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鄂孝感中民再终字第00013号
再审申请人（原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湖北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湖北华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315号硚口区档案局综合楼***层。
法定代表人陈治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刚，系该公司职员。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申请人（原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工商登记经营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马池路南睿升学校东，实际经营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科技馆路9号。
代表人王小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良明，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再审申请人湖北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来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联通公司”）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1日作出（2011）硚民二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宣判后，未来公司不服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79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未来公司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3年5月22日作出（2013）鄂民申字第00424号民事裁定，指定本院再审本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未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刚、被申请人武汉联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袁良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联通公司诉称：2003年8月23日，我公司与湖北华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人公司）在履行双方合作协议过程中签署了一份“华人公司欠款明细确认函”（以下简称“确认函”），确认华人公司欠武汉联通公司款项共计人民币1105.62万元，武汉联通公司以应支付给华人公司的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等费用共计731.14万元冲抵华人公司的欠款，双方还商定了待定的冲抵款项合计252.89万元，最终确定了华人公司应付的欠款是121.59万元。但在“确认函”签订后，武汉联通公司因疏忽仍将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支付给了华人公司，而没有按“确认函”的约定将其用以冲抵华人公司对武汉联通公司的欠款。这样，事实上华人公司至今还欠武汉联通公司货款522.69万元（即391.2万元＋9.9万元＋货款121.59万元）。武汉联通公司曾在华人公司起诉其代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另案诉讼），就华人公司对武汉联通公司欠款问题向人民法院提出过主张，人民法院确认了华人公司欠武汉联通公司1105.62万元以及武汉联通公司将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维系费9.9万元支付给了华人公司而没有依“确认函”约定将其用以冲抵华人公司欠款的事实，但认为华人公司欠原告的款项与该代理合同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因而没有合并处理。故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华人公司向本公司归还欠款522.69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承担诉讼费用。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1）硚民二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认定：2003年8月23日，武汉联通公司与华人公司在履行双方合作协议过程中签署了一份“华人公司欠款明细确认函”（以下简称“确认函”），确认华人公司欠武汉联通公司款项共计人民币1105.62万元，武汉联通公司以应支付给华人公司的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等费用共计731.14万元冲抵华人公司的欠款，双方还商定了待定的冲抵款项合计252.89万元，最终确定了华人公司应付的欠款是121.59万元。但在确认函签订后，武汉联通公司仍将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支付给了华人公司，而没有按确认函的约定将其用以冲抵华人公司对武汉联通公司的欠款。武汉联通公司、华人公司之间因代理合同发生纠纷并诉讼至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了（2008）武民商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称武汉中院判决书），判后，双方不服，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后经调解，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9）鄂民二终字第00032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称高院调解书），双方的代理合同纠纷得以结案。