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283刑初76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韦醒霞，女，1974年9月18日出生，云浮市郁南县人，汉族，初中文化，原高要市电影公司出纳，家住肇庆市高要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5年3月17日被刑事拘留，2015年3月27日被逮捕。
辩护人梁孟杰，广东山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检察院以肇要检诉刑诉（2016）7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韦醒霞犯贪污罪，于2016年3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斌来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韦醒霞及其辩护人梁孟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期间，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延期审理建议一次，本院决定延期审理。
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12月至2014年12月间，李桂芳（在逃）伙同被告人韦醒霞分别利用任高要市电影公司经理、高要市电影公司出纳职务上的便利，经密谋后，在财政下拨广东省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到高要市电影公司基本户后，采取虚构合同、伪造单据、涂改单据等手段，共同侵吞高要市电影公司专项资金共计人民币1905250元。其余资金人民币170000元及利息尚未实际转移。具体事实如下：
1.2014年1月，在李桂芳的授意下，被告人韦醒霞以发放2013年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的名义从高要市电影公司基本户提取现金，并伪造高要市17名镇文化站站长各领取人民币10000元“2013年1至11月份农村电影放映场次款（补贴）”的工资表入账，除实际发放上述17名站长每人人民币1000元共计人民币17000元外，余款人民币153000元由李桂芳和被告人韦醒霞共同侵吞。
2.2013年1月，在李桂芳的授意下，被告人韦醒霞以发放2012年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的名义从高要市电影公司基本户提取现金，由高要市17名镇文化站站长每人签领人民币1000元“2012年下乡放映工作补贴”后，被告人韦醒霞将该工资表上的金额“人民币1000”涂改成“人民币4000”并入账，骗取高要市电影公司专项资金人民币51000元，由李桂芳和被告人韦醒霞共同侵吞。
3.2011年1月和2012年1月，在李桂芳的授意下，被告人韦醒霞采取上述涂改单据金额的手段，先后骗取高要市电影公司专项资金人民币14400元和17000元，由李桂芳和被告人韦醒霞共同侵吞。
4.2009年12月至2014年12月间，被告人韦醒霞伙同李桂芳及潘某1（另案处理）、麦某1（另案处理）经密谋后，采取伪造“雇请麦某1下乡放映合同”、“下乡放映劳务费收款收据”、“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明细表”、“费用开支审批单”等多份单据，由李桂芳审批或授权潘某1审批同意入账的手段，共同侵吞上级财政下拨到高要市电影公司的专项资金共计人民币431800元。
5.2010年5月至2011年1月间，被告人韦醒霞伙同李桂芳及何某（已判决）经密谋后，以收取高要市电影公司农村电影场次款为名，先后伪造相关收款收据共三份入帐套现，共侵吞上级财政下拨到高要市电影公司的专项资金共计人民币129450元。
6.2011年1月至2014年12月间，被告人韦醒霞伙同李桂芳、潘某1经密谋后，先后采取伪造以何某、钱某、张某1、张某2、罗某1、罗某2、梁某1、陈某才等人名义的“租赁数字电影设备合同”、“下乡放映合同”、“下乡放映劳务费收款收据”、“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明细表”、“费用开支审批单”等多份单据，由李桂芳审批或授权潘某1审批同意入账的手段，共同侵吞上级财政下拨到高要市电影公司的专项资金共计人民币988600元。
7.2014年3月31日，在李桂芳的授意下，被告人韦醒霞虚构高要市电影公司向钱某借款人民币270000元的事实，并伪造“借款合约”、“现金收入记账凭证”、“入账凭证”等单据入账。同年8月15日，高要市电影公司收到人民币202600元的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李桂芳即于同年8月28日授意韦醒霞伪造内容为支付本金人民币100000元、利息20000元的“还款支出凭证”、“费用报销审批单”，由潘某1经李桂芳授权审批入账，被告人韦醒霞于同月26、27、28日分三次将上述人民币120000元从高要市电影公司基本户提取现金，由李桂芳和被告人韦醒霞共同侵吞。其余资金人民币170000元及利息尚未实际转移。
