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2）穗中法刑二初字第230号
公诉机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广州市迪桦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桦公司）。法定代表人黎文雅。
诉讼代表人黎文雅，迪桦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王波，男，198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北京市，文化程度高中，系北京普瑞特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瑞特公司，2006年10月8日因未年审被吊销营业执照）负责人。因本案于2011年9月26日投案自首，同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颜伦任，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某，男，197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化程度中专，系被告单位迪桦公司实际负责人，户籍在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义龙西路21号侨汇宿舍4幢903房。因本案于2011年3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8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廖立民、王贻云，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男，196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东省佛山市，文化程度初中，系佛山市禅城区新城印刷厂（以下简称新城印刷厂）负责人，户籍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号丽雅苑聚源轩**房。因本案于2011年3月14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谢瑞生，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穗检公二诉（2012）8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迪桦公司、被告人王波、何某、王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2年9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何旭基、代理检察员高国基出庭支持公诉，上列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年6月，被告人王某与被告人王波商谈购买一台日本旧小森牌L440型平张纸进料式胶印机，并签订购机协议书，约定该机到厂价格为人民币363万元。2007年8月，王某在明知王波采取低报价格的方式走私进口上述机器的情况下，仍配合王波办理相关报关手续，将上述机器以13万美元的购机价格向海关申报进口。经海关关税部门核定，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759518.81元。
2007年初至2008年5月间，被告单位迪桦公司的负责人被告人何某与被告人王波商谈购买一台日本旧小森牌L540型平张纸进料式胶印机，并签订购机协议书，约定该机到厂价格为人民币415万元。2008年9月，何某在明知王波采取低报价格的方式走私进口上述机器的情况下，仍配合王波办理相关报关手续，将上述机器以20万美元的购机价格向海关申报进口。经海关关税部门核定，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797693.54元。
为认定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如下证据：1、被告人王波、何某、王某的供述；2、证人张某甲等人的证言；3、物证、书证；4、核税证明书；5、现场勘查笔录；6、抓获经过，扣押物品清单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迪桦公司、被告人王波、何某、王某无视国家法律，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款，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现提起公诉，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迪桦公司、被告人王波、何某、王某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供认不讳。
