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1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周雨顺。
委托代理人：姜裕堂，广东德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江育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钟丽萍。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ＸＸ明，广东乐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建兵，广东乐而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共进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红石路南山第二工业区**栋*号。
法定代表人：康津渝，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迪，广东弘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雨顺与被上诉人江育根、钟丽萍、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共进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进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上诉人周雨顺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3）东三法民二初字第1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周雨顺向原审法院诉称：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于2012年8月31日签订《退股协议书》（以下简称退股协议），约定江育根、钟丽萍退出经营，并由周雨顺受让其持有的共进达公司50%股份。由于江育根、钟丽萍签订退股协议时急于退出经营，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对固定资产的价值存在分歧，故退股协议对股权转让款的最终数额未作约定，而是留待后期继续协商处理。退股协议签订后，周雨顺于2012年10月8日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75万元给江育根、钟丽萍。后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就固定资产价值、股权转移登记时间及付款方式多次协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方案，江育根、钟丽萍遂于2013年1月23日通过EMS向周雨顺明确表达了解除双方所签订的退股协议的意思表示，明确要求恢复退股协议签订前的一切法律状态，但因其并未对如何退还周雨顺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未做出合理处理，故周雨顺只能做出拒绝回复。岂料江育根、钟丽萍仍然解除退股协议的意思表示，又于2013年3月20日提起针对共进达公司的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方面除了继续主张解除的意思表示之外，另一方面更是通过法律途径直接要求恢复行使其在退股协议签订前的权利。但是即使是在上述股东知情权案件开庭的时候，周雨顺虽然多次要求，法官亦主动询问过江育根、钟丽萍，江育根、钟丽萍仍然不肯提及如何处理已经收取的周雨顺7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问题。诉讼后，周雨顺主动去函同意恢复江育根、钟丽萍退股协议签订前的法律状态，并要求江育根、钟丽萍返还已收取的75万元股权转让款。但直至起诉前，仍没有收到江育根、钟丽萍的积极表态。周雨顺认为，因签约当时的客观情况，双方所签署的退股协议确实存在不确定的履行条件，但是在事后协商不成的状态下，江育根、钟丽萍已经放弃了继续协商的可能，发出了解除通知，将双方所签文件解除。在解除退股协议后，江育根、钟丽萍只要求行使恢复退股协议前的权利，抛开了签订退股协议时所获得的利益不谈，违背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民事法律原则。周雨顺为了明确退股协议的法律状态，以方便共进达公司的后续经营事宜，同时也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所签订的退股协议已解除；2.江育根、钟丽萍立即返还周雨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75万元及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自2012年10月9日起计至江育根、钟丽萍实际还款之日，暂计至2013年6月8日为26906.25元）；3.江育根、钟丽萍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责任；4.江育根、钟丽萍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周雨顺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退股协议、收据、解除合同通知及EMS单、不同意单方解除的复函及EMS单、股东知情权案材料、要求返还75万的函及EMS单、工商登记资料、厂房租赁合同、环保局停产通知书、召开股东会议的EMS通知单、工业园管理方的通知、催促江育根、钟丽萍参加股东会的EMS通知、股东会决议通知及遴选评估公司通知、变卖机器协议、搬迁费用、租赁场地协议书。
江育根、钟丽萍向原审法院辩称：周雨顺要求退还7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退股协议没有解除，也不存在法定解除条件，不是周雨顺提出解除就可以解除。周雨顺不存在根本违约情况，周雨顺是单方解除，江育根、钟丽萍基于周雨顺的违约而提出赔偿，江育根、钟丽萍不享有法定的解除权。双方没有约定解除条款，应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处理。周雨顺已处理了共进达公司的全部财产，江育根、钟丽萍要求周雨顺继续履行退股协议，并支付股权转让款。
