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45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从化国泰天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从化江埔街禾仓村。
法定代表人：胡玲，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廖一可，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恒宇桩基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谢惠坤，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汪沙、温玉璋，均为为广东尚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东濠盈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陈启邦，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秀源、刘思敏，分别为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上诉人从化国泰天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恒宇桩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公司）、原审被告广东濠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濠盈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4民初1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国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恒宇公司对国泰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2、判令恒宇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国泰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受益人”与客观事实不符，是错误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濠盈公司才是涉案工程的受益人。在本案中，濠盈公司与恒宇公司，以及国泰公司和濠盈公司之间成立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中，濠盈公司与恒宇公司之间成立施工合同关系，国泰公司和濠盈公司成立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及等价有偿原则，对于恒宇公司而言，濠盈公司才是涉案工程的受益人。理由如下：1、本案的第一个基本事实是，案涉《桩基础工程合同书》系恒宇公司与濠盈公司签订的，该合同的当事人为恒宇公司和濠盈公司。根据该合同的约定，恒宇公司的合同义务为进行桩基础工程的施工，濠盈公司的合同义务为按约定向恒宇公司支付工程款。据此，桩基础工程施工建设和支付工程款构成对价关系，即濠盈公司有权要求恒宇公司交付合格的桩基础工程，恒宇公司有权要求濠盈公司支付工程款。由此可见，对于恒宇公司而言，案涉施工工程的交付对象为濠盈公司，即濠盈公司为案涉工程的受益人。另外，根据《合同法》第八条以及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有关规定，该等对价关系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即在本案所涉施工合同关系中，有关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应限于发包人濠盈公司。2、本案的第二个基本事实是，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因签订《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而形成合作开发合同关系，该合同的当事人为国泰公司和濠盈公司。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国泰公司的合同义务是提供项目用地，濠盈公司的合同义务是提供项目开发所需要的全部资金，负责组织实施全部工程施工。由此可见，濠盈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恒宇公司施工，属于濠盈公司履行其自身合同义务的行为，并因此取得对国泰公司要求按比例分取所建楼宇的对价。本案的第三个基本事实是，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于2014年8月9日签订了《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约定解除双方之间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关系。在该《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中，双方约定对于濠盈公司的投入(包括工程施工)，国泰公司给予濠盈公司1.7亿元的补偿。由此可见，对于案涉工程，濠盈公司是真实的受益人，国泰公司取得案涉工程是通过与濠盈公司以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的，而非自恒宇公司处取得的。综上，对于恒宇公司而言，涉案工程的受益人是濠盈公司，而非国泰公司。一审判决混淆了两种法律关系，认定国泰公司基于恒宇公司的施工行为而受益与客观事实不符，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国泰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根本不存在国泰公司应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恒宇公司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事实，理由如下：1、上述规定均是针对合同当事人而言的，而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国泰公司根本就不是案涉《桩基础工程合同书》的当事人，该合同的当事人是濠盈公司和恒宇公司，其中濠盈公司为发包人，恒宇公司为施工人；2、本案中不存在国泰公司对恒宇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以及“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事实。如上所述，国泰公司与恒宇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互不产生履行合同义务的关系，因此在双方之间根本不会存在“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以及“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问题。