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826刑初74号
公诉机关绛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雷振东，男，1945年8月13日，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山西省绛县，农民，群众，住绛县。2017年3月15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绛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2日经绛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绛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绛县看守所。
辩护人郭俊秀，山西万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绛县人民检察院以绛检公诉刑诉（2017）5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雷振东犯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于2017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绛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郝卫忠、辛莉莉、武永爱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雷振东及其辩护人郭俊秀，证人毕某某、曹某某、雷某1、雷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绛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雷振东因不满绛县公安局对支月忠殴打其一案（该案发生于1999年）的处理结果，先后到绛县公安局、运城市公安局、山西省公安厅等地多次上访。2006年9月10日，雷振东上访事项经山西省公安厅复核决定予以终结。被告人雷振东因对终结意见不满，自2008年以来，多次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公安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地进行上访。在2011年12月15日山西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对运城市雷振东信访事项予以终结的决定》后，被告人雷振东仍多次在全国“两会”、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进京上访，并以此要挟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先后从郝庄乡政府、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处索要现金共计29530元。2012年至2016年，负责稳控被告人雷振东的五名工作人员先后因雷振东进京上访被绛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予不同纪律处分。2016年2月18日被告人雷振东向负责稳控的工作人员及相关领导提出，一次性赔偿被告人70万元的要求，否则就一直进京上访。
同时查明，2017年3月8日，被告人雷振东携带自制纸板，上写“冤”字等字样，头戴纸高帽，从县宾馆门口游行至电影院广场、县人大、县政协、县政府门口等地，引起沿路群众驻足围观，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山西省公安厅关于雷振东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山西省公安厅关于对运城市雷振东信访事项予以终结的决定等书证，证人曹小俊、王某、张金山等人的证言，被害人张某3、马某1等人的陈述，被告人雷振东的供述与辩解，检查笔录，录音资料、视频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雷振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进京上访相要挟，多次向负责稳控的工作人员及相关单位索要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雷振东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雷振东辩称，我没有敲诈勒索，我的行为也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辩护人郭俊秀提出的辩护意见，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首先，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乡政府、派出所不能成为本案受害人主体。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还危及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所谓威胁或要挟方法，是指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管理者给予精神上的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敲诈勒索罪的受害人一般都是具体的自然人，因为任何组织或机构都不会有人身权利，也不会在精神上被强制从而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综上，被告人因为支小忠的违法事项没有及时得到追究走上了上访之路，有损失是必然的，否则不会出现派出所补偿3000元的决定。再者，公安机关己经立案，维稳上访人员己经不是考察地方政府政绩的压力，乡政府，村委还在一次次和被告人谈补偿，是否定公安机关的能力还是“钓鱼执法”，辩护人不认为被告人雷振东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二，辩护人也不认为被告人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人指控被告人“引起沿路群众驻足围观，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才构成寻衅滋事罪，但据当时被告人维稳负责人马某1的证词：“在县政府门口喊了有半小时，那个时间段正好是下班时间，政府门口也没有什么人，除了几个放学的学生以外，也没有什么人理他，他后来才上我们的车，我们把他送回村里”，被告人是在两名乡政府的干部陪同之下，挂牌戴帽也只是哗众取宠，实际情况是没人理他，对于正常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带来恶果，并没有引起群众惊慌，逃离等严重混乱局面。