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民终63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梁海君，男，197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炜昕，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吴金芳，男，195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安华，上海市东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上海明乐食品有限公司江湾店，营业场所上海市虹口区。
负责人：吴金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安华，上海市东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上海明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吴金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安华，上海市东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海君因与被上诉人吴金芳、原审被告上海明乐食品有限公司江湾店(以下简称“江湾店”)、原审被告上海明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9民初6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海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炜昕，被上诉人吴金芳，被上诉人吴金芳与原审被告江湾店、原审被告明乐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安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海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四项，依法改判吴金芳退还梁海君转让费55万元(币种为人民币，以下同)、承包押金5.5万元，吴金芳支付梁海君装修及设备购置款56.1965万元。事实及理由：首先，一审中，梁海君提供了上海市虹口区环境保护局对吴金芳之子吴永华询问笔录，证明2015年7月16日环保部门已明确系争店铺不允许经营产生油烟的项目。梁海君基于上述原因向吴金芳提出异议，吴金芳承诺在半个月内同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商，将营业执照变更到可以经营油烟项目的餐饮业务。梁海君基于风险考虑在2015年7月没有向吴金芳支付2015年下半年的承包金，并勉强经营了半个月左右，直至8月3日无奈离开。上述询问笔录表明江湾店同行政机关的协调是吴永华出面的，一审认定“在营业执照上添加不产生油烟是经过实地核查、与实际经营人的陈述不无关系”与事实明显不符，且一审未将该情况说明当庭出示，有违民事案件公开审理原则。由吴金芳所提交的证据反映江湾店营业执照最早日期为2008年5月13日，以及2012年系争《承包协议》签订时吴金芳提供的是2006年营业执照的事实足以证明，吴金芳恶意隐瞒2013年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早已变更的情况。基于前述两点，一审法院认定梁海君在2013年就知道营业执照变更，并据此认定梁海君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构成违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一审法院对梁海君支付转让费55万元的《收条》真实性未予认真查明。一审对55万元《收条》不予认可的主要理由是梁海君前后表述不一、交付地点在银行、转让费的构成不合理，但该些理由均不足以推翻收条的真实性。吴金芳称其所收取的48万元中15万元系由5.5万元押金、5万元万安路承包费、4.8万元设备转让款构成，而二审中梁海君提供的袁刘伟签收的8万元收据原件证明该8万元是吴金芳收取交给万安路铺面原经营人袁刘伟，说明吴金芳在一审中说谎。再次，一审法院不认可56万余元装修费用的理由和依据不符合事实。梁海君系基于法院要求提供正规发票来证明装修事实的存在，故要求原装修单位补开了发票。证人当庭作证其代表梁海君与案外人签订了厨房设备采购协议，在吴金芳拆除厨房设备时，梁海君为避免矛盾激化加上缺少必要的法律自我保护意识而没有选择报警，但提供了照片，一审法院既然能就营业执照变更相关事宜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为何不向搬运东西的车辆所属单位调查。最后，一审判决梁海君向吴金芳支付57,584.90元和抵扣押金5.5万元所依据的事实不清。2012年6月15日至2015年7月15日期间梁海君不存在拖欠承包金行为，万安路的协议中虽约定租金每年增加5%，但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口头约定不递增，吴金芳也未就此向梁海君催讨过。至于2015年7月15日至8月3日期间租金应为41,340.20元，与5.5万元押金相抵，吴金芳应返还梁海君13,698元。
