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01民终5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迪，男，1988年8月3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哈尔滨市呼兰区学院路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东，北京知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董大维，男，1982年1月8日出生，汉族，职员，住黑龙江省巴彦县巴彦镇太平委*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凤林（董大维父亲），男，195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住黑龙江省巴彦县巴彦镇金泰花园*号楼***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英姿，黑龙江美盛泰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审第三人：段玲玲，女，198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花园委**组。
上诉人王迪因与被上诉人董大维，原审第三人段玲玲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2016）黑0126民初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东，被上诉人董大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凤林、常英姿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段玲玲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迪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2016）黑0126民初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指定巴彦县人民法院、呼兰区人民法院之外法院重审。二、请求判令驳回董大维对王迪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支持王迪对董大维的全部诉讼请求；三、请求判令将（2016）黑0126民初2号合伙协议纠纷案与（2015）呼民一民初字第249号合同纠纷案合并审理；并请调取（2015）呼民一民初字第249号合同纠纷案卷宗、（2016）黑01民辖终250号民事裁定书卷宗及两案的移交手续。事实与理由：（2016）黑0126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董大维为个人利益，将司法机关工具化，程序违法，显失公正。1.董大维向公安报假案：2015年董大维向没有案件管辖权的哈尔滨市公安局报假案，公安机关介入董大维与王迪民事纠纷后发现无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对董大维报的假案既没有受案也没立案。2.2015年董大维向道里区人民法院提管辖权异议：2015年王迪诉董大维给付欠款案在道里区人民法院立案，董大维向道里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异议被驳回，董大维上诉并虚构案件管辖地，2015年10月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决并将案件移送至巴彦县人民法院审理，在此期间董大维提交反诉状，但法院没有正式受理，董大维也没有交纳任何诉讼费。3.2015年8月董大维向呼兰区人民法院立案，并隐瞒提管辖权异议的事实：2015年8月董大维向呼兰区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2015年10月末王迪收到呼兰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5）呼民一民初字第249号合同纠纷案传票及2015年8月前董大维向呼兰区人民法院起诉王迪及第三人段玲玲起诉状。2016年3月16日，呼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时，董大维隐瞒了王迪起诉其的案件进展，更没有当庭告知其是否在道里区人民法院交过了反诉状以及是否交纳了反诉费的事宜，此部分事实在庭审中董大维都向呼兰区人民法院隐瞒。王迪当庭向呼兰区人民法院披露董大维一案两诉的事实，庭后经呼兰区人民法院核实，王迪所述情况属实。庭后董大维向法院提交了其2016年1月又去巴彦县人民法院交纳了反诉费。事后了解，巴彦县人民法院董大维的反诉状与呼兰区人民法院的起诉状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完全相同，唯一区别是巴彦县人民法院董大维的反诉状没有列段玲玲。4.王迪等待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决时巴彦县人民法院秘密开庭。2016年9月，王迪在等待（2016）黑01民辖终2250号民事裁定书，将此案移送时，突然收到巴彦县人民法院（2016）黑0126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称2016年8月8日再次开庭。但在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中院法官曾与巴彦县人民法院办案人沟通并告知董大维诉王迪一案在中院审理中。5.