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10民终3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维龙，男，1970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国亮，湖北思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文吉，男，1956年11月8日
出生，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湖北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维龙因与被上诉人黄文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7）鄂1002民初1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维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国亮、被上诉人黄文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维龙的上诉请求：1.撤销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7）鄂1002民初1502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是2015年12月22日签订的《关于豪杰公司转让达成意》，即实际履行合同；另一份是2016年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即备案合同。本案诉争的主要焦点是双方的股权转让争议到底是依据实际履行合同，还是依据备案合同的问题。一审法院否认了实际履行合同的效力，而采用了备案合同作出的一审判决，明显悖离客观真实，事实不清。1.一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原公司的股权转让金额是165万元，即按实际履行合同执行的，而不是执行的备案合同中载明的150万元，事实清楚，双方股权争议应依据实际履行合同办理。故一审判决无事实依据，证据不足。2.被上诉人受原公司股东委托，代表原公司与上诉人洽谈股权转让事宜，形成2015年12月22日签订的《关于豪杰公司转让达成意》，即实际履行合同。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相反，备案合同仅仅是双方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而制作，虽然在工商机关备案登记，形式上证明效力高于一般书证，但相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质上双方并无缔约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也并未按此备案合同履行，该协议应属无效。故，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45万元股权转让款。3.被上诉人在原公司的《公司债权债务及转让金处理办法》中已签字同意，其名下的股权转让款统一打到公司指定的银行卡。上诉人已按实际履行合同约定将122万元股权转让款打到原公司指定账户，欠款43万元也已与原公司相关人员办理财务手续，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45万元股权转让款无事实依据。4.因被上诉人与原股东间内部分配问题，无法获得其持有的股权转让款，其转向向上诉人追偿，与上诉人无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认定原公司的《公司债权债务及转让金处理办法》仅有部分股东签名，以及《通知函》和《欠条》的落款方均为豪杰公司这一事实，无法达到证明被上诉人同意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款委托公司收款的目的，适用法律不当。1.《办法》中股东的签名代表了原公司94%的表决权，其他股东因不能到场签字，事后也予以默认，各股东也是按此《办法》执行的，应依法有效。同时，被上诉人在该《办法》中签字确认，同意其名下的股权转让款打到原公司指定的银行卡，授权明确，并无争议。2.实际履行合同中签字的委托代理人，即原公司对被上诉人的委托书中还是也只有代表了原公司的94%的表决权的股东授权委托，其他股东默认。原公司的股权转让实际上还是按实际履行合同执行，上述三份文件能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已将自己持有的原公司30%的股权转让款委托原公司统一收取，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三份文件不能达到证明被上诉人将其持有的原公司30%的股权转让委托原公司统一收取的证明目的，适用法律不当。
黄文吉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并由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的第一条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1.上诉人称2015年12月22日签订的《关于豪杰公司转让达成意》（下简称意向协议）即为实际履行合同，而答辩人与上诉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2016年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下简称备案登记合同）不是实际履行合同，此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首先，该意向协议完全不具备合同法第十二条关于合同要素的规定，一无转让受让的双方主体，二无转让的标的物，三无具体的交易价格，四无如何支付交易价款的路径，五无违约条款等。所以该意向协议不是本案争议双方的实际履行合同。其次，备案登记合同具备合同法第十二条关于合同要素规定的全部要素，是一个完整、真实、正式的合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备案登记合同，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备案登记合同是经过国家机关登记备案的合同，该合同应当被推定为真实，所以，备案登记合同的效力大于意向协议。再次，退步而言，假定意向协议是本案双方的意思表示，但备案登记合同签订之后，双方签订的备案合同也是对双方股权转让意向的变更和修正。该变更和修正是本案双方达成的新的意思表示一致，双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答辩人和上诉人对备案登记合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都有着非常清醒明确认识，因此备案登记合同完全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备案登记合同是本案双方就双方股权转让达成的最终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2.上诉人关于备案登记合同“应属无效”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具体答辩意见前已赘述，不再重复。3.上诉人关于答辩人在“公司债权债务及转让金处理办法”上已签字同意股权转让款统一打到公司指定的银行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该办法于2015年6月前由黄文吉等部分原股东签订，但随后答辩人即与其他原股东之间发生争议，该办法即被废置，即不能约束任何人，更不能对半年后发生的股权转让具有任何效力。而且退步而言，该办法也仅系原部分股东签字，所表述的意思也是自愿的意思。所以该办法不是上诉人在半年后2016年元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答辩人委托他人代为收取转让款的依据。因此，该办法不是上诉人不向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上诉人将其作为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4.上诉人关于本案系答辩人与所谓原股东之间的分配问题与上诉人无关的上诉理由，更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5.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通知函》、《欠条》，均系上诉人为应对本次诉讼而伪造，而且上述两文件系豪杰公司的企业法人行为，仅代表豪杰公司，不能代表答辩人，更不能证明答辩人个人授权委托他人代为收取转让款。至于所谓的豪杰公司对周章平的欠条，仅只能证明豪杰公司与案外人周章平之间的法律关系，与答辩人无关。