在武汉中院判决书、高院调解书中，均确认了华人公司欠武汉联通公司货款1105.62万元以及武汉联通公司将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维系费9.9万元支付给了华人公司而没有依确认函约定将其用以冲抵华人公司欠款的事实，但认��华人公司欠武汉联通公司的手机货款与华人公司诉武汉联通公司代理合同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因而没有合并处理。故武汉联通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认为：武汉联通公司与华人公司签订的确认函内容明确，意思表达清晰，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确认函对华人公司的应付款未限定还款时间，武汉联通公司依法有权随时向华人公司主张权利，但最长不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故华人公司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武汉联通公司将约定应冲抵的“已扣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支付给了华人公司的客观事实成立，该两笔款项实际上未作冲抵之用，系重复支付，不符合确认函的约定，可由华人公司退还给��汉联通公司。高院调解书主文中已明确武汉联通公司支付给华人公司的是该案所争诉的代理费、维系费、利息损失，不包含本案双方争诉的货款；在双方达成上述调解协议之前，武汉联通公司已将“已扣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重复支付给了华人公司，故该两笔款项与武汉中院判决书、高院调解书也并无关联，华人公司辩称确认函项下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在高院调解书中处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全部清结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确认函中待定的冲抵款，现武汉联通公司已表示予以认可，因武汉联通公司已表示予以认可，因武汉联通公司欠华人公司的其他有关款项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如华人公司对待定的冲抵款还有其他异议的，可另行向武汉联通公司主张权利，但对于武汉联通公司已认可的冲抵款项，可在本案中予以扣减。对确认函中注明的应付款121.59万元予以认定，应由华人公司支付给武汉联通公司。故本案华人公司尚欠武汉联通公司的款项为：391.2万元＋9.9万元＋121.59万元=522.69万元。武汉联通公司要求华人公司归还上述欠款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因双方对应付款121.59万元未约定付款期限，也无证据证实391.2万元和9.9万元的具体支付时间，故武汉联通公司要求自2003年9月1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但因武汉中院判决书中已确认武汉联通公司对391.2万元和9.9万元主张过权利，故应当以武汉中院判决书判决时即2008年11月13日起计算391.2万元和9.9万元的利息损失，自武汉联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即2011年11月22日起计算121.59万元的利息损失。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华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给武汉联通公司人民币5226900元及其利息损失（自2008年11月13日起按4011000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1年11月22日起按1215900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上述履行期限届满时止）。二、驳回武汉联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65675元由华人公司负担50000元，武汉联通公司负担15675元。
宣判后，华人公司不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遗漏华人公司代垫的120万元费用冲抵和420万元保证金未予转账的重要事实。2002年12月6日，双方在“确认函”签署前，另行签署有“合作协议附件”，该附件第二条约定相关费用共计120万元，由双方在手机款结算中冲抵。“确认函”项下确认的华人公司应付款121.59万元，未将上述代垫款120万元予以冲抵。同时，在“确认函”下面明确注明，华人公司向被上诉人武汉联通公司支付的850万元保证金中，由于供货商未提供税款，还余420万元保证金未完成转账，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回转。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高院调解书的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也违背常理。高院调解书中明确记载了“确认函”，该证据是武汉联通公司作为证据提供的。而武汉联通公司提供该证据的目的是要在该案中处理“确认函”，起到抵销债务的作用。因此无论是省高院还是武汉联通公司都认为“确认函”应在该案中处理，是属于“双方基于本案产生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解，本案中的已扣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显然是属于代理费和维系费而不属于货款，该部分应当在高院调解书中已作了结清。从常理上说，调解是在双方互谅互让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如果“确认函”确认的债权债务不属于该代理合同纠纷债权债务关系的一部分，则我公司不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武汉联通公司向我公司支付1859万元的判决提出上诉后，反而在上诉阶段接受1700万元的调解，另外我公司还要向联通公司另外退还重复支付的已扣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及应付款121.59万元显然违背上诉初衷。三、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系重复支付，则性质上属不当得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一审判决书已明确“中院判决书已��认原告对391.2万元和9.9万元主张过权利”。