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3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澳康达名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澳康达二手车交易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桃园路3号北楼一层A（大昌汽车维修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67087458F。
法定代表人：陈玉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钦，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罡，男，汉族，1977年7月16日出生，住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梅，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啸，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122号南方大厦A座2-10、17-28层、B座1-4、15-19层，组织机构代码89230586-1。
负责人：李志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明，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澳康达名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与上诉人胡罡、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三方均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四初字第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深圳市澳康达名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二项；2.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三、四项，改判上诉人因本案交通事故可得赔偿款总额为4847100元及利息，被上诉人胡罡应赔偿上诉人损失3845100元，并以48471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3.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没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陈达志高速行驶，原审判决认为陈达志对案涉交通事故承担同等责任依据不足,理由如下：1.根据2014年4月15日《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陈达志驾驶的法拉利车车速大于53km/h。虽然2014年3月8日的京龙（鉴）字201402001SD-3《交通事故鉴定意见书》中认定的法拉利车辆碰撞时最小行驶速度为101.06km/h，但是该份鉴定书双方当事人都提出异议，并且进行了重新鉴定，从而出具了2014年4月15日《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根据证据规则，应采信最后一份关于速度的鉴定结论，认定法拉利的车速只是大于53km/h，并无高速行驶。2.什么属于高速行驶法律并无明确界定。3.原审判决也只是认定法拉利车碰撞时的行驶速度大于奥迪车的速度，并无得出法拉利车高速行驶的结论。4.事故发生时间为晚上九点，滨海大道还处在交通繁忙时段，路上车辆众多，没有条件高速行驶。5.根据事故现场相片，事故现场前有减速带，法拉利车底盘低，质量轻，经过有多条减速带的情况下无法高速行驶。二、即使法拉利车有高速或超速行驶的行为，但事故发生前法拉利车系行驶在南侧第一车道，奥迪车是行驶在南侧第二车道，无论法拉利的车速有多高，也不会撞上开在南侧第二车道的奥迪车，因此，即使法拉利车有高速或超速行驶的行为，也与事故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无须承担责任，奥迪车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强行变道才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三、即使法拉利车超速行驶的行为系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但是超速未超过50%，也只是一般的过错行为（B类行为），而奥迪车变更车道影响相关车道内机动车行驶的，属于严重过错行为（A类行为），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规则（试行）》第六条第三款第一项的规定，法拉利车只需承担次要责任，奥迪车需要承担主要责任。四、关于利息损失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本案中，上诉人是一家二手车经营企业，涉案法拉利车辆系用于出售的，法拉利车辆被撞毁，除了车辆本身价值的损失，势必也会造成上诉人由于车辆无法出售变现，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故本案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损失属于“财产损失”的范围，上诉人要求利息损失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根据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三及第四项的规定，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车辆的合理停运损失，及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使用所产生的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都属于“财产损失”的范围，同理，用于出售的二手车因无法出售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也属于“财产损失”的范围，这与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相符合。此外，在与本案相关联的另一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中，人保深圳分公司诉请的利息损失得到原一审法院的支持（见原审判决书第7页第二段第八行），同理，上诉人的利息诉请也应得到支持。最后，胡罡驾驶的奥迪车车速为每小时53公里，事故路段限速为每小时40公里，胡罡存在超速20％以上不满50％的违法行为。退一万步讲，不考虑其变道的违法情节，其都要对事故承担责任。
