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泰中商终字第004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荣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长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青年东路5号。
法定代表人徐长江，董事长。
上诉人谭荣华与被上诉人徐长江、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峰集团）股权转让权纠纷一案，因不服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2015）泰海商初字第055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荣华一审诉称，1997年4月至2004年11月期间，我在文峰集团工作了8年：1997年4月至1998年5月在江苏文峰集团南通文峰大世界任财务部经理助理；1998年5月至2001年11月筹建江苏文峰集团海门文峰大世界，任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2001年11月至2003年7月筹建江苏文峰集团通州文峰千家惠并担任店长，党支部书记；2003年7月至2004年4月任江苏文峰集团王府文峰千家惠店长，党总支委员；2004年4月-2004年11月任江苏文峰集团上海文峰千家惠超市总部营运部营运专员，党总支委员。2003年底，文峰集团改制时，我在王府文峰千家惠担任店长职务。
2003年12月31日南通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南通市财政局向南通市政府提交《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的请示》，第五条载明：同意现有企业的国有资产由徐长江同志为首的经营集体整体受让20551.44万元，并形成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业务骨干参股的股权结构。受让后股权结构为徐长江同志出资8220.57万元（其中1063.90万元奖励资金抵交出资部分），占40%；陈松林、顾建华同志分别出资1644.11万元，各占8%；杨建华、裴浩兵、马永同志分别出资1438.6万元，各占7%；吴宏旭同志出资615.54万元，占3%；业务骨干出资4102.28万元，占20%。由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其中20%的股权暂由徐长江同志代表受让，但在新企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必须明确到具体人员。2004年1月15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请示的函》，同意请示事项。
2003年12月20日，文峰集团作出《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退出改革方案》的附件二《公司各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列明了文峰集团下属的52家企业。我当时担任王府文峰千家惠店长职务，就是文峰集团的业务骨干、该52家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显然我有权和其他骨干共同受让文峰集团20%的股权。
2005年10月20日，文峰集团注册资金从20551.44万元变更为12000万元。参照文峰集团在2013年才私下明确的其他骨干的股权份额，我有权在文峰集团享有0.22848%股权。
然而，文峰集团从未告知我上述应有权力。2005年6月28日文峰集团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登记到徐长江名下的股权比例为60%。徐长江、文峰集团并未执行和落实改制文件，在2005年6月28日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时并没有将其代持的应当属于业务骨干的20%股权明确到业务骨干的名下。而且文峰集团多年隐瞒该改制文件给予业务骨干的权利这样的事实，直到2013年除了谭荣华等八人以外的其他业务骨干才拿到了文峰集团出的股权证，而谭荣华等人直到2014年初才知道上述情况，书面发函要求文峰集团落实改制文件给予这些骨干的权利。文峰集团于2014年5月14日书面回函，认为谭荣华等八人是业务骨干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了文峰集团，所以所相应的股份没有分配给其他老的业务骨干，而是要留给新的业务骨干。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谭荣华自2005年6月28日起在文峰集团享有0.22848%股权受让权（价值暂定18万元，具体以评估价为准），并由徐长江、文峰集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徐长江、文峰集团一审共同答辩称：一、谭荣华在文峰集团改制开始时是文峰集团的业务骨干，在文峰集团改制前已经办理退休，丧失文峰集团骨干身份，也丧失了成为文峰集团股东的资格。2003年11月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改制操作的政策，包括适用对象，受让主体、股权结果、资产处置等；文峰集团在此之后，根据市政府的部署正式启动改制工作。此时，谭荣华是文峰集团下属企业的负责人，属于业务骨干。