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2民终39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侯玉花，女，196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迁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国辉（侯玉花之夫），男，195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迁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微，北京市拓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迁安市马兰庄镇水厂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迁安市马兰庄镇水厂村。
负责人：魏东文，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田，河北民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梅，河北民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侯玉花因与被上诉人迁安市马兰庄镇水厂村村民委员会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法院（2017）冀0283民初49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侯玉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国辉、吴丽微，被上诉人迁安市马兰庄镇水厂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田、刘艳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侯玉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并存在事实认定不清、遗漏重大事实的情形。（一）原审法院对下列事实认定存在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2016年6月6日领取迁安市隆宇公司退回人民币11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在判决第4页中认定“2016年6月6日，原告领取迁安市隆宇公司退回人民币110万元。”该认定无任何证据支持，且明显与经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迁安市马兰庄镇农村信用社的证据相矛盾。迁安市马兰庄镇农村信用社调取的转账明细显示:2016年6月6日，向上诉人账户支付110万元的对方账户信息为农村财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根据相关规定，农村财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是代理所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的结算、记账、监督的单位，是专为村委会服务的，不经手企业账目。农村财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向上诉人支付110万元，即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110万元。庭审中，被上诉人亦认可该笔款项是由被上诉人的会计与上诉人一起在迁安市农村信用社办理支付的。上述种种证据显示，该110万完全系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6日向上诉人支付的。可以说，该110万的支付主体，是本案的关键事实。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6日另行向上诉人支付110万，恰恰证明了上诉人一直在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也认可补偿远远低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才会有2016年该笔补偿款的支付。原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系由迁安市隆宇公司支付，明显与证据相矛盾，且违背常理，属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2、原审法院认定荒山已发包他人、荒山原貌发生变化，不具备现场勘验和评估鉴定的基础，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在判决第5页中认定“解除协议签订于2013年4月17日，协议签订后荒山被告已发包他人，荒山原貌已发生改变，对四年前原貌进行勘验和评估鉴定已丧失基础，故本院不同意原告评估鉴定的请求。”该认定缺乏证据支持。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未提交诉争承包山地已另行发包他人的任何证据，原审法院作出荒山已另行发包的事实认定缺乏证据支持。上诉人自其它相邻山地承包人处获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解除协议后，因上诉人一直在主张权利，诉争承包山地及山上的树木依然存在，且中间未见任何单位或人员对诉争承包山地上的树木进行调整。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的2017年11月15日拍摄的承包山地上的一些树木照片，能够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上诉人种植了15年左右橡树的实际状态，包括树木的年限也能够通过目测作出大致推断。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协议中对于上诉人栽种的5000棵橡树、128棵银杏树、23000棵柴树及上诉人的养殖场以及设备设施根本未提及，而上述树木价值巨大，涉及1000万左右的价值。因此，是否存在上述树木以及树木年限、棵数的认定对于本案结果有重大影响，直接影响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是否构成显失公平。本案中，原审法院完全可以通过现场勘验查明上述树木（5000棵橡树、128棵银杏树、23000棵柴树）情况，也完全可以通过现场勘验判断出（通过树木的粗细、年轮等）是否为2013年后新栽种的树木。但原审法院却在上诉人已提供基础证据的前提下，拒绝进行现场勘验和评估，致使本案中重大事实审查不清，造成误判。