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0803行初1号
原告李登云，男，1967年12月11日生，汉族，住淮安市淮安区。
委托代理人王诚，上海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住所地淮安市淮安区华西路8号。
法定代表人陈明中，该分局局长。
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刘斌，该分局党委委员、治安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张龙华，该分局溪河派出所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朱法芝，该分局法制大队民警。
原告李登云与被告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以下简称淮安公安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登云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诚，被告淮安公安分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刘斌及委托代理人张龙华、朱法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淮安公安分局于2017年8月8日作出淮安公（镇）行罚决字[2017]7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7年7月29日，李登云为了反映个人诉求前往北京市上访。同年8月5日，李登云教唆王和花、颜树荣二人到达中南海上访，当日，王和花、颜树荣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并被予以训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决定对李登云行政拘留八日。李登云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李登云诉称，2017年8月8日，被告淮安公安分局作出淮安公（镇）行罚决字[2017]7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于2017年7月29日前往北京上访，并于2017年8月5日唆使王和花、颜树荣二人到中南海上访，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现已执行完毕。原告认为，公民以走访形式向有关国家机关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投诉请求，要求有关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处理，是《信访条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原告前往北京上访，是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绝非违法行为。原告在北京上访时既未作出过任何违法行为，也从未唆使他人非法信访。被告以所谓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原告有唆使他人从事违法上访的行为，属于事实严重不清，本质上是对信访人的打击报复。被告基于事实认定严重有误的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拘留八日的处罚，已侵害了原告的人身权益。鉴于拘留决定已经执行完毕，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淮安公安分局淮安公（镇）行罚决字[2017]7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依法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938.4元。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李登云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身份以及原告系淮安公（镇）行罚决字[2017]7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被处罚人。
2、淮安公（镇）行罚决字[2017]7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了拘留八日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李登云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3、当庭举证了2018年1月29日原告与王和花视频光盘及具体对话的书面文字，证明：（1）王和花去北京信访并非由李登云唆使，只是在淮安大观园吃饭时候大家的共同提议；（2）2017年8月5日早上，给王和花指点去中南海路的并非李登云，王和花确认了是吴某；（3）在王和花做询问笔录期间，办案警察有人为修改笔录、未逐字逐句向王和花宣读笔录的程序违法行为，因此，该询问笔录系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非法证据，不具有证明力。
4、经原告申请，本院准予并通知，孟某、吴某就李登云涉嫌教唆颜树荣、王和花于2017年8月5日到北京中南海信访事项出庭作证的证言。
5、庭审结束后提供的2018年6月22日下午４时与颜树荣视频光盘及具体对话的书面文字。
6、庭审结束后提供的2018年6月22日下午３时与王和花视频光盘及具体对话的书面文字。
7、庭审结束后提供的照片６张。
被告淮安公安分局辩称：１、原告明知道到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是违法的，且曾因扰乱中南海周边地区公共场所秩序于2017年6月18日被行政处罚，仍教唆王和花、颜树荣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信访，扰乱中南海周边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王和花、颜树荣二人于2017年８月５日被北京警方训诫，同年８月８日王和花、颜树荣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淮安公安分局行政拘留七日。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第二十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二）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贰佰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伍佰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原告教唆他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作出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被告依法对原告教唆他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处拘留八日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请求淮安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淮安公安分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
以上1-3证据证明被告的行政主体资格并具有法定职权。
第二组证据：
1、受案登记表；
2、传唤证、呈请传唤报告书、呈请延长传唤报告书；
3、被传唤人员家属通知书。
以上1-3证据证明被告依法受案并及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4、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5、调查报告；
6、集体通案记录；
7、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
8、淮安公（镇）行罚决字[2017]7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9、行政拘留执行回执；
10、被拘留人员家属通知书。
以上4-10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履行告知手续后，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执行，程序合法。
第三组证据：
1、李登云的身份信息，证明李登云系淮安区居民。
2、2017年8月7日对李登云的询问笔录；
3、2017年8月8日对李登云的询问笔录。
以上2-3证据证明李登云、王和花等人去北京信访系李登云提议。
4、2017年8月8日对王和花的询问笔录，证明去北京上访是李登云提出来的，且李登云唆使王和花、颜树荣去中南海上访。
5、2017年8月8日对颜树荣的询问笔录，证明去北京上访是李登云提出的，且李登云教唆王和花、颜树荣去中南海上访。
6、2017年8月7日对吴井峰的询问笔录，证明吴井峰系博里镇村干部，证实王和花、颜树荣到北京中南海信访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被村干部带回淮安，王和花、颜树荣跟村干部称是李登云叫他们两人去中南海信访的。
7、2017年8月7日对孟某的询问笔录、传唤证、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孟某的身份信息，证明7月29日至8月6日之间，孟炳祥、李登云、王和花、颜树荣等人一起在北京上访。
8、淮安公（博）行罚决字[2017]7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9、淮安公（博）行罚决字[2017]7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10、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王和花的训诫书；