根据上述犯罪事实认为被告人韦醒霞无视国法，结伙利用受国有公司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国有财物达人民币190525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提供了1.到案经过、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关于高要市电影公司的性质及经理李桂芳、出纳韦醒霞的身份说明、高要市电影公司经理聘任协议、工商登记资料、账册凭证、银行流水、放映记录本、户籍证明材料等书证；2.证人潘某1、麦某1、何某、钱某、张某1、张某2、罗某1、罗某2、梁某1、陈某才等多人的证言；4.被告人韦醒霞的供述和辩解及亲笔供词；5.搜查笔录、扣押、移送物品、文件清单；6.视听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
被告人韦醒霞辩解认为其在李桂芳以解雇威胁的情况下，参与了公诉机关指控的第1、2、3起犯罪事实，其他犯罪事实是李桂芳、潘某1审批完合同、“白头单”或者电话授意下，交由其入帐、提款。第1、2、3起犯罪事实侵吞的款项都交给了李桂芳，其他款项由谁侵吞其不清楚，除了李桂芳以年终奖的名义额外给了其8000元以外没有分得任何款项。其间接协助了李桂芳犯罪触犯了法律，愿意承担自己应该负的部分责任，接受法律的制裁，但不清楚其行为是否构成贪污罪，其后悔开庭时不直接认罪，请求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从轻判决。
辩护人梁孟杰提出辩护意见认为，被告人韦醒霞参与了第1、2、3起犯罪事实，有涂改过相关材料，根据银行流水清单证明专项资金由李桂芳单独侵吞，被告人韦醒霞的行为应构成玩忽职守罪。第4、5、6起犯罪事实，被告人韦醒霞认为没有事前与他人进行密谋，单据经过上司审批才入帐，其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证据证明其共同参与。第7起犯罪事实，被告人韦醒霞供述是在李桂芳授意下由潘某1、潘某3借走的，与其无关。由于本案主犯李桂芳仍未归案，现有证据不足。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韦醒霞只是辅助作用，建议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09年12月至2014年12月间，李桂芳（在逃）伙同被告人韦醒霞分别利用任高要市电影公司经理、高要市电影公司出纳职务上的便利，经密谋后，在财政下拨广东省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到高要市电影公司基本户后，采取虚构合同、伪造单据、涂改单据等手段，侵吞高要市电影公司专项资金共计1916250元。其余资金170000元及利息尚未实际转移。具体事实如下：
1、2014年1月，在李桂芳的授意下，被告人韦醒霞以发放2013年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的名义从高要市电影公司基本户提取现金，并伪造高要市17名镇文化站站长各领取10000元“2013年1至11月份农村电影放映场次款（补贴）”的工资表入账，除实际发放上述17名站长每人1000元共计17000元外，骗取余款153000元。
2、2013年1月，在李桂芳的授意下，被告人韦醒霞以发放2012年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的名义从高要市电影公司基本户提取现金，由高要市17名镇文化站站长每人签领1000元“2012年下乡放映工作补贴”后，被告人韦醒霞将该工资表上的金额“1000”涂改成“4000”并入账，骗取高要市电影公司专项资金51000元。
3、2011年1月和2012年1月，在李桂芳的授意下，被告人韦醒霞采取上述涂改单据金额的手段，先后骗取高要市电影公司专项资金14400元和17000元。
4、2009年12月至2014年12月间，被告人韦醒霞伙同李桂芳及潘某1（另案处理）、麦某1（另案处理）经密谋后，采取伪造“雇请麦某1下乡放映合同”、“下乡放映劳务费收款收据”、“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明细表”、“费用开支审批单”等多份单据，由李桂芳审批或授权潘某1审批同意入账的手段，骗取上级财政下拨到高要市电影公司的专项资金共计442800元。
5、2010年5月至2011年1月间，被告人韦醒霞伙同李桂芳及何某（已判决）经密谋后，以收取高要市电影公司农村电影场次款为名，先后伪造相关收款收据共3份入帐套现，骗取上级财政下拨到高要市电影公司的专项资金共计129450元。
6、2011年1月至2014年12月间，被告人韦醒霞伙同李桂芳、潘某1经密谋后，先后采取伪造以钱某、张某1、张某2、罗某1、罗某2、梁某1、陈某才等人名义的“租赁数字电影设备合同”、“下乡放映合同”、“下乡放映劳务费收款收据”、“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明细表”、“费用开支审批单”等多份单据，由李桂芳审批或授权潘某1审批同意入账的手段，骗取上级财政下拨到高要市电影公司的专项资金共计988600元。
