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5民终2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新茹，女，196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
委托代理人：马安民，陕西省大荔县司法局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春玲，女，1963年2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
委托代理人：周婉莉，女，197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义民，男，195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
上诉人张新茹、高春玲因与被上诉人刘义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法院（2016）陕0523民初1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新茹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安民，上诉人高春玲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婉莉，被上诉人刘义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新茹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刘义民与高春玲连带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高春玲与案外人冯文政、睢美侠是同学之间帮忙筹集资金关系是错误的。本案是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冯文政、睢美侠二人被提及，是高春玲规避还本付息义务的说辞。对此说法，上诉人持完全否定的观点。原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的规定。对只有个人陈述，没有证据证明，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不得认定。更何况，冯文政、睢美侠是案外人，更没有理由认定高春玲与案外人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得知，高春玲不是为冯文政、睢美侠帮忙，而是交易。高春玲从冯文政、睢美侠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得到了一部独院房屋的回报。原审对高春玲与案外人关系的认定，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处理。为帮助刘义民规避法定责任起了铺垫的作用。因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纠正这一错误事实认定。原审认定二被上诉人2000年1月10日双方协议约定“各自债务各自偿还”的事实是错误的。对于这个约定，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不真实、不合法。原审没有认可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错误的。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颁布实施的新婚姻法第十九条一款，第一次以制度形式，确立了婚内财产约定的法律效力。而被上诉人出示的所谓约定，是2000年1月10日，比国家制度要早15个月另18天。这一点就足以否定该约定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还要强调的是，该约定内容不合法。婚姻法第十九条一款规定的是可以约定所得财产之归属，而没有规定所负债务可以约定。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一条对连带责任、合同转让都有明确规定。二被上诉人对债务的约定违反了上述规定，是无效规定。原审认定这一违反法律、损害上诉人利益的约定，是帮助二被上诉人规避法律，逃避债务。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驳回上诉人对刘义民的诉讼请求，是适用法律不当。适用不当的表现形式，是把民间借贷案件的法律适用，弄成了离婚案件的法律适用，属法律适用错误。《婚姻法》第十九条二款规定的是：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显然该规定不得对抗第三人。《婚姻法》第十九条三款规定的是：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原审中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知道二被上诉人有约定。原审驳回上诉人对刘义民诉请与上述规定不符，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是对债权人利益的特别保护。只有在债权人与相对方的夫或妻个人名义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债权人知道夫妻财产约定这两种情况下，才为个人债务。否则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参照《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精神，更能说明原审适用法律违背了立法精神和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目的。原审在法律适用时适用反了。不但没有遵循防止规避法律，逃避债务，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立法本意，反而帮助刘义民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而驳回上诉人要求刘义民与高春玲共同承担还本付息义务的请求，是错误判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高春玲上诉请求：一、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责任；二、请求法院判决张新茹承担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是一份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其理由分述如下：关于上诉人高春玲不承担偿还责任的理由：1、实际情况说明。高春玲是受房地产开发商冯文政、睢美侠委托给其代找的开发资金，也是向张新茹说清是开发商用资金，张新茹为了挣高息通过我的介绍，实地查看了开发商的楼盘后，同意把钱直接存给开发商。