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攀刑终字第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苟建驹，男，1963年8月5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原成都铁路局调度所党总支书记。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4年1月2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攀枝花市看守所。
辩护人林燕，四川东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苟建驹犯受贿罪一案，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2014）攀东刑初字第20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苟建驹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鹏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苟建驹及其辩护人林燕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
成都铁路局是全民所有制企业。2005年7月5日，被告人苟建驹任成都铁路局调度所主任助理。2007年12月24日，被告人苟建驹任成都铁路局调度所副主任。2009年6月1日，被告人苟建驹任成都铁路局运输处副处长。2009年10月28日，被告人苟建驹任成都铁路局调度所主任。2012年8月16日，被告人苟建驹任成都铁路局调度所党总支书记。
2006年至2013年，被告人苟建驹在担任成都铁路局调度所主任助理、调度所副主任、运输处副处长、调度所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现金人民币共计175.2万元、金条一根，并在自备车挂运、货运计划审批、配空车辆组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上述赃款用于个人挥霍及购买房产、股票。其中：
（一）2008年4月至2010年8月期间，被告人苟建驹分四次，非法收受自备车经营商李某甲所送现金人民币共计28万元、金条一根。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李某甲的证言证实，2007年至2010年，其承包北京金昌公司自备车在成都铁路局管内运行。其于2008年至2010年，分四次送成都铁路局调度所主任苟建驹34万元及100克的金条一根。第一次，2008年4月的一天，其在成都铁路局大院附近送苟建驹10万元。第二次，2009年4、5月的一天，其在成都林业宾馆附近送苟建驹10万元。第三次，2010年春节的一天，其在成都铁路局大院附近送苟建驹4万元和买成2.8万元的一根100克的金条。第四次，2010年8月的一天，其在成都林业宾馆附近送苟建驹10万元。其送钱是为感谢苟建驹的关照，在其经营自备车时没有为难其，而且其报上去的计划都是及时足额给其调度车辆，提高了自备车的运行效率，赚取了更多利润。尤其在2009年其用自备车和成都铁路局路用车互换经营的过程中，苟建驹及时给其调度路用车，使其赚到了钱。
（2）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自书材料，证实的内容与证人李某甲证实的内容，除苟建驹证实第一次收了4万元，李某甲证实第一次送了10万元外，其余内容基本一致。
（3）成都铁路局货运日班计划工作平台表证实，2009年4月至12月，中铁金昌物流有限公司发货情况。
本笔事实，李某甲和苟建驹证实的送钱的时间、次数、地点均一致，除苟建驹证实第一次收了4万元，李某甲证实第一次送了10万元外，其余次数的金额均一致。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低认定第一次苟建驹收受李某甲的金额为4万元，并且金条未扣押，也未作价，因此本笔事实认定金额为28万元。
（二）2007年春节至2011年元旦期间，被告人苟建驹分五次，非法收受华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某所送现金人民币共计9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卢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3年至2009年经营华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钢材、矿石贸易方面的业务，购买、销售钢材和矿石主要依靠铁路运输，其主要从太和铁矿等公司购买矿石。2007至2011年，其分五次送给苟建驹9万元。第一次，2007年春节左右的一天，其在苟建驹家成都市西门方向营门口立交桥附近送苟建驹2万元。第二次，2008年端午节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市沙河廊桥酒楼饭后，送苟建驹2万元。第三次，2009年春节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市沙河廊桥酒楼吃饭时送苟建驹2万元。第四次，2010年元旦节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市沙河廊桥酒楼吃饭时送苟建驹2万元。第五次，2011年元旦节前后的一天，其在成都市沙河廊桥酒楼吃饭时送苟建驹1万元。其虽然2010年初以后没有再从事矿石和钢城销售业务，还要送钱给苟建驹是感谢其以前在运输业务上给其提供的帮助，也为了和苟建驹维持好关系。其送苟建驹钱是因为其公司运输的矿石是通过铁路运输，苟建驹是成都铁路局调度所的领导，在其公司货运计划的审批、配空车辆的组织上都有管理和决定的权力。一方面是感谢苟建驹在货运计划的审批、配空车辆的安排上给其提供的帮助。另一方面为了和苟建驹搞好关系，让其在其公司货物运输过程中尽量满足其的运输计划，保障其公司的运力，不要故意为难其公司。在其公司货物运输的过程中，当出现审批不够、配空不足的情况下，其给苟建驹打过电话，请苟帮忙，经过苟的帮助，会解决一些问题，兑现率会有所提高。
