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终14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伟。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晓红。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明，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骥兴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静，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鸣，山东乾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鹏，山东乾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伟、吴晓红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骥兴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3民初2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伟、吴晓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两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只有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未有诸如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就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有违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两位证人均证明转款50万元系被上诉人委托孙伟在青岛设立一家公司只用。一审法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进而取消被上诉人进一步举证的义务不当。2、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以及对双方证据采信标准方面严重不公。被上诉人仅凭银行转账记录，未提供借据等债权凭证，未能形成完整证据链，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一审免除被上诉人进一步举证义务不当。一审否定了上诉人的证人证言，却采信吴某的证言，对双方证据采信标准不一致。3、一审法院仅看形式材料，未及事实本原，对本案事实作出认定。对于在银行转账凭证上对用途写“借款”，是因为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相关规定，被上诉人的财务人员曾伟华在转账24、26万元时，根据银行方面的要求与通常做法将用途备注事由都写“借款”。经办人员认为收款人系当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晓红的丈夫不是外人，也没料到日后会有诉讼，加之银行工作人员从办事简化角度考虑不太顾及客户实际情况便以通常情况加以要求，造成如今情形。但实际上不是那样。4、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有误。即使如被上诉人所言银行转账是借款且未约定还款时间，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许静自2013年4月26日起担任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至其起诉已有四年多。本案数额巨大，许静上任后不可能不知道，因此，本案已过诉讼时效。5、一审对基本事实判定不当。被上诉人无论在对外业务宣传中还是内部财务记账中，均将青岛骊骏盛公司作为被上诉人在青岛的办事机构。被上诉人当时投资新设青岛骊骏盛公司不是从正常投资行为考虑，主要是迫于吴某及上海瑞纪公司因商标侵权被立案后的不得已之举。6、一审判决书数处表述错误。7、“申请领用单”在性质上属于付款方面的证据，被上诉人始终没有提供证明借贷合意的证据。对于转账凭证上载明的用途“借款”，孙伟在接受款项时无法知晓备注内容。因此，上海骥兴公司提出是民间借贷纠纷，庭审时要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必须同时符合借贷双方需要借贷合意和出借方将款项实际支付给借款人这两方面要件。
被上诉人上海骥兴实业有限公司辩称，第一、上诉人关于“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只有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未有诸如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就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有违事实”的说法错误。被上诉人人不仅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还提供了公司内部的资金领用单来共同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孙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第二、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以及对双方证据采信标准方面严重不公的主张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上诉人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孙伟、吴晓红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孙伟、吴晓红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孙伟、吴晓红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上海骥兴公司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称该转账系其对孙伟在青岛设立公司的投资，并提供了青岛骊骏盛公司设立、运营、注销的所有证据资料，但都不能证实这些证据符合前述第十七条所限定的“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范畴，因为投资不属于该限定范畴之内，并且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也不足以从法律上证实青岛骊骏盛公司与答辩人之间存在投资关系，故被上诉人无需就借贷关系的成立再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一审庭审可知，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仅仅是其一面之词，并无任何其他证据加以佐证；而证人陈某自述其了解关于答辩人向孙伟汇款用途的全部信息均是另一证人张某和被答辩人吴晓红告诉他的。根据证据规则，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和被答辩人的主张，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是典型的孤证，应当不被采信。