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民再52号
抗诉机关：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重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小莲，女。系葛长银之妻。
委托代理人：吴越，南昌市豫章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申诉人（重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葛强，男，。系葛长银之子。
委托代理人：吴越，南昌市豫章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申诉人（重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葛群，女。系葛长银之女。
委托代理人：吴越，南昌市豫章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申诉人（重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金莲，女。系葛长银之母。
委托代理人：吴越，南昌市豫章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申诉人（重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汪国华，男。
委托代理人：刘行，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重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邓润秀，女。系汪国华之妻。
委托代理人：刘行，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刘小莲、葛强、葛群、徐金莲（以下简称刘小莲等四人）因与被申诉人汪国华、邓润秀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洪民三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赣检民（行）监（2015）3600000007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6）赣民抗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金来杰、陈明湖出庭。申诉人葛强、申诉人刘小莲等四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越，被申诉人汪国华、邓润秀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1、二审判决认定1998年6月9日南昌仪器仪表厂出售房屋的对象是汪国华，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从合同的订立看。1993年《承包（融资）协议书》与1998年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存在密切关联。综合《承包（融资）协议书》、1998年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和南昌市二轻局的批复等内容可以看出，不论是承包还是出售，《承包（融资）协议书》与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均系将中山路18号店面和本案谌家巷4号房屋二者视为一个连通的整体进行处置，以实现买卖双方利益最大化。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与一般的房屋买卖协议不同，该协议以清算《承包（融资）协议书》、对11名商场职工进行安置为买断卖房前提条件，将《承包（融资）协议书》中葛长银、汪国华共同向南昌仪器仪表厂缴纳的100万元风险抵押金进行折算或冲抵购房款，而不是另行单独交纳100万元购房款，因此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不是单纯的房屋买卖协议，而是在对《承包（融资）协议书》予以认可的基础上进行的清算和转换。其次，从合同的内容看。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表现出汪国华作为南昌华银商场代表人签订协议的特征。1998年签订卖房协议时，汪国华在乙方代表处签字，南昌华银商场在乙方处盖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之规定，从本案涉及协议所使用的词句和有关条款来看，南昌华银商场在乙方处盖章，即乙方为南昌华银商场。“乙方代表”即代表乙方签订买断协议的代表人员，故汪国华系南昌华银商场的代表。汪国华签订买断协议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由被代表人南昌华银商场承受，按照协议约定享有合同权利（取得所有权和承租权），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支付对价和安排就业等）。从买断卖房协议条款看，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不仅包含了诉争房屋买卖的约定，还包含了原承包风险抵押金不予退回、乙方另付30万元给南昌仪器仪表厂、乙方负责承担商场现有本厂职工11人的就业工作直到其正常退休为止、《承包（融资）协议书》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同时废止等内容，这实际上是南昌仪器仪表厂、汪国华、葛长银（或南昌华银商场）三方当事人对《承包（融资）协议书》的权利义务一揽子的解决。原承包协议废止，承包融资关系消灭，这需要南昌华银商场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南昌仪器仪表厂出售房产的主要对价条款也非汪国华个人义务条款，而均是要求葛长银与汪国华合伙的南昌华银商场承担义务的条款，该条款只有得到葛长银、南昌华银商场的同意才能生效，而葛长银同意的前提必然是其承受上述义务后，与汪国华共同取得诉争房产所有权和店面承租权。