（2）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自书材料，证实的内容与证人卢某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不一致的是第五次苟建驹证实收受卢某2万元，而卢某证实只送了1万元。
（3）成都铁路局装车情况表证实，太和铁矿2007年至2011年火车装车情况。
本笔事实，苟建驹与卢某证实送钱的时间、次数、地点均一致，除第五次苟建驹证实收了2万元，而卢某证实只送了1万元外，其余次数金额均一致。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低认定第五次送钱的金额为1万元，因此，本笔事实认定金额为9万元。
（三）2008年春节至2012年春节期间，被告人苟建驹分五次，非法收受四川乃托特种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共计1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严某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四川乃托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其公司主要需要对外采购煤炭，用于生产水泥。其公司从凉山州益门煤矿采购煤炭，在永郎装车通过铁路运输到公司所在地的越西车站，煤炭运输是以益门煤矿名义申报。在2011年至2012年其公司生产的水泥，用铁路运输了一段时间，是从越西站运到漫水湾，是以乃托特种水泥有限公司名义申报的。其在2008年至2012年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和总经理期间，分五次送给苟建驹12万元。第一次，2008年春节左右的一天，其在苟建驹住处附近送苟建驹2万元。第二次，2009年春节左右的一天，其在苟建驹家的小区门口送给苟建驹3万元。第三次，2010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其在苟建驹家的小区门口送苟建驹2万元。第四次，2011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其在苟建驹家的小区门口送苟建驹2万元。第五次，2012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其在苟建驹家的小区门口送苟建驹3万元。其代表公司送钱是因为苟建驹是成都铁路局主管调度工作的领导，负责管理成都铁路局的生产组织工作，对其公司货运计划的审批、配空车辆的组织都有管理的权力，在其公司购买煤炭和销售水泥的过程中都要通过铁路运输，送钱就是希望苟建驹能够在货运计划的审批、配空车辆的安排上给其公司提供帮助，让其公司的煤炭和水泥运输能够顺利进行。事实上，苟建驹在计划审批和配空车辆的安排上都是积极帮助其公司，尽量满足其公司的货运需求，给其公司以运力保障。在需要找苟建驹的时候，其会以发短信和打电话的方式把计划号告诉苟建驹，苟通过计划号就能够知道其公司的请车数以及装车情况，从而进行安排。总之，其找苟建驹以后困难都能得到解决。
（2）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自书材料，证实的内容与证人严某某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
（3）成都铁路局装车情况表证实，益门煤矿、乃托特种水泥公司2008年至2012年的火车装车情况。
（四）2006年春节至2009年春节期间，被告人苟建驹分五次，非法收受四川启迪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共计1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邱某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四川省启迪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其公司主要从事物流相关业务，主要代办铁路运输、组织货物发送及到达。2006年至2009年期间，其公司主要在贵州六盘水地区大湾站，代理水城矿务局西洋焦化厂的焦炭运输。2006年至2009年，其分五次送给苟建驹14万元。第一次，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其在苟建驹家所在的小区附近送苟建驹2万元；第二次，2007年春节左右的一天，其在苟建驹家所在的小区附近送苟建驹3万元；第三次，2007年10月左右的一天，其在苟建驹家附近送苟建驹3万元；第四次，2008年5、6月左右的一天，其在苟建驹家所在的小区附近送苟建驹3万元；第五次，其在苟建驹家所在的小区附近送苟建驹3万元。苟建驹是成都铁路局调度所的领导，负责成都铁路局管内铁路运力的组织指挥和分配，而其经营的物流公司，能否分配到更多的运力对其公司的业务至关重要，对其公司代理的货运日计划审批、配空车辆组织方面有决定权，其给苟建驹送钱是因为苟建驹能在运力的分配上给其提供帮助，使其的业务顺利开展。事实上，苟建驹在其公司代理的货运日计划审批和车辆配空上都尽量满足了其公司的要求，从来没有故意为难过其公司，保障其公司的运力。给钱就是为了感谢他。2006年至2009年，如果出现焦炭运输计划审批不够，车辆配空不足的情况下，其会给苟建驹打电话请苟帮忙，兑现率会有所提高。
（2）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自书材料，证实的内容与证人邱某某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不一致的地方是证实第三次和第四次，其每次收受邱某某现金人民币2万元，而证人邱某某证实这两次每次送苟建驹现金3万元。
（3）辨认笔录及照片、户籍信息证实，被告人苟建驹能辨认出邱某某是送其钱的“邱红明”。
（4）成都铁路局装车情况表证实，水城矿务局西洋焦化厂2006年至2009年火车装车情况。
