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长中刑二初字第00020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五一东路87号金色华庭B栋9118室。
法定代表人陈鲁滨。
诉讼代表人彭宁，女，1985年10月24日出生，系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人陈某某，男，1959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苗族，本科文化，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长沙市芙蓉区五一东路87号金色华庭B栋9118号。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犯罪，于2013年2月28日被抓获，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日被逮捕。现押长沙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李龙善，湖南路虎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以长检刑二诉（201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陈某某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票据承兑、信用卡诈骗罪一案，于二0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二0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向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彭宁、被告人陈某某及其辩护人李龙善等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本院依法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延期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006年至2011年11月，被告人陈某某作为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在经营该公司期间，为了在长沙市建设银行湘江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套取银行资金用于公司资金周转，被告人陈某某通过仿造、变造等非法手段向建设银行湘江支行提供虚假的开票人为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受票人为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96张，累计票面金额为391544343.23元。该9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经鉴定，系伪造形成。
二、骗取票据承兑罪。2006年起，被告人陈某某在经营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时，成为广东省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CECT-
侨兴系列型号手机的湖南省特约独家代理商，2006年9月，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为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长沙湘江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担保，其最高担保额为1500万元。此后，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先后通过湘江支行向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开出两张共计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于货款支付。为套取银行资金用于资金周转，被告人陈某某利用该担保额剩余1100万元的便利，伙同其妻子佘玉萍（2008年4月患病死亡）伪造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吴瑞霖”印章，在长沙建设银行湘江支行循环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采取虚假背书、贴现的方式套取银行资金来维持公司资金周转。
2008年5月，被告人陈某某在要求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继续为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湘江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担保未果的情况下，私自留了一份侨兴公司负责人吴某甲签发的空白《最高额保证合同》，然后在该合同上加盖伪造的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印章，并虚构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的贸易，伪造侨兴移动电话区域代理合同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所需的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建设银行长沙湘江支行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以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在建设银行长沙湘江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采取使用虚假资料循环开具承兑汇票并使用伪造的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印章虚假背书套取资金的方式来维持资金周转。
2010年6月5日，在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被告人陈某某再次使用其伪造的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印章，伪造《最高额保证合同》，冒用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某甲名义签名，利用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仅于2010年6月1日与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隋某某签订的一份期限为1年的产品代理协议，大肆虚构对该产品的采购单据，采用同样的方式，使用虚假申请资料，骗取银行信任，在长沙市建设银行湘江支行申请循环开具授信额度为3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拆东墙补西墙。该产品代理协议于2011年6月到期后，陈某某利用其伪造的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印章，冒用隋某某签名，伪造了一份产品代理协议，采用同样的方式，使用虚假申请资料，骗取银行信任，继续向建设银行湘江支行骗取承兑汇票，拆东墙补西墙。其中陈某某于2011年8月、9月、10月在建设银行湘江支行共计开出3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以虚假背书的方式承兑贴现，用于其归还公司欠款及开支，除预交40%保证金（1200万元）外，其余敞口部分1800万元至今不能归还银行。2011年12月，因到期未能及时归还银行欠款而事发后，被告人陈某某逃匿、躲避，直至被公安机关抓获。
