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甘07刑终44号
原公诉机关甘肃省民乐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某1,汉族,中专文化,山东省聊城市人，住山东省聊城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网上追逃，于2016年8月13日被山东省济南铁路公安处抓获，当日羁押于济南铁路公安处看守所。2016年8月23日被甘肃省民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6日经甘肃省民乐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现羁押于民乐县看守所。
辩护人陈某1、陈某2。
上诉人（某2,汉族,小学文化,甘肃省民乐县人,住民乐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3月29日被民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经民乐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现羁押于民乐县看守所。
辩护人刘某1。
原审被告人王某1,汉族，高中文化，甘肃省民乐县人，住民乐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3月21日被民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经民乐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2017年3月6日被民乐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刘某2,汉族,初中文化,甘肃省民乐县人，住民乐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6月14日被民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经民乐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2017年3月6日被民乐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刘某3,汉族,初中文化,甘肃省民乐县人，住民乐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4月3日被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抓获，同年4月13日被民乐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3日经民乐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被逮捕，2017年3月6日被民乐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甘肃省民乐县人民法院审理的甘肃省民乐县人民检察院指
控被告人卢某某、郭某某、王某1、刘某2、刘某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7年3月6日作出（2016）甘0722刑初15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卢某某、郭某某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4月5日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讯问上诉人卢某某、郭某某及原审被告人王某1、刘某2、刘某3，认为本案事实清楚，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9月、2014年3月，被告人卢某某、郭某某先后加入设立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县名为”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传销组织。2014年5月，被告人王某1、刘某2、刘某3先后加入上述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称”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是国家暗箱操作的工程，让农民、无业人员将闲置的钱投入该工程，然后再将投入的钱投入国家的垄断行业赚得高额分红。该组织规定缴纳33500元申购一份虚拟份额就可获得加入和发展下线的资格，一个身份证只能申购一份，但每个人申购的份额没有限制。加入人员按照每人发展两个下线的形式逐级形成层级关系，并将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的申购份额作为晋升级别和分红返利的依据，晋升级别分为一代经理、二代经理、三代经理和大经理。被告人卢某某、郭某某、王某1、刘某2、刘某3加入传销组织后，直接或间接引诱陈某3（另案处理）、王某2、王某4、王某5、王某6、张某1、邓某1、巴某1、王致远等人参与传销活动。在传销活动期间，卢某某、郭某某、王某1、刘某2、刘某3在银川市贺兰县租房用于接待新进人员，并组织新进人员”转环境”、”串老乡”、”见成功人士”，讲授传销方式、传销内容，组织办理申购、发放分红返现。其中卢某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126人、层级21级，郭某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123人、层级19级，王某1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117人、层级17级，刘某2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68人、层级15级，刘某3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52人、层级13级。2016年3月21日、2016年6月14日，被告人王某1、刘某2分别到民乐县公安局投案，如实供述了基本犯罪事实。
