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沪海法商初字第1105号
原告江苏新时代造船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靖江市。
法定代表人袁凯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卫，上海市耀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徽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被告黄敬会，住所地安徽省利辛县。
被告周口长虹集装箱水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周口市。
被告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陆海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吕海鸣，上海市震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王海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锋，上海市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雷，上海市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苏新时代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新时代”）为与被告上海徽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创物流”）、被告黄敬会、被告周口长虹集装箱水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水运”）、被告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被告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物流”）港口作业侵权纠纷一案，于2010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1年7月6日、10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林卫、被告上港集团委托代理人吕海鸣、被告上港物流委托代理人李锋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敬会、被告上港物流委托代理人陈雷参加了第一次庭审，被告徽创物流、被告长虹水运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两次庭审均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于2008年4月23日与被告徽创物流签订《运输、报关代理协议》，约定由被告徽创物流负责将原告自韩国斗山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斗山公司）购买的两台7S60**-C型号主机（主机单价均为4，359，100美元）从韩国马山港运至原告码头。原告为两台主机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公司（以下简称靖江人保）投保了海洋货物运输保险一切险。上述两台主机由被告徽创物流安排的“AnKwang”轮（以下称安光轮）于2008年5月25日从马山港运抵上海港。当天，根据被告徽创物流的安排，由被告上港集团和被告上港物流的“向阳4号”浮吊将两台主机转驳至被告黄敬会所有并由长虹水运经营的“豫周长虹机083”上，以将主机从上海港运至原告码头。但由于五被告操作不当，致使3号主机沉入黄浦江中，2号主机浸入水中。事故发生后，在上海海事局等部门的协调组织下，进行了施救打捞。3号主机因沉入江底损坏严重而报废，2号主机可由生产厂家修复。原告为履行对船东的正常交船义务，只能另行向韩国斗山公司订购同样型号规格的主机，价格为5，000，000美元，比原来合同价格高出640，900美元。此外3号主机在退运过程中，发生了退运码头作业费、退运驳运费、配件浮吊费、拖轮费、退运海运费、退运保险费等合计人民币（以下未注明币种的均为人民币）1，333，042.01元。嗣后，靖江人保向原告支付了2号主机和3号主机的保险赔款，合计28，501，328.44元，但原告因3号主机报废而新购买主机与原来主机之间的差价以及多支出的运输费、保险费以及3号主机须退运至韩国所发生的一系列费用没有获赔。故请求法院判令五被告连带赔偿：1、原告因重新购买7S60MC-
C主机所产生的差价损失640，900美元（折合4，358，120元）；2、原告因重新购买7S60MC-
C主机所产生的运费、保险费损失781，385.47元；3、报废的3号主机因退运而发生的退运码头作业费、退运驳运费、配件浮吊费、退运浮吊费、拖轮费、退运海运费、退运保险费等合计1，333，042.01元；案件受理费由五被告承担。
被告徽创物流与被告长虹水运未作答辩。
被告黄敬会在庭审中发表意见称，其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具体意见同其在武汉海事法院（2008）武海法商字第316号案件中的答辩意见。根据该案的判决书记载，黄敬会辩称，2008年5月22日，上海定兴货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兴货运）负责人成定忠电话联系其，要求从上海港将两台主机运往靖江，运费32，000元，并要求找一条小船装主机配件。因承运主机的外轮未进港，成定忠未告知主机的重量和规格。其后，黄敬会按成定忠通知和装运主机配件的“皖利辛货0662”号船主王从强去上港集团龙吴分公司领取证明，办理了外轮搭靠证。5月25日凌晨，“豫周长虹机083”号船和“皖利辛货0662”号船由成定忠引领至黄浦江B35-36系船浮筒作业现场。8时许，两船在成定忠指挥下固定在安光轮左船舷。11时许，龙吴分公司调派的“向阳四号”浮吊停靠安光轮右船舷开始作业。由于安光轮挡住了“豫周长虹机083”号船和“向阳四号”浮吊视线，浮吊操作人员只能靠站在安光轮上的指挥人员用对讲机指挥操作，成定忠在“豫周长虹机083”船指挥落放。经多次试吊，第一台主机落放在“豫周长虹机083”号船中舱前部稍偏左位置。黄敬会当时提出主机放偏，不固定不稳当，成定忠未予理会。在第一台主机没有固定情况下，又开始吊装第二台主机，准备放置在“豫周长虹机083”号船后舱中部。因“向阳四号”浮吊所在位置不适当，吊钩重心难以与设定的吊放位置保持垂直状态，“豫周长虹机083”号船被固定在安光轮左舷不能移动，浮吊操作人员始终放不准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浮吊操作人员断然将第二台主机落放至船中部偏左位置，吊钩未取下，第一台主机就迅疾向“豫周长虹机083”号船左侧滑动倾倒。隔着安光轮的“向阳四号”浮吊操作人员未能发现，直到听见呼喊才将第二台主机重新吊起，但第一台主机砸至船左舷，导致船前舱破损10多米，主机随船侧翻沉没，三人落水。本次货物装载，定兴货运公司未向其提供货运单、调度单，对所需装载的主机重量、体积和形状一概不清，装载是定兴货运和“向阳四号”浮吊进行，事故发生在装载作业过程中，货物不在其掌控之中，对货损发生没有过错。
