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14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蓬江区沙仔尾海生商行，住所地：江门市水产水果冻品批发市场W区***********号铺。
经营者：余仲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中，系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玲，系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绿苑淀粉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
法定代表人：李俊洪，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平，系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门市蓬江区沙仔尾海生商行（以下简称“海生商行”）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绿苑淀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杜民初字第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生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2015）江蓬法杜民初字第671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绿苑公司要求海生商行支付货款345999.75元及案件诉讼费的诉讼请求；3、判令绿苑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多处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江门市国营商业龙发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龙发公司”）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向绿苑公司购买淀粉与事实不符，因绿苑公司于1999年8月3日才成立，而龙发公司早于1997年进行转制，之后再没有向任何供货方购买淀粉，故龙发公司不可能从九十年代开始便向绿苑公司购买淀粉，龙发公司从九十年代开始至转制前是向上海淀粉公司（全称）购买淀粉的。一审法院认为，龙发公司向饮食总公司承包，就等于法定代表人等多名职工向总公司承包、就等于龙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多名职工承包龙发公司、龙发公司的债务就等于法定代表人等多名职工的债务，这明显是对企业承包的错误认识，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即使龙发公司向饮食总公司承包，但龙发公司承包不等于职工承包，也不等于法定代表人等多名职工向总公司承包，更不等于法定代表人等多名职工承包了龙发公司，龙发公司的债务就不等于法定代表人等多名职工的债务。一审法院认为龙发公司由梁健和承包经营，在企业改制时江门市饮食服务总公司（下称饮食总公司）应付龙发公司账款（597225.38元）远少于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账款（803809.5元）的情况下，梁健和愿意承接龙发公司的债权债务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常理的，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为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的《企业询征函》的法律效力为“对账”也没有法律依据。绿苑公司一审时提交的右上角标注“业务本部”、左上角标注“2013年第1期至第12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将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与海生商行应支付给绿苑公司的货款混合在一起，但即使混合在一起，由于从2012年起海生商行与绿苑公司之间实行先付款后购货的交易方式，故从该表上看到2013年期末货款余额仍然为254999.75元，而从2014年起绿苑公司就海生商行的货款与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分开核算，绿苑公司一审时提交的右上角标注“业务本部”、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是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欠款余额与2013年期末货款余额254999.75元相等，而且始终为254999.75元。而右上角标注“业务部韩士杰”、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的余额一直发生变化，这才是海生商行与绿苑公司之间的货款记载，而且海生商行支付货款的数额都是近年一个货柜款项91000元的整数倍（或者先后两笔货款数额合计为91000元）（10多年前一个货柜款项约40000元），该表上余额虽然显示欠款为91000元，但实际现在欠款为0，至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绿苑公司记账滞后所致。
详细情况如下表：
时间
事实
证据
1988年3月
饮食总公司投资开办龙发公司，当时龙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林锦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梁健和。在梁健和担任龙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前还有ＸＸ照等人先后担任过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即使龙发公司向饮食总公司承包，但龙发公司承包不等于职工承包，也不等于法定代表人林锦等多名职工向总公司承包，更不等于林锦等多名职工承包了龙发公司，龙发公司的债务就不等于林锦等多名职工的债务。
