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2民再5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金。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德山（系马金父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士才。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宏策。
委托诉讼代理人：佟金香，系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妮，系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德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桂琴。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袁桂琴。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勇。
再审申请人马金因与被申请人刘宏策、二审被上诉人刘德军、袁桂琴、刘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大民一终字第1672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5）辽审四民申字第39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马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德山、卢士才，被申请人刘宏策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佟金香、王冬妮，二审被上诉人刘德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亦即二审被上诉人袁桂琴到庭参加诉讼。二审被上诉人刘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金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民一终字第1672号民事判决和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3）瓦民初字第862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将530万元借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属认定事实错误。1、从借款原因上看，是偿还刘勇、刘德军购买四通铝材公司股权和厂房之债，此节事实已由普兰店市人民法院（2012）普民初字第4610号民事判决所认定，而刘勇与马金结婚登记时间为2011年5月18日，案涉借款直接与刘勇、刘德军存在因果关系；2、从借款主体上看，其借款书证载明为刘勇、刘德军，无马金的签字，属父子举债，非夫妻举债；3、从借款用途上看，证据显示借款当天就偿还了刘勇婚前其父子购买铝材厂的欠债，未用于家庭生活，且借款还债时该厂早已被刘勇、刘德军夫妻在刘勇婚前低价转让给他人，也不存在原判所认定的家庭生产经营，用于改善家庭生活；4、从被申请人刘宏策自认上看，刘宏策未能按照婚姻法第41条的举证原则提供案涉款项为夫妻举债或用于家庭生活的证据，刘宏策在起诉状中自认“因购买厂房需要向原告借款530万元”，刘宏策已明知案涉借款用于偿还刘勇婚前父子购买厂房，而非用于刘勇、马金夫妻婚后家庭生活；5、刘德军、袁桂琴在一、二审均明确承认借款与马金无关，是公司的借款，与刘勇自认的公司法人借款行为相印证；6、原判认定“在刘勇未到庭的情况下，本院无法通过双方对账的方式来确定”属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判在适用法律上理解单一文意，脱离体系解释是错误的。1、本案的法律适用主要是婚姻法第41条及相应的司法解释（二）第24条，两者构成对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的立法及适用体系，司法解释第24条是对婚姻法第41条立法空白的进一步补充，原判明显脱离了上述体系，陷入一种单一的规范说的片面性的理解和适用中；2、婚姻法第41条认定的夫妻共同之债的基本原则一是存在夫妻共同的举债合意或夫妻共同地分享其利，二是举证分配原则是主张权利的债权人。在刘宏策作为主张人应当而未能按婚姻法第41条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不存在要求反驳方马金按司法解释第24条所列情形承担反驳举证的义务。在马金已提供证据足以证实借款未经本人签字、未用于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应视为马金完成了基本的抗辩举证义务，原判不应再要求马金按照司法解释第24条所规定的“约定为个人债务”及“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内容承担继续举证责任；三、刘宏策在另案即普兰店市人民法院（2012）普民初字第3755号案中自认530万元借条系公司法人行为，并将其证据纳入了对公司法人起诉的证据体系中，与刘德军、袁桂琴的证实相印证，原判将本案借款主体认定为自然人错误。四、原判采信的司法鉴定样本虚假，结论存疑，剥夺其合法质询权。1、鉴定采用的样本是（2012）普民初字第3755号案中的《以物抵债协议》，该案裁定书已确认该证据印章不真实，是无效协议，本案以《以物抵债协议》作为鉴定样本，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原审对再审申请人的异议未予采纳。