况且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寻衅滋事也有相应的处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虽行为不妥，但尚不足以构上刑罚处罚。请法庭釆纳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刑罚处罚的辩护意见，尽快改变解除被告人的强制措施，并判决被告人无罪。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雷振东因不满绛县公安局对支月忠殴打其一案（该案发生于1999年）的处理结果，先后到绛县公安局、运城市公安局、山西省公安厅等地多次上访。2006年9月10日，雷振东上访事项经山西省公安厅复核决定予以终结。被告人雷振东因对终结意见不满，自2008年以来，多次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公安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地进行上访。在2011年12月15日山西省公安厅信访事项终结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对运城市雷振东信访事项予以终结的决定》后，被告人雷振东仍多次在全国“两会”、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进京上访，并以此要挟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先后从郝庄乡政府、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处索要现金共计29530元。2012年至2016年，负责稳控被告人雷振东的五名工作人员先后因雷振东进京上访被绛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予不同纪律处分。具体事实如下：
（一）、被告人雷振东多次上访事实
2008年6月17日，雷振东趁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到公安部进行上访，被接访人员接回；2008年7月9日，雷振东再次到公安部进行上访，被接访人员接回；2008年7月21日，雷振东再次到公安部进行上访，被接访人员接回绛县后，绛县公安局于7月23日对雷振东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2008年9月21日，雷振东再次到公安部进行上访，被接访人员接回绛县后，绛县公安局9月26日对雷振东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2012年8月28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进行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下达了训诫书并送至马家楼分流救济中心，后被维稳人员接回绛县；2013年5月30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进行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下达了训诫书，后被维稳人员接回绛县；2013年6月13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进行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下达了训诫书，后被维稳人员接回绛县；2013年6月20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进行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下达了训诫书，后被维稳人员接回绛县；2013年7月5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地区进行非访；2014年4月30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进行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下达了训诫书，被维稳人员接回绛县;2014年5月9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进行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下达了训诫书，被维稳人员接回绛县;2014年6月11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地区进行非访；2014年6月30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地区进行非访；2016年7月17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上访，并在北京市西城区中共中央宣传部前抛洒上访材料，造成不良影响，当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不执行)，后雷振东被接访人员马某1、荆雷雷接回绛县；2016年8月11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上访，并在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南口抛洒上访材料，造成不良影响，当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不执行），后雷振东被接访人员马某1接回绛县；2017年3月14日，雷振东再次去北京上访，被接访人员接回绛县；
