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6民终8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德华，男，1964年5月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保康县人，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盈盈，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调解等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彩兰，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调解等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述静，女，196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保康县人，住湖北省保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军，保康县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代为调解等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26879818646B，住所湖北省保康县城关镇光千路145号。
代表人：徐云红，该单位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清海，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调解等特别授权。
上诉人李德华与被上诉人杨述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康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保康支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2015)鄂保康民一初字第00039号民事判决，李德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6）鄂06民终1444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保康县人民法院重审。保康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鄂0626民初1045号民事判决，李德华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德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盈盈，被上诉人杨述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军，被上诉人农行保康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清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德华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杨述静归还上诉人保管款1438870元及利息（自2012年11月1日至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计息）；被上诉人农行保康支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李德华主张其存入1438870元的事实证据不充分，认定李德华存款金额为748500元”事实错误，依据不足。尾号为50610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系用上诉人李德华的身份证办理，该借记卡及卡内资金理应归属于李德华所有，如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有其他人向该卡内存入资金，均应当认定卡内资金由李德华存入。原审中被上诉人杨述静主张“2011年6月3日取款未成功转存的2万元、2011年9月21日国寿保险转入两笔各5840．72元、2012年5月25日辽宁存入1万元、2012年9月14日杨述静卖房存入30万元”均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杨述静的主张予以认可有悖于法律规定。即便是有证据证明上述金额总计也仅335840．72元，扣除后也应认定上诉人李德华存入1103029．28元。原审判决认定“委托办理土地登记与委托建房不是同一事实，李德华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委托杨述静建房的事实；李德华提交的李府庭院绿化工程设计图、苗木价格表等，也与李德华主张在王湾村2组建房无关”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李德华在庭审中已经提供了一组证据包括“保康县土地储备供应中心2017年9月4日出具的证明”、“县国土资源局服务窗口受理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以及“2011年1月18日李德华向杨述静出具的委托书”等来证明委托杨述静办理土地过户、搬迁、建房等事宜。其中“2011年1月18日李德华向杨述静出具的委托书”明确载明“本人拟购买李德明位于城关镇××一块土地（地号010，性质住宅，面积17．3平方米），委托杨述静在保康相关部门办理土地过户、搬迁、建房等事宜”。另上诉人李德华从未在原审庭审中提供“李府庭院绿化工程设计图”和“苗木价格表”作为证据，上诉人提供的是杨述静向李德华通过传真发送的保康县建筑勘察设计院出具的《现状平面图》和《改造平面图》，以及李德华向杨述静发送的平面图手画稿，以此来证明李德华委托杨述静建房的事实，从上述图纸中标明的地块形状、长度和宽度均明确指向王湾村2组17.3平方米的土地，原审法院以无中生有的两份证据认定与“王湾村2组建房无关”，进而认定“李德华主张钱款用于建房的事实，依据不足”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10年端午节双方发生男女关系后，并持续保持婚外同居关系多年”，以及“该抗辩足以对保管合意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加之双方共同认可在款项交付期间存在同居关系，此种情形不应当推定杨述静具有承担保管存款的义务”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杨述静从2010年起保持亲密的男女朋友关系，但从2010年至今上诉人一直在广州工作定居，被上诉人杨述静也一直在保康县财政局上班及居住，杨述静对案涉银行卡的取款记录也证明了杨述静长期居住在保康，双方只是偶尔见面，根本不可能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也就不可能存在“同居关系”，双方仅成立情人关系。