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0928刑初679号
公诉机关濮阳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起中（曾用名金启忠），男，197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务农，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濮阳县，住。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5年12月17日被濮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22日经濮阳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被濮阳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李文辉，濮阳县法律援助中心指定河南君洁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宋阳峰，河南心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濮阳县人民检察院以濮县检公诉刑诉（2016）58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起中犯寻衅滋事罪，于2016年9月10日向本院提出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濮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肖丹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起中、辩护人宋阳峰、李文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濮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3月17日19时许，被告人王起中骑摩托车在106国道濮阳县境内“双龙酒店”门口发生事故。自2010年5月以来，被告人王起中以发生车祸没有破案为由多次到省、市、县公安、信访等部门上访，要求濮阳县公安局交警部门赔偿其经济、精神损失等各项费用80多万元（后降为31万元）。自王起中信访以来，政府部门多次为其本人及家庭进行救助，王起中在先后多次签罢访协议，在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对该信访救助复议终结的情况下，仍然自2011年至2015年赴京上访10余次，其中非访9次，并多次到郎中乡政府缠访、闹访、干扰政府正常工作。2013年以来，王起中以信访为名陆续向郎中乡政府索要钱财11万余元。因非正常上访分别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3次、被濮阳县公安机关训诫3次。因扰乱单位工作秩序被濮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3次。
濮阳县郎中乡政府工作人员多次赴京对非正常上访的王起中进行接访劝返，在接访过程中，王起中无理取闹、蓄意制造信访压力，给政府施压，无故多次向郎中乡政府接访人员索要食宿费、路费、生活费等费用，要求解决低保、解决工作岗位，以达到个人取利目的，其行为严重影响了北京中南海、天安门周边的公共场所秩序、国家信访秩序，严重破坏了省、市、县的信访稳定，严重干扰了郎中乡人民政府正常开展工作，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公诉机关当庭讯问了被告人王起中、宣读了证人刘某、吴某、梁某1、赵某1、王某1等证人证言、出示了王起中行政处罚决定书、交通事故相关材料、各级政府部门接访材料、公安机关处理信访复议决定书、各公安机关训诫书、王起中领取款项收据、关于信访的有关文件等证据，以证实起诉书指控。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起中缠访、闹访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且强拿硬要公共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情节严重，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请求依法判处。
被告人王起中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定性辩称自己没有非法上访和缠访、闹访、没有强拿硬要公共财物、没有扰乱政府工作秩序。救助都是政府部门主动给自己的，自己不构成犯罪。
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起中的事实、定性辩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起中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王起中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17日19时许，被告人王起中驾驶摩托车在106国道濮阳县郎中乡段“双龙酒店”门口发生事故，濮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受理此案，经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未能破案。自2010年5月，被告人王起中以发生车祸没有破案为由多次到省、市、县各级公安、信访等部门上访。要求濮阳县公安局交警部门赔偿其经济、精神损失费等各类费用80万元（后降为30万元）。