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苏民申5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徽奔盛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安徽省霍邱县光明大道84号。
法定代表人:陈倩,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卞亚东，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明，江苏勤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洪生,男,195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洪斌（系周洪生之弟），男，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再审申请人安徽奔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盛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周洪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0民终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奔盛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本案涉嫌犯罪，应撤销一、二审判决，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周庆松自2013年7月至2014年1月期间通过周洪斌向社会上不特定的人借款十几笔，金额数千万，应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泗洪县公安局未将上述借款列入犯罪范围，系因周洪斌及其亲友出具了虚假说明所致。一、二审法院无视涉案借条、汇款单、对账单等书证，将周庆松的上述借款，认定为向周洪斌的个人借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另，周庆松以借款为手段进行诈骗，已被霍邱县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犯罪立案侦查，其中包括涉案借款。因此，本案相关材料应移送公安机关，一、二审法院将本案作为普通民间借贷纠纷审理不当。二、奔盛公司对涉案借款不应承担保证责任。1.奔盛公司没有授权周庆松代理签订涉案保证合同，对涉案借款亦不知情，周庆松以奔盛公司名义提供担保的行为，违背了奔盛公司的意愿，该担保应属无效。2.周庆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奔盛公司从未授权周庆松作为公司代理人，也没有理由可使他人相信周庆松有代理权。周庆松自称系奔盛公司董事长，但其并无担任董事长的相关文件或工商登记资料，一、二审法院仅依据周庆松在泗洪县公安局的供述及在其他合同上所填职务即认定其为奔盛公司董事长，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也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其次，周庆松称伪造公章系用于奔盛公司办理购车贷款，但奔盛公司从未委托周庆松购车。周庆松使用伪造的印章向不特定人借款，奔盛公司亦不知情。周庆松私刻公章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伪造公司印章罪。一、二审法院仍推定奔盛公司公章管理不规范属于主观臆断。再次，周洪生并不具有善意。涉案借款没有袁恒山的签字，不符合之前的交易习惯。六安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印章检验鉴定书》亦可证明涉案借条中奔盛公司的印章系周庆松私刻的印章。周洪生在出借款项时未审查周庆松的身份和代理权，亦未向奔盛公司提出担保邀请。在警方追究周庆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又以出借人系周洪斌为由替周庆松开脱罪责，可见双方存在串通，周洪生并非善意。3.周庆松私刻公章诈骗周洪生的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故奔盛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三、一、二审法院对奔盛公司的合理诉求不予支持，明显偏袒周洪生。奔盛公司申请对借条上的公章进行鉴定以及调取奔盛公司的工商档案，一、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在奔盛公司提供工商登记资料后，一、二审法院不予采信，仍认定周庆松系公司董事长有权代表公司。此外，一、二审法院还未经周洪生申请主动调查收集相关刑事判决、周庆松的供述、周洪斌等人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上述行为明显失当。综上，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请求将本案提起再审，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周洪生对奔盛公司的诉讼请求。
周洪生提交意见称，一、本案借款不属于周庆松的犯罪行为，不应移送公安机关。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周庆松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但涉案借款并未列入周庆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范围，公安、司法机关也未将涉案借款行为认定为诈骗犯罪，故本案不涉及周庆松任何犯罪行为。奔盛公司曾在多起相似案件中提出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均未得到法院支持，而是承担了相应的担保责任。二、周洪生在借贷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奔盛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1.周庆松实际为奔盛公司负责人，其称受黄川聘请担任董事长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公司设有其董事长办公室。