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73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被告）：刘秀文，男，196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玮，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定银，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原告）：湖北华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田园大道1196号。
法定代表人：郭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厚潜，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易农街8号14楼15号。
法定代表人：祝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海英，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秀文、上诉人湖北华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中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汽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2民初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秀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玮、定银，上诉人华中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厚潜，被上诉人湖北汽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海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秀文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四项，改判华中物流公司、湖北汽运公司连带支付刘秀文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含2008年之前的经济补偿金及额外的经济补偿金）69,569.25元，失业保险损失22,176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明显错误，应属于用人单位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应当依据通知书载明的事由确定，而通知书载明的内容是经营困难，但用人单位无权以此为由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一审提交的劳务协议本无时间约定，系用人单位事后单方填写以虚构劳动合同到期的事实。即使劳务协议真实，因刘秀文在关联企业工作达15年，应认定双方系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不可能到期终止，劳务协议的时间约定与法律规定不符，不是合同到期的有效约定。二、华中物流公司、湖北汽运公司应承担刘秀文全部工作年限的赔偿金。依据法律规定，华中物流公司、湖北汽运公司应支付刘秀文2008年之后的赔偿金；2008年之前的工作年限应依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的规定，由华中物流公司、湖北汽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及额外的经济补偿金。三、华中物流公司、湖北汽运公司应对未支付的赔偿金和失业保险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华中物流公司、湖北汽运公司为关联企业，且刘秀文受湖北汽运公司指派到华中物流公司工作，实际上华中物流公司、湖北汽运公司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刘秀文的工作内容与工作地点相同，一直以华中物流公司、湖北汽运公司名义对外联系，接受华中物流公司、湖北汽运公司领导的工作安排，华中物流公司、湖北汽运公司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况。
华中物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其不向刘秀文支付经济补偿金和失业保险金。事实和理由：一、华中物流公司与刘秀文是劳务关系，华中物流公司不应承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责任。刘秀文2011年到华中物流公司就职时明确其与武汉市第二印染厂有劳动关系且不愿意解除，故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了劳务协议。二、即使华中物流公司与刘秀文构成劳动关系，华中物流公司应支付的经济补偿期限应为劳务协议的四年，一审判决从2008年1月1日起算不当。一审将刘秀文在华中物流公司及湖北汽运公司工作的年限合并计算无依据，即使合并计算，也只能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出台后即2010年起开始计算。三、一审判决华中物流公司向刘秀文支付失业保险损失错误。因华中物流公司不可能为刘秀文缴纳社会保险，故刘秀文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并非华中物流公司的过错，即使计算该损失，年限也只能是4年，不应将刘秀文在湖北汽运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湖北汽运公司辩称，刘秀文提供劳务期间，由武汉市第二印染厂为其缴纳社保，劳务协议终止后，刘秀文与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刘秀文在2016年申请仲裁，明显超过仲裁时效。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刘秀文主张2000年开始工作，但是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刘秀文在武汉市第二印染厂已经缴纳了社保，刘秀文在其他用人单位无法再建立保险关系，没有缴纳社保的过错在于刘秀文，一审判决不应支持刘秀文的失业保险损失。对华中物流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
刘秀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中物流公司和湖北汽运公司共同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76,590元（以合同解除前12个月平均工资2,553元计算，即2,553元/月×15个月×2）；2、未购买失业保险造成的失业保险金损失26,040元（1,085元/月×24个月）；3、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28,083元（2,553元/月×11个月）。
华中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中物流公司不向刘秀文支付经济补偿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湖北汽车运输总公司原系国有公司，后于2012年12月28日改制，并更名为湖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华中物流公司原由湖北汽车运输总公司和武汉市新星交通实业发展公司共同注册成立，2011年4月8日，华中物流公司变更为由湖北汽车运输总公司独资，2011年9月28日，华中物流公司增资，并增加一法人股东湖北君道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4.29%，2011年11月23日，华中物流公司的二股东的出资比例变更为湖北君道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占51.02%，湖北汽车运输总公司出资占48.98%。武汉市零点二手车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系由华中物流公司设立的法人独资公司。湖北大力神吊装有限责任公司系由湖北汽运公司设立的法人独资公司。武汉合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于2007年8月10日注册成立，其股东为湖北汉正西物流有限公司和湖北九头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主营范围为劳务派遣、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人才信息咨询。湖北九头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为华中物流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刘秀文于2000年10月入职湖北汽车运输总公司从事安全生产工作。2002年9月12日，刘秀文作为湖北汽车运输总公司的员工参加了武汉市经济委员会组织的安全生产培训，该委颁发了安全生产资格证。2011年5月20日，刘秀文再次作为湖北汽车运输总公司员工，参加了武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安全生产培训，该局颁发安全生产资格证。