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1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证券交易中心。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火车站江城大酒店*楼。
法定代表人：梁全坤，该中心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谢富炎，男，196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代理人：陈真，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号安联大厦**层A01、B01(b)单元。
法定代表人：洪家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石智民，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炳全，男，1954年7月7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大楼*楼*座。
法定代表人：杨永谦，该公司总经理。
诉讼代表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撤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志诚大道***号融汇大厦*楼***房。
负责人：简小方，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邢志强，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证券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武交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证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区国投）证券兑付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2012）穗萝法民二初字第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4年8月，武交中心下属机构武汉有价证券证券托管中心（甲方，以下简称证券托管中心）与开发区国投（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作为托管总库的分库，负责武交中心会员单位的铺底证券、买卖证券的托管工作。协议约定甲方有权随时调运分库存放的各种证券；乙方严格执行总库的出入库指令，具体办理实物券出入库手续；没有总库指令，分库不得直接对会员办理铺底证券的提取业务。协议还约定如任何一方违反协议，则应向对方支付涉及违约金额5%的违约金。
1996年3月13日，武交中心开出NO:0004991号《债券出库通知单》，指令广州分库办理品种为94（二）券，出库总额为300万元，提券单位为西安证券公司“373#”债券的出库手续。在该出库通知单下方，武交中心工作人员阳前林手写备注：“此券原安排471#海南金海城信社提，现改为373#前来提券，请予支持”。出库通知单上面分库承担单位公章一栏加盖“武汉有价证券证券托管中心托管部”的印鉴。华鑫证券称其持有上述债券出库单向开发区国投提券，被拒绝，始终未能提券。
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陕西高院）于1996年9月24日作出的（1996）陕经初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所查明的事实，西安证券公司和海南琼山府城金海城市信用社(以下简称金海信用社)先后签订5份证券交易回购合同，约定金海信用社出售国债券给西安证券公司，到期支付回购款，其中1995年3月22日出售200万元国债券，回购日1995年9月23日，回购价款为222.68万元；1995年3月23日出售1000万元国债券，回购日1996年3月18日，回购价款为1258万元；1995年5月30日出售300万元国债券，一年后偿付回购款378万元；1995年6月29日出售1700万元国债券，回购日1995年9月29日，回购价款为1800.94万元；1995年7月20日出售1000万元国债券，一年后偿付回购款1251.65万元。合同到期后，金海信用社仅支付回购款337.6万元。西安证券公司遂向陕西高院提起诉讼，请求金海信用社偿付国债回购款4200万元、利息及逾期利息共计1148.24万元。案件经陕西高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双方确认金海信用社欠西安证券公司国债回购款本金4200万元，合同利息391.545万元，逾期利息756.6906万元；金海信用社愿意在1997年1月25日前偿还1000万元，1997年2月25日前偿还1015万元，1997年3月25日前偿还剩余约3448.68万元；金海信用社从1996年10月开始实行资产抵押，并办理有关手续，保证清偿欠款。
2003年9月3日，武交中心向华鑫证券回函，函称关于华鑫证券向武交中心咨询NO:0004991号《债券出库通知单》有关出库事宜，经查账，该出库单在1996年3月13日进行出库的账务处理，注明由广州分库出库，即视同开发区国投已经给付。