针对上诉人深圳市澳康达名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上诉人胡罡辩称，1.对于法拉利的速度，一审法院采信的是最后一份鉴定意见，一审法院否定第一份鉴定报告的最低速度是因为双方都提出了异议，正因为第一次有异议所以才提出第二次鉴定，但不意味着只能采信第二次鉴定意见。（1）法拉利的真实速度只有一个，不能因为鉴定次数而变化，因为鉴定真实结果只能有一个，因为鉴定次数的变化而导致鉴定结果出现不同，只能反映出鉴定的不科学不准确。我方否定第一次的鉴定结果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根据第一次鉴定的推算，速度公式带入正常的参数取值结果远大于每小时101公里的速度，根据技术鉴定应该在每小时130公里以上。关于法拉利真实速度请参考我方在庭审前提交的对于交警第一次鉴定的异议书及其附件；（2）本案赖某、蔡某、梁某、曾某四个证人用了非常肯定的字眼描述了法拉利的速度，根据本案的客观证据显示，弯道的限度是每小时40公里，如果开到每小时80公里就已经是100％的超速了，如果开到每小时100公里则超速150％，根据本案速度的计算报告带入正常的参数取值，本案法拉利速度应当在每小时130公里以上。而我国高速公路最高限速是每小时120公里，这是我们国家的高速行使的最顶的临界点。而本案的滨海大道属于城市高速干道，法拉利的速度在本案中已经明显构成高速行驶；（3）原审判决认定法拉利的速度只是大于奥迪车速度，并不能推翻交警事故认定书中法拉利高速行使的认定。在速度方面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依法确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维持法拉利高速行驶的认定；（4）法拉利行使在第一车道，深圳市澳康达二手车交易经纪有限公司认为他不可能撞上在第二车道上行使的奥迪车，这个观点是先入为主的主观带入。在本案中，关于法拉利行使在哪一个车道的问题，只有陈某证实他从辅道出来之后一直行使在最右道，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证人证实陈某的这一说法，相反有证人说到从滨海大道出现两台法拉利，快速超过他们之后瞬间在他们眼前消失了，很快出现碰撞着火，在这个过程中，法拉利有没有变道没有任何证人说肯定没变道，或者只在最右道行使，在这个问题上，本案报警的证人邱某有提到法拉利以很快的速度超过他之后，他看到前面是个弯道当时就担心法拉利肯定过不去，果不其然，法拉利就和奥迪车撞上了。另外，在本案的事故发生之后，网络上有非常多的报道，在其中一次网络报告中有网友跟帖表示两部法拉利在滨海大道上飚车，这个材料在一审案卷中也有；（5）关于本案所谓的利息损失，深圳市澳康达二手车交易经纪有限公司认为法拉利被撞毁其购买法拉利的资金被占用导致不能套现导致利息损失，我方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本案并不是借贷关系，法律也没有要求做二手车生意的深圳市澳康达二手车交易经纪有限公司一定要把买来的法拉利变现。如果本案产生交通事故责任，那么责任的赔偿范围应仅限在直接损失而不是间接损失；（6）关于过错分类的问题，深圳市澳康达二手车交易经纪有限公司认为奥迪车变道属于A类过错，法拉利没有超过每小时50公里属于B类过错，对此我方认为这是深圳市澳康达二手车交易经纪有限公司以己方观点做出不科学的分类。首先本案没有任何一个证人证实奥迪车变道，相反所有的证人高度一致的证明奥迪车自始至终都在第二车道上行使，并且证人的方位距奥迪车是来自不同的方向的8位证人证实同一个事实，这样的证明我方认为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以交通事故鉴定书中认为的事故接触点，主观性的推断为属于本案的事故接触点与证人证言相矛盾，并且我方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并不科学，所以本案并没有证据表明奥迪车变道，也就是奥迪车不存在A或B类过错的可能性。相反，有多位证人证言证实法拉利超过每小时100公里以上的速度行使，而两次鉴定报告中的一次证实法拉利在每小时101公里以上（我方认为在每小时130公里以上），而交警部门也认定法拉利属于高速行驶，综合几方面证据已经可以明显推断出或者直接得出法拉利存在A类过错的观点。
针对上诉人深圳市澳康达名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辩称，1.关于法拉利车超速的问题。首先，除了胡罡代理人陈述的4位证人之外，还有一位证人叫农某也证实法拉利在事故发生时车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其次，涉案的第二次鉴定书认定法拉利车大于每小时53公里，其含义并没有否定其车速大于每小时100公里。另外，涉案事故造成了奥迪车报废，法拉利车毁损的严重后果，从情理上看。只有车辆高速撞击才会造成车辆的严重受损，这个后果也印证了法拉利车高速行使的这个事实；2.关于法拉利车和奥迪车分别在不同车道上行使是否会发生追尾的后果，人保公司认同在不同车道属于直行状况不会发生撞击，但是本案证据证明发生事故的路段是属于右拐的弯道，在这种路况下奥迪作为前车提前进入了右拐车道，奥迪车和之前直行车道形成了夹角，这种情况下在不同车道的车辆具有了发生追尾的条件；3.关于利息的问题。首先，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并没有认定胡罡负有事故责任，目前也没有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胡罡对涉案事故负有负责，那么不存在胡罡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事实，深圳市澳康达二手车交易经纪有限公司主张利息损失没有事实依据；4.关于奥迪车超速的B类过错的问题。首先，人保公司并未在本案中发现有证据证明奥迪车具有超速的事实，交警部门也没有认定奥迪车在事故中具有超速的违章行为。其次，涉案事故属于前后车追尾造成的交通事故，而奥迪车属于追尾事故中的前车，那么无论奥迪车是否具有超速的事实，其超速行为在前后追尾的事故中并不具有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在本案侵权行为中应该依据过错来确定双方责任，奥迪车无论是否超速均对本案的事故及后果没有因果关系。另外，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规则规定的车辆超速在50％以下承担B类过错，这种情况是在车辆超速是造成事故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进行适用，在本案中的这种情况下不应当适用。
