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连民终字第11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长江。
委托代理人朱磊、雷维颖。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海县星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志开，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强。
原审第三人朱孟莹。
上诉人韦长江因与被上诉人东海县星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泰公司）、原审第三人朱孟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0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韦长江诉称，2009年5月15日，星泰公司与连云港市博威冶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威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合同附录以及补充协议书等，合同约定星泰公司中标承建博威公司的厂房、办公楼、值班室、配电室以及职工宿舍等工程，星泰公司派驻工地的代表是项目经理朱孟莹，该工程于2009年6月10日开工建设。2009年5月22日，星泰公司项目经理朱孟莹称星泰公司对博威工地的建设缺少启动资金和周转资金，遂提出向韦长江借资，韦长江在全面了解情况且经考察后同意出借资金，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以星泰公司的名义与韦长江签订了《借款协议书》，合同约定为了保证所借的款项专款用于博威工地，韦长江有权监督资金使用情况，韦长江垫付的建筑材料款、工人工资以及杂费等就是星泰公司所借款项的具体金额，借款月利率按20‰计算。
借款协议签订后，星泰公司及项目部即组织人员进行了施工，韦长江也按合同的约定为星泰公司垫付了建筑材料款、工人工资及其他杂费等开支。2009年8月10日，韦长江根据星泰公司的要求，将垫付的材料款等支出票据移交给星泰公司，双方签订了《支出票据移交清单》，截止2009年8月6日，韦长江为星泰公司垫付材料款等计1622615元；之后，星泰公司继续施工，韦长江继续为星泰公司垫付材料款、工人工资等，截止2009年12月13日，韦长江又为星泰公司垫付材料款等计2264862元；另通过分期计算，截止2009年11月28日，星泰公司给付韦长江借款利息96000元。综上，星泰公司先后向韦长江借款3887477元、应付利息96000元。星泰公司先后通过江苏银行东海县支行转款给韦长江计1333924.20元，通过现金方式付款5万元，共计还款1383924.20元。综上，星泰公司尚欠韦长江借款本金2503552.80元、利息96000元以及自2009年11月20日起的约定利息（本金2503552.80元、月利率20‰，计算至还清借款时止）。请求判令星泰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503552.80元以及自2009年11月20日起计算的约定利息，并由星泰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星泰公司辩称：一、韦长江、星泰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中，韦长江据以起诉星泰公司的所谓双方形成债权债务的证据均系韦长江与朱孟莹及其工地上有关人员恶意串通形成的，无一份证据得到星泰公司确认，因此星泰公司对这些证据所指向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二、韦长江在诉状中所称的“博威冶金材料有限公司”工地，虽然项目经理是朱孟莹，但实际是由韦长江与朱孟莹共同承包建设的，韦长江所投入的部分款项，实际是对该工程的垫资。而韦长江与朱孟莹对该工程的垫资所产生的利润，博威公司已通过星泰公司支付给了韦长江及朱孟莹。三、朱孟莹与韦长江在共同承包博威工地期间因垫资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应该由朱孟莹与韦长江各负其责，而不应该由星泰公司负责。综上所述，韦长江起诉无事实依据，请法庭予以驳回。
第三人朱孟莹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答辩。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15日，星泰公司与博威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星泰公司承建博威公司的厂房、办公楼、传达室的土建和安装；工期为2009年5月16日至2009年8月14日；合同价款为3487000元。由朱孟莹担任星泰公司承建的上述工程的项目经理，负责工地的施工事宜。2009年3月10日，星泰公司为加强公司管理下发了东星建发（2009）2号文《关于禁止私刻项目经理部印章的通知》，规定各项目部禁止私刻项目经理部印章，在施工中必须统一使用公司下发的《东海县星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程资料专用章》，如出现私刻项目经理部印章对外借款、签订合同等行为，均属个人行为，所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及后果与公司无关。2009年3月11日，公司将该通知下发给朱孟莹及其他项目经理签收。
2009年5月20日，朱孟莹向星泰公司出具了承诺书，本人在外借款注明用于星泰公司工程的所有款项均属我个人行为，所欠材料款、人工费等一切费用均由我本人承担，与星泰公司无关。