2、该样本中“刘勇”的字样是否为刘勇本人签字，因刘勇下落不明无法确定。3、再审申请人要求鉴定人出庭质证，原审未启动该程序，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质询权，程序违法。五、原判采信另案伪造马金签字的相关证据既未经法定质证程序，且对此作了扩张效力认定是错误的。1、原判将另案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车辆买卖合同》引入本案，以此认定“买卖合同上有马金的签字，证明马金对案涉借款是明知的”是脱离本案基础事实的片面性的认证方式。另案中的两份买卖合同是伪造的，再审申请人在另案中申请鉴定，另案未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现再次申请对这两份买卖合同进行司法鉴定。退一步讲，即便认定马金的签字是真实的，也不应认定马金是对刘勇所欠530万元的全部债务负有共同清偿责任，其也仅仅视为马金对两份买卖合同中所涉115万元负有限制性的共同清偿责任的认可，原判对马金签字效力的认定属错误的扩张性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认定。六、通过刘勇与刘宏策的全部款项往来，其欠款仅为20.9万元，原判认定欠款413万元错误。
刘宏策辩称，不同意马金的再审请求。认为：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1、案涉借款是刘勇个人借款，而不是刘勇代表公司借款，借款是其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提供给刘勇个人，借条是以个人名义出具，而非以公司名义出具。借款发生在2012年1月至5月间，是刘勇、马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不是刘勇婚前个人债务。2、有证据表明马金对案涉借款是知情的，达成了共同举债偿还的合意。2012年7月2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车辆买卖合同》，以合同确认用马金婚前所有的房屋和夫妻共有的车辆偿还全部借款中的80万元和35万元。3、本案适用婚姻法第41条和相应的司法解释第24条的规定是正确的，是再审申请人对婚姻法第41条的理解有偏差。
刘德军、袁桂琴辩称，同意马金的再审请求。
刘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刘宏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勇、马金、刘德军、袁桂琴连带偿还原告借款415万元，并自刘宏策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承担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勇、马金系夫妻关系，刘德军、袁桂琴亦系夫妻关系，刘德军、袁桂琴与刘勇系父母儿子关系，刘德军又系多哥服装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2月15日，刘宏策通过银行向刘勇个人账号汇款780万元，之后，刘宏策又多次提供借款，刘勇、刘德军亦偿还了部分借款。2012年7月6日，刘宏策与刘勇针对之前的借款数额及偿还情况进行清算。当日，刘宏策与多哥服装公司签订两份《以物抵债协议书》，其中一份协议书是以多哥服装公司除机器设备外的所有财物作价40万元，抵顶刘宏策部分借款，另一份协议是以多哥服装公司的机器设备作价60万元，抵顶刘宏策部分借款。该两份抵债协议载明的时间为2012年7月6日，刘勇、刘德军均在协议书落款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多哥服装公司印章。刘勇将上述两份抵债协议价款累计在一起，向刘宏策出具一份借条，内容为:今日借刘宏策人民币壹佰万元，此款项于7月12日前还清。借条中的借款人为刘勇，时间则写为2012年2月15日，刘德军在借条中时间的下方签字，借条中加盖多哥服装公司印章。上述协议签订之后，经刘宏策与刘勇核对，尚欠借款本金530万元，随后，刘勇向刘宏策出具借条，内容为:“今日借刘宏策人民币伍佰叁拾万元”。借条中载明借款人为刘勇，时间也写为2012年2月15日，刘德军在借条中时间的下方且与上方“借款人刘勇”相对称位置签字，但未明确刘德军属于什么身份。刘宏策称两张借条中虽然写的时间是2012年2月15日，但实际形成时间是2012年7月6日，之所以写成2012年2月15日，是因为第一笔780万元借款是2012年2月15日提供的，刘勇也准备将时间写为2012年7月6日，是其要求刘勇将时间写为2012年2月15日的，并称在抵债协议和借条签完之后，因刘德军不在现场，便与刘勇及证人一起去找到刘德军在抵债协议及借条上补充签字，要刘德军签字的目的，是证明其也是借款人。证人辛某、高某出庭证实:2012年7月6日，受刘宏策邀请去到刘宏策办公室，目的是对刘宏策与被告的借款结算情况作见证。刘宏策与刘勇经过算账，双方签订了两份共计100万元抵债协议，刘勇出具一份100万元借条，同时又出具了一张530万元借条，借条形成时间本应是2012年7月6日，是刘宏策让刘勇写的2012年2月15日，说是与第一次提供借款时间一致。同时证实，上述抵债协议及借条形成之后，因刘德军不在现场，便与刘宏策及刘勇一同找到刘德军补充签字，刘德军是作为本案借款人签字的。刘德军对530万元借条无异议，但认为其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虽然在借条上签字，只是知情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另外，刘德军认为该借条形成时间不是2012年7月6日，应是2012年3月份左右，但也未提供证据证明。2012年7月20日，刘宏策与刘勇、马金达成两份买卖合同，一份为刘勇、马金将夫妻共有的房屋作价80万元卖给刘宏策，另一份协议是刘勇、马金将共有的一台辽B953**别克车作价35万元卖给刘宏策，刘勇、马金为刘宏策出具收到房款80万元及购车款35万元的收条。