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09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18号。
负责人：伍崇宽，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周海，男，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立人，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伟，男，1971年3月12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玥，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戴伟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25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其不支付被上诉人戴伟扣减的绩效工资279,000元，不支付戴伟2014年度年终奖金72,794元。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要上诉理由为：（1）银行通过内部网站向全体员工公示了风险管理手册，此种公示方法符合企业的操作惯例，风险管理手册的存在也符合银行业的行业惯例，原审法院仅因劳动者不认可就否定该风险管理手册曾告知过对方，显然有误，风险管理手册中详细罗列了员工应尽职责，应当被认定；（2）原审对于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中无戴伟签字的部分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无签字部分与有签字部分内容连接顺畅，纸张一致，应予采信；（3）原审对于相关不良贷款划入次级的时间未予认可，亦属认定事实错误，划入次级时间乃客观发生，表格非为诉讼专门制作而是银行系统直接拉出，应予认定相关不良贷款进入次级的时间；（4）电子版本的授信调查报告及贷后检查报告，在未有反驳证据或申请司法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应当采信相关报告的真实性；（5）其实施电子化办公，大部分文件通过电子印鉴打印并通过内部OA系统传送，2014年度经营机构对公副职考核评价表及关于2014年度经营机构平衡计分卡考核情况的通报在2014年年终考评期间切实发生，相关数据来源于其处，应予确认；（6）结合戴伟确实形成大量的钢贸类贷款及近年的绩效工资发放表，对于《2010年至2015年期间钢贸不良业务对应绩效的统计》、《2011年6月至2014年5月戴伟主办贷款的不良贷款率》可予确认。
被上诉人戴伟则不接受上诉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之上诉请求。戴伟辩称：其不存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所指责的违规行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其问责系先定性后搜集证据；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在问责决定中的扣发工资行为系无依据的重复扣发；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评定其2014年度为基本称职是对钢贸业务的重复评价，且评定标准有失公允、流程存在错误。
原审查明：戴伟2006年6月19日入职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双方续订有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5年2月3日，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作出《关于对戴伟问责的决定》，内容为“……根据总行的责任认定，戴伟在担任市东支行客户经理期间，其主办的钢贸类业务形成不良贷款16户合计金额53,307万元，对此应承担主要经办责任。依据《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第34条、第44条规定及相关情节，经分行研究决定，给予戴伟记过处分、扣绩效工资279,000元。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问责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分行党务监察部书面申请复议”。戴伟于2015年2月10日收到该决定。
2015年2月13日，戴伟就前述问责向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提出复议。戴伟称，根据台账，钢贸类业务形成的不良贷款应是9户，截止报告期合计金额为32,578万元，（扣除保证金和相关利息抵扣部分以及清收回来的，2015年1月经法院拍卖处置的440万元未含在此余额内），不认可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统计的不良贷款总额及责任认定等。
2015年4月23日，戴伟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5年2月1日至同年4月22日期间的绩效工资279,000元、2014年度年终奖108,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30,824元、返还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4月22日期间风险抵押金83,837.9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7月6日作出裁决，对戴伟的请求未予支持。戴伟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支付扣发的2015年2月至同年4月的绩效工资279,000元、2014年年终奖金72,794元、经济补偿金130,824元、返还风险抵押金83,837.90元。
2015年7月1日，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戴伟作出《关于戴伟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复议决定》，分三项对戴伟的复议内容进行了答复。其一，关于责任认定不良贷款的户数与金额。答复：戴伟经办的不良贷款户数为10户，对于其中4户应承担主办客户经理责任，另外6户既应承担主办客户经理责任，也应当承担支行负责人的责任。责任金额累计计算为16户，累计金额为53,307万元。在处罚中已经考虑了上海A有限公司清收保全结果（全额扣除）、查封抵押物的评估价值（按50%抵扣不良贷款金额）、以及与其他支行行长的责任分担，故在处罚时依据的金额是27,930万元。其中主办责任为:上海XX集团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上海D有限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上海F有限公司、上海G有限公司、上海H有限公司、上海I有限公司、上海J有限公司；对其中上海XX集团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三家，还应当承担支行负责人责任，对其中上海H有限公司、上海I有限公司、上海J有限公司三家，与他人共同承担支行责任。其二，对责任认定的事实与依据。