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凤凰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3123刑初103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凤凰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石某1，男，因涉嫌滥用职权罪，经凤凰县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6年6月28日被凤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经湘西州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6年7月15日被凤凰县公安局逮捕。现羁押于某县看守所。
辩护人杨晓春，湖南广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凤凰县人民检察院以凤检诉刑诉[2017]9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石某1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于2017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7年8月21日、2017年9月21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凤凰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涛、毛越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石某1及其辩护人杨晓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凤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石某1在担任某县某局局长及兼任某县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有意不积极履行对“某某”项目的监督、管理的工作职责，并违反法律规定，指使单位下属部门及项目招标代理公司通过串标、围标的方式让他人承揽“某某”项目工程，造成国家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工程项目资金677.9932万元的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同时被告人石某1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采取虚列工作开支的手段套取公用资金和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80.766万元，数额巨大，且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24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分别构成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石某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公共财物40万元的事实系有预谋的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石某1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就指控的犯罪事实，凤凰县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交1、书证：立案决定书、逮捕文书、干部任免审批表、湖南省某厅文件、湘西州某局文件、某县委关于石某1职务任免的材料、某县人大常委会文件、某县某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文件、某县某局的相关批复、某县政府办公室成立某县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户籍信息、银行交易明细、指定管辖函等；2、证人龙某1、龙某2、舒某、胡某1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石某1的供述与辩解；4、司法鉴定书；5、同步录音录像光碟14张、银行账单流水明细光碟1张；6、其他证据：石某1自书材料、纪委调查笔录、到案经过、起诉意见书等证据材料对指控的事实加以佐证，请求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之规定，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人石某1除了对被指控犯滥用职权罪和收受范某1六十万元的行为定性持有异议之外，对其他指控均无异议。其辩称，在“某某”项目施工过程中，因他人虚构工程量套取国家资金从而导致677.9932万元的国家资产损失，而在此阶段其已调离相应的工作岗位，缺少了对项目的监督、管理职责，该损失与其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此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同时认为其基于借贷关系而收受范某1借款60万元，该笔款项系借款而不是受贿。