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丽刑重字第4号
公诉机关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一×，中共党员。因涉嫌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及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于2014年5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东丽区看守所。
辩护人宋立明，天津朗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一×，中共党员。因涉嫌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及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于2014年5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天津市东丽区看守所。
辩护人赵明勋，天津渤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颖，天津日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以津丽检公诉刑诉（2015）26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一×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告人王一×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5年4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5年7月8日作出（2015）丽刑初字第33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王一×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2015）二中刑终字第376号刑事裁定，认为原审程序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李颖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一×及其辩护人宋立明，被告人王一×及其辩护人赵明勋、王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年至2014年，被告人刘一×担任天津大无缝铜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9年至2014年，被告人王一×担任该公司财务部部长兼副总会计师。2013年底至2014年年初，被告人刘一×在未召开铜材公司领导班子会议，未请示相关领导的情况下，接受开原鑫厚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厚公司）董事长史世春（另案处理）的请托，个人私自决定与鑫厚公司通过银行做“保兑仓”业务，签订5笔总计金额为75700万元的“保兑仓”协议。被告人刘一×伙同被告人王一×利用职务的便利，私自制作《退款申请表》，在没有发生真实业务的情况下，个人私自决定将银行支付给铜材公司的五张总计金额为757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期间分五次以背书的方式转至鑫厚公司，违规供鑫厚公司使用。其中14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铜材公司支付贴现款462万元，史世春将其中10623万元分多次转至户名为刘四×的农行卡中。2014年4月14日史世春携款潜逃。因铜材公司未按照银行的指令发货，而是将757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直接提供给鑫厚公司，至保兑仓协议到期时，鑫厚公司对敞口部分38491.65万元未能归还，铜材公司承担了敞口部分的退款责任。截至2014年7月21日，铜材公司分别向广××、吉林银行、兴业银行和光大银行共计退款38491.65万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针对以上事实，公诉机关出示和宣读了以下证据：
1、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天津市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主体资格证明、铜材公司《聘任书》、天津大无缝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大无缝投资党（2006）9号《关于职务任免的通知》、津钢管党组干字（2007）3号《关于刘一×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报》、津钢管党组干字（2007）5号《关于张文烽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报》、津钢管人（2014）65号《关于刘一×免职的通知》、铜材（2009）4号《关于王一×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铜材（2011）10号《关于王一×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铜材公司领导班子分工》，以证实被告人刘一×于2007年10月至2014年2月担任铜材公司董事长、经理，被告人王一×于2009年3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铜材公司计财部部长、副总会计师。
