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民终32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鄞奉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寒，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敏，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鄢庆杨，男，194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原审第三人：莫小彩，女，195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上述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维朗，浙江三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工公司）、上诉人鄢庆杨、原审第三人莫小彩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5民初1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交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确认交工公司与鄢庆杨之间关于大庆北路房屋的代持关系合法有效。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交工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会议记录、承诺书等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用以证明以下事实：1.交工公司在当时集中发生了房改房收回、退款，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由员工继续代持的事实；2.鄢庆杨自始至终都认为其是替公司代持房产，因此在会议纪要中多次提出要求赔偿代持损失。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无明确的代持协议而驳回交工公司的诉请，无法让人信服。请求二审法院审理后予以改判。
鄢庆杨辩称：本案争议的房屋，不属于公改房，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绿梅新村28幢407号房产（以下简称绿梅新村房屋）与交工公司的“15万元住房补助”有事实和法律关系。所谓的上交是公司单方的行政命令，且明知是鄢庆杨与莫小彩的夫妻共同财产，剥夺了莫小彩的诉讼权利。
鄢庆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交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对“15万元住房补助”的事实认定错误。交工公司提交的1999年《宁波交通工程（集团）公司部分生产经营管理骨干住房调整实施意见》（以下简称《住房调整实施意见》）是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住房调整实施意见》是公司办公室向公司党委、总经理室提交的内部文件，该内部文件鄢庆杨从来没有看到过，而且该内部文件明显是交工公司对鄢庆杨等中层干部的奖励性补助，是公司上级领导对公司部分生产经营管理骨干的特别福利，属于公司内部上下级行政关系；该“15万元补助款”明显不是平等主体之间解除《公有住房买卖契约》的房屋价款。二、一审判决对“绿梅新村房屋”性质认定错误。鄢庆杨的“绿梅新村房屋”形成于1996年3月，获得该房屋所有权的法律依据是1995年的《宁波市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和《宁波市关于公有住房出售管理暂行办法》，该房屋所有权的获得是宁波市职工“每户家庭”的待遇，鄢庆杨家庭在1996年享受该房屋与1999年12月交工公司的“15万元住房补助”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关系。“绿梅新村房屋”是夫妻房屋、家庭房屋；交工公司是明知的，也不可能解除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一审法院判决所谓“鄢庆杨领取15万元住房补助、解除《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没有任何证据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判决大庆北路39弄6号501室房产及车棚（以下简称大庆北路房屋）性质认定错误。鄢庆杨的“大庆北路房屋”形成于1998年6月，是鄢庆杨从其他房产公司购买的商品房，明显属于鄢庆杨夫妻的私人产权，与交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应当提出的是，交工公司提交的《住房调整实施意见》的内容是“鄢庆杨向公司上交大庆北路房屋一套”，该材料中的“上交”显然是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当时的“上交”只能被理解为二种意思：一是公司误认为房屋所有权原本属于公司，所谓“上交”公司实际收回原房产；二是鄢庆杨向公司“上交”的是房屋使用权，公司由于需要房屋安排其他员工居住，鄢庆杨由于享受了购房补助，因此暂时将房屋使用权交给公司。事实上，双方的行为已经证明只能是房屋使用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交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交工公司辩称：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没有异议的。会议纪要中鄢庆杨对“绿梅新村房屋”及“大庆北路房屋”两处房产的上交、退回及公司另行补贴15万元的事实均予以认可的。对于鄢庆杨在上诉状中提出补贴15万元与绿梅新村房改房的收回是没有关系的，对此，交工公司已经在一审中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交工公司已经对置换房屋进行15万元补贴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
