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沪0120行初34号
原告肖和好，男，1972年9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
委托代理人沈勇，江苏楼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奉贤区渔政管理检查站，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
法定代表人毕锋。
行政负责人蒋礼迅，副站长。
委托代理人顾帅，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肖和好不服被告上海市奉贤区渔政管理检查站(以下简称奉贤渔政站)行政处罚一案，于2018年2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3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和好及其委托代理人沈勇、被告奉贤渔政站行政负责人蒋礼迅及委托代理人顾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5月24日，奉贤渔政站例行检查过程中，查获肖和好在杭州湾奉贤区海域驾驶苏灌渔13251船涉嫌违反禁渔期规定，携带小于最小网目尺寸渔具进行捕捞。为此，奉贤渔政站扣押苏灌渔13251船及随船网具铁锚等，认定肖和好违反禁渔期的规定及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渔具进行捕捞行为违法。2017年8月21日，奉贤渔政站作出渔业行政处罚决定，即对肖和好罚款人民币五万元并没收网具4顶、铁锚8个。原告肖和好不服上述处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奉贤渔政站2017年8月21日作出的沪奉渔罚(2017)045号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诉称，被告2017年8月21日作出沪奉渔罚(2017)045号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于2017年5月24日13时00分禁渔期内驾驶苏灌渔13251号船在奉贤区沿海海域使用地霸网(双锚张纲张网)从事捕捞作业，同时携带小于最小网目尺寸渔具，被中国渔政31008和奉贤渔政联合检查时当场查获，执法人员当场制作现场笔录，但是当事人拒绝签名。事实上，原告并没有在上述时间和上述地点从事捕捞作业，被告查获原告时也没有渔获。被告没有当场制作现场笔录，原告不可能拒绝签名。且被告在处罚之前没有查明事实，即2017年6月6日在对渔船调查取证时，被告没有通知原告到场。相关导航仪、渔捞日志及记录本与本案无关，这些信息都是苏灌渔01126号登记记录下来的。被告在查处过程中做了网具尺寸鉴定，但是整个过程没有让原告参与，鉴定结果也没有告知原告。且被告不顾原告听证路上耽搁的正当事由，径行作出处罚，剥夺了原告要求听证的权力。综上，被告的行政处罚没有职权依据、缺乏事实根据、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沪奉渔罚(2017)045号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对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沪奉渔罚(2017)045号”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旨在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
2、苏灌南渔01126号船的5份材料(即小型渔业船舶检验证书2页、渔业船舶国籍证书2页、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2页、出海船舶户口薄及船舶出入港记录5页、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4页)，旨在证明行政处罚行政行为违法，13251号的日志是苏灌南渔01126号船的，其也在正常使用。
经过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的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要证明的内容予以否定，认为被告对原告处罚行为合法；被告对原告证据2客观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原告提供的船舶出入港记录等记载的是2017年2月28日、3月2日及3月13日苏灌南渔01126号船舶到过奉贤区海域南竹港的事实；且现场查获的是，涉案船舶13251号上携带了超过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规定的小于50毫米渔网的事实。
被告辩称，原告驾驶苏灌渔13251号渔船在禁渔期内携带小于最小网目尺寸渔具进行捕捞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被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针对原告违法捕捞行为展开调查取证、告知原告相关陈述申辩听证权力的基础上，对原告作出处罚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违法或者应当撤销的情形，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庭审中，就被告提供的证明其作出行政处罚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进行了质证：
一、职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简称《渔业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设渔政检查人员。渔政检查人员执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交付的任务；《关于上海市奉贤区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证明被告具有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渔政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职能；负责本区渔业管理、渔业水域环境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相关职责。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职权依据提出异议，认为处罚应当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执法部门实施，被告没有处罚权。
二、事实依据
1、上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现场笔录两份(2017.5.24)、照片3张、上海市公安边防总队海警支队三大队协同奉贤渔政开展联合行动的情况记录，证明2017.5.24上海渔政和奉贤渔政在巡航检查中发现包括原告在内的7艘渔船在辖区海域内从事地霸网作业，临船检查过程中，2艘船逃逸，对剩余5艘进行检查，但原告拒不配合调查签字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二份笔录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从来没有拒绝签名，被告也没有作过现场笔录。
