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6民再36号
抗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沈建设，男，1980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老河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均，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勇强，男，196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老河口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学才，男，1962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金魁，襄阳市樊城区中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二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隆仁民，男，195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原审被告：魏莉，女，197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老河口市。系上诉人沈建设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均，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勇强，男，1966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老河口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沈有发，男，1954年9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老河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元超，男，1962年10月18日出生，老河口市袁冲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沈建设因与张学才、隆仁民、魏莉、沈有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9日作出的〔2011〕河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7日作出〔2013〕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314号民事判决。沈建设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2014〕鄂民申字第00948号裁定，驳回沈建设的再审申请；沈建设遂向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提请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2月14日作出鄂检民（行）监〔2017〕42000000249号民事抗诉书,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1日作出（2018）鄂民抗2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晓辉、检察官助理李蔚出庭。申诉人沈建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均、郭勇强，被申诉人张学才及其委托代理人任金魁，原审被告隆仁民，原审被告魏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均、郭勇强，原审被告沈有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元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北省检察院抗诉认为：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314号民事判决认定隆仁民以沈建设名义从张学才处领取借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实体判决对沈建设明显不公。原审查明“隆仁民出具的收据并无沈建设的委托书，隆仁民称是自己写上去的，也没有沈建设的委托。”张学才将借款直接给付隆仁民，具有明显过错，隆仁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沈建设没有收到该笔借款，也没有偿还利息的事实。张学才收取的利息，实际上是高洪琴于2010年元月给了张学才的10万元，不能证明沈建设事后知晓追认。
