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24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裕勇，男，1967年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才发，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凌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济阳县。
法定代表人：孙裕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才发，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利娟，女，1968年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庆强，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江涛，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裕勇、山东凌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利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2民初4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裕勇、凌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鲁0112民初492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孙裕勇、凌云公司不承担责任；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相关费用由张利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张利娟所述孙裕勇于2009年6月分两次向其借款20万元和10万元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孙裕勇并没有向其借款，是张利娟虚构事实。张利娟只是陈述借款30万元是2009年6月分两次向孙裕勇出借，张利娟对于此主张并没有任何借条、转款记录和资金来源。虽然张利娟申请了证人孙某吉出庭，欲证明上述两次借款是通过孙某吉，以现金的方式交到凌云公司的财务处，但此时证人与孙裕勇、凌云公司还有未结案的诉讼，双方关系早已恶化，其证言不具有相应的证明效力，况且当时的财务人员也没有出庭证实此事。因此张利娟主张事实无证据支持。其次，证人陈述当时将30万元现金交给财务人员冯某芳，但一审法院并未要求该财务人员出庭，我方的公司财务账面上也没有此30万元的记录。一审法院并没有要求财务人员冯某芳出庭说明情况，对于证人所说的将30万元现金交给财务人员冯某芳的真实情况不能查明，并且这是本案的关键之处。对于我方公司的会计账目的账面上也没有该30万元的记录。因此对于证人所说的30万元现金并没有支付事实。证人将30万元交给我方后应该要求我方出具借条等借款凭证，不可能无任何证据。除此之外，如果实际借款人是孙裕勇，那证人怎么会将相关的款项交给财务人员？这明显和常理不符。再次，一审法院认为自欠条出具至今已有六年，孙裕勇既不向张利娟索要此欠款，也不向张利娟索要欠条，由此推定张利娟向孙裕勇交付了借款，明显推理错误。孙裕勇在出具欠条后，双方因为仓库租赁等情况关系恶化致使张利娟不仅没有将借款出借给孙裕勇，当时的欠条也不返还，正因为如此，孙裕勇虽通过多种途径但都没有将欠条要回，对于这种情况，一审法院不能因此反推双方存在借款事实，进而推定张利娟将借款实际交付给了孙裕勇，此种推理明显错误。最后，证人与孙裕勇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之前证人与孙裕勇和张利娟关系非常好，通过证人介绍，孙裕勇认识了张利娟，并且张利娟将仓库出租给了孙裕勇，后来孙裕勇和证人、张利娟关系恶化，张利娟将孙裕勇存在自己仓库的货物全部卖掉。直至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证人和孙裕勇即凌云公司仍有案件正在审理中，双方关系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在2009年，证人在凌云公司干点杂活，但并不是凌云公司的员工。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证人已不在凌云公司工作。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借款发生期间是我方员工，因此认为其具有证明效力。这种认定明显有瑕疵。因此，证人所作证言是其与张利娟恶意串通所编造，不具有相应的证明效力，更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对于张利娟自认孙裕勇已支付利息9万元予以认可。进而反推出前12个月是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可见，自认的构成必须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但本案中张利娟认可的事实只是处分自己的诉讼请求，并不构成自认。并且张利娟的目的是通过自己处分自己的诉讼请求来达到有依据计算利息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因此，对于此种情形一审法院应要求张利娟举证证明上诉人支付利息的证据。只有如此才能知道本案是否有真正的借款事实，是否需要计算利息，才有依据如何计算剩余期限的利息。因此，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张利娟的行为属于自认的事实，不要求张利娟举证证明，进而依据此标准计算利息是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六条，判决上诉人未付利息是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为126000元。