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台临民初字第2563号
原告：徐飞翔。
委托代理人：毛灵见，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肖文荣，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永军。
被告：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3381890X。
法定代表人：张东波，职务：。
委托代理人：杨洋，浙ＸＸ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国月，浙江双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省临海监狱。
法定代表人：安丰，职务：。
委托代理人：吴卫星，浙江回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飞翔与被告王永军、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鲲鹏公司”）、浙江省临海监狱（以下简称“临海监狱”）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11月1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被告鲲鹏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查后驳回了被告鲲鹏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鲲鹏公司不服本院裁定，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2015年1月16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于2015年1月20日将本案转入普通程序，并于2015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飞翔的委托代理人肖文荣、毛灵见及被告鲲鹏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洋、陈国月、被告临海监狱的委托代理人吴卫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永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飞翔起诉称：被告临海监狱为实施临海监狱主体工程VII标，于2011年4月21日将该项目标段发包给被告鲲鹏公司施工，总价款为26724025元。2011年5月6日，被告鲲鹏公司将上述工程非法转包给被告王永军。后王永军又将该工程的水电、消防等工程分包给原告徐飞翔施工，双方签订了《工程分包协议书》，约定被告王永军在标书价2791364元的基础上补给原告42万元，合计水电工程总价款为3211364元，结算方式为每月按实际报量付工程款75%，到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至总工程款的85%，待审计结算好后付至总工程款95%，余下5%为质保金，等一年后支付质保金50%，二年后支付剩余质保金。该水电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经被告临海监狱的要求，对民警办公综合楼报警系统、消防喷淋系统、接线箱等工程增加了部分工程量，增加的工程款共为531157.8元，全部由原告施工，水电工程实际总价款为3742521.8元。原告已于2012年8月施工完毕，2012年12月31日，临海监狱主体工程VII标段工程竣工，2013年1月28日，相关单位对该工程进行验收，综合验收结论为合格，截止2012年11月底，原告仅收到被告王永军、被告鲲鹏公司共支付的工程款152万元，余款2222521.78元尚未支付。该项目工程验收合格已近两年，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未支付的95%工程款及第一年的工程款2.5%的质保金，但被告至今仍未支付。对于另一部分的质保金，待给付条件成就时，原告另行主张。目前，被告临海监狱已按照约定支付给被告鲲鹏公司总价款26724025元的85%工程款，尚有15%的工程款未支付，现临海监狱主体工程七标段工程价款已审计完毕。原告现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1、判令第一被告、第二被告连带支付给原告剩余工程款2111395.7元及其利息。（从2013年2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889143.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222252.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算至2014年10月28日止利息为213000.9元。）2、判令第一被告、第二被告连带支付给原告已到期的工程总价款2.5%的质保金93563元并支付自2014年1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暂算至2014年10月27日止利息为4210.3元）。3、判令第三被告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徐飞翔自愿撤回变更联系单部分的工程款共计531157.8元，本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
被告鲲鹏公司答辩称：原告徐飞翔对被告鲲鹏公司的本次诉讼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一事不再审”的原则，且根据徐飞翔、王永军、鲲鹏公司、临海监狱四方签订的《承诺书》的约定，原告徐飞翔在收到45万元之后就应向被告王永军主张权利，与被告鲲鹏公司及临海监狱均无关，原告徐飞翔在本案中要求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本案存在原告徐飞翔与被告王永军恶意串通，企图以诉讼方式侵占包括被告鲲鹏公司在内的第三人合法财产的目的。因此，被告鲲鹏公司认为原告徐飞翔对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的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徐飞翔对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的起诉，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告徐飞翔无权要求被告鲲鹏公司就其所谓的剩余工程款事宜，承担任何支付义务。
