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4民终3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余振永，男，197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孝明，福建顺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永安市人民政府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永安市燕西文龙村。
法定代表人：赵飞，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帆，福建商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江京竹，男，1956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安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余玉梅，女，196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安市。
江京竹、余玉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良，福建昊拓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余振永因与上诉人永安市人民政府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文龙村委会)、上诉人江��竹、余玉梅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一案，不服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2017）闽0481民初2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振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孝明，上诉人文龙村委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帆，上诉人江京竹、余玉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振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一审判决给予上诉人土地补偿费（增值部分）、安置补助费、奖励金金额不公。一、一审判决上诉人获得土地补偿费增值部分补偿的40%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涉案承包地上诉人于1997年就已将涉案的承包未利用地改造成了水田（鱼塘），且已养鱼外卖，上诉人确实对该未利用地进行了相应的改良投入，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一事实有永政（1997）文133号文件及永安市国土资源局于2014年3月21日的证明为凭，足以认定。而且，被上诉人将政府补助（上诉人将未利用地开荒成水田）给上诉人约3万元扣为已有，该项费用足以冲抵承包合同约定的全部承包金25000元；根据文创园[2011]42号《关于印发〈闽台（永安征地补偿方案〉的通知》文件可以证实，未利用地与水田（鱼塘）的每亩土地补偿费金额相差巨大即相差23580元（25680元－2100元），而且，上诉人也因此次征地失去了经营多年的鱼塘，重要的是农业项目都是前期投资，后期获利，现上诉人还有近16年的承包期未能获利，损失巨大，一审判决仅给予上诉人增值部分的40%属适用法律错��，上诉人认为差额部分依法应全部归上诉人所有。二、一审判决认定奖励金、安置补助费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一审判决给予上诉人奖励金10000元/亩不公。１.根据被上诉人与永安市燕西街道文龙新城建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于2014年5月8日签订的《征地补充协议书》（23）第一条的约定，领导小组系按每亩水田（含菜地、鱼塘）奖励3万元给被上诉人村委会，众所周知，在征地拆迁中，奖励金是奖励那些根据政府相关文件制定的时间内交出被征用土地或房屋的个人，从而有利于征地拆迁工作有序进行，而未利用地则不存在被征地拆迁的个人情况，故没有该项目奖励费用，很显然，之所以涉案水田（鱼塘）能享受这一奖励政策是归功于上诉人承包涉案承包地后将未利用地改造成水田（鱼塘），现上诉人还有近16年的承包期未能获利，损失巨大，显然，该奖励金也依法应归上诉人全部所有即按每亩3万判决给付上诉人，而不是判决每亩1万元给付上诉人。2.根据永文创园[2011]42号文件，未利用地的征用补偿费用为0.21万元/亩，上诉人承包经营的系未利用地，但文创园实际给予涉案承包水田补偿项目的费用却包含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奖励金，其中奖励金为每亩30000元；一审判决已将确认了涉案水田的土地补偿费0.21万元/亩，故文创园实际支付的安置补助费基于上诉人将未利用地改造成水田后而增值的部分，现上诉人还有近16年的承包期未能获利，损失巨大，故该增值部分即安置补助费依法亦归上诉人所有。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给予上诉人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奖励金金额不公，应予纠正，改判以上三项费用全部归上诉人所有。为此，上诉人特此提起上诉，��求二审法院明镜高悬，依法做出公正判决，依法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文龙村委会辩称，一、我们认为余振永的上诉没有任何法律事实和依据，涉案土地不是余振永进行实际承包；二、余振永在一审主张的土地增值补偿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征地补偿按照法律规定有三项补偿项目（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青苗费），土地补偿费按照《土地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应当归农村经济组织所有。安置补助费法律有明文规定：安置因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土地被征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显然本案所谓的承包是以其他方式进行承包，并不是以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承包；三、关于奖励金是本案中特有的补偿项目，根据文龙村与征地单位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一审法院到征地单位了解，奖励金支付对象原则上涉及到���任田的补偿给被征地农户，如果是家庭承包之外的奖励金应当是支付给文龙村全体失地村民，所以余振永上诉称一审判决不公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江京竹、余玉梅辩称：一、因答辩人系案涉承包地的实际承包人，对案涉承包地进行巨额经营投入导致土地增值部分的增值补偿款应全部归答辩人所有。