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民初39号
原告：王贺军，男，1965年7月9日出生，满族，个体户，住河北省遵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青、王小静，河北力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邓俊玲，女，1965年8月2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河北省遵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贺军（系邓俊玲之夫），住址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青，河北力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汤国辉，男，195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河北省遵化市。
被告：王小艳，女，195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遵化市。
被告：北京京辉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村村委会西北1000米。
法定代表人：汤国辉，该公司经理。
被告：北京泓辉典当行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樊羊路亿城天筑107号。
法定代表人：汤国辉，该公司经理。
汤国辉、王小艳、北京京辉混凝土有限公司、北京泓辉典当行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国胜（与汤国辉系兄弟关系），男，196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遵化市。
汤国辉、王小艳、北京京辉混凝土有限公司、北京泓辉典当行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玉，河北富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玺珉（曾用名：孙僖苠），男，1961年10月23日出生，满族，自由职业，住北京市房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学义、张擎昊，北京市博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贺军、邓俊玲与被告汤国辉、王小艳、北京京辉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辉公司）、北京泓辉典当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辉公司）、孙玺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王贺军于2015年10月15日诉至遵化市人民法院，2015年10月20日，遵化市法院根据王贺军的申请，追加孙玺珉为本案被告。2016年2月4日，遵化市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唐山中院于2016年3月1日立案受理了本案。2016年4月22日，本院作出（2016）冀民辖9号和（2016）冀民辖终42号民事裁定书，针对本案与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1月4日受理的孙玺珉诉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王贺军、邓俊玲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形成的管辖权争议，裁定认为两案系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以不同诉讼请求提起的诉讼，为防止裁判冲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5）7号关于管辖的相关规定，故两案均应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受理本案后，根据邓俊玲的申请，追加其为本案的原告。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贺军本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青、王小静，原告邓俊玲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贺军、赵春青，被告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国胜、姜玉，被告孙玺珉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学义、张擎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贺军于2015年10月15日向遵化市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等四被告连带偿还原告2700万元及至给付之日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汤国辉、王小艳系夫妻关系，被告京辉公司、泓辉公司系汤国辉、王小艳开办的公司。2012年7月9日、2012年9月4日、2012年11月5日、2012年11月29日，被告汤国辉因资金紧张，分别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550万元，约定月息2.5%，偿还借款日期为2015年4月8日、2015年3月4日、2015年2月5日、2015年3月28日。被告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自愿为被告汤国辉就上述借款担保。原告将款项汇入被告指定账号。上述借款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仅偿还350万元，剩余借款被告一直未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2015年10月20日，王贺军以2015年8月10日其与汤国辉、孙玺珉三方签订协议，汤国辉、孙玺珉对王贺军借款负共同清偿责任为由，申请追加孙玺珉为本案被告。2016年2月4日，王贺军申请增加诉讼请求为1.4013亿元及给付之日的利息。