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闵民三(知)初字第2020号
原告：上海华府酒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
法定代表人：朱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佳辛。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俊菲，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陶丽，女，汉族，1980年2月7日生，住河北省廊坊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在锋，上海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旭瑾，上海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馨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庙镇宏达村宏北760号3幢154室(上海庙镇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虞正平。
原告上海华府酒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府公司)与被告陶丽、第三人上海馨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馨派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月27日、10月18日、2017年6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佳辛、蔡俊菲，被告陶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在锋、郭旭瑾等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馨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华府酒窖工程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侵犯原告的商业机会及商业秘密，进行不正当竞争，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停止其侵权行为；2.判令被告在公开媒体上向原告赔礼道歉；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费用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63万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提出第一项诉请，主张被告侵犯原告商业秘密，因涉案商业秘密已被公开，涉案涿州酒窖工程已施工完毕，客观上已无停止侵权的可能，故现撤回“判决被告立即停止其侵权行为”的诉请，仅要求法院“确认被告侵犯原告的商业机会及商业秘密，进行不正当竞争”；第二项诉请中的媒体指新民晚报，刊登的版面和次数由法院酌定；第三项诉请中的金额包括经济损失570,758元、公证费3,000元、律师费56,242元。同时，原告又明确其主张的经济损失指被告侵犯原告的商业秘密和商业机会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要求法定赔偿，考虑因素包括涉案涿州酒窖工程按照市场价格计，侵权人可能获得的利润及原告可能得到的预期利益。
事实与理由：原告系一家专门从事酒窖设计及施工的公司，在业内享有盛名。被告于2012年4月1日加入原告的关联公司。原告于2013年11月28日承接了河北涿州的“酒窖设计”项目，并就“酒窖施工”项目与客户进行磋商。2014年3月下旬，原告与客户就“酒窖施工”项目达成施工意向，准备签约，但在2014年4月，原告突然接到客户方通知，该项目已被其他公司承接。原告作为酒窖的设计方于2014年7月到酒窖施工现场了解具体的施工情况时发现，该施工项目竟是被告在离职当月承接，签约主体为被告和第三人。被告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了原告合同文本、供应商名单、报价方案等用于该施工项目。被告不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违反商业道德，侵犯原告的商业秘密，并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了原告合理预期的商业机会的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如诉请。
被告陶丽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1.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2.原、被告双方对商业秘密和商业机会没有约定；3.被告不掌握原告的商业秘密，也不存在泄密行为，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第三人未到庭，也未提供证据及书面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
一、涉案当事人信息
