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青民二商终字第5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颖，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史胜霞，山东太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青林，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保税区森泰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亮，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振宏、徐海梅，山东国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森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龙，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振宏、徐海梅，山东国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森泰达橡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治，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振宏、徐海梅，山东国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龙。
委托代理人刘振宏、徐海梅，山东国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秀芹。
委托代理人刘振宏、徐海梅，山东国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嗣德。
委托代理人刘振宏、徐海梅，山东国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青岛保税区福尔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邴兆福，经理。
委托代理人经纬、朱延宁，山东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保税区森泰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达贸易公司）、森泰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达集团公司）、青岛森泰达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达橡胶公司）、秦龙、李秀芹、秦嗣德和原审第三人青岛保税区福尔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尔斯特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2）南商初字第70574号民事判决，于2013年2月20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4月25日受理后，由审判员冯梅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代理审判员曲波、徐晓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5月16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王公司委托代理人史胜霞、周青林，被上诉人森泰达贸易公司、森泰达集团公司、森泰达橡胶公司、秦龙、李秀芹、秦嗣德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振宏，原审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委托代理人经纬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本院又于2014年4月1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王公司委托代理人史胜霞、周青林，被上诉人森泰达贸易公司、森泰达集团公司、森泰达橡胶公司、秦龙、李秀芹、秦嗣德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振宏，原审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委托代理人朱延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王公司在一审中诉称：2007年12月，青岛黄海轮胎厂（以下简称黄海轮胎厂）与工商银行青岛山东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山东路支行）签订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为此金王公司向工行山东路支行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2009年1月，福尔斯特公司向金王公司出具反担保函，承诺：金王公司履行担保义务后，福尔斯特公司就金王公司享有的担保债权与黄海轮胎厂共同承担连带责任。2009年9月，金王公司履行了担保义务，代替黄海轮胎厂向工行山东路支行还款14，616，392.12元。根据上述承诺，对14，616，392.12元金钱债权，福尔斯特公司负有向金王公司偿还的担保责任。2008年8月20日，森泰达贸易公司与福尔斯特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福尔斯特公司向森泰达贸易公司购买价值687，456美元的印尼标准橡胶，付款条件为不可撤销的90天远期信用证，交货时间为2008年8月。2008年11月，福尔斯特公司通过信用证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了货款，但森泰达贸易公司迟迟未提供货物，后福尔斯特公司多次要求森泰达贸易公司在不能提供货物的情况下将货款予以返还，但至今未果。而森泰达贸易公司的股东均存在抽逃资本金的情况，按照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应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福尔斯特公司迟迟未向森泰达贸易公司主张自己的到期债权，属于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严重损害了金王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森泰达贸易公司、森泰达集团公司、森泰达橡胶公司、秦龙、李秀芹、秦嗣德共同向金王公司偿还货款4，695，324.48元（按照汇率1：6.83）并支付违约金939，064.9元及自2008年12月至今的利息945，614.5元，共计6，580，003.88元。
