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811民初1142号
原告：王汝兴，男，194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林祥，广元市利州区上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城关村第三村民小组。
负责人：涂伟，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明刚，男，该组前任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英权，广元市昭化区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王汝兴与被告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城关村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城关村三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汝兴及其诉讼代理人马林祥，被告城关村三组负责人涂伟及其诉讼代理人冯明刚、王英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汝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单方收回原告家庭承包地的行为无效；2.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家庭承包土地0.44亩；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赔偿因违法收回家庭承包地所造成的损失748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城关村三组第二轮农村承包土地的承包方，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0052386号，承包期限为1999年9月1日至2029年8月31日，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土地用途为农业，家庭人口为7人，承包土地面积为3.08亩。原告的母亲吴长英于2012年6月25日因疾病死亡后注销户口。2012年，被告以原告母亲死亡为由，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收回原告家庭所承包的0.44亩土地。被告的行为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侵害了原告的权利，故诉至人民法院。
被告城关村三组辩称：原告起诉的内容不是事实，城关村三组并没有单方收回原告的承包地，而是因承包土地被国家征收、征用和移民才对原告承包地进行的调整，原告诉称的所谓封口费5000元也不属实，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汝兴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及诉讼代理人推荐书，证明诉讼主体适格；2、《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卡》，证明本案被告城关村三组是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包方，承包方代表姓名为王汝兴，土地承包合同编号为0052378号，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期限为1999年9月1日至2029年8月31日，承包土地用途为农业，承包面积为3.08亩，经营权为7人；3、《居民死亡户籍注销证明》，证明原告的母亲吴长英因疾病死亡，于2012年6月25日注销户口，死亡时间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间，其所承包的土地份额应由其继承人继续经营至合同期满；4、照片一组共4张，证明被告于2012年收回原告家庭承包土地0.44亩的现状。
原告申请的证人母开翠、宋先菊、邓富贵出庭作证，主要证明由于家庭人口死亡，被告将死亡人承包土地收回的基本事实。
被告城关村三组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昭化镇城关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涂伟系昭化镇城关村三组组长；2、2012年12月12日城关村三组社员会议记录及会议签到册复印件一份，证明因移民进行土地调整召开社员大会，会议通过了土地调整方案，王汝兴和本社社员盛玉林、罗秀清（同期同类案件原告）参加了会议；3、2012年12月30日城关村三组社员会议记录及会议签到册复印件，证明从12月31日起进行土地对接，通过了土地调整方案，王本雄（同期同类案件原告）是土地对接小组成员，王汝兴、盛玉林参加了该会议；4、2015年3月3日城关村三组社员会议记录及会议签到册复印件，证明2015年第二次移民退地、退款和新增人口进地情况，王本雄、王汝兴、盛玉林参加了该会议；5、2015年3月12日城关村三组社员会议记录及会议签到册复印件，证明为2005年至2012年期间死亡的人的家庭发放补助款5000元；6、2015年3月12日城关村三组社员代表会议记录复印件，证明为2005年至2012年期间死亡的人的家庭发放补助款5000元；7、昭化镇城关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昭化城关村三社2012年共有土地承包户87户，2012年因移民需调整土地已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死亡人口退土地；8、昭化镇城关村三社57户社员证明55份，证明本户已经同意了土地调整方案，具体方案是：①移民安置后退土地；②执行的村规民约新添死退；9、城关村三组户口、承包土地管理公约及会议签到册复印件，证明城关村三组2002年7月16日制定通过了户口、承包土地管理公约，该公约第7条规定了死亡人口应注销户口，退出承包土地，王本雄、王汝兴、盛玉林、罗秀清参加该公约制定会议。
在质证过程中，被告城关村三组对原告王汝兴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证据2是《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卡》，而不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现在已办了新证，不能证明土地被非法收回的情况；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户籍注销时间，不能证明死亡时间；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被非法收回土地，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人证言，被告质证认为三位证人对被告存在偏见，其证言具有不真实性，不应当被采信。