答复：戴伟作为上述10户钢贸不良授信的主办客户经理、机构负责人，在信贷操作与管理中存在贷前调查未能掌握企业实际控制人以及隐性关联企业情况，未能识别关联企业互保对授信风险缓释的有限性；贷后管理对贷款资金跟踪检查不到位，票据及国内证议付资金回流至借款人关联企业后被挪用，质押货物的检查与管理工作未尽职，货押核查库工作过于依赖第三方监管单位，核查库流于形式等问题。比如：上海A有限公司不良贷款3,509.34万元、上海K有限公司不良的贷款6,639.77万元、上海F有限公司3,056.26万元、上海G有限公司3,363.74万元不良贷款，存在以下情况：（1）贷前调查未能掌握企业实际控制人以及隐性关联企业情况，未能识别关联企业互保对授信风险缓释的有限性，四户借款人中，除上海A有限公司控制人为缪某以外，其余三户借款人的最终实际控制人为上海XX公司的法人代表郑某3，担保缓释效果有限。（2）贷后管理对贷款资金跟踪检查不够到位，票据及国内证议付资金回流至借款人关联企业后被挪用。借款人提款的大部分资金通过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的方式，甚至回头背书给四户联保企业之一；或国内证受益人直接为借款人上海A有限公司实际法人代表缪某在浙江湖州长桥开设并控制的湖州中钢钢铁交易中心里的商户，信贷资金基本在借款人关联企业间形成归集，最终使得贷款资金被挪用。（3）质押货物的检查与管理工作未尽职，货押核查库工作存在过于依赖第三方监管单位，核查库流于形式等问题，经营单位虽然能够对质押货物定期开展检查工作，但是相关人员在核查库过程中还过于依赖第三方监管单位中外运华东公司，每次检查仅停留于表面，现场抽查方式一般为依照监管方提供的质物清单，抽查量仅为5%，当2013年6月24日经营单位认定质物缺失时，实际缺失量已超过三分之一。又如：上海XX集团有限公司不良贷款1,484.60万元、上海B有限公司不良贷款1,484.59万元、上海C有限公司不良贷款1,467.46万元，存在以下情况：（1）贷前调查和审查存在缺漏，未能掌握企业实际控制人以及隐性关联企业情况，未能有效识别关联企业互保缓释手段有限的风险，抵押物存在高估问题。上述3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上海XX公司的法人代表郑某3。上海XX集团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大股东为郑某1和义坤金属二股东郑某2与郑某3为叔侄关系。2011年12月授信时古北路房产评估单价实际7.64万元，存在高估。（2）贷后管理不到位，未能关注企业营运指标下滑等风险隐患及他行授信变化情况，适时压缩授权敞口。2012年3户借款人或存货增加较多，或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大幅增加，各项短期资产的周转率下滑明显，负债率大幅增加，贷后检查相应指标弱化导致的风险隐患揭示不到位。人行征信系统显示2012年下半年3户授信压缩明显，上海C有限公司授信总敞口（不含我行）由2012年6月末的12,860万元减少至2012年末的8,800万元，他行授信压缩4,060万元；义坤金属授信敞口由13,703万元缩至10,047万元，而2012年末近授信到期日3户再次开票共7,500万元。（3）贷后检查存在不足，对客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流向关联公司的情况未予调查和揭示。3户2011年12月授信时批复均要求“银票收款人仅限于钢铁生产企业或其直属的销售公司，一级代理商及总经销商”，而3户企业近授信到期日即2012年12月的开票业务，票据直接或间接转给实际控制人郑某3控制的其他企业。其三，关于不良贷款清收保全中的情况。（1）关于上海A有限公司清收问题。上海分行于2014年8月18日《关于上海A有限公司不良贷款清收方案中涉及有关法律问题的请示》上报总行。总行以《关于上海A有限公司不良贷款清收方案的批复》给予解答并确定清收方案。现本案已经收回全部本金和部分利息。案件继续执行中。（2）关于不良贷款打包转让及核销事项。上海分行不良贷款打包转让及核销是应我行不良贷款管理目标需要，履行了相应的审批手续，对于核销和资产转让后形成的损失，对相关责任需要进行责任认定。（3）关于有关领导拖延时间，导致部分房产被他行先行查封的问题。……。该复议决定维持原问责决定。
原审另查明，2014年9月23日，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下发了《关于2014年9月预发绩效工资的情况说明》，在该情况说明中，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称，2014年上海分行受钢贸不良贷款影响，加之业务发展不甚理想，总行核定分行业务考核绩效总量预计比2013年减少1.45亿元，降幅达64%，为此分行动用了历年来全部绩效结余，人员费用总量预算虽然与去年基本持平，但由于为业务发展储备人员之需，今年全行员工增加，社区银行陆续开业等原因，干部员工人均收入将下降，尤其是管理中层干部及对公条线人均收入降幅较大，……由于运营条线岗位绩效下调自9月份预发开始进行，下调的数额需在9月至12月预发绩效及三季度清算、年度清算6次绩效发放时集中调整到位。
原审再查明，2014年度戴伟绩效明细情况表显示：一季度每月绩效分别为30,942.08元、30,942.08元、23,200元、该季度清算15,823.94元；二季度每月绩效分别为23,200元、23,200元、3,719.72元，该季度清算0；三季度每月绩效分别为17,020元、0元，1,060元，该季度清算10,140元；四季度每月绩效分别为3,640元、19,533元、10,140元，该季度清算未实际发放。
原审又查明，2015年3月9日，戴伟向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递交辞职报告，载明“本人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2015年3月11日，戴伟填写了《离职审批表》，在离职原因一栏填写为“个人原因”。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人力资源部于次日填写意见为“收到戴伟辞职申请，拟同意，请将其辞职审计建议书提交法律合规部。”2015年4月21日，戴伟向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再次递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由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且规章制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其利益，故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于次日收到该解除通知。因离职审计在2015年8月完成，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发放戴伟工资至2015年8月，该阶段未安排戴伟具体工作任务。