吴金芳辩称：其系从2012年7月15日开始收取租金，第一个月的免租期在第一次租金收取时已经给予了，双方对于万安路租金的约定从没有过修改，协议约定了从第二年起每年租金递增5%。履行过程中，租金通过转帐方式支付，后期租金比前期有增长，只是没有达到5%，故递增的约定是履行的，吴金芳没有向梁海君催讨是因为吴金芳不在上海，且合同尚在履行中，所以没有非常严格的追讨该笔款项，故一审按递增比例计算承包费无误。梁海君是否获得解除权应当按《承包协议》确定，协议约定了如果没有年审，则梁海君可获得解除权，事实上每年都年审通过。吴金芳提供的营业执照始终是餐饮的经营范围，2013年营业执照是工商局对营业范围的表述改革调整，并没有影响梁海君的经营。与梁海君解除合同后，吴金芳又将店铺租赁给他人，也是经营汤包馆，与梁海君的经营范围一致，故营业执照的变更并没有影响梁海君的经营，根据《承包协议》约定，梁海君无权解除合同。基于梁海君不支付租金，吴金芳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由于梁海君不支付租金，吴金芳两次发函，但梁海君没有答复，后吴金芳到现场才发现店铺已经关闭且人、设备都不在了。55万元的《收条》不具备证明力，吴金芳没有收到过该款。《收条》上写了吴金芳的电话号码，但该号码是2013年才使用的。梁海君关于《收条》产生过程的陈述也不明确，其无法确定《收条》上的字是谁书写的，也不能证明《收条》是后补的。2012年6月18日吴金芳收到梁海君转账支付的48万元，如梁海君当日确有在银行以现金交付40万元，按常理也应该直接转入吴金芳的帐户。吴金芳收到梁海君款项都会写收条，梁海君交付该巨款却未要求吴金芳出具收条显不合理。因梁海君违约，故无权要求吴金芳补偿设备、装修费，且梁海君提供的装修费的依据无法证明装修费用真实存在，梁海君离开时已将设备取走。
原审被告江湾店、明乐公司与被上诉人吴金芳的意见一致。
梁海君一审诉请判令：1、解除梁海君与吴金芳、江湾店2012年6月15日及6月17日签订的《承包协议》；2、吴金芳、江湾店返还梁海君转让费55万元；3、吴金芳、江湾店赔偿梁海君装修费用56.1965万元；4、吴金芳、江湾店返还梁海君承包押金5.5万元；5、明乐公司对吴金芳、江湾店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吴金芳反诉请求判令：1、解除吴金芳与梁海君2012年6月15日及6月17日签订的《承包协议》；2、梁海君支付吴金芳拖欠的承包费12.3724万元，并自2015年7月16日起按每日2%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至2015年8月19日搬离之日止计为86,606.80元；3、梁海君支付吴金芳新市北路店铺(5.5万元/月)及万安路店铺(递增5%后按半年68,906元计算为11,484元/月)按一个月承包费计算的违约金66,484元；4、梁海君支付吴金芳拖欠的电费19,515元、水费584.60元；5、梁海君支付吴金芳剩余承包期内六个月的承包费66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15日，梁海君与吴金芳签订《承包协议》，约定吴金芳将位于本市新市北路XXX号店铺承包给梁海君使用，承包期自2012年6月15日至2017年6月14日。前三年每月承包费5.5万元，每半年支付一次，押金5.5万元。合同期满后结算梁海君无欠应付款的情况下，吴金芳返还押金。免租期一个月，自2012年6月15日至2012年7月14日。梁海君在2012年6月15日一次性支付吴金芳承包费33万元及押金5.5万元，吴金芳不得再向梁海君索取任何其他费用。店铺营业执照由吴金芳无偿提供，经营范围为餐饮。梁海君逾期支付承包费，除吴金芳交铺日期相应顺延外，梁海君每日向吴金芳支付承包费的2%作为违约金，逾期15日的，吴金芳有权解除合同，梁海君按一个月的承包费向吴金芳承担违约责任。吴金芳保证该房屋可以合法经营餐饮，如遇梁海君装修或经营中被终止，吴金芳赔偿梁海君投资费用，金额为梁海君投资的总费用。梁海君在协议期内提前退约的，应按协议约定的承包期补足承包费和违约金。同年6月17日，梁海君与吴金芳又签订一份《承包协议》，约定吴金芳于2012年6月15日前将位于本市万安路XXX号店铺承包给梁海君作为汤包馆厨房使用，承包期自2012年6月20日至2017年6月19日，承包费12.5万元/年，每半年一付，即6.25万元。第二年开始在前一年基础上递增5%结算。第一个半年支付期为2012年6月20日至2013年1月14日应付70,788元，本协议无免费装修期，第一个半年支付后承包费加入6月15日的协议同步结算。本协议其他约定按6月15日的协议同步履行。2012年6月15日，梁海君支付吴金芳48万元。当日，吴金芳向梁海君出具了收到承包费33万元的收条。同年6月17日，吴金芳向梁海君出具收到2012年6月20日至2012年1月19日(应为笔误，按合同约定实为2013年1月14日)承包费70,788元的收条，另注明20,788元已收，余额6月18日汇入。2013年1月16日，梁海君支付吴金芳38.28万元。吴金芳确认2013年6月24日、7月15日、7月16日份收到梁海君委托李根华支付的19.9万元、18万元及0.65万元，共计38.55万元。2014年1月5日，梁海君支付吴金芳39.252万元。同年7月25日梁海君支付吴金芳39.25万元。2015年1月15日，梁海君支付吴金芳37.0713万元。2014年10月15日梁海君与吴金芳达成《补充协议》，就热油污管道改造事宜，吴金芳同意免除梁海君十天承包费。