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民终2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丹东幸福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丹东市振兴区汤池镇双拥路**号。
法定代表人：董忠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鑫鑫，辽宁泽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湘泉，北京市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丹东市元宝区虹桥小区*****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积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辽宁凡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丹东罐头食品总厂。住所地：丹东市振兴区振五街**号。
法定代表人：王静，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该厂负责人。
上诉人丹东幸福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丹东益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阳公司）、原审被告丹东罐头食品总厂（以下简称罐头厂）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丹民三初字第00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8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幸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鑫鑫、齐湘泉，益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罐头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幸福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2.依法判决驳回益阳公司要求幸福公司承担罐头厂对益阳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益阳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第四项判决是判决幸福公司对罐头厂应付益阳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造成一审法院上述错判的根本原因，是一审法院把幸福公司说成是罐头厂的转制行为，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从而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造成判决错误。（一）实际上，幸福公司的成立，并不是罐头厂的转制行为，也没有占用和利用罐头厂的资产，而是自然人自己出资组建的。幸福公司是于2002年12月3日由13名自然人自筹资金成立的。同日，又自筹资金900万元购买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在丹东罐头食品总厂的7319万元债权（原工商银行丹东分行贷款债权）及抵押权。由此可见，幸福公司成立的目的与益阳公司成立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购买在罐头厂的债权，而非为了国有企业转制。对罐头厂而言，幸福公司和益阳公司都是平等的债权人，只不过幸福公司受让的丹东工商银行转让给华融公司的债权，而益阳公司受让的是丹东交通银行转让给信达公司的债权。（二）幸福公司取得的罐头厂的土地、房屋、机器设备是自己享有的在罐头厂7319万元债权抵押物的优先受偿，与企业改制没有任何关系，不应承担益阳公司购买原交通银行丹东分行的债务。幸福公司在取得罐头厂7319万元债权后，曾向法院起诉要求实现债权，但因其抵押物是罐头厂的大部分资产，如果抵押物收回、变现，那么该厂就无法养活职工，而不予受理。为此，幸福公司找到罐头厂的上级主管部门丹东市振兴区政府，振兴区政府提出，如果实现债权，抵押物优先受偿，必须安置职工。幸福公司无奈，只好同意接受抵押物的同时安置职工。这不是“企业以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的改制行为，而是幸福公司对自己享有债权的实现行为。因此，幸福公司不应在取得自己抵押物范围内，承担对益阳公司债权的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关于：“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债权人以新设公司和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应当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判决幸福公司对罐头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的。（三）幸福公司与益阳公司都是购买罐头厂不良资产债权的债权人，幸福公司享有7319万元债权，益阳公司享有354.7644万元债权。幸福公司接受自己抵押物的价值仅有2031.67万元，根本不够偿还益阳公司的债权，一审判决幸福公司用自己债权抵押物去偿还益阳公司的债权，没有根据。幸福公司与益阳公司都是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即不良债权，是银行已无收回可能的呆账，该债权的实现可能性是未知的。益阳公司以9%的价格取得了354.7644万元债权，而想全部实现债权，是不可能的。幸福公司享有罐头厂7319.55万元债权以及占该厂有效资产65%的抵押物，仅仅取得了该厂47.7%的存量资产（抵押物）2031.67万元，还有5289.88万元债权没有得到实现。而益阳公司主张从这2031.67万元抵押物的价值当中实现其全部债权，这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如此判决也是显失公平的。益阳公司债权也有自己的抵押物，该抵押物还在罐头厂处，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抵押物实现债权。（四）幸福公司取得的罐头厂的资产价值2031.67万元，远远超出了安置罐头厂的职工以及偿还拖欠职工债务的费用9042.69万元，还有未付债务，不应再对罐头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幸福公司为实现自己7319万元债权，取得价值2031.67万元抵押财产，为罐头厂安置了1100名岗位职工和486名离退休职工以及偿还职工内债，从2003年至2015年长达13年的时间里，幸福公司支付的安置费用多达13507.02万元，已经远远超出取得资产2031.67万元。而且企业也因为安置职工包袱沉重，年年亏损，举步维艰，幸福公司取得的资产都用于安置职工了，如果再让幸福公司去承担本不应由幸福公司承担的债务，明显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五）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在证据认定上，违反了民事证据的基本原则。