刘宏策称虽然刘勇、马金出具两份收条，但其并未向刘勇、马金支付这两笔款，而是抵顶了尚欠530万元借款的一部分。马金亦承认刘宏策未支付该两笔款，款项用于抵顶了部分借款。现刘宏策诉求标的额为415万元，是从欠款530万元中减去买房款抵顶的80万元和买车款抵顶的35万元之后的余额。马金主张涉案借款与其无关，其提供的主要证据为:1、普兰店市工商局企业档案材料，证明刘勇是普兰店市四通铝材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铝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而证明涉案借款不是刘勇个人债务，而是四通铝材公司的债务。刘宏策对此不予认可。依据一审法院调取四通铝材公司企业档案，刘勇系四通铝材公司股东，2011年4月14日起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2年1月17日起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寒冰，2012年7月6日起，公司法定代表人又变更为刘勇;2、2011年4月12日刘勇与张连东签订的四通铝材公司股权变更协议，刘勇应给付张连东款项1600万元，马金称该款项形成于刘勇、马金结婚之前，说明涉案借款是刘勇用于偿还买厂房款。刘宏策对此不予认可;3、收款收据复印件。该收据记载2012年2月15日刘勇给付张连东300万元购房款。刘宏策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与本案无关。刘德军除主张其不是借款人之外，认为刘勇欠刘宏策款不应是530万元。提供的主要证据是刘勇于2012年4月12日通过银行汇给刘宏策30万元、2012年4月19日先后两次汇给刘宏策20万元和280万元，合计330万元，证明刘勇偿还给刘宏策330万元。刘宏策承认通过银行收到这330万元，但称其中30万元是用于偿还其欠款，另300万元是刘勇因欠案外人曲某借款而通过刘宏策偿还曲某的，并且已实际转付给曲某。案外人曲某出庭作证，证实刘勇欠其借款，并通过刘宏策收到转付的300万元。另查，马金与刘勇登记结婚时间为2011年5月18日。本案涉及到的刘宏策与多哥服装公司的两份抵债协议，总标的额为100万元，因协议履行中发生纠纷，刘宏策已在普兰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2)普民初字第3755号。刘宏策与刘勇、马金的房屋买卖合同中标的额为80万元，车辆买卖合同中标的额为35万元，也因合同履行中发生纠纷，已分别在普兰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3)瓦民初字第968号、(2013)瓦民初字第969号。后者两件案件，刘宏策均主张确认买卖合同有效，并要求二被告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上述案件现在审理之中。本案刘宏策提起诉讼时请求额为495万元，诉讼中变更为415万元。再查，本案在诉讼过程中，马金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调取刘勇个人银行的账户流水及每日资金走向，以证实涉案借款与其无关。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刘勇、马金、刘德军、袁桂琴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刘宏策借款本金41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l0月17日至本院确认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预交案件受理费46400元，保全费5000元，其中6400元退还原告刘宏策，被告刘勇、马金、刘德军、袁桂琴承担45000元。
马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并补充查明，二审中，经刘宏策申请，本院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落款日期为2012年2月15日的530万元借条中刘勇和刘德军的签名和手印与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6日的《以物抵债协议书》上刘勇和刘德军的签名和手印是否是同一人同一支笔连续形成的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1、2012年2月15日借条中刘勇的签名与《以物抵债协议书》上刘勇的签名是同人同笔整体性一次性在2012年7月6日期间书写形成；2、2012年2月15日借条中刘德军的签名与《以物抵债协议书》上刘德军的签名是同人同笔在2012年7月期间书写形成；3、2012年2月15日借条中刘勇的手印与《以物抵债协议书》上刘勇的手印是采用同一类印油在2012年7月期间捺印形成；4、2012年2月15日借条中刘德军的手印与《以物抵债协议书》上刘德军的手印是采用同一类印油在2012年7月期间捺印形成。因本次鉴定，刘宏策花费鉴定费40，000元。另，刘宏策认可于2012年7月24日收到刘勇偿还的20，000元，且其在庭审中陈述，除本次借款外，其与刘勇还有其他借贷关系，但刘勇已偿还完毕。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是：1、落款时间为2012年2月15日的530万元借条的形成时间；2、刘宏策与刘勇之间剩余欠款的数额；3、马金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一、落款时间为2012年2月15日的530万元借条的形成时间问题
