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6民再1号
监督机关：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郑新建，女，1953年9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凯里市人，个体工商户，住贵州省凯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权，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柳，女，1965年9月30日出生，苗族，贵州省丹寨县人，工商银行凯里分行职工，住贵州省凯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辉，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一审被告：金文，男，1979年7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三都县人，无固定职业，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
申诉人郑新建与被申诉人杨柳、一审被告金文合伙份额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8日作出（2015）黔东民终字第474民事判决，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申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黔东南检民（行）监(2016)52260000027号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书向本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6年12月13日作出（2016）黔26民监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郑新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权，一审被告金文，被申诉人杨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辉到庭参加诉讼，郑新建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黔东民终字第474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首先，《股份转让协议》和《内部股份确认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合法有效，应按协议全面履行义务。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郑新建、金文有违反《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情况，杨柳应当按照《内部股份确认协议》的约定第三条、第四条来行使撤销权，要求撤销《股份转让协议》。法院判决支付股份转让款显然违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其次，法院应当就杨柳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杨柳的诉讼请求与《股份转让协议》和《内部股份确认协议》的约定不符，双方无实质性转让和受让股份的意思表示，按照合同意思自治原则，没有实质转让股份，不需要支付转让款。所以法院判决支付转让款于法无据，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郑新建称：请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请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黔东民终字第474号民事判决提起抗诉，或者黔东南州人民检察院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对本案进行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柳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郑新建与杨柳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内部股份确认协议》是杨柳对《股份转让协议》转让1.6股份意愿的变更。协议有效，在郑新建违反协议的情况下，杨柳应行使“撤销权”（实为解除权），其未请求解除权而请求支付转让款，明显违反双方的约定。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杨柳、余敏、陈甘牛转让25%股份，郑新建同意接受，每股51.4万元，总转让价款为257万元。具体支付方式和期限，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和签署文件。嗣后，郑新建委托其子金文与杨柳签订《内部股份确认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郑新建无需支付转让款给杨柳，杨柳仍占有郑新建所持有5股当中的1.6股，作为隐名股东。在营运中郑新建实际获得利益时，应及时分配给杨柳。如未按约定分配，杨柳有权撤销《股份转让协议》，恢复其显名股东身份，郑新建有义务办理有关手续。根据双方的两份协议，杨柳应当行使解除权，恢复其股东身份，而不是请求给付其转让款。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为，郑新建成为名义和实际上的合伙人，杨柳不能以合伙人的身份进行经营和主张权利，杨柳请求支付转让款理由成立存在以下错误：第一、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两份协议，名为转让股份，实为郑新建代杨柳持股，没有转让的意思表示。法院判决应当遵循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按照约定，杨柳应当行使解除权，其主张支付转让款与约定不符。一审判决支持其主张支付转让款的诉讼请求，违反了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第二、一审法院认为杨柳已不可能以其名义向《联营入股协议》的孟飞等人主张权利，该认定已超出本案审理范围。法院应本着“不告不理”原则，仅限于当事人的诉请受理审查，其所说的杨柳以其名义向孟飞等人主张权利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对此问题进行审理和作出认定明显错误。第三、就一审适用合同法第109条而言，因双方签订的协议的目的不是转让，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让郑新建持有杨柳的股份，成为名义上的大股东，所以才约定不支付转让款。