另外，其辩称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积极上交赃款，有悔罪表现，且具有坦白、自首和立功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石某1的辩护人辩护认为：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石某1犯滥用职权罪不能成立。作为“某某”项目招标代理公司的湖南某1公司与某县某局不具有上下级关系，被告人石某1无权控制和管理湖南某1公司的招标行为，更无法决定项目的最后中标者。同时“某某”项目是在被告人石某1调离某局岗位之后才正式实施，且在同案关系人龙某1等人有意操控之下，通过编制虚假的工程相关资料和贿检等手段获得“合格”验收后，套取国家公共财产达677万余元。为此，被告人石某1虽然在该项目招标前替他人打招呼，但其行为与本案中造成677万余元国有财产损失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其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二、被告人石某1用国家资金所购买的两部相机，一直放置在工作区域之内，此时国有资产只发生形态的变化，而不存在所有权的改变，被告人石某1并非占有该两部相机，虽然现在该两部相机已经丢失，但对石某1而言也仅仅涉及到民事赔偿问题。为此，被告人石某1使用26.566万元购买相机的行为不能定性为贪污。三、被告人石某1收受范某1六十万元系借款而非受贿。因为被告人石某1基于借款目的，向范某1提出借款之后，范某1才将60万元借予石某1。之后，范某1也具有收回借款的意思，被告人石某1也具有还款的意愿。四、被告人石某1因涉嫌滥用职权罪问题，在接受湘西州某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调查组尚未掌握的贪污、受贿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在此期间还积极检举他人犯罪行为，又属于立功。五、石某1认罪态度好，退回赃款，有悔罪表现，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滥用职权的事实
某县某局具有履行全县水利水电行政管理及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全县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等职责，同时于2010年10月26日下设一个某机构——某县某局（以下简称某县某局）。某县某局对某县某局的人事调度具有审批权力，同时对某县某局立项的工程招投标、实施、竣工验收具有监督、管理的职责。2004年3月至2013年12月期间，被告人石某1作为某县某局的党组书记、局长主持某县某局的全局工作，同时对本单位及下设二级机构某县某局立项的水利水电工程均具有监督、管理的职责。2013年度某县道二乡“某某”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以下简称“某某”项目）是某县某局于2013年5、6月份立项，经上级部门审批，并由中央财政投资1000万元，工程量预计4500亩的一个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依据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3年7月18日下发的文件（某政办函（2013）22号通知文件），被告人石某1不仅是该项目工程实施的领导成员之一，同时还兼任该项目工程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13年5、6月的一天，时任某县委办副主任龙某2在一次饭局中向被告人石某1引荐了胡某1（另案处理），介绍胡某1系某县某一领导的亲戚，并建议石某1就某局的工程承包上给予胡某1优先考虑。同时胡某1也向石某1表达了其本人想在某县承接水利工程的想法。尔后，被告人石某1为讨好县里领导，谋求工作的顺利发展，便决定将“某某”项目交予胡某1承揽，同时考虑到该项目系某县某局的项目，便在湖南省某厅作出同意《湖南省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文件之后，将胡某1引荐给某县某局局长龙某1（另案处理），并要求龙某1将“某某”项目交给胡某1做，龙某1听后表示同意。
之后，为了确保胡某1中标该项目，被告人石某1决定由原来曾经合作过的湖南某1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招投标的代理公司，同时将该决定告知龙某1并征求意见，龙某1听后表示同意。
2013年9、10月份期间，胡某1在被告人石某1的办公室送给石某15万元钱，要求石某1在“某某”项目工程的招投标中予以帮助。当黄某1代表某公司前来某县与某县某局签订招投标代理合同时，被告人石某1又将黄某1、龙某1、胡某1召集到办公室，再次要求龙某1将“某某”项目交予胡某1来做，将该项目交予黄某1公司代理招标业务，要求黄某1、龙某1确保胡某1中标，并交代运作过程由黄某1、龙某1自行商量。2013年10月22日，黄某1代表某公司与某县某局签订招标代理合同。
在“某某”项目招投标报名之前，胡某1就招投标运作问题曾向被告人石某1咨询，此时石某1便知道胡某1没有任何资质，是典型的“提篮子”之人。就胡某1咨询的问题，石某1建议胡某1花钱挂靠有资质的公司并找黄某1帮助运作。胡某1前往长沙找到黄某1，在黄某1的引荐下，其与樊某某就如何对该项目进行围标及需要运作费用等事宜达成协议。尔后，由樊某某出面借用某市水利水电工程总队等7家符合投标资质的单位对“某某”项目进行围标，胡某1两次向樊某某支付围标费用总计48.8万元。2013年12月13日，某市水利水电工程总队（以下简称某总队）以总价1000.5861万元中标“某某”项目，并于2013年12月16日与某县某局签订了施工合同。事后，被告人石某1也知道胡某1是以某总队的名义中标“某某”项目。
