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皖行赔终9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岳西县土库生态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岳西县天堂镇建设西路木冲弄，组织代码证06806967-X。
法定代表人聂仁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长应，安徽大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聂仁杰，男，197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望江县。
委托代理人袁长应，安徽大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鲍跃辉，男，196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望江县。
上诉人（一审被告）岳西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岳西县天堂镇天堂路1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8280031363684。
法定代表人江春生，该县县长。
出庭负责人许洪斌，该县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刘君君，该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鲍振华，安徽皖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胡祥伦，男，197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代理人杨万贵，安徽皖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岳西县土库生态林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诉岳西县人民政府、胡祥伦行政赔偿一案，各方均不服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8行赔初6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土库公司及上诉人聂仁杰的委托代理人袁长应，上诉人鲍跃辉，上诉人岳西县人民政府的出庭负责人许洪斌及委托代理人刘君君、鲍振华，上诉人胡祥伦及委托代理人杨万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在一审中诉称：2008年6月23日，岳西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坐落岳西县田头乡土库村面积8711.8亩岳林证字(2008)第X号《林权证》。2013年5月7日原告公司成立。2013年5月10日第三人将其自己为权利人的林权作价710万元由聂仁杰、鲍跃辉受让，并签订《转让协议书》。2013年5月20日第三人收到全部转让款后，退出公司，《林权证》变更登记原告为权利人。原告得知《林权证》项下权利为虚假权利后，依法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宣判后，被告、第三人提起上诉。2016年6月29日终审判决，确认被告为土库公司颁发的岳林证字(2013)第XX号、第XX号《林权证》的行为违法，撤销被告为土库公司颁发的岳林证字(2014)第Y号、第YY《林权证》。2016年8月15日原告依法向被告书面提出赔偿请求。2016年9月28日被告书面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原告认为，首先，原告持有的林权证因被告违法登记被依法撤销，被告对主要证据不足的申请予以登记，过错明显；其次，原告林权证被撤销，林权证项下所有的权利随之丧失，丧失的原因属于被告的违法登记，因果关系明确；再次，林权证的取得依法应当予以登记，方可以行使权利，登记行为不仅是公示证明，且属于权利确认。如果被告依法严格审查，就不会对“主要证据不足”的林权登记申请予以登记发证，就不会有原告公司的成立，原告也不会向第三人支付巨额的转让费。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因登记行为违法赔偿原告财产损失11583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12月8日，岳西县田头乡土库村村民委员会受村民委托与胡祥伦签订《林权转让合同》，将土库村16个村民组155户村民共计8711.8亩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以每亩200元的价格转让给胡祥伦30年。同日，胡祥伦向岳西县田头乡土库村村民委员会支付了约定的首笔款项871180元。2007年12月9日，胡祥伦向岳西县林业局递交变更林权登记申请表，2008年6月23日，岳西县人民政府向胡祥伦颁发岳林证字（2008）第x号《林权证》。2013年5月6日，胡祥伦以土库公司名义向岳西县林业局提交报告，以其注册成立土库公司为由，申请将原岳林证字（2008）第X号林权证的个人权利人变更为公司法人为权利人，并提交了2013年5月7日以胡祥伦、聂仁杰、鲍跃辉三自然人为股东成立的土库公司章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证，其中公司注册资金30万元，胡祥伦认缴出资为27万元、聂仁杰认缴出资为2万元、鲍跃辉认缴出资为1万元。胡祥伦2013年5月8日出具《说明》，内容为：本人胡祥伦和土库公司属同一人（法人），现因发展需要，将自然人变更为法人。2013年5月9日，岳西县人民政府为土库公司颁发岳林证字（2013）第XX号（5037亩）、第100254号（3674.8亩）《林权证》。2013年5月10日，胡祥伦、聂仁杰、鲍跃辉签订《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胡祥伦获得的8711.8亩的林地使用权以及该林地上的林木所有权，经胡祥伦、聂仁杰、鲍跃辉协商作价为710万元整；胡祥伦承诺以采取注册公司的形式将林权证变更登记到聂仁杰、鲍跃辉名下，先由三人为股东注册公司，林权证变更到注册的公司名下后，胡祥伦将公司股权以转让的方式转让到聂仁杰、鲍跃辉名下，胡祥伦退出公司，转让完成。2013年5月20日，土库公司将公司章程进行修正并办理备案登记，其中聂仁杰认缴出资修正为15.5万元、鲍跃辉认缴出资修正为14.5万元，胡祥伦退出公司。2014年8月20日，土库公司向岳西县林业局提交《法人代表变更申请》，请求将岳林证字（2013）第XX号、第100254号林权证上法人代表由胡祥伦更改为聂仁杰。2014年8月25日岳西县人民政府向土库公司颁发岳林证字（2014）第Y号（3674.8亩）、第YY号（5037亩）《林权证》。2015年7月14日土库公司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岳林证字(2008)第X号《林权证》因无实际权利，请求依法确认岳西县人民政府、岳西县林业局变更登记确认的岳林证字(2013)第XX号、100254号《林权证》、岳林证字(2014)第Y号、YY号《林权证》无效。2016年1月4日该院作出（2015）宜行初字第00024号行政判决，以胡祥伦隐瞒林权权属相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致使岳西县人民政府错误为其颁发岳林证字(2008)第X号《林权证》，判决确认岳西县人民政府颁发岳林证字(2008)第X号《林权证》、岳林证字(2013)第XX号、100254号《林权证》违法；撤销岳西县人民政府颁发岳林证字(2014)第Y号、YY号《林权证》行政行为，林权证作废。