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03民终49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党春玲，女，汉族，1962年2月17日出生，住新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现红，河南慕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莹，河南慕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公社，男，汉族，1959年8月4日出生，住新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芳，女，汉族，1963年10月1日出生，住新安县。系孔公社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红玲，河南博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党春玲因与被上诉人孔公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安县人民法院（2016）豫0323民初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党春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莹，被上诉人孔公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芳、郭红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党春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孔公社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一审认定上诉人与孔公社系同学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孔公社根本就不认识，上诉人与孔公社之妻郭新芳系初中同学，毕业后几十年未曾联系，后因同学婚宴偶遇，上诉人告诉郭新芳上诉人在新安豪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润公司）作业务员，有闲钱可以存到公司赚取利息，一审法院仅依据银行转款记录认为孔公社在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明证据上微占优势属基本事实不清，证据明显不足。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借款合同、借据、豪润公司付息的转款凭证，郭新芳对这一事实并不否认，但一审法院对此只字未提，明显在隐瞒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的事实。其次，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党春玲为豪润公司的业务员，王金花系该公司出纳，李造子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豪豪的父亲，孔公社也接受了豪润公司会计王金花向其支付的4个月的利息，公司实际控制人李造子向孔公社出具了借据。本案借款是郭新芳在该公司的第二笔投资，第一笔存款到期后郭新芳接受了豪润公司向其偿还的本金和利息，代理关系已经成立。一审认定代理关系不成立明显错误。代理不仅包括书面代理也包括口头代理，郭新芳两次向豪润公司借款，签订的借款合同很明显，只有郭新芳委托上诉人代理，上诉人才能知道孔公社及其妻子郭新芳的身份证号码及银行账号，否则不可能代理孔公社及其妻子两次与豪润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如果为上诉人借款，豪润公司的出纳王金花也不可能向孔公社支付利息。本案并非孔公社不予追认，而是在其知道豪润公司无力还款的情况系为了逃避风险责任违反约定反悔矢口否认上诉人代其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纯属讹诈。从证据上讲，孔公社仅提供了转款凭证，并非借据，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关于利息的约定都是豪润公司所出具合同中体现出来的，利息也是王金花代表豪润公司支付的，在略站优势的委托代理关系证据面前，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代理签订的借款合同认定利息，明显自相矛盾。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孔公社支付的1.2万元系利息，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首先孔公社与2014年10月21日委托上诉人代其向豪润公司融资存款，上诉人于次日即将该款如数打入豪润公司，并代为签订了借款合同，该事实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并非真实的借贷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其次，王金花代表豪润公司分四次向孔公社支付1500元利息的时间为2014年11月20日，2014年12月20日，2015年1月20日和2015年2月农历春节（2015年3月7日），与上诉人支付的1.2万元相隔6个多月，而且1万元在先，2000元在后，从生活规则上说不可能在2015年2月提前向孔公社预期支付1万元利息，且该1万元算几个月利息并不清楚，不符合常理。因郭新芳称公司借款到期未还，经济上困难向上诉人借钱过年，待公司偿还其借款后给付上诉人，这种解释合情合理。2015年9月郭新芳再次向上诉人借款2千元，因公司欠其借款未还，该笔业务又是上诉人拉的业务，不好拒绝，上诉人才又借给郭新芳2千元。一审法院为偏袒孔公社将两笔毫不相关的借款生拉硬拼到一块儿认定为上诉人向孔公社支付的12000元为8个月的利息，支付至2015年10月，支付的时间、数额都不能吻合，明显歪曲事实。三、原审应当追加豪润公司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由于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为豪润公司，上诉人也仅为该公司业务员，上诉人的行为系该公司职务行为，对该事实，豪润公司也向一审法院出具了证明，因此一审法院遗漏了豪润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审判程序明显错误。
