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15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应江。
委托代理人齐小静，上海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韵翔，上海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斌。
委托代理人王智，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亓玉晶，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浙江增益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斌。
委托代理人王智，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亓玉晶，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应江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4）青民四（民）初字第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徐应江系外省市来沪从业人员。浙江增益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增益公司）为徐应江补缴了自2013年9月起的社会保险费。徐应江工资由案外人宋鑫鑫发某。浙江增益公司于2014年1月6日发出解除与徐应江之间劳动关系的通知。2014年2月17日的仲裁庭审中，徐应江称自己的工作地点是在杭州萧山区。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1月8日，徐应江向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增联公司）支付：1、2013年7月5日至2014年1月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75，000元；2、2013年7月5日至2014年1月8日期间工资差额39，000元；3、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2，500元；4、2013年12月工资12，500元、2014年1月工资4，022.90元。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4月4日裁决上海增联公司向徐应江支付：1、2013年8月5日至12月2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4，816.50元；2、2013年7月5日至12月27日绩效工资21，506.90元；3、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6，869元；4、2013年12月工资7，954.50元、2014年1月1日法定节假日工资380.40元；5、对徐应江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徐应江、上海增联公司均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诸原审法院。徐应江要求上海增联公司支付：1、2013年7月5日至2014年1月8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5，000元；2、2013年7月5日至2014年1月8日期间工资差额39，000元；3、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500元；4、2013年12月工资12，500元、2014年1月工资4，022.90元。上海增联公司要求判令无需向徐应江支付：1、2013年8月5日至12月2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4，816.50元；2、2013年7月5日至12月27日绩效工资21，506.90元；3、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6，869元；4、2013年12月工资7，954.50元、2014年1月的法定节假日工资380.40元。
以上查明的事实，有徐应江、上海增联公司的陈述；青劳人仲（2014）办字第92号裁决书及仲裁庭审笔录；上海增联公司提供的关于社会保险缴纳基数声明复印件、缴费单位变更记录复印件、浙江增益公司养老失业应收明细复印件、住房公积金汇缴清册复印件、银行对账单复印件等证据予以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审理中，原审法院调取了仲裁中上海增联公司提供的上海增联公司盖章出具的人事任免通知复印件，徐应江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上海增联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称系上海增联公司作为浙江增益公司的关联企业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出具的这份通知。浙江增益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称系上海增联公司代浙江增益公司出具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但与徐应江存在劳动关系的的确是浙江增益公司。
原审审理中，上海增联公司提供了：（1）员工面试应聘登记表复印件，“应聘公司／部门”上写的是“浙江省”，徐应江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登记表上没有载明其他单位名字。（2）个人声明复印件、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件，证明上海增联公司成立日期是2013年6月27日，浙江增益公司是2013年9月26日成立的；浙江增益公司与上海增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个人声明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5日，是徐应江自己签署，个人声明中提到徐应江知晓公司处于筹建期，上海增联公司2013年6月27日即已工商注册成立，而浙江增益公司于2013年9月26日注册成立，显然个人声明中提到的处于筹建期的公司系浙江增益公司，上海增联公司不可能是徐应江要签订劳动合同的单位，故徐应江是与浙江增益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徐应江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个人声明是徐应江入职时签的声明；劳动合同资料签收单也是徐应江签收的；上海增联公司与浙江增益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二者是关联企业。（3）2013年7月至12月考勤统计表复印件，证明徐应江所供职的公司是浙江增益公司，由浙江增益公司对徐应江进行考勤。徐应江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系上海增联公司单方制作。浙江增益公司对上海增联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没有异议。
原审审理中，徐应江称其2013年7月5日与上海增联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社会保险是事后补缴的。工资是每月银行打卡发某。徐应江工作地点在浙江，具体地址是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顺坝村，徐应江以为这里是上海增联公司的浙江分部。徐应江是运营部经理，属于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进行考勤。
上海增联公司称2013年6月26日尚在筹备期的浙江增益公司招录了徐应江，2013年9月26日浙江增益公司注册成立之日即正式建立劳动关系。浙江增益公司成立之日即要求与徐应江签订劳动合同，是徐应江自己没有与浙江增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上海增联公司负责协调各个区域的管理。工资是每月银行打卡发某。徐应江工作地点在浙江，具体地址是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顺坝村，该地点为浙江增益公司的实际经营场所。浙江增益公司对徐应江进行手工考勤。同徐应江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单位并非上海增联公司，徐应江提出劳动仲裁的主体错误。