而证人吴某作为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资金动用、审批有绝对的权利，被上诉人公司内部申请领用单上必须有证人吴某签字才可生效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况且证人吴某所述证人证言有公司内部领用单加以作证，可信度极高，应当被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故一审法院在本案事实认定、举证责任分配、证据采信等方面没有任何错误。第三、一审法院对公司内部申请领用单用途一栏“暂借款”和相应银行转款凭证上用途一栏“借款”的定性准确。上诉人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企图仅以一面之词和两份银行内部实行的管理办法和通知否定答辩人一审中提供的公司申请领用单和银行转账凭证的证据效力。一审期间，上诉人曾申请调查令去相关银行调查取证，在没有得到银行任何书面证明答复的情况下，便以假设事实、反问的方式否定被上诉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这是荒谬的，一审法院当然不予采纳。第四，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按照《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对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条，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而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主张权利而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如果债权人未曾主张权利的就不能开始计算时效。况且本案借款没有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第五、青岛骊骏盛公司从设立、工商登记、公司运营管理到最后清算注销，从始至终作为独立法人与答辩人公司没有任何的法律隶属关系。被答辩人主张青岛骊骏盛公司是答辩人公司在青岛的办事机构，其提供的证据材料只能证明答辩人公司在青岛设有办事处，而企业驻外办事处是只能从事总公司营业范围内的业务联络活动的分支机构，不能从事经营活动。青岛骊骏盛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是依法在工商登记的独立法人，显然不是答辩人在青岛所设的办事处。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所述青岛骊骏盛公司是答辩人公司投资设立的说法是典型的无中生有，没有任何证据能够予以证明。第六、证人陈某的证言所陈述的内容的记载并无错误，其在开庭笔录中均有明确记载且经过陈某本人和双方当庭签字确认。现被答辩人企图修改证人陈某所陈述的证人证言内容，以达到增强该证人证言证明力的目的，望二审法院予以明鉴。由于本案涉及证据过多、一审庭审时间过长，难免在文字记录过程中偶尔出现瑕疵。因上诉状中所指出的一些名称记录瑕疵错误与本案事实认定不产生实际影响，故不再一一赘述。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方便均准确无误，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公证的判决，维护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上海骥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伟、吴晓红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万元。2、判令孙伟、吴晓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孙伟曾于2011年向上海骥兴公司借款人民币50万元，后上海骥兴公司通过中国银行上海市徐泾支行两次共将50万元人民币汇入孙伟名下指定账户。经上海骥兴公司多次催要，吴晓红于2017年1月24日以其名下账户向上海骥兴公司返还人民币20万元，孙伟与吴晓红系夫妻关系。现经上海骥兴公司再次催要，孙伟、吴晓红拒不返还剩余借款人民币30万元。为维护上海骥兴公司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上海骥兴公司之诉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海骥兴公司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中国银行网上银行借记通知书2张；证据二、中国银行收款业务回单1张；证据三、上海骥兴公司公司的申请领用单1张；证据四、孙伟与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吴某的微信对话打印件5页；证据五、证人张某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和参保个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各1页，证人陈某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和参保个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各1页；证据六、青劳人仲（2013）办字第2001号调解书复印件一份、证据七、2015年5月1日陈某向上海骏骥公司出具的辞职书一份；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吴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孙伟、吴晓红抗辩称上海骥兴公司于2011年4月通过银行转账至孙伟的50万元是作为设立青岛骊骏盛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之用，并围绕该抗辩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证人张某的书面证言，2、陈某的书面证言，3、交通银行青岛夏庄路支行账户交易明细两张，4、青岛骊骏盛商贸有限公司验资报告，5、青岛骊骏盛商贸有限公司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和农业银行账户开始通知书，6、公章刻制登记表1页；第二组1、青岛骊骏盛商贸有限公司历年会计报表及财务凭证复印件89页，2、青岛骊骏盛商贸有限公司开支费用的证明性材料复印件15页，3、青岛骊骏盛商贸有限公司注销登记申请材料复印件6页；第三组证据1、聊天记录打印件9页，2、盖有上海骥兴公司公章的收据1页；第四组证据1、证人张某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1页，2、证人陈某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2页；孙伟、吴晓红还提交了结婚证；孙伟、吴晓红证人张某、陈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下列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上海骥兴公司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孙伟、吴晓红提供的第一组中的3、4、5、6，第二组证据中的3，第三组证据、第四组证据及结婚证。
