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02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某甲，男，1959年3月27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甘泉，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乙，男，1954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丙，男，1950年3月7日出生，汉族。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万洪林，湖北云开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田某甲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2）鄂江岸民初字第02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田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甘泉，被上诉人田某乙、田某丙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万洪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5月15日，田某乙、田某丙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法分割坐落于江岸区洞庭街28号1栋4单元3层3室（即现江岸区洞庭街40号4门2楼3号建筑面积为39.59平方米）房屋的继承份额，且由田某甲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长子田某丙、次子田某乙（曾用名田万新）、三子田某甲系兄弟关系。三人之母罗春秀于1962年10月21日去世，父亲田高荆于2006年8月31日去世。田某丙、田某甲、田某乙姊妹田巧云、田巧凤早于母亲罗春秀去世，田巧云、田巧凤去世时未成年。被继承人田高荆在生前出具了《费事》一份，其中载明“我一身只留几万元。我想二子田某乙最困难决定给他叁万元。田杰杰年小无事干给他贰万元。余下的钱留给办丧事”。田高荆去世后，田某甲向田某乙支付了30，000元。为此，田某乙于2006年9月6日向田某甲出具《收条》一份，其中载明“按照父亲大人遗嘱，贰儿子田万新叁万元已从弟弟田某甲手中拿取，特此为凭”。
另查明：2006年7月19日，湖北省振兴法律事务所（以下简称振兴事务所）出具《见证书》一份，《见证书》载明“经审查核实田高荆签定的遗嘱，遗嘱内容自愿，真实，予以见证”。《见证书》所附《遗嘱》（即《见证遗嘱》）中以印刷体文字载明了田高荆身份情况、子女情况、受田某甲照料较多及所留财产（即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洞庭街28号1栋4单元3层3室房屋）情况，并载明“大儿子在武钢工作，经济条件比较好，住房宽敞；二儿子独自一人未成家。我百年之后，该房屋由三儿子田某甲继承，其他两个儿子（田某丙、田万新）不享有继承权。我去世后希望儿子们保持团结、和睦”。该遗嘱“立遗嘱人”一栏签有“田高荆”字样的签名并盖有手印，落款日期为“2006年7月17日”。该遗嘱左下部并书写有“无异议。田某乙06.9.6”。《见证书》还附有笔录（《即见证笔录》）一份，《见证笔录》内容为振兴事务所工作人员书写，每页下部签有“田高荆”字样的签名，最后一页除署有“田高荆”字样的签名外，还由两名振兴事务所工作人员落款。《见证书》、《见证遗嘱》由田某甲持有。还查明：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洞庭街28号1栋4单元3层3室房屋（现门牌号为江岸区洞庭街40号4门2楼3号房屋）原系田高荆生前所在单位长江武汉航道工程局公房，于2004年1月14日办理了产权登记，产权人登记为田高荆。田高荆生前于1991年时迁出该房屋，搬至田某甲名下位于汉阳区的房屋内居住至身故，该房屋一直由田某甲单独使用至今。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田某丙、田某乙、田某甲系田高荆子女，依法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一、《见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二、《见证遗嘱》、《见证笔录》是否产生遗嘱效力，是否田高荆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三、《见证遗嘱》上尾部“无异议，田某乙”字样的落款是否使《见证遗嘱》产生效力。
一、关于《见证书》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
