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再5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尹×1，男，1934年3月24日出生。
上诉人（一审原告）：尹×2，女，1943年5月6日出生。
以上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美杰（尹×1之女、尹×2之侄女)。
上诉人（一审被告）：尹×3，男，1941年12月13日出生。
上诉人（一审被告）：尹×4，男，1943年12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晋国，男，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道西交民巷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上诉人（一审被告）：尹×5，男，1945年12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桂荣（尹×5之妻）。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1，女，1937年8月7日出生。
上诉人（一审被告）：尹×6，女，1948年9月10日出生。
上诉人（一审被告）：尹×7，女，1951年10月25日出生。
上诉人（一审被告）：尹×8，女，1954年2月9日出生。
上诉人（一审被告）：尹×9，女，1957年1月4日出生。
上诉人（一审被告）：尹×10，女，1959年11月12日出生。
以上九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康平，北京市新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尹×1、尹×2与上诉人尹×3、尹×4、尹×5、王×1、尹×6、尹×7、尹×8、尹×9、尹×10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尹×1、尹×2不服（2010）一中民终字第16078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3日作出（2011）高民申字第02762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19日作出（2012）一中民再终字第00902号民事裁定，撤销（2010）西民初字第6802号及（2010）一中民终字第16078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2012）西民再初字第00028号民事判决。尹×1、尹×2与尹×3、尹×4、尹×5、王×、尹×6、尹×7、尹×8、尹×9、尹×10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尹×1、尹×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美杰，上诉人尹×3、尹×4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晋国、尹×5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桂荣、王×1、尹×8、尹×9、尹×10及九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康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1、尹×2上诉称：要求二审法院改判，确认诉争房屋归我二人所有，支持我二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为诉争房屋从出资、登记、使用管理等判定为双方当事人共有，该结论推理逻辑混乱，没有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尹×1一家一直占有、使用诉争房屋，管理诉争房屋，行使着所有权人的权利，我二人为所有权人。一审判决结果对诉争房屋的范围认定错误，本案诉争房屋为西城区×××23号院的15间房屋，并非10间房屋。
尹×3、尹×4、尹×5、王×1、尹×6、尹×7、尹×8、尹×9、尹×10上诉称：要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尹×1、尹×2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诉争房屋一直登记在尹×12名下，有大量的书面证据证明产权人系尹×12，一审判决没有查证诉争房屋购买情况，却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尹×12不具备独自出资购买诉争房屋的能力。尹×1一家虽长期使用诉争房屋，甚至利用房屋获得收益，但其并没有处分权，因为房屋产权人为尹×12。尹×1出租房屋、办理落实私房政策手续等，都是以尹×12的代理人身份出现，而不是以产权人身份出现，一审判决对此却视而不见。本案的审理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诉争房屋早在1951年就登记在尹×12名下，几十年无人对此有异议，房屋所有权来源不是直接源于本案的当事人，尹×1、尹×2的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而不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本案诉争房屋一直登记在尹×12名下，所有权归属十分明确，我国法律没有规定长期居住可作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条件。一审判决不以房产登记事实来确定房屋的权属，却以当事人双方都无法还原的六十年前的事实来确定房屋权属，认定错误。诉争房屋是15间，一审判决主文写为10间，亦存在错误。