本笔事实，苟建驹和邱某某证实送钱的时间、次数、地点均一致，除第三、四次苟建驹证实收钱的金额每次是2万元，邱某某证实每次是3万元外，其余次数金额均一致。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低认定第三、四次送钱的金额每次为2万元，因此，本笔事实认定金额为12万元。
（五）2007年春节至2011年年初期间，被告人苟建驹分五次，非法收受鑫福集团公司原副经理赖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共计20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赖某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四川鑫福高速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其负责该公司的煤炭生产、运输、销售工作。2007年至2011年，其分五次送给苟建驹22万元。第一次，2007年9月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铁路局大院附近送给苟建驹2万元；第二次，2008年10月，其在成都铁路局大院附近送给苟建驹4万元；第三次，2009年10月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铁路局大院附近送给苟建驹5万元；第四次，2010年7、8月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铁路局大院附近送给苟建驹6万元；第五次，2011年年初的一天，其在成都铁路局大院附近送给苟建驹5万元。其是主管公司煤炭运输、销售的副总，必须要把公司的业务做好，煤炭运输、销售的好坏直接与其个人利益挂钩，所以其才会送钱给苟建驹，以获取业务上的支持。苟建驹是成都铁路局主管调度工作的领导，对其公司货运计划的审批、配空车辆的组织都有管理权力，给苟建驹送钱就是希望苟建驹能够在货运计划的审批、配空车辆的安排上给其帮助，让其承包负责的运输、销售能够顺利进行。事实上，苟建驹在计划审批和配空车辆的安排上，都积极帮助其，尽量满足了货运需求，保障了运力。其给苟建驹送钱就是为了感谢苟建驹对其主管和承包业务的帮助。
（2）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自书材料，证实的内容与证人赖某某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不一致的地方有：证实其共计收受六次，而赖某某证实只是送了五次；第二次收受赖某某现金人民币3万元，赖某某证实这次送了现金人民币4万元；第三次收受赖某某现金人民币4万元，赖某某证实这次送了现金人民币5万元；第五次收受赖某某现金人民币6万元，赖某某证实这次送了现金人民币5万元。
（3）成都铁路局装车情况表证实，鑫福矿业2007年至2008年火车装车情况。
本笔事实，苟建驹证实六次共收27万元，赖某某证实五次共送22万元。赖某某证实五次送钱的时间、地点与苟建驹证实前五次收钱的时间、地点基本吻合，予以认定。苟建驹证实的第六次受贿无其他证据证实不予认定。苟建驹和赖某某证实的第二、三、五次的金额不一致，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低认定第二、三、五次送钱的金额分别为3、4、5万元，因此，本笔事实认定金额为20万元。
（六）2009年元旦至2011年元旦期间，被告人苟建驹分三次，非法收受都江堰市鑫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所送现金人民币共计8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其是都江堰市鑫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其公司主要从事钢厂生产所需原料的销售，主要是煤炭和矿石销售。其公司从贵州、甘肃购买煤炭销售给攀钢，矿石主要从攀枝花市周边购买，然后销售给攀钢。购买的煤炭和矿石都是用铁路进行运输。铁路系统有时显示是其公司名称，有时显示是代理公司的名称。2009年至2011年，其分三次送给苟建驹人民币9万元。第一次，2009年元旦前后的一天，其在苟建驹住的小区附近送给苟建驹2万元；第二次，2010年元旦节后的一天，其在成都市天鹅湖酒楼吃饭时，送给苟建驹3万元；第三次，2011年元旦节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市天鹅湖酒楼吃饭时，送给苟建驹4万元。公司就是其个人的，送钱就是个人送的。苟建驹是成都铁路局主管调度工作的领导，负责管理成都铁路局的生产组织工作，对其公司货运计划的审批、配空车辆的组织都有管理的权力，而其公司销售煤炭和矿石都通过铁路运输。给苟建驹送钱，就是希望苟建驹能够在货运计划的审批、配空车辆的安排上，给其公司提供帮助，让其公司的运输能够顺利进行。事实上，苟建驹在计划审批和配空车辆的安排上，积极地帮助其公司，尽量地满足了其公司的货运需求，从来没有故意为难其公司，给其公司以运力保障。其送钱是为了感谢苟建驹对其公司的帮助。
（2）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自书材料，证实的内容与证人王某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不一致的地方有：证实其收受王某现金四次，而王某证实只送苟建驹现金三次；第二次收受王某现金人民币4万元，而王某证实这次送苟建驹现金人民币3万元；第三次收受王某现金人民币3万元，而王某证实这次送苟建驹现金人民币4万元。
（3）成都铁路局装车情况表证实，2009年至2011年底，攀枝花金诚物流有限公司装车计划及完成情况。其中：2009年2010年没有请车，2011年请车24907车，装车16109车。
（4）电汇凭证证实，都江堰市鑫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给攀枝花市金诚物流有限公司付款的情况。