（一）、原告徐飞翔本次对被告鲲鹏公司的诉讼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审”的原则。2013年9月23日，原告徐飞翔曾向临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案号为（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原告在该案中要求被告鲲鹏公司向其支付剩余的款项。临海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并判决：“原、被告以及王永军在2012年7月1日签订的承诺书中对工程款支付及工程施工等方面作了明确的约定。后被告按承诺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5万元，余款按约定原告应向王永军主张，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后，原告徐飞翔向台州市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被告鲲鹏公司承担违法分包的工程款支付责任。2014年9月，原告徐飞翔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了上诉。在本次诉讼中，原告徐飞翔再一次要求被告鲲鹏公司对其所谓的剩余工程款承担支付义务。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原告徐飞翔在（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的二审中撤回了上诉，导致了（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判决书的生效，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的范畴。
原告徐飞翔虽然在本案诉讼中增加了被告王永军、被告临海监狱为被告，但被告鲲鹏公司在本案中并非必要的被告，且对于被告鲲鹏公司而言，本次诉讼与（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的审判对象、争议焦点均相同。因此原告徐飞翔的两次诉讼虽略有不同，但实际均为基于无效合同签订后的法律后果分担问题，因此，从法律后果上来说，两次诉讼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被告鲲鹏公司认为原告徐飞翔已消耗了对被告鲲鹏公司的诉权，只能按照申诉处理，一审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徐飞翔对被告鲲鹏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被告鲲鹏公司不需对原告徐飞翔剩余的工程款承担任何责任。2012年7月1日，原告徐飞翔、被告王永军、被告鲲鹏公司在《承诺书》中对各方的权利、义务特别是款项的支付责任均做出了明确的约定，依据承诺书原告徐飞翔只能就45万元之外的余款向被告王永军主张任何权利，而与被告鲲鹏公司和临海监狱无关。临海市人民法院在（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判决书中认定，“王永军私自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的任何经济或法律合同，仅代表其个人行为，由其本人自行负责”、“后被告按承诺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5万元，余款按约定原告应向王永军主张”。所以，不论鲲鹏公司、王永军、徐飞翔、临海监狱之前的法律关系如何，在2012年7月1日的《承诺书》中，各方对各自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和款项支付的义务主体都有了清楚的定位。另，原告在本案诉讼中，要求被告鲲鹏公司与王永军承担连带支付义务的诉讼请求也无相应法律依据。
所以，根据《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审”的诉讼原则和《承诺书》的内容，原告徐飞翔对于剩余的工程款只能向王永军主张，而与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均无关联。
二、原告徐飞翔对被告临海监狱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被告鲲鹏公司与被告临海监狱的审计尚未完成，被告鲲鹏公司的付款总额已超出被告王永军的应收款项。
目前，涉案工程审计决算未完成，尚不能确定被告临海监狱向被告鲲鹏公司应付工程款的具体金额。而被告鲲鹏公司向被告王永军直接支付和代付、代垫的工程款，已超出了被告王永军的应得款项。原告徐飞翔的工程量并没有经过有效的决算程序。被告王永军与原告徐飞翔虽然签订一份名为“结算书”的文件，但在该份所谓的“结算书”中，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结算内容，只是直接将书面合同价作为实际工程款。如果这份结算书是发生在被告王永军与原告徐飞翔之间，被告王永军愿意给原告徐飞翔多少钱与被告鲲鹏公司无关。但若上升到被告鲲鹏公司和临海监狱的层面，这份所谓的《结算书》就带有极大的恶意，假设就算是要被告鲲鹏公司承担责任，原告徐飞翔也必须对自己的实际施工量进行举证。且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就原告徐飞翔所谓的增加工程量进行过决算。另外，原告徐飞翔称仅收到152万元，但经过（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的审理，被告鲲鹏公司认为原告徐飞翔收到的款项远不止152万元。
（二）、原告徐飞翔无权要求被告临海监狱承担任何付款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主张权利行使的是代位权。被告临海监狱的付款义务主体是被告鲲鹏公司，而根据本案事实被告鲲鹏公司对原告徐飞翔不具有任何付款义务，因此被告临海监狱也不用为被告鲲鹏公司承担任何代付责任。
三、原告徐飞翔对实收的工程款的陈述前后矛盾，本案涉及虚假诉讼。
1、按市场惯例，分包价格至少应低于标书价格，从而使被告王永军赚取中间的差价，但被告王永军与原告徐飞翔签订的《工程分包协议书》的工程价款，反而在不包括税金、管理费及成本发票的基础上，将工程款抬高了42万元。在结算时，原告徐飞翔与被告王永军没有任何的结算内容，直接把提高了42万元的合同价作为原告徐飞翔的实际工程款进行确认。
2、原告徐飞翔在庭审过程中，对于已收到的工程款的实际数额的陈述前后不一，因此《结算书》中所陈述的“已支付1520000元”不具有真实性。
3、被告王永军与原告徐飞翔签订《工程分包协议书》的时间是2012年1月10日，而签订《承诺书》的日期是2012年7月1日，若原告徐飞翔的实际工程款为321万，则在《承诺书》中就应予以体现。但根据《承诺书》的约定，工程总价款仍为标书价约280余万元。被告王永军与原告徐飞翔的行为，让被告鲲鹏公司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所谓的《工程分包协议书》和《结算书》，均为被告王永军与原告徐飞翔恶意串通伪造的虚假证据。