1997年上诉人余振永与答辩人一起投资开发位于遮头甲荒山的案涉承包地用于鱼塘养殖。此后，余振永于1998年考虑客观原因退出承包经营，将案涉承包地转包给了答辩人经营，案涉承包地的实际承包人系答辩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二条“承包方因承包经营的土地被依法征用或被依法批准使用后，要求发包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补偿或者要求发包方对���改良土地的实际投入给予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的规定。答辩人从1998年起对案涉承包地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经营改造，经营时间长达19年，将荒山改造成鱼塘，使得原有的土地增值，其增值补偿款应依法由答辩人享有，而不应由上诉人余振永享有。答辩人依法享有案涉承包地土地增值部分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增值补偿款。首先，答辩人作为涉承包地的实际承包经营人，从1998年起对案涉承包地投入巨额资金135万余元进行经营改造，上诉人余振永、安市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员民委员会并未对案涉承包地投入任何资金，所有的改造资金均由答辩人投入；其次，答辩从1998年起经营案涉承包地至2015年被征收，尚有承包期长达13年未按承包合同履行，给答辩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最后，在案涉承包地被征收前，答辩人均能按承包合同约定向发包人永安市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员民委员会缴纳相应的承包金。综上，上诉人余振永对案涉承包地经营改造增值均未投入资金、更未付出任何管理及经营成本，其就享有案涉承包地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增值款，系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不对等，有违公平公正原则。因此，答辩人在对案涉承包地实际投入巨额资金改造、尚有长达13年合同期限未实际履行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使案涉承包地增值，依法应由答辩人享有案涉承包地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土地增值款。二、答辩人依法享有诉争承包地的青苗费74419.56元、奖励金1240326元。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农村土地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结合本案，上诉人余振永于1998年底将涉案承包地转包给答辩人承包经营，且答辩人对涉案承包地也进行巨额投资。因此，答辩人系转包实际经营投入人，征收涉案承包地的青苗费74419.56元应归答辩人所有。2.根据“关于印发《闽台（永安征地补偿方案》的通知”（永文创园[2011]42号），该奖励金30000元/亩为征用涉案地块时按时交地（耕地）奖励政策，奖励对象是针对按时交地的农户。2011年11月闽台（永安管理委员会确定对涉案地块进行征收，答辩人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征地工作，并按时完成了涉案地块征地工作，作为涉案地块征收鱼塘的转包实际经营人，系征地按时完成的奖励对象，而根据永文创园[2011]42号奖励政策，上诉人不是实际经营农户，更不是按时交地的奖励对象��因此，征收承包鱼塘的奖励金1240326元应归答辩人所有。综上，恳请人民法院查明客观事实，依法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文龙村委会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余振永、江京竹、余玉梅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永安市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民委员会一审反诉请求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以下案件事实:（一）错误认定本案《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有效。被上诉人余振永虽是永安市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以下简称文龙村）的村民，但其在“（2016）闽0481民初65号”案件中向法庭出示的2015年5月30日由其亲笔签名的《证明》清楚的记载:“江京竹、余玉梅借用本人余振永之名，与本村村委会签订《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另外，江京竹、余玉梅在其“（2016）闽0481民初65号案件”《起诉状》中同样陈述说:“二原告（即:江京竹、余玉梅）于1997年10月10日以第三人余振永的名义挂名与永安市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关于文龙村《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前述被上诉人余振永自认的事实清楚的表明，被上诉人余振永明知第三人江京竹、余玉梅不是文龙村的村民（是文龙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人），也明知文龙村委会不可能同意与外村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况下，而与江京竹、余玉梅恶意串通，刻意隐瞒江京竹、余玉梅系实际承包人的事实真相，以欺诈的手段，致使文龙村委会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1987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11条明确规定，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问题，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本案的《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另外，1986年4月14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同样规定：采取欺诈等不正当手段签订的农村承包合同无效。