沈建设申诉称：（一）原告主张的事实与各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的矛盾。沈有发因做生意急需资金周转，拟用登记在沈建设名下的房屋抵押寻求银行贷款20万元，沈有发的朋友母某（人名）表示可以介绍相关资源办理该事宜。2009年1月21日，母某从沈有发手中取得沈建设的房产证和结婚证原件。后该原件由母某转给隆仁民、高洪琴至张学才。张学才在未见到借款人之前，就已经见到房产证，并实际占有该房产证。张学才已知房产证不在沈有发手中。2009年1月22日，张学才在打字复印店打印借款协议文本，该文本中明确了借款金额为286000元和沈建设房产证的相关信息。准备完借款协议文本后，张学才与高洪琴、张荣兰、隆仁民四人从襄阳一起到老河口找沈有发，这也是张学才与沈有发（含沈建设）唯一一次见面。张学才与沈建设签署日期为填空方式记载为2009年1月22日。沈有发在张学才与沈建设签署的《借款协议》上签署担保意见，日期记载为2009年1月21日。说明沈建设在《借款协议》上签字时，张学才并未就借款做出承诺。隆仁民向张学才出具《现金收条》的时间和张学才实际支付款项的时间不能确定。张荣兰称，当晚张荣兰筹集了166000元给张学才，张学才、高红琴、张荣兰、隆仁民4人关于款项实际筹措和交付相互矛盾，具体时间、金额均不一致。《现金收条》不能证明隆仁民出具收条即取得借款的事实。由此，可以确认以下法律事实：1、沈建设签署《借款协议》的时间是2009年1月21日，而此时，张学才是否承诺借出款项尚不确定，即使张学才于2009年1月22日对《借款协议》做出承诺，但借款人沈建设并不知情。该承诺效力根本未送达借款协议的“要约人”沈建设。2、隆仁民出具《现金收条》时并未取得该收条载明的286000元，即《现金收条》记载的事项与实际并不相符。3、张学才实际交出款项的时间、金额、接手人无法确定。（二）争议焦点的确认和法律适用错误。隆仁民的领款行为是否构成对沈建设的表见代理？沈建设签署完该协议时，并不知道张学才已就《借款协议》做出承诺，直到张学才起诉才知道时间的全部情况。如果张学才是与沈建设同时签署的，又为何不签署2009年1月21日；如果是第二天收到隆仁民提交的作为领款凭据的《借款协议》，再补签2009年1月22日的，那借款人沈建设又是如何知道其借款要约“得到出借方审批了”呢？既然沈建设连“借款”申请是否获得都不知道，证明就能在签字时就委托隆仁民去领款呢？（三）二审判决和再审裁定的错误。隆仁民持有任何证件只是一个自然事实，将证件做特定使用，是一个基于当事人（沈建设）意思表示的法律事实。《房产证》在《借款协议》签订之前，张学才就知道已不在借款人手中，这怎么叫足以有理由相信隆仁民有权代表领款？一个陌生人找张学才借钱，张学才却将钱交给另一个陌生人，仅凭据的是该另一个陌生人持有借款人的《房产证》，这也称得上“足以有理由相信”吗？对于如此巨额的款项支付，法律不要求张学才应有基本的谨慎和注意义务，却妄谈一个外放高利贷的张学才“充分的理由相信”于理不合、于法不通的陌生人代为领款。
被申诉人张学才辩称：对抗诉书不予认同，对方一直在说谎。一个是沈有发说在河口贷不到款是不符合常理的。二是原一审中沈建设说1月22日签订的协议，就因沈有发笔误写成1月21日，才引发了这么多事情，1月21日没有签署。三是沈建设说签了字就走了，是不属实的。
原审被告隆仁民辩称：沈建设跟我不认识，没有书面和口头委托我。直到高洪琴还钱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原审说钱给我了没有一点依据，我不知道张学才住在哪，钱是高洪琴拿的，一、二审认定的事实错误。对于沈建设和魏莉，他们从头到尾都不知情。
原审被告魏莉辩称意见与沈建设意见相同。
原审被告沈有发辩称：我做生意需要钱，襄樊不要门面房的抵押，我不认识隆仁民，当时去了4个人对我的房屋进行评估，说可以贷20万，我看协议上写的286000元，后来到红金龙酒店签协议，说房产证的名字写的是沈建设，让我把沈建设和魏莉喊过来，我就把沈建设喊过来，让他签完字就走了，他们让我签一个房屋真实性和合法性，我就签了。后来他们说房产证要带走，让明天去建行办手续，说以在建行签的为准，我就把房产证给了母某第二天我打电话就没人接了，我到处找不到他们，我又不认识他们，钱我也没拿到，一年半以后张学才来家里要钱，后来就起诉了。
张学才于2011年8月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09年1月22日，沈建设、沈有发、隆仁民三人以做生意急需资金周转，向张学才借款286000元，沈建设、沈有发、隆仁民一再表示维护张学才经济利益，到期一定归还，口头承诺月利息4分，沈建设自愿用位于老河口市××小区××开发区铁路东房屋××幢，一至三层(房权证第××号)，面积403平方米的房屋作抵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沈有发也在借款协议下面写下担保，当时签好协议后，张学才对沈有发说，“今天过来没带钱，不过你放心，协议已签字生效，你明天把房产证、借款协议、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一起拿到襄樊，一手钱一手货。”沈建设说，“明天我没时间，他们把东西带去给你，拿钱就可以了。”当面委托沈有发、隆仁民，我说也行。按约定第二天下午，高洪琴开车和隆仁民一起拿着沈建设给的借款协议原件、房产证、结婚证及隆仁民写好的现金收条，三人身份证复印件来到张学才家商店，给张学才查看无误后，从张学才家商店拿走286000元。借款到期后，张学才多次要求还款，但沈建设、沈有发、隆仁民均以资金没有到账、困难为由拖欠至今不还。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沈建设、魏莉、沈有发、隆仁民归还张学才借款286000元，并支付违约金50000元及利息损失；由沈建设、魏莉、沈有发、隆仁民承担诉讼费。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09年，沈有发做生意需要资金，找到朋友母某，母就向沈有发介绍隆仁民，说隆仁民能从襄樊建行贷款。沈有发同意后，2009年1月22日，母某就带着隆仁民、高洪琴（女）、张学才及其妹妹张荣蓝等到沈有发在秋丰路的住处，对沈有发所居住的房屋作了评估，价值750000元，用房产证抵押可以贷款286000元。之后就去了红金龙酒店，在红金龙酒店，高洪琴说，“（隆仁民的情况说明）……快过春节了，银行贷款来不及，春节后再贷，先到张学才处借20多万元再说。……”之后张学才与沈建设、魏莉签订了一式一份的借款协议，约定，“沈建设、魏莉向张学才借款286000元现金，用款期限六个月，沈建设、魏莉自愿将位于老河口市××小区××开发区铁路东房屋××幢一至三层，面积403.67平方米作为抵押。