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2民初19753号
原告：蔡某1，女，194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北苑学校退休教师，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宝，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蔡某2，女，195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北冰洋食品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宝，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蔡某3，女，195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百货商场退休职工，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宝，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某4，女，1979年1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大唐庄园饮品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久林，北京腾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蔡某1、蔡某2、蔡某3诉被告蔡某4遗赠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蔡某1、蔡某2、蔡某3及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宝，被告蔡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久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蔡某1、蔡某2、蔡某3诉称：三原告的父母蔡X、宋X共育有子女五人，分别为本案三原告和蔡X1、蔡X2，蔡某4系蔡X1之女，蔡X2已被宣告死亡。蔡X于2007年1月31日去世，宋X于2010年8月16日去世，二人生前共同出资购买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司空小区的X号楼X号房屋，房屋面积59.86平方米。二位老人去世后，作为其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三原告应当享有上述房产的继承权，但是蔡X1却私自占有房屋登记证书拒绝与三原告协商继承事宜。三原告曾多次向法院提起继承诉讼，但是在诉讼过程中蔡某4提交了所谓的“遗嘱”，三原告认为该“遗嘱”存在严重瑕疵，应属无效，故依法提起诉讼，要求：1、确认蔡X、宋X2007年1月14日的“遗嘱”无效；2、判令蔡某4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被告蔡某4辩称：我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2007年1月14日，蔡X、宋X所立的“遗嘱”合法有效，事实上房屋是我父亲蔡X1出资购买的，并不是蔡X、宋X出资的，只是登记在蔡X名下。
经审理查明：蔡X、宋X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五名子女，分别为本案三原告蔡某1、蔡某2、蔡某3及蔡X1、蔡X2。蔡某4系蔡X1之女。蔡X于2007年1月31日去世，宋X于2010年8月16日去世。蔡X、宋X父母的均先于二人去世。蔡X2患有严重癫痫疾病，双方当事人均陈述蔡X2未婚无子女。1994年10月16日，蔡X2从司空小区X号楼X号家中外出后未归。2014年，蔡X1作为申请人，向我院申请宣告蔡X2死亡。我院审理后于2015年11月5日作出（2014）通民特字第164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蔡X2死亡。”蔡X、宋X生前购买北京市通州区司空小区X号楼7幢6单元3层X号房屋（以下简称X号房屋）一套，并于1999年12月7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房屋登记在蔡X名下，房权证号为“通私字第XX**号”。蔡X、宋X去世后，自2014年起，围绕蔡X、宋X遗产继承的问题，蔡某1、蔡某2、蔡某3与蔡X1、蔡某4之间曾进行过多次诉讼。在诉讼期间，蔡某4提交立遗嘱人为蔡X、宋X的“遗嘱”一份，蔡某1、蔡某2、蔡某3不认可该份“遗嘱”的真实性，故提起本案诉讼。