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07刑终第101号
原公诉机关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某某，男。因本案于2017年4月11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0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江门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超源，系广东南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某某犯受贿罪一案，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2017）粤0704刑初21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陈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振宗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陈某某及其辩护人李超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陈某某于2010年至2017年期间，利用其担任交警身份负责日常路面巡逻、执法、执勤、纠正违法、处理交通事故及被借调到某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分局参与“治超”工作等职务之便，于每年春节、中秋节前后索要或收受相关车队负责人员给予的红包，合共人民币（下同）35500元、收受某码头给予的好处费75770元、收受某连码头股东垫资7万元参与合作经营某连码头，收受总金额达181270元。
具体受贿事实如下：
1、2010年至2017年间，时任某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警员的被告人陈某某，利用其负责日常路面巡逻、执法、执勤、纠正违法及处理交通事故及被借调到某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分局参与“治超”工作等职务之便，于每年春节、中秋节前后索要或收受相关车队负责人员给予的红包。在日常执法前向上述相关车队人员透露执法信息，或减少对相关车队车辆的查处、不予处罚等方式给予回报。收受上述车他人包共计35500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09年至2017年间，被告人陈某某收受某市慧能货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高给予的红包共计5000元；
（2）2011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陈某某收受某车队负责人刘某1给予的红包共计10000元。
（3）2012年至2017年间，被告人陈某某收受新会区某土石方工程队负责人陆某给予的红包共计9000元；
（4）2015年至2017年间，被告人陈某某向江海区某土石方工程队负责人李某1、刘某2索要红包共计4000元。
（5）2015年间，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收受某杰土石方经营部负责人李某2给予的红包1000元。
（6）2015年至2017年间，被告人陈某某向某市蓬江区某材料经营部负责人陈某1光索要红包6000元。
（7）2015年间，被告人陈某某在被借调到某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分局参与“治超”工作期间，收取该局执法人员凌建新（另案处理）转交的江门市某运输有限公司给予的红包50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质证证据证实：
（1）证人陈某1高证言，证实其为了不得罪陈某某影响日常生意经营，于2015年前送给被告人陈某某600-1000元红包，2015年后的中秋、春节合共送了4000元红包，合共送红包给被告人陈某某5000元。
（2）证人刘某1证言，证实为了让被告人陈某某多关照，从2010年春节起，每年春节、中秋节送红包给被告人陈某某合共10000元。
（3）证人陆某证言，证实其为了让被告人陈某某少抓自己车队从2012年开始分别在春节、中秋节给被告人陈某某多次送红包总共9000元。
（4）证人李某1证言，证实其为了让被告人陈某某少查其车队给予被告人两次红包，每次2000元，合共4000元。其辨认出和被告人陈某某一起来的“四哥”，即凌某。
（5）证人刘某2证言，与证人李某1陈述的基本一致。不同的地方是其陈述第一次只给了被告人陈某某和“四哥”合共两份红包。其辨认出和被告人陈某某一起来的“四哥”，即凌某。
