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商终字第00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豪登家纺（南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振宇。
委托代理人赵志兵。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康。
委托代理人黄颖、杨雪娇。
原审被告南通市通州区天添纺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峰。
委托代理人于效飞。
原审被告夏伯能。
原审被告赵志兵。
上诉人豪登家纺（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原审被告南通市通州区天添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添公司）、夏伯能、赵志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3）通商初字第0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28日、2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豪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志兵，被上诉人农商行的委托代理人杨雪娇，原审被告天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效飞，原审被告赵志兵参加了全部庭审，被上诉人农商行的委托代理人黄颖参加了第二次庭审。原审被告夏伯能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农商行一审诉称：2009年2月28日，天添公司与农商行下属纱场支行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一份，借款金额150万元，约定循环借款额度的期限从2009年2月28日至2012年2月20日止。豪登公司、夏某能、赵某与农商行下属纱场支行签订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天添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同签订后，天添公司于2011年10月24日向农商行下属纱场支行出具借据一份，借款到期日为2012年5月20日，现该笔借款已逾期，天添公司未履行偿还义务。诉请法院判令：一、天添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175954.88元（利息计算至2013年5月14日），律师代理费26800元；二、豪登公司、夏某能、赵某承担连带责任；三、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天添公司、豪登公司、夏某能、赵某承担。
天添公司一审辩称，对农商行的诉请无异议。
豪登公司、夏某能、赵某一审辩称，签订保证合同时，合同内容为空白，为天添公司总共只担保50万元，现农商行起诉三笔共250万元无依据，要求驳回农商行对其的诉请。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09年2月28日，天添公司与农商行下属纱场支行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一份，借款额度150万元，循环借款额度的期限自2009年2月24日至2012年5月20日，每笔贷款的金额、期限、用途、还款方式以借款凭证为准，借款合同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同日，豪登公司、夏某能、赵某与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为天添公司在上述期限额度内的借款作连带责任担保，但借款合同载明的保证合同号与保证合同的编号不一致，保证合同载明的借款合同号与借款合同也不一致。2009年3月4日，天添公司向农商行出具了三份各50万元的借据。该合同项下的借款后周转多次。
（二）2010年4月21日，天添公司在之前150万元借款未还的情况下，与纱场支行又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一份，增加借款额度100万元，循环借款时间为2010年4月21日至2013年4月20日，豪登公司、夏某能、赵某与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为天添公司的上述期限额度内的借款作连带责任担保。2010年4月21日，天添公司向农商行出具了30万元的借据，4月26日，向农商行出具了40万、30万的两张借据。至此，上述两份最高额借款合同确定了天添公司在纱场支行的借款额度为250万元。
天添公司于2011年10月19日将之前的250万元借款本息还清，2011年10月24日，天添公司向农商行出具两份各100万元的借据，一份50万元的借据，两份100万元借款到期日均为2012年5月20日，年利率分别为11.15207%和10.49606%，但该两份借据上载明的借款合同号是虚拟的“SCSJK201110190120”，50万元借据约定的还款时间为2012年4月20日；
（三）2012年4月20日，天添公司偿还到期的借款本金50万元，2012年4月23日，偿还了该50万元的到期利息后，天添公司与纱场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一份，额度120万元，循环借款的时间自2012年4月23日至2014年4月23日止，夏某能、赵某与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为上述120万元的借款作连带责任担保。4月24日，天添公司向农商行出具50万元的借据，借据约定的利率为年息10.496%，到期日为2013年4月20日。
上述天添公司的2011年10月24日的两笔各100万元的借款期满后，天添公司未能偿还，2012年4月24日的50万元，天添公司期满后，也未能偿还。农商行分别向本院起诉。
另查明，天添公司在纱场支行的借款总额除起诉的三笔共250万元，无其他借款。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担保人签订的2009年、2010年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合同是否为空白？担保人对担保合同的性质、数额是否明知？2.2009年的最高额借款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号不一致如何认定？3.2011年10月24日两份各100万元借据所载的合同号是虚拟的，与农商行所诉的合同号不对应，能否认定该两笔借款就是合同项下的借款？4.2012年4月23日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成立？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各担保人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他人担保较大数额的借款，应经过慎重考虑，对担保的性质、法律后果应当明知的。农商行提交的2009年、2010年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各担保人对合同上的印章、签名均无异议，故担保人提出的签合同时合同是空白、对合同内容不明白的辩解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农商行与天添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的编号为“（纱场）农信高借字（2009）第0003号”该合同所载明的保证合同号为“纱场2009第0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农商行与担保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编号为“（纱场）农信高保字（2009）第0002号”。