孔公社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原判。答辩人与党春玲之间成立借款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答辩人之妻郭新芳与党春玲是同学，党春玲在新安工商银行工作，郭新芳是干会计的，经常到银行办事，关系比较好。党春玲称其丈夫田永祥做生意资金紧张，但因其丈夫系公务员，不便出面，党春玲提出向郭新芳借款20万元，并承诺使用2、3个月，月息1.5%，于是通过银行转账，双方发生了两笔借款。一笔是2014年9月18日郭新芳与田永祥之间的借贷关系，该笔借贷关系已经终结。另一笔即本案诉争标的，即孔公社与党春玲之间的借款。党春玲为了赚取高额“业绩回报”，将答辩人出借的该10万元转借给李造子，还自己假冒答辩人签字与李造子签订借款合同，党春玲没有将实情告知孔公社及郭新芳，在一审答辩时答辩人才得知。借款合同中豪润公司并不是借款人，而是李造子，从转账的户头看，与豪润公司毫无瓜葛。郭新芳作为企业会计所在企业就有高息存款，何必舍近求远，无非是看在朋友的份子上，才借给党春玲钱。而且答辩人若想理财，完全可以直接打款给李造子，何必绕道而行?若是委托，党春玲作为银行会计，明知签字的重要性，且同在一个小县城，多次接触，完全有时间让答辩人或其妻子郭新芳补签或出具委托书，双方之间从来没有委托代理关系，孔公社没有书面证明，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过口头委托，双方委托代理关系不成立。二、党春玲要求孔公社及其妻郭新芳偿还借款1.2万元，与事实不符。王金花转账支付利息一事，转账户头上并没有豪润公司的字样，答辩人无从得知对方的身份，党春玲告诉答辩人是其丈夫田永祥让转的利息。至于党春玲支付给答辩人的1.2万元，事实是2015年9月份党春玲以现金2千元交到郭新芳银行卡，并打电话告诉郭新芳先转2千元利息，郭新芳当即在电话中表示不同意，要求党春玲偿还10万元借款及利息，于是2015年9月份在一高坡下党春玲交给孔公社夫妻现金1万元，说先把利息清了，借的钱下个月给答辩人，党春玲尚欠2015年11月至今的利息。三、本案是答辩人与党春玲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与豪润公司之间毫无瓜葛。
孔公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党春玲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万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迟延履行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孔公社与党春玲系同学关系。2014年10月21日，孔公社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新新安行向党春玲账户转款10万元。2014年10月22日，党春玲向案外人王金花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当天党春玲以孔公社（出××的名义与李造子（借款人）、新安豪润商贸有限公司（担保人）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一份，约定：孔公社出资10万元，借款期限2014年10月22日至2015年1月22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5‰，利息按月计付，李造子支付借款本金或利息直接汇到孔公社账号，新安豪润商贸有限公司为本笔借款提供担保。此外当天李造子另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借到孔公社10万元，利率15‰，2015年1月22日前一次性偿还完毕。之后，通过王金花账户每月向孔公社账户支付1500元利息，共支付了4个月共计6000元，党春玲分别于2015年2月、9月分二次另向孔公社支付了12000元。该12000元，孔公社称是党春玲支付至2015年10月份的利息，党春玲称是借给孔公社的款。另查明：1、上述党春玲以孔公社名义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李造子出具的借据等手续均由党春玲一直持有，孔公社称对党春玲的行为不知情；2、党春玲、王金花系新新安润商贸有限公司职员，李造子系新新安润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豪豪父亲；3、新新安润商贸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载明其经营范围为工矿设备、电子产品、金银首饰、珠宝首饰、铝矿石的销售等。本案在一审诉讼中，新新安润商贸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2014年10月22日，孔公社存入我公司10万元整，用于发展公司业务。李造子在该证明下签字，认可属实。后孔公社以党春玲借款后到期不还为由起诉至原审法院，党春玲主张其以孔公社名义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是受孔公社委托，双方系委托关系，不应由其归还借款。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孔公社转给党春玲10万元这一事实法律关系的性质。孔公社主张系民间借贷关系，党春玲主张系委托代理关系，在双方对法律关系性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结合本案案情，孔公社向党春玲转款10万元，党春玲收到后，于次日自己以孔公社的名义与李造子、新新安润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担保合同，党春玲主张受孔公社委托签订合同，即负有证明双方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证明责任，其没有证据证明孔公社委托其签订合同，事后也未向孔公社取得追认，故不能推定孔公社对党春玲有委托的意思表示。