（二）被告人雷振东多次在全国“两会”、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进京上访，并以此要挟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先后从郝庄乡政府、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处索要现金共计29530元
2013年1月29日至2014年2月28日，绛县公安局郝庄派出所在对雷振东进行稳控期间期间，为完成稳控任务，针对雷振东提出索要费用的要求，郝庄派出所所长张红税分三次支付给雷振东5300元。其中，2013年1月29日支付1300元，2014年1月17日支付1000元，2014年2月28日支付3000元。
2014年7月1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地区进行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下达了训诫书并被遣送到马家楼接济分流中心，运城市信访局驻京接返工作组科员刘某等人去马家楼接返雷振东时，雷振东趁机提出索要1500元钱，否则就不配合工作，并且还要到中南海上访。刘某为完成接返雷振东任务，不得已给了雷振东1500元钱（已返还刘某）。雷振东被维稳人员接回绛县后，被绛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2014年8月25日左右，郝庄乡政府安排郝庄林业站站长马某1对雷振东进行稳控，雷振东说如果给他两万元，他就保证哪也不去，马某1向陈某某汇报后，经与雷振东协商并在乡党委会议上研究决定，于2014年9月4日由郝庄乡政府会计张金山给雷振东的农村信用社账户转账11000元，雷振东出具了保证书，保证在2014年8月26日至10月26日期间不上访；
2015年2月9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下达了训诫书并送到马家楼分流救济中心。2月10日，马某1按照陈某某的安排，去北京马家楼接赴京上访的雷振东，到北京市马家楼见到雷振东后，雷振东提出要1000元。为顺利将雷振东带回绛县，马某1向陈某某汇报后给了雷振东600元，办了相关手续后将雷振东从马家楼领出来，回到绛县。2月11日绛县公安局对雷振东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2月14日因雷振东在拘留所绝食，马某1与郝庄乡人大主席谢强、南永青村会计孔某某驾驶孔某某的长安牌小轿车（车牌号晋MFD2**)将其从拘留所接出并送回雷振东家门口，雷振东提出要2000元钱看病，否则拒绝下车。南永青村书记曹某某垫付2000元给雷振东，雷振东才下车回家。
2015年7月1日，马某1按照陈某某的安排，去北京马家楼接赴京上访的雷振东，到了北京市马家楼见到雷振东，雷振东提出要1000元，不给就不出马家楼，并对马某1进行谩骂、吐口水等行为。为顺利将雷振东带回绛县，马某1向陈某某汇报后给了雷振东1000元，办了相关手续之后将雷振东从马家楼领出来，第二天二人坐火车回到绛县。
2015年8月18日，马某1在运城学习期间接到陈某某通知，让马某1去北京接上访的雷振东，马某1便从运城赶到北京，但暂未找到雷振东。8月20日，北京市山西驻京办通知绛县信访局，雷振东在北京九敬庄出现了，马某1到了九敬庄山西厅找到雷振东，雷振东提出要1000元费用，否则不出九敬庄，马某1经与雷振东协商给了700元，办理相关手续把雷振东带回绛县；
2015年8月24日早上，马某1、陈某某坐动车去北京寻找赴京上访的雷振东，到达太原后接到绛县信访局的通知，北京方面已经派人将雷振东送往太原，让二人在太原等候。当晚10时许，马某1、陈某某接到雷振东，雷振东要求回来给他解决去北京的费用，为了能将其顺利带回绛县，二人只好答应了。当晚三人在太原住宿，第二天回来后雷振东提出要5、600元，经过协商最后给了雷振东430元；
2016年10月18日，雷振东再次到北京上访，马某1与陈某某去接访，雷振东向陈某某索要其外出上访所花费的费用6000元。陈某某与雷振东协商，将其敲诈的金额压低到了4500元。回到绛县后，10月26日陈某某、冯明在郝庄乡政府与雷振东谈话后，雷振东写了保证书，保证在2016年11月6日前不离开绛县到外地上访。10月27日，曹某某、冯明、马某1等人带着4500元现金到雷振东家将钱交给雷振东，雷振东写了收据；
2015年10月23日，马某1与陈某某去北京接访雷振东，在北京南站附近经过三天寻找，找到雷振东后，雷振东要5000元，马某1、陈某某答应回到绛县后给钱，回到绛县后，给了雷振东2500元，雷振东于11月11日出具收据；
（三）2012年至2016年，负责稳控被告人雷振东的五名工作人员先后因雷振东进京上访被绛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给予不同纪律处分。
雷振东因上访，造成稳控工作人员五人六次受到党纪处分，其中2012年9月18日，绛县纪检委给予绛县公安局郝庄派出所所长张某3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4年8月12日，绛县纪检委给予绛县公安局郝庄派出所民警崔晓华党内警告处分；2014年8月22日，绛县纪检委给予绛县郝庄乡党委书记陈某某党内警告处分；2014年8月22日，绛县纪检委给予绛县郝庄乡南永青村党支部书记曹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6年10月25日，绛县纪检委给予绛县郝庄乡司法所所长郭双久党内警告处分;2016年12月27日，绛县纪检委给予绛县郝庄乡南永青村党支部书记曹某某党内警告处分。
2014年至今，郝庄乡政府因对雷振东进行稳控而产生的费用达239647.9元；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及辩护人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认定被告人雷振东因不满绛县公安局对支月忠殴打其一案（该案发生于1999年），先后经绛县公安局、运城市公安局、山西省公安厅等地处理。2006年9月10日，雷振东上访事项经山西省公安厅复核决定予以终结的证据
（1）、（一）绛县公安局信访科提供的关于支小忠寻衅滋事一案的调查报告、绛县公安局出具的公（行）决字[2005]第3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拘留通知书回执、李根锁出具的证明，主要证实：公安机关对1999年殴打被告人雷振东的支小忠及相关办案人员作出处理。绛县公安局公（行）决字[2005]第3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支小忠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二）山西省运城市公安局于2005年4月28日出具的运市公行复字[2005]第7号复议决定书，主要证实：申请人雷振东申请复议，复议认为，支小忠随意殴打他人，寻衅滋事，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现决定维持2005年3月24日，绛县公安局作出的绛（行）决定[2005]第3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三）中共绛县公安局委员会于2005年8月17日出具的绛公委发（2005）1号关于对宋夺奎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主要内容：宋夺魁同志身为一所之长，对群众报案不能认真履行法定义务，推诿拖拉，给公安机关造成一定影响，给予宋夺魁行政警告处分；
