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3民初64号
原告：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红星路*号。
法定代表人：阮忠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波，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旭冉，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北京房氏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刘家店镇银店大街**号208。
法定代表人：房志其，总经理。
被告：山东贝州春酿酒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武城县银山工业园西首。
法定代表人：房玉廷，总经理。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房金春，山东东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博山城东凤鸣土特产经营部。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青龙山北路39甲2号“池上特产超市”。
经营者：刘光凤，女，197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昌明，男，1968年4月1日出生，汉族，博山城东凤鸣土特产经营部员工，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原告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公司）与被告北京房氏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氏公司）、山东贝州春酿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州春公司）、博山城东凤鸣土特产经营部（以下简称凤鸣经营部）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红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波、方旭冉，被告房氏公司和贝州春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房金春，被告凤鸣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昌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红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擅自使用原告知名商标特有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在《齐鲁晚报》上登报消除影响；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因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共20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我国白酒行业中的知名企业，公司始建于1949年，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高超的酿造工艺。蓝瓶二锅头是近几年来原告打造推出的主打商品，原告为该商品精心设计了独特而引人注目的新包装、装潢，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原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中央电视台及全国各地主流媒体发布广告，宣传、推广该商品，加上该商品醇正的口感，绵甜净爽的清香风格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销量不断攀升，取得了不菲的业绩，该商品因此在消费者中具有了较高的知名度，目前已成为知名商品，该商品的包装、装潢也成了区分该商品的重要标识，成为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随着上述商品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仿冒产品。经原告调查发现，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生产销售的二锅头酒采用了与原告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相近似的包装、装潢，造成和原告的知名商品相混淆，足以导致购买者的误认。被告凤鸣经营部在其经营场所内销售侵权产品，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共同辩称：1、被告不存在使用原告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侵权行为，原告起诉被告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应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2、原告被评为驰名商标或著名商标的是“红星及图”，而非“北京二锅头酒”这类文字或图案，“北京二锅头酒”是通用名称，任何酒类均可以使用。3、原告主张构成不正当竞争事实不能成立，被告的北京二锅头商品包装、装潢明显区别于“红星”牌二锅头商品包装、装潢，不会造成公众误解，任何人都能非常明显区别出上述包装、装潢是不同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4、原告将“北京二锅头”这类地域名称加制造工艺名称作为外观设计专利的一部分，属于恶意申请外观设计专利。5、被告已经停止生产销售北京二锅头酒，对原告已经不构成擅自使用知名商标特有包装、装潢。被告的北京二锅头生产销售量极小，不存在对原告产品销量造成冲击，并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不应对其进行经济赔偿。6、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凤鸣经营部辩称：被告于2016年10月28号由供货商博山城东万瑞酒水经营部供货，北京红瓶、蓝瓶、绿瓶各一箱，总价款391.00元，都有进货单据。2017年4月8日被告收到法院开庭传票之后，已经通知供货商博山城东万瑞酒水经营部将剩余的酒退回，退回的总价款是256.00元，有退货单据。被告进货渠道合法，对酒的品质的好坏不会产生怀疑，被告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2016）京国泰内经证字第418号公证书一份，证明金守平于2010年5月19日取得ＺＬ20093018××××.Ｘ号外观设计专利。2、（2016）京国泰内经证字第450号公证书一份，证明原告于2010年7月22日通过受让获得ＺＬ20093018××××.Ｘ号外观设计专利。3、红星蓝瓶二锅头酒一瓶，结合证据1、2，证明原告自2010年至今持续使用前述专利作为商品包装、装潢，该商品的包装、装潢为原告所特有，请求保护的范围以该商品为依据。4、（2015）京长安内经证字第25461、25462号公证书各一份，证明原告拥有使用在涉诉商品上的第3200268号“”注册商标专用权。