原审还查明，2010年2月21日，中国银监会印发《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并下发相应各银监局、银行等。该指引规定了，“商业银行的薪酬支付期限应与相应业务的风险持续时期保持一致。商业银行应根据不同业务活动的业绩实现和风险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薪酬的支付时间并不断加以完善性调整”。该指引还规定了，“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其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且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其中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的延期支付比例应高于50%，有条件的应争取达到60%。在延期支付时段中必须遵循等分原则，不得前重后轻。商业银行应制定绩效薪酬延期追索、扣回规定，如在规定期限内其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员工职责内的风险损失超常暴露，商业银行有权将相应期限内已发放的绩效薪酬全部追回，并止付所有未支付部分。商业银行制定的绩效薪酬延期追索、扣回规定应同样适用离职人员。”《中国光大银行分行授信业务风险抵押金管理办法》据此规定：“…第3条，本办法所称的授信业务风险抵押金是指为了增强授信工作责任心，对客户经理及经营机构负责人按照一定标准计提的风险保证金，该风险抵押金计提后专户运作管理，并视授信业务的风险暴露情况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返还或扣收。…第7条，风险抵押金的计提金额从计提对象的绩效薪酬中列支。第8条，风险抵押金的计提标准为计提对象应发当季度绩效奖金的10%，提取周期为半年奖和年终奖当月计提。…第14条，当年计提的风险抵押金满三年返还，即于提取年度起第四年返还，返还金额为第一年计提的总金额及投资收益，以后每年归属金额以此类推。第15条规定，对于已出风险的责任人员，其当年度归属金额为减去扣罚后的剩余部分，扣罚金额作为未归属权益部分转入单位特别虚拟账户。第16条，本计划人员离职、离岗前未出现风险事件的，则将个人当前已计提的风险抵押金及投资收益一次性全部归属。出现风险事件的，则将扣罚后的剩余金额进行归属。…第18条规定，责任人员界定：主协办客户经理，对公、对私主管行长及经营单位责任人均系指在该笔授信列入不良贷款前，最近一次申报授信时签署意见的相关人员。第19条，扣罚标准，1、相关责任人的风险金扣罚总额为已认定“不良资产”（次级、可疑和损失）金额的1%，主、协办客户经理扣罚比例分别按照罚金总额的70%和30%执行；2、经营单位第一负责人对本单位所有授信业务负责，风险金扣罚金额为主办客户经理的50%；3、对公、对私主管行长如为经办人员、按照主、协办客户经理的扣罚标准；如不参与经办，按照主办客户经理扣罚金额的50%比例扣罚；4、扣罚金额最高不超过个人风险抵押金累积的全部金额。”
原审审理中，就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平时绩效奖金发放方式，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每月发放戴伟基本工资，同时，历年均根据上一季度的奖金情况，以此为100%的标准，在下一季度每月分别发放20%，季度清算再发放20%，年度清算发放余下20%。在季度清算及年度清算时，针对员工具体实际业绩完成情况考核，多退少补。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处所谓年终奖即为年终绩效清算。另，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确认，在发放绩效奖金时，系根据部门不良贷款的数额总体考核，该考核影响部门员工的绩效奖金池总额，再由部门领导二次分配到员工个人，但认为，针对员工的具体问题贷款的考核，则需另行依照《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问责扣款。
原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还一致确认，1、戴伟授信业务调查报告提交后，先由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风险管理部审查员审查，再由信贷审批会决定是否通过，如通过后会出具授信批复，再提交相关行领导签字。2、银行承兑汇票时，戴伟需收集相关合同等，由相应部门签字，手续齐备后交由放款中心放款。
原审中，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明确，2014年2月份开始暂扣戴伟2013年绩效229,000元，及2015年2月至8月已扣款122,794元，其中包括2014年度基本称职的扣款。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认为，其中针对问责金额为261,298.09元，年终清算奖金金额为90,495.91元。戴伟对扣款总额无异议，但认为扣款顺序为先扣除问责金额279,000元，年终清算奖金金额为72,794元。基于此，戴伟明确要求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4年度年终奖金72,794元。
原审审理中，（一）为证明扣发绩效奖金的制度依据，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还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2010年关于召开全行职工代表大会视频会议的通知OA系统截图及该通知内容、关于对推荐中国光大银行职工代表名单进行公示的通知、中国光大银行职工代表名单签到表、关于审议《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决议，证明《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经过总行职代会民主程序；
2.（2015）沪东证经字第12814号公证书，证明《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通过OA系统告知全体员工；《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内容；OA系统中显示有戴伟的阅看记录；
3.2012年风险管理手册内部网站通知、风险管理手册第七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节选，证明客户经理应当履行的职责、对公授信的管理、风险预警的相关规定；
4.关于印发《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的OA系统发文，其中第二章第七条第（2）款，该条规定“五级分类自关注负向迁徙为次级/可疑/损失的，自认定当季度开始每季度按照考核期末问题贷款余额的千分之一予以扣减，最低不低于1,000元”，证明绩效扣款的依据；
5.（2015）沪东证经字第21830号公证书，证明《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在OA系统内部有发文记录，且《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经过总行职代会民主程序。
