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72民初1643号
原告：江苏天森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澄江街道斜泾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7168357594。
法定代表人：李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樊媛媛，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家港中油泰富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立交桥路向西600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731781189F。
法定代表人：胡玉兴，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冯根华，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油泰富船舶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码头区（金港镇长江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2251
5700678。
法定代表人：胡玉兴，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冯根华，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泰州市江泰运销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江州北路***号***室****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2102703970468Q。
法定代表人：蒋国书，执行董事。
原告江苏天森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森公司”）因与被告张家港中油泰富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公司”）、被告中油泰富船舶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料公司”）、第三人泰州市江泰运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泰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经审理，于2014年12月20日作出（2013）武海法商字第00107号民事判决，以涉案买卖船舶价款的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原告天森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天森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6）鄂民四终240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判决结论，驳回原告天森公司的上诉。原告天森公司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再57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二审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
2017年9月4日，本院立案后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7年11月3日、2018年6月8日，本院先后组织召开庭前会议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天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樊媛媛，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冯根华到庭参加庭前会议和诉讼，第三人江泰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调解不成功，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森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向原告天森公司支付购船款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330万元；二、判决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向原告天森公司支付延期付款利息203889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自2010年12月7日计算至2012年12月6日）；三、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天森公司曾与第三人江泰公司签订《船舶挂靠协议》，约定原告天森公司将“江泰油17”轮、“江泰7”轮、“长江之路1”轮三艘船舶挂靠在江泰公司名下，但实际经营权、所有权及所有权有关的一切权利均由原告天森公司享有。2010年12月6日，原告天森公司以江泰公司名义与被告运输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约定将前述三艘船舶转让给被告运输公司，并详细约定了其他权利和义务。2010年12月7日，江泰公司又与被告运输公司针对每一条船签订了《船舶买卖协议》和《船舶交接证明》，并按照《船舶挂靠协议》的约定，经过原告天森公司在场签字确认，《船舶买卖协议》和《船舶交接证明》再次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天森公司严格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于2010年12月10日将三艘船舶交接给被告，并与被告签订了《收船凭证》，同时被告派人开走了船舶。可是，被告收取船舶并在原告天森公司配合下办妥海事局登记备案及船舶检验手续后，背弃承诺不愿意支付购船款。