另，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国泰公司补充上诉意见:一、人民法院不能仅以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存在合作开发合同关系为由，判决国泰公司对濠盈公司的对外发包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国泰公司未与恒宇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对于未签订施工合同的联合开发商是否应对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公布的大连渤海建筑工程总公司与大连金世纪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大连宝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宝玉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案[(2007)民一终字第39号]中，表明了应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观点。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首先，本案讼争的法律关系是施工合同纠纷，而不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施工合同只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其次，债权属于相对权，相对性是债权的基础，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特定的，债权人只能向特定的债务人请求给付，债务人只能对特定的债权人负有给付义务，即使因第三人的行为致使债权不能实现，债权人也不能依据债权的效力向第三人请求排除妨害，债权在性质上属于对人权。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合作开发合同各方是按照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权利义务的，“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是指合作各方内部关系，而不是指对外关系。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民申字第2025号《民事裁定书》中再次坚持了同样的观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2011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中，曾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一方当事人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人请求合作开发雳地产合同的其他当事人对施工合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的指导意见，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2017年发布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中取消了2011年发布的上述指导意见。由此可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意识到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是错误的。二、在濠盈公司与恒宇公司履行施工合同的过程中，国泰公司并未加入到施工合同的履行中，也未加入到工程款债务中,国泰公司不应对因此产生的工程款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国泰公司从未参与施工合同的实际履行，案涉工程合同所涉及的工程量、工程款等重大事项均是由濠盈公司单方与恒宇公司确认的。在此情况下，如不坚持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则无法避免濠盈公司与恒宇公司相互串通，伪造不实结算资料的可能!而目前濠盈公司已深陷巨额债务，根本没有任何清偿能力。这样，国泰公司在对恒宇公司承担债务后，根本无法向濠盈公司追偿，这无疑侵害了国泰公司的合法权益。濠盈公司在与国泰公司就合作项目解除合作关系，并将分割所得利益转让给其他公司后，本案诉讼突然出现。而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濠盈公司对恒宇公司的主张均予认可，哪怕是恒宇公司单方出具的结算单，没有任何人的签名或盖章(详见1503案恒宇公司提交的《名城御景绿洲工地桩基础结算表》)(共6页，除第一页有签名，其余5张均无。按正常来说，施工结算单应当每一张都有双方的签名，以示审核确认，方能作为结算依据。不可能没有任何签名的结算依据）。工程范围与实际的工程范围不一致，这些与常理明显不符的证据，濠盈公司均视而不见，一概认可，而且直指要求国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濠盈公司与恒宇公司在本案中的反常表现，使本案存在濠盈公司与恒宇公司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诉讼的嫌疑。三、本案一审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程序违法，应依法发回重审。在本案一审中，国泰公司已向法庭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证实项目一期工程的总承包单位为长沙建筑工程公司，二期工程的总承包单位为吴川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案涉桩基础工程是否是由该两单位实际完成，还是由恒宇公司完成直接涉及到该两公司的权益，该两公司对本案具有独立的请求权。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将该两单位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以查明事实。
被上诉人恒宇公司二审辩称：本案在二审阶段争议焦点是国泰公司是否需要对濠盈公司的付款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并且无异议的事实，在我方完成涉案工程的施工之前，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之间是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合作关系，在一审认定的二者签订的书面房地产合作合同中，双方约定合同所涉项目建成之后，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按照四六分来分配，由此可见无论国泰公司在事后是否解除与濠盈公司的合作关系，在二者建立合作关系时，国泰公司对于涉案工程对应的项目享有所有权，处分权和收益权，一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妥。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既然国泰公司对涉案工程享有利益，其作为合作开发的一份子，理应对工程所涉款项承担支付义务。