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民终37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朝辉，男，196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吐芳，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敏，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卫国，男，1973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明，北京中银（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亚美，女，1973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明，北京中银（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郭铁军，男，1957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
上诉人孙朝辉与上诉人何卫国、刘亚美，原审第三人郭铁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6日作出（2014）雨民初字第02844号民事判决书，孙朝辉与何卫国、刘亚美均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8月12日，本院作出（2015）长中民二终字第02510号民事裁定书，以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7日作出（2015）雨民重字第05110号民事判决书，孙朝辉与何卫国、刘亚美均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朝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吐芳、孙敏，上诉人何卫国及何卫国、刘亚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郭铁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朝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5）雨民重字第05110号民事判决书，支持孙朝辉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何卫国、刘亚美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依法判令何卫国、刘亚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重审判决忽视孙朝辉提交的多份证据，以第三人转款的方式不符合日常借款惯例且无其他证据证明为由不采信该笔借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孙朝辉在一审法院重审中提交了《协议书》、《借款补充协议书》等相关证据，证明第三人郭铁军向何卫国转账的100万元系孙朝辉对何卫国的借款；而何卫国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笔款项不属于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是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及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再结合《民事诉讼法》中优势证据的原则，在孙朝辉提供优势证据，何卫国、刘亚美仅有本人陈述的情况下，法院应当认定该笔款项属于借款。综上，法院应认定该笔款项为孙朝辉出借给何卫国、刘亚美的借款；2、一审法院重审判决认定《协议书》、《借款补充协议书》无效，其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孙朝辉基于对何卫国出具给案外人银某《授权委托书》的合理信任，并且何卫国在撤销授权时并未及时通知孙朝辉，也导致孙朝辉无法知晓该授权的撤销。依据民法中表见代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应认定《协议书》、《补充借款协议》合法有效。何卫国向案外人银某出具了正式的书面委托书，并且在委托书中注明了“委托人何卫国个人授权被委托人银某全权处理委托人与孙朝辉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宜”。何卫国在庭审中也予以承认该份授权委托。针对何卫国所说的撤销委托事项，何卫国曾当庭陈述对解除银某的委托，未采用书面形式（一审第一次开庭第十一页法庭发问阶段），也未告知孙朝辉（一审第一次开庭发问阶段），更未收回委托书。对于一审法院重审判决中认定案外人银某恶意侵害何卫国的利益，证据不足。案外人银某于2014年3月22日接受何卫国的委托，于2014年5月13日、5月16日代表何卫国与孙朝辉签订《协议书》、《借款补充协议书》。而案外人银某与何卫国的短信均发于协议书签订之后（分别于5月17至5月29日），并且法院所认为的具有威胁性的内容是案外人银某与何卫国的委托纠纷，与本案孙朝辉无关。法院不能以事后的案外人与何卫国的言语冲突就倒推案外人在之前与孙朝辉签订协议书时就具有恶意。请求二审法院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相关事实、正确适用相关法律。支持孙朝辉的全部诉讼请求。
