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527民初937号
原告：黄剑，男，1963年11月27日出生，苗族，居民。
被告：绥宁县绿洲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绥宁县长铺镇中心街28号。
法定代表人：彭华良，董事长。
被告：张健，男，1964年8月22日出生，苗族，居民。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范军，湖南振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琳，女，1967年12月17日出生，苗族，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有，男，1963年6月21日出生，苗族，系刘琳之兄。
第三人：黄泽强，男，2000年12月13日出生，苗族，居民，系原告黄剑、第三人刘琳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剑，系黄泽强之父。
第三人：黄泽英，女，1992年3月13日出生，苗族，居民，系原告黄剑、第三人刘琳之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剑，系黄泽英之父。
原告黄剑与被告绥宁县绿洲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绿洲置业公司）、张健及第三人刘琳、黄泽强、黄泽英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5）绥民初字第686号民事判决，判决：由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张健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幸福里二期工程商品房中建筑面积为640平方米的房屋按出售房的标准交给原告和第三人（除被告出售的商品房外，原告和第三人可在该工程的商品房中任意选择）；驳回原告黄剑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及第三人不服，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8日作出（2016）湘05民终94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及第三人不服（2016）湘05民终945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日作出（2017）湘民申749号民事裁定，指令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17年9月21日，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湘05民再9号民事裁定，以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签订协议时双方曾口头约定修建7层房屋和双方置换的房屋是商品房住房的事实不清，裁定撤销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5民终945号民事判决及绥宁县人民法院（2015）绥民初字第686号民事判决，发回绥宁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重新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剑，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和被告张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范军，第三人刘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有，第三人黄泽强、黄泽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由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履行2012年3月17日原告与被告张健签订的《协议》（置换协议），将位于幸福里二期商品房中从地上一层至三层建筑面积640平方米的新建房屋按出售房的标准交付原告；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5年8月29日与绥宁县园艺场签订了《仓库转让协议书》，以96000元承让该场大仓库用于居住（该仓库土地使用权面积252.67平方米和附属空地土地22.5平方米，合计275.17平方米）。2006年4月7日，绥宁县国土资源局到现场勘验并绘制了宗地平面图，确定用地实际面积为284.7平方米，2006年8月2日颁发绥国用（2006）第0661号土地使用证，原告为变更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花费了5万多元。在签订了仓库转让协议后原告生活于此。2012年2月份，在绥宁县国土资源局袁进和的介绍下，被告绿洲置业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张健与原告接触，提出想将原告名下的仓库地和房子转让给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开发幸福里二期工程建商品房，经过多方多次协商，于2012年3月17日签订了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指原告）现有土地使用权面积285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左右，全部交由甲方（代表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第三条“甲方负责给乙方新建房屋建筑面积640平方米左右，分三层，从地上一层
----
