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28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金碧路46号金湖大厦7楼701-705。
法定代表人董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麻少辉，广东伟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闵令波，广东伟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光松，身份证住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显玉，身份证住址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管梓七，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许可，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克强，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阳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克胜，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月，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原审被告惠州大亚湾碧海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澳头黄鱼涌田澳背村50号。
法定代表人刘文洪，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智健，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法定代表人候为贵，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斌，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谢芳芳，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该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运国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光松、朱显玉、龚克胜、龚克胜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一初字第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一、2013年9月2日16时左右，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员工ＸＸ（身份证号码××）在被告惠州大亚湾碧海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海湾公司）景区旅游时溺水死亡。当地派出所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2013年9月2日16时20分许，接110指挥中心电，大亚湾区澳头小桂碧泉水上乐园游泳池有人溺水，接电后，我所立即组织民警赶赴现场处置，在现场，120医护人员和景区工作人员正在抢救溺水者，20分钟后，医护人员宣布该人员抢救无效死亡。经调查，溺水人员名字：ＸＸ，男，1994年2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生前系深圳中兴通讯公司员工。9月2日公司与深圳鹏运国际旅行社合作组织员工到大亚湾碧泉水上乐园游玩。”二、第三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公司）提供一份加盖了“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合同专用章”的《广东省国内旅游组团合同》，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主张该份合同就是出团前与被告鹏运国旅公司签订的，团费68000元，以现金方式支付，因为出了本案事故，被告鹏运国旅公司不同意开具收据。该旅游合同上有被告龚克胜的签名。被告龚克胜确认该签名属实，并主张合同就是由其经办与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签订的，出游名单也是由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给被告龚克胜，再由其为出游人员购买旅游意外事故责任险。被告鹏运国旅公司否认该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被告鹏运国旅公司主张其并没有使用过该“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合同专用章”，亦否认与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签订过旅游合同。三、被告鹏运国旅公司确认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是其下属的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并提交一份在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存档的《申请刻制印章登记卡》，该登记卡显示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在公安部门刻制留存的有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以及支票专用章，但登记卡上仅有行政章“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的样本留存，未能显示其他印章。四、原告提交一份2013年9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其中甲方是被告碧海湾公司，乙方深圳鹏运国际旅行社，丙方为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丁方：父王光松，母朱显玉。该协议书载明，丙方深圳中兴通讯有限公司于2013年月日组织员工（受害人ＸＸ系其员工之一）外出旅游，与乙方深圳鹏运国际旅行社建立旅游服务合同关系，组团到甲方碧海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景区游玩，丁方之子ＸＸ在景区游玩过程中，因意外原因死亡，现各方当事人在诚实信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下，就受害人本次意外死亡的事故达成以下赔偿协议，甲、乙、丙三方共同赔偿丁方之子ＸＸ因意外死亡赔偿款（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事故人员的交通费及住宿费、误工费等一切费用）共666666元人民币，其中甲方支付360000元（其中包括甲方购买的保险支付的200000元，甲方从人道主义出发支付160000元），乙方支付150000元人民币，丙方支付156666元人民币。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被告碧海湾公司、被告龚克胜均确认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三方亦确认该份协议书是在当地公安部门主持下达成的和解协议，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被告碧海湾公司已经实际履行了和解协议上约定的赔偿款项，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已支付两原告156666元，第三人碧海湾公司已支付两原告360000元。该份协议书上乙方处有被告龚克强的签名，被告龚克胜主张该签名属实，是被告龚克强所签，并主张签订和解协议当天因被告龚克胜在外地出差，于是委托了被告龚克强代其在协议书上签名，被告龚克胜主张协议约定的乙方赔偿金额是经过被告鹏运国旅东门营业部负责人陆莎莎同意的，因为赔偿金额就是与被告鹏运国旅公司合作承保旅游意外事故责任险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赔偿限额，只是后来因为受害人ＸＸ的身份证号码与保险公司系统对不上，导致保险公司拒赔，由此被告鹏运国旅公司亦不同意赔偿。被告龚克强与被告龚克胜为兄弟关系。五、两原告为ＸＸ的父母，ＸＸ并未结婚，亦未生育子女。六、被告龚克胜主张其在涉案事故发生时为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的员工，并提交了两份《协议书》，一份为2012年9月5日与“深圳鹏运国旅东门营业部”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深圳鹏运国旅东门营业部”聘任被告龚克胜为观光旅游部的业务员，并约定了双方关于业务提成、保证金、员工工资等等权利义务，合同有效期从2012年9月5日至2013年9月4日止。该《协议书》上加盖了“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合同专用章”，且有“陆莎莎”的签名。