2009年5月22日，朱孟莹以星泰公司项目部的名义与韦长江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上加盖了“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的印章，协议主要约定：1、韦长江付出的材料款、杂费、工人工资等费用就是所借的款项，借款利率按月息20‰计算，韦长江有权监督借款的有效使用。2、韦长江协助项目经理对建筑工地进行管理、对支出票据进行审查以及项目经理安排的其他杂务工作，星泰公司每月给付甲方酬金1万元。2009年8月9日，韦长江向星泰公司移交了涉案工程在2009年8月6日前材料款、人工费及零星支出票据440张，票据金额1622652元，并制作了票据移交清单，该票据移交清单上加盖了星泰公司财务专用章。后因该清单上数字有误，2009年8月10日，由星泰公司向韦长江重新出具一份“星泰公司博威工地人工费、材料款等费用支出票据移交清单”，该票据移交清单的第一段内容写明“星泰公司博威项目经理部朱孟莹经理经手借韦长江款项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材料费等开支，截止2009年8月6日，共向韦长江借款1622615元”，该票据移交清单上加盖了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印章和星泰公司财务专用章。
2009年12月13日，朱孟莹以星泰公司项目部名义向韦长江出具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一份，收据载明：星泰公司博威工地项目部借用韦长江款项支付给机械费、材料费、模板费、人工费等合计2264862元，详见周振德与韦长江的结算单据。
2009年11月28日，朱孟莹以星泰公司项目部名义向韦长江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根据2009年5月22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星泰公司博威项目部借用韦长江款项分期计算，截止到2009年11月19日，应给付韦长江利息96000元。
星泰公司先后六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向韦长江付款1333924.2元，2009年12月30日以现金支付方式向韦长江付款5万元，共计直接向韦长江付款1383924.2元。朱孟莹在上述工程施工过程中，离开工地，查无下落。
原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韦长江与星泰公司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即韦长江与朱孟莹项目部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对星泰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
原审法院认为，借款协议上加盖的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的印章对星泰公司不具有约束力。首先，星泰公司已发文明确禁止私刻项目经理印章且已将文件告知了朱孟莹，并且朱孟莹在承诺书中已明确承诺在外借款属其个人行为，韦长江在没有对涉案工程的有关情况合理审查的情况下，与朱孟莹项目部签订借款协议，且韦长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星泰公司对借款协议予以追认，不能认定借款协议书系星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星泰公司承揽了涉案工程后，其作为被挂靠人仅收取管理费，具体工程由挂靠人朱孟莹组织施工，朱孟莹应认定为实际施工人；韦长江在与朱孟莹达成借款协议时，应当审查该实际施工人的基本情况；从韦长江参与一系列的工程管理、资金监管、材料投入使用等行为看，也可以推定韦长江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工程的实际承建和施工情况。朱孟莹作为实际施工人，在涉案工程中的民事行为既非履行星泰公司的职务行为，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应由星泰公司承担。第三，关于借款协议书中提到的星泰公司派周振德作为代表监督借款使用问题。一方面，星泰公司没有书面或口头委托授权周振德作为其代表监督借款使用；另一方面，周振德也没有在借款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周振德当时知道借款协议一事；结合周振德关于其没有接受星泰公司委托而是系朱孟莹找去工地干活的证言，可以确认周振德并非星泰公司派往工地监督借款使用的代表，其行为并不代表星泰公司。综合上述情况，韦长江与星泰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成立，虽然星泰公司接收票据清单并加盖了公司财务印章，并不能表明星泰公司承诺对朱孟莹项目部的借款承担付款义务，对星泰公司辩称在支出票据移交清单加盖财务印章的行为仅是对接收票据这一事实进行确认的观点，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所以，韦长江与朱孟莹签订了借款协议书系其二人之间的个人行为，对星泰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对韦长江要求星泰公司承担偿还借款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韦长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2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228元，共计54456元，由韦长江负担。