事实和理由：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等四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本金合计1.4013亿元，经原告多次催要，四被告无力偿还。经原告与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孙玺珉等五被告多次协商，2015年7月，原告与五被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孙玺珉拖欠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的1.4013亿元借款本金和利息的债权转让给原告，故原告申请增加诉讼请求。2016年6月10日，王贺军又变更诉讼请求为：1、将诉讼请求数额由1.4013亿元变更至147953417.97元；2、按月利率二分支付借款利息(自2015年9月21日至本案执行终结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因原告于2015年7月21日诉请的标的额为1.4013亿元，至2015年9月21日经与汤国辉确认本息已达147953417.97元，故依法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将诉讼请求数额由1.4013亿元变更至147953417.97元；并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本案执行终结之日期间按月利率二分支付借款利息。
被告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诉答辩人民间借贷拖欠其款项14795.3417万元与事实不符，答辩人自2011年12月8日至2015年2月17日先后向被答辩人偿付了13769.3175万元，具体如下：（一）根据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看（此证据仅有《借款合同》、《借款确认书》和《借款收据》，没有一份向答辩人支付借款的银行流水凭证），答辩人分别作了二个表统计附后：1、表一（仅是借款合同数字），从2011年9月8日至2014年11月21日，共计15笔分别由王贺军、邓俊玲签订合同数额为11500万元，其中含300万元利息转来的；2、表二（仅是借款合同数字），从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9月21日，共计9笔由利息转形成的数额，总计数额为3595.2417万元。二表合计为14795.3417万元（其中在二个表中重复计算一个300万元利息转的数额）。在这里对被答辩人起诉的该数额仅是答辩人作一下统计，但是，并不等于答辩人认可该事实的存在，答辩人是不认可该事实的存在的，用以下已经偿还的数额说明问题。（二）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中四个附表证明偿还款事实：1、自2011年12月8日至2012年12月10日表一付款1107.5万元；2、2013年1月4日至12月12日表二付款2716.4332万元；3、2014年1月21日至2015年2月17日表三付款3818.2833万元；4、2012年1月13日至2014年12月22日表四付款额6127.1010万元；以上四个表，先后向被答辩人偿付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合计为13769.3175万元。（三）被答辩人起诉答辩人14795.3417万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仅凭没有经过双方认真对账核实的《借款合同》、《借款确认书》和收款收据是不能确认欠款事实的，双方在借款时间历经6年的跨度，边借款边偿还的办法，也就是借用一段时间后，随后就偿还，但是，偿还完前期的借款后《借款合同》、《借款确认书》和收款的收据都没有及时收回或作废，被答辩人将已经偿还完毕的《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作为依据来起诉，作为欠款事实的证据是不妥的。基于双方往来借款和还款均走的银行电子支付，应当依据银行支付款凭证为准，确认双方借贷期间所发生的往来数额。如果，根据被答辩人起诉答辩人欠其所谓14795.3417万元，依据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即银行电子支付凭证证明，已经向被答辩人偿还本息13769.3175万元，实际尚欠1026.0242万元。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和孙玺珉三方于2015年7月6日、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债务清偿协议书》是在没有将欠款事实核对清楚的情况下，在被答辩人胁迫和威胁之下违背答辩人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的，答辩人主张依法撤销该协议，鉴于被告孙玺珉也主张该协议不成立，已经起诉了另案，答辩人在此提出对该二个协议不成立的抗辩。（一）《债务清偿协议书》基于被答辩人的胁迫，由被答辩人书写成文本后迫使答辩人不得不签字的情况下形成的，2015年8月10日签订《债务清偿协议书》当天汤国辉被非法拘禁一天，但是，答辩人没有报警而已。被答辩人拿到该二份协议后，答辩人一直不认可该协议的数额，多次要求将账目核对清楚，不但没有再进行对账，被答辩人于2015年12月18日至12月21日将汤国辉非法拘禁三天，同时对其进行殴打，经公安机关委托司法鉴定为轻微伤，由遵化市公安局立案，并对王贺军因非法拘禁罪由公安局刑事拘留一个月，现处在取保候审阶段（非法拘禁公安局立案证据附后）。（二）从该二份《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债务清偿协议书》的形式和内容看，不是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从协议内容看，1、债务转移、债权转让在被答辩人同意的情况下，债务转移以后所发生的债务利息还要由答辩人承担；2、债权转让后基于某种原因，被答辨人的债权得不到实现时，还要答辩人承担偿还转让以后没能实现的债务，这些内容都是与法律相悖的，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从而体现了被答辩人单方意思强加给答辩人。从协议的形式看，1、答辩人是基于胁迫签字，被告（债务人）孙玺珉签字也是无奈的，从协议仅有孙玺珉一个人签字，其他四个欠款公司均没有加盖公章认可这一转让的事实，其他四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不是孙玺珉，孙的行为只能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其他四个公司的行为；2、答辩人也是仅签了个人的名字，其他二个法人单位也没有加盖公章，从该协议的形式上看不是真实意思的表示。本院开庭时，汤国辉一方补充答辩称：一、典当公司的所有债权手续都被王贺军的人带走了，所以我方现在没有原件。签订三方协议时，汤国辉已被胁迫一天，由于没有对债权债务的数额真实地清理、核对，所以把北京崇文门区的房产转给了另外的债权人。二、三方签订的《抵债协议书》是债权债务的概括转移，如果是债权债务转移，汤国辉作为债权人应该向孙玺珉四公司发送债权转让通知书，因没有向其他债务人发送通知书，三方协议对其他四公司无效。
