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终55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宗元，男，1967年02月24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华，安徽黄山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169号。
负责人：洪波，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锋，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云，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红兵，男，196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祖莲，女，1966年12月0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东路与全椒路交口春晖大厦一楼。
法定代表人：李胜祖。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安徽律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宗元因与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招行合肥分行）、易红兵、宋祖莲、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3民初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李宗元上诉请求：1、撤销(2016)皖0103民初221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招行合肥分行对上诉人的所有诉请：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1、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在涉案业务主合同《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及相应公证书中约定的合同保证人都只有江北公司,没有上诉人。一审判决在审理查明部分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提交的《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中是合同保证人,合同附页补充条款中约定:李宗元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另外,李宗元出具签名《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和加盖其名章《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各一份,承诺为借款人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提供本人在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处开立的账户55×××020002)作为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首先,在《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中合同主体及落款签署处的合同签署人中只有一个保证人江北公司,合同签署第二日办理的相应公证书的内容中保证人也只有江北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合同中保证人是无视客观事实的错误认定;其次,上诉人从未出具过任何签名或加盖其名章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也从未同意过为江北公司任何客户的贷款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更没有开立过55×××020002的个人存折账户,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基本事实错误;再次,2017年11月9日,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做出皖合元决(2017)第147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该决定书内容中也明确说明,本案涉及该类合同公证时保证人只有江北公司,公证没有涉及上诉人个人担保事宜,也无法证明上诉人参与公证行为。此决定书更进一步证明了上述事实。该证据形成于案件一审开庭之后,上诉人虽然寄交了该证据,但一审判决中并未提及。
2、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供了个人连带担保,应承担个人担保责任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认定。首先,一审判决根据(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生效判决,认定2009年2月10日和2007年3月16日的《印章授权书》是《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中的李宗元名章对上诉人产生效力的依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有规定,已经生效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可以不用证明,但同时该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而且本案和那五个案件的案情也不同,此环节的事实性质都不同。那五个案件是在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的大钟楼支行办理的,江北公司承认其以公司名义给过大钟楼支行公司授权;而本案是马鞍山路支行办理的业务,该支行根本没有获得任何有关联的授权。本案和前五案主张所依据的证据也不同。确切地说,(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生效判决中认定的上述事实与本案这个环节的事实不相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适用条件,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在此部分对生效裁判法律文书的使用是错误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同时,本案中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两份《印章授权书》、皖惠文鉴[20151292号《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都是一审法院前述认定的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其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2009年2月10日的《印章授权书》内容清楚明确,授权单位是江北公司,被授权单位是招行合肥分行,是江北公司对其公司行为的授权,与上诉人个人没有任何关联;该授权书中法定代表人签名处的签名也已经过司法笔迹鉴定,依据皖惠文鉴[2015]292号《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该处“李宗元”签名既和上诉人同一时期的历史笔迹不符,又和上诉人现在的笔迹不符,足以证明不是上诉人所签。2007年3月16日的《印章授权书》内容显示,授权单位是江北公司,被授权单位是招行大钟楼支行,而本案是发生在马鞍山路支行,与本案整个案件都毫无任何关联。