一审适用这一法律规定进行判决，明显违背当事人的约定，适用法律错误。三、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及理由不成立。二审以郑新建不履行《内部股份确认协议》，且杨柳也不是放弃履行为由否认该协议，而按照《股份转让协议》支付价款是错误的。根据民诉法第二百条规定，本案一、二审在确定民事责任时明显违背协议的约定，其判决适用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杨柳未提出书面答辩，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是：一、杨柳与郑新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履行，股份早已发生转让，《内部股份确认协议》因不具备履行条件至今没有生效。《股份转让协议》是余敏、陈甘牛、杨柳与郑新建所签订，其余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杨柳股份的书面意见，以及金文在2014年4月份前以郑新建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合伙事务，并按25%股份即5股比例参与合伙盈余分配。在庭审中金文均认可杨柳已不是合伙股东，郑新建称杨柳仍然持有合伙股份，与客观事实不符。《内部股份确认协议》是金文与杨柳所签，金文是以个人身份与杨柳签订，不是以郑新建代理人身份签订，签订协议之前，郑新建并没有委托金文行使合伙人的权利，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的第三天即2013年5月10日，郑新建向金文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金文在其与余敏的涉案合伙股份转让及经营事务中处理一切事务。《内部股份确认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因主体不同，属于两份完全独立没有关联的协议，杨柳的股份已经转让给郑新建，不可能再转让给金文，杨柳与金文签订的《内部股份确认协议》不具备履行基础和条件，至今没有产生法律效力，两份协议签订的时间先后也无法判断。二、郑新建的请求事项和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郑新建以《内部股份确认协议》是对《股份转让协议》的变更，其违反《内部股份确认协议》，杨柳应当按约行使“撤销权”，而其却提出给付转让款明显违背约定，故一、二审判决错误。因为本案涉及的两份协议的转让主体不同，《内部股份确认协议》是无效协议，郑新建利用该协议大做文章，不能自圆其说。关于协议中的“撤销权”，应当在一年内提出，不是在合同履行阶段提出。杨柳根据《股份转让协议》要求支付转让款，虽然协议没有约定支付期限，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主张。原判决结果正确，郑新建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金文述称：1、我不认识杨柳，本案股份转让纠纷与我无关。2、余敏和杨柳是亲戚，与杨柳签订的《内部股份确认协议》是在贵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的陪同下签订的，协议以金文与杨柳签订，是因为杨柳不认识金文的母亲郑新建。为了保证公平公正，每次签订协议都是在律师陪同下见面的，我们先签订了《内部股份确认协议》，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3、2013年签订的这个合同，余敏除了欠我妈的钱，还欠车站站长5万元，我在接手这5股股份前还先把这5万元还清。2016年我没有拿到分红。为了保护杨柳的1.6股，跟她虚拟签订了《内部股份确认协议》。
杨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82.24万元；2.判令二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逾期利息（2013年5月至2014年11月共计18个月，贷款年利率6.15%）75866.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新建与金文系母子关系，郑新建授权金文处理郑新建与余敏和他人合伙经营的“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联营中股份转让给郑新建的有关事宜以及转让后对营运大巴联营中行使合伙人权利等一切事务。“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贵Ｈ×××××号、贵Ｈ×××××号、贵Ｈ×××××号、贵Ｈ×××××号、贵Ｈ×××××号系本案杨柳的证人余敏向贵州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承包经营。2013年3月22日，余敏、陈甘牛、杨柳为甲方，与孟飞、鄢祖进、覃旋等14人（乙方）签订《联营入股协议》，约定联营入股项目按720万元，分为20股，甲方占股份的25%，乙方占股份的75%。2013年，合同当事人以余敏、杨柳、陈甘牛为转让方（甲方），郑新建为受让方（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并根据甲方原与鄢祖进、覃旋等14人签订的《联营入股协议》，甲方持有合伙经营的“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的股权25%份额（5股）。现就甲方持有的全部股份份额转让给乙方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转让给乙方“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所持全部25%股份即5股股权，受让方同意接受。二、由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前办理并提供本次股份份额转让所需的合伙股东同意本次股份份额转让的书面确认文件。三、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支付期限：经双方协商，股份定价51.4万元/股，股份收购总价款为257万元，具体支付方式和期限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和签署文件。四、股份份额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自行依法享有或者承担，如果依法追及到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连带责任的，由新合伙人承担相应责任。转让方的个人债权债务仍由其享有或者承担。五、股份转让后，乙方按合伙股份比例在上述合伙经营中享受合伙人权益并承担合伙人义务。6、违约责任：一方违约，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应当依法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该协议上的甲、乙双方落款处的“2013年5月8日”是金文所写。