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刑终字第1275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余滨，男，1962年7月27日出生；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3年6月18日被羁押，同年7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胡克强，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男，1960年9月4日出生；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3年6月6日被羁押，同年6月20日被逮捕；2016年4月5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宗玉，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东城区某机关审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余滨、秦犯贪污罪一案，于二Ο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作出（2014）东刑初字第31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余滨、秦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余滨、秦，听取了余滨、秦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东城区某机关判决认定：
一、被告人余滨利用其担任某机关报社公告部主任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秦于2007年9月、10月以“公告专版信封”、“宣传折页”、“宣传画”的名义虚开发票，从某机关报社套取公款共计人民币10.5万元，后将该钱款用于余滨个人事项。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某机关政治部出具的《关于余滨任职情况的说明》、《关于同意某机关报社聘任中层领导职务的批复》，某机关报社人事处出具的《任免通知》证明：余滨于2006年4月至2013年6月任某机关报社公告部主任及其具体职责。
2、某机关报社出具的记账凭证、报销审批单、廊坊市鹏飞印刷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邮寄印刷折页清单、转账支票、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证明：2007年9月和10月，廊坊市鹏飞印刷有限公司以“公告专版信封”、“宣传画”、“宣传折页”的名义出具发票10.5万元，余滨将10.5万元申请报销，后某机关报社向廊坊市邮局郊区分局支付10.5万元。
3、某机关报社出具的记账凭证、销售发票、领用支票申请单、转账支票存根证明：某机关报社于2007年2月至7月共分3次印制宣传画、宣传折页、信封的情况。
4、廊坊市佳彩印刷有限公司、廊坊市兰新雅彩印刷有限公司、廊坊市蓝菱印刷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述公司经核实，未发现秦在上述公司印刷某机关报公告宣传折页及宣传海报。
5、证人李1（某机关报社公告部前台组组长）的证言证明：2007年九十月份，公告部曾经印过一些宣传折页和宣传画，余滨说是让廊坊邮局印刷的。宣传折页是三折页，内容是公告的标准格式。其记得余滨给过两包让大家去发放，宣传折页是折好后打包的，每包大约20厘米高，这些折页主要是用来发放给登记公告的人，用完之后就没有了。宣传画在收费的111室贴着一张，因为宣传画是张贴给别人看的，不用见人就发放，所以数量很少，其见过不超过10张。
6、证人岳（某机关报社公告部录校排组组长）的证言证明：2007年间，余滨刚上任的时候印刷过宣传折页和宣传画，内容主要是公告价目表、公告常用办法和刊登格式。公告部的前台曾放过一些宣传折页，向来访人员分发。余滨曾交给其一些宣传折页和宣传画，让其分发，还提过把这些宣传折页邮寄给全国各级法院的立案庭，但没说邮寄多少份。其只听余滨提过一次，之后没听别人提过这事，也没见过向各级法院邮寄宣传折页。其记得当时公告部每人领了几张宣传折页，宣传画也就领了一张，贴在办公室的墙上了。前台领得多一些，但也就两包，有几百页或更多一些。
7、证人刘1（廊坊市鹏飞印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其公司主要印刷信封、信纸、表格和内部资料等，因为没有四色胶印机，所以公司主要以黑白色印刷为主。在四五年前，秦在其公司印过黑白活，就是信封信纸之类的。除了印过几次信封信纸之外，秦没在其单位印过其他东西。秦跟其单位会计认识，后来秦需要开发票的时候，就直接跟其单位会计联系，其基本上不管，秦一直在用鹏飞公司的发票。
8、被告人秦的供述：2007年，其帮余滨印了《友谊与和平》一书，10月份左右，其与余滨电话联系催要书款，余滨提议让其开2张发票，数额开10万多元，就以公告部宣传页或者是印刷费的名义开，每张发票都不能高于10万元。其从廊坊市鹏飞印刷厂开了两张发票，自己填上了数额，发票的抬头是某机关报社，2张票的数额加起来有10.5万元。其当时确实在给某机关报社印宣传折页，但是这两张发票上的内容都是假的。其当时只想快点拿到钱，用虚开发票报销出来的钱支付帮余滨印书的费用。余滨事前也明确说过，通过虚开发票报销出来的钱用来支付印书费用。其将发票交给余滨后，从公告部朱大姐那里领出支票，将支票提出现金支付了书款。