孙伟、吴晓红为证明上海骥兴公司于2011年4月向孙伟汇款人民币50万元是上海骥兴公司委托孙伟在青岛设立公司，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孙伟、吴晓红为证明上海骥兴公司于2011年4月向孙伟汇款人民币50万元是委托孙伟在青岛代为办理公司注册及后期运营之用，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
孙伟、吴晓红证人张某签署保证书后出庭作证时陈述，证人是上海骥兴公司原股东、销售经理，2010年11月至2013年8月在上海骥兴公司就职，每月工资卡上到的工资是证人就职的公司支付的。2010年11月11日开始证人担任上海骥兴公司合伙人，2010年11月11日前证人实际出资入股上海骥兴公司并占有14%的股份。证人2010年11月至2013年8月作为上海骥兴公司的股东，行使过的股东权利是分红。吴晓红是证人的同事兼大股东，证人与孙伟认识，没有同事关系。2011年4月上海骥兴公司向吴晓红家属孙伟账户汇款50万元，吴晓红告知了证人，证人也同意了。这50万元是为在青岛设立青岛骊骏盛公司。青岛骊骏盛公司与上海骥兴公司在法律上没有联系。2017年7月7日署名张某的证人证言是吴晓红通过证人的同事找到证人，证人知道吴晓红的要求后证人经过回忆在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潮富路128号证人的办公室用证人的电脑书写打印出来，其内容是证人真实意思表示。这份证人证言与另一位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一起发顺丰快递给吴晓红。证人看见过另一位证人陈某写的证人证言。陈某在书写证人证言前和证人对证人证言的内容有过沟通交流，有一些具体的细节时间久远，两人互相帮忙回忆一下。2017年7月7日，证人和陈某是在一个公司工作，陈某书写的证人证言用他自己的电脑写的，打印机是证人公司公用的。
孙伟、吴晓红证人陈某签署保证书后出庭作证时陈述：证人原某是上海骥兴公司的员工，吴晓红是证人的领导，孙伟是证人的同事。2011年4月前后证人在上海骥兴公司担任生产主管，有部分销售业务。生产主管是日常所称的厂长。2011年的时候，在公司内部例常的会议上提到过在青岛要开公司，需要50万元的注册资金，决定用该50万元在青岛开一家公司。2011年3月底4月初有这个意向，财务总管兼大股东吴晓红，还有张某告诉自己上海骥兴公司以公司名义向自然人孙伟转款以及转款的用途。2017年7月7日署名陈某的证人证言，内容是证人真实意思表示，签字是证人本人签的，是吴晓红打电话问证人可不可以出庭，证明一下这个事情。这份证人证言是证人拟定，证人打印，是2017年7月7日在上海市潮富路128号。证人现在的公司是上海骥兴公司。
双方对证人张某、陈某的书面证人证言及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如下：
上海骥兴公司认为，两位证人提交了虚假的证言，张某的虚假之处是：1、2010年11月至2013年8月期间，张某并非是上海骥兴公司的职员。2、张某是在2010年8月份作为上海骥兴公司的名义股东代吴某持有14%的股权，其本人从未拥有或行使过上海骥兴公司股东的权利，2013年8月以后，张某根据吴某的指示将其持有的股权转给了许静，所以张某并不是上海骥兴公司实际法律意义上的股东，对上海骥兴公司业务的具体情况他无权知晓，所以2011年4月份张某知晓汇款50万元用于在青岛成立公司，其没有这项职权。张某在证人证言中所叙述的注册青岛公司的过程明显与公司法规定的业务流程以及上海骥兴公司章程规定不符。张某的证人证言与陈某的证人证言通过对比，明显是在提供证人证言前经过了互相沟通，所以出现了完全相同的文字表述，且两份证人证言系同一台打印机，同时形成，两个证人之间对证言明显在提供之前有过串通行为。证人陈某所做的证言也不真实，2010年11月至2015年6月，陈某并不在上海骥兴公司工作，所以上海骥兴公司的日常经营以及重要经营事项的决策，陈某是没有知晓该项汇款业务的权限和实际工作分工。对这两份证人证言综合说明，证人出庭提供证言首先他的身份必须是真实的，如果就其身份向某作出了虚假的证言，那么他所证明的问题就不应当被法庭采信。
孙伟、吴晓红认为，对方对证人张某有两个疑问，其一对方认为张某从未行使权利，也非法律意义上的股东，从上海骥兴公司所属的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青浦分局调阅的全套工商内部档案资料，该套资料可以查明上海骥兴公司自成立至后续工商变更的全部材料及其过程，该材料恰恰显示上海骥兴公司2010年成立之初的股东为吴晓红及张某，并且在其后的2013年上海骥兴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时也有张某的签字，因此在2013年股东变更之前，他是毫无疑问的法律意义的股东，且通过上述提及的公司设立及股权转让，均由张某通过签署相应的法律文书行使了其作为股东相应的权利。至于上海骥兴公司方所说的张某在业务上没有实际权利，在其证人证言上提及的也非上海骥兴公司的职员，根据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海骥兴公司方应对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从刚才的质证来看，上海骥兴公司方只是提出了反对意见，没有提供任何支持其主张的相应证据，因此其上述质证意见是不成立的。另外公司股东是否以及如何行使权利，是公司内部意思自治的范畴，与有无实际控制人、是否按照公司法流程、是否与公司章程符合，与本案讨论问题没有任何关联。对方质疑的第二点，认为张某与陈某的证言对比有相似之处，孙伟、吴晓红需要说明，一份完整的证人证言既包括先前提交的书面形式，也包括两位证人在现场所做的相关证明，至于书面形式有相似之处，以及上海骥兴公司认为的出自同一电脑同一打印机，这与本案证人证言的效力没有任何关联，何况两位证人现在同一单位就职，在其成为本案的证人之前，退一步而言，即便有所交流沟通也在情理之中，根本不是上海骥兴公司所称的证人之间相互串通。从刚才两位证人现场出庭情况看，其回答内容相互之间形式上是不同的。对证人陈某的证言，上海骥兴公司认为陈某在其证人证言中所说的不在上海骥兴公司工作，但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明，仅仅提出反对意见，不具有证明力。上海骥兴公司提及陈某对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无权知晓，以及实际分工不符的问题，实际也属于公司内部经营决策范畴，上海骥兴公司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其有无权限，是否相符。综合起来，上海骥兴公司认为证人出庭提供证言前提是身份必须合适，否则法庭对证据不采信。但实际上从双方举证来看，孙伟、吴晓红对证人的身份进行了说明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但上海骥兴公司只是质疑，没有相应的证据。所以，恰恰相反，请法庭对上述两份证人证言予以采信，驳回上海骥兴公司的前述质证意见。
上海骥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并持该调查令调取了证人张某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和参保个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陈某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和参保个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作为证据5。证人张某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载明，证人张某自2005年3月30日至2013年8月13日系上海骏骥公司的全日制员工；证人张某的参保个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证明，证人张某2010年11月至2013年7月由上海骏骥公司为其参加社会保险。证人陈某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证明，证人陈某自2004年8月至2015年6月30日系上海骏骥公司的全日制员工；证人陈某的参保个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证明，证人陈某2010年11月至2015年6月由上海骏骥公司为其参加社会保险。上海骥兴公司以此证据证明证人张某、陈某在本案出庭作证时编造了自己的工作经历，通过编造的工作经历来提供不真实的证言，两名证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出庭时签署的保证书，其证言不应当被法庭采信。
