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余刑初字第372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沈建伟。因本案于2014年6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7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陈科，浙江泽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某。因本案于2014年6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6日被逮捕，同年8月1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冯珊（杭州市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金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未检刑诉（2015）18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沈建伟犯诈骗罪、被告人周某犯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3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沈建伟及其辩护人陈科、被告人周某及其辩护人冯珊到庭参加诉讼。现己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上半年，被告人沈建伟伙同他人为骗取拆迁补偿款，在铁路部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周杨社区的铁路留用地上建造厂房。期间，冯某等人也在周杨社区的集体土地及位于周杨社区的铁路留用地上建造厂房。建造过程中，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巡查发现两处违法建筑后责令被告人沈建伟及冯某等人停止违法建造行为，但被告人沈建伟及冯某等人在调查期间擅自继续建造并于2010年初建造完成，后未实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2010年10月，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被告人沈建伟及冯某于30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
2009年下半年，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根据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协商、请示，确定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征迁主体，对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规划红线内涉及星桥街道周杨社区的土地，和周杨社区规划红线外的带征土地实施征地拆迁工作，由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拨付资金等工作，征迁范围为周杨社区1、2、3、6、7五个小组的土地全征全迁。后星桥街道办事处制定了《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意见》，规定没有土地使用证但持有有效营业执照的非住宅房屋为违法建筑，近年新形成的违法建筑，原则上不作补偿，由被拆迁人自行拆除。
2010年11月左右，时任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副科长的被告人周某根据工作安排作为厂房征迁的经办人带领评估、动迁公司人员到周杨社区现场评估被告人沈建伟及冯某等人各自建造的厂房。期间，被告人沈建伟伙同他人借用杭州某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名义参与评估，将租用的机器设备放于厂房内，并隐瞒所在土地系铁路部门留用地的事实。而被告人周某明知两处厂房建筑物成色较新，无生产迹象，系违法建筑的情况下，违反职责规定，未核对征迁红线图，未调查核实该违法建筑的建造时间、土地权属等情况，也未进行汇报。
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被告人沈建伟伙同他人又改为借用杭州某乙轴承有限公司名义参与征迁补偿协商，还向动迁、评估公司提供一份虚假的杭州某乙轴承有限公司与周杨社区的租地协议，以证明其厂房所在土地系周杨社区所有。被告人周某明知被告人沈建伟更换了被拆迁企业名称未调查核实和汇报。
2012年1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分别与被告人沈建伟及冯某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给予被告人沈建伟等人厂房拆迁补偿款2696207元，给予冯某等人厂房拆迁补偿款9998687元，并于同年5月支付完毕，最终使得本不在征迁范围，本不应进行补偿的违法建筑获得补偿，造成国家财产被骗取。
归案后，被告人沈建伟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任职文件等书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沈建伟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周某的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且被告人沈建伟有立功情节，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沈建伟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基本无异议，唯辩称其向铁路部门租用土地建造厂房是为了用于出租而非骗取拆迁补偿款，其是在2009年底厂房建造完成后才知道周杨社区要被拆迁一事的。