9、被告人余滨在侦查机关的供述：2007年和2008年，法院公告部委托秦印刷宣传折页，给全国3000多家法院邮寄宣传品，每份夹20页宣传折页。秦给其打电话说：“你那么认真干啥，每份夹那么多页干嘛，夹一半就得了，谁点呀，印书的钱还那么紧张，再省下钱来用到印书方面不更好吗？”其听了也就默许他去这样做了，后来，秦以“印刷费用”的名义开了发票，发票上的数额是10万，实际上才花了5万，其明知秦根本没有印那么多宣传折页，但是还是在这张数目不实的发票上签了字，上报到报社的大账上，从报社领取支票后，再交给秦，让他提现。其中多领取的5万元钱就直接抵了其欠秦的书款。
二、被告人余滨利用其担任某机关报社公告部主任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秦于2009年3月至2013年5月间，通过廊坊市邮政局郊区分局以邮费名义开发票，虚列分装费开支，骗取某机关报社公款共计人民币198009元，后将该钱款用于余滨个人事项。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崔（廊坊市邮政局郊区分局局长）的证言证明：廊坊市邮政局郊区分局只收取正常的邮寄费用，不收取分装费。当时秦跟其说某机关报社把邮费和分装费全部支付给邮局，分装费他要全部拿走，其表示同意。后来某机关报社将钱支付给邮局，邮局刨去应当收取的邮寄费用后，分装费那部分钱秦就拿走了。某机关报社应该是从2009年3月份开始支付分装费的，每个月大概8000多元，邮局给某机关报社开具的发票上有两个邮费项，数额大的是真正的邮寄费用，数额小的是分装费。
2、证人王1（廊坊市邮政局郊区分局员工）的证言证明：为了开展业务，邮局在邮递费打折的同时不收取邮件的分装费。2008年和2009年的时候，秦为余滨印书的费用是秦帮余滨垫付的，余滨欠了秦10多万元，余滨一直拖着不给，秦向余滨要钱的时候，余滨一直推脱说没钱。后来在2009年六七月份的时候，秦对其说他和余滨商量过了，虚构的那些分装费以后就不给余滨了，这些钱一部分用来抵秦帮余滨垫付的书费，秦每个月还要从这些虚构的分装费里拿出2000元给延。邮局的会计每月收到某机关报社的邮寄费用后，先刨去分装费的金额，再将剩下的金额打完七折后，将余下的金额打入其在工商银行曙光支行的账户里。其把这部分钱款取出来放在办公室，然后让秦来取。秦清点好没有问题后，将这些钱拿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3年6月。
3、证人王2（某机关报社原党委副书记）的证言证明：2007年其开始分管某机关报社公告部，余滨是公告部主任，余滨当时向其汇报，说王府井邮局经常拖延公告邮寄，邮寄时间不能保证。余滨就把公告邮寄业务给廊坊邮局做了，产生的邮寄费（包括邮费和分装费）也支付给廊坊邮局了，此事其同意。分装费应该支付给邮局，余滨将给邮局的分装费以现金形式提出来的事，其不知道，余滨从来没有跟其说过。
4、证人尚（某机关报社会计）的证言证明：分装费指的是把公告专版放到信封里分装后印上收件人地址这部分活动所产生的费用。开始的时候这部分费用是公告部通过劳务费的形式在财务领钱，从2008年8月份开始，财务就直接和邮局的邮费一起进行结算了，用的是廊坊邮局郊区分局的发票，财务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也去廊坊邮局车间看过，邮局确实提供这项服务。分装的数量是邮局提供给公告部，公告部再提供给财务的，延每个月会把数据同时发给财务和邮局，所以邮局和公告部的数据是完全一致的。廊坊邮局提供发票和明细资料，财务（形式）审核之后再付款，发票及明细都入账。开始的时候财务人员把支票给公告部内勤，内勤再把支票给秦，后来廊坊邮局提供了账号，财务就直接进行转账了。
5、证人延的证言证明：2006年初其到某机关报社公告部的时候，余滨都是从社里打报告领出分装费的钱来给其现金，按照每个邮件2角的价格给。其再用这笔钱支付一些劳务用工和印制信封的费用，剩下的就归自己使用了。等业务转到廊坊邮局之后，余滨给其现金，每月涨到了3000元左右，但是已经不按照每件2角的价格给了。到了2008年，余滨跟其说以后的分装费打到廊坊邮局郊区分局的账户上，由秦提走，让其以后从小秦那每月领取2000元当做劳务费。从那以后，小秦就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给其支付劳务费。小秦也不是每月都给，而是他来北京办事的时候，就把几个月的劳务费一起给其。
6、证人孙（中国长城学会老兵方阵组委会副秘书长）的证言证明：余滨是老兵方阵组委会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印书的工作一直都是余滨负责联系经办的。前面几本书的制作，余滨找的是河北廊坊姓秦的人，让秦厂长负责具体印书的工作。直到2013年6月还欠着秦厂长20多万元的印刷费，为此秦厂长找过周要钱，也找过其要钱，但是因为印书的工作主要是由余滨跟秦厂长联系经办的，其让秦厂长找余滨要这些欠款。
7、证人周（中国长城学会副秘书长）的证言证明：老兵方阵从2007年开始印书，到现在一共印了6本书，每本书的印刷费大概15万元左右。印书的工作一直是余滨负责联系经办的。前面几本书的制作，余滨找的是河北廊坊姓秦的人，让秦厂长负责具体印书的工作。秦厂长印这些书的费用开支除了一开始余滨垫付的5万元外，孟秋华有一次拿了10万元现金给秦厂长，剩下欠的所有费用都是用收藏活动得到的钱支付的。老兵方阵印这些书跟某机关报社没有任何关系，某机关报社没有给过任何赞助费，也没有垫付过任何费用。
