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19行终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永湖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宝石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廖国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妙珠，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沛沛，广东法制盛邦（东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城大道社保大楼。
法定代表人：邹联，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建锋，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贤恺，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小丽，女，汉族，1982年11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系死者李某2配偶。
原审第三人：李井中，男，汉族，1953年9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系死者李某2之父。
原审第三人：郭家秀，女，汉族，1956年10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系死者李某2之母。
原审第三人：李某1，男，汉族，2015年2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系死者李某2之子。
上述三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小丽，女，汉族，1982年11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上诉人东莞永湖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莞社保局”）及原审第三人黄小丽、李井中、郭家秀、李某1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行初5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6月28日，永湖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44184《认定工伤决定书》；2.东莞社保局承担本案一审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查明：死者李某2原系是永湖公司涂装组的员工。李某2于2016年4月30日20时30分上夜班至次日8时下班，后回到出租屋休息。2016年5月1日10时40分左右，李某2身体出现抽搐的状况，其妻子黄小丽拨打120急救电话，经东莞市凤岗医院现场抢救，李某2于2016年5月1日11时20分被证实死亡，死亡原因为“猝死”。2015年5月4日，黄小丽就案涉事故向东莞社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东莞社保局受理后，经调查认为李某2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故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李某2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永湖公司对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上述工伤认定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又查明，黄小丽在东莞社保局为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与李某2是夫妻，亦是同事。2016年5月1日4时，李某2与黄小丽在公司食堂吃夜宵时，跟黄小丽说工作有点累，头痛。永湖公司的员工乔荣平、蒙朝春、秦秀英、赵变强在东莞社保局为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均陈述李某2在事发当天上班时没有向其反映过身体不适或异常。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工伤认定申请表》、《认定工伤决定书》、《广东省劳动合同》、《员工求职申请表》、《东莞市塘厦广仁综合门诊部体格检查表》、《东莞市塘厦镇广仁综合门诊部报告单》、《东莞市凤岗医院院外现场死亡病例抢救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东莞市殡仪馆火化证明》、黄小丽和李某2的身份证及结婚证、黄小丽工作证、李某2工作证、永湖公司营业执照、《在岗出勤表》、证据材料清单、《情况说明》、黄小丽的《书面说明》、《证明》、2016年2月至4月李某2平均工资、李某2死亡前一天进出监控录像截图（十张）、秦秀英、赵变强、乔荣平、蒙朝春工作证、工伤认定申请收件回执、工伤认定提交材料通知书、社保部门调查取证材料清单、询问笔录（五份：秦秀英、赵变强、乔荣平、蒙朝春、黄小丽）、工伤保险文书送达回证,以及原审法院开庭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东莞社保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区域内的工伤事故进行处理和认定的法定职权。黄小丽就李某2于2016年5月1日的死亡向东莞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东莞社保局经过调查核实，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永湖公司及黄小丽、李井中、郭家秀、李某1，其执法主体合格、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某2的死亡是否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永湖公司主张李某2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病，并提交了事发当天上下班打卡时的监控录像截图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该截图并不能反映出李某2事发当天在上班时身体是否出现不适。另外，虽然永湖公司的员工乔荣平、蒙朝春、秦秀英、赵变强在东莞社保局为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均陈述李某2在事发当天上班时没有向其反映过身体不适或异常。但这只能说明李某2没有向这几名员工反映身体不适的情况，并不能说明李某2的身体没有出现不适。且根据黄小丽在东莞社保局为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事发当天，李某2与黄小丽在公司食堂吃夜宵时，曾跟黄小丽说工作有点累，头痛，因此，东莞社保局根据上述证据，认定李某2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依据充分。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李某2的死亡属于《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东莞社保局认定李某2的死亡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永湖公司要求撤销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44184《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永湖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由永湖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永湖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撤销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4418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三、由东莞社保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死者李某2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李某2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发病，据永湖公司的考勤记录及监控录像显示，李某2于2016年4月30日20时15分步行进入公司上夜班，并于次日早上8时离开公司，整个过程并无异常，其在此期间也无向永湖公司的管理人员反映其身体有任何不适。李某2于2016年5月1日上午11时20分在其出租屋突发死亡。2016年5月5日，李某2经诊断为“猝死”。