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4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烈盛胶袋厂，住所地增城区。
经营者：刘镇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镇烈，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余文斌，广东知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澳万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梁彩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雅，广东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慧君，广东乐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廖文珠，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上诉人广州市增城烈盛胶袋厂（以下简称烈盛厂）、刘镇烈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澳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万公司）、原审被告廖文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3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镇烈、烈盛厂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后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澳万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误。一审法院认定澳万公司与刘镇烈、烈盛厂进行结算，并于2016年6月8日立下《欠条》给澳万公司是对事实错误的认定。首先，澳万公司从未与刘镇烈、烈盛厂进行结算，而且刘镇烈、烈盛厂从未立下《欠条》交给澳万公司。《欠条》的欠款人的签名处并非刘镇烈、烈盛厂的签名，刘镇烈、烈盛厂也从未授权其他人签名。刘镇烈、烈盛厂也是在收到一审法院的诉讼材料之后才知晓存有一份“刘镇烈”签名的《欠条》，为此，双方并不存在任何的对账结算，请法院予以查明。其次，自然人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个体，烈盛厂由刘镇烈经营，财务上也由刘镇烈与澳万公司对接和安排。廖文珠并不知晓烈盛厂具体经营情况，更不知晓刘镇烈、烈盛厂与澳万公司之间具体的贷款情况，其无法确认是否存在拖欠贷款和拖欠的数额。刘镇烈、烈盛厂也从未委托廖文珠与澳万公司进行对账结算，澳万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刘镇烈、烈盛厂委托了廖文珠进行对账结算；对澳万公司与廖文珠私自的对账行为，刘镇烈、烈盛厂事后也没有进行确认。为此，澳万公司私自制作交由廖文珠的《欠条》属于无权代理的行为。涉案的厂由刘镇烈独自经营管理，而且欠条是对事项作出的结论性意见。对该结论的来源依据，廖文珠并不能全部知晓，对一些具体账目也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廖文珠对此不具有处理权，除非有足够证据能使人相信廖文珠取得了刘镇烈的授权外（委托书、加盖公章等），更何况所签名并不是刘镇烈自己的姓名，而是廖文珠的名字，更没有加盖单位的公章进行确认。所以廖文珠无权对有关账目进行结算，更无权签署以刘镇烈、烈盛厂的名义出具的欠条。二、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如澳万公司在起诉状中诉称，刘镇烈、烈盛厂与澳万公司的业务往来持续到2015年，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拖欠78453元。若双方确认此数额，即2015年12月31日欠款78453元，那么很明确，在2015年12月31号之后，澳万公司所要的贷款款项总共为78453元。在刘镇烈、烈盛厂于2016年2月支付的20000元款项却为何没有作为减扣，也即如果存在真的欠款，那么数额也理应为58453元。因为双方之后没有了业务往来，刘镇烈、烈盛厂所支付的款项为原欠款项的一部分；并且刘镇烈、烈盛厂所述欠款确认数额78453元发生在2015年12月31日截止。所以刘镇烈、烈盛厂不存在支付其他的款项的可能。这也能说明若存有对账的前提下，那么一审法院判决的数额也是错的。再者，澳万公司所述称廖文珠交付的《欠条》也能说明澳万公司是故意避开刘镇烈、烈盛厂，而私下找不知情的廖文珠签名的。如果是刘镇烈签名，那么刘镇烈当时在场，为何澳万公司与廖文珠结算，而不与刘镇烈结算？而且澳万公司明知其工厂为刘镇烈经营且之前也是一直与刘镇烈进行对接，却将事先制作的《欠条》交付给廖文珠，让其签署刘镇烈的名字，却又不加盖公章进行确认完全不符合日常的逻辑。
被上诉人澳万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廖文珠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澳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刘镇烈、烈盛厂立即向澳万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78453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2月31日上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款日止）。2.廖文珠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刘镇烈、烈盛厂及廖文珠承担。
一审查明的事实：刘镇烈与廖文珠是夫妻关系。澳万公司是经营油墨料，烈盛厂是经营胶袋生意。刘镇烈是烈盛厂经营者，烈盛辅料行是刘镇烈开设的档口。澳万公司从2005年开始与刘镇烈有生意来往，澳万公司将油墨料交给刘镇烈、烈盛厂，双方交易至2015年12月就没有生意来往。事后，刘镇烈、烈盛厂欠下澳万公司的货款未付，经与澳万公司结算，于2016年6月8日立下《欠条》给澳万公司。事后，刘镇烈、烈盛厂未还款，经澳万公司追讨未果，澳万公司诉至一审法院，申请诉讼保全，并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提供《保单》作为担保。
一审法院根据澳万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7月13日作出（2016）粤0183民初35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查封刘镇烈所有的粤A×××××号牌小型汽车一辆。
廖文珠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及举证。
一审庭审中，澳万公司诉称，该《欠条》是廖文珠交给其，对于刘镇烈、烈盛厂提供中国农业银行回单的款项20000元中是在结算前支付的货款，不含起诉标的。刘镇烈、烈盛厂辩称，该《欠条》是澳万公司打印好由廖文珠签名，是未经过刘镇烈、烈盛厂确认。刘镇烈与澳万公司生意交往至2015年12月31日就终止，在2016年2月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付款20000元给澳万公司，所以《欠条》款项与实际不相符，应驳回澳万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本案，刘镇烈、烈盛厂庭审称其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付货款20000元给澳万公司，以及该《欠条》是廖文珠所签名，从中可认定澳万公司与刘镇烈、烈盛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对于刘镇烈、烈盛厂所称主体不符的问题，刘镇烈、烈盛厂庭审称广州烈盛辅料行是其开设的档口，从中可认定《欠条》上所述的广州烈盛厂（烈盛辅料行）是刘镇烈、烈盛厂以该名字来结算，且刘镇烈、烈盛厂认可《欠条》内容是澳万公司打印由廖文珠签名。同时，刘镇烈、廖文珠是夫妻关系，故可认定刘镇烈、烈盛厂欠下澳万公司的货款78453元。现澳万公司要求刘镇烈、烈盛厂归还货款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2月31日上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款日止），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澳万公司要求廖文珠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廖文珠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及举证，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刘镇烈、烈盛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货款78453元及利息给澳万公司。二、廖文珠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02元、诉讼保全费822元，由刘镇烈、廖文珠、烈盛厂负担。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刘镇烈以及烈盛厂确认与澳万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则刘镇烈以及烈盛厂理应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1.欠条的效力能否予以认定？2.欠款金额应如何认定？
关于欠条的问题。刘镇烈以及烈盛厂称欠条是廖文珠签名。经查，廖文珠与刘镇烈是夫妻关系。刘镇烈二审中也认可档口上留有廖文珠的联系方式，可印证澳万公司关于廖文珠亦参与烈盛辅料行的经营的主张。刘镇烈以及烈盛厂诉讼中没有提交证据推翻欠条的效力。因此，一审采纳廖文珠签名欠条的效力并无不当。
关于欠款金额的问题。欠条上载明，烈盛厂（烈盛辅料行）结欠澳万公司2015年12月31日止货款78453元。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8日。刘镇烈以及烈盛厂认为其在2016年2月支付的20000元发生在2015年12月31日之后，因此，该笔款项应在欠款总额中予以扣除。但是，涉案欠款落款日期是2016年6月8日，在20000元支付行为之后，则澳万公司称在出具欠条时已经扣除了该笔款项的主张更为合理，一审予以采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镇烈以及烈盛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1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增城烈盛胶袋厂、刘镇烈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罗永娟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