原告华府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15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注册资本500万元，营业期限2011年9月15日至2031年9月14日，经营范围为酒窖工程及设计，酒窖设备安装，建筑装饰工程，室内装潢设计，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机电设备，建筑装潢材料，制冷设备，酒店设备，家居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告陶丽与原告华府公司、案外单位上海朋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协公司)于2012年4月1签订《劳动合同》1份，合同期限为2年，自2012年4月1日起至2014年3月31日。陶丽被聘为市场部主管。朋协公司和华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朱宁，系关联公司。在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被告与朋协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的工资亦由朋协公司支付，至2014年3月31日，被告离职。朋协公司成立于1996年5月2日，经营范围有电子专业的四技服务，建筑装潢材料，日用百货，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室内装璜设计等。
第三人馨派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1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注册资本100万元，营业期限2013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经营范围为木制品、家具的生产、加工，纺织品、五金配件、电子产品、建材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品业务，投资咨询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原告主张的涉案商业秘密
庭审中，原告明确其主张的商业秘密为：原告的客户名单，即涉案涿州酒窖项目的委托方郭丰；原告与委托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版本；涉案涿州酒窖施工的报价；涉案涿州酒窖施工项目的商业机会。
三、原告采取的保密措施
2012年4月1日，在《劳动合同》抬头的“招聘方(简称甲方)”处印有朋协公司、受聘方(简称乙方)处写有陶丽，但在该合同尾部的“甲方”处加盖了华府公司和朋协公司的公章、乙方处由陶丽签字，该份《劳动合同》的第七条“规章制度、岗位职责、保密协议”中约定“乙方承诺对本公司专业技术及商业机密保密。并保证一旦解除合同后两年内不从事与酒窖工程相同的业务，如若违背，甲方有权提出维权，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四、原告就其主张所作的陈述、提供的证据及被告之质证意见
证据一：2013年11月28日，陶丽作为乙方(设计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华府公司的公章，与作为甲方(委托方)的郭丰签订了《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主要约定：工程地点河北涿州京都度假村100米处，使用面积约300平方，使用性质存酒兼会客型酒窖，设计区域地下酒窖，设计内容协助土建设计，酒窖内部相关平立面设计。设计费总计60,000元。设计协议签订后，付定金30,000元，在甲方确认平立面图纸后支付总设计费50%即30,000元，乙方在7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及效果图，由甲方审阅后乙方进行修改。施工图由甲方签字确认后，并由乙方盖好公司公章后，施工图才算正式有效，否则应为无效，乙方不对施工图负责。此项目的设计内容如整体由乙方进行施工，完成后设计费用全额返还。如专业酒窖部分由乙方进行施工，完成后设计费用返还100%。乙方有责任保护甲方对此项目的设计版权，在甲方款项按时支付的情况下，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对甲方支付的设计文件不得向第三方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甲方有权按设计费双倍收取违约金。乙方负责施工时进行图纸交底和协助解决技术上的疑难问题。
被告陶丽对证据一无异议。
证据二：陶丽于2013年7月16日自上海往北京、7月30日自北京往上海、8月27日自上海往天津、8月27日自塘沽往廓坊、9月6日自北京往上海、9月26日自北京往上海、11月25日自上海往北京、12月4日自北京往涿州、12月4日自涿州往北京、12月10日自北京往上海的火车票，以证明陶丽在工作期间接触到涉案的酒窖项目、酒窖客户、投资人。
被告陶丽对该些火车票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其中往北京、天津、廓坊的火车票与涉案涿州酒窖项目无关，其中至涿州的火车票，系在上述《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刚签订好，让被告去涿州认识一下，之后被告与涉案涿州酒窖项目就没有关系了。此时，被告与朋协公司的劳动合同在存续期间。被告只负责《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的签订，而图纸和施工由公司的其他部门负责，被告并不参与。
证据三：原告的总经理于2014年3月26日发送给原告空调供应商的电子邮件，邮件主题为“河北涿州酒窖备案”，附件为“平面图.jpg；河北涿州酒窖空调备案.doc”，以证明原告在做涉案涿州酒窖的施工准备工作，准备备料，需要7台空调等。