2、铜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天津钢管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章程、投资公司章程、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章程、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章程、集团公司章程、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章程、天津钢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章程、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章程、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章程、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章程，以证实铜材公司系国有公司。
3、证人王二×证言，其现任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2014年5月8日集团公司进行账目检查，其发现刘一×、王一×在与鑫厚公司的业务中，将鑫厚公司支付给铜材公司的1.4亿元银行承兑汇票，贴现462万元后直接给付鑫厚公司，导致铜材公司承担了462万元贴现利息，现鑫厚公司董事长史世春下落不明，该笔款项铜材公司可能无法追回，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很大。
证人刘二×证言，其自2010年起担任投资公司董事长，2014年2月开始又兼任铜材公司和铜业公司的董事长。2014年3月份，投资公司进行经营风险排查，发现铜材公司与鑫厚公司的保兑仓业务异常，存在极大的风险。上述业务均是刘一×主持，王一×具体操作的，二人未向其汇报，也无审批手续。按照保兑仓业务的规定，银行应该将承兑汇票支付给铜材公司，但铜材公司通过不符合公司财务规定的退款手续，将承兑汇票又退回了鑫厚公司。另外，鑫厚公司未提供足够的反担保。
证人陈一×的证言，其自2010年担任投资公司的总经理，2014年2月担任集团公司投资管理部党委书记。2014年3月，投资公司进行风险排查和领导离任审计，发现铜材公司做了多笔保兑仓业务，存在很大的经营风险。上述业务发生时铜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刘一×。
证人刘三×的证言，其自2004年开始担任铜材公司的副总经理，2012年2月开始负责生产、贸易等日常业务工作。自其负责贸易工作时，本公司与鑫厚公司就有来料加工和销售业务，但对两公司之间开展的保兑仓业务，是在公司开展审计时才得知，此前并不清楚。保兑仓业务的一般流程是买方公司向银行递交授信申请，卖方、买方和银行签订保兑仓协议，银行根据买卖双方之间的贸易合同给予买方一定的授信额度，买方公司向银行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银行开具以买方为出票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卖方，卖方根据银行的发货指令向买方发货，后再由买方向银行缴纳保证金，银行再向卖方发出发货指令，直至保证金的账户余额等于银行承兑汇票的金额。汇票到期，买方的保证金账户金额小于汇票金额时，由卖方补足差额。在保兑仓业务中卖方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相当于提前收到的货款，如果实际交易发生额不足，卖方到期应将差额退回给银行。
证人周一×的证言，其从2007年12月开始担任铜材公司党总支书记及副经理。当时的领导班子成员董事长兼总经理是刘一×，常务副经理是刘三×，副经理是许占群，副财会总监王一×。自己作为铜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不知道本公司与鑫厚公司之间的保兑仓业务。
证人桂××的证言，其自2010年起担任铜材公司的法律顾问，负责公司的风险防控、合同的审核、管理以及普法教育工作。2014年2月之前，刘一×是铜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铜材公司与鑫厚公司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建立了业务关系，鑫厚公司给铜材公司供应电解铜，铜材公司加工后将铜杆再卖给鑫厚公司。自2013年起，两公司开展周转铜业务，即由铜材公司向鑫厚公司提供铜杆，待鑫厚公司卖出后再付款。在班子会研究时，其提出为防范风险，应当由鑫厚公司提供相应的抵押担保。2013年4、5月份，其与王一×核实了鑫厚公司比较有价值的财产，总计价值人民币6000多万元。此后王一×提出用鑫厚公司的上述财产做光大银行保兑仓项下的担保，后来刘一×决定用其中的3000万元做了保兑仓的担保，3600万元做了刘一×担任督导组组长的河北大无缝铜业有限公司的抵押担保。其另证实本公司与鑫厚公司保兑仓业务未经班子会讨论研究，而按照集团公司的明确规定，保兑仓作为重大事项是必须上班子会研究决定的。
4、证人杨××的证言，该证人自2012年9月担任鑫厚公司的财务部部长，该公司董事长是史世春。本公司主要的结算银行账户有三个，均是以公司的名义开立的。除此之外，史世春分别要求本公司的财务部会计刘四×和贸易部部长常青以个人名义办理银行卡，交史世春个人使用，其所知道的是史世春用这两张卡进行个人的借贷，但具体情况不了解。2013年开始鑫厚公司与铜材公司进行了4笔保兑仓业务，一共涉及7亿多的银行承兑汇票，都是史世春联系的。这几笔保兑仓都没有发生实际业务，是史世春通过保兑仓的形式进行融资，供其个人使用。贴现后的钱用于归还借款，支付货款，史世春个人投资等方面，均是按史世春的指令支付的。
证人刘四×的证言，其自2009年担任鑫厚公司的出纳，公司董事长是史世春。其和常青以各自名义办理了一张卡，供史世春使用。但卡平日里由自己保管，史世春需要使用时通过杨××转达，自己负责具体操作。这两张卡和公司的账户有过往来，但与公司业务无关，都是按照史世春要求办理。其对本公司与铜材公司保兑仓业务不清楚，只知道两公司之间有资金往来。
5、证人刘五×的证言，其为史世春的司机。2014年4月14日上午9时许，他将史世春送到了瀚金佰洗浴中心，史将手机交给他，让他自行离开。后自己发现与史世春联系不上了。
