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苏01民终12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国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高新开发区28幢639室。
法定代表人韩建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云霞，江苏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鑫，江苏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丰泰发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电厂路1号。
法定代表人隋汝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段晓波，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晓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250号。
法定代表人邵建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黄立成，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季小凡，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国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内蒙古丰泰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锅炉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4）雨商初字第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云霞、高鑫，丰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段晓波、刘晓雨，被上诉人上海锅炉厂的委托代理人黄立成、季小凡到庭参加诉讼。
上海锅炉厂一审诉称：2005年8月18日，上海锅炉厂与国泰公司签订《北方联合电力丰泰发电有限公司2×200MW机组烟气脱硫工程GGH采购合同》（以下简称两方采购合同）一份，约定国泰公司向上海锅炉厂采购2套GGH成套设备，总价款为1560万元。2007年初，上海锅炉厂与国泰公司、丰泰公司签订《关于内蒙古丰泰发电有限公司2×200MW机组烟气脱硫工程GGH采购合同变更的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变更协议）一份，约定：两方采购合同的甲方（即国泰公司）变更为丰泰公司；丰泰公司委托国泰公司向上海锅炉厂支付设备价款；国泰公司承担付款的连带法律责任。三方据此重新签订《内蒙古丰泰发电有限公司2×200MW机组烟气脱硫工程GGH采购合同》（以下简称三方采购合同）。上海锅炉厂已按约交付、安装设备，丰泰公司也正常使用设备至今。上海锅炉厂曾多次通过电话、函件方式并派人向国泰公司催要货款。国泰公司曾于2013年8月28日主动向上海锅炉厂发出《通知函》，希望以部分资金、部分实物的方式清偿债务，上海锅炉厂与国泰公司经协商达成初步还款意向并形成《还款协议》，但国泰公司又反悔未予确认。截止目前，国泰公司、丰泰公司仍拖欠货款572.8万元。故上海锅炉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丰泰公司立即向上海锅炉厂支付货款572.8万元及违约金（第一笔违约金以416.8万元为基数自2007年5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第二笔违约金以156万元为基数自2008年6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二、国泰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国泰公司、丰泰公司承担。
国泰公司一审辩称：上海锅炉厂与国泰公司之间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为案涉两方采购合同（所涉项目为丰泰项目），另一份为《国电濮阳热电有限公司2×200MW供热机组扩建烟气脱硫工程GGH采购合同》（以下简称濮阳项目合同），两份合同总额为2858万元。国泰公司实际付款2827.2万元。上海锅炉厂与国泰公司之间就欠款数额存在争议，上海锅炉厂的主张没有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丰泰公司一审辩称：2005年7月27日，丰泰公司与国泰公司签订2×200MW机组脱硫工程项目总承包合同，总承包价款为11658万元，其中设备款7010.68万元，工程费3600.77万元，技术服务费1046.55万元。按照当时港资企业退税的优惠政策，丰泰公司就本案设备与国泰公司、上海锅炉厂签订了三方采购合同，约定由国泰公司作为代理方按照1：8：1的比例直接向上海锅炉厂支付设备款，丰泰公司不直接向上海锅炉厂支付设备款，全部由国泰公司代理付款。截止至2014年12月25日，丰泰公司按照脱硫项目结算书的最终金额分批次向国泰公司支付共计项目款11574.63万元，已全部履行了付款义务。