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3民终4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福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工业园区莲溪路****号。组织机构代码：63166617-5。
法定代表人：杨宫莉莉。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伟晓，国浩律��（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承彪，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三垟街道吕家岸村亨哈大厦。组织机构代码：78883536-0。
负责人：徐文华，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航，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永上集团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经济开发区行政中心企业服务中心201－206。组织机构代码：69389474-7。
法定代表人：郑建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小雄，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永上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后街工业区环城东路。组织机构代码：14549410-1。
法定代表人：郑建强。
原审被告���永上集团南京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高淳县经济开发区花山路。组织机构代码：78714467-2。
法定代表人：郑建成。
原审被告：松尼电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智广工业区。组织机构代码：14552742-8。
法定代表人：高少华。
原审被告：郑建强，男，1971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原审被告：郑建权，男，198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原审被告：郑建成，男，197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上诉人上海福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福丰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原审被告永上集团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上电力公司）、永上集团有限公司、永上集团南京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线缆公司）、松尼电工有限公司、郑建强、郑建权、郑建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5）温瓯商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海福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丁伟晓、张承彪，永上电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小雄，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尹航到庭参加诉讼，永上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线缆公司、松尼电工有限公司、郑建强、郑建权、郑建成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福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对上海福丰公司的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担保事实是否成立未予查明。2014年3月，上海福丰公司原股东（即本案原审被告永上集团有限公司、郑建成、郑建强、郑建权）将所持公司100%股份转让给案外人。在股权转让期间，永上集团有限公司以及郑建成、郑建强、郑建权均向新股东明确承诺，截至股权转让交易日为止，上海福丰公司（原系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形式对外担保的债务。相应地，在本案中，虽然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将上海福丰公司列为金融借款合同的担保人之一，但同样作为被告的永上集团有限公司以及郑建成、郑建强、郑建权仍然坚称，永上集团上海线缆公司既未参与2013年9月5日的银行借款合同，更未列为本案讼争借贷之债的担保人。由此可见，上海福丰公司作为本案担保人的事实存疑。二、本案主合同、担保合同关于“担保人”信息迥然不同。根据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出示的证据，《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编号为“公授信字第ZH1300000177105号”、标的额为3400万）的“特别签订条款”第五条担保条款中，“担保人名称”载明的担保人为松尼电工有限公司、一开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郑建强、郑建权、郑建成以及永上集团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同时，《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中，担保人则为永上集团南京线缆股份有限公司、永上集团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郑建成、郑建强、郑某。对比以上两份均签署于2013年9月5日的合同，担保人这一如此重要的信息迥然不同，这对于一家专业从事金融服务的机构而言，实属异常。三、一审审判程序明显违法，上海福丰公司申请鉴定权利被无故剥夺。鉴于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所交证据疑点重重，一审中上海福丰公司及原审被告永上集团有限公司均向法庭提出了鉴定申请，要求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编号为“公授信字��ZH1300000177105号”、标的额为3400万）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所附的签名、印章所形成的时间等进行司法鉴定，目的在于帮助法庭更好的查明事实。然而，一审法院丝毫未予理睬，根本上剥夺了上诉人的正当诉讼权利。四、上海福丰公司对新证据的质证权利同遭无故剥夺。