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0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附楼2层、3层。
负责人：顾以良，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商川，该分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施敏，湖北正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覃国许，女，196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郑磊，湖北君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覃国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3）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329号民事判决，于2013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梅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伟、代理审判员易齐立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施敏，被上诉人覃国许的委托代理人郑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覃国许与余以芳系夫妻关系。2010年6月24日，余以芳与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签订人身保险投保书，约定余以芳向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投保长城幸福人生终身寿险及长城附加定期寿险（2009）两个险种，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为余以芳，其中长城幸福人生终身寿险基本保险金额为10万元，保险期间至被保险人生存至100周岁，长城附加定期寿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期间被保险人生存至75周岁。该投保书附有告知事项，余以芳在告知事项表健康告知询问事项栏被保险人回答处均填写为“否”，并在投保书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栏签名确认，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保险代理人李发从在见证代理人一栏签名确认。同日，投保人余以芳在责任免除告知书、投保提示书客户确认栏签名确认。2010年7月21日，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向余以芳出具人身险保险单，该保单身故受益人经批注由法定变更为覃国许。上述保险合同保险条款约定：被保险人身故，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2010年7月9日，余以芳进行了健康体检，在询问事项栏均填写为“否”。2011年12月15日，余以芳因病入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被诊断为xx病，并被下达病危通知书。次日，余以芳因病死亡。覃国许遂向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提出理赔申请，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于2012年4月18日向覃国许作出人身险理赔批单，告知覃国许解除余以芳投保的两个险种的保险责任，保险责任终止。覃国许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向覃国许支付保险金30万元，并由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
原审法院另查明：2009年7月14日，余以芳曾因xx病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治疗。2010年6月，经李发从介绍，覃国许及余以芳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宜昌支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向新华保险宜昌支公司购买吉星高照两全保险（分红型），新华保险宜昌支公司业务员为覃发军，该保险合同缔结后覃发军向李发从支付了佣金。余以芳死亡后，因新华保险宜昌支公司未理赔，覃国许于2012年7月13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新华保险宜昌支公司赔付其保险金12万元，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00046号民事判决，确认李发从在介绍余以芳与覃发军签订保险合同时就明知余以芳患过xx病。
原审法院认为：投保人余以芳与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履行义务享受权利。保险合同是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就承保什么样的风险、以什么样的价格承保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的协议。双方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了保险责任的范围，即：被保险人身故，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因此，在被保险人余以芳死亡后，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应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受益人即覃国许支付保险金30万元。覃国许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关于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辩称余以芳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意隐瞒在投保前就已经患xx病的事实，其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六款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虽然余以芳在投保时未向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如实陈述其曾患xx病的事实，但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授权的保险代理人李发从明知上述情况，仍与余以芳签订保险合同，并由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收取保费出具保险单，应视为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故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不得解除合同，且在发生保险事故时，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因此，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的上述答辩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六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覃国许支付保险金30万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900元、其他诉讼费46元，共计2946元由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负担（此款覃国许已预付，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应随上述判决款项一并支付覃国许）。
上诉人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覃国许的诉讼请求，并由覃国许承担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用。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充分。本案的保险合同存在投保人和保险代理人互相串通骗保的行为。李发从是医务人员，与余以芳是亲戚关系，且知晓余发芳患病的事实。他作为保险代理人，清楚如何规避保险合同签订时存在的不利于投保人的风险。投保人和保险代理人都明知患病事实，其二人为达到投保成功的目的，刻意隐瞒事实，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是不可能知道真实情况的。另外，李发从明知余以芳的病情，让余以芳短期内连续购买三家保险公司的产品，且所有险种均是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高保额定期寿险。余以芳短期内缴纳保险费一万多元，其与妻子覃国许在家务农，其子在餐厅做服务员，以其家庭经济状况来看，其缴纳保险费的金额远远超过了家庭的承受能力。所以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认为他们的行为存在恶意串通骗保的嫌疑。此外，2011年12月15日余以芳因病入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被诊断为xx病。医生在下达病危通知书并告知治疗方案及费用后，其家人拒绝治疗，在24小时内让其出院。次日余以芳死亡。余以芳家人愿意每年缴纳l万余元为其购买商业保险，却在余以芳需要医疗救治时放弃治疗，主观上有放任余以芳死亡，获得理赔金的故意。因此，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认为余以芳与李发从在主观上存在着骗取高额保险金的故意。在此情况下，本案的保险合同应当是无效的。二、本案符合第三方与投保人恶意串通损害保险人利益的情形，保险合同应为无效。李发从是第三方湖北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在本案中，李发从与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之间属于委托关系，由李发从代理签订的保险单的法律后果是由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承担，在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下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承担保险人责任。但本案明显存在保险代理人与投保人恶意串通投保以获得高额保险金的目的，在此情形下，第三方与投保人的行为已经极大地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在前述可能性存在的前提下，本案不应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而是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本案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而无效，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被上诉人覃国许答辩称：余以芳一家完全有能力购买保险，支付保费。余以芳病危时，其家人将其送至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因医生提示抢救无望，因而遵照当地习俗让余以芳回家安息，余以芳在回家途中已停止呼吸。余以芳的家人并未放弃治疗。保险公司是鼓励业务员拓展亲戚朋友投保的，故李发从知道余以芳患病情况，也知道余以芳投保之前已经治愈。因此，李发从动员余以芳投保多家保险公司符合实际情况，并不存在李发从与余以芳恶意串通。本案中，余以芳与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是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覃国许答辩请求驳回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覃国许分别提交了证据。
