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南民终字第2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荣启，男，195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浦城县。
委托代理人钟太宣，福建华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严国华，女，196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浦城县。
委托代理人钟太宣，福建华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丽水市百川林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怡景花园4幢1101室。
法定代表人周丽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建强，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游旭文，男，196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瓯市。
委托代理人黄朝辉，福建启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国华，福建启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荣启、严国华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2014）瓯民初字第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叶荣启及其与严国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钟太宣，被上诉人丽水市百川林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建强，被上诉人游旭文的委托代理人黄朝辉、任国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2年至2009年间，百川公司陆续向福建浦城、广西平乐、浙江金华等地的单位和个人收购桂花树，移植在各桂花树基地内。至2012年9月建瓯市人民法院查封时，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桂花树基地内有丹桂树550株、金桂树50株、古桂树55株。
叶荣启、严国华曾与百川公司签订一份《桂花树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百川公司将位于浙江省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桂花园内500株桂花树，以单价每株5万元，总价款2500万元价格出售给叶荣启、严国华，并约定苗木款通过银行支付给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丽明账户，合同第七条表述“……乙方阻挠甲方提运而不依约交付苗木，均应按合同苗木总价款的30%支付违约金”。但合同中未约定品种及付款期限。第五条交付时间的年份上有2011年涂改为2012年的痕迹，后又改为2013年12月30日，同时在乙方（百川公司）签字日期落款上，也有2011年（6月8日）改为2012年，后又改为2010年的痕迹，但涂改后百川公司及周丽明有加盖公章和指印。
自2010年7月28日至2012年4月27日间百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丽明共25次收到叶荣启（含经其儿子叶升账户）银行汇款2612.7万元。其中有三张共计560万元的电汇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中分别有“收购苗木”、“货款”、“购苗木”的内容。
严国华自2010年6月至2012年3月间49次共汇款846.3万元给周丽明，严国华自2007年8月至2012年12月间一直担任百川公司下属浦城分公司的负责人。叶荣启、严国华称，以上款项系该片桂花树的价款与购买余杭径山基地桂花树价款的总和，无法区分。
周丽明于2010年11月22日、12月1日、2012年4月22日分3次银行汇款192.5万元（含叶升账户）给叶荣启。2008年1月至2012年7月间135次共汇款819.89万元给严国华。2012年5月30日，百川公司向叶荣启出具一张收条，内容为：“收到叶荣启购龙泉八都基地桂花树500棵共计2500万元（此款自2010年8月1日至2012年5月30日止分批付清），苗木同意自即日起一年半内即2013年12月30日前移走”。
2012年7月25日，百川公司向叶荣启出具《承诺书》，主要内容为：将龙泉市八都基地整体转让给叶荣启，将租地手续、苗木运输证原件全部移交给叶荣启，即日起不得私自转让或抵押给第三方，保留五百万元的权利用于归还前期欠第三方款，叶荣启委托周丽明继续管理基地。2012年8月15日，百川公司又与叶荣启、严国华签订《补充协议》，内容为：同意将合同原定的2013年12月30日交付苗木变更为2012年8月30日。2012年9月7日，严国华向龙泉市森林植物检疫站办理3株桂花树调运手续，并于当日雇用工人采挖、装运。