尹×1、尹×2一审诉称：要求确认北京市西城区×××23号15间房屋产权归尹×1、尹×2所有。1940年，尹×1、尹×2之父尹×11购买北京市×××15号、16号（现门牌西城区×××23、25号,以下简称23、25号院）两处宅院共25间。购买用途是在附近开办工厂。1946年，尹×11又在宣武区下斜街老墙根处购买麦田盖工厂，后把尹×12及父亲等人接到北京，安置在大华铁工厂任职；同年将尹×13接到北京，安置在25号院。后工厂亏损，尹×11将厂子二分之一以尹×12的名义卖给了股东于文林，另开红星工厂。北平解放，镇反运动后不久，1951年全市房屋普查登记，由于尹×11对国家政策误解，违心将23号院登记在尹×12、25号院登记在尹×13俩胞弟名下，实属权宜之计；所有手续都是尹×11办理，没有告知尹×12、尹×13。23号院一直由尹×11一家居住。1953年，尹×11将25号院房屋产权证给了尹×13。
1959年，尹×11病重，尹×1与尹×12一起照顾尹×11，尹×11告诉尹×1223号院登记在了尹×12名下，当时尹×1在场，尹×12知道后让尹×11放心，说以后会把房屋登记在兄嫂崔×名下，还说尹×11该给他的东西都给了，所以不去住那个房屋。
文革期间，尹×1将房屋交公。落实私房政策后，房屋产权证还是按照原来交公的情况发还登记在尹×12名下。1981年公房管理时，需要有租赁合同，当时尹×12写了一个证明，证实23号房屋产权属胞兄尹×11所有。出证后，以后发生的事全找尹×1了。1985年尹×12去世。由于1940年的房契文革中被红卫兵烧毁，2003年，尹×1找到卖房人的长女，重新补写了一个卖房契约。2003年，因家人有变故，未再关注房产的事。2009年，尹×1在报纸上看到更换产权证，去西城房管局更换防伪产权证时，才知晓尹×3等人早在2004年将登记在尹×12名下的房产变更登记至尹×3等九人名下。诉争房屋是尹×11所购，并由尹×11、尹×1经营维修、出租、纳税、管理，由其一家居住使用至今，尹×12及子女从未在23号院居住过，房产属于尹×11，尹×1、尹×2是尹×11的子女，享有继承权。
尹×1、尹×2在重审时补充诉称：尹×1、尹×2之父尹×11于1940年通过中介人李琴普从杨厚安处购置×××15号、16号两处宅院。
1981年，房管所成立房产组负责清查文革期间没收充公的私房、原产权人的确认工作，尹×12给新街口房屋管理所出具证明信，因为尹×12患有眼疾，无法书写，证明信是在尹×12口述下，尹×1执笔代书，尹×12亲自盖章，证实上述房屋产权确属胞兄尹×11所有，要求将产权人变更到兄嫂崔×名下，并表示此后该房屋与其无关。此证明尹×1、新街口房管所各存一份。
1984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发还产权，新街口房管所负责人找到产权人尹×1商谈交涉房屋撤管发还事项，落实私房政策一切相关结算手续及补交款均由产权人尹×1亲自办理，尹×1到新街口房屋管理所核对文革期间收取的租金及房屋修缮花费，并补交差额款。1984年12月27日，新街口房管所将第二代房产证送到尹×1家中，由尹×1保管至今。该产权证仍按照1951年的登记，登记在尹×12名下，但有关房屋的事情均由尹×1出面。1984年4月1日，房管所代管停租后，诉争房屋均由尹×1进行出租、管理、使用、修缮，独立支配。
1985年尹×12去世。
2003年，国家落实私房腾退政策，落私办与产权人尹×1签订的腾退协议，承租人戴×、郭×将租住房屋退还产权人尹×1。同年12月，尹×1找到原卖房人的长女杨×，补写了证明，证明诉争房屋系尹×11所购。
此后，因为家人变故，没有关注房产。直到2009年尹×1去西城房管局更换防伪产权证书时，得知尹×3等九人早在2004年恶意隐瞒产权真实情况，将登记在尹×12名下的房屋产权暗自变更为尹×3等九人所有。
尹×1的个人档案、西城房管局的诉争房屋档案、北京市档案馆民国时期的户籍证明、新街口派出所的户籍档案及尹×12之妻刘×于1996年11月11日与律师的谈话记录、尹×1未分配住房证明、尹×11购买土地契约证明、股息凭证等证据，都证明诉争房屋的原实际所有权人是尹×11。诉争房屋自1949年以来由尹×11及子女居住、修缮、管理、出租、缴纳各项税费，户口也在此，尹×11及子女是房屋的产权人。尹×12及家人从未参与房屋的管理，未办理过落实私房政策的相关手续，在明知产权证在尹×1处的情况下，谎称房产证丢失，隐瞒实际产权人，违法取得新房产证。现在诉争房屋登记在尹×3等九人名下是错误登记，该房屋是尹×11夫妇的遗产，尹×1、尹×2有权基于继承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尹×12在世时认可诉争房屋归尹×11家人所有，即使适用诉讼时效，也应当从产权人变更的2004年起算，至今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尹×3、尹×4、尹×5、王×、尹×6、尹×7、尹×8、尹×9、尹×10一审辩称，不同意尹×1、尹×2的诉讼请求。尹×11、尹×13、尹×12兄弟三人共同出资购买三处房产，分别登记在各自名下，从1951年开始至今从未提过异议，三兄弟已过世，现尹×1等提出房产确权，没有法律依据，事隔60年，早已过诉讼时效。