因此，本案被上诉人余振永与文龙村委会于1997年10月10日签订的《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二）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余振永系涉案土地的承包人本案的土地承包系“家庭联产承包”之外的“其他方式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对该两种不同形式的承包在性质、条件以及法律后果上已经做出了明显不同的规定。本案的承包，显然属于“其他方式的承包”。如前所述，被上诉人余振永虽然与文龙村委会签订了《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但他根本没有实际履行合同，其始终不是该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没有承担《承包合同》的义务，当然不享有《承包合同》利益。（三）错误认定涉案土地原为“荒地”、“未利用地”。二、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一审法院却违法将本应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补偿费”的一部分判决给上诉人1。永安政府与文龙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征地补充协议》明确规定“奖励金”的用途是“使失地村民日后的生活有保障”，但一审法院却违法将本应属于全体失地村民所有的“奖励金”判决了413442元给上诉人余振永。另外，被上诉人余振永始终隐其不是土地实际承包人的事实真相，一直以土地承包者的身份与上诉人文龙村委会进行土地征收补偿事宜的磋商，并一直向上诉人要求所谓“土地增值补偿款”。上诉人被其蒙骗后，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于2016年2月3日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并根据该《协议书》向其支付了所谓（土地增值）补偿款413442元。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案件事实，且判决严重违法。恳请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回被上诉人余振永、江京竹、余玉梅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永安市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民委员会一审反诉请求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余振永辩称，1.承包是由余振永先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而后因为资金不足才吸收了第三人参与合伙经营的事实；2.一审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将增值部分的补偿费及奖励金判给余振永是合理合法，只是金额太少。上诉人村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
江京竹、余玉梅辩称，一、1997年10月一审原告余振永与文龙村委会签订的《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合法有效。1997年签订的《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并未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日起施行，而原告余振永与被答辩人于1997年10月签订《承包合同》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未施行，该《承包合同》在签订时并未没有关于民主议定程序的相关规定，且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生效施行后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被答辩人也从未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主张提出过《承包合同》的合同效力问题。因此，《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并不适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关于民主议定程序的规定。此外，就涉案承包地而言，一审原告余振永与答辩人系转包关系，并不存在被告答辩人陈述恶意串通、故意隐瞒的情形，《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一审认定涉案承包地原为“荒地”、“未利用地”属事实认定清楚。根据《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答辩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关于印发《闽台（永安征地补偿方案》的通知”（永文创园[2011]42号），“（一）土地征用补偿”明确将土地征用分为三类：即水田（含菜地、鱼塘）、旱农地（在册）、未利用地。显然，涉案承包地未经营改造前明确载明为“荒山沟土地”，属永文创园[2011]42号中规定的未利用地，其补偿标准为0.21万元/亩。三、因答辩人系案涉承包地的实际承包人，对案涉承包地进行巨额经营投入导致土地增值部分的增值补偿款、奖励金应全部归答辩人所有。1、答辩人依法享有案涉承包地土地增值部分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增值补偿款。首先，答辩人作为涉承包地的实际承包经营人，从1998年起对案涉承包地投入巨额资金135万余元进行经营改造，上诉人余振永、安市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员民委员会并未对案涉承包地投入任何资金，所有的改造资金均由答辩人投入；其次，答辩从1998年起经营案涉承包地至2015年被征收，尚有承包期长达13年未按承包合同履行，给答辩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最后，在案涉承包地被征收前，答辩人均能按承包合同约定向发包人永安市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员民委员会缴纳相应的承包金。综上，上诉人永安市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员民委员会对案涉承包地经营改造增值均未投入资金、更未付出任何管理及经营成本，其就享有案涉承包地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增值款，系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不对等，有违公平公正原则。