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102民初9061号
原告：闫爱国，男，197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萝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子，辽宁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振海，辽宁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玉杰，女，197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子，辽宁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振海，辽宁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柳冬娇，女，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子，辽宁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振海，辽宁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鞠丽波，女，汉族，1980年7月27日出生，住哈尔滨市道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子，辽宁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振海，辽宁正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建国，男，197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铎，北京市康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玲玲，北京市康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杜宏鹏，男，197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铎，北京市康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玲玲，北京市康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春涛，男，197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飞，辽宁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富国禹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01号院5号楼20层1单元2302内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胡春涛，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飞，辽宁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闫爱国、徐玉杰、柳冬娇、鞠丽波诉被告黄建国、杜宏鹏、胡春涛、富国禹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国禹铭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金利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吕祁巍、人民陪审员张晶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爱国、徐玉杰、柳冬娇、鞠丽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子、许振海，被告黄建国、杜宏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玲玲，被告胡春涛、富国禹铭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飞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后，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闫爱国、徐玉杰、柳冬娇、鞠丽波诉称，四原告与辽宁禹铭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铭鼎盛公司”）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已经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5日以（2017）辽0102民初7604号民事判决结案。四原告在和平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8）辽0102执982号。在执行过程中，四原告发现被执行人禹铭鼎盛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经向工商部门查询该企业工商档案，发现禹铭鼎盛公司在2013年设立时，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应由全体出资人分期于2015年3月26日之前缴足，对此公司章程及首次出资验资报告（辽亚华内验【2013】12号）均已明确。首次出资额为200万元人民币，于2013年3月27日缴足。公司成立时的发起人股东为被告杜宏鹏、胡春涛、黄建国。各发起人股东承诺出资比例为：被告杜宏鹏出资300万元，占公司出资比例30%；被告胡春涛出资300万元，占公司出资比例30%；被告黄建国出资400万元，占公司出资比例40%。截至2015年3月26日，禹铭鼎盛公司章程约定的最后缴足期限，公司股东并没有依照公司章程的约定及首次验资报告确定的缴足期限内将全部注册资本缴足，虽然在2015年10月21日，由案外人范明的银行账户（账号：×××，中国光大银行沈阳铁西支行开户）转入被告胡春涛在中信银行账户（账号：×××）两笔资金，分别为410万元、300万元。该资金来源于禹铭鼎盛公司的子公司即沈阳禹铭鼎诺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禹铭鼎诺中心”）。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为被执行人禹铭鼎盛公司及范明。合伙企业的注册资本100万元已于2014年2月11日出资完毕，普通合伙人禹铭鼎盛公司出资99万元，有限合伙人范明出资1万元。被执行人禹铭鼎盛公司是合伙事务执行人，被告胡春涛是合伙事务执行人的代表，被告胡春涛可以控制禹铭鼎诺中心分资金进行各种转移使用。前述两笔资金转入后，被告胡春涛分别将其该中信银行账户内资金500万元及300万元转入被执行人禹铭鼎盛公司在中信银行沈河支行账户（账号：×××）内，凭证上标明被执行人公司投资款实缴。