（5）货物运输发送协议证实，都江堰市鑫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攀枝花市金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发送协议，合同期为2009年全年，发送货物名称是铁矿粉。都江堰市鑫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攀枝花市金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物流服务合同，合同期2010年-2011年，发送货物名称是铁矿粉。
（6）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证实，2009年至2011年，柳州市祺晟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都江堰市鑫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
本笔事实，苟建驹证实四次收钱12万元，王某证实三次送钱8万元。王某证实三次送钱的时间、地点与苟建驹证实前三次的时间、地点基本吻合，予以认定。苟建驹证实的第四次受贿无其证据证实，不予认定。苟建驹和王某证实的第二、三次的金额不一致，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低认定第二、三次送钱的金额每次3万元。因此，本笔事实认定金额为8万元。
（七）2006年国庆节至2013年端午节期间，被告人苟建驹分九次，非法收受成都川西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共计20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韩某某的证言证实，其是成都川西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主要从事煤炭、矿石、钢材的销售。2006年至2013年，其分九次送给苟建驹22万元。第一次，2006年国庆节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银杏酒楼送给苟建驹2万元；第二次，2007年中秋节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银杏酒楼送给苟建驹3万元；第三次，2008年端午节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银杏酒楼送给苟建驹2万元；第四次，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其在成都银杏酒楼送给苟建驹3万元；第五次，2009年国庆节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银杏酒楼送给苟建驹2万元；第六次，2010年端午节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银杏酒楼送给苟建驹2万元；第七次，2011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其在成都银杏酒楼送给苟建驹3万元；第八次，2012年元旦节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银杏酒楼送给苟建驹3万元；第九次，2013年端午节左右的一天，其在成都银杏酒楼送给苟建驹2万元。其给苟建驹送钱是为了感谢苟建驹对其公司业务的帮助。苟建驹是成都铁路局主管调度工作的，对其公司货运计划的审批、配空车辆的组织都有管理和决定的权力，给苟建驹送钱是希望苟建驹能够在货运计划的审批、配空车辆的安排上给其提供帮助，让其购买的矿石能够尽快发送到钢厂，减少货物的积存，使公司销售能够顺利进行。另外，苟建驹在计划审批和配空车辆的安排上从来没有故意为难过其，都是积极的帮助，尽量满足了货运需求，保障了运力。虽然公司的货是交给汉都公司代理运输或者由卖方代为发货，但代理公司以及卖方代为发货，都只是程序上报计划，运输的最终落实将直接关系到其的利益，而不会关系到代理公司和卖方的利益，货物如果不能尽快发出，积压久了会使其公司的资金出现困难，利益受到损失，所以其要去找苟建驹帮忙。其公司销售铁矿石让汉都公司或卖方代为发货的模式持续到2011年，其2012、2013年给苟建驹送钱是因为苟建驹在铁路运输上给其提供过帮助。
（2）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自书材料，证实的内容与证人韩某某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不一致的地方有：其第二次收受韩某某现金人民币2万元，而韩某某证实这次送苟建驹现金人民币3万元；其第八次收受韩某某现金人民币2万元，而韩某某证实这次送苟建驹现金人民币3万元。
（3）货物仓储合同、发送运输代理协议、物流合同书证实，2007至2011年，西昌汉都运输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成都川西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物流合同。2012年，成都中铁西南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西昌分公司与成都川西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物流合同。
（4）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记账凭证证实，2012年，成都川西实业有限公司与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销售钒钛铁精粉的合同；成都川西实业有限公司与重钢西昌矿业有限公司签订了销售铁精矿的合同，以及结算铁路运费的情况。
本笔事实，苟建驹和韩某某证实的送钱时间、地点、次数均一致，除二人证实的第二、八次送钱的金额不一致外，其余次数金额均一致，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低认定第二、八次送钱的金额每次为2万元。因此，本笔事实认定金额为20万元。