辩护人颜伦任辩护称其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波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定性没有异议，同时称本案应当认定为普瑞特公司的单位犯罪，王波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请求对王波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一）2007年初至2008年5月间，被告单位迪桦公司实际负责人何某与被告人王波商谈购买机身序列号为2220的日本小森牌L540型平张纸进料式二手胶印机，并签订购机协议书，约定实际购机价格为人民币415万元。2008年9月，被告人何某在明知被告人王波采取低报价格的方式走私进口上述机器的情况下，仍配合被告人王波办理相关报关手续，将上述机器以20万美元的价格向海关申报进口。经海关关税部门核定，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797693.54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黄埔海关缉私局出具的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以及普瑞特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迪桦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新城印刷厂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等证实：2011年3月11日，黄埔海关缉私局侦查处根据情报对迪桦公司、新城印刷厂进口机器设备进行检查，发现该两公司涉嫌伪报价格走私进口二手胶印机，于当日受理该案并对迪桦公司、新城印刷厂立案侦查。当日何某与妻子黎某正在香港，海关人员让公司员工打电话让其回来接受调查。接到电话后何某赶回公司接受调查，并对走私行为供认不讳。同年3月11日侦查人员对新城印刷厂进行检查，王某不在工厂，民警即让其妻子张丽萍通知其回厂配合调查。当日中午王某从外地赶回工厂接受调查，对走私行为供认不讳。同年9月26日王波主动到黄埔海关缉私局投案自首。2011年3月11日，黄埔海关缉私局对迪桦公司进行搜查，扣押涉案的进口印刷机一台（小森牌型号：KOMORIL540，序列号：2220）。在迪桦公司缴交违法所得人民币45万元后，侦查机关将该机发还迪桦公司。普瑞特公司于2006年10月8日因未年审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兴分局吊销营业执照。
2、查获的迪桦公司与普瑞特公司签订的购机协议书、付款单据、涉案印刷机报关单证、关税缴款书，以及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仪公司）提供的涉案印刷机进口的相关书证，广州市卓志报关有限公司提供的涉案印刷机的报关费用的说明等证实：迪桦公司与普瑞特公司在2008年5月22日签订购机协议书，约定迪桦公司向普瑞特公司购买一台19**年产的日本小森牌L540型对开五色平张纸进料式二手印刷机，序列号为2220。机价为人民币415万元。普瑞特公司负责办理批文等所有进口报关文件及该设备的运输、安装、调试、清洗、更换所有受损零件。迪桦公司选定中仪公司为进口外贸代理公司。2008年9月28日，迪桦公司向黄埔海关缴纳关税137058元、进口增值税256298.46元；2008年12月4日，迪桦公司向广州卓志报关有限公司支付报关费用12090元，上述的关税、增值税、报关杂费由迪桦公司支付后抵扣货款；2008年12月9日中仪公司给迪桦公司开具145.9万元（折合20万美元）的发票。迪桦公司为购买涉案胶印机共支付2444446.46元人民币，至今未结清购机款。
3、黄埔海关出具的《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证实：迪桦公司涉嫌伪报价格走私进口的二手胶印机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191050元，核定偷逃税797693.54元。
4、证人黎某证言：“迪桦公司的老板是何某，我是法定代表人。2007年初的时候，王波到迪桦公司找何某推销印刷机。何某看中了两台机，都是小森牌L540型胶印机。一台是机身序列号为636，另一台是机身序列号为2220。王波说这两台机可以选择一台卖给迪桦公司。2007年8月8日，何某和王波签订一份购机协议书，内容明确双方的义务和权利，购机价415万元人民币。不过该协议书没有执行，因为王波在迪桦公司预付定金后一直找各种理由拖延交货时间。2008年5月22日，王波、何某又签订购机协议，协议内容与前一个内容一样，约定迪桦公司向普瑞特公司购买机身序列号为2220的小森牌L540型胶印机一台，前一个的协议已经支付的预付款用于该协议中，同时约定报关环节由王波负责，何某的迪桦公司只是协助。2008年9月，王波将2220机进口运到迪桦公司交付使用。自2007年8月8日签订购机协议后，迪桦公司用迪桦公司、何某及我的账户支付了2444446.46元（2007年8月11日，用何某账户给王波打款40万元人民币订金；2007年10月16日、10月19日，何某账户给中仪公司打过2次人民币30万元，合共60万元的购机款；2008年1月15日用我的账户给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打款人民币20万元；2008年5月王波给我账户打款62万元；我在2008年5月12日将该款打给中仪公司，因当时是用中仪公司的许可证进口机器，进口价格为美元20万元，迪桦公司需付给中仪公司这笔钱，中仪公司才能开发票，而王波给中仪公司打款，中仪公司是不能开发票的，故王波必须将该款打给我，我打给中仪公司，中仪公司才能开发票；2008年5月23日，迪桦公司通过香港东亚银行支付111521元美元，折合人民币80万元给日本KujiraCompany，王波说这是购机款；2008年9月5日，何某账户给中仪公司打款人民币39000元，至此给中仪公司20万元美元，中仪公司在2008年12月9日给我司开等额发票；2008年9月28日，迪桦公司向黄埔海关缴纳关税137058元、进口增值税256298.46元；2008年12月4日，迪桦公司向广州卓志报关有限公司支付报关费用12090元。上述的关税、增值税由迪桦公司支付并抵扣货款），余额至今未付。”