何卫国、刘亚美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何卫国、刘亚美上诉请求：撤销原重审判决，驳回孙朝辉本诉的诉讼请求，支持何卫国、刘亚美的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书中查明的部分案件事实与实际不相符合，事实依据错误或片面，有以下错误之处：（1）借款70万元的借条出具时间与借款实际支付时间不是同一天。依据孙朝辉提供的这70万元银行凭据来看，2008年10月30日26万元、2008年11月1日3万元、2008年12月8日6万元、2008年12月20日29万元，共计64万元。而两张共计70万元的借条时间为2009年3月30日，显然借款实际发生时间与借条出具的时间不是同一天，原审判决对此事实查明错误；（2）原审判决查明何卫国确认从2008年10月起至2010年5月欠孙朝辉共计280万元，这是严重与基本事实不相符的查明和表述，原审判决对此事实查明错误。因为2014年5月13日的《协议书》是银某在其授权委托已被取消后与孙朝辉恶意串通私下签署的，何卫国、刘亚美并不知情此事，更不存在何卫国、刘亚美确认从2008年10月起至2010年5月欠孙朝辉共计280万的事实。这一点可从银某、付某、杨某等证人证言及原审开庭记录等证据可证实；（3）2014年5月16日《借款补充协议》载明的附件中2010年孙朝辉支付何卫国200万元的付款凭据，与事实根本不符合，原审判决查明错误；（4）第三人郭铁军在法庭询问所陈述的事实与实际不相符合，且陈述本身亦自相矛盾，不合逻辑和常理，证词缺乏必要的真实性和可信度；（5）孙朝辉与银某恶意串通的事实，原审判决未予以认定。因为根据本案银某发给何卫国的短信记录、孙朝辉雇佣杨某的证词、孙朝辉恶意诉讼的企图等证据材料可知，孙朝辉是因其对株洲千姿置业有限公司巨额债权无法实现而意图将自己损失转嫁给何卫国、刘亚美承担，故而在四年后采用一系列恐吓、威胁等非法手段强迫何卫国、刘亚美委派人去商谈，后采用以50万元巨额回报作为交换来买通原本已无委托代理权限的银某，双方恶意串通签署一系列虚假协议来侵害何卫国、刘亚美合法权益，两人恶意串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原审判决并未对此认定。
2、原审判决认定孙朝辉于2011年2月11日支付至何卫国账户的100万元和5月10日的10万元推定为借款的认定错误，缺乏借款的基础事实和证据，也不符合日常的借款逻辑和习惯，这笔资金往来属于郭铁军、株洲千姿置业有限公司的两位债权人孙朝辉、何卫国之间对其共同债务人归还款项的往来，不属于两人之间的借款往来。何卫国与孙朝辉两人同时是郭铁军的债权人，且孙朝辉最开始是委托何卫国放债给郭铁军，两人是合伙放债的共同利益人。郭铁军支付300万元至孙朝辉账户的钱也是何卫国、孙朝辉两人共同追债的结果，这笔款项应由两人自行分配，两人都具有利益，且其中的200万元应属于何卫国。对此，伍连生的证词及2014年8月郭铁军、伍连生、何卫国的谈话录音可佐证。
3、何卫国的反诉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不予以支持系错误判决，应依法予以支持其的反诉请求。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及原审庭审来看，何卫国、刘亚美的反诉请求是有充分证据和事实依据的，因为孙朝辉的300万元是来源于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债务人郭铁军，而郭铁军在与何卫国、刘亚美的多次谈话中都认可其中的200万元是支付给何卫国的，是被孙朝辉代领了。这一系列证据都表明何卫国、刘亚美的反诉请求是有事实依据的，且各种证据都是已形成了相互锁链，具有连贯性和真实可信性。原审判决错误，应予以撤销，依法支持何卫国、刘亚美的反诉请求。
孙朝辉辩称，我方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
孙朝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卫国、刘亚美偿还孙朝辉借款280万元；2、何卫国、刘亚美支付借款期间2010年2月10日至2014年6月10日的利息2903013元，以后的利息按月利息2%计算至实际全部还清之日止；3、何卫国、刘亚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何卫国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孙朝辉立即偿还何卫国、刘亚美240万元；2、孙朝辉从2014年9月27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何卫国、刘亚美利息；3、孙朝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30日，何卫国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孙朝辉借款70万元，同日，何卫国向孙朝辉出具了借条两张，内容分别为“今借到孙朝辉人民币30万元整”、“今借到孙朝辉人民币40万元整”。孙朝辉在诉讼过程中陈述第一笔30万元的借款包含了1万元的利息。
2010年2月，第三人郭铁军向孙朝辉转账300万元。2010年2月11日，孙朝辉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分两笔向何卫国共计转账100万元。2010年2月11日至2010年2月13日，从第三人账户取款或由何卫国代为取款共6次计99万元。孙朝辉提出300万元与本案无关，2010年2月11日的100万元系孙朝辉向何卫国提供的借款，第三人账户的取款100万元系第三人代付孙朝辉向何卫国提供的借款；何卫国提出第三人向孙朝辉转账300万元，其中200万元系第三人支付给何卫国，由孙朝辉代领，孙朝辉于2010年2月11日将其中100万元归还何卫国，第三人账户取款共计100万元系第三人归还何卫国的款项。
2010年5月10日，孙朝辉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何卫国10万元。孙朝辉提出该笔款项系何卫国向其借款，何卫国提出异议认为该笔款项为孙朝辉归还给何卫国的借款。
2014年3月22日，何卫国委托银某处理何卫国与孙朝辉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宜并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何卫国个人授权被委托人银某全权处理委托人与孙朝辉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宜。被委托人在处理该债权债务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能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不牵扯与本委托之外的任何事情。否则，由被委托人承担一切后果，委托人概不负责。”
