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台民终字第5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启信。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康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冬月。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康权。
四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梅法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虞一文。
上诉人余启信、余康政、余冬月、余康权因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天台县人民法院（2013）台天民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启信、余康政、余冬月及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梅法进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虞一文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07年被告虞一文通过北京夕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出版其所撰写的《晚晴拾遗》一书，书中收集了被告撰写的部分文学作品。2011年被告撰写了《余仁峰先生自杀之谜》文章，并将该文汇入《晚晴拾遗》一书，该书增补文章后又通过临海市机关印刷厂承印，但未通过正式出版社予以出版，该书被告通过赠送形式散发于部分大学图书馆及亲朋好友处。《余仁峰先生自杀之谜》一文为记叙余仁峰先生的生平事迹的一篇纪实性文学作品（书中第180页至182页），文章第一段、第二段主要记叙余仁峰先生参加工作及入党的事迹，从第四段开始主要记叙解放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余仁峰先生的一些遭遇。其中第四段叙写道：“解放后，被划为地主、加反革命、管制劳动”，第七段叙写道：“谁知轮到他家抄家时，冷不防红卫兵在他的草席下搜到十几张盖有大队公章的白头纸”，第八段书写道：“交代了连累大队长。还是走死路一条，以死灭口，免得嫁祸于人”，第九段记叙道：“他死得这么快，人们推测，一定是服了剧毒草药'三步擂'致死的”，第十段开头写道：“他死有余辜，公社不让他死得那样顺当，还要召开死后斗争大会，……连他的小儿子的丈母娘，猫哭耗子假慈悲，……”。另查明，原告余启信、余康政、余冬月、余康权系余仁峰先生（已故）子女。余仁峰先生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天台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员之一，解放后，被错划为反革命并被判刑。1986年其家属通过申诉，天台县人民法院改判其无罪，1987年黄岩县教委恢复余仁峰先生政治名誉。根据原告在法庭的陈述，余仁峰先生因“白头纸”被批斗，及余仁峰先生去世后被公社再次批斗的情况基本属实。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因此，言论自由属于公民的基本自由，这是被宪法确认和保护的自由。但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时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被告虞一文所书写的《晚晴拾遗》系作者以其亲身经历所作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其中《余仁峰先生自杀之谜》一文系描述余仁峰先生生平史实的文章。至于本案讼争的《余仁峰先生自杀之谜》一文有无侵犯余仁峰先生的名誉权？该院认为，名誉是社会对特定的民事主体的才干、品德、情操、信誉、资历、声望、形象等的客观综合评价，名誉是一种社会评价，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造成他人名誉受损，应当根据当时的社会观念，看是否贬损对某人的社会评价，既不能根据行为人的观念为判断标准，也不能以受害人的观念和受害人的自我感觉为标准，只能以客观为标准。纵观《余仁峰先生自杀之谜》一文，该文章第一段、第二段主要记叙余仁峰先生参加工作及入党的事迹，第三段描写余仁峰先生的为人，其中写道：他一生教书为业，工作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忠于职守；作风正派，嫖、赌、烟、酒从不沾边；自奉简朴，待人接物，文质彬彬，确实是个正人君子。”从第四段开始主要记叙解放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余仁峰先生的一些遭遇。其中第七段描写余仁峰先生因“白头纸”（盖有大队印章的空白纸）事件遭批斗的事实；第八段描写大队长女人殴打余仁峰先生的事实，其中夹杂了余仁峰先生的心理描写，其中写道：交代了连累大队长，还是走死路一条，以死灭口，免得嫁祸于人。第九段描写余仁峰先生死亡的事实，其中写道：他死得这么快，人们推测，一定是服了剧毒草药“三步擂”致死。第十段描写余仁峰先生死后，公社对其再次进行批斗的事实，其中写道：他死有余辜，公社不让他死得那样顺当，还要召开死后斗争大会，******。