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95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峰，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曼（李峰配偶），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珂，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新春，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奔科，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嘉丽，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代表人：谢远莉，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兵，广东惠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李耀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青林，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罗素珍，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上诉人李峰因与被上诉人聂新春及原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南头支行）、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公司）、罗素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五、六项；2、改判驳回聂新春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聂新春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未认定聂新春和中原公司在庭审中自认的关键事实，未阐明李峰所提交的录音录像资料这一关键证据未被采纳的理由，从而直接导致《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的签订目的和法律效力等事实认定错误，并错误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1、本案基本事实为：2015年4月2日晚上10点，李峰与罗素珍被分开在中原公司不同房间内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中原公司分行部门经理乐某解释称：所有房产买卖交易都必须签订《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是二手房交易惯例；如果因购房资格问题可能将房产过户至罗素珍指定人员的名下，罗素珍会提前通知李峰。基于对前述解释的信赖，李峰当晚签订了空白的《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但罗素珍为了赚取房屋高额差价，在未取得李峰同意且李峰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前后不到24小时即于4月3日就将房产高价转卖给了与罗素珍无任何亲属关系的聂新春，并于2015年5月14日收取了聂新春所支付的购房定金。在4月10日左右，当多家房产中介销售打电话告知房产被罗素珍高价转卖后，李峰立即多次打电话并当面与中原公司销售人员黄某文沟通，并让他跟罗素珍确认是否有转卖。李峰已明确告知如无转卖则交易继续执行，如确有此事则交易马上停止。中原公司、罗素珍的回复均是没有转卖，因此李峰没有再追究，此后在4月还配合罗素珍连同银行上门评估、拍照，5月初又第二次配合罗素珍带设计师上门设计房子。此后李峰一直在等待罗素珍支付首期款，但在6月5日罗素珍又突然第三次找到李峰提出要更换到中国银行进行资金监管。因李峰自己还要购房，此时更换监管银行显然在6月15日首期款将无法支付，结合罗素珍转卖房产的传言，李峰要求与罗素珍当面沟通。当2015年6月7日李峰当面再次向罗素珍求证是否存在房屋转卖时，罗素珍仍然承诺不存在房屋转卖，其购房是为了自己居住，2015年6月14日，中原公司乐某和张某也确认没有任何第三方参与交易且从未接触过聂新春。但聂新春在庭审中自认从未看过涉诉房屋，与中原公司共同自认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前后未通知过李峰，甚至聂新春在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后也未保留相关合同原件。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为赚取房屋差价和高额佣金，罗素珍与中原公司合谋，通过欺骗李峰签署空白《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的方式，在李峰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屋转卖，并且事发被揭穿后也拒不承认房屋转卖相关事实。此后当李峰因买方罗素珍违约而暂停房屋交易时，罗素珍却又带人到李峰家中威胁、恐吓、辱骂李峰及其家人，强迫李峰进行房产交易。
2、本案法庭调查阶段，聂新春在法庭询问时确认：(1)其在2015年4月3日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前从未看过涉诉房屋；(2)其在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时，李峰不在场；(3)其在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后未通知过李峰；(4)其在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后直至本案一审开庭审理时，一直未取得《二手房买卖合同》、《资金托管协议》的“买方联”原件，也未取得李峰所出具的收取罗素珍定金的收据原件。
中原公司在法庭询问时确认：(1)签订《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应罗素珍要求而签署，原因是罗素珍在签约时自己的房子还没有卖，将来可能存在购房资格问题，可能要变更至罗素珍朋友名下；(2)在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时，李峰不在场；(3)在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后未通知过李峰；(4)、确认录音资料的真实性；(5)、确认乐某未在《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上签字；(6)、确认张某对《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并非房屋转卖的签署目的的解释。
