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鲁行终12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岗。
委托代理人杨华，山东永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岱，山东永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舜耕路48号。
法定代表人王守信，厅长。
委托代理人ＸＸＸ，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政法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王鹏，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岗因诉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渔业行政许可撤销一案，陈岗不服青岛海事法院于2017年3月2日作出的（2016）鲁72行初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鲁沾渔5067、5068号渔船（以下简称5067、5068号渔船），为钢制拖网渔船，渔业捕捞许可证编号为（鲁）船捕（2009）HY-117474、117476号，持证人均为杨国同，发证日期2009年9月22日，作业时限2009年6月12日至2014年6月11日，渔业资源增值保护费缴纳记录、年度审验登记均只截止到2012年。2014年9月4日，青岛海事法院对5067、5068号渔船公开拍卖，原告陈岗以人民币贰佰零壹万元整成交。2014年9月10日，原告陈岗将全部买船款付清，同日青岛海事法院签发了所有权转移确认书、移交完毕确认书。
2014年11月5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总队对于陈岗办理过户手续上访事项作出答复：1、5067、5068号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6月11日，渔船检验证书有效期至2010年2月16日，且捕捞许可证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未年审，2010年后也未申请渔船检验，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有关规定，渔业捕捞许可证、渔船检验证书依法注销；2、请持有关法律文件到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总队第四支队申请办理该对渔船所有权及国籍登记注销手续。
2014年12月2日，被告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以“自行终止许可的捕捞作业”为注销理由，注销了5067、5068号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载明的持证人为杨国同。
2015年2月4日，原告因对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总队作出的答复不服，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该院不具有管辖权，案件被移送至青岛海事法院。2016年3月9日，青岛海事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对该判决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9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2016年6月13日，山东渔业船舶检验局寿光分局对陈岗于2016年6月6日提出的临时检验申请作出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陈岗因其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提交申请材料，因此决定不予受理。
2016年7月6日，陈岗向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提出办理5067、5068号渔船登记及证件核发的申请。2016年７月15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总队第四分队对该申请作出行政许可申请答复书，通知可办理该对渔船的所有权、国籍注销登记。两船的新证件请根据船舶用途向陈岗户籍所在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核发。
2016年7月6日，陈岗向滨州市沾化区海洋与渔业局申请办理5067、5068号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2016年7月29日，滨州市沾化区海洋与渔业局作出答复，该对渔船渔业捕捞许可证、船检证书已失效，无法办理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手续。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原告不服渔业行政管理机关行政许可撤销的诉讼。本案中的行政撤销行为系被告于2014年12月2日以“自行终止许可的捕捞作业”为注销理由，注销了5067、5068号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该证书的持证人为杨国同。根据诉辩双方的请求和举证情况，本案审理的焦点主要为以下三点：一、原告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二、原告的起诉期限如何计算，本案是否已超过起诉期限？三、被告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否为原告恢复捕捞许可证？
关于焦点一，原告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可以就被告对涉案《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原告通过司法拍卖竞得5067、5068号渔船，有权获得该对渔船的所有权登记，而该对渔船的用途为海洋捕捞，因此该对渔船的捕捞许可证注销行为与原告具有一定的法律上利害关系，原告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关于焦点二，原告未超出2年的起诉期间。1、原告对被告起诉的期限为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原告陈岗并非涉案捕捞许可证的持证人，也非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行政机关并无职责告知本案原告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以及诉权、起诉期限。本案的起诉期限应自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2年。2、原告起诉未超出2年的期限。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提交了青岛海事法院传票、行政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2015年11月11日即知道被告做出的注销《渔业捕捞许可证》的行政行为。根据被告举证，可以认定被告主张的原告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1日。本案原告就本案向本院起诉时间为2016年11月25日，未超出2年的起诉期限。3、虽然2014年11月5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总队作出的“关于陈岗上访事项的答复”中已经提到涉案渔船渔业捕捞许可证、渔船检验证书依法注销的内容，但无证据可以证明该答复何时送达本案原告，且该监察总队与本案被告并非同一主体，上访答复也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因此不能将上访答复时间认定为原告知道渔船渔业捕捞许可证被撤销的时间。
关于焦点三，被告的行政许可撤销行为合法，原告无权请求恢复捕捞许可证。1、被告对涉案渔船捕捞许可证作出的行政许可撤销行为合法。被告已完成行政行为合法的诉讼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被告已提供了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作为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被告还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作为作出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涉案对船的捕捞许可证因逾期未年审已无效。《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使用期一年以上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实行年度审验（以下称年审）制度，每年审验一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逾期未年审或年审不合格的、……，为无效渔业捕捞许可证”。根据5067、5068号《渔业捕捞许可证》显示，该对船作业时限为2009年6月12日至2014年6月11日，属于使用期一年以上的捕捞许可证，应每年审验一次，而该对船最后一次年度审验登记日为2012年5月29日，因此该对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至2013年5月30日已无效。涉案对船的捕捞许可证被注销，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一）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本案中5067、5068号渔船捕捞许可证于2014年12月2日由被告依法注销。该对证书已因渔船逾期未年审而无效，并且该对证书的许可作业时限结止日为2014年6月11日，注销当时已超过行政许可有效期。