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39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天宝，男，汉族，1963年5月13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姚强，浙江长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玲玲，女，汉族，1985年11月1日出生，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侯建亮，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施天宝为与被上诉人金玲玲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义商初字第1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金玲玲、施天宝及案外人金某三人因合作生产、销售户外家具产品于2014年5月27日签订《合作协议》1份，约定：案外人金某投资设备固定资产20万元，材料款10万元，金玲玲、施天宝按比例出资；进出资金管理由金玲玲、施天宝双方共同商议，其他人员无权调拨；案外人金某负责业务管理、资金回拢，金玲玲负责日常监督、参与管理资金去向及来往情况明细，施天宝负责生产管理安排及品质检验。同时，《合作协议》还对违约责任、利润分配、业务费用提成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作协议》签订后，金玲玲、施天宝、案外人金某三方对外以杭州萧山义盛宝发五金工艺品厂（负责人为施天宝）名义开展生产经营，生产经营过程中，金玲玲、施天宝因经营所需继续投入资金。2015年5、6月期间，杭州萧山义盛宝发五金工艺品厂停止生产经营。2015年5月31日，施天宝在账目清单中签字，对金玲玲在合伙中的出资进行确认：“……716217元，此笔款项金玲玲付，以对账”。2015年6月26日，金玲玲与施天宝的女儿施某在杭州萧山义盛宝发五金工艺品厂内因经济问题发生争执，金玲玲与施某存在相互推搡，金玲玲方其他人员对施某进行了殴打导致施某软组织挫伤。后经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南阳派出所民警调解，由金玲玲赔偿施雪娇医疗费，双方达成和解。2015年6月27日，施天宝向金玲玲支付现金20000元，金玲玲出具收条1份予以确认。2015年6月28日，金玲玲、施天宝双方多人在杭州市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义蓬街道义蓬购物中心蓝娜里岛咖啡店就合伙事项进行对账，施天宝于当日向金玲玲出具《承诺书》1份，承诺：“定于2015年6月28日—7月5日清算，经双方认可才可算数。如算不清账目归还金玲玲本金69万元。”案外人高某（系施天宝的亲属，从事会计行业）作为证明人，在《承诺书》中签名确认。2015年7月5日，金玲玲、施天宝双方在义蓬街道后新庙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室内就合伙期间账目进行核算，但未果。2015年7月6日，金玲玲、施天宝双方再次就本案所涉经济问题发生争执。2015年8月11日，金玲玲基于《承诺书》的约定，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施天宝支付人民币69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施天宝在账目清单的签字确认以及施天宝向金玲玲出具的《承诺书》是否系施天宝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施天宝认为其系受金玲玲胁迫所作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以上采纳的证据和法庭调查，法院对施天宝在账目清单中签字和出具《承诺书》是否存在受胁迫的情形，认证如下：一、关于施天宝在账目清单中的签字。施天宝提供的拍摄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的视频中的音频内容是施天宝在录制视频时与旁人的对话，在对话中施天宝自述对金玲玲的71万投资款“承认是承认的……又不是说不承认”。由此可以看出，施天宝对金玲玲投资款项71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同时，施天宝于2015年6月27日向金玲玲支付现金20000元，金玲玲出具收条1份予以确认。施天宝在庭审中虽主张其向金玲玲支付20000元亦是受胁迫所为，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二、关于施天宝出具的《承诺书》。1.《承诺书》中的文字系由施天宝独立一次性书写完成，且有施天宝方从事会计行业的亲属高某作为证明人签字予以确认。同时，根据施天宝在庭审中的陈述，其与金玲玲方进行对账以及出具《承诺书》的过程中并非孤身一人，包括其配偶、证明人高某、其女儿的小舅妈等人员陪同施天宝在双方对账的咖啡厅。2.关于2015年6月28日如何进行对账以及出具《承诺书》，施天宝在两次庭审中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以及不合常理之处。第一、施天宝委托代理人施某（系施天宝女儿）在第一次庭审中称施天宝系强制被带至蓝娜里岛咖啡厅，而施天宝在第二次庭审中称其系自己叫车去蓝娜里岛咖啡厅，期间不接女儿电话是因为在对账过程中手机静音。第二、施天宝及其女儿均称施天宝系因被金玲玲人员跟踪看管，故在上厕所期间电话通知施天宝女儿报警将其带离。