孙伟、吴晓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该证据证明的事实及其作为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并向某补充提交证人张某、陈某提供的《上海市地方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作为第四组证据，证明张某自2011年2月至2012年12月以上海骥兴公司作为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缴纳个人所得税，证明陈某自2011年1月至2015年5月其分别通过上海骏骥公司、上海骥兴公司、上海瑞纪公司且以上述三家公司名义交替作为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与上海骥兴公司晚于上海骏骥公司成立，以及上海骥兴公司与上海骏骥公司、上海瑞纪公司存在相同办公场所、同一班人马共同参与三家公司业务的事实相吻合。该事实与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吴某出庭作证时向某陈述的情形一致。事实上，上述三家公司一段时间内存在人员劳动关系、个人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个人收入所得税缴纳混同的情况。上海骥兴公司2011年4月成立不久（2010年11月成立），加之人员有限，管理不够规范，在实际经营中，没有做到每一个员工固定地与上述三家公司中某一家建立劳动关系；《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也即张某、陈某在2011年4月前后参与上海骥兴公司经营管理或具体业务，知道上海骥兴公司向孙伟转账人民币50万元且用于在青岛注册成立公司事宜，其有权利也有义务就其所知道的事实向某作证，不存在上海骥兴公司所称的“出庭作证时编造了自己的工作经历，通过编造的工作经历来提供虚假证言”，两位证人没有违反出庭作证时签署的保证书，其证言应当被采信。
上海骥兴公司为证明1、2011年4月18日上海骥兴公司汇给孙伟的50万元用途是借款；2、证明张某、陈某在2011年4月份前后不是上海骥兴公司的员工，也不知晓2011年4月18日汇款给孙伟的金额及用途；3、2012年前后吴某本人并没有在青岛出借给吴晓红现金20万元，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
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吴某签署保证书后出庭作证，在对上海骥兴公司的提问时陈述：证人是上海骥兴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老板，吴晓红是证人的堂姐，孙伟是证人的堂姐夫。张某、陈某在2011年4月份前后不是上海骥兴公司的员工，他们是上海骏骥公司的职工。申请领用单（上海骥兴公司提交的证据二）上的签名是证人签的，中国银行网上银行借记通知书两份（上海骥兴公司提交的证据一）是真实的。2011年4月18日前几天，吴晓红找证人谈，她丈夫孙伟想在青岛成立公司，代理上海骥兴公司的一些产品，也可以照顾山东市场的一些售后服务，这样就可以帮上海骥兴公司扩展业务，另一方面帮孙伟自主创业，当时证人感觉这个想法不错，就同意了，然后吴晓红也承诺这50万孙伟验资完了后会还到上海骥兴公司的账上。4月18日那天，证人就在资金申请领用单上签字批准了这笔借款，吴晓红和曾伟华也在上面签了字，这笔款在4月18日汇了出去给孙伟。这笔款的汇出只有证人跟吴晓红知道真正的原因，其他人按照证人的指示操作，不知道原因，因为这是属于证人和吴晓红家里的事情，加上证人又是上海骥兴公司的老板，证人没有必要和任何人解释这笔资金的用途。汇了款之后，证人问了吴晓红几次，这笔款回来了没有，到2012年2份吴晓红和证人说其中的30万已经回到了公司的账上，因为吴晓红是上海骥兴公司的财务，所以证人也没有多想，加上她是亲戚，证人也没有怀疑，她说了，证人就认为这笔款已经到了公司的账上了，至于余下的20万，吴晓红说要迟一点才能归还到公司的账上。到了2012年的6、7月份，吴晓红和证人说她儿子要结婚，需要买婚房，先借20万给他买婚房用，所以这20万先不还到上海骥兴公司的账上，证人知道这个事情后也同意了，这20万元吴晓红或孙伟没有归还给上海骥兴公司。孙伟在青岛设立的公司与上海骥兴公司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证人对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经营权、掌控权，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银行国内支付收款回单（上海骥兴公司提供的证据3），是2017年1月24日上海骥兴公司收到吴晓红人民币20万元。这笔汇款的过程是，2016年上海骥兴公司资金有点紧张，2016年2月份证人的太太许静向吴晓红追讨这之前给孙伟的20万资金，吴晓红予以拒绝，说孙伟拿了这笔钱买了车。许静就一直在证人身边说，希望证人将这笔款追回来，让上海骥兴公司的资金能够宽裕一些。但此事证人很为难，因为一方面是证人的太太许静，一方面是证人的堂姐，证人不希望因为这20万搞得家人不和睦，所以证人在2016年12月28日来青岛找孙伟，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证人从某带了22.5万元港币现金交给孙伟，要他将这笔款兑换成人民币，让吴晓红将这笔款汇到上海骥兴实业的账上，同时证人对孙伟也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把上海骥兴公司股东持股的比例更改为吴晓红占30%，许静占70%。当时孙伟也答应了，说回去会去做吴晓红的思想工作。然后证人再追问孙伟几次为什么钱还没有汇到公司的账上，他在微信上说，1月24日这笔款已经汇出来了。这也是吴晓红为什么还20万的真正原因。交给孙伟22.5万港币是现金，因为是亲人，所以没有留下任何字据，在证人和孙伟的微信聊天记录里有这22.5万港币需要换成人民币的过程。扣除上面涉及到的20万元，2011年4月18日上海骥兴公司出借的50万元中剩余30万元，吴晓红、孙伟归没有还，原因是1月24日以后证人催孙伟、吴晓红来上海办股权更改的事情，但他们屡次拒绝来上海更改股权的事宜。到了2017年4月25日，孙伟和吴晓红趁证人不在上海的时候，到上海骥兴公司的工作场地捣乱、拍照、骚扰工人的正常工作，吴晓红还说她是上海骥兴公司的大股东，她要审计、查账，她还和许静发生肢体上的冲突，孙伟还说要控告许静。证人从某回来之后，对这件事情很愤怒，找人查上海骥兴公司的账，查出来吴晓红所说的2012年2月份30万元到公司的账上是不存在的事，所以才找律师代表上海骥兴公司向孙伟追回这30万元。