因此，答辩人在对案涉承包地实际投入巨额资金改造、尚有长达13年合同期限未实际履行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使案涉承包地增值，依法应由答辩人享有案涉承包地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土地增值款。2、根据“关于印发《闽台（永安征地补偿方案》的通知”（永文创园[2011]42号），该奖励金30000元/亩为征用涉案地块时按时交地（耕地）奖励政策，奖励对象是针对按时交地的农户。2011年11月闽台（永安管理委员会确定对涉案地块进行征收，答辩人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征地工作，并按时完成了涉案地块征地工作，作为涉案地块征收鱼塘的转包实际经营人，系征地按时完成的奖励对象，而根据永文创园[2011]42号奖励政策，上诉人不是实际经营农户，更不是按时交地的奖励对象。因此，征收承包鱼塘的奖励金1240326元应归全部答辩人所有。综上，恳请人民法院查明客观事实，依法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江京竹、余玉梅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余振永从1998年起将涉案土地（鱼塘）依法转��给上诉人，转包关系合法有效，上诉人系涉案土地（鱼塘）的实际承包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江京竹、余玉梅未直接与文龙村委会发生土地承包关系，就涉案承包地的权利义务可另行向被上诉人余振永主张”，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与余振永签订的《协议书》、余振永出具的《委托书》及《证明》均能证实从1998年起余振永将案涉土地（鱼塘）转包给上诉人实际承包经营的事实：（1）余振永从1998年起就退出参与案涉土地的承包，并已实际收到上诉人的退资款5000及工资款，即从1998年起转包给上诉人实际承包经营至被征收时止；（2）案涉土地的实际开发资金均由上诉人筹集投入，并负责经营管理，上诉人将案涉土地开发成养殖场（鱼塘）的一切债权、债务和所有事务由上诉人负责处置办理，与余振永无关。2、文龙村委会一审提供的证据“《鱼塘补偿协议书》、《鱼塘补助款支付清单》、《文创园征收鱼塘（文龙村）建塘费补偿情况表》、《文龙村余振永鱼塘及附属设施、水坝补偿情况表》等各项征收款项的经领人均为上诉人签字领取，并由征收单位将上述款项支付至上诉人银行账户，则进一步证实了案涉土地的实际承包经营人系上诉人。此外，《永安市文龙咏梅综合养殖场整体征收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虽为余振永签字，但实际领取整体征收补偿款的人系上诉人江京竹、余玉梅，而不是余振永。3、文龙村委会在一审中也多次证实案涉土地（鱼塘）系上诉人实际承包经营的事实。在一审中文龙村委会提出的反诉证据及其答辩意见等均能证实涉案土地实际承包人为上诉人江京竹、余玉梅。二、上诉人依法享有涉案土地的青苗费74419.56元。一审法院认定青苗费属余振��所有，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结合本案，由于余振永于1998年起就将涉案土地转包给上诉人实际承包经营，之后，上诉人对涉案土地进行巨额投资开发，才改造成初具规模的鱼塘。因此，上诉人系转包实际经营人，征收承包鱼塘的青苗费74419.56元应归上诉人所有。三、上诉人于1998年起将被上诉人转包的涉案土地从荒山开发成鱼塘，上诉人应依法享有涉案土地的增值补偿款共计2641894元。一审认定案涉土地增值部分补偿主体为余振永且补偿标准按40%计算，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律错误。根据一审查明的证据：1997年《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第三人江京竹及余玉梅与原告余振永签订的《协议书》、原告余振永出具的《委托书》及《证明》、《鱼塘补偿协议书》及《文创园征收鱼塘（文龙村）建塘费补偿情况表》等均能证实，从1998年起余振永就已退出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由上诉人投入巨额资金实际承包经营，经过上诉人近18年的经营改造，将遮头甲荒山改造成鱼塘，使得原有的土地增值。上诉人作为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经营人，依法享有涉案土地相应的增值部分补偿2641894元[即土地增值补偿＝（鱼塘补偿6.6万元／亩－荒地补偿0.21万元／亩）×41.3442亩＝2641894元]。四、上诉人应依法享有涉案土地的征地奖励金1240326元。根据一审查明的证据：2011年11月15日“关于印发《闽台（永安征地补偿方案》的通知”（永文创园[2011]42号），明确证实该奖励金30000元/亩为征用涉案地块时按时交地（耕地）奖励政策，奖励对象是针对按时交地的农户，其中“农户”应包含失地承包户和失地村民。结合本案，在闽台（永安管理委员会确定对涉案土地（已开发成鱼塘）进行征收时，上诉人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征地工作，并按时完成了涉案土地征收，作为涉案土地征收鱼塘的实际承包经营人（即失地承包户），系征地按时完成的奖励对象。因此，征收承包鱼塘的奖励金1240326元应归上诉人所有。此外，依据征地单位与文龙村委会签订的《征地补充协议》，其双方约定奖励对象系针对家庭承包地而言，而本案系其他方式承包土地征收，根本不适宜《征地补充协议》的约定，而应适用《闽台（永安征地补偿方案》的通知”��规定，上诉人作为失地承包户依法享有征收承包鱼塘的奖励金1240326元。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土地适用《征地补充协议》按家庭承包地（即失地村民）的奖励标准，明显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判决却要求上诉人江京竹、余玉梅另案向被上诉人余振永主张权利，与法律规定相违背，造成诉累。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上诉人江京竹、余玉梅作为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经营者，对本案的诉讼标的享有独立的请求权，并以第三人身份参与本案诉讼，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在上诉人江京竹、余玉梅已经参加本案诉讼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江京竹、余玉梅另案向被上诉人余振永主张权利，给上诉人江京竹、余玉梅造成诉累，有违民诉法第三人诉讼制度的法���精神。