被告孙玺珉辩称，（一）答辩人孙玺珉与汤国辉、泓辉公司之间存有债权债务关系属实。2014年1月6日三方就债权债务的清结签订了《抵债协议书》，该协议书对借款月利率约定为4.5%，折合年利率54%，严重违反规定的年利率24%的标准；汤国辉、泓辉公司借款给答辩人时，存有从本金中直接扣除利息的行为；《抵债协议书》存有在答辩人未获得当事人授权委托的情况下，协议内容处分他人权利的事项。答辩人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效力，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冀民辖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案件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案件现在省法院审理中。（二）王贺军诉被告汤国辉、王小艳、泓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本来应与答辩人无任何关联。王贺军在对被告提起诉讼后，又将答辩人追加为被告，其理由和依据是2015年7月6日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与王贺军及答辩人签订的《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2015年8月10日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与王贺军、邓俊玲及答辩人签订的《债务清偿协议书》。《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债务清偿协议书》均是基于2014年1月6日汤国辉、泓辉公司与答辩人所签订的《抵债协议书》，答辩人认为《抵债协议书》部分内容无效或效力待定，因此《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债务清偿协议书》的部分内容无效或效力待定。也就是说，本案的审理，应以省法院（2016）冀民辖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的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三）2015年11月13日，汤国辉的委托代理人杨帅持办理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与答辩人孙玺珉、丰宁京北绿洲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丰宁满族自治县丰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鑫公司）、京北缘天然农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缘天然公司）、丰宁满族自治县玉原生物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原公司）签订《清偿协议书》，约定由北京百纳伟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纳伟拓公司）接收抵债房屋1872.38平方米，按照单价5万元每平方米计算，抵顶孙玺珉、绿洲公司、丰鑫公司、缘天然公司、玉原公司对汤国辉、泓辉公司的借款本金共计9361.9万元。房屋所有权变更已经办理，以房屋对价款抵顶借款本金共计9361.9万元事项业已实际履行完毕。答辩人孙玺珉已代汤国辉、泓辉公司偿还了部分借款，答辩人是否还负有对汤国辉、泓辉公司偿还债务本息的义务，仍需以省法院（2016）冀民辖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的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四）遵化市人民法院保全程序违法，遵化法院在依王贺军申请对答辩人孙玺珉及绿洲公司、丰鑫公司、缘天然公司、玉原公司采取诉中财产保全后，并未追加绿洲公司、丰鑫公司、缘天然公司、玉原公司为被告或第三人，属于错误保全案外人的财产。因欠汤国辉债务，孙玺珉及绿洲公司、丰鑫公司、缘天然公司、玉原公司的财产先后被数家法院查封，就本案而言，王贺军在申请保全了上述公司财产后，并未对上述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保全程序也存在瑕疵，遵化法院不仅超范围保全了上述公司的财产，还存在超标的查封的情形。遵化法院的错误执法行为，上级法院应予纠正。（五）答辩人与汤国辉、泓辉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数额、依法计息及已实际偿还本息数额，经法院审理确认后，如仍有应偿还的本息数额，答辩人愿积极筹措资金或以其他方式尽快偿还；或按照法院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向汤国辉、泓辉公司的债权人王贺军代偿。本院开庭时，孙玺珉补充答辩称：（一）本案王贺军在遵化市法院诉讼时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而孙玺珉不是民间借贷的债务人，与王贺军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故孙玺珉不应是本案的被告。（二）汤国辉在答辩中已陈述其是受胁迫签订的相关协议，孙玺珉不知情，故该三方《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无效。（三）《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涉及到案外人即绿洲公司等四家公司的权利处置，汤国辉没有向案外人即债务人书面告知已经将债权转让。孙玺珉在与汤国辉签订12笔借款的《抵债协议书》时也没有获得案外人的授权，现在亦没有追认，故《抵债协议书》的效力待定。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王贺军、邓俊玲为证明自己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１）2014年1月6日汤国辉、泓辉公司与孙玺珉达成的《抵债协议书》，该证据确认了汤国辉、泓辉公司与孙玺珉的债权、债务人身份；确认了债务数额及产生的原因；确认了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最重要的是证明具备转移债权的基础。