2014年5月13日，银某与孙朝辉签订《协议书》，何卫国确认从2008年10月起至2010年5月欠孙朝辉共计280万元，利率从2010年2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双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签订补充借款协议。
2014年5月16日，银某以何卫国的名义（乙方）与孙朝辉（甲方）签订了《借款补充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1、甲方出借给乙方的借款本金最终确认为280万元（对借款构成进行了确认）；2、双方一致同意按上述借款本金，乙方自2010年2月10日起按月利率2%向甲方支付利息，利息计算至乙方向甲方还清全部借款本金止；3、乙方承诺并保证在本协议签字生效后的六个月内向甲方偿还全部借款本金280万元及利息，其中，自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前五个月每月向甲方还款50万元，余款在最后一个月一次还清，除第一期的还款由乙方在本协议签字后的10日内支付外，其他每期还款日期为每月的15号前；4、乙方同意继续为千姿公司的210万元借款提供不可撤销连带保证，直至甲方全部收回借款本金及利息时止；5、该协议还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该协议载明附件有2009年9月30日出具的两张借条、2010年孙朝辉支付何卫国的200万元的付款凭证、何卫国提供担保的孙朝辉在千姿公司的享有债权的借条及何卫国对银某授权的《委托书》。
2014年10月17日，第三人来庭接受法庭询问，第三人陈述称，2009年11月1日的210万元是孙朝辉借给第三人的，当时何卫国进行了担保。2010年2月9日支付给孙朝辉的300万元是处置了当时抵押给孙朝辉的房产后获得的，该笔钱是给孙朝辉的，第三人未表示应将200万元给何卫国。
另查明：1、银某接受何卫国委托后，在与孙朝辉签订《借款补充协议》之前与何卫国发生矛盾，并威胁、恐吓何卫国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礼”，即《借款补充协议》。何卫国与银某发生矛盾后，告知银某不再委托其处理何卫国与孙朝辉之间的债权债务；2、何卫国在原一审庭审中陈述其无必要将解除委托事宜告诉孙朝辉，在本次庭审中改口称已于2014年5月1日电话告知孙朝辉解除委托事宜；3、孙朝辉和何卫国均是第三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千姿公司债权人；4、何卫国陈述其反诉请求构成为孙朝辉受让何卫国在千姿公司210元债权，扣除孙朝辉支付给何卫国的70万元，尚余140万元，另孙朝辉代领何卫国在第三人处的200万元，仅归还100万元，故共计240万元；5、何卫国与刘亚美系夫妻关系，诉争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审理的焦点：1、孙朝辉、何卫国之间债权债务情况；2、2014年5月13日及2014年5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能否采信。
（一）关于孙朝辉、何卫国之间债权债务情况：1、孙朝辉诉请280万元，第一笔为2009年3月30日的借款70万元，对此孙朝辉提供借条，且何卫国未予否认，孙朝辉陈述此借款预扣1万元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利息不得预扣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2009年3月30日的借款为69万元；第二笔为2010年5月10日的10万元，孙朝辉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于当日向何卫国支付了10万元，何卫国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10万元是双方其他业务往来，故一审法院推定该10万元属于借款；第三笔为2010年2月孙朝辉向何卫国转账的100万元，孙朝辉提交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其向何卫国转账100万元为借款，何卫国未予否认收到此款，并辩称该款系第三人还款，但第三人来院陈述明确表示其无归还何卫国款项的意思表示，何卫国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且无法证实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一审法院推定该100万元属于借款；第四笔为孙朝辉主张的于2010年2月通过第三人向何卫国支付的100万元，该100万元系分多次通过第三人账户由第三人取款或何卫国代第三人取款，不符合日常借款惯例且无其他证据证明系孙朝辉向何卫国提供的借款，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款项为借款。
关于何卫国诉请的240万元，因第三人来院陈述2010年2月未归还何卫国200万元，且何卫国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孙朝辉需支付何卫国210万元，故何卫国、刘亚美的反诉请求，因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的采信问题。