被告上港集团答辩称，1、原告起诉的案由为港口作业侵权纠纷，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事故发生在2008年5月25日，而原告起诉时间为2010年10月8日，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诉讼时效是二年，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2、原告起诉还违反了一事不两诉的原则，靖江人保在武汉海事法院已经提起诉讼，目前该诉讼在二审审理之中，靖江人保是代位本案原告提起的追偿诉讼，所围绕的事故、损失、标的均是同一的，构成了一案两诉，原告诉请不应得到支持。3、原告的诉请不合理，武汉海事法院已经进行的审理中，靖江人保提供的材料不能证明3号主机报废的合理性，如果3号主机能够修复，则原告在保险合同项下应该得到赔偿，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如果武汉海事法院关于3号主机报废系本案原告与船东出于商业考虑，不具有合理的法律和事实基础的观点能得到二审支持的话，原告所主张的购买新的主机的差价损失，不应得到支持。关于3号主机退运费用，在武汉海事法院判决中已经得到支持。4、原告要求五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律依据不足，本案中被告上港集团已经通过船前作业会的形式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布置，作业的指挥权并非被告上港集团行使，对主机入江不应承担责任。故请求驳回原告对第四被告的全部诉请。
被告上港物流答辩称，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不明，无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侵权责任的要件。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违反了一案两诉的原则，诉请不合理，该三点意见同被告上港集团的意见。原告主张五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法律依据不足，通过武汉海事法院庭审调查表明，被告上港物流并未参加实际的作业，更不应该承担相关的侵权责任。如前述抗辩不成立，针对原告所提三项损失，其中第1、2项属于间接损失，即使构成侵权，赔偿的范围也仅限于造成的受损货物的价值或修理价值，不应该赔偿市场差价损失、退运的间接损失。故请求驳回原告对第五被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针对被告答辩意见发表补充意见称，事故发生时，原告并不在场，原告是委托被告徽创物流承运货物，徽创物流将装卸又委托其余的四位被告，被告黄敬会是“豫周长虹机083”号船舶所有人，被告长虹水运是“豫周长虹机083”号船舶经营人，上港集团下属龙吴分公司实施了装卸作业并调运了上港物流的“向阳4号”浮吊，上港物流开具了使用浮吊费用的发票，“向阳4号”的操作人员是上港物流的员工。五被告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导致原告损失。原告获得靖江人保最后一笔赔款时间是2008年12月1日，此时才知道靖江人保仅赔偿2号主机的修理费，所以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同时也不存在一案两诉、诉请不合理的情况，靖江人保代位求偿不包括购买新主机的差价损失、重新运输费用和退运等费用，这部分由原告自行负担，武汉海事法院的案件不包括这部分诉请。3号主机是应该报废还是修理本身不是本案讨论的范围，3号主机落入江中浸水已不是新的机器，修理会影响交船期限，客户购买的是新船，因此不能使用旧的主机，不得不重新购买，客观上发生了差价，从减少损失的角度来说，退回韩国处理是最经济的。原告诉请的费用都是由于五被告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
原告为证明其诉称事实提供的证据材料、各被告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证据1、运输报关代理协议及翻译件。该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于2008年4月23日与被告徽创物流签订《运输、报关代理协议》，约定由被告徽创物流负责将原告自斗山公司购买的型号为7S60MC-
C的2台主机从韩国马山港运至原告码头。被告黄敬会、上港集团、上港物流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三被告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故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证据2、2号主机采购合同及翻译件；证据3、3号主机采购合同及翻译件。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与斗山公司签订购买主机合同，3号主机采购金额为4，359，100美元。被告黄敬会、上港集团、上港物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仅能证明原告和斗山公司签订的购买合同。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证明原告与斗山公司签订3号主机购买合同及购买的价格，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证据4、3号主机付款凭证。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就3号主机向斗山公司支付了货款。被告黄敬会、上港集团、上港物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4-1与4-2是汇出申请，4-3是汇款证书，金额与前两者不能对应匹配，单证总计11，659，722.58美元也不对。原告于第二次庭审中提交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述证据4-3汇出汇款证实书上的记载由于银行系统设置出错造成币种打印错误。本院认为，原告提交了该组证据原件，可以证明原告向卖方斗山公司支付了3号主机的货款4，359，100美元，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证据5、2号和3号主机保险单。该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为该两台进口主机的运输向靖江人保进行了投保，承保险别为海洋货物运输保险的一切险。被告黄敬会、上港集团、上港物流认为原告未提供该证据的原件，效力待定，仅就表面记载的内容看与武汉海事法院审理中保险公司提供的两份保单记载的表面形式不同，保单的签署是有问题的。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保险单为复印件，无原件可供核对，但原告举证目的在于证明原告向靖江人保投保的有关事实，可由其他证据加以印证，无需另行举证。