3、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庭审中，经法院传唤上诉人本人到场，法院要求上诉人辨认是否是其签字的过程中，经法院多次提示，上诉人方找到自己的名字。从上诉人看法院提供文件的反馈上，明显可以看出上诉人除自己的名字外，根本不认字，且理解能力有限，这在一审庭审中在场法官、律师、旁听人员均有目共睹。以原告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根本无法理解《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的复杂条款。本案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的丈夫被关押期间，由专业的法律顾问草拟了《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并在律师陪同下，与不了解山场实际经营管理、不认字、理解能力欠缺的上诉人签订了《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上诉人在无他人陪同情况下，对于协议的条款根本不认识更谈不到理解协议内容，其在丈夫被关押危急情况下签署的《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实难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述事实，有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安刑初字272号文件及庭审现场录像予以佐证。（二）原审法院对于1999年4月30日上诉人承包该荒山时，承包荒山上是否存在树木的事实认定不清。原审判决第5页认定“原告称承包的荒山树木已全部烧毁，被告称即使烧毁也只是一小部分，原被告对荒山上柴树未予明确清点。”原审判决对于此部分事实认定模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水厂村荒山、果树承包合同》中，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载明:“共有柴树株，干果树0株。”根据对合同的文字解释和体系解释，合同中柴树棵数空白应当解释为无树木。在合同中未明确列明数量，且未明确标注因树木较多无法清点的情况下，实难做出对荒山上柴树未予清点的事实认定。对于双方争议较大且对案件结果有影响的事实，原审法院对此明显认定模糊不清。（三）原审法院在审理中遗漏重要事实。1、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唐山市政府令补偿标准”，但庭审中对于《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依据的是哪一号唐山市政府令并未提及，更未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中明确约定“按唐山市政府的补偿标准进行计算。”以及“依据果树的品种和直径按唐山市政府令的补偿标准由甲方补偿乙方。”既然双方在解除协议中明确以唐山市政府令标准补偿上诉人，那么被上诉人所依据的唐山市政府令就是本案审理中的一个关键事实。原审法院既然在判决中采用“根据唐山市政府令的补偿标准远不足1500万元”作为认定标准，那就应该在庭审中明示被上诉人在解除协议中依据的是哪一号唐山市政府令。一审中，上诉人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明示其依据的唐山市政府令，被上诉人均不予答复。上诉人也向法院申请调取并核实《唐山市政府令补偿标准》，原审法院始终未对该唐山市政府令作出明确说明，属遗漏重大事实，致使案件事实不清。2、原审法院对于《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签订后，双方是否按照该解除协议履行，亦或双方进行合同变更并未查明。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后，因上诉人一直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亦认可合同显失公平，补偿不足以弥补上诉人损失，实际双方并未按照解除协议补偿金额支付款项。被上诉人至2016年6月6日，共向上诉人支付了三笔山地补偿款，一笔1153974元（合同约定金额）、一笔40万（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及证据中均有显示）、一笔2016年6月6日支付的110万元人民币。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开庭时提交其向上诉人支付40万山地补偿款的证据，其交给法院和上诉人的答辩状中也陈述了该事实。原审判决中对此却只字未提。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确实按照合同约定金额1153974履行《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那这40万以现金方式支付的山地补偿款以及2016年6用6日向上诉人支付的110万又作何解释？一审中，种种证据均表明：因上诉人一直主张权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实际并非是按照《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履行，被上诉人亦认可其补偿无法弥补上诉人损失，才有后期的40万山地补偿款及110万的支付。原审法院判决对此重要事实只字未提，明显属遗漏重大事实。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一）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认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证据不充分，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根据其丈夫范国辉栽植树木市场价值进行预估的价值，其庭审中多次明确最终要求的补偿款金额以评估价格为准。本案中，上诉人家庭承包的是70多亩荒山，承包后上诉人对于70亩荒山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开垦，并在不同年份进行了栽种不同种类的树木。对于该70多亩的荒山开垦费用以及70多亩林地上的数万棵的树木价值只能通过评估方式，否则根本无法认定价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原审法院一方面拒绝评估，一方面以上诉人主张1500万举证不能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未正确适用下列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一方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另一方的轻率、无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显失公平的合同，受损害一方有权要求法院予以变更。