尹×3等九人之父尹×12三岁丧母，小学毕业后随兄尹×11外出学徒，后一起经营大华铁工厂。当时，尹×12的所得均由尹×11掌管。经过几年经营，在四十年代初，购买了北京市西城区×××23号院15间、25号院10间房屋。四十年代中期，尹×1、尹×2之母崔×与尹×3等人之母刘×1，先后携子女来京，同住在×××23号院内。后因妯娌关系不和，尹×12被迫携全家搬出。五十年代初，由尹×11、尹×12之父尹全林主持，将大华铁工厂院内10间房屋分给了尹×11，将25号院10间房屋分给了尹×13，将23号院15间房屋分给了尹×12。在北京房屋初始登记房产时，尹×11、尹×13、尹×12按分家所得房产分别登记在各自名下，并取得了相应的房产登记证，尹×12并非不知。尹×11、尹×13、尹×12三兄弟在世时，从没有为房产事宜有过任何异议。属于尹×11的大华铁工厂的住房，公私合营时已归公，成为公私合营的资产，国家按年息5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第三季度，由尹×11领取，这说明了谁所有谁受益。
2000年，刘×去世，尹×3等九人清理家产时，没有找到23号院的房产证，同时发现尹×12的印章丢失，多次询问尹×1，房产证是否在他手中，尹×1矢口否认。在此情况下，尹×3等九人通过继承公证的正当途径，将23号院15间房屋的产权，由尹×12变更为尹×3等九人名下。
尹×1提交的所谓1981年尹×12产权变更书证不是尹×12所签所写，印章由于日常管理之需一直保存在尹×1处，该书证不可能是尹×12的真实意思。其次，该书证所写时间，落实私房政策还没有开始，房屋属于国家，尹×12想把房屋赠与其嫂也不可能。再者，1983年落实私房政策时，尹×12亲自出面将该处房地产落实到自己名下，1984年拿到房屋所有权证，根本没有将房产转移给任何人的意思表示，更能说明书证不真实。
落实私房政策后，房屋日常管理由尹×1代理，但所有权人和出租人均是尹×12，也说明尹×12是诉争房屋的产权人。关于尹×1所收取的房租将来如何结算，我们另案解决。
另，1986年以后，尹×2曾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尹×1要求腾房自住。当时，尹×1称23号院房产归尹×12所有，非尹×11遗产，尹×2撤诉。这印证了诉争房产归尹×12所有的事实。
综上，诉争房产自五十年代初至2004年，一直登记在尹×12名下，根据继承法，现变更至其子女名下，合理合法。尹×1只是代理人，不是产权人，请法院查明真相，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尹×3等人又称，1951年、1984年的产权登记尹×12均知晓。因妯娌之间产生矛盾，尹×12携妻儿搬出23号院，后该院房屋委托兄嫂管理。1981年，尹×12给房管部门出示的证明，是委托兄嫂崔×管理此房，此后所有房屋的事宜房管部门都找尹×1家。尹×1提交的1981年尹×12所写的书证，不是尹×12本人所写所签，不真实。书证上的印章不是尹×12的印章。尹×12只有一枚大印章，没有书证上的小印章。
尹×3、尹×4、尹×5、王×、尹×6、尹×7、尹×8、尹×9、尹×10重审时补充辩称，根据房档记载1951年房屋权属登记状况，说明23号房屋是解放初期尹×12出资购买，产权属于尹×12。解放前1947年，尹×12带领一家住在23号。解放后1951、1952年，因妯娌间闹意见，尹×12一家搬出23号。尹×11没有搬走是因为他住的房屋公私联营，名字叫大华铁工厂，地址在宣武区××胡同8号。
重审第一次庭审时，尹×3陈述：尹×12购买×××23号院，其一家于1947年搬入该院，住到1948年，因为妯娌不和搬出。尹×12在世时修过几次房屋，尹×3买过木材给房屋换过顶。
本次重审时，尹×3等人提交的书面事实经过陈述：尹×11、尹×12、尹×13三兄弟解放前先后来北京一起经营大华铁工厂，后其家属也先后来京居住生活。1951年2月20日，尹×12出资购买了×××23号房屋15间半，旧业主杨×1，代理人杨×2，产权人尹×12，房产证发证日期1951年4月26日。当时，尹×11、尹×12及家属都居住在该院，之后由于妯娌之间因家庭琐事不和，尹×12出于对兄长尹×11的敬重，被迫携全家搬出诉争房屋，在外租房居住。当尹×11在大华铁工厂的住房盖完后，正准备全家由×××23号院搬到大华铁工厂，尹×12全家搬回×××23号院时，正逢北京市公私联营，因此造成尹×11一家一直在该院居住至今的事实。同时也导致尹×12全家在外流离失所、无法搬回×××23号院的历史客观原因。
1966年文革初期，尹×12亲自将23号院房产交公。1984年落实私房政策，发还私房产权，尹×12亲自出面，将23号院房产全部收归己有，办理了相关手续。由于当时尹×12全家不在该院居住，办理手续不便，特委托居住该院的尹×1代为办理。1984年12月27日，尹×12亲自领取了×××23号院房屋所有权证。
2000年刘×去世，子女清理家物时，没找到房产证，询问尹×1，其矢口否认持有，故尹×3等九人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办理了继承变更产权人的手续。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物权以登记为准，西城区×××23号房产，自解放初到现在一直登记在尹×12及其继承人名下，房屋权属明确，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尹×1的居住、代管行为不能改变房屋权属，尹×12及尹×3对房屋进行过修缮，尹×1、尹×2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一、涉案人员间的关系