证据6、2008年5月25日会议记录；证据7、2008年5月29日会议记录；证据8、上海海事局兰州路海事处《事故证明》；证据9、“豫周长虹机083”船舶的登记信息；证据10、00593927号发票。该组证据用以证明上述两台主机由徽创物流安排的安光轮于2008年5月25日从韩国马山港运抵上海港。当天，根据被告徽创物流的安排，由被告上港集团与被告上港物流的“向阳4号”将两台主机转驳到被告黄敬会所属并由被告长虹水运经营的“豫周长虹机083”上，以将主机从上海港转运至原告码头。但在作业时，由于五被告操作不当，致使3号主机沉入黄浦江中。被告黄敬会认为证据6、7、8以书面记载内容为准，海事局组织的两次事故调查会，其均参加了，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对于证据9、10同意被告上港集团的意见。被告上港集团对证据6、7、8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是记录了各方表达的意见，所有的人都是应海事主管部门要求而参加的，没有任何结论性的意见，仅对记录的内容予以确认，其他各方批注的任何声明等均不予以认可。证据9三性均认可。证据10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上港物流对于证据10仅认可其真实性，但表示其并没有参与整个卸货过程，该发票仅是依照总公司即被告上港集团指示开具的，不能证明其是作业人，对于该组其他证据同意被告上港集团的意见。本院认为，三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确认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至于能否证明三被告侵权事实，还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证据11、3号主机退运发生费用凭证（含退运宝山港区作业费、宝山港区浮吊费用、退运浮吊作业拖轮费用、退运租船运费及翻译件、退运保险单及保险费支付凭证）。该证据用以证明3号主机在退运过程中，发生了退运码头作业费、退运驳运费、退运车辆使用费、配件堆存费、配件浮吊费、退运浮吊费、拖轮费、退运海运费、退运保险费、退运作业海事费等，合计1，352，865.41元。被告黄敬会、上港集团、上港物流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基于三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显示的实际金额和原告诉请的金额一致，仅为1，333，042.01元。
证据12、新主机采购合同、提单、发票及翻译件。该证据用以证明事故发生后，在江中浸水的2号主机和沉入江中的3号主机经打捞后均退运回斗山公司进行修理，2号主机被修复，而3号主机因严重损坏而无法修复，只能做报废处理。原告为履行对船东的正常交船义务，只能另行向斗山公司重新订购同型号主机，价格为5，000，000美元。被告黄敬会、上港集团、上港物流对该证据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证明内容不能接受，新合同中对3号主机报废以及2号主机被修复的内容描述不能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可予确认，但合同中关于2、3号主机状况的描述仅限于签约各方之间，并不能直接证明侵权事实和损失构成。
证据13、新购主机付款凭证。该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就新购买的主机向斗山公司付款。被告黄敬会、上港集团、上港物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三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原告新购主机的付款情况，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证据14、新购主机保单及保险费支付凭证；证据15、新购主机运费支付凭证。该组证据用以证明重新购买主机所产生的运费、保险费损失为781，385.47元。被告黄敬会、上港集团、上港物流认为证据14和证据5形式不同，和武汉海事法院审理中出现的保单一致，只有个人签章而没有加盖公司章；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损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证据14和15的真实性可以确认，证明原告确实为新购主机的运输及保险支付了相关费用，但所列损失是否属于侵权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本院将在下文中阐述。
证据16、保险公司理赔支付凭证。该组证据用以证明靖江人保按照其与原告的保险合同，就2号主机与3号主机向原告支付了28，501，328.44元的保险赔款。被告黄敬会、上港集团、上港物流对证据三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三被告对该证据三性没有异议，故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证据17、靖江人保保险费损失清单。该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因3号主机退运至韩国所发生的一系列费用，3号主机报废而新购买主机与原来主机之间的差价以及多支付的运输费、保险费并不在理赔范围内。被告黄敬会、上港集团、上港物流对证据三性予以确认。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但该损失清单没有注明签署的时间，且新主机进口运费、保险费与原告上述证据14、15内容不一致，金额应以证据14、15原始凭证金额及原告诉请金额为准。
被告徽创物流、黄敬会、长虹水运未提交证据。
