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3）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719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民基，男，1955年3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研究生文化，原武汉市城市投资开发集团（以下简称城投集团）工会主席、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武汉市燃气热力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燃气集团）董事长。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1年12月10日被刑事拘留，2011年12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汉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钟声，北京仁人德赛（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民基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贪污罪一案，于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作出（2013）鄂汉阳刑初字第0012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张民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ＸＸ霜、张小艳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民基及其辩护人钟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一、滥用职权事实
2001年至2003年，被告人张民基受武汉市公用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公用局）委托，在公用局成立的“天然气筹备组”中，负责武汉市天然气项目建设和中外合资谈判工作期间，滥用职权，在明知合资港方企业在该项目中实际投资比例违反了国家关于大中城市燃气热力管网建设和经营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故意隐瞒合资公司的真实控股关系，获取了合资组建天然气公司的审批。该公司违规成立后，造成国家税收损失人民币186289061.78元。具体事实如下：
2001年7月26日，武汉市政府决定成立燃气集团作为武汉市天然气项目建设和中外合资经营主体，并划归公用局主管，由时任该局副局长的曾某（另案处理）分管。2001年8月27日，公用局成立“天然气公司筹备组”，指派时任管道煤气公司党委书记的被告人张民基负责天然气项目建设和合资谈判工作。2001年9月，公用局被撤销，燃气集团划归城市管理局主管后，时任燃气集团党委书记的被告人张民基继续负责天然气项目建设和合资谈判工作。
多轮谈判后，2002年1月9日，经曾某决定，由被告人张民基代表燃气集团与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港资企业，以下简称中华煤气公司）签订《合资经营武汉市城市管道天然气供应意向书》，约定投资比例为双方各占50%。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大中城市燃气管网建设、经营，要求中方投资者在外商投资项目中的投资比例之和为51%及以上，该意向书违反了这一规定，为规避该产业政策，中华煤气公司在谈判中提出将指定一家由其实际控制的第三方国内独资公司持有合资公司1%的股权，以通过国家审批，中资、外资实际投资比例仍为各占50%。被告人张民基与曾某为促成该招商引资项目，置国家明文规定于不顾，同意了中华煤气公司的意见。同年5月8日，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草签《武汉市天然气利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及经营项目合资合同》，约定双方在合资公司成立时出资比例各占50%，且约定合资公司成立后，中华煤气公司有权将合资公司股权中的1%转让给一家第三方国内独资公司，燃气集团“不可撤销地放弃该等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2002年7月，中华煤气公司向燃气集团确认参与合资的“第三方国内独资公司”为广州市恒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荣公司）。同年7月至11月，中华煤气公司的母公司香港恒基兆业集团（以下简称恒基集团）安排该集团控股子公司宝享房地产（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享公司）以李某乙、陈某甲、胡某的名义出资人民币2200万元成立恒荣公司，并约定恒荣公司的日常活动均由恒基集团负责，李某乙、陈某甲、胡某仅为恒荣公司名义股东，不享有恒荣公司的权益，不参与经营和分红。
2003年3月17日，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武汉）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华煤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恒荣公司正式签订了《武汉市天然气利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及经营项目合资合同》，约定上述三方合资组建天然气公司，三方所占股份分别为50%、49%、1%。被告人张民基在隐瞒合资公司真实控股关系的情况下，以燃气集团的名义将该合同及相关材料报送湖北省外经贸厅。在获得批准后，天然气公司违规成立。