2003年11月12日，华鑫证券向开发区国投发函。2004年1月8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撤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向华鑫证券回函，函称在清算组接管的资料中暂未发现函中提及的300万元94（二）国债铺底券。
2005年12月15日，工行托管金海城市信用社工作组向华鑫证券出具《情况说明》，同意以金海信用社存放在武交易中心的300万元94（二）铺底券抵销其欠华鑫证券的债券回购款债务300万元本金及78万元利息，并同意由华鑫证券向武交易中心主张该笔国债本息权利。
根据陕西高院于2011年12月8日作出的（1997）陕经执字第11-2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的内容反映，在陕西高院执行上述（1996）陕经初字第22号案件的执行程序中，华鑫证券在2004年9月15日持NO:0004991号《债券出库通知单》，向陕西高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提取金海信用社存放在武交中心的300万元94（二）国债铺底券本金及利息。陕西高院于2007年9月6日作出（1997）陕经执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提取金海信用社存放在武交中心的300万元94（二）国债铺底券本金及利息。同日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武交中心协助履行提取义务。武交中心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函复陕西高院称，金海信用社在其单位没有收入尚未支取。陕西高院在该《民事裁定书》中查明部分载明在案件诉讼前，武交中心在清理会员单位债券债务时，时为华鑫证券前身的西安证券公司以金海信用社欠其债务数额较大为由，要求武交中心将金海信用存放在中心的300万元94（二）国债铺底券交由其提取，用以冲抵金海信用社所欠债务。武交中心认为西安证券公司的要求符合当时因国债回购而清理债权债务的相关规定，即向西安证券公司开出NO:0004991号《债券出库通知单》，要求西安证券公司到武交中心设在广州的分库开发区国投提取。西安证券公司在提取时，开发区国投以其与武交中心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为由拒绝兑付。后在陕西高院的（1996）陕经初字第2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未提及有关NO:0004991号《债券出库通知单》的事实，金海信用社对武交中心开出《债券出库通知单》的情况并不知情。在案件审结后，金海信用社得知上述情况后，即致函西安证券公司，同意以该300万元铺底券的本息抵偿部分债务。陕西高院认为，武交中心向西安证券公司NO:0004991号《债券出库通知单》的事实发生在诉讼之前，而在（1996）陕经初字第22号案件中未包含该300万元铺底券的债券债务，出库通知单未能兑付的责任是由武交中心还是开发区国投承担，执行程序无法确认，应由当事人通过诉讼另行确认，（1997）陕经执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不妥，故裁定撤销。
另查明，根据武交中心制定的《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章程》规定，武交中心是办理有价证券集中交易的场所，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会员制的事业法人；中心设置40个甲类席位会员，甲类会员有权参加中心的场内交易，并享受中心提供的服务，遵守中心的章程，交易规则及其它有关规定。西安证券公司，开发区国投及金海信用社均申请加入成为武交中心的会员。
根据证券托管中心于1994年8月制定的《武汉有价证券证券托管中心证券出入库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证券出入库暂行规定》）规定，为杜绝国债交易中的卖空行为，方便实物券的买卖和清算交割，武交中心设立证券托管中心专司上市债券的托管工作。证券托管中心在武汉设立托管总库，在全国设立30个分库。分库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节省会员单位的债券押运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各地会员可就近选择托管地点，也可将债券直接存入总库。每个会员单位应交纳300万元的铺底券，交券单位凭入库通知单到证券托管中心换取铺底券托管凭证，铺底券必须是国债实物券。如会员单位要求提取实物券，由该单位到武交中心债券托管部填写提券申请单，由证券管理部核查该单位债券账户余额，并从其账户中扣减余额，经证券管理部和电脑部经理签字后，持提券申请单和下账凭证到证券托管中心办理提券手续，凭证券托管中心开具的出库单到指定的地点（总库或分库）办理实物券出库手续，或在总库换取托管凭证。……分库严格执行证券托管中心的出入库指令，具体办理实物券的出入库手续，没有证券托管中心的指令，分库不得直接办理任何债券的提券手续。如果分库违反职责，证券托管中心将视情节暂停或取消该分库的业务。证券托管中心于1995年7月制定的《武汉有价证券证券托管中心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亦作出相似的规定。