7、2014年3月31日，在李桂芳的授意下，被告人韦醒霞虚构高要市电影公司向钱某借款270000元的事实，并伪造“借款合约”、“现金收入记账凭证”、“入账凭证”等单据入账。同年8月15日，高要市电影公司收到202600元的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李桂芳即于同年8月28日授意韦醒霞伪造内容为支付本金100000元、利息20000元的“还款支出凭证”、“费用报销审批单”，由潘某1经李桂芳授权审批入账，被告人韦醒霞于同月26、27、28日分3次将上述人民币120000元从高要市电影公司基本户提取现金并转移。其余资金人民币170000元及利息尚未实际转移。
2015年3月18日，侦查人员对高要市电影公司李桂芳、被告人韦醒霞的办公室进行搜查，在韦醒霞办公室扣押了2009年现金出纳帐1本、2015年现金出纳帐1本、笔记本12本、文件资料袋5袋，在李桂芳办公室扣押了放映登记簿18本、文件资料夹2夹、文件资料袋1袋。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韦醒霞被抓获归案的经过。
2、户籍证明材料，证明：被告人韦醒霞的出生时间等户籍情况。
3、关于高要市电影公司的性质及经理李桂芳、出纳韦醒霞的身份说明，证明：2008年10月起，高要市电影公司转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2009年5月起，李桂芳任高要市电影公司法人代表、经理负责全面工作，被告人韦醒霞任出纳负责财务工作。
4、搜查笔录、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证明：2015年3月18日，侦查人员对高要市电影公司李桂芳、被告人韦醒霞的办公室进行搜查，在被告人韦醒霞办公室扣押了2009年现金出纳帐1本、2015年现金出纳帐1本、笔记本12本、文件资料袋5袋，在李桂芳办公室扣押了放映登记簿18本、文件资料夹2夹、文件资料袋1袋。
5、高要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关于高要市电影公司实施改革方案的请示、关于市电影公司改革方案的批复，证明：高要市电影公司因连年亏损，请示高要市人民政府实施改革，高要市人民政府于2008年10月10日确定对高要市电影公司改革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高要市电影公司遣散安置职工改革完成后，撤销其事业单位编制，实行企业化管理，所有人员实行聘任制。
6、劳动保障年审合格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企业补（增）发营业证照申请、审批表、文化经营许可证、广东省电影发行许可证、企业法人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证明：高要市电影公司单位性质由事业编制转制为全民所有制性质；转制后的法定代表人仍是李桂芳，注册资金为35.2万元；经营范围：电影放映、提供文艺演出场所服务、投影、录像、桌球、普通电子游戏。
7、2013年1至11月份农村电影放映场次款（补贴）表、记账凭证、支票存根，证明：2014年年初，高要市17个镇文化站站长领取的1000元，被篡改成了10000元；同年1月2日，被告人韦醒霞以2013年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7-10月份请人劳务费的名义，支取了250000元；同日，被告人韦醒霞将支取的250000元中的170000元以各镇放映场次补贴的名义入账。
8、2012年下乡放映工作补贴表、高要市电影公司支取25000元及45000元支票存根、记账凭证，证明：2013年年初，高要市17个镇文化站站长领取的1000元被篡改成了4000元；同年1月份，被告人韦醒霞分2次以发放2012年农村电影场次补贴、劳务费形式支取了70000元；同年1月29日，被告人韦醒霞以2012年各镇放映补贴及雇工人员2012年年终补贴的形式，将支取的70000元入账。
9、高要市各镇2011年农村放映工作年终奖金表、记账凭证，证明：2012年年初，高要市18个文化站站长领取的1000元被篡改成1800元；同年1月9日，将各镇放映工作年终奖以32400元入账。
10、2010年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表、记账凭证、支票存根，证明：2011年年初，高要市17个镇文化站站长领取的600元被篡改成1600元；同年1月20日，被告人韦醒霞以各镇电影放映补贴、放映员工资补贴形式支取了47018.68元；同日，将2010年放映场次补贴以27200元入账。
11、收款收据，证明：被告人韦醒霞伪造相关收款收据入帐套现的情况。
12、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单，证明：同案人李桂芳于2014年4月24日出境去美国，至2015年3月9日（查询当日）未归。
