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98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思远，男，199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星，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振烽，男，199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宝昌，广东星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思远因与被上诉人袁振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4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何思远向本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何思远的主张；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袁振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何思远借款转账对象是袁振烽，借贷合同关系生效。从何思远提交的微信对话来看，2016年8月16日22：43，袁振烽称“10万100一天3分息咯一般我地稳金主都系3分如果系150噶话就4分半了喔有点贵（尴尬表情）”。2016年8月17日00：49袁振烽称“你同我搞埋今次吧，直接对你，打钱比你，15天内，签野，明天你负责车主交接”。2016年8月17日09：39袁振烽称“甘你转俾我先啦”“发送工商银行卡照片”2016年8月17日09:56袁振烽称“你先转过来先”。上述证据可以显示双方是基于借贷的关系达成了共识，借贷关系生效。二、案外人罗满鑫、余嘉豪、皇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没有直接关联，袁振烽与公司即使是受托关系，何思远也可以向袁振烽追索。何思远不认识罗满鑫、余嘉豪，也不能证明他��是公司员工。何思远是通过袁振烽的关系才认识余嘉豪的。从何思远与余嘉豪的微信对话，余嘉豪称“如果要签合同就25天内吧，合同你想对谁？”结合何思远与袁振烽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何思远的借贷对象就是袁振烽。若袁振烽是公司所托行为，何思远的转账对象应当是公司，而不是个人，或者说袁振烽应当有公司的授权。退一万步讲，即使袁振烽披露他是公司的人，他也是声称与余嘉豪搭档，受公司所托，故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作为受托人的袁振烽即使披露了委托人，但何思远选定了袁振烽，也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处理。何思远在二审庭询期间补充如下意见：1、在借款时，袁振烽没有向何思远披露其是公司员工，而此前双方一直有个人之间的交易，何思远后来是通过余嘉豪转交的《退款协议》，在何思远追问袁振烽的时候才知道公司的存在。但是何思远认为本案就是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不代表公司。2、袁振烽一直没有提及公司也没有提供公司的收款账户，本案就是袁振烽以其名义的银行卡收取款项的。3、袁振烽仅有单方陈述，没有公司的追认，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何思远的对象很明确就是袁振烽。
被上诉人袁振烽答辩称，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1、一审的微信证据，余嘉豪与袁振烽已向何思远说明是何思远为冯嘉源垫付汽车款才发生的款项，何思远也认可。袁振烽既不是购车人，也不是销售人员，也不是款项的实际使用人，收到款项后就马上转给皇程汽车公司。2、《退款协议》中明确记载皇程汽车公司要退款给何思远，案涉款项与袁振烽无关。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何思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振烽向何思远支付欠款99000元及利息22671元（利息按照99000为基数，按照月利率为3%从2016年9月23日开始计算至付清之日，暂计至起诉之日）；2.诉讼费用由袁振烽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袁振烽及案外人余嘉豪同为广州皇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人员。何思远于2016年8月17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7万元，另通过支付宝分两笔各转1万元及1.9万元至袁振烽银行账户，何思远主张该9.9万元是出借给袁振烽用于帮助案外人冯嘉源垫付购车款，并为此提供其与袁振烽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该聊天记录反映：何思远因替冯嘉源购车垫付款项事宜先后与余嘉豪及袁振烽联系，袁振烽并告知何思远，其与余嘉豪为拍档，其负责销售管理，余嘉豪负责贷款，要求何思远与余嘉豪联系垫款及利息问题，但因何思远与余嘉豪就此未能达成一致，何思远提出直接转给袁振烽处理，袁振烽因而提供其银行账户收取何思远支付的9.9万元。
袁振烽对何思远主张不予认可，否认与何思远存在借贷关系，并抗辩其收取款项是代表广州皇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且收取何思远款项后即转付至售车公司指定的罗满鑫个人账户，另广州皇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并出具退款协议就款项退还作出承诺，袁振烽为此提供转账记录及《退款协议》予以证明。袁振烽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袁振烽于2016年8月17日向罗满鑫分别转账支付49000元及50000元。《退款协议》主要内容为：“何思远于2016年8月17号帮冯嘉源的XRV给了99000元的购车款，此车已交付给车主，已上牌，待手续出去后交给银行安排房款事项，此款项由冯嘉源的汽车贷款放款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退还给何思远。”该协议下方盖有广州皇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专用章。何思远确认《退款协议》系余嘉豪通过微信向其发送，此后其转发给袁振烽。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何思远于2016年8月17日向袁振烽银行账户转账合计99000元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应予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何思远转账支付的上述款项是否为借予袁振烽的借款，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何思远主张上述款项为借款，应负有相应举证���务，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何思远就其主张仅提供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但转账交易行为只是单纯的支付行为，因为有可能发生支付行为的法律关系种类繁多，而袁振烽抗辩款项性质实为何思远为案外人冯嘉源购买小汽车垫付款项，并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结合何思远、袁振烽均确认款项系替冯嘉源垫付购车款，袁振烽是在何思远与广州皇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人员余嘉豪协商未果后应何思远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收取款项，余嘉豪代表广州皇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何思远发送《退款协议》的事实，袁振烽抗辩有理，在此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何思远仍有进一步证明发生支付行为的原因关系或者基础关系为民间借贷，双方就此达成借贷合意的义务，但何思远并未对此提交证据证实。因何思远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何思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7元，由何思远承担。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何思远在二审期间提交证据如下：何思远和袁振烽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袁振烽明确款项是借款，且约定了利息，借款对象就是袁振烽，借款本金是10万。袁振烽针对该证据发表如下意见：1、该证据不是新证据。2、微信中袁振烽是代表皇程公司做出的承诺，与袁振烽无关。3、微信中的信息也能显示本案涉及的交易是余嘉豪决定的，何思远也是清楚的。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本案中，何思远为向袁振烽主张偿还借款，提供了9.9万元的转账记录予以证实。而袁振烽辩解称，该款项是何思远为案外人冯嘉源购买本田汽车垫付的款项，并提供了转账记录及《退款协议》予以证明。至此，何思远仍应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进行举证。何思远虽在一、二审期间提交了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双方就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约定。但综合双方全部聊天记录看，仅能说明双方曾就为案外人冯嘉源购车的相关款项及利息进行过协商，并未明确约定案涉款项为袁振烽个人借款。再结合何思远、袁振烽均确认款项系替冯嘉源垫付购车款，袁振烽是在何思远与广州皇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人员余嘉豪协商未果后应何思远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收取款项，余嘉豪代表广州皇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何思远发送《退款协议》的事实，何思远提交的证据不足证实双方达成��贷合意。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何思远的诉请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何思远的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734元，由上诉人何思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茹艳飞
审判员 丁阳开
审判员 谢国雄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李苇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