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海法民一初字第1223号
原告：陈丽，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
原告：刘晋鹏，住所地：贵州省余庆县。
法定代理人：陈丽（本案原告）
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江山，住贵州省瓮安县。
被告：广东省石油化工建设集团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庄若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彭韶军，该公司职员
第三人：王安清，住贵州省余庆县。
第三人：刘兴忠，住贵州省余庆县。
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毛承先，贵州省余庆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斌，住贵州省余庆县。
原告陈丽、刘晋鹏诉被告广东省石油化工建设集团公司，第三人王某、刘某乙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丽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江山，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彭韶军、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毛承先、黄斌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诉称：2014年1月20日，两原告的亲人刘明才在被告承建的广州市南沙区时代南湾管道工程施工中发生事故死亡。陈丽及第三人刘某乙、王某与被告协商一致，由被告一次性赔偿两原告及第三人刘某乙、王某四人一百万元整。刘某甲才的死亡系雇员在从事雇主被告的劳务活动中伤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与两原告及第三人已达成由被告赔偿壹佰万元的合意。由于该合意未涉及细化各项赔偿的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等相关规定，以被告承诺赔偿的壹佰万元为基数计算出下列各项赔偿金：丧葬补助金按2012年广州市职工月平均工资5313元×6个月＝31878元。刘某乙的赡养生活费按广东省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458.56元×12年＝82044.16元。因刘某乙有刘某甲才、刘某甲珍、刘某甲学、刘某甲会四名子女，故刘某乙应得赡养生活费为20511.04元。王某的赡养生活费按广东省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458.56元×8年4个月=62154.64元，同理，王某应得的赡养生活费为15538.66元。刘晋鹏的抚养生活费按广东省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可支配收入12585.70元×14年=176199.80元。一次性死亡赔偿金按广东省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226.71元／年×20年=604534.20元。一次性死亡赔偿金虽不是遗产，却是对刘某甲才余命的补偿。由于刘某甲才死亡后，刘某甲才之子刘晋鹏年龄仅满四周岁，刘某甲才的配偶今后要承担照料、教育重任，应按照《继承法》关于继承第一顺序的规定，由配偶享有一次性死亡赔偿金的50%后，余额由配偶与其亲属均分的原则。故原告陈丽应享有一次性死亡赔偿金的50%即302267.10元，余款302267.10元由两原告及两第三人均分各得75566.77元。因此，赔偿款100万元应作下列分配：（1）刘某乙应获得赡养生活费20511.04元和一次性死亡补偿金75566.77元，合计96077.81元。（2）王某应获得赡养生活费15538.66元和一次性死亡补偿金75566.77元，合计91105.43元。（3）刘晋鹏应获得抚养生活费176199.80元和一次性死亡补偿金75566.77元，合计251766.57元。（4）陈丽应获得一次性死亡补偿金377833.87元和丧葬费31878元，合计409711.87元。上述各项款总计为；848661.68元，尚余151338.32元列为精神抚慰金，由两原告及两第三人均享有37834.58元。由于原告与第三人就赔偿款分配事宜多次协商未果，故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被告：给付原告陈丽人身损害赔偿款（一次性死亡补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447546.46元，给付原告刘晋鹏人身损害赔偿款（抚养生活费、一次性死亡补偿金、精神抚慰金）289601.15元；诉讼费用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
被告辩称：我公司与原告之间有协议，承诺赔偿100万，至于该100万在原告亲属之间如何分配，我公司保持保留态度。
两第三人述称：一、我方不认同刘某甲才的死亡是雇员在从事雇主被告的劳务活动中死亡，事实上刘某甲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是在工作中从高处摔下受伤致死，属于工伤死亡，刘某甲才与被告公司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而不是原告所陈述的“劳务关系”。二、本案的案由不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而是“赔偿款分配纠纷”。因为在2014年1月20日，刘明才在南沙区南湾燃气管道工程施工中从高处摔下受伤致当场死亡后，次日，我们受害人已经与被告公司的代表人进行赔偿协商，在协商时是按照广东省2013年度工伤赔偿标准进行计算的，双方达成协议由被告一次性赔偿受害方各项损失合计100万元。现在只是受害方内部关于如何分配和如何支付问题产生争议未达成一致意见。三、原告以100万为基数计算的各项损失，有部分缺乏相关法律依据，当时的协商意见和宗旨按如下进行：（1）丧葬费按2012年度广州市职工月平均工资5313元×6个月＝31878元的计算方式，协商时按照整数30000元，为儿子刘某甲才办丧事，我方实际用了6万余元，对于该笔费用不能进行分配；（2）我方的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与原告在诉状中所写的赡养生活费、抚养生活费其实是同笔费用）我方与被告公司协商时是按5315×30%×12×10年＝191340元，协商时算的整数是20万元，加上原告应分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27万元，合共47万元；（3）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与原告在诉状上记载的死亡赔偿金是同一费用）按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年×20年＝491300元，协商时被告按50万元确定，该工亡补助金经与原告协商，由原告及第三人平均分配；（4）孙某刘晋鹏的抚养费按5315元×30%×12×14年＝267876元计算，协商时算整数为27万元。工伤案件计算精神抚慰金也没有法律依据。上述100万元中应该减除6万余元的丧葬费、交通、住宿、生活费，余下的94万元，由原告陈丽享有117500元；刘晋鹏享有387500元；两第三人享有435000元。被告公司已经给付了10万元整，其中给付原告陈丽1万元整，给付第三人9万元整，被告目前尚差90万元。所以原告陈丽实际还应得107500元；原告刘晋鹏享有387500元；两第三人享有405000元。
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0日，刘明才在被告承建的广州市南沙区时代南湾管道工程施工中发生事故死亡。原告陈丽是刘某甲才的妻子，原告刘晋鹏是其婚生儿子，第三人王某是其母亲，第三人刘某乙是其父亲，原告及第三人均为死者刘某甲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刘某甲才发生事故死亡后的次日即2014年1月21日，原告以及第三人（乙方）与被告（甲方）进行了赔偿协商，双方签署《协议书》，约定甲方赔偿乙方100万元整，甲方支付60万元给乙方，余下40万元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乙方指定账户，商业保险不足40万元部分由甲方补足至40万元。甲方支付乙方所有费用支付时间、方式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乙方对甲方支付的丧亡待遇，自行协商或依法定程序进行分配，甲方无权也无义务予以干涉。
