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终22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怀宁路1639号平安大厦十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592465973（1-1）。
负责人：张进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浩，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雨佳，男，1981年12月10日出生，朝鲜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海忠，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田雨佳保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7)皖0104民初5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人不承担305102元；2、鉴定费、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不服金额合计312040.5元)。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田雨佳事故发生后肇事逃逸，其行为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清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根据法律条文体系: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责任免除条款所所履行的说明义务，比一般性格式条款履行说明义务还要减轻，即向投保人履行提示义务后该禁止性责任免除条款对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的约束力。二、上诉人将事故发生后保护现场，不得肇事逃逸的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免除条款已经向被投保人履行提示义务，其责任免除条款对投保人发生法律效力。根毽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因此将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责任免除的条款，己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单(正本)(即被上诉人提供的保单)重要提示部分:“1、本保险合同有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中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者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所以被上诉人至事故发生前一直未向上诉人提出异议，可证明被上诉人己收到保险条款并仔细阅读。并且在保险条款中明确以黑体加粗的字符对离开事故现场、肇事逃逸的免责情形予以标注。故，被上诉人田雨佳的违法行为属于上诉人条款中明确约定的责任免除的事项且我司己经向投保人已履行提示义务。
三、被上诉人肇事逃逸违背诚信原则，上诉人将肇事逃逸的情形作为免责内容并非是为了减轻保险人的责任或者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而是基于诚信原则对驾驶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事故发生后伤者的受伤应当立即进行抢救和医治，避免伤者伤情的恶化给伤者及家属造成更大的伤痛、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所以本案中被上诉人的行为己经违背了保险法中最基本的诚信原则，因其个人的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本人自行承担口
四、民事生效判决具有一定的指引、预测和教育作用。根据基本的驾驶常识以及法律规定，事故发生后应进行积极救助伤者，如判决我司在商业险中承担责任无异于鼓励、纵容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也与立法目的背道而驰。而且此种判决会扰乱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更不利于保险公司规定市场经营。让保险人承担驾驶人严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驾驶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不仅不能体现个案正义而且给社会民众带来错误的指导，也让社会民众在道路上处于危险的状态。再如;判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其他社会人员通过媒体宣传会给社会大众一个错误的认为“人民法院认定保险人将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免除责任条款的只要保险人没有投保单或者签字不是投保人本人所签的保险人均需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势必会导致事故发生后驾驶员逃逸行为的增加，使得事故中的伤者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处于危险的状态，同时也给保险市场带来巨大的灾难，比如投保人故意不在投保单上签字或者故意让他人代签，己收到保险条款诡辩称没有收到保险条款等等，以至于保险市场没有诚信可言，进而引发整个社会诚信缺失，造成保险市场的混乱。
综上，为了更好的维护上诉人的利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田雨佳辩称：1、本案经司法鉴定，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上面的笔迹并不是被上诉人的，说明双方之间保险合同关系并不包括免责条款；2、保险单正本及副本没有体现具体的免责条款，更没有提示的义务。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田雨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保险公司在保险赔偿限额内向原告支付305102元损失（其中5102元为车损）；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皖Ａ×××××号小型轿车车主为田雨佳，该车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为30万元不计免赔的第三者责任险以及责任限额为68871元不计免赔的机动车损失险。保险期间是从2016年6月29日至2017年6月28日。2016年5月19日田雨佳依约支付了保险费，保险公司于同日也签发了保险单。保险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机动车损失保险条款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均载明，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审理中，田雨佳否认收到过上述保险条款，并对《投保单》中的签名、《投保人声明》的签名及相关书写内容提起笔迹鉴定申请。一审法院遂对田雨佳该申请事项委托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2017年11月9日，安徽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皖天正司鉴[2017]文书鉴字第6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涉案《投保单》投保人签字（盖章）处“田雨佳”签名字迹、《投保人声明》中的“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字迹及投保人签章处“田雨佳”签名字迹不是田雨佳本人书写形成。田雨佳为此支出鉴定费4000元。
2017年2月18日0时50分左右，田雨佳驾驶车牌号为皖Ａ×××××的小型轿车，沿合肥市凤台路由东向西超速行驶至“海棠花园”小区门前时，遇孙红艺步行由北向南横过马路至此，田雨佳疏于观察，未能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皖Ａ×××××号小型轿车前部右侧撞到孙红艺，造成皖Ａ×××××号小型轿车受损，孙红艺受伤，孙红艺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故发生后，田雨佳未保护现场并且逃逸，于当日10时30分左右到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庐阳大队投案自首。本起事故经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庐阳大队处理，认定田雨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及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孙红艺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田雨佳为修理皖Ａ×××××号小型轿车支付了安徽金龙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配件及维修费5102元。
2017年2月28日，田雨佳的代理人袁媛与孙红艺的亲属达成了和解协议，由田雨佳赔偿孙红艺的亲属各项损失共计78万元，该款包括但不限于死亡赔偿金、抚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该和解协议签订前，田雨佳已支付了39000元，签订和解协议的同日，田雨佳支付了孙红艺亲属余款741000元。
2017年6月6日，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0103刑初223号刑事判决，判决田雨佳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一审法院另查明，孙红艺出生于1966年8月25日，生前属于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街道辖区居民，居住于合肥市。
一审法院再查明，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了111763.48元，其中在医疗费限额内赔付1763.48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付了110000元，但对商业险范围内所有损失予以拒赔。
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田雨佳按照约定支付了保险费，保险公司亦应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辩称田雨佳在肇事后逃逸，其在田雨佳投保时已就商业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对田雨佳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对商业险部分应不予以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审理中田雨佳否认收到过上述保险条款，而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经鉴定，《投保单》投保人签字（盖章）处“田雨佳”签名字迹、《投保人声明》中的“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字迹及投保人签章处“田雨佳”签名字迹皆不是田雨佳本人书写形成，故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与田雨佳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上述关于肇事后逃逸的免责条款向田雨佳履行了提示义务，该格式条款依法不产生效力。田雨佳为维修车辆支付了配件及维修费5102元，有维修发票等证实，且交通事故认定书已认定案涉车辆因事故受损，故对维修费5102元予以认定，保险公司应在机动车损失险限额内赔偿原告5102元。田雨佳实际赔偿了孙红艺亲属78万元，孙红艺生前属于城镇居民，仅死亡赔偿金一项田雨佳就应向孙红艺亲属赔偿583120元，扣除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余款473120元也超过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30万元，故保险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田雨佳30万元。综上，田雨佳要求判令保险公司赔偿305102元的诉请，予以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田雨佳保险金305102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77元，减半收取计2938.5元，鉴定费4000元，合计6938.5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保险公司与田雨佳双方就案涉车辆存在保险合同关系。诉讼中，经田雨佳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确定《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的签名字迹并非田雨佳本人书写形成，保险公司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对保险合同中关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不予赔偿的责任免除的格式合同条款已依法向投保人田雨佳尽到了提示义务，田雨佳虽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将伤者送医，后为逃避法律追究，与其妻驾车离开事故现场，对田雨佳已按肇事逃逸作出相应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并不当然与民事合同纠纷的处理划等号。保险合同中的驾车离开事故现场不予赔偿系免责条款，法律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应即停车，保护现场；不得离开或驾车离开现场，应立即报警并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即免责事由，保险人仍应负有提示义务。另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保险凭证与保险合同条款并非相同，本案中，保险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有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进行了提示，且保险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向田雨佳交付了保险条款。因此，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没有尽到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不生效，保险公司应当依法按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综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81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爱民
审判员 张 健
审判员 陆文波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
书记员 姚瑞芳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