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42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工业园区板桥工业园区四支路。
法定代表人：伏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君，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天堂，北京市新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德鑫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温江区天府街道办事处金府路1号。
法定代表人：方中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银，四川众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德鑫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鑫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6）川0115民初3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澳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君，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澳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6）川0115民初373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澳龙公司支付第二笔1500万元的条件未成就，不存在违约。根据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方中地出具的《付款确认函》，上诉人澳龙公司支付第二笔1500万元需以方中地、李明洋和黄某共同签字的确认函为前提条件，上诉人澳龙公司至今尚未收到确认函，故上诉人澳龙公司在2016年1月10号前将1500万元支付给谁、分别支付多少均不明确，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上诉人澳龙公司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在《付款确认函》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支付1500万，主要原因是为尽早了结双方事宜，法院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澳龙公司存在违约。2、一审法院遗漏了中央财政将羊包虫病纳入强制免疫补贴对象的具体时间。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并未按照《羊包虫疫苗中央财政招标采购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羊包虫协议》）约定的义务在2016年5月之前将羊包虫病纳入强制免疫补贴对象，未完成《羊包虫协议》约定的最主要的义务。在《羊包虫协议》签订后，双方又陆续签订了三份协议，最后确定为上诉人澳龙公司向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支付3000万元的方式，终止前面的系列协议。上诉人澳龙公司支付3000万元就是履行双方签订最后一份合同即《股份转让协议书》的行为。上诉人澳龙公司支付该笔款项并不意味着认可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已完成《羊包虫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事实上，中央财政将羊包虫病纳入强制免疫补贴对象的时间是在2016年7月21日。《农业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支持政策的通知》规定的是应急补助，应急补助虽然也由财政拨款购买，但是其地域范围与拨款数额和强制免疫相比相差甚远；3、一审逻辑混乱，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首先，《羊包虫协议》约定如果中央财政在2016年5月未将羊包虫病纳入强制免疫补贴对象，则该协议于2016年5月到期后自动失去法律效力；其次，《羊包虫协议》强调的是国家是否将羊包虫病纳入强制免疫补贴范围，而非将羊包虫病疫苗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即应急补助），强制免疫与应急补助并非同一事实。4.一审认定上诉人澳龙公司对黄某、李明洋各支付300万元的行为不能产生债消灭的效果，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中方中地、李明洋、四川牧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之公司）共同签订的《合作协议》得到了方中地的认可，该协议可证明以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名义与上诉人澳龙公司合作的羊包虫项目实际是由上述三人合作经营。方中地出具的《付款确认函》中，他们也是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指定的收款人。上诉人澳龙公司之所以向黄某、李明洋单独付款，系因方中地出具给李阳春的付款确认函中明确载明“第二笔服务费的支付时间及每个人的金额以三人共同签字的确认函为准”，表明这三人对1500万元都享有份额。因此，对上诉人澳龙公司来说，只要将1500万元支付给三人就应产生债消灭的效果。即使上诉人澳龙公司支付该600万元的行为被认定为瑕疵履行，因上诉人的履行金额已达合同总额的80%，不属于合同目的难以实现的情形，不构成根本违约。综上，二审判决应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德鑫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与澳龙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签订的《羊包虫协议》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4年7月21日，德鑫安公司与澳龙公司签订《羊包虫协议》，主要约定：双方合作羊包虫疫苗政府招标采购事项。