自王起中信访以来，政府部门多次为其本人及家庭进行救助，王起中先后多次签订罢访协议，在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对该信访救助复议终结的情况下，仍然自2011年至2015年赴京上访10余次，其中非访9次。并多次到郎中乡人民政府缠访、闹访、干扰政府正常工作。2013年以来，王起中以信访为名陆续向郎中乡人民政府索要钱财10余万余元。因非正常上访分别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3次，被濮阳县公安机关训诫3次，因干扰单位工作秩序被濮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3次。濮阳县郎中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多次赴京等地对非正常上访的被告人王起中进行接访劝返，在接访过程中，王起中无理取闹、蓄意制造信访压力，给政府施压、要挟工作人员，无故多次向郎中乡政府接访人员索要食宿费、路费、生活费等费用。要求解决低保、解决工作岗位，以达到个人取利目的。其行为严重影响了北京天安门、中南海周边公共秩序和国家信访秩序，破坏了省、市、县的信访稳定，严重干扰了郎中乡人民政府正常开展工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被告人王起中供述：我是2011年开始上访的，是因为2010年3月16日我被撞伤，没有给我破案，2010年我家人把我抬到信访局，后来政府通过新农合给我报销了部分医疗费，还有一次在市信访局见到段喜中后，县政法委给我5000元，是交警队给我的。我接到政府给我三次钱，我都签了停访息诉书，都是交警队、县信访局及郎中乡政府逼着我签的，不签不给钱。签过停访息诉后我认为我的事情没有解决，我还是上访。2011年年底，我和妻子王某1第一次到北京上访，我两个先到信访局不受理，我就跟着我妻子到公安部，到公安部递了材料后，我就跟着妻子在天安门转着玩，就被当地警察带走给训诫了，送到了久敬庄分流中心，后被接回。2012年这一年我去北京的次数多，具体啥时间有几次都记不清楚了，2012年开始找郭奎立书记，要求政府送我到洛阳白马寺正骨医院治疗，郭书记让我找乡里时任的李文铭书记，后来郭德慧就带着我和我妻子以及次女到了洛阳白马寺正骨医院给我看病，到医院后政府给我交付了住院押金12500元，还给我了3000来元的生活费，让我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县信访局的李怀忠部长、原公安局李蒲生局长、郎中乡李文铭书记到医院给我我送来了5000元慰问金，住了20来天我就请假回家了。回到家，我媳妇王某1去了北京上访，被带回来训诫，我的小女儿在家也摔伤了腿，我就带着我的三个孩子去北京了，到了国家信访局和公安部，都被接回来了，我去了两三回，我媳妇也带着孩子去了都被接回了，后来领导还说俺拦车辆，这都没有的事情。回来后我就跟着俺媳妇找郭奎立书记，要求赔偿80万，郭书记就说找公安局，我就找李蒲生局长要赔偿80万元，李局长给我要依据，后来我找律师算了60多万，领导不认，又算了40多万，还不中又算了30多万，到现在也没解决。2013年去北京都是三个月去一次，都是去公安部和人大，有一次我从中南海路过被警察带走了，乡里的工作人员把我接回来了，还有一次我是去卫生部，从天安门倒车，被警察带走了，乡里的工作人员把我接回来了，这两次我也没提要求，都是把我打伤后强制带回的。2014年去北京，都被及时接回来了，我说不定啥时间都去北京上访，往往都是乡里、县里没人管我的问题我才去北京。自我上访以来，政府解决了我和俺媳妇的低保、孩子上学的食宿费、还给我建了猪圈、买了猪仔、猪饲料，买了大门、建了院墙、两间东屋，每到节日的时候还给我点钱。具体多少我都不清楚，往往都是我上访回来给我救助，我没有给政府要救助，都是要求追查责任，赔偿损失。我现在要求政府解决多次承诺给我的31万元赔偿，还有孩子的扁平疣病毒医治问题，在县里上访过程中我没有给工作人员吵过，有时候可能声音大点，到县里找领导也没给领导吵闹过，前段时间我给何某书记在他办公室理论过一次，别的时候没有吵闹过。我在北京中南海、天安门都是背着包转着玩，当地警察发现我包内有材料，就让我跟他们走了。自上访以来到北京上访或者非访了多少次记不起来了。2014年时候乡政府给过我6000元，因为我在法院起诉医院，法院要我在洛阳白马寺正骨医院的病历，当时郭德慧说还欠医院6000元，我就找何某要，何某就给了我6000元。我没说不给就上访的话，我就去医院复印病历，到医院我的主治大夫郭建刚说欠1万多元的医疗费又非正常出院，医院把我拉黑没复印成病历，后来我自己拿着身份证花了几元钱把病历复印了。这6000元也没给洛阳医院，自己花了。我现在要求政府多次承诺给我解决31万元的赔偿，和我爱人的公益岗，还有孩子的扁平疣病毒医治问题。2015年3月份、8月份在中南海附近两次非访被训诫，我没有和北京的警察争吵或者理论过。乡政府工作人员去北京接回时我就要求把交通事故给我解决，我没有要过路费。我没有给乡政府要过钱，都是乡政府刘某给我的钱，2015年春节时乡政府领导说如果过年过不起，乡政府给你拿点钱过年，我就到财所领了1000元。2015年收麦前，我家的拖拉机斗坏了，我就找刘某说车斗坏了没法拉麦，刘某就说你把你的车斗照个照片乡政府给你救助，后来刘某就给了1000元。2015年种麦时，我到乡政府找刘某说种麦呢，家里困难。开始刘某给我600元，我说何书记说的1000元，刘某就给了1000元，刘某让我打个条（具体内容我不清楚），我不给他打，我给他打了个获生活救助的条。2015年3月份我记不起来是否从吴某手里拿过300元的事。我没有说过不给钱就上访的话。给乡领导说事的过程中，我也没有说过不给解决就上访的话。我去北京被训诫过两次，一次是2015年3月份，一次是2015年8月份，都是在中南海附近被北京警察查住了，带到府右街派出所训诫的。我没给乡政府要过钱，2015年给我那几次钱我以前说过了，前几天我去北京前刘某给过我两次钱，一次200元，一次300元，因为每次去北京上访之前我都需要给刘某说一声，他安排人跟我去，这次没安排人跟我去，就把路费给我了。