故只有将诉争房产理解为系汪国华、葛长银共同购买才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再次，从合同的履行看。《承包（融资）协议书》与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均系葛长银、汪国华两人共同履行。《承包（融资）协议书》是葛长银、汪国华共同与南昌仪器仪表厂签订，协议中涉及的100万元风险金系双方当事人共同向南昌仪器仪表厂交纳，双方无争议。从上述风险金100万元抵扣了购房款、11名职工安置在南昌华银商场就业、中山路18号店面由南昌华银商场承租与南昌市西湖区房管所办理承租手续、葛长银和汪国华共同分享利润和租金等事实来看，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实际上由南昌华银商场或者说是汪国华和葛长银两个人共同履行完成的。最后，从诉争房屋利润分配情况看。葛长银的主张亦成立。一是，2014年4月24日，本案重审二审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中载明，审判员问：“谌家巷4号的房屋租金如何分配？”汪国华回答：“一楼是各50%”。即汪国华自认本案诉争房屋第一层出租收益是其与葛长银平分共享。二是，2011年9月16日，本案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中，关于真维斯租金情况，汪国华回答：“前厅100万元，后厅（诉争一楼）为50万元一年”。2012年11月28日，本案重审一审法院询问笔录中，关于2011年真维斯租金150万元除去葛长银分得48.2万元，剩余租金的分配情况，汪国华自述“上交房管所36.6万元，扣除葛长银使用谌家巷4号二层的租金，我实得65.2万元”。根据上述事实分析，如果葛长银仅享有前厅的利润分配权，那么不扣除使用诉争房屋二层的费用，2011年其租金最多分得31.7万元（［前厅真维斯租金100万元-
上交西湖房管所36.6万元］÷2=31.7万元）。而实际上，葛长银在扣除诉争房屋二楼租金后分得48.2万元，远远超出了31.7万元。这恰恰说明葛长银租金收益不仅限于前厅，而且包含后厅。因此，重审二审法院仅凭汪国华提交的1997年2月、1998年6、7、8、10、12月、2008年1-3月等汪国华自制结账清单就得出“从账单可以反映葛长银享有对前厅（即中山路1号）的利润分配，不享有对后厅、二楼和三楼的利润分配”的结论，系认定事实错误。此外，从2008年1-3月汪国华的自制结账清单可知，前厅对外出租每月租金50000元，后厅葛长银租用每月10000元。而同年8月前厅和后厅一并出租给真维斯一年租金为150万元，其中根据汪国华“后厅为50万元”的自述，可折算出后厅月租金为4.2万元。前后对比发现，在同一年，葛长银租用后厅的费用要明显低于对外出租给他人的费用。这能够佐证葛长银主张的正是基于对后厅享有一半产权，从而免除其享有所有权的这部分租金，只需支付另外一半产权所有人汪国华应收的那部分租金的事实。上述情况表明，重审二审判决未注意到汪国华和葛长银共同履行卖房协议的事实，割裂相关证据之间的联系，片面采信证据，认定1998年6月9日南昌仪器仪表厂出售房屋的对象是汪国华个人，系认定的主要事实错误。
2、重审二审判决认为“即便汪国华的购房款中包含了葛长银的风险抵押金，也是基于汪国华与葛长银履行承包协议产生的债权，不能转化为本案的物权”，且将支付购房款的举证责任全部分配给葛长银，系适用法律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关系。”首先，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汪国华事先与葛长银协商过借款事宜，事后也没有就归还借款事宜与葛长银磋商，且双方在原审中均没有主张过债权债务关系。其次，从该笔风险抵押金的性质来看，是汪国华与葛长银合伙的出资，在合伙体没有清算解散之前，无法确定两人的份额，也就不能推断出二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重审二审法院作出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系法律适用不当。
另外，从举证责任划分来看，葛长银主张对诉争房产享有产权，应当对其出资购买的事实进行举证，而汪国华对诉争房屋系其个人出资购买产权归其个人享有的主张也应当举证说明。原审中，葛长银提供了《承包（融资）协议书》、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以及诉争房屋的出租收益凭证等证据，欲证明诉争房产是其与汪国华及南昌华银商场购买，并实际也分得了诉争房产的收益。然而，汪国华只提供了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及有关证人证言，也不能提供购房款均是其个人出资的相关证据。原审已查明，诉争房屋的购房款是由华银商场风险抵押金100万元和现金30万元两部分构成。其中，100万元风险抵押金是葛长银与汪国华合伙经营南昌华银商场所缴纳，由于合伙并未解散清算，无法判断两合伙人对风险抵押金具体的出资数额。因而，上述风险抵押金系葛长银与汪国华共同出资，二人共有。汪国华用共有的风险抵押金购买诉争房屋，作为合伙人的葛长银也认可购买行为，应当视为葛长银对购买诉争房屋有出资。对于另付的30万元现金，汪国华主张全部由其个人出资，但没有证据予以佐证；葛长银则提供了一方汪国华写的收据欲证实其中20万元系其出资，因该收据是汪国华事后补写而非原始凭证而影响了证明力。因此，30万元现金的实际出资情况也无法查明。总体来看，葛长银的举证基本能达到证明目的，且优于汪国华的举证。重审二审法院将支付诉争购房款的举证责任全部分配给葛长银，要求葛长银举证出资购房款，并由其一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系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当。