从中原公司当庭关于《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签署目的陈述以及其确认的张某对《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签署目的的解释可知，李峰所提交的录音录像资料证明的内容以及李峰主张“《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的签署目的是为了将来进行房产过户时如果买方因为不具有购房资格可将房屋登记至买方所指定的与买方具有亲属关系的第三人名下”是真实的。
从中原公司在庭审中确认的乐某否认在《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上签字和罗素珍、中原公司均不通知《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已由新买方签字的事实可知，罗素珍和中原公司密谋设计圈套并刻意隐瞒李峰，并非是“双方在新买方为空白的《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上签名，应视为双方同意罗素珍指定任何不特定的第三方作为新买方”，否则与常理不符。
3、一审判决完全未提及李峰提交的录音录像资料，未阐明该关键证据未被采纳的理由，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录音录像资料这一关键证据足以证明聂新春和中原公司主张的事实为虚假，以及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错误。
2015年6月7日的录音资料足以证明，从4月2日晚到6月7日期间，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李峰从未要求涨价，并一直积极配合罗素珍办理房产评估和装修设计事宜。直到6月11日李峰亲眼看到第三方在《主体变更确认书》上签字，才确定自己被骗，并找到中原公司总监张某了解情况，要求作出解释，但始终未得到中原公司的任何回复。6月16日李峰发函给中原公司和罗素珍要求作出书面解释，也一直未见回复。前述录音资料也足以证明李峰在4月听闻罗素珍转卖房产后，就已多次电话联系并当面询问罗素珍及中原公司经纪人黄某文，但他们都明确否认转卖。李峰在等待罗素珍6月15日支付首期款期间，罗素珍早在4月3日就己将房产转卖，且乐某在提供《买房主体变更确认书》后配合罗素珍和聂新春去中国银行办理资金监管手续。故聂新春应该起诉罗素珍，是罗素珍欺骗了聂新春。
录音录像资料也证明了以下事实：(1)2015年6月7日的谈话中，罗素珍承诺和确认不存在涉诉房屋转卖，没有李峰和罗素珍之外的第三方参与房屋买卖，房产买来系自住。(2)2015年6月14日的谈话中，中原公司经纪人乐某否认自己在《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签过字，并承诺其没有接触过聂新春，并说明签订《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是中原公司对所有房屋买卖交易的规定，如李峰不签就无法卖房。(3)中原公司张某总监再次解释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是二手房交易惯例，目的是如买方名额问题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时，将房产登记于买方亲属名下，而不是转卖房产。(4)李峰与罗素珍签署《二手房买卖合同》等文件时，是在中原公司不同房间分开签署的，直至合同签完都没见面。(5)罗素珍签署《二手房买卖合同》时，实际上其已有住房已经出售，不存在无购房资格的问题。(6)2015年6月28日，罗素珍带人到李峰家中威胁、恐吓、辱骂李峰及其家人，强迫李峰进行房产交易。
综上，录音录像资料证明的事实足以推翻聂新春主张的事实以及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因为一审法院未认真审查录音录像资料这一关键证据，以及聂新春在2015年4月3日已签字但罗素珍和中原公司却直到2015年6月14日仍否认聂新春参与房屋交易的事实，导致对《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的签订目的和法律效力认定错误。
（二）一审判决关于“双方在新买方为空白的《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上签名，应视为双方同意罗素珍指定任何不特定的第三方作为新买方”的认定，与聂新春提交的书面证据矛盾。根据聂新春提交的书面证据，聂新春在2015年5月14日向罗素珍支付50万元购房定金，并在2015年5月27日就已办理首期房款资金监管手续，即已经以新买方身份履行合同义务。但在2015年6月7日，罗素珍仍承诺不存在房屋转卖，因此一审判决前述认定与本案事实不符。
李峰关于《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签署目的和原因的陈述与本案事实相符。2015年6月7日李峰与罗素珍会谈时，罗素珍仍承诺不存在房屋转卖，并且希望李峰随后再次配合罗素珍进行第二次评估并更换资金监管银行，但其在5月27日就已在中国银行办理了资金监管。由此可见罗素珍故意隐瞒房屋转卖的事实。
（三）聂新春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时，李峰对此完全不知情，且聂新春与罗素珍不具有特定关系，与《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的签署目的相违背，对李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庭审中，聂新春和中原公司均确认聂新春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时李峰不在现场，且签署之后罗素珍和中原公司均未通知李峰，并且竭力否认有新买方参与。虽然聂新春确认在2015年4月3日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但直到2015年5月14日才支付购房定金，且从未看过涉诉房屋，故其主张的签署时间、过程均与常理不符。《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是应中原公司要求签署的，签署目的是将来进行房产过户时，如果买方不具有购房资格可将房屋登记至买方所指定的与买方具有亲属关系的第三人名下。但从聂新春向罗素珍支付购房定金，以及其直接起诉李峰的事实证明本案属于房屋转卖而非仅仅配合过户登记。
《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中“新买方”并非任意第三人，而是限定于与罗素珍具有特定关系的第三人。即使出现符合《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签署目的的第三方签字，也仅仅是为了过户登记需要，《二手房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即实际付款人和实际所有权人仍然是罗素珍，而非聂新春。罗素珍在录音中明确称其在4月2日就己将唯一一套住房出售，不存在没有购房资格的问题。且罗素珍丈夫在6月7日录音中称第二备选方案才是用他妹妹或妹夫的名义来过户，这证实了当初乐某解释如果买方过户时确因没有购房资格而用其亲属的名义来过户的事实。
