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沧民终字第22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连新，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詹家友，农民。
以上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长江。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金生，离岗干部，（原红星砖厂对过）。
委托代理人：郭秀明，河北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皮县农业局。
法定代表人：崔玉玺，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向辉。
上诉人赵连新、詹家友和上诉人李金生、被上诉人南皮县农业局因合伙承包纠纷一案，不服南皮县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字第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连新、詹某甲友原审诉称，2001年12月份，我们和李金生商定三人共同合伙承包南皮县人民政府农业利用外资办公室（下称县外资办）位于吴家坊村东南的土地（原火箭场土地），每人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承包期30年。因李金生在县外资办任职较方便，而我们在本村务农，便采取了我们与李金生签订土地协议，李金生一人与县外资办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方式办理。2002年1月15日我们和李金生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并按约定当日给付李金生2万元，李金生同日将30年的承包费3万元（其中有李金生的1万元）交付县外资办，从此我们开始实际经营管理全部土地。李金生于2002年1月25日与县外资办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进行了公证。协议与合同签订后，李金生并没有实际经营管理土地，只是向我们收取其享有权利的三分之一土地的租金。我们经营期间，对土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请专家维修了报废多年不能使用的深井并进行配套，新安装了变压器和高低压电力线路，平整改造土地，清理砖头瓦块，安装地下管道，大量追肥增加地力等。在我们的努力下，土地可耕面积显著扩
大，旱田变成了水浇地，地力明显提高，逐渐有了收益。2011年初，我们经营管理的土地纳入南皮县开发区，南皮农业局出面要求收回土地，解除合同和协议（原县外资办并入县农业局，归农业局管理），但由于我们的合同与协议均为30年，没有期满，尚有21年经营管理期的收益，再者我们对土地的大量投入及地上附着物、固定资产的投入等因素（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011年3月22日，南皮农业局与李金生单方面解除了承包合同并一次性给付李金生涉及以上土地的各项补偿费和赔偿费110万元，并约定原承包期间涉及他人的一切问题及其他事项由乙方（李金生）负责承担处理。南皮农业局与李金生解除合同后，开发区便要求占用我们的土地，但我们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和赔偿。我们认为，该土地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和投资人是我们，我们依法享有该土地的经营管理权、收益权及附着物所有权，110万元补偿费和赔偿费应当由我们和李金生共同享有并直接给付我们，而不是只给付李金生一人，李金生最多只享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份额并且该份额也实际交给我们经营管理，李金生只向我们收取三分之一土地的租金，然而南皮农业局却将补偿费和赔偿费单方面全部给付李金生个人，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按照我们所占份额和投入情况给付我们补偿和赔偿费。我们找到李金生和南皮农业局，农业局做李金生工作让其给付我们相关费用，李金生拒不给付。要求判令李金生和南皮农业局给付我们补偿费和赔偿费853333元（原庭审中变更为854720元，重审时又变更为107.9万元），诉讼费由李金生承担。
为支持诉讼请求，赵连新和詹某甲友提交如下证据：1、土地租赁协议一份（复印件），证明李金生与赵连新、詹某甲友2O02年1月l5日签订了该协议；2、李金生所打收条一张，证明李金生2002年1月15日收取了赵连新、詹某甲友土地租赁费2万元；3、县外资办收据一张，证明该办收取了李金生租地款3万元；4、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县外资办委托赵连新、詹某甲友对土地进行清理、规范、确界等，说明赵连新、詹某甲友在2O01年12月24日即参与了土地承包事宜；5、（2002）南证经字第132号公证书及相关合同、附图、《南皮县财政局关于原火箭场财产及占地划拨给外资办的议定书》，证明县外资办与李金生订立土地承包合同和涉案土地的来历；6、协议书一份，证明农业局与李金生订立解除原承包合同的协议并赔偿、补偿李金生110万元；7、记账本一个，证明涉案土地收入和支出账目，该土地的粮食直补款和化工厂的赔偿款除用于赵连新、詹某甲友和李金生三人办理涉案土地的费用支出外，剩余款项由三人均分，每人各得三分之一；8、南皮县王寺镇占八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赵连新、詹某甲友系其村民，两人在2002年承包村西（原吴家坊村火箭场废墟场址）70多亩土地，30年期限，二人在此地上造田办电，修深井、建房、修管道、植树，投资数十万元，全家老少干了八、九年，建设了60多亩丰产田，二人是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又是固定资产和附着物的投资者。