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9民终5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进，男，1985年5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住江西省高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全华，江西浩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德兴，江西浩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丰城市龙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丰城市锦鸿汽车城一幢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810814726317。
法定代表人：邹保清，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载锦顺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万载汽车服务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2230921439XJ。
法定代表人：邹根云，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根云，男，1979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丰城市人，住江西省丰城市，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恩义，江西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谌帅屿，江西金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李进为与被上诉人丰城市龙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翔公司）、万载锦顺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顺公司）、邹根云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丰城市人民法院（2017）赣0981民初2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除李进签订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被扣驾照、车辆由龙翔公司、锦顺公司、邹根云解决和处理；2、龙翔公司、锦顺公司、邹根云连带向李进返还购车款62200元，赔偿损失23300元，共计845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龙翔公司、锦顺公司、邹根云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9月14日，龙翔公司出具《证明》，表明：司机徐见风驾驶赣Ｋ×××××在广州市南沙区被扣的牌照，是新余顺民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民公司）的内部牌照，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错挂在李进车架上。赣Ｋ×××××是龙翔公司委托转办给李进的。由此可知，龙翔公司自认了赣Ｋ×××××牌照是龙翔公司提供给李进的事实。2、2016年8月25日是双方交易的时间，但李进是在丰城市锦鸿汽车城一幢36号与龙翔公司的股东邹根云协议购车，并没有到锦顺公司协议购车。双方成交后，李进将购车款汇入邹根云的个人账户。车辆在广州被扣留后，龙翔公司才补充提供了一份龙翔公司作为甲方的合同给李进。一审判决也认为“李进当庭陈述车辆办理过户情况时陈述车辆由邹根云办理到某一个公司的名下”。由此可知，融资租赁合同和挂靠协议是在具体过户到哪个公司名下都不清楚的情况下签订的。一审判决书第八页第十行亦认定“李进与龙翔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内容处基本空白”，故上述情况皆可以证明龙翔公司擅自将合同甲方填写为锦顺公司的事实。
龙翔公司、锦顺公司、邹根云辩称：1、李进与邹根云、龙翔公司、锦顺公司均确认李进将车开到高安时没有挂车牌，双方约好车辆过户后再挂牌。李进主张赣Ｋ×××××是邹根云送往高安没有证据支持，也不合理。龙翔公司出具的证明是车辆在广州被交警扣留后，为配合李进领出车辆而出具，证明不是真实事实的反映。从证明的内容看，车牌是新余顺民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民公司）的内部牌照，事实上赣Ｋ×××××也是顺民公司的真实牌照，但顺民公司在证明落款处没有加盖公章。由此可见，证明的真实目的是协助李进领取车辆，该证明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也不能证实龙翔公司自认提供了虚假车牌。2、李进作为拥有多台车辆、长期从事汽运行业的人员，在拿到车辆行驶证及牌照后，不可能不对新车进行核实。而龙翔公司、锦顺公司只提供租车、卖车，保证车辆具有合法来源。车辆过户只是手续及时间问题，根本没有必要提供假牌照。3、李进在要求龙翔公司出具证明时要求落款写顺民公司，李进陈述他自己会找顺民公司盖章。否则，龙翔公司不可能在证明落款上写上顺民公司。李进擅自盗取他人牌照，导致车辆被扣，产生的责任和损失应当由李进自行承担。4、龙翔公司没有与李进签订合同，仅是为了帮李进拿回车辆而提供了一份空白合同及出具了与事实不符的证明，故龙翔公司与李进之间没有法律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李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签订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被扣驾照、车辆由龙翔公司、锦顺公司、邹根云解决和处理；2、龙翔公司、锦顺公司、邹根云连带向李进返还购车款62200元，赔偿损失23300元，共计845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龙翔公司、锦顺公司、邹根云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邹根云系锦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系龙翔公司的股东。