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邢民四终字第8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爱国，教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巧花，农民。系张爱国妻子。
委托代理人王爱平，河北金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丘县官庄镇大都城村村民委员会。
地址：内丘县官庄镇大都城村。
法定代表人刘叶刚，系该村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张增，系该村法律顾问。
上诉人张爱国、李巧花因与被上诉人内丘县官庄镇大都城村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内丘县人民法院（2015）内民一初字第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爱国、李巧花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爱平、被上诉人内丘县官庄镇大都城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刘张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张爱国、李巧花为夫妻关系，系大都城村村民。1991年，大都城村委会将村内的下马河荒地大地块划分成十片，以公开投标的方式，由村内群众进行了承包，双方均签订了书面合同，并在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约定了这次承包土地的期限为25年，自1991年3月1日起，到期日为2015年2月28日。但此次承包未包括涉诉的地块在内。
1995年，大都城村委会以每片荒地定价1500元的标准，让本村村民自主承包，该荒地即原、被告所称的老果园北地块，也就是本案中的涉诉地块。原告方遂向村委会交纳了1500元现金，承包了面积7亩左右的一块沙荒地，四至为南至果园，北至下马河荒地，东至铁林承包地，西至冯腊月承包地。但当时发包方与承包方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
2013年，内丘县规划开发内丘县食品园区，租占了大都城村的土地。在修建园区内的道路时，需占用原告承包荒地的0.933亩地块，因涉及到租地补偿问题，时任村支部书记耿金会与原告签订了一份《道路修建租地协议》，内容为：为发展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县政府修建大都城村北氧气站至旺族集团园区公路。大都城村委会（以下简称甲方）与大都城村民（以下简称乙方）经协商，达成以下租地协议，具体条款如下：一、租地费用标准为每年每亩1300元，租地面积为0.933亩，因该块土地是承包大都城村委会土地，承包期尚有12年。兑现地租公式为承包剩余年限×1300元（年租费）＋960元（青苗费）。合计租金15450.50元。二、承包到期后，政府拨付地租归大都城村委会所有。该协议甲方落款为大都城村委会，并盖有公章，乙方签名为原告李巧花。日期为2013年11月。2015年6月，现任村委会班子认为原告承包的地块已经于2015年2月底到期，即承包期与大地块的合同约定到期期限一致，欲收回该荒地的经营、使用权后依法发包。原告以当时口头约定承包期为30年为由，不服村委会的决定，诉至法院，要求法院依法确认土地承包合同有效，责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不得解除。另查明，本案涉诉的地块现在的实际耕种者为原告张爱国、李巧花。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即原、被告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期限。我国法律规定，土地承包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承包，另一种是其他方式承包。前者是按照农村户籍登记在册的人口为限，优惠本村农民的一种福利性、具有口粮性质的承包；后者是农民福利承包田之外的、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通过公开协商、招标、拍卖等方式承包的荒山、荒丘等农村土地。前者规定了承包期限为30年等内容，后者的期限以协商确定，没有硬性规定。本案中的土地承包方式并非家庭承包，而是以其他方式的承包，其合同期限并不适用承包期30年的硬性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与其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签订的承包农村土地，并交付一定收益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但该规定为提示性条款，合同中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项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不成立或无效。本案中原告于1995年向村委会交纳承包费，取得了涉诉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且一直耕种至今，被告大都城村委会也认可收到原告交纳的承包费，原被告之间虽然均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形式的土地承包合同，但确已建立和存在合同关系，该合同属于一种口头协议。原告作为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必须依照所有权人的集体意愿行事，承包土地期限的确定，关系到全体集体经济成员的切身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需要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现原告称自己的承包期限为30年，尚有12年才到期。被告称当时发包给原告的时候，早有言明，承包期限是随着有书面合同的大地地块约定的期限走，即今年2月底已经到期。双方各执一词，所述到期期限差距甚大，且均无书面合同，故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1995年的口头合同之效力待定。只有待村委会依法按照程序和原则议定具体的承包期限后，本院方可作出合理合法的裁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爱国、李巧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张爱国、李巧花负担。
上诉人张爱国上诉主要称，一、关于效力待定问题，一审判决的文字表述为效力待定，该判决内容与表述有所不同，内容是“双方关系合同期限的说法差异较大，法院不能确定”，那么如果单从文字上说，判决效力待定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本案不符合民法上的效力待定的情况，合同法将效力待定分为三类。一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立的合同。二是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所订立的合同。三是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显然本案不属于上述情况，自然不属于效力待定问题。二、租地协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应予认定。1、作为证据来讲，要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合法性主要是指取得证据及证据所载内容是否合法。本案中的租地协议是作为证据出现的，只能按证据的性能去要求，不能像要求签订合同那样要求其履行民主程序。