因此武汉联通公司在2008年11月13日前已知道391.2万元和9.9万元不当得利的事实及对方当事人。该公司于2011年11月22日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判令：1、撤销原判。2、驳回被上诉人武汉联通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武汉联通公司承担。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797号民事判决认定：“武汉联通公司在代理合同纠纷案中为说明其已支付代理费的金额，向法院出示了两份证据：证据十三‘明细表’载明：‘联通公司向华人支付了35115202元的代理费（返利），（注：从实际转账金额上讲，抵扣手机欠款额1330275.37元后，实际划款金额为33784926.63元）’。证据十五‘确认函’载明：华人公司欠款1105.62万元，冲抵后华人公司应付款为121.59万元。中院判决书及高院��解书对‘明细表’均予以采信。中院判决书和高院调解书均在审理查明部分表述‘确认函确认华人公司欠武汉联通公司手机货款1105.62万元，并约定以扣减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作为冲抵款。但该函签署后，武汉联通公司并未将约定的返利款和维系费扣减冲抵欠款，而是仍然将返利款和维系费支付给了华人公司。华人公司对最终下欠武汉联通公司的货款数额表示存在争议。’中院判决书中认为‘由于手机货款与代理合同纠纷属不同法律关系，且华人公司对欠款情况与武汉联通公司存在争议，故不宜合并处理，武汉联通公司可另行向华人公司主张。武汉联通公司要求将该款计入本案已付返利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高院调解书对武汉联通公司要求将上述冲抵款计入已付华人公司返利的请求是否属于该案二审审理范围未作明确表述。武汉联通公司不��中院判决，上诉至省高院［案号：（2009）鄂民二终字第00032号］，武汉联通公司上诉称392.1万元返款和9.9万元维系费不存在另一法律关系的问题，并要求从应付代理费中予以抵扣。2010年12月20日省高院作出高院调解书，该调解书第一项内容为‘武汉联通公司向华人公司支付本案纠纷所涉争议的代理费、维系费、利息损失共计17000000元整。上述款项支付完毕后，除双方已在其他法院诉讼程序或仲裁机构程序中争议的事项外，双方基于本案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清结。另查明：2012年1月11日，华人公司更名为湖北未来科技有限公司。”该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与原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
原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务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确认函”中未约定履行期限，武汉联通公司可以随时要求未来公司履行。武汉联通公司于2011年11月18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未来公司关于武汉联通公司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上诉人未来公司称原一审法院判决遗漏420万元保证金未转账及未认定120万元费用冲抵的问题。关于未来公司所称420万元保证金转账的问题不属于本诉范围，未来公司未就该主张提出反诉，关于保证金转账问题不是本案审理范围。关于120万元费用冲抵，如前所述，未来公司提交的冲抵的证据发生于“确认函”之前，应以确认函所确认的金额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未来公司关于应予以冲抵120万元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该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三、关于本案双方当事人讼争的522.69万元是否已在高院调解书予以解决的问题。高院调解的案件性质为代理合同纠纷案，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案，两案法律性质不同。在代理合同纠纷案中，武汉联通公司提出抵扣401.1万元的抗辩后，中院判决书已认定401.1万元的货款与代理合同纠纷是不同法律关系，要求武汉联通公司另行主张。且高院调解书第一项明确武汉联通公司向华人公司支付的款项性质为代理费、维系费、利息损失，从字面含义理解未包括货款的内容，因此该调解书第一项所涉及的项目与本案货款纠纷不同，高院调解书中调解金额未包括本案货款，武汉联通公司有权向未来公司主张权利。另外，中院判决书判决武汉联通公司向华人公司支付代理费、维系费、违约金等费用1859万元，省高院调解金额为1700万元，如果“确认函”确认的债权债务也属于高院调解书的内容，加上“确认函”���定的华人公司欠武汉联通公司的522.69万元，武汉联通公司实际支付给华人公司的费用达到2222.69万元。武汉联通公司上诉后，反而接受向华人公司支付2222.69万元的结果不符合常理。因此，本案讼争的522.69万元未在省院调解中予以处理，上诉人称本案讼争内容已在省院调解书中予以了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0元由上诉人未来公司负担。
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未来公司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1、双方在代理合同纠纷案中基于互谅互让达成���议，按照1700万元将双方之间基于代理合同而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一揽子结清，而本案所讼争的522.69万元属双方基于代理合同纠纷产生的争议事项，已经在省高院调解书中予以调解处理，武汉联通公司另行起诉，违背了省高院达成的调解协议，造成本案一案两审，严重损害了我公司权益；2、本案所争讼的522.69万元与高院调解达成的1700万元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平等主体的之间的代理合同而产生的同一法律关系。高院调解书载明“双方基于本案所产生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全部清结”，武汉联通公司在原代理合同纠纷案中就522.69万元已主张过权利，该欠款应属于高院调解书中“双方基于本案所产生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囊括在1700万元中，在高院调解书生效后，武汉联通公司立即向未来公司支付了1700万元，且在支付时从未提出抵扣所谓的522.69万元欠款，也未向未来公司提出任何异议，武汉联通公司的支付行为表明其是认可了高院调解书已对双方债权债务一揽子清结的。武汉中院判决未来公司支付给武汉联通公司522.69万元，属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故请求：1、撤销武汉中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797号民事判决和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1）硚民二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申请人武汉联通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原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申请人武汉联通公司承担。
