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青金终字第1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孙美兰。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浩，山东重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德福，山东重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姜爱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青林，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向，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陆德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青林，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向，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美兰因与上诉人姜爱玲、陆德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4）北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立杰担任审判长，由代理审判员张仁龙主审，与代理审判员刘昭阳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孙美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浩，上诉人姜爱玲、陆德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兰到庭参加了诉讼。2017年3月6日，本院依法由审判员胡金鳌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代理审判员曲波、刘歆鑫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美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浩，上诉人姜爱玲、陆德生及其变更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青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美兰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孙美兰的诉讼请求，鉴定费960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不支持孙美兰关于借款利息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以抵扣还款时间不当为由驳回利息的请求。关于双方案涉借贷交易习惯的形成过程，请二审法院特别注意：孙美兰收到利息或者部分本金时，会在借条背面、侧面或者附页上予以注明，孙美兰的注明相当于收据。而且陆德生曾当庭确认其在借条变更记录的签字，以及对附页上的骑缝签字，可以证明，孙美兰在进行收款注明时，其均在现场监督。姜爱玲、陆德生将全部借款本息付清后，孙美兰便将借条原件返还。这个过程是双方均认可、一直延续的交易习惯。由于双方曾出现过多笔、交叉借贷交易，因此，在姜爱玲、陆德生偿还本息时，都要经过协商确定，分别偿还借款本息也应当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种偿还借款本息的顺序方式是双方自愿的，并不违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所谓的“依据公平合理原则”作出的不予支持利息的判决，违反了当事人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自治”的原则。
二、一审法院以超出还款利息为由抵扣借款本金，有悖于事实和法律。一审法院以超出银行贷款利率四倍为由，扣抵借款本金，只确认剩余借款本金558444元不当。孙美兰主张该笔借款本金为60万元，约定利息共计72万元，其中利息主张是根据双方约定利率计算的结果。该利息主张应当得到法律支持，而且，孙美兰已经提交证据证明，2004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决定，从2004年10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放宽贷款利率浮动区间。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据此可以看出，双方约定的月息2.5%和2%，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且没有高于当地民间借贷利息。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逾期贷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那么，孙美兰主张的利息没有超过该规定上限的四倍。即使约定利率高于相关规定，基于双方多笔、交叉借贷交易的特殊案情，也不应该全部否定孙美兰的利息主张，并且从中抵扣借款本金。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双方约定的利率低于月息3%，已经履行了则应当认定为对方自愿履行。
三、双方存在50万元的借贷交易。一审法院以没有书面借款借据为由，不支持该50万元借款不当。姜爱玲、陆德生出具承诺书的当天，孙美兰即通过其女儿刘文静的账户向陆德生转款50万元。庭审中，姜爱玲、陆德生对于转款50万元的事实无法否认，但却解释为“该笔50万元系双方公司之间货物交易而不是民间借贷”。孙美兰认为，首先，应当认定该承诺书是姜爱玲、陆德生就其借款行为出具的，虽然承诺书没有标明借款的确切数额，实质就是借款协议；其次，姜爱玲、陆德生出具承诺书与孙美兰转款是同一天，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姜爱玲、陆德生针对该笔借款而作出的承诺；其三，双方公司之间确实曾发生过货物交易，但孙美兰公司向姜爱玲、陆德生公司出具的发票证明，双方公司的货物交易中只有姜爱玲、陆德生的公司向孙美兰的公司购买货物而没有孙美兰的公司向姜爱玲、陆德生的公司购买货物，姜爱玲、陆德生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因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50万元是错误的。