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余振永辩称，1、合同是余振永先承包来以后由于资金不足才邀请第三人加入合伙，并没有退出承包，而且并没有进行合伙退伙结算，江京竹、余玉梅在（2016）闽0481民初65号一审庭审笔录中三次提到与余振永是合伙承包经营；2、一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是正确的，而且余振永与江京竹、余玉梅并没有进行合伙结算，所以一审的判决给余振永是正确的，江京竹、余玉梅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文龙村委会辩称，1、根据江京竹、余玉梅的上诉理由和余振永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一个事实涉案土地至少从1998年开始以后就不是由余振永实际承包，所以余振永对本案的土地及项下的权利义务不享有任何权利；2、如果由江京竹、余玉梅实际承包的话，他们二人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内的人，本案中的土地补偿费江京竹、余玉梅是没有权利来分取的。征地补偿款项下的土地补偿费法定是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费是安置本集体经济组织中责任田被征完以后的农民或者被安置以后的失地村民。奖励金根据文龙村委会与创意园签订的协议就是对全体失地农民的安置，显然江京竹、余玉梅不属于安置的对象，根据相关证据可以证实，本案涉案地块征迁过程中已经从征地单位充分领取了本案地上附着物的奖励金，综上所述，江京竹、余玉梅是无权领取土地补偿款的。
余振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文龙村委会将“永安市闽台文化创意产业园”（以下简称文创园）征用文龙村“遮头甲”地块中41.3442亩水田所拨付的增值土地补偿款3，121，487.1元支付余振永；2.本案诉讼费用由文龙村委会承担。
文龙村委会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余振永与文龙村委会1997年10月10日签订的《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无效；2.撤销余振永与文龙村委会2016年2月3日签订签订的《协议书》，并判决余振永返还其依据《协议书》已经取得的补偿款413，442元；3.反诉诉讼费用由余振永承担。
江京竹、余玉梅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文龙村委会支付江京竹、余玉梅征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1，592，578.58元、青苗费74，419.56元、奖励金1，240，326元，合计2，907，324.14元；2.判令文龙村委会支付江京竹、余玉梅经营投入导致土地增值部分增值补偿款共计2，641，894元；3.文龙村委会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5年8月收取文创园征地补偿款至法院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占用资金利息。诉讼过程中，江京竹、余玉梅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文龙村委会征地补偿款中青苗费74，419.56元、奖励金1，240，326元，合计1，314，745.56元支付江京竹、余玉梅；2.判令文龙村委会支付江京竹、余玉梅经营投入导致土地增值部分增值补偿款共计2，641，894元；3.文龙村委会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5年8月收取文创园征地补偿款至法院判决确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占用资金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8月30日止，共计13个月，利息共计171，723.1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1997年10月10日，余振永与文龙村委会签订《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的土地发包方为文龙村委会，承包方为余振永，合同主要内容为：文龙村委会将“遮头甲”荒山沟土地面积50亩交给余振永自主承包经营发展养殖业、种植业及其他经营；该荒地承包经营期计30年，自199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0日，承包期满后地面附属物包括建筑物、水电设施、种植物归余振永所有，承包到期后余振永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包权；余振永开发经营资金由其自筹，自负盈亏；因土地开发投资大，文龙村委会同意免除前5年土地承包金（1997年至2001年），2002年起余振永每年向文龙村委会缴交土地承包金1000元。承包合同后附说明：原拟定本合同从1998年开始，文龙村实际上报该土地综合开发项目时间已在1997年7月，为时间上同步，宜定从1997年开始承包。
2.1997年8月20日，永安市人民政府出具永政（1997）文133号文件，主题为关于核准97年度新耕地开发面积及补助经费列支的批复，该文件体现核定1997年永安市新耕地开发面积1708.09亩（其中新开水田567.64亩）。在永安市97年新耕地开发验收情况表中体现永安市吉山乡文龙村“遮头甲”地块新开水田50亩。2014年3月21日，永安市国土资源局出具证明：“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1997年我市在利用山杂地开发耕地50亩”。
3.涉案“遮头甲”地块1997年1月1日起承包后被投资改造成鱼塘及养猪场等养殖基地，自2008年7月28日起“遮头甲”地块养殖场以余振永作为个体工商户向永安市工商局缴纳每月管理费50元。2013年3月20日永安市工商局向坐落于文龙村“遮头甲”地块养殖场发放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一份，个体工商户名称为“永安市文龙咏梅综合养殖场”，经营者姓名为余振永，经营范围为猪、鸡、鸭、鱼综合养殖。
4.2011年11月15日，文创园建设指挥部依据永安市政府会议要求出具《闽台（永安征地补偿方案》一份并下发各征地有关单位，补偿方案中规定：水田（含菜地、鱼塘）土地征用补偿（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费）为6.6万元/亩、未利用地土地征用补偿（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费）0.21万元/亩；按时交地（耕地）奖励政策，对按时交地的农户每亩奖励1-3万元（具体奖励金额时间段划分按征地协议约定）；水田（含菜地、鱼塘）青苗费补偿标准为1800元/亩。2014年5月7日，文龙村委会（甲方）与永安市燕西街道文龙新城建设领导小组（���方）（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签订《征地协议书》一份，载明：乙方需征用甲方村集体土地水田（含鱼塘、菜地），水田征收标准为每亩6.6万元，其中土地补偿款2.568万元/亩、安置补助费3.852万元/亩、青苗费0.18万元/亩；乙方于2014年5月15日前将征地补偿款支付甲方。次日，文龙村委会（甲方）与领导小组（乙方）再次签订《征地补充协议书》一份，载明：乙方同意每亩水田（含菜地、鱼塘）奖励1-3万元，作为征地奖励及征地后耕地减少或无地耕种的一次性补偿费用，以利于失地村民发展其他产业，使村民的日后生活有保障。涉案余振永与文龙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的“遮头甲”养殖场41.3442亩鱼塘在文创园征地范围内，征地单位已向文龙村委会支付该地块征地补偿款3，969，043.2元（每亩9.6万元，其中每亩奖励金3万元、土地补偿款2.568万元、安置补助费3.852万元、青苗费0.18万元）。