2003年6月至2011年6月，天然气公司违规享受国家关于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已实际抵免企业所得税人民币157312828.08元和获得退还增值税人民币28976233.7元，税务机关加收滞纳金人民币4196408.8元。在此期间，恒荣公司从天然气公司获得分红人民币319.29万元。2011年10月14日，广州市工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恒荣公司虚假注册，并对其进行处罚。2011年11月17日，湖北省商务厅认定天然气公司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撤销了该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案发后，国家税收损失及滞纳金均已追回。恒荣公司已退出其违法所得人民币319.29万元。
二、受贿事实
2006年至2009年，被告人张民基在担任燃气集团董事长、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分多次收取武汉蓝焰自动化应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焰公司）副经理姚某乙给予的贿赂人民币15万元、价值人民币7.6万元的摄影器材，同时收受该公司人民币5万元用于购买二手哈苏503**型相机1部，为该公司谋取利益。
2007年至2008年，被告人张民基在担任燃气集团董事长、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分3次共收受武汉市燃气热力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燃气工程公司）经理陆某经手给予的贿赂人民币3万元及美元3000元，为该公司谋取利益。
2010年8月，被告人张民基在担任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期间，收受武汉捷信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信公司）副经理彭某经手给予的价值人民币4000元的佳能500D数码相机1部，为该公司谋取利益。
三、贪污事实
1997年至2006年，被告人张民基在蓝焰公司筹备期间及其担任管道煤气公司党委书记、蓝焰公司副董事长期间，伙同该公司副总经理姚某乙等人，违法使用公款购买个人商业保险和附加医疗保险。其中，被告人张民基个人使用公款缴纳保险费用约人民币3.57万元。后姚某乙等人将此款虚列开支在财务上冲账。
2009年，被告人张民基在担任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法使用公款报销个人摄影制作费用人民币3.07万元，后将此款虚列开支在财务上冲账。
另查明，2010年10月，国家审计署反映武汉市天然气项目在建设、合资过程中有渎职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纪委）成立了专案组。2011年5月，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纪委）对被告人张民基采取“两规”措施，期间被告人张民基主动交代其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的问题，并劝导其亲属配合组织调查。2011年11月29日，省纪委将该线索移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该院立案侦查。
2010年底、2011年初，中纪委向被告人张民基调查天然气公司相关问题时，被告人张民基将佳能EOS5D照相机1部、佳能EOS-1DSMARKⅢ照相机1部、哈苏503**型照相机1部、佳能100-400MM镜头1个退还给蓝焰公司。案发后，被告人张民基的家属已代其退出全部赃款及佳能5D照相机1部。从姚某丙处追回佳能500D照相机1部。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书证、证人证言、物证照片、被告人供述等。
原审认为，被告人张民基身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从事公务期间，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人民币186289061.78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张民基身为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受国有企业委托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其中收受人民币23万元、美元3000元、价值人民币8万元的摄影器材，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张民基身为受国有企业委托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人民币6.64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民基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贪污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张民基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交代其滥用职权、受贿、贪污的犯罪事实，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且在庭审中如实供述自己的