在某总队与某县某局签订施工合同的当天，龙某1、王某1、石某2等人一再要求胡某1将“某某”项目转予他们，后经协商，胡某1以210万元的价格将工程转让给龙某1他们，石某2于2013年12月25日以转账方式先期支付胡某1转让费60万元。期间，胡某1将龙某1等人要求其将工程转让出来一事告知被告人石某1，但石某1不予表态。
2013年12月26日，被告人石某1被湘西州某局任命为某县某局党组书记；2013年12月31日，被湖南省某厅任命为某县某局党组书记、局长；2014年1月10日，某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免去其某县某局局长的职务，同时任命其为某县某局局长。
胡某1将“某某”项目转让出来后，龙某1便安排舒某具体组织人员和联系机械设备进场施工并对具体施工负责，安排王某1负责工程外围的协调工作，安排麻某1负责工程资料的编制，同时安排石某2随同胡某1去某总队衔接工程拨款等事宜，尔后石某2带回某总队的项目部公章及任命“五大员”资料交予舒某。另外，因需要监理单位对“某某”项目的施工进行监督，龙某1便在湘西州某局水保科相关领导的推荐下，于2013年12月15日与常德某公司签订监理合同。
在该项目具体施工过程中，某总队没有派员对施工现场进行管理，项目经理易某某的一切签字均由舒某代签。同时监理公司也怠于监理，未发挥监理作用。
该项目的实际施工量大概有1000多亩时便申请竣工验收，但为了顺利通过验收，龙某1便安排他人编制虚假的施工资料和竣工资料等资料，同时王某1在不应由其签字的工程审核拨款资料表中的“纪检意见”栏上签字，在明知备检的工程质量评定表、工程竣工移交证书、工程验收签证、工程计量等资料不真实的情况下，仍在其上签字确认。
“某某”项目的施工完毕后，在龙某1等人的精心安排下，验收人员按照既定做得比较好的地点或路线进行现场目测验收，同时通过听汇报、看视屏、查阅资料等方式进行验收。最后，“某某”项目顺利通过了项目单位法人于2014年7月15日组织的验收和2014年8月3日至4日湖南省某厅组织的验收。
该项工程从施工到竣工验收“合格”后，共分三期拨付工程款实际到账总计900多万元，且从第一期拨款之后便逐步向胡某1支付剩余转让费的款项。其余款项部分被私分，部分用于开支。案发后，经湖南省某司法鉴定所鉴定：该项工程实际完成施工面积为1008.24亩，应付工程款327.2968万元，已付工程款1005.29万元，多支付工程款677.9932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举证质证且查证属实的证据证实：
1、某政办函（2013）22号通知文件，证实2013年7月18日，因工作需要，经某县人民政府同意，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决定下设成立“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点工程”领导小组，被告人石某1被任命为领导小组成员，并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湖南省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建设招标代理合同、中标通知书、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施工合同，证实2013年10月22日，某公司与某县某局签订招标代理合同并公开招标，某总队于2013年12月13日经公示中标“某某”项目，并于2013年12月16日与某县某局签订了施工合同。
3、某某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协议、授权委托书、关于成立“某市水利水电工程总队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部”的通知，证实某总队于2013年12月16日成立“某市水利水电工程总队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部”，并任命易某某为项目部经理，任命石某2为现场负责人，任命范某2为技术负责人，任命刘某某为施工员，任命颜某某为质检员，任命何某某为安全员，任命赵某某、彭某为财务人员。2014年1月23日，某总队聘请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部作为“某某”项目的内部承包负责人，并与其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同日，某市水利水电工程总队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部委托石某2作为代理人，并授权石某2代表项目部对外就“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的进度付款结算和相关事宜进行处理。
4、证明材料、身份证复印件、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樊某某、李某某、曾某某、杨某1、姜某某、邓某1、胡某2七人的自书材料，证实该七人系本案七个涉案投标公司的负责人，并自述在樊某某要求下帮忙投标“某某”项目，樊某某向其承诺支付其每个单位2.5至3万元不等的报名费。
5、湘发改农（2013）文件、湘水保（2013）文件、湘水计（2013）文件，证实201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某县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工程1666万元，其中中央投资1000万元，省市内投资666万元，建设内容为坡改梯6664亩，且湖南省发改委和某厅在转发下达相关的通知文件中强调项目法人在组织建设过程，要严格按照《招标法》进行公开招投标，并加强组织管理，严禁工程转包、分包，要按规定执行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确保工程保质保量并在2014年3月底前完成；湖南省某厅于2013年9月3日同意某某项目工程建设和项目总投资1686万元的方案。