上诉人胡罡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澳康达名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深圳市澳康达名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受理费、评估费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有多位目击证人的情况下故意忽略多位关于上诉人始终没有违法变道没有超速的目击证人的清晰证言。一审法院应上诉人的请求，在开庭审理前依法向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调取涉案交通事故的案卷材料。调取的案卷材料中，有七位证人就其亲眼目睹的事实提供证言，这些证人有的是在事发时与粤Ｂ×××××奥迪车或粤Ｂ×××××法拉利小型轿车并排行驶的车辆上的司机或乘客，有的是紧随奥迪车行驶的车辆的司机，他们对事故经过有着最直接、最客观的感知，他们的证言作为直接证据，足以证明涉案事故的形成原因。几位证人对奥迪车、法拉利在事发前和事发时的行驶状况，以及奥迪车有无违法变更车道的行为所提供的证言，高度一致，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足以认定奥迪车在事发时没有超速驾驶和违法变道的行为。二、一审判决采信的鉴定意见书与另一份鉴定意见书、证人证言均存在矛盾，系孤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涉案事故发生后，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曾委托北京龙晟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龙晟司法鉴定所”）对事故车辆的行驶速度、事故的接触点、现场轮胎痕迹是否为这起事故中形成等事项进行鉴定。因龙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严重背离客观事实且不科学，而鉴定人员也无相应的司法鉴定资质，故上诉人依法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接受上诉人的申请后，委托第二家鉴定机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司法鉴定研究所”）对前述委托事项重新进行鉴定。两家鉴定机构在相同的条件下，却做出相互矛盾的鉴定意见：（一）事故车辆的行驶速度。龙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事故车辆粤Ｂ×××××号奥迪牌小型轿车碰撞时的行驶速度约为53.12km/h；粤Ｂ×××××号法拉利牌小型轿车碰撞时的最小行驶速度为101.06km/h（详见：京龙（鉴）字201402001SD-3鉴定意见书）。但司法鉴定研究所认为“结合甲乙两车碰撞形态分析，甲车碰撞时的速度应大于53km/h，但根据现有条件不能计算该车事发时的速度”，故出具粤Ｂ×××××号法拉利牌小型轿车事故发生时的速度应大于53km/h的鉴定意见（详见：司鉴中心[2014]交鉴字第423号）。两家鉴定机构就能否对事故车辆的行驶速度作出鉴定意见，存在矛盾。（二）事故的接触点。龙晟司法鉴定所就事故的接触点出具的鉴定意见为：本次事故的接触点位于南侧第一车道与第二车道分道线的南侧88cm、距现场中弯道拐点581cm处（详见：京龙[鉴]字201402001CY-2）。司法鉴定研究所则没能对事故的接触点作出鉴定意见。龙晟司法鉴定所出具两车接触点在道路南起的第一条车道内的鉴定意见，不仅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与数份证人证言存在矛盾，证人曾某、冯某、邱某等提供的证言均证实，奥迪车在事发前及事发时都没有变道行为，始终在第二条车道的线内行驶。所以，奥迪车与法拉利车的接触点不可能在南侧第一车道与第二车道分道线的南侧88cm，即第一条车道内。龙晟司法鉴定所关于事故接触点的鉴定意见，与司法鉴定研究所的鉴定意见，证人证言均存在矛盾。（三）现场轮胎痕迹是否为这起事故中形成。龙晟司法鉴定所就现场道路的南第一条机动车道内1条沿道路方向的轮胎痕迹是否为这起事故中形成，出具的鉴定意见为：事故现场轮胎痕迹符合本次事故中粤Ｂ×××××号奥迪牌小型轿车右后轮所形成的痕迹特征。司法鉴定研究所的鉴定意见为：事故现场图像中第五车道内的疑似轮胎印迹存在由粤Ｂ×××××奥迪牌小型轿车右后轮轮胎所产生的可能性。司法鉴定研究所在鉴定意见书中使用“可能性”一词，表明并不能排除其他车辆产生该疑似轮胎印痕的可能性。如前所述，数位目击证人的证言证实奥迪车在事发前及事发时均没有变道，始终在道路南起的第二条车道内行驶，所以在第一条车道内留下的轮胎痕迹不可能由奥迪车的轮胎形成。鉴于龙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与司法鉴定研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相互矛盾，与多位目击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系孤证，不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之印证的情况下，仍然采信龙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出具之前早已存在并已经充分考虑的鉴定报告、部分证人证言等认定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出具之后的所谓“相反证据”，属错误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交通事故认定书一经作出，即可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由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并判断其证明力，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当确认其证明力。