但规定二十六条皆是借贷双方对利率有约定的情况下适用，本案中，张利娟根本无法举证证明基本的借款事实，更无法举证证明双方约定了利息以及利息的多少，因此，即使存在借款事实的情况下利息的计算也应该适用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即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张利娟主张借款内利息的不予支持。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我方支付利息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三、证人并不是凌云公司的员工，一审判决认定证人在借款发生时是我方员工，因此对证人证言的效力予以确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人当时只是在我公司做些杂活，并不是我公司员工。并且在诉讼时我公司法人和证人之间还有未结案的诉讼，双方关系早已恶化，双方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证人证言不具有相关的证明效力。其次，对于30万元借款，张利娟既没有资金来源，也没有支付凭证，不能仅因为证人证言而确认我公司和张利娟之间具有相应的借款事实。最后，欠条所盖我公司印章为伪造。张利娟提供的欠条上的凌云公司印章是尾号为“6060”的行政章，但是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济南市公安局公章备案《印鉴信息采集登记表》、《印章信息登记单》显示凌云公司“6060”章为合同专用章，行政张尾号为“6061”，故此张利娟提供欠条印章个人伪造。我公司不应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张利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孙裕勇、凌云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孙裕勇和张利娟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2009年6月孙裕勇因资金周转困难，先后两次通过其助理孙某吉向张利娟借款20万元和10万元，孙裕勇向张利娟出具了两份借条，并约定了月息五分，孙裕勇在收到该30万元钱款后仅支付了部分利息，之后便没有再继续支付，2012年1月22日，孙裕勇就该借款本息相加后重新向张利娟出具了欠条，并将之前向张利娟出具的两份借条要回。无论是最初的两笔借款的交付、出具借条还是2012年重新出具欠条，将之前两份借条要回，孙裕勇的助理孙某吉既是孙裕勇与张利娟借贷的介绍人、经手人，又是现场见证人，其作为证人的证言具有非常强的证明效力。孙裕勇在上诉状中辩称证人孙某吉只是在凌云公司干点杂活，但并不是凌云公司的员工，该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证人孙某吉在2009年至2012年在凌云公司工作时，其不仅担任凌云公司总经理助理，还曾多次在凌云公司多起涉诉案件中代表凌云公司参与诉讼，曾经济阳县人民法院、历城区人民法院、长清区人民法院孝里法庭、天桥区人民法院北园法庭等代表凌云公司参加诉讼。虽然一审时，证人孙某吉与凌云公司也就是本案借款的担保人，尚有未结案的诉讼，但该诉讼是租赁合同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而且本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孙裕勇，而不是凌云公司，凌云公司仅仅是担保人。另外，证人孙某吉与孙裕勇是同一个村的，又是同一个生产队的，两个人不仅是老乡而且还多少有血缘关系，也正是因为两人之间存在上述关系，一开始孙裕勇才让证人孙某吉帮着向张利娟借钱，虽然凌云公司欠证人孙某吉租赁费，但证人孙某吉与孙裕勇两人之间的关系仍然一直不错，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两人关系早已恶化的情况。如果该借款没有实际发生，孙裕勇和张利娟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那么为什么在一审程序中，一审法院受理该案后，孙裕勇、凌云公司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定驳回孙裕勇、凌云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之后，孙裕勇、凌云公司又提出了上诉？最终被贵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孙裕勇如果确实与张利娟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大可没必要浪费几个月的时间，直接由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就行了，因为孙裕勇就在济南居住，由历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远比由淄博桓台县人民法院审理要方便的多，孙裕勇、凌云公司之所以这样做，其主观上并不是想行使法律赋予给他们的权利，也并不是想节省诉累，而是在故意拖延承担还款责任的时间。二、一审法院推定若孙裕勇在给张利娟出具欠条后，张利娟未向孙裕勇交付借款，自2012年至今长达6年的时间里，孙裕勇在向张利娟出具欠条后，既不向张利娟索要此借款，又未将张利娟手中的欠条要回不符合常理，该推定没有错误。孙裕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有多年从商经历，其应知晓出具欠据的法律后果，其辩称未收到张利娟于2009年6月交付的两笔借款，又否认2012年欠条中载明的500000元借款，但仍为张利娟出具欠条，该做法不符合常理。孙裕勇在上诉状中辩称其在出具2012年欠条后，孙裕勇和张利娟因为仓库租赁事宜双方关系恶化，致使张利娟不仅没有将借款出借给孙裕勇，而且欠条也未返还，该说法与事实不符。首先，2012年的欠条，是孙裕勇就之前2009年两笔借款本息相加后重新向张利娟出具的，2009年6月张利娟已将两笔借款总计30万元交付给了孙裕勇，因此，不存在张利娟没有将借款出借给孙裕勇的情况；其次，孙裕勇与张利娟确实因为孙裕勇租赁张利娟的仓库，由于孙裕勇未及时缴纳租赁费产生过纠纷，但该纠纷发生的时间距离2012年孙裕勇向张利娟重新出具欠条的时间相差一年多，在一审时孙裕勇也自认在纠纷发生时其曾向派出所报过警有出警记录，但当时其并没有向法庭提交过任何相关证据，孙裕勇之所以没有提交相关证据，正是因为欠条的出具时间和租赁纠纷的发生时间前后相差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孙裕勇和张利娟双方关系仍然非常好，孙裕勇在上诉状中也自认在租赁纠纷发生之前，证人与孙裕勇、张利娟关系非常好，倘若如孙裕勇所说的张利娟如果未将该借款实际交付给孙裕勇，那么孙裕勇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仍然有大量的时间和机会可以直接或者是委托证人孙某吉向张利娟主张要回欠条，但孙裕勇并没有这样做。