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8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樑，男，汉族，1967年7月12日出生，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汤国坚，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刚，男，汉族，1969年11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蓬安县。
委托代理人：唐子杨，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家林，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春林，男，汉族，1955年5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蓬安县。
原审被告：王建杰，男，汉族，1972年1月30日出生，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汤国坚，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建樑因与被上诉人刘刚、何春林、原审被告王建杰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3）穗花法东民初字第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王建樑系王建杰的哥哥。王建樑自称是位于花都区花东镇九一村四队米坳32巷12号向后第三栋自建房（三层楼房）的业主和宅基地使用权人，但刘刚主张王建杰系该房业主和宅基地使用权人。
王建樑曾与何春林合作进行农村自建房建筑工程，2013年春节过后，何春林称应王建杰的要求返回花都承接了三栋农村自建楼房工程，其中因涉案的花都区花东镇九一村四队米坳32巷12号向后第三栋自建房建筑面积较小，何春林采取打时工的方式承包，即何春林只负责召集工人组织施工，未从其他工人身上赚取利润。
刘刚在何春林的召集下，参与了涉案自建房的建设，每天劳动报酬为250元。2013年3月17日工作第一天上午九时许，刘刚在施工中因所踩的木板断裂而从高处摔下受伤（未设置排栅、围蔽防护网），受伤后经何春林报告，王建樑开车将刘刚送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中心卫生院治疗，因伤情较重，又于当天转至解放军第四二一医院住院治疗至今仍未出院。经诊断，刘刚因摔伤造成其腰2椎体爆裂性骨折，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相应的椎旁、右侧腰大肌及腰背部软组织挫伤，胸12椎体及骶骨左侧翼骨挫伤。住院期间，王建樑已支付医疗费人民币25000元，除已支付的医疗费之外，在此期间又发生医疗费66639.84元（截止至2013年9月4日）。2013年9月18日，经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评残鉴定确认刘刚属九级伤残，并发生评残费860元。事故发生后，刘刚曾委托他人向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信访部门申请协调处理赔偿问题，经花东镇司法所调解未果，刘刚故诉至本院成讼。
另查明，刘刚与妻子殷银芳育有两子，大儿子殷明兵（1992年8月2日出生，已成年），小儿子刘聪（1999年11月4日出生，未成年）。殷银芳于2001年因病去逝。刘刚系上门女婿，其岳父殷大昌（1943年2月8日出生）、岳母沈素清（1947年4月10日出生）由刘刚赡养。刘刚及其家庭成员为农村户口，但刘刚自2010年以来长期在广州市花都区打工。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王建杰、王建樑、何春林是否应当对刘刚所受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何春林为完成其承接的建筑工程项目而组织包括刘刚在内的工人施工，双方虽无书面协议，但已形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何春林虽陈述其并未在涉案工程中赚取利润，但其做为施工行为的组织者，其承担的安全责任明显不同于其他参加施工工人，故何春林应当对刘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刘刚提交的《广州市建设工程平安卡》表明，刘刚本人具有一定的建筑行业从业经验，其对建筑施工安全知识应有了解，对在配套安全措施不足的情况下施工负责一定责任，故酌定刘刚自负10%的事故责任。其次，在涉案宅基地尚未确权登记的情况下，王建樑自认是涉案自建房的业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确认王建樑在本案中以自建房业主的身份承担相应责任。刘刚主张王建杰亦是业主，但刘刚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刘刚向王建杰所主张的各项请求不予支持。王建樑做为房主，将建房工程交由何春林施工，成立发包和承包的关系，刘刚因缺乏安全措施从高处摔下致伤，为安全生产事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何春林作为个人，不可能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对于农村建筑，即使不需要施工人具备相应资质，也应有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王建樑作为房主，应该对承包人的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予以审查。王建樑在明知何春林无相应资质、安全生产条件又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仍交由其承包，则应与何春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综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为减少当事人的讼累，酌情确定何春林与王建樑平均各分担45%的事故责任。
关于刘刚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是否依据充分的问题。1、对于刘刚所主张的医疗费66639.84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解放军第四二一医院于2013年9月4日出具的证明材料，截止该日期，刘刚在该医院发生的医疗费总计为91339.84元，扣除已垫付的医疗费，尚欠医院66639.84元。刘刚所主张的医疗费依据充分，予以支持。2、对于住院伙食补助费1105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刘刚自2013年3月17日住院，计算至定残日2013年9月18日，共计186天，按本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50元／天计算为9300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3、对于营养费300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考虑到刘刚所受伤害已达九级伤残，故予以支持。4、对于护理费11050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参照目前80元／天收费标准计算11050元，为138天，未超过定残日，予以支持。5、对于误工费14345.1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刘刚受伤害前在建筑行业工作，虽每日工资250元，但并不稳定，故参照广东省上一年度建筑行业职工年收入42410元确定其误工期间的月工资，误工时间计算至定残日止，刘刚所请求的误工费数额依据充分，予以支持。6、对于残疾赔偿金120906.84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残疾赔偿金计算为30226.71元／年×20年×20%＝120906.84元，刘刚请求的赔偿数额准确，予以支持。7、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107502.48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三位被扶养人均为农村户口，故应按2012年度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9795.60元计算，共计为54855.36元（殷大昌：9795.60元／年×10年×20％＝19591.2元；沈素清：9795.60元／年×14年×20％＝27427.68元；刘聪：9795.60元／年×4年×20％＝7836.48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8、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事故造成刘刚九级伤残的严重后果，故对刘刚请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予以支持。