张新茹的丈夫张金成2011年4月15日通过农行给开发商冯文政农行账户存入资金18万元整，2012年3月26日张金成又给开发商睢美侠中国银行账户存入资金20万元整，把钱存入开发商账户的证据，足以说明开发商是实际资金使用人，也即债务人。但是开发商不在，张新茹要求我打借据，开发商也说：“你就给他打借据”，（这一切的发生，我老公是不知道的，因为长期和老公感情不和，分居生活）。结算期过了几天，张新茹找我这个介绍人说她要用钱，要我联系开发商，我多次向开发商催要，开发商也还过一部分借款，但没有还完。在找不到开发商的情况下，张新茹因装修房和买车急用钱，我就借亲戚朋友的钱，提前代开发商垫资了一部分资金偿还张新茹，因为开发商总说过段时间资金到账了就给张新茹。而此时张新茹催要我倒条子，经开发商同意倒换借据35万元，我也没多想，就把结算后的利息也算成借款数额。我打借据后，2013年4月26日下午我向开发商再次强烈催要，下午开发商给我转了25万元，通知我后就到银行转给了张新茹丈夫张金成25万元，实际下欠10万元[张新茹拿出的一个证据下面有一段话“今给张金成转农行卡25元”（张新茹的代理人解释是25万元）写得很明白，以前给54000元打条子35万元，再给现750元，清完]但由于天已经晚了，和张新茹电话协商换条子，张新茹没有到我处来，我身体有病不舒服，难以去张新茹处，就没顾上换条子，加之开发商说过几天把钱全部还完，就没有更换张新茹35万元借据。一审法院判我还张新茹35万元及一分五利息，我没有经手拿到张新茹这笔钱，更没有用这笔钱，也不是这个钱数，一审法院判决严重不公。2、张新茹只有35万元借条，没有给付高春玲资金的事实和凭证，证据不充分。张新茹在一审法院开庭前调解时说她借给高春玲都是现金，她们之间都是使用现金结算，没有转过帐。2016年5月3日在渭南中院审理时，其代理人说当事人很有经济实力，每次给的都是现金，这次开庭张新茹也没有给付高春玲交付款项的事实，要求张新茹出示给我的付款凭证，说明35万元是如何给付的，借条的形成过程。3、我只是受开发商委托，代理其寻找资金，张新茹的资金直接给了开发商，不是给我。从根本上说，我没有实际拿张新茹的钱，也没有拿她的钱做生意，也没有用于我的家庭生活。判决说“2011年起，第一被告因事从她处不断借钱”。既不说明因何事，也不出具交付给我资金的证据。我没有借张新茹的钱，我是给张新茹介绍开发商用钱，因为开发商不在，在他们双方同意下，代替开发商打了借据，根据合同法规定，我是合法的代理行为。所以，我没有承担偿还这笔资金的义务。张新茹2014年4月份以后多次向开发商打电话要钱，2014年9月16日开发商睢美侠到大荔县委接待室有事，我与张新茹、何春丽在县委见到了开发商要钱，睢美侠承认钱她用了，答应贷下款后还她们两人的钱，张新茹还到同洲花园小区让开发商用她的独院抵债。2015年9月4日张新茹与女儿一起看开发商的单元楼，同意以房抵债。4、遗漏了本案的真正债务人，由于张新茹把资金直接存入开发商银行账户内，开发商是真正的借款人，所以本案处理结果与开发商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2015年、2016年两次开庭前我均向法院递交了追加冯文政、睢美侠为本案的第三人的申请书，但一审法院不予追加，该做法不但剥夺了我的诉讼权利，而且遗漏了本案的真正债务人。5、对于一审法院判决上写的“原告说只认她”这一句话，不知是怎么得到的，我没有说过。中院驳回后我有病，一审法院开庭时就没有出庭，是一审法院加上去的言辞。在一审时，我也没有这样说，是一审法院把张新茹的话说成是我说的话。以上五方面情况说明一审法院认定这笔债务及该笔债务为高春玲债务存在严重证据不足和事实认定错误。所以请求二审法院改判该笔债务高春玲不承担偿还责任。
张新茹针对高春玲的上诉辩称：一、张新茹和高春玲之间的借贷关系有证据能够证明，一审对双方借贷关系和数额的认定正确；二、高春玲主张其不是债务人，而是冯文政和睢美侠的委托人，其观点不成立，其也未提供其受冯文政、睢美侠委托的委托手续，而是在2015年以原告的身份向冯文政、睢美侠提出诉讼，法院判决支持了高春玲的诉讼请求，高春玲又在本案中称自己是委托人，其观点不能成立。
高春玲针对张新茹的上诉辩称：我是受开发商委托给开发商找钱，张新茹把款项交付给了开发商，没有交付于我，款项未用于家庭生活，刘义民对本案借款也不知情，刘义民不承担本案借款的偿还责任。
被上诉人刘义民针对张新茹的上诉辩称：1、张新茹对本案借款仅有借条为证，没有证据证明张新茹向高春玲交付款项，双方不成立借贷关系，张新茹提供的向开发商存款的凭证证明本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和债务人是开发商，而非高春玲，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张新茹出具的借条上没有刘义民的签名，高春玲出具本案借条刘义民也不知情，基于刘义民的平常收入情况，其无须对外高息借款，故刘义民对本案借款不承担还款责任；2、本案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具有夫妻共同债务的特征，不应由刘义民承担还款责任。综上，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义民针对高春玲的上诉辩称：高春玲说张新茹没有款项交付事实，张新茹的证据不能证明款项已交付。我和高春玲就债务各自承担的约定告诉了张新茹。
张新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高春玲与刘义民系夫妻关系，张新茹与高春玲关系较好。2011年起高春玲因事从张新茹处不断借款，2013年4月26日，双方经结算，高春玲尚欠张新茹借款350000元。当时双方重新约定了还款期限为一年，利息1分5厘，高春玲给张新茹书写了借据。期限到后，张新茹多次催要无果。现提起诉讼，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的规定，要求高春玲和刘义民共同向张新茹偿还借款人民币350000元及利息，利率按月息15‰计算，从2013年4月26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高春玲与房地产开发商冯文政系同学关系，2011年起高春玲为冯文政帮忙筹集资金，而找到张新茹向其借款，张新茹表示同意，并按照高春玲的指定，由其丈夫张金成把款汇到冯文政与睢美侠账户，由高春玲为其书写借款条据及约定利息。冯文政、睢美侠又给高春玲书写了借款条据及约定利息，2013年4月26日张新茹与高春玲通过结算本息后仍有35万元未还，高春玲又给张新茹书写了借条：“今借到张新茹人民币叁拾五万元整，月利息按15‰计算，期限一年用款时提前一周通知高春玲2013.4.26日”逾期后，张新茹多次催要，高春玲以冯文政、睢美侠未给她付款为由拒绝偿还。张新茹则认为高春玲、刘义民系夫妻关系，该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要求高春玲、刘义民共同偿还。