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2086号
原告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盛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岱华，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旭，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明水，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伟超，广东宇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与被告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12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吴品芬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4年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岱华，被告委托代理人郑明水、李伟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是1989年设立的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赛格）的原始股东，被告持股4%，应缴出资额为美元28万元、人民币200万元，折合成人民币共计4240720元，但截止1995年初，被告仅出资人民币200万元。1994年起，海南赛格经营班子对公司进行股权重组，要求大股东分别收购出资不足的小股东的股权，以便公司吸收有实力的大企业入股。根据海南赛格的安排，原告委托海南赛格寻找买受人转让出原持有海南赛格25%的股权，收购被告等六家出资不足的小股东零星持有海南赛格20%的股权，以保障大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人民银行的规定。在海南赛格安排之下，原告与海南赛格于1994年12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委托书》、与被告等六家小股东于1995年4月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又与海南华兴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租赁）于1997年8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将持有海南赛格4%的出资不足的股权作价人民币400万元转让给原告。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于1995年6月23日、1995年9月29日、1996年12月2日、1996年12月24日、1997年1月29日分别支付被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0万元、15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万元，共计人民币400万元，此后，海南赛格从原告账上扣收了被告未付足的注册资金本金人民币2240720元、利息人民币1423251.74元。但股权转让后，由于海南赛格未履行人民银行审批手续，也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直到2006年海南赛格宣告破产时，原、被告仍是海南赛格的股东，分别持有海南赛格25%与4%的股权，因此，海南赛格破产清算组起诉原告，要求原告补足注册资金、返还股权转让款。破产受理法院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30日作出（2008）海南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原告与海南赛格、华兴租赁签订的《股权转让委托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因违反《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等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判决原告返还海南赛格代股权买受人垫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400多万元。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1995年4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00万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人民币9372841.67元。
被告答辩称，1、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告主张该协议因违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规定》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2、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海南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认定涉案合同效力的依据，该案最终在海南省高院以调解方式结案，法院不能以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书为依据认定本案合同的效力，且本案属于股东之间转让股份，与海南赛格回购股份没有任何关系。原告转让股权与被告转让股权给原告是两个独立的行为，而且，原告委托海南赛格转让股权在先，被告转让股权给原告在后，原告委托海南赛格出售的股权，并非就是被告转让给原告的股权。被告并非海南案的当事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产生既判力。3、本案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及要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而且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于1995年4月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合同记载海南赛格经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于1988年11月24日批准成立，由原、被告等十六家股东合资经营，现就被告在海南赛格4%股权转让给原告达成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将其享有的海南赛格4%股权全部出让给原告，出让价格为人民币400万元。后原告于1997年1月29日前分五笔共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00万元，被告于1996年12月4日出具确认书，确认上述协议书已生效，转让款收讫，对转让予以确认。
海南赛格的档案登记资料显示成立日期为1989年1月12日，为股份制企业，经营截止日期为2002年1月11日。投资者名称为海南省经济合作厅，投资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投资比例为100%。海南赛格于2006年6月25日被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宣告破产。
海南赛格破产后，其管理人于2007年12月27日起诉本案原告及案外人华兴租赁追收未缴出资及非正常收入案由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号为（2008）海南民初字第23号。在该案中查明：海南赛格成立于1988年（成立时名为海南赛格希克信托投资公司，1991年变更为现名），注册资本金人民币1亿元，为全民性质的金融机构，原告是海南赛格的14家发起人之一，认缴25%股份。1994年12月18日，原告（委托方）与海南赛格（受托方）签订《股权转让委托书》，主要内容为：1、原告愿将其占有的海南赛格25%的股权转让，委托海南赛格全权负责有关股权转让事宜，寻找25%股权的购买者，原告授权海南赛格全权与购买者商定具体的转让价格、转让方式等。2、原告承诺该委托为不可撤销的委托。3、海南赛格承诺全权接收原告委托并负责全部股权的转让，无论海南赛格的转让工作是否完成，海南赛格承诺全部责任，并承诺按期垫付（支付）全部转让费用。同日，原告与海南赛格签订《委托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1994年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1、原告所委托海南赛格转让的股权，含原告及原告下属单位（深圳华利公司、深圳风光公司、深圳大明公司、深圳注塑公司、深圳赛格进出口公司等）在海南赛格拥有的股份，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由原告全权负责。2、转让价格以原告实际投入海南赛格的股本金人民币2545万元为依据，以1：8价格比例予以转让，总金额为人民币20360万元。