尹×11、尹×13、尹×12系同胞三兄弟。尹×11（字自超，1905年5月21日出生，1959年4月6日死亡）与崔×（1995年4月24日死亡）系夫妻，二人生有二子女即尹×1、尹×2。尹×12（1917年5月17日出生，1985年11月3日死亡）与刘俊英（2000年9月29日死亡）系夫妻，二人生有四子五女，即子尹×14（2002年12月16日死亡）、尹×3、尹×4、尹×5，女尹×6、尹×7、尹×8、尹×9、尹×10。尹×14与王×1系夫妻，二人生有一子二女。
二、诉争房屋北京市西城区×××23号（旧门牌×××15号）房屋产权登记情况
据法院调取的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房屋档案记载，如下：
1、1951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地政局房地转移登记声请书》记载：第四区×××15号，自住，买价人民券750万元，瓦房13间，灰房1间；转移原因51.1.24批买；新业主尹×12，男，41岁，职业司帐，住外四葱店甲十一号附注户主；旧业主杨×1，代理人杨×2;初审情形及意见，新业主本人到，旧业主委托见卷。
1955年4月《北京市房地登记表》记载：×××15号房屋总间数15.5间,其中北房10间、南房3间、东房1间半、西房1间,空地院落241.9平方公尺，总建筑面积218.1平方公尺。
1955年8月5日《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地产登记声请书》记载：产权来源（变更）添建，建筑时期（大部）抗战前；声请人新业主尹×12，男，37岁，河北交河县工人，住宣武区××8号；新建东洋瓦房1间半，产权登记为15.5间，
同年8月30日，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房地产所有证》记载：×××15号，所有权人尹×12。
2、1966年文革献产的《申请书》记载：房地坐落××大院15号，产权登记人姓名崔×，交房一所15间半；家庭人口9人，有职业者2人，工资总收入130元；产权人姓名崔×，女，57岁，无工作，住××大院15号；代理人尹×12，产权人之叔嫂，男，57岁，机床修理一厂库工，住和外旧簾子胡同10号。
3、落实私房政策档案登记情况：
1984年8月9日《落实私房政策结案审批表》记载：西城区×××23号（旧×××15号），证载房屋间数15.5间，原产权人姓名尹×12；现产权人姓名尹×12，住东旧廉子23号；接管房屋间数15.5间。产权处理结案情况，发还自管14.5间，应收产权人款4.67元，1984年3月28日已收清；拆除补偿1间，应付产权人款93.75元，1984年3月28日已付清。1984年9月22日《北京市房屋登记表》记载，西城区×××23号，北房10间，东房2间，南房3间。
1983年8月17日《文革产基本情况登记表》记载：西城区×××23号，产权人姓名尹×12；接管时房屋情况，总间数15.5间，自住6间，出租9.5间；接管后房屋变动情况，拆除1间；以前落实情况，自81年11月原出租房腾退1.5间；现有房屋情况，总间数14.5间，自住6.5间，出租8间。
1983年8月22日《落实私房政策产权审批表》记载：西城区×××23号（旧门牌×××15号）房屋，档案记载产权人尹×12，住宣武区××8号，登记日期1955年8月30日，房产总间数15.5间；主张权利人尹×12，住××23号；现交验产权证件及身份证件，产权人委托侄子尹×1办理，附委托书一件，尹×1户口本现住×××胡同23号属新街口派出所（84.3.28）；原交证件1张；审查结果，初审：相符；复审：产权相符，待验证件83.8.23，由北京市西城区房地产管理局房产科加盖公章。
1984年3月17日委托书记载：尹×12因病不能亲自到局办理西城区×××23号房产发还手续，特委托尹×1全权办理。委托人签名盖章处加盖有尹×12的人名章。
《落实私房政策产权人意见调查表》记载：产权人尹×12，私房坐落西城区×××乙23号15间房屋，自住7间半，出租8间，自住西房1间房管拆除。产权人对房产的处理意见：全部住房收归己有。落款产权人代表尹×1签名盖章。
1984年2月，《落实私房政策经济结算表》记载：产权人尹×12，应收产权人款项与应付产权人款项收付相抵后产权人应补交4.67元；1984年3月《落实私房政策（拆除）房价及租金结算汇总表》记载，产权人尹×12在西城区×××乙23号拆除1间房价款99元、租金结算8.83元，扣产权人欠租14.08元，实发产权人93.75元；3月28日《落实私房政策产权人领款收据》记载：今收到西城新街口房管所付给×××15号落实私房政策租金、房修款合计98.42元；另一份《落实私房政策产权人领款收据》记载：今收到西城新街口房管所付给×××15号落实私房政策租金9.34元。上述四份材料产权人签章栏均加盖的尹×1人名章。
1984年3月28日《发还私房产权通知存根》记载：产权人尹×12在西城区×××23号（×××15号）私房十五间半已予以发还（拆除一间）。
1984年8月7日《房屋撤管通知书》记载：文革产×××15号因落实私房政策产权发还尹×12。该通知书加盖有北京市西城区房地产管理局新街口管理所、北京市西城区房地产管理局统管科公章，同时有管理员签名，资料员、管理组长、所长、局登记经办人加盖的人名章。
另外，同期房档中留存有《私房租赁契约》5份，起租时间1984年4月1日，出租人尹×12，承租人分别为于×、刘×、黄×、戴×、郭×，共租赁房屋八间。
4、涉诉房屋1984年及之后的产权登记情况：
1984年3月28日《房屋产权登记书》记载：×××23号（旧门牌×××15号），文革产发还，原产权人尹×12，现产权人尹×12，代理人尹×1；交验契证84年3月17日委托书1件；1984年9月审验意见，文革产十五间半，发还14.5间自管。发证日期1984年12月27日，产权人栏加盖有尹×12名章。