（2）、2006年7月4日政法部门包案领导与信访当事人见面谈话登记表，2006年6月22日、2006年6月27日、2006年7月4日、2006年7月7日、2006年7月19日谈话记录以及通知事宜、谈话情况、给雷振东谈话进展情况，主要证实：市县领导和被告人雷振东谈话解决其诉求，告知其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事实；
（3）、（一）中共绛县县委政法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雷振东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维持县公安局的处理意见。（二）2005年8月20日绛县公安局集中接待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大接待”中接待雷振东上访一案的结案报告。（三）运城市公安局于2005年8月23日出具的公信字（2005）第18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主要内容：1、违法嫌疑人支小忠经绛县公安局裁定行政拘留五天，市局复议决定维持，并已执行拘留完毕；2、宋夺魁不认真履行责任，已责令绛县公安局党委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并通报全局；3、对于赔偿问题，经调解未达成协议，建议到人民法院依法诉讼。（四）山西省公安厅于2006年出具的晋公信复核字[2006]第023号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复核结论：打人者支小忠已依法受到正确处理，不认真履行法定义务的宋夺魁已受到行政处分，雷振东要求补偿7万元，没有凭证依据，也不符合法律、法规或其他有关规定，故不予支持。维持运城市复查处理意见，案件予以终结。（五）中共绛县县委政法委员会于2009年12月23日出具的关于雷振东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书，复查结论：维持县局处理意见。绛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于2010年1月25日出具的绛县信访积案复查委员会关于雷振东反映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维持绛县公安局和政法委复查意见。信访人的过高诉求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维持不予赔偿意见。（六）山西省公安厅于2011年12月15日出具的晋公信终[2011]23号关于对运城市雷振东信访事项予以终结的决定，主要证实：会议决定对雷振东信访事项予以终结。
（4）、山西省绛县公安局于2014年4月17日出具的绛公信申字[2014]1号关于雷振东信访案件退出涉法涉诉信访管理的申请报告，附涉法涉诉信访终结案件移送工作交接表，主要证实：雷振东信访案件退出涉法涉诉信访管理，由当地政府后续化解工作。
2、认定被告人雷振东多次在全国“两会”、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进京上访，并以此要挟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先后从郝庄乡政府、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处索要现金共计29530元证据
（1）、被告人雷振东出具的收条(一)2014年元月17日雷振东收条，主要内容：今收到派出所上访监控壹仟元正；（二）2014年2月28日雷振东收条，主要内容：今收到郝庄派出所补助款叁仟元。保证2014年3月底以前不去太原和北京上访；（三）2013年1月29日雷振东签字落款的收条一份，主要内容：今收到派出所上访监控壹仟叁百元整；（四）2015年11月11日，今收到马某1现金贰仟伍佰元（因北京上访6月4日在北京火车站被运城驻京办李江堵截，10月25日北京南站边区被陈某某和马某1堵截，火车票、住宿、生活费、损失费2500元）；（五）2015年11月11日雷振东出具收条，主要内容：今收到马某1现金贰仟元（在拘留所得病）；（六）2016年10月26日雷振东领条，在2015年北京中央两会未开之前，怕地方政府监视控访，所以提前从家出来，在外面东躲西藏，被北京六里桥警察堵截，政府赔偿车票、住宿、生活费、今领到南永青村现金共计人民币肆仟伍佰元；（七）2014年9月4日雷振东收条，主要内容：今收到乡政府壹万壹仟元；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进账单回单，主要证实：2014年9月4日绛县郝庄乡财政所给雷振东转账11000元；（八）2015年7月1日雷振东收条，今收到火车票3次住宿费租车费共计壹仟元；（九）2015年2月10日雷振东收条，主要内容：火车票款两次去北京车票陆佰元；（十）2015年8月20日雷振东收条，主要内容：今收到马某1现金柒佰元正（去北京火车票、住宿费）；（十一）2015年4月25日雷振东出具收条，今收到马某1现金肆佰叁拾元（北京上访火车票生活费）；（十二）祝丽萍、刘某证明，主要内容：2014年7月1日晚，在马家楼接济中心劝返雷振东，当时雷振东就提出要求，说给两千元就走，不给不走，还要跳车，要挟工作人员，当时我说身上只有一千五佰元。雷振东说行，一千伍就一千伍，不得以给了雷振东一千伍；2014年7月12日刘某出具收据，主要内容：今收到绛县公安局返还被上访人雷振东索要现金壹仟伍佰元正；
（2）、（一）2014年9月4日保证书，主要内容：我叫雷振东郝庄乡南永青，我保证8月26日至10月26日不去北京，乡政府（控访）给我11000元，如果去北京由政府领着我去，保证不去马家楼、如违约我雷振东自愿息诉罢访；（二）2016年12月6日保证书，主要内容：我是雷振东保证2016年11月6日前不离开绛县上访，否则受法律制裁，自愿息诉罢访；