（２）借款人汤国辉、担保人王小艳、京辉公司给本案二原告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一份，证明：汤国辉与王小艳系夫妻关系，是股东关系，是担保与被担保关系；其承诺在2015年6月30日前先予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一部分共1000万元，但未能兑现，因此产生了2015年7月6日的《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
（３）2015年7月6日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为甲方、王贺军为乙方、孙玺珉为丙方达成的《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证明：三方自愿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确认转让标的即第一条约定的“债权转让的数额以甲方拖欠乙方的借款本息数额为准”；确认了还款方式为以房抵债；确认了抵债财产不足时，由丙方以其他财产抵顶不足部分（见第二条第二款）；确认甲方与原担保人仍对乙方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见第四条第一项）。
（４）2015年8月10日以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为甲方，以王贺军、邓俊玲为乙方，以孙玺珉为丙方达成的《债务清偿协议书》，证明：三方自愿达成协议，确认了2015年7月21日前的债权额为1.4013亿元（见第一条）；确认抵债财产为北京崇文区花市南里东区15号4062.32㎡的房产（见第三条）；确认了协议不能履行的补救措施，即“乙方可以要求甲方和丙方以现金或其他财产（包括债权、股权、已抵押给甲方的其他财产）清偿债务（见第八条）”；确认了甲方与丙方有共同清偿乙方债权的义务（见第九条）；确认了甲方借款时提供的担保继续有效（见第十条）；确认了与7月6日协议的关系，即“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原协议仍然有效（见第十三条）”。
（５）《借款确认书》17份、《借款协议书》6份，证明：借款利率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借款时间、数额具体明确；借款人、担保人与2015年7月6日和2015年8月10日协议上的借款人、担保人相一致；证明其欠款本息属实，王小艳在借款确认中均是担保人。
（６）2015年6月30日京辉公司股东会决议及汤国辉清偿王贺军债务的框架方案，证明：该公司的股东仅为汤国辉、王小艳夫妻二人，其公司财产与家庭财产混同，且其自愿以个人和家庭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即借款是二股东及公司的共同行为，并于同一天汤国辉与王贺军达成了将孙玺珉欠其3.2亿元的债权转让给王贺军的意向，从而为2015年7月6日在孙玺珉、汤国辉、王小艳、王贺军三方之间达成《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奠定了基础，因此，才有了2015年7月6日孙玺珉同意用丰宁房产或北京广渠门房产向王贺军抵债的协议产生，由此可知，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７）汤国辉、王小艳等为协商债权转让事宜委托李长山的授权委托书，证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是汤国辉、王小艳的共同意志；证明债权转让协议所确认的事实其均予以认可，事实是经李长山洽商后，汤国辉、王小艳亲笔签字确认了协议内容，故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
（8）孙玺珉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证明：孙玺珉在该异议书中认可2015年8月10日《债务清偿协议书》是明确三方权利义务的唯一依据，由此说明该协议合法有效。
（9）2015年6月21日、7月21日、8月21日、9月21日汤国辉签名的四份《借款明细确认单》及一份《还款承诺书》，证明：2011年9月8日至2015年6月21日汤国辉一方借款19笔，共计1.3275568亿元，之后每月累加利息，到2015年9月21日《借款明细确认单》中确认汤国辉一方借款23笔，本息合计147953417.97元。
（10）2010年5月18日至2014年10月9日王贺军、邓俊玲向汤国辉一方出借58笔款项的汇款记录列表和相应的银行凭证、资金往来信息结果表、交易流水报表等，证明：王贺军一方共计出借本金1.44313亿元，利息1.55684027亿元（自出借之日至2015年9月21日），本息合计2.99997027亿。同时说明：最初借款为证据（10）中显示的数额，到2015年时将证据（10）中的几项借款合并成一项，即形成了证据（9）《借款明细确认单》，合并前后的数额没有变化；此外，证据（10）中还有1000余万元的短期借款，因当时汤国辉一方已即时还清（息随本清），且没有形成借款合同，故在证据（9）中没有将该1000余万元列为借款。由此，除去上述1000余万元短期借款外（本案诉讼请求中亦不包括该款），王贺军一方实际向汤国辉一方出借本金数额为1.15亿元。
（11）孙玺珉与绿洲公司等公司法律关系的相关证据（均为复印件，包括《典当合同》、《保证合同》、《股权出质合同》等），该组证据是签订2015年7月6日《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时孙玺珉为证明其有足够偿债能力而向王贺军提交的；绿洲公司将部分股权出质给汤国辉的工商登记信息；丰鑫公司将部分股权出质给汤国辉、泓辉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上述证据证明：孙玺珉是绿洲公司、缘天然公司、玉原公司、丰鑫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借款时互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个人财产、夫妻财产、公司财产混同，孙玺珉与相关公司为利益共同体，孙玺珉有权对上述公司财产予以处分，其应对公司借款负责，公司应对个人借款负责，由此，孙玺珉作为被告主体适格。
对于原告王贺军、邓俊玲提交的证据，被告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质证认为：
