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3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覃永德，男，汉族，住广州市，公民身份号码：0319。
委托代理人：郭春玉、陈泰，均系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庭润，男，汉族，住江门市江海区，公民身份号码：6216。
委托代理人：邓瑞芬，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超英，广东东方大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覃永德因与被上诉人刘庭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5)江海法海民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根据刘庭润提交的四份《广东农村信用合作社电汇凭证》，刘庭润于2008年12月8日向覃永德转账交付400000元，于2009年1月7日向覃永德转账交付284000元，于2009年6月30日向覃永德转账交付1000000元，于2010年4月16日向覃永德转账交付250000元。
根据刘庭润提交的两份《广东农村信用合作社异地通存通兑业务回单》，刘庭润于2010年4月4日向熊仁富转账交付230000元，于2010年4月11日向熊仁富转账交付200000元。
根据刘庭润提交的三份《境内汇款申请书》，刘庭润于2010年2月1日向关慧贞转账交付500000元，于2010年6月12日向覃永德转账交付372000元，于2010年4月16日向覃永德转账交付450000元。
根据刘庭润提交的农商银行的一份《结算业务委托书》，刘庭润于2013年9月18日向覃永德转账交付60000元。
刘庭润认为根据其提交的上述转账支付凭证，其从2008年12月8日至2013年9月18日通过转账等方式共交付3746000元借款给覃永德。覃永德认为上述3746000元中刘庭润于2010年2月1日向关慧贞转账交付的500000元其没有收到，此外的3246000元其已收到，但刘庭润向其交付的3246000元是投资款而不是借款。覃永德没有举证证明其与刘庭润之间有合作项目。
在本案诉讼期间，刘庭润、覃永德均确认，覃永德收取刘庭润交付的上述款项后已分别于2010年9月20日归还200000元、2010年12月28日归还500000元、2011年1月4日归还200000元、2011年8月14日归还280000元、2012年4月1日支付100000元、2012年7月20日支付60000元、2013年1月25日归还50000元，合共1390000元给刘庭润。刘庭润认为覃永德是支付借款利息，覃永德认为是还本金。
刘庭润与覃永德于2012年元月4日签订《对账单》一份，内容为：“一、2010年2月15日借60万，原约定按月利率3%付息。还款情况：2010年12月16日之前的利息已付清，2011年5月15日前五个月的利息未付，共计9万元。该60万从2011年5月15日起按月利率4.5%付息，以便付给润哥的借款方，2011年8月14日还款28万元，余款32万，5月15日至8月15日利息81000元，8月16日至11月30日32万本金的利息50400元。二、2010年6月5日借75万，原约定按月利率3.5%付息。还款情况：2010年9月20日还款20万元，利息10500元；2010年8月6日至12月30日的利息96250元；2010年12月28日还款50万元，余额5万元。三、2010年6月15日借80万，原约定按月利率3.5%付息。付息情况：2011年1月4日还款20万（其中还第二项余额5万元，还本项15万元），利息700元；余额65万元；2010年6月至2010年12月6个半月利息18.2万元，2011年1月1日至11月30日利息250250元。以上欠款本息相加，加上2011年12月份的利息37150元，总欠款为人民币1768250元，借款人保证在2012年元月15日前后归还一部分。借出方：刘庭润，借入方：覃永德。2012年元月4日。”该《对账单》有覃永德的签名。刘庭润认为该《对账单》是对上述转账交付的借款中的部分借款作对账确认，覃永德认为是对全部借款的对账确认。
覃永德于2012月8月8日在上述《对账单》上签名并写下以下内容：“以上借款，除2012年4月1日还款10万元，7月20日还款6万元外，其余按此《对账单》确定的计算方法继续计息。覃永德。2012.8.8”。
覃永德于2011年2月12日签署一份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刘庭润先生人民币捌拾万元正（具体数目以最后查账确定）及2010年6月左右开始的利息（具体数目按查账数目为准），按3.5%每月计付利息。待中洋旅行社还款时全部结清本息。借款人：覃永德。2011年2月12日。”
覃永德于2011年2月12日签署《借条》一份，内容为：“借到刘庭润先生人民币陆拾万元正，按月息3%计付利息，每月5日前支付，初定于2011年5月1日前全部付清。借款人：覃永德。2011年2月12日”。
覃永德于2008年12月8日签署一份《借条》，并写上覃永德的公民身份号码，内容为：“今借到刘庭润先生人民币肆拾万元正。此款汇至本人招商银行五羊支行4133账户，定于12月23日前归还，借款期内按实际用款时间每月2%计付利息。借款人：覃永德。身份证号。二○○八年十二月八日”。之后，覃永德出具如下内容的文字给刘庭润：“计至2014年11月2日，本金利息共计肆拾万元，利息贰拾玖万捌仟元（计至2014年12月8日）合计698000元正。覃永德。身份证号”，覃永德在其签名上按捺指印。
