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13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仲轶，男，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1818。
委托代理人：陈华，广东运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超婷，女，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公民身份号码：×××812X。
委托代理人：邝毅翔，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仲苏，男，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现住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公民身份号码：×××0051。
上诉人仲轶因与被上诉人黄超婷、原审被告仲苏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湾民二初字第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仲轶为黄超婷丈夫李锦达的朋友，李锦达于2013年8月在广东省因涉嫌传销受羁押，黄超婷即委托仲轶代为处理李锦达涉嫌刑事犯罪的相关事宜，包括聘请律师、打点关系等。此后黄超婷共向仲轶支付合计人民币45万元及港币3.5万元，仲轶已退回黄超婷人民币12万元及支出律师费人民币19万元，仲轶又替黄超婷偿还借款给苏某人民币5万元、符某人民币2万元，之后仲轶又替黄超婷支付了信用卡欠款人民币6200元，在2013年年底又支付现金人民币12000元给黄超婷，以上仲轶偿还了合计人民币398200元，尚欠黄超婷人民币51800元。仲轶在收到黄超婷交来的人民币45万元及港币3.5万元后转交给仲苏处理，仲苏于2013年8月30日开设尾号为663的新卡，并于当天存入现金人民币45万元，于2013年9月4日购买了银行的理财产品45万元，2013年8月30日仲苏将港币3.5万元兑换为人民币27401.50元，并存入仲苏名下尾号为321的银行卡，321银行卡的流水记录显示：2013年8月30日前余额为3.21元，2013年8月30日先后存入四笔存款，金额分别为15000元、27401.50元、3950元及6000元，其中仲轶、黄超婷共同确认27401.50元为港币3.5万元折算人民币而来，仲轶主张6000元为享受银行加油优惠达到存款余额5万元而从其他账户转存入该账户。321银行卡之后交给黄超婷使用，直至该卡余额为零销户。
对于交给仲轶的款项金额，黄超婷主张为三笔：第一笔在2013年8月中旬10万元，其中1万元黄超婷留着自用，1.5万元由仲苏存在尾数321号的银行卡内，剩余7.5万元转交了仲苏；在2013年8月28日下午3点支付28.5万元，晚上7点支付9万元，以上合计45万元，由仲苏存在尾号为633号的银行卡内。仲轶辩称只收到28.5万元、9万元及港币3.5万元，没有收到黄超婷所称的第一笔7.5万元。
2014年7月31日黄超婷丈夫李锦达入狱服刑，黄超婷通过电话、微信向仲轶、仲苏追讨剩余款项，在双方协商的过程中，黄超婷发微信说明：支付给仲轶的第一笔款项为28.5万元，第二笔为9万元，黄超婷解释说，当时为了向仲轶追讨，并未详细说明付款过程，只是说了主要的付款数额；黄超婷在与仲苏的通话录音中显示，仲苏对黄超婷说，第一次是你做理财的数是45万元，不是55万，仲苏对此解释说，双方是在有矛盾的情况下谈话，仲苏只是强调购买了45万元的理财产品，并非是认可45万元都是黄超婷交来的款项，仲苏主张用仲轶交来的37.5万元，自己另外补上了7.5万，凑足了45万元才购买了45万元的理财产品，对于7.5万元的来源，仲苏主张是家中自存的现金，并未从银行支取。
原审法院认为，仲轶出于与黄超婷丈夫的朋友关系，接受黄超婷的委托，为黄超婷办理其丈夫涉嫌犯罪的相关法律事宜，双方之间委托产生的意思表示真实，约定内容合法，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黄超婷为委托事务的完成向仲轶支付了相关费用，仲轶作为受托人应当尽力完成委托事务，并向委托人汇报委托事务的完成情况，其中包括相关费用的支出明细，并返还委托人交来的剩余款项。如不能清楚、完整地陈述出费用的具体支出情况，仲轶、仲苏作为受托人及事务的直接经办人，应当承担举证不充分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各方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黄超婷主张其支付给仲轶的款项金额为三笔共45万元，还是仲轶、仲苏主张的共收到两笔共37.5万元；2、仲轶为办理委托事务实际支出的费用金额为多少。