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临商终字第2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沂安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兰山区花园街巷2号4号楼1单元403室。
法定代表人：徐长科，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强，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强源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郭庄村南。
法定代表人：于强威，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珺，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天桥区影壁后街19号。
法定代表人：林峰，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琦，该公司总工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潘晓朋，山东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临沂烟草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北城新区智圣路3号。
法定代表人：董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于大海，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其兵，男，成年，住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小花，女，1978年3月3日生，住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
上诉人临沂安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标公司）因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3）临兰商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3月1日，原告北京强源幕墙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强源公司）与被告山东临沂烟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草公司）签订《建设施工合同》，2011年4月25日被告范其兵以新沂远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程代表人的名义与原告北京强源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安全生产协议》，并在劳务分包合同上加盖了伪造的“新沂远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印章。该劳务分包合同项下的烟草综合楼一至十五层外幕墙装饰工程由被告范其兵带领施工队作为实际施工人进行建设施工。同年7月原告北京强源公司与被告安标公司签订《高空吊篮设备租赁合同》，由原告北京强源公司向被告安标公司租赁吊篮设备后交由被告范其兵用于幕墙工程建设施工。2012年6月15日上午9点55分左右，在烟草公司综合业务用房东北侧幕墙施工处，被告范其兵所雇用的何从亮、何从宝、张书俊、高杰四名工人乘坐搭载货物的ZLP800型高处作业吊篮在升至12层至13层（高度约35米）时，吊篮西侧突然下坠，下坠约3米。吊篮西侧安全钢丝绳断裂，吊篮失去控制，发生翻转，导致东侧工作钢丝绳从悬挂臂固定连接处的3个钢丝绳卡内挣脱，吊篮直接坠落地面，造成何从亮、何从宝当场死亡，张书俊经抢救无效死亡，高杰受伤的安全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北京强源公司向张书俊的亲属赔付66万元，向何从亮亲属赔付78万元，向何从宝亲属赔付78万元，共计赔付金额222万元。
另查明，由于原告北京强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强威、被告安标公司法定代表人徐长科、范其军作为被告范其兵的弟弟是现场施工负责人均对该起安全责任事故负有责任而被公诉机关以涉嫌重大责任安全事故罪提起公诉，该刑事案件目前尚未审结。
还查明，该事故发生后，由临沂市建设委员会、临沂市兰山区安监局、兰山区公安分局、兰山区监察局、兰山区总工会、兰山区住建局等有关单位组成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兰山区人民检察院参加，对事故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调查，并出具了临沂市烟草有限公司综合业务用房“6.15”事故调查报告，其中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了分析，1、直接原因（1）违规安装和使用吊篮。5月下旬，该吊篮由租赁公司技术人同负责组织施工队伍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6月14日下午，幕墙施工队伍没有征求施工项目负责人、租赁单位、监理单位的意见，在没有安装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的情况下擅自将其移位，自行安装，移位后未经有关单位共同验收，致使吊篮存在严重安全隐患。（2）超过限定人数，违规载物，违章作业。该吊篮严格限载2人，实际载重4人，属严重超员行为：使用中违规将吊篮作为运输电焊机、物料等运输机械使用，在当天的施工中，幕墙操作人员未使用安全带及安全绳。2、间接原因（1）北京强源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一是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始终都未到位，现场无安全人员管理；二是未开展有效的安全教育，未履行安全检查和安全技术交底职责；三是未组织吊篮安装完毕后使用前的验收，致使吊篮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而投入使用。（2）安标公司对租赁设备管理不到位。一是未履行好设备巡检、维护及保养职责；二是安全锁超期未检验。（3）济南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监理公司）履行监理职责不到位。一是未对设备进行检查验收，未及时发现吊篮移位并下发监理指令；二是对吊篮未经共同验收即投入使用，未及时下达监理指令制止；三是对现场施工管理人员、施工人员检查不到位。（4）山东临沂烟草有限公司对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安全员未到位未提出整改要求。
原告北京强源公司与被告安标公司、被告济南监理公司、被告烟草公司均对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事故发生原因的主要原因的分析无异议，但原告北京强源公司、被告济南监理公司、被告烟草公司均对间接原因及责任的分析提出异议。