企业改制是一个过程，文峰集团启动改制工作后，按照改制文件的要求，需要开展包括制定改制方案，进行资产评估，上报主管部门审批等一系列工作，在得到市政府批准改制方案后，还要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指定改制后的企业章程，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按照产权转让合同缴纳转让款，办理注册资本验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才算完成改制工作。文峰集团完成改制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05年6月28日，至此文峰集团的改制才完成。而谭荣华在文峰集团改制完成前的2004年11月就已经从公司离职，谭荣华离职后丧失了文峰集团骨干身份。谭荣华丧失文峰集团骨干身份，当然丧失成为文峰集团股东的资格，根据政府批准的文峰集团改制方案，文峰集团改制受让主体是经营集体，经营集体以外的人均不具有成为文峰集团股东的资格；
二、文峰集团根据南通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徐长江等签订文峰集团整体转让合同第七条其他约定事项，有权决定业务骨干的持股事宜，包括对持股资格的要求。产权转让合同第七条约定事项第6项明确，在本合同产权转让成交后，为实现通经贸（2003）437号文件精神及文峰集团董事会决议有关股权结构的设置方案，乙1方（即徐长江）将本合同受让的文峰集团60%股权中拿出20个百分点的股权（出资额4000万元人民币）按本次转让时的价格4102.28万元转让给文峰集团业务骨干，具体操作由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据此及有关企业改制的通常做法，文峰集团经营层有权决定业务骨干的持股事宜。2004年1月16日《文峰集团中层干部业务骨干改制实施动员会议纪要》确定，参会的中层干部和业务骨干，即将成为改制后的集团公司股东，要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对于改制后在正常退休前因个人原因主动离开集团公司的，或因违法违纪受到处理被免职的，则不具备股东资格。该纪要确定的原则是文峰集团确定业务骨干持股事宜的重要标准。谭荣华在改制完成前就退休离开文峰公司，当然不具备文峰集团的股东资格；
三、文峰集团未确认谭荣华享有股权受让权，文峰集团改制过程中对企业依自身权限决定内部执行的相关政策、制度、规范等，并不属于法院审查的范围。文峰集团改制过程中未将谭荣华纳入持股的业务骨干范围，更未量化谭荣华的股权份额。从文峰集团改制时的政府文件及产权转让协议的规定来看，文峰集团是有权决定持股的业务骨干范围和条件的。而改制过程中对企业依自身权限决定内部执行的相关政策、制度、范围等，并不属于法院审查的范围；
四、2008年4月22日，文峰集团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徐长江代持的业务骨干20%的股权已剥离，由文峰集团的业务骨干姚海林等6人持有。2008年4月24日，前述变更已经由工商部门办理登记，徐长江自此不再代持业务骨干的股权；
五、2005年6月28日文峰集团完成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时，已经确认谭荣华不是文峰集团的股东，不享有文峰集团的持股权利，该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法律效力，如果谭荣华认为文峰集团在改制过程当中没有执行政府的改制文件，损害了谭荣华的权利，此时谭荣华就应当向文峰集团提出自己的主张，谭荣华并没有主张股权受让权；在2008年4月徐长江将代持的20%股份剥离给姚海林等6人持有时，谭荣华也没有主张股权受让权。就本案而言，谭荣华主张要求确认其自2005年6月28日起，在文峰集团享有0.22848%的股权受让权提出的时间是2014年11月16日，距离文峰集团改制完成工商登记的时间已经有9年之久，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所以现谭荣华提出股权受让权的请求，不仅缺少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且已经超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另，文峰集团的改制是依据政府的相关文件，政府的文件中对徐长江以及陈松林等经营层的受让股权有明确规定，而对业务骨干只确定了范围，没有确定具体的人数和具体的人员。谁属于业务骨干，谁又属于可以参与改制享有持股权利的业务骨干是由文峰集团按照企业内部的规定来加以确认的。谭荣华不属于文峰集团所约定的可以参与改制持有公司股权的业务骨干。谭荣华认为自己享有权利，认为自己有权受让相关股权，仅仅是谭荣华个人的理解，并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谭荣华既无实体上的诉讼权利，而且也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驳回谭荣华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文峰集团原系国有独资企业。2003年12月20日，文峰集团作出《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退出改革方案》。方案第二条“改制形式及适用政策”载明：“公司实行‘国有资产全部退出，在职职工置换身份，人资分离’的改制形式。适用政策为：市属企业改革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南通市属大而盈企业改制操作的若干意见》（通企改联办（2003）3号）的有关精神，同时结合公司行业特点及下属企业实际，制定本方案。”。