8、廊坊市邮政局郊区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自2007年起，秦将揽收的某机关报公告在该局进行邮寄。该局与某机关报社无直接接触、无协议，相关事宜均由秦处理。自2008年11月起，秦表示经某机关报社同意，在交付该局费用结算的支票中包含邮费及分装费，具体金额由秦在每月发寄邮件结束后向该局提供。该局将所付支票列入收入账户后，分装费由秦以现金形式提走。此种方式自2008年11月6日起至2013年6月18日止。该局为某机关报社所开的发票中分为两部分，项目名称全部为邮费，金额相对较大的部分为邮费，金额相对较小部分为分装费。
9、某机关报社记账凭证和对应的报销审批单、电汇凭证、客户回单，河北省廊坊市邮政业收费发票及对应的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分装费及付款情况表证明：从2009年3月到2013年5月，某机关报社支付给廊坊市邮政局郊区分局的分装费数额为人民币340009.35元。
10、某机关报社出具的关于某机关报社没有出书职能的要点说明证明：某机关报社本身无任何出版书籍的职能；余滨所在的公告部没有任何出版书籍的职能，余滨的主管职责范围也不包括出版书籍等相关职能；某机关报社从未委托过某机关报社公告部、余滨和任何单位合作出版任何图书。
11、中国石化加油IC卡额度账综合信息表证明：中国石化河北廊坊石油分公司的综合信息表显示，秦倩（秦之女）的账户分别于2009年、2011年、2012年、2013年每年预收金额1万元，共计4万元。
12、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凭证、收条证明：余滨支付秦相关印书费的情况；秦于2009年11月19日收到印刷费5万元；2010年3月17日余滨向王1账户汇入5万元；秦于2010年3月26日收到老兵方阵书款印刷费5万元；秦于2011年11月23日收到印刷制作费20万元。
13、被告人秦的供述：从2007年5月份开始，余滨每年都让其帮助印1本书，前后共印了4本书，书名分别是《友谊与和平》、《中华军魂》、《老兵方阵》、《祈望和平》，共花了80万元左右。第一次印的是《友谊与和平》，印刷成本17万多元，其加上自己应得的报酬，给余滨报价20万元左右。在印书之前，其垫资约17万元。这次余滨是通过让其虚开发票的方式结清了一部分印书款，剩余的钱用别的方式还的。第二次其帮余滨出书时，余滨先预付了5万元现金，后来又给其汇了5万元，还在办公室给过其5万元和10万元现金。大概在2009年，余滨让其去长城学会拿回一张40多万元的支票，这些钱是余滨卖书的钱，其从中扣除10多万元印刷费，按余滨要求把剩余的钱分别汇入余滨、孙、周等人的账户。2010年，余滨委托朋友将一张长城学会20余万元的转账支票兑换成现金，交给其10万元。另外余滨还用其帮助套现的分装费抵了10多万的书款。分装费是邮政系统内部规定，由邮寄单位给邮局工作人员的劳务费，廊坊邮局为了拉某机关报社这个大客户，就把分装费免了。可是余滨从一开始就让其开分装费的发票。2009年四五月份，余滨提出让其从廊坊邮局开发票，其向崔局长汇报了这件事，崔局长同意以邮费的名义开，但是要单列出来，把这笔钱和其他钱分清。余滨说分装费套现后就先放在其处，然后让其每月从这笔钱里给延2000元，每年为余滨充油卡1万元，还作为招待费用接待公告部到廊坊检查信件的职工。两三个月后，其跟余滨说欠的书钱老也不给，要不用这些分装费给其抵书钱算了，余滨同意了，以后就再也没向其要过这些套现的分装费。余滨让其开分装费发票套现的钱大概有20多万，除去给延和余滨的钱之外，其留下的还有10多万，这些钱都抵了余滨欠的书费。其用分装费抵书款的事情告诉过其妻、王1和延。
14、被告人余滨的供述：2006年12月，其通过延介绍的秦和廊坊邮局郊区分局签订了公告邮寄业务。廊坊邮局为了揽住公告部的业务，既同意做邮件分装工作，还不向公告部要分装费。其觉得分装费是其之前在社里好不容易才立的项目，就这样舍弃了挺可惜的，就决定瞒过报社把这笔钱保留下来。所以其就跟秦商量不要让廊坊邮局郊区分局告诉报社不再收取分装费的事情，他们同意了，此后也一直没有跟报社提过取消收取分装费的事，所以报社一直不知道这件事。领取分装费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6年10月至2008年7月，第二个阶段是2008年8月至2009年2月，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3月至今。从2009年3月份开始，社里有领导出了点经济问题，其担心分装费的使用不太妥当，就让秦继续从邮局的账户里提现这笔钱，但是不用再交给其，就存在秦那里由他保管并支配。其让秦从这部分钱里每月拿出2000元给延作为劳务费，剩下的钱用于给其支付加油卡费用、接待公告部去廊坊邮局检查的人员。秦在领分装费之前和后来就招待公告部员工的事没有区别，即使不给他这些钱，他也是要招待，请员工吃饭、逢年过节送礼品。其让秦把该办的事情都处理好就行了，不用把每笔花销都向其汇报。其交代秦办的事既有公事，也有私事，比如印纪念封、画册等。2006年底至2009年底，其一共委托秦印过5本老兵方阵活动的画册。总的算下来，其在印书方面欠秦10多万元书费。后来，秦要用剩余的分装费抵这笔欠款，其同意了。秦花费这笔款项时，其没问过具体花销，但是秦不敢乱花，因为其知道分装费的数目，秦为了和其搞好关系，不敢乱来。其托秦印画册，和某机关报社没有任何关系，更不是公告部的单位行为。秦一共从廊坊邮局领取了大概30多万元分装费，某机关报社不知道这笔钱最终被秦领出来交给其使用或者是由秦使用了。