6、湖南某1公司材料，证实该公司具备代理相关工程项目进行招投标的资质。
7、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湖南省某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4月25日对某县某某项目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工程造价和司法会计进行鉴定：某总队施工合同签订的施工面积为4545亩，工程价款1000.5861万元，实际完成施工面积为1008.24亩，应付工程款327.2967万元，已付工程款1005.29万元，多支付工程款677.9932万元。
8、被告人石某1的户籍证明、干部任免审批表、州国土资党发（2013）文件、湘国土资党函（2013）任免函、花常发干（2004）文件、花常发干（2014）任免通知文件，证实石某1在2004年3月15日至2014年1月10日期间，担任某县某局局长。2013年12月26日，石某1被湘西州某局任命为某县某局党组书记，2013年12月31日，被湖南省某局任命为某县某局党组书记、局长。2014年1月10日，石某1被某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免去某县某局局长的职务，同时任命为某县某局局长。
9、被告人石某1的供述，证实2013年4、5月份的一天，某县委办副主任龙某2向其引荐了胡某1，并介绍胡某1系某县某一领导亲戚，同时胡某1也向其表达有意承揽某局工程的想法。同年6月份左右，其为讨好县里领导，以求工作职位的发展，其便将“某某”项目交予胡某1承揽，并当面向项目单位负责人龙某1引荐胡某1，要求龙某1尽量确保胡某1能够中标“某某”项目。之后，为了确保胡某1中标该项目，其便决定由原来曾经合作过的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招投标的代理公司，同时将该决定告知龙某1。
2013年7、8月份的时候，黄某1代表某公司前来某县与某县某局签订招投标代理合同时，其又将黄某1、龙某1、胡某1召集到办公室并要求黄某1、龙某1尽量帮助胡某1中标“某某”项目。以后其便不再过问此事。
在“某某”项目招投标报名之前，胡某1曾就招投标远作问题向其咨询，此时其才知道胡某1没有任何资质，是典型的“提篮子”之人。就胡某1咨询的问题，其建议胡某1花钱挂靠有资质的公司并找黄某2帮助运作。在此期间，胡某1在其办公室送给其5万元钱，要求其在“某某”项目工程的招投标过程予以帮助。“某某”项目招投标结束之后，其才知道胡某1挂靠某总队中标。
“某某”项目施工合同签订后，胡某1将龙某1、舒某、王某1要求将工程项目转让出来一事告知其，其听后对此事并不表态。后来胡某1告知其，工程项目以210万元价格转让给龙某1等人。
10、同案关系人龙某1的供述，证实“某某”项目是某县某局于2013年7、8月份制作规划设计并经省某厅评审通过，由中央财政投资1000万元，地方配套相应部分资金，施工范围涉及道二乡五个行政村的一个“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项目工程。当“某某”项目得到上级部门批复后，石某1在办公室向其引荐了胡某1，并告知其胡某1想承揽该项目工程，其听后表示同意。尔后在石某1的安排下，某公司就“某某”项目的招标业务与某县某局签订招标代理合同。“某某”项目招标工作结束后，该项目的中标单位为某总队，但实际老板为胡某1。
在某总队与某县某局签订施工合同的当天，其与王某1等人一再要求胡某1将“某某”项目转予他们，后经协商，胡某1以210万元的价格将工程转让出来，同时石某2于2013年12月25日以转账方式先期支付胡某1转让费60万元。接手“某某”项目后，其便安排舒某具体组织人员和联系机械设备进场施工，安排王某1负责工程外围的协调工作，安排麻某1负责工程资料的编制，同时安排石某2随同胡某1与某总队衔接工程拨款等事宜，尔后石某2带回某总队的项目部公章及任命“五大员”资料交予舒某。另外，因需要监理单位对某某项目的施工进行监督，其便在湘西州某局水保科相关领导的推荐下，于2013年12月15日与常德某公司签订监理合同。
在该项目具体施工过程中，某总队没有派员对施工现场进行管理。同时监理公司也怠于监理，未发挥监理作用。当该项目的实际施工量有1千多亩时便申请竣工验收，但为了顺利通过验收，其便安排他人编制虚假的施工资料和竣工资料等资料，并让王某1、舒某等人在不真实的材料上签字确认。
“某某”项目的施工完毕后，在其等人的精心安排下，验收人员按照既定做得比较好地点或路线进行现场目测验收，同时通过听汇报、看视屏、查阅资料等方式进行验收，“某某”项目”顺利通过了项目单位法人和湖南省某厅组织的验收。该项工程款拨付分三期进行，但实际到账总计900多万元。案发后，经湖南省某司法鉴定所鉴定，在该项工程实施过程中，因虚构工程量多支付工程款677.9932万元。
11、龙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夏天，在一次饭局中，其向石某1引荐了胡某1，并建议石某1在某局的工程方面给予胡某1优先考虑。后来其知道胡某1从某县某局获得了“某某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项目”。2013年底快过年时，其收到胡某1委托石某1妻子转送的5万块钱感谢费。