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因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解除，解除协议中约定按唐山市政府令补偿上诉人，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解除协议补偿金额，上诉人种植了10年以上的果树价值一棵仅为37.41元。且该解除协议中，对于上诉人承包荒山后栽种的橡树5000棵、银杏树128棵、柴树23000棵以及原告投入的100多万的开垦费用在解除协议中未有任何提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承包合同系因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解除的,被上诉人虽支付了上诉人1万的违约金（《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有约定)，但解除协议的补偿金额远远低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遭受了数千万的损失，被上诉人却因其自身的违约行为获取巨大利益，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严重违背合同的公平原则以及违约责任的赔偿性原则。签订解除协议过程中，被上诉人恰恰利用了上诉人的无文化、经验缺乏、理解能力欠缺，在上诉人的丈夫被关押期间签订了《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明显利用其自身优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以及《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在《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明显显失公平的情况下，上诉人有权对补偿金额予以变更。
被上诉人迁安市马兰庄镇水厂村村民委员会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侯玉花于2016年6月6日领取的110万元是领取的迁安隆宇公司退回的款，是正确的。2016年6月6日上诉人为迁安隆宇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110万元。该收据中明确载明是今收到隆宇公司退回110万元，而且上诉人侯玉花亲笔签字、按手印。当天，上诉人也收到了转账汇款110万元。如果支付主体是答辩人，上诉人为何会给案外人出具收条，而不是答辩人？可见，上诉人的主张是不成立的。收据和银行流水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形成完整证据链，而上诉人却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2、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具备现场勘验和评估鉴定的基础，是正确的。本案中，双方2013年4月17日签订解除补偿协议，2013年6月6日解除补偿协议全部履行完毕，上诉人一审起诉立案2017年9月18日。一审中，法庭多次询问上诉人，合同解除后上诉人是否对涉案山场进行过经营管理，上诉人均承认没有。在双方承包关系结束4年后现场勘验和评估鉴定，无法证明2013年解除承包关系时承包现场，因此现场勘验、评估的基础是不存在的，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评估鉴定的请求是正确的。3、一审法院认定《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完毕，是正确的。具体表现为：第一，2013年4月17日双方签订的《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上诉人侯玉花同意并且认可解除补偿协议中的补偿款数额,亲自签字并按了手印。第二，上诉人主张自己不参与山场经营，文化水平有限，签订解除补偿协议时丈夫范国辉在看守所不知情，解除补偿协议显失公平,但2013年4月17日签订解除补偿协议，范国辉于2013年5月30日取保候审，即2013年5月30日范国辉就已经知道上诉人与村委会解除山场承包合同，范国辉也认可。否则，上诉人不可能在2013年6月6日领取协议中的补偿款1153974元。第三，一审本案六次开庭，在前五次开庭中，上诉人均不承认收到了该笔补偿款，在答辩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上诉人才又改口说2013年6月6日收到了该笔补偿款1153974元，可见，上诉人想故意隐瞒解除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事实。从协议的签订到协议的履行，都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解除补偿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中，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所谓“栽植”的银杏树、橡树、柴树等树的棵数，也未能证明”栽植”树木的价值，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双方签订《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合同显失公平的情形。退一步讲，即使存在上诉人主张的所谓的“显失公平”，根据《合同法》第55条规定，显失公平的合同自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即使上诉人不了解山场情况，上诉人丈夫范国辉取保候审到家，上诉人也就应当知道解除补偿协议显失公平，即以2013年5月30日开始计算至上诉人一审起诉2017年9月18日，四年之久的时间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早已消灭。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侯玉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2013年4月17日签订的《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中第六条补偿款款项变更为1500万元（具体以评估结果为准），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系迁安市马兰庄镇水厂村村民。