四、原告徐飞翔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被告鲲鹏公司与被告王永军的关系合法有效，且原告徐飞翔要求被告鲲鹏公司对被告王永军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
1、根据《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被告鲲鹏公司按项目法施工模式将工程承包给了浙江省临海监狱主体工程VII标项目部，被告王永军仅是作为临海监狱VII标项目部的项目代表参与其中。在转包中，转包单位是不参与工程的实际施工和项目管理的，但根据《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的约定，被告鲲鹏公司对项目的施工全过程实行统一管理，委派了项目经理、区域经理对工程进行管理外，被告鲲鹏公司还派驻了技术负责人、施工员等负责技术、施工、安全员等工作，被告鲲鹏公司全面参与了临海监狱VII标的施工。
2、连带责任是法定责任，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原告徐飞翔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向被告鲲鹏公司主张权利，但在上述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
（二）、原告徐飞翔的工程量并没有经过决算，工程款的欠付金额并不确定。
1、原告徐飞翔与被告王永军签订的《结算书》存在重大瑕疵。该结算书并没有实际的结算内容，直接将书面的合同价作为实际工程款，且原告徐飞翔关于已经收到的152万元工程款组成的陈述前后矛盾，无法作出清晰、明确的陈述。
2、原告徐飞翔诉称的新增加的工程量无相应证据证明，且工程联系单上的施工时间是2012年10月，显然与其自述的在2012年8月完成全部施工存在矛盾。
（三）、原告徐飞翔收到的工程款至少有208万余元，并非152万元。
1、2012年7月1日，各方签订《承诺书》时，原告徐飞翔已收到了工程款75万元，具体包括：2012年1月16日10万、2012年4月5日2万、2012年4月7日1万、2012年4月19日1万、2012年6月5日30万以及被告王永军通过其他途径向原告徐飞翔支付的31万元。
2、2012年7月1日后至今，原告徐飞翔实际收取的工程款至少有1333818.72元：2012年7月3日收取45万、2012年10月18日收取10万、2012年10月23日收取33818.72元、2012年11月23日收取11万、2013年2月7日收取两笔10万、2013年2月18日收取15万、2013年7月25日收取6万、2013年8月15日收取1万、2013年9月5日收取1万，另外还有原告徐飞翔自认的收到王永军现金支付的21万元。
综上所述，被告鲲鹏公司认为：（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的生效判决已明确原告徐飞翔无权要求被告鲲鹏公司承担任何责任。且原告徐飞翔与被告王永军在本案中存在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侵占被告鲲鹏公司合法财产的行为。被告鲲鹏公司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徐飞翔的请求，维护被告鲲鹏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告临海监狱答辩称：赞同被告鲲鹏公司的答辩意见。另外补充两点：1、原告诉状中认为被告临海监狱应该承担未付工程款的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目前为止审计已经完毕不实，目前审计没有结束，所以支付工程款的条件不成就；2、诉状中陈述被告临海监狱按约定支付被告鲲鹏公司工程款的85%，到目前为止工程款没有结算，但实际支付比例大于85%，故要求被告临海监狱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要求驳回对被告临海监狱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永军未作答辩。
针对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的答辩，原告徐飞翔补充陈述：
一、本案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在（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中，原告是基于原告与被告鲲鹏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分包合同关系要求被告鲲鹏公司给付工程款的，涉及的直接法律主体为原告与被告鲲鹏公司。在该案中被告鲲鹏公司承认被告王永军不是被告公司的职工，因此他们之间的所谓内部承包关系实际上是非法转包关系，本次诉讼是基于无效合同关系，原告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要求非法转包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并要求发包人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在（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鲲鹏公司存在着直接的法律关系，而本案则是与被告王永军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被告鲲鹏公司与临海监狱承担的是法定的连带责任。本案与（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诉讼主体、法律关系、事实和理由、诉讼请求等因素均不相同，因此，本案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二、《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应当为无效合同。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一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与其下属分支机构或在册职工签订合同，将其承包的全部或部分工程承包给其下属分支机构或职工施工，并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的，可认定为企业内部承包合同”。