我是2014年9月10日上午坐上北京的车，9月11日凌晨到北京丽泽车站，坐公交车到国家信访局，没登记成就到中纪委，在中纪委登记后就到公安部信访接待司，在公安部信访接待司登记后被濮阳县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拦住了，因为我还要去卫生部，我就坐车去了卫生部，到后卫生部下班了。9月12日在卫生部信访接待司反映问题，从卫生部接待司出来就遇见信访局和郎中乡的领导了，然后就和领导回来了。我上访主要是想让领导尽快解决我的问题。我去过北京十几次了，我这次是2014年第三次去的北京上访了。我去了国家信访局，纪委，人大，公安部，卫生部，没去别的地方。2014年9月10日那天我和陈素珍互通了电话，到国家信访局见到了濮阳的四个人，我就认识陈素珍，我们五个人一块去了公安部，纪委，人大。卫生部是我一个人去的，北京人大的领导每三个月让我去一次反映问题。我2013年12月2日、3月7日各去一次，2014年3月3日、6月9日、9月11日各去一次，都是全国人大给我盖的红章，去一次给我盖一次。2014年11月6日我坐车到北京丽泽汽车站下车安检时被带到安检办公室，然后就被带到汽车站附近的宾馆，到宾馆后就见到郎中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我来北京的目的是准备到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做鉴定，我身上携带着材料，不过没有非访的想法。民警胡广钊、娄宗伟向王起中宣读了《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河南省信访条例》关于非正常上访的行为以及处理方法。我是2015年3月4日坐客车先到石家庄，然后转乘火车去的北京，3月5日7时许，我在天安门转公交车时过来两名警察看我的身份证，我说是来上卫生部上访的，就被北京警察送马家楼，没进马家楼院就被劝回来了。我这次上访是因为对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已经上诉，想让卫生部督促处理，在全国“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是因为卫生部让我三个月去一次，我觉得时间到了，我就是想在全国“两会”去北京上访。在河南省“两会”期间去郑州上访是因为河南省卫生厅让我两个月去一次，正好赶上省“两会”。我是2015年7月31日从飞龙车站坐车去的北京，这两天先转着玩，到礼拜一反映问题，2015年8月1日我想到天安门看阅兵，在天安门就被警察查住了，把我拉到府右街派出所，之后就把我送到了马家楼救济中心，到晚上县工作人员把我接出来了，我认为我没有非访，北京的训诫是无理的。我是2010年3月16日的交通事故没有解决才一直上访的，领导处理过此事不过都没有彻底解决，郎中乡政府平常给我慰问金、救助金、盖猪圈等，大概有11万多点。2014年的时候给过6000元，是在洛阳看病，钱不够了，没法办出院证，也没法复印病历，开始看病都是乡政府出的钱，我都给乡里要了6000元，不过这6000元也没给洛阳医院算成帐，我自己花了。是郭书记指派人给我拿钱看病的，不是我给乡政府要的。我的交通事故解决了我就不会上访，我不知道上访会不会解决，但是我知道如果不上访，不找领导的话，我的问题就会一直不解决，郭书记说让政府给我出交通事故的钱，我就找濮阳市尊严律所律师算了算该赔偿我31万多点，如果给了我这30多万，我就不再上访了，不给我一直往上跑，找领导解决这个事，啥时候给我解决了，我就不跑了，给我达成协议啦，我就不告啦。我的儿子王某2和女儿王静静两个孩子被乡政府的职工种上了扁平疣病毒，郎中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谁给我孩子种的病毒我不知道，2014年我上访时，乡政府的何某、刘某、吴某、王某3等其他职工对我说，别再上访了，如果再上访的话，对你的孩子没好处，有一次，我被从北京接回来的时候，吴某对我说，别再上访了，再上访对你没好处，现在你看着你的孩子没事，等以后看，以后你就知道了。2012年7月份，我在县里给领导反映我的情况，我妻子王某1在北京反映问题，我女儿金慧敏的幼儿园校长常付良给我打电话说我女儿金慧敏摔伤了，我听我女儿说是被幼儿园的人从滑梯上推下来的，具体是被谁推下来的她说不清楚，常付良也没给说清楚，我要求派出所立案，派出所不给我立案。我在上访期间，我的三个孩子接连受到伤害，现在还需要住院治疗，现在刘某还让乡政府的职工和我村群众看着我，特别是职工“三合”经常去我家，不管我家是否有人，都进到我家，我家丢失很多东西，郎中集村“三普得”也去过我家两次，他说是刘某让他去的，我的上访材料和身份证、内存卡在家中常无故丢失，我要求给我个说法。因为上访被训诫过十余次。我上访的原因是因为2010年3月16日我的交通事故未处理好，是交警队造的假，我要求追究责任，没有追究，我要求公安局赔偿，公安局没有赔偿，政府说给我救助，政府也没有给我救助，所以我就一直上访，除因交通事故上访外还因医疗事故和孩子的人身伤害上访。交通事故发生后，我先住在濮阳市职工医院，在职工医院费用高，我没有钱就从濮阳市职工医院转到濮阳县人民医院，后因病情严重由濮阳县人民医院转到濮阳市中医院，在市中医院治疗期间，在为我腿上植皮的时候，濮阳市中医院医生故意给我植反了，洛阳白马寺正骨医院病历造假。孩子的人身伤害是郎中乡政府工作人员给我孩子种了扁平疣病毒，我儿子王某2脸上和胳膊上都有，我女儿王静静脸上有，我次女金慧敏右小腿部在学校摔骨折。因为我怀疑我的孩子被种病毒，一个月前，我给张宏义书记打电话预约好，我就在县政府四楼一个会议室，我就给张宏义书记反映交通事故和扁平疣病毒的事情；第二次是前天，直接到张宏义书记办公室去了，当时张书记正准备开会，我就给张书记说了几句话，张书记就安排公安局的领导把我叫走了。后来我找何书记和刘书记反映，我给乡里要钱给孩子治疗，何书记不给钱治疗，说你给派出所报过案了，你让派出所给你查吧！我没有给领导纠缠，不给钱我就继续上访，我怀疑是乡政府工作人员给我孩子种的病毒，所以我就让乡政府拿钱看病，我给孩子在徐镇、八公桥卫生院看过，医生说是扁平疣病毒，医生说该病起因很多，具体那个原因引起的不好说。