第三条“受让主体”载明：“公司国有资产由现有经营集体整体受让，形成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业务骨干参股的股权结构。经营集体受让公司国有资产的100%，其中主要经营者占40%，其他经营层成员占40%，业务骨干占20%（详见附件三）。……”。该方案附件三“经营集体受让后公司股权结构比例表”载明业务骨干股权占比为20%，股权数额为4039.37万元，并加注说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中，在本次公司改制时暂由徐长江同志代表他们受让，然后结合各个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再细化到每个企业骨干。公司董事会已专门就此形成决议。”2003年12月16日“文峰集团董事会关于公司改制有关股权设置的决议”载明：“在公司整体改制过程中，设定企业骨干持股20%。由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中，而下一步各企业改制形式不尽相同，目前难以准确量化每个企业骨干购股额，所以暂由徐长江同志代表业务骨干受让20%国有股，然后在公司投资企业的改制中具体细化到各个业务骨干。”另，《关于南通市属大而盈企业改制操作的若干意见》（通企改联办（2003）3号）第二条“受让主体”载明：“‘大而盈’企业国有资本的受让主体可以是该企业的经营集体也可以是社会法人或社会自然人。企业经营集体包括经营层成员、中层管理人员及其他技术骨干、营销骨干等。……”
2003年12月31日，南通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南通市财政局向南通市人民政府提交《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的请示》（通经贸发（2003）437号），对文峰集团的整体改革方案的具体意见和落实情况予以请示。该请示第五条“关于受让主体”载明：“同意现有企业的国有资产由徐长江为首的经营整体受让20551.44万元，并形成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业务骨干参股的股权结构。受让后股权结构为：徐长江同志出资8220.57万元（其中1063.90万元奖励资金抵交出资部分），……；业务骨干出资4102.28万元，占20%。由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其20%的股权暂由徐长江同志代表受让，但在新企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必须明确到具体个人。奖励经营班子的1063.90万元抵交出资部分由文峰集团落实到具体个人。”2004年1月15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请示的函》，同意《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的请示》（通经贸发（2003）437号）的请求事项。2004年1月18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市政府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退出改革方案的批复》（通政复（2004）12号），原则同意文峰集团在《关于南通市属大而盈企业改制操作的若干意见》（通企改联办（2003）3号）文件的框架下实施改制。2004年1月23日，甲方南通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乙方被告徐长江等7人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一份，同意由甲方将持有的文峰集团的整体产权团协议转让给乙方。该合同第七条第6项载明：“本合同产权转让成交后，为实现通经贸发（2003）437号文件精神及文峰集团董事会决议有关股权结构设置方案，乙1方徐长江将本合同受让的文峰集团60%股权中拿出20个百分点的股权（出资额4000万元人民币）按本次转让时的价格4102.28万元转让给文峰集团业务骨干，具体操作由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2005年6月28日，文峰集团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将公司股东由南通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变更为徐长江等7人。2008年4月22日，文峰集团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徐长江持有文峰集团60%股权，其中，根据南通市政府批复设定徐长江受让的40%股权，代持业务骨干受让的20%股权。现决定，剥离徐长江代持的业务骨干20%的股权，剥离后徐长江持有公司40%的股权。该决议明确业务骨干20%的股权剥离后，分配的具体人员名称、股权比例、股权金额。上述变更事项于2008年4月25日经工商变更登记备案。
2004年11月谭荣华辞职离开文峰集团，于2004年12月20日领取改制补偿金42000元。