上诉人基于情人关系赠与被上诉人杨述静财物90余万元，已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而这90余万元并不在上诉人本案诉请之列，本案主张的1438870元是上诉人自己名下银行卡内的资金，是上诉人的财产，是基于委托买地建房和婚后共同生活打算交由被上诉人杨述静保管的财产。上诉人在庭审中也从未“认可在款项交付期间存在同居关系”。原审判决关于成立同居关系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原审判决认定“借记卡上的钱款被取走，系李德华放任杨述静持有使用其借记卡的结果，由此发生的取款事实，其法律风险应由李德华承担，与农行保康支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李德华从未允许杨述静使用其借记卡，只是基于买地建房和双方结婚后共同生活打算，将借记卡交由杨述静保管，是杨述静违反保管义务，擅自取走和使用卡内资金。其次，上诉人李德华与被上诉人农行保康支行之间基于办理借记卡成立储蓄合同关系，但农行保康支行在被上诉人杨述静未提供李德华身份证原件以及李德华授权委托的情况下，擅自为杨述静持有的李德华开通了该借记卡的网上银行业务，于2012年9月14日和2012年9月16日分三次将该借记卡内余额30万元通过网上银行终端全部转走；另被上诉人每次到柜台取现和转账，农行保康支行也未核实取款人的身份信息是否与开卡人的身份信息一致，导致被上诉人杨述静甚至是杨述静委托的其他人取走了李德华卡内的资金，农行保康支行未尽到监管和审查的责任，应当对杨述静通过柜台取现和转账、以及通过网银转出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与农行保康县支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与事实不符。(二)原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判决书中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未予以说明，遗漏甚至错误认定重要证据，还将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原审判决中，原审法院没有对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质证意见作出说明，遗漏了上诉人提供的“保康县土地储备供应中心2017年9月4日出具的证明”“县国土资源局服务窗口受理业务办理情况登记表”、以及“2011年1月18日李德华向杨述静出具的委托书”等证据；其次还将上诉人从来没有提交过的所谓“李府庭院绿化工程设计图”和“苗木价格表”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此外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杨述静提供的没有经过庭审质证的“电话录音、手机信息、合影照照片、孕检报告”等证据作为认定所谓“双方持续保持婚外同居关系多年”事实的依据，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
杨述静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保康农行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德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李德华与被告杨述静原系同事、朋友关系，同住保康县财政局院内，后两人交往亲密。原告李德华为双方以后登记结婚共同生活考虑，打算在保康买地建房，于2010年6月28日在第三人农行保康支行办理了一张借记卡（该卡尾号为50610）交由被告杨述静保管。原告于2010年6月28日至2012年10月31日先后从广州、湖北等地多次将个人收入转至该卡内，共计转款1438870元。原告明确表示该卡内资金用于买地建房、装修及双方结婚后共同生活所需，暂时交由被告保管。2011年1月18日，原告与堂兄李德明达成协议，购买其位于保康县××××一块土地，并委托被告办理土地房产过户、搬迁及建房等事宜。被告接受委托后到保康县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办理了相关交易手续并缴纳税费，还聘请保康县建筑勘察设计院设计了施工图纸。该宗土地过户手续还未完成，双方关系即告破裂，被告拒绝与原告继续保持男女朋友关系。据此原告有权随时要求被告返还保管的借记卡及卡内款项，并有权要求其支付利息。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均表示拒绝。第三人有责任和义务保证原告卡内资金安全，其在没有核实取款人身份的情况下使被告多次支取原告卡内的资金，应对上述保管款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七十八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之规定，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现金（不当得利款项）1445400元，第三人对本案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在重新审理过程中，原告李德华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杨述静归还原告保管款1438870元及利息（自2012年11月1日至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75%计息）；判令第三人农行保康县支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杨述静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李德华与被告杨述静原同在保康县财政局工作、同住单位家属院楼上楼下，二人各自均有配偶（杨述静于2011年12月14日与前夫曾某离婚，李德华于2014年8月与前妻许某离婚）。后在交往中，双方于2010年端午节发生男女关系，并持续保持婚外同居关系多年。其间，2010年6月28日，李德华将其有效身份证件交给杨述静在农行保康支行办理了一张尾号为50610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开户时存入现金100元，卡办好后由杨述静设置密码并持有，第二天李德华向卡内存入第一笔现金4万元。在杨述静持有该借记卡期内，累计存款为1450651.44元，其中李德华存入748500元（2010年6月29日至2012年8月27日期间），杨述静累计取款为1450455.31元（最后取款日期为2012年9月16日）。该款杨述静部分用于李德华的支出和两人交往期间的花费，其他用于杨述静个人购房、购物、赌博等。2012年9月23日，双方在广州市越秀区因感情纠葛发生争执中，李德华将杨述静致伤。2012年10月31日，农行保康支行受理李德华的申请将涉案借记卡更换为新号卡后，杨述静持有的借记卡即自行失效。2012年11月17日，李德华在保康县城与杨述静因感情及债务纠纷发生争执，并动手将杨述静致伤。2014年9月，李德华雇请人员向杨述静催要争议钱款。