戴伟对上述证据1中OA系统截图及通知的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未看到过；对签到表中签名人员部分真实性无异议，对以打钩方式表示签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关于审议《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决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签到表并不对应；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公证的客观性不予认可，并未看到过该暂行办法；对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在职期间从未阅看过；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本身亦有违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该文件第18条明确针对新增对公问题贷款，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7日，本案涉及的不良贷款均发生在2013年之前，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不良贷款发生时间亦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二）为证明扣发绩效奖金的事实依据，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还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违规责任认定表1份、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2份及附表，证明戴伟对于53,307万元不良贷款应当承担主要经办责任，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通过内部审计，确定了不良贷款的具体金额，据此决定扣除戴伟279,000元的绩效奖金；
2.上海E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上海F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上海G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上海H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国内信用证项下融资授信协议；上海L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国内信用证项下融资授信协议；上海J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国内信用证项下融资授信协议；上海M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上海C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上海B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证明不良贷款的金额；
3.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相关企业贷款分类划入“次级”的时间表，证明贷款分类的依据与形成不良贷款的时间；
4.上海M有限公司2011年授信调查报告、2011年12月19日的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2013年5月3日授信调查报告、2013年6月9日的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2013年该企业的授信业务为2011年的到期续作，用途也为采购钢材，授信报告未能揭示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隐性关联人情况，实际中该公司有多笔承兑汇票开具或由其他企业背书给关联公司，并由关联公司实际贴现；
5.上海B有限公司2011年6月3日授信调查报告、2011年12月19日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2013年5月3日授信调查报告、2013年6月9日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内容同证据4；
6.上海C有限公司2011年10月23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内容同证据4；
7.上海E有限公司2012年4月10日授信调查报告、2012年6月8日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授信报告未在“关联企业及客户”一栏揭示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隐性关联人情况；批复明确要求对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流与申请人的销售与采购情况定期进行核对，并将核对情况如实反映在贷后检查报告中，切实防范授信风险。但实际上该公司有多笔承兑汇票开具或由其他企业背书给关联公司，并由关联公司实际贴现；
8.上海F有限公司2012年4月5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该授信报告中授信用途均为采购钢材；授信报告未能揭示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隐性关联人情况；批复明确要求对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流与申请人的销售与采购情况定期进行核对，并将核对情况如实反映在贷后检查报告中，切实防范授信风险；
9.上海G有限公司2012年4月9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证明内容同证据7；
10.上海H有限公司2011年8月6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及国内信用证（副本），证明授信报告中授信用途均为采购钢材、授信报告未能揭示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隐性关联人情况、批复明确要求加强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查，资金仅限于钢材采购支付，银票收款人限定为钢厂或钢厂一级代理商；国内证受益人不得为申请人关联企业，且必须在我行议付；
11.上海L有限公司2011年8月6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国内信用证（副本）及对账单，证明内容同证据10；
12.上海J有限公司2011年8月6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及国内信用证（副本），证明内容同证据10；
13.上海M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3月30日、2012年6月20日、2012年9月20日、2012年12月7日、2013年3月7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10月29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9日，仅能提供2013年3月7日之前的原件），证明未严格监控授信用途，加强贸易真实性审查，未揭示资金流向。贷后检查要点参见授信后管理工作手册；
14.上海B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3月28日、2012年6月21日、2012年9月20日、2012年12月7日、2013年3月7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10月29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9日，仅有2013年3月7日之前的原件），证明贷后检查不符合授信后管理手册的要求，没有严格监控授信用途，加强贸易真实性审查，未揭示资金流向；
