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32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墨（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枋湖北二路889号655单元。
法定代表人：邱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一鸣，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梅英，女，195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健斌、谢峰，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邱煌，男，197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海墨（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海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梅英、原审被告邱煌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墨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海墨公司向高梅英支付劳务费290329.5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梅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混淆了作为计算高梅英劳务费依据的不同的投资顾问费概念。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计算高梅英劳务费的唯一依据应是双方签署的《居间协议》。协议中明确定义了该协议项下投资顾问费为“产品初始规模的0.2%”，故在该协议中约定的劳务费收取比例中的投资顾问费也应是按该方法计算出的投资顾问费，而不是其他任何金额。2、原审判决计算劳务费系依据高梅英从国贸资产公司处收取的投资顾问费金额2292075元（产品初始规模的0.3%），但该投资顾问费的计算和收取依据的是海墨公司与国贸资产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高梅英并非该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海墨公司与国贸资产公司之间关于投资顾问费的约定（产品初始规模0.3%）与《居间协议》中计算高梅英劳务费的投资顾问费（产品初始规模0.2%）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和约定。原审判决以此为依据计算高梅英的劳务费混淆了两个合同关系中不同的投资顾问费概念，明显是错误的。二、根据高梅英与黄湘红的委托书可以看出，高梅英仅就黄湘红一人的委托实施了居间行为，基于该委托产生的《居间协议》效力也仅及于黄湘红本人投资份额部分（应为投资总额的五分之一），故居间费应依据黄湘红在“国贸资管定增二号产品”中的份额比例计算，而不应按海墨公司收到的投资顾问费总额计算。三、本案产生的原因是高梅英滥用诉权，在付款条件成就前对海墨公司账户进行查封，客观上导致海墨公司无法支付劳务费，故除诉讼保全费外，诉讼费也应由高梅英承担。
高梅英提交答辩意见如下：一、高梅英的居间费用（劳务费）应以海墨公司收到该产品的投资顾问费为计算基数，在扣减5%后作为高梅英的劳务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居间协议》描述高梅英介绍海墨公司担任该产品的投资顾问，投资顾问费收取比例为产品初始规模0.2%。因高梅英最终促成海墨公司担任该产品投资顾问所收取的投资顾问费为产品初始规模0.3%，故应当以海墨公司与客户签署的《资产管理合同》所实际收取的投资顾问费为准。况且《居间协议》也约定了，劳务费收取比例为海墨公司收到该产品的投资顾问费扣减5%后支付高梅英提成，即劳务费的计算基数为海墨公司实际收到的“投资顾问费”。因此，一审法院以此认定高梅英的劳务费是正确的。二、《居间协议》已明确高梅英承揽产品“国贸资管定增二号”项目，介绍海墨公司担任该产品的投资顾问。即，高梅英系促成海墨公司担任整个产品的投资顾问。因黄湘红系投资者代表人，故高梅英仅让黄湘红出具了一份推荐投资顾问委托书，并不意味着其他投资者未委托高梅英推荐投资顾问，而且同一个产品本身也不可能存在多家投资顾问。更何况，海墨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与其他投资者及管理人达成的投资顾问与高梅英无关系。三、海墨公司主张应由高梅英承担诉讼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从海墨公司一审答辩及二审上诉可知，海墨公司明显是不愿意按照居间协议的约定足额支付居间费用，高梅英也是无奈之举才提起诉讼，故理应由败诉方海墨公司承担诉讼费。综上，海墨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原审被告邱煌的意见与海墨公司一致。