从本案的《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合同的相对方虽为“浙江省临海监狱主体工程VII标项目部”，但该合同的实际签署人为被告王永军，被告王永军也全面代表项目部行使该合同约定的各项权利与义务，并承担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而被告王永军并非被告鲲鹏公司的在册职工，也非被告鲲鹏公司的分支机构负责人。被告王永军在转承包了VII标段的宫城外，还转承包了被告临海监狱的其他标段工程，因此，被告王永军与被告鲲鹏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系转包合同而非内部承包合同，该合同违反了《建筑法》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三、被告已经支付的工程款为152万，被告鲲鹏公司应当对未付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且本案不能按照承诺书的内容约束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1、被告鲲鹏公司擅自将涉案工程非法转包给没有资质、没有偿债能力的被告王永军，导致实际施工人即本案原告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的工程款无法得到保障，故应当对未付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加大对非法转包人、违法分包人的责任惩戒，对遏制和打击在建筑行业大量存在的转包、违法分包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不法现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无论从法律效果还是社会效果上看，被告鲲鹏公司均应承担连带责任。
2、原告是基于《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有效、被告鲲鹏公司仅对被告王永军对外债务承担替代责任的基础上而签订《承诺书》的。但实际上，本案《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无效，因此基于该合同而签订的《承诺书》也应随之无效。
3、原告与被告王永军签订的《工程分包协议》虽然无效，但协议中关于工程款支付的条款依然可作为本案工程款计算的依据。被告鲲鹏公司认为其所支付的金额已远远超过152万元，但涉案工程是被告王永军直接分包给原告的，工程款的结算对象为被告王永军，被告鲲鹏公司在（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中也认可其付款均是代被告王永军进行支付的，因此，已付款项应当以原告与被告王永军的结算为准。
四、被告临海监狱应当对原告的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与被告临海监狱之间已形成事实合同关系。尽管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与被告临海监狱没有书面合同，但事实上，原告已将被告临海监狱的工程施工完毕并经验收合同，因此，原告基于合同相对人地位要求发包人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本案中，转包合同、分包合同均为无效合同，被告王永军资信已严重恶化、丧失偿债能力，且被告临海监狱仅支付了85%的工程款，尚有部分工程款未支付。因此，被告临海监狱作为发包方应当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的工程款承担连带偿付责任。
五、本案并非虚假诉讼。被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案为虚假诉讼。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是真实的，不存在冒用，且原告、被告鲲鹏公司、被告王永军三方对水电工程结算也已作确认，该事实为真。被告王永军代表被告鲲鹏公司，由于被告鲲鹏公司用人混乱，显然未尽管理职责，工程标价约定270万多一点，对于政府招投标报价是很低的，是无法做的，被告王永军对该价格做了合理的增长是合情合理的。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并经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质证，具体如下：
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被告鲲鹏公司基本情况及组织机构代码各一份，拟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经质证，被告鲲鹏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本案涉及一事二审，法院应当驳回原告徐飞翔的起诉，被告鲲鹏公司不具有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被告临海监狱认为临海监狱也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二、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一份【原件存放于（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卷宗】，拟证明被告鲲鹏公司非法转包给被告王永军的合同无效。原告认为，从合同主体看，总承包是被告鲲鹏公司，签署的是被告王永军；从内容看，该合同并非内部承包合同，根据合同第三页第4.4条，本案被告鲲鹏公司将全部责任转包给被告王永军；合同中还约定被告鲲鹏公司与被告王永军是一种代付的关系，合同3.3条与《承诺书》中相关的支付的约定是存在区别的；从被告王永军的主体资格看，被告鲲鹏公司承认被告王永军并非公司员工，可以认定该合同实际是转包合同，并非经济责任合同。经质证，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对该份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被告鲲鹏公司与被告王永军之间的协议为经济承包关系，被告鲲鹏公司在工程中参与了工程的管理和施工，被告鲲鹏公司与被告王永军之间的关系合法有效；2、（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中，法院已对合同中记载的“乙方的责任代表私自以个人名义或私刻项目部印章对外签订的任何经济和法律合同，仅代表其个人行为，由其本人自行负责”予以认定。