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未来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省高院调解笔录一份。拟证明双方达成的1700万元是基于互谅互让形成的，对每笔项目明细虽没有明确划分，但该调解包括了522.69万元。
证据二，2003年2月12日武汉联通公司综合市场部向华人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一份。内容为：“贵公司于2002年12月30日向我��司出具的《关于担保主体CDMA手机欠款说明》及2003年元月19日与我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是为配合我公司作年终财务审计之用，不具备法律效应，特此承诺。”拟证明未来公司是为了配合武汉联通公司内部需要提供的文件，不是双方真实的债权债务。
证据三，证人邝远平的庭审证言。拟证明双方于省高院调解所达成的1700万元的组成及包括了本案争讼的522.69万元。
证据四，武汉市仲裁委员会（2006）武仲调字第00934号调解书一份、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06）武区民一初字第413-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及付款凭证和记账凭证若干。拟证明双方基于代理合同纠纷而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已通过调解之后自动履行、撤诉等方式全部结清。
被申请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未来公司的证明目的，即该调解笔录并不能充分证明双方的债���债务关系在省高院调解书中已经一揽子解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本案发生于该承诺函产生之后，该函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认为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未来公司的证明目的，因为1700万元是由1500万元加200万元资金占用费组成，武汉联通公司在代理合同纠纷案中未提起反诉，但在该案的一审重审过程中将确认函作为反驳证据提交，一审法院重审时以本案所涉522.69万元与该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未作处理；对上述证据四无异议，武汉联通公司对三份生效的法律文书都已履行完毕。
本院认为，对于双方均认可的上述证据四，本院予以采信；
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三，结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鄂民二终字第00029号民事调解书及证据四，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以采信。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被申请人不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被申请人武汉联通公司再审辩称：1、本案不存在一案两审的问题，在未来公司诉武汉联通公司案中一审、二审处理的均为代理合同纠纷，而本案所涉的522.69万元欠款属于不当得利，本案是围绕不当得利纠纷进行处理的，前案与本案的性质和案由不同，故本案不属于一案两审；2、在前案中，双方在本诉与反诉中均未涉及本案的522.69万元应否扣减或返还等问题，因前案认定本案讼争的522.69万元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省高院调解书对本案的不当得利予以搁置处理，且省高院调解书达成的1700万元协议是由1500万元加200万元的资金占有损失形成的，不包括本案讼争的522.69万元。综上，未来公司不当得利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一审、二审法院的审理正确，请求驳回未来公司的再审请求。
被申请人武汉联通公司为支持其再审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省高院调解书一份。拟证明双方调解达成的1700万元是依据武基经鉴定（2006）01号《审计报告》形成的，对本案争讼的522.69万元未作处理。
证据二，武汉武基会计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一份。拟证明调解达成的代理费及维系费是以合作协议和话费单为计算依据的。
证据三，华人公司欠款明细确认函。拟证明确认函不在《审计报告》内，原案对本案争讼的522.69万元未予处理。
证据四，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一份。拟证明未来公司已承认本案争讼的代理费391.2万元和维系费9.9万元未予冲抵的事实。
针对被申请人武汉联通公司再审提交的上述证据，再审申请人未来公司质证称：对武汉联通公司提交的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省高院的调解书是双方在综合考量、各自作出让步后达成的，该调解书对本案争议的款项已做出了处理。