1、海生商行一审提交的证据第8、6页
2、海生商行二审提交的证据第1-2页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
龙发公司《账簿启用表》（仓库明细账簿、资产负债明细账簿）上仍显示其当时的负责人为ＸＸ照，而不是梁健和
海生商行二审提交的证据第1-2页
1996年2月
龙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梁健和，根据上述理由，同样也不能认为是梁健和担任法定代表人后承包了龙发公司，一审认定梁健和从九十年代开始承包龙发公司是错误的。
海生商行二审提交的证据第3-8页
1991-
1997年
龙发公司（并不是一审认定的梁健和）与上海淀粉公司有生意往来，但从1998年起龙发公司再没有从上海淀粉公司处购买淀粉。1991-1997年期间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账款803809.50元，欠款的主要原因是饮食总公司欠龙发公司账款647614.38元（扣减家具折价款17389元和汽车折价款33000元之后，饮食总公司实际欠龙发公司账款597225.38元）。
从1998年起龙发公司没有办理工商年审，2007年4月被工商吊销执照。
1.海生商行一审提交的证据第4、19、18页
2.海生商行二审提交的证据第10页
1998-
2003年
梁健和代理龙发公司通过追收龙发公司的应收账款及收取饮食总公司属下江门大厦铺位（现建设路新港城酒店）租金向上海淀粉公司偿还大部分货款，并不是一审认定的是梁健和用自己的财产陆续偿还货款，截止至2003年龙发公司尚欠上海淀粉公司货款254999.75元，且至今仍拖欠该笔货款。后来梁健和向绿苑公司一方支付的款项是海生商行向其购买淀粉的应付款项。
在饮食总公司应付龙发公司账款（597225.38元）远少于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账款（803809.5元）的情况下，1997年当时月工资标准只有几百元并且要面临企业转制，梁健和不可能自愿承接龙发公司的债权债务，一审认定普通市民梁健和承接了龙发公司的债权债务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常理的。
绿苑公司提交右上角标注“业务本部”、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
1999年8月
上海绿苑淀粉有限公司即本案被上诉人成立。
海生商行二审提交的证据第9页
2003年9月
梁健和以妻子余仲玲的名义投资成立海生商行与绿苑公司做生意。
海生商行一审时提交的证据第1页
2010年3月
绿苑公司发来《企业询征函》，将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254999.75元与海生商行欠其货款混合在一起共记446570元，要求海生商行盖章，由于该询征函明确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而且绿苑公司说明《企业询证函》不作追款对账之用，因此为配合他们的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维持与绿苑公司的生意关系，并经上网查询证实《企业询征函》没有追款对账的法律效力后，在龙发公司被吊销公章已经上交，且海生商行对龙发公司的实际欠款对象及数额并不大关心的情况下，借用海生商行的公章在该询征函上盖章，但不约定还款计划，并注明“含龙发公司”货款的字样。
海生商行一审时提交的证据第4页、绿苑公司2010年3月发来的《企业询征函》
2011年2月
绿苑公司又发来《企业询征函》，上面记载欠款为464002.50元，基于同上考虑，海生商行在注明“含龙发公司货款”，而且不约定还款计划的情况下，借用海生商行的公章在该询征函上盖章。
海生商行一审时提交的证据第4页、绿苑公司2011年2月28日发来的《企业询征函》
2012年
绿苑公司换了领导和联系人，又发来《企业询征函》和一式三份绿苑公司已盖章的《协议》，但该协议与《企业询征函》“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的记载不同，是要求海生商行盖章确认欠款436017元并承诺具体的还款计划，故海生商行拒绝在《协议》上盖章，且《协议》还表明双方间须实行先付款后购货的交易方式（其实从那时起绿苑公司对所有购货方都实行这种先付款后购货的制度）
海生商行一审时提交的证据第4页、绿苑公司提交的2012年《企业询征函》、海生商行一审时提交的证据第20-22页
2013年
右上角标注“业务本部”、左上角标注“2013年第1期至第12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上显示每期货款余额都有变化，但是该《辅助核算明细表》“贷方”栏即货款收入栏变动额都是近年一个货柜款项91000元的整数倍（或者先后两笔货款数额合计为91000元）（而10多年前物价水平低很多，龙发公司向上海淀粉公司购买一货柜淀粉的款项远低于91000元，约40000元），这说明此时支付的货款是近年海生商行向绿苑公司购买淀粉的货款，而不可能是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旧货款，但绿苑公司将海生商行的货款与龙发公司的旧货款混合在一起。而该表上2013年1至11月份余额都大于254999.75元是绿苑公司对海生商行付款记账滞后所致，但12月份的最终余额仍然是254999.75元，正好说明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余额是254999.75元，海生商行截止至2013年底没有拖欠绿苑公司货款。
绿苑公司一审当庭提交的“2013年的往来货款《辅助核算明细表》（共3页）”
2014年