四、一审法院没有依法判决姜爱玲、陆德生承担鉴定费用。由于姜爱玲、陆德生提交证据中有涂改行为，为证明相关事实，孙美兰对此申请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证据有涂改，并认定该证据无效。鉴定费9600元应当由姜爱玲、陆德生负担。
姜爱玲、陆德生答辩称，一、姜爱玲、陆德生有证据证明所有借款均已还清，并且因孙美兰的原因导致姜爱玲、陆德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还500多万元的款项。
二、关于双方约定的利息以及出借本金的原因和规律，综合本案，孙美兰只有100多万元的本金出借，其余的借款均是由姜爱玲、陆德生偿还第一笔款项后发生的第二至第十笔款项的滚动累计，共计9033000元。双方的借款金额为9033000元，有证据证实姜爱玲、陆德生实际还款16389594.17元，实际超额偿还借款。超额的原因是在2008年10月31日陆德生还款时，孙美兰让陆德生带上收据、银行汇款单，说要对账，将2008年10月31日前的汇款凭证和收到条留下，直到2008年11月19日，孙美兰让陆德生书写了两份余转借条，第一份是2008年10月31日217785元，这份借条的序号是8,与2008年6月18日借款40万元是同笔借款，第二份借条2008年11月19日464000元，与序号4，2007年11月13日借款120万元承兑汇票扣息36000元，这217785元、464000元、36000元有原二审孙美兰的证据1-6证实，属于重复计算本金717785元，证据8-10重复扣本、扣息864175.67元。
三、关于孙美兰上诉要求姜爱玲、陆德生承担2007年10月1日50万元借款的事实不成立。有证据证实该笔款项是孙美兰女儿的公司与姜爱玲的公司之间货物买卖，该笔款项的起诉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持，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
四、孙美兰主张由姜爱玲、陆德生承担鉴定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孙美兰的申请而鉴定的事项不影响姜爱玲、陆德生还款的事实，该费用不应由姜爱玲、陆德生负担。
五、孙美兰的第一项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借据的原件之所以没有退给姜爱玲、陆德生，是因为孙美兰一直找借口不及时对账。双方多笔滚动循环借款、还款，十二笔借条原件都在孙美兰手中，姜爱玲于2010年年底要求算账，孙美兰只给了姜爱玲十二张借条复印件，而且孙美兰一直强调说所有的还款都记在借条复印件上了，从这十二份借条复印件可以看出，双方根本没有算账。孙美兰因为在原二审提交证据三归还款项统计表及归还款项明细表只提交了明细第1、2、5、9、10、11、12笔借款，拒不提交明细第3、4、6、7、8笔，直到今日，姜爱玲、陆德生也不知道孙美兰用什么款结算，这也证明了双方根本没有算账，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双方没有算账。而且在四次诉讼中，孙美兰每次诉讼都提交假证据，这些证据，姜爱玲、陆德生已经在抗辩证据中提交了说明，在证据5中的第5-128、129页说明。造成姜爱玲、陆德生多还款的原因是，因姜爱玲大部分时间都在山西电煤发电厂，在青岛货场的煤炭批发、零售由陆德生管理，因高息滚动借贷，为确保还款及时，姜爱玲让陆德生将每天的批发、零售款及时偿还给孙美兰，因相互信任对方，双方之间的滚动账目、交易方式是，陆德生只管还款，孙美兰记流水账，用钱时姜爱玲跟孙美兰联系，最终姜爱玲和孙美兰按每笔借款时间滚动计算，多退少补，陆德生每次偿还现金，孙美兰为确保其利息，记账在借条背面，支票、承兑汇票由孙美兰手写的收到条，银行汇款有汇款凭证、现金账。到2008年11月10日，现金账目明细分别记在7张借条背面上，借条明细非常清楚，就在2008年10月31日陆德生还款时，孙美兰让陆德生带上收到条，带上汇款凭证对账，孙美兰留下收到条，带上汇款凭证，直到2008年11月19日，孙美兰单方罗列8-10证据，单方记账计算表，让陆德生书写了两份借条，一份2008年10月31日借条2177815元（2007年11月30日借条1164000，余欠464000元），后又收回了2008年11月19日前收到条、银行汇款凭证，就这样，2008年11月19日以前双方通过银行汇款、支票的方式偿还款是如何记账、抵冲借款的，都是孙美兰的单方行为，只有孙美兰清楚，姜爱玲、陆德生是通过原二审孙美兰提交的证据1至6、8-10后才知道的，原审判决称姜爱玲、陆德生认可了孙美兰的记账顺序是错误的。证据1至6、8-10证明姜爱玲、陆德生多还款，孙美兰重复计算出借本金717785元。证据8-10证明孙美兰同笔借款四笔重复抵冲还款，公司与公司业务往来账20万元，混同民间借贷冲抵还款。2008年10月31日收到还款111万元，重复扣本扣息864175.67元，且产生了217785元（新证据15）借款，2010年5月13日现金10万元，2010年11月23日承兑汇票10万元，其中的118215元没有冲抵借款。就这样，2011年姜爱玲要求孙美兰按双方先前讲的最后按照借款、还款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清算每一笔借款，多退少补，孙美兰又跟姜爱玲要2007年12月10日借款100万元中的60万元，2008年8月20日借款150万元。姜爱玲、陆德生还款明细18份合计16389594.17元，证明这两笔借款时间按照滚动借款、还款时间，都在2008年11月19日前偿还完毕。证据16（姜爱玲、陆德生总偿还款16389594.17元），证明2008年11月19日以前的总偿还款是10406559元，大于2008年11月19日前的总借款数7033000元，数据证明在2012年1月4日孙美兰索取姜爱玲、陆德生款浦发银行还款属欺诈行为，造成多还款。证据16（姜爱玲、陆德生总偿还款16389594.17元）证明2008年11月19日以后的总偿还数是598303.17元，大于2008年11月19日总借款数200万元，证明双方没有算账，都是其单方操控的证据行为。新证据二孙美兰计算清单7份，证据15孙美兰单方计算清单一份，证据8中孙美兰原二审提交的证据8-10，均能证明该事实。在本案，孙美兰又起诉375万元，其庭前不质证，庭后提交虚假证据。