森泰达贸易公司在一审中辩称：一、森泰达贸易公司已按约向福尔斯特公司交付货物，双方销售合同已履行完毕；二、福尔斯特公司主张的权利超过诉讼时效，金王公司主张代位权亦超过诉讼时效；三、即使金王公司主张的代位权成立，森泰达贸易公司也可向福尔斯特公司主张担保追偿权，可与福尔斯特公司的债权相抵销。
森泰达集团公司、森泰达橡胶公司、秦龙、李秀芹、秦嗣德在一审中共同答辩称：其目前均非森泰达贸易公司的股东，金王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福尔斯特公司在一审中辩称：对金王公司起诉的事实无异议，福尔斯特公司曾向金王公司出具反担保函，且未履行反担保义务。福尔斯特公司与森泰达贸易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福尔斯特公司已付清货款，但森泰达贸易公司至今未交货。福尔斯特公司曾于2009年12月向森泰达贸易公司发过催告函，故福尔斯特公司主张权利未过诉讼时效。福尔斯特公司与森泰达贸易公司之间的担保协议及补充协议均与本案无关。
原审查明，金王公司于2007年12月与工行山东路支行签订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对黄海轮胎厂所负债务向工行山东路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09年8月12日，福尔斯特公司向金王公司出具反担保函一份，载明如金王公司履行其与工行山东路支行签订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代黄海轮胎厂偿还工行山东路支行的借款，福尔斯特公司同意就金王公司享有的担保追偿权与黄海轮胎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09年10月12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青民四商初字第35号民事调解书，载明金王公司已代黄海轮胎厂向工行山东路支行偿还借款14，562，846.12元、诉讼费48，54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4，616，392.12元，黄海轮胎厂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偿付金王公司。后黄海轮胎厂未履行还款义务，福尔斯特公司亦未向金王公司承担反担保义务。
另查明，2008年8月20日，福尔斯特公司与森泰达贸易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福尔斯特公司向森泰达贸易公司购买201.6吨印尼标准橡胶SIR20，价款687，456美元，森泰达贸易公司应于2008年8月交付货物。2008年8月29日，福尔斯特公司向森泰达贸易公司开具金额为687，456美元的境内付款／承兑通知书，向森泰达贸易公司支付货款。2009年12月18日，福尔斯特公司向森泰达贸易公司发出催告函，要求森泰达贸易公司向其履行交货义务。
又查明，森泰达贸易公司成立于2000年1月17日。自2001年12月18日至2007年8月14日，森泰达集团公司、森泰达橡胶公司、秦龙、李秀芹、秦嗣德系森泰达贸易公司的股东。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青民四商初字第35号民事调解书，金王公司已代黄海轮胎厂向工行山东路支行偿还借款本息、诉讼费、保全费共计14，616，392.12元，在其已履行担保责任后，其有权向黄海轮胎厂追偿。福尔斯特公司为保证金王公司担保追偿权的实现而向金王公司出具反担保函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金王公司有权要求其承担还款义务，故金王公司对福尔斯特公司享有的债权合法有效。在福尔斯特公司未向金王公司履行反担保义务的情况下，金王公司依据代位权要求森泰达贸易公司向其履行返还货款义务。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为金钱给付之债。本案中，福尔斯特公司与森泰达贸易公司在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森泰达贸易公司的合同义务为交付货物，金王公司并非该销售合同当事人，其无权变更福尔斯特公司与森泰达贸易公司的合同义务，而福尔斯特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亦无权在本案中变更其与森泰达贸易公司之间的合同义务，故第三人对森泰达贸易公司享有的债权为货物交付之债，而非金钱给付之债，金王公司提出其有权代位行使福尔斯特公司对森泰达贸易公司到期债权的主张，不符合我国法律关于代位权构成要件的规定，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森泰达贸易公司提出第三人要求其交付货物已过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森泰达贸易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销售合同，森泰达贸易公司的供货义务应在2008年8月份之前完成，第三人于2009年12月18日向森泰达贸易公司发出催告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并应自2009年12月18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但此后，第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再次向森泰达贸易公司主张权利，故第三人对森泰达贸易公司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森泰达贸易公司对金王公司的抗辩理由成立。金王公司提交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2）黄商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称其曾于2011年10月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起诉，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原审法院认为，（2012）黄商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中所列当事人与本案当事人并不一致，并且此裁定书仅系金王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第三人向森泰达贸易公司主张权利，故原审法院对金王公司提出第三人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的主张不予采纳。
