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9民终9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华城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乐业巷36号1栋1单元2-4层。
法定代表人：汪淑华，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颜诗树，四川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梅，女，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卫东，男，1967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何金亮，四川明炬（遂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江宁，男，1976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先芬，女，1976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上诉人四川华城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城建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卫东、戴江宁、屈先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16）川0903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涉及本案被上诉人戴江宁下落不明无法当庭核实相关案件事实，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城建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16）川0903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2.改判终止对上诉人向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园区建设公司）缴纳的袁家坝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标段履约保证金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该履约保证金的冻结；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针对履约保证金的缴纳主体认定问题，已经突破“合同相对性”这一基本原则，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上诉人与业主单位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合同约定应当由上诉人向业主单位缴纳履约保证金，且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也证明已于2013年8月12日如约支付业主单位保证金10904800元，这构成保证金缴纳主体的关键证据。而原审法院未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转款凭证等核心证据，认定保证金缴纳主体等案件基本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其次，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戴江宁签订的《项目目标责任书》约定，如业主要求缴纳保证金，则由戴江宁负责组织，以此推出保证金缴纳主体为戴江宁。上诉人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上述约定仅仅表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已，不能当然得出华城建筑公司转账支出的保证金就属于戴江宁所有。况且，庭审中，被上诉人戴江宁本人并未出庭接受调查，原审法院如此判断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针对第三人薛裕建向华城建筑公司转账10904800元的事实问题，属于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实质牵连。首先，薛裕建同华城建筑公司即便存在资金往来，也属于其他法律关系，概与本案无关。况且，华城建筑公司已经举证，在薛裕建2013年8月12日支付华城建筑公司10904800元后，华城建筑公司于2013年10月21日、12月11日分两次向薛裕建共计支付10540000元，双方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实质牵连。再者，一审中，薛裕建未出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华城建筑对二者关系进行举证，否则承担不利后果，也属于事实认定不清。3.原审法院认为，不能排除薛裕建接受被上诉人戴江宁的指示，将保证金转入华城建筑公司账户的可能性，属于基本事实不清。首先，这属于一审法院单纯的推断，并无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有违司法裁判的中立性和严肃性；其次，该认定已经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再次，如该推断成立，那么为何华城建筑公司随后会分两次向薛裕建支付10540000元。综上，上诉人华城建筑公司关于项目保证金的缴纳问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已经完成举证责任。
被上诉人常卫东辩称，案涉保证金10904800元是戴江宁向薛裕健所借而组织的资金，并通过其挂靠的华城建筑公司向广元园区建设公司缴纳，该笔保证金应属于戴江宁所有，华诚建筑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
被上诉人屈先芬辩称，同意并认可被上诉人常卫东的答辩意见和理由。
被上诉人戴江宁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未到庭接受调查询问，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答辩及辩论的权利。
华城建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立即停止对原告向广元园区建设公司缴纳的广元市袁家坝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标段履约保证金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该履约保证金的冻结；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9日，原告华城建筑公司在案外人广元园区建设公司处中标承建广元市袁家坝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标段。2013年8月3日，原告华城建筑公司与广元园区建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3年8月12日，案外人薛裕健向原告分两次转款共计人民币10904800元。同日，原告将前述款项转账支付给广元园区建设公司。2013年8月17日，原告与被告戴江宁签订《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合同载明：“……三、目标责任，1.目标利润：（1）乙方按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的1.3%向甲方缴纳目标利润；（2）乙方分三次向甲方缴纳目标利润（工程款到甲方账户的前三次缴纳），按甲方与业主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的1.3%即为1501660.00元（大写壹佰伍拾万元零仟陆佰陆拾元）向甲方缴纳目标利润；（3）待本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且最终结算后3日之内，甲、乙双方按多退少补的原则结清目标利润。