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廊民一终字第18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祁凤生。
委托代理人张广新，河北燕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海，男，1954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毛庄村*排***号。身份证号：1328221954********。
委托代理人：赵海峰，河北驰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祁凤生因与被上诉人王振海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大厂民初字第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张祥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广新，被上诉人孙桂清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海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振海于1999年3月19日与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乡毛庄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该村土地8.4亩，承包期限为30年。该承包合同于1999年6月10日由大厂回族自治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2002年3月，被告的亲戚李某找到原告，要求原告将承包地给被告耕种。原告明确表示承包地交给被告耕种可以，但是不同意转让承包经营权。2002年3月19日，李某再次找到原告家里，要求原告将承包地交给被告耕种，原告王振海不在家，原告妻子让原告女儿王新月（当时年龄15岁）拿着土地承包合同及承包经营权证一起到毛庄村委会办理登记手续。原毛庄村委会会计贾海东将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一页表格中承包方一栏的承包方姓名由王振海涂改为祁凤生。经营权证土地承包使用权流转登记一页表格内有三处承包地块的名称，面积，受让方签字为“李某”，出让方签字为“王振海”，该签字下有“妻（代）”二字，实际签字为原告王振海女儿王新月签署，流转期限（起止年限）为“2002年3月19日至2028年3月18日”。该页加盖有毛庄村村委会的公章。此页表格中流转方式为空白。此后，涉案的8.4亩承包地由被告祁凤生耕种。相应的相关税费由被告缴纳，国家的各项补贴也由被告领取。2007年，涉案的承包地中的2.4亩被征用，相应的土地补偿款48000元由被告祁凤生领取并持有。目前，涉案承包地余下的6亩承包地亦被征用，相应的土地补偿款24万元应原告保全申请被本院依法冻结支付。
另查明，被告祁凤生原籍为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石桌子乡三岔口村人，2001年迁入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毛庄村。其户口迁出后，其本人在原籍的承包地已被调整，本人在原籍没有承包地。又查明，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毛庄村关于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法是以户为单位，补偿费通过村委会支付土地承包人。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土地经营权证复印件、证人李某的证言、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石桌子乡三岔口村证明、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镇毛庄村证明在案佐证，且均经当庭质证，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通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对集体土地占有、使用和收益以及自主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对于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依法进行流转。本案所涉的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纠纷即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即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即：（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中，“转让”这种方式与其他流转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结果是原土地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而其他各种流转方式均不丧失原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本案中，原告通过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依法取得了8.4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将承包地流转给被告耕种。原、被告之间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过程中，流转方式未作明确约定，导致矛盾产生。原告主张涉案的土地流转方式为代耕，被告主张为转让。结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流转方式为无偿转耕。理由是：1、原告自述当原告亲戚李某找到原告要求原告将承包地交给被告耕种时，原告明确表示给被告耕种可以，但是不给被告，其本意即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流转给被告。此点，证人李某当庭出具的证言中得到了印证；2、在流转登记过程中，代表原告签字的是其女儿，当时未成年，其行为不足以认定为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思表示，且登记不是确定土地流转方式的法定依据；3、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流转方式未填写。综上，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所涉承包地被征用产生的土地补偿款应属原告所有。故，对原告的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大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涉案的承包地中于2007年被征用的2.4亩土地补偿款，已由被告领取，相应的土地承包权已消灭。该土地补偿款的追索属一般债权主张。被告主张该部分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有据，本院对原告的此部分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为“转让”，原告已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其理由是，原告在得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承包合同被其女儿拿给李某并到村委会进行登记后，未找李某主张权利，李某也未约定一旦土地灭失土地补偿款的归属问题。其行为等同于对于配偶及其女儿的行为的追认，因此，该土地流转形式为转让。本院认为，原告女儿和李某将涉案的土地承包合同及经营权证拿走并到村委会进行登记的行为无论在行为方式上和行为效果上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在法律上并不产生土地经营权转让的法律效果。从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看，承包地让被告耕种并不违背原告的主观意愿，从李某第一次找原告要求将承包地交给被告耕种时，原告即明确表态可以，但不同意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原告未急于找李某主张相关权利，也表明了原告对将承包地交给被告耕种不反对的态度。同时，未进一步就土地灭失的土地补偿款问题进行约定，更说明，原告对此次土地流转的方式的主观认识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因为，原告的初始态度就不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原告的追认行为是对其妻女将承包地交被告耕种的行为表示同意。故此，被告的前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1999年原告王振海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载明的剩余六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原告王振海，六亩土地的补偿款24万元属原告王振海所有。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祁凤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诉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以“转让”方式进行的土地流转，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12页明确载明一方为“出让方”，一方为“受让方”。而出让即是出卖或转让的意思，受让，即是接受转让的意思，表明双方对“转让”这一流转方式的认可，且这一流转方式也得到了村委会加盖印章认可，被上诉人在对此事实全部知悉且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内未提出任何异议，显而易见是对土地转让及其女儿代办手续的认可，如果是代耕，被上诉人为何不及时收回自己的土地反而受让其他村民的土地。