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民提字第115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姜洪远。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马俊义。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子明。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卞锦涛。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魏庆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淄博升谊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经理。
委托代理人：ＸＸ凤，女，1961年6月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广明，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起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住所地：青州市。
法定代表人：徐新民，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浩，山东正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希俊。
申请再审人姜洪远、马俊义、王子明、卞锦涛、魏庆海（以下简称姜洪远等五人）因与申请再审人淄博升谊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谊公司）、被申请人山起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山起公司）、被申请人李希俊公路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滨中商终字第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4月30日作出（2014）鲁民提字第11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姜洪远、马俊义、王子明、魏庆海，申请再审人升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广明、ＸＸ凤，被申请人山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浩，被申请人李希俊到庭参加诉讼。申请再审人卞锦涛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9年5月22日，一审原告姜洪远等五人起诉至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称，2008年10月份，李希俊、山起公司等与姜洪远等五人协商，订立口头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由李希俊负责联系并组织姜洪远等五人为山起公司承运货物，李希俊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山起公司托运货物的时间、地点和品种等根据生产销售情况以及客户的需要临时确定，在姜洪远等五人将货物运至山起公司指定的收货地点，由收货人在收货回执单上签字后，汇总交给李希俊，李希俊将回执单交给山起公司，即时付清运费，李希俊扣除管理费后，即时将运费结算给姜洪远等五人，如果不能即时付清运费，李希俊无权收取管理费。合同订立后，山起公司时常要求姜洪远等五人提供货车，却迟迟不予发货，致使姜洪远等五人因等待造成损失。自2008年10月11日至2009年4月29日，姜洪远等五人承运了山起公司发往STX（大连）发动机有限公司、江苏张家港沙景宽板有限公司、泰安太昌有限公司等地的货物共计51趟，由于姜洪远等五人为山起公司承运的是大质量、大体积的特殊货物，因此运费较普通货物要高，山起公司却一直拖欠运费至今，给姜洪远等五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致使无法正常经营。请求法院判令山起公司和李希俊立即支付拖欠姜洪远等五人运费1629000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李希俊辩称，姜洪远等五人起诉主体错误，李希俊只是联系承运业务，并不是货物运输合同的相对人，与姜洪远等五人发生货物运输合同的是山起公司。李希俊与姜洪远等五人口头协商，联系与山起公司的承运业务，从中收取姜洪远等五人部分管理费，但山起公司拖欠费用分文未付，无法收取管理费用，并且为此事付出大量精力和财力，也是本案的受害者，拖欠费用是山起公司，姜洪远等五人主张李希俊返还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山起公司辩称，姜洪远等五人所述与事实不符。2008年10月份，李希俊通过关系找到2008年7月份就在山起公司承运货物的承运人李某某，通过李某某为李希俊联系货源予以承运，后来，李希俊又相继介绍姜洪远等五人到山起公司承运货物，李某某与李希俊订立了托运合同，姜洪远等五人中魏庆海非李希俊介绍而是由李某某介绍，李某某也与魏庆海单独订立了托运合同，订立合同的目的就像姜洪远等五人诉称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由李某某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实际是一种层层委托的运输差价，姜洪远等五人所称向李希俊交纳管理费，事实上均是李某某按照与李希俊订立的协议，与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计算并支付运费，且已支付绝大部分80多万元，在山起公司的货物被扣押纠纷发生后，在马俊义及李希俊的胁迫下，山起公司内部车队承包人李某某又代升谊公司两次向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支付运费7万元，并通过李希俊向姜洪远等五人出具了32万元的欠条，上述三个数字之和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升谊公司应付运费总额。