（八）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2010年6月的一天，被告人苟建驹分两次，非法收受贵阳康恒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某所送现金人民币共计16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彭某的证言证实，其是贵阳康恒贸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公司主要从事煤炭、焦煤销售，从贵州盘县盘江矿务局购买煤炭，销售往贵州清镇气源厂，是通过铁路将购买的煤炭销售到清镇气源厂。通过盘县盘江矿务局向昆明铁路局报铁路运输计划。运费由盘江矿务局垫付，然后由其公司再付给盘江矿务局。其和苟建驹于2008年，在铁路运输协调会上认识，苟建驹在其公司运输煤炭一事上，没有直接的职权。但是根据当时铁道部的命令，成都铁路局要通过六盘水往盘江这边派空车过来，以缓解盘江这边的运输压力，苟建驹作为调度所主任就是这个命令的执行者。在其公司运输煤炭的过程中，其给苟建驹提过希望多派一些空车过来，以缓解盘江这边的运输压力，这样其公司的运输压力也就相应能够得到缓解。2009年至2010年，其分二次给苟建驹送了现金16万元。第一次，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其在成都城市名人酒店附近送给苟建驹10万元；第二次，2010年6、7月的一天，其在成都城市名人酒店附近送给苟建驹6万元。苟建驹是成都铁路局调度所的领导，负责成都铁路局管内铁路运力的组织指挥和分配，当时盘江这边的运力很紧张，铁道部就要求成都铁路局往这边派空车过来以缓解这边的压力，而其经营的煤炭运输就处在这条线上，苟建驹那边派的空车多点，其的车皮相对快一些，运输压力相对小一点。
（2）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自书材料，证实的内容与证人彭某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
（3）成都铁路局装车情况表证实，2009年2011年，成都局经六盘水南向昆明局安排空车情况。
（九）2009年8月至2011年春节期间，被告人苟建驹分三次，非法收受贵州兴恒丰公司总经理侯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共计1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侯某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7、8月份，其在苟建驹的办公室送苟建驹4万元；2010年6、7月，苟建驹搬家时，其在苟建驹小区门口送苟建驹一块装饰品化石，里面放了4万元；2011年春节，其在苟建驹小区的门口送苟建驹4万元。其送钱是为在车皮紧张时苟建驹对其公司给予的帮助。
（2）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自书材料，证实的内容与证人侯某某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贵州兴恒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侯某某。
（4）成都铁路局装车情况证实，贵州兴恒丰公司2011年至2012年火车装车情况。
（十）2009年春节至2012年底期间，被告人苟建驹分八次，非法收受成都中铁西南国际物流公司总经理曾某某所送现金人民币共计22.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曾某某的证言证实，其现任成都中铁西南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该公司是成都铁路局下属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物流、商业贸易、国际货运代理、铁路运输服务咨询及其其与铁路运输有关的业务。其于2009年至2012年，分八次送给成都铁路局原调度所主任苟建驹23万元。第一次，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其在苟建驹的办公室送苟1万元；第二次，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其在苟建驹的办公室送苟1万元；第三次，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其在苟建驹的办公室送苟1万元；第四次，2011年9月左右的一天，其在苟建驹的办公室送苟4万元；第五次，2012年春节前的一天，其在苟建驹的办公室送苟5万元；第六次，2012年4月，其在苟建驹的办公室送苟5万元；第七次，2012年9月，其在苟建驹的办公室送苟4万元；第八次，2012年底，其在苟建驹的办公室送苟2万元。其西南国际物流公司的业务很多要依靠铁路运输。在其公司使用铁路运输货物的过程中，苟建驹作为调度所主任，在货运计划审批、配空车辆组织等事项上有决定权。其代表公司给苟建驹送钱主要是希望得到苟建驹对其公司的关照，提高货运计划的兑现率，使其公司的货运业务能够顺利开展。另外，苟建驹在审批其公司货运计划的过程中，一直都比较关照其公司，给其公司提供较为充足的运力，给其送钱也是感谢一贯的支持和关照，同时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关照其西南国际物流公司。
（2）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自书材料，证实的内容与证人曾某某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不一致的地方有：其证实第一次收受曾某某现金人民币6千元，而曾某某证实送苟建驹现金人民币1万元；第二次收受曾某某现金人民币8千元，而曾某某证实送苟建驹现金人民币1万元；第三次收受曾某某现金人民币8千元，而曾某某证实送苟建驹现金人民币1万元。
（3）成都铁路局装车情况表证实，2006年至2013年，西南物流公司代理的火车装车情况。
本笔事实，苟建驹和曾某某证实的送钱时间、地点、次数均一致，除二人证实的第一、二、三次金额不一致外，其余次数金额均一致，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低认定第一、二、三次送钱的金额分别为6000、8000、8000元。因此，本笔事实认定金额为22.2万元。