对此两份授权书,因上诉人发现其中法定代表人签署落款处“李宗元”签名均非上诉人笔迹,虽然已有上述鉴定结论和理由,上诉人为查明事实也均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了笔迹鉴定,但一审法院却在庭审中直接回复不予鉴定。另,虽然(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中法院无视科学鉴定结论,以该签名和(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5387号公证书中出现的“李宗元”签名相符为依据,认定了该签名的效力,又被一审法院错误引用。但2017年10月19日,安徽省合肥市衡正公证处却做出(2017)皖合衡复查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决定撤销(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判决上诉人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的依据(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5387号公证书。而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的主要依据就是前述五案二审判决中此部分的认定。因此,该证据的出现不仅证明了前述五案的二审判决错误,更证明了本案一审判决的错误。该证据形成于案件一审开庭之后,上诉人虽然寄交了该证据,但一审判决中并未提及。
上诉人认为,在案情不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根据(2016)皖01民终2051号等五案二审生效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本案中上述证据中显示的内容与五案的判决事实都是相反的。以上诉人理解,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是依据事实和法律,正本清源,还当事人公平与正义,如此错上加错,上诉人实在难以接受!其次,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江北公司提供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与多年的交易惯例,李宗元提供了个人担保。但从江北公司提供的该协议内容看其中并没有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贷款客户提供个人担保的约定,而该公司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也是证明双方的合作中不存在本案涉及的法定代表人个人担保行为。庭审中该公司作为事件直接参与方也多次明确证明所谓李宗元个人担保是不真实的,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因为双方多年的合作惯例都是担保人只有江北公司,合作方式也一直按照双方2007年签订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所以后期都没有再签订过协议。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的合同主体及落款签署处的合同签署人也只有贷款人、借款人、一个保证人江北公司,相应公证书的内容陈述中保证人也只有江北公司。虽然《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中有企业法定代表人另行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和补充条款见附表一,而附表一中也记录了李宗元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此合同是涉案业务的主合同,也是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单位制作并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内容非常全面,但实际使用到具体业务中,并不是其所有设定的自身权利保障条款和载明内容都能与合作方达成合意,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合同关系是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合同的效力不能及于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这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因此,这些内容不能对上诉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显然一审判决的认定是违反客观事实、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认定。再次,一审判决认为,李宗元2005年7月至2016年2月一直是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董事长(专职),对公司有控制权,故李宗元对合同应审查过,对个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问题是知悉和认可的。《公司法》规定,董事会会议实行一人一票,所以,既然有其他董事无论兼职、专职,董事长是不能控制董事会的,更不要说控制公司。也不可能以董事长之职去具体审查到公司几千名客户的每一份贷款合同。而且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主要合同和公证书中并没有法定代表人承担个人担保的有效约定。因此,一审法院以2005年李宗元即为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董事长,认定上诉人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认定上诉人审查过涉案客户的合同,知悉并认可个人承担连带担保是不符合常识且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认定。
3、一审判决对李宗元名下存折账户代偿款项的归属及代偿行为性质没有审查定性,错误认定账户所属,并据此做出错误的判决结果。一审判决认定,李宗元在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处开户,作为偿还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第一扣款账户系借款人本人账号,第二扣款账户系李宗元尾号为“10002”的账号,借款人未及时还款时,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即从第二扣款账号划款,对于扣划行为,李宗元应当知晓,却从未提出过异议,李宗元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江北公司提供存折、划款通知,垫款通知证明,该账户是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规开立的,用来规避上级的对其逾期率的监管。因为从约定的保证人账户里直接代偿,上级可以查到客户的违约情况,若客户违约严重,代垫发生次数多,影响其业绩和业务开展。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开立李宗元账户后,当借款人发生违约时,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是先从该公司账户上把钱转到以李宗元名义开立的存折账户上再进行代偿,李宗元名下存折账户中出现的款项均是从江北公司的账户上转进去的。此账户划出的款项,没有李宗元的个人授权,是由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直接划到借款人的还款账户上进行代偿行为,而对此账户的划款和代偿明细的情况也是由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直接通知江北公司。