5、（2016）京国泰内经证字第451号公证书一份，证明国家工商总局依法认定原告享有的“红星及图”商标为驰名商标，使用该驰名商标的蓝瓶二锅头酒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6、（2016）京国泰内经证字第433-449、452-455号公证书各一份，证明原告生产的红星二锅头酒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知名度极高。7、证明书一份，证明原告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星泰商贸有限公司和北京红星酒业有限公司有权代表原告进行产品宣传与销售。8、广告合同四份；9、电视广告监播报告一份；10、杂志广告五份；11、户外立柱检测报告一份；12、户外LED广告总结一份；13、报纸二份；14、公交车体广告监测报告一份。证据8-14共同证明原告通过各种渠道对红星蓝瓶二锅头酒产品进行大力宣传，并为此支付了高昂的广告费用。15、红星蓝瓶二锅头专项审计报告一份，证明红星蓝瓶二锅头销量大，市场占有率高。16、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4）大民（知）初字第1482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红星蓝瓶二锅头酒的包装、装潢作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装潢受到过司法保护。证据5-16共同证明红星蓝瓶二锅头为知名商品，该商品的包装、装潢为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17、（2017）淄博山证民字第63号公证书一份及封存物品一份，证明被告生产销售侵权产品的事实。18、原、被告商品对比照片一份，证明被告商品使用的包装、装潢与原告商品包装、装潢近似，构成不正当竞争。19、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公证费发票、购买侵权商品收据各一份，证明原告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开支为律师费1万元、公证费2000.00元和购买侵权商品费用51.00元。
对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质证后共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专利主视图一其包装为北京二锅头酒56度，其样品为红星二锅头酒43度，外包装差异较大，在样品上标注了绵柔陈酿，其专利视图上并没有，样品和专利不一致，原告并没有使用该商品专利，商品专利的视图标注是北京二锅头，申请专利后并未使用，导致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对该专利并不知情，被告并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反而是原告恶意注册带有地区域名的专利不使用，排挤其他带有地区域名的商品酒。2、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其都是证明红星为知名商标，与二锅头没有关联，二锅头并非红星公司的主打产品，不能因为红星为知名商标，就推断蓝瓶二锅头具有较高知名度。3、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其内容皆是红星牌白酒获得的荣誉，原告的二锅头品种极多，不能证明二锅头及原告提供的样品为知名商品，所提供的荣誉证书、公证书与二锅头没有直接关系。4、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三个公司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所出具的证明不一定真实；该证明没有任何日期，所盖公章没有防伪编号。5、对证据8-1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二被告认可红星公司确实投入了部分广告，红星是驰名商标，但是对于原告单方提出的大量的广告投入，二被告不予认可；即使有投入，也并非单单是原告提供的样品，与样品没有关联性；而且大量的广告都是2016年以前的，与被告生产的产品没有直接关联性。6、对证据15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审计报告是原告单方委托制作，不能客观反映事实，其相关数据是由原告提供，其真实性不能证实。7、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判决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提供的样品就是知名商品，本案中七星公司与原告有多款产品相似，相似度与本案也不同，所以对本案没有任何指导意义。8、对证据1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其中的该酒有房氏公司的商标外包装，与原告生产的样品明显不同，不构成不正当竞争。9、对证据18的意见为比对意见（下文有详述）。10、对证据19，律师费没有任何票据不予认可，是否实际发生难以认定，并且有些律师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不按件收取费用，结合本案没有任何票据不能认定是否支付了律师费用，对公证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被告凤鸣经营部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的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的上述质证意见补充称：本案是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纠纷，而不是专利侵权纠纷，原告请求保护的合法权益以证据3实物的包装、装潢为准，专利证书只是原告在先使用包装、装潢的辅助证据。
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共同提供以下证据：1、贝州春公司的商标注册证一份、白酒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和检验报告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是合法生产销售，不存在任何不正当竞争。2、网络上销售蓝酒酒瓶的网页打印件五张，证明网络上大量销售被告所使用的蓝酒酒瓶属于通用白酒酒瓶，不存在任何不正当竞争。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11144号民事裁定书打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恶意诉讼构成不正当竞争。4、委托加工合同一份，证明被告房氏公司委托贝州春公司生产加工白酒，因销售不好，加工量非常小，已经终止合同，停止生产，贝州春公司属于被委托方，对于该案包装、装潢方面没有任何责任。