三层，新建房屋位置、方位原则上在原来房屋的位置和方位”。第四条“甲方负责为乙方办好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证，水、电到户的毛坯房（即按出售房的标准交房），是与其他房主共用楼梯间商品房”。在第二条约定“在建设过程中，甲方应在两年内建设完工”。被告绿洲置业公司以被告张健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协议后，原告按协议搬家腾出场地，并交给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建设。被告绿洲置业公司从2012年3月份开始利用原告的宅基地修建幸福里二期工程，现在建成了32层的电梯商品房。根据协议第二条之规定两年内建设完工，但实际上两年内未竣工，于是在2014年5月26日被告张健又出具了一份声明，“因政策原因推迟建设，原协议时间推迟，协议有效。”2014年11月1日，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开盘售房，原告知道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开盘售房前后到找两被告时，被告张健称将置换房换到高层要原告选择而不愿按协议供房，后经多次协商未果。2014年11月17日，被告方的彭律师向原告进行调查，从调查笔录看，被告张健系被告绿洲置业公司的实际管理人，是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利用原告的285平方米的宅基地修建了幸福里二期工程，被告张健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得到了被告绿洲置业公司的认可，被告绿洲置业公司也实际履行了部分协议内容给付搬迁费，且利用原告宅基地建了房。现原告要求按《协议》第三条、第四条履行协议时总是推拖不肯履行合同，并叫原告趁早向法院起诉，原告没办法只有采用法律手段来维权。综上所述，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利用被告张健个人出面与原告签订协议，协议是双方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经多次协商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原告依协议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应无条件依约履行协议交付给原告从地上一层
----
三层共640平方米的房屋，两被告未依约履行协议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等相关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之规定，特向法院起诉，请依法判决。
原告黄剑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下列证据：
1、原告黄剑的身份证、被告张健的公民信息检索单、被告绿洲置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资料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原、被告的基本情况；
2、《协议》复印件1份，拟证明2012年3月1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房屋置换协议，原告将其所有的土地与被告张建进行置换，由被告张建在该土地上进行开发并建成后给原告640平方米房屋，并水电到户；
3、《声明》复印件1份，拟证明张健承诺继续履行原协议，并明确置换给原告的房屋为幸福里二期工程，除了履行时间有变动外，其他内容没有变动；
4、《收条》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张健于2012年4月24日收到原告的绥国用（2006）第0661号土地使用证；
5、绥国用（2006）第0661号土地使用证及宗地平面图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置换给被告建房的土地是合法土地，该土地的性质为国有出让土地，土地用途为居住（综合用地）；
6、《仓库转让协议书》复印件1份、《仓库及附属土地示意图》复印件2份、《收据》复印件2份、《契税完税证》复印件1份、《一般缴款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的财产是合法取得，与被告置换的土地、房屋亦是合法财产；
7、公字第755号《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置换前的房屋为仓库，属于商业用途的范围；
8、被告绿洲置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范军2014年11月17日向原告黄剑的调查笔录复印件1份，拟证明签订协议时被告的置换物为无土地使用证、无规划许可证、无设计图纸的房屋；
9、原告原一审的委托代理人伍作兴2016年11月7日向袁进和的调查笔录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张建签订协议时，双方是自愿的，协议内容以文字依据为准；
10、《离婚协议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黄剑与被告张健所签协议所涉房产是原告黄剑和其前妻及两个小孩的家庭共同财产；
11、关于催缴幸福里二期工程建设用地调整容积率后土地出让金的通知（绥国土资函[2017］14号]复印件1份，拟证明幸福里二期所占土地现在还没有过户，土地使用权人还是黄剑等人，幸福里二期项目是否合法有待核实；
12、现场照片5张，拟证明原告原房屋的基本情况及被告新修建房屋建成后的基本情况；以前房屋装有三相电表；杂物间照片拟证明房屋交给被告开发后，原告将东西放置于杂物间内，在房屋建成后，原告还要用到这些东西；原来房屋在现在幸福里二期房屋大概的位置，原房屋第一层的位置相当于现在幸福里房屋从地上4米到8米之间的空间范围。