呼兰区人民法院受案、收费、开庭在先，巴彦县人民法院受案、收费、开庭在后但却抢先秘密下判决。6.一案两诉，董大维让呼兰区人民法院立案就立案，让巴彦县人民法院开庭就开庭，法律、法院的尊严何在。同一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完全相同的两个案件，2015年8月呼兰区人民法院受理时，董大维如果向呼兰区人民法院如实告知案情，呼兰区人民法院还会受理么。在两案中，法院成为董大维眼中可以任意选择的消费场所，想到谁家就去谁家诉，其程序已丧失公正性，巴彦县人民法院更不会公正审理此案，董大维如此任性占用司法资源，将公安、法院视为任由驱使的工具，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尊严，应予惩戒。7.请二审法院调取（2015）呼民一民初字第249号合同纠纷案卷宗，（2016）黑01民辖终250号民事裁决书卷宗以及案件移交手续。经了解，（2016）黑01民辖250号民事裁决书将一审卷宗在2016年9月初刚开始向呼兰区人民法院和巴彦县人民法院办理移交手续，王迪在等待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移交卷宗和受案通知时，王迪莫名突然收到巴彦县人民法院的裁决，致使王迪权利受到损害。（二）事实、理由、证据、法律适用的错误。1.巴彦县人民法院侵害王迪及第三人合法诉权并违反一事不再理之规定。2.王迪将董大维一案之两诉之事实已经告知一审法院，但本案秘密缺席开庭，匆匆缺席判决，损害最基本的法律尊严。3.本案事实完全没有查清，在王迪以及第三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庭，一审没有调查核实客观证据，判决书中对事实的认定完全错误，（2016）黑0126民初2号民事判决书缺乏法律的严谨性和客观性。4.本案董大维提交的证据没有经过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一审董大维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5.本案适用法律错误，不能适用合同法第五、六、五十四条第二款、五十八条，民诉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适用法律完全错误。6.（2016）黑0126民初2号合伙协议纠纷案与（2015）呼民一民初字第249号合同纠纷案诉讼请求与理由完全一致，请将两案合并审理。7.巴彦县人民法院、呼兰区人民法院违规立案，违规审理，公正性令人怀疑，故应指定其他法院审理。
关于判项部分，董大维应当履行《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义务，付款给王迪13.65万元欠款。1.王迪与董大维口头订立的投资入伙协议不可撤销。董大维提起的撤销权诉讼已超1年除斥期间，撤销权消灭。双方于2014年4月达成口头协议，王迪于2015年5月14日提起本诉，董大维于2015年7月至9月才提起撤销合伙协议的反诉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合同法解释一第八条的规定，撤销权已超过除斥期间。2.王迪与董大维口头订立的投资入伙协议实际履行。3.王迪与董大维的散伙协议导致口头订立的投资入伙协议终止，不具有可撤销性。王迪只收到董大维115万元投资入伙款，另40万元是董大维收购段玲玲合伙份额，王迪没收到165万元。2014年9月12日的合伙散伙《协议》、2014年9月14日散伙清帐的《补充协议》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董大维依据《协议》、《补充协议》已经取得道里区海富全友店、香坊区美居全友店的经营权并已经获利，却没有实际履行给付王迪12.5万元的义务，拖欠王迪垫付的曹凤平1.15万元工资。
关于案件客观事实，王迪在哈尔滨经营家居，王迪与董大维原是邻居且关系不错，董大维时常找王迪，董大维见王迪从一个家具店扩张到四个家具店，当时董大维生意不是太顺，所以董大维想参与到王迪的生意中。当时王迪居然之家2楼朗萨店投了20多万元，居然之家3楼朗萨店投了60多万元，海富全友店投了80多万元，美居全友投了122多万元。以上四个店不含货品和其他投资，大约直接投资300万元。董大维在2014年4月投了1,121,300元收购了4个店的25%合伙份额，段玲玲前期投了40万占四个店14%的合伙份额，2014年8月玲玲提出退出合伙，董大维愿意收购段玲玲的合伙份额，2014年8月13日董大维用40万收购了段玲玲的14%合伙份额，之后王迪又把自己的份额分给董大维11%，至此董大维在合伙中的份额为50%。董大维负责经营管理，王迪管销售。因为董大维虽然合伙，但单方调整经营管理，严重影响经营，鉴于双方巨大分歧，所以2014年9月12日协商终止合作。当时初步商量王迪经营朗萨店，两家全友家居归董大维经营，并由董大维给王迪20万元；或者董大维经营朗萨店，王迪经营两家全友家居店，并由王迪给董大维40万元；以上两种方案董大维不同意，当时董大维的财务说谁要两家全友店谁划算；最后王迪与董大维商定，两家全友店归董大维经营，朗萨店归王迪经营，王迪和董大维彻底分家。2014年9月12日王迪和董大维签署了散伙分家的《协议》，2014年9月14日王迪与董大维结清账目，签订确认《补充协议》，董大维承诺再向王迪支付12.5万元并承担曹凤平1.15万元工资，但董大维一直没有支付。2015年1月6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二大队去商场调查，王迪才知道董大维到公安机关报假案，王迪知道后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公安机关告知王迪只是受案，没有立案。鉴于本案合同发生地和履行地都在道里区，2015年5月王迪在道里区人民法院起诉董大维，董大维提起管辖异议，董大维提起管辖异议的理由是其在巴彦县居住，道里区人民法院驳回董大维的请求，董大维上诉，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董大维住所地在巴彦，裁定巴彦县人民法院管辖。