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合民一终字第006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女，1973年6月20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男，1972年8月1日出生，汉族。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凌代郡，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詹某，女，1982年10月1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万会昌，安徽舜耕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某、江某因与被上诉人詹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2）蜀民一初字第02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吴某与江某于1994年9月16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未对夫妻财产进行书面约定。江某自2009年起，与詹某交往，双方关系暧昧。在吴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江某多次向詹某的账户存款或转款。2009年9月24日、2010年7月17日、2011年9月7日，江某通过安徽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城支行向詹某账户分别存入48000元、20000元、300000元。2010年1月3日、2010年2月10日、2010年3月30日、2010年8月9日，江某通过安徽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关支行向詹某账户分别存入48000元、12000元、26000元、5500元。2010年3月29日、2011年1月27日、2011年5月6日，江某通过安徽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向詹某账户分别存款或转账30000元、20000元、500000元。2010年7月8日、2010年7月20日、2011年4月14日，江某通过安徽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安支行向詹某账户分别存入10000元、10000元、50000元。2011年10月26日、2012年1月19日、2012年5月4日（两笔）、2012年6月7日、2012年6月20日、2012年7月26日，江某通过安徽歙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区支行向詹某账户分别存款或转账20000元、280000元、20000元和10000元、23770元、100000元、50000元。综上，江某通过银行向詹某存款或转款共计1583270元，其中2011年5月6日的500000元转账凭证载明用途为还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关于江某给予詹某的1583270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詹某主张其中2011年5月6日转款500000元属于归还借款。鉴于该500000元的转账凭证记载的用途为还款，故本院认定该款项属于还款。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中，吴某与江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约定共同财产归各自所有，且詹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吴某与江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归各自所有，故认定吴某与江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夫妻共同财产制，江某给予詹某的1583270元，扣除还款500000元，剩余1083270元应当属于吴某与江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关于江某给付詹某1083270元的行为是否构成赠与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江某将1083270元无偿给予詹某，詹某实际接收了上述款项，双方已达成了赠与的合意，因此，江某给予詹某1083270元的行为构成赠与。詹某主张部分款项属于归还借款或工资收入等，但未提供符合法律规范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詹某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第三个争议焦点是关于赠与行为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本案中，江某未经吴某同意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损害了吴某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赠与有暧昧关系的第三人，有违社会公德，赠与行为应为无效。吴某与江某的财产并未分割，属于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因此赠与无效后，詹某应当全部返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詹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吴某、江某1083270元；二、驳回吴某、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6943元，保全费5000元，由吴某、江某承担10000元，詹某承担21943元。
吴某、江某上诉称：一审法院判决基本事实和适用法律准确，但在认定上诉人江某无效赠与被上诉人詹某金钱具体数额上缺乏事实依据。事实和理由如下：一、2011年5月6日转款500000元，原审判决认定“詹某主张其中2011年5月6日转款500000元属于归还借款。鉴于该500000元的转账凭证记载的用途为还款，故本院认定该款项为还款。”此项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江某与被上诉人詹某之间从来就不存在借贷关系，大额的资金拆借应当有往来的财务凭证及收借条等，上诉人两次开庭均要求对方提供和提出要求法庭责令被上诉人提交，但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回应，没有提交。因此完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上诉人江某与被上诉人詹某根本不存在经济上的拆借关系。原审判决仅凭转账凭证记载的用途为还款即认定该款项为还款，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二、原审法院未进一步调查核实上诉人江某无效赠与被上诉人詹某金钱具体数额。中国工商银行合肥香樟雅苑支行和合肥西环广场
支行明细、合肥科技农商行黄山路支行明细均系原审法院依法调查的证据材料。依据该证据线索并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又因交易明细及相关凭证系江某、詹某个人信息，相关银行和机构拒绝向上诉人提供，无效赠与部分的934652元仍需原审法院进一步调查核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詹某二审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江某与詹某的暧昧关系以及江某赠与詹某1083270元与客观事实不符。二、上诉人依据2011年5月6日500000元的转款凭证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因该转款凭证明确记载转款原因为归还借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的一审主张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已经调取了相关证据，明确证实上诉人主张934652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原判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吴某、江某确认上诉主张返还的934652元，系计算错误，应为914652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关于一审已查实的2011年5月6日江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款至詹某账户名下500000元的性质认定。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1年5月6日，江某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詹某500000元，该转账凭证中明确注明用途为“还款”，江某未能举证证明该笔款项系其赠与詹某的事实，亦未对在转款凭证中注明“还款”的情形作出合理说明，故一审判决认定该500000元不属于赠与的财产范畴，并无不当。二、詹某的银行账户资金明细及相关汇款、支付凭证能否认定江某曾转款至詹某账户名下914652元。一审法院经吴某、江某申请调取了詹某在中国工商银行合肥香樟雅苑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合肥西环广场支行、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黄山路支行开立账户的资金明细，但该部分资金明细单不能证实詹某账户中转入的款项系江某汇入。吴某、江某提供的存单凭证的客户签名处系“詹某”的签名，江某主张该部分款项系其赠与詹某，未能举证证实。另就吴某、江某主张的通过ATM机刷卡消费和转账的款项，其提供网银打印单、账户单汇款明细予以证实，但该印单、明细均未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款项系转至詹某名下。故一审判决未对上述914652元作为赠与财产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吴某、江某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943元，由上诉人吴某、江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烜
审 判 员 张 虹
代理审判员 程 镜
二〇一四年四月三日
书 记 员 刘付兴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