13、查询存款通知书、银行流水清单，证明：同案人李桂芳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要支行的开户、存款取款情况。
14、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银行流水清单、存款凭单，证明：被告人韦醒霞、同案人李桂芳、潘某1、麦某1等人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要市支行的开户、存款取款情况。
15、调取证据通知书、存款凭条、取款凭条，证明：同案人李桂芳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要支行的账户2008年至2014年12月25日的存取款情况。
16、放映登记簿，证明：2013、2014年高要市电影公司完成了下乡放映任务。
17、高要市电影公司农村数字电影放映专项补贴收入（2011-2014）、现金出纳帐，证明：高要市电影公司2011年-2014年农村数字电影放映专项补贴收入，及2010年-2014年现金收支情况。
18、2010年电影公司明细分类帐、关于拨回888场农村电影省级财政补贴的请求、进账单、记账凭证，证明：高要市电影公司2010年会计明细分类帐的记录情况，以及高要市电影公司将2012年肇庆市工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协助放映农村电影888场的省级财政补贴共177600元拨回该公司。
19、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开户资料、银行流水清单，证明：高要市电影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要市支行的开户，以及2008年12月至2015年3月的交易情况。
20、辨认材料，证明：经证人梁某2、陈某才辨认2014年的开车下乡放映电影合同和农村电影放映补贴明细表均不是其亲笔签名，也没有领取相应款项；经证人梁某3等多名镇文化站站长辨认2010年-2014年的工资表和工薪单，均表示没有领取记录的金额。
21、立案决定书，证明：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同案人潘某1、何某、麦某1涉嫌犯贪污罪立案侦查。
22、关于犯罪嫌疑人麦某1涉嫌贪污数额的补充说明、收据，证明：2009年10月至2014年11月，同案人麦某1伙同高要市电影公司经理李桂芳、出纳韦醒霞共同侵吞上级下拨到高要市电影公司的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补贴资金共计442800元。
23、关于落实和执行《广东省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广东省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关于印发2011年、2012年、2013年肇庆市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作实施计划的通知、关于下达2011年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计划指标的通知、关于下达2013年（上、下半年）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补贴专项经营的通知、肇庆市文广新局关于下拨2013年全市农村电影放映市场财政专项经营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的通知，证明：2008年-2013省、市、区对广东省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补贴专项资金管理的规定。
24、证人黄某1、陈某能、陈某远、张某3、邓某1、黄某2、邓某2、黄某3、梁某3、伍某、莫某、江某、梁某4、麦某2、李某、苏某、梁某5、陈某清、周某1、文某、梁某6、梁某7、陈某远、邓某3、张某1、梁某8、罗某3、黄某4、慕某、梁某9、邱某、廖某、孔某、赵某、周某2的证言，证明：高要市电影公司每年都要到各镇村、居委会放映电影十多场，高要市电影公司没有向高要市下属各镇文化站划拨相关资金。但每年年底电影公司都会召集各镇的文化站长召开1次会议，发放1笔交通补贴资金给各文化站长。2010年-2015年电影公司的李桂芳或韦醒霞给各镇文化站长每人每年发放过1笔300元至1000元的交通补贴资金。经各证人辨认，2010年至2014年签领表上有部分不是各名证人亲笔签名；签领表上的金额与实际收到的金额不符。
