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川民终字第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18号。
法定代表人梁昌飞，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姚犇，四川锦官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水仙，女，汉族，1944年12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航，男，汉族，1971年1月1日出生。
上诉人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水仙、陈航存单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成民初字第1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上诉人信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姚犇，被上诉人刘水仙、陈航到庭参
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红光代办处(以下简称信托公司红光代办处)系信托公司的经营网点。案外人李犀1993年2月至1998年8月在信托公司营业部工作，1998年8月至1999年8月期间任信托公司红光代办处负责人。1997年6月，陈家礼经人介绍认识李犀，李犀称在信托公司存款可以获取高额利息，陈家礼遂通过李犀办理了多笔存款业务，1999年6月14日，李犀将1张《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部有价证券代保管证》（以下简称《代保管证》）交给陈家礼，载明：委托人陈家礼，信托公司信托基金300万元，年利率18%，保管期限从1999年6月14日至2000年6月14日。《代保管证》上加盖“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业务公章（五）”两枚印鉴。2000年6月14日，陈家礼前往信托公司取款被拒。
另查明：1999年8月5日，信托公司发现其客户成都恒升房地产有限公司账户存款460万元被人转移，向成都市公安局报案，经公安机关查明，存款通过调换预留印鉴的手法被转移，时任信托公司红光代办处负责人李犀有重大嫌疑，随后决定以李犀涉嫌职务侵占立案侦查。成都市公安局侦查查明，李犀出任信托公司红光代办处期间，采用伪刻信托公司公章、伪造信托公司存单、使用信托公司作废存单、伪刻客户预留印鉴、更换客户预留印鉴等不同作案手法，骗取单位和个人存款达1400余万元。1999年8月5日，李犀通过因私护照从上海市出境逃往非洲莱索托王国。2000年5月10日，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以涉嫌诈骗罪对李犀执行逮捕。因李犀潜逃国外，至今公安机关未能将其抓捕到案。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争议的陈家礼是否与信托公司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问题，属于债法调整范围，虽然行为发生在1999年6月14日，《代保管证》上载明的履行期限为2000年6月14日，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刘水仙、陈航应当证明讼争的储蓄存款关系成立并生效。对此，刘水仙、陈航提交了《代保管证》作为书证原件，的确也存在《代保管证》上“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印鉴不真实的情况，但《代保管证》本身来源于信托公司，而且加盖的“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业务公章（五）”属实，同一份书证上同时并存了一真一假两枚印鉴，对于企业法人而言，对外订立经济合同的表示意思以加盖印鉴为标志，如果去除虚假印鉴仍能够代表企业法人的行为，则虚假印鉴不能否定合同的真实性。本案需考量的即是如果不加盖“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印鉴，《代保管证》还是否能够成为陈家礼与信托公司成立储蓄存款关系的证据？原审法院认为，《代保管证》能够证明陈家礼与信托公司之间的储蓄存款关系，理由如下：一、从有储蓄业务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办理储蓄的业务惯例看，此类机构或单位办理业务时交付给客户的凭证或单据都加盖业务章，《代保管证》上完整记载了存款人、金额、期限、利率，已经具备合同的必备要件。二、诚然，《代保管证》的形成与李犀实施犯罪活动有牵连，但李犀作为信托公司营业部工作人员之时已经在业务范围内为陈家礼办理部分存款业务，在担任信托公司红光代办处负责人时继续办理相同业务，陈家礼有理由相信李犀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李犀为陈家礼办理存款业务至少构成表见代表。无论职务行为或表见代表都对信托公司发生约束力。三、从信托公司报案及公安机关侦查的情况看，李犀实施的犯罪行为都是依托信托公司，且存在转移客户已经存入信托公司款项的情形，本案讼争的款项也包括在公安机关初查认定的骗取存款总额之内，那么，讼争的款项也不排除已经存入了信托公司。陈家礼持有加盖“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业务公章（五）”的《代保管证》并在生前已经对存入款项的构成作出了说明，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如持有人对瑕疵凭证的取得提供了合理陈述，而金融机构否认存款关系存在的，金融机构应当对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负举证责任”。储蓄存款关系的证明责任应当转移至信托公司，原审法院已经要求信托公司限期提交《代保管证》领取凭证、“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业务公章（五）”使用范围等证据材料，但信托公司均未提交，应当由信托公司承担不利后果。四、基于前三点，足以认定陈家礼与信托公司成立储蓄存款关系，李犀以信托公司红光代办处负责人的名义对外订立经济合同将钱财占为己有的行为虽涉嫌犯罪，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信托公司应当承担兑付存款本息的法律责任。