（二）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就涉案土地缴纳相关农业税费、领取政府种植补贴和收益等情况四份证据可以证实，涉案土地双方于2002年3月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至今已十多年，期间上诉人缴纳农业税、领取粮补、领取部分土地征地补偿款，皆是基于以转让方式取得承包经营权而享有的权益，被上诉人在此期间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三）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土地流转系“无偿转耕”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更无法证明“无偿转耕”的存在。而诉争土地中的2.4亩土地于2007年已被人民政府征收，6亩也于2015年7月被人民政府征收，征地补偿款24万元现存放于毛庄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已不存在。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王振海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土地流转的方式包括转让、转包、出租等许多方式。在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12页经营权转让登记中，转让形式是空白的，因此无法认定涉案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而且法律也对土地“转让”这一流转方式有严格的形式要求。（二）我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合同》及《公证书》交给对方，是为了让他们交税方便，因为当初说好了让对方种，税由对方交。（三）当时由于家里缺乏劳动力，我妻子身体有病，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但我当时就不同意把转让土地，是我女儿私自将经营权证书交给对方的。后来我们曾找过村委会要求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从对方手里要过来，但村里一直没给解决。（四）本案争议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而不是对土地改造的补偿，所以征地补偿款理应归我方所得。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王振海提交了从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调取的被上诉人之父祁士信与石桌子乡三岔口村委会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签订时间为1999年10月1日，证明祁凤生在原籍所在地还享有承包经营权。上诉人祁凤生认为该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而且也不能证明现在的承包状态。根据上诉人祁凤生的申请，本院办案人员赴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乡毛庄村，对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李洪伟、2002年时任村会计贾海东分别进行了调查询问。李洪伟述称，现涉案土地已被征收，土地征收后除了给补偿款，对失地人员还会有失地保险，但两家不能都享受此待遇，需要人民法院对涉案土地在征收前经营承包权归属进行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谁就给谁上保险。贾海东述称，2002年时上级对催交“三提五统”等税费要求很严格，如果不交公粮必须由村里垫付，如里交不上也垫付不了，村里的支书和主任就得辞职，当时他们之间的流转找的我，经村主任、书记同意后我给办的并加盖了村里的公章，把名字改成谁的谁就得负责交公粮。上诉人认为，对两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尤其是贾海东的笔录可以证实被上诉人的土地自愿交回村委会并办理了变更手续，虽没有明确转让形式，但从当时的法律规范和农村交易习惯上可以认定该流转方式为转让，现任村支书李洪伟对此也没有否认。被上诉人认为，对法院所做的两份调查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我们不同意上诉人的看法，李洪伟的证言只是对土地补偿款的价格及失地保险待遇问题进行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没有异议；贾海东当时既不是村主任也不是村支书，对公章的使用是没有权利的，当时村委会并不知情，而是由贾海东擅自加盖的公章。
本院认为，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一是涉案土地流转性质问题，二是征地补偿款分配问题，三是土地被征收后因可能带来失地保险等利益，而需要解决征收前承包经营权归属确认等问题。关于涉案土地流转性质问题。农村土地流转包括转让、出租、转包等形式，从上诉人祁凤生在一审中提交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第十二页记载内容和与双方均没有利害关系的时任村会计贾海东的证言看，双方当时虽对流转时间从2002年至2028年进行了约定，并同时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但在“流转形式”一栏却没有任何标注；从当时被上诉人王振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合同》及《公证书》均交给上诉人祁凤生，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约定了流转年限，流转后在长达十多年的情况下无论上交税费还是领取粮补均由张祥承担或享有的事实，以及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习惯看，该流转方式亦不符合被上诉人主张的无偿转耕情形。综合双方陈述及所提交的相应证据，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土地流转方式应属于约定不明。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土地流转方式为无偿转耕，缺乏事实和法律支持，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被上诉人王振海虽然述称当初其不同意流转，是其女儿将涉案土地相关证书私自交给上诉人祁凤生的，那么就理应通过有效方式主张权利及时追回涉案土地相关证书，但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内，没有证据证明其曾采取过有效方式主张过自己的权利，故对其该述称，本院不予以采信。关于涉案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问题。法律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本案中，因双方对流转方式约定不明，同时综合考虑2002年土地流转时因税赋过重导致农村耕地存在撂荒较多情况、上级政府对催收农村耕地税费要求比较严格等历史背景、被上诉人因无力耕种可能面临承包地被发包方无偿收回的风险、接手耕种的上诉人为保护耕地和粮食生产做出的贡献及相应投入等因素，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对因涉案土地经营承包权的存在而获得的24万土地征收补偿款，本院酌定由双方当事人平均分配。对2007年被征用的2.4亩土地补偿款因被上诉人主张该部分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对被上诉人的此部分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的处理，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关于涉案土地征收后可能存在的失地保险等利益而需要解决征收前涉案土地经营权归属确认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祁凤生原为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石桌子乡三岔口村人，2001年其户口迁至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祁各庄乡毛庄村，其迁户行为并不属于原户籍所在地土地发包方必须收回其承包地的法定情形，加之由于被上诉人王振海世代居住在本村，农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强烈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生存福利性质，故在双方之间土地流转方式不明的情况下，理应将涉案土地征收前的经营承包权确认给被上诉人王振海所有。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1999年被上诉人王振海与所在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载明的剩余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被征收前归被上诉人王振海所有；
二、6亩土地的补偿款24万元，其中12万元归上诉人祁凤生所有，12万元归被上诉人王振海所有；
三、驳回上诉人祁凤生和被上诉人王振海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共计4500元，由被上诉人王振海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上诉人祁凤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柴秋芬
审 判 员 王传民
代理审判员 相宪伟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薛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