江北公司的连带保证人身份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却不在其账户上直接扣款,按照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的说法,其是在对一个担保人主张权利全部受偿后,又违法对另一个担保人主张同笔债权受偿,对此违法又有悖常理的行为,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全部认可却无任何合理解释,只有江北公司作为整件事的直接参与人才讲出了其中的原委。但一审法院认定对此却视而不见,不进行实质审查定性。江北公司的钱划到李宗元名下的存折账户里进行代偿,所有的代偿细目,款项出入都是通知给江北公司,账户实质应归属江北公司。李宗元名下账户明明是公司代偿的媒介,根本不能认定为实际还款人,李宗元更无法得到任何扣款通知。在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明确确认上述违约代垫方式后,一审法院也对江北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予以全部认可后,却对代偿款项归属和代偿行为的性质这些关键事实均没有审查定性,只简单而错误地认定账户为上诉人账户,并据此做出错误的判决结果。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4、一审判决对《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李宗元在《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签名确认为贷款人承担个人担保责任,虽然对其签名的真实性有异议,申请了笔迹鉴定,但未能提供符合鉴定要求的检材以供比对,因此,李宗元个人连带保证人身份成立。首先,关于《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中签名的真实性,此担保书中的签名,经过上诉人本人辨认是冒签的,非本人笔迹。且该份证据中显示的多个签名时间,上诉人均提供机票、火车票、护照记录证据证明其当时正在外地,不在合肥,其中签名不可能是本人签署。而且其中的签字和《印章授权书》中的签字笔迹明显是一致的,而《印章授权书》中的签字已经过司法笔迹鉴定不是上诉人笔迹,显然此担保书中的签名也不是上诉人所签,不能对上诉人产生法律效力。其次,关于上诉人对此签名已经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的问题,对此鉴定申请,上诉人在审理期间已经按照一审法院的要求提供了其案件同时期的、有第三方参与的多个历史签名,而且其本人也一直愿意随时到法院,在法庭的见证下当庭提供自己完全真实的亲笔签名,无论是自然样本还是比对样本都可以随时提供。但审法院却以上诉人不能提供检材为由终止鉴定,上诉人认为此理由不能成立,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书面异议书,但一审法院依然坚持不予鉴定。因此,一审判决对《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认定是错误的,对笔迹鉴定事宜的陈述是违反客观事实的,上诉人已经提供了符合要求的检材,审法院应对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依据科学的结论做出正确的认定。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一审判决用推定的方式认定上诉人应该知晓存在个人连带担保的事情是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法院首先以上诉人担任过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工商档案中李宗元担任过董事长为由,推定上诉人知悉并认可个人承担连带担保行为其次又以尾号为“10002”是李宗元本人的银行存折,作为垫款第二还款账户,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从此帐户上扣划保证资金,推定上诉人知晓并认可个人承担连带担保。对于上诉人曾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是否能控制公司,审查具体客户业务合同问题及尾号为“10002”李宗元名下的银行存折是如何来由与使用的,上诉人是如何无法知情,无法不能提出异议的,前面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对于推定保证行为成立,一审法院认定的名章没有进行个人担保行为的使用授权,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出具的两份《印章授权书》均与本案无关;《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的签名经上诉人辨认为冒签,非本人笔迹,并已向法庭申请笔迹鉴定;上诉人没有承担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由始至终也没有同意过为江北公司的任何客户提供任何形式的个人担保。《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民事行为的成立要件之一。而保证责任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责任,它是保证人基于与债务人的特殊关系而承担的一种单务、无偿的法律责任。由于保证责任的这一特性,法律制度才侧重于对保证责任行使的限制。司法实践中,对保证责任不能适用推定,保证不能推定是一项基本原则,在没有保证人真实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是不能推定成立保证行为的。因此,一审法院运用推定认定上诉人应承担个人连带保证责任,是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的行为。
2、一审判决对保证期间的认定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的诉请未超过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被上诉人招行合肥分行出具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第3条约定的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签订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另加两年。”此约定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早于主债务履行期,违反法律规定,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依法应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保证期间为两年的认定显然是违反客观事实,且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本案从事实上看,上诉人不可能为总额高达几千万的贷款提供个人连带担保,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合作协议、主合同、公证书里担保人也只有江北公司,代垫账户里的钱也是江北公司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本案出现的李宗元名章没有上诉人提供个人担保的任何使用授权,关键证据《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被江北公司证实系伪造,上诉人又辨认出签名不真实并申请司法鉴定,并且和该证据上相同的签名已被鉴定为非上诉人笔迹,签名形成时间与上诉人的时间冲突,且保证期间已过。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仍然判定上诉人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实在是无视事实和法律的行为!让上诉人难以接受!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并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社会客观正义!维护法律之尊严!