2010年县政府在此建工业园区将地收回，二人没有得到分文补偿和赔偿，二人多次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过多次；9、证人詹某甲同出庭作证称，其原任占八拨村支部书记，现任村委会委员，在本案承包土地上的变压器是自己给办的，一切协调事宜是赵连新和詹某甲友处理的；10、证人詹某乙出庭作证称，其是村里的电工，赵连新、詹某甲友修井办电及后期维护都是自己参与的，从承包至今都是赵、詹二人在管理土地，自己从未见李金生出现过；11、证人詹某丙出庭作证称，本案争议土地自承包经营至今就是赵、詹二人在地里干活，没有看到别人去过；12、署名张锡增的书面证言一份，内容为：其现年70岁，系王寺镇大三拨村人，从2002年在南皮县供销社退休后经人介绍给赵、詹二人看管深井、电力并负责浇地，同时又租种他们15亩地，租金每年种地前交给他们；13、署名詹广润的书面证明一份，内容为：其与赵、詹二人是地邻，赵、詹二人种的地叫火箭场，废弃多年了，总面积约70亩，真正能耕种的不多，有沟头壕崖，高洼不平，砖头瓦块和一眼废弃的机井，到了2002年听说赵连新的同学和詹某甲友三人承包了这块地，包下来后从平整土地、修井办电，赵、詹二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从没有见其他人来过，工业园占地，听说赔偿和补偿款都叫他同学领走了，赵连新和詹某甲友什么也没有得到，当年如果没有赵连新和詹某甲友参与承包这块地，就没有那么顺利的拿下来，原因是这地已经被很多人零散地开了荒，只有他二人才了解是谁开的荒，找到人家说了很多好话才算搞定；14、现场照片10张，证明农作物及其他地上附着物情况；15、损失赔付项目表一张，证明赵、詹二人与农业局提交的赔偿和补偿总数为1757560元，最后核算确定为110万元，其中树木损失65棵×6O元／棵=3900元，青苗损失400元／亩×8.3亩=332O元，房屋20000元，地下管道52000元，变压器、电力线路60000元，确界收地误工费3000元，清理、平整、改造土地费用71940元（以上合计364160元），土地补偿金480元／年／亩×73亩×21年=735840元。16、土地分段图及分地说明，该证据用以证实涉案土地有效可耕地面积为58.37亩，三人每人份额为19.45亩，实际全部土地由赵、詹二人均分并经营，每人应分得29.185亩，共划分11段，赵连新6段詹某甲友5段。17、赵连新、詹某甲友及李金生共同向南皮县农业局递交的申请，证明由于南皮县农业局解除终止合同，提前收回土地，三人共同向农业局提出要求予以赔偿以及补偿的申请。18、赵、詹二人向南皮县农业局局长的报告并附违约经济效益损失补偿报告书；19、关于110万元的补偿依据及说明；2O、育苗技术要求以及关于承包苗木林场的报告，证明赵、詹二人曾计划利用土地兴办苗木场；21、深井电力配套抗旱春种报告，证明赵、詹二人曾以村委会的名义申请电力配套设施；22、赵、詹二人经营土地账目本、深井用料、修理深井列支以及经营土地费用、外欠记录，证明该土地自始至终由赵、詹二人投资并实际经营；23、记账本一个，证明赵、詹二人一直是申请并办理农业局终止合同补偿和赔偿的主体，并承担费用，涉案土地的粮食直补款和化工厂赔偿款除用于二人办理土地费用支出外，剩余款由三人均分（该证据有李金生的签字认可）；24、占地单位化工厂负责人为赵、詹二人出具的其占地及地上附着物情况及应赔偿金额情况的说明，证明涉案土地为赵、詹二人实际经营，其占地时该土地上有麦田9亩、玉米地18亩、机井、电力、树木15棵、小屋两间、浇水管道2180米，地上附着物确实存在，赔偿及补偿款应归赵、詹二人所有。
李金生原审辩称，请求确认我与赵、詹二人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的解除，因为县外资办与我的承包协议已经解除，故我与二人的租赁协议应同时解除。对赵、詹二人主张的107.9万元的补偿金及双方合伙又转包的主张不予认可，该土地是我个人承包个人缴纳的承包费，与二人无关。我与二人之间是租赁关系，有双方签订的书面租赁协议为证，但我对二人提交的租赁协议也有异议，上面的租赁年限及数据有改动。按照租赁协议，赵、詹二人没有按时交纳租赁费，在租赁期内，二人在该土地范围内挖土卖土并且两人私分。在他们租赁的9年中，二人的收入没有给我，政府所给的110万元是对我的补偿，与二人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南皮县农业局也与本案无关，应驳回赵、詹二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查明，1987年10月19日，南皮县财政局将吴家坊村原火箭场占用的73.75亩土地及地上所有建筑物（房屋35间、围墙400米、门楼一座、大门一付以及坏深机井一眼、桥一座）划拨给县外资办，从划拨之日起将上述财产列入该办公室固定资产。2001年12月24日，县外资办授权委托赵连新、詹某甲友代表其单位对该办公室管理的火箭场（农场）计73.4亩农耕地进行场地清理、规范、确界等事宜。2002年1月15日，李金生（甲方）与赵连新、詹某甲友（乙方）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内容为：甲方租赁县外资办火箭场73亩土地，现发租给乙方，发租期为30年（2002年1月15日起至2032年1月15日止）；乙方向甲方交纳租金2万元；甲方对该73亩土地中的三分之一有随时处置权，从2003年1月15日至2008年1月15日，该三分之一土地暂由乙方管理利用，每年乙方向甲方交纳租金1000元，此后的利用双方再行协商；该73亩土地确界、水沟清淤、修路等杂质土方出售的收益份额按甲方60％、乙方40％的比例分配处理；未尽事宜双方协商确定。