被告上港集团为证明其抗辩意见而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及其他被告质证、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证据1、装卸作业合同。用以证明被告上港集团下属龙吴分公司于2008年4月22日，就原告进口设备的装卸与上海雁伦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雁伦货代）签署装卸作业合同，雁伦货代系作业委托人。原告对其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表明是被告上港集团下属龙吴分公司接受货代公司委托，进行2号、3号主机的装卸和保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上港集团龙吴分公司是涉案货物的作业单位，但由于该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因此其责任应由被告上港集团承担。被告黄敬会质证认为其是接受定兴货运公司的委托，对徽创物流、雁伦货代的情况均不清楚。被告上港物流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系雁伦货代与龙吴分公司签订了该装卸作业合同，在该合同项下龙吴分公司是作业人，雁伦货代是作业委托人。
证据2、船前作业会签署记录、安光轮大件吊卸作业船前会纪要。该组证据证明2008年5月21日就涉案货物的大件吊卸，涉案的船方、港方、货方及船代等召开了作业船前会，会上明确了各方的职责，其中吊点选择由货方负责，浮吊作业由船方指挥。5月21日真正的驳船方并没有出现，成定忠以驳船代表身份出席会议。黄敬会也陈述其是成定忠5月22日才找到他，故不认同武汉海事法院判决关于上港集团具有过错的观点。原告对证据2的船前作业会签署记录第一页中的签名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第二页中的记录内容，因无人签名确认，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基于同样理由，对船前会纪要的真实性也不予确认。被告黄敬会质证认为，其本人以及船上其他人均未参加船前作业会，是成定忠告知其相关情形，黄敬会并不知悉徽创物流和雁伦货代的情况。被告上港物流对该证据三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对记录参加船前会人员、单位、姓名、联系方式的内容没有异议，可以证明参加船前会的人员基本情况，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但该记录第二页和船前会纪要因无参加会议人员的签名，亦无其他证据佐证，且原告对真实性不予确认，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证据3、落驳凭证、情况记录。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在作业前，被告徽创物流向港方报称的“豫周长虹机083”的吨位为1300载重吨，属错误申报。原告认为因被告上港集团没有提供证据原件供核实，被告徽创物流也没有确认，故对落驳凭证真实性不予确认，同时对情况记录的真实性也不予确认。被告黄敬会称办理“豫周长虹机083”证书时，船舶吨位是760吨，其从未申报过1300吨，况且之前也不知悉让其驳运货物的情况。被告上港物流对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上港集团在武汉海事法院（2008）武海法商字第316号案件中也将该组材料作为证据提交，而徽创物流在该案中要求出示落驳凭证原件，对真实性表示怀疑，对情况记录真实性也有异议，现被告上港集团无法提供该组证据的原件，也无其他证据可以佐证，故本院不予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
证据4、起诉状、武汉海事法院（2008）武海法商字第316号民事判决书。该组证据证明原告的保险人靖江人保曾于2008年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原告现起诉属一事二诉。武汉海事法院已于2010年9月作出判决，其判决所支持的靖江人保的部分诉讼请求即退运费等133万余元与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完全重合。港方在货物的装卸过程中听从船方的指挥，很慎重，在作业过程中没有过错。原告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靖江人保的起诉状中并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损失并没有包含在靖江人保在武汉海事法院的诉讼请求中；武汉海事法院（2008）武海法商字第316号民事判决尚未生效，该判决证明了在2008年5月25日作业的前后过程中，五名被告确实存在共同过错，操作不当，造成3号主机坠江的严重后果。原告船东不接受购买的新船使用受损主机，为此原告只能另行购买，因此造成主机差价与运输费、保险费损失。同时为了处理沉江后被打捞上来的3号主机，发生了浮吊费用、浮吊拖带费用、驳船运费、港区码头作业费（由被告上港集团收取）、海运费和保险费等损失。被告黄敬会、上港物流对该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上港集团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因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武汉海事法院的民事判决目前尚未生效，但其有关内容各方均无异议的部分，可予确认，原告认为起诉状中靖江人保的诉讼请求与其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不重合，本院注意到靖江人保在起诉状中明确“因目前最终损失金额尚未确定，原告（靖江人保）保留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而武汉海事法院判决对3号主机退运费用1，333，042元予以支持（该判决第32页第一段的内容），因此，被告关于原告诉讼请求与其保险人诉讼请求部分重合之观点，是有证据印证的。