根据建设银行湘江支行提供的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明细和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提供的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账目往来明细，经委托湖南湘楚司法鉴定所审计，从2006年至2011年10月27日，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出收款人为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的承兑汇票共计310张，票面累计金额共计369320000元，除2007年1月31日开具的票号00161852，金额100万元、票号00161846，金额300万元的共计400万元的两张承兑汇票真实开具到了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外，其他全部被陈某某利用伪造的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印章虚假背书贴现。
三、信用卡诈骗罪。被告人陈某某于2003年12月在长沙市招商银行申请办理了一张信用卡，卡号为4392260800548297，之后被告人陈某某持该卡透支用于其消费、取现。自2011年12月起，被告人陈某某开始拖欠逾期的透支款，2012年1月22日，被告人陈某某在拖欠透支款本息共计5万余元的情况下，还款5千元后，至2012年7月招商银行报案，被告人陈某某不再归还任何透支款，其透支本金总共为47127.75元，经招商银行多次用电话、信函的方式催收，被告人陈某某采取变更手机号码的方式躲避，拒不归还。
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物证鉴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报告，报警案件及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情况说明，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明细表、纳税申报表、论证结果查询、流向信息，销售发货单及收款凭证、转账凭证，银行承兑汇票及其背书，申请银行承兑汇票的报告及申请书，证人证言，抓获经过材料，被告人的户籍证明及现实表现材料，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私刻公章印鉴样本，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及历次变更情况、股东名录、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产品代理协议、区域代理合同、信贷表外业务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意向书、业务往来情况说明、明细账目表，书证物证照片，催收记录，信用卡消费、还款详细账单，信用卡申请表及申请人身份复印件，被告单位及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明。该院认为，被告单位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二款，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二款，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骗取票据承兑罪；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之规定，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要求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辩解：“1、被告人陈某某实施的是变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没有实施伪造行为，其提供变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为了在银行开具承兑汇票，不是为了出卖和抵扣税款，故被告单位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被告单位在建行湘江支行开具承兑汇票是合法的民事行为，其不能归还银行欠款纠纷已有生效的民事判决进行处理，不应再作为犯罪行为进行惩罚，且银行有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的过错责任。”
被告人陈某某辩解：“其行为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骗取票据承兑罪和信用卡诈骗罪。”
被告人陈某某的辩护人辩称：“1、被告人陈某某实施的是变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没有实施伪造行为，其提供变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为了在银行开具承兑汇票，不是为了出卖和抵扣税款，未给国家税款造成任何损失，对社会没有造成任何危害，故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其未实施欺骗行为，建行湘江支行是明知《最高额保证合同》是真实情况下而授信3000万给长沙中立公司的，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未给建行湘江支行造成损失，其不能归还银行欠款纠纷已有生效的民事判决进行处理，土地抵押物被拍卖后足以偿还银行欠款，不应再作为犯罪行为进行惩罚；3、关于信用卡诈骗罪，被告人陈某某是因被人绑架拘禁，为保护生命安全而无意未偿还的。”
经审理查明：一、为骗取票据承兑而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被告人陈某某系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中立公司）的法人代表。2006年起，被告人陈某某在经营长沙中立公司时，成为广东省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侨兴公司）生产的产品CECT-