对证据（１）的质证意见：该《抵债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是汤国辉及其公司与孙玺珉之间债权债务确认事实的依据，但不能证明具备转移债权的基础，带有胁迫形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不是真实意思的表达。
对证据（２）的质证意见：该《还款承诺书》真实性有异议，是在没经过核对账目前由原告起草的，有的数额不准确，基于当时无奈，不签不行的条件下签了，但是，当时没有书写签订的时间，不具有真实性。
对证据（３)的质证意见：2015年7月6日三方《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与本案的事实没有关联性、针对性及客观性。协议中没有具体的债务数额，转让的债权数额也没有，孙玺珉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承诺抵给原告是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书第4条第一项的规定与法律相悖，取得了债权利益，必然导致放弃对债务人的责任。
对证据(４)的质证意见：2015年8月10日三方《债务清偿协议书》是在没有将欠款事实核对清楚的情况下，在原告胁迫和威胁之下违背我方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的，我方主张依法撤销该协议，鉴于被告孙玺珉也主张该协议不成立，且已经起诉了另案，我方在此提出对该二个协议不成立的抗辩。具体意见详见我方的答辩状。
对证据（５）的质证意见：该17份《借款确认书》、6份《借款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大部分是已经履行完毕后没有撤回的协议，被原告重复利用，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借款银行电子付款凭证，不能证明借款事实存在。
对证据（６）的质证意见：对该股东会决议真实性没有异议，欠其款是事实，愿意承担责任，但证明不了与签订《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有关联性。
对证据（７）的质证意见：对本委托书没有异议，仅是委托李长山协商债权转让和《转让框架协议书》签署后的事宜，没有委托其签署协议，与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无关，没有委托其办理《债务清偿协议书》的相关事宜，以此不能证明《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
对证据（9）的质证意见：汤国辉签名的四份《借款明细确认单》及《还款承诺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在2014年11月21日以后的款项均不是本金而是利息，利息涉及到我方在答辩状中的列表。
对证据（10）王贺军一方向汤国辉一方出借58笔款项的汇款列表和银行凭证的质证意见：我方已经偿还了1.37亿元，王贺军一方起诉主张1.4795亿元的依据我方不清楚，虽然王贺军提交了银行流水，但没有相关的支付凭证，我方对银行流水持有异议。
对证据（11）的质证意见：根据2014年1月6日的《抵债协议书》，孙玺珉有权代理四公司，虽然该协议没有四公司的盖章，但标明了每个公司的欠款数额。为了履行《抵债协议书》，四公司才签订了2015年11月13日的《清偿协议书》，在该协议中四公司均加盖了公章，是对抵债行为的追认，因此从该协议看孙玺珉是有权代理的。至于孙玺珉与四公司之间的关系，我方并不清楚，虽然我方在孙玺珉起诉的（2016）冀民初38号一审案件的答辩状中称孙玺珉是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仅是我方的陈述，没有相关证据。
对于原告王贺军、邓俊玲提交的证据，被告孙玺珉质证认为：
对证据（１）《抵债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内涉及的十二笔借款约定的利息均高于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标准。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内第一、三、五、七、八、十笔借款的借款人为绿洲公司、丰鑫公司、缘天然公司、玉原公司，上述公司均不是本案的原告或被告，孙玺珉代上述公司确认本金及利息的行为没有上述公司的授权，也未得到上述公司的追认，应属无效。该证据内第二、四、六、九、十一、十二这六笔借款的借款人为孙玺珉，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应综合相应证据及法律法规规定确定孙玺珉欠汤国辉的借款本金及利息。
对证据（２）《还款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应由被告汤国辉、王小艳、泓辉公司、京辉公司确认。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认可，但对具体内容有异议，民间借贷不允许计算复利或者将利息提前从本金中扣除的行为，故汤国辉方或王贺军方应提交详细的银行交易明细确认本金数额，再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利息标准分开计算每笔借款的利息数额。
对证据（３）《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其部分条款的合法性不认可。超出法律规定年利率24%部分的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协议书的部分内容应属无效或效力待定，孙玺珉已在答辩状中陈述。协议约定的抵债房屋，孙玺珉均可通过协调各方关系按协议约定登记至王贺军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名下，但《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和《债务清偿协议书》签订后，王贺军单方违约，孙玺珉正在积极协调准备将上述房屋变更登记至王贺军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名下时，王贺军突然向遵化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汤国辉方和孙玺珉支付借款1.4亿余元，并查封了万丰小区的抵债房屋及大量案外人的财产。为减少损失，孙玺珉按汤国辉的委托代理人杨帅指示，在2015年11月13日，由孙玺珉与绿洲公司、丰鑫公司、缘天然公司、玉原公司等四家公司共同协调各方关系，筹措资金，将未被查封的部分北京花市南里抵债房屋变更登记至百纳伟拓公司，以抵顶孙玺珉及上述公司欠汤国辉的债务本金9361.9万元。