因森泰达贸易公司对金王公司不负有还款义务，森泰达集团公司、森泰达橡胶公司、秦龙、李秀芹、秦嗣德作为森泰达贸易公司此前的股东，亦不负有还款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一）》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7，86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青岛金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金王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于2011年12月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构成本案诉讼时效中断。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将代位权客体限定为“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是基于诉讼效率考虑，其主旨是突出代位权作为金钱债权简易回收手段的功能，但该制度同时暗含的法理要求是对当事人的责任财产保全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之规定系对代位权诉讼中代位权客体的穷尽式列举排除，而本案系合同之债，应属于法律允许的代位权客体。上诉人作为债权人，有权选择要求次债务人返还货款并承担违约金，而“返还货款并承担违约金”应属于“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
六被上诉人共同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2009年12月18日第三人曾向森泰达贸易公司发过催告函，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不存在抽逃资金情况，并且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抽逃注册资本情况。
原审第三人答辩称：第三人在被上诉人违约后向其发过催告函，行使了催告权，被上诉人仍未履行交货义务，合同已解除，第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因此，被上诉人应承担金钱给付义务。本案未过诉讼时效。
上诉人、被上诉人二审举证、质证及本院认证如下：
（一）上诉人金王公司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2）黄商初字第11号案件起诉与立案材料复印件一宗，证明上诉人于2011年12月14日曾起诉森泰达贸易公司，产生诉讼时效中断。
六被上诉人共同质证称：对此宗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上诉人的证明内容有异议，黄岛法院就此案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理由是森泰达贸易公司无法送达，既然第三人把森泰达贸易公司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都已交付上诉人，上诉人却在诉讼中故意不列被上诉人的经营地址，造成黄岛法院无法送达，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起诉的目的和动机有异议。
证据二，森泰达贸易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复印件一宗，证明森泰达贸易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过变更，其中青岛东方武术学校（以下简称东方学校）将出资700万元中的220万元转让给秦龙；森泰达橡胶公司将出资520万元中的315万元转让给秦嗣德，205万元转让给秦龙；2005年5月，森泰达贸易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变更，其中秦龙将出资705万元中的205.2万元转让给森泰达集团公司，499.8万元转让给李秀芹。李振玉系森泰达贸易公司的股东之一。
证据三，森泰达橡胶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复印件一宗，证明东方学校是森泰达橡胶公司的股东，占股权比例49%；李振玉系森泰达贸易公司的股东之一。
证据四，森泰达集团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复印件一宗，证明秦龙系森泰达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森泰达集团公司76%的股权。李振玉系森泰达集团公司的股东之一。
证据五，东方学校的办学许可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秦嗣德是东方学校的开办人。上述证据二至证据五证明森泰达贸易公司、森泰达橡胶公司、森泰达集团公司、东方学校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秦龙及其家人为这些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六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二至证据五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所举上述证据均质证称无异议。
因本案各方对上述上诉人金王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皆予采信。
证据六，黄海轮胎厂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1、黄海轮胎厂与福尔斯特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企业，不存在关联关系；2、黄海轮胎厂与青岛保税区森泰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08年存在关于印尼标准橡胶SIR20的贸易往来，与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无关；3、黄海轮胎厂于2008年7、8月未委托福尔斯特公司向青岛保税区森泰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任何货款；4、对于福尔斯特公司与青岛保税区森泰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2008年8月的贸易往来，黄海轮胎厂未参与。