江育根、钟丽萍为支持其答辩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退股协议、催告函、解除合同声明书、不同意解除《退股协议书》的回复、撤诉裁定书、民事起诉状、照片。
江育根、钟丽萍向原审法院反诉诉称：2012年8月31日，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签订退股协议，约定江育根、钟丽萍退出共进达公司的经营，江育根、钟丽萍持有的50%股权全部有偿转让给周雨顺。根据退股协议的约定，股权转让款共计3353668.95元，其中应收账款5379791.74元、在账流动资金2750313.28元、固定资产折价150万元、其他应付款3091元、应付账款2919676.12元。签订退股协议后，周雨顺仅向江育根、钟丽萍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75万元，截止目前尚欠江育根、钟丽萍转让款2603668.95元，周雨顺有义务依约向江育根、钟丽萍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尽管江育根、钟丽萍曾经向周雨顺邮寄过《解除合同通知书》，但并不表示退股协议可以解除或者已经解除。首先，周雨顺当时明确表示拒绝解除退股协议。其次，退股协议并未约定解除权，也不存在法定解除的情形。因此，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均无权擅自解除退股协议，江育根、钟丽萍向周雨顺邮寄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能产生解除退股协议的效力。再次，退股协议也不宜解除。签订退股协议后，共进达公司已由周雨顺控制、管理，退股协议解除后，江育根、钟丽萍恢复股东身份，但所持有的股权已经毫无价值，且周雨顺已经将共进达公司的全部资产转移，客观上造成解除退股协议后无法恢复原状，也无法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江育根、钟丽萍所获得的名义上50%股权的价值为零。江育根、钟丽萍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双方继续履行退股协议，周雨顺立即支付江育根、钟丽萍股权转让款2603668.95元及利息（参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按月利率1.5%自江育根、钟丽萍提起反诉之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反诉诉讼费全部由周雨顺承担。
江育根、钟丽萍为支持其反诉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与本诉的证据一致。
周雨顺对江育根、钟丽萍的反诉向原审法院答辩称：1.江育根、钟丽萍行使的是单方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已经生效。江育根、钟丽萍通过733号案件主张解除权，现在认为解除无效是不诚信。2.江育根、钟丽萍认为退股协议不宜解除，江育根、钟丽萍所持的股权已经毫无价值，退股协议已经无法恢复原状。周雨顺认为江育根、钟丽萍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因为共进达公司是暂停经营，共进达公司恢复经营的情况存在，共进达公司对外的应收账款还没有收回，股权的价值还在。3.江育根、钟丽萍的反诉请求无法得到支持，退股协议对于各笔款项的支付都是附条件的，现在的状况是全部支付条件都未成就。
江育根、钟丽萍为支持其反诉答辩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与本诉的证据一致。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共进达公司于2010年10月27日经工商核准成立，登记的股东为钟丽萍和周雨顺，各占50%的股权。
周雨顺作为甲方、江育根作为乙方，钟丽萍作为乙方代持股人，三人于2012年8月31日共同签订了一份退股协议，载明周雨顺、江育根共同投资成立了共进达公司，共进达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周雨顺占有50%股份，江育根占有50%股份，江育根是实质持股人，其名下股份由其妻子钟丽萍代持。现江育根因个人原因，自愿退出共进达公司经营，并将钟丽萍代持的50%股份转让给周雨顺，周雨顺同意受让江育根股权并继续经营共进达公司，双方达成退股协议，退股结算时间为2012年8月31日。关于债权债务，第二条约定，双方一致确认截至2012年8月31日，共进达公司对外享有应收款（包括未到期债权）5379791.74元、对外负有应付款（债务）2923067.12元，属于共进达公司名下的在账流动资金2750313.28元；本条所述债权债务由双方按股权份额承受，周雨顺在接受江育根、钟丽萍股份并继续经营共进达公司后，应收款在实际收取后支付给江育根，流动资金在保留经营流动必需的资金以支付工人工资和应付款后，剩余部分在确定固定资产价值后可再按股权份额分割，具体的支付方案可由双方另行约定；本条所述债权债务，由双方签署的附件1.2.4确认；在年底发放2012年年终奖金时，2012年8月31日前入职且在岗员工的2012年1月至2012年8月期间的年终资金由双方各承担一半。关于固定资产，第三条约定，共进达公司名下尚有机器设备、办公用品等若干（详见附件3）双方已经进行盘点并确定了全部资产数目，并尽快在折旧后确定其现有价值按各人50%的份额计算周雨顺应支付江育根的股权转让款。退股协议中双方约定，江育根自2012年9月31日完全退出共进达公司，不再负责任何经营、生产、管理等事务；关于股权转让登记及股权转让款的最终确定方案，双方在清点完共进达公司固定资产后另行协商处理；股权转让款包括了第二条债权债务和第三条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价值。
退股协议的附件有：一、公司收益表，二、截止2012年8月底共进达应收账款明细（以下简称应收账款明细），三、固定资产盘存数，四、截止2012年8月底共进达应付账款明细（以下简称应付账款明细），并约定附件与退股协议具同等效力。附件三固定资产盘存数说明：1、固定资产的机器设备中标明系2012年1月1日后购入的新机器，共有15台，双方同意作价849600元，并按四年使用期限计算折旧，以此计算折旧后各人按股权份额享有物权；2、包括上述新购入的14台新机器外，再加上其余旧机器和共进达公司其他全部资产，周雨顺要求一次性折旧后作价100万元，江育根要求一次性作价150万元（作价确定后各人按股权份额享有物权），因双方对新机器设备以外的其他资产价值存在争议，暂不作处理，由双方后期继续协商。附件四应付账款明细第14项为8月份人员工资271660元，备注为待确认。