证人程××证言，其与史世春系夫妻关系。史世春平时多在沈阳的鑫厚公司工作，从2014年4月15日开始，她给史世春打电话就无人接听，后得知手机在刘五×处保管。她让史××去找，也没找到。
证人史××证言，其系史世春之弟。2014年4月中旬其嫂子程××说无法联系到史世春，让其帮忙寻找。后从刘五×处得到，当月15日史世春回到天津后去了瀚金佰洗浴中心，让刘五×自己回静海，史世春的手机在刘五×的车上。之后又联系了史世春的多个朋友，均不知道史世春的下落。
6、广××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广××）、鑫厚公司、铜材公司签订的厂商银预付款融资三方合作协议（保兑仓协议）、买卖合同、金额为14000万元的承兑汇票的信息、退款申请、招商银行付款回单、中国银行客户贷记回单、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鑫厚公司付款凭证、中国银行客户贷记通知单，证实两公司与广××签订14000万的保兑仓协议，铜材公司将14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13538万元，全部转入鑫厚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鑫厚公司、铜材公司签订的保兑仓业务三方合作协议、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买卖合同、总计金额为20000万元的承兑汇票、退款申请、鑫厚公司记账凭证、中国银行汇兑来账凭证（回单），以证实两公司签订20000万元的保兑仓协议后，铜材公司将上述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全部转给鑫厚公司。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吉林银行）、鑫厚公司、铜材公司签订的保兑仓合作协议、银行承兑协议、买卖合同、总计金额为20000万元的承兑汇票、退款申请、鑫厚公司记账凭证、中国银行汇兑来账凭证（回单）、进账单、以证实两公司签订20000万元的保兑仓协议后，铜材公司将上述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全部转给鑫厚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鑫厚公司、铜材公司签订的保兑仓合作协议、金额为5700万元的承兑汇票、退款申请、鑫厚公司记账凭证、中国银行汇兑来账凭证（回单），以证实两公司签订5700万元的保兑仓协议后，铜材公司将上述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全部转给鑫厚公司。
广××与开原市鑫亿达金属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亿达公司）、铜材公司签订的厂商银预付款融资三方合作协议（保兑仓协议）、买卖合同、总计金额为16000万元的承兑汇票的信息、退款申请、委托付款通知函、鑫厚公司记账凭证、中国银行汇兑来账凭证（回单），以证实广××与鑫亿达公司、铜材公司签订保兑仓协议后，铜材公司将上述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全部转给鑫厚公司。
7、广××致铜材有限公司的函、退款通知书及回执、广××通知函、广××厂商银退款及后续业务合作说明、兴业银行退款通知书、兴业银行保兑仓退款及后续业务合作说明、吉林银行退款通知书、吉林银行保兑仓退款及后续业务合作说明、光大银行退款通知书、商通赢退款及后续业务合作说明、商通赢业务客户授信敞口还清告知书、光大银行借记通知、鑫厚公司确认函、光大银行电子回单等，证实铜材公司退还保兑仓协议的敞口部分，总计金额为38491.65万元。
另指控，2013年7月至年底，被告人王一×利用其负责铜材公司与鑫厚公司进行金融创新业务合作的职务之便，多次收受鑫厚公司给予的好处费共计60万余元。
针对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出示宣读了下列证据：
1、证人陈一×的证言，2013年7月份，史世春提出和铜材公司联合搞金融创新，实际就是倒腾银行承兑汇票，即低价收购，然后以相对较高的价格找银行贴现，再将贴现的金额按照收取的价格支付承兑汇票的企业，以赚取差价，利润由铜材公司和鑫厚公司共享。2013年7、8月间，其与史世春、刘一×、王一×还有河北铜业的周二×、王三×在静海一起谈的业务，当时自己提出了许多问题，史世春回答，王一×补充，刘一×和周二×只听了一会儿。当时自己表示同意，后来就是铜材公司的刘一×和王一×他们操作的，未再进行汇报。
证人王三×证实，自己是河北大无缝公司的副经理，对铜材公司的金融创新业务不清楚。但知道鑫厚公司的史世春，河北大无缝公司与鑫厚公司也有业务往来。
证人周二×证实，自己是河北大无缝铜业公司的总经理，鑫厚公司与本公司有业务往来。其听说过铜材公司与鑫厚公司的金融创新业务，但具体情况不了解。
2、证人杨××证言，2013年7月至2013年年底，鑫厚公司和铜材公司联合搞金融创新，就是倒腾银行承兑汇票，是本公司董事长史世春和铜材公司谈的。鑫厚公司倒腾汇票占用了铜材公司的大量资金，约定鑫厚公司每月支付给铜材公司一定的资金作为回报，双方合作时间是2013年7月份到年底左右的半年时间。鑫厚公司没有按照约定给付铜材公司回报，原因不清楚。
其同时证实，鑫厚公司向王一×提供的名为王四×的招商银行卡内支付过好处费。王四×是铜材公司的财务部工作人员。鑫厚公司给王一×好处费的原因在于王一×帮忙联系了很多承兑汇票并联系银行贴现，对鑫厚公司倒腾汇票起了很大作用。每次都是史世春告诉自己，自己再通知刘四×按史世春说的金额给王一×打过去。其中2013年8月8日打款200000元、10月23日打款60000元、10月24日打款8926元、10月25日打款38833.33元、11月5日打款11060元、11月8日打款12021.33元、11月25日打款26000元、12月9日打款82509.5元、12月10日打款200000元。
之所以有几笔有零头，是因为王一×曾打电话告诉他，在联系汇票票源和贴现银行的过程中，王一×要到处跑，产生了路费，需要鑫厚公司承担。他向史世春汇报后，史世春表示同意，让其按照王一×提供的金额打款。每次王一×会发给自己一个明细单，但是没给过单据。他按照单子上的数额让刘四×打款，上述有零头的六笔就是给王一×的路费。