在对孙伟、吴晓红的提问时陈述：上海骥兴公司是证人出资成立的一家公司，因为证人是香港人，所以找了吴晓红、张某顶名成立，证人将注册资金50万元一次打入了吴晓红账户，吴晓红按照证人的指引分别汇入了43万到吴晓红的验资账户上和7万在张某的验资账户上。公司成立之后，证人一直都是掌管、管理这家公司，吴晓红只是这家公司的财务。证人对自己是上海骥兴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控制人，上海骥兴公司是由自己出资成立的,没有向这个法庭提供证据。这家公司是证人实际经营，上海骥兴公司员工的工资单、重要资金的转入转出都有证人的签字。这些签字是以总经理的名义签字的。证人是上海骥兴公司的老板，在香港总经理就是老板。2010年10月份至今证人担任上海骥兴公司总经理职务，不知道为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海）上面查询到上海骥兴公司主要人员信息一栏上记载许静是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1年4月前后证人在多家公司担任多个职务，在上海骏骥公司任总经理，在香港宝骐实业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在上海骥兴公司任总经理。资金申请领用单上写的是借款就是借款，是借给孙伟在青岛去成立他的公司。就该笔借款当时没有借款协议或借条等，因为吴晓红和证人是姐弟关系，她是上海骥兴公司的财务，证人也相信她，所以就没有任何的字据或者契约留下。证人是上海骥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只是在这笔款下同意，至于账目上怎么处理，是吴晓红的工作，她是这个公司的财务。2011年4月18日公司内部申请领用单上除了证人和吴晓红之外还有曾伟华的签字，曾伟华是上海骥兴公司和上海骏骥公司的出纳，曾伟华是听证人的指示将这笔款项汇出去，他不知道这笔资金真正的用途，是证人通知曾伟华写的暂借款，对曾伟华是不是有个习惯所有的出款都是写暂借款、暂支款证人不知道。曾伟华的劳动合同是和上海骏骥公司签的，但是他也在上海骥兴公司拿工资。2011年4月前后上面这两家公司是在一起办公的，存在同一个员工或管理层人员虽然劳动合同签订在上述两家公司中的某一家，但实际上参与两家公司日常业务的情形。以证人的印象中，吴晓红任职从劳动合同上讲是在上海骏骥公司，实际上吴晓红参与了上海骥兴公司和上海骏骥公司的财务工作，吴晓红也在这两家公司里面领取她的工资；孙伟在上海骥兴公司和上海骏骥公司没有任何劳务关系。许静是在2013年年末加入上海骏骥公司和上海骥兴公司，她和证人一起来管理这两家公司，至于她和这两家公司有没有劳动合同证人不太清楚。2011年4月前后，上海骏骥公司有上海骏骥公司的一套班底，上海瑞纪公司有一大部分班底搬到上海骥兴公司，当然有一些工作来说比如出纳、财务和证人这个总经理是通用的，但是说到业务人员和生产人员不是一套班底，陈某一直是拿上海骏骥公司的工资，而张某一直是拿上海瑞纪公司的工资。证人不知道孙伟、吴晓红向某提交的第二组证据1、2共104页这些单据发生的内容，因为这些单据都是吴晓红负责的；另外，这些单据也只能证明青岛骊骏盛公司与上海骥兴公司、上海骏骥公司、上海瑞纪公司有业务来往，不能证明当时的50万元不是借款，50万元这笔是借款。证人不知道孙伟在青岛是否有工作，孙伟的消息的来源都是吴晓红说给证人听的，吴晓红说孙伟要在青岛开一家公司，理由是他可以帮助上海骥兴公司开拓在山东的业务和售后服务，50万资金是用来验资的，验完资审计完就会还回上海骥兴公司。所以事先没有跟孙伟有任何的联络。上海骥兴公司不是为了规避假冒商标对公司的影响才在青岛设立青岛骊骏盛公司，因为当时牵涉到与假冒商标有关系的是上海瑞纪公司，最受影响的是上海瑞纪公司，所以才成立上海骥兴公司，将业务由上海瑞纪公司转移到上海骥兴公司，上海骥兴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份，而借款这件事情是在2011年4月份，所以本身上海骥兴公司是规避上海瑞纪公司的风险；在现金流上来说，开两家公司也不现实，所以不存在利用青岛的公司逃避上海骥兴公司的风险。当时有吴晓红的承诺，借款给青岛公司验完资很快就会还回来，所以当时证人认为短借是可以的，但没想到现实的情况是到现在还没有还。证人到2017年才知道这笔款没有还。至于20万由头到尾证人都是在催吴晓红还的，包括吴晓红给她儿子买婚房，到后来给孙伟买车，这笔钱证人一直在追。50万借款这么大的数字没有借款手续的答案就是证人被吴晓红骗了。
双方对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吴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如下：
上海骥兴公司认为，证人证言叙述了本案的事实经过，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只是有一个细节，涉及到张某的工资，根据上海骥兴公司掌握的材料，2011年4月前后张某的工资及社会保险都是由上海骏骥公司支付和缴纳的。
孙伟、吴晓红认为，首先，对上海骥兴公司证人陈述过程中说是上海骥兴公司的出资人和控制人这一身份不予认可；其次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在具体陈述中，在诸如2017年之前是否向孙伟、吴晓红催要过所谓债务其表述不一致。因为在民事起诉状中在事实与理由部分表述为“经上海骥兴公司多次催要”以及“现经上海骥兴公司再次催要”等表述，与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在庭上的陈述不一致。因此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向某所作出的上述陈述的真实性，孙伟、吴晓红不予认可，请求法庭对上海骥兴公司证人的证言不予采纳。
对双方提供证人的证人证言是否采信，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确认。
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上海骥兴公司于2011年4月18日汇给孙伟，孙伟于2011年4月19日收到的人民币50万中的30万元是否是上海骥兴公司向孙伟出借的借款。2、上海骥兴公司向孙伟、吴晓红主张偿还借款人民币30万元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上海骥兴公司主张，2011年4月18日上海骥兴公司汇给孙伟，孙伟于2011年4月19日收到的人民币50万元中的30万元是上海骥兴公司向孙伟的个人借款。理由是：1、上海骥兴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足以证明2011年4月18日汇给孙伟的款项是借款，而并非投资款。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人民币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可以证实“借款”是符合人民银行汇款的用途的。3、青岛骊骏盛公司从公司的设立、运营、注销，整个企业的经营过程根据孙伟、吴晓红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除证人证言外的剩余证据，以及孙伟、吴晓红提供的第二组全部证据，都足以证实上海骥兴公司对青岛骊骏盛公司没有任何的经营管理及实际控制权。假定青岛骊骏盛公司是由上海骥兴公司投资，则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以及资产属性，该公司就应当由上海骥兴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管理，但青岛骊骏盛公司的实际运营足以证实该公司是由孙伟实际控制并经营管理，与上海骥兴公司之间不存在投资及隶属关系。