（3）、证人陈某某证言，主要内容：我是绛县郝庄乡党委书记，我来控告郝庄乡南永青村村民雷振东对我乡政府及维稳人员多次敲诈勒索钱财。2014年8月，县委将多年上访人员雷振东作为稳控对象移交郝庄乡政府属地稳控管理。在稳控管理期间,雷振东以不给钱就到北京上访，多次向我单位和马某1要钱,共计13730元。雷振东上访诉求已经被省市县三级复核予以终结，属于无理缠访，各级信访部门不予接待。雷振东索要过5次钱，其中维稳人员马某1给过雷振东4次，共计2730元，乡政府财政所长李月果给雷振东转账过一次，金额是11000元。雷振东5次要钱的经过，2014年9月4日，雷振东以在2014年8月26日至10月26日期间给钱就保证不去北京为由，向稳控工作人员马某1索要现金2万元，马某1向乡政府反映后，乡政府被逼无奈迫于压力的情况下付给雷振东11000元；2015年2月10日，雷振东向马某1索要去北京的火车票钱600元；2015年4月25日，雷振东向马某1索要去北京的火车票钱及生活费430元；2015年7月1日，雷振东向马某1索要去北京的火车票钱及住宿费、租车费共计1000元；2015年8月20日，雷振东向马某1索要去北京的火车票钱及住宿费共计700元。雷振东每次借国家重要会议或者重要活动时候赴京非访，扰乱省市县政府维稳工作，对非访人员稳控不力多次非访的，按照工作要求要追究稳控人员责任，因为雷振东非访的事已经有多名干部受到给予党内处分，为做好稳控工作保护干部，只好任他敲诈。一次两次我们就忍了，但是雷本人欲壑难填，多次敲诈，我们只好报案，请公安机关给以打击处理追回我们的经济损失。另外我本人因为雷振东非访的事于去年被县纪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雷振东一般是赴京非访后，北京市公安机关予以查获后集中在北京马家楼和久敬庄，运城市驻京办事处通知我们接返，接雷振东时，或者是从北京接返途中，雷向前去接他的稳控工作人员索要，不给钱就拒绝遣返。
（4）、证人王某证言，主要内容：我担任绛县郝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雷振东多次向我单位稳控人员索要钱财，共计13730元。其中马某1给过雷振东4次，共计2730元，乡政府财政所长李月果给雷振东转账11000元。2014年腊月，雷振东再次去北京非访，北京劝返人员将雷振东送到绛县高速口，由郝庄派出所民警同政府工作人员将其送到绛县公安局，后由绛县公安局裁决对其进行行政拘留，其在拘留所行政拘留期间绝食，郝庄乡人大主席谢强、马某1和南永青村会计将其从拘留所接出并送回家中，到南永青村后雷振东索要2000元钱，否则拒绝下车，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南永青村书记曹某某个人给其2000元钱。以上给雷振东的资金都是陈某某书记安排并由乡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开会研究通过并发放。
（5）、证人张金山证言，主要内容：现任郝庄乡政府文化站站长，以前任郝庄乡政府会计。2014年8月份，雷振东保证在8月26日至10月26日期间不去北京上访，后来我按照陈某某书记的安排，给雷振东的信用社账户里转了11000元，此款项就是雷振东以不上访为名，强行向乡政府要的钱。
（6）、证人谢强证言，主要内容：现任郝庄乡人大主席。2015年2月15日左右，我和马某1、孔令军去绛县拘留所接雷振东，到了南永青村雷振东大门口，雷振东借口说身体不合适要去医院，拒绝下车，曹某某协调，雷振东非要2000元才下车，我们向陈某某、王某汇报后，由曹某某拿2000元给雷振东，雷振东才下车回家。
（7）、证人魏某某证言，主要内容：我在河津市公安局工作，2014年7月1日晚9点多，刘某开车拉着我、祝丽萍、马玉刚到北京市马家楼接济分流中心山西厅，当时雷振东、王金莲在山西厅，刘某给雷振东讲中南海上访是非法的，讲完后雷振东跟着我们到了送返车跟前，到了车门前，雷振东对刘某说.“你给1500元钱，不然就不回去。”刘某说：“你到中南海周边上访是非法的，你反映的情况我已经给绛县的有关单位说了，你回去找有关单位解决问题。”雷振东说：“你不要给我讲那么多道理，不给我钱就不回去，还要到北京上访。”最后刘某、祝丽萍将雷振东叫到了分流中心院中的柱子后面，大概过了两三分钟，他们回到了送返车跟前，雷振东上了车就回去了。后来刘某说给了雷振东1500元钱；
（8）、证人刘某证言，主要内容：我在运城市信访局驻京工作组工作。2017年7月1日晚9点多，我和祝丽萍、马玉刚、魏某某到了北京市马家楼接济分流中心，我和雷振东交谈，要求他回去，雷振东跟着我们到送返车跟前，说我要回去能行，你给我1500元，不然我不回去，还要到中南海上访。我将雷振东带到院中的一个僻静的地方，给了他1500元钱，之后他就上车回去了。
（9）、证人曹某某证言，主要内容：我任绛县郝庄乡南永青村书记。2014年腊月，快过年的一天下午4、5点的时候，谢强给我打电话说：“雷振东接回来了，但他不下车，在他家门口，你来一下”，我就走着去了雷振东家门口，到了之后见孔某某的银灰色轿车放在他家门口，雷振东在车上坐着，谢强和马某1在给他做工作。我听见雷振东说就不下车，要去医院，后来谢强打了一个电话，可能是给郝庄乡书记陈某某打的，然后谢强问我有没有带钱，有的话先拿2000元钱给雷振东，我说有，我就从身上掏了2000元钱给了谢强，谢强把钱给了雷振东，雷振东才下车回家。
2016年10月26日郝庄乡政府冯明副书记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乡政府，说要商量一下雷振东提出补偿的问题。我去了之后，在乡政府陈某某办公室，见到雷振东和陈书记、冯明等人都在办公室，当时他们已经基本谈好了，乡政府同意雷振东口头提出的向乡政府索要4500元作为最近两次去外地上访的费用的要求，雷振东给乡政府写了保证书，保证在2016年11月6日前不离开绛县到外地上访。随后雷振东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和冯明、马某1、荆蕾蕾带了4500元现金到雷振东家，雷振东收下并给我们写了领条。我们就走了。钱是由我先垫付，后来乡政府给我报销了。村里申请过维稳经费；
（10）、证人孔某某证言，主要内容：我任绛县郝庄乡南永青村会计。2014年快过春节（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的一天下午，我村书记曹某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绛县拘留所接雷振东，我就开我的车去了绛县拘留所，到了之后我进去见到谢强和马某1在拘留所里面。我们把雷振东接回村里到雷振东家门口，雷振东拒绝下车，我就到别人家去了，我在别人家坐了一会，又跑到雷振东家门口，见到雷振东下车了，曹某某正在联系医生给他输液，我就开上我的车走了。当时不知道给钱，第二天听曹书记说他贴了2000元钱给了雷振东。
（11）、证人马某1证言，主要内容：我任绛县郝庄乡政府林业站站长。我给过雷振东四次钱，另外还有一次不是我给的，但我也知道。分别给了11000元、600元、430元、1000元、700元。
