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刑初字第00502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姚×1，男，28岁（1988年1月11日出生）。系被害人张×1之夫、被害人姚×2之父。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2，男，48岁（1967年5月18日出生）。系被害人张×1之父。
上述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之诉讼代理人高鹏，北京市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1，女，47岁（1969年2月19日出生）。系被害人张×1之母。
被告人姚玉涛，男，32岁（1984年1月16日出生）。2010年6月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三日。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3年10月7日被刑事拘留，2014年8月14日被监视居住，同年11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暨诉讼代理人岳翠珠，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法定代理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姚×3，男，56岁（1959年11月18日出生），系被告人姚玉涛之父。
诉讼代理人韩利民，北京市保利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京三分检公诉刑诉[2015]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姚玉涛犯故意杀人罪，于2015年5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姚×1、张×2、王×1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贾朝阳出庭支持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姚×1、张×2及二人之诉讼代理人高鹏、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1，被告人姚玉涛及其指定辩护人暨诉讼代理人岳翠珠，法定代理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姚×3及其诉讼代理人韩利民，鉴定人胡×、汤×、孙×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被告人姚玉涛于2013年10月6日21时许，在本市通州区台湖镇次渠南里6区×号楼×单元××室其弟姚×1家中，因故与姚×1之妻被害人张×1（殁年21岁）发生争执，并用手扼压其颈部，致张×1因机械性窒息死亡。后又闷堵姚×1之子被害人姚×2（殁年8个月）的口鼻，致其因机械性窒息死亡。
姚玉涛作案后潜逃，于当日被查获归案。经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姚玉涛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移送了物证、现场勘查笔录、鉴定意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姚玉涛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被告人姚玉涛的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姚玉涛作案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可以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姚×1要求姚玉涛、姚×3赔偿：丧葬费人民币77560元、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173160元、误工费人民币3000元、住宿费人民币3405元、交通费人民币35元、就餐费人民币6303.5元、司法鉴定费人民币9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300000元，共计人民币1572763.5元，并提供了丧葬费单据、结婚证复印件、鉴定费单据等证据。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2要求姚玉涛、姚×3赔偿：死亡赔偿金人民币586580元、误工费人民币3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人民币1355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50000元，共计人民币875110元，并提供了误工证明、身份证明材料等证据。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1要求姚玉涛、姚×3赔偿：赡养费人民币582180元、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00000元、误工费人民币10000元、交通、食宿费人民币2000元，共计人民币794180元，并提供了交通费票据、身份材料等证据。