2011年11月，刘秀文与华中物流公司签订劳务协议，约定协议期限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2015年10月27日，华中物流公司向刘秀文出具《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载明“受黄标车政策及行业的影响，公司现有车辆规模持续萎缩，公司正常经营已面临严峻的困难，公司决定终止与你的劳动合同，请你及时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及手续。”刘秀文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2年2月至2015年11月由武汉市零点二手车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按月向其转账支付工资。刘秀文的社会保险一直由其原工作单位即武汉市第二印染厂缴纳至今。刘秀文离职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为2,553元/月。2015年11月3日，刘秀文以华中物流公司、湖北汽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二公司共同支付：（一）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76,590元（2,553元×15×2）；（二）失业保险损失26,040元（1,085×24）；（三）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8,083元（2,553×11）；（四）仲裁全部费用。该委于2016年1月5日作出东劳人仲裁字[2016]第34号仲裁裁决：一、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华中物流公司支付刘秀文经济补偿38,295元（2,553元/月×15个月）；二、驳回刘秀文的其他仲裁请求。刘秀文、华中物流公司均不服上述仲裁裁决，分别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华中物流公司和湖北汽运公司之间关系认定的问题。所谓关联企业是指与其他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关系或重大影响关系的企业。相互之间具有联系的各企业互为关联企业。关联企业在法律上可表现为由控制公司和从属公司构成。而从华中物流公司和湖北汽运公司及武汉市零点二手车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大力神吊装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控股关系来看，湖北汽运公司系华中物流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出资比例高达48.98%，武汉市零点二手车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系华中物流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大力神吊装有限责任公司系湖北汽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湖北汽运公司对其他公司明显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关系，四公司之间应认定为关联企业。关于刘秀文的入职时间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刘秀文主张其于2000年10月入职湖北汽运公司，湖北汽运公司予以否认，但根据刘秀文提供的安全生产资格证书，刘秀文至少从2002年开始即已在湖北汽运公司从事安全生产工作，其至2011年5月仍在湖北汽运公司工作。而关于刘秀文入职时间的证据由用人单位湖北汽运公司掌握，湖北汽运公司拒绝提供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根据刘秀文的陈述认定其入职时间为2000年10月。湖北汽运公司还辩称即使其与刘秀文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1年7月31日终止，但湖北汽运公司提供的《终止劳务协议通知（证明）书》系由武汉合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出具，湖北汽运公司未举证证明刘秀文为该公司提供过劳动，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武汉合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过劳务派遣协议，故不能认定刘秀文与武汉合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公司无权向刘秀文出具《终止劳务协议通知（证明）书》，该证明书对刘秀文应是无效的，对湖北汽运公司的该项辩称意见不予确认。关于刘秀文与湖北汽运公司、华中物流公司之间是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根据查明的事实，刘秀文原系武汉市第二印染厂的下岗职工，其社会保险虽然一直由武汉市第二印染厂缴纳，但从2000年10月开始，刘秀文即为湖北汽运公司提供劳动，其从事的安全生产工作系湖北汽运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湖北汽运公司按月向其支付工资，双方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用工关系，双方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刘秀文与湖北汽运公司应形成劳动关系。华中物流公司虽诉称，其与刘秀文签订了《劳务协议》，刘秀文对双方形成的劳务关系是明知的，但该《劳务协议》中对合同期限，刘秀文提供劳动的方式，从事的岗位及刘秀文应当遵守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等均进行了约定，该《劳务协议》已经具备了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其虽名为劳务协议，实为劳动合同。而刘秀文作为普通的劳动者，其无法明确知晓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的区别，即使其在《劳务协议》上签名，也不能认定为其对劳务关系的确认。从事实来看，刘秀文与华中物流公司之间的用工关系也符合前述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其与华中物流公司之间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而华中物流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向刘秀文出具的《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也可以印证华中物流公司对双方形成的劳动关系应是认可的。关于刘秀文工作年限的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刘秀文于2000年10月入职湖北汽运公司，其于2011年8月与华中物流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其用人单位变更为华中物流公司，华中物流公司或湖北汽运公司未举证证明湖北汽运公司向刘秀文支付了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故刘秀文在湖北汽运公司的工作年限应一并计入华中物流公司的工作年限，刘秀文在华中物流公司的工作年限应从2000年10月开始计算。湖北汽运公司辩称2011年7月31日，刘秀文签署了《终止劳务协议通知（证明）书》，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刘秀文在湖北汽运公司的工作年限不应计入华中物流公司的工作年限。但首先，如前所述，该《终止劳务协议通知（证明）书》系由武汉合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出具，对刘秀文并不生效。其次，即使该《终止劳务协议通知（证明）书》有效，该文件仅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间，而湖北汽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提出终止劳动合同，除能证明刘秀文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以外，由用人单位提出终止劳动合同仍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在湖北汽运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向刘秀文支付了经济补偿金的情况下，刘秀文在该公司的工作年限仍应计入其关联公司华中物流公司的工作年限内。华中物流公司诉称刘秀文不能证明其从2000年10月至2015年10月27日工作一直是连续的，其工作年限不应合并计算。但刘秀文作为劳动者，其不可能在未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前，刻意保留其连续工作的证据，其已经提供不同时间的安全生产证书证明其连续工作的事实，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湖北汽运公司或华中物流公司作为刘秀文的用人单位应当掌握了其是否连续工作的证据，二公司均未提供反证证明刘秀文在2000年10月至2015年10月27日间存在劳动关系中断的事实，应认定刘秀文的工作年限具有连续性。