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民终12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雷，男，198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院生，江苏张院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中山科技园中新路68号。
法定代表人：孙兆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凯，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张雷因与被上诉人南京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6民初6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院生，被上诉人科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科泰公司诉讼请求并由科泰公司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科泰公司于2014年1月27日出具的收条明确表明张雷已结清货款。承诺免除债务和出具该收据的人员均系科泰公司负责催收债务的法务部门工作人员，收条中关于货款已结清的意思表示对科泰公司具有约束力。2.科泰公司本案起诉已过诉讼时效。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约定余款4.5万元于2012年12月3日前付清，张雷于2014年1月27日支付其中的3万元。此后，即便尚有欠款，欠款诉讼时效期间亦应从2014年1月27日起计算，至科泰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其次，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在总合同项下又分别单独签订多份合同的，诉讼时效以每份合同最后履行日期届满的次日起计算。本案中，除案涉破碎器交易外，双方另有挖掘机的买卖合同关系，所涉纠纷亦由一审法院受理，即（2017）苏0116民初7814号（以下简称7814号）案件。根据前述规定，即便该两份合同关系发生于一个总合同项下，诉讼时效亦应分别计算，现该两份买卖合同关系互不相干，诉讼时效期间更应分别计算，故一审判决依据双方之间挖掘机买卖合同的付款情况认定本案破碎器合同纠纷未过诉讼时效期间于法无据。3.本案先于7814号案件立案，两案中张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不同，一审法院未在本案中就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在7814号案件尚未审结的情况下，即在本案中对7814号案件事实予以认定，有违民事审理程序。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审理程序均有不当，导致实体处理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科泰公司辩称，张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事实和理由：1.案涉收条达不到债务免除的法律效果。张雷多次与科泰公司合作，对科泰公司相关人员职务、职责、权限比较熟悉，明知相关人员无权代表科泰公司作出免除债务承诺。科泰公司对该承诺不予认可，故依据该收条不能达到债务免除的法律效果。2.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期间。案涉销售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5年3月12日另签订了7814号案件所涉挖掘机买卖合同，两份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科泰公司始终向张雷催要欠款。本案一审期间，因涉及挖掘机的证据材料均已在7814号案件中提交，两案一审承办法官相同，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7814号案件的事实对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进行认定并无不妥。
科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雷给付货款1.5万元；2.张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2年12月4日起至2017年9月13日止，利息共计31,068元，之后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给付时止）；3.本案诉讼费由张雷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张雷与科泰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张雷在科泰公司处购买破碎器一台，总价8.5万元，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首付4万元提货，余款4.5万元于2012年12月3日前付清。逾期将按每天加收1%的逾期利息。合同签订后，张雷给付4万元货款。同年11月4日，科泰公司将一台斗山破碎器交付张雷。张雷在机器确认单上签字确认交付的机器机型、机号、数量、质量、交付时间与方式等均符合合同约定，其本人无异议。对于余款4.5万元，张雷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于2012年12月3日前付清，逾期按日0.05%支付逾期利息。然张雷并未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付清余款，仅于2014年1月27日付款3万元。
一审中，张雷提供由科泰公司当时的催款人员卞海丰于2014年1月27日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张雷RHB313/E1475款3万元。祁总同意账结清”，拟证明其已不再拖欠案涉破碎器货款。科泰公司述称：卞海丰与祁军均已离开科泰公司，无法核实收条是否真实，即使收条为真，该承诺亦无效，无论是卞海丰还是祁军的承诺，科泰公司均未予同意。对此，一审法院认定，确认收条的真实性，该收条能够证明张雷于2014年1月27日付款3万元。但祁军、卞海丰并非科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未提供证据证明祁军或卞海丰有权代表科泰公司作出免除付款义务的承诺，科泰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该收条上的“祁总同意账结清”字样对科泰公司并无约束力，不能证明科泰公司免除了张雷1.5万元的付款义务。
一审法院另查明，7814号案件案庭审查明，张雷自2016年1月15日后未再归还欠付科泰公司的挖掘机欠款，在此之前张雷一直按期付款。
二审中，除张雷上诉意见述及内容之外，双方以上事实认定均无异议。对当事人均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一审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张雷是否已付清案涉破碎器的货款；3.科泰公司主张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违约金有无依据。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旨在于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以维护权利秩序的安定性。科泰公司与张雷除了签订本案破碎器的买卖合同外，还存在挖掘机买卖合同关系，且在挖掘机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张雷一直按约付款至2016年1月，说明张雷一直在向科泰公司偿还债务。在此情形下，科泰公司以其中的破碎器买卖合同为依据，要求张雷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如认定科泰公司怠于行使该权利，明显不合理，有违公平。自2016年1月至本案立案之日即2017年9月20日，历时一年有余，诉讼时效并未经过。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破碎器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根据前述已认定的事实，张雷仍应给付1.5万元的货款，现其拒不给付，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张雷辩称破碎器质量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并未提供证据对此证明，不应采信。