合作的前提为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将羊棘球蚴（包虫）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列入政府强制免疫对象；德鑫安公司负责促进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将羊包虫疫苗列入强制免疫补贴对象、地方政府采购单位的协调、中标地区的市场服务等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澳龙公司设立双方共管的项目专用资金账户，负责按政府招标文件要求的内容和时间完成应标、标书制作及投标工作，负责协助德鑫安公司开展技术讲座、业务培训、抗体检测等产品推广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澳龙公司按照比例向德鑫安公司支付服务费，支付时间为每笔政府资金实际到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双方约定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2016年5月为止，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中央财政不列入强制免疫对象之日，协议自动解除；中央财政（包括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将羊棘球蚴（包虫）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列入政府强制免疫补贴对象之日起，合同长期有效。
2、2015年7月17日，澳龙公司股东李阳春与德鑫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方中地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主要约定：澳龙公司股份的15％转让给方中地；2015年羊包虫强制免疫经费实际到帐金额的15％在20日内分批支付给方中地作为前期市场开发费用；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澳龙公司按照公司股份进行分红，保证方中地收益不低于包虫疫苗政府采购实际到账金额的10％；双方在股权变更之前原合作协议继续有效，股权工商注册变更之后原合作协议失效。
3、2015年11月1日，李阳春与方中地签订《补充协议》，对2015年7月17日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书》进行调整。主要约定：李阳春和徐玲引进新的投资股东，新股东注资后公司资产达到两亿，李阳春和徐玲出让的股份不超出60%；方中地拟持有的公司股份由15%下降为10%；如果第二份协议不能执行，则第一协议有效。
4、2015年11月4日，李阳春与方中地、周裕程三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李阳春和徐玲承诺给方中地10％的股权及服务费用采用现金方式分两次支付，总计支付3000万元，协议签订后的10日内支付第一次1500万元，在2015年12月31日前支付第二次1500万元；周裕程愿受让李阳春、徐玲给方中地承诺的10%的股权及转让的价格分两次支付，支付时间同上；3000万元支付完毕，前面三份合同同时作废；如果李阳春、徐玲二人或周裕程违约，则继续执行2015年11月1日签订的合同。
5、2015年12月3日，方中地签名同意一份《付款确认函》，载明：1.第一笔资金的1500万元在12月30日前按照11月4日方中地出具的书面材料为准支付；2.第二笔1500万元的支付时间及每个人的收款金额以三人共同签字的确认函为准，最后一笔资金支付的时间在2016年1月10日前。
6、方中地、李明洋、牧之公司三方于2014年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方中地出资100万元、李明洋出资40万元、牧之公司出资60万元共同投资申请羊棘球蚴（包虫）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进入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体系及成为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后的销售合作。牧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某。
7、2015年12月10日前，澳龙公司由徐玲、李阳春夫妻二人持股，股权比例分别为80%和20%，徐玲为澳龙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12月10日，澳龙公司进行股权变更，徐玲持股25%，周裕程持股24%，四川省华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持股51%，李阳春不再持有股份。2015年12月16日，澳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徐玲变更为伏刚。
8、2015年11月4日，方中地出函确认向方中地、李明洋、黄某支付的金额和账号，2015年12月9日，李阳春向方中地转账750万元、向李明洋转账300万元、向黄某转账450万元，合计1500万元。
9、2015年12月10日，李明洋出具《承诺函》，李阳春应支付给李明洋的300万元用于李阳春代其持有的澳龙公司的1%股本，不用再支付。2016年1月10日，黄某出具《承诺函》，李阳春应支付给黄某的300万元转为李阳春代其持有的澳龙公司1%的股权，不用再支付。
10、2016年1月23日，方中地向李阳春发函，指示李阳春将432万元支付给查富；2016年6月6日，李阳春账户向查富转账90万元、支付现金2万元；2016年7月6日，澳龙公司向查富转账140万元、200万元，合计340万元。
11、2016年1月23日，方中地向李阳春发函，指示李阳春将310万元支付给陈达彬、将43万元支付给戴亚东，合计353万元；2016年1月25日，陈达彬出具《承诺函》，李阳春应支付给陈达彬的310万元转为其子周裕程购买澳龙公司股权的转让款，李阳春不用再向陈达彬支付；2016年2月2日，戴亚东出具收条，收到李阳春代方中地支付的43万元。
12、2016年7月11日，方中地、查富与李阳春三方签订《债务转让协议》，李阳春受让方中地欠查富的债务50万元。
一审庭审中，方中地对其代表公司与澳龙公司原股东李阳春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书》的事实予以认可，对澳龙公司已支付完成第一笔资金1500万元予以认可，对澳龙公司在其指令下对陈达彬、查富、戴亚东等人合计835万元的支付行为予以认可。但认为澳龙公司对李明洋、黄某及其本人合计665万元的支付行为不是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书》，故《股份转让协议书》并未按约履行完成，双方应该继续履行《羊包虫协议》；且认为澳龙公司是在本案起诉后才向李明洋和黄某进行支付，反证澳龙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付款义务，在庭审中申请对李明洋出具《承诺函》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一审庭审后，徐玲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说明，认可李阳春与方中地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书》是代表澳龙公司的职务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德鑫安公司与澳龙公司签订的《羊包虫协议》《股份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讼争焦点主要是澳龙公司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构成违约，应否继续履行《羊包虫协议》。