刘小莲等四人称，1、重审一审判决是真实有效的，应予以维持。本案在发回重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已基本查清本案的法律事实，且在判决中对本案事实认定充分、法律条款运用正确、判定依据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对本案做出的重审判决是正确的，也是合理合法且公平正义的，依法理应维持；2、二审判决弃案件的基本法律事实而不顾及错误地使用法律法规，导致判决结果严重侵害了刘小莲等四人的合法权利：（1）本案诉争房屋产权的实际出资购买人应是南昌华银商场而不是房屋产权证的登记人汪国华，汪国华在历次庭审中也未向法庭提交其个人单方全额出资购买诉争房屋产权的任何证据材料，从本案的在卷证据中已无争议地显示了与南昌仪器仪表厂签订《承包（融资）协议书》的乙方和向发包方缴纳100万元风险抵押金的是葛长银和汪国华，而在本承包协议生效后关于涉及用南昌华银商场的债权转化置换诉争房屋产权的其他合同文件中单独出现的汪国华应属南昌华银商场的具体操办该事项的代表人身份，并非重审二审法院所认定的该诉争房屋产权受让人是“汪国华单独个人”的错误事实；（2）因在本案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具体办理产权过户的“操办人”汪国华最终形成了房屋所有权证上仅显示的登记的所有权人这一表面事实，但二审法院却全然不顾证据已明显证明相关的购买房产实际出资方和实际权利共同所有人的事实做出了“操办人即是权利人，登记人就是所有权人”的错误判定，“操办人”是否是权利人？应取决于“操办人”以什么名义进行“操办”，如果以自己的名义操办，则操办人是权利人；如果以第三人的名义操办，其行为属于民法上的代理行为，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第三人，第三人即实际出资购买人才是真正的权利人即是南昌华银商场，关于此项依据在案卷中有充分的证明依据；（3）重审二审法院对刘小莲等四人和汪国华在本案中未提起的诉请及双方已认定了的事实部分进行了违反法律规定的错误越权处置，二审法院判决书中出现了对葛长银是否在与汪国华承包南昌华银商场期间对名下出资投资情况和是否全额到位及股份比例等已不争的基本法律事实进行了无证据支撑的假设性反向无理推定，从而造成了其严重错误的终审判决；（4）葛长银和汪国华从1993年承包南昌华银商场开始到至今的2014年期间都是共同使用诉争房屋或共同按50%份额比例分配诉争房屋对外租赁的收益，期间只是极短的时间存在诉争房屋被共有权人的一方单方面经营使用后，实际使用人即按所占份额比例向未使用的共有人交纳其名下50%份额应支付的相应租赁费用（即使用方按当时的店面市场租金额度在其单方使用时间段内向另一共有人交纳一半租金以示公平原则），而二审法院忽视这一法律事实而不顾，导致了错误的认定，该项事实在重审一审的案卷中有充分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共同提供的数据予以印证；（5）本案的诉争房屋产权是葛长银和汪国华承包的南昌华银商场用所持有的对外应收账款（100万元风险抵押金等）和债权相加后转化置换所得，并非普通的购买房屋产权交易行为，所以刘小莲等四人只能向法院提供相应的出资证据而无法向法庭出具购房的缴费凭证，汪国华同时也无法向法庭递交购房的缴费凭证，二审法院以此来判定刘小莲等四人因不能出具购房财务凭证即就不是权利人显然是错误的，是严重违背案件基本法律事实的；3、重审二审法院程序严重违反规定，导致二审判决书案号使用错误、立案程序违法等下列行为：（1）重审二审法院出具的（2014）洪民三终字第23号判决书未严格按照发回重审案件使用案号，导致重一、二审判决书案号前后不对应，丧失了法律文书的严谨性；（2）根据发回重审案件回避及重审案件应由审监庭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在重审二审法院立案时就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本案原审二审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三庭审理终结后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其判决并发回重审，但遗憾的是重审二审法院立案时就违反该项规定故意将此案件错误的立在应回避的民事三庭继续审理本案，导致刘小莲等四人在重审二审期间遭受到了显失法律公平及涉嫌司法腐败的结果。综上，重审二审法院的判决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判决书内容明显前后自相矛盾，二审法院对本案在审判中采取非法改变和无理回避刘小莲等四人的房屋产权确权诉请假借债权纠纷来混淆视听，但在本案判决中又对债权不依法作出处理判定严重侵害了刘小莲等四人的合法利益。再审请求：支持刘小莲等四人原审诉请，维持重审一审判决。
汪国华、邓润秀辩称，本案系由虚假诉讼引起的纠纷。1、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严重错误，对客观事实予以曲解，对有利于汪国华、邓润秀的证据视而不见，完全偏向刘小莲等四人。请求：依法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葛长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葛长银对南昌市西湖区谌家巷4号建筑面积988.16平方米的房屋拥有50%的所有权；2、本案诉讼费由汪国华、邓润秀承担。
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葛长银、汪国华与南昌仪器仪表厂签订《承包（融资）协议书》。之后，南昌仪器仪表厂与汪国华签订买卖诉争房屋《协议书》。1998年，葛长银与汪国华对诉争房屋共同出资增建258.7平方米。2000年6月7日，诉争房屋所有权人由南昌仪器仪表厂变更为汪国华。2009年1月1日，葛长银与汪国华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书》及《协议书》各一份。汪国华向葛长银补出具两张分别为收到葛长银承包融资款65万元及购买谌家巷4号房产20万元的收条。
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双方当事人均未就邓润秀与汪国华处于离婚诉讼中止期间提出异议，故对葛长银与汪国华2009年签订的《长期合作协议书》及《协议书》的效力不予确认。鉴于汪国华认同且邓润秀未提交汪国华出资的证据，故对葛长银承包出资65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汪国华单独与南昌仪器仪表厂签订买卖诉争房屋《协议书》，加盖了南昌华银商场公章，且承包风险抵押金及其他债权均冲抵了购房款，加之南昌仪器仪表厂证实诉争房屋是共同购买，因此，葛长银与汪国华共同购买诉争房屋的事实成立，对葛长银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邓润秀没有证据证实双方就承包风险抵押金、债权（务）等进行了清算，故对邓润秀提出的葛长银与汪国华之间系债务关系，诉争房屋属汪国华个人所有的辩解，不予采信。对于诉争房屋增加的258.7平方米，产权证反映搭建时间及房屋买卖都在1998年，与汪国华提出的购房前与葛长银共同出资搭建的辩解时间上相吻合，予以采信。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26日，作出（2009）西民三初字第309号民事判决：位于本市谌家巷4号1-4层建筑面积为988.16平方米房屋产权归葛长银、汪国华共同所有，各占50%房产份额。受理费37630元，由葛长银、汪国华各承担一半。