1984年9月22日《北京市房屋登记表》记载：×××胡同23号产权人尹×12，房屋15间，建筑面积201.2平方米。
2004年11月29日，《北京市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记载：×××23号产权因继承，由原产权人尹×12变更为现产权人尹×3、尹×4、尹×5、王×、尹×6、尹×7、尹×8、尹×9、尹×10九人共同共有。审验意见：原产权证遗失，原产权人已故，经公证[(2003)西证字第3355号]该产由尹×3等九人继承。同年12月27日，尹×3等九人各自领取了房产证。同期《北京市房屋登记表》上记载的房屋间数与面积与1984年相同。
2003西证字第3355号公证书（以下简称3355号公证书）记载：尹×12（于2001年11月29日死亡）、刘×（于2003年10月19日死亡）夫妻死亡后在北京市西城区×××胡同23号遗留有房产15间。死者生前无遗嘱，其父母均已死亡。其长子尹×17于2002年12月16日死亡，遗留妻王×，子女尹×14、尹×15、尹×16。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死者尹×12、刘×夫妻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子、女、儿媳、孙子女共同继承，现其孙子女尹×14、尹×15、尹×16均声明放弃对上述遗产尹×17应继承份额的继承权，故死者尹×12、刘×夫妻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子女尹×3、尹×4、尹×5、尹×6、尹×7、尹×8、尹×9、尹×10、儿媳王×九人共同继承（王×只继承尹×17应继承份额）。
2004年12月20日，北京市西城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给尹×3等九人颁发了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诉争房屋所有权人登记在尹×3等九人名下至今。
2000年12月10日土地登记收件单记载：土地使用者尹×12，代理人尹×1，土地座落城区×××23号，土地权属证件名称北京市城镇国有土地登记申请书、房产所有证。
另，现在什刹海房管所留存的×××23号房屋档案中有一份1981年盖有尹×12名章的给新街口房管所的申请，与尹×1持有的申请内容及格式相同，该申请是否为尹×12本人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双方存在争议，现有证据不能查实。
三、诉争房屋及相关房屋的出资、权属及购房能力
（一）、诉争房屋及相关房屋情况
1、北京市档案馆资料解放前其他相关房地产权记录
1946年10月12日《覆丈声请书》记载：查所有权人坐落××胡同八号，兹因分割拟请派员实地覆丈......业主尹×11。
1946年10月12日《北平市地政局第一次所有权登记声请书》记载：坐落××八号东墙外空地中部××甲十一号，空地一段，标准地价30万元；调查情形，宅地，自用，灰房八间二等，机井一眼；声请人尹×11，男，47岁，职业商，住××14号。
北京市档案馆没有23号院房屋1951年之前的房屋档案记录。现各方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
另，当事人双方均认可葱店胡同房屋在公私合营时已归公，同时对×××25号院产权人为尹×13及其后代并由尹×13及其后人使用亦无争议。
2、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诉争房屋户口登记表上房东及租户情况
1947年8月户口调查表记载：户别住户，户主尹×11、妻尹崔氏、子尹×1、女尹×2,住址×××十五号，居住年限三，己产或租赁租，房东姓名杨×1，住址××。
1947年8月户口调查表：住户......，住址×××十五号，居住年限一，己产或租赁租，房东姓名尹×11，住址本巷。
1947年10月8日户口调查表：住户......，住址×××十五号，己产或租赁租，房东姓名尹×11，住址本院。
1947年10月30日户口调查表：住户......，住址×××十五号，己产或租赁租，房东姓名尹姓，住址本院。
1948年8月20日户口调查表：住户......，住址×××十五号，己产或租赁租，房东姓名尹×11，住址本号内。
（二）、尹×12个人档案记载的其资产状况
1970年7月1日的尹×12《职工登记表》记载：尹×12，1917年5月18日出生，小学文化，本人成分资本家，单位职务手扶拖拉机厂库工，住本市××胡同；家庭主要经济情况，解放前及解放后依靠本人工资收入；本人简历，1927年至1932年6月在常落村上学，1932年6月至1943年6月先后在泊镇同盛兴等三家字号学徒，两次回乡探亲，1943年7月至1944年12月在泊镇文兴成任职员，1945年2月至1952年6月回乡探亲，1945年7月至1952年6月在北京宣外大华铁工厂任付理，1952年7月至1956年4月在北京宣外利中铁工厂任业务员，1956年5月至1957年6月在北京管件厂任业务员，1957年至填表在机电设备修理公司任库工。
1971年8月抄自财务一九六四年私股股息明细账记载：尹×12，现年51岁，股金2894.28元，每季度利息36.18元。1945年8月-1952年6月在北京大华铁工厂任副经理，1952年6月至1955年11月私营企业，联营为利中铁工厂任业务员，1955年底至1956年公司合营，北京管件厂。