6.本案系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与任何第三人无关。上诉人在上诉状所称的所谓“其他股东默认”，与答辩人与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无关。其他股东代表的是其自己，而不能代表答辩人。上诉人企图借“其他股东默认”，进而谎称答辩人默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7.答辩人在此再次强调：从本案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起，答辩人从没有委托过任何第三方代为收取上诉人支付给答辩人的股权转让款，上诉人必须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答辩人本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第二条上诉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在第二条上诉理由中，没有对一审判决所适用的法律规定提出任何不同意见，即没有说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错在哪里，也没有说应当适用哪些法律条文，更没有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怎么不当？所以，上诉人第二条上诉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黄文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维龙立即向黄文吉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450000元；2、诉讼费用由杨维龙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8日，黄文吉与杨维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文吉（甲方）将其持有荆州市豪杰金属结构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杰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杨维龙（乙方），转让款450000元；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成为公司股东，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甲方不再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协议生效后，乙方将转让款450000元支付给甲方；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同日，豪杰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事项包括同意公司原股东黄文吉将其所持有公司30%股权转让给杨维龙，公司原全部六名股东签名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2016年2月1日，工商部门同意核准将豪杰公司30%的股份由黄文吉名下变更为杨维龙名下。现黄文吉要求杨维龙支付股权转让款450000元以致讼争。一审法院认为，黄文吉、杨维龙于2016年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股权转让形式要件，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现黄文吉已履行其股权转让义务，并协助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杨维龙应按约支付股权转让金450000元。关于杨维龙抗辩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首先，缔约期间签署的意向协议不能否定最终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其次，工商部门备案书证的证明效力大于杨维龙持有的书证的证明效力；再次，即使双方因工商登记的行政管理约束就之前达成的股权转让意向有所修正，该修正亦是双方达成的新的意思表示一致，且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亦应对工商备案文件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有清醒明确的认识，杨维龙现否定工商备案协议的效力，不予采信；此外，《公司债权债务及转让金处理办法》仅有部分股东签名，《通知函》和《欠条》的落款方均为豪杰公司，不能证明系黄文吉个人授权，故一审法院认为杨维龙提交的抗辩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其证明效力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杨维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文吉支付股权转让款45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0元，减半收取4025元，由杨维龙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杨维龙与被上诉人黄文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豪杰公司的原股东程圣洲等人为转让其所持公司的股权，于2015年12月21日授权委托原公司执行董事黄文吉与湖北沙容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杨维龙洽谈股权转让事宜，双方于2015年12月22日签订了达成初步意向的《关于豪杰公司转让达成意》，至2016年1月18日豪杰公司的六名原股东与杨维龙等四名新股东进行了股权转让。其间，黄文吉就自己所持有的豪杰公司股权与杨维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具体约定了黄文吉将股权转让给杨维龙的相关事宜。该上述所涉股权转让的两份协议，并非杨维龙所称是实际履行合同和备案合同的关系。其应理解为是豪杰公司原六名股东为转让其所持公司全部股权与杨维龙等初步达成的总体意向协议同黄文吉为转让其个人所持公司部分股权与杨维龙达成的具体股权转让协议。黄文吉与杨维龙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为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且黄文吉已实际履行该协议，股权已经工商行政部门变更登记，且转让的股权已记载于豪杰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出资情况栏杨维龙名下，故其协议的有效性不容置疑。关于上诉人杨维龙是否应向被上诉人黄文吉支付股权转让金的问题。虽然黄文吉在豪杰公司原《公司债权债务及转让金处理办法》上签名同意，但该办法第2条“公司转让后，公司对外收回的资金（含股权转让金）进入基本账户的，每月与新公司对接好往来账目后，转入指定的银行卡，也可直接打入指定的银行卡”的表述并不能必然得出股权转让款必须统一打到公司指定的银行卡的结论，且杨维龙一、二审中也没有提交黄文吉已将自己的股权转让金授权委托他人收取的确实证据，而黄文吉依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诉请杨维龙将股权转让款45万元支付其有明确的合同依据，杨维龙应依协议向黄文吉支付45万元股权转让款。另外，上诉人杨维龙提交的证据《通知函》及《欠条》，均不能达到证明相关事实的目的。首先，2016年1月18日，黄文吉等豪杰公司原六名股东召开了本年度第一次股东会，形成了黄文吉等六名股东退出豪杰公司、并吸纳杨维龙等四名新股东的决议，同日，豪杰公司新股东杨维龙等四人召开了本年度第二次股东会，进行了公司人事任免。而《通知函》载明的日期为2016年1月19日，仅加盖了豪杰公司的印章，此时，杨维龙等新股东已上任履职，以该时出具的《通知函》来达成其证明目的显然有违常理。其次，《欠条》载明的日期为2017年1月24日，属单方制作，即便该《欠条》所载内容属实，亦因系豪杰公司的行为，没有得到黄文吉的确认同意，对黄文吉亦不生效力。上诉人杨维龙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杨维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冀松
审判员 徐 凯
审判员 刘国平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徐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