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秦商初字第477号
原告：姜伯章，男，1938年5月20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群，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绳，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淑，女，1937年4月4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荣春，江苏荣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诉讼理人：黄伦泉，江苏荣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汪迅，男，1974年6月2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儒，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成，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姜伯章与被告汪迅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原告姜伯章于2015年2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14日、7月17日、8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经2015年7月9日、2016年6月17日两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原告姜伯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群、王新绳，被告杨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伦泉，被告汪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儒、叶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姜伯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登记在被告汪迅名下的南京振华医药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0%股权归原告所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0年6月，原告之子姜晔拟开办南京振华医药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因依照当时《公司法》的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需两名以上股东，姜晔虚挂了被告名义办理了公司登记手续；振华公司设立时的所有法律文件，包括出资人协议、公司章程等均由原告姜伯章签署。2000年7月，振华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均由姜晔出资，但股权分别登记在姜晔、汪迅名下，各持股50%。振华公司成立后，被告从未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更未以任何形式主张过任何股东权利。被告既未与姜晔达成设立振华公司的合意，亦未实际出资或行使过股东权利，被告并非振华公司的股东，其名下股权应归属于姜晔。因姜晔已于2014年3月9日病逝，姜晔未婚无子女，作为姜晔的法定继承人，原告对姜晔投资至振华公司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依法予以继承。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汪迅辩称，根据原告提供的振华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被告为振华公司的股东。原告主张被告非振华公司股东应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代持了姜晔的股权，但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主张汪迅系代持姜晔股权，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姜晔就该股权依法向振华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提供了设立振华公司的注册资金即被告已按公司法规定和章程的约定，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被告参与了振华公司经营，主要负责振华公司对外业务的拓展，并为振华公司多次拉取了重大业务客户，故被告系振华公司股东，否则被告既非振华公司员工又非股东的前提下，被告根本没有必要为振华公司积极拓展业务。根据多份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均能证明被告系振华公司股东的事实；在姜晔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中，鼓楼公安机关和检察院通过调查取证，认定姜晔存在职务侵占的事实，鼓楼检察院也已向鼓楼法院提起了公诉，该刑事案件是建立在被告系振华公司合法股东的前提之下的，否则就不存在姜晔职务侵占的事实也不会有后续的提起公诉的事实；鼓楼法院作出的（2013）鼓刑二初字第87号刑事裁定书是因姜晔死亡而终止审理，并未根据证据认定姜晔无罪而作出无罪的判决。原告主张被告代持姜晔股权属于主观臆想，目的是为姜晔涉嫌职务侵占罪摆脱罪名，原告的主张不仅与相关证据相违背即没有股权代持协议予以证明，且不具有合理性，如是代持，也完全没有必要让被告代持振华50%的股权，也没有必要让被告作为振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增资时更没有必要仍让被告同比例进行增资。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姜伯章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2014）宁钟证民内字第2490号《公证书》，证明姜晔于2014年3月19日因病死亡，其未婚无子女，所持南京振华医药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依法由原告共同继承；证据二：南京振华医药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机读资料，证明该公司股东为汪迅、姜晔，各持50%股权；证据三：1、加替沙星研发整理资料手迹，2、合成试验原始记录本10本，3、五号资料合成路线，4、信件，5、传真，证明姜晔实际完成了加替沙星药品的研发工作，其原始记录与加替沙星药品申报中的记录完全一致；证据四：1、加替沙星注射液血管刺激性、过敏性、溶血性和热源检查的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2、××理组织学检查报告，3、科研记录本两本，4、谈话笔录（江振洲），5、加替沙星项目研发工作的调查报告及附件（五份谈话笔录、一份核磁共振图谱和分析报告），6、收条11份，证明在加替沙星药品研发及药品申报过程中，姜晔委托相关单位及个人完成了加替沙星药品的相关试验工作，并支付了大量的劳务费用；证据五：1、内蒙古专家评审答辩会答辩记录，2、答辩会后补充资料，3、临床研究计划及研究方案，4、证明两份，证明姜晔实际完成了加替沙星药品申报过程的答辩、临床试验等工作；证据六：药证书，证明姜晔研发的加替沙星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药证书；证据七：《加替沙星及片剂、胶囊、小针、大输液合作开发协议书》，证明