（十一）2010年7月至2011年春节期间，被告人苟建驹分三次，非法收受四川康华工贸有限公司经理马某所送现金人民币共计16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马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四川康华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该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是铁路车辆配件销售、运输代理和机械设备销售。其在2009年或2010年的时候认识苟建驹，其在2010年和2011年给苟建驹分三次送了16万元。第一次，2010年7月的一天，苟建驹主动给其打电话说手头紧让其准备几万元，后其在成都一品天下大街住宅小区门口送苟建驹4万元。第二次，2010年底的一天，苟建驹主动给其打电话说手头紧让其准备几万元，后其在成都一品天下大街住宅小区门口送苟建驹4万元。第三次，2011年春节后的一天，苟建驹主动给其打电话说手头紧，让其准备几万元，后其在成都一餐馆送苟建驹8万元。苟建驹是成都铁路局调度所的负责人，利用其职权多次帮其更快、更多地兑现铁路货运计划，帮其及时拿到更多的实际运输车皮。其的康华工贸有限公司有运输代理的资质，一直在给其公司或个人代理进行铁路货运的业务。除了正常货运代理业务以外，还有一些类似于中介的代理业务，当时由于铁路运力紧张，很多客户的货运计划排不到前面，或者排上了计划又兑现不了车皮，遇到这种情况其会给苟建驹打电话或发信息请苟帮忙。2010年左右，其的一个在贵州做煤炭生意的朋友托其申报过一些货运计划和拿到更多的运输车皮，无论是其公司的货运代理业务，还是其朋友的煤炭运输业务，要想更快、更多地拿到实际运输车皮都需要找当时担任成都铁路局调度所负责人苟建驹帮忙。
（2）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证实的内容与证人马某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
同时查明，被告人苟建驹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本案其他公诉机关出示，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
1．关于被告人到案及案件来源的证据
（1）指定管辖决定书证实，2014年6月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苟建驹涉嫌受贿一案指定由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审理。
（2）案件线索来源及到案情况说明证实，2013年11月10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将苟建驹涉嫌受贿一案线索交由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同日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案交由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办理。2013年12月31日20时，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将苟建驹从成都铁路局带回本院接受询问，苟建驹在询问过程中即交代了其涉嫌受贿的事实。
（3）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证实的内容与案件线索来源及到案情况说明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
2．关于被告人主体身份及职责的证据
（1）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被告人苟建驹所在的单位成都铁路局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2）身份证复印件、干部任免审批表、任命通知证实，被告人苟建驹1981年8月参加工作，于2005年7月5日，成都铁路局成铁人任（2005）141号文聘任苟建驹为局调度所主任助理（正科级），聘期至2008年12月。2007年12月24日，成都铁路局成铁行任（2007）1477号文，聘任苟建驹为局调度所副主任（副处级）。2009年6月1日，成都铁路局成铁行任（2009）1111号文，聘任苟建驹为局运输处副处长。2009年10月28日，成都铁路局成铁行任（2009）1371号文，聘任苟建驹为局调度所主任（正处级）。2012年8月16日，成铁党任（2012）1071号文，任命苟建驹为局调度所党总支书记（正处级）。
（3）调度所值月主任工作职责、运输处副处长（分管运输）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调度所主任工作职责、调度所总支书记工作职责证实，调度所值月主任在调度所主任领导下，有权指挥全局日常运输生产；有权发布指挥运输生产的调度命令。运输处副处长在运输处处长的领导下，对货营科工作负分管责任，全面做好货运营销、货运计划、技术计划和货运日常组织的管理工作，抓好全局货运计划的审批与管理工作，编制月度货运生产经营计划，分配下达全局月度货物运量计划，执行铁道部重点运输计划。调度所主任的工作职责，在铁路局局长的领导下全面负责调度所的行政领导和业务管理工作，对全局日常运输生产组织有指挥权；对调度所管理工作有决策权。调度所总支书记的工作职责，有主持制定调度指挥政治工作计划的权限；有对全体党员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监督检查的权限等。
（4）证人郝某某的证言证实，其在担任成都铁路局货调室主任期间，苟建驹有时给其打招呼，要求其关照一些单位和企业，也就是在做计划的时候给这些要求关照的单位和企业优先做计划，在时间和车辆数量的配置上予以照顾。
（5）证人蒋某的证言证实，其在担任都铁路局值班主任期间，苟建驹有时给其打招呼要求其关照一些单位和企业，对那些企业优先考虑装车或者配空，其都按照要求办理了。
