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1民终37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德会，男，196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曙光，浙江融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凌华（曾用名：李令华），男，195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益中，湖南湘知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德会与被上诉人李凌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5民初6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0号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德会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7)湘0105民初6523号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请求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对于1997年3月13日签订的对账单事实认定不清。首先，根据本案第一次一审判决书所述[案号:(2017)湘0105民初2670号判决书]，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被上诉人称已经全额支付1997年3月13日的41万多货款，但上诉人予以否认，称不予认可。因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偿还证据而不予支持。其次，本案一审判决中，法院并未就1997年3月13日这份对账单的情况予以详细说明，这份对账单内所述的417445元到底是怎么处理了，判决书中显然未给出明确的答复。这笔钱是被上诉人已经归还了还是部分归还了?这笔钱是超过诉讼时效而不被支持了?这笔钱还是压根就没有归还过呢?还是这笔钱已经被归入第二份对账单内了呢?针对上述疑问，一审判决均未进行调查、释明，而是选择含糊其辞，莫名其妙得就驳回了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法院对于1997年7月5日签订的对账单事实认定不清。首先，一审法院认定称，1997年7月5日的对账单中的实际货款总额应当为4770690元(该数额是通过该张对账单第四列“金额”一列相加而得)，因为对账单中原本记载的总额为4607058元，于是乎一审法院就认定，这中间的差额163632元货款(一审判决含糊其辞表述为:16万多元)是在签订这张对账单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催讨债务时，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过了，因此进行了减除。其次，根据上诉人重新计算，针对该份对账单的金额确实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九件套”的数量980，单价为25，金额应当为“24500”而非“2450”;“九件套下一行货物”数量为284，单价为40,金额应当为“11360”而非“21560”所以，根据正确的金额，该张对账单的总额应当为4782540元。那么，经与4607058元相减，一审注院是否要重新认定被上诉人是归还了17万多元货款(175482而不是16万多元货款了?再者，根据一审判决认定，并未提到“3月13日对账单”的货款是否已经支付，在这一点未认定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进而认定了“7月5日对账单”，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了16万多元的货款。试问，这个符合常理吗，3月13日及以前的货款还没有支付，3月15日-7月5日之间的货款已经支付了部分，而且是上诉人多次催讨的?按照常理来讲，如果要催讨债务或者归还货款，不应该是先清旧账吗?还是说被上诉人其实已经归还了“3月13日对账单”的钱，并且额外还付了16万多元?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是存在严重的矛盾的。对于该类事实的认定，不应该是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吗？是被上诉人要来证明，他还过钱!最后，根据第一次一审判决书所述[案号:(2017)湘0105民初2670号判决书]，被上诉人在该案中答辩称，“3月3日对账单”的货数417445元已支付，且只字未提“7月5日对账单“的贷款已支付。并且，在本案一审的答辩中，被上诉人却对这两张对账单的金额是否已支付只字未提，被上诉人答辩点完全不是在这里?(详情可见两份一审判决书中被告辩称部分)那么，是被上诉人第二次一审忘记了自已20年前是否还过钱了?是被上诉人对第一次一审说的这么重要的答辩意见忘记了?还是一审法院选择性的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去发问，去断章取义，去认定事实?3、上诉人是否收到过被上诉人针对本案货款支付的钱款是存在严重疑问的。一审判决书中称，经上诉人多次催款，被上诉人陆续向上诉人支付了16万多元的货款。针对该点:首先上诉人并不记得庭审时对此点有自认过;再者，基于前面的分析可知，上诉人“自认”的事实是完全不合乎逻辑的，“自认”的事实就真的是事实了吗?最后，本案的纠纷始于1997年，因年代久远，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当时的情况大多记忆不清，也没人能够记得清，针对这种情况，上诉人认为，法院在认定事实的时候，更加应当注重书面证据的认定，而轻口头证据的利用，毕竟白纸黑字是不存在记忆不清的。根据这一原则，如果被上诉人真的归还过货款，那么应当让被上诉人提供确切的还款金额，还款时间等，并提供相应的证据，例如转账记录等。否则，仅凭口头的片面之词，如何让事实的认定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推敲!二、针对两张对账单的情况，应当是这样的。如上所述，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事情发生在20年前，对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双方当事人的记忆必然会发生偏差，因此对于事实的认定，应当注重书面证据的认定，而轻口头证据的利用。因此，在此基础上，本实仅有的书面证据为“纪念品价目单”、“3月13日对账单”、“7月5日对账单”其他均为双方当事人根据模糊记忆的阐述。那么根据三份书面证据是否可以涵盖本案的基本事实呢?答案应该是可以的。“纪念品价目单”:1996年12月1日，双方当事人确定合作货物的价格结算依据。