第一，在原一审同一笔借款却有两个版本，10笔借款只起诉其中的2笔；第二，在原二审法庭将10笔借款全面打开审理，孙美兰提交证据三可以证明其将姜爱玲、陆德生方的证据二浦发银行汇款150万元随意拆分（新证据1-7证明），提交的证据与证据之间自相矛盾，重复计算出借本金，自认已结清的借款重复扣本、扣息，还将公司与公司的业务往来账混同民间借贷，抵扣偿还款，随意性比比皆是，庭后提交无凭无据的说明，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第三，重一审孙美兰又主张17笔借款，其中五笔合计260万元，是公司与公司之间往来账，混交本案民间借贷事实（有新证据1-75证明），孙美兰还提交《被告部分证据的答复与共同结算明细》“对我的证据10孙美兰书写的收到条100万元称在2008年1月26日姜爱玲的公司向原告孙美兰的公司购买煤炭2755.75吨，价税是1523924.22元，与2008年2月4日收到青岛宝源恒丰有限公司煤炭货款100万元，余欠货款523924.22元，并提交了14张增值税发票”，姜爱玲与孙美兰从没有实质的买卖关系，从姜爱玲提交的新证据一中1-75足以说明谁是卖煤的，且孙美兰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的法定代表人是刘文静，2700多吨煤买卖合同在哪里？是汽车运输还是铁路运输？货运的起止点？货物的运输合同？车队证明？货运下站凭证？孙美兰送货单、结算单、收货单一样都没有，发票不能独立证明买卖关系成立，孙美兰庭前对姜爱玲、陆德生的证据不质证，庭后提交无凭无据无事实的说明，并提交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第四，重二审孙美兰继续提交虚假证据，将其购买一手房按揭房贷款还款明细提交法庭，混淆视听，个人购房借贷直接由银行支付给开发商的款项，孙美兰竟然说是其从银行借的款出借给姜爱玲、陆德生，其还将其妹妹的借款凭证拿到该案说事。孙美兰主张的17笔借款中5笔无借据（260万元），两笔重复计算出借本金717785元，10笔借款实为9033000元，这10笔借款孙美兰也仅有100万元在里面滚动。姜爱玲、陆德生的18笔还款明细从时间上排列，足以说明是滚动借、还款。
上诉人姜爱玲、陆德生共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驳回孙美兰的本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孙美兰返还姜爱玲、陆德生5426887.67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一、二审、反诉诉讼费由孙美兰负担。事实与理由：
一、本诉部分。一审判决认定姜爱玲、陆德生偿还孙美兰2007年12月10日的借款本金558444元和偿还2008年8月20日的借款本金150万元是错误的。实际上，姜爱玲、陆德生已经全部偿还本诉两笔借款数额为3243000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孙美兰的本诉诉讼请求。首先，一审判决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姜爱玲、陆德生是错误的。针对孙美兰主张本诉上述两笔借款，姜爱玲、陆德生将孙美兰出具的、在两笔借款期限内的、收到条内容记载的还款数额用以抵扣借款本金及利息，已完成举证。至于孙美兰反驳称还款是偿还双方之间的其他借款，而不是偿还本诉两笔100万元中的60万元和150万元借款，以及收到条是裁剪的等反驳理由，应按举证规则由其证明还款与其他借款的对应关系，以及上述收到条、利息条、改息条是如何裁剪的等证据，这才完成其反驳的举证责任。否则，上述反驳意见不成立。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收到条记载的内容是孙美兰单方制作的，另一方面又让姜爱玲、陆德生举证证明，缺乏审判的公正性，违反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其次，孙美兰单方列举的偿还本金、利息的明细不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一审判决以此表述作为否认姜爱玲、陆德生提交收到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是错误的。本案自原一审、原二审及重一审，姜爱玲、陆德生始终不认可孙美兰单方列举的偿还本金及利息的明细记载，只认可已还款数额3243000元。经庭审查证，孙美兰提交的证据一借条背面的收到条所记载的姜爱玲、陆德生已还款额1025000元，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证据一、三收到条三张，孙美兰记载已还款数额718000元和证据二以银行汇款单的方式还款数额150万元，共计还款数额3243000元。再结合孙美兰原二审提交的证据即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证据八进行核实，发现重复计算本金及利息：（1）2007年6月28日借款50万元，孙美兰重复扣本金50万元、扣利息233833元；（2）2007年9月7日借款50万元，孙美兰重复扣本金50万元、扣利息10万元；（3）2007年11月11日借款5万元，孙美兰重复扣本金5万元、扣利息11932.67元；（4）2007年11月13日借款120万元（银行承兑），孙美兰重复计算出借本金36000元；（5）2007年12月28日借款419000元，孙美兰重复扣本金419000元、扣利息90885元；（6）2008年5月11日借款150万元，孙美兰重复扣本金79100元、扣利息5801元；（7）2008年6月18日借款40万元，孙美兰重复扣本金185681元、扣利息3466元；（8）2008年10月31日借款217785元，孙美兰重复计算出借本金217785元、扣利息3万元；（9）2008年11月19日借款464000元，孙美兰重复计算出借本金464000元、扣息38215元。共计2965698.67元。一审判决就上述重复计算本息及出借本息均已查清，且与本案两笔借款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但一审判决却掩盖上述已查清的事实，二审应予纠正。又发现：（1）通过上述证据（原二审卷P52），因孙美兰只提交了1、2、5、9、10、11、12笔还款本金和利息明细表，拒不提交3、4、6、7、8笔还款本金和利息明细表，导致无法核实还款明细表孙美兰单方列举还款本金及利息的出处及合法性。（2）原一审卷宗、原二审案卷P26-68中，孙美兰单方制作的计算记账利息表与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二张改息条记载的利息是完全吻合的。