2、证人刘某证言（侦查卷二册84—105页）刘某系郎中乡党委副书记证实：王起中是一个老上访户，经常越级非法上访，我是2013年7月份分管郎中管区工作的，当时吴某接任管区书记。我去北京一共接过王起中三次。第一次是2014年11月5日（APEC会议期间），我听说王起中又去北京上访去了的信息后，跟着管区书记吴某去北京。11月6日6时许，驻京工作人员在北京车站接到王起中并将其带到宾馆，我们到宾馆后王起中还是说要去上访，我就说现在是APEC会议期间，王起中说回去可以得把去北京的路费给了，我说行，经过工作王起中被劝回濮阳。2015年3月5日（正月十五）正是全国“两会”期间，我接到县信访局工作人员通知，王起中在北京非访被训诫了，我就和吴某、村支书金某去了北京，见到王起中时住京工作人员已将其带到一小旅馆内，开始怎么说王起中就是不回濮阳，后来做工作王起中说，只要把这次来北京的路费给解决了就回濮阳，我们就口头答应他了，我们连夜赶回濮阳把王起中送回家。到次日9时许，有人反映王起中又从家坐车上访去了，我就及时给王起中联系，他就说还要去北京上访，我就给王起中说要见面谈，在濮阳县县城接到他，我给他讲法律讲政策，王起中就是不听，后来濮阳县公安局的将王起中带走了。2015年8月1日，我接到通知说王起中又去北京非法上访被训诫了，我就和管区主任赵某2还有一名巡逻队员去了北京，为了节省时间，就让驻京工作组的人员将王起中往回送，在河北衡水服务站接到王起中，见到王起中他就说回去就得给我30万，不给我还得去北京非访，我就到天安门做过激行动、到县公安局做过激行动，我还是劝他回来，算是劝回来了。这三次接王起中我只是口头说给他钱，后来也没给他。自我负责郎中管区以来，我给王起中的钱都记不起来了，最近我给过他两次。一次是2014年春节前，王起中说过年没钱花了，你得给弄点钱，不给我钱我就到北京上访去，我不好过也让你们不好过。当时因为过了春节就是全国“两会”，我害怕王起中到时候到北京出现极端情况，出现后领导处理我本人，我就给领导汇报，经过商议后给了王起中500来元，王起中接过钱说少，没办法就又给了他600800元。第二次是2015年收麦时，王起中找我说收麦没钱，家穷没钱，还得修拖拉机，得给几千元，不给我就去北京。最后没办法就给了他1000元。2014年的时候，王起中来到乡政府找到我，说他在洛阳白马寺医院看病欠医疗费，现在还要看病要病历，给人家钱才给病历，需要6000元，开始乡政府不给他，他就说你们不给，我没法看病，我就上访去，乡政府没办法就给了他6000元，过了一段时间我问王起中是否拿病历，他说没拿。我问他那6000元呢，王起中说花了。之所以给王起中钱，是因为王起中知道非法上访，要处理我们工作人员，以此为借口要挟我们。他对信访政策非常熟悉，一到全国“两会”或者北京重大政治活动他就去，我也知道这些钱不该给王起中，我们也确实没有办法，王起中现在通过非法上访为途径，既能给政府施压，又能得到钱，王起中见了我没有其他事情，不是要钱就是说猪没饲料了。我了解到乡政府给王起中建了猪圈、买了猪仔、猪饲料，买了大门、建了院墙、两间东屋，还供他的孩子读书的学费、饭费，给了王起中有十余万元。今年3月份的一天的上午10点多，王起中跑到我的办公室，说浇地没钱了给我要300元钱，乡里不给钱就去上访。当时我说没有钱过两天再给他，过了两天我正在县政府开会，王起中给我打电话：你说话不算数，我现在就去上访。我只好打电话安排吴某给了他300元钱。今年10月10日，王起中又到我办公室，说种麦没钱了要1000元，不给就去上访，为了稳控王起中，没办法，我只好先给他了1000元，我让王起中给我打个收条，王起中就说：我给你打收条可以，得写上生活救助款。开始我不愿意，王起中说：不写上这几个字，回头你们按敲诈再弄我的事咋办。没办法，我只好让他写上了“生活救助款”这几个字，最后，我给了他1000元。今年10月初的一天上午8点多钟，当时我正在我办公室给我们管区职工开会，安排我们管区的中心工作，王起中到我办公室后说：乡政府得给我的孩子看病，我的孩子得了扁平疣，是乡政府的职工给俺孩子种的扁平疣病毒。我说这事可不是瞎说的，你说话要负责任。王起中说：恁乡政府的职工吴某、王某3到北京接我时对我说过：别再往北京上访了，这样一直上访、一直跑，回头对你的孩子没好处。刚好今年的夏天，我孩子就得了扁平疣病，这不是恁乡政府的职工给种植的病毒吗，我问过医生，扁平疣病是扁平疣病毒造成的，所以乡政府得给俺的孩子看病，不给看病我就得上访，我还得告恁乡政府。就这样，王起中一直不走，让我表态，让我给他拿钱看病，任凭我怎样解释，他仍旧在我的办公室给我吵吵，他在我的办公室给我吵吵了约有两个多小时，我们管区的会议也没开成，中心工作也没有安排部署下去，对我管区的工作以及郎中乡政府的中心工作造成了极大的被动。在这次之后，王起中还去过至少3次。其中有一次，上午8点多钟，我们乡党委班子开班子会，这时，王起中跑到会议室，找何某书记，我们党委会暂时休会，何某和我一块接待了王起中，王起中开口就给何某书记要钱，还是说乡政府的职工给他的孩子种了扁平疣病毒，要求给他孩子拿钱看病。王起中一直给何某书记缠了约有三个多小时还是不走，导致党委会也没开成，中心工作也没有及时安排部署。王起中还去乡里找我和何某书记缠过几次，仍旧让乡里给他拿钱看病，每次都是给我们吵吵，一缠就是半晌，好多工作无法开展。除此之外，王起中还给县里主要领导及县公安局领导也说过此事，都说乡政府的职工给他的孩子种了病毒，给乡政府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3、证人吴某证言，吴某系郎中乡人民政府组织干事，时任郎中乡郎中管区书记证实：我2013年7月接管郎中管区工作，当时任管区书记，我一共去北京接过王起中三次。证言内容同刘某证言。同时又证到：我对王起中说过再上访对他和他的家人没好处的话，我的意思是他和他妻子经常上访，家中的孩子没有人管，对孩子的学习没有好处，不利于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孩子今后为人处事不会有好处。我没有给王起中的孩子种过病毒，我不是医生我就不懂这些医学常识。
