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60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臣,男,1950年3月2日出生,汉族,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林，男，1957年1月7日出生，汉族，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济南市。
上诉人杨国臣因与被上诉人刘德林合作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5)天商园初字第1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国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一审杨国臣提交的证据1(刘德林的情况说明)，刘德林已经承认了1997年底在没有收执行代理费3万元的前提下与所里把这3万元结清了，何为结清，只能或单件结算或计入年总收入结算。证据2和3证明原联合所是按年度进行结算，非按单个案件结算，既然不存在单件结算，那么证据2和3结合证据1就足以说明刘德林的说明中承认的1997年底与所里结清自然就是把这没进的3万元按收进计入其年度业务收费中了，在扣除当年费用后，把这3万元中属于他的部分领走了，(含在97年底3582元效益工资之中，否则他将出现负的结算余额)。没进3万元，却按进了3万元结算了，这不是虚报收入是什么?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因为刘德林没开3万元收据(1998年前律师所收费不使用发票，使用行政事业单位的三联收据)且刘本人兼出纳，现金账户为其个人存折(经所里同意的)，实行座支处理现金收入;所以因无收据，会计记账时当月业务收入记账联(收据三联中的一联)不会增加该3万元业务收入，当月会计账上应有现金额也不会增加这3万元现金库存，这样会计当月与出纳(刘本人)核对现金库存时，刘德林的现金座支账户(个人存折)就不会增加这3万元现金，这是个财务常识，也是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3条第4项规定的事实，对这个核对现金过程，杨国臣无需举证。在没有增加联合所业务收入和库存现金的情况下，增加了自己(刘德林)当年3万元业务收入参加了当年年终分配，这便是1997年底刘德林与所里结清的过程。2.2007年3月21日联合所总结算表是按每个律师已参加分配业务收入总额为基础核算的，(见二审待交的总计算表和税费差附表)。而因每年参加分配的业务收入和累计收入都有本人签字(见一审2002、2004年度结算表)总结算表不涉及每年业务收入额的重新审核。从本案看，能虚报业务收入参加分配自1992年建所至合作所终止，仅此一例。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刘的特殊身份造成的，其身为副主任兼出纳，且出纳现金座支账户为刘德林个人私人存折;二是1997年底刘本人把此3万元与所里结算;三是没开收据使会计漏核这3万元现金;四是本案证据1是在2013年杨国臣查找天桥法院(2014)天商园初第4号案件证据时，在卷宗中发现的，2007年3月21日总结算时并未发现?如果2007年发现了，肯定早就纠正处理了，也就不会发生本次诉讼了，所以用对2007年3月21日总结算表的3月26日的说明中没有显示虚报收入为由推断不存在虚假收入事实是不正确的。3.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划分错误。刘德林对杨国臣所举除证据3以外的证明内容不认可，但经杨国臣举证后，刘德林应举反驳证据说明他在1997年底是如何没进这3万元执行代理费的情况下，把这3万元收入与所里结清的，是如何没有占用联合所资金的。一审既没见刘的任何反驳证据，也没有合理解释，仅对其不予认可的说法支持其主张违反了举证责任的划分原则。4.至于杨国臣不承认座支账户是他个人存折账户，不承认他是副主任兼出纳，除一审证据外，尚有其它证据证实，待二审庭审时出示。请二审法官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刘德林辩称，1.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依法有据，要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2.杨国臣的起诉、上诉没有事实依据，是滥用诉权。3、杨国臣是2005年7月13日被全所聘用律师罢免的原所主任，后于2006年5月被部分律师有犯罪嫌疑举报到槐荫公安，杨国臣通过请客送礼找有关领导，最后以槐荫公安同意收杨国臣2万元办案经费为条件，将案件撤销。请客送礼清单在（2013）济民五终字447号卷内。刘德林认为杨国臣给槐荫公安交的两万元办案经费，是其为处理自己的犯罪嫌疑交的，与原合作制的金联合律师事务所无关，更与刘德林无关，应由其个人承担，不应以任何理由借口向刘德林主张。4.（2013）济民五终字447号民事裁定书，已对原合作制的金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债权债务问题下了定论，即新设立的合伙制的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对原合作制的金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债权债务无权处理。同理，杨国臣仅作为原合作所的普通一员，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对于原所债权主张权利。5.原合作制的金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债权债务已于2007年3月26日结算完毕，且均无异议。2009年下半年，杨国臣害怕再被公安、税务机关，就将原合作所的账册、凭证（1993至2005年10月）全部销毁。本案中杨国臣提交的证据不是结算凭证，与结算无关。如是结算凭证应附在会计账上，怎么会跑到杨国臣手里？既然在杨国臣手里又该用于清账，杨国臣为何在2007年3月全所清算时不拿出来？目的何在？杨国臣起诉上诉的事实，是二十年前发生，经杨国臣同意抵销。2007年3月全所清算时已不在账、至今无法查证，而且是杨国臣没有权利、没有资格主张的债权债务，要求二审法院尽快依法驳回杨国臣的全部请求。