（四）李峰向担保公司出具公证委托书的时间是2015年4月3日，此时根本不知道有聂新春在《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签字的事实，李峰出具委托书的目的是与罗素珍办理房屋交易相关手续。代理人不能在未经李峰同意的情况下与罗素珍之外的任何第三方办理房屋买卖相关的资金监管等手续，否则担保公司的代理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对李峰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五）《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与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和第八十八条关于合同转让的规定不符，不产生合同转让的法律效果。根据前述合同法的规定，合同一方转让其权利和义务的，应取得另一方的同意。但本案中，聂新春在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时并未有任何人通知李峰，从未取得过李峰的同意，相反罗素珍和中原公司一直否认新买方在《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签字。因此，不产生合同权利和义务转让的法律效果。
（六）一审判决确定的日万分之五违约金计付标准过高，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调整。
李峰辩称，与本案关联的（2016）粤03民终3705号案件生效判决书已认定聂新春作为新买方签署的《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未损害李峰的利益，应为合法有效，对李峰具有约束力。根据李峰、罗素珍、聂新春三方签订的《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聂新春作为新买方继续履行罗素珍在涉案《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的义务，罗素珍对聂新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此，李峰认为《二手房买卖合同》的买方仅为罗素珍，并进而以罗素珍未履行买方义务为由主张解除《二手房买卖合同》及请求违约金，缺乏依据，本案合同应当继续履行。聂新春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后，依约支付了定金50万元，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与李峰公证委托的代理人在中国银行签署《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监管首期款178万元，并取得了贷款承诺函，已履行完全部合同义务。《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经聂新春签署后即生效，李峰公证委托的代理人卜某侠、熊某君代理其与聂新春先后签订了两份资金监管协议，已用履行行为认可了《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的合同效力，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通知或同意的问题。
中行南头支行述称，涉案房产已经办理抵押登记，无论李峰和聂新春之间的纠纷如何解决，应保护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
中原公司述称，该公司作为居间方为促成买卖双方的交易，已经充分履行了相关的居间义务，不存在任何的过错。
罗素珍未作陈述。
聂新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峰继续履行编号为XXXXXX号的《二手房买卖合同》；2、李峰将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一路世纪村1栋4座05C房产转移登记至聂新春名下；3、李峰结清至过户之日止的水电费、有线电视费、物业管理费、垃圾清运费、煤气费、电话费等；4、李峰将深圳市南山区一路世纪村1栋4座05C房产腾空后交付给聂新春；5、李峰向聂新春支付延迟履行违约金（以转让成交价57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从2015年6月8日起计至转移登记且完成交付之日，暂计至2015年7月7日为28，500元）；6、李峰配合聂新春办理申请减免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手续；7、李峰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世纪村1栋4座X××号房即涉案房屋于2008年7月29日登记至李峰名下，登记建筑面积128.82平方米，房地产证号为40××19。该房产于2009年5月18日登记抵押给中国银行。
（二）2015年4月2日，经中原公司居间，李峰与罗素珍签订编号为XXXXXX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李峰向罗素珍出售涉诉房产，房产转让成交价为570万元；罗素珍在本合同生效当日向李峰支付定金28万元，在本合同生效后7日内（含当日）再向李峰支付定金22万元，定金交由双方所约定的第三方监管，罗素珍将定金支付给监管方或打入李峰已签署的监管协议或类似文件指定的监管账号后，视为李峰已收讫定金；罗素珍以向银行按揭贷款的方式支付定金之外的楼款；罗素珍须于2015年6月30日前（含当日）将除定金、交楼押金之外的首期款支付至双方约定的银行监管账号或其他第三方的监管账号；罗素珍须于2015年6月30日前（含当日）向按揭银行提交按揭贷款申请的相关资料；在罗素珍取得银行贷款承诺函且李峰已取得房地产证原件（产权无抵押、无查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双方须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并办理递件过户手续，但最晚不得迟于2015年7月30日（含当日）；涉诉房产处于抵押状态，罗素珍同意李峰委托担保公司担保融资赎楼，李峰须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1日内（含当日）与担保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并向担保公司或其他第三人出具办理赎楼的公证委托书及办理赎楼的其他相关手续；买卖双方需支付的税费、因提前还贷的银行罚息及相关费用、赎楼公证费、赎楼担保费和短期利息均由罗素珍负担；李峰应当在收到除交楼押金之外的全部房款后1日内将涉诉房产交付罗素珍；双方同意在定