2016年4月3日，邹根云购进赣Ｃ×××××重型集装箱半挂车一辆，将其停放于丰城市锦鸿汽车城。2016年8月25日，李进经朋友介绍打算购买该挂车，与邹根云谈定价格为81000元。因李进当时差20000元不能全款支付，邹根云建议以融资租赁的形式借款20000元，车辆过户至锦顺公司名下。李进遂在一份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上需要其签名的地方签了名，该融资租赁合同李进并未存有一份，且租赁合同中双方并未约定李进每月应支付的租赁款以及支付期限，而是签订了一张20000元的借条，约定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每月还10000元，2016年10月25日前还清。李进通过银行转帐50000元至邹根云帐户，另再支付11000元现金，共计支付了购车款61000元。当日，李进将该挂车开至其住所地江西省高安市。2016年9月4日，该车挂赣Ｋ×××××车牌，由李进聘请的司机徐见风驾驶，在广州市被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沙大队以所悬挂赣Ｋ×××××车牌为伪造、变造的车牌为由予以扣留。李进遂打电话要求邹根云将该车的原车牌及购买手续寄至广州，邹根云安排龙翔公司将赣Ｃ×××××牌照、行驶证以及龙翔公司的空白合同一份寄给李进，并附便签纸一张，上面写明该如何填写空白合同。李进收到后，遂去南沙大队处理。但未果，遂于2016年9月8日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报案，南沙区分局要李进回丰城市处理。李进回到丰城市后向丰城市公安局剑南派出所报警，2016年9月14日，该所二民警与李进前往龙翔公司，双方经协调，为解决车辆被扣一事，龙翔公司以顺民公司出具了证明一份。当日，李进与龙翔公司签订了一份融资租赁合同，合同内容处基本为空白。李进携证明与合同前往广州南沙大队，仍未能解决。李进于2016年11月2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与龙翔公司、邹根云买卖合同纠纷，后因需变更诉讼请求为由于2017年4月6日撤回起诉。2017年4月18日，李进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龙翔公司、邹根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要求判令解除购车合同，返还购车款及赔偿损失等。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2017）赣0981民初1142号民事判决，以龙翔公司、邹根云不是该案的适格主体为由，判决驳回李进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均未上诉，该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由于李进认为赣Ｋ×××××号车牌系邹根云所提供，理因由邹根云来解决，但事情一直未得到解决，李进遂再次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另查明：李进陈述除了向邹根云支付61000元购车款外，还交纳了1200元挂靠费，但邹根云对李进支付了该1200元挂靠费予以否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龙翔公司、邹根云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2、李进要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条件是否成立？李进要求的返还购车款及支付其他费用的诉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龙翔公司、邹根云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案由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所依据的融资租赁合同系2016年8月25日所签订的合同。李进认为在与邹根云谈论购车时是以龙翔公司的名义进行商谈，签订合同时李进只是签了一份空白合同，李进并未持有，龙翔公司在原诉讼时将合同的出租方填写为锦顺公司，存在造假行为。且该购车款是由邹根云个人收取，造成公司与个人帐目混同，故认为龙翔公司、邹根云即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认为，李进当庭陈述的车辆办理过户情况时陈述的是车辆由邹根云办理到某一个公司的名下，由此可知，李进在对车辆具体要过户到哪个公司名下都未清楚的情况下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和挂靠协议，李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其在空白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将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李进未提供证据证实龙翔公司擅自将合同方填写为锦顺公司，且一审法院经审查李进与锦顺公司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并未有损害李进利益的条款，与双方陈述的购车时协商的内容基本一致，该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本融资租赁合同的主体双方为李进与锦顺公司。对于李进提供的龙翔公司出具的证明，已在质证意见中认定为不能用于证实李进证明目的，故本案与龙翔公司无关，龙翔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庭审中，邹根云提供的汽车购买协议系邹根云与他人签订，该车所有人系邹根云，依据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锦顺公司系为李进融资购买邹根云的车辆再租赁给李进，邹根云应负责办理相关的手续将车辆过户至锦顺公司名下，李进在付清所有欠款之前该车所有权归锦顺公司，占有、使用、收益权归锦顺公司。现李进认为伪造的车牌系邹根云提供，且扣车事件发生在邹根云办理完过户手续之前，故邹根云与本案存在关联，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二、李进要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条件是否成立，李进要求的返还购车款及支付其他费用的诉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
