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11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荣晟彬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城关镇大石河京周公路北侧（原骡马钢材交易市场内）。
法定代表人张斌，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东贺，男，1987年10月27日出生，北京荣晟彬物资有限公司技术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环城北路305号302室。
法定代表人周智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佳，女，1981年12月19日出生，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翁亦亦，女，1984年10月11日出生，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亿利康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良官大街58号A-1069。
法定代表人ＸＸ，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兰英，女，1965年6月18日出生，北京亿利康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会计。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男，1967年9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高兰英，女，1965年6月18日出生，北京亿利康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会计。
上诉人北京荣晟彬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晟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文华公司）、北京亿利康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康泰公司）、ＸＸ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3）房民初字第6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闫飞担任审判长，法官杨光、卓燕平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文华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2009年1月7日，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石窝支行（以下简称大石窝支行）与亿利康泰公司签订编号为2009大石窝企借00020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76万元，借款期限自2009年1月7日至2009年7月12日。同时约定借款利率为7.965%，按季结息。若借款逾期，则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的130%。同日，大石窝支行就上述贷款与荣晟彬公司、ＸＸ分别签订编号为2009大石窝企保00020-2、3的《保证合同》，且均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上述合同签订后，大石窝支行于2009年1月23日向亿利康泰公司足额发放贷款。
2010年12月29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北京分公司）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房山支行（以下简称房山支行）签订协议编号为FS-099、144的《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双方于2011年2月1日在《金融时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1年7月29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天津分公司）与信达北京分公司签订《资产划转协议》，受让了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双方于2011年8月24日在《金融时报》联合刊登资产划转公告。2013年3月15日，浙江文华公司与信达天津分公司签订编号为信津-B-2013-003-067的《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且双方于2013年3月20日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债权及其相关权益催收暨转让联合公告。至此，浙江文华公司经合法途径承继了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并依法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浙江文华公司现为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合法权利人。
上述借款到期后至今，亿利康泰公司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荣晟彬公司、ＸＸ亦未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截至2013年3月20日，债务本金1179058.88元，利息累计408637.94元，本息合计1587696.82元。亿利康泰公司、荣晟彬公司、ＸＸ的违约行为严重侵害了浙江文华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亿利康泰公司归还浙江文华公司借款本金1179058.88万元、利息408637.94元（暂计算至2013年3月20日），本息合计1587696.82元及至实际偿还借款日止的利息；2、荣晟彬公司、ＸＸ对亿利康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亿利康泰公司、荣晟彬公司、ＸＸ承担。
亿利康泰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亿利康泰公司认可与大石窝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亿利康泰公司确实收到借款，但是因为亿利康泰公司经营不善，无力偿还贷款。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债权人为大石窝支行，而非房山支行，房山支行无权处分大石窝支行拥有的债权。因此，房山支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信达北京分公司，信达北京分公司将上述债权划转给信达天津分公司，以及信达天津分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浙江文华公司的一系列债权转让行为均属无效，浙江文华公司不是合法债权人，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另外亿利康泰公司认为浙江文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浙江文华公司与大石窝支行、信达北京分公司、信达天津分公司之间一系列债权转让行为，亿利康泰公司并不知情。浙江文华公司在金融时报发布的公告，不符合法律规定，并没有通知和催收的作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浙江文华公司公告选择的报纸，应当是全国发行，订阅人数多、省级以上的报纸，但是浙江文华公司选择的《金融时报》为专业性报纸，且公告版面小，字体小，很难注意。实质上没有起到通知和催收的作用，起不到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
