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3民终272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柳州山特机械加工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法定代表人：刘青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汉博，广西利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志文，该公司销售部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福达重工锻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法定代表人：黎福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刚，广西桂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柳州山特机械加工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桂林福达重工锻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重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2016）桂0312民初1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山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汉博、陈志文，被上诉人福达重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山特公司与被告福达重工公司存在供货关系，2011年至2012年期间，原告山特公司持续为被告福达重工公司提供铣刀片等零配件。在双方于2012年2月22日签订的《采购合同书》中第六条约定：结算方式及付款期限为滚动式付款，货到验收合格开票上账60天内以承兑汇票结算或电汇结算。从2011年3月16日起至2012年7月25日止，原告山特公司共开出64单增值税发票，共计2086028.98元。被告福达重工公司从2011年3月31日起至2013年7月31日止，一共向原告山特公司付款2059581.3元。之后，双方终止了供货关系，原告山特公司根据已经开出的增值税发票总额和被告福达重工公司所付款总额间的差额要求被告支付剩余的货款26447.68元及利息。2014年12月29日，原告诉至临桂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货款。2015年2月27日原告以发现新的证据，需要修改诉状、补充新的证据为由向临桂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2016年6月28日，原告山特公司再次诉至临桂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福达重工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及利息。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一般的买卖合同中，供货方和采购方不仅需要有采购合同，还需有供货单，结算单，付款凭证这些材料才能明晰双方之间供货的多少及付款情况。本案中，原告山特公司仅提供了增值税发票和被告福达重工公司的付款凭证，并没有提供其他的证据证明被告拖欠货款的事实。虽然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书》中第六条约定：结算方式及付款期限为滚动式付款，货到验收合格开票上账60天内以承兑汇票结算或电汇结算，原告山特公司也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但是仅凭增值税发票并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多少货物，原告并没有配套提供验收合格的供货单和结算凭证等证据来证明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原告货款26447.68元及利息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仅提供了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这两个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告拖欠货款，该院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驳回原告山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9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89.5元，由原告山特公司承担。
上诉人山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实际提供货物数量、上诉人并没有配套提供验收合格的货单和结算凭证等证据来证明拖欠货款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实际上双方存在长期供货关系明确，存在拖欠货款事实清楚。1.一审法院没有结合本案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来认定拖欠货款的事实，采购合同、供货单和结算单、付款凭证等材料是一般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所需的凭证，但不能机械理解必须有上述凭证才能证明实际供货及付款情况。双方在2011年3月3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存在供货情形，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先由上诉人供货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验收合格后再进行结算，如若出现不合格货物，则由被上诉人退回。因为上诉人提供货物数量大交易频繁，严格按照供退货签单确认手续非常繁琐，为方便后续交易经双方协商约定“供方到货经需方验收合格后，由需方根据实际使用数量通知供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挂账。如果供方不按实际数量或不按合同单价开票，需方有权拒收。供方每月25日前发票送达需方挂账，以需方挂账之日起60天支付到期货款”，即供货人所出具的发票就是供货及结算的有效凭证，且被上诉人庭审均自认未拒收并上交桂林市国税局作为抵扣税款凭证，否则被上诉人涉嫌骗取国家税款。2.被上诉人相关负责人在多个场合均认可收到货物及拖欠货款的事实。上诉人派出其销售经理与被上诉人协商处理时及一审开庭结束调解时，被上诉人提出用非标刀片抵扣拖欠上诉人货款，但该货物系上诉人专门为被上诉人定作专用刀片，无法再次转售给他人，双方未能达成共识导致纠纷。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福达重工公司答辩称：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对于一审所查明的事实并无异议，亦未提供新证据。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但于二审举证期间内提供了以下新证据：证据一、2011年3月16日至2012年7月25日期间上诉人出具给被上诉人已供货款增值专用发票明细表，拟证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后出具相关发票的事实；证据二、2011年至2012年福达重工公司的订单与山特公司的发货清单，拟证明上诉人按被上诉人订单要求向其发送相关货物的事实；证据三、致福达重工公司的对帐函，拟证明上诉人于2014年10月22日就要求被上诉人对账，但被上诉人置之不理的事实；证据四、电话录音2-7及手机录像视频，拟证明上诉人公司相关负责人均认可收到货物拖欠款，并提出用旧货抵扣货款的事实。