“3月13日对账单”:1997年3月13日，经对账，截至1997年3月11日结算货款为417445元。“7月5日对账单”:1997年7月5日，经对账，自1997年3月15日至1997年7月5题，结算货款为4309503元。1、“3月13日对账单”、“7月5日对账单”从对账单上看，这份东西完全是独立的，计算货款的时间线非常明确，因此不存在混合、合并的情况。2、针对“纪念品价目单”，双方并来产生任何异议。3、针对“3月13日对账单”，金额方面双方没有任何异议，被上诉人无实际证据能够推翻或证明已归还。4、针对“7月5日对账单”，金额有瑕疵，但鉴于双方记忆不清，而对账单载明白纸黑字，谁也证明不了当时发生了什么，那么金额可以按4309503元认定。被上诉人辩称的质量问题、退货、已支付货款、催讨等均无实际证据能够印证。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为:1、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但未签订买卖合同约定付款时间、交易习惯等;2、双方96年-97年存在长期的货物往来，并且对相关金额有两次对账;3、对账单无催收功能，亦无明确证据证明上诉人进行催收、被上诉人进行债务履行。4、确定的债务，自上诉人主张之日起算，未超过普通及最长诉讼时效。5、因此上诉人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如被上诉人不认可的，可提交相关证据，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三、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保护合法债权。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讲到，“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是为有效督促当事人及时主张权利，保护自己利益为出发点”，以此来说明上诉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对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不能简单从制度设立的目的角度来看。因为目的的设立是对普遍问题的解决方案，对于特殊的问题、历史问题，则应当以特殊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最高法通过答复的形式对特殊情况进行修正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而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2005)民二他自第35号)回到本案，虽然部分事实存在一定的疑感，毕竟历史久远了，但是从大体上来讲，事实是非常明确的。上诉人的债权没有任何问题，而被上诉在明知此项债务事实的情况下，通过各种理由、各种手段想要逃避、规避债务，此类行为也有违一般意义上的公序良俗。希望二审法院能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保护合法的债权，作出一个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推敲的判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现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
李凌华答辩称：上诉人称一审判决对1997年3月13日和1997年7月5日两份对账单认定事实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1、一审判决已经查明，在1997年3月1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了1997年3月11日的结算清单，截止1997年3月11日的货款金额为417445元。至于该货款应不应该给付，因为在1997年7月5日出具的4309503元的货款都因为超过了诉讼时效，比1997年7月5日更早确立的债权同样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所以一审判决将上诉人对该笔债权的诉讼请求予以了驳回。并不是上诉人所称未调查，未释明。2、对于1997年7月5日出具的对账单，对账单上累计金额为477069元，与对账单载明的4607058元相差163632元。在重审过程中，针对对账单载明的金额与实际累计金额不符的问题进行调查时，上诉人承认是因为在对账后被上诉人实际支付了16万多元后才确认结欠4607058元，再核减297555元损耗后，最终结欠金额是4309503元。很显然，在1997年7月5日双方对账的同时，基于上诉人催款，答辩人还偿还了部分款项。很明显，再1997年7月5日，是上诉人最后主张债权的时间。在此之后，上诉人承认再未主张债权，是因为认为被上诉人再无支付能力，所以没有主张债权。所以，上诉人在明知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时，自己决定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仍不起诉，是上诉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行为。故上诉人在超过诉讼时效后提起诉讼，依据法律的规定，应予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故一审判决无论是事实，还是适用法律，都没有任何错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二、而在重审过程中，上诉人在法庭上对1997年7月5日对账单的单项累计金额与载明的结欠金额不符的解释以及对未能及时起诉的解释构成对本案基本事实的自认。在重审过程中，在合议庭查明1997年7月5日对账单的单项累计金额与载明的结欠金额不符的基本案件事实时，上诉人解释是:单项累计金额虽为4770690元，但基于被上诉人支付了16万多元，所以双方最终确认的结欠金额是扣除了对账时支付的16万多元后余欠的部分。所以才发生单项累积金额与载明的结欠金额不符的情况;另外，之所以在快二十年后才提起诉讼，是因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当时没有履行能力，所以未再催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对于，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承认被上诉人于1997年7月5日还款并确认结欠金额的基本事实和上诉人主动放弃及时起诉的基本事实，属于，上诉人对本案基本案件事实的自认。故一审判决依据上诉人的自认处理本案，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因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应予维持。