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海民初字第23334号
原告：高宇，男。
委托代理人：单兴山，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冠安安防技术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白塔庵汉荣家园1幢1102号，注册号110108004314158。
法定代表人：邓永林，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伟，男，该公司经理，住该公司宿舍。
委托代理人：胡芙兰，女，该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住该公司宿舍。
被告：英属维尔京群岛绿洲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代表处，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国际投资大厦D座416、420-421室，编号0182529。
负责人：陈镭，首席代表。
委托代理人：田孝京，男，该公司法律顾问。
原告高宇与被告北京冠安安防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冠安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绿洲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代表处（以下简称绿洲代表处）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8月27日立案受理后，由本院代理审判员刘凯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宇及委托代理人单兴山，被告冠安公司委托代理人刘伟、胡芙兰与被告绿洲代表处委托代理人田孝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宇诉称：我于2009年5月27日与冠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并于当日被派往英属维尔京群岛绿洲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的伊拉克共和国（以下简称伊拉克）项目工作至今，三方是劳务派遣关系。自入职以来冠安公司从未按时支付我工资及奖金，也从未支付我双休日、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我不要求追加英属维尔京群岛绿洲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案的当事人，也不要求该公司或绿洲代表处在本案中承担责任，要求由冠安公司独立承担责任。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冠安公司支付我，1、2009年5月27日至2012年8月27日期间工资差额431209元，奖金232000元。2、2010年7月至2011年5月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10060元。3、2009年5月27日至2012年8月27日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共计403014元。4、报销2012年1月份差旅费2992元。
冠安公司辩称：不同意高宇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时效。高宇第1、3项诉讼请求不成立，我公司已经足额支付高宇应得报酬。高宇的亲哥哥高飞是我公司法人邓永林的女婿，高飞负责我公司的国际业务，高宇属于我公司派往海外项目的员工，归高飞管，与高宇的合同也是高飞负责签订，后高飞与公司发生矛盾后离职，高宇才与公司发生纠纷。我公司已经与高宇签订劳动合同，但因双方是亲属关系，所以没有填写期限，但双方一直履行原劳动合同，我公司亦及时支付了劳动报酬。我公司已经多支付其9660元，现要求抵扣。要求撤销追加绿洲代表处为本案被告，由我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绿洲代表处辩称：不同意高宇的诉讼请求。我方系绿洲公司驻中国代表处，不具备法律上的主体资格。2009年4月21日，绿洲公司与冠安公司签署技术服务合同并建立外事服务合同关系。2009年5月，冠安公司派遣员工在与绿洲公司合作的位于伊拉克项目工作。绿洲公司已经按照技术服务合同的规定全额支付合同项下款项，冠安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劳资纠纷与我方及绿洲公司无关。
经审理查明：绿洲公司系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绿洲代表处系绿洲公司派驻我国的代表处。2009年4月1日绿洲公司与冠安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技术服务合同，主要内容为冠安公司为绿洲公司在后者在伊拉克境内的油田项目提供中方安保监督员服务。2010年4月1日，双方续签了为期两年的技术服务合同，内容与前合同相近。高宇于2009年5月27日入职冠安公司，当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高宇被派往在伊拉克的项目处任安保员。合同抬头为“北京市劳动合同“，甲方信息处均未填写，乙方信息处仅填写了高宇的名字，其他身份信息均未填写，内容：合同类型为有期限合同，生效日期2009年＿月＿日，其中试用期1个月。本合同2010年＿月＿日终止（空白处均未填写具体日期）。高宇担任绿洲公司驻伊拉克石油安保监督员，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平均每年工作时间不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冠安公司安排高宇加班的，应安排高宇同等时间补休。执行综合工作制的工资支付按年薪执行。高宇年薪3235美元，海外生活补助8823美元，加班费5588美元，年终奖金0到7352美元（可协商按当日汇率支付人民币）。合同末尾处，甲方盖有冠安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签有高宇名字，签订日期处未填写。在整份合同多处需要填写或盖章的地方中，仅有开头和末尾处高宇的两个签字和一个冠安公司的合同专用章。2012年1月17日，高宇回国，未再向冠安公司提供劳动。