关于第3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张雷出具的承诺书上载明逾期不按约付款，承担每日万分之五的利息，该条款实为违约金条款，该违约金标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科泰公司主张按此标准承担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应予支持。关于违约金计算期间，应自款项逾期之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即4.5万元的违约金自2012年12月4日起计算至2014年1月27日，1.5万元的违约金自2012年12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科泰公司诉请的截止2017年9月13日的利息31,068元实为按日万分之八标准计算，对超出日万分之五的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科泰公司要求张雷支付货款1.5万元及相应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能够成立，应予支持。对其超出部分的诉请，不应。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张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科泰公司货款1.5万元及违约金（自2012年12月4日起至2014年1月27日止以4.5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2月4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以1.5万元为基数，均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二、驳回科泰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52元，减半收取476元，由科泰公司负担146元，张雷负担330元。
本院二审期间，科泰公司提供7814号所涉挖掘机交易的合同、还款计划等材料，并称该案现已缺席判决，以上材料能够证明在双方之间的挖掘机买卖合同关系中，张雷欠付货款属实。张雷述称，因其认可确实尚欠部分挖掘机货款，故缺席7814号案件的审理，但该案与本案诉讼时效应当分别计算。张雷未对科泰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提出反驳意见，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其关联性将在文书说理部分述及。
本院经审理查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标的物为“韩宇313三角形破碎器”1台，机型为RHB313，机号为E1475。7814号案件所涉交易标的物为斗山挖掘机1台，机型为DH150W-7，机号为23202。挖掘机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科泰公司向张雷出具的收款收据中载明收款设备为“DH150W-7、23202”。一审中，张雷称收条所载的“祁总”即祁军，系科泰公司法务部门负责人，科泰公司表示祁军已离职，无法核实。
二审中，张雷述称：因案涉破碎器存在质量问题，张雷与科泰公司交涉，科泰公司以免除余款4.5万元中1.5万元的方案处理，张雷支付3万元后，科泰公司遂出具了收条，此后，科泰公司从未向张雷主张已被免除的1.5万元；其与科泰公司交易期间，主要与该公司销售部、法务部工作人员接触，即便相关人员作出免除债务的承诺未获内部授权，以张雷的认知能力亦无法判断，科泰公司相关人员的行为亦可构成表见代理，债务免除行为对科泰公司具有约束力；科泰公司在本案及7814号案件中，对两台设备货款计算及主张具有针对性，不存在张雷付款和科泰公司催款的混同情况。科泰公司述称：其曾就本案所涉破碎器欠付余款1.5万元向张雷催款，催款方式为上门及电话，无书面催款证据；祁军与卞海丰均系科泰公司债权催收人员，现该二人均已离职，无从核实收条出具相关过程等情相关情况。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1.张雷是否业已结清案涉破碎器货款；2.科泰公司本案起诉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祁军、卞海丰代表科泰公司向张雷出具的欠条能够证明诉争1.5万元债务已予免除，张雷业已结清破碎机货款。首先，卞海丰、祁军均系科泰公司负责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二人向张雷作出免除1.5万元债务意思表示的行为，系对外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次，收条中，卞海丰称祁军为“祁总”，并表示免除债务的决定经由祁军作出。依据常识可知，祁军在科泰公司担任一定的职务，且至少祁军、卞海丰二人认为祁军有权做出前述决定。但本案一、二审中，科泰公司始终未提供证据证实祁军的职务、授权及收条出具过程等相关情况，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以卞海丰、祁军非科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张雷未能证明二人业经授权为由，认定收条免除债务承诺对科泰公司没有约束力，依据不足。再次，张雷仅系科泰公司客户，结合双方之间的交易过程及免除债务所涉的金额仅有1.5万元的情况，要求张雷掌握科泰公司工作人员内部分工、授权情况，失于严苛且与常理不符。另外，双方此后仍有交易发生，科泰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对免除诉争1.5万元提出异议或者证明其曾继续向张雷催要该款，应认定其未曾主张该款，亦可佐证其对该款债务免除的事实予以认可。根据收条内容，张雷支付3万元后，双方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债权债务结清，科泰公司再向张雷主张1.5万元余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即无据可依。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即便诉争1.5万元尚未免除，科泰公司本案起诉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首先，根据约定，包括该1.5万元在内的4.5万元设备余款早在2012年12月3日即已届期。2014年1月27日张雷支付最后一笔3万元时，可认定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从此时开始重新计算。但如前所述，科泰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此后其曾向张雷主张该款，至2017年9月20日科泰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历时三年有余，已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次，案涉破碎器交易与7814号案件中挖掘机交易系两笔没有关联的交易，且从科泰公司出具的收据及两笔交易中形成的材料来看，双方就两笔交易的履行并不混同。一审法院将另案挖掘机交易的过程与本案破碎机的交易进行关联没有依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总合同项下又分别单独签订多份合同的，诉讼时效以每份合同最后履行日期届满的次日起计算。”参照该文件的精神，并根据“举重明轻”的规则，张雷的该项上诉意见有据可依，本案与7814号案件的诉讼时效应当分别计算，一审法院依据张雷欠付挖掘机货款的事实认定科泰公司本案起诉未过诉讼时效期间，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综上，张雷的诉讼请求能够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无误，但适用法律及裁判结果不当，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6民初666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南京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52元、减半收取4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7元，合计1143元，由被上诉人科泰公司负担（其中二审案件受理费667元已由上诉人张雷预交，由科泰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直接支付给张雷）。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正勤
审判员 董岩松
审判员 曹廷生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