汪迅曾姜晔委托寻找加替沙星药品的申报合作单位，汪迅应当就实际由姜晔完成研制的加替沙星药品转让费部分向姜晔支付科研成果费；证据八：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孙光）、谈话的语音整理材料（何震亚、孙光），孙光原系北京正青星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证明汪迅在加替沙星转让过程中实际获益约188万元，孙光、刘时雨证实加替沙星的谈价对象为汪迅，北京正青星光给了汪迅不超过200万元；证据九：1、《加替沙星大输液技术转让合同》（2000年9月22日北京正青星光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华氏医药高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2、《加替沙星技术转让合同》（2000年5月30日北京圣美正青医药技术有限公司与湖北中天亨迪药业有限公司签订），3、收入支出明细表（北京圣美正青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截至2003年9月），证明北京正青星光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圣美正青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在加替沙星药品转让中实际获益，汪迅以利润分红的方式从北京圣美正青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获利22万元；证据十：收入记录本（杨淑记录），证明姜晔于2000年6月24日、6月25日、7月27日分三次收到姜晔支付的加替沙星药品技术转让款60万元，该份记录本由杨淑记录；证据十一：姜晔存折取款记录（2000年7月14日）、南京市银行存款账户开户申请表、现金解款单（2000年7月14日）、银行进账单（2000年7月31日）、姜晔的说明（2011年2月28日），证明振华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全部由姜晔出资，汪迅并未实际出资，振华公司开户行申请、验资等手续，全部由姜晔实际办理，汪迅未参与公司设立；证据十二：发起人（集资）协议、首次股东会议纪要、振华公司章程、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物证鉴定书，证明汪迅作为挂名股东，未在发起人（集资）协议，首次股东会议纪要、公司章程中签字，表明其既未认缴出资，也未做出接受公司章程约定的意思表示；证据十三：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年检资料（2000年-2006年），证明被告作为挂名股东，在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并未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签署股东（董事）会决议和修改章程，也未实际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证据十四：振华公司对外签署的合同（2000年10月至2006年3月计六份），证明被告未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振华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均由姜晔代表；证据十五：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询问笔录（2011年4月8日询问汪迅），证明被告自己承认在振华公司存续期间从未获得股东分红，从未拿过工资，未行使过股东权利；证据十六: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询问笔录（20116.6.9卢燕、2011.7.5史航宇），卢燕、史航宇原系振华公司员工，证明振华公司业务方面都是姜晔负责，工作方面上的安排是姜晔，公司平时开会都是姜晔主持，汪迅没有参加过公司的会议，杨淑负责公司财务，姜伯章负责物品采购，振华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作坊式的企业管理和动作模式；证据十七:张健（振华公司驾驶员）、刘某（振华公司员工）、吕某（代账会计）、李某（振华公司员工）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共四份，证明被告极少来振华公司，振华公司也没有设置被告的办公室，振华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和所有决策事项均由姜晔负责；证据十八: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询问笔录（2011年4月20日、7月22日汪迅），证明被告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前后矛盾，编造谎言，与事实严重不符；证据十九:汪迅提供的《关于注射用盐酸氨溴索的合作协议》（2003.9.26）、振华公司保留的《关于注射用盐酸氨溴索的合作协议》（2003.9.26），证明被告向鼓楼公安分局提交的合作协议系其伪造的签名，原告持有的合同中并无汪迅签字；证据二十:调查笔录、公安机关询问笔录（2011.7.5朱建媛），证明被告指使朱建媛作伪证，朱建媛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了情况并表示其在调查笔录中陈述不准确系其推测，实际汪迅只是来过公司几次，公司成立不久参加过一次会议，公司的财务及大小事务均由姜晔的父母负责；证据二十一:企业营业执照补换申请表（2013.8.22），证明被告谎称振华公司营业执照、公章遗失，声明作废，申请补办营业执照和公章，企图非法控制振华公司；证据二十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扬子晚报2006年8月30日A11版，证明被告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具有欺诈性质的犯罪前科，且其陈述前后矛盾，伪造证据、指示证人做假证等清洁，其陈述应受到合理的怀疑；证据二十三:租赁合同（2004.2.1）、租赁合同书（2004.4.1）、租赁协议各一份，证明振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试验、办公用房租赁等，均由姜晔代表振华公司签署，被告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与管理；证据二十四:合同书（2000.9.4）、试验协议书（2004.10.18）、技术开发合同（2002.3.1）各一份，证明振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有关药物试验、研制委托等合同，均由姜晔代表公司签署，被告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与管理；证据二十五: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02.3.29）、销售合同（2005.9.7）、新乡市科医用品有限公司合同（2003.10.27），证明振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有关原料购置、产品销售等合同，均由姜晔代表公司签署，被告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与管理；证据二十六:新药临床研究申请表（2002.5.24注射用盐酸氨溴索），证明振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研发的新药临床研究、申报等手续，均由姜晔代表公司签署，被告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与管理；证据二十七:聘用合同书（刘某）、劳动合