15.上海C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3月29日、2012年6月21日、2012年9月19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3月7日，均有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
16.上海E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10月9日、2012年12月25日、2013年3月15日、2013年6月13日、2013年9月5日、2013年11月26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9日，仅有2013年3月15日之前的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且贷后检查报告中没有体现对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流与申请人的销售、采购情况定期核对的情况，第三栏中的财务状况分析及第四栏经营状况分析并未填写；
17.上海F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9月18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2月19日、2013年5月10日、2013年11月5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9日，仅有至2013年5月10日的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
18.上海G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9月5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2月19日、2013年5月13日、2013年8月8日、2013年12月18日、2014年1月7日、2014年1月29日，仅有2013年5月13日之前的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
19.上海H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1年12月14日、2012年3月6日、2012年6月5日、2012年8月23日、2012年11月12日、2013年1月30日、2013年4月17日，可提供所有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
20.上海L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1年12月13日、2012年3月9日、2012年6月12日、2012年8月27日、2012年11月21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25日，可提供所有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
21.上海J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1年12月13日、2012年3月6日、2012年6月12日、2012年8月27日、2012年11月20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25日，可提供所有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
戴伟对上述证据1中《违规责任认定表》、《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无其签字的部分真实性不予认可，有签字页真实性无异议；对2014年7月25日的《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附表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表格是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自行制作，对所谓不良金额的数额亦不予认可，且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所主张的千分之一的扣罚比例、具体依据其从不知晓也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银行承兑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贷款明细查询清单，因无法确定是否是完整的银行流水明细，且相关业务均在质保部门，故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3中指导原则无异议，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表格真实性不予认可，从未见过。对证据4至1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均按照系统格式填写，系统内“关联企业及客户”一栏均为实际要求填写上下游客户；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并无规定不可向关联企业开具承兑汇票；在开具相应汇票承兑前，只需收集相应合同等，由相应部门签字，手续齐备后交由放款中心审核并决定发放；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规章制度对此也没有相应制度要求。对证据13有原件的贷后检查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相应授信要求均落实，且2013年6月前的相应业务均已还清，2013年5月之后续作的授信报告才是此次问责内容，且其签字后，其他更高层的领导并未签字确认，流程并未实际走完。对证据14至证据21质证意见同证据13，对可提供原件的证据材料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例如其中证据16是第三栏中财务状况分析需要结合借款人定量预警信号填写，如果没有预警，即无需填写；第四栏则载明详见“钢贸企业一般风险授信客户授信后调查报告”，该报告黏贴于第九栏中，证据21中对企业风险状况及应对措施亦有明确揭示，不存在未尽职事宜。
（三）为证明业务不存在违规，戴伟提供了：
1.授信业务调查报告共7份，证明其根据规定开展业务不存在违规；
2.另案民事裁定书，证明针对恒钢一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日已经对质押钢材进行保全；
3.协助执行通知书附查封、扣押财产清单，证明虹口区人民法院实际扣押钢材15,688.59吨，按照每吨3,000元的价格计算，扣押财产价格远远高于光大银行的债权金额，不存在缺货的情况；
4.扣划执行款申请，证明恒钢一案，变卖质押钢材后获得的实际执行金额达46,139,601.56元，远高于债权金额，不存在缺货的情况。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证据1至4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4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恒钢并未计算问责金额。
（四）为证明年终绩效奖金的相关情况，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提供了：