在法庭审理中，被告人姚玉涛当庭对其致张×1、姚×2死亡的事实表示认可，但称其认为他们是小偷，其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
被告人姚玉涛的法定代理人及辩护人就刑事部分的主要意见为：对姚玉涛的行为造成张×1、姚×2死亡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其一，案发时姚玉涛处于发病期，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不负刑事责任。具体如下：姚玉涛的行为是发病表现，不是故意行为；案发后，姚玉涛表现为无法与人交流，答非所问；姚玉涛经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该鉴定是距离案发时间最近且最接近客观真实的鉴定；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疾病鉴定科及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距离案发时间长，期间姚玉涛经过治疗对鉴定结果具有干扰，且不能仅凭利害关系人姚×1所述的事实作为证据进行评定；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标准系自行制定，过于主观随意。其二，被害人对本案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其三，姚玉涛系自动归案。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姚×1、张×2及其诉讼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1均要求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告人姚玉涛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所提诉讼请求表示愿意进行合理赔偿，但本人无赔偿能力。
被告人姚玉涛诉讼代理人的主要代理意见为：丧葬费、就餐费、住宿费均存在不合理之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司法鉴定费不应由姚玉涛承担。
被告人姚玉涛的法定代理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姚×3及姚×3之诉讼代理人就民事部分的主要意见为：赡养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就餐费均不应支持；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数额过高，且证据不充分；丧葬费、鉴定费可依法确定。另，姚×1及被害人张×1存在过错；姚×3在能力范围内履行了监护职责，不具有过错；姚×3监护能力弱小，并非因其疏于看管致使姚玉涛违法犯罪，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申请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姚玉涛于2013年10月6日21时许，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次渠南里6区×号楼×单元×室其弟姚×1家中，因故与姚×1之妻被害人张×1（殁年21岁）发生争执。其间，姚玉涛用手扼压张×1颈部，致张×1因机械性窒息死亡。后又闷堵姚×1之子被害人姚×2（殁年8个月）的口鼻，致其因机械性窒息死亡。
姚玉涛作案后自行前往公安机关，后被查获归案。经鉴定，姚玉涛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另查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姚×1的经济损失为：丧葬费人民币77560元、误工费人民币3000元、住宿费人民币3405元、交通费人民币35元、就餐费人民币3000元，司法鉴定费人民币9300元，共计人民币96300元。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2的经济损失为：误工费人民币3000元。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1的经济损失为：误工费人民币3000元、交通、食宿费人民币2000元，共计人民币5000元。
下列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相互印证部分可证实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党×1证言证明：2013年10月6日21点50分左右，其表弟“姚××”打电话说张×1、姚×2都没气了，让其开车送他们去医院。后其就去了通州区台湖镇次渠南里6区×号楼×单元××室“姚××”家中。“姚××”开门后，其看见张×1躺在主卧室床上的西侧位置，头南脚北，当时眼圈已经紫了，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有反应了。她儿子姚×2躺在张×1东侧约80厘米左右远的位置，头南脚北，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没有反应了。到次渠卫生院后，大夫经过抢救说张×1、姚×2已经死了。“姚××”一直哭，说是姚玉涛把张×1、姚×2掐死的。其就打“110”报警了。“姚××”和张×1感情挺好的。“姚××”、张×1、姚×2一家三口住在次渠南里6区×号楼×单元××室。姚玉涛和“姚××”是亲哥俩，没有矛盾。姚玉涛2009年查出有精神病，姚玉涛与其患有精神病的母亲党×3一起居住。姚玉涛平时不犯病时就在家待着跟正常人差不多，犯病时经常拿着菜刀出去遛弯，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后来还送精神病医院治疗过一段时间。