（一）从鉴定结论上看，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粤通司鉴中心[2014]文鉴字第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2012年2月15日借条中刘勇的签名与《以物抵债协议书》上刘勇的签名是同人同笔整体性一次性在2012年7月6日期间书写形成；2、2012年2月15日借条中刘德军的签名与《以物抵债协议书》上刘德军的签名是同人同笔在2012年7月期间书写形成；3、2012年2月15日借条中刘勇的手印与《以物抵债协议书》上刘勇的手印是采用同一类印油在2012年7月期间捺印形成；4、2012年2月15日借条中刘德军的手印与《以物抵债协议书》上刘德军的手印是采用同一类印油在2012年7月期间捺印形成。上述鉴定结论可以证明争议借条的形成时间应是2012年7月6日。
（二）从常理上分析。若有争议的530万元借条的形成时间是2012年2月15日，刘宏策于2012年2月15日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向刘勇汇款780万元，而刘勇和刘德军却在收款当日分别向刘宏策出具了一张530万元的借条和除刘勇、刘德军签名外还加盖普兰店市圣地多哥服装有限公司印章的100万元借条，这显然与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不符（同一笔借款分别出具两张借据，收款数额与借条金额不同，且一张借条约定还款日期，一张借条未约定还款日期）。此外，从还款情况上看，刘勇于2012年2月15日后的还款数额也远远超过了530万及100万借条上借款数额的总和（刘勇分别于2012年2月17日、4月12日、4月19日向刘宏策汇款630万元，于7月6日通过普兰店市圣地多哥服装有限公司的机器设备抵顶100万元，又于同年7月20日同马金用位于普兰店市府前路34号1-5-1号房屋和车牌号为辽B953**别克车抵顶115万元），即使刘宏策通过汇款及现金的方式在2012年2月15日之后又借给刘勇192.9万元，还款总额仍然超出本金部分，且在已经超额还款的情况下，刘勇于2012年7月24日又向刘宏策汇款2万元，显然也不合常理。
综上，本院认为落款时间为2012年2月15日的530万元借条的形成时间为2012年7月6日。
二、刘宏策与刘勇之间剩余欠款的数额问题
刘宏策与刘勇在2012年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发生数笔借贷业务，在刘勇未到庭的情况下，本院无法通过双方对账的方式来确定刘宏策与刘勇之间剩余欠款的确切数额。本院依据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粤通司鉴中心[2014]文鉴字第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认定2012年7月6日形成的530万元借条是刘宏策与刘勇之间最后形成的借条。此后，刘勇同马金于7月20日与刘宏策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和《车辆买卖合同》，将位于普兰店市府前路34号1-5-1号房屋和车牌号为辽B953**别克车分别作价80万元和35万元卖给刘宏策，但刘宏策并未支付价款，而是抵顶刘勇之前所欠刘宏策的债务(本院（2014）大民二终字第298号民事判决和（2013）大民三终字第1090号民事判决作为生效判决对上述事实进行了确认)，又于2012年7月24日还款2万元，因此，刘勇与刘德军尚欠刘宏策413万元。
三、马金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
马金依据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主张刘勇借款是为了偿还刘勇婚前与刘德军为购买四通铝材厂股权及厂房所欠的债务，马金已举证刘勇未将该笔借款用于家庭生活，且马金对案涉借款并不知情，因此，按照法律规定，案涉借款不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本院认为，我国婚姻法解释（二）的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马金在庭审中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刘勇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刘宏策知道该约定，或刘勇与刘宏策约定案涉债务为刘勇个人债务，在法律条文已经很明确的情况下，不应再对法条做目的性的扩大解释。刘勇借款是为了工厂生产，生产的目的是改善家庭生活，从目的性来看，所负债务应为家庭生活。另，刘勇同马金于7月20日与刘宏策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和《车辆买卖合同》，将位于普兰店市府前路34号1-5-1号房屋和车牌号为辽B953**别克车分别作价80万元和35万元卖给刘宏策，但刘宏策并未支付价款，而是抵顶刘勇之前所欠刘宏策的债务，买卖合同上有马金的签字，证明马金对案涉借款是知情的。故案涉借款应为马金与刘勇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对马金“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刘勇借款并没有用于家庭生活，故案涉借款应为刘勇、刘德军的个人债务，而不是马金与刘勇的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对于马金及刘德军、袁桂琴“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6日《以物抵债协议书》已被普兰店市人民法院（2012）普民初字第375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为无效协议，故不能认定两份《以物抵债协议书》是2012年7月6日形成”的辩论观点，本院认为，普兰店市人民法院（2012）普民初字第3755号民事裁定书只是以《以物抵债协议书》上加盖的普兰店市圣地多哥服装有限公司的印章不是真实的印章及《设备清单》中列明的机器设备并不存在为由，认定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6日的两份《以物抵债协议书》为无效协议，但该份裁定并未否定两份《以物抵债协议书》的形成时间。