宣判后，岳西县人民政府、岳西县林业局、胡祥伦不服提起上诉。2016年6月29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行终268号行政判决，以土库公司对岳林证字(2008)第X号《林权证》无诉讼主体资格，岳西县人民政府在变更登记岳林证字(2013)第XX号、100254号《林权证》时，显属主要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土库公司对岳林证字(2008)第X号《林权证》颁证行为的起诉；确认岳西县人民政府颁发岳林证字(2013)第XX号、100254号《林权证》行政行为违法；撤销岳西县人民政府颁发岳林证字(2014)第Y号、YY号《林权证》。2016年8月15日土库公司向岳西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2016年9月28日岳西县人民政府作出岳行赔决字（2016）第01号不予赔偿决定，2016年10月17日土库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2017年6月30日土库公司以遗漏当事人为由申请撤回起诉，2017年7月4日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记，给原告造成损害，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合理审慎职责的，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的作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述法律内容是针对在不动产登记过程中，登记申请人及登记机构因其自身过错给他人造成损害应当如何承担责任作出的规定。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胡祥伦在2013年5月6日以尚未成立的土库公司名义提交报告，申请将其个人名下的岳林证字（2008）第X号林权证变更登记到到土库公司名下。在申请材料中，胡祥伦并未依法递交土库公司如何获取岳林证字（2008）第100097号《林权证》项下权利的应有权属来源证明材料，仅凭其自己出具的《说明》申请变更登记林权证。而被告未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便于2013年5月9日向土库公司颁发岳林证字（2013）第XX号、100254号《林权证》。随后，在2014年8月20日，又依土库公司申请将岳林证字（2013）第XX号、100254号《林权证》法人代表更改为聂仁杰，并颁发岳林证字（2014）第Y号、YY号《林权证》。上述变更登记林权证的行为，已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行终268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并依法撤销岳林证字（2014）第Y号、YY号《林权证》。因此，造成变更登记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的直接原因是胡祥伦在申请变更登记时所提交的材料虚假且不实，以及被告在变更登记时未尽到合理审慎的对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的审查义务。因聂仁杰、鲍跃辉是在岳林证字（2013）第XX号、100254号《林权证》颁发后与胡祥伦签订协议，以710万元价款接受该两证项下的林地使用权以及林木所有权，且胡祥伦在明知其个人名下的《林权证》已变更登记到土库公司名下，又以个人名义将该《林权证》以710万元价款予以转让。胡祥伦是该林权证变更登记的最终受益人，在该林权证变更登记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胡祥伦应当全额承担赔偿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因违法变更登记所造成损害；又因聂仁杰、鲍跃辉是基于对岳林证字（2013）第XX号、100254号《林权证》信赖而共同出资710万元，故被告亦应承担变更登记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被依法撤销后对聂仁杰、鲍跃辉损失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被告提出聂仁杰、鲍跃辉的赔偿请求应先行申请及土库公司重新起诉违反法律规定问题，因岳林证字（2013）第XX号、100254号《林权证》系聂仁杰、鲍跃辉两人共同出资购买，两人是两林权证实际拥有者，且土库公司股东系聂仁杰、鲍跃辉两人。故土库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国家赔偿，亦包涵了聂仁杰、鲍跃辉两人的权利，两人以原告身份起诉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土库公司与聂仁杰、鲍跃辉作为原告起诉，亦不属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的情形。
因本案是违法变更林权登记及林权证被撤销导致混合侵权的行政赔偿，并非共同侵权。行政赔偿直接损失确认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虽转让的林权价值经评估为10043905元，但该评估的价值不适用于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综合考量过错程度及在损害发生中所起的作用，胡祥伦对造成错误变更登记负有直接责任，其提供虚假不实材料取得林权变更登记，导致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违法，引发了行政赔偿的后果，且又以个人身份转让已变更的林权证，其依法应当承担聂仁杰、鲍跃辉两人因转让林权证所产生损失的赔偿责任以及自2013年5月1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岳西县人民政府因其过错行为依法应当承担督促胡祥伦赔偿聂仁杰、鲍跃辉因转让林权证所产生损失之责，在胡祥伦一定期限内不能偿还时，承担赔偿聂仁杰、鲍跃辉两人因转让林权证所产生10%损失及自2013年5月1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岳西县人民政府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后，有权就其承担的赔偿数额向胡祥伦行使追偿权。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第三人胡祥伦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直接损失本金71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5月10日起至赔偿款给付完毕之日止）；岳西县人民政府在第三人胡祥伦不能偿还赔偿款时30日内，向原告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支付其直接损失本金710万元的10%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5月10日起至赔偿款给付完毕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违约金利息。