庭审中，原告陈述酒窖行业比较特殊，一般先签订设计合同，客户对设计较满意后，再协商签订施工合同。在上述《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中也约定此项目的设计内容如整体由原告进行施工，设计费全额返还等也说明了此行业惯例。因为客户对原告的涉案涿州酒窖设计图纸比较满意，故双方欲在3月份签订涉案涿州酒窖的施工合同，原告为此在做准备工作。
被告陶丽对该邮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不是邮件的收、发件人，无论邮件真假，均与被告无关。《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中只约定了委托设计内容，若要委托施工还须另行签订施工合同，设计和施工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是原告设计的就一定由原告施工。
证据四：原告总经理谢佳辛于2014年4月1日发送给郭丰的电子邮件，内容为“酒窖工程报价单”，以证明之前由陶丽代表原告向郭丰报价，在原告离职后，由原告报价，此系其中的一次报价，工程总价为2,644,398元。
被告陶丽认为其在涉案涿州酒窖工程的工作尚未接触到报价这一块内容，其未曾代表原告对涉案涿州酒窖工程进行报价，而其在2014年4月1日时已离职，故对该电子邮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可能知道原告的该些信息。
证据五：被告陶丽工作手机的通话记录两份，以证明被告陶丽于2014年1月9日提出劳动合同不续约，原告便找了新人接替，此后陶丽就不需要联系投资方了，但是陶丽在不负责涉案涿州酒窖项目后，还于2014年2月和3月间与投资方郭丰通话，其中一次通话时间达128分钟。
被告陶丽对通话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4年1月陶丽工作交接后，该工作手机就给原告的市场部副总经理吕蔚俊使用了，之后的电话沟通不是陶丽实施的。当时该手机号码是以陶丽的身份证办理的，目前还在陶丽名下，办理的电信套餐至2015年年底结束，在电信套餐结束三个月后才能变更名字，相关证据电信公司不予出具，要将手机带过去才能出具。即使该些电话是陶丽打的，陶丽与郭丰联系也没有什么不妥，即便现在联系也是可以的，不认可打了电话就是泄露了商业秘密这一观点。
证据六：日期为2014年3月4日，注有“华廷酒窖”，工程名称为“涿州酒窖工程设计图纸”的涉案涿州酒窖的设计图纸；经公证的“授渔堂学者”于2014年7月15日发给“julia”的电子邮件，该电子邮件的附件为“北京房山酒窖.rar”，主题为“图纸”，在该邮件下附有原始邮件，该原始邮件系一封发件人“朱古力”于2014年6月11日发给“授渔堂学者”的电子邮件，邮件主题为“6月30号要安装好的酒架图纸”，该邮件所附的图纸标注日期为2014年6月10日，工程名称为“酒窖工程设计图纸”。原告对上述两份图纸进行了比对，并提供比对图一份，以证明被告承接了涉案涿州酒窖的施工工程。前一份为原告设计的图纸，后一份系被告发给馨派公司的虞正平制作酒架用的图纸，前后两份图纸相比，虽稍有改动，但基本一致。
被告陶丽对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签完后，就是设计部和客户间的沟通，被告就不负责涉案涿州酒窖项目了。2014年3月4日的图纸上只有设计师的签名，真实性无法确认。电子邮件虽然进行了公证，但是没有法律效力，因为公证的不是原始电子邮件，图纸是转发的，转发时附件是可以修改的。原告也不能证明“朱古力”的邮箱是被告的，且直接打开outlook公证，而outlook是可以被篡改的。原告对两份图纸的比对，被告看不懂，不能确认。
证据七：涉案涿州酒窖施工现场拍摄的照片，照片显示在墙壁上写有“Lily(丽丽)”和联系电话；原告的总经理谢佳辛于2014年8月26日分别与馨派公司的虞正平、郭丰的通话录音。原告认为该证据及前述证据六能证明被告将原告设计的涉案涿州酒窖图纸稍作修改后发给馨派公司的虞正平，要求虞正平制作酒架，涉案的涿州酒窖工程的施工由被告承接。
被告陶丽对照片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通话录音在虞正平、郭丰不到庭的情况下，其真实性亦不能认可。
证据八：原告的员工李恒与国总的短信记录，以证明李恒于2014年2月代表原告与国总就涉案涿州酒窖项目进行了接洽。之后，因为该项目在施工中问题很多，投资方又找到原告，让原告去看看能否整改，李恒于同年7月份去后才发现原来是被告陶丽在施工，这与上述提供的现场照片相互印证。
被告陶丽对短信记录形式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短信反映出原告的员工单方面与国总联系，却没有国总的回复，不能证明双方在洽谈业务。
证据九：虞正平和谢佳辛于2017年7月6日从上海至北京的火车票，以证明原告在得知涉案涿州酒窖项目被陶丽接手施工，且在被告和郭丰的施工合同上出现馨派公司的名字后，原告的总经理与馨派公司的虞正平即乘火车到北京找投资人郭丰了解相关情况。
证据十：虞正平签名、加盖馨派公司公章的于2016年1月21日出具的打印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陶丽于2014年5月联络本人，称其已离开原工作单位，正在筹备自己的公司。陶丽于2014年6月11日通过XXXXXXXXXX@qq.com邮箱向我XXXXXXXXX@qq.com发送了文件名为北京房山酒窖的酒架工程设计图，提出由馨派公司进行酒架的制作，后期陶丽指定将酒架运送至河北涿州京都度假村附近某农家院内开挖的地下室进行安装。陶丽在2014年7月25日向本人支付了酒架制作订金。其他费用由甲方直接支付给馨派公司。实际上馨派公司没有与甲方签过任何合同。本人于2017年7月与朋协公司的总经理谢佳辛一起在北京见到了酒窖投资人之一的郭丰，了解到其代表甲方与陶丽签下了此酒窖的施工合同。