孙伟、吴晓红认为，本案孙伟没有向上海骥兴公司借款，案中涉及的银行转账非借款，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海骥兴公司起诉孙伟、吴晓红要求返还借款没有任何的法律和事实依据。第一，在法律上，因为本案的焦点在于上海骥兴公司对孙伟的转款用途的法律性质，换言之，上海骥兴公司仅凭银行转账凭证是否能够支持其所谓的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另外依据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上海骥兴公司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孙伟、吴晓红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孙伟、吴晓红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孙伟、吴晓红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上海骥兴公司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作为孙伟、吴晓红没有“证明该笔借款不是借款”的义务，其只要对该笔款项的用途加以合理抗辩即完成举证责任；而作为上海骥兴公司仅凭银行转账记录，但没有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在法律上上海骥兴公司没有就其与孙伟、吴晓红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借贷关系成立的相应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自然无法据此认定双方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从举证角度上海骥兴公司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第二在事实上，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吴某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以及上海骥兴公司代理人在庭上的陈述之间，以及与上海骥兴公司提交的起诉状中的叙述存有多处前后不一、莫衷一是的表述，这里择其要者列举如下：1、上海骥兴公司起诉状中在事实与理由部分表述为“经上海骥兴公司多次催要”、“现经上海骥兴公司再次催要”，这与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吴某出庭作证时所陈述的从未与孙伟就本借款进行沟通，二者之间存在对基本事实的前后表述不一。2、就本案中吴晓红于2017年1月24日向上海骥兴公司账户转入人民币20万元一事，上海骥兴公司在起诉状中表述为“吴晓红于2017年1月24日以其名下账户向上海骥兴公司返还人民币20万元”，而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吴某在出庭作证时，自认其为上海骥兴公司的出资人、实际控制人，且其出庭作证时将上述人民币20万元认作吴某22.5万元港币经吴晓红兑换人民币后以吴晓红名义向其上海骥兴公司的一笔汇款，吴某将上述人民币20万元没有认作所谓孙伟2011年4月18日向上海骥兴公司借款的还款，也没有认作庭审中吴晓红因孩子结婚购房向其堂弟吴某个人借款人民币20万元的还款，很明显的，上海骥兴公司前后表述不一致。3、上海骥兴公司向某提交的证据四中的第四页倒数两行内容：孙伟说“好吧！你把借条汇过来”，吴某说“收到款后，我会寄出。”在此确认一个大前提，孙伟与吴某此处在微信中的对话是就2017年1月24日上述那笔人民币20万元汇款一事而言的。根据民间借贷的生活常识，一般情况是：出借人向借款人支付款项后会要求借款人打借条，同样的在借款人向出借人归还全部款项后才会提出要求收回之前向借款人打的借条，而不会出现借款人仅向出借人归还少部分款项后即要求借款人归还之前借条的做法，事实上此情形下出借人也是不会同意归还之前向出借人打的借条。对照以上，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吴某在上述上海骥兴公司证据四中第四页倒数两行显示的“收到款后，我会寄出。”是对上面一行孙伟所说的“你把借条汇过来”的直接回复。从上下文语义及基本事实来看，此处吴某应是就吴晓红向其归还之前因孩子结婚买房向其借款人民币20万元，在该对话之后第二天即2017年1月24日还款的答复。从上海骥兴公司提供的且经质证后双方一致认可的上述证据来看，合理的推理是：要么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吴某在出庭作证中就上述人民币20万元所对应的真实事实说了假话，要么就是本案上海骥兴公司诉讼请求中要求孙伟、吴晓红偿还所谓的借款人民币30万元一事是子虚乌有的，也即2011年4月18日上海骥兴公司向孙伟汇款人民币50万元用途的性质根本就不是借款。
上海骥兴公司认为，第一，从法律上《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上海骥兴公司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孙伟、吴晓红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孙伟、吴晓红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孙伟、吴晓红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上海骥兴公司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海骥兴公司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以及上海骥兴公司单位内部的资金领用申请单证明上海骥兴公司与孙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孙伟、吴晓红抗辩转账系上海骥兴公司对孙伟在青岛设立公司的投资，并提供了青岛骊骏盛公司设立、运营、注销的所有证据材料，但都不能证实这些证据符合第十七条所限定的“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范畴，因为投资不属于该限定范畴之内，同时孙伟、吴晓红提供的证据材料也不足以从法律上证实青岛骊骏盛公司与上海骥兴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关系，所以上海骥兴公司无需就借贷关系的成立再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二，从事实上孙伟、吴晓红在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吴某出庭作证时，首先否认吴某系上海骥兴公司实际控制人，又全部否认吴某在证据交换中所作证言，并要求法庭对吴某的证言不予采信。在开庭审理中，孙伟、吴晓红方又摘取了吴某在作证时的部分言词证据，以此证明上海骥兴公司诉状与吴某所做的证言存在矛盾。首先，上海骥兴公司认为这是孙伟、吴晓红混乱引用证据，以其否认的事实又引用为证据进行使用，依法不应当由法院采信其理由。其次，孙伟、吴晓红断章取义的引用吴某的部分言词证据，不能正确地反应本案的真实经过。如吴某没有向孙伟主张剩余欠款30万元，并不等同于上海骥兴公司没有向孙伟、吴晓红主张权利，孙伟、吴晓红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上海骥兴公司诉状进行了曲解性解释。上海骥兴公司在诉状中叙述的极其明确，多次催要借款，这有许静与吴晓红之间的短信联系，有孙伟、吴晓红提交的第三组证据1到7页可以证实。2017年1月24日吴晓红还款人民币20万元后，上海骥兴公司再次催要剩余欠款直至起诉。上海骥兴公司诉状与吴某的证言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孙伟、吴晓红在事实部分还引用了吴某的关于22.5万港币给付的情况，但在开庭审理中变更为“吴某给吴晓红”这样的表述。事实上吴某在作证时明确表明是“吴某给孙伟”。孙伟、吴晓红在上海骥兴公司提交证据四时否认该借款追索的整个完整过程，现在又摘取了其中的一段话：孙伟说“好吧，你把借条汇过来”，吴某回复“收到款后，我会寄出”，并又根据对孙伟、吴晓红有利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和阐述，这样的解释是断章取义，不应当被予以采信。上海骥兴公司证人吴某在作证时对是否存在借条做出了明确的答复，正是因为不存在借条，所以孙伟、吴晓红寄出的是收款的收据，而从未承诺要归还不存在的借条。