被告上港物流为证明其抗辩事实而提供的证据、原告及其他被告质证、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证据1、上海港浮吊作业单。用以证明上港物流按照总公司上港集团的内部指派提供“向阳4号”浮吊，上港物流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认为因被告上港物流没有提供证据原件供核对（且日期有涂改痕迹），被告徽创物流也未确认，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被告上港物流补充解释，原件已经交给武汉海事法院，是被告上港集团发给被告上港物流的，可以由被告上港集团确认。被告上港集团对该证据及上港物流的陈述予以确认。被告黄敬会表示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根据武汉海事法院（2008）武海法商字第316号民事判决第19页记载，上港物流在该案审理中已将该证据向法院提交，包括靖江人保、徽创物流、黄敬会在内的该案四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被告上港物流表示原件已交武汉海事法院，故原告以缺乏原件而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的理由不成立，本院确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
证据2、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船舶国籍证书。该组证据证明“向阳4号”的所有人并非是上港物流，而是上海港复兴船务公司，同时证明该浮吊适合进行涉案的装卸作业，原件也向武汉海事法院提交过，该院判决书第27页有记载。原告认为船舶国籍证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有效期是从2008年11月4日起至2013年8月5日止，不包含事故发生日，鉴于2008年5月25日该浮吊由上港物流实际使用，故其应当承担责任。对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被告黄敬会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上港集团对该组证据三性表示确认。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虽对船舶国际证书有效期有异议，但又确认事故发生时该浮吊由上港物流实际使用，本院确认被告上港物流的举证目的和该组证据的证据效力。
根据对上述证据的分析认定，并结合庭审调查，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06年6月27日，原告与案外人斗山公司签订编号为NTS0311502-001和NTS0311503-001买卖合同各一份，均约定斗山公司向原告设计、提供并销售1台新主机用于原告新建的114，000总吨的油船。主机及配件总价款为4，351，700美元。2007年10月9日，双方就NTS0311503-001合同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合同价增加7，400美元。2006年9月11日，原告向斗山公司支付了包括上述2台主机在内的4台主机的预付款共计2，611，020美元（每台6**，755美元）。2008年4月15日，原告通过开立信用证方式向斗山公司支付NTS0311503-001合同项下剩余85%的货款，2008年6月10日，信用证实际付汇3，706，345美元。
2008年4月23日，原告与被告徽创物流就上述2台主机的运输、报关等事宜签订了《运输、报关代理协议》，约定由被告徽创物流负责将原告从韩国斗山公司购买的2台主机（每台4，351，700美元，FOB韩国马山）从马山港（MasanPort）海运至上海港，在上海港完成进口报关及租用浮吊准备工作后，尽快安排船舶将货物运至江苏靖江原告码头。
同年4月28日，原告就上述2台主机的运输向案外人靖江人保投保货物运输险，保险人签发了PYII200832128200000005和PYII200832128200000006货物运输保险单。两份保单上均载明：保险货物为船舶主机和配件；保险金额为4，795，010美元（货物价值的110%）；自韩国马山至中国靖江；承保的险别为一切险。
此后，被告徽创物流联系安光轮进行2台主机从韩国马山到中国上海的海运区段运输，委托案外人雁伦货代联系上述货物在上海港的卸、装过驳作业，以及货物至原告码头的运输船舶。雁伦货代将两台主机的卸、装过驳作业委托被告上港集团下属龙吴分公司完成，并通过案外人定兴货运联系“豫周长虹机083”船舶受载承运2台主机，另一船舶“皖利辛货0662”承运主机配件。上港集团龙吴分公司为了本次货物过驳吊装，向被告上港物流调用“向阳4号”浮吊。2008年5月21日，上港集团召开安光轮大件吊卸船前会，龙吴分公司、徽创物流、雁伦货代、定兴货运代表驳船方、上港物流、“向阳4号”浮吊起重司索指挥范杰海，以及外轮的船代等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被告黄敬会作为“豫周长虹机083”号船船长未被通知参加此次会议。
5月24日，安光轮抵达上海港，黄敬会按定兴货运成定忠通知和“皖利辛货0662”号船主王从强从上港集团龙吴分公司处领取证明，在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办理了外轮搭靠证。5月25日凌晨，“豫周长虹机083”和“皖利辛货0662”号船由成定忠引领至安光轮停泊的黄浦江B35-36系船浮筒作业现场。8时许，“豫周长虹机083”固定在安光轮左舷，“皖利辛货0662”绑靠在“豫周长虹机083”船外档，安光轮艏向为上水方向，艉向吴淞口。11时许，“向阳4号”浮吊停靠安光轮右舷开始作业。因安光轮船体高出，挡住了左右两舷的“豫周长虹机083”和“向阳4号”浮吊的作业视线，“向阳4号”浮吊的起重机操作人员由靠站在安光轮上左舷的指挥人员范杰海用对讲机指挥操作。范杰海和许会众均是上港物流的职工。12时左右，3号主机落放在“豫周长虹机083”号船中舱前部，未进行绑扎固定。吊装2号主机时，“向阳4号”浮吊一直找不到平衡点，13时左右，经多次还手，将2号主机落放在“豫周长虹机083”船后舱中部，吊钩未取下，3号主机就迅速向船左侧滑动，砸向“豫周长虹机083”船左舷，致使该船前舱进水向左侧翻。“向阳4号”浮吊操作人员听见呼喊，将2号主机重新吊起，该主机底部部分进水，垫木脱落，四周栏杆踏板有所损失，被重新放回安光轮船舱。3号主机随船侧翻沉没，三人落水被救起。当晚1920时，针对航道疏通和货物打捞事宜，上港集团、雁伦货代、徽创物流和黄敬会等在上海兰州路海事处主持下达成一致意见，同意由江苏蛟龙打捞航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蛟龙打捞公司）对货物进行打捞。次日，蛟龙打捞公司开始对3号主机进行水下探摸等打捞前的准备工作。
5月29日，兰州路海事处接待了原告公司代表和靖江人保代表，告知了事故性质以及原告应立即采取有关措施恢复航道畅通、履行相应责任。2008年6月2日，上海海事局兰州路海事处出具《5.25事故证明》载明，由徽创物流为新时代公司代理的船用柴油发动机的运输及报关项目，于2008年5月25日在上海港8区35#与36#浮筒之间转港过驳作业时发生过波船载货倾覆事故，导致过驳的一台柴油发动机入江，另一台柴油发动机进水。特此证明。附注：进关海轮船名安光轮，航次08019；驳船船名长虹083；作业单位上港集团龙吴分公司；作业船舶向阳四号浮吊；委托代理单位雁伦货代。