（6）证人李某2证言，证实其希望被告人陈某某对其生意将来有照顾给过一次红包1000元给被告人陈某某。
（7）证人陈某1光证言，证实从2015年中秋节起其给予被告人陈某某红包四次，合计6000元。其没有事情需要被告人陈某某帮忙，但为了不得罪被告人才送红包。
（8）证人陈某萍证言，证实其父亲代其车队给了被告人陈某某合共6000元的红包，被告人曾向其提供过帮助以及告知其查车行动消息。
（9）同案人凌某供述，证实1、2015年中秋节和2017年春节，其与被告人陈某某一起到李某1办公室坐，李某1送给他们每人一份礼品，各有一瓶名仕酒、两条中华烟、一个2000元的红包，还给多一份让陈某某转交张某铨；2、捷盈车队老板赵某勇在2014、2015、2016年春节、中秋节、2017年春节每个节日给其1000元，另外准备了9个信封，上面写有“捷盈”二字让其转交给治超执法和交警，大队长是1000元，其他500元。凌某因收受贿赂已被另案起诉。
（10）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陈某某一共做了9次笔录，在第3、4、9次笔录提到收受车队红包的情况，三次笔录中对收受红包的情况供述基本一致，且稳定，均证实：①2011-2016年期间，分别在春节、中秋节多次收取合和车队老板“蛇仔利”红包，合计7000元。②2011年-2016年春节、中秋节收取某车队老板刘某1红包合共10000元。③2011-2016年春节、中秋节收取恒泰车队老板陆某红包12000元和5条香烟。④2009-2017年期间的春节、中秋节收取慧能车队老板陈某1高红包共计10500元。⑤2011-2017年春节、中秋节收取龙腾车队陈某1光老板红包共计22000元及香烟6、7条。⑥2011-2017年春节、中秋节收取文华车队老板李某111000元人民币和5条中华香烟。⑦2015年中秋节，其收取柏利车队老板李某3裕红包8000元，其中3000元给其自己，剩下5000元给按李某3裕的意思给了治超队的队长张某铨3000元和凌某2000元。⑧2016-2017年春节、中秋节收取恒滔车队老板梁某秋红包合共2000元和1条中华香烟。⑨2015年中秋节、2016年春节收受某杰车队合共2000元红包。⑩2015年中秋节前，其在治超队上班时收取通过凌某转交的捷盈车队红包1000元和华顺车队红包1000元。①①2015中秋节前，收受满兴车队老板冯某送的名仕洋酒两瓶。上述红包和烟酒均没有退回。并用于其日常开支和偿还赌债。
2、2015年4月至2015年12月间，被告人陈某某利用其交警身份及被借调到某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分局参与“治超”工作的职务便利，在陈某强、石某1、陈某1皓、黄某1等人经营的江门某码头泥土回收生意中，为某码头介绍运泥车队、提供路面查处等方面的便利，按照每车5元或10元的标准收取回扣，以此方式共收取好处费共计75770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质证证据证实：
（1）被告人陈某某收取好处费时所使用的陈某1军的农行卡62×××76、陈某甲的建行卡62×××92、陈某某本人的工行卡（账号20×××45，卡号62×××64）等物证，证实被告人陈某某使用上述银行卡收受某码头给予的好处费。上述银行卡均已退回给被告人陈某某本人。
（2）被告人陈某某所使用的华为手机一台，系其作案过程中与涉案人员进行联系的工具。该手机中有大量来往人员的电话号码。并有相关联系信息。
（3）现金支出证明单、现金出纳账本、银行流水等书证（陈某1军的农行卡62×××76、陈某甲的建行卡62×××92、陈某某本人的工行账号20×××45，工行卡62×××64、石某1农行账户62×××75），证实陈某强等四人合伙经营某码头在2015年4月-12月份期间分8次给予陈某某好处费合共75770元。
（4）证人陈某强证言，证实其与陈某1皓、石某1、黄某1四人合伙经营某码头，并介绍身为交警的被告人陈某某给另外几位合伙人认识，为了使码头经营更加顺畅，在2015年3月-12月期间以5元/车或10元/车的价格给予被告人陈某某合共75770的好处费。陈某某曾向其借钱3.3万元，后来其要求陈某某还款5000元并打到方某明账户上。其辨认出2015年7月27日、5月4日、9月19日、8月19日、12月5日、10月28日、9月15日、9月12日共8张现金支出证明单为给予陈某某好处费的支出凭证。2015年4月14日现金支出证明单为支付陈某某好处费凭证。
（5）证人陈某1皓证言，证实其与陈某强、石某1、黄某1合伙在某码头做渣土回收生意，经陈某强介绍认识身为交警的被告人陈某某，并同意以5元/车的回扣给予被告人陈某某，在2015年5-12月期间，共支付陈某某好处费7笔，共72480元。其辨认出2015年5月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5日、10月28日《支出证明单》和9月19日、12月5日《现金支出证明单》共七笔支出是给予陈某某好处费的支出证明凭证；辨认出石某1账户中以下六笔转账是转给陈某某的好处费：①2015年7月27日转账36805元转入陈某甲账户；②2015年8月19日转出2350转入陈某甲账户；③2015年9月19日转出14000到陈某某本人账户；④2015年9月25日转出900元到陈某某本人账户；⑤2015年10月28日转出17000元到陈某某本人账户；⑥2015年12月8日转出10000到陈某1军账户。