2012年10月8日，周雨顺向江育根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共75万元。
2012年12月26日，江育根、钟丽萍向周雨顺发出《催告函》，要求江育根、钟丽萍协商确定退股协议未尽事宜。2013年1月22日，江育根、钟丽萍向周雨顺发出《解除合同声明书》，载明因周雨顺拒不履行退股协议义务，要求解除退股协议。2013年1月24日，周雨顺向江育根、钟丽萍发出“不同意你方无理单方解除《退股协议》的回复”，表明不同意解除退股协议。2013年3月19日，钟丽萍以股东知情权为由起诉共进达公司至原审法院，主张因没有办理股东变更登记，钟丽萍仍是股东，后于2013年6月13日撤诉。2013年5月27日，周雨顺向江育根、钟丽萍发出《通知催款函》，表示同意解除退股协议，要求江育根、钟丽萍归还股权转让款75万元。2013年7月16日，共进达公司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起诉江育根、钟丽萍要求赔偿因变卖机器而导致的机器损失、搬迁机器的费用、因租赁场地放置机器的租赁费用等。
另查，周雨顺与案外人广州军区东莞房地产管理处签订的关于共进达公司厂房租赁的《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于2013年6月30日到期。2013年5月28日，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向共进达公司发出《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立即停止未经环保审批的污染工序生产。2013年6月1日，共进达公司向江育根、钟丽萍发出《召开股东会议的通告》，江育根、钟丽萍拒收。2013年6月13日，广州军区东莞房地产管理处向共进达公司发出通知，要求共进达公司于2013年6月30日前搬迁设备，交还厂房。2013年6月17日，周雨顺向江育根、钟丽萍发出《处理机器搬迁通知单》；当日，共进达公司向周雨顺、江育根、钟丽萍发出《股东会议通知》，江育根、钟丽萍拒收。2013年6月19日，共进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仅有周雨顺签字。2013年6月20日，共进达公司向江育根、钟丽萍发出《关于遴选评估公司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的紧急通知》，江育根、钟丽萍拒收。2013年6月21日，共进达公司向江育根、钟丽萍发出《因你方无故不参加评估遴选，导致无法聘请评估公司，公司只得自行处理机器变卖事宜的通知》，江育根、钟丽萍拒收。2013年7月1日，共进达公司分别与案外人明九飞、李自明签订《买卖协议》，将部分机器设备分别卖出，价格分别为66000元、9000元。2013年7月1日，共进达公司与案外人东莞市舸赢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场地租赁合同》，租赁位于东莞凤岗怡安工业城107栋的场地放置机器设备，每月租金4000元，共进达公司主张支付了搬迁费用5000元。
再查，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确认双方仍未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周雨顺主张应收账款明细中的款项截止2014年1月22日，仅收到“优触”公司货款155639.20元，其余货款仍未收到。江育根、钟丽萍于2014年9月16日提交《关于案涉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作价的说明》，同意案涉机器设备以100万元进行认定。江育根、钟丽萍以本案反诉诉求于2013年7月31日提起诉讼。
以上事实，有周雨顺提供的退股协议、收据、解除合同通知及EMS单、不同意单方解除的复函及EMS单、股东知情权案材料、要求返还75万的函及EMS单、工商登记资料、厂房租赁合同、环保局停产通知书、召开股东会议的EMS通知单、工业园管理方的通知、催促江育根、钟丽萍参加股东会的EMS通知、股东会决议通知及遴选评估公司通知、变卖机器协议、搬迁费用、租赁场地协议书；江育根、钟丽萍提供的退股协议、催告函、解除合同声明书、不同意解除《退股协议书》的回复、撤诉裁定书、民事起诉状；以及（2013）东三法民二初字第733号庭审笔录、原审法院本案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认为：江育根为共进达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钟丽萍为共进达公司的名义股东、周雨顺为共进达公司的股东，三方共同自愿签订的退股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亦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对退股协议合法性予以确认。江育根、钟丽萍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法律关系，故应由名义股东钟丽萍享有股东相关的权利及承担股东相关的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退股协议是否已经解除，应否继续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合同的解除包括约定解除、法定解除。首先，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就解除退股协议是否达成一致。从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协商的过程分析，双方并未就解除退股协议达成一致。江育根、钟丽萍于2013年1月22日向周雨顺发出声明书要求解除退股协议，周雨顺于2013年1月24日作出不同意的回复。钟丽萍于2013年3月19日以股东知情权为由起诉共进达公司至原审法院，以共进达公司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为由主张仍为共进达公司的股东，但钟丽萍没有提出解除退股协议。因此，周雨顺于2013年5月27日发出《通知催款函》实质上是周雨顺要求解除退股协议的意思表示，但江育根、钟丽萍未表示同意且在本案中提出反诉要求周雨顺继续履行退股协议，由此可见，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未就解除退股协议协商一致。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在退股协议中没有约定协商解除的条款，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双方亦未能协议一致，因此，不适用合同约定解除。