三、被告人余滨于2007年11月、12月间，利用其担任某机关报社公告部主任的职务便利，以虚报“深圳记者站经费”的名义骗取某机关报社的公告奖励款共计人民币15.5万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2的证言证明：2007年六七月份，深圳罗湖区法院院长丁建华找其商量“飞镖案”公告业务的事情，该案涉及6000到1万条公告，公告费很高，但是罗湖法院没有这么多钱，希望其去某机关报社协调公告费的相关事情。因为公告业务是其本职工作，其对公告的费用、流程等都很熟悉，就答应了。8月份其来北京跟余滨说了此事，余滨说会在他的权限内尽可能给予关照。一个月后，罗湖法院院长说罗湖区财政拨了480万元的专款用来支付“飞镖案”的公告费，要求返还罗湖法院200万元公告费。后来其找余滨协调，某机关报社同意返还罗湖法院200万元，余滨按480万元公告费的40%，只返还了192万元，其联系余滨后又给了罗湖法院8万元。后来其向余滨提出除了给记者站的提成之外，应该考虑其个人贡献。余滨提出深圳记者站就别提成了，就单给其个人奖励，也别按照记者站规定的比例返还，个人少拿点，其答应了。后来余滨与其通电话说给其个人奖励的事情，报社领导已经批准，但是批件内容只能写这钱是给记者站相关设备的维护更新和相关人员的劳务补贴，不能署其名字。后来余滨将这份批件传真给其，报告上有刘2和黄松有的批示，但没有提给其个人奖励。此后，报社共分5次给其汇款28.45万元，其中一笔汇到其工商银行信用卡账户，其余四笔以稿费形式寄到邮局。其收到钱后为了向余滨表示感谢，按照余滨提供的银行账户给他汇了3.2万元。其和余滨沟通的时候，定的奖励标准为280万元的10%，数额就是28万元。其收到的28.45万元，除去给余滨3.2万元外，剩下的钱都用于其个人日常消费了。给其个人奖励的事，除了跟余滨商量过外，其没跟某机关报社的任何人接触过。
其管理深圳记者站公告代理点，但其得到的这笔钱与代理点无关，罗湖法院的公告业务没经过代理点，是其个人的业务。余滨没说让其将15.5万元用于支持老兵方阵活动。
2、证人刘2（某机关报社常务副社长）的证言证明：2007年，余滨说深圳记者站的站长李汝建跟他联系，称深圳罗湖有一大批公告要刊登，希望在某机关报上刊登。后来余滨又向其汇报说罗湖法院提出按照某机关报社关于公告费返还规定返还给罗湖区法院公告费的40%，李汝建也提出要求返还公告费的15%。当时的报告上写明了返还的40%的公告费是给深圳市罗湖区法院的，返还的15%的公告费是给深圳记者站的，不是给记者站个人的，而且根据某机关报社的规定，这钱应当用于记者站的业务工作上，不允许用于私人用途。其签字后，将这份报告上报给黄松有审批，并让余滨抓紧落实。后来公告费如何返还其没再过问。此事始终是余滨向其汇报，余滨没说过李汝建要求给个人奖励，李汝建也没向其提过要求给予个人奖励。老兵方阵活动跟某机关报社没任何关系。
3、证人田（某机关报社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明：公告费用的15%是奖励给记者站，是帮助各地记者站顺利开展工作的，实际就是给各记者站的工作经费，以奖励的形式发给他们，其中的1%可以作为对站长本人的奖励支付给站长。广告业务是按照业务额的40%进行奖励，但有时公告量比较大，为了对公告业务的介绍人进行奖励，利于招揽业务，也会按照广告业务奖励办法进行奖励，即奖励金额是公告费的40%，这种奖励没有文件规定，需要分管公告和财务的报社领导批准。公告业务经批准按照广告业务奖励办法以40%比例进行奖励时，一般也是给公告业务介绍人的，但这种情况下奖励费如何分配，无明文规定，具体执行起来各地记者站灵活掌握。财务审批单上存在余滨签字代领费用的情况，是因为有时外地记者站不方便来领，报社的人就签字代领，然后把奖励费再支付给记者站，有时稿费也采取这种方式领。那时候为了避税，报社还存在用发票报销的方式领取奖励费，这种方式原则上是不符合财务规定的，但当时大环境都是这么处理的。
4、证人尚的证言证明：罗湖法院的公告费是480万元。财务按照余滨的报告和领导批示，给罗湖法院返回40%，一共是192万元，给深圳记者站返还15%，一共是72万元。但罗湖法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多拿了8万元，一共返还200万元，深圳记者站少拿了8万元，一共返还64万元。这样分配是公告部操作的，经领导审批后，由财务付款。64万元的奖励，从做账、报社的规定以及报告和领导的批示看都是给深圳记者站的。这64万元中的44万元是以报销形式从财务出账的，经办人都是余滨，直接付给深圳记者站28.5万元，财务通过邮局汇款及银行转账给深圳记者站，直接付到李汝建的个人账户上，有15.5万元是余滨代领的，剩下的20万元冲抵了深圳记者站的公告费。报销的发票都是余滨找领导签完字以后拿到财务的。
5、报告及领导批示内容摘要：在公告部帮助工作的延同志告诉我们，深圳市罗湖区某机关正在审理深圳市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赔偿纠纷案，原告人数多，公告刊登量大，因事情复杂，由深圳市政府出钱支付刊登费用。由于罗湖法院在审理这一案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而未收取诉讼费，他们提出按报社有关广告刊登的奖励办法予以奖励。我们认为是可行的，也是应该的。同时，考虑到深圳记者站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他们提出也应按照报社刊登公告的有关规定给予奖励，以用于更新设备和有关人员的劳务补贴。我们认为这也是对记者站的支持，也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上意见若可行，我们就抓紧办理。
刘2批示：此事经各方面努力才有今天的结果，为调动鼓励各方面的积极性，拟同意公告部意见，报黄副院长。黄松有批示：同意按报社已规定的刊登公告奖励办法执行。
