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终68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贝贝仁和妇产医院。
法定代表人：栾强，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山东加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山东加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祥汝。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某。
法定代理人：白祥汝。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志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爱香。
以上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庆，山东卫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贝贝仁和妇产医院因与被上诉人白祥汝、白某、姜志乐、张爱香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3民初1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青岛贝贝仁和妇产医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及第二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直接推定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具有过错且属全部过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本案不能直接适用推定上诉人具有过错的法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病历资料包括医疗机构保管的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治疗）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出院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本案中，一审推定上诉人具有过错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危重孕产妇转诊表”，该表仅为青岛市卫生局就转诊问题所做的程序性规定，其既不属于前述规定明示的“病历资料”范围，也不属于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一审法院认定该“危重孕产妇转诊表”是病历系基于自己做出的解释，该专业性问题不应由法院进行解释，该“危重孕产妇转诊表”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病历范畴，不能依据该条规定推定上诉人具有过错。至于“一般患者护理记录单”，其发生时间远早于本次双方争议事实之前，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也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涉案医疗行为具有过错及过错程度的证据。其次，本案不能直接推定上诉人具有全部过错。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伪造病历资料的行为，推定医疗机构具有过错，但没有规定该情形下推定全部过错。综合司法解释的精神来看，对于实施诊疗行为有无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等专业问题需要专业的鉴定行为进行确定，即使可以推定有过错，也不能免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过错程度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提交的（2018）鲁02行终230号行政判决，仅围绕行政处罚所做的事实认定，而对于上诉人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具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等民事问题并未做出认定。本案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曾申请就上诉人诊疗过程中是否具有过错及过错程度等相关事项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7月13日，该鉴定中心以“本案存在病历争议问题，且系疑难复杂案件”为由，向一审法院出具了不予受理告知书，同样未就上诉人是否有过错及过错程度等问题进行认定。一审法院以无需举证证明为由免除被上诉人就上诉人过错程度的举证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2、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内容存在错误。一是被上诉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举证证明姜岩父母无其他生活来源，且其生活费标准应按照青岛市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12928元计算。二是精神抚慰金较高。应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规定进行认定，侵权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最高不超过50000元，一审法院酌定的数额依据不足。
白祥汝、白某、姜志乐、张爱香共同辩称，1、上诉人称其伪造的不是病历并因此就不能推定其具有过错的观点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鲁02行终230号、（2018）鲁02行终297号两份生效判决书已经证实上诉人及其医生伪造病历的事实，上诉人却还上诉认为自己伪造的不是病历资料，这是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的行为，因此，上诉人依此错误的观点为基础作出的上诉理由毫无道理，不应予以采信。此外，《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一条规定：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上诉人伪造的“危重孕妇转诊情况表”完全符合以上规定，认定其属于病历完全合法，也完全符合一般大众的观念。其中，在“患者护理记录单”中详细记录了患者的每天的症状、体征以及医务人员的处置情况，并有相应人员签字；“危重孕妇转诊情况表”中也有病史、检查情况、抢救经过、转院情况，并有相应医务人员签字，因此，这完全符合病历的概念内容。《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中在总论部分中对病历的概念进行了概括和设定，其中的用词“等资料的综合”，这是兜底的陈述，只要是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形成的信息资料都属于病历，在门诊过程中形成的就是门诊病历范畴，在住院过程中形成的就属于住院病历范畴，《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分述中对住院病历进行的列举式规定，并非是穷尽式列举，而是重点式列举，只对比较常见或有代表性的病历内容进行列举，并非没有列举的就不属于病历，该规范中也不可能记录除列举种类之外不属于病历的记载，因此，上诉人偏执的错误地认为列举种类之外的就不属于病历，毫无依据，也和常理不符，是错误理解《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的表现。