依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在证据效力的认定上，提出异议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否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本案中，在一审开庭时，幸福公司已经举出了大量证明幸福公司为安置职工支付费用的财务凭证，而益阳公司对数额提出异议。在此情形下，益阳公司负有对异议的举证责任，可是一审法院却以“经法院释明，各方当事人均表示不申请对该财务账目进行审计，法院无法甄别该财务明细中具体财务项目及数额的真实性”不予采纳。这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幸福公司认为自己提出的证据是真实的，为何还要自己申请审计证明，益阳公司如果有异议应由其申请审计，在益阳公司不申请审计就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就应当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采纳该证据。而一审法院置该民事证据规则于不顾，在益阳公司不申请审计的情况下，就否定其效力，程序违法。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益阳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二审法院理应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幸福公司的上诉请求。通读幸福公司的上诉状只有一个内容，那就是幸福公司主张，其之所以取得了罐头厂的全部有效资产，是因为其自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受让了原属工商银行丹东分行的主债权以及抵押权，其最终取得财产的方式是通过实现抵押权，而非罐头厂企业转制。其法律地位与益阳公司相同，都是取得了银行的不良债权，因此其不应向益阳公司清偿债务。对于幸福公司的上述观点，益阳公司认为既与本案事实不符，也与法律规定不符，就是为了逃避履行债务的一种托词。具体理由如下：（一）从时间上看，幸福公司就是罐头厂的转制的结果，承担原属于工商银行的债务是罐头厂这一国有企业转制成功的必须条件。2002年12月3日，幸福公司成立。2003年1月18日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政府为出售方并由丹东市振兴区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作为其代理人、幸福公司作为购买方签订了以罐头厂作为被出售企业的《企业部分产权出售合同》。此时幸福公司尚未取得工商银行债权，因此幸福公司在其上诉状中提到的，为了实现债权而迫不得已签订了这份出售合同（承担了职工安置等义务）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该份出售合同中约定将罐头厂的47.7%部分资产出售给幸福公司，同时由幸福公司承担罐头厂67.53%的部分债务。幸福公司所承接的所谓部分资产，实际上包括了罐头厂的全部土地、房屋及主要设备，既是罐头厂的全部有效资产；而其承接的债务，最主要的正是对于上述全部有效资产享有抵押权的工商银行丹东分行的债务（负债总额9121万元，其中工商银行债务7321.35万元）。结合该出售合同的其他条款约定就可以明白，在这件事情中，幸福公司的真实身份是罐头厂实现企业转制的工具、是罐头厂企业转制的方式与手段。幸福公司之所以同意承担工商银行的7000余万元债务，是因为工商银行同时还享有的罐头厂全部土地、房屋及主要设备的抵押权，没有这些财产，转制无法实现。因此作为罐头厂转制的具体实施方，不管幸福公司愿不愿意，其都必须承担上述债务，否则转制目的就无法实现。另有一个事实也需要说明，2003年签订出售合同当时罐头厂的法定代表人董宗愉与幸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目前该公司最主要股东、法定代表人董宗愉为同一人。从这一点再结合2002年10月16日丹东市振兴区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委员会向丹东市工商局提交的《情况说明》中的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罐头厂转让的具体形式为管理层收购。2003年1月21日，幸福公司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签订了关于受让原属于工商银行的73,197,320.01元债权的《债权转让合同》。从时间及内容上看，这一债权转让行为还是在贯彻和执行2003年1月18日的“出售合同”中确定的工作，是该合同内容得以具体执行的表现。（二）从罐头厂与幸福公司的管理人员，经营场所上可以确定这两家企业之间为转制关系。首先，成立后的幸福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为丹东市振兴区振五街56号，而这一地址同时也是罐头厂的营业地址。其次，2003年4月7日，原罐头厂的法定代表人董宗愉辞职，而转专职担任幸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而在此之前，罐头厂与幸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由董宗愉一人担任。（三）从出售合同的具体内容、以及罐头厂整个出售过程上看，幸福公司就是罐头厂企业转制的结果。首先，益阳公司在一审向法院提交的全部关于罐头厂的工商档案，特别是企业出售的相关文件，并不是保存于罐头厂的工商档案之中，而代理人从幸福公司的工商档案中调取的。由此可见，至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为，幸福公司与罐头厂实际上是一个主体；而这一事实还可以证明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幸福公司本身也认为自己与罐头厂事实上是一个单位、一个主体，否则幸福公司又怎么可能把罐头厂转制资料作为自己的工商档案的一部分报送给工商局。其次，从各份文件的形成时间及内容上可以确定幸福公司就是罐头厂转制的产物。幸福公司的成立并不仅仅根据一份出售合同或者《债权转让合同》，其中还有很多份其他的文件作为前提。主要包括以下文件：1、2002年6月12日，罐头厂制定了《丹东罐头厂国有资产有序退出方案》。在第4页最后一段表述“我们的设想是：让工厂的国有资产有序退出（有效资产约2300万）成立职工全员股份制企业……另外，除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外，其它债权行有抵押物的债务（原文如此），也应承接过来约380万元，以保证转制后新企业的运作。“在第5页倒数第二段表述”新成立的员工股份公司购买华融资产公司7200万元债权后，新公司（幸福公司）需通过政府国家部门或法律途径主张债权，划定相关资产，此事应迅速、慎重办好，以防止其他债权主（原文如此）介入。“第6页倒数第二段表述”幸福公司成立后，原罐厂的资产已退出。但为新企业的运作、平稳，罐头厂还需存在1-2年时间，并留出足够的资产运作处置，保证6名职工及6名退养正常办公开资。2、2002年10月16日丹东市振兴区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委员会向丹东市工商局报送《证明材料》。表述成立幸福公司是“为尽快实现企业改制”且幸福公司为“该企业部分员工集资优先入股”所成立。3、2002年11月25日振兴区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下发《关于<丹东罐头食品总厂国有资产有序退出实施方案>请示的批复》。