1.（2015）沪东证经字第12814号公证书，证明2011年12月14日，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发出《关于召开上海分行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决定于2011年12月19日审议并表决《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员工考核办法》等。2011年12月16日，戴伟通过OA系统阅读该通知。《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员工考核办法》第24条确定考核结论中规定，“人力资源部负责统计汇总管理中层干部工作业绩和履职表现的考评综合得分，并报经分行员工考核领导小组审议确定考核结论。”第5章考核结论评定中的第28条规定“管理中层干部：按照管理中层干部年度综合考核得分高低进行排序，提交分行党委讨论确定最终考核结论。”第6章考核结论使用中的第34条规定，“年度考核结论作为发放员工年度绩效奖金的重要依据。员工年度考核结论为优秀者，增加计发一定比例年度绩效，基本称职者，发放同级别平均年度绩效奖金的50%，不称职者，不发放年度绩效奖金”；
2.2014年度经营机构对公副职考核评价表、关于公布2014年度干部员工考核结论的通知及2014年度干部考核结论“基本称职”名单、上海分行发文内部传阅单。证明：2015年2月12日，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公布了《关于公布2014年度干部员工考核结论的通知》，载明当年度员工考核为基本称职的，2015年1月1日起降低一个工资薪点，并减半发放全年度绩效奖金。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戴伟2014年度的考核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管理业绩，权重60%，一部分为履职评价，权重40%。戴伟排名第33位，被评定为基本称职。戴伟2015年2月17日已知晓；
3.2015年2月25日印发的《关于2014年度经营机构平衡计分卡考核情况的通报》、戴伟年终考评得分一览表、对公业务规模指标排行榜表、2014净营业收入排行表、履职评价中领导评分表、2014年度干部考核评分表（2015年1月7日制作），证明戴伟2014年度考核为基本称职的依据；
4.2010年至2015年期间钢贸不良业务对应绩效统计、2011年6月至2014年5月戴伟主办贷款的不良贷款率，证明戴伟主办的不良问责中出现过的客户在正常期间获得的明细。戴伟的绩效工资是如何计算得来的。
戴伟对证据1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在职期间并未看到过有关考核方案。对证据2考核评价真实性不认可，没有看到过；《关于公布2014年度干部员工考核结论的通知》真实性无异议，看到过，对合法性不认可，减半发放绩效奖金无合法依据，也没有进行诫勉谈话；基本称职名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不应被评为基本称职；内部传阅单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其属于基本称职。对证据3、4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从证据3中可见《关于2014年度经营机构平衡计分卡考核情况的通报》时间在2015年2月25日，晚于对戴伟考评级别的时间，可见是先对戴伟作出考评结果。
戴伟为证明年度绩效奖金情况，提供了：
1．公司四部2015年1季度绩效清算、2015年5月7日电子邮件、关于年终清算绩效的通知，证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存在应发未发绩效工资事实，35,424元未发放；电子邮件附件中4季度绩效清算31,569元未实际发放，已获得绩效为212,560.82元，扣款存在较大随意性；关于年终清算绩效的通知证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存在年终奖的规定；
2．关于调整我部贷款数据的申请、公司业务四部关于绩效数据调整的再次申请、签报，公司业务四部关于绩效数据调整的再次请示、签报及附件，证明公司在计算业务四部2014年绩效时将不良数据计算在内，计算错误。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证据1中对公司四部2015年1季度绩效清算真实性无异议，35,424元确实未发放；邮件真实性无异议，电子邮件附件中4季度绩效清算，已发金额为252,160.82元。31,569元确实没有发放，戴伟当年度的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当年度应扣除考核评价为合计一栏的50%为122,140元，关于年终清算绩效的通知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行领导对签报并没有批示，关于四部年终绩效的数据已经充分考虑了钢贸不良的问题。
（五）为证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情况，戴伟提供了：
1.报销信息10次，证明其2015年3月份以后正常上班，双方劳动关系应系戴伟以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原因，于2015年4月22日解除；
2、关于组织中层副手培训的通知，证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在2015年6月曾组织戴伟参加培训，之后也还曾收到相关通知。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该两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劳动关系系因戴伟在2015年3月9日提交辞职报告而解除，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发送培训邮件等均为群发，无法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状况。
（六）为证明风险抵押金数额，戴伟提供了：
1.仲裁庭审笔录3份，证明015年5月26日的仲裁庭审中，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认可戴伟的风险抵押金计算基数，根据戴伟工资单中所列绩效奖金总额，计提10%为83,837.90元，故戴伟已被扣除的风险抵押金即为该数额。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戴伟计提总额中包括了钢贸化解奖励223,248.16元、自2014年7月起车贴1,200元/月等不应作为计提对象的款项，故经计算，风险抵押金应当为66,301.08元，其中2013年度应为41,650元，2014年度应为24,651.08元。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针对扣发问责绩效奖金问题。首先，双方对问责金额存在争议。经审查，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戴伟总计扣款达351,794元。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认为其中261,298.09元为针对问责的金额，余下款项为年终绩效的倒扣金额，遭戴伟否认。对已扣款项的具体组成部分、先后顺序，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责任，现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其观点，难以采信。故对戴伟所称该扣款351,794元中已含扣完的问责金额279,000元，剩余部分为年终奖金的扣款的观点，予以采纳。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绩效奖金的发放规则中，已明确每季度、年度均会对绩效奖金进行清算，在当季度出现不良贷款时，亦会即时影响当季度的奖金池。实际相当于出现问题贷款时已经对员工的绩效奖金作出过相应处理。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现再主张对劳动者的绩效奖金另行问责，理应就如下事实进行举证：1、问责扣罚绩效奖金有无制度依据？2、履职过程中，劳动者存在何种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过错行为需另行问责？