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未来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表示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亦予以采信。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被申请人武汉联通公司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再审查明，2002年9月21日，武汉联通公司为甲方，华人公司为乙方，中信王家墩支行为丙方签订了一份有效期限为三年的《合作协议》，约定：丙方中信王家墩支行则向乙方华人公司提供两年期的购机贷款用于乙方发展CDMA集团客户。丙方依据乙方发展用户数量，每一个用户给予相应额度购机贷款；丙方发放的购机贷款由乙方华人公司分期于两年内逐月归还，并同时支付贷款利息。���方华人公司在丙方中信支行设立结算账户，甲方武汉联通公司按月支付的单个用户当月应收话费的50%返利，直接划至该账户，乙方华人公司同意丙方中信王家墩支行按月从此账户上扣划贷款本息。
甲、乙方双方约定，甲方武汉联通公司授权乙方华人公司为CDMA移动电话业务代理商，共同开展CDMA移动电话的租赁活动；凡武汉市需要租赁使用CDMA移动电话的企业单位集团，承诺按照甲方CDMA移动电话的资费标准，在两年内消费达到其规定额度的话费，集团用户出具担保函，经乙方华人公司审核确认后，与甲、乙方签订集团入网协议，即可获得由乙方华人公司代理开发的CDMA移动电话的租赁使用。
同时约定：1、武汉联通公司按每张50元一张的优惠价向华人公司分次提供10000张UIM卡，华人公司须按武汉联通公司规定的零售价向集团客户销售UIM卡。2、乙方华人公司经甲方武汉联通公司确认进货价格后，自行订购CDMA手机。甲方武汉联通公司在进货价格的基础上增加17%作为手机销售价格。乙方华人公司以手机销售价格的2倍规定其发展用户在2年内需消费的话费额度。
双方同时约定：甲方武汉联通公司在3年内按月分期向乙方华人公司支付所发展集团客户的单个用户当月应收话费的50%，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前述单个用户话费总额应以单个用户租赁的CDMA手机进货价格增加不低于17％为限，返完即止。甲方按月向乙方支付的单个用户当月应收话费的50%款项，直接划至乙方在丙方设立的结算账户。
甲、乙双方还约定：乙方华人公司代理发展的用户按照代理协议要求，甲方武汉联通公司另按乙方发展用户当月实收话费的6%对乙方进行返利（可扣除乙方用户当月产生的欠费）。
关于违约��款：甲、乙、丙三方任何一方如有违约行为，应向受害一方支付5%的违约金，并向受害方赔偿经济损失。
2002年12月6日，武汉联通公司（甲方）与华人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附件》，约定：乙方向每位用户收取UIM卡卡费每张按110元结算；甲方决定放宽用户入网条件、派人参与审核并简化相关的程序。只要甲方在用户入网协议上盖章，乙方应无条件向用户提供手机，乙方在2002年内必须发展用户10000户以上；甲方确认乙方代理发展业务中垫付的广告费、印刷费、担保费、融资贴息等项相关费用共计120万元。关于《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三款约定的以“手机进货价格增加不低于17%为限”的付款条款在三年期满后核算时，“手机进货价格增加不低于17%为限”的核算方法为，2002年11月4日前、后分别入网的，分别按用户两年话费消费总额的50%���70%计算。关于返利标准，原三方约定：甲方按月向乙方支付的单个用户当月应收话费的50%款项，变更为乙方在三年内按月分期向甲方收取上述转网用户当月话费的70%，支付方式不变。
2003年2月28日，武汉联通公司（甲方）与华人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1、2002年11月4日前发展的用户，甲方按用户通信话费的50%向乙方支付返利；2002年11月4日以后发展的用户，甲方按用户通信话费的70%向乙方支付返利；2、原协议中有关客户维系费及催缴欠费之返利不再重复支付。维系费每个月返一次，计算方法为，甲方按乙方发展用户当月出账通信费用的百分比（按原协议执行），扣除乙方发展用户出账三个月的欠费后，对乙方进行返利；3、甲、乙双方签订的其他协议中，涉及到话费返利的相关条款与本补充协议内容相冲突之处，以��补充协议为准。
上述协议签订后，中信王家墩支行于2002年9月14日、2003年1月8日，作出关于华人公司申请2500万元、1000万元中期贷款的调查报告各一份，报告认为华人公司与武汉联通公司的合作业务实际上是以租代售的CDMA手机租赁业务，武汉联通公司按月向华人公司支付集团客户当月通信费用的50%或70%是作为购机款项，返完即止。武汉联通公司2002年7月22日、8月6日分别与湖北赛迪数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湖北科睿通信器材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开展“送手机”、租赁手机等活动以开拓CDMA用户市场，联通武汉分公司按月分期向合作方支付用户当月应收话费的50%，以CDMA手机的销售价格（即以手机成本价增加17%）为限，返完即止等。2002年10至11月，武汉联通公司先后向联通湖北省公司作出实施和调整“零预存担保”方案的请示，调整了用户的话费消费总额，提成比例则改为70%。完成期限仍为24个月。联通湖北省公司批复同意。2003年3月25日，联通湖北省公司就向入网用户开放“IX数据功能”问题发出《关于下发CDMA-
IX业务受理流程的通知》。
华人公司、武汉联通公司在履行上述协议的过程中，共发展用户11929户，与每个用户都签订了入网协议，协议内容为：用户选择的手机号码和手机型号，根据所选定的手机型号确定两年话费消费总额和每半年平均每月消费话费；如果每半年每月达到前述额度，由用户负责补足相应差额，并承担违约金（按话费差额的10%计算）、滞纳金（按每日3‰计算）及其他费用；用户在两年内使用该手机发生的话费达到协议规定的话费消费总额，则该手机的所有权归用户；用户若提前终止使用该手机，须向华人科技公司补足手机款差额，再提出书面申请；用户���费账期为：按自然月计费；如果用户未按期交话费，华人公司每日按用户应缴话费的3‰收取相应违约金并同时有权对用户作停机处理；武汉联通公司负责向用户提供话费发票。依据上述协议，华人公司向每个用户发放手机一部，手机型号由用户自选，在所发展的11929个用户中，完成话费消费额度的用户有7215户，未完成的用户4269户，提前解除协议的用户445户。
2003年8月23日，华人公司与武汉联通公司签署一份《华人科技公司欠款明细确认函》（以下简称“确认函”），该确认函确认：双方确认的（华人公司）欠款额为1105.62万元，扣减确认的冲抵款731.14万元（其中含已扣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费维系费9.9万元）、待定的冲抵款252.89万元之后，华人公司还应付款121.59万元给武汉联通公司。该确认函底部附注以下文字：“另外，前期华人公司支付的850万元保证金，经联通、华人、供应商三家一起仅完成转账430万元，由于供货商未提供税票，还余420万元未完成转账，其中联通公司货款70多万元。”
上述三份协议期满后，华人公司与武汉联通公司就合同期内的有关费用结算问题发生纠纷，先后提起诉讼、申请仲裁如下：