12、同案关系人舒某的供述，证实2013年4、5月，其知道“某某”项目是由中央总投资1000万元，工程量为4500多亩，并由某县某局负责实施的一个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工程，同时也是一个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的项目工程。2013年底，某总队刘总和胡某1一起到某县某局洽谈该项目施工合同的签订时，才知道该项目中标者为某总队，但幕后承揽人却为胡某1。施工合同签订后几天，龙某1安排其陪同与胡某1一起前来的人去项目施工现场察看，在回来路上其与王某1均要求对方将工程转让出来。后经协商，胡某1以210万元的价格将该项目工程转让给其和龙某1等人。“某某”项目被转让过来之后，龙某1安排其负责项目工程的施工，同时安排石某2与某总队洽谈工程款拨付及其他事宜。在具体施工过程中，某总队未派员到施工现场参与工程管理，仅交付“某某”项目部公章及施工所需“五大员”的相关资料，施工过程中需要施工单位盖章或签字之类的事情均由其代为操作，同时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监理单位从未派员进行监理。工程竣工验收时，该项目的整个工程量其只做了1000多亩，但为了能通过2014年7、8月份竣工检查验收，龙某1便安排他人编制虚假的迎检的项目施工、监理、质检等资料，其也在有关的工程开工、工程质量评定、工程计量、工程结算、工程质保、工程竣工等资料上代签某总队“某某”项目经理“易某某”签字。最后，相关部门组织验收时，其与龙某1等人特意安排验收人员到做得比较好地方去验收，验收人员在得到相应红包之后也以点带面的形式加以目测验收，致使该项工程顺利通过“合格”验收。该项工程拨款总计为1005.29万元，某总队扣除相应的管理费之后，其与龙某1等人实际获得的工程款为900多万元。
13、石某2的证言，证实“某某”项目是2013年开始实施的，后来通过招标某总队中标该项目，但胡某1却作为中标单位的代表前来某县联系该项目的施工事宜。该项目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后，经商谈龙某1以210万元的价格从胡某1手里转让了该项目。尔后，龙某1安排其与胡某1与某总队衔接相关事宜，回来时将某总队“某某”项目部的公章和项目任命文件、项目五大员等资料交予舒某手中。虽然某总队虽然任命其为项目负责人，但其基本上没有参与该项目的具体实施，具体由舒某直接负责。该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某总队并没派员前来施工或管理并申明允许实际施工人代为在相关程序上进行签名或盖章，日常管理和施工均由龙某1和舒某负责。另外，“某某”项目工程款的拨付基本上经过其建行账户（尾数为0470）流转。2014年1月份、4月份、7月份，某总队某某项目部账户分三次将总计为918.82工程款转入其建行账户。2015年7月31日，项目部帐号又将项目质保金共计56.29万元转入其的建行账户。
14、同案关系人王某1的供述，证实其作为某县某局的党支部书记具有对相关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工程施工进行监督、提出整改意见或给予外部协调的工作职责。“某某”项目经招标后，胡某1以某总队名义中的标。在胡某1与某县某局签订该项目施工合同时，龙某1安排其陪同赵某某（系胡某1带来的）察看该项目的施工现场，在回来的路上，其要求赵某某将工程转让出来。后来，其在龙某1办公室才知晓胡某1将“某某”项目转让出来了。“某某”项目开工后，龙某1安排其负责施工现场的关系协调，安排舒某负责组织现场施工。在该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存在对原施工图纸和施工计划作部分变动，这一情况其没有向上级部门汇报过，同时施工范围也是由龙某1和其等人一起决定的。施工过程中，在龙某1安排下，其均在施工方审核拨款资料的“纪检意见”栏目中签字（按道理应由某县某局纪检书记签字）。该项目工程实际完成的施工量仅有1000-2000亩左右，与设计工程量4500多亩相差较多，但在该项目竣工验收时，其均在不真实的备检资料上签字。
15、黄某1的证言，证实其在2012年代理“某项目”的招标工作中曾与石某1合作过，当其知道“2013年某县某某项目”后，便跟石某1联系，经过几次交涉，石某1就答应把“某某”项目交予其某公司担任招标代理公司。在石某1联系下，其在长沙将胡某1引荐给樊某某，由胡某1就“某某”项目招标运作问题自行与樊某某商谈。在石某1的运作下，其与“某某”项目业主单位某县某局签订了招标代理合同。“某某”项目正式挂网面向社会招标过程中，有11家公司到某公司报名，但最后只有7家公司来参与竞标。招标结束后，该项目被某总队中标。
16、同案关系人樊某某供述，证实2013年某县某某项目开标前一个月，某公司的黄某1要求其帮忙找几家有投标资质的公司帮忙对某县“某某”项目进行投标，同时告知其过几天就会带项目的真实老板到长沙来衔接，其听后便同意。过了十几天，黄某1便在长沙市一茶楼向其引荐了胡某1，并指明胡某1系该项目的真实承包人。另外，黄某1还要求其找几家有资质的公司帮胡某1围标，并且明说了这是项目业主单位（某县某局）领导的意见。黄某1走后，在与胡某1商谈中，其答应给胡某1找6、7家符合投标条件的公司去围标，但提出所需费用大概30多万元的意见。胡某1听后表示同意并在投标前交来了30万元的费用。之后，其联系了湖南省内7家有资质的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围标，最后由其联系的某总队中标，但实际承揽人为胡某1。之后，胡某1又把所需费用的尾款18.8万元通过转账支付给他。
17、刘勇的证言，证实2013年下半年，某总队经营部部长周某某告知其有人出资借用某总队的资质去投标某县一个某某水土保持项目，其听后便同意周某某借某总队的资质去投标。招标结束后，某总队中标“某某”项目。“某某”项目施工合同签订之前，通过电话联系，其得知胡某1是该项目的真实老板。之后，胡某1一行两人来怀化洽谈工程管理费问题，最后达成某总队收取胡某1“某某”项目工程造价的2.5%的管理费的协议。2013年12月16日，其代表某总队与业主单位某县某局签订了该项目的施工合同