基本犯罪事实，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张民基案发前已退还大部分赃物，归案后能退出全部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民基在判决宣告前犯数罪，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认定被告人张民基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四万元（已缴纳）；暂扣于省纪委的赃款人民币26.92万元，暂扣于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的佳能5D照相机1部、佳能EOS-1DSMARKⅢ照相机1部、佳能500D照相机1部、哈苏503**型照相机1部、佳能100-400mm镜头1个，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张民基上诉称：1、其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2、其对蓝焰公司为其购买保险的事实不知情。
上诉人张民基的辩护人除支持其上诉理由外，当庭还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1、原审认定张民基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人民币186289061.78元的事实并不存在。天然气公司的股比结构不影响其享受抵免税款政策，根据财税字［2000］49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凡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购买的国产设备，对符合《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限制乙类的投资项目，其购买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故只要天然气公司是外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已投入资本金达到企业投资各方已到位资本金的25%及以上，即可享受抵免税款的优惠政策，亦即不存在造成税收损失的事实。
2、张民基没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其不是最后的负责人，对恒荣公司的虚假注册行为已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故不能认定张民基构成滥用职权罪。
3、张民基案发前主动退还的价值人民币8万元的摄影器材不应认定为受贿；姚某乙所送的现金人民币15万元的去向未查清，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4、原审认定的贪污事实中，报销摄影制作费人民币3.07万元系公务行为，不是贪污。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主刑量刑适当，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
一、滥用职权事实
2001年8月，武汉市公用局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武汉市天然气公司筹建进度”的精神，成立武汉市天然气公司筹备组，指派时任管道煤气公司党委书记的上诉人张民基具体负责筹备组工作，包括天然气项目建设和合资谈判工作。2001年9月，武汉市公用局被撤销，武汉市燃气热力行业管理工作划归城市管理局主管，由时任该局副局长的曾某（另案处理）分管，上诉人张民基继续负责筹备组工作。2001年10月，武汉市成立燃气集团，作为武汉市天然气建设项目对外招商的主体。
2002年1月，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经过多轮谈判后，经曾某决定，由上诉人张民基代表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签订了《合资经营武汉市城市管道天然气供应意向书》，该意向书约定双方投资比例各占50%。
2002年2月，国务院以第346号令公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2002年3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第21号令联合发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上述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均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文中明确规定：大中城市燃气、热力管网的建设、经营，必须中方控股，即中方投资者在外商投资项目中的投资比例之和为51%及以上。
2002年5月5日，上诉人张民基、曾某、沈某等人赴香港继续与中华煤气公司谈判。中华煤气公司提出，为规避必须中方控股的产业政策，通过国家审批，将对双方股份比例作“技术处理”，即由中华煤气公司指定一家系其实际控制的第三方国内独资公司持有合资公司1%的股权，燃气集团和中华煤气公司实际投资比例仍各占50%。上诉人张民基与曾某为促成该招商引资项目，置国家行政法规、规章于不顾，同意了中华煤气公司的上述意见。2002年5月8日，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在香港草签了《武汉市天然气利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及经营项目合资合同》，约定双方在合资公司成立时出资比例各占50%，同时还约定，合资公司成立后中华煤气公司有权将合资公司股权中的1%转让给一家第三方国内独资公司，燃气集团“不可撤销地放弃该等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2002年7月，中华煤气公司向燃气集团确认参与合资的“第三方国内独资公司”为恒荣公司。2002年7月至11月，中华煤气公司的母公司恒基集团安排该集团控股子公司宝享公司以李某乙、陈某甲、胡某的名义出资人民币2200万元成立恒荣公司，并约定恒荣公司的日常管理活动均由恒基集团负责，李某乙、陈某甲、胡某三人仅为恒荣公司名义股东，不享有恒荣公司的权益，不参与经营和分红。