其次，江育根、钟丽萍是否具有法定解除退股协议的权利。2013年1月22日，江育根、钟丽萍以周雨顺拒不履行义务为由要求解除退股协议是江育根、钟丽萍主张周雨顺根本违约并行使法定解除权的行为，但是当时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双方就固定资产价值仍然存在争议，且距双方2012年8月31日签订退股协议仅五个月左右，当时亦无证据显示周雨顺已实际收取应收账款，需要给予周雨顺及共进达公司必要、合理的时间去收取应收账款。因此，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尚不能确定，周雨顺当时未支付江育根、钟丽萍股权转让款不构成根本违约，因此，江育根、钟丽萍不具备法定解除退股协议的权利。周雨顺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自江育根、钟丽萍的解除退股协议的通知到达时退股协议解除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最后，根据本案的案情，退股协议不宜解除。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双方于2012年8月31日签订退股协议，江育根、钟丽萍已依约退出共进达公司的经营，由周雨顺对共进达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但共进达公司已于2013年7月1日停止生产经营，且周雨顺已处分共进达公司部分机器设备，共进达公司无法恢复2012年8月31日签订退股协议时的原状，如若解除退股协议，江育根、钟丽萍持有的股权无法恢复当时的价值，对江育根、钟丽萍明显有失公平。
综上，周雨顺诉求解除退股协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周雨顺基于解除退股协议要求江育根、钟丽萍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江育根、钟丽萍要求继续履行退股协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退股协议如何履行的问题。退股协议约定以应收款、固定资产折价、流动资金在扣除经营流动必需的资金以支付工人工资和应付款后计算股权转让款的价值，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固定资产，周雨顺在退股协议中要求一次性折旧后作价100万元，江育根、钟丽萍于2014年9月16日表示同意以100万元认定，因此，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对固定资产一次性折旧后作价100万元达成一致，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因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双方对涉案固定资产一次性折旧后的价值达成一致意见，故没有评估的必要。二、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确认截至2012年8月31日共进达公司对外享有应收款（包括未到期债权）5379791.74元、对外负有应付款（债务）2923067.12元、在账流动资金2750313.28元。1.关于对外应收款。周雨顺自2012年9月1日起对共进达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至共进达公司2013年7月1日停止经营已有11个月，至本案最后一次庭审2014年7月31日已有23个月。但周雨顺主张截止2014年1月22日仅收回“优触”公司的货款155639.20元。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在退股协议中未约定江育根、钟丽萍有协助周雨顺收取应收款的义务，周雨顺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未收取的货款的催收情况，未出示相关的债权凭证。周雨顺在受让股权后负责共进达公司的经营管理，周雨顺理应持有相关证据证明应收款的追讨情况，但周雨顺没有合理理由不提供，因此，相关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周雨顺自行承担。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双方约定应收款在实际收取后才作为股权转让款的计算依据，确定所转让股权的价值并支付给江育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周雨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的成就，应视为条件已成就，则按退股协议的应收款全部数额作为计算转让股权价值依据。2.关于对外应付款，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对共进达公司的债务为2923067.12元没有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定。3.关于流动资金，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双方确认为2750313.28元，并约定在保留经营流动必需的资金以支付工人工资和应付款后，剩余部分在确定固定资产价值后可再按股权份额分割。固定资产价值已确定为100万元，附件四应付账款明细中第14项载明8月份人员工资271660元（待确认），周雨顺作为共进达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应持有经营流动必需的资金、2012年8月人员工资、2012年底年终奖金发放情况等证据材料，但是周雨顺没有提供，周雨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8月份人员工资为271660元，共进达公司于2013年7月1日停止经营，因此共进达公司无需保留经营流动必需资金。