侨兴系列型号手机的湖南省特约独家代理商，2006年9月，惠州侨兴公司为长沙中立公司在建设银行长沙湘江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湘江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担保，其最高担保额为1500万元。此后，长沙中立公司先后通过建行湘江支行向惠州侨兴公司开出两张共计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于了双方之间实际发生的货款支付。因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除了要有《最高额保证合同》外，申请方还要向银行提供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申请报告、申请方公司董事会决议及证明买卖双方实际发生交易的买卖合同、销售发货单、送货签收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资料。为了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从而套取剩余的1100万元担保额资金用于公司资金周转，被告人陈某某伙同其妻子佘玉萍（2008年4月患病死亡）伪造惠州侨兴公司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吴瑞霖”印章，并使用上述印章伪造长沙中立公司与惠州侨兴公司之间的移动电话区域代理合同、惠州侨兴公司销售发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送货签收单等，用以虚构长沙中立公司与惠州侨兴公司之间的贸易，向建行湘江支行申报，在最高担保额为1500万元的授信额度内循环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再采取虚假背书、贴现的方式套取银行资金。
2008年5月，被告人陈某某在要求惠州侨兴公司继续为长沙中立公司在建行湘江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担保未果的情况下，私自留了一份有侨兴公司负责人吴某甲签名的空白《最高额保证合同》，然后在该合同上加盖了伪造的惠州侨兴公司印章，并提供给建行湘江支行。为虚构长沙中立公司与惠州侨兴公司之间的贸易，被告人陈某某伪造了侨兴移动电话区域代理合同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所需的惠州侨兴公司销售发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提供给建行湘江支行，以长沙中立公司的名义申请在建行湘江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在最高担保额为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内循环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并使用伪造的惠州侨兴公司印章虚假背书套取资金的方式来维持长沙中立公司资金周转。
2010年6月5日，在长沙中立公司与惠州侨兴公司没有真实贸易往来的情况下，被告人陈某某再次使用伪造的惠州侨兴公司印章，并冒用惠州侨兴公司负责人吴某甲名义签名，伪造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利用长沙中立公司仅于2010年6月1日与惠州侨兴公司的隋某某签订的一份期限为1年的产品代理协议，虚构双方的贸易往来，采用同样欺骗的方式，以长沙中立公司的名义申请在建行湘江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在最高担保额为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内循环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该产品代理协议于2011年6月到期后，陈某某利用伪造的惠州侨兴公司印章，冒用隋某某的签名，伪造了一份产品代理协议，虚构双方的贸易往来，采用同样欺骗的方式，以长沙中立公司的名义申请在建行湘江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在最高担保额为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内循环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其中，陈某某于2011年8月、9月、10月在建行湘江支行共计开出3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以虚假背书的方式承兑贴现，用于其归还公司欠款及开支，除预交40%保证金（1200万元）外，其余敞口部分1800万元不能归还银行。2011年12月，因承兑汇票到期，陈某某未能及时归还并逃匿、躲避而案发，至此，被告人陈某某因骗取银行承兑汇票而不能归还银行欠款的敞口部分是27251013.32元。2013年2月28日，被告人陈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经湖南湘楚司法鉴定所审计，鉴定意见为：长沙中立公司通过变造发票等非法手段向银行提供的虚假购货发票共计96张，价税合计391544343.23元。长沙中立公司对惠州侨兴公司共开出承兑汇票310张，其中308张没有实际出票，金额为365320000元，均用于长沙中立公司套取现金。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并且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湖南湘楚司法鉴定事务所作出的湘楚司鉴字（2013）第13号《关于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及承兑汇票相关业务的司法鉴定报告》和湘楚司鉴字（2014）第004号《关于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及承兑汇票的相关业务的补充司法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中立电子通过变造发票等非法手段向银行提供的虚假购货发票共计96张，价税合计391544343.23元。中立电子对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共开出承兑汇票310张，其中308张没有实际出票，金额为365320000元，均用于中立电子套取现金。
2、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07年1月至2011年10月向建行长沙湘江支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的呈报相关资料，有申请报告，申请书，董事会决议，银行承兑协议，伪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区域代理合同、销售发货单等物证。
3、建行湘江支行提供的长沙中立公司伪造的9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及复印件等物证及惠州侨兴公司的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长沙中立公司在向建行湘江支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时提供了伪造的9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复印件及惠州侨兴公司说明该公司未向长沙中立公司虚开9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4、长沙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2份鉴定说明及广东省惠州市国税稽查局提供的9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流向查询，增值税专用发票鉴定：长沙中立公司向建行湘江支行提供的时间为2006年至2011年11月的购货单位为长沙中立公司、供货单位为惠州侨兴公司的96张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391544343.23元），经广东省惠州市国税稽查局进行发票流向的查询，证实该96张发票非真实发票，系伪造形成的发票。