该保证合同上载明的主合同的编号为“纱场2009第0002号”，明显看出0001改为0002。但《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明确了保证人豪登公司、赵某、夏某能为债务人天添公司自2009年2月28日起至2012年2月20日止在债权人处办理的各类业务所实际形成的主债务余额不超过1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另查明，（纱场）农信高借字（2009）第001号，签订时间2009年1月16日，借款金额50万元，借款人为南通鑫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号为（2009）001号，保证人南通宏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纱场）农信高借字（2009）第002号最高额借款合同，借款人郭金飞，金额10万元，签订时间2009年2月13日，无最高额保证合同。所以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编号不一致，属农商行内部管理不规范所致。合同编号不是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只是便于管理的需要，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无关。因保证合同中保证对象、保证目的、保证金额、保证时间等具体明确，故应当认定2009年2月28日各担保人与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就是同日借款人天添公司与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的从合同。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2011年10月24日两份各100万元借据所载合同号与借款合同号不一致问题，2009年2月28日、2010年4月21日，天添公司与农商行签订的均是最高额借款合同，所谓最高额借款合同，指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需要、资信状况和担保情况等在一定期间内向借款人提供最高贷款余额不超过一定数额的贷款，每笔贷款的金额、期限、用途、还款方式以借款凭证为准，不再逐笔签订借款合同的一种合同。经查明，天添公司在纱场支行的借款同一时间段内，本金均未超过250万元的额度。2011年10月24日，纱场支行向天添公司共发放了250万元的借款，未超过两份最高额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额度，两份100万元借据所载明的合同号“SCSJK201110190120”经查，是虚拟的，天添公司与纱场支行不存在该两份借据所载明的借款合同，造成借据合同号与实际合同号不一致，亦是农商行工作人员工作不细致所导致。豪登公司等也未能举证证明天添公司在2011年10月24日在纱场支行有其他200万元的借款，故法院认定，2011年10月24日天添公司向纱场支行所借两笔各100万元的贷款系2009年2月28日和2010年4月21日两份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2012年4月20日，天添公司向农商行偿还了到期的借款本金50万元，2012年4月23日，偿还了该50万元的到期利息，天添公司与纱场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一份，额度120万元，循环借款的时间自2012年4月23日至2014年4月23日止。农商行庭审中陈述，签订该120万元的合同，是为了压缩2009年2月28日双方所签订的150万元的借款合同而产生的合同。担保人提出的因借款人天添公司未按时偿还原所借50万元的利息，纱场支行不应再出借给天添公司借款，从而该120万元借款合同与担保合同不成立的辩解，法院认为，作为担保人，其自身应对借款人的资信情状况有所了解，借款人天添公司在签订新的借款合同前已全部还清了所欠的利息，且迟延偿还利息也仅相隔了两个工休日，故担保人提出的2012年4月23日担保合同不成立的辩解于法无据。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就本案而言，农商行与天添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与豪登公司、夏某能、赵某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农商行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和额度内，循环借款给天添公司使用，担保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也未向农商行提出提前解除担保合同的要求；农商行内部管理上的混乱，以致合同的编号不规范、借据上的合同号与实际合同号不相符，不影响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能改变各担保人为借款人天添公司的借款进行担保的事实。各担保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担保合同时有审慎审查的义务，现因借款人还贷困难，而否认其为借款人借款担保的事实与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对保证人要求不承担案涉保证合同的保证责任，法院不予支持。天添公司应按约定偿还农商行所借之款的本金、利息、罚息及农商行实现债权的费用，豪登公司、夏某能、赵某对天添公司的还款应承担连带责任，因2011年10月24日，天添公司共借250万元，其中的150万元系本案所涉最高保证额150万项下的款项，该150万元中的50万元天添公司偿还后，转入2012年4月23日合同项下的借款，故担保人承担担保债务的责任应在100万元之内。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天添公司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偿还农商行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175954.88元（算至2013年5月14日），律师代理费26800元；二、豪登公司、夏某能、赵某对上述还款在1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9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3090元，由天添公司负担（农商行已垫付，待执行时由天添公司一并给付农商行）。