故，不存在剪裁和无主文之说。在孙美兰无任何证据支持下，一审判决偏信其口头陈述，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书证大于当事人陈述的优势证据，否认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证据一、三、四即书证三张收到条、二张改息条的证明效力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就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证据二“浦发银行汇款150万元”，虽经庭审质证，但却没有在判决书中作出直接认定，而是以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利息收条、改息条记载的还款并非偿还孙美兰主张的2007年12月10日借款100万元和2008年8月20日借款150万元为由，径行判决姜爱玲、陆德生偿还孙美兰2008年8月20日的借款本金150万元是错误的，应依法改判。再次，一审判决以青正司鉴（2014）文痕鉴字第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采信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证据一收到条已还款的事实，也是错误的。青正司鉴（2014）文痕鉴字第62号司法鉴定意见表述：“2008.11.7已还肆拾万元正的字迹的上方存在撕裁、刮擦痕迹”。姜爱玲、陆德生认为，该结论不能否定和影响该证据一还款明细中记载文字的证明效力。证据的载体来源于证据所记载的内容，孙美兰所书写的三次还款时间、金额、署名清晰明确，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检验与分析，已明确表述还款明细中其他字迹处未发现刮擦迹象，证实了该证据一书面载体记载的文字完整全面，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可见，孙美兰申请鉴定的委托事项与鉴定意见不能推翻还款明细记载的三次还款内容，其不具备证明本案的法律事实，无法律上的实质性意义。虽然孙美兰反驳称该证据一是姜爱玲、陆德生从2007年9月7日的借条50万元中截取的，还款明细上有陆德生的骑缝签字，还款数额存在重复计算等，但这些说法均没有证据支持。另，该证据的取得系源于孙美兰出具，纸张也是孙美兰提供的，至于原来纸张的右上方是否存在撕裁、刮擦，姜爱玲、陆德生无从知晓。通过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证据十六还款明细表中的（二）与（十五）来比较，也足以证实该证据一不存在重复计算的事实。事实上，纵观孙美兰在本案中出具的十二张借条，其他十一张格式完全相同，唯独“2007年9月7日50万元的借条”多记载“本金2008年5月7日付清”。这就是姜爱玲、陆德生将远期的承兑汇票50万元已交付孙美兰后所记载的事实。可见，该借条与姜爱玲、陆德生证据一收到条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性。现姜爱玲、陆德生有新证据（原一审孙美兰的证据一宗）证明，孙美兰在2008年5月7日就收到了姜爱玲、陆德生偿还2007年9月7日的借款50万元的事实，但是孙美兰却又一次用姜爱玲、陆德生本案提交的“证据一收到条”重复来偿还2007年9月7日的这笔借款50万元。可见，一审判决以“证据一收到条”从形式上看，证据均不完整，经鉴定有剪切的痕迹；从内容上看，收到条记载的还息数额、还款记录不能合理的连续等说辞，其原因是孙美兰重复计算、单方记载所导致，而非姜爱玲、陆德生的原因；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姜爱玲、陆德生与孙美兰之间的还款行为不存在交易习惯，全部是由孙美兰所操控。故，一审判决姜爱玲、陆德生偿还孙美兰2007年12月10的借款本金558444元是错误的，应依法改判。通过庭审质证，双方意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姜爱玲、陆德生认为收到条还款数额是偿还本诉的100万元借款中的60万元；而孙美兰反驳称还款数额收到，但不是偿还本诉100万元借款中的60万元，而是偿还了其他借款，但又不提供偿还其他借款的对应反驳证据，一审判决不采信该证据必将侵害姜爱玲、陆德生的合法权益。原审判决就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证据二150万元，证据九3987970元，证据十100万元，证据十一150万元，证据十四473985.2元，证据十五现金10万元，证据十六现金374428.97元，煤抵款74310元，承兑汇票60万元，汇款57万元，明细七1420900元，明细八支票20万元，证据十七50万元，合计：15671594.17元应依法改判。本案应一审合议庭的要求，就双方之间自2006年6月28日至2008年12月1日期间存在的借贷关系全部打开审理。经查：（1）孙美兰提交的十七笔借款，其中2006年12月6日50万元；2007年1月8日30万元；2007年10月1日50万元；2007年12月10日20万元；2008年2月22日110万元。这五笔没有借据，但姜爱玲、陆德生有证据证明是刘文静的公司与姜爱玲的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2）剩余十二笔中，第十笔2008年10月31日217785元和第十一笔2008年11月19日464000元分别与第八笔2008年6月18日40万元和第四笔2007年11月13日120万元属于同一笔，是借款换条累计而成。可见，借款共十笔。出借款项通过刘文静个人账户汇款、银行承兑、刘文静公司支票（378万元）、现金等方式向姜爱玲、陆德生出借款项为9033000元，而非孙美兰所重复计算的出借款项9750785元。可见，孙美兰就出借款项重复结算出借本金717785元。通过五次庭审质证，孙美兰确认收到以下款项：（1）孙美兰以归还款项统计表、还款明细表（原二审卷P56-62）形式确认了姜爱玲、陆德生已还款数额为9801761.33元，但姜爱玲、陆德生不认可还款明细表对还款本金及利息的分配以及一笔还款数额分配多笔借款还息（2010年11月23日承兑10万元、2012年1月4日浦发银行汇款单150万元），也未按照滚动借款时间的先后顺序结算本金及利息。