5、惠州侨兴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明细表及长沙市国税局提供的长沙中立公司增值税纳税申报，证明惠州侨兴公司于2006年8月到2009年8月向长沙中立公司开过1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为2220220元，长沙中立公司就该1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向长沙市国税局进行了申报。
6、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提供的长沙中立公司于2006年至2011年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证明伪造的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在长沙市芙蓉区国家税务局抵扣税款。
7、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及伪造的惠州侨兴公司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吴瑞霖印鉴的盖印，证明公安干警于2013年2月27日对被告人陈某某居住的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派出所广济桥社区韶山路39号双子座702房进行搜查，在进门的左手边主卧室的梳妆台中间抽屉内发现并扣押了“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吴瑞霖印”等三枚印章的事实。
8、长沙中立公司于2007年1月至2011年10月对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及背书等物证及复印件。
9、建行湘江支行出具的关于陈某某银票有关情况说明，证明陈某某于2007年1月至2011年11月在湘江支行办理银票开往惠州侨兴电信工业公司共有431407574元101笔、流动资金贷款19730000元4笔、其中已兑付、还款404156561元94笔，逾期46981013.32元11笔。
10、长沙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的长公物鉴（文检）字（2012）2370号、（2013）417号物证鉴定书、2010年10月14日、24日、27日及2011年8月8日、9月23日出票共计66张《银行承兑汇票》及背书复印件，鉴定结论为：该66张《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的“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文和“吴瑞霖印”印文均系伪造的事实。
11、落款日期为“2006年12月29日”的《信贷表外业务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日期为“2008年4月6日”的《区域代理合同》、落款日期为“2010年6月”的《产品代理协议》、落款日期为“2010年6月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担保意向书》等书证或复印件，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的中广测（2012）文鉴字第0051号、016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受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意见：落款日期为“2008年5月9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惠州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印文系伪造的事实；落款日期为“2010年6月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惠州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印文和“吴某甲”签名系伪造的事实。
12、证人李某、唐某某、何某某、王某某、张某、周某某、晏义军的证言及情况说明，证明均系建行恒达支行或湘江支行的职员，均经手过陈某某以长沙中立公司的名义在建行恒达支行或湘江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业务，其中承兑汇票均是开往惠州侨兴公司，均是40%保证金加侨兴公司提供担保。一般是长沙中立公司的财务会计章某某提供的申报资料，有最高额保证合同、贸易合同、发货单据、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等，陈某某也送过几次。均不知申报资料是伪造的。申报材料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原件、复印件是由陈某某、佘玉萍或长沙中立公司财务人员提供。
13、证人吴某乙、周某甲的证言，证明2００8年5月9日，吴某乙、周某甲代表建行湘江支行到惠州与侨兴公司面签《最高额保证合同》，当时查看了侨兴公司吴某甲的身份证，吴某甲在保证合同上签了字，吴某甲叫一女的进来盖章，因公司盖章人员不在，答复等周一盖章后再寄至银行。后不知陈某某在该合同上做了假。
14、证人黄某、康某的证言，证明2０1０年6月，黄某、康某代表建行湘江支行到惠州与侨兴公司面签《最高额保证合同》，当时侨兴公司吴某甲在保证合同上签了字，后称合同需经内部审核流程故未盖章，答复搞好后会邮寄至支行。后不知陈某某在该合同上做了假。
15、证人韩某某、吴某甲、隋某某、谭某某、李某乙的证言，证明均系惠州侨兴公司的职员，惠州侨兴公司只在2006年为长沙中立公司作过一次担保，用于长沙中立公司在建行湘江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给惠州侨兴公司，担保期限为2年。2008年5月9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陈某某伪造的，惠州侨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某甲在合同上签了名，但因惠州侨兴公司内部审核未通过，故惠州侨兴公司未在合同上盖章，惠州侨兴公司要求从陈某某处收回吴某甲已签名的合同，没想到陈某某留了一份。从2007年3月起，惠州侨兴公司未收到过长沙中立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2008年4月6日的侨兴移动电话区域代理合同是陈某某伪造的公章和签名。2008年以后长沙中立公司与惠州侨兴公司之间基本上没有业务。2010年6月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担保意向书均是陈某某伪造的，包括公章和签名。