原告天森公司认为：原、被告之间的船舶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双方理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现原告天森公司已依约履行了相应的义务，而被告却拒绝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有悖于法律，使原告天森公司遭受了经济损失，遂诉至法院。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坚持原审时辩论意见，同意以原庭审笔录为依据，重审时辩称：一、原告天森公司诉称的2010年12月7日三份所谓船舶买卖协议，实际上是原告天森公司与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国书经恶意串通而成，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根本不是两被告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对两被告无任何法律约束力，以此作为关键证据向被告主张权利，根本不能成立。二、2010年12月，两被告经与江泰公司协商最终确定将前述三艘船舶以300万元抵偿给被告运输公司，相关事实有相应船舶交接证明予以证实。三、如果法院对船舶交接证明有异议，应根据委托的评估机构对涉案三艘船舶在2010年12月的实际价值进行鉴定评估，以鉴定评估结论可作为确定当时价值的有效凭证。四、原告天森公司与江泰公司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虚假诉讼，两被告保留必要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综上所述，原告天森公司提出的诉请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驳回诉请。
第三人江泰公司在原审时述称：江泰公司与原告天森公司签订有船舶挂靠协议，涉案船舶的买卖与江泰公司无关。江泰公司仅在原告天森公司与被告运输公司进行船舶买卖过程中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原告天森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得到法院支持。
原告天森公司坚持原审时的举证、质证意见，同意以原审庭审笔录为依据，主要证据如下：
证据1，船舶挂靠协议，证明“江泰油17”轮、“江泰7”轮、“长江之路1”轮三艘船舶为原告天森公司实际所有，挂靠在江泰公司名下，挂靠船舶买卖必须经原告天森公司、江泰公司到场签字或盖章生效。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协议对两被告没有约束力。
本院认证意见：该份证据经合同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2，转让协议，证明被告运输公司和江泰公司对于转让涉案三艘船舶达成协议，且确认完成船舶证书和资料交接后，三天内付清款项。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打印的主文部分认可，对协议中李江的签字不认可，该签字为事后单方补签。同时，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所持有的一份转让协议中没有李江的签字。在（2013）武海法商字第281号案件庭审过程中，原告天森公司对没有李江签字的转让协议已予以了认可，因此，不不应认定原告天森公司所提交的转让协议，而应以两被告提交的转让协议为定案依据。
本院认证意见：李江的签字仅能证明其作为原告天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涉案三艘船舶的实际所有人，对船舶转让予以确认。
证据3，船舶买卖协议三份及委托书一份，证明“江泰油17”轮的价格为300万元，“江泰7”轮的价格为350万元，“长江之路1”轮的价格为680万元，涉案三艘船舶总价为1330万元。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质证意见：对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运输公司对何建高授权事项仅限于办理三艘船舶的过户转入手续，不包括签订船舶买卖协议、交易价款等内容，故对三份船舶买卖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运输公司从未委托何建高与江泰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协议，协议中所写的船名、金额都是事后李江指使蒋国书单方擅自填写，所谓船舶交易价格也高出船舶实际价值好几倍。在船舶完成交接后，被告运输公司曾与江泰公司进行过友好协商，最终确定三艘船舶作价共300万元。
本院认证意见：该组证据中的委托书，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根据该委托书内容，被告运输公司仅委托何建高办理涉案三艘船舶转入（手续），不包括签订船舶买卖协议和确定船舶价格等内容。相关方向海事局提交船舶买卖协议的目的是证明可以对船舶进行变更登记，关于船舶转让的真实背景、过程及价款，不能仅凭海事部门存档的文件予以判定，这是航运界的常识。被告运输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价格也与其他证据矛盾，故该三份协议中手写注明的价格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4，船舶交接证明三份，证明涉案三艘船舶已于2010年12月7日由江泰公司实际交付给被告运输公司。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仅仅是为了配合办理船舶过户手续所签署的程序性文件，当时双方尚未对船舶进行交接。无论是证据3中的船舶买卖协议还是本组证据船舶交接证明，都不能作为双方结算船舶交易价款的依据。
本院认证意见：被告运输公司作为船舶受让方，对该组证据显示的交接时间及过程提出异议，原告天森公司对相关事实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且该组证据与两被告所举证据10交接证明矛盾，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但结合其他证据，本院对船舶已经交接的事实予以认定，交接的具体时间对本案无影响。