李进要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成立条件与本案所涉及的赣Ｋ×××××车牌的出处有直接关系。李进主张被广州市南沙大队查获的赣Ｋ×××××车牌系邹根云提供，龙翔公司员工也出具了证明，造成车辆和司机驾驶证被扣，应当由龙翔公司、邹根云承担相应责任。庭审中李进陈述合同是2016年8月25日签订，当天李进将车开回高安存放，2016年8月27日，邹根云将赣Ｋ×××××车牌送至高安，李进即将该车牌挂于车上开始运输，后被查获系假车牌。经一审法院核实，2016年8月25日双方签订合同日为星期四，8月27日为星期六，李进陈述通常办理车辆过户所需时间短则2、3天，长则半年都有可能，如果如李进所述邹根云仅过一天即将车牌交给李进，而李进作为一个从事了四年多汽车运输行业的人，对拿到该车牌时对该车牌系新余牌照未产生正当的怀疑，以及不对相关证件的真实性进行核实，与常理不符。邹根云、锦顺公司已于2016年9月26日完成赣Ｃ×××××车的年检、过户、换号，那么邹根云作为售车方，在已经收取了大部分购车款，可以正当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的情况下提供假车牌给李进，亦不符合常理。李进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该车牌确系邹根云所提供，本院对李进的车牌系邹根云提供，造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主张不予采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李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邹根云、锦顺公司已按约定履行完相关义务，一审法院对邹根云要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及要求的返还购车款及支付其他费用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李进对龙翔公司、锦顺公司、邹根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3元，由李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进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证据一、龙翔公司出具的日期为2016年9月12日的《证明》。用以证明：龙翔公司认可赣Ｋ×××××是龙翔公司的内部牌照，因为工作人员的失误错挂在李进车架上，龙翔公司承诺该车牌与李进及驾驶员徐见风无关。2、证据二、赣Ｋ×××××车辆自2008年8月15日至2018年5月2日违章记录及缴纳违章罚款记录。用以证明：该车牌在案涉车辆出售给李进之前就有违法记录，在被广州交警扣押后仍有违法记录。该车牌不是李进本人所提供，而是由龙翔公司提供。龙翔公司、锦顺公司、邹根云经质证认为：1、证据一是应李进的要求开具，目的为协助李进拿回被交警部门扣留的车辆，该证明与2016年9月14日的证明内容相矛盾，故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2、证据二未加盖交警部门公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李进不是赣Ｋ×××××车辆的车主，不能查询该车违法记录，该证据来源不合法，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
本院依职权调取下列证据：对丰城市剑南派出所民警徐勇的《调查笔录》。李进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笔录中徐勇所作陈述的真实性。李进在剑南派出所报案的原因就是因为龙翔公司提供虚假车牌，要求民警到龙翔公司调查。龙翔公司出具的证明也如实反映了虚假车牌为龙翔公司提供。徐勇陈述“如李进将证明用于民事诉讼，派出所不会加盖公章”不合法。当时徐勇和李进到龙翔公司调查就是为了查实虚假牌照的相关情况。龙翔公司、锦顺公司、邹根云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证实了证明的内容不真实，龙翔公司出具证明的目的是为配合李进拿回被扣押车辆。
对当事人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李进提交的证据一《证明》，虽然出具时间为2016年9月12日（李进一审提交的证明出具日期为2016年9月14日），但该证明亦加盖了龙翔公司公章，也确为龙翔公司出具而非李进伪造，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确认该证据具有证据效力。李进提交的证据二未加盖交警部门公章，且该证据只能反映真实的赣Ｋ×××××车辆的违章情况，与本案争议的虚假赣Ｋ×××××车牌由谁提供并无关联性，故不认可证据二的证据效力。因2016年9月14日龙翔公司出具的《证明》上加盖了丰城市剑南派出所公章，且丰城市剑南派出所民警徐勇在《证明》上签字，故本院依职权对丰城市剑南派出所民警徐勇进行了调查，所形成的《调查笔录》系对徐勇所作陈述的真实记录，来源与取得方式亦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调查笔录》具有证据效力。本院认为，根据民警徐勇的陈述，结合龙翔公司前后出具过两份证明且内容不一致的情况，可以认定龙翔公司两次出具《证明》，均是为了配合李进拿回在广州被扣的车辆及驾驶证。而丰城市剑南派出所并未认定虚假的赣Ｋ×××××车牌是由龙翔公司提供给李进的事实。丰城市剑南派出所在证明上加盖公章，也是为了协助李进去广州交警部门解决问题的事实。