荣晟彬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荣晟彬公司认可与大石窝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76万元，借款期限自2009年1月7日至2009年7月12日，同日，大石窝支行与荣晟彬公司签订了2009大石窝企保00020-2《保证合同》。亿利康泰公司因经营不善，无力偿还贷款。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大石窝支行转让债权应当书面通知荣晟彬公司，否则，该债权转让对荣晟彬公司无效。房山支行以及信达北京分公司、信达天津分公司采用的公告通知的方式，不同于合同约定的书面通知的方式，上述债权转让暨催收的告知方式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对保证人无效，荣晟彬公司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之次日起两年，即2009年7月13日至2011年7月12日，至2011年7月12日，荣晟彬公司保证期间届满，法律规定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浙江文华公司与房山支行、信达北京分公司、信达天津分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荣晟彬公司不知情。浙江文华公司在《金融时报》发布公告，不符合法律规定，并没有起到通知和催收的作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浙江文华公司公告时选择的报纸，应当是全国发行、订阅人数多、省级以上的报纸，但浙江文华公司选择的《金融时报》为专业性报纸，且公告的版面小、字体小，很难注意到。因此荣晟彬公司认为浙江文华公司登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和催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质上没有起到通知和催收的作用，起不到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因此，荣晟彬的保证期间届满，保证责任已免除。
ＸＸ在一审中答辩称：同荣晟彬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查明：2009年1月7日，大石窝支行与亿利康泰公司签订编号为2009大石窝企借00020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76万元，借款期限自2009年1月7日至2009年7月12日。同时约定借款利率为7.965%，按季结息。若借款逾期，则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的130%。同日，大石窝支行就上述贷款与荣晟彬公司、ＸＸ分别签订编号为2009大石窝企保00020-2、3的《保证合同》，且均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上述合同签订后，大石窝支行于2009年1月23日向亿利康泰公司足额发放贷款。
2009年7月15日，大石窝支行向亿利康泰公司、荣晟彬公司进行债权催收。2009年7月16日，亿利康泰公司、荣晟彬公司分别在债权催收通知书上的借款人、担保人处盖章签收。
2009年9月29日，亿利康泰公司向大石窝支行支付本金580000元。
2010年12月29日，信达北京分公司与房山支行签订协议编号为FS-099、144的《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双方于2011年2月1日在《金融时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1年7月29日，信达天津分公司与信达北京分公司签订《资产划转协议》，受让了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双方于2011年8月24日在《金融时报》联合刊登资产划转公告。2013年3月15日，浙江文华公司与信达天津分公司签订编号为信津-B-2013-003-067的《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且双方于2013年3月20日在《金融时报》上刊登了债权及其相关权益催收暨转让联合公告。至此，浙江文华公司经合法途径承继了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并依法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浙江文华公司现为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合法权利人。
又查明，大石窝支行更名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房山支行大石窝分理处（以下简称大石窝分理处），大石窝分理处为房山支行的下辖管理，在房山支行与信达北京分公司进行不良贷款业务的剥离和转让过程中，统一由房山支行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大石窝支行与亿利康泰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其与荣晟彬公司、ＸＸ签订的《保证合同》内容均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浙江文华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其受让了大石窝支行享有对亿利康泰公司、荣晟彬公司、ＸＸ的全部债权。
依照法律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者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通知义务，信达北京分公司受让债权时，房山支行依法在《金融时报》进行公告；信达天津分公司受让债权时，信达北京分公司依法在《金融时报》进行公告；浙江文华公司受让债权时，信达天津分公司依法在《金融时报》进行公告，应视为履行了对亿利康泰公司、荣晟彬公司、ＸＸ的债权转让告知义务。
依照法律规定，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者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依据。亿利康泰公司、荣晟彬公司、ＸＸ辩称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亿利康泰公司未按时还款，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浙江文华公司要求亿利康泰公司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荣晟彬公司、ＸＸ应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对此笔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履行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亿利康泰公司进行追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关于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但该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的规定，计收罚息、复利的权利专属于商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具有专属性。因此，本案受让人浙江文华公司并非商业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故不具有收取罚息、复利的权利。故关于利息的给付问题，该院将依法予以调整，在本案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后，浙江文化公司请求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浙江文华公司与信达天津分公司于2013年3月20日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故本案债权转让对债务人生效时间为2013年3月20日。