武交中心称涉案金海信用社的300万铺底券是1994年10月11日在证券托管中心入库，是通过场内交易将在途证券转为铺底券，并提交面值100万元的国库券托管单三张及记账凭证予以证实。
根据武交中心提交的广州分库94（二）券出入库流水清单显示，广州分库在1994年7月1日至1997年7月4日之间共发生28笔债券出入库记录，其中第25笔为涉案出库单所列300万94（二）国债。武交中心提交的对应国库券入库通知单及出库单与上述流水清单记载内容基本一致。根据武交中心提交的开发区国投《库存回执》记载，截止1997年10月8日，开发区国投库存94（二）国债券面值4万元。
另查明：1999年11月6日，西安证券公司向西安市人民政府提交《关于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请示》拟于无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新设合并方式联合组建华鑫证券。2000年1月7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西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的函》同意西安证券公司与无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组设立华鑫证券即被上诉人。2000年12月18日，华鑫证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届股东会并作出会议决议，同意继承原西安证券公司全部债权债务。2001年2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业的批复》，同意华鑫证券开业，并批准原西安证券公司证券营业部相应更名为“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XXX证券营业部”。
华鑫证券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武交中心支付华鑫证券300万元94（二）国债铺底券本金及相应利息合计763.56万元(其中本金300万元，期内利息78万元，逾期利息从1996年4月1日起满5年的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付，不满5年的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付至2011年12月31日共计385.56万元)；2、判令开发区国投对武交中心付款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武交中心、开发区国投共同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证券兑付纠纷。本案主要有以下几个争议焦点：华鑫证券对涉案300万元94（二）债券是否享有权益；华鑫证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华鑫证券起诉是否重复诉讼；证券托管中心广州分库未向华鑫证券履行兑付300万元94（二）债券义务的法律责任由谁承担。
针对华鑫证券主体资格、诉讼时效及重复诉讼的争议焦点，法院认为，原西安证券公司经主管部门西安市人民政府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合并无锡证券公司的基础上新设成立并继承原西安证券公司的债权债务，故对武交中心设立的证券托管中心开具给原西安证券公司的债券出库通知单享有权益。并且，金海信用社的托管单位工行托管金海城市信用社工作组事后同意以金海信用社300万元94（二）铺底券抵销其欠华鑫证券的债券回购款债务。华鑫证券依法享有涉案300万元94（二）债券的权益，起诉主体适格。武交中心抗辩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是国债兑付引起的纠纷，不适用法律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规定。武交中心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华鑫证券起诉是否重复诉讼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陕西高院（1996）陕经初字第22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内容，金海信用社与华鑫证券之间共签订有国债回购合同五份，涉及国债回购款本金4200万元。本案300万元94（二）国债是金海信用社向武交中心缴纳的铺底券，与上述国债回购合同中的债券并非重合，且诉讼中未涉及该300万国债。虽然陕西高院在（1996）陕经初字第22号案件的执行程序中将该300万元94（二）国债铺底券本金利息作为到期债权，裁定由华鑫证券提取，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武交中心协助履行该提取义务。但陕西高院在2011年作出裁定书中认为300万元94（二）国债兑付义务人不明确，故撤销上述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华鑫证券的国债兑付权益并未实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华鑫证券已就涉案300万元94（二）国债的权益向其他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华鑫证券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审判原则。