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沈中民提字第13号
再审申请人：万英华（一审原告万金友权利义务承受人），万金友长女，1955年11月11日出生，满族，无业。
再审申请人：万英莉（一审原告万金友权利义务承受人），万金友次女，1962年11月10日出生，满族，沈阳市沈河区地方税务局工作人员。
再审申请人：万英姊（一审原告万金友权利义务承受人），万金友三女，1969年9月15日出生，满族，无业。
再审申请人：万英坤（一审原告万金友权利义务承受人），万金友四女，1973年12月24日出生，满族，沈阳市东陵路小学教师。
再审申请人：万玉兴（一审原告万金友权利义务承受人），万金友长子，1958年2月4日出生，满族，无业。
再审申请人：万玉龙（一审原告万金友权利义务承受人，亦作为以上5名再审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万金友次子，1965年3月26日出生，满族，沈阳市东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经理。
以上6名再审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安世光，辽宁瑞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郭福林，男，1946年9月4日出生，汉族，沈阳市建设银行沈中支行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郭雷，郭福林儿子，1975年7月6日出生，汉族，新民市发展和改革局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上河湾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史家财，该村主任。
万金友与郭福林、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上河湾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河湾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9日作出［2011］沈和民二初字第1117号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后，万金友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8月14日作出（2013）沈中立民申字第8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万金友于2013年12月5日去世，其6名子女参加再审诉讼。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许海秋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代理审判员安一凌、孙玉龙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万玉龙（亦作为再审申请人万英华、万英莉、万英姊、万英坤、万玉兴的委托代理人）以及6名再审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安世光，被申请人郭福林及其委托代理人郭雷，被申请人上河湾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史家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金友于2011年6月20日诉至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称，1998年5月份，我与郭福林签订了承包土地买卖协议，其内容是将我在1998年村里第二轮土地延包时承包的6.3亩土地卖给郭福林，其支付给我3.5万元。由于当时在我不懂法律的情况下与当时担任沈阳某银行行长的郭福林私下签订了土地买卖协议，事后儿女知情要求父母收回被卖土地，我方与郭福林协商几次未果，郭福林是城市户口银行上班工作人员，并不是农村集体组织中的农民。之后村委会为郭福林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这块6.3亩的土地重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村委会又为郭福林办理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造成我们夫妇虽为农民但已长期无耕地的状况。当年的这块土地郭福林已经撂荒很长时间，基本上是荒芜没有耕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法律法规，要求保障我方的土地承包权益。请法院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郭福林与万金友所签《承包土地买卖协议》无效，确认郭福林与村里签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返还诉争土地；2、判决郭福林、上河湾村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郭福林辩称，万金友诉请法院确认《承包土地转让协议》、《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我与万金友于1998年4月18日通过陈常志和万金玖作为保人，在万金友家签订了《葡萄地转让土地协议》。约定，万金友将承包的土地以3.5万元自愿转让给我经营。协议签订后，我当场支付万金友3.5万元。我持《葡萄转让土地经营权协议》与上河湾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经乡区委农业管理部门同意签证盖章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我方在承包地上建了仓房和厕所，买了木杆和水泥柱子，建成了葡萄园，与老伴耕种十三年直至承包地被政府征用。万金友与我方签订的葡萄地转让协议书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我方与上河湾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九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也可能是组织和个人，第十八条承包方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发包人同意后，当事人可以要求及时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注销或重发手续，我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经乡政府有关部门的鉴证，符合第二十四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可以向乡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申请合同鉴证。合法的民事行为受法律保护。因此，万金友的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我方以平等、自愿、有偿原则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法有效，请求依法保护我方的合法权益，依法驳回万金友的诉讼请求。