庭审中，三方均认可以下内容：冠安公司法人兼总经理邓永林之女邓晓丽与高宇之兄高飞系夫妻关系；邓永林兼任该公司国际业务部经理；高飞任国际业务部副经理并负责国际业务部，后离职；邓晓丽在冠安公司工作，没有具体职务。高宇的主要工作内容在国外，在国外时其每周7天工作，没有休息日；回国时则处于休息待岗状态，不工作。高宇的工资也相应的分为国内工资与国外工资两部分，在国外工作时，冠安公司同时支付其国内、国外两部分工资，在国内休息时只支付其国内工资。2009年5月27日至2010年3月31日期间，高宇在国外工作253天，在国内55天；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高宇在国外工作150天，在国内124天。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间高宇在国外工作300天，在国内155天。根据上述三方认可的数据统计，2009年5月27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间高宇在国外工作703天，在国内休息334天。2009年5月27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高宇共在国外度过法定节假日14天。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间，高宇共在国外度过法定节假日8天。高宇在职期间共有3次中秋节，3次元旦和2次春节在境外度过。冠安公司以美元和人民币为货币单位向高宇支付工资。2009年5月27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以6.80：1计算，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间的汇率以按6.43：1计算。根据上述汇率标准计算，2010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间，冠安公司向高宇本人支付国内、国外工资共计353032元。
三方对冠安公司向高宇发放的2009年5月27日至2010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数额存在争议。冠安公司和绿洲代表处主张向高宇发放工资66323元。其中包括2009年10月28日20000元、2010年1月28日16000元、4月26日5950元、8月14日补发500元美元（折合3400元人民币），此4项共计45350元。另有，2010年1月26日8000元、4月7日4193元、4月26日10000元、8月3日1000元美元（折合6800元人民币），共计20973元。其中，4月26日的10000元系高宇的嫂子邓晓丽替其支取。8月3日的1000元美元系高宇在境外向其他公司员工孙宇光所借，冠安公司的项目主管郝同梁代高宇向孙宇光偿还，故该公司将该款支付给了郝同梁，其余款项系高飞替高宇领取。高宇对上述4项共计45350元工资款予以认可，对其他款项不予认可。高宇称不清楚为什么邓晓丽支取其的工资，其认为是因邓晓丽没钱花了；其称冠安公司与高飞发生矛盾后，不支付高飞工资，故高飞以其的名义在冠安公司取钱，其对邓晓丽和高飞领取其工资的行为均不予认可。冠安公司未提交所主张的2010年1月26日8000元、4月7日4193元两笔款项的支付记录。
三方对高宇的工资标准、加班情况以及国内外工作和休息的比例存在争议，高宇主张在职期间共执行过两个工资标准，2009年5月28日至2009年7月28日期间，其的工资按劳动合同标准计发，其中年薪3235元美元的部分以月2000元人民币计算，其余部分（海外生活补助8823元美元，加班费5588元美元）以月薪8000元人民币计算。2009年7月28日以后，其工资标准调整至国外工资每天80元美元（月2400元美元），国内工资每月3000元人民币，每年奖金10万元人民币，每个法定节假日及八一建军节各有过节费1000元人民币。开拓者奖励800元美元（已于2009年底支付）。在伊拉克一次性工作6个月的，以后每超过一个月有超期服役奖金1000元，其曾在2010年8月10日至2011年5月1日期间连续在国外工作9个月，冠安公司未支付其超期服役奖金3000元。高宇主张其每次从国外工作结束后回国休假的时间应以1个月为限，此期间应按照国内工资标准发放其工资，冠安公司超过1个月不派其到国外工作，则应按国外标准支付其在国内期间的工资。2012年1月其回国休假1个月之后，其要求回伊拉克工作，但遭到冠安公司的拒绝。其在国外期间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任何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故冠安公司应支付其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高宇提交工资确认单、邮件打印件、银行卡明细、《GA前线未休假奖励津贴暂行规定》为证。工资确认单落款时间2011年12月31日，内容：截止到2011年9月15日，高宇海外日薪80元USD，工作时长226天，国内薪资27000元人民币，工资合计140904元人民币，业务费1040元人民币，年终奖和特别奖为0，应付139864元人民币，已付19899元人民币，实付119965元。底部附有由高宇个人缴纳个税的声明，载有高宇签字。银行卡明细为打印件，未加盖银行章印，显示交易区间为2010年10月1日至2012年3月19日，期间有多笔交易记录，高宇未予统计，未对此予以说明。《GA前线未休假奖励津贴暂行规定》主要内容：超过6个月未安排休假员工，每超过1个月，每月（按照实际天数算）享有1000元人民币奖励津贴。超过12个月未安排休假员工，每超过1个月，每月（按照实际天数算）享有2000元人民币奖励津贴。正常休假员工不享有此项奖励。落款时间2010年12月20日。邮件打印件显示2012年2月17日发件人“GaoYu“向收件人“张军“发送主题为归队的电子邮件，内容为：“主任您好，您什么时候回国，我计划28号批次归队，妥否请指示。“2012年2月18日，发件人zhangjun回复“GaoYu“，“好，归队吧，我们在国内肯定见不到了。