武交中心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证券托管中心广州分库未向华鑫证券履行兑付300万元国债本金及利息义务的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法院认为要确定该民事责任则首先应当确定华鑫证券与证券托管中心设立单位武交中心及证券托管中心广州分库的承办单位开发区国投之间的法律关系。武交中心作为办理有价证券集中交易的场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会员制事业法人，其依法成立的证券托管中心专司上市债券的托管工作。根据证券托管中心与开发区国投签订的《协议书》，证券托管中心委托开发区国投作为托管总库（中心）的分库，负责武交中心会员单位的铺底证券、买卖证券的托管工作。该协议约定总库有权随时调运分库存放的各种证券；分库必须严格执行总库的出入库指令，没有总库的指令，不得直接对会员办理铺底证券的提取业务等内容。从该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的内容看，是证券托管中心将其部分证券交易的托管职能委托开发区国投设立的证券托管中心广州分库办理。该约定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形成委托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证券托管中心向华鑫证券开具债券出库通知单，要求华鑫证券持出库通知单到其委托单位广州分库提取，而广州分库未按证券托管中心的指示履行协议约定的债券出库义务，其违约责任依法应由其委托人证券托管中心承担。因证券托管中心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权利义务由设立其的法人即武交中心承担。虽然华鑫证券与开发区国投均为武交中心的会员单位，同受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章程的约束，但是但该章程只是规定了武交中心的职能，会员单位的权利义务及组织形式等的共同准则，具有合同属性，对全体会员具有约束力，但该章程并未约定作为分库的会员单位违反章程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而证券托管中心与其他机构签订的托管协议书，仅约束托管中心与各分库之间的权利义务，对协议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会员单位并不产生约束力。因此对于分库违反总库指令的违约行为应由武交中心行使权利，其他会员单位直接向分库承办单位主张承担未履行兑付证券义务的民事责任缺乏依据。虽然《证券出入库暂行规定》及《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亦作出分库严格执行总库指令的规定，但上述《规定》仅为证券托管中心单方制定的内部管理规定，并不产生合同法上的合同效力，并且上述《规定》仅规定总库对分库违反管理规定将视情节处以罚款、暂停或取消分库业务的责任，并未规定分库应向债券权利人承担法律责任。其次，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回复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债券入库通知单能否质押的复函》中指出，证券托管中心制作的“债券入库通知单”是证券托管中心和其分库之间的内部记账凭证，并非权利凭证。证券托管中心制作的《债券出库通知单》与《债券入库通知单》具有相同属性。因此尽管证券托管中心向华鑫证券开具了债券出库通知单，也不意味着其已履行了兑付义务；证券托管中心向广州分库开出债券出库通知单，也并不意味着债券的兑付义务已转移给广州分库，债券持有人可直接向广州分库的承办单位开发区国投主张未履行兑付义务的法律责任。再次，根据武交中心提供的证据显示，涉案金海信用社的300万元94（二）国债铺底券是金海信用社在1994年10年11日通过武交中心场内交易将在途证券转为铺底券，并在证券托管中心入库。由此可见，涉案300万元94（二）国债铺底券并未在广州分库入库，华鑫证券与开发区国投不存在直接的债券兑付责任。综上，华鑫证券主张武交中心支付300万元94（二）国债铺底券本金300万元及期内利息78万元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华鑫证券主张武交中心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计付逾期利息不违反《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工作请示的通知》（国发〔1996〕20号）的文件精神，法院亦予以支持，但逾期利息起算时间应调整为1996年4月2日。华鑫证券主张开发区国投对武交中心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94（二）国库券兑付本金300万元及国库券期内利息78万元，国库券到期后的逾期利息自1996年4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付至清偿日止）；二、驳回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249元，由武汉证券交易中心负担。