虽然孔公社接受了4个月王金花转付的利息，但按照党春玲提供的借款手续上看，王金花也非借款手续上的借款人、担保人，故党春玲据此证明孔公社对其代理行为明知的意见不能成立。且有关的借款手续党春玲以自己名义签订后未交与孔公社，而由党春玲一直持有，故孔公社主张借款相对人是党春玲，持向党春玲转款10万元的银行凭证起诉党春玲还款有理，双方也认可该笔款并非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该银行交易凭证作为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明在证据上微占优势，据此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且自资金到达党春玲账户时该借款关系已生效。关于党春玲提出该笔借款为新新安润商贸有限公司的借款的意见，根据其所示证据可看出，新新安润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是孔公社存入该公司10万元，而借款担保合同、借据上的借款人是李造子并非公司，证据本身存在矛盾，且与公司经营范围不符，故该意见与事实证据不符，应不予采纳。二是关于应当偿还的借款数额及利息问题。根据银行交易凭证显示，党春玲接收孔公社10万元，借款本金应为10万元，双方对开始支付的4个月共计6000元利息无异议，之后对于2015年2月、9月党春玲另向孔公社支付的12000元，党春玲辩称其中1万元是孔公社向其的借款，孔公社不认可，且无债权凭证或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该1万元存在借贷关系，该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涉案借款月息约定为1.5分，每月利息1500元，自2015年2月22日起至2015年10月21日止，数额为12000元，孔公社主张该12000元为党春玲向其归还的利息更符合事实，应予支持。孔公社要求自起诉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求不违背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限党春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孔公社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贷款利率自2016年3月24日起计算至本判决限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党春玲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党春玲提交三份证据：1、豪润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王金花是该公司财务出纳，在王金花任职期间，公司资金往来一直使用王金花个人账户进行。公司的融资模式是公司运作人李造子出借据，公司担保和出资人签订三方合同，约定月利率为15‰，有公司出纳王金花每月20日支付，若20日为节假日则顺延。2、豪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豪豪出具的证言，证明上述公司运营模式，并证明2015年2月15日，郭新芳曾到公司领取面粉、油等福利，王金花代表公司发放。3、王金花证言一份，证明其是豪润公司出纳，本案款项由党春玲打入其账户，告知其系受同学委托到豪润公司投资，党春玲代表其同学与公司签订合同，李造子代表公司出具借条，其按孔公社与公司合同约定，支付4个月利息，公司出现危机后，孔公社之妻郭新芳曾多次到公司讨要该款。公司支付给客户的利息由其发放，2015年2月15日郭新芳亲自开着一辆白色小车到公司领取面、油等福利，孔公社打入党春玲账户的10万元为豪润公司借款，党春玲作为公司业务人员与其无关。郭新芳于2014年9月份在豪润公司投资10万元，3个月利息每月20日由其打给郭新芳，三个月后由其连本带息还给郭新芳，打入郭新芳账户。孔公社质证认为：由于李豪豪没有到庭对其证言不予质证。王金花的证言在时间及某些问题的陈述上比较模糊，其称2014年腊月27郭新芳开着白色汽车领东西时间太久，证人记得不太清楚，对证言的真实性、准确性不予认可。对于豪润公司的运行模式，因借款担保合同中没有豪润公司的章，章是后补的，对上诉人所说的豪润公司的运行模式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孔公社主张其与党春玲之间系借款关系，除举证证明其向党春玲支付了本案所涉10万元款项外，还应证明其与党春玲之间对于该笔款项达成了借款合意，否则在党春玲对该笔转款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孔公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党春玲称孔公社于2014年10月21日转给其的款项系孔公社委托其投资到豪润公司的投资款，并提交了其于收款次日将款转给豪润公司职员王金花的转款记录、豪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豪豪父亲李造子出具的孔公社为出××借据、以孔公社作为出××李造子作为借款人、豪润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王金花向孔公社支付利息的打款凭证以及豪润公司出具的孔公社款项用于公司的证明、王金花的证言等证据，结合之前李造子于2014年9月19日出具的以郭新芳作为出××类似手续，以及双方关于以郭新芳作为出××借款已经清偿完毕的陈述，本院认为因党春玲没有向孔公社出具借条等确认双方之间系借款关系的债权凭证，孔公社仅凭银行转款主张其与党春玲之间系借款关系，事实依据不充分，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党春玲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河南省新安县人民法院（2016）豫0323民初656号民事判决；
驳回孔公社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均有孔公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春峰
审判员 肖秋宣
审判员 耿源泓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