本院二审查明:为配合李进拿回车辆，2016年9月12日，龙翔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赣Ｋ×××××在广州南沙区被扣的牌照是我公司（龙翔公司）的内部牌照，是工作人员失误挂错在李进的车架上。牌照与李进没有关系。牌照与驾驶员徐见风没有关系。”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与李进发生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锦顺公司还是龙翔公司；二是案涉的伪造车牌赣Ｋ×××××是否由龙翔公司、锦顺公司或邹根云提供。
关于与李进发生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锦顺公司还是龙翔公司的问题。
2017年4月，李进在一审法院另案起诉龙翔公司及邹根云，要求解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返还购车款及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2017）赣0981民初1142号民事判决，以龙翔公司、邹根云不是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为由，驳回李进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李进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是，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李进上诉主张与其发生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龙翔公司，应当提交充分的证据。
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李进对本案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无异议，并在一审中提交了龙翔公司及锦顺公司与其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各一份。但因李进与龙翔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是在车辆被交警部门扣留后为拿回车辆而补签，
结合李进亦与锦顺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及购车时购车款支付至锦顺公司法定代表人邹根云的事实，李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与其发生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是龙翔公司、邹根云，反而印证了购车时与其签订合同的是邹根云代表的锦顺公司的事实。即使如李进所述其与邹根云签订的合同为空白合同，李进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其在空白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产生了授权对方当事人补记空白内容的法律后果。在李进签名真实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不管李进主张的合同相对方部分的内容是否为对方当事人事后补记，李进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依据已生效判决及李进与锦顺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认定与李进发生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锦顺公司。
关于案涉的伪造车牌赣Ｋ×××××是否由龙翔公司、锦顺公司或邹根云提供的问题。
本案当事人均认可：案涉挂车为二手车。2016年8月25日晚，因车辆需要过户，李进将没有悬挂车牌的挂车开回高安。而对伪造车牌赣Ｋ×××××的由来，李进陈述“买车当天，邹根云出示了赣Ｋ×××××车牌及行驶证，并告知李进，赣Ｋ×××××即为车辆真实牌照，但因需要过户，所以将车牌取下。2016年8月27日，邹根云将赣Ｋ×××××车牌及行驶证送至高安交由李进使用。”根据李进的陈述，过户前的车牌与过户后的车牌没有变更，均为赣Ｋ×××××。既然如此，邹根云便不需要特意将车牌取下用于办理过户，故李进的陈述与常理不符。本案审理过程中，李进提交了二份《证明》。2016年9月12日的《证明》落款为龙翔公司，表明赣Ｋ×××××是龙翔公司的内部牌照。2016年9月14日的《证明》落款为顺民公司及龙翔公司，表明赣Ｋ×××××是顺民公司的内部牌照，该牌照由龙翔公司委托转办给李进，且该证明加盖了丰城市公安局剑南派出所的公章。本院对丰城市公安局剑南派出所民警徐勇的调查笔录证实，龙翔公司出具证明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李进拿回被扣车辆。之所以有两份证明，是因为李进对2016年9月12日《证明》内容不满意，故综合该份证明内容，龙翔公司应李进的要求出具了2016年9月14日的《证明》。事实上，两次证明的内容及落款确实不一致，印证了调查笔录反映的情况。现没有证据显示顺民公司与龙翔公司、锦顺公司及邹根云之间存在关联，龙翔公司出具的证明落款有顺民公司亦不合理。因此，在龙翔公司出具《证明》是应李进要求且为了配合李进拿回被扣车辆的事实基础上，不能仅凭《证明》内容，认定伪造车牌赣Ｋ×××××由龙翔公司提供。综上理由，本院认为李进以龙翔公司、锦顺公司及邹根云向其提供虚假车牌导致车辆被交警扣留，要求解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要求龙翔公司、锦顺公司及邹根云处理被扣车辆及驾照以及要求龙翔公司、锦顺公司及邹根云返还购车款及赔偿损失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13元，由上诉人李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巢澍望
审判员 袁飞云
审判员 杨耀星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吴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