2015年7月16日，吴金芳之子吴永华至上海市虹口区环境保护局接受询问，形成《询问笔录》，环保局告知其因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小吃店(不产生油烟)，因此在取得相关证照前，不得经营产生油烟的项目，吴永华表示同意，会将位于小区内的厨房窗户封死。同年7月26日，吴金芳致函梁海君称新市北路的承包费应于7月15日支付，至今已逾期十二天，要求其尽快支付，7月27日梁海君签收该函件。8月19日，吴金芳致函梁海君称逾期支付承包费超过一个月，吴金芳有权解除协议，请梁海君三天内答复，逾期店内物件将按无主物处理，后果自负。该函件于8月20日由“苏州汤包馆(小钟)”签收。江湾店成立于1997年11月7日，2006年6月1日的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中西餐、面包等。2013年7月24日江湾店的《餐饮服务许可证》载明类别为小吃店，备注中记载含熟食卤味，发证机关为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虹口分局。后因工商管理部门根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分类对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的表述方式进行规范和变更，将“中西餐”细分为“中式饭店”和“小吃店”。为此，吴金芳2013年11月18日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江湾店的经营范围为小吃店。同年11月25日，工商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实地考察、征询实际经营人意见后，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江湾店变更经营范围，当日签发的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为小吃店(含熟食卤味)(不产生油烟)等。2015年1月28日的营业执照由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签发，经营范围相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对小吃店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的表述已不再添加“不产生油烟”的表述。2015年8月14日，梁海君曾以相同案由和事实向一审法院起诉吴金芳、江湾店、明乐公司，后以补充证据为由撤回起诉，案号为(2015)虹民二(商)初字第1209号(以下简称“1209号案件”)。在2015年11月12日的庭审笔录中，梁海君称55万元的《收条》内容均系吴金芳书写，款项在2012年6月15日就已经支付完毕，当时吴金芳没有出具收条，而是2013年补写的。2012年6月15日梁海君支付的48万元即转让费的一部分，认可万安路的《承包协议》中关于承包费每年递增5%的约定，吴金芳则称55万元的《收条》除了“吴金芳”字样的签字和手机号码，其余均非本人书写，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后梁海君当庭表示该收条系2013年三四月份吴金芳交给梁海君的，不清楚借条内容是谁书写的，吴金芳因此撤回笔迹鉴定申请，并表示如果55万元转让费是2012年6月15日支付的，吴金芳不可能直到2013年才出具《收条》，因为当天吴金芳已经就收到33万元承包费向梁海君出具了《收条》。在2015年12月8日的庭审笔录中，梁海君确认系争协议于2015年8月20日解除，并称2012年6月15日的48万元中33万元是新市北路房屋的承包费，15万元是转让费，当日在银行里另外给了吴金芳40万元现金作为转让费。梁海君确认2015年8月安排了钟姓店长在汤包店内，称8月17日吴金芳将店铺大门焊住，之后拆除设备并搬走，但当时未报警。吴金芳确认上述48万元中33万元系新市北路房屋的承包费，另有5.5万元为押金，5万元为万安路的承包费，4.5万元是新市北路剩余设备的转让费。2013年2月4日，中国电信莆田分公司受理了吴金芳申请的“乐享上网版189及叠加包套餐”，对应手机号码为XXXXXXXXXXX。一审庭审中，梁海君称支付55万元转让费是因为《承包协议》约定的承包期为五年，考虑到使用江湾店的营业执照，吴金芳负责营业执照的年审，以及梁海君使用营业执照给吴金芳带来的风险等，因此吴金芳向梁海君收取了55万元转让费，该费用不含设备。案外人杨某某向一审法院述称，系争店铺系其与梁海君、李根华共同投资的，其中厨房设备、空调都是其对外签订合同的，店铺开业四个月后，其将股份让给别人，作为员工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店铺开业前装修的时候，梁海君告知自己支付55万元转让费的事情，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一部分，现金形式支付一部分，梁海君也告知了2012年6月18日55万元《收条》的事情，但其并未参与，都是梁海君统一对外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两份《承包协议》的签订主体如何界定；2、协议履行过程中，合同主体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相应的违约责任；2、吴金芳是否收取过梁海君55万元的转让费。