3、证人刘四×证言，2013年下半年，其按照杨××的指示给开户名为王四×、卡号为62×××99的招商银行的银行卡中打款9笔，具体是2013年8月8日打款200000元、10月23日打款60000元、10月24日打款8926元、10月25日打款38833.33元、11月5日打款11060元、11月8日打款12021.33元、11月25日打款26000元、12月9日打款82509.5元、12月10日打款200000元。杨××没向其提到打款原因，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款项是否与王一×相关。
4、证人陈二×证实，其与王一×同在钢管公司工作，双方是朋友。2013年5、6月间，其为了买房曾向同事王强借款10万元。2014年1月中旬，王强由于看病急需用钱，让其还款。其就对王一×讲为了孩子上学准备买房，提出借款10万元。过了几天，王一×将钱打到了自己卡里。现该款未归还。
证人金××证实，其系招商银行天津滨海分行新港企业客户部总经理，在工作中与王一×结识，此后私人关系比较好。2013年11月23日，自己的妻子准备加盟冰激凌店需要资金，自己向王一×借款100000元，这笔借款是王一×通过王四×招商银行卡给自己的。不久自己的理财产品到期，就取出现金归还了王一×。其另证实，因铜材公司附近没有招商银行，在其去铜材公司的时候，王一×会给自己现金让帮助还款或自己先垫付还款，然后王一×再转给自己。2014年1月13日王四×招商卡的“还款金××3000元”就是自己替王一×还款后，王一×归还的。
5、证人王四×证言，其担任铜材公司会计时的直接领导是财务总监王一×。2008年王一×让自己开了一张招商银行的卡，不久清户，当时卡内无余额。2013年8月份，王一×让其到招商银行办张卡，办了之后交给了王一×，当时认为是铜材公司作为小金库使用。2014年3、4月份，王一×对其说卡里的钱是鑫厚公司给的机票预付款。在2013年8、9月份时，王一×曾说鑫厚公司的史世春和公司员工经常坐飞机出差，让自己帮忙找一个航空公司的代理。自己就将朋友天远航空公司的魏凤静介绍给王一×，此后大约半年时间王一×一直从魏凤静处订机票。
6、招商银行活期交易查询明细，以证实户名为王四×的招商银行卡的交易情况、金××向王一×借款10万元及还款情况。
侦查人员从被告人王一×电脑中提取的其购买机票的统计表，以证实被告人王一×为史世春等人购买机票情况。
7、被告人王一×在侦查阶段的供述，2013年7、8月份，史世春提出鑫厚公司和铜材公司合作金融创新的业务，即从企业中低价收购承兑汇票，再以相对高的价格找银行贴现，从中赚取差价，鑫厚公司占用铜材公司的资金开展业务，所以鑫厚公司每月给铜材公司130万元，铜材公司领导对此提议表示同意。铜材公司自己的承兑汇票在银行贴现时银行就将利息扣留，鑫厚公司贴现将钱打给铜材公司时，以130万元冲抵了银行的利息，也就是财务费用的方式体现。
在进行这个业务过程中，由于自己与很多企业的老板及银行的关系很熟，所以我们铜材公司也就帮助鑫厚公司收取汇票和贴现。在联系业务中需要招待费用，当时两公司口头约定费用由鑫厚公司承担。因此鑫厚公司就给其以王四×的名义办理并使用的银行卡中陆续打款6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费用用于业务招待，此外2014年借给朋友陈二×10万元、自己还款两次计6900元、自己交电话费两次计3000元、为自家车辆上保险支出7450元、代铜材公司的办公室人员王登霞刷卡还款两次计3500元。王登霞归还现金3500元，其日常花掉了。
公诉机关另出示了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以证实2014年4月中旬，鑫厚公司法定代表人史世春失联，可能给铜材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刘一×和王一×将此情况分别向投资公司和集团公司进行汇报。集团公司领导责成纪检部门介入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刘一×、王一×涉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犯罪，于是向天津市公安局钢管治安分局进行举报，2014年5月6日，集团公司纪委通知刘一×、王一×到集团协助调查，5月8日治安分局对此案立案侦查并于当日对刘一×、王一×予以刑事拘留。后案件移送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一×、王一×身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违反公司规定的权限，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二被告人之行为均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同时被告人王一×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60万余元，该行为构成受贿罪，被告人王一×一人犯有数罪，应实行数罪并罚，诉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刘一×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无异议，但认为做保兑仓业务已经请示了集团公司相关领导，且鑫厚公司提供了3000万元的抵押担保，本案中所使用的退款单是本公司一直沿用的，并非私自制作。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被告人刘一×认为证人桂××证言不真实，桂××六次为保兑仓业务到鑫厚公司办理抵押担保，每次均汇报鑫厚公司资产足够，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人刘一×之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一×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人刘一×在史世春失联后主动向公司领导汇报，并主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系自首，应从轻处罚。铜材公司在归还了保兑仓敞口费用后，鑫厚公司承诺债务，该部分不能计算为国有公司的损失，公诉机关指控本案造成国有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无法律依据。针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被告人刘一×之辩护人均无异议。