25、证人钱某的证言：我从来都没有在高要市电影公司工作过，也没有做过临时放映员和司机。2013年夏天，潘某3叫我拿相片给李桂芳，我照了相后李桂芳亲自来到厚达投资公司楼下向我要了两三张相片，我想这些相片是被用来制作了放映员资格表。2014年6、7月，我在潘某3经营的厚达投资公司上班时，潘某3叫我到高要市电影公司拿50000元，并把韦醒霞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叫我联系韦醒霞就可以了。我找到韦醒霞，韦醒霞把50000元现金交给我，叫我带给潘某3，还交给我1张写有“电影公司向潘某3借款50000元”的纸条。2015年5月底，我遇见了潘某二，潘某二跟我说“阿成，可能这几天检察院的人会找你”，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找我？”潘某二说“有一张十几万的借据签了你的名，是借钱给电影公司的借据，检察院找你的时候就承认了这件事。”2015年6月6日，我去到“圈囍”饭店后，潘某1跟我说“阿蛇有人冒签了你的名字，借了60多万给高要市电影公司，还有阿才（陈某才）、阿全（梁某2）也被冒签了名字，你最好避开一两个月，你与潘某3认识了二十多年，最好帮帮潘某3”，我认为潘某1当时的意思是叫我承认有借钱给电影公司，并且承认签名是我签的，因为我自己实际上没有做过这些事，我就跟潘某1说“我没有做过怕什么”，之后潘某1就走了。当晚潘某3打电话给我，我追问潘某3是谁冒签我的名字，潘某3说可能是电影公司的出纳。2015年6月9日，我和陈某才、梁某2一起吃饭时，陈某才说没有在高要市电影公司签过名，曾到电影公司找潘某1的时候还交给潘某1身份证和相片。
26、证人罗某1的证言：我没有正式在高要市电影公司工作过，2013年底，高要市电影公司缺人手的时候就会叫我去兼职放电影，65元一晚。我没有与高要市电影公司签订过《雇请罗某1开车下乡放映电影合同》，没有在《农村电影放映补贴明细表》签名，并领取下乡放映电影场次款。经辨认，3张2014年1至3月的《农村电影放映补贴明细表》上的领款人“罗某1”的签名不是我的亲笔签名，也没有领取过明细表上所显示的款项。
27、证人罗某2的证言：我没有正式在高要市电影公司工作过，2014年春节期间高要市电影公司缺人叫我去炒更放电影，50元一晚。我没有与高要市电影公司签订过《雇请罗某2开车下乡放映电影合同》。经辨认，《雇请罗某2开车下乡放映电影合同》上的“罗某2”签名不是我的亲笔签名；3张2014年1至3月的《农村电影放映补贴明细表》上的领款人“罗某2”的签名不是我的亲笔签名，也没有领取过明细表上所显示的款项。
28、证人陈某才的证言：2011年我进入了潘某3经营的厚达投资公司工作，期间认识潘某1和潘某3的母亲李桂芳高要市电影公司的经理。我从来没有在高要市电影公司工作过，也没有做过临时放映员和司机。2013年6、7月，潘某3跟我说去帮潘某1放电影，并要求我提供身份证和大头相，我还叫了吕某安和彭某豪一起去，把我们3人的身份证和大头相交给了潘某3，但是我们都没有去高要市电影公司放过电影，也没有在高要市电影公司拿过钱。2014年6、7月，潘某1叫钱某通知我找2个有驾驶证的人去找潘某1，我当时叫了梁某2、林某才去到潘某1位于高要市电影公司楼下的修车房找到潘某1，潘某1跟我们3人讲，如果日后有人向你们调查，有无帮高要市电影公司开车下乡放映电影一事，你们要跟调查人员说有帮高要市电影公司开车下乡放电影。潘某1还特意对我和梁某2讲，除了承认有帮电影公司下乡放电影，还跟电影公司签订了相关的下乡放映电影合同、收据。潘某1叫我回去后以短信形式发送当日去修车房找他的人名，我向潘某1发送了“陈某才”、“梁某1”、“林某才”。实际上我和梁某2、林某才没有在高要市电影公司放映过电影，也没有在电影公司领取过钱。合同、收据等材料不是我签署的，从来都没有见过合同和收据等材料，我认为是潘某1和潘某3他们冒用我的签名。2015年6月6、7日时，钱某找我说，“‘大碌树’（何某）被人冒签了电影公司的承包下乡放映的合同和领取放映款的收据，听讲你和梁某2也被人假冒签名了”。
29、证人梁某2的证言：我从来都没有在高要市电影公司工作过，也没有做过临时放映员和司机。2014年6、7月，潘某1通过陈某才叫我去他的“修车房”，还有1个叫“亚三”孪生兄弟的人，潘某1讲，今日叫大家来主要为了下乡放映电影一事，如果日后有调查人员来问你们，有无帮高要市电影公司公司开车下乡放映电影一事，你们一定要讲有。潘某1特别对陈某才和我讲，要说有签了下乡放映电影外判合同、收据。事后陈某才对我说他提供了3次身份证和相片的资料给潘某1。办案人员出示有关的合同、收据等材料不是我签署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关的合同、收据等材料，我们没有实际放映，也没有领过电影公司的钱，是潘某1他们以我们放映的名义套取电影公司的钱供他们使用。2015年6月7日，我和陈某才、钱某等人吃饭时，钱某对我说，他被冒签了60多万元，陈某才被冒签了20多万元，我被冒签了10多万元，我才知道的。
30、证人潘某2的证言：张某1是我姐夫，张某2是我外甥。据我所知张某1和张某2在2013年没有承包电影公司的外判放映业务，张某1和张某2以前在新桥镇开有1间藤织加工厂，因为欠债该厂倒闭后张某1去了深圳和惠阳打工，张某2去了茂名打工。我们5支队和定点放映的放映场次数已经可以完成每年3888场的任务，上面下拨放映费用不会因为我们多放映场次而多发钱下来，电影公司根本不用外判放映场次给别人放映，如果有也应该是他们用来套取电影公司钱的手段。