5、证人倪某（中仪公司渠道产品部总经理）证言：“2007年，我一个叫王波的朋友找我说给我介绍一个客户迪桦公司代理办理自动进口许可证并代理进口胶印机，从中赚取一些代理进口费用。他将迪桦公司老板何某的联系方式给我，让我和何某沟通。经我和何某沟通，何某委托王波给我提供办理自动进口许可证的一系列材料（包括迪桦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印刷机经营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进口旧机电产品备案书函附表、装运前预检验申请书、代理进口协议、设备照片。上述文件复印件需加盖迪桦公司的公章）。当时办了两台机器的自动进口许可证，一台是2220机，一台是636机。后来迪桦公司进口了2220机，没有进口636机。按迪桦公司给我提供的单据，进口2220机的价格是20万元美金（折合人民币1447384.08元）。我公司在收齐购机款后转汇到国外的供应商并给迪桦公司开具发票，中仪公司赚取代理手续费11615.92元。据我所知，迪桦公司为进口机器给中仪公司打款人民币145.9万元，缴纳关税近人民币40万元，其他的支付我不清楚。听王波说迪桦公司还欠他钱。我和何某的联系只是通过电话，没见过面。在这过程中，中仪公司与迪桦公司签订了委托进口代理合同，中仪公司的作用是协助迪桦公司办理机器进口的商检证、旧机电进口批文及相关报关业务，并且中仪公司作为机器报关进口的经营单位向海关申报。报关的过程：所有的报关资料都是王波交给我的（包括中仪公司跟日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报关发票、提单。买卖合同是英文的，文本由我提供给文本，文本中的机器价格、进口口岸等由王波提供给我，文本由我签名盖中仪公司的章后让王波给日方确认），我再联系广州市卓志报关有限公司将该资料交给卓志公司向海关申报。”
6、被告人何某供述：“2007年初的时候，北京普瑞特公司的王波主动找我推销胶印机。刚好那时候迪桦公司正在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增加生产设备，我就跟王波开始谈采购胶印机的事宜。王波第一次来我工厂面谈的时候，带了很多设备的照片给我看，照片里的机器都是比较新的二手设备，王波说这些设备当时都在国外，并且保证这些设备都能正常完好交付使用。经几次商谈，2007年8月8日王波到迪桦公司与我签订第一份购机协议书，协议书中列明迪桦公司向王波购买一台日本小森牌L540型平张纸进料式二手胶印机，机身序列号为636，购机价格为人民币415万元整，并且王波作为乙方负责设备到工厂后的安装调试以及半年内的维护。当时我与王波还签订了另一份购机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是向王波购买同一型号的胶印机，不同的是机身序列号为2220。这两份协议书除购买机器的机向序列号不同以外，其余的条款及购机价格都是一样的。之所以签订两份购机协议书是因为王波说636和2220机这两台机器还确定不下来哪一台可以给我，总之肯定是保证两台其中一台可以交付使用，所以先跟我签订好两台机器的合同，看哪台机器可以尽快交付就给我哪台，这样我也有选择性。然后我支付给王波订金，王波才开始办理设备的进口许可证，从我支付订金开始就多次催促王波尽快将设备交付使用，王波一直用各种理由拖延设备的交货日期，就这样一直拖到2008年，期间我曾经要求王波退款，王波坚持不肯退，这时我已经没办法只好继续等待。因为王波一直拖延交货时间，又不断要求我给他支付货款，我对他已经产生了不信任，于是我与他商议通过第三方来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也就是通过王波介绍的中仪公司先收取我支付的货款，等王波的胶印机运到我工厂交付使用后再将我给中仪公司的货款由中仪公司打给王波。
在这样一个有第三方公司参与购机过程后，我与王波在2008年5月22日又重新签订两份购机协议书，同样是购买636机和2220机的购机协议，内容与前一年所前的协议一样。因2007年王波办理的机器设备进口许可证已过期，王波在2008年5月22日签协议后又去重新申办了进口许可证，这次是通过中仪公司进口设备交付公司。终于，我向王波购买的胶印机他给了我2220机，并于2008年9月27日申报进口，购买636机的协议就没有履行了。
关于2220机的申报进口操作都是王波负责的，其中的情况我也清楚，因为有时需用迪桦公司的公章办理进口手续，我也会问王波进口的情况。当时，我看到王波用20万美元这个价格向海关申报进口涉案的2220机，我也意识到向海关低报实际购机价是违反法律法规的。我问王波这样做妥不妥，王波说他可以妥善处理这个事情，让我放心，而且如果不这样申报，要是用合同上的415万元人民币向海关申报就需要多缴税款，就不能赚到钱。我当时听他这么说虽然觉得不妥，但是为节省成本仍没有阻止他的低报行为。2220机的实际成交价就是按照2008年5月22日我与王波签订的购机协议书中列明的人民币415万元执行的，该价包括该机的运保费、进口许可证的批文办理费用、设备进口产生的关税、增值税及报关报检的费用，还有口头约定的设备到厂后半年内的安装、调试和保养费用，其中设备到厂后半年内的安装、调试和保养费用在商谈的时候确定为20万元人民币，但没有形成文字，具体数字没有在购机协议书里注明。
