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甬慈刑初字第850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来军，教师。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9月16日被慈溪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0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慈溪市看守所。
辩护人林小映，浙江余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政，公司员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9月14日被慈溪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0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慈溪市看守所。
辩护人龚永茂，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施可群，浙江五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孙伟，农民。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9月13日被慈溪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0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慈溪市看守所。
辩护人劳景璟，浙江余慈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检察院以慈检公诉刑诉（2015）69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4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郑军强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及辩护人林小映、龚永茂、施可群、劳景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1年以来，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及王某乙、马某波、杜某等人（均另案处理），先后来到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南京市，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1040工程”、“自愿连锁经营”、“纯资本运作”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1-21份（第1份3800元，第2份起3300元）份额，以获得加入资格，每名成员可发展3名直接下线，后由伞下人员继续向下发展下线，依靠发展下线购买份额进行计酬和返利，并采取“五级三阶制”（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的模式进行管理。五个级别：即实习业务员为E级，业务组长为D级，业务主任为C级，业务经理为B级，高级业务员（老总）为A级。凡加入传销组织的人员购买1-2份份额成为实习业务员；实习业务员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3-9份份额成为业务组长；业务组长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10-64份份额成为业务主任；业务主任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65-599份份额成为业务经理；业务经理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600份以上份额成为高级业务员。“三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为实习业务员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后晋升为业务组长，再晋升为业务主任；第二个阶段为业务主任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额、培养2名直接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第三个阶段为业务经理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培养3名直接业务经理，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该传销组织按照级别及发展伞下人员购买份额的数量计算报酬，包括直接提成、间接提成、销售补助等。
2013年6月，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经商议后，决定将三人在江苏省南京市的伞下人员集体搬迁至宁波市杭州湾新区、慈溪市城区，并指示王某乙、杜某等人，处理房屋租赁等前期搬家事宜。2013年6月开始，在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等人的领导、指挥下，王某乙、马某波、杜某等人按各自层级，将原来在江苏省南京市的100余名传销骨干人员集体搬迁到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并建立了以被告人孙伟及王某乙、马某波、杜某等人为首的传销管理层，继续大肆开展传销活动。