还查明，原告北京强源公司曾新沂远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至原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因被告范其兵系伪造新沂远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原告北京强源公司申请撤回对该公司的诉讼，本院已口头裁定予以准许。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北京强源公司将其承建的烟草综合楼一至十五层外幕墙装饰工程承包给被告范其兵带领的施工进行建设施工。在施工时，被告范其兵所雇用的何从亮、何从宝、张书俊、高杰四名工人乘坐搭载货物的ZLP800型高处作业吊篮发生翻转，导致东侧工作钢丝绳从悬挂臂固定连接处的3个钢丝绳卡内挣脱，吊篮直接坠落地面，造成何从亮、何从宝当场死亡，张书俊经抢救无效死亡，高杰受伤的安全事故的事实，有劳务分包合同、安全生产协议、死亡赔偿协议书等证据予以证实，予以确认。在该起安全事故中，被告范其兵作为吊篮设备的实际使用人在没有安装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的情况下将吊篮移位，在移位后亦未经验收，致使吊篮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吊篮使用中违章作业、违规载物、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系挂安全带，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其在该安全生产中负有重要责任。被告安标公司作为吊篮的出租方是吊篮的所有人，对吊篮设备没有履行设备巡检、维护及保养职责，吊篮安全锁超期未检验造成安全隐患，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原告北京强源公司未经严格审核与伪造新沂远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公章的被告范其兵个人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将幕墙装饰工程分包给不具有幕墙工程施工资质的被告范其兵带领的施工队，其在该安全生产事故中应负有一定的责任。现已由原告北京强源公司向何从亮、何从宝、张书俊的亲属支付了全部赔偿金共计222万元，其向被告追偿的合理请求，应予支持。被告安标公司在庭审质证时对该赔偿数额没有提出异议，但原告北京强源公司在诉讼请求中主张追偿数额为190万元，未追偿部分视为原告北京强源公司自愿放弃。原告北京强源公司、被告安标公司、被告范其兵应在190万元赔偿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何小花系被告范其兵的配偶，其在该安全事故中不负责任，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烟草公司作为发包方将建筑幕墙工程发包给具有专业幕墙承包资质的原告北京强源公司，不存在对承包人选任不当的责任，对本案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不负有侵权赔偿责任。被告济南监理公司接受被告烟草公司委托对建设工程进行监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因被告济南监理公司未履行监理职责而导致本案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被告济南监理公司对本案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不负有侵权赔偿责任。被告范其兵、被告何小花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范其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北京强源幕墙工程有限公司赔偿款76万元；二、被告临沂安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北京强源幕墙工程有限公司赔偿款57万元。三、驳回原告北京强源幕墙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被告范其兵负担8760元，由被告临沂安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负担6570元，由原告北京强源幕墙工程有限公司负担657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范其兵负担2500元，由被告临沂安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负担25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安标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是错误的，我公司无责；认定依据的事实基础也是错误的，且判决我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责任划分是错误的，上诉人公司无责。（1）本案的事故调查组成员的组成违反法律规定，系无权报告和无效报告，其关于责任、性质的分析均无效。一审判决书以此报告作为认定事实、责任的依据是错误的。兰山区相关部委办局的调查报告，是极为重要的证据之一。但是，我们对此报告有重大的异议，该调查报告存在重大的瑕疵不能作为定的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本案的调查组却由人社局、办事处、信访局、法院等非法律规定的部门组成，超越了法律明确规定的调查组的组成成员范围。无权参与的非法定部门不应当介入调查却介入了调查，应当参与调查部门却没有参与调查。比如监察局、工会等，都是应当参与调查的组成部门，更应当邀请检察院参与。但是这些应当参与调查的部门都没有参与调查，而不该参与调查的其他部门却参与了调查。所以，本案的调查组成部门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调查主体本身不合法，调查的结论当然也是无效的。首先，不该参与调查的部门参与了调查，对案件的处理和影响会造成不当的或不利于被告人的后果。这也是法律为什么规定调查组由哪些部门构成的原因。比如说兰山区法院。它作为最终审理本案的机关参加调查组，行使等同于侦查的权利。甚至参与作出比侦查结论效力更高的调查报告，甚至以划分责任的形式“命令”侦查机关抓人。当案子进入法院审判的时候，法官看到本院调查的结论，径行认定调查报告的效力而不予真正的审查，违背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原则，有失偏颇。换句话说，法院参加并形成调查结论，和自侦自判是一样的道理，即，尚未开放审理已然作出判决结论。所以说，法院的参加对审判的结果有极为消极的反面影响。再比如，人社局、办事处、信访局，此三部门的职能和安全事故无关，他们既不熟悉专业，更没有处理和调查事故的经验。不客气的说，他们根本没有调查的能力，何谈作出调查结论？必须参加的部门中工会的缺席，导致无法平衡劳资双方；监察局的不到位，无法查明包括渎职在内的全部责任人的责任以及责任划分的平衡；而检察院的缺席，失去了法律的监督，无法保证调查结论的公正。《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事故调查所需的知识和专长，并与所调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中，人社局、办事处、信访局、法院四部门，因职权范围和专业的原因，均没有调查事故的知识和专长。