（2）姜爱玲、陆德生证据九银行汇款查询单十八笔，3987970元（双方认可扣除70万元，50万元）即2787970元；证据十，支票100万元；证据十一，150万元承兑汇票；证据十五，现金10万元（2010年5月13日），证据一60万元，证据三11.8万元，证据二150万元，证据十四5张收到条，合计473985.2元，证据十六明细七1420900元，现金4741238.97元（其中不认可明细十八现金625549.97元，但认可08-12-1日借款200万元本息已清），汇款6057970元，承兑260万元，支票120万元，煤抵款369485.2元，证据十七承兑汇票四张，50万元。孙美兰已确认其收到上述还款数额，并提交《针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九、证据十及承兑汇票证据部分的答复》，但是没有证据支持其《答复》中的观点，存在多笔还款数额至今没有扣抵借款，其出处不明。同时，《答复》列出的还款明细与原二审卷52-59页孙美兰自制的每笔借款分配还息表，也无法吻合，且还款数额15671594.17元都发生在涉案这两笔借款期间，孙美兰应当抵充到期借款，且尚未抵充借款。一审判决就这一事实已审理查明，却不作出认定，属于漏判。同时，孙美兰作为反驳的证据《答复》，一审判决亦同样无记载。这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3）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双方之间除了第一、二笔借款有约定还款时间外，就其他八笔借款的还款本息顺序不仅没有书面约定，也更不存在交易习惯，而且至今尚有11114803元还款数额没有按照借款到期的时间顺序进行抵扣。自本案原一审、原二审、重一审三次诉讼，姜爱玲、陆德生自始至终都不认可孙美兰就还款本息记载在收到条、自制的还款明细表及《答复》中的分配顺序和分摊还款额，如该偿还哪笔本金、该偿还哪笔利息，是由孙美兰单方决定的，该还款本息明细姜爱玲、陆德生是在原二审诉讼中才获知的。可见，一审判决称“姜爱玲、陆德生认可了孙美兰的记账顺序”是错误的。退一万步讲，假设即使姜爱玲、陆德生顺应了孙美兰的记账顺序，但是通过庭审发现十笔借款就记账顺序、重复计算本息、重复计算出借本金及利息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也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而不是以交易习惯为借口作为搪塞。（4）一审判决称“孙美兰主张姜爱玲、陆德生计算的还款额有存在重复的部分，有双方公司之间煤炭买卖的款项来往，孙美兰曾向姜爱玲公司开具十四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姜爱玲、陆德生认为，一审判决就这一事实只进行了审理查明，没有作出认定。根据法律规定及中院的审判指导意见，只有增值税发票的，无其他证据证明的，孙美兰主张的买卖关系不成立。可见，一审判决应认定而不认定，其目的就是偏袒孙美兰，意图将姜爱玲、陆德生的还款数额混同货款，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5）一审判决称“姜爱玲、陆德生还提交五张承兑汇票，总金额50万元，认为是偿还本案150万元借款中的50万元。并提交调查证据报告”，一审判决又称“姜爱玲、陆德生申请调取的承兑汇票，也无证据证明与偿还上述借款有关，本院不予采信”。姜爱玲、陆德生认为，一审判决的表述及认定是错误的。通过庭审笔录及姜爱玲、陆德生的证据十六、十七来看，姜爱玲、陆德生从未称申请调取的四张承兑汇票金额50万元是用于偿还本案借款150万元，而是用于偿还2007年6月28日第一笔借款50万元，应予以更正。本案借款150万元是姜爱玲、陆德生用证据二浦发银行汇款150万元来偿还的。
二、姜爱玲、陆德生主张司法审计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应当予以支持。鉴于双方均认可本案产生十次滚动借款，那么双方也必定采取滚动方式偿还借款，以示公平性，且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全面打开涉案十笔借款后，发现错误不纠正，而是炮制所谓的交易习惯。可见，交易习惯也同样不能为错误的还款顺序充当合法的外衣，且双方根本就不存在交易习惯。假设即使存在交易习惯，那么一审判决漏判的那些应抵扣的还款数额11114803元就不抵扣了？可见，一审判决不能自圆其说。一审判决称“姜爱玲、陆德生在本案当中提出司法审计并不符合双方之间已形成的交易习惯”，认定是错误的。如孙美兰单方制作的还本息明细表中，负担较重的“2007年12月10日借条约定的月息2.5%的借款100万元”迟迟5年之久不予偿付；还有未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来抵充涉案借款，而是安排最后一笔借款先偿还等等错误之处。不难看出，孙美兰的上述行为随意性很大，已实实在在的侵害了姜爱玲、陆德生的合法权益。又因姜爱玲、陆德生将还款明细表提交法庭，孙美兰只提交了一、二、五、九、十、十一、十二笔还款本金和利息明细表，拒不提交三、四、六、七、八笔还款本金和利息明细表，但双方的出借总数和还款总数都已经确定。因此，按照孙美兰的借条时间，按照姜爱玲、陆德生已偿还的还款数额和时间、按照法定还款时间顺序滚动还款是解决本案争议的关键。姜爱玲、陆德生主张司法审计，其目的在于让还款顺序合法化，同时，也便于依法审理，作出正确的判决；也有利于解决姜爱玲、陆德生的证据一是否重复计算的事实；也有利于解决孙美兰自行制作的还款明细表及《答复》中的分配还款本息是否正确；也有利于解决姜爱玲、陆德生自行制作的还款明细表是否正确。即使法院就是不委托司法审计，那么法院也应当按照姜爱玲、陆德生的逐笔还款时间的先后，依法确定还款顺序，采取滚动的方式来计算这十笔借款，解决本案争议，还姜爱玲、陆德生一个公道。
三、反诉部分。姜爱玲、陆德生的反诉请求5426887.67元或以司法审计数额为准，应依法予以支持。第一，基于一审本诉的审理，姜爱玲、陆德生在第四次庭审中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司法审计申请书，应合议庭的要求，姜爱玲、陆德生又制作了还款明细表并附有证据。在第五次（2014年9月3日）庭审中，一审法院就反诉部分只是书面简单做了几行笔录，但是实质上并未就反诉请求的证据逐一组织双方进行相互质证、认证；同时，一审法官当庭称：“若司法审计的数额大于本诉的数额，那原告就给被告钱；若司法审计的数额小于本诉的数额，那被告就给原告钱，是否最终审计，庭后由合议庭决定。”就这样，没有几分钟结束了反诉部分的审理。可见，一审法院在审理反诉部分的程序上存在瑕疵，二审法院应就反诉继续组织双方进行质证、认证，并作出客观公正的认定。第二，正如本诉部分的上诉事实和理由，进一步说明无论本诉是否司法审计，还是由二审法院来依法纠正孙美兰十笔借款的错误还款方式，都将成为反诉的直接依据。若因孙美兰不同意审计，合议庭就不委托司法审计，那么孙美兰应当继续举证，证明其收到姜爱玲、陆德生偿还的还款额11114803元用于何处。若孙美兰不同意司法审计，其应当依法将多收的偿还款项11114803元返还姜爱玲、陆德生。