二被告的质证意见主要为：对1、4号证据没有异议。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协议第一条写到的原告的房屋有600平方米有异议，事实上原告房屋只有466.24平方米，置换给原告的房屋是住房而不是其他房屋。3号证据的声明是张健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土地用途只有居住用途没有商业用途。对6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7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原告没有进行房屋变更登记，房屋的面积为466.24平方米。对8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9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以被告方提供的调查记录为准。对10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11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幸福里二期的开发商是被告绿洲置业公司，但是土地使用权还没有过户，所以通知还是下发给土地使用权人。对12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1、2张照片的关联性有异议，第3、4、5张照片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原告原房屋的一层在现在房屋的二层以上。
第三人刘琳、黄泽强、黄泽英对原告的证据均没有意见。
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张健辩称：一、原告诉请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将现幸福里二期楼房中地上一层至三层建筑面积640平方米新建房屋交付给原告缺乏事实依据。在本案中，被告张健与原告于2012年3月17日签订协议是事实，但按照当时约定，幸福里二期开发拟建低层楼商品房，原告要求置换的房屋是第一层至三层640平方米的住房。并且按照双方协议第三条约定置换房屋的位置、方位原则上在原告原来房屋的位置和方位。后幸福里二期工程经过规划许可，房屋设计变成高层电梯房，在建设时，通过基础深挖，现在的地上第一层、二层设计成了门面及商铺，第三层设计成了楼盘转换层变成了停车场，从第四层开始才是商品房住房。因此，由于房屋规划设计变更，原告与被告张健所签协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改变，原告再要求按协议约定来置换现幸福里二期地上第一层至三层的门面、商铺及停车场缺乏事实依据。二、按照原告与被告张健所签协议的约定及签约背景，原告要求置换的标的物应该是商品房住房。按照原告与被告张健的签约背景，签约当时被告进行幸福里二期开发的项目与幸福里一期一样也就是低层楼商品房，而且建房位置低于幸福里一期房屋。因此，相对于幸福里一期房屋，幸福里二期房屋的柴屋和车库成了地下一层，地上第一层便成了住房，地上第一层的位置也正好与原告原住房宅基地位置相当。当时原告与被告张健进行协议时，原告明确表示不要地下层的柴屋或车库，要求置换地上第一层至三层的住房。而且从原告与被告张健所签协议第四条“甲方为乙方办好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水、电到户的毛胚房……是与其他房主共用楼梯间的商品房”的约定来看，其中“商品房”应特指住房，而不是商铺或门面，如果是“商铺”或“门面”则应该在协议中表述为“商铺”或“门面”。况且，“商铺”或“门面”不可能与其他房主共用楼梯间。因此，从原告与被告张健所签协议的约定内容及签约背景来客观分析，原告要求置换的标的物应是商品房住房，而不是商铺或门面。三、两被告在本案中没有违约行为。原告与被告张健所签协议只约定了建房完工时间为二年，双方没有约定交付房屋的时间。而且幸福里二期房屋在建设过程中，因规划设计变更和政策原因推迟建设，导致建房工期延长。对此，原告并没有提出异议。幸福里二期房屋建成后，因双方对交付房屋的标准和对原协议内容的理解产生争执，多次协商未果，致使交房未果，最后酿成纠纷，这不能归责于哪方违约所造成。而且，现在被告按照协议约定在原告原房屋位置及方位的地方为原告预留了600余平方米的住房未进行销售。因此，两被告在本案中并没有违约行为。综上所述，被告使用了原告的土地进行建房，原告有权获得补偿。被告也不是拒绝给原告进行房屋置换，而是原告要求置换的房屋与当初约定的房屋有出入，故而造成本案纠纷。原告要求被告用现幸福里二期房屋地上一层至三层进行置换没有事实依据。被告希望原告尊重事实，遵守协议背景和约定，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合理的原则就本案进行友好协商，最好达成调解。如果双方调解未果，那么恳请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二被告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1份、彭华良身份证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基本情况;
2、彭范军律师对原告黄剑的调查笔录复印件1份，拟证明当时置换的房屋与原告原来房屋位置、方位一致，房屋面积为446.24平方米，原告当时不要靠近黄桑路的门面，置换给原告的房屋是住房不是门面；
3、彭范军律师对袁进和的调查笔录及袁进和的证明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原告与张健签订协议时，袁进和作为见证人在场，签订地点在国土局办公室；原告与被告张健约定新建的房屋是低层房屋，置换给黄剑的房屋是车库和柴屋以上的住房，置换房屋的性质是住房，位置、方位应该与原来的房屋一致；
4、幸福里二期工程三层平面图复印件1份，拟证明幸福里二期工程三层为停车场，第四层为住房；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幸福里二期项目建设单位是被告绿洲置业公司，该项目获得了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
6、（2014）绥民初字第569号民事判决书、（2016）湘05民终269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张健签订合同的背景与张健和园艺场44户拆迁户签订合同的背景是一样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3月17日，约定新建的房屋为低层住宅楼；幸福里二期由原来的低层楼改为高层电梯房是经过规划许可的，是合法建筑；