被告人沈建伟的辩护人同意被告人沈建伟的辩解，另提出，1）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周杨社区的书记戚某及主任茹某、拆迁组的领导胡某甲及陈某均明知被告人沈建伟建造的厂房所涉土地的性质，故被告人沈建伟未隐瞒所在土地系铁路部门留用地的事实；2）被告人沈建伟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3）被告人沈建伟检举他人犯罪并经查证属实；4）被告人沈建伟系初犯、偶犯，无前科。综上，请求对被告人沈建伟减轻处罚。
被告人周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被告人周某的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周某的领导胡某甲和陈某均知晓被拆迁厂房系违章建筑、未实际投入生产且冒用他人公司名义等情况仍决定进行征迁，而被告人周某在征迁过程中对是否进行拆迁、补偿价格等决定性问题均无决策权，故被告人周某的渎职行为与被告人沈建伟等人骗得拆迁补偿款的结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且被告人周某所起作用微乎其微，系因过分相信领导的决断而未能正确履行个人工作职责，也从侧面反映出被告人周某的主观恶性较小；2）被告人周某归案后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虽未能被认定为立功，但也为其他案件的侦破提供了线索，且被告人周某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3）被告人周某系初犯、一贯表现良好，本次犯罪属于过失犯罪。综上，请求对被告人周某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周某于2010年4月开始担任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系机关法人，以下简称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副科长，2013年1月至同年4月担任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并兼任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副科长，期间分管城市规划、征地拆迁、国土管理、做地出让等工作。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中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工作委员会党工发（2010）14号《关于徐晓斌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党工发（2013）4号《关于孙建明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党工发（2013）46号《关于盛正飞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知》；余杭区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审批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星桥街道办事处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被告人周某的供述和辩解。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2009年上半年，被告人沈建伟为骗取拆迁补偿款等目的，租用铁路部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周杨社区（以下简称周杨社区）的铁路留用地，并与他人共同建造厂房。期间，冯某等人也在周杨社区的集体土地及位于周杨社区的铁路留用地上建造厂房。在建造过程中，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发现上述两处建筑均系违法建筑，遂责令被告人沈建伟及冯某等人停止建造行为，但被告人沈建伟及冯某等人仍继续建造并于2009年底2010年初完工。2010年10月，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责令被告人沈建伟及冯某于30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
2009年下半年，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根据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协商、请示，确定由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征迁主体，对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规划红线内涉及的周杨社区的土地和周杨社区规划红线外的带征土地实施征地拆迁工作，资金拨付由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征迁范围为周杨社区1、2、3、6、7五个小组的土地全征全迁。星桥街道办事处还制定了《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意见》，规定没有土地使用证但持有有效营业执照的非住宅房屋为违法建筑，近年新形成的违法建筑，原则上不作补偿，由被拆迁人自行拆除。
2010年11月左右，被告人周某根据工作安排作为厂房征迁的经办人带领评估、动迁公司人员到周杨社区现场评估被告人沈建伟及冯某等人各自建造的厂房。期间，被告人沈建伟等人隐瞒厂房所在土地系铁路部门留用地的事实，借用杭州某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的名义参与评估，为了骗取更多拆迁补偿款，还租用机器设备放置于厂房内。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被告人沈建伟等人又改为借用杭州某乙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名义参与征迁补偿协商，还向动迁、评估公司提供了一份虚假的某乙公司与周杨社区的租地协议，虚构厂房所涉土地属周杨社区所有的事实以骗取拆迁补偿。被告人周某明知两处厂房建筑物成色较新、无生产迹象，且系无产权证明的违法建筑，仍违反职责规定，未核对征迁红线图、未调查核实该违法建筑的建造时间、土地权属等情况，未对厂房的动迁提出异议，在明知被告人沈建伟更换被拆迁企业名称后也未进行调查核实。