对证据（４）《债务清偿协议书》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其合法性不认可。三方约定的利息数额高于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超出部分应属无效。协议签订后，孙玺珉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并于2015年8月末曾通知该抵债房屋可以过户，要求王贺军筹措过户费用，王贺军却于2015年10月14日向遵化市人民法院提起借款合同纠纷诉讼，王贺军属于单方违约。其他意见同对证据（３）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５）《借款确认书》17份、《借款协议》6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这一系列证据是汤国辉与王贺军借款过程中签署的，需通过银行交易明细进行佐证。
对证据（６）股东会决议、汤国辉清偿王贺军债务的框架方案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王贺军曾因非法拘禁汤国辉被公安机关羁押，后被取保候审。
对证据（７）《授权委托书》的质证意见：该证据单独出现，不能反映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对其合法性和真实性不予质证。
对证据（８）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管辖权异议提出时该案尚未进入对事实的审理，该异议申请提出只是为了确定管辖法院，而不是构成对某一事实的自认。
对证据（9）《借款明细确认单》及《还款承诺书》、证据（10）王贺军一方向汤国辉一方出借58笔款项的汇款记录列表和相应的银行凭证等，是王贺军一方与汤国辉一方之间的关系，与孙玺珉无关。
对证据（11）孙玺珉与绿洲公司等四公司法律关系的相关证据中，《借款合同》等证据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判定；绿洲公司、丰鑫公司将部分股权出质给汤国辉的工商登记信息，与本案无关联性。王贺军主张孙玺珉与四公司财产混同的说法没有证据支持，即便是公司的股东也是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股东、监事、董事未经授权或未被追认而以公司名义所为的行为无效，故孙玺珉所签署的协议涉及到其本人的应承担责任，但孙玺珉无权代理处置案外人财产，需案外人自己来陈述或确认。
被告汤国辉、王小艳、京辉公司、泓辉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下列证据：（１）《王贺军提交证据付款明细》（表一）和《以下是利息转入本金数额表》（表二）。（２）2011年12月8日至2012年12月10日汤国辉一方向王贺军还款明细表（表一）及相应的银行交易凭证；2013年1月4日至2013年12月22日汤国辉一方向王贺军还款明细表（表二）及相应的银行交易凭证；2014年1月21日至2015年2月17日汤国辉一方向王贺军还款明细表（表三）及相应的银行交易凭证；2012年1月13日至2014年12月22日汤国辉一方向王贺军偿还本金明细表（表四）及相应的银行交易凭证。（3）遵化市公安局2015年12月28日《鉴定委托书》，载明：王贺军于2015年12月18日将汤国辉非法拘禁三天，遵化市公安局委托法医鉴定中心进行伤情鉴定；2015年12月20日王建超取走借款合同、典当合同后出具的收条。上述证据的证据目的详见答辩状。
针对被告汤国辉一方提交的证据，原告王贺军、邓俊玲质证认为，证据（1）的两份表格确认了2014年11月21日前汤国辉一方尚欠11500万元本金和至2015年9月21日期间的利息，两者之和为14795.3417万元，汤国辉一方将应还已还的1.37亿元说成是在此欠款基础上又归还了1.37亿元，却在借款本息总额上、还款时间上均不能提供对应的证据，同时其还应当提供收取借款、归还本息的全部银行流水。对证据（2）四份明细表所列还款时间、数额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且其提供该证据的目的是冲减原告的诉讼请求额，具体意见如下：第一、上述四份表格中最后一笔还款时间为2015年2月17日，即在本案原被告三方达成的《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债务清偿协议书》之前，而两协议均确认其欠款额为1.4013亿元，即上述四个明细表中所列数额是其应还已还部分，尚有1.4013亿元未归还，才产生了债权转让协议；第二、在2015年7月6日、8月10日的两份协议产生后，其未归还分文本息，因此，其欠款额只能大于1.4013亿元；第三、原告起诉的请求额是不包括其已还款额部分，实际其借款额远远大于现在的请求额。对于证据（3）《鉴定委托书》，汤国辉一方主张的非法拘禁是在2015年12月20日，而该拘禁至今尚未有结论，2015年12月20日的非法拘禁行为与2015年8月10日之前所产生的协议无关。2015年8月10日前所产生的多份协议是连贯的，在本质上没有变化，没有任何胁迫的前提。尤其重要的是，孙玺珉在本案8月1日的质证意见中谈到，孙玺珉正在积极为王贺军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时王贺军提起诉讼，认为王贺军是违约方，由此可知在2015年10月三方之间仍在协商以房抵债和房产过户，以此可见不存在胁迫问题。
针对被告汤国辉一方提交的证据，被告孙玺珉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应由汤国辉一方和王贺军进行认定，但从该证据上无法看出是偿还汤国辉与王贺军之间19笔借款中的哪一笔，偿还本金还是偿还利息在该证据中也不能得出结论。另外，据孙玺珉得知，汤国辉及其经营的泓辉公司、京辉公司的账目有可能都被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查封扣押，汤国辉的账目有可能显示了偿还王贺军欠款的具体情形，这一部分证据是汤国辉无法自行获取的证据，还有一部分合同原件，均被汤国辉的债权人抢走，应该已经无法取回，请求法院逐一核对其双方之间的债务数额。对证据（3）汤国辉一方已说明其受胁迫签订协议，对此孙玺珉并不知情，是对方签完协议后拿回来再让孙玺珉签的字。
被告孙玺珉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１）《抵债协议书》，证明：汤国辉与孙玺珉2014年1月6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孙玺珉认可其中的第二、四、六、九、十一、十二笔的借款过程，但对其中第二、四、六、九笔的借款金额不认可，对借款利率为月4.5%（高于法律规定的24%）不认可。
（２）《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证明：汤国辉、王小艳、王贺军、孙玺珉四人于2015年7月6日依据2014年1月6日签订的《抵债协议书》内容另行签订《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约定汤国辉、王小艳将对孙玺珉的债权转让给王贺军，孙玺珉以第三人所有的丰宁××小区或北京市××花市南里的房产抵顶王贺军的债权。