但同日，被告胡春涛即将该笔800万元款项转回禹铭鼎诺中心，完成了整个出资抽逃的过程，也即该800万元为不足出资，或者说目前公司股东出资不到位，只出资了200万元人民币，还差800万元人民币没有依法缴足。无论是其出资不到位或抽逃出资，都需依法向原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013年8月22日，禹铭鼎盛公司股东进行了首次变更，被告杜宏鹏将所持有的300万股权转让给被告胡春涛，被告黄建国将所持有的400万股权转让给被告胡春涛，转让后被告胡春涛持股比例为99.8%。2017年9月6日，禹铭鼎盛公司股东进行了第二次变更，被告胡春涛将所持有的99.8%的股份转让给被告富国禹铭公司。公司股东变更后，富国禹铭公司出资比例99.8%，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另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公司法司法解释等法律相关规定，特向法院申请依法追加四被告为被执行人，并要求四被告在800万元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法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8）辽0102执异13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追加申请，原告不服该裁定特向法院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上述执行裁定认为，被告胡春涛的800万元股东投资款已缴足。但原告在执行异议过程中申请法院调取了被告胡春涛的800万转款账号在前后一年左右的转款记录，该记录反映出被告胡春涛的800万股东投资款资金并不属于其所有，而是禹铭鼎盛公司的客户理财资金。因此该800万转账不能认定为被告胡春涛出资到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当事人之间对于出资行为效力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予以认定。根据该规定，被告胡春涛恶意利用禹铭鼎盛公司的资金进行入资，具有主观恶意性，并且该资金属于禹铭鼎盛公司的理财资金，因此被告胡春涛并不因该理财资金在其本人银行账户内即合法拥有对该800万资金的所有权，故被告胡春涛的800万元出资行为无效。综合庭审证据看，被告胡春涛在2015年10月21日的800万元出资属于典型的抽逃出资，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该资金不属于被告胡春涛的本人资金，而是禹铭鼎诺中心名下资金，故虽标明出资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出资到位。根据《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十八、十九条及《公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十四条、第十九条规定，各被告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被告黄建国、被告杜宏鹏作为公司发起人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应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十九条及《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承担责任。被告胡春涛对于800万元出资构成出资未到位及抽逃出资，应承担责任。被告富国禹铭公司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九条承担责任。被告胡春涛作为被执行人公司的原股东，也是被告富国禹铭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被告富国禹铭公司对未出资、抽逃出资是知情的，作为受让人的被告富国禹铭公司应承担责任。被告一方主张800万元属于拆借资金，即使属于拆借资金，在向被执行人公司出资到位后，也不能随意转出。因为800万元资金实际出资到位后，其实际所有权归被执行人所有。庭审中，被告胡春涛表示该800万元属于拆借资金，不属于无故转出，但转出时却又备注”股权投资”，与其所述拆借资金不符。鉴于此，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追加四被告为被执行人，并在800万元本金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800万元为计算基数，自2015年3月27日起计算至本案起诉之日止）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被告黄建国、杜宏鹏辩称，被告黄建国、杜宏鹏在转让禹铭鼎盛公司股权之前不存在未缴足出资的情形。按照禹铭鼎盛公司章程的约定，被告黄建国认缴出资400万元，首期出资80万元；被告杜宏鹏认缴出资300万元，首期出资60万元，应当于2013年3月27日之前缴足，其余出资在公司成立后两年（即2015年3月26日）内缴足。被告黄建国、杜宏鹏在禹铭鼎盛公司设立时已经按期、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没有到期应缴纳而未缴的出资，没有任何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行为。被告黄建国、杜宏鹏在出资期限届满前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胡春涛。2013年8月22日，被告黄建国将其持有的禹铭鼎盛公司400万股权（其中实缴80万元）和被告杜宏鹏将其持有的禹铭鼎盛公司300万股权（其中实缴60万元）一并转让给禹铭鼎盛公司的另一股东即被告胡春涛，并且在工商部门予以登记载明。关于剩余未到缴纳出资期限的出资，在工商登记变更审核表中已载明由被告胡春涛缴纳。因此股权转让后缴纳剩余出资的义务由股权受让人即被告胡春涛来承担。原告与禹铭鼎盛公司之间发生业务时，被告黄建国、杜宏鹏早已不是该公司的股东。根据各原告所述的事实，其与禹铭鼎盛公司发生业务的时间是在2015年5月，是在被告黄建国、杜宏鹏转让股权之后。而被告黄建国、杜宏鹏转让股权之后，禹铭鼎盛公司的对外债务应由其自行承担，对外债务涉及到禹铭鼎盛公司股东承担责任的，应当由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因此，被告黄建国、杜宏鹏不应对禹铭鼎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追加原股东的条件是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或者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基于此，本案中，被告黄建国、杜宏鹏并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不应当对禹铭鼎盛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请求法院维护二被告的合法权益，依法裁判。