同书（胥娜）、就业协议书（吉志刚）各一份，证明振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有劳动合同的签订，所有毕业生招生等人事工作均由姜晔代表公司签署，被告未参与经营与管理；证据二十八:保密协议（2004.12.9），证明振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与第三方签署的药物配方、原料生产等保密协议均由姜晔代表振华公司签署，被告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与管理；证据二十九:杨淑、姜伯章退休证，证明振华公司在注册时，原告均为公务员退休人员，按照当时相关政策规定，在退休后不允许投资创办企业，此为被告作为振华公司挂名股东的原因；证据三十:辞职申请表、人事代理人员商调函，证明振华公司注册时，姜晔为江苏省药物研究所工作人员，不能作为振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此为被告作为振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原因；证据三十一:姜伯章所写收条（复印件）一份，该份收条是从姜晔的遗物中发现的，该收条所夹的回形针已经锈迹斑斑，证明被告于2000年7月27日最后一次支付60万元加替沙星转让款的尾款4.01万元后，姜伯章于当日向被告出具了收条，明确记载收到被告三次付给姜晔加替沙星技术转让费60万元；证据三十二: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2013.5.30，2013.6.6），公诉机关在询问4.01万元时，汪迅表示是开办费用公司，实际情况是被告在2000.6.24、2000.6.25汇了55.99万元（6.24日汇26万、6.25日汇299000元），公司成立后的2000年7月27日，在鼓楼邮政储蓄所，被告从钱包里拿了4.01万元现金给姜伯章，姜伯章给了汪迅收条；证据三十三:张根元、吴进、李某、张健四人出庭陈述，张根元（系南京工业大学科研人员）、吴进（中国药科大学管理人员）主要证明加替沙星的研发均是姜晔完成的；李某（振华公司员工2000.7—2014）主要负责搬家、装修工作，其称振华公司是姜晔办的，2000年7月27日姜伯章向汪迅出具收条其在场，在鼓楼邮政大厅，其在远处看到汪迅把钱给了姜晔父亲，姜伯章给汪收条，其在振华公司多年从未见过汪迅；张健（姜晔的驾驶员，2005年进公司），其表示只在鼓楼法院见过一次汪迅，其余从来没见过。
对于原告姜伯章提供的证据，被告汪迅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公证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工商资料证明被告是振华公司的合法股东，持有振华公司50%股权。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异议：1、从该组证据中的1、2的形式来看，其字迹明显属于不同人书写，证据中的3完全是复印件，且姜晔已去世，根本不能证明该组证据为姜晔本人所写；2、退一步而言，即使其中部分内容是姜晔本人所写，亦不能据此证明姜晔成功研发了加替沙星的药品；3、根据姜晔涉嫌职务侵占罪刑事案件中黄山、黎文海的公安询问笔录，加替沙星项目为原中国药科大学教授黄山及其学生黎文海成功研发，与姜晔没有关系；4、信件、传真不予认可，退一步讲，即使该证据为真实的，仅能证明姜晔委托别人查阅了一些资料，更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其中对证据1加替沙星注射液血管刺激性、过敏性、溶血性和热源检查的试验资料和文献资料，对证据2××理组织学检查报告形式上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关联性存在异议，上述材料表明北京华佛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加替沙星注射液，由中国药科大学新中新药研究开发中心进行刺激性、过敏性、溶血性和热源检查试验，××理学教研室进行加替沙星注射剂血管刺激性试验，该份证据与姜晔无任何关联，通过该证据不能证明姜晔委托中国药科大学进行试验，相反，该证据恰能证明加替沙星注射液由北京华佛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与姜晔无任何关联；对证据3科研记录本（两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与姜晔无任何关联，与本案无关，更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谈话笔录（江振洲）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异议，退一步而言，即使该证据内容真实，仅能证明姜晔委托中国药科大学进行了加替沙星注射液的毒性检查工作，但与本案无关，更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即无法证明姜晔成功研发了加替沙星；对证据5关于加替沙星项目研发工作的调查报告及附件（五份谈话笔录、一份核磁共振图谱和分析报告）,①对王亚楼的笔录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王亚楼仅陈述姜晔委托其进行了加替沙星资料的翻译，且主要为帮忙性质，但并未明确该翻译的时间以及内容，因此，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更不能证明姜晔成功研发了加替沙星,②对于吴进的笔录不予认可，即便该份证据属实，吴进称其在1999年冬天与姜晔准备了加替沙星临床前申报的全部资料，且主要为帮忙性质，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四中的中国药科大学新中新药研究开发中心于2000年3月份才做了加替沙星的刺激性、过敏性、溶血性和热源检查之间存在自相矛盾，因此，姜晔不可能在1999年冬天准备了加替沙星临床前申报全套资料，此与事实完全不符，无法证明姜晔成功研发了加替沙星,③对于张根元笔录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该证据仅能证明姜晔请张根元帮忙做过加替沙星质量标准和稳定性方面的分析，故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更不能证明姜晔成功研发了加替沙星,④对于戈文兰笔录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仅能证明姜晔让戈文兰帮忙做过加替沙星的资料整理，故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更不能证明姜晔成功研发了加替沙星项目,⑤对于陈东军笔录不予认可，没有陈东军的本人签字；对于陈东军核磁共振图谱和分析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陈东军所做的分析为加替沙星图谱分析，退一步说，即使为加替沙星的图谱分析，也不能证明姜晔委托陈东军进行加替沙星图谱分析，更不能证明姜晔成功研发了加替沙星；对证据6收条（11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异议，即便该组收条均为真实的，①除了张根元的两张收据，其他收条并无与加替沙星相关的任何内容；②所有的收条均没有载明付款人是姜晔，因此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姜晔委托相关单位完成加替沙星药品相关实验，也不能证明姜晔成功研发加替沙星药品。