丰泰公司不存在合同违约，本身并无过错，上海锅炉厂要求丰泰公司支付设备款及违约金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上海锅炉厂、国泰公司对欠款事实认定清楚，对债权债务主体认识明确，只因还款协议未能最终达成，才导致本案诉讼的发生。综上，从合同条款的约定、履约付款的情况以及上海锅炉厂对欠款的认识等多个角度，说明丰泰公司在该案争议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上海锅炉厂无理由请求丰泰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请求法院驳回上海锅炉厂对丰泰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8月18日，上海锅炉厂与国泰公司签订两方采购合同一份，约定：国泰公司向上海锅炉厂采购GGH成套设备两套，合同总价为1560万元。其后，上海锅炉厂与国泰公司、丰泰公司签订三方变更协议一份，约定：两方采购合同中甲方（国泰公司）变更为丰泰公司；为保证丰泰公司烟气脱硫工程GGH设备顺利投产及付款顺利进行，丰泰公司委托国泰公司采购并根据合同条款向上海锅炉厂支付该设备价款，款项从总承包合同设备款中支出；国泰公司承担付款的连带法律责任。依据三方变更协议，上海锅炉厂（供方）与国泰公司（代理方）、丰泰公司（需方）签订三方采购合同，约定：丰泰公司向上海锅炉厂采购GGH成套设备两套，合同总价为1560万元；该合同所订设备将用于丰泰公司脱硫工程；需方将按合同条款支付货款，迟交货款将按合同第10.16款约定比例向需方收取违约金。上海锅炉厂于2007年4月17日向丰泰公司开具1560万元的设备款增值税发票。丰泰公司确认收到案涉设备，脱硫工程于2006年12月10日完成试运行并全面进入运行。
国泰公司盖章确认的《询证函》载明：截止2008年6月30日，国泰公司欠付上海锅炉厂设备价款942.8万元。截止目前，自《询证函》记载的对账日期之后，国泰公司共计向上海锅炉厂支付370万元，具体为：2009年1月13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100万元，2009年5月8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100万元，2009年6月4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90万元，2009年11月2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20万元，2009年12月3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50万元，2010年2月10日通过转账方式支付10万元。据此结算，国泰公司仍欠付上海锅炉厂设备价款572.8万元。国泰公司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对外公示信息中，一份编号为张扬会审字（2013）第19号的《审计报告》（以下简称2012年度审计报告）显示：经张家港扬子江会计师事务所对国泰公司截止2012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期末应付账款包括国泰公司欠付上海锅炉厂的一笔572.8万元应付账款。
一审法院另查明：国泰公司企业名称于2008年1月7日由南京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国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案外人南京龙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公司）于2004年1月8日持有国泰公司50%的股权，于2005年1月15日通过受让股权持有国泰公司75%的股权，于2006年9月25日将该公司持有的国泰公司75%的股权变更至常州市江南电力设备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江南公司）名下。2004年12月22日，上海锅炉厂与案外人龙源公司签订《北方联合电力临河热电厂2×300MW燃煤机组烟气脱硫工程GGH采购合同》（以下简称临河项目合同）一份，合同设备总价款1840万元；2005年2月21日，上海锅炉厂与国泰公司签订濮阳项目合同，合同设备总价款1298万元。该两份采购合同于本案采购合同之前订立。上海锅炉厂于2005年8月10日向国泰公司开具1840万元设备款增值税发票，于2006年3月31日向案外人龙源公司开具1298万元设备款增值税发票。
2005年7月27日，丰泰公司与国泰公司签订《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热电厂2×200MW机组脱硫工程项目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总承包合同），总承包价款为11658万元，其中设备款7010.68万元，工程费3600.77万元，技术服务费1046.55万元。2007年8月16日，丰泰公司与国泰公司签署《结算书》确认工程项目结算价款为11574.63万元。丰泰公司已向国泰公司支付工程款11574.6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上海锅炉厂、国泰公司、丰泰公司签订的三方变更协议、三方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三方变更协议及三方采购合同对此前上海锅炉厂与国泰公司签署的两方采购合同作出了变更，本案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以三方变更协议及三方采购合同为依据。