表述“同意罐头厂在领导班子及部分职工集资入股，成立幸福公司，并以新公司名义购买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你厂7100万元债权。4、2002年12月28日罐头厂职工代表通过了《关于讨论通过<丹东罐头食品总厂国有资产有序退出实施方案>的决议》。该份文件中多次出现“新公司”的表述，这里的”新公司”既指本案幸福公司。5、2003年1月9日丹东市振兴区财政局《关于丹东罐头食品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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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转制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函》，证明“出售合同”中所涉及的资产实际上是作为罐头厂企业转制资产而进行评估的。6、2003年2月14日罐头厂向工商局上报《情况说明》。证明了幸福公司承担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约为7200万元，承接该笔债务是为了履行《丹东罐头食品总厂国有资产有序退出实施方案》。7、2003年2月14日丹东市振兴区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向工商局提交《情况说明》能够证明与前一证据相同的内容。8、2003年1月18日签订出售合同。9、2003年1月21日，幸福公司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签订了关于受让原属于工商银行的7000余万元债权的《债权转让合同》。以上档案文件足以证明幸福公司并不是像其上诉状中所陈述的，是一家完全意义上的全新公司，其实际上是由原国有企业罐头厂转制而来的，无论是成立幸福公司、还是由幸福公司承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7000余万元债权，都属于罐头厂转制的方式、手段或途径。幸福公司的成立是罐头厂转制后的结果。再次着重说明，以上所有资料均来源于幸福公司而非罐头厂的工商档案。（四）相关各方的实际行为也可证明幸福公司系罐头厂转制而来。1、幸福公司承接了原罐头厂的全部有效财产。虽然幸福公司号称只接收了罐头厂47.7%的存量资产，但实际上这是罐头厂全部的可用于清偿债务的有效资产，其中包括罐头厂名下的全部土地和全部房屋，还包括仍有使用价值的主要生产设备（包括动力电、市政供水管网）。除此之外，虽然根据财务帐册的记载罐头厂名下还有其他财产（比如设备、车辆等）但是由于这部分财产价值贬损速度极快，因此至出售合同签订之时，上述财产实际上几乎已无价值可言。正因如此，幸福公司实际上是取得了罐头厂全部的有效资产。更为重要的是，幸福公司所承担的财产范围已不仅仅限于罐头厂的有形财产，罐头厂的无形财产，比如“大香蕉”、“津美乐”这两个在丹东地区使用长达数十年的驰名商标也被幸福公司所承受、使用，甚至连罐头厂的名称都被幸福公司继承。在幸福公司对外销售的瓶装“大香蕉”汽水所使用的瓶子上至今仍将生产厂家标为：“丹东幸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原丹东罐头食品总厂）”字样。2、幸福公司承担了原罐头厂全部人员安置的责任。根据出售合同的约定，以及政府相关批准文件的要求，幸福公司在成立后，实际接收了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原属于罐头厂的全部人员。并且在成立后数年内，幸福公司逐步对于所接收的人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安置。这也与幸福公司在本案以往历次庭审过程中所作出的陈述，甚至是幸福公司在其上诉状中所作的自认是一致的。而接收资产、安置人员正是对转制企业的一贯要求，可以说是转制企业的标志性行为。3、罐头厂继续存续期间主动承担本案涉及的债务。根据《丹东罐头食品总厂国有资产有序退出实施方案》中的内容，“幸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原罐头食品总厂的资产已退出。但为新企业的运作、平稳，罐头食品总厂还需存在1-2年时间……”可以看出，由于幸福公司并未承接罐头厂的全部债务，因此在当年签订出售合同之前，幸福公司及罐头厂就预见到将会有其他债权人向幸福公司主张债权，因此双方才要求，在幸福公司成立后，罐头厂这一主体仍应保留一段时间，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幸福公司承担债务，或者换个说法，就是为了帮助幸福公司逃债。而从本案的情况来看，罐头厂确实履行了这一约定的义务。在本案中，罐头厂将所有的还债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但却不认可要求幸福公司承担债务的观点。仅从这一表现来看，这两家企业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像幸福公司所主张毫无关联。4、政府给幸福公司很多优惠政策。幸福公司虽然在本案多次庭审中反复强调其接收的资产很少，承担的责任却很多。但实际上，幸福公司所获得的利益远远不止出售合同中的内容。因为除了原属于罐头厂的有形及无形财产以外，因为幸福公司为转制企业，政府也根据当初的承诺，为幸福公司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这其中就包括原罐头厂的土地被出售给开发公司用于房地产开发，土地出让金不低于6000万元，其中三分之一实际由幸福公司收取，用于抵顶了幸福公司对外承担债务，而还有一部分土地、房屋被幸福公司通过政府拍卖，所得款项全部由幸福公司收取。此外，幸福公司目前的经营用地系在2004年及2006年分三次从政府获得合计面积近45000平方米，上述三块土地全部没有采取正常招拍挂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批文的方式直接出让给了幸福公司，其中又进行了巨额的费用减免。如果没有转制行为政府凭什么会给幸福公司如此多的优惠。5、为了使幸福公司在本案中免于承担责任，政府相关部门与幸福公司进行了多次配合。本案处理过程中，幸福公司为了免于承担还债义务，还与振兴区发改局进行了一场虚假诉讼，试图从形式上解除本案这份出售合同。双方为此通过法院达成了（2010）振兴民三初字第00120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最终的实质的内容是出售合同由双方自愿解除，但双方彼此实质上互不承担返还或赔偿责任。为了使这份虚假诉讼看起来像真的，同时还不能影响幸福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在上述《调解书》生效后，幸福公司还与振兴区发改局通过法院进行了以下行为：1、2010.2.23发改局申请查封，要求幸福公司履行（2010）振兴民三初字第00120号《民事调解书》，返还3180.39万，为此查封幸福公司在安民群英村3650米土地，汤池子双拥路8889米土地及全部房屋设备。2、2010.3.4振兴区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对上述财产进行查封。幸福公司明确表示如果查封错误不用负责赔偿，不提异议（有书面保证）。3、2010.8.13振兴区发改局向振兴区法院提出解除查封，理由是该案件双方已调解解决。4、2010.8.13振兴区法院下达裁定，对上述财产解除查封。5、2010.8.17和8.23两日幸福公司用上述财产作抵押在丹东商业银行蓝天支行贷款1500万。6、2010.10.14振兴区发改局又向振兴区法院申请对上述财产进行查封，振兴区法院下裁定再次查封。