综上，陈家礼与信托公司形成储蓄存款关系，李犀涉嫌的犯罪行为可单独追究刑事责任，本案无需移送侦查机关。根据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储蓄机构应当保证储蓄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违反规定拒绝支付储蓄存款本金和利息”。信托公司在约定的存款到期后拒绝支付存款本息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向陈家礼兑付存款本息。在约定的存款期限内，利息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虽然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了超过约定存期的除自动转存外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但本案并非陈家礼的原因导致逾期支取，而是信托公司拒绝兑付存款本息，活期存款利息明显对刘水仙、陈航不公，又因未重新约定存款利息，原审法院确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息，期间不足一年存期的则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储蓄存款中，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储蓄单位承担逾期利息的责任，刘水仙、陈航主张逾期利息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储蓄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信托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水仙、陈航兑付存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其中，1999年6月14日至2000年6月14日的利息按年利率18%计算；2000年6月15日至实际兑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如果至实际兑付之日的最后一个一年期不足一年的，不足一年部分对应期间本金的利息按照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刘水仙、陈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第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0元，由信托公司负担。
宣判后，信托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1.原审判决认定“李犀为陈家礼办理存款业务至少构成表见代表”，同时，“讼争的款项也不排除已经存入了信托公司”是完全错误的。首先，表见代理的基本构成要件是行为人应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相对人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要基于善意且无过失而信赖该行为人有代理权。而在本案中这样的要件都不具备。其一，李犀开具的所谓存单是1张《代保管证》，虽然《代保管证》上的业务章系真实，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其二，按陈家礼的自述，其认识李犀也是通过李犀的母亲私人关系（李犀的母亲是陈家礼同医院的护士长）。李母对陈家礼说，儿子在金融机构工作，可以高息揽存。就这样陈家礼没有在柜台办理存款手续，把钱直接交给了李犀个人。不能不说陈家礼轻信人言，有重大过失。所以，李犀与陈家礼之间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其次，讼争的款项根本没有进入信托公司账户；再次，原审判决认为信托公司没有限期提交《代保管证》的领取凭证，应承担不利后果有误。《代保管证》是证券公司经营业务的一种凭证，李犀及其所在的营业部根本不使用这种凭证，李犀给陈家礼提供的《代保管证》纯系个人行为，所以信托公司无法向人民法院提交领取凭证。2.原审判决判定信托公司应承担300万元本金的兑付责任以及1999年6月14日至2000年6月14日的利息按18%计算也是错误的。第一，按陈家礼自述，李犀1999年6月将其存单全部取走，共计18张。经计算，取走存单总计金额259万元。第二，既然原审判决按储蓄关系来认定陈家礼的存款行为，没有哪家金额机构的利息可以是年利率18%。李犀现为在逃犯，故李犀个人对外私自骗取存款的利息不应作为人民法院的认定根据。3.本案中的存款是在营业场所外办理的，并从营业场所以外的地方取得的存单。办理存贷款到柜台办理是社会共识，陈家礼有重大过失，对这一事实原审判决不能避而不谈。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陈家礼和信托公司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关系，进而适用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是完全错误的。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的规定，信托公司根本不能经营储蓄业务。2.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判定信托公司承担责任是对法律的曲解。本案中，李犀用了1张《代保管证》就骗过了陈家礼，不能认定是单位名义，这不符合表见代理的要件。三、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理应中止审理。本案中，因李犀涉嫌犯罪，用变造、虚开的《代保管证》骗取陈家礼的存款，信托公司于1999年8月6日就向成都市公安局报案，该局已立案受理，并于2000年5月发出逮捕证。而且本案还有一个待查的事实：陈家礼和李犀有无串通行为。因此，本案刑事案件未结案无法确认当事人的责任。所以，本案理应中止审理。请求驳回刘水仙、陈航的诉讼请求。