然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完全无视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现场勘查、询问目击证人、委托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等一系列事故处理程序，并由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人员集体研究后作出的历史事实。仅以第一家鉴定机构龙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作为定案依据，完全推翻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诉人认为，龙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并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所称的“相反证据”。“相反证据”首先是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其次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时忽略或未收集到的证据，且该证据与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所依据的证据相反。而事实上，该鉴定意见书在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之前就已存在，且正因为该鉴定意见书违背客观事实，经上诉人申请，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又委托了第二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该鉴定意见书除了与第二家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矛盾，还与多份证人证言存在矛盾，且没有其他证据与之印证。故以该鉴定意见书推翻涉案事故认定书，属于错误适用司法解释。此外,上诉人胡罡还提出如下补充上诉意见称：一、本案无法鉴定出事故碰撞的准确接触点，一审法院选择性采用第一次鉴定报告关于碰撞接触点的鉴定结果，与第二次鉴定结果矛盾，与多名目击证人的陈述矛盾，第一次鉴定报告本身疑点重重，不足以采信。1.第一次的鉴定报告检材不合格：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显示，现场没有提取痕迹物证，本案送检的材料是现场图复印件和照片，照片不是事故第一现场的照片。并且根据鉴定规则，鉴定所用照片需在双方当事人见证之下取证，但鉴定照片没有当事人胡罡的签名确认。2.鉴定接触点的最重要的基础是轮胎痕迹，但是事故现场并未提取到轮胎痕迹，没有证据证明轮胎痕迹是事故车辆留下，不排除事故之前或之后留下的可能。而且事故第一现场是消防车进入灭火，第一现场已经被破坏。3.奥迪车一直在地面行使，轮胎痕迹应当连续存在。法拉利不连续行使，断截痕迹更符合法拉利轮胎产生的可能，另有目击证人证实法拉利碰撞前有巨大的刹车响声，有留下深刻轮胎痕的基础。第一次鉴定报告在假设轮胎痕迹是奥迪车留下的前提下进行推导，即用结果推导结果，鉴定方法不科学不严谨，难以让人信服。4.第一次鉴定报告出具后，胡罡提出以第一次鉴定报告中算出的奥迪碰撞后的车速和奥迪车的刹车距离反向计算接触点，发现假设A点为接触点的话，那么奥迪车最终停下来的终点将出现巨大谬误，而实际上奥迪车的终点已经固定。因此不正确的只有接触点。5.胡罡提出重新鉴定后，交警部门就事故的接触点提交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但没有关于接触点的重新鉴定结果，因此说明第二次鉴定报告无法确定接触点，与第一次鉴定能够确定接触点，存在矛盾。在两份矛盾的鉴定报告中，不能选择性的采信其中一份，两次鉴定报告应当均不予采信。二、本案不能完全排除疑似轮胎痕迹为法拉利(即甲车)造成的可能性。一审法官所采纳的京龙[鉴]字201402001CY-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方法不科学，鉴定过程粗糙，存在明显的主观推断。1.龙晟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京龙[鉴]字201402001CY-1号《鉴定意见书》在第三项分析说明中，对甲乙两车接触痕迹进行分析时，采用现场测量的方法计算出甲车碰撞后车身右侧经过的轨迹，“该直线与A点的垂直距离为194cm，这与甲车的车体宽度一致，说明两车接触过程中当甲车右边缘沿该直线运行时乙车右后轮恰好经过A点”，这完全属于先预设轮胎痕非甲即乙的前提，再作没有事实根据的推测，存在根据甲车的车体宽度一致推测甲车经过预设A点的可能性。2.该鉴定意见根据疑似轮胎痕迹的走向与甲车碰撞后的运动方向不一致，从而排除该痕迹为甲车所造成，从而认定是由乙车产生，这不是鉴定过程而是属于主观推测，没有经过轮胎痕迹比对，没有考虑两车碰撞的夹角可能对碰撞后两车车轮的偏转向角度的影响。而且两车突发性碰撞不仅会使乙车右后轮因受到外力作用不能沿原行驶轨迹正常滚动，同样也会导致甲车左前轮因受到外力作用不能沿原行驶轨迹正常滚动。根据奥迪车右后轮受力的方向为右后向左前，可得知当时甲车当时的行驶方向为右后向左前，即西南向东北方向，当甲车司机在碰撞后立即向右打方向盘，但由于甲车速度过快且出于车身惯性，甲车车轮不可能立即呈现西北向东南的角度，而是在与地面摩擦仍往前缓冲一段距离的过程中将原向东北方向行驶扭转为向东南方向行驶，由此，甲车在突然的碰撞以及紧急刹车同时不断向右打方向的瞬间，甲车车轮完全可能在道路上留下痕迹终点稍稍向北的轮胎痕迹。而按照甲车最终的行驶方向进行判断显然不科学，因为该痕迹是在车轮无法正常制动状态下产生，而非车轮正常行驶下产生。