2003年3月17日，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武汉）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华煤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恒荣公司正式签订了《武汉市天然气利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及经营项目合资合同》，约定上述三方合资组建天然气公司，三方所占股份分别为50%、49%、1%。燃气集团在隐瞒合资公司真实控股关系的情况下，将该合同及相关材料报送湖北省外经贸厅审批，获得批准。2003年6月，天然气公司正式成立，张民基任董事长。
2003年6月至2011年6月，天然气公司违规享受国家关于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已实际抵免企业所得税人民币157312828.08元，获得退还增值税人民币28976233.7元，税务机关加收滞纳金人民币4196408.8元。在此期间，恒荣公司从天然气公司获得分红人民币319.29万元。2011年10月14日，广州市工商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恒荣公司提交虚假证明材料取得公司登记。2011年11月17日，湖北省商务厅认定天然气公司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撤销了该公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案发后，国家税收损失及滞纳金均已追回。恒荣公司已退出其违法所得人民币319.29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工商登记资料、武汉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文件及情况说明等，证明燃气集团和管道煤气公司均系国有企业。
2、干部任免审批表、干部履历表、任命书，证明上诉人张民基的主体身份。
3、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公用局文件，证明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市天然气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为涂副市长，副组长为公用局副局长曾某等人。2001年8月27日，公用局决定成立天然气公司筹备组，筹备组工作由张民基负责。
4、武汉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执法局文件及办公会纪要、分工通知等，证明以武汉市煤气（集团）公司、武汉管道煤气公司和武汉市煤气工程公司为基础，组建燃气集团，该集团为国有独资企业；燃气集团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成建制整体交由城投集团管理，其全部生产、经营活动对城投集团董事会负责；2001年10月9日，城市管理局副局长曾某分管燃气热力管理处。
5、证人曾某（原武汉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的证言：“2001年4月起，我分管武汉燃气建设工作。2001年8月，根据市政府相关决策，公用局成立武汉天然气建设筹备组，我抽调张民基、邢某、杨某参加，公用局发文，明确筹备组由张民基具体负责。张民基和我负责筹集资金及与外商接触、谈判。筹备组成立后，与中石油谈判并签订了照付不议的合同，进行招商引资谈判等工作，最后确定与中华煤气公司进行合资谈判。2001年下半年，公用局撤销，成立城管局，组建燃气集团，筹备组没有撤销，直到天然气公司成立才自然消失。燃气集团成立后，张民基任党委书记，我在该集团的领导班子会议上，明确天然气合资工作继续由张民基负责。合资工作的中方主体是燃气集团，张民基向我及该集团的董事长沈某、总经理刘某汇报工作。筹备组负责合资谈判工作的日常工作，重大决策报告燃气集团，解决不了的问题向我汇报。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几次洽谈后，初步确定由燃气集团、中华煤气公司、武汉实业合作，后因武汉实业退出，三方合资方案破产。我个人决定后，叫张民基、沈某与中华煤气公司进行谈判。张民基、沈某说和中华煤气公司谈的是各占50%的股份，先签意向书。我同意，并决定由张民基代表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签了意向书，确定各占50%股份。后我向相关领导汇报，1月10日以城管局的名义向市政府做了书面请示。意向书签订后，双方进行了数轮谈判，2002年3月4日，形成合资谈判纪要。3月12日至16日，我带沈某等八人到香港，对中华煤气公司考察。3月15日，与中华煤气公司谈判后，沈某代表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签订了《合资协议书》，确定双方各占50%的股份。同年5月5日，我带沈某、张民基、杨某到香港，与中华煤气公司再次谈判。张民基说，国家文件规定，大中城市燃气热力管网的建设经营必须由中方控股，双方各占50%不符合国家的规定。5月6日晚，张民基、沈某向我汇报，张民基说中华煤气公司坚持占有50%股份不变，为通过国家审批，同意从其持有的股份中拿出1%，转让给港方寻找并确定的一家国内公司，该公司与中华煤气公司相关联并被其控制，实质上港方的50%股份不变。燃气集团同意并不可撤销地放弃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我同意按港方的意见办。5月8日，沈某代表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草签了合资合同。我们同意港方的技术处理方案，没有向有关领导汇报。”