“冠安公司认可高宇曾在2010年8月10日至2011年5月1日期间连续在国外工作，但对高宇的其他主张和银行卡明细、邮件打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所有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冠安公司主张劳动合同和工资确认单中已经写明高宇的工资待遇，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高宇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根据工作性质，高宇在国外没有休息日，但其回国休假的时间就是倒休，且休息日的工资已经在合同中预先约定并足额支付。自2011年1月1日开始，高宇的工资调整至国外工资每天80元美元（月2400元美元），国内工资每月3000元人民币；在此之前，高宇一直适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年薪3235元美元的部分以月2000元人民币计算，其余部分（海外生活补助8823美元，加班费5588美元）以月薪8000元人民币计算。高宇享有开拓者奖励800元美元，《GA前线未休假奖励津贴暂行规定》中提到的超期服役奖金；另外，高宇在境外工作时的中秋节有800元，元旦和春节各有1000元的过节补助费，在职期间共计7400元，视工作表现发放合同约定范围的两次奖金共计69997元。高宇曾在2010年8月10日至2011年5月1日期间连续在国外工作，2012年1月19日高宇回国休假。高宇在国内应按照国内标准发放工资。绿洲办事处同意冠安公司的意见。三方均认可对高宇在国外和国内的时间比例没有约定。高宇未提交其在国外期间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证据。
另查，2010年7月22日，冠安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5050元给高宇的父亲高号羊。冠安公司主张该款系高宇2010年上半年的工资，高宇则称不知道该款的性质。
三方均同意按照高宇的工资总额与实际工作总天数进行核算。
高宇主张按照惯例冠安公司应为其报销2012年1月份国内部分的差旅费2992元，其提交北京到西安的往返机票、服务业、餐饮等发票为证。冠安公司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高宇的主张不予认可。高宇未提交双方对此有约定的证据。
高宇主张因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未有截止日期，最长应至2010年12月31日止，冠安公司应支付其未续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冠安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高宇的哥哥高飞负责管理国际业务，包括与外派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因双方是亲属，故高飞与高宇签订劳动合同时未注意期限问题，后因家庭纠纷，高飞离职，引发此争议。双方一直按劳动合同履行各自权利义务，故劳动合同的期限应一直延续，至2012年3月30日高宇提起仲裁申请时终止，或根据有期限合同的惯例为期一年，至2010年5月27日止。高宇主张系由邓晓丽负责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其认可在签订时曾注意到合同没有期限，邓晓丽告诉其事后再补。
后高宇于2012年3月30日以要求冠安公司支付其2009年5月27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奖金差额、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2010年5月28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间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012年1月份差旅费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委作出海劳仲审字［12］第477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高宇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高宇申请追加绿洲代表处为被告，本院依法追加。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奖励规定、邮件打印件、发票、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高宇于2012年3月30日提起仲裁申请，不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冠安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高宇主张2012年3月31日之后的工资、奖金差额以及加班费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与本案诉请之间不具备依附性，本院不予处理。
冠安公司与绿洲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内容不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为有效。根据合同内容，冠安公司为绿洲公司在伊拉克境内的油田提供中方安保监督员服务，双方系合作关系。高宇与冠安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被派往项目处工作，三方之间系基于该项目合作关系建立了联系，高宇与绿洲公司不存在劳务派遣关系。