杨国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德林向杨国臣返还其因虚报业务收入而占用的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资金中的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证明刘德林于1997年因虚报业务收入而占用了本属于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的资金3万元以及其有权要求刘德林将该3万元中的2万元向其支付的主张，杨国臣于诉讼中提交了如下证据：1.刘德林于2002年11月29日出具的关于诉中国包装进出口北京公司欠代理费情况说明及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济中经终字第874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其中，前者载明：“97年3月7日签订代理执行合同代理费30000元，年底我先与所结清，未开收据。98年底北京公司单方解除代理合同，也未付代理费。2000年2月下旬起诉北京公司，案经二审，判决北京公司支付代理费15000元，该代理费已执行暂存所里。因执行代理费已于97年底与所里结清，故该费用属于代理人由所退还。为方便结账，我的意见是直接用执行的代理费15000元，顶今年9月25日赵桂芹的代理费，所里不再退还给我15000元执行的代理费。”后者载明：中国包装进出口北京公司支付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代理费1.5万元。以该两份证据，杨国臣欲证明刘德林于1997年虚报业务收入参加了1997年年终分配。2.2002年、2004年、2005年年度结算表各一份，证明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是按照年度进行结算，非按照单个案件进行结算。3.1997年1月7日及1998年1月13日的收条各一份，证明刘德林于1997年1月7日收到1996年度效益工资2.8157万元及于1998年1月13日收到1997年度效益工资0.3528万元。4.收款收据一份，证明槐荫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收取了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办案经费2万元。5.关于要求返还办案经费的函一份，证明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要求槐荫公安返还办案经费2万元。6.杨国臣自制的费用表（复印件）二份，证明槐荫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收取的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办案经费2万元是由杨国臣垫付的。7.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查账结论（复印件）一份、内勤崔文英出具的说明一份及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0）槐民初字第134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其中，后者载明：2005年，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共有专职律师18名，所主任为杨国臣；2007年3月26日的《关于金联合律师事务所结算的情况说明》载明：通过对1997-2005年度的财务账目的核算明确了本所截止到2005年10月17日的财务现状……至此，本所的财务结算工作结束；2008年9月7日，改制后的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获山东省司法厅颁发执业许可证。以上述证据7，杨国臣欲证明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座支现金账户由刘德林掌控。对于杨国臣的上述主张，刘德林不认可；对于杨国臣提交的上述证据，刘德林除对证据3的证明内容予以认可外，对于其余证据的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依杨国臣之主张，第一、其认为因刘德林于1997年虚报业务收入而产生原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对刘德林尚存有债权3万元；第二、其认为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对槐荫公安分局尚存有未收回的债权2万元，而该2万元债权所涉资金原系由其杨国臣垫付；第三、因上述第二点原因，其认为，因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已不存在，其作为原该律师事务所的合作人，刘德林对该律师事务所所负的3万元债务应当由刘德林向其予以返还2万元。上述三点之中的第一点，乃杨国臣提起本案诉讼之最关键基础事实。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在杨国臣提交的对其第一点主张据以证实的证据中，证据1所载内容，仅能显示刘德林确于1997年代理涉案执行案件并在未取得代理费之前曾于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进行结算以及后经诉讼后获得执行代理费1.5万元的事实，并无法显示刘德林在经诉讼获得涉案执行代理费之前的账务具体处理状况，更无法显示刘德林与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虚假结算的事实。