广东高院2011第37号指导意见已经明确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一方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施工合同，合作的各方应该对施工合同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我方主张国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不是依据合同相对性，因此不涉及是否突破合同相对性问题，国泰公司在上诉状中阐述相对性问题是混淆视听，请求驳回国泰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濠盈公司述称：一、综合本案的证据材料，濠盈公司确认恒宇公司是从化“名城·御景绿洲”项目桩基工程的施工方，确认在“名城·御景绿洲”项目仍拖欠恒宇公司工程款4820268．5元。二、从化“名城·御景绿洲”项目的开发商是国泰公司，国泰公司直接享有了恒宇公司的桩基工程的既得利益，依法应向恒宇公司支付工程款。濠盈公司与国泰公司合作开发从化“名城·御景绿洲”项目，国泰公司作为资质适格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且是本项目的开发商，而濠盈公司仅作为项目的投资方，仅负责洽谈项目工程事宜。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即使国泰公司不是该项目桩基工程合同的相对方，但其作为项目的开发商，已经获得了恒宇公司施工工程的既得利益，即应当对相应工程款承担责任。综上，请人民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的规定，作出公平、公正的正确判决。二审庭审中，濠盈公司补充意见：本案恒宇公司工程款应该由国泰公司承担，因为涉案项目是由国泰公司开发销售等，我方与国泰公司之间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但实际上我方在该项目施工上属于项目部，我方是以项目部名义签署施工合同，工程的得益首先由国泰公司收益，因此国泰公司作为项目建设应该先于承担工程款，而不是一审认定的由我方先承担。我方只有补充义务，在财产不足的情形下我方才有义务承担。
恒宇公司于2016年4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称：2012年8月15日，恒宇公司与濠盈公司签订《桩基础工程合同书》，约定由恒宇公司对濠盈公司、国泰公司共同开发的位于从化区街口镇的名城御景绿洲二期的桩基工程进行施工，该工程已经验桩合格。按合同第六条约定，国泰公司、濠盈公司本应在验桩合格后十五日内付清所有工程款，但直至2014年6月10日双方再次结算时，国泰公司、濠盈公司仍拖欠恒宇公司4820268.5元工程款未付。故起诉请求判令：1.濠盈公司、国泰公司向恒宇公司支付工程款4820268.5元；2.濠盈公司、国泰公司以4820268.5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八的标准，从2014年6月10日起向恒宇公司支付违约金，直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濠盈公司、国泰公司共同承担。
濠盈公司一审辩称：一、濠盈公司确认恒宇公司是从化“名城，御景绿洲”项目桩基工程的施工方，确认“名城·御景绿洲”项目仍拖欠恒宇公司工程款4820268.5元没有付清。二、从化“名城·御景绿洲”项目的开发商是国泰公司，国泰公司直接享受恒宇公司施工完成的桩基工程的既得利益，依法应向恒宇公司支付工程款。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合作开发从化“名城·御景绿洲”项目，国泰公司作为资质适格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是本项目的开发商，濠盈公司作为项目的投资商，负责洽谈项目工程事宜。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相关法律规定，即使国泰公司不是该项目的桩基工程合同的相对方，但其作为项目的开发商，已经获得恒宇公司施工工程的既得利益，依法应向恒宇公司支付工程款。另外，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合作开发从化“名城·御景绿洲”项目，无论双方内部签订的房地产开发合作合同具体如何约定工程款的支付，以及内部如何对项目收益进行分割，国泰公司仍然是项目唯一的开发商，对外向项目的施工方承担清偿工程款的法律责任。濠盈公司不承担工程款及利息。此外，即使计算利息，利息虽可从结算之日起计算，但约定利息过高，法院应予调整。
国泰公司一审辩称：一、国泰公司与恒宇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恒宇公司要求国泰公司支付工程款，与合同相对性原则相悖。恒宇公司起诉所依据的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由恒宇公司与濠盈公司所签署。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工程施工合同只对恒宇公司与濠盈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对国泰公司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国泰公司虽然与濠盈公司存在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但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相互混淆，要求国泰公司履行并不是合同当事人的施工合同义务。合同之债是根据合同的约定而产生，是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所产生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债权人有权依据合同的规定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因此，恒宇公司要求合同之外的国泰公司履行合同债务，要求国泰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与合同相对性原则相悖，应予以驳回。二、即使恒宇公司与濠盈公司签署的合同真实，在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的利益已经进行分割的情况下，恒宇公司要求国泰公司承担工程款付款义务，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即使恒宇公司与濠盈公司签署的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真实，国泰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建设单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即使恒宇公司将国泰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进行起诉，但国泰公司只需对欠付的工程承担付款责任。以国泰公司、濠盈公司、东莞市兴业艺展家居饰品有限公司为主要签约当事人，于2004年8月9日签署《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约定国泰公司代濠盈公司向东莞市兴业艺展家居饰品有限公司支付170000000元，作为濠盈公司包括在案涉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开发建设配套费、建筑费等费用在内的全部投入的对价，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双方签署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予以解除，即濠盈公司实际取得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的全部利益分成。