且张会文与袁桂琴作为普兰店市圣地多哥服装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普兰店市人民法院（2012）普民初字第3755号案件的庭审中，明确表示只是对两份《以物抵债协议书》上加盖的普兰店市圣地多哥服装有限公司的印章及《以物抵债协议书》的约定有悖于担保法规定提出异议，并未对该两份《以物抵债协议书》的形成时间及刘勇、刘德军的签名捺印提出异议，故本院对马金及刘德军、袁桂琴的该辩论观点，不予采信。
二审法院判决：变更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3）瓦民初字第862号民事判决为：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上诉人马金与被上诉人刘勇、刘德军、袁桂琴共同偿还被上诉人刘宏策借款4，13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10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0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5，000元，由上诉人马金与被上诉人刘勇、刘德军、袁桂琴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0，000元、鉴定费40，000元，合计80，000元，由上诉人马金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期间，马金、刘德军、袁桂琴提供其从中国工商银行调取的刘勇汇款给刘宏策的个人业务凭证四张，汇款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2年3月7日23万元；2012年4月7日4万元；2012年5月19日13万元；2012年8月3日46万元，称这四张汇款单虽与案涉的530万元借款无直接关系，但可以证明刘勇与刘宏策的总账目往来计算，刘勇不欠刘宏策的款项。
刘宏策对该四张单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案涉530万元借款和还款无关。
上述四张凭证已经庭审质证，因马金、刘德军和袁桂琴均认可上述四张凭证与案涉530万元借款不具有关联性，刘宏策亦称其与刘勇之间还发生过多笔借贷关系，故上述四张凭证不足以认定为对案涉530万元借款的还款。
再审期间，本院将马金、刘德军、袁桂琴在二审对鉴定结论质证时所提出的异议内容，以函的形式发给鉴定机构，鉴定机构回复如下：一、异议1认为鉴定结论第8页刘勇与刘德军的笔迹特征比对表中“刘勇”的笔迹被放大2倍后笔迹的粗细不一致，不是同一支笔书写。我们认为这是异议人对特征比对表中签名字迹机械比对所造成的一种误解，同一支笔书写的字迹，会因为在运笔过程中笔力的大小不同造成笔画的粗细不均;经检验，检材签名“刘勇”字迹与样本上签名“刘勇”字迹的笔画粗细均符合直径0.5毫米的黑色签字笔书写特点，比对表在制作时并未将检材签名“刘勇”字迹与样本上签名“刘勇”字迹同比例放大,造成视觉上的误差，可以理解。异议1还认为检材签名“刘德军”中“德军”二字书写比较规范，样本中“德军”二字比较潦草，且是连笔，说明“刘德军”的签名不是同一时期、同一支笔书写。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检材签名“刘德军”字迹与样本上的签名“刘德军”字迹不是整体一次性连续书写所造成的差异，但并不能否定其在一个月内的两个不同时段用同一支笔书写，这是其签名的书写风格的多样性所造成的差异。检验中，同一只笔书写的字迹其笔痕特征相符合，字迹的老化褪色程度一致（图像色阶值相同或相近），其光谱的变化曲线特征相符合，反映了同一时间（同一天）或同一时段（一个月内）书写的自然老化程度特点。二、异议2认为鉴定超出委托范围。我们认为法院委托要求属于文书形成时间的鉴定范围，鉴定意见是符合法院的委托要求的。三、异议3认为鉴定未对样本落款时间“2012年7月6日”的《以物抵债协议书》是否在2012年7月6日形成进行说明，鉴定结论存在瑕疵。我们认为委托人应当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这已在鉴定书的声明中体现，因此，鉴定人只是根据现有材料出具鉴定意见。四、异议4认为鉴定样本不足。我们认为样本是由人民法院送检，经过鉴定机构审查并采用，选用的样本特征反映充分，具备比对条件。五、异议5认为检材纸张和样本纸张不一样的情况下无法通过鉴定确定字迹是否在同一时间形成。我们认为此次鉴定是对笔迹和指印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不涉及纸张鉴定。况且检材与样本的纸张均为细纤维书写用纸，对笔迹和指印的形成时间鉴定没有影响。综上所述，本次鉴定是符合司法鉴定程序，检测数据科学，鉴定意见客观公正准确。
另查明，刘宏策诉刘勇、马金、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普兰店支行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2014）大民二终字第298号民事判决认定刘勇、马金将位于普兰店市府前路文翰花园小区34号1-5-1号房屋卖给刘宏策，以抵顶欠付刘宏策的款项80万元。刘宏策诉刘勇、马金、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瓦房店支行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2013）大民三终字第1090号民事判决认定刘勇、马金将车牌号为辽B953**别克车卖给刘宏策，以抵顶欠付刘宏策的款项35万元。