6、某机关报社广告经营管理办法内容摘要：法院系统内刊登广告的，联系人或联系单位在征集广告过程中所应得的劳务费按10%支付（其中联系人的支付比例5%，所在部室或记者站5%）。法院系统外刊登广告的，广告代理商或代理人在征集广告过程中所应得的劳务费按40%支付。
7、某机关报社记者站奖励办法内容摘要：根据《某机关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公告发布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公告一律在《某机关报》刊登。记者站所在地法院的公告应当在法院报上刊出，以维护法院公告的严肃性。报社在各记者站设立公告代办业务。报社拿出代理额的15%扶植各记者站，用于记者站日常开支，其中1%为站长津贴。
8、某机关报社费用报销审批单、记账凭证、发票、汇款收据清单、某机关报社关于公告业务奖励办法的说明证明：按照《某机关报社记者站奖励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报社应给记者站代理经费72万元，扣除多给罗湖法院的8万元，实际应当支付64万元。具体支付过程是，深圳记者站从公告款中直接留存20万元，其余44万元中余滨以发票报销的方式代领现金15.5万元，28.5万元由余滨签字代办，分批次通过邮局或通过银行转账给了李汝建。
9、协议书、财务凭证、电汇凭证、记账凭证、公告退款申请单证明：某机关报社与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就刊登“飞镖案”公告所签协议的内容。罗湖法院向某机关报社支付480万元公告费后，某机关报社分两次分别返还罗湖法院人民币192万元及8万元。
10、某机关报社汇款凭证、银行卡明细证明：李汝建收到某机关报社的汇款共计人民币28.5万元。
11、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转账凭证、信用卡对账单证明：李汝建于2008年1月26日向余滨汇款人民币3.2万元。
12、被告人余滨的当庭供述：2007年罗湖法院“飞镖案”公告的事情是李汝建与其联系的。罗湖法院交给某机关报社公告费480万元，并且要求返还200万元。其给报社写报告，给罗湖法院返还40%，再返给李汝建15%。返还款是给李汝建的，因为深圳记者站没参与，所以不应返还给深圳记者站。李汝建应得的15%是72万元，他拿出8万元给罗湖法院凑成了200万元，其余的钱由法院报社留下20万元抵销公告费，给李汝建汇出28.5万元，剩下的15.5万元李汝建说留给公告部，其用于老兵方阵了。后来，李汝建又给其汇来3.2万元。
原公诉机关还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
1、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东城检察院反贪局接到举报余滨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开始进行调查。余滨于2013年6月5日接单位通知其开会的电话后到某机关某机关报社，后某机关纪检组的同志到该单位向余滨表明身份后，余滨随纪检组的同志到办案地点接受调查，并主动交代了其利用自己主管某机关报社公告部全面工作的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贪污公款40余万元及收受他人贿赂款20万元的犯罪事实。东城检察院于当日对余滨立案侦查，并于2013年6月18日对余滨刑事拘留。东城检察院反贪局在对余滨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秦有共同犯罪的重大嫌疑，遂对其开始调查，于2013年6月6日将秦从居住小区内带至检察院，并于当天以涉嫌贪污罪对其立案侦查，同日对其刑事拘留。
2、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扣押款专用收据证明：东城检察院扣押余滨人民币86600元。
3、常住人口信息表、干部履历表证明：被告人余滨、秦的身份情况。
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余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单独或伙同被告人秦，利用余滨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骗取公共财产，二被告人的行为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均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刑罚处罚。余滨在庭审中对指控的事实全部否认，不属于对行为性质的辩解。秦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且其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故对秦减轻处罚。公诉机关对第三起事实指控有误，予以更正。
故判决：一、被告人余滨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被告人秦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责令被告人余滨、秦共同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万三千零九元，发还某机关报社；责令被告人余滨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五万五千元，发还某机关报社。四、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余滨的人民币八万六千六百元，由扣押机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并入退赔项执行。