《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系银某代表何卫国对孙朝辉与何卫国之间债权债务的清理及借款事实的确认，现孙朝辉提交的证据显示孙朝辉与何卫国之间债务构成情况与《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载明的明显不一致，且银某存在侵害何卫国权益的恶意，故对《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确认何卫国向孙朝辉借款1790000元，因此，对孙朝辉要求何卫国偿还其借款本金179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在孙朝辉向何卫国催讨后，何卫国拒不偿还，应当支付利息，孙朝辉没有举证证明其向何卫国催讨的时间，但可以推定孙朝辉在何卫国委托银某之前已向何卫国进行了催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何卫国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孙朝辉支付从2014年3月22日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对孙朝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债务发生在何卫国、刘亚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刘亚美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何卫国、刘亚美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孙朝辉1790000元及利息（以179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3月2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孙朝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何卫国、刘亚美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51721元，反诉受理费13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69721元，孙朝辉负担18657元，何卫国、刘亚美负担51064元。
本院二审期间，何卫国、刘亚美申请了杨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了杨某的调查笔录、《借条》、《进账单》、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株中法执裁字第8号执行裁定书、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2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执复48号执行裁定书。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传唤证人银某出庭作证，证人当庭提供了证人证言。
二审争议的事实，经查明：1、2008年10月30日、2008年11月1日、2008年12月8日、2008年12月20日孙朝辉分别从银行取款64万元借给何卫国。2009年3月30日，何卫国与孙朝辉对上述借款进行了结算，何卫国为此出具两份借条，两份借条分别载明借款金额为30万元及40万元，两份借条中分别包含了孙朝辉扣除的利息；2、2009年9月，郭铁军以其房产抵押向孙朝辉借款。孙朝辉为促使郭铁军还钱，将郭铁军的房产抵押权转让给案外人黄永林，黄永林同意借款500万元给郭铁军与孙朝辉。郭铁军、孙朝辉分别向黄永林出具300万元及200万元的借条。黄永林于2010年2月9日分两笔向郭铁军的银行账户共汇账465万元（黄永林扣除35万元作为利息），作为支付给两人的借款。郭铁军将自己所借300万元汇入孙朝辉银行账户，以偿还孙朝辉借款。孙朝辉收款后于2月11日汇款100万元给何卫国。孙朝辉认为该100万元是借给何卫国的，何卫国认定100万元是郭铁军还给何卫国的钱而被孙朝辉代领的；3、2010年2月10日，孙朝辉委托郭铁军将黄永林汇到其账户的165万元支付给他人，其中，第三人郭铁军按照孙朝辉的委托陆续支付给何卫国99万元。何卫国认可收到郭铁军100万元，但认为是郭铁军的还款。何卫国为说明郭铁军欠款，提供郭铁军出具的《借条》、回款《进账单》、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及系列执行文书，拟证明在2010年2月10日郭铁军对何卫国有欠款，何卫国也有业务回款，不存在向孙朝辉借钱。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株中法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何卫国向郭铁军主张的债权发生在2009年5月19日至2010年5月28日之间，至2010年2月11日，何卫国对郭铁军享有的债权金额为40万元，其中2009年5月19日郭铁军向何卫国借款10万元，2010年2月11日郭铁军向何卫国借款30万元；何卫国在该判决书中向郭铁军主张了上述两笔借款，该判决书支持了何卫国主张的上述两笔借款；4、郭铁军向孙朝辉出具的证明与何卫国、郭铁军及案外人伍连生的谈话录音所记载的内容相互矛盾，为此，法院先后传唤郭铁军到庭陈述了案件事实；5、2014年5月13日，案外人银某与孙朝辉签订《协议书》至5月28日期间，银某与何卫国之间存在电话及短信往来，并未产生矛盾，直至5月29日银某催要完成委托事项的报酬，因未能联系到何卫国，双方开始发生矛盾，何卫国收到银某手机短信，声称要送一份“超级大礼”。孙朝辉起诉后，何卫国申请银某出庭作证，银某在原一审作证称该“超级大礼”指的就是《借款补充协议》。本院二审期间，再次传唤银某出庭作证。银某作证称：我按照何卫国的要求完成委托事项后，何卫国既不接听电话又不支付委托报酬，故意避而不见，故发短信对其恐吓与威胁。手机短信中的“超级大礼”，不是指《借款补充协议》。何卫国承诺在我作证后，还是支付我50万元，作为完成委托事项的报酬，因此我在一审中称“超级大礼”就是指《借款补充协议》。后何卫国仍未将承诺的50万元给我，我所称的超级大礼实际是指欲伺机报复何卫国。对于证人银某的证言，何卫国当庭未予以辩驳；6、《协议书》对孙朝辉与何卫国发生的借款债权及其他债务进行了清理与确认，其中借款债权部分仅确认了借款金额、利息及利息的起算日期，没有约定具体的还款期限及还款方式，双方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再签订《借款补充协议》。在随后的《借款补充协议》中将《协议书》确认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明确了具体的还款日期及还款方式。《协议书》与《借款补充协议》均确认的借款本金为280万元，利息按二分从2010年2月计算。故此《协议书》与《借款补充协议》对本案涉案借款债权的确认一致；7、何卫国提出口头解除了与银某的委托，并申请证人付某出庭作证，银某对此予以否认。另何卫国提出电话告知了孙朝辉已解除与银某的委托事宜，孙朝辉对此也予以否认；8、证人杨某证明孙朝辉与银某恶意串通，并证明孙朝辉许诺给银某50万的好处费，银某与孙朝辉均予以否认。