为了便于组织管理，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等人根据伞下人员分布情况，于2014年6月将杭州湾新区的传销人员分成3个区域，分别由王某乙、马某波、杜某担任一、二、三区区域总裁，由被告人孙伟担任整个杭州湾传销组织的大区总裁。每个区域设置老总室，由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A级以上传销头目担任教育老总、教育配合老总、自律老总、自律配合老总、直总等；每个组下设若干个团队（经理室），经理室由直总负责，对应设置了大总管、能力总管、能力配合总管、自律总管、自律配合总管等职务，经理室职务由经理（B）级担任。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则通过控制资金、遥控指挥等方式，操控该传销组织，促使下线人员不断发展新人。
截止2014年9月案发，该传销组织中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累计600人以上，累计申购份额12000份以上，累计传销金额4000万以上。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的犯罪事实分述如下：
1、被告人王来军于2011年8月加入传销组织，2012年8月晋升为高级业务员（以下简称为升总），2013年6月与上线脱离开始独立核算坐庄家，组建宁波市杭州湾地区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通过遥控指挥等方式管理该传销组织，系该传销组织的操控者。至案发，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600人以上，累计申购份额12000份以上，涉案金额4000万元以上。
2、被告人周政于2011年11月加入传销组织，2012年6月升总，2013年6月与上线脱离开始独立核算坐庄家，组建宁波市杭州湾地区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通过遥控指挥等方式，管理该传销组织，系该传销组织的操控者。至案发，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600人以上，累计申购份额12000份以上，涉案金额4000万元以上。
3、被告人孙伟于2011年11月加入传销组织，2012年9月升总，2013年6月开始担任宁波市杭州湾地区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的大区总裁，具体负责管理该传销组织的所有事务，系该传销组织的操控者。至案发，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400人以上，累计申购份额8000份以上，金额2600万元以上。
到案后，被告人王来军、孙伟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伙同他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公民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王来军、孙伟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予以惩处。
被告人王来军对起诉书指控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辩护人林小映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来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辩护：被告人王来军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初犯，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恳请法庭对被告人王来军从轻处罚。
被告人周政对起诉书指控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无异议，其辩解，起诉书关于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数、累计申购份额、涉案金额的指控证据不足，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在430人以上，累计申购份额8700份以上，涉案金额2830万元以上，对起诉书指控的其他犯罪事实无异议。
辩护人龚永茂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政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无异议，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政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事实，其辩护：1.关于起诉书指控的下线人员、累计申购份额、涉案金额，其辩护意见与被告人周政的辩解一致；2.被告人周政在传销组织的发起、决策、操纵、指挥、布置、协调过程中仅起到次要或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3.被告人周政当庭自愿认罪，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综上，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周政减轻处罚。