证据5，船舶登记、船舶检验技术调档函，证明涉案三艘船舶已完成买卖交接手续并办理了船舶登记档案移交手续。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以此证明船舶买卖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
本院认证意见：该组证据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原告天森公司所诉称1330万元总价格因不符合常理，缺乏合意性，也与其他证据矛盾，故不予认定。
证据6，情况说明及工商登记变更通知，证明被告燃料公司确认涉案三艘船舶已由其接受，同意按照船舶买卖协议结算及被告燃料公司的名称变更情况。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燃料公司从未也不可能出具该说明。2010年10月中旬，被告燃料公司就已经对李江、原告天森公司提起诉讼，此说明表述内容与诉请相矛盾；李江也未能举证证明该证据来源合法；情况说明的格式不符合生活常识和常规要求，落款名称和打印的年月日之间没有人签字，只打印了年份没有打印月份和日期，盖章位置反常，说明内容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矛盾。对工商登记变更通知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经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对工商变更登记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关于情况说明，形式上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证据要求，落款日期仅有年份，无具体的月份和日期，与常理相悖，也与其他证据矛盾，故本院不予认定。
原告天森公司除原审证据外，在本案重审期间，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债权转让协议和债权转让通知，证明涉案三艘船舶的价格。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质证意见：表面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和通知记载的债权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1330万元债权在事实上并不存在，两被告不予认可，也没有收到相关通知，所以该协议和通知对被告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院认证意见：涉案船舶的实际所有人和处分权人本是原告天森公司，故原告天森公司就涉案船舶与江泰公司本就没有该协议体现的债权转让关系，何谈转让，江泰公司也曾述称船舶买卖与本公司无关。原告天森公司并未证明已经通知过两被告，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使通知也无法律后果，故本院不予认定。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天森公司作为涉案船舶实际所有人，认可以江泰公司名义签订转让协议，有权向被告运输公司主张涉案船舶转让价款，但不能据此证明船舶转让具体价格为1330万元。
证据2，江泰公司的三份情况说明，证明涉案船舶买卖协议签署和买卖过程。包括船舶价格的协商、确定，船舶过户手续的办理等事宜均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本案船舶交易的真实价格应当以协议书及情况说明中的内容为准。两被告提交泰州市泰轮船舶交易所对涉案船舶300万元的评估价格与事实不符。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的“三性”不认可，不属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最多只是当事人陈述材料。该陈述材料彼此间也相互矛盾，船舶交接证明手写部分内容是事后李江指使蒋国书私下单方填写，不能作为案件依据。
本院认证意见：船舶买卖价格应由真正的卖方，即原告天森公司与买方，即被告运输公司双方以真实的意思表示和通过正当途径协商确定，江泰公司无权单方证明船舶买卖事实和价格，且该份证据本身形式就不具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要件，与其他证据矛盾，即使有经办人签名的原件，也属于单方书面陈述，证据效力明显低于公安机关的对涉案相关人员（蒋国书和何建高等）的调查笔录和其他证据，故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证明原、被告之间船舶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天森公司已将涉案船舶交给被告，并办理船舶过户手续，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两被告提交300万元以船抵债船舶交接证明与本案事实不符。再审裁定中只是表述法院对被告提出的价值鉴定评估申请未处理，但是并没有表述船舶价格确定以鉴定评估结论为准，故应该以三份船舶买卖协议确定价格为涉案船舶的价格。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的质证意见：该裁定书的“三性”无异议，裁定书已经认定本案所涉三份船舶买卖协议对两被告无法律效力，已认定何建高无权代表被告运输公司确定船舶交易价格，从而认定一审、二审判决对三份船舶买卖协议不予采纳正确，应当由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涉案船舶价值进行鉴定评估。
本院认证意见：该份证据是最高司法机关对本案提起再审后作出的民事裁定书，对涉案相关协议的认定意见和裁判理由十分明确，依法可以作为本案重审时的裁判依据。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坚持原审时的举证、质证意见，同意以原庭审笔录为依据，主要证据如下：
证据1，2010年11月2日，李江、原告天森公司与被告燃料公司签署的对账明细，证明各方一致确认李江、原告天森公司共欠被告燃料公司油款19250521.13元，该债务属于李江与原告天森公司的共同债务。