上诉人豪登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2009年2月28日天添公司与农商行下属纱场支行签订的（2009）第0003号借款合同系最高额借款合同，而非循环借款合同，天添公司在2009年3月4日出具了三份各50万元的借据，之后天添公司已还清该三笔借款，主合同履行完毕，担保人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故农商行主张的借款时间为2011年10月24日的100万元借款不在保证人担保范围内，与担保人无涉。2.担保人签订的是（2009）第000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系为（2009）第0002号最高额借款合同进行担保，但案涉（2009）第0003号借款合同中明确由豪登公司提供担保的保证合同编号为（2009）第0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显然主合同不存在，担保合同不成立。3.农商行提供的（2009）第001、002号借款合同及相对应的保证合同与案涉合同编号第0001、0002号是有区别的，故原审法院认定合同编号不一致系农商行内部管理不规范所致有误。4.借据号为400023264的借据中载明借据合同为SCSJK201110190120，而担保人从未对该合同项下的100万元提供担保，且（2010）第000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明显存在篡改之嫌，故原审法院判令担保人对该借据项下100万元承担保证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5.案涉三份担保合同担保人均是签订的空白合同，银行和主债务人向担保人明确担保数额为50万元，在依次还清前笔担保债务后再依次签订担保合同，不存在合计250万元的担保数额，故农商行存在欺诈，使担保人作出错误的担保承诺。（2012）第0423号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中都存在明显事后添加笔迹，结合天添公司及担保人的陈述，可证明签订的是空白合同。6.豪登公司提供担保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担保无效。7.担保合同系农商行提供的格式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涉及担保方义务、加重担保责任和排除担保方权利等方面应告知担保方注意并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而农商行却伙同主债务人采取欺骗、恶意串通的手段，损害担保方利益，根据法律规定该格式条款无效。8.原审法院保全担保人财产后，未通知担保人亦未送达相关民事裁定书，程序违法。9.农商行一审诉称要求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165604.5元，原审法院却判决利息为175954.88元，超出农商行诉请，判决错误。综上，合同编号不同，涉及的合同内容显然不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有误，请求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农商行要求豪登公司、夏某能、赵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农商行承担。
被上诉人农商行答辩称：1.豪登公司对于最高额借款合同的认识有偏差，所以才误以为合同项下首次借款清偿后，在约定的期限内再循环借款就不属于其担保范围。农商行由于其工作上的疏漏、借款手续管理等问题出现合同编号不一致、编号涂改、借据编号虚拟的情形，但合同订立及履行的事实存在，担保人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意思表示真实，编号问题不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同时担保人认为所签担保合同为空白，农商行存在欺诈行为，但缺乏事实依据，即便担保人是在空白合同上盖章依法也应承担民事责任。2.我国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公司提供担保应由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否则担保合同无效。且合同的格式条款均是行业普遍行为，法律也有相关规定，并不存在额外加重合同相对方义务的情形，依法不应当认定相关条款无效。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天添公司答辩称：该司借款是事实，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借据确实不一致，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原审被告赵某答辩称：同豪登公司意见。
原审被告夏某能未到庭应诉亦未答辩。
二审过程中，农商行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09年3月4日的三份借款借据，证明案涉借款合同（金额150万元）项下借款第一次是以三笔50万元借出；
2.2010年4月21日、4月26日、5月20日借款借据各一份，证明2010年4月21日天添公司签订第二份最高额借款合同（金额100万元）后，即从该合同项下分别借款30万元、40万元、30万元；
3.2012年4月24日借款借据一份，证明2012年4月23日天添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金额120万元）后，从该合同项下借款50万元；
4.2011年10月24日借款借据三份、2012年4月20日收贷收息凭证一份，证明天添公司在前两个合同项下借款金额合计250万元（两张100万元，一张50万元），虽然借据载明的合同号都为虚拟，但三份借据编号是连续的，之后天添公司仅归还其中一笔50万元；
5.借款人为上海同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及该合同项下的2011年10月28日的借款借据，该借据与本案纠纷中的借据是同一时期，正值农商行新系统设立期间，该借款借据合同号一栏也同样是虚拟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的合同号均不一致，虚拟编号编写没有规律和依据。
豪登公司、赵某质证认为：1.担保人与农商行签订的合同就是50万元，同一天贷150万元却分三笔贷出来，说明银行是在弄虚作假。担保人认为借款、还款都是50万元，故最终金额也就是50万元。2.借款借据与合同号不能对应，故不认可；3.关于借据的虚拟号问题，如果都是虚拟号，虚拟号应该一致，但农商行提供证据显示虚拟号不一致，说明编号是有依据的，并非随便编号。
本院认证认为：对农商行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借款借据、还款凭证可以证明天添公司的部分贷款、还款情况，上海同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合同及2011年10月28日借据可证明同期农商行对于借款借据的操作情况。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南通鑫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农商行纱场支行所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编号应为（纱场）农信高借字（2009）第0001号，相对应的由南通宏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应为（纱场）农信高保字（2009）第0001号；郭金飞与农商行纱场支行所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编号应为（纱场）农信高借字（2009）第0002号，无最高额保证合同。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09年2月28日的案涉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2.该保证合同与2009年2月28日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是否具有对应关系；3.2011年10月24日的借款是否发生在2009年2月28日的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