2012年9月23日，建瓯市人民法院在审理游旭文诉周丽明、刘骏鸿及百川公司借贷纠纷系列案件中，根据游旭文诉讼保全的申请，作出（2012）××民初字第××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百川公司种植于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基地的桂花树，查封清单上体现丹桂树550株、金桂树50株、古桂树55株。百川公司的苗木管护员工肖光在清单上签名，同时法院在基地现场张贴查封公告并拍下照片。因上述系列案件进入执行程序，2013年1月11日，叶荣启、严国华对上述涉案桂花树的执行提出书面异议，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2日以瓯执外异字第××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叶荣启、严国华的异议。二人为此向建瓯市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原判还认定：1.2009年1月1日，百川公司与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用以种植苗木，期限5年。2012年12月30日，叶荣启及案外人翁加齐与该村委会对上述合同剩余一年期限重新签订合同，但内容不变，且特别注明乙方（即叶荣启和案外人翁加齐）受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丽明委托支付甲方（即大坦村委会）租金。2.2009年5月15日，百川公司与潘勇敏、鄢勇订立一份《买卖协议》，合同约定，百川公司将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苗木基地的桂花树和其他苗木以1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潘勇敏、鄢勇。实际上，该《买卖协议》系为百川公司与潘勇敏、鄢勇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保障。后因双方借贷关系结清，2010年10月13日，百川公司、叶丽青（潘勇敏、鄢勇的合伙人）及游旭文三方订立了《解除等相关问题的协议》。协议约定解除前述《买卖协议》，潘勇敏、鄢勇将运输证、备案登记证明的等材料于协议生效后5日内移交给游旭文。3.2010年10月13日，本案百川公司、游旭文间签订一份《苗木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百川公司将包括龙泉八都基地和余杭径山基地的苗木，以3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游旭文。但双方均认可该《买卖协议》系为百川公司与游旭文之间的借贷关系提供保障。周丽明因此向游旭文借得巨额款项。3.2010年8月1日，百川公司与叶升（原告叶荣启之子）签订一份《山场承包经营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百川公司将其向当地村委会及村民承包的浦城县仙阳镇太平村约200亩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林权证号：浦林证字（2007）第16405号，主要树种桂花树，树龄和品种不确定，承包期限43年】，以15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叶升。同年8月6日，叶升向当地林业部门申请办理林权变更手续。2012年9月21日，该片林木过户至叶荣启名下。
原审法院认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对人民法院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当事人，应当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足以阻却法院执行的物上权利，否则，其异议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本案的执行标的物是桂花树大苗，系可种植、可移植的绿化苗木，其物权性质为动产。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涉案桂花树在叶荣启、严国华与百川公司订立《桂花树购销合同》之前属百川公司的合法财产，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叶荣启、严国华提出执行异议的理由是，其与百川公司订立《桂花树购销合同》合法有效，且桂花树已实际交付。对此，原审分析认为：首先是合同的效力问题。涉案《桂花树购销合同》内容包含了合同当事人名称或姓名、标的、数量、价款等买卖合同的必备要素。因此，应认为《桂花树购销合同》依法成立。而合同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没有证据表明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也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因此，合同为有效合同。叶荣启、严国华要求确认该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其次是百川公司是否已将合同的标的物即桂花树交付给叶荣启、严国华的问题。原判认为，百川公司并未将合同的标的物即桂花树交付给叶荣启、严国华。理由是：1.根据2012年9月份的查封清单，其中龙泉八都镇大坦村的桂花树品种有丹桂、金桂、古桂树，因不同品种、树龄的桂花树间价值差异巨大，但叶荣启、严国华至今没能提供其与百川公司的交付清单或现场清点记录，这明显不符合巨额大宗买卖合同交易习惯。