原告天森公司（第三人江泰公司没有参加诉讼，在原审中与原告天森公司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相同质证意见，下同）的质证意见：该份对账明细是李江被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时形成，未经双方财务人员正式对账，不能反映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胡忠仁系两被告法定代表人胡玉兴的近亲属，与两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在明细上的签字为事后擅自添加。因此，该份对账明细形式、内容均不合法，不能达到两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证据2，被告燃料公司的财务人员赵龙妹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相关汇款凭证（公证件），证明李江和原告天森公司于2010年6月23日向被告燃料公司借款200万元。
原告天森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款项不是李江、原告天森公司的借款，而是被告运输公司指派李江为其办理船舶连锁经营相关资质而预支给李江的办事费用，该费用与本案无关联性。
证据3，2010年11月23日，李江、原告天森公司与被告燃料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书，证明经核对往来账目，李江、原告天森公司确认至2010年11月23日共欠被告燃料公司21250521.13元。
原告天森公司的质证意见：该协议书在对账明细的基础上形成，对账明细内容形式均违法，因此对该协议书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上述证据1-3反映的是李江、原告天森公司与被告燃料公司之间的油品供应或者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且已另案处理，涉案二审终审案号为（2016）鄂民终242号，与本案船舶买卖款已不属于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故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4，2010年8月26日，李江、原告天森公司与江泰公司签订的船舶挂靠协议。
证据5，2010年12月7日，被告运输公司与江泰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
上述两份证据证明：经各方协商一致，涉案三艘船舶已经折价300万元冲抵李江、原告天森公司应付被告燃料公司的货款。
原告天森公司的质证意见：对上述两份证据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涉案船舶折价300万元抵债。
本院认证意见：当事人对挂靠协议、转让协议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涉案船舶的真正卖方是原告天森公司，从内容和其他证据对照判断，该证据仅能证明涉案船舶的挂靠及以江泰公司名义签约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天森公司同意以三艘船舶折价300万元抵债。
证据6，2011年8月18日，张家港市公安局依法对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国书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一是蒋国书的证言与2010年8月26日李江、原告天森公司与江泰公司签订的船舶挂靠协议、2010年12月被告运输公司与江泰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李江和原告天森公司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12月7日的3份所谓船舶买卖协议以及江泰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查询信息表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了该笔录中蒋国书所陈述的情况属实；二是李江当时曾亲口告诉蒋国书，李江、原告天森公司的确是因为拖欠被告1000多万元油款才将三艘船舶用于抵偿部分债务的；三是李江、原告天森公司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12月7日的所谓船舶买卖协议都是李江与蒋国书恶意串通，私下擅自炮制，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四是落款为“江苏省中油泰富船舶燃料有限公司”，日期为“2011年月日”的情况说明中提及的“同意按照2010年12月7日被告运输公司与李江签订的船舶买卖协议结算”，与事实严重不符。
证据7，2011年8月22日，张家港市公安局对何建高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何建高仅为被告燃料公司普通员工，不可能代表本公司谈判船舶交易价款问题；李江以办理过户手续为由，指示何建高、蒋国书在资料上签章，何建高审查不严，事后才知道签章材料中有空白的“船舶买卖协议”；何建高承认空白协议上手写的价格内容不是他或被告运输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江为此还向其支付了好处费。
原告天森公司对证据6和证据7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表面形式无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笔录未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同时，李江从未对何建高进行过贿赂。
本院认证意见：该两份证据均由国家公安机关在相关人员涉嫌经济犯罪侦察过程调查形成，在本案民事诉讼中法律效力并非一定需要其他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另行认定。结合其他证据，本院可以确认船舶买卖合同中手写1330万元价格对两被告没有约束力，何建高也无权确定船舶价格。