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蔡某4向本院提供了“遗嘱”原件，内容为：“立遗嘱人：蔡X，男，1922年6月19日出生立遗嘱人：宋X，女，1920年7月24日出生因我们年事高，为防止发生争议，特立下此遗嘱。现有私有楼房一幢，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司空小区X号楼X室。产权证号：京房权证通私字第XX**号，这个房子是我儿子蔡X1出资购买的，产权人登记在蔡X名下，为防止争议，我们特立下遗嘱。我们百年后，这个房子归我孙女蔡某4所有，与其任何人无关。以上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立遗嘱人：蔡X2007年1月14日立遗嘱人：宋X2007年1月14日代书人:王X12007年1月14日见证人：王X2007年1月14日。”该份遗嘱除见证人王X的姓名、日期为王X本人所签外，其余字迹包括蔡X、宋X的签字均为王X1所代书。蔡X、宋X姓名上按有两枚捺印。其中房权证号书写错误，应为“京房权证通私字第XX**号”。为证明“遗嘱”的书立过程，蔡某4申请王X1、王X出庭作证。王X1、王X称二人与蔡某4均曾系同事关系，2007年春节前因蔡某4称其爷爷奶奶想要立遗嘱，故二人同意担任代书人、见证人。王X1、王X均称立遗嘱当日，在蔡X、宋X的卧室中蔡X口述遗嘱内容，蔡X当时虽患病，但谈吐清楚，因蔡X右手无法书写，宋X不会写字，故由蔡X口述遗嘱内容，王X1书写后再为蔡X、宋X宣读，二人确认无误后在姓名处捺印。蔡X为左手捺印，宋X为右手捺印，但记不清具体哪个手指。王X1、王X称立“遗嘱”当日，蔡某4在X号房屋内，但并不在卧室中，二人随后告知了蔡某4“遗嘱”的内容。王X1、王X称书写“遗嘱”当日，已发现房权证号书写错误，但因认为立“遗嘱”只是形式，且房屋具体坐落没有错误，故未对错误进行更改。蔡某4称“遗嘱”上的捺印蔡X为左手，但记不清具体哪个手指，宋X为右手食指。蔡某4认可“遗嘱”书立后即由其保管。
三原告对“遗嘱”中蔡X、宋X的捺印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称蔡X虽患病，影响右手行动，但仍能书写，宋X曾参加过扫盲，故亦能书写自己的姓名。三原告称在蔡某4提交的“遗嘱”中，仅有捺印，且对“遗嘱”的书立过程没有任何录音、录像材料予以佐证，二名见证人亦为蔡某4寻找，且为蔡某4的原同事，存在利害关系。蔡某4称X号房屋虽然登记在蔡X名下，但因购房款系蔡X1支付，蔡某4系蔡X1独女，故蔡X、宋X立“遗嘱”X号房屋由蔡某4继承。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三原告申请对“遗嘱”中蔡X、宋X的指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三原告无法向本院提供可供对比的样本，蔡某4亦称无法提供对比样本，故该鉴定未能进行。
为证明X号房屋的房款系蔡X1支付的情况，蔡某4向本院提供1999年5月28日的北京市行政事业性统一银钱收据一张、北京市房产买卖手续费收据一张，供暖费签证单一张、供暖协议书一份，但上述材料的买主、交款人姓名处均填写为蔡X。蔡某4同时提供了2010年4月25日蔡某1书写的《协议》一份，内容为：“蔡X1原住新建小区一号楼五层两居室，因建设通州新城拆迁，暂时租不到房，要求搬入父母居住地司空小区X号楼X房内，此房面积59.1平方米，房屋产权证是我们父亲蔡X的名，因此我们子女四人共同协商如下：一、蔡X1答应暂时在父母房内居住，等租到房或买到房后搬走。二、如果司空小区拆迁，母亲健在，租房费、保姆费由我们四人均摊，如果母亲过世，此房按政府拆迁政策要钱四人平分。三、如果司空小区未拆迁，母亲过世，此房按当时市场价拍卖四人平分。四、如果拆迁，父母室内的电器、家具送给蔡X1。五、蔡X1几年前购房款3万元，得钱后还给他。此协议一式四份，每人一份不得反悔。”但该《协议》包括蔡某1在内四人均未签字。蔡某4称因蔡某1起草的《协议》上写明“蔡X1几年前购房款3万元，得钱后还给他”，故三原告认可X号房屋的购房款系蔡X1支付。蔡某1称起草该《协议》时，基于四名子女对蔡X、宋X的财产进行的协商，其对蔡X1是否出资三万元并未核实，但考虑金额不多，故仅是同意在分割卖房款或拆迁款时多给蔡X13万元，是其对分割财产协商的让步，不应视为其认可购买X号房屋的房款是蔡X1支付，且该条款并未与蔡某2、蔡某3进行过协商，因蔡X1不同意《协议》条款，故《协议》最终亦未签署。