上河湾村委会辩称，1、万金友与郭福林之间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是在平等、自愿、有偿条件下进行的流转协议，应该认定有效，符合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2、郭福林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是村委会所作出的，而是区政府农工委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不是村委会的民事行为，而且现在万金友要求确认证是否有效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因为2011年5月5日开始，诉争的土地已被国家征用，现在拆迁办开发商已经与郭福林签订了拆迁户的补偿协议，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即使有效土地也不能再进行反流转。综上，万金友与郭福林所签协议有效，郭福林与村委会所签订承包经营权证诉争已无实际意义。村委会并没有收回万金友土地的资格，万金友和郭福林签订的合同，村委会只是予以更名过户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查明，万金友（与万金有为同一人）系上河湾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郭福林为沈阳城镇居民。本案诉争土地为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上河湾村十八家南的6.3亩土地。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万金友承包了该土地，第二轮土地延包后，万金友没有与上河湾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1998年4月18日，万金友与郭福林签订《葡萄地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万金有的5.4亩葡萄地转让给郭福林。转让的土地东至田间道，南至大水线，西至老张家地，北至万金国温室。转让费三万五仟元一次性付清。关于土地承包费问题，按村委会规定交纳，一九九七年底以前费用由万金有负责，一九九八年以后由郭福林负责。空地葡萄苗由万金有帮助解决。果园内房屋两间和一切产物全归买方所有。”协议签订后，郭福林与上河湾村委会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取得了沈阳市东陵区农村工作委员会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另查明，诉争土地已拆迁，耕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交回拆迁部门存档。郭福林领取了地上物及青苗补偿款，万金友领取了地下农民股权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葡萄地转让协议书》是万金友与郭福林在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基础上签订的，虽然郭福林为城镇居民，但是他已经与发包方上河湾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证。诉争土地已拆迁，郭福林作为诉争土地地上物的所有人以及青苗的实际投入人，取得地上物及青苗的拆迁补偿并无不当，并没有侵害万金友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应享有的权利，万金友也已经获得了作为村集体成员所应获得的拆迁补偿。现万金友要求确认合同的效力已无实际意义，要求返还诉争土地的诉请也无实际履行的可能，故对于万金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万金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万金友已预交），由万金友承担。
万英华、万英莉、万英姊、万英坤、万玉兴、万玉龙申请再审称，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支持万金友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郭福林返还侵占的6.3亩土地；4、判令郭福林返还0.9亩土地的收益；5、上河湾村委会对第4项承担连带责任；6、诉讼费和案件受理费由二被申请人承担。具体理由是：1、万金友一审诉讼请求是确认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以“原告要求确认合同的效力已无实际意义”为由驳回万金友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万金友与郭福林协议约定转让土地面积为5.4亩，实际土地面积是6.3亩，签订协议时万金友存在重大误解，少收了0.9亩土地转让费和征收补偿款，根据合同法规定订立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情况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3、转让协议未经发包方同意，郭福林是银行工作人员，不是农户，不符合土地承包权转让的法定身份，因此应认定《葡萄地转让协议书》无效。
郭福林辩称，1、万金友主张两份合同和一个经营权证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2、我与万金友签的协议是5.4亩，后经村委会重新丈量确定是6.3亩，所以我的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是6.3亩。万金友要求我给他0.9亩的收益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应当驳回。具体理由是：1998年，我因病内退，妻子王桂荣下岗，儿女都在大学读书，迫于生计在农村承包耕地贴补家用。当时万金友和老伴都六、七十岁了，种不动地了，儿女都在城里上班，不能耕种，也不让他们种了，张罗卖地好几年了，但由于一多半地是空地，按葡萄地卖价格太贵，本村村民无人购买，最后经陈常志和万金友堂弟万金玖为保人，我和万金友在他家中签订了协议书，我当场给了万金友3.5万元现金。后来，我们投资了三万多元翻修了住房，修建了仓房、厕所、铁门等，买了木杆、水泥柱等物资，建起了完整的葡萄园，一直耕种了十三年多。万金友提出的他不知道我与村里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与事实不符，村委会发的《关于签订合同和发放土地权证的通知》是万金友亲手交给我的，他怎么能不知道呢？还有对方说万金友一直耕种0.9亩的地也不是事实，事实是第一轮承包时官方丈量土地是5.4亩，第二轮丈量是6.3亩，所以承包合同上写6.3亩，但土地的“四至”没有改变，我也一直按6.3亩缴纳土地承包费，万金友从没有种过0.9亩土地。
上河湾村委会没有答辩意见。
再审中，郭福林提出万金友已死亡。经查，万金友于2013年12月5日去世，上河湾村委会证明万金友与其妻（万喜芹，2011年10月7日去世）生有4女、2子，即万英华、万英莉、万英姊、万英坤、万玉兴、万玉龙，6人均表示参加再审诉讼。
再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万英华等人提供如下新证据：1、2011年7月25日上河湾村委会提供的证明，证明村里没有经营权证和合同；2、上河湾村给村民发放和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耕地承包合同》情况证明，证明该村发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耕地承包合同》的字体都应该是郭明春写的；3、2014年2月17日上河湾村委会出具的，上有郭明春签字的郭福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及耕地承包合同，在两份证据上郭明春写明郭福林的签名不知道是谁签的，证明这个经营权证不是上河湾村正常的渠道拿到的；4、（2013）沈中立民申第84号证据卷中第5页上河湾村承包土地台账及农户承包土地示意图两张，2011年上河湾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涉案土地实际亩数是6.3亩；5、2012年12月11日上河湾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涉案土地是6.3亩，郭福林与万金友的转让协议是5.4亩，相差0.9亩；6、2012年12月5日村民李艳东、代武文出具的证明，证明郭福林当时承包土地时在建行沈阳分行工作。7、2013年5月10日沈阳满融征收办出具的证明，证明郭福林被征收的土地是6.3亩，补偿款合计为1019300元。8、2012年12月4日沈阳陆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涉案土地拆迁时地上物拆迁补偿政策为22.5万元一亩，其中每亩6万元由满融管委会向该公司借款共同用于该区域地上物拆迁补偿。