2013年10月6日晚21时左右，姚玉涛给其家座机打电话，打第一次时没说任何话，其就给挂断了。过了一两分钟，姚玉涛又用电话给其家座机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没气了”。还说了一些话，其也听不懂，声音也特别小。其问姚玉涛什么没气了，姚玉涛支支吾吾说着什么，其也听不懂，后其就挂断电话了。其家座机69××××72。姚玉涛用手机打的其家座机，其家电话有来电显示，姚玉涛用的是同一个号码。第二次姚玉涛说话了，其知道是他打的，第一次姚玉涛没有说话，但用的号码是同一个电话，其判断第一次也是姚玉涛打的电话。
2．证人姚×1证言证明：2013年10月6日14点多，其从家出去上班，当时其妻子在家看着儿子姚×2。当日21时40分左右到家时，其用钥匙开门，但门打不开，后其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开，给张×1的手机打电话没打通。后来门从里面打开了，姚玉涛从屋里走出来。其问他怎么进来的，姚玉涛说“你媳妇给我开的门”，其问“我媳妇呢”。姚玉涛把其拉到电梯旁边说“我的衣服裤子在哪儿呢”、“你把我秋衣、秋裤、毛裤和衣服找到给我拿过去”，其问“我媳妇呢”，姚玉涛就没理其上电梯走了。后来其进家看见张×1躺在主卧的床上，上半身和头部盖着一个小红棉被，儿子姚×2躺在张×1的东侧，都一动不动。其把小红棉被拿开，看见张×1眼圈肿了，脖子上有一个红色手印，躺在那应该已经死了。后来其给她做了几下人工呼吸，她没有反应，之后其就给表哥党×1打电话。其表哥和大舅妈来了之后把张×1和儿子送到次渠卫生院，之后其表哥打电话报警了。姚玉涛上穿黑色秋衣，下穿黑色裤子。其和张×1、姚×2住次渠南里6区×号楼×单元××室。姚玉涛和母亲党×3住一起，住在通州区麦庄村平房。姚玉涛和张×1没有太大矛盾，就是不愿意让姚玉涛来其家。最后一次和张×1通话是2013年10月6日17时12分和17时19分。通话中张×1说“你哥来敲咱们家门了，给不给他开”。其说“不给开”。她说“你哥还没走远呢，他敲了半天门了”，其说“要不就给开开”。她说“他都闹这么半天了，开门后不得闹啊”，其说“那你就装睡不给他开门”。其用的150××××9052这个手机号，张×1用的185××××3402的手机号。姚玉涛是2009年左右得的精神病。他犯病后有暴力倾向，送过两次精神病院治疗。他经常犯病，送精神病院后好一点，时间长了就又严重了。他的病严重时，经常拿菜刀在大街上遛弯，拿刀站在大街上喊。
其回家时，爱人和孩子没有呼吸了，其摸她们手腕没有脉搏了，应该已经死亡了。应该不是掐死就是捂死的，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外伤，其爱人脖子上有红印，眼部红肿，孩子手和面部发紫，应该是窒息造成的死亡。其进家时看见姚玉涛感觉他挺紧张的，别的没有异常。
2012年初姚玉涛给其母亲买了一辆自行车，张×1骑着这辆车下班时，被姚玉涛看见了，姚玉涛就骂张×1。这事过后，姚玉涛与张×1之间就没有其他矛盾了。孩子特别小，与姚玉涛没有矛盾。
3．证人张×3证言证明：其最后一次和妹妹张×1联系是2013年10月6日17时10分左右。其妹妹用她的手机（185××××3402）给其的手机（188××××1226）打的电话。张×1说他老公的哥哥姚玉涛又来了，在他家门外敲门，她很害怕。其说让她与老公联系一下，说一下这个情况，她说说过了，她去哄孩子了，后来就挂了。之后就用QQ聊了一会儿，其QQ号是××××87，网名是“××”。其妹妹的QQ号是×××55，网名是“××”。从17：27一直聊到18点05，聊天的大概内容是张×1说她很害怕，说她老公的哥哥姚玉涛在门口一直敲门没走，说是来找衣服，其就劝她别害怕，把门锁好了，等她老公来了再开门。当时她答应要把门锁好了，后来就闲聊了点别的，再后来其妹妹就没给其回复过信息。
4．证人王×2证言证明：2013年10月6日22时左右，其收到两个病人，一个叫张×1，另一个叫姚×2，当时这两个人血压为0，做了心电图为直线，没有呼吸了，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其中张×1双眼青紫，颈部有压痕，姚×2口唇青紫。从医学上判断，该二人已临床死亡，当时进行了一定的抢救没抢救过来。
5．证人李×证言证明：2013年10月6日下午5点多，其在楼道看见有一男子冲着楼道口站着。下午6点多，看见这名男子还在楼道口站着。这名男子叫姚玉涛，是××室姚×1的哥哥。当天其没听见什么可疑的声音。
6．证人韩×证言证明：姚玉涛是其所在村的村民。姚玉涛和他母亲住在麦庄村老房子，姚×1一个人住次渠南里楼房，没听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姚玉涛精神不正常，有精神病。他说话没有逻辑，胡言乱语，眼神直愣愣的和正常人不一样。听村民反映他还拿着菜刀在村里瞎转，拿着菜刀上房。姚玉涛出现精神问题有六七年。次渠派出所送姚玉涛去过两次精神病医院。姚×1同他爱人关系挺好，没听说有矛盾。姚玉涛母亲党×3精神也不正常。
7．证人仲×证言证明：姚玉涛是其所在村的人。姚玉涛精神不正常，总是自己胡言乱语。2011年九十月份的时候该村曾配合次渠派出所把姚玉涛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大概是六七年前开始就精神不正常。他母亲党×3也是精神不正常。姚玉涛平时眼神直愣愣的，胡言乱语，听村民反映他还拿过菜刀在村子里来回晃荡，有时谁从他家门口经过，他也打人一下。姚玉涛和姚×1关系如何其不太清楚，没听说有矛盾。姚玉涛和姚×1爱人张×1有无矛盾不清楚。其不知道姚玉涛在楼房住过没有，不清楚姚×1与姚玉涛因为分楼房的事是否闹过矛盾。