原告王汝兴对被告城关三组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证据2记录是真实的，但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签到册是移民工作会议，没有说是死亡人口调整土地的会议，与土地调整的会议没有关联性；证据3签到册中没有王本雄的本人签名，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4这次会议的确存在，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王本雄、王汝兴参加了该次会议，不能说明他们就同意人去世了就该退换承包地这件事情；证据5和证据6没有家庭人员去世后领取其他款项的收条，不能证明这5000元就是土地补偿款，且证据6中写有：“2015年至2016年死亡人口酌情解决5000元”，这不能说明是土地补偿款；证据7处理的是移民安置问题，没有处理死亡人口退土地的问题，而且里面说“新增人口进土地，死亡人口退土地”已经超出法律规定，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死亡人口退土地的规定；证据8真实性有异议，这是最近才拿到老百姓家里签的，我们认为应当在2012年就签了，其内容基本一致，不具有真实性；证据9是土地管理公约，和农村土地管理法是抵触的，是无效的公约。对三位证人证言无异议。
综合双方的举证、质证和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进行如下综合认证并认定以下基本事实：
2012年，因亭子口水库建设需要，需占用城关村三组部分承包地，部分村民需移民。2012年12月12日和2012年12月30日城关村三组召开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土地调整方案，对该社移民人员发放土地征收款29000元，社员王汝兴、盛玉林、罗秀清（同期同类案件原告）均参加了会议。2015年，因修建移民安置小区，国家需对城关村三组城外部分土地进行征收，2015年3月12日城关村三组分别召开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将土地征收款为每位社员发放12330元，同时决定为2005年至2012年期间每个死亡人口家庭发放土地补助款5000元。城关村三组调整土地、发放土地补偿款，均在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人民政府会议室召开，且政府相关人员参加会议。广元市昭化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已于2013年1月变更制作了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新证未向社员发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城关村三组是否强制收回或调整了死亡人员的承包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上述规定，是国家对承包人对承包土地经营权的基本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需要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耕地适当调整，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一）因自然灾害严重损毁承包地的；（二）因土地被国家征收、征用，承包方自愿放弃货币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除外），要求继续承包土地的；（三）兴办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或者实施乡村建设规划占用承包地的；（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从本案来看，被告曾两次调整村民承包土地，一是因水库淹没移民原因，其部分土地（全组每户社员均涉及）被国家征收、征用，被告通过召开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通过土地调整方案，对该社移民人员发放土地征收款29000元；二是因修建移民安置小区，国家征用部分土地，被告同样召开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通过将土地征收款为每位社员发放12330元，同时决定为2005年至2012年期间死亡的人家庭每个死亡人口发放土地补助款5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被告两次调整社员承包地，发放土地补偿费均是因为因土地被国家征收、征用或者兴办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或者实施乡村建设规划占用承包地才进行的调整和发放补偿费，并不是原告诉称的随意收回去世人员的承包地，被告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关于调整土地的程序和审批问题，被告多次召开的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均是在昭化镇人民政府会议室召开，且该政府相关人员参加会议，被告均向其报告会议结果。被告向广元市昭化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后，广元市昭化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变更制作了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应视为对被告调整土地行为的一种认可，尽管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人民政府和广元市昭化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未及时书面批复，这在审批程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这并不影响被告城关村三组对社员承包土地进行调整的合法性。由于城关村三组现有土地较少，正是因为国家的征收行为导致了城关村三组的家庭承包土地极不平衡，从而根据相关移民政策并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对全组的土地进行调整，以达到土地承包的平衡。两次土地调整后又再次进行发包，为保持土地承包的相对稳定，不宜对调整后的土地再行调整，原告要求被告归还承包土地的主张难以实现，若原告认为对死亡人员的土地补偿方面存在争议，可寻求其他途径另行协商解决。
综上所述，原告诉称的被告随意收回去世人员的承包地、要求予以返还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城关村三组因土地被国家征收、征用或者兴办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或者实施乡村建设规划占用承包地对原告承包地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汝兴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元，由原告王汝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何纯剑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