18、罗某的证言，证实其为了应郴州市某公司长沙办事处的负责人樊某某的帮忙投标之邀，代表湖南某1公司对“某县某某工程项目”进行围标，事后樊某某为其公司支付一万多元的报名费。
19、赵某某的证言，证实其与胡某1系亲戚关系，在2013年下半年，其应胡某1之邀出资20万与胡某1一起做“某某”项目工程。尔后，曾与胡某1一起到长沙将“工程招投标”的款项30万元交予他人。从长沙回来大概过一个月之久，其与胡某1前往某县某局洽谈“某某”项目工程的合同签订问题。在签订施工合同的当天，局长龙某1安排下属陪同其到施工现场查看，回来后，其将某局人员要求将工程转让出来一事告知胡某1，但胡某1听后未予表态。2013年12月25日，在胡某1的安排下，其到某县某局财务室领取一笔60万元的工程款，款项支付是通过某工程队的账号转账进入其私人的工行卡，同时给财务室出具了“领条”。2014年1月26日、4月17日，又从某工程队的该银行账号将两笔款项共计34万元转入其工行帐号，其认为该两笔款项均为某县某局支付的工程款。
20、同案关系人胡某1的供述，证实其在某县委办副主任龙某2引荐下，认识了时任某县某局局长的石某1，同时将欲承揽某局工程的想法告知石某1，并要求石某1给予帮忙。后石某1决定将某县某局一个标的千万“某某”项目工程让其承揽，同时当面将其引荐给该工程的法人单位负责人龙某1，并要求龙某1将该工程让给其做。“某某”项目快要挂牌招标时，其在石某1的办公室送给石某1五万元钱，并希望石某1在工程招标上予以帮助。尔后，在石某1的帮助下，其通过花钱借用有资质的公司对“某某”项目进行围标，最终其挂靠的某总队中标该项目。
在某总队与某县某局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之后，因龙某1等人的一再要求，经协商其以210万元的价格将“某某”项目转让给龙某1等人。至于转让费的支付问题，龙某1等人于2013年12月25日向其先期支付第一笔转让费60万元，尔后在该工程项目第一次拨款（2014年1月26日）时给其40万元，第二次拨款（2014年4月17日）后支付其60万元，第三次拨付款（2014年8月9日）时支付其40万元，2015年国庆节左右，石某2在某县某酒店停车场退还其10万元质保金。
21、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拨款资料，证实舒某在“工程资金拨款申请及审批表”、“工程价款月支付申请表”上代“易某某”签字。王某1在“工程建设项目拨款申请表的‘项目单位纪检组长’”上签字。
22、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证实某总队于2013年12月确定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的施工期限为6个月，即自2013年12月至2014年5月。
23、花财投评委字（2014）23号意见书，证实舒某在“工程造价审核定案表”上代“易某某”签字。
24、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质量评定资料、计量资料及开工资料，证实舒某在“工程质量评定资料、计量资料及开工资料”上代“易某某”签字。王某1明知“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和计量资料”相关数据不真实的情况下，仍然在其上签字确认。
25、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建设管理资料汇编，证实湘西自治州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于2014年6月5日出具质量监督报告，认为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某县某局于2013年12月15日与常德某公司签订湖南省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施工监理合同，监理费用为20万元。湖南某2公司于2014年6月16日出具的建设项目投资评审报告，认定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完工后，其工程审定造价为1005.29万元。某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于2014年6月16日出具花财投评委字（2014）23号意见书，明确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完工后，可将该工程审定造价为1005.29万元的评审结果作为办理工程结算和拨款的依据。某县某局于2014年7月15日组织州质监站、县某局、县财政局、县发改委、县某局、某总队、常德某公司、道二乡政府对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范围道二乡的某某村、某2村）进行“项目法人”验收，验收结论为工程可以交付使用。
26、湖南省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项目年度验收意见书，证实在湖南省某厅组织下，湖南省某厅、湘西自治州某局、某县某局三家单位于2014年8月3日至2014年8月4日对某县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进行验收，验收人员最后一致认为某县某某项目区2013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通过年度验收，并均在“验收组签字表”上签字确认。
27、某县某局的记账凭证、建筑行业统一发票、某县财政局直接支付单位证明、某县财政局直接支付凭证、领条，证实某县财政局就“某某”项目向工程承揽单位某总队三期拨款共计1005.29万元。