另查明，被告人王某1因参加”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传销组织的活动,于2015年9月14日被银川市贺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2000元。
一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卢某某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2年8、9月份，他在刘明山的介绍下接触了所谓的”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之后刘明山、满煜伶带他先后在贺兰县实地考察了5天，他逐渐相信这个组织可以赚钱，就筹集了33500元钱申购了10份产品，共计获利8万余元。该组织没有具体的办公地点和营业场所，申购份额是个幌子。参加者可以两个下线，每个下线再继续发展下线，只要自己体系下的直接下线或者间接下线达到一定数量就能按照”五级三晋制”晋升，具体的五级为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大经理，三晋制是直接从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之后晋升为大经理，这样五级的晋升可以通过三步实现，晋升速度快，但是相应缴纳的申购费用也就更高。申购以10份为一个单元，价格33500元，申购者缴纳33500元的申购费，组织给予其自身返利6460元，发展下线直接奖励4376元，发展下线间接奖励1398元，一代经理奖金2616元，二代经理奖金1006元，三代经理奖金760元。他的推荐人是刘明山，他发展了两条下线，白广彬、张某2，白广彬下面是郭某某等人，张某2没有发展人。2014年10月他的下线白广彬成为大经理后他就出局了。他在发展下线时负责新人从考察到申购的每一个环节的具体工作，比如带新人串老乡、办理申购、发放返利，在考察环节，有人思想还有些动摇，通过播放视频资料，这些人的信心会更加坚决，他播放的视频资料内容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截取的新闻联播内容等，这些资料都是与西部大开发有关的内容。他于2014年5月份当上大经理后于当月底去深圳带标，购买了金项链。2014年8月，他通过银行贷款买了辆凯迪拉克小轿车，车款是31万元，其中有从事传销活动的8、9万元。他先后在银川市办理了三张银行卡，分别是工行、中国银行、邮政银行各一张，用于传销活动。
（2）被告人郭某某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4年3月，白广彬以考察办理”建工险”为由将他骗至银川市贺兰县，并带他到一些陌生人家听人讲解所谓的国家暗箱操作的扶贫工程，就是让人将闲置的钱投入到该行业，最终通过他们再投到国家的垄断行业里，再通过不断发展新人在该组织投资，最后根据该行业的规则晋升级别和分红。同月，他加入了该组织，推荐人是白广彬，但申购时填写的推荐人是白广彬的一个亲戚。这个行业存在”空拍”身份证这一现象，就是本人拿别人的身份证进行申购，该身份证持有人不一定知道此事，所需的申购费和领取的生活费、各类奖金都由实际办理申购的人交纳和领取。他的上线有刘明山、刘娜、卢某某、白广彬；他的直接下线是妻子黄淑梅和邵某；黄淑梅的直接下线是王某1和郭某；邵某的直接下线是其妻子黄雪梅，邵某的另外一体系和黄雪梅下面再没有发展下线；郭某的直接下线是杨兴义，二人再没有发展下线；王某1的直接下线是刘某2和其侄子。黄淑梅、郭某和杨兴义都是”空拍”的。他是以干绿化工程为由先后将王某1和邵某骗到贺兰县，将二人发展成为下线。他先后在银川市中国银行、工行、农行和邮政银行各办理过银行卡，用于领取返现、提成，支付下线的返现、提成。2015年1月份，他从深圳”带标”回来，体系里的卢某某等负责人为了让他大经理购买小车向被发展的人炫耀资本，他就以儿子郭某的名义购买了一辆小轿车。2014年4月至2015年9月，他先后在银川、贺兰的工行、邮储、农行办理过5张银行卡，主要用于在传销活动中办理申购时存、取钱及存、取返现、提成。郭某某供述引导下线加入的过程、传销组织的运行模式与卢某某供述一致。
（3）被告人王某1的供述和辩解证明：他到公安机关来投案自首。原因是他于2014年5月被郭某某以搞绿化工程为由发展到银川市贺兰县的”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传销组织，用四张身份证购买了134000元的份额。他的直接上线是郭某某的妻子，下线是他妻子李雪莲和王某2。他以干工程为由将刘某2骗到该组织，安排在李雪莲的下线；又在李秀兰和王新兰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李秀兰安排在李雪莲的下线，将王新兰安排在李秀兰的下线。后来陆续将王某4、王某7、胡某1等人以干工程为由骗到该组织，将王某4安排在了李秀兰的下线，将王某7安排在了王新兰的下线，将胡某1安排在了王新兰的下线，将王某8安排在了胡某1的下线。胡常清是胡某1的下线，胡常清的下线是王燕安。刘某2、王某4、王某7、胡某1、王某8和王某2加入后，他们各自经营自己的两体系，随着他们下线增多，他在该组织里一级级晋升，已到”老总”级别。2015年3月，他上了该组织的平台，按照规定到深圳”带标”购买了黄金首饰，7月底他同刘某2、刘某3一起去深圳”带标”，8月3日从深圳回到贺兰。2015年5月按揭购买了一辆红旗轿车，其中一部分钱用的是传销组织发放的效益分红。他参加传销组织大概获利34万元，包括本人及”空挂”的李雪连、李秀兰、王新兰的返现、提成。收取分红的银行卡有农行、建行、中国银行三张卡，2015年还用妻子李雪莲的身份证在中国银行银川太阳街支行、农业银行贺兰新月分理处各办理了一张银行卡，用于传销活动。刘某2、刘某3在他从事传销活动期间，和他一样带着各自发展的下线转环境、串老乡学习、见成功人士、办理申购，并按照传销组织规定给下线办理提成、返现等事宜，二人在2015年6月都成为大经理。2015年5月份因他参加该传销组织，被行政处罚2000元。