判后，上诉人武交中心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的争议为国债结算(包括国债实物券交割)争议，武交中心与开发区国投不是委托代理关系。武交中心依据自治性规则体系依法享有证券交易的管理职能。本案中，武交中心作为获批从事国债交易的合法证券交易场所及国债交易的管理者，有权对国债交易、国债实物券存管和结算制定各类规范性的管理规则，这些自治性规则对所有在武交中心从事国债交易的会员单位均具有约束力。获准进场交易的会员单位均书面承诺遵守武交中心的各项管理规则。武交中心(包括证券托管中心)制定的有关自治性管理规则包括1992年4月《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章程》、1994年8月《证券出入库暂行规定》和1995年7月《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因此，原审法院认为上述《规定》仅为武交中心单方面制定的内部管理规定，不产生合同法上的合同效力，显然错误。原审法院仅以武交中心与开发区国投签订的《协议书》认定两者的关系，不仅错误理解了该协议书的性质，而且偏离了以上基础性的自治性交易规则。事实上，武交中心提交其他法院对与本案同类案件作出的已生效的13份判决不仅表明开发区国投多次拒不遵守有关国债结算的自治性规则，而且这些判决均确定由会员单位独立承担责任，武交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连带赔偿责任)，这也有力证明了华鑫证券主张的武交中心与开发区国投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不能成立。二、武交中心对国债结算实行严格的集中统一管理。《债券出库通知单》在武交中心管理的证券交易系统内是有效的权利凭证。原审法院引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银办函[1997]368号文，针对的是南昌分库开出的空头“入库通知单”拿到上交所去用于国债期货交割时质押，是把武交中心系统内“入库通知单”拿到外部使用。而证券托管中心开出的《债券出库通知单》是依职权行为，是武交中心管理的证券交易系统内使用。事实上，即使在武交中心管理的证券交易系统内，“入库通知单”也不是权利凭证，而证券托管中心开出的《债券出库通知单》是权利凭证。根据《证券出入库暂行规定》第四条和第五条第l款、第2款、第3款以及《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第5款、第6款的规定，武交中心对国债结算实行严格的集中统一管理。《债券出库通知单》在武交中心管理的证券交易体系内是有效的权利凭证。武交中心依照规则向华鑫证券开具了《债券出库通知单》，及时核减了开发区国投的国债实物券库存账务余额，同时，开发区国投书面对帐确认；华鑫证券已经接收《债券出库通知单》并据此向开发区国投主张国债实物券。依照武交中心制定的自治性规则，武交中心已经完全履行了该项国债实物券的结算管理职能；开发区国投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会员单位，在明知应及时执行国债实物券出库指令，拒不实际执行《债券出库通知单》出库义务，应独立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三、原审法院以300万元国债为在途证券转为铺底券没有在广州分库入库为由，认定开发区国投不存在直接的债券兑付责任是错误的。基于证券交易效率和安全的原则，武交中心制定了有关证券出入库的自治性规则，在其管理的证券交易体系内，对于一般等价物国债的证券结算，实行严格的集中交割管理，并非实行同一证券必须在同一库存地出入库制度，相反，如果规定在哪里入库就必须在哪里出库，那么武交中心及其会员单位证券结算的集中交割管理将不成立和不可行。本案中，作为会员单位的华鑫证券于1996年3月12日向武交中心提出申请，要求提取金海信用社94(二)国债300万铺底券，武交中心经审核，认为符合国债回购债务清欠的债务冲抵原则，依照管理规定为其开出了《债券出库通知单》，指定从开发区国投出库。该职权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也是恰当的。因为当时开发区国投作为广州分库承办单位库存有94(二)国债实物券832万。由此可见，原审法院认为，涉案的300万元94(二)国库券铺底券并未在广州分库入库，华鑫证券与开发区国投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债券兑付责任，实属错误。四、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武交中心作为获批从事国债交易的合法证券交易场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会员制的事业法人。武交中心承担的是在其交易场所交易国债的管理职能，并不能参加国债的实体交易，不可能承担实体上交易责任。武交中心的法律责任只可能因管理失职而产生，在本案中，武交中心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的管理职能。