三、工程分包协议一份【原件存放于（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卷宗】，拟证明1、原告是涉案项目水电实际施工人；2、水电工程总价款为3211364元，该价款不包括业主增加修改联系单的部分；3、双方关于工程款支付情况的约定。经质证，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对该份协议书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具体异议理由如下：1、这份工程分包协议中没有被告鲲鹏公司的盖章，被告王永军也没有被告鲲鹏公司的委托书；2、在一般的工程分包中，分包人分包的价格一定比中标价或分包人自己的承包价要低，而本案工程分包协议中，被告王永军的分包价格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不包括税金和管理费及成本发票的基础上高了42万元，该份分包协议书的定价明显违反正常的分包定价规律，与常理不符，存在被告王永军与原告徐飞翔恶意串通，企图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
四、工程变更联系单复印件六份，拟证明原告经被告临海监狱要求增加工程，增加的工程款为531157.78元。经质证，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认为原告未提交原件，故对于原告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同时，被告鲲鹏公司认为即使原告提供了该证据原件，其仍对证据的证明目的存在异议：1、（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判决书中已认为“被告按承诺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5万元，余款按约定原告应向王永军主张”。因此无论工程量到底增加了多少，均与被告鲲鹏公司无关。2、原告的证明目与原告在（2014）浙台民终字第474号案件上诉状、情况说明等材料中的自认也相矛盾，在474号案件的上诉状和情况说明中，原告均表示在279万元之后剩余的工程款部分，也就是在被告王永军与原告签订的在标书外增加的部分不用被告鲲鹏公司承担。3、从程序上而言，工程变更联系单并不能直接证明工程量，需要双方经过决算才能证明施工人已按联系单进行了施工，但本案中并没有任何人就上述六份“联系单”与原告进行过决算。
五、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一份，拟证明工程已验收合格，被告应该支付原告剩余工程款及质保金，验收记录中明确当时验收的项目全部是合格的，通过了业主的验收，综合验收中包括了水电项目，原告主张工程款的依据也是业主验收合格，被告鲲鹏公司若认为消防部门没有验收合格，应提供相关证据。经质证，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存在异议：1、根据《承诺书》及生效判决书的认定原告徐飞翔无权向被告鲲鹏公司及临海监狱主张权利；2、如原告徐飞翔所述其承包的是水电、消防的施工，水电、消防的验收需要消防等部门进行单项验收；3、质量验收记录中没有水电消防这一项，根据建设工程竣工管理规范，消防是消防部门验收的，不是业主验收的。
六、银行对帐单两份及工程结算书【原件存放于（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卷宗】一份，拟证明被告仅支付工程款1520000元，还有2222521.78元未支付的事实，已经支付的152万工程款具体支付情况如下：第一份对帐单中2012年6月4日支付30万、2012年7月3日支付45万，第二份对账单中2012年10月18日支付10万、2012年11月23日支付18万、2013年2月7日支付两笔10万、2013年2月18日15万，共131万，还有21万是现金支付；其中承诺书中记载的已收到75万元包括了被告鲲鹏公司在2012年7月3日的45万元汇款。经质证，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对对账单的三性均无异议，对结算书存在异议，认为：1、工程结算书确认的已支付的款项金额存在错误，原告徐飞翔实际收到的款项应当为2083818.72元，款项的具体组成为：承诺书签订日前（2012年7月1日前），已经支付了75万；在承诺书签订之后的2012年7月3日被告鲲鹏公司汇款45万、2012年10月18日汇款10万、2012年11月23日汇款11万、2013年2月7日汇款20万、2013年2月18日汇款15万；另外再加上2012年10月23日转账33818.72元，2013年9月5日的10000元，2013年7月25日的6万元，2013年8月15日的10000元，再加上原告陈述的通过现金支付的21万，一共是2083818.72元；上述金额与结算书上的已付款不相符，说明本案为虚假诉讼。2、认为结算书中没有被告鲲鹏公司的盖章，被告王永军也没有被告鲲鹏公司的委托书。3、该份结算书在形式上存在很多瑕疵：首先、正常情况下，工程的决算远比借款或普通买卖合同的结算要复杂的多，最重要的是对工程量进行确认，但在该份结算书中并没有工程量确认的内容，与常理不符；其次、该份结算书量名为“结算书”，但实际上并没有“结算”的实质内容，被告王永军与原告徐飞翔在该份《结算书》中并没有对实际工程量及相应的工程款进行确认，直接把合同价作为应付款的金额，该合同价整整比被告鲲鹏公司的中标价高了42万元，再次证明了被告王永军与原告徐飞翔有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非法占有被告鲲鹏公司财产的嫌疑。综上，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认为该份结算书有“结算”之名，无“结算”之实，且无鲲鹏公司盖章，既不能作为原告徐飞翔主张与被告鲲鹏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依据，也不能作为原告徐飞翔主张实际施工量及相应工程款的权利凭证。
七、执行网三份查询信息（当庭提交），拟证明被告王永军资信严重恶化，在其他案件中没有履行相应债务，现被列入失信名单。经质证，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存在异议。
八、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鲲鹏公司应在本案中承担担保责任。经质证，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鲲鹏公司认为原告仅提交了复印件，且该内容记载的仅为监狱方面的四点意见，而各方当事人在2012年7月1日签订的《承诺书》（即证据2）中已经明确了各方的责任。