覃永德于2014年11月2日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刘庭润于2010年4月4日汇给向橙父亲熊仁富20万元（贰拾万元），2010年4月11日汇给熊仁富23万元，2010年2月1日汇给关慧贞50万元（具体以付款凭证为准），是本人叫刘庭润支付的。覃永德。身份证号：。2014.11.2”。覃永德在其签名及身份证号码上按捺指印。
覃永德于2014年11月2日出具内容为“今借到刘庭润人民币本金壹佰玖拾万元正，定于两个月内还清。如超期不还，按月利率2分计息。超期未付款由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执法。覃永德。2014年11月2日。身份证号：”的文书给刘庭润。
向橙（借款人）、确认人覃永德、刘庭润于2013年6月5日签署一份《借据》，内容为“本人及广州中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2010年6月通过覃永德借到刘庭润人民币本金150万元，本息计至2013年6月5日共计人民币2359649元，本人及本公司如能在2013年7月1日之前还清，则刘庭润先生同意只收取220万元正，其余利息免收。覃永德因此借款出具给刘庭润的借据，结算单及其它形式的文件，从本借据签署之日起作废。借款人：向橙，确认人：覃永德，刘庭润签名。落款日期2013年6月5日。”
根据覃永德提交的南宁市公安局滨湖派出所于2014年11月1日作出的回执号为4501002014110120230107的报警回执及询问笔录，郭春玉于2014年11月1日20时23分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安局滨湖派出所报案称其丈夫覃永德因与他人发生债务而被绑架，南宁市公安局滨湖派出所受理该报案并应相关问题对于郭春玉作询问。
根据覃永德提交的《询问/讯问笔录》，江门市公安局在对上述报案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对覃永德关于刘庭润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相关问题作询问。
根据覃永德提交的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于2014年11月8日出具的编号为南公青行罚决字[2014]02377号《广西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该局查明：刘庭润、覃永贵等人于2014年11月1日19时许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山水花都将覃永德带走，非法限制覃永德的人身自由，至2014年11月2日15时在广东江门市才把覃永德释放。2014年11月6日，刘庭润、覃永贵因涉嫌绑架罪被刑事拘留，因不构成犯罪，于11月8日予以释放。该局对刘庭润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涉及刘庭润、覃永德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纠纷。刘庭润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覃永德交付款项，覃永德已确认收3246000元。覃永德收款后对部分款项出具借据及《对账单》给刘庭润，对部分还款及利息计算作出确认。覃永德认为刘庭润向其交付的3246000元是投资款而不是借款。覃永德没有举证证明其与刘庭润之间有合作项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原审法院对覃永德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应认定刘庭润、覃永德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覃永德于2014年11月2日出具给刘庭润的证明等确认借款金额的文书是在刘庭润对覃永德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下形成的，属于刘庭润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对当天形成的证据均不予采信。
刘庭润认为根据其提交的转账支付凭证，其从2008年12月8日至2013年9月18日通过转账等方式共交付3746000元借款给覃永德。覃永德认为其没有收到刘庭润于2010年2月1日向关慧贞转账交付的500000元，此外的3246000元其已收到。对此，刘庭润未能举证证明关慧贞是给覃永德确认的收款人。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对刘庭润的上述主张不予确认，应认定刘庭润通过转账交付了3246000元借款给覃永德。
在本案诉讼期间，刘庭润与覃永德均确认，覃永德收取刘庭润交付的上述款项后已分别于2010年9月20日归还200000元、2010年12月28日归还500000元、2011年1月4日归还200000元、2011年8月14日归还280000元、2012年4月1日支付100000元、2012年7月20日支付60000元、2013年1月25日归还50000元，合共1390000元给刘庭润。刘庭润认为覃永德是支付借款利息。覃永德认为是还本金。根据刘庭润、覃永德均予确认的2012年1月4日签订的《对账单》，双方确认：一、2010年2月15日借600000元，原约定按月利率3%付息。还款情况：2011年8月14日还款280000元，余款320000元；二、2010年6月5日借750000元，原约定按月利率3.5%付息。还款情况：2010年9月20日还款200000元，2010年12月28日还款500000元，余额50000元；三、2010年6月15日借800000元，原约定按月利率3.5%付息。2011年1月4日还款200000元，其中还第二项余额50000元，还本项150000元。覃永德于2012月8月8日在上述《对账单》上签名并写下以下内容：“以上借款，除2012年4月1日还款100000元，7月20日还款60000元外，其余按此《对账单》确定的计算方法继续计息。”据此，应认定刘庭润、覃永德已通过转账的方式确认覃永德已归还给刘庭润的1390000元是归还本金。