辩护人施可群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政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无异议，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政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事实，其辩护：被告人周政获利大小，不能作为确定被告人周政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的地位、作用的依据，赃款获得的多少，是犯罪既遂后的处分行为，对犯罪的实施、发展及结果均无作用，且被告人周政对其获利没有决定作用。辩护人施可群的其他辩护意见与辩护人龚永茂的辩护意见基本一致。
被告人孙伟对起诉书指控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辩护人劳景璟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辩护：被告人孙伟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没有限制参与传销人员的自由，主观恶性相对较轻，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孙伟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2011年以来，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及王某乙、马某波、杜某等人（均另案处理），先后来到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南京市，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1040工程”、“自愿连锁经营”、“纯资本运作”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1-21份（第1份人民币3800元，第2份起人民币3300元）份额，以获得加入资格，每名成员可发展3名直接下线，后由伞下人员继续向下发展下线，依靠发展下线购买份额进行计酬和返利，并采取“五级三阶制”（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的模式进行管理。五个级别：即实习业务员为E级，业务组长为D级，业务主任为C级，业务经理为B级，高级业务员（老总）为A级。凡加入传销组织的人员购买1-2份份额成为实习业务员；实习业务员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3-9份份额成为业务组长；业务组长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10-64份份额成为业务主任；业务主任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65-599份份额成为业务经理；业务经理的伞下体系累计销售600份以上份额成为高级业务员。“三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为实习业务员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后晋升为业务组长，再晋升为业务主任；第二个阶段为业务主任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额、培养2名直接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第三个阶段为业务经理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培养3名直接业务经理，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该传销组织按照级别及发展伞下人员购买份额的数量计算报酬，包括直接提成、间接提成、销售补助等。
2013年6月，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经商议后，决定将三人在江苏省南京市的伞下人员集体搬迁至宁波市杭州湾新区、慈溪市城区，并指示王某乙、杜某等人，处理房屋租赁等前期搬家事宜。2013年6月开始，在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等人的领导、指挥下，王某乙、马某波、杜某等人按各自层级，将原来在江苏省南京市的100余名传销骨干人员集体搬迁到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并建立了以被告人孙伟及王某乙、马某波、杜某等人为首的传销管理层，继续大肆开展传销活动。
为了便于组织管理，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等人根据伞下人员分布情况，于2014年6月将杭州湾新区的传销人员分成3个区域，分别由王某乙、马某波、杜某担任一、二、三区区域总裁，由被告人孙伟担任整个杭州湾传销组织的大区总裁。每个区域设置老总室，由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A级以上传销头目担任教育老总、教育配合老总、自律老总、自律配合老总、直总等；每个组下设若干个团队（经理室），经理室由直总负责，对应设置了大总管、能力总管、能力配合总管、自律总管、自律配合总管等职务，经理室职务由经理（B）级担任。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则通过控制资金、遥控指挥等方式，操控该传销组织，促使下线人员不断发展新人。
截止2014年9月案发，该传销组织中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累计600人以上，累计申购份额12000份以上，累计传销金额人民币4000万以上。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的犯罪事实分述如下：