协议签订当日，李金生收取了赵、詹二人租赁火箭场73亩地款2万元并向县外资办交纳租地款3万元。2002年1月25日，李金生与县外资办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将坐落在乌马营镇吴家坊村东南的土地74.3亩（合同原文为此数）承包给李金生经营管理，承包费3万元，承包期3O年（从2002年1月20日起至2032年1月20日止），承包期内李金生只有经营管理权和承包收益权，不得转让和抵押。2002年2月27日双方就该土地承包合同办理了公证手续。2011年3月22日，农业局与李金生签订协议书解除了原县外资办与其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一次性给付李金生经济损失补偿金（包括地上附着物）、该宗土地固定资产投入共计110万元，并约定原承包期间涉及他人的一切问题及其他事项由李金生负责处理。
原审认为，本案所涉土地系国有土地，李金生并不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其与赵、詹二人共同出资、共同取得了涉案土地30年的承包经营权，应当认定为合伙承包。赵、詹二人提交的“土地租赁协议”虽系复印件，但有李金生所打收条佐证，对此予以采信，据此认定双方在2002年1月15日签订了此协议。从县外资办2001年12月24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看，赵、詹二人早在与李金生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前即已参与了涉案土地的清理、规范、确界等前期工作；从时间上看，县外资办委托赵、詹二人做前期工作以及双方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在先，李金生与县外资办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在后，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可视为事先达成的合伙承包意向书；从双方出资情况看，每人负担了“租地款”（承包费）的三分之一，而且按双方约定李金生仅仅保留了涉案土地三分之一的“随时处置权”；从粮食直补款和化工厂赔偿款的使用及余额均分情况看，双方费用分担及利益分配均各占三分之一。综上，应认定赵、詹二人与李金生系合伙承包关系。本案双方争议的110万元补偿款系因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提前解除对三人剩余承包期预期利益损失所进行的补偿，应当作为三人的共有财产由三人按其出资比例各分得三分之一。赵、詹二人在涉案土地上投入的劳动以及固定资产，业已通过数年的土地收益得到补偿，其要求多分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三人农业局已经将补偿款交付李金生并约定由其处理原承包期间涉及他人的一切问题及其他事项，不应再对补偿金的给付承担连带责任。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李金生给付赵连新土地补偿金366666.67元；二、李金生给付詹某甲友土地补偿金366666.67元；三、驳回赵、詹二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一、二项，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4500元，由赵、詹二人负担2200元，由李金生负担123O0元。
李金生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2002年1月25日，上诉人李金生与南皮县政府农业利用外资办公室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李金生获得了74.3亩土地的承包权，后李金生又将承包土地转租给了赵连新和詹某甲友，但李金生保留了三分之一土地的处置权。本来李金生与赵、詹二人是租赁关系，原审却认定为合伙承包关系，原审法院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采信证据上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纠正原审错误，改判驳回赵、詹二人的诉讼请求。
赵连新、詹某甲友针对李金生的上诉理由，答辩认为，根据赵、詹二人与李金生签订租赁协议的实质内容、三人出资情况、粮食直补款和化工厂赔偿款的分配情况以及三方订立协议在先等事实，应当认定三方系合伙承包关系，原判对此认定正确，李金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赵连新、詹某甲友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认可原审法院对于本案基本事实的认定，即三方是合伙承包关系；二、赵、詹二人是涉案土地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和固定资产的投资人，更是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实际所有人，而李金生除共同承包时出资10000元以外，没有任何投入，自始至终没有参与经营管理，那么，青苗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和固定资产投入理所当然归赵、詹二人所有，原审认为赵、詹二人已经通过数年的土地收益得到了补偿，再要求多分补偿金不予支持，显然是错误的；三、因为李金生将涉案土地的三分之二转包给了赵、詹二人，其每年只收取1000元转包费，所以，李金生的损失仅仅是剩余21年（转包期30年，已经履行9年的，剩余21年）的转包费21000元，但是考虑到与李金生之间的关系，同意李金生享有涉案土地耕种利益补偿的三分之一，即735840元的三分之一，即245280元，因农业局给付了1100000补偿款，该补偿款已被李金生领取，减去李金生应得的245280元，李金生共计应给付赵、詹二人854720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赵、詹二人的上诉请求。