但董大维没有去巴彦县人民法院提起反诉，2016年9至10月董大维另行向呼兰区人民法院对王迪提起诉讼，呼兰区人民法院审理期间，董大维2016年1月6日以同样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又正式向巴彦县人民法院反诉并交费，因王迪认为呼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并提起管辖权异议，但直到呼兰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管辖权异议，董大维当庭隐瞒一案两诉的事实，这在呼兰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中都有记载。王迪对此案提起上诉，2016年7月28日王迪提出撤回上诉，并且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向巴彦县人民法院核实，此案是否开庭判决，巴彦县人民法院明确告知没有开庭，王迪在等待呼兰区人民法院转卷期间，王迪没有接到巴彦县人民法院2016年8月8日的开庭传票，却突然收到巴彦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董大维真实住址为哈尔滨市松北区世纪花园A区35号1单元602室，董大维只向公安机关告知真实住址，却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巴彦县人民法院、呼兰区人民法院、道里区人民法院作虚假陈述，董大维对法院都谎称自己在巴彦住，并且同一案件在多个法院立案审理。
一审判决书第5页至第7页关于审理查明认定的案件事实基本是错误。1.一审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10行，关于事实的以下描述都是错误的：“王迪想扩大规模，以2013年销售额1200万元，年利润400多万元，家具利润在40%左右，只赚不赔，吸引投资，欲在哈市家具行业形成规模成立王者公司，在对外招聘员工和对外宣传方面都已王者公司名义进行。”一审判决书中这些错误的描述，都是来源于董大维、董大维妻子张岩、董大维的朋友兼同事孟繁龙等三人的单方描述，都是董大维的单方辩解，并没有客观的证据证明以上说法。2.一审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4行关于事实的以下描述都是错误的：“按年利润450万元标准，王迪确定25%的股份给董大维分红，每三个月分一次红，董大维只投资不参与经营管理；”一审判决书中这些错误的描述，都是来源于董大维、董大维妻子张岩、董大维的朋友兼同事孟繁龙等三人的单方描述，都是董大维的单方辩解，并没有客观的证据证明以上说法。王迪从没有承诺过利润的数额，更没有说过每3个月分红和不让董大维参与经营的话，只说过合伙份额为25%。3.一审判决书第6页正数第4行关于事实的以下描述都是错误的：“催促董大维马上投资”。想要投资入伙，是董大维的想法，王迪的生意已成规模，并不急需投资入伙，王迪没有催促过董大维，况且催促的说法是董大维单方说的。4.一审判决书第6页正数第8行关于事实的以下描述都是错误的：“王迪没有115万元用于家具商店经营而以王者小额贷款公司名义对外发放小额贷款等挪用”。以上描述都是董大维单方认定，没有客观证据支持。5.一审判决书第6页正数第10行关于事实的以下描述都是错误的：“2014年8月初，王迪在实际三个月盈利60多万，还将客户资金挪作他用的情况下找董大维以经营亏损，账面没钱不能分红；”。以上说法都是董大维单方推定的，没有客观依据。6.一审判决书第6页正数第16行关于事实的以下描述都是错误的：“董大维投入资金1,650,000元。事后，王迪让人将账目扔掉，使董大维无法得知具体经营情况。”董大维实际投入资金没有1,650,000元，王迪从没有让人把账目扔掉，董大维也没有客观证据存在以上情况。7.一审判决书第6页正数第20行关于事实的以下描述都是错误的：“王迪口述达成1份协议（2014年9月12日）”。2014年9月12日《协议》并不是王迪口述的，是董大维与王迪共同协商的，孟繁龙是董大维的朋友兼同事，孟繁龙单方作对王迪不客观的陈述，所以此处的描述不客观。8.一审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2行关于事实的以下描述都是错误的：“双方均未在落款处署名确认”。《补充协议》结尾处，没留落款的地方，故董大维和王迪在《补充协议》首部对内容进行亲笔签名确认。9.一审判决书第7页正数第1行关于事实的以下描述都是错误的：“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一审判决对此没有如实记载，公安机关对董大维报案没有立案，在公安机关只有《受案登记表》，经查不属于刑事案件，公安机关没有立案。10.一审判决书第7页正数第4行关于事实的以下描述都是错误的：“董大维提起反诉”。董大维反诉时间不在2015年，董大维正式提起反诉并交费时间为2016年1月6日。11.一审判决书第7页正数第7行关于事实的以下描述都是不准确的：“王迪撤回对董大维的起诉”。王迪在2015年12月到巴彦县人民法院，告知因董大维在呼兰区人民法院另诉，要求将此案撤回，巴彦县人民法院立案庭经查董大维没有交费，巴彦县人民法院称对董大维反诉没有管辖权，如董大维另诉，巴彦县人民法院不会再受理。2016年5月左右，王迪再次告知巴彦县人民法院，此案呼兰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董大维诉王迪合伙纠纷一案，并且呼兰区人民法院董大维提交的诉状与董大维的反诉状是相同的，王迪请求巴彦县人民法院能够终止审理，但王迪并没有接到任何开庭通知却接到判决书。一审董大维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1.孟繁龙证言不具有合法性。一审开庭时，孟繁龙称其与董大维同事关系，与王迪不认识。