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14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贾文燕，女，汉族，l969年1月8日出生，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文刚，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洁琼，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飞，男，汉族，1989年12月10日出生，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兴业，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燕楠，女，汉族，l988年2月15日出生，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兴业，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庄文光，男，197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孝辉，山东明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朱广恒，男，汉族，l967年1月7日出生，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永亮，济南历下金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任政儒，男，汉族，l993年7月24日出生，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文刚，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洁琼，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贾文燕、任飞、任燕楠因与被上诉人庄宁、原审被告朱广恒、任政儒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5）长商初字第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贾文燕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判决内容，对本案依法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庄文光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庄文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本案的主要事实认定错误，且存在多处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导致本案适用法律亦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贾文燕、仁政儒、任飞、任燕楠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涉案《结算承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故朱广恒所举证据已达到可以确认其对任维焕享有债权的高度可能性，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应按《结算承诺》载明的内容予以确认”明显错误。1、首先，根据一审中朱广恒提供的所谓七组证据，一审法院对于部分证据，如山东恒信利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利经贸公司）、济南世纪恒通通信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世纪恒通公司）以及济南泰亿升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亿升经贸公司）出具的证明、孔令磊出具的证明、房屋买卖合同、机动车销售发票等的证明效力未予采信，除此之外，对于朱广恒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中，虽然朱广恒提供了部分银行转账凭条，但其中200万元为山东恒通世纪通信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恒通世纪公司）与山东鲁豪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豪工贸公司)之间的转账凭证，就此，我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2006年12月1日鲁豪工贸公司向山东恒通世纪公司转款275万元的转账凭证，足以有效反驳；对于朱广恒提供的与泰亿升经贸公司转账支票、进账单，其用途明确载明劳务费，并非借款，更与朱广恒无关。显然，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朱广恒并未提供有效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证实其与任维焕之间存在《结算承诺》中所确认的l870万元的债务。2、《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签字的真实性，以及《收条》、《债权转让同意书》中鲁豪工贸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并不能真实、有效证明《结算承诺》中所确认的l870万元债务的存在，更不能免除朱广恒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根据任飞、任燕楠提供的大量朱广恒向任维焕出具的借据、欠条等，通过我提交的关于朱广恒与庄宁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判决书，通过我申请张利明、李凤宝出庭所作的证人证言等，均可证实，事实上是朱广恒向任维焕负债，亦可证实朱广恒根本不具备向任维焕出借l870万元的经济实力和可能性。3、综合上述基本事实，本案的在案证据不仅不足以达到确认朱广恒对任维焕享有债权的高度可能性，而且，我以及任飞、任燕楠提供了大量的相反的证据证实朱广恒向任维焕负债。朱广恒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大量证据可证实朱广恒不具备向任维焕出借1870万元的可能性，《结算承诺》中确认的债权为虚假的，如在(2015)长商初字第208号案件中，庄文光在一审诉状中陈述被上诉人朱广恒多次向其借款，也多次向朱广恒及其公司提供资金帮助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庄宁在一审诉状中陈述被上诉人朱广恒与其离婚财产分割时，朱广恒承诺向其支付各项赔偿款共计970万元，与事实明显不符，就此我已经提供证据证实；李凤宝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此前因任维焕及其公司贷款，朱广恒持有过任维焕签名以及鲁豪工贸公司盖章的空白纸张，等等。