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苏02行终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家庆，男，1947年5月9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市华士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江阴市华士镇新生路8号。
法定代表人陈剑雄，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徐少宗，江阴市华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何家庆因与被上诉人江阴市华士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华士镇政府)确认拆迁违法及行政赔偿上诉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6）苏0281行初2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如下，1990年11月27日，何家庆（乙方）与江阴市陆桥乡人民政府（甲方）签订《拆迁协议》，明确因集镇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座落于陆西街道南侧平房4间、小屋1间（合计面积165㎡），约定乙方在协议签字之日起10天内完成房屋及前后树木的拆迁清理，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给付拆迁费、树木清除费6810元。同年12月5日，何家庆从江阴市陆桥乡土地管理所领取“个人建造住宅用地许可证”，许可证载明“经陆桥乡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何家庆使用土地108㎡建造住宅（其中老宅基108㎡）”。
1991年6月13日，徐林生向孙惠清（系何家庆母亲）汇款12800元，汇款用途注明“卖房屋款”。
1991年6月30日，陆桥镇党委回信合肥七中党支部通报何家庆4间平房拆迁事宜，信函载明：何家庆于1990年12月上旬回陆桥经协商签具了拆迁协议。何家庆不按协议办事，于1991年1月称无能力建房并撕毁了协议，提出对四间平房的处理委托陆西村委和镇村镇办公室予以出卖，价格要24000元，多次去信协商于今年4月份表态为18000元（每间4500元）。何写了卖房委托书给姐姐代办处理，经我们几个月来多方协调，4间平房现已全部卖掉，已将其中12800元交付何家庆，剩下的5200元待4间平房全部拆除后再予付清。
1993年10月13日，因何家庆向有关部门提交《关于强占我私有房产的申诉》，江阴市归侨侨眷联合会向江苏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报送了《关于何家庆信访要求解决私房买卖协议书未结情况的调查报告》，载明：因陆桥镇集镇建设规划，对何家庆座落在镇西街的四间平房动员其拆迁。经协商于1990年11月27日签具了拆迁协议，并发给了“建房许可证”。由于何家庆无经济能力建房，提出对4间平房以24000元出卖处理，经多次信函协商同意以18000元价格出卖，并由陆西村和村镇办公室予以协办。经协调于1991年5月3日、6月12日分别与龚春、宋鸿章、费庆仁达成买卖协议（价格4500元/间），先付12800元（3200元/间），待房屋拆除之时再付5200元（1300元/间）。12800元于1991年6月13日通过邮政汇至合肥市工商支行南门口储蓄所孙惠清收讫。何家庆多次信访反映还有卖房款余额5200元未付清要求解决，因买主尚未使用也未拆除，镇领导表示待房屋拆除时，余额5200元一定付清。
1993年11月30日，合肥七中党支部回信江阴市归侨侨眷联合会（以下简称江阴市侨联）、陆桥镇党委，信函载明：1991年6月30日，您镇党委写信到我校党组织，主要内容是要求我校协助做好何家庆同志卖房一事。我们积极配合你们找了何家庆同志谈话，当时他的态度非常好，表示按照陆桥镇党委所述的规定办，并同意剩下的5200元待四间平房全部拆除后再予付清。但时隔三年多的时间，何家庆多次找学校党组织反映剩下的5200元至今没有兑现。据悉4间平房已拆除2间，余下2间买主打算长期不拆除。写信与你们联系，目的是按照双方党组织谈的情况办事。
此后，何家庆认为其房屋产权受到侵害多次向有关部门信访，并于2016年3月22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01年6月，因江阴市乡镇区划调整，陆桥镇被撤销，其原辖区域并入华士镇。