被申请人郭福林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认可，村里有没有经营权证和合同跟我没有关系；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据3郭明春说不知道承包人的签名是我的签名，这个签名不应当由郭明春签名，这个不能证明其不合法；证据4认可，我承包的土地是6.3亩；证据5真实性认可，万金友与我签订的转让协议的四至范围是5.4亩，这是政府确定的，后来第二轮承包时是6.3亩，这都是政府确认的不是我们量的；证据6、证据7予以认可；证据8证明的事情不清楚。
上河湾村委会没有质证意见。
被申请人郭福林提供如下新证据：1、郭福林妻子王桂荣失业证（2002年11月11日发放），证明承包地时其妻1995年已经下岗，没有收入有权承包地；2、关于延长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签定《土地承包合同》及发放土地证的通知，这个通知是万金友交给我的，证明他知道并同意我和村里签合同。
再审申请人万英华等6人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是2002年发的，合同是1998年签订的，跟合同不发生关系，王桂荣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无关；证据2真实性认可，不能证明证据是万金友交给他的，时间效力上看1999年发的，合同是1998年签订的，不能证明他们签订合同时向村委会提交申请，履行相关手续。
上河湾村委会没有质证意见。
根据郭福林的质证意见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对再审申请人万英华等人提交的证据4、5、6、7，本院予以确认。对被申请人郭福林提交的证据，因再审申请人对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异议理由成立，因此不予确认。
本院再审对一审查明的除郭福林与上河湾村委会签订耕地承包合同及郭福林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再审另查明，上河湾村委会全称为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上河湾村民委员会，一审判决写为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上河湾村有误，再审予以纠正。
上河湾村委会确认万金友从1998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第二轮土地承包中享有6.3亩土地的承包权，并因此在2011年陆港项目征收时以承包户为单位享有并领取了地下股权补偿款226800元（按万金友、万喜芹两人计），万金友领取补偿款的多少与其承包土地面积大小没有关系。沈阳满融征收办出具证明，证实郭福林领取补偿款1019300元，具体为温室1008000元（6.3亩×16万元）、青苗费6300元（6.3亩×1000元）、套管井1眼5000元。
上述事实有相关书证及当事人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关于万金友与郭福林签订的《葡萄地转让协议书》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其中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本案中，万金友与郭福林签订的合同虽名为“转让协议”，但实际上万金友对该土地的承包权并未丧失，万金友也因此在2011年的土地征收中得到了应有的补偿。从万金友与郭福林签订的《葡萄地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看，郭福林只是取得了该土地地上物的所有权和有偿耕种土地的权利，在该土地征收中郭福林仅享有地上物和青苗补偿款，并未侵害万金友的权利，因此万金友与郭福林签订的“转让协议”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系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协商一致，故本院再审依法确认为有效。
关于郭福林与上河湾村委会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及郭福林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效力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效力问题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故再审申请人万英华等人的该项诉请再审不予支持。至于郭福林与上河湾村委会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从法律关系上看，郭福林与上河湾村委会是该合同主体，万金友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其请求确认该合同效力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未支持其该项诉请并无不当。但一审法院不应对相关事实进行审理和确认，再审予以纠正。
关于涉案土地是否应返还万金友继承人的问题。前文已论述，万金友并未因与郭福林签订的协议而丧失对6.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征收土地过程中，万金友领取了地下股权补偿款，即应视为其同意对其承包的土地予以征收，万金友一审诉请是要求返还6.3亩土地，再审中明确要求郭福林返还该土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审不予支持。
关于万金友与郭福林签订的《葡萄地转让协议书》是否存在重大误解问题。再审中，万英华等再审申请人提出，签订协议时载明该土地5.4亩，但实际面积是6.3亩，相差0.9亩，存在重大误解，属于可撤销或可变更情况。本院再审认为，虽然万金友与郭福林签订的协议上土地面积与后来测量面积有差异，但该书面协议对土地四至范围也有明确记载，且万金友在此前一直耕种该土地，对土地情况应比郭福林更为了解，万英华等再审申请人主张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没有事实依据。另一方面，万金友一审诉讼请求和万英华等人的再审请求是确认《葡萄地转让协议书》无效，同时万英华等又提出该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应撤销或变更，显系矛盾，因此该项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万英华等提出要求郭福林返还0.9亩土地收益及上河湾村委会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万英华等人的前述再审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此项请求即没有事实基础，且该请求万金友在一审起诉时也未提及，因此再审亦不支持。
综上，本案一审判决驳回万金友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再审对裁判理由进行修正和补充后，对判决结果予以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1］沈和民二初字第1117号民事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675元，由万英华、万英莉、万英姊、万英坤、万玉兴、万玉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海秋
代理审判员 安一凌
代理审判员 孙玉龙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石 兴
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阐述理由方面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人民法院应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上述瑕疵后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