(二)一审判决认定任维焕与朱广恒签名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不能达到否定该《结算承诺》中结算行为真实性的目的，与事实不符，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据我了解，任维焕生前曾委托朱广恒代为办理银行贷款事项，为此朱广恒持有多张由任维焕签名或鲁豪工贸公司盖章的空白纸张。如果该《结算承诺》是朱广恒在其持有的有任维焕签字的空白纸张上另行添加内容后形成的，则其记载的内容就不能客观反映任维焕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结算行为就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不能作为认定朱广恒对任维焕享有债权的有效证据。鉴于上述原因，我在一审中申请对《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签字与朱广恒签字形成的相对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却刻意规避了这一关键证据之上存在的争议，故意混淆是非，应属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一审判决书中所谓的“已经两次委托进行鉴定”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亦属错误。本案中只有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进行过一次鉴定，于2016年10月8日作出的鉴定意见书，针对我第二次提出的对《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签字与朱广恒签字形成的相对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并未实际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故意混淆视听，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仅因朱广恒对庄文光提交的《债权转让合同》予以认可，且该合同为双方达成的合意，就对该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庄文光在其起诉状中明确，朱广恒因经营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多次向其借款，庄文光曾多次为朱广恒个人和其经营的公司提供资金和其他财物帮助，后经结算朱广恒共欠庄文光900万元，但在一审诉讼过程中，针对庄文光主张的其对于朱广恒所享有的900万元债权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虽然，《债权转让合同》属于相对无因性合同，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庄文光应当对自己所主张的其对朱广恒享有900万元债权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以证实债权转让的合理性，在庄文光未履行任何举证义务的前提下，一审判决也未综合考虑我以及其他被告的质证意见，未能排除朱广恒与庄文光恶意串通的可能性，直接对《债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一审判决将涉案债务认定为贾文燕与任维焕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贾文燕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在朱广恒所提交的证据中，绝大部分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债权真实存在。另外，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转账凭证中，明确记载为“劳务费”或者收款人为鲁豪工贸公司的相关款项，显然依法不应该认定为任维焕的个人债务。同时，朱广恒等主张的本案债权数额特别巨大，也不可能用于任维焕与贾文燕的夫妻共同生活。我与任维焕已经解除婚姻关系，任维焕有相应的个人财产(遗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并且在双方的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鲁豪工贸公司股权由任维焕享有，该公司债务由任维焕承担，与贾文燕无关，一审判决仍然判决我承担还款责任，有违社会常理，对我明显不公。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中明确：“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本案款项数额特别巨大、用途记载明确且有确定的收款方，部分款项明显未用于任维焕与我的夫妻共同生活，我依法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五)一审判决认定《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虽为复印件，但该证据有任维焕的签名，与经司法鉴定确认的任维焕签名的《结算承诺》内容相关联，可印证结算情况，并非单一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应当提交原件，《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为复印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形式的规定，我等亦不同意质证。同时《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的签名虽经鉴定为任维焕本人书写，但该《结算承诺》所涉及的债权是否真实、是否为任维焕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存在疑问，更无法直接认定其与《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的内容相关联，显然，《结算承诺》仍为单一证据。(六)一审判决根据所谓朱广恒与任维焕发生的债权统计表就债权进行的计算与抵销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合全案证据材料，也并不存在所谓债权统计表，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纯属无中生有，毫无根据，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我、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在一审中提交的自2004年12月13日至2013年12月27日的借条、欠条、承诺以及协议等l3份证据，累计金额共计32239726.24元，朱广恒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了认可。朱广恒提供的《收条》中，也并未对其所欠任维焕的款项有所提及，更未进行任何抵销。一审判决仅以我等提交的证据形成时间为2014年1月20日之前，就一概否定任维焕对朱广恒享有债权的事实，且错误地将举证责任让我等承担，并依据所谓债权情况统计表，独创性地进行计算、抵销，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且明显超出了一审法院的审理范围。