（6）证人黄某1证言，证实2015年3月份左右，其和陈某强、石某1、陈某1皓合伙投资某码头做渣土回收生意，并在这期间以5元/车好处费给予被告人陈某某。
（7）证人唐某根证言，证实其是帮永利车队的老板伍某（2016年春节因饮酒过量死亡）打工的，经其老板介绍认识被告人陈某某，知道被告人是交警。其有运送过泥土到某码头，具体是怎样联系的其不清楚。不知道是否被告人陈某某介绍，也不知道伍某是否有和被告人有经济来往。被告人陈某某有处罚过他们的车。其辨认出2015年9月12日的现金支出证明单上“唐某根”是其签名，其签名的时候，上面没有陈某强、陈某1皓、陈某2的字样。
（8）证人冯某证言，证实其经营满兴建材销售部，负责联系客户承接运输生意。安排车辆和客户对数收钱。其在2015年左右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人陈某某，知道被告人做交警，没有经济来往。其认识梁某秋，但没有给梁某秋挂靠其满兴车队。
（9）证人李某2证言，证实其经被告人陈某某介绍有运输泥土到某码头和某连码头。后来其直接与某码头陈某强联系运送泥土到某码头，不需要经过被告人陈某某。
（10）证人陈某甲证言，证实其与被告人陈某某是堂兄弟关系。2015年，被告人陈某某要求其开一张银行卡给他用，其就将其名下在建设银行江门分行开办的一张储蓄卡交给被告人使用，直到现在该卡仍在被告人手上，具体被告人要来干什么其不清楚。其辨认出62×××92的建行储蓄卡即为其给被告人陈某某使用的银行卡。
（11）证人陈某1军证言，证实被告人陈某某是其大伯，平时没有经济来往，在2015年8、9月份左右，被告人叫其开一张银行卡给他，其就以其名义到江海区外海一间农业银行开了一张银行卡给被告人并交付给他保管并使用。其也不知道其拿上述储蓄卡的用途是什么。其辨认出卡号为62×××76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联卡为其交给被告人陈某某保管和使用的银行卡。
（12）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陈某某第2、3、4、6、7、9次的笔录，证实某码头四名股东及分工情况，“阿某1”负责财物、陈某强负责联系土方和码头日常管理、石某1、黄某1负责泥尾。通过现金或转账的方式收取某码头5元/车的好处费，合共75770元。详细如下：①2015年4月15日由户名陈某1皓转入16450元到陈某甲62×××92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上述好处费有13160元是给梁某秋的泥土款，剩下3290元才是其收取的好处费；②同年5月4日收取现金22575元，并在某码头现金支出单上面签上“陈某2”用来对账。③2015年7月27日现金支出证明单上40975元有其签“陈某2”予以签收，后扣除“阿某1”4170元运费后，由石某1账户转账36805元到其提供的陈某甲建行账户，其中33080是泥土款，3725元是好处费。④2015年8月24日收取由石某1转账2530元的好处费到其提供的陈某甲建行账户。⑤2015年9月25日收取由石某1转账900元好处费到其自己尾号为“164”的工商银行账户。⑥2015年9月19日收取由石某1转账14000元好处费到其自己尾号为“164”的工商银行账户。⑦2015年10月28日收取由石某1转账17000元好处费到其自己尾号为“164”的工商银行账户。⑧2015年12月8日收取由石某1转账10000元好处费到其提供的陈某1军的农业银行账户。上述收取某码头好处费合共75770元。均用于日常生活和偿还赌债。其收取某码头的好处费每次都给回一半给陈某强，几乎每次都是给现金，合共给了25000元给陈某强，其中有一笔5000元是通过转账到陈某强指定的珠海账户。分了25000元好处费给陈某强是双方私下约定，没有其他人知道，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
其辨认出2015年5月4日现金支出证明单22575元是某码头陈某强给其的好处费，收款人“陈某2”是其签的。7月27日现金支付证明单40975元中的3725元是好处费。8月19日现金支出证明单2530元是某码头陈某强给予其好处费。9月12日现金支出证明单1750元是陈某强代其垫资给合和车队的泥土款。9月19日现金支付证明单14000元、9月15日现金支出证明单900元、10月28日现金支付证明单17000元、12月5日支出证明单10000元均是某码头陈某强给其好处费。
