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43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中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05号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k3-2地块****栋*层*室。
法定代表人：计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伊苓，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雪英，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常青三路**号。
法定代表人：范秉衡，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敏，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民，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中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以下中瀚公司）因与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3民初2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上诉人移动公司以诉争合同涉及到客户隐私和商业秘密为由，申请本案不公开开庭审理，经合议庭评议，予以准许。本院于2018年6月4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伊苓、程雪英，上诉人移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敏、罗国民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瀚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中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移动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2016年10月后终端客户对中瀚公司投诉增多、中瀚公司注销多个下属分公司为由，判决2016年10月至2017年6月间的服务费减半计算，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据以认定中瀚公司提供服务遭到投诉的证据是“硚口区城管委垃圾压缩中转站、洪山区公安分局等单位出具的材料”，该材料本来体现在移动公司提供的证据65“2017年9月30日收集的部分地市分公司《关于武汉中瀚车务通平台20**年1月至2017年5月期间服务情况报告》”中，但移动公司在本案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对证据65予以撤回，并未将该材料作为其证据，也未当庭提供证据原件，且一审法院也未依职权调查该情况是否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之规定，硚口区城管委垃圾压缩中转站、洪山区公安分局等单位出具的材料未经移动公司举证，也未经法院依职权调查，一审法院将该材料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显然违反法律规定，也导致本案该部分事实认定不清。2．移动公司对中瀚��司售后服务不满意，不能成为减少支付服务费分成的事由。首先，按照移动公司制定的车务通业务相关流程，中瀚公司的驻点服务支撑均需相关人员向中瀚公司服务人员提出对应需求后，中瀚公司方能开展对应服务，对于移动公司相关人员向中瀚公司相关人员提出服务申请的情况，中瀚公司已经积极响应并解决。中瀚公司也提供了2017年4月24日至2017年7月31日的客服电话通话记录，移动公司也未能指出其在什么时间要求了客户服务。双方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曾确认车务通客户数为53636户，一审法院亦对该事实进行了认定，那么即便移动公司提交的客户投诉反馈均为真实，而其提供的所谓客户投诉数在五万多用户中占比极小，而且中瀚公司提供服务支撑仅为其合同附随义务，一审法院不能因客观上难以避免的小概率事件而判决移动公司减少支付服务费用，更不能因中瀚公��提供附随义务的极小投诉率而判决移动公司减半支付服务费用。3．中瀚公司关停部分分公司与提供服务支撑没有必然联系，也不能成为移动公司减少支付服务费分成的事由。2015年协议中没有约定中瀚公司必须在各地市设立分公司，亦未约定中瀚公司必须安排驻点人员进行服务支撑，安排驻点并不是中瀚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考核标准。在实际业务开展中，中瀚公司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确定驻点安排。如移动公司提出某个需求，服务商远程解决或通过驻点上门解决都可以，服务支撑以解决事情为目的，并不追求驻点数量形式。并且，对于客户群体庞大或业务需求较多的地市，中瀚公司也根据需求情况设置驻点进行服务支撑，截至2016年12月，中瀚公司仍在××、××、××、××、××、××、××等地设有十余个外派服务驻点，该等行为均表明中瀚公司已采取了适当且充分的措施提供支撑服务。二、一审法院认定“移动公司已要求其下属各分公司于2017年6月底前解除全部订购关系，故中瀚公司要求移动公司支付2017年7月服务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移动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并未举证证明其已要求其下属各分公司于2017年6月底前解除全部订购关系，更未证实其下属各分公司确实已于2017年6月底全部解除订购关系，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也未依职权查明该情况是否属实，故不能仅依据移动公司的单方陈述即认定中瀚公司在2017年7月期间未提供车务通服务。一审法院根据移动公司“已要求其下属各分公司于2017年6月底前解除全部订购关系”的单方陈述，判决移动公司不支付2017年7��的服务费，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移动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驳回中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本案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不清、错误。