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36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号院泰康金融大厦**层。
负责人：戴智勇，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敬仪，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珍珍，女，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蔚然，女，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诉人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两高律所）因与被上诉人李蔚然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28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两高律所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珍珍、孙敬仪，被上诉人李蔚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两高律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2802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李蔚然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李蔚然与两高律所存在劳动关系错误。虽然北京子固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固城公司）的股东吴祖华、徐昭虽是两高律所执业律师，但其与两高律所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两高律所不负责为其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子固城公司团队成员拥有自已的管委会，子固城公司根据管委会对各位成员的绩效评分向其成员发放工资，并且，子固城公司团队成员的社保均是由子固城公司为其缴纳。子固城公司法律服务团队的成员之所以对外以两高律所律师的名义对外执业，是因为子固城公司不具有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因此，两高律所与李蔚然乃至子固城公司法律服务团队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劳动关系。2.李蔚然事实上系与子固城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两高律所与李蔚然在原审庭审过程中所提交的一系列证据材料，可以证明李蔚然实际上系与子固城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2015年11月，李蔚然经子固城公司招募进入其法律服务团队工作，并开始为李蔚然缴纳社保、发放工资，在经过三个月的试用期后，李蔚然于2016年2月15日正式与子固城公司签订具有劳动合同性质的《合作协议》，后因工资问题，李蔚然于2016年3月17日向子固城公司团队发送辞职邮件，并于2016年4月6日，向子固城公司团队成员寄送辞职报告，上述事实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李蔚然与子固城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建立与结束的过程。3.原审法院对工资发放问题的认定存在错误。首先，自李蔚然入职子固城公司以来，一直是由子固城公司向李蔚然发放工资，并且是由子固城公司团队的一个自然人实际负责发放事宜，该自然人并非是在两高律所执业的个人。其次，根据子团城团队2016年3月16日的该团队2月绩效表及工资表，子固城公司团队已经核算出李蔚然二月份的工资为6900.4元，而非李蔚然所主张的8000元，并且据两高律所向子固城公司了解得知，子固城公司之所以未实际向李蔚然发放2月份工资，是因为李蔚然于2016年3月17日向团队提出辞职，并且未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该团队才扣发了李蔚然该月的工资。综上，两高律所认为，原审法院未能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李蔚然的工资发放主体及数额，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原审法院在审判中未能依据法定程序处理两高律所申请追加第三人的问题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为查明本案事实，两高律所当庭申请追加子固城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且向法院递交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及相关书面材料。但是，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中，并未对两高律所的这一申请作出任何处理，因此，两高律所认为原审法院此举属于程序错误。综上所述，两高律所认为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中错误认定李蔚然与两高律所存在劳动关系，并且错误认定李蔚然的工资发放主体及数额，甚至存在程序错误的问题，故请求支持两高律所的上诉请求。
李蔚然辩称，不同两高律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服从一审法院判决，请求维持原判决。
两高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高律所与李蔚然不存在劳动关系；2.两高律所无需向李蔚然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3月17日期间工资12781.61元；3.两高律所无需向李蔚然支付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3月1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5195.4元；4.两高律所无需向李蔚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关于劳动关系，李蔚然主张其于2015年11月16日入职两高律所，担任律师。李蔚然为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如下证据：1.北京市司法局公示查询页、申请人执业证复印件、社会保险明细；2.工资流水单；3.（2016）桂06行终3号行政判决书；其中显示两高律所委托代理人为李蔚然，身份为两高律所律师；4.子固城公司企业信息，显示股东为吴祖华及徐昭；5.北京司法局网上查询，显示吴祖华及徐昭为两高律所执业律师。两高律所对于李蔚然提交的北京市司法局公示查询页、申请人执业证复印件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是为了配合李蔚然变更执业办理转所手续，社会保险是子固城公司为其缴纳；对工资流水单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主张两高律所不存在受薪律师，发工资也都是个人；对于判决书中李蔚然的身份，两高律所认可李蔚然曾经是其所的执业律师，但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4、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因子固城公司没有提供法律服务的资质，因此公司员工均在两高律师办理执业手续。两高律所主张与李蔚然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称李蔚然系与子固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李蔚然与子固城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在该协议当中对工作内容、薪酬等做出了约定，并实际由子固城公司向李蔚然发放工资报酬、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报销差旅费等费用。就其主张两高律所提交了如下证据：1.《合作协议》，显示甲方为子固城公司，乙方李蔚然，甲乙双方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就甲方企业管理及法律事务合作等事务，自愿结成合作关系……2.子固城团队2月工资表、绩效考核表、微信截图；3.李蔚然社保缴费记录；4.辞职邮件及《辞职报告》，其中辞职报告内容为：“子固城团队管委会：因工资原因，故申请离职，现补辞职报告，望准。”