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0213行初19号
原告张国强（系精神二级残疾），男，196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余姚市人，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余姚市，现住浙江省余姚市。
法定代理人徐某，女，1965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余姚市人，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余姚市，现住浙江省余姚市，系张国强妻子。
原告徐某，女，1965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余姚市人，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余姚市，现住浙江省余姚市。
原告徐某的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阮才荣，男，1960年4月14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余姚市人，住浙江省余姚市，系原告徐某表兄。
上述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吕天平，浙江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开丰路*号。
法定代表人俞亚波，女，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孟建冲，男，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史销销，浙江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伟伟，男，199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余姚市人，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余姚市，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系两原告儿子。
原告张国强、徐某与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拆迁行政协议一案，于2018年3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邮寄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因张伟伟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将张伟伟追加为第三人并向其邮寄了起诉状副本和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阮才荣、吕天平、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孟建冲及其委托代理人史销销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伟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8月19日，原余姚市房屋拆迁办公室与“张国强”、第三人张伟伟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一份。
原告张国强、徐某起诉称：2011年余姚市旧城改造，原告居住的兰江街道××村兰墅桥1号被列入拆迁范围。2011年8月19日，被告未征得原告夫妻的同意，在原告夫妻未到场的情况下，私下与张伟伟以原告张国强的名义签订了《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协议确定拆迁补偿价为516114.63元，原告可安置面积165平方米，实际安置两套房屋，即兰墅公寓三期8幢1402室、1602室，合计面积193.9平方米，至今该合同尚未完全履行。
原告知情后即向被告提出该合同未征得原告同意签字，对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被告同意调整，但一直借故拖延，一直未能纠正。
原告认为，原告夫妻是被拆迁房屋兰墅桥1号房屋合法产权人，被告拆迁原告房屋，应与原告夫妻签订协议。原告张国强长期患严重××，一直没有治愈，无行为能力，协议上的签名也不是张国强本人签名，原告徐某系张国强的第一顺位的法定监护人，合同中也没有其签名，因此未经权利人签名的合同应当归于无效。为此，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2011年8月19日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无效，并责令被告按照法律政策重新安置。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结婚证、户口簿、村委会及医院证明、残疾证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张国强、徐某系夫妻关系，第三人张伟伟系两原告儿子，张国强长期患精神疾病，属于无行为能力人，监护人为徐某的事实。
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答辩称：一、2011年8月19日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合法有效。第一，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原告该户全体家庭成员有效。为了加快城市旧城改造进程，经余姚市人民政府批准，全民健身中心周边区块列入拆迁范围，张国强一家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内。涉案房屋系集体拆迁，房屋安置补偿以户为单位进行，张伟伟系张国强和徐某的儿子，系该家庭户的家庭成员。被拆迁房屋建房审批过程中，登记申请家庭人员状况中包括张国祥即张国强、徐某、张春波即张伟伟。张伟伟代表家庭成员与被告签署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对家庭成员具有约束力，且徐某对于房屋腾空、拆迁和签订协议都是明知的。