2010年6月的产品代理协议是侨兴公司副总经理隋某某代表惠州侨兴公司与陈某某代表的长沙中立公司签订的，是真实的，但未履行该协议，双方没有贸易往来。2011年6月的产品代理协议也是陈某某伪造的。惠州侨兴公司财务根本没有2008年5月9日和2010年6月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财务账，没收到过该笔业务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16、证人章某某的证言，证明其系长沙中立公司的财务，从2008年起，陈某某安排其准备好申报银行资料并安排其送到银行，申请贷款资料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是陈某某提供给其的，会计报表系其做的。其将银行承兑汇票交给陈某某，不知承兑汇票贷款的去向，不知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最高额保证合同》是虚假的。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陈某某自己搞的，一般是用过去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修改后进行复制再提供给银行。伪造发票是陈某某的主意。
17、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其父陈某某名下有湖南国光通信有限公司（已注销）、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富尔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其只是富尔公司的挂名股东，其弟陈昌浩是长沙中立公司的挂名股东。长沙中立公司的所有员工均已自行遣散。
18、惠州侨兴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36张发货单，证明2006年7月21日至2007年5月13日，惠州侨兴公司由陈瑞尧经手发货给长沙中立公司36次，惠州侨兴公司从未委托陈瑞亮发过货。
19、惠州侨兴公司和被告单位长沙中立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惠州侨兴公司和被告单位长沙中立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被告单位长沙中立公司在审判期间未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及被告单位长沙中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被告人陈某某的事实。
20、被告人陈某某的户籍证明材料，证明被告人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及现实表现情况。
21、到案经过，证明公安干警于2013年2月28日凌晨1时5分许，通过布控守点，在长沙市芙蓉区韶山路39号维一星城702房将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抓获。
22、报警案件登记表、受案登记表及惠州侨兴公司的报案材料，证明2012年7月3日9时许，惠州侨兴公司委托徐力电话报警称长沙中立公司陈某某伪造惠州侨兴公司印章，骗取票据承兑3000万元。公安机关于2012年12月19日立案；2013年4月24日，长沙市经侦支队三大队在侦查中发现陈某某于2010年6月至2011年11月期间，向建行湘江支行提供的27张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累计金额1.2亿元，有伪造重大嫌疑。遂于2013年5月24日立案。
23、查询函、介绍信、关于要求解除保证合同的函，证明建行湘江支行于2011年12月21日派职员李璇、秦正伟、李某等三人到惠州侨兴公司查询2010年6月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真实性，惠州侨兴公司以该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要求解除该合同。
24、长沙中立公司在建行恒达支行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开户许可证及附件，证明长沙中立公司于2005年7月19日被许可在建行恒达支行开设43001592061050000181账户的事实。
25、惠州侨兴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该公司在2007年3月后未收到过长沙中立公司的任何银行票据，2009年12月后与长沙中立公司无任何业务往来。
26、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其于2003年成立长沙中立公司，其系法定代表人，陈某（其女）、佘玉萍（其妻）和陈昌浩（其子）先后做过股东。2006年7月，长沙中立公司与惠州侨兴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即侨兴手机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共做了1000多万元的手机生意。2006年12月，其为获取资金流转，请求惠州侨兴公司为长沙中立公司在建行湘江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做担保，惠州侨兴公司要求做担保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款人是惠州侨兴公司，后惠州侨兴公司与建行湘江支行签订了《信贷表外业务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惠州侨兴公司为长沙中立公司在建行湘江支行的贷款或者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等授信业务承担担保责任，期限为2年，惠州侨兴公司给长沙中立公司担保的承兑汇票金额是1500万。2007年1月31日，长沙中立公司开始在建行湘江支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其妻佘玉萍认为除了支付长沙中立公司货款的承兑汇票外，额度有多，可将多余的承兑汇票额度从建行套出来，挪作支付其他公司产品的货款。其妻佘玉萍遂在朝阳路一带出钱请人伪造私刻了三枚印章：“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行政公章一枚、“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吴瑞霖印”一枚，后三枚印章归其保管。2008年5月，其为延续在建行的授信业务，其找到惠州侨兴公司老总吴某甲，吴某甲在惠州侨兴公司与建行湘江支行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上签了字，但未盖公司印章。后其拿了一份有吴某甲签字的空白《最高额担保合同》，用私刻的惠州侨兴公司印章盖上章，交给建行湘江支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利用该合同循环开出了3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套取银行资金，来维持公司资金周转。