（4）被告人刘某2的供述和辩解证明：他到公安机关来投案自首。2014年5月份被王某1以搞”绿化工程”为由骗到贺兰县，经过郭某某、白广彬和王某1的发展参与了该传销组织，并发展新人，经营自己的下线。期间，他发展了宋丽萍、宋轩瑞、柏某1、李忠、刘某3、陈某3、陈某4、王某5、邢某、单银花、王某3生等下线，其中有他经办”空挂”身份证的、有人是他通过以干绿化工程为由骗到贺兰县，然后再组织这些人发展队员，对发展对象进行”串老乡”等洗脑活动，再发展到传销组织内。2015年7月他晋升为大经理，按规定到深圳”带标”，购买黄金首饰的费用是王某1支付的。他办理的建行、工行、农行三张卡都存过传销组织的分红返利。
（5）被告人刘某3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4年6月，他被王某1叫到银川市贺兰县考察”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项目。之后王某1、刘某2、白广彬带他转环境、串老乡、见成功人士以及办理具体申购事宜。他的两个下线分别是妻子ＸＸ和张之峰的妻子葛菊香，ＸＸ是空拍了身份证，葛菊香是张之峰叫去的，葛菊香是刘娜、白广彬体系下的，2015年5月份，大经理郭某某告诉他公司决定将葛菊香这条线安排在他的线下，就这样，葛菊香和张卫国、葛东祖一起转移到他的体系下面。后来他到银川火车站接上陈某3以串老乡的形式学习过七天，办理申购是由白广彬、刘某2和王某1经办的，陈某3安排为ＸＸ的直接下线，ＸＸ的另外一条线再没有发展。后来随着陈某3和葛菊香的下线逐渐增多，他于2015年6月晋升为大经理，2015年7月和王某1、刘某2一起去深圳带标。他成为大经理后给陈某3和葛菊香发放过一次提成、返现，之后再由二人逐级向下发放。他去的时候所在体系大经理是刘娜，刘娜出局后大经理是卢某某，卢某某出局后是白广彬，之后是郭某某、王某1、刘某2和他、葛菊香。2014年6月至2015年10月，他在贺兰县农行、工行、建行、石嘴山银行各办理了一张银行卡，主要是传销活动中存取返现、提成使用，办理申购的钱款主要通过在银川办理的工商银行卡，给下线发放分红返利主要是通过妻子ＸＸ的身份信息在银川办理的农业银行卡和他在石嘴山银行办理的银行卡走账的。2015年9月份，王某1拿他的身份证在银川的中国银行办了一张银行卡，11月份他在银川按揭购买了一辆车。
2.证人证言：
（1）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2012年11月卢某某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在宁夏银川搞工程，让他去看看。他到贺兰县的第二天，卢某某和达静梅带他到6、7户人家转，有人给他讲”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是国家投资的项目，运行模式是一个人发展两条下线，卢某某说只要在该工程上办理申购，一年就能挣300-500万元，他就给卢某某的卡上转了2.8万元申购了10份，卢某某给他讲解贺兰县欣兰广场的喷泉、台阶、银行门口的石狮等建筑造型在”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中的寓义，带他会老乡和已经出局的成功人士。2013年4月，卢某某把张翼德的申购安排在他名下，2013年10月他返回武威。2015年5月，卢某某说他名下已经有十多人了，让他投点钱继续干，但他拒绝了。
（2）证人邵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5月，郭某某以搞工程为由将他发展到贺兰县”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组织，投了33500元钱办理了申购手续，后再没有发展到下线。他不清楚郭某某是否通过其他渠道获取黄雪梅的身份信息办理过申购。
（3）证人郭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父亲郭某某在宁夏贺兰搞工程，工程名称叫”商务商会”，他知道”商务商会”是传销，他让父亲退出，但其不听，仍在贺兰参加传销组织。他和母亲黄淑梅都没有参加过传销组织，对郭某某以他名义购买红旗牌H7小轿车、办理银行卡之事不知情。
（4）证人王某7的证言证明：2014年10月，王某1以搞绿化工程为由将他叫到银川后，和刘某2带他到了一户人家，有个女人给他讲解一个国家的隐形项目，说是国家暗地里支持的，不能公开宣传，只能通过这种形式吸收投资人。王某1和刘某2带着他到多个人家去听宣讲资本运作的事情，到了贺兰县的第三天他就通过王某2向该传销组织交了33500元，申购了10份虚拟产品。交钱后就能够吸收和发展下线，发展下线就能拿到提成。具体提成的标准是：本人投资33500元购买10份虚拟产品，自身返利6460元/人，上线直接奖4376元/人，上线的上一级拿的间接奖1397元/人，再往上面是如何分钱的他不清楚。他的直接下线就是王某9和王某10，王某9的下线是单某1和何某，单某1的下线是杨某1，何某的下线是赵某1。六人都申购了10份虚拟产品，加上他的10份，他的线上达到了70份产品，在该传销组织的级别是”一代经理”。他刚去时，他们这体系上的大经理是卢某某，后来是白广彬，之后是郭某某，再后来是王某1，到了大经理级别就可以拿高级效益分红。王某1给他填申购单时将他安排为王新兰的下线，王新兰是他的直接上线，但王新兰并没有做过具体工作。前期考察和申购等都是王某1或刘某2、王某2带着他做的。王某1的下线是李雪莲和王某2，李雪莲的其中一条下线是刘某2。
（5）证人王某9的证言证明：2014年10月，父亲王某7跟着王某1到宁夏贺兰县承包绿化工程。11月父亲打电话让他去，他到宁夏贺兰县后，父亲告诉他有一个”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的项目，已经向这个工程投入33500元购买了10份，又用他的身份证也购买了10份。之后王某1带他学习这个工程的运作模式，经过洗脑，他慢慢就相信了。他的上线就是王某7，直接下线是单某1、何某；单某1的下线是杨某1；何某的下线是赵某1。申购合同签好后会给一张档案编码卡，说是上平台后领钱的凭据。
（6）证人王某10的证言证明：2015年1月，王某7说自己在宁夏贺兰县承包了一个绿化工程，让他过去干活。到贺兰县后，王某7才告诉他”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和”资本运作”的事情。之后王某7领他到各出租房内学习资本运作的运营模式，他觉得不靠谱，但在王某1、王某4、王某2的多次劝说下，他留下来并筹了33500元钱购买资格份额，由王某7给他填写了申购单，王某4领他办理手续，签字后，给了编码卡。