如沈建设、魏莉到期不还，张学才有权处置和拍卖此房，沈建设、魏莉并承担违约金人民币伍万元，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沈有发在协议上签了字，载明，“本人自愿担保该房屋的合法真实性，按借款维护甲方（张学才）利益协议。”双方口头约定4分利息（即10000元一个月利息为400元）。沈有发签完字后，把协议交给了隆仁民，沈建设的房产证、结婚证交给了母某。协议签订次日，母某在襄樊将房产证、结婚证给了隆仁民。张学才在襄阳××东风路其妻子开的商店里，将286000元现金给了隆仁民，隆仁民将借款协议、沈建设的房产证、结婚证等原件给了张学才，并给张学才出具了一张现金收条，载明，“受沈建设委托，收到张学才现金286000元并把房产证（身份证复印件押给张学才），并保证沈建设按借款协议执行。收款人隆仁民。”隆仁民将沈建设所有的坐落在老河口市永乐小区护城河铁路东的房屋一幢，一至三层，房产证号00××55房屋所有权证，交给张学才作为借款抵押，但未办理抵押登记。隆仁民为贷款担保保证人。借款到期后，张学才找隆仁民催要借款，一直到2010年元月，案外人高洪琴（张学才称其现下落不明）给了张学才100000元，说是沈有发、沈建设给的一年的借款利息。高洪琴在其家里给张学才100000元时，隆仁民也在场。后来张学才与隆仁民、案外人高洪琴联系不上后，于2010年7月份找到沈有发，沈有发称一直没有拿到钱，并一直在找母某和隆仁民要证件。沈有发在找母某要证件时，母某称，“保证没有问题，隆总负责还息，沈有发只负责5厘的息，两个月后隆总把此款调整为正规手续，还是5厘息，以上息是多少不用沈有发负责。”魏莉没有去红金龙酒店，借款合同上的签名是其丈夫沈建设代签的。
一审另查明：隆仁民出具的收据称是受沈建设的委托，但张学才没有沈建设的委托书。隆仁民说是隆仁民写上去的，也没有受沈建设的委托。隆仁民称，收款收据、房产证、结婚证以及借款协议都交给了高洪琴，是高洪琴一个人去找张学才拿286000元的说法，与张学才陈述不一致，且隆仁民没有证据证明。庭审中，隆仁民对母某的说明无异议，母某的说明称，“……一年后有一姓张的找沈有发要还贷款，这样才知老隆给贷款办了。手续字是老隆签的，钱是老隆拿的，沈有发不知情况，也没用钱。……”隆又说是高洪琴一个人去拿的钱，前后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母某的说明与张学才的陈述一致，又与隆仁民所出具的收条相互印证。此案借贷纠纷，是沈有发做生意用钱，在河口建行贷不到款，才找母某，说母某能在襄樊建行贷到款。于是就找到母，母又找到隆仁民，隆仁民又找到高洪琴，高洪琴又找到张学才。隆仁民和高洪琴打过十几年的交道，此前并不认识张学才。隆仁民、高洪琴、张学才均未在建行工作过。坐落在老河口市××小区××铁路××—××层，房产证号00××55，面积403平方米房屋的产权人是沈建设，实际是沈有发的房屋，由沈有发占有、使用。对此，沈有发和沈建设陈述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张学才与沈建设、魏莉在2009年1月2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沈有发在协议的担保处签字后，由沈有发交给了隆仁民，将房产证、结婚证交给了母某。次日，隆仁民持有沈建设、魏莉发出去的证明文件，即借款协议、房产证、结婚证原件以及身份证复印件等，去拿贷款。而这些证明文件也就构成认定表见代理的客观依据。张学才完全可以凭借这些证明文件确定或推定隆仁民是沈建设、魏莉的合格代理人。虽然实际要用钱的人是沈有发，但签协议的人是沈建设和魏莉，其用于贷款抵押的房产所有权人及结婚证也均是沈建设、魏莉的。所以，张学才与沈建设、魏莉签订的借款协议，其订立合同的主体都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作为沈建设、魏莉的代理人，即隆仁民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此，隆仁民从张学才处拿走的286000元现金，应由沈建设偿还给张学才。因在签订借款协议时魏莉没有在场，也不知道此事，协议上魏莉的签名是沈建设代签的，且该借款又不是用于家庭生活的支出，故张学才要求魏莉承担偿还借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双方口头约定的4分的利率，与隆仁民陈述一致。虽然沈有发不予认可，但根据沈有发的记录（证据三背面内容），以及张学才和沈建设并不认识，是通过母某、隆仁民介绍双方才发生的借贷关系，由此可见张学才和沈建设所产生的借贷关系，并不是亲朋好友间因生活所需的帮助，而是用于经营。从当前的交易习惯来看，民间资本以出借的方式投资给经营者的，月利率为20‰左右比较普遍。故双方对利率的口头约定，予以采信。根据合理利率原则，自然人之间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即借款利率不能超过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借款利率的4倍（4.86%*4=19.44%年利率），所以双方的约定过高，应按19.44%年利率计算，对超过部分的利率，不予支持。张学才收到沈建设、沈有发支付的100000元款项，双方均未提供书面证据确定是归还本金还是支付利息，故按照交易习惯即按先归还利息，后归还本金的原则处理。截止2010年1月22日，沈建设应支付张学才借款利息55598.4元（286000元*19.44%年利率=55598.4元）剩余的44401.6元（100000元-55598.4元=44401.6元）作为归还给张学才的本金。