六被上诉人共同质证称：在庭审、举证、质证、辩论等程序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不应就此证据组织各方进行质证。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我们无法确认和认可，黄海轮胎厂在证明上加盖的公章和其与我们签订合同上的公章不一致。本案上诉人提起诉讼的依据是第三人为黄海轮胎厂向上诉人提供担保，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产生债权债务的关系也是第三人为黄海轮胎厂向被上诉人提供担保，被上诉人提交的担保协议列明的六方担保人都是黄海轮胎厂法人代表隋志先控制的公司，第三人并非专业的担保公司，却向黄海轮胎厂提供所有担保，仅仅是因为被上诉人与黄海轮胎厂是多年业务合作关系，对其关联企业非常清楚，被上诉人为保证自己的利益，要求黄海轮胎厂用其所有关联企业提供担保。因此，黄海轮胎厂出具的其与第三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的陈述是虚假的。黄海轮胎厂与被上诉人在2008年存在橡胶贸易往来是客观事实，但其陈述与第三人无关明显虚假，被上诉人所提交证据已经证明黄海轮胎厂要求将部分货物通过第三人通关。
原审第三人质证称：对此份证据无异议。
因此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而黄海轮胎厂并未到庭接受本案各方当事人质证，且此份书面证明加盖的公章与被上诉人所提交涉案合同加盖的黄海轮胎厂公章明显不一致，本院对此份书面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其不予采信。
（二）六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I，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传真件一份及2008年8月13日森泰达贸易公司向黄海轮胎厂发送的报关单明细（传真件）一份，证明黄海轮胎厂与森泰达贸易公司所签合同标的物是201.6吨印尼产天然橡胶，此合同内容与第三人同森泰达贸易公司签订的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所约定标的物完全一致，且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载明此份合同签订后原编号为STDX08X××0253的合同作废，因此，森泰达贸易公司对编号为STDX08X××0253合同的履行应视为对编号为STDX08X××0253A合同的履行，第三人与森泰达贸易公司也是应黄海轮胎厂的要求而签订合同，因此，森泰达贸易公司已履行其交货义务。
上诉人金王公司质证称：被上诉人未提交合同原件，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上诉人无法确认。即使其真实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仅对当事人有约束力，而黄海轮胎厂不是此份合同的当事人，此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二、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编号为253A的合同提到的253号合同并不能直接指向被上诉人与黄海轮胎厂之间的合同，否则黄海轮胎厂就应成为253A合同的当事人。三、253A合同明显尚未交付货物，如果可以及时交付，根本不需要以信用证方式进行付款。四、被上诉人向黄海轮胎厂发出报关单明细恰可证明在完成向上诉人交付货物之前还需要提供除了信用证项下材料之外的包括报关单、海关登记备案变更等材料，仅凭销售合同和信用证项下的材料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交付货物。五、被上诉人称在2008年7月份就已经交货，更进一步证明本案253A合同项下的货物没有交付。
原审第三人质证称：第三人并非此份合同当事人，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253号合同与253A合同的主体并不一致，且两份合同所约定付款条件及交货时间、地点也不一致，无法证明二者具有关联性。
虽然森泰达贸易公司所提交上述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系传真件，且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均称对此份销售合同传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但因本案各方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之真实性均无异议，而这份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除明确记载“原销售合同STDX08X××0253自动取消”外，还载明其系通过传真往来形式而订立；现森泰达贸易公司提交上述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主张上诉人所提交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系其同黄海轮胎厂于此前所签订编号为STDX08X××0253销售合同的修改版，而原审第三人尽管予以否认，却未能提交其所持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证明其同森泰达贸易公司所签订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修改版记载的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亦由其与森泰达贸易公司所签订，从而反驳森泰达贸易公司的上述事实主张，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院推定森泰达贸易公司所提交上述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属实并对其予以采信。而因上诉人与第三人均对森泰达贸易公司提交的报关单明细传真件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此份报关单明细传真件不予采信。