31、证人麦某3的证言：我从2010年开始正式在高要市电影公司放映队工作，跟着放映队一起到各个乡镇进行农村电影放映。高要市电影公司在2014年、2015年间由我和潘某2等人组成的5个放映队，农村电影放映场次任务是由5个放映队和在河台、新桥等地定点放映一起完成，都记录在各个放映机所配的记录本上。李桂芳和潘某1以我父亲麦某1承包电影公司外包农村电影放映业务的名义套取电影公司的钱出来，实际上麦某1从2009年12月至2014年8月只是偶尔在电影公司门口和马安象征性地放几场电影，但没有收取费用，就应李桂芳的要求在外包费用明细表上的签领表上签名，伪造虚假的农村电影放映场次，麦某1没有领到这笔钱，钱都是被李桂芳、潘某1等人拿了。李桂芳和韦醒霞他们利用农村电影放映的机会，虚构麦某1承包电影公司外包放映业务。开始的一两年，麦某1和我都是按李桂芳和韦醒霞要求的放映场次、费用写收据给他们的，后来他们就要求麦某1在放映明细表上签名，确认领取就行了。放映明细表是由韦醒霞制作，包括具体的放映日期、场次、费用等，审批是由李桂芳签批，在李桂芳出国后，电影公司的所有事务都是由她儿子潘某1负责签批。
32、证人潘某3的证言：2010年8、9月，我当时还在高要市电影公司做司机，我有时候晚上会去饮酒，就叫何某帮我去开车送放映员下乡放映，我没有与何某约定过报酬，只见过我母亲李桂芳给过何某几百元。
2010年9月，李桂芳打电话叫我通知何某到电影公司签一些下乡放电影的收据和拿下乡放电影的工资，我打电话给何某叫他去电影公司找李桂芳，事后何某告诉我他领取了几百元的工资和签了1张领取下乡放映款的收据。2011年1月，我的母亲李桂芳叫我通知何某到高要市电影公司签一些下乡放电影的收据，我通知何某去电影公司找到李桂芳，事后何某告诉我是签了2张领取下乡放映款的收据。何某只是在2010年8、9月的时候，在电影公司做司机打临时工，实际上没有按照上述的3张收据所显示的数量下乡放电影，这3张收据实际上是李桂芳为套取电影公司的下乡放映款而叫何某帮忙伪造的。我当时将何某的电话提供给李桂芳和电影公司出纳韦醒霞，至于李桂芳、韦醒霞有没有再联系何某到高要市电影公司签署下乡放电影的收据或者合同我就不清楚了。何某接受检察机关的调查后，跟我说有人冒充了他签署了收取下乡放映款的收据和下乡放电影的合同，但有3张收据是他自己实际签名的，是我根据李桂芳的要求叫他去电影公司签署的。
李桂芳吩咐过我叫钱某提交照片给高要市电影公司，并多次催我拿钱某的照片给她，最后照片不是经我手交给李桂芳的。2014年左右，我母亲李桂芳向我提及高要市电影公司需要招放映员，问我有没有人可介绍，当时我的厚达投资公司没有什么业务，陈某才、梁某1也在我公司工作，我就介绍了陈某才和梁某1带身份证到电影公司面试。
33、证人蓝某的证言（高要市电影公司放映员）：在韦醒霞被抓之前，都是韦醒霞去负责联系各个乡镇的文化站工作人员，将联系情况告知潘某2，由他带队到需要放映的乡镇。支出项目有吃饭和加油，吃饭的钱是开单回电影公司报销，加油费是将油票拿给潘某1（之前是韦醒霞）统一报销。我和罗某4都有介绍过罗某1、罗某2在我们休息或者不够人手放映的时候去电影公司炒更放电影，65元一晚，由电影公司和他结数的。
34、证人罗某4的证言与证人蓝某基本一致。
35、证人李某玲的证言（高要市电影公司会计）：因为原来高要市电影公司的账不规范，黄某扬就介绍我去做电影公司的会计，是以每月接账回家做账的，每月报酬850元，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每月月初的时候，电影公司的出纳韦醒霞就把上个月的单据交给我，然后我就把相关的单据拿回家做账，我做好后就把账交回公司，账簿则由我保管，韦醒霞或者李桂芳需要看的时候，我就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拿给他们。
电影公司收入主要是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资金，上级文体局的补助经费；支出费用主要是下乡放映费用，雇请人放映场次款，车辆费用及餐费等。我任电影公司会计期间，电影公司有向外借款的情况，我当时向李桂芳和韦醒霞提出过意见，要求他们借款时先把钱存入银行再开支；向李桂芳或者韦醒霞借款作为周转资金时，是没有计算利息的，向其他社会人员借款是以四分息计算利息，我曾经向李桂芳和韦醒霞反映过借款利息不能太高应参照同期的银行利息，但是没有接纳我的意见，我只好按照韦醒霞交给我的单据入账。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李桂芳或韦醒霞跟我说电影公司的账户有较大的余额，从会计角度说不能真实显示当年的实际利润，会充大了公司的利润额，给上级决策者产生错觉。韦醒霞当时跟我说电影公司当年还有很多费用没有支付，该如何处理才能真实显示电影公司的利润额。我就跟她说按照会计制度，可以计提当年度应付未付的款项，从而减少当年的利润，显示当年真实的公司利润额。过了几天后，韦醒霞就把相关单据交给我去计提入账。