1.被告人王来军于2011年8月加入传销组织，2012年8月晋升为高级业务员（以下简称为升总），2013年6月与上线脱离开始独立核算坐庄家，组建宁波市杭州湾地区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通过遥控指挥等方式管理该传销组织，系该传销组织的操控者。至案发，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600人以上，累计申购份额12000份以上，涉案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以上。
2.被告人周政于2011年11月加入传销组织，2012年6月升总，2013年6月与上线脱离开始独立核算坐庄家，组建宁波市杭州湾地区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通过遥控指挥等方式，管理该传销组织，系该传销组织的操控者。至案发，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430人以上，累计申购份额8700份以上，涉案金额人民币2830万元以上。
3.被告人孙伟于2011年11月加入传销组织，2012年9月升总，2013年6月开始担任宁波市杭州湾地区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的大区总裁，具体负责管理该传销组织的所有事务，系该传销组织的操控者。至案发，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400人以上，累计申购份额8000份以上，金额人民币2600万元以上。
被告人王来军、孙伟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同案犯王某乙的供述，供认：2012年2月，其经过孙伟介绍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自愿连锁经营”（或者叫做“连锁行业”、“资本运作”），当时交纳了69800元，后于2013年5月升总；6月，其在江苏省南京市从事“自愿连锁经营”，担任一个团队的直总，2013年6月至宁波从事“自愿连锁经营”。其等人通过造梦、承诺、列名单、邀约、讲工作、跟进、检查学习工作进度、复制八个步骤介绍别人加入传销组织。参与者加入“自愿连锁经营”必须先购买一股（人民币3800元），第二股开始每股3300元，成为股东后就有资格介绍或者发展别人购买股份，但最多只能介绍三个人，自己及被介绍的人购买的股份自下而上层层累加。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晋制，一级股东是1至2股，是实习业务员股；二级股东是3至9股，是业务组长股；三级股东是10至64股，是业务主任股；四级股东是65－599股，是业务经理股；五级股东是600股以上，就达到高级业务员（老总）级别，五个级别通常用字母E、D、C、B、A予以对应。三个晋升阶段分别为，新发展人员、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只要伞下体系累计份额达到10份以上就可以晋升为主任级别，实行当月当日晋升制；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除其伞下体系累计份额达到65份，其直接下线人员必须有2名业务主任，实行次月1日晋升制；业务经理晋升为高级业务员，除伞下体系累计份额达到600份，3条直接下线必须都达到业务经理级别，实行隔月1日晋升制。一般建议参与者直接购买21股（总价69800元），能够直接成为主任股，当即就能返现19000元。参与者成为正式股东后每发展一人都有返利（提成），发展下线人员越多提成越多、级别越高，一直到他的第三代27个下线全部达到老总级别为止，自己出局，这样，一个人从申购69800元加入到最后出局，经过大约一年时间，最高可以获得1040万元回报，这就是“1040”工程。“1040”工程其实没有国家项目支持，完全靠拉人头赚钱。传销组织还有四大规定，分别是无业绩压力，资格永不滑落，可超越、可回归、可转让、可继承。另外，传销组织还有缴纳税款、公积金制度，其不太清楚公积金和税款的分配方式，应该被上层拿走了。新上总人员还会外出旅游，旅游费用由他的直接上线承担。其直接下线是马某、杜某、王某东，其上线是孙伟，孙伟的上线是周政。2013年6月份某日，孙伟打电话让其到慈溪、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其和杜某就赶过来了，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收费站碰到了周政、孙伟。第二天，孙伟、周政就让其等人在杭州湾新区分流“自愿连锁经营业”的传销人员，这样，其和杜某等人就开始找房子。后来，其等人就通知下面的基层传销人员搬迁至慈溪、杭州湾附近，慈溪、杭州湾新区的传销组织就发展起来了。刚搬来时，由周政主持，任命孙伟为区域总裁、其为教育老总、刘某为自律老总，杜某和马某波为老总室成员，周政在慈溪、杭州湾新区呆了几天就走了。2014年2月，因传销人员发展较多，周政又来到了慈溪，由周政和孙伟共同主持把慈溪、杭州湾新区的传销人员扩展成2个区，孙伟担任整个区的大总裁，其和马某波分别担任两个区的总裁，其下面的总裁有刘某乙某、王某荣、王某东、程某勇，马某波下面的总裁有杜某等人。2014年五六月份，王来军与另一个人来到慈溪，在慈溪市新锦天大酒店内开会，其和杜某、马某波和另一些资格老点的老总参与会议，把传销人员分成三个区域管理，其和杜某、马某波分别是三个区域的老总，孙伟是慈溪、杭州湾新区“自愿连锁经营业”的总裁。其等人是通过建立经理室的方式控制下线人员的，经理室由直接老总组建，成员由几名已经上了大经理（快上老总级别）的人员组成，主要有总管、自律、能力、自配、经晨、申购等人组成，日常工作就是负责组织本体系内的管理。