证据II，黄海轮胎厂给森泰达贸易公司的通知一份（传真件），证明森泰达贸易公司将卖给黄海轮胎厂的货物先通关给第三人，再由第三人通关给黄海轮胎厂。
上诉人金王公司质证称：对此份通知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反倒恰可证明253A合同未履行。根据此份通知，货物所有权的通关方式从被上诉人先转到第三人，再从第三人转给黄海轮胎厂，所谓通关应指从海关保税仓入关到国内，至少应由海关对货物所有权备案，由被上诉人先变更到第三人，但被上诉人从未进行海关登记备案变更。而且此份通知指明的货物数量与253A合同约定的数量也不一致。
原审第三人对上述证据II的质证意见同上诉人。
因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均对此份通知传真件不予认可，且此份通知记载的货物数量与涉案销售合同记载的货物数量也不相符，故本院对此份通知传真件不予采信。
证据III，租赁合同一份，租赁期限自2000年4月10日至2001年4月9日，证明森泰达贸易公司在惠发仓储楼北附房201号只租赁了一年。
上诉人金王公司质证称：对此份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此份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不再继续租赁该房屋，而被上诉人的工商登记显示现在被上诉人的工商注册登记地址仍是该房屋坐落地址。工商登记注册的地址具有对外公示效力，被上诉人未及时进行变更，从未特别通知第三人其具体经营地址，由此对被上诉人造成的不利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
原审第三人对上述证据III的质证意见同上诉人。
因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对此份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份证据予以采信，但本院认为此份证据仅可证明森泰达贸易公司曾于2000年4月10日至2001年4月9日租用惠发仓储楼北附房201号，但不能证明其只租用了一年时间而未予续租。
证据IV，起诉状和诉讼费收据各一份以及银行扣划凭证两份，结合森泰达贸易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强制扣划通知书和付款凭证，可证明森泰达贸易公司为黄海轮胎厂提供担保，经法院判决后已履行担保义务共计人民币5，027，399.09元，若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有金钱支付关系，被上诉人也有权利主张抵销。
上诉人金王公司质证称：对上述起诉状和收费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上述银行划款凭证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此证据涉及被上诉人与黄海轮胎厂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且抵销应在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前，否则不能以其对第三人的抵销来对抗上诉人。被上诉人主张扣划是基于为黄海轮胎厂担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审第三人质证称其对上述证据不清楚。
因上诉人并未提交反证否定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并根据上述证据和森泰达贸易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强制扣划通知书和付款凭证，确认森泰达贸易公司因履行生效判决而为黄海轮胎厂偿付贷款2，251，493.89元人民币和442，039.61美元的事实。
（三）上诉人、被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证据：
一、上诉人金王公司在二审中申请本院到青岛海关调取2008年8月森泰达贸易公司将201.6吨印尼标准橡胶SIR20（合同编号STDX08X××0253A）销售给福尔斯特公司的海关清关记录。本院依其申请，到青岛海关调取了森泰达贸易公司自2008年8月至2008年12月销售SIR20天然橡胶的报关单电子数据统计表。
上诉人金王公司针对青岛海关所出具上述报关单电子数据统计表质证称：对青岛海关所出具报关单电子数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依据上述报关单电子数据虽不能确定货物清关后交付哪家单位，但已足以证明森泰达贸易公司未向第三人交付涉案253A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首先，根据涉案253A销售合同，森泰达贸易公司应向第三人交付货物的价值为687，456美元，但上述报关单电子数据没有一批货物的货值为687，456美元。其次，上述报关单电子数据没有森泰达贸易公司于2008年8月份向第三人销售涉案货物的报关记录。第三，上述报关单电子数据中的商品名称为“技术分类天然橡胶”，而非涉案253A销售合同约定的“印尼标准橡胶”，也可证明其不包含涉案253A销售合同项下货物的报关。第四，森泰达贸易公司主张其依据所谓253销售合同向黄海轮胎厂交付涉案货物，但253销售合同项下货物的货值为674，362美元，而上述报关单电子数据没有一批货物的货值为674，362美元，此可证明其也不包含所谓253销售合同项下货物的报关。
六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均质证称：对青岛海关所出具上述报关单电子数据统计表的真实性无异议。
因青岛海关在上述报关单电子数据统计表下方载明此份统计表不作为证据且此份统计表亦未记载收货人，本院无法确认森泰达贸易公司自2008年8月至2008年12月期间是否曾向福尔斯特公司或黄海轮胎厂交付涉案货物，故本院对此份报关单电子数据统计表不予采信。
二、被上诉人森泰达贸易公司在二审中申请本院到青岛保税区海关调取黄海轮胎厂于2008年7月通关201.6吨印尼产橡胶的8份理货清单和5份进口报关单，证明其已向黄海轮胎厂履行涉案交货义务，而其与第三人所签合同的目的仅是便于第三人为黄海轮胎厂支付货款。
