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32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春华，女，196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遥约，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得华，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荣辉，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冯春华因与被上诉人冯得华财产损失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1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春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遥约、被上诉人冯得华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荣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冯春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支持冯春华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冯得华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冯春华无法举证证明涉案房屋截至被征收拆迁时其为实际权属人”的判定错误。一、未采取书面形式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有效，钟某2的证言及在(2005)花法民三初字第507号案中调取的钟某2支付房款的收据证明了冯春华向其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2001年11月1日，由钟某2向钟村经济合作社购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街大道34号612房，2005年王艳球向钟某2表示购买该涉案房屋，后经了解，该涉案房屋存在办证问题，王艳球便放弃购买房屋。于2006年转由冯春华购买，折扣之前借给王艳球的两万元购房款，并将剩余的两万二千元购房款支付给钟某2，交易过程中，均是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以书面形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不改变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这一基本事实，也不会损害社会利益，而且法律也没有必要因为形式上的要件而否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应认定冯春华和钟某2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二、涉案房屋一直由钟某1居住，双方当事人并未实际占有房屋，故不应据此证明该涉案房屋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冯春华与钟某2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并且向钟某2支付了购房款，冯春华继受取得该涉案房屋所有权，一审法院以“2001年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时冯春华亦从未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否认冯春华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是片面的。三、冯春华为购买房屋向王小丽、王丽以及钟某1妹妹借过钱，这事很多亲戚都知情，证明冯春华购房之事真实存在，并非空穴来风。四、证人钟某1、钟某2、冯某及冯海了解具体房屋买卖交易过程，佐证冯春华的主张，证人证言与案件具有关联性，并由证人签字确认其证言的真实性，法院不应以证人的证言与双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为由而否认该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五、涉案房屋系由钟某2转卖给冯春华，冯春华并没有与钟村经济社直接签署购房合同，对房屋办证事宜并不知情且没有实际参与。虽然于2006年旁听了涉案房屋关于办证事宜的诉讼案件，且是集体性案件，原告众多，冯春华当时对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也是情理之中。六、在一审时，冯春华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一审法院调取了（2005）花法民三初字第507号案件，在该案中存有两份关键证据，一份为2001年11月1日的收据，收据显示房屋的购买者是钟某2。该份证据是花都市市政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涉案房屋的开发商）向法院提交的，予以抗辩冯得华是没有诉讼主体资格的。同时也存在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是509房和612房是冯得华的，出具该协议书的花都区东区建筑工程公司余耀洪施工队，该公司并非是涉案房屋的开发商，该余耀洪当年确实是涉案房屋开发商的经办人之一，该协议即存在两个问题：1.509房是冯春华与冯得华的弟弟冯某的，并非是冯得华的；2.出具盖章的公司也并非是涉案房屋的开发商。因此一审法院在论证过程中引用了该协议书，并认为有相反的证据证明房屋是属于冯得华，冯春华认为该论证过程是不正确的。涉案房屋在开发商出售给钟某2，事后被冯得华更改，关键人是余耀洪。此前因冯春华一直找不到余耀洪，在一审判决后才得知余耀洪经花都法院判决认定其因故意伤害罪而被羁押，请求二审法院向余耀洪调查核实。综上所述，房屋的实际权属人应为冯春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请求支持冯春华的全部上诉请求，判决冯得华返还冯春华房屋拆迁补偿款941025.22元。