……四、会计核算与资金管理，……2.乙方所有收支来往必须通过甲方财务部，若招标文件要求在项目所在地开设项目专户，则此专户必须双方共管。业主所有工程款必须转入甲方指定的账户和账号（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乐山市分行直属支行；户名：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账号：51×××98）。……4.如业主要求施工单位部分垫资或带资施工，要求交付合同质保金、履约保证金、信誉保证金及筹措其他资金的，由乙方负责组织资金，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风险，承担一切责任。……”同日，被告戴江宁与原告签订《项目安全生产责任书》，承诺该项目二标段安全生产。同日，被告戴江宁向原告出具《工程承包承诺书》，承诺承担施工中引起的一切民事和刑事责任。承诺书载明：“承包该项目中，不论任何原因和理由被业主解除施工合同或出现因施工被业主停工整顿的，我无条件退出本工程的承包权；其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将被甲方（原告）没收，并将履约保证金和已做工程量的全部工程款交由甲方收缴作为对业主的信誉赔偿。”后该项目开工，被告戴江宁负责该项目至2014年。该项目至今未完工。
2016年6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川0903执859号执行裁定书，对被告戴江宁以原告公司名义向广元园区建设公司缴纳的广元市袁家坝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标段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0904800元予以扣留。原告于2016年6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2016）川0903执85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履约保证金系谁缴纳。原告主张，案涉履约保证金系原告缴纳。被告常卫东主张，案涉履约保证金系被告戴江宁缴纳。本案中，被告戴江宁系案涉项目二标段项目负责人。原告在广元园区建设公司处中标承建案涉项目后，与被告戴江宁签订《项目目标责任书》，该责任书对原告与被告戴江宁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该责任书中明确了业主要求交付的履约保证金由被告戴江宁负责组织。原告主张，履约保证金系其公司人员缴纳，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当日缴纳款项的人员薛裕健与原告公司的关系，不能排除薛裕健系接受被告戴江宁指示将该款项转入原告银行账户的可能性。原告主张，被告戴江宁在承建该项目二标段时给原告造成损失，被告戴江宁对原告负有债务。原告的该项主张，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即使成立，亦不能排除一审法院对案涉履约保证金的强制执行，原告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履约保证金系其缴纳，故原告要求停止对案涉履约保证金的执行，解除冻结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屈先芬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号证据：发包人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承包人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副本），拟证明华城建筑公司是案涉棚户区改造工程二标段的合法施工主体；
2号证据：授权委托书、《中标通知书》和自然人戴江宁及胡均云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华城建筑公司是案涉棚户区改造工程二标段的中标单位，戴江宁是华城建筑公司授权的该案涉工程项目经理以及戴江宁和胡均云的身份信息；
3号证据：《四川华城建筑有限公司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拟证明戴江宁挂靠华城建筑公司对案涉棚户区改造工程二标段进行实际施工，并向华诚建筑公司按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的1.3%向该公司缴纳目标利润；
4号证据：吴毅与戴江宁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拟证明吴毅与戴江宁之间的借贷关系；
5号证据：戴江宁与薛裕健及华城建筑公司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拟证明戴江宁为了向业主单位广元园区建设公司缴纳履约保证金，作为借款人向出借人薛裕健借款10904800元，并由华城建筑公司作为担保人；
6号证据：《承诺书》，拟证明华城建筑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向戴江宁承诺：由戴江宁向业主单位缴纳的履约保证金10904800元，待案涉棚户区改造工程二标段竣工验收合格且业主单位将该笔履约保证金退还到该公司账户上后，该公司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将该笔履约保证金退还至戴江宁的指定银行账户。
上诉人华城建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被上诉人屈先芬提供的新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该证据只能证明业主单位广元园区建设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上诉人，并非戴江宁，不能说明戴江宁对案涉保证金享有权利。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其中的授权委托书表明戴江宁无权再将工程施工事宜转委托给他人，戴江宁委托田锡荣进行财物管理是违背委托书约定的，中标通知书说明中标单位是上诉人，而非戴江宁。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并且该目标责任书的很多条款没有得到实际履行。对4号证据，无法核实真实性，即便该《借款协议书》是真实的，也属于戴江宁和吴毅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毫无关联。对5号证据，因为出借人薛裕健未出庭作证，所以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该合同是否得到履行，是否成立和生效不得而知，与本案无关联性；即便该《借款担保合同》成立并生效，它仅反映戴江宁与薛裕健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所以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向业主单位缴纳的保证金，可以由戴江宁享有相关权利。对6号证据，该《承诺书》是复印件，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不予质证，请求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常卫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上述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6号证据《承诺书》虽然是复印件，但是该复印件上的印章与1号证据上华城建筑公司的印章相符，具有真实性，也完全可以证明戴江宁挂靠上诉人华城建筑公司实际承担案涉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标段的施工任务，履约保证金系由戴江宁实际缴纳。
二审中，为查明案件相关事实，本院依职权对被上诉人屈先芬、常卫东及案外人田锡荣分别进行了询问，并形成了询问笔录（之一）、询问笔录（之二）、询问笔录（之三），即：7号、8号、9号证据。