2012年1月，星桥街道办事处分别与被告人沈建伟及冯某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给予被告人沈建伟等人厂房拆迁补偿款2696207元，给予冯某等人厂房拆迁补偿款9998687元，并于同年5月支付完毕，使得不在征迁范围内亦不应给予补偿的违法建筑获得补偿，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达人民币12694894元。
另查明，归案后，被告人沈建伟检举揭发戚某某涉嫌受贿3万元、茹某某涉嫌受贿3万元的罪行，并经查证属实。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沈某甲的证言，证实因被告人沈建伟告诉其想租用杭州车辆段旁的一块空地，故其找童某帮忙，后其和被告人沈建伟一起到南星桥运输服务所由被告人沈建伟出面签订了协议，但协议的具体内容其不清楚；之后在2010年的一天，其又与被告人沈建伟签订了合用协议，约定由其负责土地平整、工人工资等前期工作，并支付相应的费用，因当时听说要拆迁，故为了避免纠纷，合用协议约定如遇建设需要要求拆迁，拆迁费用超出造价（10万元）外的部分4、6分成，其可分得4成，但房屋造好后消防没有通过验收；2011年，其得知房屋已被拆迁后找过被告人沈建伟，经其催讨后，被告人沈建伟在2013年给了其20万元的事实；
2、证人童某（上海铁路局乔司站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2008年12月或2009年1月，杭州铁路工务段的沈某某（应为沈某甲）告诉其欲借用位于沪昆（杭段）线乔司站区（杭州北车辆段“周扬立交”旁）的土地，其将上述情况向领导汇报，并经乔司站领导班子会议讨论决定将上述土地以乔司站下属自负盈亏的集体经济企业南星桥运输服务所的名义出借给沈某某，之后，被告人沈建伟出面与南星桥运输服务所签订了借用协议；上述土地使用权属于上海铁路局，是1993年左右被征用的，1996年乔司站成立后接管了该土地；2009年秋天，铁路公安消防支队对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一幢轻钢简易房、一幢二层砖混结构小楼进行过验收，但没有通过，其遂建议沈某某将房屋拆除，并通知南星桥运输服务所负责人不要与被告人沈建伟续签协议的事实；
3、证人沈某乙的证言，证实2009年至2012年期间，星桥街道的防违控违工作主要由拆违办负责，其当时任拆违办主任；2009年夏天，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周杨社区铁路边有两块土地上在建违章建筑，其遂让拆违办的工作人员找周杨社区的书记戚某了解情况，戚某答复称铁路边的土地属于乔司铁路编组站，不属于社区，之后经向星桥街道土管员等渠道核实，拆违办认为上述土地不属于星桥街道区域，故移交城管部门处理，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直属中队还对上述违章建筑进行过查处，其也将上述违章建筑的情况告诉过胡某甲，以及两个违章建筑的体量较大，且距离周杨社区居委会很近，胡某甲和陈某去周杨社区时肯定能看见的事实；
4、证人韩某甲的证言，证实2005年至2010年期间，其在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星桥中队工作；2009年8月，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中队到星桥立案查处过周杨社区铁路边两处违章建筑，其也配合直属中队工作，当时还找冯某、被告人沈建伟做过调查，并征询了国土和规划部门的意见，同年9月，规划部门答复上述建筑属于违章建筑，国土部门认定建筑所涉的部分土地是铁路部门的国有土地，部分是集体土地；同年11月左右，因直属中队被撤销，上述案件交由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星桥中队处理，但直至2010年7月其调离，上述案件也没有做出行政处罚；按照正常程序，调查完成后应该及时作出自行拆除的行政处罚，如果不自行拆除就申请法院强制拆除，以及上述违章建筑体量在新建违章建筑中算是最大的，分管城建的领导肯定知道该情况的事实；
5、证人沈某丙的证言，证实其从2010年7月开始任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星桥中队中队长，任职后过了几个月，法制员朱某告诉其2009年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中队查处的周杨社区的两个违章建筑案件因联系后当事人没有来签收文书而一直没有送达，后经联系，2010年10月，两个案件的行政处罚决定告知书送达给了当事人，但之后送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当事人不配合签收，上门查找也没有找到冯某和被告人沈建伟，之后其电话联系过周杨社区的戚某或者何某甲，告知情况，要求社区发现二人后即通知中队，但也未果；2011年下半年，其找到被告人沈建伟，并让被告人沈建伟签收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但冯某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一直没有送达；上述两处违章建筑的体量是星桥街道新建违章建筑中最大的，分管城建的领导肯定知道的事实；
