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2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思伯明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北京市立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洋。
委托代理人＊＊，上海曾鑑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上海曾鑑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祁连军。
委托代理人＊＊＊＊，北京市立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思伯明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伯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洋、原审被告祁连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3）徐民二（商）初字第1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思伯明公司、原审被告祁连军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伟，被上诉人李洋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0月，原告李洋以思伯明公司、祁连军为被告，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8年10月，思伯明公司为解决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向其借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5万元，其委托父亲李孝三筹集资金后交付两被告，为此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祁连军为思伯明公司履约担保人。现思伯明公司不愿偿还借款本金及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李洋多次追索无望。故请求判令：1、思伯明公司偿还借款15万元，并承担按年利率10%的标准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思伯明公司支付李洋公证费2，700元；3、祁连军对思伯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思伯明公司在原审中辩称，关于诉讼主体，借款协议中甲方为李洋，但没有具体身份信息，也没有甲方签字确认，双方协议应视为不成立，无法确认借款协议中李洋与本案原告李洋系同一人；关于借款协议的履行，思伯明公司没有收到该款项，根据借款协议的约定，款项应当汇入约定的思伯明公司账号，但是该款项未汇入该账号；关于诉讼时效，根据李洋提供的借款协议，还款时间为2009年12月31日，假设借款协议有效，李洋2013年5月第一次向法院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李洋与思伯明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请求驳回原告李洋的诉讼请求。
被告祁连军在原审中辩称，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保证人与借款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借款人与出借人变更借款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的同意；假设借款协议成立，担保人的保证期间也已超过法定担保期限，祁连军也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原审法院查明，李洋持有《借款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李洋，乙方思伯明公司，担保人祁连军；1、乙方向甲方借款15万元，时间为2008年10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到2009年12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还款，本利折合168，750元整一次还清；2、如上海公司有问题，祁连军以个人财产做担保；3、所借款项汇入思伯明公司上海银行漕河泾支行31687403000276827账号，收到款项后将邮寄收据给李洋；4、乙方办公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漕溪路251弄望族城5号楼22B座、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46号国润商务大厦2610室，联系人顾小莉。落款处乙方签名祁连军，日期2008年10月8日，并由祁连军书写“此款已交给北京办事处陆燕、祁连军处”，甲方签名处为空白。李洋另持有内容为：收到李洋15万元借款、落款处有“陆燕”字样签名并加盖思伯明公司合同专用章、时间为2008年10月8日的收据一张。李洋因催讨上述《借款协议》项下的借款不成，曾于2013年5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0月21日，李洋以需收集、补充证据为由申请撤诉。原审法院以（2013）徐民二（商）初字第942号民事裁定，准许李洋撤回起诉。现李洋再次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另查明，案外人李孝三系李洋之父，案外人夏伟于2006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思伯明公司销售经理。2011年5月23日，夏伟将其农业银行账户资金15，000元转入李孝三工商银行账户。原审中，夏伟当庭作证称：其离开思伯明公司是因为没有收到2012年奖金及个人原因，目前就职于上海苑胜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思伯明公司存在私账公用的情况，以公司财务顾小莉个人账户用于收取货款、员工工资发放，在顾小莉休产假期间，由祁连军授权其以个人账户对外收、付款；2011且5月23日，其受祁连军委托，将其农业银行账户中的15，000元资金转入李洋父亲李孝三工商银行账户中，用于支付李洋的借款利息。李孝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述：因思伯明公司需要向李洋借款，而李洋当时在美国，所以委托其筹款并交给思伯明公司北京办事处，同时委托其代收利息；思伯明公司北京办事处的陆燕为李洋开具了收据，其将李孝三工商银行账号提供给思伯明公司以收取利息；至2012年，其共为李洋代收4笔利息。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夏伟的证言，由于夏伟原系思伯明公司销售经理，向李孝三账户支付李洋借款利息系其所为，且该事实有银行对账明细印证。虽然夏伟因奖金问题离开思伯明公司及目前就职于上海苑胜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但与其所作证言并无冲突，故夏伟的证词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李孝三的证言，李洋已明确表示由其父代为支付借款并收取利息，李孝三对此亦予以认可，且有银行对帐明细予以佐证。而父女之间委托关系以口头形式约定并不违背常理，故李孝三的证词原审法院亦予以采信。原审法院由此认定李洋与李孝三的委托关系成立。思伯明公司、祁连军对证人利害关系所提异议不足以对抗李洋举证的银行资金往来记录所形成的证据效力，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主体，从经思伯明公司盖章确认的《借款协议》及收据内容看，思伯明公司向李洋借款意思表示明确。虽然该借款利息由李孝三收取，但是另有李孝三名下的银行对账单佐证。李孝三已经证明系代李洋收取。故原审法院认定《借款协议》项下的出借人为李洋，李洋为本案适格的主体。关于《借款协议》的效力及履行，祁连军在《借款协议》落款处书写的内容及收据足以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即《借款协议》已实际履行，故李洋未在《借款协议》甲方处签名，不影响借款协议的效力。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证人夏伟的证词，其于2011年5月23日向李孝三账户转入15，000元款项系支付李洋的借款利息，该行为的发生致诉讼时效中断，李洋于2013年5月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尚在诉讼时效内。关于保证责任问题。《借款协议》对于祁连军的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未作约定，祁连军应当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李洋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祁连军承担保证责任。李洋并无证据证明其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祁连军主张过保证责任，因此，祁连军的保证责任免除。关于借款利息，李洋自认截止2012年的借款利息已经收到，且按照《借款协议》约定本息的金额推算，李洋要求思伯明公司按照10%的年利率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无不当。至于李洋主张的公证费系其为本案诉讼所支付的必要费用，现要求思伯明公司承担该费用亦无不妥。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李洋要求思伯明公司偿还借款、支付利息及公证费理由正当，均予以支持。李洋要求祁连军对思伯明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化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4年4月28日判决：一、被告思伯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洋借款150，000元并按年利率10%的标准支付上述款项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思伯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洋公证费2，700元；三、驳回原告李洋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54元，财产保全费1，320元，均由思伯明公司负担。