首先，两份《承包协议》均由梁海君与吴金芳签订，未加盖江湾店的公章，协议中也未约定吴金芳属于履行职务行为，系争店铺房屋的实际承租人为吴金芳，江湾店及明乐公司已就营业执照的发包授权吴金芳，所涉《收条》均由吴金芳个人出具，相应款项均支付至吴金芳个人账户，梁海君主张合同相对方为吴金芳和江湾店，缺乏合同和事实依据，故两份《承包协议》的合同主体应为梁海君和吴金芳，对梁海君要求江湾店和明乐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协议双方均要求解除协议，鉴于梁海君在1209号案件中确认系争协议于2015年8月20日解除，与吴金芳的辩称意见及反诉请求一致，故一审法院确认系争两份协议于2015年8月20日解除。其次，梁海君主张解除协议的主要依据是江湾店的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范围发生变更，导致梁海君无法继续经营。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梁海君自2012年与吴金芳签订《承包协议》起经营系争店铺，2013年11月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发生变更，据一审法院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了解，经营范围的变更起因于对经营范围表述的规范化管理，虽实际由吴金芳向工商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变更营业范围，但其申请内容为变更成“小吃店”，只是最终核准的营业执照添加了“不产生油烟”的说明，且该说明的添加与管理部门的实地核查、实际经营人的陈述不无关系。同时，梁海君从事餐饮行业多年，也应当知晓营业证照应当依规悬挂在店堂内进行公示，梁海君称经营期间店铺内使用的一直是2006年的营业执照故而不清楚经营范围变更一节的事实，与常理不符。现系争店铺吴金芳已经发包给他人，梁海君并未举证其承包经营期间江湾店未按规定更新、悬挂营业执照这一非常规事实，故对其说法，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梁海君对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自2013年11月起发生变更应当是知晓的，但其并未向吴金芳提出异议，也未就该事项与吴金芳进行协商，而是持续经营至2015年8月，并于当月撤离场地、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梁海君的上述行为显然有违民事行为的诚实信用原则，其要求吴金芳承担违约责任与事实不符。同时，根据《承包协议》的约定，梁海君逾期支付承包费超过15日，吴金芳即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按协议约定万安路店铺的承包费每年递增5%，梁海君称实际履行过程中吴金芳同意不递增，吴金芳对此并不认可，梁海君也没有提供证据佐证其说法，且在1209号案件中梁海君对递增5%的约定并无异议，故对梁海君上述意见不予采纳。从协议约定的承包期起始之日起，按照半年一付的合同约定，至最后一期应付款之日即2015年7月14日止，梁海君应付承包费总额计为2,382,350元，实际支付金额为2,324,821元，另吴金芳因店铺内安装设备同意免收梁海君十天承包费，计为21,798.10元，应于承包费中扣除，故梁海君实际尚有承包费35,730.90元未付，至吴金芳提起反诉之日止，梁海君超过15天仍未支付，显属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吴金芳要求解除协议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对于2015年7月15日以后的费用，梁海君仅同意支付至2015年8月3日，但其庭审中表述在2015年8月20日左右搬离场地，因梁海君与吴金芳并未就系争店铺进行交接，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梁海君未能证明8月3日起吴金芳已经实际控制或接手店铺，吴金芳自愿计算至2015年8月19日，故2015年7月15日至8月19日的承包费应由梁海君承担，新市北路店铺计为63,287元，万安路店铺递增5%后计为13,837元，合计77,124元，该款系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应付款之日以后发生的费用，吴金芳将其与前述拖欠的承包费一并自2015年7月16日起计算违约金，缺乏合同依据。吴金芳现既要求梁海君支付按每日2%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又主张梁海君支付一个月的承包费作为违约金，梁海君认为该计算方式过高，一审法院酌情调整为按一个月承包费计算违约金，计为66,484元。协议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因此吴金芳要求梁海君继续支付六个月的承包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对于拖欠的电费19,515元、水费584.60元，梁海君对此并无异议，故应承担支付义务。