3.证人邱某、曾某均证实：两车碰撞前，陈达志有往左边打方向避让的行为，该二人均与奥迪车在同一车道，均肯定地说看到了事故发生的全部过程。虽然陈达志否认其有往左边打方向的行为，但其作为可能承担责任的当事人一方，有极高可能性不会如实陈述，其陈述不能直接否定证人证言的效力，因此不能排除陈达志确有往左边打方向进行避让的行为，就当时而言是向北打方向，如此，法拉利有很大可能性在道路上留下痕迹终点稍稍向北的轮胎痕迹。4.任何侧面存夹角相撞的两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偏离原来的行驶轨迹，而偏离程度受到行驶速度、碰撞部位、车轮制动状态、以及车辆自身型式和结构等因素影响，须通过科学的计算结合事故的全案资料，并且在鉴定人已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才能鉴定出最接近客观事实的结果。而本案中龙晟司法鉴定所仅仅靠推断和排除的方法认定疑似轮胎痕迹为奥迪车留下，未进行任何的科学测算。现场遗留的疑似轮胎痕迹几乎与车道平行，即西向东方向，只在终点稍稍向北偏转，但龙晟司法鉴定所显然是因为奥迪车最终停靠在疑似轮胎痕迹的偏北方向便就此认定该痕迹为奥迪车留下，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据此作出的鉴定意见毫无可靠性。三、本案有奥迪车没有变道的直接证据，陈达志本人的陈述与各位证人的证言在关于法拉利行驶速度和碰撞前有无向左打方向、奥迪车有无交道等问题均存在明显矛盾。本案中证人证言具有高度真实性，尤其是证人邱某、曾某，该二人均与奥迪车在同一车道，均肯定地说看到了事故发生的全部过程。另外几位证人均就自己看到的事实如实出具了证言，所有证人的证言均相互印证、描述详细、之间无任何可疑点。而陈达志的陈述中显然只做对已方有利的陈述，在被问到对自己不利的问题时，陈达志的陈述要么回答不记得了要么与证人证言相反，显而易见的是陈达志的陈述远远没有证人证言所述全面、完整，因此陈达志的陈述也绝没有证人证言的可信度高。第一，关于法拉利的行驶速度：1.邱某的证言：在奥迪车后同条车道约30米，越野车，个头高，看到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询问笔录第2页，问：你说到的情况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和法律程序保密的，请你把你知道的情况讲一遍。答：2013年12月21日21时许我从蛇口要去福田，大约在21时45分许我驾驶粤×××××号小型越野客车行驶在滨海大道上，突然有一部红色跑车从我车辆右侧很快的超越过去，很快撞上我前方同车道的一部轿车之后又撞上路边地下人行通道的柱子马上就起火了，我就马上向左边打方向避开事故车辆，往前行驶了30-50米就打电话报警，因为我担心着火车辆的车上人员有生命危险。第3页，问：你是否能够清楚、准确、完整的看到事故发生的全部过程？答：是的，我清楚的看见了事故的全部过程，就是担心着火的车辆司机和车上人员有生命危险才报警希望他们早点得到施救，所以报警了。2.农某的证言：最左侧车道，距离事故地点大约50米，询问笔录第2页，问：红色跑车超越你车辆的速度是多少？答：具体他准确的速度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定肯定是100公里每小时以上。跑车是以非常快的速度超越我的车辆，我的车都差不多80公里每小时，跑车的速度是以很大加速度超过我车的，所以我断定跑车速度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上。3.赖某的证言：行驶在滨海主干道，看到了从滨海辅道冲出来的法拉利，询问笔录第2页，问：那两部跑车的速度是多少？答：肯定是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速度，我感觉非常快的，因为我车辆减速后都有70公里每小时，这两部车从辅道转入主道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野了。4.蔡某的证言：中间车道，询问笔录第2页，问：你是否知道跑车的车速？答：很快，瞬间超过我的车，绝对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上。5.梁某的证言：最左侧车道，询问笔录第2页，问：事故发生前红色跑车车速有多少？答：事发前我车在跑车前方行驶的，这部车很快的从我车辆右侧超越，具体他车速我不清楚，至少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上。6.曾某的证言：紧随奥迪车后，询问笔录第2页，问：红色跑车车速是多少？答：不能确定，非常快，肯定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上。问：你是否亲眼目睹整个事故的过程？答：我是亲眼看到，而且距离很近，很清楚。所有证人均肯定地看到法拉利以很快速度超过，车速至少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上，指的是第五车道内法拉利的行驶状况。另说道当时路上车多，开不快，指的是当时道路行驶车辆的整体状况。由于第五车道内法拉利前面并无近距离的行驶车辆，因此法拉利完全有条件高速行驶。证人所言皆属于陈述事实，不冲突。并且，法拉利撞向奥迪车的方向为右后向左前，即西南向东北，而事发道路的行驶方向为西向东方向，据此法拉利完全存在因速度过快开不过弯道而向左稍打方向打算增大转弯半径时撞上奥迪车的可能。第二，关于法拉利在碰撞前有无向左边打方向：1.邱某的证言：在奥迪车后同条车道约30米，越野车，个头高，看到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询问笔录第4页，问：你能再详细描述一下红色跑车在发生事故前的行驶状况么？答：那个红色跑车行驶在最右边的车道超过我的车以后，在与奥迪车碰撞前有明显的刹车声音，而且有一个明显往左边躲避打方向的行为。撞上奥迪车后就往右边打方向又撞上了路边的柱子，很快就起火了。2.曾某的证言：紧随奥迪车后，询问笔录第3页，问：你能描述一下红色跑车的行驶状况么？答：红色跑车是行驶在最右侧车道，速度很快超过我的车后应该是发现前方施工道路弯度大过不去红色跑车就往左变更车道想躲过去，就撞上奥迪车的右后侧。第三，关于奥迪车在事发前有无变道行为：1.邱某的证言：在奥迪车后同条车道约30米，越野车，个头高，看到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询问笔录第3页，问：事故发生时奥迪车是否存在变更车道的情况？