一、关于双方于2015年11月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履行完毕的问题。德鑫安公司主张澳龙公司并未按照三方签字的确认函支付第二笔款项，且认为澳龙公司是在本案起诉后才向李明洋和黄某进行支付，反证澳龙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付款义务，申请对李明洋出具《承诺函》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澳龙公司则认为澳龙公司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主动履行合同，不受合同约定支付时间的限制，故《承诺函》形成的时间并不重要。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条及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德鑫安公司和澳龙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了澳龙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的时间和方式，《付款确认函》补充约定了第二笔款项的支付时间和支付金额以方中地、李明洋和黄某共同签字的确认函为准，故澳龙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澳龙公司对黄某和李明洋各支付300万元的行为，未经三方签字确认，也未征得合同相对人德鑫安公司的同意，该行为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履行方式，不能产生债消灭的法律后果，故对德鑫安公司认为澳龙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属于瑕疵履行的主张，予以支持。
二、关于违约责任承担的问题。德鑫安公司主张双方在《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如果李阳春、徐玲二人或周裕程违约，则继续执行2015年11月1日签订的合同”，因为澳龙公司不能全面履行协议，根据合同约定应继续履行双方于2015年11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如第二份合同不能执行，则第一份协议生效”，从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时间顺序来看，第二份合同是2015年7月17日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第一份协议是《羊包虫协议》，合同约定的“生效”应理解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继续履行”；《股份合作协议书》约定“股权变更之前，2015年7月21日协议继续有效；股权工商注册变更之后，2015年7月21日协议失效”。一审法院认为，在2015年7月17日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之前，双方只在2014年7月21日签订过《羊包虫协议》，此处的年度表述为笔误，合同条款中“2015年7月21日协议”应理解为双方在2014年7月21日签订的《羊包虫协议》，合同约定的“股权变更”应理解为“澳龙公司股份转让给方中地的转让登记”；《股份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约定将澳龙公司股份转让给方中地，但因澳龙公司引进了新股东并进行股权变更和登记，所以这两份协议均不能实际履行，按照双方违约责任的约定，最终应继续履行第一协议《羊包虫协议》。另外，一审法院认为，从双方签订合同的情况来看，双方依次共签订《羊包虫协议》《股份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书》四份协议，四份协议的内容具有关联性，《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约定“3000万元人民币支付完毕，前面三份合同同时作废”，此处的“前面三份合同”是指《羊包虫协议》《股份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作废”显然是解除的意思，在3000万元未支付完毕前，三份合同均未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德鑫安公司根据四份合同对违约责任的约定，主张继续履行第一份协议《羊包虫协议》，符合双方协议的约定，具有法律依据，故予以支持。
三、关于双方于2014年7月21日签订的《羊包虫协议》效力问题。澳龙公司认为，国家未在2016年5月以前将包虫病纳入强制免疫补贴范围，享有的是动物防疫应急补助，该协议已在2016年5月自动失去法律效力。德鑫安公司认为，中央财政在2016年7月将羊包虫疫苗列入强制免疫对象，所以合同应长期有效，《羊包虫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使中央或地方政府将羊包虫病疫苗的采购费用纳入财政经费支付的范畴，不论是应急补助还是强制免疫补贴，都是政府财政支付的对象，故合同应长期有效并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羊包虫协议》，合作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德鑫安公司的努力，促使澳龙公司生产的羊棘球蚴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得到政府的认可、被政府采购，德鑫安公司则根据政府的指导价格得到相应的服务费；促进疫苗列入政府强制免疫补贴是合作的前提，是德鑫安公司合同义务的一方面，从澳龙公司与德鑫安公司签订《股份合作协议》等新合同以及澳龙公司已经支付2000多万元的事实来看，澳龙公司是认可德鑫安公司已经完成《羊包虫协议》中约定的义务，仅是因为澳龙公司未全面按约及时履行全部付款义务，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对违约履行的约定，故应继续执行第一份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中央财政将羊包虫疫苗列入政府强制免疫补贴对象之日起，合同长期有效，故对德鑫安公司诉请确认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的主张予以支持。