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1民终40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大塘社区筹建委员会。
负责人：王军伟，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旋，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峰，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芳。
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大塘社区筹建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塘社区筹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唐某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7）湘0111民初7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塘社区筹委会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唐某承担。事实与理由：1、唐某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93年唐某与民唐许英再婚，2003年退休，2004年才将户口迁入。其迁入本村后，因其不符合《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办法》的规定，雨花区国土局并未将唐某纳入被拆迁人口名单内，也未参与拆迁安置。2015年，改制成立长沙市大塘湾实业有限公司，将符合集体组织经济成员条件的村民变为股民，享受包括集体所有的门面等在内的集体经济红利分配。2016年，大塘社区筹委会在审核村集体资产管理时，发现唐某未在本村拆迁安置人口名单内，其不属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遂停止向其发放分红，以保护全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目前，大塘社区筹委会正在启动关于撤销唐某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相关程序，并保留追回唐某已经取得的集体经济组织利益。2、唐某依法不应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唐某迁入之前，其原户口虽为农村户口，但唐某于1982年7月就业安置在长沙市冶金机械厂，并在该工厂工作至退休。唐某是从城镇户籍转入，依照《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的规定，唐某属于退休转农的，有退休工资的人口，不应当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1、按照安置拆迁补偿办法，拆迁安置对象是登记在册的人口，根据一审的证据拆迁登记安置书是2002年，唐某落户到筹委会的时间是2004年。从唐某本人提交的派出所提交的常驻卡是2002年11月15日。唐某户口在火星路项目拆迁时，国土局发出通知之后，并不是当时在册的农业人口，不属于拆迁安置的对象。2、不管是什么原因，而分配给唐某的集体利益，筹委会有权取消和收回。3、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身份并不是已户口为依据，而是考虑到其他因素。集体组织生产、生活为基础。唐某是享受国家退休金的，不符合生产安置的要求。请求驳回一审判决，支持大塘社区筹委会的上诉请求。
唐某辩称：1、1993年唐某与村民唐许英再婚，由于是招郎上门，唐某一直和唐许英居住在。上诉状中称“唐某2004年才将户口迁入”。事实是，在拆迁前，唐某的户口就于2002年11月15日户口就已经迁入了，详见唐某户口本复印件（附件1）由于唐某完全符合《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办法》的规定，雨花区国土局将唐某纳入拆迁人口名单内，所以他与纯农户同样享有拆迁时的生活和生产安置：分配给唐某80平方米的生活房屋面积，详见吴国栋与拆迁安置房屋合同书复印件第二页第9条（附件2）也给唐某分配了20平方米的门面（门面归村委统一管理，村委每年向安置村民发放门面租金）一一详见唐某2004至2010年租金时的签字表复印件（附件3上诉状中称“雨花区国土局并未将唐某纳入被拆迁人口名单内，也未参与拆迁安置＂实属颠倒黑白。综合上述，唐某确实是集体经済组织成员中的一员。2016年改制，而在2011年未经任何评定公示公开及告知等程序即单方面取消唐某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并停止向唐某发放门面租金，此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59条，严重侵害了唐某的权益。
2、唐某原来户口地址是湖南永州黄田铺区（附件4），是纯户口。而现在唐某的户口登记卡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一栏，清晰记明唐某于2002年11月15日，从黄田铺迁来（附件1》上诉状中所称“被上诉人提交的户籍信息末显示唐某就业期间的户籍迁移记录，唐某是从城镇户籍转入”的说法完全是捏造事实。唐某户口性质在2012年转入前实为农户，其在2012年拆迁时尚未退休。由此可见唐某确是纯农人口，而不属于《拆迁安置补偿办法》（附件5）中的“退休转农的，有退休工资的人口＂。因此他应当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生产安置办法中第六章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唐某是在册的纯农人口，应该进行分配。拆迁通知书，筹委会一直没有提交，我们希望筹委会提交出来。综合上述，大塘社区筹委会所述与事实完全不符，请求查明事实，依法判决如所请！