1971年8月，孙×写的《关于尹×12据我所回忆的情况介绍》记录：我（孙×）在1945年底来京到大华铁工厂学徒，当时经理于文元，付经理尹×12。尹的投资多少不太清楚。据所知回忆，主要资金来源是尹的哥哥尹×11，因瑶台当时大兴铁工厂工作，不能很经常来大华，所以叫尹×12当付理......负责业务，也是工资，工厂利润大时到年始他们（指经理、付理、会计）可一分红润。当时大华新开业，底子不大，大部分依靠大兴铁工厂及其他大一点厂支援，这样赶到北京解放，在49年于东程不和分了厂，将大华铁工厂厂地分出了一部分租给同兴铁工厂（大华用厂地是尹×11的），由此改为个厂，各搞各业务，我到同兴工作。在1952年由14个厂联合改为利中铁工厂，尹×12在利为业务员，后又转为国营宣武机械厂。
1980年4月孙宝安写的《关于尹×12证明材料（据回忆）》：1、大华铁工厂开业时间是在1945年5、6月间，我由原籍来大华铁工厂学徒......。2、大华铁工厂掌握三权的是于文元（已故），那时尹×12分工是业务销售和供料......。3、大华铁工厂私方投资情况，据我回忆，有尹×11、于文元等人组成......，当时尹×12在大华吃人股，钱是他哥哥尹×11的......。
1971年10月12日有尹×12本人签字的《私方营业情况登记表》记载：尹×12，本人成分资本家，现工资84元。解放前营业情况，营业字号大华铁工厂，开业起止时间1945年7月至1949年2月，资金为无，本人除上街卖货外回厂参加干活，合资人于文霖、尹×11等五人（未含尹×12）；解放后营业情况，营业字号大华铁工厂，开业起止时间1949年8月至1952年5月，资金为六吨废机铁，折合100多元，合资人张宗南、尹×11、尹×12等五人，向其他商号投资放债情况向新华铁工厂投机铁四吨入股折合约200元左右；公私合营后的情况，所在企业名称利中铁工厂，合营时间1955年9月，1955年9月至1958年12月跑业务，1959年之后任库工，公私合营后本人核定资金数利中工厂2800元定息30元/季、新华工厂1607.2元定息18元/季；备注：1949年因投资人内部矛盾激烈大华工厂倒闭，当时经理于文元及本人因无投资被解雇，后因生活所迫串街收购废铁谋生，后由于于文元等人组织新华工厂邀请本人参加，因无资金胞兄怜其生活困难，主动拿出四吨机铁加入投资。后大华倒闭不久胞兄又重新组织起大华铁工厂，该厂无人，故将我留用大华，胞兄唯恐其他投资人提出反对，便转拨我名下六吨机铁作为投资。
另在尹×12个人档案中一份《关于尹×12情况的综合材料》记载：1945-1952年尹×12在大华铁工厂曾任副经理，定成分时，划为资本家。摘自六四年私股股息明细账（本厂的）说明：本人股金2894.28元，每季度为36.18元利息（56年公私合营时定的股息，以上数目是利中联营后了）。尹×12在45年以后成为大华铁工厂的副经理，据调查证明，尹×12的哥哥尹×11当时在大兴铁工厂，不能经常来大华，所以让尹×12任副经理，经理于文元与他们是亲戚关系。后因之间不和又分了厂。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后，由14个厂子联合，改为利中铁工厂，尹×12在利中铁工厂做业务员工作。
1971年11月《尹×12复审定案批示表》记载：43-45年在泊镇文兴成杂货铺当会计，经营水果买卖，尹有股金日币1000元；45-52年，在北京大华铁工厂任副经理，自称入股六吨废铁，该号总资金8670元。1952年联营利中铁工厂，尹任业务员。合营时，尹在该号定股金2894.28元。另在新华铁工厂尹投资入股四吨机铁（折人民币200元左右），合营时定股金1607.20元，尹每季都领定息至文化大革命。
尹×12个人档案中没有23号院房产的内容。
（三）、尹×1个人档案1968年履历书记载：家庭经济情况，解放前父亲弟兄三人（没分家）总人口十六口，老家有土地三十余亩房七间，因叔父等人全都在外工作，从日本时期老家土地就已抛弃。父亲在京与人合伙开铁厂（大兴、大华），每月薪金以小米为单位，家庭主要生活来源依靠父亲收入；解放后，北京房有15间半（吃租的9间半）每月租费20多元，文革初期已全部交公。定息每季度70多元（文革初期停发）。父亲月薪120元。现在家庭住址北京市西城区×××23号。
（四）股息领取凭证
1956年9月27日，北京市第二五金工业公司颁发的《北京市公私合营企业私股股东领息凭证》记载：尹×11，股额2191元，年息五厘，定息时间1956年1月1日。领取股息登记表记载，1956年第一季度至1966年第二季度每季度领取股息27.39元。
1964年5月19日，北京市机电工业局颁发的《北京市公私合营企业私股股东领息凭证》记载：尹×12，股额1607.2元，年息五厘，定息时间1956年1月1日。领取股息登记表记载，1963年第二季度至1966年第二季度每季度领取股息20.09元。
四、诉争房屋的使用和管理
根据北京市档案馆解放前的户口调查表记载，尹×11一家于1947年8月与子女、父亲居住在诉争房屋，出租部分诉争房屋。据证人证言，解放后尹×11及子女也一直在23号院房屋居住至今。
据1992年4月15日登记的户籍档案记载：崔×及子尹×1，现住×××23号，1949年1月20日由西城×××19号迁入本址。
23号院房屋文革前及1984年落实私房政策后出租部分房屋并收取租金，后房客陆续搬出，尹×1表示2003年最后一位房客按照落实私房政策腾退房屋搬出后，该院全部为尹×1与子女居住。庭审中，王×陈述23号院房屋居住情况，仅在2003年落实私房政策时从居委会了解到有于兰先和姓戴的两个租户。尹×3等人不知道其他租户情况。
现尹×1持有1984年房产证原件及1977年11-12月、1983、1984年1-4季度、1985年3月5日至11月20日、1987年1-4季度缴纳房地产税缴费凭证。
2004年尹×3等九人办理继承公证后，于2004年5月28日在《北京日报》京华生活·都市色彩版刊登诉争房屋房产所有证遗失声明，后到房管局办理了产权人变更手续，领取了2004年颁发的房产证。