就高宇的工资标准一节，本院认为，双方劳动合同虽未对期限作出明确约定，但依合同中约定的1个月试用期以及劳动合同的惯例，不应低于一年，劳动合同中此期间约定的工资标准与冠安公司的主张相符，故高宇应对其主张的2009年7月28日以后其工资发生调整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提交的双方均认可的工资确认单中载明“截止到2011年9月15日，高宇海外日薪为80元USD，工作时长226天，国内薪资27000元人民币......年终奖和特别奖均为0“，以此推算，自2011年9月15日向前反推226天，加上其间高宇回国休息的时间，恰与冠安公司所持的2011年1月1日之后才上调高宇工资标准的主张一致，高宇未就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对冠安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双方均认可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标准中年薪3235元美元的部分以月2000元人民币计算，其余部分（海外生活补助8823美元，加班费5588美元）以月薪8000元人民币计算，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并依法认定自2011年1月1日开始，高宇的工资标准为国外工资每天80元美元（月2400元美元），国内工资每月3000元人民币；2009年5月27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高宇一直适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国内工资每月2000元人民币，海外生活补助和加班费共计每月8000元人民币。
高宇主张其每年享有10万元奖金，每个法定节假日及八一建军节各有过节费1000元人民币，但未提交任何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冠安公司认可高宇在境外工作时的中秋节有800元，元旦和春节享有1000元的过节补助费，该公司已经向高宇支付过节补助费共计7400元。经核实，高宇在职期间共有3次中秋节，3次元旦和2次春节在境外度过，按冠安公司主张的标准，过节补助费应为7400元。双方均认可《GA前线未休假奖励津贴暂行规定》的真实性，约定了超过6个月未安排休假的员工，每超过1个月，每月（按照实际天数）享有1000元的奖励津贴。高宇2010年8月11日至2011年5月1日期间连续在国外工作，按此规定其应从2011年2月10日以后每过30天便享有1000元的奖励津贴，2月11日至5月1日期间不满90天，故冠安公司应向高宇支付2010年8月11日至2011年5月1日期间连续在国外工作的奖励津贴2000元。另外，双方均认可2009年底高宇享有开拓者奖励800元美元，应换算成5440元人民币。高宇2009年入职不满一年，其主张当年的年终奖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双方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了高宇的奖金为0-7352元美元，双方均未就高宇应获得的奖金数额提交任何证据，冠安公司主张视其工作表现发放合同约定范围的两次奖金共计69997元，达到了其2010年和2011年有可能获得的最高年终奖金总额97267元（7352×6.80＋7352×6.43）的72%，不违反双方的约定，本院予以采信。
就高宇主张的2009年5月27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及休息日、节假日加班费一节，本院认为，高宇未提交其在国外期间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证据，故本院对其相关的主张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4条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支付不低于标准工资200%标准的加班工资。据此，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进行相应的补休的，不需要支付加班工资。高宇系冠安公司派驻境外工作的安保人员，其的工作性质和收入构成与普通的实行标准工时制的工作岗位有明显的区别。双方均认可其执行的是在境外集中工作，回国集中休息的工作形式，此形式符合该工作岗位的需要，也符合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对其工资构成的约定。最重要的是，从实际情况考虑，若对身在伊拉克的高宇执行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每年11天法定节假日，按其工龄标准享受带薪年休假的标准工时制，其每次回国需花费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将使其无法实际享受休息休假，当然更加无法满足该岗位的职责需要。上述情况符合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特点，双方的劳动合同中也约定了对高宇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且双方均认可2011年1月1日之后高宇的海外工资为日薪80元美元，月2400元美元，并未区分休息日和工作日，故本院参考综合计算工时制度核算高宇的工作、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标准和工资发放情况。由于高宇在职期间的境外工作以及回国休假均跨越了年度，其的实际工资发放周期也存在延后情况，以一年为周期计算工作和休息比例无法客观反映本案实际情况，且庭审中三方均同意按照高宇的工资总额与实际工作总天数进行核算，故本院以2009年5月27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间的高宇的工资总额与实际工作天数（国外工作703天）及休息天数（国内休息334天）进行核算。经统计，高宇在职期间共计工作5624小时（8×703），其中包括了22个法定节假日（8×22=176），不超过参考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计算的此期间其工作时间上限5677小时（1037／1096×2000×3）。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高宇的工作时间未超过相关标准，冠安公司既安排高宇享受了相应的补休，双方亦约定了休息日工作的报酬，现高宇主张休息日加班工资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双方均认可对高宇在国外和国内的时间比例没有约定，高宇主张其每次回国休息不应超过1个月，超出1个月，冠安公司则应按照国外标准支付其在国内期间的工资；但同时其又主张冠安公司应支付其在国外集中工作期间的加班费，其的两项主张不但存在逻辑矛盾之处，于理不通，而且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采信。