从监控录像可知，李某2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2.东莞社保局仅依据黄小丽的陈述认定李某2的死亡为工伤证据不充分，原审判决认定东莞社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黄小丽系死者李某2的配偶，系本案的利益主体，其有利于李某2工伤认定的陈述的证明效力是比较低的，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李某2的死亡为工伤的证据。退一步讲，即便黄小丽陈述属实，但黄小丽不论在东莞社保局处作的笔录，还是在一审庭审中，均陈述死者李某2只是在公司食堂吃夜宵时，曾跟黄小丽说其工作有点累、头痛。当员工在放松闲聊时，向有亲密关系的人表达上夜班感觉有点累也是正常表现，而非就能证明其身体不适，更不能被解读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故，东莞社保局仅依据有利害关系的黄小丽的陈述作出的工伤认定证据不充分。3.原审判决认定东莞社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程序合法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永湖公司认为李某2的死亡不是工伤，于是向东莞社保局提供了监控录像视频及员工乔荣平、蒙朝春、秦秀英、赵变强的《询问笔录》等资料，东莞社保局不属于拒不举证，但是东莞社保局均未采纳，也未做尽职调查，故，东莞社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违法。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及东莞社保局对《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的理解错误。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职工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前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而李某2是在下班回家休息后两个多小时发病，李某2的死亡明显不构成法律认定工伤的条件。2.原审判决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是对法律的理解错误。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在行政程序中，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并且行政部门有权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但不是说，只要用人单位举证不能，就一定要作出职工属于工伤的“认定决定”。即便用人单位举证不能，工伤认定决定的作出仍然要尊重客观事实，有法律依据。可以看出，原审判决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实体合法，是对法律的理解错误。综上，原审判决对本案及东莞社保局对李某2的死亡认定为工伤均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永湖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东莞社保局答辩称：原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案的事实是李某2是东莞永湖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涂装组的员工，于2016年04月30日20时30分上夜班时，其上班到05月01日04时在公司食堂与黄小丽吃夜宵时，向黄小丽反映身体感到不适，一直工作到下班后回出租屋休息，于2016年05月01日10时40分左右，李某2身体出现抽搐的状况，其妻子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经东莞市凤岗医院现场抢救，于2016年05月01日11时20分证实死亡。2016年05月05日经诊断为“猝死”。东莞社保局认为永湖公司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永湖公司主张李某2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案涉事故不应当认定为工伤，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永湖公司提交的《李某2死亡前一天进出监控录像截图》仅是监控录像的几张截图，只能反映当时的情况，况且其模糊不易看清，其并不能反映出李某2事发当天在上班时身体是否出现不适。秦秀英、赵变强、乔荣平、蒙朝春的《询问笔录》最多只能证明李某2未向其反映过身体不适，并不能证明李某2并未感到身体不适。而根据黄小丽的《询问笔录》显示，李某2在上班时已经感到身体不适，即已发生疾病。因此，永湖公司的主张依法应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黄小丽、李井中、郭家秀、李某1述称：东莞社保局认定工伤事实清楚，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另查，黄小丽系死者李某2的妻子，两人均在永湖公司工作，黄小丽负责发水标，李某2则是涂装组作业员。据黄小丽反映，李某2生前在公司吃夜宵时向其说过有点累、头痛，吃夜宵时间是2016年5月1日凌晨4点，夜宵后，李某2重回岗位继续工作，在当日早上8时01分自行打卡下班，两人快到出租屋时才碰上，并在回家前还去楼下超市买了东西，到家后黄小丽开始做饭，李某2说没胃口又累，就坐在床上和其拉家常，同日上午10时20分许，两人上床睡觉，大约过了10分钟，李某2就开始抽搐；两人在快到出租屋碰上时，李某2并无提及自己的身体状况，黄小丽也无主动询问过；公司离出租屋大概2、3里路，平时都是步行上下班，走路用时取决于速度快慢，但通常都在10分钟以内。
上述补充查明的事实，有本院的法庭调查笔录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二审争议焦点是李某2的死亡是否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应视同为工伤的法定情形。根据前述规定，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理解，视同工伤的工亡者，应当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立即医治或送医院抢救并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纵观本案所有证据材料，在东莞社保局调查询问过程中，仅有黄小丽本人陈述到李某2生前在公司吃夜宵时给其讲过自己“有点累、头累”，除此之外，同为李某2生前工作的涂装组作业员秦秀英、赵变强以及涂装组组长乔荣平、蒙朝春则均表示，在事发前上夜班期间李某2没有反映过身体不适，亦无发现李某2的身体状况有异常。而根据黄小丽在二审法庭调查期间所称，李某2吃夜宵是2016年5月1日凌晨4点，夜宵后又重新返岗继续工作，直至当日早上8时01分才自行打卡下班，两人在出租屋楼下相遇后李某2还陪其在楼下购物，李某2回到家后只是说没胃口、很累，并和其拉家常到同日上午10时20分许，然后是在睡觉过程中突然身体开始抽搐，经医院现场抢救无效死亡的。可见，李某2的身体出现抽搐状况前，即便其在公司上班吃夜宵时曾说过“有点累、头累”，也没有影响到其后续工作的正常进行，结合黄小丽以上陈述，能够看出李某2在事发前始终有清醒的自主意识和活动能力，在工作期间并未达到造成工作状态中止进而需立即治疗或送医院抢救的程度，故仅凭李某2在吃夜宵时曾向黄小丽讲过自己“有点累、头累”难以认定其当时突发疾病，进而认定案涉死亡构成工伤。东莞社保局认定李某2的死亡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应视同为工伤的法定情形依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永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案涉工伤认定结论理据充分，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法院（2016）粤1971行初516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东莞社保局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54418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三、被上诉人东莞社保局在法定期限内就原审第三人黄小丽针对案涉李勇军的死亡所提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被上诉人东莞社保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立凡
审判员 张志强
审判员 叶俏珠
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
书记员 李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