2015年11月6日，一审法院组织谈话，并向上海福丰公司出示了由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提供的2012年5月11日同一日签订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编号为“公授信字第99282012290039号”、授信额3000万元）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公高保字第99282012290039-1号”），用来印证本案所争议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编号为“公授信字第ZH1300000177105号”、标的额为3400万）以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系属真实、客观。对于该等证据，法庭明确表示给予上海福丰公司一周时间（即2015年11月13日前）提交质证意见，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上海福丰公司刚刚于2015年11月11日将提前完成的质证意见付诸邮寄后的翌日，就收到了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书。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本案的担保事实未予查明、审判程序违法的前提下，作出的判决严重错误。恳请贵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在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中的不当判决内容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的诉讼请求。
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答辩称：一、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没有“造假”的动机，更没有“造假”的行为，上诉人对合同的质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与本案涉及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编号相对应，有上诉人的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内容完整，权利义���清晰，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二、最高额保证合同除了在签字页有上诉人的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外，还有《确认函》，同样有其盖章及签字。上诉人在办理手续时，还向银行提供了《股东会决议》以及《股东会签字样本》，以上两份文件均有上诉人的盖章和签字。三、上诉人不单单在本案中（2013年度的借款合同）为永上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在上一年度（2012年度）的借款合同中，同样为永上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这一点上诉方也并不否认，在2012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公高保字第99282012290039-1）中，上诉人同样签字盖章，并提供了《股东会决议》和《股东签字样本》，所用的印章和签字均与2013年度担保行为中的印章及签字相同。2012年的合同与2013年合同的版本不同，由于2013年的版本在2012年的基础上做了改进，第6页修改���第三十七条通知和送达条款，导致合同第7页的版式完全不同，如果把2012年的签字页（第7/8页）拿到2013年来用，完全不匹配。两份《股东会决议》格式不同，签字（按手印）形式不同，日期不同，在诸多形式上明显不一致，无法用2012年的版本替换2013年的版本，更为重要的是，2012年的股东会决议和2012年度其他保证人的股东会决议一致，2013年度的股东会决议与2013年度其他保证人的股东会决议一致，每一套资料都与同年其他资料相吻合，不可能替换。2012年度与2013年度的《股东签字样本》版本格式，时间、及签字形式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从乙方有权签字人看，2012年度代表乙方签章的是“沈海波”副行长，2013年度代表乙方签章的是“吕建波”副行长，2012年度吕建波副行长并不分管这一块。两份保证合同文本编号不同，两份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编号也不相同，2013年主��同编号为公授信字第ZH1300000177105,2012年主合同编号为公授信字第99082012290039。综上，2013年这份保证合同的签字盖章发生在2013年，有足够材料予以佐证，与2013年度其他保证合同形式完全一致。从客观出发，完全有理由认定这份合同的真实性。四、上海福丰公司认为其不是本案的保证人，不符合银行系统的操作惯例和规范。2012年度我行对永上集团的授信是3000万元，2013年度我行对永上集团的授信是3400万元，对比两个年度的担保条件，几乎相同，如果说2012年度上诉人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作为永上集团的关联企业的担保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3年突然从担保行列里面消失，从银行授信审批的角度来看也不可能。授信额度没有变低，担保条件明显变弱，本身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银行系统信贷操作的惯例和规范。五、关于上诉人提到的“主合同第五条没有记载其名称的问题”首先，主合同并不必要记载所有担保人的名称，担保行为是否成立，关键看是否签订相应的保证合同，有关担保的权利义务内容是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来予以确认，而并非根据主合同第五条的名称记载。六、对印刷品进行鉴定，并依此否定合同的真实性，将会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诚信是经济社会的基石，担保人忠实承担担保责任是对法律的基本尊重。印刷品是“通货”，是“种类物”而不是“特定物”，其生产制作是工业化行为，本身具有各种不稳定的情形，对工业品进行判断的手段也存在不稳定性，因此依据对工业品的万分位鉴定结论进行评判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合同行为，是特定的主体的意思表示，是“特定”的行为。对这个行为作出判断时，应根据行为人自身的行为痕迹进行，以人为本，以人的行为痕迹为本，行为痕迹具有连���性，合理性，逻辑性，以及独特性，根据这些行为做出的判断更接近真相，也是民法的立法精神。