（一）、一审判决没有归纳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并阐述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就直接径行事实认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在一审程序中，中瀚公司提供十四组证据，移动公司则提供二十四组证据。此外，一审法官亦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多次进行了调查取证工作。一审法院在庭前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工作。双方围绕各自的抗辩和诉求，发表了大量的举证、质证意见。一审诉讼过程，移动公司工作人员孙某提供非法证据，孙某根据中瀚公司的申请，单独到法院作证接受调查，而移动公司对此完全不知情，一审法院未组织移动公司当庭质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前述一审程序的举证审理情况，特别是中瀚公司用非法手段从移动公司工作人员处获得的非法证据等客观事实，一审判决均一字不提，实有偏袒之嫌。(二)、1.中瀚公司提供的录音材料属于非法证据，纯属断章取义，依法不应当采信。(1)中瀚公司没有提供录音材料的证据来源，不具有合法性，系非法证据，不应予以采信。2017年11月8日庭审过程中，移动公司要求中瀚公司指出2017年7月24日会议录音的来源，法庭亦向中瀚公司补充提问会议录音的来源，中瀚公司均拒不提供具体的来源，仅声称来源于参加会议人员。但是移动公司纪检部门对于参会人员进行调查后，相关人员均否认对会议录音。依据《最高���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中瀚公司采取非法手段取得的移动公司内部“会议录音”，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移动公司在调查过程中既没有被一审法院提前告知2017年7月26日调查的具体内容，也不知晓在一审法院进行调查工作之前，移动公司工作人员孙某与中瀚公司已经内外勾结在一起，甚至已经到一审法院违法出庭作证，只是在2017年7月21日下班时临时接到一审法院电话通知将进行调查工作。(3)一审判决既不审查中瀚公司提供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又完全是站在预设定移动公司数据有异议的结论上，仅凭中瀚公司对非法的录音，断章取义，拼凑起来的文字内容，作为审理查明事实。第一，移动公司认为根据2016年12月1日(2016)鄂0103民初8762号一案中瀚公司调查申请事项，和2017年3月22日第一次庭前会议经过双方二次核查且质证的用户数据已经固定。如果一审法院再次提取相关数据材料，本次提取数据应当与前期提取的数据应当保持一致。移动公司在本案提取用户数据是全量用户数据与《2015年协议》一致，且中瀚公司收到《2015协议》用户数据以后经过双方核对无误后，移动公司已支付完毕2015年的服务费，双方对此没有异议。根据2016年12月1日(2016)鄂0103民初8762号案件，中瀚公司的调查申请事项只有移动公司成功计费总额、客户明细两项。但是移动公司成功计费总额的汇总表系计算机系统自动运算的数据，既有当月统计成功计费的总额，又会有根据双方《2015年协议》约定的45：55分成比例在成功计费的总额基础上，分别测算移动公司和中瀚公司各自应得服务费，因此，移动公司认为根据该调查申请事项，需要提供的是汇总表的成功计费总额，《车务通分析报表》的客户明细，两者相互对应证明移动公司成功计费数额。在《2015年协议》到期终止以后，如果移动公司继续按照《2015年协议》提供45：55分成比例数据，既超出法院调查取证范围，又与移动公司抗辩观点相背离，且45：55分成比例本身就是本案的双方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故不应当由移动公司来提供根据成功计费总额按照45：55测算以后的金额，强迫移动公��同意中瀚公司的诉求，自证中瀚公司诉争观点成立。最后，移动公司的《车务通分析报表》本身不涉及45：55的分成比例。第二、中瀚公司拒不履行自己的举证责任。中瀚公司自始至终没有提供其自身存储的业务数据，仅在2017年3月22日第一次庭前会议时提供过一套2607户用户数据作为异议，却在2017年8月3日移动公司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以后，声称己于2017年7月31目删除了自身储存的业务数据，不向一审法院提供其业务数据与移动公司的计费数据进行数据核实比对，查实数据的真实性。2.本案证人孙某是移动公司一方负责车务通业务的产品经理，曾长期与中瀚公司联系车务通工作。在本案诉讼期间，其明知不能与中瀚公司直接联系，明确知道自己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却利用职务之便，在2017年5月到7月任职期间，与中瀚公司内外勾结，擅自将工作中未确定的文件提供给中瀚公司，污蔑移动公司修改数据，误导法庭，干扰法庭正常的审判工作。2017年6月26日，孙某以在武汉市江天公证处(2017)鄂江天内证字第9490号《公证书》的形式，将2017年5月22日工作邮件等资料提供给中瀚公司。2017年7月6日，一审法院在事先没有通知移动公司的情况下，根据中瀚公司申请，在已经超过本案的举证期限的情况下，直接通知移动公司工作人员孙某作为证人单独前往法院，在未开庭、移动公司未到庭质询的情况下，由孙某单独作证、接受法庭调查，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准许的，应当在开庭审���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并告知其应当如实作证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以及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等规定，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2017年7月25日，孙某再次向一审法院提交补充证言和证据材料。2017年7月26日，一审法院根据中瀚公司申请到移动公司处进行现场调查时，孙某又作为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本案的诉讼参与人之一，亦在现场与移动公司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接受法庭调查。但就在现场调查的时刻，移动公司并不知晓早在2017年7月6日、2017年7月25日孙某就已经两次接受过法庭的调查、接触、提供书面证据材料，一审法院与孙某在2017年7月26日现场调查的时候，均对孙某此前应一审法院要求前往法庭单独作证、提供书面资料的情况保持沉默、只字未提。2017年7月26日，移动公司在现场调查结束时，收到一审法院转交的中瀚公司2017年7月7日《责令提交证据申请书》以后，才从《责令提交证据申请书》中间接地获知法庭曾对孙某进行过调查，但还是没有被法庭主动告知孙某己作为证人出庭作证。