上诉人金王公司质证称：对此8份理货清单和5份进口报关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森泰达贸易公司欲证明事项有异议：1、涉案253A销售合同是第三人与森泰达贸易公司签署，此合同所取消的253合同只能是森泰达贸易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编号为253的合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第三人代表黄海轮胎厂取消了森泰达贸易公司与黄海轮胎厂之间的所谓253合同。2、上述报关单和理货清单查询结果与第三人无任何关系，不能证明第三人收到了涉案253A合同项下的货物。3、从关联报关单看，黄海轮胎厂仅收到森泰达贸易公司所供货物60，480公斤，即关联单号421020081×××817244，而其他货物则分别来自青岛业瑞贸易有限公司和青岛欣和通物流有限公司，不能证明黄海轮胎厂收到了森泰达贸易公司所供201.6吨印尼产橡胶。4、黄海轮胎厂进货总成交价为678，384元，与本案争议的253A合同总金额687，456元不一致，也证明本案销售合同与森泰达贸易公司主张的合同并非同一份合同。没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是为了代黄海轮胎厂向森泰达贸易公司支付货款才签署涉案253A销售合同。5、上述8份理货清单和5份进口报关单所涉交易发生的时间为2008年7月份，而涉案销售合同签署的时间为2008年8月20日，要求交货时间为2008年8月，因此，森泰达贸易公司向法院申请调取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合同无关。6、涉案253A销售合同属于保税货物交易，若森泰达贸易公司向第三人交付货物，应提供相应报关单据，备注进出库情况，而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显示不存在森泰达贸易公司曾向第三人在08年8月份交付过货物，没有相关海关记录。综上，森泰达贸易公司以其所谓与黄海轮胎厂之间的交易主张其履行了涉案253A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原审第三人质证称：对此8份理货清单和5份进口报关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不足以证明森泰达贸易公司曾向黄海轮胎厂交付涉案货物，只能证明黄海轮胎厂2008年对天然胶的进口情况，无法看出与森泰达贸易公司及第三人有任何关系，且对比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森泰达贸易公司在2008年度没有进口过涉案合同项下的天然橡胶，因此其未向黄海轮胎厂交付涉案天然橡胶。
因本案各方对上述8份理货清单和5份进口报关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此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2月25日，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与黄海轮胎厂签订（2007）鲁中银司协字第6020号《授信额度协议》，约定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向黄海轮胎厂提供总计人民币16，4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由黄海轮胎厂循环申请用于开立信用证、进口押汇、打包贷款等业务，额度有效期自协议生效日至2007年10月26日止；并约定若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因业务需要须委托中国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及义务，黄海轮胎厂对此表示认可，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授权的中国银行其他分支机构有权行使本协议项下全部权利，黄海轮胎厂放弃对于中国银行其他分支机构有关诉讼或仲裁主体方面的任何异议。
同日，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与森泰达贸易公司、青岛凯扬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弘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隋志先、郝岩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森泰达贸易公司、青岛凯扬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弘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隋志先、郝岩在最高担保债权额范围内对上述（2007）鲁中银司协字第6020号《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其中：森泰达贸易公司提供保证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4，000万元。保证期间为自2007年10月26日或主债权数额确定之日起两年。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还特别约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提出履行保证责任的要求，保证人不得以债权人未行使与主合同有关的抵押权为由加以拒绝。
上述协议签订后，黄海轮胎厂于2007年9月19日向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城阳支行提交3份进口押汇申请书和1份开立信用证申请书，共押汇3，154，676.24美元。2007年10月15日，黄海轮胎厂向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城阳支行提交1份开立国内信用证申请书，金额为人民币320万元。2007年10月25日，黄海轮胎厂又向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城阳支行提交3份进口押汇申请书，共押汇1，099，880美元。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城阳支行根据黄海轮胎厂的申请，为其办理了上述押汇贷款。
除上述押汇贷款外，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城阳支行还于2007年3月15日、4月19日、9月14日分别向黄海轮胎厂发放贷款人民币4，000万元、美元200万元、人民币980万元。2007年10月15日，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城阳支行又向黄海轮胎厂发放打包贷款共计人民币2，400万元。