被告升谊公司辩称，自2008年7月份起，升谊公司便在山起公司内部车队承包人李某某处联系到不定期为该公司承运货物的业务，并与李某某签订了书面运输合同。承运的起始阶段，升谊公司只是用自己的车辆承运，2008年10月份李希俊通过升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某，从李某某处联系货源予以承运，后来李希俊又介绍安某某（未起诉）以及姜洪远等五人为山起公司承运货物，而姜洪远等五人之一魏庆海不是通过李希俊而是通过李某某直接介绍，当李希俊、魏庆海首次承运时，为固定两人与升谊公司的运输权利义务关系，升谊公司分别与其两人以托运单的形式签订了书面合同，这样，既解决了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运输业务量少的困难，升谊公司也可从中赚取运费差价，并且李希俊介绍他人承运的目的也是以收取管理费的形式赚取运费差价。山起公司应支付其内部车队承包人李某某涉案51车运费为1342444.06元，李某某应支付升谊公司涉案51车运费为1183725.1元，升谊公司应支付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运费为962651.29元，升谊公司已支付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运费766500元，纠纷发生后，李某某代表升谊公司支付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7万元，仅欠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126151.29元，还出具了32万元欠条，合计1156500元，接近李某某给升谊公司的1183725.1元。
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姜洪远等五人从事个体运输，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承运了多宗山起公司发往大连、张家港等地的大型设备。山起公司的货物运输业务均由其车队负责，李某某系山起公司车队队长。山起公司车队将货运业务向外发包，升谊公司从山起公司车队处承接货运业务。姜洪远等五人从升谊公司处承接货运业务，李希俊负责姜洪远等五人与升谊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及升谊公司与姜洪远等五人之间的运费结算，并从结算运费中收取管理费。姜洪远等五人涉案货物运费未结算完毕。
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姜洪远等五人所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相对人的确定；二是姜洪远等五人所诉运输货物未结运费的数额。
一、关于姜洪远等五人所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相对人的确定，即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作如下分析认定：山起公司车队属山起公司内设机构，李某某作为车队队长与山起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属山起公司的内部管理行为，山起公司与其车队之间存在内部结算关系，车队的行为对外仍由山起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和责任主体予以承担。涉案51张山起公司产品销售发货清单中出现升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某名字的有14张；李某某与升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某订立的货物运输合同二份；李某某支付给李某某运费的13张承兑汇票；可以证实山起公司与升谊公司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存在实际货运业务往来和运费结算。升谊公司给姜洪远、魏庆海、马俊义、卞锦涛预付运费银行打款回单19张及卞锦涛给李某某书写的一张预收运费收据；升谊公司与魏庆海货物单二张；李某某书写的2008年10月份至2009年5月份运费付款记录4页；李某某记录的工作日记本，以上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实升谊公司与姜洪远等五人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由此可以确定升谊公司为姜洪远等五人所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相对人。
姜洪远等五人称通过李希俊组织联系为山起公司运货，并与李希俊约定由李希俊负责运费结算并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和李希俊没有运输合同关系，同时称李希俊受马俊义雇佣，故在51张山起公司产品销售发货清单中出现李希俊的名字；升谊公司称与李希俊联系业务，姜洪远等五人受李希俊管理，和李希俊存在运输合同关系。
