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80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翠莲，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宋广菊，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力伟、黄碧洲，均为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琶洲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上诉人李翠莲因与被上诉人保利房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琶洲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琶洲联社）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8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翠莲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保利公司向我方提供总面积不小于171.81平方米住宅性质的回迁房置换之前分配给我方的三套办公性质的“公寓”回迁房；3、判决保利公司、琶洲联社承担本案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我方认为一审法院对保利公司制定的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及具体实施过程没有认真核查，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第“二、分房的基本原则”(二)项所述：“2010年……(优先村民)可以在第一次摇珠时优���摇珠分房，剩余房源由未中签的优先村民与其他琶洲村民一起参加摇珠分房，随后非琶洲村民的被拆迁人就剩余房源按照本方案参加摇珠分房”；另第“三、分房的规则”中“(二)摇珠规则”的“2”小点所述：“本公司根据以上27种户型的申报情况组织优先村民就每个户型依次摇珠完一次后视为第一次摇珠”。根据上述可知，27种户型依次摇珠完一次为第一轮摇珠，参与资格人是优先村民，第一轮摇珠后剩下的房源进行第二轮摇珠，参与资格人是第一轮未中签的优先村民与其他琶洲村民，第二轮摇珠后剩余的房源进行第三轮摇珠，参与资格人是非琶洲村民。我方所申报的89.3平方米户型，第一轮摇珠的时间是2014年11月20日，共有302人次参与摇珠，抽中302套房子；第二轮摇珠时间是2014年11月21日，共有43人次参与摇珠，抽中43套(当天晚上还特别安排了一个人参加摇珠并抽中一套)；第三轮摇珠时间是2014年11月23日，共有316人次参与摇珠，抽中152套。我方被安排参加2014年11月23日的摇珠，是该户型的第三轮摇珠，并不是法院所认定的第二轮摇珠，这与事实不符的。2、琶洲联社作为琶洲改造主体没有参与制定《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该方案也没有通过民主投票确定，因此，琶洲联社在2014年11月4日出具《关于终止授权分房及收楼的权限告知函》，该函于2014年11月18日被琶洲联社两委会确认是小部分人所为，不符合程序，是不具合法效力的，并通过短信平台等多种手段连续多天要求未申报户型的社员可继续申报不受影响，而我方在2014年11月19日向保利公司递交了户型申请表，保利公司也接受了该申请，没有向我方陈述、告知延迟申报会有何风险。一审法院把琶洲联社的错失转嫁给我方，认为我方未按时间规定申报户型系对自身��利的处分，是毫无道理的。3、保利公司具体执行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的工作，分房的数据信息是单向的，我方完全不知到11月23日该户型是属于第几轮摇珠，有多少人申请，是什么人申请，有多少套房源，也不知公寓房子的属性是住宅性质还是商业写字楼性质，如果知道保利公司违反了分房方案的约定，损害了我方的合法权益；如果知道公寓房子是属于商业写字楼性质，是入不了户口的，我方是不会签收《收楼确认书》的，一审法院完全无视实际情况，认为我方签收了就是自愿行为，是非常武断、非常不合理的。4、我方户口所在的房子被改造了，但改造后三套房子无法入户口。
被上诉人保利公司二审辩称：一、不同意李翠莲的上诉请求，其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我方服从原审判决。二、关于李翠莲所称其于2014年11月23日摇珠分��轮次理解的问题，并不影响本案李翠莲于2014年11月19日申报户型、于2014年11月23日参加摇珠分房、在未能中签后自愿同意修改了户型申报表并立下《申明书》、且申报三套公寓户型全部中签，以及签署相应《收楼确认书》和《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结算单》，并已授权我方支付的回迁收楼奖励款以及其他奖励等案件客观事实，根据《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的第二条第二项规定规定，根据被拆迁人是否具有琶洲村民身份，将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为第一轮琶洲村民摇珠分房、第二轮非琶洲村民摇珠分房并无不当。摇珠分房的轮别，与第一轮可能要举行多场摇珠选房的场数是不同的。三、关于李翠莲所称“琶洲联社作为琶洲改造主体没有参与制定《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该方案也没有通过民主投票确定……”的陈述。我方认为已超出��主张的拆迁补偿民事权利的审理范围，与本案无关，且与事实不符。四、关于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信息公开的问题，我方已经进行了充分的信息公开，且摇珠分房过程也进行了公证，98%的被拆迁人均按时参加了户型申报、摇珠和办理回迁收楼。五、李翠莲要求我方提供其他房源置换已交付其收楼的三套公寓房没有任何依据。