2015年4月14日，普兰店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普民特宣字第1号民事判决，宣告刘勇为失踪人，指定刘德军、袁桂琴为失踪人刘勇的财产代管人。
本院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内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已经依法要求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未予审理且客观上不能形成其他诉讼的除外。”因此，本案的审理范围应当围绕马金的再审请求在原审的审理范围之内进行审理。根据马金的再审请求，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关于案涉借款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的问题；二、关于司法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和程序上的合法性问题；三、关于欠款数额的问题；四、关于案涉借款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和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一、关于案涉借款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的问题。刘德军、袁桂琴对案涉530万元借条的真实性明确表示没有异议。从借条的形式上，借款人是自然人刘勇和刘德军，借条上并未加盖任何公司的印章；从借款事实上，2012年2月15日，刘宏策将包括案涉530万元借款在内的780万元款项转入了刘勇的个人账户。因此，本案认定为自然人借款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项法律规定中所称的自认是指诉讼中的自认，即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对对方当事人陈述的对己不利的案件事实的承认。诉讼中的自认才具有法律拘束力，而诉讼外的自认不具有免除对方举证责任的效力。对于马金在再审申请中提出刘宏策在辽宁省普兰店市人民法院（2012）普民初字第3755号案中陈述“既使这几份证据上没有加盖被告方（指普兰店市圣地多哥服装有限公司）的公章，同样要承担加盖公章的法律责任，因为刘德军是被告方的法定代表人，他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属于自认案涉530万元借款是“公司法人”行为的再审主张，本院认为，刘宏策的上述陈述不属于诉讼中的自认，对本案不产生自认的法律效力，不能据此认定刘宏策自认案涉530万元借款是“公司法人”行为。具体理由如下：1、刘宏策的上述陈述发生在辽宁省普兰店市人民法院（2012）普民初字第3755号案的诉讼过程中，并不是刘宏策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的陈述，对于本案而言，刘宏策的上述陈述属于诉讼外的陈述，不能以刘宏策在另案中的陈述作为刘宏策在本案诉讼中的陈述；2、刘宏策的上述陈述是对另案的法律关系的主张，其陈述既不是对另案的单纯案件事实的陈述，也不是在另案对方当事人陈述对其不利的案件事实时刘宏策明确表示认可，其陈述亦不能构成对另案的案件事实的自认；3、辽宁省普兰店市人民法院（2012）普民初字第3755号民事裁定中并未认定本案的530万元借款是法人借款。因此，马金称案涉530万元借款的主体是法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司法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和程序上的合法性问题。经查，本院二审期间确定司法鉴定样本时，马金曾明确表示同意以刘勇、刘德军与刘宏策2012年7月6日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书》为鉴定样本，后又表示不同意。刘德军、袁桂琴在收到本院传票后虽未出庭，但刘德军在（2012）普民初字第3755号案的庭审中称《以物抵债协议书》上的公司印章是假的，但对协议上刘勇、刘德军的签字的真实性明确表示认可。因此，本案以《以物抵债协议书》为司法鉴定的样本并无不当。
再审中，马金称其在二审中提交了要求鉴定人出庭质证的书面申请，并提供快递单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仅根据该快递单据无法确认马金以快递方式向本院提交的是要求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申请书，而且二审对鉴定结论质证时间是2014年9月5日，该快递单据上记载的时间是2014年11月10日。再审期间，马金虽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其既不申请重新鉴定，也不提出要求鉴定人出庭质证的书面申请。因此，马金认为鉴定人未出庭按受质证，剥夺其合法质询权，鉴定程序违法的再审理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本案在马金等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反驳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粤通司鉴中心[2014]文鉴字第43号鉴定结论，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其证明力应当予以确认。同时，证人高某、辛某在一审审理时出庭证实，案涉530万元借条形成于2012年7月6日。因此，本案中，刘宏策的陈述与鉴定结论、证人证言相互佐证，基本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认定案涉530万元借条形成于2012年7月6日。