招行合肥分行辩称：一、关于案涉的《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加盖李宗元印章的问题，结合所有的案件，无论是由马鞍山路支行具体办理的业务，还是大钟楼支行具体办理的业务，涉及到《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加盖李宗元印章的贷款业务均发生在2011年2月以前，招行合肥分行正是依据李宗元分别于2007年3月16日向招行合肥分行合肥大钟楼支行和2009年2月10日向招行合肥分行合肥分行出具的两份印章授权书和双方长期的合作惯例，而认可《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的李宗元印章可代表李宗元的个人签字，进而发放贷款。因此，即便《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加盖的是李宗元的印章，而非签字，也不能否认李宗元个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结合招行合肥分行提交的其他证据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书，《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加盖的是李宗元的印章并不影响李宗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而在本批系列案件中，发生在2011年2月以后的贷款业务，《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均是李宗元本人签字，这是招行合肥分行在后期与被告的合作过程中，出于审慎的原则，要求李宗元本人签字，而李宗元本人也配合招行合肥分行的工作，在2011年期间及以后的《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中予以签字，明确表示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关于招行合肥分行向两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问题，由于李宗元系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其身份具有双重性质，招行合肥分行一直都在向江北公司和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鉴于两保证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和该批系列案件的特点，招行合肥分行通常在一批案件产生逾期内集中要求两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江北公司也在庭审中承认江北公司将资金转入案涉的保证金账户，再由保证金账户转入至案涉的李宗元本人开立的作为扣款账号2的账户，来实际履行保证责任，李宗元对于多年以来的上述从其账户的扣划行为均没有异议，可见其早已经以实际行动履行担保责任。招行合肥分行于2014年8月通过诉讼的方式向李宗元和江北公司主张保证责任，由于江北公司的保证金账户没有余款且江北公司也不积极履行保证责任，招行合肥分行便于2014年11月通过保全李宗元名下坐落于合肥市长江东路与全椒路交口春晖大厦401-40权证字号：瑶字第××号028号），个人房产的方式向李宗元主张其担保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中所有逾期贷款的保证责任，以确保李宗元个人承担保证责任，履行代偿义务，因此招行合肥分行是在保证期间内向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也是在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内依法起诉李宗元，故李宗元现以招行合肥分行超过保证期间向李宗元主张保证责任为由来不承担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招行合肥分行已经就李宗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提供了充分证据，已经尽到了举证义务。如果李宗元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反驳招行合肥分行的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备，请法院查明事实后，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江北公司辩称，基本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李宗元在任江北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并未同意为金融借款提供保障责任，李宗元相关的保证材料由招商银行及江北公司制作，在金融借款合同履行中，借款人发生逾期后，仅有江北公司作为保证人向招商银行进行垫款，并由招商银行向江北公司出具垫款证明，如通过李宗元名下存折扣款，并进一步认定李宗元作为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将影响江北公司的追偿权。
易红兵、宋祖莲未作答辩
招行合肥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易红兵、宋祖莲连带偿还招行合肥分行的借款本金286005.95元及利息28838.71元、罚息77125.37元、复息7806.21元，以上合计399776.24元（上述利息、罚息及复利暂计至2015年11月30日，要求顺延计算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完毕时止)；2.易红兵、宋祖莲连带支付招行合肥分行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费人民币15000元；3.依法确认招行合肥分行对易红兵用于抵押担保的京城重工BCW5282JQZQY25D起重机（发动机号：100300010898）就上述第一、二项诉求享有优先受偿权；4.江北公司、李宗元作为保证人对上述第一、二项诉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江北公司自2007年开始与招行合肥分行开展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招行合肥分行为江北公司销售的工程机械车辆的购买人提供按揭贷款，贷款额不超过售价70%,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江北公司为双方审核同意的借款人的工程机械按揭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应按每个借款人贷款金额的5%比例向招行合肥分行指定账户交存保证金作为担保；如借款人发生连续逾期3期（含）以内或累计逾期6期（含）以内的，江北公司无条件垫付所欠贷款本息，代垫月供时间不得超过扣款日后十个工作日，且代垫不得动用保证金账户内资金；若借款人连续逾期3期以上或累计逾期6期以上，招行合肥分行宣布贷款全部提前到期，江北公司就借款人所欠全部贷款本息及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及其他债务的，招行合肥分行有权选择要求江北公司先行履行连带责任保证义务，或依据具有强制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先行申请强制执行抵押用以归还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不足部分由江北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该合作协议的落款处有双方加盖公章，且时任江北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宗元也同时签名。