孙伟、吴晓红认为，1、我方向某提交证据时，已有证人张某、陈某出庭提供了证人证言，该两位证人证言已为孙伟、吴晓红前述抗辩事宜提供了证据证明。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孙伟、吴晓红已经承担了应有的举证证明责任，而上海骥兴公司却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与孙伟所谓借贷关系的成立。2、正如上海骥兴公司所说的其尽管提交了资金领用申请单，姑且先不说该申请单不具有上海骥兴公司证明事项的效力，单就这是上海骥兴公司内部的单方面资料来说，是不能代替上海骥兴公司提供借据、收条、欠条等债权凭证的义务，这一点在上述最高院的规定里第二条有具体的明确规定。3、上海骥兴公司提及的22.5万港币因与本案所涉标的无关，不属于本案考虑事项，我方对此不予置评。4、上海骥兴公司的陈述在逻辑学上是经典的诡辩，其应就相应事实发表意见，但其有意转移法庭视线把问题转移到我方对上海骥兴公司代理人或其提供证人的观点是否认可上。
孙伟、吴晓红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的第二组证据1、青岛骊骏盛商贸有限公司历年会计报表及财务凭证复印件89页，证明青岛骊骏盛公司设立后经营状况及至今未有盈利的事实；2、青岛骊骏盛商贸有限公司开支费用的证明性材料复印件15页，证明青岛骊骏盛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厂房租金及人员开支等各项开支费用情况。
上海骥兴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第二组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财务凭证仅提供了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记账凭证即财务凭证一册；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记账凭证即财务凭证一册；不成册的记账凭证即财务凭证一宗，其中有2011年12月31日的、2014年的、2015年的。对这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所有的记账凭证即财务凭证只附有了单据或发票，没有按照财务记账准则由相关财务人员签字予以确认，所以该单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明的事项有异议，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在孙伟、吴晓红提供的不成册记账凭证即财务凭证第一页科目汇总表，账面尚有现金143359.62元，虽然在该科目汇总表上列支了需要支付工资、其他应付款、应交税金一共是251411.95元，但没有任何的支付工资、缴纳税金、支付其他应付款的财务凭证，因该公司的经营与上海骥兴公司无关，所以孙伟、吴晓红财务凭证及业务往来的真实性上海骥兴公司无法予以核查。对第二组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孙伟、吴晓红所提交的孙伟、青岛骊骏盛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明显系伪造形成的，理由有三点：1、合同没有出租方的签名；2、合同落款的时间是2011年4月27日，这个形成时间明显是后补的；3、最能证明该份合同伪造形成是在合同的右上角张贴了复印的印花税票，这显然是让合同看上去是真的而故意做的手脚。2017年4月23日孙伟与颜景元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真实性无法判断，对证明的事项有异议，不能证明孙伟、青岛骊骏盛公司在2011年4月27日存在真实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对第二组证据2的一个证据人员开支费用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事项也有异议。孙伟、吴晓红公司的人员开支结合孙伟、吴晓红的财务凭证和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发现孙伟开设的青岛骊骏盛公司职工的应付职工薪酬是完全根据其财务需要编造的人员、编造的金额，举其中一例说明：2014年1月14日资产负债表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186000元，而个人所得税扣缴报告和吴晓红庭审中的说明3位员工每月合计工资支出6000元，足以说明工资支出造价，记账凭证即财务凭证中上海骥兴公司也没有发现工资支出的领用单据。综上，孙伟、吴晓红提交的青岛骊骏盛公司从注册成立到日常经营以及企业注销的证据可以很清楚的证实该公司完全是由孙伟实际控制、掌握、经营的一家企业，与上海骥兴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联系。
孙伟、吴晓红认为，从孙伟、吴晓红收款与注册公司时间紧密相连这一点上可以解释50万元转款用于注册公。第二组证据1不连续是因为实际账目很多，孙伟、吴晓红只提供围绕本案提供的会计账本，上海骥兴公司提到的2015年科目汇总表账面货币现金143359.62元以及应付工资及税金251411.95元与会计凭证不符，需要解释，科目汇总表会计上的核算是应付未付，会计凭证上是发生额，所以不一致，如果要按发生额计算是一致的，这是当时应付未付的余额。对第二组证据2，关于房租有两份证据，一是4月23日签的房租租赁合同，仅供租金参考，与本案实际不相关。另一份房租合同对方认为出租方没有签字，因为出租方已经在上面签字，尽管在合同上不太严谨，但租赁事实是存在的，印花税贴票已交到税务机关，所以印花税贴的是复印件，但确实存在租赁事实，并且在当时税务机关申报了房屋租赁合同和租赁合同房产税，提供的证据中已经包含。对于人员问题截止到2014年1月14日提供资产负债表应付工资18.6万元，至于没有工资领用单，公司小，确实不完善。
关于双方争议的第二个焦点问题：上海骥兴公司向孙伟、吴晓红主张偿还借款人民币30万元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孙伟、吴晓红认为，在民事诉讼程序上，退而言之，即便按照上海骥兴公司的主张将2011年4月18日向孙伟的那笔汇款定性为“借款”，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二年。”也即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满时，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但上海骥兴公司无论是在本民事诉讼提起诉讼之时还是其后的证据交换以及法庭调查环节，均未就上海骥兴公司于2013年4月17日也即自2011年4月18日上述汇款发生之时起两年内向本案孙伟、吴晓红进行过债权主张，且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之情形。