大总管是每个经理室的负责人，自律总管负责每个经理室的纪律作风，能力总管负责每个经理室的培训，配合总管负责协助能力总管或自律总管做工作，经晨总管负责晨练和读羊皮卷，申购总管就是每个经理室的会计，把钱交给申购老总，全跟是对全部业务比较熟练的人，主要负责给新成员洗脑，跟进主要负责从侧面辅助洗脑，开心门是引导员，讲师由业务比较全面、表达能力较好的人充当，负责培训。其作为一区总裁，所管理的团队应该有100多人，所负责区域内上总的人有教育老总杜某、教育配合老总刘某春、自律老总乔某东、自律配合老总刘某，另外还有乔某、张某强、邹某涛、吕某敏等人，有六个经理室，9月份经理室的大总管分别是祖某锋、王志伟、刘永俊、邹某、牟某、闫某，这些经理室人员通过上传下达、层层管理下线。邹某涛和吕某敏于2014年7月上总，两人应该是合伙的，经理室也是公用的，大总管都是邹某。孔某超也是2个月左右前上总的，是老总室成员，他也是直总，经理室设在慈溪，应该和杜某公用经理室的。其负责管理好自己区域的伞下人员，向其上线孙伟汇报申购情况及区域内存在的问题，先期解决区域内部的问题和矛盾，解决不了就上报给上级，同时负责向老总室传达上级下达的通知、指示等。老总平均每月开四次会，主要是讲如何应对国家宏观调控、心态、自律、学习等内容，再由老总向经理室的总管传达，总管再传达给经理室经理，由经理传达给业务员，就这样层层传达，管理下线。其上级是孙伟、周政、王来军，周政、王来军不直接与其联系，孙伟基本上每周都会把“自愿连锁经营业”的资料交给其，让其负责落实、传达。传销组织一般每月15日发工资，快发工资时，孙伟约其见面，交给其五六张银行卡和工资单，每张银行卡内一般有20万元左右，其拿到银行卡后，就与大总管对账，对好账后就把钱打到各经理室总管银行卡内。
2.同案犯杜某的供述，供认：2012年1月，其经过王某乙介绍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自愿连锁经营”，2012年3月份左右，其交齐了69800元，这才有资格发展下线。2012年8月，其跟着周政等人从合肥市搬迁至江苏省南京市发展传销组织。其直接下线是杜某、乔某东、祖某锋，他们都是缴纳了69800元购买了21份股份后才依次发展下线的。其于2013年5月升总，周政告诉其上总后也没有保底工资，只能靠发展下线拿钱。其于2013年6月至慈溪市从事“自愿连锁经营”，其业务大多是在慈溪市发展起来的，其下线上总的人有杜某、乔某东、乔某、乔某舟、乔某波、范某军、孔某超，另外还有一个陈某盼，她是杜某的老婆，杜某把陈某盼发展到他下面，后又发展了孔某超，陈某盼现在也是老总级别。乔某舟原先的位置是周某泉，他加入四五天后就不做了，他的上线乔某就把周某泉的位置给了乔某舟，后由乔某舟发展。其等人通过造梦、承诺、列名单、邀约、讲工作、跟进、检查学习工作进度、复制八个步骤介绍别人加入传销组织。参与者加入“自愿连锁经营”必须先购买一股（人民币3800元），第二股开始每股人民币3300元，成为股东后就有资格介绍或者发展别人购买股份，但最多只能介绍三个人，自己及被介绍的人购买的股份自下而上层层累加。传销组织实行五级三晋制，一级股东是1至2股，是实习业务员股；二级股东是3至9股，是业务组长股；三级股东是10至64股，是业务主任股；四级股东是65－599股，是业务经理股；五级股东是600股以上，就达到高级业务员（老总）级别，五个级别通常用字母E、D、C、B、A予以对应。三个晋升阶段分别为，新发展人员、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只要伞下体系累计份额达到10份以上就可以晋升为主任级别，实行当月当日晋升制；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除其伞下体系累计份额达到65份，其直接下线人员必须有2名业务主任，实行次月1日晋升制；业务经理晋升为高级业务员，除伞下体系累计份额达到600份，3条直接下线必须都达到业务经理级别，实行隔月1日晋升制。一般建议参与者直接购买21股（总价69800元），能够直接成为主任股，当即就能返现19000元。参与者成为正式股东后每发展一人都有返利（提成），发展下线人员越多提成越多、级别越高，一直到他的第三代27个下线全部达到老总级别为止，自己出局，这样，一个人从申购69800元加入到最后出局，经过大约一年时间，最高可以获得1040万元回报，这就是“1040”工程。“1040”工程其实没有国家项目支持，完全靠拉人头赚钱。传销组织还有四大规定，分别是无业绩压力，资格永不滑落，可超越、可回归、可转让、可继承。除此之外，传销组织还有缴纳税款、公积金制度，其不清楚公积金和税款的分配方式，上总之后传销组织还会安排旅游。2013年五六月份，周政、孙伟到慈溪市、杭州湾地区进行考察，后其和王来军、王某乙与周政、孙伟碰面，王来军、周政与孙伟商量让其等人带着团队到慈溪市、杭州湾新区发展传销组织，后王来军、周政就回山东了，其和孙伟、王某乙、马某波、刘某乙留下了负责具体工作。2013年9月，传销组织划分为二个区的时候，周政过来进行人员方面的任命，其被周政任命为二区教育老总，2014年五六月份，传销组织划分为三个区的时候，王来军过来进行人员方面的任命，其和马某波、王某乙分别被任命为三个区的总裁，其所在的三区总的人数大约160人，马某波所在的二区人数大约200个左右，王某乙所在的一区人数大约160人。其所在的三区，教育老总是王某荣，教配老总是王某扬，自律老总是乔某舟，自配老总是王某东，直接老总分别是乔某舟、范某军、王某荣、王某扬、王某。其负责管理三区的老总，将上面的精神以开会的方式进行传达，再由他们传达给经理级别的人。三区一共有三个开总管会和经理会的地方，这三个地方是其等人传达上面命令的地点，所以也可以叫传达室，一个传达室在教场山附近，有2个业务团队使用，分别由乔某舟、范某军两个直总管理；还有一个传达室在慈溪市长途车站附近，由王某扬直总管理；最后一个传达室在园丁小区，有2个团队使用，分别由王某荣、王某两个直总管理。每个业务团队30余人，开总管会的时候，本区的老总一般会安排两名老总过去，业务团队的大总管和自律老总必须参加，团队直总有时参加，总管会每周一召开一次。经理会由业务团队自己召开，由直总和大总管负责，经理级别的人员都要参加会议，每周二召开一次。