6、证人沈某丁的证言，证实2008年底2009年初，被告人沈建伟向其提议在被告人沈建伟向铁路部门租用的位于周杨社区铁路涵洞旁的土地上建造厂房后出租，其提出铁路部门的土地上没有办审批手续如何建造厂房的疑问，被告人沈建伟的意思是已经与铁路部门协调好了，当时被告人沈建伟还提起过周杨社区要拆迁，如果厂房能被拆迁最好，不能拆迁也可以出租，其认为投资回报不错，遂同意投资；后其与被告人沈建伟商定由其出资建造厂房，被告人沈建伟负责联系铁路部门及相关的拆迁工作，如果拆迁，补偿款扣除其的投资款后利润均分；之后其二人开始建造钢结构厂房，期间城管部门到工地现场查处过，还留了一张“停工通知书”，其因此事联系过被告人沈建伟，被告人沈建伟称会处理，过了一段时间，被告人沈建伟联系其称已经处理好了，让其继续建造厂房；2009年底，两层的钢结构厂房建成，共投资155万元左右（其中10万元左右是被告人沈建伟出资）；但厂房建好后一直闲置，只在2010年上半年借给铁路部门使用过4、5个月；2010年周杨社区明确要拆迁后，其和被告人沈建伟都找过戚某，要求对厂房进行拆迁；为了获得更多拆迁补偿，被告人沈建伟还租用了一些机器设备放在厂房内，其和被告人沈建伟又找来莫某的某甲公司的牌子挂在门口并谎称厂房属于某甲公司所有，后动迁、评估公司及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对厂房进行了实地评估、动迁，具体是被告人沈建伟联系的；之后因不能以某甲公司的名义动迁，被告人沈建伟又以另一公司的名义进行拆迁补偿；最后其和被告人沈建伟与胡某甲商定拆迁补偿总价为260余万元，被告人沈建伟给了其190万元，以及在其等人的厂房建造前，冯某在与其等人租用的土地隔一条小路的北面土地上建造厂房，并与其等人的厂房差不多时间停工、复工、建成的事实；
7、证人冯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底2009年初，其在得知长睦大型居住区项目要在周杨社区征地拆迁，且发现周杨社区1、2组和3、4组交界处有一块7、8亩的荒地后欲在该处建造厂房以获得拆迁补偿，其将该情况告知了周杨社区书记戚某，戚某表示同意，之后其以自己投资成立的杭州某开挖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周杨社区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在对土地进行平整欲建厂房时，周杨社区主任茹某介绍陆某甲（系茹某的外甥女婿）与其一起投资建厂房，其因资金紧缺而表示同意，当时其和陆某甲还约定了拆迁补偿款的分成；2009年8、9月，因被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发现在建违章建筑，厂房建设被叫停，其找了也在附近建厂房的被告人沈建伟，要求被告人沈建伟谎称其在建厂房涉及的土地是被告人沈建伟向铁路部门租用的，即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无权管辖，后其和被告人沈建伟也是如此告知城管部门的，之后其又告知陆某甲如果被告人沈建伟的厂房开始施工，其等人也可以恢复施工，厂房在1、2个月后重新施工，2009年底2010年初建设完成；陆某甲将大部分厂房出租，小部分自用，但没有从事生产经营，厂房收益归陆某甲；2010年10月，城管部门正式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责令在30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但因当时已经在准备厂房拆迁了，故其没有自行拆除；从2010年初至下半年，其只要有机会就找戚某、茹某要求帮忙解决拆迁补偿问题，2010年快年底时，戚某告诉其星桥街道办事处开会确定其的厂房可以被拆迁；过了一段时间，被告人周某电话联系其称动迁评估公司要进场，让其准备一下，次日，被告人周某就带着评估公司的章某等相关人员到厂房进行现场查看和评估；2011年底2012年初，其接通知后与陆某甲到星桥街道城建办二楼会议室协商赔偿价格，当时胡某甲、陈某、被告人沈建伟、被告人沈建伟的合伙人及被告人周某等人都在场，因胡某甲称其的房屋是违章建筑，不可能完全按照评估价格赔偿，故经讨价还价后最后确定的补偿价格是900余万元，其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之后收到汇入某丁公司账户的补偿款，上述钱款中的70%其汇给了陆某甲，以及其建厂房的土地中有部分是铁路部门的国有土地，在建造厂房过程中，被告人沈建伟认为其占用了被告人沈建伟向铁路部门租用的土地而找了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确认过，后其支付了一些钱款给被告人沈建伟作为补偿，另一部分土地是其向周杨社区租用的；另证实在确定厂房拆迁前，其找过胡某甲、陈某等人，告知了厂房所涉部分土地属于铁路部门，且厂房是违章建筑的情况，要求帮忙，胡某甲称心里有数，陈某也同意帮忙，其还要求胡某甲尽量迟一点拆迁，以便其可以从陆某甲处分得更多的分成；在违章建筑被城管部门查处后，其也找过胡某甲、陈某帮忙，二人也同意帮忙协调的事实；
8、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2007年11月至2011年期间，其在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任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期间负责联系杭州长睦大型居住区项目涉及周杨社区拆迁项目的做地事宜；该项目由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长睦大型居住区前期指挥部负责；2007年左右，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因项目涉及周杨社区的400多亩土地而与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协商，后双方达成做地由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每亩补偿83万元左右钱款给余杭的意向，其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的相关人员联系后确定征地拆迁工作由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在征地过程中，因老百姓不同意仅征用红线范围内的400余亩土地（大部分是农用地），经向余杭区政府汇报，区政府同意对红线涉及的周杨社区各小组的土地全征全迁，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征用后使用权归杭州，带征土地的使用权归余杭，之后，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签订委托做地协议，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负责土地上建筑物的拆迁，并由星桥街道办事处划定了周杨社区1、2、3、6、7组的带征土地的红线图，星桥街道办事处还成立了项目工作组；因是委托实施，故星桥街道办事处要对征迁红线和拆迁人员负责，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审核征迁红线图和拆迁名单，包括对违章建筑的补偿标准等拆迁政策也是星桥街道办事处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审核星桥街道提供的拆迁名单、评估报告和补偿协议后拨付补偿款给星桥街道办事处，以及不在红线和带征范围内的建筑物不能拆迁，国家处罚要拆除的违章建筑不能进行拆迁补偿，铁路部门的土地也不在拆迁范围内的事实；