公安笔录：2015年2月28日孟繁龙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孟繁龙称其与董大维是朋友关系，孟繁龙是董大维的朋友兼下属（2014年4月）兼同事（2015年至今），孟繁龙与张迪不认识，孟繁龙与董大维具备利害关系。张岩是董大维的妻子，与董大维利害相关。并确认2014年2月20日在董大维开的公司工作，2014年董大维开的公司是黑龙江金龙源经贸有限公司，董大维是独资股东。孟繁龙是董大维的朋友兼下属的关系。与董大维有利害关系。判决书第6页最后一段在本院审理查明中：“2013年销售额1,200万元，年利润400万元，家具利润在40%左右，只赚不赔”来源于孟繁龙和董大维妻子张岩笔录，然而这两个人与董大维有利害关系，并且只有一个出庭，孟繁龙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2.张岩是董大维的妻子，与董大维有利害关系，询问笔录的内容不具备客观性和真实性。3.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询问笔录在本案中属于非法证据。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如果报案，受理案件的也属于道里区分局，不归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管辖本案没有立案审批，更没有以涉嫌诈骗立案。正常卷宗应当有立案审批表，本卷宗根本没有立案审批。公安笔录不具备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对于刑事案件的证人证言以及书证，必须经过非法证据排除前置程序，才能作为合法证据进入法庭审理，如《询问笔录》根本不具备合法性。没有经过此程序，那么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根本不具有合法性。4.孟繁龙、胡梦竹、马丰涛、吕莹询问笔录均不客观、不真实，均是猜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徐艳丽是董大维自己的会计，在公安卷里，提供虚假的，没有依据的财务分析。5.董大维的询问笔录并没有“2013年销额1200万，年利润400万，家具利润在40%左右，只赚不赔”的表述，说明王迪不存在欺诈，董大维报假案，虚构诈骗事实。
董大维辩称，不同意王迪上诉请求，本案一审判决诉讼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迪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内容不属实，为其主观臆断，一审法院已经依法向王迪送达起诉状与传票，王迪收到后，拒不到庭参加庭审，系放弃诉讼权利，一审法院按缺席审理符合法律规定，请法庭驳回王迪的全部上诉请求。董大维就本案重要事实向法庭做如下说明：（一）巴彦县人民法院经(2015)哈民立管终字第143号裁定书确认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二）本案诉讼程序适宜，董大维在呼兰区人民法院另诉并非董大维重复诉讼。在未确定一审管辖法院之时，也未确定一审法院是否同意受理董大维的反诉请求，董大维担心超过一年合同撤销权的时限，于是2015年8月份在呼兰区人民法院另行起诉。1.董大维于2015年7月份收到道里区人民法院起诉书和传票，在举证期间同时向道里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反诉状和管辖权异议申请书。2.道里区人民法院审查管辖权异议后，做出(2015)里民三民初字第6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董大维的请求，就该管辖权民事裁定书，董大维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院于2015年10月初做出了(2015)哈民立管终字笫143号裁定书，撤销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15)里民三民初字第683号民事裁定，同时裁定本案由巴彦县人民法院管辖。3.因本案涉及到合同撤销权一年的除斥期间，董大维应于2015年9月15之前提起合同撤销之诉。2014年9月14日，董大维在与王迪签订书面协议后，方知自己被骗，依据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董大维若提起合同撤销之诉应于2015年9月15日之前提出。4.2015年8月份，因为担心过一年除斥期间，董大维在等待中院管辖权异议终审裁定之前，向呼兰区人民法院就本案反诉事实单独提起诉讼。5.在呼兰区人民法院诉讼的另一原因，董大维虽然提起反诉，但是依据法律规定，法院最终确认本诉与反诉的是否系同一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牵连性，是否受理反诉请求。且本案涉及到第三人段玲玲，董大维并不确定是否一定能受理本案反诉，万一不受理，告知另诉时，董大维则面临超过一年时间。6.呼兰区人民法院受案后，董大维告知另一关联案件在市中院审查管辖权，管辖权裁定出具后，董大维第一时间告知呼兰区人民法院。并且，王迪就呼兰区人民法院案件也提出管辖权异议，2016年3月16日呼兰区人民法院仅就管辖权事宜进行开庭审查，其后，呼兰区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移送巴彦县人民法院。王迪收到该裁定后提起上诉，但是在市中院阶段又自己撤诉。（三）巴彦县人民法院不存在秘密开庭情形，依法向王迪送达起诉状与传票，王迪收到后，拒不到庭参加庭审，系放弃诉讼权利，巴彦县人民法院按缺席审理符合法律规定，无违法情形。四、关于本案董大维确实向哈尔滨市公安局报案，市局也启动了立案前的调查程序，但未予正式立案。本案王迪合同欺诈的事实既符合刑法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同时也符合合同法五十四条可撤销合同之情形，之间并不矛盾。五、本案董大维仅为普通公民，在私企上班，无能力也不可能将司法机关工具化，巴彦县人民法院依据中院裁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并按法律规定开庭审理。不存在任何违法情形，也没有对本案重复审理，不存在一事不再理情形。综上，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驳回王迪的上诉请求。