莫小彩述称：莫小彩是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本应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但一审法院口头认为莫小彩没有上诉权，剥夺了莫小彩的上诉权利。其次，莫小彩为涉案房屋的共有权人，房屋登记在鄢庆杨名下，莫小彩没有理由相信涉案房屋已经转让给交工公司。所谓的“口头协议”只是交工公司的单方面意思，并且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共有人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无效。交工公司在时隔十七年之后，提出所谓的“口头协议”，明显不符合物权法规定，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交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交工公司、鄢庆杨之间关于“大庆北路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鄢庆杨配合办理大庆北路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在审理过程中，交工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交工公司、鄢庆杨双方达成关于解除“绿梅新村房屋”的《公有住房买卖契约》并以大庆北路房屋置换绿梅新村房屋上交交工公司的协议有效；2.确认交工公司、鄢庆杨之间关于大庆北路房屋的代持关系合法有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鄢庆杨原系浙江海港工程队员工。1993年11月10日，浙江海港工程队更名为浙江海港工程公司；1995年2月，浙江海港工程公司和宁波市路桥工程公司合并为宁波交通工程（集团）公司；2002年4月，宁波交通工程（集团）公司整体改建设立宁波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即交工公司。
1973年，鄢庆杨与莫小彩登记结婚。
1995年，宁波市出台《宁波市住房改革方案》，规定凡持有市区城镇常住户口且符合单位分房条件的职工以及已租住成套公有住房的承租人，均可购买公有住房……。
1996年，经鄢庆杨申请，鄢庆杨所属单位浙江海港工程队将绿梅新村房屋以成本价为24224.62元出售给鄢庆杨，并于1996年3月1日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契约》，同时约定由浙江海港工程队给予鄢庆杨20%的优惠，由鄢庆杨实际支付房款19379.70元，浙江海港工程队自1996年3月1日起终止与鄢庆杨关于上述房屋的租赁关系。
1999年11月，交工公司通过《住房调整实施意见》，该意见载明：1999年度，公司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对部分生产经营管理骨干住房作适当调整，……1.鄢庆杨（公司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向公司上交本市江北区大庆北路39弄6号501室商品房[注：房屋所有权证号：甬房权证私移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北国用（1999）第××号]一套……公司给予一次性购房补助15万元……；2.王海云……；3.朱满康……；4.肖惠成……；5.董孟……；6.叶宪光……；7.胡义辉（工程部副经理、工程师）在向公司上交大庆北路16号1幢403室后（建筑面积60.32平方米，房改房产权），公司退还原房改购房款（凭新购商品房合同、发票支付）一次性购房补助以15万元标准控制。
1999年12月8日，交工公司会议记录载明，讨论和决定的主要事项：……八、中层干部调整住房……鄢庆杨住房调整，补助15万元，交回原住房。
1999年12月30日，鄢庆杨从其所在的交工公司领取了购房补贴15万元，并购置了中兴路的房屋。
同年，鄢庆杨将其大庆北路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交付交工公司至今。交工公司将大庆北路房屋自1999年分配给公司职工一直居住。
2002年1月30日，交工公司作出了《退还原集资款、房改款处理意见》，认为朱哲、鄢庆杨、陈卫民、周德民4位公司职工因在住房调整过程中，原住宅已退还公司，因集资、参加房改个人支出的费用予以退还。该意见由公司于2002年2月7日批准。之后陆续退还上述房款。2002年3月6日，鄢庆杨从交工公司领取退还的房款24224元。
2015年12月，公司职工胡义辉、叶水永及其配偶向公司出具房产代持承诺书，明确其名下的大庆北路房产因房改政策等历史原因，实际产权应归交工公司，本人仅为代持……。
2017年大庆北路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
2018年1月16日，因大庆北路房屋涉及拆迁征收，鄢庆杨与交工公司就此进行沟通，形成会议记录。该会议记录载明，交工公司介绍涉案房产背景：1999年，交工公司对员工住房政策进行调整，收回上述房产及附属车棚，并向鄢庆杨支付购房补助15万元，收回房屋分配给案外人孔庆立居住的事实无异议，鄢庆杨同时提出因当时过户没有办理，其代持的损失，要求交工公司支付30万元；孔庆立认可上述房产的历史背景，提出其是实际居住人，配合办理了前期手续及装修部分的评估配合工作，目前装修是其投资的……鄢庆杨认为当时公司收回的房子是商品房，在当时是可以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而公司没有及时办理给鄢庆杨造成了代持损失，应给予30万元赔偿；鄢庆杨提出第一种方案自己办理征收手续并领取补偿款，待征收手续补偿到位后再返还给公司；第二种方案，向公司退还15万元购房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剩余征收事宜与公司无关。鄢庆杨在上述会议记录上签字。