高梅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海墨公司、邱煌立即共同向高梅英支付居间费用2177471.25元及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海墨公司、邱煌承担保全费5000元及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6日，黄湘红向高梅英出具一份《委托书》，载明：因参与产品“国贸资管定增二号资产管理计划”项目，需要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故委托高梅英代为选择、推荐专业合格的投资管理机构，并促使投顾、委托人与国贸资产公司签署《策略伙伴合作协议》；受托人高梅英的居间服务费用由其本人与投资管理机构协议约定，由投资管理机构负责支付，委托人不再支付给受托人任何费用。邱煌于同日在高梅英持有的《委托书》上签字确认“收到本委托书原件壹份”，并在其落款签名旁签署了海墨公司的名称。在邱煌、海墨公司签名旁，高梅英签署“居间费按海墨收到款项的95%计算”。
此后，海墨公司与国贸资产公司签订《策略伙伴合作协议》，约定：海墨公司可对国贸资管定增二号资产管理计划向国贸资产公司提供投资咨询和投资建议，并按约定方式为计划财产提供投资顾问服务；经本资产管理计划B级份额投资者协商一致，可授权黄湘红作为B级投资者代表人，海墨公司取得黄湘红对股票减持的指令，即视为已经取得全体B级份额投资者的一致认可，可向国贸资产公司发送股票减持建议；投资顾问费及业绩报酬（如有）与该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保持一致。海墨公司与国贸资产公司在《资产管理合同》中约定本资产管理计划年投资顾问费率为0.3%。
2016年7月左右，海墨公司作为甲方，高梅英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居间协议》，约定：乙方承揽产品“国贸资管定增二号”项目，需要专业投资管理机构，乙方介绍甲方担任该产品的投资顾问，期限不超过两年，投资顾问费收取比例：产品初始规模*0.2%，甲方在收到投资顾问费后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劳务费，劳务费收取比例：甲方收到该产品的投资顾问费扣减5%后支付乙方提成，该提成转到乙方指定银行账号。
2017年12月，国贸资产公司向海墨公司发出《告知函》，称海墨公司作为投资顾问的“国贸资管定增二号资产管理计划”将于2017年12月17日到期终止并开始清算计划。
2017年12月14日，根据高梅英的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7）闽0203财保35号诉前财产保全民事裁定，查封、冻结海墨公司价值2141800元的存款或等值财产，并据此于2017年12月19日冻结海墨公司名下账号为69×××68的民生银行账户。高梅英为此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2017年12月22日，海墨公司的上述银行账户收到国贸资产公司支付的投资顾问费2292075元。2018年1月9日，高梅英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高梅英与海墨公司签订的居间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根据居间合同的约定，高梅英介绍海墨公司担任“国贸资管定增二号”产品的投资顾问，投资顾问费按产品初始规模的0.2%收取，海墨公司在收到投资顾问费后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高梅英劳务费，劳务费按海墨公司收到该产品的投资顾问费扣减5%后支付。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居间合同虽然约定海墨公司的投资顾问费按产品初始规模的0.2%收取，但亦约定海墨公司应支付给高梅英的劳务费（即居间费用）系以其收到该产品的投资顾问费为计算基数。本案中，海墨公司在担任“国贸资管定增二号”产品的投资顾问后，已于2017年12月22日从国贸资产公司处取得该产品的投资顾问费2292075元，现高梅英要求海墨公司按该投资顾问费95%的比例向其支付劳务费2177471.25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居间合同的约定，海墨公司应在收到投资顾问费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高梅英支付劳务费，但是，在其收到相关投资顾问费之前，海墨公司的银行账户已因高梅英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而被冻结，其时劳务费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相关财产保全措施在客观上导致海墨公司无法按时向高梅英支付劳务费。因此，高梅英要求海墨公司支付财产保全费、支付劳务费利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邱煌并非居间合同当事人，高梅英要求邱煌对海墨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梅英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海墨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梅英支付劳务费2177471.25元；二、驳回高梅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海墨公司提交4份《策略伙伴合作协议》，拟证明：高梅英仅接受投资人黄湘红委托进行居间，居间费应仅依据黄湘红投资部分计算，估算为25%。具体的投资比例体现在投资人和国贸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中，其无法提供这份合同。经本院组织质证：1.高梅英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案涉管理计划是整体打包与海墨公司签署的投资顾问协议，客观上只有一个投资顾问，不可能各个投资人分开找投资顾问。高梅英促成了资管计划本身，并没有指向个别投资者，在这份协议第3条第5小点，也明确黄湘红是投资者代表人，所以高梅英只让黄湘红签了授权书。整个投资计划的意思表示及钱款是不可分的。2.邱煌质证认为：投资顾问公司确系只有一个，这是其与国贸的三方协议，跟讼争居间合同没有关系。B级协议是应当分别跟个人签，如果黄湘红作为代表的话不需要四个人分别与其签署。