3.同案犯马某波的供述，供认：2012年5月，其经过孙伟介绍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自愿连锁经营”，当时交纳了69800元，后其发展了下线张某先、李某昆和刘某春。2012年八九月份，传销组织搬至江苏省南京市，其伞下份额达到600份后，其于2013年6月份在江苏省南京市升总，并获悉传销组织没有之前宣称的保底工资，还必须继续拉新人入伙。2013年6月，王某乙打电话通知其让其伞下人员搬迁至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其伞下在岗的20余人就跟别的团队一起坐大巴车到了杭州湾新区。其到杭州湾新区后，发现王某乙和刘某乙已经到了，后杜某和孙伟陆续带领伞下人员到了杭州湾新区。其、王某乙、刘某乙、杜某、孙伟根据行业高层指令组成一个老总室，一起管理搬迁至杭州湾新区的100余名传销人员，经过一年多的发展，传销组织发展到600余人。为了更好地发展，行业高层决定把传销组织分成三个组，其和王某乙、杜某分别担任三个组的组长，其管理程某勇、李某昆、刘某乙团队。其听从孙伟领导，由孙伟向其等人下达关于“1040”阳光工程、“自愿连锁经营”的行业信息，并把下面发生的事情汇报上去，召集区域老总开老总会。其组内的老总先后有程某勇、王某喜、范某辰、李某昆、贝某良、刘某乙、樊某等人，其中程某勇、王某喜、范某辰、李某昆、贝某良、刘某乙等人参加老总会，教育老总是程某勇，教育配合老总是贝某良、自律老总是李某昆，自律配合老总是刘某乙，另外，李某君也是老总室成员。老总室人员是由王某乙安排的，王某乙叫上其，其再叫上其他几个老总一起商量安排相应的职位。2014年8月份，其组内有六个家庭，每个组内设有大总管、能力总管、能力配合总管、自律总管、自律配合总管。王某乙通过发短信、聊天等方式向其传达行业高层指示、精神，组内老总分别于每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上午在慈溪市区租赁的房屋也就是经理室内开会，主要是关于团队管理、做好自律、学习国家政策等内容。老总会开好后，由老总将老总会的内容传达给大总管，再由大总管传达给下一级，直到传达给最下线的人。其银卡里的钱也是王某乙打给其的，原因是王某乙比其高一级。参与者加入“自愿连锁经营”必须先购买一股（人民币3800元，其中500元是服装费，但服装是没有发放给传销人员），第二股开始每股3300元，成为股东后就有资格介绍或者发展别人购买股份，但最多只能介绍三个人，自己及被介绍的人购买的股份自下而上层层累加。一级股东是1至2股，是实习业务员股；二级股东是3至9股，是业务组长股；三级股东是10至64股，是业务主任股；四级股东是65－599股，是业务经理股；五级股东是600股以上，就达到高级业务员（老总）级别。一般建议参与者直接购买21股（总价69800元），能够直接成为主任股，当即就能返现19000元。参与者成为正式股东后每发展一人都有返利（提成），发展下线人员越多提成越多、级别越高，一直到他的第三代27个下线全部达到老总级别为止，自己出局，这样，一个人从申购69800元加入到最后出局，经过大约一年时间，最高可以获得1040万元回报，这就是“1040”工程。“1040”阳光工程，也叫“自愿连锁经营业”，其实没有国家项目支持，完全靠拉人头赚钱。
4.同案犯乔某东、杜某、刘某春、刘某、乔某、张某强、邹某涛、吕某敏、刘某乙、李某昆、范某辰、贝某良、王某喜、李某君、樊某、王某东、王某荣、乔某舟、乔某波、范某军、王保利、王某、王某扬的供述，分别供认其加入传销组织的时间、上总时间、上下线情况、担任职务、传销组织的运行模式等内容。其中，同案犯刘某乙还供认，其与周政均是王来军的下线，其下线是王某荣、芦某泉、刘某峰，芦某泉的那条线是虚线，是其用钱买的，其上总后不久，王某荣也上总了；同案犯邹某涛还供认，其于2012年四五月份，经王绍会介绍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传销组织，其出资69800元用王绍会的身份证购买了21份股份，其还发展了下线邹某，后其与王绍会发生矛盾，就回家了，2013年六七月份，周政打电话告诉其，其下线已经有400余份了，让其到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发展，其到后，于2014年7月4日上总，其下线共30人左右。
6.证人马某甲、马某乙、马某丙、马某丁、李某甲、袁某甲、彭某甲、付某甲、毛某甲、刘某甲、刘某乙、赵某甲、许某、李某乙、李某丙、李某丁、邢某、顿某根、王某甲、赵某乙、温某、李某戊、李某己、付某乙、王某乙、魏某、窦某、郝某、董某甲、何某、康某、惠某、彭某乙、李某庚、刘某丙、闫某、乔某、杨某、牛某甲、牛某乙、牛某丙、牟某、李某辛、蔡某甲、张某甲、张某乙、崔某、丁某甲、钟某、冯某、张某丙、张某丁、李某壬、丁某乙、蔡某乙、王某丙、黄某、方某、张某戊、刘某丁、张某己、张某庚、毛某乙、董某乙、赵某丙、贾某、王某丁、刘某戊、司某、刘某己、李某癸、樊某甲、李某子、范某、张某辛、袁某乙、任某、樊某乙、李某丑、王某戊、李某寅、由某永、王某己、李某卯、甑某辉、吴某、张某壬、刘某庚、邹某、吕某、田某、薛某、张某癸、谢某、蒋某、秦某、王某庚、弭某东、王某辛、李某辰、邓某、董某丙等人的证言、承诺书、结构图、经理室成员名单、保证书、情况说明，均证明：其等人在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等人的组织、领导下进行传销活动的时间、购买份额、上下线及传销组织运行方式等情况。
7.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涉案人员的辨认情况。
8.银行账目资料，证明：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及同案犯马某波、王某喜、李某昆、范某辰、刘某乙、刘某、樊某、杜某、王某荣、王保利、王某、王某扬、王某东、乔某波、乔某舟、范某军、王某乙、乔某、杜某、刘某春、张某强、贝某良、李某君等人的银行账户往来情况。
9.扣押物品清单及照片，证明：公安民警查扣被告人王来军的手机1部、银行卡1张；查扣被告人周政的手机2部；查扣被告人孙伟的手机2部及装有纸质文件的档案袋4份。
10.传销人员利益分配表，证明：部分涉案人员参与传销的利益分配情况。
11.手机短信照片，证明：被告人孙伟通过手机短信方式与部分传销人员联系的情况及银行账户交易短信提示的情况。