另查：2007年蔡X去世后，蔡X1搬入X号房屋与宋X共同居住。2009年蔡某4将户口迁入X号房屋，亦搬入X号房屋内与宋X共同居住。2016年下半年起，因X号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房屋已不满足居住条件，故蔡X1、蔡某4搬离X号房屋。在本案审理过中，三原告及蔡某4分别向本院提交司空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三原告提供的司空社区居委会的证明出具日期为2016年7月8日，内容为：“蔡X、宋X夫妻二人生前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通州区司空小区X号楼X号；二位老人育有两儿、三女。二儿子蔡X2于1994年走失，至今下落不明。经居委会向部分居民了解得知：蔡X病重期间，由长子蔡X1照顾，直至2007年1月31日蔡X病故后，蔡X1搬来与其母宋X共同居住。现经居委会工作人员电话核实部分邻里，证实老人在世期间，三个女儿蔡某1、蔡某2、蔡某3也时常过来探望照顾老人。上述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蔡某4提供的司空社区居委会的证明的出具日期为2015年11月9日，内容为：“蔡X、宋X夫妻二人生前户籍所在地：北京市通州区司空小区X号楼X号；二位老人育有两儿、三女。二儿子蔡X2于1994年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于2004年起二位老人由长子蔡X1照顾；2007年起蔡X1的女儿蔡某4经常过来照顾老人，直到2009年户籍迁入此地址后，与老人一同居住照顾。特此证明。”
上述事实，有“遗嘱”、司空社区居委会证明、新华派出所证明信、北苑派出所证明信、死亡证明、住院病案、户口本、房产证、查询结果、结婚证、收据、供暖协议书、《协议》、（2014）通民特字第16452号民事判决书、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蔡某4向本院提供的“遗嘱”中并无蔡X、宋X本人的签字，虽有两枚捺印，但因双方当事人均无法向本院提供对比样本，故亦无法确认捺印的真实性。除代书人王X1、见证人王X的证言外，现无任何证据可对“遗嘱”确系蔡X、宋X的真实意思表示予以佐证。
关于蔡某4提供的与X号房屋有关的收据、《供暖协议书》等材料，以证明该房屋系其父蔡X1出资，进而证明蔡X、宋X立“遗嘱”将X号房屋予其继承的情况。本院认为上述材料缴费人、用方均显示为产权人蔡X，无法仅凭蔡X1、蔡某4父女保管上述资料的情况即证明该房屋系蔡X1出资。且蔡某4陈述自2007年起蔡X1即搬入X号房屋与蔡X、宋X共同居住，自2009年起，蔡某4亦搬入X号房屋，蔡X1、蔡某4共同与宋X居住直至宋X去世。蔡X1、蔡某4与蔡X、宋X长期共同生活，且蔡X、宋X年事已高，将重要财产及资料交予蔡X1、蔡某4保管亦有可能。蔡某4提供的蔡某1起草的《协议》中虽有“蔡X1几年前购房款3万元，得钱后还给他”的表述，但因该《协议》并未实际签署，且仅为蔡某1一人起草，综合《协议》的各条文内容，本院并不能推定X号房屋的购房款系蔡X1实际支付。因此，蔡某4提供的票据、《协议》等均不足以证明X号房屋的购房款系蔡X1支付，进而证明蔡X、宋X立“遗嘱”将X号房屋予蔡某4继承的事实。
遗嘱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代书遗嘱明确要求有遗嘱人签名。如果蔡X、宋X在立遗嘱时，已经不能书写，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在客观上已经不能满足。蔡某4作为受益人，并且代书人、见证人均为蔡某4寻找的同事，且蔡某4自认“遗嘱”自书立后即由其保管，代书人、见证人亦向其告知“遗嘱”内容，故蔡某4亦有义务采取其他方式或者辅助手段对“遗嘱”的真实性予以证明。在“遗嘱”书立时，蔡某4没有提醒采取录音、录像等手段，未提议对“遗嘱”进行公证，作为共同生活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亦表示无法提供蔡X、宋X的指纹样本进行比对。蔡X、宋X立遗嘱时三原告并不在场，蔡X、宋X生前，蔡某4亦未向三原告告知二人曾书立“遗嘱”的情况，且指纹与签名不同，即使作为子女不通过专业的鉴定手段亦无法辨别其真实性。三原告对“遗嘱”上蔡X、宋X的指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确有一定原因。现“遗嘱”的真实性不能被确认，不利后果由蔡某4承担更为合理。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蔡X、宋X作为立遗嘱人于二〇〇七年一月十四日所立的“遗嘱”无效。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被告蔡某4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丹丹
人民陪审员 李淑玲
人民陪审员 郑淑琴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芦 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