上海锅炉厂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供货义务后，国泰公司于《询证函》确认中了结欠货款金额。本案中，上海锅炉厂主张的货款金额与国泰公司于《询证函》确认的欠款数额、国泰公司的付款情况，以及国泰公司对外公示的《审计报告》中的应付账款完全一致，且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国泰公司抗辩其仅欠付货款30.8万元，却不能对《询证函》及《审计报告》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提供证据推翻上海锅炉厂的主张，故对国泰公司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丰泰公司作为需方签署三方采购合同，且该份合同明确约定了需方的付款义务及需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本案当事人于三方变更协议中约定丰泰公司委托国泰公司按采购合同约定向上海锅炉厂支付设备价款，国泰公司受托支付货款，却没有按约支付，丰泰公司作为买受人应承担受托人逾期付款的法律后果。丰泰公司抗辩其已严格按照总承包合同及结算书将全部工程价款支付给国泰公司，不能视为其已向上海锅炉厂履行完付款义务，故一审法院对丰泰公司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国泰公司于三方变更协议中自愿为丰泰公司付款承担连带法律责任，故一审法院认为国泰公司与丰泰公司作为连带债务人，均负有清偿本案债务的义务。关于诉讼时效，国泰公司作为丰泰公司的委托付款人，上海锅炉厂向国泰公司主张债权的事实，对丰泰公司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丰泰公司抗辩上海锅炉厂向其主张付款责任已严重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上海锅炉厂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供货义务后，国泰公司和丰泰公司未能完全履行付款义务，属违约行为，应当承担本案纠纷的违约责任。三方采购合同第10.16条对逾期付款违约金作出约定，上海锅炉厂自愿将违约金计算标准降低为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丰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锅炉厂支付设备价款572.8万元，并以416.8万元为基数，自2007年5月3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另以156万元为基数，自2008年6月8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二、国泰公司对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5033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合计80293元，由丰泰公司承担。
宣判后，国泰公司、丰泰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上海锅炉厂一审诉讼请求，并由该厂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上诉人国泰公司依据的主要理由有：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法院拒绝国泰公司关于追加案外人龙源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错误。本案涉及三份采购合同，其中上海锅炉厂与国泰公司签订的两份分别为两方采购合同及濮阳项目合同，合同标的额共计为2858万元，第三份是上海锅炉厂与案外人龙源公司签订的临河项目合同，标的额为1840万元。国泰公司在前述两份合同项下共计支付2773万元，上海锅炉厂认为其中的487.8万元归属于龙源公司签订的临河项目合同，也即认为国泰公司应当支付3345.8万元（2858万元＋487.8万元）。国泰公司一再强调并提供证据证实自身与临河项目合同无关，不应将临河项目合同的责任强加于国泰公司。因双方当事人对前述487.8万元款项的归属存在重大分歧，国泰公司申请追加龙源公司为被告，一审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七十三条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遗漏了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2.一审法院在三次庭审结束后组织各方听证，对上海锅炉厂在诉前形成、早已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国泰公司、丰泰公司不予质证，一审法院仍予采纳。2015年8月11日第三次庭审时，一审法院已经询问各方有无新的证据补充，各方当事人均作否定回答，国泰公司明确表示《询证函》不作为证据提交，然后才开始法庭辩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至此，一审法院不应以任何方式再行开庭、质证等环节，也没有相关规定允许在证据关门后举行听证。另就本次听证所涉的《询证函》，并非设权性的直接证据，仅属证明性书证、间接证据，其证明力源于原始会计凭证、基础合同等，并非影响本案事实的重要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不予采纳。