华中物流公司还诉称即使刘秀文在湖北汽运公司的工作年限应当计入其在华中物流公司的工作年限，也应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实施之后（即2010年9月14日）才开始计算，但刘秀文为二公司提供劳动一直是持续状态，劳动关系亦是持续的，不能因为司法解释的出台而割裂这种持续状态，因此华中物流公司的该项诉称意见应属于对法律的不当解释，不予确认。关于华中物流公司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的，劳动合同终止。该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期满后均有选择终止或者续订劳动合同的权利。根据查明的事实，刘秀文与华中物流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实为劳动合同）于2015年10月31日届满，华中物流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向刘秀文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作出了终止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并将该意思表示告知了刘秀文，双方劳动关系应认定于2015年10月31日到期终止，而不是刘秀文主张的华中物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故其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因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该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如前所述，华中物流公司于双方劳动合同届满时终止了劳动合同，应当依法向刘秀文支付经济补偿金。虽然刘秀文在华中物流公司的工作年限从2000年10月开始计算，但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并无双方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故华中物流公司向刘秀文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应从2008年1月1日开始计算，至2015年10月31日，刘秀文的工作年限已满7年10个月，华中物流公司实际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为20,424元（2,553元/月×8个月）。关于支付失业保险损失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保险金：（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因华中物流公司提出终止劳动合同，刘秀文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情形，其应当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根据查明的事实，湖北汽运公司或华中物流公司均未为刘秀文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刘秀文终止劳动合同后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刘秀文主张华中物流公司赔偿其失业保险损失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刘秀文在华中物流公司的工作年限已满15年，依法可以享受24个月的失业保险待遇，故华中物流公司应当支付的失业保险损失为22,176元（924元/月×24个月）。关于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刘秀文于2000年10月入职湖北汽运公司，至2010年10月，刘秀文在湖北汽运公司已工作满10年，湖北汽运公司依法应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湖北汽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与刘秀文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故对刘秀文主张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湖北汽运公司应支付28,083元（2,553元/月×11个月）。刘秀文主张由湖北汽运公司和华中物流公司共同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但根据查明的事实，2011年8月1日，刘秀文与华中物流公司签订了一份《劳务协议》，该《劳务协议》已经具备了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应认定系劳动合同，刘秀文虽主张其签订的是空白合同，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签名承担全部责任，故对其该项主张不予确认。因刘秀文与华中物流公司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故对其主张华中物流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湖北汽运公司和华中物流公司是否需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仅规定了劳动者与关联企业之间轮流建立劳动关系，其工作年限可以合并计算的问题，但从法律性质上而言，关联企业之间仍系独立的民事主体，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无关联企业之间需对外共同或连带承担责任的规定，故对刘秀文主张二被告共同承担责任的请求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华中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华中物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秀文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0,424元、失业保险损失22,176元；三、湖北汽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秀文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8,083元；四、驳回刘秀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刘秀文与华中物流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是否为期限空白的协议。刘秀文主张该协议的期限空白，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主张，本院对刘秀文的该主张不予采信。二、刘秀文是否入职湖北汽运公司及入职时间。湖北汽运公司二审提交了乙方署名为刘秀文、甲方署名武汉合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的两份劳务协议，证明2007年至2011年间刘秀文是与武汉合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构成劳动关系。因湖北汽运公司仅提供了劳务协议而未提供武汉合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实际用工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规定，湖北汽运公司主张武汉合创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与刘秀文构成劳动关系，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刘秀文与华中物流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刘秀文同意华中物流公司根据工作需要，可调整刘秀文岗位和具体劳务内容；刘秀文应按照华中物流公司要求的时间和地点提供劳务；劳务期间，应当遵守华中物流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和业务操作规程；华中物流公司按照国家的规定和刘秀文的工作岗位，按月支付刘秀文劳务报酬，其劳务费不得低于武汉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刘秀文的社会保险一直由武汉市第二印染厂缴纳，其中失业保险缴费时间自2005年6月始，双方劳动关系至今未解除。2015年10月9日、11月5日，武汉市零点二手车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向刘秀文发放的工资金额均为2,500元。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湖北汽运公司未提起上诉，其对一审判决提出的异议不属于本院审查的范围。