如果没有企业转制的情况，即便是发改局作为政府部门，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与幸福公司进行这样的勾结，制造这样明显的虚假诉讼。以上相关各方的行为，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幸福公司实际上就是罐头厂转制而来的新企业。（五）幸福公司以取得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对罐头厂的主债权及抵押权为由，拒绝向益阳公司清偿债务，从担保法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依据。就算是如幸福公司所言，其所取得全部财产都是罐头厂对工商银行的抵押物（如前所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但依据法律规定幸福公司也不能因此理所当然地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其所享有的仅为法律规定的、针对变卖、拍卖抵押物所得款项的优先受偿权。而本案的事实却是，对于上述抵押财产的处理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没有变卖、没有拍卖、没有双方协商以物抵债的“折价协议”（“出售合同”显然不能等同于以物抵债的“折价协议”），就这样直接将罐头厂的全部财产权利划转给了幸福公司所享有。因此就算幸福公司真正购买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对罐头厂的主债权，其取得罐头厂抵押物所有权这结果仍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更不要说取得抵押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了。因此幸福公司试图通过其享有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来拒绝清偿益阳公司，从担保法的规定来说也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幸福公司都应当承担向益阳公司清偿原罐头厂所欠债务的责任。所以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幸福公司的上诉。
益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罐头厂向益阳公司清偿贷款本金155万元及利息1997644.09元（利息暂计算至2006年12月20日），本息合计3547644.09元；2.罐头厂向益阳清偿从2006年12月20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所产生的利息1941270.85元（以3547644.09元为本金）；3.益阳公司对罐头厂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4.幸福公司在其接收罐头厂的财产范围内，与罐头厂对益阳公司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诉讼费由幸福公司、罐头厂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12月13日，交通银行丹东分行与罐头厂签订丹交银2001年贷字罐014号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55万元，借款期限自2001年12月26日至2002年12月25日，利率为月息6.3375‰。同日，双方又签订丹交银2001年抵字第罐014号借款抵押合同，罐头厂以其所有的锅炉、葡萄生产线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02年1月10日，罐头厂为交通银行丹东分行出具涉案155万元借款凭证。借款到期后，罐头厂未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2003年5月20日，交通银行丹东分行为上述借款本息向罐头厂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罐头厂在该通知书上加盖单位公章。
2004年6月7日，交通银行丹东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交通银行丹东分行将其对罐头厂享有的涉案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同年9月7日，交通银行丹东分行向丹东市公证处申请，对其向罐头厂送达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的过程和内容进行证据保全公证。2004年7月9日，交通银行丹东分行的员工在两位公证员的监督下，来到幸福公司二楼办公室，将《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交到工作人员佟华手中，佟华拒绝在《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回执》上签字。公证员制作了《证据保全现场工作记录》一份，载明：“本公证员（刘玉峰）与公证员吴某及纪云书于上述时间，来到罐头厂（现更名为丹东幸福食品有限公司）二楼办公室，纪云书在两位公证员面前，将前面的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一份交给工作人员佟华，佟华拒绝在回执上签字”。2004年10月12日作出（2004）丹证民字5573号公证书，对上述证据保全过程进行公证。2006年6月2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在《辽宁法制报》上对涉案债权刊登了债权催收公告。
2007年1月25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与珠海市恒盛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将涉案债权本金155万元及利息1997644.09元转让给珠海市恒盛投资有限公司。2007年2月5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在《辽宁法制报》上对涉案债权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2007年1月，珠海市恒盛投资有限公司与益阳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珠海市恒盛投资有限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益阳公司。2007年2月14日，珠海市恒盛投资有限公司在《丹东日报》上对涉案债权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另查明：2002年6月12日，丹东厂作出《丹东罐头食品总厂国有资产有序退出实施方案》，该方案中载明：“请求政府出面，对罐头厂下一步转制的步骤、方式及相关优惠政策予以批复！以帮助工厂退出的运作。1、土地转让金转制企业1/3部分免收（可顶抵债务）。2、一号干线动迁把我厂制罐分厂、果汁分厂拆掉5600㎡，这两个分厂今年无法正常经营，工厂准备把剩余北厂土地、厂房通过政府拍卖，拍卖的资金：（1）偿还职工内债；（2）重新建厂（置换）。恳请政府对重新建厂免收相关费用。拍卖的资金政府不收费用，以帮扶企业抵顶债务过大的问题，此事情请求区政府与市政府沟通明确。