8．证人党×2证言证明：姚玉涛激动起来和正常人不一样，有时候拿两把菜刀乱磨，乱喊；有时候上房顶乱喊，具体喊什么记不清楚，就是瞎喊，去医院看过。2012年和2013年住过精神病院。姚玉涛和张×1之间具体矛盾其没有听说。姚玉涛和姚×1关系怎么样其不清楚。其姐姐党×3有神经错乱。
9．证人王×3证言证明：姚×1是麦庄村的，但不是特别熟悉。2013年10月6日下午其是大约晚上七点才回的家。其家住在姚×1家楼上。回家后没听见楼下有异常响动、哭喊、打斗和求救的声音。姚×1和他妻子其感觉关系挺好的，三口子经常一起出门。
10．证人陈×证言证明：姚×1和张×1结婚有一年多了，关系应该挺好的，没听说过他俩打架。2013年10月6日，姚×1是下午上班，下午14:30上班，晚上21:30下班。其那天看到姚×1来上班了，下班时一起走的。大约当天晚上21：40左右其送姚×1到的楼下。
11．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出具的京公（通）勘[2013]K1102230500002013100022号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证明：现场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次渠南里6区×号楼×单元××室。××室门朝东，单扇内开防盗门（防盗门内外侧把手利用棉签擦拭各提取拭子一处），防盗门外北侧地面可见一只粉色拖鞋，室门外侧为隔断间，隔断间南侧放鞋柜，隔断间东侧为一单扇外开楼道门。
302室进门为门厅，门厅北侧为卫生间，南侧为客厅，卫生间西侧为北卧室、东侧为厨房，客厅东侧为南卧室、南侧为阳台。
门厅内东墙下放书架，书架西侧放婴儿车，婴儿车西侧放餐桌。客厅内西墙下放沙发（沙发东侧地面提取嫌疑足迹一枚），沙发东侧放茶几，茶几上放蓝色塑料杯、烟灰缸、水壶等物（塑料杯上提取拭子一处），东墙下放电视柜。北卧室西墙下放双人床，南墙下沙发，东墙下放纸箱。
南卧室内北墙下放衣柜，东墙下放双人床，双人床上散放有被褥、枕头、衣物，双人床上西北角可见一只粉红色拖鞋，床头靠北侧放一粉红色手机、靠南侧放一灰色手机，西南角放电脑桌，电脑桌北侧地面可见一粉红色镜框、白色镜腿的眼镜。
12．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由于现场足迹不够完整，磨损特征不明显，未能达到同一认定条件，因此未能出具相关鉴定。
13．公安机关出具的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证明：涉案的物品及姚玉涛、张×1、姚×2衣物提取及扣押情况。
14．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京公司鉴（病理）字[2013]第FYA1304993-BL0215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张×1）证明：
论证：根据上述检验所见，张×1尸表损伤主要位于颈部，在颈前6.0厘米×5.0厘米范围内可见散在分布的点条状擦挫伤多处，其损伤特点符合扼压所致。解剖见死者甲状软骨右侧软组织小片状出血，左侧胸骨舌骨肌远端灶性出血，舌骨体周围肌肉软组织灶性出血，会厌软骨及喉室粘膜较多点状出血，双肺被膜及心外膜点状出血，胸腹各脏器淤血貌，结合死者双×血，双眼睑结膜密集点状出血等典型窒息征象，故认定张×1符合被他人扼压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鉴定意见：张×1符合被他人扼压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15．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京公司鉴（病理）字[2013]第FYA1304992-BL0214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姚×2）证明：
论证：经对姚×2尸体进行尸表及解剖检验，全身各部未见致命性损伤。解剖仅见心外膜、肺被膜出血点，胸腹各脏器淤血貌等窒息征象，未见睑结膜出血点、颈部软组织出血、舌骨或甲状软骨骨折等典型窒息征象，结合案情及死者年龄等因素，不能排除姚×2被他人用软质物体闷堵口鼻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可能性。
鉴定意见：不能排除姚×2被他人用软质物体闷堵口鼻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可能性。
16．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京公司鉴（物证）字第FYB1309572-WZ9572法医物证鉴定书证明：在排除同卵双胞胎和其他外源性干扰的前提下，支持送检03（张×1左手指甲拭子检测脱落细胞）号检材为张×1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支持送检07（张×1双大腿内侧拭子检测精斑）号检材上精子为姚×1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支持送检24（姚玉涛左手指甲拭子检测脱落细胞）号检材为姚玉涛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
05（张×1左乳头拭子检测唾液斑）、11（姚×2口周拭子检测脱落细胞）号检材为混合结果，与张×1、姚×2的DNA混合产生的结果相符；21（茶几上塑料杯拭子检测脱落细胞）号检材为混合结果，与姚×1、张×1的DNA混合产生的结果相符；25（姚玉涛右手指甲拭子检测脱落细胞）号检材为混合结果，与姚玉涛、张×1的DNA混合产生的结果相符。