被告胡春涛、富国禹铭公司辩称，（2018）辽0102执异131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各原告不享有要求追加被告胡春涛、被告富国禹铭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权利。被告胡春涛已经完全履行800万元出资义务，且该款项系其享有所有权的自有资金，出资行为合法有效，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各原告的诉讼请求。此外，在执行异议听证过程中，被告胡春涛、富国禹铭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800万元出资款已经实际出资。法院裁定驳回各原告关于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属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从款项转移的过程看，相关款项属于公司、个人之间的拆借行为，不存在各原告主观臆断的抽逃出资的行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来源于公司内部的相关决议，并非由被告胡春涛个人作主。我方提供的禹铭鼎盛公司自行统计的企业经营支出凭证一组，来源于向税务部门申报的数据报表，可以证明禹铭鼎盛公司自2013年5月登记设立至2018年6月30日止，公司日常经营全部支出为1,177.5万元，说明公司经营费用超过注册资本1,000万元，不存在公司的注册资本被抽逃的情形，如注册资本被抽逃，不会产生如此巨额的公司经营相应支出。从本次庭审可以看出，800万元已经以注册资本金的形式支付至禹铭鼎盛公司的账户，随后该笔款项又转出，我方认为该笔款项转出属于企业之间正常的拆借行为。而各原告认为，该行为属于抽逃资本金的行为。我方认为，如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抽逃资本金，本案性质将发生重大转变，因此我方认为，在相关行为性质存疑的情况下，在本案作为民事案件的前提下，人民法院不宜对该行为是否属于抽逃资本金进行认定。同时，本案各原告仅提交款项转移的相关凭证，并没有对相关责任人是否抽逃资本金的主观进行举证证明。并且，如涉案的800万元投资款被抽逃，也就不会产生1,000余万元的企业经营成本的支出，所以该800万元资本被认定为抽逃资本金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综上，根据本次庭审的相关证据看，被告胡春涛不存在未缴足出资资本及抽逃出资的情形。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各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闫爱国、徐玉杰、柳冬娇、鞠丽波诉被告禹铭鼎盛公司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9日立案受理，经公开开庭审理，本院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辽0102民初76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禹铭鼎盛公司向原告闫爱国、徐玉杰、柳冬娇、鞠丽波返还本金10,000,000元，并支付截止至2016年12月7日的利息2,000,000元；被告禹铭鼎盛公司向原告闫爱国、徐玉杰、柳冬娇、鞠丽波给付以12,000,000元为本金，按照月息2%标准，从2016年12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如果被告禹铭鼎盛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51,220元，由被告禹铭鼎盛公司负担。该案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民事判决生效后，因禹铭鼎盛公司未履行该判决确定的给付金钱义务，2018年1月18日，本案四原告作为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8）辽0102执982号]。执行过程中，四原告向本院申请追加四被告为被执行人，本院经审查作出（2018）辽0102执异13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各原告的追加申请。四原告对该执行裁定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明，（2017）辽0102民初7604号民事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即禹铭鼎盛公司于2013年3月取得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并于2013年4月经工商部门核准设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该公司发起人股东为被告胡春涛、黄建国、杜宏鹏，该三人分别认缴出资额为300万元、400万元、300万元，并分别于2013年3月27日以货币方式实缴60万元、80万元、60万元，共计200万元，亦经辽宁亚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根据禹铭鼎盛公司章程记载，”公司实收资本为200万元（其余额在公司成立后两年内缴足）”。
2013年8月9日，禹铭鼎盛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并通过决议：同意黄建国所持本公司400万股份（实缴8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胡春涛；同意杜宏鹏所持有本公司300万元股份（实缴6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胡春涛，两人同意退出股东身份。同意胡春涛所持本公司2万元股份（实缴2万元的股份）转让给胡小雪。免除杜宏鹏监事一职，由马丽莎担任。按上述股东会决议，2013年8月22日，被告黄建国、杜宏鹏将其在被告禹铭鼎盛公司的各自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胡春涛，退出股东身份。同日，被告胡春涛将其持有的0.2%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胡小雪。2013年8月30日，上述股权变动情况经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办理变更登记。
2014年2月，禹铭鼎盛公司与案外人范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即禹铭鼎诺中心。被告禹铭鼎盛公司担任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执行人，被告胡春涛为合伙事务执行人的执行代表。