答：奥迪车没有变更车道，这一点我还是比较确定。因为事故发生的时段，滨海大道车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事发前，红色跑车超过我车的时候很快过去，前面有个右转的弯道，且距离红色跑车很近，我一看就说完蛋，这个车要出事，果然跑车就过不去撞了奥迪车的屁股。奥迪车被撞后往前面冲了一小段，往左边晃了一下又往右边晃了一下才停住车，整个被撞的过程中奥迪车都还在原来的车道，否则奥迪车边上的车肯定要遭殃。2.冯某的证言：中间车道，与奥迪车并排5分钟，询问笔录第3页，问：你能否确定奥迪车是否变更车道？答：我很确定奥迪车没有变道，两部车都靠的很近，我都看见司机是个男的，短发穿白色衣服，副驾驶是个女的，长头发，我们的车和奥迪车并排距离都没有变，很正常的行驶。3.曾某的证言：紧随奥迪车后，询问笔录第3页，问：在事发时奥迪车是行驶在哪一条车道？答：是行驶在原车道的。问：事发前奥迪车是否有变更车道？答：没有看到奥迪车变更车道，事发地点前有一个弯道，奥迪车应该是准备过弯，而且奥迪车右边是还有一条车道的。四、关于法拉利车速的两次鉴定，一审法院解读错误。法拉利车速在130以上，属于高速行驶有科学的依据。1.第一次速度鉴定：是最小不小于101，胡罡提出异议，沿用鉴定报告采用的计算方法，代入更科学的参数后，计算得出法拉利的速度不低于130，而不是l01，因此要求重新鉴定。2.第二次速度鉴定：在鉴定报告中已经明确说明，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计算出法拉利的速度，于是一审法院就因奥迪车速度根据仪表盘显示为53，推导出法拉利的速度肯定大于奥迪车的速度。仅此而已。但是大于多少？一审法院也无法明确。结合第一次速度鉴定，法拉利速度最低应在130(事发路段限速40，己超速l00％)，这能够和多名目击证人的证言相吻合(多名目击证人证实法拉利速度绝对在100以上，瞬间过去)。五、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是在经过了现场勘查、现场拍照固定、询问证人、委托鉴定所进行痕迹鉴定与交通事故鉴定并由市交委专家综合全案讨论后，方才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新的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依法应当确认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南山大队在询问证人时某到关于法拉利的行驶速度以及奥迪车有无变道行为，说明南山大队已充分考虑和分析了奥迪车变道的可能。虽然京龙[鉴]字201402001CY-2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认为奥迪车有违法变道行为，但南山大队在综合分析全案证据后并未采信该《鉴定意见书》。一审判决认为“南山大队在认定事故责任时，只考虑法拉利高速行驶这一因素，并未考虑奥迪车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强行变道的因素”不是事实；相反，南山大队正是在对本案证人证言与《鉴定意见书》的客观性和证明力大小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进行分析比对后，采纳了对客观事实具有更高证明力的证人证言。六、一审法院撇开法拉利的购买价、撇开法拉利车辆已经不存在两年之久的现实直接按原厂车辆折旧评估，并主动为奥康达考虑其倒卖二手车逐利的情形并以判决的形式赔偿其间接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无论受害人是何种类型的主体，法律规定如遭受侵害由责任人赔偿其直接损失方是公平之道。综上，一审判决采信的据以认定答辩人违法交道的《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方法严重不科学，存在明显的主观推断痕迹，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同时又忽视本案所有证人证言的效力，未综合全案证据对案件焦点作出正确判断，导致认定事实严重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针对上诉人胡罡的上诉，上诉人深圳市澳康达名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辩称，1.虽然有部分证人说到奥迪车没有变道，但是首先证人的来源无法确认，没有证据证明上述证人途经现场，亲眼目睹整个事故过程。其次，证人证言均是主观臆断，没有任何科学根据。根据证人冯某的证言，其乘坐的车辆与奥迪车系平行行使，相距一米左右，如此短的距离且碰撞发生在一瞬间，冯某是不可能看到奥迪车的车轮是否有越线是否有变道。另根据邱某的证言，其驾驶的车辆与奥迪车之间还有两部车，如此远的距离更不可能看到奥迪车是否有变道。正常情况下，司机或乘客在行使过程中不可能特别去关注某台车，更不可能对某台车的驾驶情况观察如此细致，这违反常理。此外，奥迪车是从第二车道变更至第一车道的过程中发生碰撞的，奥迪车整车还未完全变道至第一车道，因此容易给旁人产生没有变道的错觉，这也是正常的。另外，根据证据规则，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明力远远高于证人证言，在相互矛盾的情况下理应采信司法鉴定结论，不采信证人证言。因此，一审认定奥迪车存在变道的行为是正确的。2.针对胡罡代理人提到没有任何一位证人证明法拉利车行使在第一车道，我方回应一下，根据赖某的证言，其陈述红色跑车（法拉利）是走在最右边车道，邱某说到红色跑车在滨海大道最南侧的车道，也就是第一车道，证人梁某也提到法拉利在最右边车道，证人曾某也是提到法拉利是在最右边车道。3.虽然有部分证人提到法拉利的车速很快，在每小时100公里以上，但是首先凭肉眼是无法判断车辆的速度，且证人回答的是事故发生前的速度，而不是事故发生时的速度，事故现场路段前是有减速带的，在我方一审提交的事故照片中有显示，证人也都提到路上车多开不快，且当时是晚上9点多，滨海大道还处于交通繁忙的时段，因此法拉利不可能开到100公里的。另外，根据南山交警大队2014年8月7日对陈达志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陈达志只是超速20％以上未达到50％，因此法拉利车辆不存在高速行驶的行为，而只是存在一般的超速行为。4.鉴定机构关于辆车碰撞点的鉴定结论符合逻辑及法律规定，应予以采信，胡罡的上诉理由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不能成立。5.我方一审提交的我方在事后事故路段车辆行驶的视频显示，在事故路段弯道处大部分的车辆存在过弯道时由第二车道变更至第一车道的违法行为，可见从奥迪车从第二车道变更至第一车道这种违法行为在该路段是十分常见的，胡罡关于系法拉利车辆从第一车道变更至第二车道导致事故发生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也与事故路段的一个状况不符。6.深圳市澳康达二手车交易经纪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二手车的公司，以低于市场价格收购车辆是符合惯例的，二手车辆是充分市场化的市场，二手车的价格有下降的也有上涨的，因此应以评估报告中法拉利的市场价认定我方的损失。