上诉人韦长江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东海县人民法院（2012）东商初字第757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判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2503552.80元、利息96000元及自2009年11月20日起的约定利息；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重审上诉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涉案的《借款协议书》对星泰公司具有约束力，星泰公司应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首先，涉案工程是星泰公司中标承建，项目经理是朱孟莹，各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其次，《借款协议书》是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以“星泰公司”名义与上诉人签订的，并加盖了“朱孟莹项目部”印章，该印章对被上诉人当然具有约束力。该印章客观存在，且已在有关施工资料上多次使用，如上诉人举证的支出票据移交清单、工程开工报审表、工程变更单等。其中，2009年8月10日的支出票据移交清单上不仅加盖了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印章，也加盖了星泰公司财务专用章；2009年7月20日的工程变更单上既加盖了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印章，也加盖了星泰公司公章。上述事实说明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印章多次对外使用，足以证明星泰公司已认可了该印章的对外效用，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印章就是星泰公司刻制的，其对星泰公司当然具有约束力。第三，上诉人提供的支出票据移交清单载明“星泰公司中标承建连云港博威冶金材料有限公司厂房、办公楼等，星泰公司博威项目经理部朱孟莹经理经手借韦长江款项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材料费等开支，截止2009年8月6日，共向韦长江借款1622615元。星泰公司通过江苏银行先后于2009年7月24日、8月3日汇给韦长江计378890元，星泰公司要求韦长江将垫付的资金用于工地所支出的详细票据移交给星泰公司，具体移交票据如下……”清单上既加盖了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印章，也加盖了星泰公司财务专用章，这段文字清晰、明确地表达了借、还款情况，说是星泰公司不仅认可了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的借款行为，而且也参与履行了《借款协议书》，即履行了偿还借款的行为。该移交清单中涉及的支出票据全部由朱孟莹、周振德签字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4条规定“……合同以谁的名义签订、是否盖有相关印章、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条规定“承包人的项目部或项目经理以承包人名义订立合同，债权人要求承包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2008年10月15日《关于职务行为认定的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关于建筑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在工程施行工过程中对外所从事民事活动如何认定是否构成职务行为问题，“有下列情形这一的，可认定构成表见代理：1、项目经理用单位为其刻制的项目部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的；2、单位为其支付部分债务，参与了合同的履行；3、单位成立或认可的项目经理部（如单位通过广告牌等媒体向社会公示项目经理，在相关合同中认可项目经理等）对外以项目经理部或建筑单位名义签订合同、且出卖的标的物、租赁物确实用于工程的”。据此，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以星泰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星泰公司在《票据移交清单》中认可了该借款行为，上诉人所有出借的款项均用于博威工程的各项开支，星泰公司的印章与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的印章同时使用，且星泰公司先后6次履行了偿还借款1333924.2元的行为，故项目经理朱孟莹以星泰公司的名义对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退而言之也构成表见代理。该《借款协议书》对星泰公司具有约束力，上诉人与星泰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星泰公司依法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协议书》系上诉人与朱孟莹之间的个人行为，对被上诉人星泰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是严重错误的。第二，星泰公司提交的《通知》和朱孟莹的《承诺》充其量只是星泰公司和朱孟莹的内部约定，在星泰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知道该约定的情况下，绝不能因此而否定“朱孟莹项目部”印章的对外效力。