7、现场照片8张，拟证明原告原来的房屋在幸福里一期房屋的下面；原告原先房屋在幸福里二期房屋的参照，在幸福里二期房屋二层以上。
原告的质证意见主要为：对1号证据没有异议。2号证据的调查笔录无效，彭律师当时调查时带有目的，应以原告与张健签订的协议为准，如果约定房屋修建只有7层的话，该合同本身带有欺诈性。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称当时签订协议时只有3个人在场，实际上有4个人在场，刘琳也在场；证人称黄剑要求要车库及柴屋以上的住房，原告当时没有提到过；张健和袁进和有利益关系，原告当时拿到的房屋搬迁费用本来是张健付的，但是后面张健付了1万，还有6000元是袁进和支付的；与原告方提供的袁进和的调查笔录有矛盾。对于4号证据，幸福里二期工程第三层的用途不应仅仅以平面图为准，还应以规划许可证作为佐证。对5号证据中的规划许可证有异议，没有看到红线控制图和建设施工图。对6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原告没有看到过44户拆迁户与被告签订的协议。对7号证据，原告原先的房屋在幸福里一期房屋的旁边，地面低于幸福里一期，但是在现在幸福里二期房屋的位置不是在2层以上。
第三人刘琳、黄泽强、黄泽英的质证意见与黄剑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刘琳、黄泽强、黄泽英述称：同意原告的起诉意见。
第三人刘琳、黄泽强、黄泽英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审查认为：原告的1、4号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予以认定。原告2、3、5、6、7、10、11号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均无异议，第三人也无异议，予以认定。原告的12号证据系幸福里二期工程建成后该房屋座向左后角及周边情况的照片，对原告的待证事实无证明力，不予认定。被告的1、6号证据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予以认定。被告4号证据的真实性原告及第三人并无异议，予以认定。被告5号证据原告及第三人并无实质性异议，予以认定。被告7号证据系幸福里二期工程建成后该房屋及周边情况的照片，对被告的待证事实无证明力，不予认定。关于原告的8号、被告的2号证据，两份证据系同一份证据，只是各方的举证目的不同，根据证据本身的内容，能证明原、被告签订协议时双方约定是修建7层楼的商品房，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对证据的其他内容不予认定。关于原告的9号证据、被告的3号证据，证人袁进和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其证言的客观性存疑，不予认定。
根据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下列案件事实：
2005年8月29日，原告黄剑与原绥宁县园艺场签订《仓库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以96000元的价格受让原绥宁县园艺场的进场大仓库用于作住宅，原绥宁县园艺场将该仓库所占土地252.67平方米和附属空地22.5平方米共275.1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给原告，国土转让手续的办理及其所需费用由原告负责。2006年4月7日，绥宁县国土资源局到现场勘验后绘制了宗地平面图，确定原告受让的该宗土地实际用地面积为284.7平方米。在原告缴纳相关税费后，绥宁县人民政府于2006年8月22日向原告颁发了绥国用（2006）第0661号土地使用权证，权证载明地类（用途）为居住，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284.7平方米，终止日期为2046年6月底。尔后，原告在该仓库生活，但原告对该仓库的房屋所有权未办理变更登记，该仓库的登记所有权人仍为绥宁县园艺场，根据该仓库的公字第755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记载，该仓库为3间2层砖木结构的房屋，建筑面积466.24平方米。2010年9月26日，原告黄剑与第三人刘琳达成《离婚协议书》，并在绥宁县民政局登记离婚，双方约定将其所购买的绥宁县园艺场仓库的所有权由原告黄剑和第三人刘琳、黄泽强、黄泽英四人平均分配，各占四分之一。
2012年3月17日，原告黄剑与被告张健签订一份《协议》，内容为：“甲方：张健乙方：黄剑甲方即将动工修建县竹胶板厂44户住宅楼，因甲、乙双方相邻，为避免诸多不便，双方互利互惠，经多次协商，就共同共建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现有土地使用权面积285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左右，全部交由甲方开发建设。二、在建设过程中，甲方应在两年内建设完工。三、甲方负责给乙方新建房屋建筑面积640平方米左右，分三层，从地上一层
---
三层，新建房屋位置、方位原则上在原来房屋的位置和方位。四、甲方负责为乙方办好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证，水、电到户的毛坯房（即按出售房的标准交房），是与其他房主共用楼梯间的商品房。五、合同签订后，乙方十天内腾出场地，交给甲方建设。六、乙方土地房屋在合作之前的所有债权、利益归乙方承担。七、以上协议双方共同遵守，如有违约，由违约方赔偿损失。八、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生效，各执一份。甲方签字：张健乙方签字：黄剑监证人：袁进和2012年3月17日”。签订该协议时被告张健系被告绿洲置业公司的股东，其与原告黄剑签订协议系履行职务行为。原告黄剑在签订协议前征得了第三人刘琳、黄泽强、黄泽英的同意。在2012年3月17日的当天，被告绿洲置业公司与原绥宁县竹胶板厂破产改制的44户安置职工签订协议，约定44户安置职工将其房屋所占土地约2100平方米交由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建房，被告绿洲置业公司保证交付每户一套面积为100-110平方米的商品房住房，另双方口头约定新修建的房屋为多层房。