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判决：一、北京亿利康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一百一十七万九千零五十八元八角八分；二、北京亿利康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利息（以一百七十六万元为本金，自二○○九年一月七日至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利息按照年息百分之七点九六五计算，复利利率按照年息百分之十点三五四五计算；自二○○九年七月十三日至二○○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罚息按年息百分之十点三五四五计算；以一百一十七万九千零五十八元八角八分为本金，自二○○九年九月三十日至二○一三年三月二十日，罚息按百分之十点三五四五计算；以自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三、北京荣晟彬物资有限公司、ＸＸ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北京荣晟彬物资有限公司、ＸＸ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完毕后，有权向北京亿利康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荣晟彬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首先，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亿利康泰公司的债权人为大石窝支行，而非房山支行，房山支行无权将大石窝支行拥有的债权转让给信达北京分公司。因此，信达北京分公司将上述债权划转给信达天津分公司以及信达天津分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浙江文华公司的一系列债权转让行为均属无效。浙江文华公司不是合法的债权人，不具有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一审判决关于浙江文华公司享有对亿利康泰公司、荣晟彬公司以及ＸＸ的全部债权的认定是错误的。
其次，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大石窝支行转让债权应当书面通知荣晟彬公司，否则，该债权转让对保证人无效。房山支行以及信达北京分公司、信达天津分公司采用的公告通知的方式，不同于合同约定的书面通知的方式，上述债权转让暨催收的告知方式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对保证人无效，荣晟彬公司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关于浙江文华公司履行了对荣晟彬公司的债权转让告知义务的认定也是错误的。
再者，《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之次日起两年，即自2009年7月13日至2011年7月12日，至2011年7月12日，荣晟彬公司的保证期间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浙江文华公司与房山支行、信达北京分公司、信达天津分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荣晟彬公司并不知情。浙江文华公司在《金融时报》发布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不符合法律规定，并没有起到通知和催收的作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公告时选择的报纸，应当是全国发行、订阅人数多、省级以上的报纸，但浙江文华公司公告选择的《金融时报》为专业性报纸，且公告的版面小，字体小，很难注意到。因此荣晟彬公司认为浙江文华公司登报进行债权转让通知和催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质上没有起到通知和催收的作用，起不到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因此，荣晟彬公司的保证期间届满，其保证责任已免除。一审判决关于原债权银行发布的通知或者公告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依据的认定是错误的。
综上，荣晟彬公司请求本院依法判令，撤销（2013）房民初字第6578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荣晟彬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
浙江文华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荣晟彬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法（2005）62号）第一条已经明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贷款后，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可以适用本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和《关于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案件交纳诉讼费用的通知》这些文件的规定。本案中浙江文华公司正是通过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本案中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形式，依法受让了本案诉争债权，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一条的规定，浙江文华公司在处置从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受让的债权时，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上述文件。
二、浙江文华公司是本案一审的适格原告。本案中浙江文华公司依法受让了原债权银行对荣晟彬公司及亿利康泰公司享有的债权及相关从权利并依法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因此根据法律的规定，浙江文华公司己经取得债权人的合法地位，是本案一审的适格原告。
本案债权的原始债权人是大石窝支行，经调查，大石窝支行已经被降级为大石窝分理处，现名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房山支行大石窝分理处。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与信达北京分公司进行不良借款业务剥离和转让时，其名称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沟支行大石窝分理处（以下简称长沟支行大石窝分理处），应隶属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沟支行（以下简称长沟支行）。又根据房山支行出具的《说明》可知，根据农商行内部层级管理制度，长沟支行是房山支行的下辖非管辖支行，此次在农商行与信达北京分公司进行的涉及房山支行下辖非管辖支行不良贷款业务的剥离和转让过程中，统一由房山支行与信达北京分公司签署相关转让协议和文件。因此，房山支行就本案债权与信达北京分公司签署的《分户债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并且农商行与信达北京分公司于2011年2月1日在《金融时报》上联合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并催收债权，取得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2011年7月29日信达北京分公司又与信达天津分公司就本案债权签订《资产划转协议》并于2011年8月24日在《金融时报》上联合刊登资产划转公告，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并催收债权。2013年3月15日信达天津分公司与浙江文华公司就本案债权签订《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3年3月20日在《金融时报》上联合刊登债权及其相关权益催收暨转让公告，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并催收债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就涉及金融不良债权案件审理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债权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因此，浙江文华公司己经就本案债权取得债权人的合法地位，是本案一审适格原告。荣晟彬公司所称上述转让行为无效及浙江文华公司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言论是与事实相悖，且无法律依据，是不能成立的。