28、向某某的证言，证实其名下一本工商银行存折通常为其保管使用，但其老公胡某1有时也借用。2014年8月9日，该本存折进账41.8万元，应该系其丈夫胡某1经手的款项。
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客观实际，能够证明本案的全部事实经过，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贪污事实
（一）贪污26.566万元的事实。
2012年3月份，正值某县委、县政府领导换届之时，石某1想赠送县、州级领导名贵照相机，以便谋求一个好的职位。之后，石某1将购买相机的想法告诉了某县某局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杨某2，并指示杨某2通过防汛抗旱项目来套取资金。不久，杨某2与为某县某局实施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的中国某集团某研究院（以下简称某院）有限公司市场开发室主任王某2协商，决定以虚构基建项目合同及虚开发票的方式套取资金。2012年4月10日，石某1、杨某2安排某县某1水利水电工程队负责人吴某1与某院签订了一份虚拟的“某县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测站土建、机房装修及会商室环境改造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款为37.52万元。2012年7月11日，某院收到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的工程款后便向某1水利水电工程队的工行账户转账37.52万元。2012年7月16日，吴某1扣除该工程款的发票税款后将结余的35.52万元现金在石某1办公室交给了石某1。同日，石某1将该款项交给杨某2，杨某2于当日全部存入用其侄子杨某3名义开户的邮政银行储蓄卡内。之后，石某1安排其懂摄影的朋友袁某某与杨某2专程前往北京购买相机。2012年7月19日，杨某2、袁某某二人使用该卡在北京某某科技开发中心消费24.69万元购买了一台哈苏相机和一台徕卡相机。同年7月22日，杨某2使用该卡在长沙市的某某数码消费1.876万元购买了相机配件。杨某2回到某县后，在石某1办公室将此次购买的相机及配件交给了石某1。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举证质证且查证属实的证据证实：
1、某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提供的单据、某院提供的票据、协助查询杨某3等人存款文书及账单、存款票据，证实某院于2012年6月21日从财政局收到2011年非工程措施建设资金179万元，于2012年7月17日收到非工程措施设计费15万元，于2014年12月12日、15日先后收到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款项90171元、683025元，于2014年12月15日收到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防治款项45万元；某院会计科于2012年7月12日通过账户向某县某1水利水电工程队账户支付375200元；2012年7月16日，一笔352500元款项存入杨某3账户，同年7月19日该账户消费246900元（交易商户名称为北京某某科技开发中心），同年7月20日、22日该账户分别消费1900元、16860元（交易对象为长沙市某某数码）。
2、某县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测站土建、机房装修及会商室环境改造工程施工合同、某县山洪灾害工程合同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价格协议书、建设项目投资评审报告、书面证明，证实某院委托代理人王某2于2012年4月10日与某县某1水利水电工程队法人代表吴某1签订施工合同；2012年1月某县某局法人代表石某1与某院法人代表签订工程协议；2014年10月24日，某县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项目，经审定造价为3089360元；2012年7月6日某县某局对部分水位站土建工程量及会商设备进行追加107000元并就设备价格进行补充协议；某县某局于2014年10月17日出具证明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项目中包括数据服务器1台、应用系统服务器1台、路由器1台和工情信息查询软件1套已安装在湘西州某某中心。
3、被告人石某1的供述，证实2012年4、5月份全省换届之时，其想通过赠送县级、州级相关领导礼物而谋求一个副县级干部职位。在石某3的建议下，其决定送给相关领导哈苏和徕卡相机。考虑到某局防汛抗旱指挥有采买照相器材的项目，其对杨某2说：“我要给领导买两台相机，你到你防汛抗旱项目中来运作一下（指套取资金），帮我准备二十几万元现金”，杨某2答应后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杨某2安排吴某1与给某局实施非工程项目的某院虚签了一份基建合同。某局给某院拨付工程款后，某院就给吴某2支付了30多万元的工程款，这笔钱吴某2经手后，就直接在办公室交给其。之后，其便把这笔款项交给杨某2，并安排其老师袁某某陪同一起到北京选购相机。在2012年6、7月份的时候，杨某2在北京花费了二十余万元购买了两台相机及照相器材，回来时在办公室将两台相机交给了其。最后因对方拒接，相机没有送成，哈苏相机一直被其放在家里，另一台徕卡相机被其放在单位公车的后备箱内，现均已丢失。