绿苑公司开始就海生商行的货款与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分开核算。而从绿苑公司提交的两份“2014年第1期至第4期”《辅助核算明细表》来看，两份核算明细表的记账日期一致，说明有两个购货方，所以才有两盘账目，而且该两盘账目对应的业务部门都不一样，分别是“业务本部”和“业务韩士杰”。另外，其中一份右上角标注“业务本部”、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的余额一直没有发生变化，都为254，999.75元，原因是龙发公司早于2007年就被吊销，根本不可能在被吊销后一直与上海淀粉公司进行交易（但不知为何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会记入绿苑公司的账目中），所以这说明余额一直没有变化的《辅助核算明细表》记录的欠款为龙发公司的，其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至今为254，999.75元；而另一份右上角标注“业务部韩士杰”、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的余额一直发生变化，这才是海生商行的货款记载，而且支付货款的数额都是近年一个货柜款项91000元的整数倍（或者先后两笔货款数额合计为91000元）。最后，该表“记账日期”为“2014-04-30”一栏记录的所谓欠款余额91，000.00元是由于绿苑公司核算记账滞后所致，该份《辅助核算明细表》的余额应为零，海生商行不存在欠款（理由见下）。
绿苑公司提交的右上角标注“业务本部”、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右上角标注“业务部韩士杰”、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
2014年4月
绿苑公司再次发来《企业询征函》，上面记载欠款为345999.75元，这是由于绿苑公司错误地将右上角标注“业务本部”、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中龙发公司的货款余额254，999.75元与另一份右上角标注“业务部韩士杰”、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中海生商行所谓的欠款余额91，000.00元相加得到的（345999.75=254，999.75＋91，000），但实际上由于海生商行与绿苑公司间从2012年起实行先付款后购货的交易方式，故海生商行实际上没有拖欠绿苑公司货款。同样，海生商行基于同上考虑，在注明“龙发公司欠款属实”，不约定还款计划且不关心龙发公司货款支付对象及数额的情况下，借用海生商行的公章在该询征函上盖章。
绿苑公司2014年4月发来的《企业询征函》
绿苑公司提交的另一份右上角标注“业务部韩士杰”、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记录的所谓欠款余额91，000.00元是由于绿苑公司核算记账滞后所致，该份《辅助核算明细表》的余额应为零，海生商行不存在欠款的理由是：从海生商行提供的通过银行付款的银行回单和绿苑公司提供的右上角标注“业务本部”、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可以看出，海生商行的登记负责人余仲玲在2013年12月16日通过新会农村商业银行支付了该《辅助核算明细表》业务日期为2014-01-16的一批共两笔淀粉货款91，000.00元（45，500.00＋45，500.00）（实际支付了101，000.00元，除了支付91，000.00元货款外，还顺带支付了其他款项10，000元）、余仲玲在2014年1月22日通过同一个银行支付了该《辅助核算明细表》业务日期为2014-01-27的一批共两笔淀粉货款91，000.00元、由江门市华深食品有限公司在2014年2月26日通过中国银行江门住建大厦支行代为支付13，650.00元以及梁健和在2014年3月21日通过新会农村商业银行代为支付77，350元共91，000元用于支付了该《辅助核算明细表》业务日期为2014-03-31的一批共两笔淀粉货款91，000.00元，因此，海生商行并没有拖欠绿苑公司任何款项（见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
海生商行支付货款（先付款后购货）的情况如下（以下提及的《辅助核算明细表》为右上角标注“业务本部”、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
付款
时间
辅助核算明细表记载内容
海生商行支付货款情况
证据
2013年12月16日
业务日期（即供货时间）：2014-01-16（两笔）
摘要：（两笔）销售
借方：（两笔）45，500.00
海生商行的登记负责人余仲玲通过新会农村商业银行支付了该一批共两笔货款（实际支付了101，000.00元，除了支付91，000.00元货款外，还顺带支付了其他款项10，000元）
海生商行一审提交的证据第23页
2014年1月22日
业务日期：2014-01-27（两笔）
摘要：（两笔）销售
借方：（两笔）45，500.00
余仲玲通过新会农村商业银行一次性支付了该笔货款合计91，000元
海生商行一审提交的证据第24页
2014年2月26日
业务日期：2014-03-31
摘要：销售
借方：13，650.00
江门市华深食品有限公司通过中国银行江门住建大厦支行代为支付13，650.00元
两笔货款合计91000元
海生商行一审提交的证据第25-26页
2014年3月21日
业务日期：2014-03-31
摘要：销售
借方：77，350.00
梁健和通过新会农村商业银行代为支付77，350元
二、绿苑公司不是本案的货款权利主体。龙发公司早于1997年进行转制，转制后再没有对外进行贸易往来，而绿苑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3日，龙发公司不可能与绿苑公司做生意，故不可能拖欠绿苑公司货款。另外，根据查询得到的工商信息公示显示，上海绿苑公司的惟一股东为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且根据海生商行一审时提交的证据4，龙发公司拖欠货款的对象是上海淀粉公司，且上海淀粉公司至今还存续，不可能发生上海淀粉公司由绿苑公司承继的情况，故有权追讨龙发公司旧货款的是上海淀粉公司而不是绿苑公司，但由于上海淀粉公司一直没有向龙发公司主张该债权，从2003年起也再没有任何人代理龙发公司向上海淀粉公司支付过货款，故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已过诉讼时效。