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德鑫安公司不能同时依据《羊包虫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书》享受权利，既然继续履行《羊包虫协议》，则依据《股份转让协议书》已经取得的款项也应返还澳龙公司，但鉴于澳龙公司未提起反诉，本案不做处理，双方可协商处理或另案解决。综上，澳龙公司未全面按约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书》，按照双方的约定，应当继续履行《羊包虫协议》，德鑫安公司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德鑫安公司与澳龙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签订的《羊包虫协议》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澳龙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澳龙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并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具体如下：
1、上诉人澳龙公司代理人李楠君、李建对黄某的询问笔录、对李明洋的调查函及李明洋的复函，拟证明方中地、李阳春约定以3000万元终结双方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关系，方中地、李明洋、黄某三方对此达成一致意见。
2、李明洋2017年6月6日书写的《证明》和《承诺函》，拟证明李明洋系受方中地的指示而收取300万元，方中地也同意李明洋收取。
3、2015年11月16日，黄某（微信名：舍得）发给李阳春的微信，内容如下：“李总：这事整得人心慌慌，我只盼钱到位后给你协商照顾一下小弟，股份的事你还是考虑一下嘛，多少都无所谓，我还是想参与这事。”
4、2016年1月5日，黄某发给李阳春的短信，内容如下：“李总：无论如何都不能全部打给他一人！这事只能麻烦你去沟通了，按照前次的办理即可！谢谢了！”
5、2016年1月21日，方中地发给李阳春的短信，内容如下：“李总你好，敬请您支付款明细如下。方中地900万元支付给陈达彬310万元，查总372万元，亚东43万元。余额175万元支付方中地农行卡上，先支付李明洋大哥260万元，先支付黄某100万元，其他余款等北京事情处理妥当后通知最后办理。希望你能够理解和支持，今天一定要汇出他们来了好几次电话。方中地”。
6、2016年7月8日，方中地发给李阳春的短信，内容如下：“900万元，支付，查432万元，陈310万元，亚东43万元，方中地40万元。合825万元，余额75万元，敬请您核实。方中地”。
7、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0115执保133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方中地对案外人查富负有债务，温江法院作出裁定要求李阳春暂停支付方中地在李阳春处的款项200万元。
8、黄某的证言内容主要为：上诉人澳龙公司本应向其支付450万元，经与方中地协商后，同意澳龙公司向其支付300万元，多余的150万元支付给方中地。于2016年1月10日，向李阳春出具《承诺函》，要求将澳龙公司应向其支付的300万元用于代持澳龙公司1%的股份，并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
针对上述证据，德鑫安公司质证称：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持异议，笔录中的黄某、李明洋与上诉人澳龙公司有利害关系，且均未出庭作证；2、对证据2中的《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需要李明洋本人出庭核实该证明是否为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2中的《承诺书》的真实性需要与方中地本人核实，且该承诺函中陈述的业务费与本案无关；3、对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不予质证，上述证据均在一审庭审前已形成，并非二审中发现的新证据。上诉人澳龙公司在此前的庭审中从未主张有上述短信，与生活常理不符。上诉人澳龙公司无权在二审中对一审庭审前存在的证据进行举证，法院不应组织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上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即使质证，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其中，证据3、证据4系黄某与李阳春之间的微信交流，不能证明李阳春未篡改该证据，且二人与方中地有利害关系，无证明力。证据5、证据6不能证明李阳春未篡改该证据或通过其他终端以方中地的名义发送，不能明确系涉案款项支付时间，而且，即使短信系方中地发给李阳春的，证据5表明方中地也仅仅要求支付李明洋260万元，支付黄某100万元，与二人各300万元相差甚远。证据6不能推翻一审中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确认的“被告付给本人的65万元是其他业务付款，与本案的1500万元无关”；4、证据7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李阳春本人签收并履行了该裁定，且方中地并未明确表示同意上诉人澳龙公司暂停支付的行为。5、证据8不具有真实性，黄某并无证据证明其持有澳龙公司1%的股份，代持协议签订的时间不合常理，系事后补的。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8能印证一审中澳龙公司提交的李明洋、黄某出具的《承诺函》的真实性，能证明澳龙公司履行付款的行为，但该履行行为是否符合约定，本院结合其它证据进行综合认定。证据5、证据6系李阳春与方中地之间的短信往来，能证明澳龙公司履行付款的行为，德鑫安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持有关联证据却不向法院提交，本院认定德鑫安公司持有对其不利的证据而不提交，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结合其它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关于全面开展布病、包虫病综合防控工作的通知》【新牧医字（2015）29号】，拟证明2015年1月，新疆自治区财政预算4000多万购买包虫病疫苗1800万元，进一步证明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在2015年年底前已完成合作协议约定的所有工作；