冠安公司和绿洲代表处主张向高宇发放2009年5月27日至2010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66323元，高宇认可其中45350元，双方对其余20973元的部分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为，冠安公司未举证证明邓晓丽和高飞支取高宇工资（2010年1月26日8000元、4月7日4193元、4月26日10000元）的行为经过了高宇同意，亦未证明郝同梁代高宇向孙宇光偿还借款（2010年8月3日1000元美元）的事实，故本院对冠安公司的此部分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冠安公司向高宇发放2009年5月27日至2010年3月31日期间的工资45350元。双方均认可2010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间冠安公司支付高宇353032元。另外，2010年7月22日冠安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高宇之父亲高号羊5050元，高宇称不知道该款性质，故本院对冠安公司主张该款系高宇2010年上半年工资予以采信。经统计，本院认定2009年5月27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间冠安公司共向高宇支付工资共计403432元。根据前述本院已认定的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在职期间高宇除奖金外，包括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在内的应发工资额为372432元。将前述各项过节费、奖金与上述应发工资额相加，应为高宇在职期间应获得的全部工资报酬，冠安公司已经向其支付了403432元。经核算，本院依法判令冠安公司支付高宇2009年5月27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间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及奖金的差额53837元。
高宇主张双方约定冠安公司报销其差旅费，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对此有约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就高宇主张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一节，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已经约定类型为有期限合同，故本院对冠安公司主张的合同期限一直延续不予采信。该合同的“2010年“之后未填写日期，依合同中约定的1个月试用期以及劳动合同的惯例，不应低于一年，高宇亦主张最长应至2010年终，故本院视为该劳动合同的期限至2010年12月31日止。高宇要求2010年7月至12月31日期间的未续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1年1月1日开始，冠安公司未与高宇签订劳动合同，高宇要求冠安公司支付其至2011年5月期间的未续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不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的标准，本院予以支持。经核算，冠安公司应支付高宇2011年1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未续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5229.6元。
值得指出的是，三方均认可高宇的哥哥高飞曾系冠安公司国际业务部门的主管，发生纠纷时，高宇正处于高飞的管理之下。高宇认可其嫂邓晓丽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时，曾注意到劳动合同未标明日期，该合同中多处应填写的位置均为空白。高宇不认可邓晓丽和高飞曾领取其工资的行为。上述情况均指向因冠安公司法人邓永林与高飞之间存在的姻亲关系，导致公司对高飞的管理并未严格按照正常的、普通的标准为之，凸显了冠安公司在管理方面的不足，亦是导致本案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后应予以改进。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北京冠安安防技术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高宇支付二ＯＯ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二Ｏ一二年三月三十日期间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费及奖金差额五万三千八百三十七元；
二、北京冠安安防技术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高宇支付二Ｏ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期间未续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八万五千二百二十九元六角；
三、驳回高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五元，由高宇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十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刘 凯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