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黄超婷称共支付了三笔给仲轶，其中45万元为仲苏一次性存入银行，有15000元存入尾数为321的银行卡中，原审法院认为，黄超婷的说法与仲苏3**银行卡的记录相符，2013年8月30日该银行卡先后存入四笔存款，仲苏主张除港币折算人民币27401.50元外，另外三笔均为自有存款存入，仲苏的这种主张与常理不符，仲苏为享受优惠需要凑足5万元金额，在折算港币外的差额应当一次性存入补足5万元金额，而非另外两次现金存入15000元及3950元，又从其他银行卡转入6000元，以上多笔记录说明仲苏在存款操作时手中持有多笔现金来源，并没有对资金做统一安排，间接支持了黄超婷的主张，即15000元为黄超婷所支付的超过45万元外的部分；其次，仲苏在2013年8月30日开设尾号为663的新卡，一次性存入45万元时说明为购买理财产品，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应当存入即购买理财产品，因为45万元的用途明确，但银行记录显示，2013年9月4日方才购买理财产品，说明仲苏在存入时尚不明确该45万元的用途，这与仲苏主张的为购买45万元的理财产品而另外补足现金7.5万的说明矛盾，仲苏如需另外筹款购买理财产品，无须在成交之前存入款项；再次，仲苏主张另外从家中筹集现金7.5万元，补足45万元的金额，同日仲苏主张另外在321银行卡中存入的15000元及3950元也是家庭存有的现金，因此仲苏20**年8月30日家庭保有现金近10万元，与当天仲苏去银行存款的行为相矛盾，仲苏也并不能说明该仅10万元现金的来源，对于仲苏的说法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黄超婷的主张成立，黄超婷向仲轶支付了现金人民币45万元，并由仲苏于2013年8月30日存入银行。仲苏辩称，从澳门收取了股东现金分红20万港币，但其提供的证据为澳门形成，无证据原件，未进行相应公证手续，该组证据实体上也不能证明为股东分红，对于仲苏的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仲轶应当提供证据说明费用的具体支出情况，如黄超婷认可则免除仲轶的举证责任，本案中黄超婷认可：总额45万元，支出19万元律师费，减去仲轶替黄超婷偿还6200元信用卡，以及黄超婷收到的现金12000元，仲轶替黄超婷偿还债务7万元，收到仲轶返还的12万元，余额为51800元，对以上数额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仲轶主张抵扣321卡中的金额2.5万元，原审法院认为，321卡为仲苏名下银行卡，45万元债务为仲轶与黄超婷之间的法律关系，主体不同不能直接抵销。关于仲苏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仲苏与黄超婷并未直接的委托合同关系，仲苏在本案的行为均为受仲轶指示作出，因此仲苏仅是仲轶委托合同的履行辅助人，并不直接向黄超婷承担责任，黄超婷请求仲苏承担返还责任，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仲轶应当在委托事务结束后及时向黄超婷交接委托事务，本案中委托事务于2014年7月31日结束，仲轶应当于2014年8月1日返还剩余款项51800元给黄超婷，黄超婷请求仲轶自2014年8月1日承担逾期返还的利息，以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到全部清偿之日止，在合理范围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仲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人民币51800元及赔偿逾期返还利息（自2014年8月1日起，以51800元为基数，按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到还清之日止）给黄超婷；驳回黄超婷对仲苏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人民币3220元，由仲轶负担人民币1220元，黄超婷负担人民币2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仲轶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返还任何款项；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未予查清黄超婷共向刘某借款几次及每次的借款金额，黄超婷应对款项总额承担举证责任。
（一）黄超婷的笔录自相矛盾，与事实不符。黄超婷在一审笔录中所陈述的借款金额不一致，第一次笔录为45万元、第二次笔录为45.5万元、第四次笔录为47.5万元、第六次笔录为47.5万元。
（二）黄超婷关于第一次借款数额的说法自相矛盾。证据微信记录中记载“第一次28万5，第二次9万元现金”。但黄超婷第一次笔录主张8月6日借款7.5万元，第二次笔录主张7月28日借款8万元，第四次笔录主张8月中旬借款10万元，第六次笔录主张8月中旬借款10万元。
（三）黄超婷关于向刘某借款总额也自相矛盾。黄超婷主张向刘某借款共计45万元，但第一次笔录计算总额为45万元，第二次笔录计算总额为45.5万元，第三次笔录计算总额为47.5万元，第四次笔录计算总额为46.5万元。
（四）被上诉人黄超婷应当承担向刘某借款总额的举证责任。本案核心事实是黄超婷是否有向刘某发生第一次借款，但原审未查清，黄超婷也未举证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黄超婷应当对向刘某借款总额承担举证责任。