2013年8月底9月初的一天，以金文为甲方，杨柳为乙方，双方在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内部股份确认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一、本协议甲、乙双方以及余敏、陈甘牛于2013年（月、日处是空白，没有填写）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乙方和余敏、陈甘牛将三人与其他14人合伙经营的“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中余敏、陈甘牛、杨柳共同持有的25%股份份额即5股全部转让给本协议甲方。二、本协议乙方原占有上述股份5股当中的1.6股。余敏、杨柳、陈甘牛签订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将5股股份全部转让给本协议的甲方，实际上只转让余敏和陈甘牛所占部分股份合计3.4股，杨柳所占的1.6股只是形式上与余敏和陈甘牛的股份一并转让给甲方金文持有共计5股,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甲方不支付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款,杨柳仍占有甲方金文所持5股当中的1.6股,作为隐名股东。三、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和本协议签订后，乙方杨柳仍然依法享有该1.6股的一切合法权益。甲方有义务和责任保障乙方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在营运中甲方实际获得利益时，应及时将乙方应得利益分配支付乙方。如发生甲方确有获得经济效益但未按本协议约定分配给乙方，则甲方构成违约，乙方有权撤销上述股份转让协议，恢复自己原显名股东的身份，甲方有义务配合办理有关手续。四、甲方在以其名义经营管理“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活动中，乙方虽属于该项合伙人之一甲方内部股东，但有权查询、查账和了解有关事宜，甲方有义务配合，如甲方不配合，则构成违约，乙方有权参照上一条约定的甲方违约责任进行处理。”该协议落款处上没有写明日期。杨柳称《股份转让协议》和《内部股份确认协议》是同一天在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签订，而郑新建、金文则主张是2013年5月8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过2至3个月后才签订《内部股份确认协议》。根据杨柳所举证据和法院调查核实，2014年4月份前，金文以“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合伙人，按比例参与分配，实际享有《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25%股份的权利，2014年4月份红利，合伙人已按比例分配到郑新建名下。金文称《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因为余敏尚欠贵州省凯里汽车运输总公司的购车款和丹寨车站的钱，所以，分得的红利都用于偿还余敏所欠债务。丹寨县人民法院在执行官邦华诉余敏股权转让纠纷即（2013）丹民初字第235号民事判决书中，郑新建于2014年3月3日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丹寨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2日作出（2014）丹执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中止余敏转让给郑新建的“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25%的股份份额及相应财物的执行。官邦华因此于2014年6月5日以郑新建为被告、余敏为第三人向丹寨县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撤销（2014）丹执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该案现尚未审结。再查明，官邦华诉余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丹寨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3日立案，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丹民初字第23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案查明余敏在2013年5月22日与官邦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即“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25%的股份份额以250万元转让给官邦华）已经解除，判决由余敏退还官邦华转让款25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一、郑新建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杨柳股权转让款82.24万元。二、驳回杨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80元，减半收取6390元，由杨柳负担1696元，郑新建负担4694元。
郑新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凯里市人民法院（2014）凯民初字第2130号民事判决，该判驳回杨柳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柳负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郑新建为获得案外人余敏和被上诉人杨柳“丹寨至深圳”营运大巴的股东身份，委托其子金文与杨柳和余敏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签订转让协议后，杨柳并未真实转让，而是以暗股东的身份与郑新建共同享有股份，双方签订了《内部股权转让协议》，明确了杨柳的股东身份，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郑新建既未让杨柳作为暗股东了解公司经营状况，也未将公司经营红利分配给杨柳，自己完全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条款享有全部股权份额，双方并未按照《内部股权转让协议》执行，郑新建也以明确的行为表示放弃《内部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杨柳在诉讼中也表示放弃履行《内部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合同，应予支持。