孙裕勇之所以没有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其已经实际收到了张利娟交付的借款，从而也更一步证明了该欠条是孙裕勇就之前2009年两笔借款本息相加后重新向张利娟出具的，而不是单独的一笔借款。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对于2009年6月的两笔借款，孙裕勇均向张利娟出具了两份借条，并约定了利息，只是在2012年其重新向张利娟出具欠条后，将上述两份借条收回了，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至2012年1月22日，未付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为126000元，适用法律正确。四、在一审庭审中对张利娟提交的证据即《欠条》进行质证时，孙裕勇对欠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也就是认可了《欠条》上的印章是凌云公司的印章，现在又以该印章不是其公司印章为由，来否认向张利娟借款的事实，其根本目的仍然是故意拖延还款时间，甚至是拒绝履行还款义务，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欠条》上所盖的公司印章是凌云公司所有的真实印章，并非张利娟伪造，因为该欠条是由孙裕勇在滨州书写完毕加盖印章后，交给张利娟的，而且在一审庭审时孙裕勇也自认该《欠条》是由李全国盖完章后交给的张利娟，如果说该印章是伪造也是孙裕勇自己伪造。
张利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裕勇偿还张利娟借款50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判令凌云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孙裕勇、凌云公司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22日孙裕勇给张利娟出具欠条一份，该欠条载明：“今借张利娟现金伍拾万元正（500000元），借款人：孙裕勇370321196706140937，担保方：山东凌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2、1、22号”。该欠条凌云公司在担保方处加盖了公章。本案在审理中张利娟自认被告已支付利息9万元。
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张利娟是否将款项实际交付给孙裕勇。张利娟陈述借款是2009年6月15日由孙某吉在其家中将现金20万元取走，几天后又以同样方式取走10万元，张利娟同时申请证人孙某吉出庭作证，孙某吉证实其是凌云公司的员工，孙裕勇通过其介绍向张利娟借款20万元、10万元的事实，称借款均由其到张利娟家中取走现金，并随即按照孙裕勇要求将款项交给凌云公司的财务人员。孙裕勇则否认收到张利娟款项，但认可孙某吉当时是凌云公司的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二是张利娟所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张利娟提交了由被告于2012年1月22日出具的欠条，主张被告于2009年6月分两次分别向张利娟借款20万元和10万元，该欠条是于2012年本息相加后被告重新给张利娟出具的欠条，对该主张张利娟申请了证人孙某吉出庭作证，孙某吉在本案借款发生时既是凌云公司的员工，又是原被告之间借贷的介绍人及经手人，对证人孙某吉证言的效力予以确认。若被告在给张利娟出具欠条后，张利娟未向被告交付借款，自2012年至今长达6年的时间里，被告在向张利娟出具欠条后，既不向张利娟索要此借款，又未将张利娟手中的欠条要回不符合常理。因张利娟称从事珠宝生意家中有现金，且证人证实借款是自张利娟家中拿走现金交给凌云公司的财务人员，结合被告给张利娟出具的欠条，综合可以认定张利娟陈述被告向其借款的事实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已付的利息按年利率36%计算，未付的按年利率24%计算，张利娟自认被告已付利息9万元，虽然被告不认可，但对张利娟自认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自2009年6月至2012年1月22日期间共31个月，借款30万元按照月息三分计算10个月为9万元，之后的21个月按月息2分计算为126000元，即至2012年1月22日欠款本金为30万元，利息为126000元。对第二个争议的焦点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1月22日被告给张利娟出具的欠条未约定还款时间，张利娟可随时主张权利，张利娟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被告之间民间借贷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给张利娟出具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故张利娟可随时主张权利。至2012年1月22日被告尚欠张利娟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126000元，故对张利娟要求被告偿还50万元及自起诉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仅支持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126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以426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对其他部分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孙裕勇偿还原告张利娟借款本金30万元。