综上，武交中心特提起上诉，请求：驳回华鑫证券对武交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华鑫证券辩称：一、武交中心与开发区国投在承办武交中心广州分库业务上是委托代理关系。开发区国投虽为武交中心的会员单位，但是在承办武交中心广州分库业务上，不是以会员身份确定的，也不是武交中心章程和交易规则确定的，而是由武交中心自行选定并与开发区国投签订委托《协议书》确定的。武交中心与开发区国投就设立武交中心广州分库签订的协议书内容明确约定了双方之间委托代理关系，并就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约定，确定了委托代理性质，因此开发区国投在承办武交中心广州分库业务上与武交中心建立的是委托代理关系。武交中心章程是管理和约束会员单位在场内进行国债回购交易的规范性文件，会员单位在以会员身份办理场内国债交易过程中，必须遵守。会员单位在办理非会员交易事务中该章程不对会员单位产生任何效力。而《武汉有价证券托管中心证券出入库暂行规定》和《武汉有价证券托管中心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是武交中心制定的内部业务管理制度，除规定了会员单位应当遵守的条款外，还特别规定了分库管理和分库职责，而分库管理和分库职责不是会员交易活动，因此有关分库的管理和职责规定不对会员单位产生约束力。武交中心原审提交其他法院的判决，不能证明本案事实，不符合证据规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和认定。且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告的指导性判例。更何况上述判决书在事实认定上混淆了会员、总库和分库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武交中心给华鑫证券出具的《债券出库通知单》是武交中心总库给广州分库的出库指令，华鑫证券持《债权出库通知单》提取未果的情况下，武交中心以华鑫证券接收《债券出库通知单》为由认定债券已出库，义务已经履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见总库出库通知单支付债券的义务是广州分库的义务，而不是会员义务。开发区国投作为会员单位应履行的义务和作为武交中心广州分库应履行的义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义务，这与开发区国投的独立法人身份没有任何关系。武交中心为逃避责任，故意混淆开发区国投的会员责任和广州分库责任。武交中心向广州分库发出出库指令，广州分库不予执行，说明该券并未出库，不能证明武交中心已履行了给付义务。三、武交中心广州分库是由武交中心自行设立并负责监督管理的内设业务部门，开发区国投仅是依据其与武交中心签订的《协议书》受托承办广州分库业务，双方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广州分库拒绝执行武交中心总库指令的责任应由武交中心承担。武交中心广州分库是武交中心设立并负责监督管理，有关分库的管理制度和分库职责也是由武交中心制定的，分库的存库券也是由武交中心调配，广州分库拒绝执行总库指令的责任应由武交中心依据其与开发区国投签订的委托协议追究。金海信用社作为会员单位向武交中心交存了300万元94(二)国债铺底券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无论武交中心将该券存放在总库还是任何分库，都不能改变武交中心最终兑付的责任和义务。武交中心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会员制事业法人，但各会员单位交存的铺底券、交易券均在武交中心掌控之中。国务院停止武交中心国债回购交易后，清理返还会员单位交存的铺底券是武交中心的职责所在、义务所在。华鑫证券持《债券出库通知单》到广州分库未能提出的责任，应由武交中心来承担。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依法维持。
被上诉人开发区国投辩称，同意原审判决。因为开发区国投与武交中心是委托代理关系，委托行为的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出库通知书》违反其自订的规则，铺底券不能给通知就去交券，必须等值的债券才可以去兑付。而且海南信用社的300万铺底券也并不存在分库，而是直接在总部入库的，开发区国投拒绝交付涉案的国债券是符合武交中心自订的规则，因为武交中心发出出库通知就是违反自订的规则。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武交中心在二审期间提交一份新证据《关于武汉证交中心广州分库库存券的解决办法》。拟证明1、涉案债券出库存通知单对应的94（二）300万国库券在开发区国投处出库和下账处理，库存券已经减去涉案债券。证明开发区国投同意履行出库通知单的义务，也就是承认出库通知单的法律效力。2、证明开发区国投在本案答辩过程中否认300万债券应由其给付，与事实相悖。3、证明开发区国投承认、认可、遵照执行《证券出入库暂行规定》和《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债券出入库应受两个规定的制约。4、证明异地入库、异地提券的事实。5、证据中郑州黄河证券、湖北农行黄冈办等开发区国投答应用房地产冲抵未提取国库券金额，但实际并未执行，后被起诉至法院均判决由开发区国投承担全部责任。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开发区国投质证称这些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于其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涉案国库券属于总库的库存券，并不是分库的库存券。华鑫证券质证称，同意开发区国投的质证意见。对方想证明开发区国投已经向我方支付款项，并且武交中心和开发区国投均已做账，但300万提券单在我方手中，证明没有向我方兑付款项。