2017年9月27日17时22分，即本案拟将于2017年9月28日下午第二次庭前会议质证的前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移动公司收到一审法院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移动公司的关于孙某于2017年7月6日作证以及2017年7月25日补充提交的证言、证据材料等资料，才获知中瀚公司和孙某内外勾结到如此的地步，一审法院不应该采信孙某的证言和电子邮件。2017年11月8日，一审法院依职权通知孙某出庭作证，移动公司代理人当庭与证人孙某对质，要求孙某指出其提供给中瀚公司《公证书》中何处可以证明移动公司修改数据，达到中瀚公司的证明目的，证人孙某回复“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这足以证明中瀚公司和孙某之间纯属污蔑移动公司修改��据。3.一审判决对双方在2016年7月至9月期间，协商车务通合作期满失效以后协商情况，属于查明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遗漏中瀚公司2016年7月14日发给移动公司的《车务通业务问题反馈及意见沟通》(详见移动公司在一审提交的第二组证据40。此证据证明中瀚公司明确知晓近期移动公司对车务通业务做出的重大商务调整，其决定本着长期友好合作的原则，在不影响客户感知的原则下，经内部商议，决定继续支持移动公司车务通业务发展规划。(2)一审判决认定移动公司邀请中瀚公司车务通业务合作伙伴存量用户维系服务的单一来源采购活动的事实不清。2016年9月13日，移动公司启动了车务通业务合作伙伴存量用户维系服务的单一来源采购活动，邀请中瀚公司参加相关项目采购活动。但中瀚公司先邮件回复移动公司，以其人员不在武汉为由没有及时参与投标，事后又予以拒��参加，径行在2016年10月9日提起诉讼。在移动公司正式的采购文件中，移动公司已经明确无误的向中瀚公司提出需求的“车务通业务合作伙伴存量用户维系服务：是指维系服务供应商负责为湖北移动省公司、各市州分公司提供基于车务通业务合作伙伴存量用户”的支撑服务，包括客户与用户维系、业务驻点维系支撑、业务迁移支撑、技术服务支撑、数据与终端迁移支撑等服务；配合省移动、各个市州分公司、位置基地将湖北现有车务通合作伙伴存量用户迁移至位置服务基地的车务通标准平台。4.一审判决违背司法解释规定错误采信非法证据，事实上中瀚公司车务通业务平台实际承载的用户数低于移动公司的用户数，中瀚公司拒不履行举证责任、污蔑移动公司修改数据，逃避自己的法律责任。(1)2017年3月22日第一次庭前会议证据交换之前，双方为证据交换已经做了两次数据核查的准备工作，并在第一次庭前会议中发表了两次数据核查的质证意见，但是一审判决没有全面归纳移动公司的二次核查意见，以中瀚公司第一次核查意见认定事实，遗漏移动公司二次核查意见，查明事实错误。中瀚公司原在2016年10月提起诉讼，案号是(2016)鄂0103民初8762号。2016年12月1日，中瀚公司在(2016)鄂0103民初8762号案件中向一审法院提出了调查取证申请。2017年1月16日，移动公司根据一审法院转交(2016)鄂0103民初8762号案件的调查取证申请书，将提取的中瀚公司车务通服务平台20**年1月至9月订购用户数据提交到了一审法院。2017年1月23日，中瀚公司以书面的《情况说明》反馈到一审法院，经比对后其认为有4000多名用户数据在移动公司提交的数据中未体现，并提供了一套2607户用户数据的清单，通过一审法院反馈至移动公司进行二次核查。2017年2月6日，中瀚公司��一步将2607户用户数据的电子版本发送给移动公司处进行二次核查。2017年2月，一审法院因审理期限问题，将(2016)鄂0103民初8762号案件做转登记，即一审法院协调中瀚公司撤回(2016)鄂0103民初8762号案件起诉，然后又由中瀚公司重新办理立案登记手续，变更成为本案(2017)鄂0103民初2834号案件，中瀚公司在两案件中的诉求、证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移动公司和中瀚公司在(2016)鄂0103民初8762号案件中已经进行的数据核查工作，延续到本案(2017)鄂0103民初2834号继续使用，以便提高审判效率，加快诉讼进程。2017年3月22日，移动公司在本案第一次庭前会议中对中瀚公司2607户数据发表了二次核查意见，中瀚公司绝大部分的核查数据有异议，不是正常使用的车务通平台用户，详细情况可见移动公司在2017年3月22日庭前会议笔录中的质证意见。然而，一审判决却认可了中瀚公司的2607户数据���具体错误主要有四点：第一，中瀚公司核查数据本身前后不一致。中瀚公司曾书面自述有4000多户数据差异，但是无法提供4000多户用户的明确的客户信息。2017年3月22日庭前会议中移动公司向中瀚公司提问“除了清单中的2607户数据以外，剩余的1400户数据在哪里？”，中瀚公司无法回答，当庭放弃其他无明细客户的抗辩事实，仅坚持2607户异议。第二，仅从中瀚公司提供的2607户用户数据的自带定位时间和上报时间信息核对，中瀚公司2017年1月16日以后上报时间和定位时间的核查用户实际只有561户，远远低于合同约定的5％误差率，且具体原因不明。其中2017年1月16日前定位时间和上报时间的数据占了绝大多数，明显不是正常用户，其中居然还有标注定位时间和上报时间为1900年的用户266户，一审法院采信漏洞百出的证据。第三，2017年9月28日，中瀚公司再次提出用户数量有63000余户，显然与其前期自述的用户数量5万余户比较也有巨大差异。第四，一审法院认定“51029户”用户数据系2016年1月至9月的用户明细数据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的“51029户”数据既不是2016年1月至9月每个月的用户明细数据，也不是当月成功计费的用户数据，而是第一次庭前会议过程中，为举例说明，援引2016年9月《车务通分析报表．定位专家》数据进行的单个月份的数据举例。移动公司在质证过程中亦曾经明确指出，该数据口径是全量数据，既包括了成功计费的用户数据，也包括了没有缴费的用户数据。(2)移动公司《车务通分析报表》用户数据大于中瀚公司业务平台用户数据，反映的是中瀚公司业务平台实际承载用户存在异常情况，而不是移动公司用户数据有差错。移动公司提供的第十四组证据、第二十一组证据，证明中瀚公司与移动公司工作人员曾经在2016年1���至2016年11月期间因工作需要按月核对车务通平台用户活跃度数据，中瀚公司在当时逐月提供的车务通用户总数也不是一审判决认定的“51029户”，其中2016年1月14573台车，2016年3月用户数15684，2016年4月用户数l4742，2016年5月用户数16752，2016年6月用户数18934，2016年7月用户数15525，2016年8月用户数14892，2016年10月用户数14752。移动公司需要向指出前述两组证据的证据来源，是移动公司在2017年9月28日知晓中瀚公司与孙某内外勾结以后，使用孙某此前接受公司纪检部门调查时上交的工作邮箱密码，重新登录孙某工作邮箱，检查孙某相关工作记录以后发现的前述邮件记录。移动公司于2017年10月11日紧急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前述证据材料。移动公司工作人员孙某通过中瀚公司知晓移动公司发现相关工作邮件以后，马上修改了工作邮箱的登录密码，拒不提供相关信息，试图继续为中瀚公司隐瞒真实的平台用户数据，欺骗移动公司和一审法院。移动公司只得又向一审法院申请前往孙某工作邮箱的邮件供应商处调取服务器上的邮件记录；在实际调查取证的过程中，最后经过一审法院与孙某联系，孙某才将相关邮件转发给移动公司。