（7）证人何某证言证明：2015年3月，王某7让她和丈夫王某9去贺兰县，说有绿化工程能挣到钱。她和王某9去之后才知道王某7等人并没有干工程，而是以”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为名义吸收新人，让新人给他们投资。王某7和王某9带着她”转环境”、”听课”、”见成功人士”，这些都是该组织吸纳新人必备的程序，她投了33500元。她的直接上线是王某9，下线是母亲赵某1，赵某1交了33500元钱。后来发现这个事情不对，就再没有发展下线。
（8）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5月她被女儿何某叫到贺兰县，通过何某和王某9向这个”国家性垄断行业”交了33500元钱，返利6460元。
（9）证人单某1的证言证明：2014年12月，通过妹夫王某7，他进入宁夏贺兰县名为”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的传销组织，交了33500元钱办理了申购手续，返现6460元。他的上线是王某9，下线是杨某1。
（10）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2月，通过单某1介绍，他加入了银川贺兰县的”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的组织，交了33500元让王某7给他办理申购手续。他的上线是单某1，没有发展下线。
（11）证人王某4的证言证明：2014年7、8月份，他被王某1以干绿化工程为由骗到贺兰县，经王某1、王某2等人的”洗脑”和影响就参加了”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传销组织，通过王某1投了67000元，给自己和妻子张秀梅各申购了10份，王某1安排他的直接上线是李秀兰，李秀兰的上线是李雪莲，李雪莲的上线就是王某1。后来他又把妹夫张某3骗到贺兰，由他和王某1、刘某3开车接应。他的两个下线是张秀梅和王淑萍，张秀梅的直接下线是张某3；张某3一共发展了两个体系，一个是王秀玲，一个是王冬梅；王秀玲的下线是王某11；王某11的下线是张秀琴；张秀琴的下线是张某4；张某4的两条下线分别是张新龙和张某5；张新龙的下线是刘某4；刘某4的下线是刘某5；刘某5的下线是李某。上述人员上下线之间都是家人或者亲戚关系。
（12）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明：2014年8月，他通过王某4加入贺兰县”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花33500元申购了10份，用妻子王秀玲的身份证申购了10份。他的上线是张秀梅，下线是王秀玲和王冬梅，王秀玲的下线是王某11。他和王秀玲以及王冬梅共缴了84000元，刘某3、刘某2、王永富也都参加了该传销组织。
（13）证人王某11的证言证明：2014年10月，他通过妻哥张某3的介绍加入贺兰县”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花66700元钱给自己和妻子张秀琴各申购了10份工程份额。2014年12月，他同样又以搞绿化工程为由将干亲家张某4发展进来。他的上线是张某3，下线是张某4和张秀琴，张秀琴没有发展下线。
（14）证人张某4、刘某4的证言证明：2014年12月，他夫妻二人通过亲家王某11的介绍加入贺兰县”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张某4花33500元申购了10份工程份额。之后又发展了父亲张新龙、刘某4、堂哥张某5、小姨子刘某5四个人，每人申购了10份。
（15）证人张某5、刘某5、李某的证言均证明：2015年4月至6月，张某4以在宁夏搞绿化工程、种大棚为由将他们分别骗到贺兰县。经过张某4、王某1等人对”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宣传，他们先后加入该组织，每人花33500元钱申购了10份。
（16）证人胡某1的证言证明：2014年11月姨父王某1将他叫到宁夏贺兰县，王某1等人领他到一个小区住户处，有个女的给他讲解”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王某1说在贺兰县的外地人干的都是”资本运作”的事情。他通过王某1申购了10份。他发展的两个下线分别是胡常清、王某8。胡常清又发展了妻子王艳，王某8发展了妻子张某6、弟弟王某12。参加这个组织的利益及奖金情况是：每人申购10份，自身返现6460元，每发展一个下线享受直接奖4376元，每人只能发展2个下线，自己的下线再发展下线享受间接奖1397元。自己的体系达到65份就上升为一代经理，享受2600元生活费，自己的下线达到一代经理就可以升为二代经理，享受1140元生活费，自己的第三级下线达到一代经理就可上升为三代经理，享受760元生活费。
（17）证人王某8的证言证明：2014年11月份他被叔叔王某1以干绿化工程为由骗到银川市贺兰县搞传销，在此期间他投了67000元，后来他通过发展下线，将张某6、王某12、胡某2等五人介绍到该传销组织里，结果投进去的钱被骗了。
（18）证人张某6证言证明：丈夫王某8加入贺兰县传销组织后，后来又将王某12发展为她的下线，王某12又将他妻子张某7发展为下线。
（19）证人王某12、张某7的证言证明：2015年3月，他们夫妻二人被王某8以干绿化工程为由骗到贺兰县，加入”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的传销组织。王某12在2015年的6月份将张某7、女婿胡某2、女儿张某8三人发展进该传销组织。
（20）证人张某8、胡某2的证言证明：2015年6月，他们夫妻二人被张某7以到宁夏种大棚为由骗到贺兰县，经过王某12、张某7等人的宣传、讲解，两人加入了”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的传销组织。