重审庭审中，尹×1申请对1981年10月17日尹×12给新街口房屋管理所申请（检材1）、1984年3月17日尹×12给西城房地产管理局委托书（检材2）、1984年4月1日尹×12与戴×签订的租赁契约（检材3）三份材料上尹×12名章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申请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程序确定，法院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对上述鉴定事项进行鉴定。2013年1月11日，该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印文三者差异点明显、其价值较高，特征总和反映了非同一枚印章的盖印特点，检材1、2、3中尹×12印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尹×1交纳鉴定费4500元、文证审查费1200元，共计5700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诉争房屋所有权的归属问题。1950年4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核准，后又于1951年10月20日修正公布的《修正北京市城区房地产权登记暂行规则》也规定，凡私产本领有房地产所有证者，应由所有权人亲自到本局声请登记，转移登记因买卖、赠与、交换、继承而转移房地产者，除因继承由继承人取具证明单独申请登记外，均由当事人双方会同办理。本案诉争的北京市西城区×××23号院房屋自1951年、1955年、1984年、2004年历次产权登记均登记在尹×12及其继承人名下，现尹×1、尹×2主张尹×11及其继承人为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依据法律规定，当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方具备变更不动产登记簿的条件，否则当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关于所有权及所有权的取得，1987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七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尹×1、尹×2主张诉争房屋为尹×11出资购置，并由尹×11及其继承人居住使用、维修、管理、出租、纳税，产权应归尹×11及其继承人所有。
关于交易与出资，尹×1、尹×2称23号院房屋为尹×11于1949年前个人出资购置，房契于文革期间烧毁。尹×1、尹×2未能提交出资购置的直接证据，证人杨×、王×的证言也不能证明诉争房屋为尹×11购买，房契于文革期间烧毁的事实。尹×3等九人在原审辩称1949年前尹×11三兄弟共同出资购置三处房产，而重审中又提出诉争房屋为尹×12解放初期个人出资购买，对两种陈述均未提交直接证据加以证明。关于尹×11、尹×12的经济状况和诉争房屋情况，尹×1个人档案《1968年履历书》记录其家庭经济情况，解放前，父亲弟兄三人（没分家），父亲在京与人合开大华、大兴铁工厂。解放后，北京房有15间半（吃租的9间半），每月租费20多元，文革初期已全部交公。定息每季度70多元......。尹×12个人档案《职工登记表》记录的尹×121945年前做学徒、职员，1945年7月到京任大华铁工厂副经理，家庭主要经济情况解放前及解放后依靠本人工资收入、《私房营业情况登记表》记录的解放前在大华铁工厂无资金、解放后经营铁工厂的资金源自尹×11怜其生活困难，主动拿......加入投资和恐其他投资人提出反对，主动转拨我（尹×12）名下......作为投资，与档案中其他调查材料相吻合，而且孙宝安在《情况介绍》里提及大华铁工厂新开业......大部分依靠大兴铁工厂及其他大一点厂支援，综合上述证据判断，尹×12不具备独自出资购买诉争房屋的能力。尹×3等九人原审时称尹×11三兄弟未分家共同购房，尹×1履历表也提及解放前未分家，但对解放后是否分家、如何分家没有记述，尹×3等九人称解放后尹全林主持分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
关于产权登记，23号院1951年产权登记产权人虽为尹×12，但登记的新业主尹×12的年龄41岁与尹×12年龄明显不符。1955年23号院房屋的产权人尹×12的年龄37岁与尹×12真实年龄相仿，但在1966年交房时记录产权人为崔×，代理人尹×12，如为尹×3等九人所述尹×12个人购房，上述差误难以解释，与尹×1所称尹×1交房事实亦相矛盾。尹×1、尹×2主张诉争房屋为尹×11个人出资，因对国家政策产生误解登记在尹×12名下，房屋仍归尹×11所有，如果说五十年代的产权登记存在错误登记的情形，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在政策已经发生变化，尹×12、刘×尚在世，尹×1持有1981年尹×12向新街口房管所的申请的情况下，未主张诉争房屋权利，而是作为产权人尹×12的代理人，于1984年将争议房屋产权登记在尹×12名下，同样难以令人得出诉争房屋属于尹×11及其后人的结论。关于尹×1、尹×2提交1981年尹×12给新街口房管所的申请，首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为尹×12本人的意思表示；其次，在之后1984年落实私房政策审核产权发还情况时，尹×12委托尹×1办理落实私房政策的相关手续，并经过房管部门从新街口房管所到西城区房管局的审核，均不能证明该申请的事实，故该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
