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收费标准或者公示是否符合规定不是法院审理的范围。李少清如果认为国信证券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六条、《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李少清应该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由政府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此外，李少清认为国信证券公司违反中国证券协会《证券公司营业部投资者教育工作业务规范》的有关规定，没有使用录音电话。原审法院认为，国信证券公司的行为是否存在违规，李少清应该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投诉反映，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李少清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国信证券公司对其实施了欺诈行为,国信证券公司收取李少清交易手续费标准没有超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上限,交易手续费标准在合法范围内,因此,李少清要求国信证券公司双倍赔偿多收取的手续费268246.60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少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24元、鉴定费1000元，由李少清负担。
上诉人李少清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
1、撤销(2015)深罗法民二初字第4864号《民事判决书》；2、支持李少清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3、判令国信证券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理由如下：
一、(2015)深罗法民二初字第4864号《民事判决书》没有据实依法认定国信证券公司对李少清构成欺诈的基本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无视国信证券公司在签订涉案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前后的一系列行为，以所谓的李少清应向政府主管部门投诉反映、不是法院审理范围等为由，拒不认定国信证券公司故意隐瞒真实收费标准、诱使李少清开立信用账户进行交易并借机收取高额手续费的客观事实。
李少清在签订涉案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前是一名新手，并非国信证券公司所称的老股民，没有什么股市经历；涉案证据表明李少清一直有大笔现金在股市，没有进行融资融券的客观需要和主观意愿；由于国信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反复、多次向李少清强调融资融券业务的手续费收取比率与普通证券账户的手续费收取比率完全相同，李少清才被引诱开立了融资融券帐户。
国信证券公司在签订涉案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时利用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中隐藏收费标准的手段向李少清隐瞒真实的收费标准。从《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的标题名称表明其内容仅限于融资融券业务风险、不包括收费标准，且文中明确说明访谈内容仅作提醒用，这说明《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只是融资融券业务风险的告知书，但国信证券公司却在其中偷偷隐瞒了对投资者最为重要的千分之二点五的收费标准，由于《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仅仅是国信证券公司单方的格式通知，李少清只是程序性地在上面签名，其中隐藏的收费标准内容应依法无效。同时，国信证券公司也没有与李少清就《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的内容进行逐条面谈沟通。《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在尾部又使人产生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所有事项（当然包括最为重要的收费标准）要以合同条款为准的假象，而实际上在合同中根本没有收费标准，国信证券公司也没有向李少清提供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的原件。
既然李少清普通证券账户的手续费收取比率有专门的《客户佣金及利率设置审批表》，为何信用账户却没有使用专门的《客户佣金及利率设置审批表》，而是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中偷偷隐藏了所谓的收费标准？实际上佣金收取标准是消费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易时考虑的首要因素，如果消费者知道了本案的真实佣金标准，就会选择终止合同，消费者具有委托合同的主动权，这也是国信证券公司作为证券公司在业务合同中不列具体收费标准，而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中偷偷隐藏收费标准欺诈客户的真实原因。
国信证券公司在签订涉案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时没有依法对涉案收费标准进行公示，国信证券公司提供的相关公示证据涉嫌伪造，实际上在李少清签订合同时国信证券公司处根本没有张贴所谓的收费标准公示，更没有针对涉案收费标准与李少清协商并达成一致。