17．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经技术队在案发现场提取红色棉被送往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未检验出姚玉涛的脱落细胞；本案所涉检材提取送检情况。
18．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京公司鉴（物证）字第FYB1309572-WZ9572-1号法医物证补充鉴定书证明：在排除同卵双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姚×1、张×1是姚×2的生物学父、母亲，在上述基因座中，从遗传学角度已经得到了科学合理的确信。
19．通话清单、聊天记录证明：2013年10月6日，张×1与姚×1、张×3通话、短信聊天、QQ聊天情况及其手机曾于当晚21时30分许分别拨打党×1家座机（69××××72）两次，拨打“120”一次。
20．公安机关出具的视听资料证明：姚玉涛于2013年10月6日16点43分许抵达案发地乘电梯上楼及21点37分许在电梯口与姚×1对话，后独自乘电梯离开的情况及其到案初期精神状况。
21．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无法调取案发当日“120”通话录音及次渠派出所大厅录像;本案笔录材料中“姚××”与“姚×1”为同一人，即姚×1。
22．公安机关出具的“110”出警单、受案登记表、破案报告、接报案经过、到案经过及情况说明证明：案件破获及姚玉涛于2013年10月6日晚22时许自行前往通州分局次渠派出所，后被查获归案及姚玉涛当时精神状态情况。
23．公安机关强制措施材料、工作说明、通州区精神病医院非自愿住院治疗入院告知书证明：被告人姚玉涛被采取强制措施情况。
24．姚玉涛身份材料、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姚玉涛身份情况及其曾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的事实。
25．姚玉涛病历材料证明：姚玉涛因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先后两次住院治疗。
26．被害人张×1、姚×2户籍材料及死亡、火化证明复印件证明：张×1、姚×2身份及二人已死亡、火化的情况。
27．被告人姚玉涛当庭供述：其不知道弟弟结婚没有，有没有孩子。案发前其跟母亲在麦庄住，弟弟在新家那，就是发生打架的地方，其不经常来。
案发当天其去弟弟那是因为天凉了，其喝了些酒，母亲腿疼，其去拿衣服，再让弟弟买桶油。其喝了一瓶啤酒，小半瓶白的。其四点多到的，等了会儿，挺长时间，开门时按其的生活规律快睡觉了，其有时是九点多睡，有时半夜，有时后半夜，其觉得是其弟弟要不下班了，要不快下班的时间点。当天其去了新家，其弟弟不在家，一个女的开的门，她拿着其的羽绒服，其以为是小偷，那女的说干什么，其说拿衣服，找弟弟买桶油。开完门其就跟着进屋了，其找衣服，那女的说让其滚，其说是母亲的住处，凭什么让其滚，女的就推其胳膊，其就没控制住。其掐了她脖子，当时可能倒在床上了。其怕小孩闹就捂他了。其现在是这么想可能那女的绊了其，其怕小孩闹，当时可能没什么意识。其听见小孩闹那段时间心烦，没想弄死谁，就捂他来的，捂的嘴。当时其知道是个女的和小孩，不知道他们在其家干嘛，以为是偷东西的。其看他们起不来了，当时就给“120”打电话，没打通，又赶紧跟其哥党×1打电话。其打电话用的是从屋里拿的手机，其觉得是弟弟的。其哥说“大涛吧”，其说“我把他打得起不来了”。打完电话有人敲门，其打开门看见是其弟弟。弟弟问其干嘛来了，其说拿衣服买桶油，说其打架了，下楼其就去派出所了。到派出所其说把他们打得起不来了，说找姚×1，当时那有值班的，没人理其。后来就没让其走，再后来其就不知道了。跟其哥哥打电话当时就有人敲门，其不知道挂没挂电话，电话给其弟弟了。
打架的地方其去过几次，是×层××。当天其是坐公交车去的。其离开时在电梯口有没有与弟弟对话想不起来了。其离开去了次渠派出所，派出所以前去过。其去派出所在值班那站了会儿，过了一段时间过来几个人就没让其走。
其因精神问题住过院，打架之前没吃药，一直没怎么吃。其跟弟弟没有因为拆迁发生矛盾。其只记得怕孩子闹，就捂，当时觉得起不来了，就是不能起来走了。其没见过那个女的，不认识孩子。
28.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姚×1、张×2、王×1提交的相关单据、身份证明材料等证明各自所受经济损失情况。
另本案有如下当庭出示的证据材料,控辩双方存在较大争议：
1.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的法大[2013]医鉴字第1324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法大[2015]函字第118号关于姚玉涛案鉴定的说明：据现有资料，被鉴定人姚玉涛精神病家族史阳性，本人精神病史4年余。主要表现自言自语，疑心被害，冲动伤人毁物等。曾两次在精神科专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本次鉴定精神检查，被鉴定人意识清楚，接触被动，可引出言语性幻听症状，思维松散，情感反应平淡。综合分析，按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被鉴定人诊断符合精神分裂症。