被告人王一×认为在保兑仓业务中自己是执行总经理即被告人刘一×的决定，在业务进行中自己做出了风险提示，并要求被告人刘一×上报集团公司。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受贿罪，被告人王一×认为，铜材公司与鑫厚公司的金融创新业务中，自己帮助鑫厚公司进行了一定的操作，与自己的职务无关，鑫厚公司所支付的钱款均为业务费，本应由鑫厚公司承担，虽其自行借贷给他人10万元，但其与鑫厚公司并未最后结算，无个人占有的故意，其余加油等个人支出，是其为鑫厚公司办理业务的支出，已与史世春达成协议。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被告人王一×认为证人杨××证实其收取的是鑫厚公司的好处费不真实，上述款项是业务费用，其亦给杨××发过电子邮件对账；认为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也一直在强调收鑫厚公司的款项是业务费而不是好处费。
被告人王一×之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一×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证据不足。一是铜材公司与鑫厚公司之间开展保兑仓业务是总经理即被告人刘一×决定的，被告人王一×在其职权范围内已经进行了风险提示，其办理相关手续不属于故意逾越职权。二是铜材公司归还银行的敞口部分属于垫付，鑫厚公司已经承诺承担，现对鑫厚公司未采取任何追偿措施情况下，不能以此认定为铜材公司的损失。三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本案立案时间为2014年5月8日，而铜材公司归还敞口的时间均在此后的6、7月间，因此本案立案时铜材公司无损失。四是即使被告人王一×构成此罪，其在案发前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并配合集团公司及公安机关调查，属于自首。被告人王一×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一×犯受贿罪证据不足。一是在鑫厚公司与铜材公司的金融创新业务中，被告人王一×无任何决策权，而联系票源和帮助鑫厚公司贴现，也非被告人王一×作为铜材公司财务总监的职责要求，上述款项的给付在有证据证明多为业务支出的情况下，不能确认与被告人王一×的职务便利相关。二是被告人王一×虽将部分款项自行借给他人使用，但亦不能据此认定该款项甚至全部款项为收受贿赂。三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一×受贿的证据只有证人杨××证言，而该证言前后矛盾，其证言证实被告人王一×受贿只是个人主观臆断，现经申请法庭联系，证人杨××所留通信地址无法送达，其所留电话为空号，不能到庭作证，该证言应予排除。
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被告人王一×的辩护人认为证人杨××关于鑫厚公司给付被告人王一×的款项性质前后不一，且其证实鑫厚公司未给铜材公司利润不真实；证人王三×、周二×证言无实质意义；款项往来等记录证据只能证实钱款往来痕迹，不能证实被告人王一×受贿。
被告人王一×的辩护人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5）津静海证经字第195号公证书，以证实2013年12月6日被告人王一×向鑫厚公司杨××发送电子邮件，说明鑫厚公司用负担铜材公司贴现利息的方式履行了给付利润的义务。
2、署名史世春收条一份，以证实被告人王一×交史世春票据36张，总计金额183640元，抵销鑫厚公司汇入王四×卡内的等额现金。
署名郭爱的收条一份，以证实被告人王一×交票据47张，合计168036.70元，抵扣鑫厚公司汇入王四×卡内的等额现金。
经审理查明，2007年至2014年初，被告人刘一×担任铜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该公司的全面工作；被告人王一×担任该公司的财务部部长兼副总会计师，负责财务部的全面工作。
2013年6月间，鑫厚公司董事长史世春提出希望铜材公司与鑫厚公司签订“保兑仓”业务协议。被告人刘一×、王一×明知史世春的目的不在于正常经营买卖，而是以保兑仓协议之名套取资金供鑫厚公司使用，而若铜材公司以保兑仓协议之名帮助鑫厚公司套取资金，必定会违背保兑仓协议，致使铜材公司面临承担归还保兑仓敞口部分的风险。
被告人刘一×在未召开铜材公司领导班子会议的情况下，仅向上级领导汇报开展保兑仓业务，而未汇报是以保兑仓业务之名，行帮助鑫厚公司套取资金之实的情况下，于2013年6月23日以铜材公司为卖方，鑫厚公司为买方，吉林银行沈阳分行为承兑银行签订了保兑仓合作协议，金额为20000万元。在合同签订后，被告人刘一×未按正常保兑仓业务的卖方义务在鑫厚公司提交银行保证金范围内组织生产发货，而是要求被告人王一×将银行发出的以鑫厚公司为出票人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鑫厚公司，供鑫厚公司使用。被告人王一×明知此行为违背了保兑仓协议，铜材公司在鑫厚公司不能按期向银行交纳保证金的情况下会承担敞口部分的归还责任，仍指示财务人员制作退款申请，并签字退款。期间被告人王一×提示被告人刘一×，为避免铜材公司归还敞口部分的风险，应由鑫厚公司对该部分提供担保。后经铜材公司相关人员办理，鑫厚公司提供了3000万元的抵押担保。
此后，至2014年初，铜材公司与鑫厚公司又签订了三笔保兑仓协议，金额分别为14000万、20000万、5700万元，与史世春实际控制的鑫亿达公司签订保兑仓协议一笔，金额为16000万元。其中，铜材公司在取得上述出票人为鑫厚公司的14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后，被告人刘一×、王一×决定铜材公司承担贴现利息462万元，将贴现后的款项均交鑫厚公司使用。其余三笔保兑仓业务，铜材公司在收到鑫厚公司和鑫亿达公司为出票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后，被告人刘一×、王一×均将上述承兑汇票背书给鑫厚公司使用。