一审判决把行政管理和本案民事诉讼完全混为一谈，一审判决以李少清未提交政府主管部门认定和查处国信证券公司违规收取手续费的证据、国信证券公司按千分之二点五收费没有超过《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的通知》规定的上限等理由为国信证券公司开脱责任。《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的通知》虽然规定了佣金收取的宏观管理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信证券公司可以在规定的收费幅度内为所欲为。国信证券公司按千分之二点五收费是否违规与是否构成欺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否违规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而国信证券公司向李少清收费必须依法公开透明，收费标准必须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否则即构成欺诈，剥夺消费者依法享有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在李少清于2012年5月17日开通信用帐户后，国信证券公司却于2012年6月13日偷偷下调其普通证券账户的手续费收取比率（由千分之二点三降至千分之一），并且故意隐瞒普通证券账户手续费已经下调的事实，是担心李少清会把资金重新转回普通账户进行交易，无法继续通过信用帐户向李少清收取高额手续。而国信证券公司称没有隐瞒普通证券账户手续费下调的事实，己电话通知了李少清，但却提供不了当时的电话录音等相关证据。根据《证券公司营业部投资者教育工作业务规范》的相关规定，国信证券公司负有电话告知消费者的录音义务，如果国信证券公司认为其没有隐瞒，就应当提供其已通知李少清的电话录音，否则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但一审判决以国信证券公司的行为是否违规李少清应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为由，拒不认定国信证券公司“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关键事实。
二、(2015)深罗法民二初字第4864号《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为李少清在接受国信证券公司证券服务过程中基于国信证券公司的欺诈行为提起的诉讼，应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审判决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认为本案李少清接受国信证券公司证券服务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不仅没有顺应社会时代的发展，而且也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规定。
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消费者的生活需要不仅仅局限于吃饭穿衣等基本物质需求，当然也包括接受证券、银行金融服务等新的需求。2013年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更是进一步明确规定：“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根据该条具体规定，国信证券公司作为证券服务经营者，其提供证券服务行为显然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当然，本案国信证券公司欺诈行为发生在2012年5月30日至2013年11月28日，应适用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其中关于构成欺诈两倍赔偿的相关规定。
同时，本案中《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仅仅是国信证券公司的单方格式通知，其中隐瞒的有关千分之二点五的收费标准应属依法无效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前）第24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本案为证券欺诈侵权责任纠纷，涉及国信证券公司在签订合同之前，在签订合同时以及签订合同后的一系列违法侵权行为，而一审判决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5条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国信证券公司违法背信故意隐瞒真实的收费标准，诱使李少清开通本不需要的融资融券业务，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的欺诈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李少清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少清当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涉案《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本身就是违法无效的。《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是国信证券公司精心设计的格式条款，不存在双方进行协商沟通的问题，其中的收费条款更非双方真实的合意；二、一审法院不依法审查《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的违法性，反而苛责李少清，有失公平与正义；三、国信证券公司故意隐瞒普通账户市场收费标准的实际情况，以手续费收取标准相同为由诱骗李少清签订并履行涉案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其行为完全符合法定的欺诈情形；四、在2012年5月21日李少清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后，在资金转入信用账户仅两周，国信证券公司在2012年6月13日私自把李少清普通账户的佣金费率由2.3‰调低到1‰；五、李少清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六、李少清融资后当天还款结清（无利息）这部分交易应属于李少清自有资金交易，并不是真正的融资交易。