对于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商标注册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一个商品上可能标注一个主体或多个主体的商标，即使被告标注了房玄龄商标，也仍会引起消费者对涉案商品的误认，或者认为被告与原告存在许可使用的关联关系；生产许可证并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生产编号证实了贝州春公司为涉案产品的生产商，其和被告房氏公司为共同侵权；检验报告与本案无关。2、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被告单方提供。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裁定书是针对销售商，当时没有送达，该证据证明了原告针对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装潢，多次受到人民法院的司法保护。4、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该加工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6年10月，期限是自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而涉案被控侵权商品的生产日期为2016年3月18日。
被告凤鸣经营部对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无异议。
被告凤鸣经营部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供货商博山城东万瑞酒水经营部的营业执照和酒类流通许可证各一份、进货、退货单据各一份，证明其进货渠道合法，不存在侵权行为。原告对被告凤鸣经营部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进货和退货单上并没有明确显示上列商品为涉案商品。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对被告凤鸣经营部提供的上述证据无异议。
对上述双方提供的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6、16、17，二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7、8、9、10、11、12、13、14、15，被告虽然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原告提供了相关证据原件，且被告无相应证据否定其真实性。故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17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被告虽然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提出异议，但经审查上述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其与本案原告的诉讼主张具有关联性，且被告对上述证据亦不能提供反证予以推翻，故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7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8，其实际就是原告证据3和证据17中原告商品和被告商品的对比照片，因本案对原告的证据3和证据17已经予以确认并对双方商品进行了比对，故对证据18本身已无须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9，原告提供该证据是为了证明其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开支为律师费1万元、公证费2000.00元和购买侵权商品的费用51.00元。对其中的公证费2000.00元和购买侵权商品的费用51.00元，有相应票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其中的律师费1万元，原告未提供相应的委托代理合同和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证据加以证实，仅凭一份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只能证明山东省律师服务的收费计算标准，并不能证明原告因为本案已经实际支出律师费1万元，故对律师费1万元依法不予确认。
二、对于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提供的证据1、3，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凤鸣经营部对其无异议，故其真实性可以确认；但原告对其证明内容提出异议，且该二份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不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原告恶意诉讼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对该二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于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提供的证据2，其系网络打印件，其真实性无法保证，原告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且其内容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对于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提供的证据4，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签订时间是2016年10月，期限是自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而涉案被控侵权商品的生产日期为2016年3月18日，其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
三、对于被告凤鸣经营部提供的供货商博山城东万瑞酒水经营部的营业执照和酒类流通许可证各一份、进货、退货单据各一份，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故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可以确认。另外上述证据从内容来看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合法进货渠道，但不能证明其不构成侵权。故被告凤鸣经营部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证实被告凤鸣经营部销售涉案被控侵权商品的合法来源，对此依法予以确认；但对其提供上述证据欲证明其不构成侵权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9年4月13日，设计人金守平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酒瓶（北京二锅头）”的外观设计专利。2010年5月1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向金守平颁发第1217543号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根据该专利证书，金守平取得专利号为ＺＬ20093018××××.Ｘ的酒瓶（北京二锅头）的外观设计专利权。2010年7月22日，金守平将上述专利号为ＺＬ20093018××××.Ｘ的专利权转移给原告红星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此于2010年8月22日登记确认。2013年1月27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中心出具检索报告称没有检索到与200930182261.X号专利相近似的外观设计。