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感知、思维、情感及行为多方面障碍，精神活动不协调，且病程多冗长迁延。据现有材料，被鉴定人作案时处于疾病期，精神症状丰富，沉重。受所患精神障碍的影响，被鉴定人丧失辨认、控制能力，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姚玉涛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13年10月6日案发时丧失辨认、控制能力，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本案中，虽然被鉴定人的弟弟反映因为房屋拆迁两人之间有矛盾，但没有证据表明被鉴定人作案与此有直接关系，现有资料表明被鉴定人作案主要受精神病理因素支配。本案中被鉴定人主要精神障碍是精神分裂症，而不是智力问题或测谎问题，因而没有必要进行“多道心理生理检测”及“韦氏成人智力测查”。且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是测谎的适宜对象。本案中，现有资料表明，被鉴定人精神症状丰富、典型，诊断依据充分。鉴定书中存在笔误：第一页“在场人员”项下的“姚××”应为“姚×1”。第二页第三段中“对杨玉涛进行传唤”中应为“姚玉涛”。
2.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人胡×出庭所作证言：鉴定所依据的CCMD-3与ICD-10都可以使用，总体是相同的。关于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近两年有不同标准的制定，标准不太统一，但核心内容没有原则差别，主要是根据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无受损和受损程度评定刑事能力。因为现在标准不太统一，一个是司法部制定的，一个是北京市制定的，我们认为根据最根本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来评价最切合实际，所以我们没有提不同的标准。鉴定都是主观的过程，是根据鉴定人收集的材料和专业知识做的判断。精神分裂症诊断不是依据仪器或化验的指标，多导心理生理检测和韦氏成人智力测查不是必须的，但做了也不错。精神病鉴定可以向相关人了解情况，但没有强制性规定。本鉴定找到姚×1进行谈话，没有与姚×3谈话，因为我们认为诊断依据已经充分了，足以支持我们的诊断。姚玉涛第一时间去派出所的情节我们考虑到了，但不能仅仅以此评价他的辨认控制能力。不管是案发后多长时间进行鉴定，焦点时刻都是被告人作案时的精神状态，鉴定时被鉴定人的状态是鉴定人判断他作案时精神状态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鉴定人知道精神病人病情会发生变化，不会把目前状态等同于作案时的状态，对作案时的状态的评定还是要有证据，不管是案后多长时间鉴定焦点是一致的。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是有一定的连续性的，到案后的录像反映的精神状态与作案是紧接着发生的，所以我们认为当时的精神状态和作案时的状态具有比较大的连续性，参考价值比较大。但录像此前没有看过，看过笔录材料。精神病诊断可以做其他检查，不影响根据主要依据作出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我们不掌握姚玉涛曾案发后拨打“120”的情况，但对鉴定影响应该不大。我们主要基于对精神病的认识，是最核心的考虑，本案被鉴定人处于疾病期，患的是精神分裂症，我们认为他当时是精神错乱，在感知觉、思维、情感与思维配合方面，行为和情感思维协调性方面被极严重破坏，他对现实丧失检验能力，这是主要考虑的点。正常人可以理性思考，行为是否触犯法律，有什么后果，可以基于理性思维决定是否进行这样的行为，但精神错乱状态下思维联想，一个概念引发下一个概念，逻辑思维不能正常进行，这是控制和辨认能力最核心的表现，是我们考虑的主要角度。实际是根据经验积累、专业知识比较偏主观的判断。鉴定没有必须排除利害关系人的说法，是可以参考的。对于姚×1反映的姚玉涛与张×1、姚×1间有矛盾我们考虑了，鉴定人在鉴定场合应多方收集不同立场的人反映的情况，使掌握情况更全面，但最终诊断和评价时不是依据某一方的材料作出诊断，是将材料综合起来根据精神病学对疾病的认识来比对，看哪种情况更契合理论，所以在诊断和责任能力评定环节还是以理论为指导，与前期收集的材料进行比较和匹配，不是依据单方面的说法为准。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经过治疗可以回忆起其当时的行为。
3.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出具的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2014]司鉴字第139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综合卷宗、周围材料及检查，分析如下：被鉴定人姚玉涛2009年出现精神失常，主要表现：自言自语，疑心被害，伴冲动伤人毁物，先后于2011年、2013年住昌平精神卫生保健院治疗（住院号1454），诊断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末次于2013年5月21日以“好转”出院，出院后未坚持服药，病情时好时坏。精神检查可见幻听、被害妄想、情感平淡。辅助检查，IQ38，注意力、配合程度差，结合其受教育程度、社会功能等，其实际智商应高于此数值。综上所述，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被鉴定人姚玉涛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疾病期。