（21）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2014年7月，他被叔叔王某1以搞绿化工程为由骗到银川市贺兰县搞传销，在此期间他投了100500元，介绍妻子杜某、妹妹王某13、妹夫马某和亲家邓某2四人加入了该传销组织。他的直接下线就是王某13和杜某，马某是王某13的下线，邓某2是杜某的下线。马某下边再没有发展人，邓某2下边发展了两个体系，分别是柏某2和柏某3。王某1的直接下线是他和李雪莲；李雪莲的直接下线是刘某2和李秀兰；刘某2的直接下线是宋萍和陈建武；宋萍的直接下线一个刘某3；李秀兰的直接下线是王某4和王新兰；王新兰的直接下线是王某7和胡某1；王某7的直接下线不清楚；胡某1的直接下是王某8。王某1的直接上线是郭某某的妻子，郭某某妻子的直接上线是郭某某，郭某某的另一条下线是其儿子郭某，郭某某的直接上线是白广彬；白广彬的直接上线是卢某某；卢某某的直接上线是刘娜，刘娜的直接上线是其父亲刘明山。
（22）证人杜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12月，她跟着亲家邓某2到了贺兰县，王某1的干亲家刘某2接站后拉着她、邓某2、王玉萍在银川、贺兰转了半天，讲解贺兰的人口、经济、环境、国家投资等情况，得知王某1、王某2、邓某2等人干的工程叫”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丈夫王某2说已经给她办理了工程申购，而且还发展了邓某2、王某13为下线。
（23）证人王某13的证言证明：2015年3月初，哥哥王某2将她丈夫马某叫到贺兰县，马某向她要了34000元钱说是搞绿化工程投资。后来知道马某加入了贺兰县”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她感觉是传销，但王某2说不是，才知道2014年8月王某2将她身份证拿上已经办理了申购，是王某2的下线。马某是她的下线，但她并不知情，也没有去过贺兰县。
（24）证人马某的证言，证明的情况与王某13一致。
（25）证人邓某2、柏某3的证言证明：2014年8月，邓某2被王某2以搞绿化为由叫到银川，通过王某2、王某1、刘某2等人的介绍，加入了”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邓某2拿妻子柏某3的身份证给两人各申购了10份。后来邓某2又陆续发展了下线10人：即柏某2、柏某3、王玉萍、邓某3、柏某4、ＸＸ学、施元、柏某5、魏慧玲、柏某6。柏某2的下线是王玉萍、邓某3，王玉萍的下线是施元，邓某3的下线是柏某5。柏某3的下线是柏某4、ＸＸ学，柏某4的下线是魏慧玲，ＸＸ学的下线是柏某6。王某1是他们这些人的头目，是”大经理”，已经上平台了。王某1的上线有郭某某、白广彬、卢某某。
（26）证人柏某6、柏某4、柏某2、邓某3、柏某5的证言，证明的情况与证人邓某2、柏某3的证言一致。
（27）证人王某6的证言证明：2014年5月，王某1打电话叫他到宁夏一起搞绿化工程，他到宁夏后王某1带他在市里转了半天，又去别人家串门听讲学习，内容就是要相信”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是真实合法的，通过几天的讲解，他也渐渐相信了。之后他筹钱并带着妻子陈某5、女儿王晶晶再次到宁夏，用三人的身份证各办了10份申购，共100500元，是刘某3带他去办理的申购手续。2015年6月，他又拿朋友马燕凤的身份证复印件办理了10份申购。王晶晶是刘某3的下线，他和陈某5是王晶晶的下线，马燕凤是他的下线。刘某3的下线是其小舅子宋轩儒。
（28）证人陈某5的证言证明：2015年7月，他随丈夫王某6到银川市贺兰县考察”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王某6带她转了当地的环境，听课，并帮她办理了申购，听王某6说这是个传销组织，其他的事不知情。
（29）证人赵某2的证言证明：2015年5月，他跟着王某6、刘某2到了宁夏贺兰县，刘某2和王某6带他到陌生人家中听课，讲解”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有关情况。后他就以自己和儿子赵康祥的身份信息先后在该组织各投了33500元钱办理申购，他再没有发展下线。刘某2、刘某3在传销组织里已经是大经理，去深圳带了标，还购买了小汽车。他的直接上线是赵康祥，赵康祥的直接上线是王某6的妻子陈某5，陈某5的上线是其女儿王晶晶，排序都是王某6、刘某2、刘某3安排的，赵康祥对此不知情。
（30）证人牛某、张某9的证言证明：2015年9月，王某6打电话说在贺兰县有个挣钱的好事，牛某、张某9夫妻二人到贺兰县后，王某6先带他们转了当地的环境，又到陌生人家里听人讲解”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情况、投资程序。后他们筹备了100500元打给了王某6的上线刘某3，给牛某、张某9及女儿牛淑荣三人办理了申购。后来察觉到有传销的嫌疑，就再没有发展下线。牛某手里有一本刘某3交给他的通讯录，里面详细记录了该传销组织的人员名单、联系电话及人员分工情况。
(31)证人汤某、陈某6的证言证明：2015年7月，王某6让汤某去银川市贺兰县，说有个挣钱的好事情。汤某、陈某6夫妻二人到贺兰县后，王某6先带他们转了当地的环境，又到陌生人家里听人讲解”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情况、投资程序。后刘某2、王某6带他们办理了申购手续，二人共交了67000元，各申购了10份份额。汤某的上线是陈某5，下线是陈某6，之后再没有发展下线。
(32)证人王某5的证言证明：2014年12月，刘某2带他到宁夏银川，刘某2安排刘某3开车接他们到一个小区听课，讲解”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发展模式及加入程序。经过洗脑，他给自己和妻子单银花各申购了10份。后用父亲王某3生的身份证申购了10份。并把干亲家邢某、舅舅刘某6也发展进来。邢某发展其妻王雪娟为下线；刘某6发展其妻张玉玲、妹夫王某3为下线；刘某6又发展夏某、刘宗汉为张玉玲的下线；王某3又发展其妻刘玉琴为下线。
（33）证人邢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1月，王某5将他以搞绿化工程为由骗到贺兰县，参加了”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先后给自己和妻子王雪娟各申购了10份份额。他和王某5等人的头目是刘某2和王某1。