2003年6月21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原告红星公司注册取得第3200268号“”（以下称为“红星及图”）商标，该商标核定服务项目为第33类，包括酒（饮料）、酒精饮料（啤酒除外）、葡萄酒、汽酒、威士忌酒；蒸煮提取物（利口酒和烈酒）；蒸馏酒精饮料、含酒精液体；烧酒（商品截止）。该商标注册有效期限自2003年6月21日至2013年6月20日。2013年3月1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该商标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13年6月21日至2023年6月20日。2006年10月1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作出《关于认定“红星及图”商标为驰名商标的批复》（商标驰字［2006］第88号），认定原告使用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第33类白酒商品上的“红星及图”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
2005年3月1日，原告“红星及图”二锅头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2004年度北京市著名商标。2008年6月，原告“红星及图”酒（饮料）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2007年度（2007-2010年）北京市著名商标。2011年6月原告“红星及图”酒（饮料）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2010年度（2010-2013年）北京市著名商标。2014年，原告“红星及图”酒（饮料）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2013年度（有效期至2016年6月）北京市著名商标。原告的注册商标“红星”还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011年3月，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向原告颁发荣誉证书两份，称根据全国大型零售企业商品销售调查统计显示，2010年度原告“红星”牌白酒荣列同类产品市场销量第一位和市场综合占有率前三位。2012年3月，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向原告颁发荣誉证书两份，称根据全国大型零售企业商品销售调查统计显示2011年度原告“红星”牌白酒荣列同类产品市场销量第一位和市场综合占有率前三位。2013年3月，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向原告颁发荣誉证书两份，称根据全国大型零售企业商品销售调查统计显示2012年度原告“红星”牌白酒荣列同类产品市场销量第一位和市场综合占有率前三位。2014年3月，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向原告颁发荣誉证书两，称根据全国大型零售企业商品销售调查统计显示2013年度原告“红星”牌白酒荣列同类产品市场销量第一位和市场综合占有率前三位。
2011年11月，在2011年度“第八届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征集大赛”中，原告的红星蓝瓶43度（53度）被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大赛组委会授予北京特色都市工业品类铜奖。2013年12月，原告的红星酿酒蓝瓶系列二锅头被北京日报社授予2012年度时尚创新设计白酒品牌。2014年3月，经北京市质量审定委员会审定，原告的“红星及图”商标被评为2013年度北京知名品牌。2014年7月，原告43度红星二锅头酒获得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2014年12月10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认定原告的红星牌二锅头酒产品为第二届白酒科学技术大会优秀科技成果。2015年10月24日，在第十二届“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大赛中，原告的作品43度红星二锅头蓝瓶系列被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大赛组委会授予参赛作品转化主题优秀转化奖。2015年12月20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认定原告的红星牌二锅头酒产品在1985—2015年间成为中国白酒历史标志性产品之一。2015年12月22日，经北京影响力组委会评选办公室评定，原告的红星品牌获2015年度第七届北京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奖。
原告红星公司授权其全资子公司北京京星泰商贸有限公司、北京红星酒业有限公司代表其进行品牌及产品宣传、产品销售及相关合同的签署。2014年12月8日，北京京星泰商贸有限公司（甲方）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红星二锅头2015年央视代理发布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的广告发布产品名称为红星蓝瓶二锅头系列，广告发布项目为CCTV《A特黄金组合》，广告发布媒体为CCTV1频道、CCTV—新闻频道、CCTV3频道、CCTV8频道，广告发布时间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广告发布总费用为6198万元；2014年12月31日，北京京星泰商贸有限公司（甲方）与北京欧亚诺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乙方）签订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原告红星系列产品的广告代理协议一份，该协议的广告发布费用为420万元；2014年12月31日，北京红星酒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北京欧亚诺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乙方）签订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原告红星系列产品的广告代理协议一份，该协议的广告发布费用为2520万元；2014年12月29日，北京红星酒业有限公司（甲方）与柏氏世联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巴士车体广告发布合同一份，合同所涉品牌及产品名称为红星二锅头，合同起租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12月14日，该合同约定自广告实际上刊之日起生效，有效期1年，其广告发布费用为520万元。2014年至2015年期间，原告还通过有线电视（歌华有线数字电视）、杂志（《中外企业文化》、《东方酒业》、《中国酒业》、《中外酒业》、《糖烟酒周刊》等）、报纸（《中国质量报》、《京华时报》等）、户外广告立柱和户外LED媒体（屏）、公交车体等多种媒介发布其红星二锅头酒及红星蓝瓶二锅头酒的广告。