同时，两份购销合同中第七条表述“……乙方阻挠甲方提运而不依约交付苗木……”，据此可认定“提运”系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但在法院对涉案桂花树进行查封时，除严国华2012年9月7日调运3株外（鉴于严国华尚系百川公司下属浦城分公司负责人身份，该调运行为目的性还有争议），叶荣启、严国华并不存“提运”行为。2.叶荣启、严国华在庭审中陈述2012年9月1日已解除委托百川公司管理龙泉八都桂花树，由二人自行管理，但原审法院在2012年9月26日、27日对涉案两片桂花树进行查封、现场张贴查封公告及制作财产查封清单时，均系百川公司基地管护员工肖光在场，并代表百川公司在查封清单上签名，现场无叶荣启、严国华的管理人员，叶荣启、严国华亦未能提供任何实际管理桂花树的证据。3.叶荣启、严国华庭审中陈述知道法院查封后立即提出执行异议，而提出执行异议日期却是在法院查封后三个月之久，可见二人系在本院查封三个月后才知晓法院查封的事实。叶荣启、严国华一方面主张实际占有和管护着巨额价值的桂花树，但却在法院查封三个月之久才知晓查封的事实，这明显不符合常理。4.2012年12月30日龙泉八都镇大坦村虽就原与百川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最后一年期限与叶荣启重新签订一份合同，但该合同内容与原合同一致，且特别注明乙方（即叶荣启和案外人）受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丽明委托支付甲方（即大坦村委会）租金，可见，该合同的签订并未改变百川公司土地租赁人身份。5.叶荣启、严国华主张百川公司已将桂花树整体交付的主要依据是百川公司2012年7月25日出具的《承诺书》。然而，承诺书仅是百川公司的承诺，而非合同条款。更为关键的是，叶荣启、严国华提交的二人在2012年8月15日与百川公司订立的《补充协议》中，将合同原定2013年12月30日交付苗木变更为2012年8月30日。这一约定明确否定了《承诺书》关于将桂花树整体交付的承诺。“提运”仍然是双方约定的交付方式。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查封涉案桂花树时，该桂花树仍由百川公司在实际占有和管理，桂花树并未交付给叶荣启、严国华，所有权未发生变动，仍归属于百川公司所有。当百川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对其所有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叶荣启、严国华依据生效的合同对百川公司享有的权利属于一种债权，不具有阻却法院执行的效力。故叶荣启、严国华要求确认涉案桂花树属其所有并停止对桂花树的执行措施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叶荣启、严国华与百川公司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6月8日的《桂花树购销合同》有效。二、驳回叶荣启、严国华要求确认浙江省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桂花园内的500株桂花树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叶荣启、严国华要求停止对前项桂花树的执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7656元，由叶荣启、严国华负担200元，百川公司负担157456元。
一审判决后，叶荣启、严国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叶荣启、严国华上诉称：1.原审判决没有查清“涉案桂花树已通过合同双方约定，并以百川公司继续占有和受托管理的方式完成了物权转移”这个关键事实，导致原审判决错误地适用《物权法》第23条规定的“交付”作为本案桂花树所有权转移的界点。《物权法》第27条规定“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结合本案来看，百川公司和叶荣启、严国华在2010年6月8日的《桂花树购销合同》中约定以随时提运作为交付方式，但同时也约定在短期内（即2013年12月30日前，后补充约定于2012年8月30日前）由百川公司继续占有和管理桂花树。而且，截止至2012年5月30日百川公司全额收到购树款后，百川公司即应上诉人之要求于2012年7月25日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证明了以下3个重要事实：其一、确认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桂花园内的500株桂花树整体转让给了上诉人；其二、由百川公司继续占有500株桂花树；其三、上诉人委托百川公司继续管理桂花树基地。也就是说，该《承诺函》证明了两个法律关系：一是买卖关系，二是委托管理关系。由此可见，涉案的桂花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7条的规定，物权已经于约定生效时发生转移。也就是说，约定生效时涉案的桂花树已经属于上诉人所有了，涉案桂花树根本不存在原审判决以及被上诉人所认为的以现实交付转移所有权的问题。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提运行为，没有交付清单或清点记录，没有实际占有和管理桂花树，没有改变土地承租人为由认定涉案桂花树所有权没有转移，这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之所以出现这等错误，原因在于：要么无视当事人关于买卖的桂花树由百川公司继续占有和受托管理的合同约定，要么法律知识欠缺而认为动产买卖所有权的转移方式只有“现实交付”即本案的“提运”一种形式。2.原审判决既然认定双方签订的《桂花树购销合同》合法有效，却又认为不能阻却法院对涉案桂花树的执行，这是非常荒唐的。