被上诉人国信证券公司深南中路营业部、国信证券公司共同口头答辩称：国信证券公司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该依法予以维持。1、李少清提供的证据，没有一份能够直接证明国信证券公司存在欺骗或者隐瞒。在国信证券公司提交的《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共有八条，清晰的记录开户前的相关内容，关于收费问题有明确的提到，并且李少清在该条上签署了理解并同意。关于是否存在欺诈的问题，一审法院的审理查明部分描述的非常清楚，认为李少清对国信证券公司的信任不能证明对其实施的欺诈和故意的行为。《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八条内容简单，李少清都逐条表明了意见，其内容比融资融券合同内容简单更能理解和阅读，由此也不能证明国信证券公司存在欺诈。李少清提到的关于国信证券公司内部存在审批表的问题，内部审批表是属于内部的文件，当他符合调低条件的时候，才会启动审批表，而李少清所使用的信用账户一直是因为国信证券公司需要垫付资金，承担风险费用，产生的管理成本等因素，而一直使用的是2.5‰的收费标准，信用账户在国信证券公司内一直就没有低收费的标准情况，所以不存在使用审批表来处理信用账户的问题。实际上存不存在欺诈，李少清是很清楚的，因为《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明确的描述了关于收费标准的问题，之所以李少清在知晓并且享受了该信用账户一年后提出此问题，其真实的原因是因为其炒股亏损，试图找理由来挽回损失，李少清也在其上诉状和补充意见中清楚的描述了其在该信用账户中交易达到561次，融资融券达到63次，实际上李少清在使用该使用账户的时候，其享受的是国信证券公司提供该信用账户给其带来的投资机会，他可以因为该信用账户随时享有信用账户融资融券超过自己本身金额一倍的金额去购买股票。李少清提到融资融券合同没有列明费率的问题，这是整个行业的习惯，《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没有规定的，由双方面谈邀约承诺达成的合意，是对双方有约束力的，并不能说融资融券合同中没有，另外达成的约定就视为无效。另外，《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并非格式条款，如果按照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是对一方明显不公平或不合理，或者减去其责任的条款，才是需要质疑的条款，但是《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只有八条，内容都是平等协商的内容，并没有明显免除、减轻国信证券公司责任的约定；2、国信证券公司认为采取2.5‰的收费标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双方协商的结果，李少清也实际享有了该信用账户的信用服务，不能因为信用账户它使用较少而否认其实际享受过该使用账户的金额服务，而否认双方达成的费率收费标准；3、本案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一审法院关于此问题的认定是正确的，李少清在上诉状提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的规定，实际上该条的规定是在2014年在生效的文件，双方的法律行为发生在该新法生效之前，应该使用行为当时的法律规定，依据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总则的条款规定，本案涉及金融服务，不属于生活消费类的服务，因此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关于国信证券公司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的问题，首先，国信证券公司并不存在李少清所说的违规没有公示，违规没有进行录音的情形，在一审审理期间，国信证券公司提交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在国信证券公司经营的场所有关于费率公示的文件，李少清没有相反的证据去否认国信证券公司证据的效力。李少清反复强调国信证券公司没有提供录音，实际上根据李少清引用的该规定，通篇可以看到关于录音的规定只是对新客户开户的回访电话要求有录音，李少清是2001年开户的老客户，而且本案争议的是关于收费费率的问题，也不属于录音必须要记录的问题，所以国信证券公司没有此录音是正常的，也是符合行业规定的，不能因为国信证券公司没有录音就来说国信证券公司隐藏了内容，是否存在李少清说的欺诈隐瞒，应该由李少清承担举证责任；5、国信证券公司是行业类的龙头国有大型企业，整个融资融券交易服务是规范的，不存在混乱的情形，更不存在为了一点点手续费而牟私利的可能性。如果说本案因为佣金投资人觉得高了，比同行业的平均标准高了就要退回，佣金是证券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那么涉及到佣金的退给问题一定会产生对整个社会的一个负面影响，因为国信证券公司是上市公众公司，所有购买了国信证券公司股票的投资者，他们都是国信证券公司公司经营收益的享受者，如果因为本案而因费率高了而退赔，会造成投资者都来告券商，会造成证券行业的混乱，国信证券公司的股民损失可能会引发追讨问题。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基于融资融券交易佣金发生争议，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李少清与国信证券公司之间法律关系性质；二是国信证券公司应否赔偿李少清交易佣金损失。
关于第一个问题。本院认为李少清与国信证券公司之间存在双重法律关系。首先，李少清与国信证券公司存在证券交易代理合同关系，该类合同是证券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依据《证券法》规定，因证券经纪业务而签订的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投资者角度是为了证券投资需要，基于盈利目的，而且李少清作为委托人既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也可以与作为受托人的国信证券公司对收取的手续费（佣金标准）这一合同主要条款进行议价协商，因此此类合同具有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合同的表征。其次，李少清与国信证券公司之间还存在证券服务提供商与非职业证券投资者之间的金融消费法律关系。尽管李少清作为证券投资者与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普通消费者并不完全相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前也并未将证券市场中业余投资者视为消费者，加以特殊保护。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人和家庭财富的增长，消费者的生活需要不仅仅局限于吃饭穿衣等基本物质需求，为了保障物质和服务消费需求而实现个人和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金融投资需求也成为普遍需求，日益成为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商品往往具有无形性、专业性和风险性。同时，与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相比，个人在专业知识水平、信息收集和理解能力、经济实力、交易经验等各方面处于明显的弱势，参与金融投资活动的个人数量庞大却势单力薄，其与金融机构很多情况下又存在利益冲突，这使得个人常常会面临不公平待遇和利益侵害。