现上述房产之间仍登记在鄢庆杨名下。
交工公司曾就本案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于2018年3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于2018年4月28日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交工公司与鄢庆杨之间是否存在“鄢庆杨领取15万元住房补贴、解除《公有住房买卖契约》、鄢庆杨将绿梅新村房屋置换成大庆北路房屋交付交工公司”的口头协议？
交工公司认为，第一，其提供的《住房调整实施意见》、1999年和2018年两次会议记录等作为完整的证据链印证了其诉称的事实；另，其还提供了其余职工参与从实物房改变更为货币房改后，因房屋产权没有变更至公司名下，向公司出具了代持承诺书，从侧面印证鄢庆杨实际与交工公司达成关于大庆北路房屋在《公有住房买卖契约》解除后应交还给公司，但因未办理过户，仍由鄢庆杨代持的事实。而莫小彩对鄢庆杨交付大庆北路房屋、权证给公司以及从公司领取15万元补贴购买中兴路房屋的事实均是知情的，据此可以推定莫小彩对《公有住房买卖契约》解除以及房屋置换交付也是知情的。第二，双方之间没有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任何表征。在长达18年多的时间里，鄢庆杨、莫小彩从未向交工公司主张过租金，因为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
鄢庆杨、莫小彩认为，首先，双方没有解除绿梅新村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一是交工公司陈述的合同解除以及置换主体与实际主体不符。绿梅新村房屋属于鄢庆杨与莫小彩的夫妻共同财产，没有莫小彩的同意和签字，鄢庆杨是不可能将房屋这么大笔财产私自进行处分。二是客观上鄢庆杨没有解除《公有住房买卖契约》的必要。1999年，绿梅新村房屋已达近2300元左右一平方，价值远远大于15万元，鄢庆杨没有必要为了15万元而解除之前《公有住房买卖契约》。其次，15万元购房补贴是与绿梅新村和大庆北路房屋无关的住房补贴，该15万元补贴是因为公司当初效益好，给予鄢庆杨这样有贡献的职工15万元的购房补贴用于购买房屋，与绿梅新村房屋、大庆北路房屋并无任何关系。本案可能仅是交工公司对鄢庆杨给予15万元购房补贴后觉得不应给予而将前面的《公有住房买卖契约》联系起来产生的误解。至于交工公司提供的《住房调整实施意见》、1999年会议记录，仅是交工公司为自己单方解除合同所作出的要约，对此，鄢庆杨、莫小彩并未进行承诺，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公有住房买卖契约》解除的意思表示，因而更谈不上置换关系的存在。再次，会议记录并没有将鄢庆杨的陈述记录完整，鄢庆杨的不同意见没有记录，且内容有涂改，不能作为认定大庆北路房屋背景的依据。最后，鄢庆杨与交工公司关于大庆北路房屋是口头租赁关系。对此，鄢庆杨与莫小彩已经另行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交工公司1999年制定的《住房调整实施意见》和1999年会议记录内容，交工公司因调整住房政策，由公司给予鄢庆杨15万元购房补贴，鄢庆杨交回原住房，而鄢庆杨与交工公司或者原属单位浙江海港工程队之间所涉房屋仅有绿梅新村房屋，因此，根据上述意见，鄢庆杨应将绿梅新村房屋交还交工公司。第二，鄢庆杨于2002年3月从公司领取了退还的房款，金额与其于1996年3月购买绿梅新村房屋房价（指《公有住房买卖契约》所涉及的房屋价格）一致，即交工公司已经将鄢庆杨于1996年购买绿梅新村房屋的房款退还给了鄢庆杨。同时，根据交工公司向法庭提供的《退还原集资款、房改款处理意见》、领款单、房产代持承诺书，与鄢庆杨一起领取公司退还房款的职工，明确因房改政策的调整交还公司原房改房、因未办理过户而替公司代持的承诺来看，进一步印证了鄢庆杨与交工公司之间实际达成了解除《公有住房买卖契约》、公司返还鄢庆杨购房款、鄢庆杨将绿梅新村房屋交付公司的口头协议。另，从鄢庆杨从交工公司领取了绿梅新村的购房款也可以看出，鄢庆杨于1999年领取的15万元不是单独于绿梅新村与大庆北路房屋的购房补贴。第三，从2018年会议记录可以看出，鄢庆杨于1999年将大庆北路房屋的权证和管理、占用、使用权交付给交工公司的目的是为了领取15万元的购房补贴；再结合前面的分析，双方解除关于绿梅新村房屋买卖合同后鄢庆杨本应返还绿梅新村房屋，后变更交付大庆北路房屋。综上，本案鄢庆杨与交工公司在1999年达成了“鄢庆杨领取15万元住房补贴、解除《公有住房买卖契约》、鄢庆杨将绿梅新村房屋置换成大庆北路房屋交付交工公司”的口头协议，随后鄢庆杨将大庆北路房屋的权属证书原件交付了交工公司，并将房屋的管理、占有、使用权利交付给交工公司，公司将大庆北路房屋分配给职工一直居住。第四，本案双方不存在租赁关系的任何表征。双方既无书面和口头租赁协议，鄢庆杨与莫小彩在交付大庆北路房屋给交工公司管理使用近20年也从未向交工公司主张相应权利，即没有支付租金或者催讨租金的现象。关于鄢庆杨等抗辩1999年绿梅新村房屋市场价格已达2300元一平方，并无相应证据证明。因此，鄢庆杨、莫小彩的相关辩解不符合客观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对房改事宜，双方协商由实物房改变更为货币房改，本案系因双方解除房改合同、返还原物引起的纠纷。如果返还原房改房，则双方之间纠纷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但经双方口头协议，鄢庆杨将房改房变更为私有商品房返还交工公司，故本案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双方达成协议后，交工公司已经履行了自己全部义务，但没有实际取得鄢庆杨交还的大庆北路房屋的所有权。现因房屋已经列入拆迁范围，无法再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来取得房屋所有权，所以交工公司变更诉请符合客观实际。