5.2014年9月9日，领导小组（甲方）与永安市文龙咏梅综合养殖场（乙方）签订《永安市文龙咏梅综合养殖场整体征收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载明：因文创园建设需要甲方征收乙方（业主余振永）的地面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及相关附属设施予以整体征收，并实施货币补偿安置；甲方支付乙方一次性征收补偿款65.2804万元；甲方与本协议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50万元，乙方将被征收厂房、地面建筑物、设备等相关附属设施，清点移交给甲方（或竞买人）拆除后，并经甲方现场验收确认后将剩余征收补偿款15.2804万元支付乙方。余振永作为永安市文龙咏梅综合养殖场“法人代表”在该份补偿安置协议书上签名，并以永安市文龙咏梅综合养殖场负责人的身份分别出��收据两份，载明分别于2014年9月9日、2015年5月6日收到领导小组支付的征收补偿款50万元、15.2804万元。2015年7月2日，甲方：余振永与乙方：闽台（永安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创园管委会）签订《鱼塘补偿协议书》一份，载明：为确保文创园建设项目顺利进行，在征用文龙村集体土地（鱼塘）征地协议外，订立鱼塘补偿协议；乙方同意对甲方承包的鱼塘给予鱼苗损失补助2000元/亩、奖励1000元/亩，鱼塘面积41.3443亩合计124，032.9元；养鱼设备按询价后的60%补偿计17，070元，补偿后设备仍归甲方；杆线按评估价补偿计10，374元；上述合计151，476.9元；乙方在2015年7月6日前将补偿款支付甲方。江京竹、余玉梅分别作为甲方及甲方代表在《鱼塘补偿协议书》上签字，文创园管委会在《鱼塘补偿协议书》加盖公章。2015年7月2日，文创园管委会出具《鱼塘补助款支付清单》、《文创园征收鱼塘（文龙村）建塘费补偿情况表》、《文龙村余振永鱼塘及附属设施、水坝补偿情况表》各一份，其中《鱼塘补助款支付清单》载明收款单位为永安市燕西街道文龙村（余振永），支付款项为《鱼塘补偿协议书》上记载的款项151，476.9元，经领人由余玉梅签字领取；《文创园征收鱼塘（文龙村）建塘费补偿情况表》载明鱼塘承包户为文龙村（余振永），支付款项为建塘补助款77，160.7元，经领人由余玉梅签字领取；《文龙村余振永鱼塘及附属设施、水坝补偿情况表》载明收款单位为永安市燕西街道文龙村（余振永），支付款项为鱼塘设施征用补偿款51，968元，经领人由余玉梅签字领取。上述文创园管委会支付的款项合计280，605.6元（151，476.9元+77，160.7元+51，968元）均转入余玉梅银行账户。
6.2015年5月25日，余振永出���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主要内容为：余振永系“永安市文龙咏梅综合养殖场”负责人，授权委托本农场的实际投资经营人姐夫江京竹、姐姐余玉梅全权处置关于本农场被征用补偿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一切相关事宜。余振永在委托人处签名、捺印，并加盖永安市文龙咏梅综合养殖场印章。2015年5月30日，余振永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主要内容为：证明“永安市文龙咏梅综合养殖场”创办时借用余振永名义与文龙村委会签订《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养殖基地的实际开发资金均由江京竹、余玉梅筹集投入经营，并负责经营管理，养殖场的一切债权、债务和所有事务由江京竹、余玉梅负责处置办理，与余振永无关。余振永在证明人处签名、捺印。2015年11月13日，余振永（甲方）与江京竹、余玉梅（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997年10月10日以甲方名义与文龙村委会签订的《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甲方承包后地面的附属物包括建筑物、水电设施、种植物等全部经营投资由乙方实际投入约135万余元，甲方以文龙村村民的名义为乙方实际经营提供帮助并投资了约5000元的款项；因甲、乙双方承包的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被征收，双方共同与文龙村委会处理征地补偿款分配事宜；甲方确认上述乙方在该承包经营项目的实际投资，甲方曾于1998年与乙方协商退出参与该项目承包，并已收到乙方的退资款5000元及部分工资款；甲、乙双方家庭内部对该承包开发经营项目的分配事宜，由双方自行协商处分。
7.2016年1月9日，文龙村委会召开村委会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同意支付余振永文龙村鱼塘征收补偿每亩一万元。2016��2月2日、3日，文龙村委会（甲方）与余振永（乙方）分别达成《协议书》各一份，两份《协议书》相同内容为：甲乙双方1997年10月10日签订承包合同甲方将“遮头甲”荒山沟土地承包给乙方开荒，乙方将荒地开发为鱼塘和养殖场，共计五十亩，乙方有国土局新耕地开荒证明为凭；现因文创园建设征地需要，征用该地块41.3442亩，每亩征地价格96000元，共计3969043.2元；现就土地增值部分分配甲乙双方达成协议，甲方经村委会及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同意先以每亩1万元补偿款支付乙方，共计413，422元；如甲方以后有同样的开荒地增值补偿价格高于1万元，将高于1万元部分补偿款补偿乙方。2016年2月2日、3日分别签订的《协议书》相比，2016年2月2日《协议书》多一条约定“乙方收到上述补偿款如有异议，可针对土地增值部分向法院起诉，最终以法院判决结果，双方多还少补”。2016年2月6日，余振永向文龙村委会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载明：余振永收到文龙村委会支付的“遮头甲”开荒鱼池41.3442万元的土地增值补偿款。余振永在收据收款人处签名、捺印。
8.2016年1月4日，江京竹、余玉梅以系涉讼“遮头甲”被征用养殖基地实际经营者为由向本院起诉文龙村委会，并将余振永列为第三人，本院当日立案（2016）闽0481民65号受理；诉状中江京竹、余玉要求文龙村委会支付梅承包地征地补偿款（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费、奖励金）3，553，534元及逾期支付利息，余振永在收到上述款项范围内承担向江京竹、余玉梅返还责任。2016年2月16日，本院向文龙村委会送达（2016）闽0481民65号案件诉讼材料、证��及开庭传票。（2016）闽0481民65号案件2016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庭审中余振永陈诉：涉案土地原先由余振永开发，后因资金不足叫江京竹、余玉梅投资合伙经营开发，后因效益不好余振永就先退出来，让江京竹、余玉梅继续经营。2016年3月25日，江京竹、余玉梅以欲与对方自行协商解决纠纷为由向本院撤回起诉，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6）闽0481民65号民事裁定书准许江京竹、余玉梅撤回起诉。