金或首期款中预留2万元作为交楼押金，此款在李峰实际交付涉诉房产时进行结算；如罗素珍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李峰有权要求罗素珍以转让成交价为基数按日万之五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如罗素珍逾期履行超过5日，李峰可解除合同并选择要求罗素珍支付转让成交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承担违约责任或没收罗素珍已支付的定金；如李峰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罗素珍有权要求李峰以转让成交价为基数按日万之五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如李峰逾期履行超过5日，罗素珍可解除合同并选择要求李峰支付转让成交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承担违约责任或双倍返还罗素珍已支付的定金；备注：罗素珍同意并自愿在签署合同当天将定金28万元以转账方式支付给李峰账户且清楚涉诉房产有抵押无查封状下支付剩余定金22万元，涉诉房产以现状出售，李峰同意附送室内固定装修；及其他条款。
同日，李峰、罗素珍与中原公司签订《资金托管协议》，约定将交楼押金2万元托管于中原公司。李峰、罗素珍另签订《确认书（价格变更）》，约定双方同意在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时，售价写为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官网评估价，但实际履行时仍按《房地产买卖合同》上的实际成交价履行。
2015年4月2日、4月9日，李峰向罗素珍分别出具3份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定金26万元、交楼押金2万元、定金22万元，中原公司一审当庭确认其仍托管交楼押金2万元。
2015年4月3日，李峰出具公证委托书，委托深圳市融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卜某侠、熊林君等人办理涉诉房产有关签署《二手楼（赎楼）贷款信贷资金托管协议》、申请转按揭贷款、注销抵押登记、转卖涉诉房屋、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等事项。
（三）2015年4月2日，李峰与罗素珍分别作为卖方（甲方）、买方（乙方）签订《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新买方（丙方）空缺，约定：“三方协商一致同意按照第（）种方式继续履行合同（单选，仅能选择其中之一）：一、三方同意在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及产权转移登记时将买方姓名写为丙方名下，由丙方继续履行《二手房买卖合同》、《资金托管协议》和《佣金支付承诺书》及相关附件补充协议等项下由原买方（乙方）未履行的义务，原买方（乙方）对其（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三方同意在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及产权转移登记时将买方姓名写为乙丙双方名下，由乙丙双方共同继续履行《二手房买卖合同》、《资金托管协议》和《佣金支付承诺书》及相关附件补充协议等项下由原买方（乙方）未履行的义务，原买方（乙方）对其（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李峰与罗素珍在确认书上签名，未填写日期。其后，确认书中新买方（丙方）处被填写为聂新春，文中“三方协商一致同意按照第（）种方式继续履行合同”的括号处被填写为“一”，聂新春在“新买方确认处”签名，“见证人（分行经理）”处有中原公司员工乐某签名，各方落款日期填写为2015年4月3日。李峰称，根据乐某的解释与说明，签订该确认书系二手房交易的惯例，目的是为了便于买方因限购、限贷等原因无法办理房产过户而将房产登记于与买方有亲属关系的其他家庭成员名下。聂新春与中原公司确认，聂新春补签上述确认书时李峰并不在场。
（四）聂新春提交了银行交易凭证及收款收据，用以证明其已向罗素珍支付定金50万元，其中2015年5月14日、5月27日分两次向罗素珍转账17万元、30万元，罗素珍于2015年5月14日向聂新春开具收到购房定金50万元的收据。聂新春称另外的定金3万元以现金支付。
2015年5月27日、5月29日，卜某侠、熊林君分别代理李峰与聂新春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侨城支行签订两份《二手楼交易资金委托监管协议》，约定将首期款121万元、57万元交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侨城支行监管。聂新春提交了银行客户回单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侨城支行于2015年5月27日、5月29日出具的《交易资金委托监管业务收款收据》，以证明其已将首期款178万元存入监管账户。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出具《个人二手住房按揭贷款承诺书》，承诺就涉诉房产交易向聂新春发放342万元的贷款。
（五）李峰一审当庭表示：在与罗素珍签订买卖合同1周后听说罗素珍将涉诉房产转卖，但无法求证；在2015年6月11日得知买方主体已变更后向乐某核实，乐某予以否认，李峰遂前往担保公司，并看到了有聂新春签名的《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2015年6月12日，李峰向深圳市融安融资担保公司出具《声明函》，称罗素珍与中原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虚假交易，要求有关涉诉房产的授权委托书暂停执行。2015年6月16日至6月27日期间，李峰向中原公司、罗素珍发出多份函件，就《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的真实性，聂新春与罗素珍的关系进行询问。
2015年7月2日，聂新春委托律师向李峰发函催告其履行赎楼义务。
2015年7月7日，李峰向罗素珍发出《关于与罗素珍解除<二手房买卖合同>的函》，称其与罗素珍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涉诉房产只出售给罗素珍，罗素珍未依约履行合同，联合中原公司业务员采取欺诈行为，在李峰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高价转卖给聂新春，且应履行义务的时间已超过合同约定的五日，决定解除合同。