其他参加的部门，除了领导就是领导，领导是管理单位的人，不是专业的人士，所以，没有专业知识和专长的调查组，无法作出正确的调查结论。《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或者其复印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本案调查组除了将调查结论移交司法机关外，未移交其他任何材料。根据《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调查组应当进行走访等形式的调查，但是，却未见任何调查材料。问题是，没有调查材料如何作出结论既然没有调查材料，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调查组未进行深入的调查，而是直接出具了调查结论。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调查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必须强调的是，调查报告在开篇中，也列明了安监局、工会等部门，但是，在报告末尾调查人签名处，根本没有应当到场部门的工作人员签字。即，调查组也知道安监局、工会等部门应当参加，但是，仍然为违规为之。综上，调查组的成员组成违法，主体不适格，为无效调查报告，因主体的重大瑕疵构成“带病”报告，其调查结论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实践证明，“带病提拔”是错误的做法，那么，“带病报告”当然也不能被接受。鉴于此，我们请求二审合议庭抛开调查报告，独立的对事故进行综合的分析，做出司法的认定，以纠正错误。（2）安标公司未违反巡查、维护、保养、安全锁检验等法定义务，也没有违反相应的合同义务，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事故调查报告认为，安标公司违反两个义务：1.未履行好设备巡检。维护。保养职责；2、安全锁超期未检验。报告认为，安标公司未履行上述两个义务，构成造成事故的间接原因。从法理上分类，义务分为两种：一是法定义务，一是合同义务（前行为引起的后义务不在本案讨论范围）。我们分别看看安标公司有无违反此两类义务。首先，安标公司未违反法定义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简称安全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出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必须合格设备。禁止出租检测不合格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提供合格设备是吊篮出租公司最重要的法定义务。安标公司提供了合格的设备，安全履行了此法定义务，未有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安全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在施工现场安装、拆卸设备，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安标公司有吊篮出租资格，是合法的安装单位，其也派出技术人员承担了安装责任并交付使用。因此，安标公司也没有违反条例规定的第二个法定义务。针对吊篮出租公司，安全条例除规定上述两个法定义务外，未规定吊篮出租公司有其他任何义务。即使调查组，也对安标公司完成此两个法定义务无异议。据此，安全条例规定的全部法定义务，安标公司均予以完成，此法定义务亦排除和本案的因果关系。住建部没有颁布过关于吊篮管理的规范性规定，唯有住建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制定的指导性意见《高处作业吊篮安全规则》（JGJ5027-1992）（简称吊篮规则）。吊篮规则10.5.2规定，对于吊篮的钢丝绳，在使用以后每月至少检查2次，并应符合GB5972中2.4.1的规定。第9.3.3规定，安全锁的动作要灵敏，工作要可靠，并需有效期内使用，超期必须由专业厂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但是，吊篮规则也没有规定有效期的期间是多长时间。除此之外，吊篮规则没有规定的巡检、检验期限。为了查证究竟多长时间是有效期，安标公司走访、请教了许多专业人士得知，目前全国关于安全锁的有效期长短不一，有的半年，有的一年。在最近刚刚结束的全国建筑安全会议上，国家层面的意见是有效期为一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组织编写的《高空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一书认为，“安全锁必须有效标定期内使用，有效标定期限不大于一年”（P91）。虽然，书不能作为法律依据，但是，在目前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权威部门编写的书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也是可以参考的。参考其他地市关于使用吊篮的规定，安标公司亦无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为防范吊篮事故，很多地市出台了吊篮的管理规定。山东省境内的济南市、青岛市、淄博市均有地方性规定，临沂市没有相应的规定。我们以济南市的为例作为参考，也可以得出结论，即使按照济南市的规定，安标公司也没有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况。虽然，济南市的规定对安标公司无约束力。《济南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暂行规定》（简称济南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出租吊篮时，出租单位应当与使用单位签订租赁合同。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责任。租赁合同中应当明确每月保养的具体时间以及使用单位不得转租吊篮等内容。正确的解读为：出租单位的责任，取决于双方的合同约定。或者说，双方有权利以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济南规定并不是强制性标准，如同合同法一样，而是选择性标准。当事人的约定对各方的权利、义务、责任有约束力。安标公司和使用单位北京强源公司通过书面合同的方式，约定了双方的义务，安标公司无巡检等义务。《济南规定》第五行规定，出租或者使用的吊篮应当具有产品合格和产品型式检验报告，严禁使用不合格产品。可以解读出：出租人不得出租不合格设备。而安标公司没有违反此规定。《济南规定》第八条规定：吊篮的安装和拆卸（包括二次移位）工作应当由产权单位负责。严禁使用单位擅自安装。拆卸吊篮。可以解读出：吊篮出租公司承担的最重要义务是安装。拆卸保障以及移位。不仅仅法律强制性要求吊篮出租公司必须有资质，而且实际上安装、拆卸吊篮必须是一门专业的技术工作。吊篮公司的另一个主要义务为技术交底。除此外，吊篮出租公司没有其他的专业性责任和义务。其他的义务均由使用单位承担，比如，济南规定要求使用单位的工作人员必须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否则使用单位要承担法律责任。等等。