2、“证明”一份，证明2017年5月24日下午两点，原告确认其驾驶苏灌渔13251船舶被被告查获的事实，但是原告证明中所述苏灌渔13251船舶在竹港港口抛锚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驾驶船舶是回家保养。
3、对苏灌渔13251船舶调查取证情况一份及2张照片、奉贤渔政沿海检查情况一份及2张照片、日志记录14页，证明被告在苏灌渔13251船舶上发现捕捞日志和销售渔获物记录本，涉案船舶5月16日，5月20日，5月21日，5月24日在休渔期内捕捞；并且在5月17日检查时发现涉案船舶有约19顶渔网和38个铁锚，但在5月24日被查获时，船上只剩4顶渔网和8个铁锚，原告无法说明其余渔网铁锚去向。
经质证，原告认为2017年6月6日被告调查取证只具有形式，是扣押以后进行的调查，不符合程序。获得的日志等，原告不在场，不符合规定；01126渔船与本案无关。渔民证是01126号船舶的，与本案无关；被告至今没有归还渔民证，不符合规定；网具等渔具是有的；而查获情况之前的是假的，原告没有被检查过；日志和记录本是真实的，但没有关联性。
4、询问笔录2份、执法证、扣押情况说明等一组证据，证明2017年5月27日被告对原告和于海龙进行调查，原告承认驾驶涉案船舶，但否认在事发地点从事捕鱼作业。同时，原告已经从涉案船舶中将与案件无关的物品取走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没有进行捕捞。
5、询问笔录4份、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4份；证明：被告在2017年6月5日，对2017年5月24日查获的另外4艘违法捕捞涉案船舶人员进行了调查，查证原告驾驶苏灌渔13251号渔船当日从事捕捞作业的事实；且被告对该4艘违法捕捞船舶相关人员作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笔录的内容有异议，认为不能凭证言来判断原告的违法捕捞行为，应当有客观事实证据。
6、鉴定聘请书、渔具评估报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照片4张，证明被告经委托评估鉴定，原告船舶所携带的网具小于最小网目尺寸，不符合相关规定。
经质证，原告认为鉴定不合法，事先鉴定和鉴定结果原告均不知道，鉴定过程原告也没有被通知到场；被告没有对外的执法权；法人证上也没有鉴定的范围；照片中的网具不是原告的。
7、查封(扣押)财物清单，证明被告依法扣押原告苏灌渔13251号船、网具和铁锚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承认签名是原告的，但程序不合法，另外清单上遗漏记录驾驶证、日志等。
三、法律依据
《渔业法》第38条第1款规定，…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
《农业部关于实施海洋捕捞准用渔具和过渡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的通告》第4条第2项规定，自2014年6月1日起，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渔具进行捕捞，沿海各级渔业执法机构要根据本通告，对海上、滩涂、港口渔船携带、使用渔具的网目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对于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渔具进行捕捞的，依据《渔业法》第三十八条予以处罚，并全部或部分扣除当年的渔业油价补助资金。对携带小于最小网目尺寸渔具的捕捞渔船，按照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渔具处理、处罚。
经质证，原告认为渔业法2013年已经修订，被告应当适用第48条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四、程序依据
1、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查封(扣押)现场笔录、查封(扣押)决定书、查封(扣押)财物清单、延长(查封、扣押)决定书、送达回证、解除查封(扣押)决定书、解除查封(扣押)财物清单、送达回证等一组证据，证明2017年5月25日，被告对原告涉案船舶进行立案调查，5月26日作出查封(扣押)决定书，查封扣押财物为苏灌渔13251船舶一艘，4顶渔网和8个铁锚。后经延期至2017年7月20日解除查封扣押措施。
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没有现场检查，鉴定没有通知原告到场，查封扣押物品遗漏相关物品，执法程序违法。
2、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回证、挂号信、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挂号信、关于召开行政处罚听证会的公告、2份听证笔录、行政处罚听证会报告书，证明2017年7月20日被告书面告知原告拟进行行政处罚；同年7月25日，原告提出听证申请；同年8月1日，被告书面告知原告召开听证的时间；听证当日，原告无故缺席听证，视为放弃权利，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剥夺了原告听证权利，程序违法。
3、通话记录、短信通知、查封(扣押)决定书审批表、延长(查封、扣押)决定书审批表、案件处理意见书、集体讨论记录、案件处理意见书、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挂号信等一组证据，证明：在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过程中，原告拒不配合被告执法；被告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执法程序。
原告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合法，违反法律规定。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结合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和对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确认法律事实如下：