三、荣晟彬公司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荣晟彬公司与原债权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且保证期间内债权人以报纸公告的形式向荣晟彬公司进行债权催收，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履行债务清偿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金融不良债权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中也已经明确上述载有债权转让和债权催收内容的报纸公告可以起到通知和催收的效果，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所以本案债权仍在诉讼时效内。
本案中《保证合同》约定，债权转让无须征得荣晟彬公司的同意，但须对其书面通知。所谓书面通知即指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而报纸正是有形载体，所以报纸公告当然是书面通知的一种。因此债权人以报纸公告形式向荣晟彬公司通知债权转让的事实并催收债权符合法律的规定及合同的约定，荣晟彬公司所谓债权人未对其进行书面通知及报纸公告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言论是与事实相悖，且无视法律的规定，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荣晟彬公司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荣晟彬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亿利康泰公司、ＸＸ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荣晟彬公司的上诉理由共同答辩称：本案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亿利康泰公司、ＸＸ没有接到书面通知，债权人在《金融时报》刊登其也未关注，没有见过。
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借据、贷款发放通知单、《保证合同》、债权催收通知、收回贷款凭证、《分户债权转让协议》、《金融时报》联合公告、《资产划转协议》、《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荣晟彬公司提出的浙江文华公司不是合法债权人的主张。本案中，大石窝支行于2010年6月8日被降级为长沟支行大石窝分理处，后又变更为大石窝分理处，根据房山支行提交的《说明》表明，长沟支行为房山支行下辖非管辖支行，其日常业务和经营受房山支行的集中管理，在房山支行与信达北京分公司进行不良贷款业务的剥离和转让过程中，统一由房山支行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故房山支行有权将原大石窝支行所有的涉案债权转让给信达北京分公司，此后的债权转让行为均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故浙江文华公司是本案的合法债权人。对于荣晟彬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荣晟彬公司提出的债权转让采用的公告方式违反合同约定，故债权转让对保证人无效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债权同时转让，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对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保证人与债权人事先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禁止债权转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在大石窝支行与荣晟彬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并无上述特别约定，对于书面通知的具体方式亦无约定，故荣晟彬公司作为保证人仍应当就本案中亿利康泰公司所负债务对浙江文华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本案中，房山支行、信达北京分公司及信达天津分公司三债权人均依法在《金融时报》上发布了债权转让公告，应当认定三债权人均已履行了书面通知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的内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贷款后，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和《关于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案件交纳诉讼费用的通知》的规定。浙江文华公司依法在《金融时报》上发布了相关公告，亦应当认定其已履行了书面通知义务。因此，对于荣晟彬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荣晟彬公司提出的因保证期间届满，其保证责任已免除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荣晟彬公司的保证期间自2009年7月13日起至2011年7月12日止，荣晟彬公司于2009年7月16日对房山支行向其发出的债权催收通知书予以签收，故《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自2009年7月16日起开始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国有银行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的规定，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通知或公告的，该公告或通知之日应为诉讼时效的实际中断日。上述公告或者通知对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发生同等效力。本案中，根据各债权人发布债权转让公告的时间，《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分别于2011年2月1日、2011年8月24日、2013年3月20日发生中断，截至2013年3月25日浙江文华公司就本案起诉之日，《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并未超过2年。综上，对于荣晟彬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9545元，由北京亿利康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北京荣晟彬物资有限公司、ＸＸ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89元，由北京荣晟彬物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 飞
代理审判员 杨 光
代理审判员 卓燕平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徐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