(七)一审判决在认定朱广恒转让的其对任维焕享有的债权是否合法有效时，既使朱广恒所提交的绝大部分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却仍然采用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认定债权合法有效；但在认定任维焕对朱广恒所享有的债权时却采用严格标准，既使我提交了相关债权凭证，亦认为不能排除该笔债务的虚假存在，在进行所谓的债权抵销时还扣除了存有合理怀疑的1744万元、重复计算的300万元。一审判决针对诉讼双方所提交的证据明显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定标准，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对我不公，严重损害了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二、一审判决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任维焕与其控制的鲁豪工贸公司存在公司和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况，任维焕应以个人财产对鲁豪工贸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且超出了庄文光的诉求范围。朱广恒为证明其对任维焕享有的债权合法有效，提交了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向鲁豪工贸公司汇款200万元的银行凭证、李涛向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交纳的鲁豪工贸公司应承担的欠款100万元的相关资料，但上述两组证据仅能证明山东恒通世纪公司、李涛二人与鲁豪工贸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即使上述共计300万的经济往来为客观真实的，也应当由鲁豪工贸公司以其法人财产独立承担还款责任，与任维焕个人无关，依法更不应属于任维焕与我的夫妻共同债务，事实清楚。鲁豪工贸公司为依法设立且正常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一审判决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各方当事人均无诉求的情况下，在一审判决未经调查、质证的情况下，在鲁豪工贸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的情况下，仅以任维焕与朱广恒及各自控制的公司之间经济往来频繁为由，直接否定鲁豪工贸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认定任维焕与鲁豪工贸公司存在公司和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况，于法无据，属于事实认定明显错误，同时亦超出了庄宁的诉讼请求范围。三、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我依法提交的中止审理申请书置之不理，违法剥夺了我的诉讼权利，超出案件正常六个月的审理期限，依法应当认定为程序违法。（一）一审判决认定我、任政儒要求鉴定的《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签名的形成时间系属绝对时间，超出了目前技术条件下相对形成时间的鉴定范围与事实不符。我于2016年11月23日收到由一审法院送达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不予受理说明书》后，于2016年11月25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书》，明确申请事项为“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签字与朱广恒签字形成的相对时间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同时明确鉴定检材为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商初字第12号案件中，法院已确认其效力的山东济南润丰农村合作银行(润丰合行历下支行)高保字(2013)年第400-03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任维焕的签字及时间。但一审法院于2016年ll月26日收到我提交的《鉴定申请》后，仍以超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范围、无法鉴定为由，不予准许重新鉴定，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剥夺了我的诉讼权利，更无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依法应当认定为程序违法。（二）2016年12月5日案外人孟繁国以朱广恒为被告，以庄文光、庄宁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了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之诉，请求撤销朱广恒与庄文光、庄宁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无论朱广恒向庄文光、庄宁转让的债权是否真实存在，但本案得以继续审理应以朱广恒与庄文光、庄宁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成立为前提，如上述债权转让合同被依法撤销，则庄文光就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依法无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在得知案外人孟繁国起诉的事实之后，我于2016年12月8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9日签收后，未置可否，径行作出判决，依法应当认定为程序违法。（三）本案因我提出管辖权异议，2015年7月经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后，一审法院迟迟不安排开庭，而是悄悄地、积极地根据庄宁的要求调查取证，超出了一审法院的调查取证范围，为庄宁的诉求创造证据，在我的异议下至2016年6月3日才安排开庭，远远超出六个月的审限规定，一审法院该做法亦属明显程序违法。