2011年7月19日，招行合肥分行（合同中的贷款人）与易红兵（合同中的借款人、抵押人）、宋祖莲（合同中的共同抵押人）、江北公司（合同中保证人）、李宗元（合同中保证人）签订《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易红兵向招行合肥分行贷款616000元，用途为购买工程机械设备；贷款期限为36个月，贷款偿还采用等额还本付息方式偿还；贷款年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基准利率6.65%上浮22%执行，首期执行贷款年利率为8.113%；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贷款本金的，贷款人有权对逾期贷款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贷款执行利率基础上加收50%，同时有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对逾期利息计收复利；如遇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罚息利率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起相应上调；抵押人自愿将其享有合法所有权和处分权的向江北公司购买的工程机械京城重工BCW5282JQZQY25D起重机（发动机号：100300010898）抵押给贷款人以担保借款人按期偿还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和其他应付款项；保证人江北公司提供贷款金额的5%的保证金作为担保；保证人自愿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止。合同同时约定，抵押和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及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贷款人实现贷款项下的债权及抵押权和保证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公证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款项。另，合同附页补充条款中约定：李宗元（身份证号）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易红兵在该合同落款借款人及抵押人栏中签字，其配偶宋祖莲在合同抵押人栏中签字，合同保证人一栏加盖了江北公司公章以及李宗元名章。同时，李宗元在《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签名确认，并在《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上加盖其名章，承诺为易红兵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自愿放弃要求招行合肥分行首先向借款人或其他人士追索、对抵押物、质物先行处置或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之权利，同时提供其本人在招商银行开立的账户（账号：55×××02）作为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在第一扣款账户（借款人本人账户）余额不足的情况下，同意招行合肥分行从第二扣款账户中直接扣划贷款本息及其他应付费用，无须另行通知李宗元。2011年7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衡正公证处就前述借款合同的签订出具（2011）皖合衡公证字第1177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确认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签名、印章均属实，同时就双方约定的抵押财产出具《抵押登记证书》。2011年8月25日，招行合肥分行向易红兵指定账户发放贷款616000元，借款期限至2014年8月25日止，贷款执行年利率8.113%，扣款日为每月15日。
合同履行过程中，易红兵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截至2015年11月30日，易红兵尚欠招行合肥分行借款本金286005.95元及利息28838.71元、罚息77125.37元、复息7806.21元。现招行合肥分行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在招行合肥分行与江北公司关于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期间，因多笔按揭贷款逾期未还，招行合肥分行于2014年8月15日将部分借款人张从军、吴宗平、朱定明、李晓梦、许保新、徐俊然、林如刚、申文萍、陶敏、高昌云，及江北公司、李宗元，起诉至本院，请求借款人清偿借款本息和律师费，并以抵押的工程机械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同时主张江北公司和李宗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于2015年12月分别作出（2014）庐民二初字第01389、01393、01394、01395、01396号民事判决书，招行合肥分行不服该五案判决，上诉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11月分别作出（2016）皖01民终2040、2043、2044、2050、2051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招行合肥分行的全部诉请。在上述五案的一审及二审中，江北公司及李宗元均到庭参加庭审并参与整个诉讼程序。