第三，原审判决认定星泰公司在支出票据移交清单上加盖财务印章行为仅是对接收票据这一事实进行确认，并不能表明其承诺对朱孟莹项目部的借款承担付款义务。该清单确认了以下基本事实：1、星泰公司中标承建了博威公司厂房、办公楼等工程。2、星泰公司项目经理部朱孟莹经理经手借韦长江款项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材料费等开支，截止2009年8月6日，共向韦长江借款1622615元。3、星泰公司通过江苏银行先后于2009年7月24日、8月3日汇给韦长江计378890元。原审判决置上述事实不顾。第四，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朱孟莹，星泰公司是被挂靠人，明显错误。朱孟莹是星泰公司的二级建造师，是其工作人员，在星泰公司与博威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载明朱孟莹是该工程的项目经理，其在涉案工程中的民事行为完全是履行星泰公司职务的职务行为，涉案工程开工报审表、工程变更单、补充协议均是由星泰公司与博威公司签订，涉案工程的竣工结算是其与博威公司之间进行的，工程款也是由博威公司直接付至被上诉人账户的。星泰公司于2010年1月29日直接支付工地的工人工资347000元。上述足以证明星泰公司是实际承包人。另外，关于周振德是否是星泰公司派往涉案工地监督借款使用问题。鉴于其是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姐夫，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综上，《借款协议书》对被上诉人具有约束力，该协议书与星泰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支出票据移交清单等证据相互印证，充分证明了双方已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该借贷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已按约定借款给星泰公司使用，且所出借的款项均用于博威公司工地的各项支出，星泰公司应承担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
被上诉人星泰公司辩称，一、借款协议对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约束力。首先，从星泰公司收取的管理费、上诉人韦长江实际负责施工及相关诸多证人证言、博威公司的证明可以看出，朱孟莹项目部系挂靠在星泰公司组织施工的，韦长江和朱孟莹均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韦长江对工程的垫资是基于其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他与朱孟莹之间因合伙人出资多少而形成的内部债权债务问题与被上诉人无关。其次，朱孟莹在2008年取得项目经理资格，并不当然排除朱孟莹在2009年与韦长江合伙挂靠在被上诉人处招揽工程并负责施工这一事实。再次，借款协议的订立，韦长江主张一方当事人为星泰公司，但没有见到任何星泰公司确认的材料，星泰公司不可能在订立该借款协议时表示加盖项目部印章即生效，韦长江也不会同意由项目部盖章来订立他与星泰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这是出借人的基本注意义务。事实上，借款协议书上既没有星泰公司的印章，也没有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确认，因此该协议书对星泰公司不能产生约束力。借款协议上项目部印章不论真假也都因星泰公司的明令禁止而无效。二、移交票据清单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认可朱孟莹的借款合同，更不表明将参与该借款的偿还。一是该票据上的抬头部分内容是韦长江附加上去的，二是该清单只能表明被上诉人认可票据移交的事实。被上诉人接收票据只是被上诉人代为纳税的方便，因为挂靠经营项目的纳税必须经过被挂靠人，挂靠人个人是不能纳税的。关于印章，私刻项目部的章对公司不产生法律责任。如果韦长江主张借款协议签署之时，星泰公司是知情的，那么韦长江有义务要求星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者加盖星泰公司的印章。关于财务章，是在星泰公司财务人员不备时，上诉人偷加上去的，这在星泰公司提交的另外一份票据移交清单上可以看出。三、朱孟莹从来就不是星泰公司的员工，其在涉案工地上的具体管理行为并非是履行星泰公司职务行为。星泰公司对朱孟莹从未办理用工登记，亦未办理劳动保险。其只是因为涉案工程的需要而挂靠在星泰公司办理了项目经理证。四、关于与博威公司签订两份补充协议问题，这两份协议并不能排除实际施工人的存在，在所有的挂靠经营中，签合同的主体一方均是被挂靠人而非挂靠人，如果实际施工人可以直接与建设单位签合同，则无需挂靠经营。最后，韦长江在涉案工程中是实际施工人，从博威公司出具的证明、该公司主管该项目的副总经理江尧腾的出庭证言、韦长江和朱孟莹所雇用的工人的证言和星泰公司收取管理费用的事实均可以证明朱孟莹和韦长江与星泰公司是挂靠经营。韦长江是直接参与到涉案工程中去，且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表现在原料的采购、施工管理和工程结算，这并非是对出借资金的监管，因为出借人是可以监督出借资金用途的，但是出借人无权直接介入到实质的生产管理中。韦长江对涉案工程进行实质的管理，足以证明其就是实际施工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朱孟莹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1）本案中韦长江和星泰公司分别提供支出费用票据移交清单：星泰公司提供的2009年8月9日的支出费用票据移交清单，韦长江认可。