上诉人任飞、任燕楠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庄宁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庄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庄文光从朱广恒受让的债权不真实存在。我对庄文光主张的债权转让事宜及朱广恒主张对任维焕享有债权的事实均不予认可。朱广恒提交的《结算承诺》、《债权转让同意书》的内容和形式不符合常理，我认为以上两份证据涉嫌伪造、变造。本案涉及标的为9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的形成牵扯字画、房产、车辆、开办公司及贷款等诸多事宜，一审判决没有明确具体的债权债务形成的组成，仅依据证据形式及记载事实存在瑕疵的《结算承诺》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实在有违常理，也不能令人信服。我认为《债权转让合同》系庄文光与朱广恒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恶意串通伪造形成的，该《债权转让合同》缺乏合理的债权债务形成事实，明显存在恶意转让的嫌疑。我根据庄文光提交的《债权转让同意书》及《结算承诺》，明显发现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加盖时间在打印文字形成之前，并且该组证据不能排除系同一时间由同一机器打印形成。并且该《债权转让同意书》仅有鲁豪工贸公司公章和任维焕的个人名章，如果该证据真实，也仅能说明该债权转让通知的对象是鲁豪工贸公司，不能认定为已经通知了任维焕本人，但《结算承诺》却有任维焕的签名，两份证据所记载的内容明显相互矛盾。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关于庄文光提交的《收条》、《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的证据效力，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收条》中仅有鲁豪工贸公司的公章和任维焕的人名章，并没经办人员的签字，我认为该印章的形成系在朱广恒拿鲁豪工贸公司公章办理银行贷款时私自加盖在空白纸张后，再次打印新文字形成。并且在朱广恒当庭回答代理人提问过程中，并没有提及《收条》存在。因此我有理由怀疑该《收条》系本案第一次开庭后朱广恒伪造形成。对于一审判决认定《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的法律效力，我认为既然该证据为复印件，其真实性不能够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关于我主张的朱广恒欠任维焕款项的事实，我提交了朱广恒向任维焕出具的收条、欠条、进账单、承诺及协议、证明等共计13份证据，以上证据足以说明，任维焕对朱广恒的经济上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足以反驳朱广恒向任维焕主张债权的事实。
被上诉人庄文光辩称，我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债权转让的合法性问题，我认为该债权转让系我与朱广恒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庭审中得到朱广恒的认可。至于是我还是朱广恒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均无区别，不存在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可能性。上诉人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我认为案外人孟繁国以朱广恒为被告、以庄文光、庄宁为第三人提起的撤销权纠纷之诉，不构成一审法院中止审理此案的理由。因为，案外人孟繁国完全可以请求一审法院查封庄文光、庄宁的财产，即使该案最终胜诉，孟繁国的撤销之诉也能胜诉的话，因为他查封了庄文光、庄宁的财产，也不会损害孟繁国的利益。
原审被告朱广恒述称，同意庄宁的意见，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任政儒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
上诉人庄文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贾文燕、任飞、任燕楠任政儒偿还我受让债权90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贾文燕、任飞、任燕楠、任政儒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抗辩事由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贾文燕、任政儒申请的证人张利明、李凤宝出庭进行了作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详见附表1：证据目录清单）。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确认如下：
一、庄文光系朱广恒前妻庄宁的胞弟。
二、朱广恒分别于2002年8月12日和2003年8月18日独自出资注册成立了两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即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和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并担任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山东恒通世纪公司于2008年4月11日更名为恒信利经贸公司。该两公司分别于2011年12月8日和2010年12月3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三、任飞、任燕楠系任维焕与其前妻所生子女。任维焕与贾文燕于1994年11月27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即任政儒，后于2014年4月1日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
四、任维焕于2015年1月6日因病去世，其生前曾任鲁豪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鲁豪工贸公司于1998年1月15日注册成立，为任维焕独自出资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五、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一致认可任维焕的父母均先于任维焕去世。任维焕的全部法定继承人为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此外，贾文燕主张任维焕生前留有遗赠协议，将部分遗产赠予贾文燕（注：因贾文燕的该项主张与本案系属不同民事法律关系，故本案未作调查，亦不作认定和处理）。同时，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均认可任维焕去世后，相应遗产一直未分割继承，且均表示不放弃接受遗赠或继承。
六、贾文燕与任维焕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对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进行了分割，其中归任维焕所有的财产和承担的债务如下：1、位于济南市工业北路121号登记在鲁豪工贸公司名下的厂房（有房产证的约9000㎡、无房产证的约10000㎡）及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和抵押担保债务；2、位于济南市历下区燕子山小区西区28号的楼房一套（现办公使用，包括地下室共五层，建筑面积1470㎡）及该房产内所有家具、设备、字画等；3、位于济南市工业北路大新村的四套房产（现有小产权证）；4、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彰化路1号银都花园9号楼802室的房产；5、登记在任维焕名下的车辆；6、鲁豪工贸公司的股权，该公司经营管理由任维焕负责，相应债权债务由任维焕承担，与贾文燕无关。
