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2民初4176号
原告：杨启伶，女，1967年2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被告：杨启东，男，1971年8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原告杨启伶与被告杨启东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启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撤销原、被告于2015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案外人杨春堂与郝德英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名子女，长子杨启生、次子杨启东、长女杨启伶。2013年1月21日，全家签订“分家协议”，约定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某镇某村139号院内房屋四间及院落归杨启伶所有。后原告与被告经协商一致于2015年1月16日签订“附义务赠与合同”，约定原告将139号院内房屋四间及院落赠与被告，与此同时被告将负责对父母的养老送终。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其房屋交付义务，但被告一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赡养父母。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被告未能依约旅行照料父母的义务构成违约。
杨启东辩称，我不同意撤销。我尽到了赡养义务，我给我母亲看病，养老送终都是我负责。且2015年的协议不是原告对我的赠与，是父母收回对原告的赠与，并由我继承。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杨春堂与郝德英（2015年8月去世）育有三个子女，即原告杨启伶、被告杨启东、杨启生（2012年4月去世）。薛玉梅系杨启生的妻子。
2013年1月21日，杨春堂、郝德英、杨启伶、薛玉梅、杨启东签订《分家协议书》，各方约定：杨春堂、郝德英在北京市通州区某镇某村建造的三处房屋中，139号院内正房四间归杨启伶（杨春堂和郝德英有居住权，直至百年后），42号院内正房四间归薛玉梅，43号院内正房四间归杨启东；薛玉梅每年负责赡养杨春堂八个月，杨启东每年负责赡养郝德英八个月，杨启伶负责每年赡养杨春堂、郝德英四个月；杨启伶、薛玉梅、杨启东每月各给付杨春堂、郝德英生活费100元。后协议各方均依约进行了履行。
2015年1月16日，杨春堂、郝德英、杨启伶、杨启东四人签订《协议书》，约定：杨启伶主动放弃一切财产，包括房地；薛玉梅只分得42号院内正房四间；139号院内正房四间及承包地9.6亩均归杨启东，由杨启东对杨春堂、郝德英养老送终，与他人无关。同日还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如果杨启东反悔，老人去法院告，杨启伶不养老人，139号院归杨启伶，杨启伶只养老人四个月。杨启东在该协议上签字。
2015年3月，因139号院年久失修，杨启东开始翻建139号院内房屋，现已翻建并装修完毕。
2016年1月，杨春堂以杨启伶为被告，以“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至法院，主张杨启伶拒不履行2013年1月21日《分家协议书》中确定的赡养义务，要求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分家协议书》中关于杨春堂赠与杨启伶德仁务前街村139号院内正房四间等内容。杨启东作为杨启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在该案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赡养问题及2015年1月16日《协议书》问题发表了意见：1.关于赡养问题。杨春堂主张杨启伶自2015年9月起未履行赡养义务。杨启伶表示，其尚未给付赡养费系因为打算按年支付，愿意当庭给付杨春堂三个月的赡养费。杨春堂当庭接受了杨启伶给付的三个月的赡养费，但表示杨启伶于2015年9月至12月未履行赡养义务，致使杨春堂无处居住，故仍要求解除诉争《分家协议书》中的相关内容。对此，杨启伶和杨启东表示：2015年8月31日，杨启伶系根据2015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请杨春堂至杨启东处居住，同时也是因为139号院在翻建过程中，无法居住，而杨启东家有空房间和炕，杨启东也为杨春堂准备好了长期生活的用品，但杨春堂在杨启东处住了一夜，便自行离开，回到其租住的房屋居住；现139号院已翻建完毕，装修工作将于2016年3月底结束，届时杨春堂便可搬回居住；只要杨春堂搬回来居住，无论之前的协议如何约定，杨启伶和杨启东愿意接受杨春堂提出的赡养要求。杨春堂表示：尽管杨启东为杨春堂准备好了房间、炕和被子，但杨春堂“不住监狱”，所以离开了，之后便未再找过杨启伶和杨启东。2.关于《协议书》。杨启伶、杨启东表示：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是由杨启东赡养杨春堂和郝德英，故将139号院内房屋的所有权移转于杨启东；签订协议后，由杨启东赡养郝德英，为郝德英看病，并在2015年8月郝德英去世后独立负责了郝德英的丧葬事宜；由于郝德英患有老年痴呆症，故杨启东曾请杨春堂和郝德英一起居住，一并赡养两位老人，顺便由杨春堂协助照顾郝德英，但是杨春堂表示拒绝。杨春堂表示：尽管杨春堂知晓《协议书》中由杨启东对杨春堂和郝德英养老送终的内容，但其认为《协议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杨启伶和杨启东之间的财产转移，因此当时签了字；杨春堂在签完《协议书》后不与郝德英一起居住，系因郝德英患有老年痴呆，杨春堂一个月就几百元收入，养不起郝德英。