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1民终11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唐蒙，女，197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范军红，女，197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容，湖南恒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蒙因与被上诉人范军红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3民初2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蒙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湘0103民初2699号。二、请求依法改判支持唐蒙在一审中提出的反诉请求:1、判令唐蒙与范军红所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2、判令范军红立即返还唐蒙支付的承包费15200元；3、范军红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唐蒙与范军红一直合伙经营一家名为“客官请进”的饭店，双方虽未签订合伙协议，但在合伙事务、出资比例、风险承担都有明确的约定，在2014年2月双方就合伙经营等相关事务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书》，该份合同书中应视为双方对于合伙事务的重新约定，其实属于合伙协议。该份协议中约定无论合伙经营盈利或亏损，范军红均每月获得8000元的“承包费”，而且无论饭店出现任何问题及风险均与范军红无关。此种约定有悖于我国相关法律对于合伙经营的规定，那么该份协议违背了我国法律的规定应视为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则范军红应当返还之前唐蒙所支付的费用。因此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范军红答辩称：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3民初26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提出撤销该民事判决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而被答辩人提出的《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2014年5月双方在该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为了便于管理一致，现经两人友好协商，范军红将40%的股份承包给唐蒙，双方同意签订协议，共同信守执行。”该承包经营合同符合合同法契约自由的基本原则。且是由发包方(答辩人)与承包方(被答辩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由缔结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的契约行为。2、答辩人以自己出资款的40%股份承包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以8000元/月向答辩人支付承包费。被答辩人在承包经营期间需承担餐厅所有各项费用及风险。双方约定是符合承包人以向发包人支付约定的承包费为对价，取得一定时期的经营控制权，并由承包人享有企业经营收益，承担经营风险的一种经营方式。从私法的“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出发，强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双方可以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经营模式，当事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并不损害他人或者社会利益，故其效力自应得到法律的承认。且此约定既没有违反《合同法》52条规定，也符合《公司法》意思自治的精神。三、被答辩人诉称其在承包经营期间系双方合伙经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2013年12月25日，被答辩人、答辩人与朱芳芳(出租人)签订《门面租赁合同》和《店铺转让合同》，2014年5月11日双方与朱芳芳签订《补充合同》。在2013年12月25日至2014年5月25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系合伙关系，但2014年5月26日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同时双方对店内的大件物品进行清点及交接。此承包经营合同改变了双方合伙关系，载明了双方最终权利义务。2014年7月2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合同》十二条和十三条，进一步明确了双方权利义务。2014年7月2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第十二条、十三条。约定“在承包经营合同期内，承包方应按时缴纳承包金，如果不按时缴纳承包金，导致双方发生的纠纷，非承包方不负任何责任，合同期间，非承包方(范军红)不许与店内员工接触，或者联系，如在路上偶遇不算违纪条例。”该约定已经禁止答辩人参与经营管理，甚至不许店内员工接触及联系，又哪来被答辩人之说的合伙经营。2014年7月24日被答辩人对店铺重新进行了工商登记。若是普通合伙，那合伙人也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而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无共同经营之目的与行为;若是有限合伙第68条也规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但同时规定了有限合伙人可以从事的一些行为，其中重要的有“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入伙、退伙、监督权、查账权、诉讼权。”但是答辩人既不能与店内的员工接触和联系，更不要说有以上的监督权和查账的权利。甚至在工商登记上都没有体现答辩人的名字。所以被答辩人诉称的其在承包经营期间双方系合伙经营无事实和法律2、要求答辩人返还被答辩人支付的承包费无事实和法律根据因为承包经营合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双方系2014年5月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被答辩人在2014年5月至2016年1月经营的这段期间，其盈利也没有与答辩人分享。