就问题1，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劳动者履行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考评，并作出相应奖惩。结合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民主程序、OA系统截屏及公证书等证据反映，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确已通过OA系统将相应规定告知员工。该问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员工在授信调查过程中，违反具体业务规定的，单位可扣绩效工资，并可根据具体结果不同进一步选择处罚类型，并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可作为员工问责的总体制度依据。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还提供了《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佐证扣罚绩效奖金的标准，然该制度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7日，制度内容中明确规定针对新增对公问题贷款。原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本案涉及的钢贸不良贷款均发生于2013年度前，难以认定为新增问题贷款。故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认为可依照该规定的扣罚标准进行问责的观点，实难采纳。
对问题2，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认为戴伟具体业务行为违反了2012年风险管理手册的相关规定，然其未能提供员工知晓该规章制度的相关依据，难以采信。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戴伟的过错行为认定主要有三：1.贷前调查和审查存在缺漏，未能掌握企业实际控制人以及隐性关联企业情况，未能有效识别关联企业互保缓释手段有限的风险，抵押物存在高估问题，主要体现于在授信报告“关联企业及客户”一栏中未填写相关信息；2.贷后管理不到位，未能关注企业营运指标下滑等风险隐患及他行授信变化情况，适时压缩授权敞口，主要体现在贷后检查报告中相应栏目未能填写完整；3.贷后检查存在不足，对客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流向关联公司的情况未予调查和揭示，主要体现在对银行承兑汇票的流向监管不力。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针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过错行为1，戴伟称其均按照相关系统要求填写，在系统内填写上下游的客户情况，辅助说明借款人的经营情况，实际履行过程中，该表格一栏所有员工均从未填写过关联企业。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戴伟的说法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反证证明该表格实际填写过程中确需填写该内容。其次，原审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授信业务调查报告提交后，先由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风险管理部审查员审查，再由信贷审批会决定是否通过，如通过后会出具授信批复，最后需提交相关行领导签字。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现提供的所有问责戴伟的授信业务调查报告均经过层层审批，并出具了相应授信批复要求。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所称，戴伟遗漏重要栏目未能填写的说法，实难采信。再次，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问责戴伟的所谓“隐性关联企业”并无明确界定，亦未提供具体规章制度，明确戴伟需在授信业务前，对客户相关情况调查至何种程度，明示具体何种信息。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过错行为1，实难采信。针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过错行为2，主要争议在相应栏目的填写方式上。首先，就上海M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上海F有限公司、上海G有限公司的贷后检查报告，因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仅能提供部分贷后检查报告原件，集中于2013年中之前，而其亦确认2013年之前的授信业务已还清，故以此前贷后检查报告问责戴伟的合理性，难以采信。其次，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贷后检查报告填写的规范样式及必填内容。以上海M有限公司2012年9月20日与2013年3月7日的贷后检查报告对比为例，该两份贷后检查报告样式即存在不同。2012年9月20日的表格第三栏为“借款人财务数据”，相应表格数据戴伟均已填写完整。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认为其未能填写“财务状况分析”，但正如戴伟在质证意见中所言，该栏目中亦备注“借款人定量预警信号”，对何为“定量预警信号”及如确无预警是否仍需填写，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均未予解释，对第四栏“经营情况分析”，贷后检查报告中确已载明“详见钢贸企业一般风险授信客户授信后调查报告”，戴伟亦已在第九栏“粘贴试运行报告”中附上“钢贸企业一般风险授信客户授信后调查报告”。然在2013年3月7日的贷后检查报告中，相应表格第三栏为“经营情况分析”，戴伟已填写相关内容。第四栏为“对客户非财务因素的搜集及分析”，戴伟亦已填写，对履约能力亦在第五栏中作出了相应分析判断。另，相关贷后检查报告还经过授信管理岗、分行风险管理部等上级部门的层层签字认可。故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所述戴伟未能填写贷后检查报告核心内容的观点，实难采信。针对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过错行为3，从相关业务的批复要求及常理来看，银行承兑汇票的贷后检查要点在于是否存在真实贸易背景。原审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戴伟需收集相关合同等，由相应部门签字，至放款中心放款。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虽提供了票据证明最终承兑情况，但并未提供相关贸易虚假的相应依据。因此，虽然相关信贷业务确有逾期或出现其他不良情况，但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未能充分举证戴伟在相应业务中存在严重过错的行为。故对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主张另行问责的观点，实难采纳。戴伟主张返还问责扣罚的绩效工资279,000元，予以支持。