（３）《债务清偿协议书》，证明：汤国辉、王小艳、王贺军、孙玺珉四人于2015年8月10日就2015年7月6日签订的《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具体履行方式进行了详细约定。3
（４）《清偿协议书》，证明：2015年11月13日，孙玺珉、绿洲公司、丰鑫公司、缘天然公司、玉原公司按照汤国辉指示，与持有公证过的授权委托书的杨帅签订清偿协议书，将北京一套1872.38平方米的房屋按杨帅要求过户至百纳伟拓公司名下，用以抵顶孙玺珉欠汤国辉及所属企业的债务本金9361.9万元。1
（５）协议书（无日期），证明：汤国辉与孙玺珉在2016年协议确认就王贺军和杨帅两位债权人的债权转让事宜，对汤国辉未通知孙玺珉而自行转让给其他人的债权不予认可。
（６）《抵债协议书》其中第二笔借款300万元的相应证据，包括：《抵债协议书》、《还款协议书》（无日期）、《中兴农牧、孙玺珉贷款利息明细表》，证明2010年6月12日孙玺珉向汤国辉借款的事实属实，但双方约定的利息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
（７）《抵债协议书》其中第四笔借款270万元（实欠170万元）的相应证据，包括：《抵债协议书》、《借款合同》，证明借款金额未扣除已偿还的100万元，且约定利率过高；《担保函》，证明绿洲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付款指令》，证明该笔借款汇入绿洲公司出纳李艳波卡内；《收条》、《收据》，证明该笔借款绿洲公司及孙玺珉已收到；《收据》，证明该笔借款到账数额为254.7万元，泓辉公司在付款当日按月息4.5%从本金中扣除40天利息共计15.3万元；《还款协议书》（无日期），证明已还款100万元；《收据》（还泓辉公司欠款），证明孙玺珉在2012年4月9日还款100万，泓辉公司收款后传真收条一份。
（８）《抵债协议书》其中第六笔借款2000万元（实欠907万元）的相应证据，包括：《抵债协议书》、《还款协议书》（无日期）、《中兴农牧、孙玺珉贷款利息明细表》，证明利率高于法律规定的24%，截止2012年7月31日，该笔借款尚欠907万元本金未还；《收据》，证明泓辉公司在2010年3月至5月付利息的情况。
（９）《抵债协议书》其中第九笔借款1900万元的相应证据，包括：《抵债协议书》《还款协议书》（无日期）、《中兴农牧、孙玺珉贷款利息明细表》，证明利率高于法律规定的24%，利息付至2010年7月10日前；收据（会计做账用），记账数额1900万元；收据（泓辉公司扣本抵息），证明泓辉公司在2010年5月11日从本金中扣除第一个月利息85.5万元，本金汇来1814.5万元。
（10）绿洲公司等四公司的工商档案信息。证明：缘天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孙希艳，孙玺珉仅是该公司股东（之前曾担任过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玉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曹永利，孙玺珉仅是公司股东，之前没有担任过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丰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武志龙，孙玺珉不是该公司的股东，之前也未担任过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绿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海新，孙玺珉不是该公司股东，之前也未担任过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11）北京市崇文区花市南里东区15号楼4062.32平方米房产的所有权证书，证明：房产的原所有权人为朱天依与北京国门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12）2015年5-6月四张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证明：孙玺珉偿还汤国辉一方300万元。
针对被告孙玺珉提交的证据，原告王贺军、邓俊玲质证认为：
对证据（１）《抵债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确认了孙玺珉对汤国辉负有债务总额为3.02亿元，该总额系由该协议所列的十二笔欠款构成，缺一不可，且在本次诉讼之前，孙玺珉对欠汤国辉债务的总额及单笔数额均无异议，更重要的是其已按上述欠款事实，在违背其双方与王贺军于2015年8月10日所签《债务清偿协议书》约定的情况下，将已确定给王贺军的抵债房产，抵给了百纳伟拓公司，从而减少了对汤国辉的债务本金9361.9万元。尤为重要的是在其双方完成房产过户登记后签订的《协议书》，再次确认“三、甲方（汤国辉）确认，除上述第一、第二条所涉事项外，乙方不再欠甲方的任何债务。”而其说的第二条所涉事项，即为2015年7月6日、2015年8月10日本案三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债务清偿协议，该两份协议产生的前提就是2014年1月6日的《抵债协议书》，且后两份协议约定三份协议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至此，该《抵债协议书》合法有效，孙玺珉所提利率高于法律规定的24%，与法无据，因为该协议订立时，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
对证据（２）2015年7月6日《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中所提的孙玺珉以第三人所有的丰宁××小区或北京市××花市南里的房子抵顶王贺军的债权中的“以第三人所有”有异议。现有证据表明：孙玺珉是丰宁万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对该公司的财产具有支配权，因此，不是第三人财产，而是孙玺珉本人的财产。北京市东城区花市南里的房子是孙玺珉的财产，不是第三人的财产，这已由孙玺珉将该房产中的1872.38㎡过户到百纳伟拓公司名下的事实证明，有其提交的2015年11月13日的《清偿协议书》证实。同时，该协议证实：①序言及第一条“转让标的”明确了债权转移的前提，以2014年1月6日汤国辉与孙玺珉所签抵债协议中的债权额为依据，确认了转让受让主体和抵债方式，承诺了抵债房产的保留期限。②在该协议的第四条：汤国辉承诺与保证“甲方承诺在乙方债权实现之前，甲方及原借款担保方仍对乙方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甲方不得再将本协议约定抵债房产抵顶给第三方”，此约定明确了汤国辉的义务，其具备被告主体资格，且其是违约方，即将抵债房产过户给了王贺军以外的第三方。