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川0191行初140号
原告廖东海，男，汉族，1977年6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桃源县。
委托代理人黄丽，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8号高新区管委会**楼。
法定代表人甘立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赖薪竹，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争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原告廖东海不服被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高新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伤保险待遇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高新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高新人社局自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了答辩状并提供了据以作出决定的全部证据材料及依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廖东海委托代理人黄丽，被告高新人社局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赖薪竹、李争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高新人社局于2016年6月6日作出《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核定廖东海伤残补助费用应拨26202元，其他渠道支付44736元，实际拨付0元。
原告廖东海诉称，原告于2014年6月24日发生工伤事故，于2014年9月10日被认定为工伤（工伤认定书编号：[2014]06-570），并鉴定为八级伤残。原告向被告申请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时，被告于2017年3月13日向原告出具《成都市工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以原告由其他渠道支付（即侵权人已赔偿）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后续治疗费等。原告据此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作出的《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
原告提供了其十二个月的工资单，证明其平均工资为3439.58元。
被告高新人社局辩称，原告廖东海于2014年6月24日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致伤，经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八级。除去医疗费，社保基金应承担26202元。因保险公司及第三人赔偿给原告81606.60元，相关赔付44736元，远高于社保基金的支付标准，因此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第10条以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待遇支付问题的批复》（川人社函[2014]1215号）之规定，社保基金不再予以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综上，被告不予认同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
为证明《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的合法性，被告高新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和依据：
第一组：《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证明被告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组：[2014]06-57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民事调解书》，证明被告所作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
第三组：《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待遇支付问题的批复》（川人社函[2014]121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证明被告所作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廖东海对被告第一组证据的合法性持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待遇支付问题的批复》（川人社函[2014]1215号）是行政机关之间商洽、询问、答复问题的信件，仅供行政机关参考，不属于立法法确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范畴，不对特定公民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对原告的工资表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不持异议，但是认为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其工资单，因与本案审理无关联，故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能够证明系被告针对原告申请作的工伤保险待遇金额的审批，被告已向原告拨付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具体金额，本院予以认定；第二组证据证明原告廖东海受到的事故伤害已被认定为工伤并被鉴定机构评定为八级伤残，且在第三方处获得赔偿的金额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第三组证据系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廖东海系睿志达光电（成都）有限公司员工。2014年6月24日20时许，原告在下班途中与蒋仁勤驾驶川Ｌ×××××号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原告在事故中无责任。原告就此次交通事故所遭受损失与蒋仁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江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并经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5日作出（2014）高新民初字第539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其协议主要内容为：“1、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江支公司已先行垫付了医疗费8000元；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江支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前赔偿廖东海因交通事故受伤所产生的赔偿金共计71606元；3、蒋仁勤于2014年12月20日前赔偿廖东海2000元……”。2014年9月10日，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2014]06-57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受到的交通事故伤害为工伤。2015年4月20日，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成劳鉴字【2015】02355号《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原告工伤致残程度八级。2016年6月6日，被告高新人社局作出《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在扣减了原告在交通事故中获得的赔偿后，核定拨付原告工伤保险补差0元。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金额核定，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于2016年6月6日作出的《成都市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审批表》。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之规定，被告高新人社局具有作出工伤保险待遇行政给付的法定职责。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且已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之后，是否还能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相关工伤保险待遇。本院认为，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分属不同法律范畴。工伤保险待遇属于公法领域的补偿，其请求权基础是劳动者因发生工伤事故获得的一种社会保险利益，实行无过错原则，具有社会保险性质；而人身损害赔偿则属于司法领域的赔偿，其请求权基础是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致害而获得，实行的是以侵权人具有民法上的过错为原则等。二者权利基础及归责原则均不同，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的上并不相悖，从公法与私法的不同领域均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也更贴合当下社会现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之规定，可以得知：1、职工因第三人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应予支持；2、职工因第三人原因受到伤害，并已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已获得民事赔偿的，当事人仍有权要求进行工伤认定和申请工伤保险赔偿；3、职工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并且第三人已经赔偿医疗费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不向受害人赔偿医疗费用，但其他费用无论第三人是否已经支付，都应当依法予以支付。综上，法律允许工伤保险待遇和人身侵权赔偿两种请求权同时行使。本案原告廖东海从侵权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并不构成其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阻碍，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仍有权获得除医疗费用外的工伤保险待遇。被告高新人社局作出行政给付行为时，在核定原告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金额后将原告已获得的民事赔偿部分金额予以扣减与上述规定不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核定工伤保险待遇的行政给付行为（包括核定与拨付）应予撤销，并判令其重新依法作出行政给付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6月6日对原告廖东海因工伤作出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核定的行政行为；
二、责令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重新作出处理。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担（此款已由原告预交，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该款向原告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熊秋艳
人民陪审员 刘祚久
人民陪审员 周开玉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郭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