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3民终25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
经营者：王嘉豪，系该个体工商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凯钦，系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慧月，系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401。
法定代表人：邹建华，系该协会总干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有楷，系广东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志华，系广东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11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凯钦、黄慧月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诉请法院判决：1.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1131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本案的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被上诉人未取得涉案作品的著作权。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涉案作品中，多由作词作曲或演唱者署名，而上诉人并非涉案作品的作者，故未取得涉案作品的著作权。被上诉人称是通过与著作权人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取得授权的，而在被上诉人提供的授权合同中，并无授权人盖章签字，即该《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不具有真实有效性，被上诉人自始未取得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的授权，故被上诉人无权就涉案作品起诉上诉人。一审法院却忽视该《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未经授权人盖章签字不具有真实有效性的事实，认定被上诉人取得著作权人的部分著作权利，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明显属认定事实不清。其次，涉案作品均为音像作品，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侵犯的放映权不成立，上诉人不构成对被上诉人著作权的侵权。涉案作品绝大部分为普通卡拉0K，音像作品权利人享有的权利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报酬权，不包括放映权，本案涉案作品均为对表演或其他影像形象声音进行简单制作和机械录制，不具有创作成分的卡拉0K，不是MTV，不属于以类似电影的方法制作，不含多项创作性劳动的作品，因此被上诉人不能对上诉人主张这些作品的放映权。另上诉人是通过付费购买了点歌系统使用涉案作品，即上诉人使用涉案作品具有合法来源，至于点歌系统是否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上诉人自始不知情，亦未获得事先告知，故上诉人属于善意使用，并无侵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的过错，也就不构成侵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在未查明《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的真实性和上诉人使用涉案作品的合法性，即认定被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以及上诉人侵犯了被上诉人的著作权权，属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过高。首先，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有侵害涉案作品的行为和结果。其次，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实因涉案侵权行为所致被上诉人实际损失或上诉人所谓“违法”所得的数额。上诉人仅是个个体工商户，对KTV房的消费只收酒水、食品费用和工作人员服务费，并未收取卡拉OK点歌费，上诉人的KTV点歌系统是为了方便顾客欣赏而非以此谋利，且目前上诉人经营困难，处于亏损状态，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高额的赔偿数额，故请求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经营规模、使用方式、侵权行为的过错程度和营利状况等因素来酌情确定，以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而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如所请，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庭前提交了答辩状，辩称：（一）答辩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全部或部分著作财产权。答辩人与滚石公司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及续展声明足以证明滚石公司将其过去、现在和将来自己制作、购买或以其他方式取得的音像作品的放映权、复制权以信托的方式授权答辩人进行管理。在《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中，滚石公司签章处由于复印问题导致盖章，显示不清楚。答辩人在一审庭审时已提交《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原件予以核对，一审法院经核对确认滚石公司有盖章。《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是协会和滚石公司双方的合意，签约是双方一致意思表示，有效性不容置疑，且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的，应属有效合同。在一审庭审期间，其原件也经过法院与被告质证，盖章清晰可见，是有效合同。故答辩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二）案涉作品属于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人享有放映权、复制权，被答辩人的行为构成侵权。案涉音乐电视作品是通过导演、摄影、录音、美术设计、剪辑合成等一系列创作活动，将能够反映音乐主题与旋律的画面制作在一定介质上，并借助适当装置可以连续播放的音乐电视作品，表现出其独创性应当属于电影作品和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权利人享有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放映权等权利，因此上诉人的行为构成侵权。（三）上诉人作为专业的KTV从业者，对案涉音乐电视作品的使用，应当知道需要缴纳版权费用方可使用的原则，故上诉人在主观上存在过错。作为专业KTV从业者，对在其场所内播放的音乐电视作品，应具有相应的缴纳版权费意识，而上诉人并未缴纳版权费，其做法是为了不缴纳版权费而使用音乐电视作品进行牟利，故上诉人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对被上诉人进行经济赔偿。（四）经济赔偿数额是法院根据众多因素酌情决定。