余滨的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第一起、第二起事实均证据不足，前后矛盾；认定的第三起事实是偷换概念，定性错误。本案所有供述、证言都是被别有用心、断章取义地归纳整理。
余滨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余滨与秦的供述存在相互矛盾。一审判决以秦、余滨的供述与报社正常的审批汇款手续凭证相对应，不足以证明余滨指使秦虚开发票套取公款的事实。（2）崔出具了不实证言，郊区邮局实际发生了分装费业务，邮局实际也收取了分装费，开具了正式发票。报社支付的分装费进入邮局后，所有权发生了转移。（3）480万元公告费的15%（72万元）是奖励给李汝建个人的，属于李汝建的个人财产，并非公款。李汝建同意余滨将余款15.5万元支配。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余滨构成贪污罪，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余滨无罪。
秦的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书适用法律不当，量刑过重。
秦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对一审法院认定秦犯贪污罪，不持异议。（2）第二起分装费，秦不构成犯罪。分装费通过报社转到廊坊邮局，已非报社款项，所有权发生转移。（3）秦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认罪态度好，应当从轻减轻处罚。（4）刑法修正案九已经公布，本案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判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判处更低刑期。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审查意见是：
一、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
原审被告人余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单独或伙同原审被告人秦，利用余滨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骗取公共财产，二原审被告人的行为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均已构成贪污罪。余滨拒不认罪，秦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一审法院依法对秦减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
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1、上诉人关于第一起事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余滨提出该笔钱款经过社领导审批，并专款专用，其虽将《友谊与和平》交秦在邮局印刷厂印刷，但其未将该业务与报社业务搞混。秦提出其在开具支票时并不明知余滨要支票的真正用途。经审查，（1）秦的供述始终一致，均承认该笔印刷业务未实际发生，其虚开了10.5万元的发票，并从某机关报社套取现金用于余滨印刷图书。余滨在侦查机关曾供认虚开了5万元的发票用于印书，二原审被告人虽然对数额供述存在矛盾，但对开发票套现后付书款的事实供认一致，推翻原有供述不足以采信。（2）鹏飞印刷厂法人刘1证实该厂只能黑白印刷，其在四五年前为秦印过信封，书证证实发票报销的费用包括宣传折页和宣传画，上述印刷业务属于彩印，根本不属于鹏飞印刷厂能承做的业务范围。且刘1所称四五年前印刷信封应发生在2008年至2009年间，亦与案发时间2007年不符。（3）转账支票、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等书证亦能证实某机关报社实际支出人民币10.5万元。据此，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现有书证及证人证言不符，且秦的上诉理由与其原供述矛盾，故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2、上诉人关于第二起事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余滨提出分装费属于“目标管理，包干使用”，不论由公告部门掌握还是由秦掌握，其使用范围和原则都未改变，用于专版分装和与公告有关事项。经审查，（1）证人崔的证言和廊坊邮局郊区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实，廊坊邮局郊区分局实际上不收取某机关报社的分装费，分装费被秦提现领走。秦供述证实，实际分装工作由郊区分局的工作人员完成，邮局支付员工工资并未收取分装费。运送公告专版的运费由其个人承担。