对证据五，其中对证据1内蒙古专家评审答辩会答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异议，该证据既没有出具的主体、时间等，形式要件存在严重欠缺，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答辩会后补充资料（前五张是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异议，编号为88页至92页证据文字完全是模糊不清的，形式存在严重欠缺，且前后字迹明显不一致，即使该组证据是真实的，其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临床研究计划及研究方案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存在异议，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仅能证明姜晔在加替沙星项目临床申报中编制了部分资料，不能证明姜晔成功研发了加替沙星药品；对证据4证明（两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存在异议,该证据称姜晔将自己研发的加替沙星原料药和四个规格制剂，以内蒙古自治区医药工业研究所名义上报药监局进行审批，不仅与孙光、黄山、黎文海等向南京鼓楼公安所陈述的姜晔没有研发加替沙星的事实不符，而且申报资料研发人员明确载明为杜瑞林等人，并非姜晔，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六，新药证书（5份），被告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相反，原告提供的五份新药证书恰恰证明姜晔并非加替沙星新药证书的持有者，故该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姜晔成功研发加替沙星，反而证明姜晔并非加替沙星所有者。证据七，《加替沙星及片剂、胶囊剂、小针、大输液合作开发协议书》，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关联性存在异议，该份协议书为被告与长沙维神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与姜晔无任何关联，通过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即不能证明被告是受姜晔委托签订的。证据八，公安机关对孙光的询问笔录，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①询问笔录第3页、第4页、第5页均说明汪迅是代表一家公司将加替沙星项目转让给北京圣美正清医药技术有限公司的，而并非受姜晔委托转让加替沙星，而姜晔仅在加替沙星临床批文申报中才参与该项目，只负责了申报工作中的部分工作，并不能证明姜晔实际研发了加替沙星项目，其向北京圣美正青提供的服务亦与被告无关，不能证明被告欠姜晔加替沙星转让费，②询问笔录第7页可以证明振华公司是由被告与姜晔共同出资成立；对于谈话笔录（3段）及语音整理材料，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不仅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反而恰恰证明姜晔是在加替沙星项目开展过程中才参与进来，仅提供了技术上的辅助性工作。证据九，对证据1《加替沙星大输液技术转让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份转让合同是上海华氏医药高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正青星光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加替沙星技术转让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是湖北中天亨迪药业有限公司与北京圣美正青签订，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中收入支出明细表（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存在异议，该份证据系打印件，且未加盖北京圣美正青的公章，即便该份证据是真实，也是北京圣美正青公司的内部财务支出明细，与本案无关，通过该证据也根本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被告欠姜晔加替沙星转让款，不能证明被告交付姜晔的款项为加替沙星项目款项，北京圣美正青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并未如原告所述付给被告汪迅188万元，而且北京圣美正青与被告之间存在任何关系，均与姜晔无关，被告并未如原告所称获取了近两百万元转让费，进一步证明原告所称被告欠原告加替沙星转让款没有任何依据。证据十，收入记录本，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无法证明该份证据系姜晔或杨淑所写，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十一，被告对存折取款记录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仅证明姜晔从其名下账户中取出了50万元，但该笔款项实际为章彩虹按照被告汪迅的要求，从自己的邮政储蓄卡中在2000年6月24日、25日共取出人民币55.99万元，存入姜晔的银行账户里，用于办理验资手续，故该份证据恰恰证明姜晔办理振华公司设立的出资款50万元均是来源于被告汪迅；对南京市银行存款账户开户申请书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即便该份证据证明振华公司开户行申请、验资手续由姜晔办理，也不能据此证明验资款均由姜晔出资；对现金解款单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恰恰证明在振华公司存入50万元用途上明确载明的是汪迅和姜晔的投资款，进一步证明被告是振华公司股东的事实；对银行进账单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该份证据反映的是振华公司出资款进账的事实，但不能证明验资款均由姜晔出资，结合被告提供的振华公司验资报告，恰恰证明被告汪迅已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是振华公司的合法股东；对说明（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姜晔的此份陈述内容并不属实，根据被告提供章彩虹及被告的讯问笔录、章彩虹的邮政储蓄取款凭单、姜晔的邮政储蓄存款凭单等相关证据，设立振华公司的注册资金全部由被告提供。证据十二，对发起人（集资）协议、首次股东会议纪要、公司章程、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被告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即使该部分材料并非被告汪迅签署，亦是汪迅全权委托姜晔前去办理的工商设立手续，这与被告作为振华公司股东以及被告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没有任何冲突，更不能据此否认被告已经出资并作为振华公司合法股东的客观事实，相反，该证据恰恰证明被告为振华公司股东的事实，已记载于公司设立登记文件中；对物证鉴定书（复印件），没有原件不予认可，也无法通过该份证据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十三，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恰能证明振华公司在增资时，被告汪迅与姜晔协商一致将振华公司净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并按照原持股比例进行同比增资，进一步证明了被告汪迅为振华公司股东的事实；公司年检资料中即使有部分材料非被告签署，亦和被告作为振华公司股东没有关联，也无法否认被告已经出资并作为振华公司合法股东的事实。被告与姜晔商议了各自在振华公司的分工，被告主要负责对外拓展业务，姜晔主要负责公司日常事务管理。被告之所以未在部分公司工商资料中签字，是由于被告主要在上海，在当时回南京交通并不方便，被告出具了授权委托书，由姜晔具体负责办理，且姜晔说不需要被告本人签字，振华公司完整的年检资料恰恰证明被告为振华公司股东的事实，已记载于公司年检资料中。