2015年10月21日，案外人范明通过其中国光大银行账户（账号：×××）汇入被告胡春涛在中信银行账户（账号：×××）两笔资金，分别为4,100,000元和3,000,000元。同日，被告胡春涛通过其上述中信银行账户分两笔向禹铭鼎盛公司的中信银行账户（账号×××）转款5,000,000元和3,000,000元，共计8,000,000元，中信银行客户回单”摘要或附言”一栏内备注”胡春涛股东投资款实缴”。当日，禹铭鼎盛公司将上述款项转至禹铭鼎诺中心在中国光大银行的账户（账号：×××），同时，禹铭鼎诺中心又以”差旅费”名义将上述款项转至案外人范明的银行账户。在本院审理的（2017）辽0102民初12612号原告侯建辉诉被告禹铭鼎盛公司、禹铭鼎诺中心（有限合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庭审中，被告禹铭鼎盛公司、禹铭鼎诺中心及胡春涛对上述款项以”差旅费”名义划转的情况表示”无法解释，也没有相关差旅费票据等材料提供”。
2017年9月5日，被告禹铭鼎盛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胡春涛持有的股权998万元转让给新股东即本案被告富国禹铭公司，胡春涛退出股东会。双方并于次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禹铭鼎盛公司同时修订了公司章程。
2018年2月26日，辽宁正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禹铭鼎盛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其中记载，”实收资本：年初余额10,000,000元，年末余额10,000,000元”。
现原告闫爱国、徐玉杰、柳冬娇、鞠丽波因不服本院作出的不准予追加四被告为（2017）辽0102民初7604号民事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的执行裁定，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追加四被告为被执行人，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2017）辽0102民初7604号民事判决书、（2018）辽0102执异131号执行裁定书、禹铭鼎盛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等公司设立材料、禹铭鼎盛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庭审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黄建国、杜宏鹏、胡春涛、富国禹铭公司是否应当向四原告承担还款责任。
第一，关于被告黄建国、杜宏鹏是否应当向四原告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另，依据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禹铭鼎盛公司设立时，被告黄建国、杜宏鹏分别认缴出资400万元、300万元，并分别于2013年3月27日实缴80万元、60万元。根据公司章程记载，其余额在公司成立后两年内，即截至2015年3月27日前缴足。2013年8月9日，禹铭鼎盛公司召开全体股东会议，通过了被告黄建国、杜宏鹏将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胡春涛，而该二人退出股东身份的决议。2013年8月30日，上述股权变动情况经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办理变更登记。根据上述事实，也即在被告黄建国、杜宏鹏认缴出资期限尚未届满时，其已经将所持有的禹铭鼎盛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胡春涛，并将股东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该种情形并不属于”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范畴，因为：（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指股东的出资期限届满，其当然负有应出资的义务时，而”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该项义务。如果不从扩大解释的层面来看，是无法得出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也应要求股东履行全面出资义务这一结论的。（二）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款中的”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该司法解释中首次出现的称谓。紧接着，该条第二款作出对”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责任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后，在该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再次出现”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这一概念，综合上述情形，可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指负有该项义务的股东出资期限已经届满，否则该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中所规定的在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将失去事实依据和基础支撑。（三）参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再301号民事判决的裁判指导精神，其亦认为”......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属于出资期限届满而不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综上所述，并结合本案事实，可以认定本案被告黄建国、杜宏鹏在出资义务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转让股权，并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出资期限届满而”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所以，被告黄建国、杜宏鹏对于本案原告闫爱国、徐玉杰、柳冬娇、鞠丽波主张的涉案债权不承担责任。
