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粤71行终7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锡，男，195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东，男，196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彩，女，197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麦某芳，女，1969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80号。
法定代表人：彭某某，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府前路1号。
法定代表人：温某某，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某，该府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
法定代表人：曾某某。
上诉人梁某锡、陈某东、郭某彩、麦某芳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下称广州市国规委）、广州市人民政府（下称广州市政府）、原审第三人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土地征收行政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7）粤7101行初298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四原告系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职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承包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的土地种植农作物，并在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的国有土地上自建房屋。2002年11月13日，原广州市番禺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甲方）与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乙方）签订《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约定甲方收回乙方位于化龙镇金山大道延长线两侧的国有土地共2792.789亩，并对收回土地的补偿计算方式进行了约定，土地及拆迁安置补偿金额合计1.6亿元。原告梁某锡、陈某东、郭某彩、麦某芳分别在2007年10月31日、2007年11月6日、2007年11月6日、2007年11月5日与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签订《终止承包协议书》，协议中说明了因政府需提前收回珠江场地块作产业用地储备，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决定提前收回发包给原告种植的土地，终止承包协议，并对原告的损失补偿等事项进行了约定。涉案土地已于2008年前后全部清表收回。
梁某锡于2016年11月9日向广州市番禺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原广州市番禺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于2002年11月13日签订的《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广州市番禺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于2016年11月17日向梁某锡作出《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书》，并向梁某锡提供了被诉《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纸质文本。原告梁某锡、陈某东、郭某彩、麦某芳与案外人周锦源就该《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于2017年1月12日向广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政府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穗府行复〔2017〕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广州市番禺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于2002年11月13日签订的《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原告不服，诉至原审法院。
另查明，2007年9月30日，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与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签订《收回国有土地、拆迁补偿协议》。梁某锡、郭某彩、陈某东分别于2005年12月29日、2007年1月15日、2008年3月23日与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签订《安置建房协议书》。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首先，关于原告主张其享有承包权的问题。原告与第三人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于2007年即已签订终止承包协议，原告不再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权。其次，关于原告主张涉案土地存在原告自建房的问题。被告广州市国规委辩称原广州市番禺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于2002年11月13日签订的《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中的土地范围不涉及原告的房屋，原告的房屋征收补偿在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与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签订的《收回国有土地、拆迁补偿协议》进行了约定，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该事实，原审法院不予认定。但是，原告于2008年前与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签订安置建房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涉案土地全部清表，被诉《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业已履行完毕。原告对涉案国有土地不再享有合法权益，与被诉《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不存在利害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与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于2007年、2008年签订终止承包协议、安置建房协议时，协议中均已告知了政府收回涉案土地，且涉案土地在2008年实际收回，原告在2008年应当知道政府的收回国有土地行政行为，但原告称其于2016年11月才通过信息公开得知被诉《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在2017年8月25日向原审法院对被诉《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综上，原告与被诉《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不存在利害关系，且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提起行政诉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梁某锡、陈某东、郭某彩、麦某芳的起诉。
上诉人梁某锡等4人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上诉称，涉案《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是针对上诉人享有承包权益的土地和所建造房屋的土地作出，涉及对上诉人如何进行安置补偿，直接影响上诉人的权益，而上诉人未依据该协议获得任何补偿，相关补偿协议未得到全部履行。上诉人与该协议存在利害关系。上诉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才获知涉案《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内容，即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且该协议涉及不动产，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故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本案由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广州市政府答辩称，该府在收到上诉人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审查程序合法。涉案的《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项下的地块土地使用权为原审第三人，性质为国有土地，广州市国规委与原审第三人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广州市国规委已根据该协议足额支付补偿款给原审第三人，涉案土地在2008年实际收回，协议已履行完毕。上诉人在2007、2008年已终止了与原审第三人承包协议，安置建设房时已知道政府收回涉案土地的事实，上诉人在2017年8月25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广州市国规委在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查查明，原审裁定查明的事实清楚并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以及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就是说，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本案中，被上诉人广州市国规委与原审第三人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于2002年11月签订被诉《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涉案国有土地在2008年按协议进行清表收回，协议已履行完毕。上诉人梁某锡等4人系原审第三人的职工，在2007年10月至11月已先后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终止土地承包协议书》，终止对承包土地的耕种，原审第三人已将相关土地提前收回，对由此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已进行补偿，签订并履行《安置建房协议书》。上诉人不是被诉《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中所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或协议的相对方，对该协议所涉及的国有土地亦不具有承包使用的权利，故上诉人与该协议不具有利害关系，在本案中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裁定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立志
审判员 杨 芳
审判员 石晓利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