（2）证人王2、尚的证言及某机关报社记账凭证和对应的报销审批单、电汇凭证、客户回单、河北省廊坊市邮政业收费发票、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分装费及付款情况表等书证，能够证明某机关报社支付分装费340009.35元，但并不知晓廊坊邮局郊区分局不收取该费用的事实。（3）秦的供述、王1的证言证明分装费经余滨同意后，用于抵余滨所欠印书款；孙的证言能够证明余滨拖欠印书费；余滨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也证实其同意秦用分装费抵书款。上述证据足以证实某机关报社支付分装费给郊区邮局，后由秦提现用于支付余滨印书款，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与其他证据矛盾，不能成立。
3、上诉人关于第三起事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余滨提出，飞镖案公告系李汝建以个人身份介绍，未经过深圳记者站。李汝建对72万元奖励有完全支配权，李汝建知道其组织老兵方阵公益活动，并不反对老军人的公益活动。其借助工作便利为公益活动拉赞助并不违反法律。经审查，（1）证人刘2、尚的证言及相关书证均证实，15%即72万元系付给深圳记者站的奖励，其中1%系站长经费。（2）李汝建只明知28.5万元系奖励，并不明知还有15.5万元奖励的情况。李汝建庭审中证言称“给我28.5万元时，余滨说按照280万的10%作为我个人奖励，报批的事不是我做的，后来余滨将领导指示传给我，批示上写着15%给深圳记者站，我问为什么还要给记者站，余滨说这是给领导看的，你只需要拿你的10%，之前没有将公告费返还给个人的，我收到后又给余滨汇款3.2万元。我收到款后，余滨打电话提示我说，为我个人奖励大家都没少费事，我说请大家吃饭，后来我没有回北京，就把钱给余滨打过去，让他请大家吃饭。”“余滨最后和我确定的是280万元的10%，我不知道有15.5万的情况，3.2万元是从我卡里出去的。”李汝建在得到28.5万元后又汇款3.2万元给余滨表示感谢的事实，亦从侧面印证其不明知15.5万元系奖励的事实。（3）余滨提出李汝建自愿将15.5万元奖励赞助老兵方阵公益活动的辩解无证据证实，且缺乏合理性。李汝建在其证言中均未提及赞助老兵方阵的公益活动，且现有关于老兵方阵的相关书证中，亦未提及李汝建个人赞助的有关情况。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其他证据印证，且李汝建因同一事项先让余滨代领作为赞助15.5万元，后又用现金3.2万元表示感谢明显不符合常理。余滨利用职务便利向李汝建隐瞒15.5万元奖励的事实，以支付深圳记者站奖励的名义，用代领现金或以发票报销等方式，将上述钱款占为己有。余滨取得的15.5万元既不是李汝建赠与余滨，亦非报社付给余滨，其利用职务便利骗取钱款，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判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由于本案适用法律发生变化，导致量刑失当。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余滨、秦犯贪污罪的事实是正确的，在二审期间，余滨及其辩护人、秦及其辩护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原判认定的证据，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并确认，本院经审核属实，亦予以确认。
关于余滨所提一审法院认定的第一起事实证据不足，前后矛盾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余滨与秦的供述存在相互矛盾，一审判决以秦、余滨的供述与报社正常的审批汇款手续凭证相对应，不足以证明余滨指使秦虚开发票套取公款的事实的辩护意见，经查，秦为获取其垫付的印书款，与余滨合谋编造虚假业务，从廊坊鹏飞印刷公司虚开10.5万元两张发票交予余滨报销的事实，在案有虚开的发票、某机关报社出具的支票、费用报销审批单、产品销售成本账目及虚假的邮寄印刷折页清单等书证及相关证人证言、秦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余滨对虚开行为亦曾供述，且与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余滨指使秦虚开发票套取公款的事实。余滨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
关于余滨所提一审法院认定的第二起事实证据不足，前后矛盾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证人崔出具了不实证言，郊区邮局实际发生了分装费业务，邮局实际也收取了分装费，开具了正式发票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崔作为廊坊邮局郊区分局领导出具的证言及邮局方面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与王2、尚、王1等人的证言、秦的供述及相关书证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廊坊邮局郊区分局虽承担了分装业务，但为留住客户，而未收取某机关报社的分装费，某机关报社其他人员对此并不知晓，余滨利用此点仍让某机关报社继续支付分装费，且支付的分装费被秦提现取走，后经余滨同意用于抵余滨所欠印书款的事实，余滨在侦查期间亦曾供述其同意秦用分装费抵书款，且辩护人所提崔出具了不实证言并无证据证实。