公路货物运输过程中，托运方支付部分运费以解决承运人运输过程中的费用开支是一种行业习惯。升谊公司直接给姜洪远、魏庆海、马俊义、卞锦涛预付运费银行打款回单19张及卞锦涛给李某某书写的一张预收运费收据，并没有证据证明李希俊支付给姜洪远等五人该类费用；升谊公司在开庭时又称升谊公司是托运人，李希俊管理下的魏庆海、马俊义、卞锦涛、姜洪远是承运人，李希俊收取管理费，该内容与升谊公司所称和李希俊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前后矛盾；姜洪远等五人否认与李希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故李希俊并非本案货物运输合同一方当事人，在本案中无支付运费的义务；李希俊联系业务、收取管理费的行为属居间行为，与姜洪远等五人口头约定负责运费结算，实质为接受姜洪远等五人委托，代理姜洪远等五人结算运费，该运费结算行为属代理行为。
二、关于姜洪远等五人所诉运输货物未结运费的数额问题。作如下分析认定：姜洪远等五人诉请以山起公司核定的涉案货物运费1342444.06元作为姜洪远等五人主张山起公司所欠运费数额，但该数额是山起公司与李某某结算数额，并非姜洪远等五人自升谊公司处取得运输业务应得运费数额。同时因无法就姜洪远等五人提供的51张产品销售发货清单逐一计算姜洪远等五人应得运费数额，故应采取以下按比例计算方式核定该数额：山起公司与李某某签订的两份货物运输合同，其中运出产品运费价格处记载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为0.62元／吨／公里，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为0.67元／吨／公里，因涉案货物运输业务为2008年10月至2009年5月，期间跨两个年度，为计算方便，酌定山起公司与李某某就涉案货物运输价格为0.64元／吨／公里，山起公司与李某某就涉案货物运费核定数额为1342444.06元；升谊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李某某称与姜洪远等五人约定运费价格为0.48元／吨／公里，而姜洪远等五人对此并未提出反驳意见，应对升谊公司与姜洪远等五人之间的运费价格确定为0.48元／吨／公里，由以上数据计算可得姜洪远等五人自升谊公司处取得涉案运输业务应得总运费数额为1006833.05元（1342444.06元÷0.64元／吨／公里×0.48元／吨／公里）。在升谊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李希俊表明已收到升谊公司部分运费，具体内容为：“李某某问‘他（指李某某）付了80来万？’李希俊答‘俺没仔细算，也差不了多少钱，反正欠谁多少钱，给了多少钱，哪一天给的都有啊。’”，应认定升谊公司已支付涉案运输货物运费80万元。李希俊在结算运费过程中与姜洪远等五人系代理关系，与本案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该80万元运费李希俊是否已支付给姜洪远等五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对该80万元运费不作处理，并在升谊公司应支付给姜洪远等五人的运费数额中予以扣减。升谊公司主张给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付款的26张银行汇款回单及卞锦涛给李某某书写的一张预收运费收据所载数额不在该80万元之内，但26张银行汇款回单及卞锦涛书写的预收运费收据时间均在录音证据录制之前，升谊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对26张银行汇款回单及卞锦涛书写的预收运费收据所载数额不在升谊公司最终应付姜洪远等五人涉案运费中予以扣减。综上，升谊公司最终应付姜洪远等五人涉案运费为206833.0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22日作出（2011）博民重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一、升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姜洪远等五人运费206833.05元。二、驳回姜洪远等五人对山起公司的诉讼请求。三、李希俊在本案中不承担运费支付责任。四、驳回姜洪远等五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61元，变更诉讼请求后减为1688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姜洪远等五人负担18510.60元，由升谊公司负担3371.40元。
姜洪远等五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姜洪远等五人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当支持。1、基本事实是姜洪远等五人通过李希俊联系到山起公司承运货物，并建立了姜洪远等五人与山起公司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由于姜洪远等五人与山起公司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是通过李希俊组织和联系，故为便于姜洪远等五人与山起公司进行业务联系和运费结算，姜洪远等五人与李希俊口头约定，与山起公司联系以及运费结算由李希俊负责，如山起公司能即时付清运费，李希俊可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李希俊扣除管理费后，即时将运费结算给姜洪远等五人。如果山起公司不能即时付清运费，李希俊无权收取管理费。