而交工公司与鄢庆杨于1999年达成“解除《公有住房买卖契约》、鄢庆杨将绿梅新村房屋置换成大庆北路房屋交付交工公司”的口头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至于莫小彩所提出的，上述房屋为其与鄢庆杨的共同财产，未经其同意由鄢庆杨处理共同房产，对其并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辩解，一审法院认为，因上述协议是一系列行为，均由鄢庆杨个人作出，且在1999年鄢庆杨从交工公司领取15万元大额款项并作为购买中兴路房产的房款，这些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作为妻子的莫小彩不可能不知情，且莫小彩对鄢庆杨将大庆北路的房屋交付交工公司管理、占有、使用长达20年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莫小彩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绿梅新村房屋价值，即使其主张在1999年该房屋价值为每平方2300元的主张成立，基于上述事实，也可以看出莫小彩对鄢庆杨与交工公司之间的上述口头协议是明知的，故一审法院对莫小彩认为鄢庆杨未经其同意达成上述协议、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无效的意见不予采纳。至于交工公司所提及的确认鄢庆杨对上述房屋的代持关系合法有效，因双方之间并无明确的代持协议，且大庆北路房屋产权仍登记在鄢庆杨名下系因双方达成的前述口头协议未履行完毕导致，故一审法院对交工公司的该项诉请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确认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鄢庆杨于1999年达成了“鄢庆杨领取15万元住房补贴、解除《公有住房买卖契约》、鄢庆杨将绿梅新村28幢407号房产置换成大庆北路39弄6号501室房产及车棚[房屋所有权证号：甬房权证私移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北国用（1999）第××号]交付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口头协议有效；二、驳回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依法减半收取计40元，由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0元；由鄢庆杨负担2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交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住房调整实施意见》、1999年会议记录、2018年会议记录、记账凭证、收款收据、领据以及《公有住房买卖契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等等证据材料，本院对上诉人鄢庆杨领取15万元住房补贴，与交工公司解除《公有住房买卖契约》，鄢庆杨将绿梅新村房屋置换成大庆北路房屋交付交工公司的事实予以确认。现交工公司上诉认为，交工公司与鄢庆杨之间关于大庆北路房屋的代持关系应确认有效的，但交工公司在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明确的代持关系，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鄢庆杨上诉认为，其从交工公司领取的15万元系奖励性补助，与绿梅新村房屋无任何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关系，大庆北路房屋系鄢庆杨的家庭共同财产，不存在“上交”交工公司的事实。本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根据交工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交工公司给予鄢庆杨15万元购房补贴，鄢庆杨交回原住房，而鄢庆杨于2002年3月从交工公司领取的退房款与鄢庆杨于1996年3月购买绿梅新村房屋房价一致，据此，一审法院确认双方已解除《公有住房买卖契约》，并无不当。其次，鄢庆杨将大庆北路房屋的权属证书原件交付交工公司，并将房屋的管理、占有、使用权利交付给交工公司，交工公司将大庆北路房屋分配给职工居住至今，但未办理过户手续；与鄢庆杨一起领取交工公司退还房款的职工，明确因房改政策的调整交还交工公司原房改房，未办理过户而替交工公司代持的承诺书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据此，一审法院认定鄢庆杨将绿梅新村房屋置换成大庆北路房屋上交交工公司，并无不当。最后，鄢庆杨、莫小彩夫妇在交付大庆北路房屋给交工公司管理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从未收取租金，亦从未催讨租金，其认为双方为租赁关系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虽上述行为均系鄢庆杨与交工公司之间进行，但莫小彩对于鄢庆杨向交工公司领取15万元住房补贴后购买中兴路房产，大庆北路房屋权属证书原件交付交工公司，等等家庭生活中的大事，莫小彩认为均不知情，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交工公司、上诉人鄢庆杨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0元；上诉人鄢庆杨负担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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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曹 炜
审判员 周 娜
审判员 樊瑞娟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许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