9、关于交通费1000元、伤残鉴定费86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结合刘刚处理事故的实际需要，酌情确定交通费支持500元，超过部分不予支持。伤残鉴定费860元为确定伤残等级所必须支出的费用，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本次事故应赔偿各项损失包括：刘刚医疗费已支付的25000元＋尚欠医院的66639.84元＝91639.8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300元，营养费3000元，护理费11050元，误工费14345.1元，残疾赔偿金120906.8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4855.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交通费500元，伤残鉴定费860元，共计326457.14元。其中刘刚自行承担32645.71元，何春林承担146905.71元，王建樑承担146905.71元。扣除已垫付的医疗费25000元，及刘刚自行承担的32645.71元，何春林与王建樑另须连带向刘刚赔偿268811.43元，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何春林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何春林、王建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刘刚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68811.43元。二、驳回刘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何春林、王建樑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85元，由刘刚负担1201元，由何春林负担2542元，由王建樑负担2542元。
判后，王建樑不服，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其无需承担全部责任，并由刘刚、何春林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上诉理由是：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何春林是以总包工的形式承包我方的建房工程，而非所谓打时工。二、事发时何春林打电话给我方是为自己的工人向我方求助，而非报告，我方也是出于人道主义以朋友身份前往接送刘刚到医院。三、事故发生后，何春林以为刘刚支付医疗费的理由，向我方借支了25000元，并以个人名义向刘刚支付，该款项并非我方支付。四、即使刘刚是上门女婿，但只是一种民间习俗，对其岳父、岳母并无赡养的法定义务，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刘刚长期在花都区居住和工作。五、刘刚与何春林均为专业人员，对事故的发生也有同等的过错，至少各应承担50%的责任。六、根据法律规定和现实生活经验，农村建房并不要求承包人具备相应资质，也无规定应符合怎样的安全生产条件，因此要求发包人对承包人的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的审查义务无法律依据和现实可行性。即使发包人应当审查上述问题，但这种审查只是一种注意义务，对工程本身、施工人员的影响和对事故是否发生的影响，和直接组织、实施施工的承包人相比毕竟是间接性的，因此发包人不具备与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基础。七、刘刚不符合城镇标准计算的条件，残疾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八、如上述第四点，刘刚的岳父和岳母不应将其纳入受抚养人范围。九、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考虑到刘刚的过错程度，应相应减低该赔偿金。
刘刚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王建樑的上诉请求。
何春林答辩称，我不同意原审判决，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
王建杰述称同意王建樑的上诉意见。
本院查明，一审时，刘刚提供户口簿、亲属关系证明、居住证、建设工程平安卡、银行卡信息、交易信息等以证明其的主张。其中，户口簿显示户主是殷大昌，刘刚与户主的关系是女婿；亲属关系证明由蓬安县金甲乡焰山村民委员会出具，称刘刚因婚姻关系在我村落户，大儿子殷明兵随母姓，小儿子刘聪随刘刚姓，岳父殷大昌、岳母沈素清均由刘刚赡养；居住证显示有效期限自2010年6月17日至2011年6月17日；建设工程平安卡显示由广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于2-12年5月3日发放。此外刘刚还称其妻子是独生女，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其一直赡养岳父、岳母。二审时刘刚称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由其兄弟赡养，其无需承担赡养义务。
二审时，何春林确认事发之后，王建樑垫支了15000元、王建杰垫支了10000元，其并未垫钱，对此刘刚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王建樑、何春林和刘刚三人的责任比例问题。根据《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承担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筑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等级证书或者资质审查证书，并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施工任务。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除承担房屋修缮外，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施工单位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动，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何春林、刘刚均不具有工程施工资质而违法施工，严重违反建筑市场的管理规定，应对其在施工过程中造成的损害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王建樑作为发生本次事故的工程定作人，其有义务审查承揽人即本案何春林、刘刚是否具备从事房屋建设的相应资质，但其没有尽到该义务。因此，就事故发生责任而言，刘刚没有谨慎注意，应承担损失的次要责任；何春林疏于管理，且未向刘刚提出适当的工作指示，应承担损失的主要责任；王建樑应当知道何春林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而仍将工程交由其承包，应与何春林承担连带责任。因此综合全案，原审法院对责任比例的确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问题。刘刚按照农村传统习俗入赘到女方家并成为女方家庭成员，2001年妻子病逝，其岳父母年迈均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客观上需要有人赡养。刘刚作为入赘女婿，无论从当地习俗还是从道德上讲，对其岳父母都有赡养义务﹤http：／／146.4.1.105／claw3／ApiSearch.dllShowRecordTextDb=fnl&Id;=18&Gid;=117528059&ShowLink;=false&PreSelectId;=288887952&Page;=0&PageSize;=20&orderby;=0&SubSelectID;=undefined﹥。事实上，刘刚多年来一直承担着赡养其岳父母的义务。这不但符合农村传统习俗，也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风尚，对其行为应当予以肯定。因此，从本案特殊情况出发，一审法院将其岳父、岳母作为被抚养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问题，刘刚并未就此上诉，王建樑、何春林等亦未就此提出异议，视为服判，因此本院亦予以维持。
关于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维持。本院审理期间，王建樑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王建樑的上述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32元，由上诉人王建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瑞晖
审 判 员 崔利平
代理审判员 印 强
二〇一四年××月××日
书 记 员 黄笑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