原审法院在审理期间，曾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华士镇政府表示愿意支付补助款及经济补偿合计5万元，而何家庆则坚持要求安置165㎡的房屋及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因而双方未能达成和解。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事实根据”包括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的必要证据。本案中，原审原被告一致确认何家庆与陆桥乡政府于1990年11月27日签订的拆迁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江阴市侨联向江苏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报送的调查报告、陆桥镇党委与合肥七中党支部信函往来等书证反映，何家庆的4间平房系在陆西村委、陆桥村镇办工作人员协助下出卖给了第三方，何家庆也收取了第三方支付的房款，事后何家庆与陆桥乡（镇）政府的争议主要在于政府承诺补助款5200元的履行问题，但陆桥乡（镇）政府承诺在4间房屋全部拆除后支付补助款及政府工作人员联系介绍购房者等行为，并不表明其直接拆除了何家庆的房屋，何家庆并未提供华士镇政府或原陆桥乡（镇）政府直接针对其房屋实施拆除行为的事实根据。因此，何家庆起诉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应裁定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审原告何家庆的起诉。
上诉人何家庆上诉称，其是原陆桥镇陆西村人，经批准建造了165㎡的四间房屋。1990年10月，陆西村村主任费明光写信联系房屋拆迁事宜，后其与镇土管所所长王长兴签订了拆迁协议，但协议未实际履行。此后费明光等人暗中帮助龚春、宋洪章代其签名，签订虚假的“房屋买卖协议”。不久，陆西村又派徐林生将其在陆桥的家具运到合肥，并以徐林生个人名义汇12800元房款到其母亲的工资账户，又冒出一个费庆仁，叫人代其签名，签订假协议。其母亲经其说服，将该款退还给了徐林生。2015年3月，其写信要求办理房产登记手续，陆西村得知这个消息后，三家抢房户立即将其165㎡的四间瓦房全部拆除。原审裁定有失公平公正。陆桥镇政府强拆其房子的事实根据如下：一是陆桥镇政府不应该以“乡镇建设、政府拆迁”名义将其骗回家，其房产不在拆迁范围内，却以“拆迁”的名义与其签订协议，又拒不履行协议，绕弯子强行低价收购其房子；二是陆桥镇政府官员王长兴不应该将卖房款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转交徐林生转帐；三、乡干部和徐林生冒其名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只是陆桥镇政府的一厢情愿，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请求：1、请求确认拆迁违法，要求安置补偿同等面积165㎡的房产，赔偿家具损失费和精神损失费伍万元。2、增列徐林生、宋洪章、龚勤福、费庆仁为被告，因为他们是陆桥乡政府错误行为的帮凶和房产的受益者。3、要求华士镇政府责令宋洪章、龚勤福、费庆仁三家原地退赔165㎡的房产。
被上诉人华士镇政府辩称，一、何家庆的房屋并非是其拆除，而是出卖给了第三人，经过原审审理查明，其与何家庆之间签订的拆迁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经其工作人员和陆西村委工作人员的撮合，何家庆的房屋卖给了三个自然人，三个自然人均承认购得被答辩人的房屋，并在1994年、1995年拆除，并自行建造了自己的房屋，购得房屋后即向何家庆支付了房款12800元，上诉事实已经有足够证据加以证明。二、其与何家庆之间的经济往来不属于行政案件审理范畴，何家庆房屋出卖时存在5200元的差价，即何家庆要求4间房屋每间4500元，合计价格18000元，但当时购房户只同意每间3200元，计12800元，相差5200元，按江阴市侨联的调查报告以及合肥第七中学党总支与陆桥乡党委信函之间的内容可以证明当时陆桥乡同意在何家庆的老房被拆除后补偿何家庆5200元，由于人事调动和其他原因该款并未能及时支付，直至现在因为当初的经办人均已过世，对这5200元到底是否支付的情况已经无法查明，但因确实没有已经支付的相关证明，故其认为该款从证据角度讲尚未支付。3、在原审时其曾提出调解方案，愿意补偿何家庆50000元，但何家庆未能同意。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
经审查，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经过庭审质证。本院据此确认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无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本案中，虽然何家庆与陆桥乡政府于1990年11月27日签订了拆迁协议，但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而且签订该协议的行为亦应属于民事行为而非行政行为。此后发生的“房屋买卖协议”及相关款项往来等事项也均属于民事行为。何家庆在上诉状中自己亦陈述系“三家抢房户”将其165㎡的四间瓦房全部拆除。因此，目前的证据材料并不足以证明华士镇政府实施了拆迁何家庆房屋的行政行为。故原审裁定据此驳回何家庆的起诉并无不妥。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学雁
审 判 员 马 云
代理审判员 卢文兵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黄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