三、绿苑公司货款已过诉讼时效。退一步说，即使认为绿苑公司承继了上海淀粉公司的债权债务，但因绿苑公司发出的《企业征询函》都明确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因此，上海淀粉公司2010-2014年期间并没有如其民事起诉状所述的每年针对尚欠货款形成对账单由海生商行进行盖章确认，而且也始终未提交过除《企业征询函》之外的对账单。而从2003年起后再没有任何人代理龙发公司向上海一方偿还货款。故绿苑公司该债权早已超过了2年的诉讼时效，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无论是海生商行还是梁健和本人都没有拖欠绿苑公司货款。原龙发商行从没有与绿苑公司进行过交易，不可能拖欠其货款，绿苑公司不是本案的货款权利主体，且真正的货款权利主体上海淀粉公司的债权也早已过诉讼时效，故海生商行特向贵院提出上诉，请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绿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维护海生商行的合法权益。
补充意见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认定多处错误，海生商行不可能拖欠绿苑公司的货款。2、海生商行在绿苑公司发来的《企业征询函》上盖章只是为了证明龙发公司对绿苑公司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但海生商行对于龙发公司具体欠款金额及拖欠货款的对象并不关心。3、国企对于其10多年前的历史债务之所以提起诉讼目的不是为了追讨货款，而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该规定例行最后一道诉讼程序，以便得到一个结论作为注销历史呆账的法律依据。本案的判决结果会涉及一系列当时由于企业改制留下来的债权债务问题，因此请求法院对于本案的判决不仅要考虑经济效果还要考虑社会效果。最后对于庭前的上诉状第7页有一个修改：表格上提及的《辅助核算明细表》应该为右上角标注“业务韩士杰”，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
绿苑公司辩称：1、绿苑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的规定，其一直与海生商行通过往来征询函进行对账，最新的一次对账是2014年4月15日。双方均在对账函上盖章确认，所以其拥有向在对账函确认的上诉人进行尚欠货款的权利。2、双方最后一次对账产生的时间是2014年4月，并没有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3、海生商行补充的关于国企历史呆账的观点是上诉人主观臆断进行的凭空想象。绿苑公司认为无论其是否国企的身份，但是在绿苑公司经营的过程中向海生商行供货产生了相应的货款以及海生商行也在不同的时间段确认了不同时间段的货款。最终结算的数额便是2014年4月份产生的345999.75元。而其追讨上述货款是依据事实与法律进行的，希望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绿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绿苑公司向海生商行供应淀粉，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供货合同，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绿苑公司向海生商行供货后，2010年至2014年期间每年均将海生商行尚欠货款形成往来账项列表（即对账单）由海生商行盖章确认债权债务关系。海生商行曾支付过部分货款，经绿苑公司最后一次2014年4月15日对账，截止2014年3月31日海生商行确认拖欠绿苑公司货款345999.75元。现海生商行拖欠货款多年，拒不偿还债务，其行为严重损害了绿苑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此，绿苑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一、海生商行支付绿苑公司所欠货款345999.75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海生商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龙发公司系由江门市饮食服务总公司在1988年2月投资开办，属全民所有制经济性质，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公司实行经营权承包责任制向总公司承包，法定代表人为梁健和。该公司因不按规定参加年检于2007年4月6日被工商行政部门吊销。龙发公司从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向绿苑公司购买淀粉等产品。至1997年底，龙发公司因转制清算，根据海生商行提供的《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应付账款明细表》反映，龙发公司应付账款总额1698652.19元，其中应付绿苑公司账款为803809.5元。同年12月22日，江门市饮食服务总公司代表甲方与梁健和及区XX两人代表乙方签订《龙发公司1997年11月25日止应收应付经济事项比对情况表》，内容反映甲乙双方应收款与应付款比对差额为647614.38元，该款扣减家具折价款17389元和汽车折价款33000元后，甲方应付乙方款项为597225.38元。梁健和根据上述清算停止以龙发公司对外经营活动后，仍继续保持与绿苑公司存在买卖往来，并对龙发公司应付绿苑公司的上述账款陆续偿还。2003年9月5日，梁健和以其妻子余仲玲名义申办个体工商户“江门市蓬江区沙仔尾海生商行”即本案海生商行，并以该商号继续与绿苑公司发生买卖行为。近几年，绿苑公司基本每年均书面向海生商行发出《企业询征函》，主要内容系对账。其中，2010年3月31日，海生商行确认仍欠446570元；2011年2月28日，海生商行确认仍欠464002.5元；2012年7月25日，海生商行确认仍欠436017元；2014年4月15日，海生商行确认仍欠345999.75元。海生商行在每年盖章确认时均注明“含龙发公司货款”的字样。