本来商谈好是王波应该去缴纳税款的，但是当设备需要缴纳税款时，王波来电话说他没有钱，并且报关进口是以迪桦公司的名义，所以让我先垫付缴纳关税和增值税的款项，垫付的款项在购机款里抵扣。王波将迪桦公司的联系情况给了一家叫卓志的报关公司。报关公司将缴纳税款的资料传真到迪桦公司，我再让财务用公司账户将款转到黄埔海关的账户。当时在报关时，卓志公司需要用迪桦公司盖章的进口旧机申请产品清单，这份清单是王波拿到迪桦公司盖章的。在报关时用到的自动进口许可证是王波传真给我的。所有资料的原件是在迪桦公司向卓志公司支付完所有报关费用共计人民币12090元后，卓志公司邮寄到迪桦公司的，这笔报关费用与税款一样由迪桦公司先垫付再由购机款里抵扣。涉案印刷机申报进口的价格是20万美金，当时折合人民币145.9万元，这是我与王波商谈购机协议后设备进口时谈好的。在报关进口时，我看到王波拿迪桦公司盖章的旧机电产品清单上的价格是20万美元，就问王波这是如何回事。王波说只有这样报关才能节省向海关缴纳的税费，如果用415万人民币的真实购机向海关申报就必须多缴纳很多税费，他也赚不到钱，那样的话就不可能以41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把机卖给我，只会用更高的价格卖给我了。我心里明白这样报关确实可以少缴纳税费，也能便宜买到设备，就没有多说什么了。我知道要如实申报，但因为用较低的价格申报可以节省税费，我就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设备，所以我没有如实申报。迪桦公司购买涉案印刷机合共人民币2444446.46元（其中向中仪公司支付人民币145.9万元，向日本的一家公司支付人民币80万元，向王波支付人民币40万元，支付关税、增值税及报关费用共计405446.46元，其中向中仪公司支付的145.9万元中，有62万元是向日本公司和王波支付的120万中王波退回的62万元），这些支付款项都有银行凭证。还有1705553.54元至今仍拖欠尚未支付。中仪公司是王波介绍给我的，中仪公司的联系人叫倪某，中仪公司在购机的过程中起的作用就是办批文（进口许可证）和签对外贸易合同，这份合同是报关进口后我向卓志公司付清报关费用，卓志公司把报关资料邮寄给我时我才看到的。”
7、被告人王波供述：“普瑞特公司是我在2004年与朋友开办的有限责任公司，平常公司都是我在办理业务，朋友不怎么管，业务范围是推销境外二手胶印机。普瑞特公司在2006年已经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我在2009年以前都是用过期的营业执照做业务的。我在2008年销售了一台机身序列号为2220的日本小森牌L540型平张纸进料式二手胶印机给迪桦公司。具体经过是：我在之前有一次参加包装品展览会上的时候，见过一家叫kujira的日本商贸公司来做宣传。我当时收到了一张名片，我看经营范围也包括做印刷机代理商，所以就留了心，在这一回迪桦公司的何某联系购买二手印刷机我就想到了kujira公司。当时我向kujira公司打电话联系咨询，并要求拿一些二手印刷机的照片及资料，将kujira公司速递给我的有关二手印刷机的照片和资料带到广州给迪桦公司的何某选择。何某选定要机身序列号为2220的日本小森牌L540型平张纸进料式二手胶印机（下称2220机）后，我就直接打电话给kujira公司业务员樱井向其咨询该机的报价。当时樱井给我报的价格是37万美元CIF黄埔港。接着我就跟何某商谈签订购机协议书的事宜，签订购机协议书，约定购机价格为人民币415万元，该价格其中包括了机器价格、关税、运输、安装维护费用及我自身的利润。中仪公司是报关时的经营单位。在何某支付订金后，我再以普瑞特公司的名义跟日本kujira公司签订购机合同，合同中签订的是我方付37万美金后，日方发货。因为我自己没钱，要等何某凑齐了钱先支付给我，我才能给日本方面付钱，日本才会发货，至今为止用了中仪公司的账户跟何某在香港东亚银行的账户给日本付汇，中仪公司付给日本的钱也是何某转到中仪公司账户的。中仪公司给日本付汇20万美金，何某在香港的东亚银行账户给日本付汇11万美金。为帮助迪桦公司顺利进口涉案印刷机，我就伪造了一份中仪公司向日本kujira公司购买涉案印刷机的合同和购机发票、装箱单，单据中向中仪公司提供的报关价格是20万美金，我在销售方随便签了个英文名字（现在自己也看不清楚签的是什么英文名字），瞒骗中仪公司这是日方的签名，让中仪公司按照20万美元的价格代理报关和付汇。在支付了31万美元后何某说没钱了，他在香港的贷款需要在机器到迪桦公司后经过香港银行实地看货才能贷给他，让我跟日本kujira公司商量能不能先发货，等银行贷款到账再付清货款。我跟kujira公司的樱井反映了这个情况，樱井在请示上级得到允许后就把货先发到迪桦公司。迪桦公司收货后，因为安装和使用上与我闹出一些矛盾，至今仍未付清剩余6万美金的货款，我也一直拖欠kujira公司这6万美金的货款未付。”
（二）2007年6月，被告人王波与新城印刷厂负责人王某商谈购买日本旧小森牌L440型平张纸进料式胶印机一台，并签订购机协议书，约定该机到厂价格为人民币363万元。2007年8月，被告人王某在明知被告人王波采取低报价格的方式走私进口上述机器的情况下，仍配合被告人王波办理相关报关手续，将上述机器以13万美元的购机价格向海关申报进口。经海关关税部门核定，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759518.81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黄埔海关缉私局查获的涉案印刷机的报关单证【包括合同、发票、付汇流水单（上有涉案印刷机的价格为13万美元）、委托进口代理合同等】、现场勘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关于涉案印刷机处理的情况说明》等证实：新城印刷厂在2007年8月13日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关申报进口，经营单位为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收货单位为佛山市禅城区新城印刷厂，申报价格13万美元，报关行是广州市卓志报关有限公司，已缴关税、增值税282291.19元。2011年3月11日，黄埔海关缉私局对新城印刷厂进行搜查，扣押涉案的进口印刷机一台（旧小森平张纸进料式胶印机KOMOR1，型号：L440）。王某向侦查机关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万元。