被上诉人冯得华答辩称：不同意冯春华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在一审时，纵观涉案房屋的整个诉讼过程，冯得华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房屋是冯得华所有的。首先，冯得华与涉案房屋的建造方的相关方签有书面的购房合同，有付款凭证。其次，涉案房屋是冯得华所有这一事实已经由生效判决所认定，该判决是涉及到2015年协助办证的一审、二审，其中该案二审案号是（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941号。第三，涉案房屋是冯得华所有这一事实也被相关的拆迁单位所认可，相关的拆迁单位审查了相关文件后，包括协议、相关的凭据，相关的拆迁单位与冯得华签订了协议，并向冯得华给付了拆迁赔偿款。最后，甚至涉案房屋是冯得华所有这一事实连冯春华从2001年之前在明知的情况下都没有提出异议。在2005年及2015年因办证问题，冯得华起诉过房屋的建设方，在本案一审中，冯春华已经承认了其参与了冯得华2005年及2015年诉讼案件的庭审，但冯春华却狡辩其不知情，冯得华认为冯春华的主张是有违常理的。在冯春华提起诉讼之前，其也已经承认及默认涉案房屋是属于冯得华的。以上几点已经充分证明涉案房屋是属于冯得华所有。反观，冯春华无论是从一审至目前都没有提供过涉案房屋为其所有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其没有签订合同、没有提交付款凭证、没有冯春华居住的凭证。冯春华一审中唯一提供的证据就是证人证言，该证人与冯春华都是有亲属关系、有利害关系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综上所述，涉案房屋应属冯得华所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冯春华的上诉请求。
2018年1月3日，冯春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冯得华返还冯春华房屋拆迁补偿款947614.85元；2.冯得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诉讼中，冯春华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1.冯得华返还冯春华房屋拆迁补偿款941025.2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冯春华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在2001年由钟某2向钟村经济社购买广州市花都区新街大道34号612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并支付购房款，之后钟某2因回老家发展就打算出售房屋，在2005年王艳球向钟某2购买涉案房屋，当时王艳球向冯春华借了两万元支付给钟某2，后来王艳球了解到涉案房屋存在办证问题就放弃购买房屋，并在2006年转由冯春华购买，抵扣之前借给王艳球的两万元购房款，冯春华在2006年将剩余两万二千元购房款支付给钟某2，冯春华表示均是通过现金的方式支付房款，未开具任何的收据，亦未与钟某2就涉案房屋的买卖签订任何的书面协议。关于冯春华的主张，其申请证人钟某1、钟某2、冯某及冯海出庭佐证其主张，钟某1为冯春华、冯得华的母亲，钟某2为冯春华、冯得华的表弟，冯某为冯春华、冯得华的同胞兄弟，冯海为冯得华的儿子，四个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与冯春华在本案主张的情况基本一致，此外，冯春华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在本案的主张。冯春华表示涉案房屋一直由钟某1居住，对于涉案房屋的办证事宜具体并不清楚，只是在2006年旁听了当时的庭审，但对当时以冯得华的名义提起涉案房屋的诉讼未提出异议，之后因涉案房屋纳入广州北站的拆迁范围，才得知冯得华将更改名字的合同及收据去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941025.22元。证人钟某2表示一开始是由其购买涉案房屋，购买房屋事宜交给冯得华及冯某办理，之后钟某2将涉案房屋转售给冯春华并收取冯春华四万二千多元，并表示当时冯得华无经济能力购买涉案房屋，认为涉案房屋应归冯春华所有，钟某2针对其陈述亦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冯得华对冯春华的陈述不予确认，表示涉案房屋是由其购买，当时冯得华除了购买涉案房屋还购买了506房，在2001年底支付了六万多元的购房款，在2004年支付了一万元，在2005年支付了一万元，当时房款均支付给当时开发商的经手人余耀洪，当时余耀洪仅就购房事项及收款情况出具用便签纸书写的协议，加盖公章的《新兴大厦购房合同书》及花都市市政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罗国明施工队出具的收款收据是在2005年年底因提起涉案楼盘的诉讼才补签并向冯得华开具的。