周庆松对外借款时均称系为奔盛公司周转资金，周庆松与周洪斌及其亲友的前几笔借款合同及借条中，均载明奔盛公司董事长为周庆松，法定代表人为袁恒山，袁恒山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签名，亦加盖了奔盛公司印章。可见，奔盛公司对于周庆松的公司职务以及周庆松对外借款由奔盛公司提供担保的交易习惯均予以认可。2.本案借款合同的印章真伪难辨。奔盛公司在另案中称公司曾启用过3枚印章，均未在公安机关备案，一审法院又查明周庆松用伪造的印章为奔盛公司办理过购车手续，周庆松也称其在向周洪斌及其亲友借款的合同及借条中加盖的奔盛公司印章有真有假，外观高度一致，无法区分，故本案借条是否加盖了伪造的印章无法判断。3.周洪生在借款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涉案借款发生时，周洪生基于对周庆松的职务及一系列交易习惯的信赖，加之周庆松使用了同一枚公章且真假印章高度一致的情况，有理由相信本案借款合同中印章的真实性，且奔盛公司愿意为本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奔盛公司提供的新的鉴定意见无任何意义，印章真伪不影响奔盛公司承担担保责任。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的规定，担保人并不能以周庆松构成犯罪为由主张免责，其理应承担担保责任。5.在与本案案情相近的周庆松系列借贷案件中，有多份生效判决判令奔盛公司为周庆松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奔盛公司已接受部分判决结果。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申576号民事裁定书亦已驳回奔盛公司的再审申请，故本案也应驳回。三、一、二审法院审理程序公正合法。奔盛公司在另案中认可其启用过3枚印章，周庆松在公安机关亦供述奔盛公司的印章有真有假，真假难辨。周庆松还以其私刻公章为奔盛公司办理购车按揭手续，车辆归公司所有。上述事实表明，奔盛公司对印章管理异常混乱，其提供的对比印章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法院对印章真假未启动鉴定程序并无不当。综上，请求驳回奔盛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问题。生效刑事判决并未将涉案借款纳入周庆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范围，奔盛公司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借款行为涉嫌诈骗犯罪，故其主张涉案借款本身涉嫌经济犯罪，缺乏事实依据。即便周庆松涉嫌犯罪或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借款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也应予受理，故奔盛公司关于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奔盛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奔盛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具体理由分析如下：首先，周洪斌个人或借其亲友名义多次向周庆松出借款项，金额达数千万元，上述借款合同签订或借条出具时，周洪斌的亲友并不出面，相关手续均由周洪斌传递，奔盛公司在一、二审中对于周洪斌系涉案款项实际出借人并无异议，故本案中周庆松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当结合双方多次借款往来情况综合分析判断。从2012年7月23日、2013年1月25日及2013年5月23日四份借款合同来看，周庆松作为借款人或借款人之一均因经营需要而借款；奔盛公司列明法定代表人袁恒山、董事长周庆松并在担保人处加盖印章，其中两处印章由周庆松签名；袁恒山在借款人或担保人处签名,由此表明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恒山对于周庆松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以及周庆松代表奔盛公司为其借款提供担保的行为均予以认可。其次，虽然奔盛公司提供的六安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印章检验鉴定书》显示，2013年1月25日借款合同中奔盛公司的印章系周庆松私刻的印章，但该借款合同中有奔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恒山的签字，袁恒山对奔盛公司为该借款提供担保并不否认，故即便该借款合同中的印章系周庆松私刻、加盖，亦不影响奔盛公司担保行为的效力。再次，在前述几笔借款发生之后，周庆松以经营需要为由提出本案借款，并在担保人处加盖了奔盛公司的印章。基于本案借款理由、担保形式与双方之前借贷交易习惯相符，而借款合同上奔盛公司的印章真伪常人难以区分且曾被奔盛公司实际使用的情况，出于对周庆松担任奔盛公司董事长职务的信赖，周洪生有理由相信周庆松在涉案借条担保人处加盖奔盛公司印章的行为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奔盛公司主张周洪生与周庆松存在恶意串通缺乏证据证明，一、二审判决认定奔盛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奔盛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再审申请理由依据不足。另，如前所述本案借条中印章的真实性并不影响案件的裁判结果，一、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奔盛公司的印章鉴定申请并无不当。一、二审法院在当事人举证及提出申请的情况下调查收集相关刑事、民事案件材料，亦符合法定程序，故奔盛公司对一、二审法院审理程序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
综上，奔盛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安徽奔盛置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亚林
审判员 杨 雷
审判员 陈 丽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万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