还查明：李宗元于2005年7月16日起直至2016年2月17日一直是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专职），江北公司的其他董事均为兼职。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经公证处公证，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易红兵作为借款人未依照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按期足额偿还招行合肥分行借款本息，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招行合肥分行主张易红兵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借款时宋祖莲与易红兵系夫妻关系，故本案债务应属宋祖莲和易红兵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人共同偿还。易红兵、宋祖莲以其购买的工程机械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应承担约定的抵押担保责任。关于律师费的诉请，招行合肥分行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律师费，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招行合肥分行对江北公司的起诉。江北公司对其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不持异议，但认为本案起诉已超过保证期间。经本院查明，案涉借款期限截至2014年8月25日，而招行合肥分行于2016年1月6日起诉至本院，尚在保证期间内，故招行合肥分行主张江北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招行合肥分行对李宗元的起诉。首先，李宗元在《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签名确认其为易红兵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中李宗元也作为保证人加盖了名章，故本院对李宗元系易红兵的连带责任保证人身份予以确认。李宗元对签名和名章的真实性均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其签名及名章的真实性，其虽然申请了笔迹鉴定，但未能提供符合鉴定要求的检材以供比对，故李宗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且，该签名与江北公司举证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中落款处李宗元签名笔迹一致，故而本院对《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名章，根据二份《印章授权书》，李宗元向招行合肥分行明确表示在相关信贷业务合同、协议、承诺函等相关法律文件上加盖其本人名章即具有与其本人签字同等效力，据此，应认定案涉《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个人贷款划款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中加盖李宗元名章视同其本人签字。其次，综合江北公司举证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及双方庭审陈述，可见双方在长期多笔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过程中已经形成合作惯例：江北公司的客户购买工程机械时需要向银行贷款的，由招行合肥分行发放贷款，客户以所购机械向招行合肥分行提供抵押担保，江北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宗元同时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江北公司需在招行合肥分行开保证金账户并存入保证金，李宗元在招行合肥分行开户作为偿还贷款的第二扣款账户。在多年合作中，双方一直按此惯例办理相关贷款手续，并履行各自义务，江北公司和李宗元并未提出过异议，故可确认江北公司和李宗元均是知晓并同意此合作模式。又因李宗元于2005年7月16日起直至2016年2月17日一直是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是唯一专职董事长，其对江北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江北公司在涉案合同中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李宗元名章的事实，也恰好说明合同内容业经时任法定代表人李宗元的审查，故李宗元对合同中包括其个人提供保证担保的内容是知悉并认可的，应认定其为招行合肥分行案涉债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另外，关于保证期间，根据合同约定应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招行合肥分行的起诉尚在保证期间内，故招行合肥分行主张李宗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易红兵、宋祖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借款本金286005.95元及利息28838.71元、罚息77125.37元、复息7806.21元（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5年11月30日，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顺延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易红兵、宋祖莲未按上述期限履行偿还义务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有权以易红兵、宋祖莲提供抵押的京城重工BCW5282JQZQY25D起重机（发动机号：100300010898）的拍卖、变卖或者折价后价款在上述第一项债权额范围内优先受偿；三、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李宗元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易红兵、宋祖莲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李宗元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易红兵、宋祖莲追偿；五、驳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02元，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负担400元，由易红兵、宋祖莲、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李宗元共同负担7202元；公告费800元，由易红兵、宋祖莲负担100元，由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负担700元。