音集协主张的经济赔偿数额是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卡拉OK行业的经营现状以及上诉人的经营时间、经营规模、过错程度，和维权合理费用而定，法院结合以上众多因素酌定赔偿数额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协会著作权行为，并将作品数据资料从歌曲点歌系统删除；2、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1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张，被告未经其许可将下列音乐电视作品用于卡拉OK经营，侵犯了其合法权益：《OK》、《爱的初体验》、《爱我别走》、《分手吧》、《改变》、《干妹妹》、《很难》、《两手空空》、《路口》、《秘密》。原告为证明对涉诉的音乐电视作品享有合法的权益，提交的证据是：一、《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二、DVD光碟。2012年3月6日，原告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合同约定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将依法拥有的音像节目的放映权、复制权（仅限卡拉OK经营场所）、广播权委托原告管理，包括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过去、现在和将来自己制作、购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取得且有权的音像节目内容，合同期限自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6日。原告可要求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载有授权音像节目的载体，符合如下要求：卡拉OK版本一套，带有伴有唱轨及卡拉OK导唱字幕，适合KTV使用。2015年1月28日，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公司于2012年3月6日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议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1月1日起三年，根据合同第九条约定，我公司同意《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自动顺延三年，直至2017年12月31日。原告提交了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发行的卡拉OKDVD碟,以证明本案被授权音乐作品的来源，本案涉诉的音乐电视作品由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出品。为证明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原告提交了（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12629号公证书。根据公证书证实的事实，2016年7月31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奕及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的公证人员金某1、刘某广东省××Ｋ-ｂｏｘ匣子量贩KTV的V20包房，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办理相关手续后进入房间后，公证人员首先对用于保全证据的录像进行了检查，经检查，该录像设备硬盘储存空间为空白，随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奕在房间内安置的歌曲点播机上进行操作，点播了九十二首歌曲，公证人员对这九十二首歌曲被点播的画面进行了录像，公证书包含刻录的光盘一张，收据一张，照片两张。原审法院拆封了公证书封存的光盘，同时播放公证书封存的光盘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发行的DVD碟，全部作品画面一致。2014年12月12日，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成立，经营范围是娱乐场所；食品流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解决的问题是：一、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否是适格的原告？二、被告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三、在侵权的情况下，被告应当按什么标准向原告赔偿？第一个问题，原告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取得了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或授权发行的音乐电视作品的部分著作权利，包含了对卡拉OK点播服务进行的放映权、复制权及网络管理传播的管理权，原告出示的权利来源DVD碟，收录了涉诉的全部音乐电视作品，符合合同关于音像制品要求提供载体的约定。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影视和音乐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办案指引》关于认定音乐作品与录音录像制品的标准，两者的区别是：第一，主张权利的主体不同，作品由制片人来主张权利，制品由剧本、词曲作者主张权利；第二，摄制的方式不同，音乐作品采用蒙太奇等剪辑手法，由演员、剧本、摄影、剪辑、服装设计、配乐、插曲、灯光、化妆、美工等多部门合作；录音录像制品的拍摄方式采用镜头拉伸、片段剪辑、机位改变、片头片尾美工设计、将场景从室内改变到室外等摄制方式。因此，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获得了涉诉音乐作品的著作权，是本案适格的原告。第二个问题，根据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公证的事实，被告在经营场所中使用了涉诉的音乐电视作品，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这些音乐电视作品经过原告的许可，被告将未经许可使用的音乐电视作品在经营场所中放映，用于营利，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因此，可确认被告侵犯了原告对涉诉音乐电视作品享有的合法权益。第三个问题，在确认被告侵权的情况下，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认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或被告违法所得是多少，但原告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或无法衡量经济损失或被告的获利，应当根据被告侵权的情节判定赔偿的数额，综合参考本地的消费水平、卡拉OK行业的经营现状及被告的经营时间、经营规模、过错程度，原告维权的合理费用，对本案被控侵权的音乐作品，酌定赔偿数额为3000元（已包括原告维权的合理费用）。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停止侵犯下列十个音乐电视作品【《OK》、《爱的初体验》、《爱我别走》、《分手吧》、《改变》、《干妹妹》、《很难》、《两手空空》、《路口》、《秘密》】的行为，并将作品数据资料从歌曲点歌系统删除；二、被告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赔偿3000元；三、驳回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其它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1.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否取得涉案作品作者的合法授权；2.涉案作品是否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3.