经过比对，移动公司提供的2016年1月至2016年10月《车务通分析报表》剔除无账单用户以后的用户数是2016年1月20000户，2016年3月用户数20231户，2016年4月用户数19558户，2016年5月用户数19081户，2016年6月用户数18831户，2016年7月用户数18644户，2016年8月18572户，2016年10月16425户。除了2016年6月双方用户数基本接近以外，其余月份均是移动公司用户数高于中瀚公司用户数，该数据差异反映中瀚公司业务平台实际承载用户存在异常，没有向部分用户实际提供车务通服务，双方用户数据差异与诉讼过程中出现的宜昌三峡运输集团远安县畅通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投诉中瀚公司的五台车务通业务从未上线、要求退费的实例相互印证，说明中瀚公司履行提供车务通业务平台确实存在严重问题，需要双方核对具体的用户数据，分析原因。但是，在移动公司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要求中瀚公司提供车务通业务平台数据以后，中瀚公司却自称刚刚删除了用户数据。中瀚公司删除用户数据的行为，不仅是拒不履行举证责任，证明其服务的内容、用户数量，而且从深层次来看，中瀚公司是在试图掩盖其车务通业务平台上用户数量存在异常的问题，性质严重。综上，移动公司认为，事实是中瀚公司车务通业务平台实际承载的用户数低于移动公司的用户数，中瀚公司拒不履行举证责任，颠倒黑白，污蔑移动公司修改数据，逃避自己的法律责任。5.一审判决查明邮件系移动公司工作人员孙某收到中瀚公司发送的邮件以后，回复中��公司明确诉讼程序中，其个人不能代表移动公司发表意见，不是移动公司函复中瀚公司。6.根据移动公司内部核实情况，武汉分公司黄陂分公司、荆门分公司、孝感分公司等反馈，经自查对2016年5月20日证明没有用印的痕迹，相关地市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存疑。其他地市分公司出具的背景均为中瀚公司以参加公车改革投标为由，将事先拟好的证明模板提供给各地市分公司，要求各地市分公司就移动公司历史上的客户数量(包括已经销户、退订)出具证明，相关数据不准确，不是为了专门证明本案的事实出具。本案中2016年1月以后使用车务通用户的数量，应当以移动公司提供2016年1月以后的用户订购数据为准。中瀚公司在提供的证明模板中称：“该公司从车务通业务开通以来至2016年5月20日均持续提供本地化驻点支撑服务”，但结合移动公司提交的证据45到证据50，可以证明2013年到2015年，中瀚公司提供驻点支撑服务属于车务通业务车载终端销售及售后服务的合同范围，故不属于本案车务通平台服务合作的范围。7.(1)一审判决查明车辆定位资费月功能费300元错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与湖北俏牛儿牧业有限公司2014年12月5日签订《车务通业务合作协议》约定了300元资费包括功能费和其他资费，详见该协议第4.2条，移动公司第十组证据61《对武汉中瀚公司补充第八组证据的核查情况》、第十五组证据68《关于物联卡产品新增4G资费上线测试的通知》鄂移政企[2014]558号，已经佐证该协议约定的l5G省内4G流量对应的是物联卡资费200元／月，不是车辆定位资费。(2)一审判决认定的“履约过程中，移动公司将协议中签约的车辆定位资费300元／月分解为200元／月的物联卡套餐和100元／月的资费”属于查明事实错误。移动公司证据第二���组证据73《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车务通业务受理单》已经清楚无误地证明开通车务通业务时的月租费300元中包括了200元资费套餐，与协议约定一致，相互印证，移动公司与客户签订时即包含了物联卡资费和车务通资费，而不是履约过程中拆分费用。(3)一审判决认定，移动公司2015年1月至2017年5月期间，有其中不同的计费方法错误。第一、一审法院将中瀚公司对移动公司《车务通分析报表》自行制作的错误统计报表，与移动公司的《车务通分析报表》混淆，误作为了移动公司的《车务通分析报表》。第二、一审法院将移动公司的《车务通分析报表》中的《应收金额(元)》、《往月销账实收金额(元)》、《当月销账实收金额(元)》、《实收结算金额(元)》四栏数据混淆作为计费方法。其中，《实收结算金额(元)》栏只是当月的实收功能费，不是计费方���。移动公司证据第十组证据61《对武汉中瀚公司补充第八组证据的核查情况》，移动公司核查了湖北俏牛儿牧业有限公司开通车务通3个号码订购时间及退订时间，其中13545847844号码在2016年9月16日结束，135××××9044在2017年5月17日结束，13545849184号码在2017年2月16日结束，与《车务通分析报表》一致，没有错误。8.(1)一审法院混淆了移动公司《车务通分析报表》，具体情况同上。(2)移动公司第二十二组证据75《政企客户部2015年汉川晨曦校车4G车务通终端采购合同》，证明了汉川晨曦校车4G项目使用的是从中瀚公司处采购的长江通信MVR2100型4G车务通终端，没有使用中瀚公司的车务通业务平台，与移动公司证据61《对武汉中瀚公司补充第八组证据的核查情况》相互印证。9．一审判决遗漏当阳市永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车务通开通情况。移动公司证据第二十三组，相互印证该公司���在2013年7月开通四台车辆车务通，按696元／年的标准，按年缴费，中途缴费，缴费方式发生变化，从年缴费变更为按月缴费，与《车务通分析报表》相互印证。一审判决只阐述了缴费方式发生变更的情况，没有该公司首次开通、缴费情况。10.建始县人民法院车务通车辆在2016年1月以后的《车务通分析报表》中一共有20台车辆，19台车辆成功计费，l台车辆属于无账单用户。11.宜昌三峡运输集团远安县畅通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开通车务通时间错误。根据移动公司证据61《对武汉中瀚公司补充第八组证据的核查情况》，证据证明该公司开通时间系2013年1月11日。该公司在本案中车务通是2016年1月协议所涉及的车务通。二、本案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2015年协议》到期终止以后，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1月1日以后车务通服务按照《2015年协议》履行，混淆了两个服务合同关系，适用��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车务通服务”概念不准确，即合同标的不准确。《2015年协议》第3.1条约定中瀚公司车务通服务内容。孙某在2015年7月21日发往中瀚公司签订《2015年协议》的电子邮件附件，清楚无误地证明了中瀚公司服务费45％分成的组成比例，是移动公司根据《集团业务提供商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章第五条，由业务总集成25％(产品研发15％，硬件投入10％)，售中服务10％，售后服务l0％组合相加计算所得。同时亦佐证了中瀚公司车务通服务内容由“业务总集成(产品研发，硬件投入)，售中服务，售后服务”三个内容组成，与《2015年协议》服务内容相互印证。