综上所述，上海福丰公司（原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作为永上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企业，在2012年度即为永上集团在民生银行的贷款中提供担保，与《最高额保证合同》一并提供了《股东会决议》和《股东签字样本》，2013年度，永上集团在民生银行续贷，在同等条件下，上诉人上海福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为永上集团继续提供担保，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同时提供了《股东会决议》和《股东签字样本》，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应当予以支持。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这份鉴定意见书不合法、不科学、不客观、概念不准确、不严谨，不应被法庭采信。退一步讲，即便其鉴定方法正确，结论真实客观，在法律上也不能建立本合同被“换页”的���果关系，也不能推导出本案涉及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存在换页或者不真实的唯一情形，并不能否认合同的真实性及双方有关担保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此，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永上电力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永上电力公司是否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就认定永上电力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显属认定事实错误。1、永上电力公司在收到一审法院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等相关材料后，便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对该最高额保证合同进行鉴定，对此经办法官同意进行鉴定，另，永上电力公司在庭审调查取证阶段，再次向法庭重申并明细了鉴定事项。一审法院应允后，并未付之行动来查明本案关键的客观事实，就匆匆作出一审判决。显然，一审法院剥夺了诉讼当事人的鉴定权利，也使本案的关键事实得不到客��呈现。2、本案《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中所记载的担保条款项中罗列了该借款的担保人名称、合同编号、合同名称，但并未将永上电力公司列为授权合同的保证人。故永上电力公司不应为该授权合同的保证人，无需对该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永上电力公司签字盖章即使真实，但并不是为本案所涉借款所做担保的意思表示。1、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所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存在明显的拆改装痕迹，肉眼显而易见的该合同第6页与第7页不连续，第7页的字体明显加粗，作为第7页的背页面第8页及附件2反映其为空白文件，即纯为签字盖章页，作为严谨苛刻的金融服务机构，所签署的合同的借贷合同理应加盖骑缝章，以确认担保人已对合同项下的关键条款已知悉，而本案涉及的合同恰恰违背惯例，永上电力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仅在该空白页处签字盖章。另，加���永上电力公司于2012年期间签订过类似的保证合同，并且该些签字盖章过的合同一直存放在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显然无法确保该涉案合同真实完整，不被变造、伪造。故一审法院理应对该涉案合同进行鉴定，予以查明。2、涉案合同里确认的金额及发生期间等核心部分没有双方盖章确认，合同中除空白内容处有上诉人签字盖章，其他部分均为银行工作人员填写或由他人填写。对涉案借款的担保永上电力公司并不知情，永上电力公司也未对该些借款提供任何担保，故一审法院判决永上电力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于法无据。
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永上集团有限公司立即偿还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借款本金1300万元、利息195433.33元、复利1449.13元及逾期利息（从2014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本息之和13195433.3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9%���算）；二、被告永上集团南京线缆股份有限公司、永上集团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福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松尼电工有限公司、郑建强、郑建权、郑建成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5日，被告永上集团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签订公授信字第ZH1300000177105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合同约定：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向永上集团有限公司授信3400万元，期限为2013年9月5日至2014年9月5日；授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汇票贴现等授信品种。2013年9月5日，被告南京线缆公司、永上电力公司、上海福丰公司（原法人名称为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签订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上述被告为公授信字第ZH1300000177105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3400万元，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13年9月5日至2014年9月5日。2013年9月5日，被告松尼电工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签订公高保字第DB130000018366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上述被告为公授信字第ZH1300000177105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1500万元，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13年9月5日至2014年9月5日。2013年9月5日，被告郑建强、郑建权、郑建成与原告签订个高保字第DB130000018366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上述被告为公授信字第ZH1300000177105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3400万元，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13年9月5日至2014年9月5日。2013年11月11日，被告永上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一份《提款/��付申请书》，提取借款1300万元，并出具一份单位借款凭证，载明借款金额为13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3年11月11日至2014年11月11日，执行年利率为6.6%，逾期利率按执行年利率上浮50%计算，按月结息。此后，被告永上集团有限公司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至今尚欠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借款本金1300万元、利息195433.33元、复利1449.13元。