国泰公司不存在任何欠付工程款或合作款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恒宇公司主张要求国泰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缺乏依据。三、濠盈公司与恒宇公司签署案涉工程施工合同，实际系履行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的投资义务，应由濠盈公司自行承担付款义务。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签订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后，并没有成立项目公司进行经营，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三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独立经营的，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民事责任”的精神，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的合作应属“独立经营”，双方应按合同约定承担民事责任。双方签署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国泰公司负责提供两块项目用地作为建设工地，土地作为合同的合作资本金，濠盈公司负责两个项目的全部开发资金（包括两个项目小区楼宇内、电梯、消防、水电到房屋开关及小区内所有配套设施达到所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达到毛胚房交楼交付钥匙及入住卡交国泰公司于业主），开发资金作为合同的合作资本金投入，即国泰公司负责出地，濠盈公司负责全部开发资金。因此，即使恒宇公司与濠盈公司存在真实施工合同关系，其所主张的工程款，按协议亦应属于濠盈公司负责合作开发出资义务，恒宇公司要求国泰公司承担应由濠盈公司承担的义务，缺乏依据。而且，根据《民法通则》的精神，连带责任，须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如个人合伙、提供连带保证等，但与本案争议相关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建筑法》等法律并没有规定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合作开发方须对另—方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而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签署的合作开发协议亦未约定双方对另—方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恒宇公司主张国泰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四、根据恒宇公司提交的案涉《桩基础工程合同》，应为无效合同。恒宇公司提供的《工程结算表》等材料，全部没有加盖恒宇公司印章，而是由个人签署或加盖项目印章，很显然恒宇公司并不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只是为他人提供资质，而签署涉案施工合同，根据《建筑法》等法律规定，恒宇公司与濠盈公司签署的涉案施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因此恒宇公司主张按每日万分之五计付逾期支付工程款违约金，缺乏依据。五、本案诉讼存在濠盈公司与恒宇公司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诉讼的嫌疑。恒宇公司是濠盈公司找回来的，双方的合同关系、履行情况、结算关系、付款情况，国泰公司均不清楚，国泰公司甚至不知道有恒宇公司的存在，此前濠盈公司一直没有跟国泰公司提及任何恒宇公司的信息。而且案涉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报建手续均以国泰公司名义开展，并由国泰公司与施工单位签署正规的工程施工合同，恒宇公司并不是案涉工程的施工单位。现在濠盈公司分割了房地产合作合同中全部利益并退出涉案房地产开发项目后，莫名奇妙出现恒宇公司这一角色，恒宇公司以与濠盈公司签署了施工合同为由起诉要求国泰公司支付工程款，这与合作开发项目实际情况不相符。同时，据国泰公司了解，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12月9日期间，濠盈公司的股东已变更为萧韶昌及王钧杨，陈启邦并不是濠盈公司的股东，陈启邦却在该期间用恒宇公司的名义进行结算，而且陈启邦已有冒用濠盈公司名义为他人担保的行为。结合上述情况，恒宇公司与濠盈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而提起虚假诉讼的嫌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国泰公司承担工程款付款义务，显然对国泰公司不公平。综上所述，恒宇公司起诉要求国泰公司承担工程款付款义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显属无理，依法应予以驳回，以维护国泰公司的合法权益。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24日，国泰公司取得从规建证[2012]17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名称御景绿洲花园二期工程29幢（自编M1-M18、13#—23#、2#地下停车库）。
2012年8月15日，恒宇公司与濠盈公司（原东莞市濠盈五金制品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桩基础工程合同书》，约定由恒宇公司对濠盈公司位于从化街口镇的名城御景绿洲二期的桩基工程进行施工，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安全，液压管桩工程量500×1252637支A型,单桩施工桩长约20米，每米182元、桩机进场及安拆费按每台320**元计算，本工程按壹计算，工程预算总造价约950万元，合同签订试桩后濠盈公司应付总工程款30%约280万元、工程完成至50%再付总价款的30%约280万元、当工程完成80%再付总工程款的20%，余下20%在验桩合格后十五日内付清所有工程款，若拖欠工程款则按每天以万分之八向恒宇公司偿付逾期违约金，工程完成后须在十天内组织验桩，如在三十天内未进行验桩，即当桩工程合格付清工程款等。
时间为2014年6月10日的《压桩工程结算表》记载，工程名称为御景绿洲工程二期土地（12-14栋），2013年7月止压桩结算，500桩入土深度数量63458.9米、单价182、金额11549519.8，送桩（负深度）7535.7米、单价91、金额685748.7、备注折半计，高出地面（正深度）226米、自付，液压机进退场费2台、单价32000、金额64000，3号柴油锤机进退场费1台、单价21000、金额21000，合计12320268.5元,调整项目2012年11月7日1500000、2012年11月21日500000、2012年12月31日500000、2013年1月22日1500000、2013年3月2日1000000、2013年4月9日500000、2013年7月19日1000000、2013年10月17日500000、2014年1月26日500000，实结余款4820268.5元。甲方确认加盖濠盈公司的印章，并有陈启邦的签名，乙方确认梁志森。恒宇公司确认梁志森是其工作人员。