《济南规定》第十条规定，使用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一）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周围环境以及季节、气候的变化，对吊篮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可以解读出：吊篮的安全防护职责由使用单位北京强源公司承担，出租单位即上诉人不承担此责任。出租使用单位的责任划分，类似于租赁车辆的责任划分，以实际控制为责任划分的界点，谁实际控制车辆谁承担责任。第十条（三）审查出租单位的营业执照，吊篮的产品合格证及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审查安装。拆卸专项施工方案，审查操作人员的培训证明，审查安装、拆卸人员的资格证书。据此，安标公司也没有责任。《济南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吊盘的安全锁，必须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规范的规定，送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或者生产厂家校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校验的有效期限不大于半年。在国家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各地市规定不一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安全锁的检验期限认定安标公司的责任。根据《高空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以及全国座谈会的草案，一年的时间是不超期的。自安装上设备到事故发生，间隔的期限不到一年，所以，安标公司的安全锁未超期。反过来，上诉人的问题是，认定我公司安全锁超期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凭什么认定我公司安全锁超期!我公司认为，此认定毫无道理。综上，调查报告认为安标公司违反巡检。维修。养护以及安全锁超期，均没有法律依据。安标公司未违反法定义务。从证据角度而言，认定安标公司超期未检验，证据不充分。一审判决书在没有一丁点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调查安标公司检验期超标多久，未查明任何时应当检验，未查明安标公司最近一次的安全锁检验具体时间，未查明期间的间隔时间长短，径行采集报告的意见而认定安标公司安全锁超期未检验，证据不充分。事实上，除了调查报告外，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安标公司违反义务的事实。如前所述，调查报告的认定无法律依据。也无证据和事实依据。所以，不能作为认定安标公司违反义务的义务。其次，安标公司未违反合同义务。安标公司和施工单位北京强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安标公司将吊篮出租给北京公司。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的责任、义务、权利，也对安全进行了约定。如，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安全责任由北京公司负责，安标公司只负责提供合格设备。假冒新沂市远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范其兵分包了北京公司的工程，北京公司为总承包单位，范其兵为使用单位，安标公司为出租单位。安标公司将设备运至现场并安装完毕之后，双方进行交接以及技术交底。此处，为双方权利义务。责任划分的一个关键点。参考《济南规定》双方有权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双方交接之后，北京公司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和相关的技术交底及约定，承担全部的安全义务，以及不得擅自移位的禁止性义务。因此，北京公司和范其兵应当全部的承担维护、保养、检查以及每日的安全锁检验等安全义务和责任。安标公司在将租赁物交付给北京公司后，吊篮的实际控制权转为北京公司。北京公司作为专业施工企业，吊篮操作工有相应的施工资质，有能力和专业水平操作吊篮。根据合同约定，在交接后，安标公司无维护、保养、检查以及每日的安全锁检验义务。安标公司将吊篮交付北京公司，失去对吊篮的实际控制权后，实际控制权转为北京公司。范其兵，其应当承担吊篮的操作使用责任、控制责任、安全责任及事故责任。
即使根据安标徐长科供述的“须三天巡检一次”，安标也未违反三天的规定。距最后一次巡检的第三天，徐长科入到工地巡检。所以，安标公司合格履行了巡检义务。必须补充的是，没有合同约定和法定的要求必须三天巡检一次。事实上，以三天期限为巡检一次的义务，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依据以及法律依据。在技术交底书中，安标公司明确要求使用单位每日检查安全锁。即，安全锁的检验义务由使用单位承担。此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约定，因此安标公司对安全锁的无检验义务。安标公司在履行合同义务和法定的义务中，没有过错。侵权责任要件要求，行为人必须有过错才有赔偿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3）造成事故的原因以及事故责任浅析。直接原因及事故责任：首先。违规安装和使用吊篮。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使用单位不得擅自移
移位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并不能准确反映吊篮移位的本质。移位是指将原已经安装好的吊篮，全部拆卸，在新的位置上重新安装。移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地理位置上的转移，二是拆卸、安装。期中，核心是安装。吊篮的安装需要专业技术，北京公司、范其兵没有专业资质和技术，擅自拆卸，安装，由于不懂专业规定和技术地注，必然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国家法律强制性要求，必须由有资质的吊篮公司实施装卸，禁止使用单位自行移位以及二次移位，以保障吊篮的安全性。本案中，使用单位在擅自移位时，钢丝绳未套入安全锁中，致使案件锁不能发挥保障安全的作用。安全锁不像生命的保险锁，即使发生钢丝绳断裂的事故，也能够及时卡住，不至于掉落，以保障生命的安全。由于北京公司、范其兵不专业，造成安全锁丧失作用，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事故的发生应当承担重要责任。其次，超过限定人数，违规载物，违章作为。吊篮的荷载人数为2人，实际承载4人，超载100%。以车辆超载为例，假设包括司机在内的普通轿车荷载4人，实际承载8人，车辆的严重超载会造成刹车失灵，制动失灵，爆胎。同样的道理，严重的吊篮超载理危险。吊篮钢丝绳核定承载2人，承载4人时，钢丝绳无法承担负荷，必须会造成断裂。更有甚者，本案的吊篮不仅仅超载人员，还存在客货混装，货加人，严重的超出了钢丝绳的负荷。如果不超载，钢丝绳不会断裂，也就不会发生事故。