在此期间，李希俊还受马俊义雇佣，为马俊义实施承运货物行为，有的货物运输单上有李希俊的名字，但是由于这是李希俊在从事马俊义的雇佣活动时按照马俊义的指示或者授权所致，故相关的运费均归马俊义所有。2、姜洪远等五人诉请1342444.06元的由来。姜洪远等五人要求山起公司支付所欠运费金额起诉时暂定为1629000元，由于姜洪远等五人为山起公司承运的是大质量、大体积的大件特殊货物，对于承运人的资质、人员的配备及其技术技能要求很高、对于运输的车辆更是有特殊要求，因此运费较普通货物要高得多。姜洪远等五人一审时曾依法提交了对涉案运费金额进行鉴定的申请，但由于诉讼时间太长，姜洪远等五人无奈之下，同意山起公司提出的涉案运费单价，一审法院采用非法录音证据中李某某自称的给付姜洪远等五人运费价格0.48元／吨／公里，认定涉案运费为1006833.05元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升谊公司与山起公司有运输合同关系，升谊公司是涉案运费的支付主体错误。姜洪远等五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的证据51张货运清单。证明姜洪远等五人与山起公司存在货物运输关系事实，这51张货运清单其实就是运输合同的一种形式，是每一次姜洪远等五人为山起公司承运货物的详细记载，明确了姜洪远等五人与山起公司的货运事实。51张发货清单系山起公司为姜洪远等五人出具的，各份单据书写虽然不太一致，这只能表明山起公司内部发货流程不完善，并不代表运输合同主体的变更，51张盖有山起公司发货公章的发货清单在姜洪远等五人手中，这一点就说明，合同系姜洪远等五人与山起公司订立并履行。其中的14张发货清单上有李某某的名字，一审法院就认定山起公司与升谊公司之间有运输合同关系错误，14张发货清单写有“李某某”名字，不能表明山起公司与李某某就有运输合同关系，也不能表明姜洪远等五人与李某某有运输合同关系。19张打款回单山起公司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魏庆海的所谓货物托运单2张，该托运单只是单程运输的一种表现，并不代表双方有长期的运输合同关系，且该托运单没有履行。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认定姜洪远等五人与升谊公司之间有运输合同关系不当。三、一审法院对80万元运费的认定，让姜洪远等五人无法接受。录音证据系山起公司代理律师与升谊公司代理人恶意串通形成，损害了姜洪远等五人的利益，一审法院采信该录音证据错误，且姜洪远等五人反复听录音，没有李希俊认可收到80万元的内容。80万元不是小数目，李希俊如果收款，也应当有收条，没有李希俊收款收据，仅凭着升谊公司提供的所谓录音记录来认定80万元已付，显然与事实不符。总之，姜洪远等五人为山起公司承运了货物，但没有收到运费，山起公司应当支付，姜洪远等五人与升谊公司没有运输合同关系。请求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升谊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结果正确。1、姜洪远等五人证明其与山起公司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证据为51张山起公司产品销售发货清单。但这51张产品销售发货清单中存在许多疑问，姜洪远等五人均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除上述51张山起公司产品销售发货清单外，姜洪远等五人再也提供不出任何其他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这51张产品销售发货清单，既缺少合同主体要件，又缺少合同必备的权利、义务内容，显然不能称之为合同。故姜洪远等五人仅凭产品销售发货清单，就一口咬定与山起公司之间存在货运合同关系，证据不足。2、山起公司与升谊公司提供的大量直接与间接证据，互相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山起公司与升谊公司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二者之间从合同的订立到合同的履行，再到运输费用的结算支付，均有相应的证据支持。从涉案录音证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是想抛开升谊公司李某某，不顾客观事实，不顾升谊公司的合法权益。直接抓住山起公司，达到自己的目的。3、关于运费总数额问题。姜洪远等五人在本案重审中，以无钱交鉴定费为由，不再申请鉴定，放弃了鉴定权利。故其无权再对运费数额问题再发表意见。二、关于李希俊收到升谊公司80万元运费问题。首先应明确那是李希俊与升谊公司二者之间的运费结算问题。姜洪远等五人为何却如此替李希俊开脱，不管李希俊收到80万元，还是没收到80万元，都是李希俊与升谊公司之间的事。姜洪远等五人起诉的第一被告是李希俊，第二被告是山起公司，经追加第三被告是升谊公司。姜洪远等五人在重审庭审笔录中，明确表态，是向三方被告均主张运费权利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山起公司答辩称，一、姜洪远等五人所诉案件基本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1、山起公司的货物运输业务全部由李某某承运，姜洪远等五人是在2008年10月份经李希俊通过关系找在此前就为李某某承运货物的升谊公司李某某联系，并从升谊公司承运货物，并且姜洪远等五人的运费由升谊公司通过李希俊结算，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升谊公司与姜洪远等五人系货物运输合同相对方，认定事实正确。2、姜洪远等五人主张的1342444.06元运费，系山起公司与李某某结算的数额，并非姜洪远等五人所说的山起公司提出的数额，且山起公司已向李某某支付了该款项。