为退运3号主机，2008年7月7日，原告向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支付了退运宝山港区作业费100，200元、备件从罗泾港至宝山港的运费8，640元；向被告上港物流支付了退运宝山港区浮吊费用120，000元；向上海港复兴船务公司支付了退运浮吊作业拖轮费用150，000元；2008年7月18日向上海环球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支付退运海运费924，601.50元；2008年7月8日向靖江人保支付退运保险费29，600.51元，共计1，333，042.01元。
2008年9月26日，靖江人保向原告出具保险赔款通知书，PYII200832128200000006号保险单于2008年5月25日出险一案已缮制完毕，赔款18，147，170.98元，请到本公司领取赔款。2008年9月27日，原告收到该赔款。靖江人保出具给原告的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损失清单载明，3号主机核赔金额为24，087，612.53元，主机施救费用核赔金额为2，059，558.44元，主机公估费用核赔金额为75，200元。3号主机相关费用（施救费用）明细表列明，5月25日发生的3号主机运费700，000元、4月29日发生的3号主机保险费50，484.3元、7月2日发生的退运码头作业费100，200元、退运驳运费用8，640元、退运车辆使用费2，000元、罗泾港配件堆存费9，024.9元、退回配件浮吊费用120，000元、退运浮吊、拖轮费150，000元、退运海运费923，400元、退运保险费29，600.51元、以及新主机进口运费750，000元、新主机进口保险费64，134.44元等由保户承担。
2008年7月9日，原告向斗山公司购置新主机，双方签订了合同号为NTS0311513-001的买卖合同，约定主机的价款为5，000，000美元。原告于2008年8月4日向斗山公司支付了该主机的预付款150万美元。2009年2月20日，原告与案外人上海福瑞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瑞公司）签订《运输、报关代理合同》，约定福瑞公司为原告代理1台船舶主机的运输、报关等事宜，福瑞公司根据原告要求安排船舶完成海运段和内河段的运输以及上海港清关、卸货，费用为包干费725，000元，所有费用在货物到达原告码头，原告一次性付清。原告于2009年3月5日向斗山公司支付了剩余货款350万美元。2009年3月10日，斗山公司将NTS0311513-001合同项下的主机1台及配件交案外人GF海运有限公司承运，承运人GF海运有限公司签发了编号为090309A的全套一式三份正本提单。原告为该主机的全程运输向靖江人保投保了海洋货物运输保险一切险，靖江人保于2009年3月4日签发了保单号为PYII200932128200000004的保单，原告向靖江人保支付了保险费56，385.47美元。新主机运抵原告码头后，2009年3月26日，原告向福瑞公司支付了运费725，000元。
另查明：“豫周长虹机083”为内河船舶，船舶总长为49.80米、型宽9.80米、型深3.20米，总吨439吨，净吨245吨，核定参考载重吨760吨。该船舶所有人为被告黄敬会，经营人为被告长虹水运，系被告黄敬会挂靠被告长虹水运经营。
3号主机规格，重418.76吨，长10.48米，宽7.60米、高10.05米，体积约为800立方米。
“向阳4号”浮吊系准许航行近海航区进行起重作业的海轮，船长60米、船宽26.40米、型深4.50米、满载吃水2.40米，总吨位2，091吨、净吨位627吨。该轮登记为上海复兴船务公司所有，由其上级单位上港集团调拨上港物流维护管理。2008年6月12日，上港物流向徽创物流开具发票，载明收取2008年5月25日使用“向阳四号”浮吊的费用10万元。
再查明：靖江人保以与徽创物流、黄敬会、长虹水运、上港集团、上港物流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为由，于2008年7月17日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五被告连带赔偿损失28，501，328.44元。该院于2010年9月16日作出（2008）武海法商初字第316号民事判决，认定该案纠纷为多式联运合同纠纷，徽创物流系多式联运经营人，应对货物毁损承担合同责任；黄敬会作为“豫周长虹机083”号船的船舶所有人，系内河运输区段的实际承运人，龙吴分公司系徽创物流委托雁伦货代联系负责货物的吊装作业，与黄敬会共同完成货物在内河运输区段装载和积载的人，该两方在未能依据货物和船舶的技术数据状况，评估受载船舶的适载性，共同制定安全可靠的吊装方案的情况下而盲目进行吊装、受载，因共同过错导致船舶翻沉货物受损，对货损应负连带赔偿责任，因龙吴分公司系上港集团下设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其对外责任应由上港集团承担；长虹水运作为“豫周长虹机083”号的船舶经营人，应对黄敬会营运船舶对外造成的货物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港物流为吊装作业提供了浮吊，但与新时代公司和徽创物流均无合同法律关系，亦不是对外从事货物吊装作业的直接主体，不应承担货损赔偿责任。该判决第22页至24页认定：“5月26日，靖江人保接到原告报案后，委托悦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之公估）对受损货物进行检验评估和事故调查。5月27日，悦之公估的检验师张冬伟、陆家庆在主机供应商斗山公司、徽创物流、靖江人保以及新时代公司代表的参与下，登临安光轮对2号主机进行外部现场损坏检验。5月29日，在上述单位的参与下，再次登船对5月27日现场检验损坏的项目进行逐项核实，确认2号主机存在43项需要修理或更换的部位。……6月1日，3号主机由蛟龙打捞公司打捞出水，由安徽省怀远县永裕航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怀远航运）所属的‘沪港驳1012’号装运至上海柴油机厂北侧码头进行淡水冲洗，防锈抹油。新时代公司支付了打捞费156万元、怀远航运驳船和码头监管费448，500元（2008年6月1日至7月9日期间）。6月2日，悦之公估检验师张冬伟、陆家庆在斗山公司代表的参与下，登临‘沪港驳1012’号船舶对3号主机进行联合检验，确定了21个部位的受损情况。……6月3日，悦之公估、靖江人保、新时代公司和使用3号主机的船东代表在韩国斗山公司上海代表处召开3号主机处置协调会。因斗山公司认为没有修复价值，也不宜作受损品出售，不负责维修及零部件供应，同时船东不接受购买的新船使用受损主机，以及新时代公司提出修复难以达到有关的技术指标，无法做新船主机使用，悦之公估于6月16日作出3号主机构成全损的初步公估意见。