因此，承认包括业余证券投资者在内的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消费者身份，将消费者保护理论及立法扩展到金融领域，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育理性的金融消费意识，规范金融市场服务行为，推动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有效维护金融创新、发展和安全，是中外金融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的普遍理论共识和立法趋势。2013年10月2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更是进一步明确规定：“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下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81号文】。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政策意见，国信证券公司作为证券服务经营者、李少清作为个人业余证券投资者，双方之间属于金融服务提供者与金融消费者关系。本案国信证券公司与李少清争议交易发生时间为2012年5月30日至2013年11月28日，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已经修订。李少清主张国信证券公司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构成民事欺诈，侵犯了自己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要求国信证券公司及国信证券公司深南中路营业部赔偿相关损失，故一审认定本案案由为证券欺诈责任纠纷，定性准确，本院予以认同。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少清一审及上诉主张国信证券公司违法背信故意隐瞒两融业务真实的收费标准，误导自己开通本不需要的融资融券业务，造成被多收佣金损失，属于民事欺诈行为，应按照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双倍赔偿损失。经查双方《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未明确约定交易手续费收取标准，国信证券公司计收李少清信用账户交易的佣金标准是双方之前的《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第4条记载：“信用账户内发生的普通交易和信用交易，一律按照2.5‰的标准收取手续费；我公司将暂免收客户担保品提交/返还，以及还券划转的20元手续费用；目前融资利率与融券费率均为9.1%,您是否理解并同意？”李少清在下面签署了“理解并同意”。李少清上诉称《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只是国信证券公司提供的格式化的融资融券业务风险的告知书，从标题名称表明其内容仅限于融资融券业务风险，并不包括收费标准，且文中明确说明访谈内容仅作提醒用，尾部又强调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所有事项要以合同条款为准，因此在国信证券公司工作人员不当劝诱的情形下，自己作为没有经验的新投资者只是程序性地在上面签名，实际上国信证券公司却在其中偷偷加上了对投资者最为重要收费标准的内容，相反，在双方融资融券合同中恰恰没有约定佣金标准，国信证券公司也没有向李少清提供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的原件。因此，国信证券公司的这一做法和行为构成欺诈。对此，本院认为：金融商品作为无形商品，信息是金融商品的核心内容，掌握必要、准确和真实的信息对于金融消费者作出正确判断和交易至关重要，而构成金融商品的信息天生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金融消费者囿于专业知识及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能力，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愈加严重。金融机构对金融商品的宣传、推销及劝诱行为，很容易左右着个人业余投资者的交易判断，因此，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仅要求金融商品及服务经验者要根据不同的投资者出售适合的产品和服务，而且赋予其更加严格的说明义务及信息披露义务。不仅说明和披露要求主动、真实、完整、及时，还特别强调信息说明及披露时的针对性、可理解性和可获得性要求。本案李少清和国信证券公司是关于两融业务佣金争议，在证券交易委托合同中，作为受托人的券商收取的手续费（佣金）标准属于合同的重要内容，理应在合同中作出清晰明了的约定，而且国信证券公司在订立合同时，还应以简单易懂的方式，明确向李少清加以说明。李少清虽然开户时间较长，形式上满足了两融业务开户的适格性要求，但李少清真正亲自操作账户从事证券买卖时间并不长。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如李少清所言，国信证券公司业务员在向其推荐两融业务时存在不当劝诱行为，但国信证券公司一方面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中强调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所有事项要以合同条款为准，另一方面在《融资融券合同》中又没有约定收费标准。无论是国信证券公司有意为之，还是因为基于市场竞争的缘故，券商确实存在对收取的交易手续费经常逐步下调的现实需要，更无论是否是如国信证券公司所称的所有券商的惯例做法，本院认为这一做法确有不当或者有待完善之处，因为合同中约定佣金标准并不妨碍券商在其后双方再行协商或券商单方下调佣金标准。但是，即使如此，本院赞同一审的观点，即本案双方在达成佣金标准合意问题上，国信证券公司不构成民事欺诈。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国信证券公司毕竟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中明确具体清晰地记载并告知了两融业务信用账户交易佣金的标准，而且其后也是按照此标准收取，并无隐瞒真实情况或故意告知虚假情况；其次，李少清也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该条佣金标准内容后签署了“理解并同意”，可以证明或推定其阅读并知晓交易收费标准。李少清诉称其当时没有通读原文，未注意国信证券公司在文中隐藏了手续费的收费标准。其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理应履行理性人的注意义务，故其理由不能成立。