3、姜洪远等五人依据山起公司的产品销售发货清单主张与山起公司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于法无据。根据《汽车货物运输规则》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货物运输合同的书面形式合同种类分为：定期运输合同、一次性运输合同、道路货物运单三种形式。产品销售发货清单不是货物运输合同的书面形式，并且产品销售发货清单中无托运人主体，这种连货物运输合同主体都不能确定且不具备合同基本要件的材料根本不是货物运输合同。因此，山起公司与姜洪远等五人之间既没有口头货物运输合同也没有书面货物运输合同，山起公司与姜洪远等五人之间不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二、录音证据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该证据与本案有直接关联，录音内容客观应作为判决的依据。总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应当维持。
李希俊述称，他只是提供了山起公司有货物要运输的线索，虽然当初他告诉姜洪远等五人可以帮助结算，但是在姜洪远等五人与山起公司运输合同的实际履行中，他并没有代为结算，也没有收取任何管理费用。他同姜洪远等五人之间无运输合同关系，没有向姜洪远等五人支付运费义务，他没有收取80万元运费。
李希俊不服一审判决，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升谊公司已支付涉案运输货物运费80万元，并在升谊公司应支付给姜洪远等五人的运费数额中予以扣减错误。李希俊未收取升谊公司80万元运费，一审法院根据山起公司及升谊公司提供的录音推定升谊公司已支付运费80万元与事实不符。升谊公司作为法人单位，其财务账目应当健全，其付给其他人几千、几百元都提交所谓的银行汇款回单及收据予以证实，但给付80万元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常理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审法院应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的其他判项，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
升谊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正确，李希俊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李希俊一直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意味着其自愿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李希俊并没有证据来推翻升谊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李希俊为接受姜洪远等五人委托，代理姜洪远等五人结算运费，该运费结算行为属代理行为”，李希俊对上述认定，没有提出上诉意见。而且对李希俊的代理结算行为姜洪远等五人在其起诉状中也认可。既然姜洪远等五人以及李希俊，都对李希俊的代理结算行为没有异议，那么李希俊收到升谊公司80万元就意味着姜洪远等五人收到了80万元。一审法院把80万元在升谊公司应支付给姜洪远等五人的运费数额中予以扣减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山起公司答辩称，一、李希俊上诉状的中心意思是对一审法院认定其收到升谊公司80万元运费不服。山起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完全正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1、本案于2009年5月25日立案，李希俊一直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在案件一审、二审、发回重审过程中，升谊公司三番五次口头及书面要求其出庭，李希俊一直不露面。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其不出庭，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意味着其自愿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从李希俊的上诉状来看，李希俊并没有提供出任何证据来推翻升谊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故其上诉观点不能成立。二、李希俊的上诉意见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认为重审法院认定其收到升谊公司80万元运费不对，要求予以更正，并要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除此之外，对一审判决书其他判决内容和判决事项无任何上诉意见和上诉请求。1、李希俊对本案姜洪远等五人与升谊公司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没有提出上诉意见是认可的。2、李希俊对升谊公司李某某给李希俊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运费付款凭证8张，没有提出上诉意见，是认可的。3、李希俊对升谊公司与其订立的货物托运单一份，没有提出上诉意见，是认可的。4、重审判决认定：“李希俊实质为接受姜洪远等五人委托，代理姜洪远等五人结算运费，该运费结算行为属代理行为”，李希俊对上述认定也是认可的。而且对李希俊的代理结算行为姜洪远等五人在其起诉状中也是认可的。既然姜洪远等五人以及李希俊，都对李希俊的代理结算行为没有异议。那么李希俊收到升谊公司80万元就意味着委托人姜洪远等五人收到了80万元。一审法院把80万元在升谊公司应支付给姜洪远等五人的运费数额中予以扣减正确。请求二审驳回李希俊的无理诉求，维持原判。