12.职责说明、伞形图、暂住房登记表、宁波润商网用户信息，证明：该传销组织人员的基本情况，其中，伞形图及宁波润商网用户信息上的人员均在600人以上。
13.情况说明，证明：宁波市公安局杭州湾新区分局在对杭州湾新区世纪城传销侦查工作中发现共有211余处传销人员居住租房，来源有四种途径：（1）2013年11月份以来，公安民警接警后出警至现场查获的传销人员租房及通过租房内资料发现的传销人员租房；（2）公安网居住人员信息与润商网传销人员信息相碰撞，查到的传销人员登记租房；（3）公安特情人员提供的传销人员租房；（4）2014年3月14日，公安民警在世纪城清查传销人员统一行动登记租房。
14.抓获经过、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的到案情况。
15.身份信息，证明：被告人王来军、周政、孙伟的身份情况。
16.被告人王来军的供述，供认：2011年8月左右，其经老乡辛立东介绍加入“自愿连锁经营”，其交纳人民币69800元购买21份股份后升为主任级别，就有资格发展下线了，第二个月，其获得返还款19000元。为了赚钱，其开始发展下线，其下线介绍别人加入“自愿连锁经营”后，其可以拿到提成。其于2011年11月发展周政作为其下线，2012年又发展了刘某乙作为其下线。“上总”有两个条件，伞下累计份额至少601份股份，三个直接下线都要达到经理级别。为了尽快“上总”，其在第三条线上用别人的身份证购买了65份股份，冲到了经理。2012年8月，其伞下累计1600余份股份，其就“上总”了。上总后，其和辛立东等人去北京旅游，辛立东帮其交了5000元旅游费。上总后的这次旅游是必须去的，旅游费也必须交纳。旅游结束后，因在合肥参与“自愿连锁经营”的人太多了，辛立东带着其等人去南京发展“自愿连锁经营”。2012年9月，其成为老总室班子成员，其是自律老总，辛立东是区总裁（组长），周政是教育老总，孙伟是教配老总，因人员有限，没有人充当自配老总，老总室成员还有王某乙、杜某、马某波、刘某乙等人。2013年5月，其带着周政、孙伟到慈溪市、宁波市杭州湾新区考察分流的可能性，后其就带着周政、刘某乙、孙伟、王某乙、杜某、马某波及下面的业务团队分流到慈溪、杭州湾新区继续发展“自愿连锁经营”。当时，其和周政、孙伟商量，让孙伟主持慈溪、杭州湾新区的工作，其和周政回山东，然后任命孙伟做慈溪的区域总裁，王某乙为自律老总、杜某是教育老总、马某波是自配老总、刘某乙是教配老总，另外，因刘某乙与周政关系好，其还任命了刘某乙为慈溪、杭州湾地区的申购老总，负责申购总管培训，同时，刘某乙还保管团队的银行卡，但具体财务只有其和周政、孙伟知道，因为刘某乙嘴巴不严，就没有告诉刘某乙。这样，其算是和辛立东等人断绝关系了，其团队算独立了。2014年五六月份，慈溪、杭州湾地区的团队又分成了3个区，其和孙某九来慈溪任命孙伟为慈溪、杭州湾地区自愿连锁经营的大区总裁；任命王某乙、马某波、杜某为3个区的区域总裁，还根据孙伟、王某乙、马某波、杜某他们几个总裁讨论决定，任命了3个区的老总室班子成员，后来，其就回到山东了。因为这个大团队跟辛立东是独立的，所以，其算是自愿连锁经营慈溪地区这整个团队的总负责人，算出局老总。孙伟把慈溪、杭州湾地区的申购情况发给其或者周政再由周政转发给其，再由其通过程序算好每个人相关的提成制作成工资表后快递给孙伟，孙伟从刘某乙那拿了我们这个团队账户卡后根据表格调整账户卡内金额，然后把3个区的银行卡交给王某乙、马某波、杜某这3个区域总裁，再由他们往下发钱，另外，其平时还跟周政、孙伟一起研究自愿连锁经营的资料、讨论管理办法。其下线有30余人升总，其记得住名字的周政、孙伟、刘某乙、王某乙、马某波、杜某、杜某、王某荣、王某东、贝某良、李某昆、李某君，但是，有些人为了升总通过自己亲戚的身份证操作发展下线，所以，实际升总的有20余人，目前，从名单上看，慈溪、杭州湾新区参与“自愿连锁经营”的人数大约600人，实际上大约有400余人。其等人通过造梦、承诺、列名单、邀约、讲工作、跟进、检查学习工作制度、复制这八个步骤介绍别人加入传销组织，一般是先打电话让朋友、亲戚过来考察投资项目，到后，就谎称是政府项目，由当地政府提供平台，引进民间闲散资金后进行再分配，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先引资后招商的引资工程”，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投资项目，目前尚在试点阶段，并谎称通过这个行业能够发财、致富让别人主动交钱加入，再发展下线。其等人通过召开老总会、总管会、经理会管理下线，每周六、日召开老总会、周一召开总管会、周二召开经理会，周六的老总会主要学习如何管理团队、与人交往、为人处世，周日的老总会主要传达精神，就是社会发展、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周一下午的总管会由团队直接老总组织召开，传达老总会的会议精神，周二的经理会是由老总召集的团队经理会议，传达老总会和经理会的会议精神。直接老总在自己的小团队里挑选一个信任的人向区域总裁推荐申购负责人，然后区域总裁任命该人为该团队的申购总管，申购总管由大区申购总裁刘某乙培训后上岗，负责自己团队里的申购业务，各区域的申购老总是由孙伟直接任命的，下面发生申购后，申购总管将申购单和银行卡交给相关的申购老总，申购老总把卡里的钱转到相应的账户上，这个相应的账户的银行卡是由刘某乙保管的，但是卡里的金额是由孙伟负责上缴和下发的。传销组织的提成是根据每个人的发展下线的情况计算的：1.每一个入股21份返还19000元；2.直接推荐人6001元提成；3.提升至经理级别后返还的13800元这三样不用缴税和公积金，提成超过3500元的溢出部分缴纳溢出额的10%为税金，另外再从溢出额中抽走200-300元作为上缴的公积金，刨除税金和公积金后的钱款作为他们发展下线的提成。另外，老总吃三代，就是作为直接老总，下面每发展一个21份全额，直接老总以及他的上面2代老总每个人都可以获取10000元作为提成，这10000元钱也是需要缴纳税金和公积金，到了3代外就享受不到这个提成了。一般来讲，总申购款去掉上面讲到的1、2、3这3项金额后的4%左右的钱往上递交到其这里，这笔钱除去上总旅行的补贴还有这个团队的运作费用后剩下的钱由其、周政、孙伟3个人平分，从慈溪、杭州湾地区这个大团队建立到被查获，这笔一分为三的钱合计其共获得了20万元左右。