以上五笔保兑仓业务总计金额为75700万元，2014年4月14日鑫厚公司董事长史世春失联，二被告人意识到铜材公司将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便向相关领导进行汇报并配合公司及司法机关调查，于2014年5月8日被传唤到案。
截至2014年7月21日，五笔保兑仓业务先后到期，因史世春失联，鑫厚公司未能归还保兑仓敞口部分，按照协议，铜材公司累计向广××、吉林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履行还款责任，退款38491.65万元。此后鑫厚公司均向铜材公司发出确认函，确认债务。
以上事实的证据有经当庭举证质证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天津市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资格证明、铜材公司《聘任书》、天津大无缝投资公司大无缝投资党（2006）9号《关于职务任免的通知》、津钢管党组干字（2007）3号《关于刘一×等通知任免职务的通报》、津钢管党组干字（2007）5号《关于张文烽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报》、津钢管人（2014）65号《关于刘一×免职的通知》、铜材（2009）4号《关于王一×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铜材（2011）10号《关于王一×同志聘任职务的通知》、《铜材公司领导班子分工》、铜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天津钢管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章程、投资公司章程、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公司章程、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章程、集团公司章程、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章程、天津钢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章程、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章程、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章程、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章程、证人王二×、刘二×、陈一×、刘三×、周一×、桂××、杨××、刘四×、刘五×、程××、史××证言、广××与鑫厚公司、铜材公司签订的厂商银预付款融资三方合作协议、兴业银行与鑫厚公司、铜材公司签订的保兑仓业务三方合作协议、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吉林银行与鑫厚公司、铜材公司签订的保兑仓合作协议、银行承兑协议、买卖合同；光大银行与鑫厚公司、铜材公司签订的保兑仓合作协议；广××与鑫亿达公司、铜材公司签订的厂商银预付款融资三方合作协议、承兑汇票的信息、退款申请、招商银行付款回单、中国银行客户贷记回单、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鑫厚公司付款凭证、中国银行客户贷记通知单等、广××致铜材公司的函、退款通知书及回执、广××通知函、广××厂商银退款及后续业务合作说明、兴业银行退款通知书、兴业银行保兑仓退款及后续业务合作说明、吉林银行退款通知书、吉林银行保兑仓退款及后续业务合作说明、光大银行退款通知书、商通赢退款及后续业务合作说明、商通赢业务客户授信敞口还清告知书、光大银行借记通知、鑫厚公司确认函、光大银行电子回单、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等，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互相印证，证实本案的事实，予以采纳。被告人刘一×认为证人桂××证言不真实的意见，因其主要异议在于桂××证实鑫厚公司提供担保能力问题，就此被告人刘一×当庭亦供认办理了担保手续的只有3000万元，其余均未办理手续，因此对证人桂××证实仅办理了保兑仓项下3000万元担保的证言予以采纳。
另查明，2013年7月间至当年底，铜材公司与鑫厚公司合作进行金融创新业务，即由铜材公司提供费用，鑫厚公司低价收取汇票后高价贴现以赚取差价。在此期间，鑫厚公司董事长史世春指示本公司财务人员，向被告人王一×提供的户主为王四×的银行卡内陆续打款639350.16元。被告人王一×将其中10万元借给他人使用，至案发未归还。另有20850元用于个人汽车保险及电话费等支出。
以上事实的证据有经当庭举证质证的证人陈一×、王三×、周二×、刘四×、陈二×、金××、王四×的证言、招商银行活期交易查询明细、购买机票的统计表等，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互相印证，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予以采纳。至于证人杨××的证言，其在证言中认可系接受史世春的指令，通知刘四×为被告人王一×汇款，因此该证人对汇款原因及性质并不明了，因而该证人对于款项性质的证实仅为其个人推测，而且其在同一份证言中又证实为支付业务费用，在公诉机关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对款项的性质部分的证实不予采纳，但其证实汇款数额及时间部分，能够与其他证据互相佐证，对该部分予以采信。被告人王一×认为证人杨××证实收取的为好处费及其辩护人认为证人杨××证言本身存在矛盾的意见，予以采纳。