本案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孙朝辉与何卫国发生债权债务的认定，包括：1、何卫国出具给孙朝辉30万元、40万元的借条；2、孙朝辉支付给何卫国的100万元及10万元；3、第三人郭铁军支付给何卫国的100万元；二、《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中借款债权的效力问题，包括：1、何卫国与银某的委托关系是否解除及是否构成表见代理；2、孙朝辉与银某是否恶意串通，侵害了何卫国的权益。三、何卫国、刘亚美向孙朝辉所主张240万元债权的认定。
一、关于孙朝辉与何卫国发生债权债务的认定
1、何卫国出具给孙朝辉30万元、40万元借条的认定；
2009年3月30日，何卫国向孙朝辉出具的两张借条，是对孙朝辉于2008年10月30日至2008年12月20日汇款的确认，何卫国对借款70万元予以认可，但认为双方互为债权债务关系，应在孙朝辉所欠的210万元债务中抵扣，所以不但不应偿还70万元借款，抵扣后孙朝辉尚欠140万元。但何卫国未提供孙朝辉所欠210万元的证据。孙朝辉在庭审中自认借条中预扣了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故本院根据汇款金额确认2009年3月30日孙朝辉与何卫国确认的两张借条本金为64万元。
2、关于孙朝辉支付给何卫国的100万元及10万元的认定问题。
（1）孙朝辉主张于2010年2月11日向何卫国支付的100万元为借款，说明了该笔款项的来源，提交了相应银行转账凭证。何卫国确认收到该100万元，但否认是向孙朝辉的借款，何卫国认为是孙朝辉代收了郭铁军还给何卫国的200万元，因此，孙朝辉除支付100万元给何卫国外，孙朝辉尚欠100万元未支付。本院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认定，该款系孙朝辉接收郭铁军的还款，郭铁军对于还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孙朝辉与郭铁军之间的债权债务结算并未涉及到何卫国，因此郭铁军支付给孙朝辉的300万元应为孙朝辉个人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何卫国并未提供郭铁军指示孙朝辉代为归还200万借款的证据，也没有提供当时郭铁军与何卫国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故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为孙朝辉代郭铁军的还款，何卫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基于孙朝辉已向何卫国转账1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该100万元为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2）孙朝辉主张2010年5月10日向何卫国转账10万元是借款，并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何卫国确认收到该笔款项，同样否认是借款，只认可是了结双方的往来款项，何卫国依法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虽何卫国辩称该笔款项为还款而非借款，但并未提供与此笔转账相关的证据证明何卫国与孙朝辉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亦未提供双方关于该笔还款的结算凭证或其他能体现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该10万元为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3、关于第三人郭铁军支付给何卫国的100万元的认定。
孙朝辉主张委托第三人郭铁军代付给何卫国的100万元为借款，郭铁军对此予以认可，本院认定双方委托代付关系成立。何卫国主张与郭铁军存在到期债权，称该100万元是第三人郭铁军归还的借款，与孙朝辉无关。本院认为，如果何卫国对郭铁军享有到期债权，何卫国对郭铁军支付的款项进行抵扣，那么郭铁军未按孙朝辉的指示完成代付义务视为委托代付未履行，孙朝辉应按委托关系另行向郭铁军主张权利。但第三人郭铁军否认何卫国对其享有到期债权。就以上事实已在本院查明中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及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何卫国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郭铁军代付100万元时，对郭铁军享有100万元的到期债权并进行了抵扣。孙朝辉委托郭铁军向何卫国支付100万元的事实依据，明显优于何卫国抵扣郭铁军债务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以不符合日常借款惯例且无其他证据证明系孙朝辉向何卫国提供的借款而否认该笔债权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根据现有付款凭证为99万元，故认定实际代付99万元。
二、关于《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中借款债权的效力问题