因此，超载是造成事故的核心原因和直接原因，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量化的话，北京公司、范其兵至少应当因此而承担80%的责任。再次，未使用安全带和安全绳。安全带和安全绳是安全的重要保障。如果工人戴了安全带和绳，在钢丝绳断裂时，吊篮朝下掉，安全会带把人套住，人摔不下来，当然也就出现不了死亡，也就没有本案的死亡事故。因此，未佩戴安全保障措施是造成死亡的重要原因，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最后，违规分包、转包。国家明令禁止转包、分包，包括拆解转包、分包。北京公司承揽工程后，违规将工程拆解分包给范其兵。范其兵因病住院，又转委托无资质的责任人范其军（其弟弟）施工。不仅如此，根据调查组报告记载，现场施工的公司叫“临沂市鲁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严格的工程管理规范，经层层转包或者转委托，到达实际施工人范其军处，内容、效率、执行力等都大打折扣。包工头哪里还管什么管理啊，什么规范啊，什么技术要求啊。即便国家明令禁止不得擅自移位，即使合同约定不得擅自移位，包工头置之不理，仍然决意为之。如果北京公司直接施工，因其公司有专业资质的施工人员，绝不会违规移位，也不会超载，更不会不系安全带和绳，也就没有本案的事故。因此，分包、转包是造成事故的基础性原因，应当承担事故的重要责任。北京公司将工程整体转包给范其兵，本身就违反了禁止性法律规定，构成严重过错；在转包后，北京公司未严格管控，致使未发现。制止违规移位，也是严重过错。必须强调的是，安标公司和北京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以及其他技术交底等文书，其并没有和新沂公司、自然人范其兵、范其军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因，安标公司对自然人范氏兄弟无约束力，无制约力；安标公司和范氏兄弟之间间隔了北京公司，对范氏兄弟控制力较弱，因此，安标公司对范氏兄弟造成的事故不承担责任。安标公司的间接原因分析：未履行好设备巡检、维护及保养职责。巡检是指日常的检查。巡检也称巡回检验，是在制造、生产等过程中进行的定期或随机流动性的检验，目的是能及时发现质量问题。巡检针对的是设备自身的质量问题，维护及保养也是针对的设备质量问题。在吊篮设备进入施工场地时，其质量是合格的，在施工过程中，吊篮质量也是合格。至少，无证据证明吊篮质量不合格。巡检、维护、保养目的是为了保证吊篮质量合格。另是说根据合同约定安标公司不负责巡检、维护、保养，即使是安标公司的义务，也和本次发生的事故无关联性。本次事故是超载等原因造成，不是吊篮的质量造成的事故，造成事故的原因和吊篮质量无关。所以，是否巡检、维护、保养，更和发生事故的原因无关，因此，安标公司对造成的事故不承担责任。
安全锁超期未检验。前面已经说了，无证据证明安全锁超期未检验。有效期限内进行检验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有效性和质量，为了保证安全锁的质量是合格的。所以，即使安全锁超期未检验，也不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使用单位擅自移位时钢丝绳未启用安全锁。即使安全锁质量再合格的，不启用又能起什么作用？！所以，安全锁是否检验不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安标公司据此不承担事故责任。巡检等以及安全锁的问题，都是距离事故相对较远的原因，就连调查组都认为是间接的原因。间接原因对造成事故究竟有多大的责任？主要责任？对等责任？次要责任？结合事故原因分析，安标公司的行为不能引发事故和造成死亡，也不能加大事故后果的大小，和事故的发生无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对事故是无责任的。（4）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形态对比及反推原因力。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形态对比。直接原因中的“违规安装（擅自移位）和使用吊篮（未安装后检验）”以及“超过限定人数，违规载物，违章作业”，都是“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的行为；未使用安全带和安全绳以及违规分包、转包，属于不服从管理的表现，也构成“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此类行为都属于积极作为的行为，都构成民事法的过错。安标公司的间接原因“1、未履行好设备巡检、维护及保养职责；”2、安全锁超期未检验”（此处，假设安标公司确实有此行为，但是，安标公司不认可有此行为）的行为，系消极行为，属于不作为的范畴，不属于“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的行为，不构成过错。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行为，分别构成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两个不同的形态，二者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不同性质的原因因素不构成并列的原因因素，不能共同作用于某一事件并产生后果。在本案中，安标公司的行为不能和本案直接原因的具体行为形成共同的义务，或者形成共同的过失过错行为。擅自移位、承载、不系安全带等积极行为，均在北京公司、范其兵的管理内容内，安标公司无义务对其进行前述行为的管理，也就无法尽到必须的注意的义务，二者之间无法形成共同过失过错，所以，安标公司和使用单位、承租单位不构成共同过错也就不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不可或缺因素的反推-
安标公司的行为对事故后果无作用力，即二者之间无因果关系。考察一个行为对后果有无作用力，关键在于考察该行为对造成结果的推动力大小。不可或缺的推动力肯定有过错，可有可无的推动力不一定构成过错。本案中安标公司的间接作用，不必然造成死亡结果的发生；也不偶然造成死亡结果的发生。必然以及偶然上，不一定造成结果发生的推动力和因素，为可有可无推动力和因素，或者称为显著轻微推动力和因素，其对事故的作用力微小，原因力较远。在调查报告中，安标公司的原因排在第七位（见事故责任人的认定和处理建议）。根据排名惯例以及本案的，排名在前的，均是作用力相对较大的，反之亦然。排名是确定各单位、责任人作用大小的重要依据。排在其前面的责任人有刘明喜、刘华建和吴东峰，这还不包括实际的包工头范其兵。足以表明，调查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一致认为刘明喜、刘华建、吴东峰、范其兵等人责任大于安标公司的责任。或许有人说，调查组已经做出认定，安标公司有责任，所以，必须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是，调查组报告认定的结论就是正确的吗？如果以调查组的结论作为认定的标准，那不是以调查组结论权取代法院司法审判吗？法院有权力有义务对调查组的结论做综合性的审查，有权作出最终的司法认定，调查组的结论不是最终的司法处理结论。如果以调查组结论为依据，则其认定的责任人，全部应当全部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公司放弃了其他责任人的赔偿要求，则相应减少其放弃的赔偿额。事故责任的划分应当划分为大小、有无，而不是直接、间接原因。交通事故责任的义定即以大小、有无来划分。直接原因可以和民法对应，间接原因怎么处理？