三、关于欠款数额的问题。马金申请再审称通过刘勇与刘宏策的全部款项往来，其欠款仅为“20.9万元”。本院认为，刘勇与刘宏策之间自2012年2月15日起实际形成了多笔借贷关系，期间，刘勇偿还了部分借款，截至2012年7月6日，经双方对账，刘勇尚欠刘宏策630万元未能偿还，故刘勇、刘德军给刘宏策出具了两张借条，其中100万元借条一张及两份《以物抵债协议书》，以普兰店市圣地多哥服装有限公司的财产抵顶，普兰店市人民法院就此作出的（2012）普民初字第3755号民事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除此之外，刘勇还出具本案所涉及的530万元借条一张，即截至2012年7月6日尚欠刘宏策530万元未还。此后，刘勇、马金以普兰店市府前路文翰花园小区34号1-5-1号房屋抵顶80万元欠款、以辽B953**别克车抵顶35万元欠款、2012年7月24日还款2万元。故刘勇、刘德军尚欠刘宏策的款项为530-115-2=413（万元）。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欠款数额为413万元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马金通过刘勇与刘宏策的全部账户往来情况证明本案的实际欠款数额依据不足，本院再审不予支持。
四、关于案涉借款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和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本案系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即：“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财产清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刘勇、刘德军向刘宏策实际借款时间是2012年2月15日，该借贷法律关系发生在刘勇与马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认定为刘勇与马金的夫妻共同债务。马金主张该借款为刘勇个人借款，则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刘勇借款时已与刘宏策约定该笔借款为刘勇个人债务，或者马金与刘勇已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刘宏策知道该约定。马金提供了刘宏策在普兰店市人民法院起诉状复印件和普兰店市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以该起诉状中“第一、第二被告因买厂房需要向原告借款人民币五百三十万元”证明刘宏策自认刘勇的借款行为系个人借款，未用于家庭生活。本院认为，1、马金提供的信息表上加盖了现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档案室印章，与本案一审卷宗中的信息表内容一致。马金提供的起诉状复印件上未加盖法院档案室印章，该起诉状复印件上载明的被告人数虽与普兰店市人民法院信息表上的被告人数一致，但在马金未能提供起诉状原件的情况下，无法证实起诉状复印件的内容与起诉状原件的内容相一致。在马金提供的起诉状复印件上写明“本诉状副本三份”，法院送达给马金的副本也应是原件，如果马金认为起诉状中刘宏策的陈述对马金有利，其更应当主动提供起诉状原件，但至今未能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本院无法对马金提供的起诉状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即使刘勇、刘德军是因购买厂房需要向刘宏策借款，亦不能将“购买厂房需要”直接理解为借款未用于刘勇和马金的家庭生活，亦不能构成刘宏策自认案涉530万元借款是刘勇个人借款，也不能就此免除马金应当承担的前述举证责任。3、本院（2013）大民三终字第1090号民事判决和（2014）大民二终字第298号民事判决均已生效，该两份生效判决确认了《房屋买卖合同》和《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足以证明马金对案涉借款是知情的。马金在本案的再审程序中认为上述两个案件中《房屋买卖合同》、《车辆买卖合同》中马金的签字是伪造的，在本案中要求再次启动对另案的司法鉴定程序，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因此，在马金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530万元借款为刘勇个人借款的情况下，本案认定案涉借款为刘勇与马金的共同债务并无不当。马金认为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再审理由依据不足，本院再审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马金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3）大民一终字第167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劲
审判员 刘培红
审判员 王 亮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蒲丽娜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