证据十一：虞正平的银行卡收款明细，以证明陶丽曾分别于2014年7月25日、8月21日、9月24日、10月11日、12月31日支付给虞正平70,000元、100,000元、70,000元、14,000元、30,000元。
原告认为上述证据九、十、十一可证明陶丽承接涉案涿州酒窖的施工工程。
被告陶丽对银行卡收款明细无异议，但认为系付其他项目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明》，被告将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证明》内容是不真实的。
证据十二：朋协公司员工李恒、张洪华于2014年7月15日出具的《证明》。原告又申请该两人到庭作证，认为证人证言证明了由被告在接手涉案涿州酒窖施工工程。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其于2014年1月10日至华府公司，主要负责北京市场工作，入职后，与原负责北京市场的陶丽了解北京市场的所有工程项目进展，其中包括涿州酒窖项目。2014年3月23日，其与总经理谢佳辛携带公司经过4个月设计的全套图纸来到涿州酒窖，把全套设计方案和报价与客户交底，客户希望尽快派人进场。当时，公司已做好准备工作，等待甲方通知签订“涿州酒窖施工合同”。在这期间，陶丽还在公司上班，未交出公司的业务手机，了解项目报价约200万元，后来压价至180万-200万元左右。2014年4月下旬，忽然接到涿州酒窖项目终止的消息，据客户说已被其他公司承接。至2014年7月3日，作为酒窖的设计单位，其与谢总经理去涿州酒窖现场了解具体施工情况。从现场工人处得知该酒窖的施工方竟然是陶丽。客户方也当场证实陶丽承接工程，双方签订了施工合同。客户方当场打开电脑，给其看了与陶丽签订的电子版的施工合同和报价单，用的是华府公司的模板，现场施工图纸是华府公司设计的，施工合同的金额是174万元，签署单位是馨派公司，签名为陶丽，日期2014年4月，合同尾页还有陶丽的工商银行账号和账户名。客户方证实，第一笔款项70万元已经汇到陶丽的私人账户里。2014年7月5日，华府公司赴馨派公司，馨派公司法定代表人虞正平证实在工厂车间生产的一批酒架就是陶丽下单的涿州酒窖的酒架，经查看图纸，均是华府公司设计的，只是在图纸模板上去掉了“华廷酒窖”字样。虞正平当即表示其未与陶丽签订合同，也未提供公章，更未授权陶丽代表馨派公司和涿州酒窖签订合同。庭审中，李恒确认涉案涿州酒窖的设计图纸和现场图于2014年2月17前设计完工，剩下的就是进入现场施工的准备工作了，因为投资人比较急，未签订施工合同就直接进场了。张洪华确认陶丽在原告的市场部工作，与客户进行商务洽淡是市场部负责的，全套图纸是工程部负责的。
被告陶丽认为两位证人系受聘于原告的在职员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全部采信，要结合实际情况定。被告认可2014年1月9日与证人进行了工作交接，此时只签订了《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而李恒却说已接触报价，那泄露信息也是李恒的原因。认可原告的市场部和工程部有不同的职责，认可证人不知道国总的全名，证人只是在电脑中看到馨派公司的公章，而虞正平没有给被告授权，没有给被告公章。证人陈述的内容都是口头或听说的，没有书面证据证明。
证据十三：上海冷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冷博公司)与陶丽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订货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安装地在“河北保定涿州市京都高尔夫”，虽然甲方(需方)为“北京双龙恒泰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双龙公司)”，但后面所附的手机和银行账号都是陶丽的，可证明被告承接涉案涿州酒窖施工工程，借用双龙公司的抬头签订合同，购买施工所需的酒窖机。
证据十四：付款明细，以证明陶丽将上述购买酒窖机的款项汇入岳修伟的账号。
证据十五：施工协议，以证明上述《订货合同》上的手机号码是陶丽的。
被告陶丽确认《订货合同》上的手机是陶丽在朋协公司工作时使用过的，但《订货合同》上并没有陶丽的签字和双龙公司的公章，详细质证意见待查看原件后发表。对于付款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陶丽经手的酒窖项目较多，北京、涿州那边的酒窖项目也很多，陶丽曾到冷博公司购买过酒窖机，但不是为涉案涿州酒窖项目所用。
证据十六：原告申请岳修伟到庭作证，以证明陶丽与冷博公司间的交易均是为了涉案涿州酒窖工程。岳修伟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为：与陶丽间的供货关系从2014年5、6月份开始。《订货合同》约定的货运地点是涿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设备是酒窖里的空调。除此批货外，没有其他往来，此货是分批付款的。岳修伟在冷博公司做销售。销售的品牌是能博士，能博士的设备与其他公司设备的技术参数、尺寸均不一致。《订货合同》是以邮件的方式来往的，应该没有签章。岳修伟没有到过河北涿州酒窖现场，只是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发货，货用在什么地方不清楚。合同上的“河北保定涿州市京都高尔夫”就在涿州，送货的时候叫货运公司送的。当时陶丽称她的公司还未成立，先用双龙公司的名义签合同。因为是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签订的合同，而且陶丽下了很多单，双方合作过很长时间，所以很多单都是口头就确定了，此单陶丽也就没有签字。陶丽原先是原告公司的业务员，与冷博公司直接对接，所以沟通比较多。陶丽说要开发票，因为她的公司还未成立，以后要开发票的，故货款先打到岳修伟个人的账上，等她公司成立后再开对应的发票。陶丽共打给岳修伟四笔钱。岳修伟是通过原告认识陶丽的，目前冷博公司与原告还有往来。岳修伟的邮箱公司里的人基本都能用。岳修伟当庭出示其电脑中的《订货合同》，但陶丽当时下单的原始邮件已没有，电脑中只有岳修伟转发给其经理的邮件附件和对账单。