9.江京竹、余玉梅系余振永的姐姐、姐夫，江京竹、余玉梅并非永安市燕西文龙村村民，余振永为永安市燕西文龙村村民。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余振永与文龙村委会签订的《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土地增值部分补偿的《协议书》是否有效；2、若承包合同有效，文龙村委���是否应支付承包方承包地征收补偿款；3、若应支付承包地征收补偿款，补偿款金额如何确认；4、补偿金额确认后，余振永与江京竹、余玉梅何人应受领征收补偿款。
关于余振永与文龙村委会签订的《文龙遮头甲养殖基地开发承包合同》、土地增值部分补偿的《协议书》是否有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文龙村委会以余振永与其订立承包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主张承包合同无效。结合江京竹、余玉梅与余振永的陈述及提供的永安市政府文件、永安市国土局证明等证据可证实1997年承包合同签订时余振永有参与承包土地的经营管理，文龙村委会以余振永恶意隐瞒其并非实际承包人的事实欺诈订立承包合同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系1998年11月4日颁布实施，承包合同系1997年10���10日签订承包期自1997年1月1日起始，承包合同订立时不受该法规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禁止性规定的情况。《协议书》系文龙村委会与余振永自愿订立系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的延续，亦可证实该案文龙村认可余振永为争议地块承包方，承包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文龙村委会与余振永协商征地补偿问题并无不当，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等撤销合同的情形，对于文龙村委会要求撤销《协议书》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文龙村委会是否应支付承包方征地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文龙村委会与余振永订立的承包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因文创园的建设需要该土地被征收，文龙村委会领取相关征地补偿款属实。依据查明的事实，承包合同及永安市政府文件、永安市国土局证明、土地增值部分补偿《协议书》均体现涉案承包地原为荒山，经承包经营改造投工投劳变为征地时的鱼塘（按水田支付征地补偿金），文龙村委会已将涉案地块以水田（鱼塘）标准领取征地补偿金（包含奖励金、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费），其中因投入进行土地改良及原属于承包方所有部分赔偿项目应属于承包方所有，应由文龙村委会将合理部分支付承包方。
关于文龙村应支付征地补偿款金额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经审理查明文龙村委会因涉案土地被征用共获得每亩征地补偿款96，000元（土地补偿费25，680元/亩、安置补助费38，520元/亩、青苗费1，800元/亩、奖励金30，000元/亩），被征用土地合计41.3442亩，征地补偿款总计3，969，043.2元。针对不同的征地补偿项目，一审法院结合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区别处理。
土地补偿费部分：土地补偿��系土地价值性质的补偿，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是土地被征收后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是其价值的表现形式，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体现，原则上归村集体所有。本案承包方在承包经营期间对涉案地块确有投入提升土地价值，增加征地补偿中土地补偿费部分数额，文龙村委会就土地被征用时土地补偿费提升部分综合考虑土地承包剩余期限、承包方投入成本、承包合同中利益分配约定给予承包方适当的增值部分补偿。依据承包合同约定、永安市政府文件、永安国土局证明可认定承包前该地块属于荒地，且2016年文龙村委会与余振永协商土地增值部分补偿时亦自认该地块承包前为荒地，现文龙村委会主张该地板承包前已为耕地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荒地依据征地单位的征地标准应按“未利用地”���理每亩征地补偿款为2，100元，该款仅为土地补偿费不存在安置补助费及青苗费，故涉案土地经承包方投入增值部分应认定为鱼塘与荒地征地标准差额即23，580元/亩（25，680元-2，100元）。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7起承包至2014年文龙村委会签订征地协议时，承包方已实际经营使用土地17年承包合同已履行过半；承包合同中未约定合同到期后发包方需要支付承包方土地增值部分补偿；承包方在土地上投资建设鱼塘及其他固定资产的投入均已获得征地单位的补偿；综合考虑以上三点，一审法院酌定承包方可获得的土地增值部分补偿的40%，即389，958.5元（23，580元/亩×41.3442亩×40%）。
安置补助费部分：安置补助费是国家征收集体土地后，安置被征地单位因征地失去土地而富余劳动力的一次性补偿，目的是保障失���土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根据上述规定，安置补助费支付对象应为家庭承包方式的失地农民。本案讼争地块系以其他方式承包的行为，承包人因土地被征用并未失去家庭承包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不存在失地安置的问题。其他方式的承包人因土地被征用的损失可通过对地上附着物及投入造成土地增值的补偿得到弥补，不应请求获得安置补助费。
青苗费部分：青苗费系征地单位对于被征用土地在种农作物未至收获期造成损失的补偿，不属于土地性质的补偿,文龙村委会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并非土地经营者无权受领青苗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故青苗费74，419.6元（1，800元/亩×41.3442亩）应支付承包方。