但是，在杭州市公安局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分局义蓬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施天宝告诉民警其与金玲玲在进行对账，并未向民警告知其受胁迫的情况，也并未要求民警将其从咖啡厅带离，显然不符合常理。第三、施天宝委托代理人施某在第一次庭审中称：“施天宝在晚上9点时打电话称金玲玲方人员辱骂施天宝、拍打桌子，不给施天宝吃饭，到凌晨左右要求施天宝写承诺书，施天宝心理恐惧、加上多日没有好好休息迫于无奈才写承诺书。”而施天宝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晚饭是在民警走后、签《承诺书》之前吃的，是和金玲玲方人员一起吃的，当时高某也在场。”两者陈述存在不符。3.施天宝在出具《承诺书》后未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其在庭审中称：“出具《承诺书》当晚因时间太晚、语言表达能力差故未想到报警。第二天是找到萧山公安局信访室进行了备案，但未作后续处理。”4.《承诺书》出具后，施天宝按照《承诺书》的约定，与金玲玲进行了对账，但因双方就账目未达成一致而未果。综上，法院认为，施天宝在其提供的视频中对金玲玲出资71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施天宝在两次庭审中关于2015年6月28日如何进行对账以及出具《承诺书》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之处，施天宝在对账过程中未向到场民警告知其受胁迫情况，在出具《承诺书》后也未及时报警处理，同时《承诺书》由施天宝独立一次性书写完毕且出具过程中施天宝方也有多人在场。故，施天宝对其在账目清单中的签字以及《承诺书》系受金玲玲胁迫所作出的事实的证明，尚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法院不予采信。施天宝在账目清单中的签字确认以及出具的《承诺书》，应认定为施天宝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施天宝是否应当按照《承诺书》的内容向金玲玲支付相应款项。金玲玲、施天宝及案外人金某成立个人合伙，对外以杭州萧山义盛宝发五金工艺品厂（负责人为施天宝）名义开展生产经营。现杭州萧山义盛宝发五金工艺品厂于2015年5、6月期间停产，合伙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金玲玲作为合伙人之一有权要求退伙或者解散合伙。在发生退伙或者合伙解散的情况下，应当对合伙财产进行分割。在各方合伙人就财产处理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落实到本案，金玲玲、施天宝及金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进出资金管理由金玲玲、施天宝双方共同商议，其他人员无权调拨，购货款有两人同时签字有效”，同时根据金玲玲、施天宝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本案所涉个人合伙的相关财务账目、资金管理等事项由金玲玲、施天宝共同负责。由此可见，由金玲玲、施天宝双方认可的合伙账目，是对合伙财产进行分割的必要条件。现施天宝作为其中一方合伙人向金玲玲出具《承诺书》，承诺“合伙清算应经双方认可才可算数，如算不清账目归还金玲玲本金69万元”。该承诺内容可理解为施天宝同意在账目不清的情况下对金玲玲个人先行的经济补偿，属施天宝的自愿处分行为。综上，《承诺书》系施天宝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同时，该《承诺书》中关于向金玲玲归还款项的主体，明确地指向承诺人施天宝。现金玲玲、施天宝就合伙账目未能确认一致，施天宝应按照《承诺书》的内容向金玲玲支付款项69万元。金玲玲、施天宝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金玲玲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且符合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施天宝关于其在账目清单中签字和出具《承诺书》系受胁迫以及返还资金的主体应当是合伙组织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五十七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54条、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施天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玲玲人民币69万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00元，减半收取53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970元，共计9320元，由施天宝负担。