本院经审理认为，2015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杨启伶据此请杨春堂至杨启东处接受赡养的行为并无不妥；当然，赡养父母系子女的法定义务，各方关于赡养方式的具体安排可随赡养父母的需要而进行调整，故杨启伶对杨春堂的赡养义务不因《协议书》的签订而消灭，杨春堂仍可根据实际需要要求杨启伶尽合理的赡养义务。但本案中，一方面，杨启伶继续给付杨春堂赡养费；另一方面，杨启伶也系考虑到139号院内房屋进行翻建的事实，而在与杨启东沟通协调后，安排原告杨春堂在杨启东处居住，原告杨春堂在离开杨启东家后租房居住，也并未再找被告杨启伶；另外，杨启伶和杨启东亦表示“现139号院已翻建完毕，装修工作将于2016年3月底结束，届时原告杨春堂便可搬回居住；只要原告杨春堂搬回来居住，无论之前的协议如何约定，被告杨启伶和杨启东愿意接受原告杨春堂提出的赡养要求”；杨春堂关于杨启伶未尽赡养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和证据支持，据此本院判决驳回了杨春堂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春堂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撤回上诉。
2016年6月，杨春堂以杨启东、杨启伶为被告，以赡养纠纷为案由，起诉至法院。杨春堂主张杨启东、杨启伶每月给付的赡养费不能满足杨春堂基本生活，要求每月给付赡养费800元。本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双方在《分家协议书》等协议中对赡养费做出了约定，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结合杨春堂的收入情况、当地物价等情况，酌情确定赡养费数额调整为每人每月200元，对于杨春堂主张的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判决杨启东、杨启伶每人每月给付杨春堂赡养费200元。本案庭审中，杨启伶、杨启东均向本院提交收据等证据，用以证明履行了上述判决之义务。杨启东还主张杨启伶支付的费用中，有一部分是由其所支付，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以上事实，有分家协议书、协议书、（2016）京0112民初1110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12民初23529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杨启伶经分家析产取得139号院房屋权属后，于2015年1月16日与杨春堂、郝德英、杨启东签订“协议书”，约定杨启伶主动放弃一切财产，139号院归杨启东，由杨启东对杨春堂、郝德英养老送终。结合杨启伶、杨启东在杨春堂诉杨启伶合同纠纷一案中关于“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是由杨启东赡养杨春堂和郝德英，故将139号院内房屋的所有权移转于杨启东”之陈述，可以认定：杨启伶与杨启东于2015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系附义务赠与合同，所附义务为：由杨启东对杨春堂、郝德英养老送终。杨启东主张2015年的协议不是杨启伶的赠与，是父母收回对杨启伶的赠与，并由杨启东继承，因杨启伶经分家析产取得了139号院房屋权属，所有权已经发生了变更，在无证据证明杨春堂、郝德英有合法依据收回赠与的情况下，杨春堂、郝德英无权再行处分，故对杨启东的该项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现杨启伶主张，由杨启东签字的《协议》写明“如果杨启东反悔，老人去法院告，杨启伶不养老人，139号院归杨启伶”，而此后老人杨春堂也确实向法院提起了赡养纠纷，表明杨启东未履行赡养义务，故应当撤销附义务赠与合同。对此本院认为：1.杨春堂“去法院告”并不足以证明杨启东“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这是因为，父母有要求子女赡养的法定权利，子女则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子女之间可以就如何赡养父母进行约定，但该约定并不能对抗父母要求子女赡养之权利。具体到本案，杨春堂起诉要求杨启伶赡养是主张其法定权利的表现，并不因杨启伶与杨启东之间的约定而改变。故杨春堂起诉要求赡养以及法院判决杨启伶承担赡养义务，均不足以证明杨启东不履行赠与合同所附“由杨启东对杨春堂、郝德英养老送终”之义务。当然，杨启伶依据法院裁判文书支付赡养费用后，可以依据约定向杨启东主张相应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赡养义务中金钱部分可以由他人代为履行，但其中精神层面部分，因具有人身性，则既不可转让，亦不可约定由他人代为履行。作为子女，仍应在精神层面履行赡养之义务。2.关于杨启东履行赠与合同所附义务的情况。在2016年1月杨春堂与杨启伶合同纠纷一案中，杨启伶和杨启东均表示“签订协议后，由杨启东赡养郝德英，为郝德英看病，并在2015年8月郝德英去世后独立负责了郝德英的丧葬事宜”、“杨启东也为杨春堂准备好了长期生活的用品，但杨春堂在杨启东处住了一夜，便自行离开，回到其租住的房屋居住”，上述陈述内容表明杨启东积极履行了赡养义务。杨启伶主张杨启东“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当然，杨启伶亦支付了赡养费，但如上所述，杨启伶经法院判决向杨春堂支付的赡养费，可以依据约定向杨启东主张权利。杨启东主张杨启伶支付的费用中，有一部分是由其所支付，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对杨启伶要求撤销原、被告于2015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杨启伶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元，由杨启伶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奉一兵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曹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