就国泰公司、丰泰公司对听证程序的质疑，一审判决未予合理解释，对上海锅炉厂故意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未予处罚，一审法院采纳该证据不当。二、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部分事实混乱不清。1.未查明国泰公司共向上海锅炉厂支付款项2773万元。国泰公司提供的27份付款凭证，总计金额2827.2万元，与上海锅炉厂提交的收款凭证上记载的金额一致。其中，国泰公司支付的第一笔款项，金额为184万元，是受龙源公司委托支付的临河项目合同中的款项，上海锅炉厂收款后于2005年1月以龙源公司为付款人开具了收据，故该笔款项不应视为国泰公司在案涉合同中的付款。其余26份付款凭证，金额合计2643.2万元，未明确记载付款用途，应指向国泰公司与上海锅炉厂之间存在的两个合同关系，即案涉两方购合同及濮阳项目合同。另龙源公司受国泰公司的委托，于2005年3月向上海锅炉厂支付129.8万元，用以偿还濮阳项目合同中的款项，上海锅炉厂也予自认。据此，国泰公司已向上海锅炉厂付款2773万元（2827.2万元－184万元＋129.8万元），故国泰公司在一审中抗辩称仅欠上海锅炉厂85万元，并非抗辩仅欠30.8万元。2.案外人龙源公司于2006年9月25日退出国泰公司控股股东地位，与国泰公司再无关联，国泰公司此后支付了731万元，一审判决认定其中487.8万元系龙源公司支付的临河项目合同款项，没有事实依据。3.国泰公司提交的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审计报告，均在2012年度审计报告之后，一审判决未依据国泰公司最新、最为真实的财务记载认定事实。2007年11月，张家港市国泰投资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盛泰投资有限公司受让国泰公司50%股权，逐步成为国泰公司现有的控股股东。控股股东聘用的管理层于2009年开始经营管理国泰公司，发现临河项目合同的财务账错挂在国泰公司，对2012年度审计报告中与公司真实交易不符的内容，在此后的第三方独立审计中进行了修正，前五名应付账款中未再出现案涉欠款。国泰公司已据此对《询证函》和2012年度审计报告作出相应的解释，并非一审法院所称未作合理解释。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在没有书面合同的前提下，才可依据发票、收货单等证据作出认定。本案中存在两方采购合同和濮阳项目合同，上海锅炉厂如果认为其在临河项目合同中的权利受到损害，应当向龙源公司主张权利，而不是向国泰公司主张。另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上海锅炉厂错将国泰公司作为购货方，以临河项目合同标的额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在国泰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上海锅炉厂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临河项目合同由国泰公司实际履行。2.《询证函》和2012年度审计报告仅系间接证据，亦不构成诉讼中的自认，不能据此判断当事人之间就合同款项往来的具体争议，不能据此否定濮阳项目合同以及2014年度审计报告的真实性，而付款凭证作为直接证据，则更能反映客观真实情况。国泰公司已就案涉债权债务关系充分举证，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高于上海锅炉厂。3.上海锅炉厂单方强调国泰公司与案外人龙源公司财务混同，却对自身参与的三个项目，对相互间的签约主体、付款主体与发票购货方不一致未作任何解释，亦未留存相应的指示付款或代为付款的手续，对其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待证事实未尽举证证明之责。4.在双方就欠款事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不应计算利息损失。上海锅炉厂错开发票，向国泰公司主张本应针对龙源公司的债权，造成双方对欠款的金额产生争议。该争议早已发生，但上海锅炉厂迟至2014年10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在争议解决之前，无法确定国泰公司实际的欠款金额，也即上海锅炉厂对国泰公司享有债权的金额处于未确定状态，相关利息损失并未实际发生。退而言之，即使有损失也系上海锅炉厂自身的过错所致，作为扩大的损失，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减轻国泰公司的违约责任。
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国泰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2006年11月7日金额300万元的付款通知单一份、2006年9月18日上海锅炉厂金额300万元的收据一份、2006年12月7日金额1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以及2007年2月9日金额150万元的付款通知单一份、2007年2月2日金额均为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三份；拟证明国泰公司于2006年12月7日、2007年2月2日共计支付300万元，上海锅炉厂作为丰泰项目收款出具的收据，后将此款划归临河项目无事实依据。