2、查获的普瑞特公司与新城印刷厂于2007年6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收条、涉案印刷机的报关单、进口申报资料（包括“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前预检验申请书”、“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进口旧机电产品清单”、“外贸合同”等，这些文件均显示涉案印刷机的报关价格是13万美元）、关税交款书、装运前预检验资料、涉案印刷机的报关费用单据、关税、增值税缴款书等证实：涉案印刷机的机价为人民币363万元。该价格包括设备款、协助办理机电产品进口许可证、设备维修、翻新、清洁、售后服务。普瑞特公司负责该设备的运输、安装、调试、半年的保养工作。普瑞特公司于2006年3月29日收到新城厂购机定金20万元人民币。新城厂选定中仪公司为其进口外贸代理公司，广州市卓志报关有限公司报关进口。涉案印刷机于2007年8月13日向海关申报价格为美金13万元。2006年3月至2007年5月，新城厂向王波支付了358.4万元的购机款，尚有部分货款未结清。
被告人王波、王某、张丽萍对上述书证予以签认。
3、证人张丽萍证言（被告人王某之妻）：“2004年我老公王某开办了新城厂，我一直在工厂帮忙打理至今。新城厂是一家合伙企业，主营业务是彩色印刷。股东有2个，一个是我老公（占70%股份），一个是我老公的哥哥王鑑培（占30%股份）。新城厂主要由我和我老公打理，我老公在外联系业务，王鑑培主要负责车间生产，我管财务。2007年我厂从澳大利亚购买并向黄埔海关报关进口一台19**年产日本小森牌L440型二手印刷机，实际成交价格是人民币363万元。是我老公和普瑞特公司的王波谈价签合同订立的。支付机器款是通过银行电汇的，除2笔钱82.4万元汇到中仪公司外，其他都是汇入王波的个人账户。我厂总共付了358.4万元的机器款，与销售合同签的363万元相比还差几万元，后来王波也没催。该印刷机向海关申报的价格是13万美元，因为我去缴关税和增值税总共缴交了人民币28万元，我也看了报关资料，上面写的机器价格是13万美元。之所以申报价格与实际成交价格不一致我想王波为了少缴税，我们签销售合同前就谈好363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包括了税金。之所以由我缴税是王波让我去代缴的，他在北京不方便，他汇了人民币21万元给我（有存折记录），至今还欠我人民币7万元，我老公说反正机器款也差他几万元，就算了。”
4、证人张某乙证言：“我曾借钱给新城印刷厂老板王某购买机器。我曾于2005年底及2006年初与王某两次到北京和王波商谈购买二手印刷机的事宜，因他的普通话不好，所以他让我和他去北京帮他商谈价钱，最终将人民币368万元的报价协商为363万元，当中包括购机、报关、进厂调试维修等全套费用。”
5、证人倪某（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渠道产品部总经理）证言：“新城印刷厂的业务是王波在2007年左右介绍给我的。我公司代理进口新城厂的二手印刷机主要是负责联系报关公司、报关用的资料的传递、利用我公司的进出口经营权。我和王某签订委托进口代理合同。在货物到港前，王波把用于出口申报发票、合同、装箱单（上有进口货物的信息，包括型号L440，价格13万元美金）给我，我就联系了广州市卓志报关有限公司报关并快递上述报关资料、报关委托书给该公司。另外我还把合同及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前预检验申请书、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进口旧机电产品清单寄给王某，因为王某需要用上述资料复印件报商检办批文。王某是知道机器的申报价格的，因为我寄给他的合同及其他资料上都有极其的申报价13万美元，还有就是我在之前给王某寄过一份日本检验费用清单，让其缴纳境外检验费用1625美元，上面的机器价格是13万美金。我公司是按照进口机器总值13万美金的1%收取费用。”
6、黄埔海关出具的《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证实：新城印刷厂涉嫌走私的旧小森平张纸进料式胶印机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041810元，核定偷逃税759518.81元。
7、被告人王波供述：“从2004年起，我利用自己手中的客户资源，成立了普瑞特公司，自己做法人代表，主要做二手印刷机贸易。国内有客户需要购买二手胶印机时，我跟国内的客户签订购买合同，再向境外供应商采购旧机器，旧机器进口后我在一定期限内按购买合同的约定负责安装、调试及维修等工作。到了2007年左右，当时是因为要年审，而年审的标准比较严，要在商业办公室注册，不能在民居注册，当时我手上经济比较吃紧，所以就没有年审，后来就自动注销了。