施天宝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承诺书是在威胁强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不能代表真实意思表示。施天宝也报警了，只是因为迫于对方压力才未能向公安部门真实反映情况。承诺书内容也显失公平。金玲玲有任意的否决权，违背了双方平等协商的关系和风险共担原则。三方之间的合伙组织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如果施天宝仍归还金玲玲全部本金投入，显然不公平。承诺书没有公平性，可以撤销。并且，合伙清算应该是三方共同完成，不能金玲玲和施天宝两人完成，未经共同合伙人同意效力也是待定的。本案另一合伙人也作出了不同意的意思表示，从这方面而言也是无效的。二、金玲玲实际出资的金额是多少是需要全体合伙人进行结算和确认的。到现在为止，全体合伙人并没有共同对金玲玲的实际出资金额进行结算和确认，所以并不能够证明其实际出资的金额为71万元多。账单也不能确认款项是实际的出资款。假设承诺书有效，那么根据承诺书的内容也是不具备付款条件的。从内容上看，并没有表明要由施天宝个人归还本金69万元。合伙的性质决定了合伙中止之后，如果清算之后还有剩余财产，应当由合伙组织归还合伙人出资款，而不是某合伙人归还给另一合伙人。同时，根据承诺书的内容，归还69万元需要同时具备要求清算和如算不清帐目。因合伙的性质要求清算，但是金某没有到场故无法进行清算。2015年7月之后的帐目都是被上诉人制作的，但是却又不提供，导致无法算清帐目。故即使承诺书的归还主体是施天宝，但是由于金玲玲至今未提供帐目，导致合伙体无法清算帐目，所以无法付款的责任也在于金玲玲不提供帐目。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金玲玲的诉讼请求。
金玲玲答辩称：一、账目清单及承诺书系施天宝真实意思表示，非胁迫形成。本案争议主要围绕账目清单以及承诺书的效力问题。焦点之一即施天宝在账目清单上签字确认及出具承诺书是否受胁迫。关于账目清单的签字确认。施天宝自己一审提交的证据中，有施天宝在翻录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的视频时与旁人的对话，对话中施天宝亲口陈述对金玲玲71万的投资款“承认是承认的，又不是说不承认”。翻录此段视频的时间显然是在本案2015年8月11日立案之后，施天宝准备一审证据之时。此时施天宝身心自由，无人胁迫他，他对旁人坦率承认了金玲玲出资71万的事实。由该份证据可知，金玲玲确实累计出资了71万余元，且施天宝私下里自始至终都是认可的。金玲玲无胁迫施天宝的必要，假若胁迫断然不会让施天宝随意将“已经”的“已”写作“以为”的“以”。关于出具承诺书。施天宝出具承诺书的时间为2015年6月28日，地点为义蓬购物中心蓝娜里岛咖啡店，在场人员有施天宝的配偶、女儿小舅妈等，特别是还有施天宝的亲属高某，高某从事会计行业，高某本身就是由施天宝叫去计算账目的，当天高某作为证明人也在承诺书上签字。义蓬购物中心是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最繁华人流最密集场所，而咖啡店亦顾客进出频繁。施天宝方尤其是施天宝女儿一再指责金玲玲方为“黑帮人员”，那么假如真的存在“黑帮人员”，“黑帮人员”要作奸犯科会故意选择人流密集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吗？当天施天宝并未报警，对其女儿报警先前也并不知情，警察到场后施天宝说双方正在计算账目未做任何指控，而且警察走后在签承诺书之前还和金玲玲一方一起吃饭。假如金玲玲真的要胁迫，施天宝真的无意思表示的自由的话，那么金玲玲为何不“胁迫”施天宝直接书写“经清算，施天宝自愿归还金玲玲出资款本金69万元”呢？为什么金玲玲还附加“如算不清账目才需归还金玲玲69万元”的不利条件呢？而且，为何偏偏是69万？为何与账目清单上的71万减去已付2万剩余69万的数额刚好吻合呢？通过分析可见，施天宝所称的承诺书内容系全部按照金玲玲要求而完全不是其本人的意思表示的说法实在荒谬。一审判决书对于账目清单及承诺书是否系受胁迫形成，做了详尽的说理分析，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其结论符合客观事实，故应予维持。二、承诺书内容并无显失公正。承诺书的内容包含三点。第一点，“定于2015年6月28日至7月5日清算”，双方此前其实已经在陆续清算账目，继续清算是应有之义，不存在胁不胁迫公不公正之说。第二点，“经双方认可才可算数”，意思是双方的进出、收支账目都需要双方的共同认可才可算数，才可作为清算的依据，这对双方不公平吗？这难道仅仅是约束施天宝的吗？施天宝上诉状中说该内容赋予了金玲玲方任意否决权依据何在？假如施天宝各项收支都有真实充分的票据、账簿等书面材料可以证实的话，金玲玲有何不认可的权利？有何任意否决权？第三点，“如算不清账目归还金玲玲本金69万元”，可见归还本金69万元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是无条件归还那么尚可说有不公平之处，但承诺书恰恰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即施天宝算不清账目的情况下。反过来讲，假如施天宝能提供真实充分的收支账目材料，其完全不必要归还金玲玲69万元，完全可以按照清楚明晰的账目来进行结算。三、施天宝在承诺书条件成就时，理应履行付款承诺。施天宝因账目不清（如施天宝认为其账目清晰，可以向法庭提交，由法庭评判），应当履行归还金玲玲本金69万的承诺。在三方签订合作协议之前，杭州萧山义盛宝发五金工艺品厂早已由施天宝设立，已存在多时。而三人新开始的合作项目以杭州萧山义盛宝发五金工艺品厂的名义开展经营，不可避免与原厂的经营产生交叉、混合。施天宝作为厂负责人，又负责新合作项目的生产经营管理，对外出售的产品价款均进入厂的账户，原料采购、人员工资发放均由施天宝控制，加之当时因金玲玲尚在其他单位上班，客观上难以过多介入，而金某因自身原因后期基本没有参与到合作项目经营之中。这就造成了施天宝完全掌控了合作项目，项目进项收入完全进入施天宝所控制的账户，而金玲玲在合作经营期间所要做的仅仅是按照施天宝的指示支出各项费用，变成了金玲玲仅有出资的义务，而不享受权益。施天宝成了项目实际上的控制人。