另一份为2013年10月1日与“深圳鹏运国旅”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深圳鹏运国旅”聘任被告龚克胜为观光旅游部的业务员，并约定了双方关于业务提成、保证金、员工工资等等权利义务，合同有效期从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止。该《协议书》上加盖了“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财务专用章”。被告龚克胜另提供一份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上加盖了“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的公章，并在公章上标注“用于旅游洽谈”。被告鹏运国旅公司对上述两份《协议书》以及营业执照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以及公章均不予认可，但被告鹏运国旅公司明确不申请公章鉴定。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为证，法院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王光松、朱显玉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被告鹏运国旅公司履行赔偿协议，向原告支付赔偿费人民币150000元。
原审认为，第一，关于2013年9月11日三方《协议书》中签订人员龚克胜是否属于职务行为问题，被告龚克胜主张其在涉案事故发生时为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的员工，并提交了两份《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的从事业务员的期限是连续的，《协议书》上分别加盖了“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合同专用章”和“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财务专用章”，且被告龚克胜手中还持有提供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并加盖了“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的公章，被告龚克胜提交的证据之间可以相互佐证，形成一系列的证据链条，法院对其予以采纳。被告鹏运国旅公司虽对上述两份《协议书》以及营业执照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以及公章均不予认可，但被告鹏运国旅公司明确不申请公章鉴定，因此，法院认为，被告鹏运国旅公司未能提供足够反证证明其抗辩主张，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属于被告鹏运国旅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因此，被告龚克胜在涉案事故发生时应属于被告鹏运国旅公司的员工。第二，关于2013年9月11日三方《协议书》的有效性问题。被告龚克胜作为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的员工代表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与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洽谈旅游合同，协同出团，并在涉案事故发生后，积极处理相关赔偿事宜，被告龚克胜在此过程中是代表被告鹏运国旅公司的职务行为，因此，被告龚克胜具备相关代理权限，在事故发生后，2013年9月11日签订《协议书》时，被告龚克胜陈述其因有事无法到场，委托被告龚克强在《协议书》上签订，该转委托行为合法有效，且被告龚克胜亦陈述其在委托被告龚克强签名前有经过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的同意，因此，被告龚克强在该份三方《协议书》上的签名理应对被告鹏运国旅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该份2013年9月11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书》是两原告、被告碧海湾公司、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以及被告鹏运国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碧海湾公司、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已经依约定履行了相关赔偿义务，被告鹏运国旅公司理应按照该约定履行其赔偿义务。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光松、朱显玉损失人民币150000元。本案受理费1250元，由被告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一、二不承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龚克胜并非上诉人的员工，其涉案行为不属于代表上诉人的职务行为，上诉人不应为其行为担责。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龚克胜提交的两份《协议书》认定其为上诉人员工错误。《协议书》内容不是劳动合同，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龚克胜是业务合作关系，即被上诉人龚克胜给上诉人寻找客源，然后双方分配利润，上诉人不给被上诉人龚克胜发放工资，也不给其缴纳社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龚克胜是代理关系。即使是劳动关系，在没有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员工的行为也不能轻易认定为职务行为，特别是在与其职务无关的专项事务处理上。关于印章问题。实际上《协议书》签署时只有东门营业部员工陆莎莎的签字，并未加盖“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合同专用章”印章，该印章系被上诉人龚克胜事后私自伪造假章加盖的。盖章从名称上就可以辨别真伪，正规的印章都是用单位的全称。另外，从上诉人提供的公安机关印章备案表可以看出，上诉人并没有字样为“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合同专用章”的印章。印章鉴定是在出现真伪不辨的高度相似印章时进行的司法鉴定，本案中出现的印章，上诉人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不存在该字样印章，无需进行鉴定，也没有标本进行鉴定。即使法院认为需要鉴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龚克胜主张印章存在且真实，即应承担举证责任，申请鉴定的责任应由其承担。（二）死者ＸＸ（被上诉人一、二之子）参加的旅游团并非上诉人组织，而是被上诉人龚克胜私下以上诉人的名义组织的旅游团，与上诉人无关。涉案旅游合同并非上诉人签署，是龚克胜签署并加盖私刻的“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合同专用章”，故旅游合同的签署与上诉人无关，该旅游团由被上诉人龚克胜自行操作，上诉人毫不知情，也未收取团费。被上诉人龚克胜主张团费进入了上诉人的公帐并称有发票为证，但其却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虽然被上诉人龚克胜以上诉人的名义对外非法组织旅游活动，但因其使用的是伪造的假印章，不可能构成代理关系的表面现象，依法也不能形成表见代理，旅游合同不效及上诉人，因旅游合同引发的责任与上诉人无关。（三）被上诉人龚克强无权代理上诉人签署任何协议，其签署的协议应当由其和其有权代理的被上诉人龚克胜承担后果。本案当时的情形不符合转委托的条件。“转委托”及“次受委托人”的不利于上诉人的《协议书》签署行为未征得上诉人的同意，原审认定转委托和赔偿协议签署“经过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的同意”，没有证据支持，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王光松、朱显玉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龚克胜、龚克胜答辩称，本案事实经过如下：中兴通讯公司生产部下属科室组织员工旅游，组织者代表刘小娟（科室文员）与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业务员龚克胜签订旅游合同，刘小娟将出游名单用邮件方式提交后，龚克胜按工作流程提交给保险公司购买意外险。名单中的游客ＸＸ与死者身份证号码不同（同名），导致保险公司拒绝支付保险赔偿金。被上诉人龚克强协助中兴通讯公司处理善后事情，临时替代龚克胜，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龚克胜与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负责人陆莎莎）签有聘任协议书、并按年缴纳风险金（可见协议书和财务收据）。被上诉人龚克胜与中兴通讯公司签订的旅游合同是由国家旅游局印制、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领用派发、负责人陆莎莎加盖合同专用章，合同原件中兴通讯公司一份，负责人陆莎莎存档一份。事后的团费发票也是由深圳地税部门联机、由负责人陆莎莎开具并盖有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发票专用章。被上诉人龚克胜按业务操作规范、用深圳市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专用帐号提交出游名单给保险公司购买意外险，出险当天第一时间向东门营业部负责人陆莎莎上报并向保险公司报险，事后积极和中兴通讯公司、景区协调处理善后事宜。被上诉人龚克胜承诺的协议意外死亡赔偿金（龚克强代签）是由保险公司赔付，需中兴通讯公司和家属提交完整的材料，中兴通讯公司和家属都无法提交赔偿所需材料。