本案所涉《见证书》来源于振兴事务所。振兴事务所属于基层法律服务所。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否有权办理见证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先后于1992年10月16日、2002年发布了《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有限制地开展见证工作的通知》、《司法部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前者第一条中载明“在积极开展协办公证的基础上，基层法律服务所可以对一些内容单一，权责分明、标的额较小、履行期短的协议或合同办理见证，主要包括农村各业承包经营合同、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农户签订的各种合同、简单的民事和经济合同以及其他需要服务的合同”；后者第四条中载明“街道法律服务所要严格按照属地原则开展业务，以本社区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为他们提供便利及时的法律服务。开展业务以提供法律咨询、担任法律顾问、代写法律事务文书、调解民事纠纷、办理简单的非诉讼法律事务为主，可以协助公证处做好办证联络工作，停止办理见证业务，并根据各地情况逐步从诉讼代理服务领域调整出来”。从上述两份部门规章规定的精神来看，遗嘱见证在2002年后即不属于基层法律服务所可办理的见证业务之列。本案所涉《见证书》产生于2006年，有违上述部门规章的规定，《见证书》不应发生法律效力。
二、关于《见证遗嘱》、《见证笔录》是否产生遗嘱效力，是否田高荆生前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从形式上看，《见证遗嘱》、《见证笔录》虽有“田高荆”字样的签名，且《见证笔录》尾部落款有振兴事务所两名工作人员的签名，但两者内容均非田高荆本人所书，形式上应为代书遗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而《见证笔录》尾部落款系振兴事务所工作人员，二人办理遗嘱见证行为本身即不具合法性，且二人落款应系基于见证收费而为，存在经济利益关系，二人落款的行为不能发生见证效力，故本案所涉《见证遗嘱》、《见证笔录》不能产生代书遗嘱的效力。从内容的真实性上看，田某甲的证人李和平（即《见证书》、《见证遗嘱》、《见证笔录》的经办人）称田高荆生前系单独前来办理遗嘱见证，而田某甲则称《见证书》、《见证遗嘱》系田高荆单独交付，对办理的涉案遗嘱见证业务的人是否田高荆本人，对于《见证书》、《见证遗嘱》是否田高荆本人交付，作为《见证书》、《见证遗嘱》的持有人和唯一受益人的田某甲对两者的真实来源、取得过程应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但田某甲对其所称上述事实既不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在田某丙、田某乙提出对《见证遗嘱》、《见证笔录》中“田高荆”字样的签名与《费事》是否为同一人所书进行同一性笔迹鉴定时，虽经法院释明，田某甲仍坚持拒绝鉴定。在《费事》与《见证遗嘱》、《见证笔录》何者系田高荆本人所为的问题上，《费事》系自书遗嘱，且田某甲所持有的田某乙出具的《收条》可证明《费事》已得到履行，故《费事》系田高荆本人所书的证明力显著大于《见证遗嘱》、《见证笔录》，田某甲拒绝同一性鉴定致无相应证据可证明《见证遗嘱》、《见证笔录》系田高荆生前签字认可，对此，田某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关于《见证遗嘱》上尾部“无异议，田某乙”字样的落款是否产生效力的问题。田某甲辩称“无异议，田某乙”系田某乙在其支付了涉讼房屋的补偿款后所书，田某乙确认了《见证遗嘱》的效力；田某乙则认为其所收30，000元是依照田高荆生前遗嘱，系其应得的遗产，并非房屋补偿款，并否认其书写了上述文字。首先，因田某甲持有的田某乙出具的《收条》明确注明了款项来源为按照田高荆遗嘱，田某乙从田某甲处取得，而田某甲对其所称所付30，000元为房屋补偿款不能提交其他佐证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其次，从文义表达来看，“无异议”三字是对《见证遗嘱》真实性的见证还是放弃对涉讼房屋的继承，语焉不详，没有具体指向。放弃继承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从“无异议”三字推定田某乙放弃继承显然缺乏事实依据。而从田某乙的诉讼行为本身来看，田某乙并无放弃对涉讼房屋继承的意思表示；再次，田某乙系田高荆继承人之一，与本案存有利害关系，“无异议，田某乙”六字不能产生确认《见证遗嘱》真实性、合法性的效力。故对田某甲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田某甲所称涉讼房屋已由被继承人田高荆生前立遗嘱归其继承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田某乙、田某丙、田某甲均系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涉讼房屋的权利。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考虑到田某甲长期随父亲田高荆生活，其位于汉阳区的房屋由田高荆生前长期使用，对田高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故田某甲应对涉讼房屋享有40%的继承份额。虽《费事》中表述田某乙生活最困难，但因田某乙在本案审理期间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属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之列，故田某乙、田某丙应分别对涉讼房屋享有30%的继承份额。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田某乙、田某丙、田某甲对被继承人田高荆名下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洞庭街28号1栋4单元3层3室（现武汉市江岸区洞庭街40号4门2楼3号，建筑面积39.59平方米）房屋分别继承和享有30%、30%、40%的份额。本案案件受理费3，315元及邮寄费20元，共计3，335元，由田某乙负担1，000.50元、田某丙负担1，000.50元、田某甲负担1，334元。因田某乙、田某丙已将此款全部预交法院，故田某甲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所负担的诉讼费用直接支付给田某乙、田某丙。