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提交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人身保险投保单复印件一份，其上载明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余以芳，拟证明余以芳短期内投保三份人寿保险，存在骗保的可能。经质证，覃国许对该份投保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认可在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购买了一份保险，不认可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审查认为，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基于覃国许认可在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购买一份保险，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另有一份投保单存在，故本院对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至于该证据是否能够达到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
覃国许提交李兴龙的书面证言一份，拟证明余以芳在回家途中死亡，其家人对余以芳没有放弃治疗。经质证，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本院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可视为出庭作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了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五种情形，符合该情形的，经人民法院许可，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因覃国许未证明证人李兴龙存在确有困难无法出庭的法定情形，且未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因此证人李兴龙属于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上述书面证言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除对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余以芳于2010年6月在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购买了人身保险一份。在出院时间为2011年12月16日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24小时内入出院记录中有余以芳神志昏迷，呼之不应，需行气管插管术，家属拒绝气管插管，并要求放弃治疗，出院回家的内容。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事实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余以芳与李发从是否存在串通骗保的行为以及涉案保险合同是否无效。
本院认为：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人民法院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首先应适用该规定列出的第四级案由。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保险合同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当被保险人的寿命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属于人寿保险合同。人寿保险合同纠纷列入《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四级案由，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人寿保险合同纠纷。原审法院以《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列出的第二级案由保险纠纷确定本案案由不准确，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余以芳与李发从是否存在串通骗保的行为。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认为余以芳与李发从存在串通骗保的行为主要有如下两方面理由：1、李发从与余以芳是亲戚关系且知晓余以芳在投保前患病的事实，二人刻意隐瞒患病事实以达到投保成功的目的。2、余以芳的家人对余以芳放弃治疗，放任其死亡，从而获得理赔金。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就串通骗保而言，需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主观上存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共同故意，客观上有串通行为，以编造未曾发生的事故骗取保险金或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获得保险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仅能证明李发从与余以芳是亲戚关系，并在知晓余以芳曾患病的情况下仍接受了余以芳的投保。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余以芳和李发从基于骗取保险金的目的协商一致隐瞒余以芳曾患病的事实从而投保成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在现实生活中，保险代理人动员其亲戚朋友购买保险的情况极为普遍且合法合理。而就保险制度而言，其最大的功能在于将个人在生活中因遭遇各种人身危险、财产及对他人的责任危险所产生的损失，在共同团体中分摊消化。对于以死亡为保险事故的人寿保险，其目的是避免由于被保险身故而使其家属或依赖其收入生活的人陷入困境。基于投保人对于被保险人健康状况或职业风险的评估，会选择不同的保险险种及投保份数，法律并不禁止人寿保险的重复投保。因此，余以芳在曾患重病的情况下，为防范家人经济生活上的风险，短期内购买多份人寿保险符合人之常情，也不违反法律规定。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以余以芳与李发从是亲戚关系、余以芳短期内购买多份保险为由主张其与李发从存在串通骗保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
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上称还称余以芳的家人在其病危时放弃治疗，放任其死亡，意在获得保险理赔。对此，本院认为：余以芳的家人虽客观上存有放弃治疗的行为，但并不就此表明其家人系出于获得保险金的目的而放任余以芳的死亡。现实中，处于病危状态的病人在持续治疗下会出现两种后果，一是康复出院，二是不治身故。本案中，若余以芳的病情继续治疗会好转康复，而其家人为获得高额的保险赔偿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放弃治疗从而放任余以芳死亡，则余以芳家人的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但目前并无生效判决对此予以认定。若余以芳的病情即使继续本次医疗仍不可避免其短期内死亡，则其家人忍痛放弃治疗的行为与其死亡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换言之，此种情形下，无论余以芳家人是否放弃治疗，对余以芳的死亡结果及死亡时间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均应承担本案保险责任。因此，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关于余以芳的家人系基于获得保险金的故意而放任余以芳的死亡的主张，既无证据证实，又有悖人情伦理，本院对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保险合同是否无效。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称李发从与余以芳存有串通骗保的行为，损害了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的利益，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未能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证实李发从与余以芳存在串通骗保的行为。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系指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签订合同从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因而合同无效。但本案中，李发从系代表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与余以芳签订保险合同，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系合同当事人而非合同以外第三人，且该保险合同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不能以上述法律规定作为主张涉案保险合同无效的依据。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该法确立了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作为保险合同纠纷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人身保险合同无效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二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涉案保险合同均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对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主张涉案保险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余以芳在投保时虽未如实告知其曾患病的事实，但作为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的保险代理人的李发从对此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李发从仍与余以芳签订人寿保险合同，代表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与余以芳建立保险法律关系，应视为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在已经知道余以芳未如实告知其曾患病的情况下，仍与余以芳订立人寿保险合同。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六款：“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的规定，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不得以余以芳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保险合同，且在余以芳因病身故后，应当向保险合同受益人支付保险合同约定的30万元保险金。故上诉人长城保险湖北分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 飚
审 判 员 王 伟
代理审判员 易齐立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