1、何卫国与银某的委托关系是否解除及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何卫国书面委托银某全权处理与孙朝辉的债权债务，何卫国作为委托人，主张委托关系已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及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因此，何卫国应当提供委托关系解除的证据，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此何卫国申请证人付某出庭作证，证明已口头通知了受托人银某，而银某对此予以否认，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何卫国解除委托的口头通知不能证明已到达银某及银某已知晓口头通知的具体内容。结合何卫国与银某发生委托关系后2014年3月至2014年7月手机短信中，均未提到解除委托关系。故此，本院认定委托关系未能依法解除。一审法院认定何卫国已口头通知解除了委托关系不当。另外，即使解除委托关系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何卫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告知孙朝辉委托关系解除，孙朝辉仍有理由相信银某具有代理权。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本案《协议书》和《借款补充协议》依法成立。
2、孙朝辉与银某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何卫国利益。
关于银某与杨某的证言已在本院查明的事实中予以确认。银某与杨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孙朝辉与银某在签订《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并共同损害了何卫国的利益。何卫国主张银某与孙朝辉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银某在接受何卫国委托后，签订《借款补充协议》前与何卫国发生矛盾，并威胁恐吓何卫国准备了一份“超级大礼”指《借款补充协议》及认定“《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债务构成情况明显不一致、银某存在侵害何卫国权益的恶意，不采信《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属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银某是否侵害了何卫国权益及是否具有主观恶意与银某追索委托报酬等事实认定，双方应按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另行处理，本案不予确认。
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本院认为《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系孙朝辉与何卫国对双方发生的借款债权及其他债权在内的债权债务进行的确认与结算，其中借款的债权与本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另外，《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其他债权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作认定。对于涉案的借款债权，本院依据二审期间查明的事实与证据依法进行重新认定，孙朝辉依法享有的借款债权金额合计为273万元，《协议书》及《借款补充协议》中双方约定的利率为月息2％，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担保债权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作认定。
三、关于何卫国、刘亚美向孙朝辉所主张的240万元债权
何卫国、刘亚美向孙朝辉主张240万元债权，何卫国、刘亚美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何卫国反诉请求，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本院认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当全面履行，债务应当清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5）雨民重字第05110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
二、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5）雨民重字第05110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
三、何卫国、刘亚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孙朝辉借款273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0年2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欠款清偿之日止）。
四、驳回孙朝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51721元，反诉受理费13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受理费64721元，合计134442元，由何卫国、刘亚美共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欧阳宁
审 判 员 唐亚飞
代理审判员 邓 安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吴雅萍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约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
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吴晓阳与申松、曹金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7-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