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民一(民)初字第2193号
原告戴建平(反诉被告)，男，1965年1月1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原告丁卫祥(反诉被告)，男，1960年7月1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潘卫东(反诉被告)，男，1967年10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三原告委托代理人何学忠，上海市申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万鹤庆(反诉原告)，男，1951年10月2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代理人韩蓓蓓，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陶平，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上海新易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闸北区。法定代表人黄中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周文才，男。原告戴建平、丁卫祥、潘卫东诉被告万鹤庆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被告万鹤庆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以(2015)长民一(民)初字第2193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何学忠、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韩蓓蓓到庭参加诉讼。同月22日，被告万鹤庆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审查后决定与本诉案件合并审理。后被告(反诉原告)万鹤庆申请追加上海新易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易达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于同年11月13日通知新易达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同年11月2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原告(反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何学忠，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韩蓓蓓、第三人新易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文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戴建平、丁卫祥、潘卫东诉称：三原告与第三人新易达公司系合作关系，以新易达公司名义对外承接工程，并使用新易达公司名下银行账户收发工程款等。被告万鹤庆与新易达公司系挂靠关系，同时也是新易达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2009年，被告以新易达公司名义承接了位于江西黎川的“江西鸿基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办公楼及厂房等”工程(以下简称“江西黎川工程”)。后因该工程引发多起纠纷，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闸北法院”)及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抚州中院”)分别做出判决，判令新易达公司承担相应付款责任。为执行生效判决，闸北法院于2012年3月19日自新易达公司银行账户扣划人民币16.1万元；抚州中院则分别于2013年8月22日、同年9月25日自新易达公司银行账户扣划100万元、82万元。上述款项合计198.10万元，虽存放于新易达公司银行账户，但实际属于三原告所有，是三原告承接工程的工程款或保证金。因新易达公司资金不足，而被告承接并管理取江西黎川工程且收取过工程款，故双方就三原告遭受的损失，在新易达公司的参与下达成一致意见：由被告出面向江西黎川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进行追偿，该198.10万元需在2015年1月30日前收回，超过该时间则由被告承担还款责任。被告于2014年7月18日出具书面承诺，确认上述内容。然而，被告此后并未履行该承诺。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人民币198.10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被告(反诉原告)万鹤庆辩称：首先，被告在2014年7月18日出具的书面承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当日，三原告强行闯入被告居住的小区内偶遇被告。被告为避免给邻居及前妻造成不良影响，故将三原告引入附近咖啡馆洽谈。在三原告的威逼下，被告按照要求誊抄了承诺书并签名。其次，被告与新易达公司之间在2010年以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被告负责财务及统计工作，后担任新易达第三分公司负责人。至于江西黎川项目，系案外人朱某某及张某某共同承包的。被告仅代表新易达第三分公司对项目进行管理。后该项目发包方因资金短缺致使施工无法继续进行，新易达公司对发包方享有的很多债权未能实现，反而对工程分包人、材料商等欠下债务。因此，被告对于三原告的损失并不负有责任，要求其承担责任显失公平。并且，上述款项均系从新易达公司银行账户被扣划，钱款系种类物，三原告完全可以向新易达公司主张权利。再次，在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载明三原告需要向被告预支债权金额10%的前期费用，用于追偿债务。被告此后也及时咨询律师、聘请他人进行调查且发现了朱某某的下落。但是三原告却拒绝支付费用，致使被告无法催讨债务，不得不中止了劳务活动。因此，三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还款责任。