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4、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关于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否取得涉案作品作者的合法授权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已经提供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情况证据证明其系依法经批准成立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并提供经公证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以及《声明》，《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主要内容为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在授权有效期内有权管理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有权授权的音乐电视作品，证明其有权自己的名义对侵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权利的行为提出主张。至于上诉人上诉中提出被上诉人提供的授权合同无授权人盖章签字，主张该《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不具有真实有效性，被上诉人自始未取得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的授权，无权就涉案作品起诉上诉人。本院则认为，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提交的经公证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声明》，两者相互印证，盖有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签章的《声明》明确了2012年3月6日签订的《音像著作权授权合同》的真实性，且对自动顺延三年做了明确约定，故对上诉人的抗辩不予认可。由于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提交的公证光盘中的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名称和权利人署名均与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同名音乐电视作品内容相同，证明了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已经取得了涉案10首音乐电视作品权利人的授权，故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提交的涉案公证光盘中的电视音乐作品系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授权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管理的音乐电视作品，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作品是否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十一)项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本案中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请求保护的是《OK》等10首音乐电视作品，涉案10首音乐电视作品都是以特定音乐作品为题材，通过导演、摄影、录音、美术设计、剪辑合成等一系列创作活动，将能够反映音乐主题与旋律的画面制作在一定介质上，并借助适当装置可以连续播放的音乐电视作品。涉案10首音乐电视作品的独创性不但体现在其制作过程中运用了多种技术和艺术创作手段，而且这种艺术形式也是对音乐作品的内涵和风格进行的富有创意的诠释和演绎，实现了音画合一的视听艺术效果，因此涉案10首音乐电视作品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认为本案所涉作品不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不能对上诉人主张涉案作品的放映权，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的问题。根据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的（2016）京方正内经证字第12629号公证书可知，2016年7月31日，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陈奕及委派的现场工作人员廖明锋及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的公证员金某2工作人员刘某广东省××Ｋ-ｂｏｘ匣子量贩KTV的V20包房，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办理相关手续后进入房间后，公证人员首先对用于保全证据的录像进行了检查，经检查，该录像设备硬盘内无相关内容，随后，陈奕在房间内安置的歌曲点播机上进行操作，点播了九十二首歌曲，廖明锋对这九十二首歌曲(其中10首歌曲涉诉)被点播的画面进行了拍摄，播放过程结束后，公证员将当场收存名片、票据及摄像设备，并将现场所得视频数据转存至自备移动硬盘，后刻录光盘一份封存于证物袋内。原审法院播放了公证封存的光盘，经比对，涉诉音乐作品画面一致。上述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未经许可擅自播放了涉案10首音乐电视作品，侵犯了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享有的放映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至于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提出其付费购买了点歌系统，主张其有合法来源，对点歌系统是否经著作权人同意自始不知情，属于善意使用，并无侵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的过错，不构成侵权。本院则认为，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购买的点歌系统经过著作权人的授权，无法证明其放映的涉案作品具有合法来源，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的该项主张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由于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的实际损失或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故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侵权的情节判定赔偿的数额，并综合参考本地的消费水平、卡拉OK行业的经营现状及被告的经营时间、经营规模、过错程度，被上诉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维权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定上诉人赔偿数额为每首侵权歌曲300元，该认定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认为原审法院认定赔偿数额过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的上诉请求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8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惠州市惠城区歌哥量贩歌舞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娟
审 判 员 刘宇慧
审 判 员 丁晓鹏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张晓婷
书 记 员 黄苑婷