2.2007年7月23日付款通知单一份、2007年7月31日银行承兑汇票两份；拟证明付款通知单显示国泰公司于2007年7月31日支付的100万元针对的是丰泰项目（付款比例已达55%），该款项不应划归至临河项目合同中。
3.2007年9月12日付款通知单一份、2007年9月17日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拟证明付款通知单显示国泰公司于2007年9月17日支付的50万元针对的是丰泰项目（付款比例已达70%），该款项不应划归临河项目合同中。
4.2008年12月22日国泰公司会计档案移交清单两份，拟证明国泰公司与案外人龙源公司完成会计档案交接之前，龙源公司的财务白小春、王德明也是国泰公司的财务，案涉《询证函》针对的是龙源公司、国泰公司合计欠上海锅炉厂的债务，并未明确在哪一份合同项下。
国泰公司付款明细，24笔付款金额合计为2827.2万元，做账依据包括借款单（付款通知单、付款审批单）、上海锅炉厂收据、银行电汇凭证或者银行承兑汇票不等，部分付款明确了对应项目的名称，部分未明确，部分付通知单填写了已付款比例，部分未填写。
上诉人丰泰公司依据的主要理由有：一、一审判决回避了对本案核心事实的认定。案涉三方变更协议、三方采购合同均明确约定的付款方式为，丰泰公司依据总承包合同向国泰公司支付工程款，国泰公司从所收到的工程款中向上海锅炉厂支付设备货款，故丰泰公司没有直接向上海锅炉厂支付货款的义务。上海锅炉厂自供货完毕至提起本案诉讼的8年时间里从未向丰泰公司主张过权利，而是一直与国泰公司协商还款事宜，并拟定还款协议，丰泰公司对此并不知情。其中，不论是国泰公司发出的通知函，还是上海锅炉厂拟定的还款计划，均是依据两方采购合同，表明即便本案中存在三方变更协议和三方采购合同，国泰公司、上海锅炉厂均是依据两方采购合同确认债务、行使权利。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丰泰公司委托国泰公司向上海锅炉厂付款，进而在国泰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判令丰泰公司作为买受人承担受托人逾期付款的法律后果。尽管三方变更协议、三方采购合同中出现“委托”“代理方”等措辞，但并不具备法律所规定的委托代理的特征，丰泰公司与国泰公司之间就付款事宜并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丰泰公司委托国泰公司根据“合同条款”支付设备款，并非根据丰泰公司的委托授权进行付款，而合同条款中没有约定丰泰公司直接向上海锅炉厂付款，故丰泰公司不应对国泰公司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此外，根据委托代理的相关法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国泰公司签订、履行三方变更协议及三方采购合同均是以其自己的名义完成，国泰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之一，系独立的合同主体，应当独立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退而言之，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还存在受托人披露和第三人选择权的问题，上海锅炉厂将国泰公司、丰泰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提出诉讼，违反前述法律规定。在错误认定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一审判决认为上海锅炉厂对丰泰公司主张权利发生对丰泰公司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也系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国泰公司受托支付货款却没有按约支付的证据并不充分，分配举证责任错误，违反程序法律规定。该部分同意国泰公司的上诉意见，不再赘述。四、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丰泰公司的抗辩意见为已严格按总承包合同及结算书将全部工程价款支付给国泰公司，进而得出不能视为已向上海锅炉厂履行完毕付款义务的结论，这是混淆丰泰公司与国泰公司的付款义务。事实是，丰泰公司提出的主张是基于三方变更协议和三方采购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丰泰公司已经全面、及时、审慎的履行完毕全部付款义务。三方变更协议约定货款从总承包合同设备款中支出，由代理方向供方提供，故一旦丰泰公司向国泰公司支付完毕工程款，则国泰公司作为三方变更协议、三方采购合同主体之一，有权操作、安排所收的资金，与丰泰公司无任何关系。
丰泰公司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上诉人国泰公司同意丰泰公司的上诉意见。