9、证人胡某甲（原系星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证言，证实2010年下半年，周杨社区书记戚某、主任茹某多次向其提及要求拆迁铁路边的两家企业，称该两块土地是社区的集体土地，属于带征红线范围内，冯某也称在土地上的建筑物内有干股，要求其晚一点对建筑物进行拆迁以获得更多利益，周杨社区还提供了两家企业与社区签订的租地协议；其看到过周杨社区1、2、3、6、7组带征土地范围的红线图，知道上述两家企业所在的土地不在长睦大型居住区的红线范围内，也不在小组的带征土地红线范围内，但因上述土地位置比较特殊，南面靠铁路，北面靠三组，如果不拆迁，之后就没有机会被拆迁了，且周杨社区书记和主任均多次找其要求拆迁，故其相信了周杨社区相关人员关于土地是社区集体土地的说法，在没有调查土地权属的情况下考虑征迁工作的实际决定给予拆迁，并在周杨社区拆迁工作组会议上提出对铁路边的两家企业先评估动迁；之后确定动迁、评估业务交章某负责，陈某具体联系动迁、评估，陈某又让被告人周某负责现场评估、动迁；2011年下半年工作组开会时，动迁公司即告知上述土地上的两家企业的建筑是违章建筑，其知道两处建筑物是2009年左右建造的，按照星桥街道办事处的拆迁政策是不能补偿的，但其认为建筑物在拆迁时已经形成，仍决定给予拆迁补偿，还将补偿情况提交书记办公会议讨论通过；陈某和被告人周某在整个拆迁过程中均未提出过反对意见，在最后决定拆迁政策时，其中一人还提出可以套用万乐社区铁路边企业（土地使用权属于铁路部门）拆迁的政策给予拆迁补偿的事实；
10、证人陈某（原系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科长）的证言，证实2010年下半年，在周杨社区征地拆迁过程中，戚某和茹某要求对铁路边的两个企业进行拆迁，后胡某甲让其联系动迁评估公司对上述企业进行评估，其遂让被告人周某联系了现场动迁评估，期间冯某曾告诉其在铁路边的企业里有股份，询问其何时拆迁，其自己去现场看过，知道两家企业是钢结构厂房，肯定是违章建筑，且企业里没有生产迹象，外观成色也比较新；2011年下半年，胡某甲询问其上述企业的拆迁标准，因其和胡某甲均认为上述企业与2010年万乐社区铁路边的企业的位置等情况很相似，故胡某甲决定按照万乐社区铁路边企业的补偿政策进行补偿；当时其意识到土地权属可能归铁路部门，但在询问戚某时，戚某称大部分土地是社区的集体土地，故其认为可能只有部分土地是铁路部门的，但只是征用建筑物，与土地无关，故也没有再去调查核实土地性质；按照当时星桥街道办事处的非住宅补偿政策，近年形成的违章建筑不能补偿，但其等人没有调查两个企业是何时建造的，认为造好了是既成事实，故给予了拆迁，以及其没有核对过带征土地的红线图，但认为两家企业是在带征范围内的，其也不知道城管部门对上述建筑进行过处罚的事实；
11、证人戚某（原周杨社区书记）的证言，证实2010年3月至2013年期间，其作为社区书记参与了杭州长睦大型居住区项目范围涉及周杨社区的拆迁，该项目是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协商后委托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的，拆迁资金均是财政拨付，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又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拆迁，星桥街道办事处还成立了工作小组，胡某甲任组长，江某负责征地，陈某负责房屋征迁（农户和企业），被告人周某配合陈某工作；周杨社区配合星桥街道办事处实施征地拆迁工作，也成立了其、茹某、缪某三人的工作组；杭州长睦大型居住区项目的红线范围包括周杨社区1、2、3、6、7组的400余亩土地，但星桥街道办事处的政策是凡是红线范围内涉及到土地的小组均全征全迁，红线范围外的土地属于余杭区带征土地；2010年下半年，被告人周某带人对被告人沈建伟及冯某在铁路涵洞边的铁路用地及周杨社区的集体土地上建造的建筑物进行评估、动迁；以及冯某在向周杨社区租用的土地上建造建筑物过程中，被告人沈建伟认为冯某占用了自己向铁路部门租用的土地还找铁路部门的人员到社区来理论，经铁路部门划定，冯某建造的建筑物确有部分占用了铁路部门的土地，后被告人沈建伟与冯某自行协商解决了土地问题；因被告人沈建伟、冯某建造厂房均没有履行审批手续，故城管部门来查处过多次，还被城管执法中队责令停止建造过，但2009年年底左右，厂房还是建好了；另证实侦查人员向其出示的租地协议书是虚假的，因为被告人沈建伟租用的土地是铁路部门的，周杨社区根本没有资格签订该份将土地出租给某乙公司的协议，其也不知道该协议上为何会加盖周杨经联社的印章的事实；
12、证人茹某（原周杨社区主任）的证言，证实2010年上半年至2012年下半年期间，其作为周杨社区主任参与了杭州长睦大型居住区项目范围涉及周杨社区的拆迁，该项目是杭州市委托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实施的，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又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拆迁，星桥街道办事处还成立了工作小组，胡某甲任组长，江某负责征地，陈某负责房屋征迁，周杨社区配合星桥街道办事处实施征地拆迁工作，也成立了其、戚某、缪某三人的工作组，拆迁资金均是财政拨付，该项目的红线范围包括周杨社区1、2、3、6、7组的耕地，后经协商，确定凡是红线范围内涉及到土地的小组均全征全迁，红线范围外的土地属余杭区带征土地；2010年下半年，在带征土地划定红线范围时，其、江某、3组组长和代表均未将铁路涵洞旁的两个违章建筑物涉及的土地划入红线范围，在小组土地征用完成开始进