11、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颜树荣的训诫书；
12、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二份；
13、王和花的身份信息；
14、颜树荣的身份信息。
以上8-14证据证明王和花、颜树荣2017年8月5日在中南海周边地区信访，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后，于2017年8月8日被行政处罚。
15、淮安公安分局依法信访告知书，证明公安机关于2017年6月17日对李登云进行了信访告知，明确告知李登云到中南海周边上访是非正常上访，属于非法行为。
16、案底查询记录；
17、淮安公（溪）行罚决字[2017]5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以上16-17证据证明2017年6月18日，李登云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拘留五日。
第四组证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
以上1-3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教唆他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经庭审质证，被告淮安公安分局对原告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该视频的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视频系行政处罚的教唆人向被教唆人搜集的证言，不符合法定程序，且该视频存在图像音频不同步的问题，真实性值得怀疑，原告等人拍摄的王和花的证言非其本人真实意愿表示。对证据4出庭证人孟某的证言不认可，认为应以证人孟某于2017年8月7日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为准。对出庭的证人吴某证言不认可。
原告对被告淮安公安分局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被告淮安公安分局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3、5-7、9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认为告知笔录上没有原告的签名，原告本人也陈述从未收到或者看到过该告知笔录，虽然在笔录上有执法人员的签名和陈述，声称系原告不认可因此拒绝签字，原告认为这只是被告的单方陈述，而缺少其他证据的支持，同时，由于原告未曾收到过该告知笔录，也因此未能行使行政程序中法定的陈述申辩的权利，按照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被告非法剥夺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所采用的证据都是无效的。对证据8合法性不认可，认为在事实认定上有重大错误。对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因为原告陈述其本人或者家属均未收到过该通知书。原告对被告淮安公安分局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1、8、9、16、17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认为证据2里面所提到的所谓李登云提议去北京信访并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李登云教唆他人去中南海信访的事实，因为提议和教唆的释义并不相同。因此李登云的讯问笔录并不能证明系李登云教唆他人去北京上访，更重要的是李登云提议去北京上访，并没有提议他人去北京违法上访，所以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并不能证明李登云有教唆他人去北京违法上访的行为。对证据4、5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首先根据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视频证据，王和花本人陈述说，她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之后，询问的公安干警并没有向她逐字宣读询问笔录，只是简单的跟他说了两句询问笔录的内容，公安干警的这一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的相关规定，该询问笔录不具有合法性。其次，在真实性上该笔录也存在严重瑕疵。王和花、李登云并非熟悉的朋友关系，在一同上访有多人的情况下，王和花很难准确地在事后辨识出谁是李登云，在此情形下公安机关按照办案程序应当严加核实事实真相，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程序的有关规定，通过辨认程序，要求王和花对一同上访人员进行辨识，并形成辨认笔录，但公安机未能遵循这一程序导致事实认定的重大错误。公安机关在给颜树荣制作询问笔录时另有一处重大的程序违法行为，那就是王和花本人向原告所陈述的他记得在接受询问时派出所的另一个民警过来，对询问他的民警说，颜树荣的讯问笔录内容与王和花的讯问笔录有不一致的地方，要核对之后修改。对证据6三性均不认可，认为吴井峰系村里办理信访事务的工作人员，其与当地的信访部门以及公安机关有密切关系。其次，吴井峰的询问笔录中自己也声称所谓李登云叫王和花和颜树荣去北京中南海上访，是王和花告诉他的，因此，吴井峰的证言系传来证据，其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非常微弱。对证据7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孟炳祥本人并没有对该笔录进行签字认可，该笔录的内容也不能用以证明原告教唆他人到北京进行非法上访的事实。对证据10、11三性不予认可，理由是该训诫书并无当事人本人签名。对证据12-15三性均无异议，但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对被告淮安公安分局第四组证据，法律适用无异议，但是认为被告对该证据中证据2的教唆的理解与事实不一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第1、2证据依其证明目的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符合合法性、真实性要件，该2份证据反映的内容能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及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从视频的内容、相应文字内容上看，具有相同诉求三个人李登云、孟某、吴某共同与王和花进行了对话，其目的就是让王和花确认王和花、颜树荣去北京中南海并非系李登云的唆使，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证据4出庭的证人孟某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对出庭的证人吴某证言，因其陈述前后不一致，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5-7系原告庭审结束后提供，尤其5、6证据是在庭审结束后才录制的视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五十七条“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四）当事人无正当事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规定，应视为原告放弃举证权利。
被告淮安公安分局提供的第一、四组证据依其证明目的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符合合法性、真实性要件，本院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3、5-10依其证明目的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符合合法性、真实性要件，予以认定。证据4虽然该告知笔录上没有原告的签名，但笔录上有执法人员的说明及签名，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第三组证据中证据1、8-17依其证明目的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符合合法性、真实性要件，予以认定。证据2-7来源合法、真实并与本案讼争的事实相关联，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认定以下案件事实：
李登云、王和花、颜树荣等人因小水厂补偿一事的诉求进行信访。2017年7月28日上访人员在本区大观园酒店聚集，期间李登云提议去北京信访，认为在北京呆几天也无所谓，不去北京被偿的事情解决不了。
2017年7月29日，李登云、王和花去北京信访。同年８月４日凌晨，颜树荣到北京。在北京期间，王和花告诉李登云，村干部要来北京带其回淮安，李登云劝其不要走，并说，不要轻易跟政府要多少钱，你这样最起码能拿三四十万元。
2017年８月５日上午９时许，在王和花、颜树荣不知道前往地点是中南海的情况下，李登云带着王和花、颜树荣等人到北京××附近，李登云诱导王和花、颜树荣举牌到中南海进行信访。因王和花、颜树荣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中南海周边地区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依法训诫。2017年８月８日，淮安公安分局分别作出淮安公（博）行罚决字[2017]708号、7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颜树荣、王和花分别行政拘留七日。