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认可，不能证明其已将发票及所列明的货物全部交给被上诉人的事实；对证据三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因是上诉人单方发出的，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收到该函件的事实；对证据四和证据五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因录音录像对象及录音录像时间均不明确，且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录音录像涉及内容系本案上诉人诉请的同一批货物的事实。
因被上诉人否认收到部分增值税发票和相关货物，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5日提交了请求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向桂林市临桂区国家税务局调取被上诉人福达重工公司在2011年3月16日至2012年7月25日期间用山特公司向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相关税款的情况，并提供其制作的《福达重工公司应收账款明细表》等线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分别于2016年12月5日、12月7日至桂林市临桂区国家税务局调取相关增值税发票的认证抵扣情况并向其发出了《委托调查函》，桂林市临桂区国家税务局于2016年12月13日回函本院并出具《福达重工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情况明细表》。
上诉人对此的质证意见为：对该明细表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有异议，认为该明细表并未客观反映上诉人已开具的发票总金额，因为被上诉人公司是当地纳税大户，不排除国税局有地方保护的嫌疑。事实上，上诉人已出具相关发票，且在后续追款时被上诉人公司相关负责人亦自认了其拖欠货款的事实。
被上诉人对该明细表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并无异议，且补充陈述以下意见：从该明细表数据和内容来看，被上诉人公司已抵扣的增值税发票与上诉人提供的票据总数并不吻合，即已抵扣的票据数额和金额均低于上诉人提供的发票数额和金额，不能达到被上诉人已收到争议货物的证明目的。
对于上诉人所提交的各项证据及本院依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二条和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因证据一至证据三均系上诉人单方制作提供，因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否认已收到相应货物或相关款项发票等事实，而上诉人又未提供有被上诉人盖章签收的收货单、对账单等其他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三均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四电话录音和证据五手机视频，属于证据类型中的视听资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和第七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因上诉人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视听资料形成时间、取得来源、是否有内容截取拼接，且涉及被上诉人对事实的认可部分基于何种背景产生以及是否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关等内容，本院对此证据四与证据五不予采纳。至于《福达重工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情况明细表》属于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明细表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该明细表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认可其证明效力，但对其是否能准确反映本案基本事实或是否能达到各方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庭审和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和参考。经核实，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
另查明，《福达重工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情况明细表》认证情况栏中载明有五张发票在防伪税控系统并无记录，被上诉人在税控系统已认证抵扣的票据数额和总金额均低于上诉人列表提供的发票数额和总金额，即在防伪税控系统无记录的发票票面金额大于上诉人诉请所主张的货款数额26447.68元。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福达重工公司是否应支付上诉人山特公司货款26447.6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主张涉诉交易习惯系按照向被上诉人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付款，即双方结算依据是上诉人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诉人诉请的货款26447.68元亦是根据其已开出的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与被上诉人福达重工公司付款总金额之间的差额计算而得，以此主张被上诉人尚拖欠其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被上诉人主张增值税发票并非双方结算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二款“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因双方对于交易习惯各执一词，而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书》第六条关于结算方式约定内容中并未明确供货人所出具的发票系双方供货及结算的有效凭证等内容，并且在后续的实际交易过程中被上诉人付款数额并非与上诉人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载明金额一一对应。此外，本案交易所涉增值税发票开具时间从2011年3月16日起至2012年7月25日止，上诉人共开出64单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共计2086028.98元；但根据二审另查明的事实可知，被上诉人在税控系统已认证抵扣的票据数额和总金额均低于上诉人列表提供的发票数额和总金额，即在防伪税控系统无记录的发票票面金额大于上诉人诉请所主张的货款数额26447.6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即使被上诉人办理了增值税发票抵扣认证手续也不能免除上诉人须证明其已履行相应交货义务的证明责任，而本案中上诉人仅仅提供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未能提供配套的验收合格供货单、物流运输单、发票收据、对账单或其他结算凭证等证据来证明被上诉人拖欠其货款26447.68元的事实，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应支付其货款26447.6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和实体处理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79元，由上诉人柳州山特机械加工技术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华
审 判 员 周秋莹
代理审判员 梁 露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周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