《关于武汉证交中心广州分库库存券的解决办法》由开发区国投于2000年5月8日发给证券托管中心。内容为：“武汉有价证券托管中心：我公司作为贵中心广州托管分库，截止1997年底尚有库存余额（按兑付价折合为人民币1665.9217万元）未上交贵中心,现经与贵中心协商,我公司拟提出如下解决办法:1、经与贵中心核对，有以下4个单位在中心有存券（按兑付价折合为人民币764.365万元）,而该4个单位还欠我公司的证券回购业务资金,我公司现向贵中心提出冲减该部分余额,在冲减完毕后,我公司协助办理相关销帐手续,…；2、剩余库存额（按兑付价折合为人民币675.0457万元=1665.9217万元－764.365万元－226.511万元）中依中心安排有郑州黄河证券92（5）300万元面额（按兑付价折合为人民币497.22万元）、湖北农行黄冈办92（5）52万元面额和93（3）31万元面额（按兑付价折合为人民币合计139.5017万元）及其他单位38.324万元（按兑付价计），因我公司目前正进行清理整顿和资产重组，无力用现金方式偿还，拟考虑用房地产等物业与对应单位协商冲减完毕。希望贵中心考虑我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同意以上解决办法。”这份证据中提及的郑州黄河证券因开发区国投未按办法中所承诺的用房地产冲减债务而提起了诉讼，案号为【（2000）武经初字第70号、（2001）鄂经终字第8号】。据生效判决查明，黄河证券300万元的铺底券是在证券托管中心入库。
另查明，1994年元月，开发区国投向武交中心提交《申请报告》，要求成为武交中心的异地会员，并承诺保证遵守武交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1994年6月23日，开发区国投致函武交中心，称其公司据《武证交[1994]第26号》文件，现已成为武汉有价证券托管中心广州分库的承办单位，其公司现委托该公司证券部全权负责分库承办的全部事务，执行托管中心的指令，办理国库券托管、收付等事宜。1994年5月12日，华鑫证券的前身西安证券向武交中心发出《关于加入武汉证券交易中心会员的申请》，并承诺将按中心的有关规定行使权力和履行有关义务。
在原审期间，武交中心提交第五组证据，其中5.1、1997年10月8日开发区国投出具的《库存回执》，显示截止至该日，开发区国投分库所存的国库券券种和面值分别为：92（五）券482万元、93（三）券251万元、93（五）券240万元、94（二）券4万元。5.2、广州分库94（二）券出入库流水清单和全部出入库凭证复印件。对于上述证据，开发区国投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广州分库94（二）券出入库流水清单显示,自1997年7月1日至1997年7月4日，广州分库共办理了28笔94（二）券出入库业务，其中19笔为存券，9笔为提券，涉案的300万元为第25笔业务，除该笔业务广州分库未办理外，其余27笔业务广州分库均办理完毕。1994年8月29日，未在广州分库存94（二）券的国泰天津证券营业部357＃提94（二）券200万元。1995年10月26日，证券托管中心提94（二）券1177万元，广州分库余94（二）券900万元。1996年2月15日，广东证券公司韶关126＃提94（二）券68万元，广州分库余94（二）券832万元。1996年3月13日，西安证券公司373＃提涉案94（二）券300万元，广州分库余94（二）券532万元。1996年3月13日，广东证券公司513＃提94（二）券100万元，广州分库余94（二）券432万元。1997年1月9日，湖南国托证券140＃提94（二）券128万元，广州分库余94（二）券304万元。1997年7月4日，广州经济开发区国托289＃提94（二）券300万元，广州分库余94（二）券4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证券托管中心广州分库未向华鑫证券履行兑付300万元94（二）债券义务的法律责任应当由谁承担。
本案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武交中心与开发区国投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虽然根据证券托管中心与开发区国投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证券托管中心委托开发区国投作为托管总库（中心）的分库，负责武交中心会员单位的铺底证券、买卖证券的托管工作。该协议约定总库有权随时调运分库存放的各种证券；分库必须严格执行总库的出入库指令，没有总库的指令，不得直接对会员办理铺底证券的提取业务等内容可知，证券托管中心将其部分证券交易的托管职能委托开发区国投设立的证券托管中心广州分库办理。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形成委托法律关系并无不当。但是在本案中，武交中心与开发区国投之间存在的并不是单纯的委托与被委托法律关系，双方之间还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且这种关系在双方关系中还是主要关系。