许静是2013年4月26日才作为上海骥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此之前许静未在上海骥兴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获得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即便在此日期之后，作为上海骥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许静与本案孙伟、吴晓红有过口头或是微信交流，但已超过前述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海骥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海骥兴公司认为，双方之间没有约定明确的还款时间，上海骥兴公司依法可以随时提起民事诉讼，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另外，对于上海骥兴公司将50万元中的30万元款汇给了孙伟，却同时起诉吴晓红，上海骥兴公司提出三个理由：1、2011年4月18日汇款给孙伟时是由吴晓红直接向吴某提议借款给孙伟；2、2011年4月18日期间孙伟与吴晓红系夫妻关系，吴晓红应当对该笔债务共同承担还款责任；3、根据孙伟、吴晓红提供的第一组证据除证人证言外和第二组证据可以证实吴晓红也实际参与使用了该笔借款。法律依据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孙伟、吴晓红认为，1、上海骥兴公司说由吴晓红向吴某提议如何如何，实际上吴晓红没有提议，更没有必要向吴某提议，因为吴某在上海骥兴公司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上海骥兴公司所谓的吴某是上海骥兴公司实际控制人自始至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2、2011年4月18日前后，吴晓红是上海骥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吴晓红与孙伟之间就相关问题进行沟通是其作为上海骥兴公司参与投资设立青岛骊骏盛公司的职务行为，吴晓红的职务行为正是上海骥兴公司投资参与青岛骊骏盛公司的行为。
上海骥兴公司主张2011年4月18日汇款给孙伟时是由吴晓红直接向吴某提议借款给孙伟的证据是：1、有吴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可以证实汇款的过程和原因。2、孙伟在庭审中没有否认过在2011年4月18日汇款前他本人并没有与吴某进行过接触以及汇款的原因。3、吴某在没有与孙伟直接联系的情况下，从最基本的逻辑除了与吴晓红沟通，是不可能无理由的在2011年4月18日向孙伟汇款。4、上海骥兴公司内部的资金申请领用单也可以证实汇款给孙伟时吴晓红是知晓的。这四个证据互相关联，形成逻辑，足以证实2011年4月18日汇款给孙伟时是吴晓红直接向吴某直接提议的借款给孙伟。
孙伟、吴晓红认为，1、吴某是上海骥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丈夫，跟民事诉讼上海骥兴公司具有利害关系，根据民事诉讼规则，孤证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纳。2、吴某是孙伟妻子的堂弟，即便其与吴某之间有联系沟通也很正常，且为私人之间事务的交流。3、逻辑是应该在尊重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展开的，离开基本事实的逻辑推理就是一派胡言，上海骥兴公司该问题在基本事实都未认定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没有实际意义。4、吴晓红作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知晓有该笔汇款是很正常的事。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认定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4月18日上海骥兴公司单位的申请领用单中','2018-10-08
15:01:45',0,'web',NULL),(14880067,'2c68698b-057b-4143-8fe8-e605b84cf05f','$(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3277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370\",\"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审判程序\":\"二审\",\"案号\":\"（2015）内刑一终字第102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法院省份\":\"内蒙古\",\"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2c68698b-057b-4143-8fe8-e605b84cf05f\",\"案件名称\":\"郭佳伟等强奸二审刑事裁定书\",\"法院名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乌兰察布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郭佳伟、贾辉犯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被告人屈洋洋犯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被告人李春雨犯强奸罪、盗窃罪，被告人赵祺、王宇博犯强奸罪、抢劫罪一案，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乌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宣判、送达后，检察机关未抗诉，原审被告人赵祺、贾辉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及法定代理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75856000000)\\\/\",\"案件类型\":\"1\",\"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郭佳伟等强奸二审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郭佳伟等强奸二审刑事裁定书
（2015）内刑一终字第102号\");$(\"#hidDocID\").val(\"2c68698b-057b-4143-8fe8-e605b84cf05f\");$(\"#hidCaseName\").val(\"郭佳伟等强奸二审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5）内刑一终字第102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1\");$(\"#HidCourtID\").val(\"370\");$(\"#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二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5-11-27\" },{ name: \"公诉机关\", key:
\"oriLigigation\", value: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人民检察院\"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赵祺,贾辉,郭佳伟,屈洋洋,李春雨,王宇博\"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二百二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郭佳伟等强奸二审刑事裁定书\\\\\",\\\\\"PubDate\\\\\":\\\\\"2016-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