2015年1月20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蓝瓶系列6种核心产品销售情况专项审计报告》（［2015］京会兴专字第08010029号）。该审计报告显示，原告从2010年初开始销售蓝瓶系列6种核心产品：43度红星二锅头（750ml蓝盖蓝标8年陈酿）、43度红星二锅头（500ml蓝盖蓝标8年陈酿）、43度红星二锅头（250ml蓝盖蓝标8年陈酿）、53度红星二锅头（750ml红盖红标8年陈酿）、53度红星二锅头（500ml红盖红标8年陈酿）、53度红星二锅头（250ml红盖红标8年陈酿）。上述蓝瓶系列6种产品2010年至2014年年度销售总金额合计分别为2374.31万元、12624.3万元、21578.81万元、34925.××万元、47776.02万元，上述销售额占原告销售近500种酒类产品当年销售金额的比例为1.59%、6.97%、10.26%、16.24%、25.13%。该审计报告同时显示，原告的上述产品在国内大多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销售，销售量以北京、河北、天津、山西、山东、河南、内蒙等地居多。
2017年1月16日，申请人即原告红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彬向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公证处申请对其到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青龙山北路一商店购买酒的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公证。2017年1月16日14时5分左右，赵彬和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公证处的公证人员来到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青龙山北路门牌号为××甲2号的门口标有“池上特产超市”牌子的商店内，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公证处公证人员的监督下，赵彬在该商店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购买了三瓶“北京二锅头酒”，并向销售人员支付酒款人民币伍拾壹元整，销售人员给其开具了一份编号为“0003692”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收据上盖有“刘光凤发票专用章”的印章。2017年1月16日14时10分左右购买结束。公证人员对上述购买过程进行了拍照。2017年1月16日14时26分左右，赵彬和公证人员一起将购买的上述三瓶酒带回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公证处。公证人员对购买的上述三瓶酒进行拍照，然后将三瓶酒分别装入三个纸盒内，并加贴“淄博市博山公证处”封条，封存完后公证人员拍照。封存的三瓶酒由赵彬带走两瓶，一瓶留存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公证处。公证人员还对取得的《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进行了复印，原件由赵彬带走。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公证处据此作出（2017）淄博山证民字第63号公证书对上述保全行为予以确认。庭审中，在确认封存物品的封条完好无损的情况下，三被告拆开查看封存物品。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查看后认可公证处封存的产品是被告房氏公司委托被告贝州春公司代为生产的，所有的包装、销售都是被告房氏公司负责，被告贝州春公司只是代为加工；被告凤鸣经营部查看后认可公证处封存的产品是其所销售。原、被告针对双方涉案产品的包装、装潢发表了比对意见。
原告的比对意见如下：
一、原告产品为淡蓝色透明玻璃瓶包装，瓶颈部分占整个瓶子的三分之一，瓶体部分占三分之二。瓶颈上部为深蓝色的瓶盖，占瓶颈部分的二分之一，瓶盖下端印有银色字体“红星二锅头酒”字样。瓶颈与瓶体交汇处有一圆环状突起。瓶体标签上部分颜色为深蓝色，下部分为白色，标签上部分上端中间部分印有“红星及图”商标，商标下端印有红色大字“红星二锅头酒”，其中“红星”二字字体较大。标签中间部位有金色跑道状环形装饰图案，图案内印有“高级清香型白酒”7个汉字，字体也为金色。标签白色部分下端印有酒精度及净含量信息、企业名称等信息。上述瓶型、瓶盖、瓶身及颜色、比例关系，瓶贴的构图、颜色搭配在一起，特色鲜明。在瓶体颜色与形状的选择、瓶盖及标签颜色的选择、标签构图及商品信息的布局、标注上体现出了独特性，具有鲜明的视觉效果和特点，成为了区分原告商品与其他商品的显著性标识，为原告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
二、被告的被控侵权商品为淡蓝色透明玻璃瓶包装，瓶颈部分占整个瓶子的三分之一，瓶体部分占三分之二。瓶颈上部为深蓝色的瓶盖，占瓶颈部分的二分之一，瓶盖下端印有银色字体“二锅头”字样及拼音。瓶颈与瓶体交汇处有一圆环状突起。瓶体标签上部分颜色为深蓝色，下部分为白色，标签上部分上端中间部分印有“房玄龄”商标，商标下端印有红色大字“北京二锅头酒”，其中“北京”二字字体较大。标签中间部位有金色环形装饰图案，图案内印有“高级浓香型白酒”7个汉字。标签白色部分下端印有企业名称等信息。
三、原、被告商品比对说明。二包装瓶包括瓶盖的整体大小、形状、颜色相同，瓶贴的颜色选择、搭配高度近似，瓶盖、瓶贴的分布位置、面积、比例相似，文字、图案的分布位置、色彩及搭配方式相似。上述包装、装潢使用在白酒商品上，在隔离状态下，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或者误认。
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的比对意见为：原、被告商品的外包装、装潢明显不同，非常容易区分，不会造成任何混淆。最重要的是双方的商标。原告在瓶盖顶部标注有灰色红星商标，在瓶盖的下方有红星二锅头，在瓶身的上半部有突出字体“北京红星”，在瓶身上部有红色的红星商标，还有红星二锅头等标志，总共有5处红星标志，在瓶贴底部标有红星公司，红星非常明显突出；被告房氏公司的商品均无上述标志，瓶盖顶部什么都没有，瓶盖上部是二锅头标志，瓶身没有任何突出字体，并且瓶贴明显要大于原告的瓶贴，并且瓶贴分为三部分，与原告的两部分瓶贴两种颜色为主明显不同；被告的商标为黄色房玄龄头像，醒目显著，与原告的商标形成明显对比。并且瓶贴三部分是白、蓝、白，在视觉上和原告的瓶贴明显有区别，在瓶贴的下方，是缩小字体，介绍了生产厂家、加工厂家等标识，与原告的红色大字体明显不同，中间的口感香型标识为高级浓香型白酒，与原告的高级清香型白酒字体颜色不一致，大小不同，口感有明显区别。被告的酒瓶为通用型白酒酒瓶，任何玻璃容器加工厂均有销售，与原告的酒瓶外形虽然有相似，但是原告的外形有突出字体，消费者能明显区别。原、被告均销售的是二锅头酒，均是北京出产，略有相似是正常现象，双方均有明显的商标标识，不存在任何混淆情况，不存在不正当竞争。