2015年7月7日，聂新春提起本案诉讼。2015年10月10日，李峰起诉罗素珍，并列中原公司、聂新春为第三人，请求解除与罗素珍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并由罗素珍支付违约金等。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7日作出（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1128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李峰的全部诉讼请求。
（六）2015年11月18日，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购房资格证明》，载明：经核查，2015年11月18日，聂新春家庭具备深圳市住房限购区域内的住房购买资格，可购一套。聂新春一审当庭表示愿意为涉诉房产赎楼并能够一次性支付购房款。
一审法院认为，李峰与罗素珍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在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同日签订了《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虽然当时新买方尚未确定，但是双方在新买方为空白的《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上签名，应视为双方同意罗素珍指定任何不特定的第三方作为新买方，单独或与罗素珍共同继续履行原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并享受合同权利，并由罗素珍就原买方未履行的义务，对李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合同权利的转让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不得转让的情形，故聂新春作为新买方在《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上签名确认后，《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即发生法律效力。李峰自认于2015年6月11日看到有聂新春签名的上述确认书，故其当时可知悉聂新春已成为新买方。李峰以罗素珍不具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的意图，为获得高额利益与聂新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转卖涉诉房产为由，于2015年7月7日向罗素珍提出解除《二手房买卖合同》，不符合合同约定亦无法律依据，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房屋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发生转移后，聂新春作为新买方、李峰作为卖方，均应依约诚信履行《二手房买卖合同》及有关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故聂新春系本案适格原告。
罗素珍已依约向李峰支付了定金，聂新春在概括承受合同权利义务后，办理了首期款资金监管，并取得了银行贷款承诺函，李峰停止履行赎楼义务，构成违约，聂新春诉请李峰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峰应以合同交易价格570万元为计算基数，以每日万分之五为计算标准，自停止赎楼之日即2015年6月12日起向聂新春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计至一审判决确定的李峰应履行完毕义务之日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等违约责任。该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违约方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聂新春具备购房资格且愿意为涉诉房产赎楼并同意一次性支付购房款，其请求继续履行合同，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合同未明确约定李峰有配合办理申请免税的义务，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结合二手房买卖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配合申请符合规定的税费减免属于李峰应当履行的附随义务，一审法院对聂新春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聂新春与李峰继续履行签订于2015年4月2日、编号为XXXXXX的《二手房买卖合同》；二、李峰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世纪村1栋4座X××号房产的赎楼手续，并注销抵押登记，李峰逾期未办理的，聂新春可在李峰逾期之日起六十日内代为进行赎楼以注销抵押登记，赎楼的相关费用除合同约定应由聂新春承担的以外可自聂新春应向李峰支付的购房余款中予以抵扣；三、聂新春于注销抵押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李峰一次性支付定金之外的购房余款520万元；四、李峰于聂新春付清购房余款520万元之日起三日内与聂新春共同办理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世纪村1栋4座X××号房产转移登记至聂新春名下的手续，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相关税费由聂新春负担，李峰负有配合聂新春办理申请减免符合规定的相关税费的义务；五、李峰于聂新春付清购房余款520万元之日起三日内按照《二手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向聂新春交付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世纪村1栋4座X××号房产；六、李峰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聂新春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违约金以合同交易价格570万元为计算基数，以每日万分之四为计算标准，自2015年6月12日起计，计至一审判决确定的李峰应履行完毕义务之日止）；七、驳回聂新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9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李峰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1、李峰不服一审法院另案作出的（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1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6）粤03民终3705号生效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了李峰的上诉请求。