后来被答辩人自称的经营亏损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要求答辩人来承担。如果依照被答辩人的想法及行为，凡是承包人在承包期间能够赚取高额承包收益时，发包人就主张承包经营合同无效。而承包人在经营亏损时就自食其言的向法院提起承包经营合同无效之诉。这难道不是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吗？在目前市场经济社会中，公司承包经营模式大量存在，凡是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公司本质的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均属有效。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范军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唐蒙向范军红支付拖欠的承包费120000元；2、判令唐蒙因逾期付款向范军红支付违约金60000元；3、判令唐蒙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唐蒙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判令唐蒙与范军红所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2、判令范军红立即返还唐蒙支付的承包费152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范军红与唐蒙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因范军红、唐蒙共同以800000元的价格受让了朱芳芳经营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客官请进”店面，其中，唐蒙出资60%，范军红出资40%，受让期限为10年，为了便于经营管理，现双方协商一致，由范军红将其40%的股份承包给唐蒙，承包期限为3年，自2014年5月26日至2017年5月25日，承包期限内，任何一方不得提出转让、改行或退出，否则赔偿对方投资款的两倍，承包费为8000元/月，付款方式为：2014年5月26日至2014年12月25日，每月提前3天支付下个月的承包费，自2014年12月26日至2017年5月25日，按季度支付承包费，每次需提前3天支付下季度的承包费；承包方必须按时按期足额支付承包费，延期支付的，经非承包方催告后仍不履行，按合同中每月承包费的50%赔偿；承包期内，承包方必须承担所有员工工资、水电费、门面租金、餐厅所有费用等；承包期满后，如承包方继续承包需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承包方随门面租金涨幅走，承包费递增5%，非承包方无权不继续承包给承包方，如承包方不愿继续承包，也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如双方均不愿承包，转让或承包，无论是哪个承包或转让都应按比例60%、40%计价承包、转让、分配。2014年7月2日，范军红、唐蒙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承包期内，非承包方不得与店内员工接触或联系，如在路上偶遇，不算违反合同；合同期内，非承包方或其指使的他人作出损坏店内利益的事情，在店内发生口角或在店内大声喧哗等事情的，承包方有权不支付承包费。合同签订后，唐蒙自2014年5月至2015年12月均向范军红支付了该期间的承包费8000元/月。自2016年1月起，唐蒙未再向范军红支付承包费，双方由此产生纠纷。唐蒙经营“客官请进”店面至2016年12月31日，后停止营业。2017年4月24日，范军红诉至该院。
另查明，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17）湘0111民初2004号朱小林与唐蒙、范军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湘0111民初2004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审理查明：朱小林系红旗区2片商店109号房屋所有权人。2013年12月25日，朱小林与唐蒙签订《门面租赁合同》，约定唐蒙租赁该房屋作为餐饮经营，租赁期限从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23年12月25日止。范军红后在该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处补充签名，且其确认系与唐蒙合伙经营及共同租赁该房屋。2014年5月11日，范军红、唐蒙与朱小林的女儿朱芳芳签订《补充合同》，约定“门面租金由原来的4%改为5%”。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范军红、唐蒙均按约向朱小林支付租金至2016年11月30日，后因经营困难未支付租金，且未支付2016年1月1日起的递增租金部分。双方因拖欠租金产生纠纷，因催讨租金未果，朱小林于2017年3月20日自行收回涉案房屋并另行出租他人。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认为，范军红、唐蒙拖欠租金构成违约，故判决确认朱小林与范军红、唐蒙签订的《门面租赁合同》已于2017年3月20日解除，并由范军红、唐蒙向朱小林支付截至2017年3月20日欠付的租金及逾期付款利息。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还查明，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17）湘0111民初3042号唐蒙诉朱芳芳、朱小林及第三人范军红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湘0111民初3042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经审理查明：朱芳芳曾系长沙雨花“客官请进”面粉馆的个体经营业主，该面粉馆的经营场所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片商业网点2号门面，朱小林系朱芳芳的母亲，也系该门面的房屋所有权人。2013年12月25日，朱芳芳与唐蒙签订《店铺转让合同》，朱芳芳、朱小林均在合同尾部的甲方处（即转让方）签名，唐蒙、范军红均在合同尾部的乙方处（即受让方）签名。该合同约定甲方将“客官请进”店铺以800000元转让给乙方，转让合同期限为10年，转让物品包括设备、餐具及材料，起始日期自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23年12月25日止。当天，唐蒙、范军红还与朱小林签订了《门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2013年12月26日起至2023年12月25日止。