实际履行过程中，2016年1月1日以后，中瀚公司没有展开基于合同约定发展新车务通用户的营销工作，即明显售中服务缺失。2016年1月以后，尤其是2016年10月以后，中瀚公司提供的售后服务亦在相应减少��故两个服务合同关系中，“车务通服务”定义的内涵，即服务标的已经发生变化，中瀚公司2016年车务通服务中的已经减少售中、售后服务内容，其结算服务费用价款的方式亦发生改变。(二)移动公司与中瀚公司在《2015年协议》终止以后多次磋商没有达成新的合意，相反地就是证明移动公司对中瀚公司提供的服务存在异议，不是一审判决认为的“移动公司并未对中瀚公司提供的服务提出异议”。双方往来的书面磋商函件中，足以证实移动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是要求中瀚公司提供维系服务，不是中瀚公司要求的按照《2015年协议》继续履行协议。(三)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为中瀚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的责任，双方结算只能以移动公司计费系统采集的成功计费话单为结算依据，但是却又以移动公司提供的数据存在问题为由，认为“移动公司计费系统采集的成功计费话��因不全面、不客观、不真实，不能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双方的结算依据及方式应酌情参照2015年服务费进行”前后矛盾，裁判说理“以偏概全”。一审判决即使认为中瀚公司对移动公司计费系统采集的成功计费话单异议，也应当以移动公司与中瀚公司绝大部分没有异议的实收功能费数据做为结算的基础，再查明有异议部分是否真实存在，有异议的数据是否在合同容许的5％误差范围内等等，然后据此决定是否需要调整，进而做出裁判。但是，一审判决仅仅因为中瀚公司对整体数据中的少量数据有异议，就脱离移动公司与中瀚公司交易习惯和以往合同约定的事实基础，全盘推翻、否认移动公司的数据整体有效性，导致了裁判结果严重有失公正。1.2017年3月22日，本案第一次庭前会议证据交换时，一审判决对两次核查数据情况作出了错误认定，裁判前提即产生了错误。详���理由同上。2.中瀚公司所举七份合同的履行情况，不足以证明移动公司的数据错误。七份合同所涉及的用户数据远远达不到双方此前约定的允许5％误差的用户数量差异。第一点，双方用户数据对账，需要中瀚公司提供车务通平台及驻地支撑的号码服务记录，移动公司提供计费用户数号码清单这样双方才能开展有效对账。现在中瀚公司自身拿不出这七份合同的任何具体服务记录，却凭空质疑移动公司结算数据有偏差，显示在逻辑上就是错误的。第二点，中瀚公司在2016年1月以前也收到了移动公司提供的2015年《车务通分析报表一定位专家》，并未对相关数据提出异议，而是与移动公司核对以后进行了服务费结算。一审判决和中瀚公司在本案中以双方无异议的数据作为论据，推翻2016年以后相同的数据真实性，论证依据不足。第三点，从移动公司与客户之间车务通协议签订情况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移动公司和客户仅在7份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就有客户签订车务通协议以后未实际履行，提前解除，中途变更等多种复杂情况，但是一审判决却将客户履行情况一刀切，视为一成不变的单一情况，并以客户在2015年以前签订、履行车务通协议的情况，佐证本案的2016年1月以后的客户数据情况，显然是错误的。第四点，一审法院认为“移动公司既未提供证据证实无账单用户形成的原因亦未作出有效的合理解释。故中瀚公司认为，移动公司对无账单用户按0元收费处理势必影响其分成的意见并无不当”明显错误。2017年10月11日，移动公司曾向一审法院书面提交了《关于“无账单”用户的情况说明》，详细说明了“无账单”用户的形成原因，并以《车务通分析报表．定位专家》中的实例予以解释，相互印证。“无账单”用户与车务通产品订购时间没有必然关系。“无账单”号码是车务通集团成员下的用户号码，这些号码在出账当期没有订购车务通账目项下的任何的产品资费，因此以“无账单”方式单列出现，这是移动公司内部数据，本身与厂家的结算数据无关，只是用于辅助核账。“无账单”号码与车务通欠费、车务通合同或平台迁移没有必然的关联。只有订购过车务通账目下的具体产品资费的用户号码，才有可能产生车务通欠费，这些号码属于有账单客户，欠费凭证在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的《车务通定位专家分析表》中有详细记录，并有具体号码事例说明。
中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移动公司向中瀚公司支付2016年1月至终止服务期间提供车务通业务的服务费用，暂计至2016年10月，计550万元（暂以最近3个月核算月均支付费用每月55万元为基准）；2.本案诉讼费用由移动公司承担。���审审理中，中瀚公司先后两次变更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法院判令移动公司向中瀚公司支付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期间的车务通服务费用共计912万元（因服务费用结算依据为移动公司服务器终端提取的计费话单，中瀚公司已多次提供证据证明移动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计费数据均为虚假数据，不能作为服务费结算依据，因此应以2015年最后3个月核算的月均支付费用每月48万元为计算基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瀚公司与移动公司于2012年开始签订车务通合作服务协议。协议均每年签订。2015年7月23日，中瀚公司（协议中指乙方）与移动公司（协议中指甲方）签订《2015年协议》，第一条合作方式及内容约定，乙方通过甲方的（车务通）平台向甲方的用户提供（车务通）（定位专家）栏目内容，乙方提供的栏目内容应满足用户需求。第二条服务费用及付款方���中第2.1条约定，由乙方负责（定位专家）栏目所需全套硬件投入、安装维护工作，并由乙方负责品牌宣传和营销推广工作，甲方配合。结算基数【合作栏目的当月实收功能费】；结算比例【湖北移动55%，中瀚公司45%】；扣减项【按照考核系数扣款】；结算款计算公式【结算金额=实收功能费×（45%）×考核系数，乙方应开具足额增值税发票，增值税税率6%】。第2.2.1条约定，以甲方计费系统采集的成功计费话单作为结算依据，以用户真实定制并且当月成功使用业务为依据。第2.3.1条约定，以甲方计费系统采集的成功计费话单为结算依据。甲乙双方对信息服务费的统计数据若存在异议，在双方统计数据差额不超过5%的情况下，以甲方的数据为准；若超过5%，甲乙双方应重新核对，明确原因，及时按实际情况合理解决。因核对信息费数据造成的支付延��，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第2.3.2条约定，若用户具有合理理由拒绝向甲方支付信息费，属乙方责任的，相关信息服务费由甲方予以扣除。若甲方计费周期发生改变，甲方应书面通知乙方，乙方按商定后的结算周期进行结算。由于乙方服务质量造成用户拒绝支付功能费的，将在甲方结算给乙方的功能费中扣除，并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和损失。