段玲玲未答辩。
王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董大维履行补充协议给付王迪欠款125,000元；支付王迪为其垫付的员工曹凤平工资11,500元。
董大维一审反诉请求：撤销王迪与董大维之间所有达成的口头协议及书面协议，同时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判令王迪立即返还董大维向其支付的所有款项共计1,650,000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迪与董大维系邻居关系，王迪系个体工商户业主。2012年，王迪开始承租店面经营家具，至2014年王迪已承租店面4个。2014年4月初，王迪在已有4个家具店面的基础上想要扩大规模，以2013年销售额1,200多万元，年利润400多万元，家具的利润在40%左右，只赚不赔，吸引投资，欲在哈市家具行业形成规模成立“王者公司”。在对外招聘员工和对外宣传方面都以“王者公司”名义进行。当月，王迪与董大维双方就有关董大维投资家具商店的相关事宜进行协商，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董大维向王迪的4个家具店面共投资1,125,000元，按年利润450万元标准，王迪确定25%的股份给董大维分红，每三个月分一次红，董大维只投资不参与经营管理；王迪则自占61%的股份；王迪的原合伙人段玲玲的投资比例由原来的20%变为14%。协议达成后，王迪带董大维去居然之家参观店面，并领董大维到黎华家具城谈开店事宜。2014年4月22日，王迪再次与董大维约谈投资，认为“五一”黄金周销售好，催促董大维马上投资。董大维于2014年4月23日通过农行银行给王迪转款525,000元；4月24日在居然之家收银台交款596,300元（商场做“活动”的收款返到王迪卡中60万元）；2014年4月27日转入王迪农行卡现金25,000元，共计1,150,000元。王迪实际没有将1,150,000元入账用于家具商店的经营而以“王者小额贷款公司”名义对外发放小额贷款等挪作他用。2014年8月初，王迪在实际三个月盈利60多万元，还将客户资金挪作他用的情况下找到董大维以经营亏损，账面没钱不能分红；后又提出再送给董大维11%的股份，使董大维再投资40万，段玲玲退出，董大维占50%的股份。董大维于2014年8月13日和8月25日分两次汇给段玲玲40万元；于8月14日投给王迪10万元用于店面经营。截止2014年8月25日，董大维投入资金1,650,000元。事后，王迪让人将帐目扔掉，使董大维无法得知具体经营情况。2014年9月11日，王迪以买卖不挣钱，经营不善为由要求董大维兑店。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9月12日，由孟繁龙执笔，王迪口述达成了1份协议。协议约定，乙方（王迪）将全友家私海富店和美居购物广场全友旗舰店全部股份、股权及库存转让给甲方（董大维）；甲方（董大维）将持有的朗萨股份、股权、库存全部转让给乙方（王迪）；合同在双方清帐完毕后，立即生效。王迪与董大维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2014年9月14日，王迪与董大维又对2014年9月12日协议拟写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甲方（董大维）付给乙方（王迪）人民币125,000元；甲方（董大维）负责老曹、小马等全友员工的工资至9月20日，乙方（王迪）负责小名、董飞等朗萨员工的工资至9月20日，之后的各负各的；平帐后，之前的任何一家欠款除全友海富商场、美居商场与甲方（董大维）无关，均由乙方（王迪）付款，甲方（董大维）将小货车给予乙方（王迪）。该补充协议拟好后，双方均未在落款处签名确认。董大维与王迪因发生争执而分店经营后自认为受到王迪的诈骗，于2014年10月8日向哈尔滨市公安局报案，要求追王迪的刑事责任。在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王迪以合伙协议纠纷向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5年5月18日受案后，董大维提起反诉，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8日以（2015）哈民立管终字第143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由巴彦法院管辖。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王迪请求撤回对董大维的起诉，为便于查明本案事实，法院未予准许，并追加段玲玲为本案第三人，案件继续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及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迪与董大维的口头协议、签订的书面协议及书面补充协议是否可撤销。二、第三人段玲玲应否承担法律责任。关于王迪与董大维的口头协议、签订的书面协议及书面补充协议应否撤销问题。