作为证据它是在证明问题，而不是要决定什么问题。所以无需考察其民主程序。2、补偿款本身是县政府拨付，由村委会支付的，不是由村里承担的，在一审中已经查明。所以不关村民利益，无需向承包土地那样经过民主程序。3、实际上补偿款问题也是经过了一定的民主程序的，村双委班子都知道该事情，只不过没有进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一审中原村支书当庭承认是其提议，而其他双委会成员并未反对，可见并不是其一人决定的。从租地协议的签订、协议款的发放、协议条文的发放、盖章过程都明显可以看出是村班子成员集体进行的。4、租地协议按照法律规定无需经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程序。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中说的是征地补偿款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而修路占地针对特定承包户的补偿不在所述范围。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环节，不是当初订立合同的过程，无需经过村民主程序。5、租地协议已经生效并履行完毕，不能仅凭原支书的一句话就否定其效力，协议本身是合法有效的。协议作为证据更是能够起到证明原承包合同期限的证明。三、1、一审适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没有列明款项，24条有三款，其中第一款有九项，其中第七项提到征地补偿费使用分配方案，与本案无关。2、适用土地承包法第21条错误，第21条是规范家庭承包的，不是规范其他方式承包的。而本案是其他方式承包，所以适用法律错误。并且承包法是2003年才实施的，本案土地承包是1995年，显然不能适用土地承包法规范合同签订问题。3、合同法也是1999年实施的，本案口头合同签订时合同法尚未颁布，判决适用合同法显然不当。四、本案一审程序违法，非诉讼参与人（村支书）长时间坐在被告席上参加庭审。
上诉人李巧花上诉意见同上诉人张爱国意见。
被上诉人内丘县官庄镇大都城村村民委员会答辩主要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口头合同效力待定合理合法，双方均提供了证据证明承包期限，但一审法院从案件整体考虑，认定当时发包争议地块时没有经过民主程序，认定双方1995年签订的口头合同效力待定。经过民主程序后才确定双方承包期限。法院从合法和公平性考虑认定合同效力待定更具有操作性，故该认定合法。二、关于租地协议，不具有合法性。1、道路修建租地协议中所载的12年是补偿年限的依据，不是认定承包期限的证据。2、原村支书耿金会一审出庭作证，已经详细说明了签订租地协议时是其一人做主，没有召开相关会议，也未详细调查了解，是在特殊形势所逼的情况下签订的。村支书作为党支部负责人使用村委会公章签订租地协议违法法定程序。4、该争议地块每户的承包费为1，500元，承包亩数为7亩左右。2013年租地时几户分别领取了13，000元到17，000元不等的租赁费，明显显失公平，影响了该村全体村民的利益。故一审判决认定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承包期限的依据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所引用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虽然没有具体列出条款，但是24条明确规定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应进行相应的会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到村民的整体利益，故引用该条是正确的。四、一审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所称的一审时村支书坐在被告席上参加庭审不实，一审开庭为全程录音录像，非本案当事人不会坐在当事人席上参加庭审，不存在对方说的情况。
上诉人张爱国、李巧花二审当庭提交证据：2013年租地时的录像，证明租地时村支书耿金会、村委成员程海云、耿春海、村会计谷贵林、镇包村干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场。
被上诉人内丘县官庄镇大都城村村民委员会对录像的质证意见为，1、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2、录像中是否是村干部代理人不清楚。
上诉人张爱国、李巧花二审当庭申请证人耿某甲出庭作证，耿某甲称，1995年签订合同时其担任村委会主任，1998年我是村党支部副书记，承包荒滩期限为30年。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录像是村支书与村民协商租地事宜时的录像，该录像没有最终达成租地协议的影像，也不能证实所有村委会成员均认可该租地协议，该录像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虽然证人耿某甲称承包荒滩期限为30年，但其证言与同为1995年班子成员的一审证人耿某乙、耿某丙的证言矛盾，本院双方矛盾内容均不予以认定。
二审查明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对1995年口头达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异议，且已履行多年，因此本院对双方之间1995年口头达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双方1995年口头约定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期限为多少年。我国法律规定，土地承包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承包，另一种是其他方式承包。前者是按照农村户籍登记在册的人口为限，优惠本村农民的一种福利性、具有口粮性质的承包；后者是农民福利承包田之外的、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通过公开协商、招标、拍卖等方式承包的荒山、荒丘等农村土地。前者规定了承包期限为30年等内容，后者的期限以协商确定，没有硬性规定。本案中的土地承包方式是以其他方式的承包，其合同期限并不适用承包期30年的硬性规定，不能直接认定双方口头约定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期限为30年。虽然双方均提供了证人证明自己的主张，但双方证人均为当时班子成员，证言却截然相反。上诉人提供的2013年的租地协议是村支书所签，并非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村主任所签，该协议未经村委会民主程序通过，且该证据为间接证据，不足以证实1995年达成的口头协议承包期限为30年。虽然被上诉人答辩称小块儿地的承包期限是与大块儿地的承包期限取齐的具有合理性，但不具有必然性，本案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另外，承包土地期限的确定，关系到全体集体经济成员的切身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需要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因此，只有待村委会依法按照程序和原则议定具体的承包期限后，本院方可作出合理合法的裁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应予以维持。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张爱国、李巧花分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景春
代理审判员 乔 鹏
代理审判员 孙跃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