第三条服务内容中第3.1条约定，乙方发挥自身优势，利用甲方的业务平台，向甲方的手机用户提供（定位专家）栏目，不得利用甲方提供的端口进行其他信息内容的发布。第3.2条约定，（定位专家）栏目主要是提供（车辆定位）信息服务。乙方根据用户的需求，及时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栏目内容。第3.3条约定，乙方负责定位专家栏目甲方用户投诉。第3.4条约定，乙方将信息源独家授权给甲方，不向甲方以外的用户提供（定位专家）���容。第3.5条约定，乙方将负责（车务通）（定位专家）栏目的营销推广、栏目内容编辑、审核、发布。第10.1条约定，合同有效期一年，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第5.3条约定，甲方负责提供计费、收费及结算服务，计费结果原则上以甲方数据为准，甲方每月向乙方提供因甲方用户使用双方合作信息服务而产生的相关结算数据，若乙方对甲方提供的结算数据提出异议，双方以2.3.1条约定处理。第9.1条约定，如果任何争议或权利要求起因于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或与本协议的解释、违约、终止或效力有关，都应由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如果双方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10.3条约定，协议终止后，甲、乙双方应在30天内办理以下手续：●甲、乙双方应结清一切款项；●乙方应归还所使用的甲方的资料及工具，所有用户数据必须完整移交湖北移动，并不得保留做其他目的。
一审另查明，证人孙某系移动公司政企客户分公司的产品经理，涉案的邮件均由孙某发送和接收。2016年5月18日，中瀚公司在向移动公司发送的《公函》中称，“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已于2015年12月31日到期。在合作协议到期前及到期后，我司多次与贵公司沟通合同续签事宜，贵司均表示在处理当中，从未通知我司停止车务通业务服务，同时我司一直继续按照原车务通服务协议的内容履行及提供服务。2016年1月1日开始我司继续按照车务通服务协议的内容履行合同义务，每月因此投入的维护费用、人工成本费用、地市房租费用、差旅费用等高达50多万元。……为保障贵司车务通（定位专家业务）项目的正常运行，敬请贵司在收到本公函后15日内就续签书面的车务通服务协议时间及支付我司2016年1月-5月服务费的时间给予我司明确的回复。”同年6月3日，中瀚公司再次向移动公司发函称，“……根据《公函》内容，贵公司本应于2016年6月2日就此事作出书面的回复，但截至本邮件发出之时，我公司还未收到相关的书面回复。本着为贵公司客户利益着想的前提下，我公司未收到贵公司明确的终止合同的公函和平台处理的具体办法时，持续在为贵公司车务通客户提供所有维护及服务工作。为此，我公司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不影响双方的后续合作，我公司特请贵司于6月8号下午5点30分前，就双方SI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书面回复，如果没有回复，我公司则视为贵公司继续要求我公司按原有的车务通SI合作协议为客户提供相应的维护和服务工作。”同年6月11日，移动公司向中瀚公司回复称，“感谢在车务通产品业务合作中，对我们工作和业务发展的支持。目前，根据车务通产品市场发展的变化，车务通产品的本地业务合作模式在调整过程中，省政企根据市场变化，正在设计新的业务合作模式。对于目前本地车务通合作平台上存量移动用户，本着维护双方合作成果，保证用户利益和合作双方利益的考量，希望贵方能继续做好用户的维系工作。”同年7月6日至9月13日期间，移动公司先后多次邀请中瀚公司到指定地点沟通、参加车务通业务活动未果。同年10月18日，移动公司以发邮件方式通知各地市公司：“……1.今后的车务通业务将依托位置服务基地平台开展。各地市分公司在新增业务发展上，必须以位置基地平台为主。……发现有部分地市仍选择开通原车务通SI平台。现明确说明，车务通人员定位必须选择通用平台。请各地市分公司检查在2016年9月1日之后，是否有车务通人员定位开通时选择了原车务通SI平台。如有，需变更为通用平台。”2017年5月22日，移动公司作出《关于车务通存量用户迁移中、车辆定位用户订购关系解除／变更的说明》，该说明载明：针对中瀚公司应诉和存量用户迁移工作的需要，现需将中瀚公司平台存量用户的订购关系解除，其中一部分订购关系还需要转至“通用平台”（位置基地平台）。存量用户分三类情况处理，分别是远程迁移、更换终端迁移、解除协议。一、远程迁移。目前有700户可以远程迁移……，解除订购协议的方式有：1.由省业支在BOSS后台解除协议，并调整订购关系到“通用平台”；2.在5月31日由地市分公司在BOSS前台做产品退订，6月1日再重新订购开通（用户仍旧使用原号码）。二、更换终端迁移。计划有2500户存量用户更换终端迁移，建议解除订购关系的方式有：1.由省业支在BOSS后台解除协议，并调整订购关系到“通用平台”；2.在5月31日由地市分公司在BOSS前台做产品退订，6月1日再��新订购开通（用户仍旧使用原号码）；3.更换终端时在BOSS前台做产品退订，新终端使用全网物联卡，并开通物联网卡数据流量资费（用户不再使用原号码，改用全网物联卡）；三、解除协议……。证人孙某证实，如某一用户在BOSS系统的订购关系发生变更，而终端数据配置未变更的情况下，用户仍使用原合作商平台，且移动公司向合作商的服务分成将减少。2017年3月22日，一审法院第一次召开庭前会议进行证据交换时，移动公司提供2016年1-9月客户明细51029个，中瀚公司核对发现移动公司提供的数据遗漏客户2607个，可知客户数总量为53636个，与中瀚公司主张的数据大致相符。移动公司提交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间每月的车务通订购关系存续用户数即2016年1月17289户、2月17693户、12月5712户……2017年1月为4177户、2月3344户、3月3496户。
中瀚公司于2017年1月19日向移动公司���送《关于是否停止定位专家平台服务的询问函》称，“我公司自2011年1月与贵公司签订车务通（定位专家业务）合作服务合同合作至今，2015年合作协议到期后，贵公司未与我公司续签服务合同，并要求我公司对原有客户继续做好维护工作……我公司一直提供车务通定位专家平台服务至今。2016年10月因贵公司仍未与我公司续签服务协议并支付服务费用，我公司无奈之下诉至法院，为避免各方损失扩大，请贵司及时告知我公司是否可以立即停止对定位专家平台所有客户的服务”。移动公司针对中瀚公司于2017年1月19日向其发送的函件，于同年1月22日向法院递交的《关于武汉中瀚科技有限公司拟停止定位专家所有客户服务的情况反映》中称“……目前正值春运和两会期间，武汉中瀚单方面停止车务通服务，会影响到政府机关、‘两客一危’等用户车辆的正常使用，酿成社���公众事件。故我们从客户利益和社会稳定出发，请求人民法院提示武汉中瀚依法、理性地解决诉争事宜，避免作出过激行为……”。一审法院收到移动公司提交的情况反映后告知中瀚公司，不要擅自停止服务影响春节期间的稳定。中瀚公司接受法院的告知意见后未停止车务通定位专家平台服务。移动公司自认如果中瀚公司停止服务，则会影响“两客一危”用户、客运车辆的正常运输，还会影响政府公务车辆定位功能的实现。2017年5月，中瀚公司再次向移动公司告知拟强行停止服务后，于同年7月31日停止所有车务通定位服务并删除相关数据。其间，移动公司曾向中瀚公司发函称“鉴于双方已在江汉区人民法院进入诉讼程序，关于诉争的定位专家平台服务履行问题，应当以双方公司代理人在法院诉辨意见为准，个人不能代表公司做出任何陈述意见。另外，目前正值春运与两会期间，贵方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所引起的不利后果，应由贵方承担全部责任。”