李蔚然对《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否认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称给自己发放工资的是在两高律所执业的个人，但对工资表中的数额不予认可，称两高律所无故降低了工资；对社保缴费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系自己离职时才知道缴费的单位为子固城公司；对《辞职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但主张此份《辞职报告》系自己邮寄给两高律所的，因此能够证明自己与两高律所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审理期间，经两高律所申请，法院调取了李蔚然于2015年11月4日在北京市司法局办理变更执业机构时的相关材料，其中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申请表（2015年11月9日），显示申请人：李蔚然，律师事务所名称（拟调入所）：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2.2015年11月2日两高律所出具的接收函，内容为：“我所同意接收李蔚然律师为我所专职执业律师，特此证明”；3.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劳动合同，甲方为两高律所，乙方为李蔚然，约定：甲方聘用乙方为专职执业律师，并根据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为乙方办理执业登记；合同期限自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0日。落款处加盖两高律所的公章及李蔚然签字。两高律所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表示是为了配合李蔚然办理转所事宜，因此才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双方事实上并未形成劳动关系。李蔚然对上述除“劳动合同”以外的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未对“劳动合同”落款处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申请笔迹鉴定。
2.关于工资标准及发放情况，李蔚然主张双方口头约定试用期为2015年11月16日至11月30日，试用期月工资标准为“底薪6400元+不定额奖金”，转正后月工资标准为“底薪8000元+不定额奖金”，每月10日以银行打卡形式发放上月整月工资及报销费用，两高律所未支付2016年2月1日之2016年3月17日期间工资。李蔚然就其主张提交了光大银行工资流水单，显示2016年1月12日存入金额8544元，摘要为“2015年12月工资加报销”；2016年1月31日存入金额8000元，摘要为“2016年1月份工资”；2016年2月24日存入金额550元，摘要为“2016年1月份报销”。两高律所对工资流水单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主张两高律所不存在受薪律师，发工资也都是个人。两高律所称不清楚李蔚然的工作情况，且李蔚然也未提交其工作至2016年3月17日的证据。
3.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李蔚然主张因两高律所拖欠工资遂于2016年3月17日提出离职，两高律所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李蔚然就其主张提供了辞职邮件、补寄辞职报告的快递单。辞职邮件显示内容为“李律师您好！工资原因申请离职，望准。”李蔚然称该辞职邮件的收件人是两高律所律师。两高律所对邮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主张该邮件是向子固城团队负责人提出的，而不是向两高律所提出。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劳动关系，本案中，法院自北京市司法局调取的相关材料中显示李蔚然与两高律所签订了劳动合同，且李蔚然提交的北京市司法局公示查询页、申请人执业证复印件及法院判决书均显示李蔚然身份为两高律所执业律师，现两高律所主张李蔚然与子固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该公司吴祖华及徐昭两位股东亦为两高律所执业律师，因此综合本案具体情况以及李蔚然提交的相关证据，法院对李蔚然关于其自2015年11月16日至2016年3月17日期间与两高律所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予以采信。
关于2016年2月1日至3月17日期间的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的入职时间、工资标准、工资发放情况等负有举证责任。现两高律所未就李蔚然工资标准及发放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据，故法院采信李蔚然关于其工资标准及两高律所未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3月17日的工资的主张。两高律所应当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仲裁裁决不高于法律规定，李蔚然亦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因法院对李蔚然关于两高律所未支付其工资的主张予以采信，故李蔚然以两高律所拖欠其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仲裁裁决不高于法律规定，李蔚然亦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根据法院向北京市司法局调取的相关材料中显示李蔚然与两高律所签订了劳动合同，李蔚然虽不认可该劳动合同落款处其签字的真实性，但未就此申请笔迹鉴定，故法院对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鉴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故法院对两高律所要求无需支付李蔚然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李蔚然支付二〇一六年二月一日至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期间工资12781.61元；二、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无需支付李蔚然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5195.4元；三、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李蔚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00元；四、驳回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即在于李蔚然是否与两高律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两高律所主张李蔚然的发放工资、缴纳社保都在子固城公司，且与子固城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协议，李蔚然与两高律所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自北京市司法局调取的相关材料显示，李蔚然与两高律所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两高律所也为其出具了律师的接收函，内容为：“我所同意接收李蔚然律师为我所专职执业律师，特此证明”，且李蔚然提交的北京市司法局公示查询页、申请人执业证复印件及均显示李蔚然身份为两高律所执业律师，从其提交的判决书的情况来看，其工作的主要内容亦是作为两高律所的律师代理案件，作为律师其主要接受两高律所的日常管理，故应当认定两者之间劳动关系成立。现两高律所主张李蔚然与子固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另两高律所亦认可因为子固城公司不具有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子固城公司法律服务团队的成员对外是以两高律所律师的名义执业，故据此可以认定李蔚然作为律师执业提供劳动是两高律所业务的组成部分。故对于其主张李蔚然系与子固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两高律所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上诉还提出一审法院对于其追加第三人子固城公司的申请未予处理，属于程序违法的主张。因两高律师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子固城公司与本案的关联关系，子固城公司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中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故对于其追加申请本院不予准许，虽然一审法院对于其追加申请的处理存在程序瑕疵，但并不构成为严重的程序违法，亦未影响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性，故对于两高律所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两高律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茵
审 判 员 郑吉喆
代理审判员 熊 静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 助理 沈 力
书 记 员 武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