对于梁海君支付的押金5.5万元，按约应于协议期满后、梁海君不存在拖欠款项的情况下由吴金芳返还，现协议因梁海君违约解除，吴金芳同意于反诉请求中抵扣梁海君的应付款项，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梁海君主张的56万余元的装修费，一方面其中涵盖了装修、设备采购、安装等多项费用，梁海君提供的发票均系诉讼中补开，部分合同的签订主体并非梁海君，另一方面梁海君自述其撤离场地的同时又称吴金芳将场地内的设备拆除等，但梁海君却未采取报警等相应措施，也未就所述内容提供证据证明，且实际系梁海君自行撤离经营场地，存在拖欠承包费的违约行为，故其要求吴金芳支付包含设备款在内的装修费用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转让费55万元，梁海君的依据为落款为2012年6月18日的《收条》，结合庭审陈述及1209号案件的庭审笔录，该《收条》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可，理由如下：一、对《收条》的形成过程，梁海君先称系吴金芳书写后交给自己，在吴金芳坚称《收条》内容并非自己书写并申请笔迹鉴定后，梁海君又表示不清楚《收条》内容是谁书写的，陈述的内容前后不一致。本案中梁海君称《收条》是在《承包协议》签订后三四个月之后吴金芳出具的，即2012年10月份之前，但《收条》所载手机号的使用时间是在2013年2月份，时间上存在明显的矛盾，梁海君称时间太久记忆模糊，该说法过于牵强。梁海君称《收条》所涉款项中有40万元是2012年6月15日当场给付吴金芳的，但未要求其出具《收条》，而是事后补出的，日期也是倒签的，该陈述内容与生活常理明显相悖，当日吴金芳已经向梁海君出具了收到33万元承包费的收条，如果吴金芳确实收到了包括40万元现金在内共计55万元的转让费，其没有理由不向梁海君出具收条，在支付金额更大的情况下，梁海君反而没有要求吴金芳当场出具收条的做法也不具有合理性。二、对所涉款项的交付，梁海君称在银行内将40万元现金交给吴金芳。当日梁海君已经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吴金芳48万元，证明其有条件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款项，梁海君关于在银行内与吴金芳进行现金交付的说法，有违日常经验法则，一审法院难以采信。三、对转让费55万元的构成，梁海君主张2012年6月15日转账的48万元中有15万元是转让费，另有40万元系现金支付，费用包括营业执照的使用、年审和风险费用，不包括设备，该说法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协议约定营业执照由吴金芳无偿提供梁海君使用，并由吴金芳负责年审等事宜，不存在收取费用的约定，且55万元的金额也不具有合理性。另外，纵观梁海君支付的款项，按照其对付款指向的陈述，并无证据证明其曾支付过5.5万元的押金及6月17日吴金芳出具的收条中提及的尚未支付的5万元差额，根据吴金芳在1209号案件中的陈述，6月15日的48万元中除33万元属于承包费外，剩余15万元中5.5万元属于押金，5万元是万安路店铺的承包费，4.5万元是设备的转让款，相较梁海君的说法，吴金芳的解释的合理性和可信度更高，即梁海君无法就55万元款项的交付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综合上述三点，从《收条》的形成到款项的交付，梁海君均未能完成举证义务，故对梁海君仅凭《收条》要求吴金芳返还55万元转让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梁海君与吴金芳2012年6月15日及6月17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于2015年8月20日解除；二、驳回梁海君其他的诉讼请求；三、梁海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吴金芳承包费57,584.90元(已抵扣押金55,000元)；四、梁海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吴金芳违约金66,484元；五、梁海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支付吴金芳拖欠的电费19,515元、水费584.60元；六、驳回吴金芳其他的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梁海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5,302.69元(梁海君已预缴)，减半收取为7,651.35元，由梁海君负担7,290.74元，由吴金芳负担360.6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953.92元(吴金芳已预缴)，由梁海君负担1,031.09元，吴金芳负担3,922.83元。