上诉人华城建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上述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就7号证据、8号证据而言，屈先芬和常卫东均是本案当事人，应当出庭，该两份书证仅仅是当事人的口头陈述，案件当事人的陈述必须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戴江宁向薛裕健借款属实，仅仅反映借款人戴江宁和出借人薛裕健的借贷关系，根本不能反映华城建筑公司向广元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业主方所缴纳的保证金系戴江宁所有，况且屈先芬陈述说不认识薛裕健，也没有听戴江宁说起这个人，这就说明戴江宁和薛裕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请求法院对7号、8号证据不予认定。对9号证据，田锡荣不是本案当事人，最多只是本案的证人，其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法庭中双方当事人的质询，田锡荣在询问笔录（之三）中的陈述，仅仅是他个人的单方陈述，没有戴江宁到庭来印证其说法，无法核实陈述内容的真实性；田锡荣的证词对于本案无任何实质意义，根本不能证明华城建筑公司向业主单位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属于戴江宁所有，因此田锡荣的证词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
被上诉人屈先芬对8号、9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被上诉人常卫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7号、9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本院对上列证据经审查后认为，1号证据并非新证据，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正本）相同，该证据真实合法，能够证实华城建筑公司系案涉工程的中标人，也是案涉工程的合法施工主体。2号证据真实合法，能够证实戴江宁受华城建筑公司的委托，作为代理人负责案涉工程的合同事宜和项目管理事宜，授权期限截止案涉工程竣工验收时止。3号证据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目标责任书》相同，该证据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4号证据仅仅反映了出借人吴毅与借款人戴江宁之间签订了《借款协议》，是否履行该协议，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5号证据系原件，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企业活期明细查询流水单记录的接收薛裕健的两次转款情况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出借人薛裕健根据《借款担保合同》之约定，于2013年8月12日分两次向上诉人转款人民币10904800元，上诉人收到此两笔款项后，于同日将该笔款项转账支付给案涉工程的业主单位广元园区建设公司。6号证据系复印件，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定。7号、8号证据均系本案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评判。9号证据系证人证言，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二审中，为进一步证明相关案件事实，上诉人华城建筑公司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戴江宁与薛裕健及华城建筑公司于2013年8月9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中保证人“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的印章与该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司印章印文进行真伪鉴定。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四川中益司法鉴定中心对该鉴定事项予以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4月3日作出了川中司鉴〔2018〕文鉴字第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即：10号证据。此外，被上诉人常卫东亦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屈先芬提供的戴江宁与薛裕健及华城建筑公司于2013年8月9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中保证人“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的印章与该公司一审诉讼中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中该公司的印章进行比对；并对该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中所盖的公司印章与该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留存的印章进行比对。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鉴定事项予以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6月4日作出成联〔2018〕文鉴字第1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即：11号证据。
上诉人华城建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上述10号、11号证据经质证认为，对10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借款担保合同》上盖有的上诉人印章并非上诉人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对1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该鉴定意见书的第二项结论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正本）中的公司印章与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是出于同一个印章。11号证据和10号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达到的证明观点和目的，不能证明案涉履约保证金是被上诉人戴江宁所缴纳或者所有。被上诉人常卫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10号、1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完全能够证明缴纳的保证金属于戴江宁所有。第一，上诉人应该有两枚印章，一枚在公安机关备案，另一枚就是《借款担保合同》和《建设施工合同》上所盖有的公司印章；第二，《借款担保合同》上的公司印章与《建设施工合同》上的公司印章是一致的，证明《借款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是真实的，是由上诉人加盖的印章。保证金仅仅是借用了华城建筑公司的账户转交给了业主单位。