二、被告孙裕勇支付原告张利娟借款利息126000元。三、被告孙裕勇支付原告张利娟逾期利息，以426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5日始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上一、二、三条所判款项，均限被告孙裕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被告山东凌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一、二、三条所判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山东凌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孙裕勇追偿。五、驳回原告张利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向原告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原告张利娟负担1400元，两被告负担740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玉勇、凌云公司提交：证据1、凌云公司记账凭证一份，证明2009年6月1日到2009年6月30日，该公司会计账面上并没有张利娟所述的交给凌云公司的30万元借款。证据2、济南市公安局印章信息登记单、印鉴信息采集登记表各一份（复印件），证明凌云公司6060印章为合同专用章，行政章尾号为6061，故张利娟提交欠条印章为伪造。经质证，张利娟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该记账凭证是由凌云公司保管，其完全可以进行更改，即便该记账凭证上没有张利娟交付的30万元借款，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只能证明凌云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存在问题。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欠条的印章为张利娟伪造，也不能证明凌云公司没有使用过欠条上的该印章。
张利娟提交：证据1、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孙裕勇、凌云公司（网上打印件），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开情况。主要证明2012年前后，凌云公司已经出现了财务问题，资金链断裂，张利娟只是想尽快收回之前的借款，所以将部分利息免除了。经质证，孙裕勇、凌云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该份证据只能证明孙裕勇、凌云公司为失信被执行人，但与张利娟之间的借款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更无关联性，如果真像张利娟所述，张利娟想收回之前的欠款，其应该在2012年及时起诉，不应拖延至现在，其对于部分利息免除的说法在该份证据上也没有任何体现。
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孙裕勇、凌云公司提交的凌云公司记账凭证，因记账凭证系凌云公司单方制作，且上述证据既无法否定涉案借条的真实性，亦无法证明孙裕勇、凌云公司并未实际收到涉案借款，在张利娟对此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对孙裕勇、凌云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济南市公安局印章信息登记单、印鉴信息采集登记表，能证明凌云公司6060印章为合同专用章，行政张尾号为6061，但不足以证明张利娟提交欠条上印章为伪造。对于张利娟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之间无关联性。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欠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明张利娟与孙裕勇有借贷的合意。张利娟陈述孙裕勇因资金周转困难，于2009年6月先后向其借款，张利娟以现金的形式通过孙某吉向孙裕勇交付借款20万元、10万元，双方约定了利息，2012年1月22日的欠条系对前期借款本息相加后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且张利娟具备相应的资金出借能力。孙裕勇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对自己的民事行为应具有相应认知能力，孙裕勇虽主张2012年1月22日的欠条出具后，该欠条载明的款项并未实际收到，但孙裕勇出具欠条且未收到欠条载明借款的情况下，从未向张利娟主张返还亦或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既不符合交易习惯亦不符合常理。在孙裕勇无相反证据反驳张利娟主张的情况下，对孙裕勇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1月22日的欠条系由发生于2009的两笔借款本息转化而来并无不当。涉案欠条载明：担保方凌云公司并加盖尾号6060印章，二审诉讼中，孙裕勇、凌云公司虽提交济南市公安局印章信息登记单、印鉴信息采集登记表证明凌云公司6060印章为合同专用章、行政章尾号为6061，与涉案欠条上加盖凌云公司的印章不一致，但不足以证明6060章系张利娟伪造。
综上所述，孙裕勇、凌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孙裕勇、山东凌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褚 飞
审判员 刘晓菲
审判员 高希亮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孙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