7月10日，靖江人保与新时代公司鉴于在国内对3号主机进行残值处理，需办理进口清关手续，缴纳9，910，627.01元进口税款，双方协商决定将3号主机退回韩国进行残值处理。新时代公司为此支付退运3号主机浮吊费用12万元、浮吊拖带费用15万元、驳船运费和港区码头作业费108，840元、海运费924，601.50元和保险费29，600.50元，共计1，333，042元。7月11日，新时代公司在靖江人保的参与下，以17万美元的价格将3号受损主机处理给韩国的DONGWONGLOBAL。”该判决第25页认定：“11月18日，悦之公估就3号主机的损失出具最终公估报告，确定3号主机构成全损，按3号主机保险价值4，795，010美元，扣除残值17万美元和未受损的随机配件价值525，200美元，计算损失金额为28，492，859.54元（按照2008年5月26日汇率1：6.9498折算）。同时确定施救费用3，489，936.35元，其中包括打捞费156万元、维护费用（驳船和码头监管费）448，500元（2008年6月1日至7月9日期间）和退运费用1，333，042元。悦之公估在两份公估报告中，认定“豫周长虹机083”号船超载，不适航、不适货是导致船舶翻沉的直接原因，认为“向阳4号”浮吊指挥人员在吊装2号主机时看到“豫周长虹机083”号船摇摆情况，应中止吊装作业，查找原因，确认吊装安全，可避免船舶翻沉事故的发生。”该判决第26页最后一段认定：“保险事故发生后，靖江人保分别于2008年6月25日、30日向新时代公司预付了3号主机的保险赔款600万元和200万元。9月25日，双方就3号主机的赔偿达成赔付协议，靖江人保支付了余下的保险赔款18，147，170.98元。11月28日，靖江人保向新时代公司支付了2号主机的保险赔款2，354，157.46元，取得2号主机赔偿的权益转让书。靖江人保据此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请判令五被告连带赔偿2号主机损失和费用2，354，157.46元，3号主机损失和费用26，147，170.98元，共计28，501，328.44元及银行利息。”该判决第31页还认定“悦之公估公估3号主机全损系依据新时代公司、使用3号主机的船东代表和斗山公司上海代表处等方面的协调意见作出，未经有关技术权威鉴定机构或质量检测部门的评估认定，该公估意见只能约束协议相对方，对外不发生效力。靖江人保认可3号主机构成全损并予以赔付，为其自行处置自己权利的行为，不能据此向货物运输责任方主张3号主机全损损失。靖江人保主张为避免3号主机全损而发生的打捞费用156万元和维护费用（驳船和码头监管费）448，400元予以保护。靖江人保和新时代公司鉴于在国内对3号主机进行残值处理需清关缴纳9，910，627.10元的进口税款，协商将3号主机退运韩国进行残值处理，属于减少货物损失行为，为此主张发生的退运费用1，333，042元，本院予以支持。”
本院认为，原告系以港口作业侵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原告主张的侵权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处理本案。由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之后，如《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基于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本案五被告是否皆为港口作业侵权纠纷之适格被告，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三、原告的三项诉讼请求是否皆为港口作业侵权所致的直接损失，属于侵权责任范围。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案为港口作业侵权纠纷，诉讼时效应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2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构成侵权责任，不仅应有侵权行为的发生还应具有损害后果这一要件，在侵权结果与侵权行为并非同时发生、有时间上间隔的情况下，基于诚信原则，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害结果发生之日起算。本案中，事故即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为2008年5月25日，而3号主机被打捞出水的时间是6月1日，6月3日，悦之公估、靖江人保、原告、船东召开会议确定3号主机全损，3号主机被退运韩国，从7月7日至18日，原告支付了与退运有关的各项费用达133余万元。因此，最迟在2008年7月18日原告已经知道退运费用实际发生，如果原告认为这部分费用属于侵权造成的损害结果的话，则对这部分损失应从2008年7月18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原告于2010年10月8日才向本院起诉主张该部分损失，显然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告主张当靖江人保不赔付该笔费用时，才是其知道侵害结果发生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受害人作为被保险人能否从保险合同关系中获得保险赔偿，不影响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侵害结果的发生，更不能将保险人赔付与否和受害人对侵害结果发生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挂钩，此种观点缺乏法律依据。同理，由于各方确定3号主机全损，重新购买新的主机用在新船上，如果新合同价与之前的合同价有差额且原告认为这个差价属于侵权损害结果的，则签订新合同时应当是受害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侵害结果发生之日。本案中，原告与斗山公司签订新的采购合同时间是2008年7月9日，此时差价已经产生，故而原告于2010年10月8日才就这部分差价作为侵害结果而提起诉讼，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还提出由于靖江人保不告诉其谁是侵权人，所以他的起诉没有过诉讼时效。现行法律基于诚信原则，对于受害人不知其权利受到侵害而不起算诉讼时效期间的底限是因不可归责于受害人的原因，而本案中，事故发生后的5月29日，上海海事局兰州路海事处接待了原告公司代表，并告知了事故概况及应采取措施，6月2日，上海海事局兰州路海事处出具事故证明，披露了作业方、委托方、驳船方等信息，原告理应知道是谁损害了其利益。