3、2015年6月间，经被告人陈某某介绍，陈某强、石某1等人合议承租某连码头用于经营，并分别找到唐某达、陈某1乙、吴某1等人投资合作，并最终确定共同出资100万元，其中唐某达出资40万元，占40%份额，吴某1出资30万元，占20%份额，陈某1乙出资30万元，占20%份额，陈某强、石某1等人以陈某强为代表不予出资但负责经营，占12%份额，被告人陈某某不出资，利用其交警的职务便利为码头经营提供帮助，占8%份额挂在其堂弟陈某1乙名下。后陈某强、唐某达、吴某1、陈某1乙（以邓某1的名义）四人签订《合作协议》。2016年1月，陈某强、石某1等人退出经营，原码头经营份额重新分配，在100万元投资总额的基础上，被告人陈某某的份额增加至10%，并在亏损期间承担了码头的租金费用3.2万元，但仍未实际出资。2016年12月28日，被告人陈某某补交3万元出资款给唐某达。2017年初，被告人陈某某在某连码头的经营中按照其10%的份额分得利润2万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一审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
（1）证人陈某强证言，证实其经被告人陈某某介绍有意向租某连码头经营，后其与被告人分别找到吴某1、唐某达的朋友李老板合伙，由吴某1和李老板每人出资50万合共100万投资，每人占股50%，吴某1给了其20%干股让其对码头进行日常管理，被告人陈某某知道后要求分8%的干股，其同意。后来被告人陈某某介绍其堂弟陈某1乙参股，陈某1乙出资30万元购买了吴某120%的股份，陈某某8%的干股挂在陈某1乙名下。股东们约定先本后利，实际出资股东收回成本后持有干股的股东才能分得利润，因此其与被告人陈某某均没有分得利润，并按各自占干股的比例支付了第一个月的租金。2015年底后其提出退出，并经其他股东同意全部干股均予以退出。退出后其不清楚某连码头的经营情况。股东们同意分干股给被告人陈某某是因为其充当了中介，且被告人交警身份对码头经营有很大好处。其辨认出两份《合伙协议》就是其与唐某达等人签订的经营某连码头的合伙协议。
（2）证人石某1证言，证实2015年8月份左右，由于某码头渣土生意扩大，其与其他股东商量后作为一个股东与被告人陈某某、李老板和唐某达、吴某1合伙经营某连码头，其中他们由陈某强作为代表占12%的股份，被告人陈某某8%干股（陈某某要求的）。后来与被告人陈某某关系恶化后，其四人合伙作为某连码头股东之一就退出某连码头经营，退出后被告人陈某某的8%干股如何处理其不知道。交保护费的时候，他们的运输车队一直很顺畅，与被告人陈某某关系恶化没有交保护费后，就不断被交警查处，也没有渣土到其码头，而某连码头就未被交警查，且不断有渣土到。
（3）证人陈某1乙证言，证实其经被告人陈某某介绍以其女友邓某1的名义与陈某强、唐某达、吴某1签订《合作协议》参与合伙某连码头，出资30万元，占28%股份。陈某强退出经营后被告人陈某某也参与到经营某连码头，并按10%持有股份，但没有实际出资，在码头亏损期间承担过亏损，后来有分过一次钱，但不清楚被告人陈某某分了多少。其辨认出两份《合伙协议》就是其以其女朋友邓某1名义签订的经营某连码头的合伙协议。实际出资和经营均是其本人。
（4）证人唐某达证言，证实其经被告人陈某某介绍认识陈某强并参与投资经营某连码头，一开始与陈某强、吴某1、陈某1乙合伙，其持有40%的份额，陈某强占12%的干股。股东们约定先本后利，实际出资股东收回成本后持有干股的股东才能分得利润。后陈某强退出后其邀请被告人陈某某有参与并占有10%股份（没有实际出资），后其闻说被告人被检举即让被告人补交了3万元出资。在此期间被告人陈某某按其占有股份比例支付过码头租金合共3.2万元，分红一次2万元。让被告人陈某某参与某连码头经营是因为其交警工作认识渣土运输这方面，对生意有帮助，被告人平时没有参与到码头的经营，但在陈某1乙回去湛江期间，被告人代表陈某1乙到码头看业务和报表，也有联系梁某秋等人运泥到码头。其辨认出两份《合伙协议》为合伙经营某连码头签订的协议。
（5）证人吴某1证言，证实其与陈某强、唐某达、陈某1乙合伙经营的某连码头，签订了《合伙协议》，协议中陈某1乙的份额多出的8%是实际上给陈某1乙做交警的兄弟（陈队，具体名字不知道），因为是公职人员，就挂在陈某1乙名下。上述8%是没有实际出资。后来陈某强退出后，他们重新分配股份，唐某达占40%，其占25%，陈某1乙占35%，其中有10%是陈队实际占股。对于增持部分股份，陈队没有缴纳出资。码头经营至今一共分过一次红。唐某达分得8万元，其分得5万元，陈队分得2万元，股东们约定要等实际出资的股东收回本金后，干股股东才能参与分红。码头生意不好时，股东们需要承担租金，其支付过两三次租金，大概每次2万元，陈队也有投入过码头资金。股东们同意给予陈队干股是因为陈队是交警，其职责对码头经营有很大帮助，可以让码头经营更加顺畅。其辨认出两份《合伙协议》，“吴某1”是其本人亲笔签名，并辨认出被告人陈某某就是“陈队”。
（6）证人陈某萍证言，证实其车队与陈某1乙合作运输泥土到某连码头而有业务往来，后来陈某1乙和陈某某一起到其办公室就认识了陈某某。其曾经有一两次因为车辆被交警查了叫陈某某帮忙放车。还有陈某某会通过电话或者微信把交警查车行动的情况告诉其，让其不要出车。因为当初陈某1乙来跟他们洽谈业务的时候就说过陈某某是其堂哥，在交警工作，有什么罚单由他们处理，而且其车队本身是帮陈某1乙他们运输，执法的风险也应该由他们承担。