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永上集团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借款本金1300万元、利息195433.33元、复利1449.13元及逾期利息（从2014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本息之和13195433.3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9%计算）；二、被告永上集团南京线缆股份有限公司、永上集团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福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依据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在3400万元最高限额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松尼电工有限公司依据公高保字第DB130000018366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在1500万元最高限额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郑建强、郑建权、郑建成依据个高保字第DB130000018366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在3400万元最高限额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被告永上集团南京线缆股份有限公司、永上集团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福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松尼电工有限公司、郑建强、郑建权、郑建成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被告永上集团有限公司追偿。本案受理费100981元，公告费610元，合计101591元，由被告永上集团有限公司、永上集团南京线缆股份有限公司、永上集团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福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松尼电工有限公司、郑建强、郑建权、郑建成负担（公告费610元由原告垫付）。
二审中，上海福丰公司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1、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出具的《债权债务声明》一份。2、永上集团公司和原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发给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的函件一份，主要内容如下：“现有永上集团有限公司向贵行申请用信，承诺人在此郑重声明，待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新区××号的厂房出售后，即时归还贵行贷款600万元，否则贵行有权提前收回全部授信，由其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承诺人负担。”上��福丰公司认为如果本案保证合同真实成立，则原上海线缆公司承诺还款600万元即脱保，与3400万元的保证额度不相符。证据1、2拟共同证明上海福丰公司未曾签订本案系争《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3、上海王新律师事务所函告、邮寄送达凭证和请求进一步推进司法鉴定程序的函。函告系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代理律师于2016年3月28日或29日向上海福丰公司邮寄的，该证据拟证明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惧怕司法鉴定，并对我方进行威胁企图阻挠司法鉴定程序的情况，其行为正好说明了涉案合同的真实性存疑的问题。
永上电力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也说明本案一直存在疑点，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如此惧怕司法鉴定，其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质证认��：对证据1的真实性现在无法核对，且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承诺函》的主要意思是上海线缆公司愿意在厂房出售后提前归还600万元，否则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可以收回全部授信。该《承诺函》反而能够证明上海线缆公司参与了2013年度的担保，否则没有必要向银行作出此种承诺，与600万元金额和担保限额相差甚远的问题，是因为当时该厂房抵押在建行，在当时的情境下提出这种金额也是非常合理的。即便上海福丰公司履行了还款600万元的承诺，也并不意味着解除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在主债务人到期不能归还贷款时，银行同样可以要求上海福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证据3对方不能提供证据原件，我方对真实性有异议。函告是真实的，确实由上海王新律师事务所的某位律师寄出。但涉案贷款发生在2013年，于2014年到期，函告于2016年3月寄送，不���成任何威胁恐吓，向税务部门举报上海福丰公司的税收问题，这也不是威胁，我方一直有权利向有关部门举报。对关于请求进一步推进司法鉴定程序的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函系向法院提出的请求，不能称为证据，不具有证据的作用和性质，也与本案无关。
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提供了以下证据：1、编号为“公高保字第99282012290039-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2、股东会决议一份；3、股东签字样本一份；证据1-3拟共同证明上海福丰公司在2012年即为永上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且2012年的合同与2013年的合同版本不一样，如合同编号、签订时间、担保金额和期限、合同页数、合同第6页内容、第7、8页内容等等均不一致。但2012年的该合同与2012年度其他保证人的合同完全一致，2013年的上诉人保证合同也与2013年其他保证人的合同完全一致。2012年与2013年的我方负��人签字也不一致。上海福丰公司在2012年、2013年的盖章一致，说明其不只有提交鉴定的公章，还有另外的公章。4、协助调查函一份；5、中国建设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证据4-5拟共同证明上海福丰公司在其他银行加盖的公章与本案加盖的公章相同，说明其有多枚公章。6、文本编码为CMBC-