36、同案人麦某1的供述和辩解：高要市电影公司的经理李桂芳和出纳韦醒霞叫我帮忙以承包高要市电影公司的放映队的名义，去伪造农村电影放映场次的。当时李桂芳跟我说，我承包高要市电影公司下属影剧院经营，她就要求我作为一个下乡放映队去伪造签领下乡放映场次补贴费用去报账。在整个作案过程中，我主要是在李桂芳和韦醒霞伪造的“麦某1农村电影放映明细表”上亲笔签名，并向李桂芳和韦醒霞出具“下乡放映劳务费收款收据”。2009年至2014年期间，我亲笔签了“聘请麦某1开车下乡合约”及“补充合同”、“下乡放映劳务费收款收据”和“麦某1农村电影放映明细表”等材料，而上述材料是李桂芳与韦醒霞伪造的，是她们用来套取国家下拨到高要市电影公司的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补贴资金。我签订上述材料是受李桂芳和韦醒霞威逼指使的，据我统计，因我所签的材料导致46万多元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补贴资金被她们套取了，我没有从中收受过任何好处。因为我所承包的影剧院是属于高要市电影公司的，李桂芳是高要市电影公司的经理，为了能讨好与李桂芳的关系，便于自己能够较好地在高要市经营影剧院，所以我在明知该行为是违法犯罪的情况下，仍然答应了李桂芳和韦醒霞等人的要求，与他们一起套取放映补贴专项资金。
2014年8月纪委对电影公司进行调查之后，有一天韦醒霞下来影剧院二楼找我，问我纪委有否找我谈话，我就说没有。韦醒霞跟我说“你也有参与相关的套取行为，如果纪委问你话，你应该识得怎么讲，你要说有承包电影公司的农村电影放映业务”。当时韦醒霞并给了我“高要市农村村委会名称一览表”、高要市各镇文化站站长和每晚放映的影片名称等材料让我熟记，如果有关部门要求问话，就说有到上面所列的村委会放过电影。此外，大约在2015年4月份的一天晚上1时许李桂芳从美国打电话给我，警告我说你想合作还是反悔，威胁我不要讲真话。
第1次签订合同是在2009年，由韦醒霞起草了1份“聘请麦某1开车下乡合约”给我签，之后，在2012年的时候再次与李桂芳签了“补充合同”，也是韦醒霞起草好给我签的。
2009年至2011年，每个月由我根据韦醒霞制好的放映明细表，向高要市电影公司出具收取下乡放映劳务费的收款收据，并交给韦醒霞拿回电影公司审批、入账、报销、套钱。2012年签了补充合同后，韦醒霞就叫我直接在放映明细表上签名确认领取下乡放映劳务费，直接将放映明细表入账，不用我再写收据给她入账了。
韦醒霞每月都会制作好1份“麦某1农村电影放映补贴明细表”拿给我签名，我签名的时候该表上韦醒霞已在制表人和出纳一栏签了名、李桂芳在审批人一栏签名，我签好名后就交回给韦醒霞，由韦醒霞拿回电影公司审批、入账、报销、套钱。李桂芳出国后，高要市电影公司由李桂芳儿子潘某1负责代理经理职务，2014年4月至2014年8月的电影放映明细表就是由潘某1签名审批。潘某1平时都是负责联系电影放映队到各镇村放映电影的事情，我从没有到各镇村放过电影，潘某1应该知道我只是挂名农村电影放映队，帮忙伪造电影放映场次。
2010年我听潘某2说高要市电影公司由事业编制单位改制成国有企业性质，我才确认高要市电影公司是国有企业。
37、同案人何某的供述和辩解：2010年潘某3跟我说他母亲李桂芳所在的高要市电影公司缺人，可以到高要市电影公司做兼职司机，一般每周都会有2至3晚接送放映人员到放映地方播放电影，放映人员主要是2个男人和1个阿姨，有时候也会有1个叫阿霞的女子是电影公司的财会人员。据我所知，高要市电影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下乡放电影。
2010年9月的一天中午，潘某3打电话给我，叫我到高要市电影公司3楼办公室帮李桂芳在1份材料上签名。我到高要市电影公司办公室找到了李桂芳，李桂芳拿出1张在A4纸上手写的收据草稿，叫我按照收据上的内容重新抄一遍，并在收款人上签名，李桂芳跟我说这是高要市电影公司下乡放电影的收款依据。我就按照李桂芳的要求重新抄了1份17500元的收据，并在收款人上签上“何某”的名字，之后就把收据交给了李桂芳，高要市电影公司没有向我支付收据上的17500元放映费。当时高要市电影公司的财会“阿霞”和1个负责放电影的阿姨在场。
2011年1月左右，我没有在电影公司做兼职司机。一天，潘某3或李桂芳（具体是谁记不清）给我打电话，叫我到高要市电影公司找李桂芳像上次那样签2份收据。我到高要市电影公司3楼找到李桂芳，李桂芳拿出1份收据内容是“收到高要市电影公司放映款”。于是，我就按照收据模板写了1份收据，并在收款人栏签上“何某”，又按照李桂芳的要求继续伪造多1份收据，并签上“何某”。经辨认，收据内容分别为“今收到高要市电影公司农村电影场次款贰万玖仟柒佰伍拾元正，￥29750元。85场x350元／场=29759元，收款人：何某，2011年1月7日”和“今收到高要市电影公司农村电影场次款柒万柒仟柒佰元正，￥77700元，122场x350元／场=42700元，175场x200元／场=35000元，收款人：何某，2011年1月7日”。高要市电影公司没有向我支付107450元的放映费。当时有其他人在场，但我记不清了，我伪造上述2张收据时是在电影公司办公室，当时已经有人上班，电影公司的1个阿姨和“阿霞”平时都是坐在那里的。
这些钱（农村电影放映业务费129450元）都是挂我名义签领的，实际上都是李桂芳通过伪造农村电影放映场次来套取国家的专项资金出来归他们的。李桂芳和潘某3并没有因为我帮李桂芳伪造了3张共计129450元的收据，而给予我金钱或者物质利益，我只是收取过在高要市电影公司兼职费。
38、同案人潘某1的供述和辩解：2014年4月至2015年1月期间，受高要市电影公司法人代表李桂芳委托，在李桂芳出国期间负责高要市电影公司全面工作，即是高要市电影公司的临时负责人，期间我经李桂芳授意，在电影公司没有实际对外承包放映业务的情况下，在由韦醒霞提供的多份多人的费用开支审批单及农村电影放映明细表上作为审批人签批，经核算因我的行为而造成国家财产共315000元被侵吞。