证据8，2011年5月25日，泰州市泰轮船舶交易所（以下简称”泰轮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江泰油17”轮、“江泰7”轮、“长江之路1”轮三艘船舶实际价值的《评估报告》，证明实际价值至多只有300余万元。
原告天森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交易所不具有船舶价值评估资质，未载明评估方法、过程及依据，不能反映船舶买卖时的实际价值，对该报告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该交易所是否具备船舶价值评估资质和评估目的和来源不明，也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故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9，原告天森公司、江泰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查询信息表，证明两家公司的主体资格。
原告天森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当事人当庭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证据10，被告运输公司与江泰公司签订的船舶交接证明。证明双方已协商一致就涉案三艘船舶作价300万元并进行了交接。
原告天森公司的质证意见：对交接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转让协议签订于江泰公司与被告运输公司之间，三艘船舶的转让与两被告辩称所谓以船抵债的事实无直接关联性，且债务关系已经另案处理，故本院不予采信。船舶交接证明上载明300万元的最终成交价与转让协议中未涉及船舶转让价款的具体数额矛盾；且江泰公司曾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出现的其他交接证明相互矛盾，本院对此交接证明中的300万元价格不予认定，但对涉案船舶已进行了交接的事实予以认定。
证据11，2012年3月6日，根据被告运输公司的申请，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在另案诉讼中对涉案一艘船舶建造人王金付（兴化市大垛金付船厂业主）所作的调查笔录及船厂的营业执照、王金付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该船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原告天森公司所称船舶买卖协议上的价格。
原告天森公司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船舶的买卖价格，应严格按照三份船舶买卖协议上的价格认定。
本院认证意见：该组证据为人民法院对涉案船舶建造单位所作的调查笔录，虽然不能直接单独作为确定涉案船舶价格的依据，但可以作为涉案三艘船舶鉴定评估价格对照的参考。
证据12，涉案三艘船舶的船舶证书，证明船舶的技术参数，从而足以确定船舶的实际价值。
原告天森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以此证明船舶价值。
本院认证意见：各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经专业技术鉴定评估后，与其他证据可以共同佐证涉案船舶的实际价值。
证据13，被告运输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被告运输公司是专业的公司，对船舶价值有清楚了解，不可能接受原告天森公司所称约定1330万元价格；而且被告运输公司自有船舶12艘，运力充足，无需额外购买船舶。
原告天森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以此否认船舶买卖协议的真实性及价格的合理性。
本院认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证明被告运输公司所主张的事实，两者无必然因果关系。
证据14，2010年12月10日的收船凭证。证明李江、原告天森公司因差欠被告燃料公司油款，将涉案三艘船舶抵债给被告运输公司，该转让并没有真实的交易基础。
原告天森公司质证意见：对前述三艘船舶已经交付与被告运输公司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不能以此证明李江欠债以及以船抵债的事实。
本院认证意见：该组证据显示接收船舶方为”中油泰富”，结合转让协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对涉案三艘船舶的所有权已经转让与被告运输公司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原审期间，第三人江泰公司于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证明泰州市泰轮船舶交易所对涉案船舶进行的船舶评估与事实不符，涉案船舶买卖协议的形成过程。
原告天森公司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质证意见：该份证据陈述内容与事实不符，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该份证书属于江泰公司单方陈述，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内容的客观真实性。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除坚持原审时提交证据外，还补充提交了重审阶段，本院对涉案三艘船舶进行评估鉴定的费用共计81000元交费凭证。
原告天森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是原告天森公司申请评估鉴定，两被告没有向原告天森公司支付任何船舶价款，不应该由原告天森公司承担该笔费用。