原告黄剑在与被告张健签订协议后依约腾出场地，并于2012年4月24日将绥国用（2006）第0661号土地使用证交给被告张健。原告黄剑与被告张健签订协议时，双方口头约定新修建的房屋为7层楼的商品房。原先，被告绿洲置业公司是准备使用44户安置职工的土地和原告黄剑的土地开发建设幸福里二期工程，修建多层商品房，但在后来的实际开发建设中，幸福里二期工程经相关部门批准，设计为地上一层为门面，二层为商铺，三层为停车场，四层以上为住房的32层的电梯楼房。2013年12月27日，被告绿洲置业公司为幸福里二期工程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2014年12月27日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载明合同开工日期为2014年元月，合同竣工日期为2016年12月。2014年5月26日，被告张健向原告出具一份《声明》，载明：“原禹荣辉与黄剑达成的置换协议（幸福里二期），因政策原因推迟建设，原协议时间推迟，协议有效。”现幸福里二期工程已完工，房屋现状为：地下1层，用途为停车场；地上32层，1层为门面，2层为商铺，3层为转换层作为停车场使用，4层及以上楼层为住房。
另查明，因幸福里二期工程的土地使用权仍登记在原告黄剑和44户安置职工名下，绥宁县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2月21日向原告黄剑和44户安置职工下发了绥国土资函[2017]14号《关于催缴幸福里二期工程建设用地调整容积率后土地出让金的通知》，要求原告黄剑和44户安置职工于2017年3月20日前与县国土资源局签订补充协议，并于2017年4月20日前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和相关费用。现幸福里二期的商品房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已对外进行了部分销售，原告和第三人原来房屋的位置在现幸福里二期商品房左后角处（以座向为准）。
本院认为，原告黄剑与被告绿洲置业公司股东被告张健于2012年3月17日签订的《协议》系以产权调换方式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属以金钱以外的财产权进行相互交换的互易合同。该协议征得了第三人的同意，被告绿洲置业公司也予以认可，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故本案的争执焦点为被告应置换给原告的商品房是否包括门面、商铺和停车场，也即被告置换给原告的是现幸福里二期一层至三层的门面、商铺、停车场，还是住房中一至三层的商品房。
原告黄剑与被告张健签订的《协议》第三条载明：“甲方负责给乙方新建房屋建筑面积640平方米左右，分三层，从地上一层---
三层，新建房屋位置、方位原则上在原来房屋的位置和方位。”第四条载明：“甲方负责为乙方办好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证，水、电到户的毛坯房（即按出售房的标准交房），是与其他房主共用楼梯间的商品房。”根据上述约定可见，被告置换给原告的房屋的面积、楼层是明确的，且为可办理产权证的房屋。结合“当时约定是修建7层楼的商品房”的签约背景和“是与其他房主共用楼梯间的商品房”的约定，以及绥宁县修建非临街住宅小区房屋一层为不能办理产权证的车库或柴屋为普遍情形的事实，再考虑到原告用于置换的土地用途为居住，原告购买的仓库是作为住宅，原告签订协议时最原始的意愿应是置换给其居住的房屋。综上，应认定原、被告签订协议时约定的“从地上一层至三层的房屋”的真实意思为“7层楼商品房中一层至三层住房中的房屋”。现被告实际开发修建的幸福里二期房屋为一层为门面，二层为商铺，三层为停车场，四层以上为住房共32层的电梯房，改变了双方签订协议时对新建房屋为7层楼商品房的约定。被告改变原来的约定修建房屋，既未与原告重新签订协议，也未征得原告同意，被告的该行为已构成违约。原告在被告修建的房屋已违反双方约定的情形下，仍然主张被告按协议约定交付房屋，则本院只能在尊重双方协议真实意思的前提下，按照被告实际修建房屋的现状和被告已销售部分住房的实际情况判处。因原告与第三人刘琳离婚时对其所购买的绥宁县园艺场仓库的所有权已处分给原告和第三人各占四分之一，故置换所得的房屋也应由原告和第三人（共四人）各占有四分之一。综上，原告要求被告绿洲置业公司将幸福里二期商品房中从地上一层至三层建筑面积640平方米房屋按出售房标准交给原告的诉讼请求，因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告可在被告绿洲置业公司修建的幸福里二期商品房中选择建筑面积为640平方米的住房。被告张健与原告签订协议系履行职务行为，其应承担的责任应由被告绿洲置业公司承担，原告对被告张健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提出其置换给原告的房屋应为商品房中的住房的答辩主张符合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对该主张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绥宁县绿洲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幸福里二期工程商品房中建筑面积为640平方米的住房，按出售房的标准交付给原告黄剑和第三人刘琳、黄泽强、黄泽英（除被告出售的住房外，原告和第三人可在该工程的商品房中任意选择），限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黄剑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3800元，由被告绥宁县绿洲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陶继稳
人民陪审员 何庭贵
人民陪审员 左庭友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代书 记员 林玉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