被上诉人上海锅炉厂就上诉人国泰公司、丰泰公司的上诉意见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欠款事实正确，丰泰项目欠付货款为572.8万元。依据的主要理由有：一、关于案涉欠款对应的项目问题。国泰公司与案外人龙源公司均使用“龙源”字号，国泰公司自认在签订案涉三个项目合同时，龙源公司是国泰公司绝对控股的股东，两家公司属于关联企业，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两家公司业务经办人员相同、付款结算主体混同，在付款结算过程中，上海锅炉厂在收款前后与国泰公司、龙源公司的业务员确认付款金额及所对应的项目后，上海锅炉厂的财务部门按确认内容入账，历年来的财务凭证上均作注明，并附特定编号，截至目前，临河项目合同和濮阳项目合同中的货款已经结清，案涉欠款对应的是丰泰项目。其次，临河和濮阳项目均在丰泰项目之前签订合同并实际履行完毕，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国泰公司与龙源公司的付款应该充抵先到期的债务。再次，上海锅炉厂自2009起前往国泰公司催要丰泰项目款项，国泰公司从未就丰泰项目欠款的事实提出异议，只是强调尚未收到丰泰公司的付款而不能按时支付，双方曾协商拟就丰泰项目欠款共同起诉丰泰公司。2013年8月协商丰泰项目欠款的抵偿方式并达成初步意向。据此，国泰公司在《询证函》中确认的欠款金额归属丰泰项目，国泰公司上诉主张其付款是针对濮阳项目合同以及丰泰项目，与客观事实不符。二、关于案涉欠款金额的认定。国泰公司盖章确认的《询证函》记载显示截至2008年6月30日，国泰公司欠付上海锅炉厂942.8万元。之后，国泰公司分六笔合计支付370万元，欠款数额应为572.8万元，这与国泰公司提交工商登记的2012年度审计报告确认的应付上海锅炉厂金额一致。这两份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在国泰公司没有提供证据推翻《询证函》和审计报告的效力，也没有证据证明国泰公司此后另行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国泰公司欠付债务的金额是572.8万元。三、丰泰公司应当承担案涉欠款的付款义务。首先，丰泰公司作为买受人，支付价款是其法定义务。其次，依据三方采购合同的内容，支付价款是丰泰公司的合同约定义务。再次，三方变更协议关于付款流程和资金流程的约定，并未免除丰泰公司作为买受人的义务。四、丰泰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国泰公司受丰泰公司的委托付款，具有丰泰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且国泰公司对丰泰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法律规定，对国泰公司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及于丰泰公司。五、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1.关于追加案外人龙源公司的问题。国泰公司曾在法庭上提出追加为被告申请，法庭要求其提交书面申请，闭庭后，上海锅炉厂曾询问是否国泰公司申请追加，一审法院称其未提出申请，故不需要追加。本案中，根据审计报告和《询证函》能够查明欠款的数额，无需追加第三人，且一审诉讼中也没有任何主体申请追加龙源公司为第三人。2.关于《询证函》的听证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实质影响的证据，不受举证期限的限制，人民法院也有权决定是否采纳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召集听证程序正是给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质证的机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就其上诉答辩意见，上海锅炉厂向本院提供收据联复印件两份，署期均为2006年11月13日，交款单位均为国泰公司的前身，收款内容均为GGH货款，金额分别为200万元和500万元。拟证明国泰公司二审提供证据1－3，并主张其中的银行承兑汇票对应丰泰项目没有依据，证据1中2006年12月7日1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对应上海锅炉厂2006年11月13日的收据，之所以提供500万元的收款收据表明国泰公司未按收据金额付款，收据仅是请款手续。
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8月18日两方采购合同还包含如下内容：4.3约定合同设备款的支付为1：8：1。4.3.2约定全部合同设备的95%部件按合同运抵现场后，双方清点数量和检查型号、规格无误后，供方提交下列单据、需方验明无误后在15天内支付合同总价的80%；（1）运输部门出具的货运单据一式三份……（5）合同全额增值税发票。后三方变更协议约定上海锅炉厂向丰泰公司开具合同额100%增值税发票。三方采购合同还包括如下内容：4.3约定合同设备款通过代理方（即国泰公司）向供方（即上海锅炉厂）支付，支付比例为1：8：1。4.3.2约定内容同前。2006年7月丰泰项目供货完毕。
一审诉讼中，上海锅炉厂提供案涉临河项目合同、濮阳项目合同及丰泰项目的收款明细并附会计凭证、原始凭证，主张除丰泰项目外，其余两个项目合同已经全部收款完毕；证据内容显示临河项目合同中，龙源公司支付1168.2万元、国泰公司支付671.8万元；濮阳项目合同中，龙源公司支付129万元、国泰公司支付1168.2万元；丰泰项目中，国泰公司支付987.2万元；2008年6月30日《询证函》确认国泰公司尚欠款942.8万元之后，国泰公司于2009年1月13日至2010年2月10日支付的370万元中，有118.2万元计入濮阳项目合同项下。二审诉讼中，国泰公司认可上海锅炉厂主张的丰泰项目及濮阳项目合同项下的全部已收款。
另查明，2007年11月20日，工商机关准予国泰公司变更登记，常州江南公司持有的75%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家港市国泰投资有限公司35%、张家港保税区盛泰投资有限公司15%、田春德25%。上述争议付款发生在常州江南公司持股国泰公司期间。