证据十四，振华公司对外签署的合同（6份），对部分合同的真实性存在异议，部分合同姜晔签字明显与证据十一中姜晔签字不同，并非姜晔所签，显然是后续补签;退而言之，即使该组证据均为真实的，亦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振华公司的部分合同由姜晔作为振华公司代表对外签署，而非由被告签署，也无法否认被告已经出资并作为振华公司合法股东的事实，亦不能否认被告为振华公司拓展其他业务的客观事实;被告代表振华公司与苏州医药集团进行了全程洽谈，为被告拓展业务。证据十五，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询问笔录第2页、第4页内容恰恰证明振华公司是由被告与姜晔共同设立的，结合章彩虹的笔录及章彩虹邮政储蓄取款凭单、姜晔邮政储蓄存款凭单，振华公司的注册资本50万元均是由汪迅提供，并由姜晔按照其与被告之间约定，在2000年7月14日取出其中50万元用于缴纳振华公司的注册资金；被告与姜晔在2003年协商将振华公司的利润转为增加注册资本，属于股东分红的一种形式，且被告汪迅作为振华公司股东，不要求振华公司支付其工资，符合公司正常的经营情形，故根本不能以股东未领取公司的工资来否认被告作为振华公司股东的事实。证据十六，两份询问笔录（卢艳、史航宇）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根据对史航宇的询问笔录可知，卢艳和史航宇在药物分析室工作，其自己也承认在上班期间几乎不可能知道公司来人情况，故两人陈述的很少见到被告来公司仅为两人的所见情况，并不能完全反映被告为振华公司拓展业务客观事实；卢艳笔录的第3页及史航宇笔录第2页均证明了两人出办公室时见到了被告带领客户至振华公司洽谈业务，而且姜晔还向史航宇介绍了被告为振华公司董事长的事实，均证明汪迅是振华公司股东且为振华公司拓展对外业务的客观事实，即使被告去振华公司的次数不多，亦不能否认被告为振华公司拓展业务的事实，不能否认被告为振华公司股东的事实。证据十七，证人证言（张健、刘某、吕某、李某）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退一步而言，即使证人证言签字属实，也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张健是2005年才进入振华公司，其对振华公司情况并不了解，而且其所述姜晔为总经理，并不能否认被告作为振华公司股东、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客观事实；刘某出具的证言亦与事实不符，被告每年到振华公司多次并为公司拓展业务的事实，通过原告提供的卢燕、史航宇的笔录均能证实，被告亦会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吕某、李某证言均表示是听别人所说，无法指出信息来源及依据，故证言没有证明效力。证据十八，公安机关对汪迅的三次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通过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以下事实：1、三份询问笔录相互印证，与被告提供章彩虹的笔录及章彩虹邮政储蓄取款凭单、姜晔邮政储蓄存款凭单等，共同证明振华公司是由被告与姜晔共同设立的，由被告提供全部出资款50万元，具体过程为被告让章彩虹在其福建龙岩老家开立了三张邮政存折，并于2000年6月24、6月25日份六次共取出55.99万元，在被告、姜晔、章彩虹在场情况下，将款项交予姜晔，由姜晔在当天即存入自己账户，其中50万元作为振华公司注册资金，其余款项作为开办费用，姜晔按照其与被告之间约定，在7月14日即将其中50万元用于缴纳振华公司的注册资金；2、该三份询问笔录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原告提供的卢燕、史航宇等人的笔录，能够互相印证共同证明被告为拓展振华公司对外业务作出了重要贡献；3、询问笔录证明了被告汪迅是代表黄岩公司将加替沙星的原料和生产技术卖给北京圣美正青公司，与姜晔没有任何关联，更不存在原告所谓的姜晔委托汪迅转让加替沙星项目。证据十九，《关于注射用盐酸氨溴索的合作协议》（有汪迅签字）系被告向鼓楼区公安局提供，对该份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份合作协议与姜晔涉嫌职务侵占罪案中郭维城提供的合作协议内容一致，均合法有效，能够互相印证被告代表振华公司与哈尔滨芝溢堂医药有限公司签署了该份合同的事实，也进一步证明被告为振华公司拓展业务的事实；对于原告提供的振华公司保留的《关于注射用盐酸氨溴索的合作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即使该份合作协议是真实的，不能否认被告、郭维城分别向鼓楼公安提供的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证据二十，调查笔录（朱建媛）、询问笔录（朱建媛）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朱建媛的询问笔录为朱建媛真实意思的表示，并在审查了笔录内容后签字确认，原告主张被告指使朱建媛作伪证纯属无稽之谈，没有任何证据；上述两份笔录并不矛盾，朱建媛始终陈述见过被告来振华公司几次，并且参加过公司成立不久的会议，证明被告来过振华公司并积极拓展振华公司业务的客观事实。证据二十一，企业营业执照补换申请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该份证据恰能证明被告汪迅作为振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被告作为振华公司合法的法定代表人，基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所需，曾多次向姜晔索要公司的营业执照、印章等材料，但姜晔均以相关材料遗失为由拒不向被告及鼓楼公安经侦大队等司法机关提供，故为避免因姜晔涉嫌职务侵占刑事案件而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被告根据相关规定补办振华公司营业执照。证据二十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扬子晚报报导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二十三，租赁合同、租赁合同书、租赁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即使相关租赁协议非被告签署，亦和被告作为振华公司股东没有关联，被告与姜晔商议了各自在振华公司的分工，被告主要负责对外拓展业务，姜晔主要负责公司日常事务管理，故由姜晔签署相关租赁合同完全合乎情理。证据二十四，合同书（2000.9.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据此否认被告的股东资格；对该组证据中的、二甲双胍缓释片生物等效性试验协议书（复印件）、技术开发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些合同姜晔签字明显与证据十一中姜晔所出具的说明签字不同，并非姜晔所签；即使这两份合同签字为真实的，亦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无法否认被告已经出资并作为振华公司合法股东及为振华公司拓展业务的事实。证据二十五，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销售合同（复印件）、新乡市科医用品有限公司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姜晔签字处盖章不清晰，其上方盖章显然是原告后来补盖的，姜晔签字明显不一致；即使合同是真实的，只能证明涉及到振华公司的设备及原料采购的合同是由姜晔作为振华公司代表对外签署，进一步证明了姜晔与被告对振华公司的分工，姜晔主要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包括了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设备、原料等的采购，无法否认被告已经出资并作为振华公司合法股东及为振华公司拓展业务事实。