本案中虽然沈建设、魏莉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偿还借款，是一种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违约金的调整标准是利息与违约金两项相加之和不能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双方约定的利息本身现已超过了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所以张学才要求沈建设、魏莉支付违约金50000元的诉讼请求，属重复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借款协议中，因沈有发担保的是用于贷款抵押的房屋的合法真实性，并不是对贷款进行担保，所以对张学才要求沈有发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隆仁民持沈建设发出去的证明文件，去拿贷款时在现金收条中载明“保证沈建设按借款协议执行”，所以作为借款担保的保证人，对借款人不按借款协议履行还款的行为，应当承担保证的连带责任。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一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沈建设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原告张学才本金241598.4元（286000元-44401.6元=241598.4元）。并从2010年1月22日起至判决书生效确定还款之日止，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借款利率的4倍支付借款利息。被告隆仁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魏莉、沈有发不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44元，财产保全费2270元，合计10814元。由张学才负担3620元，沈建设、隆仁民负担7194元。
沈建设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沈有发想用他自建的房产抵押向建设银行贷款，由于他的房产产权证登记在沈建设名下，他在办理贷款过程中，让沈建设在协议上签字。沈建设的意思表示要受沈有发的意思表示限制。沈建设和张学才没有形成合意。原审判决认定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尊重客观事实。借款协议上记载着沈建设的产权证书号码，借款协议的文本是由隆仁民提供，张学才早就知道沈有发是要向建设银行贷款的情况。张学才在沈建设及沈有发签完字后又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借款协议上出借人签名处签名，从而促成协议在形式上达到成立。无论张学才出于何种目的，其行为都具有重大过错，主观上存有明显恶意。因此借款协议，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原审判决仅以隆仁民持有借款协议、沈建设的结婚证、房产证、身份证复印件等，就认定是表见代理，忽视了上述事实。张学才在庭审中诉称，沈建设、沈有发、隆仁民三人以做生意急需资金周转，向张学才借款286000元。此说法与张学才所举证据一、二不符。张学才所举证据一表明，隆仁民和沈有发都不是借款协议中的借款当事人，张学才所举证据二表明，隆仁民只是保证人而非借款人。对于这些矛盾，张学才极力回避。原审判决依据隆仁民的单方情况说明宣称已审理查明，违背了客观事实。张学才称，其与沈建设、隆仁民、沈有发口头约定4分利息，与其所举证据一、二相矛盾。沈建设及沈有发在客观上都不认识张学才，主观上也一直认为是要与建设银行建立借贷关系，不仅没有、也不可能会跟张学才进行什么口头协商活动。沈有发的记录只是记录了他人说过了什么样的话，并不表明沈有发就认同和接受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同时，说话人也不是借款协议的利害关系人，与借款协议无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判决认为张学才关于口头约定的说法与隆仁民陈述一致，并把沈有发的记录作为证据，认定口头约定存在，完全忽略了张学才的说法与其所举证据之间的矛盾，不仅违反了客观事实，也违背了司法机关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张学才、隆仁民关于交付现金的说法尽管不一致，却肯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隆仁民出具的现金收条是事先就写好了的。根据上述事实，张学才、隆仁民事前早就认识。张学才、隆仁民却声称互不认识，其目的是掩盖他们早有的通谋。原审判决认定隆仁民出具现金收条的行为就是正当的民事行为错误。借款协议只有一份，在隆仁民将借款协议交与张学才之前，双方都未实际占有，这说明双方谁也不可能向对方发出这一文件。张学才称，隆仁民持有的借款协议原件是由沈建设给的，不符合事实。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协议是由沈建设向张学才发出的，更不符合事实。对于高洪琴给张学才100000元，说是沈有发和沈建设给的一年的借款利息，高洪琴在其家里给钱时隆仁民在场等，张学才、隆仁民不能证明不是其串谋伪造的结果。关于证人母某的说明，是其个人分析和推断，不是对客观现象的直接反映，不具备民事证据的基本特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判决认定母某的说明违背客观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张学才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学才、隆仁民承担。