被告凤鸣经营部的比对意见同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的比对意见。
涉案被控侵权产品的瓶贴中明确载明“生产企业：山东贝州春酿酒有限公司”，“地址：武城县银山工业园西首”，“产地：山东德州”；瓶贴下方正中则突出印有“北京房氏酒业有限公司”，其下方印有“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刘家店镇银店大街35号208”。
被告房氏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4日，注册资本100万元；被告贝州春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23日，注册资本300万元；被告凤鸣经营部系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注册日期为2007年10月20日。被告凤鸣经营部经销的涉案被控侵权商品系其从供货商博山城东万瑞酒水经营部处购进。博山城东万瑞酒水经营部系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其具有淄博市博山区商务局颁发的酒类流通备案登记证，该酒类流通备案登记证显示其主要经营品种为白酒、啤酒、葡萄酒，经营类型为批发、零售。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开支共20万元，原告在庭审中请求人民法院根据原告红星公司及产品的知名度、被告的经营规模、侵权方式、主观故意依法进行法定赔偿，该20万元中包括合理开支部分，即公证费2000.00元、购买侵权商品的51.00元和律师费1万元。原告在提交的代理词中主张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共同参与了被控侵权商品的生产销售，是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二者应当立即停止生产销售涉案商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凤鸣经营部为个体工商户，且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均已出庭，因此仅要求凤鸣经营部立即停止销售涉诉侵权商品。
本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原告主张权利商品的包装、装潢是否为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二、被告是否构成针对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三、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和赔偿包括合理开支在内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0万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原告主张权利商品的包装、装潢是否为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第1款规定，在中国境内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商品，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知名商品”。人民法院认定知名商品，应当考虑该商品的销售时间、销售区域、销售额和销售对象，进行任何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域范围，作为知名商品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原告应当对其商品的市场知名度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红星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早在2010年就已取得了专利号为ＺＬ20093018××××.Ｘ的酒瓶（北京二锅头）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原告也早在2003年就取得了核定服务项目为第33类的“红星及图”注册商标专用权，且该商标在2006年就已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也多次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定为著名商标。原告主张权利的商品即其红星蓝瓶二锅头白酒的包装装潢使用了上述外观设计专利和“红星及图”这一注册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另外原告主张权利的商品在所属行业内多次获得权威部门颁发的各项奖励，原告为推广该产品投入了大量的广告宣传费用，且多年以来该产品在国内大多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销售，其销售量、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作为知名商品也曾受到过司法保护。因此综合上述事实情况，足以认定原告红星公司生产的涉案蓝瓶系列二锅头白酒产品在白酒行业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且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系知名商品。
《解释》第2条规定，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的商品的包装、装潢，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特有的包装、装潢。本案中原告红星公司主张权利的涉案蓝瓶系列二锅头白酒产品的包装、装潢系由玻璃瓶、瓶盖、标签等元素搭配在一起构成的一个整体，该整体在瓶体颜色与形状的选择、瓶盖及标签颜色的选择、标签构图及商品信息的布局上体现了其独特性，具有鲜明的视觉效果和特点，成为了区分原告商品与其他商品的显著性标识。其经过原告多年以来的使用及对该商品的宣传，结合该商品的知名度，能够使相关消费者将该包装、装潢与该商品紧密联系。在未有确切证据显示该包装、装潢系白酒行业通用包装、装潢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原告的涉案蓝瓶系列二锅头白酒产品的包装、装潢为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和装潢。