第一次是2014年8月25日左右，当时郝庄乡政府安排我对雷振东进行稳控，雷振东告诉我说如果给他两万元钱，他就保证哪也不去，我把雷振东的话向陈某某书记进行汇报，陈书记让我和他协商，我和他协商到11000元，后来郝庄乡政府会计张金山给他转了11000元。
第二次是2015年2月7、8日（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陈某某书记通知我去北京马家楼接雷振东，我就从侯马坐高铁去了，到了北京市马家楼见到了雷振东，我让他跟我回绛县，他跟我要1000元，说是他来北京费用，不给他就不出马家楼，我向陈书记汇报，陈书记也没办法，就让我先给他点钱，我就给了他600元，办了手续后把他从马家楼领出来，第二天我们坐火车回到绛县。
第三次是2015年6月底，雷振东又去北京上访了，陈某某书记通知我去北京市马家楼接雷振东，我就从侯马坐高铁去了，到了北京市马家楼见到雷振东，我让他跟我回绛县，他跟我要1000元，不给就不出马家楼，我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给了他1000元，办了手续后把他从马家楼领出来，第二天我们坐火车回到绛县。
第四次是2015年8月18日，我在运城学习期间接到陈书记通知，说雷振东去北京了，让我去北京接他，我就坐高铁去了，到了8月20日，北京市山西驻京办通知绛县信访局，雷振东在北京九敬庄出现了，我到了九敬庄山西厅找雷振东，他又向我要1000元费用，否则不出九敬庄，我经过和他协商给了他700元，然后办手续把他带出来，8月22日我们坐火车回到绛县
第五次是2015年8月24日早上，雷振东又买火车票去北京了，我就和陈某某书记坐中午动车去北京找他，先买的到太原的票，刚到太原接到绛县信访局的通知说，北京方面已经派人把雷振东往太原送了，让我们在太原接他，到了晚上10点左右，我们接到了雷振东，当天他要求回来后给他解决北京费用，否则不跟我们走，我们没办法只好答应了，那天晚上在太原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回来后雷振东要5、600元，经过协商最后给了他430元
他在马家楼、久敬庄见到我后，就对我进行谩骂并朝我吐吐沫，并称不给费用就不出马家楼、久敬庄，在太原那次，北京方面的人把他交给我后马上就走了，雷振东就在地上撒泼打滚不跟我们走，还说我们打他了，为了能将他顺利带回绛县，我们只好按他的要求给他钱。
2015年2月10日，我把雷振东从北京接回来后，绛县公安局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在拘留所执行了三天，因其在拘留所绝食，我和郝庄乡人大主席谢强、南永青会计孔某某把他从拘留所接回来并送到他家门口，他说要2000元钱，否则拒绝下车，当时南永青村书记曹某某也在场，曹某某说他先把这笔钱垫上，他就给了雷振东2000元，雷振东才下车回家。给他钱不是自愿的，因为他在北京非访，为了顺利把他从北京接回来，他提出要钱，我们不给不行，无奈就给他钱，有时为了不让他去北京非访，他提出要钱，只要我们满足他他就不去北京非访。因为如果他去北京进行非访后，我们就会受到处分，所以无奈的情况下才给他钱的。
2016年以来，雷振东去北京上访六次，太原上访一次。2016年6、7月份，2016年9月份，2016年10月份，2016年11月份雷振东到北京上访各一次，2016年8月份到北京上访两次。2016年的10月，雷振东到太原上访。2016年10月份，我和陈某某去北京接访，雷振东在返回的动车上，雷振东向陈某某索要6000元，陈某某把金额压低到了4500元，回到绛县，过了几天，陈书记让我给曹某某打电话，让曹某某先把4500元给了雷振东，我就打了这个电话。
2015年10月23日，我和陈某某书记去北京接雷振东，在南站附近转了三天，到了10月25号早上才在南站附近找到他。我们让他跟我们回去，他不回，说：“我不回，除非你们给我钱我才回”。我们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他于2015年6月9日在北京火车站被驻京办找到后送回绛县，那次没给钱，这次得一起给，得给5000元。我们当时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只能答应他回去后给他。回到绛县后，给了他2500元。到了11月11日，他给我打了一张条子。
2016年的12月份，在北京站出站口，我和冯明见到雷振东，雷振东一直在打110，打了几十次，我们陪他到了派出所见到派出所民警后跪在地上哭闹有两个小时，出了派出所后拦了一辆摩的跑了。2015年的9月份，在太原杨家峪高速口，我和陈某某在该地方等北京送雷振东的人交接。送访的人走了以后，他就躺在高速口附近地面不走，用脚踢我，朝我吐口水。雷振东躺在地上，一直打110，110出警的民警来了以后怎么劝他也不行，他就是躺在地上不起来，民警也没办法，也让我们回当地处理。民警走了以后，我们把他拉起来，他不知道从哪找了根棍子和砖头，要和我们打架。一直折腾，折腾到半夜两点多才跟我们到了一个宾馆休息。2015年的5月份，雷振东自己买票到太原，我去接他。在太原火车站附近见到雷振东，他不跟我走，一直自己走，一路走一路骂。2014年的夏天，我和陈某某、崔晓华去临汾火车站找雷振东，在火车上见到雷振东，雷振东一直骂我们，然后还向我们吐口水。在带离的过程中他还用脚乱踢我们，最后我们把他拉上车送回了绛县。
（12）、证人张文轩证言，主要内容：郝庄派出所户籍协管员，从2008年至2014年参与过对雷振东的稳控工作。2013年1月份给雷振东1300元，2014年1月份给雷振东1000元。2014年2月份给雷振东3000元。这些钱都是经我手给他的。2013年1月份“两会”期间，雷振东被郝庄派出所民警轮班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稳控，雷振东向稳控民警提出如果给他钱，他就不去北京上访了，最后雷振东将金额降到1300元，我把情况向郝庄派出所所长张某3汇报后，张某3垫付了1300元，由我交给雷振东，他给郝庄派出所开了收据。2014年1月份，雷振东被郝庄派出所民警轮班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稳控，雷振东向稳控民警提出如果给他钱，他就不去北京上访了，最后雷振东将金额降到1000元，我把情况向郝庄派出所所长张某3汇报后，张某3垫付了1000元，由我交给雷振东，他给郝庄派出所开了收据。到了2014年2月份，我所民警对雷振东的稳控工作一直没有中断，雷振东再次提出，再给他点钱，他就保证在2014年3月底前不去太原和北京上访,后经我和雷振东协商，张某3所长垫付了3000元，由我交给雷振东，雷振东给派出所开了收据，并在收据上注明保证在2014年3月底之前不去太原和北京上访。雷振东扬言如果不给他钱，我们派出所民警肯定看不住他，他肯定要去北京上访。张某3所长在之前对雷振东进行稳控时因雷振东进京上访而受过两次处分，为了完成稳控任务，张某3所长垫付现金让我给他的。我们当时对雷振东进行稳控期间，雷振东还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要求我们开车送他去什么地方或者是去饭店吃饭，到了饭店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都是由所长垫付结账。