因此，被告作出的该对渔船的捕捞许可证行政撤销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2、原告无权请求恢复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捕捞许可证不能买卖，渔船拍卖不导致渔业捕捞许可证转移。《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逾期未年审或年审不合格的、……，以及涂改、伪造、变造、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转让的渔业捕捞许可证，为无效渔业捕捞许可证”。原告通过法院拍卖可以取得渔船的所有权，但不能因此取得渔业捕捞许可证。发生船舶买卖，应当重新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渔业捕捞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况的，须按规定重新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三）因渔船买卖发生渔船所有人变更”。涉案渔业捕捞许可证持有人为原船东杨国同，原告陈岗通过拍卖取得渔船所有权，按规定应重新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不能申请恢复原船东已经无效的渔业捕捞许可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所作出的行政许可撤销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支持。原告请求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并要求为原告恢复涉案渔业捕捞许可证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岗的诉讼请求。
陈岗不服原审法院判决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一、被上诉人2014年12月2日作出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证明》，注销5067、5068渔船捕捞许可证的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的注销理由是自行终止，但实际上该对渔船2013年5月24日被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查扣前，持有捕捞渔船的相关手续，能够正常出海作业。船舶扣押后，原船主未再办理该对渔船的船舶年检和捕捞许可证的年检。据原船主陈述，其未办理船舶审验是因为被法院扣押，无法办理相关手续。没有证据证明在该对船舶脱审后，相关部门通知原船主限期审验或将脱审情况通知委托其协助扣押的法院。因被上诉人不履行法定职责导致该对渔船没有按时年审。被上诉人直接以自行终止为由注销捕捞许可证，理由不成立。根据查明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涉案渔船在法院扣押前，已经取得了省渔业主管部门签发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证书，合法取得捕捞渔船的全部证件。2014年9月法院依法拍卖两渔船并解除扣押后，该两渔船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随被拍卖的船舶转移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单方注销捕捞许可无法律依据。二、上诉人通过司法拍卖竞得涉案渔船有权获得该对渔船的所有权登记，而该对渔船的用途为海洋捕捞。上诉人竞买后及时将船舶拍卖情况告知了被上诉人的主管部门，被上诉人在作出许可证注销的行政行为时，应当告知作为利害关系人的上诉人，或者通知青岛海事法院。被上诉人作出该行政行为时没有告知利害关系人系程序不合法。三、被上诉人注销渔船捕捞许可证的行政行为没有提前告知上诉人享有的要求听证的权利。该行政行为直接导致上诉人无法正常使用渔船进行作业。被上诉人应当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告知利害关系人享有听证的权利。但没有告知属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予以维持。理由如下：一、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行政许可的前提是相对人的申请。本案中，涉案渔船的原船主是杨国同，其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有效期自2009年6月12日至2014年6月11日，到期前，杨国同未申请续期，且捕捞许可证在2013、2014年连续两年未年审，为无效捕捞许可证。被上诉人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注销5067、5068号渔船捕捞许可证合法。我国的捕捞许可制度是指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控制捕捞强度，调整渔业生产结构，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障生产者合法权益，由渔业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而赋予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者从事捕捞的权利或从事捕捞的资格的许可制度。渔船是从事渔业生产的工具而不是捕捞许可的主体。《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渔业捕捞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况的，须按规定重新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三)因渔船买卖发生渔船所有人变更。涉案渔船因拍卖发生渔船所有人变更，上诉人应当依法重新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其前提是拍卖实在渔业捕捞许可证有效期内。因渔业捕捞许可证失效，不符合重新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条件。上诉人通过法院拍卖可以取得渔船的所有权。但不能因此取得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更不能随船所有权转移而转移。二、《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没有规定在作出许可证注销行政行为时，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和告知上诉人听证的的权利义务，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案卷移送本院。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的行政许可撤销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一）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使用期一年以上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实行年度审验（以下称年审）制度，每年审验一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逾期未年审或年审不合格的、……，为无效渔业捕捞许可证”。涉案的5067、5068号《渔业捕捞许可证》显示，该对渔船作业时限为2009年6月12日至2014年6月11日，属于使用期一年以上的捕捞许可证，按照《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应每年审验一次，而该对渔船最后一次年度审验登记日为2012年5月29日，因此该对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至2013年5月30日之前有效。2013年5月30日后，由于该对渔船原船主在2个年度内未申请年审，其渔业捕捞许可证自然失效。被上诉人于2014年12月2日对已经失效的5067、5068号渔船捕捞许可证行为作出注销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依照《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作出的行政许可撤销行为合法并无不当。
《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渔业捕捞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况的，须按规定重新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三）因渔船买卖发生渔船所有人变更”。发生船舶买卖，并不必然导致渔业捕捞许可证随船转移，买受人必须重新申请办理渔业捕捞许可证。该案中，上诉人通过法院拍卖取得了该对渔船的所有权，但不能由此认为自然取得了该对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上诉人要从事渔业捕捞作业必须重新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而不能申请恢复原船东已经无效的渔业捕捞许可证。
因上诉人并非是涉案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持有人，也不是被上诉人作出注销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作出注销渔业捕捞许可证行政行为时须告知利害关系人并进行听证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陈岗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海燕
审判员 韩 勇
审判员 孙晓峰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蒋巧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