文章第十一段即最后一段描写余仁峰先生死后安葬的事实，其中写道：一个红军长征前的老党员，历经艰难险阻，一生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师，就这样默默地走了，他死得太凄惨了！综合上述《余仁峰先生自杀之谜》一文的陈述，该文对余仁峰先生的描写、评论及评价并没有使用侮辱、诽谤性语言，该文章并未使余仁峰先生的名誉受到贬损，社会评价降低。且根据原告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及法庭调查的事实，被告虞一文书写的《余仁峰先生自杀之谜》一文中所涉及的事件基本属实，因此不能认定《余仁峰先生自杀之谜》一文，使余仁峰先生的名誉受到了侵害，且原告方也没有向该院提供相应的被告侵害名誉权的有效证据，故该院对原告方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诉称的被告在《余仁峰先生自杀之谜》一文中使用“死有余辜”一词，使余仁峰先生名誉受损，该院认为，被告在文章第十段开头使用“他死有余辜”，但结合全文及第十段整段文字理解，应为公社认为余仁峰先生死有余辜，死后还对余仁峰先生进行批斗。诚然，被告在文章第十段开头使用“死有余辜”一词，行文表述不当，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对此被告应引以为戒。至于原告方要求认定《晚晴拾遗》为非法出版物及要求被告等赔偿原告余冬月受伤的相关费用，原告的该两项请求不属于该院的审理范围，故在本案中该院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九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启信、余康政、余冬月、余康权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650元，由原告余启信、余康政、余冬月、余康权负担。
宣判后，余启信、余康政、余冬月、余康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根本没有提及被上诉人书写的文章失实的地方，该文章基本事实失实的地方有：1、“庸夫”不是余仁峰先生的字，而是其笔名；2、余仁峰也不是被上诉人的“堂叔”，因为两者根本不是同姓；3、余仁峰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六师范，而不是毕业于台州师范；4、余仁峰是1927年11月经蒋如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石塘徐教书，不是“在石塘徐教书，参加中国共产党”；5、余仁峰任的是南区区委书记，而不是南山区委书记；6、被上诉人编造了一个“二七事变”事件，上诉人不知道被上诉人所谓的“二七事变”是指什么事件，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7、被上诉人说余仁峰“潜往”南洋任教避难，实际上当时是接受党的指示前往南洋的；8、余仁峰在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重新入党的事实；9、被上诉人说余仁峰“他错误地支持亲戚，有助纣为虐之嫌，和村民结了冤”，被上诉人的叙述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是失实的；10、被上诉人在第四段写道：“解放后，被划为地主……”，事实上，余仁峰从没有被划为地主，这部分内容也是失实的；11、被上诉人称余仁峰因“白头纸”被批斗，实际上余仁峰家根本没有所谓的“白头纸”，此事纯粹是被上诉人编造出来的。并且，在此节中，被上诉人说余仁峰“免得嫁祸于人”，如果确有其事，那是大队长“放手让他一次多盖些白头纸去”，也不是嫁祸于人，此处也完全是被上诉人自己编造出来的想法，加到余仁峰的头上，明显是在侮辱、诽谤余仁峰先生。事实上，被上诉人说的“那时没有居民身份证，到邮局领款必须要有大队证明书”，是不真实的，那时到邮局领款，只要在汇款单上盖上大队公章，或者带上户口本即可；12、关于余仁峰死亡一事，被上诉人说“自杀”是严重失实的，余仁峰是因冤假错案被迫害致死的；13、余仁峰去世后，被上诉人竟然还说其“死有余辜”，明显是对其侮辱、诽谤。（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引用原文的错误有两点，第一点原文是“被划为地主”，而一审认定为“被划入为地主”；第二点是一审对原文白头纸的数量表述为“几十张”与原文不符；2、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及编造的事实：（1）第一段被上诉人有写“他潜往南洋任教避难”，文中“潜往”有潜逃的意思，在中文里是贬义词，常常用于做坏事或犯罪的语境中，明显是对余仁峰的侮辱、诽谤；（2）第四段还有写道“他错误地支持亲戚，有助纣为虐之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该提供余仁峰助纣为虐的证据及具体表现；（3）第四段还有写道“他自知有错，甘受处理”，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因为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已改判余仁峰无罪，说明余仁峰并没有错，并且该文是写在余仁峰恢复政治名誉26年之后，足见被上诉人的主观恶意；（4）上诉人根本没有在法庭上陈述，余仁峰因“白头纸”被批斗，及余仁峰去世后被公社再次批斗的情况，这个事件完全是一审法院编造出来的虚假事实；（5）被上诉人还将余仁峰比作老鼠，说“连他的小儿子的丈母娘，猫哭老鼠（可一审法院把它改为耗子）假慈悲”，这是明显的侮辱、诽谤；（6）一审法院也避开了第五段，被上诉人污蔑余仁峰说过“我一生在国民党统治下戴红帽子，在共产党领导下戴白帽子，担惊受怕，惶惶不安，总是抬不起头来，我的命好苦哇！”