姜洪远等五人述称，李希俊的上诉内容是事实，升谊公司没有证据证实李希俊已经收到80万元运费，一审仅凭录音认定不合理。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升谊公司提供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付款的《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证明升谊公司给姜洪远通过银行打卡9张记录单，计款54905元；给李希俊通过银行打卡7张记录单，计款77000元；给魏庆海通过银行打卡1张记录单，计款6000元；给马俊义通过银行打卡9张记录单，数额共计40965元；给卞锦涛通过银行打卡1张记录单，计款3000元；以上通过银行付给姜洪远等五人共计运输费181870元。升谊公司提交托运单3张，证明2008年10月11日付给李希俊4万元；2008年11月9日付给魏庆海1万元，2008年11月11日付给魏庆海2万元。另，卞锦涛给升谊公司出具7000元预收运费收据一份。双方发生纠纷后李某某付给姜洪远等五人运费7万元。以上款项合计328870元。
二审期间，经李希俊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了司鉴中心（2012）技鉴字第75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录音中的“2小时56分至3小时00分”时间段的录音进行降噪和降速处理结果见附件“司鉴中心（2012）技鉴字第750号案录音处理结果”光盘。鉴定费2000元。经该中心对涉案的录音证据中的“2小时56分至3小时00分”时间段的录音进行降噪和降速处理后，勉强能够听出的内容为：“李某某说‘等等我把那底收起来，他（指李某某）给了80来万？’李希俊说‘那咱不知道，…（听不清）…，俺没仔细算，差不了多少钱，反正欠谁多少钱，给了多少钱，哪天给的揍啥俺号都有啊。’李某某说‘就是，并且里面还有一些。’李希俊说‘就是，个人手里都有啊’……”。
另查明，升谊公司于2007年6月20日成立，经营期限至2011年6月。2008年12月23日因未参加年检，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涉案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相对人的确定及运费总额是多少；二是升谊公司是否付给李希俊运费80万元。
关于焦点一，姜洪远等五人提交的涉案51张山起公司产品销售发货清单中出现升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签名的有14张，对此姜洪远等五人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且姜洪远等五人通过银行及运货单、出具收据收到升谊公司支付运费计款328870元。以及在涉案的录音中多次涉及到由升谊公司与姜洪远等五人结算运费价格0.48元／吨／公里，姜洪远等五人在录音中没有提出异议。综合以上证据能够证实姜洪远等五人与升谊公司具有运输合同关系，并能确认涉案运输合同的运费总额为1006833.05元。姜洪远等五人主张与山起公司具有运输合同关系及运费总额为1342444.06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姜洪远等五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升谊公司为主张付给李希俊运费80万元所提供的录音证据长达三个多小时，仅有一处涉及到该内容，且该内容模糊，不明确，不足以证实李希俊收到升谊公司80万元的运费。后面的对话能够反映出，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也曾收到过升谊公司付的运费，而且是通过银行及运货单、出具收据等形式收到升谊公司支付运费计款328870元，这与升谊公司主张李希俊收到其80万元运费也自相矛盾。
升谊公司为主张付给李希俊运费80万元所提供的升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个人工作记录，经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质证提出异议，经本院审查该工作记录记载内容，约分几十次预付给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还有司机482000元，其中最多一次付款6万元，少的也要几千元，没有出具任何收据与常理不符，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且该工作记录是升谊公司单方形成，也不是公司正式账目，作为证据使用不具有排他性。且在2009年2月21日预付卞锦涛运费7000元却让其出具了收据，对此升谊公司也没有合理解释。因此，升谊公司提交的工作记录不能证实李希俊收取运费80万元。