郑新建提出《股份转让协议》已被《内部股份确认协议》与事实不符。其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郑新建在实际占有杨柳股份后应当按照股份价值支付转让费。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780元，由郑新建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关于《内部股份确认协议》，该协议的甲方为金文，乙方为杨柳，落款签名也是金文和杨柳，从合同的内容来看，也是确定金文与杨柳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该协议与《股份转让协议》的内容是有关联的，同时金文与受让人郑新建系母子关系，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后，金文已经代表郑新建对合伙组织进行了经营管理，参与了盈余分配。在签订该协议时，杨柳亦明知金文是代表郑新建签订合同。《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以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该协议直接约束郑新建和杨柳。协议第三条约定，在营运中甲方实际获得利益时，应及时将乙方应得利益分配支付乙方。如发生甲方确有获得经济利益但未按本协议约定分配给乙方应得利益，则甲方构成违约，乙方有权撤销上述股份转让协议，恢复自己原显名股东的身份，甲方有义务配合办理有关手续。其中的撤销股份转让协议问题，《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撤销事由的时间节点为签订合同时出现的情形，不是合同成立生效后在履行过程中的违约原因、节点。撤销合同的事由为：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而上述约定是未分配利益违约则行使撤销权，与法律的规定是不相符的，结合整个合同的内容和法律的规定，该约定应当理解为合同解除权。关于协议中约定的恢复“显名股东”问题，本案涉及的经营主体不是公司，而是合伙组织，因此，“显名股东”实际为合伙人。上述协议当事人约定恢复合伙人身份，仅在该协议的当事人之间进行约定，其他合伙人并没有在协议表示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协议。因为杨柳将合伙份额转让给郑新建后，已经不是原合伙组织的合伙人，如果要再次成为原合伙组织的合伙人，根据上述两条法律的规定，应当经全体合伙人的同意，故金文与杨柳签订的恢复“显名股东”身份的约定，已经违反了新合伙人入伙要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规定，该约定因此无效，不能约束双方当事人。郑新建申诉理由因该合同条款无效而不能成立。监督机关提出检察建议认为，受让人郑新建未分配利润给杨柳违约，杨柳只能根据双方的约定主张撤销权，恢复合伙人身份，不能主张股份转让款的理由，因该合同条款的约定无效，监督机关的检察建议不成立。原一、二审判决认定《内部股份确认协议》内容全部有效错误，应予纠正。2.关于《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为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认定。该协议约定由余敏、杨柳、陈甘牛将合伙份额转让给郑新建，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郑新建委托其子金文对合伙事务进行经营管理，其他合伙人并未提出异议，郑新建作为新入伙人入伙已经成立，郑新建入伙后，杨柳已经退出合伙组织，不再是该合伙组织的合伙人，不能再以合伙人的身份持有股份。虽然该协议没有明确杨柳的股份是多少，但从《内部股份确认协议》和余敏的证言中能够证明杨柳的股份为1.6股，《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每股价格为51.4万元，5股总价为257万元，可以计算出杨柳1.6股转让价款为82.24万元。协议对具体支付方式和期限约定双方另行协商，至今，双方并未就支付方式和期限形成新的协议，在杨柳向金文请求分红时，金文拒绝了杨柳分行的请求，说明双方对此不能达成新的协议，视为没有约定履行方式和期限。《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五）项规定，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根据上述第（四）项的规定，杨柳随时可以主张支付转让款，其诉讼请求符合《股份转让协议》和《内部股份确认协议》的约定，予以支持。监督机关认为杨柳的诉讼请求与约定不符的检察建议，本院不予采纳。郑新建的申诉请求不能成立。
根据对上述证据分析，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杨柳与郑新建之间是不是股份转让问题。二是郑新建违约后，杨柳的请求权是解除合同，恢复原股东身份，还是主张支付转让款。关于是不是股份转让问题，杨柳与郑新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由杨柳将其在合伙组织中的股份转让给郑新建，约定有转让价款，并经其他合伙人同意郑新建作为新合伙人入伙，符合合伙股份转让的构成要件，同时郑新建作为新合伙人后，参与了合伙组织的经营管理，持有受让的5股进行盈余分配，在杨柳要求将其中的1.6股盈余分配时，遭到郑新建的拒绝，郑新建的行为进一步证明其已经受让了杨柳的股份。关于杨柳的请求权问题，恢复合伙人身份的约定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规定，该约定无效，对合同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因此，杨柳主张转让款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原二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监督机关认为杨柳的诉请缺乏事实证据证明的检察建议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申诉人郑新建的申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郑新建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生效判决虽然在认定《内部股份确认协议》全部有效存在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郑新建的再审请求，维持本院（2015）黔东民终字第47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步昌
审判员 刘泽智
审判员 张芝伟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龚令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