《桂花树购销合同》既然合法有效，那么买方的合同权利就应当受法律保护，包括买方要求交付标的物的权利。原审法院一方面判决合同有效，另一方面却又认为不能阻却法院的执行，可以继续查封另行再卖，这是什么逻辑？这实际上也是“一女二嫁”。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只有在保护善意第三人已经取得的合法物上权利时，才可以置其他有效合同于不顾。3.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诸多错误：（1）关于交付清单和现场清点记录问题。首先，本案的买卖是成片、整体、平均价格的桂花树苗木买卖，正如原审判决所述，品种多样、每棵树树龄不同，因而价值差异巨大。正因为如此，本案的合同双方没有必要对500棵桂花树单一分别进行价格评估或鉴定，只按树冠、树高来确定桂花树的具体规格，并以综合均价确定桂花树的单价，这是买卖合同中经常会遇到的买卖方式，也是最切合本案桂花树实际情况的交易方式。如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是不是买卖双方要对每棵树分别进行价格鉴定，并最终确定合同总价款才算符合交易习惯呢？合同当事人又不是为了打官司而进行交易，没有必要对每棵树进行单一估价，只要买卖双方愿买愿卖就可以了。所以，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不符合交易习惯是想当然，没有看到本案桂花树的实际情况。其次，因为是成片、整体、综合均价的桂花树买卖，所以交易双方没有必要清点每棵的树种、价格。至于数量，因为合同已经明确500棵并且双方对桂花园内的数量没有异议，所以，没有交付清单或现场清点记录是理所当然的。（2）关于严国华提运3棵桂花树时的身份问题。准确地讲，严国华担任百川公司下属浦城分公司的负责人期间为2007年8月至2012年6月，就连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丽明也承认“在2012年6月份前都是百川公司浦城分公司的负责人。”而提运桂花树的日期是2012年9月7日。原审法院没有仔细认证证据材料，仅仅根据工商登记的形式资料就草率地下结论“鉴于严国华尚系百川公司下属浦城分公司负责人身份。”（3）关于查封桂花树时“肖光”是否为管理人员身份，以及叶荣启提出执行异议的时间是否太迟不符合常理的问题。原审判决认定查封两片桂花树，制作查封清单时均系百川公司基地管护员肖光在场。该认定有三个错误：其一是认定肖光为大坦村基础的管护人员仅凭法定代表人周丽明的一面之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既没有身份证件信息，也没有作调查笔录。其二是原审法院的查封清单明显造假，查封余杭基地苗木清单与查封大坦村基地苗木清单上杨国荣和任国华的签字笔迹明显不同；查封大坦村基地苗木清单上肖光的签字与百川公司原审提交的证据4即3张工资收条上的签字明显不同。这样的清单不可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三是根据游旭文提交的证据，肖光根本不在余杭基地查封现场，而是所谓的“吕燕”签字在场，但吕燕的身份同样存在没有身份证件的情况，而且签字的查封清单同样存在造假的情形。事实上，原审法院现场查封时，就连当地的政府和村委会都毫不知情，上诉人委托看管桂花树基地的当地村民杨世武也是事后才得知。根据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大坦村委会的证明，该村委会于2013年1月11日得到镇政府的通知，才知道涉案桂花树基地被查封。由此可见，原审法院查封涉案桂花树时是何等匆忙，漏洞百出。肖光的身份实属不明，上诉人于2013年1月提出执行异议在情理之中。（4）关于谁是涉案桂花树基地承租人的问题。根据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第6组证据可以证明：2013年度的租地合同，不管行头还是落款都明确记载承租人为叶荣启；桂花树基地的农田复垦押金和2013年度的押金、2014年度的租金均有叶荣启支付，说明租地合同实际履行人也是叶荣启；所在的村委会证明其并没有与百川公司签订租地合同。所以，不管是租地合同，还是实际履行租地合同的主体，都是叶荣启。原审法院断章取义，不顾案件事实，主观臆断地认定百川公司为土地的承租人是在让人匪夷所思。（5）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承诺书》与《补充协议》的问题。首先，原审判决将《补充协议》约定的交付时间“2012年8月30日前”错误地认定为“2012年8月30日”。该判决否定2012年7月25日《承诺书》约定的将桂花树整体交付的承诺。其次，根据合同法和汉语词典，承诺就是对要约的回应。也就是说，本案的《承诺书》是对叶荣启所提要求的答应。所以，该《承诺书》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的结果，可以证明相关的法律事实。原审判决否定《承诺书》的法律效力，就是想否定桂花树所有权已经转移并由买方委托卖方继续管理的法律事实。再者，《补充协议》并不能改变《承诺书》确认的桂花树所有权已经转移的法律事实。《补充协议》只是对提运桂花树，也就是结束委托管理约定一个时限，但这并不能改变桂花树的所有权根据占有改定的方式已经转移给原告的法律事实。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涉案桂花树价值巨大，花去了两位上诉人多年辛辛苦苦累计的所有财产，两个家庭的身家性命均系于此。为此，上诉人特向贵院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明察案情、公正司法，依法：1.