（7）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陈某某一共做了9次笔录，其中第2、3、4、8、9次笔录中作了关于违规参与经营某连码头的供述，主要证实2015年7、8月左右与唐某达、吴某1、陈某强等人合伙经营某连码头，由唐某达出资40万元，占股30%，吴某1出资30万元，占股30%，其堂弟陈某1乙出资30万元，占股20%，陈某强与其没有实际出资，负责码头管理占有12%干股，其占有8%干股。大家约定等实际出资人收回成本后其与陈某强才能参与分红。2016年1月左右，陈某强退出码头经营，股份重新分配，其变为占股10%，在此期间承担过码头租金支付了3.2万元，后来补交了5万元的出资，其中3万元是在2016年12月份左右以现金方式给唐某达、2017年春节后分得2万元分红。某连码头同意给其干股或者实股是因为其是交警，在路面有执法权，跟土石方老板熟，希望其能多联系业务给码头并让码头顺利开展业务。其最后一次笔录和在庭审中变更了其当时跟陈某强说过不要那8%的干股，让他给陈某1乙，后来不知道陈某强怎样处理。并认为其后来占有10%的股份有实际出资、在亏损时承担码头租金、有实际参与某连码头经营，属于公务员违规经商，不属于违法的受贿行为。
另查明：
1、被告人陈某某毕业参军退伍后从1992年1月起至今一直在某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任某，其身份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此期间，其以短信等方式向相关人员透露执法信息。
2、经群众向江门市人民检察院举报关于被告人陈某某涉嫌违法犯罪，江门市人民检察院经初查于2016年9月19日将该案交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查办。2017年2月16日，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在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协调下通过某市公安局纪委通知被告人陈某某接受调查，期间，其如实供述了收受某码头好处费的事实及“合作”投资某连码头等问题，涉嫌严重违纪。江门市纪委于2017年2月17日决定对被告人陈某某采取“两规”措施，在“两规”期间，被告人陈某某又交代了收受各运输车队老板红包的问题。被告人陈某某到案后又交代了同案人凌某共同收受或从凌某手上分得相关车队老板红包的事实，对侦破凌某涉嫌受贿案有一定作用。
3、被告人陈某某在两规期间向江门纪委退缴违纪款人民币18万元，上述违纪款包括收受车队红包、某码头回扣款，但不包括涉案的某连码头相关的违法所得。该笔款项已被中共蓬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上缴国库。被告人陈某某家属在本案审理期间向江海区人民法院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万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经一审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
1、陈某1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卡号为62×××76）、陈某甲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为62×××92）以及被告人陈某某本人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账号20×××45、卡号62×××64）。证实被告人陈某某收取好处费时所使用的银行卡。
2、被告人陈某某所使用的华为手机一台，证实被告人陈某某在作案过程中与涉案人员进行联系的工具。该手机中有大量来往人员的电话号码。并有相关联系信息。
3、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公务员资料信息。证实被告人陈某某的个人身份信息，及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其于1992的1月进入某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在2005年11月至2010年4月，系某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警察蓬江大队机动巡逻中队副中队长。2010年4月到2012年10月为某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交警大队宣传股副股长。2012年10月至11月为宣教股一级警员；2012年11月至2015年4月为机动巡逻中队一级警员；2015年4月至6月为四中队一级警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为机动巡逻大队一中队一级警员；2016年2月至2017年4月为蓬江大队二中队一级警员；2017年4月至今为二中队科员（受行政撤职处分）。