（34）证人刘某6的证言证明：2014年12月，他通过与刘某2、王某5联系，打算到宁夏看一下刘某2、王某5绿化工程的情况。刘某2将他接到贺兰县介绍了银川、贺兰县的环境、经济、投资等情况。通过刘某2、王某5等人对”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宣传讲解，他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2015年1月他筹备资金后又到贺兰县，由刘某2领着他办理了他和妻子张玉玲的申购手续。后他陆续发展了王某3、刘宗汉、夏某、刘玉琴、杨某2，各申购了10份份额。张玉玲的下线是刘宗汉、夏某，夏某的下线是杨某2。王某3的下线是刘玉琴。他和王某5等人的头目是刘某2；刘某2的上线有李雪莲、王某1、郭某某、白广彬、卢某某。
(35)证人夏某、杨某2、王某3的证言，证明的情况与证人刘某6一致。
(36)证人柏某1的证言证明：她和丈夫宋轩儒没有参加过”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刘某2是她姐夫。结合被告人刘某2的供述，其用宋轩儒、柏某1的身份证在二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申购。
(37)证人陈某3的证言证明：2014年8月通过刘某3的介绍，他加入了贺兰县”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组织，投资33500元购买了10份虚拟产品，后又给儿子陈某4也购买了10份。他的上线是刘某3，下线是苏冬梅和张某1，苏冬梅的下线是陈某4和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女人，陈某4的下线是邓某1和王秀珍，王秀珍的下线是陈翠萍，陈翠萍的下线是王自宏，王自宏的下线是其妻子。他及下线的返现全部是刘某3组织发放的。
（38）证人陈某4的证言证明：2014年10月至2015年11月，父亲陈某3在贺兰参加了一个国家投资的工程，陈某3给自己投了33500元钱，给他和小舅子王自宏也办理了投资，后来没有发展到下线就回家了，他没有参加过传销组织。
（39）证人克秀军的证言证明：2015年3月中旬，陈某3说在贺兰搞绿化工程，让他过去。他到贺兰后才知道陈某3并没有绿化工程，而是参加了”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通过到陌生人家听课，他将33500元钱打到了刘某3的银行卡上申购了份额。他的上线是苏东梅。
（40）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1月他跟着陈某3到宁夏贺兰县参加了一个”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传销组织，花33500元申购了10份份额，他的上线是陈某3。他一共发展下线10人，10人均投入33500元。下线的两个体系分别是妻子杨某3和曹某，曹某没发展下线。杨某3的下线是他女儿张晓丽，杨某3和张晓丽均是他代办的，本人没有参加。张晓丽的两体系分别是张某10和张某11，张某10的下线分别是闫某和单某2，单某2的下线是张爱琴，闫某的下线是张某12，张某12的下线是单莲花。
（41）证人杨某3的证言证明：她没有参与丈夫张某1在贺兰县参加传销的事，张某1一共投了10.5万元钱，给她和女儿都申购了份额。
（42）证人曹某、张某11的证言证明：2015年5、6月份，他们被张某1拉进宁夏贺兰县”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组织，各自花33500元钱办理了申购，由刘某3给二人返现6460元，二人没有发展到下线。
（43）证人张某12的证言证明：2015年3月，张某1介绍他去银川搞绿化工程，通过由张某1等人带上逛环境，听课学习所谓的资本运作，刘某3带他申购了20份份额，共计67000元。他的上线是闫某，下线是妻子单莲花。
（44）证人张某10的证言证明：2015年3月，他通过张某1的介绍，加入宁夏贺兰县的”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的组织，花67000元钱给他和妻子闫某办理了申购。他的上线是张某1，他发展的下线是闫某、张某12、单莲花、单某2、张爱琴。期间刘某3、王某1都给他讲解了资本运作的模式，刘某2和刘某3一起搞传销，他的这条线由刘某3负责。
（45）证人闫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她跟着丈夫张某10到贺兰县打工，过了几天没事可干她就回到民乐，后来张某10说他在贺兰县的一项隐形工程给二人投了几万元钱。
（46）证人单某2的证言证明：2015年6月，他通过妻哥张某10介绍，加入宁夏的一个传销组织，委托张某10给他和妻子张爱琴申购了份额，计67000元。他的上线是张某10，下线是张爱琴，二人再没有发展下线。
（47）证人邓某1的证言证实：2015年5月初，父亲邓成章经陈某3介绍到宁夏贺兰县打工，5月底他也被父亲叫到贺兰县，经过陈某3宣传介绍”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他和父亲交了67000元钱由陈某3带他申购了份额，属王某1体系。后来他给妻子巴某2、妹妹邓彩霞也申购了份额。他的下线是邓成章、邓某4，邓成章的下线巴某2、邓彩霞，巴某2的下线邓某5、巴某1。
（48）证人巴某2的证言，证明的情况与证人邓某1一致。
（49）证人邓某4的证言证明：2015年6月，他被邓某1以干绿化工程为由叫到宁夏贺兰县，通过转环境、听课、见成功人士，加入了”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给自己申购了份额，又用同村王学仁的身份证也申购了份额，属王某1体系。后又将姐姐邓某6、雷某两口子骗进来各申购了十份。
（50）证人雷某、邓某6的证言证明：2015年8月，二人到贺兰县，邓福明和邓某4把二人拉到几个地方听课，就是讲给一个”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的组织投资。后来二人投了5万元。