刘水仙、陈航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信托公司认为陈家礼没有到信托公司营业部柜台去办理存款业务不是事实，陈航都曾经陪陈家礼到信托公司营业部柜台办理过存款业务。二、李犀不是信托公司的一般工作人员，是信托公司红光代办处负责人。李犀将陈家礼18张存单换成1张《代保管证》是事实。在90年代全国的金融系统都很混乱，都在搞集资，操作不规范围是事实。三、陈家礼在60岁退休后，在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西河镇开了一家陈家礼诊所。案涉的300万元是陈家礼开诊所的收入。四、李犀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与陈家礼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的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1999年8月12日，陈家礼本人书写了1份《认识李犀经过及帮我办理存款情况》。陈家礼述称：“我1950年参加部队在部队工作及深造，1961年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当我任外科主任时，李犀之母潘德玉任外科护士长。在1997年6月1日在医院见到李犀及其母；当时李母介绍李犀在搞金融，在四川省财政厅对面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工作，李母说多支持李犀工作及李犀说他们内部有特殊回报给部分资料。从此我将我近50年积蓄及其他地方存款全部交李犀存款；李犀在1999年6月10日晚左右由司机开红色三菱川O牌照汽车来将以上存单拿走，共计2815400元，加上利息184600元转为1张300万元存单，存入时间1999年6月14日至2000年6月14日到期信托基金，年利率18%。因李犀说公司存单要算账。（李犀）在四川省财政厅对面工作时均由李犀到医院来取现金，在1998年5月后我全部退休后每次都是李犀开川O白色奥拓来或出租车来，中午或晚上。升任红光主任后加上有川O红色三菱汽车后随时是司机开车来取存单和送存单”。陈家礼本人书写的这份情况说明中还载明：陈家礼共分20次交给李犀现金，金额是305.2万元；李犀取走的存单共18张，存款本金259万元。为此，信托公司主张陈家礼的存款本金应以陈家礼本人自认的18张存单，共计259万元为准。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的焦点为：一是陈家礼与信托公司之间是否存在300万元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二是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而应当中止审理。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刘水仙、陈航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信托公司的《代保管证》原件。虽然该《代保管证》上加盖的“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印鉴不真实，但是《代保管证》上加盖的“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业务公章（五）”的印鉴是真实的，信托公司对此亦不持异议，《代保管证》的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该张《代保管证》上已完整记载了存款人、金额、期限、利率这些内容，已经具备存单的必备要件，能够证明存款事实。虽然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代保管证》所涉300万元的存款，是由陈家礼与李犀在信托公司的营业场所内办理的，但是李犀在担任信托公司营业部工作人员时已经在其业务范围内为陈家礼办理过部分存款业务，在担任信托公司红光代办处负责人时继续办理相同业务，陈家礼有理由相信李犀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虽然李犀涉嫌非法转走并占有客户资金已涉嫌犯罪，但信托公司因管理不严，用人不当，致使李犀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有机会在《代保管证》上加盖“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业务公章（五）”的印鉴，实施为陈家礼办理存款业务的行为，造成存款人陈家礼的存款资金损失，对此损害后果，信托公司除应依法追究李犀刑事责任外，还应当承担向陈家礼返还存款本息的责任。关于存款本金的金额问题。陈家礼本人陈述18张存单的存款本金共计是259万元，该陈述与《代保管证》上载明的300万元不符，显然《代保管证》上载明的300万元中包含了259万元存款本金的利息，但是《代保管证》是李犀收走18张存单后为陈家礼出具的并加盖有“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业务公章（五）”的印鉴，应当认定信托公司实际上已同意将存款利息转为存款本金计算，故陈家礼的存款本金应当以《代保管证》上载明的300万元为准。《代保管证》上约定的存款年利率为18%，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但并不违反国家法律的相关强制性规定，该约定应属有效。信托公司上诉提出其与陈家礼之间不存在300万元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本案系信托公司与陈家礼之间的存单纠纷案件，陈家礼和李犀之间是否存在串通行为,信托公司除自己陈述外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因此，信托公司上诉提出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等待李犀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的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信托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第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管雄亚
代理审判员 李宝山
代理审判员 兰 娟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贾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