向橙（借款人）、确认人覃永德、刘庭润于2013年6月5日签署一份《借据》，内容为：“本人及广州中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2010年6月通过覃永德借到刘庭润人民币本金150万元，本息计至2013年6月5日共计人民币2359649元，本人及本公司如能在2013年7月1日之前还清，则刘庭润先生同意只收取220万元正，其余利息免收。覃永德因此借款出具给刘庭润的借据，结算单及其它形式的文件，从本借据签署之日起作废。借款人：向橙，确认人：覃永德，刘庭润签名。落款日期2013年6月5日。”刘庭润确认该《借据》上的1500000元是其交付给覃永德的3746000元中的一部分，其在本案中向覃永德主张的还款1900000元不包括该1500000元。
根据上述查明及认定的事实，刘庭润通过转账交付了3246000元借款给覃永德，覃永德已通过转账的方式归还了1390000元本金给刘庭润。刘庭润确认上述《借据》上的1500000元是其交付给覃永德的3746000元中的一部分，其在本案中向覃永德主张还款的1900000元不包括该1500000元。所以，覃永德还有356000元未归还给刘庭润，此款及利息，覃永德应予归还给刘庭润。刘庭润请求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刘庭润、覃永德发生借贷关系时，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完整的借据和对账凭证，没有对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等作出书面的约定。覃永德认为，刘庭润向其提供资金收取月利率为3%或3.5%的高利息，上述《对账单》、借据也作了类似的约定。所以应认定刘庭润、覃永德在借款时约定利率为月利率为3%至3.5%。所以，刘庭润主张从双方签订《对账单》的次日2012年8月9日起以实际欠款数，按月利率2%计算借款利息没有超出合理范围。双方确认在2012年8月8日对账后于2013年9月18日向覃永德转账交付60000元。所以，该60000元应从2013年9月18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借款利息。
由于覃永德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借款时约定的借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所以，刘庭润向覃永德主张还款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限。覃永德认为刘庭润向其追索借款的实体权利也已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覃永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清偿借款人民币356000元及利息（其中296000元的利息从2012年8月9日起，其中60000元的利息从2013年9月1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按月息2%计付）给刘庭润；二、驳回刘庭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66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34668元，由刘庭润负担30350元，由覃永德负担4318元。
上诉人覃永德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遗漏本案重要事实，导致事实认定严重错误。针对刘庭润在庭审时提出的关于双方“除2012年1月4日双方签署《对账单》之外，尚有其他借款未结算”的说法，覃永德在庭审结束之后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关于刘庭润诉本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补充说明及意见》及相关付款凭证。这些付款凭证清楚地证明，覃永德在《对账单》之外（即2010年9月20日之前），另行向刘庭润支付过1550000的本金和利息，但原审判决并未提及该等事实。覃永德在知道刘庭润故意曲解案件事实、混淆视听的情况下，向法院补充提交能够说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法院也应采信当事人在二审开庭时提供的证据。故原审判决故意遗漏这些证据，是错误的。
由于刘庭润曾两次绑架覃永德，且在原审期间雇请身份不明的人员对覃永德及其代理人郭春玉律师（覃永德之妻）进行威胁、恐吓，导致上述二人不敢亲自前往法院陈述案情，覃永德只好临时请求对案情不够熟悉、经验不足的年轻同事陈泰帮忙出庭，其在庭审中的应对自然不够全面、准确。覃永德作为当事人，尤其是在本案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当然有权作出补充说明并补充相关证据，原审法院对此等说明和证据，也应予以审查并考虑是否采信。