根据现有材料分析，被鉴定人姚玉涛，其行为有一定的现实因素，因被害人（被鉴定人弟媳张×1）骑过其给母亲买的自行车而发生口角；因宅基地面临拆迁问题，作为其母的监护人可以获益，担心被害人张×1将成为一家之主，因此被鉴定人要做母亲的监护人。案发后其拨打120、给其表哥党×1打电话求助、去派出所等行为，说明其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和严重性，提示其有一定程度的辨认能力。精神检查过程中及部分询问资料显示，其对于故意杀人的行为有选择性地避重就轻回答，有部分自我保护能力，与其在北京第六看守所治疗干预后病情得到部分缓解有关。但由于案发时被鉴定人处于疾病期，受幻听、被害妄想等精神症状影响，对其故意杀人行为的辨认能力、控制能力受损。因此，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姚玉涛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疾病期，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4.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鉴定人孙×出庭所作证言：CCMD-3是我国行业的标准，我们国家还没有国家标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有国家标准参照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参照行业标准，没有行业标准参照行业多数专家认可的标准。ICD-10是国际精神病分类和诊断的标准，北京市明确规定要求用CCMD-3，上海有的鉴定机构用国际的标准。不能说用ICD-10属于错误，国际标准是全球的精神疾病的专家制定的标准，有一些是不一样的，但是不存在冲突，ICD-10比CCMD-3包含的范围更广一些。多导心理生理检测是司法部明确规定司法精神病可以开展的，是一个辅助的工作，智力测查主要是我们想排除一下被告人有无智商的问题，是排除性的，不是诊断依据，不是必须做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要做大量的外围工作，本案我们对姚×1和党×1进行了谈话。姚玉涛的精神状态很不正常，诊断精神分裂症是没有问题的。在控、辨能力方面，我们了解到姚玉涛曾经花钱给党×3买了自行车，为此和张×1吵架。我们和姚×1谈话时其表示因为拆迁问题姚玉涛想当党×3的监护人，也因为拆迁问题、赔偿的问题，担心张×1作为一家之长。这是从姚×1处了解的，党×1反映的主要是报案的情况。案发那天姚玉涛不止一次去敲张×1的门，通过张×1跟别人的聊天记录显示姚玉涛反复敲门，时间很长，而且鉴定时姚玉涛承认喝了酒，说是要找衣服。通过张×1的短信，进门以后不是找衣服，是在那里站着，后来和张×1发生口角。长时间不开门姚玉涛肯定很激动，还发生口角，被告人很生气，有些现实因素在里面，这是现实因素之一。动机是鉴定人做精神状态评估和法定能力评定所要涉及的问题，鉴定目的是委托方提出的。我们鉴定动机是两方面，病理动机和现实动机。
鉴定的延迟和接受治疗对被告人的鉴定结果没有影响，鉴定除了进行检查、询问，同时看警方固定的证据。精神病检查只是后期的，前期证据很重要，包括警方讯问笔录、住院资料等，这些资料是客观的。我们进行鉴定有证据链，并不是经过治疗说什么是什么。我们考虑现实因素除有拆迁、自行车的问题，案发时被告人想拿衣服，多次反复敲门不让进，进去后又发生口角，冲突，我们说有现实因素的话，最主要是考虑这些，案发前的冲突，姚玉涛也说他很生气。我们跟党×1调查过，姚玉涛给党×1打电话说的内容至少说明当时他有预期，对后果和严重性有认识。鉴定时警方没有提到喝酒的问题，鉴定中姚玉涛提出喝酒，因为没有进行酒精检测，没有客观证据。
敲了几个小时的门肯定会导致情绪的波动，但是否会导致情绪失控要结合他的病理考虑。姚玉涛给党×1打电话与在派出所的时间间距不长，状态应该差不多。自己打“120”或去次渠派出所是否影响行为能力的鉴定需要综合考虑，至少他给党×1打电话告知对方出事了，肯定知道是出了事了才打电话报警，他打电话肯定告知对方大概的情况。
5.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鉴中心[2014]精鉴字第653号鉴定意见书证明：分析说明：根据送检材料及调查反应：被鉴定人于2009年左右出现精神异常，发病主要表现失眠，胡言乱语，猜疑被害、被监视、被跟踪，行为有暴力倾向，伤人、毁物等，“严重时经常拿着菜刀在大街上遛弯，拿刀站在大街上喊”。先后于2011年11月14日至2012年5月30日和2013年3月21日至5月21日在北京市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住院治疗，诊断均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经住院治疗后病情好转，能找工作、打工和照顾患有精神病母亲的生活，但不能坚持服药，时间不长病情便会复发。2012年初被鉴定人随母亲和弟弟夫妻在动迁分得楼房一起住过一段时间，期间因弟媳张×1骑了被鉴定人为母亲买的自行车，两人吵过，共同居住了数月被鉴定人又和母亲搬回平房居住。被鉴定人“心里有不平衡，说拆迁的钱都给姚×1拿了，有点生气”，为此找过姚×1多次，姚×1对其解释动迁款至今并未分下来。分开居住后，被鉴定人有时会去弟弟楼房处找衣服，姚×1对其解释已将其所有衣服送回平房了，并不愿意被鉴定人去其家，“我不愿意让他来我们家，他来我就让他赶紧走”。被鉴定人杀人后打过120急救电话和表哥家电话，让表哥过去一下，之后自己去了派出所。案发后，被鉴定人在入看守所初期以及前几次询问时表现精神混乱，言语凌乱，不能正常接触交流，经精神科治疗后，“能够与人正常交流，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在询问时接触明显改善，能部分交代作案情况，称案发当日饮两瓶啤酒和一杯白酒，去弟弟家找衣服。在找衣服过程中，与被害人发生争吵，“因为房子的事就吵吵起来，她还骂我，想让我们滚。我就生气了，伤心，我就把这女的和孩子摁到床上，掐她们脖子”。