第二，协议内容合法有效，且符合拆迁政策。涉案协议对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方式、安置面积、过渡方式、过渡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约定，其中安置面积为165平方米（240-75平方米）。关于安置面积作出如下说明：1.2005年1月，原告户获得兰墅桥村住房困难农户安置房即兰墅公寓1幢211室房屋一套，实际安置面积93.57平方米，其中75平方米按照优惠价每平方米700元计算，18.57平方米按照市场价每平方米2390元计算，该安置房屋申请登记在徐某名下，现该房屋已转让给案外人。2.原告户有三人，根据《余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余姚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办法的通知》（余政发[2009]45号）（以下简称45号文件）第二十五条规定，登记结婚后已怀第一胎或生育一胎后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可增加一个安置人口，因此，原告户可安置人口为4人。3.根据45号文件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被拆迁人在同一行政村范围外另有集体所有土地住宅用房、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时的安置房（包括货币安置面积），在适用人均60平方米的安置标准时，应当合并计算其住宅用房建筑面积。因此，原告户可安置的房屋面积为165平方米（240平方米-75平方米），实际安置兰墅三期8幢1402室、5幢1602室房屋，实际安置面积193.9平方米。被告认为双方签订的拆迁协议内容符合拆迁政策，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被告在与该户签订协议时，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法定无效情形，因此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第三，协议已基本履行。1.被拆迁房屋已经拆除，按照张伟伟与被告签订的协议，涉案房屋已经在2011年8月31日前搬迁腾空，交付给被告，签订协议后，房屋马上被拆除。2.至今为止，原告户已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安置过渡费，且领取款项时，徐某也是知情的，扣除预收安置用房房款60000元，已实际领取款项共计508634.63元。3.2017年9月6日，已通知原告户办理交房手续，安置分配的房屋已符合交付条件，根据双方约定的购买价格进行结算，扣除预留的购房款、剩余部分安置过渡费，原告户应支付购房款22476.22元。但原告户因为自身原因，未支付剩余部分房款，也迟迟不来办理交房手续。
二、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于2011年8月19日，此后原告即腾空涉案房屋交由被告拆除。原告作为居住在兰墅桥的家庭成员，在2011年8月，已经知道签订协议、腾空、拆除房屋的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已经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不知道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原告对该协议在2018年3月份提起行政诉讼，也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
综上，2011年8月19日签订的涉案协议合法有效，且原告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限，为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于2018年3月26日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拆迁公告一份，用以证明2010年9月9日，余姚市国土资源局发布拆迁公告，由被告负责拆迁涉案地块房屋的事实。2.《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一份，用以证明2011年8月19日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双方就房屋安置补偿等事宜作出约定，落款处由张伟伟签字、张国强的名字由张伟伟代签的事实。3.土地登记申请审批表、集体土地使用证、户口本各一份，用以证明被拆迁房屋为原告张国强、徐某、张伟伟家庭所有，申请登记时张伟伟（张春波）也在申请人家庭人口中，且三人户籍登记为同户，张伟伟为张国强、徐某的儿子的事实。4.兰墅公寓住房困难农户安置房房价结算清单、余姚市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买卖协议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户已经在2005年享受困难农户安置房一套，面积93.59平方米，登记在徐某名下，后被转卖给案外人的事实。5.余姚市姚城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拆迁费用清单二份，用以证明原告家庭已经领取拆迁款的事实。6.全民健身中心周边区块兰墅桥一、二队暂住费发放清单二份，用以证明张伟伟领取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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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安置过渡费47520元的事实。7.通知一份，用以证明通知原告交房的事实。8.结算清单二份，用以证明原告安置的房屋，兰墅三期8幢1402室附车位，购置价格为127780.12元，5幢1602室附车位，购置价格为143736.10元，扣除预留购房款、过渡费，原告应支付购房款22476.22元的事实。9.证人陈某证言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徐某知晓且同意第三人张伟伟签订涉案协议的事实。10.庭后应本院要求提交的余征集拆（2010）第11号拆迁公告、拆迁实施方案、拆迁实施方案审批表、公告照片、拆迁红线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拆迁资金证明、安置房源落实证明、征收土地方案批准文件（浙土字A[2010]-0072）、拆迁人法人证书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听证告知公告及公告照片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实施拆迁行为程序合法的事实。
第三人张伟伟书面答辩称，2011年的时候，第三人仅仅是一名学生，而且准备要去读大学。2011年8月19日，兰墅桥村的领导和拆迁办的人把第三人带到拆迁办，要第三人在涉案协议上签字，第三人没有细想就签了字。当时第三人对拆迁政策根本不懂，相信村里的领导和拆迁办，所以就签了字。第三人签涉案协议时，根本没有取得父母的授权，当时年纪小，不知道拆迁合同必须要父母亲自签订或者授权委托签订。按照法律规定，被告应当直接与第三人的父母签订合同，即便是要他人代签，也应当依法取得授权。被告在拆迁政策和经验上与第三人不对等，被告在签约前应当先行告知第三人征得父母同意并办理委托授权以后方可签约。因此，因为未取得授权导致合同无效，应当由被告承担责任。