在此情况下，实际控制人因管理不善收支不明履行其个人对金玲玲的承诺，以个人财产先行对金玲玲进行经济补偿，不但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是公正的体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施天宝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有：1.金某视听资料（录像）光盘一份，用以证明：金某尽管未出庭作证，但其录有视听（录像）资料，在该视听（录像）资料中，其明确陈述，其于2015年8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和2015年4月30日出具的说明是真实的。故该视听（录像）资料佐证施天宝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3（即金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及证据5（即金某的说明）是真实的。一审判决“以金某未出庭作证，该情况说明书和金某的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纳”的认证意见是错误的。2.2015年7月5日的视听资料（录音）光盘一份，用以证明金玲玲纠集外地人对施天宝进行胁迫、恐吓的事实。因2015年1月底前的帐目系由金玲玲制作和保管，但因金玲玲至2015年7月5日及至今拒绝提供该帐目，故造成至今算不清帐目的事实。
金玲玲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形成时间、地点都无法确定。且假设录像形成于2016年2月1日，形成于庭审前，也不属于二审新证据。金某作为证人就应该出庭作证，接受询问对质，不能以真伪不明的视听资料来佐证证言的真实性。金某系施天宝债务人，证言无法保证中立客观。即使金某不认可承诺书，也不影响施天宝以个人财产对金玲玲先行补偿。对证据2认为是个片段，不能反映整个过程，也不能证明系由金玲玲制作保管账目，从对话内容来看，两人各为记账各有账目。金玲玲一直在要求施天宝拿出账目，此外，2015年7月5日之前双方已经多次对账，金玲玲自己的账目早已拿出过多次，在2015年5月31日施天宝已经签字确认过，不存在金玲玲不提供账目致无法清算的事实。
金玲玲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有：视听资料一份，用以证明承诺书出具系在公共场所，双方均有亲友在场，不存在胁迫情形。
施天宝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该视听资料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也不是完整的，有人为剪接痕迹，且内容只是瞬间反映了走廊的人影，没有反映包厢中情形，而且从该视听资料可以看出，金玲玲一方人数众多，其中有三个系有黑帮性质的外地人。该证据不能达到金玲玲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如下：一、施天宝提交的证据：对证人所录制的视频不能替代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且金某和本案当事人存在合作关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据1不能达到施天宝的证明目的。证据2反映的是双方就账目进行沟通的情况，达不到账目算不清是由金玲玲所致的证明目的；二、金玲玲提交的证据：该证据对于承诺书是否系胁迫出具并无直接联系，对于承诺书是否系胁迫出具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及举证责任分配予以综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承诺书》的出具是否系施天宝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款项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成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施天宝对承诺书上的签名及捺印未提异议，其抗辩称系受胁迫出具，应就其受胁迫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此，公安机关出具的说明表明施天宝在对账中对受到胁迫的情况予以否认，而施天宝在审理过程中的陈述也前后矛盾，不合常理。原审法院也进行了详尽阐述分析，论断合理有据。鉴于施天宝不能举证证明《承诺书》的出具存在胁迫等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形，故应认定该《承诺书》的出具系施天宝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承诺书系施天宝出具给金玲玲并由金玲玲持有，应认定系双方之间以出具承诺书的方式就相关款项对应债权债务进行了约定，约定内容清楚明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按照承诺书约定内容，因双方未能在约定期间内算清账目，施天宝应按约向金玲玲归还本金69万元。综上，施天宝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00元，由施天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洪悦琴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沈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