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民终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郁维岳，男，1979年7月1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俞春，男，1970年2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辉，江苏禾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茜，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依贤（台湾地区居民），男，1985年5月28日生，台湾省桃园县人，现住江苏省启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东，江苏东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雷，男，1977年4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上诉人郁维岳、俞春因与被上诉人吴依贤、原审被告黄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通中民初字第0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郁维岳、上诉人俞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辉、姜茜以及被上诉人吴依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东到庭参加诉讼。黄雷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郁维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依贤对其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其与吴依贤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因债权转让而归于消灭。1、2011年6月13日，其与徐健健将（2011）启民初字第1720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第1720号民事调解书）所确认的对南通卫邦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邦管业公司）的债权本金770万元及利息、租金转让给吴依贤，该债权合法有效，符合债权转让的要件，转让后涉案借贷关系归于消灭。虽然转让协议约定郁维岳保证该债权无他项权利存在，但并不影响吴依贤作为债权受让人追索债权。一审认定债权转让不成立错误。2、2013年7月2日的还款计划并非其出具。还款计划中仅有其签名，其他内容均非其所写，而是吴依贤利用其在吴依贤办公室练字时签名的空白纸张事后添加而成。2013年8月19日，吴依贤与黄雷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郁维岳转让给其的债权再次转让给黄雷，行使了其受让的债权，并得到900万元的清偿，足以证明该还款协议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该还款计划推翻了2013年6月13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数额错误。郁维岳与徐健健从未将对卫邦管业公司的债权转让给黄雷，只转让给吴依贤。2013年8月19日吴依贤与黄雷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后，黄雷从卫邦管业公司取得220万元还款，该款项应当抵扣郁维岳本案欠款或作为不当得利返还给郁维岳，吴依贤再次向郁维岳主张权利，系与黄雷恶意串通，恶意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裁判不公。
针对郁维岳的上诉请求，吴依贤辩称：1、郁维岳与吴依贤于2013年6月13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债权没有瑕疵，但郁维岳对卫邦管业公司的房产不享有所有权，该房产尚存在抵押。事后，郁维岳、徐健健亦未能按照调解书的内容归还830万元的银行贷款及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故债权转让不成立。2、2013年7月2日，郁维岳向吴依贤出具还款计划，再次确认了双方的借贷关系。2013年8月19日其父吴国源和黄雷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其在一审庭审结束时才看到，其不知情也不认可。后经了解，因郁维岳、黄雷、俞春告诉其父他们可以去卫邦管业公司追讨到资金，其父是台湾人对当地不熟悉，故和黄雷签订了该份协议。3、关于郁维岳的还款数额。郁维岳分两次归还了20万元，余款480万元至今未还，黄雷与季学林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黄雷从季学林处收到的款项不应作为郁维岳的还款。综上，一审判决郁维岳承担责任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针对郁维岳的上诉请求，俞春述称：同意郁维岳的上诉意见，且吴依贤与郁维岳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通过债权转让消灭，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消灭。