时间2013年7月26日的《名城御景绿洲工地桩基础工程结算总表（12幢至24幢）》制表计算人：何朱，复核吴起标。恒宇公司认为何朱为化名，原名何满林，为濠盈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濠盈公司对该表予以认可。
一审另查，东莞市濠盈五金制品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濠盈公司。时间为2011年5月3日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记载濠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启邦，投资者名称为陈始华、陈启邦、广东中贤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1月2日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记载濠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启邦，投资者名称为萧韶昌、王钧杨。核准日期为2014年12月9日的濠盈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启邦，股东为陈启帮和李长勇，变更日期2014年12月9日变更前股东为萧韶昌、王钧杨。另2015年11月25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证明萧韶昌、王钧杨声明其于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12月9日期间是濠盈公司的股东，两人占有100%股权，公司公章由其保管，此期间，并未同意为任何人就（2014）清仲字第321调解书》所确定的债务向莫运明提供任何方式的担保或保证，亦未授权任何人于2014年10月27日出具《担保书》，从未直接或授权任何人参与（2014）清仲字第358号案的仲裁程序，亦未于2014年11月13日签署涉及该案的《和解协议书》。
一审又查，恒宇公司提供的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原东莞市濠盈五金制品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复印件约定国泰公司提供项目用地，濠盈公司提供资金的形式合作开发房地产，濠盈公司负责组织实施全部工程施工，由濠盈公司或指定有资质公司进行施工，所建楼宇按比例分配，濠盈公司的房产由濠盈公司以国泰公司名义对外销售等。濠盈公司对该合同并无异议，国泰公司则认为无原件不予质证，但承认其与濠盈合作关系。
国泰公司提供的2014年《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记载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自协议签署之日解除合作开发名城御景绿洲房地产项目的合作关系，国泰公司支付1.7亿元给东莞市兴业艺展家居饰品有限公司，实际是对濠盈公司在签订本协议前对名城御景绿洲整个合作项目包括二、三期开发建设配套费、建筑费等全部投入、及濠盈公司在签订本协议之前收回的投资款和分取的商品房以及其国泰公司向濠盈公司的所有借款的冲抵，即作双方解除合作关系的对价，濠盈公司在合作期间至本协议签署前对外发生的银行贷款及自身对外产生一切经济纠纷以及相关的其他的经济、法律责任均由濠盈公司自行承担。恒宇公司对协议书真实性不予确认，濠盈公司则称被迫签订，且协议书中的1.7亿元未支付。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恒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时间为2006年8月15日的恒宇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证书编号B3014044190011）记载资质等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暂定）。同时，恒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时间为2016年11月25日的恒宇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证书编号D344130526）记载资质等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濠盈公司予以认可，国泰公司不予认可。另恒宇公司表示2006年暂定资质应在一年有效期后申请确定资质证书，其于2016年才申请正式证书，2016年之前没有申请。另国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表示不清楚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另国泰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濠盈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压桩工程结算表》上濠盈公司的印章的真伪提出鉴定申请，后又撤回。
一审法院认为，国泰公司主张濠盈公司与恒宇公司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诉讼，提供了濠盈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资料及公证书证明，公证书记载的为该公司的股东萧韶昌、王钧杨的声明。但证据上属于经过公证的书面证人证言，该声明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联性，即使称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12月9日期间公司公章由其保管，但对是否使用该公章签订案涉合同及结算并无陈述。国泰公司虽主张恒宇公司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亦表示不清楚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故国泰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恒宇公司主张其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提交了《桩基础工程合同书》、《压桩工程结算表》、《名城御景绿洲工地桩基础工程结算总表（12幢至24幢）》予以证明，濠盈公司亦确认，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由于恒宇公司无证据证明签订合同及施工时已取得建筑企业的资质证书，故其与濠盈公司签订的《桩基础工程合同书》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恒宇公司已进行了实际施工，并与濠盈公司结算，濠盈公司对恒宇公司工程款4820268.5元尚未支付无异议，濠盈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对此承担支付责任。