根据某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供的工作简历，被告人陈某某在1992年至1997年间的工作为路面巡逻、执法、警卫；1997年7月至2002年4月间为路面巡逻、执勤；2002年4月至2005年11月为路面巡逻、执法、警卫；2005年11月至2010年4月为路面巡逻、执法；2010年4月至2012年11月为辖区交通宣传；2012年11月至2015年4月为路面巡逻、执法；2015年4月至2015年6月为路面巡逻、执勤；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为路面巡逻、执法；2016年2月至2017年5月为路面巡逻、执勤、处理简易事故。
上述书证证实被告人陈某某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其职务范围为巡逻、执法，在本案各涉案事实中被告人陈某某均利用了其职务便利进行收受或索取他人款项。
4、扣押及发还清单，证实从被告人陈某某处扣押华为手机一台、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二张（卡号45×××04、62×××64）、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一张（卡号62×××76）、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一张（卡号62×××92）、江门融和农商银行银行卡一张（卡号62×××03）、中国邮政储蓄卡一张（卡号62×××99），上述银行卡已发还给被告人陈某某。
5、相关纪律处罚文书，包括两规措施通知书、行政撤职处分通知、开除党籍处分通知、暂扣封存款项呈批表，证实2017年4月11日，江门市监察局对被告人陈某某予以行政撤职处分。处分决定中认定，被告人陈某某接受与行使工作职权有直接关系的运输队老板所送的红包礼金19000元；利用职务便利，收受社会老板回扣款项72480元。纪委对其开除党籍。在2017年3月29日被告人陈某某已经向纪检退缴违纪所得款项18万元，其主动交代在2011年至2017年间，收受服务管理对象送的节日红包81500元，2015年3月至12月收受陈某强给的回扣约10万元，由市纪委收缴。即本案中三宗事实中收取车队老板好处费以及陈某强回扣，被告人陈某某已经向纪委退缴其违法所得。
6、关于陈某某是否构成立功的情况说明，证实不认定被告人陈某某构成立功，但有酌情从轻处罚情节。
7、电子数据（光盘两张、鉴定书一份）
由江海区人民检察院委托，江门市人民检察院从被告人陈某某手机中所恢复的部分信息资料，显示被告人陈某某手机与他人的通信内容。具体如下：
（1）与交警凌某137××××1510在2017年2月14日至2月15日，显示被告人陈某某与凌某通传执法信息。（2）与龙小姐阿某2、与龙爷137××××9254的内容印证证人陈某萍的证言，证实被告人陈某某参与经营，还有答应帮他人处理罚单信息。（3）与一叫双木林在2016年7月至9月间的聊天内容，证实被告人陈某某向他人透露交警部门的执法行动。（4）与一叫黔少的在2016年8月间的聊天内容，证实被告人陈某某有赌博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款项18127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但江门市海区人民法院对公诉机关提出被告人陈某某受贿金额巨大的认定不予采纳。被告人陈某某在接受办案机关调查以及庭审期间主动供述了其受贿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陈某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陈某某的家属代其主动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陈某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对被告人陈某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81270元，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各自上缴国库。三、随案扣押被告人陈某某华为手机1台，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上诉人陈某某上诉称：1.一审法院没有对上诉人宣告缓刑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案中，上诉人虽有收受他人红包的事实，但当时只是认为是节日人情之间的正常送礼，且从来没有主动向他人索要过。而且公安机关指控的第二宗事实中，上诉人当时认为收取的只是中介费，并非好处费。至于经营某连码头的事实，上诉人当时有参与某连码头的实际经营和真实出资，只是认为是违反了公务员不得经营规定的违规违纪行为。因此，上诉人的行为虽然构成受贿犯罪，但显然并非属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小腐蚁贪型犯罪”。2.上诉人有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的行为。3.上诉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并且积极退还全部赃款。4.上诉人愿意交纳罚金。综上，对上诉人适用缓刑不会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可宣告缓刑。