WZ2011-4-001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该合同于2012年签订，与证据1-3相对应。该合同中也没有记载上海福丰公司的名字，但其对保证责任并不否认。
上海福丰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我方确实为2012年贷款签订过最高额保证合同，但是否就是银行提交的这份，我方不能确认。对证据2、3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证据1显示的合同版本第1页至第5页与2013年的合同版本没有任何变动。只有第6页第37条内容有所不同，2013年该条款的变动没有优化或改进，且字体部���有加粗，而2012年的合同字体匀称、条款内容更加合理。2012年合同第37条的数字是中文形式，与2013年合同第37条的数字格式有所不同。这些改动不符合一般金融机构的做法。2012年股东会决议的空格处是打字的，而2013年股东会决议的空格处是银行人员手动填写的。郑某也称其签署的多数文件都是空白合同。2、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其他银行的合同与本案无关。3、关于证据6，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认为2012年的主合同没有列我方为保证人，故我方不应对2013年的有所质疑，但该陈述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若合同是银行方伪造的，这种吻合就有可能。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称其只有一份合同原件，我方对此有异议。
永上电力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有异议，但至于有无真实发生贷款或提供保证我方不发表意见。该合同与本案合同一样均无骑缝���，有可能与本案合同进行替换。该合同并非本案直接证据，不影响本案权利义务的认定，我方暂不申请对该证据进行鉴定。若法庭认定该证据对本案有影响，我方保留申请鉴定的权利。对证据1、2、3的关联性有异议，2012年有提供担保不必然说明2013年就有提供担保。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主张2013年的授信额度较2012年有所增加，我方认为这也与本案无关。且增加担保额度，当事人完全可能不再提供担保。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认为2012年的银行合同与2013年的有所不同，故不可能有替换情形，但该主张没有依据。我方也从没有主张2013年的合同系由2012年的该合同改造而来，该举证责任应在银行方。2、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3、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合同没有骑缝章。对关联性有异议，合同显示当年额度为3000万元，而2013年额度为3400万元，这说明我方和上海福丰公司可能不同意为增加的部分提供担保。
本院认为，上海福丰公司提供的证据1、2的文本真实性可以确认，可以证明永上集团上海线缆公司及其股东出具《债权债务声明》及永上集团公司、永上集团上海线缆公司发函给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的事实。上海福丰公司提供的证据3与本案争议判定无关联，本院不予认定。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提供的证据1-3和证据6系原始书证，真实性可以确认，本院予以认定。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提供的证据4、5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不予认定。
二审审理中，本院依据上海福丰公司和永上电力公司的申请，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对编号为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8页中“郑某”签字和“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提供的比对样本是否同一进行鉴定。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6月17日向本院出具（2016）文鉴字第91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编号为“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标称日期为“2013年9月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8页中“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1、2中“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编号为“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标称日期为“2013年9月5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8页中“郑某”签名字迹，是郑某书写形成。
二审审理中，本院依据上海福丰公司和永上电力公司的申请，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编号为“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7页与第8页中印刷体文字是否同时形成及该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经过拆装进行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9月23日出具粤南[2016]文鉴字第565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l、编号���“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6页与第8页中印刷体文字不是同时形成，第7页与第8页印刷体文字是同时形成；2、编号为“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经历过拆装。该鉴定结论分析说明部分认为：根据墨迹色阶值变化规律推定，合同1-6页晚于7-8页约1个月左右。
上海福丰公司质证认为：认同该两项鉴定结论，说明我方签署的内容是对应前面1-6页的合同内容。涉案合同不真实、经历过拆装，能证明我方主张。永上电力公司质证认为：认同两项鉴定结论，鉴定结果能说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不真实，鉴定意见也说明检材前面的装订次数较后面的装订次数少。