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上诉称：1、岳西县人民政府应为本案行政赔偿义务主体，一审判决胡祥伦承担赔偿责任、岳西县人民政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2、其林权证项下的财产损失评估报告确定的价值为10043905元，应作为定案依据，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岳西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因土库公司提交的权属来源证据材料不足，致其办理林权变更登记被确认违法，并未直接造成土库公司损失，土库公司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2、一审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3、聂仁杰、鲍跃辉作为土库公司股东，不享有与公司同时提起行政赔偿的主体资格。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的起诉。
胡祥伦答辩称：其不是行政赔偿的义务主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对其诉讼请求。
岳西县人民政府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本金710万元及利息系公司法人与股东的共同共有财产，混淆了法人财产与股东财产；将胡祥伦以土库公司名义申请林权变更登记行为全部认定为个人行为，混淆了法人行为与个人行为，明显错误。土库公司与胡祥伦申请林权变更登记行为，是聂仁杰、鲍跃辉与胡祥伦恶意串通、逃避税费、骗取林权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一审判决故意颠倒林权协商转让、申请变更登记及颁证的先后顺序，无端加重颁证机关的责任。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土库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以遗漏当事人为由撤回行政赔偿诉讼，一审裁定准许后，又提起本案行政赔偿之诉，无正当理由，一审应裁定驳回起诉。聂仁杰、鲍跃辉作为土库公司股东与公司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之间无利害关系，且聂仁杰、鲍跃辉未履行向行政机关请求赔偿的前置条件，不具备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一审认定其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处理本案，明显错误。3、一审庭审中审判长口头驳回回避申请，违反了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的规定，程序明显违法。4、一审判决认定为损失的股权转让款系聂仁杰、鲍跃辉、胡祥伦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民事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的起诉。
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答辩称：胡祥伦通过提供虚假的林权转让协议来骗取登记是确认颁证行为违法的根本原因，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岳西县人民政府的上诉，改判支持其上诉请求。
胡祥伦答辩称：其提供的林权变更登记材料是真实的，不是恶意串通，其他同意岳西县人民政府的上诉意见。
胡祥伦上诉称：1、一审判决故意回避和颠倒本案关键事实。望江县公安局对其本人及聂仁杰、鲍跃辉的询问笔录，证明涉案林权转让方式是聂仁杰想出来的，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后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得到确认和落实。其在股权转让之前依法享有岳林证字（2008）第X号林权证项下的林权，股权转让是建立在该民事权利基础之上，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聂仁杰、鲍跃辉系基于对变更后林权证的信赖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末倒置。2、本案不存在行政赔偿问题。林权变更登记行为违法不能改变权利基础的合法性，林权系物权，亦不存在变更登记行为违法而灭失。变更登记行为违法而被撤销，是将登记行为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其损失也仅是变更登记和重新登记的费用支出。一审判决将涉案股权转让款710万元这一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与行政赔偿范畴混为一谈，极其错误。3、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处理本案，明显错误。4、一审违反了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的规定，程序明显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对其诉讼请求。
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答辩称：根据物权法定原则，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要件，岳西县人民政府变更登记错误造成其林权灭失，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岳西县人民政府答辩称：基本同意胡祥伦的上诉意见，对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的起诉，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应予以驳回。
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各一份，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各一份，证明：⑴被告为原告颁发岳林证字(2013)第XX号、第XX号《林权证》的行为违法，正是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导致原告持有岳林证字(2014)第Y号、第YY《林权证》被依法撤销；⑵由于被告违法的颁证行为，直接导致原告享有的林权证项下财产灭失。3、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原告因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被告申请赔偿，被告再次违法拒绝赔偿。4、原告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一份、银行贷款凭证一份、证人证言五份，证明：⑴被告明知林权虚假登记，仍然予以受理并颁证，违法明显；⑵原告因依赖林权证公信力，股东股权转让，吸收股东增加资本，原告资产增加；⑶本案另外两个原告也即原告公司两股东，出巨资接受股权转让，其股权价值来源于林权价值；⑷本案另外两个原告也即原告公司两股东，系银行贷款筹资受让股权，现贷款未还，林权又因被告违法而被撤销，损失巨大，其中贷款的本息属于被告违法行政造成的直接损失。5、评估报告一份及评估费用发票一张，证明：⑴被告颁发的林权证项下资产经评估价值为10043905元，也即原告因被告违法行为造成的部分直接损失；⑵原告支出的评估费用应属于原告的直接损失。