俞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依贤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债权债务已经消灭。2013年6月13日，吴依贤与郁维岳、徐健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用于抵偿涉案借款，并通知了债务人，该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真实有效。吴依贤为确保自身利益，又于2013年7月2日要求郁维岳出具还款承诺书作为保证，该承诺是对吴依贤受让债权的担保，而非推翻债权转让协议。其后，吴依贤于2013年8月19日以700万元的高价将该债权转让给黄雷，并通知卫邦管业公司，卫邦管业公司据此于2013年12月、2014年1月分别通过成斌、江苏海四达集团有限公司向黄雷偿还220万元。因此，通过债权的二次转让，已经形成了新的合同及债权债务关系，涉案借贷关系已经消灭，担保也消灭。一审认定债权转让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俞春并非涉案借款的担保人。涉案借款到期后，郁维岳未能还款，双方发生矛盾。2013年5月15日，吴依贤与郁维岳、黄雷到上海请俞春协调。经协调，郁维岳向吴依贤保证尽早还款，为证明其承诺的真实性，双方请俞春作为协调的经办人签字见证，故俞春在借款合同下方经办人栏签名，俞春签名前的保证方字样是吴依贤为恶意诉讼而事后添加，故应对保证方签名及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一审认定俞春为担保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吴依贤提供的郁维岳的承诺书载明欠款于2013年5月31日结清，俞春未约定保证期限，故保证期间应认定为借期届满后六个月，俞春的保证期间应从2013年5月31日起算至2013年11月30日，吴依贤于2013年12月6日起诉已经超过了俞春的保证期间。4、本案对外担保未办理对外担保的登记手续，应当认定无效。
针对俞春的上诉请求，吴依贤辩称：1、俞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其签名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明知的，2013年5月15日，俞春在保证方一栏签名表明其愿意作为保证人为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俞春的保证期限没有逾期。2013年5月15日俞春在借条上作为保证人签名时，主债务已经到期，保证期限应当从债权人提起诉讼时起算，故俞春应当承担保证责任。3、俞春的保证不存在违法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吴依贤是台湾地区人，并非境外人，且在江苏省启东市有投资，长期在大陆经商，俞春的担保行为不适用对外担保的规定。综上，俞春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判令俞春承担保证责任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俞春的上诉请求，郁维岳述称：其同意俞春的上诉意见。
吴依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郁维岳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人民币，并承担自2012年10月16日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的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黄雷、俞春对郁维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审理中，吴依贤将利息变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郁维岳、黄雷、俞春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26日，吴依贤作为出借人，郁维岳作为借款人、黄雷作为保证人，三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郁维岳因转贷需要，向吴依贤借款人民币500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2年9月26日起至2012年10月15日止。吴依贤、郁维岳、黄雷分别在贷款方、借款方、保证方处签名。同日，吴依贤的父亲吴国源通过其账户向郁维岳账户汇入5000000元。此后，黄雷于2013年4月9日在其合同签名下方书写“担保日期至还款结清为止”，并再次签名确认。俞春于2013年5月15日在保证方签字。
2013年6月13日，郁维岳、徐健健作为甲方，吴依贤作为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享有启东市人民法院第1720号民事调解书中确认的对卫邦管业公司的债权，乙方享有对甲方的借款债权。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对债权转让达成一致：1、甲方将其所有启东市人民法院第1720号民事调解书中对卫邦管业公司的债权，共计人民币7700000元及借款之日产生的利息及租金全额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乙方对甲方借款债权。2、甲方承诺转让给乙方的债权确为甲方真实所有。其转让的债权系合法、有效的债权。保证其转让的债权无他项权利的存在。……该协议签订后，郁维岳向卫邦管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季学林告知了债权转让情况。
2013年7月2日，郁维岳出具还款计划，载明：本人郁维岳于2012年10月向吴依贤借款5000000元，现承诺分期偿还，具体如下：1、承诺于2013年7月5日前还款500000元；2、承诺于2013年7月15日前还款500000元……；6、承诺于2013年8月31日前还款500000元。以上均为人民币结算。