对于其他证据，诸如证据2、3，亦仅能证明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年度结算方式以及刘德林当时的收入状况，本身并不能证实刘德林虚报业务收入之事实，即使与证据1相结合，亦无法体现该事实。而其提交的证据7，却又载明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已对包含1997年在内的账务进行了结算且已结算完毕，亦未显示刘德林于1997年存有虚报业务收入之事实。因此，凭上述证据无法证实刘德林于1997年虚报业务收入的状况，对于杨国臣主张的该事实，法院不予认定。既不存在刘德林虚报业务收入的事实，那么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对刘德林尚存有债权的事实就更无从谈起。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对刘德林既不存在债权，即便如杨国臣之主张其确代该律师事务所支出相应资金而产生该律师事务所的对外债权，杨国臣亦无权要求刘德林就此予以返还。因此，对于杨国臣要求刘德林返还其因虚报业务收入而占用的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资金中的2万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国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杨国臣负担。
二审期间，杨国臣提交4组证据：
1.2007年3月21日原合作制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总结算表和附表税费差分配表，证明2007年3月26日所作出的对于联合所1997至2005年财务总结算，没有对每个律师每年的实际参加分配的创收额进行审核。
2.银行结算证，证明刘德林在2001年前是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兼出纳；刘德林96至97年作为出纳对于现金收入记账的原始记录、2001年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对于刘德林的查账记录，证明2001年前刘德林作为出纳对于现金是存入他个人账号的；联合所部分领导和有关人员会上的记录，证明杨国臣当时作为主任，每个月都让刘德林作为出纳对每个月的现金处理，同时末页证明现金是存入他个人账户的。
3．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1996、1997年创收的统计表和2003年内勤崔文英每个月每个律师的收入统计表，证明刘德林交崔文英3万元现金没有开发票，崔文英统计后继续再存入刘德林的存折。
4．（2016）鲁01民终431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刘德林认为他承担的2万元是在律师事务所恢复工作后收入有结余为杨国臣承担2万元，此2万元和本案2万元不是一回事。
刘德林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中所加盖公章是后来新成立的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公章，不是当时的原始公章，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杨国臣的主张；证据2结算证属实，对杨国臣提交的记录，有刘德林签字的均认可真实性，但均已经结算过，与本案无关。查账记录没有刘德林签名，对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3，认可真实性，但已经结算过，统计结算表与本案无关；证据4中所提的2万元，是2005年10月17日原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被抢，杨国臣让刘德林和他一块出去另租办公室，当时刘德林说没有钱参与这个事情，杨国臣讲钱不用刘德林拿，等夺回所来后报了就是，实际这2万元已经通过法院判决已经支付，不存在任何纠纷。
刘德林提交（2013）济民五终字447号裁定书一份，证明杨国臣对原所债权债务无权处理。杨国臣对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杨国臣认为，裁定书中的上诉人是现在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而非杨国臣本人，且标的并非本案2万元，与本案无关。
针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杨国臣提交的证据1、2、3，除刘德林认可的证据外，其他证据，因无法证实出处和真实性，本院均不予采信；对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刘德林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山东金联合律师事务所已于2007年经全所律师签字清算完毕，杨国臣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刘德林曾有虚报业务收入的事实，杨国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杨国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耀勇
审判员 韩 梅
审判员 李 萍
二〇一七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孙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