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03民初2409号
原告：冯壮杰，男，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
被告：黎旭华，女，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
原告冯壮杰与被告黎旭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董娟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健、丁荣培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壮杰、被告黎旭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冯壮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双方合同终止；2、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全部风险保证金6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3月1日，原、被告签订《长沙市个体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由原告租赁被告所有的牌号为湘的出租车从事出租车运营，每月租赁费7500元，租赁期限从2015年3月1日到换新车为止。除格式约定原被告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之外，双方还同时签订了相关补充条款“上交租赁费（即份子钱）如遇政策性调高或调低，双方另行协商”等事项。2016年3月23日前后，长沙市城市出租汽车协会等相继出台“对出租车实行阶段性补贴”等相关政策。原告认为因被告享受了相关补贴，其有权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条款与被告另行协商租赁费的相关问题。现原、被告经过多次协商，双方就租赁费变更问题无法达成合意，故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被告黎旭华辩称：1、原、被告签订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期限是至换新车（2017年1月）为止，在此之前被告无权要求解除合同；2、补充条款有约定租赁费遇政策性调整时可以协商，而不是由原告单方决定；3、原、被告合同约定的租赁费本就低于市场价；4、原告自2016年3月起自行将租金减少至6500元/月且自2016年6月起未再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被告将追究原告的违约责任。
原告冯壮杰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长沙市城市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拟证明原、被告有合同关系且租赁车辆不是新车而是中途开始租赁的事实；
证据二、补充条款，拟证明原、被告约定遇政策性调高或调低的情形时双方另行协商租赁费的事实；
证据三、长沙市城市出租汽车协会文件1份，拟证明发生了政策性调高或调低的情形；
证据四、原、被告沟通记录，拟证明双方就租赁费曾进行协商沟通但无法达成协议的事实；
证据五、收条，拟证明原告向被告缴纳风险保证金6万元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五的三性均予认可；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文件只能证明补贴600元，且规定低于行业标准的可以适当降低补贴标准；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记录只是部分内容，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实际上双方并未正式协商过。
被告黎旭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长沙市出租车个体租赁经营合同3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约定的租金本就低于同行业标准；
证据二、银行流水记录，拟证明原告自2016年3月起自行将租金减少至6500元且自2016年6月起未再支付租金；
证据三、双方短信记录，拟证明被告于2016年6月26日、7月19日向原告催收租金；
证据四、原、被告签订的长沙市出租车个体租赁经营合同，拟证明原、被告明确约定了原告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责任。
原告冯壮杰对被告黎旭华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关联性有异议，其他人的合同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二、三的三性无异议，但原告自2016年6月起未付租金系因手机损坏，保存记录被告银行账户的信息丢失；对证据四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已于5月份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告知原告，但被告恶意拖延诉讼。
经审查，结合原、被告双方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分别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证据一至五及被告提交证据一至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论证。
根据上述认定的有效证据，结合庭审笔录，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5年3月1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长沙市个体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双方约定：甲方提供2012年6月购进的出租车一台，发动机号为955438，交给乙方运营和保管；乙方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运行成本自理为原则，定期、定额向甲方交纳租赁金；租赁期限从2015年3月1日起至换新车为止，租赁金为每月7500元，乙方在签订合同后每月25号向甲方交当月租赁金；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交纳保证金（在合同期内乙方无违约行为时，甲方到期全额退还，不计息）；合同同时约定了原、被告双方各自权利、义务及应承担的责任，并明确各自应承担的费用等。原、被告双方于上述合同签订当日另行签订补充条款“1.上交租赁费（即份子钱）如遇政策性调高或调低，双方另行协商；2、现前挡风玻璃破损，不知是否买保险，如需换费用由甲方承担”。同日，原告向被告交纳风险保证金6万元，由被告出据收取。2016年3月23日前后，长沙市城市出租汽车协会等相继出台“对出租车实行阶段性补贴”等相关政策。原告认为因被告享受了相关补贴，其有权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条款与被告另行协商租赁费的相关问题。现原、被告经过多次协商，双方就租赁费变更问题无法达成合意，原告遂要求解除合同。
另查明，捷达湘登记经营者为王良明，注册日期2005年3月30日，经营范围为的士客运（营运时间至2017年5月31日），本轮经营期年限为2009年1月至2017年1月。2011年3月7日，被告与王良明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以71.98万元的价格购买该车，双方至今尚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长沙市个体出租汽车租赁经营合同》及其补充条款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该合同明确约定双方租赁期限为2015年3月1日至换新车为止，现原、被告双方在庭审过程中均认可换新车的时间即本轮营运期终止日即2017年1月底，在此之前如无约定或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不得单方面终止合同，否则应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关违约责任。现原告主张长沙市城市出租车协会均出台政策对出租车实行补贴，被告对存在政策性补贴的事实亦予以认可，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条款“上交租赁费（即份子钱）如遇政策性调高或调低，双方另行协商”，原告确有权要求合同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租赁费，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原告在双方另行协商不成时可否要求解除合同。因双方在该合同及补充条款中并未就租赁费协商不成时可否解除合同作出约定，对该种情形的处理主要应考虑租赁费遇政策性调整后，继续履行合同是否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被告依约将符合规定标准的租赁车辆交付原告使用、收益，原告向被告支付租金，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虽有长沙市城市出租汽车协会自2016年3月至5月的阶段性政策补贴共计1800元，但该补贴相对原、被告之间租赁合同的租期及租金标准而言数额较小，继续履行合同尚未造成对原告的明显不公平，原、被告双方对租赁费遇政策性调整时的争议可通过相应增加或减少租赁费解决，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故对于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原告在本案中未提出调整租赁费的诉讼请求，基于不告不理的原则，本院在此不宜直接调整租赁费，原告可另行起诉进行处理。对于被告主张原告自2016年3月至5月份每月只支付了租金6500元且自2016年6月起未再支付租金的事实，因被告未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本院在此不宜作出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冯壮杰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330元，由原告冯壮杰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董娟娟
人民陪审员 刘 健
人民陪审员 丁荣培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代理书记员 湛骁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