请求上级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陈德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陈德会支付货款4726948元；2、被告向陈德会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4726948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35%，自2017年5月24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计算至2017年7月23日为3427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12月1日，李凌华向陈德会出具一份纪念品价目单，用于购买纪念品等货物。该价目单中列明了纪念品的不同品名、成本价及结算价，并写明往后按此价与陈德会结算货款。1997年3月13日，陈德会李凌华签署了一份1997年3月11日的结算清单，该结算清单载明产品的不同品种、数量、单价及金额，并确认结算到3月11日止货款金额为417445元。陈德会李凌华又于1997年7月5日签署一份“1997年3月15日结到7月5日”的对账单，该对账单记载了产品的不同品种、数量、单价及各品种金额，且双方在对账单上确认“上述数量与金额为双方对账明细，在产品上的一些质量及损耗数根据实际数扣除。”该对账单中的货款实际总额应为4770690元。
庭审中，陈德会称在1997年7月5日的对账单上载明的结欠4607058元，减收297555元后为4309503元系陈德会所写，与该对账单中的货款实际总额（4770690元）不一致，是因为经陈德会多次催款，李凌华陆续向陈德会支付了16万多元，加上退货的297555元，截至同年7月5日，陈德会在该对账单上确认李凌华应还货款4309503元。陈德会还称这么多年未起诉李凌华，是考虑双方是朋友关系，李凌华经济状况不好，便未向李凌华追索。李凌华认为根据陈德会陈述，李凌华陆续向陈德会还款的行为，应视为陈德会向李凌华主张权利的行为，现陈德会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问题。陈德会、李凌华之间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只签署一份纪念品价目单，上面注明“往后按此价与陈德会结算货款”，之后陈德会、李凌华又签署了结算清单及对账单，该结算清单及对账单是对纪念品的品种、数量、单价及金额的结算确认，可知陈德会、李凌华之间有买卖货物的意思表示，陈德会、李凌华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对李凌华辩称系合伙关系的抗辩理由，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陈德会向李凌华主张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案中，李凌华于1996年12月1日与陈德会进行纪念品交易，双方于1997年3月13日对截至同年3月11日的纪念品款项进行结算，结算价为417445元。之后双方又就同年3月15日至7月5日的对账单进行对账结算，陈德会确认结欠货款为4309503元。该院以为，陈德会、李凌华之间是朋友关系，双方的产品交易结算以结算清单、对账单的形式进行往来确认，陈德会对在1997年7月5日前向李凌华催收货款，李凌华部分还款的事实予以自认，1997年7月5日，陈德会在该账单上进行结算确认，并写明李凌华的结欠货款为4309503元，可以视为陈德会向李凌华主张还款的行为。之后陈德会一直未向李凌华追索，陈德会自称因为知道李凌华当时经济状况不好，自己经济状况良好，故未向李凌华追索，系陈德会清楚李凌华没有偿还能力，故一直未向李凌华主张债权，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是为有效督促当事人及时主张权利，保护自己利益为出发点。陈德会对自身债权受到损害应当是明知的，故陈德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时的起算点应是1997年7月5日，已超过原普通诉讼时效2年，对陈德会主张李凌华支付货款及逾期利息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陈德会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89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9890元，由陈德会承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如何确定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该条是对买卖合同中支付价款的时间的规定。本案中，陈德会、李凌华之间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通过纪念品价目单、结算清单及对账单，双方对纪念品的品种、数量、单价及金额的结算进行了确认，陈德会、李凌华之间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从双方陈述的内容来看，双方没有约定支付价款的时间，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李凌华支付价款的时间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纪念品之时，即应在双方结算、对账之前。同时，在一审庭审中，陈德会自述“1996年12月份之前被告付了40万元定金，1997年3月13日对账确认总货款是417445元，后面我陆续催了几次款，被告陆续付了我十几万”，该自述明确陈德会向李凌华几次主张债权，李凌华亦偿还了十几万元，同意偿还债务。针对该自认行为，陈德会没有提交足以推翻自认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根据上述自认，陈德会向李凌华主张债权，李凌华偿还债务均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但均在双方1997年7月5日对账之前。1997年7月5日双方对账，确认债务数额，诉讼时效再次中断，重新计算，故本案诉讼时效最后计算点应从1997年7月6日开始。显然，陈德会直到2017年5月24日才向人民法院起诉，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期限，丧失了胜诉权。
综上所述，陈德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4890元，由上诉人陈德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应江
审判员 符建华
审判员 刘朝晖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 詹 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