2013年9月28日（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1日，实际签订时间为2013年9月28日），吴依贤作为甲方与郁维岳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郁维岳于2012年9月26日向吴依贤借款五百万元整，并由黄雷、俞春做担保。在吴依贤向郁维岳多次催要无果后双方于2013年6月13日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郁维岳将其所有的对卫邦管业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吴依贤，同时郁维岳为确保吴依贤的权益，在卫邦管业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时，郁维岳仍需承担原债务，并于2013年7月2日签订一份还款计划书。时至今日，卫邦管业公司未履行任何还款义务。双方约定如卫邦管业公司在2013年10月31日前未履行还款义务，吴依贤将按2013年7月2日的还款计划书继续向郁维岳追讨债权，以维持2012年9月26日借款合同中双方的权益，同时在卫邦管业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条件下，双方于2013年6月13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失效。同日，吴依贤出具承诺书，承诺前述协议书于2013年10月5日自动失效。
另查明，卫邦管业公司曾向徐健健、郁维岳借款，后因卫邦管业公司无力偿还借款，双方曾于2011年5月19日达成资产抵债协议书一份，约定：1、卫邦管业公司（甲方）目前拥有位于启东市吕四港镇太阳庙村的房产计7234.85平方米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计32415平方米，现甲方将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全部抵偿给徐健健、郁维岳（乙方），原甲方以上述房地产向启东市建设银行的借款由乙方负责归还，抵偿后甲乙双方间的债权债务就此了结。2、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三日内配合乙方去房产部门及土管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所有过户涉及的税收由乙方负责。……4、乙方向甲方承诺将上述房地产出租给甲方使用，租赁期限不少于三年，租赁合同双方另行订立。同日，双方就上述房地产达成租赁协议一份，徐健健、郁维岳将上述房地产出租给卫邦管业公司，租用期限自2011年5月19日至2014年5月19日，租金每年800000元。此后，徐健健、郁维岳与卫邦管业公司在启东市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协议一份，启东市人民法院出具第1720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为：1、位于启东市吕四港镇太阳庙村房产计7234.85平方米及相应土地使用权计32415平方米归徐健健、郁维岳所有。2、卫邦管业公司名下的位于启东市吕四港镇太阳庙村的房产……所涉及的向中国建设银行启东支行抵押贷款8300000元及相应的银行利息由徐健健、郁维岳在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履行完毕。3、卫邦管业公司于徐健健、郁维岳在履行完本调解书第二条的偿还义务之日起3日内协助徐健健、郁维岳完成所涉房产过户手续。该调解书生效后，徐健健、郁维岳未能按时向银行偿还借款，所涉房产也未履行过户手续。2013年10月23日，吴依贤的父亲吴国源代吴依贤作出说明一份，说明其知道徐健健、郁维岳对第1720号民事调解书放弃主张权利，其不对该情况进行追究。
还查明，2014年1月13日黄雷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成斌代季学林还款人民币540000元。1月24日，黄雷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成斌代季学林还款人民币600000元。2013年12月12日，江苏海四达集团有限公司向黄雷账户转入500000元，黄卫星出具证明，此款用于帮卫邦管业公司代还黄雷的债务。季学林于2014年12月24日作出情况说明，证明黄雷在卫邦管业公司已拿到人民币2200000元，此款作为还款。黄雷认为其收取的款项是因为徐健健欠其钱款，季学林欠徐健健、郁维岳钱款，季学林不愿意将其债权转让给吴依贤，将债权转让给黄雷，该笔转让的债权抵消黄雷与徐健健之间的债权债务，与本案无关。
又查明，郁维岳曾于2013年6月28日、7月8日两次通过银行汇款向吴依贤还款2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所涉债权债务是否通过债权转让而消灭。郁维岳是否应当还款，还款数额是多少。2、黄雷、俞春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1，吴依贤与郁维岳签订了借款合同，且吴依贤的父亲向郁维岳汇入5000000元，该借款真实存在。虽然双方其后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但该债权转让协议并不能导致吴依贤与郁维岳之间的债务消灭。首先，卫邦管业公司的房地产存在银行贷款，郁维岳并未归还，公司的房地产也未实际过户到郁维岳、徐健健名下。在郁维岳偿还银行贷款之前卫邦管业公司的房地产并不属于郁维岳，郁维岳违反了债权转让协议中债权应为合法、有效债权，保证无他项权利存在的约定。该债权转让不成立。其次，2013年7月2日郁维岳也签署了还款承诺书，实际已推翻了债权转让协议。2013年9月28日的协议书也提到了卫邦管业公司未履行任何还款义务，吴依贤和郁维岳按照2013年7月2日的还款计划履行，虽然吴依贤同日又出具承诺，认为9月28日的协议于10月5日自动失效。但是即使9月28日的协议失效，根据上述分析，郁维岳转让的债权并非有效，郁维岳并未实际取得该债权的处分权利。且吴依贤承诺的是2013年9月28日的协议失效，并不当然指还款计划书失效。因此，郁维岳应当按照还款计划书履行还款义务。至于黄雷从季学林处拿到200余万元，郁维岳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不能认为系郁维岳归还吴依贤的借款。双方确认已归还的20万元应从借款中扣除，因此郁维岳应当偿还借款4800000元。对于利息，现吴依贤主张从起诉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上述分析，郁维岳和吴依贤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并不导致双方的债务消灭，黄雷和俞春也并不免除担保责任。