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质证认为：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已经确定法定代表人郑某签字的真实性，郑某在签字期间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8条、第43条之规定，其行为可代表公司，应当有效。关于印章问题，鉴定结论只是表明用于比对的印章与合同印章不一致，但是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的确存在多枚印章。根据我方向法庭提供的材料，这枚印章至少出现八次，时间上跨越2011、2012、2013三年，同时出现在民生银行和建设银行两大银行，这些文件包括，2011年建行的抵押合同，2012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样本，2013年最高额保证合同、确认书、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样本，两家银行、八次使用、跨度三年，没有理由否认这枚公章不是上诉人所有，更没有理由否认上诉人通过这枚公章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合法、不科学、不客观、概念不准确、不严谨，不应被法庭采信。理由如下：1.鉴定结论不合法。2007年8���7日司法部颁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在2016年5月1日被废止，司法部颁布了新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鉴定机构自制的规范不能再用于司法鉴定。然而，本案鉴定机构的鉴定方法依据《文件制成时间鉴定作业指导书》NJD/ZD-D-10-2007、《墨迹色阶检验作业指导书》NJD/ZD-D-13-2009都是自制规范，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尽管该鉴定机构的鉴定技术获得了专利，但获得专利并不是对技术的客观性、正确性做出结论和认证。在鉴定行业，其应当使用公知技术，或者说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即这种实验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经过他人来验证的，这样才具有客观性，如果只有一个机构知道，一个机构下判断，其他人不能实验，本身就是不客观的。2.鉴定结论不科学。色阶值的测定数据没有科学依据，色阶值的确可以测定，但准确到万分位并以此作为区分标准没有依据。我们专家根据国际及国家标准进行仿真实验，在理想状态下，偏差都有几千，那么通过几十个数值的变化得出差异的结论显然不科学。退一步讲，如果精确到个位数作为区分标准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么本案的鉴定各页之间，甚至是同页的不同字之间形成时间都有差异，显然很荒谬。3.鉴定结论不客观。本次鉴定假设了诸多先决条件，结论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如假定检材载体A4规格纸张第1至第8页色泽基本相同，假定了保管条件是完全相同的等，此外，签字页相比起其他页人手摸得更多，也可能使得其灰度和其他页存在微小的差异。因此，根据鉴定机构测定灰度上存在差异，可能存在多种原因，而不单单是时间上的差异。4.鉴定结论概念不明确、极易误导裁判者。根据鉴定意见书所说的“经历过拆装”，简单地讲，就是这份文件经历过订书针装订，然后订��针被起订过。这是档案管理的需要，归档后被装订，后因涉诉开钉启用，很简单。从鉴定报告来看，就是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鉴定意见书却用了“拆装”这个概念，给人很大的误导。5.关于“相差约一个月”时间，概念上也极其不明确。现在我们假定鉴定机构的数据都是准确的，也是有依据的。那么反推，一天的灰度变化大约是8，那么1-6页的差值是14,7-8页的差值是6,1-6页的形成时间差约两天，7-8页的形成时间差一天，而不是鉴定意见书所说的相同。6.鉴定结论不严谨。鉴定意见书明确其使用仪器是：南天明鉴文件制成时间检验系统，VHX-2000C数码显微系统，ZY-1000通用型检验仪、放大镜。但是检验时却使用VSC6000型文检仪进行检验，显然不严谨，不合理。本检材送检时间是2016年7月27日，但是我们收到报告是在10月份，明显超出60天的期限。
在以上质证意见之外��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申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色彩高保真复制实验室教授王强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并陈述了以下意见：1.本检材印刷采用的是胶印印刷工艺，装订采用的是无线胶订工艺，共7页14面，其中：封面封底2页4面，为整张A3幅面纸张。内文5页10面，为1张二折页A4（1-8面）和1张A4单张，采用粘贴方法将单张A4粘贴在二折页第8面上，内文经铣背后，涂布热熔胶和侧边胶与封面粘为一体，最后除书脊的三边后获得成品。本检材若经过拆装，必须将第4页（7-8面）和第5页分离，第5页与第6页分离，更换后重新粘贴，且粘贴无法采用热熔胶（温度180-230℃）。由于本检材纸张为胶版纸（非涂布纸uncoatedpaper），分离时必然产生刀割痕迹或纸张拉毛，但对本检材采用50倍读数显微镜观察，没有出现上述问题，也未发现其他胶粘剂痕迹。且本检材书脊的铣背外观特征、订书针订孔特征以及切口上下角特征一致，铣背锯齿线位置和书角位置没有出现更换纸张而导致的位置偏移。因此，可以判定本检材没有进行内页更换。2.对比《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南【2016】文鉴字第565号》基于检1-1至检8-2得出的结论，胶印印刷所允许的色阶偏差远远高于鉴定报告结论所采用的8个色阶差，仅仅纸张本身的误差就大于其结论依据的数据，而这种方法所依据的专利没有涵盖胶印印刷品。因此，这种方法不适合胶印印刷产品的鉴定，所推断的结论不成立。3、本检材属于300DPI以内的印刷品，色阶波动值较大，即使色阶值波动小的600DPI印刷品，其灰度值波动也在两位数至三位数。检材1-1至检材8-2，所选择单个文字笔画数或多个文字笔画数相差较大，导致色阶值存在一定差异是必然的，故用个位数的色阶值差异来判断胶印印刷品印刷时间的不同��可靠性和精度是很低的，结论可靠性依据不足。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对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持有异议并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辅助说明，该证据系本院依法委托具备相应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作出的，与本案事实有关联，但对该份鉴定结论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案内其他证据在后文综合评判。
上海福丰公司申请证人张某（张某，男，1981年9月2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员工）出庭作证。张某证言主要内容：本案诉争的2013年合同签署时，所有保证人都是当场签署。关于签订地点，有时候保证人来银行签订，有时候我们去公司让他们签订。但能确保都是面签的。关于签订时间，是落款时间之前签的，有可能相差三五天。落款时间是银行内勤人员填写的。2013年的合同签有四份。2012年的保证合同当事人各一份。合同写好后，我们应该是一起交给郑建强了，留下了自己的一份。相关公司资料交银行备案。合同文本提交后台审核的时候是先用铅笔书写的，确认无误会再用黑笔写。合同经办完毕后，经办人员接触不到合同原件，最多只能看到复印件。文本原件保管在分行。