邓润秀不服，向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谌家巷4号房屋使用情况为：一楼店面、二楼仓库由葛长银使用（每月扣除使用费），三楼由南昌华银商场做办公室、仓库使用，四楼由汪国华、邓润秀居住使用（不交费）。二审法院质证了邓润秀提交的南昌仪器仪表厂企业信息和2008年1月至3月的账目情况两份新证据。另质证了二审法院查到的共计45万元的承包风险押金凭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结合诉争房屋的产权证，诉争房屋为汪国华所有。汪国华与葛长银合伙每月都有结算清单，而共同购买房屋却无任何文字依据。汪国华夫妻居住诉争房屋四楼，不交任何费用，葛长银使用一、二楼扣缴了使用费。汪国华写的收到葛长银65万元风险抵押金及20万元购房款的收条，是邓润秀起诉离婚后汪国华补写的，不是原始凭证，不宜采信。葛长银提供的支付风险抵押金的收款收据，经核实均被否定。当时的厂长、办公室主任的证人证言可信度低，不宜采信。南昌仪器仪表厂已不存在，其出的证明，不能采信。综上，葛长银确认本市谌家巷4号房屋50%产权的诉请，证据不足，应予驳回。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0年8月20日作出（2010）洪民三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09）西民三初字第30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葛长银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75260元，由葛长银承担。
葛长银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1年4月6日作出（2010）赣民申字第34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再审期间，葛长银因病死亡，本院将再审申请人由葛长银变更为其继承人刘小莲等四人。2011年11月10日，本院作出（2011）赣民提字第21-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重审。
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重审查明，汪国华系南昌仪器仪表厂职工。1993年4月6日，汪国华、葛长银共同作为乙方与甲方南昌仪器仪表厂签订《承包（融资）协议书》，该协议由南昌市涉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马力进行见证。协议签订后，汪国华、葛长银开始经营南昌华银商场。之后，南昌仪器仪表厂陆续收取了风险抵押金，收款凭证交款单位载明为“华银商场汪国华”或收款内容载明为“30万元是华银酒家”。1996年12月16日，南昌仪器仪表厂与南昌电扇厂合并组建江西昌加电器仪表总厂，南昌仪器仪表厂、南昌电扇厂为江西昌加电器仪表总厂下设二级法人单位。
1998年6月5日，南昌市第二轻工业局下发《关于同意江西昌加电器仪表厂出售谌家巷4号及带子巷部分门面的批复》，其中该文件第二项载明：“同意所报出售谌家巷4号房产价格，扣除企业借款，汪国华100万元风险抵押金不予退回，汪国华另行支付30万元人民币。过户手续及费用由汪国华承担。中山路18号门面由汪国华长期使用，并由汪国华到房管所直接办理承租手续。同时原承包（融资）协议自然终止。”
1998年6月9日，南昌仪器仪表厂（甲方）与汪国华（乙方）签订买卖诉争房屋《协议书》一份。汪国华在该协议书乙方代表处上签名，并加盖了南昌华银商场公章。1998年6月30日，汪国华与南昌仪器仪表厂办理了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产过户手续。之后，1998年汪国华出资在南昌市谌家巷4号第4层搭建了建筑面积为258.7平方米的房屋。2000年6月7日，汪国华取得了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所有权证，但注明搭建了258.7平方米，至此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建筑面积由原729.46平方米变更为988.16平方米。
汪国华与邓润秀系夫妻关系。2008年8月邓润秀诉请离婚，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2009年11月，葛长银以汪国华、邓润秀为被告诉至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其拥有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50%产权。邓润秀、汪国华离婚案因需等待本案结果而中止审理。
现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使用状况为：一楼与中山路18号店面连通使用，由葛长银、汪国华双方共同出租给梁某某小平经营真维斯品牌店（收益归葛长银、汪国华共享）；二楼由葛长银使用（每月从利润款中扣除使用费给汪国华）；三楼除部分出租给真维斯品牌店作仓库（此租金归汪国华一人）外，其余房间为南昌华银商场的办公室、仓库；四楼由汪国华、邓润秀夫妇居住使用。