4、杨某2的证言，证实2012年上半年，石某1喊其从某院实施的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资金内套取30多万元出来供他购买相机。尔后，经协商某院负责人王某2答应帮忙虚开这部分发票把钱套出来并转到石某1指定户名为吴某1的账号。后来石某1在他办公室用口袋提着35.25万元交给其去购买相机，其便将该笔款项存进以其侄儿杨某3的身份证开户的邮政银行卡。尔后，其与袁某某（系石某1介绍）于2012年7月19日在北京某某科技开发中心刷卡消费共计24.69万元购买了一台莱卡和一台哈苏相机。同年7月20日，其在长沙某某数码店又用该卡消费1900元购买一些照相器材。同年7月22日，其又在某某数码店置换了一个更好的变焦镜头，补差价16860元。回来时，其将相机及相关的器材交给石某1。
5、杨某3的证言，证实2012年6、7月的一天，在其堂叔杨某2的要求下，其用自己的身份证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某县支行营业部办理一张银行卡交予杨某2使用，直到2014年左右，杨某2才将该银行卡交还予他。
6、王某2的证言，证实2012年上半年，某县某局人员工作杨某2想通过某院套取一笔资金，某县某局局长石某1也给其讲了这个事，其当时表示同意。尔后，石某1、杨某2联系了某县某1水利水电工程队吴某1来承揽其公司的基建工程，并与其于2012年4月10日签订标的为30余万元的工程施工合同书。两个月之后，其公司便按照石某1、杨某2的安排直接将37.52万元工程款拨付给该工程队。
7、吴某1的证言，证实2012年3、4月，石某1告知其有一笔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项目资金要通过其工程队账户过账，同时要求其补签一份基建工程合同，其听后表示同意。2012年4月份，石某1通过麻某2联系其到县某局与长沙大公司的姓王老板签了一份基建施工合同。两、三个月后，该公司给其工程队账户上转账375200元，尔后其将该笔工程款项取出并在石某1办公室交给了石某1。
8、袁某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7月份，在石某1的安排下，某县某局人员杨某2陪同其一起前往北京购买相机，在北京杨某2刷卡消费大概24万元左右购买一台苏哈和一台徕卡相机，尔后又花了1万多元购买相关的器材。
9、某县某局于2017年9月1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某县某局自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没有购买过哈苏和徕卡相机的相关会计记录。
以上证据来源合法，客观实际，能够证明本案的全部事实经过，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贪污14.2万元的事实。
2013年11月份，石某1准备与某县相关领导一同前往北京申报水利项目。因出差需要费用，石某1就安排某县某2水利水电工程队的负责人石某4以支付“应急水渠工程”项目款的名义，从某县某局的“小金库”提取14万元，并要求石某4收到款项后再重新以自己名义办理一张银行卡接存该笔款项。2013年11月25日，某县某局的财务人员吴某3向户名为石某4的建行卡内转入14万元。当日，石某4在当地建设银行以自己的名义重新办理了一张建行卡，并将该14万元转入该卡内。之后，石某4在石某1办公室将该建行卡及密码交给了石某1。同年11月26日，被告人石某1安排某县某局财务人员从本单位的“小金库”提取6万元存入该卡内。之后，石某1到北京申报水利项目所产生的公务开支共计5.8万元，余下的14.2万元石某1交由其前妻龙某3保管。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举证质证且查证属实的证据证实：
1、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存款凭条、吴某3提供的舒某某转入四十万元明细表及账户交易明细、吴某1、石某4等人的领借条，证实石某4的建行卡于2013年11月26日被存入现金6万元，余额20万；2013年8月12日舒某某向某局小金库吴某3账号转入40万元；石某4于2013年11月25日代表某2水电工程队向某县某局借支14万元。
2、石某4的银行卡交易流水情况，证实账户于2013年11月25日、26日分别向石某4的银行卡转入14万元、6万元。2014年3月28日，石某4该银行卡消费3360元。
3、被告人石某1的供述，证实2013年11月份的时候，其陪同某县三个县级主要领导到北京申报水利项目。因出差开支均由其负责，其便于2013年11月25日安排石某4以支取工程项目（某应急水渠）款的名义从县某局出纳吴某3那里支取14万元，石某4将该款项存进户名为“石某4”银行卡后，便将该卡及密码交予其。次日，其又安排某局财务人员（麻某2和付某某）从单位“小金库”提取了6万元，存入石某4这张银行卡内。在临走时，其还带有私人现金5.7万元—5.8万元。在此次出差中，其私人所带现金全部用完，但石某4卡内20万元却分文不动。尔后，其未将该款项退回某局，而是在保管一段时间后交由其前妻保管。
4、石某4的证言，证实2013年11月份，石某1要去北京，叫其到某局支取20万元并存进以其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之后其按照石某1、龙某1的要求出具一张内容为“今借到某县某局20万元工程款，用于支付某某应急工程材料费”的借条交给某局出纳吴某3，吴某3给其建行卡两次转账共计20万元（1次14万元，1次6万元）。尔后，其将14万元取出并存进以其身份证办理的另一张建设银行卡。尔后，其便赶到石某1办公室将该卡交给了石某1。这张建设银行卡','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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