七、泰亿升经贸公司系王向峰独自出资于2000年8月24日注册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向峰。该公司于2009年11月1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八、济南金诚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程军，后变更为李凤宝。金诚信公司于2013年向润丰银行历下支行的贷款总额为2800万元，由鲁豪工贸公司提供房产抵押担保，由任维焕、李凤宝、张利明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2013年3月18日、19日和20日，润丰银行历下支行向金诚信公司发放贷款1700万元、600万元和500万元，共计2800万元。2014年2月26日，金诚信公司与润丰银行历下支行达成《借款展期协议》，将上述借款还款期限延展至2015年1月15日。2015年1月19日，润丰银行历下支行为向金诚信公司追索借款，并由鲁豪工贸公司、李凤宝、张利明承担保证责任，由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在继承任维焕遗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7月31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济商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现已生效。朱广恒与任维焕曾因金诚信公司贷款事宜发生经济往来。
对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证据（详见附表2：证据目录清单），认定如下：
一、庄文光提交《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同意书》和《结算承诺》原件各一份，拟证明其受让朱广恒对任维焕享有的债权970万元，并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任维焕，以及受让债权的结算情况。
朱广恒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予认可。
贾文燕、任政儒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拟证事实均不予认可，认为《债权转让合同》系庄文光与朱广恒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恶意串通，伪造形成；《债权转让同意书》下方鲁豪工贸公司公章和《结算承诺》下方任维焕签名的真实性存疑，且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加盖时间明显在《债权转让同意书》中打印文字形成之前，任维焕签名亦非形成于《结算承诺》中载明时间即2014年1月20日，申请对公章、签名的真实性和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
任飞、任燕楠对上述证据亦不予认可，认为庄文光与朱广恒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缺乏合法依据，存在恶意转让债权的嫌疑；对《债权转让同意书》和《结算承诺》，除同意贾文燕、任政儒质证意见外，该组证据不排除系同一时间由同一机器打印形成，申请对形成时间和是否为同一机器打印形成进行司法鉴定，以验证其当庭陈述是否为真。同时，任飞、任燕楠指出《债权转让同意书》仅有鲁豪工贸公司公章和任维焕名章，故债权转让通知对象仅限于鲁豪工贸公司，不能认定为已通知任维焕本人，这与《结算承诺》所载内容相矛盾。
鉴于朱广恒对庄宁提交的《债权转让合同》予以认可，且该合同为双方达成的合意，故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因庄文光提交的《债权转让同意书》和《结算承诺》与朱广恒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收条》均涉及签章的鉴定事宜，故将结合鉴定意见对上述证据进行分析认定。
二、朱广恒提交下列七组证据，拟证明其对任维焕享有的债权合法有效。
第一组证据：《收条》原件、《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复印件，拟证明任维焕和鲁豪工贸公司先后收取朱广恒价值2900余万元的财物，朱广恒所持债权凭证全部由任维焕收回，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以《结算承诺》载明为准。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拟证事实均不予认可，认为《收条》中仅有鲁豪工贸公司公章和任维焕名章，没有经办人员签字，且载明债务额度达2900余万元，与《结算承诺》载明债务额度1870万元相差巨大，两者相互矛盾；《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系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予质证。
任飞、任燕楠对该组证据亦不予认可，认为朱广恒在立案时并未提交该组证据，其中《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系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假如该明细原件真实存在，则朱广恒应举证证明相应债权债务的发生过程，并就发生的2900余万元与结算的1870万元的差额作出合理说明；至于《收条》，朱广恒在当庭回答诉讼委托代理人李强关于《结算承诺》形成过程的问题时，并未提及《收条》的存在，故《收条》真实性存疑，申请对《收条》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
结合本案所作司法鉴定意见，对庄文光提交的《债权转让同意书》、《结算承诺》与朱广恒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作如下认定：
（一）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6]技鉴字第1200、1266号相关鉴定意见如下：1、《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签名符合本人书写习惯，与鉴材即《最高额抵押合同》中任维焕签名为同一人书写；2、无法判断任维焕签名的形成时间；3、《收条》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与鉴材即《最高额抵押合同》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为同一公章盖印形成；4、无法判定《收条》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与上方打印体文字是否同一时间形成；5、《收条》、《结算承诺》、《债权转让同意书》和《债权转让合同》并非同一机具制作形成。因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对上述鉴定意见中任维焕签名和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同一性均不持异议，故对该意见予以采信。