因应付账款明细中已包括8月份人员工资，故流动资金可以作为股权价值认定的数额为2750313.28元。综上，依据退股协议约定股权价值为3103518.95元【（固定资产100万元＋债权5379791.74元-债务2923067.12元＋流动资金2750313.28元）×50%】，扣减周雨顺已支付的75万元，周雨顺仍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2353518.95元。周雨顺未依照退股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应承担违约责任，且事实上会造成利息损失，江育根、钟丽萍要求周雨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固定资产的价值直至2014年9月16日才确定，故逾期付款利息应从该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至周雨顺实际清偿之日止。如上所述，由钟丽萍享有股东权利，因此，周雨顺应向钟丽萍支付股权转让款2353518.9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江育根、钟丽萍其他反诉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周雨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限周雨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钟丽萍股权转让款2353518.95元；三、周雨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钟丽萍逾期付款利息（以2353518.95元为本金，从2014年9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江育根、钟丽萍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1569元，由周雨顺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3815元，由周雨顺负担12433元，钟丽萍负担1382元。
上诉人周雨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于退股协议是否已经解除，应否继续履行的认定，首先从合同解除是否符合约定和法定的条件进行审理，显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曲解，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审查合同解除是否符合约定或法定的条件，是基于非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在法定的期间内向法院提出了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合同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只要解除权人行使，不必征得相对人的同意，就可以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将江育根、钟丽萍向周雨顺发出的解除合同的声明在到达周雨顺时，该退股协议就已经解除，虽然周雨顺就此提出书面的异议，但该异议是既未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也未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确认，显然该异议在法律上是不能得到支持的，对于不予支持的异议则应当视为未予提出异议，这也就是说，江育根、钟丽萍提出了解除合同，周雨顺从法律行为上是表示了认可，另一层面也说明了双方已就解除合同达成了一致，符合合同解除的条件。原审法院以江育根、钟丽萍未表示同意且在本案中提出反诉要求周雨顺继续履行退股协议为由，而否定双方就解除退股协议协商一致，违背了公平及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法院仅需从形式上审查江育根、钟丽萍是否向周雨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是否载明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不必对合同解除权的实体要件进行审查。二、根据本案案情、退股协议的内容及履行情况，退股协议应当予以解除。退股协议不具备合同应具备的一般条款，没有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并不具备履行条件，仅类似合同意向书。退股协议书对于价款、履行期限都无法协商一致，双方并未支付股权价款、未进行股权过户等手续，双方都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退股协议。双方于2012年8月31日签订退股协议，2013年1月22日江育根、钟丽萍向周雨顺发出《解除合同声明书》，将该退股协议予以解除，退股协议解除后，江育根、钟丽萍又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周雨顺侵占共进达公司资产的责任，并于2013年3月19日以股东知情权为由起诉共进达公司，上述行为表明江育根、钟丽萍仍作为共进达公司的股东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不履行退股协议。周雨顺对此作出解除退股协议的意思表示并在2013年5月27日向江育根、钟丽萍发出归还股权转让款75万元的《通知催款函》，因此，该通知函完全可以证明双方退股协议的解除达成一致，《通知催款函》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退股协议也应当在《通知催款函》到达江育根、钟丽萍时予以解除。三、即使原审法院认定江育根、钟丽萍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不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则江育根、钟丽萍应当承担单方解除合同所应承担的全部责任。