法院认为，王迪以家具行业能够获得高额利润（40%），其欲成立王者公司扩大经营规模为名，使董大维投入资金1,150,000元，却将此资金用作购买“理财产品”、放贷等他用；在经营盈利的情况下，转移客户资金，以亏损、赠给董大维11%股份为名，使董大维投资40万元为其向原投资人段玲玲返还投资款，并为店面投资1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规定,王迪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董大维无法对家具经营现状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与王迪订立协议，多次投入资金，王迪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属于欺诈行为，因此董大维提出因受欺诈要求撤销王迪与董大维之间的口头投资入股协议、返还投资款的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规定，王迪在达成口头协议与履行协议过程中均有过错，应当赔偿董大维的利息损失，因此董大维请求王迪支付利息，应当予以支持。利率标准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董大维每次存款入王迪个人及汇入段玲玲账户或者家具商店帐户的时间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较合理。2014年9月12日，王迪与董大维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合同在双方清帐完毕后，立即生效。”属于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因双方没有清帐，该协议依约定没有生效，不存在撤销问题；2014年9月14日，王迪与董大维之间的补充协议因没有“平帐”双方均未在落款处签字，且此二份协议皆为董大维投资经营家具商店的具体行为，其前提是因王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使董大维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故王迪提出判令董大维履行补充协议支付欠款及垫付员工工资的请求无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人段玲玲应否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从王迪、董大维与段玲玲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笔录中可以认定王迪与第三人段玲玲系原合伙人，王迪、董大维、段玲玲三人合伙股份及家具商店的经营均由王迪确定，非三人共同协商达成，董大维与段玲玲对王迪分别与董大维、段玲玲之间发生的主要经济往来事项不知情，段玲玲未参与王迪与董大维之间的投资行为，王迪让董大维汇款给段玲玲是董大维对王迪的投资行为，因此第三人段玲玲未有参与王迪对董大维的欺诈事实，其对董大维的投资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综上，王迪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其经法院两次依法传唤均未出庭，应视为放弃抗辩权利。董大维的反诉请求成立，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反诉被告）王迪与被告（反诉原告）董大维口头投资入股协议;二、原告（反诉被告）王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被告（反诉原告）董大维投资款1,650,000元；三、原告（反诉被告）王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被告（反诉原告）董大维投资款利息，分段计算（分别以本金525，000元、596，300元、25，000元、20万元、10万元、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分别自2014年4月23日、4月24日、4月27日、8月13日、8月14日、8月25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30元、反诉费19,650元减半收取9,82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王迪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迪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A1，证人证言一份。证人姜延华当庭证实：2014年4、5月份双方合伙经营时董总（董大维）去其处询问情况，财务费用报销、经营销售等情况，其是销售。
证据A2，证人证言一份。证人万士吉当庭证实：2014年9月份其与王迪去海富，但保安说该店姓董，与王迪没有关系了，阻拦其们不许进入。
证据A3，证人证言一份。证人刘洋当庭证实：其与王迪合作多年一直都是王迪给其打款，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就不是王迪给其打款了，变成了董大维给其结算运输费用。
证据A4，证人证言一份。证人程宇当庭证实：2015年4月其从大连回来，想兑哈尔滨全友海富、美居的两个店，目标金额是100至120万元，期间其与董大维、王迪电话联系，但一直没有见面，最终没有成功。
以上证人证言拟证明：2014年达成口头协议后董大维参与经营，并在散伙后董大维自己经营两个店铺的情况。
证据A5，重庆朗萨家居有限公司家具代表陈洋出具的收条一份，并且此款已经汇入朗萨公司账目。拟证明双方的散伙协议的约定，王迪垫付合伙期间应付厂家的欠款。
本院二审期间，董大维申请证人徐艳丽出庭作证：