而且就金融消费者保护而言，在强调对金融消费者全面保护、倾斜保护、加强金融机构说明义务的同时，还有对投资者适度保护的原则，强调投资者自我注意和成长。再次，以《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这种书面形式，将业务乃至合同中部分重要内容加以强调、告知并要求投资者阅读理解及签字确认，是兼顾金融机构说明信息的针对性（重要事项）、可获得性（订约前和订约中的书面交付）以及可理解性要求，既简便易行又能够保留证据，被实践证明是对投资者更为有利的行之有效的方式，也为管理部门作为监管要求并推广。因此，国信证券公司将相关两融账户交易佣金标准订约前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中告知，李少清签字表示“知晓、理解并同意”，构成双方就佣金标准这一重要合同内容达成一致。李少清上诉称国信证券公司没有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在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等问题，并不影响本案合同的成立和效力，也不构成本案佣金标准约定无效的理由。综上，在国信证券公司不构成欺诈的情况下，李少清请求国信证券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双倍赔偿其损失，一审不予支持，本院予以认同。
关于国信证券公司是否应赔偿李少清部分佣金损失问题。如前所述，尽管国信证券公司不构成欺诈，而且也没有违反融资融券合同关于佣金标准的约定，但是本案2012年5月17日，李少清向国信证券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资金账户，5月30日将之前普通账户保证金转至信用账户用于融资融券交易，同年6月13日，国信证券公司内部《客户佣金及利率设置审批表》注明：“应客户要求，申请费率标准由2.3‰调到1‰”，即国信证券公司将李少清普通账户的手续费降低至1‰。李少清否认是其主动要求，且在李少清否认的情况下，国信证券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将普通账户手续费下调的情况及标准通知了李少清，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国信证券公司的行为，侵犯了李少清的知情权和消费选择权，并客观上造成了李少清多支付了交易佣金。首先，双方签订两融合同在先，普通账户交易手续费下调在后，李少清开立两融信用账户时，其普通账户交易手续费标准为千分之二点三，信用账户普通交易及信用交易的佣金标准均为千分之二点五，两边差距不大。其次，从交易记录看，李少清从2012年5月31日至2013年11月28日，该信用账户交易总次数651次，其中开展融资融券信用交易110次,还本付息也很及时，说明李少清是一个谨慎的投资人，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在信用账户中进行普通交易。如果国信证券公司将下调后的普通账户手续费标准告知了李少清，李少清可以自行判断并选择在普通账户进行交易还是在信用账户进行普通交易，如果李少清将信用账户的普通交易选择将资金转回普通账户进行相同交易，客观上国信证券公司应该少收佣金79141.97元【（159670.59-27767.31）×（1-1/2.5）】。假设李少清两融交易110笔不变，其应按照约定转入转出担保资金或证券，扣除应支付的手续费2200元（110×20），李少清多支付了手续费人民币76941.97元（79141.97-2200）。国信证券公司侵犯了李少清的公平交易权，国信证券公司应该退回该部分多收的佣金并赔偿李少清相关利息损失。李少清请求中虽未主张利息损失，但请求双倍赔偿，故本院酌定国信证券公司深南中路营业部支付从国信证券公司深南中路营业部接到证监局通知、李少清开始要求国信证券公司及国信证券公司深南中路营业部返还佣金之日起，即2013年12月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国信证券公司深南中路营业部是国信证券公司的分支机构，对其不能清偿的债务，国信证券公司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李少清作为证券市场的个人业余投资者，其与国信证券公司之间属于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提供商的关系。国信证券公司及其深南中路营业部在《融资融券业务风险面谈记录》中记载融资融券业务信用账户交易佣金标准，李少清签字确认，不构成欺诈行为。国信证券公司单方下调普通账户佣金标准，未通知李少清，侵犯了李少清的知情权、交易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应赔偿由此造成的相应损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李少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八条和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九）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二初字第4864号民事判决；
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少清返还交易佣金人民币76941.97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以人民币76941.97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6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四、驳回李少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人民币5324元，合计人民币10648元，由李少清负担人民币7453.60元，由国信证券公司、国信证券公司深南中路营业部共同负担人民币3194.40元。鉴定费人民币1000元，由李少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 拓
审 判 员 王 畅
代理审判员 谢 文 清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姚晓静（兼）
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第九条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
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第十条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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