根据海生商行的举证反映，绿苑公司于2012年在海生商行确认欠款436017元后，曾制作《协议》一式三份，内容要求海生商行分期支付该款，分期办法因未协商一致而空白，另明确海生商行今后购买淀粉必须先付款后发货。海生商行未在《协议》上签名盖章。此后，海生商行根据绿苑公司的要求执行，以先付款后提货的方式再向绿苑公司多次购买淀粉，并先后支付部分旧欠款，至今仍欠款345999.75元。绿苑公司经追讨无果遂向该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绿苑公司与海生商行系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的买卖行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绿苑公司主张海生商行欠货款345999.75元，提供有海生商行盖章确认的多份《企业询征函》为据，海生商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认为该欠款属原“龙发公司”欠款，否认其应承担责任。双方争议焦点系海生商行对涉案欠款345999.75元应否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查明的事实，海生商行海生商行的实际经营者系梁健和。而梁健和从九十年代承包原“龙发公司”时开始一直向绿苑公司赊购淀粉，在1997年底该公司转制清算时仍欠绿苑公司货款803809.5元，从海生商行提供当时梁健和与原“龙发公司”的投资人“江门市饮食服务总公司”订立的相当清算的《龙发公司1997年11月25日止应收应付经济事项比对情况表》内容分析，龙发公司属于亏损负债，梁健和承接了龙发公司的债权债务，并由江门市饮食服务总公司支付597225.38元给梁健和及区XX代表的乙方，此后，梁健和仍保持跟绿苑公司发生买卖关系，并将上述欠款一直延续发生增减。至近几年来，梁健和以海生商行名义向绿苑公司单位确认的欠款数额，虽然内容写明是“含龙发公司欠款”等字样，但每年均发生变化，特别系2012年确认欠款436017元，到2014年确认欠款345999.75元，也就是说，海生商行对该欠款从未否认承担责任。很明显，梁健和原来承包经营“龙发公司”所欠绿苑公司的旧债，由梁健和实际经营的海生商行即海生商行接受且已履行偿还了大部分，现海生商行拒绝继续承担清偿责任，其抗辩欠缺理据，该院不予采信。另外，对海生商行认为绿苑公司的请求已过诉讼时间的问题。经审查，海生商行一直有履行还款义务，至2014年4月15日仍向绿苑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盖章确认，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绿苑公司提出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绿苑公司诉请海生商行承担清偿欠款345999.75元，理据充分，依法应予支持。判决：海生商行（经营者余仲玲）应在判决生效后十天内支付货款345999.75元给绿苑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490元，由海生商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海生商行提供如下证据：：1、帐簿启用表（资产负债明细账簿及仓库明细账簿的首页）和《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证明1994年海生商行的法定代表人是ＸＸ照，而不是梁建和。在梁建和担任龙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前还有其他人先后担任过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1996年2月5日龙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才变更为梁建和，一审认定梁建和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担任法定代表人承包龙发公司是错误的；3、绿苑公司的公章公示信息，证明绿苑公司成立于1999年，龙发公司早于1997年因进行转制停止经营，不可能与其建立贸易关系；4、上海淀粉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证明上海淀粉公司至今还存续，绿苑公司不是货款的权利主体。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绿苑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新证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并不代表公司所欠的债务就能撤销，龙发公司于1997年进行转制，一审法院认定转制后梁健和与龙发公司订立过清算表，该清算表中结余的债务由梁健和承接的认定是正确的。绿苑公司依据与海生商行之间的对账函以及后续的货物买卖行为拥有追讨尚欠货款的权利。本院对上述证据经审查认为：绿苑公司和上海淀粉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证实两公司的设立情况，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帐簿启用表和《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虽然能说明龙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但与本案的争议焦点并无直接关联，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信。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龙发公司系由江门市饮食服务总公司在1988年2月投资开办，属全民所有制经济性质，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公司实行经营权承包责任制向总公司承包，法定代表人为梁健和。该公司因不按规定参加年检于2007年4月6日被工商行政部门吊销。龙发公司从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向上海淀粉公司购买淀粉等产品。至1997年底，根据海生商行提供的《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应付账款明细表》反映，龙发公司应付账款总额1698652.19元，其中应付上海淀粉公司账款为803809.5元。同年12月22日，江门市饮食服务总公司代表甲方与梁健和及区XX两人代表乙方签订《龙发公司1997年11月25日止应收应付经济事项比对情况表》，内容反映甲乙双方应收款与应付款比对差额为647614.38元，该款扣减家具折价款17389元和汽车折价款33000元后，甲方应付乙方款项为597225.38元。梁健和根据上述清算停止以龙发公司对外经营活动后，并对龙发公司应付上海淀粉公司的上述账款陆续偿还。