2017年８月７日，淮安公安分局根据案外人吴井峰提供的线索，对李登云涉嫌教唆颜树荣、王和花到北京中南海信访的行为进行受案调查，认定2017年7月29日，李登云为了反映个人诉求前往北京市上访。同年8月5日，李登云教唆王和花、颜树荣二人到达中南海上访，当日，王和花、颜树荣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并被北京警方训诫。淮安公安分局在履行告知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二）项、第（四）项的规定，于2017年8月8日作出淮安公（镇）行罚决字[2017]7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李登云行政拘留八日。李登云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李登云拘留八日的治安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
另查明，因李登云在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中南海周边地区公共场所秩序，淮安公安分局于2017年6月18日作出决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故被告淮安公安分局作为治安行政管理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查处的法定职权。原告李登云系治安处罚的相对人，与被告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被告的行政行为不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淮安公安分局作出的淮安公（镇）行罚决字[2017]7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二、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依法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938.4元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被告淮安公安分局作出的淮安公（镇）行罚决字[2017]7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的问题。
一是被告认定李登云教唆颜树荣、王和花于2017年8月5日到北京中南海信访行为的事实是否清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本案中，首先，王和花、颜树荣具有违法信访的行为。2017年8月5日，王和花、颜树荣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中南海周边地区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依法训诫，并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其次，被教唆人实施违法行为与教唆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原告李登云教唆对象是王和花和颜树荣是明确的。李登云通过利诱、煽动、劝说、引导等形式教唆王和花、颜树荣去北京中南海信访，本案被告提供的原告李登云、被教唆人王和花、颜树荣的陈述与证人孟某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实李登云教唆王和花、颜树荣到北京中南海地区信访的行为。因此原告李登云通过利诱、煽动、劝说等形式教唆王和花、颜树荣去北京中南海信访有具体的教唆行为。王和花、颜树荣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中南海周边地区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依法训诫，其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与李登云的教唆行为有因果关系。第三，李登云教唆王和花、颜树荣去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其主观上具有教唆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故意。李登云曾因在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中南海周边地区公共场所秩序，被淮安公安分局于2017年6月18日决定对其行政拘留五日。原告李登云知道到天安门、中南海、美国大使馆这些敏感地区上访是违法的。其明知去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是违法行为，也应当知道自己的教唆行为会引起被教唆人产生违法行为，而故意为之。故，被告认定李登云有教唆颜树荣、王和花于2017年8月5日到北京中南海信访行为，有事实根据。
二是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1、被告是否履行告知程序。本案中，原告认为，告知笔录上没有原告的签名，原告本人也从未收到或者看到过该告知笔录，因此未能行使行政程序中法定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剥夺了原告陈述申辩意见的权利。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公安机关不得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是法定程序。从本案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形式、内容均符合相关规定，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有被告单位两名执法人员签名以及说明，该证据证明被告已履行了告知义务，故对原告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纳。2、被告是否履行辨认程序。原告认为，王和花、李登云并非熟悉的朋友关系，在一同上访有多人的情况下，王和花很难准确的在事后辨识出谁是李登云，在此情形下公安机关应按照办案程序严加核实事实真相，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的有关规定，通过辨认程序，要求王和花对一同上访人员进行辨识，并形成辨认笔录。但公安机未能遵循这一程序，导致事实认定的重大错误。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办案人民警察可以让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对与违法行为有关的物品、场所或者违法嫌疑人进行辨认。”从本案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李登云与颜树荣、王和花之间相互认识，无需辨认。他们为相同的诉求一起信访、聚餐，原告李登云和王和花于2017年7月29日一起乘车去北京，至同年8月5日期间均在北京一起信访，双方已很熟悉。故被告没有对违法嫌疑人进行辨认，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三是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第二十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二）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四）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的”，《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本案中，1、颜树荣、王和花为反映个人诉求受原告李登云唆使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中南海周边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依法训诫。2017年８月８日，淮安公安分局依法分别作出淮安公（博）行罚决字[2017]708号、7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颜树荣、王和花分别行政拘留七日。2、李登云在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处罚。李登云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中南海周边地区公共场所秩序，淮安公安分局于2017年6月18日作出决定，对其行政拘留五日。故，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依法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938.4元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获取行政赔偿应以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本案被告淮安公安分局作出的淮安公（镇）行罚决字[2017]7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被确认违法，因此，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提出该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登云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登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曾金年
审 判 员 赵志群
人民陪审员 孙 军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郑小莹
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