被告鲲鹏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二审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1）、原告曾以相同的事实与理由向被告鲲鹏公司主张过权利，但被法院依法驳回诉讼请求；（2）、生效判决已认定：“被告按承诺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5万元，余款按约定原告应向王永军主张。”因此，就算本案不涉及一事二审，根据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上述内容，原告徐飞翔也无权向被告鲲鹏公司及临海监狱主张权利。经质证，被告临海监狱对该证据无异议；原告徐飞翔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1）、判决书及庭审笔录恰恰证明原告并没有违反一事不再审原则。在二审的庭审笔录中明确记载，原告在（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的一审中主张的是与被告鲲鹏公司直接签订合同，二审则是基于分包合同，事实和理由不同；本次诉讼中被告不同、事实理由不同，原告是基于无效合同、实际施工人的地位来主张权利的，原告在本案中的讼请求也不同，不仅仅包括合同中约定的余款，还包括增加的工程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5款规定，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可以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撤诉的除外，（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的二审法官也释明要求原告按无效合同主张，故本案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原告认为二审庭审中已经释明分包合同是无效合同，则相应的权利义务也消灭，原告是基于实际施工人的地位主张权利，与原告产生直接合同关系的是被告王永军，被告鲲鹏公司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2、《承诺书》一份【原件存放于（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卷宗】，拟证明：（1）、原告曾向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承诺：鲲鹏公司对后续余款不负有付款义务；（2）、法院也以判决书的形式确定被告王永军与原告徐飞翔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被告鲲鹏公司无关，被告鲲鹏公司对后续余款无支付义务；（3）、在《承诺书》第三条写明截止协议书签订之日徐飞翔已经收到了工程款75万元。经质证，被告临海监狱对该证据无异议；原告徐飞翔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根据承诺书与内部承包合同第四款款项支付的约定，被告鲲鹏公司承担的是代付责任，但原告与被告王永军之间的合同无效，被告鲲鹏公司与被告王永军之间的合同亦无效，承诺书系基于该两份合同而产生的，也应随着合同的无效而无效。（2）、协议书在2012年7月1日签订，被告鲲鹏公司是2012年7月2日汇款45万的，原告徐飞翔是在2012年7月3日收到款项的，承诺书中记载的已经收取的75万元款项包括7月2日汇款的45万的。（3）、承诺书中记载工程款是约280万，恰恰说明原告与被告王永军的分包合同得到了本案被告鲲鹏公司的确认。
3、原告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说明一份、上诉状一份，拟证明：（1）、原告本次诉讼与原告之前在法院的自认自相矛盾；2、原告在（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二审的过程中，自认剩余的部分向被告王永军进行主张，与被告鲲鹏公司无关。经质证，被告临海监狱对该证据无异议；原告徐飞翔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原告在（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二审的诉讼请求并不能代表原告本次诉讼的诉请。
4、当庭提供的银行往来凭证、记账凭证共计十份，拟证明原告徐飞翔至少收到了2083818.72元，具体组成为：（1）、承诺书中注明的原告徐飞翔于2012年7月1日签订承诺书前收到了75万元；（2）、被告鲲鹏公司于2012年7月2日汇款45万元（原告徐飞翔于2012年7月3日收到该45万元）、2012年10月18日汇款10万元、2012年10月23日汇款33818.72元、2012年11月23日汇款11万元、2013年2月7日二次共汇款20万元、2013年2月18日汇款15万元、2013年7月25日汇款6万元、2013年8月25日汇款1万元、2013年9月5日汇款1万元；（3）。原告自认通过现金收取的21万元。
被告临海监狱未举证。
被告王永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
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认证如下：
对于证据一，原告在本次诉讼中的诉讼请求及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均与（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存在差异，应当理解为原告基于新的事实提出的诉讼，本案的审理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选择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本案中被告临海监狱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系案件实体审理内容，被告临海监狱作为发包方，显然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故本院对两被告的抗辩均不予采信，对证据一予以认定。
对于证据二，本院认为，企业内部承包合同是指企业与其职工之间就企业承包施工目标而达成的明确相互间责、权、利关系的协议，该类合同须以企业与职工的劳动（人事）关系为基础，内部承包只是局部经营管理权利与整体经营权利的分离。本案中，被告鲲鹏公司承包被告临海监狱的VII标段工程属实，随后被告鲲鹏公司与被告王永军签订了《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一份，将其在临海监狱VII标段的主要义务转由被告王永军承担，而被告鲲鹏公司并不实际履行建设施工义务，且被告王永军并非被告鲲鹏公司的员工，故双方并非内部承包合同关系，双方签订《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将被告鲲鹏公司的主要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王永军的行为属非法转包，该《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为无效合同。
对于证据三，被告鲲鹏公司及临海监狱对原告系临海监狱VII标段工程水电、消防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并无异议，结合证据二，本院认定被告鲲鹏公司将临海监狱VII标段工程违法转包给被告王永军，而被告王永军又将其中的水电、消防工程违法分包给原告徐飞翔属实。