但被告人王一×之辩护人认为证人杨××未能到庭作证，其证言应予排除的意见，因证人杨××证言系侦查机关合法取得，其证言关于支付被告人王一×钱款数额及时间与其他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因而全面排除该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该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王一×的辩护人提供的公证书，来源合法，取证过程客观真实，但该证据材料的内容与公诉机关指控不具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其提供的署名史世春、郭爱的收条，虽收条本身为原件，但现无其他证据佐证确系二人书写或签署，而郭爱与鑫厚公司之间是何种关系亦无证据证实，因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客观性难以确认，上述证据材料均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一×作为国有公司的总经理，被告人王一×作为国有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在工作中违反公司规定，滥用职权，为给鑫厚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而与鑫厚公司在签订虚假的保兑仓协议后，将鑫厚公司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擅自决定贴现或直接归鑫厚公司使用，从而使铜材公司面临保兑仓总数额一半的敞口部分的退款风险，且违规贴现供鑫厚公司使用，致使铜材公司承担贴现利息462万元，而后由于鑫厚公司史世春的出逃，导致保兑仓协议到期时鑫厚公司无法归还敞口部分，铜材公司退还银行敞口部分38491.65万元，上述款项至今未能追回，二被告人的行为致使国有公司遭受重大损失，二被告人之行为均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且系共同犯罪。鉴于被告人刘一×系总经理，被告人王一×系财务负责人，二人在国有企业中的职责范围不同，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一×的作用较小。二被告人在发现史世春失联后，意识到其滥用职权行为可能给铜材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能够如实及时向上级汇报并配合公司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在公安机关介入后能够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二被告人之行为符合自首的法律要件，均可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一×的辩护人及被告人王一×的辩护人认为二被告人构成自首的意见正确，予以采纳；认为铜材公司在归还了保兑仓敞口费用后，鑫厚公司承诺债务，该部分不能计算为国有公司的损失的意见，因鑫厚公司董事长史世春在此前已经失联，去向不明，鑫厚公司虽书面承诺承担，但实质上债权不能实现，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另需指出的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证人桂××的证言及被告人刘一×供述均证实，鑫厚公司为两公司的保兑仓业务提供了3000万元的抵押担保已经办理手续，现该3000万经济损失尚未实际挽回，但在法律上存在减少经济损失的可能，因此虽不能在损失范围内予以扣减，但对该部分可作为酌定情节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一×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一×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无法律依据的意见，因刑法对该犯罪何为“重大损失”无具体数额规定，该数额由各地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等综合考虑确定，而本案数额涉及38000余万元，符合本市关于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范畴，辩护人该辩解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被告人王一×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一×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证据不足的意见，因被告人王一×作为国有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其对铜材公司的财务制度是明确知晓的，对铜材的财务安全是负有责任的。被告人王一×明知与鑫厚公司并非开展正常的保兑仓业务出卖产品，而是以保兑仓为名给鑫厚公司提供套取资金的便利，从而使铜材公司面临了归还数亿元的敞口部分的风险，故被告人王一×提示被告人刘一×要鑫厚公司提供担保正是其认识到了风险所在，在此情况下，其对被告人刘一×决定将银行承兑汇票退还鑫厚公司使用的决定，盲目服从并积极操办，正是其不负责任甚至是滥用职权的体现，该辩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其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本案立案时间为2014年5月8日，而铜材公司归还敞口的时间均在此后的6、7月间，因此本案立案时铜材公司无损失的意见，一是该司法解释适用范围是刑法分则第九章的渎职犯罪，而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是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中的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本罪并不在该司法解释的调整范围。