证据二十六，新药临床研究申请表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审核部门公章不清晰，姜晔签字与前面签字不一致；即使其为真实的也否认被告系振华公司合法股东及为振华公司拓展业务事实。证据二十七，聘用合同书、劳动合同书、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及录用登记备案表可以印证姜晔与汪迅两人分工不同，均不能否认被告系振华公司合法股东及为振华公司拓展业务的事实。证据二十八，《保密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姜晔主要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其作为振华公司代表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符合正常逻辑，不能否认被告系振华公司合法股东及为振华公司拓展业务的事实。证据二十九，杨淑退休证、姜伯章退休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即使原告在当时不能作为股东，也不能合理解释为何由被告代持姜晔股权，姜晔完全可以让其姐姐、妹妹等近亲属进行代持，如是代持也完全没有必要代持振华公司50%的股权，在公司增资时更没有必要仍让被告按同比例进行增资。证据三十，辞职申请表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人事代理人员商调函（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该份证据即无法证明姜晔不能担任振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让被告作挂名的法定代表人的合理性，更不能证明被告代持了姜晔的股权。证据三十一，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该收条并非原件，系姜伯章单方出具，退一步讲即使存在收条也应是姜伯章向被告出具，收条原件应在被告处，而并非姜伯章所述在姜晔的遗物中发出，事实上被告从未收到过该份收条，也没有支付所谓的加替沙星转让款，被告共付给姜晔55.99万元，没有给过4.01万元的现金。证据三十二，鼓楼法院的开庭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自始至终没有承认过给姜晔4.01万元的现金，被告只是表示50万元注册资本之外还有部分的开办费用，但具体数额记不清了，当时的辩护人有诱导被告承认零头费用为4.01万元，但被告在签署笔录时也强调开办费用记不清楚，需要核实。证据三十三，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张根元仅凭帮忙做加替沙星的质量分析即认为姜晔为该项目的主导者及研发主体系其主观臆断，且张根元表示药物符合国家规定申报条件并获得批文即可用于医用，否认了原告所称黄山教授研发的加替沙星为农药中间体而不能作为医用药的论断，张根元陈述姜晔支付了几万元的报酬，与孙光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印证，北京正青星光公司支付过姜晔不超过10万元的劳务费，从而证明姜晔最多在项目申报中提供了技术服务，并非加替沙星成功研发者及所有者；吴进陈述在1999年冬天完成加替沙星申报的全套资料，与原告提供的证据四-1、-2的内容相矛盾，故吴进所称的全套资料中有诸多材料是不实的，且其根本不了解加替沙星项目的研究发主体等；李某非振华公司正式员工，其并不了解振华公司实际出资、经营管理情况，其称公司系姜晔办的也是听姜晔所述，无任何依据，李某陈述其于2000年7月27日在鼓楼邮政厅见到姜伯章向汪迅出具了收条，与原告陈述收条在姜晔遗物中找到收条相互矛盾；李某于2012年前远远见过汪迅，庭审时却能当庭认出汪迅，不会合常理；张健非振华公司员工，2005年后进入公司的，不了解公司经营状况，且其系驾驶员，工作性质决定其不可能经常待在公司，即使没有见过汪迅也是正常现象。
原告杨淑对原告姜伯章提供的证据均予以认可，并补充提供如下证据：一、振华公司对外签订的有关研发及转让的合同共15份（2000-2006年，原告姜伯章已提供的六份合同未列入），证明振华公司对外签订的研发和转让合同均是由姜晔或者是由其指定的姜伯章签署的，从未有被告的签名，上述合同系该段期间振华公司保留的全部合同，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被告所称的其负责对外联系及签订合同是谎言，实际被告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身份仅是挂名股东。二、振华公司签署的对外购销合同、租赁合同、委托试验合同计8份，证明目的同证据一，被告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三、聘用合同书、试用协议书、劳动合同书录用登记备案表、毕业生就业协、及南京市社会保险在职职工花名册，聘用合同均由姜晔签署，给社保局备案的花名册载明的负责人姜晔，证明目的同证据一。四、辞职申请表、证明、姜伯章退休证，主要内容为姜晔于2002年5月从江苏省药物研究所辞职，姜伯章于1998年从工商局秘书长职务上退休，证明目的同原告证据三十，振华公司成立时，姜晔仍在事业单位工作，不便于担任法定代表人，所以借用被告名字作为法定代表人，而其父刚从公务员职位上退休，不能担任股东，所以借用被告名字担任挂名股东。五、刑事再审申请书，证明姜晔主张自己无罪，被告是挂名股东，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姜晔不构成职务侵占罪，鼓楼法院裁定错误，被告主张鼓楼法院认定姜晔有罪是不成立的。
对于原告杨淑提供的证据，原告姜伯章均予以认可。被告汪迅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二中有12份合同中姜晔签字明显与原告姜伯章提供证据十一姜晔出具的说明签字不一致，非同一人所签；实际上证据一中北京正青星光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与振华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上海华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振华公司签订的《技术转合同书》、苏州益良药业有限公司与振华公司签订的《关于注射用头孢尼西的合作开发协议》均为被告代表振华公司进行全程洽谈并签署的项目，并非姜晔拓展的业务；即使振华公司的部分合同由姜晔代表对外签署，也不能否认被告为振华公司股东及拓展其他业务的客观事实；被告与姜晔商议了各自在振华公司的分工，被告主要负责对外拓展业务，姜晔主要负责公司日常事务管理，故由姜晔签署相关租赁合同完全合乎情理。证据三，部分合同姜晔签字明显与原告姜伯章提供的证据十一中签字不一致；退而言之，即使为真实的，被告与姜晔针对振华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宜有过明确分工，即姜晔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故其作为振华公司代表与员工签订聘用合同等符合正常逻辑，不能否认被告系振华公司股东及为公司拓展业务的事实。证据四，质证意见同对姜伯章提供的证据三十的质证意见。证据五、刑事再审申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在姜晔涉嫌职务侵占罪案中，鼓楼公安和鼓楼检察院均认定姜晔存在涉嫌职务侵占的事实，且该刑事案件的审理前提也是基于汪迅是振华公司的股东，如被告是挂名股东则鼓楼检察院也不会对姜晔提起公诉；由于姜晔的死亡而终止审理，但并未认定姜晔无罪，若汪迅为代持姜晔的股权，该案应确认姜晔无罪。