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冯得华（乙方）与花都市新华镇钟村经济社（甲方）签订一份《新兴大厦购房合同书》，约定冯得华向钟村经济社购买座落在新华镇××大道东侧××大厦西××房，建筑面积75.45平方米，房屋售价总款48288元，不包房产证。合同另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该合同落款时间为2001年11月1日，钟村经济社在合同上盖章，罗国明在钟村经济社经办人处签名及加盖花都市市政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罗国明施工队印章。收楼后，涉案房屋因未具备办证条件等原因一直未能办理房产证。为此，冯得华与涉案房屋所在楼盘的其他业主曾于2005年11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对钟村经济社、罗国明及广州市花都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购房合同纠纷案件【案号：（2005）花法民三初字第507号】，要求办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该案经审理认定涉案房屋不具备办证条件，于2006年4月7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冯得华的起诉。后冯得华不服裁定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冯春华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该案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在调取该案资料中发现该案存有钟某2向罗国明施工队支付48288元房款的收据，冯得华表示涉案房屋由其购买，并表示不清楚案卷为何会出现钟某2作为购买方的收据，不确认钟某2曾经购买过涉案房屋。冯春华则坚持认为钟某2为涉案房屋的第一手购买人，且事后转由冯春华购买。
之后，冯得华于2014年8月5日向一审法院再次提起对钟村经济社、罗国明及广州市花都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要求办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等，该案查明事实：2014年1月20日，城镇公司在涉案房屋所在楼宇新兴大厦张贴新兴大厦办证告知书，但该案最后认定因冯得华不具备购房资格遂驳回冯得华的诉讼请求，后冯得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冯春华表示关于涉案房屋的办证事宜其未实际参与，但在2006年时旁听了当时的庭审，并表示当时不清楚冯得华以个人名义提起涉案房屋办证事宜的诉讼。
一审另查，冯得华（乙方）与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甲方）于2017年9月19日就广州市花都区新街大道34号612房签订《广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941025.22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冯得华对于一审法院在（2005）花法民三初字第507号案调取的钟某2支付房款收据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对于冯得华抗辩钟某2从未购买过涉案房屋的意见不予采纳，但即使钟某2曾经购买过涉案房屋，冯春华对于其在本案主张的相关事实亦未能提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首先，冯春华未能提交其购买涉案房屋的书面协议或支付购房款的相关凭证，从2001年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时冯春华亦从未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即冯春华未能举证证明其购买房屋的过程；其次，根据冯春华的自述，其在2006年旁听了涉案房屋关于办证事宜的诉讼案件的庭审，但当时对于冯得华以个人名义提起涉案房屋的诉讼却未提出异议，之后在2014年冯得华以个人名义再次提起办证事宜的诉讼，冯春华亦未参与或提出异议，在冯春华认为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的情况下，其主张与其前述行为不相吻合。再者，冯春华在本案提交的证人证言与双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且该证人证言无法推翻冯得华提交的由冯得华与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书并支付购房款的收据等证据。综上，冯春华无法举证证明涉案房屋截至被征收拆迁时其为实际权属人，涉案房屋的征收拆迁补偿协议已由冯得华与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新华街道办事处签订，亦由冯得华领取了相关的补偿款，故冯春华要求冯得华返还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941025.22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为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判决：驳回冯春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38.10元，由冯春华负担。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冯春华提交落款处签名为“冯德华”、加盖花都区东区建筑工程公司余耀洪施工队印章的《协议书》（复印件，内容为冯得华先生现在新兴大厦购买西座509房、612号房两套……）、广州北站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8年4月3日出具的《承诺书》（原件，内容为因广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需要，需对权属人冯某位于花都区新华街新街大道34号明辉楼509房的房屋进行拆迁……），拟证明《协议书》记载情况虚假，例如509房是冯某所有，而非冯得华所有。