2010年6月，合同到期，其为延续在建行的授信业务，当时长沙中立公司与惠州侨兴公司已无业务往来，其在惠州侨兴公司与建行湘江支行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上盖了伪造的“惠州侨兴电信工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并假冒了“吴某甲”的签名伪造了一份《最高额担保合同》，利用该合同从建行湘江支行循环开出共计3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套取银行资金，来维持公司资金周转。从2007年开始至2011年案发，其以惠州侨兴公司为收款单位在建行湘江支行循环开承兑汇票共3个多亿，实际用于与惠州侨兴公司业务的只有2000多万。其取得银行的承兑汇票后，一般通过中介公司（即第二个背书公司）贴现，中介公司收取手续费，再将贴现的资金通过转账方式打到其指定的账号上，从承兑汇票所套取的资金一部分用于购货等公司正常运转，一部分用于归还借款本息，一部分支付贴现所需费用。2011年，由于经营亏损及支付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费用，其资金链断裂，其套取银行资金3000万中的有1800万元的敞口部分不能归还银行，还有很多高利贷不能归还，故在外躲债。提供给建行湘江支行的金额大的假发票是为了从银行开银票套取资金，在2008年之前是其妻佘玉萍负责的，之后是公司沿袭佘的方法到银行申请开承兑汇票，由公司财务人员章某某准备资料包括申请报告、股东会议记录、合同、货单、发票等，其负责签字、筹集开票保证金及到期承兑汇票的敞口部分资金。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章某某通过复印变造的，并由章某某送到建行。
二、信用卡诈骗的事实。
2003年12月起，被告人陈某某先后在长沙市招商银行，在一个信用额度内申请办理了5张信用卡，卡号分别为4392260800548297、4392260001093796、4392260800118034、4392268000785387、4392268080149785，之后被告人陈某某持卡透支用于其消费、取现。自2011年12月起，被告人陈某某开始拖欠逾期的透支款，2012年1月22日，被告人陈某某在拖欠透支款本息共计5万余元的情况下，还款5千元后，至2012年7月招商银行报案，被告人陈某某不再归还任何透支款，其透支本金共计人民币47127.75元，经招商银行多次用电话、信函等方式催收，被告人陈某某采取变更手机号码的方式躲避，拒不归还。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并且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
1、报案材料、报警案件登记表及立案决定书，证明2012年7月12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接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的王某报案称：“2003年12月，陈某某在招商银行申领一张授信额度为5万元卡号为4392260800548297的信用卡，之后透支用卡，自2011年12月5日至2012年3月5日，开始拖欠账款本金47127.75元及利息，经多次催收，陈某某未归还欠款。”公安机关当日立案。
2、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其受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委托，到公安机关举报被告人陈某某涉嫌信用卡恶意透支一事，陈某某于2003年12月2日在招商银行申领了一张信用卡，卡号为4392260800548297，后陈使用该卡透支，自2011年12月5日至2012年3月5日透支本金47127.75元，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于2011年12月开始对陈多次进行电话催收和信函催收，陈某某除了于2012年1月12日还款5000元外，此后再未还款。
4、招商银行信用卡申请表及身份证等附件，证明陈某某于2003年12月2日在招商银行申请领取信用卡的事实。
5、催收记录，证明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于2011年12月开始对陈某某多次进行电话催收和信函催收，即使在2012年7月12日报案后还多次进行了催收，至陈某某被抓获时，陈某某已超过3个月未归还透支款。
6、持卡人账单查询，证明陈某某所持有的卡号为4392268080149785的信用卡于2004年1月5日到2013年9月5日的账单查询情况，并证明陈某某于2012年2月5日还款5000元后，欠银行本金为47127.75元，此后再未归还的事实。
7、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该行对客户的账务是按身份证归户管理，一人核发一个信用额度，无论客户申请了几张卡，其消费合计不能超过核发额度，客户每月收到的账单上的欠款总额也即是其所有卡片合计欠款总额，并证明陈某某在该行先后共申请过5张卡片，卡号分别为：4392260800548297、4392260001093796、4392260800118034、4392268000785387、4392268080149785，总的信用额度为人民币5万元。
8、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其于2003年12月向招商银行申请办理了一张信用卡，卡号为4392260800548297，其一直在使用，现透支本金47127.75元，其不知招商银行对其进行催收，其手机号码于2011年12月就换了，银行肯定联系不上。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骗取票据承兑，套取银行资金用于经营活动，使用修改、复制等变造方法，非法制造假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陈某某作为被告单位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被告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授意、指挥作用，其行为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陈某某作为信用卡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被告人陈某某一人犯数罪，应对其数罪并罚。
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长沙中立公司及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骗取票据承兑罪。经查，被告单位和被告人陈某某的主观意图是为了骗取银行承兑汇票，其目的行为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其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其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目的不是为了抵扣税款或出卖，而是为了骗取银行承兑汇票而向银行提供的虚假申报材料，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其骗取票据承兑的目的行为的方法行为，该两个行为间具有方法与目的的牵连关系，二者系牵连犯。根据牵连犯的“重罪吸收轻罪”的处罚原则，本案中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重罪，而骗取票据承兑罪是轻罪，且法律未明文规定二罪实行数罪并罚，故本案应以被告单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罪进行处罚，而不应对二罪实行数罪并罚。