行房屋征迁时，社区书记戚某向其提出将铁路涵洞旁边的两个建筑物也征用掉，其因上述建筑物所涉土地一部分是铁路部门的国有土地，一部分是周杨社区的集体土地而提出两个建筑物不在征迁红线内，不能征用，但戚某仍坚持要征用；后其得知动迁、评估公司对两个建筑物进行了现场动迁、评估，负责两个建筑物拆迁的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具体经办人是被告人周某，也是被告人周某代表星桥街道办事处参与动迁、评估的；以及被告人沈建伟和冯某分别在2009年左右在周杨社区铁路涵洞旁的土地上建造厂房，当时冯某是向周杨社区租用了集体土地，被告人沈建伟是向铁路部门租用了国有土地，但被告人沈建伟认为冯某占用了自己租用的土地而找铁路部门的人员到社区理论，后认定冯某建造的建筑物确有部分占用了铁路部门的土地，之后被告人沈建伟与冯某自行协商解决土地问题；因上述厂房没有履行审批手续，城管部门来查处过，但2010年年初，厂房还是建好了；另证实在侦查人员向其出示周杨社区与某乙公司的租地协议后其才知道被告人沈建伟是伪造了租地协议才获得拆迁补偿的，该协议上为何会加盖周杨经联社的章其不清楚的事实；
13、证人王某（江苏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江苏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章某，该公司在2011年左右参与了对位于周杨社区的杭州某丁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丁公司）、某乙公司等企业的评估工作，当时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具体负责人是胡某甲，经办人是被告人周某，周杨社区的负责人是戚某；其是根据章某的安排进行评估的，2010年11月，被告人周某带着其、章某、动迁公司的邵某等人到上述两家企业进行实地评估，其向某丁公司的老板冯某询问后登记了公司名称、老板名字、电话号码及房屋范围、有无权属证明等，之后还进行了测量，当时房子的第一层摆放着一些材料（不是机器设备），第二、三层均是空的，另有一个好像用于工人居住的彩钢瓦房，之后又到了隔壁进行评估，当时隔壁工厂厂名为某甲公司，莫某自称是老板，其也登记了相关信息，但莫某称没有权属证明，后也进行了测量，房屋第一层有一些机器设备，第二层空着，房子比较新，看得出来刚造不久，机器设备也没有生产迹象，另有好像用作办公室的一幢二层砖瓦房；现场评估后的一天，莫某和另一人将某乙公司的营业执照交到动迁公司，要求将补偿对象由某甲公司变更为某乙公司，其按照邵某的要求将评估清单上评估对象的姓名进行了更改，并将评估清单交给冯某和莫某核对，核对完成后出具的评估报告交给了邵某，由动迁公司与拆迁对象协商拆迁价格；签完补偿协议后，其按照补偿总价减去奖励部分倒套出评估价格，按上述价格再重新出具了评估报告；上述两处厂房均没有权属证明或者建设审批手续，也没有提供机器设备的发票、凭证等，有些机器没有使用迹象和固定的基础，明显是从他处搬来放放的，而且外观也比较新，使用的钢和漆也是新的，但因带队的被告人周某向其等人介绍了厂房的老板冯某，故其也认为对厂房进行评估没有问题的事实；
14、证人章某（江苏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江苏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在2010年4月左右承接了星桥街道长睦、周杨区块旧城改造项目的评估工作，当时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分管领导是胡某甲、经办人是被告人周某等人；陈某和被告人周某均曾电话通知其让其公司对某丁公司的厂房进行评估，后其和王某、动迁公司的邵某在被告人周某的带领下到某丁公司进行实地评估，但道路另一边的厂房评估其没有参与；之后王某或者邵某将某丁公司和某乙公司的厂房无产权证的情况告知过城建办，但城建办答复称可以赔偿，胡某甲、陈某、被告人周某也均告诉其拆迁协议星桥街道办事处是认可的，故其在某乙公司为拆迁对象的拆迁赔偿协议上签了字；以及按照规定，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而无法提供权属证明但可以进行赔偿的企业需要由街道乡镇出具证明，在评估报告中会注明无法提供权属证明系历史遗留问题，无法提供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证明的房屋即为违章建筑，不能进行评估、赔偿的事实；
15、证人邵某（杭州某动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2010年，其参与了星桥街道长睦、周杨区块的动迁项目，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分管领导是胡某甲，具体负责人是陈某、被告人周某等人，项目中涉及某丁公司、某乙公司的动迁，某丁公司由法定代表人冯某出面协商，某乙公司由被告人沈建伟出面协商；2010年10月，其在被告人周某的带领下与评估公司人员一起进场调查摸底，当时发现某丁公司建造的厂房没有办理房产证，其中一幢厂房的第一层建有一间冷库，第二层放置了一些正在油漆的家具，第三层空置，另有一单层小彩钢瓦房作为工人宿舍，还放了一些建筑材料，房子看起来比较新，某乙公司当时厂门口的名字是某甲公司，厂房也没有房产证，第一层放置机器设备，但没有在生产，有些机器好像刚搬入，第二层放置一些金属材料，厂房也比较新，厂房边上有一幢做办公室用的二层砖石结构楼房；当时厂房虽没有权属证明，但因带队的被告人周某向其等人介绍了企业的相关负责人，故其等人也据此认定了所有权人；在制作评估清单时，被告人沈建伟和另一人到公司找其称莫某开设的某甲公司已被拆迁，评估的厂房实际是某乙公司所有的，某甲公司的牌子是临时放在某乙公司的，要求更改征用补偿对象，其遂让王某更改了评估报告上评估对象的名字，并在出具初步评估报告时将该情况告知了被告人周某，当时星桥街道办事处也没有提出异议；最后谈定的补偿价格高于动迁补偿标准，故按补偿价格倒套后重新出具了评估报告；2012年1月，动迁公司与上述两家公司分别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其知道星桥街道办事处的拆迁政策是按照《星桥街道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意见》操作的，上述两家公司的厂房是没有权属证明的违章建筑，且新建不久，按照上述实施意见原则上是不能获得补偿的，但因胡小成、陈某、被告人周某均表示过按照重置价补偿的意思即星桥街道办事处决定补偿，故其公司也进行了相关的动迁工作；以及被告人沈建伟曾交给其一份星桥街道周杨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某乙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故其以为厂房所在土地属于周杨社区的事实；