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大塘社区筹委会补发2011年至2016年的门面费20160元给唐某；2．判决大塘社区筹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某原户口所在地为永州市黄田铺区，为农业户口，其于1995年3月25日与长沙市雨花区村民唐许英登记结婚，后于2002年11月15日将户口迁入。
长沙市雨花区拆迁于2002年进行，唐某被确认为拆迁安置对象，并于2004年分配了80平方米的安置房和20平方米的门面，安置房登记在唐某名下并由其占有使用，门面由统一管理出租。2004年至2010年，按每个月280元标准向唐某发放了上述门面租金（2016年组建长沙市大塘湾实业有限公司后实际由该公司发放），后未再向唐某发放。
双方因唐某是否享有门面租金即生产安置资格产生纠纷，唐某于2017年11月1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双方确认：唐某于2003年自长沙冶金机械厂退休，由社保发放退休工资。大塘社区筹委会庭审中陈述未再向唐某发放门面租金的原因系于2011年发现根据长沙市政府60号文件规定，唐某不属于拆迁人口，不是生产安置对象。另经一审法院释明，大塘社区筹委会未在指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拆迁安置办法、市政府103号令和雨政发（2008）54号文件。
另查明，唐某在诉讼中提交的《拆迁安置补偿办法》载明如下内容：1.村委会按市政府103号令和雨政发（2008）54号文件精神制定分房方案，并报请区政府核批同意进行生活、生产安置；2.生产安置由村委会采取发放土地安置补助费，以经营土地及固定资产净利润收入分配和商铺建筑面积20平方米/人的净利润分红等方式进行；3.两保资金购买后全村60号令与103号令的村民共同享受20平方米/人商铺门面分红；4.安置房的分配对象，以国土局对该户发出的拆迁腾地通知书，并登记了该户人口且向村委会支付了重建地建设费的在册纯农业人口为准；5.生产安置对象为本村在册的纯农业人口，即使根据生活安置方案参加了分房的非农户或退休转农的有退休工资的人口，但均不享受本村的生产安置；6.全村生产安置即将按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组成股份制有限公司，将20平方米/人的商铺指标面积及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量化，股份到人。大塘社区筹委会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唐某属于退休后在本村落户的、有退休工资的人口，不属于本村生产安置对象。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依法被征收所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及其他土地收益款，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所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通过民主议定的方式对土地补偿款及其他土地收益款的使用、分配作出决定，但不得损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利。在2002年拆迁时已经确认唐某为拆迁安置对象，并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办法》向唐某分配了80平方米的安置房和20平方米的门面，另于2004年至2010年向唐某发放了门面租金。大塘社区筹委会辩称其于2011年发现唐某不属于该村拆迁人口、不为生产安置对象，故未发放后续门面租金，对此，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大塘社区筹委会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其确认唐某不属拆迁人口的相关政策性文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辩称唐某不具备生产安置资格，没有相关法律或政策依据。2.生产安置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重大切身利益，大塘社区筹委会在认定及撤销过程中均应严谨、审慎处理。即使大塘社区筹委会于2011年发现对唐某的认定错误，亦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取消唐某的生产安置资格，而大塘社区筹委会未经任何评定、公示公开及告知等程序即径行停发唐某生产安置费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3.《拆迁安置补偿办法》仅规定参加了分房的非农户或退休转农的有退休工资的人口不享受本村的生产安置，而根据查明事实，唐某户口性质在2012年转入前即为农户，且其在2012年拆迁时尚未退休，故不属于上述“非农户或退休转农的有退休工资”人口，应享有生产安置资格。综上，大塘社区筹委会取消唐某生产安置资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唐某主张大塘社区筹委会向其补发2011年至2016年的门面租金20160元（280元/月×72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大塘社区筹建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唐某补发2011年至2016年门面租金2016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52元，由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大塘社区筹建委员会负担。