被告单位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辩解：“被告人陈某某实施的是变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没有实施伪造行为，其提供变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为了在银行开具承兑汇票，不是为了出卖和抵扣税款，故被告单位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陈某某辩解：“其行为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陈某某的辩护人辩称：“被告人陈某某实施的是变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没有实施伪造行为，其提供变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为了在银行开具承兑汇票，不是为了出卖和抵扣税款，未给国家税款造成任何损失，对社会没有造成任何危害，故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经查，现有证据证明被告单位长沙中立公司的工作人员实施了使用修改、复制等变造方法，非法制造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变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按照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处理”的规定，变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亦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单位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巨大，作为虚假的申报资料，欺骗银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造成银行票据承兑资金敞口部分27251013.32元不能归还的特别重大损失，具有社会危害性，被告单位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故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应不予采纳。
被告单位长沙中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辩解：“被告单位在建行湘江支行开具承兑汇票是合法的民事行为，其不能归还银行欠款纠纷已有生效的民事判决进行处理，不应再作为犯罪行为进行惩罚，且银行有未尽到谨慎审查义务的过错责任。”被告人陈某某辩解：“其行为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被告人陈某某的辩护人辩称：“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其未实施欺骗行为，建行湘江支行是明知《最高额保证合同》是真实情况下而授信3000万给长沙中立公司的，被告人陈某某的行为未给建行湘江支行造成损失，其不能归还银行欠款纠纷已有生效的民事判决进行处理，土地抵押物被拍卖后足以偿还银行欠款，不应再作为犯罪行为','2018-09-27
10:21:05',0,'web',NULL),(24720687,'a0349dd6-67e5-4e1b-aaab-89e54a1833be','$(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0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917\",\"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附：相关法律条文\",\"审判程序\":\"\",\"案号\":\"（2015）黄浦执字第3430-2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省份\":\"上海\",\"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a0349dd6-67e5-4e1b-aaab-89e54a1833be\",\"案件名称\":\"崔弼国、崔德寿与薛以珩相邻关系纠纷其他执行裁定书\",\"法院名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黄浦区\",\"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原告崔弼国、崔德寿与被告薛以珩相邻关系纠纷一案，本院（2015）黄浦民一（民）初字第623号民事判决确认：被告薛以珩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对本市中山南一路ＸＸＸ号ＸＸＸ室内厨房水斗处的漏水部位予以修复，修复费用由被告薛以珩负担，被告薛以珩另需承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判决生效后，被告薛以珩未自觉履行，权利人崔弼国、崔德寿向本院申请执行\",\"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74992000000)\\\/\",\"案件类型\":\"5\",\"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崔弼国、崔德寿与薛以珩相邻关系纠纷其他执行裁定书\");$(\"#tdSource\").html(\"崔弼国、崔德寿与薛以珩相邻关系纠纷其他执行裁定书
（2015）黄浦执字第3430-2号\");$(\"#hidDocID\").val(\"a0349dd6-67e5-4e1b-aaab-89e54a1833be\");$(\"#hidCaseName\").val(\"崔弼国、崔德寿与薛以珩相邻关系纠纷其他执行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5）黄浦执字第3430-2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5\");$(\"#HidCourtID\").val(\"917\");$(\"#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执行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5-12-09\"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崔弼国,崔德寿,薛以珩\"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五十七条\',法条内容:\'第二百五十七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崔弼国、崔德寿与薛以珩相邻关系纠纷其他执行裁定书\\\\\",\\\\\"PubDate\\\\\":\\\\\"2016-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