因而，10号、11号证据完全达到了被上诉人常卫东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屈先芬对10号、1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本院对10号、11号证据经审查认为，四川中益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川中司鉴〔2018〕文鉴字第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成联〔2018〕文鉴字第1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合法有效，鉴定结论能够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二审中，本院通过审阅本案一审诉讼卷宗，结合二审中被上诉人屈先芬提交的书证、上诉人华城建筑公司和被上诉人常卫东申请鉴定机构对不同鉴定事项分别作出的鉴定结论，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及另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3年8月9日，戴江宁作为甲方（借贷方），薛裕健作为乙方（出资方），华城建筑公司作为丙方（保证人），三方签订了《借款担保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一、借款金额及账户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10904800元（大写：壹仟零玖拾万肆仟捌佰元整），乙方同意上述借款。1、乙方付款账户：户名：薛裕健开户行：建设银行龙腾路支行账号：62×××22；2、甲方指定乙方将借款支付至如下账户户名：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直属支行账号：51×××98。乙方支付款项到达上述甲方指定银行账户视为甲方收到款项，银行转账凭证作为支付凭证。3、除乙方另行书面通知外，乙方要求甲方借款期限届满后归还借款时只能以网上银行转款或电汇的方式按各自金额分别还款到上述出借账户，不得支付至其他账户，否则视为甲方没有偿还相应借款。若乙方采用其他方式还款，将承担不能及时到账的所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逾期还款利息、违约金等）。4、甲乙双方各自为账户信息的准确性负责。二、借款期限：借款期限3个月，自2013年8月9日至2013年11月8日止（如借款支付凭证载明日期与上述借款日期不一致，具体起始日期以实际支付日期为准）。甲方可提前还款，但需提前三天通知乙方。三、担保责任和范围为保证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期限还款，丙方自愿向乙方提供如下担保：1、丙方向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担保范围：借款本金，担保期间及于甲方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该笔借款本息还清后，相关担保责任自动解除。
2013年，戴江宁与上诉人华城建筑公司签订《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后，组织人员对案涉的广元市袁家坝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标段的建设工程进行实际施工。2013年12月11日，戴江宁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向华城建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内容为：“今戴江宁申请将袁家坝棚户区改造二标段由四川省华诚建筑有限公司中标的工程预付款的大写：贰佰万元整，小写：￥2000000.00元转给田俊川，开户行：建行遂宁分行营业部，账号62×××96申请人：戴江宁时间：2013年12月11日。”根据戴江宁的申请，2013年12月12日、2013年12月13日、2014年1月24日、2014年1与26日、2014年2月11日、2014年7月8日、2014年7月29日、2017年7月31日、2014年8月27日、2014年8月28日、2014年10月11日、2014年10月15日，华诚建筑公司通过其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营业部开立的银行账户（银行账号：51×××98）向戴江宁指定的收款人田俊川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商务区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银行账号：62×××96）分别转款人民币2000000元、1989000元、2200000元、6278547元、97720元、3667600元、1800000元、857600元、2200000元、451800元、990273元、400000元，华诚建筑公司在该十二笔转款客户专用回单上注明用途为工程款和退押金及劳务费，以上合计人民币29121540元。2013年12月10日，案涉工程的业主单位广元园区建设公司通过银行转款（公司账号为51×××00）向华城建筑公司支付人民币13550000元，并在转款用途中备注为：袁家坝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款。2013年10月21日、2013年12月11日，华城建筑公司通过其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营业部开立的银行账户（银行账号：51×××98）向自然人薛裕健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腾路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银行账号：62×××22）分别转款人民币4000000元、6540000元，合计人民币10540000元，华城建筑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的用途一栏备注为：劳务费或者往来款。
2018年3月7日，华城建筑公司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戴江宁与薛裕健及华城建筑公司于2013年8月9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中保证人“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的印章与该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公司印章印文进行真伪鉴定。四川中益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对该鉴定事项予以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4月3日作出了川中司鉴〔2018〕文鉴字第0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8年3月19日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检的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与薛裕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上保证人栏目内的印章印文与样本上的印章印文不属于同一枚印章捺印所形成的印章印文。2018年5月15日，常卫东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屈先芬提供的戴江宁与薛裕健及华城建筑公司于2013年8月9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中保证人“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的印章与该公司一审诉讼中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中该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比对；并对该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中所盖的公司印章与该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留存的印章进行比对。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对上述鉴定事项予以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6月4日作出成联〔2018〕文鉴字第1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标期“2013年8月9日”的《借款担保合同》第3页下方留有的“四川华城建筑有限公司”印文与标期“2013年9月9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正本）》其第72页右下方留有的“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印文是出自同一枚章盖印形成。2.标期“2013年9月9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正本）》其第72页右下方留有的“四川华城建筑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出自以公安备案印模为底版刻制的印章。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诉、辩双方各自的意见，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一，案涉履约保证金10904800元由谁缴纳和所有；第二，华城建筑公司提出对诉争的10904800元履约保证金中解除冻结和终止执行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