关于升谊公司主张付给李希俊运费80万元的经过，在（2010）滨中商终字第217号案与本案一、二审陈述均不一致。有时主张80万元运费付给李希俊的是现金没有收据，不包含通过银行及运货单、出具收据收的部分。有时又主张包含通过银行及运货单、出具收据收的部分，剩余部分付给李希俊的是现金没有收据。与升谊公司提交的工作记录记载内容除通过银行及运货单、出具收据收的部分运费，剩余部分也不只是付给李希俊本人而是包括姜洪远等五人与司机。可见升谊公司主张付给李希俊80万元运费的理由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综上，姜洪远等五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李希俊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1日作出（2011）滨中商终字第291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11）博民重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二、变更第一项为：升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姜洪远等五人运费677963.05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9461元，变更诉讼请求后减为1688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1882元，由姜洪远等五人负担7222元，由升谊公司负担146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882元，由姜洪远等五人负担5571元，由升谊公司负担11311元。鉴定费2000元，由升谊公司负担。
升谊公司申请再审称，在升谊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李希俊表明已收到升谊公司80万元运费。具体内容“李某某问：他（指李某某）付了80来万？李希俊答：俺没仔细算，也差不了多少钱，反正欠谁多少钱，给了多少钱，哪一天给的都有啊。”上述录音证据，当庭进行了播放。李希俊对自己的讲话内容，未能提供出任何证据加以反驳。否认上述证据，不尊重客观证据。请求撤销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滨中商终字第29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认定升谊公司已支付给李希俊涉案运输货物运费80万元。
姜洪远等五人与李希俊辩称，原二审判决认定李希俊没有收到升谊公司的80万元运费正确。
山起公司辩称，升谊公司认为李希俊已经收到升谊公司的80万元运费正确。
姜洪远等五人申请再审称，一、升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某与姜洪远等五人之间的资金往来系个人行为，二审判决认定公司行为缺乏证据证明。因为升谊公司于2007年6月7日成立，2008年12月23日因未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李某某在与姜洪远等五人介绍运输业务时从未提起有该公司，而且在山起公司车队队长李某某的个人账簿中也未出现升谊公司，庭审中李某某也未提交升谊公司对外的业务数据，从公司被注销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公司并未实际经营。所以，认定李某某的个人行为是法人行为实属不当。姜洪远等五人提交的销售发货清单虽然14张载有李某某的名字，但同时还载有姜洪远等五人的名字，足以证明姜洪远等五人与李某某的身份同等。如果认定李某某是承运人，其他人是不用具名的，从中可以看出该组证据不能证实李某某承运人的身份。事实是李某某以个人身份为姜洪远等五人介绍运输业务，从中收取回扣。二、姜洪远等五人提交的销售发货清单应认定为托运单据。1、从姜洪远等五人提交的清单载明的内容可以看出，该清单一式三份：一联留存，二联承运人持有结算，三联收货人持有。当姜洪远等五人的车辆运输山起公司的货物到达收货人处时，姜洪远等五人会查看收货人的清单确定收货人接货，然后收货人在清单上签字确认运输任务完成。姜洪远等五人持第二联清单结算。这种方式符合现今的物流结算方式。2、从单据看，其中载明的承运人为李某某，按照物流规则，是李某某与山起公司结算运费。但是，经审理查明，李某某已内部承包山起公司的运输业务，代表公司对外开展业务，实际的承运人是载明的车牌号的车主，同时也可以看出实际承运人直接与李某某结算运费的事实。即使出现李某某根据行业规则结算运费吃差价，也不应混淆合同相对人的身份。三、山起公司结算给姜洪远等五人的运费被故意忽略。2009年5月，李某某代表山起公司给付姜洪远等五人部分运费7万元，答应姜洪远等五人在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到公司结算剩余运费。该行为系托运方与承运方之间关于运输业务的往来，应予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二审判决并未就这一法律关系给予认定，显然不正确。四、确认姜洪远等五人承运货物的运费标准的依据不足。山起公司与升谊公司举证同一份录音及笔录，反映出双方不一般的关系。法院根本就没有好好核对录音及笔录的内容是否一致，该录音中有很大一部分系李某某与李某某自编自演的作品。姜洪远等五人听了多次录音，却没有听到，录音中也没有姜洪远等五人的声音，反映不出有姜洪远等五人参与对话，只是在山起公司及升谊公司提供的录音笔录中显示，可也只能反映出李某某和李某某趁当时姜洪远等五人在忙着兑账，根本无暇顾及，恶意插入的其两人的对话，姜洪远等五人根本就未参与，重审二审却没有搞清事实的情况下，还作为判决依据，使姜洪远等五人0.64元／吨／公里的运费单价变成了0.48元／吨／公里，让姜洪远等五人损失了近30万元。录音证据本身从形式上违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律师办理民事诉讼案件规范》第23条规定：“律师调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应由律师事务所出具介绍信，并出示律师执业证。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执行。律师向证人调查取证时，以两人以上共同进行为宜。”第38条规定：“律师经对方当事人明确同意，在调查、收集证据时，可以录音、录像。”而本案录音证据系山起公司原一审的代理律师马某某隐瞒律师身份，并与李某某及升谊公司的代理人吴某某（录音笔系其提供者）恶意串通录制，因此，该录音证据是无效证据。五、将升谊公司列为被告错误。姜洪远等五人第一审诉讼时，并未将升谊公司列为被告，而且是否选择将升谊公司列为被告是姜洪远等五人的权利，但升谊公司作为案外人要求追加自身作为被告，一是不合常规，二是不符合程序规定。升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某及其代理人吴某某多次要求升谊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明显与山起公司恶意串通。