2014年5月14日，文峰集团对谭荣华等八人出具《关于沈锡章等同志有关改制股权问题的复函》称，为落实明确业务骨干参股20%的股权结构的改制方案，由业务骨干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研究制定了业务骨干股权激励方案，规定业务骨干参股对象为2004年1月参加文峰集团第九次年度工作会议的人员，上述人员中未到退休年龄离开集团不能为企业继续服务的，或工作期间违纪违法的，不具备持股条件；由于谭荣华等八人已经辞职离开文峰集团，故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后谭荣华认为其对文峰集团享有0.22848%的股权受让权，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一起因政府主导下的企业改制发生的纠纷，谭荣华主张其对被告文峰集团享有股权受让权，系基于其认为自身具有相应“业务骨干”身份。2004年1月23日，南通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徐长江等7人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中明确“业务骨干”20%股权分配具体操作由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但该合同并未明确“业务骨干”的认定标准，更未明确“业务骨干”的具体人员；则相应“业务骨干”的认定亦应由文峰集团公司决策层作出。2014年5月14日，文峰集团对谭荣华等八人出具《关于沈锡章等同志有关改制股权问题的复函》，对谭荣华等八人是否属于符合20%股权激励政策中的“业务骨干”作出明确答复。故对于认定谭荣华是否为“业务骨干”，文峰集团经营层相对于谭荣华而言，双方并非处于平等位置，且本案纠纷系文峰集团在改制过程中的遗留问题，故本案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谭荣华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退回谭荣华。
谭荣华不服上述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认定《产权转让合同》明确“业务骨干”20%股权分配具体由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是对合同内容的歪曲，进而认定相应的“业务骨干”的认定亦由文峰集团决策层作出，更是毫无依据的推论。事实上，之前的改制文件早就明确了有权受让股权的业务骨干分布在文峰集团下属52家企业中，52家下属企业也在改制文件中已经载明。而《文峰集团中层干部业务骨干改制实施动员会会议纪要》、文峰集团负责人通讯录、文峰集团《关于沈锡章等同志有关改制股权问题的复函》已经证实上诉人就是文峰集团下属52家企业的业务骨干。故上诉人业务骨干的身份应该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上诉人是否“丧失了骨干身份”；2、本案上诉人要求确认的股权受让权，是属于确认股东资格的争议。股权受让权是股东资格权利的一部分，有了股权受让权才能讨论是否出资受让、如何受让的问题。本案争议的不是改制文件，也不是改制遗留问题和企业自主决定的内部事务，而是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该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一审法院以本案当事人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确认上诉人自2005年6月28日起在被上诉人处享有0.22848%的股权受让权。
二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因企业改制而产生的纠纷。2004年，文峰集团为转换经营机制，在政府指导下进行改制，国有资产退出，在职职工身份置换，文峰集团的国有资产由经营集体整体受让，形成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业务骨干参股的股权结构。2004年1月16日文峰集团中层干部业务骨干改制实施动员会形成的会议纪要载明，对于改制后在正常退休前因个人原因主动离开集团公司的，或因违法违纪受到处理被免责的，则不具有股东资格。2004年4月，谭荣华离开文峰集团，此后文峰集团在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时未将股权登记到谭荣华名下，文峰集团解释为谭荣华等人已经辞职、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的原因。谭荣华诉称其作为业务骨干，文峰集团从未告知其应享有的股权受让权，故依据有关改制文件的精神，要求确认其享有的股权受让权。从本案发生的过程、原因分析，本案系文峰集团改制过程中产生的纠纷。
谭荣华与文峰集团之间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谭荣华主张文峰集团改制时其为部门负责人，属改制文件中的“业务骨干”，文峰集团亦无异议，故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次，有关改制文件载明业务骨干持股20%，由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而各企业改制形式不尽相同，影响每个企业骨干购股额，有待改制中具体细化，具体操作由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各个业务骨干持股多少，受让价格，股东资格丧失等事项，都由文峰集团单方决定，没有协商的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并以列举的方式作了具体的规定，原审法院认为文峰集团与谭荣华处于非平等位置，依照该规定驳回谭荣华的起诉并无不当。谭荣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钱 晖
代理审判员 朱希懋
代理审判员 邢晔源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王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