征地奖励金部分：征地单位与文龙村委会签订的《征地补充协议》约定：“征用水田(含菜地、鱼塘)奖励1-3万元，作为这次征地奖励及征地后耕地减少或无地耕种的一次性补偿费用，以利于失地村民发展其他产业，使村民的日后生活有保障”。一审法院向征地单位了解征地奖励金发放性质，征地单位表示该款系对及时交出责任田农户的奖励。若被征用土地并非责任田，结合款项用途为保障失地村民日后生活，征地单位倾向于认为租赁土地的农户不属于失地村民。依据《征地补充协议》约定征地奖励金用途为配合征地工作的奖励及对失地村民日后生活的保障。涉案土地承包人配合征地工作及时交出土地理应领取奖励金中配合征地工作奖励部分。本案讼争地块系以其他方式承包的行为，承包人失去承包地后并不影响其家庭承包的耕地减少或无地耕种的情况，也不需以奖励金的形式保障其日后生活；且《征地补充协议》中明确规定用途为保障“失地村民”而不是“失地承包��”即土地减少系针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失去家庭承包地而言，不针对额外以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承包人，故本案承包人无权受领奖励金中用于保障失地村民日后生活的部分。征地单位表示制定政策时未考虑其他方式承包土地奖励金的支付问题，故征地奖励金中配合征地工作的奖励及对失地村民日后生活的保障两种用途分别的数额未做区分。本院依据奖励金数额较高为30，000元/亩，其主要用途应为更好的保障失地集体经济组织村民日后生活，酌定本案文龙村委会应支付给承包方征地奖励金中配合征地工作的奖励部分10，000元/亩即413，442元（1，000元/亩×41.3442亩）。
结合上述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文龙村委会应支付涉案地块承包方征地补偿款877，820.1元（征地奖励金413，442元+青苗费74，419.6元+土地补偿费389，958.5元）。
关于余振永与江京竹、余玉梅何人应受领征地补偿款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当事人。”，本案土地的发包方为文龙村委会；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涉案承包地承包合同是由余振永签订，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进行个体工商户登记、领取征地补偿款均是以余振永的名义进行，应认定余振永作为承包合同相对方即土地的承包方。本案系承包地被征收征地补偿费用分配问题引发的纠纷，即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收到的征地补偿款，即认定余振永为土地承包方，文龙村委会支付的征地补偿费应由余振永作为承包方予以受领。江京竹、余玉梅主张在余振永与文龙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后将涉案土地转包给江京竹、余玉梅实际经营，但江京竹、余玉梅提供的证据亦体现涉案土地办理的个体工商户登记及征地补偿事宜均是以余振永的名义进行，江京竹、余玉梅未直接与本案被告文龙村委会发生土地承包关系，江京竹、余玉梅就涉案承包地的权利义务可另行向余振永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文龙村委会应支付余振永征地补偿款877，820.1元（征地奖励金413，442元+青苗费74，419.6元+土地补偿费389，958.5元），扣减文龙村委会已支付的413，442元还应支付余振永征地补偿款464，378.1元。因本案征地补偿款应支付的数额及对象存在争议，文龙村委会支付余振永部分征地补偿款后因后续款项协商未果引发讼争，文龙村委会未故意拖延支付征地补偿款，余振永以此为由主张延迟支付征地补偿款的利息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余振永的其他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余振永作为涉案土地承包方有权受领发包方文龙村委会支付的部分征地补偿款，文龙村委会与余振永签订《协议书》支付征地补偿款464，378.1元并无不当，对于文龙村委会反诉主张余振永返还464，378.1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江京竹、余玉梅并未与文龙村委会建立土地承包法律关系，其直接向文龙村委会请求支付征地补偿款缺乏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永安市人民政府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民委员会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内支付余振永征地补偿款464，378.1元。二、驳回余振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永安市人民政府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民委员会的反诉诉讼请求。四、驳回余玉梅、江京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405元，由余振永负担28，405元，永安市人民政府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民委员会负担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502元，减半收取计3，751元，由永安市人民政府燕西街道办事处文龙村民委员会负担；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827元，减半收取19，913.5元，由余玉梅、江京竹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余振永除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第���点、第八点有异议，认为“当时的委托书及协议书都是因为打官司需要签的，在（2016）闽0481民初65号余振永都全盘推翻，应以65号庭审笔录陈述为准；其和江京竹、余玉梅是合伙关系并没有退出”外，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文龙村委会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了认为“这个案件江京竹、余玉梅曾起诉过一次，余振永在该案中与今天庭审的陈述完全不一致，当时余振永陈述是江京竹、余玉梅挂名承包，而不是合伙经营关系，是以挂名来骗取土地承包合同；本案涉案地块原来状况并不是荒山，也不是荒地，原来状态就是水田；地上附着物补偿款都已经被江京竹、余玉梅领走，所以余振永不是涉案地块的承包人。”外，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江京竹、余玉梅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了认为“原审查明事实第三点记载不清晰，案涉鱼塘的工','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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