此外，根据承诺书约定，原、被告之间系劳务雇佣关系，三原告有义务向被告支付债权金额10%的劳务费，即19.88万元。后被告积极提供劳务，帮助三原告催讨债务，三原告却始终未支付劳务费。被告故提起反诉，请求判令三原告向其支付劳务费19.88万元。针对反诉原告万鹤庆提出的反诉，反诉被告戴建平、丁卫祥、潘卫东辩称：同意该反诉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但不同意被告的反诉请求。承诺书载明的费用并非劳务报酬或好处费，而是为催讨债务发生的必要费用。该笔费用将在被告催讨债务成功的情况下，根据被告实际支付的金额在债权10%的范围内报销。若催讨不成则由被告自负。因被告既未成功追偿债务，也未证明其实际支付了该笔费用，故其反诉请求无任何依据。第三人上海新易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述称，闸北法院及抚州中院自其银行账户划扣的198.10万元确实属于三原告所有。新易达公司因经营不善，已无其他款项可供与三原告结算，故与原、被告进行协商。因江西黎川项目系被告具体操作的，由被告自负盈亏，故三方商定由被告负责向朱某某等人催讨，催讨不成的由被告承担还款责任。因此，被告的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经审理查明：2008年10月25日，案外人朱某某代表新易达公司(承包人)与江西鸿基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发包人，以下简称“鸿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概况、承包范围、价款等条款。同年，被告万鹤庆代表新易达第三分公司与新易达公司签订《公司内部承包协议》，约定新易达公司委派被告担任第三分公司的总负责人，在第三分公司业务经营范围内进行承包经营活动；第三分公司进行独立核算，承包期限内所有工程项目及债权债务自行承担；承包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2009年8月8日，新易达第三分公司与朱某某(江西黎川鸿基项目部)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约定新易达第三分公司同意朱某某以新易达公司江西黎川项目部名义经营承包江西黎川工程；朱某某上缴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并对项目进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为此，新易达公司任命朱某某为项目部经理。同年9月8日，朱某某以“新易达江西黎川鸿基项目部”(发包方)的名义与案外人张某某(承包方)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内部合同》，约定由张某某承包江西黎川项目。此后，张某某按照合同约定给付新易达公司2,760,000元，并组织有关人员对工程进行垫资施工。后鸿基公司无法继续履行与新易达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于2010年5月21日协议终止履行江西黎川工程。2011年7月20日，案外人湖州华顺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顺公司”)诉至闸北法院，要求新易达公司退还江西黎川项目中的工程保证金20万元并支付利息。闸北法院于同年8月12日作出(2011)闸民三(民)初字第1446号判决，支持了华顺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2012年，新易达公司向抚州中院提起诉讼，要求鸿基公司支付工程款并返还保证金等。抚州中院于同年6月5日作出(2012)抚民一初字第2号判决，判令鸿基公司支付新易达公司工程款2,724,100元及逾期利息，并返还押金800,000元及逾期利息。2012年4月30日，张某某因病死亡。同年7月6日，张某某的法定继承人张曾雄等人起诉至抚州中院，请求判令新易达公司返还押金、支付工程款等。同年11月21日，抚州中院作出(2012)抚民一初字第14号判决，判令新易达公司支付工程款1,903,603.10元及逾期利息，并返还押金2,454,145元及逾期利息。为执行生效判决，闸北法院于2013年3月19日自新易达公司名下尾号为5970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强制扣划161,000元。三原告与新易达公司均确认该款项系潘卫东所承接工程发包方支付的款项。同年8月22日，抚州中院自新易达公司名下尾号为9920的北京银行账户扣划1,000,000元。三原告与新易达公司均确认该款项系丁卫祥为其承接工程缴存的保证金。同年9月25日，抚州中院自新易达公司名下尾号为3245的江苏银行账户扣划820,000元。三原告与新易达公司均确认该款项系戴建平所承接工程收取的工程款。为解决上述款项划扣引发的纠纷，三原告与被告进行交涉。2014年7月18日，被告向三原告出具书面承诺，载明：“有关江西黎川项目造成(戴建平、丁卫祥、潘卫东)经济损失(共计198.8万元，以凭据为准)，由万鹤庆负责催讨，并由万鹤庆采取措施。如需采取措施的前期费用由万鹤庆向(戴建平、丁卫祥、潘卫东)暂借，前期费用控制在10%以内，不得超出。催讨成功，前期费用由出款人承担。以上款项198.8万元需在2015年1月30日前收回。超过时间此款由万鹤庆承担还款，并在十天内付清全部款项”。落款处，被告签署其姓名并注明其身份证号码及手机号码。同月20日，被告向潘卫东发送手机短信，告知其次日晚上将与公安机关人员面谈，要求潘卫东携带“原来我(被告)复印给你的朱某某写的还款计划(写给福建人的)、银行对账单”等资料一同参加。同年10月26日及27日，被告向潘卫东发送手机短信，提醒其同月29日将一同与律师面谈，要求其携带法院划扣款项的凭证。后被告催讨款项无果，故涉讼。上述事实，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公司内部承包协议》、《内部承包协议》、《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内部合同》、(2011)闸民三(民)初字第1446号民事判决书、(2012)抚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2012)抚民一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农业银行《强制扣划通知书》、抚州中院《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被告向潘卫东发送的手机短信、新易达公司的《情况说明》以及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经庭审核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因双方意见不一致，致本案调解不成。