二审期间，大塘社区筹委会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证明一份、雨花区人民政府答复函，拟证明唐某从1982年至2013年在机械厂工作，2013年退休。唐某是在2004年才将户口迁入，按照60号令相关政策，唐某不再拆迁名单内，不属于拆迁人口，不享受拆迁待遇。唐某有正式单位，享受职工待遇，退休之后才将户口落在。证据二、拆迁腾地通知书及征地拆迁补偿汇总表等，拟证明腾地通知书是2002年10月16日，所有的补偿表都有唐某儿子吴国平的签名，国土局在火星路项目拆迁时发出腾地通知书，当时登记人口是在2012年10月份。证据三、拆迁安置办法（唐某一审已经提交），拟证明第六章第一条生产安置，安置的必须是当时登记在册的人员，第三条按照60号令哪些人可以享受，1、国土局向街道发放拆迁通知书、2、登记了该户人口，3、缴纳了承建地建设费。而唐某并不符合该三条。国土局并没有向唐某发出腾地通知书。唐某的户口是2004年迁入，而滕地通知书是在2002年发出，所以唐某不属于拆迁范围。唐某有退休工资，仅仅只有户口在筹委会。（常住人口登记卡进行说明：我们向市政府反映是在2004年，根据常驻登记卡反映的是2002年11月15日。）
唐某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见过。户口登记卡系伪造，我们有户口登记本，上面的时间是2002年10月15日。我们的入户时间是2002年10月15日，唐某的落户原因不能以自己的臆想为依据。唐某是符合安置办法第一条的要求。国土局发放腾地通知书是一个时间点，第四条中也明确写了在拆迁腾地通知书之后新增人口，唐某符合该规定，第四条就是第三条的补充。一审中筹委会是根据唐某是退休人员剥夺了唐某的门面，第二次开庭是以唐某不是村集体成员剥夺唐某的门面费用其依据混乱，其剥夺唐某权益的时间也是不对的，筹委会是单方面取消唐某的权益，侵害了唐某的个人权益。
二审期间，唐某提交证据如下：劳动合同书、关于招聘要求落实政策人员唐某来厂工作的报告，拟证明唐某是1989年才到机械厂工作，社保是自行购买，属于临时工，没有享受任何的分房及其他待遇。
大塘社区筹委会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明1989、1987年的事情，不能证明在退休之前的身份及相关情况。
本院认证认为：对大塘社区筹委会提交的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不予支持；对唐某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是否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判定。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唐某是否享有生产安置资格。
唐某通过与村民唐许英缔结婚姻关系，落户到。唐某是否有权享有生产安置资格，关键在于唐某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可以通过缔结婚姻关系的方式加入，唐某通过入赘女方以及农转农的方式加入到，并长期在生活，未在其他集体经济组织享受过征地补偿等成员权益，符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加入原则。其次，唐某虽从长沙冶金机械厂退休，从社保领取退休工资，但根据其与长沙冶金机械厂签订的《劳动合同》可以看出，唐某属于长沙冶金机械厂的计划外用工，并未作为全民所有企业的正式员工加入城镇户口，享受企业福利和城镇待遇。随着社会养老体系的规范普及，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均可自行购买社会保险，享受相关养老、医疗等待遇，不宜仅以此为由即否定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权益。再者，在2002年拆迁时即已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将唐某纳入拆迁安置对象，确认了唐某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并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办法》向唐某进行了生产安置。生产安置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重大切身利益，大塘社区筹委会在认定及撤销过程中均应严谨、审慎处理。大塘社区筹委会未经民主议定程序即径行停发唐某生产安置费用，缺乏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确定唐某享有生产安置资格，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大塘社区筹委会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304元，由上诉人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大塘社区筹建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玉霞
审判员 王晓虹
审判员 张文欢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文 慧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