本院二审期间，招行合肥分行、易红兵、宋祖莲未提交新证据。
李宗元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李宗元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证明李宗元主体资格。证据二、（2017）皖合衡复查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2016）皖01民终2051、2050、2043、2044、2040号五案判决书(该五案现已进入再审审查阶段)。证明：证明在2017年10月19日，安徽省合肥市衡正公证处做出（2017）皖合衡复查字第2号《公证复查决定书》，决定撤销（2016）皖01民终2051、2050、2043、2044、2040号五案判决李宗元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的依据（2010）皖合衡公证字第25387号公证书。而本案一审法院认定李宗元承担个人连带担保责任的依据就是该五案的二审判决，因此，该新证据的出现不仅证明了五案的二审判决错误，更证明了本案一审判决的错误，足以推翻原一审判决。证据三、皖合元决（2017）第147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证明：证明在2017年11月9日，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做出皖合元决（2017）第147号《公证复查决定书》，该决定书内容中明确说明，本案涉及该类合同公证时保证人只有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公证没有涉及李宗元个人担保事宜，也无法证明李宗元参与公证行为。证据四、最高院指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判决书（《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27集第221-229页）。裁判要点：未满足约定生效要件的文件，不能生效。证明：证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提供的《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未满足第20条生效条款20.1所约定的生效条件，不能生效。证据五、皖天正司鉴【2017】文书鉴字第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与皖惠文鉴（2015）292号《笔迹检验鉴定意见书》一致，证明2009年2月10日安徽江北工程车辆有限公司出具的单位《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的签名不是李宗元本人所签。
招行合肥分行质证意见：证据一、真实性无意义；证据二、对复查决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便复查决定书撤销了相应的公证书，但其撤销的理由是公证员违反公证程序规则，从该点可见并不能推论出公证书上的签字非李宗元本人所签。五案判决书是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还未启动再审，判决结果并未改变，故无法证明判决结果是错误的；五案判决书判决李宗元承担保证责任，是综合案件事实及相关证据，而并非仅凭作为鉴定样本之一的公证书，因此该公证书撤销与否不影响案件事实；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复查决定书的内容是维持公证书，不能证明李宗元不承担保证责任，该维持结论更加可以反映出一审中我方提供的个人工程借款合同的内容合法有效，且李宗元承担保证责任主要证据系个人不可撤销担保书，故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想要证明李宗元不承担保证责任需要另行举证；证据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我方不予质证。证据五、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系李宗元单方委托鉴定，样本来源不明，缺乏公信力，且李宗元本身不认可该鉴定书的检材，故根本无需进行鉴定。
江北公司质证意见：我方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易红兵、宋祖莲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江北公司二审提交以下证据：《招商银行垫款证明》、《判决书》，证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在江北公司的工程机械按揭贷款客户发生逾期还款后，由江北公司代垫按揭款，并由招商银行合肥分行出具垫款证明后，江北公司向逾期客户起诉主张追偿权。该系列借款保证人仅为江北公司一人，李宗元不是保证人也从未履行保证责任，若李宗元为保证人将影响江北公司的保证责任追偿权。
招行合肥分行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不同意其证明目的。该组证据无法反映李宗元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本批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江北公司一直强调案涉李宗元的印章、签字均是李宗元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我行与李宗元长达10年的合作过程中，我行是依据江北公司与李宗元均承担保证责任为基础合作且放款，李宗元就江北公司自己承认的违规操作并未进行任何的追究，江北公司关于所有李宗元不承担保证责任的举证和说明都存在利害关系，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有效证据。
李宗元质证意见：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易红兵、宋祖莲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二审期间，李宗元提出对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2007年3月16日、2009年2月10日两份《印章授权书》中“李宗元”签名以及《个人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中“李宗元”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
