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4民终1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润国，男，1956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新民，江苏金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长林，男，1956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庆元，江苏致邦（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润国因与被上诉人邵长林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7)苏0404民初3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润国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新民、被上诉人邵长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庆元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润国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邵长林赔偿我财产损失10万元；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邵长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邵长林将我挖掘机以废铁价值出售，并任由废品店将该挖掘机割毁，存在着明显过错与故意。1.邵长林与我同为常州供电公司职工，我的电话号码还收录在公司通讯录上，邵长林随时都能找到我。2.邵长林亦承认，涉案挖掘机放在新源热电厂，是其同意的。但其连一个电话都没打，就把我以19.2万元购买的挖掘机作为废铁处理，且事后不告知我，其主观恶意不言而喻。二、一审判决邵长林赔偿我20000元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涉案挖掘机是按废铁认定价值还是按挖掘机认定价值，这是第一点争议；如果按挖掘机认定价值，那么是按财务会计的折旧残值认定还是按二手挖掘机的当时市场认定价认定，这是第二点争议。但一审判决的结论却完全脱离了者两个基本争议，而是将邵长林同意补偿20000元的单方表示，作为了一审判决的赔偿依据。三、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和举证责任分配上都出现了双重标准。1.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我提供的购买发票及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挖掘机灭失时价值还有100000元；另一方面又将邵长林同意补偿20000元的主张作为判决数额的依据。2.邵长林未通知我就擅自处理了挖掘机，由此造成了挖掘机的灭失，这一原物的灭失导致了价值评估上的困难。我为证明该台挖掘机的市场价值，提供了证人证言，但一审却认为我所举证据不充分，这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显然有失公正。我提供的挖掘机购货发票和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已远远大于邵长林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四、一审��换了“补偿”与“赔偿”概念。邵长林表示同意的仅为“补偿”20000元而非“赔偿”20000元，邵长林这种表示，表明其并未认可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邵长林答辩称，一审法院尊重案件客观事实，在诉争挖掘机无法进行价值鉴定，且徐润国又拒绝对残值率及残值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兼顾法、理、情作出的判决，公正、合理。徐润国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润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邵长林赔偿我财产损失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邵长林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邵长林原系常州供电公司下属的新源热电厂负责人，徐润国系常州供电公司职工，也曾在新源热电厂工作过。徐润国曾于2003年10月从北京建筑机械厂购买了一台挖掘装载机，购买价格为192000元。2010年1月起，徐润国便将该挖��机停放在新源热电厂内。后因新源热电厂需要拆迁，邵长林于2015年6月6日让兴化市悠然物质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回收公司)将该挖掘机作为废品处理，后回收公司将该挖掘机切割分解后出售给了废品收购站（挖掘机已灭失）。2015年6月12日，徐润国向北港派出所报警，邵长林也出具了书面情况说明，陈述处理挖掘机的经过。
一审中，双方同意在邵长林预缴鉴定费的情况下对涉案灭失的挖掘机价值进行鉴定，后因鉴定费用较高且鉴定难度较大而致使鉴定未果。徐润国不同意对挖掘机可能存在的残值率及残值进行鉴定。
一审中，邵长林表示愿意支付徐润国20000元作为补偿。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损坏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邵长林在未经徐润国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徐润国所有的挖掘机作为废品处理，致使该挖掘机灭失，邵长林的行为损害了徐润国的合法财产，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因涉案挖掘机灭失时距离购买日期已近十二年，故双方对其当时可能存在的市场价值争议较大。虽徐润国提供了购买发票及证人证言来证明挖掘机灭失时的价值为100000元，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同时徐润国也不同意对涉案挖掘机灭失时可能存在的残值进行鉴定，故法院对徐润国要求邵长林赔偿其财产损失1000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但考虑到邵长林同意补偿徐润国20000元，应视为邵长林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行为，法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邵长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润国财产损失20000元；二、驳回徐润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由徐润国负担850，由邵长林负担300元，邵长林负担部分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十日内直接给付徐润国。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双方均认可徐润国并未因停放挖掘机支付过费用。邵长林称，处理挖掘机是其个人行为，但目的是为单位尽快完成拆迁搬迁工作。2005年下半年，徐润国称其挖机要临时放在厂里，当时考虑是单位职工，我就答应了。期间移走了一段时间，2010年徐润国没有���过任何人同意，又私自开进来，在2011年新源热电厂资产处置之前，我就要求徐润国把挖机移走。到了2011年电厂正式拆除，我又通知徐润国要求他把挖机移走，他来了后，挖机发动不起来，就又走了。在此期间门卫几次和我讲小偷经常光顾这台挖机。2015年处置这台挖机的时候我没有联系徐润国。由于新源热电厂面临拆迁，且该项目为钟楼区重点建设项目，时间非常紧迫，在此情况下我将挖掘机以无主物进行了处理。关于处置挖掘机的收益4800元，实际并未获得，因为当时回收公司提出将挖掘机进行拆割、运输也要一笔费用，该处置费用与挖掘机的4800元价格基本相当，所以最后我与回收公司口头约定，以4800元废铁款折抵处置费用。徐润国认可自2010年以后涉案挖掘机就没有开出过新源热电厂。