3、该项委托转让采取原告全权委托海南赛格包销形式，原告对海南赛格实际转让的价格没有任何责权。4、付款方式：在转让股权办理过程中，由海南赛格代付，该委托转让分5个阶段实施付款。5、本补充协议规定的股权转让，以海南赛格付清垫付的全部转让款为最终完成，在本协议转让最终完成之前，本协议规定转让之股权属原告所有。在转让过程中涉及原告下属持股单位转让部分对于未达股本金及结止1994年底前所发生的股本金贷款利息应由海南赛格予以扣除。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书面向其上级主管单位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请示，该司于1995年7月20日批复“同意你公司的股权转让、回购计划，将你公司拥有的海南赛格25%股权转让出去，并同时吸纳海南赛格其他股东部分股权，保证你公司在海南赛格仍占一定权益”。1995年11月原告与海南赛格又签订《委托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1995年补充协议），约定：1、海南赛格接受原告委托，全权负责25%股权转让事宜，并在双方认可的时间内将股权转让款划至原告。……4、原告吸纳海南赛格其他股东所持股权一事，在原告向海南赛格出示原告同其他各方签订的有关转让文件后，海南赛格即确立原告在海南赛格相应的股东地位，并由原告享有相应股权之全部权利和义务。至1996年12月4日，被告等6家公司均书面确认其与原告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转让款收讫”。原告为此支付了其中5家股东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24万元，另深圳大明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由海南赛格代为支付。1997年7月28日，华兴租赁向海南赛格出具《股权收购委托书》，约定其愿收购海南赛格股权，委托海南赛格全权负责股权收购事宜。1997年8月18日，原告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华兴租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约定对于原告实际投入海南赛格资金人民币2545万元，以1：1价格转让，原告在海南赛格拥有的股权因升值而将升值部分以1：7的比例予以转让，协议生效后由华兴租赁享有和承担转让的股权。1997年9月9日，海南赛格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记载：确认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1、原告转让25%出资份额给华兴租赁。2、深圳华利电子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共转让20%出资份额给原告。3、深圳兰光电子工业总公司、天津传真机租赁公司等3家小股东共转让10.2%出资份额给海口建海工贸有限公司。至海南赛格停业整顿时止，原告所转让的25%股权未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该判决认为其涉案一系列股权转让委托、协议是名为华兴租赁收购原告持有的25%股权，实为海南赛格收购自身股权的协议。一方面作为金融机构的海南赛格的股权转让事项应先报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海南赛格为了规避监管，采取委托的形式，私下进行股权转让，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严重违反了当时的金融管理规定。另一方面海南赛格通过一系列股权委托转让协议回购公司股份的行为也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涉及股权回购的一系列协议依法应为无效协议。上述案件上诉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后，在该院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
原告原称为深圳赛格集团公司，被告原称为深圳桑达电子总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于1995年4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为无效合同。针对这一焦点，本院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关于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效力的法律适用。涉案协议签订于1995年4月6日，属于现行合同法实施（1999年10月1日施行）以前成立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故本案判断《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应首先依据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行为效力的规定，未有证据显示涉案协议书存在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关于民事行为无效的情形。虽涉案协议书转让的标的为海南赛格的股权，属于金融机构的股权转让，有违《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8月5日印发）第三十九条“金融机构的增减注册资本或营运资金数额，调整股权结构及股本方式，转让股权等变更事项，应事先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办理变更手续”的规定，但该管理规定属于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
第二，关于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股权转让与（2008）海南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中被确认无效的股权转让情形不同。从（2008）海南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看，该案中海南赛格、华兴租赁、原告三方之间一系列股权委托、转让协议之所以被确认为无效系因通过委托转让、收购股权的方式实现海南赛格规避监管、回购自身股权的目的，该目的本身违反公司法（1993年颁布，1994年7月1日施行）第一百四十九条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的强制性规定，该规定亦属于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方式为通过委托转让、收购私下进行股权转让，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虽该判决亦认定股权转让违反《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8月5日印发）、《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7月28日印发）的相关规定，但并未据此而认为合同无效，而是进一步认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本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存在上述回购自身股权的情形，虽违反了当时的金融管理规定，但因不属于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认为合同无效。亦未有证据显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
第三，虽（2008）海南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中论述中提到“深赛格（原告）收购6家小股东的约定也应无效”，但该认定不能作为本案审查原告与被告之间《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无效的依据。一方面该判决书在二审时由于双方当事人系调解结案而非生效判决，另一方面该案在一审时本案被告并非案件当事人，关于被告作为合同主体的合同效力的审查应在本案中进行。
综上，原告主张与被告于1995年4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037元（已由原告预交），因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减半收取人民币51018.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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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审判员 吴 品 芬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黄晓霞（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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