上海福丰公司申请证人郑某出庭（郑某，男，194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建国巷3-7号，公民身份号码，原系永上集团上海线缆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证言主要内容是：2013年我没有签署过合同，在2012年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有签过。2012年的合同我是去银行签的，但一次性签了四五份，但没有一次是填好后给我签的。签署后合同原件没有给我们，我好几次到银行去要合同原件。资产做抵押时，银行共让我签三次合同。2013���的保证合同我是在上海的案件诉讼发生后才知道有这份合同，我跟银行也说过我没有签订过2013年的保证合同。永上集团是我创办的。郑建成、郑建强、郑建权都是我儿子，几家公司我交给他们打理，是家族企业。2010年我就退休了，之后的事基本是郑建强做主。我记不清2013年是否与民生银行签订过合同。
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质证认为张某的证言真实、合法，但对郑某的证言不予认可。上海福丰公司认为郑某否认签过系争合同，也未收到合同原件，且根据温州地区银行惯例一般不给当事人合同原件，故应采信郑某陈述。永上电力公司认为两证人均述及合同手写部分是银行人员填写的事实。
本院认为，对证人张某证陈述的案涉合同的手写部分及落款时间均系银行人员填写的事实各方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两位证人的其他陈述，因张某系民生银行���州分行员工、郑某系原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两证人的证言效力较低且各方有异议，故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除对上海福丰公司、永上电力公司是否曾与民生银行温州分行订立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这一事实将结合鉴定结论和案内其他证据另行审查判定外，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曾于2014年3月21日出具一份债权债务声明，主要内容如下：“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及公司股东发表声明如下：一、截至2014年3月21日，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无债权。二、截至2014年3月21日，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以房产为永上集团有限公司向浙江省乐清市柳市建设银行贷款人民币30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三、除此以外无其他债务。特此声明。声明人��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永上集团有限公司、郑建成、郑建强、郑建权。”
永上集团有限公司、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曾于2013年11月7日发函给民生银行温州分行，主要内容如下：“现有永上集团有限公司向贵行申请用信，承诺人在此郑重声明，待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新区××号的厂房出售后，即时归还贵行贷款600万元，否则贵行有权提前收回全部授信，由其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承诺人负担。”
2012年5月11日，南京线缆公司、永上电力公司、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签订公高保字第99282012290039-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公授信字第99282012290039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3000万元，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12年5月11日至2013年5月11日。永上���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9日向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出具股东会决议，同意为永上集团有限公司向该行申请金额为3000万元的授信项下所产生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提供了股东签字样本。
2012年5月11日，永上集团有限公司与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签订公授信字第99282012290039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合同约定：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向永上集团有限公司授信3000万元，期限为2012年5月11日至2013年5月11日；授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汇票贴现等授信品种。
本案所涉的公授信字第ZH1300000177105号《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手写部分包括落款时间均由银行工作人员填写。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某���签名系其本人签署。
审理中，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确认其已另就永上电力公司提供的9套抵押物分别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和秀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并于2015年12月28日收到南湖法院执行款754920元；于2015年12月28日收到秀洲法院执行款1392112元；于2016年1月26日收到秀洲法院执行款1045875元；2016年1月26日收到秀洲法院执行款670000元；2016年3月16日收到南湖法院执行款1950000元；2016年3月22日收到秀洲法院执行款800000元；2016年6月23日收到秀洲法院执行款1137282.1元，以上共计7750189.1元。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确认以上收到的执行款金额全部于收款当日用于归还本案债务本金。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的判定。虽然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认为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6页与第8页中印刷体文字不是同时形成且合同文本经历过拆装，但仍不宜仅依据鉴定结论否定公高保字第ZH1300000177105-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理由如下：
一、该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存有疑点。鉴定机构采用的鉴定方法所依据的《文件制成时间鉴定作业指导书》NJD/ZD-D-10-2007和《墨迹色阶检验作业指导书》NJD/ZD-D-13-2009是其内部掌握的自制规范且不对外界公开，难以通过其他方式验证鉴定数据的准确性，本次鉴定采集的反映墨迹日变化值的比较数据也未在鉴定报告中列示。根据鉴定结论列明的第1页至第8页墨迹检测平均色阶值，各页的色阶值均有差异，差值达到何种界限可判定为不同时间形成并无客观标准，鉴定结论推定第1-6页晚于第7-8页约一个月左右依据模糊。此外，鉴定结论假定被检的合同文本保管条件正常，但因合同签章页经过四方当事人分别签名盖章（��处签名和八处盖章），也可能导致签章页的墨迹色阶值出现一定差异。