在2014年4月至2015年1月期间，高要市电影公司原出纳韦醒霞先后拿给我支付陈某才、梁某1、何某、麦某1、罗某1、罗某2等人的下乡放映款的《费用报销审批单》和《农村电影放映补贴明细表》和提取放映款的相关支票，并附有陈某才等人的下乡放映合同，让我审批签名，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李桂芳，告知李桂芳要支出下乡放映款的相关情况，包括支付的对象、支付的金额等，李桂芳就跟我说按合同执行就可以了，于是我就在《费用报销审批单》上的会计主管处签上“潘某1”、领导审批处协商“按合同执行”和在《农村电影放映补贴明细表》审批处签上“潘某1”，并把由我保管的公司公章和李桂芳私章交由韦醒霞在支票上盖章，当时的《费用报销审批单》和《农村电影放映补贴明细表》上的收款人处是没有签上名字的。至于在支票上盖章的时间，是否同时进行我就不记得了。我审批后就把相关材料交回了韦醒霞处理了，至于“陈某才”、“梁某1”、“何某”、“麦某1”、“罗某1”、“罗某2”等签名是谁签的，是否是上述人员的本人签名，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审批签名时，是没有他们的签名的，并且所谓支付给上述人员的下乡放映款是没有经我手的，包括提款和支付。参与套取的款项是国家下拨的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补贴款。我没有见过上述人员去放映，而且我认为是没有必要把电影公司的放映任务外判给麦某1、陈某才、梁某1、何某、罗某1、罗某2等人，在2014年高要市电影公司的五个放映队和经我手所找的新桥、河台、南岸、金渡四个外包放映点是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完成任务的，事实上2014年高要市电影公司是提前完成了放映任务。我明知陈某才、梁某1、何某、麦某1、罗某1、罗某2没有在高要市电影公司下乡放映电影的情况下，仍然接受李桂芳的指使，在由韦醒霞提供的相关支出单据材料上签名审批，使国家下拨到高要市电影公司的农村电影放映补贴专项资金被侵吞套取，现在认识到这是一个违法行为。
我不清楚高要市电影公司向钱某虚假借款270000元，后来公司还款时我才知道1张欠钱某270000元的借据。在2014年8月份，我的母亲李桂芳在国外打电话跟我说，过两天上级部门有一笔放映款拨到高要市电影公司的账户，到账后就提100000元出来还2014年3月份借钱某270000元的部分本金，并支付100000元本金的利息。到了2014年8月底，韦醒霞把还钱某100000元本金及支付20000元利息的费用报销审批单等材料做好后，拿给我审批，我当时按照李桂芳之前的要求，就在相关支出材料上签名“潘某1”审批。韦醒霞就写好支票，我在支票上盖好高要市电影公司的印鉴，由韦醒霞到农行提取现金回来后，她跟我说现在有现金就先还60000元给我，因为我之前借过钱给高要市电影公司，我收到现金后，就向韦醒霞出具了1张内容为“现收到韦醒霞交来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00元正）特此为凭”落款时间是2014年8月28日的收据给韦醒霞，剩余的60000元我不清楚韦醒霞用于何处，那时我才知道提钱出来不是用于还钱某欠款。
39、被告人韦醒霞的供述、辩解及亲笔供词、视听资料：2014年过年前后，当时有一笔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资金到账，李桂芳叫我到她办公室说让我做1份工资表，并去银行提25万元出来，作为下乡放映工作费用和雇请放映员的劳务费以及各镇文化站长的补贴费用，当时我记得李桂芳说过其中有17万是要以给各镇文化站长补贴费用的名义制作工资表的。我当时跟李经理提出，做这么大的金额来虚开各个乡镇文化站长的补贴是不符合财务制度的，但最后我还是按照她的意思，制作了工资表，由李桂芳签名同意后，我就出支票，李经理负责用公司的公章和她自己的私章盖章。接着我和司机一起到中国农业银行高要支行提取了这笔25万元现金回单位入账。拿平时我们在书店所买的工资表样式进行制表，然后在“姓名”那一栏写上17个镇文化站站长的名字，然后在“实发人民币”一栏写上10000元，写上“2013年各镇文化站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奖金补贴”的字样，我在制表人上签好名后就找李桂芳签批同意。25万元部分钱用来支付下乡放映的费用及雇请放映员的费用，以及各镇文化站长各1000元的补贴，剩下14万元左右我就把它放到经理室，我不清楚这些钱谁拿了，我只是拿170000元那张单回去入账。实际上由各镇文化站站长签领1000元的工资表，我交回给李经理，让她撕掉了。“实发人民币”一栏写上10000元的那1张工资表上的各站站长签名，不是我签的，谁签的我不清楚。
2013年春节前后，李桂芳叫我到经理室跟我说，要我做1份工资表，用于给每个镇的文化站长各1000元年底补贴。我听完她安排后就按','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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