没有责任大小、有无，怎么准确量刑？我公司认为，所谓的间接原因不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二者之间没有关联性，也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我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监理公司的监理职责中，包含安全责任，其未能制止违法移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高质量建筑工程的完成，都少不了建筑监理的认真细致的监督，建筑监理担负关重大的责任，需要确保工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标准。监理是工程中的重要一环，扮演着检验者的角色，是高质量和安全的守卫者，是工程的质量和安全的保障。监理公司未尽到相应的安全监理职责，未能制止违规移位，未能制止超载，未能制止人员搭乘吊篮，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一审判决书漏列了责任主体。在调查报告中，安标公司的原因排在第七位。上诉人的前面还有六个相应的责任人，也都是比上诉人公司责任较大的责任人，据调查报告，都对事故的发生有责任、有过错，如，在现场违章指挥组织施工的范其军，就是直接的责任人，也有特别明显的过错，怎么可以不考虑其赔偿责任呢。所以，前述漏列的当事人，也应当一并作为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北京强源幕墙公司明确放弃，也在追偿数额中扣减。4.上诉人对北京公司的赔偿额有异议，请求二审予以审查赔偿额是否符合法定赔偿额。对于在法定赔偿额之外的数额，属于北京公司自愿赔偿的部分，不应当作为追偿额。如前所述，现场施工人员即死者，明智不得擅自移位，明知不得违规搭乘吊篮，明知必须系安全绳，明智不得超载，等等。仍然坚持为之，所以，死者本身也有严重的过错，相应的应当承担责任。在扣减死者的责任后，法定赔偿额小于北京公司的赔偿额。多出的赔偿额，要么是北京公司自愿多给予的赔偿，要第是北京公司有其他考虑。但是，北京公司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其多赔偿的数额，都无权要求追偿。虽然，一审判决书说“被告安标公司在庭审质证时对该赔偿数额没有提出异议”。没耳机出异议和同意该北京的赔偿额是两回事。但是，无论上诉人是否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有义务查明赔偿额是否属于法定赔偿额，有义务根据数额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当事人不到庭的话，难道就不查了吗？异议与否是当事人的认知及把握问题，有很大的偶然性。无论如何，查明事实是判决书必须的义务。我公司现在正式对给数额提出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并作出准确的判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北京强源公司答辩称，1.安标公司认为“6.15事故调查报告”调查组由人社局、办事处、信访局、法院的人员组成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该条款规定“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但是，安标公司上述关于“6.15事故调查报告”调查组组成人员的列举是与客观事实不符。从安标公司的引述调查人员名单看，其引用的是“9.27事故调查报告”的调查组组成人员。通过兰山法院（2012）临兰刑初字第1215号刑事案件卷宗材料显示：安标公司法定代表人徐长科在2011年9月27日也因其出租的吊篮发生安全事故，施工过程中由于吊篮钢丝绳断裂，3名施工人员坠落，当场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徐长科为此被追究刑事责任。该起事故称为“9.27事故”。而本案所涉安全事故是发生于2012年6月15日，虽然均是由安标公司出租的吊篮钢丝绳发生断裂导致人员伤亡，但与此前是两起不同的安全事故，本案所涉安全事故被称为“6.15事故”。安标公司自己把自己所涉的两起事故搞混了，将“9.27事故”调查组人员名单当成了本案“6.15事故”调查人员组成名单。事实上，本案“6.15事故调查人员的组成名单”已经收录在卷，包括了市住建委、兰山住建委、兰山区总工会、兰山监察局、兰山公安分局、兰山区检察院、兰山安检局等。该名单中没有安标公司在上诉状中所说的人社局、办事处、信访局、兰山法院。综上，安标公司在上诉状中称本案核心证据“6.15事故调查报告”调查人员组成不合法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是安标公司没有搞清状况，自己搞混事实。通过，安标公司引述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案件事实，更能证实“6.15事故调查报告”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其证据的合法性。2.安标公司上诉状主要观点就是否定“6.15事故调查报告”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但事实上，该份证据是安标公司在一审时作为其唯一证据向法庭举证提交的，其证据效力不容推翻。安标公司在将“6.15事故调查报告”作为其唯一证据举证时，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安标公司提交证据6.15事故调查报告一份，证实原告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被告安标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监理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烟草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6.15事故是由混合过错造成的侵权行为，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均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该证据来源于刑事卷宗，系复印件。该报告中附有调查人员的名单，具有真实性，且在刑事案件中作为有效证据被法院予以采信”。通过安标公司以上自认可以确定三点：其一，安标公司对该事故报告认定其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是无异议的；其二，安标公司认为该事故报告同时确认其他各方的责任也是正确的，6.15事故是由混合过错造成的侵权责任。其三，安标公司虽在开庭时提交的只是该调查报告的复印件，但安标公司认可该事故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安标公司同时确认该调查报告复印件来源于刑事卷宗，在相关刑事案件中已作为有效证据被法院采信。对于上诉人的自认能否撤回的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上诉人对于自己的举证证据如果推翻，应向法庭提供相反证据，即上诉人的应提供比“6.15事故调查报告”更具权威性、科学性、合法性的事故调查报告或者事故鉴定报告来推翻，否则，二审法院应依法确认“6.15事故调查报告”为本案定案证据。