二审中，徐润国申请证人许某出庭作证。许某陈述，我是常州机��集团农机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我公司主要经营各种整机与配件。我是2010年左右认识的徐润国，他来我公司买挖机发动机维修的配件和保养用的机油直到2015年，2015年我朋友胡中群要买挖机，说了大致的价格。徐润国也有意向要卖挖机，2015年3月的一个下午，我跟随徐润国去看挖机，地点在钟楼区一个热电厂里面，徐润国还发动挖机给我看，我看了一下觉得挖机的成色还可以。我的客户愿意95000元成交，我就跟徐润国谈90000元，徐润国要提高价格，我没有同意。之前一审法院也曾询问过我，我记得当时说和徐润国谈的是80000元，主要是因为时间长了，记得不太清楚了。最后这笔生意没有谈成。挖机没有强制报废年限，我们估挖机的价格主要是看挖机的发动机、成色，以及能不能挖。
邵长林不认可许某的证言。
二审中，邵长林申请证人章某、常某出庭作证。章某陈述，我是兴化市悠然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是个人独资企业，注册资本100万元，我公司系常州供电公司回收物资的入围厂家，主要处理供电公司的废旧物品，所以我就认识了邵长林，我从事该行业已经20多年。2015年6月，邵长林打电话给我，说新源热电厂内有一台废旧挖机要处理，我就去了位于钟楼区桂花路的热电厂，挖机在热电厂的杂草丛里面。当时已有不少单位在现场施工，周边院墙已拆光。我看到的挖机锈迹斑斑，驾驶室玻璃破碎，螺丝掉在地上锈了，轮胎也没气变了形，坐垫也是破烂的。以我的判断肯定是废旧没用的挖掘机。我是收废品的，启动马达里面有最值钱的铜，结果发现里面没有启动马达和蓄电池。当时废铁的价格处于低位，我就跟邵长林说，如果当废品卖给我，我也不要，因为运输还要不少费用的。邵长林就跟我说只要清理干净就行，也不找我要钱了。因为挖机缺少启动马达，无法开走，如果把整机运过去卖，又需要使用较长的拖车，费用较大，为了节省费用，我把挖机在现场分解了，前后割断，喊了吊机运到新北区安家的一家废品站卖了4800元。五六天后，徐润国、邵长林为此事起了纠纷，为了证明我确实是把挖机当做废品卖的事实，我还把徐润国、邵长林带去废品站看了，当时轮胎已经拆下来挂在院墙上，其他的部分他们也都看到了。常某陈述，我是金土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我公司中标的云计算华东基地（原新源热电厂地块）于2015年6月份进场施工，在清理现场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台破旧的挖掘机，挖机停放在大门左边围墙处，看起来像是不经常使用的，表面已经锈迹斑斑了，就停在路边，周边有杂草，我们施工现场也有挖机，但这台不是我们的挖机，而且也没���钥匙，我们没有靠近发动挖机。这台挖机放在那里对我们施工有影响，我公司就找了钟楼建设局出面协调，处理了挖机。处理挖机时，我在外面开会，我回来时已经处理掉了。
徐润国不认可章某、常某的证言，认为涉案挖机表面虽然有锈迹，但并非废品，挖机是停在水泥地上，周围也没有长草。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二审应予改判。
理由及依据如下：
一、关于责任主体。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应是徐润国与新源热电厂之间的纠纷，但一审、二审中，邵长林均称自己处理挖机系为单位利益，但决定处理挖机的是自己，同意有关责任由其承担；徐润国也将邵长林列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故将邵长林列为本案被告，承担本案纠纷的有关赔偿责任恰当。
二、��于双方的法律关系。二审法庭认为邵长林、徐润国存在保管合同法律关系：首先，邵长林（原新源热电厂负责人）明确承认2010年之前挖机停放是经过自己同意的，2010年以后的停放则没有得到其同意，但是如果不经过许可，徐润国的挖机是进不了新源热电厂内的，且2010年到2015年期间，如果邵长林不同意存放，也可以通知徐润国移走。其次，邵长林虽称2011、2012年曾通知徐润国移走，但徐润国没有移走，在此情况下，邵长林完全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比如向徐润国发送书面函件、报警等，但邵长林并未采取相应措施。因此，二审法庭认为徐润国将挖机停放于新源热电厂，邵长林是同意、认可的，邵长林、徐润国之间系无偿保管合同关系。
三、损害赔偿责任的分担。二审合议庭认为，本案中三位证人证言并不存在明显矛盾。证人许某称其在2015年3月去看��挖机，觉得成色不错，所以估价80000元。对此证人证言，邵长林并没有充分证据予以否定。证人章某2015年6月去看挖机时，发现缺少了部分零件。常某在2015年6月看到挖机时，也认为挖机破旧不堪。对此，徐润国也未能反驳。三位证人看到挖机时间前后相差数月，在2015年3到6月期间，因为施工单位进场，人员众多，挖机零件缺失也是有可能的。2015年6月，邵长林处置挖机，二审庭审中邵长林承认自己没有事先通知徐润国，其既没有事先通知徐润国移走挖机，在将挖机当废品处置时也没有告知徐润国，该行为存在明显过错。根据法律规定，无偿保管合同的保管人有重大过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本案中，徐润国明显有重大过失，因此其应该对徐润国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徐润国将挖机长期存放在新源热电厂内，没有支付相关费用。其作为供电系统的老员工，对于���源热电厂面临拆除的情况也应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其仍对自己的财产没有尽到勤勉的注意义务，客观上也存在一定过失，理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鉴于上述分析，二审法庭以80000元为损失基础，酌情认定邵长林承担其中的56000元。
综上，上诉人徐润国的上诉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二审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7)苏0404民初3191号民事判决；
二、邵长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徐润国56000元；
三、驳回徐润国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邵长林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邵长林、徐润国各半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裴国伟
审 判 员 袁海燕
审 判 员 孙海萍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姚 远
书 记 员 方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