，事实上，余仁峰对党无限忠诚，不可能说上面这些话的；（7）被上诉人还推测说余仁峰是“服了剧毒草药三步擂致死”，这是与被上诉人自己的陈述自相矛盾。因此，该文对余仁峰的描写、评论及评价使用了很多侮辱、诽谤性语言，该文章使余仁峰的名誉受到贬损，丑化了其形象，造成永久性的对余仁峰社会评价的降低。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以上事实，被上诉人通过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余仁峰进行侮辱、诽谤，披露隐私损害余仁峰的名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九条的规定，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三、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一）从已有材料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在开庭当日变更了合议庭组成人员，违反了民诉法规定在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后，应当在三日内告知当事人的规定；（二）被上诉人一审重审期间根本没有出庭，而一审判决书中却有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此也属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很不严谨，如将上诉人余康政、余康权的地址搞错了、在第八页第七行中将“被告”表述成“原告”等。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虞一文未作答辩。
本院二审除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引用《晚晴拾遗》一书原文“连他的小儿子丈母娘，猫哭耗子假慈悲”中的“耗子”原文实为“老鼠”，予以更正以外，对原判认定的其余事实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名誉侵权民事责任的认定，主要是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造成他人名誉受损即有无造成他人社会综合评价降低，而该评价是否降低并不以受害人方的自我感觉和观念作为判断标准，应当根据通常的社会观念与客观情形等加以判断。四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收录到临海市机关印刷厂承印的《晚晴拾遗》一书中的《余仁峰先生自杀之谜》一文侵害了余仁峰的名誉权，但综观该文的表述，被上诉人在该文的行文结构整体上并无刻意使用侮辱、诽谤性等语言对余仁峰及相关事件进行描写与评论，该文并没有导致余仁峰社会评价的降低。对于上诉人在上诉中主张该文有关表述内容的失实，如“庸夫”是余仁峰的笔名还是其字号、余仁峰是不是被上诉人的堂叔、余仁峰的入党时间、早年的毕业学校及任职等是否存在着失实之处，不在名誉权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作审查。《晚晴拾遗》一书系被上诉人以其亲身经历为题材所作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其中《余仁峰先生自杀之谜》一文内容大多是借助被上诉人个人的体验方式，对余仁峰在文革时期被迫害致死这一事实进行叙述。该文中虽有“潜往”、“死有余辜”等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或反感的表述，但如从全文整体结构上去理解与把握，这也并不影响该文是为余仁峰在文革时期惨遭迫害致死事件鸣冤叫屈这一主旨的表达，上诉人主张这些表述使余仁峰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一审审判程序中合议庭成员变更的问题，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方也表示对合议庭组成人员不申请回避，其在二审对此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一审判决书中罗列了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问题，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审重审时没有到庭，但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审理即（2012）台天民初字第1582号案件中已对上诉人方提供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在本案重审后制作的判决书中罗列了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并不违反法定程序。至于一审判决书有关文字上的差错，一审也已经以民事裁定书的形式作了补正。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0元，由余启信、余康政、余冬月、余康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晓明
审 判 员 张淑娅
代理审判员 黄 磊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代书 记员 赵灵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