故本院对余滨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关于余滨的辩护人、秦的辩护人所提某机关报社支付的分装费转到廊坊邮局后，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已非报社款项的辩护意见，经查，余滨等人在廊坊邮局郊区分局不收取某机关报社分装费的情况下，让秦开出所谓分装费的发票，并以分装费的名义将钱款转入邮局账户，此过程系余滨等人采取欺骗手段从某机关报社骗取公款的犯罪部分过程，该款只是名义上转入了邮局账户，但其所有权并未发生实质转移，邮局并未实际占有该款，而是由秦以现金方式提走。所以，该项费用仍应是某机关报社的公款。本院对余滨、秦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关于余滨所提一审法院认定的第三起事实是偷换概念，定性错误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480万元公告费的15%（72万元）是奖励给李汝建个人的，属于李汝建的个人财产，并非公款，李汝建同意余滨将余款15.5万元支配的辩护意见，经查，李汝建在侦查期间和一审当庭所作的证言，均证明其与余滨沟通的时候，定的给其个人奖励的标准为实际公告费280万元的10%，其也按照280万元的10%收到28.5万元。李汝建当庭还明确证明，其不知道有15.5万元的情况，所以就不存在李汝建同意余滨予以支配的情况。余滨使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咨询公司、实业公司、贸易公司、广告公司、通讯公司、酒店的发票，以设计费、会务费、电话费等名义发票报销的方式，填写费用报销审批单，以所谓记者站经费的名义从某机关报社骗领了现金15.5万元占为己有，余滨所得的15.5万元，既不是李汝建赠与，也不是报社支付，而是其利用职务便利骗取所得。余滨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余滨身为在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单独或伙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秦，利用余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骗取公共财产，二人的行为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均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惩处。余滨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秦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本院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关于余滨所提本案所有供述、证言都是被别有用心、断章取义地归纳整理的上诉理由，经查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秦的辩护人所提秦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认罪态度好，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酌予采纳。关于秦的辩护人所提刑法修正案九已经公布，本案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判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判处更低刑期的辩护意见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所提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本案适用法律发生变化，导致量刑失当。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的审查意见，经查，鉴于在二审审理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及某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布实施，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作出了修正，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因法律的变化导致一审法院对余滨、秦所犯贪污罪量刑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本院对秦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审查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及某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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