上诉人陈某某的辩护人辩护称：1.一审法院认定陈某某的第三宗事实构成受贿罪属认定错误，该部分事实不构成受贿罪，涉及的受贿数额应在受贿总额中予以扣减。由于一审法院认定陈某某受贿的数额有误，导致对陈某某的量刑过重，应予改判，理由如下：（1）陈某某在第三宗事实中有实际的出资及参与涉案某连码头经营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参与某连码头股东分红，其行为并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以受贿论处的情形，系属公务员的违规经商行为。（2）假设一审法院认定陈某某的第三宗事实构成受贿罪正确，但在该部分涉及的受贿金额中只扣减陈某某在第一次接受司法机关调查前补交的出资30000元明显与事实不符，严重损害陈某某的合法权益。陈某某的供述与证人唐某达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陈某某在第一次接受司法机关调查前补交出资金额为50000元；另陈某某曾出资32000元交付某连码头租金。因此陈某某在本案中针对某连码头10%股份已履行了出资的义务，共计出资82000元。即使最终认定该部分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该部分出资金额82000元亦应予以扣减，该部分涉及的受贿金额应为18000元。3.陈某某是初犯、偶犯。4.陈某某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好，且到案后主动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主动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并且愿意交纳罚金。综上，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对陈某某予以改判。
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一审庭审依法对各定案证据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一审合议庭对相关意见予以充分考虑并在判决书中予以说明；在二审期间，上诉人及其代理律师均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恰当，建议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陈某某构成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陈某某及其辩护人均没有新的证据向本院提交。
对上诉人陈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提出庭、上诉、辩解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陈某某犯受贿罪的第三宗事实是否成立的问题。
（1）根据《陈某某个人公务员资料》、《工作简历》证实，陈某某案发时身份为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国家工作人员。
（2）根据唐某达、邓某香、吴某1、陈某强签订的《合作协议》两份、《银行流水账单》等书证，结合证人陈某强、石某1、吴某1、唐某达、陈某1、陈某萍的证言、上诉人陈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实2015年7、8月左右，陈某某与唐某达、吴某1、陈某强等人合伙经营某连码头，由唐某达出资40万元，占股份30%，吴某1出资30万元，占股份30%，陈某1出资30万元，占股份20%，陈某强没有实际出资，但负责码头管理，占12%干股份，陈某某没有实际出资，占8%干股份。大家约定等实际出资人收回成本后干股股东才能参与分红。2016年1月左右，陈某强退出码头经营，股份重新分配，陈某某变为占股份10%。在此期间，大家约定按比例承担码头亏损，陈某某在亏损期间承担了码头租金32000元，但仍未实际出资。2016年中秋节后，唐某达因闻说陈某某被检举，遂要求陈某某补交投资款，陈某某在此情况下支付30000元出资款给唐某达，属于被动出资，并于2017年春节后分得2万元分红，有实际参与某连码头经营行为。根据本案证据，某连码头同意给陈某某干股或者实股是因其是交警，在路面有执法权，跟土石方老板熟，希望其能多联系业务给码头并让码头顺利开展业务。而陈某某实际上亦为上述行为提供了帮助，为他人谋取利益。陈某某参与某连码头经营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项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综上，陈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接受请托人的投资，并参与到合作的某连码头日常经营当中，其行为应当以受贿论处，构成受贿罪。