16、证人江某（星桥街道办事处劳保民政科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2010年，因长睦大型居住区项目涉及周杨社区的征地拆迁，星桥街道办事处成立了拆迁工作小组，其是成员之一，胡某甲是组长，按照胡某甲的工作分派，其负责周杨社区1、2、3、6、7组全征全迁工作，某测绘公司负责测绘红线图；在3组土地测绘时，3组提出周杨社区铁路边、涵洞旁的2个建筑物所涉土地是3组的，其认为3组的土地不可能白给企业使用，遂要求3组提供相关的租赁协议及租金支付收据，但3组无法提供，故其确定上述土地不是3组所有，而且在其印象中上述土地是被征用过的，故没有同意测绘公司将该2个建筑物所涉土地测绘入红线图，其拿到的3组的红线图也不包括上述土地的事实；
17、证人胡某乙（杭州某测绘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的证言，证实其于2010年上半年参与了周杨社区征地拆迁的测绘工作，期间曾按周杨社区茹姓主任及何某甲的要求测量了两块位于铁路边、涵洞旁的土地的数据，当时两块土地上均建有厂房，茹姓主任称土地属于村里；后其公司制作了红线图，并将红线图交给星桥街道办事处的江某作为征地拆迁范围的依据，但位于铁路边、涵洞旁的两块土地并未包括在图纸内；2012年下半年，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被告人周某电话联系其让其找茹某或者何某甲确定一下，对两块村里的土地出具图纸，其遂按要求进行了确认，并出具了图纸，之后将图纸交给了被告人周某；侦查人员向其出示的星桥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周杨社区拆迁范围红线图”中将两块集体土地也划进红线了，该图应该是2012年之后其公司提供给星桥街道办事处的事实；
18、证人莫某（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2010年下半年周杨社区拆迁时，某甲公司的生产经营地点即其妻子家被拆迁，其遂欲找地方继续生产经营，当时被告人沈建伟在铁路涵洞旁造了厂房，村民都知道厂房所涉土地属于铁路部门，其询问过戚某和被告人沈建伟均被告知该处不拆迁，故其将部分机器设备搬到被告人沈建伟的厂房内，欲租用厂房经营，但其搬了5、6台机器到厂房后被告人沈建伟告诉其厂房也要被拆迁，被告人沈建伟和沈某丁还称需要以企业的名义进行拆迁补偿，欲借用某甲公司的名义，其表示同意并与二人约定涉及机器搬迁费归其所有，后评估公司对厂房进行了评估，当时其也在场，评估的机器设备有部分是其的，部分是沈某丁等人搬来的，但之后可能是动迁公司发现某甲公司已经在周杨社区拆迁过程中获得过补偿，故最后被告人沈建伟的厂房是以其他企业的名义进行补偿的事实；
19、证人阮某的证言，证实其曾是某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被告人沈建伟夫妻找其称欲以某乙公司的名义转一笔拆迁补偿款，其没有同意，过了几天，被告人沈建伟又来找其商量，碍于情面，其表示同意；之后的2、3个月内，陆续有钱汇入某乙公司的账户，每次汇入钱款的当天，被告人沈建伟都会告诉其，其也会让妻子到乔司大井的信用社将钱转帐至被告人沈建伟提供的账户；除拿钱外，被告人沈建伟还找过其两次，一次是在一份类似补偿协议的材料上加盖了某乙公司的公章，一次是拿走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另外其还在被告人沈建伟提供的材料上签过字，但材料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的事实；
20、证人沈某戊的证言，证实被告人沈建伟是其亲侄子，2011年，被告人沈建伟曾借用过其身份证，之后身份证长期放在被告人沈建伟处，侦查人员向其出示的户名为沈某戊的账户（账号为62×××85）不是其开户的，相关的操作也不是其做的，其听说过被告人沈建伟在周杨社区铁路边建造的一个厂房被拆迁了，但具体情况不清楚的事实；
21、余杭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征用土地的批复、土地证、上海铁路局借用铁路用地协议审批表、场地租赁合同、综治及消防安全责任协议、发票、杭州铁路南星桥运输服务所出具的说明，证实被告人沈建伟与杭州铁路南星桥运输服务所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租赁位于铁路沪昆（杭段）线乔司站区的铁路留用土地502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同时约定未经批准擅自搭建建筑物或改变承租场地用途的，杭州铁路南星桥运输服务所可以解除合同收回出租场地，在协议期内，如铁路建设、城市建设所需而需收回时，沈建伟无条件及时将土地退还，投入全部费用均由沈建伟承担，如沈建伟确需在租赁场地内搭建临时建筑物的，必须征得杭州铁路南星桥运输服务所许可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后进行，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合同的，临时建筑内的可移动物品归沈建伟处理，不可移动物品归杭州铁路南星桥运输服务所所有，相互经济上不作补偿等，2009年12月31日，沈建伟缴纳了1年的场地使用费9036元，以及上述土地系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为上海铁路局，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上海铁路局将上述土地出借给杭州铁路南星桥站运输服务所的事实；