4、证人梁某1证言（侦查二册124—126页）梁某1系郎中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时任高寨管区书记，证实：我是2008年至2013年7月任高寨管区书记，当时王起中是我所负责的辖区。我陪着王起中去郑州反映问题两次。第一次是2012年春天，他说他要去郑州上访，乡里怕他在郑州闹事，就派我陪着他去了郑州，当天就回来了，其实他是去郑州拿三级终结结果。第二次是2012年夏天，当时怕他在郑州闹事，我和交警队的一名同志、乡里一名同志一起陪着王起中夫妇去了省公安厅，当天就回来了。
由于时间太长了，我去北京接王起中的次数多了，我现在印象深的有两次。第一次是2011年12月3日王起中在北京非访被北京公安机关训诫，我和交警队两名同志、乡里另一名同志一起去了北京，到北京后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已把王起中从马家楼分流中心领到了一个小旅馆，王起中说让何书记和公安局长见他，不然就不回去，要不马上赔偿他80万就回去，否则去天安门、大使馆非访。后来乡里又派了几名同志最后才把他劝回来了。
第二次是2013年5月份我和乡另一名同志去北京接王起中，因他非访被带到了东直门派出所，王起中大闹派出所，见了我们拿拐棍乱轮，还说不给80万元就是不走，死到天安门，去天安门自焚。最后信访局韩局长做工作，王起中回濮阳了。
王起中抓住乡里的弱点了，他知道造成非访就要处理工作人员，不给他钱他就非访，乡里也没有办法。2013年4月份左右，王起中以息诉罢访为由，要求乡里给他盖房子、建猪圈、拉院墙，为此花费了34300元，还要求给他买猪仔、饲料，这个花费我不清楚，为了稳控王起中，我们都答应他了，但是王起中出尔反尔，还是继续进京上访。
5、证人梁某2证言（侦查卷二册129—131页）梁某2系郎中乡政府工作人员，2011年2013年7月任高寨管区书记证实：我2011年至2013年7月在高寨管区管区书记，管理王起中所在的辖区。2012年夏天我和梁某1、交警队同志陪王起中夫妇去省公安厅，2013年5月份去北京东直门派出所接王起中。（基本同梁某1证。）王起中上访多年，他知道如果非访政府就要处理工作人员，他以此为理由要挟政府人员，达到索要钱财的目的。
6、证人赵某1证言（侦查二卷133—135页）赵某1系郎中乡政府工作人员，时任高寨管区主任，证实：我2009年至2013年7月任高寨管区主任，王起中当时在我所负责的辖区。2011年12月25日我和金辛庄村支书、交警队的王国启、文增，还有一名司机去北京接王起中，王起中已经因非访被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带到小旅馆内，王起中要80万元，否则就不走，还要死到天安门，经大量工作才将其带回濮阳。这次接他他没有给我要路费，他知道我做不了主。王起中抓住乡里的弱点了，他知道造成非访就要处理当地工作人员，不给钱就非访。听说政府已经被他索要了不少钱财。2015年10月份，刘某给我们管区安排农村党员档案整理工作，正开着会王起中到刘某办公室，他不出去且说话很难听，很过激，一直到中午11点多钟才离开，临走时王起中扬言不给解决问题还要去北京，致使我们管区的工作进行不下去。王起中多次来乡政府，每次言行很过激，有好几次都招来很多群众围观，导致乡政府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7、证人王某2证言（侦查卷二册140—143页）王某2系被告人王起中之子证实：我是2014年夏天得的扁平疣病，乡政府的职工去北京接访时，和我接触过，我爸说乡政府的职工说过，如果他上访对他的孩子没好处，我这种病我爸说是乡政府的职工造成的。
8、证人王某3证言（侦查卷二册145—147页）王某3系郎中乡政府职工证实：我从北京接访过王起中，我没有给王起中的孩子种过病毒，他是诬告。我说过王起中上访对他的孩子没有好处，我的意思他的孩子没有人管，对他的孩子没有好处的意思。
9、证人常某1证言（侦查卷二册149—150页）常某1系郎中乡一中校长证实：2015年10月份，王起中到学校给他儿子王某2送衣服，到我办公室给说乡政府的职工给他的孩子种上了扁平疣病毒，乡政府不给他拿钱看病，我劝他出去打工挣钱，他说他不能打工他的腿伤着了，他还说打工能挣几个钱，乡政府不给我钱我就告，我告告乡里给我拿点钱就比打工强。我知道王起中的孩了得了扁平疣病，但不知道是如何得的。
10、证人赵某2证言（侦查卷二册153—156页）：我现任郎中管区主任，包郎中乡金辛庄村近1年了，我认识王起中，他经常上访告状，我管理这个村之后经常去王起中家，每逢国家“两会”或有重大会议时领导都安排我到王起中家，找他谈心，稳控王起中。我一共去过王起中家10来次，王起中上访是因为他出过交通事故，到现在没有处理，所以王起中就上访告状，今年9月份时王起中还说他孩子中病毒了，说因为公安机关没有及时给他处理交通事故的事情，把他孩子的病耽误了。他光说他的孩子得病毒了，没说过具体怎么得的。我去王起中家时从来没有伤害过他的孩子。我不知道王起中是否给政府要过钱，光知道他儿子和次女上学的学费和伙食费是郎中乡政府拿的，乡政府还给他家里解决了低保。从我管理金辛庄村以来，8月份王起中到北京非访过一次。
11、证人常某2证言（侦查卷二册158—160页）：北京阅兵之前我去过王起中家，因为我和王起中家有点老亲戚关系，郎中乡政府的刘某书记让我到王起中家去看看他是否在家，目的是做王起中的稳控工作。我到他家后王起中就说“乡政府啥法都想起来了，保准是乡政府的人叫你来看我的。”我说来看看你养猪的情况，他一直说是乡政府的人让我看他的，就这样我俩吵了几句，我就回家了。我没拿过他的任何东西，根本没给他儿子喂什么药、种什么病毒，我不知道他孩子得扁平疣病，我到他家就站着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12、证人王某1证言（侦查卷二册162—165页）：我女儿王静静和儿子王某2都患有扁平疣病，现在我女儿脸上的基本好了，但是我儿子脸上和手臂上的还没好。我不知道他俩是如何患上的这个病，我们到医院给孩子检查时医生说扁平疣是一种病毒造成的，我女儿王静静2014年春天先患上的，我儿子2014年夏天也患上了。