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于2014年7月18日出具的承诺书是否真实、合法、有效？2、双方约定的“前期费用”属何性质？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首先主张2014年7月18日的承诺书系其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合同关系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被告应就其辩称的胁迫事实存在举证责任，并到达“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之证明标准。然而，本案中被告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并且，被告陈述其在公共场所出具该承诺书，随后也未采取报警、请求撤销该承诺书等措施。从事后被告与原告方频繁发送手机短信的过程及内容来看，也可看出双方就如何催讨款项是相互协商、配合的。因此，被告辩称因其受到胁迫故涉案承诺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相应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另一方面，被告亦提出三原告被强制扣划的款项理应由新易达公司偿付，全部由被告承担显失公平。三原告及新易达公司则表示，新易达公司已无力先行偿付三原告款项后再与被告结算江西黎川工程款项，故由三原告直接与被告商定赔偿方案。本院注意到，本案三原告与被告此前虽分别与新易达公司发生经济往来，但新易达公司与被告之间、以及被告与朱某某之间均签订有内部承包协议，约定承包人就其承接工程自负盈亏等内容。被告向三原告出具承诺书时，江西黎川工程已经停工，引发了多起诉讼，被告对此也已知晓，且为利害关系人。三原告与被告达成书面协议的目的，即在于对双方已经发生的纠纷及三原告的损失进行结算，确定责任负担问题。因此，在新易达公司无力付款、而被告具有向案外人追偿损失的可能性之情况下，被告自愿在一定期限内催讨款项并承担催讨不成的责任，难谓显失公平。基于此，本院认为，被告出具的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无悖于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主张“前期费用”是指被告为催讨债务实际支出且不超过债权数额10%的费用，该笔费用在被告催讨成功的情况下免于向三原告归还。被告则辩称“前期费用”系其劳务费，后其已提供了约定的劳务，即积极采取催讨措施，只是因三原告拒不配合故催讨未成。被告据此提出其反诉请求，要求三原告向其支付198,800元劳务费。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承诺书，其性质并非被告提供劳务、原告支付相应对价的劳务合同关系，而是双方为处理已然发生的纠纷而达成的协议。其次，关于“前期费用”的用途及取得方式，根据承诺书记载内容显示，系在被告需要采取催讨措施的情况下，以向原告借款的方式获得，金额限定在债权数额10%以内。同时，在被告催讨成功的情况下可以免于向三原告偿还该“前期费用”。因此，从文意理解，双方约定的“前期费用”显然是被告用于催讨债务支出的费用，而非被告应得的定额劳务报酬，且原告承担该笔费用存在明确前提。基于此，本院认为，被告基于劳务合同关系提出的反诉，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对其反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再次，被告同时辩称因三原告未支付前期费用致其催讨不成，故相应后果不应再由其负担。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双方约定由被告负责催讨并采取措施，并承担催讨不成之后果，故被告显然应具有积极向案外人催讨债务以免除其自身义务之动机。本院亦认同，若被告确因催讨债务支出必要费用而向三原告提出借款但遭到拒绝，则该过程与被告最终催讨不成存在一定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根据前文所述“前期费用”的用途及承担方式，可见“前期费用”并非被告催讨行为的对待给付义务，亦不改变催讨不成情况下双方约定的责任承担问题。并且，本案中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就此向三原告借款未果。基于此，本院对被告基于“前期费用”提出的抗辩事由，依法不予采纳。据此，三原告主张依据先前约定要求被告承担付款义务(金额经核算为1,981,000元)，并自逾期付款之日起赔偿利息损失，具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合上述认定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戴建平、丁卫祥、潘卫东人民币1,981,000元，并赔偿原告(反诉被告)戴建平、丁卫祥、潘卫东以人民币1,981,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万鹤庆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万鹤庆负担。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692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1,346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万鹤庆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76元，因与本诉合并审理，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138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万鹤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婷婷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日
书记员 季 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