本院认证意见：该鉴定费是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委托鉴定评估时，由被告运输公司预付的费用，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提起再审时的裁定意见及本案争议焦点，同意被告运输公司的鉴定评估申请，依法到涉案三艘船舶的登记检验部门调取了相关档案资料，委托武汉中康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公司）对涉案三艘船舶价格进行了鉴定评估，并根据原告天森公司的申请，通知参与评估人员（肖俊、吴少华）出庭接受了质询。在评估过程中，评估公司还与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船级社），于2018年3月17日到“泰富18号”轮、“泰富19号”轮现场勘查，南京船级社对此两轮分别出具了《技术状况评估报告》。涉案“泰富20号”轮因已拆解，评估人员无法进行实体勘察，只能根据本院从该轮船舶登记部门调取的原始档案资料进行评估。评估结论是，按成本法，涉案三艘船舶以2010年12月7日（船舶交易日）为基准的市场价值为468.73万元。
原告天森公司的质证意见：评估报告无法全面真实、客观、合理反映涉案三艘船舶价格。资产评估应采用多种资产评估计算方法，包括成本法、市场法在内。评估人只采用成本法的依据相当草率，只是说明没有办法获取同类交易案例，并没有提出充分的依据；而相比成本法，市场法基本原理更能切合本案船舶市场价值。报告中只是简单列举船舶配置情况，通过对评估人提问，可以发现评估报告不符合客观事实，只是简单照搬了南京船级社评估报告，应提供船舶市场价值的参数、依据和底稿。技术报告中验船师是三人，但仅有彭沛文资质证书，没有另外两人证书。
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的质证意见：评估机构接受法院委托，本着审慎态度，不仅查阅船舶参数方面证书技术资料，而且专门聘请权威船舶检验机构南京船级社对涉案船舶进行了实际检验，根据前述船舶参数，结合南京船级社出具验查报告，还多方进行了调查询问，在此基础上，评估机构出具了该报告。该报告委托程序合法，评估机构具有相应的评估资质，评估过程客观公正，评估方法合理，而且有专业机构验查报告和本案三艘船舶技术参数相结合，并充分调查研究询证为依托，所以，该报告足以采信。
本院认证意见：该鉴定评估报告是本院依法委托有资质的鉴定单位形成的结论，原告天森公司委托代理人也参与鉴定单位的选定，没有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故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天森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在判决主文部分进行分析判断。
本院查明：
2010年8月26日，原告天森公司（甲方）与江泰公司（乙方）签订船舶挂靠协议，约定原告天森公司将本公司所有的三艘船舶，即“江泰油17”轮、“江泰7”轮、“长江之路1”轮挂靠登记于江泰公司名下。该协议同时约定，三艘船舶实际产权和经营权仍归原告天森公司，船舶挂靠期内船舶若发生一切意外或经济损失由原告天森公司承担，与江泰公司无关；如挂靠船舶变更或买卖需双方在场签字或盖章。
2010年下半年，江泰公司（乙方）与被告运输公司（甲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将前述三艘船舶转让给被告运输公司，还约定双方在签字确认移交船舶证书和资料后，三天内被告运输公司付清所有欠款，但协议中并未对三艘船舶的转让价款作出明确约定，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因船舶登记于江泰公司名下，原告天森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江同意以江泰公司名义签订前述转让合同，以便顺利在海事部门办理过户。为顺利办理过户，双方向苏州市地方海事局提交了格式化的船舶买卖协议和船舶交接证明，船舶买卖协议中手写价格的共1330万元（分别为300万元、350万元、680万元）并未经两被告同意。该格式化船舶买卖协议由原告天森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江提供给江泰公司，并没有事先约定关键的船舶价格，而是李江授意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国书单方填写价格。被告运输公司的章也是该公司员工何建高代表公司办理船舶过户手续加盖，但盖章时并没有填写每艘船价格。原告天森公司明知何建高本人无权代表被告运输公司商谈确定价格，
2010年12月8日，涉案三艘船舶移交给被告运输公司后，原告天森公司、被告运输公司和江泰公司配合在海事部门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登记所有权人由江泰公司变更为被告运输公司，船名分别变更为“泰富18”（原“江泰油17”）、“泰富19”（原“江泰7”）和“泰富20”（原“长江之路1”）。“泰富18”轮建成于2006年7月7日，总长37.8米，型宽7米，型深2.4米，总吨168，净吨94。“泰富19”轮建成于2006年12月5日，总长38米，型宽7.2米，型深2.8米，总吨197，净吨110。“泰富20”轮建成于2009年5月26日，总长52米，型宽9.5米，型深3.9米，总吨494，净吨276。2014年11月21日，被告运输公司根据《江苏省“十二五”时期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工作实施意见》的要求，将“泰富20”轮委托其他公司完成了拆解。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在审理与本案相关的案件过程中，于2012年3月6日对涉案“泰富19”轮建造厂进行过调查，调查结论为约110.5万元，该厂负责人根据船舶资料计算预估“泰富20”轮的价格为230万元左右。
同时查明：2017年12月7日，本院依法委托有法定资质的评估公司对涉案三艘船舶进行评估。在评估过程中，评估公司还与南京船级社于2018年3月17日到“泰富18号”轮、“泰富19号”轮船舶现场勘查。南京船级社对此两轮分别出具了《技术状况评估报告》，便于评估价格。被告运输公司根据有关政策要求，委托其他公司对“泰富20”轮完成了拆解工作，本院委托评估公司的评估人员无法进行实船勘察，遂根据本院从该轮船舶登记部门调取的原始档案资料进行评估。2018年4月20日，评估公司按成本法形成的评估结论是，涉案三艘船舶以2010年12月7日（船舶交易日）为基准的市场价值为468.73万元，其中“泰富18”轮86.75万元，“泰富19”轮109.52万元，“泰富20”轮272.46万元。被告运输公司为此支出了鉴定评估费81000元。