二、原审对于黄超婷向刘某的借款数额及是否有交给仲轶这些关键事实的认定有误。
（一）黄超婷在一审时的笔录自相矛盾。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笔录中，黄超婷对交给仲轶的款项数额描述均不相同。
（二）仲苏并未收到黄超婷任何款项。仲苏并未收到黄超婷任何款项，仲轶将37.5万元交给仲苏。
（三）仲轶收到黄超婷的款项总额为37.5万元。黄超婷主张给仲轶现金人民币45万元，但微信显示为37.5万元，且黄超婷在一审各次笔录中的表述均不一致。
三、黄超婷根据银行交易记录来拼凑其主张的总额45万，但前后矛盾。具体体现在一审各次笔录所记载的内容中。
四、关于仲苏购买理财产品的问题。
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不符合购买理财产品的程序。该期理财产品的周期自2013年9月4日至2013年12月31日，于2013年8月30日认购。认购当天，银行会对申请认购的金额进行锁定，在2013年9月4日才正式划入理财产品账户计算理财利息。根据“珠海华润银行湾仔支行”提供的前端柜面管理系统，显示在2013年8月30日已对45万元进行限制，2013年8月30日已购买理财产品成功，并不是一审法院所理解的2013年8月30日存款，直至2014年9月4日才去办理理财手续。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仲苏在存入时尚不明确该45万元的用途，是明显错误的。
五、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仲苏主张另外从家中筹集现金7.5万元，补足45万元的金额……被告仲苏也并不能说明该仅10万元现金的来源”，上述认定错误。
（一）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认定错误。黄超婷向仲轶支付多少费用，如何支付，仲苏并不在场，仲苏也并未收取，故以案外人仲苏的行为来证明黄超婷向仲轶支付的费用没有法律依据。
（二）一审法院认为仲苏不能说明该10万元现金的来源，该认定错误。从举证责任来看，仲苏并不需要证明10万元现金的来源，黄超婷应当举证第一次向刘某是否借款及借款数额；从证据来看，仲苏提供的《收款通知书》有证据原件，且与征税凭单等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仲苏证据的审核与事实不符。
六、一审法院对黄超婷支出费用的认定错误。
（一）尾号为321的卡中余额24946.79元已被黄超婷花费完毕，但未予扣减。
（二）对1万元现金未予扣减。2014年1月1日仲轶向黄超婷支付1万元现金，与黄超婷的银行明细相对应，应当予以认定。
（三）对修车费用未予扣减。修车费用属于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根据高速公路的过桥过路费用及加油费，可证明该车是用于处理案涉委托事务的，该车辆保养维护费应当在委托费用里予以扣减，且根据通话录音材料，黄超婷亦认可减去修车费用。
综上，原审对黄超婷向刘某借款数额及支付给仲轶的金额认定错误，且对委托事务合理的支出没有扣减，违反举证责任规则，应当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黄超婷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事实及理由如下：
一、仲轶主张黄超婷陈述的借款金额前后不一，恰恰证明双方是朋友关系，相互之间非常熟悉，而且资金往来也比较频繁，交付也常以现金的方式，因此在时间较久的情况下，记忆有出入是正常的。但仲轶利用黄超婷对他的信任，对应当返还的款项不予返还。
二、仲轶主张黄超婷应对向刘某借款的金额进行举证，该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双方主张从刘某处借到的款项金额不一，同样仲轶也说不清楚且无法证明向刘某借到款项的具体金额。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采取以仲轶收到款项的方式来处理双方的争议，是能够反映客观事实的。
三、仲轶在一审所提供的录音证据非常重要。仲苏在录音中明确肯定“你（指黄超婷）做”理财的金额是45万元，这个理财指向的主体就是黄超婷。如果该金额中包含所谓的仲轶及仲苏的款项，仲苏一定会在录音对话中把金额解释清楚。
四、仲轶主张其为办理案涉委托事项，已花费超过37.5万元。按常理来说，受托办理所发生的费用超过了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受托人应当主张返还，但本案中仲轶从未向黄超婷提出返还超支部分，而是一直回避，不与黄超婷对账。
原审被告仲苏未发表答辩意见。
上诉人仲轶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珠海华润银行前端管理系统上仲苏14**账户限制查询，拟证明根据珠海华润银行湾仔支行提供的前端柜面管理系统，显示在2013年8月30日已经对45万元进行限制，购买理财产品已经成功。2、澳门公证收款通知书证明，拟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分红20万元港币，无证据原件，未进行相应公证手续，该认定错误。仲苏提供的《收款通知书》有证据原件，达通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收款通知书》证明，2013年上半年应付款20万元，原审被告仲苏实收155000元，作为澳门开设公司的企业主，一审法院不采信其家中有10万元现金，不符合法理与常理。3、收据四张（编号：2001763、2001764、2001765、2001766）、《汽车使用维修保养费用统计表》、网上购物订单，拟证明粤C×××××车辆维修保养的费用。