2015年4月1日，李德华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杨述静返还钱款、农行保康支行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诉讼中李德华主张其与杨述静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要求杨述静返还其交付的款项；杨述静否认其与李德华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辩称该款系其与李德华同居期间接受赠与的财产，并就此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系同居关系、借记卡的办理使用情况、款项用途等。该抗辩足以对保管合意的真实性产生了合理怀疑，加之双方共同认可在款项交付期间存在同居关系，此种情形不应当推定杨述静具有承担保管存款的义务。因此，在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的问题上，李德华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杨述静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的事实，其依据保管合同关系请求杨述静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李德华同意杨述静以其名义办理借记卡，由杨述静持有、使用，而该借记卡凭密码即可取款，所以借记卡上的钱款被取走，系李德华放任杨述静持有使用其借记卡的结果，由此发生的取款事实，其法律风险应由李德华承担，与农行保康支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综上，李德华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德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04元，由李德华负担。
本院二审中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原（2015）鄂保康民一初字的00039号卷宗正卷第二册第262页中，李德华银行卡柜面现金支取明细仅有一笔超过5万元，即2012年5月21日支取现金80000元，该签名为“杨述静代取李德华”，同时提供有身份证联网核查证据（见2015鄂保康民一初字的00039号卷宗正卷第二册第287页）；
本院认为：李德华将其有效身份证件交给杨述静在农行保康支行办理了一张尾号为50610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卡办好后由杨述静设置密码并持有，该银行卡截止2012年10月31日，农行保康支行受理李德华的申请将涉案借记卡更换为新号卡后，杨述静持有的借记卡即自行失效前，杨述静一直持有、使用该借记卡，而该借记卡凭密码即可取款，所以借记卡上的钱款被取走，系李德华放任杨述静持有使用其借记卡的结果，由此发生的取款事实，风险应由李德华承担。在本案诉讼中，李德华主张其与杨述静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要求杨述静返还其交付的款项；杨述静否认其与李德华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辩称该款系其与李德华同居期间接受李德华赠与其的财产，并就此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借记卡的办理使用情况、款项用途等，加之双方共同认可在款项交付期间存在同居关系，而李德华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杨述静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的事实，其依据保管合同关系请求杨述静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上诉人李德华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李德华主张其存入1438870元的事实证据不充分，认定李德华存款金额为748500元”事实错误，本案主张的1438870元是上诉人自己名下银行卡内的资金，是上诉人的财产，是基于委托买地建房和婚后共同生活打算交由被上诉人杨述静保管的财产。上诉人在庭审中也从未“认可在款项交付期间存在同居关系”。原审判决关于成立同居关系的认定与事实不符的上诉理由，因上诉人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认可“该卡内资金用于买地建房装修以及双方登记结婚后共同生活所需”故该卡款项的性质为，有配偶的李德华赠与给办借记卡后一年半才离婚的被上诉人杨述静，故上诉人李德华诉讼称双方存在保管合同证据不足，该上诉理由亦没有确凿可信的证据证明，故上诉人李德华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李德华上诉称其与被上诉人农行保康支行之间基于办理借记卡成立储蓄合同关系，但农行保康支行在被上诉人杨述静未提供李德华身份证原件以及李德华授权委托的情况下，擅自为杨述静持有的李德华该借记卡的开通了网上银行业务，分三次将该借记卡内余额30万元通过网上银行终端全部转走；另被上诉人每次到柜台取现和转账，农行保康支行也未核实取款人的身份信息是否与开卡人的身份信息一致，导致被上诉人杨述静甚至是杨述静委托的其他人取走了李德华卡内的资金，农行保康支行未尽到监管和审查的责任，应当对杨述静通过柜台取现和转账、以及通过网银转出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因上诉人李德华没有证据证实农行保康支行为本案争议的杨述静持有的李德华该借记卡的开通了网上银行业务，被上诉人杨述静转、取款均是通过农行柜台或自动柜员机操作，并无网上银行操作记录，且农行保康支行在杨述静取款超过5万元时按照《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故上诉人李德华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李德华上诉还称，原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在判决书中对双方提交的证据及质证意见未予以说明，遗漏甚至错误认定重要证据，还将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的上诉理由，经查一审判决书，其中对证据的分析认定采取的是综合分析认定的方法，无需对所有证据进行逐一罗列认定，同时此也没有影响上诉人的实体权利，故上诉人李德华的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妥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50元，由李德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正臣
审判员 王明兰
审判员 王 进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胡梦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