被告汪迅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1、振华公司机读资料，2、振华公司设立登记资料，3、振华公司变更登记资料，证明被告汪迅为振华公司的合法股东的事实，持股比例为振华公司注册资本的50%。证据二：1、2011年4月8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对汪迅作出的《讯问笔录》，2、2011年4月13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对章彩虹作出的《讯问笔录》，3、2011年4月11日南京市公安局出具的《查询存款/汇款通知书（回执）》及附件（邮政储蓄存/取款凭单、交易明细），4、2000年7月14日南京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天正验鼓字（2000）224号《验资报告》，5、2003年3月31日南京正一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编号为宁正-
会验[2003]097号的《验资报告》，证明：1、振华公司的出资款全部由被告提供，即被告委托章彩虹取出55.99万元交予姜晔，其中50万元作为振华公司的出资款，其余款项作为振华公司的开办费用，2、被告已按照振华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向振华公司实际履行了出资人民币25万元的义务，持有振华公司50%的股权；而且在振华公司增资过程中，被告也实际履行了增资中的缴纳出资的义务，被告为振华公司合法有效的股东。证据三：1、2011年7月13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对姚永年作出的《讯问笔录》，2、2011年7月25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对郭维城作出的《讯问笔录》，3、2003年9月26日振华公司与哈尔滨芝溢堂医药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注射盐酸氨溴素的合作协议》，证明汪迅确实参与了振华公司经营的事实，其主要负责振华公司对外业务的拓展，并为振华公司多次拉取了重大业务客户，以此进一步证明汪迅系振华公司的股东，否则，汪迅既非公司员工，又非持有公司股权的前提下，汪迅根本没有必要为振华公司积极拓展业务。证据四：（2011）白商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书、（2012）白商初字第332号民事判决书、（2012）宁商终字第686号民事判决书、2011）白商初字第1101-1号民事裁定书、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作出的《起诉书》、（2013）鼓刑二初字第87号刑事裁定书，证明：1、人民法院多份生效民事判决书均审理查明并认定被告系振华公司的合法股东，持有振华公司50%股权，2、原告和姜晔变更振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被告持有振华公司股权的行为违法，其共同伪造被告签名作出的相关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已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确认无效，振华公司登记应当恢复至原始状态，即汪迅应享有振华公司50%的股权且为振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客观事实，3、姜晔涉嫌职务侵占罪案中，鼓楼公安和鼓楼检察院均认定姜晔存在涉嫌职务侵占的事实，且该刑事案件的审理前提也是基于汪迅是振华公司的股东，否则鼓楼检察院也不会对姜晔提起公诉；由于姜晔的死亡而终止审理，但并未认定姜晔无罪，该案进一步印证被告汪迅享有振华公司50%股权的事实，若汪迅为代持姜晔的股权，该案应确认姜晔无罪。证据五：1、2007年7月15日深圳四环医药有限公司与振华公司签署的《关于注射用盐酸氨溴索利润分配的补充协议》，2、2011年1月12日深圳四环与振华公司签署的《注射用盐酸氨溴索分成补充协议》，3、京全企审字（2012）第A-0471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的工作底稿中“其他材料”的清单，4、2011年4月28日深圳四环出具的《证明》，5、2011年4月28日深圳四环出具的向振华公司付款明细，6、深圳四环向振华公司支付注射用盐酸氨溴索项目分成部分银行凭证，证明郭维城将哈尔滨芝溢堂医药有限公司与振华公司之间的合作项目转移至深圳四环，且深圳四环向振华公司支付了1268.8万元的分成，而该笔分成占振华公司业务收入的较大比重，均为被告拓展业务的成果，故被告作为振华公司股东，不仅已经了履行了出资的义务，而且还为公司积极拓展了项目。证据六：1、2003年5月14日苏州益良药业有限公司与振华公司签署的《关于注射用头孢尼西的合作开发协议》；2、2002年5月13日苏州医药集团与振华公司签署的《注射用乳酸左氧氟沙星技术转让合同》；3、2004年2月16日苏州医药集团于振华公司签订的《关于乳酸左氧氟沙星的合作开发协议书》；4、2015年6月8日苏州第壹制药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5、2006年1月18日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审批意见》；6、2002年5月20日上海华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振华公司签署的《技术转让合同书》；7、2002年5月20日上海华源与振华公司签署的《技术转让合同书》；8、2015年6月25日毛宇锋出具的《说明》；9、2002年4月16日上海华源的《企业投资人名录》、《企业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任职证明》；10、毛宇锋的身份证复印件，该组证据中的1-5证明被告代表振华公司与苏州益良药业有限公司、苏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洽谈业务，促使双方签订了合同；该组证据6-10证明被告代表振华公司与上海华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洽谈业务，促成双方签订了两份《技术转让合同书》；上述项目仅是被告代表振华公司对外拓展业务的一部分，故被告汪迅作为振华公司股东，不仅履行了出资的义务，而且还为公司积极拓展项目。
原告姜伯章对被告汪迅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仅能证明被告汪迅系振华公司挂名股东，并不证明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对证据二，1、对汪迅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但只是被告的陈述，不应作为证据被采信；汪迅陈述振华公司设立和增资时，其都出具了委托书给姜晔办理，但实际上在工商资料中并没有相关授权文书，汪迅认可其从没有得到振华公司的分红、也没有从公司拿过工资，恰恰证明了被告汪迅从未行使股东权利，未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2、对章彩虹的讯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笔录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章彩虹与汪迅两人均确认，双方系恋爱关系，章彩虹与本案被告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不能作为证据采用；3、查询存款、回款回执真实性予以认可，姜晔共收到汪迅加替沙星转让款60万元，包括被告提供6.24、6.25两笔55.99万元，若上述款项系出资款，应直接打入振华公司的验资账户中，而非姜晔的账户中；4、2000年验资报告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组证据中所有的汪迅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而振华公司的注册资金却是由姜晔付至验资账户完成验资，故该组证据能证明被告汪迅作为挂名股东被记载工商登记资料；5、2003年验资报告真实性予以认可，本次验资报告系增资验资报告，且股份确认书中的汪迅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恰恰证明汪迅并未参与振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实为挂名股东。