2015年1月至12月，移动公司根据计费系统采集的实收功能费总数按协议约定的分成比例折算后总计支付中瀚公司服务费5,289,874.79元，平均每月支付44.08万元。在此期间，双方的交易惯例是，移动公司先将提取到成功计费的实收功能费数据，交由中瀚公司核对无误后，双方再对核对无误后的实收功能费签字、盖章确认，最后由移动公司向中瀚公司支付服务费。移动公司提供的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计费系统采集的实收功能费为942.954738万元，其中，2016年1月至9月计费系统采集的实收功能费为694.341935万元。
履约中，中瀚公司曾在湖北省内相关地市下设驻点分公司。2016年5月20日，移动公司下属十堰等十余个分公司分别出具《证明》证实，中瀚公司自车务通业务开通以来至2016年5月20日均持续提供本地化驻点支撑服务，配合移动公司下属各分公司发展业务，发展客户的具体数量在20家-1000家之间不等。2016年6月-11月间，中瀚公司先后注销其下设的恩施分公司等多个分公司。硚口区城管委垃圾压缩中转站于2017年5月15日向移动公司下属硚口区分公司提交的终端停机申请载明：车务通合作协议约定车辆42台，2016年10月有9台终端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自2017年4月起系统平台无法登录，故申请将33台终端办理停机并注销帐号。2016年12月17日洪山区公安局通过邮件反映：近两个月频繁出现无法连接、平台无法登录、数据不准确的情况，多次联系但相关故障仍未解决。云梦县环境卫生管理所于2017年2月28日在向移动公司下属云梦分公司提交的《关于解除车务通合同的函》中称，在2016年上半年使用期间，平台部分车辆经常出现设备不在线的情况……，尤其自2016年11月至今，平台上车辆不在线的问题根本没有技术人员解决，导致平台不能正常使用。证人孙某证实，2016年10月起，针对车务通的投诉明显增多。
一审还查明，1.移动公司宜昌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宜昌分公司）与湖北俏牛儿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俏牛儿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签订《车务通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协议期限为2014年12月5日至2015年12月5日，车辆定位资费月功能费300元，资费描述载明：定位无限次，其中流量每个月包含15G省内4G流量。履约中，移动公司将协议中签约的车辆定位资费300元/月分解为200元/月的物联卡套餐和100元/月的资费。移动公司提供由中瀚公司举证的定位专家分析报表数据（以下简称分析报表）上方载明的相关信息即合同期限为2014年12月5日至2015年12月5日，车务通数量为3台，单价每月每台3**元。该分析报表中还载明，移动公司在2015年1月至2017年5月期间，有七种不同的计费方法即：1.2015年1月至4月、6月、8月、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每月按3台每台每月100元计费；2.2015年5月、7月、9月、10月均无计费显示（表中载明移动未提供）；3.2016年6月至9月每月按2台每台每月100元计费；4.2016年10月按2台，其中1台按每月100元计费，另一台应收100元，实收6.27元；5.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每月按2台其中一台按每月100元计费，另一台按0元计费；6.2017年2月按1台，应收100元，实收0元计费；7.2017年3月至5月每月按1台每月每台0元计费。
2.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汉川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汉川分公司)与汉川市晨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曦公司）于2015年6月3日签订《湖北移动车务通业务合作协议》约定，本协议期限为三年，套餐名称为车务通，车辆总数15台，功能费用每月每台2**元。分析报表上显���“无此客户”或“移动未提供”。
3.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崇阳县分公司（以下简称崇阳分公司）与湖北崇旅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崇旅公司）于2014年3月7日签订《湖北移动车务通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协议有效期为4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分析报表上显示“无此客户”或“移动未提供”。崇旅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前述协议未实际履行。
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蔡甸区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蔡甸分公司）于2014年7月16日与武汉市创业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创业公司）签订《车务通业务合作协议》约定，1、本协议有效期限为36个月，自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0日止；2、创业公司办理40台车务通业务；3、选择B车务通GPS定位套餐4，功能费每车每月88元。协议签订后，双��均按协议全面履行义务至2016年8月。其间，移动公司举证的分析报表中载明，创业公司车务通车辆数量为40台，每车每月收费88元。2016年9月之后分析报表中显示“无此客户”，2016年9月，创业公司与移动蔡甸分公司提前解除前述合同。