黄雷于借款当日在保证方签名，而且于2013年4月9日再次签署担保日期至还款结清为止，根据法律规定，担保期限从2013年4月9日起计算两年，现吴依贤于2013年11月28日主张担保责任，应予支持。关于俞春是否承担担保责任，郁维岳作为借款人本人参与借款并签字，无需经办人，俞春认为其系经办人的解释不合常理，其在合同签字的行为应视为为借款提供担保。俞春于2013年5月15日担保，在双方约定的还款日期之后，此系事后担保行为，视为对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承诺。对于诉讼时效应当从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时起算，吴依贤在2013年11月28日起诉主张权利，俞春应当承担连带还款的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郁维岳一次性偿还吴依贤借款人民币4800000元，并支付以此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12月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上述应付款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付清。二、黄雷、俞春对郁维岳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吴依贤的其它诉讼请求。如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9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960元，由吴依贤负担2079元，郁维岳、黄雷、俞春各负担16627元。
本院二审庭审中，徐健健经俞春申请出庭作证称：1、其与本案当事人均是朋友关系。2013年5月15日，因吴依贤与郁维岳、黄雷经济上的问题，让俞春出面协调并签名见证。其在场看见俞春签名的时候前面没有别的字，双方也没有让俞春作为担保人。俞春走后，吴依贤单位的张经理在俞春签名前添加了保证方三个字，俞春签名下方的身份证号码和落款日期不知道谁写的，其记得俞春只写了俞春两个字。2、2013年6月13日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吴依贤知道存在银行贷款，贷款和利息是郁维岳和吴依贤商量的，其不清楚。自该债权转让后，其与卫邦管业公司之间就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了。后期，卫邦管业公司好像曾向吴依贤还款200余万元。3、其与黄雷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其也没有向黄雷转让过债权。
俞春质证认为，徐健健与郁维岳是合伙人，与其没有利害关系，徐健健的证言客观真实，可以证明俞春是作为中间人而非保证人签字，俞春签名时并无保证方三个字，俞春签名下方的身份证号码与日期是俞春书写。郁维岳质证称，俞春签名时其在场，双方口头约定2013年5月底前还钱，俞春作为协调人签名，俞春离开后，张经理在前面补签了保证方三个字，签名下方的身份证号码和日期是俞春所写。吴依贤质证认为，2013年5月15日徐健健不在场，徐健健与郁维岳是生意伙伴，一审判决后，案情已经全部公开，徐健健的证言并非事实，郁维岳与俞春的陈述与一审意见也不一致，俞春一审中并未提出保证方字样为事后添加的意见。
本院另查明，2013年6月13日，郁维岳向卫邦管业公司、季学林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载明启东市人民法院第172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郁维岳、徐健健对贵公司及季学林先生的债权合计770万元或者相应的厂房的权利已经依法转让给吴依贤先生，上述调解书确认的权利早已到期，请贵公司、季学林先生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向吴依贤先生履行还款或者产权过户手续。转让方郁维岳、徐健健，受让方吴依贤。季学林在下方签名。一审中，吴依贤质证称，对于该债权转让通知书不太清楚，但事后郁维岳给了其一份。
2013年8月19日，吴依贤（甲方）与黄雷（乙方）形成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1、甲方享有对卫邦管业公司的债权现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向卫邦管业公司追偿债务。2、甲方转让价格人民币柒佰万元整另加上乙方对甲方的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共计人民币玖佰万元整。3、甲方、乙方签订本协议后，即向乙方移交相关资料。4、如卫邦管业公司包括其法人代表季学林不履行其债务，此转让协议无效，甲方仍享有2013年6月13日与徐健健、郁维岳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5、乙方向甲方承诺卫邦管业公司向乙方作如下还款计划：2013年8月31日金额100万元，2013年9月30日金额100万元，2013年10月31日金额40万元，2013年11月30日金额40万元，2013年12月31日金额150万元，2014年1月31日金额40万元，2014年2月28日金额40万元，2014年3月31日金额40万元，2014年4月30日金额40万元，2014年5月31日金额40万元，2014年6月30日金额40万元，2014年7月30日金额40万元，2014年8月31日金额190万元。以上协议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履行，甲方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甲方处注明吴国源代签，乙方处黄雷签名。