（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不予受理说明书》指出，贾文燕、任政儒要求鉴定的《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签名的形成时间系属绝对时间，超出了目前技术条件下相对形成时间的鉴定范围；任飞、任燕楠要求鉴定的《收条》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与上方打印体文字是否同一时间形成，由于两者色料种类不同，不具备形成时间检验的比对条件，无法进行相关鉴定。该《不予受理说明书》载明意见与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6]技鉴字第1200、1266号鉴定意见书中无法进行形成时间鉴定的结论一致，可证实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申请的形成时间鉴定不具备鉴定条件。
（三）依据两次鉴定意见和当事人双方质证，对涉案《结算承诺》中任维焕签名和《收条》、《债权转让同意书》中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四）《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虽为复印件，但该证据有任维焕的签名，与经司法鉴定确认的任维焕签名的《结算承诺》内容相关联，可印证结算情况，并非单一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第二组证据：A.兴业银行进账单、农业银行支付凭证、恒信利经贸公司出具证明；B.中国银行存款/转账凭条；C.工商银行开户情况查询结果和交易明细查询详单；D.案外人孔令磊招商银行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孔令磊身份证复印件及出具证明；E.齐鲁银行电汇凭证、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出具证明；F.洪楼农信社取款/存款凭证；G.齐鲁银行转账支票、进账单、泰亿升经贸公司出具证明；H.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出具证明、该院执行鲁豪工贸公司一案中授权委托书和领款通知单（注：上述证据中除D项和恒信利经贸公司、济南世纪恒通公司、泰亿升经贸公司出具证明外，其余凭证均系一审法院依据朱广恒申请调取），拟证明朱广恒通过多种方式向给任维焕和鲁豪工贸公司出借钱款。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A-
G中的银行凭证和证据H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朱广恒向任维焕出借钱款的事实，理由如下：1、A中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即恒信利经贸公司）向鲁豪工贸公司转款200万元，为两公司之间对公业务往来，与任维焕个人无关；2、B中任维焕签名的230万元存款凭证，仅能证明任维焕存款情况，不能证明该款与朱广恒有关；3、D中孔令磊向贾文庆转款252800元，转款双方均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4、E中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向任维焕转款100万元，已注明用途为劳务费，而非借款；5、F中洪楼农信社的取款/存款凭证仅能证明案外人邓峰取款和任维焕存款200万元，无法证明与朱广恒存在关联;6、G中泰亿升经贸公司开具的100万元转账支票均注明用途为劳务费，且仅有50万元进账单相对应，尚缺50万元进账凭证；7、证据H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案外人李涛向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交纳的鲁豪工贸公司应承担欠款100万元系李涛个人出资，更不能证明系发生于朱广恒和任维焕之间的债权债务。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A中恒信利经贸公司出具证明、D中孔令磊出具证明、E中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出具证明、G中泰亿升经贸公司出具证明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要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任飞、任燕楠对该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恒信利经贸公司、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均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朱广恒作为两公司实际控制人涉嫌伪造单位公章出具虚假证明；至于朱广恒提供的其他六组证据多系复印件，无法与《结算承诺》中提及的字画、房产、车辆、家具等事项相印证，不应得到采信。
因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A-
G中所涉银行凭证和证据H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而任飞、任燕楠则未发表具体质证意见，亦未提供反证否定相关银行凭证和证据H的真实性，故对该组证据A-
G中银行凭证和证据H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因恒信利经贸公司、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均为朱广恒出资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朱广恒为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在朱广恒系本案当事人的情况下，两公司出具的相应证明，应认定为朱广恒的个人陈述，不宜作为证据使用，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据此，上述证据中孔令磊、泰亿升经贸公司出具的证明均属证人证言，相关人员应出庭作证，但孔令磊和泰亿升经贸公司负责人均未到庭作证，故相应证明的效力存有瑕疵，不予采信。