2008年11月24日，森泰达贸易公司（甲方）与黄海轮胎厂（乙方）、青岛大业集团有限公司（丙方）、青岛盛安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丁方）、福尔斯特公司（戊方）、弘信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己方）、隋志先（庚方）签订一份担保协议，约定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己方、庚方共同连带为甲方于2007年2月25日向乙方与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所签（2007）鲁中银司协字第6020号《授信额度协议》提供最高额14，000万元银行贷款的连带责任保证提供反担保保证。
因黄海轮胎厂未履行还款义务，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城阳支行遂于2009年按贷款性质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提起诉讼，要求黄海轮胎厂及上述包括森泰达贸易公司在内的保证人偿付贷款本息和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13日作出（2009）青民四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森泰达贸易公司在黄海轮胎厂抵押财产价值之外14，000万元人民币范围内就36，102，063.98元人民币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5日又作出（2009）青民四商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森泰达贸易公司在黄海轮胎厂所提供抵押、质押财产价值之外14，000万元人民币范围内就100，303，954.92元人民币和2，295，339.23美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两份判决书生效后，基于上述两份判决书的执行，森泰达贸易公司于2011年3月7日为黄海轮胎厂偿付贷款人民币220万元，并于2012年3月8日、2012年9月6日、2014年1月16日分别被法院强制扣划美元352，950.85元（按当日汇率换算合人民币2，231，884.70元）、人民币51，493.89元、美元89，088.76元（按当日汇率换算合人民币539，280.99元），合计人民币5，022，659.58元。
再查明，2008年8月20日，森泰达贸易公司作为卖方与福尔斯特公司作为买方所签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是不可撤销的90天远期信用证，约定的交货地点是青岛保税区仓库，并约定由买方承担出库费、报关费、运费和商检代理费，还约定原销售合同STDX08X××0253自动取消。
森泰达贸易公司所提供编号为STDX08X××0253的合同记载的买方为黄海轮胎厂，付款条件是即期付款交单，合同签订时间是2008年7月15日，货物单价是每吨3，345美元，交货时间是2008年7月份，其余合同条款约定的内容与上述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所约定内容均相一致。
又查明，经本院就货物经青岛保税区海关报关进口备案流程向青岛保税区海关作了解，青岛保税区海关称其主要职责是对进入青岛保税区仓库的货物负责监管，对国家禁止或限制入境的物品进行查处，对于自青岛保税区仓库报关进口的货物负责征收关税；并称保税区内货物的交易均视同为境外交易，青岛保税区海关对保税区内货物的交易不进行监管，而是负责把好两个关口，一是货物从境外进到保税区仓库时须备案登记，二是货物从保税区仓库报关进口到境内时须进行报关登记。这样就会存在从境外将货物进到保税区仓库的公司与最终报关进口的公司可能不是同一家公司，因为货权在保税区内进行了多次流转交易，而且进货到保税区的公司也未必将其进货全部卖给一家公司，最终报关进口的公司也未必是从其唯一上手购货，交易价格也未必相一致，因此，海关进口报关的备案登记情况和进入保税区仓库的货物备案登记情况常常并不反映真实的交易主体。
原审法院在一审中曾应森泰达贸易公司的申请，去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北第二支行调取到编号为380LC080××0046信用证项下的提货单（DELIVERYORDER），此份提货单载明的收货人为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关联合同号为STDX08X××0253A，货物为201.6吨印尼产规格型号为SIR20的天然橡胶，证明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北第二支行已将编号为STDX08X××0253A合同项下货物的提货单交付给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上诉人金王公司和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对上述提货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质证称上述证据只能证明森泰达贸易公司已向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交付了提货单，但不能证明其已向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交付货物。
还查明，本案各方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森泰达贸易公司同福尔斯特公司于2008年8月20日所签销售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此份销售合同记载森泰达贸易公司的营业地址为：青岛市丹山工业园308国道城阳段177号。
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申通快递详情单的联次为发件联，而此联既无快递公司的印章，也无寄件人签名，却在收件人签名栏书写一个“王”字，且此发件联所载收件人森泰达贸易公司的地址为：青岛保税区惠发仓储楼北附房201号。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所涉编号为STDX08X××0253或STDX08X××0253A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是否已经交付；二、上诉人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上诉人是否可向森泰达贸易公司行使代位权。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编号为STDX08X××0253或STDX08X××0253A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已经交付。理由如下：