2017年5月24日13时，中国渔政31008船巡航例行检查时，在N30°46′167″,E121°32′031″海域(系奉贤区沿海海域)发现苏灌渔13251号船等七艘渔船正在使用双锚张纲张网捕捞作业，遂进行拍摄取证执法。准备登临检查时，涉案渔船不听警告，向竹港方向逃逸。后施放小艇追赶，当日16点左右，其中五艘渔船在竹港港口外搁浅，另外二艘渔船去向不明。经过登船执法检查，涉案渔船(包括苏灌渔13251号)均为从事捕捞作业渔船，渔船上堆放有湿透的渔网渔具及渔获物。当日20点左右，五艘渔船被押至竹港西岸码头，并移交被告奉贤渔政站进一步查处。在调查过程中，被告请求上海市公安边防总队海警支队三大队协同执法(以下简称海警三大队)，分别对涉案渔船当事人进行询问，其中灌南渔35190孙井文、苏灌渔19425苏州、苏灌渔16707孙方兵及灌南渔35112钱广超等四艘渔船当事人接受调查并承认当天在被查获海域实施捕鱼的行为(已经另案处理)。调查中，本案苏灌渔13251号肖和好不承认实施捕鱼行为，并拒绝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次日，被告在海警三大队的配合下，再次登临苏灌渔13251号进行调查，因肖和好已经离开涉案船只，为防止其驾船逃离，被告当场制作扣押清单，将扣押船只等物移至浦东新区芦潮港码头。经过后续调查，原告肖和好向被告承认苏灌渔13251号船系向其外甥借用。被告另外查证在13251号船上已被拆卸下来的AIS设备上显示“苏灌渔01126，XXXXXXXXX”字样，数据记录被消除；该船上的渔捞日志、销售渔获的记录等证据显示，自2017年5月16日至5月24日案发，肖和好在涉案海域等地实施了捕捞作业和销售渔获的行为。2017年6月5日，另案处理的四艘渔船当事人还一致向被告指认苏灌渔13251号5月24日一同出航下网捕捞、在中国渔政检查时弃网驶离现场。
另查明，2017年6月5日，被告就苏灌渔13251号船上携带的渔网尺寸委托鉴定。6月7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派员现场验查，并出具“渔具评估报告”，认定该船上渔具网口网目尺寸26㎜，网囊网目尺寸22㎜，该网具为：双锚张纲张网，最小网目(或网囊)尺寸不符合农业部(2013)1号通告相关规定。
再查明，被告2017年5月24日接受中国渔政移交后即立案调查，按照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扣押了原告借用的苏灌渔13251号船及随船携带的网具4顶、铁锚8个等渔具，并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原告相关陈述、申辩和听证等权利。
又查明，2017年4月7日，根据国家农业部的相关规定要求，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发布了《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第二项规定本市所属海域休渔期时间为5月1日12时至9月16日12时；第四项规定上述调整后的伏季休渔规定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2017年8月21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罚款人民币五万元、没收网具4顶和铁锚8个，并已经送达原告。对此，原告不服，于2018年2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被告没有执法主体资格，没有查明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且执法程序违法，故要求撤销被告2017年8月21日作出的沪奉渔罚(2017)045号渔业行政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关于被告是否具有管辖权和执法主体资格问题。根据《渔业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设渔政检查人员。渔政检查人员执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交付的任务。被告系根据法律和《批复》的规定设立的渔政执法机构，本案原告违法行为地和被查获地一致，均在本市奉贤区海域范围内，故被告具有在辖区范围内渔政检查执法的执法主体资格，具有作出渔业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
关于认定事实和证据的问题。原告认为其没有在被查获地点进行违法捕捞，被告没有事实依据进行处罚。从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来看，原告2017年5月24日驾驶苏灌渔13251号船携带渔网等渔具出现在涉案海域，且根据其自认、相关渔船的指认和出海捕鱼日志等证据，已经证明原告被查获当天实施了捕捞作业行为，违反了休渔期禁止渔获作业的规定。故对原告否认被查获时进行捕捞的质辩，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原告被查获以后没有配合执法检查，被告委托的第三方对扣押渔具渔网进行鉴定评估并出具报告，具有相关资质，整个过程客观可信。因此，原告随船携带的网具尺寸小于最小网目尺寸，违反了相关规定。被告据此认定原告违反禁渔期的规定及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渔具进行捕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关于适用法律问题。原告违反禁渔期的规定及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渔具进行捕捞的违法行为，对渔业资源破坏程度较大，且在案发以后逃避、拒不配合执法检查。被告认定原告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和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渔具进行捕捞的违法行为，处以五万元罚款及没收渔具，符合《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及相关规定的处罚情形，合法有据。故对原告认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行为适用法律错误的质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执法程序问题。被告提供的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陈述、申辩笔录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履行了受理、调查、事先告知等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执法程序合法。被告举证的其他证据依法具有证明力，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原告的违法事实。且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阶段，对于被告所告知的认定事实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原告不仅放弃了陈述、申辩的权利，也放弃了要求听证的权利。故原告对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异议，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正确合法，原告请求撤销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肖和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肖和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卫志成
审 判 员 钟 渊
人民陪审员 邹召龙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徐诗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