同样道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的病历资料的范畴看，也有“其他病历资料”的兜底条款，并非穷尽式列举，并且该条规定的目的是严惩医疗机构伪造病历的行为，预防医疗机构伪造了病历资料却缺少概念性的规定而逃避责任，现在上诉人却以该条为依据来逃避责任，完全是误解法条，毫无依据。2、本案中上诉人伪造病历的行为只能推定其承担全责，上诉人所称需要再次细化责任比例没有法律依据。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生效判决文书已经认定被告是“伪造病历”而非病历书写不规范，因此，上诉人要承担的不是病历书写不规范的问题，而是要承担伪造病历的法律后果。其次，上诉人伪造的病历涉及本案核心医学问题。其伪造的“危重孕产妇转诊情况表”，伪造内容涉及重要的治疗经过、发病时候的抢救行为、病人转院时候的生命状况，均是核心医疗行为内容，并且，医疗行为是一个整体，即使一处核心行为存在伪造，也会造成无法评价整个医疗行为和因果关系。此外，因上诉人的伪造病历行为造成医学会鉴定和司法过错鉴定均无法正常进行，这种情况下，造成无法鉴定的过错方是上诉人。青岛市医学会2017年3月20日的“中止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函”中记载：“贝贝仁和妇产医院存在伪造病历行为，导致该案事实不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无法继续进行”；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2017年7月13日的“不予受理告知书”记载：“本案存在病历争议问题”“我中心难以完成贵院委托鉴定事项”；这说明了上诉人的伪造行为，直接造成我方申请的医学会鉴定和司法过错责任无法进行。另外，病历资料作为鉴定的基础，其记载内容直接决定了鉴定的结果，也就是案件是否胜诉。医院作为医疗文书的书写者和保管者，法律对其书写病历的要求更高，否则就无法保证患方利益，因此伪造病历的行为在医学上视为红线，任何人不能违反，《执业医师法》第23条明确规定：医师不得伪造病历及有关资料，因此，上诉人违反的是医学红线，理应对后果承担完全责任。3、一审判决认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并无不当。司法实践中，超过60周岁才具有被扶养人资格，死者父母均已都近70岁高龄了，一审认定其为被扶养人完全正确，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会谈纪要》的第八条，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如果受害人是农村居民但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因此，根据最高院的意见，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当按照被侵权人的身份为标准，虽然各地的判决不同是事实，但是最高法的意见应当是主流意见，因此一审的判决是正确的。4、上诉人违反了医疗规范原则性错误，理应承担完全责任。产妇只有孕39周，尚未到引产要求的41周，没有任何异常和生产迹象，是正常的产妇，根据医学规范，完全不具备药物引产的指证，不能进行药物引产，我方一审提交的医学规范明确规定：“如果应用不得当，将危害母儿××故应当严格掌握引产指证并规范操作”，但是上诉人却一意孤行，不告知患方违规引产的风险，误导患方，违规让患方药物引产，最终引发死亡，被告严重违反医学规范的过错非常明显，具有原则性的错误，理应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产妇引产前没有任何异常，最终死亡完全是上诉人违规引产造成，在病人需要立即抢救时却在伪造病历，我们双方共同确定的录像资料也不向法庭提供，对这种要医术没有医术、要医德没有医德的医疗机构，一审判决其承担全部责任完全正确。被上诉人需要向法庭另外说明两点，一是尸体停放费应当计算至纠纷结束，该费用与上诉人的侵权有直接关系，上诉人始终不明确表态同意我们进行火化，我们只能这么保存着尸体，一审判决上诉人只承担少量的尸体存放费已经对其非常有利了；二是在引产前，产妇和孩子均正常，正是上诉人的侵权才造成双双死亡，孩子的去世没有死亡赔偿金，但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只有10万元，太少了。这两项的赔偿数额完全偏向于上诉人，我们是不服的，这说明了一审虽然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在计算总的赔偿项目时对其应当赔偿的数额进行了压缩，被上诉人之所以没有对停尸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上诉，是因为想尽快结束漫长的诉讼程序，我们患方为了维权，经历了漫长的焦虑过程，中间经历了数个关联案件的诉讼程序，医疗纠纷案件没有最终判决，死者的尸体就无法进行火化，我们患方家属就无法正常的生活。请求二审法院速审、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白祥汝、白某、姜志乐、张爱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人民币共计1580678.5元，后变更为1730941.5元（死亡赔偿金9435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46448元、丧葬费29458.5元、医疗费123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生产住院期间误工费323元、生产住院护理费646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7500元、交通费6000元、怀孕期间孕妇误工费44067元、怀孕期间胎儿营养费5460元、尸体存放费460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亲人姜岩于2016年9月28日到被告处住院待产，但该院违背诊疗规范给孕妇进行引产，第二天凌晨3点左右，病人突发病情加重陷入昏迷，被告手足无措简单处理后安排病人转院，××人早已心跳呼吸骤停，孕妇及腹中胎儿均死亡。原告方按照程序要求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明确了死亡原因。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本次事故高度重视，经调查认为被告存在伪造病历行为。因被告伪造病历行为导致事实不清、无法进行医疗责任认定。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当推定被告对孕妇及胎儿死亡后果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患者姜岩因孕39周于2016年9月28日到被告医院处住院待产，期间孕妇及家属要求剖宫产，被告医院未予实施，并劝其自然待产；2016年9月29日凌晨，姜岩出现昏迷、呼吸心跳骤停，被告医院予以抢救，持续心肺复苏，2:43分后仍无生命体征；凌晨3:45分转诊至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该医院3:58分急诊抢救记载“心跳呼吸停止”，2016年9月29日5:05分临床宣布死亡。2016年11月16日，××理诊断报告，结论为“1、双肺弥漫性羊水栓塞，小血管及肺泡壁毛细血管内见角化物及脂质成分；2、宫腔胎盘附着处见血凝块，子宫肌壁弥漫性出血，肌壁小静脉官腔内见羊水成分，××理改变；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右冠状动脉狭窄Ⅱ级；4、轻度脑水肿；5、肝脏、脾脏、肾脏等脏器淤血”。2016年12月20日，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向原告方出具居民死亡殡葬证。2、患者姜岩系原告白汝祥之妻、白某之母、姜志乐与张爱香之女。