1、2006年元月9日，华人公司以武汉联通公司为被告，依据上述三方《合作协议》和甲、乙双方的补充协议，起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支付下欠之代理费23046707.61元、维系费3358771.11元、相应的利息损失2265590元及违约金1320273.94元共计29991342.66元。
2、2００6年2月19日，华人公司依据2００2年9月21日三方签订的上述《合作协议》和2003年2月28日甲、乙双方的《补充协议》，以武汉联通公司为被告，起诉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称“在原告的维护下，协议期间，有168户用户在2006年1月份共消费话费26226.68元，按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代理费18358.68元，维系费1573.6０元，但时至今日，经原告一再催要，被告仍不依约向原告予以支付”，遂诉请法院判令武汉联通公司支付上述代理费、维系费共19932.28元及违约金996.61元。
3、2006年2月28日，华人公司以武汉联通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仲裁称：“协议签订后，申请人依约新增CDMA手机用户267户，并向所有新增用户支付了租赁手机；协议期间，上述新增用户完成话费额1538269.51元，依协议之约定，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一次性销售佣金20025元，话费分成收益1076788.66元，共计1096813.66元。在协议履行期间，双方还有其他业务往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了往来款项，但从未就付款属哪一业务项下的付款作出说明”，遂申请仲裁，由联通武汉分公司支付上��一次性销售佣金、话费返成共1096813.66元、利息1０4493.００元及律师费5００００元。
就2006年元月9日华人公司起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其给付各类款项共计29991342.66元的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武汉联通公司答辩称：其应付三类客户代理费35464358.04元，维系费3243197.60元，其已支付给华人公司的返利、维系费及其已开出收据认可的其他扣款共计37441539.37元，尚欠华人公司返利及维系费为798288.71元。另华人公司欠其到期债务未履行，数额远远大于上述欠款，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审理期间，因双方在合同期满后未及时进行结算，且就应付的代理费、维系费计算标准及数额事后存在分歧，经华人公司申请，该院委托对双方争议的代理费、维系费、利息损失等进行审计。2006年4月23日，基建会计事务��司作出武基经鉴字（2006）第01号《审计报告》。该报告对利息损失未予审计。双方对代理费、维系费的计算方式及取值标准表示认可，但对采用哪种情况计算代理费和维系费意见不一。
2００7年3月2０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００6）武民商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武汉联通公司支付原告华人公司所欠代理费15775776.61元，维系费1967995.07元，并支付违约金887188.58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华人公司、武汉联通公司均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武汉联通公司将2003年8月23日华人公司确认函作为其新证据提交给二审法院。2007年12月26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该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2007）鄂民二终字第00070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该裁定称“……二、关于代理费、维系费支付金额的问题。武汉联通公司在二审期间，对其向华人公司支付的代理费、维系费金额提交了新的证据，该证据如属实，则影响到本案事实的认定，原审法院应该对此部分事实予以审查……”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期间，武汉联通公司将2003年8月23日华人公司确认函作为其第十五份证据，再次提交给法院，以证明华人公司欠其手机款，双方确认以391.2万元返款和9.9万元维系费冲抵，故此款应作为已付返的组成部分。该公司答辩称其不应支付返利，只是应付华人公司手机款、维系费合计39067250.94元，已付手机款39079640.32元，维系费1384985.47元，共计已付40464625.79元，多付1397374.85元，原告应予返还，请求驳回华人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2008年11月13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武民商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就本案所涉的三笔款项，该判决认定：“2003年8月23日，华人公司与武��联通公司签署一份《华人科技公司欠款明细确认函》，该函确认华人公司欠武汉联通公司的手机货款1105.62万元，并约定以扣减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作为冲抵款，但该函签署后，武汉联通公司并未将约定的返利款和维系费扣减冲抵欠款，而是仍然将返利款和维系费支付给了华人公司。华人公司对最终下欠武汉联通公司的货款数额表示存在争议。”