2014年3月10日，原告陈丽（乙方）与两第三人（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因双方亲人不幸因工死亡，广东省石油化工建设集团公司同意给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0万元，给付供养刘晋鹏的抚恤金27万元，给付供养甲方的抚恤金20万元，丧葬费3万元共计100万元。现双方就以上款项的分割分歧太大，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以上总的款项甲方已经领取10万元，还剩90万元由法院处理。
原告与第三人就关于如何分配该100万协商未果，遂诉至本院。
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及第三人确认死者刘某甲才不是被告公司职员，是被告的分包单位所聘请回来的。原告陈丽认为刘某甲才的死亡属于雇员在从事雇主（被告）的劳务活动中伤亡，属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该按照人身损害标准计算分配赔偿款项。而第三人则认为死者刘某甲才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是在工作中从高处摔下受伤致死，属于工伤死亡，应该按照工伤损害标准计算分配赔偿款项。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黄斌表示，他是被告的分包公司聘请回来的，刘某甲才是由被告的分包公司授权其聘请并安排到被告所承包的工程干活的，工资由其领回后发给刘某甲才，刘某甲才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认为赔偿的100万元是作为工伤赔偿，包括丧葬抚恤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第三人表示其在答辩状中所述的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即供养亲属抚恤金。
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确认被告已支付10万元，被告及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黄斌确认该10万元由黄斌签收。黄斌表示其代领10万元后，将1万元给了原告陈丽，但无签收，将6万元作为死者的安葬费，剩下的3万元给了两第三人。原告表示10万元全部给第三人拿走了，黄斌称6万元用于死者安葬费不属实，死者的安葬费共计3万多元，都是由原告陈丽支付的。
诉讼期间，原告陈丽为证明其在城市打工收入状况的事实，提交了加盖“黔南州金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章的黔南州金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4年4月份工资表。被告表示对该证据不清楚，第三人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另，诉讼过程中，原告表示本案中仅要求确认被告赔偿款100万元中由原告陈丽享有447546.46元，原告刘晋鹏享有289601.15元，刘某乙、王某享有262852.39元。保险公司赔偿的金额已由被告与原告和第三人在赔偿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本案应不再朔及。
第三人同意100万元赔偿款中，刘某乙、王某总共应得的金额不少于429924.96元。本案中，不要求法院处理被告和保险公司的付款问题，由其另行协商。
本院认为，死者刘某甲才是由被告分包的公司聘请干活的，被告与刘某甲才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形成劳动关系，故被告对死者家属的赔偿不适用工伤赔偿标准，应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原告主张按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赔偿金额，本院予以采纳。原告及第三人对赔偿总金额没有异议，原告及第三人应在赔偿总金额中进行赔偿款的分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因此，原告陈丽主张100万元赔偿款中包括丧葬费、两第三人赡养生活费、原告刘晋鹏的抚养生活费、一次性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合理，本院予以采纳。按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广州市2013年度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9345元，故丧葬费应为59345元÷12×6＝29672.5元，由原告及第三人各得7418.1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确定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标准应以刘某甲才是否在城市工作确定，刘某甲才虽是农村居民，但其发生事故时在广州工作，故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城市标准计算。原告刘晋鹏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24105.6元／年×（13＋11.5÷12）年÷2＝168237元，第三人刘某乙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24105.6元／年×11年÷4＝66290.4元，第三人王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24105.6元／年×9年÷4＝54237.6元。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故死亡赔偿金为32598.7元／年×20年＝651974元。死亡赔偿金应由原告及第三人平均分配，原告陈丽要求先分给其50%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赔偿金应由原告及第三人各得162993.5元。以上合计970411.5元，剩余29588.5元为精神损害赔偿金，应由原告及第三人各得7397.12元。因此，如果按上述方法计算，原告陈丽共应分得177808.74元，原告刘晋鹏应分得346045.74元，第三人刘某乙应分得244099.14元，第三人王某应分得232046.37元，故依此计算，两第三人共应分得476145.51元。
黄斌作为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代领取了10万元，该10万元应属第三人领取。第三人主张支付给原告陈丽一万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此，原告陈丽不予确认，本院对第三人的主张不予采纳。至于丧葬费的实际支出及负担问题，原告及第三人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不予处理。故在剩余的未领取的90万元赔偿款中，第三人应分得的款项中应先扣除10万元，余下376145.51元应由第三人刘某乙分得192833.48元，第三人王某分得183312.04元。造成本案纠纷责任不在被告，本案受理费应由原告与第三人合理分担。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未赔偿的90万元赔偿款中，由原告陈丽占有177808.74元，原告刘晋鹏占有346045.74元，第三人刘某乙占有192833.48元，第三人王某占有183312.04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1171元，由原告陈丽负担1986元，原告刘晋鹏负担3865元，第三人刘某乙负担2726元，第三人王某负担2594元。第三人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受理费直接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叶国钊
人民陪审员 钟信耀
人民陪审员 何田生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韩 寒
许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