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提起再审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涉案三艘船舶的转让价格问题。江泰公司与被告运输之间的《转让协议》虽合法有效，但并未约定船舶交易价格，何建高无权代表被告运输公司协商确定船舶交易价格。原告天森公司明知何建高并无相应代理权限，被告运输公司对此不予追认，该协议中的船舶成交金额条款对被告运输公司不发生效力。原告天森公司据此要求确认船舶转让价格为1330万元缺乏依据。被告运输公司提交的《船舶交接证明》与原审查明的事实明显不符，且江泰公司和原告天森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被告运输公司据此主张船舶转让价格为300万元，亦缺乏充分依据。原告天森公司与被告运输公司之间成立船舶买卖合同关系，并办理船舶所有权变更手续，但对于船舶价款约定不明，且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涉案三艘船舶的转让价格，被告运输公司在原审中已经提出对船舶价值进行评估鉴定的申请，原审法院未作审理，直接以原告天森公司对船舶转让价款举证不能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应予纠正。
本院认为：
本案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天森公司为涉案“泰富18”轮、“泰富19”轮、“泰富20”轮的实际所有人，通过船舶挂靠单位，即江泰公司与被告运输公司签订船舶转让协议，将涉案三艘船舶转让给被告运输公司，并已经同意办理了船舶交接和过户手续，除双方争议的船舶价格问题外，双方之间存在的船舶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有效。
原告天森公司作为涉案三艘船舶的真正的卖方，承担船舶价格的主要举证义务，但无充分有效证据显示原告天森公司与被告运输公司谈妥了具体的交易价格。该案在本院重审期间，原、被告均坚持原审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意见，无新的有效证据证明原告天森公司与被告运输公司谈妥并约定了涉案船舶的交易价格。除鉴定报告外，本院没有发现本案新的法律事实，本案的主要焦点仍是涉案三艘船舶的转让价格问题。
原告天森公司明知何建高无权确定船舶价格，所谓船舶买卖协议也不是何建高向原告天森公司确认或者填写的船舶价格。原告天森公司所称三份船舶买卖协议上的手写价格并非船舶实际交易过程中协商确定的价格，只是办理船舶登记过户所用，不是确定船舶转让价格的依据。同样，被告运输公司、被告燃料公司举证所称船舶转让价格300万元也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而不予采信，因此，原告天森公司与被告运输公司对涉案三艘船舶的交易价格约定不明，涉案证据均无法证明涉案三艘船舶进行转让时依法明确约定了价格。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就交易价格约定不明又没有达成补充协议，也不能按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时，应按订立合同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被告运输公司在原审和再审期间均提出对涉案船舶的价格进行鉴定评估，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意见，按法定程序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关对涉案三艘船舶的价格进行评估，形成了市场价格评估结论。原告天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依法到本院参与了评估公司的选定。评估报告形成后，本院提前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评估报告。原告天森公司庭审中辩称评估价格偏低，但并未提出反驳证据，也没有申请重新鉴定评估。涉案价格评估公司有法定评估资质，评估依据的船舶技术指标不仅有本院依法从船舶登记部门调取的档案资料为依据，还委托了南京船级社进行了技术评估，除拆解的“泰富20”轮外，鉴定评估人员对另外两艘船舶进行现场查勘，还出庭接受了质询。从评估报告分析，表述了评估程序和准则、计价方法和依据、评估依据和说明等主要内容，因此涉案评估报告具有证据效力。
船舶设备纷繁复杂，涉案三艘船舶评估价格是评估公司结合交易当时的市场行情、技术参数和船舶现状等要素，对每艘船舶总价分别进行计算评估，而不是对每艘船舶内每项具体设备价格的简单累加计算。原告天森公司称部分船舶设备没有全部列入评估报告，并不等于涉案评估报告形成的价格不包括所称的部分船舶设备。参考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此前对涉案两艘船舶的价格调查结论，与涉案评估报告形成价格结论的差别并未超出常人可以理解的合理范围。原告天森公司对涉案评估报告的质证和辩论意见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本院依法委托评估公司对涉案三艘船舶鉴定评估结论可以作为原告天森公司与被告运输公司之间船舶转让当时船舶市场价格的依据。被告运输公司作为涉案三艘船舶的买方，应该根据鉴定评估结论确定的价格，向原告天森公司支付船舶价款468.73万元及相应利息。
本院同时认为：其一，原告天森公司对涉案船舶价格本身应承担首要举证责任，在通过江泰公司签订涉案船舶转让合同、交付船舶和办理过户时，有按正当途径和方法确定船舶转让价格的能力和机会，丧失此机会就可能承担民事诉讼中的风险。其二，被告燃料公司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与原告天森公司没有形成直接买卖合同关系，不是涉案船舶的买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原告天森公司要求被告燃料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三，原告天森公司与被告运输公司对涉案船舶转让价格约定不明才产生价格鉴定评估问题，双方对此都有责任，故本院酌定评估费81000元各承担50%，即原告天森公司、被告运输公司各承担40500元，按诉讼费用分摊。