对于证据四，原告仅提交了复印件，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撤回了关于变更联系单中的工程款的起诉，故本院对该证据在本案中不作认定。
对于证据五，被告鲲鹏公司及临海监狱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并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鲲鹏公司及临海监狱虽抗辩称水电、消防的工程未经验收且该工程应当经消防部门验收，但根据被告临海监狱的陈述，涉案工程已投入使用，且根据该验收记录对分部工程的验收均为合格，故本院认定涉案工程已验收合格属实。
对于证据六，被告鲲鹏公司及临海监狱对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被告鲲鹏公司于2012年6月4日向原告汇款30万元、2012年7月3日汇款45万元、2012年10月18日汇款10万元、2012年11月23日汇款18万元、2013年2月7日汇款20万元、2013年2月18日汇款15万元均属实；结算书系被告王永军向原告出具，为原告与被告王永军之间关于水电、消防工程的结算，结合证据三，该结算书应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该结算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于证据七，被告王永军失信与否并非其余被告承担责任的理由，且根据该信息查询单上记载被告王永军系因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而导致失信，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对于证据八，因原告仅提交了该证据的复印件，且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均对该证据提出了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对于证据1，本院认为，原告本次诉讼依据的事实、诉讼请求等均与（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存在差异，本案的审理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对于证据2，本案中转包合同和分包合同均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本案原告作为分承包人不仅可向总承包人主张工程款，亦可向发包人主张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承诺书系原告与被告王永军、鲲鹏公司三方于2012年7月1日自愿作出的关于工程款支付方式的约定，原告自愿放弃了向被告鲲鹏公司主张剩余工程款的权利。原告认为因承诺书中记载的被告鲲鹏公司的责任为代付责任，故该承诺书应当随着分包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分包合同无效系基于该分包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的，分包合同仅为违法转包人与违法分包人之间的协议，而《承诺书》为三方关于工程价款的支付方式的约定，工程款的具体支付方式只涉及当事人之间的私益，且系当事人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向被告鲲鹏公司主张合同价款系原告的合法权利，但原告自愿在承诺书的补充条款中表示不再向被告鲲鹏公司索要余款，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意思表示系原告对自身合法权利的放弃，一经作出，原告应受其约束，不得擅自撤回或者变更，故本院对被告鲲鹏公司关于对后续余款不负有付款义务的抗辩予以采信；根据该承诺书第三条的约定，截止承诺书签订之日，原告已经收取了75万元工程款。
对于证据3，在该份说明中，原告明确表明剩余部分向王永军主张仅为在该案中的变更内容；对于上诉状，结合（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的二审庭审笔录，原告有两份内容不一的上诉状，且以庭审宣读的上诉状为准，现被告鲲鹏公司未举证证明证据3中的上诉状即为庭审宣读的上诉状，故本院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待证事实不予认定。
对于证据4，出具时间分别为2012年1月16日、2012年4月5日、2012年4月7日、2012年4月19日的四份领款收据系原告在（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中提供的证据，该领款收据的出具时间均在承诺书签订之前，后被告鲲鹏公司于2012年6月4日向原告汇款30万元，故结合证据2的记载，本院认定2012年7月1日前，原告已经收到工程款75万元，此后被告鲲鹏公司于2012年7月2日汇款45万元（原告徐飞翔于2012年7月3日收到款项）；对于其余的凭证，原告对2012年10月23日的33818.72元的性质存在异议，但对于收到该款项并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4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临海监狱于2011年4月21日将临海监狱VII标段工程发包给被告鲲鹏公司施工，总价款为26724025元。2011年5月6日，被告鲲鹏公司与被告王永军签订《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将上述工程非法转包给被告王永军，后王永军又将该工程的水电、消防等工程分包给原告徐飞翔施工，双方签订了《工程分包协议书》，约定被告王永军在标书价2791364元基础上补给原告42万元，合计水电工程总价款为3211364元，结算方式为每月按实际报量付工程款75%，到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至总工程款的85%，待审计结算好后付至总工程款95%，余下5%为质保金，等一年后支付质保金50%，二年后支付剩余质保金。2012年7月1日，原告（丙方）与被告王永军（乙方）、鲲鹏公司（甲方）签订承诺书一份，载明“……在丙方施工达到以下第一部位时对于丙方已完工的工程量由乙方委托甲方在共管帐户的资金代为支付肆拾伍万元工程款给丙方。……（注：本工程水电、消防班组截止本承诺书签订之日，总工程款为约贰佰捌拾万元，已支付柒拾伍万元，余款约贰佰零伍万元）……补充条款：丙方在上述款项支付完毕后，必须保证工程施工进度，不得影响其他施工班组.余款由乙方支付丙方与甲方无任何关系.丙方成年不再向甲方索要余款的权利”。此后，被告鲲鹏公司于2012年7月2日支付原告工程款45万元。2012年1月28日，相关单位对该临海监狱主体工程VII标段工程进行验收，综合验收结果为合格。