本院原判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宗元是否为涉案借款提供个人担保。本院依据本案现有证据作如下分析：首先，江北公司对其与招行合肥分行缔结涉案《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并履行的事实均无异议，其中合同所及业务，均系江北公司主要业务之一，前述合同订立时，李宗元为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合同缔约以及合同内容的审定，属于其法定代表人的职责，任期内不知晓或不参与公司主要经营业务的决策及管理，亦与常理不合，尤其在争议《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出现了诸如合同第四十一条“经销商（保证人）企业法人代表或者实际控制人为借款人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另行向贷款人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以及《个人工程机械借款合同》的附表一第13项明确记载的“李宗元作为保证人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等条款时，李宗元既未向招行合肥分行提出异议修改合同内容，也未表示终止合同履行，由此表明李宗元对于上述条款的设立并无异议，知道并同意其个人作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反之，合同则不应出现上述针对合同相对人法定代表人不利的条款。其二，涉案合同上加盖了李宗元个人签名章。对于争议名章，招行合肥分行并不持有，且李宗元也无证据显示银行持有此枚印章，意味着本案争议的合同文本上名章不是银行私自加盖的。由于讼争借款合同对李宗元应承担的保证责任进行了约定，因而此枚印章的出现并非唐突，且借款合同也未对此枚印章的使用约定生效条件。故招行合肥分行基于项目合作，讼争合同及附件的约定，确有理由相信讼争借款合同上加盖的李宗元个人名章是李宗元真实意思表示。其三，涉案《不可撤销担保书》上有李宗元签名确认。虽然，李宗元对《不可撤销担保书》上李宗元的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该签名非其本人所书，并申请对争议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以及印章授权书上李宗元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对此本院认为，鉴定争议文本中“李宗元”的字样是否为李宗元本人所书的关键在于鉴定样本的选定。本批系列案件审理之前，李宗元因签名真实性问题的确向鉴定机构提供了个人签名的样本，但问题是李宗元提供的签名样本是否为其同一时期因与银行发生关联关系由本人书写形成，就本案而言，本案讼争纠纷始于江北公司与招行合肥分行之间的合作，双方因合作订立的《个人工程机械按揭贷款业务合作协议》应是合作双方最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也是合作关系的开始，因而此份合同对于双方而言都是谨慎待之。该份合同中李宗元作为公司法人代表予以签名并加盖江北公司公章，且由江北公司作为证据提交。因此，该份合同中李宗元的签名不论是否为李宗元本人所书都应视为其个人书写。迄今，李宗元并未以此签名作为个人签名样本申请人民法院与涉案争议签名进行鉴定。由此，李宗元以提供不是同一时期与银行形成的个人笔迹作为鉴定样本，在不能排除他人代签或自行改变书写习惯、方式的情况下，不能当然否定其签名的真实性。其四，涉案第二还款账户的开户以及还款。个人账户设立需要个人提交身份信息，尤其是个人身份证件的提供。如果说李宗元不同意个人在银行设立账户作为第二还款账户使用，则招行合肥分行不能取得李宗元个人身份信息并设立个人账户。虽然，原审中江北公司及李宗元都提出了争议还款账户设立系因银行为规避上级对借款逾期率的监管，银行违规设立，对此李宗元不知道账户设立，但在本案诉讼期间江北公司或李宗元均无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争议账户只能是经李宗元同意设立。若江北公司的工作人员违背其法定代表人意志设立，此无异于是下属隐瞒上司，且直接作出有损害于上司利益的行为而保全公司利益或者经办人从中渔利，亦与日常生活法则相悖。根据招行合肥分行提供的争议账户还款记录，涉案账户有还款的事实，虽然本案作为单个案件，还款数额较少可能不易察觉，但本案属于系列案件之一，与本案相似的数十件案件还款数额累加，则是较大数额，款项往来公司与个人之间，李宗元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又是个人账户的所有人，对于争议账户内资金余额增减不知情，于情不合。其五，对于本案争议签名章的使用及效力，和《印章授权书》、《不可撤销担保书》中“李宗元”的签名真实性问题，本院在先生效民事判决已经作出认定，在此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李宗元作为江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对于讼争合同的订立，合同中保证人一栏加盖个人签名章，个人还款账户还款等事实以及在众多系列案件与本案类似的事实均不知情，以及可能涉及自己公司的员工做出损害其利益或存在银行与江北公司合意损害其利益的情况下，既不阻止，事后尤其是与本案相似的数十件案件已经生效，不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不符合常理。由此，通过涉案借款合同的约定，李宗元个人签名章的使用，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以及之后个人还款账户还款的事实，足以证实李宗元是讼争借款的保证人，作出了保证意思表示且按照约定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因此，原判确定李宗元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适当。故李宗元就保证责任承担以及二审中申请对相关文书中所涉签个人签名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所涉保证期间问题。涉案合同以及《不可撤销担保书》中约定的保证期间皆为借款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因此，本案保证期间约定明确。故涉案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截止2014年8月25日，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截止2016年8月25日，至招行合肥分行2016年1月6日提起诉讼，未超过保证期间。由此，李宗元就保证期间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李宗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602元，由李宗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苗
审判员 古开利
审判员 程亚娟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姚瑞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