由于合同无效，对于恒宇公司主张按合同约定每日万分之八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可从结算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关于国泰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及《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国泰公司提供项目土地，濠盈公司提供资金，双方合作开发涉案项目，并对收益分成进行了约定。故国泰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受益人，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就涉案项目的工程款对外应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其内部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应由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另行解决。国泰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广东濠盈投资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工程款4820268.5元及利息（自2014年6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给原告东莞市恒宇桩基工程有限公司；二、被告从化国泰天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东莞市恒宇桩基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6162元，由被告广东濠盈投资有限公司、从化国泰天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国泰公司提交了四份收款收据，分别是其向兴业艺展公司共支付1900万元，证明其与兴业艺展公司、濠盈公司签订的解除合作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已经成立有效并且履行，由此证明：1、协议已经履行；2、解除协议里面约定的濠盈公司对合作项目不享有权益，此情形下如果其继续对濠盈公司所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则其更无法向濠盈公司追偿；3、协议书已经明确分割濠盈公司对涉案项目的全部利益，国泰公司需要向其支付的1.7亿元项目款是濠盈公司对于涉案合作项目所投入和获得回报的全部对价，双方利益已经分割完毕。该协议在一审时已经提交，在该案的最后两份证据。国泰公司称上述四份收款收据的原件没有带来。被上诉人恒宇公司质证认为：关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国泰公司提交的四份收据都是复印件，但即使提交的是原件，我方对该收据上的收款单位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四份收据反映金额均为百万千万款项支付，如此大额的款项仅凭收据，没有转账记录佐证的话，我方无法确认真实性。关于关联性，无论是该四份收据的日期还是国泰公司所指的解除合作关系的协议，均发生在我方施工行为竣工之后，该证据恰恰证明我方对涉案工程施工时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之间是合作开发关系，在国泰公司施工行为完成之后，至于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之间是否解除合作关系以及何时解除，与我方无关。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之间就解除合作的约定不能对抗我方，也不会对我方产生约束力。因此国泰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其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毫无依据，二审不应采纳。原审被告濠盈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该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确认，真实性问题，国泰公司在一审没有提交，在二审开庭也没有帯原件核对，无法确认真实性，根据我方掌握事实，款项支付不符合事实，而且国泰公司称支付1900万，但收据显示只有1000万。国泰公司提供的证据复印不完整，真实性不确认。合法性问题，如果国泰公司所称属实，支付的解除协议书款项我方不知情，而且对收据上显示的款项都是大额款项，为何没有转账记录。对于解除协议书，我方认为该协议书存在胁迫的情形，不合法。即使到后续款项的支付我方也认为不合法。关联性问题不予确认，正如恒宇公司意见，即使收据显示的款项属实，也发生在施工竣工之后，该证据无法对抗第三方，不足以影响施工款项责任的承担。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进行审查。
一审认定恒宇公司已进行了实际施工，并与濠盈公司结算，濠盈公司对恒宇公司工程款4820268.5元尚未支付无异议，濠盈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对此承担支付责任。恒宇公司、濠盈公司对此均无提起上诉、二审也无异议，本院对一审的认定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国泰公司应否对濠盈公司支付恒宇公司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虽然《桩基础工程合同书》是濠盈公司与恒宇公司签订的，国泰公司未与恒宇公司签订合同，但国泰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合作方，对濠盈公司与恒宇公司签订了合同、恒宇公司实际进行了施工的事实，是应当知道、且无提出异议，根据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双方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及《解除合作关系协议书》，国泰公司提供项目土地，濠盈公司提供资金，双方合作开发涉案项目，并对收益分成进行了约定，国泰公司享受了恒宇公司已施工工程的权利。故国泰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受益人，国泰公司应就恒宇公司已施工的工程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其内部责任如何分担、是否解除合作关系、是否支付补偿款的问题，应由国泰公司与濠盈公司另行解决。国泰公司主张其并非合同相对方、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对此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国泰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46162元，由上诉人从化国泰天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国庆
审判员 黄 嵩
审判员 姚伟华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