撤销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2014）××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2.确认涉案位于浙江省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桂花园内的500株桂花树属于叶荣启、严国华所有。3.判令停止对浙江省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桂花园内500株桂花树的执行。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百川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游旭文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百川公司未将桂花树交付上诉人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涉案的《桂花树购销合同》第5条、第7条约定：“甲方（上诉人）所购买的桂花树苗木，由乙方（百川公司）在2013年12月30日前交付完毕，甲方在此期间可根据市场需求随时到桂花园选择符合本合同规格的苗木”，“…乙方阻挠甲方提运而不依约交付苗木的…，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所提供的2012年5月30日百川公司收条载明“苗木同意自即日起一年半内即2013年12月30日前移走”，2012年8月15日《补充协议》亦约定“因市场需求原因，双方同意将原定2013年12月30日交付的苗木变更为2012年8月30日前交付”。可见，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是提运，而非占有改定。加之合同第2条约定购买数量为500株，证实非桂花园整体转让，与所谓的占有改定或直接的物权转移亦不符合。（2）上诉人以百川公司2012年7月15日出具的《承诺书》来证明桂花树已发生占有改定、物权转移，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其一、《承诺书》是单方行为，并不是合同，无法证明“已通过合同约定方式完成了物权的转移”。其二、《承诺书》不是授权委托书，承诺人不能将他人权利授予自己。故上诉人所称“委托百川公司继续管理桂花树基地”不能证明其“物权转移”的主张。其三、《承诺书》没有“确认500株桂花树整体转让给上诉人”，而是“本人‘将’大坦基地整体转让给叶荣启”。其四、《承诺书》也没有“百川公司继续占有上诉人500株桂花树”的内容。2012年8月15日的《补充协议》将合同原定2013年12月30日前交付苗木时间变更为2012年8月30日前，也否定上诉人的占有改定理由，提运仍是双方约定的交付方式。至今为止，上诉人并没有合法提运或实际占有、管理桂花树的行为，故根本不存在占有改定或现实交付的事实。2.上诉人对原审判决理由的异议，不能成立。（1）关于上诉人对其未能提供交付清单和现场清点记录的异议问题。根据原审法院的查封清单证明，涉案苗木基地有丹桂5**株（树龄约50年）、金桂50株（树龄约50年），古树55株（树龄约百年以上）；因不同品种、树龄的桂花树价格相差几倍甚至几十上百倍；按购销合同记载，上诉人是购买500棵桂花树，而非成片、整体购买；无品种要求；按市场需求选择提运等。上诉人既主张购买和交付，又不能提供现场清点清单和交付清单，明显不符合众所周知的巨额大宗买卖合同交易习惯。而上诉人提出此种约定“是买卖合同经常遇到的买卖方式和交易方式”，但又未能提供该买卖方式和交易方式的证据加以证明。故上诉人提出的该异议缺乏事实根据，不能成立。（2）关于上诉人严国华提运三棵桂花树问题。原审判决认为除2012年9月7日严国华调运三株外（百川公司认为是盗挖，称已报警），并不存在上诉人提运这一事实，至于严国华当时是何身份，并不影响原审判决阐述的该事实。（3）关于上诉人质疑肖光身份和有关人员的字迹问题。原审判决认为涉案桂花树进行查封时只有百川公司该基地管护员肖光在场并签名，现场无上诉人的管理人员，有查封清单签字和现场照片均可证明。在原一、二审中，上诉人对该查封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只是陈述没有看到查封公告而已。现上诉人若对有关人员的签字笔迹有异议，完全可以申请笔迹鉴定。再者，原审法院查封、执行百川公司桂花树时，己在该苗木基地先后张贴查封公告与执行公告，依法无须再告知当地政府和村委会，但已通知当地林业管理部门涉案桂花树被查封事实，不能办理有关买卖、转让等手续。至于上诉人在原二审申请证人即其所谓的管理人杨世武的出庭证言记载，该证人对原审法院查封、执行，以及当地公安机关多次出警情况一概不知，有作伪证之嫌。（4）关于上诉人对涉案苗木基地承租人的异议问题。从上诉人提供的2012年12月30日租地《合同》来看，合同写明“乙方（上诉人叶荣启）受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丽明委托支付甲方（大坦村）租金”，证实涉案桂花树被查封后，上诉人虽意图以桂花树所有权人而自居，但却仍需以百川公司委托其租地的名义行事，该事实恰恰反映了涉案桂花树没有交付。依百川公司提供的其于2013年12月11日与八都镇大坦村六个小队签订的租地《合同》，租赁期限5年，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这进一步证实涉案的桂花树基地至今仍由百川公司经营管理，桂花树的所有权人仍为百川公司。可见，原判认为上诉人签订的租地合同并未改变百川公司土地租赁人身份依法有据。