本院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告曾在本院（2013）台临民初字第2749号案件中就本案工程款向被告鲲鹏公司提出过主张，但原告在该案件中主张与被告鲲鹏公司直接签订分包合同，被告鲲鹏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王永军签订了分包合同，而被告鲲鹏公司基于违法转包人的法律地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两个案件之中，原告均是以实际施工人的地位主张工程款，但依据的法律事实产生了变化，故本案的审理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为被告鲲鹏公司、临海监狱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王永军显然不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其虽与被告鲲鹏公司签订了《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但被告王永军并非被告鲲鹏公司的员工，《内部承包施工经济责任合同》实为无效合同，被告鲲鹏公司实将涉案工程整体非法转包给被告王永军。此后，被告王永军又将其中的水电、消防工程违法分包原告。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要求被告王永军支付剩余工程款，并要求被告鲲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要求被告临海监狱在未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均系其合法的权利。2012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王永军、鲲鹏公司自愿签订《承诺书》一份，明确了工程总价款并对支付方式作出了约定，原告自愿放弃了向被告鲲鹏公司主张剩余工程款的权利，该约定系当事人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意思表示系原告对自身合法权利的放弃，一经作出，原告应受其约束，不得擅自撤回或者变更。《承诺书》中明确水电、消防总工程款约为280万，已支付75万元，余款约为205万元；在《承诺书》第二条中约定在工程施工达到第一部分时，由被告鲲鹏公司支付45万元工程款给原告；而在补充条款中约定在上述款项支付完毕后，必须保证工程进度，余款由被告王永军向原告支付；除第二条外，在《承诺书》中并无明确的款项支付时间或者条件的约定；综合上述内容，本院认为在被告鲲鹏公司按照《承诺书》的约定支付45万元工程款后，原告应向被告王永军主张剩余工程款。后被告鲲鹏公司于2012年7月2日向原告支付了45万元工程款，故对于剩余工程款原告不应向被告鲲鹏公司主张。被告临海监狱应当在其未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因原告未向本院举证临海监狱VII标段工程已审计完毕，亦未举证被告临海监狱实际支付的工程款未达总工程款的85%，且作为被告临海监狱的合同相对方的被告鲲鹏公司已自认其收到的工程款已经超过总工程价款的85%，故本院认定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被告临海监狱在本案中并无应付而未付款项。
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为被告王永军应支付的剩余工程价款的数额。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六中的银行账单及被告鲲鹏公司提交的证据3，结合《承诺书》，原告于2012年7月1日前收到75万元、2012年7月3日收到45万元（被告鲲鹏公司于2012年7月2日汇款）、2012年10月18日收到10万元、2012年10月23日收到33818.72元、2012年11月23日收到11万元、2013年2月7日收到20万元、2013年2月18日收到15万元、2013年7月25日收到6万元、2013年8月15日收到1万元、2013年9月5日收到1万元，上述款项共计1873818.72元，显然与证据六中的工程款结算书存在矛盾。本院认为，工程款结算书为原告与被告王永军就涉案工程款作出的结算，该约定应当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被告鲲鹏公司支付的金额虽然已经超结算金额，但被告王永军与原告除本案外，尚有其他款项往来，故截止双方结算之日的剩余工程款应当以双方的结算为准，即截止2013年9月1日，被告王永军尚欠原告工程款1209659元未支付。此后，被告鲲鹏公司于2013年9月3日支付了1万元款项，原告未举证证明该款项并非支付本案工程款，故本院认定，截止原告起诉之日，被告王永军尚欠原告工程款1199659元。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王永军签订的工程分包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原告并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资质，该合同当属无效。系争合同虽属无效，但涉案工程由原告施工完毕，并实际由被告临海监狱投入使用，依法应视同经竣工验收，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原告要求被告王永军支付剩余工程款的主张，应予支持。原告与被告王永军于2013年9月1日就水电、消防工程的工程价款进行结算，明确本期尚欠工程款为1209659元，此后，被告鲲鹏公司向原告支付了1万元的工程款，故原告实际应当收到而尚未收到的工程款为1199659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根据原告与被告王永军的约定，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应付总工程款的85%，故对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应当从2013年2月28日开始计算。对于原告主张的质保金，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工程已审计完毕，故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永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徐飞翔工程款1199659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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