22、现场检查（勘查）笔录、现场勘查图及照片、询问（调查）笔录、接受调查处理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证实2009年8月17日，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位于周杨村1组（杭北车辆段北侧）的两处建筑物进行勘查，同日就涉嫌违法建设分别向被告人沈建伟和杭州某开挖工程有限公司发出接受调查处理通知书，要求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处理，并要求立刻停止违法行为，被告人沈建伟和冯某分别签收了接受调查处理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经询问，被告人沈建伟和冯某均承认建筑物的建造未履行审批手续的事实；
23、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征求意见联系（抄告）函，证实2009年9月，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就是否同意对被告人沈建伟和杭州某开挖工程有限公司在周杨社区一组（杭北车辆段北侧）土地上建设的建筑物补办相关手续问题向杭州市规划局余杭规划分局征求意见，杭州市规划局余杭规划分局答复建筑物与城市规划不符，不同意补办手续的事实；
24、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征求意见联系（抄告）函回执、关于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征求意见联系（抄告）函，证实杭州市余杭区国土资源监察大队直属一中队出函称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在调查中的杭州某开挖工程有限公司使用的土地的用地单位为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周杨经济联合社，该区域（乔司编组站）属上铁四公司内用地，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的事实；
25、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实2010年10月15日，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因被告人沈建伟、杭州某开挖工程有限公司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而分别向被告人沈建伟、杭州某开挖工程有限公司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被告人沈建伟在2010年10月27日收到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冯某在同年10月20日收到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后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又分别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均为责令当事人于30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被告人沈建伟在2011年10月24日收到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
26、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杭州余杭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财政性质资金投资的各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养护、维护、城建资金的筹措等的事实；
27、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余城建集（2009）127号《关于长睦区块征地有关事项的请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简复单、土地开发合作协议，证实2009年10月，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同意，确定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长睦区块红线内的征迁主体实施征地拆迁工作，并同意带征该区块部分红线外土地，具体面积由星桥街道办事处与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商定，由星桥街道同步落实有关征迁工作；2009年11月11日，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前期建设指挥部与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土地开发合作协议，就杭州市长睦居住区规划范围涉及余杭土地进行土地开发合作，按照91.5万元／亩的标准包干确定前期开发费用（包括征地费、拆迁补偿费和安置费用等所有费用），由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前期建设指挥部支付，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地块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安置事宜及项目审批配合工作，且在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时应严格按照省、市及余杭区有关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规定执行的事实；
28、协议书，证实2010年5月5日，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签订协议书，由星桥街道办事处负责长睦项目红线内涉及周杨村征地面积410亩、红线外带征面积371亩及周杨村征迁安置区块（贾家社区拆复建地块）81亩的做地工作，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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