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海墨公司提出以下意见：1.原判认定的“2016年6月16日，黄湘红向高梅英出具一份《委托书》”，实际该委托书的签订日期是2017年12月4月，在国贸公司办公室签署。2.在邱煌、海墨公司签名旁，高梅英签署“居间费按海墨收到款项的95%计算”。高梅英签署这句话是在邱煌和海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
高梅英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希望补充认定：一审时候有一份与张欲梅的微信聊天记录体现了2016年6月份高梅英与海墨公司如何建立业务的过程，客观上也体现了双方约定居间费用比例情况，里面提到“客户说150万以内按5%，150万以上按4%”。对此，海墨公司和邱煌则主张微信聊天记录是贸易过程前期谈判的过程，应按照最后双方签署的居间合同为准，双方对5%的劳务费并无争议，争议部分是投资顾问费比例0.2%或0.3%。
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讼争《委托书》的签署日期，海墨公司主张系于2017年12月4日签署，但高梅英对此未予确认，且无其他证据印证，故一审判决根据该委托书的落款时间认定签署时间，并无不当，且各方当事人对该委托书的真实性并无异议，签署时间并不影响本案的基本事实，故对海墨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确认；2.海墨公司主张高梅英在《委托书》上单方添加书写“居间费按海墨收到款项的95%计算”，邱煌和海墨公司对此不知情。高梅英则主张上述内容系经邱煌确认，当场书写。鉴于该部分书写内容系高梅英书写，并未能体现邱煌直接确认，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系当场书写，故根据现有证据尚无法认定该书写内容系经邱煌确认后添加。
本院另查明，海墨公司作为乙方（投资顾问）、厦门国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管理人）与黄湘红、陈锋、陈李财、何剑英作为丙方（B级份额投资者）分别签署四份《策略伙伴合作协议》，该四份协议均载明“经本资产管理计划B级份额投资者协商一致，可授权黄湘红作为B级投资者代表人，海墨公司取得黄湘红对股票减持的指令，即视为已经取得全体B级份额投资者的一致认可，可向国贸资产公司发送股票减持建议”。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居间合同费用问题发生的纠纷，讼争《居间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根据该《居间协议》的约定，高梅英劳务费的收取比例为“甲方（即海墨公司）收到该产品的投资顾问费扣减5%后支付乙方（即高梅英）提成，该提成转到乙方指定银行账号”，虽然《居间协议》中所列投资顾问费的收取比例为产品初始规模的0.2%，而海墨公司与国贸资产公司约定的产品投资顾问费的比例为产品初始规模的0.3%，两者存在差异，但讼争《居间协议》中对高梅英居间费的计算基数界定明确为“海墨公司收到的该产品的投资顾问费”，足以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对所收到的该产品的全部投资顾问费为计算基础进行分成，海墨公司主张不以其收到的投资顾问费作为计算基数，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在案的《策略伙伴合作协议》等证据，黄湘红系案涉“国贸资管定增二号”资产管理计划的B级投资者代表人，黄高梅英根据黄湘红的委托，居间介绍海墨公司担任该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顾问，高梅英与海墨公司之间的居间协议亦明确本案居间行为所指向产品为“国贸资管定增二号”，而非黄湘红的个人投资部分，且如上所述《居间协议》约定的高梅英居间费的计算基数为“海墨公司收到的该产品投资顾问费”，海墨公司现以高梅英仅接受黄湘红一人委托为由主张高梅英的居间费应依据黄湘红在“国贸资管定增二号”产品中的份额比例计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海墨公司有关本案案件受理费应全部由高梅英负担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海墨公司的上诉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55元，由上诉人海墨（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巧铭
审 判 员 陈丽英
审 判 员 周宗良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陈颖欣
附：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