3、新成立的员工股份制公司购买华融公司7200万元（准确数字应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幸福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的数字为准），新公司（丹东幸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需通过政府国家部门或法律途径主张债权，划定相关资产，此事应迅速、慎重的办好，以防其他债权主介入。4、政府委派会计师评估所，对罐头厂的流动资产及相关资产予以评估，华融公司的抵押资产已评估完毕。5、政府应责成相关部门帮助企业搞好资产、土地变更，市企业改革办公室有同意此种方式转制的批文。”该方案中关于罐头厂的遗留问题的内容为：“幸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原罐头厂的资产已经退出。但为新企业的运作、平稳，罐头厂还需存在1-2年时间，并留出足够的资产运作处置，保证6名职工及6名退养职工正常办公开资。”同年11月25日，丹东市振兴区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作出振改组[2002]06号《关于〈罐头厂国有资产有序退出实施方案〉请示的批复》，内容如下：“一、同意罐头厂的领导班子及部分员工集资入股，成立丹东幸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并以新公司名义购买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你厂的7100万元债权（准确数字应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丹东幸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的数字为准）。二、为保护职工利益和工会财产，新股份制公司必须托管原企业所有离退休职工，安排好现在册职工就业。并按相关政策解除职工身份，负责偿还其职工内部债务及相关敏感性债务，在保证职工权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评估的资产通过相关程序确定给新公司。三、购买7100万元债权所需900万元集资款，除职工集资入股款外，民间及银行贷款可以用罐头厂存留土地抵押。四、立即进行审计、资产和土地的评估确认等退出前的基础工作。五、你厂提出的关于新公司承接债务过大需申请相关优惠政策问题，区政府将积极沟通，争取到位，以利于企业正常良性运转。六、认真做好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保持职工队伍的稳定，严格按照市有关文件的规定规范操作，做到改制与生产经营两不误，使企业改制按期进行。”同年12月28日，罐头厂召开职工代表团（组）长扩大会议，丹东市振兴区转制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列席，全体代表举手表决，一致通过前述实施方案。
2003年1月18日，丹东市振兴区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与幸福公司签订《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约定：丹东市振兴区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将罐头厂资产总额4259.03万元的47.7%的存量资产出售给幸福公司，同时幸福公司接受罐头厂债务全部债务13507.02万元的67.53%。幸福公司从罐头厂接受的资产为2031.67万元，接受的债务为9121万元。土地资产价格为1448.72万元，其中按30%计344.616万元的土地转让金用于抵扣企业负债。企业净资产为-6744.73万元，企业出售价格为零。幸福公司接受原企业在中国工商银行丹东市分行抵押贷款本息（现剥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7321.35万元的债务，负责对罐头厂所有职工内债的偿还，负责对所有离退休人员债务的偿还，接受敏感性外债373.96万元并按原规定条款负责偿还。该合同中列明的幸福公司接受的罐头厂的债务中，不包括涉案交通银行丹东分行的贷款。
2003年1月21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与幸福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双方约定，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以900万元的价格，将其从中国工商银行丹东市分行处受让的对罐头厂享有的73197320.01元的债权转让给幸福公司，该债权项下的抵押权一并转让。同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向丹东罐头食品总厂送达债权转让通告，罐头厂在该债权转让通告中加盖公章。幸福公司于2002年12月10日、2003年1月21日以银行汇票方式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分别支付180万元、720万元，共计900万元。
《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签订后，幸福公司将丹东市振兴区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诉至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请求解除《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10日作出（2010）兴民三初字第00120号民事调解书，解除幸福公司与丹东市振兴区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于2003年1月18日签订的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后经益阳公司申请，原审法院作出（2010）丹立二民申字第00091号民事裁定，对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10）兴民三初字第00120号民事调解书进行再审。原审法院再审后，于2013年1月16日作出（2012）丹审民再字第00105号民事裁定，撤销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10）兴民三初字第00120号民事调解书，发回重审。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4日作出（2013）兴民二初字第00177号民事判决，驳回幸福公司的诉讼请求，驳回丹东市振兴区发展改革与经济局的反诉请求。幸福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丹审民再字00129号民事裁定，撤销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13）兴民二初字第0017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2015）兴民三初字第00131号民事判决，驳回幸福公司的诉讼请求，驳回丹东市振兴区发展改革与经济局的反诉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该案诉讼过程中，幸福公司认可其依据与丹东市振兴区发展改革与经济局签订的企业产权出售合同而取得罐头厂2031.67万元的资产（包括建筑面积为18954.78平方米的建筑物826.12万元、设备478.95万元、长期投资119万元、无形资产41万元、流动资产566.55万元），以及评估价为1148.72万元的土地使用权，前述资产总价值为3180.39万元。