另查明：工商登记显示南昌华银商场由葛长银出资3万元、汪国华出资2万元组建，性质属集体所有制，经营场地在中山路18号。1998年6月9日，南昌仪器仪表厂向南昌市西湖区西湖房管所出具函件：“根据市二轻局洪二轻生字（1998）第17号批复精神，我厂原租用贵所中山路18号店面由华银商场办理承租手续，请贵所给予支持为感！”故原南昌市中山路18号（现新门牌为中山路60号）店面由南昌华银商场每年与西湖房管所签订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一直承租使用至今。自南昌华银商场承租南昌市中山路18号店面以来，谌家巷4号一楼房屋与该店面相连通，从该店面进出，南昌市中山路18号出租给他人使用，谌家巷4号一、二楼由葛长银个人经营使用，葛长银向汪国华交纳谌家巷4号一楼2100元、二楼仓库1500元的使用费。2008年8月起，南昌市祥达实业有限公司承租南昌市中山路18号店面与谌家巷4号一楼房屋开设真维斯品牌门店。2011年南昌市祥达实业有限公司梁某某小平支付租金为150万元，在扣除上交西湖房管所3万余元月租金及相关费用后，葛长银当年分得48.2万元，余款归汪国华所有。2012年4月30日，南昌华银商场、汪国华向西湖房管所出具委托书，载明：南昌华银商场法人代表汪国华现委托合伙人葛强为代表与西湖房管所就中山路18号签订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的房屋租赁合约。
再查明：从汪国华提供的1997年2月、1998年6月等多张自制对账单反映：其与葛长银双方盈利中有意丹奴29014.4元或前厅37500元，后厅25号-5号1248元或后厅4166.66元；葛长银支付后厅2000元或2100元（谌家巷4号房屋部分一楼）、二楼仓库1500元等记载。梁某某小平自2008年8月起向汪国华承租了谌家巷4号三楼5间仓库，每年租金1万元归汪国华所得。
还查明：汪国华在邓润秀起诉与其离婚后，补写了两份共计85万元收条。2009年1月1日，葛长银与汪国华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书》。同日，葛长银与汪国华还签订《协议书》一份。
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重审认为，汪国华、葛长银与南昌仪器仪表厂签订《承包（融资）协议书》，共同承包南昌华银商场（承包经营面积为谌家巷4号房屋及中山路18号店面）18年，需交承包风险抵押金100万元。鉴于华银商场由汪国华、葛长银共同出资组建、共同承包经营，所交风险抵押金100万元理应也由两人共同支付，况且在汪国华提供的风险抵押金收据上载明的亦是“华银商场汪国华”，另有出售华银酒家的30万元冲抵风险抵押金。根据南昌市二轻局批复，汪国华与南昌仪器仪表厂签订协议，该协议书也加盖了南昌华银商场的公章，南昌仪器仪表厂将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出售给汪国华，中山路18号店面由汪国华长期使用，终止履行《承包（融资）协议书》，并将《承包（融资）协议书》中的承包风险抵押金及其他债权均冲抵购房款，致使谌家巷4号房屋登记至汪国华名下，中山路18号店面由南昌华银商场一直承租。现汪国华、邓润秀对1993年4月2日、1998年6月3日汪国华出具的收条，及2009年1月1日两份协议，均陈述为汪国华不想邓润秀离婚多分得夫妻共同财产，而在邓润秀起诉与汪国华离婚后才向葛长银出具的伪证。若确为汪国华个人购买，汪国华在1998年6月9日的协议上签字则不签在乙方代表处，而是直接签在乙方处，也不须加盖南昌华银商场的公章。其次南昌仪器仪表厂11名职工的就业工作由华银商场承担，而非汪国华个人。再者，按市二轻局批复由汪国华承租的中山路店面，南昌仪器仪表厂向西湖房管所出具函件称中山路18号店面由南昌华银商场承租，则于情于理都不符。上述证据证明：市二轻局文件中的汪国华实际是南昌华银商场的代表。与南昌仪器仪表厂签约的，亦是南昌华银商场，才会有中山路店面与谌家巷4号房屋一层连通出租给梁小平后，葛长银一直与汪国华共同获取租金利润。2008年之前葛长银单独使用谌家巷4号一、二层，需向汪国华支付使用费用，正说明共有的房产单方使用，理应向对方支付一定费用，且从汪国华自制的对账单亦能反映，双方共同利润中有后厅费用共享的记载。至于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第四层搭建增加的258.7平方米，系汪国华出资搭建，葛长银方没有投入，汪国华夫妇使用第四层也就无需支付使用费给葛长银，对此258.7平方米当属汪国华夫妇所有。综上，结合买卖诉争房屋《协议书》中约定的关于中山路18号商业门面的租赁及南昌仪器仪表厂11名职工的就业工作的承担，均是南昌华银商场在履行，且汪国华在取得房屋所有权后，一楼房屋仍以南昌华银商场的名义对外出租的事实，谌家巷4号一至四层原产权建筑面积729.46平方米应属葛长银、汪国华共有，葛长银理应享有一半产权。故而对汪国华夫妇提出的房屋登记在汪国华一人名下，应全部属其夫妻共同财产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刘某某建国、王某某国强、南昌仪器仪表厂或江西昌加电器仪表厂在本案一审、重审中，先后出具两份观点完全不同的证词，对刘某某建国、王某某国强、南昌仪器仪表厂或江西昌加电器仪表厂的证明均不予采信，并对刘某某建国、王某某国强作伪证的行为，法院将另行处理。同时对汪国华要求他人出具虚假证词的行为，妨碍了民事诉讼，法院也将另行进行制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3年9月26日作出（2012）西民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位于南昌市谌家巷4号1-4层建筑面积为729.46平方米房屋产权归原告刘小莲、葛强、葛群、徐金莲与被告汪国华、邓润秀共同所有，原、被告方各占50%房产份额；南昌市谌家巷4号第4层建筑面积为258.7平方米房产（1998年搭建房），归汪国华、邓润秀所有。案件受理费37630元，由原告刘小莲、葛强、葛群、徐金莲与被告汪国华、邓润秀各承担一半。
汪国华、邓润秀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对诉争房屋的分割方法及面积认定错误。一审法院既认定刘小莲等四人对诉争房屋拥有50%产权，又认定第四层归汪国华、邓润秀所有；且第四层只有130平方米左右，而一审法院却认定有258.7平方米。因此，对搭建部分的面积和所处位置应当予以明确。2、一审法院采取推理的方式认定葛长银缴纳了风险抵押金及依据汪国华缴纳风险抵押金的收据上载明“华银商场汪国华”，据此认定葛长银也缴纳了风险抵押金，系认定事实错误。1993年《承包（融资）协议书》约定的风险抵押金100万元，除去华银酒店折抵30万元外，其余70万元均由汪国华、邓润秀支付，加上华银酒家每人15万元，汪国华共计支付85万元。刘小莲等四人到目前为止，未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支持其缴纳了60万元的主张，在开庭时只提供一份再审的笔录复印件，称汪国华承认葛长银缴纳了60万元，但该“承认”的事实系在特殊背景下形成，且与葛长银本人笔录中陈述的金额相差巨大，前后不一致，应不予采信。3、购买诉争房屋房产的出资，均是汪国华支付，其中包括现金30万元，红光五交化商店冲抵现金20万元，共计50万元。因汪国华与南昌仪器仪表厂签订协议时加盖了南昌华银商场的公章，汪国华签字在乙方代表处，就此认定葛长银是购房当事人属认定事实错误。从《承包（融资）协议书》与买卖诉争房屋《协议书》相比较，可以认定葛长银无权购买诉争房屋。4、买卖诉争房屋《协议书》废止了原《承包（融资）协议书》，意味着南昌华银商场和葛长银均没有权利再承包使用谌家巷4号和中山路18号店面。但汪国华并没有和葛长银终止《承包（融资）协议书》，目的是以剩余的租期（2年10个月）的房租收益补偿葛长银对华银酒店享有的15万元份额。请求：1、撤销重审一审判决；2、驳回刘小莲等四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小莲等四人承担。