被告陶丽对证人电脑中的《订货合同》和对账单不予认可，认为证人电脑中的《订货合同》上没有陶丽的签名，且证人的邮箱中并没有原始的陶丽发给证人的邮件，只是证人转发的，转发的邮件是可以编辑的，而证人的邮箱又是公用的。证人所在的冷博公司与原告有业务往来，证人与原告有利益关系，故证人证言亦应结合书面证据认定。即使《订货合同》真实，合同约定的送货地址与涉案涿州酒窖的地址也不一致。证人并没有到过涉案涿州酒窖现场，也不知设备用在何处。冷博公司的能博士产品与其他公司的技术参数和尺寸不一致，结合原告给涉案涿州酒窖工程投资方的报价中使用的是其他公司的产品，而不是能博士产品这一事实，说明涉案涿州酒窖投资方没有采用原告的报价，修改了前期的设计，被告并没有利用原告的报价。陶丽的付款，没有一笔与《订货合同》相符，仅是总金额相符。陶丽离职后做装修设计工作，推荐客户购买冷博设备，并代为居间购买，所以与冷博公司有资金往来。
证据十七：《酒窖工程成本》，以证明涉案涿州酒窖项目若由原告施工完成，成本价在120万元左右，结合原告的最终报价180～200万元左右，其中的差价即为原告在涉案项目上损失的可得利润(之前原告提供的工程总价2,644,398元，系其中的一次报价)。
被告陶丽认为该《酒窖工程成本》系原告自行单方面制作，不予认可。
证据十八：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2015)沪东证经字第8352号公证书的公证费发票，金额3,000元；朋协公司分别于2014年9月9日、10月21日、11月10日、2015年4月16日支付给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费15,600元、13,362元、11,280元、4,200元；朱宁于2015年7月21日支付给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朋协律师费”11,800元，以证明原告为维权共支付公证费3,000元、律师费56,242元。
被告陶丽对证据无异议，但认为金额过高。
五、被告提供之反驳证据及原告的质证意见
证据一：虞正平签名、加盖馨派公司公章的于2016年9月30日出具的手写的《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我在2016年1月21日的证明上签字盖章，是因为上海朋协实业欠我希尔顿16楼酒架工程款17,042元(实付16,200元)，必须在他们提供的证明上签字盖章并提供银行流水才能给我欠款。于是在2016年1月21日下午2点左右，我在朋协公司吕蔚俊和一名出纳的陪同下，一起到了上海市农行曲阳支行，出纳给了我现金，我一手给了他们资料，并写了收条(可调阅银行监控记录，本人也有QQ邮件和现场交易录音为证)。实际情况是2014年6月11日凌晨1点59分收到的图纸为客户给我的参考图。工厂制作是客户联系我们实地测量后，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的报价，约定和加工，我们直接与客户进行经济往来。后经客户说起是陶丽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因为和陶丽合作过实木家具的制作安装，所以我为收回欠款提供的银行流水清单是我与陶丽合作的华漕纪宏路项目的部分付款清单。2014年7月去北京也是以支付拖欠工程款为条件的，往返高铁票均由朋协提供，到了北京没见到任何合同。被告陶丽认为该证据《说明》可以反驳原告提供的证据十，因证据十《证明》中存在大量的不实信息，庭审后被告找馨派公司核实，第三人馨派公司向陶丽出具了《说明》，澄清了2014年6月11日向虞正平发送的内容为北京房山酒窖的酒架工程设计图的邮件的发送人并不是陶丽，陶丽未接触到原告的设计图，原告提出的被告将设计图发送给了第三人的主张不成立；第三人陈述到北京去未见到合同，故不存在原告主张的被告作为馨派公司代表与郭丰签订施工合同的事实；《说明》中称客户发邮件给馨派公司，款项也由馨派公司与客户直接往来，反驳了《证明》中所称的被告发送邮件并支付相关款项的事实。
证据二：虞正平签名、加盖馨派公司公章的于2016年10月13日出具的手写的《关于华漕纪宏路项目的付款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因合同原件尚未找到，有银行付款证明和纪宏路XXX号现场证明总价款29.8万元，实付7万(7月25日)，工期过半成品毛坯出样，付35%10.43万，实付10万(8月21日)，成品结束因甲方场地未安排好，要求支付至90%，实际支付7万(9月24日)，因每次支付整数，后于10月11日需补支付共计1.40万，后发货日期明确，于12月31日支付至90%，应付款1.42万。应甲方要求后又增加了一个多定格柜，于12月31日实付3万(1.42万+1.58万)，送货安装完毕后再支付10%。被告陶丽认为该《关于华漕纪宏路项目的付款说明》能反驳原告提供的证据十一，可证明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系付其他项目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陶丽参与涉案涿州酒窖项目的施工这一事实。