四、一审判决书的错误，应予以纠正。姜爱玲、陆德生收到一审判决书后，发现判决书中存在多处错误，曾三次到一审法院要求依法裁定予以更正，都被拒绝，为了二审的公正审理，特指出一审判决书的错误如下：1、第四页倒数第二段“十八借款”应更正为“十八笔汇款”；2、第七页倒数第三段“宝丰公司”应更正为“宝源公司”；3、第八页正数第三段“100万元”应更正为“150万元”；4、第八页倒数第二段“五张承兑”应更正为“四张承兑”；5、第九页倒数第五行“9069000元”应更正为“9033000元”；6、第十页倒数第二行“（673466-4520070）”应更正为“（4520070+673466）”。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认定事实错误。姜爱玲、陆德生已全部偿还本诉两笔借款，根本不存在欠款之说；且一审判决漏判姜爱玲、陆德生在涉案全部借款期间的还款数额为15671594.17元或以司法审计数额为准，应予以纠正。同时，一审判决在孙美兰未提供反诉抗辩证据的前提下，就驳回姜爱玲、陆德生的反诉请求是错误的。
五、上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补充一：关于上诉状的补充意见的数额5426887.67元是因为有新证据，增加一审的数额。本案是二审，一审没有支持陆德生、姜爱玲的反诉数额4520070元，二审上诉的请求以该数额为准，超出部分保留另行主张的权利。
上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补充二：在重审一审判决书第4页，孙美兰提交证据6内容是“提交增值税发票14张，证明陆德生、姜爱玲的公司付孙美兰的公司100万元承兑汇票是货款，”表述是错误的，孙美兰提交的证据6证明100万元支票收到条是货款，重一审孙美兰提交《被告部分证据的答复与共同结算明细》中有新证据五97-102，因以上的错误表述，为重一审的判决书提供了错误的依据，一审判决书第17页第6行写到：“姜爱玲、陆德生偿还的150万元承兑汇票也不能证明系偿还本案孙美兰主张的借款，即150万元的借款”。姜爱玲、陆德生从原一审、原二审到重审一直主张浦发银行150万元的汇款（就是重审证据二原件），是偿还本案的150万元借款，本案150万元借款的日期是2008年8月20日，而150万元承兑汇票是在2008年3月17日，不可能先还款后借款，重一审判决是采用了偷梁换柱而作出的判决。
孙美兰答辩称，一、双方形成的交易习惯是认定本案事实的重要依据。1、双方已形成交易习惯。因本案双方发生十余次交叉、滚动借贷，姜爱玲、陆德生向孙美兰借款时，出具约定利率的借条，而孙美兰在收到利息或者部分本金时，会在借条侧面、背面或者附页上予以记载，该记载内容相当于收据。陆德生在原审时曾当庭确认，孙美兰收款后进行记载时，其均在现场监督。姜爱玲、陆德生若将其中一笔借款付清本息后，孙美兰便将借条及收取本息的记载原件一并返还给姜爱玲、陆德生。这个过程是经双方认可、形成并一直延续的交易习惯，也应当是判定本案事实的重要依据。姜爱玲、陆德生曾在原二审庭审时确定，双方借贷交易完成后，借条及还本付息记载即行销毁。由此可见，孙美兰掌握着案涉借条原件，恰恰证明姜爱玲、陆德生并未完全偿还该借款本息。根据双方已形成的交易习惯，姜爱玲、陆德生的以下行为难以掩盖其逃避债务的谎言：其一，如果其已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必然会收回借条及还本付息记载的原件；其二，双方借贷数额均已超过50万元，甚至逾百万元，如果其确已偿还全部借款本息，没有理由不收回借据原件；其三，按照其说法，借款本息全部偿还并收回借条及记载原件后，即行予以销毁，对孙美兰掌握着借条原件则难以解释。这是几次巨额款项交易行为，姜爱玲、陆德生常年经商，其行为既有违双方交易习惯，也有悖于生活常理，并且就其精明程度而言，显然不会如此疏忽大意。因此，其辩解理由根本不能成立。2、双方对债务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姜爱玲、陆德生在本案上诉中，对于债务清偿、抵充顺序问题，认为应当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但是，该规定还有除外条款，即“约定优于法定”的原则。在本案多次审理中，姜爱玲、陆德生均从利己角度混淆事实地进行辩解，承认孙美兰记载的还本付息内容，却不承认该记载内容为约定的债务清偿、抵充顺序，认为是孙美兰单方记载及确定的。然而，从姜爱玲、陆德生的当庭确认、记载附页上陆德生作出的骑缝签名以及双方对账结算等证据和行为上，可以认定，孙美兰的记载内容是经过姜爱玲、陆德生认可的，也就是双方对债务清偿、抵充顺序的约定，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如姜爱玲、陆德生不同意该约定，也不会收回借条。姜爱玲、陆德生的每笔借款的还款以孙美兰在借条上的记载内容为准，若姜爱玲、陆德生有异议，则应当将收回的借条原件提交法院。若姜爱玲、陆德生认为还有偿还借款本息的行为，应当负有举证义务。
二、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瑕疵证据应当认定无效。姜爱玲、陆德生在上诉中认为“原审判决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两上诉人是错误的”，其所称证据主要是收到条、利息条、改息条等。因双方除案涉三笔借贷外，还曾发生过数次借贷行为，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往借贷本息付清后，孙美兰都是将借据以及还本付息记载一并返还给姜爱玲、陆德生，但姜爱玲、陆德生并未将该资料予以销毁，在本案中，采用裁剪、截取、刮擦、变造等移花接木手段，用于本案当做偿还借款本息的证据，其中一份收到条经鉴定“检材第1行写有‘2008.11.7日已还肆拾万元正’字迹的‘还款明细’上方存在撕裁、刮擦痕迹”，而其他几份证据也缺乏证据必须具备的完整性，即没有主文内容，也就无法指向偿还哪笔借款，该相关证据因不具备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应当认定为无效证据。因而，姜爱玲、陆德生所谓已经完成举证责任的辩解不能成立。