二审法院判决：沈建设与张学才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沈建设向张学才借款286000元，并以沈建设的房产作抵押，沈建设与张学才之间形成了借贷的合意。为办理借款手续，沈建设将借款协议交给中间人隆仁民，并将其房产证、结婚证原件交给中间人母某，母某又将沈建设的房产证、结婚证原件交给隆仁民用于办理借款手续。隆仁民将沈建设与张学才签订的借款协议、沈建设的房产证、结婚证原件交给张学才，以沈建设的受托人的名义收取张学才出借的款项286000元，并保证沈建设按借款协议执行。隆仁民交给张学才的房产证与借款协议中约定的用于借款抵押的房产的房产证一致。虽然隆仁民不持有沈建设委托其领取借款的书面委托书，但张学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隆仁民有权代理沈建设领取借款，且张学才对向隆仁民交付借款并无过错。故依法应当认定隆仁民代理沈建设领取借款的行为有效，张学才已向沈建设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沈建设上诉提出，其与张学才之间无借贷的合意，其是向建行贷款，隆仁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张学才未向沈建设交付借款，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借款利息，隆仁民在原审中已陈述当时约定的利率是3分或者4分，且隆仁民是沈建设和张学才之间借贷的中间人和保证人，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因该约定过高，原审判决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借款利率的4倍支持张学才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沈建设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沈建设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24元，由上诉人沈建设负担。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了本案争议借款协议及现金收条上没有约定利息外，其他与原一、二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虽然张学才与沈建设签订了借款协议，但是从各方举证情况判断，出借人张学才并没有将约定的款项交付给沈建设。沈建设、沈有发在借款之前并不认识隆仁民，不具有委托隆仁民代领高达286000元款项的最基本的信任，且在签订借款协议之前，张学才亦不认识隆仁民，经案外人高洪琴介绍而认识隆仁民，因此张学才对于隆仁民作为沈建设的委托代理人代为领款的行为不具有信赖的合理基础和充实的依据。本案中，沈建设没有委托隆仁民收款，隆仁民亦承认没有得到沈建设授权，张学才仅凭借款协议和借款的担保资料就认定隆仁民是受沈建设委托收款错误，隆仁民对张学才出具现金收条，但隆仁民也当庭指认张学才将款项给了案外人高洪琴。张学才放款没有尽到注意义务，谁借款就应该把钱交给谁，在没有借款人书面委托书的情况下把钱交予他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过失，故一、二审判决认定隆仁民以沈建设名义从张学才处领取借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隆仁民占有别人的钱款构成侵权，应当返还，隆仁民应承担本案还款责任，且应当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损失，高洪琴偿还的100000元应予以扣减。因张学才无充分证据证明在借款时约定了利息，故本院对张学才要求按照月息4分标准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此笔款项的利息，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精神，自张学才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3〕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314号民事判决和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2011〕河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
二、隆仁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张学才人民币186000元，并以186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8月8日起至偿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
三、驳回张学才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应付款项若逾期履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一审案件受理费8544元，保全费22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24元，合计15738元，由张学才负担5738元，隆仁民负担1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肖保国
审判员 王 进
审判员 肖 瑾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胡梦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