幸福公司接受了罐头厂的资产后，为安置罐头厂的职工并偿还罐头厂对职工的欠债等内部债务而支付了资金。但是，经原审法院释明，各方当事人均表示不申请对幸福公司提供的付款总计表及财务明细进行审计，致使原审法院无法甄别该财务明细中具体财务项目及数额的真实性，故无法查明幸福公司为罐头厂偿还债务的实际数额。
再查明：2007年7月19日，益阳公司为实现涉案债权将幸福公司、罐头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罐头厂偿还借款本金155万元及利息1997644.09万元；二、益阳公司对罐头厂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幸福公司在其所接收的罐头厂的财产范围内，对益阳公司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于2009年12月2日作出（2007）丹民三初字第0007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罐头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益阳公司偿还欠款155万元，并按合同约定的利率给付利息（利息从2002年1月10日起至2004年6月7日止，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6.3375‰计算）；二、益阳公司对幸福公司占有的丹交银2001抵字第罐014号抵押合同设定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益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益阳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0年5月16日作出（2010）辽民二终字第34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裁定：撤销原审法院（2007）丹民三初字第00073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原审法院重审后，于2010年10月28日作出（2010）丹民三初字第0006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罐头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益阳公司偿还欠款155万元及利息1997644.09元；二、益阳公司对罐头厂为上述借款设定的抵押物锅炉、葡萄生产线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益阳公司其他诉讼请求。益阳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1年3月14日作出（2011）辽民二终字第1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审法院（2007）丹民三初字第00073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在重审过程中，益阳公司于2014年12月8日向原审法院申请撤诉，原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1）丹民三初字第00021号民事裁定，准许益阳公司撤回起诉。2015年3月23日，益阳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又查明：幸福公司于2002年12月3日成立，该公司设立时登记住所地为“丹东市振兴区振五街56号”，其在设立登记时提交的《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载明该登记住所地的产权单位系罐头厂。罐头厂在就其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及经营单位进行变更登记时，提交的《变更登记申请事项》列明的罐头厂的住所地及经营场所地址均为“丹东市振兴区振五街56号”。
佟华自1979年6月6日在罐头厂工作，至2007年8月1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交通银行丹东分行与罐头厂于2001年12月3日签订的丹交银2001年贷字罐014号借款合同与丹交银2001年抵字第罐014号借款抵押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交通银行丹东分行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实际向罐头厂发放借款，罐头厂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罐头厂未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关于幸福公司、罐头厂辩称交通银行丹东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致使涉案债权继后两次转让均无效一节。本案中，债权人交通银行丹东分行将对罐头厂的涉案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向罐头厂公证送达了《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幸福公司、罐头厂虽辩称公证书载明的送达地址为幸福公司办公室，接收送达材料的佟华是幸福公司的员工，罐头厂并未收到该《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但是，根据幸福公司提供的该公司验资报告证据中包含的幸福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及罐头厂《变更登记申请事项》，可以证明幸福公司设立时的登记住所地“丹东市振兴区振五街56号”的产权单位系罐头厂，罐头厂在申请对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和经营范围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交的《变更登记申请事项》中载明的罐头厂的住所地及经营场所地址均为“丹东市振兴区振五街56号”。同时，根据益阳公司提供的丹东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的佟华社保关系的明细、退休审批表，证明佟华于1979年至2007年间是罐头厂的职工，双方直至2007年8月1日才解除劳动关系。所以，交通银行丹东分行向罐头厂公证送达《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合法有效，应认定交通银行丹东分行已经对涉案债权进行了催收并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法函[2002]3号）规定：“依据我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条规定，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关于涉及资产管理公司清收不良资产的诉讼案件，其‘管辖问题’应按《规定》执行。”本案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受让后，将涉案债权转让给珠海市恒盛投资有限公司，并于2007年2月5日在《辽宁法制报》上对涉案债权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珠海市恒盛投资有限公司又将涉案债权转让给益阳公司。