（51）证人邓某5的证言证明：2015年9月，他被邓某1以搞绿化工程为由叫到宁夏，加入了一个所谓的扶贫工程，在邓某1的带领下给自己和妻子李秀梅各申购了10份份额。后又用儿子邓某7、女儿邓玉霞的身份证分别申购了10份，接着又将舅舅帖建元发展为下线。他的上线是巴某2，下线是李秀梅，李秀梅的下线是邓某7，邓某7的下线是邓玉霞、帖建元。巴某2的上线是邓成章，邓成章的上线是邓某1。
（52）证人邓某7的证言，证明的情况与证人邓某5一致。
（53）证人帖建元的证言证明：2015年11月，外甥邓某5带他到宁夏贺兰县，有人给他介绍关于”资本运作”的事情，说是只需要交33500元就可以加入，只需要再找两个人，以后就等着领钱。后来他把33500元交给了邓某5办了手续。
（54）证人巴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6月，邓某1以搞绿化干活为由将他叫到银川，加入了”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开发工程”组织，他给自己和父亲巴某3共购买了20份份额，由刘某3填写了申购单，并注明是王某1体系。他觉得收入挺好，后我又拿着我母亲、两个姐夫以及岳父的身份证复印件办理了申购手续。他总共向该组织交纳了268000元。后来刘某3又领他先后办理了罗军、陈学兴、张财、智强、智某的申购，又交了167500元。
（55）证人巴某3的证言证明：2015年5、6月份，儿子巴某1将他叫到贺兰县，带他转了当地的环境，具体就是向他们所在的组织交钱投资，然后每个人再发展两个下线，期间可以从该组织中领取分红返利，他给巴某13万元钱之后就回家了。
（56）证人智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6月，表哥巴某1以干绿化工程为由将他和父亲智强叫到宁夏贺兰县，巴某1说干绿化的话每人需要找3万多元钱。因他和父亲在民乐都有活干，他就把67000元钱及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巴某1，之后回民乐继续打工，其他的事他不知情。
3.综合性证据：
（1）传销人员牛某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被告人刘某3的笔记本，记载传销人员的电话号码、分工等。
（2）受案登记表，证明：2016年2月22日，传销人员王某2向民乐县公安局报称，2014年王某1等人以搞绿化工程为由将其骗至宁夏贺兰县加入名为”人力资源双向扶贫工程”的传销组织，王某1以发展下线的形式陆续诱骗其亲朋好友加入该传销组织，导致多人遭受巨大经济损失，请求查处。
（3）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宣传材料，证明：2016年3月21日，民乐县公安局侦查人员在被告人王某1家中搜出”学雷锋共圆中国梦”授权书及宣传材料、参训伙伴报道所需材料告知单、红旗牌小轿车一辆，并予以扣押。
（4）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证据档案编码卡，证明：2016年2月29日，被告人王致远向民乐县公安局提供了其发展的下线人员向传销组织缴纳申购款的编码卡7张，分别是王致远、杨某1、王某10、单某1、何某、赵某1、王某9。
（5）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档案编码卡，证明：2016年2月25日，传销人员刘某5、张某5、王某4、张某4、夏某向民乐县公安局提供了编码卡，系各自向传销组织交纳申购款的凭证。
（6）被告人卢某某及其妻白凤凤、被告人郭某某及其子郭某、被告人王某1及其妻李雪莲、被告人刘某2、刘某3银行卡业务往来明细，证明：五被告人在参加传销组织期间银行卡的资金存入和支出情况，结合各自的供述，主要用于自己领取返现、提成，支付下线的返现、提成。
（7）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传销书刊，证明：2016年3月21日，传销人员刘某6向侦查人员提供了传销宣传材料，有中国特许经济影集、中国商务商会运作、中国商会商务运作公关调控大解读共3本。
（8）传销案上、下线关系图，由民乐县公安局侦查人员根据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整理制作证明五被告人发展下线人数及层级情况。
（9）被告人卢某某的抓获经过、羁押证明，证明：2016年8月13日12时20分，被告人卢某某被济南铁路公安处民警抓获，2016年8月13日至8月22日羁押于济南铁路公安处看守所。
（10）被告人王某1的到案经过说明，证明：2016年3月21日，被告人王某1主动到民乐县公安局投案。
（11）被告人刘某2的到案经过说明，证明：2016年3月30日，民乐县公安局对被告人刘某2上网追逃。2016年6月14日，刘某2主动到民乐县公安局投案。
（12）被告人刘某3的抓获经过、临时羁押证明，证明：2016年4月3日，被告人刘某3被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民警抓获，2016年4月3日至12日，其被羁押于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
（13）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王某1因参加传销活动于2015年9月14日被银川市贺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2000元。
(14)户籍证明五份，证明：被告人卢某某、郭某某、王某1、刘某2、刘某3的身份信息等基本情况，五被告人犯罪时均已达到应负刑事责任年龄。