思伯明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李洋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仅以一份不完整的《借款协议》和收据便认定思伯明公司与李洋之间存在借款事实，存在疑问，没有相应证据印证；原审认定李洋为适格主体，但借款的筹集及交付、利息收取均由李孝三完成，原审法院认定父女之间存在口头的委托关系，以常理来代替法律认定事实，违反法律规定；证人夏伟、李孝三均与李洋有利害关系，真实性不能认可。二、原审严重违反法律程序，影响判决。原审随意更换合议庭人员；在举证期限届满后，违反法律规定仍允许李洋申请证人李孝三出庭作证；原审判决书中将祁连军写成“祈连军”，系不负责任，思伯明公司无法信任判决结果。
被上诉人李洋答辩称，不同意思伯明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祁连军述称，同意上诉人思伯明公司的上诉意见。
二审期间，上诉人思伯明公司申请顾小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思伯明公司没有收到李孝三交付的15万元借款，在其休产假期间，思伯明公司的财务工作由他人从事，而非夏伟。思伯明公司还申请陆燕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其并非思伯明公司员工，未收到过李孝三交付的15万元，也未看到李孝三将本案系争的15万元借款交给祁连军，其应祁连军的要求而向李孝三出具了收到15万元借款的收据。对于两位证人的证言，李洋经质证认为，思伯明公司在二审开庭前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不属于新证据，请求法院不予采纳，两位证人的证言也无法反证并推翻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审被告祁连军对证人顾小莉、陆燕的证言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是，仅凭两位证人未看到本案系争的15万元借款实际的交付过程，并不能据此否认李洋与思伯明公司之间存在15万元借款的事实。
被上诉人李洋和原审被告祁连军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思伯明公司的上诉理由、李洋的答辩意见及祁连军的述称，并结合本案相关证据和事实，本案存在的主要争议是：一、李洋与思伯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
关于争议一，思伯明公司和祁连军均认为李洋并未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向思伯明公司交付15万元借款，李洋所主张的借款交付和利息收取人均为李孝三，且李洋在发给祁连军的电子邮件中也陈述了出借人为李孝三，因此，李洋与思伯明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不成立，李洋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李洋则认为，《借款协议》和收据上都明确了思伯明公司已经收到其出借的款项，思伯明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收据是在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出具的，其在电子邮件中是基于李孝三系其受托人所做的表述，祁连军在回复的电子邮件中也认为出借人是李洋，所以李洋与思伯明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李洋是本案适格原告。本院认为，首先，李孝三与李洋系父女关系，李洋与李孝三均确认由李洋委托李孝三支付借款并收取利息，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李洋与李孝三之间存在以口头形式约定的委托关系并无不当，思伯明公司以不认可李洋与李孝三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为由认为李洋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借款协议》中载明的出借人为李洋，借款人为思伯明公司，并且对借款的金额、利息计算等均作了明确约定，虽然该协议上仅有思伯明公司的盖章和祁连军的签字，李洋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是李洋认可了该协议的内容，该协议内容也并无违法之处，因此，本院确认《借款协议》合法有效，对李洋、思伯明公司和祁连军均有约束力。最后，思伯明公司出具了收到李洋15万元借款的收条，该金额与《借款协议》约定的金额一致，虽然证人顾小莉称其当时系思伯明公司财务，思伯明公司当时账上未收到该15万元，证人陆燕也称其在向李孝三出具收条时未看到李孝三向祁连军交付了15万元，但是两位证人的证言均不能排除李洋在其他场合通过其他途径交付15万元借款的可能性，在李洋与思伯明公司均未主张双方之间还有其他金额也为15万元借款的情况下，该份收据可以认定李洋已经履行了《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其出借15万元给思伯明公司的义务。此外，证人顾小莉也陈述李洋曾指定李孝三的银行账户用于收取其在思伯明公司获得的工资、费用等，思伯明公司也存在通过顾小莉或其丈夫银行账户向员工支付工资、费用等情况，这进一步印证了证人夏伟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代思伯明公司向李洋支付借款利息的事实。原审法院依据《借款协议》、收据、证人证言、银行对账单等证据材料认定李洋与思伯明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借款到期后，思伯明公司应当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思伯明公司认为原审法院仅以一份不完整的《借款协议》和收据便认定思伯明公司与李洋之间存在借款事实，进而否认其与李洋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二，本院认为，就合议庭组成人员变更事宜，根据原审开庭笔录记载，原审法院在庭审前向本案当事人告知了合议庭组成人员以及享有申请回避等诉讼权利，思伯明公司、祁连军均明确表示不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回避，思伯明公司、祁连军在二审庭审中对此也予以认可。在保障诉讼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法律并无不能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之规定。就思伯明公司所称的原审举证期满后，原审法院仍允许李孝三出庭作证系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思伯明公司、祁连军在原审中也当庭提出过异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在先前规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针对某一特定事实或特定证据或基于特定原因，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期限，原审法院允许李孝三出庭作证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关于原审判决书中将“祁连军”写成“祈连军”的问题，原审法院已经通过裁定的形式进行了更正，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因此，对思伯明公司认为原审严重违反法律程序，判决文书出现错字而对判决结果不予信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思伯明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54元，由上诉人上海思伯明仪器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军欢
代理审判员 皮妍蓉
代理审判员 韩文江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晟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