三、姜爱玲、陆德生以公司交易作为偿还借款的辩解不能成立。本案双方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即民间借贷和公司交易，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偿还借款本息的证据中，包含有双方公司之间煤炭货款等业务往来的款项，孙美兰为此提交相应的增值税发票，证明了上述款项是用于双方公司间业务，而并非本案的民间借贷交易。姜爱玲、陆德生故意用公司交易款项混同双方借贷交易，意图逃避债务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而且就本案事实证据来看，只存在姜爱玲、陆德生向孙美兰支付款项的事实，而没有反向支付款项的业务，这也是非常明确的。
四、姜爱玲、陆德生主张司法审计并不符合司法的交易习惯，也没有司法审计的基础，其主张不能成立。双方发生过多笔借款，在借款还款过程中，双方形成均由孙美兰单方记账、还款记录记载于借条背面、还清借款后孙美兰将借条原件及还款记录一并交付给姜爱玲、陆德生的交易习惯。因此，虽然双方对还款抵扣借款本息的顺序没有书面约定，但从双方的交易习惯看，姜爱玲、陆德生认可了孙美兰的记账顺序。姜爱玲、陆德生主张司法审计并不符合双方之间已形成的交易习惯。另外，从姜爱玲、陆德生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证据并不完整，因此，本案进行司法审计的基础不成立。一审法院该认定是正确的。
五、姜爱玲、陆德生的反诉请求事实部分显然与事实不符，不应予以支持。姜爱玲、陆德生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提交了十余组证据，试图证明其已经偿还全部借款本息，甚至是超过应付款项，并因此提起反诉，然而，该系列证据中所列付款数额，仅仅为700余万元，其中不包括偿还的借款利息，即使如此，其所谓偿还借款本息的数额，也与1200余万元借款本金总额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因为姜爱玲、陆德生偿还借款本息多数以银行转账、支票等方式支付，其对于那些巨大差额辩称是用现金交付的，其所谓支付“现金”的辩解难以成立：1、动辄几十万元、甚至逾百万元现金支付，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2、其无法提交巨额现金的来源证据。因而，姜爱玲、陆德生该辩解显然是恶意逃避债务的谎言。姜爱玲、陆德生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最终判决内容有误，孙美兰已经提起上诉。姜爱玲、陆德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孙美兰在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姜爱玲、陆德生立即偿还孙美兰借款60万元；二、姜爱玲、陆德生向孙美兰支付借款利息48万元（该为2009年8月10日至2012年8月10日期间的借款利息，以后利息按照每月15000元计算）；三、姜爱玲、陆德生立即偿还孙美兰借款150万元；四、姜爱玲、陆德生向孙美兰支付借款利息117万元（该为2008年8月20日至2012年8月20日期间的借款利息，以后利息按照每月3万元计算）；五、本案诉讼费由姜爱玲、陆德生承担。
孙美兰在一审中增加四项诉讼请求：一、姜爱玲、陆德生向孙美兰支付借款本金60万元的借款利息24万元（该为2012年8月10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以后利息按照每月15000元计算）;二、姜爱玲、陆德生向孙美兰支付借款本金150万元的利息48万元（该为2012年8月20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以后利息按照每月3万元计算）;三、姜爱玲、陆德生偿还孙美兰借款50万元;四、姜爱玲、陆德生向孙美兰支付借款利息75万元（该为2007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借款利息，以后利息按照每月1万元计算）。
事实与理由：2007年12月10日，姜爱玲、陆德生向孙美兰借款100万元，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5%。期间，姜爱玲、陆德生分别于2009年3月12日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于2009年8月10日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共计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尚欠借款本金60万元。之后，姜爱玲、陆德生分别于2010年8月11日、9月17日、11月2日各支付利息2万元，累计支付利息6万元，截止到2012年8月10日，姜爱玲、陆德生累计欠付利息48万元，计算公式：60万元×2.5%×36（月）=48万元。2008年8月20日，姜爱玲、陆德生向孙美兰借款150万元，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借款后，姜爱玲、陆德生分别于2008年9月20日、10月20日付清两个月的利息，其后，又于2009年11月11日付利息3万元，2009年11月13日付利息12万元，2009年12月31日付利息3万元，2010年5月9日付利息3万元，累计支付利息21万元。截止到2012年8月20日，姜爱玲、陆德生累计欠付利息117万元。计算公式：150万×2%×46（月）=138万-21万元=117万元。姜爱玲、陆德生上述借款均欠付利息，虽经孙美兰多次催要却至今未付。
姜爱玲、陆德生在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孙美兰立即返还姜爱玲、陆德生673466元及利息损失（自姜爱玲、陆德生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二、本案的反诉费用由孙美兰承担。诉讼过程中，姜爱玲、陆德生增加反诉请求称，孙美兰增加诉讼请求部分的50万元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姜爱玲、陆德生有新证据证明，不仅返还了孙美兰2007年12月10日借款100万元中的60万元及利息和2008年8月20日借款150万元及利息，而且孙美兰还实际多收取姜爱玲、陆德生款项4520070元或以实际审计数额为准。为此，变更反诉请求为：一、孙美兰立即返还姜爱玲、陆德生3846604元（673466元-4520070元）及利息损失（自姜爱玲、陆德生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或返还数额以实际审计数额为准；二、本案的反诉费用由孙美兰承担。