事故发生后，双方发生争议，原告白汝祥于2016年11月29日、12月1日向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综合监督执法局进行投诉。2016年12月2日，该综合监督执法局给予答复：“经核查，青岛贝贝仁和妇产医院于2016年9月29日给患者姜岩出具的两份《危重孕产妇转诊情况表》的书写时间、书写人及内容存在差异，属于伪造病历行为，我局已对此立案”。2017年4月13日，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向被告贝贝仁和医院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被告贝贝仁和伪造患者姜岩的住院病历中2016年7月28日23时和7月29日3时《一般患者护理记录单》的内容以及2016年9月29日的《危重孕产妇转诊情况表》，给予被告警告的行政处罚。3、2017年5月9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立案受理。诉讼期间，被告贝贝仁和针对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做出的行政处罚向青岛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7年6月12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决定予以受理。2017年8月7日，青岛市人民政府通知申请人贝贝仁和对其提出的复议申请决定延期至2017年9月10日前作出。2017年8月25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作出青政复决字[2017]2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转诊表”记载了患者的状况、使用药品、采取措施等内容，系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形成的有关资料，属于病历范畴。申请人贝贝仁和在书写的“转诊表”伪造了“栾强”的签名，系伪造病历的行为；该“转诊表”已经“八医”接诊医生签字确认，也系××患者病情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抢救危重患者的依据之一，不因重新书写并取回而失效。因此，决定维持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出的青卫医罚字[2016]0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被告贝贝仁和不服青岛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书，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9月12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审理。2018年1月18日，该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一般患者护理记录单》、《危重孕产妇转诊情况表》均属于病历资料范畴，被告贝贝仁和存在伪造病历资料的行为，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贝贝仁和的诉讼请求。被告贝贝仁和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一审行政判决，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4月28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2行终230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一、二审行政判决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4、姜岩及腹中胎儿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原告方认为被告医院违规引产、违反禁忌症，导致宫内压力过大造成羊水栓塞，存在明显过错。本案诉讼期间，2017年5月31日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对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等进行司法鉴定，经双方同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7月13日该鉴定中心向一审法院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因本案存在病历争议问题，且系疑难复杂案件，该鉴定中心予以不予受理处理。因被告贝贝仁和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18年5月6日，原告申请本案恢复审理并变更诉讼请求；2018年5月9日本案恢复审理。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在被告处的住院病历、《一般患者护理记录单》、《危重孕产妇转诊情况表》、××理诊断报告、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答复函、青岛市医学会鉴定中止函、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急诊病历、居民死亡殡葬证；被告提交的青岛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行政复议决定书、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原告提交的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7）鲁0202行初209号行政判决书、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行终230号行政判决书；一审法院中止审理民事裁定书、原告恢复审理申请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等在卷佐证。庭审中，原告××依据上述证据和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应当推定被告医院有过错，应依法承担全部责任；被告贝贝仁和抗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双方争议的病历资料未包含在该条规定列举的病历资料中，因此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原告应对其××承担举证责任。同时，原告××被告存在违规引产的不当医疗行为，并提交相关学术资料和网上打印资料加以印证；被告予以否认，对上述资料不予认可。原告对其诉讼请求提出如下证据和计算方式，被告进行了质证：1、死亡赔偿金943520元：提供原告房产证、集中供热居民登记本、电费缴纳业务登记本、有线电视用户证、营业执照等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患者姜岩生前在青岛居住，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7年度青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176元计算20年为943520元。被告无异议。2、被抚养人生活费346448元：提交白某出生医学证明、白祥汝结婚证、胶莱镇小高李家村村民委员会及胶莱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各1份，证明原告白汝祥与姜岩之女白某（2005.1.30出生）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7年；姜岩父母姜志乐（1950.9.6出生）与张爱香（1949.5.20出生）共育有三女，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年限分别为14年和13年；标准按照2017年青岛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年30569元计算。