该判决称：“关于华人公司与武汉联通公司2003年8月23日《华人科技公司欠款明细确认函》约定的以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冲抵手机货款的问题，当事人双方虽作出此约定，但事后武汉联通公司并未实际扣减该款项，而是向华人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代理费、维系费。由于手机货款与本案代理合同纠纷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华人公司对欠款情况与联通武汉分公司也存有争议，故不宜��本案中合并处理，联通武汉分公司可另行向华人公司主张，联通武汉分公司要求将该款计入本案已付返利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该判决主文为：“一、被告联通武汉分公司向原告华人科技公司支付所欠代理费15743450.5元，维系费1969847.54元，合计17713298.04元；二、被告联通武汉分公司向原告华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885664.90元……；三、驳回原告华人科技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双方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就本案所涉的三笔款项，武汉分联通公司上诉称：“……三、关于392万元返款和9.9万元维系费应作为联通公司已返款数额计算。关于392万元返款和9.9万元维系费抵作手机款的《确认函》，是双方以确认抵扣返款的确凿证据，实际进行了账务扣减，手机款也是扣减后的余额，这是双方没有争议的，不存在另一法律关系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一并审理并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2010年12月20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鄂民二终字第00029号民事调解书。就本案所争议的三笔款项，该调解书认定：“另查明：2００3年8月23日，华人公司与武汉联通公司签署一份《华人公司欠款明细确认函》，该函确认华人公司欠武汉联通公司的手机货款1105.62万元，并约定以扣减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7月份维系费9.9万元作为冲抵款，但该函签署后，武汉联通公司并未将约定的返利款和维系费扣减冲抵欠款，而是仍然将返利款和维系费支付给了华人公司。华人公司对最终下欠武汉联通公司的货款数额表示存在争议。”该调解书确认：“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向湖北华人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本案纠纷所涉争议的代理费、维系费、利息损失共计17000000元整。上述款项支付完毕后，除双方已在其他法院诉讼程序或仲裁机构程序中争议的事项外，双方基于本案所产生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全部清结。二、上述款项由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于2010年12月25日前向湖北华人科技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完毕……”
该调解书生效后，武汉联通公司已经全部履行了上述应支付的款项。
2011年5月31日，因华人公司就其2００6年2月19日诉武汉联通公司的上述另一代理合同纠纷案，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该院作出（2006）武区民一初字第41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
2011年7月27日，双方就2006年2月28日华人公司申请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武汉联通公司支付销售佣金、话费收益及利息等共计1251306.6元的仲裁合同纠纷一案（2006年5月24日中止，2011年3月22日恢复），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话费收益分成、利息计人民币1100000元；（二）申请人放弃其他仲裁请求；（三）本案仲裁费人民币32440元由双方各自承担50%，即申请人承担人民币16120元，被申请人承担人民币16120元，该款已由申请人预付；（四）上述（一）、（三）项费用共计人民币1116120元，被申请人于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五）本调解协议签订后，双方关于本案争议全部解决。”
2011年8月19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依据上述调解协议作出了（2006）武仲调字第00934号调解书。该调解书生效后，武汉联通公司依据该调解书应尽的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
至此，双方围绕三份协议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全部清结。
2011年11月22日，武汉联通公司依据2００3年8月23日确���函，以华人公司依据该函欠其121.89万元，且在该确认函签署后，其仍然将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2003年7月份维系费9.9万元支付给了被告华人公司，该公司尚欠款522.69万元，在华人公司诉武汉联通公司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中，其曾向人民法院提出过扣减主张，法院认定了上述事实，但没有合并审理为由，向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起诉华人公司，请求“归还欠款522.69万元并向其支付相应利息”。
2012年1月11日，华人公司更名为未来公司。
2012年5月21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硚民二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一、由被告华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给原告武汉联通公司人民币5226900元及其利息损失（自2008年11月13日起按4011000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1年11月22日起按1215900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上述履行期限届满时止）。二、驳���原告武汉联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65675元由被告负担50000元，原告负担15675元。
未来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2年12月17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79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0元由未来公司负担。