（6）证人李某乙的证言证实，其在担任货调室调度员和副主任期间，苟建驹有时给其打招呼要求其关照一些单位和企业，也就是要求其在做日计划时对某些单位和企业在时间和配车数量上优先考虑和照顾。
（7）证人聂某某的证言证实，其无论在任成都铁路局货调主任，还是任调度所副主任期间，苟建驹都会给其打招呼要求关照一些单位和企业，主要是要求货调室在制定日计划的时候多下计划，多配一些空车。
（8）证人郑某的证言证实，其现任成都铁路局调度所计划室主任，苟建驹有时给其打招呼要求其关照一些单位和企业，要求对关照的客户作快速的挂运。其接到苟建驹的要求后，就要求下面的计划调度员进行布置和安排，按照苟建驹的要求尽快挂运相关车辆。
（9）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其现任成都铁路局调度所值班主任，苟建驹没有直接私下给其打招呼要求照顾相关单位，据其所知，苟建驹可能给其其人打过招呼。
（10）被告人苟建驹的供述，证实其的任职情况与干部任免审批表、任命通知证实的一致。另证实，其担任调度所主任助理期间的工作职责是协助主任工作，负责分管全局的生产组织，主要工作内容是货运列车的日计划安排、装车、卸车、排空。其担任调度所副主任的工作职责与担任主任助理时基本一致。其担任成都铁路局运输处副处长的工作职责是负责成都铁路局全局管内的货运月计划进行管理，并与铁道部的货运月度计划进行对接，对重点货运计划进行管理，与调度所的关系是总体布置和具体执行的关系，还对调度所的计划执行情况、装车情况等进行管理。其担任调度所主任的工作职责是负责调度所的全面工作，只要是在成都铁路局范围内运行的车辆都归其调度所管理调度。还证实，其非法收受的钱个人消费了部分，其余交给了妻子，后来其将这些钱与家里的钱一起用于购买房产或投资股市。
原判认为，被告人苟建驹身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75.2万元，并在自备车挂运、货运计划审批、配空车辆组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苟建驹有自首情节。根据被告人苟建驹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苟建驹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百四十万元；继续向被告人苟建驹追缴犯罪所得的赃款一百七十五万二千元现金人民币。
宣判后，被告人苟建驹不服，提出上诉。其与辩护人提出“1、其有自首情节，原判没有对其从轻、减轻处罚；2、其在侦查阶段上缴了近9万元现金，法院未予认定其主动退赃，也未从追赃款中扣除；3、其愿意退赃，在二审中其家人帮其退清了全部赃款，有悔罪表现，请求对其减轻处罚；4、原判量刑过重”的诉、辩意见。
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鉴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苟建驹在二审中退清违法所得赃款175.2万元，建议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苟建驹受贿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二审期间，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苟建驹之妻黄某代苟建驹退赃175.2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质证、认证的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银行出具的客户回单证实苟建驹之妻黄某代苟建驹缴纳赃款175.2万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苟建驹身为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5.2万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依法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刑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苟建驹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如实供述了部分犯罪事实，在立案侦查后，如实供述了侦查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其行为符合自首构成要件，应认定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原判已予认定，并予以从轻处罚。故关于“其有自首情节”的诉、辩意见成立，但因此再次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其在侦查阶段上缴了近9万元现金，法院未予认定其主动退赃，也未从追赃款中扣除”的上诉意见，经查无证据证实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苟建驹在侦查阶段主动退赃9万元的事实。故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关于“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对其减轻处罚”的诉、辩意见，原判基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苟建驹虽然具有自首情节，但受贿金额大，次数多，时间跨度长、案发后未主动退赃，对其做出的处刑并无不当。
在二','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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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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