一审庭审中，黄雷称其收到卫邦管业公司的款项没有220万元，成斌代还了180万元，所有收到的款项全部作为徐健健的还款。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债权债务是否已通过2013年6月13日债权转让的形式消灭。二、如未消灭，郁维岳的欠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三、俞春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一、关于涉案债权债务是否已通过2013年6月13日的债权转让的形式消灭的问题。
（一）关于2013年6月13日的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本院认为，结合债权转让协议、郁维岳向卫邦管业公司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的内容，以及郁维岳于2013年7月2日出具的还款计划，吴国源代吴依贤出具的说明记载内容，可以证明郁维岳、徐健健、卫邦管业公司事实上不再履行第1720号民事调解书，郁维岳、徐健健对卫邦管业公司的债权并未通过调解的方式得以清偿，郁维岳、徐健健通过债权转让协议向吴依贤转让其二人对卫邦管业公司的770万元借款及利息等债权，现尚无证据证明违反法律规定，故该债权转让应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以卫邦管业公司的房产存在银行贷款及房产尚未过户至郁维岳、徐健健名下为由认定该转让协议无效的主张，依据不足，郁维岳、俞春主张该债权转让协议有效的上诉理由成立。
（二）关于2013年6月13日债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是否导致涉案债权债务消灭的问题。
郁维岳、俞春上诉主张涉案债权债务关系已经通过2013年6月13日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而消灭。本院认为，该债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并不能产生消灭涉案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后果，理由如下：首先，2013年7月2日，郁维岳向吴依贤出具还款计划，承诺于2013年7月5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分期偿还涉案借款共计300万元，该还款计划的形成时间及还款日期均在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后，足以表明双方在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并未达成结清涉案借款的合意。虽然郁维岳上诉认为该还款计划是吴依贤利用其在吴依贤办公室练字时签名的空白纸张事后添加而成，但该辩称未有其他证据佐证，且明显不合常理，故不足以否定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其次，2013年9月28日吴依贤与郁维岳签订的协议书中亦明确，郁维岳在卫邦管业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时仍需承担原债务，并于2013年7月2日签订一份还款计划书。该内容表明，郁维岳对吴依贤所负债务并不因2013年6月13日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签订而消灭，在该让与债权不能实现时，郁维岳仍需承担还款责任，并按照2013年7月2日还款计划还款。虽然吴依贤同日承诺该协议书于10月5日失效，但亦可真实反映其出具还款计划的目的，一审法院认定还款计划推翻了2013年6月13日债权转让协议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再次，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郁维岳分别于2013年6月28日、7月8日共计归还涉案欠款20万元，郁维岳的上述还款行为，更加印证了债权转让协议未消灭涉案债权债务的事实。
二、关于涉案欠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
郁维岳主张吴依贤2013年8月19日将从郁维岳处受让的债权再次转让给黄雷，得到了900万元的清偿，而黄雷据此从卫邦管业公司收取的220万元应当抵扣涉案借款。俞春主张吴依贤将该债权以700万元高价转让给黄雷，涉案借款关系已经消灭。
（一）关于2013年8月19日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
本院认为，吴依贤认可2013年8月19日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仅认为该协议系其父吴国源所签，其不知情也不认可。但涉案借款500万元系由其父吴国源的账户转入郁维岳的账户，郁维岳归还涉案借款20万元亦是转入吴国源的账户，结合黄雷是涉案借款的保证人，对于涉案借还款情况应当知情，故可以认定黄雷有理由相信吴国源有权代表吴依贤签订该债权转让协议，故该债权转让协议对吴依贤有效。
（二）关于涉案债权债务是否已通过2013年8月19日债权转让协议结清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虽然2013年8月19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吴依贤的转让价格人民币700万元另加上黄雷对吴依贤的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共计900万元，但郁维岳、俞春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吴依贤已经实际取得上述债权转让对价。其次，该协议约定卫邦管业公司包括其法人代表季学林不履行债务，则此转让协议无效，吴依贤仍享有该债权，故在卫邦管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债务的情况下，吴依贤仍应享有对卫邦管业公司的相应债权，涉案债权债务亦不因吴依贤债权转让行为而消灭。再次，依据吴依贤与郁维岳的约定，郁维岳在卫邦管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债务时仍需对涉案借款的剩余部分进行清偿，故该债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并不能产生涉案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法律后果。
