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811民初69号
原告：蒋明山，男，198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成，男，1957年4月4日出生，汉族，系原告蒋明山之父。
被告：广元市昭化区胜利水库管理站，住所地广元市昭化区清水乡清凉村。
法定代表人：陈国芳，站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浩，广元市昭化区水务系统职工。
被告：广元市昭化区水务局，住所地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
法定代表人：王正功，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云山，该局副局长。
原告蒋明山与被告广元市昭化区胜利水库管理站（以下简称胜利水库管理站）、广元市昭化区农业局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立案后原告蒋明山申请追加了广元市昭化区水务局（以下简称昭化水务局）作为共同被告，并撤回了对广元市昭化区农业局的起诉。原告蒋明山及其诉讼代理人蒋国成，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法定代表人陈国芳及其诉讼代理人钟浩，被告昭化水务局的诉讼代理人仲云山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明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1年4月20日签订的《元坝区胜利水库水面养鱼承包合同》；2、判令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3、判令昭化水务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4月20日原告与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在各级主管部门监管下签订了《元坝区胜利水库水面养鱼承包合同》，合同第四条第二款注明“乙方有权使用胜利水库水面从事投饲养鱼，甲方无权干涉乙方的正常经营活动”，第五条约定了违约责任“订立合同的双方应自行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拒不履行而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赔偿受损方全额损失”。合同签订后，原告完全按照农业部无公害投饲饲养标准养鱼，2017年8月17日，原告收到广元市昭化区农业局与水务局共同向原告下发的《立即停止水库施肥投饲养鱼违法行为通知书》，由此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胜利水库管理站应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由昭化区水产渔政站所监证的合同理应完全的合法且具有延续性，不应出现两部门共同发文表述有关“违法”事实，而该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是昭化水务局，因此，昭化水务局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辩称，同意解除合同，胜利水库没有违约行为，与原告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
被告昭化水务局辩称，1、同意解除合同；2、在合同期间，水务局没有阻止原告进行养殖，水务局有权要求原告保证水质达标。
原告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元坝区胜利水库水面养鱼承包合同》，拟证明原告与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签订了合同，合同约定了相关事项；2、确认蒋明山承包的请示，拟证明水务局同意原告承包水库进行养鱼；3、广元市昭化区农业局与昭化水务局共同向原告下发的《立即停止水库施肥投饲养鱼违法行为通知书》，拟证明原告接到通知后就没有投饲养鱼；4、2011年-2016年购鱼苗及饲料的票据及清单；5、广元市昭化区胜利水库收支清单，拟证明原告2011年-2017年的收支情况；6、广元市昭化区胜利水库无法投饲养鱼之后的损失清单；拟证明自2016年起的损失金额为1005290元；7、广元市昭化区胜利水库还有3年承包期的损失单，拟证明损失为109.59万元；8、水产品销售记录、水产养殖投入品采购记录、水产养殖用药记录、水产养殖苗种放养记录，拟证明养殖的过程。
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质证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认为第2组证据系复印件，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水务局只管理水质，对原告是否投放饲料不管；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是正规发票，鱼苗是在重庆采购的，不能证明其采购的鱼苗及饲料全部用于胜利水库；第5、6、7组证据是原告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8组证据均是原告经营过程中的单方记录，没有其它证据佐证，对其真实性有异议。
被告昭化水务局质证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认为第2组证据系复印件，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通知是农业局和水务局联合下发的，两局的职能要求不同，水务局没有要求其停止投饲养鱼的行为；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其行为与水务局没有关系；第5、6、7组证据没有证据佐证；对第8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原告提交的第1、2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订立合同的相关情况，应予采信；第3组证据是行政机关依职权向原告下发的通知书，应予采信；第4组证据为非正式发票，不能充分证明原告的实际投入，第5、6、7组证据系原告自行编制，缺乏证据佐证，第8组证据是原告的单方记录，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原告在经营过程中一方面需投入，但另一方面因出售商品鱼亦有收入，故原告所举第4、5、6、7、8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申请了证人仲某1、夏某、仲某2出庭作证，拟证明被告没有阻止原告的养殖活动：
仲某1系胜利水库附近村民，证明原告进行过投饲养鱼；夏某系诚智水务有限公司太公供水站职工，其工作是到胜利水库取水，证明其在2017年6、7、8月看到原告投饲养鱼，并表示听说过水务局领导阻止过原告投饲养鱼；仲某2系太公供水站站长，其证明原告在2017年7、8、9月看到原告投饲养鱼，并称不是不准原告投放饲料，而是不准投放化肥。
原告认为证人仲某1、夏某对2017年8月前的事情清楚，对8月份的事情不清楚，证人的陈述在时间上有混淆；认为证人仲某2的陈述虚假。
经审查，证人证言不能反映原告收到《立即停止水库施肥投饲养鱼违法行为通知书》（2017年8月17日）后的生产情况，亦不能证明二被告是否阻止原告的养殖活动。
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以下法律事实：经被告昭化水务局同意，2011年4月20日原告作为合同乙方，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作为合同甲方，在广元市昭化区水产渔政管理站监（见）证下签订了《元坝区胜利水库水面养鱼承包合同》，胜利水库管理站将胜利水库水面发包给原告从事水产养殖，承包期限为2011年4月20日至2021年4月20日，合同约定“甲方有权控制乙方确保一塘清水，决不能化养”、“乙方有权使用胜利水库水面从事投饲养鱼，甲方无权干涉乙方的正常经营活动”，对违约责任约定为“订立合同的双方应自行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拒不履行而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赔偿受损方全额损失”。在合同签订时胜利水库仅具有农田灌溉功能，现建立了水厂，具有饮用水功能，2017年8月17日，广元市昭化区农业局与水务局共同向原告之父蒋国成送达了《立即停止水库施肥投饲养鱼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止施肥投饲养鱼，全面实施自然生态养殖，确保灌溉水库水质达到国家《农田灌溉水质标准（2016）》，饮用水源水库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以上标准”。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蒋明山是案涉承包合同承包方，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是发包方，双方于2011年4月20日在广元市昭化区水产渔政管理站见证下签订了《元坝区胜利水库水面养鱼承包合同》，在合同签订时被告昭化水务局是胜利水库管理站及水产渔政管理站的主管部门。原告蒋明山认为其2017年8月17日收到广元市昭化区农业局与水务局共同向其下发的《立即停止水库施肥投饲养鱼违法行为通知书》后，产生了超过100万元的经济损失，但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损失额，也没有证据证明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获得支持；案外人广元市昭化区水产渔政管理站在合同上表明为“监证单位”，应视为见证人，并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故原告蒋明山要求胜利水库管理站及水产渔政管理站的主管部门（被告昭化水务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基础，也不应获得支持。被告昭化水务局既是被告胜利水库管理站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是代表政府进行水资源管理的行政机关，其出具通知要求原告“立即停止施肥投饲养鱼，全面实施自然生态养殖，确保灌溉水库水质达到国家《农田灌溉水质标准（2016）》，饮用水源水库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以上标准。”是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并非民事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活动，原告作为行政相对人，如果认为被告昭化水务局的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请求赔偿，不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在庭审过程中虽然二被告均表示同意解除合同，但各方当事人并未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意见，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昭化水务局明确表示“水务局的所有行政行为没有阻止原告投饲喂养的行为”，“也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故原告请求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亦不成就，当事人可就合同解除事宜另行协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蒋明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6900.00元，由原告蒋明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明鸿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陈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