上述三被抚养人生活费：前7年为213983元（30569元×7年）；第8-14年为132465元（姜志乐30569元×7年÷3人+张爱香30569元×6年÷3人），合计人民币346448元。被告对原告的上述证据无异议，但认为姜岩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且应举证证明无其他生活来源，并扣除其他子女承担的部分。3、丧葬费29458.5元：按照2016年度青岛市社会平均工资年58917元计算6个月。被告无异议。4、医疗费1239元：提交贝贝仁和门诊医疗费4张415.5元（其中3张160元时间为2016年9月18日、1张255.5元为2016年9月28日）；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门诊发票1张623.43元；急救中心三医120急救费单据1张200元。上述医疗费合计为1238.93元。被告对贝贝仁和2016年9月18日的费用160元和120急救费用200元不予认可；其他无异议。5、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住院2天每天100元。被告无异议。6、姜岩生产住院期间误工费323元：无证据提交，××按照2016年青岛市社会平均工资年58917元计算2天。被告认为原告没有提交误工证明、工资扣发证明等，××误工费不具备法律上的证据，不予认可。7、姜岩住院护理费646元：××患者住院期间丈夫与姐姐两人护理，按照2016年青岛市社会平均工资年58917元计算2天2人。被告认为原告未提交护理证明，无证据证明本案的诊疗行为需护理人员及护理期限，护理费不予认可。8、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7500元：无证据提交，××按照10人计算5天，每人每天150元。被告认为原告××的该部分费用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人数偏多、时间偏长，不予认可。9、交通费6000元：无证据提交，××患者姜岩怀孕后多次复查票据未保存，××6000元。被告不予认可。10、怀孕期间误工费44067元：××患者姜岩怀孕39周计273天，按照2016年青岛市在岗社会平均工资年58917元计算。11、怀孕期间的营养费5460元：无证据提交，××姜岩怀孕273天每天按20元计算。被告认为，上述两项费用与本案无关联性，并非法定赔偿项目，应不予支持。12、尸体存放费46080元：提交2018年5月4日遗体冷藏费发票1张，证明患者姜岩遗体长期未火化，冷藏费每日80元，结算至2018年5月4日的费用为46080元。被告认为，原告缴费时距离事发已近两年时间，应当自行对其未能在合理期间内办理丧葬事宜而产生的扩大性损失承担责任。13、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根据法律规定单位侵权的最高精神损害抚慰金可到10万元；因胎儿出生无生命体征无法××死亡赔偿金，因此××用精神损害抚慰金来填补。被告认为，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与患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不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且原告××数额过高，一般应在50000元范围以内。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伪造病历资料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本案关于被告贝贝仁和伪造病历资料的事实已经青岛市市南法院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生效行政判决书所认定，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法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首先，该条规定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即只要医疗机构存在该条所列举的情形之一的即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与本案存在最直接关联的、也是双方争议较大的为该条第三项，即伪造病历资料的情形。被告伪造部分病历资料的事实，系已被生效判决所确认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其次，本案被告所伪造的病历资料是否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病历资料包括医疗机构保管的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治疗）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出院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本案经生效判决所确认的被告伪造的病历资料主要为两种，一是《一般患者护理记录单》，该护理记录单显然属于该条规定中“护理记录”的内容，应受到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规范的调整；二是《危重孕产妇转诊情况表》，该表记录了患者的简要病史、检查情况、抢救（处理）经过，系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资料，属于《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由卫生部发布）第一条规定的病历范畴、第二条规定的病历书写行为的范围，符合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的内容。因此，被告所伪造的上述两种病历资料均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的规定，应依法推定被告贝贝仁和存在医疗过错，该规定系法定的推定，不因被告的任何理由和证据而减轻或免除医疗机构的损害赔偿责任。关于原告××的被告医疗行为存在违规引产的医疗过错问题，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力不足以证明其××，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但基于被告伪造病历的事实和法定过错推定原则，被告是否存在违规引产问题并不影响其对原告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关于原告××的死亡赔偿金943520元、丧葬费29458.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被告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346448元，原告××的计算标准、方式正确，计算依据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该费用应一并计入死亡赔偿金。关于医疗费经核实相关票据数额为1238.93元，法院予以纠正；××患者住院前与本案无关的花费160元；其他医疗费及120急救费等1078.93元均系抢救患者的合理、必要花费，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的生产住院期间误工费323元、护理费646元，原告无证据提交，且该费用系患者正常生产的费用，并非因被告的过错所导致的损失，故不予支持。