本院该判决书中针对李峰关于《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的目的是在罗素珍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时，可以将涉案房产登记在与罗素珍有特定关系人名下的诉讼主张，认定如下：“从《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的内容来看，其中对于新买方与原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罗素珍何时可以指定新买方并没有作出限定，即不能从《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本身的约定推定出李峰所主张的签订目的。李峰称中原公司在录音中已经确认其主张的上述目的，但其提供的录音资料中中原公司工作人员的陈述仅是一般性解释，与本案并不具有直接针对性，且其先后陈述的内容与李峰主张的合同目的也并不完全一致。而罗素珍、中原公司虽然存在在李峰询问时表示不存在新买方的情况，但该事实并不能直接推定《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签订目的是仅同意罗素珍将涉案房产在过户时登记在与其具有特定关系人的名下，并且何种关系属于李峰所主张的特定关系也并不明确。因此，李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对于新买方的身份作出了限定，李峰签署时，新买方为空白，应视为李峰同意罗素珍指定的第三人作为新买方，故罗素珍指定聂新春作为新买方未违反《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的约定。”
2、经公证的李峰向卜某侠、熊某君等人出具的《委托书》记载，受托人在2015年1月3日至2016年4月2日期间内有权“到银行或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办理上述房产的资金监管手续…签署…资金监管协议及相关文件资料”。
3、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在审判执行、办理公证工作中落实住房限购政策的意见》的要求，经本院释明，聂新春向本院提交了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于2016年9月22日出具的《购房资格证明》，其中记载至2016年9月21日，聂新春家庭具备在深圳市住房限购区域购买两套住房的资格。
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聂新春是否有权依据《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向李峰主张继续履行涉案买卖合同。本案中，虽然李峰主张其在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时仅同意在罗素珍无购房资格时将涉案买方变更为与罗素珍具有亲属关系的他人，但在聂新春以新买方身份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后，经李峰公证委托授权的代理人卜某侠则与聂新春签订了首期款资金监管协议，故即使李峰前述事实主张属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关于当事人以实际行为作出意思表示的规定，其代理人亦以签订资金监管协议的行为表明了同意由聂新春承继罗素珍在涉案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有关代理行为效力的规定，卜某侠前述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李峰承受，聂新春依法享有请求李峰继续履行涉案买卖合同的权利。
李峰上诉亦称其仅授权代理人与罗素珍办理房屋交易手续，代理人与聂新春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属无权代理。本院对此认为，李峰向卜某侠等人出具的经公证的委托书中已明确记载前述代理人有注销抵押登记、签订资金监管协议、转卖涉诉房屋等权限，其中并未注明代理权限仅限于特定交易相对方，且即使存在授权不明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亦不免除李峰对聂新春所应承担的合同责任。
至于李峰上诉所称罗素珍与中原公司为“赚取房屋差价和高额佣金”而合谋欺骗李峰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的问题，本院认为，李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理应知晓在合同自愿原则下签署合同文件的法律后果，其虽主张罗素珍与中原公司存在串通和欺诈，但并未就此举证予以证明，仅依其提供的谈话录音亦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关于认定恶意串通、欺诈所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且与本院（2016）粤03民终3705号生效判决书对涉案《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效力的认定不符，故本院对其该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本案中，聂新春在签署《买方主体变更确认书》后，已按约履行完毕其作为买受人的主要合同义务，其主张李峰继续履行出卖人合同义务及支付合同约定的迟延履行违约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李峰虽上诉主张合同约定的迟延履行违约金过高，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8条的规定，违约方应对违约金过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李峰并未举证证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同时鉴于聂新春对于涉案合同未能按约履行不存在过错，故依现有证据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可据以调低违约金的法定事由，本院对李峰关于调整违约金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900元，由李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毅
审 判 员 张 睿
代理审判员 王 丹 妮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林晓翔（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