原审审理中，徐应江表示2013年7月5日员工面试应聘登记表上写了“浙江省”是因为徐应江被上海增联公司派去浙江工作，无法解释2013年7月5日个人声明中提到公司处于筹建期，无法解释社保由浙江增益公司补缴且工资由案外人发某。上海增联公司表示人事任免通知是由上海增联公司代替浙江增益公司出具的，上海增联公司与浙江增益公司是关联关系，由上海增联公司来负责协调区域管理，故上海增联公司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自己出面发了这些通知。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徐应江工作地点在浙江，浙江增益公司为徐应江补缴了自2013年9月起的社会保险费，徐应江工资由案外人宋鑫鑫而非上海增联公司发某。虽上海增联公司发出解除与徐应江之间劳动关系的通知，但上海增联公司所称基于与浙江增益公司间的关联企业关系，上海增联公司作为区域统一协调管理方才基于错误认识发布通知的说法具备一定可信度。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是由浙江增益公司出具并盖章的，由浙江增益公司对徐应江进行考勤管理，且浙江增益公司亦认可其与徐应江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徐应江未能提供充分依据证明其与上海增联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其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对上海增联公司要求不支付徐应江相关款项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予以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驳回徐应江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要求不支付徐应江2013年8月5日至12月2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4，816.5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三、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要求不支付徐应江2013年7月5日至12月27日绩效工资21，506.9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四、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要求不支付徐应江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6，869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五、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要求不支付徐应江2013年12月工资7，954.50元，2014年1月的法定节假日工资380.4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徐应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徐应江上诉称，仲裁委员会审理中，上海增联公司明确表示徐应江是其公司员工，有其发出的人事任免通知书予以佐证。2013年8月、9月徐应江的工资明细内有上海增联公司副总的签字。上海增联公司在原审审理期间提供的证据是事后补正的，且这些证据都是由案外人保某，并有单方制作的嫌疑，故徐应江与上海增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徐应江原审时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上海增联公司辩称，徐应江并非是本公司的员工，徐应江起诉的主体错误。根据上海增联公司在仲裁及原审审理期间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徐应江与浙江增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徐应江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浙江增益公司表示同意上海增联公司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4年1月8日，徐应江作为申请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上海增联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应诉。2014年1月28日的仲裁庭审笔录载明，“仲问申：进单位时间？岗位？合同？申：2013年7月5日，运营高级经理，未签，被申请人未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申请人要求单位签订，但被申请人一直未签。被：2013年7月5日，运营高级经理，单位2013年10月曾要求申请人签订合同，申请人没有理由，拒绝签订。”2014年2月17日的仲裁庭审笔录载明，“被：申请人的实际用人单位是浙江公司。仲：与答辩不一致的原因？被：回去核实后发现申请人系浙江公司的人员，而非被申请人的员工。提交浙江省参保名册及浙江公司关于申请人的考勤记录”。
本院审理期间，徐应江提供了案外人吴某某与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一案中的公证书，内容是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的内部电脑中的网页截屏。徐应江认为可以证明徐应江是上海增联公司的员工。上海增联公司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份证据与徐应江要证明的内容无关联性，仅凭该份材料无法证明徐应江是上海增联公司的员工。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徐应江认为其与上海增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上海增联公司应当支付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及绩效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工资等。因此，徐应江与上海增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徐应江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前提条件。对此，徐应江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浙江增益公司系依法成立的独立法人，徐应江的工作地点在浙江增益公司，由浙江增益公司进行管理，浙江增益公司亦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并通过案外人向其发某工资，浙江增益公司向徐应江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同时，根据上海增联公司、浙江增益公司的成立时间结合徐应江入职时的个人声明，徐应江对于其入职时系至筹建中的浙江增益公司工作应当是清楚的，徐应江与浙江增益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徐应江亦无证据证明其在浙江增益公司的工作内容是上海增联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本院审理期间，徐应江提供的另案公证书也无法确认徐应江与上海增联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徐应江在原审法院及本院审理期间均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与上海增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对徐应江以上海增联公司为用人单位主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徐应江上诉称，上海增联公司发出的人事任免通知书及其2013年8月、9月工资明细内有上海增联公司副总的签字可以确定徐应江系上海增联公司员工。对此，本院认为，上海增联公司与浙江增益公司均确认两公司系关联公司，现上海增联公司亦明确其系受托履行区域管理职能，故不能仅以此认定徐应江与上海增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此外，徐应江又称，仲裁审理期间，上海增联公司认可其与徐应江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本院认为，2014年2月17日的仲裁庭审笔录中，上海增联公司否认徐应江与其存在劳动关系，并为此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综上，本院认为，对于无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结合劳动权利义务履行的实际情况综合分析。根据原审法院及本院查明的事实，徐应江并无充足的证据证明其与上海增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且浙江增益公司亦认可徐应江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故徐应江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徐应江的相关主张可另行向劳动关系所在单位提出。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徐应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乔蓓华
代理审判员 杨 力
代理审判员 浦 琛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丁 玎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