关于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7500元，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不予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处理丧葬事宜人员可最多按三人计算，原告××时间为5天合理，法院予以认定；法院酌情按照2106年青岛市社会平均工资年58917元计算为2421元（58917元÷365天×5天×3人）。关于交通费6000元，原告无证据证明其花费情况，不予认定；但考虑原告方在事故发生后必然产生部分合理交通费用，根据法律规定的处理丧葬人员数量、××理鉴定等情况酌情支持其交通费1000元。关于原告××的患者怀孕期间误工费44067元、怀孕期间的营养费5460元，该费用无证据支持，且该费用与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之间无因果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支持。关于尸体存放费46080元，根据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2016年12月20日出具的居民死亡殡葬证，死者此时已经具备殡葬条件；且此时已经对尸体进行了解剖尸检，尸体存放已无必要，对案件事实的查清已无实质影响，故原告方继续冷冻尸体迟迟不对尸体进行殡葬并非必要，对此造成扩大的损失原告方应当自行承担。合理冷冻时间应自2016年9月29日患者死亡计算至2016年12月20日为82天，合理尸体冷冻存放费应为6560元（82天×80元）；其他超出的费用应由原告方自行承担。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原告××之数额明显过高，超出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不予支持；根据本案患者的治疗情况、被告伪造病历之过错、患者及胎儿死亡的严重后果情况，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方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在相关规定的合理范围内按照较高标准予以支持，酌情支持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综上所述，原告在本案中的合理损失为：（一）医疗费1078.9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死亡赔偿金1289968元（943520元+346448元）、丧葬费29458.5元、处理丧葬误工费2421元、交通费1000元、尸体存放费（冷冻费）6560元，合计人民币1330686.43元；（二）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0000元。四原告的上述合理损失，被告青岛贝贝仁和妇产医院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判决：一、被告青岛贝贝仁和妇产医院赔偿原告白祥汝、白某、姜志乐、张爱香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1330686.4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青岛贝贝仁和妇产医院赔偿原告白祥汝、白某、姜志乐、张爱香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白祥汝、白某、姜志乐、张爱香对被告青岛贝贝仁和妇产医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0370元（原告已预交），由四原告负担4075元、被告青岛贝贝仁和妇产医院负担1629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青岛贝贝仁和妇产医院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案件经多次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是：上诉人是否承担全部过错、赔偿内容以及精神抚慰金是否过高。通过法院调查了解，上诉人伪造病历资料的事实已经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生效行政判决书所认定，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法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本案经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上诉人伪造的病历资料主要为两种，一是《一般患者护理记录单》，该护理记录单显然属于该条规定中“护理记录”的内容，应受到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规范的调整；二是《危重孕产妇转诊情况表》，该表记录了患者的简要病史、检查情况、抢救（处理）经过，系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资料，属于《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由卫生部发布）第一条规定的病历范畴、第二条规定的病历书写行为的范围，符合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的内容。因此，上诉人所伪造的上述两种病历资料均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应依法推定上诉人存在医疗过错，不减轻或免除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关于赔偿内容中被抚养人生活费问题，其生活费标准应当按照供养人的标准，其受害人姜岩属于城镇户口，应当城镇标准赔偿，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问题，2011年山东省的民事审判会议纪要对精神抚慰金的数额进行了调整，具体调整标准如下：侵权人是自然人的，一般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1000
--5000元；严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5000--
10000元。侵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一般按照自然人赔偿标准的五至十倍予以赔偿。损害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在上述基础上适当提高赔偿标准。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考虑到患者的治疗情况、上诉人伪造病历之过错、患者及胎儿死亡的严重后果情况，在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在相关规定的合理范围内按照较高标准予以酌情判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同时，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在上诉人无任何直接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据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青岛贝贝仁和妇产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76元，由上诉人青岛贝贝仁和妇产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 涛
审判员 杨海东
审判员 于水清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云龙
书记员 李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