关于2009年2月28日的案涉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额保证是指保证人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在最高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规定“保证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保证的主债权的种类、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保证方式；（四）保证担保的范围；（五）保证的期间；（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保证合同不完全具备前款规定的内容的，可以补正”。据此，被担保的债务人名称、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应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必备条款。只要当事人对上述条款达成合意，担保合同即可成立。本案中，1.从最高额保证合同产生的背景看，豪登公司等担保人有自愿为天添公司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2.从现有证据分析，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虽然所涉的保证合同及主合同编号均有涂改痕迹，但主债务人的债权种类、数额、期限等必备条款均清楚明确。3.豪登公司提出其签订的系空白合同以及农商行与主债务人有串通欺骗的行为，但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退一步说，即便赵某等所签的是空白合同，赵某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备基本常识，即向他人出具空白的签字盖章合同将可能承担的后果，但各担保人仍然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显然是做好了承担相关法律后果的充分准备，各担保人亦应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4.豪登公司的企业类型为外国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谢冰一人，而保证合同中同时加盖有豪登公司印章及谢冰的私章，足以证实豪登公司同意担保。5.案涉保证合同第十二条以加粗加黑字体载明“特别声明，债权人已提请保证人注意对本合同各印就条款作全面、准确的理解，并应保证人的要求做了相应的条款说明。签约各方对本合同含义认识一致。”该条款以足以引起保证人注意的文字、字体作出提示，担保人签字即说明农商行已尽到提醒注意的义务。综上，豪登公司等担保人所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案涉保证合同与2009年2月28日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是否具有对应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天添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编号为（2009）第0003号，其第七条载明的保证合同编号为（2009）第0001号；豪登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编号为（2009）第0002号，其载明的主合同编号为（2009）第0002号，两份合同仅从编号上确实无法相互对应。对此，农商行的解释是签订案涉合同时，经办人自行编写了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编号，但审核时发现原编号已被使用，故分别将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编号涂改为0003号与0002号，但经办人忘记将借款合同主文第七条中所涉的担保合同编号及担保合同主文中所涉的主合同编号同时更改为相对应编号。经查，豪登公司明确其仅为天添公司提供担保，同期天添公司在农商行也仅有一份借款合同，两份合同均为2009年2月28日签订，时间上相互对应，且保证合同中的债务人、主债务履行期间及最高额与借款合同中的贷款期间及最高额相互对应。同期农商行与天添公司间亦仅有案涉借款合同在履行。一审中亦已查明，（2009）第0001号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2009）第0002号最高额借款合同所涉当事人与本案主债务人及担保人均无关。综上，农商行关于编号不一致的辩称符合逻辑，2009年2月28日签订的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最高额借款合同相互对应，豪登公司等担保人仅因合同编号混乱而否认借款及担保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2011年10月24日的借款是否发生在2009年2月28日的最高额合同借款项下的问题。本院认为：2011年10月24日，天添公司在农商行共发生三笔借款，金额分别为100万元、50万元、100万元，三份借据编号连贯，说明系同时形成。虽然三份借据中的合同号与借款合同编号并不对应，但农商行已陈述借据中的编号均为虚拟，且同期天添公司与农商行之间仅有两份最高额借款合同，额度分别为150万元、100万元，即说明天添公司2011年10月24日的250万元借款与两份借款合同相对应。同时借款金额未超过两份借款合同约定额度，借款时间也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故而农商行依约放款并无不当。现农商行自认案涉合同项下的150万元贷款已在2012年4月归还50万元，仅主张100万元及相应利息，实际减轻了担保人的责任。至于案涉借款合同中已明确约定“自2009年2月28日起至2012年2月20日止，由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需要……向借款人提供最高贷款余额不超过150万元的贷款……”，而豪登公司认为案涉最高额借款合同非循环借款合同，与合同约定不符，同时其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已对保证范围予以明确，系对主债务人一定期间一定金额内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故豪登公司对于2011年10月24日的100万元借款并非发生在案涉合同项下，其仅对案涉合同项下第一次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辩称，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至于2010年4月21天添公司与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2012年4月23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及两份合同相对应的保证合同，农商行已另案主张，本院对此不予理涉。豪登公司提及的未送达保全裁定书及告知保全情况的问题，原审法院保全程序与本案审理程序及实体处理无关，不影响本院的判决。对于原审判决书中农商行诉请部分的利息数额，原审法院已发出补正裁定予以纠正，原审判决并未超出农商行一审诉请。
综上，上诉人豪登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90元，由上诉人豪登家纺（南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琰
代理审判员 陈 卓
代理审判员 蒋ＸＸ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 皓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