第三组证据：A.任维焕、朱广恒联署的证明原件、B.济南嘉德利节能门窗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嘉德利公司）出具的收据原件、C.案外人吴传泉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出具的证明原件，拟证明朱广恒代替任维焕向济南嘉德利公司支付欠款10万元。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A、B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证据A中载明该证明需四人签字后生效，现仅有两人签字，其并未生效；证据B中50000元为任维焕支付，而非朱广恒支付；证据C系属证人证言，吴传泉应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该证明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要件。
如第二组证据认定理由所述，对第三组证据A、B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C则不予采信。
证据A载明：“2004年5月份开工，任维焕付给济南嘉德利公司伍万元，总决算款：壹拾叁万元整。剩余柒万元由朱广恒承付，……朱广恒凭济南嘉德利公司收据多退少补……2008.3.18号”。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而言，截至2008年3月18日，任维焕已支付济南嘉德利公司50000元，剩余欠款70000元由朱广恒承担并支付，应可确认；证据B载明的50000元系在2004年6月付款，与证据A中载明的于2004年5月付款时间不符，且从朱广恒持有该收据的事实来看，该款应系朱广恒支付，但付款金额应以50000元为准；朱广恒主张代任维焕支付济南嘉德利公司100000元，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第四组证据：A.中国银行取款凭条、B.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车辆信息查询结果、C.恒信利经贸公司出具证明，拟证明任维焕因购买宝马X5.4.6is轿车向朱广恒借款78万元。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A、B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证据A系朱广恒前妻庄宁个人取款凭证，当时双方正在离婚，庄宁不可能取款交由朱广恒出借给任维焕，且任维焕支付的购车款全部为个人所有，有相应付款凭据为证；证据B仅能证明任维焕曾购买宝马X5.4.6is轿车；对证据C则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明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要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第五组证据：A.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JXY-E-1-1601·于洋）、B.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JXY-E-1-1601·贾文燕）、
C.水、电、有线电视、宽带等缴费凭证一宗（三箭吉祥苑C-4-1201号）、D.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JXY-C-4-1201），拟证明任维焕因购买上述房产向被告朱广恒借款260万元。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案外人于洋在三箭吉祥苑C-4-1201号房产内居住生活和贾文燕购买三箭吉祥苑E-1-1601号房产的事实，不能证明任维焕曾向朱广恒借款260万元的事实。
如第二组证据认定理由所述，对上述第四组证据A、B和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第四组证据中C即恒信利经贸公司出具的证明则不予采信。因该两组证据均系间接证据，在缺乏如借据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朱广恒主张的借款事实，仍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定。
第六组证据：A.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对山东恒通世纪公司的授信审批、B.民生银行对济南世纪恒通的授信审批、C.2004年至2008年间济南世纪恒通公司银行流水明细、D.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拟证明朱广恒经营的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和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具备较强经济实力，有能力向任维焕和鲁豪工贸公司提供涉案资金和财物。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和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具有贷款的授信额度和经营情况，不能证明朱广恒个人的资金实力，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因该组证据中A-
C均加盖有相关银行印章，其虽系复印件，但可证明朱广恒经营的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和济南世纪恒通公司具备一定的资信条件和经济实力，予以采信；证据D为复印件，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
第七组证据：A.移动通信专用发票、B.天外村酒楼餐饮挂账单，拟证明朱广恒代替任维焕支付通信费和餐费。
贾文燕、任政儒对该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因该组证据均为照片打印件，且仅能证明任维焕的生活消费情况，无法证明该消费款的支付情况，不予采信。
三、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提交自2004年12月13日至2013年12月27日的交税收据、借条、欠条、进账单、承诺以及协议、证明共计13份证据，累计金额32239726.24元，拟反驳朱广恒关于任维焕欠其款物和证明朱广恒对任维焕负有大量债务的事实。
朱广恒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均否认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所据上述证据拟证明的事实，同时认为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均在《结算承诺》形成之前。
对于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将根据案件事实和双方各自的主张予以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双方存有争议之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一、朱广恒与任维焕之间存有多年债权债务关系。