2、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布病、包虫病免疫及犬驱虫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新牧医字（2016）24号】。拟证明通过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的努力，已促使羊棘球病基因工程研究单位疫苗得到政府的认可，纳入政府采购范围。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已全部履行《羊包虫疫苗中央财政招标采购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已实现羊包虫病疫苗纳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采购的强制免疫补贴对象中。根据双方的约定，合同应长期有效。
针对上述证据，上诉人澳龙公司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关联性，不能达到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德鑫安公司已履行完自己的义务，国家将包虫病纳入强制免疫的时间是2016年7月份，而上述证据与此无关联性。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但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李明洋于2015年12月10日向李阳春出具《承诺函》，内容为：2015年11月4日确定的第二笔包虫病疫苗项目服务费用300万元，就用于您代我持有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1%的股权成本，不再向我支付。2016年1月10日，黄某向李阳春出具《承诺函》，内容为：你在支付第二笔费用1500万之时，扣除我之前承诺转让给方中地的150万元之后，剩余的300万元就用于你代我持有重庆澳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股权的成本，就不再向我支付！特此承诺！澳龙公司于2015年9月14日向方中地转账支付10万元，李阳春于2016年1月25日向方中地转账支付30万元，第三人秦登林于2016年2月1日向方中地转账支付10万元，李阳春于2016年9月1日向方中地转账支付15万元。2、方中地未向李阳春出具方中地、李明洋、黄某三方签字的确认函。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澳龙公司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构成根本违约；二、《羊包虫协议》的效力以及应否继续履行《羊包虫协议》。现分别评判如下：
一、澳龙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
（一）关于澳龙公司支付资金的情况。根据李阳春、方中地与周裕成于2015年11月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2015年12月3日方中地签名同意的《付款确认函》，上诉人澳龙公司应分两期向被上诉人德鑫安公司共支付30000000元，支付的时间及条件分别为：第一笔资金的1500万元在2015年12月30日前按照11月4日方中地出具的书面材料为准支付；第二笔1500万元的支付时间及每个人的收款金额以三人（方中地、李明洋、黄某）共同签字的确认函为准，最后一笔资金支付时间为2016年1月10日前。经查，澳龙公司已按照约定履行第一笔资金的支付，德鑫安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对于第二笔资金的支付，其中8350000元系澳龙公司根据方中地于2016年1月23日发函的内容向陈达彬、查富、戴亚东等人支付，德鑫安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对于第二笔资金中的剩余款项665万元，李阳春主张已向李明洋、黄某分别履行付款300万元的义务，向方中地付款65万元，经查，李明洋、黄某对其出具的《承诺函》的内容予以认可，方中地抗辩李阳春向其支付的65万元与本案案涉金额无关，但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二）关于澳龙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尽管澳龙公司未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履行完毕资金的支付，但根据《付款确认函》的约定，李阳春需在收到方中地、李明洋、黄某三人共同签字的确认函后才予以支付，故澳龙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资金支付的责任不能全部归结于澳龙公司，德鑫安公司亦有相应的责任。而且，根据查明的事实，澳龙公司已按约定完成大部分付款义务。因此，即使德鑫安公司认为澳龙公司对于第二笔资金的余款665万元的履行不符合约定，该行为也并不致使《股份转让协议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不构成根本违约，澳龙公司的履行行为属于瑕疵履行。
二、《羊包虫协议》的效力以及应否继续履行《羊包虫协议》。
澳龙公司与德鑫安公司在签订《羊包虫协议》后，又陆续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书》，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发生变化，合同内容也进行了更新，导致原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新的合同关系产生，双方应按新的合同内容履行，故《羊包虫协议》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
因李阳春代表澳龙公司履行付款的行为并不构成根本违约，属于瑕疵履行，故李阳春与方中地、周裕程三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关于“如果李阳春、徐玲二人或周裕程违约，则继续执行2015年11月1日签订的合同”的适用条件尚不具备，一审判决在认定澳龙公司的行为属于瑕疵履行的同时，根据上述约定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认定双方应继续履行《羊包虫协议》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即德鑫安公司关于应继续履行《羊包虫协议》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6）川0115民初373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成都德鑫安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成都德鑫安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长军
审判员 陈良谷
审判员 谈光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