1999年8月3日绿苑公司成立，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2003年9月5日，梁健和以其妻子余仲玲名义申办个体工商户“江门市蓬江区沙仔尾海生商行”即本案海生商行，并以该商号继续与绿苑公司发生买卖行为。2010年至2014年期间，绿苑公司基本每年均书面向海生商行发出《企业询征函》，函件注明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已经付清，仍需及时函复。其中，2010年海生商行确认截至2010年3月31日，仍欠446570元；2011年海生商行确认截至2011年2月28日仍欠464002.5元（备注“3／1银行收到39000元”）；2012年7月25日，海生商行确认截止2012年4月30日仍欠436017元；2014年4月15日，海生商行确认截止2014年3月31日仍欠345999.75元。海生商行在每年盖章确认时均注明“含龙发公司货款”的字样。
在诉讼中，绿苑公司和海生商行均确认在2012年双方在交易往来中采取先付款后发货的方式，海生商行及时结算支付货款，并未产生新的欠款。
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海生商行应否向绿苑公司支付货款345999.75元。
绿苑公司主张海生商行应向其支付拖欠的货款345999.75元，并提供了海生商行盖章确认的企业征询函及相应的记账凭证等证据。海生商行则抗辩称其并未欠绿苑公司货款，绿苑公司追讨的货款是龙发公司拖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绿苑公司不是权利主体且诉讼时效已过。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海生商行在绿苑公司送达的企业征询函中盖章确认货款，但海生商行与绿苑公司均确认在2012年之后海生商行并未结欠绿苑公司的货款，因此可以推断在企业征询函中海生商行所确认的货款应是发生在2012年之前所发生的，而海生商行确认货款时均注明含龙发公司货款或龙发公司货款，从绿苑公司提供的记账薄显示其是将龙发公司拖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与绿苑公司与海生商行发生的货款一并记账，但对于其主张的货款绿苑公司并未能分清哪部分货款是属于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哪部分是属于海生商行欠绿苑公司的货款，而绿苑公司也并未否认其主张的货款中实际包含有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龙发公司在1997年应付上海淀粉公司账款为803809.5元，从绿苑公司记账账簿中反映债务有陆续偿还并减少至30余万元，绿苑公司关于龙发公司的旧账偿还至30多万余元的陈述也可以印证其起诉主张的货款345999.75元实际属于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龙发公司债务的减少是通过梁建和负责处理，梁建和作为龙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龙发公司结欠的对外债务进行后续跟进处理符合常理，但并不能等同于梁建和个人承继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龙发公司的债权债务，海生商行提供的《龙发公司1997年11月25日止应收应付紧急事项对比情况表》也并不能说明梁建和承接了龙发公司的债权债务。龙发公司和上海淀粉公司均未被注销仍存续，绿苑公司虽主张其承接上海淀粉公司的债权债务，但绿苑公司与上海淀粉公司均属独立的法人企业，在诉讼中绿苑公司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承继原上海淀粉公司的债权债务或上海淀粉公司委托绿苑公司追收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相应货款，因此，绿苑公司主张海生商行欠其货款345999.75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杜民初字第67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海绿苑淀粉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4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90元，合计12980元，由上海绿苑淀粉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张萍辉
审判员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应海燕
二○一六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李美茹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粤07民终14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蓬江区沙仔尾海生商行，住所地：江门市水产水果冻品批发市场W区46、47、48、49号铺。