二、2014年1月20日，朱广恒与任维焕联署形成《结算承诺》一份，具体内容如下：“自2000年开始，任总对广恒在济南手机生意上及企业贷款上均给予大力支持，期间双方在资金往来上和交付物品收取中曾有若干次业务，经双方对账协商确认：截止2014年1月20日任总或其公司收取广恒的字画、房屋、车辆、家俱等价值约为970万元，任总没有给款，且广恒以公司名义或个人银行转账形式以及现金垫付承建楼房和装饰等支付资金900余万元，任总没有给款，上述欠款合计壹仟捌佰柒拾万元（1870万元），待任总来款后支付。本结算日前双方发生的一切借据均作废，且以本结算内容为准。现由于广恒负债较多，请任总切记保密，相关问题可在长清法院处理。朱广恒（签名）2014.1.20号任维焕（签名并按手印）”。
三、2014年1月20日，任维焕加盖名章、鲁豪工贸公司加盖公章形成《收条》一份，具体内容如下：“截止2014年1月20日，任总及其公司为广恒出具的若干份现金借条、欠条、字据、合同，以及字画、车辆、房屋等凭证合计人民币2900余万元，应任总的要求，上述有效条据、凭证、票据存根等已于2014年1月20日退回任总持有，双方经济资金、财产账目等往来最终以双方共同确认的《结算承诺》为准。2014年1月20日（鲁豪工贸公章）任维焕名章”。
四、2014年3月1日，庄文光与朱广恒签订《债权转让合同》一份，主要约定：朱广恒将对任维焕享有的《结算承诺》中确认的到期债权900万元转让给庄文光，庄文光同意受让该债权；庄文光受让该债权后，朱广恒与任维焕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解除，由庄文光取而代之，且庄文光对其与朱广恒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垫付资金、担保和追偿等事宜不再予以追究；本次债权转让由庄文光和朱广恒将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通知债务人任维焕。
五、2014年3月3日，任维焕加盖名章、鲁豪工贸公司加盖公章形成《债权转让同意书》一份，具体内容如下：“有关2014年1月20日朱广恒与任维焕之间的结算承诺，涉及财物价值970余万元，资金900万元，在任总偿还困难时有我公司负责偿还，因朱广恒负债较多，同意将1870万元中财物价值970万元支付给庄宁；资金900万元支付给庄文光；为保证此债权的实现，同意庄宁、庄文光提出的因此转让发生争议可由长清区法院处理。任维焕名章2014年3月3日（鲁豪工贸公司公章）”。
五、朱广恒及其控制的山东恒通世纪公司（即恒信利经贸公司）、济南世纪恒通公司与任维焕及其控制的鲁豪工贸公司之间曾发生大量资金往来，除上述个人和公司之外，其中部分资金往来还涉及泰亿升经贸公司和金诚信公司。
七、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拟反驳朱广恒所主张的债权和证明朱广恒对任维焕负有债务，其所提证据的形成时间均2014年1月20日《结算承诺》和《收条》形成以前。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庄文光为实现从朱广恒处受让的朱广恒主张的对任政儒、任飞、任燕楠的被继承人任维焕（即贾文燕前夫）享有的900万元债权而引发。因任维焕作为庄文光所受让债权的债务人已在本案立案之前于2015年1月6日因病去世，其遗产尚未分割继承，故本案涉及被继承人债务清偿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据此，在债务人任维焕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任政儒、任飞、任燕楠作为任维焕的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任维焕应有的抗辩权和抵销权。依据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朱广恒转让的其对任维焕享有的债权是否合法有效；二是庄文光与朱广恒之间债权转让合同关系是否合法有效；三是朱广恒、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应否承担清偿债务的民事法律责任。
关于焦点一，即朱广恒转让的其对任维焕享有的债权是否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本案中，朱广恒主张其对任维焕享有合法有效之债权的直接证据为《结算承诺》和《收条》。经委托鉴定，上述两项证据中任维焕签名和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签章均为真实。从证据意义的角度而言，签字并盖章的真实可推定经济往来结算的真实，除非有证据足以否定或怀疑结算行为的真实性，且应达成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否则应对结算行为予以确认。就此，对上述《结算承诺》和《收条》作如下分析和认定：
首先，该两份证据已经司法鉴定确认任维焕签名和鲁豪工贸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和同一性，故上述证据可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同时，《收条》中载明的已发生债权2900余万元与《结算承诺》中载明的结算债权1870万元并不矛盾，恰可印证朱广恒与任维焕互负债务，且已进行了抵销的事实。
其次，朱广恒为证明其与任维焕发生债权债务的过程中，申请调取了朱广恒及其控制的公司与任维焕及其控制的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凭证。从上述银行凭证可以看出，朱广恒与任维焕之间的资金往来不仅发生在个人之间，也发生在各自控制的公司之间。同样，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提供的证据亦证明任维焕生前和朱广恒之间利用其各自控制的公司进行了频繁的资金往来。因朱广恒和任维焕所控制的公司均系个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故双方的资金往来实为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的结果，其虽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但不能据此否认债权债务发生之事实。
再次，按常理而言，结算系对当事人之间已发生历史交易进行的梳理和清算，具有最终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效力。综合比较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朱广恒提供的《结算承诺》和《收条》可证明其已将全部债权凭证原件返还任维焕，故再行要求其提供相应债权凭证原件有违客观实际，其仅能提供资金来往凭据及《任维焕借朱广恒部分款项及字画明细》佐证债权债务的发生情况；贾文燕、任政儒、任飞、任燕楠所主张朱广恒欠付任维焕债务巨大，虽提供了相关借条、欠条、协议等形式的证据，但上述款项的形成均发生于《结算承诺》和《收条》中载明的2014年1月20日结算之前。
单独而言，就上述四人所主张朱广恒欠付任维焕债务中一笔，也即2013年3月朱广恒、金诚信公司与鲁豪工贸公司三方协议中涉及的1200万元，就缺乏相应资金交付凭证，任飞、任燕楠申请调取但未作为证据提交的任维焕于2013年3月18日向案外人王琴转款1200万元的交易明细查询结果显示该款与朱广恒也不存在关联性，故该三方协议涉及的朱广恒的债务真实性存疑。再结合任飞、任燕楠提供的朱广恒书写的申请追加润丰银行济南历下支行、八里洼支行为被告的申请和该次诉讼并未实际发生的事实，亦不能排除该笔债务的虚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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