本次精神检查：被鉴定人意识清，情感反应平淡，注意力欠集中，接触被动，检查欠合作，思维较散漫，对答部分切题。对既往个人经历尚能简单陈述，对本案发生经过诉述不清，有一定自我保护表现，如称不知道弟弟已结婚，不认识弟媳和侄子，对掐死被害人经过避而不谈，或矢口否认。检查中流露与弟弟夫妻之间矛盾以及案发时与被害人之间发生冲突情况，如“把我和母亲轰出来了”、“我去党×3家，让弟弟买油，我母亲的钱在他那”、“我的衣服给他了，全在他那”、“党×3家凭什么让我滚”等等，同时查及有被监视、被害体验等精神病性症状，“跟他一起的人要宰了姚×1还有我们一家”，目前精神症状仍未完全缓解，意志要求减退，记忆及智能未见明显障碍，自知力无。
综上所述，根据《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目前病情尚未缓解。
刑事责任能力：被鉴定人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对本次作案行为存在病理基础，同时也有现实冲突因素，对作案行为性质、后果尚能认识，案后主动打电话求救并自行去公安派出所，故分析认为其对作案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明显受损。精神病人责任能力评定量表测定值为21分，属于限定责任能力范围。根据《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SF/ZJD0104002-2011），被鉴定人对本案应评定为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姚玉涛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目前病情尚未缓解；对本案应评定为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6.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汤×出庭所作证言：ICD-10是精神病诊断的标准，《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是责任能力评定的规范文件，前一个是后一个的基础。所有精神病鉴定都必须援引这两个规定，如果没有明确提到也不能完全说是不合格的鉴定。CCMD-3的出处是ICD-10。按照临床和鉴定规范建议统一使用ICD-10，没有明显差别，CCMD-3也可以使用。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是依据《指南》，其中对刑事责任能力有评定的具体规定。《指南》中包含量化指标，这个《指南》是司法部颁布的，但是我们单位制定的。量化评定是鉴定人在大多数鉴定工作完成后进行的对主观看法所作的评分。
我们受理后进行了阅卷，在充分阅卷基础上，做了知情人的调查，对姚玉涛做了精神检查，最终是综合所有材料作出结论。姚×1反映的张×1骑过自行车是现实因素之一，不是主要因素。给党×1打了电话说人没气了，是主要因素之一。打过“120”也是因素之一。此外，还有讯问笔录，初期姚玉涛是有疾病基础的，前面几次精神异常比较明显，对作案过程、想法、动机不能陈述，我们下这个结论是在他经过治疗康复以后，能部分回忆作案当时的情况，我们认为比较全面反映当时的情况。刑事案件精神病鉴定主要解决嫌疑人犯罪当时精神方面的问题，精神病鉴定有延时性，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案卷材料反映，左邻右舍调查还有就是对当事人进行精神病检查，其中被鉴定人能回忆作案当时，从而了解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针对本案特殊情况，如果鉴定时他当时精神很混乱，不能反映作案当时情况，我们一般评定受审能力，因为不能回忆当时情况，我们认为责任能力暂时不予评定是妥当的，一般经过治疗，能有回忆，能和鉴定人有效交流，再鉴定比较妥当。精神病鉴定没有很多临床手段，有很多主观判断，我们注重证据的收集，我们认为姚玉涛能马上去派出所，他对行为后果的认知没有到完全丧失的程度。
精神分裂症病人可以进行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发病期有明显的精神病性的症状，在这期间是否能正常生活是不一定的。按照规定和鉴定通常做法，我们对当事人精神检查时一般利害关系人不在场，司法机关承办人在场，但鉴定要做左邻右舍调查，知情人调查时包括利害关系人。我们知道姚×1是利害关系人，因为我们是详细全面了解背景情况下才进行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案发当时对自己的行为不是完全不知道的，很多是能回忆的，有的是不经过治疗也能回忆。一般掌握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行为是精神病性症状直接导致的，辨认控制能力完全丧失，限制能力通常不是完全受精神病性症状导致的，中间有现实的因素，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本案是基于鉴定中存在的现实因素进行的评定。越接近作案当时的证据材料应该是越能反映行为人接近作案当时的精神状态的，还是有一定影响，我承认被鉴定人是病人，是分裂症发病期，我们注意到案发后第二天当时言行是紊乱的，但恰因为他当时精神异常状态紊乱，只反映他是精神病发作期，但不能','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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