合同签订后，唐蒙出资480000元、范军红出资320000元共计800000元向朱芳芳支付了店铺转让费。2014年7月24日，唐蒙对店铺重新进行了工商登记，但仍一直使用“客官请进”的招牌进行经营。后因经营困难，唐蒙自2016年1月1日起拖欠租金，朱小林催讨租金未果，于2017年3月20日将店铺房屋及店内物品设施一并收回。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认为，朱芳芳、朱小林实际均系《店铺转让合同》实际参与人及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朱小林解除《门面租赁合同》，导致《店铺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也无法实现，故判决确认唐蒙、范军红与朱芳芳、朱小林签订的《店铺转让合同》于2017年3月20日解除，并由朱芳芳、朱小林向唐蒙退还店铺转让费312000元。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范军红出资320000元、唐蒙出资480000元共计800000元受让朱芳芳经营的“客官请进”面粉店，并共同进行经营，范军红、唐蒙构成合伙关系。在经营期间，合伙人为了便于对“客官请进”面粉店进行管理，双方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由唐蒙个人进行经营、管理，由唐蒙固定向范军红支付承包费8000元/月，该《承包经营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相对方应当按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后范军红依约未实际参与“客官请进”店铺的经营，也未对该店铺经营期间的财务进行管理并按其出资比例享受经营期间的利润分配，唐蒙也依约于2014年5月至2015年12月向范军红支付了8000元/月的承包费，故《承包经营合同书》也得到实际履行。但是，唐蒙自2016年1月1日起以经营困难为由拒不支付承包金，也不缴纳店面的租金，唐蒙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因唐蒙、范军红一致确认“客官请进”面粉店自2017年1月1日起已经停止经营，故自2017年1月1日起该店面并未产生经营收入和利润，双方的合同目的也无法实现，故唐蒙应当向范军红支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承包费，即96000元（8000元/月*12个月），对于范军红主张的过高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同时，因唐蒙逾期支付承包费，构成违约，应当赔偿范军红因此产生的损失，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承包方逾期支付承包费的，应按每月承包费的50%进行赔偿，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故范军红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明显过高，应当予以调整，该院确定由唐蒙以其按每月承包费的5%承担违约金，即4800元，对于范军红主张的过高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对于反诉中唐蒙主张《承包经营合同书》无效，并要求范军红退还152000元承包费的反诉请求，该院均不予支持。
对于唐蒙本诉中辩称，《承包经营合同书》的合同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该院认为，合伙人有权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自主签订协议，并自行决定合伙期间的经营管理方式，且协议内容对合伙人内部之间均产生约束力，但合伙人之间的约定对债权人并不产生约束力，如因合伙期间产生的债务，应由全体合伙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唐蒙、范军红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系双方对于合伙期间的经营方式、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进行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也与唐蒙、范军红共同承担涉案店铺的租金支付义务并不矛盾，故该院对于其该项辩称，不予采信。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5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唐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范军红支付承包费96000元；二、限唐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范军红支付逾期利息4800元；三、驳回范军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唐蒙的反诉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3900元，反诉受理费1670元，共计5570元，由范军红负担1570元，由唐蒙负担4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没有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强制性规定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合同法司法解释规定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经查，唐蒙与范军红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唐蒙上诉认为合同违反了合伙经营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没有提供具体的法律条文以供人民法院审查，故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唐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570元，由上诉人唐蒙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应江
审判员 符建华
审判员 刘朝晖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詹 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