岳西县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岳西县土库生态林业发展有限公司赔偿申请书、岳西县人民政府不予赔偿决定书、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宜行初字第00024号行政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行终字第268号行政判决书、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8行赔初6号行政裁定书，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土库公司主张行政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所谓的损害结果与被告的林权变更登记违法、《林权证》被撤销之间无因果关系。原告土库公司系撤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诉。
岳西县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经胡祥伦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望江县公安局2014年11月4日对聂仁杰、2015年（应为2014年）11月4日对鲍跃辉、2015年1月21日对胡祥伦的询问笔录，证明涉案林权证的转让形式是聂仁杰想出来的，后在2013年5月10日的转让协议中得到了确认和落实，并付诸实施，并证明聂仁杰、鲍跃辉是刑事案件的报案人不是证人。
上述证据均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本案证据的审核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望江县公安局对聂仁杰、鲍跃辉的询问笔录载明，2013年4至5月份期间，聂仁杰、鲍跃辉与胡祥伦口头商定，聂仁杰、鲍跃辉从胡祥伦处受让8711.8亩林地，转让价700万元，采取先注册成立公司然后进行股权转让的方式实施，一切手续由胡祥伦操办。同年5月7日以胡祥伦、聂仁杰、鲍跃辉为股东的土库公司成立。同年5月9日岳西县人民政府为土库公司办理了林权变更登记，将胡祥伦名下的林权变更登记到土库公司名下。同年5月10日胡祥伦、聂仁杰、鲍跃辉签订《转让协议书》。之后，聂仁杰、鲍跃辉陆续支付胡祥伦转让款710万元。同年5月20日，土库公司修正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备案登记，胡祥伦退出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提起本案行政赔偿之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二、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主张的林权价值10043905元损失是否存在，若存在，其与岳西县人民政府违法变更登记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三、一审判决认定聂仁杰、鲍跃辉是基于对土库公司名下林权证的信赖而共同出资710万元，判决胡祥伦承担710万元及利息的赔偿责任、岳西县人民政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对胡祥伦回避申请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围绕上述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该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岳西县人民政府将胡祥伦个人名下林权办理到土库公司名下的林权变更登记行为，已被本院（2016）皖行终268号生效行政判决以颁证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为由确认违法，并撤销了后续的法人变更登记的林权证，土库公司认为因此而受到损失，可以诉请岳西县人民政府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土库公司系单独提出赔偿请求，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2016年8月15日土库公司向岳西县人民政府提出赔偿请求，同年9月28日岳西县人民政府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同年10月17日土库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该条规定禁止再诉制度主要是针对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终局判决或存在导致诉的利益丧失后撤回起诉的情形。2017年6月30日土库公司以遗漏当事人为由申请撤回起诉，同年7月3日一审裁定准许撤诉，同年7月4日土库公司与聂仁杰、鲍跃辉作为共同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土库公司以遗漏当事人为由撤回起诉后再行起诉，不属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情形，但其再行起诉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一般不应准许其撤回起诉，聂仁杰、鲍跃辉要求参加诉讼可以通过追加第三人的方式进行。鉴于一审法院裁定准许土库公司撤诉后又同意其重新起诉，且作出了实体判决，从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角度考虑，对土库公司于2017年7月4日重新起诉宜认定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关于聂仁杰、鲍跃辉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投资者设立公司，形成以资本联合为基础的公司权利结构，在这个权利结构中，股东享有股权，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具有法人财产权，使公司成为法人实体，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独立的人格，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股东权是指基于股东地位而享有的权利，与公司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聂仁杰、鲍跃辉投资设立土库公司，作为股东其享有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土库公司因登记在其名下的林权证被确认违法和被撤销请求赔偿，聂仁杰、鲍跃辉作为股东对该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与被诉赔偿请求之间无利害关系，在土库公司提起赔偿请求之诉的情况下，不能与公司一并提起行政赔偿之诉。