参与雷振东的稳控工作，还有王春朝，任莹，徐郡，李晓辉，这几个人现在都调到别的岗位了。2010年春节两会期间，我和派出所其他民警对雷振东进行稳控，一天早上，雷振东骑着电动车从家里出来，要去东镇坐火车去北京，我们劝他不要走，他就骑电动车撞我们，还骂我们。最后他强行离开家到了东镇火车站，我们一直跟着他，直到他回到家里。其他的时候他也骂我们，骂的话不好听；
（13）、被告人雷振东供述，主要内容：我于2017年3月14日在侯马高铁站购买了去北京的车票，8点40开车，到了河北省高碑店站的时候，上来了几个绛县警察(以前就认识），叫我下车，我说我买的是去北京的车票，我不下车，他们没有强制我下车。车到了北京西站，我下车后，车站里又多了一些绛县人，其中有绛县信访局局长和绛县公安局一个副局长王晋峰，他们叫跟他们走，我不跟他们走，我去北京西站派出所求助，派出所民警说我有问题可以去公安部反应问题。王晋峰说和我一起去公安部反映问题，我说不需要，我之后又说：“看你们今天的阵势，我肯定是走不了了，你们肯定要强制我”，正说着话呢，我就被人连抬带架带出派出所，送到一个大面包车上，之后在一个叫“黄河大酒店”的宾馆呆了两个小时，最后就把我送到绛县公安局。我去北京公安部反应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绛县公安局于2005年把我定为无理缠访，我要求撤销，要求给我下达一个正式的撤销文件。第二个是反映绛县公安局和运城市公安局对宋夺魁的处分原因不一致。最早我是从1999年5月18日，我骑摩托车到郝庄乡大角村，准备卖板凳，一个穿警服的人说要我的全部小板凳，并让我到派出所要钱，我不同意，他就把我打了一顿。之后我骑摩托车准备回村，到了大角村口的时候，又被这个穿警服的人拦住，然后又打了一顿。当天我到郝庄派出所报案，但事情没有得到解决。2004年11月14日上午，我打电话给运城市电视台监督热线栏目，反应我的问题。到了2005年3月份，绛县公安局对打我的人（支小忠）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我提出行政复议，运城市公安局经过复议，下达了复议决定，文书中对支小忠的违法事实与绛县公安局下的行政处罚中的违法事实不一致,但处罚决定是一致的。我现在对这个处罚决定已经没有意见了。到了2005年5月份，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个公安局长大接访的活动，我就到绛县公安局找局长反映问题。我现在对运城市公安局对支小忠因欧打我被行政拘留的复议决定没有意见了，我同意这个复议决定。支小忠已经被行政拘留，这起案件已经结案，2005年我去公安局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求公安局说明为什么1999年发生的案件到2005年才处理，第二个是要把这起案件相关的证据和材料拿到手里，第三个要求是让绛县公安局给支小忠下一个裁决，让支小忠赔偿我医药费和这几年的务工费合计共七万元。当时我打算到绛县人民法院起诉支小忠，让他赔偿我医药费和误工费，我手里没有证据，所以我想把证据和材料拿到手。我当时是在东镇九五医院和郝庄乡卫生院就诊的，一共花了1000元左右，案发后我把报销单据交给郝庄派出所宋夺魁了。
2005年5月份，我到绛县公安局找局长反应问题时，公安机关给我答复了。我在2005年6月22日绛县公安局出具的一份“集中接待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大接访中接待雷振东上访一案的结案报告”里看见：第一，支小忠在2005年3月24日被行政拘留五日，已执行。我对这个处理决定没有异议；第二个是我对2005年4月28日市局维持裁决不服的话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三个是我要求追究宋夺魁丟失案卷材料的责任，绛县公安局认为该材料是转到司法局后丟失，与公安局民警无关；第四是我要求赔偿7万元，绛县公安局让我到法院提起诉讼。在报告的最后绛县公安局把我定为无理缠访。2005年7月18日，绛县公安局又给我下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内容大致跟上面说的那个报告里一样，我不服，提出要进行复查。7月20日，运城市公安局派侯玉杰到绛县公安局，和赵建设局长一起接待我，并填了一个接待登记表。到了2005年8月23日，经过复查，运城市公安局给我下达了“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在第二条中对宋夺魁不负责任的事情责令绛县公安局对宋夺魁进行处分，并通报全局。我向公安局工作人员提出要求赔偿7万元因为案子是1999年提出的，2005年3月份支小忠才被行政处罚，这期间我到绛县公安局和郝庄派出所去过多次，我要求支小忠赔偿我在这期间的误工和当时我花的医疗费共计7万元，其中医药费1千元，其他的都是我的误工费、交通费。反正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得到支小忠给我赔的一分钱。我只是向绛县公安局提出要求，但绛县公安局和支小忠是怎么谈我不管。在2005年7月20日运城市公安局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登记表上的处理情况栏里看到“原报案材料丟失，郝庄派出所所长不认真履行责任，经县局决定给予宋夺魁行政警告处分，并通报全局”，还有“雷振东医疗费1000元，各项误工费用2000元，共计3000元”，当时我不同意，我的要求是7万元。2005年8月23日，运城市公安局给我下达了“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我从这以后就不在追究支小忠和宋夺魁的责任了，我已经认可运城市公安局的复议和复查决定了，只要求追究绛县公安局给我定为无理缠访的责任。
我认为绛县公安局给我定为无理缠访，已经毁损了我的名誉，我要求以书面形式撤销无理缠访决定，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我要求的赔偿损失具体是我认为公安机关给我定的无理缠访错误，应该以书面形式撤销，然后我就可以要求进行国家赔偿，如果不以书面形式撤销无理缠访决定，我就不可能拿国家赔偿，所以我多年一直上访，要求书面撤销绛县公安局给我定的无理缠访。从2005年8月23日之后我就去过省公安厅要求予以答复，2006年9月6日山西省公安厅给我下达了“答复意见书”，内容是维持2005年8月23日运城市公安局的复查决定，从那以后我就多次去过北京上访。因为我不同意绛县公安局给我的处理意见，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过错，也没有给我赔偿，让我去法院告，我表示不同意一直上告，所以绛县公安局就给我定了无理缠访。