二、原审判决认定刘庭润汇给熊仁富的43万元属于覃永德向刘庭润的借款，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该款明确显示为刘庭润与熊仁富之间的往来款，覃永德没有收到该款，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款与覃永德有关，覃永德于2014年11月2日出具的《证明》已由原审法院认定为无效证据。由于前文所述原因，覃永德本人无法亲自出庭，故其代理人在开庭时对此事项所作陈述与覃永德的不符，应以覃永德的陈述为准。若扣除该43万元，则即使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覃永德也不欠刘庭润任何款项。
三、原审判决认定覃永德与刘庭润之间，在2012年1月4日的《对账单》之外还存在其它未结清的借款，明显违反覃永德与刘庭润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根据，也明显不符合常理。理由如下：
（一）2011年2月12日，覃永德只要求刘庭润出具数额分别为80万元和60万元的借条（分别对应2010年2月15日、6月15日的借款，并没有实际支付，系从前面的款项本息转化而来）。按理说，若此时还有其他欠款，刘庭润肯定会让覃永德一并出具借条，但刘庭润并未如此处理。
（二）刘庭润最后一次转账给覃永德的款项为2010年6月12日的37.2万元。覃永德因该笔37.2万元的款项而出具了80万元的借条给刘庭润，是因为双方对之前的借款本息进行了结算，得出的数字是覃永德尚欠其本息42.8万元，该款当时在覃永德处，而向橙需要90多万元，所以加上该37.2万元，覃永德于2011年2月12日出具了借款金额为80万元的借条给刘庭润，这一事实也反映在《对账单》上。如果在此之前还有其他未结清的借款，刘庭润会不把它们归拢到一起，让覃永德一并出具借条吗？
（三）刘庭润提供的付款凭证清楚地证实，其并没有在《对账单》显示的日期（2010年2月15日、6月5日、6月15日）向覃永德支付借款600000元、750000元、800000元共2150000元的款项（仅于2010年6月12日向覃永德付款372000元），因此该2150000元的借款本金中有1778000元是由以前的款项（包括本金和利息）转化而来。这一事实可以充分说明，双方除《对账单》之外，没有任何未结清的借款或纠纷。因为这三个数字包含的就是双方之间所有的借款关系。
（四）2013年6月5日，覃永德、刘庭润和案外人向橙三方签署《借据》，该《借据》明确约定，覃永德“因此借款出具给刘庭润的借据、结算单及其他形式的文件，从本《借据》出具之日起作废。”如果还有其他借款，刘庭润肯定也会要求覃永德另行出具欠条或借据的。
（五）覃永德庭后提供的付款凭证，更是清楚地证明覃永德在此之前已经还清其他的所有借款，双方之间除《对账单》所载款项之外，没有其他的欠款或纠纷。
（六）2013年9月18日的借款6万元，与《对账单》所涉借款没有任何关系，该款的实际借款人也是向橙。该款本息已经全部还清，双方并无异议。
综上所述，覃永德、刘庭润分别在2011年2月12日、2012年1月4日、2013年6月5日进行了三次结算，而这三次结算是可以相互印证且一脉相承的，双方从来没有提及“还有除《对账单》记载的之外的其他欠款”。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双方确实没有其他欠款。
因此，原审判决认为双方在《对账单》之外还有其他欠款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如果按原审判决的方式计算，刘庭润还应将其多收取的高息返还覃永德，这无形中也侵犯了刘庭润的权益。覃永德对刘庭润应予返还的该部分高息，保留另案起诉的权利。
四、覃永德与刘庭润的借款约定了还款期限，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其中，2008年12月8日金额为40万元的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是当年的12月23日之前；2011年2月12日金额为80万元的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是“中洋旅行社还款时”；2011年2月12日金额为60万元的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是2011年5月1日之前。由此可见，上述2008年12月8日的40万元借款、2011年2月12日的60万元借款均已超过诉讼时效，而2011年2月12日80万元借款的还款条件尚未成就。原审判决已经认定案外人向橙于2013年6月5日向刘庭润出具的《借据》合法有效，而根据《借据》，覃永德与刘庭润签署的《对账单》、借据等已经作废，故此，刘庭润不能根据《对账单》和2011年2月12日的借款凭证向覃永德主张权利。2008年12月8日的40万元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扣除该40万元，则覃永德也不欠刘庭润任何款项。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刘庭润的诉请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刘庭润贪图高利息，向其他债权人借款，转借给案外人向橙经营，发生风险之后又怪罪覃永德并进行绑架，勒索覃永德赎金共计32万元（原审法院没有对此事项进行任何调查），导致两人关系恶化，并企图以非法获取的证据起诉覃永德的做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综上，刘庭润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求，覃永德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庭润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刘庭润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被上诉人刘庭润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刘庭润转账给熊仁富的43万元属于覃永德的借款无误。首先，原审庭审中，覃永德的代理人对刘庭润提供的付款凭证，仅否认支付给关慧贞的50万元，对于其他付款凭证均予确认。其次，覃永德的另一代理人在庭前询问的过程及其提交答辩状等相关文件中，均从未否认刘庭润转账给熊仁富的43万元并非覃永德的借款。