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吴金芳是否违约；2、55万元《收条》的真实性能否认定；3、吴海君主张装潢、设备费能否获得支持；4、一审计算的承包费金额是否正确。对此，本院分别阐断如下。关于争议焦点1。系争《承包协议》约定，吴金芳无偿提供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餐饮。梁海君自协议签订后一直正常经营，即使系争店铺在2013年11月因工商行政部门规范化管理之需要，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由“中西餐”变更为“小吃店(不产生油烟)”之后，梁海君也在一直正常经营。2015年7月16日，吴永华接受环保部门调查时，作出的也仅系“在取得相关证照前，不经营产生油烟的项目”之承诺，而非“停止经营”，该承诺并不会导致梁海君完全无法经营，此后也未见环保部门作出过任何有关停止经营的处罚决定，故梁海君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系因吴金芳的违约行为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关于争议焦点2。吴金芳就其所收取的48万元的组成确实存在陈述不完全一致的情况，然就55万元《收条》真实性问题，在吴金芳提出诸多存疑点的情况下，梁海君负有举证责任。本院认为，首先，《承包协议》中并无关于转让费及其金额的约定，而仅约定了承包金及押金，且约定除承包金及押金外吴金芳不得再向梁海君索取任何其他费用，现梁海君提供《收条》证明交付了无约定的转让金，却无证据证明交付了有约定的押金，不具合理性。其次，梁海君关于收条内容是否系吴金芳书写的前后陈述不一，有关《收条》补开时间的陈述与《收条》上所载吴金芳手机号的使用时间也存在明显矛盾。再次，梁海君称其系在银行向吴金芳交付现金，但款项来源并非其本人，且无其他确凿的证据佐证交付情况，而身在银行却不将大额现金存入银行账户亦不甚符合常理；2012年6月15日、6月17日吴金芳两次通过转账收取梁海君交付的租金尚及时出具了收条，大额现金付款梁海君却未当场要求出具收条更不具合理性。最后，关于梁海君二审中提供的“袁刘伟”签名的8万元收条，因梁海君在一审中并未提交该证据，故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原件不属于新的证据，而从收条的内容及签字人“袁刘伟”也均无法看出与系争店铺的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据此，一审法院从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分析，对55万元《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赞同。关于争议焦点3。如上文所述，梁海君不能证明系因吴金芳的违约行为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经营被终止，因此，梁海君以《承包协议》中“经营被终止，吴金芳赔偿梁海君投资费用，金额为梁金芳投资的总费用”的约定为据，主张吴金芳向其承担赔偿责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更何况，梁海君虽提供了两份装修合同，但其在付款当时并未按照财务制度规范要求装潢公司出具发票，直到诉讼时才补开了发票，在法院审理中又无法提供设计方案、图纸等佐证该装修事实的客观性；设备订购合同则均非以梁海君名义签署，又无送货凭证及发票，审理中梁海君称设备为吴金芳擅自拆除却又不报警。故梁海君主张装修及设备款事实依据亦不足。据此，一审判决对梁海君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应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4。诚如一审法院所认为的，《承包协议》明确约定万安路店铺承包费每年递增5%，梁海君虽称实际履行过程中吴金芳同意不递增，但无证据佐证，1209号案件中梁海君对递增5%的约定也无异议，故梁海君以吴金芳也未就此向梁海君催讨过为由坚持认为应按不递增的金额计算承包费，没有依据。对梁海君的此节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海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审理中，吴金芳向本院表示，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其愿意放弃向梁海君主张一审判决第四条确定的违约金。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故吴金芳的上述处分行为可予准许，据此，本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上诉人梁海君的上诉。
二、维持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9民初643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五、六项及关于诉讼费的处理。
三、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9民初643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二审案件受理费15,302.68元，由上诉人梁海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法官助理何伟
审 判 长 李 蔚
审 判 员 邵美琳
代理审判员 何 云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杜自强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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