被上诉人琶洲联社经本院依法传唤，无到庭应诉，也无作出书面答辩意见。
李翠莲于2016年10月1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称，2010年6月23日，李翠莲与保利公司签订了《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李翠莲回迁总面积为171.81平方米。2014年李翠莲依照保利公司公示的“摇珠分房及收楼通知”所制定的分房方案按时进行了申报，共申请了一套89.3平方米的住宅、一套49平方米和一��40.1的公寓总申报面积为178.4平方米。2014年11月19日早上李翠莲按时到现场进行摇珠，但抽到了“白球”，保利公司知所申报的89.3平方米的住宅户型已全部分配了，保利公司通知李翠莲下午重新申请再摇珠，下午的时候保利公司告知李翠莲与89.3平方米相近的户型住宅都没有了，李翠莲逼迫作出了修改，申报户型改为一套75.2平方米、一套55.8平方米和一套49平方米的公寓。李翠莲是琶洲经济联合社的社员，享有摇珠分房的优先权，但从保利公司公开的信息可知，第二批参加摇珠的外地人还可以分配到13万平方米的住宅，而且所分配的户型当中就有李翠莲第一次所申报的89.3平方米住宅型和相近的户型，保利公司利用自己单方面执行分房的便利，故意欺骗李翠莲，引导李翠莲申请分配公寓以减少住宅量不够的缺口，违反村民通过的“改造方案”和保利公司自己制定“摇珠分房方案”，损害了李翠莲应有的权益。所谓“公寓”并不是保利公司所说的只是没阳台、面积偏小的回迁房而是属于办公性质的回迁房。保利公司应负有告知义务，但保利公司不单止不详细说明住宅与所谓“公寓”的差异而且还故意向李翠莲在内的村民推销“公寓”的各种“好处”，隐瞒“公寓”实际上就是办公性质的商业回迁房，导致李翠莲申报了“公寓”。如果李翠莲事先知道真实情况，肯定不会申报“公寓”户型的，所以李翠莲多次与保利公司协商，要求把原来分配的“公寓”回迁房置换为住宅回迁房，保利公司一直以所有回迁房已分配为由不予理睬。而且保利公司、琶洲联社和琶洲街道办在2016年4月15日还通知未办理收楼的村民有45套（71-164方）的住宅可以重新申报摇珠置换已分配的公寓。故请求法院判决：1.保利公司向李翠莲提供总面积不小于171.81平方米��宅性质的回迁房置换之前分配给李翠莲的三套办公性质的公寓回迁房。2.琶洲联社承担履行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连带责任和义务。3.保利公司、琶洲联社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保利公司原审辩称，请求法院判决驳回李翠莲的诉讼请求。一、《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及收楼通知》、《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均规定回迁安置房户型申报的时间为2014年11月9日至11月14日，并自2014年11月18日开始摇珠；此外《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第二条还规定琶洲村村民享有优先参加摇珠分房的权利。然而，李翠莲直至2014年11月19日才申报户型，其申报时不仅已超过原定的申报期限，而且第一轮摇珠（仅面向琶洲村村民）也已经于2014年11月18日开始，故其未能参加第一轮摇珠，只能与外地非村民等参加第二轮摇珠，丧���了村民优先权。二、李翠莲首次申报的三套户型中，只有一套89.3平方米的户型为住宅房屋，其余两套户型（分别为49、40.1平方米）均属公寓房屋。李翠莲于2014年11月23日参加了89.3平方米住宅户型的摇珠，因申报人数多于房屋套数，其未能中签。其后，李翠莲自愿修改了户型申报表，在剩余房源中申报了三套公寓户型（分别为75.2、49、55.8平方米），并在修改处签名、摁指模予以确认；最终李翠莲申报的三套公寓户型全部中签。李翠莲修改户型申报表是其自愿行为，不存在任何欺诈或诱导。三、李翠莲中签三套公寓房屋后，我司与李翠莲及时签署《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中签及收楼通知书》，明确了回迁安置房的具体房号。2014年12月2日，双方还签署三份《收楼确认书》，李翠莲确认其已收取三套公寓房屋；此外，李翠莲还签署了《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结算单��，并已收取我司支付的收楼奖励款及其他奖项。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8月28日，李翠莲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琶洲联社依法对琶洲村实施城中村整村改造，并依法制定《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2010年6月23日，李翠莲、保利公司双方签订了《琶洲村城中村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编号：保琶拆协第201XX号）。