对证据三，1、姚永年的讯问笔录真实性认可，但对笔录内容不予认可，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作为证人证言证人需到庭接受双方的质询，否则其证词不应被采信，该份证言中姚永年对振华公司颇多不满，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就姚永年证言内容来看姚永年陈述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见过汪迅到公司五、六次，且汪迅从没有参见公司会议，足以说明汪迅并不参与公司经营，汪迅也并没有把自己视为公司股东，姚永年陈述的振华公司经营模式是姜晔的父亲侧重负责公司行政，母亲侧重负责公司财务，足见振华公司是典型的家族公司；2、郭维城的讯问笔录真实性认可，但对笔录内容不予认可，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作为证人证言证人需到庭接受双方的质询，否则其证词不应被采信；郭维城对于2003年9月26日仅有其本人和姜晔签署的合作协议，与被告提供的复印不一致，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不排除两人串通；郭维城称2007年7月19日振华公司与苏州医药集团签订合同前，与汪迅、姜晔共同去过苏州公司谈委托加工的事宜，而汪迅在2006年5月已被刑事拘留；3、《合作协议》真实性不认可，不排除郭维城与汪迅串通，被告应提供原件核实。证据四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均未实质审理到姜晔、汪迅的实际出资人的相关事实，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五，1、2没有原件，不予认可，《关于注射用盐酸氨溴索利润分配的补充协议》签署于2007年7月15日，被告当时已经被刑事拘留，根本没有参与该协议的签订，《注射用盐酸氨溴索分成补充协议》签署于2011年1月12日，但系姜晔代表振华公司签署，与被告无关，不能证明该业务为其拓展的业务；3、4、5、6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是从第三方调取，且拼凑痕迹明显，该司法鉴定是被告单方委托的鉴定，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其中第6份证据大部分非原件无法辩识。对证据六，证据1、2、3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三份合同原告已经提供，说明振华公司的全部合同均为姜晔代表振华公司签署，被告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活动；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份说明上无苏州第一制药有限公司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且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双方的询问，被告从未作为振华公司的代表参加合同洽谈和签署，该份证明虚假；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6、7真实性予以认可，恰恰说明振华公司的全部合同均为姜晔代表振华公司签署，被告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活动，合同并非毛宇峰参与签署，且毛宇峰与上海华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并无任何关系，其无法证明汪迅参加了该两份合同的洽谈；证据8、9、10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证据8属于证人证言，需证人出庭接受双方询问，证据9无法确认是哪家公司的工商资料，证据10并非原件，无法核实。
原告杨淑对被告汪迅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汪迅的签名都不是本人所签，原因是其仅是振华公司挂名股东，设立登记前即达成一致无需签字，不实际承担股东权利义务。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汪迅的笔录是其个人的不实陈述，与汪迅其他几份笔录陈述前后矛盾，内容不真实的，不能证明其是振华公司合法股东，至于其陈述的59.99万元，实际是60万元，是汪迅付的加替沙星转让费，振华公司根本没有董事会，被告却两次陈述董事会组成，显然对公司管理层设置不知情；汪迅未婚妻章彩虹的陈述不实，且其与汪迅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不能采信；汪迅曾付给姜晔60万元，姜晔对此从未否认，该款是汪迅支付的加替沙星转让款，不是公司注册资本；汪迅虽是挂名股东，但验资、审计时必须仍以其名义操作，不能因此证明汪迅是合法股东。对证据三中1-2的真实性认可，但姚永年的笔录与其他员工笔录内容明显矛盾，且其与振华公司有矛盾，内容不真实，郭维城陈述不实，其提供的合同与原告持有的合同明显不一致，显然受到了汪迅的指使，涉嫌作伪证；证据中的3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应提供原件以鉴定汪迅的名字是何时添上的。对证据四形式上真实性认可，与本案无关性性。对证据五1-2不认可，即使该协议存在，也是姜晔代表振华公司与深圳四环签署的协议，与汪迅无关；对于3-6真实性不予认可，司法鉴定材料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虚假的，也没有在刑事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即使振华公司转让盐酸氨溴索有合法收入，也是属于公司的经营行为，与汪迅无关。对证据六中1-3、5-7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它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4不符合单位证言的形式要件，其内容也是不客观的，上述合同均是由姜晔签署，从未出现汪迅。
审理中，原告姜伯章、杨淑申请对2000年7月27日收条、记录本“2000.6.246.257.27收汪60万元（加替款）支50万”申请鉴定：1、收条字迹是否为姜伯章所写、收条纸张年份、回形针锈迹年份；2、记录上内容是为杨淑所写、纸张及书写墨水的年份。2015年11月，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确认收条上的字迹与姜伯章字迹系出自同一人字迹，笔记本字迹与杨淑字迹系出自同一人字迹。对于两原告申请的收条纸张年份、回形针锈迹、记录本纸张及书写墨水年份无法鉴定，针对这两项，本院又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对于收条的纸张年份、回形针锈迹真实性、笔记本纸张时间，南师大司法鉴定中心表示无法鉴定，对于笔记录书写墨水的年份最终因样本与检材笔墨化学性质不同，无法鉴定，予以退回。
对于南京金陵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双方对真','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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