二、被告是否构成针对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1款第2项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解释》第4条规定，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包括误认为与知名商品的经营者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视觉上基本无差别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应当视为足以造成和他人知名商品相混淆。认定与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者近似，可以参照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判断原则和方法。据此，擅自使用与他人知名商品近似的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足以导致相关公众误认的，构成不正当竞争。对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包装、装潢，可以根据主要部分和整体印象相近而造成一般购买者施以普通注意力会发生误认等予以综合分析认定。本案中，原告的涉案蓝瓶系列二锅头白酒产品的包装、装潢系由原告在先使用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和装潢。而从涉案被控侵权商品与原告的蓝瓶二锅头酒的包装、装潢对比来看，虽然二者的商标和企业名称等商业标识不同，但二者的包装瓶包括瓶盖的整体大小、形状、颜色相同，瓶贴的颜色选择、搭配高度近似，瓶盖、瓶贴的分布位置、面积、比例相似，文字、图案的分布位置、色彩及搭配方式相似。即从包装、装潢的整体外观上看，涉案侵权商品与原告主张权利商品存在视觉上的近似性，且二者均属于白酒商品，在隔离状态下对于施以一般注意力的普通消费者而言足以产生混淆。因此，涉案侵权商品的包装、装潢与原告主张权利的知名商品的包装、装潢构成近似，造成涉案侵权商品和原告主张权利的知名商品相混淆，足以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故被告生产销售涉案侵权商品的行为构成擅自使用与原告知名商品近似的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和赔偿包括合理开支在内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0万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中，被告生产销售涉案侵权商品的行为构成擅自使用与原告知名商品近似的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相应民事责任。被告房氏公司主张其涉案侵权商品所有的包装、销售都是其负责，被告贝州春公司只是受其委托代为加工。然而涉案侵权商品的瓶贴中明确写明被告贝州春公司系生产企业，故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均系《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擅自使用与原告知名商品近似的包装、装潢的经营者，依法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0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依法应当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凤鸣经营部系涉案侵权商品的终端销售者，其在本案中能够证明其销售涉案侵权商品的合法来源，且原告也仅要求被告凤鸣经营部立即停止销售涉案侵权商品，故被告凤鸣经营部在本案中应只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即可，而无须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原告还要求被告登报消除影响，但消除影响适用于侵权行为造成社会公众对权利人的社会评价降低的情形，而本案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因被告的侵权行为造成相关公众对其社会评价降低，且本案通过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的方式就可以制止侵权。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在《齐鲁晚报》上登报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应向原告赔偿损失的数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解释》第17条第1款规定，确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63条第1、3款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17条的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第63条第3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商标法》第63条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本案中，原告在庭审中请求法院根据原告红星公司及产品的知名度、被告的经营规模、侵权方式、主观故意依法进行法定赔偿，其主张的20万元中包括合理开支部分。而综合上述规定，对于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装潢侵权案件，在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和权利人被侵权所受损失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情节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因此在本案中，考虑原告涉案产品的知名度和价值、被告的过错、被告生产销售的规模和范围、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方式、侵权持续时间及原告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本院依法综合确定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应向原告赔偿的包括维权合理开支在内的经济损失数额为60000.00元。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其诉讼请求成立的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即本案中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应立即停止在其生产、销售的涉案白酒产品上使用与原告知名商品即红星蓝瓶系列二锅头白酒产品近似的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凤鸣经营部应立即停止销售使用与原告知名商品即红星蓝瓶系列二锅头白酒产品近似的包装、装潢的涉案白酒产品；被告房氏公司、贝州春公司应连带赔偿原告包括维权合理开支在内的经济损失共计600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房氏酒业有限公司、山东贝州春酿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在其生产、销售的涉案白酒商品上使用与原告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知名商品（红星蓝瓶系列二锅头白酒产品）近似的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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