第二，关于被告胡春涛、富国禹铭公司是否应当向四原告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庭审中四原告提供的证据，2015年10月21日，案外人范明通过其中国光大银行账户（账号：×××）汇入被告胡春涛在中信银行账户（账号：×××）4,100,000元、3,000,000元。同日，被告胡春涛通过其上述中信银行账户分两笔向禹铭鼎盛公司的中信银行账户（账号×××）转款5,000,000元和3,000,000元，共计8,000,000元，中信银行客户回单”摘要或附言”一栏内备注”胡春涛股东投资款实缴”。而就在当日，禹铭鼎盛公司将上述款项转至禹铭鼎诺中心在中国光大银行的账户（账号：×××），同时，禹铭鼎诺中心又以”差旅费”名义将上述款项转至案外人范明的银行账户。在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的（2017）辽0102民初12612号原告侯建辉诉被告禹铭鼎盛公司、禹铭鼎诺中心（有限合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庭审中，禹铭鼎盛公司、禹铭鼎诺中心及胡春涛对上述款项以”差旅费”名义划转的情况表示”无法解释，也没有相关差旅费票据等材料提供”。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之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同时，该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明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该上述规定的精神，就股东是否抽逃出资的举证责任分配，在四原告提供了对被告胡春涛抽逃出资合理怀疑的证据后，被告胡春涛应提供相应证据反驳四原告关于其存在抽逃出资情形的主张。然而，其并未予举证。在此情况下，本案所涉8,000,000元的上述流转过程，在各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系经法定程序转款，且又无法给予合理解释和说明的情况下，应认定系被告胡春涛抽逃出资的行为。虽然，被告胡春涛在（2017）辽0102民初12612号案件审理及（2018）辽0102执异131号执行异议案件审查中提供了辽宁正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出具的禹铭鼎盛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其中记载，”实收资本：年初余额10,000,000元，年末余额10,000,000元”，但该审计报告系由被告胡春涛一方单方提供，且其上述记载与前述查明的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上所述，被告胡春涛在受让被告黄建国、杜宏鹏转让的股权后，即负有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义务。依照前述查明的事实，被告胡春涛构成抽逃出资，具体而言，其抽逃出资额为8,000,000元。根据上述规定，被告胡春涛作为禹铭鼎盛公司当时的股东，应当在其抽逃出资8,000,000元的本息范围内对四原告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具体为：被告胡春涛以8,000,000元本金及利息（以8,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3月27日起计算至四原告主张的本案立案之日即2018年7月9日止）范围内对原告闫爱国、徐玉杰、柳冬娇、鞠丽波享有的（2017）辽0102民初7604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根据法律规定，如果抽逃出资的被告胡春涛已经承担案外其他债权人主张的上述责任，则本案中，被告胡春涛承担的责任部分应限于减除其已承担部分后的余额范围内。此外，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胡春涛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并于2017年9月5日将其持有的股权998万元转让给新股东即本案被告富国禹铭公司，其退出股东会。被告胡春涛作为被告富国禹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认为该公司对上述情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被告富国禹铭公司应对被告胡春涛应依法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基于上述事实及法律规定，同时依据《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第十九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原告闫爱国、徐玉杰、柳冬娇、鞠丽波申请追加被告胡春涛、被告富国禹铭公司作为（2017）辽0102民初7604号民事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二款、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准予追加被告胡春涛、被告富国禹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2017）辽0102民初7604号民事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二、被告胡春涛在8,000,000元本金及利息（以8,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3月27日起计算至2018年7月9日止）范围内对原告闫爱国、徐玉杰、柳冬娇、鞠丽波享有的（2017）辽0102民初7604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债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被告富国禹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中被告胡春涛所承担的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如果被告胡春涛已经因抽逃出资承担案外其他债权人主张的金钱给付责任，本案中，被告胡春涛依据上述第二项承担补充责任的部分应限于减除其已承担部分后的余额范围内；
五、驳回原告闫爱国、徐玉杰、柳冬娇、鞠丽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400元，由被告胡春涛、富国禹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王金利
审判员吕祁巍
人民陪审员张晶
二○一八年八月七日
法官助理胡丹丹
书记员陈荟茹
书记员陈荟茹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第十三条第一、二款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