刘小莲等四人共同答辩称：1、谌家巷4号房屋第4层属汪国华自费违规搭建，刘小莲等四人在充分考虑到这种搭建方式是违规的，故而并未参与也未出资，因此刘小莲等四人在多次庭审过程中都表述了对这一层的违章搭建放弃权利，同意归汪国华所有。而且该层面积在房产证上了是明确标注了“搭建面积”之属性，原产权证上未有该层面积。2、关于对双方共同出资100万元风险抵押金的问题一审法院也据实查明，对出资的认定是通过双方举证和前后证据的对应性加以法院实地调查而认定所得。汪国华在上诉状中所说证据已被一审法院当庭认定为伪证还要惩治其违法行为。3、本案大部分事实汪国华本人都有陈述，主要事实部分其两名出具伪证的证人都当庭悔错予以承认。4、谌家巷4号房屋第一至三层与第四层是严格分开的，关于汪国华收取第三层租金一事，刘小莲等四人是不知情的，因为葛长银在世期间与汪国华属多年雇佣关系演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关系，加上汪国华本人又住在本物业内，所以该物业的相关事宜均委托由汪国华打理。除第三层汪国华自行出租且瞒报收益这一行为外，其他大额租赁收益均向合伙人也就是刘小莲等四人据实通报和按股份比例分配收益。为此刘小莲等四人明确表示保留以诉讼形式向汪国华追讨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汪国华与邓润秀系夫妻关系。2008年8月邓润秀诉请离婚，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2009年11月，葛长银以汪国华、邓润秀为被告诉至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其拥有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50%产权。邓润秀、汪国华离婚案因需等待本案结果而中止审理。
有关签订1993年《承包（融资）协议书》和1998年买卖诉争房屋《协议书》以及履行协议的事实：汪国华系南昌仪器仪表厂职工。1993年4月6日，汪国华、葛长银共同作为乙方与甲方南昌仪器仪表厂签订《承包（融资）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将南昌市中山路18号华银商场发包给乙方承包；承包经营面积：A：门面（前厅）约80平方米，B：后厅包括一至四楼的全部办公室及仓库，约800平方米，（A处属房管局公房，只有使用权；B处属甲方自管房屋，具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承包经营期限为18年，自1993年4月1日起至2011年3月31日止；乙方应向甲方交缴承包风险抵押金100万元整，合同生效后，分二次交清，第一次应在1993年4月10日前交清70万元，其中转款40万元，乙方原有开办投资的华银酒家30万元，全款归甲方；乙方承包经营期间，每月应向甲方上交管理费4630元。协议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详细约定。协议签订后，汪国华、葛长银开始经营南昌华银商场。南昌仪器仪表厂陆续收取了风险抵押金100万元。除1994年1月9日华银酒家抵30万元风险抵押金的财务凭证外，还查到交纳风险抵押金的收款凭证和汪国华提交的交纳风险抵押金的收款凭证共有5张，分别为1993年12月22日汪国华交5万元风险抵押金，1993年12月23日华银商场汪国华交5万元风险抵押金，1993年12月31日华银商场交5万元风险抵押金，1994年2月2日华银商场汪国华交10万元风险抵押金。
1996年12月16日，南昌仪器仪表厂与南昌电扇厂合并组建江西昌加电器仪表总厂，南昌仪器仪表厂、南昌电扇厂为江西昌加电器仪表总厂下设二级法人单位。1998年6月5日，南昌市第二轻工业局下发关于同意江西昌加电器仪表厂出售谌家巷4号及带子巷部分门面的批复。1998年6月9日，南昌仪器仪表厂（甲方）与汪国华（乙方）签订买卖诉争房屋《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鉴于南昌仪器仪表厂目前处于生产停顿状态，企业职工住房集资款及生产自救集资款无法及时返还给职工，职工思想极不稳定，针对目前状况，经昌加电器仪表厂（原南昌仪器仪表厂、南昌电扇厂）厂长办公会及中层干部会研究，并经厂工会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四日召集全厂在岗职工大会多数同意，报市二轻局批准，同意将南昌仪器仪表厂原谌家巷4号厂房予以出售给本厂职工汪国华同志，经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将谌家巷4号原自有房产权房屋（建筑面积729.46平方米）出售给汪国华，原承包缴纳的风险抵押金甲方不予退还，甲方原借（欠）乙方所有款项一次性冲抵，乙方另付30万元给甲方。二、所有过户手续及费用由乙方负责，甲方应指定专人协助并提供有关证明及手续。三、原中山路18号商业门面由汪国华同志长期使用，并由汪国华同志到房管所直接办理承租手续，所有费用由汪国华自负。四、乙方负责承担商场现有本厂职工11人的就业，直到其正常退休时止。五、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同意1993年4月6日签订的《承包（融资）协议书》自本协议书生效之日同时废止；原履行《承包（融资）协议书》过程产生的问题不再相互追究。乙方应在签订后十五天内确保30万元到甲方，甲方同时将有关手续（原房地产证等）交给乙方。六、本协议生效后，如甲方违约，除恢复《承包（融资）协议书》的履行外，甲方还应退还乙方30万元及借欠款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乙方违约，甲方所收购房款不予退回，乙方不得请求恢复履行《承包（融资）协议书》。