故聂仁杰、鲍跃辉提起本案行政赔偿之诉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判认定聂仁杰、鲍跃辉与被诉赔偿请求之间有利害关系,进而认定其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是将股东事实上存在的与公司间的“利益关系”错误等同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混淆了公司权利和股东权利的区别，本院予以指正。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登记，最基本的效力表现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考虑到现行法律的规定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农村的实际情况，该法并没有对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一概规定必须经依法登记才发生效力。该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里规定的是“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而不是“不发生效力”，即并未规定必须登记才发生效力。故农民集体所有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转让，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本案中，聂仁杰、鲍跃辉与胡祥伦采取先注册成立公司然后进行股权转让的方式，转让农民集体所有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岳西县人民政府为土库公司办理了林权变更登记被确认违法和撤销，仅是发生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并不导致土库公司不动产物权的丧失，其物权归属仍基于民事基础法律关系来确定。因此，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主张其受让8711.8亩林地的林权价值10043905元是其因林权证被撤销而遭受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请的标的并不存在，更与岳西县人民政府违法变更登记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故其在一审中诉请被告赔偿其财产损失11583万元的请求，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此外，本院（2016）皖行终268号生效行政判决确认岳西县人民政府变更登记行为违法并撤销涉案《林权证》，系因“岳西县人民政府仅凭胡祥伦提供的说明，即将胡祥伦持有的林权证变更登记到土库公司名下，显属主要证据不足”，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完全可以通过完善林权变更的证明文件，重新申请办理林权登记。
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胡祥伦与聂仁杰、鲍跃辉之间有关8711.8亩林地转让，系双方协商一致采取先注册成立公司然后进行股权转让的方式实施。2013年4至5月份期间胡祥伦与聂仁杰、鲍跃辉之间达成口头协议；同年5月7日成立以胡祥伦、聂仁杰、鲍跃辉为股东的土库公司；同年5月9日岳西县人民政府将胡祥伦名下的林权变更登记到土库公司名下；同年5月10日胡祥伦、聂仁杰、鲍跃辉签订《转让协议书》；之后，聂仁杰、鲍跃辉陆续支付胡祥伦转让款710万元；同年5月20日，土库公司修正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备案登记，胡祥伦退出公司。根据上述事实，虽然双方签订《转让协议书》是在岳西县人民政府将胡祥伦名下的林权变更登记到土库公司名下之后，但不能据此认定聂仁杰、鲍跃辉是基于对土库公司名下林权证的信赖而共同出资710万元，聂仁杰、鲍跃辉共同出资710万元通过成立公司然后股权转让的方式受让胡祥伦8711.8亩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系基于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聂仁杰、鲍跃辉与胡祥伦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不因是否办理物权变更登记而影响其效力。故一审判决认定岳西县人民政府违法变更登记行为造成土库公司遭受710万元及利息损失，依据不足。聂仁杰、鲍跃辉是否遭受710万元转让款及利息的损失，系聂仁杰、鲍跃辉与胡祥伦之间2013年5月1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双方若发生争议，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畴，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一审中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对此标的亦并未明确提出诉讼请求。因此，一审判决胡祥伦对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承担转让款710万元及利息损失的赔偿责任、岳西县人民政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焦点四。本院认为，一审庭审前，胡祥伦提出书面回避申请，认为本案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曾参与本案关联案件的审理和记录，而该关联案件的判决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故申请本案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回避。因胡祥伦提出回避申请的事由，明显不属于法定回避事由，故一审庭审中审判长当庭口头驳回其回避申请，并不影响胡祥伦的实体权利。且一审庭审期间，法庭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后，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各方当事人均回答不申请回避，因此，一审对胡祥伦回避申请的处理并无明显不当。
综上，岳西县人民政府和胡祥伦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土库公司、聂仁杰、鲍跃辉的诉讼请求及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8行赔初6号行政赔偿判决；
二、驳回岳西县土库生态林业发展有限公司、聂仁杰、鲍跃辉的赔偿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玉圣
审 判 员 宋 鑫
审 判 员 蒋春晖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戴 红
书 记 员 刘 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