我知道从海关进口货物必须如实申报，不能伪报品名、价格，同时在进口过程中需要缴纳税款，进口货物应缴纳的税款应该包括关税和增值税，增值税的缴纳是进口货物价值的17%。我成立普瑞特公司后主要的客户有迪桦公司及新城印刷厂。在2007年左右王某与我联系，说要购买一台二手印刷机，我就打电话给之前认识的日本kujira公司的樱井联系咨询。樱井提供了几台二手印刷机的照片，上面有印刷机的型号。随后我就把照片发给了王某，供他挑选。随后王某就选中了一台小森的二手印刷机。随后kujira公司报出的价格是30万美元。2006年3月左右，王某决定购买该台机，同我签订了销售协议。协议中写明机器价钱是人民币363万元。该价格包含支付供应商的机器价格、关税、增值税、国内运输、补滚筒费用、安装调试费用、清洁翻新费用、设备维修费用及售后服务的费用等。我给了王某我的私人账户，让其分期汇款过来。我随后收到了王某汇付的定金人民币20万元，到2007年5月前，我陆续收到王某汇出的机器款12笔，共计人民币358万元人民币。我支付给日本kujira公司的购机款30万美金是CIF黄埔的价格（到岸价），我以普瑞特公司的名义和kujira公司签订了购买合同，合同上的购机价是30万美元，当时是日本kujira公司将制好的合同版本传真给我，我就在合同上签字盖印，盖的是北京普瑞特公司的章，随后再回传给了日本kujira公司（因为事隔太久，我的原件和复印件都找不到了）。王某购买的小森二手印刷机是通过中仪公司代理进口的，关税由王某支付。我知道进口二手印刷机包括关税和税率，其中关税税率10%，增值税17%，综合税率是28.7%。这台二手小森印刷机向海关申报的价格是美金13万元。之所以申报价格比实际购机的30万美金少了很多，是因为当时与王某签订363万人民币的购机协议时，王某就与我商议，说机器太贵，希望能把进口机器的价格报低些，可以少缴些关税，降低成本，要不然无法承受。我为了做成这单生意，只好同意了王某的做法。我知道这样做会导致少缴关税，给国家带来损失，我知道错了，很后悔。向报关行提交的报关资料是王某通过中仪公司向报关行提交的，卓志报关行说这个价格可以，随后就以13万美金向海关申报。
我和王某商定以13万美元向海关申报后，我就通过电话告诉中仪公司的倪煜，向他讲了机器的申报价钱是13万美元，还告诉他机器的具体品名型号等内容。中仪公司根据我的价格、品名、型号等信息，制作报关用的申报资料，并寄给王某确认。王某收到资料并签字盖章确认后，他自己去递交给佛山商检局审批后，再递交广东商检局，广东商检局批完后送交国家商检总局。批完后，我从王某处取资料报送国家新闻总署，这些部门批完后，资料汇总到商务部，商务部批进口批文，商务部批好批文后，我从商务部取出批文送到卓志报关行。我给卓志报关行的商务部批文中，机器价钱是13万美元。供应商的货款我需要支付给日本小森株式会社的机器款共计30万美金，其中的13万美金是通过中仪公司正常付汇的，其余的17万美金，因为价格低报的缘故，无法正常付汇，所以都是由我以培训费的名义，用我及朋友的身份证对外付出去的。”
8、被告人王某供述：“新城印刷厂开始于1999年6月左右，成立时是一家个体工商户，2009年改为合伙企业。我占30%股份，张某乙占70%股份但不参与管理，只分红。对此我们没有签订书面协议。我大哥王金监培，没有出资，仅在工厂从事生产管理。我厂主要从事印刷彩印、海报等。在2004年左右我经朋友介绍认识王波。2006年，因我厂生产需要，准备购买一台旧的小森牌四色机，我找到王波让他帮我购机。当时，王波自己成立了北京普瑞特商务顾问有限公司。王波就通过邮箱给我发了一些旧印刷机的图片，我选定了当中的一台旧的小森牌四色机。到了2007年初，我公司资金到位了，在6月我与王波签订了购买机器的合同。合同约定机器价格是人民币363万元，包运输、安装、调试、半年的保养工作。合同中没有写明王波包报关的相关税费，但我和王波说好363万元是到厂价，后来实际我们又压价，商定是358万元，但没有重新签合同。另外，由于我比较信任王波，合同签得比较简单，我们商定的由王波支付报关税费这些内容没有全部写到合同上。当时这台机器在境外至少需要折合人民币320万元以上。王波给了我他私人的收款账户，让我分期汇款过来。我回佛山不久，就汇出定金20万元到王波私人的收款账户，之后陆续汇款给王波共计汇出12笔，358万元人民币。当时王波找了中仪公司负责印刷机的进口事宜。因为中仪公司是代理进口事宜的，所以为了报关报检，我公司曾与中仪公司签订正式的委托进口代理合同，包括委托书和外贸合同。外贸合同中一套彩印机的价格是13万美元。这个价格不是彩印机的真实价格，如我之前所述，这台小森的彩印机的成交价是人民币363万元，13万美元明显比实际成交价低。这份委托进口代理合同是用于进口申报使用的。如果按照外贸合同中彩印机的价格是13万美元进行申报，会导致向海关申报的价格偏低，会少缴纳关税、增值税。另外中仪公司为了报检，曾寄来申请报告、装运前预检验申请书等共12份文件用于报检：包括有申请报告、装运前预检验申请书、进口旧机电产品清单、委托进口代理协议、外贸合同、进口商营业执照、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外商营业执照、设备照片、成色报告及自动进口许可证。装运前预检验申请书、进口旧机电产品清单、外贸合同等资料中都有彩印机的价格，是13万美元，低于彩印机的实际价格。随后我妻子将中仪公司提供的12份文件向商检报检。当时是中仪公司的倪某和我联系进口事宜。当时中仪公司寄来了一份日本的检验费用的清单，共计境外（日本）检验费用1625美元，上面注明机器价值13万美元。我妻子把钱汇到日本。海关关税应该是由王波支付的，但机器到黄埔之后，王波给电话我，说他现在资金紧张，让我补足剩余部分交给报关行。不久，卓志报关行的于超英联系我，把进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的税票寄给我，我老婆按税票金额汇税款人民币282291.19元到卓志报关行。我垫付的人民币72291.19元，王波至今没给我。报关完毕后，机器运到我工厂，由王波安排的工人来帮我安装调试。我实际缴纳税款远远低于应缴的增值税，如果加上关税就，我实际缴纳的比应该缴纳的少的多。在进口这台旧的印刷机之前知道王波低报了价钱，但为了能让机器顺利进口，我还是配合办理而参与办理商检、缴税的环节，结果造成偷逃海关的应缴关税和增值税，我很后悔。”