（5）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对《承诺书》《补充协议》的解释存在错误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补充协议》约定交付时间是2012年8月30日前，而非原审认定的2012年8月30日，原审刻意否定《承诺书》约定将桂花树整体交付的承诺，该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上诉人在原审起诉状第二页第一段载明，“2012年8月15日，上诉人又与百川公司订立一份《补充协议》，约定苗木交付时间变更为2012年8月30日前交付，即解除此前约定的委托管理关系”，上诉人的上诉状第三点也载明，《补充协议》“也就是结束委托管理约定一个时限”，此与原判决的理由并不矛盾。至于上诉人认为“《承诺书》是对叶荣启所提要求的答应，是对要约的承诺，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结果”的上诉理由却属偷梁换柱。上诉人既没有提供合同法上规定的要约文本，也没有提供合意合同；该承诺充其量也只是单方的保证行为，不会产生合同成立的效果。对此，百川公司在原审称，为便于严国华开展工作，百川公司有提供给严国华部分盖有公司印章的空白文件，《承诺书》的内容系上诉人该空白文件上私自填写，不能作证据使用。3.原审判决确认合同有效缺乏事实根据，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原审判决只以合同的内容包含必备要素，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即认定合同有效，这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认为，本案合同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不能成立和生效。从周丽明在执行笔录中的陈述并结合相关证据来看，上诉人与百川公司是串通一气，通过签订虚假的协议，来掩盖其意图防止其他债权人申请查封、执行桂花树这一真实但却非法的目的。由此才能理解为何巨额交易的合同，内容上只寥寥数行，缺乏买卖标的物品种、数量和付款时间等重要内容。（1）购销合同的签订原因证实该合同不真实。对该份合同的签订原因，合同当事人之一的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丽明是这样陈述的：“当时我是以福建省浦城两块桂花树基地以买卖协议方式向他（上诉人）借的钱，因为桂花树是不能进行抵押登记，所以只能以订立买卖协议的形式作为借款的一种保证，对于其他借款人我也是以订立转让协议或购销合同的形式作为保证向他们借的钱…当时因为一中的农场基地我与当地人有经济纠纷，叶荣启认为上述两片基地的桂花树没有保障，所以叶荣启又要求我公司将杭州及龙泉的两片基地订立了两份购销合同给他。…我欠叶荣启的债用浦城两片基地树木已足够抵债了”。另据法院调取的落款日期为2010年8月1日百川公司与叶荣启之子叶升签订的《山场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叶升的《申请报告》和浦城县林权登记中心的查询函回复称：百川公司持有的浦林证字（2007）第16405号《林权证》所登记的林木已于2012年9月21日变更给叶荣启所有。该林权变更印证了周丽明所述“用浦城两片基地树木已足够抵债了”的陈述。以上事实说明，涉案购销合同的用途系借款的担保，并非真实的买卖合同。（2）购销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依百川公司提供的证据，即上诉人叶荣启书写的借款统计表、对账单与还款凭据，可证实百川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其实是借贷，而非买卖。（3）由于桂花树不能办理抵押登记，债权人与百川公司发生借贷关系，即以签订买卖合同，实际为借款提供担保的方式处理。从现有证据来看，同时存在这种担保方式的有：李建月与百川公司签订的桂花树《转让协议》、周旭勇与百川公司签订的桂花树《转让协议》等，被上诉人游旭文承接潘勇敏、鄢勇的相关权利，也与百川公司签订了桂花树的《转让协议》。上诉人与百川公司所签订的购销合同，均属该性质。因此原审认定涉案合同有效，显然不当，应予纠正。4.上诉人上诉的第三项诉请，即“判令停止对浙江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苗木基地500株桂花树的执行”不属本案审理范畴，依法应予驳回。由于上诉人游旭文的债权，其实来源于多达上百的群众，因迟迟不能执行，已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安定情势。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二、三项，确认涉案桂花树属其所有并停止执行的诉请，没有事实根据，缺乏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另原审确认购销合同有效的判决缺乏依据，请求二审依法对此予以改判驳回上诉人要求确认购销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叶荣启、严国华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⒈原审判决认定“自2010年7月28日至2012年4月27日间百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丽明共25次收到叶荣启（含经其儿子叶升账户）银行汇款2612.7万元”。但其中2010年8月1日之前的319万元认定与本案关联的事实，原审予以认定不当。2.原审判决认定“严国华自2010年6月至2012年3月间49次共汇款846.3万元给周丽明。”