5.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当阳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当阳分公司）于2014年8月1日与当阳市永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生公司）签订《车务通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1.协议有效期限为36个月；2.首次开通56辆，资费选择定位A套餐，即定位服务费每车每月70元；3.客户需业务开通时，一次性每台车辆预付预存款840元，按56台车合计141,120元，分36个月返还，每月扣除相应套餐费用。（经双方协商，每台车按年付费即70元×12月×56台=47,040元，次年及第三年费用需提前一月进行支付）。协议签订后，永生公司作为业务申请��于2014年8月4日提交车务通业务受理单后，经移动当阳分公司于同年8月13日在车务通业务受理单中的业务办理结果栏内填写“已办理”。移动公司提交由中瀚公司举证的分析报表中载明，永生公司合同期限为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1日，车务通数量为56台，单价每月每台70元。2015年1月至2016年11月，实际计费数量为4台，2015年8月收取年费696元。2016年9月至11月按4台每月每台收费70元。2016年12月至2017年5月每月的分析报表中均显示无此客户。移动公司在2017年9月28日的庭前会议中称永生公司名下车辆为4台，截止2016年8月按年收取每车年费696元。2016年9月起至2017年5月止，永生公司前述4台车资费改为每月每车70元。
6.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建始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建始分公司）于2014年8月26日与建始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建始法院）签订《湖北移动车务通（GPS��业务合作协议》，有效期限为36个月、安装车务通数量20台，功能费每月每车70元。合同签订后，建始县人民法院按约履行协议到2016年7月止。移动公司提交由中瀚公司举证的分析报表中载明，双方在履行协议期间，建始法院车务通车辆数量为19台，每车每月收费70元。移动公司实际纳入计费19台与协议约定的20台相差1台。2016年8月，建始法院与移动建始分公司提前解除前述合同。
7.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远安分公司（以下简称移动远安分公司）与宜昌三峡运输集团远安县畅通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通公司）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移动车务通业务协议》约定，本协议有效期三年，功能费每月每车60元。移动公司提供《车务通业务验收报告》载明畅通公司的127台车辆于2016年4月25日通过验收。移动公司提交由中瀚公司举证的分析报表载明，畅通公司���同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车务通单价每月每台60元。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间，每月的分析报表载明的车辆台数多至180台、少则124台、应收金额多至190元、少则0元，每月均不相同，实收金额栏内要么记载实收金额不等、要么记载为无账单、要么记载为0，与合作协议约定不符。
一审再查明，针对法院于2017年7月26日的调查，移动公司于同年7月24日召开专题会议，会议内容摘要如下：……调查的具体对象有两个数据，成功计费的总额以及客户明细，前期……已经提取……已提交给法院，只是现在中瀚对我们提交的数据持异议，所以说我们按原来的流程再提一遍，提一遍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原来我们提数据的时候是在中瀚的分成的那部分的总表，以及分下来45：55已经测算过的，就是又按原来的模式在提一遍，所以说我们在向法院交的时候这部份是没有交给法院的，肯定是不交的……第二个提取数据的过程我们是可以控制的，法官不可能进机房，不可以搜盘，这是不可能的……法官问怎么提的，我们肯定是口径一样……我们知道中瀚包括法院对数据的话是核不清楚的，最终还是要以我们提的数据为准……现在业务数据已经全部下线了，对我们也比较主动，慢慢的对……我们就是想尽量和上一次保持一致就行了……因为我们要求所有地市公司6月底之前全部解除订购关系……我们再提的条件，四个条件跟上次提交的条件一样就行，跟上次交给他们的一致，反正我们自己出去的是一致的……我觉得那个44：55的要不要再算算……把那个取消，我们从来都不承认这个分成比例的……把这两个分成比例取消……把这个地方比例删一下，就是这个地方……中瀚觉得在自己的平台的跑的用户多，以他的为准，但是我们真正收费��没有那么多，他会感到失望……因为有很多无账单……无账单，我们已经删了，他们还没删，很多都是0，没有做到一致性这是第一个数据……所以我们前后数据一定要保持一致……先把所有数据从2016年单独放在操作间里，然后到时候重新提了再比一下……确保数据是一致的他们就没有话说了，确保万无一失……你把现有的数据再重新跑一遍，他怎么知道你在忽悠他……第一次提形成清单表，然后再形成报表……我现在就是告诉你这','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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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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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法条名称:\'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五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法条名称:\'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五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法条名称:\'第六十四条\',法条内容:\' 第六十四条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法条名称:\'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法条名称:\'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法条名称:\'第五十二条\',法条内容:\'
第五十二条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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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覃章勇盗窃一审刑事判决书\\\\\",\\\\\"PubDate\\\\\":\\\\\"2018-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