该费用支出票据移交清单是手写体，载明“今收到星泰公司承建博威公司的办公楼、厂房等工程材料款、人工费及零星支出票据2009年8月6日前的：……合计票据440张。合计票据金额1622652元”。韦长江在上注明“2009年8月9号此复印件如有原件，原件作废，不起法律作用。经手人韦长江。因原件数字有误，甲方另盖章一份给我。”落款的移交人处有“韦长江、周振德”签名和“星泰公司的财务专用章”。韦长江提供的2009年8月10日的《星泰公司博威工地人工费、材料款等费用支出票据移交清单》，星泰公司不认可。该清单上除了数额和具体票据名称为手工填写外，其余皆为打印体，该清单的第一、二段载明“星泰公司中标承建连云港博威冶金材料有限公司厂房、办公楼等，星泰公司博威项目经理部朱孟莹经理经手借韦长江款项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材料费等开支，截止2009年8月6日，共向韦长江借款1622615元。2009年7月24日，星泰公司通过江苏银行转款33.2040万元，2009年8月3日星泰公司通过江苏银行转款4.6850万元。星泰公司要求韦长江将垫付的资金用于工地所支出的详细票据移交给星泰公司，具体移交票据如下……”落款是“移交人韦长江”（是打印，非手签），“接收单位”处盖有星泰公司财务专用章，经手人朱孟莹签字。
（2）工程开工、施工情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约定开工时间2009年5月16日，竣工时间2009年8月14日；资金来源自筹；合同总价348.7万元。实际开工时间为2009年6月10日。
（3）张学家、孙克永、盛大雷分别于2011年7月4日、2011年5月6日、2010年3月20日向韦长江提供证明，证明的内容与星泰公司提供的上述人员于2010年3月2日在东海县开发区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的内容不一致，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均陈述工地上实际负责人是韦长江。同时，盛大雷在2012年7月6日向星泰公司出具证明，称2010年3月20日向韦长江提供的证明，内容不真实，真实情况是其在东海县开发区派出所所说的内容。
（4）博威公司副总林江在2010年3月16日东海县开发区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项目经理是朱孟莹，是朱孟莹签的合同，但是朱孟莹到工地上，到十月份、九月底的时候来的就很少、很少了，后来几乎不来了，就看不到这个人了。朱孟莹走之后由韦长江负责工地上所有事务，就是朱孟莹走之前，工地上的什么事情也都要通过韦长江的。公司与施工方每周一次例会，朱孟莹不在时，韦长江都参加例会。工程上有什么问题，我方都找韦长江协商，因为瓦工、木工、钢筋工三个工头子都听韦长江的。……”
（5）周振德在2010年3月6日东海县开发区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在工地上干的。是朱孟莹安排的，工地上进料子要有人签字，是让我和陆俊安两个人签字，东西都是陆俊安买的，他买了东西，我在条子上也签个名字，起个证明作用，证明东西到工地了。……朱孟莹在工地上一个月就走了，后来都是韦长江负责的。每周五开例会，韦长江都在场……工资是陆俊安把钱发给我的”。
二审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朱孟莹以星泰公司项目部名义与韦长江签订《借款协议书》的行为是否是履行星泰公司的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二、星泰公司在2009年8月10日的《支出票据移交清单》上加盖“星泰公司财务专用章”，是否是星泰公司对朱孟莹向韦长江借款行为、借款数额1622615元的确认问。三、星泰公司通过江苏银行转款给韦长江的行为，是否是星泰公司向韦长江履行偿还朱孟莹借款的行为。
一、朱孟莹以星泰公司项目部名义与韦长江签订《借款协议书》的行为是否是履行星泰公司的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
（一）关于朱孟莹以星泰公司项目部名义与韦长江签订《借款协议书》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虽然建设单位博威公司与星泰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载明朱孟莹是项目经理，但结合星泰公司禁止私刻项目经理部印章的发文和朱孟莹对该文件的签收，朱孟莹的书面承诺，《借款协议书》的约定，以及韦长江提供的人工材料款支出的票据、该项目部施工工程资金的筹集、材料款的支付、人员使用及工资发放、工地管理来看，朱孟莹非星泰公司员工，朱孟莹设立的朱孟莹项目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仅是挂靠在星泰公司，与星泰公司不存在行政隶属管理关系，朱孟莹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