首先，原审第三人虽主张其同森泰达贸易公司所签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已取消且被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所替代，但因第三人未提交其所持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予以反驳森泰达贸易公司所提交编号为STDX08X××0253销售合同的真实性，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此证据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院推定森泰达贸易公司所提交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属实。若森泰达贸易公司能够证明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已实际履行，则第三人关于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已取消且被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所替代的主张便不成立。因森泰达贸易公司所提交编号为STDX08X××0253销售合同的签约双方为森泰达贸易公司和黄海轮胎厂，故森泰达贸易公司若可证明其已向黄海轮胎厂履行交货义务，则可证明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已实际履行。由于森泰达贸易公司申请本院到青岛保税区海关调取的8份理货清单和5份进口报关单可证明：森泰达贸易公司曾于2008年7月7日自印度尼西亚进口201.6吨印尼产规格型号为SIR20的天然橡胶存入青岛保税区仓库，亦可证明黄海轮胎厂自2008年7月30日-2008年8月1日，从青岛保税区海关报关进口了201.6吨印尼产规格型号为SIR20的天然橡胶，上述进口及通关货物的产地、规格、数量、进出保税区的时间和权利义务人均与前述编号为STDX08X××0253销售合同所约定标的物的产地、规格、数量、交货期和权利义务人相同。虽然黄海轮胎厂所报关进口的201.6吨印尼产SIR20天然橡胶并非全部由森泰达贸易公司所备案通关，但因备案通关申报企业与货物实际销售企业并不一定完全相同，故上述证据在证明森泰达贸易公司已向黄海轮胎厂履行前述编号为STDX08X××0253销售合同所约定交货义务的效力方面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而上诉人和第三人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反驳证据证明黄海轮胎厂在此期间并非实际向森泰达贸易公司采购上述201.6吨印尼产SIR20天然橡胶，故本院认定森泰达贸易公司已向黄海轮胎厂交付编号为STDX08X××0253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
其次，即使上述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确已被森泰达贸易公司同第三人所签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所取代，而因合同双方约定的标的物存储于青岛保税区仓库，且约定的付款条件是不可撤销的90天远期信用证，则基于信用证项下保税区内货物的交易惯例，森泰达贸易公司向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交付提取货物的凭单即信用证项下的提货单（DELIVERYORDER）便已实际履行其交货义务，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出卖人应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故本院认定森泰达贸易公司向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交付提货单即视为其向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履行交货义务。而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既未举证证明其持有森泰达贸易公司向其交付的提货单到青岛保税区仓库提货遭拒，也未提交森泰达贸易公司向其交付的提货单，并以此证明其仍未将提货单交付青岛保税区仓库用于提货。因此，在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不能提交森泰达贸易公司向其所交付STDX08X××0253A合同项下提货单或举证证明其已合法将STDX08X××0253A合同项下提货单交付案外人的情形下，本院推定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已持森泰达贸易公司向其交付的提货单到青岛保税区仓库实际提取了本案所涉编号为STDX08X××0253A合同项下的货物。上诉人金王公司和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主张森泰达贸易公司未交付本案所涉编号为STDX08X××0253A合同项下的货物，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存在编号分别为STDX08X××0253和STDX08X××0253A的两份销售合同，森泰达贸易公司按照STDX08X××0253号合同向黄海轮胎厂交付了201.6吨印尼产SIR20天然橡胶，向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交付了201.6吨印尼产SIR20天然橡胶的提货单，而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未能证明其持上述提货单不能向青岛保税区仓库提货，且鉴于森泰达贸易公司与第三人福尔斯特公司所签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载明原STDX08X××0253号销售合同自动取消，本院认为森泰达贸易公司的主张成立，即上述编号为STDX08X××0253A的销售合同在形式上取代编号为STDX08X××0253的销售合同，但实质上仅是付款主体和付款条件的变更，实际收货人依然是黄海轮胎厂。在森','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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