我想着我丈夫王起中不会知道两个孩子是怎么患上这个病的，他没有给我说过这个病是乡政府的职工给孩子种上的，我怀疑我孩子的病是郎中乡政府的职工给我孩子种上的，咋种的不知道。因为两三年前，我和王起中到县信访局信访，乡政府的骆殿奎当着我的面（他不认识我）说“回去还得让春生收拾他”（春生是我们村的干部），我想着孩子患上扁平疣病就是乡里职工使的一种手段。乡里职工说过不会让恁好过这样的话，还有2012年3月份我领着我婆婆去北京，在濮阳市刘国乾和乡里的其他职工把我们拦下来，刘国乾当场骂我，我认为是乡里的职工报复我。前几天我和王起中一起去郎中乡政府见县公安局张局长和何某书记时，王起中说让乡里给出钱给孩子看病。在此之前王起中没有给乡政府要过钱给孩子看病，我也没有给乡里要过钱。
13、证人徐某证言（侦查卷二册167—169页）徐某系郎中乡党政办主任证实：我见过几次金辛庄村的王起中找乡政府领导说事，有一次他到乡里找领导说事已经影响到乡里工作，今年10月份，乡里开党委班子会，安排部署计划生育工作，我负责做会议记录，乡里班子成员刚到齐，正准备开会的时候王起中闯入会议室找何某书记说事，何某书记让他先等一会儿，但是王起中不等，说要在会议室坐等，没办法党委会被迫暂停，何某书记和刘某书记先去接待王起中，谈了约30多分钟，听到王起中在何书记办公室和何书记、刘书记吵了起来，由于王起中吵闹声很大，导致在乡政府办事的不少群众都过去围观，影响极坏。王起中谈了有两个多小时才离开，临走时还说“不给我解决我还要上访。”整个上午，党委会也没开成，乡里中心工作也没有及时安排部署。我没参与何书记和刘书记与王起中的谈话，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的。
证明事项：2015年10月份，王起中在郎中乡召开党委会时闯入会议室要求乡政府领导说其事情，导致会议未能召开，还引起群众围观。
14、证人骆殿魁证言（侦查卷二册171—173页）骆殿魁系郎中乡政府职工、支油办主任证实：我知道王起中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多次进京、赴省上访，也多次到乡里找领导反映，我在濮阳县信访局见过他，我经常见他到乡里来，具体多少次记不清了，他每次找领导谈事都是连吵带闹，有时还说些侮辱性的语言，因为王起中说话声音大，每次都招来许多群众围观，导致乡政府无法开展工作。
2012年，我和刘国乾去县信访局，在那见到王起中、王某1夫妇和信访局领导吵闹，刘国乾劝其回家，王起中就和刘国乾吵，我就劝王某1回家，有啥事回乡里说，但王某1不听劝解，王起中还喊着这政府都是黑政府什么的，由于王起中夫妇吵闹，招来很多过往群众及上访人员围观，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他们吵闹了有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回去。我当时没和他们吵，只是劝他们，没有说过“让春生回头弄你事”这样的话。我根本没给王起中的孩子喂过什么药、种植过什么病毒。
证人耿某证言（侦查卷二册175—176页）：我刚到郎中乡任乡长，因为牵涉到近期的信访稳控工作，2015年12月7日下午3点多钟，我约谈王起中，王起中到我办公室之后开口就说“你到郎中当乡长，我很高兴，我这个事你给解决了吧，最低30万”。我说“啥事啊得30万。”他说“我的事你都知道，还是那个交通事故。”他又说“开始我找人算了算70万，后来又找人算了算得30万，不能再少了。”我就说我刚到郎中，等我梳理清楚了再谈这个事，王起中就说“你这个事解决不了，我还要到郑州上访，还有何某、刘苏芳、吴某给我孩子种病毒的事，你才解决不了了。”我说“什么种病毒啊？”他就说他孩子扁平疣的事。我给他说别瞎说了，别人笑话。王起中说“我这次来你什么事也没给我解决，我走了。”走到门口又小声说“明天还上访，去郑州。”
16、证人金某证言（侦查卷二册178—181页）金某系郎中乡金辛庄村党支部书记证实：我村王起中在前几年出过一次交通事故，近几年一直上访，我听郎中乡政府的领导说过：王起中要求找到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如果找不到肇事者，政府得给他赔偿损失。王起中上访时，我曾和郎中乡政府的领导去北京接过王起中三次。
第一次是2011年的阳历10月底，郎中乡政府韩某给我打电话说：王起中去北京上访了，咱们去把他接过来。乡政府的职工把我、赵某1送到濮阳县，然后和濮阳县交警队的王国启、二增及交警队的一名司机五个人一起去了北京，驻北京的工作人员说：王起中已经被带到一个小宾馆里了。之后，我们就去了那个小宾馆，到宾馆之后，我们几个就劝王起中回去，开始王起中死活不回去，后来他说拿80万元，不拿钱就不走。我们去的人都没法定意见，只好做工作，经过做大量工作，王起中才同意跟我们回去了。
第二次是2013年的7月份，韩某书记让我和乡政府职工把王起中从北京接回来。我和乡政府的张彦洁、梁某2一起去了北京，到北京之后，我们联系王起中，他的手机关机，我们三个人就先后到国家信访局、天安门等地找了一遍，也没找到，韩书记让我们先等等，我们在北京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还是联系不上王起中，经请示韩书记后，我们就坐车回来了。
第三次是2015年的正月十五中午，正值全国两会期间，我们听到王起中又去北京了，我就和刘某、吴某开车去北京找他，到北京听驻北京工作人员说王起中已经被带到一个小旅馆了，我们在旅馆给王起中做工作，让他先回去，他说不回去，回去还是不给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我不上访咋办。我们就问王起中要求咋解决问题，王起中就说：抓到肇事司机，然后赔偿损失100万。我们谁也不能表态，经过做大量的工作，最后王起中又说：把这次来北京的费用给解决了，就回去。刘某书记就口头答应了王起中的要求，之后就把王起中带回了濮阳，还把王起中送回了家中。