无论是华鑫证券还是开发区国投均是武交中心的会员单位，在申请成为武交中心会员时均承诺遵守武交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按武交中心的有关规定履行有关义务，故武交中心职能部门制定的《证券出入库暂行规定》和《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对会员单位华鑫证券、开发区国投均应当具有约束力。正因为均是会员单位，对于上述两规定中所制订的规则有所了解，所以华鑫证券在证券托管中心开出《债券出库通知单》要求其到开发区国投承办的广州分库提取涉案国库券时，其并没有提出异议，而是前往开发区国投要求提取涉案的国库券，由此可见，债权人华鑫证券对于涉案的国库券兑付义务已转移给开发区国投，最初是同意也是遵从的。至于开发区国投，作为武交中心的会员单位和分库，其应当遵守武交中心的规则和规定。武交中心《证券出入库暂行规定》第五条“分库职责”第二项明确规定分库应“严格执行托管中心的出入库指令，具体办理实物券出入库手续；没有托管中心的指令，分库不得直接办理任何债券的提券手续”，所以开发区国投对于证券托管中心总库的指令无论是从被管理者还是从受托者的角度来说，其均应当向华鑫证券兑付涉案国库券。且除了涉案国库券未兑付外，涉及94（二）券的另8笔提券业务无论之前国库券是否在开发区国投的分库入库，开发区国投均予以了办理。而在本案中，开发区国投在托管中心开出涉案的《债券出库通知书》指定其兑付该铺底券，在武交中心核减了其总库存300万元94（二）国库券后，却又拒不听从托管中心的指令，其违反了自身的承诺和总库的指令，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向华鑫证券支付国库券兑付款本息的责任。开发区国投在本案中是涉案国库券兑付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其次，《债券出库通知单》虽然对外不产生权利凭证作用，但是因为各方当事人均是武交中心的会员，都应当受《证券出入库暂行规定》和《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的约束，在会员单位内部，对于《债券出库通知单》的凭证作用，各方均是认可的，之前也是按此规则办理的。正因为有权利凭证作用，因此华鑫证券在收取该通知单时没有提供异议。因此，证券托管中心在开出《债券出库通知单》并在总库中核减了相应债券库存量后，兑付义务就应当是转移至广州分库，其不兑付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因为武交中心是开发区国投的管理者以及委托者，当受托人以及被管理者广州分库未按证券托管中心的指令履行协议约定的债券出库义务时，无论是从管理者还是委托人的角度看，武交中心均应因开发区国投的违约行为对债权人华鑫证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开发区国投辩称涉案国库券没有在广州分库入库，因而不应由其兑付问题。因管理规则中并没有规定在何处出库必须是在该处入库，且该理由与成立分库的目的相违背，设立分库就是为了节省会员单位的债券押运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况且广州分库在此前也存在未在该分库入库而允许其他会员单位在该库兑券情形，包括黄河证券300万元的铺底券也是在证券托管中心入库，开发区国投向武交中心主动表示由其兑付，故开发区国投的该抗辩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武交中心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2012）穗萝法民二初字第2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2012）穗萝法民二初字第2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主文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94（二）国库券兑付本金300万元及国库券期内利息78万元，国库券到期后的逾期利息自1996年4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付至清偿日止）；
三、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对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承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65249元，均由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承担，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对上述诉讼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龚连娣
审 判 员 谢欣欣
代理审判员 王英魁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汪 婷
邓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