上述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一审合议庭组织双方进行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辩论。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卢某某、郭某某、王某1、刘某2、刘某3为谋取非法利益参加传销组织，又积极发展下线，引诱他人参加并继续发展下线，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在传销活动中，五被告人承担管理直接下线、帮助协调发展间接下线、灌输传销理念、传授传销方法的责任，属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其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予以支持。五被告人在一个传销体系内，系共同犯罪，均系主犯，应根据各自在传销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和在传销体系中的层级、发展人数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某1、刘某2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卢某某、郭某某、刘某3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亦可从轻处罚。各被告人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各辩护人与此相符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王某1关于被扣押小轿车并非违法所得款购买的辩解意见，经查，无确凿证据证实被扣车辆系其参加传销活动违法所得购买，应予返还，该辩解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卢某某关于其在2015年1月已离开传销组织，之后参加传销的人数不能认作其下线的辩解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卢某某、郭某某、王某1的辩护人关于上述三被告人不是传销组织的发起者、策划者、领导者，没有起主导作用等辩护意见，经审查认为，三被告人在传销体系中，实际承担了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职责，对于传销组织的扩大起了主导作用，仍然属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卢某某的辩护人关于将卢某某的下线发展人数算为卢某某间接发展人数错误，以及郭某某的辩护人关于郭某某下线中有一部分属”空拍”身份证，认定其层级和发展下线人数有误等辩护意见，经查，”空拍”是传销人员在”发展下线越多，级别越高，返利越多”宣传口号的诱骗下，为提升级别获得更多返利，由本人出资以亲友名义申购所谓”份额”的现象，客观上制造了传销团队人员众多的假象，对新参加者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传销体系中每一位下线交纳的申购款，包括”空拍”身份证申购份额在内，除本人返利外，其余均被上线层层瓜分，将该部分人员认定卢某某、郭某某的下线符合立法本意，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郭某某的辩护人关于本案应由传销活动地贺兰县人民法院管辖的辩护意见，经审查认为，本案由民乐县人民法院院最初受理，且因涉及本案传销活动的多数被告人及众多证人居住地为该院管辖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由本院审理符合法律规定，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王某1的辩护人关于五被告人在传销组织中的位序远低于已被贺兰县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属同一体系的传销人员，应处以更低刑罚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卢某某、郭某某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属情节严重，应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三被告人也应在与其罪责相当的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故该辩护意见与法无据，不予采纳。王某1的辩护人关于王某1劝退下线人员、退还部分下线钱款6万元的辩护意见，无证据证实，不予采纳。综上，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五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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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四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
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三条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document).attr(\"title\",\"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安市支行与张卫华、刘丽云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安市支行与张卫华、刘丽云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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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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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安市支行与张卫华、刘丽云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7-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