一、关于刘秀文与华中物流公司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华中物流公司以其与刘秀文签订的劳务协议主张双方建立的是劳务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本人之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虽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劳动者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和受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而劳务关系是指用工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定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它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之间就劳务事项进行等价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从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看，报酬的性质和支付方式不同。因劳动合同履行而产生的劳动报酬，具有分配性质，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其支付形式往往特定化为一种持续、定期、规律性的工资支付；因劳务合同取得的劳务报酬，按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支付，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是商品价格的一次性支付，多为一次性的及时结清或按阶段按批次支付。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务协议的内容可知，刘秀文要接受华中物流公司的管理，双方之间存在持续、定期、规律性的工资支付，该事实能够证明双方形成的是劳动关系，况且华中物流公司于2015年10月向刘秀文出具的是《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进一步证明华中物流公司对双方关系的认知也是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华中物流公司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如何认定刘秀文与华中物流公司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的事由及相应法律后果。刘秀文主张其签订的劳务协议是期限空白的协议，但无证据证明。该合同的性质为劳动合同，其上载明的期限即为劳动合同期限，双方劳动合同到期日为2015年10月31日。华中物流公司于同年10月27日向刘秀文发出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即使华中物流公司没有以合同到期而是以企业经营困难为由终止劳动合同，但不能否定劳动合同期限即将届满的客观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的，劳动合同终止。即使华中物流公司未在书面终止通知中载明劳动合同到期的事由，但不能否定该公司依据法律规定享有的终止权。况且，刘秀文2015年9月与10月的工资相同，现无证据证明华中物流公司扣减了刘秀文2015年10月27日至31日的工资，说明华中物流公司终止劳动合同的时间与合同约定一致，华中物流公司始终都未行使劳动合同的解除权。刘秀文未与华中物流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双方已订立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且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不能视为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华中物流公司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向刘秀文支付经济补偿金。刘秀文上诉主张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承担其全部工作年限的赔偿金，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华中物流公司与湖北汽运公司的关联关系，华中物流公司上诉主张仅应支付刘秀文四年的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已对此充分论述。华中物流公司还主张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生效时即2010年起算支付刘秀文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解释是为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对华中物流公司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刘秀文主张的失业保险损失一节。刘秀文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规定的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之一，其与新单位湖北汽运公司、华中物流公司构成劳动关系的同时，未解除与原企业的劳动关系。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刘秀文的原用人单位武汉市第二印染厂一直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其中包含了2005年6月以后的失业保险。刘秀文离开华中物流公司后，其与武汉市第二印染厂的劳动关系仍存续，不属于失业人员，其要求华中物流公司赔偿失业保险损失没有事实依据。
四、刘秀文上诉主张湖北汽运公司、华中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节。刘秀文以湖北汽运公司、华中物流公司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其接受两单位领导的工作安排，两单位混同用工为由，主张两单位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刘秀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湖北汽运公司、华中物流公司管理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务混同，其主张两单位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依据不足。刘秀文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同时期其接受上述两单位的领导，同时为上述两单位提供劳动，其在起诉状中明确其2000年入职湖北汽运公司，2010年被指派至华中物流公司，换言之，刘秀文对不同时期的用工主体的认知是明确的，其上诉主张湖北汽运公司、华中物流公司混同用工，因证据不足且与其自述不一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秀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华中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2民初17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湖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秀文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8,083元。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2民初1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即一、驳回湖北华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湖北华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秀文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0,424元、失业保险损失22,176元；四、驳回刘秀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湖北华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秀文经济补偿金20,424元。
四、驳回刘秀文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湖北华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刘秀文、湖北华中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10元，由刘秀文负担的部分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 飚
审判员 胡 浩
审判员 胡铭俊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卢宇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