2014年11月6日，保利公司发出《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及收楼通知》，通知琶洲村全体被拆迁人于2014年11月9日至11月14日申报户型、自2014年11月18日起进行各户型的摇珠、自2014年11月28日起组织被拆迁人办理收楼相关手续。其中，《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第二条（二）明确：在2010年提交了《琶洲村回迁安置户型面积申请统计表》的琶洲村民可以在��一次摇珠时优先摇珠分房，剩余房源由未中签的优先村民与其他琶洲村民一起参加摇珠分房，随后非琶洲村民的被拆迁人就剩余房源按照本方案参加摇珠分房。
2014年11月19日，李翠莲提交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户型申报表，申报一套89.3平方米户型的住宅，一套49平方米和一套40.1平方米的公寓。
2014年11月18日，保利公司举行第一轮摇珠，2014年11月23日李翠莲参加了保利公司举行第二轮摇珠分房活动，在未抽中户型申报表中的中房屋的情况下，李翠莲立下《声明书》并重新申报户型：49平方米公寓、55.8平方米公寓和75.2平方米公寓。
2014年11月23日、26日李翠莲先后共签收3份《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中签及收楼通知书》，公示了李翠莲回迁的3套房屋号码为：1B-19X、18A-13X、1B-17X。2014年12月2日，李翠莲签收《收楼确认书》��收上述三套房屋。
原审法院认为，在整个琶洲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是琶洲经济联社通过村民民主投票确定，同时也是由琶洲经济联社为主体实施的村集体重大经济建设发展项目，涉及的《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及收楼通知》等文件均已向村民公示。李翠莲作为被拆迁村民应知晓申报时间、第一轮摇珠时间及琶洲村民可以在第一次摇珠时优先摇珠分房等事宜，李翠莲应预见延迟申报将导致丧失优先摇珠的后果。现李翠莲未按公示的申报时间2014年11月9日至11月14日进行申报户型，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后李翠莲参加第二轮摇珠、重新申报户型并已实际接受摇珠产生的房屋，均是李翠莲自愿行为，应视为李翠莲、保利公司就回迁房屋的分配等问题达成一致协议，并已履行完毕。现��翠莲再要求保利公司、琶洲联社提供住宅性质的回迁房换置公寓性质回迁房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李翠莲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翠莲负担。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进行审查。
原审认定琶洲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是琶洲经济联社通过村民民主投票确定，同时也是由琶洲经济联社为主体实施的村集体重大经济建设发展项目，涉及的《琶洲村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方案》，《琶洲村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房摇珠分房及收楼通知》等文件均已向村民公示，本院予以确认。李翠莲作为被拆迁村民应知晓申报时间、第一轮摇珠时间及琶洲村民可以在第一次摇珠时优先摇珠分房等事宜，李翠莲应预见延迟申报将导致丧失优先摇珠的后果。根据已查明事实，李翠莲未按公示的申报时间2014年11月9日至11月14日进行申报户型，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后李翠莲参加第二轮摇珠、重新申报户型并已实际接受摇珠产生的房屋，均是李翠莲自愿行为，应视为李翠莲、保利公司就回迁房屋的分配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且李翠莲申报户型、选房已履行完毕。李翠莲在本案中再要求保利公司、琶洲联社提供住宅性质的回迁房换置公寓性质回迁房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李翠莲上诉坚持要求保利公司提供住宅性质的回迁房换置公寓性质回迁房，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琶洲联社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翠莲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翠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国庆
审判��黄嵩
审判员 姚伟华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胡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