经营者：余仲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中，广东国晖（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玲，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绿苑淀粉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北翟路163弄1号30幢，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李俊洪，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平，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门市蓬江区沙仔尾海生商行（以下简称“海生商行”）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绿苑淀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杜民初字第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生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2015）江蓬法杜民初字第671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绿苑公司要求海生商行支付货款345999.75元及案件诉讼费的诉讼请求；3、判令绿苑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多处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江门市国营商业龙发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龙发公司”）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向绿苑公司购买淀粉与事实不符，因绿苑公司于1999年8月3日才成立，而龙发公司早于1997年进行转制，之后再没有向任何供货方购买淀粉，故龙发公司不可能从九十年代开始便向绿苑公司购买淀粉，龙发公司从九十年代开始至转制前是向上海淀粉公司（全称）购买淀粉的。一审法院认为，龙发公司向饮食总公司承包，就等于法定代表人等多名职工向总公司承包、就等于龙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多名职工承包龙发公司、龙发公司的债务就等于法定代表人等多名职工的债务，这明显是对企业承包的错误认识，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即使龙发公司向饮食总公司承包，但龙发公司承包不等于职工承包，也不等于法定代表人等多名职工向总公司承包，更不等于法定代表人等多名职工承包了龙发公司，龙发公司的债务就不等于法定代表人等多名职工的债务。一审法院认为龙发公司由梁健和承包经营，在企业改制时江门市饮食服务总公司（下称饮食总公司）应付龙发公司账款（597225.38元）远少于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账款（803809.5元）的情况下，梁健和愿意承接龙发公司的债权债务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常理的，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为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的《企业询征函》的法律效力为“对账”也没有法律依据。绿苑公司一审时提交的右上角标注“业务本部”、左上角标注“2013年第1期至第12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将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与海生商行应支付给绿苑公司的货款混合在一起，但即使混合在一起，由于从2012年起海生商行与绿苑公司之间实行先付款后购货的交易方式，故从该表上看到2013年期末货款余额仍然为254999.75元，而从2014年起绿苑公司就海生商行的货款与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分开核算，绿苑公司一审时提交的右上角标注“业务本部”、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是龙发公司欠上海淀粉公司的货款，欠款余额与2013年期末货款余额254999.75元相等，而且始终为254999.75元。而右上角标注“业务部韩士杰”、左上角标注“2014年第1期至第4期”的《辅助核算明细表》的余额一直发生变化，这才是海生商行与绿苑公司之间的货款记载，而且海生商行支付货款的数额都是近年一个货柜款项91000元的整数倍（或者先后两笔货款数额合计为91000元）（10多年前一个货柜款项约40000元），该表上余额虽然显示欠款为91000元，但实际现在欠款为0，至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绿苑公司记账滞后所致。
详细情况如下表：
时间
事实
证据
1988年3月
饮食总公司投资开办龙发公司，当时龙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林锦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梁健和。在梁健和担任龙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前还有ＸＸ照等人先后担任过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即使龙发公司向饮食总公司承包，但龙发公司承包不等于职工承包，也不等于法定代表人林锦等多名职工向总公司承包，更不等于林锦等多名职工承包了龙发公司，龙发公司的债务就不等于林锦等多名职工的债务。
1、海生商行一审提交的证据第8、6页
2、海生商行二审提交的证据第1-2页
1994年1月1日
龙发公司《账簿启用表》（仓库明细账簿、资产负债明细账簿）上仍显示其当时的负责人为ＸＸ照，而不是梁健和
海生商行二审提交的证据第1-2页
1996年2月
龙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梁健和，根据上述理由，同样也不能认为是梁健和担任法定代表人后承包了龙发公司，一审认定梁健和从九十年代开始承包龙发公司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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