（三）关于黄雷从卫邦管业公司取得的还款是否应当抵扣涉案欠款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郁维岳、俞春主张黄雷受让债权后已从卫邦管业公司取得220万元还款，但一审中黄雷仅认可收到180万元，郁维岳、俞春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他款项的支付情况，故应当认定卫邦管业公司已向黄雷还款180万元。其次，虽然一审中黄雷主张该180万元与本案无关，并称季学林欠徐健健、郁维岳钱款，不愿意将债权转让给吴依贤，将债权转让给其用以抵销其与徐健健之间的债权债务。但郁维岳与徐健健并不认可曾将该债权转让给黄雷，卫邦管业公司作为债务人亦无权选择债务履行的对象，黄雷也未能举证证明其从卫邦管业公司领款的其他合法权利来源，故本院认定黄雷从卫邦管业公司取得180万元是基于2013年8月19日的债权转让协议而接受的清偿债权款项。因此，吴依贤从郁维岳处受让的债权已经得到了部分清偿，该部分款项应当从郁维岳的欠款中予以扣除，至于吴依贤与黄雷之间的债权债务可以依据双方的约定另行结算。
综上，郁维岳上诉主张卫邦管业公司向黄雷的还款应当抵扣涉案借款的主张部分成立，郁维岳向吴依贤已还款数额应当认定为200万元（20万元+180万元=200万元），郁维岳尚欠吴依贤借款本金300万元未还。原审法院认定黄雷领款与本案无关、郁维岳应当还款480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三、关于俞春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
（一）关于俞春是否为涉案借款保证人的问题。
俞春上诉主张其并非涉案借款保证人而是作为经办人在借款合同中签字。本院认为，2013年5月15日，俞春在涉案借款合同中保证方处签字，并注明身份证号码和日期。2013年9月28日，吴依贤与郁维岳签署的协议书中亦载明涉案500万元由黄雷与俞春作担保。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俞春为涉案借款的保证人。俞春主张其系作为经办人签字，保证方字样系吴依贤事后添加，并申请徐健健出庭作证。虽然徐健健出庭作证称保证方字样是在俞春离开后由吴依贤单位的张经理在俞春姓名前添加，郁维岳亦认可该证言并称俞春签名时其在场。但本院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各方当事人均未陈述2013年5月15日徐健健在场，郁维岳还称其中途不在，回来时俞春已签好字，该记载内容与徐健健的证言及郁维岳二审中的质证意见并不相符。而徐健健接受本院询问时亦称其只看见俞春写了其姓名二字，对于俞春签名下方的身份证号码及日期系谁书写不清楚，但该陈述与俞春本人签名并书写身份证号码及日期的事实明显矛盾。再结合徐健健与债务人郁维岳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的情况，仅凭徐健健的证言不足以推翻借款合同及协议书所载内容，俞春主张其系经办人亦缺乏合理解释，因此，俞春主张其并非涉案借款保证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俞春保证的效力问题。
俞春主张本案的对外担保未办理登记手续故无效。本院认为，俞春提供的担保在性质上并不属于对外担保，无需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或登记，不属于无效的情形，俞春关于其保证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三）关于吴依贤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
俞春主张郁维岳承诺书载明欠款应于2013年5月31日结清，故其保证期间应从2013年5月31日起算至2013年11月30日，吴依贤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保证期间。本院认为，经审查一审卷宗材料，一审法院已于2013年11月28日收到吴依贤的民事诉状，此时，吴依贤即已提出俞春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并未超过俞春的保证期间，故俞春以超过保证期间为由主张免除其保证责任依据不足，俞春仍需对郁维岳的涉案欠款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郁维岳与俞春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通中民初字第0118号民事判决；
二、郁维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吴依贤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12月6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三、黄雷、俞春对郁维岳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吴依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69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960元，由吴依贤负担20784元，郁维岳、黄雷、俞春负担311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200元，由吴依贤负担16950元，郁维岳、俞春负担282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 洪
审判员 秦岸东
审判员 陈 丽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佳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