二、截至2012年1月4日，覃永德与刘庭润对账，并签署《对账单》确认尚欠刘庭润总款为人民币1768250元，双方约定利息按月利率3%或3.5%计算。应以《对账单》为基准核实双方借贷关系及计算本息问题。由于签订《对账单》之前，双方发生借款关系，但按常理分析，刘庭润肯定是应该带利息复息借款给覃永德。因此，覃永德签订《对账单》之前的还款应是连本带息一起归还给刘庭润的，那么签订《对账单》应是将《对账单》之前发生的借款本息已结清，双方就没有保存以前的文件。因此，为厘清双方的借款关系，应以《对账单》签订之日为基准日核算双方的借款关系。
三、覃永德于2014年11月2日向刘庭润出具的《证明》（内容是覃永德确认其叫刘庭润于2010年2月1日汇款50万元给关慧贞）是有效的。虽然该证据是在覃永德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取得，但这些债务的内容是真实的，应当认可该证明的内容。且从常理上看，关慧贞是向橙的母亲，刘庭润根本不认识关慧贞，若不是覃永德要求，刘庭润不可能将50万元这么大额的款项转给关慧贞。该50万元实际上构成《对账单》中第一项60万元借款中的一部分。
四、对于2013年6月5日刘庭润、覃永德及向橙三方签订的《借据》，退一万步来说，假设法院认为《借据》中150万元应予扣除，则以前述《对账单》确认金额1768250元按月息2%的标准从2012年1月1日计算至《借据》签订之日，扣除期间覃永德分别于2012年4月1日、2012年7月20日及2013年1月25日支付的10万元、6万元、5万元，截至2013年6月5日覃永德仍欠刘庭润本息合计670064.5元。前述欠款按照月息2%计算至今本息合计1138216.23元。
五、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双方对每笔借款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因此刘庭润可依法随时向覃永德主张权利。同时，虽原审法院认定2014年11月2日的《借据》是刘庭润通过限制覃永德的人身自由取得从而确认该证据无效，但刘庭润的一系列行为均表明刘庭润不断向覃永德主张还款，从未间断。由此可见，覃永德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毫无依据。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法院依法驳回覃永德的全部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覃永德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银行账户明细，证明覃永德于2009年1月20日、2009年5月12日、2009年11月17日共计还款1229500元。2、银行账户明细，证明覃永德于2009年4月14日至2010年12月16日共计还款320500元。3、快递单，证明覃永德于2015年10月20日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但原审法院未予理会。
被上诉人刘庭润对覃永德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与证据2，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上述合计150多万元的款项是双方用于结清2012年1月4日《对账单》签订前的部分借款本金和利息，该部分借款已经在《对账单》签订之前结清。并且证据1、2上加盖的银行印章的日期是2015年4月3日，而本案一审的开庭时间是2015年6月3日，可见在一审开庭前覃永德已取得该等证据，但恶意不向法院提交。因此，不应采纳该证据的效力。对于证据3，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该快递文件是否实际寄出以及收件人是否签收，更不能证明快递中所装载的具体文件的内容。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覃永德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于证据1与证据2，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并且该证据反映了覃永德与刘庭润双方在涉案借款发生期间的款项往来，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有直接的影响。