升谊公司与山起公司辩称，升谊公司与姜洪远等五人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二审关于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以及运费单价的认定正确。但没有认定录音证据中李希俊收到运费80万元的事实错误。
李希俊辩称，姜洪远等五人申请再审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姜洪远等五人的货物运输合同的相对方是山起公司还是升谊公司，运费的标准与数额如何确定。二、升谊公司是否给付了李希俊80万元的运费。
一、关于姜洪远等五人的货物运输合同的相对方是山起公司还是升谊公司，运费的标准与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从卷宗材料看，山起公司与李某某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李某某与升谊公司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升谊公司与姜洪远等五人之间有三份托运单，姜洪远等五人与山起公司、李某某、升谊公司之间均不存在书面的货物运输合同。姜洪远等五人通过银行及运货单、出具收据收到升谊公司支付运费计款328870元。在涉案的录音中多次涉及到由升谊公司与姜洪远等五人结算运费价格0.48元／吨／公里，姜洪远等五人在录音中没有提出异议，开庭时也没有对运费价格提出鉴定。以上证据能够证实姜洪远等五人与升谊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并能确认涉案运输合同的运费总额为1006833.05元。姜洪远等五人以提交的涉案51张产品销售发货清单主张与山起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及运费总额为1342444.06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姜洪远等五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二、关于升谊公司是否给付了李希俊80万元运费的问题。升谊公司为主张付给了李希俊运费80万元所提供的录音证据内容模糊，不明确，不足以证实李希俊收到升谊公司80来万元的运费。后面的对话能够反映出，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也曾收到过升谊公司付的运费，而且是通过银行及运货单、出具收据等形式收到升谊公司支付运费计款328870元，这与升谊公司主张李希俊收到其80万元运费自相矛盾。升谊公司为主张付给了李希俊运费80万元所提供的升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某的个人工作记录，经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质证提出异议，经审查该工作记录记载内容，约分几十次预付给姜洪远等五人及李希俊还有司机482000元，其中最多一次付款6万元，少的也要几千元，没有出具任何收据与常理不符，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且该工作记录是升谊公司单方形成，也不是公司正式账目，作为证据使用不具有排他性。且在2009年2月21日预付卞锦涛运费7000元却让其出具了收据，对此升谊公司也没有合理解释。因此，升谊公司提交的工作记录不能证实李希俊收取运费80万元。关于升谊公司主张付给李希俊运费80万元的经过，在（2010）滨中商终字第217号案与本案一、二审陈述均不一致。有时主张80万元运费付给李希俊的是现金没有收据，不包含通过银行及运货单、出具收据收的部分；有时又主张包含通过银行及运货单、出具收据收的部分，剩余部分付给李希俊的是现金没有收据。且与升谊公司提交的工作记录记载的除通过银行及运货单、出具收据收的部分运费，剩余部分也不只是付给李希俊本人而是包括姜洪远等五人与司机的内容相矛盾。因此，不能认定升谊公司已给付李希俊80万元运费。
综上所述，姜洪远等五人认为与山起公司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及运费单价与运费数额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升谊公司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李希俊没有收到80万元运费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也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滨中商终字第29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加付
审 判 员 邹延茂
代理审判员 董运平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刘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