关于诉争房屋所有权的行使，从房屋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看，尹×11一家自1947年起至今长达60余年的时间里长期在诉争房屋居住，实际出租管理着出租房屋，落实私房政策房屋结算及之后相关契税亦由尹×1交纳，直至承租的房屋全部腾退，行使着产权人的权利。尹×3等九人称曾在诉争房屋居住未提交证据，法院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分析，诉争房屋从出资、登记、使用管理可以判定非尹×12独自出资购置，原产权登记确有错误，在不能确定尹×11、尹×12已分家的情况下23号院房屋应为尹×11、尹×12共同所有。五十年代尹×11、尹×12、尹×13三兄弟各人名下有一处房产，25号院的房产尹×1、尹×2表示尹×11于1953年已将房产证交予尹×13，与证人尹×所述相同，尹×1、尹×2与尹×3等九人对该房屋均无异议，本案不涉及。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2012）西民再初字第00028号民事判决：一、北京市西城区×××二十三号房屋十间归尹×1、尹×2与尹×3、尹×4、尹×5、王×、尹×6、尹×7、尹×8、尹×9、尹×10共同所有，其中二分之一归尹×1、尹×2所有，二分之一归尹×3、尹×4、尹×5、王×、尹×6、尹×7、尹×8、尹×9、尹×10所有。二、驳回尹×1、尹×2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审理查明：本案诉争房屋在产权证上登记为十五间，尹×1一家对房屋进行了改建，实际上的房屋格局与间数与产权证上登记不一致，尹×1没有改建房屋的审批手续。
二审期间，尹×3等人提交尹×11（尹×11）的个人档案，用以证明尹×11在其简历表中记载的个人成份系工人，并认为尹×12的个人成份系资本家，尹×12有能力独自购买诉争房屋。尹×1、尹×2认为该档案与本案无关。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房屋登记档案、户口登记档案、个人档案、房屋所有权证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纠纷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属于物权纠纷，不是债权请求权纠纷，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尹×3等九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尹×1、尹×2诉称诉争房屋为尹×11个人出资购买，因对国家政策产生误解而登记在尹×12名下，房屋仍应归尹×11所有，在尹×11去世后应归尹×1、尹×2二人继承所有。因本案诉争房屋所有权早在1951年就登记在尹×12名下，无人对此提出异议。1984年落实私房政策时，尹×1在房屋政策已经发生变化，尹×12夫妇尚在世的情况下，并未主张诉争房屋权利，而是作为尹×12的代理人，将诉争房屋产权登记在尹×12名下，该客观事实难以令人得出诉争房屋的全部所有权属于尹×11及其后人的结论，','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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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非法收购、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盗伐、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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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以牟利为目的，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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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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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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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条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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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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