17、证人马某证言（侦查卷二册183—185页）：我曾多次见王起中到郎中乡政府找乡政府领导说事，有一次是今年10月中旬，我们乡里领导开党委班子会议，安排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刚开始，这时王起中闯入会议室，进去之后就大声说：我找何书记。何某书记让他先等一会儿，开完会再说。可是，王起中等不及，还说要在会议室坐着等，没办法，党委会被迫暂停，何某书记和刘某书记只好先去接待了王起中，大约有30多分钟时，听到王起中在何书记的办公室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后来和何书记、刘书记吵了起来，由于王起中的吵闹声很大，引起在乡政府办事的不少群众前去围观，好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议论纷纷，造成极坏的影响。过了一阵子，王起中还是没走，大约两个多小时之后，王起中才离开，临离开时，王起中还扬言：不给我解决问题，我还要上访。整个上午，党委会也没有开成，计划生育工作也没有及时安排。何书记、刘某书记是如何与王起中谈的，我没有参与不知道。
18、证人韩某证言（侦查卷二册187—193页）：我2010年7月份至2013年1月17日任郎中乡党委副书记。我认识王起中，我当时就负责王起中所在的管区，2010年10月份，我开始接管王起中信访事项。
2010年底快春节时，王起中到乡里找到我，说春节快到了没钱过年给弄点钱呗，我当时就给时任李为铭书记汇报，当时乡里为了稳控王起中不在全国“两会”期间到北京非访，不给北京造成影响和给政府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就给王起中救助了3000元。
2011年3月份，全国“两会”期间，乡政府安排管区停下手头工作竭力稳控王起中。2011年8月份，王起中和其妻子王某1到北京上访，我和乡政府其他同志放下手头工作包了辆车到北京把他二人接回，车费过路费，加上食宿费用，花了多少具体记不清了。
2011年12月份，王起中去北京非访，乡政府领导安排我到北京接他，王起中说回去得把事情给解决了，并且还得把路费给他解决了，为了能让他顺利回来我就答应了。回来后就给了王起中钱，具体给了多少记不清了。
2012年3月份全国“两会”期间，乡政府害怕王起中到北京制造影响，就安排工作人员放下手头的工作开始对其稳控，稳控过程中王起中还是偷偷跑了，发现后乡政府领导就安排我和管区书记梁某1等12名职工停下手头工作找王起中，我们到各车站、南乐检查站找王起中，找了近10个小时才找到，找到后就开始对其做工作，主要是做思想引导工作，王起中就说你们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到北京非访，啥时候你们给我解决了问题我就不再闹了，等全国“两会”结束我们才开始正常工作。
2012年4月份，濮阳县“两会”期间，我听说王起中和其妻子王某1到会场，要求政府赔偿80万元并给其到洛阳白马寺正骨医院治伤，后来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就把王起中夫妻二人劝导回家了。我和李文铭书记先到洛阳白马寺正骨医院联系安排病房，然后乡里领导就安排我和郭德慧（已去世）同志带着王起中到洛阳白马寺正骨医院给王起中看病，到医院后乡政府给王起中交了12500元的住院押金，还给了王起中夫妇3400元的生活费，2012年5月25日，受县委郭奎立书记委托，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孔伟亲自安排县群众部李怀中部长、原公安局长李蒲生、原郎中乡李为铭书记专程到医院给王起中送来了5000元慰问金，过了两三天王某1就到北京非访了。2012年6月9日，我和交警队民警赶到北京，找到王某1，王某1就说得80万元，不给就不回去，后来就一直给王某1做工作，才算把她从北京带回。
2012年6月底，王某1又去北京非访，我跟着乡政府人员和民警到北京，让其回濮阳，王某1说不给钱不回去，我们给王某1做大量的工作，后来王某1跟着回来了。
2012年7月份王起中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在北京信访局门口来回转圈，我和乡里其他同志劝导王起中夫妻二人，如果材料递上去就回去，王起中说就是领着孩子让别人看看，你们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带着孩子在这。我们恐怕王起中去别的地方非访制造影响，就劝导他回去，后王起中和其孩子回濮阳。回去后王某1又领着她的三个孩子去北京信访接待室附近转圈，我和乡政府的同志又赶到北京接他们，接回王某1后，王起中又带着三个孩子去了北京，我们又给王起中做工作，王起中提出要80万元，不给就是不回去，后来给王起中买好车票后才把王起中带回来。这样来回三次，工作人员也不敢再回去，我和其他同志一边在北京防止他们再去，一边在濮阳安排人做王起中的工作，来来回回我们在北京待了有一周，弄的乡里其他工作一点也没法开展，加上在北京的食宿，花费不少钱。但是没过几天，王某1又去了北京，这次我和信访局韩俊普局长在北京新华门附近发现的王某1，她被北京的警察带走训诫之后我们在久敬庄分流中心接走了王某1，将她带回了濮阳。2012年12月底，王起中再次去北京上访，我和交警队民警去北京，王起中还是要求给其赔偿80万，经过做工作将王起中带回。
不对王起中做稳控工作，一旦其到北京出现非访会给濮阳县人民政府造成财政负担，并且还会处理乡政府领导和管区领导。我们一般都是在全国“两会”时开始稳控，不稳控上级领导就追究我们的责任，还要处理我们，王起中往往都是到北京有重要会议时，到非经上访或者非访，他正常上访我们不怕，就怕他非访。我给过王起中钱，有印象的是2010年底过节前给过王起中3000元，2012年7月份从北京接回王起中后给过3000元，别的陆陆续续也给过，不过时间长了都记不清了。给王起中钱都是为了稳控，不让他去北京上访。每次王起中去北京非访为了接他回来，我们都得停下手上的其他工作，还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19、证人何某证言（侦查卷二册194—200页）：我认识王起中，他是个老上访户。2012年8月6日我到郎中乡人民政府任党委书记，我到后王起中找我说让给他解决问题，让政府赔偿80万，不然的话就到北京非访，为化解矛盾及时稳控，我就安排管区的领导给王起中接触，就这样王起中还是找我要钱，不是说看病就是说没钱过节过年等各种理由，不解决就吵闹要去北京、省里、县里上访，为了不让王起中闹，我就安排管区领导给王起中解决生活救助，具体给王起中多少钱我都记不清了，每次安排财所和管区，还有的我从口袋里掏50、100的给过王起中几次。