原审被告碧海湾公司参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参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被上诉人龚克强在原审庭审中确认与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提交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显示其法定代表人是董军，被上诉人龚克胜提交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显示鹏运国旅公司东门营业部的负责人是董军。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中确认被上诉人龚克胜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用以证明其为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业务员的《协议书》上的签名“陆莎莎”确有其人，是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东门营业部的员工，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主张该协议是陆莎莎个人与被上诉人龚克胜签署，与公司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旅游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被上诉人王光松、朱显玉请求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按照赔偿协议的约定向其支付儿子ＸＸ的死亡赔偿款，该赔偿协议由被上诉人龚克强代表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签署，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否认与原审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及死者ＸＸ建立旅游合同关系，也否认与被上诉人王光松、朱显玉签订赔偿协议，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是否与原审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及死者ＸＸ建立了旅游合同关系；（二）被上诉人龚克强代表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签署的赔偿协议对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关于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是否与原审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及死者ＸＸ建立了旅游合同关系的问题，原审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主张其与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的业务员即被上诉人龚克胜联系并签订了《广东省国内旅游组团合同》。经审查，该合同盖有“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合同专用章”并有被上诉人龚克胜的签名。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主张被上诉人龚克胜不是其员工，该公章也非其所有。被上诉人龚克胜则主张其为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下属分支机构东门营业部的业务员，对此提交了两份协议书予以证明，两份协议书均约定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或其分支机构东门营业部聘任被上诉人龚克胜为观光旅游部业务员，其上分别盖有“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合同专用章”和“鹏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东门营业部财务专用章”，且附有“陆莎莎”的签名。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主张该两份协议是其员工陆莎莎个人与被上诉人龚克胜签订，其上的公司印章系伪造，该主张不符合常理且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还主张两份协议的内容是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但两份协议均对“聘任”、“工资”、“解聘”等劳动关系事项进行约定，上诉人该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龚克胜以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的业务员身份与原审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签订旅游组团合同应认定为其职务行为，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主张该合同是被上诉人龚克胜私下签订并加盖了伪造公章，该主张无论真实与否，不具有对抗合同相对方的效力，本院认定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与原审第三人中兴通讯公司及死者ＸＸ建立了旅游合同关系。
关于被上诉人龚克强代表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签署的赔偿协议对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被上诉人龚克强在原审中自认与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没有关系，其是受被上诉人龚克胜的委托签署协议，被上诉人龚克胜对此予以认可，并主张是其本人参与赔偿协商，赔偿金额经鹏运国旅公司东门营业部负责人陆莎莎的同意确定，后因签署协议当日在外出差而委托被上诉人龚克强签署。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主张被上诉人龚克强无权代其签署协议，该赔偿协议的后果应由被上诉人龚克强或被上诉人龚克胜承担。对此主张，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龚克胜认可赔偿协议的内容均由其参与协商并经鹏运国旅公司东门营业部负责人陆莎莎同意而确定，被上诉人龚克强是在其不在场时受其委托代为签名确认，故该协议应视为被上诉人龚克胜代表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签署，并且被上诉人龚克胜此前一直代表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签订并履行涉案旅游组团合同，故参与协议的各方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龚克胜亦有协商和签订赔偿协议的权限。同时，该赔偿协议的协商和签订均在当地公安部门的主持下进行，参与协议的各方更有理由对各方人员的身份及代理权产生信任。综合本案情形，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龚克胜以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的名义签订涉案赔偿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向被上诉人王光松、朱显玉支付赔偿款。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龚克胜具有处理赔偿事项的代理权限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但处理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元，由上诉人鹏运国旅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 墨
代理审判员 李东慧
代理审判员 郑寒江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魏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