对本案的事实、证据和定性、情节，本院评判如下：
（一）被告单位迪桦公司及被告人王波、何某、王某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现有证据中，1、书证主要有：（1）购机协议书。迪桦公司与王波的普瑞特公司签订的购机协议，证实：进口机身序列号为2220的日本小森牌L540型平张纸进料式胶印机的真实成交价格为人民币415万元；新城印刷厂与王波的普瑞特公司签订的购机协议，证明王某进口旧小森牌L440平张纸进料式胶印机真实成交价格为人民币363万元。（2）向海关申报的报关单据。迪桦公司进口涉案机器向海关申报的报关单据，反映涉案胶印机的申报价格为20万美元，按申报时汇率折人民币145.9万元；王某的新城印刷厂进口的涉案机器向海关申报的报关单据，反映涉案胶印机的申报价格为13万美元，按申报时汇率折人民币983593元；王波承认上述虚假报关单据的数据是其伪造的。（3）与中仪公司签订的委托进口代理合同。迪桦公司与中仪公司签订的委托进口代理合同及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日本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制定进口旧机电产品装运前检验报告》，证实中仪公司代理迪桦公司进口涉案2220机的事实；中仪公司与王某的新城印刷厂签订委托进口代理合同，证实中仪公司代理新城印刷厂进口涉案旧小森牌L440平张纸进料式胶印机的事实。（4）汇款凭证。迪桦公司购买涉案的2220机向王波及王波指定的账户汇款的相关财务凭证及银行凭证；新城印刷厂王某购买涉案机器向王波及王波指定的账户及中仪公司账户汇款的相关财务凭证及银行凭证。（5）核税证明书。据海关核税部门审定，迪桦公司案涉嫌偷逃税款人民币797693.54元；新城印刷厂案涉嫌偷逃税款人民币759518.81元。2、被告人王波、何某、王某的供述，均证实他们对向海关申报进口二手胶印机有关规定是认知的，对向海关申报涉案进口二手胶印机做了详细的供述，证实了其主观上具有走私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走私进口的行为。各被告人对走私进口二手印刷机进行了辨认。3、本案的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亦反映被告人王波、何某、王某结伙瞒骗海关、伪报价格进口二手胶印机的事实。
综上所述，上述证据足以证实被告单位迪桦公司及被告人王波、何某、王某为谋取非法利益，采用低报真实价格走私进口印刷机，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对于辩护人称该案件是国内贸易，不是走私案件的意见，经查，该案被告人王波起着居间介绍和提供虚假报关资料的作用，涉案的报关单证的收货方是迪桦公司和新城印刷厂。在签订购机合同时，买卖双方都清楚地知道涉案的机器存放在境外，需要履行报关手续后才能进口。在报关进口环节中，迪桦公司和新城印刷厂委托经营单位进口涉案机器，在海关申报资料上加盖公司印章，向海关缴纳涉案机器低报的关税，采用低报成交价格的手段走私普通货物，其行为显然不是国内贸易纠纷，而是典型的走私犯罪行为，依法应当追究被告单位和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辩护人的上述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核税问题
本案认定涉案印刷机两台的偷逃税款是以迪桦公司和新城印刷厂与被告人王波签订的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为基准，合同中没有约定单纯的机器价格。合同约定机器成交价格为买方工厂交机价格，包括中检及批文费用、进口关税及增值税、安装调试等费用，在实际履行合同的时候，确实发生了部分相关费用，对于这部分的费用是否在计算完税价格和偷逃税额的时候予以扣减。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进口时在货物的价款中列明的下列税收、费用，不计入该货物的完税价格：（一）厂房、机械、设备等货物进口后进行建设、安装、装配、维修和技术服务的费用；（二）进口货物运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三）进口关税及国内税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第十五条亦作出相同的规定。因此，由上述规定可以清晰地表明：如果在货物的价款中列明了机械、设备等货物进口后进行建设、安装、装配、维修和技术服务的费用；货物运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用；进口关税及国内税收等税收、费用的，不计入该涉嫌走私货物的计税价格；如果货物的价款中未列明上述有关税费的，应直接以合同中规定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核确定计税价格。海关认为“对于仅在合同中说明货物价款中包括上述有关税费但未列明具体数额的，应视为未列明，在确定计税价格时均不予扣减”的意见，是符合办案的客观需要的，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因此，由本案证据显示，合同约定了货物价款，但仅在合同中说明货物价款中包括上述有关费用但未列明具体数额，应视为未列明，海关核税部门在扣除明列部分的费用后由此核定出的偷逃应缴税额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本院予以采纳。