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未来公司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2日作出（2013）鄂民申字第00424号民事裁定，指定本院再审。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武汉联通公司诉请未来公司返还的提成返利391.2万元、2003年7月份维系费9.9万元以及偿还的欠款121.89万元共计522.69万元，是否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12月20日作出的（2009）鄂民二终字第00029号民事调解书一并得到了解决？联通武汉分���司的起诉应否予以支持？
本案双方当事人与中信王家墩支行之间，是在2002年9月21日签订的有效期限为三年的《合作协议》及双方2002年12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附件》、2003年2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之后，依照上述三份合同约定的框架进行的合作。按照上述协议，中信王家墩支行向未来公司分期发放贷款，供其购买手机发展手机用户，未来公司则从中信王家墩支行贷款并负责偿还贷款本息，武汉联通公司则协助中信王家墩支行从未来公司的合作返利中收回贷款。
武汉联通公司与未来公司之间则以上述三份协议为基础按照约定进行合作，以代理合同关系为基础和主要内容，依据约定：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互相负有合同义务：未来公司有义务协助武汉联通公司发展CDMA手机用户，并用其从中信王家墩支行处分期获得的贷款，从武汉联通公司指定的供货商处购买手机，然后依武汉联通公司指定的价格向其发展用户提供手机；未来公司有权按照约定的标准和期限从武汉联通公司收取的部分话费中分期收回手机购买成本、获得分成返利即代理费和维系费；
武汉联通公司则通过借助未来公司融资发展手机用户，为手机用户限定该代理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必须实际完成的话费消费额度，从中获取收益，并负有按照约定向未来公司支付代理费和维系费的合同义务。
双方之间不存在CDMA手机买卖的合同及事实，因此本案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原二审判决以买卖合同纠纷确定本案案由错误。
本案武汉联通公司起诉未来公司支付的121.89万元“手机欠款”，请求返还的话费提成返利391.2万元、2003年7月份维系费9.9万元，依据的是2００3年8月23日确认函，该事实发生在上述三份协议履行期间，双方就该三笔款项是否应予支付所发生的纠纷，属于该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纠纷。
未来公司就本案武汉联通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作的答辩中，依据上述2００3年8月23日确认函后面明确注明的文字内容，请求武汉联通公司华人公司回转420万元保证金，依据2002年12月6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附件》的明确约定主张抵消的垫付的广告费、印刷费、担保费、融资贴息等项相关费用共计120万元，亦属于双方之间基于该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纠纷。
在2006年元月9日未来公司起诉武汉联通公司请求支付代理费、维系费、利息损失等的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武汉联通公司多次提出要求，将本案所涉三笔共522.69万元与未来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抵消，并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审理。武汉中院作出（2008）武民商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后，联��武汉分公司又在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时，明确提出该三笔款项应当在支付给未来公司的已付款中扣减，并将此作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之一，请求二审改判。因双方当事人在诉前没有进行最后结算，诉讼过程中对审计报告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一审判决之后双方均向省高院提出上诉，在上诉期间，双方仍然就相互之间所负债务的具体数额不能达成共识，故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0日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的基础上，作出（2009）鄂民二终字第00029号民事调解书，进行了一揽子概括性地处理，即：“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向湖北华人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本案纠纷所涉争议的代理费、维系费、利息损失共计17000000元整。上述款项支付完毕后，除双方已在其他法院诉讼程序或仲裁机构程序中争议的事项外，双方基于本案所产生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全部清结。二、上述款项由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于2010年12月25日前向湖北华人科技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完毕……”。
该民事调解书第一条和第二条表明，本案双方在省高院主持下，经过调解，就武汉联通公司需要支付的代理费、维系费、利息损失等数额及给付期限、给付方式自愿达成了一致协议。未来公司对自己就部分代理费、维系费、利息损失等的请求权、武汉联通公司就自己的部分债务抵消权均作出了放弃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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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张学峰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4-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