2006年9月开始，我去北京的次数很多，已经记不清了，差不多每隔两个月我就要去一趟，除非地方上稳控的紧，我会耽搁一下，我多数是坐火车，也坐过飞机、大巴。我没有因为其他事情去过北京，只因为上访去过北京。我感觉地方是在北京有大型活动的时候，对我进行稳控比较紧。我去过国家信访局，2014年3月4日或4月3日（我记不清），国家信访局不再受理涉法涉访信访案件的时候，我就去过全国人大、中纪委、公安部、最高检等地，我还去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洒材料。2016年7月份我在天安门广场撒过材料，9月份在中南海洒过材料，被当地公安发现后问过笔录，并作出拘留裁决，因为我年龄超过70岁了，所以只是裁决，没有执行，之后就把我送到久敬庄分流中心。我知道因为我赴京上访，郝庄乡书记陈某某、副书记冯明和派出所所长张某3受过处分，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
2014年8月26日我到绛县县委、信访局、公安局反映问题要求他们解决我“无理缠访”的问题，当时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去北京，我从县里返回家的时候，镇长王某和几个人在路上就截住我，他给我讲一次性给我30万元，每月再单付3000元直到我去世，让我不要再去北京上访。我不同意，我认为他说的都是空话，履行两个月就履行不了了，所以我就回绝了。2014年8月28日，我就去北京上访，但我怕被稳控的人拦住，我就先坐大巴到侯马火车站，我买的是从侯马到北京的火车票，但是我没有从侯马上车，而是坐大巴到临汾车站，在临汾车站等火车的时候，我被陈某某、马某1、崔晓华等四个人抬走了，拉回郝庄南永青村，直接到了村书记曹某某家他们一直做我的思想工作不让我上访，但是我告诉他们：你们没有这个权利，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这样一直从下午两点谈到晚上，然后一会我就回家了，之后稳控人员就堵在我家门口，守了好几天。大概过了四五天之后（以我打的条子为准），村书记曹某某、村长毕某某来见我说乡镇上想出一万块钱，让我两个月内不上访，我就同意了。然后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乡镇府，我就打了条子，他们就给我一万一千块钱，其中的一千块钱是我去北京的车票钱。这一万一千元钱直接转到我的信用社卡上了，我也按照约定两个月没有去北京上访。他们害怕我去北京上访受到处分，陈某某告诉我说这次如果我再去北京上访，他就该卷铺盖回家了。每次我给他们要钱都是我去北京上访，他们把我拦截住或者去北京接我的时候我得向他们要我去北京的路费、伙食费等费用。每次我拿的钱都会给他们条子。我给他们要钱，他们给我呢，每一次基本都是马某1给我的，郝庄乡派出所还给过我几次钱。马某1不想给我钱的时候，就给书记陈某某打电话请示，我跟陈某某通话后他就给我了，到底他给我多少钱我也记不清了，以写的条子为准。
2015年2月底，我从家里跑到礼元，之后又去了河南，最后跑到北京，在北京六里桥被当地公安挡住要查身份证，因为我是上访户，公安把我挡住不让我走，绛县信访局梁局长把我接到黄河大酒店，郝庄乡乡长王某和几个人来北京把我接回绛县，直到曹某某担保我不跑的情况下，我才和曹某某回到村里。到了2016年10月26日，马某1叫我去乡政府谈事情，陈某某让我在2016年11月6日以前不要离开绛县上访，我就说我答应他也行，但是他必须把我2015年2、3月份在河南、河北、北京等地跑的费用解决了，陈某某说需要多少费用，我说4500元，陈书记说我答应他在2016年11月6日前不上访，他就给我解决这次的费用，我答应了，当天我就写了保证书和领条，到了保证书上保证的日期过后，我就去找曹某某，让他向乡政府要钱，后来我就把钱拿到手了，但是是谁给我的我现在忘了。2015年2月11日，我被绛县公安局行政拘留，2月14日，马某1和孔某某到看守所接我回村里，到了我家门口，马某1让我下车回家，我说：“你再把我送到拘留所里，我不下车。”他说：“不往拘留所里送了”，我说：“我在拘留所里弄下病了，谁给我看呢，你们给我看病去，我不回家”，马某1叫我五儿子雷小军给我看病，雷小军说他不管。马某1就给曹某某打电话把事情给他说了，曹某某就来到车跟前，看见我不下车，他说快过年了没人陪我看病，给我点钱，让我自己去看病。我说能行，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2000元，他就从身上掏了2000元给我，我才下车回到家里，在家里输了几天液，过了年以后在横水又看了几天病。郝庄派出所给我钱我都有打的条子，其中两次是监控费，一次是补助款，监控费是派出所监视控制我，不让我外出告状，我拿了钱要讲诚信，为了让派出所相信我，我就打了条子。监控费和补助款是一个意思。运城市信访局姓刘的一个人去北京马家楼接我，他让我跟他回绛县，我说以前到这来接我的都给我钱，这次给不给，他说给钱就给钱吧，但是让我不要给别人说。最后我要了1500元，回到绛县公安局被公安局的民警搜走了。
我与上一任政法委书记李百选谈过，我提出我这么些年来，损失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医疗费、非法拘留我的费用等一共需要65万元,县里领导没有同意，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达成协议。我认为2005年8月17日，绛县公安局宋夺魁下了处分，处分的原因和市公安局责令下处分的原因不一致，还有就是我认为绛县公安局已经向上级汇报时给我的无理缠访取了，但没有给我说。
第二次2015年10月初，当时北京准备召开五中全会，我跑到北京，在北京南站附近躲了十几天，到了10月25日那天，陈某某和马某1找到我让我回家，我对陈某某说这次出来的费用怎么解决，陈某某说回去给我解决。我就跟着陈某某和马某1回到绛县。过了几天，马某1给了我2500元，我给他打了条子。
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2016年12月6日，我到信访局，梁局长告诉我,我的事经县委王书记批示，到2017年2月28日之前要解决，但到现在没有解决。2017年3月2日，我到县委见王书记，王书记说过一两天到我家和我见面，说','2019-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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