17.被告人周政在庭审中的供述，对其参与传销组织的时间、上总时间、传销组织的规模、运行模式予以供认，其还供认，其上线是王来军，下线是祁某林、邹某涛等人，祁某林、邹某涛发展下线人员一共有三四十人。2013年6月，王来军提出将线下传销人员搬迁至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并与其和孙伟商量，经到杭州湾新区考察后，三人经协商决定将传销组织搬迁至杭州湾新区，并由其、王来军、孙伟安排杜某、王某乙等人负责租赁房屋等前期工作。传销组织搬迁至杭州湾新区后，其和王来军、孙伟具体协商传销组织的管理事宜，由孙伟具体实施对杭州湾新区传销组织的管理。孙伟将传销组织的申购等资料通过微信等方式发送给其或者王来军，孙伟将资料传送给其的时候，其收到资料后再传给王来军，后其再将工资单等资料通过微信等方式发送给孙伟，工资单是计算收入分配的依据。传销组织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孙伟会通过打电话等方式告知其和王来军，但最后由王来军决定。2013年6月至案发期间，其还到杭州湾新区进行过人员任命，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可能是2013年七八月份，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其和王来军、孙伟是杭州湾新区传销组织最大的头目，三人没有具体分工，但三人就杭州湾新区的管理流程已经形成默契，申购款项的分配方式由王来军决定，钱由孙伟掌控，传销组织收取的税收、公积金及衣服费用，扣除传销组织运行费用后的余款，由其和孙伟、王来军三人平分。从账目上看，其加入传销组织至案发，其获利合计100余万元，但其中80余万元系由其投入传销组织。
18.被告人孙伟的供述，供认：2011年11月，其经周政介绍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传销组织，以69800元购买了21股，达到主任级别，只有达到主任级别并且购买21股才能发展下线。其参加的传销组织是“自愿连锁经营业”，又叫“1040”国家阳光工程，没有实际物品交易，纯资本运作，参与者投入3800元成为业务员，第二股以后每股3300元，上面是组长，再上面是主任，一次性入股69800元就可以直接升到主任，当时就可以返利19000元，再发展下去就是经理、老总，老总分为一代老总、二代老总、三代老总、四代老总等，每个人可以发展三个直接下线，每个下线又可以发展三个下线，直到升到四代老总就退出，总的收入可以达到1040万元，也就是投入69800元最多可以得到回报1040万元。虽然，有人加入传销组织时，介绍人会告诉他升总后有保底工资，但实际升总后不能兑现，一般是在升总后的旅游过程中由其他团队的领导在不太正式的场合中告知刚升总的人没有保底工资的事实，下面的人也不会知道上总后没有固定工资的真相，都是层层保密的。其加入传销组织后，在合肥发展了王某乙、王某兵、黄某乐、程某刚，还用其老婆焦某的身份证购买了21股，由其操作，王某乙、马某波、焦某是其直接下线，黄某乐、程某刚是焦某的直接下线。2012年六七月份，其跟着周政等人至南京发展，其在黄某乐下面发展了张某勇，又在张某勇下面发展了郑某科。黄某乐、张某勇、郑某科的21股都是其拿钱投的，但这条线没有发展起来。2012年9月，其伞下累计股份达到986份，其就上总了，其是其团队的直接老总，王某乙是大总管，程某刚是自律老总。2013年六七月份，其跟孙某九、周政、王来军来到杭州湾世纪城，两三天后，杜某、王某乙、马某波、刘某乙也过来了，其和杜某等人留下，孙某九、王来军、周政又回南京了，杜某、王某乙、马某波、刘某乙负责租房子，其负责监督。租好房子后，王来军的下线100余人就搬到慈溪来了。因搬来的人较多，周政让其当杭州湾新区的大总管，负责安排各方面的事务，传达上面的指示。过了一个月左右，王来军和孙某九到杭州湾区域进行任命，王某乙是区域总裁、马某波负责教育、刘某乙负责资金、杜某负责自律，任命好后，孙某九和王来军就离开慈溪了，其等人就根据职责开展工作了。2014年五六月份，传销组织发展的人比较多了，其就打电话告诉周政这边人太多了难以管理，建议进行分区管理，周政当时没表态，过了一段时间，周政让其拿出方案后再报上去。其和王某乙等人商量后，王某乙等人报上来三个组及人员安排情况，其就把分组情况报告给周政，后王来军等人就按照其报上去的材料进行任命了，传销组织按照新任命的情况开始运作，王某乙是一区组长，也就是一区总裁，马某波是二区组长，也就是二区总裁，杜某是三区总裁，其是大区总裁，负责管理三个区的大区总裁，一般不过问具体事务，每个组建立相应的老总室、经理室管理传销人员。老总室领导班子成员也进行分工，教育老总负责培训各自区下面所有经理室的能力总管；自律老总负责培训下面所有经理室下面的自律总管；教配老总负责配合教育老总开展工作；自配老总负责配合自律老总开展工作；除了五个领导班子成员外，还有一些老总是负责下面的直接老总，还有一些就是挂挂名字的。经理室直接受老总管理，日常工作就是负责组织本体系内的经理、主任、组长、业务员开会学习等。老总每周开两次会，由大总管召集各老总开会，主要是关于国家宏观调控、心态、自律、学习等内容，经理室每周开一次会，由老总向经理室总管传达老总会的内容，后由总管传达给经理室的经理，再由经理传达给业务员。其作为大区总裁，也就是总负责人，平时向区域老总们询问整个“自愿连锁经营”团队的运作情况，或者听取区域老总们反馈运作情况，再传达给周政、王来军，听取他们的指示，并把来自王来军、周政的信息、指示传达给三个区的区域老总。在杭州湾新区的所有新发展的下线，所有入股的钱都会打到其现在管理财务的老总刘某乙保管的建设银行卡里，这些银行卡是办理在别人名下的，卡也经常在换。刘某乙把银行卡和入股人员的名单、入股情况交给其，其用手机拍照片后用微信或者彩信发给周政，再按周政告诉其的数额把钱打给他们，他们还通过快递的方式，告诉其老总、经理、主任等人','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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