原告华府公司对证据一、二均不予认可，认为第三人馨派公司未到庭，不能判断证据上是否系虞正平本人签名，故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存疑，又因原告对证据内容也不予认可，因此对证据形式的真实性没必要提出鉴定申请。原告与馨派公司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原告胁迫第三人出具《证明》；若第三人所说属实，应提供其与客户签订的合同及资金往来情况，该证据至少表明被告在该项目中经过手，如是第三人与客户直接的经济往来，那也是被告与第三人串通，将原告的商业秘密泄露给第三人；如果存在其他项目，应有其他项目的合同和付款单据，不能仅凭一份付款说明，假如真的有华漕路的项目，也证明了陶丽在离开公司后的两个月内窃取了公司的两个项目。原告也不知道第三人为何突然推翻其近两年对原告的陈述，光凭被告提供的两份说明，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第三人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上述事实，由原告华府公司提供的《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2015)沪东证经字第8352号公证书(涉及2014年1月9日的邮件)、营业执照、情况说明、劳动合同、陶丽的火车票、2014年3月26日的邮件、2014年4月1日的邮件、李恒和张洪华的书面证明及证人证言、2014年2月和3月的通话记录、涉案涿州酒窖的设计图、(2015)沪东证经字第8352号公证书(涉及2014年7月15日的邮件及所附设计图)、原告制作的两份设计图纸的对比图、涉案涿州酒窖现场拍摄的照片、2014年8月26日的通话录音、原告制作的成本核算表、短信记录、2014年7月6日的火车票、《证明》、银行收款明细单、《订货合同》、陶丽打款至岳修伟的账款明细、施工协议、岳修伟的证人证言、律师费、公证费发票；被告陶丽提供的《说明》《关于华漕纪宏路项目的付款说明》，以及原、被的陈述意见等证据为证，并业经庭审质证。
本院认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侵犯商业秘密。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属于侵害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在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存在侵犯其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主张的商业秘密为：原告的客户名单，即涉案涿州酒窖项目的委托方郭丰；原告与委托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版本；涉案涿州酒窖施工的报价；涉案涿州酒窖施工项目的商业机会。
依据法律规定，并结合原告之主张，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客户名单“委托方郭丰”、原告的施工合同版本、涉案涿州酒窖施工的报价、涉案涿州酒窖施工项目的商业机会是否构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二、涉案涿州酒窖的施工者是否为陶丽。
针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商业秘密有三个构成要件：1.秘密性，即不为公众所知悉；2.利益性，即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3.保密性，即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而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据此，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所称的上述信息均不构成商业秘密，理由如下：
(一)原告所称的商业秘密缺少秘密性的构成要件。所谓秘密性，是要求所涉及的经营信息是不为相关人员普遍知悉且不容易获得的。本案中，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经营信息具有秘密性，下面依原告之主张，本院逐一分析：1)原告主张的郭丰的信息只有《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中注明的姓名和电话，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涿州酒窖项目的委托方郭丰的该些信息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除了陶丽，原告的总经理、员工李恒、张洪华等人均知悉该客户名单；2)原告主张陶丽在承接涉案涿州酒窖施工业务时使用了原告的施工合同版本，但原告并未提供其“施工合同版本”的样式和载体，也未提供其对“施工合同版本”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相反，根据原告陈述，该“施工合同版本”是指原告与其他客户在签订其他项目的施工合同时使用的版本，这说明只要接触过原告公司的其他施工项目，原告的员工或项目相对方均有可能知悉并取得原告的“施工合同版本”，原告的“施工合同版本”不具有秘密性；3)虽然原告与朋协公司系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关联公司，但两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单位，陶丽与朋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聘为市场部主管，在朋协公司领工资，但却为原告公司工作，公司的此种管理模式并不符合规范。