幸福公司、罐头厂虽主张珠海市恒盛投资有限公司与益阳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出让方与受让方代理人处均为“陈泽坤”签名，该债权转让系关联公司之间的转让，应为无效。但是，依据益阳公司提供的益阳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证明，该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珠海市恒盛投资有限公司与益阳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陈泽坤，且两公司均在该债权转让协议中加盖公章，该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法律并未禁止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公司之间进行债权债务转让行为，该债权转让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幸福公司、罐头厂的该项辩解，不予支持。益阳公司受让涉案债权后，于2007年7月19日对幸福公司、罐头厂提起诉讼，应视为其履行了通知债务人的义务。因此，涉案债权三次转让均按照法律规定通知了债务人，三次债权转让行为均合法有效，益阳公司对罐头厂享有合法债权。故对幸福公司、罐头厂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幸福公司、罐头厂主张涉案债权超过诉讼时效一节。本案适用普通诉讼时效，法定期间为二年。涉案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到期日为2002年12月15日。2003年5月20日，交通银行丹东分行向罐头厂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罐头厂在该通知书上加盖单位公章。2004年9月7日，交通银行丹东分行向罐头厂公证送达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2006年6月2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在《辽宁法制报》上对涉案债权刊登了债权催收公告。2007年2月5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在《辽宁法制报》上对涉案债权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2007年7月19日，益阳公司为实现涉案债权，将幸福公司、罐头厂诉至法院，2014年12月8日向原审法院申请撤诉。2015年3月23日，益阳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因此，益阳公司就涉案债权而提起的本次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幸福公司、罐头厂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借款利息的计算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纪要第十二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组建或参股等方式成立的资产处置联合体。国有企业债务人包括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受让人是指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自然人。”依据前述规定，益阳公司主张的涉案借款利息应当自借款之日起计算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将涉案债权转让至珠海市恒盛投资有限公司止，即1997644.09元。对于珠海市恒盛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涉案债权后发生的利息，不予支持。
关于幸福公司主张其不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债权人以新设公司和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应当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幸福公司的成立实际是罐头厂的国有企业转制行为，是罐头厂国有资产有序退出的步骤之一，幸福公司亦在其诉丹东市振兴区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案诉讼中明确认可其依据与丹东市振兴区发展改革与经济局签订的《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而实际取得罐头厂2031.67万元的资产（包括建筑面积为18954.78平方米的建筑物826.12万元、设备478.95万元、长期投资119万元、无形资产41万元、流动资产566.55万元），以及评估价为1148.72万元的土地使用权，前述资产总价值为3180.39万元。本案中，幸福公司虽辩称其接受罐头总厂的资产是因为其以900万元价格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购买的对罐头厂的债权，从而获得该债权项下的抵押物。但是，幸福公司该项抗辩与其在前述的另案中主张不一致，且其提供的债权转让合同仅能证明幸福公司对罐头厂提供的抵押物享有抵押权，而非所有权。故对幸福公司的该项辩解，不予采信。另外，幸福公司虽主张其在接受罐头厂的资产后，为安置罐头厂的职工并偿还罐头厂对职工的欠债等内部债务而支付了相应资金。但是，其提供的财务账页、付款总计表及财务明细均系其单方制作，且益阳公司对于幸福公司主张的支付金额不予认可。因幸福公司提供的前述财务资料涉及其10余年的企业账目，项目及内容繁杂，数额巨大，经原审法院释明，各方当事人均表示不申请对该证据进行审计，致使原审法院无法查明幸福公司为安置罐头厂的职工及偿还罐头厂对职工的欠债等内部债务而实际支付的金额，应由幸福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幸福公司接收了罐头厂价值3180.39万元的财产，该数额超过了本案益阳公司主张的债权本金155万元及利息1997644.09元的总额，故幸福公司应当对涉案债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益阳公司主张对罐头厂抵押的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债权转让的，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罐头厂以其锅炉、葡萄生产线为涉案债权设置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涉案抵押依法设立并生效。益阳公司依法受让涉案债权，亦同时依法取得涉案抵押权。故对益阳公司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