由于江育根、钟丽萍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导致退股协议处于一种不能履行的状态，江育根、钟丽萍违反了退股协议的约定，向公安机关举报周雨顺，影响了周雨顺的声誉，同时又向共进达公司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表明不予履行退股协议，共进达公司的业务也发生不断变化，双方订立退款协议之时的情势也发生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固定资产的价值减少应由江育根、钟丽萍承担，同时固定资产的认定也按现在的实际情况确定。江育根、钟丽萍不履行退股协议，江育根、钟丽萍在法律上仍为共进达公司的股东，共进达公司的对外应收款不能归由周雨顺单方追讨，共进达公司不能追讨回的款项损失应全部认定为江育根、钟丽萍作造成，江育根、钟丽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江育根、钟丽萍应当对共进达公司对外应收款的收回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综上，请求本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2.改判支持周雨顺的全部诉讼请求，改判驳回江育根、钟丽萍的全部反诉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江育根、钟丽萍承担。
上诉人周雨顺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上诉人江育根、钟丽萍针对周雨顺的上诉，向本院口头答辩称：一、退股协议中不存在约定解除的条款，也未出现法定的解除条件，案涉退股协议并无解除，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应当继续履行。双方并未就解除事宜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无论江育根、钟丽萍曾经向周雨顺发出何种内容的声明其解除退股协议的意思表示，均因欠缺解除条件而不能产生任何解除的法律后果。二、原审法院关于退股协议如何履行的问题做出的认定正确。对于固定资产折价的问题，双方确定按照100万元计算，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应收账款的问题，退股协议签订后，江育根、钟丽萍完全退出了共进达公司，周雨顺完全接管了公司，共进达公司的账册凭证全由周雨顺保管，按照举证规则，周雨顺应当就未收到款进行举证，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法院认定正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江育根、钟丽萍二审期间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原审第三人共进达公司向本院述称：请求本院依法判决。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周雨顺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周雨顺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江育根、钟丽萍的全部反诉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院依法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周雨顺、江育根、钟丽萍2012年8月31日《退股协议》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周雨顺、江育根、钟丽萍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第二十一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二十八条规定：“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江育根、钟丽萍2013年1月22日向周雨顺发出《解除合同声明书》要求解除退股协议，周雨顺2013年1月24日向江育根、钟丽萍回复不同意解除退股协议。据此，江育根、钟丽萍关于解除退股协议的要约已因周雨顺拒绝而失效。周雨顺2013年5月27日向江育根、钟丽萍发出《通知催款函》表示同意解除退股协议，此为新要约，而江育根、钟丽萍一直未对此新要约作出承诺。据此，周雨顺与江育根、钟丽萍之间并未成立解除退股协议的合同。周雨顺要求确认退股协议已解除、要求江育根、钟丽萍返还股权转让款75万元及利息，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周雨顺一直未按《退股协议》的约定向钟丽萍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审判决周雨顺支付钟丽萍股权转让款2353518.9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周雨顺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周雨顺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江育根、钟丽萍的全部反诉请求，但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周雨顺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5384元，由周雨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邓潮辉
审 判 员 胡晓婷
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黄志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
（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第二十八条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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