原告现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陶丽作为原告的代表与郭丰签订了《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不能证明后阶段的施工报价也系陶丽的工作范围，更不能证明陶丽在2014年3月31日离职之前便已掌握原告的施工报价，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对涉案涿州酒窖施工的报价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相反，根据原告及其证人的陈述，陶丽于2014年1月9日提出劳动合同不续约，陶丽的工作即交给了两位证人，故在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报价是陶丽的工作职责范围的情况下，若陶丽在移交工作后也能知道报价，则更能反证原告的报价不具有秘密性，容易获得。而且，按原告之陈述，原告曾多次报价，其总经理于2014年4月1日发送给郭丰的报价为2,644,398元，其最终报价为180～200万元左右，原告在本案中亦未明确其要求保护的商业秘密为哪一次的报价，故原告主张的报价不明确，也不具有保密性；4)原告与郭丰签订的《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仅涉及涉案涿州酒窖项目的设计，并不包括施工，原告将施工图纸交给郭丰，原告就该《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的合同义务便已履行完毕，若郭丰需要原告施工，则需磋商后另行签订施工合同。因此，涉案涿州酒窖项目的施工工作，并非必然交给原告，也有交给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施工的可能性，而最终由谁进行施工，则取决于郭丰等投资人的选择。原告作为项目设计方，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有公开、公平竞争的商业机会。若原告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将该商业机会纳入到商业秘密的范畴，必须采取一定的保密措施，保护该商业机会不被他人知悉，从而使得该商业机会的信息处于一种不公开的状态，令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难以竞争取得或需要支付一定的对价才能取得，或让投资方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才能将施工工程交由他人，但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其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该商业机会实际处于公开状态，投资人也可任意选择施工方，因此，涉案涿州酒窖施工项目的商业机会，并不具有秘密性。综上分析，原告所称的商业秘密均缺乏秘密性的构成要件。
(二)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缺少保密性要件。保密性要求商业秘密的权利主张人对所涉及的信息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且这种保密措施应当是合理的、适当的，与其商业价值相适应。本案中，原告除了举证陶丽曾与原告的关联公司朋协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在该劳动合同中约定“乙方承诺对本公司专业技术及商业秘密保密”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公司还采取过其他的保密措施。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其曾告知过相关员工，郭丰以及原告的施工合同版本、数次有关涉案涿州酒窖施工的报价、涉案涿州酒窖施工项目的商业机会均是原告公司的商业秘密，要求员工们签订相关保密合同，告诫相关员工不得向外界或公司其他无关岗位的员工泄露，不得擅自利用、使用该些信息等。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采取了一定的合理有效的保密措施，如只能让部分员工知道该些信息，或设置权限密码，不同级别不同权限的人仅知道其中的部分信息，只有权利最高的总经理等才知道全部信息等。鉴于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故原告主张的该些信息不具有保密性，即丧失了秘密性。
针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旨在证明涉案涿州酒窖的施工者为陶丽，但本院注意到，原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原告称涉案涿州酒窖项目的投资者为郭丰和国总，但其提供的证据显示郭丰仅是委托原告设计的委托方，《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中并未注明涉案涿州酒窖项目的投资者。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委托方便是投资者，原告甚至不知道国总的名字。若要证明涉案涿州酒窖的施工者是陶丽，最直接的证据是由原告提供涉案涿州酒窖投资者出具的相关说明、合同、付款凭证等证据，或申请投资者到庭作证，但原告并未提供直接证据。