（二）关于朱孟莹以星泰公司项目部名义与韦长江签订《借款协议书》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构成表见代理需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件：第一，行为人无代理权，但客观上具有代理权表象与被代理人行为直接相关；第二，行为人在设立民事法律关系时以被代理人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第三，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本案中，首先，韦长江在朱孟莹未经星泰公司的任何授权情况下与其签订《借款协议书》，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失。韦长江对涉案工程的有关情况未进行合理审查，在其提供的《借款协议书》、《欠条》、《收据》上均未有星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志开的签名，亦无星泰公司印章，仅是朱孟莹签名及朱孟莹项目部印章；且韦长江在事后参与工地管理、向星泰公司移交票据的过程中，亦未核实或要求星泰公司予以追认，其存在一定的过失。其次，韦长江是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工程的实际承建和施工情况。虽然建设单位博威公司与星泰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载明朱孟莹是项目经理，但建设单位博威公司主管该项目的江尧腾证人证言，博威公司副总林江、张学家、孙克永、盛大雷于2010年3月2日在东海县开发区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的内容，以及韦长江在2009年10月10日，因工地上有人阻碍工地施工，向东海县开发区派出所报案的询问笔录内容，相互印证了韦长江是参与了该工程的工地管理；韦长江在朱孟莹下落不明后，在该项目工程工地上实施的一系列工程施工管理、资金监管、材料款的支出、工人工资的发放等行为，均证明韦长江是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工程的实际承建和施工情况。关于周振德是否代表星泰公司监督借款使用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借款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和周振德证言，周振德系朱孟莹项目部雇用的人员，其工资也是从朱孟莹项目部领取，韦长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周振德系星泰公司员工，且无证据证明周振德系受星泰公司委托授权，周振德监督借款使用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综上，韦长江在与朱孟莹签订借款协议书时存在过失，并不符合表见代理关于相对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的要件。朱孟莹以朱孟莹项目部名义与韦长江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既非履行星泰公司职务行为，亦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对星泰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关于星泰公司在2009年8月10日的《支出票据移交清单》上加盖“星泰公司财务专用章”，是否是星泰公司对朱孟莹向韦长江借款行为、借款数额1622615元的确认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中就2009年8月6日前发生的相关费用票据出现了2份不同的支出票据移交清单。从2份票据移交清单载明的内容及制作格式上看，落款处是“移交人”或“接收人”，从韦长江在移交人处的签名看，韦长江只是票据的移交人；从星泰公司在接收人处的盖章看，星泰公司也只是票据的接收人，星泰公司在支出票据移交清单上加盖财务印章的行为仅是对其接收票据这一事实的确认。星泰公司和韦长江各自提供的费用支出票据移交清单，均无法证明系星泰公司对朱孟莹向韦长江借款行为、借款数额的确认，亦不能证明星泰公司与韦长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关于星泰公司称其提供的2009年10月10日的票据移交清单是2009年8月9日支出费用票据移交清单上韦长江手写注明的“另盖章一份……”，因韦长江不认可，星泰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交付韦长江的事实，故本院对星泰公司的该意见依法不予采信。
三、关于星泰公司通过江苏银行转款给韦长江的行为是否是星泰公司在向韦长江履行偿还朱孟莹借款的行为。
本院认为，朱孟莹以朱孟莹项目部名义与韦长江签订的借款协议书的行为，系朱孟莹个人行为，既非履行星泰公司职务行为，亦不能构成表见代理，韦长江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星泰公司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向星泰公司交付借款的事实，因此，星泰公司与韦长江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星泰公司通过江苏银行转款给韦长江的事实，不足以证明星泰公司系在向韦长江履行偿还朱孟莹借款的义务。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星泰公司与韦长江之间无借款合意，也无借款事实发生，韦长江提供的借款协议书、欠条、收据均是朱孟莹个人以星泰公司朱孟莹项目部名义所为，朱孟莹以朱孟莹项目部名义与韦长江签订《借款协议书》的行为既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应由星泰公司承担。因此，韦长江主张星泰公司承担偿还借款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妥，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伏广超
代理审判员 刘永红
代理审判员 张 奇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吴剑铭
法律条文附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