事实与理由：自2006年6月28日至2008年12月1日期间，姜爱玲、陆德生共向孙美兰借款10笔，借款金额为9069000元。姜爱玲、陆德生多次通过第三人付款、汇款、银行承兑、支票、卡对卡、现金的形式已全部归还孙美兰借款本金及利息，且孙美兰多收取673466元。2007年11月11日的借款金额5万元，实际上姜爱玲、陆德生已于2007年12月30日归还本金5万元，结算的利息为2583.33元，借款时间为50天。就在姜爱玲、陆德生已全部归还本息后，孙美兰仍然继续扣本息51000元至2008年10月31日。孙美兰的行为系重复克扣本金和利息，该多扣的51000元应当予以返还。2007年12月28日的借款金额419000元，实际上姜爱玲、陆德生已于2008年1月28日归还本金419000元，结算的利息为10475元，借款时间为30天。就在姜爱玲、陆德生已全部归还本息后，孙美兰仍然继续扣本息419800元至2008年10月31日。孙美兰的行为系重复克扣本金和利息，该多扣的419800元应当予以返还。2007年12月10日的20万元，不是姜爱玲、陆德生向孙美兰借款20万元，该20万元系孙美兰购买煤炭款。故，孙美兰在2008年10月31日随意扣除的202666元，没有事实依据，应当予以返还。
原审法院查明和认定的基本事实：
一、孙美兰主张出借款项的事实。
1、2007年12月10日，姜爱玲给孙美兰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孙美兰壹佰万元正，月还息2.5％。从9月10日起息改为2％。借条背面有孙美兰记载姜爱玲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记录，时间从2008年1月10日起至2010年11月2日，分别为：2008年1月10日、2月10日、3月10日、4月10日、5月10日、6月10日、7月10日、8月10日、9月10日、10月10日、11月10日、12月10日，收到姜爱玲还息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万元、2万元、3万元，2009年3月12日、8月10日，收到姜爱玲还本金30万元、10万元，2010年8月11日、9月17日、11月2日，收到姜爱玲还息2万元、2万元、2万元。
姜爱玲、陆德生主张该笔借款月利率2.5％超出法律规定。借条背面还款记录中的最后三笔并不是偿还该笔借款的本金利息，因为2008年9月10日之前已经偿还，后三笔应转入偿还下一笔借款。
2、2008年8月20日，姜爱玲、陆德生共同给孙美兰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孙美兰大姐壹佰伍拾万元正，月息2％。借条背面有孙美兰记载姜爱玲偿还借款利息的记录，2008年9月20日、10月20日、2009年11月11日、11月13日、12月31日、5月9日，收到姜爱玲还息3万元、3万元、3万元、12万元、3万元、3万元。2009年3月2日，孙美兰收到姜爱玲还本金50万元的记录被划掉，注明“记入200万元条内”，陆德生在旁边签名。
姜爱玲、陆德生认可上述借款事实，但主张该笔借款只收到48万元的支票款，其余102万元现金孙美兰没有资金流向证明。陆德生主张其在借款背面签字过程为：2009年3月2日，陆德生归还孙美兰现金50万元，当时，孙美兰收款后，出具了收到条。2009年3月12日，再一次给孙美兰还款时，孙美兰拿出一张150万元、一张200万元的借条。孙美兰说：“我把2009年3月2日50万元的还款，分别给记载在上面二张借条的背面，记重复了。”孙美兰把记载在150万元借条上的50万元给划掉了，陆德生签了个字，并注明这50万元还款记入200万元借条还款中。孙美兰又把50万元收到条给收回当面撕毁。
3、2007年10月1日，姜爱玲、陆德生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今有姜爱玲、陆德生向孙美兰大姐所借的现金，我们二人承诺一定按期偿还月息和本金，我俩以人格和家产作担保，请孙美兰大姐放心。同日，刘文静通过银行给陆德生转款50万元。
姜爱玲、陆德生认为承诺书不是借款书，承诺书不是出借款项的行为。该笔50万元款项系双方公司之间货物交易而不是民间借贷。
二、姜爱玲、陆德生主张已还清借款的事实。
1、孙美兰出具收款明细，载明：2008年6月7日、7月7日、8月7日、9月7日、10月7日、11月7日，收到姜爱玲还息12500元、12500元、12500元、12500元、1万元、1万元。2008年11月7日已还肆拾万元正，余借欠拾万元正。2009年1月9日，今收到姜爱玲还息叁万元正。2009年2月10日，今收到姜爱玲还款拾万元。诉讼过程中，孙美兰申请对上述收款明细进行鉴定，认为是经过裁剪的，是其他还款付息的记载。经法院委托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为：写有“2008.11.7日已还肆拾万元正”字迹的“还款明细表”上方存在撕裁、刮擦痕迹。
2、2012年1月4日，姜爱玲通过浦发银行给孙美兰汇款150万元。孙美兰确认收到该笔款项，但主张是偿还双方之间其他借款而不是偿还本案孙美兰起诉的150万元。
3、孙美兰出具收到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姜爱玲还息42500（含工资5000）（08.5.1-08.6.11日息清），孙美兰，08.6.11日。今收到姜爱玲还37500（08.6.11-008.7.11日息清），孙美兰，08.7.11日。孙美兰主张该收到条经过裁剪，不是偿还本案的借款，是无效证据。
4、孙美兰出具收到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姜爱玲还息1万+1万元（08.6.18-8.18）息2万已清，孙美兰，08.8.18。今收到姜爱玲还息1万（08.8.08-9.08日）息已清，孙美兰，08.9.18日。今收到姜爱玲还息8000（08.9.18-10.18日）息已清，孙美兰，08.10.08。孙美兰主张该收到条经过裁剪，不是偿还本案的借款，是无效证据。
5、孙美兰出具改息条一张，载明：从2008.12.1日起改为月息1％计。2009年11月13日，孙美兰出具改息条一张，载明：注从2009.11.13日起原本金从本金壹佰伍拾万元按月息0.5％计算。孙美兰主张上述改息条没有确切内容，并没有记载哪一笔借款，前面应当有主文，上述证据不完整。
三、孙美兰主张与姜爱玲、陆德生之间发生十七笔借款及姜爱玲、陆德生主张已还款的事实。
孙美兰主张姜爱玲、陆德生共向其借款十七笔分别是：2007年6月28日借款50万元、2007年9月7日借款50万元、2007年11月11日借款5万元','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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