判后，田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田某乙、田某丙的起诉。我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在本案中，田某甲和田某乙、田某丙的父亲田高荆于2006年8月31日去世，同年9月6日，田某甲和田某乙、田某丙兄弟三人在亲属吴银启、田世焕等人的见证下商谈田高荆的遗产继承事宜，田某甲出示了《见证书》、《见证遗嘱》，田某乙、田某丙均未表示异议，并且田某乙在《见证遗嘱》上书写了“无异议，田万新，06.9.6”字样，田万新系田某乙曾用名。即田某乙在2006年9月6日就已经得知遗嘱内容，当场没有表示反对，却在2012年5月15日提出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二、《见证遗嘱》应当认定为代书遗嘱，具有法律效力。我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田高荆在振兴事务所作出的《见证书》完全符合该条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代书遗嘱。振兴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不是继承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其收费行为与《见证遗嘱》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存在收费行为即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认定为无效，这一结论显然错误。三、原审法院关于司法鉴定的错误。进行同一性笔迹鉴定，其前提是对比鉴定材料是客观真实有效的，《费事》是田某丙、田某乙单方提供的一张便条，其是否是田高荆亲笔书写尚无法确认，不能作为对比鉴定材料使用。田某甲并非拒绝鉴定，而是拒绝使用不真实的《费事》作为对比鉴定材料，这是田某甲的合法权益，不应承担鉴定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请求：1、撤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2）鄂江岸民初字第02184号民事判决；2、判令驳回田某丙、田某乙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田某丙、田某乙承担。
田某乙、田某丙答辩称：一审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田某甲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与被上诉人田某乙、田某丙的答辩意见，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田某甲所出示的《见证遗嘱》的效力问题。《见证遗嘱》系由振兴事务所作出并出具，该所两位工作人员作为见证人进行见证，亦向被继承人田高荆询问制作了见证笔录，书写了代书遗嘱，该遗嘱的形式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见证人亦出庭对见证情况进行了说明，现无证据证明该遗嘱存在不真实的情况，故该遗嘱为有效遗嘱，双方应按该遗嘱的内容予以执行，诉争房屋由田某甲继承。一审法院以振兴事务所已停止见证业务及对该见证收取费用为由认定见证遗嘱无效的理由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田某甲提出的《见证遗嘱》应当认定为代书遗嘱，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田某甲提出一审司法鉴定错误的问题，因《费事》的真实性无证据予以证实，田某甲不同意以田某乙、田某丙所提供的《费事》作为鉴定《见证遗嘱》、《见证笔录》上田高荆签名的对比检材，通过振兴所两位工作人员的见证，能够证实《见证遗嘱》、《见证笔录》上田高荆的签名是其亲笔书写并对其遗产作出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以田某甲不同意鉴定认定无相应证据可证明《见证遗嘱》、《见证笔录》系田高荆生前签字认可，并判决田某甲对此承担不利后果依据不足，田某甲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2）鄂江岸民初字第0218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田某乙、田某丙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315元及邮寄费20元，共计3，335元由田某乙、田某丙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15元，由田某乙、田某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小乔
审 判 员 陈继红
代理审判员 安林锋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申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