2013年8月28日，国泰公司向上海锅炉厂工作人员发送主题为“上海锅炉厂余款解决方案”的电子邮件一份，附件内容为通知函，载明国泰公司近三年严重亏损，拟对两方采购合同中尚欠部分货款以打折50%方式处理，其中30%由股东筹资解决，20%以物抵债等。同年11月21日，上海锅炉厂工作人员回复主题为“还款协议”的电子邮件一份，附件内容为还款协议，上海锅炉厂、国泰公司分别为甲、乙双方，载明两方采购合同项下尚欠货款及质保金572.8万元等。国泰公司对此未予确认。
2014年10月31日，国泰公司将本案诉至一审法院。2015年5月15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上海锅炉厂出具了国泰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体现欠上海锅炉厂572.8万元，位列前五名应付账款之首。国泰公司认为审计报告具有期限性和不确定性，仅以发票作账、未按照基础合同作账，出现了应付账款错误，现仅欠30.8万元，一审就此归纳的争议焦点为国泰公司向上海锅炉厂支付货款的数额以及实际欠款的数额。2015年7月21日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国泰公司提交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审计报告，编号为苏瑞专审字（2015）第A－151、A－152号，形成时间为2015年5月27日，江苏瑞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了国泰公司2013／2014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2013／2014年度利润表及财务报表附表，向国泰公司全体股东出具报告，言明编制财务报表是国泰公司管理层的责任，在审计过程中，该所未能获得国泰公司存货、固定资产盘点的记录及往来款项询证函回函。在前述财务报表附注中，前五名应付账款情况中未出现上海锅炉厂；上海锅炉厂主张龙源公司与国泰公司实际是同一主体，三个项目整体结算。2015年8月11日一审法院第三次庭审，双方核对了上海锅炉厂提供的临河项目合同、濮阳项目合同项下的发票原件等证据；国泰公司提供上海锅炉厂收取临河项目合同项下预付款184万元的收据，主张除国泰公司受龙源公司指示支付该预付款外，其余487.8万元均是国泰公司2006年12月以后支付的，龙源公司已不是国泰公司的控股股东，双方不存在财务混同，该款不应归入临河项目合同中，现仅欠上海锅炉厂85万元；一审法院在本次庭审中明确告知国泰公司，不同意其追加龙源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申请；在双方明确无新的证据，且发表完辩论意见后，一审法院宣布闭庭。2015年10月28日，一审法院召开听证会，就上海锅炉厂庭后提交的《询证函》进行补充质证，国泰公司不予质证，丰泰公司认为上海锅炉厂该证据可以通过二审程序进行救济。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国泰公司案涉讼争付款487.8万元应归入临河项目合同项下，还是丰泰项目中；如丰泰项目存在欠付货款，应否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2.上海锅炉厂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3.丰泰公司应否就案涉欠款承担给付责任。4.一审法院未准许追加案外人龙源公司为本案的共同被告是否违反法律规定。5、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8日就《询证函》组织听证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归纳案涉主要争议焦点是国泰公司支付货款的数额以及实际欠款的数额，该归纳不尽准确，通过一审诉辩意见，双方争议实质应如二审归纳的争议焦点之1。从上海锅炉厂反驳国泰公司抗辩意见的陈述来看，上海锅炉厂主张案外人龙源公司与国泰公司财务混同、三个项目整体结算，国泰公司所付款项应当优先充抵已到期的债务等，并未主张国泰公司系受龙源公司的委托支付讼争款项。但是，工商登记显示龙源公司在讼争款项的支付期间已经不是国泰公司的控股股东，而公司法人人格是否混同属于个案判断事项，利害关系人龙源公司并未参与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审查。案涉《询证函》及2012年度审计报告虽然记载国泰公司欠付上海锅炉厂货款的金额，但并未针对具体的合同项目。2013年8月28日国泰公司发送主题为“上海锅炉厂余款解决方案”的电子邮件一份，亦未言明欠付余款的金额，即使将讼争款项归入临河项目合同中，国泰公司确认仍欠丰泰项目余款85万元。上海锅炉厂将国泰公司在《询证函》之后支付的款项部分计入濮阳项目合同项下，并非如其上诉答辩所言，《询证函》所涉款项均是针对丰泰项目。因围绕本案主要争议焦点的基本事实审查不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4）雨商初字第392号民事判决；
本案发回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66元，由本院分别退还国泰公司、丰泰公司75033元。
审 判 长 陆正勤
代理审判员 董岩松
代理审判员 曹廷生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