二、即使采信鉴定结论，也不能必然得出合同文本系拆装替换伪造而成的结论。完整的合同文本，也存在各页印刷时间略有差异的可能，并无行业规范要求同一合同文本的各页必须同时印刷。鉴定意见书称合同文本“经历过拆装”，是基于检材尾页背面（封底）除与封面一致的2处订书机装订痕迹外，又另见2处装订孔这一检验结果作出的判断。但依据肉眼观察就能判断检材封底另存的装订孔只存在于封底，并未穿透前面各页，签章页（第7-8页）的装订孔与第1-6页的装订孔并无区别，因此鉴定结论认为检材经历过拆装只是针对封底，并未判定合同第1-8页也经历过拆装。综上，不能依据鉴定结论反映的合同签章页存在色阶值差异、封底装订痕迹不一直接推定诉争合同文本系拆装替换伪造而��。
三、对比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在2012年度和2013年度和涉案各保证人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文本，两个年度的合同文本版式不同，无法相互拆页替换。本案中也无证据表明2013年度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签章页和此前其他年度合同签章页版式相同。郑某称整个2013年度都未与银行签过合同，但鉴定结论称诉争合同签章页印刷时间早1个月，亦存在矛盾。上海福丰公司、永上电力公司和郑某均主张系争合同签章页系由他处替换而来，但对具备真实签名盖章的签章页形成于何时、来源于何处没有合理解释。
四、将诉争《最高额保证合同》原件和本案中各方无异议的同年度其他保证人（如松尼电工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原件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合同版本完全相同，合同从封面至尾页的印刷体部分内容完全一致，故上海福丰公司、永上电力公司曾签署过2013年版《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交给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收执的事实不可否认。若银行方欲对诉争合同前部分（第1-6页）进行拆装替换，其目的只能为更换1-6页印刷体以外的手写内容，但诉争合同1-6页手写内容只涉及保证限额、保证期间、授信合同及编号等内容，上海福丰公司、永上电力公司未主张手写部分内容被更改，却坚称未签署过2013年年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张不足采信。
五、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和永上电力公司在2012和2013年度订立《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同时，还向银行提供了股东会决议和股东签字样本，两个年度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东签字样本版式也不相同，诉争合同第11页还附有上海福丰公司、永上电力公司签章的确认函。前述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字样本和确认函均能印证上海福丰公司、永上电力公司签订系争《最高额��证合同》的事实。
六、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基于常理无变造合同文本的动机。永上集团公司自筹资金还清2012年度借款后，2013年度重新向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借款。如永上集团无法提供足额担保，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完全可以拒绝授信，而无必要主动伪造合同为永上集团公司提供授信。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7日发函给民生银行温州分行，承诺其名下厂房出售后即时归还贷款600万元，否则银行有权提前收回全部授信。永上集团上海线缆有限公司若未提供担保，无作此承诺的必要。
综上，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虽系本院依法委托具备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作出，但结合全案事实和案内其他证据进行对照分析，仍不能得出诉争《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变造而来的结论，故不应依据鉴定结论否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和法律效力。��海福丰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民生银行温州分行确认其已陆续收回本金7750189.1元，本院对一审判决确定的本息数额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瓯海区人民法院（2015）温瓯商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维持瓯海区人民法院（2015）温瓯商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及受理费负担部分。
三、永上集团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借款本金5249810.9元、期内利息195433.33元、复利1449.13元及逾期利息[从2014年11月12日起至2016年6月23日为1888376.37元（计算过程见附表），2016年6月24日至实际履行之日，以本金和期内利息之和5445244.2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9%计算]；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981元，由上海福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34931元，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负担660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良岳
审判员 何士锋
审判员 曾庆建
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
书记员 徐晓文
逾期利息计算明细表
逾期利息
起算日逾期利息截止日计息基数天数利率本期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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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赵维贤、商丘吉顺运输有限公司等与付忠英、王立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6-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