（一）关于案涉履约保证金10904800元由谁缴纳和所有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从一审及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看，2013年8月3日，上诉人华城建筑公司与发包单位广元园区建设公司就广元市袁家坝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标段的建设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华城建筑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中标单位和合法施工单位，在承接该建设工程后，作为甲方又与自然人戴江宁（乙方）签订了《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以下简称：《目标责任书》），双方在该《目标责任书》中，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均作出了约定。从《目标责任书》的核心内容看，甲方将案涉工程的施工任务以劳务分包的方式全部转让给戴江宁，戴江宁需要自筹资金、组织设备和人员进场施工，还需要组织资金向业主单位广元园区建设公司缴纳履约保证金，华城建筑公司仅仅按照该工程的最终结算金额的1.3%向戴江宁收取目标利润。结合华城建筑公司于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10月15日期间通过其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营业部开立的银行账户（银行账号：51×××98）向戴江宁指定的收款人田俊川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遂宁商务区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银行账号：62×××96）分十二次转款合计人民币29121540元，并在该十二笔转款客户专用回单上注明用途为工程款和退押金及劳务费的案件事实，不难看出，戴江宁名为劳务分包，实为挂靠华城建筑公司，全面开展案涉工程的施工任务，戴江宁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根据二审另行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虽然戴江宁、薛裕健、华城建筑公司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上华城建筑公司的印章与华城建筑公司在公安机关留存的印章印文不同，但是，华城建筑公司与广元园区建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正本）上华城建筑公司的印章与戴江宁、薛裕健、华城建筑公司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上华城建筑公司的印章一致。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正本）系上诉人华城建筑公司在一审中所提供，拟证明该公司系案涉工程的合法施工主体，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为真实合法有效；虽然薛裕健和戴江宁本人未到庭就《借款担保合同》的相关签订事宜接受法庭的质询，但《借款担保合同》上华城建筑公司的印章是真实合法的，应为华城建筑公司对外使用的印章，由此可以认定该《借款担保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从戴江宁、薛裕健、华城建筑公司三方于2013年8月9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可知，实际施工人戴江宁自愿通过向自然人薛裕健借款，并委托薛裕健向华城建筑公司以银行转款的方式支付案涉工程的履约保证金10904800元，华城建筑公司作为担保人同意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借款担保合同》的约定，华城建筑公司于2013年8月12日收到薛裕健两次转款共计10904800元后，戴江宁与薛裕健建立了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华城建筑公司并于2013年8月12日即向业主单位广元园区建设公司缴纳了履约保证金10904800元。嗣后，华城建筑公司于2013年10月21日、2013年12月11日向薛裕健分别转款4000000元、6540000元，合计人民币10540000元，即华城建筑公司作为案涉履约保证金的连带保证担保人向薛裕健归还了大部分借款。2013年12月10日，华城建筑公司作为合法的施工主体单位，收到业主单位广元园区建设公司通过银行转款向其支付的案涉工程部分工程款人民币13550000元。由此可以看出，华城建筑公司系从业主单位获得的应由实际施工人戴江宁享有的部分工程款用于向薛裕健归还戴江宁所借的大部分借款10540000元。鉴于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系戴江宁，且戴江宁组织机械设备和人员负责该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直至2014年才实际退出，后该案涉工程由华城建筑公司全面接管并具体施工。因此，华城建筑公司用于归还薛裕健出借款的该部分工程款10540000元本应由戴江宁所享有，不应由华城建筑公司享有。故案涉履约保证金应系戴江宁缴纳并归其有。华城建筑公司主张案涉保证金系其缴纳，并属于其所有，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对其提出的案涉保证金10904800元属于其所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华城建筑公司提出对诉争的10904800元保证金中解除冻结和终止执行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中，如前所述，华城建筑公司对本案诉争的10904800元履约保证金不享有所有权，并非该笔款项的合法权利人。戴江宁对本案诉争的10904800元履约保证金所实际享有的所有权能够接受申请执行人常卫东对以上款项的冻结和执行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之规定，华城建筑公司对案涉履约保证金并不享有足以排除一审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其提出的对案涉保证金解除冻结和终止执行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华城建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四川省华城建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文晓萍
审判员 刘晓玲
审判员 蒋立文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陈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