6、证人沈某（原燃气集团董事长）的证言，证明2000年左右，公用局成立天然气筹备小组，直属公用局领导，张民基任组长。燃气集团成立后，其任董事长，合资谈判工作主要是由张民基负责。张民基代表中方与中华煤气公司谈判，双方都想控股，未谈妥。港方提出各占股50%，其和张民基向曾某汇报后，曾某同意。其带队到中华煤气公司考察后，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合资公司各占50%股份。2002年4月，张民基说国家文件规定，天然气项目合资工作要求中方控股51%以上。其让张民基与港方继续谈判，争取港方让步。后张民基说港方不让步，提出将港方股份的1%转给港方提供注册资金、由港方控制的国内公司，以符合国家的规定，实质上港方50%的股权比例不变。张民基向曾某请示后，曾某同意了，要求再去争取一次。5月初，其与曾某、张民基、杨某到香港与中华煤气公司谈判，张民基提出我方控股51%或从港方50%股份中拿出1%，转给中方的国有独资企业，港方不同意，坚持将1%股权转给港方在国内设立的公司。经向曾某汇报，曾某同意按港方意见办。5月8日，其代表燃气集团，陈永坚代表中华煤气公司，签订了合资合同。
7、证人杨某（原“天然气公司筹备组”成员）的证言，证明张民基负责天然气公司筹备组工作，在和中华煤气公司的谈判中，张民基是主要谈判者。其曾将国家三部委关于大中城市燃气管网建设经营项目必须由中方控股的规定给张民基看，张民基说知道。港方提出将中华煤气公司所占股份中转让1%给一家国有独资公司，这家公司由港方成立、控制。对港方提出的规避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处理”方案，张民基没有反对。
8、证人刘某（原武汉燃气集团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张民基主要负责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的合资谈判，张民基在对上级的汇报过程中谈到恒荣公司是中华煤气找的，没有对恒荣公司进行具体考察。
9、证人邢某（原燃气集团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燃气集团在与中华煤气公司谈判过程中，代表恒荣公司出任天然气公司董事的是中华煤气公司的何汉明，恒荣公司与中华煤气公司是关联公司，但张民基汇报时并未说明上述情况。
10、证人姚某甲（原“天然气公司筹备组”成员）的证言：“招商引资是张民基和曾某负责，筹备组其他人都是负责工程建设方面的工作。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在职代会上讨论过，这个我参加了。当时是全振河主持的，在会上沈某、刘某、张民基解释了一些主要条款，主要是解释职工的待遇、合资公司成立后的身份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条款，讲了股份比例是燃气集团占50%、中华煤气占49%、广州恒荣占1%，其他的就没有讲。”
11、证人李某甲（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处处长）、艾某（湖北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处长）的证言，证明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实质上各占天然气公司50%股份的股权比例不符合国家规定。
12、证人张某甲（恒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证言，证明宝享公司是宝享发展公司的子公司，也是恒基集团的子公司。恒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李某乙，他是恒基集团主席李兆基的弟弟，恒荣公司成立的注册资金是以宝享公司的名义转到恒荣公司的账上，恒荣公司的三个股东没有出资。恒荣公司不参与天然气公司的管理。
13、证人李某乙（恒基集团主席李兆基的弟弟）、陈某甲（李某乙之妻）、胡某（仲合房地产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主任）的证言，证明2002年11月，恒基集团借用他们的身份证成立了恒荣公司，他们既未实际出资，亦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亦未从中获利，只是名义上的股东。
14、外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通知书、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证明宝享公司系宝享香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宝享香港公司系恒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华煤气公司系恒基集团的控股公司。
15、转账资料，证明恒荣公司的注册资金系宝享公司支付。
16、股权转让书、权益声明确认书、情况说明、中华煤气公司与审计署核查组的会议纪要、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工商部门的调查材料，证明恒荣公司系中华煤气公司的母公司恒基集团出资、以李某乙等3人为名义股东设立的虚假内资公司；该公司因提交虚假证明材料取得公司登记而被工商部门处罚。