③该协议的第五条：孙玺珉承诺与保证“丙方负责将抵债房产登记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人名下，丙方拥有抵债房产的所有权，并保证抵债房产没有任何权属瑕疵，没有任何经济纠纷。”由此可知：孙玺珉是违约方，未将抵债房产登记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第三人名下。④该协议第六条约定“甲、乙、丙三方承诺，本协议独立于甲、乙、丙三方或三方之中任意两方签署的其他协议，如因履行本协议与2014年1月6日甲、丙方签订的《抵债协议书》产生争议，以本协议约定为准”。至此，甲、丙双方2015年11月13日所签订《清偿协议书》无效，其应当将过户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人之外的房产，返还给王贺军（乙方）。
对证据（３）2015年8月10日《债务清偿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①该协议第一条证明三方当事人确认了王贺军的债权额14013万元，确认了孙玺珉同意将汤国辉对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王贺军。②该协议第三条将抵债财产具体化、特定化，但汤国辉与孙玺珉不顾协议约定，另行转让上述房产，显属无效。③根据该协议第八条、第九条约定，甲、丙双方负有共同向乙方清偿债务的义务，因此汤国辉和孙玺珉是适格被告，且均为违约方，其与第三方所签以上述房产清偿债务的协议无效。④第十三条约定说明2014年1月6日二被告所订《抵债协议书》和2015年7月6日《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系一脉相承，不可分割，且该协议已由孙玺珉一方确认为三方当事人之间主张权利的唯一合法依据（见2015年11月14日孙玺珉提交的《管辖异议申请书》第一条第一项）。
对证据（４）2015年11月13日孙玺珉与汤国辉所签《清偿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该协议是二被告违反2015年7月6日和2015年8月10日三方当事人达成债务清偿协议，在其双方之间将已定向给王贺军作为抵债财产的特定房产又登记给第三人的违约行为，其将该房产变更登记在百纳伟拓公司名下的行为是无效的。该协议说明孙玺珉有权代表绿洲公司、丰鑫公司、缘天然公司、玉原公司从事民事行为，因为，该四个公司均在《清偿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这与2014年1月6日《抵债协议书》所列的借款人相一致，故孙玺珉所称的其不能代表上述四公司从事民事行为的观点不成立。
对证据（５）汤国辉与孙玺珉的《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部分内容的合法性有异议。第一、该协议已将2014年1月6日《抵债协议书》、2015年7月6日《债权转让框架协议书》、2015年8月10日《债务清偿协议书》作为一个整体在协议的序言部分予以列明，即其肯定了债权转让的事实及数额抵债财产（房产）范围；第二、该协议第一条所列的2015年11月13日的《清偿协议书》系违法行为，但其反映了该9361.9万元只是履行了相应义务，而不是全部义务，只是抵顶了对甲方及所属企业泓辉公司的借款本金，显然未包含利息。第三、该协议第二条写明了非法转让房产的时间为“在唐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是故意的违约行为，但其肯定了在三方当事人之间于2015年7月6日、2015年8月10日债权转让行为的客观真实，且其负有履行义务。第四，该协议第三条、第四条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2015年7月6日、2015年8月10日两份债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有效，且应当予以履行。
对证据（６）-（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其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已经在2014年1月6日经二被告予以了充分核实，包含于总欠款3.02亿元之中，利率高于24%与本案无关：①当时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故本案中不能适用2015年9月1日生效的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②其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实质上包含了服务费；③该证据充分证明了借款人的主体与2014年1月6日《抵债协议书》所涉的主体及2015年11月13日孙玺珉与汤国辉所订《清偿协议书》上抵顶借款的主体同一；④其无权在本案中向王贺军一方主张2014年1月6日合同效力的确认，因为，王贺军不是该合同上的当事人；其无权向汤国辉主张合同效力的确认，因为他们是共同被告，并无诉讼关系；⑤实质上其所附的《还款协议》、《收据》等证据虽经其精心挑选，但最终无法回避的是缘天然公司（原中兴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丰鑫实业、玉源生物、绿洲公司和孙玺珉是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即其自身证明了孙玺珉是上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互为借款人、担保人，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支配公司财产，因此，其称公司借款与其无关的观点不能成立。
对证据（10）绿洲公司等四公司的工商档案信息质证意见是：对孙玺珉担任缘天然公司和玉原公司的股东无异议，孙玺珉是否为绿洲公司和丰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需要核实，四公司与孙玺珉存在主体混同。
对证据（11）房产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房产的所有权人和实际控制人就是孙玺珉，依据2015年11月13日孙玺珉将该房产中的1872.3平方米抵顶给了汤国辉指定的杨帅代为办理至百纳伟拓公司名下，说明孙玺珉有权处分该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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