第三人张伟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张伟伟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到庭质证的权利。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签名是张伟伟所签，而原告户户主是张国强，故张伟伟不能作为签字主体来行使，只能作为安置人口来算。涉案协议第二条的乙方安置面积为165平方米（240-75），其中扣除75平方米不合理，对其他的条款内容没有大的异议。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乙方落款处的“张伟伟”、“张国强”均由张伟伟所签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证据3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该组证据是属于房屋买卖关系，而涉案协议是房屋拆迁关系，不能因为房屋买卖关系而扣除涉案协议中的75平方安置面积。本院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认为证据5、6中的拆迁款是由张伟伟领取，证据5的拆迁款张伟伟领取后在其读大学前（2011年9月5日）交给了原告，证据6的拆迁款张伟伟领取后未交给原告，但告知了原告此事。本院认为，结合庭后对张伟伟的调查笔录，对张伟伟领取了证据5、6的拆迁补偿款，且原告徐某收到或知晓证据5、6的拆迁补偿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认为证据7，被告于2017年9月底或10月初通知到了原告，但因为原告想要按拆迁政策优惠价调换协议中选取的安置房，而被告要求以市场价调换，故双方没有谈拢。本院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被告通知原告交房的事实。原告认为证据8中原告没有签过字，因为涉案协议中的两套安置房原告都不喜欢，想换掉，故原告没有计算过具体还要支付多少钱。本院认为，证据8系被告单方制作的拆迁安置结算清单，对被告认为原告尚需支付22476.22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9认为证人的立场有问题，证人应该懂得张伟伟签字需取得授权，但证人却未要求授权，故对证人证言有异议。本院认为，证人证言结合原告庭审中的陈述以及第三人张伟伟庭后的调查笔录，可确认原告徐某于2011年8月19日张伟伟签完涉案协议当日即知晓张伟伟在涉案协议上签字，并于事后与张伟伟一同领取了大部分拆迁补偿款项的事实。原告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上述文件没有规定被告可以随意减少被拆迁户的安置面积及安置标准，且在原告不同意签字的情况下，被告让第三人即原告的儿子签字，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对证据10表示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张伟伟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到庭质证的权利。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张国强自1991年始即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予以认可，认为残疾证是在2017年5月16日签发的，上面显示监护人是徐某，但对于在拆迁当时签订协议时的监护人是谁无法显示。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确认原告张国强自1991年开始即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原告张国强、徐某系夫妻关系，第三人张伟伟系两原告儿子，原告张国强系精神残疾人。原告户的房屋坐落于余姚市××××号。
2010年7月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余姚市政府2010年度计划第一批次建设用地68.6884公顷（农用地转用19.6605公顷，其中的0.4030公顷已经宁波市政府批准；征收集体土地68.6884公顷）。2010年8月25日，原余姚市房屋拆迁办公室作出《全民健身中心周边区块一期地块（一）集体所有土地拆迁实施方案》，并于2010年9月9日经余姚市人民政府批准。2010年9月9日，余姚市国土资源局发布余征集拆（2010）第11号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公告，拆迁人为原余姚市房屋拆迁办公室，拆迁范围为：南至世南西路，北至姚江，东至兰墅大桥，西至开丰路拆迁红线范围内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房屋。具体范围以拆迁规划红线为准。补偿标准按“余政发[2009]45号”文件执行。原告户房产被列入本次拆迁范围。
2011年8月19日，原余姚市房屋拆迁办公室(甲方)与第三人张伟伟、“张国强”（乙方）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一份。双方约定：乙方同意将坐落在余姚市兰墅桥1号的房屋交给甲方拆除；甲方补偿乙方各项费用金额合计516114.63元；甲方提供的安置用房位于兰墅公寓三期，乙方可安置面积为165㎡（240-75），分别为8幢1402室及5幢1602室，选择安置用房总面积为193.9㎡，其中150㎡按中心价410元/㎡购买，15㎡按中心价890元/㎡购买，5㎡按中心价1780元/㎡购买，23.9㎡按中心价4300元/㎡购买；结算方式：乙方拆迁补偿总额516114.63元，预收安置用房房款60000元，多余补偿款456114.63元，甲方分两次支付，双方签约后付一半，乙方交旧房以后再付剩余部分。安置房待交付时按实结算；乙方保证在2011年8月31日前搬迁腾空被拆房屋，并移交甲方等。协议签订后，扣除预留的安置用房房款60000元，第三人张伟伟共领取各类补偿款项508634.63元。原告徐某于2011年8月19日张伟伟签完涉案协议当日即知晓张伟伟在涉案协议上签字，并于事后与张伟伟一同领取了部分拆迁补偿款项。
另查明，2011年4月8日，余姚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将余姚市房屋拆迁办公室更名为余姚市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更名后，其单位性质、隶属关系、人员编制、经费形式等仍维持不变，并明确其职责为依法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等。
本院认为，本院受理本案时间为2018年3月27日，在起诉期限问题上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原告徐某于2011年8月19日即知晓张伟伟与被告签订了涉案协议的事实，且无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故两原告要求确认涉案协议无效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限，应驳回原告张国强、徐某的起诉。第三人张伟伟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张国强、徐某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珂斐
人民陪审员 徐恩琴
人民陪审员 王建龙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葛华娟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
第七十九条……
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
……
第一百零一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
（二）驳回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