2014年王起中到我办公室说他在华龙区法院起诉他腿被看毁的案件，他说他的病历在洛阳白马寺正骨医院，还没给医院结算看病的费用6000元，医院不给病历。后来王起中找刘某要钱说是复印病历，如果乡里不同意给，他还要上访，我就同意了，谁知道后来我听说王起中从医院出来时都是偷跑走的，并且给他的6000元钱也没去复印病历。不给王起中钱他就要到北京非访，到王起中在北京非访的时候，上级还要处理人员，乡里还得安排人去北京接他，接他还要花钱。
2015年10月底11月初，我在会议室准备召开党委会，王起中来到会议室，不接待就坐在会议室，没办法暂停了党委会，王起中说他孩子的病是乡政府工作人员种的病毒，乡政府得出钱给看病，一直嚷嚷了有两个多小时，党委会也没开成。每次王起中到北京非访，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就通知我，我就安排负责管区的乡领导，放下手头工作租车赶去北京接王起中，导致工作人员不能正常办公，还要花费各项费用。
我在郎中乡任党委书记这段时间，王起中就到北京上访或非访有十来次，并且每次都是敏感时期，其实王起中就是为了给政府要钱，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也并不是真正上访，因为王起中的案件都三审终结了，并且王起中也在国家信访局登记过了。2015年3月5日（正月十五）全国两会期间，我去北京接的他。
从我任郎中党委书记以来，王起中去北京非访6、7次，上访4、5次，2012年12月份王起中到北京非访过一次，2013年3月、5月、7月、12月也去北京非访过，2014年3月、6月、9月、11月去过北京非访，每次我都安排乡里工作人员去接的他。
2015年8月份，北京阅兵前，王起中又去中南海附近非访，我安排刘某和管区的同志去北京，王起中还说是要30万，后来做工作他跟着回来了。
之所以给王起中钱，是从社会政治稳定角度考虑，为了不让王起中到北京非访制造影响，乡领导还要跟着受处分，同时乡政府还要安排人员租用车辆到北京接王起中，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还影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我在郎中乡任书记期间，为王起中建了60米的院墙，盖了两间房屋，四个猪圈，还为王起中购买了饲料、猪仔，还为他买了大门，为王起中家人解决了低保，王起中的儿子及次女读书的食宿费都是乡政府出的，乡政府花在王起中身上的钱已经有10余万了。
书证
（1）、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侦查卷二册12页）
（2）、前科情况和行政处罚决定书3份（侦查卷二册3—6页)：王起中2012年3月28日因赌博被濮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1000元；2015年3月6日王起中因扰乱单位秩序被濮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同年8月2日因扰乱单位秩序被濮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9日，同年12月8日，因扰乱单位秩序被濮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9日。2015.12.16
（3）、案发经过（侦查卷二册7页）
（4）、2015年12月8日濮阳县八公桥卫生院、郎中乡卫生院、徐镇镇卫生院证明（侦查卷三卷1—3页）
（5）、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住院病人费用清单（侦查卷三册4页）：姓名王起中，住院号：1163393，起始日期2012年5月9日，终止日期2012年7月20日，累交押金：12500.00元，费用累计：11322.92元，本次结余：1177.08元。
（6）、《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及复印病历告知书（侦查卷三册518页）
（7）、郎中乡政府王起中花费清单（侦查卷三册19—20页）：郎中乡政府因王起中一事共计花费81190元。
（8）、濮阳县交警大队关于王起中信访救助的请示3份和郎中乡金辛庄村委员会救助申请3份（侦查卷三册21—25页）：（2010年4月6日）2010年3月16日19时30分，王起中驾驶两轮助力摩托车在郎中乡发生车祸，肇事车辆逃逸，王起中因治伤已花去数万元，无钱继续医治，特申请政府给予救助。
（2010年11月29日）王起中急需做二次手术，家庭因难，无钱继续医治，特申请政府给予救助。
（2011年7月26日）王起中受伤严重，治疗费用巨大，给其家庭造成严重因难，案件至今未破，受害人无从得到倍偿，为安抚受害人再次上访，造成信访案件，特申请政府给予救助。为查找破案线索赢得时间。
（2011年8月17日）2010年我队已为王起中申请5000元救助金，王起中及家属承诺不再上访，2011年王起中又以案件未破，申请救助，我队又为其申请5000元。
（9）、县交警大队结案报告（侦查卷三册26页）：经过多次为王起中协调共15000元，并给其办理了低保，对王起中回访其称无意见，不再为此事上访。2011年8月18日
（10）、收','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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