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均是间接证据，且该些间接证据有不少矛盾之处，其中，原告提供第三人馨派公司的《证明》及收款明细，系为了证明馨派公司受陶丽之托制作了涉案涿州酒窖施工所用的酒架，虞正平在北京见到郭丰，并了解到郭丰与陶丽签订了涉案涿州酒窖施工合同，但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馨派公司又向被告出具了《说明》等书证，推翻了之前《证明》的内容，故证据《证明》的真实性存疑，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原告提供的朋协公司员工李恒、张洪华出具的《证明》及相关证人证言，旨在证明该两证人于2014年7月到施工现场，听工人说陶丽承接了工程，并从客户的电脑中看到了以馨派公司名义签订的施工合同和报价，故涉案涿州酒窖项目由陶丽施工。两名证人陈述的“听工人说”的内容属传来证据，其看到“以馨派公司名义签订的施工合同”的事实未得到馨派公司的确认，而墙壁上写有陶丽电话的照片也难以证明系从涉案涿州酒窖项目施工现场所摄，鉴于该两名证人与原告存有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原告提供冷博公司与双龙公司签订的《订货合同》及岳修伟的证人证言，旨在证明陶丽因承接涉案涿州酒窖施工工程而向冷博公司购买酒窖机。但是，证人当庭打开的电脑中并没有《订货合同》的原始邮件，该《订货合同》的真实性存疑。即使《订货合同》真实存在，合同中的“甲方(需方)”明确为双龙公司，按签订合同的一般形式判断，单位下面留的电话，极有可能系单位经办人的电话。在双龙公司未到庭的情况下，仅凭电话难以判断合同的签约主体为陶丽。岳修伟作为冷博公司的经办人，其委托货运公司送货，并未亲自到涉案涿州酒窖现场，故仅凭《订货合同》中的“安装地河北保定涿州市京都高尔夫”，亦难以证明陶丽承接了涉案的在《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中约定的“工程地点河北涿州京都度假村100米处”的酒窖项目施工工程。总之，原告证明陶丽承接了涉案涿州酒窖项目施工工程的依据不足，本院难以认定。退一步讲，即使陶丽承接了涉案涿州酒窖项目的施工工程，因原告与郭丰的《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中并未约定该酒窖施工工程必须由原告承接，且如上分析该郭丰的客户信息并不是原告的商业秘密，因此，就该酒窖施工工程而言，离职后的陶丽或其他单位、个人与原告具有同等的公平竞争地位。至于陶丽曾系原告的关联公司朋协公司的员工，又是《酒窖设计及咨询合同》原告方的签约经办人，是否有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在离职后是否应受竞业禁止的合同约束，是否有其他有违诚信有损原告的行为，当事人可另觅途径解决，与本案原告主张的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无关。
第三人馨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
综上所述，原告所称的信息均不构成商业秘密，其证明陶丽承接涉案涿州酒窖项目施工工程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即使陶丽承接了涉案涿州酒窖项目施工工程，亦不属于侵犯原告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故原告据此要求被告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难以成立。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详见附录法律条文)，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华府酒窖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原告上海华府酒窖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审 判 长 吕清芳
审 判 员 李 岚
人民陪审员 曹文进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婷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
第十条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害商业秘密：
……
（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
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有关信息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不为公众所知悉”。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有关信息不构成不为公众所知悉：
……
（六）该信息无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容易获得。
第十一条权利人为防止信息泄漏所采取的与其商业价值等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合理保护措施，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保密措施”。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所涉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人保密的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识','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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