李金生针对赵、詹二人的上诉，答辩认为，三人之间不是合伙承包关系，是李金生承包土地后出租给赵、詹二人，赵、詹二人主张青苗、地上附着物以及固定资产投入没有事实依据，其二人诉求的补偿款的数额完全是二人个人意愿，没有依据。
二审查明，涉案土地坐落于南皮县乌马营镇吴家坊村东南，原为火箭场和工程指挥部旧址，系国有土地。因政策调整，南皮县财政局于1987年将该宗土地划拨给当时的南皮县外资办，2005年6月，原南皮县外资办经政府批准撤销并入南皮县农业局，2010年南皮县政府扩建开发区，收回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所有国有土地用于招商引资。
2002年1月15日，李金生与赵连新、詹某甲友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协议”，李金生将其欲承包的涉案土地的三分之二出租给赵、詹二人使用，自己保留涉案土地的三分之一，赵、詹二人于当时向李金生支付了20000元租金；同日，李金生向原南皮县外资办交纳了30000元租地款（承包费）。2002年1月25日，李金生与原南皮县外资办正式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由李金生承包了涉案土地。
2011年3月22日，李金生与南皮县农业局签订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协议书，南皮县农业局一次性给付李金生经济损失补偿金（包括地上附着物）、固定资产投入共计110万元，原承包期间涉及他人的一切问题及其他事项，由李金生承担处理。
其它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主要书证，即李金生与原南皮县外资办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李金生与赵、詹二人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能够认定李金生与原南皮县外资办之间是土地承包关系，李金生与赵、詹二人之间是土地租赁关系，李金生将其承包的涉案土地的三分之二出租给了赵、詹二人，自己保留了三分之一。赵、詹二人主张其二人与李金生是合伙承包关系，但是经审查双方订立的“土地租赁协议”的内容，不能得出三人之间是合伙承包的法律关系；在实际履行中，李金生与赵、詹二人曾平均分配过粮食直补款和化工厂的赔偿款，不能说明三人为合伙承包关系，而恰恰证明李金生拥有涉案土地三分之一的收益处分权。至于赵、詹二人曾前期参与平整土地以及租赁在先、承包在后等事实，亦不能证明三方之间是合伙承包关系。在本案中，应当以当事人之间订立协议的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情况认定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简单以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原判认定三人为合伙承包关系没有事实依据。
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收回补偿不同于农村土地被征用补偿，不涉及土地补偿费用（该费用归土地所有权人）和安置补助费用（该费用归土地承包人），根据土地管理法以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给予适当补偿，涉及本案，补偿的内容只能是青苗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固定资产投入补偿及合同未能履行部分预期利益损失的补偿。本案中，李金生将其承包的国有土地的2／3租赁给赵、詹二人耕种，自己保留1／3，耕种9年后，因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政府收回，南皮县农业局与李金生签订了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协议书，一次性给付经济损失补偿和固定资产补偿110万元，根据李金生与赵、詹二人之间的协议，三人各占用该宗土地1／3进行耕种，均为土地使用权人，应共同分享土地收回补偿。现李金生已经领取全部补偿款，赵、詹二人请求分享补偿款，依法应得到支持。
赵、詹二人主张应多分取补偿款，其理由是二人投入较大，李金生并未参与实际经营管理，提供的证据主要是证人证言及单方记录等，证据证明效力较低。本案中，涉案土地补偿款应三人平均分配，这既符合三人平均占用土地的实际情况，又符合法律规定的国有土地补偿的原则，即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对于土地使用权人给予适当补偿。
综上，原判认定三人合伙承包涉案土地的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13873元，由上诉人李金生负担11133元，由上诉人赵连新、詹家友负担27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冉 旭
审判员 张金平
审判员 纪俊阁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冯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