被上诉人黄超婷与原审被告仲苏在二审中未提交证据。
对于上诉人仲轶在二审中的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对于证据1，本院对仲苏在2013年8月30日已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无法证明仅收到37.5万元，故该证据与案涉争议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2，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3，一方面，仅提供收据而未提供车辆维修保养发票，且《汽车使用维修保养费用统计表》系仲轶单方面制作，另一方面网上购物订单亦无法证明与粤C×××××车有关，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经审查，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黄超婷与仲轶就办理黄超婷丈夫涉嫌犯罪相关事宜成立委托合同关系，黄超婷为委托事务的完成向仲轶支付费用，仲轶应当向黄超婷报告委托事务处理情况，提供相关费用支出明细并返还剩余款项。仲苏仅是案涉委托合同的履行辅助人，不直接向黄超婷承担责任。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有以下两个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一、黄超婷支付给仲轶的款项金额。
黄超婷主张共支付三笔款项共计45万元给仲轶，而仲轶主张只收到37.5万元，另补足7.5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仲苏于2013年8月30日在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湾仔支行开设尾号为663的银行卡，并于当日一次性存入45万元。第二，黄超婷提供的其与仲苏20**年7月19日通话录音中，仲苏称：“第一次是你做理财的数是45万”，“你”指的是黄超婷，因此仲苏所讲已明确是黄超婷做理财的45万；同时，从常理来看，如果该45万元包含仲苏自己的款项，仲苏应向黄超婷说明。第三，仲轶、仲苏未提交证据证明黄超婷仅支付了37.5万元。综上，黄超婷所提交的用以证明其支付45万元给仲轶的证据的证明力较高，而在仲轶、仲苏未提供可采信证据证明自身主张的情形下，原审法院确认黄超婷向仲轶支付45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仲轶办理案涉委托事务实际支出的费用金额。
双方对已支出律师费19万元，仲轶替黄超婷偿还信用卡欠款6200元、偿还债务7万元，仲轶已退还给黄超婷13.2万元，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仲轶已返还款项予以确认。
对于仲轶主张还应予抵扣的其他款项分析如下：
仲轶主张在2014年1月1日曾从尾号为663的银行卡中分四次取现金共计1万元返还给黄超婷，黄超婷之后立刻存入其尾号为2474的账户上。因黄超婷对此不予认可，其存入的款项是否确为仲轶返还的，并未有证据证实，故本院对仲轶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
仲轶另主张尾号为321卡中的余额已被黄超婷用完，应予以扣减。但因45万债务系仲轶与黄超婷之间的法律关系，而321卡为仲苏名下的银行卡，故原审认为主体不同不能直接抵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仲轶还主张其为维修保养黄超婷所有的粤C×××××车辆而支出的费用39300元应予扣减，但仲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车辆维修保养费用的实际支出数额，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
综合以上分析，原审认定仲轶应于2014年8月1日返还剩余款项共计51800元（450000元-190000元-6200元-70000元-132000元）并承担逾期返还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20元由仲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永红
代理审判员 崔拓寰
代理审判员 李 苗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日
书 记 员 肖奕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