3.安标公司在上诉状中对“6.15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其“未履行好设备巡检、维护、保养职责”以及“安全锁超期未检验”予以否认，其否认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首先，按照安标公司所引用的《济南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吊篮出租单位（以下简称“产权单位”）负责对吊篮进行日常检查、定期检查和维修保养，确保吊篮的状况完好，其安全性等符合国家、行业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第七条第（五）项规定“使用吊篮的每个施工现场，产权单位均应派驻专业人员负责设备的维修保养和检查工作，确保吊篮的安全技术性能和安全装置负荷标准、规范及有关规定的要求”。第七条第（六）项规定“每班作业前，产权单位的专业人员应对吊篮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作业。”综合以上条款来说，该吊篮安全管理规定第七条第（三）项、第（五）规定了安标公司作为吊篮出租单位对吊篮负有日常检查、定期检查、维修保养的责任，该责任的具体化和量化的规定是第七条第（六）项，即安标公司派驻工地的专业人员应在每班作业前，对吊篮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只有检查合格才可进行施工作业。安标公司作为吊篮出租单位违反上述规定，未履行对吊篮检查、维护的职责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在2012年6月15日上午9时即本案所涉四名施工作业人员在使用吊篮作业前，安标公司根本没有专业人员对该班作业前对吊篮进行检查。如安标公司履行了每班作业前对吊篮进行检查的职责，本案安全事故就完全可以避免。安标公司多次强调吊篮在使用时由施工人员擅自移位，导致安全隐患，施工单位应承担主要责任。事实上，在施工过程中随着工程进度及施工范围的变化必须将吊篮进行移位才能适应施工要求，如果安标公司履行其职责，派驻专业人员能做到在每班前检查吊篮，施工人员自然不会自找差事，费力将吊篮移位，完全可以由安标公司的专业人员完成移位。不是施工人员愿意自找麻烦将吊篮各单位，而是安标公司不履行职责，不派驻人员，即便施工人员要求其派员移位，安标公司也是拖延不至而影响施工进度。所以，安标公司一味推脱责任，否定“6.15事故调查报告”对其违反对由吊篮检查、维护的职责的认定是不能成立的。按照安标公司所引用的《济南市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吊篮的安全锁，必须按照国家标准或规范的规定，送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过生产厂家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检验的有效期限不大于半年。”本案中“6.15事故调查报告”认定事故吊篮的安全锁超期未检验是客观事实，安标公司在上诉状中称其安全锁未检验期限不到一年，显然即便如安标公司所述也违反上述条款对安全锁检验期限不大于半年的规定。安标公司否认其吊篮安全锁检验未超期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亦不能成立。4.安标公司在上诉状中对答辩人赔偿3名事故死亡人亲属的数额提出异议，但实际上，安标公司在一审中对赔偿相关证据是没有异议的。在一审庭审中，答辩人向合议庭分别举证了赔偿3名事故死亡人亲属的“死亡赔偿协议书”3份、“收条”3份、“补充协议”3份。证实赔偿何从宝亲属78万元，赔偿何从亮亲属78万元，赔偿张书俊亲属66万元，安标公司在质证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只是在关联性上认为赔偿责任不仅包括刑事案件的被告，还应包括本案一审所有被告和原告。本案赔偿责任主体及各方赔偿份额的认定应由法院判决，但对赔偿数额安标公司已经在一审时发表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对于安标公司已经在一审认可的证据，如果安标公司反悔，认为赔偿数额过高，则应由安标公司举出相反证据达到以推翻该赔偿数额的程序。如果，安标公司举证不能，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的判决。5.安标公司认为本案判决漏列责任主体，安标公司的这一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安标公司在上诉状中提到在调查报告中，安标公司的原因排在第七位，其前面还有六个责任人。安标公司的这一表述与调查报告内容并不一致。按照“6.15事故调查报告”第5页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认定及处理建议，安标公司作为事故责任单位被排在第二位，责任认定安标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按照“6.15事故调查报告”第6页对事故责任人的认定及处理意见，又列出8组人员为事故责任人。第一组是事故伤亡人员4名，报告认定均为受害人，不予追究相关责任。第二组人员范其军为本案实际施工人范其兵的弟弟，在范其兵因车祸住院期间，范其兵的施工队由其代为管理，其已因本案事故（2013）临兰刑初字第1215号人为刑事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从民事责任而言，范其军也是受范其兵的雇佣而对施工队进行管理的，其不是本案事故民事责任主体。第三组人员是答辩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强威，其已因本案事故在（2012）临兰刑初字第1215号作为刑事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从民事责任而言，于强威因职务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个人并不是事故民事赔偿主体，而应由单位也就是答辩人作为民事责任赔偿主体。第四组、第五组、第六组人员均是答辩人单位的所属职工，分别担任建设项目的技术负责人、项目经理及专职安全员，该三名人员同样是职务行为，不应由个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七组人员徐长科是安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本案中其同样属于职务行为，虽然因本案事故，徐长科作为（2012）临兰刑初字第1215号刑事案件的第一被告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其同样不是本案民事事故的赔偿主体。要是，按照安标公司在上诉状中的所述的逻辑，徐长科个人也应当属于一审判决漏列的责任主体。所以，“6.15事故调查报告”所以认定的八组事故责任个人，均不是本案事故民事责任赔偿主体，安标公司所谓一审判决漏列责任主体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综上所述，安标公司的上诉主张及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济南监理公司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监理公司责任清楚，监理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理由如下，监理公司严格执业，无任何过错，监理单位严格按照建筑法及相关规定，没有违反规定的情况；2.