…”汪国华在该协议书乙方代表处上签名，并在乙方处加盖了南昌华银商场公章。协议签订后，1998年6月27日汪国华按照协议约定交纳了30万元购房款。1998年6月30日，汪国华与南昌仪器仪表厂办理了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产过户手续，南昌市房产交易管理所下发房产成交通知书，确定买房人为汪国华，卖房人为南昌仪器仪表厂，房屋出卖面积729.46平方米。1998年汪国华陆续在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进行搭建，四层楼总共搭建了258.7平方米（刘小莲、葛强、葛群在二审审理期间明确表示对该部分搭建面积不主张权利）。2000年6月7日，南昌市房管局颁发了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确定房屋所有权人是汪国华，搭建面积为258.7平方米，至此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建筑面积由原729.46平方米变更为988.16平方米。
有关南昌市谌家巷4号房屋使用状况以及汪国华、葛长银对店铺租金分配的事实：
谌家巷4号房屋一楼与中山路18号（现中山路60号）店面连通使用，由汪国华、葛长银双方在2008年共同出租给梁某某小平经营真维斯品牌店（收益归汪国华、葛长银共享）；二楼由葛长银方使用（每月从利润款中扣除使用费给汪国华）；三楼除部分出租给真维斯品牌店作仓库（此租金1万元交给汪国华一人不与葛长银进行利润分配）外，其余房间为南昌华银商场的办公室、仓库；四楼由汪国华、邓润秀夫妇居住使用。
在2008年将原中山路18号店铺与谌家巷4号房屋一楼一并租给梁小平之前，汪国华和葛长银对出租中山路18号（现中山路60号）和使用谌家巷4号房屋利润分配如下：1997年2月、1998年6、7、8、9、10、12月、2008年1-3月等多张对账单反映，葛长银获得出租中山路18号店面（即前厅）利润的50%后再扣减葛长银使用谌家巷4号一楼店面（即后厅）和二楼的使用费以及电费支出后为葛长银的实际收益。在2008年将原中山路18号店铺与谌家巷4号一楼一并租给梁某某小平之后，葛长银在2011年分得利润42万元，2012年无利润分配，2013年分得利润12万元，2014年暂分得利润5万元。
有关华银商场承租中山路18号（现中山路60号）店铺的事实：工商登记显示南昌华银商场由葛长银出资3万元、汪国华出资2万元组建，性质属集体所有制，经营场地在中山路18号。1998年6月9日，南昌仪器仪表厂向西湖房管所出具函件：“根据市二轻局洪二轻生字（1998）第17号批复精神，我厂原租用贵所中山路18号店面由华银商场办理承租手续，请贵所给予支持为感！”，故而原南昌市中山路18号店面由南昌华银商场每年与西湖房管所签订公有非住宅房屋租赁合同，一直承租使用至今。自南昌华银商场承租南昌市中山路18号店面以来，谌家巷4号一楼房屋与该店面相连通，从该店面进出，南昌市中山路18号出租给他人使用，谌家巷4号房屋一、二楼则由葛长银个人经营使用，葛长银向汪国华交纳谌家巷4号房屋一楼2100元、二楼仓库1500元的使用费。2008年8月起，南昌市祥达实业有限公司承租南昌市中山路18号店面与谌家巷4号一楼房屋开设真维斯品牌门店。2012年4月30日，南昌华银商场、汪国华向西湖房管所出具委托书，载明：南昌华银商场法人代表汪国华现委托合伙人葛强为代表与西湖房管所就中山路18号签订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的房屋租赁合约。
有关汪国华出具两份收条以及其2009年与葛长银签订协议的事实：汪国华在2008年8月邓润秀起诉与其离婚后，向葛长银补写了两份收条。即收条一，“今收到葛长银承包中山路18号十八年融资款共计人民币六十五万元正。汪国华1993年4月2日”；收条二，“今收到葛长银购买谌家巷4号房产共计人民币20万元正（共同购买），收款人汪国华1998年6月3日。”2009年1月1日，葛长银与汪国华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书》，主要约定：“一、汪国华、葛长银于1993年4月起共同承包南昌市中山路18号南昌华银商场，承包期为18年，到2011年3月31日止。二、汪国华、葛长银在承包过程中，南昌仪器仪表厂因单位职工住房集资款及生产自救集资款无法及时返还给职工，职工思想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于1998年5月召开全厂在岗职工大会同意，经主管局批准，把西湖区谌家巷4号厂房出售给承包人汪国华、葛长银（注：因汪国华为本单位职工所以房产证户名为汪国华），西湖区原中山路18号现中山路60号店面由汪国华、葛长银长期共同使用。三、汪国华、葛长银原出资的风险抵押金人民币100万元。另加30万元整现金，由葛长银出资人民币20万元整，其他10万元左右由汪国华承担，共计人民币130万元整。店面和楼房所产生的利润由汪国华、葛长银各得百分之五十，房屋产权各得百分之五十。四、本协议如遇国家市政建设需要拆迁所得的赔偿款各得百分之五十。五、双方不得违约，如违约由违约方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如违约由违约方赔偿对方人民币400万元。六、本协议从2008年起执行。…”。同日，葛长银与汪国华还签《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关于汪国华、葛长银融资合同期限因到2011年3月31日止。因单位停止生产，自救集资款无法及时返还给职工，厂部作出决定：将谌家巷4号卖给汪国华和融资合伙人葛长银，如谌家巷4号没有葛长银的50%产权，汪国华就应赔偿原融资人葛长银400万元人民币，如房产认可50%产权，此协议作废（注：此协议每年更换一次）。”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是物权确权纠纷，因本案诉争房屋早在2000年6月7日就已登记在汪国华名下，现刘小莲等四人起诉要求确认其享有谌家巷4号房屋的50%产权，亦即要改变房屋登记部门对诉争房屋的产权登记，则刘小莲等四人应当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交付了50%的购房款，并得到房屋出售方对其房屋购房主体资格的认可。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1998年6月9日南昌仪器仪表厂出售房屋的对象是汪国华还是汪国华与葛长银？（二）葛长银是否向南昌仪器仪表厂支付了购房款？