针对年终奖金的问题，原审中，双方确认该所谓年终奖金即为年终清算的绩效奖金。该奖金从性质而言，有别于固定的劳动报酬，具有激励性质。根据光大银行上海分行2011年12月21日已公示告知全体员工的《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员工考核办法》的规定，员工年度绩效奖金重要依据来源为年度考核结论，而管理中层干部的考核主要依据其工作业绩与履职表现两部分。戴伟认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在2014年度考核其所在公司四部时，将钢贸不良数据统计在内，计算错误，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此未予认可，因公司四部的其他员工亦平等共同参与了该年度考核，戴伟据此认为其不应被计为基本称职的观点，难以采纳。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提供了2014年度经营机构对公副职考核评价表，并提供了该表格中具体统计数据来源的：平衡计分卡、对公业务规模指标排行榜表、2014净营业收入排行表、履职评价中领导评分表等相关表格打印件，戴伟均不予认可，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未能提供其具体考评的数据依据，实难采信。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据此依据考核办法的规定认定戴伟属基本称职减半发放戴伟当年度年终绩效，缺乏依据。对戴伟要求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年终奖金72,794元，予以支持。
针对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本案中，戴伟于2015年3月9日以书面形式向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递交了辞职信，依据相关规定，辞职的意思表示书面送达用人单位即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戴伟虽提供了相关报销凭证，但亦难以证明双方形成有新的劳动关系的合意，双方亦一致确认此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并未给戴伟安排新的工作任务等。故原审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因戴伟辞职而结束。戴伟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针对风险抵押金的问题。首先，用人单位在绩效薪酬的发放上具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薪酬管理对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风险管控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若随意流动，势必给银行业带来冲击，影响金融行业的稳定，加之银行业务风险的暴露具有时滞性。故中国银监会于2010年2月出台了《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规定了商业银行绩效薪资的延付、止付及扣回制度。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据此制订了《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授信业务风险抵押金管理办法》，戴伟担任市东支行客户经理期间，属于该管理办法中应扣风险抵押金的责任人员，故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其计提风险抵押金并无不妥。其次，就计提的风险抵押金金额，根据戴伟已经发放的绩效奖金及计提比例，戴伟已被计提的风险抵押金应为83,837.90元，对计提基数，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在仲裁阶段亦曾予以认可。原审审理中，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又称该计提基数中还包含了钢贸化解奖励、车贴等不应计提的项目，然未能举证证明，不予采信。对戴伟所主张的计提金额，予以确认。原审中，双方对戴伟所经办的相关信贷业务已发生不良不持异议，依据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处风险抵押金管理办法，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戴伟计提的风险抵押金予以扣罚并无不妥。依据戴伟2015年2月13日就问责申请复议时，自行统计的不良金额，结合扣罚比例及扣罚金额最高不超过个人风险抵押金累积的全部余额的规定，戴伟现要求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返还风险抵押金，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于2016年8月26日判决：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伟扣减的绩效工资279,000元；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伟2014年度年终奖金72,794元；三、驳回戴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证据保全费30元，由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提供以下证据：1.内网中2011年、2012年、2013年对公信贷主办资格考试的通知、考点提要及2011年、2012年、2013年对公信贷主办资格认定及年检的通报和人员名单，以证明被上诉人戴伟参与了上述年度对公信贷主办资格的考试并获通过，该考试内容包括风险管理手册；2.《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以证明金融企业核销呆账时','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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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约定的期限还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二款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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