上述证据虽然不属于二审期间新发现的证据，但上述证据是覃永德在一审败诉后对证据的补强，且覃永德举证积极，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拖延举证的情形，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对于证据3，该证据与本案审理的事实无关，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经二审审理，除依法确认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2009年2月10日、4月14日、5月12日、8月5日、9月1日、9月30日、11月2日、11月17日以及2010年3月31日、4月30日、7月12日、8月4日、8月11日、9月3日、11月8日、12月16日，覃永德通过其名下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的两个银行账户（户口号分别为4133、4100622072988688）向刘庭润名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礼乐信用社营业部的银行账户6882转账支付款项16次，金额分别为313500元、48000元、416000元、27000元、27000元、27000元、27000元、500000元、17000元、15000元、26250元、18000元、26250元、15000元、15000元以及15000元，合共1533000元。2010年2月22日，覃永德通过其名下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的银行账户（户口号为4100622072988688）向覃娟兰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江门礼乐支行的银行账户6209转账支付款项17000元。上述款项合计为155000元。
2013年11月1日、11月9日、12月3日以及12月20日，覃永德通过其名下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的银行账户（户口号为4100622072988688）向刘庭润名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礼乐信用社营业部的银行账户8007转账支付款项4次，金额分别为20000元、20000元、20000元以及3600元，合计636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审法院认定刘庭润与覃永德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覃永德于2010年9月20日、2010年12月28日、2011年1月4日、2011年8月14日、2012年4月1日、2012年7月20日以及2013年1月25日向刘庭润偿还的款项合共1390000元是归还涉案借款本金，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刘庭润与覃永德之间的借款本息是否已全部结清。
对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2012年1月4日《对账单》、2013年6月5日《借据》以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依法认定，在2013年6月5日《借据》签订前，覃永德拖欠刘庭润的借款本息债务已全部转移给案外第三人向橙，覃永德不再对此承担清偿责任；双方于2013年6月5日之后所发生的借款，覃永德已全部清偿，故覃永德与刘庭润之间的借款本息已全部结清。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二审庭审中，刘庭润与覃永德均确认，覃永德于2009年2月10日、4月14日、5月12日、8月5日、9月1日、9月30日、11月2日、11月17日以及2010年2月22日、3月31日、4月30日、7月12日、8月4日、8月11日、9月3日、11月8日、12月16日合计支付的1550000元款项系归还给刘庭润的借款本息，并且双方均确认除2012年1月4日《对账单》所记载的借款外，双方于《对账单》签订之前发生的其他借款本息均已结清。根据2012年1月4日《对账单》的内容显示，覃永德确认尚欠刘庭润借款本息1768250元。由此可认定，截至2012年1月4日，覃永德拖欠刘庭润的全部借款本息合计为1768250元。现有证据显示，双方在2012年1月4日《对账单》中确认，对于第一项借款(即2010年2月15日的600000元)，覃永德尚欠借款本金320000元；对于第二项借款（即2010年6月5日的750000元），覃永德尚欠借款本金50000元，但双方在其后第三项借款的对账过程中确认覃永德已于2011年1月4日归还该50000元借款本金，即第二项借款的本金已全部结清；对于第三项借款（即2010年6月15日的800000元），覃永德尚欠借款本金650000元。由此计算可知，截至2012年1月4日，覃永德拖欠刘庭润的借款本金为970000元（320000元+650000元）。
其次，查明事实显示，2013年6月5日，刘庭润、覃永德与案外第三人向橙共同签订《借据》，确认向橙及广州中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通过覃永德借到刘庭润1500000元的借款本金，截至2013年6月5日借款本息合计为2359649元，由向橙及该公司偿还给刘庭润，并且明确覃永德因上述借款而出具给刘庭润的借据、结算单及其他形式的文件从《借据》签署之日起作废。由此可知，覃永德、向橙与刘庭润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转移的合意，即在2359649元的债权债务范围内，覃永德将其对向橙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刘庭润，覃永德同时将其对刘庭润负有的债务转移给向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关于“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以及第八十四条关于“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本案中，向橙、刘庭润以及覃永德均在《借据》上签名确认，可见，覃永德与刘庭润之间的债权转让情况已通知向橙，该债权转让行为已成立；覃永德与向橙之间的债务转移情况亦获得了刘庭润的同意，故该债务转移行为亦同时成立，即刘庭润与向橙就上述2359649元债务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在2359649元的债权债务范围内，覃永德不再向刘庭润承担偿还责任，亦不能向案外第三人向橙主张权利。