事故报告对监理单位的责任分析，一审时我方已经提出异议，我们认为该责任分析仅仅是追究行政责任的事故分析，而不能据此推定监理单位具有民事责任，并来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针对监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烟草公司答辩称，1.对于本案事故的发生，答辩人没有过错；答辩人作为工程的发包方严格依据招投标法的规定，该公司具有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可承揽各类型建筑幕墙工程的施工，同时持有安全生产计可证，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对于其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本案事故，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2.北京强源公司没有向答辩人提起追偿之诉，也不存在追偿的理由。（1）依据答辩人与北京强源公司于2011年3月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二部分通用条款第五条安全施工20.1款“承包人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并随时接受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由于承包人安全措施不和造成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另依据双方于2011年3月2日签订的《山东临沂烟草综合业务用房施工安全协议书》第七条“乙方施工人员高空作业时，高空作业人员必须持有高空作业人员资格证书，并使用安全带和保险绳等保险用具。”第十条“乙方人员必须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及施工操作规程，如因乙方劳动防护措施不到位，不符合安全施工规范而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等事故一律由乙方自行承担。”经十二条“乙方从事外墙施工作业时，所有从业人员必须持有高空作业资格证书方可进行，同时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防止高空坠落物、下飘物对下层及地面的人员、物品造成伤害或者损害，如造成损害的，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之约定，本案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应由北京强源公司自行承担。上述约定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据此，不存在北京强源公司向答辩人提起追偿之诉的理由。3.北京强源公司并未向答辩人主张追偿权，原审判决之后，亦未提出上诉。上诉人安标有限公司根本无权申请追加答辩人为本案被告，另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亦未涉及答辩人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综上，原审判决答辩人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上诉人安标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范其兵、何小花均未到庭且均未有答辩意见。
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涉案安全事故发生后，由临沂市建设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邀请了兰山区人民检察院参加，调查组在对事故进行全面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出具了临沂市烟草有限公司综合业务用房“6.15”事故调查报告，该报告对事故发生原因进行了详细地分，并附有“6.15”烟草大厦事故调查人员名单。该名单包括市住建委、兰山住建委、兰山区总工会、兰山监察局、兰山公安分局、兰山区检察院、兰山安检局等部门人员组成，并没有上诉人安标公司上诉称的人社局、办事处、信访局、兰山法院等部门人员。上诉人在二审中也明确认可系自己将该单位发生的“9.27”事故调查报告的调查组人员名单与本案的“6.15”事故调查报告调查组人员名单搞混了。“6.15”事故调查报告系由依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组成的由有关部门及人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依法作出的对于涉案“6.15”事故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合法有效，理应作为认定事故原因及事故责任的依据。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并足以推翻以上调查报告对事故原因及责任的认定和划分。故，上诉人主张涉案的事故调查组成员的组成违反法律规定，系无权报告和无效报告，其关于责任、性质的分析均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北京强源公司在涉案事故发生后，已即时先行支付了涉案事故死者的亲属的全部赔偿金，依法有权就其为上诉人安标公司及被上诉人范其兵垫付的赔偿金部分，向上诉人安标公司及被上诉人范其兵进行追偿。本案中，根据“6.15”事故调查报告的事故责任认定，上诉人安标公司在涉案事故责任中排在第二位，因对租赁设备管理不到位，未履行好设备检修、维护及保养职责，安全锁超期未检验，从而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仅次于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施工单位，即被上诉人北京强源公司。涉案报告的认定结论足以证实，上诉人作为设备的出租方在对其出租设备的管理、检修、维护及保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过错，理应承担与此相适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在以上述调查报告认定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综合分析并最终确定上诉人承担事故全部赔偿责任的30%即57万元，系酌情裁量的范畴，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均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上诉人临沂安标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敬国
审判员 吴 强
审判员 张念国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董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