另查明，高春玲、刘义民系夫妻关系，2000年1月10日双方协议约定“各自债务由各自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高春玲、刘义民是否借张新茹35万元，高春玲、刘义民是否应当共同偿还，根据查明的事实，高春玲向张新茹借款并要求汇存到房地产开发商冯文政、睢美侠的账户名下，高春玲为张新茹书写了借款条据，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高春玲应承担偿还责任，高春玲认为张新茹丈夫张金成将钱汇存到冯文政、睢美侠名下账户，应当追加冯文政、睢美侠由他们偿还的辩称理由因该借款汇存到冯文政、睢美侠名下账户是张新茹按高春玲指示汇存的，其行为是高春玲的行为，且高春玲为张新茹出示了借款条据，冯文政、睢美侠又为高春玲书写了借款条据，他们之间形成了另一债权债务关系，所以高春玲可以向冯文政、睢美侠追偿，故高春玲的辩称理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义民是否应当偿还，因高春玲为冯文政、睢美侠筹集资金，张金成将款汇到冯文政、睢美侠账户张新茹是知道的，且无证据证明高春玲从中得利，其借款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夫妻共同债务，属高春玲的个人行为、个人债务。刘义民无偿还义务，故张新茹要求刘义民偿还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高春玲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偿还张新茹借款本金3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5‰计息，自2013年4月27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张新茹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高春玲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做如下认定：
上诉人张新茹为证明其主张提供新证据如下：第一组：1、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凭条，2、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账户明细单，3、高春玲民间借贷一案的证据清单；予以证明刘义民与高春玲共同参与了对睢美侠、冯文政的借贷活动。第二组：录音材料；证明高春玲与刘义民夫妻关系正常，刘义民对睢美侠、冯文政借款事宜知情。证明高春玲从借款活动中得利，刘义民同为受益人。第三组，借条，证明高春玲借给睢美侠的款项中获利，刘义民同为受益人。第四组，出庭证人张瑞兰、武润利证言；证明张新茹和高春玲在最初发生借款时，高春玲和刘义民的夫妻关系良好。以上四组证据综合证明刘义民应当承担对上诉人的还本付息义务。
上诉人高春玲对张新茹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是在我诉冯文政、睢美侠一案中提交的证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高春玲与刘义民共同借了张新茹的款项；二、对第二组、第三组证据认为与本案借款无关；三、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我就没有见过两个证人，说的证言不能证明我和刘义民到张新茹那借款。
被上诉人刘义民对张新茹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张新茹提供的书证没见过，我本人不知情，二审的两个证人我不认识，不能证明我借她款。
上诉人高春玲为证明其主张提供新证据如下：一、高春玲的流水清单，证明25万元转款是2013年4月26日下午4点18分转的；二、高春玲和冯文政的短信清单、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在县委接待室，张新茹找开发商睢美侠要钱，见过睢美侠，睢美侠认可本案借款是她借的，睢美侠提出就本案借款以房和车库抵债，张新茹看过房子，其知道本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开发商。
上诉人张新茹对高春玲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对以上证据载明的内容不持异议，以上证据要证明的内容均发生于2013年4月26日以后，与本案无关联性；二、以上证据的部分内容反证张新茹的诉讼主张，其中部分短信内容证明开发商不可能以房和车仅抵10万元，说明本案借款是35万元，开发商给高春玲的独院已经兑现；三、高春玲主张睢美侠向张新茹承认其是借款实际使用人，认为本案借款与其无关，但大荔县法院已经判决由睢美侠、冯文政偿还高春玲借款本息，故高春玲主张其不是本案借款债务人的主张不成立；四、开发商提出的以房抵债的事实不能改变高春玲是本案债务人的主体地位。
被上诉人刘义民对高春玲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高春玲的事情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刘义民为证明其主张提供新证据如下：诉讼费票据，证明刘义民和高春玲感情破裂，一直分居，现已第三次起诉离婚。
上诉人张新茹对刘义民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诉讼费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
上诉人高春玲对刘义民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刘义民的证据认可，我们在1996年后双方一直经济独立。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认定如下：对张新茹二审提交的书面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刘义民知道本笔借款并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之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张新茹提供的出庭证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无法达到证明刘义民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目的。对高春玲二审提供的证据中的流水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高春玲偿还了张新茹25万元，但不能证明该25万元就是偿还的35万元的部分债务，对高春玲提供的短信清单、送达地址确认书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高春玲从张新茹处借款用于冯文政与睢美侠处，但不能证明该笔借款系睢美侠和冯文政直接向张新茹借取，高春玲仅为中间人。对刘义民二审提供的诉讼费票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系大荔法院出具，可以证明刘义民与高春玲曾发生过离婚诉讼。