综上，在本案现存的证据状态下，益阳公司主张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罐头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益阳公司借款本金155万元；二、罐头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益阳公司借款利息1997644.09元；三、益阳公司在前述借款本金及利息范围内，对罐头厂为上述借款设定抵押的丹交银2001年抵字第罐014号交通银行借款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幸福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益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应交50222元，免交15041元，实交35181元。由罐头厂负担案件受理费35181元、幸福公司对罐头厂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35181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幸福公司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发布《资产处置公示》。证明：2002年8月21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拟对罐头厂7046.3万元债权进行折扣变现处置。公告期自2002年8月21日至2002年8月27日。公告期内，罐头厂部分人员及社会投资人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协商以900万元的价格购买这些不良资产，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同意，双方口头达成购买协议。
证据二、丹东幸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文件。证明：2002年8月底出资50万元组建了幸福公司，2002年9月6日召开的监事会会议上选举丁志军为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幸福公司是按股份制形式组建的公司，而非罐头总厂分立出来的公司。
证据三、关于报批丹东罐头食品总厂关闭预案的请示（丹轻发（2000）10号）。证明：罐头厂在2000年已经因资不抵债，被主管部门关停，无任何收入根本拿不出钱来。因此，幸福公司不是企业分立而来，是股东自筹资金组建的。
证据四、农业银行汇票委托书（2002.12.10）。证明：2002年10月底幸福公司工商注册登记完成后，2002年12月10日，幸福公司从该公司账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汇付购买不良资产预付款180万元，开始实际履行债权转让合同。
证据五、农业银行汇票委托书（2003.1.21）。证明：2003年1月21日，幸福公司从该公司账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汇付购买不良资产价款720万元，履行合同完毕。
证据六、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资产回收款项凭证。证明：幸福公司向华沈办支付900万元购买不良资产价款后，无可争议的获得对罐头总厂7,319,320.01元的债权。
证据七、丹东罐头食品总厂固定资产账面。证明：罐头总厂借交通银行丹东分行的155万元贷款时以葡萄饮料生产线和锅炉等抵押物做担保，这些抵押物现在仍然存放于罐头厂，幸福食品公司并未取得这些抵押物。
益阳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六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是证据一本身无法证明双方在2002年8月份达成过关于收购不良资产的口头协议。证据三也无法证明丹东罐头厂在当时是没有资产的。证据一至六不能证明幸福公司的想要证明的目的，即幸福公司与罐头厂是两家没有关系的独立企业，相反这组证据幸福公司成立的过程就是为了实现罐头厂的转制，这个过程与罐头厂工商档案中反映的程序是完全一样的。举一个例子，有振兴区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下发的关于丹东罐头食品总厂国有资产有序退出实施方案的批复，第一条的内容即可证明。证据七、首先没有原件，对证据本身不质证，如果今天幸福公司有原件，证明罐头厂和幸福公司有关联。证据一至七均不属于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新证据，本案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经过10年的时间，在10年以后再提供不属于新证据。罐头厂对幸福公司提供的证据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益阳公司：提供一份实物证据，“大香蕉饮料瓶”。证明幸福公司与罐头厂是一家公司。幸福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罐头厂商标转让给幸福公司。罐头厂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本庭组织对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从丹东市振兴区档案局调取的档案材料进行了质证。即：1.2008年1月7日，振兴区发展改革与经济局《关于幸福公司向世行借款请求区政府给予担保的请求》。及附：2008年1月3日，幸福公司《关于向世行借款请求政府给予担保的报告》；2.2008年12月3日，罐头厂向振兴区政府《关于罐头厂实施破产方案的请示》。
幸福公司认为，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一个企业是否转制而来要看企业注册资金的来源，政府没向这个企业投入一分钱，就说这个企业是转制而来是不负责任的。益阳公司认为：两组三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三份文件从幸福公司、罐头厂以及振兴区政府三个不同角度确认了幸福公司系罐头厂转制组建而来的民营企业这一事实。幸福公司自己的陈述是最重要的，这种陈述属于诉讼自认，而上述三份证据出处来源于档案局可以认定是国家作为档案保存的证据，国家的公文档案证据要高于其他证据。罐头厂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交通银行丹东分行与罐头厂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抵押合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丹东市振兴区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与幸福公司签订的《企业产权部分出售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主体资格具备，协议内容及交易程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审判决认定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本案争议焦点：（一）幸福公司是否是罐头厂转制组建股份制企业。（二）幸福公司应否在接收罐头厂3180.39万元财产范围内对益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三）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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