针对上诉人胡罡的上诉意见，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表示同意。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决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审核认定及采信交警部门调取的证人证言，存在严重错误。1.交警部门通过技术手段查找到案涉事故发生时在现场的七位证人（农某、赖某、邱某、蔡某、梁某、冯某、曾某），交警部门依法向该七位证人调取了证人证言，该七位证人中没有一人证明胡罡驾驶奥迪车变道，相反，该七位证人中的邱某、冯某、曾某三人明确证明胡罡驾驶奥迪车没有变道。2.上述证人均是交警部门通过技术手段查找获得，其中，证人邱某在事发时有拨打电话报警，交警部门可能是通过报警电话记录查找到，冯某和曾某可能是被交警部门通过路段上的信息查找到，这些证人并非由胡罡或深圳市澳康达二手车交易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康达公司”）提供给交警部门，胡罡和澳康达公司与这些证人没有利益关系、也没有接触，因此，这些证人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3.交警部门查找到上述证人后，依法律程序向上述证人调查取证，并且依法制作《询问笔录》，《询问笔录》符合法律规定，具有合法性。4.证人邱某与胡罡驾驶的奥迪车在同一条车道，证人邱某大约在胡罡所驾驶奥迪车车后第三个车的位置，由于证人邱某驾驶的Q7越野车个头高，所以能看到事故发生的过程，证人冯某在右起第三条车道的位置，证人冯某并排在胡罡所驾驶奥迪车的左边，证人曾某行驶在由南向北第二车道，胡罡所驾驶的奥迪车在证人曾某的正前方，由于三位证人均在涉案事故发生时的现场，三位证人均目击了涉案事故的发生过程，三位证人描述事故发生过程的《询问笔录》属于证明涉案事故的直接证据，具有很强的证明力。5.证人邱某、冯某、曾某均确认胡罡驾驶的奥迪车没有变道，三位证人证词关于胡罡驾驶的奥迪车没有变道的内容不但相互吻合、互相印证，并且没有矛盾和疑点，具有真实性。6.一审法院已根据被告的申请向交警部门调取到上述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中规定“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9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但是，对于以上能直接证明争议事实的重要证据，一审法院不但没有阐明不予采纳的理由，甚至对于上述证据的存在和内容均只字不提，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并没有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规定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并公开判断的理由。二、一审法院采信京龙（鉴）字201402001CY-2《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2号《鉴定意见书》”），存在重大错误。1.案涉事故四份鉴定意见的主要内容：北京龙晟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3月8日对案涉事故一共作出三份鉴定意见书，内容具体如下：(1)京龙（鉴）字201402001CY-1《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1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是：事故现场轮胎痕迹符合本次事故中奥迪牌小型轿车右后轮所形成的痕迹特征。(2)京龙（鉴）字201402001CY-2《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2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是：本次事故的接触点位于南侧第一车道与第二车道分道线的南侧88cm、距现场中弯道拐点581cm处。(3)京龙（鉴）字201402001CY-3《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3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是：奥迪车碰撞时的行驶速度约为每小时53.12公里，法拉利车碰撞时的最小行驶速度为每小时101.06公里。因胡罡对北京龙晟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交警部门于2014年3月18日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现场某疑似轮胎痕迹是否属于本次事故中形成、两车的接触位置、法拉利车事发时的最小行驶速度和奥迪车事故发的行驶速度”进行重新鉴定，为此，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4月15日作出司鉴中心【2014】交鉴字42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简称“423号《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是：法拉利车左前部与奥迪车后右部发生过碰撞可以成立，事故现场图像中第五车道内的疑似轮胎痕迹存在奥迪车右后轮胎所产生的可能性，法拉利车事故发生肘的带度应大于每小时53公里，奥迪车碰撞时的速度约为每小时53公里。