（3）关于请托人陈某1萍给予陈某某的出资额问题，2016年1月左右，陈某强退出码头经营，股份重新分配后，陈某某变为占股份10%，但仍没有出资。但因为在此经营过程中，根据陈某某的供述，结合唐某达在侦查阶段详细陈述的陈某某补交出资额的证言，吴某1某连南昌码头公账户的存款明细账，可以证实陈某某于2016年12月28日补交30000元的出资额给唐某达后，唐某达即存入吴某1某连南昌码头公账户。鉴于陈某某在补交上述出资额时，码头仍在正常经营当中，因此该受贿额应予以扣除。故以案发时某连码头股东实际为陈某某出资的金额70000元来认定其受贿数额。虽然证人唐某达在后来的证言中证实陈某某曾在该时间段内先后两次共补交20000元的出资额给其，但无法说清楚其接收出资额的具体细节，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对上诉人陈某某的量刑情节问题。
上诉人陈某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称陈某某是初犯、偶犯、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好，且到案后主动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主动退出全部违法所得的情节经查证属实，原审法院亦予以了认定。但上诉人陈某某在一审宣判前并没有主动预缴罚金的行为。
上诉人陈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第一宗受贿事实中，利用其负责路面巡查、对车队有执法、查处权之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管理对象的红包或向管理对象索要红包；在第二宗受贿事实中，利用日常执法过程与车队打交道，以及对车队有执法、查处权之便介绍车队到某码头，在介绍车队到某码头运送渣土过程中，对运送的车队在日常执法过程中予以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第三宗受贿事实中，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接受请托人的投资，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其补交部分出资额是在唐某达闻说陈某某被检举后要求陈某某补交出资额的情况下，陈某某才被动补交的，并非其自愿的行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陈某某受贿时间跨度长、次数多、受贿方式多样以及与其职务行为紧密关联性，属于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小腐蚁贪”型犯罪，民怨较大的意见符合案件事实。综上，上诉人陈某某的行为不符合判处缓刑的要件，不适宜宣告缓刑。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款项18127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上诉人陈某某在接受办案机关调查以及庭审期间主动供述了其受贿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上诉人陈某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且其家属积极代其主动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陈某某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辩护称原审判决第三宗事实认定陈某某构成受贿罪属认定错误及请求对陈某某宣告缓刑的意见均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意见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崔进文
审判员 陈有就
审判员 周 密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粤美
书记员 陈健欢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