17、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在谈判过程中签订的合资经营意向书、草签合同、正式合同、资产转让协议书、委托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等，证明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的谈判过程。
18、湖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鄂外经贸审（2003）52号《关于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湖北省商务厅商外资鄂审字（2003）449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湖北省商务厅《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证明天然气公司以欺骗手段于2003年6月20日取得行政许可后，于2011年11月17日被湖北省商务厅撤销。
19、城投集团会议纪要，证明该集团董事会在审核天然气公司章程时，曾有人提出恒荣公司可能系中华煤气公司之关联公司，要求核实恒荣公司与中华煤气公司之间的真实关系，还有人提出股份比例如果是政府确定的，应有正式依据。对此，上诉人张民基未向董事会详细汇报恒荣公司与中华煤气公司之间的真实关系，亦未详细汇报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之间的真实股份比例仍是50：50。
20、燃气集团向湖北省外经贸厅提交的汇报材料，证明燃气集团在天然气公司成立阶段向上级主管部门呈报审批时，隐瞒了燃气集团与中华煤气公司双方真实的持股比例情况。
21、国税局关于天然气公司虚假中方控股造成税款流失的情况说明、税务处理决定书，证明天然气公司在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时违规抵免企业所得税人民币157312828.08元，应加收滞纳金人民币4196408.8元；违规退还增值税人民币28976233.70元。
22、国税局情况说明、税票，证明案发后天然气公司补缴税款的事实。
23、天然气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关于2009年股东分红的决议案、分红情况表、恒荣公司函件、付款凭证、银行单据、财务凭证，证明恒荣公司获分红人民币319.29万元。
24、湖北省单位资金往来收据、银行记录，证明恒荣公司已退出所获分红319.29万元。
25、上诉人张民基的供述：“2001年7月，公用局副局长曾某借用我做天然气项目，我们与中石油谈了照付不议合同等，发布了招商说明书。2012年8月底，公用局发文成立天然气筹备组，明确由我负责。2012年10月左右，组建燃气集团，以该集团的管网招商引资，曾某说还是由我具体负责天然气项目。公用局撤销后，燃气集团划归城管局管，天然气筹备组没有撤销，直到天然气公司成立后才自然解散。招商说明书发布后，经过比对，我们倾向于与中华煤气公司谈。谈判中，双方都要控股，他们提出各占50%的股份，我们没同意，僵持不下。后曾某找到武汉实业，决定三家合资，中华煤气公司要求签意向书。后武汉实业的表示不参与这个项目。曾某带着沈某、刘某和我与中华煤气公司谈，后由曾某决定，燃气集团和中华煤气公司签订意向书，各占50%的股份。曾某说意向书签订后，他向有关领导汇报过。”
“2002年3月12日，曾某带着燃气集团董事长沈某等八人到香港，考察中华煤气公司。3月15日，沈某与中华煤气公司签订了《合资经营武汉城市管道天然气供应协议书》。协议确认了原来谈判涉及的事，股份各占50%。后我们对合资的具体条款谈判。同年4月，我从港方得知，各占50%不符合国家三部委的新规定。我让杨某找来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上面规定大中城市的燃气热力管网建设经营项目必须由中方控股，即中方至少占51%以上的股份。我向港方提出，我方股份至少占51%，港方不同意，我的态度很强硬。港方提出技术处理，即从他们的50%里拿出1%的股份给由港方负责寻找确定的1家国内公司，形式上符合国家要求，通过审批，港方50%的股份实质上不变。我跟曾某汇报此事，他同意了，让我再去争取我们控股51%。”
“2002年4月底，我们以签报的形式向市领导作了汇报，汇报的股比结构还是50：50，没有提到国家三部委的规定。因市领导要求就谈好的问题草签合同。5月5日，我和曾某、沈某、杨某到香港，与中华煤气公司继续谈判。我提出将1%的股份转给燃气集团，中华煤气公司不同意，坚持技术处理方案，沈某表示同意。我和沈某将此事向曾某汇报，曾某同意了。我想港方既要保持50%的股份，又要通过国家审批，他们的1%股份肯定是转让给与他们有关联且控制的公司，以实现他们占50%股权的目的。同年5月8日，沈某与中华煤气公司草签了《武汉市天然气利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及经营项目合资合同》，约定的股份比例还是50：50，要求中华煤气将其50%股份中的1%的股份在合资公司成立后的120天内转让给一家第三方国内独资公司。后在我们的催促下，中华煤气公司才提供了恒荣公司的名字。2002年7月25日，我们和中华煤气公司草签了备忘录，约定三方在合资公司的股份比例为燃气集团占50%，中华煤气占49%，恒荣公司占1%，是我、刘某定的，之后我向曾某汇报，曾某同意了。我们看了中华煤气公司提供的恒荣公司工商注册资料和银行咨询证明，恒荣公司是内资公司。恒荣公司是港方找的，该公司肯定听中华煤气公司的。我想只要合资能成功，我们的50%股权不能变，香港中华煤气转让1%出来，形式上能通过国家审批就行。照付不议的协议就要生效了，不尽快合资，中方会面临重大损失。我曾要求接触恒荣公司的人，中华煤气公司的说用不着。代表恒荣公司签订正式的合资合同的是恒荣公司委托的中华煤气公司的陈达雄。签订合同前，中华煤气公司的谈判人员给我看了恒荣公司的委托书。”