1999年4月30日，原告通过公开投标方式承包马兰庄镇水厂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第六片荒山，并与合作社签订《水厂村荒山、果树承包合同》。合同期限30年，承包费12660元整，承包山场四至为：东至首钢边界，西至张永连界石，南至河沟，北至偏崖子分水岭。合同第一条第二款载明：“共有柴树株，干果树0株”。合同第八条载明：“……（二）.遇国家集体企业征占1.三年以下原果树乙方得30%，甲方得70%；新增果树补偿费乙方得80%，甲方得20%。2.三年以上至五年，果树补偿费乙方得20%，甲方得80%……。九、合同期满对乙方新增植的果树按当时价格作价，给付乙方50%。对新增的柴树按当时的价格作价，给付乙方40%。甲方不能支付乙方此款时，可通过延长乙方承包期限，不收承包金的方式去处理，一直到付清为止。”。签订合同后，原告经营该荒山。2006年9月被告向迁安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水厂村荒山、果树承包合同》，法院对果园内现有树木进行了清点，后被告撤回起诉。2013年4月17日，原被告（被告承继合作社所有权利义务）签订《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根据补偿方案和标准及荒山果树承包合同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进行协商，就补偿额达成一致，签订本协议，供双方遵守：一、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荒山、果树承包合同，由甲方（被告）将发包荒山、果树收回…。二、根据清点乙方（原告）承包区域内共有各类果树27533棵，依据果树的品种和直径按唐山市政府令的补偿标准由甲方补偿乙方（含甲方转让周晓玲荒山果树部分）共壹佰零贰万玖仟玖佰玖拾陆元。三、根据清点乙方承包区域内共有各类死树4196棵，依据树的品种和直径按唐山市政府令的补偿标准由甲方补偿乙方（含甲方转让周晓玲荒山果树部分）陆万贰仟玖佰肆拾元。四、乙方果园内建有瓦房长14.6米、宽5.6米、折81.76㎡，按每㎡300元标准给予补偿，补偿24528元；彩钢房长20.55米、宽6.45米，折132.55㎡，按每㎡200元给予补偿，补偿26510元，两处合计补偿伍万壹仟零叁拾捌元，甲方补偿后由乙方自行拆除。五、甲方支付乙方承包合同解除违约金10000元。六、上述四项共补偿壹佰壹拾伍万叁仟玖佰柒拾肆元（1153974元），由甲方于本协议签订后支付给乙方。……”。范国辉因涉嫌犯破坏生产经营罪于2013年1月29日被迁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1月29日被迁安市公安局执行逮捕。2013年5月30日被迁安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3年8月13日迁安市人民法院判决范国辉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一年。协议签订后，2013年6月6日，原告以转账支票方式领取该1153974元补偿款，并于当天存入迁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当天在被告的现金支领单据中签字确认。协议解除后，被告将荒山另行发包隆宇公司经营。2016年6月6日，原告领取迁安市隆宇公司退回人民币1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发包涉案荒山，原告中标并与被告签订荒山承包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并已经过公证处公正，该协议合法有效。2013年，经原被告协商一致，签订《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原告实际领取了协议约定的1153974元补偿款，该协议也合法有效。原告认为解除补偿协议显失公平，补偿款数额太少，时隔四年之后再次起诉，要求对现荒山外貌进行勘验和评估鉴定，一审法院认为：1999年4月30日，原被告签订《水厂村荒山、果树承包合同》时，原告称承包的荒山树木已全被烧毁，被告称即使烧毁也只是一小部分，原被告对荒山上柴树未予明确清点。解除协议签订于2013年4月17日，协议签订后荒山被告已发包他人，荒山原貌已发生改变，对四年前原貌进行勘验和评估鉴定已丧失基础，故本院不同意原告评估鉴定的请求。原告称该补偿款数额显示公平，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解除经过原被告签字确认，并有相关证据证明，解除协议已实际履行，原告已领取协议约定的1153974元补偿款。原告称对其栽种的15年左右的5000棵橡树、128棵银杏树、23000棵柴树及原告的养殖场以及设备设施未给予补偿，要求被告补偿1500万元，而原告所述上述橡树、银杏树、柴树等，在解除合同中均未列明，被告亦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述树木数量，解除协议中包含果树、各类死树、果园内瓦房、彩钢房等补偿，而柴树等按5000棵橡树、128棵银杏树、23000棵柴树计算，根据唐山市政府令的补偿标准远不足1500万元。原告的申请证据不充分，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侯玉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800元，由原告侯玉花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侯玉花与被上诉人迁安市马兰庄镇水厂村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4月17日签订了《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该补偿协议对树木、建筑等的补偿有明确约定，上诉人也于2013年6月6日实际领取了1153974元的补偿款。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在时隔四年之后起诉要求将“荒山、果树承包合同解除补偿协议”的补偿款项变更为1500万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侯玉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9元，由上诉人侯玉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树丽
审判员 杨晓娣
审判员 孙申惠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赫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