2.在本案中，上诉人对于1号《鉴定意见书》具有足以反驳的证据和理由，主要理由如下：(1)《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证明交警部门并没有在事故现场提取到痕迹，并且，没有鉴定意见认定《事故现场照片》中的轮胎痕迹是案涉车辆产生，因此，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事故现场照片》中的轮胎痕迹是案涉车辆产生。(2)《CAD现场比例图》是在两车接触位置尚不明确的情况下，由鉴定人员凭主观意见先入为主绘制，并无充分的事实依据，因此，不具有真实性、准确性。(3)法拉利车以每小时100公里以上的速度自西往东行驶，在左起第四车道的右拐弯道附近与奥迪车碰撞后，出于碰撞奥迪车后形成的巨大反作用力，再加上陈达志在碰撞到奥迪后往右打方向盘（详见邱某的《询问笔录》），法拉利车在碰撞后亦可能会改变运动方向在第五车道形成疑似轮胎痕迹。1号《鉴定意见书》以轮胎痕迹与法拉利车碰撞后的运动方向不一致为由排除轮胎痕迹可能系法拉利车形成的依据不足。(4)奥迪车碰撞后停止在距离疑似轮胎痕迹五米左右远的位置，假如疑似轮胎痕迹是奥迪车造成的，那么这五米左右远的位置中间应当持续形成与疑似轮胎痕迹相同的痕迹，但是，事故现场中却没有，这说明奥迪车右后轮不具备形成上述摩擦痕迹的条件。(5)奥迪车的驾驶员胡罡并没有陈述碰撞后向北改变行驶方向，奥迪车的驾驶员胡罡陈述奥迪车在事故发生后一直就在原来行驶的车道内（详见胡罡2013年12月27日《询问笔录》第2页倒数第8行起），证人邱某、冯某、曾某在交警部门作出的证词证明奥迪车没有变道、一直在左起第四车道行驶。因此，1号《鉴定意见书》认定奥迪车碰撞后向北改变了行驶方向，其运动状态的突然改变即为奥迪车右后轮受外力作用所致，并会在路面遗留摩擦痕迹存在错误。(6)胡罡在收到该1号《鉴定意见书》后有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其他鉴定机构根据交警部门委托之后又作出423号《鉴定意见书》，423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事故现场图像中第五车道内的疑似轮胎痕迹存在由粤Ｂ×××××奥迪牌小型轿车右后轮胎所产生的可能性，该鉴定意见表明疑似轮胎痕迹并非一定是奥迪车右后轮胎所产生的，423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己推翻1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3.在本案中，上诉人对于2号《鉴定意见书》具有足以反驳的证据和理由，主要如下：(1)“1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是作出“2号《鉴定意见书》”的前提和依据，即，正是1号《鉴定意见书》认定事故现场中的轮胎痕迹符合本次事故中奥迪牌小型轿车右后轮所形成的痕迹特征，2号《鉴定意见书》才认定本次事故的接触点位于南侧第一车道与第二车道分道线的南侧88cm、距现场中弯道拐点581cm处，如上所述，1号《鉴定意见书》关于现场轮胎痕迹是奥迪车右后轮形成的鉴定意见并非是真实、准确的，因此，2号《鉴定意见书》依据l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也并非是真实、准确的。(2)2号《鉴定意见书》中“两车碰撞的过程中，奥迪车的右后轮轮辋破损、连接机构断裂，导致奥迪车的右后轮转动相对减速、扭曲，在地面上产生轮胎摩擦痕迹。由此可以确定两车接触的瞬间是在此痕迹形成之前。”的阐述有重大疑点并且不明确。第一，如果奥迪车碰撞后会在地面上产生轮胎摩擦痕迹，由于奥迪车碰撞后停止在距离疑似轮胎痕迹五米左右远的位置，那么，在疑似轮胎痕迹与奥迪车停止的位置之间（大约有5米左右的长度）应当会持续形成与疑似轮胎痕迹相同的痕迹，但是，事故现场中却没有，这说明现场的疑似轮胎痕迹并非是奥迪车造成。第二，“两车接触的瞬间是在此痕迹形成之前”的分析意见不明确，未能确定是在痕迹形成之前多长距离碰撞接触，因为，如果两车接触的瞬间是在此痕迹形成之前的较长距离，那么接触点就会在南起第二或第三条车道。(3)2号《鉴定意见书》中“由于事故的接触点是事故发生时两车的接触部位碰撞的瞬间垂直于地面的点，那么接触点应在地面上轮胎痕迹的起点向西加上奥迪车的后悬长度，即距离南侧第一车道与第二车道分道线南侧88cm，距C点581cm。”的阐述有错误。假如疑似轮胎痕迹是奥迪车右后轮形成的，该项分析中以轮胎痕迹的起点向西加上奥迪车的后悬长度的方法来确定事故接触点的方法不科学，因为，奥迪车的右后轮并不一定会在被碰撞的第一时间在路面上摩擦留下痕迹，法拉利车的底盘低，当法拉利车沿奥迪车的右后向左前方向碰撞时，奥迪车右后部的作用力方向应当是先向上抬，然后往下沉，在右后部上抬的过程中，右后轮胎不会与路面摩擦形成痕迹。(4)胡罡在收到2号《鉴定意见书》后有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已在其后根据交警部门委托作出423号《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在423号《鉴定意见书》中无法根据现在条件对涉案两车的碰撞点作出鉴定结论。(5)2号《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不符合证人邱某、冯某、曾某在交警部门作出的奥迪车没有变道、一直在左起第四车道行驶的证词。4.上诉人对于423号《鉴定意见书》具有足以反驳的证据和理由，主要如下：(1)423号《鉴定意见书》对事故现场图像中第五车道内的疑似轮胎痕迹是不是奥迪车右后轮所产生的鉴定结论是不确定的，只是具有可能性，因此，不能排除轮胎痕迹并非是奥迪车右后轮所产生。(2)423号《鉴定意见书》中“事故现场图像中第五车道内的疑似轮胎痕迹，从形成机理角度分析，该痕迹不符合车辆制动状态下产生的轮胎痕迹，但符合车轮在行驶过程中因故偏转、卡滞、侧滑、失压而产生，存在由本起事故两车碰撞造成的受损车轮形成的可能性。”的阐述有错误。该分析的依据不充分，没有客观依据和实验结果，仅仅是鉴定人员个人的主观意见，因此，不能排除该疑似轮胎痕迹是其他车辆形成的，事实上，有其他车辆深夜在涉案路段飙车，再加上涉案路段是弯道，因此，不能排除疑似痕迹是其他车辆在其他时间形成的。(3)423号《鉴定意见书》中“虽然第五车道内的疑似轮胎痕迹缺乏与造痕轮胎的','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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