“后来我向燃气集团新任董事长周玉珍汇报了天然气项目合资谈判和工程建设进展的整个情况，并将相关书面材料给她看了。我说了三部委的规定，该项目属于限制类项目，双方各占50%的做法不行，为规避国家规定以通过审批的目的，港方提出了技术处理方案，沈某、曾某同意了。我向周玉珍汇报说，中华煤气公司找的恒荣公司，肯定和中华煤气公司有关系。我还说恒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乙与中华煤气公司的大股东李兆基只差一个字，他们关系肯定很深。我向燃气集团及城投集团的董事会也汇报过此事，但我没汇报恒荣公司实际是中华煤气公司控制的公司。经城投集团讨论通过后，2003年3月17日，周玉珍、陈永坚、陈达雄分别代表燃气集团、中华煤气公司、恒荣公司在香港正式签订了合资合同。后城投集团向湖北省外经贸厅申报，该厅于2003年6月30日颁发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书。6月30日，发了临时营业执照，天然气公司正式成立。9月5日，发了正式的营业执照。开设外商投资企业要到省外经贸厅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我到省外经贸厅汇报合资三方的股权比例分别是50%、49%、1%，没有汇报恒荣公司的1%股份实际上是中华煤气公司控制的。合资公司成立后，财务副总高成华说，合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购买国产设备可以享受退还增值税和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我说就按照这个政策办，后合资公司享受了约八九千万的优惠。”
二、受贿事实
（一）2006年至2009年，上诉人张民基在担任燃气集团董事长、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计收受蓝焰公司副经理姚某乙给予的贿赂人民币15万元、价值人民币7.6万元的摄影器材，此外还收受该公司人民币5万元用于购买二手哈苏503**型相机1部，为该公司谋取利益。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工商登记资料，证明蓝焰公司2004年之前由管道煤气公司占有股份80%，之后由燃气集团占有股份80%，姚某乙、张某丙各占股份10%。
2、管道煤气公司工商资料、蓝焰综合开发公司工商资料，证明蓝焰综合开发公司于1992年10月成立，隶属于管道煤气公司，性质为全民所有制，法人代表为沈某，2006年11月注销。
3、上诉人张民基的履历，任职情况说明，证明张民基从1995年12月至2001年11月任管道煤气公司党委书记兼副经理；1998年管道煤气公司与姚某乙、张某丙合作成立蓝焰公司，张民基任蓝焰公司副董事长；2001年10月，燃气集团成立，蓝焰公司和管道煤气公司均为其下属企业；2001年12月至2002年10月，张民基任燃气集团党委书记、副总经理；2005年12月，城投集团任命张民基为燃气集团董事长及城投集团董事。
4、建设银行2004年至2005年工资存折明细、招商银行金葵花卡2008年5月至6月流水明细，证明姚某乙于2004年11月、2008年5月前后大额取款的事实。
5、银行付款单、价格鉴定结论书，证明佳能5D照相机1部，价值人民币2.2万元；佳能100-400mm镜头1个，价值人民币1.2万元；佳能EOS1DSMARKⅢ照相机1部，价值人民币4.2万元。
6、报销相机费用账目、记账凭证，证明张民基所收摄影器材的费用均被采取虚开发票报销的方式由蓝焰公司支付。
7、扣押登记表、物证照片，证明从肖某处扣缴哈苏503**型照相机1部、哈苏镜头4个、佳能镜头4个，从姚某乙处扣缴佳能MARKⅢ照相机1部、佳能EOS5D照相机1部，从汤某处扣缴佳能5D照相机1部的事实。
8、证人姚某乙（蓝焰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2004年11月，张民基买了金色雅园一期的房子，我到他家，送10万元给他，这钱中有9万元是我从银行取的。约2008年5月，张民基买金色雅园二期的房子，他搬迁后，我到他办公室送给他5万元，我自己身上有1万元，从银行取了4万元。张民基是我的领导，蓝焰公司和我个人都要他关照和支持，我对他表示感谢。张民基引导我与张某丙研发智能燃气项目，研发成功并形成专利后，与管道煤气公司组建了蓝焰公司，我任副总经理，张民基和我是上下级关系，他老婆与我老婆是堂姐妹的亲戚关系。张民基还帮助蓝焰公司避免了与新概念公司合并。2004年，张民基支持蓝焰公司从管道煤气公司的直属公司升格为燃气集团的直属公司，我每年都有几十万元的利润分红。”
“张民基喜欢摄影，2006年初，他说对佳能5D数码相机有兴趣，我和肖某、张某丙商量后，用公司的28000元买了1台黑色佳能5D数码单反相机、1个佳能70-300mm的变焦镜头，送给他。经肖某同意，虚开发票在公司报账冲抵。2006年10月，肖某打电话给我说，张民基要买1台二手哈苏相机，让我筹5万元给他。我筹好5万元给张民基了，后虚开发票在公司报销了。2008年上半年，张民基让我帮他买1个佳能EF100-400mm的镜头。我花12000元买来并给他，后虚开发票在公司报销了。2008年11月，张民基说佳能EOS5mark2相机很不错，买裸机身就可以，镜头配佳能24-70mm2.8L的。后张民基让捷信公司的人买好，让蓝焰公司帮他结账，我答应了。我跟肖某、张某丙说后，他们同意了。蓝焰公司用转账支票结了26000多元的账，相机和镜头给了张民基，钱用假发票报销了。2009年5月底，张民基有了1部更好的相机把这部相机机身退还给我，我给蓝焰公司办公室了。2008年下半年，我花48000元买了1台佳能EOS1DsmarkⅢ数码单反相机。2009年春节后，我与张民基等人一起出差，我把这部相机带去了。和张民基一起拍雪景时，他看到了我用这部佳能EOS1DsmarkⅢ数码单反相机拍照，就笑着对我说这部相机不适合我，因为太重了，而且我的照相技术也不行。回去后个把星期我把这部相机送给张民基了。约1个月后，张民基说相机有问题。我修了几次没修好，在深圳花了42000元买了1部同样款式的相机，送给张民基了。我和张某丙、肖某讲后，通过虚开发票方式连同路费一起报销了48000元。2009年5月，我送了1个佳能180mm微距镜头给张民基。2010年底、2011年初，张民基将MARKⅢ照相机还给我了。我知道中纪委领导组来了，找张民基谈了几次话，可能他是怕中纪委查才放到我这里的。”