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家港中油泰富运输有限公司向原告江苏天森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支付购船款468.73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0年12月7日计算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之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二、驳回原告江苏天森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对被告中油泰富船舶燃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江苏天森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3830元，由原告天森公司承担79046元及评估费40500元；被告运输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34784元，与原告','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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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二百六十二条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ly]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ly]\'}]},{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九条\',法条内容:\'
第七十九条
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ly]\'},{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二款\',法条内容:\'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ly]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ly]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ly]
（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ly]\'},{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ly]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ly]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ly]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ly]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ly]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ly]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ly]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ly]\'}]},{法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Items:[{法条名称:\'第五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除应当审查罪犯在执行期间的一贯表现外，还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具体情节、原判刑罚情况、财产刑执行情况、附带民事裁判履行情况、罪犯退赃退赔等情况。[ly]
人民法院审理假释案件，除应当审查第一款所列情形外，还应当综合考虑罪犯的年龄、身体状况、性格特征、假释后生活来源以及监管条件等影响再犯罪的因素。[ly]
执行机关以罪犯有立功表现或重大立功表现为由提出减刑的，应当审查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现是否属实。涉及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或者其他贡献的，应当审查该成果是否系罪犯在执行期间独立完成，并经有关主管机关确认。[ly]\'},{法条名称:\'第十六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ly][ly]
（一）被报请减刑、假释罪犯符合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条件的，作出予以减刑、假释的裁定；[ly]
（二）被报请减刑的罪犯符合法律规定的减刑条件，但执行机关报请的减刑幅度不适当的，对减刑幅度作出相应调整后作出予以减刑的裁定；[ly]
（三）被报请减刑、假释罪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条件的，作出不予减刑、假释的裁定。在人民法院作出减刑、假释裁定前，执行机关书面申请撤回减刑、假释建议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ly]\'},{法条名称:\'第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十七条减刑、假释裁定书应当写明罪犯原判和历次减刑情况，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重大立功表现的事实和理由，以及减刑、假释的法律依据。[ly]
裁定减刑的，应当注明刑期的起止时间；裁定假释的，应当注明假释考验期的起止时间。[ly]
裁定调整减刑幅度或者不予减刑、假释的，应当在裁定书中说明理由。[ly]\'}]}]};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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