庭后，上诉人张新茹要求调取2012年3月26日20万元张金成（张新茹之夫）与睢美侠中国银行的个人交易记录及交易监控录像，本院从中国银行得知，其交易监控录像仅保存3个月且在其3个月之前的录像不予保存；无折现金存款需本人前往银行办理，若本人有特殊情况无法前往办理的，委托人应持该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前往银行办理。本院将了解到的情况告知了当事人张新茹。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张新茹和高春玲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如存在，数额为多少？刘义民是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关于张新茹和高春玲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张新茹提供了高春玲书写的借条一份，高春玲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笔借款其是作为冯文政和睢美侠的委托代理人行使的借贷行为，张新茹应向冯文政和睢美侠主张权利，索要其借款。但本案所涉借条系高春玲自愿书写给张新茹且款项交付给冯文政、睢美侠后，冯文政、睢美侠亦给高春玲出具了借条，上述债权债务关系各自独立存在，高春玲亦在2015年以原告身份向大荔县人民法院起诉冯文政、睢美侠及陕西百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故对高春玲辩称其为冯文政、睢美侠的委托代理人之主张不予支持，本案张新茹与高春玲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关于本案借款数额是多少的问题。张新茹主张本案借款数额为借条上的数字35万元。高春玲则主张本案借款仅为10万元，高春玲认为其向张新茹出具35万元借条后的当天，又向张新茹偿还了25万元，即仅差10万元借款为清偿。张新茹辩称本案35万元的借条系高春玲偿还25万元后双方算账出具的，并提供了张新茹与高春玲之间的结算清单。高春玲辩称该结算清单并不是其与张新茹结算形成，而是自己随手的记账，该清单中包含张新茹的相关款项，但并非全部是张新茹的借款，本院对高春玲的说法不予认可，从该结算清单记载内容及高春玲第一次二审时向法庭的陈述来看，该结算清单系其向张新茹偿还25万元后为张新茹出具，且高春玲在向张新茹用25万元抵偿本案35万元时，并未向张新茹索要收条或在原借条中载明该25万元抵偿35万元部分款项的情况，故应当认定本案的借款数额为35万元。关于刘义民是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张新茹诉称刘义民与高春玲系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应当认定本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由高春玲和刘义民共同偿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由此可见，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核心标准。实践中，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抑或共同债务，一般应从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是否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方面进行判断。具体到本案，涉案债务虽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但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理由：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举债务，原则上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债务性质的证明责任由夫妻一方承担。该规定更多的是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角度出发，为维护交易安全所作的利益衡量。但任何权利均有法律限度。如简单、机械地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一概认定为共同债务，不仅可能损害非举债的夫妻一方的利益，亦不符合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的主旨。为平等保护债权人和非举债的夫妻一方的合法权益，实现利益衡平，当非举债的夫妻一方举证证明该债务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时，人民法院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地排除非举债的夫妻一方的共同清偿责任。二、涉案借条为高春玲个人签名，没有刘义民本人签名，出借人张新茹亦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二人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从风险控制、防范的角度而言，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出借人为保障出借资金的安全，应尽到谨慎的审查义务。若其本意是将款项出借给夫妻双方而非夫妻一方，其完全可以也有条件在出借款项时要求举债方通知非举债的夫妻一方并征得其同意，但出借人张新茹并没有举证证明其采取了上述力所能及的防范措施。三、夫妻共同债务分为两种情况：夫妻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产生的债务和非因日常生活所需产生的债务。因在日常生活中夫妻相互之间拥有家事代理权，故对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产生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异议；但对非因日常生活所需产生的债务，夫妻一方的对外负债行为并不当然构成共同债务。本案中，35万元借款显然已经超出日常生活所需，在此情况下，张新茹向高春玲出借大额资金，应当要求高春玲取得其丈夫刘义民同意或者要求其丈夫到场等方式对风险加以控制，但张新茹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而高春玲已经举证证明涉案款项由张新茹丈夫张金成打入案外人冯文政、睢美侠账户的事实，其与张新茹之间的借款并未用于其与刘义民的夫妻共同生活，故本案刘义民不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所述，张新茹、高春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07元，由上诉人高春玲负担9557元，上诉人张新茹负担65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文强
审 判 员 邢维利
代理审判员 郭 彬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柴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