（三）对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评判
1、对于被告人王波
涉案的普瑞特公司于2004年12月成立，被告人王波为法定代表人。因未参加年审，2006年10月8日该公司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兴分局吊销营业执照。王波参与低报价格走私进口涉案两台印刷机的行为均发生在2007年之后，故其行为应当认定为个人犯罪，不属于单位犯罪。经海关关税部门核定，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557212.35元。2011年9月26日王波主动到黄埔海关缉私局投案自首，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减轻处罚。
2、对于被告单位迪桦公司及被告人何某
现有证据可以证实：迪桦公司是在2006年4月10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符合单位犯罪的主体要求。迪桦公司为谋取非法利益，采用低报价格的手段走私进口涉案印刷机，经海关关税部门核定，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797693.54元，违法所得归该单位所有，符合单位犯罪的主客观要件，迪桦公司的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何某作为迪桦公司的负责人，在单位犯罪中是负有决策和实施的作用，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其亦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1年3月11日，正在香港的何某听闻黄埔海关缉私局要找其调查走私印刷机的问题后，即刻赶回公司接受海关缉私局的调查，并对走私行为供认不讳，对迪桦公司及何某的行为依法可以认定为自首。迪桦公司向侦查机关退出违法所得45万元，何某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3、对于被告人王某
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新城印刷厂原先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之后改制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普通合伙企业，虽然走私进口印刷机是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被告人王某决定，违法所得归该厂所有，但该厂的企业类型不符合单位犯罪的主体要求，王某的行为应依法认定为个人走私犯罪。经海关关税部门核定，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759518.81元。
2011年3月11日中午王某在得知海关人员对新城印刷厂进行检查后，赶回工厂接受调查，对走私行为供认不讳，对其行为依法可以认定为自首，王某退出部分违法所得3万元，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迪桦公司、被告人王波、王某违反海关法规，以低报价格的方式将境外普通货物走私进境，其中迪桦公司偷逃应缴税额巨大，王波、王某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何某系被告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积极参与单位前述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且情节严重。迪桦公司及王波、王某、何某均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广州市迪桦彩印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罚金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二、被告人王波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三、被告人王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四、被告人何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缓刑考验期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五、继续追缴被告单位广州市迪桦彩印有限公司违法所得347693.54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某违法所得729518.81元，上缴国库。被告人王波对上述全部违法所得承担共同连带清偿责任。（由黄埔海关缉私局负责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崔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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