但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应是自2010年12月至2012年4月间48次共汇款786.3万元给周丽明。3.原审判决认定“严国华自2007年8月至2012年12月间一直担任百川公司下属浦城分公司的负责人。”该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严国华担任百川公司下属浦城分公司的负责人的期间为2007年8月至2012年6月。4.原审判决认定“周丽明于2010年11月22日、12月1日、2012年4月22日分3次银行汇款192.5万元（含叶升账户）给叶荣启”。该认定有两个错误：一是2012年4月22日百川公司根本没有汇款给叶荣启，根据百川公司提交的证据，是2012年4月24日有汇款给叶荣启；二是把与本案无关的192.5万元汇款认定为本案事实。该192.5万元实际上是周丽明受严国华指示，将款项打给叶荣启和叶升，用于归还周丽明所欠浦城人的借款本金或利息。5.原审判决认定“周丽明自2008年1月至2012年7月间135次共汇款819.89万元给严国华。”但双方都确认该款项系百川公司内部经济往来而并非周丽明与严国华之间购树款或周丽明与严国华之间个人借贷，该事实与本案无关联。6.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8月15日，百川公司又与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内容为：同意将合同原定的2013年12月30日交付苗木变更为2012年8月30日。”该认定明显与证据不符：根据原合同和该补充协议，原合同定的交付时间是12月30日前，而不是12月30日；补充协议变更的时间实际是8月30日前，而不是8月30日。7.原审判决认定“百川公司的苗木管护员工肖光在清单上签名。”但除周丽明的陈述外，肖光的身份无任何证据证明，且执行笔录和查封清单存在造假。
对上述异议，本院审查认为：1.建瓯市人民法院（2013）××民初字第××号案件庭审中，叶荣启及百川公司均认可2012年8月1日之前的319万元款项与本案无关，故该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的该异议成立，本院予以采纳。2.从严国华在（2013）××民初字第××号提交的打款凭证来看，其支付给周丽明的桂花树款中包含有2012年6月12日支付的60万元，原审认定的严国华打款时间及数额并无不当，对上诉人的该异议，本院不予采纳。3.根据《吊销企业登记基本信息》，截止至2012年12月13日百川公司浦城分公司吊销时，严国华仍登记为负责人，故原审认定的该事实并无不当。周丽明在执行笔录中的有关陈述，与该事实并不矛盾。上诉人的该异议不能成立。4.原审认定周丽明打款192.5万元给叶荣启的事实并无不当，但打款时间“2012年4月22日”应更正为“2012年4月24日”。5.原审中双方对本案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存在争议，而百川公司拟通过双方款项往来作证其抗辩意见，故周丽明向叶荣启支付的192.5万元及向严国华支付的819.9万元属与案件处理有关联的事实，原审予以确认并无不当。6.2012年8月15日，百川公司又与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的内容应为：同意将合同原定的2013年12月30日交付苗木变更为2012年8月30日前交付。原审对《补充协议》内容的认定不够完整，予以纠正。7.关于肖光身份问题，百川公司已经作出确认，且原审法院查封时基地仍由百川公司管理的事实亦为上诉人所认可，故作为百川公司管护人员的肖光在查封现场并不违反常理。原审法院制作的执行笔录和查封清单系其工作人员依法制作，若无充足证据推翻其合法性不容置疑，上诉人仅凭签字笔迹不同等理由认为系造假，不予采纳。
对一审认定的其它事实，双方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2012年9月21日，建瓯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游旭文诉周丽明、刘骏鸿、百川公司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件58件。2012年9月23日，建瓯市人民法院根据游旭文的申请，作出（2012）××民初字第××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涉案桂花树，并于2012年9月26日办理查封手续。2012年10月15日，建瓯市人民法院就游旭文与周丽明、刘骏鸿、百川公司58个案件出具调解书，确认百川公司应偿还游旭文借款本息达7780万元，周丽明、刘骏鸿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2013年1月，经建瓯市人民法院委托浙江省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和浙江中联耀信评估有限公司评估，龙泉八都基地内的桂花树市场价值为2486.64万元，司法处置价值为1989.378万元。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实际占有和管理桂花树基地至今，基地交付后该基地的租金、复垦押金都是上诉人支付的，该基地的土地租赁关系也是由大坦村委与上诉人保持至今；被上诉人百川公司交付桂花树后没有再占有和管理桂花树并且与基地所在的大坦村也没有基地的土地租赁关系；本案讼争的桂花树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上诉人。被上诉人百川公司质证认为，该说明的内容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原审中提交的《合同》可以证明，2013年12月11日，百川公司与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一队、二队、四队、五队、六队、八队的大队长及村民签署合同并支付费用，期限为5年，即自2014年1月17日至2018年12月30日。被上诉人游旭文质证认为，该情况说明与原审证据内容不一致，不具有真实性。