之后原告公司代表同悦之公估、靖江人保、徽创物流等多次登上安光轮检查货损状况，按常理，原告不可能不关心究竟是谁造成了事故，而徽创物流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也会不遗余力地披露肇事方。所以原告称由于靖江人保不告诉其事故发生经过，故其对侵权事实无从得知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也有违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关于第一项、第三项诉讼请求主张因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二，本案五被告是否皆为港口作业侵权纠纷之适格被告，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原告起诉主张五被告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故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原告提起侵权之诉，应当举证证明其起诉的“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该行为具有违法性，造成了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有直接因果关系以及侵权人具有过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般侵权责任构成四要件。此外，由于原告主张五被告因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故原告还应证明五被告在共同的过错（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或故意与过失相结合）下实施了侵权行为，各个侵权行为与受害人具有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不能证明其中任何一个要件，对于认定侵权责任都会产生影响。在本案审理中，本院多次要求原告按照一般侵权责任构成四要件来明确五被告的侵权事实，而原告只是以被告徽创物流是与其签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黄敬会是驳船船东、长虹水运是驳船经营人、上港集团负责吊装作业、上港物流提供并实际操作浮吊为由来主张五被告是侵权人，应承担侵权责任。而且原告还多次表示由于其委托徽创物流，其余被告都是徽创物流委托的，所以其不清楚发生事故的情况，还要求五被告自己证明自己的侵权事实。显然，原告混淆了合同之诉和侵权之诉的举证标准，也混淆了一般侵权责任由主张方负责举证和特殊侵权责任由被诉方负责举证自己无过错或免责的区别。原告起诉的是港口作业侵权，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侵权法律关系，所以应当由原告来举证证明五被告构成侵权责任。坦率地说，从原告的举证来看，并未提供五被告构成侵权责任的充足证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确认了过错责任原则在我国的法律地位。《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重申了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归责原则。本案事故是发生在港区内与运输相关的货物装卸落驳过程中，属于港口作业纠纷。本案中，判断五被告是否实施了共同侵权，关键在于分析各主体是否有侵权行为，行为是否有过错，各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共同侵权的事实。关于徽创物流，其并没有直接卸、装过驳货物，其委托雁伦货代与港口经营人签署装卸作业合同，寻找受载、转运货物的驳船，其并未实施侵权行为，对发生货损事故也并无过错，事故与其委托行为间并无因果关系。因此，在港口作业侵权法律关系中，徽创物流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关于上港集团，上港集团是与雁伦货代签订装卸作业合同的作业人，其主要义务是将货物通过吊装方式从海轮上卸到驳船上，应当在作业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本案中上港集团召开了吊卸船前会，但却没有通知受载船舶的船长参加，虽然上港集团表示参加船前会的驳船方代表是定兴货运成定忠，有关船舶数据也是定兴货运和徽创物流提供的，且提供的数据与现实情况不一致，因而导致事故，对此上港集团没有责任。本院认为，作为专业从事港口作业的港口经营人，上港集团完全应该要求作业委托人提供受载船舶证书及作业所需的其他书面资料，而不是凭传真或口头申报信息来了解受载船舶性能等技术参数，因此，上港集团对于事故的发生，至少存在过失，因此也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关于上港物流，按照武汉海事法院判决所认定的，上港物流按照上级公司上港集团的指派，提供“向阳四号”浮吊供作业使用，也派出了操作人员，但在港口吊装、过驳作业中其仅是听从于港口作业人上港集团的指挥，其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也不存在与上港集团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对货损结果没有过错，因此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关于黄敬会和长虹水运，分别是“豫周长虹机083”所有人和经营人。黄敬会既是该船舶所有人，也是该船舶的船长，涉案港口作业时就在该船上。按照武汉海事法院判决所认定的，黄敬会作为该船船长，装载前应向装载作业人提供受载船舶的技术证书和稳性计算书，充分了解所装货物的性质、重量、体积等技术状况。即便委托人未告知货物相关资料，没有参加吊卸船前会，在装载作业现场，至少在3号主机吊装至船上后，对货物应由全面的感知，对船舶能否受载装运涉案货物应有充分的估量。特别是2号主机吊装经多次还手仍找不到平衡点时，黄敬会应会同作业方提出解决积载的合理方案，或拒绝受载装运予以避免，但其未采取任何措施，放任船舶继续受载，对货损的发生负有过错。本院认为，按照武汉海事法院的认定，可以认为作为本案中港口作业（接受过驳货物）的一方，黄敬会完全有机会和时间叫停危险的吊装过驳，但其放任危险的发生，对货损结果具有过错，即使如黄敬会所称驳船由定兴货运成定忠负责指挥，但面对危险状况的出现，作为船长的他也应该立即叫停危险作业，因此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2019-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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