冯得华质证称：不属于新证据，《承诺书》与涉案房屋无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承诺书》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内容上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另查明，二审期间冯春华当庭出示首页首部乙方签名为冯得华的《新兴大厦购房合同书》及经手人为罗国明、加盖罗国明施工队印章的记载“收到得华交来集资房款……”的收款收据原件，其中合同第一页与第二页纸张颜色有明显差异，尾部落款处没有乙方签名。本院询问冯得华为何《新兴大厦购房合同书》及收款收据原件由冯春华持有，冯得华陈述因为双方都是亲属，其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本院询问为何合同第一页与第二页的纸张颜色明显有差异，并且落款处没有买方签名，冯得华陈述其认为纸张的颜色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因为毕竟时间久远，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冯得华本人也无法解释为何纸张不同。冯春华二审庭后提交书面申请，申请对《新兴大厦购房合同书》第一页、第二页形成的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此外冯春华庭前向本院书面申请调取证人俞某的证言笔录并提供罪犯入监通知书。
二审期间，冯得华对钟某1、钟某2、冯某、冯海与双方的亲属关系予以确认。冯春华陈述当时在涉案楼盘一共购买了三套房，分别是冯得华购买了506房（购买时间早于509、612房），冯得华介绍冯某和钟某2去购买509和612房（其中509房属于冯某、612房属于钟某2），钟某2购买了612房后出售给冯春华，因此该房屋属于冯春华；关于涉案房屋的诉讼事宜，因冯春华与冯得华是姐弟关系，所以诉讼事宜是由冯得华帮其去办的，但有关涉案房屋应交纳的钱都是冯春华交的；《新兴大厦购房合同书》及收款收据一直由其持有，之前是由其母亲保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冯春华是否涉案房屋的实际购房人，冯得华应否向冯春华返还拆迁补偿款。首先，冯春华主张涉案房屋为钟某2向钟村经济社购买后转卖给冯春华、冯春华向钟某2支付了购房款，为此提供了其母亲钟某1、表弟钟某2、弟弟冯某、冯得华儿子冯海的证人证言，与冯春华的主张相一致。四位证人与冯春华、冯得华具有同等利害关系，且其中冯海为冯得华的儿子，但其作出对冯得华不利的证言。其次，一审法院在调取冯得华于2005年11月2日起诉钟村经济社等当事人的购房合同纠纷案卷材料时发现该案存有钟某2支付购房款的收据，与冯春华关于涉案房屋最初为钟某2购买的主张相吻合。再次，冯春华持有《新兴大厦购房合同书》及收款收据的原件，冯得华一审并未提交该证据，对此也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其中《新兴大厦购房合同书》的第一页与第二页纸张颜色存在明显差异，冯春华主张是冯得华替换了该合同的首页，冯得华一审期间也自述该合同及收款收据是在2005年底因提起涉案房屋的诉讼才补签和开具的，冯得华对合同两页纸张颜色存在明显差异以及为何在购买房屋当时不要求开发商出具合同及收据，在2005年底诉讼前才要求补签没有作出合理解释。至于前案诉讼中冯春华旁听庭审但未提出异议的问题，基于双方为姐弟关系，不排除冯春华同意由冯得华对外代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但本案为姐弟双方之间的内部关系，因此前案裁判并不影响本案对实际购房人的认定。冯春华持有名义购买人为冯得华的《新兴大厦购房合同书》和收款收据的原件，其提供了四位证人（包括钟某2）的证言、钟某2支付房款的收据、房屋归属内容存在矛盾的《协议书》和《承诺书》，但冯得华所提供的证据基本上是来源于前案裁判，而其自述《新兴大厦购房合同书》和收款收据是前案诉讼前才要求开发商补签和开具的，并未提交其实际支出购房款的证据，也未申请向其开具收款收据的罗国明出庭就其购买涉案房屋和支付房款的情况作证，或申请本院向出具《协议书》的俞某调查取证。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冯春华的证据相比冯得华的证据具有证据优势。因此本院认定冯春华为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冯得华无权占有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应向冯春华返还。
综上所述，上诉人冯春华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4民初1953号民事判决；
二、冯得华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冯春华返还941025.22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款项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6638.10元，均由冯得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 娜
审判员 蔡培娟
审判员 黄春成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 利
彭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