本院认证认为，该《情况说明》可以证明涉案桂花林2012年12月30日之后租金及土地复垦押金的交纳情况，与本案审理具有一定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1.关于《桂花树购销合同》的性质和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原审判决认定合同成立并生效，而该认定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无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故二被上诉人未就此提起上诉，应视为对该判决结果的认可。另外，本案中，《桂花树购销合同》系证明双方法律关系的直接证据，该合同明确载明了当事人姓名、标的、数量以及价款，具备了法律规定的合同成立要件。在缺乏足够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桂花树购销合同》依法已经成立。《桂花树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双方存在有履行合同的行为。如：叶荣启向周丽明打款2612.7万元，其中有三张共计560万元的电汇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中明确载明“收购苗木”、“货款”、“购苗木”的内容；《桂花树购销合同》签订后，百川公司分别向叶荣启出具《收条》《承诺书》《补充协议》，内容均体现双方对《桂花树购销合同》的履行情况，且叶荣启手中持有部分涉案桂花树的《运输证》和《检验检疫证》。上述事实均可佐证《桂花树购销合同》已经生效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桂花树购销合同》的内容及履行过程虽有瑕疵或违反常理之处，但不足以推翻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也不足以推定出双方系借贷关系的结论。故原审认定《桂花树购销合同》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应予维持。2.关于涉案桂花树是否在原审法院采取查封措施前（2012年9月26日）通过“占有改定”的方式完成交付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本案中，虽然双方在《桂花树购销合同》中约定以提运作为交付方式，但百川公司2012年7月25日出具《承诺书》中明确载有“叶荣启委托周丽明继续管理基地”的内容，既为“委托管理”，顾名思义，取得所有权是委托他人管理的基础，因此，《承诺书》中已包含所有权归叶荣启所有的意思表示，而叶荣启、严国华持有该《承诺书》可视为对该承诺的认可，双方即已达成所有权转移并委托百川公司管理的合意。至于2012年8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其形成于桂花树所有权已经转移之后，其中“将原定的2013年12月30日前交付的苗木变更为2012年8月30日前交付”的内容与《承诺书》并不矛盾，亦未体现变更双方交付方式之意思表示，应理解为于2012年8月30日前解除委托关系、完成实际交付之约定。另外，浙江省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委会的《情况说明》亦具有一定证明力，即林地承包的真实承包人已经发生变化，已由百川公司转化为叶荣启。综合上述证据及相关情节，可以让人形成心内确信。故涉案桂花树已经通过双方占有改定之约定，完成交付，即涉案桂花树所有权在2012年9月26日之前已归上诉人所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的规定，上诉人关于要求确认涉案桂花树归其所有并要求原审法院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综上，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建瓯市人民法院（2014）瓯民初字第9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叶荣启、严国华与百川公司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6月8日的《桂花树购销合同》有效。”
二、撤销建瓯市人民法院（2014）瓯民初字第9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确认浙江省龙泉市八都镇大坦村桂花园内的500株桂花树属叶荣启、严国华所有。
四、停止对前项桂花树的执行。
一审案件受理费1576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7656元，均由百川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刚
审 判 员 陈君精
代理审判员 熊建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 隽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七条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