证据B1，证人证言一份，证人徐艳丽当庭证实：董大维雇佣其做经营家居财务工作，其是会计事务所做代理记账会计，其也见过王迪。2014年8、9月份董大维让其帮其代理记账，当时与王迪做交接工作，其二人在一起协商经营、财务的问题，涉及到账目的时候没有前期的账目、传票，只是王迪口述，没有实际的东西。拟证明：2014年9月14日清帐协议的真实情形。
董大维质证意见：对于证据A1，对其所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如果证明财务审核、管理应由财务或者会记人员予以出庭证实，其本身作为销售人员无法证实；其作为销售人员证实其从入职至今的家具销售状态仅为微利，恰恰认证了王迪向董大维虚构、夸大营业额的事实；对于证据A2，证人不能说出准确的时间、地点因何原因，而且其到了家具店去进出也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身份，所以与待证事实无关；对于证据A3，没有异议；对于证据A4，若证实家具经营店的价值或者固定资产应该由专业的鉴定机构出具检测，而非某个人主观认定家具店的价值。对于证据A5，真实性有异议，无从考证陈洋的身份，其与重庆朗萨家居的关系，收条中记载的10万元欠款若是汇入到重庆朗萨公司，王迪应当以银行转款凭证予以证实而非某个人出具的收条确认，并且该收条不能证实王迪与董大维之间的法律关系。
王迪质证意见：对于证据B1，因其会计与董大维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证明客观事实。
本院认证意见为，对于证据A1至A4，由于证人均出庭作证，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待证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其证明力均不予确认。对于证据A5，董大维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且无法证明陈洋与朗萨家具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故对其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不予确认采信。对于证据B1，证人徐艳丽出庭作证且其证言与一审相关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王迪主张本案涉及重复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规定的问题。本案系王迪于2015年5月14日向道里区人民法院起诉，董大维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本院（2015）哈民立管终字第1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由巴彦县人民法院管辖。董大维就本案反诉请求虽亦向呼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呼兰区人民法院并未就案件进行实体审理，而是以原告撤诉结案，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对于王迪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双方口头约定的合伙协议是否存在欺诈的问题。双方对于合伙协议的存在均不持异议，王迪夸大营业额并以高额的利润和回报吸引董大维参与合伙，故意隐瞒真实经营状况，使董大维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并多次投入资金。现王迪无法提供相关的经营账目，且未能举证董大维的投资100余万元用于合伙经营损耗而非挪作他用，王迪的行为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存在使用欺诈手段使董大维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之订立口头合伙协议，该协议应属于可撤销的合同，王迪因协议被撤销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并赔偿董大维的损失，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王迪主张董大维提起撤销权诉讼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撤销权消灭的问题。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王迪与董大维于2014年4月达成口头合伙协议，2014年8月董大维向段玲玲付款增持合伙份额，2014年9月12日，双方签订散伙《协议》，2015年7月董大维向巴彦县人民法院提起反诉要求撤销双方口头合伙协议。从上述时间节点可以看出，董大维于2014年8月仍增持合伙份额，认为其此时明知受欺诈仍然追加投入明显与常理不符，王迪主张撤销权超过除斥期间而消灭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王迪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另，对于董大维是否占有王迪具体的物、如何返还，王迪并未主张并提供相关证据，双方可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王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650元，由上诉人王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焦崇升
审判员 李庆军
审判员 贾延春
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
书记员 于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