依前文所述，截至2012年1月4日，覃永德拖欠刘庭润的借款本息合计为1768250元，其中借款本金为970000元。涉案《对账单》中明确约定上述欠款中的320000元借款本金从2011年5月15日起按月利率4.5%付息，650000元借款本金原约定按月利率3.5%付息。若覃永德在《对账单》签订之后并未归还任何借款本金，以借款本金970000元为基数，按照《对账单》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利息可知，自2012年1月4日《对账单》签订之次日起至2013年6月5日期间（合共17个月），覃永德拖欠的借款利息为631550元（320000元4.5%/月17个月+650000元3.25%/月17个月）。查明事实显示，覃永德已于2012年4月1日、7月20日以及2013年1月25日分三笔偿还借款本金210000元（100000元+60000元+50000元）。由此可知，覃永德在2012年1月4日《对账单》签订之次日起至2013年6月5日期间实际拖欠的利息应少于631550元。因此，扣除覃永德于涉案《对账单》签订之后归还的借款本金可计算得出，截至2013年6月5日《借据》签订之日，覃永德实际拖欠刘庭润的借款本息总额并未超出2189800元（1768250元+631550元-210000元）。结合前文所述，覃永德已于2013年6月5日将其对刘庭润的2359649元范围内的债务全部转移给向橙，而覃永德实际拖欠刘庭润的全部借款本息总额并未超过上述债务转移的数额，故截至2013年6月5日，覃永德拖欠刘庭润的全部借款本息均已转移至案外人向橙，覃永德不再向刘庭润承担清偿责任，即覃永德与刘庭润之间的借款已全部结清。至于覃永德转让给刘庭润的债权金额超出其拖欠刘庭润的债务金额的款项部分，属于覃永德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本院对此不予调整。
最后，在2013年6月5日《借据》签订之后，刘庭润与覃永德之间仅发生了一笔借款，即刘庭润于2013年9月18日向覃永德出借60000元，但双方并未对该笔借款的利息以及还款期限作出约定，故该笔借款应视为不定期无息借款。查明事实显示，覃永德已于2013年11月1日、11月9日、12月3日以及12月20日分四笔向刘庭润偿还款项合计63600元，已超出刘庭润提供的60000元借款本金，由此可认定，双方于2013年9月18日发生的60000元借款已全部清偿。由此可知，截至2013年12月20日，刘庭润与覃永德之间的全部借款本息均已结清。
此外，对于2012年1月4日《对账单》之前的借款结算情况，刘庭润于一审期间陈述称《对账单》仅对覃永德曾支付部分利息的借款本金进行结算对账，并不是对覃永德所有债务的对账，仍有150多万元本金没有包含在内，双方之间仍存在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二审期间，在覃永德提供证据证明其曾于《对账单》签订之前另向刘庭润偿还款项155万元的情况下，刘庭润对此却改称“除《对账单》记载的借款外，《对账单》签订前的其他借款本息已结清”，并称“双方之间的借款以《对账单》记载的为基准进行核算”。由此可见，对于双方在2012年1月4日《对账单》之前的借款结算情况，刘庭润于二审期间作出了与一审相反的陈述，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并且刘庭润作为出借人，尤其是在涉案借款总金额高达370多万元并且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覃永德偿还欠款的情况下，其理应清楚了解涉案借款的出借以及归还情况，但对于双方之间的款项结算情况却作出了前后矛盾的陈述，与常理不符。综上，覃永德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刘庭润与覃永德之间的借款已全部结清，刘庭润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覃永德仍享有其他借款债权。因此，刘庭润诉请覃永德偿还借款本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覃永德的上诉主张，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处理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5)江海法海民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刘庭润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966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40元，合共41308元，由刘庭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镇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