二是即使本案除主体不同外与渎职罪有类似之处，对于经济损失问题，司法解释虽规定“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经济损失”确立了认定经济损失的时间节点，但同时亦规定对于立案时尚未显示或处于持续扩大状态的经济损失，规定了“立案后至提起公诉前持续发生的经济损失，应一并计入渎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本案在立案时，是因为鑫厚公司董事长史世春失联，造成铜材公司归还敞口部分的风险加大，但此时尚不足以认定造成了经济损失，正是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保兑仓到期，铜材公司承担了敞口部分的归还责任，而对鑫厚公司追偿不能，该部分公诉机关计算为经济损失指控犯罪，并无不当。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一×构成受贿罪问题。本案中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王一×系国有公司人员，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被告人王一×收取了鑫厚公司给予的钱款，并将其中部分自行借给他人使用及个人使用了总计12万余元，具有了收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但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一×构成受贿罪，应当提供证据证实款项为给予被告人王一×个人，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王一×收受上述款项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
现公诉机关指控鑫厚公司给予被告人王一×的款项为好处费证据不足。公诉机关指控上述款项为好处费，仅有证人杨××的证言。由于证人杨××并非给付该款项的决定者，其听命于史世春，因此对于款项为好处费的性质为其个人认识判断。同时证人杨××在同一份证言中对钱款的性质又有不同证实，即证实史世春说是给被告人王一×负担鑫厚公司应该负担的路费等等。鉴于现直接决定人员鑫厚公司董事长史世春失联未在案，而证人杨××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判定是其个人推断，而且在同一证言中又作出不同证实，在被告人王一×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其指控意见。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证据不足。受贿罪上的职务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并不拘泥于具体性的权力，包括利用本人直接主管、经办、管理和参与某种具体公共事务的职权，利用本人的一般职务权限，利用滥用职权所产生的便利条件，利用自己分管、主管的下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利用居于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权、监督权和制约权，利用自己居于上级机关的地位而形成的对下级部门的制约力，利用自己居于监管地位所形成的对被监管对象（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力等。虽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可以理解为与职务有关的全部行为，但该便利与履行职务的关系是不能分割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一×利用了负责铜材公司与鑫厚公司金融创新业务的合作的职务之便，但证人陈一×证言能够证实该业务系两公司决定合作，被告人刘一×作为铜材公司当时的董事长亦当庭证实在合作中铜材公司仅负责提供资金，具体操作为鑫厚公司。现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王一×系该业务中铜材公司的负责人，未能证实被告人王一×在此项业务中负有何种责任，鑫厚公司给予的款项与被告人王一×职务之间有何联系。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仅表述为指控被告人王一×收受了鑫厚公司的好处费，并未指控被告人王一×为鑫厚公司谋取利益。而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素，虽现行通说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行了一定的扩张解释，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本案中公诉机关提供的全部证据均未涉及被告人王一×为鑫厚公司谋取利益部分。
综上，在实际决策给于被告人王一×款项的鑫厚公司董事长史世春未在案的情况下，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一×收受贿赂的直接指向性证据仅有证人杨××的证言，而如前所述该证言对于款项性质部分是其个人认识，在被告人王一×辩解收取的款项是其个人帮助鑫厚公司联系业务过程中应由鑫厚公司承担的费用的情况下，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被告人王一×的辩解，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从而认定被告人王一×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王一×构成受贿罪的指控证据不足，不予采纳。被告人王一×及其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该罪证据不足的意见成立。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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