9、证人汤某（上诉人张民基的妻子）的证言：“2004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张民基说是姚某乙祝贺搬家送了10万元，我收下了。这钱还了我向杨莉借的购房首付款10万元钱，大约是2005年还的。2008年5月，张民基下班回家说姚某乙为其第二次搬家送了5万元。”
10、证人张某乙（捷信广告公司总经理）、魏某的证言，证明张某乙于2006年帮张民基以5万元的价格从魏某处购买了1部哈苏照相机。
11、证人张某丙（蓝焰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姚某乙为张民基购买摄影器材的事，姚某乙当时都跟我说过，我都是同意的，具体次数和数额以及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估计有十几万元。我同意为张民基购买摄影器材，是因为张民基把我和姚某乙领上了搞IC卡煤气这个项目，促成我们与管道煤气合资，支持和保护我们蓝焰公司的利益。”
12、证人肖某（蓝焰公司经理）的证言，证明其知道张民基喜欢摄影器材，为了感谢张民基对蓝焰公司的关照，其曾与姚某乙、张某丙商量买相机送给张民基，另外姚某乙要给张民基购买摄影器材，只要姚某乙说一声，其都会同意，这些摄影器材都在蓝焰公司财务上报销了，都是以其他发票冲销的，以财务凭证为准，都是姚某乙先垫付，然后在蓝焰公司报销。2011年张民基退还了一部分相机，没有说原因，但其知道中纪委调查组已经调查武汉天然气公司很久了。
13、上诉人张民基的供述：“2005年，我买了金色雅园一期的房子后，姚某乙到我家，送给我10万元，说是送给我买房子的，我收下后给妻子汤某。汤某说，钱还给她同学杨莉了。2008年5月后，我家卖了金色雅园一期的房子，买了二期的房子，姚某乙到我办公室，送给我5万元，我收下后交给了汤某。姚某乙送我钱的原因是，我支持他和张某丙以技术入股与管道煤气公司成立了蓝焰公司。我支持了蓝焰公司的意见，让他们没被新概念公司兼并。蓝焰公司重组时，我支持了蓝焰公司的发展。2006年至2009年，姚某乙先后送了我1部佳能5D数码相机、1个佳能70-300mm镜头、1个佳能EF100-400mm镜头、1部EOS5mark2相机、1个佳能24-70mm2.8L镜头、1部EOS1DSmark3数码单反相机、1个佳能180mm微距镜头。姚某乙送给我EOS1DSmark3数码单反相机后，我把之前他和肖某送给我的EOS5mark2相机和24-70mm2.8L的镜头给了他。2006年10月，张某乙帮我买了1部二手哈苏相机，5万元钱是姚某乙、肖某给的。2010年11月，我听说中纪委在调查天然气合资的问题，我觉得蓝焰公司送给我的东西太贵重了，怕出问题，就退给了蓝焰公司的姚某乙和肖某。”
（二）2007年至2008年，上诉人张民基在担任燃气集团董事长、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分3次共计收受燃气工程公司经理陆某经手给予的贿赂人民币3万元及美元3000元，为该公司谋取利益。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工程项目汇总表、施工合同等书证，证明2005年至2011年3月，天然气公司委托燃气工程公司施工的项目共计1361个，项目总金额2.8亿元人民币，约占天然气公司工程总量的80%。
2、证人陆某（燃气工程公司经理）的证言，证明张民基是集团领导，在工程项目上给了其公司很多支持、关照，其公司产值的50%是天然气公司给其做的工程，其公司为了表示感谢和以后继续得到张民基的关照，遂送钱给张民基。2007年6月，张民基准备到美国去，其送给张民基3000美元。2008年7月，张民基的女儿到香港上学，其送给张民基人民币10000元。2008年6月，张民基家的房屋装修，其送给张民基人民币2万元。送钱之前其与童某商量过，由童某在公司财务报销。
3、上诉人张民基的供述：“燃气集团下属的燃气工程公司经理陆某分3次，共送给我人民币3万元，3000美金。我是燃气集团董事长、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我帮他们公司出面给港方和中方管理人员说过好话，天然气项目的大部分工程给他们公司做了。”
4、证人童某（燃气工程公司总经理）的证言，所证内容与证人陆某的基本相同。
5、证人漆某（燃气工程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的证言，其证明童某经其手借出过3万元人民币，其不知用途。
6、证人陈某乙（燃气工程公司经理兼支部书记）的证言，证明童某叫他到财务室借2万元“协调费”的事情。
7、证人李某丙（陆某的妻子）的证言，证明2008年的一天，其与丈夫陆某一起送给张民基2万元人民币的事实。
8、燃气工程公司记账凭证及相关附件，证明燃气工程公司财务部门报销处理陆某送给张民基3万元人民币和3000美元的事实。
（三）2010年8月，上诉人张民基在担任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期间，收受捷信公司副经理彭某经手给予的价值人民币4000元的佳能500D数码相机1部，为该公司谋取利益。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任职情况说明，城投集团任职的复函、燃气集团委派天然气公司董事函等，证明天然气公司成立后，张民基受燃气集团委派担任天然气公司董事长。
2、捷信公司与天然气公司业务合同、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捷信公司承接天然气公司广告业务，双方签订合同必须由张民基特别授权的事实。
3、销货计数单、价格鉴定结论书，证明彭某给张民基的佳能500D照相机1部的价格是人民币4000元。
4、证人彭某（捷信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捷信公司的股东是我和张某乙。2001年，张民基','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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