（一）关于本案诉争房屋的受让方是否包括葛长银的问题。刘小莲等四人认为1998年6月9日买卖诉争房屋《协议书》有汪国华签名及南昌华银商场的公章，以此主张房屋的受让方是汪国华与葛长银。因1998年6月9日买卖诉争房屋《协议书》并非单一的房屋买卖合同，该协议书包含了房屋买卖及对1993年4月6日《承包（融资）协议书》的权利义务一揽子解决的内容，因此协议书上有南昌华银商场的公章并不能当然推导出本案诉争房屋的受让方为汪国华和葛长银。1998年6月9日《协议书》关于房屋出售对象是明确的，在《协议书》首部明确表述“同意将南昌仪器仪表厂谌家巷4号厂房予以出售给本厂职工汪国华同志”，此后与南昌仪器仪表厂到房管部门办理房产成交手续以及办理房产证登记的亦为汪国华。刘小莲等四人提供了2009年3月南昌华银商场部分职工出具的证人证言、2009年11月3日南昌仪器仪表厂出具的《证明》、2009年11月7日南昌仪器仪表厂原厂长刘某某建国出具的《证明》、2009年11月9日南昌仪器仪表厂原厂办主任王某某国强出具的《证言》，以证实谌家巷4号房屋是出售给汪国华和葛长银两个人的事实。二审法院认为，上述说明及证人证言是在邓润秀提起离婚诉讼之后出具，与1998年6月9日《协议书》中明确记载“同意将南昌仪器仪表厂谌家巷4号厂房予以出售给本厂职工汪国华同志”的内容相悖，且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对上述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因此，刘小莲等四人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南昌仪器仪表厂是将诉争房屋出售给葛长银和汪国华两人。
（二）关于葛长银是否支付购房款的问题。刘小莲等四人认为葛长银支付了50%购房款，为证明该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1、提交汪国华在2011年9月8日前陈述的事实、补写的两张收条以及汪国华与葛长银2009年签订的《长期合作协议书》，证明葛长银与汪国华共同集资购买诉争房屋的事实。因该部分陈述、两张收条以及协议均系邓润秀起诉汪国华离婚诉讼之后发生，邓润秀本人并不认可，且汪国华的陈述、补写的欠条以及协议直接涉及到邓润秀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能以汪国华与葛长银互相认可而径行确认该部分事实，刘小莲等四人应当进一步提供原始凭证来印证；2、提交1993年汪国华、葛长银与南昌仪器仪表厂签订的《承包（融资）协议书》和1998年汪国华与南昌仪器仪表厂签订的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证明葛长银与汪国华共同签订协议出资购买诉争房屋。刘小莲等四人未提交过直接支付购房款的收款凭据，而是提交上述两份协议，认为风险抵押金折抵了购房款。由于1998年6月9日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中，只明确了将诉争房屋出售给汪国华，葛长银由于缺乏房屋受让资格，即便汪国华的购房款中包含了部分葛长银的风险抵押金，该部分风险抵押金如有争议，也是基于汪国华与葛长银履行《承包（融资）协议书》和1998年6月9日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产生的债权，不能转化为本案的物权。退一步而言，就算债权可以转化为物权，刘小莲等四人亦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葛长银支付风险抵押金的具体金额，故刘小莲等四人主张其支付了50%购房款并享有50%诉争房屋产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另，从葛长银在谌家巷4号房屋和中山路60号（原中山路18号）店铺享有的收益来分析，从汪国华提交的1997年2月、1998年6、7、8、9、10、12月、2008年1-3月等汪国华自制结账清单（葛长银对结账清单无异议）反映，自1998年9月（签订1998年6月9日《协议书》后）葛长银获得的利润为：【前厅（即中山路18号）租金等收益-
费用（含工资、税金等）】／2-【葛长银租用后厅（即谌家巷4号一层）租金＋葛长银租用谌家巷二楼仓库＋葛长银使用的电费】。从该账单可以反映葛长银享有对前厅（即中山路18号）的利润分配，不享有对后厅、二楼和三楼的利润分配。葛长银与汪国华对前厅租金利润各得一半的情况，正与1998年协议约定的南昌华银商场承租中山路18号店铺的事实相吻合，故可以认定葛长银只享有对中山路18号店面租金的部分收益，并可以进一步印证谌家巷4号房屋的购房主体是汪国华。
综上，1998年6月9日买卖诉争房屋的《协议书》的购房方是汪国华，产权证明确记载谌家巷4号房屋产权人为汪国华，刘小莲等四人没有证据证实葛长银是诉争房屋受让人并支付了50%购房款，原审法院未审查葛长银在物权确认案件中应该提交证明其拥有部分物权的证据就认定葛长银对谌家巷4号房屋729.46平方米拥有50%房屋份额，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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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保险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第五十五条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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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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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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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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